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 Page 1----------------------- ----------------------- Page 2----------------------- 下卷前言 对历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概括却成了 一个特殊问题。“中国”一词事实上是现代语言中概括范围最广泛的一个概 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生息之地极其广袤、历史记录最为悠久的最大的人类 群体——在这几个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只要想想“中国”或“中国人”， 就会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无论从人口、年代或从土地面积来看都是这 样），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历史领域中几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诺斯时 代以来的欧洲是一个较小的政治实体。我们对欧洲的知识较多，对中国则相 对地无知；如果竟因此说欧洲的历史要比中国还复杂，那就未免自以为是 了。直到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述要更为广泛。也许，中国比欧洲更为强 烈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比欧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许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历史学 家首先关注社会秩序、国家及其统治阶级，因而造成了这种错觉。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向当代各个民族展示昔日的中 国的形象，人们正在对业已高度概括的中国历史记录进行研究，以寻求对历 史事实的种种综合归纳和统一的观点。这个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难度很 大：公众既需要了解历史的概貌，往往同时又寻求预定的结论，期望着据以 或则揪出坏蛋，加以声讨；或则确认罪责，为之惋惜；或则为某些学说辩诬， 重新加以肯定。 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所作出的种种贡献，必须较平 常更加细致，而对外人所写的中国史，尤其要详加考察。例如，西方的近代 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这是外国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 代中国的一个方面。自然，自1840年（或者说自1514年）以来，外国对中 国的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以鸦片战争这场外国入侵作为中国 近代史的起点，都已成为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只形成中国人民日 常生活环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风土人情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 境中仍居统治地位，而且变化缓慢。那么，外国势力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影响 会不会日益显得不那么大了呢？是会这样的，但不是由于这些影响本身的规 模或重要性有所减小和削弱，而是因为关于中国本土的经历的知识日积月 累，致使它们相形见绌罢了。 本书上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 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接着便讲述十 九世纪上半叶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日益增长的国内问题。在对太 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以及对历尽艰险、来之不易的同治中兴的论述中，还可 以看到内部失调以及复苏的迹象。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军事体制，都显 示了一个虽然古老、但却远远没有停滞的社会内部的活力。面对着这种种史 无前例的压力，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样奋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 满洲人在亚洲腹地建立的这个帝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文治武功，显然已为汉 ----------------------- Page 3----------------------- 族人民从中国本部向满洲、蒙古、新疆和东部西藏这片广大的边境地区的扩 张打下了基础——这一长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乃是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 的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的结果。 广州贸易——一条有来有往的渠道——的兴起不过是汉族在人数、移 民、贸易乃至投资方面的巨大扩张最著名的一例。中国人的这部分扩张活动 早已在海外发生，与欧洲人的扩张活动并驾齐驱。它发生在清帝国的疆域以 外，参与其事的是中国沿海的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次要的传统，其历史之 长，大约为在官方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大陆官僚帝国的主要传统的一半。以 帆船从厦门和广州到东南亚（南洋）进行贸易，这种航海事业的开始大大早 于欧洲殖民列强到达同一地区的时间。只要回顾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军、 蒙古人在1292年远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1433年横跨印度洋的远航 等等事实，就可想象这种情况的一般了。诚然，蒙古势力于十五世纪四十年 代再次崛起，使明朝无暇南顾，而另一个实行海禁的亚洲内陆型帝国——清 王朝又取代了明朝，这样，中国皇帝对沿海一带的领导权于是告终。但事实 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统治者，仍然 愈来愈依靠中国的商人和经纪人经营零售业和履行特许专卖户或小包税人 的职能。华侨成了欧洲殖民地的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同样地，他们也成了 暹罗统治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罗，某个华侨便建立了却克里王朝，它 直到今天还在曼谷进行统治。中国海上的航海家和企业家尽管得不到北京的 赏识，有时甚至还受到申斥，但他们仍然这样地参加了东南亚的近代初期的 商业革命以及从而导致的殖民主义活动。 当这一日益加速增长的国际贸易终于通过广州南面的虎门而打开了进 入中国的道路时，或者进行合法贸易、或者进行鸦片贸易的广州、汕头和厦 门的商人们就成了日后扩大国际接触的原动力。尽管外文的商业资料过多而 中文的商业材料目前尚少，我们仍可以知道，中国的对外贸易显然是一种中 外合营的企业：事实上，通商口岸一旦开放，洋行的买办便经营着大部分贸 易，既从通商口岸入口，也通过通商口岸出口。不管外国侨民怎样考虑他们 的主权、他们的条约权利或者他们的炮舰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贸易地点 都是中国人的城市。既可以说中国人参与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开发，也可以说 外国人参与了中国对它自身的商业开发——这两种说法几乎同样符合事 实。东印度公司的大宗广州茶叶贸易从1784年到1834年前后增长迅速，而 茶叶归根到底是来自中国。与远在新疆和满洲的中国农民和商人一起，沿海 中国的航海者和企业家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活力；鉴于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本国 政府的什么帮助，他们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说对外贸易是中外人士都积极参加的一种双边活动，那么，还有一 种考虑可据以评价外国对晚清历史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期间，在几乎所有各 个民族的经验中，对外交往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乘外国 船只飘洋过海的小规模华侨移民相比较，大批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时间要早 ----------------------- Page 4----------------------- 得多。对英国公众来说，鸦片战争在战略上不如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那么关系 重大，义和团之乱也不过是英布战争长期磨难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就大 多数民族而言，工业化来自国外；许多方面的变化的重心被认为是在本国以 外。国际的科学和技术，如同国际的政治和贸易那样，越来越对世界社会的 全部生活作出贡献。从这个观点看来，外部影响对晚清的历史起了空前重大 的作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中国进入了世界社会，这给本身就深深地受到外国影响的种种历 史事实的阐述提供了依据。这些阐述把中国的经验与其他民族的经验联系起 来。首先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其次用“现代化”的概念来联系。其办法 是通过类比，即设法在中国寻求普遍见之于其他各地的现象。 帝国主义和现代化二词都几乎属于超历史的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 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 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还没有达到使中国 殖民地化的地步。还没有出现外国人只是为了出口贸易而发展的种植业经 济。即令是工业棉纺织品的输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所归咎的祸根——也并 未摧毁中国的手工织布的生产；手工织布业由于有了价格较廉的机制棉纱而 得以延续到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因为农户中不如此就无活可干的成 员就是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的（织布所入不足以■口，但仍可以增加他们微薄 的家庭收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还有百分之七十的棉布出自手工织 机。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人的家庭仍然多么需要利用它们的无业劳动力。手工 织布固然是贫困的标志。可是，从遏制工业棉布的垄断这一点看，它也表明 整个中华民族怎样躲过了沦为外国商品的广大市场 （香烟和照明煤油例外） 的厄运，而躲过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太穷。这个例子可以提醒我们，关于与外 国帝国主义者发生关系时的晚清中国国内的各方面情况，我们还有更多的东 西需要了解。 帝国主义引起的心理影响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帝 国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后来便愈显得重 要，因为它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这个主题在计量经济学的领域中却 未能占这么大的份量。中国人关于受外国剥削的观念已经比剥削本身更为广 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笔墨，载诸文献。外国人咄咄逼人地维护特权，作为主 要大事记入了历史，而在这个方面，传教士是可以与[外国]商人一争高低 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炮舰外交、条约权利与外国人的存在，当时尽人皆知 无人不晓，今天也仍然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人们记忆犹新。 后来的局外人的一种观点——即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在应用到中国 时，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 而受到损害。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入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却可能 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如果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暂时的问 题，将会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成长而消失。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 ----------------------- Page 5----------------------- 固有的高度概括性。我们认为现代化一词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 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 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 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 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的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 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 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 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 的篮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 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 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随着当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断增加和发展，我们应当可以 指望，人们对那种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提供初步结构的无所不包的概括的要 求总会减少了吧。晚清时代的具体经验和思想意识应该成为主要的课题，我 们这一卷书的许多部分就是照此办理的。虽然文学和艺术令人遗憾地不属于 这一卷范围，但哲学和政治思想这方面的历史却使我们大长见识，从而可以 洞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总之，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 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 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 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 例如，经大运河运送漕粮以供应北京的制度日渐败坏，这使得政府在十 九世纪二十年代作出恢复沿山东向北京海运公粮的努力，这是讲求实际的行 政官员们在经世学派传统主张范围内实行的一项制度兴革。但只是在十九世 纪七十年代才采用轮船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自强运动的理论基础—— 即借西洋技术以保卫中国——可以被看做是传统的经世论在新形势下的应 用。只是在经过许多灾祸之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思想才被夹带而纳入儒家的意识，当作维新运动的必要纲领。最后，改 革家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那些使帝国主义得以实现 其野心的中国的传统。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 “苟齐其家，其谁敢侮之？”中国的力量必定来自内部。对于以古代经典培 养出来的学者来说，鼓舞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它的 过去。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这就使得理解中国伟大的传统 如同理解十九世纪一样重要。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头脑 里想的确实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玛丽（1917—1970年）通过她的学生和朋友以及在两本分别探讨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本卷的起讫两个时期——的书中，留 下了她对晚期中华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从哈佛大学1952年博士论文发展而 来的《同治中兴》一书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问题和政策——这一工作不 ----------------------- Page 6----------------------- 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进行。根据她 1965年组织并主持的 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成果编辑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研究著作，它汇集了六、七个国家 的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芮玛丽从1945到1959年为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 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图书馆；从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 她担任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剑桥中国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筚路蓝 缕之功，我们特将本书奉献给她，以志永念。 费正清、刘广京识 1977年10月 （张书生译） ----------------------- Page 7----------------------- 剑桥中国晚清史 ----------------------- Page 8-----------------------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 1 切关系的。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十九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 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 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 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 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 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 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 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五十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 况，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 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 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 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 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 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 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 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 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 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象国民收入这样的基 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一经过修正，反映了对十九世纪中国国民总产 值的估计，就我所 表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 1 ①本文作者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在作者准备这篇文章时给予的 支持。 ----------------------- Page 9----------------------- 部 门 数 量 （1000两） ％ 农 业 2,229,941 66.79 非 农 业 1,108,816 33.21 采 矿 业 47,800 1.43 制 造 业* 128,000 3.77 建 筑 业 30,000 0.90 运 输 业 30,000 0.90 贸 易 220,000 6.59 金 融 74,645 2.24 住 房 建 筑 164,000 4.91 政 府 劳 务 164,000 4.91 各种职业的、绅士 241,313 7.23 的以及其他劳务国 外的净收入 11,258 0.34 合计 3,338,757 100.00 *几乎全是手工业。 材料来源：张仲礼： 《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年），第296页。本表估计 数的主要缺点除了公认的有非难的数字问题外，是张仲礼可能夸大了绅士劳务 的部分，以及过于认真地依赖1887年关于耕地面积的官方材料。正如我在下 一节所提出的那样，这些官方材料和农业部分都至少应向上调整三分之一。我 这样做了，并且在不改变张仲礼的其他部分的数字的情况下，相应地重新计算 了百分比。 知，这是唯一的尝试。表内的个别数字常常是武断地作出的，但是否能够收 集到比此更加可靠的大量材料，也值得怀疑。这些估计数字大致显示了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几个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 ----------------------- Page 10----------------------- 农 业 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 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 （甚至进入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 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但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 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 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 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纱业出现了绝对的和相对的衰落，以及为了应付这种衰 落而出现了农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部分再组合；在发展中的条约口岸附近的 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与中国大部分农村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出现了某种差 别；把各种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的差别加以消灭的那种早已在进行的过程已 经完成。 有关十九世纪后半期人口统计方面的有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到。官方 估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口略为超过四亿人；有人争辩说，这个估计 ① 数虽然不能说十分精确，但相对地说是可靠的。 太平天国之乱和十九世纪 中期的其他大起义不但使人口大量减少（特别在华中），而且又造成了经过 整顿的保甲制（这项制度曾经收集了1776至1850年期间有关人口的比较可 靠的资料）的崩溃。“从1851至1949年这一百年期间虽然可以取得各种数 字，但对人口统计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空白。”② 但是，根据足够的叙述性材料，即使不能测算出增加的数字，也可以断 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王朝末年人口在缓慢地增长。从各省迁到未受严重 损害的帝国西部和北部的移民，逐渐又重新住到饱受内战之苦的长江流域各 省来了。在满洲王朝的最后四十年中，国内是比较安定的，与十九世纪中期 相比，也是繁荣的。虽然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很大的重 要性，但它们对人口并没有大的影响。1877至1878年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 饥荒以及1892至1894年和1900年的几次较小的但仍很严重的饥荒无疑会 使人口暂时减少。由旱涝造成的这类危机在过去经常发生，而且在二十世纪 中也反复出现（例如1920至1921年、1928年、1931年的几次天灾）。它 们是许多“不发达” 国家人口统计类型中特有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类型中高而动荡不定的 死亡率和高而相对稳定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口缓慢的、但是大 量的增长。 但是增长了多少？乔启明和J.L.巴克在1924至1925年观察了四个省的 4，216家农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后，估计中国的农村人口在十九世纪六十年 ①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第47—64 页。 ----------------------- Page 11----------------------- ① 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为1.4％。这样的增长率 如果持续不断的话，就会使人口在这七十年中翻一番；从表面上看，它作为 一个实际的长时期的平均数是太高了，不过在短时期内对某些地区可能是正 确的。1934年，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根据它的农作物上报者收集的回 顾性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材料，提供了1873至1933年期间农村人口和 农田面积变化状况的估计，我现在将它制为表二。表上显示，自1873至1913 年的四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7%，即每年平均增加0.5%弱。假定1873年的 总人口数在三亿五千万至四亿人之间，那么到1913年总数应到四亿一千万 至四亿六千八百万之间。如果考虑到以下的事实：人口在十九世纪中期略多 于四亿；太平天国战争和其他内战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经过多年战争和 内战之后在中国进行的一次最接近于实际的人口调查算出1953年中国的人 口数为五亿八千三百万人；那么1873至1913年的上述数字至少不是不合理 的。 如表二所示，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的答复者报告说，他们所在的几个地 方的农田面积与所发生的缓慢而持续不断的人口增长相比，并没有增加的迹 象。随之产生的人-地比例状况的日趋不利可以从表三所表示的农田平均面 积的历史性资料中反映出来（这些材料是巴克的实地调查员为他的有历史价 值的土地利用研究工作收集的）。绝大部分巴克的答复者把报告中耕田平均 面积 表二 —18731933年中国农村人口和农田面积变化的指数 （1873年为100） 人口 农田 1873 100 100 1893 108 101 1913 117 101 1933 131 101 材料来源：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 《农情报告汇 编》，1934年，第48—58页。 的缩小归因于他们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在华北（巴克调查的冬小麦-高粱 产区），农田平均面积的缩小比华中 （大米-小麦和大米-茶叶产区）更为明 显。这个差别可以归因于长江以南各省因太平军叛乱而造成的严重得多的人 口损失，和随之产生的华中和华南人-地比例的暂时下降。随着从人口比较 稠密的地区向这些当时人口相对地说比较少的省分移民，后者的人-地比例 又向上升，于是在1900年以后，耕田的平均面积慢慢地缩小了。 ① 乔启明和J.L. 巴克：《中国农村人口集团的组成和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第2 卷第2 期 （1928 年3 月）第219—235 页。 ----------------------- Page 12----------------------- 虽然可以肯定1870至1911年期间农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但也没有 确凿的证据证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田面积的缩小，就出现了农民生活水 平急剧而长期的下降。各省向北京呈送的关于夏收和秋收情况的半年报告说 明，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过程中确有下降的趋势。可以合理地认为，如表四所 示，一定程度的恶化发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灾难性叛乱时 期。但根据帝国海关编的《海关贸易报告册》（简称《关册》）中所列每年 地方作物状况的许多报告，并不能有力地证明1870年以后生活水平继续在 下降。我怀疑，清王朝最后几十年期间上报的较严重的歉收情况，部分地反 映了各省在大力抵制北京要求增加上缴税收额的迫切愿望，关于这种情况， 将在下面讨论行政和经济时作详细的论述。此外，因叛乱引起的人口减少可 称为马尔萨斯安 表三 —1930年耕田面积的变化1870 每块耕田的平均耕作面积 （公顷） 区域、地区和地点 报告的地点数 1870年 1890年 1910年 1930年 中国 55 1.371.351.060.92 产麦区域 29 1.751.771.321.10 产米区域 26 0.670.810.770.72 产麦区域 春小麦区 （甘肃、青海） 2 0.480.510.660.71 冬小麦-小米区（河南、 8 1.141.280.970.81 山西、陕西） 冬小麦-高梁区（安徽、 19 2.192.18 1.531.26 * 河南、河北、江苏、山 东） 产米区域 长江大米-小麦区（安 15 0.770.990.840.79 徽、浙江、河南、湖北、 江西、江苏） 大米-茶叶区 （湖南、江 6 0.420.420.760.74 西） 四川大米区（陕西、四 2 0.820.760.640.55 川） 双季稻区 （福建） 1 10.580.540.550.53 西南大米区 （贵州） 2 - 0.520.480.36 *在清朝末期，河北省当时被称为直隶。 材料来源：巴克： 《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88页。 ----------------------- Page 13----------------------- 全阀，它暂时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难以承受的压力。 各个农民的状况以及各个地点的状况当然大不相同，而他们有的能生存 下来，有的过着苦难的生活，其间的差别往往取决于 表四 1821—1910年期间九省上报丰收、平收和歉收 的州县的百分比 报告数* 丰收 平收 歉收 1821 1,114 42.99 54.30 2.69 1825 1,192 46.47 51.67 1.84 1830 1,321 39.64 61.54 1.51 1835 1,229 20.17 65.58 14.23 1840 1,304 25.07 67.02 7.89 1845 1,306 29.24 63.93 6.81 1850 1,019 22.27 72.32 5.39 1855 979 14.09 65.67 20.22 1860 752 20.21 59.04 24.73 1865 1,087 5.79 53.81 40.38 1870 1,255 4.86 45.01 50.11 1875 1,308 6.19 53.66 40.13 1880 1,309 7.79 52.94 39.26 1885 1,246 6.26 49.51 44.22 1890 1,309 5.27 45.37 49.35 1895 1,243 3.94 45.29 50.76 1900 1,190 4.28 42.85 52.85 1905 1,198 4.00 43.24 52.75 1910 1,126 4.61 37.74 57.63 *报告数包括了九个省中八个省的夏季报告和秋季报告；因此上报的州县 数约为全年报告数的一半。 材料来源：根据李文治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 第761—769页的材料计算。这些材料的出处是应以下谕旨上报的报告： “谕户部。嗣后查报各省收成分数,应以八分以上为丰收。六分以上为平收。 五分以下为歉收。” 见《大清高宗圣皇帝实录》,卷339第41页,1749年6月14日。 天时、地方官吏的贪婪以及当地内战和盗匪的有无。但总的说来，1870至 1911年期间的农作物总产量很可能有所增加，足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种 增加并不是由于农田技术或组织有了任何重大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半期， 没有引进重要的新作物或新的种子品种（象清王朝在较早时期引进的玉米和 早熟稻那样）。 ----------------------- Page 14----------------------- 表五 —19041909年和1930—1933年期间作物种植亩数变动趋向 上 报 估计占作物总面积的百分比* 地方数 1904—19091914—19191924—19291930—1933 种植亩数增加 或不变的作物 蚕 豆 7 9 9 9 8 玉 米 22 11 14 16 17 棉 花 29 11 14 18 20 鸦 片 13 14 3 11 20 花 生 18 9 8 11 11 油 菜 籽 5 15 21 27 28 大 米 17 40 41 37 40 芝 麻 7 4 8 10 9 大 豆 7 8 9 10 8 白 薯 18 10 11 12 13 小 麦 29 26 27 27 27 种植亩数减少 的 作 物 大 麦 10 24 23 20 19 靛 青 12 10 7 2 - 高 粱 14 26 23 20 16 小 米 15 22 18 17 17 甘 蔗 10 7 6 5 6 *指的是上报地方的作物总面积。 材料来源：巴克： 《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17页。 此外在内战的中期，固定的设备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它们只能逐渐加以 更替。灌溉、蓄水和治水以及储粮设备都没有扩建或改进到超过它们在十八 世纪的水平。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显然主要是因为农民转种了能在每个单位土 地上获得更多粮食和收入、同时又需要更多劳动进行耕种的作物。二十世纪 初期随着人-地比例继续日趋不利而出现的这种转种农作物情况，可在1904 至1909年和1924至1929年这两段时期内关于种植作物亩数趋向的资料中 表现出来，这些资料由J.L.巴克的调查员收集并扼要地在表五中列出。这些 数字说明玉米、白薯和芝麻逐渐代替了作为粮食作物的大麦、高粱和小米， 还说明象用来供应上海和天津不断发展的纺织厂的棉花这类经济作物的种 植面积也在增加。不幸的是，1870—1911年期间甚至连这种能说明问题、但 不完整的资料也没有；但是如果这类变化能够在政治不稳定和内战不断的民 国初期发生，那么在清末几十年的相对安定的时期中发生同样的变化也不是 ----------------------- Page 15----------------------- 不可信的。看一看1870至1911年农产品的输出趋势，便可以找到一些不完 整的线索。 按价值计算，茶叶在1887年前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出口物，此后，它 即被蚕丝超过。茶叶占总出口值的比率从1871年的54％一直下降到1898年 的18％，进而下降到1906年的11％。虽然茶叶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得没有 那么猛，但这种情况的确说明了茶叶种植亩数在本文所讨论的四十年中没有 增加。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在这四十年中都增加了。这说明种植 桑树和栎树的土地可能扩大。在华北和满洲用栎树叶来养蚕，蚕的丝织成的 柞绸，是一种日益重要的出口丝织品。 从1888至1919年，除了1899年一年外，中国原棉的出口大于进口。 这完全扭转了1870至1887年这段时期 （1874年除外）的入超。乍看起来， 原棉出口的增长可能有力地说明棉花作物总产量在清朝最后二十年中似乎 大量增加了。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与棉花出口增加一起出现的情况是原 棉价格的稳步上涨，同时又从印度和日本运进了价格较低的机制纱。把这三 种趋向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棉花产量没有增加或增加到足以满足国内和出 口两者需要的程度；由此引起的国内棉和纱的较高价格促使纺织业者去购买 较便宜的进口货；国内需要的减少随之又反过来抑制了增加原棉生产的兴 趣。 有一种作物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 按价值计算，鸦片一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 货。鸦片和棉制品合起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占中国总进口 的三分之二；至1898年就下降到50％左右。下降完全是由于鸦片进口数量 减少 （鸦片价值没有下降，仍继续上升），虽然棉制品进口量仍迅速增加。 鸦片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鸦片的种植逐步扩大。可惜还没有哪怕是 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因取代进口鸦片而开始种植罂粟花的土地面积的材料。清 末民初鸦片单位价格的显著上涨是因它的数量减少而引起的市场投机造成 的，而压缩数量是在法律上（如果不是事实上）对它查禁的第一步。鸦片的 合法进口贸易在1917年底被取缔，但是，查禁国内种植鸦片所作努力的结 果，往往随着在其境内种植罂粟花的地方军阀的道德观和财政需要而有所不 同。 我们再根据1879至1915年期间出口数量和出口价值的材料来判断，看 来大豆、油菜子、芝麻和花生的种植面积可能大量增加。在十九世纪九十年 代以前，这些商品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从本世纪初开始，豆类产品和植物 油的出口值激增，植物油大部分运往欧洲主要供制造肥皂之用，还向日本出 口豆类、豆饼以及植物油。主要的生产和出口地区是满洲；日俄战争后人口 从华北向满洲的流动可能与大豆种植的重大发展有关。此外，华北查禁鸦片 作物的措施促使农民增加种植豆类、芝麻和花生，这样它们就成了代替鸦片 的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国内的消费形式同时也起了重大的变化，这表明， ----------------------- Page 16----------------------- 豆类和油类的新的出口与其说是表示作物的增加，不如说是把原来在国内消 费的产品转用于出口。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煤油进口迅速增加，它代替 了较贵的、用以制造照明蜡烛和其他用途的蜡烛的植物油。因此，豆类和油 类出口的迅速增加很可能夸大了1900年以前种植的作物种类变化的程度； 但尽管如此，巴克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了从二十世纪初期起，这些经济作物和 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亩数的确增加了。 只可能对十九世纪末典型的一年的主要作物产量作出非常粗糙的估 计。光绪版（1899年）《大清会典》中关于耕地面积的材料——经过一定的 调整，1887年的官方数字为847，760，554亩——经细致分析是不完整的， 从各个方面说都大大低估了实际种植面积。许多地方的基本测量单位是把不 同等级的土地折成统一标准的“财政”亩；1712年以后开垦的一些土地仍未 登记；地方权贵的财产在税册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也不清楚少报土地 的精确数字，但根据巴克在1929—1933年农业调查的结果，把数字往上调 整三分之一还是很保守的。这样，十九世纪后期的耕地（我假定它相当于作 物种植面积）可能为1，130，344，579亩。还没有十九世纪各种作物种植 总面积所占比重的详尽材料。但是，如果巴克作出的1929—1933年各作物 百分比的平均数和中央农业实验所作出的1931—1937年的百分比平均数因 表五所列1904—1909年和1930—1933年期间的变化趋势而被调整，人们就 可能对清朝最后几十年的状况作出一个近似的估计。根据这些估计，表六至 少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后期主要作物产量的似乎可信的测算。 纺纱业是十九世纪后期农村最重要的单项手工业，它的命运将在下一节 讨论。在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可能还有广东省），商业和制造业 最为先进，外国贸易的冲击也最为厉害，那里的外居地主所有制在太平天国 运动以后几十年中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发迹的商人、掮客和买办的商业利润 投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居地主所有制的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农村上 层人物当然不住在他们土地所在的农村中；他们通常住在县城或村镇中。这 种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租栈的发展，个别商人（主要是城市商人）通过租 栈把他们的土地和佃户委托给租栈主管理，并在缴清赋税和各种费用后按比 例分得收入。不可能估计出这一现象的规模，但村松祐次所发现的事例足以 ① 证明，它至少在江南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了。租栈主往往是农村上层 （绅 士）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能够求得官府的帮助来收租（甚至可以逮捕和拘禁 欠租者）。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 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 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了。 表六 年前后主要作物的年估计产量1900 ① 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的文献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 卷第3 期（1966 年）第566—599 页，以及其中所引村松教授关于租栈的许多论著。 ----------------------- Page 17----------------------- 作物种植面 作物种植数 每亩标准产量 产量 积百分比 （亩） （担） （担） 带谷 大米 30.2 341,364,1903.89 1,327,906,699 小 麦 26.3 297,280,7351.39 413,220,222 高 粱 12.5 141,293,1251.73 244,437,106 小 米 11.6 131,120,0201.64 215,036,833 大 麦 10.2 115,295,1901.47 169,483,929 大 豆 6.7 75,733,1151.39 105,269,030 玉 米 4.2 47,474,4901.87 88,772,296 皮 棉 2.4 27,127,5000.27 7,324,441 材料来源：巴克： 《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学》第217页；刘大中和叶 孔嘉：《中国大陆经济：1933—1959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表 30，第130页；表A—9，第300页。 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记录仍然记载，特别在华北和满洲，除了民田 外，还存在着大量旗田、屯田和皇庄。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满族统治者企图把 适应满洲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土地制度强加在被征服的中国的土地制度之 上。实际上，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除了田赋税率有差别外，早期的区别差不 多已不复存在了。人口的增长、微薄的官俸以及土地私有这一中国基本制度 的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三者合起来的影响实际上几乎把各种各样土地使用的 法定形式统一起来了。旗地与民田一样，也分成被汉族佃户耕种的分散的小 块土地，它们通过种种花招而被自由地租赁、抵押或买卖。 一般地说，某种形式的官地、租栈地和民田通常并不象连成一片的地产 那样雇佣农业劳动力来耕种。“资本主义”的商业耕种方式依然少见，这是 晚清农业的几个特征中的第一个，我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几个变化，但这个特 征保持不变。可以举出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官吏、富绅和垄断商人拥地超过一 万亩的例子，但拥有这样大的产业毕竟是很不寻常的。晚清中国的土地所有 是不平均的，但比得上欧洲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大地产或者美国的大牧场和商 业农场的农业地产的却很少。土地拥有者通常包括从在华北拥地大约二、三 十亩和在南方拥地12—15亩的自耕农起，直到一般拥地也许100—150亩的 ① 大约二百万户缙绅家庭止，后者的大部分土地通常租给佃户耕种 。与二十 世纪一样，租佃在南方 （“产米区”）要比北方（“产麦区”）普遍得多； 又象以后几十年那样，也许有50％的农户可以定为佃农和部分自耕农。在遭 受长期饥荒的区域和在大商区中心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租佃关系日益增加 的某些迹象，但是足以说明在清朝最后四十年中土地使用形式发生激烈变化 ① 关于十九世纪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甚至还没有任何调查材料可与各种公认还很不够的二十 世纪的报告相比。我的论述的部分根据是地方通讯员答复1888 年调查表的数字，见贾米森：《中国的土地 占有和农村的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23 期 （1889 年）第59—117 页。 ----------------------- Page 18----------------------- 的证据还很少。 地租以货币或实物缴付；如果缴实物，地租一般为主要作物的50％。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报的现金地租每亩从0.6两到2.66两不等，这接近当地 地价的5％到10％。（参照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它算出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的平均现金地租为地价的11％。）这表明在扣除赋税和其他费用后，土地 投资的回收率虽然在政局稳定时还比较保险，但它还只是商业或放债回收率 10％至20％的一半。这种较低的回收率很可能限制了使土地所有制日益集中 的任何趋势。租佃的真正负担在于地租以外租佃契约中的其他规定。可以找 到十九世纪时期契约中规定条件较好和较差的个别事例（表现在劳务、短期 租借和地租押金等方面），但我们还没有系统的证据作为根据来断定，十九 世纪后期的状况是愈来愈坏，而不是无数穷人在维持着悲惨的生活现状。 村松教授发现，在1905至1917年期间地主租栈的地租收入激增，这个 证据的确提醒了人们，地方上层人物能够把王朝最后十年因增加税收而产生 的负担转嫁给佃农。这些增加的税收（详下）在各省征收，因为要筹集庚子 赔款的资金。由于有权势的地主历来能够逃避他们按比例负担的普通税赋定 额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不缴或只缴一部分“附加税”，这种税随着时间的推 移，已加在名义上的田赋定额之中），所以很可能自耕农和大地主的佃户最 后负担的增税中的那一部分会高得不成比例。 最突出的事实是，农业制度自始至终稳定，而不是偏离传统的标准而上 下波动。这种平衡被维持在构成中国人口80％的绝大多数农户所过的很低的 生活水平上。不但有水灾、饥馑、疫疠等危害肆虐，而且还缺乏廉价的大规 模运输工具和有效的中央政府，后者本来是可以在余缺地区之间调剂资金和 粮食的。很少农民能够现实地指望过得比其父辈和祖辈更好。但在声势浩大 的太平军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再没有大规模的农民叛乱来威胁清政府或绅 士统治的农村社会了。有人可能会提出，缺乏巨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 动这一事实（遍及各地的秘密会社的作用是不明确的，它往往被地方上层人 物所控制或与他们合作）可以作为一种迹象，来说明“中兴”和“自强”虽 然不能有效地镇压反王朝的民族主义和抵制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犯，但在扑 灭国内传统的反抗形式这一方面却是很有效的。狭义地说，农业组织和土地 利用形式的稳定，与其说是政治保守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掌握的技术和支 配民众的社会价值观这两者限制的结果。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拥有巨大地产的情况并不普遍。另外，由个别农户 （自耕农或佃农）实际耕种的土地平均面积是很小的；超过一定的限度，较 大的土地所有者宁可出租其多余的土地，而不愿雇工来耕种。二十世纪的材 料表明，农户的大小和耕种规模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表示每人耕 种的面积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小块耕作更因以下这一事实而情况 不妙：农田容易被分割成若干通常是不同性质并且互不相邻的小块土地。农 田的大量边缘土地被浪费，过多的劳动时间用于在小块土地之间来回奔波， ----------------------- Page 19----------------------- 合理的灌溉措施也受到了阻碍。大地产的罕见、小块的家庭农田以及典型的 土地的小型化，都是传统继承习惯——特别是没有长子继承权——造成的部 分结果。因为绅士和农民都一样，在一家之主死亡后，通常由活着的儿子平 分家产，他们普遍自立门户。分家的活动可能在一代甚或一代以上时期内被 抵制，但是缙绅之族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常常敌不过不可避免的纠纷。因 此，就象原始森林一样，尽管个别树木成长、成熟和老朽，森林却继续蔚然 在农村蔓延扩大。农田小块化显然是几代人连续把几种差不多大小的土地 （稻田、山地、果园等）分给继承人的结果，这些土地原是他们父辈农田的 一部分。 即使在分家之前或以后拥有大块土地，这也并不意味着把它作为一个单 位来经营。地方缙绅之家只雇劳动力来耕种他们的一部分土地。除了农村信 用机构不足，管理技术水平低下和经济作物市场不稳定外，从直接耕种而不 是从收租获取更大利润的土地的数量也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现存耕 种技术大量而又不均匀地需要劳动力造成的。大量雇佣农业劳动力的潜在雇 主面临着高昂的监督费用，并且从非本户劳动力（被集约使用，但只在农忙 季节才如此）那里取得的收益也在减少。只有改良的种子、较好的肥料和扩 大的灌溉才能使供应远地市场的大规模耕作站得住脚，但这些重大的技术改 革并没有发生。 因此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以这样一个混合因素为 特点：土地和资金不足，过剩的劳动力产生的收益有所减少。但是，如果尽 量不用长期的眼光来作任何中期的观测的话，可以说农业仍处于一种稳定的 平衡状态中，并没有内在的经济理由可以说明它本身不能再继续生产。那么 多的人口和上层阶层中那么高的文化得到供养和维持（虽然大部分人的生活 水平确实很低），这要归功于传统的技术。许多世纪以来，以大量人力通过 建设梯田、灌溉和防涝排水等手段来改造土地而进行的基本投资，也许早在 十七世纪起就有可能使得每公顷的大米产量达到2.3公吨。这个数字是一个 很重要的标志，它代表现代以前农业技术（即在当时还没有大量输入改良的 种子、肥料和杀虫药等物品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最高产量。中国每作物公顷 平均大米产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2.47公吨，在1955和1956年至1960 和1961年的时期只达到2.54公吨。在后一段时期，印度的产量还没有超过 ① 1.36公吨。但在稳定和停滞之间的区别是很小的。传统农业的平衡是在每 人平均产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费 掉了。只有少量供应市场的剩余可用作工业原料或供给非农业的部门。反过 来，城市产品的实际需要也受到了限制。因此，广泛工业化的直接可能或农 业发展的直接可能，都被农业部门的无能紧紧地束缚住了。 ① 见石川滋：《亚洲人眼光中的经济发展》，第69—77 页。 ----------------------- Page 20----------------------- 手工业 当今一些中国史学家说“外国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在逐渐“摧 毁”和“剥削”国内的手工业，这个过分简单化的指责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以前的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不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据说是受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害最深的纺织工业方面，61％的国产棉布（以平方 ① 码计算；如果以码为计量单位，应为73％）仍是手工织成的。任何人如果 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或四川农民穿的是日本的内外棉公司出的棉布，抽 的是BAT牌纸烟，吃的是明治牌白糖，那么他就有一个手工业是否受摧残和 剥削的大问题需待证实。在1933年，手工业估计达到工业总产值的68％。 1870或1911年的手工业比重当然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大，因为1870年是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小型近代工业部门开始发展之前，1911年是在其早期阶 段。某些重要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纱业，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期间产量急 剧下降。可是不论从理论或从实际情况看都有理由认为，手工业的国内需要 和出口需要的总产量在二十世纪并没有下降；更有理由认为，整个手工业在 1870至1911年期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但反驳这些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 责并不是否认手工业部门在这四十年中所发生的重大的结构变化，也不是否 认由于这些发展而出现的紧张和失调对大部分人口起了不利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是在绝大部分设于城市、但也出现于农 村的手工业工场中进行，或在城乡的个体户中进行。这两种形式的手工业的 区别有时是很武断的，例如农民织布者除了用家中的劳动力织布外，也可能 积累足够的钱购买几台织布机，再雇劳动力操作；又例如城市工匠也可能同 样雇佣非亲属雇工来碾米或轧棉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手工业工场” 是那时尚未配备动力机器的规模较大的工场。这些企业基本上摆脱了一家一 户的格局而使用几个户的劳力，它们包括诸如四川的盐井和制盐业、云南的 铜矿、江西景德镇那样的瓷窑、遍布全国各城市的米麦碾坊，以及江苏的棉 布上光和印染业。不可能对这种超出一家一户的制造业的绝对规模作出估 ① 计，在以后也不可能。 但毫无疑问，它不论在雇佣方面或产量方面，都远 不能与个体户手工业生产分庭抗礼，后者或是中国农村农民的副业，或是城 市或半城市工匠全日进行的活计。 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是纺纱和织布。由于家庭手工业在清末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将先比较详细地讨论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时 期，手工业生产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棉纺织业的命运来衡量。从元代起，棉 ① 严中平： 《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 年》，第311 页。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 册第382—390 页。上面列有十八世纪和十九 世纪初期著作中132 种有关手工业工场的参考资料；这当然不是能予检验的典型部分，也不是详尽无遗的 全部材料。 ----------------------- Page 21----------------------- 花的种植和制造业迅速发展；除了豪富之家外，棉布成了一切人衣着的主要 日用品。虽然种植棉花的地方相当广泛，但主要的产棉区仍在长江流域各 省。正是在这一区域，棉花手工业最为集中并且高度发展。位于长江三角洲 的大片地区种棉花比种粮食更为合适，而且江苏省比较潮湿的气候，可以纺 出抗张强度较大和较均匀的纱来。例如，从江南和湖北沙市的周围，大批成 包的原棉和棉织布匹经由水路和搬运工人肩扛被运到满洲和华北，或者经过 长江被运往四川，还有大批被运往西南的云贵以及南方的沿海各省。对江南 的农民来说，他们把生产资源集中在植棉和织布（以及只纺织布所需的纱） 方面，比由他们自己把所种棉花全部纺成棉纱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全中国各 地出现了农村家庭在不同程度上用长江流域各省供应的棉花和本地原棉纺 纱供自己消费的情况。本地织的土布补充了湖北和江南棉布的不足。 但是，只有在主要产棉区的棉纺织手工业生产，才发展成了不仅仅为附 近的本地市场服务的大工业。例如从湖北南部从事织布的地方，农民织布者 或小商人把布带到沙市每天开放的布匹市场出售。批发商在这个市场上购 布，按质分等，并给每种等级的布匹贴上名牌标签（商标），这表明是行销 云贵市场的商品被公认的质量保证。湖北的布匹经过四川运到云南北部，其 路线是首先利用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路；然后由夫子扛运，这些人扛的货多达 117匹，重220磅 〔原文如此〕；最后在云南山路使用驮畜驮载。到达贵州 的路线主要是经过湖南，利用洞庭湖及入湖的沅江。按照当时的标准，不论 在规模上或所经路程的距离上说，这不是小买卖。到了1895年，手工棉纺 织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那时有二十万包以上的原棉和三十万包 以上的布匹每年运进四川，其中大部分是从湖北运来的。每年从沙市运到云 南北部的布匹约有三百二十万匹。同样，厦门以南的中国、华北和满洲则主 要由江南供应。此外，大量手工织的棉布从广州运往英国和美国。在 1831 年以前，英国每年购买的“本色布”（南京和长江下游其他地方织的布）多 于它售给中国的英国制布匹。 大部分产棉区的纺纱与织布是由农村的个体户进行的，其中少量几乎是 全日纺织，但更常见的则是由农户在主要赖以为生的粮食生产之外进行。棉 纱或是由农户纺出，或是与购买农民棉布的商人交换而得。占地极少的贫苦 农民的手工纺织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大于较富裕的农民的这项比重。例 如，小农户一般在织布以前自纺经纱，以弥补它们微薄的农业收入。但对整 个产棉区来说，要维持稠密的农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就非依靠原棉和棉 布的市场不可。棉布的上光和印染往往集中在同时也是制成品分配中心的集 镇和城市。最后的制作过程常常被较大的布商控制，由雇佣劳动力进行生 产，他们一般在这些商人拥有的“手工业工场”干计件活；或者在包头所有 的“手工业工场”干活（如在苏州），工人每月向包头缴付计件工资的一部 分，作为使用厂房和设备的费用。总的说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前， 布商对织布业没有实施类似的直接控制，织布通常象前面所说的那样由农户 ----------------------- Page 22----------------------- 自己进行。在城市，手工制造业仍在比较严格的行会监督之下；占统治地位 的工业组织形式是个体熟练工匠，而不是手工业工场。 郑观应这位不同一般的买办对十九世纪后半期手工棉纺织业发生的变 化作了如下的描述： “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各区，用以织布纺纱供本地服用外，运往西 北各省者络绎不绝。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 而南省纺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 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① 十九世纪末年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和领事官员读到郑观应对其同胞所作 的危言也许会一笑置之：因为恰恰相反，他们连篇累牍地在报告中抱怨难以 打入中国市场，特别是内地各省的市场。外国商界特别指出了外国人所受的 内地居住权的限制和厘金过境税的负担。但是领事中的有识之士则认识到， 手工织布业的力量是阻止每个中国人穿兰开夏棉布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郑观应和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各有对的一面。在 表七 1871—1910年进口棉布和棉纱的数量和价值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 第20 页。 ----------------------- Page 23----------------------- 棉 纱 棉 布 + * 1000每担平均价 ++ 1000每匹平均价 1000担 1000匹 海关两+ （海关两） 海关两 （海关两） 1871 70 1,877 26.8114.43924.877 1.72 2 50 1,372 27.4412,24121,4351.75 3 68 3,130？ 46.03？ 8,98916,2021.80 4 69 1,969 28.549,76316,3011.67 5 91 2,747 30.1910,72017,3151.62 6 113 2,839 25.1211,87017,3771.46 7 116 2,841 24.4911,11715,9591.44 8 108 2,521 23.349,15813,5091.48 9 138 3,191 23.1212,77219,4091.52 1880 152 3,648 24.0013,56119,7351.46 1 172 4,228 24.5814,93121,8181.46 2 185 4,505 24.3512,15918,2011.50 3 228 5,242 22.9911,50016,8051.46 4 261 5,584 21.3911,22916,5571.47 5 388 7,871 20.2015,70623,6231.50 6 383 7,869 20.5514,04121,1811.51 7 593 12,59121.2315,26724,4571.60 8 683 13,49619.7618,66430,9421.66 9 679 13,01919.1714,27523,1161.62 1890 1,08119,39217.9416,56125,6291.55 1 1,21120,984 17.2517,60132,3071.84 2 1,30422,153 16.9916,35930,5551.87 3 982 17,86318.1912,49827,2752.18 4 1,16021,397 18.4513,34330,7082.30 5 1,13221,209 18.7413,43731,8652.37 6 1,62132,010 19.7518,91947,2332.50 7 1,57134,43021.9216,91444,2332.62 ----------------------- Page 24----------------------- 棉 纱 棉 布 1000每担平均价 + 每匹平均价 1000 1000担* 1000匹++ 海关两+ （海关两） 海关两 （海关两） 8 1,95939,29520.0615,52438,3242.47 9 2,74554,94120.0119,41948,5242.50 1900 1,48830,18720.2915,96445,4192.85 1 2,27349,01221.5616,68850,6403.03 2 2,44854,79422.3822,95872,7523.17 3 2,73867,73624.7419,27260,8843.16 4 2,28159,51626.0918,70464,5683.45 5 2,55467,20926.3235,760114,2443.19 6 2,54165,14125.6428,73487,5873.05 7 2,27357,51525.3018,19361,4013.37 8 1,82346,17325.3316,90664,7253.83 9 2,40662,46425.9621,19674,8273.53 1910 2,28262,83127.5317,01367,8523.99 * 每担重133.33磅。 +海关两在1874年开始使用；1871—1873年的数字是各地海关报表所列银两折 算成海关两的估计值。 ++每匹的规格不等,但一般为40码长,36英寸宽；以打或码计算（还可能有1％或 2％以平方码计算）而不是以匹计算的棉制品未包括在本表。 材料来源：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材料》的表四和表九；中 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1册第113、182页。 1858—1860年条约增辟了包括长江三个埠的通商口岸后，进口的洋纱和洋布 开始大量增加。由于新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的航行权，新的过境制容许加征外 国货进口税的半数以代替厘金税，1869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又降低了从欧洲 来华的航运成本，这就使棉纱棉布进口数量的增长又得到了动力。表七列出 了1871至1910年期间进口棉制品每年的数量和价值。在1871年，棉纱和 布匹约占中国进口值的三分之一。在以后的几年它们也围绕进口总值中的这 个比重升降，但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直到1920年 （进口值最高的一年）， 进口的棉制品大幅度增加。如果把1871—1880年和1901—1910年这两个年 代的年平均进口量进行比较，棉纱的进口量增加二十四倍——从97，451担 增至2，363，000担。1913年以后进口量开始下降，因为国内的机纺纱逐步 代替了进口纱。虽然棉布的进口值除1898、1899和1903年外都超过了棉纱 的进口值，但它的增长并不象棉纱那样惊人，在1871—1880年和1901—1910 年这两个年代之间只翻了一番，从11，463，010匹增至21，442，000匹。 但布匹的进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确实不断增长，只是在南京政府重新取 ----------------------- Page 25----------------------- 得关税自主权时才急剧下降。自相矛盾的是，在满洲王朝最后四十年棉纱进 口方面取得的成绩，竟间接地成了使棉布进口同样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棉 纱的进口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结构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表七所列每担进口纱的平均价值和每匹进口布的平均价值显示了纱价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几乎到十九世纪末的下跌趋势。布价在七十年代也 下跌，但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回升，并且回升得比后来纱价的涨势更厉害。 出现较便宜的棉纱的主要原因是孟买纱厂的产品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市场，它 代替了较昂贵的英国棉纱。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除印度棉纱以外，流入 的日本机制棉纱越来越多。纱价是逐渐下跌的，下跌时间约有二十年之久。 更重要的是，在1871—1910年的整个时期，海关两本身的黄金价值也在逐 步下跌。 虽然进口的机制棉纱逐渐便宜了，中国的原棉价格却在上涨。原棉价格 上涨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大量向日本纱厂出口的结果；而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期和以后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惊人发展时期，棉花作物即使有所增 长，也增长得很慢。一方面，支离破碎而且技术落后的农业部门对出口需要 的迅速反应能力有限，同时较廉价的洋纱本身的进口减少了对手工纺的土纱 的需要，这样就降低了农民增加原棉种植面积的积极性。兰开夏的布莱克本 商会访华团在1896—1897年报告说：“与土棉工业有关的一个最奇怪的现 ① 象是，和其他农产品相比，原棉价格高昂。” 手工业织布者越来越多地用 进口的机制纱，至少把它用作经纱，有时也把它用作纬纱。 在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华南，特别是广东，是进口棉纱的主要市 场，它吸收了总进口量的一半以上。但这个比重稳步下降至棉纱总进口量的 五分之一。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大地区：即一为华北和满洲，一为长江 中、上游各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再加上云南和贵州，这 三者各吸收总进口量的30％左右，成了进口棉纱的主要市场。手工棉纺织业 集中的江南地区每年吸收棉纱进口量的10％左右，不过逐年上下摆动的幅度 很大。很明显，进口机制棉纱的主要市场就是棉花种植和手工业最不发达的 地区。廉价的进口棉纱使过去从江南或湖北购买棉布或较贵的原棉的那些地 区的手工织布业的经济发展有了可能。产量很低的那种手工纺纱业衰落了， 而用进口纱制的经纱和本地纬纱织成的土布在四川等地区同纯手工纱织的 布以及外国布匹竞争；例如在那些地方，据报告说，“印度棉纱正在扼杀当 地仅有的一些棉花种植业，而印度棉纱一旦织成棉布，就打击了土布，还程 度较轻地打击了进口的灰衬衣布。”② 所以洋纱流入量增加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原来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集中 在主要产棉省的手工织布业向各地分散。虽然较老的织布中心在一开始就受 ① 布莱克本商会： 《1896—1897 年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内维尔和贝尔部分，第212 页。 ②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A.S.伯恩部分，第5 — 6 页。 ----------------------- Page 26----------------------- 到了打击，但它们为了在原来的市场上竞争，也不得不采用机制纱。从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日本纱在沙市和汉口地区开始被大量用作经纱。虽然 进口棉纱没有在江南获得巨大市场，但江南的手工织工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了 上海日益发展的棉纺厂的产品的主要购买者。此外，机制纱的采用加强了整 个手工织布业。用进口纱和手工纺纱混合织成的布在价格和耐用方面都特别 适合当时的中国市场。使用国产原棉的家庭纺织业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仍 占重要的地位，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市场出售的纺纱首先被进口纱代替，后 来又被通商口岸的华资和外资纱厂的机制纱代替。 表八 1899—1913年创办的142家手工业织布工场中 有关资本、织机和工人数字 有资料的 总数 平均数 最大 最小 工场 数 资本（中国元） 67 660,2209,85470,000200 织 机 数 37 3,307 89 36012 工 人 数 96 14,9721561,2645 材料来源：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1840—1949》,第2 册,第369—376页。 虽然织布业主要仍是个体户手工业，但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工业组织 的其他形式已在有些地方出现。由于有了较便宜的机制纱的供应，有了能提 高织布者日产量的改进的木质织布机和从日本引进的铁齿轮织布机，这些变 化加快了。有一份计算材料记载，在1899—1913年期间共创办了142家手 工纺织工场，其中69家设在江苏省，以上海制的棉纱供应它们，15家设在 山东，14家设在直隶（河北），9家设在四川，山西、福建和广东各设7家， 6家设在湖北，4家设在满洲，3家设在浙江，1家设在贵州。表八说明了这 些工场的规模和设备。 有一种转手的织布形式，布商把棉纱贷给其中有的已经不干农活的农村 织布者，由他们按商人雇主指定的花样织布，计件取酬；这种形式在许多地 方与自己经营的农村织布者一起得到发展。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种贷放制 度的实际规模，但在直隶（河北）的高阳和宝坻、山东的潍县和浙江的硖石 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例子。在前三个例子中，贷放的方式从二十世纪第一个 十年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发展得相当快。它特别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 其后不久，但随即急剧衰退。对那些不能再依靠农业收入来缓和需求动荡不 定的冲击的人来说，这类农村织布业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职业。它是一种 为非本地市场生产的工业，但缺乏对不可避免的变化作出反应的近代组织和 财政设施。 棉布进口的增长速度比棉纱慢得多，这主要是手工织布业的规模和力量 造成的；在前面我已谈过，手工织布业因采用了机制纱而得到加强。相对地 ----------------------- Page 27----------------------- 说，农村地区很少使用进口洋布；洋布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城镇较富裕的工匠 和商人。驻厦门的英国领事在1886年报告说： “在十八个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艰苦劳动的千千万万下层中国人不穿 洋布而穿土布，这个事实早已人所周知了。经询问一个中国人原因何在时， 他回答说：穷人穿土布衣服，因为这种衣服比洋布经穿三到五倍，因为它不 那么容易穿破，还因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为什么土布比较暖和？他 说，因为织土布用的纱与洋纱大不相同，它是暖性的。因此，当一个富商穿 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时，工人、农民、脚夫和船夫会对一套较粗糙的、 但事实上质地较好的衣服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一定会心满意足。”① 机制经纱和手工纬纱结合起来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与外国布匹竞争 的、甚至更好的棉布。布莱克本访华团承认：“毫无疑问，普通衬衣布正在 被用进口纱织成的手工土布所代替，对此我们似乎无能为力。”① 根据1871—1880年原棉的年平均产量为七百万担而1901—1910年的数 字与此大致相同这一假设，我曾试图计算在这两个十年中年平均消费的纱和 布的数字。表九扼要地列出了这个计算。从表上马上可以看出，棉纱的总消 费量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了。但是在第一段时期几 乎占垄断地位的手工棉纱不但在绝对数字上，而且在占棉纱总供应量的比重 上，都急剧下降。产量下降了二百四十万担，这样，手工棉纱在1901—1910 年的年平均产量只有1871—1880年年平均产量的一半。手工棉纱占棉纱总 消费量的比重从98％下降到42％。手工棉纱被国内的和进口的机制棉纱代 替。在第一段时期，中国还没有建立近代的纺纱厂，但到1901—1910年期 间，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华资纱厂和外资纱厂生产的棉纱将近棉纱总消费 量的18％，按绝对数字计算，这个产量约等于1871—1880年到1901—1910 年棉纱消费量的增加总数。但远为重要的是，1901—1910年进口纱的增长数 量几乎与手工纱产量相等。进口纱从1871—1880年占总消费量的2％增加到 1901—1910年的40％，按绝对数字计算，后一段时期是前一段时期的二十 四倍。 布的总消费量，不论按码或是按平方码计算，也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 加。国内织布厂的产量在1871—1880年还等于零，在1901—1910年也依然 微不足道；大发展只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才出现。进口布匹虽然从第 一段时期到第二段时期有所增加，但与进口纱比较，增加的程度并不显著。 1871—1880年 表九 1871—1880年和1901—1910年棉纱棉布 消费量的估计数字 ① 《厦门领事区关于土布使用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杂项，1886 年第19 号），第4 页。 ①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36 页。 ----------------------- Page 28----------------------- 1. 棉 纱 1871—1880年 1901—1910年 担 ％ 担 ％ 国内纺织厂 — — 1,055,04017.98 进 口 97，451 1.96 2,363,00040.27 手 工 业 4,882,38198.04 2,449,71541.75 合 计 4,979,832100.005,867,755100.00 2. 棉 布 1871—1880年 码 ％ 平方码 ％ 国内纺织厂 — — — — 进 口 414,805,00011.40376,165,00018.92 手 工 业 3,224,960,44088.601,612,480,22081.08 合 计 3,639,765,440100.001,988,645,220100.00 1901—1910年 码 ％ 平方码 ％ 国内纺织厂 25,200,0000.57 24,494,4000.97 进 口 721,400,00016.23654,200,00025.87 手 工 业 3,699,890,43483.201,849,945,21773.16 合 计 4,446,490,434100.002,528,639,617100.00 材料来源：费维恺：《1871—1911年中国手工业的和机制的棉纺织业》， 载 《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 （1970年6月），第338—378页。 的年平均进口布为棉布总消费量的11％（码）和19％（平方码），而在1901 —1910年的年平均数分别增加到16%和26%。与进口纱数量的显著增加形成 明显对比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织布从前一个十年到后一个十年这段期间，在 外国竞争的面前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手工织布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织布的绝对数量从1871—1880年每平均 年度的32亿码增加到1901—1910年每平均年度的37亿码。这一增长是值 得夸耀的，它显示了手工织布业的力量，但如果没有洋布进口的话，肯定会 增长得更多。许多过去以纺纱为副业的农民无疑转到了织布业，以代替他们 失去的活计；但是如果把因手工纱减少了二百四十万担以致无活可干的劳动 力与因手工织布增加了六亿或七亿码而吸收的劳动力相比，即使最宽打宽 算，也只能容纳无活可干的劳动力总数的10％到20％。因此人们必然会作 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纺纱业曾占重要地位的地区的农户中，许多家庭或是不 能在城市中为它的某些成员找到工作，或是不能增加其生产和经济作物的上 市量。对他们来说，收入和支出之间一贯不稳定的平衡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这当然是我在本节开始时提到的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这一指责的 一个起因。作为农村收入的一个补充，再没有其他手工业象棉纺织业那样重 ----------------------- Page 29----------------------- 要的了。虽然其他许多手工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还保持原状，或者有所发 展，但是由于手工纺纱业肯定无疑的衰落，有人提出了更空洞和站不住脚的 主张，说整个传统的手工业部门被外国的进口货和本国工厂的制成品破坏 了。还有第二个论据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指责有时带有尖刻的语气。这个 论据是，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摧毁并剥削本地的手工业，更应受谴责的是，它 还使应该发生的标准的进程中断了；按照中国人对马克思关于欧洲资本主义 理论的理解，这个进程应从个体户的商品生产经过手工业工场发展到现代工 厂工业。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和贷放制度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碍，以致它 们不能作为向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关键性的中间阶段而起到据说在欧洲已 经起过的作用。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只有在外国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现代 工业产生以后，然后又只有在成为机械化工厂的助手的情况下，才大量出现 了——有证据证实这一事实，虽然不一定支持对此事实的解释。因此，在十 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都屈从于外国资本主 义。① 有些不能与进口货竞争的手工业，例如湖南和江西的本地钢铁生产，到 十九世纪末几乎已经消失。在1870至1911年的整个四十年或其中一段时 期，其他手工业有了发展，以满足出口的需要。从1887年生丝代替茶叶的 地位时起，生丝就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出口货。虽然丝占总出口货的比重下 降，但它出口的实际数量在整个时期却增加了。有些生丝是在蒸汽缫丝机上 卷绕的，1899年其数量占丝总出口量的40％。蒸汽缫丝的发展比较晚，只 是在二十世纪才占主要地位，而且蒸汽缫丝机的生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与手 工业工场的生产有什么区别。山东芝罘海关的税务司在1912年报告说： “抽缫满洲野生蚕茧供出口之用的缫丝业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它在 七十年代引进后已经大为发展。蒸汽缫丝厂现已有三家，至今证明并不成 功；但洋式的脚踩缫丝机早已被普遍用来代替手摇缫丝车，效果极佳。1911 年有四十家缫丝厂在营业；它们雇佣一万四千多名工人，年产丝一万四千 担。没有关于操作过程的改进可供记载。”② 一份对当时文献进行初步调查的材料记载，在1892—1913年时期，至 ③ 少有415家手工缫丝厂，主要分设在广东、四川和山东等省。丝织业全部 使用手织机，它是华中和华南的主要工业。丝织品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相 当稳步地在增长，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感到人造丝的竞争时为止。 另一方面，手工进行的茶叶加工业很可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展 到最高峰，从那时以后，在开辟通商口岸后稳步增长的中国茶叶出口量锐 ① 例如，见樊百川： 《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85—115 页。 ②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第2 册第229—230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册第356—366 页。 ----------------------- Page 30----------------------- 减。下降主要是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造成的；与中国不同，它们是在殖民 地条件下生产的，出口商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生产以保持质量标准。只有茶、 丝在出口方面的全面材料。但是在当时的著作中未见到关于晚清时期国内需 要量下降的记述，而且由于本章前面谈到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有这种情 况。因此如果把蚕丝出口取得的相对成就与先发展然后又下降的茶叶出口一 起进行考虑，虽然不能说手工业有了新的兴旺气象，但可以同样有力地反驳 关于手工业在满洲王朝末期发生致命危机的任何假设。 在较大的手工业中，榨油、碾米、土法采矿和丝织等行业在十九世纪受 到进口的和本国的机制品的影响很小。手工的榨油工场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九 十年代起开始迅速发展，这是为了满足欧洲肥皂制造商对豆油的需要以及日 本对大豆、豆饼和豆油的需要。照明用的植物油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步 被进口煤油代替。象制造爆竹、扇子、竹制家具、中草药和农具之类的次要 手工业的商品，因为没有进口货代替，所以根本没有受影响。在通商口岸中， 用从日本进口的脚踏轧花机轧花以供出口的手工业工场有了发展。还有几种 新工业发展了，例如在手工业工场进行的棉织品制造和火些生产等行业。在 刚入本世纪之际，手工业的发展大部分以设在城市的手工业工场的形式出 现。除了前面讨论过的织布业有组织的原料贷放形式外，在农村还没有可与 之相比的新的发展。因此在十九世纪过程中，被剥夺了大部分纺纱收入的这 些逐渐增多的农村人口，也许越来越会看到家庭中有一个或几个成员离家去 城镇的工场、工厂和店铺当临时工或长期工的情景。不过在 1911年，这仍 是一个次要的趋势。 表十 年外资工业在中国的估计数和资本1894 厂 商 类 别 数字 资本（中国元） 造船厂和修船厂 12 4,943,000 茶叶加工 7 4,000,000 机器缫丝 7 3,972,222 进出口加工业 （茶叶加工和机器缫丝业除外） 19 1,493,000 其他轻工业制造业 39 3,793,000 电力厂和自来水厂 4 1,523,000 合 计 88 19,724,000 *包括少数总号设在香港的企业。 材料来源：孙毓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 1895年》，第1册第242—247页。公认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编 制的。 ----------------------- Page 31----------------------- 近代工业 甚至关于十九世纪末期逐渐出现的小型近代工业部门的计量材料，能够 收集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大概的近似值；例如，在1912年前有关产量的资料 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这些企业主要设在通商口岸； 它们或者是外国人办的，或者在当时是新兴事物（如果企业主是中国人的 话），所以在英文报刊上都有记载；它们也在创办许多近代工业的清朝官员 的著作中有所反映。最近期的、也许是迄今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告诉我们， 1895年以前在中国创办了103家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它们和下 面将要讨论的华资企业与手工业常见的差别仅仅在于前两者使用了动力机 器。严格地说，按照条约规定，洋人办制造业是不合法的；但这种制造业仍 大部分存在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内，一小部分则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政府并不干涉这些外资小工厂的建立。但是当 表十一 —19131895年设在中国的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的国 别、业务、地点和创办资本的规模 ----------------------- Page 32----------------------- 厂 矿 数 创 办 资 本 （1000中国元） 外资(1)中外合办(2)1+2占总数的％ 外资(1)中外合办(2)1+2占总数的％ 国别 英 国 28 9 37 27.2125,46524,21649,68148.16 法 国 4 2 6 4.412,986 1,6094,515 4.38 德 国 9 3 12 8.826,534 1,1477,681 7.45 日本 35 14 49 36.0319,829 6,50126,33025.53 俄 国 9 817 12.50 3,8662,782 6,6486.44 美 国 6 2 8 5.882,551 6893,240 3.14 其 他 5 2 7 5.153,028 1,9504,978 4.83 合计 96 40 136 100.0064,25938,894103,153100.00 业 务 采矿 10 22 32 23.5318,53331,43649,96948.44 工程和造船 7 0 7 5.152,895 0 2,895 2.81 电力和自来水 16 3 19 13.9710,772 74211.51411.16 纺织 12 4 16 11.7610,325 2,19012,51512.13 食 品 34 5 39 28.6815,126 2,02217,14816.62 其 他 17 6 23 16.916,608 2,5049,112 8.83 合计 96 40 136 100.0064,52938,894103,153100.00 ----------------------- Page 33----------------------- 续表 ----------------------- Page 34----------------------- 厂 矿 数 创办资本 （1000中国元） 外资 中外合办 1＋2 占总数的 外资 中外合办 1＋2 占总数的 （1） （2） ％ （1） （2） ％ 地 点 江 苏 33 11 44 32.3518,5015,12123,62222.90 直 隶 7 6 13 9.564,64524,30928,95428.07 湖 北 8 2 10 7.353,5761,6095,185 5.03 山 东 5 1 6 4.413,503 92 3,595 3.49 满 洲 37 16 53 38.9718,6805,33224,01223.28 其 他 6 4 10 7.3515,3542,43117,78517.24 合 计 96 40 136100.0064,25938,894103,153100.00 平均资本 创办资本规模 （1000中国元） 不到100,000 2 5 7 5.15 120 288 408 0.40 58 100,000—249,999 32 15 47 34.565,0212,2137,234 7.01 154 250,000—499,999 30 7 37 27.2111,6233,13214,75514.30 399 500,000—999,999 17 6 23 16.9112,8874,08816,97516.46 738 1,000,000—4,999,99914 5 19 13.9720,6227,54128,16327.30 1,482 超过5,000,000 1 2 3 2.2113,98621,63235,61834.5311,873 合 计 96 40 136100.0064,25938,894103,153100.00 758 材料来源：根据汪敬虞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第1册第2—13页计算。 ----------------------- Page 35----------------------- 李鸿章和其他官员开始提倡他们自己的制造业时，他们能取得北京的支持去 阻止洋人进行象棉纺织厂之类的大的冒险活动，直到1895年止。这些外国 工厂在1894年的估计数和资本列于表十。① 从1895至1913年，随着马关条约使通商口岸的外国工业合法化后，至 少又有136家外资制造业和采矿企业建立，它们创办时的资本投资额都超过 十万中国元。这里面包括了四十家中外合办的企业，它们出于一切实际需 要，由外国人控制。（所有外资的矿不管其资本多少，都包括在上面的数字 内。）这些企业创办的资本总额为103，153，000中国元，它们的几个特征 分别表现在表十一中。 英、法、德、俄等国的企业开设的时间在这二十年中分布得相当均匀， 可是日本的企业除了两家以外，都是在1904年和更晚的时期开设的，这证 明了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满洲的经济渗透日益加剧。煤矿是投资的最大目 标，英国则是最大的投资者。中外合办的采矿业所占的高比重反映了清政府 的开矿章程的影响，在1902年以前它规定在任何采矿业中华人投资者必须 提供资本的30—5O％。在32个采矿企业中，有9个是英国人的，资本共达 37，930，000中国元，而这个行业的总资本为49，969，000中国元，前者 占后者的比重与占英国在〔中国〕工业中的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相当。英国 和日本包了整个“工程和造船”行业，在其他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 两国企业占全部136个企业中的86个，资本占总创办资本103，000，000 中国元中的76，000，000中国元。除了煤矿主要位于直隶省和满洲外，这 些外资的和中外合办的企业集中在上海、北方的通商口岸和满洲。从 1906 至1913年，包括采矿在内的53个企业在满洲开办，大部分由日本人投资。 136家企业的平均创办资本为758，000中国元。 关于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除去上面所列的中外合办企业） 的材料，甚至更不令人满意。第一类，有大约19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 其中最大的设在上海 （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1865年建立）、南京 （1865年 李鸿章建立）和汉阳 （1890年张之洞建立）。除了制造弹药和少量轮船外， 官办兵工厂一般都有生产和修理工具、零件的机器车间。其中几个厂还订有 训练技术人员的计划，并且象上海洋炮局的译馆那样还为十九世纪后期学习 科学和工程的中国学生编译教科书。 第二类是一批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它们早在 1872 年起就已经在经营了。在这些先驱性的企业中，象开平煤矿、汉阳铁工厂及 其煤矿和铁矿 （汉冶萍）、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和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等最大和最出名的厂矿逐步摆脱了赞助它们的官员的控制而转到中国私人 投资者手中，或者象开平煤矿那样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还没有对兵工厂的 ① 本节所列的通货单位中国元就是“洋元”，它一般指已经大量流通于通商口岸的墨西哥银元。这些通货 逐渐被中国银元所取代。在1933 年以前，银元和银两都被用作记帐单位。一块银元约值银0.72 两。 ----------------------- Page 36----------------------- 投资规模作出令人满意的估计；有关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的官 方和半官方企业的材料，不是始终能与试图分析商办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材料 清楚地加以区别。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种半官方厂矿和私营厂矿的区别在 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也许是次要的，这点我将在下面加以说明。近来对 当时文献所作的研究，获得了除上述兵工厂以外的大约75个制造业 （例如 缫丝厂、轧棉厂、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和造纸厂）和33个煤矿、金属 矿的材料，这些厂矿均建于1872年至1894年期间，私人投资在其中或多或 少地起着作用。这些企业很多是短命的，往往是小规模的，与手工业工场的 区别只是在于它们多少使用了蒸气和电力。① 从1895年起，华资的制造业数量，象外资企业一样，有了增加。但按 绝对数字说，中国这一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总的增长是微不足道的， 而与1918—1922年时期开始生产的新企业相对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相比也不 算多。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起义后，清政府采取了在1903年成立商部 （后 改组成农工商部）和在1904年颁布“公司法”这类措施来提倡工业，这些 努力可能有助于工业的这一有限度的发展。当然，各省的商绅迸发的反帝的 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创办新企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最初少数经 营最为工业化事业的企业，特别是经营制造行销于商埠区的消费品的企业， 能明显地赚取利润。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经营成功的外资企业和华资 企业每年回收它们资本投资最初市场价值的10％或者更多。但是总的市场受 到大部分中国农村低水平实际需要的有力限制。因此，在第一批少数先驱者 之后陆续经营某一工业的企业，都面临着一种越来越有风险和不稳定的境 遇。它们的风险往往有加大之虞，因为这些先驱性企业的创办或是经过各省 重要官员的倡议，或是取得官方的资助，或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如采取部 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例如，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投产，1894 年改组）和汉冶萍公司 （1894年投产，1896年改组）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 由盛宣怀管理，并分别依靠省领导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支持。但是即使象张謇 的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和周学熙的最早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投产） 这类名义上的商办企业，它们最初的成就也要归功于其主办人因有官方的关 系而能取得的官方支持——如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 世凯的支持。由于[中国的]市场有限，又缺乏能把储蓄系统地转入工业投资 的现代银行体系，其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面临着进口货和在 华外资工厂的制成品的竞争，所以某些地方大员和与之有关联的实业家为了 共同利益而试图建立一些有限度的、但受到保 表十二 1895—1913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 企业数和创办资本 （按行业） ----------------------- Page 37----------------------- 占总数 创办资本 占总数 平均资本 行 业 企业数 的 ％ （1000中国元）的 ％ （1000中国元） 煤 矿 42 7.65 14，508 12.06 345 金属采矿和冶炼 39 7.10 7，565 6.29 194 金属加工 15 2.73 2，787 2.32 186 公用事业（水电） 46 8.38 21，600 17.96 470 水 泥 3 0.55 2，620 2.18 873 砖 瓦 12 2.19 651 0.54 543 陶 器 7 1.28 772 0.64 110 玻 璃 10 1.82 3，429 2.85 343 火 柴 26 4.74 3，444 2.86 132 蜡烛、肥皂 18 3.28 805 0.67 45 轧 花 3 0.55 280 0.23 93 纺 纱 19 3.46 10，454 8.69 550 织布和印染 27 4.92 1，261 1.05 47 缫 丝 97 17.6711，584 9.63 119 毛 织 7 1.28 5，215 4.34 745 麻 织 4 0.73 1，000 0.83 250 其他织物 6 1.09 732 0.61 122 碾 米 9 1.64 1，012 0.84 113 制 面 53 9.65 8，622 7.17 163 榨 油 28 5.10 4，752 3.95 170 纸烟、烟草 20 3.64 1，378 1.15 69 其他食品 15 2.73 3，111 2.59 207 造 纸 14 2.55 5，929 4.93 424 印 刷 6 1.09 1，160 0.97 193 鞣 革 11 2.00 4，608 3.83 419 其 他 12 2. 19 1，009 0.84 84 合 计 549 100.00120，288 100.00 219 材料来源：根据汪敬虞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册第869—920页材 料计算。 表十三 1895—1913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 的企业数和创办资本（按地点） ----------------------- Page 38----------------------- 占总数的 创办资本 占总数的 地 点 企业数 ％ （1000中国元） ％ 安 徽 18 3.28 1,868 1.55 浙 江 29 5.28 4,346 3.61 直隶 （不包括天津） 34 6.19 11,951 9.94 天 津 17 3.10 4,219 3.51 福 建 19 3.46 1,461 1.21 河 南 12 2.19 1,890 1.57 湖 南 24 4.37 3,968 3.31 湖北 （不包括武汉） 9 1.64 1,937 1.61 武 汉 28 5.10 17,24014.33 江 西 13 2.37 2,383 1.98 江苏 （不包括上海） 70 12.75 13,51011.23 上 海 83 15.12 23,87919.85 广 西 5 0.91 1,424 1.18 广东 （不包括广州） 68 12.39 5,038 4.19 广 州 16 2.91 5,791 4.81 贵 州 1 0.18 79 0.07 满 洲 44 8.01 4,922 4.09 山 西 10 1.82 3,038 2.53 山 东 20 3.64 4,614 3.84 陕 西 1 0.18 405 0.34 四 川 19 3.46 2,248 1.87 云 南 5 0.91 1,671 1.39 其 他 4 0.73 2,406 2.00 合 计 549 100.00120,288100.00 材料来源：同表十二。 护的工业帝国，也许就不令人奇怪了。能指望获得成功的纯商办企业为数 很少。 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曾经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或盐商的特 征，并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又在国民党中国有其表现，在中国早 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表十四 1895－1913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创办资本 ----------------------- Page 39----------------------- 创办资本规模 占总数 创办资本 占总数 平均资本 企业数 (中国元) 的 ％ (1000中国元) 的 ％ (1000中国元) 10,000—49,999214 38.98 5,899 4.90 28 50,000—99,99989 16.21 7,052 5.86 79 100,000—249,999104 18.9417,731 14.74 170 250,000—499,99985 15.4829,901 24.86 352 500,000—999,99940 7.29 27,980 23.26 700 1,000,000以上 17 3.10 31,725 26.371,866 合 计 549100.00120,288100.00 219 材料来源：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册，第1041页。 根据最近的一个统计，在1895—1913年期间，至少创办了549家使用 机器动力的中国商办的和半官方的制造业和采矿业。全部创办资本是120， 288，000中国元。这个统计不包括兵工厂、铸币厂和数量显然较少的一批纯 官办事业。这549家企业包括有资料可查的、比在1895年以前开业的企业 具有更多资料的、开办资本又在一万中国元以上的全部厂矿，它们的一些特 征分别列于表十二至表十四。 在这二十年中兴办近代工业最多的几年是1905—1908年。在这四年中， 有238家企业开始营业，其资本总额为61，219，000中国元。大部分安装 的机器来自国外，这可以从1905—1908年工具和机器的年进口值比1895— 1904年的同类年进口值多一倍这个事实中看出。1908年以后机器进口量继 续增长，但开办的新企业的数字锐减，直到1918—1922年一个大得多的工 业化运动出现时为止。这些趋势也许可以说明，在已开办的享有特权的企业 中的资本投资在增加，而新企业进入有限的市场的困难却越来越大了。它们 还反映了投机资本转投到地方铁路工程这一事实，这些工程是在王朝最后几 年受到“恢复利权”的民族主义活动的鼓舞而兴办的。 在企业数和创办资本这两方面，这些新工业中的大部分集中在纺织业等 轻型制造业（计160个，占总企业数的29.14％；资本额共30，246，000中 国元，占总资本的25.14％）和食品加工业（计125个，占总企业数的22.76 ％；资本额共18，875，000中国元，占总资本的15.69％）这类行业。采矿 业占总企业数的14.75％，占总开办资本的18.35％。采矿业的相对重要地 位再次反映了晚清“恢复利权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二十世纪第一个 十年中由于这一运动的成绩，得以取消了许多外国的采矿特许权，虽然有时 要付出显然是高昂的补偿款项。46家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建立在除陕西、广西 和贵州以外的中国本部各省的较大城市中。它们的规模悬殊很大，绝大部分 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的通商口岸城市中。 除了缫丝业（它在1900年后日益由蒸气缫丝厂经营）、向日本出口的 大冶铁矿以及加工业务较小的榨油业外，这些华资近代工业不进行原料加工 ----------------------- Page 40----------------------- 以供出口。例如，表内只记录了三家近代轧棉厂。大部分出口加工主要仍旧 是手工业进行的，虽然有外资加工厂的产品作补充。甚至在城区的棉织业和 印染业也依然处于手工业阶段，或者由设在新棉纺厂附近和只有极少动力机 器的小厂经营。 事实上，在这些新制造业中，很多都是小厂。属于纺织一类的160家企 业中，有97家是蒸气缫丝厂，其中54家是设在广东的很小的厂。设在上海 的21家缫丝厂都比南方大几倍。但97家缫丝厂平均创办资本只有119，000 中国元。在549家企业中，303家企业的创办资本不到100，000中国元。剩 下的246家华资企业（资本为100，000中国元或以上）的平均资本为432， 000中国元，而表十一中136家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营企业的平均投资为758， 000中国元。 华资的企业如果愿意，当然可以设在内地，也可以设在上海和其他通商 口岸。在468家非采矿企业中，239家设在口岸城市，229家设在口岸以外 的地方。由于外资非采矿企业都设在通商口岸，并主要在这些地方销售其产 品，内地中国企业的存在说明，在华的外资企业市场和华资企业市场之间在 一定程度上既互相补充，又互相竞争。但是在创办资本和平均规模这两方 面，设在通商口岸的华资近代制造业要比内地企业大得多，如表十五所示。 从表十三至表十五中可以看出，上海、武汉、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是最重要 的制造中心。例如，上海至少在以下几个行业中占首位：金属加工、棉纺织、 缫丝、面粉制造、榨油、印刷以及蜡烛和肥皂制造。 上述材料的价值只在于它们说明了大致的趋势。可能有些企业不是没有 列入就是重复计算，也可能有一部分企业在所讨论的这段时期内经营失败， 也可能对有些企业的创办资本估计过高（另一些企业的创办资本或者已迅速 增加）。因此，如果把企业的简单总数和前面讨论的几类企业的资本总额作 为十九世纪中国工业化的绝对数量，那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最多只能说， 到清代末期，也许有五、六百个外资的和华资的使用机械动力的采矿业和制 造业企业，其资本总额约为二亿中国元。 在这些企业中，据估计有116家华资企业和40家外资企业每家雇佣500 名或更多的工人，前一类企业的工人总数为130，985人，后一类为109，410 人。当然500名这条界线是随意作出的，但如果它被采纳的话，这240，395 名工人就可以被认为是1900—1910年中国的“近代”劳动力的队伍。 表十五 1895—1913年设在通商口岸和内地的 华资制造业数及其创办资本 ----------------------- Page 41----------------------- 占总数的 创办资本 占总数的 平均资本 企业数 ％ (1000中国元)％ (1000中国元) 内地企业 229 48.9333,158 33.76 145 通商口岸 239 51.0765,057 66.24 272 上海、武汉、 144 30.7751.129 52.06355 天津、广州 其他口岸 95 20.3013,928 14.18147 合 计 468 100.0098,215100.00210 材料来源：同表十二。 十九世纪外国工厂中的部分投资归住在通商口岸中的中国股东所有，他 们主要是洋行买办或经营丝、茶和进口纱、布的商人。在外资的海轮和江轮 公司、保险公司和货栈业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它们没有包括在表十的制造业 企业的数字中。但缫丝业、电灯电力事业和1895年以后新设立的棉纺织厂 也有这种情况。最近一份研究材料确定，有130个中国的大股东曾在 1860 ① 至1900年期间向44家外国企业投资。 另一份材料列举了1896至1910年 间向主要设在上海的17家外资工厂投资的78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这些 ② 外资企业中，6家是棉纺厂，2家是面粉厂。这两份材料反映出的中国人在 外国企业中的投资总额无法算出。但是这类投资确实证明，如果投资有希望 获得厚利，在通商口岸是能够获得资金的（资金往往是参加对外贸易赚取的 利润）。外国人的特殊地位，通商口岸的租界，都为赚钱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当中国的实业家也提出有希望赚取利润的同样保证时，有些在外国企业投资 的人也把他们的“买办资本”投放到中国人的事业之中。官督商办企业和形 式上属于商办但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官方支持的其他企业所拥有的特权，就是 专门为了提供这种保证的。 但如上所述，晚清的近代制造业的整个发展前途是受限制的。把非通商 口岸的储蓄纳入工业的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的银行制度——并不存 在。中央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 等制度的体制，而如果没有这个体制，近代企业就不能繁荣发达。由于没有 关税自主权，由于外国人已经索取的特权，它也不能保护“新生的”华资企 业，使它们能与进口货和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竞争。尤其是它需要对农业部 门进行根本的改组，以便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粮 食，为增加的产品提供一个足够容纳它们的市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 被公认是贫困的：欧洲工业革命的技术还刚在沿海城市出现；农村人口在人 -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他们生活中的农业技术的发展潜力在若干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4 期第39—74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第2 册第1065 页。 ----------------------- Page 42----------------------- 世纪中已经消耗殆尽。但是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 短缺。在1912年，向农商部登记的制造业申报的资本总额为54，804，000 中国元。同年，向该部登记的钱庄和当铺申报的资本总额为164，854，000 ① 中国元。问题在于事实上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 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第2 册第1017 页。 ----------------------- Page 43-----------------------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处于当时技术水平的晚清中国经济，以商业的高度发展为其特点。货物 和商人在全国广泛地流动，国内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世界市场发展了 联系。在最基层，每一个农村地区的农民都有规律地在为其周围村落服务的 城镇定期集市上做买卖。在这里，他们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被用 来交换其他地方的土产，或者交换通商口岸城市的制成品或进口货（后两种 货物逐级通过交换体系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施坚雅估计，在二十世纪初 ① 这种集市多达63，000个，这些数以千计的基层集市又与两种较高级的市 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发生关系，最后则与象天津、上海和广州这 样的沿海大贸易城市连接起来。 各级市场居住着行商、本地商人和其他一切市场（基层集市除外）的商 号派驻的代理商。在较高级的市场（中心市场以上），市场交换体系与清政 府的各级行政机构互相渗透。农村的中心市场、城市以及地区市场是官方控 制的中间商和牙行的所在地，官僚上层分子则通过这些中间商和牙行控制帝 国的商业并对它征税。在这些较高级的市场中还可以看到票号（通常由山西 省的一些家族经营，因此称为“山西票号”），它们开出的本票可以把大笔 资金从一个高级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高级市场还设有其他形式的“土银 行”，例如钱庄，它通常通过个人担保，有时通过指定的货物担保，把资金 借给本地商人，同时也从事兑换货币的业务。在基层集市，以货易货的交易 是常见的，惯常的金融活动只有本地的放债人和小本经营的货币兑换商在进 行。 这63，000个农村基层集市各处一方的状态和整个市场的等级结构，是 与交通工具的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的。高级的市场位于主要的水、陆（在华 北）交通线上或其终点，以便进行货运和客运，而基层集市则位于越来越不 方便的支线和河道支流附近。错综复杂的和高度发展的定期集市结构不但在 十九世纪中国后期，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很久仍继续盛行，这是因为相 对地说缺乏以下两个重大的变化： （1）缺乏地方一级的改进的运输，使农 民不能象到达传统基层集市那样方便地到达中间市场和更高级的市场；（2） 没有优良的轮船和铁路交通把高级市场与国内外的工业中心连接起来从而 促使商品输出与输入增加，而这种增加又会反过来减少在基层集市交易的农 户的自给自足程度。 可以肯定地说，十九世纪中国全部贸易的大部分，也许多达四分之三， 是由小规模的地方贸易组成的。这种贸易局限于基层集市和中间市场的水平 上，这是因为运输费用高昂，市场各级体系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中间商的层层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第二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2 期 （1965 年2 月）第227 页。 ----------------------- Page 44----------------------- 盘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大部分农村中国的基本粮食相对地保持自给自足的 缘故。 龙州海关的税务司在1892年指出：“在可能时，大部分贸易都经由水 ① 路。”这个看法既适用于主要产粮区内的短途粮食航运 （例如从靠近洞庭 湖的湖南省各县向湘潭或长沙等大市场的运输），也适用于从大米有剩余的 湖南省运往长江三角洲缺米区的长达千里的运输。但是象长途航运大米这类 大量而低价的商品的总数量是很小的。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期，从安徽用帆船 运大米到上海的运输和销售总成本，几乎是安徽农村产地大米原价的两倍。 ②长途贸易是在高级市场之间进行的，但起讫点归根结蒂当 然都在基层集市；这种贸易的绝大部分商品每吨价值都较高，它们的生产得 益于某个特定产区的资源或气候：如江南的原棉和棉纺织品；四川的盐井或 江苏沿海盐池产的盐；云南、贵州和四川的鸦片；广东、福建的糖；云南的 铜和铅；长江中下游的茶叶；浙江、江苏、广东和四川的丝。按重量算，这 些产品的价值比较高，所以经得起较贵的运输和管理费用。以茶叶为例，它 每担的价值是每担大米的十倍，从安徽运往上海的运输和管理费用可能是每 担价值的15％或20％。这些产品没有其他供应来源，而且被住在城镇的富 户（绅士）大量地消费着，对这些人来说，价格问题相对地说是次要的。 特别在华中和华南，主要河流以及它们的分支小河就是商业的动脉和毛 细管。一个也适用于晚清的二十世纪的估计提出，至少有四千英里的航道可 用于轮船航行，有一万五千英里可供汽艇航行，另外还有两万七千英里则一 切“土船”都可以航行。也许共有长达两万五千英里的长江各条河道可供航 行：从上海启航的江轮驶至汉口，然后由浅水轮驶至宜昌，在那里把货物重 ① 新打包并装到帆船上，再由纤夫溯急流直达重庆； 从重庆经长江上游及其 支流到四川北部和贵州的帆船越来越小，最后这些平底小帆船通过小河和由 脚夫扛运进入云南。在最小的小河中，使用的船只可能不能大于头部上翘的 竹筏；也许用平底小船，它们满载时吃水九英寸，常需要船夫在水中抬或推。 虽然西江只能从广州通轮船至广西边上的梧州，但西江及其支流上数以千计 的帆船却能深入广西、贵州和云南，来回运送货物。第三条主要贸易路线（在 开辟上海以前，用这条路线把茶叶和丝绸运至广州）是从广州经过北江，再 使用搬运工穿过南岭山脉的摺岭铺和梅岭关分别到达在湖南和江西的湘江 和赣江的河源，然后又通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直达长江。陆路必须使用脚夫通 过南岭山脉以及宁波、福州和厦门等受限制的内地贸易区的局限性，有利于 ① 《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 年》，第661 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的农业问题》，第2 册第241—247 页。他在这一部分谨慎而详尽地记述了每项货物 从安徽运往上海的费用。 ① 重庆在1898 年开始有小轮船到达。正规的班轮始于1908 年。 ----------------------- Page 45----------------------- 把上海发展为主要的外贸港口和把长江发展为通向中国内地的主要航道。 从汉口起，帆船可以沿汉水往西北进入陕西。运河在一定程度上仍继续 把长江下游与华北平原连接起来。但华北可供航行的河道要比南方少得多。 在这里，华北的大轮车和驮畜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小道上活动；在河南、山 西和陕西等省的黄土区，不断来往的交通工具把这些小道滚压得比周围农村 的地面低十英尺以上。从北京出发的几条主要传统贸易路线沿着难行的道 路，一路在陆上通往山西，一路经张家口穿过蒙古到达蒙古边境的恰克图， 支路则往西通往陕西和甘肃。象华北大部分地区那样，在那些地方没有水路 ① 交通，货物的流通既慢又贵。 靠大车、手推车、驮畜或搬运工运输的陆路 运费据估计每吨英里是帆船运费的二至五倍。 十九世纪的商业制度尽管按传统标准衡量是高度发展的，但当然还不是 “近代”的市场经济。如上所述，虽然少数高价商品可能通过水路被运往全 帝国，但说这些商品甚至已有了全国性市场也是不正确的。商业往往局限在 大量层层既定的小单位结构内，这是由一些因素产生的摩擦阻力所致。这些 因素是：存在着多种地方通货的银-铜复本位货币制；运输费用昂贵 （既花 钱又花时间）；对商品的信用预付款比较少见；缺乏互相清理债务用的商业 银行体系；在传统贸易结构中享有既得利益的无数小中间商遍及各地。每个 小组织忙碌地进行着小商业和索尔·塔克斯所称呼的“廉价资本主义”活动， 但这些组织只是通过半奢侈品交易以及白银和一部分粮食以纳税形式流向 上级行政机关的方式而发生联系。自从1853年为了资助镇压叛乱的太平军 而设立厘金税以来，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外国观察家们习惯地把这种内地贸易 税制（人们公认这种税制的管理有时变化无常）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贸易和中 ① 国商业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但是如果与15％至100％的运费和经营费用比 较，每个关卡的厘金税率只有2％的情况似乎不可能对内地贸易的总数量和 方向起什么影响。我在前面说过，英国人发现很难在中国内地销售兰开夏棉 布，因为中国的手工织布业进行了有力的竞争。束缚中国本国商业的市场结 构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的交通运输的各种局限 性。 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商业制度表面上起了一个微小但值得注意的变 ① 官道驿站的分布表明，大部分官员外出是陆路骑马行进。清代典制规定全国设立1，634 个陆路站、92 个水路站、54 个水陆站以供官员旅行之用。在每段路程中，这些站提供需要的马匹、大车、轿子或船只和 膳宿。公文在15，000 个邮站之间递送。见河野通博：《清代山东省的官办陆上交通路线》，载《史林》， 第33 卷第3 期 （1950 年5 月）第317—336 页。 ① 当然，中国人为以下的事而恼火：外国人如果取得了“过境证”（只要付相当于正规进口税一半的费用 就可以取得）的掩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厘金税。但是应该记住，只有在货物仍保持原装并运往证件 注明的目的地的情况下，这种证件才有效。实际上，对过境货物的征税可能只是拖延到它们到达最后的消 费者之前为止。 ----------------------- Page 46----------------------- 化。虽然我仍将坚持说商业制度基本上保持原样，但人们毕竟普遍认识到了 它受到不断开辟的通商口岸和扩大的对外贸易的影响这一事实。在外国人管 理下的海关编制的贸易数据几乎是近代中国的唯一有内容的长期历史统计 资料。但是即使这些一般说来是非常好的资料也是有缺点的。到1887年为 止，没有包括从香港进口的数字，也没有使用离岸价格和成本、保险、运费 等数字，因此出口值估计偏低，而进口值则估计偏高。另外，贸易一直以海 关银两计算，而当时白银折成黄金的价值一直在下 表十六 —19111870年中国对外贸易价值和指数 （一切指数：1913=100） ----------------------- Page 47----------------------- 纯以易货贸 海关两价值 （1000两） 贸易总值指数 数量指数 易折算 （进 “实际贸 口价格和出 净进口 净出口 合 计 贸易差额 当时价值 进口 出口 口价格） 易值” 187063,69355,295118,988-8,39812.2 — 25.933.3 76.5 187170,10366,853136,956-3,25014.1 — 28.139.4 75.9 187267,31775.288142,605+7,97114.6 — 27.943.3 71.1 187366,63769,451136,088+2,81414.0 — 27.339.1 70.8 187464,36166,713131,074+2,35213.5 20.731.540.1 62.8 187567,80368,913136,716+1,11014.0 21.033.842.2 65.3 187670,27080,851151,121+10,58115.5 21.636.342.8 54.4 187773,23464,445140,679-5,78914.5 21.936.140.8 65.2 187870,80467,172139,976-3,63214.2 20.534.941.4 66.3 187982,22772,281154,508-9,94615.9 22.040.843.2 63.9 188079,29377,884157,177-1,40916.1 23.736.247.2 69.7 188191.91171,453163,364-20,45816.8 23.340.843.5 72.8 188277,71567,337145,052-10,37814.9 21.336.445.9 76.7 188373,56870,198143,766-3,37014.8 22.035.047.2 75.1 188472.76167,148139,909-5,61314.4 21.134.550.6 83.6 188588,20065,006153,206-23,19415.7 23.140.547.6 83.3 ----------------------- Page 48----------------------- 续1 ----------------------- Page 49----------------------- 纯以易货贸 海关两价值 （1000两） 贸易总值指数 数量指数 易折算 （进 “实际贸 口价格和出 净进口 净出口 合 计 贸易差额 当时价值 进口 出口 口价格） 易值” 188687.47977,207164,686-10,27216.9 24.235.354.2 91.4 1887102,26485,860188,124-16,40419.3 28.441.641.2 62.4 1888124,78392,401217,184-32,38222.3 34.350.343.6 62.7 1889110,88496,948207,832-13,93621.3 31.444.045.2 63.0 1890127,09387,144214,237-39,94922.0 32.454.842.0 59.8 1891134,004100,948234,952-33,05624.1 35.560.847.9 56.1 1892135,101102,584237,685-32,51724.4 34.959.949.8 58.8 1893151,363116,632267,995-34,73127.5 38.859.457.2 67.0 1894162,103128,105290,208-33,99829.8 40.345.360.1 91.1 1895171,697143,293314,990-28,40432.4 45.645.866.3 96.4 1896202,590131,081333,671-71,50934.3 47.653.256.4 91.0 1897202,829163,501366,330-39,32837.6 47.649.761.6 85.7 1898209,579159,037368,616-50,54237.9 45.151.363.4 91.2 1899264,748195,785460,533-68,96347.3 50.969.262.5 68.5 1900211,070158,997370,067-52,07338.0 43.749.554.9 82.3 1901268,303169,657437,960-98,64645.0 55.562.559.8 85.4 ----------------------- Page 50----------------------- 续2 ----------------------- Page 51----------------------- 纯以易货贸 海关两价值 （1000两） 贸易总值指数 数量指数 易折算 （进 “实际贸 口价格和出 净进口 净出口 合 计 贸易差额 当时价值 进口 出口 口价格） 易值” 1902315,364214,182529,546-101,18254.5 56.170.965.1 82.6 1903326,739214,352541,091-112,38755.6 54.065.159.8 85.5 1904344,061239,487583,548-104,57459.9 60.669.264.0 94.1 1905447,101227,888674,989-219,21369.3 62.596.062.5 89.8 1906410,270236,457646,727-173,81366.4 66.495.364.6 83.2 1907416,401264,381680,782-152,02069.9 67.288.767.1 84.3 1908394,505276,660671,165-117,84568.9 62.772.773.0101.4 1909418,158338,993757,151-79,16577.8 70.177.192.9105.1 1910462,965380,833843,798-82,13286.7 85.079.2102.9111.7 1911471,504377,338848,842-94,16687.2 82.380.9102.1111.7 *当时贸易总值除以批发价指数。 材料来源：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表1—3；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1936 年》，第37—38页。关于1904年以前贸易材料，见侯继明 《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 展》，第194—198页。 ----------------------- Page 52----------------------- 表十七 —1910年中国主要进口货所占百分比1870 ----------------------- Page 53----------------------- 谷物、 金 属 铁 路器 总值 合计 鸦片 棉布 棉纱 糖 烟草 煤 煤油 机械＊ 其他 面粉 和矿物 材、车辆 (1000海关两) ％ ％ ％ ％ ％ ％ ％ ％ ％ ％ ％ ％ ％ ≠ ≠ 1870 63,69310043.028.03.00.040.1— 0.09— 5.8 — — 19.97 1880 79,29310039.324.94.60.10.4— 1.2— 5.5 — — 24.0 1890127,09310019.520.215.39.60.9— 1.63.25.7 0.3 — 23.7 1900211,07010014.821.514.37.03.00.53.16.64.7 0.7 — 23.8 1910462.96510012.014.713.67.74.82.01.84.74.3 1.5 3.829.1 + * 1886年前未单独记录。1903年前未单独记录。≠估计数。 材料来源：杨端六：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表五，第15—25页；表九，第43—48页。郑玉贵 （音）：《中国的 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9页。 ----------------------- Page 54----------------------- 表十八 —1910年中国主要出口货所占百分比1870 ----------------------- Page 55----------------------- 丝、丝 种子 蛋和蛋 总 值 合计 茶叶 豆类 皮革 原棉 羊毛 煤 面粉 其他 织品 和油 制品 (1000海关两) ％ ％ ％ ％ ％ ％ ％ ％ ％ ％ ％ ％ 1870 55,29510049.938.81.21.2— 0.5— — — 0.38.1 1880 77,88410045.938.00.10.20.50.20.4— — 0.214.5 1890 87,14410030.633.90.60.41.43.41.6— — 0.327.8 1900158,99710016.030.42.51.94.36.21.9— — 0.836.0 1910380,8331009.425.48.45.65.37.42.51.51.1 1.432.0 材料来源：杨端六和侯厚培等：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表四，第4—14页；表八，第32—42页。 郑玉贵，同上著作，第19页。 ----------------------- Page 56----------------------- 跌，结果贸易的记帐价值如与其黄金价值或其实际数量比较则被夸大了。表 十六列出了1870—1911年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 （以当时的海关两为单 位）和指数。 按当时的海关两计算，总贸易量从1870年到1911年增至七倍多。如上 所述，银的价值夸大了贸易的实际增长：按贸易量计算，在这四十年中进口 增至312％，出口增至307％。贸易的总增长率以当时的价值计算，在十九 世纪九十年代前是比较慢的，而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加得最快。数量指 数表明进口的增长相当稳定 （1905—1906年的猛增是日俄战争的直接结果， 不应把这两年当作典型），而出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比较呆滞，但在清朝 最后几年迅速增加。出口猛增的原因是主要从满洲输出了大豆和豆制品。如 果把1888年前的贸易数据加以调整，进口以成本、保险和运费之值计算， 出口以离岸价格之值计算，并且把鸦片和其他商品从香港“走私”入境的情 况考虑在内，1870—188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很可能出超。1888—1900年， 进口有限地超过了出口，每年平均入超40，876，000海关两。1900年以后 入超大大增加，1901—1911年每年平均达121，377，000海关两。一部分逆 差被华侨的侨汇所弥补，到1900年为止还被少量净出口的金银所弥补。其 余部分则被流入的资本所弥补，这部分资本包括上述1895年以后的工业投 资和下面将要讨论的清政府借的债款。 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是输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一项进口货， 以后则被棉布所超过。按价值算，棉布和棉纱一起在1890年以后约占中国 进口值的三分之一。棉花贸易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在上面与手工业合并 讨论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进口主要是为了供应沿海的大城市，进口多少似 乎视地方收成后的供应情况而不是视收成的一般好坏而定；这一贸易既反映 了沿海城市的发展，也反映出在供应沿海城市的外围贸易区外面种植的本国 粮食面临着拥挤的交通和高昂的销售成本的状况。中国主要进口货的百分比 列于表十七，出口货的百分比列于表十八。 丝和茶在南京条约之前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在清朝灭亡之前这 两项商品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但是它们合起来在出口贸易中的相对地位是在 不断下降。茶叶出口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商面临着日本和 印度日益激烈的竞争而又不能在产茶者和中间商内部贯彻质量标准。丝织品 出口的庞大的绝对数量说明了这一主要的农村手工业还继续有力量；同时， 豆油、皮革、面粉、蛋、蛋制品和出口增长程度稍小的皮棉却脱颖而出，这 反映了进入本世纪之际在大、中城市建立了许多小工业工场的情况。 香港名义上占中国对外贸易数量的很大部分，却又缺乏1932年前从香 港输入和输至香港的货物的数据，这样就不能精确说明与各国进行贸易的比 重。表十九提供了1871—1911年期间选择的几年每个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 中所占的未经调整的百分比，而表二十则显示了马士为帝国海关计算的每个 ----------------------- Page 57----------------------- 国家的百分比，他的计算把香港作为一个中国港口，它的进口数和出口数分 别被列入表内几个主要贸易国家的数字中。联合王国在十九世纪末之前是中 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拿整个英帝国来考虑，那么在进入二十世纪后 它仍是最重要的。英国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优势最为显著，如上所述，这是 因为从兰开夏进口了棉布，从印度进口了棉纱和鸦片。虽然英国的总的比重 依然是最大的，但也在减少。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日本的贸易由于受到 了马关条约的条款和1905年以后它在满洲所起作用的推动，发展很快。美 国和俄国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总的说是在增加。 有两种有关上面叙述的对外贸易的普遍意见涉及这里谈到的内容。第一 种是，虽然中国的世界贸易是在发展中，但到1913年，它按每人计算 （进 口合0.94美元；出口合0.67美元；合计 表十九 —18711911年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百分比 从 何 处 输 入 1871—3 1881—3 1891—3 1901—3 1909－11 香 港 32.5 36.2 51.2 41.6 33.9 大不列颠 34.7 23.8 20.4 15.9 16.5 日 本* 3.7 4.9 4.7 12.5 15.5 美 国 0.5 3.7 4.5 8.5 7.1 俄 国 0.2 0.2 0.6 0.8 3.5 德 国+ — — — — 4.2 法 国+ — — — — 0.6 其 他 28.4 31.2 18.6 20.7 18.7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输 往 何 处 1871—3 1881—3 1891—3 1901—3 1909－11 香 港 14.7 25.4 39.3 40.8 28.2 大不列颠 52.9 33.3 11.3 4.8 5.1 日 本* 1.7 2.4 7.2 12.5 15.9 美 国 14.1 12.4 9.8 10.2 9.0 俄 国 3.3 7.3 8.6 5.5 12.5 德 国+ — — — — 3.1 法 国+ — — — — 10.7 其 他 13.3 19.2 23.8 26.2 15.5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1895年起包括台湾在内。 +1909—1911年前包括在“其他”项中。 材料来源：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7—8，第65—66 页。 ----------------------- Page 58----------------------- 表二十 1899—1905年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进行的对外 贸易（包括香港）的百分比 从 何 处 输 入 输 往 何 处 1899—1903年 1899—1903年 19041905 19041905 (平均百分比) (平均百分比) 大不列颠 20.1323.9223.53 8.60 7.726.97 英自治领等 28.3326.5423.81 13.98 12.4912.44 (整个英帝国) (48.46)(50.46)(47.34)(22.58)(20.21)(19.41) 日 本* 18.2618.0616.13 12.70 15.5114.03 美 国 10.95 9.2018.11 12.92 16.0915.47 俄 国 2.54 4.313.49 13.59 13.2414.83 德 国 5.50 5.905.08 3.39 4.054.41 法 国 0.80 0.560.46 19.35 16.9716.52 其 他 13.3211.519.40 15.47 13.9315.33 合 计 100.0011.00100.00l00.00100.00100.00 *包括台湾在内。 材料来源：根据马士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 《1906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部分第 46页)中的计算。 1.61美元），在国联为之编制材料的八十三个国家中是最低的。可能在这些 计算中，1913年的中国人口数估计偏高；但即使在每个人的对外贸易值是上 面数字的两倍这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中国仍接近所列八十三个国家的末 位。库兹尼茨教授的研究著作已经指明，一国面积大小与该国对外贸易占国 ① 民收入的比重会成反比。 就中国而言，国家面积的因素更起着作用，因为 它的经济制度有着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微小的经济组织，它们由一种相对地 说未发生变化的运输体系维持着。 第二种普遍的意见是，外国货在内地的销售基本上是由华商控制和通过 传统的贸易渠道进行的，出口货的收购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轻而已。1896 —1897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 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贸易，只有上海除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 ① 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 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 及河南低级市场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在1896年，重庆有五家欧洲洋行， 其中只有一家经营在中国进口货中最为重要的进口棉制品，而且营业很小。 ① 库兹尼茨教授认为，许多小国 （即使是不发达的小国）的面积因素相对地说是造成对外贸易在国民收入 中占高比重的基础。见库兹尼茨：《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第431 页。——译者 ①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70—71 页。 ----------------------- Page 59----------------------- 重庆的棉花贸易掌握在二十七家中国商号之手，它们与三家成都商号及一家 嘉定商号一起，每年8月分派它们的代理商（他们往往是这几家商号的合伙 人）去上海，住在那里采购和装运布、纱到重庆，直到次年5月。地方的商 人则向重庆商人赊购，以供应四川的低级市场。在华南，象云南省临安府等 较小的贸易中心的商号代理商或合伙人则直接向香港的英国进口商购货，航 运的货物经过海防，在蒙自进入中国境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进入七十 年代以后，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 商埠，但位于较小通商口岸（它们是大贸易区的城市市场）的这些分行甚至 不能与中心市场一级的中国销售商发生长期的直接联系，当然更谈不上与中 间市场或基层集市发展联系了。与这些分行在镇江和汉口打交道的中国商号 高踞于传统市场结构的最上层，它们具有了解地方情况以及与低级市场发生 长期关系的有利条件。象上述设在重庆的那些商号越来越愿意直接向上海或 香港采购，因为这些地方选择货物的余地较大，它们还可以从进口商之间的 竞争和经常举行的拍卖中获益。长江的中、外轮船公司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使中国商人同洋商一样获得了有利条件。此外，1876年的烟台条约正式规 定，发运进口货的中国商人有权取得通行证 （单照），这样，名义上取得了 与洋人平等纳税的权利。在进口和销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如果说在华的 洋行逐渐变成了设在上海和香港为当时已有的中国商业体系服务的代理 商，也许并不算夸大其词。至于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本 世纪开始时起已为它们建立了由洋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甲午战争 后，一部分日益发展的日本贸易还采用直接销售的办法。但进口货的大部分 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进口货的需要是有限度的，在通商口岸以外，这种 需求几乎完全通过传统的中国市场体系来满足。出口方面的情况与此相似， 但有迹象表明外国人参与的程度稍大。通商口岸的外国出口商在每年收购新 茶时不能进行任何质量控制，这是中国茶叶在面临印度、锡兰和日本竞争的 外国市场上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在早期增加诸如猪鬃、皮革、 蛋和蛋制品等新出口货的供应方面，外国人至少起了直接的作用。 我在前面说过，传统市场体系的稳定是与技术及运输成本直接相关的。 到1911年，轮船、汽艇以及铁路深入中国内地的程度极其有限。在 1865年， 清政府禁止了曾经在太平军叛乱时期容忍过的外国汽艇在内河的航行。但是 洋人办的和华人办的通商口岸（包括长江各商埠）之间的轮船运输业得到条 约的准许，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了发展。在1874年，有17艘美国轮船、 11艘英国轮船和6艘中国轮船在长江上和在上海与其他通商口岸之间运送货 物。到1894年，轮船招商局的26艘轮船以及两家英国公司的至少51艘轮 船在这些航线上营业。较小的华资蒸汽客艇也开始往返于通商口岸与未对外 国运输业开放的内地城市之间。蒸汽客艇的普及明显地可以从在帝国海关注 册的华资轮船平均吨位的下降中看出：1882年为737吨；1892年为247吨； ----------------------- Page 60----------------------- 1900年为35吨。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提供的一笔借款，英政府在1898 年索取“赔偿”时强迫北京准许挂外国旗帜的轮船在1865年以后已被禁止 前往的内地港口通商。到1903年，共有614艘华资和外资轮船已经登记要 在内地通商，在1909年此数增至977艘，1910年增至1030艘，1913年又 增至1130艘 （华资的936艘，外资的194艘）。这些小江轮给长江和西江 两江的支流上的传统贸易航线带来了较便宜和较迅速的运输工具（在1909 年，总数中的360艘在上海注册，72艘在汉口注册，277艘在广州注册）， 但它们与仍继续进行大部分内地贸易的所有大小帆船和木筏相比，在数量上 和吨位上依然大为相形见绌。① 同样，到1912年虽然已经兴建了9，244公里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包括 1895年以前的288公里），但对清末的经济和商业体系只起了有限的影响， 这与铁路对清朝最终命运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情形相反。1912年以前 的中国铁路对经济和销售体系影响甚小，这不但是因为铁路的总里程毕竟是 非常小的，而且是因为铁路只是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才通车。此外，在民国开 始的几年铁路确实起过的作用，也被地方性的内战弄得严重地变了样，因为 内战征用铁路运兵，把收入转用于维持军阀的军队，并且忽视了对路基和车 辆的维修工作。 北京至张家口的199公里铁路是中国的工程师主要用北京— 沈阳铁路线的利润建造的，除了这个不重要的例外，民国以前的中国铁路主 要受外国贷款的资助和由外国特许权持有者建造。满洲的中东铁路（1，481 公里）和哈尔滨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干线（944公里）完全是俄国人办的企业， 只是以中国人的合股稍加掩饰而已；山东省的胶济铁路 （394公里）则由德 国人投资和经营。在1912年，铁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稍多一些在满洲；毫 无疑问，铁路对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增加满洲大豆出口和稳步发展棉制品 进口是很重要的。哈尔滨实际上是中东铁路建立起来的，而象位于其内地贸 易区缺乏水路的牛庄和秦皇岛等港口，就要依靠铁路。中国本土的主要干线 京汉铁路（1，215公里）和津浦铁路 （1，009公里），从北向南，把华北 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而在此以前，其间只有运输能力不足的运河可供 使用。虽然这两条平行的铁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种不经济的重复建 设，但总的说来，这两条在第一个铁路建设热潮中完成的铁路路线位置良 好，可以象在满洲那样开发新的领域，还可以弥补华北缺乏可供航行的河道 ① 1900 年华资轮船的平均吨位为35 吨，所以即使在1913 年1130 艘内地轮船平均吨位高达100 吨这一极 不可能的情况下，它的总吨位也只有113，000 吨。1941 年9 月，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有118，292 条大 小民船（共计850，704 吨，船员459，178 人）在汪精卫政府成立的船员协会中登记。我没有清末民船数 和民船吨位数数字的资料，但决不可能小于上述仅仅三个省的数字。见满铁调查部： 《华中的民船业》， 第134—135 页。 ----------------------- Page 61----------------------- 之不足。也许会认为以汉口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铁路网在理论上是更加可取 的，但在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时，人们不可能预见：因政治原因而象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满洲那样会重复建线；汉口和广州拖延了几十年才接通；在 1949年以前还不能往西向四川省建线。清末湖北沙市海关税务司的评论适用 于除华北和满洲少数被铁路连接的大城市以外的一切地方，他说：“沙市没 有铁路交通，但是由于它是最庞大的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体系的中心，所以 在许多年内可以用不着任何铁路。”① 看来在晚清中国的外国商人的确是在日益为中国商业体系服务，而不是 进行控制，虽然这一说法与较为普遍的观点相反。但是主要在上海和香港经 营的进出口业务几乎完全操于外国人之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不会 讲中文的洋商与来自重庆、汉口而不会讲英语的顾客或供货者之间，买办为 主要联系人。许多买办虽然名义上受雇于洋行，但自己也经营其雇主所经营 的货物的贸易。他们向中国商人购买出口货，同时对买购进口货的商人提供 信贷，这种作用使他们能得天独厚地影响进出口贸易和从中获利。许多华资 的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最初投资者，都是在上海大洋行中当买办致富的。 1911年以后增加了许多华人办的和日本人办的进出口行（显然，日本人比英 美人士更下功夫去掌握一些汉语），这个情况降低了买办在对外贸易与中国 销售体系之间作为联系人的包揽一切的地位。但是，买办制度经过一些改头 换面，还是延续了下来。 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继续占有的进出口业统治地位，得到了资助对外贸易 的在华外国银行的支撑。从1848年东方银行 （又称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 办事处起，英国人在中国实际上垄断了近代银行业务达四十年之久。两个英 国控制的最重要的企业之一是麦加利银行，其第一个在华的分行于1857年 开业；另一个是建于1865年的汇丰银行。德、日、俄、法、美等国的竞争 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外国银行资助进出口的大部分贷款是借给 洋行的；给华商的直接贷款有限。但也向“钱庄”提供短期信贷，后者又贷 款给中国商人。实际上，外国银行通过垄断对外贸提供资金，也控制了外汇 市场。它们是白银流入和流出中国的渠道，并且决定白银的黄金价格的涨 跌。在1935年前，上海市场的官方外汇汇兑率是根据汇丰银行每天的行情 作出的。 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是1896年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但是直到 1904年创办的户部银行发展为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后，中国的银行在资助对 外贸易方面才起了重要作用。在1896至1911年期间，有十六家近代的中国 的银行开业（其中只有七家继续营业到三十年代）。它们的总行和分行都设 在大城市；它们以向内地“钱庄”提供短期贷款的方式，只与内地贸易维持 小规模的间接联系。近代商业银行的业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①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第1 册第292—293 页。 ----------------------- Page 62----------------------- 才开始打入传统的市场体系，但总的势力即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其量 也是微弱的。晚清中国的大部分达到全部依靠外界贷款程度的地方商业继续 由老式银行提供资金，这进一步证明，到了1911年，除了主要的通商口岸 以外，贸易结构和促进贸易结构的各种制度设施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没有 发生巨大的变化。① ① 但是应注意到，山西票号的地位从1900 年前后大大地下降了。在1896 年后建立的一些半官方的近代银 行吸收了票号所依靠的大部分汇款业务和公众存款。 ----------------------- Page 63----------------------- 行政和经济 人们经常用沉重和随意开征的税赋、到处出现的贪污和对商业及商人的 普遍藐视等现象，来说明清代政治制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现象不 能轻易忽视，思想意识上“重农轻商”的态度特别需要探讨，这里不予赘述 （详见第八章）。但事实是，如本章前面所述，晚清在传统技术的种种束缚 内，已经具有一种复杂的、商业化的“发达”经济。在两个世纪中，这个经 济曾经养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曾经推动了对中国本部以外的广大领土的 “剿抚”，并且在十八世纪后期以前（除了1673—1681年的三藩之乱外） 已经度过了非常漫长的国内安定、相对繁荣和强有力的统治的时期。以近代 标准来衡量，加在民众身上的税赋负担还是轻的，虽然税政有时是随心所欲 的。中国也象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腐败堕落行为，但是通商口岸观察家眼中 的大部分“贪污腐化”却反映了外国人无法理解的那种非正式、但又是制度 化的陋规的情况，这种陋规已渗透到了清朝官方法典规定的高度合理化的财 政制度里面。即使商人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地位低贱，有时还过度地被迫向政 府进行“捐献”，但这不能抹杀他可能发财致富的事实。十八世纪包揽两淮 盐运的业务每年平均利润也许可达五百万两，此数由三十个大运输商和约两 百个较小的商人分润；另外有二百万两利润每年在大约三十个行号之间分 配。商人还可能很有势力，特别在农村市场结构中更是如此，因为农村中当 官的和不当官的地方上层人物都通过商人之手向商业投资或放高利贷。此 外，商人还可能很幸运，他的儿孙因为有许多余闲功夫并受到严格的教育— —也许还捐纳了初级功名——而可能进入政界。总之，对按人口计算产量相 对稳定的传统经济的维持、扩大和繁荣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政至少是 不起作用的因素，除了在重复出现的王朝衰败时期外，它们几乎从来不是主 要的障碍。 但是，如果讨论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即或是从增加每人的国民产值的 意义上说，或是从工业化（就是近代制造业部门有了迅速发展，不管有没有 按人头直接增加产量）的意义上说，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政府肯定是没有能 力提供积极的支援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财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对 采取顺应形势的行动的障碍。 ① 格尔申克龙教授曾经指出， 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最初的工业化热潮 中（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国家预算代替了受到贫困的农业部门 严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在德国和法国等不那么“落后”的 国家中，工业银行提供信贷的业务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但在清末，中国却一 样也没有。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 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 ① 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龙：《从历史角度看经济的落后性》。 ----------------------- Page 64----------------------- 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钱庄”的范围。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即半官方的 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 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当这项业务失败后，他们就把力量完全转到常见的 商业银行业务方面。以后创办的两个较小的官办银行（1908年创办的交通银 行；1904年成立并在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的户部银行），都没有向工业 提供贷款的打算。 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产生工业投资的近代银行体系的原因，归根结蒂与 使它不能以自己的预算资金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原因相同。简言之，与其行政 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当地浮在表面上的。甚至在正常 时期，帝国官僚政治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国 的社会（包括这个社会中那些构成经济的方面）中去。中央政府通常将其经 济作用只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产中比较固定的经济所得，以及保持国内安 定和防御外患以确保下一年的再生产。这个作用当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 流。但是在帝国长达两千年的不同时期中，为了摆脱经济中的消极无为状 态，曾利用过在支撑帝国制度的儒—法思想混合体中较为活跃的法家体系， 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但是，极为保守的清朝也许是特 别难以摆脱经济上的消极无为的状态的，因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异族，所以 决心通过维护儒家的正统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随着土地耕种面积的增 加 （直到1800年前后）和人口缓慢而不均匀的增长 （除去十九世纪中期叛 乱时可能有所减少外），总的经济产量当然是发展的。但对中央政府来说， 由于增加了大致是上述的两种生产因素而引起的生产发展，并不能使它取得 增加收入和增加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帝国最重要的收入（田赋）的官方税 率被康熙帝在1712年永久固定以来；各省上缴北京的份额只有在新地得到 开垦和纳入税册的情况下才有所提高，但这些增加的情况各省是很少上报京 师的。 但我们还会看到，各省和地方的税收显然仍保持着它们的适应能力，并 且随着全国产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从促使经济可能取得发展而不是仅 仅维持经济平衡的观点看，这些新资源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中央政府的官 僚集团内部依然存在着出现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虽然很渺茫），使法家 式的“经国之道”又能够东山再起，去推动各种经济发展的规划。在一定程 度上，这项工作由十九世纪后期如李鸿章、张之洞和盛宣怀等 “自强主义 者”，以及1898年的“维新派”和1901年以后清末的维新运动去做了。但 是，地方的行政直到清朝快要灭亡时明显地是儒家式的“济民之道”的发源 地。这种“济民之道”比官僚国家的利益本身更广泛，更普遍，并且反映了 地方上层人物要竭尽全力使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社会保持固定不变的愿 望。这些人接受的是以道德典范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并且赖以支撑自己的也 是这种思想。虽然儒家式的“济民之道”在1900年以后日益被掺入了反帝 的民族主义，但它还没有发展到愿意在财政上负担经济发展的程度。在这 ----------------------- Page 65----------------------- 里，不能指望有主动进行变革的有力的活动。因此，我的注意力将放在因中 央政府的无能而出现的种种情况上——它肯定是弱的，但什么也不能代替 它。 在1712年至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期间，北京政府记载的法定收 入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政府在下列年份中的岁入总数分别是：1725 年为36，106，483两；1753年为39，767，292两；1812年为43，343，978 两；1841年为38，600，750两。田赋提供了总收入的75—80％。）虽然康 熙帝冻结了田赋税率，但各省和地方的税收仍继续增加。除了上缴中央政府 为数很少的税收定额外，它们用三种办法来增加实际税收。第一种是“耗 羡”，在理论上，这是为了弥补上缴白银成色的不足和熔铸银锭时的损耗而 开征的。实际上，这些损耗微乎其微；耗羡事实上就是在康熙规定的税率以 外增税。在1724年，这项附加税得到清帝的正式批准，其中的一部分上缴 北京作为每年付给官员们的“养廉”津贴，以补贴他们微薄的官俸。但是这 项附加税的大部分收入仍不受北京的控制。第二种办法是地方官员向纳税人 加征成为惯例的各种名目的征税花销。第三种办法是州县官员可以比较自由 地在名义上应征的粮或银与每担粮或每两银的铜钱值之间规定折换比率，然 后按此比率十足征税。 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传统的田赋、盐税和关税以外又增加了两种重要的 收入来源。1854年以后成立的外国人管理的帝国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 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北京政府而不归各省掌握。第二种新税制则相反， 它几乎完全脱离了北京的控制。这就是厘金税，它原来是各省官员为了筹资 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厘金税 1853年首先在江苏省开征。到1862年，它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并且差不 多各省都已征收。在有些情况下，不但在运输线沿线征收，而且还在出发地 作为生产税或者在目的地作为营业税征收。税率悬殊很大，从货价的1％到 10％不等，而最普遍的税率是每个厘卡收2％。在各省每年向户部上报的商 品厘金税中，中央政府只能处理约20％，其余的实际都归各省掌握。未上报 的数量不详的税收当然也归地方留用。 此外，为了支付中亚叛乱、与俄国的伊犁争端、中法战争以及水灾饥荒 等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危机的费用，经户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 常的督促，最后通过提高盐税和杂税而使收入少量地和暂时地增加了几次。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帝国的收入与十九世纪中期收入相比几乎增加了一 倍，但这几乎要归因于关税和厘金税。对及时资助左宗棠军队远征和“平定” 西北这类紧急要务来说，传统的财政制度是无力迅速作出反应的，政府被迫 只能向外国贷款求助 （见第四章）。在1894年前，签订了总数为四千万两 的九笔贷款，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这些资金由通商口岸的外国企业而不是 由外国政府借给。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已经偿还了本利三千三百万两， 钱大部分来自海关收入。 ----------------------- Page 66----------------------- 表二十一所列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典型的一年北京一切来源的收 入和主要开支项目的估计数。各项收入数字并不表示实际解交京师的税收 数；它们是每年（分两次）上报户部的数额。这些上报的收入那时以货币或 实物分存于几个省，等待户部的调拨。中央的国库不编制收支综合预算。（维 新派未实现的计划之一就是要编制正规的全国预算。）相反，不断发生的开 支项目逐渐在某些特定省的特定税收中一笔一笔地支用。结果，上报总数中 的一部分由各省留用，以支付以后地方上的民政和军费开支，第二部分上缴 北京 （或根据户部的指示解交其他地方），在某种情况下，还有第三部分作 为协助款项转拨他省。这种财政制度适合于短程的运转，而传统惯例的压力 使它不能对紧急的需要作出迅速反应。由于太平军叛乱和十九世纪中期其他 的叛乱，北京对帝国各项收入来源的控制已被削弱，财政制度也严重地被打 乱。但是与清朝的最后十七年相反，由于有了新收入的支持，政府的民政和 军费开支在1894年以前可以得到解决而不用向国外大举借债，正常的收入 还进而被用来分期偿还已经借入的数目不大的外国贷款。当然，对现代化海 军和洋式军队的大量投资收益甚少，这可以从1895年以前洋务运动的军事 和工业项目所取得的微小的成绩中得到证明。 上面已经说过：每年上报北京的收入只表示帝国税收总数的一部分。中 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全国潜在的财政资源部分，基本上无伸缩余地。它没有机 会从发展的对外贸易中增加收入，因为关税率未经条约列强的一致同意，不 得变动，而且它控制盐税和各种次要税收的能力也有限。对全国的税收总收 入已经作出了几个估计数；就绝对数字而言，各个数字最多也只能说是合理 的猜 表二十一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年收支的 估算数 （库平银） ----------------------- Page 67----------------------- 收入 田赋 25,088,000 漕粮 6,562,000 盐税 （包括盐厘金税） 13,659,000 商品厘金税 12,952,000 关税 （1893年） 21,989,000 地方关卡收入 1,000,000 对国内鸦片征收的税和厘金税 2,229,000 杂税、捐纳和“贡献”等 5,500,000 合计 88,979,000 支出 中央政府行政费用、皇室津贴和满洲戍军军饷 19,478,000 海关行政费用 2,478,000 公共工程 1,55,000 现代化军队、沿海防务 8,000,000 满洲防务 1,848,000 甘肃和中亚的民政和军务开支 4,800,000 北洋水师 5,000,000 南洋水师 5,000,000 铁路建设 500,000 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拨款 1,655,000 各省行政费用、各省军队 36,220,000 偿还外国贷款的本利 2,500,000 合计 88,979,000 材料来源：贾米森： 《中华帝国财政收支报告》。 测，但合起来看，它们有力地证明了在清朝最后十年中各级每年税收总数是 上报北京数额的两倍多。最近对省一级《财政说明书》（1909年根据帝国法 令在各省成立的清理财政局的报告）的考察，表明1908年的税收总额为二 ① 亿九千二百万两。 马士在其《中华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一书关于收支情况 的论述中提出，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年收入总数至少为284，154，000 两，各级收入如下：帝国政府99，062，000两；省级政府 142，374，000 两；州县政府42，718，000两。最后，资政院编的1911年帝国“预算”估 计中央和各省的收入总额为301，910，297两（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 厘金税44，176，541，而以往每年各省上报数为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两； 非税收的收入九千二百万两）。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相反，日本在1873年修 改土地税后，把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直接置于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晚 ① 王业键：《1750—17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73—83 页。 ----------------------- Page 68----------------------- 清的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能力扩大它对收入的控制。 如果我们假定清朝后期的收入总额约为二亿五千万两，北京分得一亿 两，那么国民收入有多大部分可用于政府的支出呢？由于缺乏可靠的国民收 入资料，当然只能作出最粗略的估计。如果张仲礼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每 年国民总产值的初步估计”因对农业产值估计偏低而这里对它进行了调整， 那么十九世纪后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为3，338，757，000两上下（见前 面表一）。政府收入总额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而北京所得的那部分 ② 款项就占3%。我已经承认，这些比例有着很大的误差。记住了这一点，那 么注意到以下事实是有意义的：在国民总产值中政府消费量所占的比重在十 ③ 九世纪中期西欧各国和美国也可以找到。 不过，这些不太“落后”的国家 的经济发展用不着从政府预算中直接取得重大帮助就可以进行下去。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政府把总消费量中的较大部分高质量地用于健 康、教育和总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服务（其中包括商业服务和市场销售服 务）方面，这些服务工作可以形成一种环境，使私人在向新企业投资时能够 获利。中国的问题不但在于国民生产总值中受政府控制的部分特别小，而且 即使对这一部分，中央政府也只能使用其总额的40％。同样重要或者可能更 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部分几乎全部用于军事目的，主要是镇压国 内叛乱，同时也用来对付若干较小的外来危机。即使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中 央政府支出增加了一倍，情况依然如此；可将表二十一与所选以前几年每年 收入的例子作一比较。政府的各项劳务与原来一样，没有显著的扩大；也没 有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这些劳务的传统局限性，即限于维持秩序和征收税赋以 支撑清帝和他的官僚机器。也许在1900年后清政府受到反帝的民族主义的 激励，在思想上准备有些作为，但是政治上的软弱和财政上的紧缺，使实际 的支出只能限于如创办新的学校体系和促进工业低水平发展等方面。 1895年以后，由于三倍的赔款要求、巨额外债的偿还以及军费支出等情 况，到那时为止北京朝不保夕地大致维持的收支平衡遭到破坏。虽然意识形 态上的流行调子从“重农轻商”转到了“富国强兵”，但帝国政府仍没有方 便条件去改变它到那时为止基本上是消极的经济的作用，甚至它曾想要有所 转变也无能为力。尽管有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保守派对包括发展近代经济等 变革的抵制直到清王朝灭亡时仍是强有力的。 在1894至1911年期间，清政府向外国人签订的贷款达746，220，453 两库平银。其中330，587，160两贷款用作兴建铁路之用，以后用铁路本身 的收入偿还。虽然有几项借约给予承受抵押的外国人以实际经营特权和采购 材料时的丰厚佣金，但铁路贷款本利的偿付并不意味着给中央政府的正常收 支直接增加负担。为工业目的而借的借款都比较少，共25，517，349两， ② 我计算的政府收入或支出数中包括张仲礼予以归入绅士劳务的一部分数字。 ③ 西蒙·库兹尼茨：《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第236—239 页。 ----------------------- Page 69----------------------- 其中为架设电报线和购置设备而借入的资金为5，452，783两，杂项用途的 借款为647，812两。工业借款主要包括日本债主借给半官办的汉冶萍公司 的贷款。汉冶萍公司无力偿还这笔债款，债务越陷越深，于是就给日本提供 了借口，把正式承认日本控制该公司的内容列入1915年的“二十一条”要 求之中。 表二十二 —1898年军事借款和赔款借款1894 面 值 贷 款 者 担 保 （折成库平银两） 7% 汇丰银款 10,000,000汇丰银行 关 税 （1894年） 6% 汇丰镑款 18,653,961汇丰银行 关 税 （1895年） 6% 瑞记借款 6,217,987德国国家银行 江苏省盐 （1895年） （瑞记洋行行经手） 厘\关税 6% 克萨镑款 6,217,987克萨银行 关 税 （1895年） 4% 俄法借款 98,968,370俄法财团十家银行 关 税 （1895年） 5% 英德借款 97,622,400汇丰银行、德华银行 关 税 （1896年） 4.5%英德续借款 112,776,780汇丰银行、德华银行 货厘\盐厘\ （1898年） 关 税 合 计 350,457,485 材料来源：徐义生：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年》，第28—31页。 除了铁路建设的巨额借款外，借款主要用作中日战争的军费（119，838， 648两）以及中国必须支付这个战胜国的巨额赔款（263，176，701两）。 这些借款总额中包括几笔短期贷款，表二十二列出七笔主要的长期借款和赔 款借款。这些借款本利的偿还需要在表二十一所列的正常岁出外增支二千万 两。这些资金来自何处呢？在表二十二所列借款中，除了两笔，全部以海关 收入作担保。1895年的瑞记借款是以江苏省的盐厘为第一担保，以关税为第 二担保。1898年的英、德借款则以关税中未抵押部分 （由于以前几次借款， 这一部分在1898年数额甚小）以及在海关总税务司监督下的长江流域七个 关卡的盐厘和货厘收入作担保。但是，这还只是事情的开始。1890—1900年 每年的关税收入相当稳定地保持在二千二、三百万两上下。以关税偿还外国 借款就使户部的固定收入项目大量亏空——根据户部的计算，1900年至少亏 空16，700，000两。最后，就靠以下的办法来偿还外国借款：几次提高盐 ----------------------- Page 70----------------------- 价，减少某些官俸和津贴，提高国内鸦片的税率，增加销售税和其他杂税， 稍微增加上缴北京的厘金税数额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措施，但每个措施 都是与各省当局长期磋商的结果。借款能如期偿还，但在 1902年前，财政 制度一片混乱。较为有趣的是，中国在1898年第一次筹备发行国内公债： 共一亿两“昭信股票”，年利五厘，二十年内还清。在地方绅商抱怨这是勒 索行为的一片叫嚷声使这一试验寿终正寝以前，也许有价值一千万两的债券 已经售出。公众对清政府的“诚信”没有信心，也没有银行体系能象民国时 期经常实行的那样，以高折扣来收购政府公债。 除了每年需要偿还表二十二所列的借款外，从1902年起至少要筹措同 样多的款项以偿还每年的庚子赔款。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归还各项借款和庚 子赔款的数额每年合计达四千六、七百万两。增加支出的一部分来源来自 1902年修改关税率以后增加的关税收入和辛丑各国和约规定的由海关各署 监管的地方关卡收入。但是在清朝灭亡以前，四分之三的庚子赔款是用各省 在表二十一所列的份额以外每年多上缴给北京的田赋、盐税和厘金税收入支 付的，这件事颇给人以启发。北京每年向各省索取以前不归它控制的一千八 百万两以上的收入当然只有在外国军队实际占领华北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 能（尽管此举仍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并且仍经过了1895—1901年反复的讨 价还价才定了下来）。但从这笔资金和其他更属临时性的筹款可以得到证 明，清末的经济有着一定的储备潜力。问题在于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和政治 力量这两种因素去动员这一潜力进行生产性的投资。 在1895至1911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982， 000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 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如果把其他四笔军 事借款也包括在内，清偿款项将增至547，552，066两，但我们要考虑到军 费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并不是赔款所表示的资源净损失。）476，982，000 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 又相当于1895至1913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 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中国经济中的资金大量外流，其来源除了靠 清朝最后十年增加的海关收入外，最终还是靠增加地方税吏向民众征收并上 缴给中央政府以偿还外国债主的税收。 但是清朝没有垮台，主要原因是民众只反对过分沉重的捐税。可是以后 的情况恰恰相反。到了1911年，不但它的财政资源，而且它的政治力量都 成了没有根基和不起作用的因素。当北京政府在1900年后慢慢地开始打破 思想上的抵制而在各个方面进行“全国的开发”时，它不但缺乏必要的政治 控制 （虽然它打算取得这种控制），而且还负着外债，这些外债又优先拿走 了它借以开始进行发展的财政资源。但是取得这些外债的过程已经成了一种 不客气的教育工具，它促使政府开始去扩大其开发目标。也许这样就孕育了 一种必然要发生悲剧的因素。 ----------------------- Page 71-----------------------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传统”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地和很小规模地 起变化了。但是这些变化并不会促使人们抱奢望，以为只要经过短短几十 年，经济制度就会激烈地被改组 （即“现代化”、“工业化”）；也不会叫 人们去幻想，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的经济能够继续沿着传统路线（清朝约在 1800年以前曾以此夸耀于世）发展下去。明摆着的事实是，到十九世纪中期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中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用它可能掌握的技术（机械 的和组织的）进行发展的极限；而且到1911年时，很少新技术（“先进的”、 “现代的”）被引进和采用，也没有从内部产生。此外，不论是国家部门或 是私营部门，在思想上和财力上都无力把“经济发展”作为一项优先政策来 倡导。 但另一方面，尽管各部门和地方出现了紧张状态，但到清代灭亡之时， 还没有大量材料可以说明这个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盲，所以不能说推翻和抛 弃它的时机已经成熟。大部人的生活接近最低水平，但要着重指出的是，仍 离最低水平有一段距离。社会动乱和阶级冲突是地方性的。但是，这种骚乱 并不体现为基本的、危及全局的恶性弊病，而似乎是随着出现的那些临时 的、基本上是无规律的危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而起伏，而这些危机（例如旱、 涝、歉收、盗匪和内战、外国的侵略和官吏的贪污腐败等）并非产生于经济 制度本身。最后，由于技术没有进步，可以料想人口对土地的无情的压力威 胁着整个经济的生存能力。但是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怎样对付这个大问题还 没有提上日程。在“平年”，城乡人口都能有衣有食，尽管很贫困。 事实上，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比我们恰切地解释为经济性 的因素垮得更早，被抛弃得更早。当新的政治力量有意识地转向经济发展的 任务时，它们也许过分自信地认为，传统的经济在1949年前革命的一个世 纪中也已被破坏无遗。它们认为一旦加给人民力量的沉重枷锁被打开后，在 中国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或结构中就没有内在的东西会阻止经济的迅速发展 了。这种希望仍象幽灵那样继续附在北京的身上。 （杨品泉译） ----------------------- Page 72-----------------------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 1861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时代。西方的好战 性已有所节制，而中国的反抗也为和好所代替。在两次战争中遭受到的失败 以及英法联军于1860年占领北京竟至焚烧圆明园的事实，都使得清廷比较 讲求实际的官员们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并认识到 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当时，越来越感到“西 风东渐”以及此风的势不可遏。因此，中国接受这种现实乃是当务之急，尽 管这样做是不愉快的。一些先进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决心履行中国的条约义 务，使它的外交活动现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矿企业，并且聘用外国人协助 他们处理这一新的形势。其结果是，1861年设立了一个类似外事署的机构， 1864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一批外国外 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并且在1876年以后还向国外派驻了外交使团。到 1880年时，中国已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象所有其它国家 一样，学会了在一个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竞争。从形式 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经演变成“国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 帝国”的世界观依旧沿袭未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被弄得进退维谷的情况 下，中国于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的战争，其原因 部分是为了履行它对藩属的义务，部分则是向西方殖民列强效尤执行宗主 权。由于战争连遭失败，藩属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被粉碎， 这标志着帝国与外国交往的传统的彻底崩溃。 从西方来说，一些大国之间也出现了态度、政策和力量对比等方面的变 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外国政府和商人对新订条约中规定的特权， 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特别是英国，它这时已经断然要制止住其国民的冒险 性和扩张主义的倾向，因为担心它会陷入管理一个摇摇欲坠的清帝国的境 地。1857年印度的大暴动说明统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极其困难的，这个教训 足以使伦敦认识到，英国不应再在东方追求领土。今后的侧重点应该是在不 增加取得一个殖民地所需的负担和费用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影响，以取得经济 ① 特权和战略上的安全保障。 因此，1861年以后英国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 支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保持英国在商业上的优越地位；这就明显地摆脱了早 先的以对抗状态为特征的强硬作法。这一温和政策，再加上其它列强不断抬 头的自信力以及别国驻北京外交官们日益增加的独立行动，标志着英国在西 方对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逐渐衰落的开始，尽管这个变化是难以觉察的。虽 然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仍然居领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渐失去一度享有的那 ① 鲁宾逊等：《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帝国主义的最高峰》，第6、8、10—11、471 页。 ----------------------- Page 73----------------------- 种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在1870年以后的约一代人时期中，英国的利益实 际上受到了种种威胁，其中有日本势力向台湾扩张以及它获得琉球群岛和小 笠原群岛，俄国在新疆活动，法国并吞印度支那，最后，还有日本使朝鲜脱 离 〔中国〕——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年在中国“争夺租借地”之举打开了 门户。② 研究晚清的对外关系必须从两方面加以考察，这就是既要根据帝国主义 力量的加强以及西方主要国家和日本之间势力结构的改变这一全球背景来 看，又要根据满洲统治日就衰微和清帝国对外交往的旧传统彻底破产这一背 景来看。 ② L.K.杨： 《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5、7—13 页。 ----------------------- Page 74----------------------- 1866—1875年的对外关系 当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实行现代化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年轻的赫德和 供职于英国公使馆的代办威妥玛提出了“进步”的主张，并且在他们的影响 下，中国向外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 1866年的斌椿外交使团 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 备忘录，他着重说明了铁路、轮船、电报、矿业以及西方外交活动的种种好 处。他机智地暗示，他的劝告如果得到采纳，中国将会变强，而如果不加理 会，中国就要沦落到在国际上被奴役的地位。“旁观所论，并非恐吓之轻语。 而外国日后必行之事，并非欲害中国。各国所欲，惟愿中国能守和睦。”赫 德认为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有大益处”，因为它可以使中国越过驻 在北京的那些刚愎自用的外交官们，而和比较没有偏见的那些外国政府直接 打交道。这一步骤将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有助于“使中国和西方建立起一种 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 ①恭亲王觉得赫德“于中外情况尚能留心体察”，但觉得他的主意“亦非急 切能办之事”。② 继赫德备忘录之后，威妥玛于1866年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题为《新义 略论》的建议书，阐述兴办铁路、电报、矿业、办学、西法练兵以及派驻外 交代表的好处。威妥玛告诫说，今日之外国人与昔日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 同，所以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寻求进步，那末它的前途 肯定多灾多难。特别是，在国外派驻外交代表会带来许多好处，因为相互交 往可以使政府之间感情融洽，还能预防发生纠纷。“抑或适与某国因事较论， 中华果为有理，其余各国必须帮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劝”。威妥 玛敦劝中国在寻求指导时，不应向过去看，而要向将来看。① 由于这些推动，总理衙门决定于1866年派遣一个由正在休假的赫德为 向导的、非正式的赴欧考察团。该团由斌椿率领；六十三岁的斌椿曾担任过 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书。虽然斌椿被授予临时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 的身价，但恭亲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派往西 方搜集情报的一个公费观光团体。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 ① 中文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第14—22 页。另见赫德：《有关中国问题的札记》，载 卫斐列：《蒲安臣和中国第一次对外国的出使》，第285 页。 ① 中文资料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第22—31 页。英文原件已遗失，但H.E.沃德豪斯根 据中文翻译了其中大意；见他的 《威玛先生论中国》，载《中国评论》，卷1 第1 期 （1872 年7 — 8 月） 第38—44 页以及卷1 第2 期 （1872 年9—10 月）第118—124 页。 ----------------------- Page 75----------------------- 外交礼仪上的问题，同时也无需象正式使团那样花很多费用。该团遍游了伦 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它的新颖 面貌使它到处受到了有礼貌的欢迎。考察团回国以后不久，团员们详细记述 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不幸的是，他们的观察主要以西方的社会风俗习惯、高 楼大厦、煤气灯、电梯和机器为限；对于政治制度只是一笔带过。虽然如此， 该考察团仍然体现了中国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的努力，不过正式的公 使馆必须等到1877年才予设置。 蒲安臣使团和阿礼国协定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政府在北京执行一项“合作政策”之际， 驻在条约口岸的外国商人和中国通们却日益喧嚣地要求执行一项更具有侵 略性的政策，即开放中国全境以与西方通商，并通过修筑铁路，设置电报， 兴办矿业和其它现代企业来促进“进步”。他们的表现以及赫德和威妥玛的 备忘录引起了总理衙门的恐慌，使它以为英国人在定于1868年进行的修约 过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总理衙门焦灼地就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争端征询一 些权势督抚们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驻南京的总督曾国藩主张中国应当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 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 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不过，矿 业却是潜在的利源，中国在草创阶段可以利用外国的开采工具。他认为中国 在得到适当人选和资金的时候，应在国外设立外交使团，但是他并不关心外 交使团的活动内容，因为他认为，它们的活动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取决 ① 于所得经费的多少——的情况使它们相对地说既无用也无害。 当时和曾国 藩保持联系的湖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李鸿章为了消除朝廷的 忧虑，他指出修订条约与和平谈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着相互讨论，而不是 将一国的要求强加给另一国；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也不会招致战争，而在后 一种情况下，谈判失败就有战争的可能。因此，在快要进行的修订条约过程 中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换观点，而不会冒战争的风险。② 其实，总理衙门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伦敦当局并不赞成中国通们 力图在中国仓促实现“进步”的做法。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勋爵要 驻北京的阿礼国公使确信：“我们决不要对中国人——无论是中国政府或是 中国人民——抱这样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和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事 物；……我们必须引导中国人，而不是迫使中国人采用优越的制度。”① 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因此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但是常识 ① 参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 第1 — 4页，1867 年12 月18 日。 ①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第2 号文件第8 页。 ----------------------- Page 76----------------------- 告诉他们仍须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办法。恭亲王和文祥邀请美国退休公使蒲 安臣参加一个巡回外交使团去欧美劝说各国政府不要催迫中国加快西化速 度。蒲安臣过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时愿意充任中国的使节，于是他立即接受了 这个邀请。他说：“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 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通过它的代表）在这一变 革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② ③ 1868年5月，蒲安臣和随行的满、汉副使各一名率领使团来到美国。 他的口才和魅力感染了美国人；在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作了一次讨好的会 谈以后，他和西华德国务卿于1868年7月28日签署了一项条约。条约使美 国保证对中国的发展执行不干涉政策，规定中国派使领人员和劳工前往美 国，同时保证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居住、传教和留学。虽然蒲安臣是自作主 张，事先并未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但是北京当局对此很满意，并没有否认 这个条约的合法性。 在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了使团。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于1868年 12月28日向蒲安臣保证：只要中国恪守各项条约义务，它“可以指望得到 外国方面的克制”；英国“既不愿也不打算不友好地对中国施加压力去促使 它的政府加速发展它和外国的关系，倒是愿意促使它持续稳妥地来发展，并 ① 且在发展时英国愿意适当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该国臣民的情绪”。 当时曾 将这项保证通知了阿礼国，而且还训令他在即将进行的修约谈判中本此精神 行事。② 在取得英国方面的承诺以后，蒲安臣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麦的 一项保证，即北日耳曼联邦将根据北京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来处理与中国的关 系。在取得这些成就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患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 去世。但是，该使团继续前往布鲁塞尔和罗马，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国。 蒲安臣使团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为它的确促使西方列强允诺在即 将举行的修约谈判中执行一项克制的政策；可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成就却 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为这次出使花费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满洲官员，结果 却认为外国人是可以用高价来进行控制的，于是他们变得更加自负，对外界 刺激的反应更加迟缓了。 在就修约问题进行漫长的谈判时，英国商界人士却不遗余力地鼓吹开放 全中国，并要求在设电报、修铁路、开矿、内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 多的特权。阿礼国坚决顶住了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以温和及和解的精神进行 ② 《美国对外关系，1868 年》、第1 卷第494 页。 ③ 即志刚和孙家穀。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 （1869 年）有关不列颠和中国之间关系的通讯，第1 号文件：克拉兰顿致蒲安臣 的信，1868 年12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2 号文件：克拉兰顿致阿礼国信，1868 年12 月30 日。 ----------------------- Page 77----------------------- 谈判。在这件事情上，阿礼国曾得到克拉兰顿和有影响的贸易部常务次长马 莱特的有力的支持；后者在他于1869年5月19日提出的一份冗长意见书中， 表示拥护在中国执行一条“稳妥的路线”，以便巩固业已取得的地位，同时 ① 采取道义上的影响和温和克制的态度以求得将来的发展。1869年6月4日， 克拉兰顿实际上授权阿礼国接受中国当局感到满意的无论什么样的协定，而 等到将来“再对各项条约进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彻底的修订”。指令说：“你 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东西，女王陛下政府对此表示满意。”② 双方以对等的地位进行实际的谈判，没有军事威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 的第一次。根据谈判结果，1869年10月23日签订了阿礼国协定：它准许中 国在香港设立领事馆；鸦片的进口税按价提高2.5％，生丝的出口税提高1 ％强；并且确定了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这样英国就必须同意，如果其他列强 希望取得某些权利的利益，那么就可把这些权利授予它们。其它条款包括开 放温州和芜湖，同时关闭海南岛没有用处的琼州；在进口港对从英国进口的 纺织品增收2.5％的通行税；外国人可用自备的中国式木船在内河航行；准 许汽轮船在鄱阳湖航行；外国人有条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国内地有临时居住 权；中国方面同意采用一项成文的商业法法规。总而言之，该协定的各条条 款表现出彼此都有所让步。 总理衙门对于这样一个最先出现的平等的协定当然很得意，并且以为只 要双方签了字就成为定局了。伦敦的批准被看作一种形式，因为它与外国列 强前此订立的条约从来没有不被批准的。所以，总理衙门竭力促使朝廷迅速 通过该协定，特别是由于英国商界反对该协定的情绪在日益增长。③ 阿礼国本人对于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他在致克拉兰顿的信中自豪 地说：“我相信人们将会发现它〔该协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条约第二 十七款（或修订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标”。阿礼国承认他之所以能取得这 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应归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说：“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 的积极干预才终于使得他们 〔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放弃以前坚 持的许多条款和向我提出我认为可以接受的那些条款，这样做即使没有好 ① 处，至少也是一种可行的权宜之计。” 阿礼国得意地声称：“我们不再是 将和平的条件强加于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为相互的利益进行谈判。”② 可是，英国的商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在香港和中国的，都对阿礼国的 外交政策抱藐视的态度，嘲笑他关于把中国“当成一个有资格享受文明国家 ①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07 号文件第 355 页。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17 号文件：克拉兰顿给阿礼国的信， 1869 年6 月4 日。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 （1869 年）：阿礼国致克拉兰顿信， 1869 年10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第360 页：阿礼国致麦华陀信，1869 年4 月1 日。 ----------------------- Page 78----------------------- ③ 权利和特权的国家”的思想。 他们竭力反对协定中的各项条款，特别反对 在香港派驻被认为是一名税务官和密探的中国领事。国会收到无数的备忘 ④ 录，说明反对批准该协定的理由。 外国所采取的不赞成态度更加强了商界 的反对立场。除了美国的代办卫三畏博士赞扬该协定是“和平的胜利”外， 绝大多数其他外交官们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阿礼国还是竭尽全力地维护这个协定，他指 出，“在此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作出过这样慷慨 的让步”，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多， ① 所征收的关税也较轻。 然而，这些论证所起的作用都敌不过商界强有力的 反对立场和外国的冷淡态度联合起来的力量。继克拉兰顿担任外相的格兰维 尔勋爵断定：批准该协定将会扩大而不是减少误会和摩擦，因此于1870年7 月25日将它否决。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对中国和外国双方的利益都有损害。 总理衙门觉得，它对外国的善意和对友好的国际关系这两方面的信任被 出卖了。参加谈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国人只取而不给，谈判的条约稍不如意 就立刻不认帐。继阿礼国为公使的威妥玛认为，文祥“渴望着报复，因为我 国否决协定一事使他丢了脸和带来不便，……由于1869年的协定被推翻， ② 使馆的困难大大地增加了”。 然而，总理衙门在报告英方推翻协定一事的 奏折中，措词却出人意料的温和，毫无怨恨之意： “而外国政令，国家柄轻，商人势重，亦其实情……随由臣等尽情驳复， 仍告以如此项新约不行，则今后办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语，峻词直 斥……窥其用心，只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铜线、铁路、运盐、挖矿 诸大端，中国已经拒绝。即已允之条，复觉得不偿失，藉此迟回。”③ 总理衙门表现出的这种克制显然是它一箭双雕策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 除 人，这样做便贬低了拒绝批准协定的重要意义 ，对外国人，则宣扬了英方 背信弃义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总理衙门对它在国际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 败是不会大事宣扬的，而对外国人表示失望则是为了使他们处于守势。 ③ 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82 页。 ④ 关于这些备忘录的原文，可以查阅《中国通讯》、第4 号 （1870 年）和第6 号 （1870 年）。递呈词者 是对中国贸易感兴趣的伦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爱丁堡、丹地、曼彻斯特、麦克莱 斯斐尔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会。 ① 《中国通讯》，第10 号 （1870 年）：阿礼国爵士对有关中国条约协定进一步意见的备忘录，1870 年5 月3 日，第9 页。 ②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04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645，1873 年5 月16 日。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 第40 页，1871 年1 月21 日。 除 了前引总理衙门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一事在《实录》、《东华录》这些 清廷文献中并无记载，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文祥、倭仁、沈葆桢、冯桂芬和王之春等重要政治家 的著作中也付之缺如。 ----------------------- Page 79----------------------- 认为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之事使中国和外国列强间十年来的亲善关系 毁于一旦，从而引起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排外主义浪潮，这是夸大其 词。排外的骚乱早在1869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中国方面对英方拒绝批准协 定而表示失望的只限于一小批官吏，绝大部分民众并不知情。讲求实际的官 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在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仍表现得认真负责。排外的 暴乱主要是由那些对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一事不知底细的小士绅们煽动起来 的。因此，很难把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之事和排外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过英 方的行为肯定加深了中国人关于外国人本性贪婪、行动捉摸不定的看法。如 果说，蒲安臣的出使助长了中国方面的自满，那么，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则 又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可信赖的程度的猜疑。这两件事对中西关系同 样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②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国游历并邀请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 每个山头上”时，反基督教的活动已在全中国境内爆发了。作为一种异端信 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它让男女教徒混杂集会礼拜的作法又和 中国的习俗背道而驰，因此关于教堂伤风败俗的谣言四起 （见上卷第十一 章）。教会偏袒中国教徒以及建筑教堂时不顾历来尊崇的风水观念，这都激 ① 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屡见不鲜，而由绅士们煽动的反教 活动也时有所闻。这些活动招来了外国外交代表们即时的报复。他们（包括 阿礼国）觉得，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后果必然是“严重丧失在东方不得不赖 以办事的威信和影响”。于是在1868年8月，当扬州的一群暴民抢劫并焚 毁了中华内地会新建成的布道所后，阿礼国便派领事麦华佗和四艘兵船前往 南京，迫使总督曾国藩将扬州的地方官撤职，并赔偿损失。此外，1868年11 月当台湾暴民蓄意打破外国商人对樟脑的垄断而对他们发起攻击时，英国的 译员吉必勋和海军上尉格登便炸毁了中国设在安平的一座军事设施，并索取 赔款四万两白银。这类行动奏效迅速，但总是更加激起公众的情绪，引起仇 外心理。就连伦敦当局也认为阿礼国-麦华佗的行动违背了英国的政策，宣 ② 称吉必勋-格登的行为“应受指摘”，是“轻率的和不可原谅的”。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发难地。天津成为这次事件 爆发的现场并不偶然，因为它曾两次为外国军队所占领：一次为1858年谈 ② 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第299 页）指出：“如果说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标志了中兴的开始，那么， 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和天津教案则标志了中兴的结束。” ① 关于教会问题的优秀著作，可参阅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 — 7 章。 ② 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 第3 — 4 期（1957 年12 月）第482—483、 488、501 页。 ----------------------- Page 80----------------------- 判天津条约时，另一次为1860年谈判北京条约时。甚至在和约签订之后， 一部分英法军队仍驻扎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外国军队的存在总 是引起愤激的原因，加上法国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据了天津的皇 ③ 家离宫作为领事馆。1869年，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了维多利亚圣母院 的教堂和育婴堂。由于中国人很少把孤儿送到这所外国人办的机构，修女们 便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样就鼓励那些称为“儿童贩 子”的坏蛋去拐骗儿童。这种奖金规定以及高死亡率（因为修女们特别愿意 为生病和垂死儿童行洗礼），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谣言广为传播， 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深宅大院内对儿童施行魔法，砍掉他们的四肢，并将他们 的心脏和眼睛挖去制药。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对该育婴堂进行了调查，查明这些不着边际 的指控并非事实。后来，好斗的法国公使丰大业和他的一等秘书突然持枪而 至，要求为修女们平反。当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无力驱散时，他一怒之下 开了一枪，虽未击中该地方官，却击毙了他的侍役。这群暴徒为了报复便杀 死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焚烧了教堂和育婴堂。被杀死的有十名修女、两名牧 师、两名法国官员和三名俄国商人，还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捣毁。这次危机 使十年来的亲善和合作顷刻付诸东流。外国炮舰迅速开到天津，同时七个国 家的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彻查这一案 件。年迈多病的曾国藩接受这项艰巨任务后，不料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 更棘手。法国代办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都处 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 紧急情况下，曾国藩表现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不是一心求稳以迎合公众 的情绪，而是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 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 的案件中去。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 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他请求清廷发布辟谣声明，证 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 五名元凶处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 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 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的 思想。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正当这时，驻武昌总督李鸿章提 出了一个比较合意的解决办法，即建议将八人处死，十二人充军。李鸿章被 调来天津接办此案，曾国藩则被派为驻南京总督。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 ③ 即望海楼。 ----------------------- Page 81----------------------- 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他“外 惭清议，内疚神明”。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 和。李鸿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四十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 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八名肇事者处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边疆 服苦役。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来到法国后，不料发现法国政府因忙于对普鲁 士的战争而顾不上接待该使团。总理衙门于是命令崇厚回国。可是，当他行 抵纽约时又被召回法国，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尔 赛宫接见他时宣称：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 和平和秩序。随着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一事件便告正式结 束。① 觐见问题，1873年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驻在北京，但是他们仍被拒绝觐见幼帝。 恭亲王曾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 然外国代表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才五岁的皇帝 见面不可，但他们仍争辩说，一再推迟觐见乃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当然， 中国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中国之为天下共 主的神话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总理衙门的策略使觐见问题延了期，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 1867年秘密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该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 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声称，与恭 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交代表另有所获。至于皇帝 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统治者的礼 节。曾国藩则坚持，康熙帝（1662—1722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 敌国，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 位的敌国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员争 辩说，中国不应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它的制度规矩。 1872年，皇帝已经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们都未被邀参与盛典；这便回 避了礼宾问题。1873年2月新帝宣布亲政，外国代表又一次提出觐见的要求。 总理衙门看到不能将这个问题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们专就履行适当礼节问 题反复讨论，最后同意外国代表入觐时可以行鞠躬礼而不必叩头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国的外交官们在这天上午五点三十分钟 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点钟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此时在北京交换 ① 毕乃德：《1870—1871 年崇厚出使法国》，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卷8 第3 期 （1935 年10 月）第 633—647 页。 ----------------------- Page 82----------------------- 1871年条约批准书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乘机显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 才能，同时坚持他是大使级，接见时理应先于西方的公使，这样才能维护日 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因此他第一个受到接见，随后俄国、美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以及德国的翻译官按资历依次晋见。他们都将本国 的国书放置御案上；皇帝通过恭亲王之口对使臣们所代表的各国元首表达了 他的敦睦之谊。西方外交官们等待了十二年之久的这次觐见礼的全部过程只 ① 用了半小时。 这次觐见有负厚望，尤其是当外国代表们后来得知他们被接 见的那个紫光阁就是接见贡使之地的时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② 马嘉理事件，1875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欧洲部分地由于关税战而造成的大萧条，给 1872年以后一直衰退的对华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了打开贸易局面，英 国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过建筑和开辟一条由缅甸通往云南和长江上游的铁 路和贸易路线以打开通往中国内地的后门的老方案。 一位从印度军队中退休的军官理查德·斯普莱上尉曾于1858年首先提 出这个主张，以抗衡俄国从西北及美国横渡太平洋而来的竞争。伦敦方面反 应冷淡，但是斯普莱不屈不挠地向每一届新任外相提出这个建议。1859年任 外相的鲁塞尔勋爵指出，“斯普莱是一位喜欢胡思乱想的空想家，……他的 ③ 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然而不切实际”。 外交部门确信， 这样从后门闯入的作法只会制造麻烦，不会带来商业上的好处。1874年，高 级官员中唯一对该计划抱有幻想的索耳兹伯里勋爵执掌了狄斯累里外交部 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对提议的这条路线进行勘查，并请求外交部指 示驻北京的公使争取中国的许可，以便从缅甸派遣一个探路队进入中国。 虽然采取这条路线进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怀疑，但是威妥玛发现中国政 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请求，并允许英方副领事、二十八岁的马嘉理沿长江上 溯，前往迎接该探路队。马嘉理虽然知道中缅边界有一帮出没不定的人对外 国人怀有敌意，同时尽管有中国当地官员对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险前往边境 上的八莫，等待来自缅甸的探路队。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就在该地遭 到伏击而被杀害。 虽然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外国人由于自己冒险而置身于危险之地，所 在国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英国政府却执拗地要中国方面负责，并指令威妥玛 ① 《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第1 号， （1874 年）：《有关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国代表在北京觐见中 国皇帝的通讯》 ② 例如1839—1843 年、1845—1848 年、以及1864 年的贡使接见都是在这里。见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 序观：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62 页。 ③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15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470，1859 年11 月22 日。 ----------------------- Page 83----------------------- 向中国索取赔偿。奉令后劲头十足的威妥玛要求彻查这一谋杀案，抚恤死者 家属，另派一个勘路队，并对署理云贵总督（肇事地点即在他的治下）进行 惩处。他还就觐见的程序、过境税、对外国外交官的礼遇以及派使团前往英 国道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节外生枝的要求。北京答应调查此案并同意赔款， 但对其他问题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威妥玛急不可耐地将使馆人员撤到上海； 这时盛传他已和俄国公使达成一项盟约，说英国要从印度调来军队，而俄国 将从伊犁出兵，威妥玛则在谣言声中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 为了避免关系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焘率领使团去 英国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劝说威妥玛恢复谈判。赫德机灵地吓唬威妥玛 说，郭嵩焘可能在伦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取消威妥玛一切邀功请赏 的机会，这时英国公使才同意和李鸿章在烟台的避暑地会晤。1876年9月13 日，烟台条约的缔结使马嘉理事件获得解决。条约的第一部分规定派遣一个 使团前往英国道歉，并向死者家属赔款二十万两白银。第二部分规定应制定 有关中国政府和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条款。第三部分规定开辟四个新的通 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应为豁免厘金税的区域。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 直到1885年英国政府才批准这个条约，反对来自以下几方面：（1）美、德、 法、俄各国，它们都批评英国采取单方面行动； （2）英国商界，它争取全 部取消厘金税； （3）印度政府，它反对提高鸦片税。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使团变成了中国派 驻海外的第一个中国使馆。郭嵩焘是李鸿章的朋友，时年六十，思想开明， 他在赴英国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职。当他于1877年2月8日向维多 利亚女王呈递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后，便在伦敦设立了中国公使馆。两年后， 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也设立了使馆。到 1880 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中国对西方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迟迟作出对等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个原因。从制度上说，它从不向国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驻使团，而只派遣过 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它们在国势强盛时出去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 朝贡国，而在国势衰弱时出去向夷狄种姓求和或与之结盟。从心理上说，大 多数满洲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蒲安 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 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 了玷污。当一位大学士被问及“当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长办理外务？”时，他 ① 回答说：“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御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绅士和 官吏们总是反复强调，历史上总是用夏变夷，没有用夷变夏的。他们鼓吹保 守主义，反对现代化，指责对外交往为有失体统。这种保守的气氛和心理上 的惰性是如此强大，致使中国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障碍和对西 ①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 年》，第202 页。 ----------------------- Page 84----------------------- 方所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对等的反应。 ----------------------- Page 85----------------------- 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 “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 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 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 ① 义务” 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 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 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 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 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 （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 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 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 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 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洲统 治者与明代诸帝不一样，从未想过要把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 来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和清王朝之间建立官方关系，便派 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要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有意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 条约。保守的官吏们反对与一个先前的朝贡国结成条约关系，因为这样做会 为朝鲜、安南等朝贡国开了先例。他们还引用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过海盗 活动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间的到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想 在中国捞取好处。与此相反，进步的官吏们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 关系。李鸿章说，虽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贡国，但它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 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并未受某一 个西方强国的指使或帮助，这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国不 应当对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况，在日本有众多的华侨，中国每年要从日本 进口大量的铜，而且日本又是近邻：这些情况又促使李鸿章提出应与日本建 立平等条约关系的建议。曾国藩赞同他的上述观点，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贸易 ① 海斯： 《1871—1900 年实利主义的一代》；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 年》。 ----------------------- Page 86----------------------- 的互利性质，它与中国-西洋之间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贸易相反。他赞成 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推动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 商章程，其中规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 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 （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 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 （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国当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批准书， 实际上是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探测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态度。1871年后 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土著民杀害，日本想借机试图维 护它代表琉球人发言的独占权利。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琉球的地 位问题，便这样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从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 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 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南部则仍由琉球国 王治理。琉球作为一个藩属，每年向萨摩藩主纳贡，还定期向设于江户的幕 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主渴望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还是让琉球 继续当中国的朝贡国。萨摩藩主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权，但又允许中国派使 去执行册封典礼。清代共有八批这样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 1866 年；当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人被发 现。虽然中国使者也能觉察到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 球的双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国朝贡的一个藩属。①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说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 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湾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中国从来 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 臣争辩说，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是以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为根据的；既然中 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土著民，他们就不受中国管辖，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 动也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随后，日本政府便决定派出远征军，并于1874 年4月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 这一行动与效尤西方帝国主义路线的明治时代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是紧密 配合的，它转移了国内提出要实行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并且满足了原来的武 士们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要求。 面临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沈葆桢明 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 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试图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西乡从道拒不 ① 境健次郎：《作为萨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端：《清代对琉球诸王的册封仪式》，均载费正清：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112—134、135—164 页。 ----------------------- Page 87----------------------- 遵守协定，这一企图失败了；1874年9月10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 主持这项谈判。 大久保一再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治理，这便证明中 国没有主权，因而日本人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坚 持，中日关系不应以国际法的总的准则为依据，而应以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 方拥有的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大久保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 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台湾土著民。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 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这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中国同意赔款五十 万两 （合75万美元），其中以十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万两用来 收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 责；这一让步含蓄地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驻日本的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 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犯付出报酬。这件事 明显暴露了中国的软弱，并招致了外国的进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并吞了 琉球，将它更名为冲绳县。 伊犁危机，1871—1881年伊犁，俄语称作固勒扎，是中国的一个府，下 辖与俄属突厥斯坦边界相邻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个城市 （参见上卷第二 章）。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在战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 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西 方的军事专家们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会 引起所有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如愿以偿地缔结了伊犁条约，他们获 准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 税贸易。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 益向伊犁逼近。俄国人利用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 乱，准备进入这一重要地区。 新疆回民之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当局的腐败 （参见第四章）。 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象一个军事殖民地那样由驻在伊犁 的将军统辖，辅以一些副将军、皇室代理人以及驻在各重要据点的大约21 760 名士兵。担任高级文武官员的几乎全是满洲人和旗人，他们通过称之为伯克 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穆斯 林。满洲征服者将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 强迫他们交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满酿成了叛乱， 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去的、原为世袭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 （和卓）则一直热中于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国征服以前，玛赫杜姆 家族的阿法其 （白山派）系的和卓们曾一度统治过喀什噶尔（新疆南部）。 他们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 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起义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当清王朝衰 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之乱之际，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发起了攻 击。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过分软弱，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 ----------------------- Page 88----------------------- 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一些叛乱，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 施 （参见上卷有关章节以及本卷第四章）。徐 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 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 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 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装。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 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 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 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 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 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 ② 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1871年7 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派兵占领了伊犁。 圣彼得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 国的一种友好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会恢复它 在新疆的统治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同时也为了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 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 效尤。俄、英两国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由此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清政府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 题。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镇压陕、甘的叛乱者。可是在他 率军出征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负起 了这项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 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当左宗棠的军队正准备进击新疆时，上面提到的与日本 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从事变结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它亟需加 强海防。中国这时面临着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既实行一项大胆的 海军计划，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紧接着便展开了一场大争 论。 海防与边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 到惊慌。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 则更难对付将来的麻烦。”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 只的海军，编为三个海军中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 徐 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第18—22 页。 ②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 页。 ----------------------- Page 89----------------------- 日本的威胁比俄国的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 取消新疆之役的计划，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 （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 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 （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 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 （3）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 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 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 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 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 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 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 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 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 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 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 （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 着屏障北京的蒙古； （2）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 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 （3）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 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 放弃； （5）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左宗棠警告 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①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 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因此， 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 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 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3月间便移节肃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 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 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 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 的讨论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身死。他的 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到1877年底，除 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 ① 徐中约：《1874 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 （1965 年）第212—228 页。 ----------------------- Page 90----------------------- 的条件。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 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 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 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 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 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 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1873—1876年间业已明显暴露 的俄国经济危机。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 会组成。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 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 他几条要求。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 还是被否决了。纳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 然没有准备。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 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 戒备。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 迫的家务。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 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 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 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 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 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 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 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 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 ① 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 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 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 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②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 纳 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 第38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17 第16—19 页。 ----------------------- Page 91----------------------- 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 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 （1837—1909年）所呈，他奏称： “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 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 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 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③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 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 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 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 信求情，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 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 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 力。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 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 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 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 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 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 的邀请电。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 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 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他 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 据，认为战争不可取。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 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 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 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 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8 第18—22 页，1880 年1 月16 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 Page 92----------------------- 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 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 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 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 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 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 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 ① 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 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 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 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 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 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 为九百万卢布 （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 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 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 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 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 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 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 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 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 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①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 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 年——即汉武帝时 （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 唐代 （公元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 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 个重要的朝贡国。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 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维纽 科夫和V.拉德洛夫。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 页。 ----------------------- Page 93-----------------------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 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 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 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 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 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 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 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 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 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 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 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 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 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①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 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 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 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 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 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 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 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 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 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 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 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 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 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 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 （公元1090—1155年）。① ① 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① 伊斯特门： 《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4 期 （1965 年8 月） ----------------------- Page 94-----------------------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 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 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 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 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 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 （二） 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 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 （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 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 ②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 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 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 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 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 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 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 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 上校福禄诺于1884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 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 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 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 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 朝廷。①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 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 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 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 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 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 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 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 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第604—605 页。 ②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 册第1070—1071 页。 ① 伊斯特门： 《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 — 5 章。 ----------------------- Page 95----------------------- 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月份她 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 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 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 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 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 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 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方驻 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 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 白银，并欠债约两千万两。①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 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 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 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 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 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 国。1886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 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 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① 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 Page 96-----------------------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两代又是中 国的头等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 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至1894年， ① 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 由于受中 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 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与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 关系。实际上，自1637年以来，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 本交换使臣外，它和其余国家并无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的王国”。 朝鲜的开放 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 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宫廷曾于1786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加以禁止； 除了对航船遇难给予方便外，宫廷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这一毫不通融 的立场，在幼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于1864年摄政以后变得更加僵硬。1866 年2月，大院君又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造成了对外国教士们的一场屠杀。 10月份，法国驻华公使未获巴黎批准，迳自派讨伐队前往朝鲜。法国军队占 领了汉城南面江口的江华岛，可是在城外战败而退去。同年8月，一艘美国 商船“谢尔曼将军号”驶抵平壤，以炮轰相威胁，要求通商。这艘船的行径 如同海盗，它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也被杀。1871年，美国国务院命令 驻华公使镂斐迪调查此案。他随带五艘兵船前往。美国讨伐队要求在江华岛 附近进行谈判被拒绝后，就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汉江。当朝鲜的海岸炮台开 火轰击时，美国人也还击，大肆轰击江华岛。美国人由于没有受权作战而随 即撤离。朝鲜人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既打赢了法国人，也打赢了美国人。 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在1867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 和解。到了1879—1880年时，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 ① 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1603—1867 年）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便改由东京直 接掌管了。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 都被大院君拒之门外，因为他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而且认为日本天皇 僭越“天皇殿下”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 为了报复这次冷遇，日本领袖们决定于1873年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 ① 全海宗： 《清代和朝鲜的藩属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90—111 页。 ① 如要研究改变中的中国方面的立场，可参见芮玛丽：《清代外交的适应性：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经过》， 载 《亚洲研究杂志》，卷17 第3 期 （1958 年5 月）第363—381 页。 ----------------------- Page 97----------------------- 这一行动将起到这些作用：（一）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转移 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 （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利的挑战， 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三）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四）为1592 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 消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行一次对外冒险。 不过，在1875年还是派遣了一支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当日本人在江 华湾遭到袭击时，他们便进行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 ② 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探听中国 的反应。这时，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朝 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开放 朝鲜，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 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条约载明：（一）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 等之权； （二）互派使节；（三）开放三口对日通商；（四）日方在这些口 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中国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 利。 日本继在朝鲜的行动之后又于1879年并吞琉球群岛，这更使中国决心 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以抵消日本的影响。北京责令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 以便在商业上和外交上着手对西方开放朝鲜。1882年，他派遣马建忠和海军 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鲜，目的是介绍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进行缔约谈判。 1882年5月22日签订了美-朝条约：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设领 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是朝鲜另发单独的声明，自称为 ① 中国属邦。此后数年朝鲜和英、法、德各国都签订了协定，并且它也按照 中国模式着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尽管步子很慢。 国内暴乱和国际政治② 高宗于1873年开始亲政以后，他的“闵妃”（出身于有影响的闵氏家 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她借此权力实行改革，而且还雇用了一些日本 军官来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决心削弱她的影响，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 满情绪，于1882年煽动他们攻打王宫和袭击日本使馆。闵妃幸免一死，日 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公使逃回本国；大院君重新掌权。 丁汝昌提督和马建忠到朝鲜调查此案；为了防止日方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 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将他送往中国监禁。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 鲜国王同意向日本赔款五十五万美元，派使团道歉，并允许日方在使馆内驻 ② 此人即森有礼。 ① 因为如果将这项声明载入条约，美国参议院就会拒绝批准该约。 ②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情况，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 Page 98----------------------- 军和筑兵营。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 利。 1882年暴动以后，李鸿章率先积极行动，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 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朝鲜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 并送给朝鲜政府一批洋枪。李鸿章任命一名中国的商务代办以监督朝鲜的贸 易，并指令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充当德国驻 天津领事的穆麟德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 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后，朝鲜人中的亲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袁世凯 和亲华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却竭力鼓吹朝-日友 谊，并操纵金玉均所领导的亲日派。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 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试图在12月4日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 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当即平定了叛 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但是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鲜索取赔 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来 和李鸿章商谈，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于1885年4 月18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一）中、日两国应于四 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 （二）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 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三）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 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这一协定实际上 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 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 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 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 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 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 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 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正当中国 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1894年 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 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1894年3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 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 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 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 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 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 Page 99-----------------------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东 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 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 仰。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 1864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 斩首。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 士。1892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学党人利用群众性抗议官僚贪 污的机会，策划了一次暴乱。当朝鲜宫廷要求中国出面援助时，日本公使怂 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 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东京却作了充分行动的准备，因此中国人刚刚协助扑 灭东学党人，八千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于朝鲜。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改革内 政，但是朝鲜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指令答复说，只有在日本军队撤出朝鲜后， 它才能进行改革。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 和平解决。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谅解时，李鸿章就转而请求英国调 停。伦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 难。3月间接替格兰斯顿当政的罗斯贝利勋爵“很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动荡 ① 局势”。 最后他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 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曾对美国的和平呼 吁置之不理，现在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国延误了军 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下令向朝鲜增 援。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护送援军的消息后，便在1894年7月25日将中国向 ② 英国租用的“高升号”轮击沉，使九百五十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8月1日， 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了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所作的一次 较量。在陆上，日方在平壤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 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 是并非所有船舰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 ① L.K.杨： 《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6 页。 ② “高升号”是中国当局租用的一艘英国轮船。它被击沉之事曾激起英国国内某些愤慨，由于日本允诺负责 赔偿该轮，并保证英方在华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见L.K.杨前引著作，第16 页。 ----------------------- Page 100----------------------- 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不仅 如此，中国舰队虽然吨位超过日方，可是它们都陈旧过时，速度也较慢，无 法与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舰队匹敌。这两支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 口外的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战斗一开始，中国海军就陷于混乱状态，当 时旗舰管带取消了其上级——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战斗队形的命令。当 旗舰因第一发炮将飞桥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国顾问受伤时，舰队便群龙无 首，失去领导。一位当过陆军军官的德国顾问担任指挥，可是很不得力。在 五个小时的交火中，中国方面损失了四艘船舰，伤亡一千余人。而日本方面 只损失一艘船舰。 残存的中国船舰撤退到旅顺口，然后又撤到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 方由陆路攻占了大连和旅顺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1895年2月，当 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的炮火转而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船舰 时，中国的失败便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职，他的僚属纷纷投降 （见第四章）。 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却落得这场耻辱的失败，这使李鸿章无法逃脱严 厉的指责。他辩解说，单靠北洋舰队和淮军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 胜，但是这种托辞未能使他免于撤职和丢面子。 和平谈判 1894年11月，重新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首先采取和平行动，要求美 国公使出面调停，提出中国愿意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日方这时已占领了旅 顺口和大连，正在威胁满洲和辽东，觉得这样的让步尚嫌不足，但却表示愿 意进行和谈。清政府于1895年2月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前往广岛，要求会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但是日方拒绝接待，坚持说他无 议和的“全权”。清政府在北洋海军战败以后，求和心切，即派李鸿章为头 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含日本国内各界人士的要求。陆军坚持要割让辽 东半岛；海军要求将台湾作为日本在南亚作战的军事基地。进步党主张日本 应控制山东、江苏、福建和广东，自由党人则力主割占满洲。财政当局要求 巨额赔款。最后提出的方案把重点放在朝鲜自主、赔款、割让领土和取得通 商通航特权这几个方面。 在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强调中日两国应该承认有同文同种的关系，作 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亚洲人，他们也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应互相拆 台。李鸿章想利用他七十三虚岁高龄这一点在他的年轻对手面前赢得某种心 ① 理优势，但未能收效。 就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遭到一个日本狂热分子的 ① 李鸿章的策略具见于马关和谈的会谈记录中。参见《马关议和宗旨谈话录》，载程演生：《中国内乱外 ----------------------- Page 101----------------------- 狙击。虽然伤势不是致命的，但是这件事使日方很尴尬，因为日本政府耽心 此事会促使西方列强进行干涉并站在中国一边。日本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诊 治，日本政府主动宣布休战，并将赔款从所索取的三亿两减至二亿两。日本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指出，“李氏的不幸倒成了大清帝国之幸事。从现在起， ② 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容易了，中日战争亦将停止进行”。 1895年4月17 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一）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 国朝贡；（二）向日本赔款二亿两；（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四）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 工厂，从事工业和各项制造业。 中国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李鸿章被指责为卖国。当时驻南京的总督张 之洞反对批准条约，一些聚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几次上书，要求清廷废约，继 ① 续战斗 （见第五章）。 但是清政府不顾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在1895年5月 8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台湾岛上的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抵制割让他们的岛屿；这个岛屿自中法战 ② 争以后已改为行省，而且经过首任巡抚的努力经营已在现代化方面有了相 当可观的进展（见第四章）。5月25日，岛上的领袖们宣告独立，并宣布台 湾为共和国，改现任巡抚为总统。在清政府的代表——李鸿章之子李经方— —的压力下，再加上日军的行动，这一地方性运动终于在1895年10月被镇 压下去，台湾转归日本统治。 今天再来估计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 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 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 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 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其 次，中国方面事权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全国范围的动员。总理衙门、 地方当局以及不负责任的清流党官员各执一词，主张互异，使得清廷难下决 心。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他 所辖范围以外的舰只和军队 （见第四章）。 第三，清廷的腐败和北洋水师指挥的昏庸，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 的命运。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两建造颐和园的行径，她对太监的信 任以及世风普遍败坏，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李鸿章在北洋水师中选用 僚属只凭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和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方正与否， 因此在北洋水师指挥部中不正之风盛极一时。许多将领都向阉宦总管李莲英 祸历史丛书》，第5 册。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464—465 页。 ① 在1895 年4 月30 日的请愿书中，签名的人数有1200—1300 人。 ② 即刘铭传。 ----------------------- Page 102----------------------- 讨好，用贪污的公款给他送礼，李莲英又转而庇护他们的不法行为。尽管北 洋水师貌似强大，实际上已不堪一击了。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 他在决心作战以前曾使尽了外交手段。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迷信个 人说服本领；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 时，李鸿章便转向英、美求助，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 Page 103----------------------- “瓜分中国”的危险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 有辽东半岛将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 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俄国对日本登上亚洲大陆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觊觎 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所以就鼓动了这次干涉。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伯 爵强调指出，“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 ① 点”。 因此，俄国决定要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决定采取任何 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参加俄国这一行 动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国，还有很愿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以期减 缓它对欧洲的压力的德国。为了使这项劝告更为有力，俄国召回了它驻在中 国和日本港口内的舰只，宣布海参崴为战争地带，并在该地集结军队。英国 执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为辽东地区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英 国首相罗斯贝利害怕对日本用兵。① 早在和约签订以前，伊藤和陆奥宗光就已认为欧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 日本应克制对大陆的领土要求。然而日本的军界却坚持割地是战争胜利的主 要标志。这时，日本在三国干涉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拒绝警告，不惜一 战；（二）就辽东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三）接受三国提出的主张。1895 年4月24日，御前会议赞成第二项行动方案，但是外相陆奥宗光反对，因 为他耽心西方列强可能乘开会之机改动和约的其他条款。最后，日本政府决 定由中国付银五千万两赎回辽东。列强将赎款减为三千万两，于是李鸿章便 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董于1895年11月4日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由于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应允在还债第一年借银一亿两给中国偿 付对日赔款，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激。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八千九百万 两，在此情况下它几乎不能偿付这样一笔巨额赔款。1895年，北京向俄-法 银行财团借款四亿法郎，利息为四厘。随后于1896和1898年，又向德-英 银行总会借款两次，每次一千六百万英镑，利息分别为五厘和四厘五。 中俄秘密结盟 由于俄国表现的友谊给人留下了好感，中国的高级官员们纷纷赞成联 俄，以保证将来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74年的争论和1878— 1881年的伊犁危机中已表现出亲俄倾向的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没有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亚莫林斯基翻译并编辑的英文译本，第83 页。 ① L.K.杨： 《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18 页。 ----------------------- Page 104----------------------- 帮助中国颇感失望。此事促使他把联俄看成未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结 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联俄方针。 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 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 短三百五十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饯，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 和平渗透的政策。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 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可是， 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 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 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 冕之际实现了。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 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据说沙皇曾 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 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 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 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 ① 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 因此，沙皇派 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 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 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这 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 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李鸿章暗自欣赏这 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 俄双方都有利。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 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二）中国划出一片土地足够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地 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设置警察权。满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该铁 路；如满八十年则可无偿地交还中国。 （三）日本如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在远东的土地，中、俄两国应互相 援助。 据传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至少第一笔报酬似已付 清。维特否认有此事，不过即使此事属实，这笔贿赂在李鸿章思想中也不是 决定性的，因为他来到俄国的明确目的就是要缔结一项密约。李鸿章热衷于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7 页。 ----------------------- Page 105----------------------- 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 约将使中国二十年无事。但是，和平维持不到两年。 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 了所有其它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 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 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词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德国人随后 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 （在1897年11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 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 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 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1897年12月， 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 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 二十五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 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曾付给中国方面的 谈判人李鸿章和张荫桓一笔酬金，以酬谢他们与俄国人的勾结。这时俄国人 占了辽东半岛，而这是三年前中国花了三千万两库银从日本赎回来的！ 割地的狂潮这时正式开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租借 ① 了展拓的香港新界，为期九十九年；还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 ② 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 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 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 南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没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 国，当时正因对西班牙战争和菲律宾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未能采取任 何行动。瓜分中国的危险加速了国内的戊戌变法运动 （这本身是一个大题 目，参见第五章），同时也导致美国宣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 虽然英国声称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范围，但它还想提出在其他列强享有 特殊势力的地方进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英国是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 ① L.K.杨： 《1895—1902 年英国对华政策》，第70—71 页。在作出决定以前，内阁曾举行五次长会进行 讨论。 ② L.K.杨： 《1895—1902 年英国对华政策》，第91 页。英国只愿承认它在中国有利益范围，不承认有势 力范围。 ----------------------- Page 106----------------------- 一，不便单独提出这一想法，于是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 历史“清白”的唯一大国。先在1898年，然后又在1899年，英国驻华盛顿 公使提请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起一个在中国实现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是， 美国人直到结束对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后才对此事感到兴趣。当时，中国海 关的一位英籍税务司贺璧理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相信这个主意是明智 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是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事务顾问。海约翰于1899 年9月将柔克义起草的照会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国 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它包括三个要点，总而言之是要维护条约制度， 其内容有如下述： （一）一国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 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 民。 （三）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 税则办理。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每个国家都观望着其它国家的 态度，可是海约翰仍然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 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当义和团起事时期“门 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在1900年7月3日发送了第二次照会， 补充了包括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这完全是一项表态 的声明，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响应。 “门户开放”只是关于一些原则的宣言，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 国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它。可是在宣布了这项政策之后，瓜 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 因为帝国主义者害怕他们之间会造成对抗和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 清帝国，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 Page 107----------------------- 义和团起义 在百日维新的最后时期 （参看第五章），发生了1898年9月的宫廷政 变，它一举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稳健派，恢复了反动的满人政权。荣禄和裕 禄及启秀等其他保守派都进入军机处，大学士刚毅日益得到太后宠信。这些 人主张搞强硬政策，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 年2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拒绝这一要求；当 10月份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时，太后就把这项新政策看成是正确可行的。1899 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 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 帛，专恃折冲尊俎也。”①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 手，在1897—1898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 由怨恨外国人。外国人同情1898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 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 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 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 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 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 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 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 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 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 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 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 责罚教民之事。”① 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他们自封 为儒家礼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 举行传统仪式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忿恨。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3 第5 页；英译文载谭春霖：《拳乱》，第32 页，译文略有删节。 ① 参见《总署遵议教案章程奏》，光绪二十二年。——译者 ----------------------- Page 108----------------------- 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 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 绪的一个基本原因 （参看上卷第11章）。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 境地。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 险，进步分子则提出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革来拯救民族。然而，反动派和愚 昧无知之流则主张消灭洋人。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 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 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外国进口货的涌入和固定不变的海关税率，看来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凋 敝。随着饥馑驱使许多人成为匪盗，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很 多贫民最初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最后却把怨恨转到外国人身上，因 为叛乱者是外国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 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4 年），洋式企业和工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引进了中国。 外国铁路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不能与 当时正在修建的铁路竞争，成千上万依靠这些运输体系为生的人担心失业。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 苦的生活所困扰。很多中国人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其经济控制而 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困难又伴随着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几百个村 庄；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此后，1900年在华北又发生 了严重的干旱。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学者、官员们谴责外国人，他们 坚决认为，这是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 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 普遍地破坏了风水（虽然这很神秘），打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迷信、 极端的经济萧条以及对外国人到来的普遍不满的总气氛下，一场排外的大运 动在1900年爆发了。 义和拳的起源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 传统的武术而得名。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1796—1804 年的起义）有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1808年的一道上谕首先提到了义和 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但它不顾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东、河南、江苏、安 徽和直隶各省继续活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传统的反清组织也表现了 排外性质，立誓要杀掉洋人及其中国的帮凶。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团体都 ----------------------- Page 109----------------------- 有它自己的头目。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25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 十足权威的头目领导。教练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个来说是简短的，一天 之内就可完功。义和拳称头目为“老祖师”，小头目为“大师兄”和“二师 兄”。称洋人为“大毛子”，中国教徒或那些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 ① 那些用洋货的为“三毛子”。所有的“毛子”都要被消灭干净。 义和拳信奉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的人物。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 迷信的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术。他们声称，通过巫术，符咒和仪式，他们 能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枪不入，飞檐走壁，且有神兵天将助战。 因为他们排外，他们宁可用旧式刀矛，而不要枪炮。 虽然在1899年秋天，有些义和团头目变得亲王朝了，但并不是它的所 有组织都具有这种思想。有一个组织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另一些 组织则大部分是些歹徒，对此事并无一定的看法。当义和拳拳民于1900年 夏被朝廷传唤到北京时，亲明的一队人袭击了外国使馆，但又秘密地集结力 ② 量妄图推翻满洲朝廷。 然而，在决心消灭洋人及其中国帮凶时，各派义和 拳组织又结合在一起了。 宫廷对义和拳的庇护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义和拳中的一支——“大刀会”——在山东巡抚李 秉衡秘密鼓动下，在山东特别活跃。李秉衡认为，基督教徒要对义和团正在 挑起的骚乱负责。他一直认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压百姓”。他建议 对拳民进行招抚而不要镇压。当两名德国传教士在1897年被杀害 （德国人 就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时，李秉衡便在外国人的压力下被撤职。毓贤后来 于1899年3月被任命为巡抚，他也是袒护义和拳和大刀会的：他命令他的 下属对传教士及教民的申诉和控告置之不理。在他的庇护下，拳民遂打起了 “扶清灭洋”的旗号。巡抚资助拳民，邀请他们来训练士兵，而且将他们改 名为义和团，作为官方支持的“团练”的一种形式。官府的支持给他们壮了 胆，拳民对传教士和教民的袭击便日益频繁起来，但毓贤却继续向朝廷奏 报，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朝廷接受了这一判断，而且在它的多次声明 中排外的腔调愈唱愈高。① 当1899年12月外国的压力迫使朝廷撤换毓贤时，他前往北京劝说端 王、庄王和大学士刚毅，以支持义和团的武装为宜。这些反动之士把他们的 思想禀告给慈禧太后，灰心丧气的太后一拍即合。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而 ① 对义和团的介绍系根据劳乃宣： 《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载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4 册第433—439 页。参看徐中约：《近代中国的兴起》，第465—467 页。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589 页。珀塞尔：《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第九、十章。 ① 谭春霖： 《拳乱》，第46、59 页。中文原文载《大清德宗实录》，卷439 第23 页。 ----------------------- Page 110----------------------- 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被告诫不要惩处拳民。但是袁世凯拒绝照办，并成 功地将山东的义和拳运动镇压了下去。 朝廷继续偏袒拳民，并于1900年1月12日下令宣布，练武自卫的百姓 不得被视为歹徒。“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 ① 古人守望相助之义。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这道上谕和4月份 另一同样性质的上谕进一步助长了拳民的活动；5月，拳民在直隶省高洛村 搞了一次大暴乱。总督裕禄得知太后暗中庇护拳民，就没有要求惩罚他们， 朝廷也未采取惩治措施。拳民越来越胆大，他们毁坏铁路和电线，把这些东 西当作外国人奴役中国的象征。 1900年5月，朝廷考虑把义和拳办成民团武装，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 阻挠。然而，慈禧太后对拳民具有神通的报告印象颇深，便把他们召到了北 京。他对义和拳的头目们嘉勉备至，并命令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宫廷侍从学 习他们的武艺。王公贵族当时都聘请拳民守卫住宅，而且有些正规军也加入 了义和拳。 高涨的排外主义浪潮，促使外国使节于5月28日从大沽口外的舰只上 调来军队。总理衙门企图限定每个使馆只能有三十名卫队，但在6月1日和 3日，到达北京的第一批队伍却包括了俄、英、法国人各75名，美国人50 名，意大利人40名，以及日本人25名。 5月29日，朝廷再降旨嘉许，拳民受到鼓励之余，便在6月3日切断了 京津铁路线。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掌管铁路电报的盛宣怀奏请镇压这类活 动，但未收效。当朝廷完全为反动人士所控制时，外国使节开始担心在京外 国人的安全。英国公使向天津的西摩尔海军上将请求援助，于是一支有2， 100人的各国联军在6月10日乘火车离津。在京津之间的中途，义和拳袭击 了外国远征部队，阻止他们向北京行进。京津两市之间的电线被切断，使北 京的外国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同一天，拳民纵火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 的避暑山庄。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被反动的回族将军董福祥的军队杀害。 6月13日朝廷声明，各国公使已受到充分保护，在北京无需驻扎更多的 外国军队。总督裕禄和提督聂士成奉命抵挡西摩尔海军上将的推进。大沽炮 台的指挥官严阵以待，防止突然袭击。从6月13日开始，大批拳民麇集于 北京，放火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杀中国教民，把官员拖到大街上当众侮辱。 他们对已死的传教士掘墓挖尸 （甚至对早期耶稣会士的遗体也不例外），袭 击使馆的卫队，并于6月20日杀害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拳民们在天津全市 区横冲直撞；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外国军队在6月17日占领了大沽炮台。 与此同时，西摩尔的远征部队又打回天津。 端王、刚毅和太后当时都同意，全力攻击各国使馆对洗雪半个世纪的屈 ① 谭春霖： 《拳乱》，第60—61 页，英译文略有改动；原文载《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57 第11 页。 ----------------------- Page 111----------------------- 辱来说是必要的。6月16日在就此问题进行第一次廷议（为此前后共举行四 次）时，太常寺卿袁昶反对策划袭击外国人，指出拳民所称枪炮不入之不可 信。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 所仗者人心耳。”这次廷议并未作出决议，但发布了召募“年力精壮”的拳 民入伍的上谕。 在6月17日第二次廷议时，太后透露了列强提出的所谓四点要求：规 定一特别地点供皇帝居住；允许外国公使征集地方税收；以及允许他们指导 中国军事。至于第四点，她秘而未宣，据说是要求“恢复皇帝的权力”。这 四点要求，实际上是端王捏造的，目的是刺激太后宣布中国应为反抗任何外 国的行动而“决一死战”。6月18日的第三次廷议仍未作出决议，但于6月 19日传来的消息说，外国人已要求大沽炮台投降。6月19日太后召集第四 次廷议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她决定要借助拳民同外国作战，并驳回了光绪帝 延缓执行此一决定的尝试。6月21日，北京收到一份关于大沽和天津战况的 含糊不清的所谓捷报，于是清廷满有把握地与各国宣战了。① 当时朝廷正式命令各省当局组织拳民反抗外国侵略。在北京，拳民公开 受到官方资助，庄王、刚毅和端王担任义和团各团队的官方指挥。这些团队 和董福祥将军指挥的官军一起对各国使馆和北堂 （罗马天主教）发起进攻。 庄王悬赏捉拿外国俘虏，而刚毅则宣称：使馆一旦被攻克，则外夷不复有存 身之所，国家亦将永享太平。反动人士企图通过太后完全批准的这些攻击， 来达到以下目的：向外夷发泄愤怒；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毁掉朝廷支持 拳民的证据，并在百姓之中进行煽动以取得支持。在使馆区，有450名卫队、 475名平民 （包括12名外交使节）和2，300名中国的教民在顽强地抵抗拳 民；拳民们却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象传说中 的巫师。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 列强被这种发展弄得惊慌失措，它们决定派遣军队到中国。英国尤其关 切它的利益范围——长江流域——的命运。在7月初，英国外交部就已收到 许多主张采取适当的行动方针的建议。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士便曾建议： “英、德两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当时在伦 敦休假的上海总领事璧利南就建议说，如果联军的干涉行动把朝廷逐出京师 以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可被选为皇位的继 承者。② 华南和华东的独立行动 甚至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 ① 萧一山： 《清代通史》，第4 册第2196—2198 页。 ② L.K.杨： 《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1 页。 ----------------------- Page 112----------------------- 线行动。当时驻广州的总督李鸿章可能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的人，他拒绝行 ① 动，宣称掌握大批军队的荣禄应该不让反动派控制政局。各省当局虽然不 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 罚。 朝廷在6月21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 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 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 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 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因 此，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 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 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 予以救护。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 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他们向荣禄发出呼吁，但后者拒绝给予合作。 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从山东调兵进京营救太后与皇帝，使之摆脱这些坏人 的控制。袁世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并未受命，若我率军北上救护各 国公使，恐愿未遂已为匪挫败于途中，故实难从命。”刘坤一打算为太后的 罪过开脱，因此通知各国公使，说战争行动“并非朝廷本意”。而与此同时， 朝廷在7月3日的上谕中却告诫说，各省当局不得擅言“和议”二字云云。 7月14日，外国军队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同日，东南十 三省当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 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在这种压力之下，朝廷态度暂时有所缓和。 总理衙门请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 李鸿章奉命要中国驻外代表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 事。7月19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是外国 人觉得总理衙门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宁可留在使馆等待援救。在这短暂的缓 和时期（7月14—26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了生活供应品，攻击也暂时 停止了。 可是，当反动的李秉衡于7月26日到达北京时，开战和消灭洋人的政 策又被肯定下来。五位敢于劝告议和的高级官员被处死，袁世凯慨叹说，大 局已告“无望”。 外国增援部队于7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 拖延到8月4日才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 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 和53名意大利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8月14日到达北 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这些使馆坚守了将近两个月，这主要应感 ①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 册第2203 页。 ----------------------- Page 113----------------------- 谢北洋大臣荣禄，他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却只对使馆区作了一次虚张声势 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 正当联军前进之际，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从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 想留下来谈判解决，但是太后强迫他一起同行。经过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 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了。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231名 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丧命的这场义和团灾难这时终于结束了。 和平解决 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在此以前， 即1900年6月18日，朝廷即已召他进京，但是太后对拳民的庇护使他惶惧， 所以迟迟未从广州启程。7月8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 曾从1870至1895年任过这两个职务），只是到了此时，他才乘船前往上海。 ①7月21日到达上海时，他对北京的形势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绝北上。8月7 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外国进行谈判，但李鸿章仍对北京之行犹 豫不决，因为他认为，朝廷是不会同意那些他认为实现和平所必需的措施 的，这些措施就是镇压拳民和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人。 李鸿章稍感宽慰的是，列强并未与中国宣战，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了 远征军。此外，这时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而 且为了不让其他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它在会议上定下了比较温和的调子， 李鸿章这才同意北上。他要求委派庆亲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去进行谈判，当朝 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9月18日抵达天津。当列强声 明荣禄因参加过攻击使馆的行动而不能被接受为谈判者时，李鸿章便请求让 荣禄去西安。李鸿章希望荣禄（他在11月11日参加了军机处）将能遏制端 王和刚毅当时仍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们提出，在“朝廷还都”以前——意即在 “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绝开始谈判。他们希望利用此要求作为手段来 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绝了，因为她担心会把不能接受 的条款强加于她；她还指出，只有在和平解决之后，朝廷才会还都北京。东 南各省的督抚此时企图把联军的注意转到惩罚犯罪的大臣们的问题上来。他 们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它惩办九名赞助义和团的大臣、巡抚毓贤和董福祥 将军。朝廷勉强地同意惩罚这些大臣，但未对董将军审判。列强坚持必须惩 办董福祥，而刘坤一和袁世凯则迫使荣禄采取行动，他们强调明智的政治家 “皆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尤不爱一人以救 ① 他这样做，并没有听从英国人强烈要求他留在广州的劝告。L.K.杨：《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第175 页。 ----------------------- Page 114----------------------- 国 别 两 数 占总数的百分比 俄 国 130,371,120 29.00 德 国 90,070,515 20.00 法 国 70,878,240 15.75 英 国 50,620,545 1l.25 日 本 34,793,100 7.70 美 国 32,939,055 7.30 意 大 利 26,617,005 5.90 比 利 时 8,484,345 1.90 奥 地 利 4,003,920 0.90 其 他 1,222,155 0.30 ① 万民”。 1900年12月3日，清廷态度终于缓和了。当追究罪责时，却没有 提到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两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联军的谈判者内部很难磋商出一致的条件来。德国要求予以严 厉惩治，德皇甚至扬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 ② 人侧目而视”。 由于克林德的被杀，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被任命为在 中国的联军总司令。英国支持德国以图遏制俄国，而俄国正在讨好中国，它 希望把乘骚乱之机占据的满洲割让给它。日本不甘落后，也想巴结中国人； 法国声明它对中国没有什么企图，而美国发表了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个 照会，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在1900 年12月24日公布了一项有十二条款的联合照会，照会在1901年1月16日 被清廷勉强接受下来。最后的解决办法包括下列主要各点： （1）惩办罪犯。联军最初要求定十二名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 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将军。最后解决的办法是赐令庄王自裁； 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董将军被革职；刚毅、徐桐和李 秉衡已死，均追夺原官。在各省，从判处死刑直到仅仅加以谴责的官员共有 119名。 （2）赔款：赔款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合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三十九 年内偿清，年利四厘，并以海关、厘金、地方关卡税收及盐务税作保证。为 了帮助筹措赔款，现行关税应予提高，而且对在此以前的免税货物征税。赔 款的分配如上表。① ① 谭春霖： 《拳乱》，第139、141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 第309 页。 ① 实际上，赔款数目远远超过了联军所蒙受的损失。美国人私下提出的实际要求只为二百万美元，此数已 于1905 年付清。1908 年，美国政府退还中国10.785，286 美元；同时保留二百万美元作为以后机动之用， 而于1924 年，把其余赔款也放弃了。退还的款项由华盛顿当局指定用作留美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为了预 备这些学生留学美国，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学校 （即后来的清华大学），该校聘用了许多美国教师。随后其 ----------------------- Page 115----------------------- （3）其他重要条款： （一）派代表团赴德国和日本道歉。 （二）各国设置常驻卫队以保卫使馆。 （三）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与沿海之间的其他炮台。 （四）两年以内不得输入武器。 （五）北京至沿海的关键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六）在拳民曾经肆虐过的四十五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这些内容具载于十二款的 《辛丑各国和约》和十九件附件中，并由李鸿 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1901年9月7日签署。联军部队于9月17日撤 出北京，但清廷直到1902年1月7日才还都北京。 俄国在满洲 议定和平并未解决俄国人占据满洲的问题。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 序的借口下，二十万俄国军队全面侵入满洲； 1900年7月23日占瑷珲，8 月30日占齐齐哈尔，10月1日占领沈阳（清代的陪都盛京）。辽东半岛的 俄国军事长官、海军上将阿列克塞也夫强迫盛京将军曾祺签署一项“临时协 定”，实际上攫取了中国人在满洲的统治权。清廷拒绝承认此项协定，它坚 持曾祺无签约权。后来双方在圣彼得堡开始谈判，并于1901年2月16日， 由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十二款的条约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协定，它 名义上把满洲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俄国军队在“保路兵”的掩饰下把占领 满洲合法化了。协定规定，未经俄国人同意，中国人不得向满洲运送武器或 授予任何人在该地兴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它规定中国担负占领费和赔偿中 东铁路的损失，并允许俄国建筑一条由中东线直达长城的铁路。 俄国人的行动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日本驻北京公使警告庆亲王说，对 俄国占领满洲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中国的瓜分。英国和德国告诫清 廷，要求它在与联军在北京达成总的协定之前不得与俄国单独缔约；美国、 奥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国反对俄国的要求。可是，维特伯爵此时威胁说，拒 绝此建议将导致俄国人吞并满洲。清廷由于几位大员的意见相互抵牾而进退 维谷。李鸿章的亲俄倾向此时表现得明显起来，他建议签约以避免与俄国的 关系发生危险的破裂，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清廷因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和各种国际压力而左右为难，始终不能作出 决断。但是，由于中国驻伦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驻东京的公使再三提出 反对缔约的劝告（驻日公使强调指出，在英国与日本的联合反对下俄国不敢 他国家也纷纷豁免了赔款：英国在1922 年；俄国在1924 年；法国在1925 年；意大利在1925 和1933 年； 比利时在1928 年；荷兰在1933 年。许多中国学者把退还庚乱赔款之举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 这显然是一个需要重新探索的问题。 ----------------------- Page 116----------------------- 在满洲采取行动）之后，清廷终于在3月23日拒绝了俄国的条约。面临国 际上的反对，俄国人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仅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很愿意撤 出满洲，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立即这样做。李鸿章仍然主张，通 过直接谈判与俄国单独解决，并打算给予俄国在满洲的某些特许权以换取它 撤军，但维特伯爵拒绝了他的建议。在遭到这样的拒绝以后，又老又弱和羞 惭交加的李鸿章，突于1901年11月7日死去，终年78岁。 李鸿章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军机大臣王文韶接办。由于国际局势不利于俄 国，它终于在1902年4月4日与中国签约，答允分三个阶段（每阶段相隔 六个月）从满洲撤军。至于中国方面，它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第 一批撤军按期执行，但到1903年4月该撤第二批俄军时，俄国人又玩弄花 招，把军队伪装成“保路兵”而没有撤离。此外，他们还要求取得一些新的 垄断权，并重新占领了已撤出的城市沈阳和牛庄，这便为对日战争播下了火 种。 义和团暴乱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由反动的满洲朝廷、保守的官员和绅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 姓的联合力量发展起来的。它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和怒火的非理性的 爆发，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 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方 法却是错误的。 义和团暴乱及其最后的解决有这样一些意义重大的后果： （1）联军之占领北京和俄国之进犯满洲加剧了国际对抗，使各国担心 它们之间会相互发生冲突，从而最后结束各国在中国经济机会均等的局面。 国际间普遍出现了一种愿望，即宁愿缓和紧张局势和维持中国现状。1900年 7月3日美国发表第二个“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目的即在力图“保持中 国的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并维护在中华帝国全境实行贸易均沾原则”。接 着，英国与德国于10月16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其他列强被要求支持），规 定署约国不得攫取中国的领土。帝国主义活动的这种对峙局面使清帝国免于 立即被瓜分，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却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2）《辛丑各国和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武器输入被禁止， 大沽及其他炮台被拆毁，外国在使馆区内驻扎军队，外国有权从北京到沿海 派驻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中国的自卫力量。有关中国国内许多地方暂 停科举考试的条款，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3）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加上利息，如要全部付清，总数达982，283， 150两，比原数多出一倍以上。由于支付必须用外国货币，尤其在银价猛跌 的那几年，中国在折算中又遭受额外的损失。这样大量资本的外流即使不致 使中国的经济完全不能增长，也使它受到了抑制。 ----------------------- Page 117----------------------- （4）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从此组成一个有力的外交使团，有时其作用 超过了满洲朝廷而成为太上皇政府。 （5）义和团的野蛮行径使世界认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而外国列强的 残暴表现却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损害了中国人的自 信和自尊心。中国人对外国人原来抱有的轻蔑和敌视态度，现在往往一变而 为恐惧和奉承的态度。 （6）尽管清廷为了苟延残喘，企图在实现立宪政治方面作一些三心二 意的改革，但是，许多中国人看到满族的力量在崩溃，便转而向往革命。孙 中山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随着革命脉搏的加 速，他的形象也从一名大逆不道的叛乱者一变而为一个爱国的革命家，从而 在1911年最终促使满洲王朝覆灭。 ----------------------- Page 118----------------------- 英日联盟的影响与俄日战争 联盟的超源 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 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 孤立”政策，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 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 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 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从这种观点看，俄国 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 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 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 威胁。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 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世，从 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 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1899年 10月—1902年5 月），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为了保护它的 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 者。最初它选了德国。伦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 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 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国。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 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 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 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就成 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 情绪。 1901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 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 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 队调来舰只了。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 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 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 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 ① 俄国。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传统的恐 ① 刘彦： 《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268—269 页。 ----------------------- Page 119----------------------- 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 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的优势。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 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为了阻 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 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1895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 情绪。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 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 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 （山县有朋的一位门 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 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 松方正义的支持。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 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 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 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他的论点得 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 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 作战。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 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 政敌，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 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 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 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 约露面了。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 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 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 旅行。到达俄国后，他提议： （1）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2）双方约定， 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 （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 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 条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 ① 方有行动的自由。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 的思想。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 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 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1901年12月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1 页。 ----------------------- Page 120----------------------- 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 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 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 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 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 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 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 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 缔约国应给予援助。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 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 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 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美国同情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 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 ① 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 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要说中国人和日 ① 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 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 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宽慰，因 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 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把它和朝鲜等量齐观，并且突出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 所谓保护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日本会最后取代俄国而成为 在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政界元 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联名奏疏表达了这种又宽慰又焦虑的心情，他们奏 报说：由于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已经引起日本和英国的不满，这才促使它们 结成联盟，因此，“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可是，他们又告诫说： “我能从彼（指英、日）力持，即与三省有益。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必损， ② 必取偿于我。”两天以后，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电报中， 对英日同盟的真实意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提到它第一款中关于英国和日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 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79—82 页。 ①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 第10—12 页。 ----------------------- Page 121----------------------- 本宣称要对中国和朝鲜国内的骚乱进行干涉时，他对“骚乱”二字之所指提 出了疑问。这是否意味着象日本在东学党之乱中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那样，它 们也能随意派军队到中国来？他很痛心地声称：“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 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③ 袁世凯在分析该同盟时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据他所奏，在东方没有 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 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均势，也影响整个 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 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问道：难道英国和日本真会付出很大代价来为中国 的利益尽力？因此中国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 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 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 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 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① 在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绝望情绪，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完全无能为 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导致日俄之间的谅解，中国将是受害者；但如果 导致战争，中国领土将成为战场，中国也就要听凭胜利者摆布。还有一种日 ② 渐增长的恐惧，就是害怕日本的兴起会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张之洞发 ③ 现日本人越来越傲慢，用尽了“口蜜腹剑”的心机。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 关于“门户开放”的虚伪性，所以非常关切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但他仍然认 ④ 为日本的为害比俄国为轻，因为中国应“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 英国曾希望该同盟会稳住日本，使它对俄国既不是太好战，也不是太迁 就，以便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对日俄两国达成协定，但是它应随时 被告知谈判的内容，而且协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规定的条款。日本政府相 信，与俄国订约比战争更为可取，但军界人物却不相信有签订任何持久的协 定的可能，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俄国在东方的 军事力量会稳步增强。 在俄国，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仔细地研 讨了东亚的政策。财政大臣维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为首的有影响 的集团的攻击，因为维特没有适当地预防中国的敌意或外国的干涉，便要在 满洲贸然兴建耗资巨大的铁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在北朝鲜取得一项森林采 伐特许权，他们建议利用这项特权来营利和为战略目的服务，即利用它作为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8 第15 页。 ① 王延熙和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968 年台北重印版，卷16 第18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 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80 第35 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 第21 页。 ----------------------- Page 122----------------------- 军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渗入南满。维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响，他的和 平渗入满洲的政策也被抛弃。沙皇决定俄国应利用森林采伐特许权，并停止 将军队撤出满洲，直到中国接受新条件时为止。为了把满洲变成一个“黄色 ① 俄国”， 圣彼得堡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不把满洲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任何 其他强国；未经与俄国协商，也不得开放任何新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或作为外 国领事馆驻地；除俄国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在满洲担任行政职务；华 俄道胜银行得在牛庄继续收取关税税款；俄国居民应保有他们在满洲已取得 的一切权利。 1903年4月18日，这些要求被提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通报有 关各外国。在英、日、美主张拒绝这些要求的鼓励下，中国政府通知圣彼得 堡，在俄国军队根据1902年4月的协定全部撤出满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 何新的条件。俄国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经过修改的条件也被拒绝了；而且在 1903年10月8日（这一天原定为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最后日期），中国与美 国和日本分别订立了《通商行船续约》，开放沈阳、安东和大东沟给外国人 贸易和作居留地。为了对直接驳回他们要求的行动进行报复，俄国人重新占 领了沈阳。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个远东总督管辖区，畀以战 争和外交全权，就象把这些权限给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总督区那样，这 样他就把满洲视作高加索那样的被并吞的领土了。① 与此同时，日本已开始与俄国进行谈判。它所提出的总条款如下：（1） 保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2）在此两国中维持商业机会均等； （3）彼此承认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既存的合法权利，彼此承认有派 遣军队保护这些利益和对付满洲和朝鲜内部骚乱的权利； （4）承认日本在 建议和帮助朝鲜实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独占的权利。显然，此时日本已对满洲 摆出了一副干预者的架势了。 1903年7月28日俄国政府同意进行讨论，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 议。在俄国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国人坚持满洲不在讨论范围之 内。至于朝鲜，虽然俄国承认日本在该地有最高利益，但他们也要求：共同 尊重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北纬39度北设中立区；不在南部海岸设防。 简言之，俄国不承认日本有干涉满洲的权利，同时不给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鲜 的权利。虽然俄国后来放弃了中立区的要求，终因双方差距太大而无法调 和。日本人已断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战争 经过对两国的幅员、军事准备和财力资源作了认真的估计之后，东京作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8—339 页。 ①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220 页。 ----------------------- Page 123----------------------- 出了战争的决定。人们认为，日本将赢得头几个战役，在取得实力地位之后 再着手和平解决。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向天皇奏报说：“这是一次日本在战 场上将十战六胜的良机。果真如此，我们就能指望某个国家会为和平谈判而 ① 出面帮忙。”这个国家是指美国，罗斯福总统很同情日本，因为它在与俄 国交战时打头阵和在维护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方面都起了作用，而这些 ② 中国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国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不愿去做的。为 了充分利用总统的好意，日本特派总统的前哈佛同学金子坚太郎去华盛顿。 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断了与俄国的谈判，隔了一天便开始敌对行动。2 月10日，俄国和日本互相宣战。 战争是在满洲进行的，中国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使清廷陷于进退两难的 境地。甚至在出现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凯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 出劝告说：“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 ③ 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904年1月7日， 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他的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1 月22日袁世凯再次向清廷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战 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 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中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 ④ 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而两广总督 ⑤ 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 但是这个意见显 然是行不通的。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 ⑥在这个时候清廷才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在沈阳和盛京的陵 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 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日本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 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 ① 位。 中国舆论切齿痛恨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建议罗斯福总统，由美 国建议各大国通力合作维持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中立。罗斯福表示反对，认 为这样的提议会使俄国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动；另外，派遣国际军队去保卫 华北，还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敌意。但是华盛顿当局还是给各国发出了照会， 要求它们敦促日俄两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 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81 页。 ②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 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 第4 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35 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16—17 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18 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第27 页；卷182 第5、7 页。 ----------------------- Page 124----------------------- 政统一”。中立各国以及日本和俄国都同意这个意见，不过却认为满洲不在 此限。 战争本身在这里不用赘述了，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到1905年春 天，日本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在库页岛登陆；并彻底摧 毁了俄国的海军，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在军 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罗斯福大力帮忙实现和谈。和谈在新 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 心。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 ② 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 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 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 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 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 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 ① 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 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 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 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 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他的结论 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 得以结束。② 1905年9月5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 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俄国同 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 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 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 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 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 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实际上，日本已代 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 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 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年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 第25 页，1904 年6 月24 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 第12—15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 第23 页。 ----------------------- Page 125----------------------- 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 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 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 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 整。不过在1905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 （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 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 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 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 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 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 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 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 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 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 ①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52 页以下。 ----------------------- Page 126-----------------------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① 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 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 都更广泛的记载。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 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 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 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 有什么其他记载了。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 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 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 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 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 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 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 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例如，满洲的经济 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 经济根本不同。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 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 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 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 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 差别。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 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 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儒家制度；而 在雍正1722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这种倾向在乾隆1793年 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 ① 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因此，十九世纪 满人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到1800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中国人所建立 的这种世界制度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定和流 ② 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 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统治天下 （天下一辞常常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 ----------------------- Page 127----------------------- 用来指包括中国外部任何地方的整个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国人看 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 身的中心王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 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 心。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关系便被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 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 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 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 低贱。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为天下之主， 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 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在理论上，非中国 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实 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 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 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 很容易发现尚武精神。《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 ① 刑以威四夷”。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 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在没有战争 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 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 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 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 ① 家的传统之中。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 ② “故善战者，服上刑”。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 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 （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 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 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 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 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 页。 ② 《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 页。 ----------------------- Page 128----------------------- 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至1895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 Page 129----------------------- 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 传统的经世之学和新的战略性建议 十九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思想学派强 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它反 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轻视考据学的做法， 认为它迂腐而无用。这个学派在十七世纪曾一度繁荣，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 镇压文人阶级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被经院学派所取代了。③ 经世学派在十九世纪的重新抬头，有今文经学派的复苏可资证明；今文 经学派强调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与繁荣 的道义责任感。这一思想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1719 —1788年）。通过从他学习经书的外孙刘逢禄 （1776—1829年），经世学 派得到了势头，因为刘逢禄对十九世纪初期一批年轻学者有直接和间接的影 响。这批年轻学者包括多产作家龚自珍和包世臣、边界问题专家姚莹和萧令 裕。这批人中还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以及后来 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改革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这批 人中，魏源和龚自珍同刘逢禄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叙言中，魏源阐明了经世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强 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这时候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在十九世纪最 初几十年，经世派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局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 清朝的逐渐衰落造成的，而具体地说是由于白莲教叛乱而引起的（见上卷第 三章）。这些问题涉及镇压叛乱的方法和漕运与盐税的全面改革。当叛乱接 近尾声时，经世派学者日益注意边疆问题，特别是亚洲腹地的边疆问题。这 方面的恰当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对边疆问 题感兴趣了。1830年，他计划与杨芳将军亲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 他为错过这次机会而遗恨终生。但是，他继续研究北方边疆，至少完成了八 ① 部研究著作。 另外一些经世派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张穆 与何秋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纪泽与张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实常常令人忧虑。十六世纪中-日海盗船只在沿海一带的 骚扰以及十七世纪台湾国姓爷的武力威胁，都是使人烦恼的，可是在十九世 纪中叶以前，中国最为关心的却是亚洲腹地边疆上的事务。但是，随着西方 从东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国经世派注意的焦 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亚洲腹地转移到了“夷人”挟其新技术而来的沿海 一带。 ③ 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 页。 ----------------------- Page 130----------------------- 经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断言，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 严重威胁，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仍然前后矛盾；后来他写道，解除人民疾 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关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一 带。鸦片战争中战死的关天培在1836年前后汇编了《筹海初集》，鸦片战 争以后，梁廷枬、俞昌会和李福祥也完成了类似的著作。① 某些经世派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擅长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 解呢？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他 1839年在广州 时，曾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国报纸。后来魏源建议设立 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1859年的奏疏建议创办一所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② （五十年代沿海一带一些重实效的官员如何桂清、劳崇光和薛焕都采取这种 态度。）除报纸外，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况的资料都在收集之 列。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持下，翻译了瓦特的国际法的某些章节。后来， 梁廷枬写了《合众国说》，书中高度赞扬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些著作虽然给 人以深刻印象，但影响最大的则要算世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地理学的兴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获得有关那个未知的西方世界 的知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 到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换 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 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在 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 中国地理书籍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欧洲的资料是极为贫乏的。就十九世纪 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早期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 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而在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书附有插图。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作者出版了三部相当可靠的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 国闻见录》（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 的《海录》（1820年版）。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 ① 1840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 ② 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 钦差大臣林则徐支持这种研究事项。 在他的赞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节于1841年被译成中文，书 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首创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起源于 林则徐。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资料于1841年交给魏源，魏源于1842年将 ①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4 册第461 页；第6 册第491、535 页。 ②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2—134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 页。 ② 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 年序）。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有七部现 已遗佚，仅存书名。 ----------------------- Page 131----------------------- 它们编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这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 ③ 中文著作。姚莹对世界地理同样感兴趣。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魏源不同， 姚莹的外国知识是从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台时俘虏的英国战俘那里得 到的。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福建巡抚徐继畬所编， 于1848年出版。至于他们的写作动机，这些人表示了这样的意图：严肃地 追求知识，并指导自己的同胞进行这一类活动。魏源声称，他最重要的动机 是想彻底了解外国人的情形。不论是论述战争的发展或是论述和谈的进行， 他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此，《海国图志》不仅包括各国地理， 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魏源认为， 他的同胞都应该研究外国地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因为徐继 畬主管福州商务，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公务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他每天写 作，历时五年，根据外国资料编成了这部书。姚莹声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 为他对中国受外国人宰割的状况感到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够使中国人无论 老幼都能获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最后，他希望使中国免受耻辱，并 且用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外国征服。① 这些学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 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 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 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 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这种新的兴趣集中表现在“船坚炮利”这 一口头禅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 ② 枪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他们都提倡造船和研 制武器。林则徐也拥护这种计划。他采购了两百门外国大炮以加强广州防 务，并命令翻译西方制造枪炮的手册。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还没有公开 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较起来，魏源的态度则更鲜明，1843年1月，他的《海国图志》第 一稿脱稿，他在书中主张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 程师进行建设，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还建议在朝廷的武举中 ③ 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 册第506 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 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 第2 期 （1972 年）第151—204 页。 ① 姚莹： 《东溟文后集》，卷8 第10—11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 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 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 花沙纳 （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 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 Page 132----------------------- 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 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 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 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 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 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 ② 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年以前问世。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 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 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 ① 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 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 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 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 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 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 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 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 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 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 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 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 ① 魏源： 《海国图志》，卷2 第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 （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 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 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 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 第 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 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 第1 — 6页；卷85 （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 《海录》，卷1 第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 页。《史料旬刊》， 卷38 第398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 第48 页；卷63 第38—39 页。汪文泰：《红毛蕃 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 7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 第48—49 页。 ----------------------- Page 133----------------------- 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 ③ 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 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 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 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 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 “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 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 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 ② 和钦差大臣胜保， 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 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 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 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 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 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 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 ① 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 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 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 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25 页。 ③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4 页。徐继畬：《松龛先 生全集》，卷1 第36 页。 ① 萧令裕： 《粤东市舶论》，第2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 第22 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1 第31—32 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 第10 期 （1965 年）第330—333 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 第1 期 （1941 年）第1 — 4页。夏燮：《中西纪 事》，卷1 第19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 Page 134----------------------- 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 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 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 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 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 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 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 题。② 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 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 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 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 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强权政 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 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 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 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 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 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 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 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 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 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 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 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 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 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 ① 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 第21—22 页；卷24 第36—37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1 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 页。 ----------------------- Page 135----------------------- ② 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应该承认， 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 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 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 ① 何作为。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 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 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 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 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 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 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 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 ② 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问题； 但是关于茶叶和大黄重要性的错误观念 仍然盛行。实际上，这种观念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从当时的著作中至少可以 摘引二十处表现这种过于自信的怪念头的引文。此外，在同意这种观念的人 们当中也有一些注重实际的经世派士大夫，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包世臣和萧 令裕等人。③ 这种错误判断的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 光帝认为南京条约便是一种“永杜后患”的方法。没有一个军机大臣为变革 起过非常必要的促进作用。穆彰阿和赛尚阿是庸碌之辈，理学家祁嶲藻是保 守分子和好战分子，道学家王鼎自杀，注重实际的潘世恩年迈体衰，最后于 1849年隐退。的确，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对政治如此漠不关 ① 心，以致人们可以在茶楼酒馆里看到“免谈时事”的告白。 各省领导人也没有多少作为。他们应付这种新形势的纲领仍旧是墨守传 统，着重训练士兵游泳，对敌人准备火攻，恢复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沿海军事 ② 《史料旬刊》，第38 期第399 页。 ① 萧令裕： 《英吉利记》，第1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 卷35 第10 页。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的动人心弦的报 道。 ② 黄恩彤： 《抚夷纪略》，第2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5 页。 ③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2 第2 页。《史料旬刊》， 38 期第402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卷4 第30 页；卷5 第25—26 页；卷9 第6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2 第44 页。夏燮： 《中西纪事》，卷3 第21—22 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 第3 页。汤彝：《柚村文》，卷4 第 13—14 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 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 页，载《小方壶斋舆 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 第9 页。 ①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5 册第529 页；第6 册第240、459—462 页。 ----------------------- Page 136----------------------- 阵地。两广总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约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员撰写 的军事战略论文。另外一些沿海总督如琦善、杨国桢、怡良、牛鉴、璧昌和 李星沅，全都对改革漠不关心。刘韵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过甚至刘韵珂也 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现在沿海省份的巡 抚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身上。② 从一些政治领袖对待西方所持的观点中也可看出中国的惰性。从最初的 中西方接触起，这种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 此高级官员应该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当时正在 进行的和谈中亲自会见英国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这样做。还有，1846年 5月8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了一个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切断外国人可以 ③ 要求中国官员接见的所有渠道。 在外交上，这确确实实是“关门”的对外 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战的政策。虽然钦差大臣林则徐并不想同英国全力以赴地 进行战争，但是他的强硬政策受到这个时期许多士大夫的称道，其中包括经 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莹，以及京师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王鼎、李棠阶和祁嶲 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为林则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举人臧纾青，鸦片 战争期间在家乡江苏组织了一支约一万人的乡勇。由于这种努力，他在南京 条约签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衔。但他谢绝了这一荣衔，他坚决认为在抚 夷政策成功以后得奖是一种耻辱。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也就不足 为怪了。虽然在1840—1860年间已开始虚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国人关于 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由于拒不 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 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 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 第33 页；卷75 第28 页。 ①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2 册第569 页；第5 册第531 页；第6 册第543 页。王家俭：《魏源对 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 页。 ----------------------- Page 137----------------------- 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年 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 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 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 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在六十年代， 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 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 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 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 ① 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 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 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 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 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 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 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 ② 为亘古未有的奇变。 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 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1862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 情况是不可变更的。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 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 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 已。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 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 ① 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 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 第3 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 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 第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2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55 第2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第45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 遗集·文集》，卷3 第1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 第9 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2、17—18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38 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 第8 页。 ----------------------- Page 138----------------------- 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首 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改良派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恰当 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 下去的西方人赶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 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随后几十年 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认 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② 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 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 军事力量。高级官员杨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 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李鸿 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 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此外，轮 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因此他得出结论 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③ 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 是海上强国。1874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 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 〔在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 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① 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1865年黄恩彤 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 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 ② 也。” 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恭亲王和李鸿章在六十年代末 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 京师。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 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 韶也所见略同。③ 随着十九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邹诚敏锐地发 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须专注西北 ② 夏燮： 《中西纪事》，卷17 第1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黎庶昌：《拙尊 园丛稿》，卷5 第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32、34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32 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 第1 页。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14、32、34、52 页。 ----------------------- Page 139----------------------- 边界，在明代只须特别重视东北边界。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 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他在 1874 ．．．． 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 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 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 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 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① 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六十 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 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对西 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 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 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 开千古未创之局”。② 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 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 七十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例如，1874年 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张裕钊在八十年 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③ 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 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社会，他们希望到传统中去 寻找答案——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答案。实际上，传统思想并不缺少对变化的 信念和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王韬、丁日昌、郑观 应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经常引用该书的中心思想之一，即 “穷则变，变则 通”。从1860至1895年用来指模仿西方的各种努力的“自强”一词，实际 上就来源于这部经典。曾国藩注释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 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① “运会”一词来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意指一种不可思议的 宿命的变化。它认为存在着人们不能抗拒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可预 见地要表现出来，并给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带来巨大变化。由于所有巨大的历 史变化都可被认为适用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 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 第41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 第25 页。吴云： 《两罍轩尺牍》，卷8 第18—19 页。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 第5 页。薛福成：《海外文 编》，卷3 第8 页。 ③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 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 第5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 第25 页。 ----------------------- Page 140----------------------- 新形势描绘成“运会”。有些人主张，“运会”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 因此是不能抗拒的。严复对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 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 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 其进程。许多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如王韬、郑观应和汤震都曾预言，“运会” 很快将引导世界成为一个全人类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谐的社会。② 部分文人学者大胆地断言，不只他们鼓吹变革，因为他们声称，孔门圣 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也会照此方式行事。在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 圣人尧、舜；皮锡瑞举出了理学大师朱熹、程灏和程颐；王韬、李鸿章和郑 观应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他本人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严复提 出了最大胆的观点，因为他断言，圣人也是“运会”的产物，即使他们想抗 拒变革，也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因为能够预见“运会”的趋势， 故能适应时势而行动。① 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性质，但什么是变化的讯息呢？他们强 调指出，西方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864年王韬认为，上天使西 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象把刀放在磨 刀石上磨快那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聘 用西人为中国效劳的机会。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象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 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 —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和郑观应在内，都曾 敦促国人利用这种天赐良机。② 可见，改革派人士是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遇 到了挑战的机会。问题仍然是，中国对这种形势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郭嵩 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 ③ 外国方法。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了解外国人，又从何处开始学习外国方法 呢？ 录求和平的外交关系 ② 全祖望编： 《宋元学案》，卷9 第5 — 6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 页。严复：《严幾 道诗文钞》，第1 册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 第16—17 页。郑观应：《易言》，卷1 第 1 — 2页。汤震：《危言》，卷1 第13 页。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 第12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 第11—12 页。李鸿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 第3 — 4 页。郑观应：《易言》，卷1 第2 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 第1 册第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3、34 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 第20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84 页。 ----------------------- Page 141----------------------- 据改革派人士说，巧妙的外交在中国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郭嵩焘坚持说，中国不论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战备努力，都无补于时局。薛 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认为，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 寻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外交关系处理得恰当，它就无须使用武 力。① 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见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 人员的培养就予以注意了。实际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就奏请 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1861年冯桂芬也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迫 切性。但是这些建议直到1862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 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 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 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 学习，以便了解西方。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 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和1866年 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一般地说，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 到1867年，同文馆的课程里面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1879年，又增设了物 ② 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该校逐渐具有小型文科专门学府的面貌。 同时，在通商口岸涌现出一批外事专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担任上 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吴健彰、薛焕、吴煦、杨芳、丁日昌和应宝时。与何 桂清和劳崇光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较 （见上卷第五章），他们比较 了解西方，但是，他们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专家，这些人包括郭嵩 焘、曾纪泽和马建忠，他们都有机会亲眼观察西方社会。开明官员非常重视 关于西方的直接知识。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张在国外设立正式公使馆。在 他看来，中国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现代武器技术知识的 西方人。十年后，中国在伦敦设立了郭嵩焘率领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郭嵩 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 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① 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京师， 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负责同欧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亲王和文 祥。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卷5 第528 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21 页。吕 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 第25 页。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 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 《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 年》。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3—134、234—235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714 页。 ----------------------- Page 142----------------------- 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这符合由来已久的“羁縻”政策。 另一些人也具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1891年）。 咸丰时期，他为主抚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学理论（见上卷第九章）。1858 年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 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 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次年，当这位将军真的准备同英法联军作 战时，郭嵩焘十七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领 战败后，郭嵩焘越来越反战。他攻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学 者。在伊犁危机期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力主避免同俄国作战。他隐退以 后反复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陈述这种和平政策。中法战争期间，他用 同样的语气批评中国的好战政策。① 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 章。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1870年，他声称根据中 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不能进行持久的对外战争。但是可以长久维持和平。1871 年他进而主张说，即使中国在一百次战争中都获胜，这也不能和不战而胜的 外交政策相比。他为林则徐和僧格林沁轻率地挑起了几乎导致清朝灭亡的对 外战争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伊犁危机和安南危机与总 理衙门的通信中，李鸿章坚决主张和平政策。② 1872年去世的曾国藩也全心全意支持这种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他在附 和郭嵩焘的观点时，又在1870年对过去七百年间空话连篇而鼓吹对外战争 的那些学者进行了指责。他断言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方法是“羁縻”，按照 曾国藩的说法，这个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国荃也同此观点。他主 张，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对同法 ③ 国作战的政策。其他许多关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赞成这种基于和平的对外政 策。 维护和平的一个方法是要保证条约里的条款完全得到尊重。这就是1864 年上海道台丁日昌为什么拒绝了中国商人要求取缔外国棉布商店的请愿的 原因。同样地，1866年郭嵩焘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劝说潮州居民允许外国 人进入该城。郭嵩焘在一封致绅士的公开信中说明，虽然中国人有权拒绝西 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们应该尊重把该城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他在信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0、139 页；第2 册第624、851、863—864、898—900 页。 关于郭嵩焘论述安抚的原稿，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中国人的世界秩 序观》，第22—2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27—28 页；卷11 第10 页。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12 第37—38 页。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252 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 第1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259—1260 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900 页。 ----------------------- Page 143----------------------- 末举叶名琛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条约而被英国军队抓走了。丁日昌知道 他被派去协助郭嵩焘处理这次危机后，他在1866年写道：“彼遵条约而我 背之，则曲不在彼而在我。”① 这种和平方针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种积极政策。根 据丁日昌的说法，这是中国按照条约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径。1864 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坚决地拒绝了外国人的几个法律权利以外的要 求，包括美国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购买房地产，英国人坚决要求在上海和苏州 之间通航，以及法国人要求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敷设电缆。丁日昌明确宣布了 他的原则：在外交事务上，条约上的条款应予履行，不在条约上的事项应予 禁止。② 根据某些高级官员的说法，与西方保持和平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对所 有外国人以诚相待。六十年代形成了以诚意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诚是儒 ③ 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说过：“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 这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这段时期改革派的指导原则。恭亲王和 文祥以西方军队按照条约迅速从北京撤退为例子 （见上卷第五章和第九 章），断言西方人与中国历史中企图获得中国领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义 使他们就范，以此驯服他们的野性，中国便能为自己谋利。④ 曾国藩1862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在处理自己的外交 事务方面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它毋须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寻求基本原 则。具体地说，中国对待蛮夷的政策应该是忠、信、笃、敬。他进一步解释 道，“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着又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 ① 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 不只曾国藩一个人强调孔子的这四个字。 1864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这四条原则的对外政策。1876年郭嵩焘 ② 上疏建议，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后来，曾国藩进一步 阐明了这种思想：“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 笑之间，亦须有真意。”曾国藩继续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其情 绪必形之于外，否则就是不诚。同样，如果中国和外国之间恢复了和平，中 国应该公平地对待外国人。③ 郭嵩焘在1861年也持类似观点。他断言，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用四种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5—68、98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397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 第32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9—7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95 页。 ④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7—18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 第17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16 页。《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8 第16 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 第49 页。 ----------------------- Page 144----------------------- 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 仁慈的行为。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这种诚笃外 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类观 点的另一位学者是冯桂芬。他说过，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 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某些官员如曾纪 ④ 泽，在七十年代继续阐明诚实和守信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这种守信的外 交政策与西方尊重条约的政策不谋而合，但是中国不是从西方学来的。从很 早的时候起，这种信念就已经成了中国人经世治国的一个因素。 “把握时机”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外，当时的开明之士还认识到中国必须 把握“变局”的时机，以图在军事上强盛起来。这种观点导致在天津进行西 式训练，建立神机营，利用西方武器反对太平军和建造兵工厂与轮船（见上 卷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强的倡议者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或不惜工本地 追求这种军事计划。事实上，他们谨慎地遵循某些原则。首先，由于他们一 开始就设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军事秘密教给中国人，中国必须偷偷地学习它 们。1864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之间的通信在讨论弹药生产和造船业时，都极 力强调学习外国人的军事秘密，但决不可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满。① 其次，这些高级官员坚决认为，中国在实行军事自强的计划时，应该始 终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这种态度表现在1862年李鸿章对于西洋教官训练 中国军队的疑心、1863年恭亲王和曾国藩坚持中国人控制李泰国-阿思本舰 队的行动（见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训练淮军时丁日昌力图抑 制其势力的措施等方面。三十年后，李鸿藻和荣禄由于耽心中国不能继续牢 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对利用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最后，改革派曾试图 把技艺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六十年代初期，冯桂芬、李鸿章和丁日昌极力主 张，为了获得西方的优秀技能，必须改变科举制度，把便于选拔具有现代技 艺的人员的项目也包括在内。这个建议代表了当时最根本的和最进步的思 想，但它收效甚微。① 自强运动是中国对它在与西方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的反应。“自强”一词 最初见于《易经》，它把天的本质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们要自强不息， ④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87 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55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9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6 页。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这方面的 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41—45 页。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2 第711—713 页。 ----------------------- Page 145----------------------- 以便能够与天的这种气质协调一致。南宋时代，董槐把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 和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上。他争辩说，如果中国能够自强，它就无须害 ② 怕这些夷狄。 自强的现代含义便是基于这一总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 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讨论过力求自强的问题。 自强运动必然涉及到“洋务”。“洋务”的含义与时俱变。1840年7月 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总的意思与“夷务”相同，即纯粹指与对外事务和 ③ 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 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表示处理对西方（包 括俄国，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关系方面的事务。渐渐地，它开始指包括对 西洋人的关系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但是在狭义上， 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换言之，图强的具体计划中通常包括一个 模仿西洋方法的阶段。这可以称为“洋务运动”，或西化运动。自强是士大 夫的目标，而狭义的西化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计划。虽然自强在理论上 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点实际上是模仿西洋技术。 1860—1880年期间，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这促进了较多地着重于 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论。这种觉醒是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在 面临外国技术和经济挑战的情况下，变法与其说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 不如说是调整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所进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杂乱的。以自 强的名义设立的新机构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为应付特殊的紧急需要而 设立的暂时性机构。“局”这个名称现在开始含有比较值得重视的长期地位 的意思，这种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识地把它当作长期改革的组成部分 的结果。但“局”还未具有正规官僚机构的稳定地位。这种局（如中国轮船 招商局）须依靠官方保护人的势力来获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 攻击。 “变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变行政制度的主张，这是论述经世之学的 少数传统学者和官吏所坚决要求的。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顾炎武或者到 十九世纪初期的龚自珍，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带根本性质的 改革思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变法”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西 洋制度进行适时而积极的适应。在许多官员心目中，这的确是一个严肃问 题。在倭仁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为了引进西洋技术而改变中国制度，不仅是 堕落，而且也操之过急。可是象科举或练兵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 是主张西化的少数官员的初衷。李鸿章把他1864年关于改革兵制的建议称 为“变法”，虽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词汇，如“顺应”和“变革方案” 等。丁日昌在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应适应西方技术时，提出了最大 胆的建议——他设想的八种考试科目中有四种与西方事务有关，即时事、军 ② 《易经》，卷1 第5 页。《宋史》，卷414 第10 页。关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 芮玛丽：《同治中兴》。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第29 页。 ----------------------- Page 146----------------------- 事专长、自然科学以及外语和外交事务。 ① 李鸿章在1874年给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谈到了改革，当时他就海防问题 提出了条陈，同时引证《易经》，充分阐述了他的变革要求的意义。他作出 结论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1881 年1月他在给学者王闿运的一封信中甚至讲得更加明确，即“内须变法”。 ①在同一时期，敏感的官员和文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 王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都专门讨论过改革问题。改革思想当时进展很 小的事实，说明了它们遇到的障碍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二十年 间，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们只是徒托空言，实际上却与不可克服的制度和 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协，不过他们仍然力图把握住“变局”所提供的大好时 机。 “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 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 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 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 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 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 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 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年以 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 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 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 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 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 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 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 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 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 ① 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 江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 期（1970 年）第34—36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0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2 页。李 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43 页。 ①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 第4 期（1970 年）第1—20 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 第10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6 页。李宗 ----------------------- Page 147----------------------- 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 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 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 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 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 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 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 编》 （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 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 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 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 1866 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 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至1900 ① 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这些日 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 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 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 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 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 ② 但其“体”应为工业化。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 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 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 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 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 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 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 第56 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 第11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100 第24—25 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 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 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 年）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2 册（1974 年12 月）第729—777 页。 ① 在 《小方壶斋舆地从钞》中，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 Page 148----------------------- 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 ① 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 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 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 1875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 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 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② 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 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 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 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 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 第59—60 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 第2 — 3 页。孙文： 《国父全集》，第5 册第4 — 5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80—48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 第1 页。 ----------------------- Page 149----------------------- 对外政策观点的矛盾，1860—1895年 中国人对西方的某些观点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设性和不大令人愉快 的。这些观点常常是好战的，情绪激烈，偶尔还是排外的。这种思想上反西 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归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深 信不疑的态度，虽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促成了这种态度。但与此同时，又出 现了一种认识 （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 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 主义的。 排外主义的兴起 虽然排外主义在中国与外界关系的早期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 西方压力加强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排外主义 的范围广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 反击。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 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 对西方技术的抵制 因为反洋教运动在其他篇幅中讨论过（见上卷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 主要谈谈反对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这种反对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 认为中国毋须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学士认为西方的技艺实际上华而 不实，对于中国没有必要，因为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为重要。大 学士倭仁断言，夷人害怕中国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舰，而是它的民心。模仿 西方并无益于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政府的热情。他问道，如果一 个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长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议，基本方案应该是 振兴民众志气，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术。他坚决认为，历史明确表明，技术 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① 某些官僚学者特别相信，中国的海防无须得到西式武器。刘锡鸿举俄国 和美国为例。美国之战胜英国，并不是得益于海军，而俄国仅仅拥有一支象 征性的海军，却成功地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另一些评论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 的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表示，军事技术之取得常常要以牺牲文化和良 好的吏治为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北边诸蛮族虽有强大骑 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无力组成一个国家。①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34、277—283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 第25 页；卷79 第1 — 2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 页。 ----------------------- Page 150-----------------------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则强调儒 家的道德原则，所以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顽固地主张，中国应该特 别重视儒家礼、义、廉、耻的古训。实际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 们继续说，如果鼓励儒学之士向夷人学习，他们就会寡廉鲜耻。归根到底， 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耻和无爱国心，对中国将没有用处，不管 ② 他们多么精通西法。 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响深而且远。相反， 他们认为功利之见是皮相之谈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 翁同龢经常向这位年轻的国君讲论义利之别的意义，这就不足为怪了。义利 之别一讲，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反对各种自强计划，特别在 1889年反对铺设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的计划。③ 保守派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不需要从事洋务的另外一些原因。他们坚持 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他们问道，为 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此外，他们还断言，即令 中国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学习。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 国内部寻找这样的人才。① 在某些士大夫看来，西方的好东西对中国不一定有用，因为每个社会的 条件不同，价值各异。人口悬殊便是这样一个差别。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 劳动力的短缺，故需要机器。把机器引进人口过剩的中国，只会加重失业。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建筑铁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该国的军事力量如何。西 方因为强盛，故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进行运输。中国因为在战时不能保卫自己 的铁路，反而会因有铁路而吃苦头，因为敌人会利用铁路，以便于他们在中 国调动军队。② 排外的绅士进一步争辩说，中国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学习，即使它需要进 行这种学习也不行。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 家分享。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 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 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 同样的见解。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 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 期 （1971 年）第257—270 页，特别 是第260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7、1580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 页。 ----------------------- Page 151----------------------- 生。 ③ 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著名湖南学者王闿运写 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 了。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同样，火炮必须轻巧 和机动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他们说，在昌明盛世， 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据时，它千 万不能为此浪费金钱。 儒家关于宇宙的神话是设想天人之间互相起作用。保守派声称，引进采 矿、铁路、电报线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会违反包括“风水”——它对 五谷的生长和人们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内的宇宙的常态。因此，他们常常 引证异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某种不祥之事的 示警。他们还断言，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火灾，是上天具体暗示 有条理的风水力量受到了妨碍和干扰。① 他们进一步断言，虽然西方技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益，但它的缺点远 远超过它的优点。举例来说，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归根到底是有害的，因 为它会迅速耗尽在供应上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抚刘秉璋 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现代采矿业。另一些人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政治问题。例 如，王炳燮声称，引进西方技艺会加深社会上的不公道，因为富者采用机器 会愈富，而贫者由于失业会愈贫。② 这种社会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后果。京师及地方上的各 级官员，如军机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抚王文韶和候补知府杨廷 熙都指出有发生政治暴乱的可能性。在失业者中间，弱者将成为窃贼，强者 将流为盗匪和叛乱分子。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本来动机在于为中国谋利益 的“洋务”活动，将导致公开的叛乱。光绪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就 这样与前辈理学家吴廷栋（1873年去世）的观点合拍了：唯利是图的活动的 结果是绝无丝毫利益可言的。① 对帝国主义的畏惧 中国人的排外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许多 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谋士王炳燮与薛福成认为，西方人正在采用“蚕 食”政策。但是，在外国人能够把中国夷为殖民地以前，他们将首先从经济 上剥削它，搅乱它的社会秩序，干扰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沦丧。按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29 页。吕实 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 页。 ①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第2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 第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 第2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 页。 ----------------------- Page 152----------------------- 照他们的意见，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国的地理和社会情况，以 便进行他们的政治侵略。他们问道，如其不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不以在他 们自己国家里敬拜上帝为满足呢？他们坚持说，西方从政治上对中国的蚕食 是逐步的，不过是坚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还没有提到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问 题，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条约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们在六十年代推论说， 西方列强在以后续修条约期间将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谋求更多的特权。 中国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决不限于沿海地带，内地广泛散布的反基督 教告白明显地证实了这种情况。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 在西方扩张主义浪潮中的惨痛命运，从而悲叹中国将很快步其后尘。六十和 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广西也发现过这类告白。 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傲慢态度与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为，进一 步加剧了这种排外情绪。1880年某些官员向北京提出请求，中国应该制止外 国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们坚持说这种房屋将会用于军事情报目的。 1887年重庆一地方绅士指责一位法国主教建筑堡垒式的教堂和过着与中国 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势更加恶化的是，外国人的这些活动和特权常 常得到炮舰外交——这种外交本来就加强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的支 持。西方列强这样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开明的高 级官员也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排外的知识分子坚决认为，外国人在“榨取”中国经济和向中国人民进 行思想灌输以后，最终会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国人推翻中国政府，把中国一口 吞掉。这样，中国便会遭受与爪哇和菲律宾一样的命运。他们指出，通商口 岸亲西方的中国商人与外国人合谋逃税，而已经拒绝给孔庙交纳自己一份维 修费的中国基督教徒，将很快拒纳任何赋税了。王炳燮担心，中国教徒因为 要首先忠于他们的宗教领袖，会不忠于天子，从而不服从中国法律。① 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怂恿叛乱活动。这是十七世纪 中叶以来的一个老话题，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时编成。1724 年当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许多人已开始把它与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 莲教联系了起来（见上卷第三章）。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闽浙总 督刘韵珂还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② 另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炳燮和陈宝琛坚持说，正如汉代的太平道促进了黄 巾叛乱和白莲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强大的反王朝势力一样，基督教也 将导致中国产生更多的内部骚乱。在这些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看来，在基督 教的某些教义对太平军叛乱运动的思想意识产生巨大影响时，这个宗教的邪 ①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 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学报》，第3 期 （1975 年2 月）第148 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 年》，第 130 页。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3 页。 ----------------------- Page 153----------------------- 恶性质便明显无误地表现出来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还广泛地把基督教 与反王朝的秘密会党等同起来。正如王炳燮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基督教的传 播，国内骚乱的种子也被播下了。① 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国应尽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国继续允 许外国人滞留下去，局势会很快不可收拾，虽圣人也无能为力。从这种观点 来看，反传教士运动是个吉兆，因为它表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仍然很高。他 们预言，没有这种排外骚乱之日，就是中国完全屈服之时。②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义。许多人相信一句古 ③ 老的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外国人被称为“鬼子”，被 比作禽兽，认为他们杀害中国人是为了炼丹术和巫术的种种目的。为了制止 这种野蛮行为，醇亲王 （奕）在1869年提出了驱逐夷人的六点计划。当 他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实现以后，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张摒弃一切 外国事物。他建议，朝廷应向人民以身作则，率先摒弃无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为这种从感情上憎恨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行动作出了表率。1867年 他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坠马。以这种所谓的 受伤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虽然朝廷几次延长他的病假，倭仁坚持说还是 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获准辞职以后，他的伤势突然完全“痊愈”。类似的 例子还有邓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总理衙门工作。他立即谢绝这个 职务，声称他对夷务一窍不通。相反，他请求皇上给他委派一个军务，因为 他宁愿战死疆场。徐桐的行为为这种荒谬的排外主义提供了又一个活见证。 据说，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说他宁愿让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 因此毫不奇怪，他后来成了应该对爆发义和团运动负责的主要煽动者之一。 ①1900年义和团的大屠杀使中国长期仇外的历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拳民 因为排外，他们反对使用西洋武器，宁愿使用传统的刀矛。 主战的对外政策观点 排外主义的另一形式是主战。不负责任的主战论曾经十分盛行于南宋时 期（1127—1279年），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自己 的文明被毁灭的可能性。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军事现实主 义和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义精神让位给保守的主战精神了。这个传 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再度抬头。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国、法国或日本作 ①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 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 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 — 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6—14 页。 ②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 页。 ① 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 期 （1960 年） 第1—29 页。 ----------------------- Page 154----------------------- 战，这种态度使人联想起南宋时期这类人物的“空洞的主战论”，他们只会 挥动笔杆子，但毫无实战知识。 晚清时期的主战精神部分地是出于知识界对1840年、1860年和1884年 几次战争的愤怒。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奏称：“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 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 今。”当 1860年中国与英法联军作战时，北京许多官员都鼓吹主战政策。 全庆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时进攻外国军舰；薛书堂则列 举了中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五个原因。许多亲王和高级官员请求皇帝亲自 指导这场战争。胜保将军设想得更简单。天朝没有理由屈服，因为朝廷可以 干脆地拒绝外国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坚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声令下， 他的部将便会捉拿夷兵，杀死夷官。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在沿海被 战败，它应该从北京迁都陕西，以便继续进行战争。① 1870年天津教案期间，京城许多官员，特别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壮派官员 都主战精神十足。他们坚持说，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当地情形，应该允许 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战。用精神力量武装起来并且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人 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亲王认为，中国能够轻易地 战胜外国人，因为地方部队可以对付少数西方军舰发动的进攻，而中央政府 则能够粉碎外国人的主力攻势。②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战精神，但它 直到七十年代才活跃起来，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团体，即坚定 不移地鼓吹主战的对外政策的“清流党”。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 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 力量。他们的领袖是有势力的保守派、军机大臣和皇帝的师傅李鸿藻（1820 —1897年），如郭嵩焘所指出，此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主张同时在东部与日本 作战，又在西部与法国作战。③ 张之洞是这个团体的著名成员。在七十年代末的伊犁危机期间，他极力 敦促朝廷对俄国采取强硬的战斗立场。在列举了应拒绝1879年崇厚签订的 条约 （见第二章）的十点理由以后，他力主积极进行战备，包括召募西方雇 佣兵。当1883年中法战争在沿海地带迫在眉睫时，张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 打消顾虑，准备作战，即使中国军事力量不如法国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他 ① 指出，因为“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同样地，清流党的其他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5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1 第48、5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 第1—12、26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89 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 （1875—1884 年）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 期 （1962 年）第40—65 页。 ① 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 册第518—519 页。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 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和刘凤翰： 《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252 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 ----------------------- Page 155----------------------- 成员如张佩纶、邓承修、陈宝琛、黄体芳、吴大澂、盛昱、刘恩溥和李慈铭 也拥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采取主战的行动路线，特别对俄国、日本和法国 更应如此。他们藐视俄国的落后，法国的软弱，日本的贫穷。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这些主战的“清流党人”相同的观点。例如，八十 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类观点评议过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断言，上策是同夷 人进行总体战，完全消灭他们；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势。他继续说 道，至于模仿夷人，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政策。他进一步阐述了进行战争的详 细的军事战略。例如，中国军队决不应该大规模集结，以避免夷人强大炮火 的攻击。但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所以他的军事建议大部分远 离实际。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他建议中国应该在沿海地区开挖沟渠， 以阻止西方骑兵的流窜。② 应该承认，主战派观点并不曾始终占上风，何况中国又不是在对外战争 中的胜利者。而且某些主战论者如张佩纶和吴大澂都在战场上出了丑。然而 主战的保守派必须对清廷之赞助不现实的政策和感情用事这一情况负主要 责任。归根到底，他们促成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爆发。如果 不否认朝廷政策中这个有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会认识到它的主战 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坚持文化主义 除排外主义以外，中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士大夫们在思想上强 烈地尊奉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正统——的影响。曾国藩在其声讨太平天 国的著名檄文中，号召当世文人学士们与他一道保卫孔孟传统的中国文化遗 产。清廷为了力图使政教合一的体制永世勿替，也强调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来 提倡儒术。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给1898年湖南反对改良的运动提供了支持 （见第五章）。 这种文化意识表现在保守派对外交的看法上。王闿运在获悉郭嵩焘出使 伦敦以后，于 1876年致函郭嵩焘，建议他把孔子学说传播到英国，因为英 国尚无儒家学者赏光过。同样，一位著名的翰林怀疑曾纪泽的外交能力，因 ① 为曾纪泽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 那么，为什么儒家学说与对外政策的 观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虽然儒家学说包含种种复杂思想，但是其中两种 思想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 华夷之辨 第43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29—30 、41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 页。 ----------------------- Page 156----------------------- 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明华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国文明的 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文明和野蛮，凡非文明就是野蛮。文 ② 明实际上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 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文 明社会的本身。孔子在论及齐国著名宰相管仲时，他的头脑里就有华夷之辨 的概念。虽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轻视管仲，但他赞誉管仲保卫中国文明使之免 ① 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 之即以此观点发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 着尧舜禹汤等儒家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② 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称夷狄为不行仁义， 不遵圣化的人。中国人关于蛮夷的这种概念，其源盖出于中国与其北边诸游 牧民族的长期冲突的经验。这些亚洲腹地的民族被认为贪诈和反复无常。由 于这是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时的背景，所以大多数士绅也把西方人当作蛮夷 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六十年代招 募外国军官打太平军与捻军时，王炳燮称这是“回纥助顺”，即比之于八世 纪中叶回纥人帮助唐朝镇压安禄山叛乱之事。由于同样原因，李慈铭在评论 1870年天津教案时写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象十至十二世纪中国和蛮夷 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时宋朝正面临着北方夷狄辽国的威胁。③ 这种视西人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对建立总理衙门的活动中表现 得特别明显。清廷在 1861年以前没有设立外事机构，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 主要是以朝贡制度为依据，已由好几个国家机构在处理。理藩院处理同俄国 以及同北方边境的事务。李慈铭在得知即将设立总理衙门以后，硬说这不合 体制。他建议代之以在理藩院内部设立一个由恭亲王率领的新部门，以处理 和西方人的关系。④ 同样，许多文人学士也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认为办外交事 务有失他们的身分。军机大臣阎敬铭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外交事务。 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以后，他的许多朋友感到沮丧。李鹤年 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去蛮夷之邦，李慈铭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一事实感到伤 ① 心：“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在七十年代末， 李慈铭还继续谴责中国派遣外交人员出国。 然而，按照大多数儒家学者的意见，正是这些夷人威胁着文明的存在。 允许传教士到内地去的天津条约，使许多绅士感到惊恐。例如，夏燮担心这 ②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斯》杂志，第42 期 （1963 年夏）第60—64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82 页。 ②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95 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99 页、526 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13 第15 页。 ----------------------- Page 157----------------------- 是圣人教诲完蛋的开始。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叹说：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义 之邦，即将沦为夷狄之国。呜呼！② 王炳燮在六十年代写道，虽然任何时候都发生过政治动乱，但是当时中 国所面临的危机却是严酷的，因为它可能使中国沦为野蛮之域。因此，外国 的影响要比洪水猛兽更危险。他问道，一个人还能面临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局 势吗？当同文馆的课程要列入天文和数学以外的科目时，许多士大夫（包括 倭仁、李慈铭和杨廷熙）都反对这种西学，因为他们担心作为文明先锋的孔 门弟子也会被夷人同化。③ 人禽之辨 儒家学者还有满脑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学说，一个人只有品行 端正才能称为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恻隐之心，是非 之心和羞耻之心。特别是他应该遵行全人的教诲，包括三纲在内。这就是人 必须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真谛。另一方面，禽兽是残忍狡诈的，一心只求满 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个人的特点表现在这些属性上，则他在道义上不配做 一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禽兽。 因为野蛮和禽兽不属于文明的范围，这两个字眼常常可以互用。在遥远 的古代，中国人似乎已经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种动物。用狄、蛮和其他名词 称呼野蛮部落，这些汉字的部首都是指动物的。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 关系部分地建立在这种荒诞的说法上面。正如骨头和大棒政策把夷狄当作狗 一样，羁縻政策又把他们视作牛马。严格说来，禽兽比夷狄更坏，因为夷狄 尚可施以教化，而禽兽则不可救药了。 因此，儒家的学者们非常强调尊奉“名教”这一儒家的道德准则。他们 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 纲的等级关系。有势力的保守派李鸿藻为一个以体现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应如 何遵守正确的亲子关系作出了榜样。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亲去世，他向 朝廷请假二十七个月，以便遵制丁忧。8月18日，两位皇太后鉴于李鸿藻身 为军机大臣和皇帝师傅，负有重任，准他一百天假，让他居丧，随后他必须 复职，但不必参加规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鸿藻重新上奏，指出一个高级官 员特别应该遵守圣人的教诲。李鸿藻继续说，如果他背离了圣人的教诲，他 就枉为人子，就这一点来说，也不配做一个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另给了他一些特权，包括在以后 的二十七个月内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参加早朝和朝廷喜庆节日典礼。三天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1—22 页。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西纪事》，卷16 第6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31—32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洋务运动》，第6 册第153—154 页。 ----------------------- Page 158----------------------- 后，李鸿藻再次提出申请，坚持他原来的要求。他坚持说，如果不遵制丁忧， 不仅会使他成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损于朝廷声誉。因为他的第三次尝 试也没有说服朝廷，官方的一百天假期届满后，他便借口养病，拒不上班。 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二十七个月丁忧期满以后，他的所谓疾病也 “痊愈”了，并开始上班。李鸿藻坚持按儒家教义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为 他坚持为之守制的那个妇女只是他的养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时，他又守 ① 制二十七个月。保守派的官员包括倭仁、徐桐和许多御史都普遍赞扬他从 严遵守儒家传统的行为。 许多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纲的西洋人的影响，人禽之 辨很快就会泯灭。他们争辩说，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领袖，胜过忠于他们 的政治领袖，他们相信圣灵感孕的基督教义，这无异于公然否认自己的生 父。孟子在指责墨翟和杨朱时说过，无父无君无异于禽兽。同样地，这些学 者也认为西方人与禽兽无异。的确，他们的著作经常说西洋人有犬羊的本 性。② 这些道学夫子们进一步地发挥说，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西洋人实际 上禽兽不如。首先，禽兽不管对父亲如何不孝，尚对母亲有感情，而耶稣甚 至不认母亲。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灵活现地把基督教徒描写成性行为反 常和男女乱交的人（见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册子神乎其神地问道：“他 们岂非禽兽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仅不孝敬父母，而且开矿山、修铁路 和架电报线来破坏祖坟。总而言之，因为西方人禽兽不如，湖南学者王闿运 便把他们比作“物”，即无感情、无生命的东西。六十年代一本排外小册子 警告说，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仍在信奉和实行这种堕落的西方宗 教活动和技艺计划。① 保守主义的影响 虽然晚清的保守主义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数士大夫却 以道德-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依归。这种中国的文化主义结合着学究式的主战 性，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比较大胆的自强计划最后都受到滞碍或者拖延很 久才被采纳，甚至象王闿运和王先谦等人虽然赞成这些目标，但不愿意“改 制”。1884年以后张之洞改变了他的态度，从保守主义变成实行洋务，他的 应付变动时代的计划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这一历史悠久的儒家原则。 ①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147—154、241 页，卷2 第414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 第7 — 9、11 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1 页。《清 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 第24 页。 ①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6—13 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 义的发展 （1860—1870 年）》，第51 页。《海防档·天险》，第212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 第2 册第857 页。 ----------------------- Page 159----------------------- 不仅京城官员，而且各省督抚都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其中有些人如岑 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积极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 韶、刘坤一和李瀚章等，则对西方技艺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李鸿章以前的 将领之一刘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总督时，公开反对引进西学。中国文 化的惰性还表现在一些关于改革的重要书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这一事 实上。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版，1847和1852年经过修订，但是直 到1858年才呈交御览。那一年，王茂荫建议此书由官方重新刊行未准。另 一类似例子则是冯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庐抗议》文集；此书直到1889 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绪帝阅读。② 保守派官员，特别是御史们，攻击重实效的各级改革派。他们当然批评 了最有影响的改革派，例如恭亲王、曾国藩和李鸿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 没有逃脱他们的攻讦。例如，李慈铭大肆诋毁的人包括外事专家马建忠、李 凤苞和陈兰彬，以及企业家唐景星、徐润和盛宣怀：他把所有这些人一概贬 斥为卖国贼和“小人”。另一个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与外 国人打过交道，又与1866年的潮州危机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牵连，他在 保守派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的批评使得他在 1878年五十五岁时就过早 地辞去福建巡抚之职而引退。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从1885年起在该岛实 行大胆的现代化计划，但是保守派官员使得他于1891年被罢了官。 没有一个改革派受到过象郭嵩焘所受的那种猛烈的攻击。1876年他到英 国担任公使时，文人学士们讽刺他离开圣人的国度去为洋鬼子效劳。他的同 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房子。他本来计划写一部关于自强运动 和现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进一步批评，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1877年总理衙门发表他的赞扬西方文明的日记时，有人就说服朝廷销毁印 版。郭嵩焘理直气壮，最初拒不屈服。在他从伦敦寄回来的报告中，他赞扬 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 次受到弹劾，被指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国文化传统。他终于向压力屈服，于 1879年辞职，结束了他的外交前程。回国以后，他引退径返湖南故乡。刘坤 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工作，但是由于两位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 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此建议未能实现。① 恭亲王论及自强计划进展缓慢时，指出保守派的反对是个重要原因。他 的评论为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所证实。1876年外国人兴办的小小的上海-吴 淞铁路线，次年被中国官员收买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 保守派批评家的反对，于1877年夭折。刘铭传1880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 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御史和翰林 ②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 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82 页。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630 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507、554、665、666、865 页。 ----------------------- Page 160----------------------- 先生们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修筑从天津至 ① 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其他一 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 ② 民族意识的出现 虽然民族主义作为广泛的运动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出现，但是它作为 一种精神状态却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许多开明人士，特别是 沿海一带开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郑观应）的排外情绪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的 考虑，不如说是由民族主义的感情激发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 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 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在通商口岸，与 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 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 中国中心主义的崩溃 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中心主义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影响。 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数有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则徐和龚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书写 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 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就显著减少了。除了象羁縻一类的陈词滥调以外，郭嵩焘 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都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 后来就用得愈少。 （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 魏源在五十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 “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 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 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 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 ① 时都改称为“洋”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 第19—20 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 54—56、76—78 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 第992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9、184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44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 治朝》，卷48 第12—14 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 Page 161-----------------------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 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 中。1861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至221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 类比。到1894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 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 772—481年）战国 （公元前403—221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 ① 组成，就象十九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 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 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 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 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 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 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 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 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 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 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②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 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 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 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③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 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 1840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 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 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 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 页；第6 册第508—509 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4 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66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 卷2 第9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 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 第21 页。 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 第9 页。陈虬：《经世 博议》，卷4 第8 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 年集），卷1 第6、14、19、20、29 页。陈炽： 《庸书》，卷8 第1 — 2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 ----------------------- Page 162----------------------- 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象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 务。但是，1862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 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 ① 务的行政权力。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 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 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词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1877年郭嵩焘 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 权”。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 权”。甚至在 1895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② 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 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 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郑观应继续说，中 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 人。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因此， 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1886年曾纪泽 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陈炽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 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他也要求 以中国人替换赫德。① 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 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商战”一词1862年第一次出现 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应 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次 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中国商人配备了现 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丁日昌 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 然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不须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1876年李璠向清帝强 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便使用了曾国藩的“商战”一词。1879 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② ① 刘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645 页。李 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第112—120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7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 第4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 第44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 页。《海防档·机 器局》，卷1 第4 — 5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65 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 Page 163----------------------- 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 的志气。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68年他们试 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 国轮船招商局却于1873年办了起来。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 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 其清楚的认识。1874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 利条件。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 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 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① 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 念最重要的倡议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 海运方面的竞争。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1884—1893年）， 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 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辩论说， 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 “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实际上， 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 都在于扩大贸易。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 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 慌。因此，中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 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 关系的严重伤害。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既 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 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 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 代化是最重要的。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 金税。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 进口。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为了增加出口， 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 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特别是，应该把商 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 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 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 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 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39、144、147 页。 ----------------------- Page 164----------------------- 外国剥削。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 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郑观 ① 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 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 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② “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 相类似的战争策略。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纪末需要有 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 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 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 权的意识上。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因为 1860 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 权和国家平等 （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 中受到了损害。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国人 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 是抓住不放的。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 束缚。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 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自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 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 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 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1877年他请清帝尽快 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中期， 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总理衙门积极正视这个问题。他在题为《中国先 睡后醒论》一文中，要求中国人尽快取消治外法权。事实上，郑观应早在1881 年以前就已经批评了西方人的法律权利。① 虽然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思想，但是最初没有中文专门名称。王韬是 最初提到它的学者之一，他使用了“额外权利”这样的说法。但是，黄遵宪 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它的标准名词。九十年代初期，陈炽也讨论过这个 ① 刘广京： 《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 期第1 — 2册 （1970 年），第 373—425 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 第35—43 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 第1 页；卷2 第37 页；卷4 第56—57 页；卷7 第19 页；卷8 第32 页；卷8 第53 页。 ② 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 《商业史评论》，卷44 第4 期 （1970 年冬）第446—459 页。 ----------------------- Page 165----------------------- 问题。他们都列举了治外法权给中国造成的有害影响，要求以公义之名废除 它。① 正是这种渐渐炽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国的法律制 度。郭嵩焘在1877年，何启和胡礼垣在1887年，郑观应在1892年，宋育 仁在1895年都认为，传统的中国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严。此外，由于权绅 的干预，法律也不能严格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争辩说，甚至中国人 都不能容忍它，外国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国法律。因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 条件，废除斩首和肉刑，用劳役代替监禁。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只有在改 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② 与中国主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的关税税率问题。1878年，即最初 的条约关税税率确定以后三十三年，御史李璠论述了进口关税率太低及其对 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八十年代，曾纪泽就英国进一步干涉中国关税章程问 题，向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过抗议。1889年曾纪泽在和日本驻华公使讨论中 国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条约时，指出获得关税自主应该是两国恢复国家 主权的第一步。1884至1892年间郑观应曾三番五次评论过这个问题。他论 证说，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如何，首先应该有权控制自己的关税率。 他明确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保护关税方针。① 另一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是最惠国特权。这是1843年与英国 签订的虎门附约第一次承认的。从此以后，它成为条约制度中的普遍特征， 使中国权利受到巨大损害。1879年曾纪泽在英国和巴西驻英公使谈话时，抱 怨最惠国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说明中国迫切希望从条约中废除此款。同年，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讨论了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他认为它们是 条约里最有害于中国的两条条款，主张应设法予以废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论 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已由李鸿章转送给总理衙门考 虑。② 国际法（主权国家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 了。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把瓦特论文中的国际法部分 摘译出来，但是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国际法著作。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译 沃顿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经过仔细校订，在两年后予以出版。恭亲王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 第25—26 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 第21—23 页。陈炽：《庸 书》，卷7 第4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683—684 页。何启和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 页。郑观 应： 《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 — 9 页。 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116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 页。郑观应：《盛世 危言》，卷3 第1 — 3页；卷4 第9 页。 ② 《洋务运动》，第1 册第165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 页。薛福成：《筹洋 刍议》，序和第1 — 2页。 ----------------------- Page 166----------------------- 和文祥对此书评价甚高，分送了三百本给地方当局参考。掌握了这种新知识 以后，恭亲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国领海 的丹麦船只。另一个例子是1875年在解决马嘉理案件中引证了沃顿的著作。 ③ 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以后，他和一些汉人与满人同事翻 译了另外几种著作，包括布伦奇利的《国际法汇编》、伍尔西的《国际法研 究导论》和国际法研究所编辑的《战争法手册》。这些著作对一些官员产生 了影响。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对国际法作了好评。 伊犁危机期间，他在1880年上奏时，指出对崇厚的处分太重，应该按照国 际法则来处理。同样，李鸿章引证国际法，强调两国之间即使爆发战争，彼 此也不应该侮辱对方的外交人员。① 与翻译著作在中国官员中产生影响的同时，通商口岸的商人-学者直接 ② 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国际法知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改革派买办郑观应。 十 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视国际法，以致他在其论述改革的著作《易言》 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版本中，郑观应进一步论述了 国际法的原则和用途。 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国研究国际法，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国际问题上给李 鸿章提供过宝贵意见。1884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李鸿章派马建忠赴上 海按照国际法安排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卖给美国旗昌洋行的事宜。这次 安排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轮船在战争期间没有受损失，战后按照原议由中国 人买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启超、陈虬和涂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 ③ 对这个问题作了评论。 为了实行国际法，1893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 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三十年内成为事实。④ 均势论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 —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 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 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 （公元前722—481年）的小 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 第25 页—26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 页。 ①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574、863 页。李鸿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14 页。 ② 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 究杂志》，卷29 第1 期 （1969 年11 月）第15—22 页。 ③ 《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54—155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5、208 页。1898 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 Page 167----------------------- 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 （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1878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 展史和实际价值。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 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 （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 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 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八十年代，为了阻止外 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 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① 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到1879年，他 决定开放朝鲜，让它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 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 平衡理论的价值。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李鸿章继续 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 ② 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 1880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 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 ① 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 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 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 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 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 证。② 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 进行贸易和外交。1883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 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曾纪泽指出，这种 ③ “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 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 平。少数中国文人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 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马建忠从 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 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 第10—11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 第42 页；李国祁： 《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 第18—19 页。 ① 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 《万国公法》（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见国 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 页。 ③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4 页。 ----------------------- Page 168----------------------- 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 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 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①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3 页。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 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 第8 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 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 《国家学会杂志》，卷84 第5 — 6 期 （1971 年）第257—293 页。 ----------------------- Page 169-----------------------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 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四十年代的 “闭关”政策变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 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 风靡一时。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 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 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 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 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 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 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 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 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 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 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 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 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 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 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 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 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 重实际了。①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 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 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 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 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 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 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 ① 郝延平： 《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 第7 期 （1960 年4 月）第26—27 页。 ----------------------- Page 170----------------------- 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 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 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 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 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 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 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 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 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七十年代以 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 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 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 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 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 “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 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 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 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译） ----------------------- Page 171-----------------------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到1868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 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 勇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三十万人。其中包 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余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 章所统率的淮军。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 ① 川军。 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 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 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 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 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 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 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 ① 之间调防。 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 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 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 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 ②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 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 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 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 ③ 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 ① 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 年1 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 第35 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 第8 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 页，卷4 ·9第16 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 卷1·3第11 页；卷5 ·10 第10—11 页；卷12·22 第5 — 6 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 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 页。 ① 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 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 洲历史杂志》，卷8 第2 期 （1974 年）第136—141 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 页。 ③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79—181、213—220、237—244 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 4 页。 ----------------------- Page 172----------------------- 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 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 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 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 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 ① 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 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 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 现它的目标 （见上卷第九章）。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 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 国外挑战吗？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批准了 （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 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 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 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 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1862年创立的， 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 英国军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 （见上卷第九章）。神机营最初只有 约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1865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 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 达三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 中移交给了醇亲王。② 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 西式练兵。1865—1866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 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 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 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1869—1870年英国人的训 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 ① 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三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但在1870 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二万五 千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第18—19 页。 ②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 第8 — 9 页。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 册第475—479、484—491 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六 千人之数。迨至1881—1882 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千名骑兵，五百 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 第21—22 页。 ----------------------- Page 173----------------------- ② 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 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 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 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在广州， 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 代武器。从 1863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有三百六十名八旗军 由英国人进行训练，三百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 下，还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广州的这项训练计划 只实行了三年便停止下来，因为那时满怀失望的外国领事们要求撤回欧洲教 官。③ 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1867年， 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一百五十名八旗军幸存 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国本部的十二个驻防城 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 军一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① 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 的绿营兵。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 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五百人的“洋枪队”，它在 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在这同时，在1863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 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十五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 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汛兵每五百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 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② 1866年，恭亲王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从各标抽 调出来的兵就被编入刘长佑所指挥的六个中心。这种新编军队称为“练军”， 即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十万两充新训练计划 中的军火费用。但在1867年1月，恭亲王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 攻击这个计划，而这一批评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迎，因为一道上谕急剧 ③ 地削减了这个新计划的开支。直到1868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使政府创巨痛 深，接着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才又为练军制定了新计划。当清廷内 部因中英修约引起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曾国藩刚好来到北京，他致函李鸿章 说：“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满族两派人士都 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 第10 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333 第11 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 页。 ②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 第7 期 （1967 年7 月）第216 页，文中摘 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 第10 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 第3、21、31—37 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 第18—19 页。 ----------------------- Page 174----------------------- 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 过这个问题。① 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 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 （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 故）。1869—1870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 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 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五百五十人 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 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 ② 募新兵。 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 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 必须是外省人。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象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 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 统领建立亲善关系。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1870 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 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 数。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③ 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 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 上来。1867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 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抚标从一千六百人减为一千 ① 人。 （见上卷第九章。）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一千人变 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1870年离 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 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 ② 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 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 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 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 第2 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 第2856 页，1869 年2 月27 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第19、36 页。 ①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卷14 第17 页；卷19 第16—21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186—187 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 第4、8—10 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 第9、505 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 学报》，卷10 第2 期 （1974 年7 月）第217 页。 ----------------------- Page 175----------------------- 来的绿营兵的薪饷。其他一些省份 （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 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 ③ 法在1873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 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 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 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 职未动。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 ① 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 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 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 ② 的国内安宁。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 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 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尽管官兵之间存在 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 特殊身分。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 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自从1862—1863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的军 ③ 官们能从西洋人那里学到一二秘密方法，但除了给予原在常胜军中接受外 国教官训练的少数士兵以军官身分（如罗荣光和袁九皋）外，李鸿章的方法 只是使西洋教官训练他的洋枪队中的士兵。1864年后仍然留在淮军中的少数 西方人，包括变成了清帝国臣民的法国人毕乃尔在内，都不能对军官或士兵 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教练。很明显，中国人对西方战术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 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军官们很赞 赏外国式的步兵方阵，“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排成这种阵势”。中国人 “承认我们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的步兵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 勇营军官虽然承认西方炮兵的价值，但不想学习炮兵操练。戈登说，他们甚 ① 至不想学习“喊口令”。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 第6 — 8 页。 ① 见恭亲王1884 年1 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 页。又见张佩纶：《涧 于集》，卷6 第10 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 页 （注70—73 ）。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 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 第302、664、667 页；卷3 第172、318、323、399、445、 518、753 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 页。 ① 戈登档案 （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 （1864 年8 月26 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 ----------------------- Page 176----------------------- 中国人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帮助而又保持自立吗？另一方面，不接受外 国的训练，勇营兵也能学到现代战术要求必须具备的军纪和技艺吗？凤凰山 （距上海二十五英里）训练计划的始末就暴露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凤凰 ② 山训练计划是常胜军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来的。英国公使 和上海领事很热心地赞助凤凰山训练计划，它也得到总理衙门“口头保证” 的支持，李鸿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对此表示欢迎。李鸿章在1864年6 月拨了一千三百名淮军（由二、三名最好的军官带领）给戈登。 英国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认为已经衰败的满人政府 不可能进行集中领导的戈登，主张英国人应该帮助发展一支中国军队，但要 ③ “通过抚台，而不是通过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然 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对清政策，但也相信应该给予中国人以军事援助。但是， 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态度，使李鸿章警惕起来。巴夏礼本来只希望 所训练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继续出现骚乱。他也嫉妒 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还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小小训练营 （这些中国军队直到1865年中才归还给中国当局）。所以李鸿章责怪巴夏 ① 礼想“揽我兵权，耗我财力”。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弃了这项训练计划而返回英国。李鸿章不得 不接受巴夏礼的提名，任命英军的杰布中尉为凤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标明日 期为1864年11月的一份协议中，巴夏礼接受了李鸿章的交换条件，即淮军 将领潘鼎新应对中国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装备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训练计划 应从海关收入中拨款。杰布的职责只限于训练和教课，包括监管也由中国人 支付薪津的十五名外籍教官。可是，杰布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人选，他经常 ② 离营外出，而当他上班时他又死扣《英国步兵操典》，毫不通融。1865年6 月，李鸿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隶边境防止捻军的进犯，所以他毫不犹豫 地命令潘鼎新从凤凰山带领一整营军队（外加在那里受训的三百名炮兵）北 上。巴夏礼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虽然李鸿章同意以其他淮军部队代替凤凰山 的这八百五十人，但他这时已不再相信凤凰山的训练计划，一再驳回了关于 扩充此计划的要求。 凤凰山训练营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国与西方的摩擦以及 外国教官与淮军本身这两方面的弱点。1865年7月杰布中尉被调回英国，上 的秘密备忘录”（1864 年）。 ② 详见史密斯： 《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 第2 期（1976 年） 第195—223 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 年6 月19 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27 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 年7 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 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 第21 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 第10—11 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 页。 ----------------------- Page 177----------------------- 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英国领事坚持应任 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 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 的爱戴。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 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 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五十块墨西哥鹰洋以 中饱私囊。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 作。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 ① 鸦片烟瘾。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 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 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但在恢 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 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 ② 过不公正的惩罚，1872年爆发了两次兵变。1873年5月，在经过了九年并 且花费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之后，这个计划突被停止执行，尽管英国领 事提出过强烈抗议。凤凰山曾被一英国军官形容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位 于英国的汉普郡，为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译注）”，事实上那里从来没 有训练军官的计划，不过它确实训练出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 叛乱的能力。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 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 第8 页。FO （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 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 年11 月20 日及1870 年1 月13 日）。 ② FO228 ：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 年1 月6 日）。 ----------------------- Page 178----------------------- 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 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 -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 部，云南的回民叛乱 （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 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 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 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 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 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 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 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 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 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 ① 子纲，夫为妻纲）。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 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 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 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 ② 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 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 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 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 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 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 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 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 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 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 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 ① 特别见金天柱： 《清真释疑》，第1、4 — 5、17、19—21、25—28 页。 ②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 页。 ----------------------- Page 179----------------------- 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 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 （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 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 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 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 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 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 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 （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 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 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 ① 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 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 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 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 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 龙 （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 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 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 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 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 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 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 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 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 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 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 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 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 ①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36—184 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 节者》，载 《中国论文集》，20 期 （1966 年）第86—118 页。 ① 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 第15—24、36—40 页；卷2 第1 — 2页。王树槐：《咸同 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 页。 ② 黄家谟： 《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 、88—113 页。 ----------------------- Page 180----------------------- 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 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 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 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 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 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 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 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 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 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 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 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 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 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 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 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 班迪教派和哈迪里 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 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 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 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 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 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 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 ① 客。 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 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①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 册第8 页；第2 册第106、111—131 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 第118 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 页）。参照田 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4 期第141—150 页。 ① 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 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 1873—1874 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 页。 ----------------------- Page 181-----------------------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 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 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 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1761—1762 年在循化 （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 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 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 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 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 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 （属 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 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 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 发）和教师 （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 ① 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 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 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年4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附 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 于5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 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 ② 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5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 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 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 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 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③ 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 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 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① 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瑛棨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 册第311 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 社会史研究》，第559—579 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 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 第35、63—64 页。 ② 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 第1 期 （1965 年）第135—137、141 页。 ③ 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 页。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 册第311—312 页。 ----------------------- Page 182----------------------- 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 乎完全切断的封锁。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 而臭名昭著的胜保 （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 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 1863年 1 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 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 ② 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 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 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 时同样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 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 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 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 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 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 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 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与此同时，回民 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 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 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 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 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马化龙的军事-宗教网络以四个地区为基地：金积堡本身；青海东部的 西宁，这里有许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肃南部的两块地方——河州（靠 ① 近青海）和秦安（距陕西不远，在新教中心张家川附近）。宁夏道一位能 干的汉族道台侯云登纠合了足够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以及团练，保卫灵州达一 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马化龙的军队在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位新教的信 徒率领下，不仅攻占了灵州（据说有十万汉民在这里被屠杀），而且攻占了 宁夏府的各汉城和满城。马化龙这时显然已用汉人的称号，自称为统领宁夏 府和两河诸地的“大总戎”；这个“两河”指黄河和（它的）一条主要支流。 ②马化龙有了这样的权威，就能任命管区下的府县官员，而对于日益增多的 ② 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 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 和郭廷以的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① 特别可参看1863 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第34 页。 ②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 第23 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 （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 ----------------------- Page 183----------------------- 徒众来说他却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联系，能行诸般奇迹。 当然，甘肃也有许多叛乱首领并不信奉新教。1862—1866年间活跃在甘 ③ 肃而其名字见于历史著作 中的七十多个回民头目中，有二十个人被认为是 马化龙的党羽。这二十人中包括了伊斯兰新教传教士和许多绿营兵的中级军 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从陕西来的十一位首领）中，有些已与马化龙结盟， 或者从他那里接受接济。比起云南的造反者来说，陕甘的回民领袖中很少有 马如龙那样死心踏地的变节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证明是诡计多端的人。 1864年年中，随多隆阿来到陕西的湘军军官雷正绾正转战于甘肃，他攻克了 固原和平凉，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肃中、西部之间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开。一 位陕西的叛乱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月当陕西回民重新包 围固原时，赫明堂做内应打开了城门，使他的教友赢得了胜利（而且连带地 赶跑了已经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马）。一份现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说，赫 明堂在每次战役前都要朗诵经文并大声祈祷说：“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 ① 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 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军之 手，但陕西叛乱分子在赫明堂的领导下于10月又夺回了它；还夺回了靠近 陕西的东南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踏地而有势力的变节者的帮助，清朝官员只好使用 安排“投降者”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把领土交到叛军手里。最显著的事例是 马化龙本人。1864—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两位最好的满族将领去攻击马化 龙在甘肃和宁夏交界地带的基地。这两位将领一为都兴阿，主要负责甘肃的 军事；一为穆图善，原是多隆阿属下的一名骑兵军官，现为宁夏将军。对宁 夏府两个城市的围攻长达一年之久，但并不顺利，穆图善也赞成接受马化龙 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议。都兴阿非常反对这个计划，所以只是在他调任为 沈阳将军后，穆图善才贯彻了他的接纳马化龙的方针。马化龙移交给清军二 十六门大炮，一千多支洋枪，一万多件刀枪。作为报偿，穆图善奏请除去马 化龙的叛民名籍，他说：“马化龙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劝 ② 说回民……即可不战而使诸地闻风归顺。” 1866年5月一道上谕批准了马 化龙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个保皇派的名字——马朝清。可是，他继 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影响，而用不着耽心清军对他的攻击了。 与此同时，清朝在甘肃的有效统治正在瓦解。回民叛乱蔓延到了黄河以 西甘肃省那个状如锅柄的地带。1865年2月，凉州（今武威）一名绿营兵回 族军官粉碎了一次叛乱而控制了该城，3月份玉门又发生了回民叛乱，它马 2289 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③ 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55 页注2，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① 《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3 册第240 页及第1 页对面的图版。 ② 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 页。 ----------------------- Page 184----------------------- 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肃回民曾于4月暂时占领了战略要地肃州，在 12月份又占领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陕西，使该省再次出现危险。新 疆早在 1863年就已受到陕甘事变的影响，现在也处于内 （因内部几个地区 有好多叛乱）外 （即清帝国有来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国回民举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多样化的程度犹 如该地区的人种和语言那样复杂，也如它的地理和历史传统被隔裂分割的状 态那样互不相关。那里的清政府有许多弱点，而且直到1860年为止，清王 朝在反对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语的追随者的定期圣战中只是勉强维持住 了六城地区的秩序。（见上卷第二、八章）汉人到新疆的移民越来越多，但 这种发展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语的居民看来，中国的移民—— 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构成了少数民族，而且也往往会变成反对新疆的清朝 统治者的颠覆分子。在清帝国的这一极西北领土上，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也都 面临着俄国在中亚贸易和政治中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现的事实。与此 同时，通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属 印度认为过于靠近它的北部边境了。① 中国本部回民叛乱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年3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区的一 次回民骚动，但清军还能够很快把它镇压了下去。那一年的5月，回民和汉 民在新疆东北的奇台爆发了战斗；那里的汉族农民和商人人数众多，而且那 里鼓励新移民的清朝当局对回民的课税采取了高压的手段。6月份，六城地 区北部的库车爆发了另一场叛乱，其领袖是与玛赫杜姆家族非亲非故的热西 丁和卓。这场叛乱东边远及喀喇沙尔，西边到达了喀什噶尔。热西丁和卓在 阿克苏建都，称为突厥斯坦王。但在7月份，热西丁家族未赢得叶尔羌的尊 敬，一个当地叛乱分子攫取了该城的权力，紧接着，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 伯克攻占了喀什噶尔以南仅约三十英里的英吉沙尔；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 厥语的领袖自立为和阗王。 正在这时，在新疆东部作为清朝堡垒的乌鲁木齐，一位从甘肃来的东干 ① 族阿訇妥明 （据说是马化龙的党羽）在清朝戍军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 甘肃回乱的榜样，他博得了乌鲁木齐绿营兵参将索焕章的效忠。索焕章的队 伍曾经打过与奇台回民发生械斗的汉族移民武装团队。索焕章在 1864年 7 月发动一次兵变，杀死了满族将军并控制了乌鲁木齐汉城。妥明号为清真 王，而以索焕章为大元帅。妥明的部队攻占了沿玛纳斯河的几座城市，在10 月，乌鲁木齐的满城也投降了。新疆的东干人既不见信于清朝，也不见信于 ① 妥明 （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第1 册第449 页。 ----------------------- Page 185----------------------- 突厥人，他们的反应是在库尔喀喇乌苏与吐鲁番同时起事。12月，妥明的一 位将军攻占了吐鲁番城。 1864年11月，统率整个新疆的满洲将军驻地伊犁也发生了暴乱。塔兰 奇人迈兹木汗曾当过阿奇木伯克，他领导的叛乱分子 （多数是操突厥语的 人，也包括一些察哈尔人）包围了伊犁的两个主要城市，即惠宁和惠远。伊 犁戍军统领明谊在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人签订了边境条约，他刚从那里回来。 ① 他与伊犁将军明绪一起向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求援。他们准备长期被围， 因此他们甚至把要求通过总理衙门转交给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 于白费。清军英勇地守卫了这两个城市达十八个月之久后，终于在1866年3 月被压倒。塔尔巴哈台也在同年4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领并得 到哈萨克人帮助的当地回民的围困之后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 密地区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这个地区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扰。 与此同时，在新疆南部，张格尔的圣战（见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 演，但这只造成了一位也许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夺者的崛起。满人 早在1864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对喀什噶尔的控制权，但有另外两支人马在争 夺这个城市。其中一支人马的头头是柯勒克孜人头目西迪克伯克，他为了争 夺控制喀什噶尔的权力，在1865年初访问过浩罕以吁请援助。但结果并不 是浩罕的直接干预，而是张格尔的一个儿子——布素鲁汗——的卷土重来。 他只带了约六十个人，由曾在浩罕军队中服过役的一位将军阿古柏（约1820 —1877年）率领。尽管这支部队人马不多，但喀什噶尔地区有大批人纠集在 布素鲁汗的麾下，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自认为是阿法其的圣裔。布素鲁汗不久 就强大起来，足以消灭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控制的另外两支敌对人马。后 来，当阿克苏的热西丁和卓与叶尔羌的一位新统治者攻打这座城池时，这两 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组织的军队打败。在阿古柏于4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 尔并且打败了一支孤立的满洲部队之前，布素鲁汗不失时机地登上了汗位。 碰巧阿古柏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将领，而且是擅长弄权和用宗教来支持权 术的一位大师，而这二者在伊斯兰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布素鲁汗马上感 到有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在身边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设法要搞掉 他。但是，阿古柏那时却与那位虔诚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谢赫很友好，所以 后者拒绝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门的要求。这位富于心计的将军现在迫使和 卓移居英吉沙尔，使和卓在那里实际做了十八个月的囚犯。1867年，和卓被 迫 （或者被说服）离开六城，表面上是去麦加旅行。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尔 的权力，称号为巴达吾来特（洪福之王）。同时他宣称，他已下定决心要对 妥明领导下的东干人发动宗教战争；因为东干人虽然也是逊尼派（正统的穆 斯林），但他们据认为是沙菲伊法学派，而不是喀什噶尔地方宗教当局所信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第27 页。 ----------------------- Page 186----------------------- ① 奉的哈纳菲派。 由于妥明的王国已把它的势力从吐鲁番向西扩张，所以阿 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阗的统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苏和库车的统治 者热西丁和卓，以便在1867—1868年大力巩固喀什噶尔对塔里木盆地的控 制，因为这两个统治者曾征召东干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并且在其他城市欢迎 过东干人的援助。阿古柏也让布哈拉的艾米尔封他以宗教的称号：阿塔拉克 哈吉（护法神）。他因此拥有合法的身分；在他所统治的城市中他着手严格 地解释伊斯兰法律以加强这种地位。他还创办了许多附有捐赠土地的新的经 文学校。 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诚的武士，因为他敢于到东突厥斯坦去攻击东 干人控制的城市，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是这样的人。看来他在1869年只在 库尔勒得手。但到了1870年底，他接连攻占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和乌鲁木 齐本城。在这最后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学功的帮助，后者是新 疆东部汉族移民的一位“团头”。借助于徐学功和妥明的心怀不满的过去支 持者，阿古柏的部队才在 12月夺取了乌鲁木齐。妥明投降了，并逃往马纳 斯河，最后病死在那里。可是，阿古柏的胜利是付出了很高代价的。据一条 材料记载，他的远征队伍在 1867年有二万人，经过新疆东部之战后只剩下 ① 了半数。但是，这次远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71年6月，俄国军队冲过 边境占领了伊犁，从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准噶尔的任何计划。 俄国侵占伊犁一事，要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因为它表明，新疆不再象张 格尔时代那样只是中亚的一部分了。新疆现在已处于清、俄、英三个帝国相 交的三叉路口上。特别是中、俄两国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对新疆的前途非 常关注，而当时俄国正力求得到保证，阿古柏的伊斯兰教热情不会使他去支 持俄国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国家。在阿古柏取得权力的时候， 浩罕、布哈拉和基发都在为独立作最后的挣扎。俄国在1865年拿下了塔什 干，1868年拿下了属于布哈拉艾米尔国的撒马尔罕。这一并吞趋势还在发展 之中：基发最后于1873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后变成了俄国城市。与 此同时，英国人虽然跟新疆的贸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对俄国人 的用心感到不安。造成英国人忧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俄国人也 同样确实不知道——通过喀喇昆仑山脉的大规模军事调动是不可能的。但英 国人对印度兵变记忆犹新，他们更耽心因俄国人的煽风点火——通过本地代 理人去接近克什米尔与阿富汗之间心怀不满的边境诸部族——而使印度的 局势可能不稳。英国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国人之手，而宁愿它成为对付俄罗 斯帝国的缓冲地带。② 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处境的危殆，但他对他本人和对突厥斯坦其他穆斯 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早在1868年就派遣了使节去印度和俄国讨论 ① 袁清： 《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 期 （1961 年）第145—148 页。 ①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 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9 页。 ----------------------- Page 187----------------------- 贸易的前景，并且吁请承认他的国家。1872年俄国军队已驻在伊犁，他认为 有必要同俄国官员签订一项不给予外交承认的商务协定。俄国贸易就在所规 定的值百抽二点五的低进口税率下繁荣了起来，这时阿古柏却表示不满，把 行为不轨的俄国商人收监，并断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为了防备万一，他开 始努力争取英国和中亚以外诸伊斯兰国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已与奥斯曼苏丹国有接触，但直到 1873年土耳其帝国政府才公开承认他的王国。他被封为艾米尔，也就在那一 年苏丹-哈里发给他送来了一份礼品，计三千支来复枪、三十门大炮和三名 土耳其军事教官。与此同时，探险者纷纷来到喀什噶尔，1868年有R.B.肖 的到来，1870年有福赛思等人的到来，这些访问引起了英国人对阿古柏国家 的热情。福赛思在1873年再次被派来喀什噶尔，他送给了阿古柏几千支英 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1874年初，他同艾米尔签署了一项商约， 并且对这个新兴的喀什噶尔国家给予了外交承认。在伦敦，亨利·罗林森爵 士在1875年新版的《英国与俄国在东方》一书中写道：英国“要在奥克苏 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 （原文如此）运动”，比俄国挑动印度 ① 的穆斯林会容易一些。但亨利爵士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不是俄国，而是 中国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国。 ① 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 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11 第3 期（1955 年）第328 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 页。 ----------------------- Page 188----------------------- 清朝在陕西和甘肃的胜利 在清帝国军队能够开进新疆以前，他们必须先打败陕西和甘肃的回民。 1867年当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国的时候，左宗棠还在征募新湘军 （楚军），在为打败中国本部的东干人而筹措军费和安排交通运输事项。陕 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时间（1867—1873年），而他的部队参加新疆的实 际战斗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1876—1877年）——不算漫长的准备时间在 内。 左宗棠在1867年7月到达陕西以后，他又不得不为了捻军之战而离开 陕西十个月。在此期间，左宗棠的助手刘典作为钦命陕甘军务大臣，已清除 了从甘肃折返的陕西南部回民叛乱分子。陕西回民现在在董志原筑垒自固， 此地是甘肃东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们的“十八大营”从这里继续派人马 四出侵扰。与此同时，在它的北边一些地方，新教领袖马化龙自从1866年 投降清朝以来，已把金积堡建设成为经济和军事基地。马化龙的徒众包括长 期在甘肃和内蒙包头之间做买卖的回民商人，他们做买卖时使用商队驿道以 及向东航行到河套的皮筏。马化龙本人拥有两家字号，而且在他的许多徒众 的企业中有投资。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够控制蒙古和甘肃南部之间的整 ① 个贸易。 可是，他的兴趣是在宗教和军事方面。他甚至从归化城 （今呼和 浩特）购买军火，并且把它们送到甘肃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马化龙也同 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做生意，他卖出马匹和军火，购进粮食。当左宗棠 1868 年11月返回陕西任所时，他相信马化龙不仅与新疆有联系，而且对“大漠 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① 左宗棠在甘肃的进攻准备已接近于完成。他的一些老军官已经从湖南给 他征募了一支新部队，总数约五万五千人。此外，曾国藩已在1867年把他 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军队伍约一万人调来陕西，由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刘松山率领。清帝还调拨了另外一些军队供左宗棠指挥：即黄鼎统率的川军 一万人，郭宝昌统率的皖军七千人，张曜统率的豫军六千五百人。这些军队 都有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实战经验，其中有七千五百名骑兵，他们加强了左宗 ② 棠自己搞到的五千匹马。 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满洲军官来训练他的骑兵 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练他的部队。他很欣赏刘松山的部队擅长队形 操练和精于射击。但左宗棠根据自己在太平军叛乱时期的经验，深信取胜的 ① 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 期（1959 年）第132 页。《左文襄公 全集·奏稿》，卷30 第66—67 页；卷37 第64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36 页；卷11 第 32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 第18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23—26 、52 页；卷11 第 10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 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 页。 ----------------------- Page 189----------------------- 两个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给养。他只是在叛乱的后期在他的军队中一 度试行过西洋操法，但他觉得喊口令不能用于士兵的大队形。左宗棠虽然用 西洋火器装备了他的军队，不知何故他却认为，练习打靶十天，一天两次， ③ 就完全可以送部队去打仗了。 幸运的是，在他即将在甘肃展开的攻势中， 他所进行的战争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地形比较险要，但主要仍是 进攻栅寨和城池——这与对太平军的作战毫无二致。可是，左宗棠很珍视攻 城大炮，他有几位老军官曾学过如何使用它们。 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决他的财政和后勤问题的保证。在饱受战祸的陕西 和甘肃两省，食品匮乏，物价腾贵。左宗棠定下了一条规矩：必须有三个月 ① 的粮饷在手，他的部队才能打大仗。 不仅军火，甚至大量粮食也得从其他 省份运入陕西和甘肃。左宗棠为了筹措给养，明确地要求北京同意从古以来 历代王朝所通用的一个惯例：即以东南之资源，供西北之军需。1867年，清 帝要求东南沿海五省对“西征饷项”每年助银三百二十四万两。这款项在清 代财政上称为“协饷”，但只实行于这些省份已经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 ② 的各种捐助饷额之后。左宗棠早在1867年就谋划促使各省提出满足其军事 需要的定额。他要求清帝并得到清帝批准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安 排；这笔贷款由通商口岸各税务司担保，并经各省巡抚加盖印信批准，限期 由各省还款给外商。1867年5月，左宗棠驻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约1825 —1885年）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两的洋商贷款。但是，在同年12 月当左宗棠要求在同样安排下再次借贷外债二百万两时，清廷反对胡光墉所 开出的高利息，而只批准了此借款的半数。四个口岸的税务司奉命借给左宗 ③ 棠要求的余下的一百万两，不付利息。 因此，左宗棠暂时不得再向外商谋 取另外的借款了。但是为了应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筹措了每年总数达六百 二十四万两的“西征饷项”，增摊了原来五省承担的定额，还要求另外两省 也予以捐助。其中大多数省份并未迅速解足它们的饷额。但是，左宗棠确从 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四百万两 （从左宗棠最初于1866年9月被任命来 陕甘就职起到1874年2月止）。④ 1867年，甚至在他抵达陕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两个 局，承办军需。在西安他建立了一个衙署向各战区分配给养，设立了另一个 衙署以保持与其他省份的通讯联系。在上海弄到的军火用外国人的汽轮运往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45 页；卷14 第48、55 页；卷16 第27 页。《左文襄公全集·批札》， 卷1 第34—35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 第17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 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204 页注58—59 。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20 第26—27 页；卷244 第19—29 页。 ④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 页。 ----------------------- Page 190----------------------- 汉口，再用帆船把它们和其他给养溯汉水运往陕西边境，然后经陆路运往西 安。在四川购买的大米则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陕西的兵站。供应给陕北 山区部队的粮食则来自山西或内蒙古的归化。给陕北和宁夏的军火是经由天 津首先运到归化的。左宗棠不想使他的运输系统成为沿路地方当局的负担。 他的代理人和护航队押送着每一起货运，而每一个搬运工或车夫都应该是车 资照付的。一旦进入陕西境内，县长们就准备足够的夫役车辆逐县拨运。县 ① 长所付的这些费用将予以清偿。这一整套供应系统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组 织才能，而它也一定运转得相当不错，因为甘肃的战事确确实实进行下去 了。 左宗棠早些时候曾宣布他对回民战争的一条原则。他将乐于接受一个叛 乱首领的投诚，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诚，即投诚者应交出武器、马匹和粮食， 另外，还要接受左宗棠关于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左宗棠把朝 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广为晓喻，即只问其为良或逆，不问其为汉与回。但左宗 棠还有一条原则：决不姑宽新教的任何积极的追随者，因为他把新教比做企 ② 图搞颠覆的白莲教异端。 在种族战争、官军的暴行和饥馑后的疾疫流行使 得汉人与回民大批被仇杀的省份里，左宗棠对东干人的战争是一场在儒将和 阿訇-军阀之间所进行的严酷的意志较量。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 非总是忠诚可靠的。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 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此外，整个 军队还意识到，左宗棠的精锐勇营所用的欧洲来复枪和攻城大炮最终会有杀 敌致果之效。 从陕西往西开拔时，左宗棠有两大目标，即金积堡附近的马化龙据点以 及位于甘肃东南董志原的陕西回民的农村基地。要在后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是 比较容易的，因为陕西回民的十八大营既无统一领导中心，又无可资防守的 据点；在他们的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富饶土地附近的少数大城市又已被甘肃 回民盘踞，而且甘回并不总是援助他们的陕回教胞的。1869年2月中旬到4 月初，左宗棠的部队横扫了董志原，据说斩杀两万余人。大股大股的陕回现 在四散逃遁。有几位首领暂时往北占领了靠近金积堡的一些市镇。马化龙收 编了其中的几个人及其部队。他给其余一些人赠送了骆驼，劝说他们另投他 ① 处。 陕西的一股回民越过黄河，进入宁夏。他们到达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 领地，洗劫了他的村庄和祖茔，使得北京匆匆忙忙从内蒙其他地点调兵来 ② 此。 可是，大部分陕西首领则带着各自的人马滞留甘肃，主要聚集在兰州 ① 秦翰才：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第10 页；卷38 第6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 第16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32、52 页。 ② 《大清穆宗实录》，卷261 第24 页；卷262 第17—19 页；卷263 第10—11 页；卷276 第23 页。1871 ----------------------- Page 191----------------------- 东北和西南诸市镇，或者聚集在这些市镇的附近。 虽然攻占董志原比较容易，但是，征服甘肃回民自己的据点则困难得 多。左宗棠在攻打甘肃地区四个主要叛乱中心（金积堡、河州、西宁及肃州） 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从金积堡战役的历史中即可看出；它的作战计划是1868 ③ 年后期制订的。三支主力部队计划联合进攻。自直隶捻军之战前线返回甘 肃的刘松山预定从河南横穿陕北，从东面进逼金积堡；在山西保卫包头地区 的张曜的豫军应穿越内蒙，沿黄河西岸南下；左宗棠的其他部队预计占领甘 肃的平凉和固原，从南直趋金积堡。但是，只是在左宗棠自己的部队经历了 危机和挫折之后，这一作战方案才最后得以贯彻。 最严重的危机是内部危机，因为从1869年3月到4月，即正当董志原 之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左宗棠所部的最精锐部队中发生了两次惊人的哗变。 3月后期当刘松山已横穿陕北而抵达甘肃宁夏边境时，绥德（在延安东北约 七十五英里）发生了一次兵变，刘松山原在这里留下了四千五百名士兵守卫 着供应站。包括后来承认是哥老会会员在内的几百名士兵抢劫了粮站，并占 ① 据了绥德城。叛兵中有多达四名哨官在内，据说也都是哥老会会员。 刘松 山本人于4月初赶回绥德后，兵变迅即被平定，但显然与绥德兵变并无牵连 的另一次兵变同时又在陕西中部、西安以北八十英里的宜君爆发，杀死了一 位统领。这一次的几百名叛兵中也有哥老会的会员。参加者中的四名哨官和 一名营官据说也是哥老会的成员。可是，叛兵被忠于左宗棠的部队抓起来 了。左宗棠亲自处死了五名为首分子。他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和贵州，是 通过投诚的太平军（他们都是川、贵两省的土著），或者通过其他省份的“散 勇”（他们来到陕西是为了搞投机冒险活动）而使湘军受到影响的。他希望 ② 这些枭蝮鬼蜮之辈在他的部队中只是极少数。 可是，哥老会作为进行合法 和非法活动的地下互助组织，却长期存留在左宗棠的部队之中。 进攻金积堡之役被兵变及其善后问题所中断，直到8月中旬才恢复。从 陕北进军的刘松山在9月初抵达灵州附近。经与左宗棠的兵力进行对比，马 化龙对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抱幻想了。他投书给左宗棠想谈判和平，但他的倡 ① 议被严予拒绝。在11月，灵州被刘松山攻克；左宗棠部署在南边的部队已 攻下了固原等城市，继续向北挺进。可是，抵抗也越来越厉害，因为有越来 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 唐古特和北藏》 （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 第198、201 页、238 页注、259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19、26、36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 第22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 第2、23、27、28—29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35 页； 参照卷11 第29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 第55 页；卷11 第7、10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 第2 — 3、 17 页。 ----------------------- Page 192----------------------- 越多的马化龙的甘肃新教徒——包括一度占有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在内—— 参加了战争。左宗棠不久就要面临一位景慕他的传记作者所称述的“他整个 事业中最大的一场灾难”了。② 刘松山在从灵州南下途中必须打通数以百计的设防村寨——这些村寨 都三面环山，西濒黄河。拥有火器的村寨防守者们又都是马化龙最坚定的信 ③ 徒。刘松山不得不缓缓前进，但他在1870年2月14日死于炮火之中。虽 然他的能干的侄儿和前参谋军官刘锦棠（1844—1894年）设法保住了他的部 队而未使之四散，但部队的前进停顿了下来。刚巧就在这个时刻，马化龙发 动的一次战线辽阔的攻势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马化龙使用了他曾经窝藏 或帮助过的陕回，已于1月初在陕西的几个部分发动了骑兵突袭。在刘松山 战死之前几天，陕西的东干人陈霖切断了刘松山在陕北的供应线。另一陕回 ④ 马正纲现在也率领他的骑兵驰抵渭河流域。2月15日他通过西安以东，渡 过渭河，回到了东干人八年前发动叛乱的老地方。 在甘肃，在金积堡南边，已进抵距金积堡不足五十英里之处的左宗棠部 队，也在刘松山战殁之前两天吃了败仗。败仗又变成了溃退，清军不得不撤 退到固原。这一连串挫折使得北京感到愕然，所以在3月降旨命李鸿章从湖 北率领其有名的精兵赴陕，接管该省的战争事宜。① 可是，左宗棠的军事态势还可以侥幸地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尽管事实上 他需要远离供应地作战，尽管他的军事体系有许多弱点，但幸亏有他的运筹 帷幄和北京的支持，使他在甘肃所得到的资源足与马化龙的资源相匹敌。突 破左宗棠警戒线而返回陕西的东干人总数似不足四千人，他们被左宗棠派回 ② 陕西的骑兵及该省的其他部队所遏阻。刘松山的死是一大打击，但只要将 帅之间和官兵之间的融洽关系还未受到损害，勇营体系——尽管它有不公正 和贪污受贿现象——的团结还仍然保持着。幸运的是，刘锦棠得心应手地接 了他叔父的班。左宗棠马上任命刘锦棠为“老湘军”的统领，而且在1870 年3月得到恩准，这又增加了这位年轻将官的声望。他的陕北供应线仍被切 断而不通。但军粮问题因有了用木筏沿黄河而下运到吴忠堡的粮食而得到了 解决；这条路是由张曜打通的。③ 早在3月10日，刘锦棠就再次迫近了金积堡。与此同时，甘肃东南的 ② 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 第60—61 页。 ④ 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533 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77 第1 — 3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2、23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 第1 — 2、21 页。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76 第7 页；卷282 第15 页 （第6 行）。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1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 第41 页 （第8 — 9 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240 和248 页上 的地图。 ----------------------- Page 193----------------------- 左宗棠部队在有骑兵作战经验的川军将领徐占彪的率领下，甚至在李鸿章于 6月份到达陕西以前（他于下月有新任务去直隶省），就已返回到金积堡周 围。到了9月份，已有几支清军包围了马化龙的据点，与刘锦棠建立了直接 的联系；刘锦棠此后取得保证，可以从左宗棠在甘肃的总部获得粮食和军 火。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弄得马化龙的基地粮秣告尽。到1870年9月， 在金积堡周围五百来个碉堡中被刘锦棠荡平到只剩下一、二十个了。克虏伯 的攻城炮从上海运到甘肃给刘锦棠，还送来一个给曾国藩当过炮手的军官。 炮弹没有能够炸开金积堡的厚厚的城墙 （据说有三十五英尺厚），但刘锦棠 在10月份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大炮阵地，居高临下，飞过城墙直接打入城内。 ①金积堡的居民死亡相继，只靠草根和死人的尸骸充饥。马化龙终于在1月 份向刘锦棠缴械投诚；他交出的武器包括46门大炮、293门土炮、l，030 支猎枪，以及180支洋枪。左宗棠暂缓处决马化龙，命令他劝说其他地方的 甘肃回民也投降。可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首领出来降顺；当严密隐藏在金积 堡的一千二百多支洋枪被清军查出来后，左宗棠下令处决了马化龙及其成年 男性亲属。马化龙的大约八百名参谋和军官及一千名士兵被屠杀。幸存下来 总数达一万四千名的壮健居民（包括多达一万一千名的陕西回民）被迁往平 凉附近。那些衣食无着的二万名妇孺老人则被送往甘肃南部的难民营。清兵 获准尽量搜括财物。1869年已投降刘松山的那些汉族血统的陕北劫掠者，则 被鼓励携带家口迁居金积堡，使它变成一个汉民城市。② 马化龙死后，左宗棠相信，再也没有其他东干人领袖能够把出身各异的 回民叛乱者纠集起来组成一个大运动了。可是，在甘肃省的几个地方和毗邻 的青海省还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叛乱中心。正在这时，北京又因内外蒙古传来 的消息而深为困扰。7月份，几百名来自甘肃的回民骑兵侵袭了多伦附近的 内蒙古。与此同时，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队（他们发端于甘肃走廊，在前一年 曾抢掠和焚烧乌里雅苏台）穿过沙漠，于10月初来到了距库伦仅几天路程 的部落领地上。蒙古族军队和满洲军队穿越草原来保卫多伦和库伦。甚至直 隶省的绿营练军也奉旨被调到库伦。这两股回民队伍似是在1871年11月— —即在俄国占领伊犁后四个月——被击溃的。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21、27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 第65 页；卷37 第12—13、 5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 第33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第60 页；卷38 第3 — 5 页。 秦翰才：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 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93 第17 页；卷309 第22—23 页；卷312 第10—11 页；卷313 第1、11 页；卷 315 第6 页；卷319 第12 页；卷320 第12 页；卷321 第16 页。1870 年12 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 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 《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 第16、62 页。 ----------------------- Page 194----------------------- 左宗棠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清除甘肃余下的叛乱中心。他利用对马化 龙取得的胜利，散发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许宽赦被新教煽动而误入歧途的 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范围不包括哈里发和毛拉们。清帝批准的这一为甘 ② 肃省辖区所奉行的政策，在1871年9月开始的河州之役颇具实效。清军缓 缓推进，于11月进到距河州三十英里的范围内，但在1872年2月被控制着 该城的一位旧教回民叛乱头目马占鳌所逐回。左宗棠的部队在一条宽阔河流 的岸上的一个设防市镇遭到惨败，虽则他已经使用了新式来复枪。可是，马 占鳌即使有此胜利，他仍然决定谈判和平，以便尽可能利用眼看最后会是没 有希望的形势。他告诉他的徒众，在备受战祸蹂躏的甘肃，如果战争继续下 去，“不惟汉族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足之地”。因此，胜利后的投降要比 ③ 失败后的投降好一些。 他准备向左宗棠移交四千匹马和“一万多件火器和 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保证：河州的回民是多数民族，应继续 在那里居住，汉民则要一次迁出。到了6月份，河州的汉民和大约二千名陕 回，已被安置到了别处。马占鳌及其他从前的叛乱领袖们最后被吸收进了一 个绿营军官所统率的地方戍军中去，左宗棠的部队则在附近各城市监视着他 们。① 1872年8月，左宗棠移节于兰州的总督官署内。鉴于俄国侵占伊犁，他 已于1871年12月派一支部队去肃州，此地是离甘肃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 远的战略要冲城市。在徐占彪的率领下，这支六千五百人的部队（包括骑兵 在内）到了1872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据的肃州附近建立巩固的据点。但左 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兰州西北一百二十英里的西宁，这特别是因为它在 1872年被陕回首领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彦虎在内；白彦虎曾经是马化龙的党 羽，现在拥有一万余名久经战斗的回民战士。刘锦棠于8月承担了攻击西宁 的任务。刘锦棠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得以突入西宁险要而又防守严密的地带， 但最后他终于取得优势。他歼灭了一万名回民党徒，但白彦虎却漏网而逃。 捍卫新教的西宁“回民绅士领袖”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领地上被清军追捕 到手。② 左宗棠在这整个时期实际上一直在准备对肃州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许多 东干族首领云集在肃州，集合在新教统领马文禄（本来出身于西宁）的麾下。 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队，左宗棠在1872年12月从他自己的湘军中派去三千 人；在左宗棠的请求下宋庆和张曜两支豫军也奉旨前来会战。新近被任命为 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金顺也参加了战斗。左宗棠忙于安排财政和给养，包括在 ② 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 册第1 页 （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 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 第15—16 页。 ③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 第5—10、36、61—6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 第50—51 页；卷43 第24—25 页。 ----------------------- Page 195----------------------- 兰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厂，并命一位有些军械知识的干练的陆军军官、广 ① 东人赖长开始为德国攻城炮加造炮弹。左宗棠虽因组织战争，军书旁午， 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达 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根源的目的。这时只有两万陕回难民留在甘肃。他们不能 回家，因为即令是这一小批人也不受陕西的欢迎。左宗棠保证将平凉及其南 方两个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的土地拨给他们，并与汉人社会隔绝开来。必须 从某些城市赶出的甘肃回民则被迁往兰州附近同样指定的地区。以下规定必 须被严格执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十户的头头由官方选派；准许贸 易，但任何人想要进城都必须持有县长的许可证，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则必须 向道台申请护照；不许举行新教仪式。这些被隔离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 土地，每一家地亩的多少依它人口的数量而定。供给农具和种子。凡不能工 作或找到家庭的难民，可继续接受救济。② 同时由于宋庆的三千步兵和五百马兵在1873年年中到达，肃州的包围 得以完成。在六位统领统带下的整个清军迅即数逾一万五千名。9月中旬， 左宗棠本人亲临前线，随身带了兵工厂经理——也是大炮专家——赖长。克 虏伯大炮现在轰击着厚厚的城墙，炮火还得到埋在城墙下爆炸的地雷的助 威。10月24日清兵入城，马文禄投降。左宗棠上奏说，五千四百名土著回 民和一千五百七十三名从外地到肃州来的回民于11月12日被处决。他向他 的西安总部的军需提出了他的计划：肃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将和甘 肃走廊其他两个主要城市幸存下来的回民一起，在甘肃南部得到安置。“自 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左宗棠又写道： “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肃州）为最妥善；次日各军因争贼赃，乱我 章法。”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 第23、32 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 先驱》，第51—53 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 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 第65、85—86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 第34—35 页。 ----------------------- Page 196----------------------- 收复新疆 在清除了甘肃的叛乱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 国人。早在1874年2月他经上谕批准后，便要求张曜进军哈密，着手在那 ② 里举办屯田。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时间以后——即1875年5月— —才受命指挥向新疆进军的事宜，他的由刘锦棠率领的主力部队也要到1876 年4月才从肃州出发开往新疆。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决策和授权左宗棠能动 用巨额款项，这才使得他能够制定出耗资巨万的后勤方案，终于把总数达六 万多的人马开进了清属突厥斯坦。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 ③ 域”的大举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汉唐两代。 另外，这是一场中 国人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于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 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他取得 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一段地带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 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 由于清朝过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给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年8 月任命景廉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景廉是乌鲁木齐副将，曾收复迤东的 奇台。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给景廉输送给养。 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因为， 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尔侵袭 蒙古（例如，1872年从肃州来的一支部队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毁了作为该城 骄傲的黄庙）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装蒙古股匪仿效东干人的榜样，也在这 ① 里出现了”。 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 蔓延。只是在1874年10月台湾危机（由于五个月以前日本军队在这里登陆 而造成）解决以后，才对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复新疆这一代价昂贵的冒险行 动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李鸿章在12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议可以承认阿古 柏为清朝的藩属，把计议中收复新疆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移作海防之用（见 第二章）。但满人政治家文祥，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军， 可是他还是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争辩 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 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还相信，左宗棠 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因此他们很可能在新疆打胜仗。②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 第19、79 页。 ③ 《左文襄公家书》，卷6 第58 页。 ① 鲍登： 《蒙古近代史》，第154、174 页。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54 页。 ② 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员李云麟。见李 云麟：《西陲事略》，第2 — 3 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7 第36—37 页。 ----------------------- Page 197----------------------- 一定是这最后一个考虑，才促使清廷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但是， 远征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必须予以认真的解决。作为给新疆战事负责运输和供 应给养的驻节兰州的总督左宗棠，在1874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够通 过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国行号举债三百万两，举债办法与1867—1868年 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释说，虽然甘肃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每年在西征饷项名 下得到的协饷曾增加到七百余万两，但事实上他每年只收到五百万两，他需 要借三百万两债来偿还所欠中国商人的债务。现在他正积极筹划新疆战役的 后勤事宜，他建议在1876年1月向外商举债一千万两来完成这一准备工作。 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负责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这时是驻南京的 总督和经营海防的两员钦差大臣之一，他很反对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可是， 清帝仍授权左宗棠向外国方面商借五百万两债款，同时命令户部立即支付给 他二百万两 （这笔款子事实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专款）。与此同时， 清帝命令十二个省给左宗棠解送总数达三百万两的款项，以凑足他所需要的 巨款。1877年终于从汇丰银行借到五百万两，分七年偿还，而以广州、福州、 ① 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在从 1875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 1877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棠共收到二千六百七十万两，平均每年收到八 百九十万两。1878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三百五十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 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1878—1881 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二千五百六十万两，即平均每年六百四十万两。 ② 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 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的筹划和战略， 以及他对复杂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当。左宗棠早就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 是东准噶尔。东干人在那里很活跃，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 基地——六城地区——而与之进行决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宗棠首先需 要使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这两个城市获得充分的供应。为了通过甘肃 走廊和这些城市之间的沙漠道路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五千 辆大车、二万九千峰骆驼及五千五百头驴和骡。粮食供应是个特别困难的问 题。张曜所计划的在哈密实施的军垦虽然据说在1875年已开出一万九千亩 土地，但并不产粮。甘肃的粮价本来就很高，在那里启运很不合算。左宗棠 的经验表明，通过肃州和哈密之间艰难险阻的沙漠、随后又要穿越崎岖不平 的山地把粮食运到巴里坤，这意味着沿途要损耗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 ①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9—122 页。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措这五百万 两款子。1877 年10 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10％，银行付给公 众8％。”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1 册第251 页。 ② 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12 第1 期（1968 年）第56—58 页。 ----------------------- Page 198----------------------- 发现，为北部新疆获得粮食的一个较经济的办法，是应远到归化或包头以及 宁夏的一些地点去购买粮食，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 巴里坤。在1876年极困难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军队就是从这种来源弄到 粮食的。①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还应归因于这一事实：他现在增多了对欧洲武器或 者中国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给他的部队分配了欧洲制的来复枪，这种枪他 曾贮备了一万五千支。到1876年，新疆清军的装备有连发枪、发射12磅或 16磅炮弹的钢炮、克虏伯的撞针枪和一门欧洲大炮 （此炮“能致远数里外， 自空而下，以打步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左宗棠在兰州的兵工厂除了制造 枪弹和炮弹 （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 造出了四支“钢枪管后膛枪”，这是一位俄国官员所亲眼目睹的。左宗棠的 有些部队还在使用旧式劈山炮，但他们似乎没有继续使用土炮。①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然是由于自己有实力，但也由于对手虚弱之 故。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后，也曾在两年后想 起来造反。可是，他们被再一次打败了。白彦虎在新疆的传奇中被当作阿訇 而为人们所传诵，他于1874年随身带了肃州和敦煌的东干残余来到北疆。 他在距乌鲁木齐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也象新疆的东干人那样，他 ② 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 这时，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欧洲 方法来训练他的军队。按照1876—1877年访问过六城地区的一位俄国军官 的估计，他的军队总计达45，360人。阿古柏已经在向中亚通商洋行这一新 开设的英国商号购买现代武器。他也有一个能生产“击发火器”的兵工厂。 可是，他的部队的士气却很低。许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地征调来的。经常有逃 兵，甚至在精锐的安集延骑兵中也是如此。六城地区诸绿洲城市的阿奇木是 负责征兵的，他们也不时在每年的税赋外被专横地大量征款，所以据说在居 民及其头目和官员中都有不满情绪。③ ① 秦翰才：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 页。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89 页。《左文 襄公全集·奏稿》，卷48 第69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 第53 页；卷16 第27 页；卷17 第1、 39 页。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具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 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 第49 页；卷15 第41—42 页；卷16 第31 页；卷17 第14、15、36 页； 卷18 第26 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 第156—157 页。 ②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 页。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 乱》，第142 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 第36、44 页；卷7 第23—24 页。《左文襄公全 集·书牍》，卷15 第59 页；卷16 第65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 第5 — 6 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97—206、243、249—250 页。弗莱契特 林：《1863—1881 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 第3 期 （1939 年）， 第483 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 Page 199----------------------- 甚至俄国人也给清军以帮助。早在1875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 兰州的左宗棠时，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队提供五百万斤粮食，价格极 其公道。1876年中期，三百万斤被发往奇台，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助， ① 因为那时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是粒米不见的。正在此时，左宗棠的部队在刘 锦棠和满洲将军金顺的率领下，已在新疆发动了进攻。 在乌鲁木齐迤北一带的市镇上，新疆东干人纠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挣扎。 乌鲁木齐东北十五英里的古牧地城墙很厚，它遭到了刘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 击。左宗棠上报说，有六千名回民被杀，二百一十五名被俘；只有几个回民 ——包括白彦虎在内——逃掉。次日，即8月18日，乌鲁木齐不战而弃守。 但在玛纳斯，金顺的装备较差的军队所发动的包围在将近两个月中未能得 手，直到11月初才将其攻克。他们的城墙被摧毁，几千名东干人于最后撤 出城门之后被消灭。② 阿古柏伯克在这时带了约一万五千人往东来到吐鲁番。他派了一支部队 去协助守卫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但因到达时间过晚而马上被击败。在肃州总 部指挥战事的左宗棠给他的同僚写信说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洋 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 ③ 阿古柏在达坂城建造碉堡，这是控制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要隘 的北门锁钥。但在4月份当天山山麓积雪融化使军事行动又能进行时，刘锦 ④ 棠即进攻达坂城，仅仅四天时间就攻占了此地。 阿古柏的军队中继续有人 开小差，他的那些在诸如阿克苏等绿洲城市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在1867年 以前曾在清朝统治下当过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现在又与清军有所往来， 并且为清军效劳。左宗棠从肃州致书给即将离开哈密去进攻吐鲁番的张曜 说，优遇南疆居民是一项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 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左宗棠给刘锦棠写信时指出，要抓获的两 个主要敌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彦虎，另外还有其“死党”。左宗棠并不过 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达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国人报告说，刘锦棠 曾经“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 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 第34 页；卷16 第10 页；卷17 第5 页。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 作用的再评价》，第5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 第3 — 4、58 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卷17 第11 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 第9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第35 页。 ①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 牍》，卷18 第22、34 页。 ----------------------- Page 200----------------------- 阿古柏伯克政权的厄运现在迅速来临。张曜于4月26日进入吐鲁番， 同一日刘锦棠也拿下了它西边四十英里的托克逊。阿古柏退到了库尔勒，几 天以后即在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诸子争立。 清军一个接着一个地克复了绿洲市镇。白彦虎至少在两次小仗中出现过，但 总是得以逃脱。喀什噶尔在12月被清军收复，阿古柏的长子及白彦虎退入 俄国境内。1878年1月，清军已光复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危机自然要求摆出一副军事态势，左宗棠的部队要长期 留驻新疆。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总部迁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 京商讨和战问题（见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请应在新疆设行省。甚至在那个时候 他就发现有中国的商人、农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迁入东疆，因此他相 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仅仅处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组织，就会使这 ① 一地区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左宗棠的建议，虽在细节上有所修 改，在1884年付诸实行，也就在这一年刘锦棠变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抚（供 职期为1884—1891年）。北京最明确的动机是想节省新疆庞大勇营的维持 费用，因为甚至在伊犁危机以后这笔费用也每年高达七百九十万两。改新疆 为行省，便可预期把现有的军队减少到三万一千人。他们将被编入绿营，由 外省调拨协饷供给给养，每年所费拟减至四百八十万两（此数之百分之三十 将代新疆转拨给甘肃，以弥补该省为新疆输送军需品等支出的费用）。与此 同时，新疆的税收体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该省在财政上最后能达到自给的 程度。② 在行政组织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抚驻乌鲁木齐，全省拟划分为二十六个 州县、十个厅、六个府和四个道。1887年完成了地籍调查。从一千一百四十 万亩可耕地中可征收实物税粮食二千万斤，饲草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现金税 额仅被定为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二两。旧时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继续留用， 在新制度下当乡约或书吏。他们实际上是税吏，而且“乡约之借势虐民，与 ③ 昔日之伯克无异也”。这里也开征厘金税，但在1892年即予取消，因为它 一年只不过收入厘金二万两略强一点。根据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俄国 商人在新疆享有“临时的”豁免纳税的身份，因此他们事实上经营着大部分 出入新疆的贸易。由于他们免交厘金税，所以要开征厘金，就不过意味着鼓 励所有其他商人去与俄国人合伙而已。来之不易的中国的这个新行省，必须 ② 关于1878—1879 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他东干人所挑起的 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第77 页。 ② 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 年新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 年）， 第六——七章。 ③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 页。 ----------------------- Page 201----------------------- 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使之足与俄国的影响相抗衡，因为俄国的影响有比阿古 柏伯克强大得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 Page 202----------------------- 李鸿章与海防 作为 1870—1895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 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至1885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 ① 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 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 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 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 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 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 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 1881年 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② 李鸿章必须作些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 是没有这些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 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年，淮军约达四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三千 五百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 （三千人）、 湖北 （三千五百人）、江苏（四千五百人）及陕西（二万人）。在后来的年 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 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 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年与日本发生的 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① 淮军和它的问题 李鸿章1870年到达直隶后不久，他就开始把直隶的各西式训练部队统 编到他自己的军事组织中来，希望能更好地使用这些地方力量。他开始从该 省约六千名绿营练军办起，想使他们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诸实行的同样的 操练和军事教育。他也分别获得北京的批准，任命淮军统领为该省绿营兵制 中的高级军官。崇厚的洋枪洋炮团队被李鸿章接收过来后，也重新加以训 练。李鸿章重新给大沽口设防，并在距河口十英里的濒河处建立了一座战略 性的城池。他还扩建了天津制造局，为此目的他从天津关税中摊了一部分款 子。② ① 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 页。 ② 刘广京： 《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 页注35。 ① 刘广京： 《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 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 页。 ②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 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 页注 ----------------------- Page 203----------------------- 李鸿章似乎把淮军的训练交给了直隶的三位统领，其中以周盛传（1833 —1885年）最为积极认真。周盛传是一位身经对太平军和对捻军战争的宿 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统带着淮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劲旅，通常他管辖一 万多人。和李鸿章一样，周盛传也极端强调现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当通晓 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鸿章推荐要购买克虏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 式等现代来复枪，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给李鸿章的呈文和他给自己部队下 达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仅要弄到和保养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 系统地训练官兵去使用它们。① 周盛传和其他勇营统领不一样的是，他还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练的优越 性。他不仅印发操典，而且经常亲自监督他的军队的操练，他还不断告诫营 官和哨官也要参加操练。对优秀神枪手又是发奖金，又是发“功牌”；操演 不好者则要受处分。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李鸿章送往德国受过训的淮军 军官之一的查连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传的表扬。② 虽然周盛传不想在他的部队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经常向外国人求教。 但是，他对外国人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进行辩护，有时则嗤之以鼻。 例如，戈登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机中回到中国时，他 就很怀疑戈登的大部分军事建议；他甚至责怪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 用的一些德国军官不懂得夜战和卧射的优越性。有时，周盛传也分明误解了 外国人建议的要点：例如他就曾讥笑过戈登关于游击式运动战法的主张。可 ③ 是，他指责戈登低估了高级技术的重要性，这又似乎是相当对的。周盛传 和李鸿章一样，对应用科学（特别是医药）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如电 报、铁路）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 至少用当时的中国标准来看，周盛传所部的各营是第一流的武装力量。 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军队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赞扬之 ① 声。但是，周盛传本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曾几次指出说：这支军 队已在走下坡路；它经过二十年的征战之后已耗尽锐气，暮气沉沉。问题不 是在装备方面，而是在勇营制度的军官的挑选和提升方面。周盛传抱怨说， 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 第52 页；卷26 第38—41 页。 ①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 页；卷4 第3 — 4、10 页；《外记》，卷1 第 7 页。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 页；卷2 ·2第1 — 2、13 页；卷4 第19—24、26—27 、32—33、37 页； 《外记》，卷1 第11—23、44 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 203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 页；卷4 第26—34 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 华捷报》，1880 年9 月11 日。 ① 福岛安正： 《邻邦兵备略》，卷3 第45—46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 册第4、 57—59 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 （1880 年）第127—130 页。 ----------------------- Page 204----------------------- 有经验的军官缺乏朝气，而新手又缺少知识。尽管周盛传屡屡告诫他的营官 和哨官要象士兵那样艰苦地参加操练，但军官们仍拒不上操。他们把这当做 丢脸的事。周盛传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国人的观察都注意到了这一有 ② 决定意义的、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显然是束手无策，坐视莫救。 周盛 传的军官们想方设法要挤进清朝的官僚阶层，哪怕是挤进绿营的官僚集团也 好，可是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荣誉感。 周盛传军队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营。每当德国顾问们建议对 勇营的组织进行任何细小的修改，他也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加以反对。虽然 周盛传知道法国和德国都实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认为这办法不适合中国国 情。他对上述建议作出的让步，就是提议勇营兵中每营所拥有的五十名长夫 ③ 应给予机会使之变成士兵。周盛传很赞赏作为淮军特点的家长式统治和人 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关系。事实上他也把许多亲戚安插在他的部队中。虽然 他本人很欣赏象查连标那样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的技术和知识，但周盛传很 少推荐他们获得勇营军官垂涎三尺的绿营军阶和官职。显然，周盛传和李鸿 章没有这些特殊荐举的客观标准。① 在周盛传的部队中有吸鸦片烟、赌博和欺压老百姓等常见的恶习的人比 ② 较少，但是他确实仍一有机会就要告诫官兵们应注意道德和军队风纪。 淮 军训练计划的效率，一定因执行一些有价值的、但非军事性的任务而受到损 害。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周盛传的部队经常奉命参加建设工程，参 加垦荒、屯田，还参加一些救灾活动。③ 同时，淮军也继续受北京财政政策变化莫测的影响。李鸿章为反对饷项 收入的日益削减而奋斗不息，这在文献上是有充分的记载的。在七十年代， 整个淮军的岁入平均远远超过三百万两，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 ④ 期每年平均减少到不足二百五十万两。武器价格高昂，迫使李鸿章向士兵 （理论上还有军官们）连续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为积 欠在退伍时偿清。北京确实向各省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把驻直隶的淮军的 军费拨给李鸿章，并使拨款至少保持在削减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 页；卷1·2第41—42 页；卷2 ·2第22 页；卷4 第36—37 页；《外记》， 卷1 第14、18—21、23、36—37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 册第57、197 页。特洛 特： 《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2 ·2第16—17 页；卷4 第32—47 页。 ①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 页；卷2 ·2第1 — 8、13 页；《外记》，卷1 第50 页。王尔敏： 《淮军志》，第146—147 页。 ② 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 第50—52 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第37、 39、41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 页。 ④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 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 页。 ----------------------- Page 205----------------------- 监督淮军的某些具体的支出。淮军要服从户部“造册报销”的规定，而且户 部在很长时期以来拒不承认每个营长夫的搬运、燃料和饷项等费用为合法的 ⑤ 开支。尽管李鸿章负责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显然仍须指望北京给他的 军队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须做出各种妥协。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以及在勇 营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李鸿章努力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建设一支海军 李鸿章关于海军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辩论中具体化的。虽然 他仍然觉得海军不象陆军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议反映了一种日益关注的心 情，即迫切需要保证沿海的安全，包括紧邻满洲和华北的朝鲜的安全在内。 一个明显的需要是迅速获得现代化的军舰。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上海和福 州两个主要造船厂甚至付出高得不敢问津的代价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 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从国外买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间人。1875年4 月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订购了四艘。但是， 他开始把赫德看做是想控制中国海军计划的竞争者（见上卷第十章）。于是， 李鸿章通过别人来买船，而赫德也撇开李鸿章向其他督抚供应定货。他们两 ① 人各自出于种种原因，试图总揽武器的购买事宜，但都没有成功。李鸿章 从不认为，整个中国海岸只由一支水师负责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十九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他反对总理衙门关于设置一位统帅负责沿海和长江诸省防务的 建议，尽管他可能是这一职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在尽力解决一个互不协调 的陆海军制度的时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负主要的责任。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驻节天津的李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 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可以预计，结果是 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 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还有 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 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而 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 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 国来的军火商人们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 里进进出出。① ⑤ 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 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 ·2第15 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卷25 第46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68—81 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 第467—478 页。 ① 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 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 年》， ----------------------- Page 206----------------------- 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 年四百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 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 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 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 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 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 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 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一百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六十万两； ② 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 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 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五十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 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十二艘船——八艘小炮艇，两艘 1，350吨的巡洋舰 （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 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 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 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 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 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 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①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 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 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 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地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 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 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 争技术。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 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 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② 第150—151 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71 页、73—77 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卷37 第32—34 页：卷40 第52—56 页。 ① 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 （1882 年1 月1 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 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 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85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 第46—49 、177—178 页。 ----------------------- Page 207----------------------- 到了1873年秋天，四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 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 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十四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 船上，其他七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 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三十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 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 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 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 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 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 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 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挑唆出来 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 ① 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 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 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 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 官员和一名年青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 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购的几艘阿摩士庄 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 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 （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 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② 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 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年开 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 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 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 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 ① 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 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 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 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 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 第41 页。 ① 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92 页。 ----------------------- Page 208-----------------------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 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 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 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 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 （见第二章）。 ②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 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 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 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 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 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 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 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 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 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 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 ① 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 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 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 23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 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 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 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 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 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 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 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 ① 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 甚至经常被 ②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 、 87—90 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 页。 ① 伊斯特门： 《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 页。 ① 考尔迭： 《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 第481 页以后。《北华捷报》，1885 年5 月22 日。麦卡利 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 页。 ----------------------- Page 209----------------------- 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 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 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 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 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② 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 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 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 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③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 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 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 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 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 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 ④ 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 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 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 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 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 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 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O年，政界元老曾国藩 ① 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 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 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 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 ② 《北华捷报》，1885 年5 月22 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 期（1866 年） 第226—244 页。 ③ 刘铭传： 《刘壮肃公奏议》，卷3 第5、9—11 页。 ④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 页。伊斯特门：《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 政策》，第166 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 第13—14 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 策》，第180 页。 ①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 （1973 年）第2 页。在谈到曾国藩的 计划时，李鸿章1871 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11 第1 页。 ----------------------- Page 210----------------------- 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六名帮 ② 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 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 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 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 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 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 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 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 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 ① 谕，“着醇亲王奕（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醇亲王的心腹顾 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 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②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 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 ③ 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 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 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 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 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 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 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 ④ 年只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用作海防经费。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 做是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 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 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 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 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 ②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 页。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1 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 册第4902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17—118 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 第57—5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 第60 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 学学刊》，第1 期 （1969 年）第21 页。 ----------------------- Page 211----------------------- 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 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①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 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 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 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 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 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 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二百二十万两中提供了七十五万 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 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七十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 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 笔外债中增借了二十二万七千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 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 （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 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五百万马克，年息五厘五， ② 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十五年内偿清。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 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一百五十万两 （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帐上）。他也从海军衙门 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 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年定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 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定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 ① 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职。）1888年当新的巡洋舰到 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 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 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以总兵衔，各指挥一艘 7，430吨的铁甲舰。从2，300到2，850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 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 ② 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 这是一支给 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艇和六艘鱼雷 ① 包遵彭： 《清季海军史》，第28—31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209 第1 页；卷221 第10—11 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 卷2 第22—23 页；又见卷2 第36 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 页。 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 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 页。《洋务运动》， 第3 册第12 页。 ②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 册第195—264 页；又见第200、203、206 页，并散见于其他 各处。 ----------------------- Page 212----------------------- 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 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 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 盖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 1888 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 ③ 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 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 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 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 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 ① 就象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 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 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一百二十万两， 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 个四百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二十五英尺深的 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 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 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 械”。②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 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 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 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 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 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 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二十七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 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 ① 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分。 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 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③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 册 第151—170 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第38—42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52 第1 页；卷294 第9 页；卷296 第8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 第3 页；卷74 第33 页；卷76 第50 页；卷78 第53 页。斯佩克脱：《李 鸿章和淮军》，第231 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 期（1976 年6 月）第261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 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 册第 473—474 页。 ----------------------- Page 213-----------------------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 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 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 ② 昧、又嫉恨别人的人”。 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 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 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 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 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 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③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 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 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 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 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 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 过十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 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七十多名学生，后来 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三十七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 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 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 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 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 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 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 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 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①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 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 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 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 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 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 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 兵种杂志》，第42 期 （1898 年6 月）第720 页。 ③ 《北华捷报》，1890 年6 月6 日、7 月4 日及8 月15 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 册第797、801 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62—63 页。 ①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 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 页。 ----------------------- Page 214----------------------- 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 ② 刘铭传在台湾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 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 而受治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 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 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 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 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 ① 责。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 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 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 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 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 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 期开辟淡水及打狗 （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 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 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 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 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 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 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 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 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 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 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 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十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 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 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 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 ② 包遵彭： 《中国海军史》，第232—236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 页。《北 华捷报》，1892 年11 月18 日；1894 年1 月12 日。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15 第5 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4 页。 ----------------------- Page 215----------------------- 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 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①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 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 （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四十五 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 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 ② 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 鉴 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 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 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 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 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 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 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 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 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 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 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①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 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 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 1887 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②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 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 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 数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 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 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131 页。黄家谟： 《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 第6、7 期合刊 （1968 年4 月）第179—180 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1、3 页；卷8 第16、18 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 页。 ① 斯派德尔：《1884—1891 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165—166、170—172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1 期 （1963 年11 月）第47—48 页。 ----------------------- Page 216----------------------- 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 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①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 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 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 得，这使他到 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 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②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 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 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 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 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 ③ 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 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 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 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 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 ① 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 可是， 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 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 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 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 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 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 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 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 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 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2 第11—14、20 页。 ②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 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 177—178 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 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①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 财政改革》，第452—454 页。迈尔斯：《1684—1895 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 第2 期（1972 年12 月）第383—386 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 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 页。 ----------------------- Page 217-----------------------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 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 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 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 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 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 ② 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 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 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 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 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 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 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 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 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 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 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①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 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 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 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 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 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 “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 ② 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 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 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 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 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 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 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 ① 内。清军的士气很低；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 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②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 页注64。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8 第21—22 页；参照第20 页。 ②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 页及以后诸页、252 页。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 页。 ----------------------- Page 218-----------------------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 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 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 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 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 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 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 县长。②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 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 ③ 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 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 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 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 政府所举的公债。④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 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 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 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 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 —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 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 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 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 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 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 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 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 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 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 的处分。②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5 页；卷9 第17、23 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 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 第 23 页。 ③ 《大清德宗实录》，卷276 第13—14 页。 ④ 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 页表11。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 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 第20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 、44—46 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 223—235 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 第89 页。 ----------------------- Page 219-----------------------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 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 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 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 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 ① 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 它的起步是缓慢 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 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 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 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 ② 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 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 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 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 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 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 了态度。③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 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 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 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 ① 培训出许多将领来。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 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 ①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 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 第77—78 页。 ② 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 年》，第1 部分第 227—228 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 页。 ③ 米契耶： 《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 页、309—310 页。《洋务运动》，第3 册第552 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 （1976 年4 月）第319—320 页。 ①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 页注18、341 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 的官办洋学堂》，第85 页。 ----------------------- Page 220----------------------- 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 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 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 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 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 （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 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至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 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②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 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 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 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 ③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 （德语或英语）、算术、代 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 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 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 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 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①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 “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 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 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②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 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 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 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 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 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③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 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 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 — 8 页。《李文 忠公全集·奏稿》，卷53 第42—44 页；卷74 第23 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 页。 ③ 《北华捷报》，1887 年4 月13 日。 ① 《北华捷报》，1887 年4 月13 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 页。王家俭：《北洋武 备学堂》，第8 页。 ②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 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 页。 ③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 页 （特别是注42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 洋学堂》，第64—65 页。 ----------------------- Page 221----------------------- 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 ④ 得了不少好评。 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 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 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 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 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 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 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① ④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 期 （1894 年）第255—259 页。《北华捷报》，1890 年6 月6 日，1894 年6 月29 日和7 月27 日。 ① 《北华捷报》，1894 年9 月21 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 页。普列赛森：《侵 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 页。 ----------------------- Page 222----------------------- 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 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 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 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 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 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 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 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 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②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 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 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 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 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 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 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 更大的成绩。①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七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的成欢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 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 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 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 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 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 这场战争。 ②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 ② 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 册第209 页。史密斯：《中 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 （1976 年）第11—23 页。 ① 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 1895 年》，第91 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 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 页。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 页注28。 ② 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1—108 页。 《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18—286 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 第1 册。布雅克： 《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 果》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 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 分析》，载《中国一周》，829 （1966 年3 月14 日）第13—16 页，830 （1966 年3 月21 日）第11—14 ----------------------- Page 223----------------------- 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 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 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 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 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 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 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 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 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三千三百万余 ① 发枪弹、约二百五十万发炮弹。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 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 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 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 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 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 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形便 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 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 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 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 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 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 ① 大炮和船只； 〔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 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 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 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 第4 期 （1895 年）第691—739 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① 伏拉的米耳： 《中日战争》，第215、223、231 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 1 册第34—36 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卷1 第246—256 页。 ① 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 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 页。《日清 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69—275 页。 ----------------------- Page 224----------------------- 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对 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 一（约六万人对二万五千），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 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②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 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 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作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 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名军队在 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 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 感到的内疚。① （张书生译） ②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75—278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 页。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90—108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 第62、70—71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 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81—285 页。 ----------------------- Page 225-----------------------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 在中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 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诚然，这种激 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发展。在儒教 中，反对流行的汉学学风的反作用继续在中国学者中存在，对佛教和古代非 儒家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趣也重新出现了。然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 ① 地是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的思想界变化的结果。 而使这些本国固有的发 展转变成思想激荡的原因，则是西方的扩张引起的变化。 这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是显而易见的一面，它表现为西方 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造性质的，它表现为在与 西方接触时带给中国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 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在1890年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到1890 年帝国主义侵略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蒙受被日本击败的羞辱后不 久，1895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开始 了“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在这一争夺的高潮中，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占 了旅顺口，这些行径使中国面临立即被分割的危险。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 氛形成了，全国弥漫着被瓜分的恐惧。 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对华的改造的影响（它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不 断地在起作用）的新发展同时出现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它的最明显后果无 疑是发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会经济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在那里引起了 持续的累积的经济增长，结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 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 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 团。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的“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 社会变动的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 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 尽管有这样地区性的变革，在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国传统 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受的影响甚少。中国的绅士照样享有他们传统的上流社会 地位，仍是帝国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简言之，虽然西方的扩张在通商 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十九世纪九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4 页。 ----------------------- Page 226----------------------- 十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 扩展，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 力。为了理解这些重要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放眼纵观前此数十年内西方文 化对中国的冲击。 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 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 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略了的事实。这个世纪中叶 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 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见第 三章）之中。在18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 就思想的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实上，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冲突， 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 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 当人们回想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仍然面向 科举制度和面向成为该制度基础的儒学时，那么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就不足 为奇了。西方长期未能对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产生影响，这件事本身既 深刻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士大夫思想上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而且也是造 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内在原因。 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能从几处看出来。1865年江南制造局 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是很有限的。据有人估计，从十九世纪 ① 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13，000部译著。 中国公众对 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福泽谕吉 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250，000册（包括私印本）。 ②这种冷淡态度还可以从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在1861到1894年之间开设的 现代学堂缺乏成绩一事得到证明，这些学堂原本计划提供西方语言、工艺知 识、军事训练和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教育。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发生过大 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人不愿进这些学堂。③ 对这种思想上的隔绝状态，再也没有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学在书 院课程中没有地位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这种状况也和十九世纪后期的 日本有明显的区别。一个在1870年到日本一所普通学校从事教学的美国人， 对于西学所占有的显著地位以及学校收集西方书籍的规模有深刻的印象。① 但如果他甚至在二十年后访问一所典型的中国书院时，他也几乎不能发现任 何表明西方影响的证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启超曾在广州两所著名 ① 翦伯赞等编： 《戊戌变法》，第2 册第18 页。 ② 这已由R.P.多尔等人所证实。 ③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卷1 第93 页。 ① 多尔：《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第2 页。 ----------------------- Page 227----------------------- 大书院学习过。无论在哪一个书院，他都未能发现西学的踪影；课程中传统 的儒学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广州的情况，而广州可能是西方影响比其他地区 更深的通商口岸城市。虽然有关研究清季书院的专著甚少，但已有的材料可 以证明，在1895年开始的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书院的课程中总的说来是 被禁止的。② 更多的证据可以在一本教育书目中找到，此书是与张之洞同样杰出的一 位官僚学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出版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很流行。它根 本没有提及西学。当我们翻阅一下这个时期受尊敬的儒学学者如朱次琦、陈 澧、朱一新和王闿运等人的著作时，也会惊异地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 都集中在传统的儒家学术上。所有这些记述在分散时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西方化了的通 商口岸和中国士大夫知识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 然而，经过数十年时间，这个鸿沟由于西方思想的缓慢渗透而开始被填 平了，结果使西方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得到了广 泛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而来的是士大夫对这种传播 的态度的重大变化。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学仅有的一 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技术知识 （“艺”）上。但在该世纪末，如果我们可以 用当时流行的一本有关西学的中文文献目录来作判断的话，那末，中国学者 的注意力已转向西方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 等方面了。① 士绅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这使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 外围向其中心渗透。这种渗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国思想倾向的大融合，最 后产生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思想的风云激荡。当然，这种激荡之势只有 从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的背景中才能理解，而这种愿望都是由帝国 主义不断增长的侵略所激起的。但是1895年以后的民族危机气氛只不过是 一种触媒剂，它促进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这类的发展之一是基督教传教士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传播活 动。在1860到1900年之间，新教和天主教这两种基督教教会的传教活动很 少成功。事实上，从中国士绅文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经常发生的反洋教事件中 扮演领导角色这一点看，基督教教士在填补他们与中国社会精英之间的文化 裂缝上似乎收效甚小。但是有些传教士并非单纯从事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宗教 代表，他们也扮演费维恺恰切地称之为“文化掮客”的角色，为受教育的中 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在这非宗教的活动方面，他们主要依靠 三种机构：学堂、民间团体和报纸。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两种机构作为 他们的文化活动工具，是特别重要的。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1 第11—14 页。 ① 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收在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1896 年，第9—10 册。 ----------------------- Page 228----------------------- 在1887年这几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大，这一年建立了一个在中国人中间 普遍称它为广学会的组织。虽则广学会不完全是传教士创办的，但他们是创 立该会的发起人。在促进该机构的活动方面传教士提供了推动力，特别是在 1891年精力旺盛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它的总干事之后。在他有力的 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这个组织不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而且采用了 ① 新的方法，首先致力于劝说中国的社会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价值。这种做 法被证明很有成效，对中国的社会精英的影响程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规 模传教活动在中国开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广学会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士大夫 中的影响表现于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兼有知识和政治目标的自愿联合 机构，广学会提供了一种组织的样板，对有意于改革的许多文人来说，它是 很合心意的。其次，广学会的知识影响体现在它的数量很大、内容多样的论 述西学和世界新近形势的译著中，其中包括如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和 《中东战纪本末》这样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在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最流行的是《万国公报》。这种月刊的前身是美 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868年创办的《教会新报》。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 以后，这个杂志不但变成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非宗教知识的工具，而且成 ② 了社会批评和公共建议的论坛。 《教会新报》以它的倾向性和版式在当时 中国存在的报纸中独树一帜，因为那些报纸不是适合于通商口岸的商业界， 就是适合于教会的通讯交流。《万国公报》在1883年停刊，1889年由广学 会接办时复刊。林乐知仍是它的主笔，杂志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倾向性和版 式，致力于用文言文介绍西学和有关世界事务的最新情况。它的发行额在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增加，高达四千份左右。作为文化掮客，基督教传教士 终于能够使士林普遍受到他们的影响，其成绩是他们直到1890年为止在传 教活动中从未能取得的。① 《万国公报》对于维新时期思想激荡的贡献，应由它对当时中国文人的 影响的性质来加以估量。首先，使用报纸和杂志作评论社会与讨论公共事务 的工具，无疑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将要出现的、新型的社会政治性的中 国报业树立了榜样。其次，《万国公报》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物对于激发新 思想和新价值标准来说，也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酵素。当时的一份权威西学 书目列入了许多广学会出版物，特别把《万国公报》作为新知识的源泉加以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9—25、33—46 页。 ② 贝内特和刘广京：《林乐知和初期的<教会新报> （1868—1870 年）》，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 和美国》，第159—196 页。又见贝内特编：《1868—1874 年<教会新报>研究指南》； 《1874—1883 年< 万国公报>研究指南》。1889 年后的英文名称是The review of the times 。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5 页。理查德·薛：《谭嗣同思想中的若干西方影响》，见科恩 等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194—203 页。 ----------------------- Page 229----------------------- ② 介绍。诚然，传教士的思想影响并非自始至终都是明确的和直接的。因为 在《万国公报》和其他刊物提出关于公共事务的建议和开展社会评论时，传 教士通常都还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向中国的各种帝国制度提出挑战。可 是，他们在自己著作中介绍的社会政治消息和理想，经常隐含激进的东西， 使有志于改革的中国读者非常乐于引用和吸收。这样，传教士的出版物鼓动 政治改革的理想多于提供政治改革的内容。 另一发展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国学者所出版的政 治著作，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陈虬、汤震、郑观应、陈炽和何启。 他们的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前此三十年的思想相比并无新意。他们对国家 富强的关心以及他们关于行政和教育改革、关于商业和工业的思想，要末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少流行过的类似思想相呼应，要末就是这些思想的 进一步发挥。即使是他们那些最大胆的，例如要求对科举制度大加改革的建 议，都早已在传教士的著作中概乎言之了。 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维新派的著作有其特 色，他们和在此以前数十年中的那些人有肯定的区别。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 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这在他们提倡的议会制 以及他们中有些人所称的“君民共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主张在十 九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的改良派思想中只是很肤浅地、含糊其词地被提了出 来，而现在却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诚然，他们所设想的参政仍是有限的。 宋育仁仍然模糊地设想以传统的方式来扩大皇帝与官员之间的联系。汤震、 陈炽和陈虬认为，“议院”成员应来自官员以及身为社会精英的士绅文人中 间。郑观应，特别是何启和胡礼垣，设想过一个有更广泛的人们参加的议院。 他们的参政思想仍然不是充分民主的，因为参政有地位和财产的限制；此 外，皇帝在制定所有政策时仍然是拥有大权的。这些改良主义思想家之所以 为参政划定框框，是因为他们多少都持有一种认识，即中国并不具备完全实 行民主的社会条件。① 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在君主立宪下的参政，与其说是目的， 不如说是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压倒一切的关心之事是在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 如何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当他们研究西方国家强盛的秘密时，他们已不再 象过去那样着眼于技艺精巧和工商繁盛。此时他们发现，西方国家发展的关 键主要在于它们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从而取得了共同意志 和集体行动的能力。据陈炽说，这种能力在西方的特殊发展应该归功于无与 ② 陈启云：《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16 （1962 年）第111—112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见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第1 册第6、13—14 页。《戊戌变法》第1 册第 55—58、177—180、198—201、228、245—247 等页。参见伊斯特门：《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 义》，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 期 （1968 年8 月）第695—710 页。 ----------------------- Page 230----------------------- ① 伦比的议会制度，它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这样，随着这 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出现，便开始形成了一种倾向，即把民主融化于民族主 义之中，并把民主仅仅看成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倾向在后来的近 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变得十分明显。 然而，并非所有要求改良的知识分子都是被这种把参政作为手段的观念 所左右的。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其著作在通商口岸广泛流行的何启 和胡礼垣，不但倾向于把民主看成是推动国家富强的手段，而且也就其内在 的意义来看待它的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孟轲式的反对专制主义 的道德说教已发展成为对民权统治作为施政普遍原则的赞扬。按照这种观 点，传统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效率，而且还 ② 由于缺少道德方面的合法性。无论是以道德为理由，或是以政治为理由， 重要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愿意看到对中国 的政体朝着非正统的方向进行改组。 对于晚清的改良主义者来说，这种愿望是一个重要新起点的标志；在此 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都是以以下两个想法为依据的：一是假定传统政体具有 合法性；一是先假定只有在传统政治体制内才能实现适当的改革。现在它的 合法性受到了怀疑，那么就要在另外的基础上考虑组织政体的可能性了。用 当时的话来说，西学不仅是技艺之学，而且也是政治学的知识源泉。 和他们对传统国家制度的广泛批评相比，这些改良者一般还没有批评旧 秩序的信仰-思想基础 （即儒学），这是很有趣的。事实上，他们中间有些 人，如陈炽、陈虬，特别是宋育仁，不惮其烦地以保卫儒家和维护纲常名教 的正当性为己任。如陈炽就认为，在中国，和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结合在 一起的是健全的道德思想体系。对于大多数改良派来说，他们的政治改良主 义的激进性中隐藏着道德-思想方面的保守主义，因而使改良主义的激进程 度有所缓和。① 在这里何启和胡礼垣又可作为突出的例外。他们在香港写作，何启在那 里是一个兼有英国的法律和医学学位的头等公民，娶有英国妻子。许多改良 主义者对西方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向往受到他们忠于儒学的感情的束 缚，而何、胡二人却不同，他们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传统的政体进行 无情的攻击，这反映了他们道德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激进程度。在他们的出版 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著作中，他们不但批评了独尊儒术的倾向， 而且对整个儒家经书是否适合中国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也表示疑问。他们的 激进观点几乎点名攻击儒家，并且到了公开向神圣化了的儒家“三纲”学说 进行挑战的程度。“三纲”学说要求人们必须遵行权威主义，把它当作国和 ① 《戊戌变法》，第1 册第245 页。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5 第42—61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第1 册第14、15、23、24、26 等页。 ----------------------- Page 231----------------------- 家的组织原则，这和他们所承认的平等信仰背道而驰，因此，它作为国家和 社会的一个传于后世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必须予以摒弃的。显然，按照他们 的观点，中国所背上的道德观念体系的包袱是有缺陷的，正如它的政治制 度、工艺文化也是有缺陷的一样。② 在所有这些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批评，意味着改良者感觉到，在中国所面 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即“艺”、“政”和“教”）上都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 西学价值概念的扩大，确实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只注重工商技艺的老路 子，这种路子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的西学观点中曾经流行过一时。现在由于 西学威望的提高，对西学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 的看法了。 必须记住，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世界观认为，世界上每样东西， 无论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则和物质的融合。后者从前者那里接受它的 本质特征，而前者则以后者为其具体形式。因此，两者被认为是不可分的。 理学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这种本体论的二元论，其中通行的一对概念范畴是 “道”与“器”，或是“体”与“用”。 在理学的理论体系中，虽则从逻辑上说道在器先，但这种优先地位并不 包含具有较高价值之意。然而在十九世纪比较流行的论述中，道和器这对范 畴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了价值的含意。有些中国学者在试图说明西学而运用这 对概念时就有这种情况。1860年以后，那些按照道与器这对概念来看待西学 意义的人往往称西学为器，中学为道。这样，赋予西学的价值只是工具的价 值，是第二位的，而传统的儒学仍被视为高高在上，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 值。但到了现在，在承认西方政治理想和制度的价值的同时，十九世纪九十 年代初期的某些改良派的著作中出现了强调器不能与道分离的明显倾向。如 果西学被发现有器的价值，其中必有道，因为在任何事物的器中必然有道。 显然，这种思想路线所暗示的倾向是，颂扬西方不但产生了工具的、第二位 的价值，而且也产生了本质的和主要的价值。① 尽管这些改良派思想家都认识到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是他 们的共同政治理想并非任何协同一致的思想活动的结果。他们互不来往，却 不谋而合。虽则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有助于改变这十年间 的学界气氛，但是他们的影响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当时以康有为为其领袖的 一群年轻广州士子所发起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影响。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5 第9—15、19—23、42—61 等页。参见科恩：《十九世纪中国的“基 督徒”改革家》，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第197—225 页。 ①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 页。 ----------------------- Page 232----------------------- 康有为和新思想的风云激荡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名广州士子，他的书香门第出身在当时也 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应作 一个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有一种道德使命的强烈意识。后来在青 年时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师朱次琦的深刻影响之下被赋予了一种增强了的 社会倾向性；朱次琦是广东的一位著名儒学家，他强调的是儒家学说中道德 -政治这一主旨。 与此同时，康有为通过广泛阅读儒家之外的哲学和宗教著作，深受其他 方面知识的影响。大乘佛教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强烈。大乘佛教的菩萨作为 受难的救世主形象是和儒家圣哲的典型一致的，这使他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 关心更为强烈，而大乘佛教的宗教教义加深了他的存在主义意识。 当康有为到香港和上海旅行并被西学吸引时，他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开阔 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西方的书籍。在 此期间，因为他住在广州附近和香港，他自然强烈地感觉到了十九世纪中国 再三遭受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时，他正在广州，亲 身体会到迫在眉睫的外国袭击所造成的紧张和恐惧。对西方国家力量和好战 精神的直接感受，必然使他特别迫切地要求学习西学。他对西学的特殊兴趣 立即引导他去发现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新的知识世界。① 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康有为已经在家传的理学之外受到 多种知识的陶冶，即受到非儒家的中国古典哲学、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基 督教的和世俗的）的影响。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些影响开始具体化 为支配他全部生活的两个关注的中心，一是凭经验产生的对新世界的渴望， 在这个新世界里，他到处看到的混乱、痛苦和不公正将为道德的和谐与心灵 的愉快所代替。这种“普”渡众生的宏愿明显是受到他所研究的儒家、道家、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经典的影响，并促使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断 断续续地致力于形成有时混乱、有时矛盾，但却始终是大胆而严肃的世界 观，用以了解展现在他面前的新世界的意义。 除了精神上普济众生的宏愿之外，他还有一种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增长 而产生的更加具体的关心。这从他对非宗教的西学，特别是对西方政府的形 式所表现的强烈兴趣中可以看出来；1886年他向当时驻广州的总督张之洞上 书，提议翻译西方有关政治的书籍，这也反映了他的志趣。康有为的爱国心 最终导致他采取大胆的政治行动。1888年秋末在北京应试时，他不顾朝廷禁 止非官员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书的为时已久的规定，向皇帝呈递一份轰动一 时的条陈，请求“变成法”。除了这个大胆的请求之外，他对改革的具体方 法的主意是含糊的和一般化的。但是在该条陈中，一种国家完整受到西方侵 ----------------------- Page 233----------------------- 略威胁的强烈感觉是情见乎词的。 ① 从一开始，康有为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 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除了民族危机之外，中国又因受西方基督教吞没的威 胁而陷入一场精神危机。因此，处于危险关头的不仅是作为“国”的中国， 而且还有作为“教”的儒家。为了对付西方扩张的挑战，“保教”和“保国” 同样重要。这双重目标终于构成了康有为改革纲领的核心，这纲领在他于 1895年到1898年之间向光绪皇帝呈送的一系列条陈和政治著作中详细地提 了出来。 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 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革命”。这个纲领的第一步是建立制度局，直接 置于皇帝领导之下，由有志于变法维新的官员组成。这个局负有规划和实施 制度改革的责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建设现代的海军和陆军。为了这个 目的，以考察弓、刀武艺为主的传统武举制应予废除，并按照普鲁士和日本 军事学校的模式来设立现代化的军事学堂。这些军事学堂应提供能成为新型 常备军核心的专业军官，这种常备军则准备取代当时清政府的无能的军队。 在康有为的政府改组纲领中，比军事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经济的计划 和使财政合理化的措施。制度局下的十二个衙署中有一半是处理这两方面的 事务的。强调国家有责任促进工、商、农、矿和现代化运输事业，是康有为 的改革纲领中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① 这些改制的思想基础是康有为所接受的寻求国家富强的政治理想。他向 清廷推荐俄国的彼得革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中国的榜样，这就最清楚不 过地反映了他所致力的目标何在了。② 康有为的另一部分改革建议是主张对文教制度进行果断的革新。这些建 议提出，中国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以确定儒学为国教，用以抵制外来的信仰 ——特别是西方基督教——的输入中国。在这方面康氏主张在政府中成立教 部，负责建立和管理全国范围内的孔庙，并以孔子诞生之年纪年，来取代传 统的王朝和年号计年之法。① 按照康有为的意见，在进行这种信仰-意识形态的保卫战的同时，应该 在文化上加强对西方世俗知识和观念的了解。后一个目标可以部分地由大规 模翻译日本有关西方的书籍来完成，部分地则用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西方知 识的办法来完成。但是，吸收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果断的教育改 革，先从取消传统的八股文和旧式武科这类传统科举考试制度中的重要科目 ① 《戊戌变法》，第2 册第123—131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178 页。 ② 霍华德：《日本在康有为改革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288—302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68—169 页。 ----------------------- Page 234----------------------- 做起，以专门的西学为基础的考试来取而代之。康氏希望这些革新将最终废 除科举制和建立全国性的学堂制度。 这种教育改革的部分目的无疑是为国家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有文化的 和有技术的公民。另一部分目的必须从康氏所接受的民治和立宪政府的西方 理想中去寻找。康氏和其他早期的政治改革者都认为，君主立宪的一项重要 职能是要增加政府之外的人民的参政机会，从而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民主被称颂为能达到民族团结和政治统一的有效工 具。但是，康氏的立宪和议会政体的概念不仅仅被设想为功利主义的东西。 他也把民主看成是将来所有人类社会必定会实现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目的 以及为了举国人人富强的目的，受教育的公民是必不可少的。② 就康有为的政治纲领而言，君主立宪和国家富强是他的两个指导性理 想。在他的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保国和保教——的后面，就隐藏着这两 个理想以及他对提倡儒教的关心。他的维新思想的依据是他对儒教所作的激 进解释的全面的思想体系，康有为之所以这样解释，主要是他与清代后期的 一种主要思想流派——即今文学派——接触的结果。在1890—1898年之间， 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写出了他的动摇儒家学者精神世界基础的解释。 他对儒学思想所作激进解释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新学伪经考》，它出 版于1891年。这本书企图怀疑当时称为汉学的考证学派；汉学自十七世纪 以来就在儒家学者中很流行。康有为并非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的第一人；从十 八世纪后期以来，若干儒家学者已以各种校勘和训诂的理由，试图讨论考证 学是否配得上久受崇敬的汉学这一名称。他们认为，“真正的”汉学不是考 证学（后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儒学中占优势的潮流，即古文学派）； 而应是今文学派，即早在西汉流行的儒家思想形式。这样，始于汉代而久已 被人遗忘的知识领域的论争，在清代后期又在儒家学者中间恢复了起来（见 上卷第三章）。 康有为的一个挑起争论的论点是在晚清今文学派学者——特别是当时 该学派的一位学者廖平——所奠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论点的内容是， 考证学 （儒家的古文学派）的知识源泉，都可以通过文字校勘来证明它是伪 造的；因此，真正的汉学——即可信的儒家学说——是今文学派所独有的。 ① 康有为的目的是要力斥汉学之非，因为它对社会道德的冷淡态度可悲地 偏离了孔子教导的本意；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肯定关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 儒家的主要宗旨，他相信这就是今文注疏的精髓。1898年，他在他的维新思 想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了这一解释。 按照康有为的观点，孔子尤其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他不但是儒教的先 ②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 页。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8—52 页。 ----------------------- Page 235----------------------- 知般的创立者，而且也是建制之“王”。依据今文学派一些神秘的说法，他 认为孔子在死前不久受天之命，要为即将到来的新王朝设计新制。用康氏的 话说，孔子是一位“圣王”或“素王”，是以改制为务的。但是，在康氏的 图式中，改制意味着什么呢？在今文学派原来的文献中，“改制”是一个广 泛而含糊的概念，带有宗教神秘色彩，它更多地是暗示礼仪的改变，而不是 现代意义的制度革新。但是，康有为的“改制”理想却有改变制度的全部现 代涵义，就象在他的改革纲领中所清楚地反映的那样。通过他对儒教教义的 解释，他设法为自己改革传统中国政体的基础寻求文化上的支持。 在康有为看来，改制不但可取，事实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把历史 的变化看做直线的进步。这种观念表现在他对孔子的描绘中，因为他把孔子 描绘成救世主式的、有远见的“圣王”，这位“圣王”认为历史是通过若干 特定的阶段向理想的未来作直线的发展。尽管康有为的直线历史观显然主要 来自他所读过的西方思想的著作，但他是根据今文学派的三世说来阐述这个 道理的。按照他对这一种学说的解释，孔子认为人类历史不可抗拒地从据乱 世通过升平世发展到最后的太平世，或如他以后在另一图式中提出的那样， 经过小康世到达大同世。每一世都有与它相当的政治制度：据乱世为专制君 主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共和政体制。随着历史通过三世向前 发展，改制是不可避免的。简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历史进程中固有的现象。 ① 康有为把历史看成经过各特定阶段向前直线发展的进程，他的这一概念 也包含了历史进程最后将在理想的大同社会趋于完成的信念。他思想中的这 种千年至福世界的理想，是他自青年时代即已专注的普救众生的宏愿的反 映。从“大同”理想中的明确表达看来，这一宏愿发自两个方面，一是追求 理想的人类共同体的强烈道德感，一是对于他认为的人类社会到处都充满的 苦难所引起的深刻而自觉的反抗精神。结果就使他产生幻想：在道德高尚的 共同体中，苦难将消失，幸福无处不在。按照康有为的观点，人类的苦难虽 然形形色色，但都出于一源，即来自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和随之而来的 自己高于他人的习性。因为有了这些习性，社会到处出现了不平等现象，这 种种不平等束缚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所描述的未来普遍幸福的人类 共同体中，康有为强调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任何歧视。这种激进的社会平等 思想将涉及废除几乎全部现存的人类制度，包括国家、私有财产和家庭。在 这个意义上，康有为的乌托邦“大同世界”充满着激进的平等主义和普济众 ① 生的思想。这表明康氏的世界观是揉合了诸家之说的。 所谓“大同”，是康有为从儒家的乌托邦思想推导出来的。内容上它很 象儒家的“仁”的理想，因为这二者都象征着对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完整的 ① 萧公权： 《康有为与儒教》，载《华裔学志》，18 （1958 年）第88—212 页。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52—57 页。 ----------------------- Page 236----------------------- 共同体的渴望。然而康氏对社会道德的激进主义超越了儒家所能接受的限 度。例如，家庭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所以仁的最终实现将导致产生 道德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只是家庭的扩大，而不是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大 同理想甚至含有超越象家庭这样的主要社会机体之意，由此可见，康有为的 社会乌托邦理想吸收的大乘佛教、基督教和墨家学说的思想，至少与吸收的 儒家思想一样多。 康有为的这种世界上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乌托邦理想，虽然已为他的门 人和亲密合作者所知，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并未公开发表。而且，在他的 历史发展观点的体系中，这种人人幸福的理想只是与遥远的将来有关。这 样，他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他的思想体系中起作用的部 分仍是他对儒家的激进解释，其核心是有关改制的思想。简言之，虽则康有 为把实现普遍幸福的共同体作为他最终的目标，因此不能把他视为民族主义 者，但他的思想明显地包括了民族主义这一大因素。 总之，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公诸于世的那部分思想对士大夫有重大的 影响。他的思想中包括一整套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这是康有为与其他同时代 维新派思想家全都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康氏用一种思想体系来阐明这些价 值：这个体系不但把它们纳入对儒家总的解释之中，而且将它们和清末国内 的重要思潮联系在一起。由于康有为以人们熟悉的传统形式提出问题，因而 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发挥的号召力比以往用其他形式所发挥的要大得多。尽管 他对儒家思想的激进解释使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感到愤慨，新思想仍取得了不 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许多中国士大夫仍然讨厌西学，但他们不能对它置之不 理。由于康有为的思想吸引了大批中国文人官僚对西方思想的注意，西方思 想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学风的改变提供了有力的刺激。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政治上，它要 求改制，这意味着怀疑政府的政治效率。更重要的是，他主张的民众统治、 参政和立宪政府等西方政治观念都和其他政治维新派多少有相通的地方，这 样就一起向传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这些新政治价值观对公 众意识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不但面临着行政管理崩溃的现实，而且开始了 以辛亥革命为结果的政治瓦解的进程。 思想上的意义也同样重要，这是康氏对儒家进行激进解释的结果。诚 然，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儒家基本的社 会-政治价值观和信仰，却是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康氏已经使人对这些 主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 正日趋衰微。当康有为在改变长期被公认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学说的价值观的 内核方面走得如此之远时，其含意就更加严重了。任何读过康有为的富于煽 动性解释的人必然产生一个感到烦恼的问题：儒家的本来面目和特征何在？ 这个问题的出现预示着这样一种后果：使儒家学说从一直是无可怀疑的信仰 中心，变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争论的一种思想体系。对于许多人来 ----------------------- Page 237----------------------- 说，这个问题的出现必然是一大震动。它冲击着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 梁启超的话来说，就象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 ----------------------- Page 238----------------------- 维新运动 康有为发表他的维新思想体系无疑对思想界的变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刺 激。当他以此激起和组织一场维新运动时，冲击就更大了。这个运动的基础 在康有为于广州创立私塾长兴学舍（他在那里教着一小批勤奋好学之士）时 就已奠定。它的课程已有所革新，不过仍维持着儒家的格式，尽管如此，它 实际上已与当时的儒塾背道而驰了。课程中基本上包括康氏对儒家学说的激 进解释，着重研究大乘佛教教义、中国的非儒家思潮和西学；其主要目的之 一是向学生灌注康氏的政治意识和维新理想。因此，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后 来都致力于政治活动，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梁启超成了康有为在改制运动 中的主要助手。① 尽管康有为在 1888年已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但是他推动变革的活动直 到1895年才以持久的大规模运动的形式出现。他重新开展这一运动的直接 原因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败北，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 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首先，这场灾难使中国遭受的物质损失比以往 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惊的赔款之 外，它还丧失了对最后的重要属国朝鲜的宗主权，而且向日本割让了自己的 大片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这样巨大的牺牲出现在二十余年大声疾呼的 “自强”改革之后，似乎是特别令人震惊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后，由于中国 历来轻视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所以，深 深的丧师辱国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 在1895年春天，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同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中国被 迫于这一年4月和日本在下关签订屈辱的和约时，康有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鼓动和他一起应试的士子坚决反对和约，并向朝廷请愿要求变法维新。结果 引起了一场戏剧性的反对和约的请愿。一千三百名士子签署了由康有为起草 的激动人心的奏折，敦促朝廷拒绝和约，着手改革。所有这些主张和请愿都 没有受到理睬。然而公众关心国事的气氛已经造成，从而激励着康氏进一步 开展他的运动。① 这次维新运动比起康有为在1888年单独首先发动的那一次，范围要大 得多。在那时，他的努力没有超出向皇帝上书言事和向朝廷大臣游说的范 围。而这时康有为继续进行新的尝试，即在1895年初夏继惊人的群众请愿 之后，又向朝廷提出两个大胆的变法请求，企图从上面首先开展改革。与此 同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作出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他们在向朝廷请愿的 同时努力争取来自下面的支持。这些尝试的基础是维新派长期梦寐以求的目 标：在中国建立立宪政府和国民参政制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纯上面的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1—47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34 页。 ----------------------- Page 239----------------------- 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开民智”。 为了促进这个运动，康有为和他的合作者创立了新的组织和新的宣传工 具。最重要的组织是学会，它起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执行促进思想一 致和组织团结的最重要的一体化功能，没有这些，要形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不 可能的。其次，它的更特殊的任务是教育和动员文人士绅。康有为及其朋友 虽然希望看到“开民智”的良好形势，但他们也同样地知道中国民众普遍缺 乏教育，还没有为承担这样一种任务作好准备。在普遍教育和群众启蒙实现 以前，许多地方有赖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有功名的绅士——的领导。 一方面，这个阶级构成地方上的社会精英力量，比人民群众受过较好的教 育，能力也较强。另一方面，和官僚们比较，绅士更适合于领导民众，因为 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民众，与民众的关系也较密切。由此可以看出绅士 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说，绅士“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 可以通上下之气”。 但不幸的是，绅士们还没有作好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准备，也没有作好充 当广大群众的启蒙领导的准备，因为他们既没有政治动力，又不省察国内外 大势。而且，就他们的教养而言，他们很少有公民精神和组织才能。为了克 服这些缺陷，年青的维新派把学会看作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动员的最有效的工 具。 这些学会是根据地区和专门化知识这两个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们首先在 北京和上海开始创立，接着在各省、府、县、镇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用新 知识教育官、绅人士，各种专业学科的学会纷纷成立，遍及全国。维新派期 ① 望用这种方法组成全国范围的学会网，以促进“民智”。 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 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虽然康有为向朝 廷吁请变法的努力归于失败，但他不顾官方的压迫和社会的阻挠，利用学会 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 程碑。 康有为在组织学会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 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强学 会。尽管康有为是该会背后的动力，但当时中央政府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员陈 炽却被推为正式负责人。起先，学会办得很成功，不但将首都许多有志改革 的学者官僚集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西方人士参加，如英国公使欧格纳，传 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更重要的是，它的会员名册中包括一些清朝政府中 的高级官员，其中有张之洞、王文韶和刘坤一等几位总督，有翁同龢、孙家 ① 鼐和李鸿章等几位朝廷命官。许多捐款使学会的财政也很充裕，会员们每 十天定期集会一次，听取有关时事的公开讲演。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2—227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334 页。 ----------------------- Page 240----------------------- 梁启超被委任为书记员。当日报《中外公报》由学会主办出版时，梁启 超和麦孟华 （康有为的另一个学生）成为该报编辑。该报通常只有一篇由梁 启超或麦孟华撰写的时事述评文章，但偶尔也转载一些广学会出版物中的作 品。为了促进它在北京的学者官僚中间的传播，采取了免费和京报一起分送 的办法。最盛时它在北京发行三千份。 在此期间，康有为认为上海是“南北之汇，为士大夫所走集”，便于1895 年秋天在当地成立强学会分会。分会从当时在南京代理总督职务的张之洞那 里接受许多经费，经办自己的报纸《强学报》，和《中外公报》一样免费散 ② 发。这样，在多事的1895年春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在学者官僚中间出现了 若干新的和重要的动荡，它们不但唤起普遍的民族危机感，而且将这种危机 感纳入要求变法的直接的和协调的运动中去。 然而，这些组织的努力立即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压制。张之洞撤回了他对 上海分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封闭了报纸，因为报纸用孔子生辰纪年而不用清 朝年号纪年而触怒了省当局。显而易见，张之洞从这件事中看出了它对清朝 不忠的不祥倾向。同时，北京的学会也受到政府的打击，尽管它在上层得到 相当大的支持。1896年2月，一位御史指控强学会非法组织了一个团体，这 个团体可能会在士子中间助长无节制地讨论政治和公开批评时政的危险举 动。这次弹劾一经提出，不可能不为朝廷所注意。自1862年以来，清朝的 既定政策就已经是禁止私人针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议和请愿，以及禁止私人 结社。政府按照御史的指控取缔了该学会，从而使它建立仅仅五个月就关了 门。① 虽然解散强学会和取缔北京、上海两地主张变法的报纸之事对于正在成 长中的维新运动是一个挫折，但是新的机会立即又在别处出现了。在 1896 年春天，紧接着上海分会被封闭之后，它剩余的经费和另外的私人资金被用 来创办一份报纸。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被邀请任主笔。这就是著名的《时 务报》的开端，它于1896年8月起在上海发行。第二年春天，在澳门创办 了一份附属报纸。该报开始时称为《广时务报》，后来改名《知新报》。这 两份报纸使变法运动在长江下游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保持着生气。② 《时务报》的精华是梁启超写的文章。他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因此， 他的许多写作不用说是受到康有为的强烈影响的。然而，细心地阅读就可以 发现，梁启超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宣传康有为的思想，而是有所发展，使民 族主义和民主化在变法纲领中更为集中突出。 象康有为和当时其他有志于变法的学者们一样，梁启超强烈地反对自强 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49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6、227—229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1—243、249—250 页。 ----------------------- Page 241----------------------- 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西方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如果政治改革成 功，军事和技术的革新将自然而然地会实现，而没有政治变革伴同的单纯的 技术革新，其结果只是浪费精力，这在自强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了。换句话 说，梁启超的变法纲领断言，政治改革与技术革新相比，应占首要地位。 梁启超坚持，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从根本上说， 这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这种新途径的首要目的是在民 众中间普及识字和有用的知识，而同样重要的是，也要提供以中国文化传统 和西方政治理想及经验这两方面的知识为基础的政治教育。梁启超希望，从 这些新学堂里将会产生有知识的和有政治觉悟的公民。 梁启超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两个主要的概念，即变和群。在康有为的历 史哲学和当时传入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之下，梁启超首先设想变应分 阶段发展。然而在梁氏的思想中，这种变是由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即被归 纳为群这一多种意义的概念——所支配的。这个名词表示需要在士大夫中间 建立联合，以便动员和组织他们开展社会和政治的活动。意义深远的是，除 了联合的理想之外，群还包含着深刻地贬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价值的某些更 广泛的政治理想。根据梁氏的意见，古代君主制主要适合于维护统治王朝的 政体，因此经常是纯粹压迫人的。这样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在帝国主义侵略 和国际竞争的现代世界中，是不能维持中国生存的。首先，它将妨碍在民众 中间产生力量和朝气，而集体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 少的。其次，压迫人的君主制阻碍人们的交往：不但阻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之间的交往，而且也阻碍社会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交往。缺乏这种交往，传统 的中国社会就象缺乏民族生气那样缺乏民族团结。 隐藏在这种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指控下面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新的政治共 同体概念，它受到民族主义和达尔文派关于世界为无情的国际竞争和斗争所 支配之说的强烈影响。在这个时期梁启超从来没有明确将这个概念和民族主 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作为康有为的亲密追随者，他仍然声言信仰康氏的普 济众生的理想。然而潜藏在他的政论作品表面之下的，正是民族主义的思 想。 但是，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的新政治共同体梦想中虽属重要，却非唯一的 决定因素，因为一方面他对传统政治秩序作了实用主义的估价，一方面他又 关心道德上的合法性。传统的王权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无能的，它在道德上 也应受谴责。梁启超把国家看作应该属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一个共同实体， 即不但属于统治者，而且也应属于被统治者。因此这个共同体应该是它的全 体成员的利益和愿望的综合。民众由某一个统治者或统治家族来加以统治， 这就是道德上自私的丑恶表现，因此其结果只能使共同体蜕化变质。这种新 的共同体的概念表明要在道德上信奉类似卢梭的民权和公意的理想。简单地 说，梁氏把新的政治共同体看作政治变法的最终目的，其中不仅有活力和团 ----------------------- Page 242----------------------- 结，而且也体现了民主主义。 ① 梁启超的变法主张集中到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理想上，其最终目的在于 使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激进观念的传播立即使政治变 法论成为风起云涌中的思想激荡的焦点。当这种风云激荡扩展开来时，变法 运动逐渐失去了它开始时在康有为单独领导下那种明确的一元性。确实，康 有为的变法纲领和思想体系仍然代表运动中最公开和最明显的部分。然而， 在运动下面的其他思潮则和康有为的思想大不相同。这样，维新变法作为思 想运动看起来可能最象一种带有各种颜色的光谱。在较温和的一端往往可以 发现在陈宝箴和黄遵宪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类型，他们也同意康有为的需 要改制的主张，但是未必同意他对儒家学说所作的激进解释。在这个温和派 别中，某些思想状况本质上和自强运动提倡者张之洞及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 本上并无二致。可是，在比较激进的一派，其观点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很难 区别，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激进。在这种背景下，有两个人物应该特别受到注 意，因为他们在围绕着变法运动发展起来的日益扩展和日益复杂的思想激荡 中扮演着领袖群伦的角色。 其一是严复，他在青年时代曾在英国留学两年，因此属于不但懂得西方 语言而且也直接观察过西方的少数中国人之列。在1895—1898年间，他在 天津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他自己关于中国民族危机和需要改革的 观点。1897年，他是传播新知识和发表维新观点的天津一家新型报纸《国闻 报》 （它很快成为华北的最重要报纸）和周刊《国闻汇编》的创办人之一。 在那些年，他还开始了他的翻译事业，完成了赫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 的译注，此书取名为《天演论》。严复的著作和翻译立即对读者发生了重要 的影响。他的《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取得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甚至在出版以前已有影响，因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读过原稿，在它出版以前已 经对严复佩服得五体投地。 按照当时的标准，严复的政治态度是非常温和的，因为他提出的仅仅是 渐进的制度改革和政治革新。但是，这是和预期未来中国文化将经历一场彻 底的改造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激进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的渐进主义 和在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二者都产生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这 主要是他研究斯宾塞哲学的成绩。 斯宾塞的思想认为，进化必然是缓慢的和累积的，不能飞跃地前进，这 使严复不相信任何激烈变化的奇迹。实际上，这是说，在中国人民作好准备 以前，不应进行制度改革；为了在体质、知识和道德上改造他们，需要漫长 的教育过程。严复的目标也同样是在将来彻底改变价值观。 严复的文化激进主义发端于他对国家的热切关注，即如何实现共同富强 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猖獗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生存下去。严复那种以社会达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120 页。 ----------------------- Page 243----------------------- 尔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表达出来的对集体的关注使他相信，集体富强只能求之 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天地之学。这种天地之学把天地描绘成为质和力所 会之宝，它处于从“始于一气”向“演成万物”的持久进化过程之中。整个 宇宙如此，人类世界也如此，在人类世界中，活力产生于生存竞争，进化由 生存竞争推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竞争在人类之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生命却大量增加；而且它作为动力和发展的源泉，对 于世界来说也是一种幸事。 对现实的这种看法鼓舞和吸引了严复，因为它突出了他所重视的关于斗 争、活力和进展的思想。达尔文主义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使他向 往西方的自由理想。在严复看来，现代西方奇迹般的成就在于，在西方，个 人的力量不但得到解放，而且还能被融合而产生集体的活力。现代西方的社 会精神是公众精神和原始力的独特而和谐的结合。根据严复对西方思想的研 究和他对英国的观察，这种结合只能在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环境中产生。 他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是他所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集体活力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因此，就世界观和基本的价值观而言，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 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体力量充溢现代 西方的同时，他在中国传统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缩。他在把中国与现 代西方进行对比后着重指出，中国是软弱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圣贤在培养民 众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压 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几乎是全面地、彻底地驳斥当时思想界唯中 国之法是举的倾向，不但攻击科举制度的机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笼统地把当 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这就不足为奇了。医治中国 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① 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年青的湖南学者谭嗣同，他属于迥然不同的另一 种知识分子类型。作为高级政府官员之子和中国士大夫的一个成员，谭嗣同 深受儒家教育。后来，在他成年的初期，通过对知识的探索，他受到西学、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在十九世纪末年重又流行起来的古 代非儒家哲学——特别是墨家学说——的影响。这些多样化的思想影响使他 形成了一种折衷主义的观点，1896—1897年，他将这一观点正式写在一本有 煽动性的小册子《仁学》中。虽则这本小册子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版，但其 内容在出版前已为他的亲密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启超在内。 《仁学》的核心是渴望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大同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将充 满生气和活力，不断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它也是以激进的平等主义和自由 地表达感情为特征的道德高尚的共同体。这种乌托邦幻想既来自宗教的普济 众生主义以及大乘佛教、理学、基督教和墨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来自现代 ① 施瓦茨：《严复与西方》，第42—112 页。 ----------------------- Page 244----------------------- 西方工商社会的生气勃勃的时代精神。然而，在 《仁学》中明显地没有流露 出民族主义意识，而这在谭嗣同的许多同时代人思想中已开始成为突出的特 征。 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幻想出发，谭嗣同发表了对中国传统的过激的批 评。他象严复一样攻击传统的君主制，将它描述为一种最黑暗的专制主义， 压抑人类的能力和感情。但和严复对传统制度的攻击范围仅限于政治秩序不 同，谭氏的抨击还扩大到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家庭。这从他对传统 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纲教义）的毫无保留的诘责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人类全部关系中最神圣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绝 对统治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谭嗣同认为，父子、夫妻这两种家庭关系和君 臣这种政治关系一样，都是腐败的和压制性的。在谭嗣同看来，这三者构成 了单一的乖张和压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传统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堕 落。 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能生存的人类共同体，谭嗣同呼吁冲决三纲这一 令人窒息的罗网，进而消灭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康有为或严复 不同，谭并未提出有步骤的改革纲领，他的《仁学》也未指出如何用具体而 明确的步骤去实现他的幻想。可是，在这整本小册子中他都用热情洋溢的语 言鲜明地表达了完全否定和彻底解放这两个如影随形的主题。在这些语言中 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朦胧概念。① 从上述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思想激荡之势包含各 种各样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 映了对两个主要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对国家富强的广泛要求。另一个是对宗 教道德意义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思想中。激进思想是由 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助长而成的，它打击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础。这样， 在1895年之后的数年中，思想冲突不但发生在激进的维新派与保守的士大 夫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激进的与温和的维新派之间，这就不足为奇了。1897 年下半年，这种思想冲突终于在湖南趋于公开化。 ①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第56—90 页。 ----------------------- Page 245----------------------- 湖南的维新运动 当1896年初康有为的运动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压制以后，维新运动不得 不将它的活动限制在上海和澳门从事思想宣传，以取得公众的支持。但与此 同时，新的发展也在湖南进行，省府长沙立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这样就 使它有在省一级获得成功的机会。 这时湖南的维新必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两大变 化这一背景下来加以理解。第一大变化是督抚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十九世纪 中叶的各种叛乱，以及这些省级官员们为了应付中国面临的国际危机在自己 辖区内各自在经济技术发展和制度变革方面所作种种努力的结果。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初以后三十余年中的这些革新努力，构成了所谓自强运动的大部分 活动。 第二大变化是地方名流势力的增加。库恩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力量在十九 世纪中叶叛乱的年代中是如何通过组织地方自卫武装而发展起来的。还有种 种迹象表明，这种力量的增长也导致绅士们进一步插手非军事的公共事务。 在大多数场合下，这无非是他们的传统公务活动在政府软弱时期的扩张而 已。但在某些省份，这也同在与西方接触时因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刺激而产生 的商业化有关。这些本乡本土的发展的综合力量使绅士在他们出生的城镇和 本省的政治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① 因而，十九世纪下半期，在各省官员势力增长的同时，绅士的政治地位 也提高了。两者活动的结合，导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南开始的一场维新运 动。首光，湖南所幸的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起相继有两位能干的开明学 者官僚在省内当政。1892至1895年吴大澂任巡抚期间已经开始在教育、经 济和军事方面进行过若干革新。当陈宝箴在1895年末接任巡抚时，改革被 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规模。他在致力于促进省政改革时，得到了他的有远见的 儿子陈三立的帮助，后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维新的文人学士中间有许多朋 友。陈宝箴还得到管理省政的两名高级官员黄遵宪和江标的协助。 黄遵宪是一位广东的学者-诗人和历练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国、英 国和东南亚任过职。在长期的海外经历中，他形成了强烈要求变法维新的倾 向，并且成了外交事务（特别是日本事务）的权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 的《日本国志》和关于日本的历史诗篇是中国文人了解明治维新情况的一个 重要来源。从1895年起，他积极从事改革政治的活动。他是康有为的强学 会上海分会的会员。在上海分会被解散之后，他是赞助创办《时务报》的少 数人之一，梁启超是该报主笔。1897年夏天起，他任湖南盐法道，随后并曾 一度代理过按察使。他不仅仅是热心于在这些职掌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斗士， 他对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识，特别是他对明治时期日本兴起的理解，也是 ①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89—225 页。 ----------------------- Page 246----------------------- 1895年以后在湖南开始制度革新的灵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 ① 江标在1895到1897年间任湖南学政。虽然他是通过正规考试进入官场 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观点并不受传统儒家学术的束缚。在经过会试之后， 江标在北京同文馆学习，后来访问过日本。他在1895年参加北京的强学会， 去湖南以后成为新学的一个积极发动者。② 除了一个有志于维新的省署之外，湖南还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治下； 张之洞是技艺和制度革新的强有力的和坚定的发起者，对于维新运动的重要 方面如报纸、学会等，他都给予有力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这时省内许多 有影响的绅士领袖对维新有着热情。他们不仅对政府的改革努力给以热烈的 支持。事实上，他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是采取主动行动的。因此，当1895年 维新运动在湖南认真开始时，它是政府和省内名流的共同事业。鉴于十九世 纪后期湖南是众所周知的绅士保守主义的堡垒，湖南绅士提供的合作确实是 值得注意的。甚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可以看到以湖南为基地的席卷 长江流域的排外浪潮。晚至1892年在湖南建造电报线路的一次尝试，在当 ① 地民众中间引起了一场骚动。 随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流逝，变革之风显 然在湖南强烈地刮起来了。 从一开始，技艺和经济的革新就是维新运动的一个引人注意的方面。在 巡抚倡导下，长沙有了电灯，建成了碎石马路。在省署设立了采矿局，一条 ② 连接长沙和汉口的电报线路也得以建立。 比这些政府主办的项目更为重要 的，是著名的地方绅士自己创办的企业。1895年后期，两位绅士领袖王先谦 和张祖同在巡抚鼓励下建立了一个火柴厂。1896年，王先谦、熊希龄和省内 其他绅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资开辟一条旨在联系湖南湖北的轮船航线。 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从政府得到一笔贷款开设宝善成公司。他们甚至 向巡抚申请建造一条经过湖南将汉口和广州联结起来的铁路。③ 当随后数年维新运动继续在工商界鼓励新的努力时，其他方面也在着手 改革。首先，在长沙出现了组织乡勇的活动，并将一座地方书院改为新型的 军事学堂，作为进一步军事改革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若干制度方面 的革新，它们大部分是在黄遵宪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制订一项专门的官 员训练计划，以便授予他们专业技能和时事知识。训练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员 能在省内的维新运动中起带头作用。黄遵宪也起草了若干旨在改进司法程序 ① 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1—223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1—182 页。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33—138 页。 ②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26—129 页。又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4 页。 ③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3 页。刘易斯：《1896—1898 年湖南的维新运动》， 载 《中国论文集》，15 （1961 年）第62—90 页。又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 的变化》。 ----------------------- Page 247----------------------- 和监狱制度的新章程。黄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卫局，它模仿 他在日本和西方国家看见过的警察局。附属于保卫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 目的不仅是处罚罪犯，而且也对地方社会的渣滓进行再教育。这两种机构都 被打算用来改进传统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强地方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和秩序。 然而，按照黄遵宪的计划，保卫局不完全是一个政府组织，而又是一项共同 事业，由政府官员和绅士名流双方参加的管理机构来监督它的工作。① 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在 这方面带头的是学政江标。在学校课程方面他强调新的西学的价值，主张在 西学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方面保持平衡。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在府一级举行 的各种考试中，除了传统的儒学题目之外，还要求加试世界时事的知识。这 样就使 《万国公报》、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 物成为应试士子的必读书刊。 对新学的重视还导致江标在一所地方上的儒学堡垒——长沙的校经书 院——进行修改课程的试验。他推荐在课程内设地理学、数学和外语这三门 新学科目，来补充理学课程中的两门基本科目——经义和治事。② 江标还提出创办第一份湖南的报纸，在他赞助下该报在校经书院办了起 来。从1897年春天开始，每十天出版一次，名为《湘学新报》或《湘学报》， 它后来发展成为宣传维新运动和传播新知识的主要的地区性工具。 江标在1897年秋天辞职。他所进行的教育革新基本上没有越出自强运 动的思想范围，但是在他离职时，文化和教育的改革已经在朝比较激进的方 向发展了。 在这方面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是1897年秋天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 ——的创立。该学堂是由绅士和省署共同发起的另一个项目。办校的建议和 基金来自绅士方面，而学堂的提调和会办则由巡抚指派。这种新式学堂的出 现显然受到当地人民普遍的热情关注，因为据说有多达四千名年青人来到长 沙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结果第一年只有四十人被录取入学。 虽然该校的格调企图鲜明地摆脱传统书院的影响，但它的课程基本上是 被安排得四平八稳的。西学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学、历史直至法律学和 政治学，但同时又有大量儒家经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事实上，在宣布 该校入学考试的公告中，巡抚陈宝箴仍然强调中学为主是教育的指导原则。 因此，在最初规划时，该校仍然不过是另一个自强运动的事业。 然而，当选择国学部分的教员时，学校开始表现出激进的性质。经过黄 遵宪的又一次推荐，梁启超被聘为总教习。其他三名广州青年学者叶觉迈、 韩文举和欧榘甲被聘为梁氏的助理，他们全都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和他 的助理们在1897年秋到达长沙。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37—138 页。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156—196 页。 ②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13、138—139 页。 ----------------------- Page 248----------------------- 那一年引人注意的事情是，在湖南又有一批思想上同情梁党的人物崭露 头角。该年春天，年青的湖南学者唐才常担任《湘学报》主笔，他是西学和 今文学派的热情的学者。秋末，唐才常的密友谭嗣同从南京回来，也投身于 维新运动。在梁启超到达长沙在新办学校担任教职后，唐、谭协助他向学生 讲课。与此同时，著名的湖南今文学派学者皮锡瑞也从江西回来支持正在兴 起的维新运动。必须记住，这些人之云集湖南，正是在康有为今文学的一位 ① 热情拥护者徐仁铸继江标任学政之际。人文在湖南荟萃，必将使这里的维 新运动局面一新。 新局面是从梁启超及其助手们在时务学堂讲课开始的。为了符合他所强 调的政学至上的观点，梁氏的讲课主要是依据西方的民权和平等这样一些政 治思想对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阐发。梁启超不但通过讲课，而 且通过在要求学生定期交来的札记上写评语的办法，试图向学生灌输这种政 治激进主义。评语中的一个主旨是将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说成是道德沦丧和 政治上巧取豪夺的可耻记录。 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们不但尝试在校内学生中间宣传这些激进的思想，而 且通过秘密重印和散发数以千计的黄宗羲在十七世纪所写的反对专制主义 的《明夷待访录》一书的节本（有梁和他的友人们的评注），企图向校外传 播这些思想。 梁启超和他的同事们的政治激进主义还含有排满种族主义的鲜明色 彩。在他为学生札记所写的评语中，有时直言不讳地提到悬为严禁而不许涉 及的事实，即在十七世纪征服中国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可怕的屠杀暴行。而 且，他和同事们还传印和散发了成千本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这是据说 有关满人在扬州所犯暴行的惊人的、但禁止传播的记述。就做这件事而言， 维新派和同时代的革命派事实上很难加以区别，因为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自 己撰写的革命小册子出版以前若干年内，这种反满记述和黄宗羲的《明夷待 访录》也是被他们用来作为主要宣传品的。 梁启超的激进政治态度在一次大胆的上书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紧接着 1897年冬天德国占领胶州之后他向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果必要，湖南应宣布 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独立。这个建议反映了梁启超对清廷的愤慨，因为这 个政府在面对威胁要瓜分中国的外国列强的侵略时，表现得愚昧无能。梁氏 坚持，如果不能推动中央政府去实行变法维新，那么，阻止外国列强征服中 国的唯一途径是效法日本德川后期萨摩和长州的榜样，和中央政府分离。 梁氏引证日本的经验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他来到湖南参加维新运动时 念念不忘萨摩和长州的榜样。在一篇发表于《湘报》的文章中，他公开鼓动 湖南绅士应学习日本德川晚期的经验。梁氏注意到，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 由于首先在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四处封建领地成功地实现了变革，然后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3—186 页。 ----------------------- Page 249----------------------- 推广到日本其余地方。由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经 验对它来说极有借鉴意义。梁氏强调说，按照日本的榜样，首先应限制在数 省范围内实现变革，然后在全国推行。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湖南的环境在当 时最适合这种地区性的维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湖南人甚至应考虑采取脱 离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可能性。梁氏显然从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训：地方 自治可以用来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服务。张 这些革命思想的宣传，立刻在这所新学堂中造成了有助于维新运动激进 化的政治气氛。当1897年冬天南学会成立时，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这时 维新集团似乎已分成两派：激进派与保守-温和派。新学会的领袖们，除了 少数省署中表示同情的官员之外，大多数是在较晚时期参加维新运动的那些 年青的广东和湖南的士大夫。引人注意的是，参加者名单中没有那些迄今与 维新运动中重大工艺革新有关的地方士大夫的名字，如王先谦和张祖同。因 此，南学会不同于开明的地方官员与温和的维新派绅士共同创办的时务学 堂，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维新派士大夫中的激进派在某些省级官员的支持下 创立的。 根据这些激进的青年维新人士的设想，南学会在促进省内改革方面所起 的作用应比时务学堂更为重要。他们之所以重视南学会，是因为他们认为， 总的说来，学会的重要职能就是教育和组织绅士。简言之，南学会被看作是 在湖南和其他南方省分增进绅权的一个必需的工具。后一目的现在在激进维 新派的政治纲领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因为第一，绅权被看成逐步达到民众参 政和取得主权的必不可少的踏脚石。第二，鉴于绅士在中国社会中的领导作 用，增进绅权也被视为使中国国家强盛的第一步。由于激进的维新派有这样 一种政治纲领，所以南学会必然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占有最优先的地位。 赋予南学会的这些重要职能无疑说明了这时湖南士大夫建立学会为什 么会具有这样高的热情。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于1898年夏初报道 说，全省“讲堂之场林立”。这可能是新闻报道的夸张，但是除了南学会之 外，这些年能够查明的学会至少有十三个之多。论规模，没有一个可与南学 会相比；最盛时它的会员可能超过一千二百人。 南学会虽然有大量会员，但更重要的是该会的组织方法和它打算活动的 广泛范围。理论上它是一种个人自愿联合的组织，但因为政府参与了它的建 立和活动，所以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其重要标志是它的会员享有政治特 权。例如，如果觉得某些地方公共事务是正当和有用的，他们可以通过该会 向巡抚和其他省内高级官员建议施行。而且，会员们在研究新问题时，能向 政府要求查阅公共档案。所有这些都表明，南学会与其说是私人组织，不如 说是公共组织，即使不是政府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也至少紧密地依附于政 府。 张 灏： 《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25—128 页。 ----------------------- Page 250----------------------- 该会的半官方性质及其活动表明，在参加者的心目中，它不仅仅是一个 自愿的组织。正如常在该会集会上讲话的杰出演说家皮锡瑞在他的日记中所 记的那样，精心推敲的该会章程是想用来为地方绅士控制的省议会奠定基础 的。这种可能性由梁启超在该会关闭后不久所作的评论中得到了证实，他说 南学会“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事实上，梁启超认为南学会 是湖南全部维新运动的关键。王 除了起自治政府的预备性组织的作用外，南学会也从事诸如建立图书馆 和办日报《湘报》（1898年1月开始发行）等文化活动。《湘报》和《湘学 报》一起，成了主要的媒介物，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和活动就是通过它们公 开宣传的。唐才常、谭嗣同、易鼐和樊锥等激进派控制了这两份报纸。特别 是唐才常，他在两报的编辑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思想观点方面，唐才常和康有为、谭嗣同二人是接近的。象康有为那 样，他公开声称是今文学派的信徒，相信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历史进步和制度 变革的理想。虽则在表述思想上不如谭嗣同那样有系统，他在对待中国传 统，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秩序方面，和谭嗣同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持同样的批 判态度。他象谭嗣同一样，谴责君主制是人类自私心理的最赤裸裸的表现， 欢呼民主制应该是未来的秩序。正与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情况一样，唐才常的 道德的和政治的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兼收并蓄的，不但受各种传统思想影 响，而且也带有西方的深刻烙印。唐才常由于有这种吸收各家之说的背景和 激进的观点，所以能和谭嗣同以及其他年青的湖南学者一起，把《湘学报》 ② 和《湘报》变成促使新思想萌发的肥沃园地。 随着这些新的文化机构在1897年末和1898年初的出现，维新运动变得 更加激进起来。这既使保守派，也使绅士-官员感到惊慌，虽然后者前此一 直是许多维新计划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结果是维新者的队伍产生了分裂。温 和派此时和保守的绅士-官员合力攻击激进派，并且试图向他们泼冷水。分 裂最后在1898年春天爆发成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由保守派和温和派联合发起的攻击在夏初达到顶点，当时王先谦和省内 绅士的其他领袖组织长沙三个书院的学生起草湘省学约。在学约中他们试图 提出共同的思想立场，来反对他们认为的当时正风靡全省的危险的异端。对 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信仰正处在危急关头。为了保卫这些价 值和信仰并反对日益猖獗的异端，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遵循孟子和韩愈的受人 尊敬的道统。正象孟子拒杨墨和韩愈辟佛老来保卫儒家那样，他们现在决心 王 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01—133 页。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见《湖南历史资料》， Ⅰ（1958 年）第80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9—197 页。另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载《湖南历史 资料》，Ⅲ（1958 年）第98—108 页。 ----------------------- Page 251----------------------- 要反对康梁集团的异端以保卫儒家。 ① 按照这些湖南绅士的意见，这些异端中最主要的危险，总的来说是对中 国政治传统的公开批判，具体地说是对清政权的赤裸裸的攻击。同样使他们 感到惊骇的是康有为对儒家思想的激进的解释。湖南绅士们对所有这些情况 的反应是强烈的。有些人进行全面的谴责；其他象叶德辉等人则逐点加以批 驳。所有这些反应的特点就是情绪激昂，这和儒家传统中进行学说之争时一 般所持的宽容态度截然不同。② 这种不同不是偶然的。传统的学说之争之所以容易持宽容态度是基于这 样的事实：若干世纪以来在儒家学者中间的思想分歧通常是在共同信仰传统 的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基础上出现的。湖南的绅士发现，康梁集团的思想正在 向他们的基本信念挑战。首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口气同时否认了理 学正统和流行的汉学学派二者的正当性。况且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中， 他进一步断言，在儒家思想体制中改变君主政体这个神圣的政治制度，不仅 是正当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进一步证实康有为的这些解释隐含政治 颠覆之意，湖南人指出，在康梁集团的书信和著作中普遍以孔子出生纪年来 代替当时在位的清帝年号纪年。在大多数湖南士大夫看来，这等于是否认了 清王朝的合法性。 更加令人惊骇的是，激进的维新派公开鼓吹西方的民权和平等理想。对 于大多数绅士来说，宣传这些理想，是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 —儒家三纲学说——的正面挑战。三纲说有两个明显的性质：一是独裁主 义，因为三纲是无条件的统治；一是不可违抗性。正统的儒家世界观认为， 人类秩序是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作为人类秩序核心的 三纲被看作是宇宙秩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所固有的。这种儒家宇宙观的 神话仍然支配着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道德观和社会思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思想间接和直接地向这种学说挑战。当西方的自 然科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然主义世界观时便 出现了间接的挑战。这就不可避免地逐步破坏了儒家所主张的人类社会秩序 寓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宇宙观的神话。一旦没有这种神话的支持，三纲之说必 然会丧失它的大部分传统的神圣性和说服力。① 新思想还直接破坏了三纲的道德合法性。谭嗣同的哲学坦率地攻击三纲 学说，但是他的《仁学》直到1900年后才出版，而且其影响只限于他的亲 密友人的有限范围之内。正面对三纲学说的挑战，只是在宣传有关人权和社 会平等的西方自由理想时才趋于公开的。 这些自由的理想和三纲学说的矛盾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当人权否定君臣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42—145 页。也可参见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4—18 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3 第30—34 页；卷4 第183 页。 ① 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第51 页。 ----------------------- Page 252----------------------- 之间的独裁主义关系时，社会平等理想便和整个这个学说的独裁主义要旨发 生了冲突。因此，许多湖南士大夫斥责平等理想是对集团特权的伦理观和上 下隶属原则的彻底否定，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两者是古老的社会 和道德秩序的中心。这种斥责在一个保守的湖南人曾廉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得 最为简明扼要：“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 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于是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 不啻水中之萍，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 墙……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 曾廉与他的许多同伴都认为，接受社会平等理想简直是意味着颠倒了乾 坤。尽管激进的维新之士从来没有全面而公开地攻击三纲学说，可是几乎所 有斥责新思想的湖南绅士都大声疾呼反对这些理想，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 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绅士学者来说，已不是某个儒家价值观或某个传统制度 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神圣核心的问题。对 于他们来说，西方思想的传入正在威胁着儒家思想体系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 国人这二者的本质。① 对于康梁新思想的理论上的攻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当1898年春 夏这种攻击在湖南展开时，反对激进派的运动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御史们 向朝廷提出弹章，揭发康有为的异端学说和变法活动，一个官僚学者王仁俊 ② 在上海的《实学报》上批驳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 击来自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学者。 1898年春，张之洞出版了他的《劝学篇》，他同意湖南绅士的基本论点， 但是发挥得更加深刻。从春末到仲夏，此书在《湘学报》上分期刊载，给反 对激进派的十字军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康有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为运动目标的三句 口号来概括：保国、保教、保种。但是张之洞认为，把这些目标割裂开来作 为独立的目标，则是错误的。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即保国；达到这个目标， 就自然而然地会达到其他两个目标。 张之洞认为保种有赖于保国，其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认 为保教可以归结为保国，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国家”概念了。 必须记住，张之洞所确定的保国思想，主要是为了反驳康有为的思想。在康 有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国会的序言和指导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样，“国” 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在梁启超的政治著作 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 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这一定义就表述得更为清楚了。然而，这种“国”的 总概念在张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没有位置的，他把中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清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4 第1—83 页；卷5 第12—13 页、14—18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1 页；苏舆：《翼教丛编》，卷3 第14—25 页。 ----------------------- Page 253----------------------- 王朝的皇室。保国，首先是要保清朝。因此在他论及忠时，他列举清朝过去 执行的十五项政策作为它的仁政的表现，以此强调清朝是人民效忠的当然对 象。这些仁政使清朝有别于欧洲国家，也有别于包括汉唐在内的以前的中国 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张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种寓意，即象 康梁那样只泛讲忠于中国而不具体地讲应忠于清朝，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 险的。 张之洞所谓的忠，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他对儒家三纲学说的信仰。这 种学说长期以来一直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儒学的核心，它与君主及家庭的制度 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这里便可看出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显著的特征，即政 教融为一体；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以君兼师”，或“政教相维”。从 这一观点出发，张之洞自然拒不承认保教可以脱离保国。康有为试图在既定 的政治体制之外提倡儒学，当然就会被他认为是异端行为。因为张之洞认 为，且不谈康有为解释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种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国 家相脱离从而破坏神圣的三纲学说的危险。 还因为张之洞批驳康有为关于保国的根本之途是变法的思想，这使得两 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表面上张之洞是变法的热烈鼓吹者，并自认为是西 政的崇拜者。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关于学习西政应先于西艺的主张。但在事 实上，张之洞理解的政与法有很不相同的涵义。他认为政在本质上意味着官 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张氏的变法思想可以归结为不 过是进一步发展了自强运动和经世致用传统的行政改革的主张而已。张之洞 论点的前提是：从基本政治价值或制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政”也是在神圣 不可侵犯的三纲学说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也是圣道的一部分。至于道，用著 名的儒家格言来说，是“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张之洞的这种信奉儒家的基本社会政治价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 治变革中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思想的总的态度。他曾经是西学的热诚 拥护者，他的《劝学篇》用大量篇幅论证西方知识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全部 论证都是建立在“循序”的基础上的，按照“循序”之说，研究西方知识不 论多么重要，都必须放在研习中学及其核心——经书——之下。因为中学之 中含有传统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使人能认识到中国作为 国家与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据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张之洞一方面鼓励中国人对西学要“知通”，另一方面又力主他 们把“知通”和对儒家学说的“知本”结合起来。这样二者就能够互相补充。 ① 这一认识便是张之洞的著名格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 在本质上，张之洞无非是重新肯定自强运动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则在激 进派和保守派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因为他感到这两者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在使 国家分裂。但是他的中间立场事实上是反对激进派要更甚于反对保守派。因 ① 张之洞：《劝学篇》，卷3 第80 页。 ----------------------- Page 254----------------------- 为他所持立场的目标，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捍卫中国 传统的价值和制度，以反对勃兴的激进派的猛烈攻击。 因此，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湖南的思想辩论的气氛中出版，这标志着 中国思想斗争新阶段的开始。首先，斗争的中心原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和保 守派之间进行，现在转到了前者和激进的维新派之间。其次，思想斗争过去 往往采取在政府内部展开政策辩论的形式。但是现在新的辩论扩展到政府之 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间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后，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辩论， 无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恭亲王与倭仁之间，还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自强运动 提倡者和清流党之间，一般地是在所有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的。然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就不再有这样的一致性了。事 实上，恰恰是对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产生了分歧。因此，维新时代的思想辩论 在深度和广度上标志着与过去断绝关系，并预示了1900年以后席卷中国的 思想冲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快到春末时，方兴未艾的思想 冲突最后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许多湖南省绅士这时响应王先谦和 叶德辉等领袖的号召，麇集其后，在地方上煽起反对激进派的情绪。为了对 省署施加社会压力，他们有些人个人写信给巡抚和学政表示抗议；还有些人 则集体进行活动。1898年夏季，有人以全体湖南绅士名义向巡抚送上一份公 呈。它把激进的维新派斥为危险的异端，要求把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革出时 务学堂。同情年青维新派的绅士学者进行反击，禀请省署改组保守派控制的 地方书院，而王先谦和他的伙伴也在一些书院中动员学生加强他们的攻击。 ① 湖南绅士除了组织抗议之外，还向民众宣传，并公开在社会上排斥激进 派。例如，一所地方书院的学生印刷和散发揭帖，对时务学堂痛加丑诋。湖 南的一名激进维新派，即南学会会员中的活跃分子、《湘报》撰稿人樊锥， ② 被地方人士赶出家乡。 在攻击风暴的高潮时，据报道有反对激进维新派的 骚乱发生。反对新思想的运动现在所表现的性质，不禁使人想起十九世纪后 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间，支持湖南反激进运动的政治压力还来自武昌的总督衙门。在 1898年春季以前，张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书院订阅湖南的维新报纸。 但此时由于对遍及湖南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感到恐惧，他下令停止订阅，他还 和他的亲密顾问梁鼎棻驰书警告湖南官员，要他们注意这些激进的倾向。与 此同时，有些湖南绅士也试图使北京出面来制服激进派。御史们根据来自湖 南的报告，向朝廷陈奏，要求对康梁一党采取强硬的手段。保守的绅士-学 者曾廉引用梁启超在湖南的激进言论和行动作为悖逆的证据，甚至要求朝廷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2—13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 Page 255----------------------- 将康梁处以死刑。 ③ 这样，从1898年春季到夏季，由于反对维新运动激进化的压力的加强， 大多数维新派被迫离开了该省。8月初，巡抚陈宝箴在压力下奏请朝廷烧毁 康有为的有煽动性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木板，并禁止再版。激进的维新 派学者的有些活动虽则在夏季仍旧继续进行，但他们在湖南实现文化革新的 尝试结果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湖南维新的失败当归因于运动后期的激进化表现。运动自始至终得到省 署当局的充分支持。这种特殊顺利的环境鼓舞了年青的激进分子，使他们产 生了强烈的希望，即首先在某地区、然后在全国实现剧烈的变法。激进化的 推动力是这种从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样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 当时象长州和萨摩等封建领地在整个政治发展中起了带头作用，领导了日本 的民族复兴。然而，应用日本榜样的想法证明是考虑不周的。湖南省当局没 有象日本的长州和萨摩封建领主那样的独立力量。他们不能独立于中央政府 之外来实现广泛的地方改革。激进的维新派在没有自治的地区政权的支持 下，在地方上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发生了冲突，结果使运动陷于停顿。 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源盖出于清代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 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不同。在德川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义给 予日本的许多封建领地以很大的自治权，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在远离中心的地 区成功地实行地区性的改革，作为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然而，从 地区发展到中央的这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清帝国，几乎是不可能 的。诚然，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结构通常被看作实行地方分权，这大部 分是因为在各省出现了所谓地方主义。然而，这种状况是被强调得过了头。 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义”最盛的时候，清廷仍然保持了 许多体制方面的控制权，督抚与其说拥有地方自治的权力，不如说只有有限 的活动余地。① 其次，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动的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的限 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响尚未能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进行任何重大 的渗透。儒家的价值观和信仰，至少以理学的正统形式，反复地向人们灌输 无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圣不可动摇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 的权威地位对于地方权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除了来自上面的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来自下面的绅士这股强 大的社会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在清代，绅士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也是地 方上掌权的精英。在他们本县或本省，他们获得政府的许可，承担着重要的 公共事务。事实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他们参与就会瘫痪。 这些地方的掌权的精英人物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因为基于实际的和意识 形态的考虑，他们和朝廷是休戚相关的。首先，他们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 ③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62—164 页。 ----------------------- Page 256----------------------- 上仰赖中央政府的科举制度。此外，帝国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种组织体制， 使他们能有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这样，显赫的地位、经济利益和权力犹 如绳索围绕着帝国的政治中心把绅士绑在一起，他们虽然和地方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但仍挣脱不开这根绳索。 这种利害关系的联结，由于有以三纲之说为中心的正统儒家的思想纽带 而得到加强。除了要求个人忠于皇帝之外，这种学说还在人们思想中树立了 一种宗教式的天道观，即相信王权有制度上的神圣性。在这些思想束缚的约 束下，绅士不但成为支持帝国政治统一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也充当着传统 社会政治秩序的坚决保卫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地方精英的力量是与督抚的力量一起增 长的。这就使清末的所谓地方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二元性质。只要绅士象上 面所说那样仍然效忠不变，督抚的地方势力是不能过分越轨的。保守的绅士 能够制约地方官员的自治，他们也能削弱官员们的革新能力。这就是 1895 年以后三年中间湖南省发生的事情。 十九世纪后期的许多时间内，湖南绅士和其他地方的绅士一样，仍然是 保守的和向心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再三地与威胁着要急剧改变中国社会 的运动发生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湖南绅士 为了保存传统的秩序，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中央政府和反对太平 军。在1860年以后的三十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传教士向内地发展的 也是湖南的绅士。确实，在1895年以后的几年里，湖南发生了某些重要的 变化。但是，对于大多数与维新运动有牵连的士大夫来说，这仅仅意味着他 们开始接受许多督抚已经倡议了几十年的事物：自强式的变革。同时不应忘 记，大多数士大夫还具有自强运动提倡者所持有的变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认 为变革应在中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和制度永远不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 上进行。因此，当维新派从事于威胁这些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变革活动时，湖 南的绅士立即撤消合作，并对维新人士发起无情的攻击。湖南维新派的失败 说明，虽然到十九世纪末变革已经开始，但变革的程度远不足以象二十世纪 头十年进行的改革那样改变绅士的基本社会政治倾向性。中国的政治秩序仍 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会力量在支撑着。各省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和文化力量与国家的制度基础的一致性，使得在地方上进行激进的改革 非常困难，而且使受到日本启发的由省到中央变法维新的路子几乎没有希 望。 ----------------------- Page 257----------------------- 1898年的灾难 当维新运动在湖南失败时，1898年初春它却在北京又时兴起来。这次复 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危机。1897年11月德 国人进入山东占领胶州湾和青岛港口。俄国人紧接着在12月派遣炮舰进入 旅顺港。他们把控制山东和满洲作为各自“势力范围”的努力，触发了1898 年初列强普遍争夺租借地的活动。这一阵掠夺领土的行动使中国有被瓜分为 外国殖民地的危险。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阴影笼罩下，全国陷入一片惊慌恐惧 的气氛之中。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意识驱使康有为回到北京，在1897年冬天重新开 始他的变法活动。1898年初，康有为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前的上 书不同，新的请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复，并在1898年春夏引起了一系 列始料所不及的和决定性的发展，使康有为密迩政柄，使他的变法运动几乎 获得成功。这些发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央政府内部围绕着慈禧太后和光 绪帝这两个主要人物出现了权力的新组合。 慈禧在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继续在幕后操纵。所有奏摺仍须送 到皇太后居住的仪銮殿，供她批阅。她也准许光绪帝处理日常政务，但是对 诸如指派军机处和六部等大臣这样的大事，她仍保留决定权。据翁同龢的日 记记载，在象中日甲午战争和争夺租借地等危机事件期间，当他入宫接受指 示时，经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接见，皇太后对外交和国内 的事务往往说得很多很多。① 引退中的慈禧的权威依靠着这样几个因素。作为皇太后，她是皇帝的正 式的母亲。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传统中，她以尊亲的地位行使权力，皇帝是 很难加以抵制的。和慈禧权力有关的另一个事实是，光绪帝与同治帝不同， 同治是从父亲（咸丰帝）那里合法继承皇位的，光绪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继承 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权术才取得的。在她的保护下长大成 人的光绪，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惧的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 废黜他于后。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还来自这样的事实：朝廷中大多数高级官员的 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赐并效忠于她。从光绪名义上开始亲政的 1889年起到他 失去政权的1898年为止这段时期，军机处的组成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对清 朝历史的简短回顾就足以看出，几乎每个新皇帝上台时，军机处都要进行大 改组。而光绪帝在1889年执政时却没有这样的大改组，这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在1889年以后四年，五名军机大臣仍是慈禧摄政的最后几年中指 派的。从1893年起，新增了几名军机大臣。从那一年到1898年9月总共委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清华学报》，第1 卷第2 期 （1957 年4 月）第111—245 页。《戊 戌变法》，第1 册第528 页。 ----------------------- Page 258----------------------- 派了十名新军机大臣。有的是在这整个期间始终其事，有的只是暂时的。大 多数官员是通过慈禧的恩典而上来的，除了作为老师和心腹顾问的翁同龢之 外，没有一个人是亲光绪帝的。但即使是翁同龢的显宦地位也得主要归功于 皇太后，1889年他说过，如果没有太后，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简言之， 协助皇帝作出重要决策的高级官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后 的人。这就是慈禧在所谓引退时仍然掌握实权的真正原因。① 在迫使光绪忠顺和服从时，慈禧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满，因此产 生了紧张和冲突，这些又因两人之间的其他差别而加剧。首先在年龄上，1895 年光绪二十四岁，慈禧则为六十。另一个差别存在于思想背景和观点方面。 确实，光绪接受了大量的传统教育，但是 1889年当他开始“亲政”时，他 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响下接受新的思想。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荐 下，年青的皇帝对《校邠庐抗议》很感兴趣，这是1860年前后冯桂芬写的 关于改革的论文集，他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接受有用的西学 知识。然而，光绪对新学的兴趣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赞同的范围。在1891 到1894的三年中，他在宫中跟同文馆的教师学习外国语言。1894年，他阅 读陈炽和汤震等变法维新派的一些著作。1895年，他的另一个师傅孙家鼐 说，皇帝和他一起讲论了李提摩太所翻译的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 ① 也许部分地出于皇太后对光绪日益醉心于新思想的惊恐，她于1895年 决定，除了传统的中学之外，停止他在师傅指导下的学习。但是这一禁令事 实上不能阻止他对西学的强烈兴趣。皇帝的思想观点必然与皇太后有很大的 差别。 由于1889年以后在两宫之间逐步发生的不和，在宫廷内和政府中出现 了派系斗争。其大部分发展情况仍笼罩着神秘的气氛，因此历史学家很容易 曲解它的意义和性质。首先必须记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宫廷政治大漩涡中， 帝后之间的对峙只是一股成长中的潮流。在研究这时期的宫廷政治时，必须 防止只用这种对峙来解释所有的派系斗争。也必须反对简单地把两宫之间的 派系斗争同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思想冲突等同起来。事实是，慈禧太后作 为朝廷中的实权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数官员的效忠。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 有各种政治观点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温和派都在内。确实，站在皇 帝一边的大多数官员是倾向维新的。但是诸如翁同龢和汪鸣銮等帝党人士， 并不一定比通常认为是太后一派的重要成员李鸿章和荣禄更具有维新的思 想。事实上，直到1898年初，帝后之间的对峙才发展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而且，在那时之前，所谓帝党只是一个未定型的小集团，代表分散的亲 帝的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闻名的文廷式和汪鸣銮，虽然和 ① 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第529—683 页。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3 页。《戊戌变法》，第1 册第509—512 页。 ----------------------- Page 259----------------------- 翁同龢很密切，但是这些人的相互关系既不总是那么密切，也没有作出深思 熟虑的努力去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加之，当时两个派系之间的界限并不 象1898年春天以后那样泾渭分明。例如，翁同龢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帝党中 领袖群伦的人物，但从未反对过皇太后。直到 1898年夏他任职的末期，他 仍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调和而不是制造两宫之间的不和。从他的例子可以 看出，亲帝并不一定反对皇太后。① 然而，当康有为在1897年冬回来再度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时，局面开始 变化。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亲帝情绪逐步具体化为羽毛丰满的一派，派 系冲突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最后使朝廷因激进的与温和的改革问题的争 吵而发生两极分化。虽然康有为因1895年的大胆和激动人心的上书要求变 法而成了一个有争论的人物，但在朝廷内还有几个官员对他的爱国热忱和丰 富知识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将他荐举给皇帝。而将康有为引入帝党过程中起 作用最大的高级官员却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政治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点方面的 重大变化对年青的皇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年中国被日本击败更增强了翁 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强烈的维新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 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 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 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 疑虑。但是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那样，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 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他毕竟是一个有一番雄心 壮志的高级官僚，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维新的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 在进行着权力斗争。所以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 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 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 胜他的对手。① 此外，康有为的儒家异端思想和激进的改制思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 逐步为人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康有为并不象1898年那样 表现得激进。事实上，他的“越轨的”观点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诸于世。 在此以前，他的变法纲领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孙家鼐和张之洞等温和的 维新派所容忍；这些人对康有为所掌握的知识和大胆的政治主张有很深的印 象。当康有为的激进主义的全部内容揭晓时，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惊 恐，于是与康的立场分道扬镳。但是翁同龢已将康有为举荐给皇帝，他们早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 Page 260----------------------- 已有了直接的接触。 在康有为于1897年冬到达北京以后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条陈要 求变法以前，皇帝下令在总理衙门安排康氏与李鸿章、荣禄以及翁同龢等高 级官员进行一次晤谈。在1898年1月24日举行的这次晤谈中，康有为大胆 地宣称，“祖宗之法”需要改变，中国的“法律官制”应予废除。甚至连翁 同龢对康有为的此番谈话也感到惊愕，以致在他的日记中称之为“狂甚”。 ② 同时，康有为连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继续发挥他在1895年提出的变 法建议。和以前不一样，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里。这些奏章公开提议 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更重要的是，这些奏章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贯彻他的改 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体想法。首先，政府必须自觉地以明治时代的 日本和彼得统治下的俄国作榜样。为了学习这些榜样，皇帝应采取三个重要 步骤。第一，他应大誓群臣，表明咸与维新之意。其次，在午门设上书处， 旨在缩短缓慢的官僚机构途径，从下层直接发现人才，了解思想。最后，为 了绕过全部现存的官僚机构，应在内廷设立制度局，详细制订制度上的应兴 应革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总起来说，康有为的策略是一个大胆的号召，它 要剥夺宫廷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维新派助手们的手 中。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清朝官僚体制宣战。 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奏章的反应显然是很热烈的；当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 里时，他命令总理衙门将康氏论维新的作品送呈上来。此后，康有为在送呈 他的变法条陈的同时，还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 变政记》，以及其他有关现代欧洲各国政治历史的著作。这样，1898年初春， 早在康有为首次被召见以前，他的思想轮廓已为光绪帝所了解了。① 与此同时，康有为继续用组织学会的办法将士大夫动员起来，以贯彻他 的主张。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广东同乡中间创立粤学会。两个月以 后，建立了闽学会、蜀学会和关学会，它们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维新的士大夫 组成的。同时，康有为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两个其他团体：经济学会和知耻学 会。 当康、梁及其同伴们重振变法维新运动的旗鼓时，与1895年的情况一 样，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会试。数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由于德国和俄国分 别侵略山东和满洲，京师充满了紧张和义愤。康有为又想到发动这些举子和 绅士官员在京“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于是便和有志于维新的御史李盛铎 一起，组织了保国会，在4月12日首次集会。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同样性 质但规模较小的其他学会也在北京建立了起来，它们是保浙会、保滇会和保 ②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 页。 ----------------------- Page 261----------------------- 川会。 ① 保国会打算按照强学会的模式，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组织，在 北京和上海都设立总会，最终在全国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保国会不同于 强学会之处在于表达学会宗旨的新的民族主义的动人辞藻。强学会后面的推 动力是开始觉醒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这种意识由于使用老一套的爱国主义 语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强学会的宣言以及此后的各种宣言就包含有这样的语 言。例如，学会的目的仍是“自强”，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名 词。但在成立保国会的宣言中，这些老一套的爱国主义语言已为新的动听的 言辞所代替。该会的目的是保全国权、国地和国教。这些新名词的出现清楚 地表明，自1895年以后的三年中，民族主义在中国有了显著的发展。 可是保国会比起它的先行者来证明并没有更多的成就，尽管在会员方面 它看起来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强学会只有三十名会员，而保国会有一百 八十六人。但是它没有得到强学会曾从政府上层得到的那种支持。没有显赫 的姓名出现在它的花名册上。而且，当保守派开始进行攻击时，它几乎还没 有开始活动。康有为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不强调清朝的利益，这使许多人 害怕它包藏颠覆的祸心。很快，一份题为《驳保国会议》的小册子得以流传 开来。御史们倡议弹劾该会。一场反对保国会的运动被组织起来了。在这种 攻击下，甚至最早和康有为联合倡议的李盛铎也变了卦，也参与了弹劾以保 护自己。在此期间，大多数举子在4月中旬的会试结果揭晓后已离开京师。 这样，只举行了三次会议，维持了大约一个月之后，保国会很快便销声匿迹 了。① 这个团体的命运表明了1898年春末夏初围绕着康有为在北京的变法维 新运动发展起来的敌视和猜疑的程度。如上所述，在康有为的追随者及其敌 对者之间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此时在湖南也达到顶点；对手们的一个 主要策略是上诉中央政府，根据他们提出的关于维新派在湖南种种活动的报 告，对维新派提出这样那样的控诉。结果是，对于中央政府的许多官员来说， 康有为和他的伙伴们现已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集团。当康有为带着他的全部 非正统观点和激进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并且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 斗争时，气氛确实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康梁集团关于变法的条陈突然有了成果，6月1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 宣布以变法为国是。6月16日，康有为被召至宫廷，首次陛见。在这次长达 几小时的陛见中，他强调中国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他向皇帝许诺：“变 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紧接着陛见之后， 皇帝给予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一个特殊职务，并且享有不用经过原有途径而直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1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0 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44—350 页。施 雷克：《1898 年的维新团体保国会》，载《中国论文集》，14 （1960 年）第50—64 页。 ----------------------- Page 262----------------------- 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的特权。由于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变法 运动进入了被称为“百日维新”的新阶段。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 上谕，试图以空前规模大力推行变法维新。在8月底前，大多数法令涉及经 济、军事和文教领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中，诏令体现了自强运动的强 化。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以更大的力量促进农、工、商业。为此目的颁布了 许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设立矿 务铁路总局；制订奖励技术发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业中心设立邮政 局；按月上报预算，使政府财政合理化。至于军事改革方面，着重于训练现 代化的陆军，加强海军，组织保甲和团练：所有这些都由各省当局负责。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就，表现出自 1861 年以来以点滴方式进行的教育改革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两个最重要的有 计划的改革是：彻底修改科举制度，包括以时事和实学的策论为考试的新标 准，来取代以书法和刻板的八股文为取舍的旧标准；在首都建立京师大学 堂，在各省设立各种高等和初级学堂，外加军事的和工艺的学堂。 8月后期起，清帝进一步加紧了他推动改革的活动，开始改造政府机构。 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门和几个督抚所辖的地方衙门都被废除。中央政府的重要 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们删汰旧例和编定新则的命令。在政府中决策的新顾问 ① 被指定了。9月13日光绪帝宣布他的决定，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温和派和激进派 绅士-官僚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这些建议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康有为，他不但在6月11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变法的总的方向和方法 的条陈，而且于此后上呈皇帝的二十一件奏摺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也继续 阐述了他的思想。 不过在1898年夏天公布的变法诏书并没有把康有为的建议全部付诸实 施。他关于军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见几乎全被采用。他关于经济革新的大 多数建议，除了废除漕运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诏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他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 上谕中均未提出。然而，光绪在9月中宣布准备讨论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 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这些建议。这样，当夏季消逝时，光绪的改革运动 日趋激进，并预示了最后要对帝国全部政治机构进行激烈改造的前景。① 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 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修改考试制度之举使帝国广大文人 有失去晋身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和改变官僚政治的现有管理则例之 举，威胁了许多在任官员的直接利益。军事改革会涉及裁汰许多现存的军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78—216 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305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 页。 ----------------------- Page 263----------------------- 队。指派年青的维新派进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重要政府机关担任虽然低级 但很关键的职务，再加上新条例规定士人和官员均可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 道而直接向皇帝上书：所有这些都趋向于破坏宫廷中高级官员的权力地位。 变法方案的最厉害的一招莫过于蔑视皇太后的权威，直接威胁她的权力和她 最宠信的太监的命运。最后，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 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 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 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几乎在百日维新刚进行时就趋向于表面化。6月15 日，在维新被宣布为国是后的四天，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后党的压 力下被黜退。从此开始，当皇帝和激进的维新派忙于发布诏令时，皇太后和 她的强大的党羽则悄悄地在巩固他们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 最亲信的宠臣荣禄被指派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华北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 发布了一道诏令，规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级官员必须亲身觐见皇太 后，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 在接着而来的两个月中矛盾冲突继续升级。9月初，皇帝甚至一举下令 黜退了礼部的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同时，四名具有强烈变法倾向的青年学 者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被指派到军机处任章京，参预审议和革新政 策。由于以这样大胆的行动来维护权威和夺取权力，最后摊牌的阶段终于到 来。 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把他 幽禁起来。同一天，她还宣布重新当权“训政”，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 这一次继续了十年，直到她死去为止。与此同时，在9月末她发起一场清洗， 废黜和逮捕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康有为运动的文人和官员。六名年青的维 新派被处死，其中包括激进的湖南学者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康有 为本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过清洗；梁启超则乘日本军舰逃 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后废除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重要 的革新政策。 ----------------------- Page 264----------------------- 维新时代的遗产 维新运动在京师证明是一次失败，如同以前在各省进行的那样。自相矛 盾的是，虽然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进变革，但是帝国政 府最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却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变 革。可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 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 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 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 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 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 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 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 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 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 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 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 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 的思想变化，主要应归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 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几乎从十世 纪书院首次出现起，它们就成为士大夫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 中理学主要在书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书院还起了提供 独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学者在这些中心里面能集体地对朝廷提出 政治抗议和批评。 清代初期以后，书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进行社会政 治性质的讲学和讨论，所以它们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 它们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这从书院林立的情况中可以 看出，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十九世纪，书院约有四千五百所。据另一个估计 ① 仅广东一地清代有书院四百十一所。 然而，它们的教育职能被缩减到主要 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程度。从少数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 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 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 ①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78—79、337—430 页。格里姆：《广东的书院和城市制度》，载施 坚雅编： 《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第475—498 页。 ----------------------- Page 265----------------------- 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 ① 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 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 ② 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 比起这些 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 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 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 ③ 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 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 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 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 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 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 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 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 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 意义的学问。在若干世纪中，实学曾被儒家学者反复用来作为划分界线的支 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他们断定为不“实”之学都概被贬斥，认为无价值。西 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 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方面的 （包括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也许还有西方语言）。但是，康梁集 团对于西方政治经验和理想的重视超过了对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康梁二人 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规模的私立 学校，名叫长兴学舍，其教学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 的政治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旨在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① 这种适应政治需要的教育纲领后来为梁启超所继承，他在变法宣传中强 调西方政治理想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区别于西方的技术知识。由于心中有这 种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劝在杭州和陕西地方书院从事改革的友人们要以政 ① 谢国桢： 《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载胡适等编：《张菊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第281—322 页。 ② 关于江标的教育改革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281 页。关于廖寿丰，见《戊戌变 法》，第2 册第375—381 页。又见盛郎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23—230 页。 ③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92—296 页。 ① 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 册第64—67 页。 ----------------------- Page 266----------------------- 治学院的模式办学。当1896—1897年在上海从事私人教学时，他追求的也 是这种理想。后来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计划主要是要在时务学堂内制造激 进思想的气氛。那个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并在 1900年以 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崭露头角。 象学会这样的自愿组合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工具。在许多世纪中，学者之 间出于文学的目的结社已司空见惯。明朝末年，某些学者官员组成的“社” 对时政提出批评和进行党争。但是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出现了坚决反对社团 ① 活动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士大夫结社干政。 当 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 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广学会在文 人官员中间的积极活动，必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 种团体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同时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识，他们知道自愿 联合的团体对于西方的进步是作过重要贡献的。当时一次普遍的有关学会职 能的讨论认为，它是现代欧洲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认识是颇有典 型意义的。 从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的 学会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这些出色的学会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数沿 海大城市。它们分设在十个省和三十一个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个在内 地。可见这些学会大部分是由绅士发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国的。它们虽然 分散各地，但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却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 足的重要组织手段。学会主要对成年人起作用，而学堂和书院则在出身于士 大夫的许多年青人中间传播新的价值观和知识。② 按照这些学会宣布的目标而对它们进行的粗略的分类也很说明问题。其 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 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 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 主义热情和政治觉悟。确实，在最后一类学会中，只有象保国会和其他在1898 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数几个学会，才以民族主义的动听语言明确地阐明了 它们的目的。但是这二十三个学会全都是由于尖锐的民族危机感而成立的。 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识和改革社会习惯的非政治性的学会，也越来 越认识到其活动是国家的需要，这是促使它们成立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这些学会的出现显然是民族主义在上层阶级中间传播的一个标 ① 小韦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载《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卷101 第2 期（1972 年春季 号）第35—37 页。又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6—23 页。 ② 这里记载的学会总数是根据《时务报》、《湘学报》和《知新报》所报道的学会数和张玉法、汤志钧、 王尔敏所开列的学会数计算出来的。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99—206 页。又见王尔敏：《晚 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4—165 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2—270 页。 ----------------------- Page 267----------------------- 志。 ① 数量不断增加的学者们联合在学术团体中，这件事还证明了在中国社会 中，除出现民族意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范围更广的趋势。中国的社会传统 总的说是离解性质的，即除亲属纽带之外，人们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 开的联合。然而，士大夫此时在亲属或官僚体系之外采取了有组织的活动。 他们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体目标的团体，这很象西方以联合 为宗旨的社团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之间的学术组织打破了晚期中华 帝国的离解性质的传统，开始出现了一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许多社会团体特 点的新趋向。② 许多学会是为了政治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还体现了更多的人参 与政治的趋势。士大夫们所信奉的儒家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 的地位经常促使他们参预政治，但是其活动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 内。然而，1895年以后的学会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强学会、南学 会和保国会等少数团体是明确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参政理想组织起来的。即使 其他不是有意识地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也表现了学者们越来越愿 意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也被卷进了政治之中。 作为改革的工具，在维新运动年头里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比新式学堂和学 会更为重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的报刊在中国已不是新颖之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约已出版了十二份报纸，多数 ① 在香港和上海。而从1895年起，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刊有了惊人的增加和 新的发展。在1895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 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重要的是，这时许 多报纸已见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现在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和 杭州，而且也出现在汉口、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内地城市。② 还没有说明这些报纸发行情况的确切数字。它们大多数是小型报纸，而 且可能只限于在地方或地区内发行。只有五种报纸——即《时务报》、《知 新报》、《湘报》、《湘学报》和《国闻报》——是由和维新运动密切有关 的人士办的，它们号称能在大地区之内或在全国范围之内大量发行。规模最 大的是《时务报》，最盛时销路有万余份。《时务报》在全国的影响能够从 ① 小韦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第55—67 页。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99—206 页。 王尔敏：《清季学会会报》，第134—165 页。 ② 丸山真男：《个体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实例》，见詹森编：《日本对于现代化态度的变化》，第459—531 页。 ① 布里顿： 《1800—1912 年的中国定期报刊》，第1—85 页。 ② 关于1895—1898 年出版的报纸数目的粗略估计，其依据来自《时务报》、《湘学报》和《知新报》的报 道，另外加上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7—270 页）和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 65—84 页）所开列的名单。 ----------------------- Page 268----------------------- 它的分销处数目来加以估量。当该报于1896年秋天出版时，它在九个省的 十九个城市有分销处。最后其数目增加到六十七个，遍布在十五省以及东南 亚和日本的华侨界。甚至在西安、兰州、成都和重庆等内地城市，它也有二、 三个分销处。简而言之，它几乎遍及中国本部的所有省份。③ 《时务报》和其他维新派报纸的广泛发行，应部分归功于各省、府级的 官方赞助。据报道，至少有十一省的官员命令所属衙门和机构购买并研究主 ① 要的维新报纸。但是，报纸普遍受到重视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 岸报刊的撰稿人不同，这些维新派撰稿者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于 他们处于社会精英的地位，这些新出的报纸不但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 间，而且特别是在士大夫成员中间，比通商口岸的报刊有着更大的影响。张 之洞向他的下属推荐《时务报》的理由是，由绅官创办的这份维新报纸，“实 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这可能表达了当时的总的态度。在张之洞看 来，绅官的参与其事是维新派报纸与由外国商人主办并以获利为目的的通商 ② 口岸报纸的主要区别所在，后者十分自然地为绅官所轻视。正如张之洞的 态度所表明的那样，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 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 这种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仿效教会的《万国公报》的样式，在版式和 内容两个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报刊有明显的不同。通商口岸的报刊一般用大 部分篇幅来报道地方的和商业的新闻，至于教会主办的报刊，主要则报道基 督教的活动。即使象王韬的《循环日报》这样一种进步的通商口岸报纸，广 州和广东省的地方新闻仍占有重要地位，商业版一般是其他版的两倍。反 之，维新派报纸有两个主要版面。一版专用于报道新闻，包括有关重要政策 的诏令、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新闻以及重要的国际事件。另一版专用于社 论，主要是关于国事的社会政治文章。通商口岸报纸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业 和地方消息，在维新派报纸中却明显地缺乏。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 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立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 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① 这种民族主义也许确实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精英报刊的最主要特 征。几乎每一种大报都在发刊词中公开宣称，它的出版发行主要是对民族危 机的反应。甚至象《无锡白话报》这样一种专门化的小报，也宣布它的目的 ② 是为了国家富强而推进白话。正如梁启超所说，报纸的目的首先是促进思 想的交流，以实现国家的一体化。 这些报纸的兴起标志着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的开始。单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6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卷2 第16 页 （第111—117 页）。 ① 布里顿： 《1800—1912 年的中国定期报刊》，第1—85 页。 ② 《戊戌变法》，第4 册第542—545 页。 ----------------------- Page 269----------------------- 就民族主义而言，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可以上溯数十年。象王韬、郭嵩 焘和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形态，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 动和广泛的意识，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有了学堂、学 会，尤其是有了社会精英的报刊，才使它的出现成为可能。③ 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着一种需要参 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结论是通过参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朝新方 向发展和变得富强起来。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并为外国人所有的条约口岸的旧 式报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会政治意义的争论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后， 社会精英的新式报纸则和新学堂及学会一起，变成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有力 工具。 这三种工具和机构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关于创立 象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 和学会中，报纸被阅读和讨论。例如，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鼓励 学生阅读《时务报》。有一个公法学会，以研究国内外的报纸为主要宗旨。 再如，另一个校经学会则是在校经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南学 会则宣称它的宗旨之一是促进教育改革。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大大增强 了它们的总的影响。它们创造了一种引起思想激动的气氛，这在受过教育的 中国人中间广泛地起着作用。 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 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 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 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因此，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 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 这是1895年以后的重要的新发展。 维新时代的另一重要遗产，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 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背景或社会地位，倒不如 说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 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要把新型知识分子和旧式士大夫 进行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绝大部分士大夫是扎根于他们乡土的社会 精英，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履行着重要的职责。反之，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大都 是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 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 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经在从事政治组织活动，这些活动也只限于政府官 僚机构中或地方社会中。确实，在进入公元十一世纪以来的许多世纪中，士 ③ 科恩：《王韬和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 第4 期（1967 年8 月）第559—574 页。参看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 ----------------------- Page 270----------------------- 大夫有时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组织活动之中：例如在宋、明两代，私立书院成 了这种活动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间组成了自愿结合的团体，特别是组成 ① 了那些与十七世纪一度兴盛的著名的东林和复社运动有关的团体。然而所 有这些社会动向均已消失。可以肯定，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中国士大夫已经 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从事这类活动。反之，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 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在城市中，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 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而为后代树立了榜样。中国的知识阶层人 数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们家乡的社会断绝了往来，因此当他们 最初产生于维新变法的时代时，当然是中国社会中的无足轻重的人物。然 崦，中国与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这类人物往往对变革特别敏感， 而且经常成为变革的代理人。 知识阶层还由于他们同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而与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 传统的中国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尽管经常存在紧张和矛盾， 两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联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国家。一般来说，中 国的社会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评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国 的知识阶层和现代政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总的来说，他们对政府提 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因 此，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而不是同命运的关系。在这里， 中国第一代知识阶层又证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 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 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 新、旧知识分子集团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是大异其趣的。中国士 大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满。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是天地间知识的唯 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活动的智慧和准则。因此，他们对自 己的文化遗产十分自豪，对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思想源流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 识。如果士大夫有时为自己和秉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感到烦恼的话，那末，他 们之间的文化一体感却是不大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当维新时代开始时，和 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触已经大大开拓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视 野，同时使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了疏远感。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从外 部纷纷涌进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方向。因 此，在产生中国知识阶层的同时，其成员不但有了开拓的文化视野，而且还 经受着怎样与自己文化打成一片这一深深令人苦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过 去士大夫几乎闻所未闻的。 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 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 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 ①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5—255 页。 ----------------------- Page 271----------------------- 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 （陈高华译） ----------------------- Page 272----------------------- 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蒸气轮船航行的问 世，两国都发现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西方炮舰在其中某一国港 口出现，对另一国也产生影响。文化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个国 家的反应会迅速传给另一个国家，并且对挑战和应战的审察会引起反省和仿 效。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比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足足早十五年；日本在 1860年才完全与国际秩序发生关系，而同年，清朝的圆明园却被英法联军付 之一炬。此后，日本领导人决心保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国人的意志，因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使中国濒于毁灭的四分五裂状态而更加坚决。不久，日本向现 代化进军，这给中国带来鼓励，也带来了警告。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日本 一跃而在国际间与列强平起平坐，这件事使它的各项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 国青年一代学习的中心。 这些年来，两国之间一国在另一国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给 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课题，而这个课题到现在才正在产生成果。对日本人来 说，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一 变而为 1895年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仓皇逃跑的乌合之 众。这样他们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学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东京街头上，往往因 其发辫和衣着而受到顽童们的嘲骂。在中国人眼中，人们记忆中一度曾打破 明末安宁的东洋矮子作为近代化的邻邦又卷土重来，并且答应把中国人带入 光明的未来新世界，但事实上却证明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有一个新的亚洲帝国 主义。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诫国民说，要象尊重中国人那样尊 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领导人警告其国民不要无批判地 接受西方人对中国虚弱的嘲笑。中国领导人在一开始交口称誉日本的成就， 然后变成了恐惧，并且警告国民应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险。可是后 来，当现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显时，日本的现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学习的目 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国革命的地方。由于中日两国在各自的近代 史中对对方具有那么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有关的两方面进行观察是有好处 的。 ----------------------- Page 273----------------------- 中国的开放对日本的警告 中国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仍适合作为本文讨论的 开端。贡献是几方面的。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 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 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文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学者们都同意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产生的恐惧感有着 重要意义，并且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显然对那种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早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出现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种种明 显失实的传闻，说什么这位在广州地区有着普遍影响的英国人，现在正准备 对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 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在中国 战败的消息传来从而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以后，影响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 野忠邦写信给他的一个僚属说：“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 ① 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 不久，荷兰和中国的商人把中国的出版物 带到了长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广为流传，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得到这些作品。 他的 《海国图志》有许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 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 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 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 而感到惊奇。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 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 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 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②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 ① 关于德川齐昭，见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1839 年8 月1 日）奏折，载《水户藩史料》，别集条，98。 关于水野忠邦，见日本史籍协会编：《川路圣谟文书》，8 （1934 年）第318—319 页。材料均引自吉田正： 《提倡“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佐久间象山》，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Ⅰ，日本（1972 年），第54 页。关于中国战败的第一个报道是在1840 年通过一艘荷兰船只传到长崎的。 ② 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响，见王家俭：《〈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 卷32 第8 期 （1966 年4 月）第242—349 页。各种译文纷纷出现于1854 年，并且持续到明治时代初期。 关于《海国图志》对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编者，即有声望的儒家学者盐谷宕阴（1810—1867 年）的影响，见 范古利克：《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第4 期 （1939 年）第478—545 页。佐久间象 山对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关于枪炮的论点。他指出：魏源在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 住脚的。那好象儿童游戏。不亲自进行研究，谁也不能洞悉这个问题的真髓。象魏源那样的有才之士不能 了解这个问题，实在不幸”。引自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编：《日本传统的源泉》，第614 页。 ----------------------- Page 274----------------------- 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 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 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 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 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 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 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 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 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 损失的关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 的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 样的报告取材于有关国姓爷 （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 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①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 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岁号，它于1862年出发；由于所有 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 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 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 料。①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 ② 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 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 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 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 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 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 （如怡和洋 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购买轮船和 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 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 ① 关于日本取得有关太平军成就的情报的过程和结果，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 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 页。 ① 《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 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② 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轮船和帆船停 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实行排外主义的 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 《世外井上公传》，第1 册第90—91 页。 ----------------------- Page 275----------------------- 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 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 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 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 鼓舞。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 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 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 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 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 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 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 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① 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 好处也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的 事物。西方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含有重要的汉字词组，它们逐渐进入了日本 人的“现代”思想中。到十九世纪末，这些汉字词组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后 来日本词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要为这些词汇（象为另外一些术语那 样）感谢日本。这种传入在出版国际法的译文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需要译好 象“right”（权利）和“sovereignty”（主权）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但 这些术语与以后大量涌进中国语言中的日本词相比，数量仍是比较少的。在 早期自强运动的任何时期，都没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为学习现代化而留学中 国。 ① 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 页。 ----------------------- Page 276----------------------- 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 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 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 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 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 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 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 “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 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 ① 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后来日 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对 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 本可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 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 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 省官方的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 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 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 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 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 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 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 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 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 ① 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 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 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 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本所以“其势 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 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十年的末期，当李鸿章 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 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 ① 刘广京： 《李鸿章在直隶》，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74 页。 ① 东北大学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谢。日本版本见木村匡：《森 有礼先生传》第102 页。这次交谈还见于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第64—65 页。 ----------------------- Page 277----------------------- 定也如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 ②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1894—1895年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对待明 治维新的态度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这场战争 也被看成是对两国采取现代化措施结果的考验；而且日本武力的胜利，以及 日本的举国一致与中国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对比，使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认清 哪一方的组织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败所引起的震惊，比迄今视以为常的 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震惊要更为强烈。因此，中国尝到失败的苦果不能 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满洲王朝和李鸿章也要分担责任。日本的战胜又 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盖过；欧洲列强在 1895年进行干涉，并表面上充当 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人以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后立刻顺手 牵羊地掠夺了它们原来加以保护的东西。这种行径在中国引起的愤怒直接导 致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见第五章）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 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 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 的榜样。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国的读者和领袖人物介绍明治维新各项 成就的事实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也是恰当 的。例如黄遵宪（1848—1905年）在1877年作为公使馆参赞随同第一任驻 日公使何如璋来到了东京。黄遵宪与日本文人进行了许多接触，并且写了一 部日本史。这部在他任旧金山总领事后一段时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脱 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才流传，到 1897年才出版，书名《日本国志》。 就是这个黄遵宪，他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主编强学会办的一份杂志，并且在湖 南支持谭嗣同和梁启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当时 黄遵宪正在湖南任职。① 维新派中间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他的论点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 他看来，明治时期的宪法是使日本强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年，康 有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论 点。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术”，“以日本明 治之政为政法”。从1898年夏季起，康有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 地介绍明治；对中国来说，现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统治和扩大参政的范围。他 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以后，康有为在 供清帝参考的研究俄国和日本的长篇论著中重复并且发挥了这些论点。不 ②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9—120 页。1895 年的谈话记录为英文。见鹿岛守之助 （音）：《1894—1922 年的日本外交》，第202 页。 ① 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 页；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方的 反应》。下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中国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 年）的《日本论》，此书发表于1928 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译文载于《中国》第56—63 期 （1968 年7 月—1969 年2 月）。 ----------------------- Page 278----------------------- 过，他的主张依然是泛谈多于实指。他赞成寻求新的模式，特别赞成日本的 ① 立宪改组。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儒家原则，需要中国政制的民主化。 但 是，虽然康有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明治的民 族主义或社会组织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在 1911年以前，他倾向于给德国的 榜样以更高的评价，因为这种榜样似乎把自由与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纪律结 合在一起了。 可以设想，明治时期的领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来赞助1898年的维新运 动。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 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义”，给政府的 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 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 下进行改组。在百日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见。 在皇太后对维新派发动政变后，维新运动的领袖们得到日本人的保护。康有 为取得英国的保护到达香港后转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难。梁启超逃到天津 的日本领事馆，然后乘坐一艘日本炮舰前往日本。 华人社会在日本日益发展，维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 他们往往与有地位的上层日本人进行接触。大隈重信亲自接见过康有为，此 后还与他有通信关系。近卫笃麿亲王也是如此。犬养毅和其他议会政治运动 的领袖们都以拥有与这些中国贵宾的友谊而自傲。随着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 在日本的华人界中开始蓬勃发展，维新派由于他们的学识和道德威望而沾了 光。作为华人界人士的宣传员和发言人的梁启超更是处于黄金时期。在创办 一所以徐勤为首的供中国青年学习的学校时，他是主要人物；同时他常常用 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论点来提倡他的君主立宪制主张，这样便与主张共和的战 士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与此同时，日本的榜样在义和团之乱以后几年清王朝进行的政府改革中 显得重要了。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和刘坤一一系 列奏议中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见第七章）。军事改 革包括专门为训练一代职业陆军军官而兴办的学校。日本教官的人数逐渐超 过了欧洲教官。派往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士官生人数也愈来愈多。日本的武 装力量也给中国新式军队的行政结构提供了样板。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据 ① 见萧公权：《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第24 期（1965 年）第1—83 页；《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第1、2 期 （1957 年4 月）第111—245 页（关于上述奏折 的日期，见第184 页及第260—261 页的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第21 期 （1962 年）第129—193 页；《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卷7 第1 期 （1967 年11 月）和第8 卷第 1 期 （1968 年5 月）。萧教授已把他的许多文章收进《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一书中。彭泽周的 《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收集并补充了他自1970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成为最全面论述日本维新运动的 集子。 ----------------------- Page 279----------------------- 德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实践制订新的法典，许多后来成名的日本法律学家首 先就是作为中国人雇佣的谘议和顾问而开始他们的事业的。 日本的榜样对立宪制的计划尤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败俄国以后更是如 此。在1906至1911年期间，派往日本和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从伊藤博文那 里听到的谨慎的意见，与伊藤本人早期从他德国老师那里听到的一样。这些 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清朝的宪法应由朝廷颁赐。1908年，慈禧太后颁布了 准备宪政的九年计划，此举与其他同时提出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一样，是 直接根据1881—1890年的日本经验作出的 （见第七章）。 ----------------------- Page 280-----------------------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其他的改革都没有教育变革产生的那种长远意义。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 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 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曾经使甚至容 闳的一小批学生在1872年留学美国之事也有了争议，并且在1881年迫使学 生归国和撤销留学生团。但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 重视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 最后成了晋升的关键性的条件。日本似乎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诱人、最经济 和最不出乱子的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 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 ① 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远 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因此，经过最近的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从 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 影响”。② 学生的出国始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第一批十三名学生来到日本。 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他们不懂日文，因而他们初期的课 程主要是语言课。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单调乏味、难以下咽的 食物以及现实的或想象的陋习，使他们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学生完成了学 业，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问题的专家。他们开始用中文写作有用的日语教科 书和留学日本的指南。 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下一轮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 这一轮侵略又引起了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日本成了一条更易被 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经谈到，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主要的维 新派及其信徒们逃往日本避难。虽然清廷试图利用导致1900年义和团灾难 的蒙昧主义的潮流，但象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象康有为、梁 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重视去日本留学。 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 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 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 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 ① 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实藤惠秀的《明治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特别 应重视 《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学史》1960 年版的材料；有关的论述取材于第140 页和第110—111 页。 ② 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第631 页。 ----------------------- Page 281----------------------- ① 学生毋忘其国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 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② 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张之 洞派出的使者还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一本留学指南， 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从此一直是标准的指南读 物。张之洞这时还派出少数军事专家前去学习。热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 员。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 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 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 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看到中国派学生到他们国内留学的重要意义。象上 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开始就教育其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 和责任问题向其同胞们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大隈重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制订 出由日本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主义”的。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 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 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 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 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 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在此期间，义和团的灾难以及愚昧的排外主义的失败，使张之洞和刘坤 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们的教育和制度改 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紧迫感。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为去日本受教育 提供机会的出版物也激增。这时，去日留学和出仕二者开始挂上了钩。与此 有关并且最终发展而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 和最后取消。出国留学代替了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政府工作的基本 条件。 对东京学生的人数也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 估计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 两万人，估计数的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 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 者实藤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的总数如下： ① 根据 《张文襄公全集》卷203 中的《劝学篇·游学二》，应为：“一去华近，易考察”。——译者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1 页。 ①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5 页的摘录。 ----------------------- Page 282-----------------------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1901年 280人 1903年 1,000人 1904年 1,300人 1905年 8,000人 1906年 8,000人 1907年 7,000人 1908年 4,000人 1909年 4,000人 1912年 4,400人 1913年 2,000人 1914年 5,000人 留日的中国毕业生 1901年 40人 1902年 30人 1903年 6人 1904年 109人 1905年 15人 1906年 42人 1907年 57人 1908年 623人 1909年 536人 1910年 682人 1911年 691人 1912年 260人 1913年 416人 1914年 366人 1915年 420人 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 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 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 驻留在日本的人数。① 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 ① 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545 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1909—1912 年和1915 年学生数的根据。各学校毕 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138—140 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学校。关于 1901—1939 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11，966 人。 ----------------------- Page 283----------------------- 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 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 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 （建于1898年）、高等 大同 （建于1899年）、东亚商业 （建于1901年）和弘文学院 （建于1902 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 （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 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 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 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 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 ② 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 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象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 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 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 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象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 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 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 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 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 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 ① 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 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 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 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 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象 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 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② ② 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64—79 页。 ① 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1902 年已有57 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员李宗棠记录了 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 （见同上著作，第313、425 页）。1906 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指导性的月报供 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1944 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三翻译。 ② 见孙伯醇 （1891— ）的回忆。孙伯醇于1905 至1914 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国外交界工作 了一段时期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 国》，第30 期 （1966 年5 月）第24—33 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第 31 期 （1966 年6 月）第28—33 页。 ----------------------- Page 284----------------------- 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 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 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 中看出，他从1903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 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 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① 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 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 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 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 ② 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 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 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 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 不可少的。 ① 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及过分的礼貌准 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 太郎翻译。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92—195 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传单，并且指 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 ----------------------- Page 285----------------------- 民族主义及其反应 看来，大部分留学生已经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 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 人的意识。在神田，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点这两种觉悟的鼓舞，一个全国 性组织开始形成。神田的中国学生会起了使学生团结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 革命前不久，美国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也设在神田）能够利用它不受日本 人约束的地位，使其规模超过了日本人办的早期的学生会馆。但它们都被用 作集会场所，都促使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同乡意识从未丧失过，大 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对革命组织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们招收 成员和做报告都是通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的。但留学生的聚集地与 革命一样，也把同乡渊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一起了。① 日本在许多方面为加强留学生的民族意识做了工作。恩施态度和民族歧 视当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 甲午战争中表现的自负心面前烟消云散，关于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 认为是文明与中世纪精神之间的一场斗争。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经过了几 十年的长期耐心等待之后终于战胜了中国，这件事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 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 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和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到日本的 中国留学生必然首当其冲。他们的国家已被视为一个弱国，一个无准备的和 非现代化的国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 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 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 ② 腥的敌意。” 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 发辫，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 这种环境经常提醒中国人，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一部叙 述中国留学生的小说描写说，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车转身问乘车的 中国留学生是否知道日本刚打败了俄国，还问这个胜利是否使他们产生嫉妒 之意。① 可以预料，其后果是激怒了留学生，促使他们剪辫子，易西服，自充现 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几次与同校的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的情况。他们说： ① 郑冼秀兰（音）：《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 年）， 第116—117 页。注意K.S.刘在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40、59 页叙述的地方关系。实藤惠秀的《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5 页提到学生会在1902 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② 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35 页。岩波书店重印了1901 年的这部名著。 ① 《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1906 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 第213 页。 ----------------------- Page 286----------------------- “辫子不好看，剪了好，我们称豚尾。”在羞辱的驱使下，他直奔理发馆， 打着手势要剪辫子。② 这种蔑视的态度终于与中国一词联系了起来。“支那”一词可以追溯到 唐代，当时此词通过从印度传入的佛经而在中国语汇中使用。虽然此词日本 人已在德川时代后期和明治时期用得很多，但仍与“清”交替使用，中日甲 午战争仍被称为日清战争。此后，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词；在 学生运动初期，因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 名，所以学生曾被此词所吸引。但随着“支那”逐渐与在街头呵斥追逐中国 人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时，它就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虚弱。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 些灾难和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变得愈加厉害了。但在明治时 期，这个过程还刚开始。③ 日本通过示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了更积极的贡献。明治时期的最 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 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 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一个年轻的河南人在日记里对他的学业或环 境不怎么关心，但对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却感到惊奇。乃木将军在旅顺口丧子 的故事赢得了他的钦佩；他写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爱国，以致她们之中 ① 很少有与中国留学生结婚的。 梁启超描写了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 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 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 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 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爱其祖国。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 的自爱和爱国心。日本法学家穗积八束的《国民教育：爱国心》刚问世，就 立刻被北京大学堂官书局作为教科书翻译出版。许多论述爱国主义方面的日 本著作和传记很快都有了中译本。② 由于学生运动充当了培养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所以留学生的人数自然 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绪的高昂或挫折，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从数字看，留学 生在1906年以后锐减，虽然人数依然很可观。人数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 ② 景梅九：《罪案》，第34 页。 ③ 例如，郭沫若在1936 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 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24 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16 期 （1965 年3 月， 第34—36 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 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 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① 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 《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第 277—336 页。关于乃木，见317 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2—513 页。 ----------------------- Page 287----------------------- 对许多人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不满。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不满情 绪似乎是与那些受教育者质量下降的状况相符合的；事实上，日本刊物开始 觉察到，优秀的中国学生正被送到其他国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来日本。这 些看法也许有些根据；美国首先免除了义和团之乱的赔款，作为1908年中 国学生的教育经费，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开始这样做。对准备差的学生 不加控制地涌进日本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它的代表 们开始表示惊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开始规定选拔学生和选修课程的标 准，同时禁止受短期训练。日本的教育当局会同执行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 学生。这样，又转而引起留学生对本国政府和东道国的愤怒。根据学校毕业 生的数字，教学质量可能改进了，但学生组织和不满情绪也随之加强。1907 年两国达成协议：日本最好的国立高等学校将向中国留学生开放，让他们学 习正规课程；因此在以后两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学校入 学。1911年6月，中国政府安排在北京开办一所预科学校，以便培养到日本 高等专门学校求学的学生。到中国的月本教师的人数也有增加，他们有的自 办学校，有的也在中国学校任教。① 东京和北京的观察家们和官府的忧虑，因留学生变得日益自觉、激动和 警觉而与日俱增。对他们的每一次冒犯只会更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且使 他们的东道主和赞助人感到不便，往往还感到惶惧。1902年，章炳麟等人预 定组织一次集会来纪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后时刻被日本当局取消了。 同年，中国公使蔡钧决定拒绝为九名自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入学提供必要的 保证。一批留学生拒绝在公使接见他们以前离开公使馆，这时公使馆就召来 日本警察抓人，这就给留学生以口实来指责中国当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们 把本国国民从享受豁免权的中国使馆中赶出去。由于学生们早已听到蔡钧已 经上疏北京，说他们中间有人倾向革命，所以他们的愤怒更趋于白热化。被 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吴稚晖在被押送经过东京的锻冶桥时，企图跳河自杀。梁 启超也卷进了这场纠纷，他在他的《新民丛报》中谴责公使是“文明之敌”。 实藤调查了当时的十四种报纸，除了两种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学生。经 过日本官员和私人的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同 时，中国公使馆任命一名官员担任学生监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换，这九名 留学生即进入成城学校就学。① 第二年，中国政府把攻读军事的留学生转到一所为入日本军事学校而新 办的预科学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应措施，因为新公 使提出，日本陆军着重忠君爱国，服从长官，无不服管教或反对政府之危险。 ① 关于1907 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 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 见第96 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 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 年，中国学校 邀请的356 名外籍教师中，有311 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 页。 ----------------------- Page 288----------------------- 清政府作出规定，将选派一百名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官费留学生去受军事教 育。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办了一所学校，使自费留学生也得以受军事 教育，尽管北京政府抵制这种学校。② 1903年中国留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把中国少数民族和福建 人的产品放在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参加抗议。但到那时 为止，这些纠纷都没有导致中日对抗。由于这些年来日本反俄思潮泛滥（寺 尾亨教授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七主战论者”之一），所以下一个事件，即 发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发生对抗 了。这次运动的引起是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和俄国对华提出了它开始 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奇怪的是它们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二十 一条要求），因为俄国人想长期在满洲盘据。中国的留学生从日本的报刊收 集情报，这些报刊对将会长期危害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没 有明显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实上日本政府还因 害怕造成外交麻烦而加以阻挠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动无疑与日本的舆论是一 致的，并且还受到后者的欢迎。留学生自己在神田学生会中组织起来，组成 第一个拒俄义勇队，后来又组成学生军。留学生在慷慨激昂的场面中签名发 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声明，并且派代表回国敦促袁世凯总督宣战。不过袁世凯 的属员反而劝他们再去读书。中国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 ① 人的要求。 日本外务省在接见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学生说，他们的活动 正在给日本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正在这个时候，运动夭折，其组织改为毫不 掩饰其革命意图的军国民教育会。这一连串事件对利用各省刊物和学生会主 要学生组织来调动各省学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学生中象黄兴和陈天华等 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机进一步进行民族主义的和反满的煽动。②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 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 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 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 命军》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 ③ 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 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 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68—71 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 《1895—1904 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 217 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 期 （1954 年9 月）第 57—83 页。 ③ 邹容： 《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 和84 页。 ----------------------- Page 289----------------------- ① 《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 1905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 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 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 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 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 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 ② 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 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 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 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 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 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 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月7日，《朝日新 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 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 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 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 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 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 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 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 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 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 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 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年1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 成立大会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 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 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 81—121 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83—144 页。又见欧内斯 特·杨：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 期 （1959 年）第113—162 页。关于陈 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 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 期（1952 年7 月） 第31 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 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 Page 290----------------------- ① 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有 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教授时 说，藤野在借给他笔记和检查他的笔记本时的关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 担心其他学生会指责藤野偏心。但中国留学生回忆录中更常见的，是对日本 人傲慢的愤慨和对本国软弱的体会的记载。北一辉后来指出，弱者和强者很 少能成为朋友；很明显，最近才弱起来和最近才强起来的人们，在象中日两 国那样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似无成为朋友之可能。 尽管留学生人数稍有减少，并且入学的人逐渐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认真学 习的学生，但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在清代 的最后几年中，在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和全国性的留学生组织一直警惕地注视 着对中国主权尊严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强一样，日本人在这些事情上 常常有些过错，甚至为了革命者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更合学生的口味）而 去冒犯北京的尊严时也是如此。在连续发生的铁路借款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纠 纷中，留学生发现不乏可以用来保持他们政治觉悟的事件。①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 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 期 （1957 年）第1—25 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 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 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 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 页。 ----------------------- Page 291----------------------- 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 ② 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 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 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 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 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 生 （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 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 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 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 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 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 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 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 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 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 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 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 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至1940年期间，约有2，204 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 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至1889年，从日 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 ① 但自1902至1904年却达到了60.2％。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 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 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 《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 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 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 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 页。 ① 钱存训： 《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 第3 期 （1954 年5 月）第318—319 页。 ----------------------- Page 292----------------------- 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 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 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 ① 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 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 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① 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 页）。作者认为1905 年是留学 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 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24 期 （1965 年）第5—16 页。 ----------------------- Page 293----------------------- 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 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 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 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 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 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 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 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 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 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 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 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 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 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 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 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 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 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 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 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 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 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 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 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 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 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 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 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 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 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 189 页。 ----------------------- Page 294----------------------- 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 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 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 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 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①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 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 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 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 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 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 主义组织，如1881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 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 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 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 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 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 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一 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 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义者能借以号召 同胞们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陆军参谋工作中崭露头角后于 1886 年去汉口。他各义上设立一个商号，分派他的下属到各地区作调查，从中收 集中国全国各地的情报。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日本 霸权，但当它施行于中国时，他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 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清帝国。① 民族主义运动和亚洲主义运动与以近卫笃麿（1863—1904年）为代表的 最高层人士结合起来了。由于他受到社会的普遍爱戴，由于他的国际经验、 早期在德国受的教育以及贵族院的领袖身分，近卫拥有发言和行动的至高地 位。他以赞助和加强亚洲研究 （特别是中国研究）为己任。他主持、资助和 领导了在 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通过设在中国的教育 机构和设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对作为它主要任务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 献。它创办于1898年，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义”的那一年。从当时帝 ① 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亚先驱者生平的 光荣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 《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日本帝 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35 页。 ----------------------- Page 295----------------------- 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以及从日本公众对中国虚弱的厌弃中，近卫感到了一 种危险的倾向，即有人主张放弃中国和参加西方进行帝国主义的争夺。在 1898年1月《太阳》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 和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 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 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 与中国人交往，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应付两国面临的 ② 危险。就象近卫的活动与1898年政府的活动相一致那样，他的活动在1901 年又与民族主义的活动合流了。1901年是黑龙会（它力图使日本在黑龙江站 稳脚跟）和近卫的国民对俄同志会成立的时间。 不属于权势圈子但仍处于执政上层集团边缘的势力，是与自由民权运动 有联系的明治时期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日本进行 争取政治自由主义的斗争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自由主义者的斗争休戚相 关。他们大部分人虽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立宪思想，但在抵制西方 的冲击这一点上仍是热诚的“亚洲主义者”。早期的自由党作者和社论撰稿 人都敏锐地了解朝鲜的状况，并且要象在日本那样也在朝鲜提倡自由主义。 大井宪太郎在1885年为了自由的目的对朝鲜发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对外扩 张的远征，在同一时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缔的东洋社会党的创办人樽井藤 吉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合邦论》，号召日本和朝鲜合并成一个称为“大东” 的国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都认为种族战争正在迅速降临，再也不能采 取不彻底的措施了。必须建立亚洲的团结。这些计划既包括狭隘的地区观念 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义和信仰；它们既吸引着最坏的明治时期本国至 上论者和沙文主义者，也对最优秀的明治时期普遍拯救论者有号召力。同 样，象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论家坚持把中国的维新和日本的维新结合起来， 并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经组织了兴亚会。甚至随着1889年颁布明治 宪法从而使争取议会自由运动的主流更加靠拢明治政府以后，主流中的激进 派，即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烈 兴趣去维护其先驱者的亚洲意识，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① 日本的自由主义左派提供了他们私人与中国革命派合作的鲜明例子。宫 崎滔天被孙中山称颂为“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 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宫崎及其几个弟兄从 早期自由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试验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乔治的单 ② 在 《中国》第21 期 （1965 年8 月）第7—22 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和 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① 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163—189 页。关于宫崎的全集，见宫崎 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 Page 296----------------------- 一税解决法，并且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 ① 由于这些关于危机、信仰和觉悟的论旨在明治时期的环境中是如此重 要，所以那些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能与上面简单介绍过的许 多集团有着多方面的融洽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关系纯粹出 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党运动的两个领导人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执政时正值 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张造成的危机触发了戊戌变法之际。宫崎滔天的终生事业 的开始、孙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见、北京的百日维新、大隈和板 垣的宪政党内阁的产生、同文会的成立、中国维新派的逃亡日本、学生运动 的发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来了。 上面已经指出，在政治避难中自然地成为上层人物的中国维新派受到了 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 线，而且他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 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 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 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 主义。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 1899年春季，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 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年近卫亲自来中 国。他在中国几次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进行长谈。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 避难以及梁的著作对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产生害处之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 意这个抗议，也不同意把维新派说得那么重要，他宁愿把话题扯到他爱谈的 中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卫还在香港会见了接受 日本政府的经费的宫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华南的政治形势。① 象宫崎和平山那样活跃的自由派，在中国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国的维新 派或日本的贵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年，宫崎大力促使康有为和孙 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为的怀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当局所捕， 而近卫在他日记中提到此事时，骂他的同胞[宫崎]为“阴谋者”。发展与学 生运动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在早期，当留学生仍被谨慎地资助并且偏重于学 术活动时，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还比较少。但后来 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强，革命的 情绪蔓延滋长起来了。同时日本的民族情绪因为事实上正掉头去反对俄国， 所以对上述情况并没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结果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 ① 根据孙中山为宫崎的 《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1898 年10 月16 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 年11 月12 日与他会面，1899 年3 月14 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 年10 月到香港，1899 年11 月4 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 卷。 ----------------------- Page 297----------------------- 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 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 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 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 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 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 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 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 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 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 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象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 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 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 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 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 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 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 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 倾向于维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 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 裂。① 1900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 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 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 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 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 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 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 当孙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 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中山在为山田良政 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19 第3 期 （1960 年5 月）第307—318 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 国论文集》，第15 期 （1961 年）第91—114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 Page 298----------------------- 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 ① 1900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 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1903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 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 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 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 收人员。当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 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 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 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正史中写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 ② 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在此期间，原在1903年因抗俄组成的学 生义勇队又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黄兴回湖南企图发动一次起义。他开 始时担任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员，但同时还印刷和分发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 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早期革命组织华兴会中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是或 者即将成为留日的学生。但是在这个组织策动一次计划在1904年爆发的起 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和他的日语学校，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 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这几个日本人立刻与 他接触。他与孙中山一样，接受了“同文同种”的论点，并且与宋教仁一起， 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① 孙中山回东京时正是1905年夏末学潮高涨之时。他的革命纲领和口号 已被制订出来。这时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但经过他和日本朋友给他 介绍的黄兴的共同合作，这种组织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 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七十人出席，实 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十八个省中的十七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 定在8月20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 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权， 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 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 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西方学习时拟订出来的）和五个 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义进行的。这样，同盟会最大程度地 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 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 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 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 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 页以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 （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 论文集》，第21 期 （1968 年）第189 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 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 Page 299----------------------- 关于同盟会宣传的思想内容及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政治 斗争，另有论述（见第九章）。同盟会的领袖有时面临一种艰巨的任务，即 要对付某些革命派，因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舆论中的温和路线。胡汉民在《民 报》撰文，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恩赐观点和傲慢态度以 ① 及日本政府更为明显的冷遇进行解释和辩护。在1907年以后，当日本政府 在一系列安排亚洲各国边界线的协定中选择正式与帝国主义合作，并要求孙 中山离开日本时，甚至这些解释也不够了。孙中山的离日，象康有为八年前 一样，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这样就可以防止公开破裂或者他的日 本民族主义友人的愤怒；但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们的东京根据地，从 而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靠近中国的其他地方。孙中山离开后， 留学生因同盟会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它 的团结和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 不断增长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倾向，却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最后给革命运动 带来了好处，虽然这些倾向并不直接给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 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 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 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 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 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 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 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 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 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 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 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 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 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 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 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 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① 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 在桂太郎首相 （1901—1906年；1908—1911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 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 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 《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5—53 页。关于北 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 册第424—480 页。 ----------------------- Page 300----------------------- 和西园寺 （1906—1908年；1911—1912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 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 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 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 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②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 1882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年以后，对无 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 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 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 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象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 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 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 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 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 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 事例有关。 经过1905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 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萱野集团 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 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 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 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 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 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 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 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 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 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 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 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 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 ② 伯纳尔：《1906—1907 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16 页。 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 卷第4 期 （1957 年8 月）第549—564 页。 ----------------------- Page 301----------------------- ① 本章讨论的范围。 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 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 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 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 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 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 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 ③ 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要衡量中国领袖 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 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 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 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 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 （杨品泉译） ① 伯纳尔的 《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 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 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 页。关于俄国人和 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 《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和加斯特的 《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 期（1948 年9 月）第74—95 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18 第3 期 （1959 年5 月）第321—342 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 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 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 页。 ----------------------- Page 302-----------------------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 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 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 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 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 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 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 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 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 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 政管理的意见。1901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 ① 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 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 第9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 第4 页。 ----------------------- Page 303----------------------- 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 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 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 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 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 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 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 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 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 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 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 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 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 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希望 得到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人呢？ 显然，改革考试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开始废除八股文 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 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试中开始实行。 其次，政府认识到需要一种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决定把书院改建为西式 学堂。自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和盛宣怀就提倡过这种学堂，而且他们在武 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这种学堂。然而，几乎不可能使学生入学，因为教 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 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① 清政府也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因为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 缺乏合格的师资。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 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 鼓励到日本去留学。与去西方相比较，去日本的旅费和生活费都便宜得多， 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相近（见第六章）。另外，人们认为西方文 ②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还有舒氏重编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本，1963 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丽安·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①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 页。 ----------------------- Page 304----------------------- 化几乎已原样传入日本，因此就没有多大必要费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见，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 的。沿着这个方向，新学堂越办越多，但是它们的课程和学习年限差别很大。 政府认为有统一标准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 堂行政管理规章。在这种制度下，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为7 至12虚岁的学生开办初等小学堂，为12至16虚岁的学生开办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为16至21虚岁的学生开设。高等学堂收21至24虚岁的学生。分 科大学则收24至28虚岁的学生，最高一级则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学 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 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 （秀才）的功名。这就使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有了 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① 政府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学部，作为中 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 事项。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就没有授权礼部管 理。1898年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但是这所京师大 学堂实际上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 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因此，京师大学堂这时就 被定为最高学府，另设学部来管理学堂。② 1904年当政府建立这种学堂制度时，它企图在1906年以后逐渐减少旧 式科举考试功名获得者的人数，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 后最后废除科举考试。然而日俄战争的结果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日本的胜 利被看作是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的事例。很多中国人认为，对中国来说， 立宪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为了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百姓就必须独立思考 和判断。因此，传统教育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确实可以说是很有害的。在 日俄战争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废除科举。1905年9月，在日本的胜利已 成定局时，政府决定在下一年废除科举。① 当这一持续了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完全被废除时，它确实是一 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 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同时决定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 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但这部分地要按照他们回国时考试的成绩来 决定。②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23 第19—20 页。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9—67 页；再参 看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7 章。 ② 见喻长霖的叙述，转载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 第8648—8650 页；又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 第2 章。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8 第4 — 5 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233—234 页。 ② 参看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61、63、68—69 页。 ----------------------- Page 305-----------------------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据学部的统计，在1904年学堂总数为4， 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在1909年学堂为52，348所，学生为1， ③ 560，270人。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 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 首先，由于难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师，在大多数新式学堂里不可 避免地仍然按旧课程教课。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 八是有传统功名的人，他们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这就说明为新式学堂获 得新教师是多么困难了。 其次，几乎所有私立学堂都由绅士-文人所办，而且大部分公立学堂也 是由他们发起而开办的。然而绅士阶级基本上反对政府废科举、建学堂和鼓 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他们有许多理由来反对。绅士们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 权，这并非因为他们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 废除科举就意味着他们的特权要消失。此外，由于他们的子弟通常准备参加 这种考试，所以科举的废除将会毁坏所有绅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 那些特权。因此，绅士-文人作为一个阶级，是始终反对废 除科举的。但清 政府终于还是公布了废除科举的法令，此后绅士们机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 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 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 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 第三，新制度中尽可能地保留了旧东西。例如，由皇帝从高级官员中任 命最后考试的总监，让他与学部大臣或督抚一起主持考试，然后对考试合格 者授予功名。显然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无二致。“学堂”与科举考试仅 仅一词之异而已。 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学堂中也不得忽视。①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堂要举行一次祭孔仪式，而且很多学时花在阅读和讲授 经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学堂为例，在每周三十个学时当中，有十二个学时是 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一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和《孝经》四十个字； 二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大学》和《中庸》六十个字；三年级学生 每天读《孟子》一百个字；四年级学生读《孟子》和《礼记》一百个字；五 年级学生读《礼记》一百个字。除所有这些规定之外，还有两个学时的修养 课，它是一种儒家的教育方法。显然儒家学说是被强调的；甚至学习的方法 也是老一套。 在学堂的礼堂和课室中都贴有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每月初一由大 家齐声朗诵，而且被用作教官话的课文。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民众教育或对 ③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① 关于此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参看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研究新式学堂的主要著作有苏云峰 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 Page 306----------------------- 乡民的教导（即“乡约”制）这时改由新式学堂来负责的情形；与此同时， 还通过口语的标准化来试图统一国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当局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是极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学堂不教外 语，因为害怕孩子们在幼年学外语会忽视传统的学业。此外，还认为不应使 用外国术语，因为这样就不可能保持中国语言的纯洁性和坚持正当的学业。 举例来说，诸如“社会”、“影响”和“牺牲”这些术语不久前从日本传入， 但这些近代术语的意思与原来汉文的涵义不同。另外，“团体”、“国魂”、 “膨胀”、“舞台”和“代表”这些术语此时已经流行，但它们被认为是不 ① 优美的，因为它们原来不是汉文的词汇，而是日本人创造的。 所以这类术 语不该使用，免得使中国语言陷入混乱。 还强调在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时宜看全文，而不是学习其细枝末节。 政府解释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 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 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 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 ② 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 政府之所以对这些词语 特别加以阐明，是因为它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 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 妇女不许受新式教育，因为在中国，男女在公共场所是严格隔离的，决 不允许他们一起上学堂，也不许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妇女阅读太多的西 方书籍，使她们误入歧途而模仿外国的风习，那就会贻害不浅；如果竟然发 生这类情况，她们就会开始闹婚姻自由而无视父母和丈夫的权威了。然而， 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还是得到了承认，于是制订了关于女子 ③ 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的章程。 即使如此，妇女受教育的目的也只限于培养 贤妻良母和一些教师而已。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旧被否定。结果，甚至受 初等教育的男女儿童也要分校就读，而且妇女不得参加政治集会。 在初等小学堂、中学堂和高等学堂中都有军事训练课。在高等学堂中， 增加了三学时的军事学，讲授不同国家的军事制度、军事史和战略。与政治 学和法律一样，军事学也只有官办学堂才有。这些课程私文学堂是不准开设 的，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么怀疑人民办事的动机。 从以上各点看来，人们会怀疑政府办新式教育的态度会认真到什么程 度。政府诸公可能并不认为官办学堂教育实际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强采纳了 这种新制度，因为它不仅已由立宪派康、梁等人要求过，而且各省督抚也提 出过这种要求。正象1904年皇帝批准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说的那样，新 ①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0 页。 ②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2 页。 ③ 参看李又宁和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2 册第974—989 页。 ----------------------- Page 307----------------------- ① 制度的目的是要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这里不是不可能把 “大清国”解释为“中国”，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满洲王朝。不妨考虑以下 的事实：即法律、政治和军事学在私立学堂被禁止讲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 在1906年所宣称的那样是谆谆教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其中 以“忠君”为最高美德。换言之，清政府开始办学堂教育是很勉强的，是受 外界压力的结果，它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 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 事态的发展与清政府袞袞诸公的意图恰恰相反，反满运动在学生之间扩 大了。1907年，政府禁止学生干政或集会，而且对此三令五申。结果国内学 堂中的反满运动一般说来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学生中间却发展了起 来。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计划时期，它极力鼓励到日本留学， 于是留日的中国学生逐年递增无已。至1905和1906年，人数曾达到大约一 万人 （参看第六章）。在日本比较自由的环境里，中国学生对清朝的批评要 尖锐得多，而且加入立宪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战争之 后尤其如此。面对这个问题，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监督到日 本，1903年，发布章程禁止留学生议政，不准出版有关政治的报章杂志或者 作任何会影响公共道德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协助 管制中国学生。东京对此作出了反应，它在1905年发布了“关于招收清国 人入公私立学校的规定”。日本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 愤慨。① 不久，中国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协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06年2月，它拟定一项决议：凡派去日本留学的，只限于那些擅长中文并 精通儒家经典的学生。12月，中国驻日公使被任命为留日中国学生总监督， 使之可能进行更严密的监督。但是，无论清政府如何试图加紧控制留日中国 学生，其结果恰好与愿望相反。控制愈严，学生中的反满情绪就愈强烈。最 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团体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运动的核心。 ① 《各学堂管理总则》，载《奏定学堂章程》，卷5 第8 页。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1970 年修订本）第461—463 页。 ----------------------- Page 308----------------------- 军事制度的改革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编腐化堕落的旧式军队和建立一支强 大的新式军队。正规军队由八旗和绿营组成，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绿 营军已无甚战斗力了。结果，政府不得不临时招募军队以对付起义和抗御外 国；这种权宜措施现已成为正规的办法了（参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 本卷第四章）。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有些新军被遣散，但它们大部分被 保存下来，最初被称作“勇营”，后来被称作“防营”。（几年来军队的名 目层出不穷，甚至比军队本身增长得还要快。）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证 明它们已腐败无能，不再有战斗力了。 1895年中国的战败，使清朝清醒地认识到非常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 装备的军队。结果，继李鸿章之后统率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在华北着手组织一 支“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长江地区组织了他的“自强军”。两支军队都 是洋式的。义和团事件的经验进一步表明需要这样的军队。① 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改建各该省兵制。与此同时， 政府取消了旧式武举，而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它们的毕业生就被任命为新 军的军官。同时在1901年，决定取消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绿营和半正规的 防勇。然而，除非建立有效的中央控制，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一支拥有西式装 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 （这种军队称作新军）。不然的话，各省新军只会 加强各省督抚的力量而威胁中央政府。因此在1903年，政府在北京设立练 兵处，作为在全帝国招募和训练新军的中央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由 中央控制各省已招募和训练的新军。1904年，政府决定改建整个兵制，并把 新军建成三十六镇，归练兵处控制。为了为新军训练军官，政府决定派遣学 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并建立一种军事学堂的制度，它将从开办初级军事 学堂开始，直到成立武备学堂为止。 新军共三十六个镇，每镇有官兵12，500人，总数将有450，000人， 组成常备军。除此之外，还组成了第一次征用的续备军和第二次征用的后备 军。常备军的服役期为三年，三年后其士兵遣散回籍，并再接受三年非经常 性的训练和少量津贴。这些士兵就成为续备军。然后又成为后备军，接着再 服役四年，并接受更少的训练和更少的津贴。后备军服役期满后，士兵将恢 复平民身分，不再履行军事方面的义务。① 征兵被看作理想的办法，但暂时还是决定在自愿的基础上征募士兵。同 ① 关于开始于1901 年的军队的改革，参看鲍威尔：《1895—1912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4 — 7 章；麦 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与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 年博士论文）。关于 1895—1901 年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背景材料，参看刘凤翰的两部专著，《新建陆军》和《武卫军》。 ① 参看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与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2 期（1973 年5 月）第405—423 页。 ----------------------- Page 309----------------------- 时，准许当兵的资格也被规定得比较严格。从前，任何志愿服役者，不问其 经历、家庭出身、职业或年龄，都可以当兵。而现在只有二十岁到二十五岁、 身体健康、在本省居住和有家的人，才有资格当兵。有鸦片烟瘾的人和那些 屡次触犯刑律的人一概不准入伍。通过对三十六镇新军规定这些征兵标准， 代表中央政府的练兵处力图对新军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当时的其他 兵种仍归兵部节制。因此，在1906年政府改组时，兵部与练兵处合并成为 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 满洲人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另两位满人被任命为左右侍郎。这 样，陆军完全归满人统率。在这次改革之后不久，陆军部立即合并了袁世凯 手下的北洋军四个镇，只给他留下了两个镇（第二和第四镇）。中央政府直 接控制军队是前所未有之举。陆军部这时统率了帝国最强的北洋军六个镇中 的四个镇，这也是划时代的事件。② 清政府在这一成就的鼓舞下，推行了一种把全部军队控制在满人手中的 政策。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的职位当然要高于总督，但是他们的提升意味着他们不再能直接统 兵。这两个统率最强大的帝国军队的人，就这样明升暗降地被剥夺了权力。 ①最后，在1910年，北洋军队全部六个镇都被置于陆军部的直接统驭之下。 1908年光绪帝薨，年幼的宣统帝（溥仪）登极，而其父醇亲王第二（载 沣）成了摄政王和朝廷上最有权势的人物。醇亲王一就职就建立起一支新的 宫廷卫队禁卫军，并委托他的兄弟载涛和另外两个满人毓朗和铁良进行训 练。1909年，诏书宣布皇帝是海陆军的最高统帅，由于皇帝尚在冲龄，醇亲 王就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 在这同时，海军也建立起来，还准备开始把军事管理与军事指挥分开。 1910年建立了海军处，1911年设立军谘府 （不属陆军部）。醇亲王委派他 的弟弟载勋任海军处大臣；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为军谘使。这样，醇亲王就 ② 把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掌握在他自己和他的亲兄弟之手。 用这种方法，清 朝先把军事力量置于满人手中，其后到宣统时期又置于皇室宗族之手。 可是清朝统治者在军事改革刚一开始，就已经计划重新训练八旗兵，而 且还训练宗人和满洲贵族作为军官。1903年，政府命令袁世凯和铁良在北京 训练旗人。这支军队后来成为新军的第一镇。又在1903年建立了陆军贵胄 学堂，以便把王公贵族及满洲高级官员的子弟训练成为军官。1908年，为了 同样目的设立了一所海军贵胄学堂。与此同时，政府派遣一些王公贵族去日 本和欧洲考察他们的军事设施，并派遣他们的子弟去那些国家学习军事科 ② 参看麦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第106—119 页。 ① 参看贝斯：《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第189—197 页。参考书目该书所列时期 为“1895—1909 年”。——译者 ② 包遵彭： 《中国海军史》，第519—520 页。 ----------------------- Page 310----------------------- 学。 在晚清时期，八旗兵已与绿营兵一样腐败无能。由于很多满人以当旗兵 为生，政府并不削减旗军。但在另一方面，因为绿营军由汉人组成，所以很 早就计划予以裁减。到1901年，绿营军拟裁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到1906 年，拟改编成巡警；然而这些计划并未完成。1907年，决定把绿营军改编为 巡防营：在和平时期，他们的任务是擒拿盗匪以维持治安；在战时，他们被 动员作为新军的辅助力量。① 军事改革计划的进行已如上述。但是归根到底，清政府是否可能建立一 支既强大而同时又忠于清帝的军队呢？这确实是一个与教育问题非常相似 的问题。军事改革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在中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好男 不当兵，而那些临时被征募的兵通常又是破产的农民或流浪分子。由于这种 原因，在招募新军时，就不可能照章办事，即不许吸鸦片者和犯罪有案可查 的人当兵，也不能只限于招募有家的当地居民。这种理想主义的规章不可避 免地被束之高阁；事实上，被遣散的绿营兵、乡勇以及破产的农民和流浪者 纷纷参加了新军。 其次，军队建设很花钱，而清政府并无足够的钱财。政府必须依靠各省 巡抚的财政支持。但是当北京企图集中军队的统率权时，各省巡抚却不愿与 它合作。实力派地方总督象张之洞和袁世凯等还在增加归他们指挥的军事力 量。结果政府对他们很恼火，终于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但与此同时，势力较 小的巡抚们虽然不能象张之洞或袁世凯那样行事，但仍然能够妨碍新军的建 设。结果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清政府并没有它所计划的三十六个镇，而只有 二十个镇。而且，反对政府军事改革的并不仅仅是汉族巡抚。甚至陆军部尚 书满人铁良，最后在1910年也辞掉了陆军部职务。为了削弱汉族官员的势 力，他一直在进行有力的斗争，但他的辞职却是因为他不能遵循醇亲王以皇 室宗族为中心的路线。甚至在满洲官员之中也蔓延着不满情绪。 然而，新军对改变中国人对军队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影响。民族主义约在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时产生，通过义和团事件的经历以及俄国占领满洲和日 本战胜俄国等大事而更形活跃。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才把军职官员的官品提 到与文职官员一样，才创办了军官学堂，并派遣学生到日本进行军事训练， 而皇帝则成为帝国全部武装力量的统帅。结果，普遍鄙视军人的倾向消失 了，甚至在绅士队伍中也有志愿去当军官的人，在以前他们是根本不会想到 这种可能性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变化。人民对军官态度的转变，自然也改变 了他们对军队的态度。在新制度中，作为一名军官，强健的身体和军事技术 已经不够用了，他还必须拥有相当的学识。候补军官被派遣留学日本，但他 们在那里却被革命思想所鼓舞。征募绅士当军官，同时又从本地居民中征募 士兵，这样就使得各省的军队与各省督抚一样，都反对把军队集中到中央。 ① 鲍威尔： 《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47—249 页。 ----------------------- Page 311----------------------- ① 结果，当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事实上是由新军发动的，而且大部分新军 站在革命者一边。支持清政府的军队主要是由绿营军改编的巡防营。 ① 参看波多野善大：《新军》，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65—382 页。 ----------------------- Page 312----------------------- 立宪政体的准备工作 1901年，清政府虽已开始了教育和军事改革，但是只是在日俄战争之 ② 后，才开始认真地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这次战争的后果产生了很大的 推动力，因为它被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中国人象亚洲其他民族 一样被这次战争唤醒了，革命运动也被激起来了。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 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象张之洞和袁世凯那样的地方实力派 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清政府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1905年12月，清政府派 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去考察它 们的政府，并详细调查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6年7月该使团回国， ① 而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海外的中国使节也齐上条陈说，宪法决不会 损害皇室的权力，事实上它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皇太后和皇 帝召见醇亲王、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部院大臣中的当然成员以及袁世凯 在颐和园会议，以讨论立宪政体的正反面的意见。在这次御前会议中，庆亲 王和袁世凯赞成采用宪法，但是铁良和荣庆反对。最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讨， 决定采取立宪政体。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 ② 师和地方高级官员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 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于是准备 工作就开始了。 行政制度的改革 在清政府致力于实行立宪政体之后，它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行政制度 ③ 的改革。在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久，政府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整饬 吏治和改组过时的官僚机构。但是这种努力遇到了很多困难。 造成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和官僚制度落后过时的原因被认为有以下几 点。首先是存在着“捐纳”制度，特别是卖官鬻爵。以前当政府需要额外收 入时，它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但是自从太平军战争以后，这个制 度就成了一项长期措施。结果官场中有很多人是以金钱或军功获得他们的官 职的。人们认为这种作法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化。 此外，高级文职官员并不熟悉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都经员 ② 关于清朝立宪主义者运动的总的背景，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 — 6章；张朋园：《立宪 派与辛亥革命》，第1 — 3章。 ① 参看孙任以都：《1905—1906 年的中国宪政考察使团》，载《近代史杂志》，卷24 第3 期 （1952 年9 月）第251—268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62 第8 — 9 页。 ③ 关于一般制度问题的背景，参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清国行政法》，第一部分。在莫里森的《儒 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 （拉德克利夫学院1959 年博士论文）一文中可以看到有关晚清行政改革的史料。 ----------------------- Page 313----------------------- 司胥吏之手处理。关于公文的格式都有复杂的规定。每个官署都有自己单独 的一套簿籍。对高级官员来说，由于他在一个职位上最多不过三、五年，所 以就不可能掌握这些规章。结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年复一年在此工 作的胥吏。这些胥吏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且他们大部分得不到固定薪金。当 人们在诉讼和缴税过程中与这些胥吏发生关系时，后者就向他们收费以维持 生计。由于胥吏索取无度，这种费用就成为一种贿赂。百姓深受官府胥吏勒 索之苦。 此外，有很多官署几乎没有职守。在中国，子女们被认为应遵循由父母 规定的成例行事，因此，由历代皇帝设立的衙署即使在时移世易和需要改组 时，仍然被保持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官署原封不动，而新的又单独 成立。例如清政府以四至六名内阁大学士配备的内阁作为它的中央行政机 构。在1729至1730年征讨蒙古人期间，雍正帝在他办公的宫廷附近设置军 机处，以便让军机大臣（他们是从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中遴选出来的清帝的心 腹大臣）在那里讨论军事机密。这样，军机处开始是一个临时机构，它的所 有官员都是兼职的，没有专任官员。然而在战役结束之后，雍正帝并未取消 这个机构，他继续与军机大臣商讨国家大事。雍正之后的皇帝都沿袭这种做 法。这样，自设置军机处之后，内阁大部分职能都由它接办，使内阁几乎可 有可无，但内阁并未取消。的确，自从秦统一中国以来，尽管在历史过程中 王朝兴衰不已，但每个朝代都自称是前朝的继承者，即使是在以武力征服前 朝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样，秦代的官僚结构就被一朝一朝地、稍事更张地 继承下来，一直传到清代。简言之，中国的官僚机构从公元前三世纪，或至 少从公元七世纪初直到二十世纪，基本上没有变动。证据之一就是很多官署 名称都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 甚至更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官员的职责不清。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在 一个官署不止任命一位主管大臣所造成。在内阁，有四至六员内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的人数在四至八名之间，而六部每部都有两个尚书。总理衙门是应 西方国家的要求而在1861年设置的，总理大臣的人数不定，多达十员，在 1894至1898年期间甚至更多。当一个官署里有那么多主管要员时，他们之 中就谁也不愿意负责了。不言而喻，每个人都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在历史 上，中国政府历来在许多官署中任命两个以上的主管大臣，这样做无疑是为 了防止大臣因专权而威胁帝权。出于同样目的，清朝的总督和巡抚也以此种 方式互相牵制，使之互相约束而不致让地方权力集中到一个官员手里。 1901年清政府开始改革时，它企图纠正这些积弊。首先，决定简化各官 署的公文形式，取消书吏。捐纳制被废除，不过这种作法仍以不同的形式继 ① ② ③ 续出现。河东河道总督和通政使司 的职位被取消。詹事府被并入翰林院。 ① 这个官员负责河南省黄河堤坝的保护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可以由该省的巡抚来照管。 ② 这个官职始于明代，其职责是审查奏议，然后再呈送皇帝。但是它引起很多批评，到清朝期间，它成了 ----------------------- Page 314----------------------- ④ 云南、湖北和广东的巡抚建制都被撤销。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衙署。 在撤销某些有名无实的衙门的同时，政府又创设了一些新的官署。首先 是改组总理衙门后建立起来的外务部；总理衙门则是在1861年作为军机处 的一个机构勉强成立起来的。因此它开始时只是一临时的官署，官署内有多 达十人以上的兼任大臣。因为总理衙门的地位是非正式的，西方国家感到与 它谈判时有些不方便，因此在清朝于义和团事件中战败之后，就要求改组总 理衙门。这时外务部就成了一个常设的正式机构，内设一名大臣和两名副大 臣。这便开始瓦解了自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的六部建置。新的外务部成了第 七部，而且比其他六部的品级要高——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变化。 不久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即在1903年由政府设立了商部。在传统的中 国，积极提高人民的福利使之生活比较充裕，并不是统治者的正业，所以政 府往往并不为促进农业、工业和商业而操心。但是，此时大家承认富国是为 了强兵，而富国就需要促进农、工、商业。 1905年，设立了巡警部和学部（前面已谈过）。此举是企图建立西方式 的警察制度，并在1906年决定从绿营中招募警察。巡警部后改成民政部。① 在1906年宣布准备实行宪政的方案后不久，对政治制度根据下列原则 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革。首先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当时还没有 立法机关，所以只对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改革。其次，精简冗员，明确官员 ② 的责任。结果，下列改革措施得以实现。 ③ ④ （1）合并职能重复的官署。太常寺、光禄寺 和鸿胪寺⑤都被并入礼 ① 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并成为陆军部；户部和财政处被改组为度 支部。练兵处和财政处的设立原来是为了集中军事和财政的管理。自古以 来，管理军事的官署一直是兵部，管理财政的官署则是户部，但它们现在已 成为不必要的了。它们并未被废除，不过把财政处与户部合并，练兵处与兵 部合并，这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措施，虽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它似乎是 势在必行的事。 （2）增加了一些中央管理机构。邮传部建立了，刑部被改组成法部， ② 它的职能则限于管理司法事项。这样，中央政府的部就变成了十一个。自 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职。 ③ 这个衙门负责与皇太子有关的事项。由于清代后期的皇帝并不指定皇太子，詹事府便形同虚设。 ④ 这些巡抚的衙门与总督的衙门都设在同一城市中。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64 第11—13 页。 ②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02 第12—14 页。 ③ 负责祭祀皇家陵墓的官署。 ④ 负责宫廷举行的宴会事项的官署。 ① 负责繁殖和训练军马。 ② 这点在前页注①引的诏书中已提到。 ----------------------- Page 315----------------------- 隋唐以来，中央政府机构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1901年增加了 外务部，后来又增加了商部、巡警部和学部，而旧式的六部则仍予保留。但 是，1906年改革的结果，只有吏部和礼部保持它们的旧有名称。传统的六部 建置已经不复存在了。 （3）各部都建立单一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在此以前， 清朝给各部都任命两位尚书，一般是满、汉各一人。此法是使满人与汉人互 相制约，但也趋向于使大臣们不负责任。双头领导的废除明确了责任。同时 这也意味着满、汉族之间不同待遇现象行将结束。出于同样精神，为了尽可 能地避免兼职，废除了各部大臣兼任军机大臣的做法。③ （4）在各部以外单独成立了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的权力 ④ 是与纯粹作为行政机构的法部明确地分开的。从前，法庭和司法行政机构 并不分开。审计院独立于各部之外，因为它负责审计它们的帐目。虽然已经 决定暂不涉及立法机构的事项，但深切感到有征求民意的必要，因此，在将 来召开国会之前，计划把资政院试作立法机关。（资政院的情况将在下面叙 述。） 政府企图包括在行政改革之中的两项主要变革未能实现。一个就是改革 省的官僚政治，另一个就是建立责任内阁。总的来说，在清朝的地方官僚政 治中，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例如，外省督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总督 与巡抚之间的关系，都不十分明确。可能是清政府宁愿不去明确这些关系。 但无论如何，自从太平军运动以来，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增加了。在军事上或 财政上，他们都不受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清朝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削弱他 们的权力，办法是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各部处之下，而不是使他们成为与各 ① 部处平行而能向皇帝直接上奏的皇帝直属官员。 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一 元化的政体，各省就被置于各部之下，而不是与各部同在皇帝之下：这是行 政机构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当然，各省高级官员是反对这种变动的。 成立责任内阁制的要求是当时的一个改革原则——即明确责任——的 自然后果。然而，这会导致撤销军机处、内阁和政务处。反对采取责任内阁 制的理由是：总的行政管理应由若干官员分担，否则，个人就会专权，从而 可能侵犯帝权。这种观点获胜了，有关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因此没有进行。 ② 这样，削弱督抚权力和采取责任内阁制这两项改革 都未实现 （在改革 活动中，政府原来把这两者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1907年，对省一级的行 政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督抚的权力并未削弱，也没有真正进行实质性的改 ③ 参看前页注①和注②。 ④ 参看前页注②。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74 第6 — 7 页；《东方杂志》，第4 年第8 期 （1907 年）“内务”第401—424 页。 ② 《东方杂志》，第5 年第1 期 （1908 年）第10—13 页。 ----------------------- Page 316----------------------- 革，它仅仅以改变一下地方行政官署的名称而告终。仅有的一件重要的改革 也许就是在省的各级建立了审判厅，这是打算按照中央政府的大理院的模式 设立的独立地方司法机关。①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在外国人称为满洲的东三省进行行政改革。由于这是 清朝祖先的发祥地，原来在那里建立过特殊的制度。现在实行了改革，满洲 的行政就与中国的其他部分一模一样了。盛京将军被取消了；代之以 1907 年设置的东三省总督，并任命了吉林、奉天和黑龙江三省的巡抚。② 虽然清政府不能削弱督抚等高官的地方权力，却成功地增加了中央政府 中满洲官员的权力。在只任命一位大臣领导政府的每个部之后，在十三个高 级官员 （即军机大臣和各部大臣）之中，有七个满人，五个汉人和一个蒙古 旗人。这个蒙古旗人当然是蒙古族，但是他是属于满人阵营的。因此中央政 府改革的结果是在最高级官员中，满人与汉人的比率为八比五。而与以前满 人和汉人人数相等的安排相比，清政府在取消种族区别待遇的公平原则下， 巧妙地把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进一步置于满人的手里。 另一个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兼职。根据这种政策，袁世凯辞去他 的一切兼职，所以他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了。上面已经谈到，政府提升两个 集大部分地方权力于一身的汉人总督张之洞和袁世凯为军机大臣，这样就剥 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因此，尽管各省的行政没有进行改革，中央政府 的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大地增强了；相比之下，汉人地方官员的权力却被削 减了很多。 从1908至1911年的宣统时期，这种趋势甚至更加强烈。首先，在1909 年1月，袁世凯被迫以足疾为由到河南退隐。九个月之后，张之洞死去。这 样，两位难对付的汉族高级官员就不能妨碍摄政的醇亲王行事了。被这种情 况所鼓励，他让他的两个兄弟掌握陆军和海军，最后在1911年5月，他应 汉人提出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终于组织了一个责任内阁。它对皇帝负责。 与此同时，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责任内阁由一个总理大臣和 两个副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 ① 部、邮传部、理藩院和外务部各部大臣组成，总数为十三个成员。 在这十 三员被任命的内阁大臣之中，八名是满人，汉人只有四人；八名满人中，有 五人是皇室宗族。醇亲王在为皇室宗人取得军权以后，这时又要全面控制行 政了。但这种事实也说明，在这时候，摄政王确实感到除他自己的宗人外， 甚至连满洲官员都不能信任了。任命这一内阁是清廷在行将崩溃时的最后一 个孤注一掷的行动。在这个皇族为中心的内阁组成后不到一年，武昌就发动 ① 参看第453 页注①。 ② 参看赵中孚：《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 期（1976 年6 月） 第313—335 页；参看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七章。 ① 《大清宣统实录》，卷52 第18—23 页。 ----------------------- Page 317----------------------- 了革命，其后又不到一年，清政府垮了台。在此以前，朝廷曾经利用改革方 案，使它一直下降的权力不断地集中。 准备立宪的日程与“宪法大纲” 当清政府宣布它要采取宪政的政策决定时，极力主张更加激进的一批批 评论家开始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这项目标，不久他们迫使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 式去答复他们的要求。1908年8月，政府因此宣布它准备实行宪政的计划， 声明在第九年 （即1916年）将颁布宪法，并将第一次选举国会，国会将于 1917年召开。① ② 与此同时，政府发布了“宪法大纲”，大纲以日本明治时期颁布的宪 法为范本。它开宗明义写道： （1）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 ③ 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在日本宪法里，天皇被赋予很大的 权力，但是在“宪法大纲”里，清帝的权力甚至比日本天皇的权力还要大。 皇帝的特权几乎没有限制。皇帝被赋予以下权力：1.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 院之权；2.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得见诸实行；3. “宪法大纲”无内阁组织章程，设官制禄，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议院不得干 预；4.司法之权操之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5.凡一切军事 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6. 宣战讲和订立条约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7.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 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旦肯定宪政即将付诸实施，知识分子，尤其是立宪派，就立刻提出批 评，这些人早就主张采取这一步骤，但不满意基本《大纲》和准备立宪的进 程。他们强烈要求马上开始实行宪政。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在1910年把 立宪的日程缩短了四年，并决定在1912年颁布宪法，1913年召开国会。④ 然而，这种让步不过是在旱地上洒几滴水，远不足以使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 喧嚷平静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即1911年10月，革命爆发了。 清政府被革命吓得惊慌失措，它在奄奄一息之际，于1911年11月匆忙 ① 地宣布了人们所期望的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为了平息革命运动，与 1908年的“宪法大纲”相比较，皇帝的权力在这个文件中大大地缩小了，而 国会的权力则增加了。主要的变化如下：（1）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由皇帝 颁布。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帝不能干预； （2）总理由国会选出，由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 第4 — 5 页；卷595 第1 — 2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25—32 页。 ②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19 第1 — 7页。 ③ 见谢保兆 （音）：《1644—1911 年的中国政府》，第372 页。 ④ 《大清宣统实录》，卷43 第2 — 5 页。 ① 《大清宣统实录》，卷63 第10 页；卷65 第9、10—18 页。最后一处载有“十九条”的原文。 ----------------------- Page 318----------------------- 皇帝任命。皇族不能担任总理。当总理受到国会弹劾时，他可以或者解散国 会，或者提出内阁总辞职；（3）皇帝有直接指挥陆、海军的权力，但如无 国会批准，他不能利用陆军或海军来解决国内争端；（4）非经国会批准， 不得缔结条约。如果在国会休会期间议和或宣战，这个行动须提交下届国会 批准。不用说，到颁布的时候，这些改动已无实际意义了。 谘议局、资政院和自治会 清政府一旦决定在1917年召开国会，它就不得不承认，它越早听取公 众意见并把它反映于政府工作之中，情况就越好。因此，它在1909年召开 了第一次谘议局会议，并于1910年在北京召开了资政院会议。谘议局即将 成为省立法机构的前身，而资政院就是国会的前身。 ② 按照1908年公布的章程，谘议局大致按以下规定组成。 一、投票资格。（1）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男性，在省内长期定居， 至少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一）在省内从事教育或其他公职时间满三年者； （二）中学堂毕业或在国内外高等学校毕业；（三）具有生员以上的功名； （四）担任过七品以上的文官或五品以上的武官；（五）在省内拥有价值五 千元以上的经营资本或不动产。（2）或者是年满25岁以上非长期在本省居 住的男子，但在本省居住两年以上并拥有价值一万元以上的经营资本或不动 产者。 二、当选的条件。年满30岁以上的男性，在本省久居或在本省居住十 年以上者。 三、成员的人数。每省生员的固定名额的百分之五。田赋较高的南京地 区和江苏省，另外分别增加九个和二十三个名额。 四、允许讨论的问题。（1）省政府可能改革或寻求改革的事务。（2） 本省的预算和收支决算。 （3）有关本省税收和公债发行事项。（4）修订或 废除只影响本省的有关章程。 （5）资政院成员的选举。（6）由资政院或督 抚提出的质询。 （7）市政会上的争议事项；自治会申请或建议的事务。 五、与督抚的关系。 （1）总督和巡抚如对谘议局的决议无异议，应负 责予以公布并执行。如无总督或巡抚的批准，此类决议不得实施。（2）如 总督或巡抚对谘议局的决议不满时，他可以命令复议。 （3）在进一步讨论 之后，如果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应征求资政院的决定。（4）督抚有权召开、 中止或解散谘议局的会议。 从章程中的条款来判断，谘议局似乎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但很难被 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它勿宁说是各省督抚的一个谘询团体，因为督抚们有 权拒绝谘议局决议。然而，谘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地使用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 第14—15 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2—24 页。 ----------------------- Page 319----------------------- 他们的权力。即使在以前，督抚也不敢忽视显贵绅士的意见，所以他必须审 慎行事而不冒犯绅士，否则，他会给自己招致相当的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说， 谘议局可以被视为仅仅是把过去实际实行的一切加以合法化罢了。事实上清 政府把谘议局议员数规定为各省生员定额数的百分之五，①就说明政府已经 有了这种想法。但不管怎样，一旦有了这一法定形式，地方绅士对各省督抚 的压力无疑就增加了。 1909年，各省举行第一次谘议局的选举。结果证明很多当选者年纪在40 —45岁之间，而绅士占大多数。然而，那些学问高深和在百姓中德高望重的 绅士都宁可不参加地方政治和谘议局。那些当选的人中很多在政治上有野 心，也往往不为人所尊重。① 这样，省一级立法机构的雏形逐渐形成，1909年在各省召开谘议局第一 次会议。在很多省内，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督抚与谘议局发生了冲突。由于督 抚有否决权，他毕竟比谘议局权大。但是这只能驱使谘议局议员参加要求立 即召开国会的运动，而这个国会将不仅仅是一个谘询机关。 资政院是由清政府创立的，它是一个审议机关，或者是国会的雏形。按 ② 照1909年起草的章程， 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成员资格。成员将包括一百名帝国的被提名人和一百名民选的代 表。在帝国的被提名人中，有四十八名宗人或满洲贵族，三十二名现任官员， 十名学者和十名最高级的纳税人。民选产生的代表从谘议局议员中选出，而 且由他们投票选举，但要经本省督抚的批准。 二、允许讨论的问题。（1）全国的预算与收支决算；（2）有关税制和 公债的发行事项； （3）修订或废除法令；（4）关于谘议局和督抚有争议的 事项；（5）由皇帝提交的其他事项。 三、与行政当局的关系。（1）各部或其他高级行政机关的大臣如对资 政院的决议不满意时，可以命令重新审议； （2）在重新审议之后，如果双 方不能达成协议，得呈请皇帝作出裁决； （3）当资政院对内阁或政务处的 决议有疑问时，可以要求阐明； （4）当某一行政机关的大臣侵犯资政院的 权力或破坏法律时，资政院可奏请圣断。 资政院显然无权监督政府。政府也不是非执行资政院的决议不可的。因 此，严格地说，资政院只是一个协商机关。 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始于1909年，第一次会议于1910年10月在北京召 开。从此以后，资政院常常与各部大臣以及各省督抚发生冲突。结果，有些 决议得不到有关行政机关的大臣的批准，而且因皇帝的决定而被废弃。由于 这种原因，资政院的议员也开始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召开国会。 清政府认识到宪政应该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于是决定加以促进。1908年 ① 关于进行选举方法的叙述，参看张朋园：《立宪派》，第12—40 页。 ② 《大清宣统实录》，卷17 第14—19 页；又参看《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1 — 2页。 ----------------------- Page 320----------------------- ① 起草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1910年起草了“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 ②地方自治会的选举立即开始。选举和当选资格的限制如下：投票者必须是 男性，年龄在25岁以上，中国籍，在其所住地连续居住三年以上，付两元 以上的固定税金或公共捐献。董事会的董事由有关的自治会选出。在这种情 况下，自治会成员投的票数应该与他们拥有的财产总数相符合。这样，有财 产的人在自治会中格外地被赋予了特权。在自治会会员之中，相当数量的人 是有低级功名的绅士。大部分被选为自治会会长和镇乡董事的人是绅士。的 确，清末的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然而，政府官僚政治对这种自治制度 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知府、州官和知县有权解散地方自治会。董事会的决议 没有这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批准不能实施。知县能够免除镇乡的董事的职务， 而且可以不同意有关自治会选出的自治会办事人员。结果，这种自治会很象 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情况，实质上就是政府的一个辅助机构或谘询团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互相担保的集体的制度，如“保甲”或“里甲”， 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和征税。一般说来，绅士并不与这种制 度有牵连。然而，只要这类集体仍在起作用，他们就可以发挥相当的影响； 总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绅士对每个地方的家族和社团都拥有相当的影 响。事实上，地方当局只有与绅士控制的这些社团合作，才有可能进行治理。 目前清政府正在组织地方自治会作为宪政的基础，它当然不敢忽视绅士的力 量。由于地方绅士拥有的权威不是法律授予的，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政府官 员在过去有时忽视过绅士。但是现在，绅士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并加以保证。 这就是清末所规划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实际内容。从另外的角度看，可以说清 政府有这种企图：正式认可绅士在地方上的控制，把绅士置于地方官员的控 制之下（即把他们的职能正式纳入基层的政府部门），以此来巩固它的统治。 简言之，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面互 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①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44—62 页。 ② 《大清宣统新法令》，卷14 第1—15 页。 ① 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与民族革命》，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85—226 页；菲利普·库 恩：《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载小韦克曼等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68—280 页。 ----------------------- Page 321----------------------- 财政的清理与集中 清朝财政是极端混乱的，以致中央各部以及各省政府几乎不受中央的控 制。如果政府要提倡教育、发展武装和准备实行宪政，集中财政管理是必不 可少的第一步。 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财政改革的第一个企图是统一货币。在此期间，在 中国流通的货币有传统的纹银（细丝银）、铜钱和各种外国铸造的银元。此 外，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开办了一个铸币厂，用机器生产铜钱和银币，此 举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很多省份开办了铸币厂，源源不断地铸出钱币。 但是这些硬币并没有标准化。事实上，自从1850年以来，流通着各种各样 的货币，它们之间并没有定出固定的兑换率。各省官办的、私营的银行和钱 庄以及外国银行都在发行纸币，这样就使财政更加混乱了。这种货币的混乱 状态当然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西方商人愈来愈坚持要求统一货币。事实上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以及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中日通 商行船续约都要求清政府统一货币。此外，由于1901年下半年之后世界银 价激剧下降，进口贸易对于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来说变得非常不利。而且在 ①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还遭到必须以黄金偿付外国债款和赔款的损失。 因此 不仅在西方人之中，而且在中国人之中也有人提出建议，要求采取金本位制 和试图使货币标准化。 ② 清政府也认为这是当务之急，于是就专门设立了财政处。 这时币制改 革与外国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至没有它们的合作就难以进行。因此， 清政府与还在实行银本位制的墨西哥政府一起要求美国在友好的条件下合 作，以便在采用金本位制国家和银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 结果，在1903年成立了国际汇兑处，次年美国专家精琦到中国来调查货币 情况。精琦向中国政府提出以下一个方案： （1）中国应该立即采取金本位 制，但金货币不应在国内流通，只作货币的储备和支付外国之用； （2）在 国内，银币应用作标准货币；（3）金与银之间的兑换率应是1比32；（4） 为了监督新币制的采用，应雇佣外国人。① 德国和法国同意这个建议，但英国和俄国反对它。在中国内部有赞成和 反对的意见，但由于张之洞的强烈反对，这个建议被搁置起来了。张之洞反 对的理由如下：（1）不应该允许外国人干预中国的财政或货币问题；（2） 由于中国通常是使用铜钱，所以采用银本位制就够了，采用金本位制则太过 ① 关于背景，参看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 1814—1919》。 ② 财政处建于1903 年，但于1906 年与度支部合并。 ① 精琦推荐方案的译文载于 《币制汇编》，第3 册第1—62 页；文件原文发表于《关于金本位制传入中国 的报告》（美国参议院文件第128 号，第58 届国会第三次会议，1904 年）。 ----------------------- Page 322----------------------- 分了；（3）金和银之间的实际兑换率是1比40；把它折成1比32将是欺骗 百姓，在铸造中将会获得高达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而且将使一种不足值的货 币流通；（4）世界银价下跌，虽不利于中国偿付赔款和外债，但有利于促 进出口而限制进口。当清帝国的主要目标是富国强兵时，银价下跌对它并不 是一个问题。 精琦的意见遭到驳回，政府的意见是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虽然金本 位制也可能在将来实行。但是关于标准硬币的问题仍有争执：究竟应该采用 一两的银币还是采用约等于半美国银元的一元银币（相当于0.72两库平 银）。张之洞主张铸造一两的银币，其理由是纳税以两为基础，而银元又不 能与外国银元竞争。袁世凯表示同意。因此在1905年，政府决定暂时以银 两作为标准硬币，并在天津开设造币总厂和四个分厂，以便专门铸造一两重 银币，同时禁止其他造币厂铸造银币。但实际上关于采用银两或银元的争论 仍未停止。主张使用银两的人主要是张之洞和袁世凯等各省督抚；使用银元 的支持者是户部（后来改为度支部）的一些官员以及中外商人。由于张之洞 和袁世凯直到1908年仍有强烈的影响，1908年政府再次决定以银本位制统 一货币制度。但是在1909年由于袁世凯丢官和张之洞死亡，支持银元的人 们的力量顿时变得强大了。最后在1910年决定取消银两制，而以银元为标 准硬币，只限造币总厂和它设在汉口、广州、云南及成都的分厂铸造。 可惜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前发行的银通货停止使用，而仅仅是在旧体 系上增加了新的银元；这样只会加剧货币的混乱，并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清王朝结束。 另外，还有省的铸币厂在铸造铜钱。铸造铜钱是为了增加经费，所以它 们的质量日趋低劣，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由于铜钱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这就使他们遭受极大的苦难。有鉴于此，当1905年在天津开设造币 总厂时，政府开始只铸造铜钱，因为当时的急务被认为是要控制住铜钱，或 者甚至是在铜本位基础上统一货币。但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吸收各省铸造 的铜币。它就命令各省不要再铸造铜币，并关闭那些还没有开始经营的铸币 厂。由于督抚们不愿遵奉这条命令，滥铸之风仍然存在。① 另一个引起混乱的原因就是纸币。接近清朝末期，督抚们和某些商人开 设官、私银行，而且它们和钱庄都不受限制地发行纸币，这也引起了通货膨 胀和使百姓遭殃。1905年，清政府开设了户部银行，资金四百万两，为的是 要发行有高度信誉的钞票，以期抑制无限制地滥发纸币的情况。然而，即使 这个银行发行的钞票，也没有足够的储备金和固定的发行额。因此户部银行 发行的钞票也不过是增加混乱而已。随后，在1908年政府把该行改组成为 有一千万元资本的大清银行。 1910年，政府为了集中管理纸币，决定今后只有大清银行才能发行钞 ① 魏建猷： 《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79—181 页；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283—361 页。 ----------------------- Page 323----------------------- 票；与此同时，政府还规定发行总额并建立储备基金。不准有其他发行钞票 的机构，那些已经发行了的，要在流通中逐步收回。当然，这些计划并未完 成。流通中的纸币总数估计有六亿五千万两。如果大清银行要发行同样数量 的钞票，它就需要三亿二千五百万两储备基金，但它只有一千万两资本。① 还打算统一度量衡制。在中国，度量衡随各省而异；甚至在一省之内也 因地而异；甚至在同一地方随着目的不同它们也有差异。如同货币一样，这 种情况妨碍了商业的发展。在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章程，规定了长 ② 度标准 （营造尺）、容量标准（漕斛）和重量标准（库平两）。清政府决 定度量衡采用十进位制。按照颁发的计划进度，官方所用的量器和磅秤都要 在两年内加以调整，以符合新制度；私人用的要在十年以内调整完毕，但政 府未能看到这些计划被付诸实施就寿终正寝了。 在此期间，清政府企图集中它的财政管理。关于各省的财政，只有正规 的收入和支出得上报户部。额外的收支尽管在太平天国时期之后都大大增加 了，但并不上报。这种不上报的情况更加削弱了清末中央对地方行政的影 响。因此，在1906年政府把户部和财政处合并以统一中央的财政之后，政 府打算冒险把全国的财政加以集中管理。但是这当然会遭到督抚们的强烈反 对。 ③ 然而，在1909年拟定了下述指导性的政策方针： （1）只有度支部有 权借外债。如中央政府的任何部或省政府要缔约借外债，需经度支部的许 可，并必须以它的名义借款；（2）到当时为止，中央政府各官署筹措的资 金原由这些官署支配。自此以后，这类资金都要上报度支部； （3）由于各 个部的官办银行正无限制地发行钞票，又由于国家要对这些钞票负责，度支 部被授权可对这些官办银行不定期地进行抽查； （4）当时各省花费本省自 筹的款项，不向中央政府汇报。今后，所有这些资金都应上报度支部，度支 部被授权调查这类事务。 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决定度支部在1909年3月起开始检查各部和省政 府1908年的收支，并从1911年起建立预算制度。因此，每省的财政实际情 ① 况都被广泛地考察过，其结果也被公布了。在1910年，度支部根据各省各 部呈交的预算表编出一份拟议的1911年全国预算表，并把它呈交给资政院。 资政院作了某些修改即予通过。根据直到此时的中国人的定额使用法，岁入 总数应该总是不变的，而在开支方面应该是量入为出，所以没有作预算的必 要。因此，中国采用预算制之举是前所未有之事——不过这项措施证明基本 ① 杨端六：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74—385 页；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92—207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79 第2 — 3 页；《光绪政要》，卷43 第43—44 页；卡梅伦： 《1898—1912 年 中国的改革运动》，第179 页。 ③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0 第95—98 页。 ① 《财政说明书》有23 个报告，每一报告长达数百页，大约刊印于1911 年。 ----------------------- Page 324----------------------- 上是没有意义的。第一个预算表行不通，因为由各部和各省政府呈交的最初 计划都不可靠，它们都是根据“少收多支”的方针制订的。结果，度支部造 的全国预算表的收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万两，支出为三亿七千六百万两，证明 是一个“赤字”预算。这个预算不可避免地成了资政院的一个争论问题，于 是就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把预算的收入改为三亿零一百万两，支出改为二亿 ② 九千八百万两，以便使它收支趋于平衡。 当然，这种修改并无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终止了这种闭门造车的官样文章。由于岁入还没有被集中起来，北 京没有统一的国库，也不了解实际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编制预算在技术上仍 然是不可能的。 ② 参看王业键：《1750—19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75—76 页。 ----------------------- Page 325----------------------- 其他改革方案 编纂新法典 中国自古以来就已经有与近代行政法和刑法相似的法律，但是没有或很 少有与近代民法和商法相似的法律。另外，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并不象近代西 方那样分立。但是在义和团事件后，当清政府积极打算采用西法来富国强兵 时，它终于看到了需要按照西方模式修订法律。自从政府开始主动提倡工商 业以来，对民法和商法的需要就变得明显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国人终于逐 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种种不利，并希望取消治外法权。但是要达到这个目 的，按照西方模式修改法律和修改司法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英国、 美国和日本在它们1902和1903年签订条约时已经要求修改。结果，清政府 在1902年决定着手修订法律和司法管理的准备工作。为此目的，设立了一 个官署，由有丰富经验的官员沈家本任主管，开始检查《大清律例》。结果， 在1905年，如剐刑、枭首示众、死后斩首以及纹面等酷刑都被废除。杖刑 等体罚则代之以罚款，连坐和严刑拷问也被废除。① 从1906年起，政府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帮助编纂新的刑法以及民法和商 法；新刑法的草稿则在1908年完成。后者以日本刑法为范本，而日本刑法 又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的；新刑法规定，惩罚限于死刑、监禁或罚款。这样， 以前所有的肉刑都被废除了，同时又引进了缓刑和假释的新的做法。在犯罪 名目中，又增加了涉及外交事务、选举、运输和交通以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的 犯罪行为。结果，它实际上与其说是《大清律例》的修订本，不如说是一本 崭新的刑法典。当然有许多人起来反对这一法典草案。当它被呈交给中央和 省政府的高级官员评议时，下列各点受到最严厉的批评： （1）根据草稿， 十六岁以下的犯罪者不予起诉——这种年岁限度应予降低； （2）对那些犯 有损害皇室、反叛、搞阴谋或犯忤逆罪者处以绞刑，惩罚太轻；（3）对犯 有掘墓，或破坏、遗弃、偷盗尸体罪行者处以监禁劳役，惩罚太轻； （4） 把合法自卫的概念应用于违犯祖宗的罪行是不能接受的； （5）与无夫之妇 ① 通奸而不予起诉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总之，起草的新刑法遭到了儒家观 点的批判。结果，作了很多修改以迎合上述大部分反对意见。 经过这些修改后，起草的法典随同补充章程被呈交给资政院讨论。在资 政院里，出现了种种不同意见，但无法作出任何结论。讨论结束时，只通过 了一般条款，至于特殊条款和补充章程则被挂了起来。然而，在1911年 1 ① 参看迈杰尔：《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1 — 2章；陶龙生：《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载《社会 科学论丛》，第25 期 （1976 年9 月）第275—290 页。 （参考书目所列陶龙生一文刊载时间为1966 年9 月——译者。） ① 迈杰尔： 《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3 — 5 章；《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 第25—64 页。 ----------------------- Page 326----------------------- 月，清王朝借口如要实行宪政，就不可推迟颁布刑法，因而公布了一般条款 以及资政院尚未通过的特殊条款和补充章程。政府打算把它们送交下一次资 政院的会议上批准。 在此期间，由于新刑法典的编纂非常缓慢，因此修订的《大清律例》已 ② 在1910年作为临时措施颁布，其名称为《核定现行刑律》。这部刑律除上 述在1905年修订的部分外，基本上与原来的律例一样，只是名词有一些变 化，并且对章程的某些方面作了简化。它在1928年之前继续有效。 政府在着手编纂新刑律的同时，开始编订商法和民法。特别迫切需要一 部商业法，因为它是发展商业的先决条件。早在1904年1月，已经起草了 《商人通例》、《公司律》以及其他章程。由于这些律例是仓促制订的，不 能令人满意，因此当局就与一名日本顾问在1908年开始编纂新商业法，但 它只完成了一部分。除此之外，农工商部起草了一部商业法典，在1910年 呈交资政院，但是在它被批准之前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大规模编纂民法的工作是在1907年与一位日本顾问一起进行的，草案 于1911年完成。它以日本的民法为基础，而后者则仿效德国的民法。然而， 所提出的草案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它忽略了传统的中国习惯；总之，在清王 朝垮台之前它是没有机会付诸实施了。① 革除陋习 在进行行政、司法、法律和军事制度的改革的同时，清政府还在百姓中 间开展了一场革除陋习的运动。1902年，政府公开反对缠足，这是早就遭到 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攻击的陋习。② 1906年，皇帝下诏禁止鸦片。诏令的内容如下： （1）逐渐减少种植罂 粟，在十年之内彻底消灭；（2）禁止吸鸦片、开烟铺或进口鸦片；（3）有 ③ 鸦片烟瘾的官员必须于六个月内戒除。至于鸦片进口，清政府与英国当局 进行了协商，1907年英国人同意把过去五年平均每年自印度输入中国的数量 减少百分之十，如果清政府在其后三年禁烟有进展，就继续减少进口。在1910 ② 《大清现行刑律》，26 卷；杨鸿烈： 《中国法律发达史》，第887—898 页。 ① 岛田正郎：《关于清末民法与商法草案的编纂》，载《法律论丛》，卷34 第6 期（1962 年）第119—149 页；米特拉诺：《1906—1907 年中国的破产法》，载《华裔学志》，卷30 （1972—1973 年）第259—337 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492 第9 页；李又宁和张玉法合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 册第525—532 页。 ③ 《东华续录》，卷203 第6 — 7 页；《大清德宗实录》，卷579 第2 — 3 页；余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 迁史》，第5 章；至于背景，参看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 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43—173 页。 ----------------------- Page 327----------------------- 年，重新开始谈判，英国人不肯答应在七年内停止向中国输出鸦片。但是由 于英国舆论的压力以及资政院和中国学生强烈要求立即停止鸦片贸易的行 动，英国人终于在1911年答应到1917年停止从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① 消除满汉畛域 作为中国的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不象蒙古人那样，他们特别注意如何对待 汉人，尽量对汉人不搞歧视。然而，满人人口只有汉人的四十分之一，而且 文化水平也稍低，如果他们要维持统治地位，一定程度的歧视是难免的。例 如：满族男子不能与汉族妇女通婚；法定的礼仪和刑罚在满、汉之间也有所 不同；某些官职只许满人担任。 此时，清廷修订了这些规章，力求满汉之间关系和谐。1902年，满族男 子与汉族妇女通婚的禁令解除了；1904年（满族）将军和都统的职位以及海 关上的某些职位也可以让汉人担任了。1906年的行政改革使中央各部开始实 行新的一长制，即不分种族，满人和汉人均可担任各部唯一的大臣。在以前， 所有满人的生计都有着落；他们不经营农业和商业，以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 服兵役；1907年，政府废除了这种特殊待遇，也给他们土地，并命令他们与 汉人一样种地，自食其力。在这一年，法定的礼仪和刑罚改为对满、汉族同 等待遇。满族官员在朝见皇帝或写奏折时也奉命不再称“奴才”，而象汉人 ① 那样称“臣”。然而，当满族中心主义正在军事和行政制度方面得到加强 时，这种装点门面的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短促的宣统期间，政治和军 事力量都集中在满族宗室手中，但这种作法却直接帮了革命党人的忙。 ① 《禁烟条件》，1911 年5 月8 日，载麦克默里编：《1894—1919 与中国缔结的和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和协 定》，第1 册第861—866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92 第9 页；卷576 第1 页；卷579 第2 页。《大清宣统实录》，卷30 第26 页。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44—145 页。 ----------------------- Page 328----------------------- 清末改革的特点 当我们回顾清政府1901年以后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时，可以明 显地看到以下各点。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例如：当 创设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广开言路以作为准备立宪的一部分 工作，可是政府却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清朝接受了立 宪政体的思想，中国的知识界就立刻开始要求马上召开国会。梁启超在东京 组织政闻社以促进宪政运动。清政府对这种颇有影响的运动疑虑重重。它警 告：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不要稍涉政事，甚至不得公开发表演说。它还警 告绅商不得干预政府事务，指出在君主立宪的各国，主权是属于君上的；虽 ② 然“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 1908年， 梁启超的政闻社被政府下令封闭。由此可见，即使在改革帝国专制主义的时 候，清政府仍力图限制思想。 其次，所有参与制订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1901年以后各项改革主 要是由满族军机大臣荣禄和几名汉族总督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袁世凯等所提 倡。1903年荣禄死后，庆亲王奕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在中央政府中提 倡改革的主将就是奕，协助他的有其同盟者——在天津的袁世凯，他在北 京有兼职——以及地方上迎合汉族士绅改革要求情绪的张之洞等人。1902 年，当张之洞的同僚刘坤一死后，张之洞的影响也下降了；几乎可以这样说， 在1909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进行的。然而，大约在 1906年行政改革时，出现了一个有势力的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的满人集团。 这个集团由陆军部大臣铁良和学部大臣荣庆领头，后台是光绪皇帝的兄弟醇 亲王载沣。荣庆原是蒙古人，但他把自己看作满人。在1906年以后的两年 时间中，两个集团争夺改革方案，但形势逐渐不利于庆亲王和袁世凯。最后， 在1908年当皇帝与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成了摄政王，袁世凯被迫退隐 河南。1909年，醇亲王控制着局势。铁良对他不满而离开了政府。代替他的 是醇亲王的两个兄弟载勋和载涛，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拥在醇亲王的周围。① 满洲朝廷实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 要改革？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仅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 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此要求。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 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 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 际内容则毫不关心。 因此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 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 第4 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25—32 页。 ①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 册第2501—2516 页。 ----------------------- Page 329----------------------- 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 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 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须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必须万世勿替地统 治帝国，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汉族督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是他们与慈禧太后、醇亲王 以及满洲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原因。然而，他们想保存这个王朝的愿望并非只 是出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或对清朝的热爱。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清王 朝，他们的权势也会化为乌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朝廷力图削弱汉族督 抚的权力而把它集中于满人手中时，他们自然要大力反对。使形势更加糟糕 的是，在1908年以前，汉人督抚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亲王接替了她， 也行使控制帝国官员的特权，但他的威望远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权力也越 来越靠不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督抚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地表 现了出来。愚不可及的满洲统治者正在毁坏中国的儒家君主政体。 在清朝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 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进行他们最反对的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 这两件大事，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 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 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 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 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 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谘议 局常常发生冲突。①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 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 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 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 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 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 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 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 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年，政府与四国（英、美、德、法）银行财团签订一笔一千万英镑 贷款的借约，作为开发满洲和币制改革之用，另外还举借六百万英镑贷款作 为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前者用来实现1910年已计划好的币制改革，后者是 ① 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 297—313 页。 ----------------------- Page 330----------------------- 为了把私人建设或发展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笔粤汉铁路贷款结果成了点燃辛 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年，美华合兴公司已获得建筑粤汉铁路的 权利。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收复利权运动的风暴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席 卷了广东、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这几省的代表与 合兴公司谈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权。结果，湖北部分的铁路归该省管理，而 ① 湖南和广东部分则交给私人经营。 此后铁路的建筑非常缓慢，最后北京以 私营公司不能有效地经营铁路这一并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决定把川汉和粤汉 两铁路统统收归国有。为此目的，政府力图从四国银行团借得必要的资金。 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绅商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 几个省的督抚被责成去镇压反对这次政府行动的骚乱，但甚至连他们也对绅 商颇表同情。这种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最后竟发展成为触发革命的引火 线。绅士和督抚们是否真的反对这种外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自 己能够得到这些贷款，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了。 概括地说，如果不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 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满洲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 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 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 （刘坤一译）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 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 Page 331-----------------------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① 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 当清朝在公元1911年覆灭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 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约5，600英里长。中国人在 ② 这些现代的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160，000，000元。这个 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虽然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这些事业的发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兴建 铁路方面，但是，这几种工业没有造成任何持续的经济发展。主办人和经理 方面没有制订出计划去注意各种工业发展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部 门（如信用设施、资金筹措、市场销售、税收结构等）的职能上的结合。无 论如何，许许多多必要的变革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因此都非控制现代工业 的地方官吏办得到的。 （甚至在1918—1922年之间大得多的经济大发展也 无法造成一种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到了1933年，由制造业、矿业、银 行和运输业组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也只占全国国内纯产值的大约百分之 十二。）① ① 本章摘自陈锦江著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作者对刘广京和麦金农所提的宝贵意见，以及 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和海恩斯基金会提供的经济帮助表示感谢。 ② 此处及下文引用的元（■）是墨西哥银洋，亦即中国银洋，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时期约值0.72 两银子， 或者等于两个英国先令。银子和银元二者都是记帐的单位。 ① 见刘大中和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 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89 页；侯继 明：《经济的两重性：中国的实例，1840—1937 年》，载《经济史杂志》，卷23 第3 期（1965 年）第277—297 页。 ----------------------- Page 332----------------------- 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虽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实验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但也不是没有费过劲 的。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船坞和兵工厂，当时中国政界领袖和知 识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西方技术和工业管理是抱着 完全赞同的态度的。这种以“自强”口号表现出来的新态度推动了一个借鉴 西方实际知识以建立强大中国的运动。② 由于具有这样一个得人心的目标，“自强”的思想对所有爱国者都有巨 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还是这样。但是关于怎样才最能取得这种崭新的力 量，则因时间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意见有所不同。文化纯粹派希望只 借用西方的枪炮和炮舰等重武器。但是事实证明，只是增加一点现代军事器 械，要抵御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够的。甚至在重新加强的欧洲压力——它在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使中国受辱的中法战争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面 前，中国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制订各种政策，借以执行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强计 划。 一份新的材料促进了在士大夫中间重新集中辩论借鉴面方的问题。1864 年中国海关开始发表各商埠进出口数字，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中国几乎经 常出现贸易亏空。对这种逆差的关心从十九世纪初就已开始，批评者曾把它 归咎于折成铜钱的银价上涨的缘故。现在有了中国海关的具体统计，官员们 再次挑起这个问题，说这种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国家愈来愈弱，人 民愈来愈穷。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甚至夸大其辞地宣称，“计洋 ① 商（每年）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 薛福成和许多其他同样关心国事的官员因此提出了一个促进“商务”的 理论根据。既然中国无法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它只能多生产自制产品供应国 内外市场，以此来限制进口。这样一来，贸易不平衡便颠倒了过来，而增加 的财富就会加强国力。一旦把富和强这样联系起来，追求财富就变成新的自 强计划的动力了。为了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这一新的自强计划，它的一些倡议 者转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张把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 派。有几位士大夫为了使“富强”的旧口号重新流行起来，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来表示他们的新信念，如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 的《富国策》、汪康年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和许多其他的文章 ② （见第三章）。的确，他们如此强烈地提倡他们的新的经济思想，致使共 产党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看成是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③ ② 见本书上卷第十章。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转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1 册第154—156 页。 ② 对于有些这类著作的讨论，参阅赵丰田： 《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第41—147 页。 ③ 例如，参见牟安世： 《洋务运动》，第128 页。 ----------------------- Page 333----------------------- 然而，这些作者的主要重点是放在现代工业上面。他们普遍认为经营商 业最多只能起辅助作用。事实上，对外贸易活动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运输 困难、地方集市和地区市场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数商人对经商方式的根深蒂 固的观念：这一切都使得国内的商业仍按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① 更重要的是，成为现代企业主办者的有权势的官吏，对工业特别偏爱。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李鸿章就争辩说，仅有枪炮和炮舰，不能使一个国 家强大；要使用它们和使它们运行，还得靠制造业、矿业和现代运输业的支 ② 持；工业将创造这一伸张国力的新财富。 张之洞也认识到军事力量和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他的信念，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商业，所以 他争辩说，所有西方国家的富强都来源于煤铁。③ 因此，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之提倡现代企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 尽快地获得受人尊重的国力。这一根本目的把见仁见智的政府官员联合到一 起，使他们能共襄工业化的盛举。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 清末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因迷信现代工业能产生财富、财富又能产生权 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业的重要性，认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业家之 手。于是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下，这些官员依次担任了下列的新职务：先是当 监督，继之当经理，再当投资者，最后，有些人当上了官僚-企业主。在担 任这些新职务之后，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便提出了关于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 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问题。 然而商人阶级的性质的变化，比推进现代企业的时间要早。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领得引票的盐商和广州的行商是中 国最著名的商人集团。其他还有几大类客商，即从事兴隆的跨区域的丝、茶、 药和其他地方特产等贸易的商人。各商业城市的许多地方会馆，声名籍籍， 就证明了商人社会的规模和影响。但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摧毁了赖 以建立省际贸易的垄断商业和经济基础。① 十九世纪后半期，起着新的企业主作用的新式商人出现了。最有名的是 买办。他们一开始是行商雇佣的伙食承包人，1842年以后逐渐改变了他们的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第一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1 期 （1964 年11 月）第3—4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 第21 页。关于李鸿章的动机，见刘广京：《李鸿章在直 隶：1870—1875 年一个政策的形成》，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68—104 页。 ③ 见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 页。 ① 张鹏 （音）：《1842—1911 年中国地方商人集团的分布》。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 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 《历史研究》，1965 年第1 期第71—102 页。 ----------------------- Page 334----------------------- 职务而成为外国人的管事，接着变成了契约经理，最后终于成为和外商进行 贸易的独立的企业主。买办和买办商人观察西方商业实际所得到的知识，使 中国商人阶级内部产生了新的经济思想和新的社会态度。② 第二类商人是金融商人，由于他们往往具有一般幕友所不具备的随机应 变的才智，他们被委以半官方职务，帮助正式官员制定财政政策和开征形形 色色的捐税。一个商人由捐纳而取得有名无实的官衔，就能成为一位高级官 吏的顾问和得力的助手，同时又可利用他的新关系为私人的或半官方的企业 去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胡光墉，他是一位银行商人，在 十九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他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经营钱庄、当铺、中药店、 丝绸及其他商品的王国。胡光墉的发迹是由于他的勤奋、幸运以及冒险精 神。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他荣膺过一系列要职，例如他曾当过巡抚王有龄和总 督左宗棠的财政顾问和承办商 （见第四章）。③ 1870年以后，因为官员们开始主办工业企业，许多买办商人都被招聘去 当官办企业的经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帮助管理或监督各 种新办的企业。有些仍然保留官职，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办企业方面。有些 人干脆息影官场，用全部时间办私人的或者半官方的事业。正象商人捐纳官 衔那样，官员和士绅也纷纷从商，从而扩大了商人队伍。到了1900年，有 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 了。这些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商人大阶级之内的新的“绅商”社会阶层，这些 人出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已成为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 主。 这种有官绅背景的人涌入商人行列，有助于在意识形态上重新确立商人 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1897年保守派御史褚成博在上疏时谴责传统上对商人 的歧视。褚成博虽然是一个大地主，并且是顽固守旧派徐桐多年共事的同 寅，但他极力主张，现代工商业是解救中国免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办法。 另一位著名的保守文人王先谦走得甚至更远。他宣称如果官员们的口头禅能 与社会实践分开，那么自秦汉以来，商人和手工业主实际上已成了中国社会 的上层人物。王先谦得出的结论说，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社 ① 会，商人阶级必须领导全国的工业生产。 志在维新的士大夫也经历了同样 的转变。梁启超曾经嘲笑商人爱推波逐澜和操纵把持，不久却一变而恭维他 们足智多谋和富于创业精神，极力敦促他们在大规模贸易和工业方面与政府 合作。② 1903年4月22日在宣布商部率先成立时，上谕宣称：“自积习相沿， ②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① 张廷举：《戊戌政变时期顽固派之经济思想》，载《中国经济》，卷4 第6 期 （1936 年）第141—147 页。 ②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第1 册1—11 页；第11 册1—47 页；第23 册33—53 页。 ----------------------- Page 335----------------------- 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 丝毫隔阂。”① 这道劝诫性的上谕承认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变化。大概因为一些新式工 业项目是由高级官员热心赞助的，所以它们的具有现代技术的经理就肩负一 定的责任了。同时，大多数经理如果在开始时没有官方的背景，也很快会靠 捐纳得官进爵而变成富人。商、绅、官，已形成一个新的绅商社会阶层，但 此时尚未变成一个佼佼的资产阶级。在大商埠，绅商的数目很大，致使他们 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观、社会和政治倾向都变得十分与众不同。但是他们 仍然缺乏一个完全的统一目的，并且对传统的乡土和宗族关系仍承担着强烈 的义务。②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二十九年三月，第27—28 页。 ② 关于有一种多少是对立的见解，参见贝尔热：《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 第229—235 页。又见周锡瑞：《评1911 年》，载 《近代中国》，卷2 第2 期（1976 年4 月）第141—184 页。 ----------------------- Page 336----------------------- 官方对现代工业的赞助 自汉代初年起就一直有关于国家控制盐铁的争论；一般同意法家的主 张，即国家必须参与重大的经济活动。虽然受到把节俭仁慈的统治和自给自 足的经济加以理想化的正统儒家的挑战，但大凡雄才大略的皇帝和讲求实效 的官僚仍都赞成法家主张干预的思想。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反反复复出现 的争论往往是关于国家控制的程度和性质，却很少涉及是否需要控制这一问 ③ 题的本身。 原来的清朝官员和学者所能够设想的是，只能在国家监督的范 围内去提倡工业。他们关于国家特权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由于新产生的国家危 急感而得到加强，这种观念使官员们相信现代企业是如此重要，以致不能让 商人去办。商人们同意这种意见，只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任何大规模的新 兴企业来说，特别是当它面对外国资金雄厚的企业的竞争时，国家的倡导、 支持和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李鸿章的领导作风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见上卷第十 章）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或交由私人办理。但是在七十 年代，当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润为主旨的广大工业领域的时候，一种官商 合办的新形式必然应运而生。由政府把这些工业组成国家垄断事实是不现实 的，其原因有以下种种。第一，尽管经营这类专卖有很长的历史，但清政府 主办的只是盐、铜和磁器。重要项目如茶、糖、谷物、纺织品和航运等，绝 大部分都是私有和私营的。第二，现代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 是官员们力所不及的。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库根本没有大量 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企业资本的闲置资金。 1872年，李鸿章倡议建立第一个非军事性的现代工业，即轮船招商局， 当时他不打算使它成为政府垄断的企业，甚至也不希望它成为完全的官办企 业。李鸿章从盐的专卖中引用了一个官僚主义的名词“官督商办”，显然意 在寻求某种官商合办的形式，即集盐务、西方式的合股公司以及传统中国的 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的形式。盐务这个模式是很有用的，因为它早有吸收 富商的传统，使富商提供资本和管理技能，官员则保留全面的控制。西方的 模式也是有用的，因为现代企业需要现代技术以及某种程度的西式管理。政 府资金的支持将只限于贷款的形式。私人投资者提供金钱，在官方的赞助监 ③ 确实，国家只制订了极少数规章，而且经营商业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 （汉密尔顿：《商人和现代化： 对中国商业看法的变化》，手稿，伯克利，1975 年12 月。）但是，缺乏明确的规章并不等于没有控制， 而是有大的指导方针 （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 ----------------------- Page 337----------------------- ① 督下经营，同时要承担一切风险。 然而除了这些总的指导方针外，不论李 鸿章或任何其他官方倡导者，胸中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组织格局。“官督商办” 一词的含意依然是含糊不清，可此可彼，当后来督办如盛宣怀等人也用这个 术语而官商之间的工作关系发生变化时，它的不足之处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李鸿章的官督商办事业也用传统的中国形式作为模式。西方的企业是召 开股东会议以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李鸿章的企业则不是这样，而是 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雇一名经理，畀以差不多绝对的管理大权。所有主并不 逐日逐月地加以过问，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经理一道检查一下业务，这个经理 ② 如果不令人满意，也可以把他解雇。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期间开办 的三大企业为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 （1877年）和上海机器 织布局（1878年），它们管理上的特点与一个传统商号的特点是相同的。第 一，他们全都受商人背景的经理所领导，尽管他们全都捐纳了官衔和拥有半 官方地位。甚至在最初几个月经理轮船招商局的朱其昂便是一个商人出身的 ③ 官吏。朱其昂在拥有官职的同时，还继续做帆船运输的生意。 当朱其昂未 能筹足私人资本时，他便在1873年由两个前买办唐景星 （唐廷枢）和徐润 所接替。唐景星得到两个正式官员——前任天津道台丁寿昌和天津海关现任 道台黎兆棠——的帮助，创建了开平煤矿。这三个人订立了开平矿务局的章 程和组织结构。但是，当丁寿昌和黎兆棠离开的时候，开平矿务局几乎没有 开始营业。两个广州商人徐润和吴炽昌随即来顶替，与唐景星一起办矿。① 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又有另一个前买办郑观应为他效劳，他和 另一个最早建议建局的商人彭汝琮一起工作。1880年，彭汝琮由于与其他商 人投资者不和而离开，李鸿章留下郑观应，并任命了其他五个商人经理帮助 他经营改组后的织布局。只有负责织布局官方关系的候补道台龚寿图原来是 ② 一名官员，但他也有从商的经验。 这些人都是绅商。他们都捐纳官衔，因 为官衔已成为任何想进入官衙做生意或寻求官方支持的商人所绝对必要的 条件。他们大多数人以前也是买办。 第二，作为赞助人和保护人的李鸿章在保留他的控制的同时，准许这些 商人经理象企业主那样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行动权。轮船招商局和它的外国竞 争者竞争而取得胜利，并且在1877年因接收旗昌洋行的船队而大大地增加 ① 关于李鸿章的几种官督商办事业，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中曾加以讨 论。关于轮船招商局最初几年的详情，见刘广京：《在中国的两个轮船公司，1862—1877 年》（哈佛大学， 1956 年博士论文）。 ② 《中国经济研究大全》（日文），第1 册第185—187 页。 ③ 关于朱其昂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卷239 第3 页；又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 与官办企业》，第108 页。 ① 卡尔森：《1877—1912 年的开平煤矿》。 ② 严中平： 《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 年》，第84—92 页。 ----------------------- Page 338----------------------- 了它的总吨位。开平矿务局在唐景星和徐润负责时因利用商人资金而大大地 扩大了它的资本。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派别斗争猖獗一时的时候，李鸿章 也没有插手下令大改组，一直到1884年郑观应离去，随之丧失了投资者的 支持和管理的知识时为止。因此，尽管唐景星、徐润、郑观应、龚寿图和其 他绅商经理听命于李鸿章而为他效劳，但李鸿章本人却很象一个传统商号的 老板，一般不干预他们的生意活动。他保护这些公司不受官府过分的压榨， 而且多次及时地和异乎寻常地拿官方资金发放贷款，使这些公司得到的好处 远远超过了他因增加取得个人收益的机会以及因提供保护而给自己带来的 好处。 第三，和传统商号的消极的老板们一样，这些早期的大多数股东并不对 他们无权管理的情况提出疑问。象唐景星这样的商人经理比较容易筹集商人 资本，这说明这些股东的投资完全是出于对经理的忠心和信任。至于这种信 任是否有保证，那是另一回事。1884年唐景星和徐润被迫放弃对轮船招商局 的控制，而让位于李鸿章任命的总办（先是由马建忠担任，后是由盛宣怀担 任），因为据查明，唐、徐二人和其他人曾把公司的资金转移去做他们自己 私人的生意。在1883—1884年因中法冲突扩大而引起的上海财政危机，导 致许多商业的失败，其中包括与唐景星、徐润和郑观应有关的买卖。当他们 无力偿还公司的资金而朝廷的御史们又开始弹劾李鸿章（说他包庇他们的不 法行为）时，他们就不得不挂冠而去。同样地，郑观应显然曾把他筹集起来 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资本挪为私用。这就导致他于1884年辞职，并使该局 最后改组，同时移交给盛宣怀管理。 这些经营上的渎职行为反映了传统商号的办事程序的缺点，即它没有提 供独立的查账人去稽查经理的帐目。这类财政上的不正当行为是传统企业的 通病，只要公司和经理把公司资金挪作私用而不出问题，这类行为就可以作 为商业投资的风险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这和中国官吏之以私人名义利用或 滥用财政收入颇相类似。他只要能够缴足他的征税定额，也不会被追问。 官督与商办之争 这样，在1885年前后，三个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两个，其经营管 理之权转入了盛宣怀之手。盛宣怀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被培训成为一名 官员。他是李鸿章幕府的一员，几乎在1873年轮船招商局开办时就被委派 在该局任职。1882年他虽然表面上已离开招商局去经管天津电报局（它也是 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但是盛宣怀在财政经营上的才能使李鸿章合乎情理 地挑选他做徐润和唐景星的继任者。有了盛宣怀当督办，李鸿章就能够更周 密地执行官方的监督权了。盛宣怀不仅容忍了在唐景星任总办时业已存在的 严重裙带风以及滥用公司资金的弊病，并且还加剧了那些陋习，以及引进了 更多的官僚主义经营方式。轮船招商局的船队没有增加什么吨位，同时由于 ----------------------- Page 339----------------------- 它和两个主要竞争者订立了“联营协定”，它几乎不能保持自己的利润。这 是指轮船招商局和两个英国运输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之间的 成文协定，它们订出了统一的货运率和集中它们的所有收入，然后再根据每 个公司的实际运输哩程来分配收入。① 说到开平矿务局，唐景星和他的商人同事对它的总方针和财政拥有很有 效的控制，直到唐景星在1892年死去时为止；他们管理矿务局主要采用传 统商号的方式，而不是他们原来想要仿效的那种西方合股公司的模式。就象 他在经管轮船招商局时那样，总办唐景星也不免要挪用公司的资金以投资于 其他矿业、钱庄和投机事业，为他的私利服务。股东大会确实召开过，但都 是敷衍塞责而已。未见有公布每年帐目的记录，虽然公司章程明文规定要这 样做。唐景星也搞裙带关系，他把他的儿子塞进公司，提升他担任高级职务。 当他在1883年旅游欧洲的时候，他还安排他的亲兄弟代拆代行。但事实依 然是，在他任职期间，开平矿务局的业务每年都在扩大，直到它的煤产量达 到二十五万吨左右为止。公司赚取了利润，未受到关于揩油或贪污的直接指 控。唐景星的确作为一位诚实而有能力的经理而享有盛名。他的任人唯亲和 其他传统的陋习应该根据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来衡量其得失。 唐景星在1892年去世，他的死标志着开平煤矿滋生大量贪污和企业逐 渐官僚化的开始。新任总办张燕谋是一个汉军旗人和官僚，他的发迹主要依 靠他的腐化的庇护人醇亲王。在唐景星经管时，企业设备的扩充是靠新式商 人的投资来实现的。但是自从张燕谋接任以后，商人们就不再资助，公司只 能转而向外国人借款，于是就为1900年以后外国人的控制提供了条件。 这些事态的发展和早期的情况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早期的时候，商 人经理在筹足私人资金方面相对地说没有什么困难。在唐景星和徐润于1873 年7月负责轮船招商局以后不久，招商局的实收资本增加很快，到1874年 差不多达到五十万两，到1880年达到一百万两。在1881—1883年期间，对 公司的股票求过于供，特别在1882年，公司很快筹足了其被批准的资本额 二百万两。 轮船招商局深受私人投资者欢迎，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唐景星和徐 润操有实权，特别是在1882—1883年之间李鸿章的官方代表盛宣怀暂时重 新调任别处时更是如此。第二，采取等着瞧态度的商人投资者被回收的利润 以及李鸿章的宽厚的庇护态度所打动。因此，这个时期也可以看到商人们对 李鸿章的其他两个官督商办公司同样给予大量的资助。在1878—1882年期 间，唐景星和徐润为开平煤矿筹集了一百万两银子，而在1880年前后，在 郑观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划的三十五万二千八百两银子中绝大部分款项 ① 见刘广京：《英国和中国轮船在华的竞争，1873—1885 年》，收在考恩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 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第49—78 页，特别是第75 页注1，它表明，在1884—1893 年间，轮船 招商局分享全部收入的份额不断减少，因为它的船队没有增加，而两个英国竞争者的船队却有增无已。 ----------------------- Page 340----------------------- 是他个人筹集的。 可是大约在1883年，商人的热情衰退了，从那时起，越来越少的商人 投资于这些企业或其他官办企业了。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向。第一，现 代工业的庞大资本和获厚利的机会，使它成为官方控制的可取的目标。第 二，象盛宣怀这样的官员在经营管理方面以及在安排政府的贷款方面获得了 经验。第三，这些官员还发现，除了使用政府贷款之外还有其他筹措资本的 来源，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官方朋友用自己的钱投资，同时因为他们控制着几 个公司，使他们能够把较老而实力较雄厚的公司中的资金转移到一些较新而 实力较差的公司中去。最后，这些官员改变了他们的顾问和保护人的角色而 变成了名实相符的官方经理。出身于商人的经理如唐景星、徐润和郑观应已 经纷纷去职，这就伤害了其他商人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现在不妨试举两个例子。在1887—1893年期间，盛宣怀利用政府贷款 和转拨轮船招商局和也由他控制的一家保险公司的资金，使上海机器织布局 的资本增至三倍，达到一百万两左右。实际上却并没有增加新的商人资本。 第二个例子是漠河金矿，它在1887年由李鸿章和满族黑龙江将军所创办。 他们任命了一个典型的官方经理李金镛。李的功名不高，入过李鸿章的幕， 与商人们交往甚密，以精于做生意而素负盛名。在1887—1889年期间，他 在许多上海和天津商人朋友中间不断活动，想筹集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计 二十万两，作为金矿的开办资本。但他只筹集了六、七万两。最后，黑龙江 省库不得不借给他三万两，另由一名天津商人在李鸿章担保偿还后提供了第 二笔贷款，计十万两。① 虽然缺少商人投资已经部分地由政府资本和政府贷款来弥补，但官方创 办人仍不断想出新办法来吸引投资者。一种鼓励方法是给官员及其亲友们以 私人投资的机会。看来投资人都是那些负责人的亲密朋友和同事。盛宣怀依 靠的这样一批为数不多的同僚给他办的几个企业提供过私人资本，这就是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天津电报局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华盛纺织总 厂、汉阳铁厂和中国通商银行等。可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持批评态度的 御史的敦促下，经常反对用公款去从事有风险的工业，并且要求提前归还贷 款。 但是，公款对提供官督商办企业的资金来说，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从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到李鸿章于1895年政治上失势以前，张之洞的纺 织业和采矿业等一批企业逐渐与李鸿章的企业互争雄长。中级官员盛宣怀从 来就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保护他的日益发展的工业网，所以他最初不得不投靠 李鸿章，后来不得不投靠张之洞，以谋求政治靠山和获得政府贷款的支持。 因为清廷不愿意地方财政收入过分地投向工业，所以提交清廷待批的新的工 ①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43 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 第40—42 页载有李 金镛的一篇小传。 ----------------------- Page 341----------------------- 业方案总是包含着允许吸引商人参加的计划。张之洞的许多奏议中也包含这 样的计划，虽然他不信任商人，而且认为他们的思想过于陈腐而不能接受新 工业。这些计划于是变成一种方便的掩护，因为许多省的创办人知道，一旦 方案得到批准，就总能从地方财源中找到一定数量的公款。出身世家大族的 各省官员出于需要和私利的缘故，事实上却日益依赖政府的资金来维持他们 的新工业的运转。因此，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已经 改变，而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陋习不但无人非议，却反而更加加强起来。 通过利用政府的资源，盛宣怀这个最有成就的官僚企业主控制了许多官 督商办的企业。他在为他的天津电报局寻找资本时，就这样大量地依靠各省 省库和政府贷款，并利用现存电报线路作为贷款的附属担保品。只有长江下 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那些商业上有利可图的线路才能取得商人的投资。 另一相同的例子是盛宣怀从1896年起为张之洞经营的汉阳铁厂。盛宣 怀原应寻求私人投资来代替业已花在铁厂的五百六十万两官方资金这一惊 人的数字，但他规避了这一义务。然而张之洞改变了这一大企业的地位，即 把它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因为中央政府坚决拒绝再调拨公家资金用于这项 工业。1894年以来，张之洞已奉朝廷之命邀请商人经营这一企业。他拖延了 大约一年，辩解说他仍然需要再进行一些试验，来证明业已找到适于炼钢用 的煤，不然商人就不愿参加。1895年10月16日他上奏清帝说，适用炼钢的 煤已经找到，而且其成品能获高价。他现在准备邀请商人来治厂，但是他说 为了让商人有时间能察看厂址和矿场的位置，他需要政府再拨一笔款子以使 铁厂能维持运转到年终。① 1895年后期，张之洞受到朝廷很大的压力，他只好接受盛宣怀的帮助而 不管条件如何，盛宣怀则提出用每出产一吨生铁抽一两银子的办法来偿还官 本。盛宣怀本想从商人那里筹集一笔数目有限的资本来改善现有设备，但是 这一着未能成功。他抱怨商人们因不能预卜采煤和炼铁能否成功而抱观望的 态度。但是，作为与张之洞安排的一部分交易，盛宣怀得以从另外的政府资 金中提出一百九十万两，指定为京汉铁路购买钢铁之用。到了1904年，从 两个来源筹集到两百万两左右资本：较大的一部分从轮船招商局转来，其余 的部分从他本人以及一些官绅同事处得来 （他们对他的其他官督商办的银 行、轮船、电报和纺织等企业都曾经作过贡献）。② 把某一公司的基金转到另一公司是盛宣怀常用的一种手法。在 1890— 1891年之间的某个时候，盛宣怀利用职权并且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因为 未与商人投资者协商过），从轮船招商局把大约三十万两资金转给了上海机 器织布局。1896年，盛宣怀又命令把另外两笔巨款——轮船招商局的八十万 两和天津电报局的二十万两——转给他新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两笔款项各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许同莘编），卷69 第11、13 页。 ② 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卷4 第24—26 页。 ----------------------- Page 342----------------------- 占当时那两个公司的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③ 张之洞对商人合伙的许诺 因为愈来愈多的商人不信任官方的意图，所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以后，甘冒风险向官僚控制的企业投资的商人越来少。官员们则另外提出一 种让商人参加的方案作为对策。这些官员利用种种新口号（它们可以归纳为 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官商合办”），允许在国家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一 种更加平等的合伙关系。 张之洞是第一个从他在长江中游的基地武昌把新口号应用到工业项目 的主要人物。他曾经在必须适应西方这一点上表现得很迟钝，但他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初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并且深刻了解到建立工业的重要性。张之 洞认为他于 1889年开设的最早期的工业湖北织布局是一种官商合办的企 业，虽然他为这个织布局所作的一切安排，与他在同一成规下赞助的其他一 切纺织业或与纺织有关的工业是完全不同的。1888年当他在广州任职的时 候，他就想出了一种筹足资本来开办一个纺织厂的新方法。张之洞在奏折中 ① 提出了一种含糊其词的“官为商倡”的政策。 张之洞的新方法实际上是对广州的所谓闱姓商人所征的税（这些商人被 特许办彩票，彩票的获奖者必须准确地猜中每次科举考试中式士子的姓 ② 氏）。1889年，张之洞强迫他们捐款四十万两；1890年，除正常税收外再 要他们捐献五十六万两。一年后他上报了这些额外税收，因为当时他调任为 湖广总督，所以他不得不请求清帝批准他把资金和厂址从广州迁往新任所。 从广州彩票商筹集资本在汉口办纱厂是个不寻常的方法，张之洞为此辩解 说，正规的商股的征集往往费时误事，他希望一旦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在商 人中间会引起更大的兴趣。广州的资金能够这样用来办湖北的一个企业，这 是张之洞取得北京支持的一个标志。 彩票商人的“捐献”事实上是一种征用。然而张之洞却把这一政府收入 的不寻常来源看作是完全控制工厂的一种手段。除了请求恩准他把资金和厂 址迁移到华中，他的奏疏还要求借用一些政府的资金；继任他署广州总督的 李瀚章只允许他从地方彩票特税中带走他获准的收入的一半多一点。湖北织 布厂终于建成，它名议上虽是官商合办企业，但事实上“商人资本”却是用 强制手段取得的。 不过，只要行得通，张之洞并不反对商人的合作。虽然他对商人的能力 和爱国心的评价并不甚佳，但他很现实，认为商人的支持是必要的。1894年， 张之洞为了大力扩充织布局的资本，允许给任何新的投资者以每年“官利”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卷17 第24—26 页；卷19 第3 — 6 页；卷29 第30—31 页。 ② 关于这种离奇有趣的彩票方式，详见洗宝干编：《佛山忠义乡志》，卷4。 ----------------------- Page 343----------------------- ① 百分之十五，此举显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是，他仍然不许商人负经营管 理的责任。 织布局总办是张之洞的幕僚之一，名叫蔡锡勇，1896年蔡死后由盛春颐 继任。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官宦之家。蔡锡勇毕业于同文馆，曾做过陈兰彬班 子中的语言专家，后者在1875至1881年期间担任过中国驻美国、西班牙和 秘鲁等国的公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张之洞对他的西方知识和自强 思想印象很深，便聘请他工作，于是他立即成了张之洞的近代的工业、军事 ② 和教育项目的主要设计者和监督者。 关于后任盛春颐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 少，但是看来他的近代企业方面的知识较少。盛春颐的接任大约是在 1896 年，恰恰是在张之洞的几个工业项目开始越来越困难之时。 然而，湖北织布局一开始就有一些问题。虽然它最初是有利可图的，张 之洞却不仅利用它的利润，而且还利用它的一部分资本来支持他的其他亏损 的企业。汉阳铁厂在它于1896年改组之前，从织布局共抽走了三十四万两， 只归还了大约六万两，还是运费和保险费。在织布局和张之洞其他企业之间 的这种帐目不清的情况，以及官僚主义的浪费，和织布局为应付其本身需要 而必须支付的高利息，更使公司的财力枯竭。到1902年，当它的亏损迫使 张之洞把它让与私人的时候，它从政府方面得到的贷款至少已达六十八万三 千三百七十五两。① 张之洞的第二个纺织企业是湖北纺纱局，它的官商合办史更加典型。② 它开办于1894年，其时张之洞正获得几个商人对他的旧的织布局的支持。 张之洞向清帝许诺，准许商人投资者成为合伙人。但他未能详细地提出怎样 去实施这种合伙关系。虽然他用了“官商合办”和“招商助官”等词来说明 官商合作的新形式，但是他上奏清帝请求敕准的奏疏的大意，仍与官督商办 企业相差无几。 不过有几个商人的反应是积极的。到1887年，他们为了这个新的纺纱 局提供资金约三十万两，亦即资本的一半。看来当张之洞任命一个高级官员 做督办和盛春颐做总办的时候，商人股东至少对机器和公司帐目拥有控制 权。然而在 1897年期间，当纺纱局准备开工生产的时候，张之洞任命王常 川道台作他的局中常驻代表，负责督办事宜。合伙的商人对张之洞的有增无 减的干涉已经越来越不愉快。王常川被任命为局中官方常驻代表一事把他们 的快要爆发的不安变成了公开的反抗。王常川的回答是要保护政府参与公司 管理的权利，因为政府业已提供了半数资本。 他们其后是怎样辩论的就不十分清楚了。看来张之洞力求磋商出一个妥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1 册第573—574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7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册第572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册第579—591 页。 ----------------------- Page 344----------------------- 协方案。但妥协方案被拒绝，1897年7月，商人们退出了。根据张之洞的说 法，商人们不但要全部管理权力，而且另外还要二十万两借款。作为报偿， 原来的政府股金三十万两转为贷款，付给预先决定的保证利息。① 张之洞宣称他同意这些条件，但附加的二十万两借款却未予同意；因 此，商人们决定退出。张之洞可能坚持过要有某种政府控制的形式。与官督 商办形式下所处的地位相比，避免这种控制对商人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 突破。确实，官员和商人的作用就会颠倒过来。在官督企业中，归根到底是 利用商人资本的官员负责管理。按照张之洞的条陈所说，商人们在新的方案 之下可以利用政府资本，并且仍然对工厂管理有控制权。至于说到官方放出 贷款所收的保证利息，它和许诺给所有私人和官方资本的“官利”很相似， 而不管这种资本是投放到官督企业还是投放到其他种类的企业。 无论如何，到了1897年夏，纺纱局本质上变成了一个官办企业。商人 投资额的一半是立即偿还的。另一半则用在一年以后到期的债券偿付。这显 然引起了很深的反感。提倡新工业而又得到官方支持的绅士张謇报告说，在 张之洞和商人之间发生破裂以后，他在为创办一个私人纺织厂而大力筹集资 金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曾经向张謇提出金钱保证的许多私人投资者也都撤销 ② 了他们的支持。湖北纺纱局的经营未能赚取利润。1902年它仿效湖北织布 局而被租给了一家私人公司。 张之洞总督远未被这些失败所阻，他在1905和1906年试图再次大干一 番。这一次他公开承认，政府干涉近代工业的管理是错误的，他提出倡办经 过改革的官商合办公司，其经营将对股东们负责。张之洞还答应私人投资 者，他们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拥有生产和销售的专利权，并且在头五年期间保 证投资者能获得其本金的百分之五的利润。政府的控制限于：第一，政府的 审计官定期检查公司帐簿；第二，在第六年，政府和公司一起决定每年的合 理的税率。 张之洞希望这些宽厚的条件能够吸引商人大规模地向他的新的合股公 司投资，同时希望政府资金在需要时也只是少量提供而已。这些希望破灭 了，因为原计划资本为八十万两的一个毡呢厂，在1906年开张时官方资本 为三十万两，而私人资本只有十万两。两年以后，毡呢厂因缺乏流动资本而 倒闭。还有几个其他的企业，包括纸厂、玻璃厂、水泥厂、针钉厂和皮革厂 等，都只办了很短时间就关了门。失败的原因总的说来显然是没有经验和管 理不善。就针钉厂而言，它是由欧洲进口的最新机器装备后于1908年开办 的。然而总办毫无办厂经验。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曾做过张府西席，可能他 就是因为这一关系才得到此职的。1910年在他宣布该厂破产以后，他被告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公牍》，卷12 第15—16 页。 ② 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张孝若编），第1 册第14 页。 ----------------------- Page 345----------------------- 发、定罪和坐牢，因为他至少侵吞了公司的公款五万两。 ① 张之洞答应和商人保持比较公平的合伙关系，仍不过是口惠而已。首 先，他要求办的每件事都贴近他自己。他办的织布局跟着他从广州迁到武 昌。他的炼铁厂就在他衙署的隔壁，虽然该厂既不靠近产煤地，亦不靠近铁 矿。张之洞不肯授权给别人，只相信自己才能够密切地进行监督。特别是在 他的助手蔡锡勇于1896年死后，他对他的一些官方总办都不信任。还要提 一下，不论蔡锡勇或者盛春颐，看来都不是干练的总办。 张之洞在吸引有才干的商人的帮助方面，也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的顾问 中间没有一个出色的买办。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一向低估商人的能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搞工业发展的路子与李鸿章的路子截然不 同。李鸿章从商人和官吏队伍中起用了许多优秀的经理和行政人员，而且知 人善任。但张之洞作为一个近代工业的提倡者，因缺乏才干如盛宣怀或唐景 星的助手，所以他对工业发展的贡献严重地受到了限制。 幻想逐渐消失 在十九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情愿对官办近代企业进行投资，这不仅 是由于给予他们的职责不够。当其中任何一个公司倒闭的时候，它们所在的 省政府常常要求把公司剩余的资产优先偿还官债，给商人股东的就为数不多 了。1893年，烟台缫丝局在经营十多年以后关门了。在它满足了政府的全部 要求以后，官方经理们只给投资者每股十两，而他们原先每股付了二百两； 如果第二次认股又每股付出二百两，则可得二十两。这种做法显然没有和投 资商人充分商量过，根据徐润的记载，他们对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徐 润不是盛宣怀的朋友，他指责盛说，盛宣怀后来接收缫丝局之后就把它变成 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买卖。徐润于是评论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 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①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证明官员们本身洞悉商人的不满。当刘坤一 总督被询及关于采用官督方式建造铁路的意见时，他在1895年的奏疏中说： 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 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 ① 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 刘坤一总督 的分析也适用于官商合办企业，因为这两类形式实际上差不多。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册第592、613—620 页。香港《华字日报》，1905 年6 月2 日 和20 日。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3 页。 ① 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131 页。引文载《刘坤一选集》（中华书局），第2 册第883 页。 ----------------------- Page 346----------------------- 盛宣怀完全知道商人们怨声载道。就在徐润指控他不公平地对待烟台缫 丝局投资户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盛宣怀试图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东们订出 一个比较公平的补偿办法（该局在1893年焚毁）。他得到李鸿章的同意， 拒绝了政府关于收回官方贷款二十六万五千三百九十两的要求。然后他表示 愿意从织布局剩余的资产中以现金付给商人，同时再用该局的后继企业华盛 纺织总厂的股票偿付。结果是商人股东获得偿还的现款合他们最初投资的二 成，其余则为华盛的股票。不过，如果盛宣怀以为对商人投资户这样明显的 示惠就会吸引他们重新向华盛投资，那他就大失所望了。商人们仍然疑虑重 重，而且由于他那个小圈子中的商业伙伴们都是铺面不少而资金有限，所以 华盛的资本一直不敷。华盛纺织总厂开始很有希望，以后在短短的几年中一 直赔累，直到1901年为止。1901年，盛宣怀得到清廷许可，在宣布所有华 盛的股票（包括那些为兑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旧股票而发行的股票在内）一 律无效以后，就把华盛纺织总厂变成了一个私营公司。② 然而，商人对官商合办的新工业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这就是这类企 业一直到清朝灭亡时和灭亡后仍陆续在开办的原因。如果说人们对它的幻想 大大地破灭的话，那么他们也普遍地认识到在外商竞争的面前必须有官方参 加。郑观应所表现的这种对政府若即若离的感情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本人至 少是两个这类企业的商人兼总办）。一方面，郑观应承认商人需要官方的保 护，因为在中国没有商法和宪法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财产。所以他提出，官 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办法是可取的。另一方面郑观应觉得，这个办法只能临 时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应该制定出一项公平而行之有效的法律来保护商人。 郑观应争辩说，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大地减少了某些 企业的利润，造成了另一些企业的失败。在提到三个赢利的官督商办企业， 即天津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时，他大声疾呼道：如果让它们全由 ① 商人经营，则“其所收效果宁有涯涘！”郑观应还观察到这些企业的开办 过于依赖各省官方赞助人的一时兴致。虽然人们承认李鸿章很开明，不会对 官督商办企业科以重税，但“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 能识大体”。② 后来，郑观应在民国初年写作时，对清政府卷入各种工业之举讽嘲备 至。他谴责官员们“损下益上”，反过来还要假装帮助商人。他回忆了天津 电报局在本世纪头十年的末期如何对其股东没有作出适当的赔偿就收归国 有的情景。他拿这种情形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来对比，日本对新型的和新生的 工业给予财政资助，并且提供管理人员，让它们顺利通过开办之初的岁月。 郑观应于是提到他从日本友人处得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日本人开办一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卷5 第41—43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 第43—44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 第4 页。 ----------------------- Page 347----------------------- 个炼铜厂，在头几年亏损惨重，差不多要宣布破产了。这时政府进行干预， 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严办了那些贪污腐化的办事人员，并在资金、管理和 一般的监督方面给予帮助。几年以后当该厂开始赚钱的时候，政府放弃了对 该厂的一切权力，把权力交回给商人董事们。郑观应暗示，中国政府对它自 己的企业也应该以此为法。① 因此，官商合办到底该如何进行，在这方面仁智之见大不相同。商人们 欢迎官方的提携和眷顾。他们至少在草创时期甚至会接受以政府的贷款和管 理指导为形式的国家控制。相反，张之洞、盛宣怀等官方主办人对这种官商 合伙关系的概念却大异其趣。由于国家没有多余的资金搞这些经济事业，所 以一定要利用商人们的财源和吸收他们的资本来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近代企 业虽然能使中国强大以对抗西方，可是它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完全交给商人 去办。官方一定得保留控制大权。 根据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传统作用来看，很难挑剔官员们对国家的控制 所持的自以为是的看法。但是在保持这些控制权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李鸿 章最初主张只进行一般监督和扶助的想法。他们直接插手经营管理；同时由 于他们一身而兼官方经理和私人投资者身分，所以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混淆国 家利益和官僚利益的倾向，并且从为国家效劳的立场转而后退到追求他们的 一己之利。因为越来越多的官员与近代企业发生关系，这类倾向也日益严 重，直到它们开始形成中国式的工业发展时为止。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 第56—57 页。 ----------------------- Page 348----------------------- 创办私人企业的运动 很难说究竟是由于官僚的控制还是资本的不足，才使清末近代企业的发 展受到更大的压抑。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筹集到足够的资本（不 管是来自政府外部或政府内部），那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官僚控制所 产生的那种窒息企业的影响。 自1873年以来曾号召公开征股，但结果不好，因为商人们对官方提倡 者的用心采取戒备态度。 然而，大约1900年以后，许多这类筹款运动能成功地筹集大量资本。 舆论的改变使得投资者愿意提供资本了，但条件是公司要商办。中央政府也 公布了私人公司合股的法律和章程，以帮助增强公众的信任。尽管国家的这 些措施往往不能很好地付诸实践，但是它们还是适应了私人投资者求取法律 保护的要求。 不过，促使公众越来越给予支持的最大动力还是新世纪日益高涨的政治 气氛。大城市的重要商人团体组成了自己的商会，以进行一些政治运动，如 ① 抵制外货，或者要求中国人参加外国人主持的上海工部局。 这些出于爱国 心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关注，不久就集中在外国对中国工业的控制这一经济 问题上。既然政府看来不愿意或者无力防止外国人的控制，所以有政治觉悟 的商人和绅士现在就以此为理由来积极推动创办私营公司。这些运动取得了 巨大的规模和力量，因为爱国主义因夹杂着私人利益而得到加强。 私营铁路和经济民族主义 一个深得民心的运动是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铁路财政和铁路建筑的权 ② 利。近代工业虽然在开始提倡的时候是要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时却正落到 外国资本家手中，因为国家宁愿向外国银行借款，以保持对一切实际上快成 为外资企业的徒具虚名的控制。在对这类事情进行争论时，各省绅商积极分 子把商办变成了政治问题。他们的抗议不再属于经济性质，而是政治性质的 了，“商办”在抗议声中被看成是保全国家经济实力以对抗外国侵略的行动， 而国家的创办却被看作是与西方银行家相勾结的行径。完全独立的、无留难 的、不受本国政府和外国人控制的私营企业，就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 然而国家却认定，铁路不象纺织工厂，它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 ① 例如参看埃尔文的《1905—1914 年的上海行政》，罗兹的《1895—1911 年的广州商会》，以及琼斯的《上 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这三篇文章都载在埃尔文等编： 《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 ② 另一个有着同样动机并且在同时进行的大得人心的运动是要从外国公司手里收回开矿的权利，见李恩 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 ----------------------- Page 349----------------------- 不能让私人企业家去经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张之洞作为督办中国 第一条重要铁路的官员，曾慷慨激昂地争辩说，铁路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和主 权。他承认，私人资本能够补充国家贷款或外国贷款之不足，但是官员们一 定得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粤汉铁路首先对张之洞的见解提出了重要的挑战。1904年，广州七十二 行商和九善堂的商人领袖组织了好几次人数众多的集会，要求把粤汉铁路的 建筑权和财权还给中国人。这些权利业已由中国政府授与一个美国组织—— 美华合兴公司。在汉口，张之洞支持甚至煽动了一个同样由商人和绅士领导 的恢复利权的运动。使地方感情突然爆发的表面原因是铁路建设迟延了，以 及美华合兴公司占有的、数量足以控制铁路的那部分股票未经认可就被卖给 了比利时辛迪加组织。不过，造成这件事的真正的原因纯粹是对外国特许权 和贷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 在1905年内，美华合兴公司的控制权又被美国另一家公司取得。但是 复权运动从参加了几十个群情激愤的集会的成千上万商人、学生和绅士那里 获得如此声势浩大的支持，致使中央政府害怕会发生地方叛乱，所以它不得 不强迫美国人接受赎买的协定。 广东省政府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筹集地方税来建筑铁路。地方绅商领袖大 力倡议私营铁路以后，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反应是逮捕绅士领袖和商人领袖各 一名。但是这个行动起了相反的效果，因为1906年初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店 员重新活动了起来；他们在前些时曾参加过许多恢复利权运动的集会，但是 他们后来退出了关于公司资金来源和行政管理问题的争论。现在，少数几个 主张铁路私营的领袖一经岑春煊指责，他们的反官办的行动反而大白于天 下，并且深得民心。接着召开了几次集会，或者通过决议对省抚之计划征收 附加税表示遗憾，或者组织支援代表团去访问被监禁的领袖，或者保证募款 资助成立一个私营铁路公司。① 清末近代企业不能通过公开征股来吸引民众的支持，因为股票价值太 高。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征股活动，但每股的票值都 高达一百两。当时一个店员的平均工资是三块银洋一月（约合二两三钱银 子），而此数足以养活一个小小家庭，所以一百两银子的巨款只有非常富有 的人家才出得起。1906年的这些集会攻击了这种一贯的高昂价格，坚决认为 建造铁路所需的巨额款项只有集腋成裘才能募集。它们通过决定，主张发行 一种可以分期摊付的低面值股票。他们最后采用了五元一股（约合四两银 子）的办法，在一年到一年半内三次付清，这甚至使贫寒学生也能认购。在 ① 香港《华字日报》， 1906 年1 月9 日、15 日；《华南晨报》， 1906 年1 月12 日、 15 日、18 日。关 于官员、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这些戏剧性冲突只有粗略的文献记载，例如，收集在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 路史资料》，第3 册第1045—1055 页。岑春煊在他的自传《乐斋漫笔》中缄口未谈此事。许多有关的记载 只能从两份当时的报纸中搜集到，它们是香港的《华字日报》和《华南晨报》。 ----------------------- Page 350----------------------- 1906年2月共筹集到第一期认股款1，648，788元。这次运动计划筹集二千 万元作为私营铁路公司的资本，它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公司正式取名为粤汉铁路公司，并向北京申请要求取得商办地位。 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海外的、或者香港和其他省份的广州商人源源不断 地提出保证，但都以取得商办地位为条件。① 不论是北京的或者广州的当局，都不能抵挡这样一个有群众支持的强大 的示威。1906年4月，前买办和实业家郑观应，被地方行会和慈善堂领袖组 成的组织委员会选为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商办地位也立即得到官方的批准。 同年6月21日郑观应就能够上报说，收到的第一期认股款已逾八百八十万 元。这是中国直到此时为止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所能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资 本。 但是，虽然得到私营权利，并没有终止关于对公司施加控制和指导的争 论。在以后五年中，该公司即以商办企业来经营。但是这五年中危机不断。 首先是被选举的高级职员的合法性问题。郑观应之被选为总办，受到一些股 东的反对，直到他被迫辞职而由梁诚接替为止；梁诚这名官员是刚卸职的驻 华盛顿公使。股东中间的派别活动随之产生。董事之间互不信任，结果只好 用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办法，以划分职责范围，这样甚至使总办无权对整个企 业进行协调，更说不上进行管理了。② 这一切都促进了股东们的战斗性和公众的警觉。当公司帐务管理不善和 高级职员中间贪污成风被宣扬出来时，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机会。到了 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 铁路象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那样也是一个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 路公司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 英里长的铁轨。象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 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 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 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在这几年期间，另一个商办的沪杭甬铁路公司的历史与此有惊人的相似 ① 之处。 1907年后期，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运动以后，浙 ① 《华南晨报》， 1906 年3 月2、4、7、10 日； 4 月14 日。《华字日报》， 1906 年3 月3、5、10、19 日。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9 第46—47 、61、74 页。 ① 关于这条铁路中的外国利益的大部分情况，见孙任以都：《1908 年的沪杭甬铁路贷款》，载《远东季刊》， 卷10 第2 期（1950 年）第136—150 页；马德琳·齐：《沪杭甬铁路贷款：恢复利权的事例研究》，载《现 代亚洲研究》，卷7 第1 期（1973 年）第85—106 页；以及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 年收回英国的苏杭甬路权的斗争》，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3 第1 期（1972 年）第223—268 页。关于当时的记述和文献，见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连载在《东方杂志》上；又宓汝成编：《中 ----------------------- Page 351----------------------- 江地方绅商领袖收回了一家英国公司的筑路权，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 （认购后五年分期缴清）的办法筹集资本。浙江铁路公司是建造一条横贯长 江下游南岸的铁路的两个省办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贪污腐化、工程质量差、 管理上的争吵和公众支持的日益减少，很快就受到了打击。以进步闻名的士 大夫汤寿潜由于他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向是直言无隐的领导人，所以在1905 年被选为修建沪杭铁路的总办。过去人们抱怨汤寿潜狡猾、固执和骄傲自 大，现在则转而赞扬他的提倡立宪运动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 力。 1909年，汤寿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让步，提出辞职。但是这一行动反而 为他的党人提供一个展开强有力的挽留运动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 他这样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汤寿潜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职，此事又引起 了对私营效率的怀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过群众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头 脑的股东购买股票是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容易抓住新得 的股东权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务，特别在涉及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事务时更 是如此。结果是使受到群众支持的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色彩。 1910年汤寿潜被免职一事，驱使为数众多的股东们集会于上海，他们通 过决议说，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出 的公司高级职员革职。他们援引北京前几年颁布的公司商律第77条，上面 规定，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职员的权利。整个9月还继续开了几 次会，有些集会开成了群众示威活动。宁波的一次集会参加的人达万人以 上。该公司以这样的民意支持为奥援，便径直和浙江巡抚增韫及省谘议局打 交道。省谘议局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它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特别是在 清帝鼓励要实行宪政的时候。浙江巡抚增韫最后答应把这个决议正式转呈北 京。省谘议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务相威胁。 但是邮传部在9月24日已作出回答，重申张之洞的标准论点，即铁路 涉及国权，因此甚至那些处于商办地位的铁路公司也仍然要与政府保持一种 特殊关系。所以每个铁路公司的总办和会办在选出以后，得经邮传部正式任 命。邮传部的结论是，铁路公司是“官治公司”，因此免职的命令仍然有效。 ① 浙江公司股东们的反应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邮传部侍郎坚持第 77 款不能适用，因为汤寿潜是在邮传部把公司股东们的意愿上奏以后最后经清 帝批准任命的。所以，皇帝也有权把他革职。至少就铁路来说，“商办”实 际上与“官督商办”并无不同，因为国家保留了选任高级职员的权力。 对广东和浙江两铁路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经营管理的作风问题。虽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999—1009 页。 ① 《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第7 年第9 期 （1910 年）第67—70 页；第10 期第75—77 页；第11 期第87、94—95 页。 ----------------------- Page 352----------------------- 然梁诚和汤寿潜两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然而两人都使公司最后陷进了官僚主 义的办事陋习之中。梁诚成为浪费和无能的牺牲品，后来窜改公司的帐目为 他私人谋利益。汤寿潜支持有关地方绅士利益的事业，使公司与中央政府发 生了冲突。关于这两个铁路公司经营不当的情形愈公开，就有更多的人逐渐 了解，商办不是一种为了公众福利而必须争取的权利，而是一种使公司的董 事和经理发财致富或授予他们政治权利的特许证。浙江铁路公司短期内保留 过有名无实的商办地位，但是到了1911年仍被国家所接收。这两条铁路没 有一条是真正由商人们经营的企业，这个事实反映清末的大工业几乎不可能 摆脱和官僚主义的联系而独自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茂新面粉厂 有几个近代企业得以规避了官方的主办和买办的经营。它们由传统商人 的财力兴办，因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机器能够被用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提 ① 高生产力。此种企业中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茂新面粉厂。从1901年开始， 这个厂即由江苏无锡的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办。虽然荣家与官方有着某 些并不重要的关系，但荣氏兄弟却是非绅非官。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政府的 一个主事，他送长子荣宗敬到铁匠铺当学徒，又送次子荣德生进学堂念书。 荣德生愿意学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两个钱庄里当了三年学徒。 满师后，荣德生在一个政府衙门里谋得文书的职务，荣宗敬则在一家上 海银行继续工作。在1897—1898年期间两兄弟都在上海的时候，其父亲带 领两兄弟决定邀约几个朋友开设他们自办的钱庄。钱庄开业以后不久其父即 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便把股票都卖给了荣氏兄弟。大约在1900 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始对面粉厂发生兴趣。荣德生发现尽管面粉市场越来 越兴旺，但因为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所以它仍然是免税 的。竞争是微乎其微的，全国共只开设了四家面粉厂：天津、芜湖各一家， 两家在上海。上海的两家中，有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另一家则为军机大臣 孙家鼐的儿子孙多森所有。不过，荣氏兄弟搞近代工业完全是外行，他们不 知道需要什么机器，更不知道办整个厂得花多少钱。和他们打交道的面粉厂 都不让他们参观工厂。荣家兄弟询问一家进口美国机器的洋行，得知开设一 个小型工厂，单购机器一项约需八万两银子。最后他们找到一些英国造发动 机，带动四个法国造的石制研磨机。为此他们总共只花了不到两万两。 这笔巨款实非荣氏兄弟所能筹集。幸运的是，荣家的恩主朱仲甫前来过 问并给予帮助。朱仲甫刚刚弄丢了一顶不大的乌纱帽，正在找机会进行合适 的投资。他和一个朋友一起为这个新公司提供了三万两资本的半数。荣氏两 ① 关于茂新厂早年的情况以及荣家的背景，见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 册第 372—376、381—382 页。 ----------------------- Page 353----------------------- 兄弟提供五分之一，合六千两，他们的几个亲戚则出资补足剩下的九千两。 但是他们发现，甚至在工厂开工以前三万两资本总额也是不够的。在 1902年，荣氏兄弟实际上把他们钱庄的全部利润一万两都转给了面粉厂，从 而使他们自己成了最大的合伙人。1903年他们再增加自己的新股，因为这时 他们钱庄的新收益使他们能够买下所有朱仲甫的股份。朱仲甫当时已决定放 弃他的股权，因为他准备离开上海另就新官职。接着面粉厂改组。在其他朋 友帮助之下，该厂实收资本已增加到五万两。面粉厂的名字由保丰改为茂 新。这一切刚安排就绪时，日俄战争爆发了。面粉的需要量大增，茂新面粉 厂开始赚钱。 公司成功了，于是决定试用比原来石制研磨机更好的机器。1905年，它 廉价购进六台崭新的英国造钢质研磨机。这是一种新型号，因而英国出口商 急于要在中国试验其性能。它们证明是一大成功，因为1905年因产品改进， 产量增加，茂新面粉厂在那一年的盈利达到六万六千两。这笔利润再加上钱 庄赚的钱一起，又被投入了面粉厂。1905年1月11日当茂新面粉厂作为一 个私营有限公司成了向中央政府注册的第四个企业的时候，它已经宣布它企 图把资本增至六万两。① 荣氏兄弟于是想法扩充业务，到另一近代企业领域中去发展事业。在 1906和1907年，他们约集一些亲友在他们的家乡无锡开办一个棉织厂。他 们把面粉厂这几年得到的利润投作资本。但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棉花市场 萎缩不振。面对不稳定的前途，他们迅速把款子抽回面粉厂。于是他们一直 等到1915年才进行经营棉纺业的第二次尝试，这一次却获得了成功。与此 同时，他们的面粉工厂继续蒸蒸日上。1908年，他们在无锡建立了第二家面 粉厂。它在1910年，接着在1914年，都一再扩大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时面粉停止进口，荣家的面粉厂和设在上海和汉口的分厂都飞跃发展，直 到1914年，每天平均生产面粉八千袋。到1929年，荣氏兄弟控制着大约十 二个面粉厂，一天生产十万袋面粉，为中国机器工厂所生产的面粉总产量的 六分之一。 荣氏弟兄是第一批转营近代工业获得成功的传统商人，他们几乎没有官 方照顾和官方财政支持。他们没有买办的经验，他们的工厂是用他们钱庄中 积累的资金，以及用他们面粉厂的盈利进行再投资而开办起来的。 然而它们也不是毫无官僚资源的帮助。首先，朱仲甫的资金在荣氏兄弟 经济非常拮据的创办时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仲甫的参加很 可能使这个新企业的威信和保证得到了必要的提高，这才能够使荣氏弟兄劝 说亲友出面投资。 其次，他们在建厂时碰到了官僚的反对。受到官员支持的地方绅士抱怨 工厂的烟囱高耸入云，根据风水，它会给当地带来灾祸。虽然现存的材料没 ① 农工商部统计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5 册第1 页。 ----------------------- Page 354----------------------- 有说明这位非高官显宦的朱仲甫在后来的商谈中起过什么作用，但是可以保 险地说，他在商定最后的解决办法时一定出了很大的力，从而得以在很少的 限制下建立这个面粉厂。第三，荣氏本族略有官僚背景。荣家父亲和弟弟曾 一度当过低级官差。他们从什宦中得到的钱大概就是他们先在钱庄、以后在 面粉厂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开办资本。我们把这些“官僚影 响”加以考虑之后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茂新面粉厂的成功代表中国 传统商人的新发展。但是，茂新的资本很少，仅几万两银子，与拥资二、三 百万两的官督或官办的大纺织厂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 看，要吸引大量投资或经办一个大型近代企业，如果没有密切的官方合作是 不可能的。 唯一真正的例外是这个时期由广东华侨商人在香港建立起来的为数不 多的近代大企业。有三个重要的近代企业：先施公司，于1900年由马应彪 创办，资本二万五千元；永安公司，于1907年由郭乐、郭泉兄弟创办，资 本十五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06年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 资本十万元。先施和永安两公司都是百货公司，它们是仿照马应彪和郭氏兄 弟在澳大利亚的两爿百货公司开设的，他们最初就靠那些公司赚了钱。简氏 家族同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有商业联系。因此， 他们办企业的精神和方法都得益于传统社会之外的力量。直到1912年，先 施公司在广州开设了一个分公司，两年以后又在上海开了第二个分公司。永 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起而效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三家公司都 变成了重要的私人企业。不过，它们在清朝末年创业的成就是在中国政治力 量的范围之外取得的。① 新的行政章程和法规 私营企业应该在国家工业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这个思想引导人们去努 力争取政府对私人企业活动的保护。政府在京师新设的各局制定了关于确定 商人的身分、组成私营公司、确立专利权利和破产程序等等方面的行政章程 和法律。1904年1月21日首先颁布的综合章程有《商人通例》九条和《公 司商律》一百三十一条。以后又颁布了公司登记法（1905年）、破产法（1906 ② 年）和专利权法 （1906年）。其中以公司商律最为重要，因为它承认了五 大类商、工企业： （1）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无限合伙企业；（2）两人或两人 以上的有限合伙企业；（3）七名或七名以上股东的无限公司；（4）七名或 七名以上股东的有限公司；（5）独自经营和具有无限责任的商号。1904年 ① 先施公司：《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永安公司：《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录》。中 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② 农工商部：《农工商部现行章程》。 ----------------------- Page 355----------------------- 设局专门登记这些公司。 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在1904—1908年期间，向该局登记的公司约272 家，它们的核准资本总额接近一亿两银子。不过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因为 实收到的大概只是核准的资本的半数或不足半数。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 业。这272家公司中有44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钱庄、中药铺、或 其他批发和零售商店。不过大多数 （272家中的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 限公司。它们占全部资本积累额中的绝大部分。到1908年，它们事实上的 确形成了全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③ 清政府也开始制订官方奖励的详尽制度。第一部章程强调工程和技艺。 它被采纳作为1898年“百日维新”的一部分内容，可能从未被实行过。1903 年颁布的第二部规章是针对投资者和创办人的。但是这些也证明效果不大， 因为允许获得个人投资或创办企业奖励的最低数目是五十万元。对这样一笔 大数目，很少人出得起。同时，任何拥有社会威望而首先能够筹集这样一笔 数目的人，只能获得“第五等议员”的身分，这显然是降低身分的事。不过 在1906和1907年之间，全面的奖励制度终于建立了起来。它把奖励分为三 类：第一，奖给高超技艺的手艺人和有所发明的技工；第二，奖给工业提倡 者，而要求他们筹集资本的数目却大大降低了；第三，奖给投资者，包括对 真正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授予终身贵族的地位。 受到奖励的实际人数一直是很小的。正如《东方杂志》所指出的，中国 ① 的企业家们并不需要荣爵虚衔，而需要政府真正和有效的保护措施。 由于 爵衔两者仍然能捐买到手，事实上许多商人也都捐到了手，所以这些奖励不 能使人产生敬仰之感。比这更坏的是，所需的数目仍然太高。一个人要成为 三等男爵，必须投资一千万元。所以没有人被授予终身贵族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虽说这整个奖励制度未著成效，但仍然表明中央政府对新工业的态度 是积极的，表明政府愿意采用洋办法，即给予官方承认来鼓励商人。 ③ 根据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五册和《第二次》第五册的材料算出。 ① 《东方杂志》，“商务”，第2 年第1 期 （1905 年）第2 — 3 页。 ----------------------- Page 356----------------------- 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领导方面的矛盾 奖励和法规一样，都是由北京颁发和公布的。颁发奖励属于中央政府的 职责范围。它们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导国家 经济政策。有鉴于在1900年以前中央政府没有订出新制度措施领导工业发 展，所以此后北京千方百计想用建立新制度和开展新项目来抵消各省的优 势。 地方对工业发展的指导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进行的。第一，各省官 员通常要轮换。工业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继任人所否定。第二，虽然中央政 府没有用财政的力量帮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业，它仍然保留着核准各省分配 财政收入的权力。不过一经中央政府核准，实际支出和由于这些支出而需要 的一切赞助都是在省级领导人权力之下安排的。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 间的权力，从而不可能按照国家的轻重缓急使工业能够井然有序地发展。但 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员司的品质愈来愈坏，所以北京各部的工 作不见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京师新设的各部 适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业法规，是中央官僚机构进行基本改革 的产物。改革首先是精简传统的六部，增设了一些新的部（见第七章）。其 次是在思想上确立了新的任务，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领域和树立中央政府的权 威。因此，在工商业方面北京组织了一个新的部，各省下设分署，并且鼓励 商人组织商会。 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郑 观应等播诸文章，但大约到1902年盛宣怀对它发生兴趣时才予以认真考虑。 盛宣怀对此事的关心反映出，他不仅理解现代的经济需要国家的指导，而且 还因为他和各省工业领导人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虽然盛宣怀在担任几个大 公司的官方督办时颇有成就，但他的官阶一向不够高，所以他无论是在各省 或是在北京都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他在李鸿章手下开始他的官宦生涯，而 在1895年以后李鸿章失势的时候，张之洞成为他的新的庇护人。但是，张 之洞宁愿躬亲监管他的工业项目，所以他的庇护往往不足恃。1902年，盛宣 怀任宗人府丞和会办商约大臣，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中等官员。他建议设立 一个新的部来指导工业和贸易事务。 盛宣怀的建议恰好和两个满族亲王的类似意见相吻合。醇亲王二世（清 帝的异母兄弟）和庆亲王的儿子载振两人刚刚分别从海外旅游归国，显然因 受到华侨商人的热烈招待而深受感动。虽然军机大臣荣禄带头提出过一些反 对意见，但是当他在1903年4月去世的时候反对意见便渐趋消失。五个月 ----------------------- Page 357----------------------- 以后商部正式宣告成立。 ① 新成立的商部在开始时工作热情很高。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传统的六 部，仅次于外务部。它拥有广泛的管辖权，并且受权接管所有已由传统各部 和机构建立起来的重大工商业计划。它还计划在各省建立直接对它负责的商 务局。商部尚书是载振。他的父亲庆亲王为新成立的财政处起草一个全面改 革国家财政的方案。甚至传说庆亲王意欲将这个有权力的财政处置于新的商 部之下。报纸报道，北京书肆内关于工业和国际商业的书一售而空；官僚把 这些书全部买去，准备自己参加新商部录用人员的考试。 但是商部的存在没有能满足这些期望。矛盾发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 部和机构放弃它们的管辖权限。例如，钦命的商务、商约和铁路等官署都一 ② 如既往地进行工作，完全独立于新成立的商部。 同时，商部的财政经费也 少得可怜；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偿付庚子赔款之前的海关存款的利息。由于 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银行的时间长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拟订 ① 新的经费方案上的时间比花在拟订新的工业计划上的时间要多。不过，商 部失败的最关键原因是载振及其同僚领导无方。载振因放荡腐化而声名狼 藉。1907年5月，他被迫辞职，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员的一个身价很高 ② 的歌妓，并为他的父亲庆亲王弄到一笔十万两银子的巨额贿赂。英国训练 出来的一个律师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对商部的组织和章程有所帮助，在 1903 年担任了四个月的商部左侍郎。伍廷芳为人干练正直，后来，陈壁接任了三 年，而陈壁却是个有名的贪官。 在1906年进行大整顿的时候，商部进行了大改组。它对铁路、船舶、 邮电的管辖权都转给新设的邮传部。由于这些交通通讯工业占用了当时用于 开发的大部分资金（特别是外债），所以改组后并另外改名的农工商部就无 职守可言了。在1907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轮船招商局的权利。但是，邮传 部则声称船政理应属于它的权限。农工商部争辩说，轮船招商局是商办，因 此得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最后它们同意让邮传部监管招商局的运输政策（如 经营的航运路线），而让农工商部监管它的业务经营。③ 还不清楚为什么要把指导国家的近代企业的责任如此是非不分地加以 划分，使之形成两个部。主要受益人看来就是袁世凯，他在1907—1911年 ① 关于商部筹备成立的消息，在《华字日报》上经常刊登，例如见1903 年3 月23 日、5 月7 日、7 日18 日、8 月8 日、9 月26 日、10 月10 日、31 日、11 月13 日以及12 月30 日的报道。 ② 钱实甫编： 《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68、71 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方案的报道，见《华字日报》1903 年10 月10 日；1904 年2 月9 日、7 月6 日、8 月13 日；1905 年2 月24 日、5 月31 日；1909 年10 月16 日、11 月8 日；另见《东方杂志·记载》，第6 年第 9 期 （1909 年）第430 页。 ② 见沈云龙：《掌握晚清政柄之奕劻》，载于他著的《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第2 册第73—74 页。 ③ 《东方杂志·记载》，第5 年第10 期 （1908 年）第93 页。 ----------------------- Page 358----------------------- 期间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邮传部。因此，在盛宣怀在1911年成为邮传部大臣 之前，该部先后由袁世凯的门生陈壁、徐世昌和唐绍仪所领导；而部中一个 有势力的铁道部门一直是由袁世凯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诒领导。这在中央和各 省的利害关系中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冲突。1907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从 外省任所被召回到北京任军机大臣。中央政府这时大概想把交通通讯工业— —在当时主要是铁路——集中于一个部管辖，以便进行统一发展铁路的新的 努力。铁路管理引起北京的特别注意——不仅因为它具有经济和战略上的重 ① 要性，而且因为需要借大量外债作筑路资金。袁世凯和张之洞调任军机处， 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利用他们办铁路的长期经验和兴趣。在1908年，张之洞 又被任命为粤汉路和川汉路的督办。不过，如果说北京曾希望抓住铁路经营 的主动权的话，那么它的策略又失败了。无论是袁世凯或是张之洞，都无法 使各省的绅士和有名望的商人就范。 各省的反应 各省巡抚对在本省设立部属省署的新计划抱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既然北京已无其他办法，各省政府就用不同方式象征性地表示服从来 搪塞应付。由于各部都设法把新署局强加于省一级，各省便扩展自己的机 构，把它们置于北京名义上的控制之下。例如，1904年初，商部尚书载振奉 旨计划在各省建立商务局——一个崭新的官僚机构——来为他的商部服 务。各省当局的回答是，他们早已有了商务局在执行这些任务。事实上，张 之洞在1896年就已第一个开始建立这样的局来计划近代的经济政策，但是 不久就利用它来筹集工业资本和谋取贷款。张之洞的榜样被其他省会纷纷效 法，直到商人普遍对它们表示不欢迎时才停止。在1903—1904年的某个时 候，广州和上海这两个主要的商务局被迫关门，因为它们不受欢迎。① 1904年夏季，商部向各省的意愿屈服了。8月，各省原来所有商务局被 正式指定为商部的分署，以指导各省一切工商发展事宜。每局由一个经督抚 遴选的商务议员领导，但他要经商部批准和任命。商务议员应具备知府或候 补道台的官衔，他必须精通工商事务，定期上报，编制统计表，进行调查研 究，以及保护当地商人和归国侨商。他可以直接向商部打报告，但报告副本 ② 应呈送督抚衙署。这样一来，商部任命商务议员只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办法， 各省却拥有实权，既可以遴选他们自己推荐的候选人，又可以收到他们送给 商部的报告的副本。 ① 见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 年收回英国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文录》卷1 第19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册第596—597 页。 ② 《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6 第36—37 页。 ----------------------- Page 359----------------------- 这一安排促使成立了更多的商务局。1908年末，四十四名商务议员被任 命，但是商部立即发现他们不执行商部的指示。下面讲几件北京和各省省会 之间行政上勾心斗角的事件，以说明商部的困境及其无能。1904年末，商部 已经在奏疏中申诉说，各省选派的商务议员都没有工商业的知识。“在各督 ③ 抚中关心民瘼，认真遴选者固不乏人，而视为例差者亦复不少。” 它请求 朝廷命令总督们要更加勉力从事。这说明困难之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部为 了强迫一个不顺从的省政府遵从它的指示，竟不得不求助于皇上的权力。商 部的创立者们原来希望它在各省做的事能多于传统的一些部所做的事，但不 幸的是，这个新部出现时正值中央政府更加依靠各省的新财源以偿还国债之 际。 1905年夏季，商部又向清帝诉苦说，所属商务局都不执行它的命令。虽 然商部已经主动解决了对江苏、江西、山东等省许多付不出存款的钱庄提出 的破产索取权，但上海的一个案例把它基本上排除在外，使它不能插手解 决，另的省份对商部的信“有阅六七月未复者，有阅四五月未复者，叠经臣 ① 等督饬，文电交催，仍复迟延。” 以后不久，有一个人向商部的《商务官 报》投稿，表示了普遍存在的沮丧情绪：商部在设法保护商人的时候却无能 为力，除非总督及其僚属执行它的政策。② 然而，中央和各省官僚之间的这些冲突，常常非各省督抚所能控制。但 是北京毕竟对所有省级正规官员仍保留了有效的任命、免职和再委派的大 权。特别在清末数年，大多数巡抚事实上是由那个腐败的庆亲王精心挑选 的，他们都对庆亲王感恩戴德。各省许多不顺从的表现，是以巡抚、长期留 任的胥吏和税吏为一方与控制经济企业乃至税收等公共职能的省的和地方 的绅士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造成的。这些绅士和各级小官僚—— 不仅仅是巡抚或他们的属员——才是地方权力增长后的真正的受益者。③ 1907年改组而成的农工商部又想控制它所属的局（它们已改组成为农工 商务局），同时把局的下属对照部中的机构重新作了安排。1908年又采取了 进一步的措施，使新设的农工商务局的等级同于盐政局和巡防局，并由正式 的官员（劝业道）主持局务。根据谕旨，劝业道同时对农工商部和邮传部负 责。作为省一级的高级官员，劝业道可能不再完全由省当局挑选。到 1908 年年底，已任命了九名劝业道。 虽然这件事实看来是农工商部的胜利，但没有证据表明在1908年以后 它对各省产生了任何巨大的影响。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农工商部严重地丧 ③ 《东方杂志·商务》，第1 年第11 期 （1904 年）第119—120 页。 ① 《东方杂志·商务》，第2 年第9 期 （1905 年）第88—90 页。 ② 王有龄：《商部之责任》，载《商务官报》，第7 期 （1906 年）第1 — 4页。 ③ 关于对政府胥吏和地方绅士的地区、地方权力增长的分析，见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 载 《清华学报》，卷10 第2 期 （1974 年）第207—223 页。 （中文和注解见第176—207 页。） ----------------------- Page 360----------------------- 失了热情或使命感。1907年继载振之任的新农工商部尚书是另一个宗人溥 颋，他为官直到清朝覆灭时为止，一直没有有力的政治后盾，也没有创造力。 第二，在清朝最后几年，朝廷专心于它自己的派别斗争，这显然越来越导致 各省高级官员把他们任职的省份视同他们利益之所在。例如，浙江人周善培 从1908年10月至1911年夏季任四川省劝业道。当铁路国有化危机爆发时， 他却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① 最后，北京在工业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中央对各省的权力进一步减弱的部 分表现而已。朝廷允许通过各省谘议局表达民意，原希望使地方绅士和绅商 更多地倒向它一边。但是结果使绅士名流和正式官僚之间已经脆弱的关系更 加不正常。各省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多 数巡抚只能唯绅士的马首是瞻，或者干脆逃命了事。 ① 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 ----------------------- Page 361----------------------- 办企业官员的出现 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试验是想吸引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但两者都告 失败，这是由于官方提倡者如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未能使投资户相信他们的 利益不会被官方的经理所损害。大约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商人们的回答既响亮 又清楚：除非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合伙者，否则干脆散伙。但另一方面，个人 和集体在这时也无力建立大规模企业，这表明商人他们自己仍然过于软弱和 不团结，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工业化。由于官方提倡者不甘心或者不能够放弃 控制，结果在新安排中又出了歪门邪道，或者完全避开官办，或者使它流于 形式。 关键是出现了官僚企业家。晚清对工商业作用的重新评价已经使近代企 业在思想上受到尊重。官员们最初无非是实行一般的监督，后来开始自己投 资，承担起管理职能，到最后又给企业做决策。从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 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但是盛宣怀办他的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他的主要关心 是要在官场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 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 利；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常常败北。① 宁可要健全的商业经营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到二十世纪头十年，有些官 僚企业家开始独立出资或者靠朋友筹集大多数甚至全部资本，他们以民间身 分筹资，并无官方的正式照顾。由于自负盈亏，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地把自己 的官守与企业家使命分开。作为又能直接负责政府政策、或者能够影响政府 政策的经理和企业主，他们不再需要正式的官方照顾来保护企业而使之不受 官方的剥削了。约在1890年，有两名中级官员上海道台悄悄地伙同商人向 上海华新纱厂投资，他们看来在这种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先锋作用。李鸿章的 上海机器织布局对上海整个地区拥有垄断权，照理他应给予抗议，但还是保 持了缄默。他也许非正式地同意这样做，因为与此事有关连的龚照瑗和聂缉 椝两道台，连同一个绅商银行家严信厚，都出自李鸿章的门下。② 华新纱厂在开办阶段有一些亏损以后，到了二十世纪头十年就变成了一 个赢利的企业。聂缉椝道台已经提升为巡抚，于是买下华新厂其他股东的全 部股票，让他的两个儿子来办厂。现在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聂缉椝曾利用公 款而不是自己出资购买他最初的股票。官员挪用公款做私人资本，这在当时 是相当普遍的。华新厂从官督或官商合办的安排中彻底摆脱出来，这使“官” 字有了新的意义：它现在指的是官员个人，不再有“政府”或者“官员集团” ① 关于盛宣怀重官轻商的抉择的不同解释，见中村义：《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盛宣怀所起的作用》，载 《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第34 页。 ② 关于华新纱厂和聂氏家庭的情况，见根据公司档案和目击者记述所编的《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 及聂曾纪芬： 《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 Page 362----------------------- 的意思了。因此，华新厂事实上是一个私营企业，官员股东和商人股东以个 人身分在企业中合作共事。它不需要有正式的官方关系，因为官员是企业投 资者的成员，他们能保证使企业得到官方的保护。 在以后十年期间，官僚企业家集投资者、经理和官方赞助人的作用于一 身，他们能够给新企业提供国家的保护，而不再使它们受国家的那种荒谬的 控制了。 作为官僚企业家的周学熙和张謇 周学熙的父亲周馥原为山东巡抚，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期间升任两江总 督，以后又当两广总督。周学熙在1900年前后在袁世凯手下开始了他的官 宦生涯。袁世凯对他的经济才能深为赏识，很快把他从候补道提升到实缺， 然后任为盐法道，最后在1907年任他为直隶省按察使。1906年，作为督察 直隶工业发展的总职责的一部分，他领导一个委员会以组织一个煤矿公司， 然后自任公司的总办。① 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是一个私营公司和官督企业的混合物。大概因为中国 政府和附近英国控制的开平矿务局之间争讼不息，周学熙决定称该公司为官 督商办企业，由国家提供一部分资本。然而矿内没有督办（这个头衔是自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用来称呼官督组织的主管的）。代替督办的是一个十五 人的董事会，其中两人，一任总理，一任协理。为了保证有效的控制，总理 或协理每个人至少必须持有两千股股票，而其他十三个董事和两名审计每人 ① 必须至少持有一千股股票。每股股票合一百两，这就意味着十七名高级职 员持有至少一万九千股股票，合银一百九十万两。由于公司的资本在 1908 年开办时是五百万两 （其中五分之三已收到），所以这笔款约占全部股票的 四成。当增加官股五十万两，即资本的百分之十的时候，高级职员和政府两 者一起在股东会上在理论上就占多数了。 大投资户也有重复投票权，即每五十股一票，直到总数二十五票。同时， 只有已经投资五股（合五百两）者可以提出建议，而持有五十股（合五千两） 者可以投票表决。因此购买股票不到五股的投资户就没有发言权。周学熙的 方案清楚地表明，大投资户只能限于少数人，只有他们才可以决策和管理公 司。虽然我们只有十七名最初的董事和职员的部分名单，但是从我们所掌握 的九个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袁世凯的部下，又是周学熙的朋友，有的是 周学熙的安徽同乡，有的是袁世凯的河南同乡。 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的另一个主要工业，它的组织和管理在许多方面 ① 关于周学熙的传记，见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卷1 第 409—413 页。 ① 卡尔逊：《1877—1912 年的开平煤矿》。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3—40 页。 ----------------------- Page 363----------------------- ② 和滦州煤矿很相似。 但是，启新这个私营公司没有任何国家资本，只是向 天津 （直隶）官银号贷款四十万两（以后被公司所偿还）。公司不断赚取厚 利，从不感到经济匮乏。头一年周学熙就筹集到批准的一百万两。他得到的 支持大部分来自支持他煤矿的那一批僚属。在1912年，公司每股股票都一 分为二，以设立分厂。公司于是要求增资一百五十万两，供发展和扩充之用。 为了保证这一小批高级职员能继续占支配地位，半数新股票保留给原先的股 东认购，他们根据所有股票的多寡有权在规定期间购进。另一半新股票不向 普通公众出售，而是卖给直隶省政府和使用该公司产品的各省铁路公司。但 是公司的档案表明，在以后的几年，这几方面没有向公司投资。很可能，这 一百五十万两全被原来的股东和他们的朋友认购。同样，当公司在此后不久 另外要求增资三十万两以建立一个北方分厂的时候，它特别限定老股东认 购。老股东们显然设法满足了增加新资本的需求，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大部分 股息和红利进行了再投资。 周学熙继续兴办其他企业。1909年，他在北京组织了第一个自来水厂。 在1911—1920年之间，他还贾其余勇经营银行业、玻璃厂和纺织业。滦州 煤矿在与比它大的开平煤矿合并以后营业继续蒸蒸日上，而启新也发展不 已，终于支配了全国的洋灰市场。 周学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管理有效率；大股东们所得的利润不断 地进行再投资；以及他本人和其他主要股东们因为是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能 够对公司提供政治保护。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周学熙参加安福 系，以他的经济资源换取继续对他政治上的支持。 张謇则是另一种官僚企业家。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 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他的成年生活绝大部分花在伺机会试上 面，终于经过仅仅几次落第之后在1894年中了令人艳羡的状元。周学熙和 张謇在他们寻求财政后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径庭。周学熙面向的是 他的官场同寅，张謇则求助于商界。 1895年，张謇因丁忧从北京离职奔丧，被张之洞召见，要他办一个现代 纱厂。他的家乡南通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有着从事手工纺织业的长期传 统。以前盛宣怀曾企图在南通建立一个现代纱厂而遭到当地人们的反对。张 之洞挑选张謇，不仅因为他是当地名流，比别人更能应付任何重新引起的反 对，还因为张之洞正指望地方商人为新建工厂提供资金。① ② 关于启新的原始材料见公司档案的资料汇编，见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及甘厚慈编：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9。最近用英文写的研究有费维恺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 载 《中国近代史考察》，第304—341 页。 ① 关于大生纱厂的建立有张謇本人的记述，见他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张季子九录·实 业录》，卷1 第14—18 页。最近的一篇研究是朱昌峻的《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建立》，载《清华学报》，卷 2 第1 期 （1960 年）第301—317 页。 ----------------------- Page 364----------------------- 张謇接受他的任务时，大概对如何组织和经营一个近代企业毫无成竹在 胸。他获准建立一个私营公司，两名与他有交情的当地棉织品商人帮助他组 织了一个有六名商人董事的委员会来筹集资本。他最初计划开办的纱厂完全 用私人资金，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反对国家提供资金。张謇曾在几位官 员手下当过私人幕宾，有多年公共财政工作的经验；他也持有一般人的见 解，即经营近代工业必须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导。张謇本人律身谨严，这确实 使他产生了传统的认识，即只要负责的官员能干廉明，官方的监督就会带来 好处。当他的商人董事们发现他们无法筹足资金时，张謇乘机以官方提供的 机器来弥补这个差额。当有些商人抗议这会为官僚的干预开方便之门时，张 謇自恃清白地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廉正的高级职员，“官有干涉，謇独当之。” ② 幸亏这种对官商合办的过分简单化的态度在他身上没有坚持太久。在以 后的几年，当他不顾一切地要为大生纱厂筹集足够的资本时，他认识到他清 白的名声和善良的愿望都不足以保证取得商人们的信任。他还认识到，他的 官场朋友们所作的给予支持的许诺附有种种条件，或者常常不能兑现。张謇 的儿子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 个不拆台。”③张謇遇到的困难，使他对商人和官员在设法兴办近代工业时 所面临的问题有了认识。他们告诉他，他在惨淡经营时会遇到社会和经济方 面的限制。同时，他们还帮助他下决心完全同官场一刀两断。官僚的僵化和 奴性使他作呕；他开始认识到，从某种程度说，企业活动如果进行得好，就 更忠于儒家的号召，因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增进了人民的福 利。这说明了他在转变成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家时从纱厂迈步而出，再去办 垦荒、水利、新式教育和渔业等事业的原因所在。 大生纱厂原来的计划是筹资六十万两，建成一个中型的纺织厂。但是， 在南通和上海的六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几乎立即碰到了困难。总督张之洞被 刘坤一接任，后者收回了以前关于免税的诺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使原棉 价格猛涨。外国人在上海正兴办纱厂，这使财力较弱的中国纱厂濒于破产。 张謇的两名董事辞职了，另外两名劝他推迟建厂计划。然而张謇的回答是另 聘新董事，并接受刘坤一提供的价值五十万两的官方织布机和纱锭，把纱厂 的原定资本增至一百万两。这样，私营企业就转成了一个可以设想成官商合 办的企业，这种转变又使两名董事离职而去。 最后作了妥协。张謇和留下的商人董事同意只接受政府机器的半数，折 价二十五万两。私人资金将筹集另外二十五万两，建立一个规模将予以缩小 的纺织厂。但是，商人们在筹集自己名下的资本额时依然很不顺心。最后只 筹集到十七、八万两，所以在1899年纱厂开办以前，不得不仰政府贷款以 补足缺额。这些贷款来之不易。张謇曾描述过他如何不断地恳求他的官场朋 ②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353 页。 ----------------------- Page 365----------------------- 友们的情形。只是在刘坤一总督个人批准了追加的政府贷款之后，他才度过 了不能清偿债款的危机。 因此，张謇的经验不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可效法的典型。大生纱厂最后之 所以获得成功，应归功于他健全的经营管理和艰苦的工作。但甚至更重要的 是，恐怕还得归因于张謇在官场上的关系，这给他弄来了必需的、尽管是勉 强获得的资金，并且允许他继续称该厂为商办企业，即使它的资金有半数以 上来自官方 （其形式有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有的是贷款）。结果，官 僚企业家张謇既能吸收政府的资本，又能在利用它时不受国家的监督。 一点浅见 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 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到了1911年，中国已 经有了几种近代工业——纺织、采矿、铸铁、航运和铁路。但是它们十分分 散，职能又不配套，有时又控制在互相扯皮的地方集团手中。官员对企业的 支配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常被视为中国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是关键不只这两 个因素，并且还有国家如何进行控制和官员如何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明治时 期的日本在工业发展的同样阶段中，是极力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推动的，但是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把大多数国营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家。 ①相反，中国官员则不愿意放弃控制，甚至参预工业的管理而不能自拔，因 为他们把官方的名义和个人的私利纠缠在一起了。 最初，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方式要求商人自己投资，并且让他们在他的全 面监督之下自己冒风险去经营近代工业。李鸿章认为这种安排是挖掘必需的 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如果中国要开始全面建设近代工业的话。商人们对此 表示赞成，这种反应表明，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倡议是一种公平交易，它可以 免除官员的过分压榨，但以接受官方的全面监督为代价。可是，甚至李鸿章 的权势也不足以保护他的企业不受其他官僚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他本人 在这些企业中的代表，如盛宣怀等人，愈来愈陷进了在国家目标和个人利益 之间形成的利害冲突之中。他们越来越厉害地侵犯地道商人出身的经理人员 的权利。在当时，由于商人在许多情形下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凑足资本，省政 府的资金就日益频繁地被他们所利用。这就为官方的监督人如盛宣怀之流提 供了机会，使他们自己变成真正的经理，同时也把国家的监督变成了官僚的 控制。 张之洞用了“官商合办”这种新名词，倡议要与商人建立更加公平的伙 伴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日益加剧的官僚干预的趋势。不象李鸿章那样，张 之洞对于商人的企业精神及其对国家幸福的关心，并不虚心体察。他也不轻 ① 托马斯·史密斯：《1868—1880 年日本的政府企业：其政局变化和工业发展》。 ----------------------- Page 366----------------------- 易授权给部属或干练的商人领袖。他主持的各种工业项目，得到商人支持者 甚至比李鸿章得到的还要少。 大约在1900年，工业发展中这种明显的失败，加上它完全被各省官员 所支配，这一事实促使中央政府试图带头制订全国性的工商业政策。所有重 大企业都已由各省高级官员主办，这是有许多原因的。十九世纪末在典型的 改朝换代形势下王朝日就衰落，这时国内混乱和总的趋势给地方领导提供了 拥有金钱、军力和人才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技术和实 践，更能领略它的奥秘。但是发展既是以地方为基础，必然存在许多内在的 缺陷。第一，既无政策的配合，又无一套统一的原则。第二，省级官员经常 调来调去，许多挣扎求存的公司终因接任官员不再支持它们而归于失败。第 三，只有两三个“地区”，因为能得西方风气之先，因为有干员派驻，因为 有比较充裕的商业财富，所以才能参加发展近代企业的活动。 中央政府为反对由各省支配企业所作的努力，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 它在重大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例如成立在各省设分局的中央集权的商部这 一措施，却遇到了不仅来自各省官员、绅士和绅商，而且也来自中央政府本 身一部分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好几个部彼此都为争夺管辖权而争吵不休。 结果，发展工业依然只停留在省一级进行。但是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 人思想，即重商业轻工业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 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市场价格时涨时落，可以使 他们迅速获致短期的利润，所以他们很容易迷恋于商业。 在清末，私营铁路成为唯一有机会能争取到有广泛基础的财政支持的重 大实验。在1906—1908年期间，有几条省办铁路获得成功，因为它们能够 激起真正的民众运动来支持它们。在广州、香港、杭州、上海和宁波，确实 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店员拿出自己的数百万银元来组织以省为基础的 铁路公司。他们由于恢复利权运动（内容是要求外国银行家退还各该省的铁 路理财权和筑路权）的兴起而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 府因需要外债而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所以要求私营也就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 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铁路公司也纷纷归于失败。到1911年在清王朝快要灭亡之际， 国家再一次企图搞国家控制。但无论如何，即使清朝中央政权更为强大，它 是否能从国民那里集中足够的巨额资金来全面兴办近代化工业，也是值得怀 疑的，因为国民们还只是刚刚认识到要利用这些机会。此外，铁路公司的历 史表明，被政治原因驱使而进行投资的商人和绅士股东往往容易搞派别活 动，而对于有效的企业管理来说，这种商业政治的为害程度不下于官僚的控 制。政府和商人的关系，当他们合伙而又处于不平等地位和商人并无法律保 证的时候，是很难和谐的。中国在1911年，尽管有西方的挑战和影响，仍 然缺乏制度的基础，以使近代工业能借私人主动性和私人资本之力而发展起 来。 ----------------------- Page 367----------------------- （黄巨兴译） ----------------------- Page 368-----------------------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1911年秋和1912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 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 ① 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 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 的怀疑。一位蜚声坛坫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 ② 革命是一场“假革命”；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象在过去易代 ③ 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 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成了一个热烈辩 论的题目。 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中，有两种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 ④ 点。 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 ① 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 因此， 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 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 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 ② 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 这是一场大于它所 ③ 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根据这种看法，辛 亥革命运动对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 样重要。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 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 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 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1911—1912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 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 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 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由志趣各 ① 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关于 1961 年10 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 五十周年论文集》。 ② 陈志让：《袁世凯》，第92 页。 ③ 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的中国》， 第297—313 页。 ④ 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流》。黄宗智的 有关论丛，载《现代中国》，第2 卷第2 期 （1976 年4 月）第139—226 页。 ① 《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1 — 3、24—44 页。 ② 《革命中的中国》，第45—48 页。 ③ 《革命中的中国》，第53 页。 ----------------------- Page 369----------------------- 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 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 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 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换言之，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 中国了。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 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 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 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 1900—1913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 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 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 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 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 1913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 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 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 的共同点。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 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 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 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 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 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0—1913年时期代表了中国革命的 第一阶段。 ----------------------- Page 370----------------------- 早期的联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 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 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 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 见。 在九十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 口。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为职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 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 命运动中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 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1898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 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 持。从1902到1905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 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 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 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 在所不惜。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 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十年只是一 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与兴中会，1894—1903年 孙中山是创建中国最早一个公开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他 1866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广东香山县，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 的华侨中间和西洋学堂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环境给了他决定 性的影响。相比之下，他在乡下的儿童时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小。他是 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说英语；信基督教；得了医学学位；他生平多半或 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边缘区——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 国的中国人边缘区——如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孙中山自十三岁 到四十五岁期间只有约四年是在中国。在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国 人士。孙中山很早就赞羡西方和日本，特别赞羡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 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 基于他与外国生活的接触和对十九世纪中国维新派思想的了解，孙中山 ----------------------- Page 371----------------------- 起草了一个改革的建议，企图在 1894年给李鸿章上书。建议书的内容只不 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 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孙中山这时所写的内容大 多是中国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来所说的东西，并无一项可以称得上有革 命性。但它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孙中山1894年年中的这一温和的常人 之见不久就变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认为那位在中国最当权的官员应该 亲自倾听一下一个刚毕业两年的青年医生的呼声。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转变 尚未见有清晰的解释，但他试图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层去，这表明不管 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无意在行动上也温良恭俭让。当一次诉诸极峰当局的 努力宣告失败，孙中山就下定决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剧转变 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 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 香山。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两个月以 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 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 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 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 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 ① 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 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 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原 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会 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 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它 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 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 新元素。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 之一是劳工。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有几个人 （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 的文人。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 物。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 页和42—44 页的讨论。 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 页；关于会员 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 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 载谢诺： 《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38—139 页。 ----------------------- Page 372----------------------- 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 了。虽然和约已在4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和约条 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大量遣散的 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 怀不满。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表现很突出的人 们。在几个小规模的公开组织 （一个广州的“农学会”和一个长老会会堂） 的掩护下，兴中会置办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员，与秘密会社及地方民 团的人员接关系。孙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与秘密会社串联过，它们大规 模反政府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它们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 们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象孙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 样，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或“无权无势的一群”。秘 密会党的会员包括流浪的劳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丧 失生计的人们，另外加上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体面 或更易铤而走险的人。但特别在困难年代，他们还吸引着科场失意的士子， 甚至还吸引着某些绅商人物及其他个别家道殷实或体面的人士。这些人往往 当上了秘密会社的头子。恰恰是这些头头们参加了兴中会。因此，孙中山与 秘密会社的联系使他能接触形形色色社会背景的人们，虽然他并未罗致到大 量的追随者。 孙中山的追随者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缺乏组织，在中国的根基又太浅， 但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感到苦恼。他认为反清思想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的战略是想在大陆赢得一个立足点，建立一块飞地， 使革命志士能由此点燃一个地区性的或全国范围的熊熊起义烈焰。但是，国 内的盟友人数太少而不可靠，同时，把人员和物资供应从香港等邻近地区运 进国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1895年的准备工作落后于形势，举事被推迟下 来，一艘运军火的船只被拦截，计划被广州当局察觉，香港来的军队被拘捕， 因此，未发一弹（至少在革命党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计划就偃旗息鼓了。 孙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后来取道香港， 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人的中国决裂，并装扮成一个 日本人。（这一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点他虽有所认识，但并不深刻。他长 期在国外的经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先人的传统，孙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没 有踏足过中国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视察过东 京—广西边境的一次叛乱。）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 —一起在横滨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分会。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 务 （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结识的日本基督徒的帮助），让郑士良 回香港发展与秘密会社的联系，然后他自己出发去檀香山、美国和欧洲。由 于他在中国受挫，他希望在海外发动革命。 1896年在伦敦发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显示孙中山向外国人求助的本领 ----------------------- Page 373----------------------- 和他适宜于做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品质。孙中山走进了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其 原因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有足够的理由假定，他是经反复权衡才冒此 风险的。他被监禁了十二天，已经准备好把他解送回中国，要使他落得个悲 惨的下场。在危急时刻，两个当过孙中山的老师的英国人来搭救了他，他在 众目睽睽之下获释。孙中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接见如饥似渴的新闻记者， 然后写信给英国的主要报纸，对它们以及英国公众和政府感谢。他给新闻界 写的信显示了他一生事业的特点，即他相信应诉诸西方人士的纯良秉性，应 努力说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尽力为他的国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 人士与他易地而处，也会这样做的。他写道，这整个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盛 行于英国的慷慨的热心为公的精神，证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现的对正 义的热爱……我现在更加强烈地知道和感到一个宪政政府和一个文明的民 族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以后要更积极地为我自己可爱而备受压迫的国家寻求 走上进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① 孙中山还写了一篇短短的自传和一本小册子《伦敦被难记》，这本书是 ① 用英文写的，但他后来又不予承认。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发表。孙中山对 外国公众的重视再也没有比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清楚了。他几乎立刻成 了国际闻人，尽量利用由此产生的每一点每一滴公开的名声。他不论做什 么，哪怕是上教堂，也尽可能着眼于影响舆论。他发展了很广泛的个人联系， 从俄国的革命者到英国的传教士，他都有交往。他发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 一篇发表在《双周论坛》），呼吁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 建立一个汉人的贤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欧洲人的建议，在若干年内 ② 还希望得到欧洲人的行政帮助。” 在他从中国驻伦敦使馆轰动一时的获释 之后的八个月期间，他俨然以一位世俗传教士或运动领袖这类人物自居—— 这一运动会使中国身受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铺平走向西方商业发展 的道路。 因此孙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国准许他返回香港，而列强应保持“善意的中 立”。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英国仍然认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坚持香港总 督在孙中山1895年密谋举事之后不久所颁发的五年驱逐令。孙中山丝毫没 有表示气馁，因为伦敦的经验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众影响使他兴奋异常， 这只会使他感到乐观。为了使他能担负未来的重任，他把以后五个月的大部 分时间用在在英国博物馆读书。孙中山可能是在这几个月接触了大部分西方 思想，后来他就想把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国革命纲领中去。特别是他强烈 地被亨利·乔治的思想所吸引，因为亨利·乔治的思想在英国知识分子—— 例如费边社会主义者——中间风靡一时。同时，他在伦敦的历险使他在日本 和其他地方的潜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孙中山的声誉日隆，这有助于他在1897 ① 谢文孙： 《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第16 页。 ②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31 页。 ----------------------- Page 374----------------------- 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华侨中间筹集款项。当他到达日本的时候，他得 到了从未有过的最有利的同情；这一次同情是来自一批日本的扩张主义分子 冒险家。他通过他们会见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从此他就认为日本可以成 为中国的“天然盟友”。孙氏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读为Nakayama。 他致力于学习日文，广泛交结新朋友。由于欧洲未能给他以帮助，他就只好 求助于另一个外国紧邻了 （见第六章）。 孙、康、梁之间合作的企图 孙中山和他的新同志们一起投入了极其广泛的活动。由于有日本人做居 间人，他想通过恢复和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合作来开始他的活 动。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半时间。未 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为已经青云直上，而且康有为相信，一位效法 彼得大帝和明治时代日本的中国维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要比孙中山这 些革命党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孙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 为则大不如昔。由于康有为现在已被清廷褫夺公民权，似乎在戊戌变法结束 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变法运动把许多观点不同的人纠合在一起，并且使传统的思想发挥到了 它的极限。有一派，也许可以谭嗣同为最好的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冲 决了传统思想的一切樊篱。1895年几乎只有谭嗣同持“全盘西化”这类思想， 但那一年他遇难后不久，其他维新分子都逐渐接受了他的遗志。有一个科第 出身的毕永年马上加入了孙中山一派。梁启超在1898年以前已经声言，称 许可以通过代议制度实现“人民政治权威”和“民治”。直到戊戌变法失败 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实现这种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 本东京办了一种报纸。他马上用人民“权利”的字眼代替了仅仅是人民“权 威”的字眼，他认为“权利”不能等待着朝廷赐予，“权利只能由每个公民 ① 寸步不让地奋力争取到手”。 梁启超已变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轻 士绅的主要代言人；这此青年人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海外，所以他们开始 相信传统是一潭死水，必须搞剧烈的政治变革。 孙中山认清了有扩大革命运动的机会，并热切期待它的来临。孙中山与 梁启超在1899年底合作办了一个反满的报刊，当那一年12月梁启超去檀香 山的时候，孙中山给了他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他的哥哥。对孙中山来说， 不幸的是，梁启超去檀香山是带了康有为的指示，衔命去执行康有为已于7 月建立的保皇会的任务。梁启超被弄得左右两难，一方面是他与康有为及其 一切教导的亲密关系和他本人对孙中山潜势力的疑虑，另一方面是他的激进 的思想倾向。他试图向孙中山表白：尽管他相信排满思想，但当前最好是追 ① 黄宗智： 《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第26、28—30 、60 页。 ----------------------- Page 375----------------------- 求有皇帝名义的民众政府的目标；他说，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 当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曾答复过他的这一建议。梁启超继续走着摇摆 的道路。他写了许许多多东西，参加了檀香山的一个秘密会社以便设法更好 地启迪海外华侨的民智，1900年发表演说赞成暗杀行为，甚至迟至1904年 ② 10月还称誉俄国的恐怖分子说：“大哉刀剑！圣哉炸弹！”当1900年春义 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保皇会决定乘机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们狂热地开始 准备一次起事，企图拥立光绪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对孙中山来说，这形势似 乎再一次给了他以联合反满力量的机会，而且尽管他对梁启超的幻想已经破 灭，他又一次寻求与康有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为表现得很冷淡，致使 孙中山的努力不见成效。8月份在汉口爆发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领导，有 康有为的支持，但它也被镇压了下去。保皇会此后在流亡状态下继续它的工 作，大大地侵害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所得到的支持。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毕永年和史坚如等原来的绅士 改革派的支持，他还尽量同下述这样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广州的绅士、华 中和华南的秘密会党、李鸿章及其他大员，以及象香港总督，甚至象菲律宾 的叛乱分子这些外国人。虽然所有这些努力都远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 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实际，迹近幻想，但它们仍使北京当局感到震惊。孙中山 全力以赴的努力，是与义和团起事、外国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汉口举事 同时交错着进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敌人可能结成联盟的前景所震惊，更 因它的上层阶级正开始同情叛乱分子而感到苦恼，所以被迫实行一些比先前 设想的更剧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孙中山旋风似的革命活动的间接结果要远 远大于它的直接结果。 直接结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孙中山弄到了足够的支持，使他 敢于发动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夺取广州，但这次他决定首先在东面开始进 行这场战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动基地，然后向广州前进。在其他方面，这次 举事倒很象 1895年的那一次：参加者主要是秘密会党的成员，也有许多中 国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孙中山原来的人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 和西洋人；战略是用一支小部队发动一场大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获得武 器并把它们运进内地交给战士；一再推延起义日期和更改起义计划使行动走 漏了风声，从而使政府有时间从容准备对付这次起义。在10月份开始打响 的战斗后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风。几天以后孙中山下令解散革 命部队，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检讨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孙中山感到可以增强信心，因为他的战略的主要之点似乎是很正确的。 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义战士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广东的 居民在开始时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们的中立马上变成了给予叛乱者以积极 ② 唐·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第134 页。 ----------------------- Page 376----------------------- 的支持。成千人参加了战斗，同时由于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所以能容易地 弄到粮食和军需供应并获取情报，并更易伏击打援和打败大得多而装备精良 的敌人部队。可是，这还是尚待加以发展的萌芽状态的游击战术。地方上给 予革命军的支持大部分是为了地方上的问题，孙中山的人马只是进行了最低 限度的、短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努力。他们没有反反复复地试图详细说 明地方问题的原委，没有培养潜在的反满或反帝意识，没有传布新的政治思 想，也没有开始成立独立于或不同于现存秘密会社之类的新组织。据说，孙 中山在1897年在英国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没有明显 的表现。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只是一种传统的扎克雷起义或盲动主义式的暴 动，还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 因此，对一个比孙中山更加客观的观察家来说，他的运动在1900年的 失利以后，前景看来是颇为暗淡的。回顾一下，暴乱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它 勃然而兴，忽然而亡。考虑到1900年的局势不稳，同时应注意到这种不稳 乃是国内一百多年动乱和外国数十年来对中国剥削的结果，那么，革命党人 的成就比起他们拥有的广泛机会来说就相形见绌了。要么就是学者们夸大了 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确是一场很软弱的运动。 孙中山的名望这时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党人给他谥以种种恶名，例 如称他为“不学无术的亡命之徒”，“胆大妄为的寇盗”，或胸无点墨的“莽 汉”，等等。年轻的领袖湖南人宋教仁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孙中山只能 大声嚷嚷而已。可是，孙中山自己却回忆说，1900年失败以后，人们不再这 样贬损我了；“进步分子实际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① 孙中山有几年很少改变他的战略。他仍和从前一样，非常喜欢把他的运 动的基础放在讨好秘密会社、海外华侨、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 年9月以前，孙中山把他的总部设在日本，但他本人却从一个华侨社会旅游 到另一个华侨社会去筹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 内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支部，而且会见了法国当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获 得法国的援助。法国人曾对孙中山一度感到兴趣。惠州举事之前四个月，他 会见了法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请求后者协助他弄到武器和军官。按照这位 法国公使的说法，孙中山答应“给予我们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为报答。据 说，孙中山在1900年6月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外国人的敌人。远远不是。 ② 相反，我们呼吁他们理解我们祖国的新生和变化。”法国人继续密切注视 孙中山的活动。1903年他们又一次会见了他，并且他们向法国殖民部长报告 说，孙中山曾答应给予法国以“最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一种保护国的地位，以 ① 李剑农：《1840—1928 年中国政治史》，英译本第183 页。对孙中山性格的种种描述，见K.S.刘：《宋 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 页。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35—36 页。 ②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 （36）第33 盒 （1906－1909 年），第2 号文件。法国 外交部长1900 年7 月28 日给殖民部长的信，报道了1900 年6 月7 日的一次谈话。 ----------------------- Page 377----------------------- ③ 对他梦想建立的新国家实行保护”。但是，法国仍未给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孙中山甚至未能组成一个象1900年举事时所拥有的 那种软弱的组织。秘密会党、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合在一起只能结成脆弱的联 盟，当然不足以构成一次革命的坚实基础。孙中山注意到了农村中可能存在 群众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纲不能引起农村人民的兴趣，他除了和不 甚可靠的秘密会社有联系之外，和乡下居民并未建立联系。孙中山的几次失 败，再加上几位亲密合作者的死亡或变节，使他平日昂扬的精神受到暂时的 打击。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时〔1903年7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 ① 运掉不灵。” 他在东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在灰心之余启程去檀香山，重新 周游海外去寻求华侨的支持。 1901—1905年的学生运动 到1901年，除了蓄谋未遂的叛乱和1900年的外国入侵之外，清廷又面 临着中国上层阶级迅速扩展的离心离德的倾向。自1895年以来，对传统思 想的忠诚心已大大动摇，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准备接受西方的殖民化 统治，以期促进中国的变化。与对清政府的严厉批评和官员明目张胆地不遵 从北京诏旨的情况相比，这种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清 廷在1900年动员战争的号召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被理睬。与此同时，甚 至在1898—1900年的反动年代，某些省份的当局还悄悄地继续搞维新，如 派留学生出国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那些在后来将有助 于推翻清王朝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这些集团和组织包括新近纷纷成立了商会 的新兴商人阶级、一个新的军人集团和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个新的知识阶 层首先形成并逐渐活跃起来。它是1895年出现的维新派绅士的旁支。和这 些绅士一样，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也出身于上层阶级，至少也曾经受过一 定的传统教育。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把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官僚当做他们的 敌人。这两者都深切地关怀中国的命运，都决心引导中国走上复兴的道路。 但是，这个新知识阶层还比较年轻，又因游学外国而怀有新的世界观。 二十世纪头十年初期的一个短时期内，有一个人在发展维新派绅士和发 展新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是一个活 生生的证明，表明改良派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是靠得多么拢。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东京，他办的一种报纸开始介绍各种新思想。梁启超一 ③ 法国殖民部编：《印度支那的对外关系》，B—11 （36）第33 盒 （1906－1909 年），第4 号文件。印支 总督致法国殖民部长的信，1903 年2 月26 日。关于孙中山与法国人的关系，又见蒙荷兰德：《法国与孙 中山，1900—1908 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1 期 （1972 年11 月）第77—95 页。 ① 《孙文自传》，载《国父全集》，卷1 第36 页。 ----------------------- Page 378----------------------- 方面贪馋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各样著作，一方面马上用一种生动活泼 而吸引人的文体把它们传达给读者。他还办了几所学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 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启超提倡实行最激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上的变革，使知识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响。 其他年轻的中国人也起而仿效梁启超的榜样。早在1900年，与梁启超 的报纸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译载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开始登载关于中国 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社论。中国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人 物——华盛顿、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但他们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 源到了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他们有时甚至上溯到希腊人那里，但不久就主 要转向卢梭和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如达尔文、穆勒，最后转向了斯宾塞。“进 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思想开始统治着学生们的头脑。 日本的变革和发展的气氛也有助于越来越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 出现。日本的榜样告诉人们，摆脱外国的统治和赢得列强的尊敬是能够办得 到的。1902年，英国甚至接受日本为盟国。中国学生在一个战争狂热日益高 涨的时期纷纷涌入日本。学生们被日俄战争的景象弄得异常激动，因为战争 是为了决定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将统治这部分特定的中国土地而在中国国土 上进行的，而中国政府只好坐观胜败，毫无办法。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 和对中国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记忆犹新，学生们对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对中国 的无能及耻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学生的各种刊物充满了攻击帝国主义和攻 击满人屈从帝国主义的言论，充满了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的言论：他们认为 日本人在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谴责本国人民的懒散、自私 和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呼吁万众一心，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国人 赶出中国领土而牺牲个人。 在学生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 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 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因此，梁启超的论“新 民族”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些文章中的基调 是给过去以适当的评价，但也应该向前看，展望一个新的未来。这样便巧妙 地作了外国人对中国作过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保存中国人自尊心的方 式作出的。 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他 说，中国的特殊品质是伟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应以 能够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说，它象一棵树：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 其枯萎将指日可待。进一步使民族返老还童的办法，在于从其他变成独立的 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选我们本来缺少的品质。梁启超自居于十九世纪改良 家之外，因为后者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嫁接树枝到我们的 枯树干上来，而不理会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 根本之根本的东西就是梁启超所称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为善， ----------------------- Page 379----------------------- 反乎群之利益者为恶的原则。中国最大的缺点即是“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 事为己事者”。① 梁启超在论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和他们决定激烈地改变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后，他还指出了第 二个矛盾。使中国人对国事不感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 情。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存在这一矛盾，但他们力求解决这个矛盾。 去日本的中国学生或者由他们的省府出资，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钱，或者 由私人担负。其中最常见的是省政府出资。当学生到达日本后，他们分别组 成各该省同乡会，而且主要也是与同省的乡亲们交往。他们住在一起，出刊 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有些集团甚至组织该省 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 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 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 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 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 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 ② 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 湖南 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①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 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 合。早在1900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 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 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学 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 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 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 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 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223—224 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 139—140 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 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 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 年）第165 页。又见 刘易斯： 《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 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 动》，第47—48 页。 ----------------------- Page 380----------------------- 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 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 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 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 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 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 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 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 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 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 ① 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 除湖南省以 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 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 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 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 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 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 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 （这活动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里不 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 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 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 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 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 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 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 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 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 十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 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 第251—256 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 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 会编： 《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 — 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2 册第499—763 页。张枬与王 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集 （1901—1904 年）、第2 集（1905－1907 年）。《俄事警 闻》的全宗（75 期，1903 年12 月15 日至1904 年2 月25 日）和《警钟日报》338 期的大部分（1904 年2 月29 日至1905 年1 月30 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 Page 381----------------------- 密谋，迅即予以扑灭。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 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这时，黄兴等 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 下去的。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 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 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 ① 绪和行动主义时，这宣言说道：宁可奋斗而死，不可一事莫为。军国民教 育会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组织暗杀队，开始制造炸弹，派出会员去与秘密 会党及其他组织——例如华兴会——挂钩。 经过这些努力，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幸存到1912年的 组织，这就是光复会。和别的组织一样，它也想联合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分 子一起反满，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个省的组织。光复会虽由浙江 的学生和几位老名流知识分子所创办，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籍的会员，并 把最初的基地设在上海。它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它组织不善，领 导不力。学生想动员一个可靠的秘密会社的战斗部队，其努力迄无多大成 效；而光复会之所以获致声誉主要是因为它蛮干，它至少搞了两次轰动一时 的暗杀计划和几次流产的起事。 分裂的运动与排满主义的增长 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从1901年的约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约八千人。 一小组一小组的学生在中国很活跃，特别是在比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 此，因为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外国租界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还有另 外一些人则有欧洲和美国。虽然学生的几十个小规模组织互相之间有联系， 而且学生们也彼此互相阅读出版物，但没有什么成功的协调活动。他们想冲 出各该省组织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国，可是未获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 力量，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象孙中山那样，他们也已认识到需要盟友， 或至少需要比现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数，而且他们也确曾想法利 用秘密会党似乎能够提供的潜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也象孙中山那样，他 们的努力尽付东流。学生们只能在远处进行辱骂，在自己队伍内部闹不团 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由于遭受挫折，他们更 加乞灵于印发印刷品而不是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但是他们的著作则呼吁应 恢复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动。例如，在一份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 ① 玛丽·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 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 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 册第3—111 页。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 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 页 （其中有271 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 Page 382----------------------- 华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 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 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① 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北京 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 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 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 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 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 ① 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 批评政府的人要重 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 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 1905 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 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 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 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 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 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 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 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 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 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 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 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 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 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 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 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论。在结论中他给 中国的未来开了处方，他坦白地承认：“嗟予小子，……模拟美国革命独立 之义。”① ① 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 页 （陈天华：《警世钟》）。 ① 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62、68 页。 ① 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123 页）。中文原文又载于《辛亥 ----------------------- Page 383----------------------- 邹容言词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 张努力，他们未能说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员们引渡作者们，因为邹容的文章 是在公共租界发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国人包庇起来的章炳麟和邹容 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审理，而使满人受到剧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该庭 判决章炳麟三年监禁，但只判了邹容两年的监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 场徒有虚名的胜利，它本来是想从严惩处作者的，却不料被外国的干涉所羞 辱，但是，这场官司也暂时使上海革命运动受到挫折。 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此地马上变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 宣传排满比宣传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学生们的写作逐渐改变了重点。学生 们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点攻击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议需 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华民族，而是不惮其烦地缕述满人的缺点。 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排满宣传正是 在不团结成为学生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加紧进行的。从策略上看，这种宣传变 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使之包括秘密会党成员和华 侨，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士兵、劳工和人数虽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 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问题在于怎样能使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适 应这一惊人的事实，即中国也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 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 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对于反帝，有人持首鼠两端态度，有人则根 本漠不关心。这种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是不平 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国歧视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传教士或外国士兵破坏 了其生活的农村居民，自然比秘密会党的会员更热衷于反帝，因为会党成员 有长期的反满传统，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触外国人；我们曾经以为秘密会党是 反西方的，其实它们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时甚至被中国的基督教徒怂恿着去 反对满人。华侨对西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但同样至少也感到满人无能，不 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歧视政策之害；无论如何， 他们喊出排满的口号比批评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要更加安全。 总之，许多人多半责怪中国的困境是由于满人的软弱无能，而不大归咎 于外国的侵略。所有中国人都能够看到满人的颟顸无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 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进的知识 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 嫉妒的心情，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的。 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敛。英法两国忙于 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已构成了比 西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但是自从日本变成了学生们的主要避难所以来，他 们也不能把日本当做一个问题来展开争论。在东京的革命者们会尽量缩小外 革命》，第331—364 页。 ----------------------- Page 384----------------------- 国对于中国内部起义事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宁可讨论共和政府的 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 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 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1905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 机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 强的活力。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 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 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 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 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 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 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 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 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在日 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 国新闻业。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 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过 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 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 在的朋友。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 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就象一位学生 领袖在 1905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 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 ① 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① 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 页。 ----------------------- Page 385----------------------- 革命的联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国的转折点。事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战胜了俄 国，这件事正发生在中国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对派都想探索未曾经历过的道路 的时候。对每一方来说，日本的经验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看来，日本瞬息之间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 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因此 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 时，实行了立宪和创建了议会，但却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传统。的确有理由 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强国家团结是因为复苏了代表国家的古代天皇制度。 北京对研究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革命党人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亚洲人可以战胜西洋 人，赢得他们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奋起革命。革命党人现在对外部世 界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学生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 新潮流，并且从俄国、波兰、土耳其和许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证据。 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战斗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 样地，梁启超对日本团结性的观察促使他发出了要注意“公德”的号召。） 看来，强烈的举国一致的共同意识可以弥补缺少自然资源之不足，也可以弥 补现代化起步晚的缺点。中国学生感到，国民万众一心地投身于国家目标的 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少的，而没有这种精神，中国就仍然会是比它更加 统一的国家的刀俎之肉。团结又恰恰是他们自己运动所缺乏的东西。他们受 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联合。1905年8月，经过十年零星的 和不协作的行动之后，运动的各个山头都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组织—— ① 中国同盟会。 它变成了在以后两三年间使革命派被认为是真正夺权对手的 工具。 同盟会所代表的企图是，首先联合学生组织，其次再把它们团结到孙中 山及其追随者周围。虽然这一点成就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是革命运动中 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该组织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一千人入会，大 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创建人希望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实现全国性反 清联合，但没有成功。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开始破裂了。 同盟会在1908年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虽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 1911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一万人。在该组织活动的高 潮时，它可能有更多的会员，而且它肯定还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 ① 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9 页 插图。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由：《记中国同 盟会》，载 《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148 页。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有时也用“革命” 一词。 ----------------------- Page 386----------------------- 革命领袖也估计说，大多数在日本的学生都是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 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 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当一个广泛的反清联合在 1911年迅速成为事实时，同盟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不是最 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间，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钱财 和思想的主要来源，它也是清廷进行反击和外国人感兴趣的重要目标。不论 是友方或敌方，经常都把同盟会直指为“革命党”。 一个新的革命战线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承认需要实行更大联合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檀 香山和美国的华人社会游历。在寻求秘密会社支持的过程中，他甚至在1904 年参加了美国的三合会分会。他筹措的钱只够开销旅行费用。他受到中国基 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数华侨倾向康梁的 保皇会，不那么赞助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孙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在返回日 本的路途中会见了在欧洲的中国学生。经过与他们的激烈辩论之后孙中山承 认，他过去忽视了学生，过于信任秘密会党了。他公开表示他已被说服：学 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学生和 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学生和秘密会党在其中处于半斤八两 的地位。由于孙中山改变了对学生的态度，一位兴高采烈的学生说：我们兴 奋地给东京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事情，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孙中山到达日 ① 本时热烈地加入他的组织。至于孙中山，他的兴奋情绪可能因这一事实而 减弱了：他在欧洲五个半月期间所吸收的六十名学生，在他离去时纷纷退出 了组织，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虽有尖锐的分歧，但很少人强烈反对追随孙中山来 实现大联合的思想。尽管孙中山屡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个别领袖应有的最 高威信。孙中山的主要本钱是他精通外国的情形。当学生们担忧外国可能要 对一场革命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位能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为外国人 所接受的领袖。孙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广泛经验和联系（特别是在 西方和日本的联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外国领袖们认真地 看待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业迹，有些人偶尔还破格地要见他一面。他 没有象康梁那样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接见，但他和他的两位政敌康梁一 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 （ 1904年）之际满人实行 的大赦之外的仅有的几个“叛逆”。因此，他是中国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敌 ①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257 页。 ----------------------- Page 387----------------------- 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无忌的革命者。他为人正直无私，全心 全意献身于共和政制和现代化，这种种都是没有疑问的。在华侨中间筹集款 项方面，没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这样大的能耐。学生们在中国内地比孙中 山有更多的联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败表明他们还做得不够。必须在国外 做大量工作，而国外的工作又必须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孙中山同秘密 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 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 有趣的话，即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 ① 革命工作的革命者。现在还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把孙中山看成 是船头装饰像和避雷针的混合物。） 孙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陆，他发现他的日本朋友们（见第 六章）已经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及华兴会的其他湖南领袖们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可是，争论仍然存在，而且因为别的组织将要被囊括进这个联盟之 中，所以谈判变得复杂了。基本的争论是，孙中山主张小规模而严密的组织， 学生们却主张建立其基础更广泛而比较松散的组织。这个有争议问题的部分 内容是，象华兴会等原来的旧团体是否还要在同盟会之外独立地继续存在。 另一部分内容是会党和新军将起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与知识分子将维持什么 关系。象他在欧洲与学生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孙中山仍然强调会党所具有 的革命潜力和他与它们保持联系的意义。宋教仁等学生领袖则认为，知识分 子乃是革命阵线内最重要的集团。孙中山同意会党需要由学生领导，否则只 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 现。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 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 且是同情革命的。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 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虽 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 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 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最后，孙中山 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 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 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 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 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 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 ① 引自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 页。 ----------------------- Page 388----------------------- 员是日本留学生。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 会的。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 数是广东人 （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 和手工业者 （18％）。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 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 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 会员。① 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 度。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 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 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 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学生组织 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 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 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 个人宿怨。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有些人与秘 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 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 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 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 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 在会党中间有联系。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 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 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 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 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 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 和严格的纪律。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 体。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 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 ① 1905—1906 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可见之于《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158—217 页。研究同盟会最彻 底的著作是郑冼秀兰 （音）的《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 （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 1962 年）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01—462 页）。又可注意李大龄 （音）：《辛亥革命的基 础：同盟会历史记录》。 ----------------------- Page 389----------------------- 1905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 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 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运动 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 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 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 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 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 位。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虽然双方争 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之间的交锋表明，他们在不少方面有共 同见地，甚至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共同设想。这些思想交锋也显示了革命党 人之间的分歧，其严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辩论的双 方，特别是革命党人方面 （因为梁启超在1905年仅三十二岁，他实际上是 单枪匹马作为辩论的一方），提出了极不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激烈的争 论漩涡中又往往变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论哪一方。确实可以说也许是不论哪 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相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由于近乎发狂 地要寻求、吸收、博采和运用新观点，他们的特点是高度折衷主义的、自相 矛盾的、模棱两可和变化无常的。虽然如此，从1905至1911年杂乱无章的 著作中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开展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革命， 其内聚性足以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作为一位思想家来 说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观察别人的情绪、调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 动简明地表达自己意见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补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孙中 山不耐心搞枝枝节节的问题，同时又陷于种种复杂的事务之中，更因为他把 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筹款和搞革命的实际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详尽阐述革命 思想体系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们填充着他的思想轮廓，还加进了他们自 己的意见，这样其中有些人便远远超过了他。自然，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部分 地或全部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样地，整个运动因发展了很大一批人 员和组织而使孙中山难以掌握，运动的各种思想也超过了三民主义的内容。 可是，孙中山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仍能重获运动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以下 几个方面——即在革命运动的排满主义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战略或战术 （特别是它的密谋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调和又要反对外国统治又要寻 求外国帮助及支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处处明显地留下了他个人的 烙印。孙中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议，也最少被共和派阵营所 接受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还是批评 者，哪怕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围绕着孙中山所说的和所想的内 ----------------------- Page 390----------------------- 容来争辩，仍然要讨论他提出过的问题，仍然要使用他创造出来的术语。 ①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 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1905年起，由 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骼架子就 变得有血有肉了。东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则纷纷来自香港、新加坡、巴黎、 旧金山、温哥华、檀香山，以及当清朝控制稍松时的中国国内地方。最重要 的出版物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它在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共 发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为止；1910年又增印了两期。它的 编辑部改组了几次，报纸一直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开放。特别在1905至1907 年期间，其他报刊也很活跃，虽然《民报》办的时间最长，也吸引着更多知 ② 名的革命党人给他写稿，但它从不是运动中唯一的声音。这些报刊彼此之 间也有很多联系，例如相互转载文章，相互宣传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数情 况还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与同盟会政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 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和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前 者宣传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宣传自己的种种无阶级、无 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维护女权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一种革命刊物重在 宣传排满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着重介绍外国的思想，有一种则注 意宣传保卫中国边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时，主旨是统一和民族主义。学生们和孙中山都对他们 国家的前途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们用以衡量中国进步的标 准，比起西方和日本来，中国青年为国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难当。现在，1905 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学生群众集会上告诉学生们说，中国甚至可能 进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国学生看来，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现在亲聆中国革命领 袖说中国可以进步得甚至更快，这使他们象触电似地震动。孙中山告诉他 们，中国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历史遗产， 有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日本和美国可资借鉴，有日本朋友和象他 本人那样的一些中国领袖——他们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鉴时知道如何 取舍。据他的观察，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导的。幸亏有一批留学生 正在获得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国家马上会得到与日本一样 的领导者。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创建 ①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 《1907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136—138、152—160 页。伯纳尔关 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② 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 217—223 页）。 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华（汤增璧） 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218—238 页；此文也载于《辛亥革命》， 第2 册第438—459 页。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3、4 及第6 章。 ----------------------- Page 391----------------------- 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机 车那样容易。他们能够应用亨利·乔治的原则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他们能 够摆脱外国的统治而获致完全的主权，其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以此向外 国人证明中国是强大的、坚定的和进步的。 孙中山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是很适合学生们的 胃口的。他们接受他，主要是因为他懂得外国人的威胁，不仅知道怎样去消 除它，而且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学生 们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说：“每一件事都能被有决心的人安排好。常人 所不懂者，一定会被 〔这些〕人介绍明白……如果我们能在一种变革中打动 ① 人们的心，文明就会立刻来到，不出十年则 ‘独立’必将深入人心。” 孙中山呼吁学生们要起而领导一场救国的十字军运动。这个呼吁是未来 革命领袖们在以后数十年内要一再发出而学生们要不断听取的呼声。在这种 情况下，它使运动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与其他目的发生了冲 突。例如，同盟会誓词中所说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权这样一些目标，相当于 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即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即民生主义）。三 民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和平权主义与学生们的习惯和感情完全对立，而且也许 是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出身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们被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思 想所强烈地吸引着，但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向往民族主义，这或许是因为民族 主义既能唤起爱国主义的新感情，又能唤起团结一致和文化优越感的以往的 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 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 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 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 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 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 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但是，他们 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最强大的国 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民主 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 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 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例 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 ① 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 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 页。 ①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 （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 ----------------------- Page 392----------------------- 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 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 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 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 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 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革命的作者们 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 动。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 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例如，他们主要 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 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 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 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 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偶然有一位作者探 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 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 中国问题。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 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 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 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他们以 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 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因此，他们 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有些人—— 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 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 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 样，当他们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 行不当的情况。 中国的革命党人感到与“进步的”外国人有手足之情。鉴于他们自认为 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锋力 量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国革命人士的一个原因。关于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国人对这两个主义大感兴 趣；中国人认为它们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思想，它们会给国家的强大、 政治的统一和秩序以及社会福利准备条件。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 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 昌首义》，第2 辑第1 册第5 页。 ----------------------- Page 393----------------------- 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 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意识把他们的个性弄得严重分裂，其 中主要的矛盾是对外国人的难以言喻的态度。他们对外国革命者有亲切感， 可是他们也妒忌外国的富强；他们反对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但他们又 同时向西方和日本求助。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渊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部分 统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在革命人 物中间，有的掉队了，有的变节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队伍 中间出现了争吵。章炳麟对共和制的价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表示异议； 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争论国有化应该实行到什么程度；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一切 形式的有组织的权威；《民报》则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数人意见与“普遍民意” 时的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问题。到了1907年，这些意见分歧爆发为宗派主 义和公开的争吵。可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 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 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另外 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 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 声音讲话，而从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 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 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这场辩论主要是1905至1907 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1907年10月以后当梁启 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 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 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 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 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 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 值。1905—1907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 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 人的干预和接管。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 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 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说它危险，是因 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 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 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 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 Page 394----------------------- 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间他顽 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 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 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 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 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 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 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 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 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 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 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 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 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 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 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 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 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 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 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 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 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们宁愿 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 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 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 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 ① 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还得补充一点， 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 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 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 页。 ----------------------- Page 395----------------------- 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② 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 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 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 1905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 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 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 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 护宪制政体 〔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 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 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 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 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 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年携 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 没有准备。 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 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 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 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 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 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 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 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 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 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 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 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 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 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 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 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 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 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 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 年4 月）8。 ①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第53 页。 ----------------------- Page 396----------------------- 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 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 江西就不明显了。① 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 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 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观点集中在 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 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 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1905 —1908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 （只有几个除 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 日益增长的要求。1910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 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 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1905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 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 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随着每个县在清统 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 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随后将废除军事 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 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 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 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 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 ① 民主政制”。 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 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 备。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本质 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孙中山的主要贡献 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 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 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 ① 塞缪尔·库珀： 《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第95—96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6 页。 ----------------------- Page 397----------------------- 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两个主要论战者汪 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 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 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 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 持战斗。如在 1907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 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 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王某到9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 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 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 军。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王某随即离 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 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 战斗现场二百英里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战斗人员提供给养和增援。广东西南 的起义在开始后约四个月就全部归于失败。在1906至1908年之间，至少有 五次起义，也许多达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显，连绵不断的崎岖地形给孙中山从外部支援的策 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单是地理条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实行。但在日本、香 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与他们在中国的潜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间，不只存 在着距离、高山、敌军和警察的障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距离。同盟会 的成员虽然比以往的任何组织更加复杂，但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要组 织一次全国性的革命，他们必须逾越阶级的界线。孙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会 社当作桥梁。但是秘密会社难以负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 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 同盟会之与秘密会社合作，主要是为了接近对当局不满的、有叛逆精神 的和最具有潜在革命力量的农民。在此方针下，十九世纪已经普遍出现的农 民起义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更有所发展。大部分起义开始时只是地方问题占 主要地位的小运动，但缺粮、通货膨胀和高税额（常常是为兴办新学堂等改 革而支付）成了许许多多地方上的问题，因而也几乎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因 此，地方性的叛乱可以发展成为更广泛的运动。只有拥有地方组织和有一定 数量农民参加的秘密会社才得天独厚地处于直接指导这类运动的地位。寻求 ① 秘密会社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寻找接近地方势力的捷径”。他们没有 想出获取民众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会社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 毫无希望的手段。它们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发展到农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现 ①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29 页。 ----------------------- Page 398----------------------- 出具有日益加强的内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们是中国境内最活跃和最强 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义在华中和华南全面爆发。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 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起义，它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须从四个省份派军 队去进行镇压。矿工和其他工人也参加了方圆约八百平方英里的萍浏醴地区 （即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和醴陵）的农民队伍，起义者的目标是各种各 样的。在江西，有几个革命学生在不知道东京有同盟会总部的情况下，企图 网罗知识分子和秘密会社成员于一个组织，来发动一次群众运动。在两省交 界的湖南一侧，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较轻。经济要求是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在 其他方面目标就不那样一致了。在江西，满洲人被攻击，因为他们向洋人献 媚。在湖南，有一些象“灭清护洋”和“铲富济贫”的老口号。有一个自称 “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集团有着明显的传统，另一个集团却号 ① 称“中华共和国政府”，它许诺给予自由和平均地权。各地起义仍由地方 领导，主要由地方问题引起；学生仍不能与秘密会社建立持久的关系。 同盟会约用了两年时间致力于加强它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并通过它们去 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但是迄无成效。爆发了无数次起义，只有少数是由 同盟会指导的，较多的起义由秘密会社领导，但绝大多数起义则没有明确的 上级组织。江西的经验是典型的。虽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经济苦难的 加深造成了饥馑、盗匪和大量涌现的起义，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们的运动 与农民联系起来。相反，农民的不满找到了反抗的传统形式。在浙江，农民 起义“几乎总是完全脱离革命运动的”。② 学生激进分子所以不能与秘密会社结成同盟，并通过它们与群众结成同 盟，原因并不简单地在于阶级偏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证实，不论是学生中 的激进分子或是秘密会社，都不代表某个单独的阶级或某种单一的观点。③ 有些秘密会社并不是一贯反满的，也不是一贯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绅 士、商人、地主或官员领导。的确，在解释秘密会社与知识分子不能在一起 有效地活动时，学术界的意见着重指出，秘密会社的虚弱与知识分子的清高 态度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原因。① ① 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 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实际上抄自”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 页；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 第78—93 页。 ② 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 页。 ③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第170—171、180 页。 ①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第171—177、182—184 页。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 4 期 （1976 年8 月）第807—822 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 ----------------------- Page 399----------------------- 秘密会社和革命派既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分歧，也有着共同利 益。问题是它 （他）们都不代表群众。 这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要求拥有特殊身分，因为他们受过国外的教育。 他们赞成由“有大决断的人”对老百姓进行“训导”，这本身就是他们有此 要求的明证；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众。大部分人留在国外大城市，当他们在 中国时，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不象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 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 群众。例如，绅士经常与秘密会社发生关系，这说明传统的社会精英与平民 建立关系时困难要比近代社会精英少，因为后者发现自己与城市商人、华侨 和外国人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农民或游民的共同点。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 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 这种情况可从广州地区得到证明，对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 浙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广州三角洲，革命出现了两个运动；一个涌 现在农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发的和传统性质的；另一个则是大城镇的秘密 会社。例如，三合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围，并不扩大到农村 的农民那里。“民军”首先在农村地区、村落和小城镇组成。它们最初的形 式是民团、氏族武装和村社自卫团。它们逐渐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队，并与官 军交战。当它们超越农村和集镇而向较大的城市中心发展时（因此容易被动 员起来搞超过地方性的大目标），秘密会社提供了进行组织、联络和协调的 必要手段。最后，有些“民军”终于与同盟会接触，并且在广州（也许还在 其他重要城市）与它合作。但到那个时候，许多农村青年已经回转家乡了。 ① 总之，在广东省，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是农村的严重动乱，而革命派与这 种动乱只能建立暂时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来说是最低限度的联系。在 有些情况下，这些联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区发展新组织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 市参加现有组织的农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会社提供的联系则要多得多。同 盟会提不出能吸引农民的坚定的土地政策。的确，它赞成的是农民不愿意资 助的那种现代化纲领。它还缺乏组织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识 形态吸引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从来未能充分利用秘密会社已经 创造的接近群众的机会，也从来未能找到一个比秘密会社更好的中间人。它 更不能直接与群众联系。 当革命派真与一个秘密会社联系上了时，他们又往往不能与普通会员接 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66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34—139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45—164 页）； 以及《1911 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 国城市》，第119—141 页。 ----------------------- Page 400----------------------- 触。在运动初期，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并积极参与最初几次暴动的秘密会社 会员与其说是一般会员，不如说是会党领袖，这些人“受过教育，相当富裕”。 ②在浙江，与革命派紧密地在一起活动的两个秘密会社都由小绅士领导，其 中一个会社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兰金的说法相当恰切：在诸如此类事例中 可以看出，革命派对待群众，“与其说象对待信徒，不如说象对待军队”。 ③ 象绅士阶层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做过的那样，绅士和革命派这时都设法为 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会社。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1907年（约在4月） 成立于东京的共进会，其目的是要团结长江中游一大片地区的秘密会社。它 代表了同盟会中人数相当多的一个抗议派，一方面反对孙中山把力量集中在 华南，一方面也反对共进会领袖们认为的那种过分关心理论和知识分子影响 太大的现象。该会最初的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同盟会会员，其内部组织则仿 效同盟会。创办人是强烈反满的，对同盟会纲领中的其他部分则不很热心， 特别是对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热心。共进会会章采用了同盟会的前三点，但把 第四点“平均地权”改成“平均人权”——这个明显例子说明同盟会的思想 意识为什么不能流入内地和被群众所接受。该会的领袖们声称，“地权”之 所以被改为“人权”，是因为“人权”对秘密会社成员更有吸引力。但农民 则发现“人权”二字神秘莫测。一个参加者的回忆说：“共进会放弃了‘平 均地权’的主张，终于使它无力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① 这一改变，更多地想讨好地主，而不是为了吸引农民。许多共进会领袖 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人权”不象对哪怕是意义含糊的“地权”那样感到 不舒服。此外，他们心目中的“人权”与同盟会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权”意 义不同。例如，共进会江西分会采纳了儒家的准则：“‘平均人权’指的是 按照传统公认的社会规范确定的正确行为。”②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国的潜力来进行民众起义的努力，并没有 使它与一般民众建立牢固的关系。共和派还发现，他们必须与绅耆妥协，后 者对革命则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共进会是第一个明显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 类组织后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尝试，以把反满的共和革命与保存传 统的社会、经济秩序结合起来。 到1908年初，同盟会已经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约在一年中，它 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或参加了起义——根据不同的说法，总共至少五次，也许 多达八次；但没有任何明显的成就。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时不很费劲。没有 ② 鲍罗克： 《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 页。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8 页。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的共进会》，载《东 方研究杂志》，卷11 第2 期（1973 年）第193—206 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529—540、 617—656 页。 ② 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 页。 ----------------------- Page 401----------------------- 一次有希望触发革命派梦寐以求的连锁反应。随着失败的升级，同盟会会员 内部发生了争吵。曾经在1905年被掩盖的分歧这时把团结的门面搞得粉碎。 在敌视孙中山的新编辑的主持下，《民报》发表了批评共和主义的文章，论 调也很悲观。同时，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经夺走的主 动权，逐步增加对外国当局的压力，要求它们取缔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 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国庇护所的活动。在国内，它镇压持 不同政见的人。革命活动仍在继续，但协同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学生、秘 密会社、老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满的绅士在以后的两年中各行其是，直到 1910年才开始组成新的队伍。同时，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 被逐出河内的孙中山在新加坡避难。从那里，他又恢复旅行，去访问全世界 的华侨界，这时他仍在继续实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经制订的策略。 ----------------------- Page 402----------------------- 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 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 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 镇压了下去。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 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对清朝的支持在从前一些起 义中很少动摇，但这时却冰消瓦解。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 运动，最后出现了一个共和国。 很明显，在1908至1911年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但是那些变化只是 一个很长的衰败过程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转弯呢？ 总的说是传统，具体地说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长时期中已 经在衰落，但不时出现复苏的迹象。即使清朝在诸如自强运动和1898年维 新运动中失败了，但仍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1901年以后的 几次改革是又一个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 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 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 按照这个观点，则1911年前后确有一个突变。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 新利益集团的发展。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 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至少在1908 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 胁。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 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 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 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 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 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在1910—1911年他们坚 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 泛的反清大联合。 不妨引用列宁的话，可以说1908年至1911年之间发生的一切是上层阶 级中较活跃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旧的方式，而上层阶级的其余部分人变得不 能再按旧方式行事了。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层 阶级”的成员。下层阶级在最后的反清联合中虽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数量 还不足以产生一次群众革命。1911年反清联合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 是新军中的士兵）和“新绅士”（特别是在谘议局、自治会和投资者集团中 的“新绅士”）。“下层阶级”在联合中主要是通过新军进行活动，但也在 联合以外的各种运动中活动。革命学生也在新军中起最直接的作用，还可能 在“新绅士”中起作用。他们的宣传品（包括旧《民报》和其他杂志）在发 ----------------------- Page 403----------------------- 行后几年仍在内地流传。有的学生还在1911年与其他革命派结合在一起， 以便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曾经大力赞助的联合。 多年来迂回曲折的事态发展进程突然起了变化，并且集结了力量。反对 派过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乱了步骤，因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 同时他们各处一方而社会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设法保存了下来， 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终于把他们纠集到一起来了。 ----------------------- Page 404----------------------- 大联合的出现 新 军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 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 生影响 （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 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 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 ① 多。 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 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 “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 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 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② 新军大力进行教育 （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士兵们 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 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③ 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较谨 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 正。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 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与过 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 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①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 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 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 页，540—646 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 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 第1 期 （1975 年）第103—123 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 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 期（1960 年）第127—149 页；以及《辛亥 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30 期 （1962 年）第183—191 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 载 《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 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 页；周锡瑞的 《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 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 31 期 （1974—1975 年）第151—171 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 页和377—378 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 页；C.H.赫德特克的 《四川与清朝的覆亡》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 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 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 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 年滇 军的兴衰》 （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 年）。 ②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 册第20 页。 ----------------------- Page 405----------------------- 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 学就蔚然成风。当1905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 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 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 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尽 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 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 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的起 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 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湖北至 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 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他在参加唐才常1900年 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1902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到 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他曾升任新军中 的几个要职。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1904年就 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 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 企图联合学生、士兵和秘密会社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904年与黄兴合搞一次起义的企图失败后，湖北的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 才重新组织起来。从1906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 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虽然组织名称相似）， 这可以从“军队同盟会”和“振武学社”等名称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 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了警告，说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日益频繁，活动 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 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从1906年初到1907年1 月）。这样就开始了1907至1910年时期摆脱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直到1911 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动几乎停止，因为它的领袖（一名新军士兵） 被调往四川。这件事说明组织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组织起 来。共进会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创始人孙武从日本归国。他很快 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便转向新军征集会员和盟友。同时，共进会最合理的 潜在同盟者“军队同盟会”被“群治学社”接替。新名称是能说明问题的。 1908年夏秋，政府已经镇压了一批声称有权为民主公开集会的集团。甚至梁 启超的温和的政闻社也被镇压。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宪政计划的同时，不能 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变这些计划的活动。就在这个过程中，湖北群治学社的 成立可被视作对当局的一种公开和对抗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出现的。随着她对政权控制的 ----------------------- Page 406----------------------- 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 会。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 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当群治学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学社代 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 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 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 陆军部长委托一位美国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军已经趋向反满。① 在1910年，时机仍未成熟，军队不能单独行动，连试一下的准备也没 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进会和振武学社等组织发现还不可能进行合作。 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军中取得的成绩并不一样。在1909年前，他们在 北方争取到的拥护者比南方少；但从那时起，同盟会会员开始担任北洋军中 的要职。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长期进行的广州，准备仍不充分。例如，同盟 会企图组织新军兵变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动现在真相大白，它不过是一次地方 暴动，而不是一次革命起义。这就是地方官员颟顸无能所引起的1910年2 月的广州暴动；革命派当时无非想利用（但没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 ② 件。 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 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革命派是否 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军的不 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部队来回调动频繁， 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 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1911年 1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 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 入社。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 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 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 共进会进行竞争。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 协调他们的活动。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 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 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 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 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 （第114 页）提出，到1911 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 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 （第76—77 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 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 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 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 第3 期（1975 年5 月）第689—715 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 页。 ----------------------- Page 407----------------------- 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 ① 们，我们会一无所得。” 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 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 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 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 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 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 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 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 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 年召开国会 （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 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 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 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 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 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 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 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 次强烈。在1910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 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宪 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 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 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 ① 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 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 ② 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 ① 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 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 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 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 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 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 页。 ----------------------- Page 408----------------------- 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 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 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 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 ① 与清廷对抗。”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 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 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 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 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 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 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 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 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 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 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 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 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 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 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 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年4月的关键时 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 1910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 时间是在1908年，《民报》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来有激烈的 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 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年初期被 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 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 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 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 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 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 页。 ----------------------- Page 409----------------------- 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 备，他们在1911年4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 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 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 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 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 Page 410----------------------- 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 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 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 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 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 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 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月底 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 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 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 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 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 在1910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年，它 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 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 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 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 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 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 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 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 ① 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 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 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 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 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 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 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 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 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 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 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 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 ① 陈志让：《袁世凯》，第82 页。 ----------------------- Page 411----------------------- 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 也反对各省借外债。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 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 们商量。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 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 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 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 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 命派的作用。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 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三民主义 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 备违反它们；但在1911年，它们是中国出现的最接近于全国一致的事物。 结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发展的中心，因为各个不同集团只赞成三民主义中 这一主义或那一主义，只有革命派赞成其全部内容。因此，他们在最后的反 清大联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够调解利益冲突和把各敌对集团纠合在一起。 他们在立宪主义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宪友会 对清政府1911年5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 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特别自 梁启超在议员中散发了一份概述应如何管理一个政党的想法的建议后，组织 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已成为请愿者领袖的直隶省谘议局议员孙洪伊进一 步促进了这个主张。1911年3月，他邀请各省谘议局议长来北京商讨对策， 以便“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 ① 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立宪派才得知“皇族内阁” 和铁路国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 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十六天以后， 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宣告成立。 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 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 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 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会章中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 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第581 页注①）。 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 代中国》，卷3 第3 期 （1977 年7 月）第321—344 页。 ----------------------- Page 412----------------------- 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 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绅士”的一个突出例子。在新绅士的身上， 近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兼备，但两者决不是半斤八两的，其进步主义和保守主 义也是一团混乱，难以分清。具有这类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有 能力，为人正直，并且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们，最 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 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象梁启超、孙洪 伊、蒲殿俊 （四川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省议长）和谭延闿（湖南 省议长和宪友会会长）不但在清政府让步是否充分的问题上，而且在铁路国 有化和外债方案的问题上与张謇发生尖锐的分歧。除了张謇这一派外，立宪 派中各派别对统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新政党 中较年轻的成员与革命派接触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宪友会已经形成 了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核心。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除黑龙江、云南、甘肃 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设有分支组织，因而比其他组织更能发起和进行协调 的行动。它致力于统一行动的潜力更因其成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 得到加强。它的措词谨慎的纲领使它能够公开活动。它的领导层继续受到公 众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会会长都是各省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这些 与旧的社会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员还可以声称他们的权力是通过选 举任职而取得的。宪友会中的干部也是省谘议局的或临时的资政院的议员。 他们都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同时也有传统的学识。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念、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对象铁路那样的近代企业的投资）。到 1911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6月初回到 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 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时机对革命派来说几乎没有更合适的了。在1911 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灰心丧气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内部分裂 折磨着他们已有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分裂的尽头。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 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在政府第一次 颁布铁路国有化命令后的两天，这两个组织便会谈，以寻求减少它们之间竞 争的办法。同盟会的代表试图诱导这次会谈。各派代理人仆仆风尘，来回于 东京、上海、武汉和香港之间，为统一革命运动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 这两个湖北集团同意合作。虽然经过三个多月才制订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 个联合指挥部，但主张在华中起义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学生领导下，加强了他 们的努力。 可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在长江起义的想法，他们认为还需五年 ----------------------- Page 413----------------------- 时间才能发动一次有效的起义。至于孙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筹 集资金和要求承诺，所以没有卷进争论。从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 日到达纽约之前，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马来亚和欧洲。湖南、 湖北的活动分子对寻求孙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动感到厌倦，并以嘲讽的语气谈 论他的“漫游”，他们决定自行其是。沿长江上下，他们把革命组织集合起 来，同时还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 （他曾在1905年协助成立同盟会）等早 期学生运动领袖，象陈其美 （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 会）等后来的会员，以及更后期的参加者（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远至山西省 的人）。1911年的改组从5月到7月取得了势头，最后产生了又一个新的组 织来统一日益蔓延的革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 章。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 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 （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一个“临时”的五人 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 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 是共进会。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 ① 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 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 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它在8、9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 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1913年 发动大起义。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 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 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 总部象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状态消失 了，使1913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 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 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 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 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 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 ①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 册第2—11 页。 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 第2 期（1974 年） 第477—496 页。 ----------------------- Page 414----------------------- 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 进行了干涉。① ② 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的宪友会休会，并派 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 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 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 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 ③ 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 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 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 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 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 ④ 遵行”。 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 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月1日作出了 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 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绅士，特别是省议员。北京 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谘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谘议局不但 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三 十五名有高级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级功名），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 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 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 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铁路 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亲密合伙人）。这些有事业心的年 轻绅士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谘议局 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谘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 ① 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 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 资政院会议。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 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 ① 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193—227 页）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② 同上，第188 页。 ③ 同上，第208 页。 ④ 同上，第215—216 页。 ① 《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 年9 月9 日，第598 页。《北华捷报》在7 月15 日至9 月23 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9 月9 日、16 日和23 日发表的最后三部分论述 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谘议局的问题。 ----------------------- Page 415----------------------- 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四川省最近单独被 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 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 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 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但除 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例 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后来，又 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铁路之争显示出， 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 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 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 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 奠光绪。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他们 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配和新的代议制度。 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 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 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 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绅士有联系 的秘密会社；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 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 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 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 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 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 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 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 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 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 秘密会社的人领导 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 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 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 ----------------------- Page 416----------------------- 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 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 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 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 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 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 忘掉1913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文学社和共进 会所希望的那样快。当10月9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 定行动方针。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 （当时在香港）和 宋教仁 （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黄兴希望在10月底几省同时起义， 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 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 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进 逼。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时间以后，武昌的秘密会议决定出 击。但它发出武装行动的号召为时已晚，因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 捕。武昌的活动站本身在许多领导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袭击。似乎到处都是 忠于政府的军队和特务。革命派内部出现了叛徒。各个部队中的文学社成员 这时在疯狂激动的情绪中试图集结他们的力量。经过10月10日一个下午的 不顾一切的协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订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 地出击。他们杀死了军官，直趋附近最大的弹药库，那里由同营的一个连在 驻守。该连也参加其战友的行动，据说已经同情共和主义的该连连长被说服 起而带领约三百人的这一小股造反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起义者重新组合， 并把队伍扩大到约四千名新军，进而攻击了总督已在那里集结其部队的当地 司令部。战斗在刮风的、时断时续的雨夜激烈进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 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 布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采用新的历法，改宣统三年为中华4609年。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 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 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 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 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他自1896年 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 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 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 ----------------------- Page 417----------------------- 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 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 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10 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还 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 们之前收兵回营。众人随即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 发表宣言。但他仍不让步。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至少在他们内部 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 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 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他一方 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 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 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 疑新政体的稳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 了妥协的姿态。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 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10月13日分送给 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 协定。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 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谘议 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谘议局以组织 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谘议 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 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 和湖南省议长谭延闿是同科进士。他与后两人一样，曾在日本留学，是梁启 超的追随者，并活跃于宪友会等团体。他不但是最富战斗性的立宪派，也是 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与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说服他；的确，他自 称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 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 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 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 —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 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 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 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 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 ----------------------- Page 418----------------------- 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 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 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 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 时刻。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了出来。不幸 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又刚刚开始在搜集、选择和分析，论据仍然是最薄弱 和互相矛盾的。在这里，似乎最好先确定问题，然后提出阐释问题的可能的 路数，而不是作出不可变动的结论。 从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动开始起，在随后的七个星期中有十五个省 宣布独立。在这些省份中，许多省的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市和县）已先于省 当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独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这段时 期，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兴替无常。在新军官、谘议局领袖、前清官员、 商人、秘密会社领袖、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之间，形成了多种多 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执政的权力在中国有了 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方式来行使。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都要重新加以衡 量。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 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1911年的 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 体。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 1911年时期及 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 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谘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最普遍 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谘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 领导。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 -绅士-谘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 会员则侧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 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1911—1913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晚至十九世纪 九十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911年， 那些束缚被打破了。191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 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1911—1913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 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 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但是没 有回头路可走了。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 ----------------------- Page 419----------------------- ① 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 一个与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 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 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 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 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 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 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 议”）。因此到11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 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1912年3月一 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 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这些是 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它们是在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公众中进行讨论，其 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这样，似乎已经吞没革命的“传统”势力也许根本不是那么传统性的。 的确，旧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现了明显的韧性，但根据许多世纪 中他们长期保持的力量来衡量，这股势力也迅速地开始起了变化。从 1911 年起在谘议局、省一级和全国性政权中非常突出的新绅士，可能真正代表了 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由于新军同意与他们合作，它可能已经发现新绅士比 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进。可以这样来假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 领导人是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 （“进步的立宪派”）和激进派中较温和的人 （“保守的革命派”）。这样来探讨，可能证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① 革命派锋芒的消失 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公开宣称革命的革命组织成员，除了对新军的起义作 过贡献和在1911年后期参加地方和省级政权外，1911—1912年又在全国范 围内活动得特别积极。例如，黄兴在10月28日到达汉口指挥革命军。其他 人在导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重要谈判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甚至 孙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锋芒，不过他的关于向共和主义过渡的三阶段论 的思想已被遗忘。总之，如果与他们在1908至1911年期间的相对静止状态 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 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们地位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所 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国纲领。他们的接触面最 广，因而最适宜于集结各种力量和从中互通声气。 ① 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 页。 ----------------------- Page 420----------------------- 可是，革命派的显赫是短命的——只是从1911年10—11月各省独立运 动至1912年3月袁世凯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间的这段短暂时期。在那几个 月中，未经他们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响全国的决定，但他们缺乏实行政策的 力量。没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们不能左右全国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 各省的政治那样。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不得不让位于 袁世凯，这又与熊秉坤和吴兆麟连长不得不让位于黎元洪将军和湖北的汤化 龙议长的情况一样。 1911—1912年讨论国家事务的主要的参与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凯。武昌起 义后不过四天，清廷就转而向袁世凯求助。虽然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得到让 他担任拥有大权的总理的满意条件，但他约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与武汉 的革命派商谈。这位僚佐汇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根本没有使革命派 改变立场，但他们一致盛赞袁世凯。① 大约从11月8日起，革命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 题不在于他是否将担任总统，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他是否会迫使满洲 人退位，从民国的当选代表而不是从清政府那里接受统治的委任，并且在他 担任总统期间尊重共和制？在汉口集会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凯 保证支持民国，他可以担任总统。谈判和时断时续的战斗同时持续到12月2 日实行停战时为止。 反对选举袁世凯的力量相对地小，但仍足以推迟一项协议的达成。反对 主要来自上海的一批议员，他们反对与汉口人士合作，并且坚持要一个革命 的总统。此时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条件的袁世凯，不得不在他们解决内部 分歧的时候等待时机。他们终于在12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 而解决了内部分歧。 与袁世凯的协议直到2月初才达成。按照习惯的说法，这次拖延应归因 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的阴谋。有人坚决认为，袁世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满洲 人的命运，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让他担任总统的提议就可定局，但他宁愿 继续搞权术，直到他把总统的职务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时为止。他希望依靠自 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灵活的政治权术来操纵一切，以使满洲人丧失权 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宫。可是这种意见又指出，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之举是把袁世凯当作背信者来打击的。因此袁世凯才勉强接受孙中山作出的 保证，即一旦满洲人退位，孙中山将听从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华北的地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稳定。① ① 僚佐为蔡廷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在与 他会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 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 页。 ①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 第3 期 （1970 年5 月）第581—602 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 ----------------------- Page 421----------------------- 他在朝廷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一切谈判，特别是那些涉 及逊位的谈判。中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革命军在 南方实力雄厚，在北方有潜在的支持，而袁世凯自己的部队则不完全可靠。 他的地位之不稳定还归因于列强的意图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 识到，英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英国人宁愿选择随波逐流的路线。他 们尊重袁世凯，乐于见他恢复职务，但他们对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拥有广泛的 支持也印象很深。他们宁可要满人名义上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但也不准备进 行干预去促使它实现。同时，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国人的 利益所在。虽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干预，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要帮助什么人（哪 怕是无意识的），那么帮助的对象就会是革命派。袁世凯本人后来抱怨说， 英国的干预要对建立共和国的潮流负完全责任。虽然袁世凯可能夸大了英国 的作用，但显然伦敦除了促使他担任民国的总统以外，没有另外帮助他什 么，而他任总统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这条路线也是立宪派中的老朋友，象 有影响的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凯所采取的。张謇在 1911年11月终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场。他当时对袁世凯说，君主立宪制适合 于象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象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 因此，袁世凯发现自己为时势所迫而设法与革命派妥协。一切迹象表 明，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顾问们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 团不但由唐绍仪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 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 正式的和谈；12月20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 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 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他随即向袁世 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 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12月20 ① 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那 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 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如果袁世凯的地 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 12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当武昌起义 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 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 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 杂志》，卷32 第2 期 （1973 年5 月）第405—423 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 究杂志》，卷25 第2 期（1966 年2 月）第213—217 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 命中的中国》，第419—442 页。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34 页。 ----------------------- Page 422----------------------- 是日本的盟国。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 留至11月21日。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 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 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孙中山自己的 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 当孙中山于12月21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 略。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 袁世凯的军队。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会发现自己 缺乏向袁世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是留在广州建设他的军队。但孙中山需 要满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认为袁世凯可能有用。他还宁愿取政治解决，而 不取军事解决。他急于要防止外来干涉，同时他还要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得 到这样的印象，即权力的转移是和平的和明确无误的。孙中山还相信，他进 行干预和行使个人领导的时机已经来临。他要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但他 向胡汉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凯。他对胡汉民的这一席谈话似乎意味着， 他打算向袁世凯挑战，以争取政治领导权。 根据孙中山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有了说服力。他随即前往上海， 在那里与革命领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那些 赞成内阁议会制的人。孙中山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非常情况，因 为它将过分限制领袖的权力。“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 ① 制之法度。” 两天以后，孙中山让自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共和派人士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和选择一位总统不过是为了对袁世凯增 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12月20日协定以后的九天 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总之， 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12月29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 ② 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 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 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 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 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 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 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 处于僵持状态。当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① 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3 册第428 页。 ②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435 页。 ①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 （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8 年），第106— 109 页。 ----------------------- Page 423----------------------- 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 的。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 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 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 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 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 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 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 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 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 用。在1912和1913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 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 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 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 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杨品泉译） ----------------------- Page 424-----------------------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 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本世纪之初，刘鹗和吴 沃尧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 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 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此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 化，并且确认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 ① 年快到年底时张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 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 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 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 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 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 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 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蒂还必须着眼 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 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 ①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 年10 月25 日）。 ----------------------- Page 425----------------------- 特权阶级种种 自康熙的满人统治建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社会成分同一性的统治阶 级，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开始变得多样化了。 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动乱的前夕，社会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职或退休的官 吏和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及其家族组成的。在省城还包括大钱庄和大商号的 老板，在地方上则包括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 的功名，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权阶级了。不过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级的 不同。中举或者至少拔贡才能当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当然就更好了，因 为财能使他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员，其地位 ① 与平民相差无几，因为生员的头衔只能带来很少的法定特权。 最后，从地 方到省，一个人只要相当有钱和受过一点教育，功名对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 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在公众舆论中，尤其是在上层阶级的心目 中，功名也还是社会上有身分的标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过捐纳或科举 得到这种有地位的凭证，才能真正进入上层阶级。当时通用的“绅士”一词， 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 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 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传统门径有所扩大，最先经受变化的是特权阶级。 为了回报地方各界镇压人民起义、特别是镇压太平军的贡献，科第名额大为 增加，虽然自清初以来已经增加的名额很少。到1871年，儒学生员的名额 从太平军起义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学生员的名额相应地从 ① 21，200人增至26，800人。 固定的增长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额 临时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军事需要造成的。虽然这种暂时的增长为数不 少，但是总的影响却甚微，因为只涉及一次会试，而且只相当于上述固定增 加数的百分之五，或者说仅有大约484个名额。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假设每 个生员能够再活33年，那么，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就会有将近910，000 人，比太平军起义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 生员的百分比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② 尽管生员名额的增加确实不多，然而卖官鬻爵却很盛行。这种办法始于 明朝，曾为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广泛采用，到十九世纪初一度有所收缩，但是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1368—1911 年》，第34—40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8、94 页。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98—102 页。 ----------------------- Page 426-----------------------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官员来源多样化 和保持平衡，可是后来政府的动机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为了便于卖官， 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 ③ 在太平军起义之前还只是355，000名。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 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④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样合法特权的有官衔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 括在内，则受益的家庭人口总数从太平军起义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 平军起义后的7，200，000人，然而全国人口总数却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 年以后才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兄弟、成年儿子和 远房亲族也沾光，享有特权者的总数就会更大，尽管这些人享有的特权不同 于有官衔者本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依仗其声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绅的膨胀由于分布不均，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太平军起义前， 文人、官吏及其直系亲属对总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点七，在四川则是 百分之三点五。太平军起义后，这个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点六，在浙江则 ① 是百分之五。 云南和贵州由于地区贫穷，无力捐献军费，比例就下降了。 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进一步下降，广东的比例保持着稳定，但这只是由于这 些富饶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们提供了大量钱财，正常仕进和捐官者的 绝对数量还是大量增加的。这个比例几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长了 二倍，在陕西和甘肃增长了三倍。但是具体情况则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 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总人口的减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则是由于地方富庶， 故而能弥补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获得者的数量之间的不平衡。由此可见， 维持一个较大的特权阶级加重了贫穷省份的困难，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 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长，则使其在绝对数量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在文人阶层内部，各等级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军起义之前，1， 100，000名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 贡生或贡生以上，因此这些人属于真正的上层。有功名和官衔的总人数的百 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纳者；在更有影响的官员和有官衔的人 当中，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太平军起义以后，1，450，000有功名和 官衔的人当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贡生，他们属于上层 绅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纳的。 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六。① 由此可见，这个文人阶层不仅人数增多，组成成分也在变化。与此同时， ③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03—111 页。 ④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第47—50 页。关于整个清朝地方官的详细情况参见李国祁和周天 生著：《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3—115 页。 ① 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出自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6—137 页。 ----------------------- Page 427----------------------- “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传统统治阶级的这种膨胀乃是一种主要现象。实 际上，科第名额的长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达到其累积效果的最高峰。在十 九世纪最后几年，暂时性的增长则无变化。1901年取消武试，1905年又取 消文试，这种扩大统治阶级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寿终正寝了。虽然卖官鬻爵的 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学堂中通过考试谋得职 衔，那种买卖便没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参见第七章）。 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加导致这个阶层内关系紧张，并且加剧了有职者与无 实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加剧了通过正途出身与非正途出身这两种人之 间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便影响到社会上层领导能力的质量。它迫使功名较低 的人在社会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这也是造成其日益贫困的一个因 素。它还降低了这个最初以文人阶层的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和 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结盟所支撑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专门化技术作用的发展，新的集团正在统治阶 级内部形成。到十九世纪终结时，这种新集团的形成已经比以传统方式起家 的绅士名流的发展更为重要了。 新军势力 现代战争和国防的需要，促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军人阶层的兴起。军人 从一种地位较低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了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战争有 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军人地位的转变中也可看到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在1850到1874年间，民众运动使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就在镇压 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一批新型军官。他们组织民团，同太平军、捻军 ① 和回民打仗。早期的军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 湘军的情况尤 ② 其说明了这种文人阶层的普遍军人化。此后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以及 象李鸿章这样的年青领导人物开始注重个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 ③ 正统性，平民就在新军的指挥人员中占了优势。这些人仅凭战功就在当地、 甚至有些人还在全国获得名望，而不论他们原来是否有功名。例如刘于浔最 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监生，后来他统率亲自组织的省军，控制南昌及其相邻地 区达十五年之久。刘铭传也是如此。他以贩私盐起家，后来变成一支淮军的 首领，最终当上了台湾的巡抚 （见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 ① 1856 年之前湘军的多数将领是文人，后来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这个比例。参见罗尔纲：《湘军新志》， 第55—64 页。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6—151 页。 ③ 淮军将领有官阶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军核心，即在十一营军队的最高指挥当中，最多也只占 三分之一，见王尔敏： 《淮军志》，第184—185 页。 ----------------------- Page 428----------------------- 这些将领后来大都担任了文职。投军只是进身于官僚阶层的阶石。朝廷授予 有军功者以文职，委以低级文职以制约过于强大的地方军事领袖，但仍未能 减少这种机会主义。勇营诸军同清朝两支经制军——即旗军和绿营军——相 反，没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们的军官也没有官阶，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某些将领如刘于浔等便辞官还乡，宁愿接受地方当局给予他们及其家族的好 处。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势力的将领及其大多数下属都谋求并接受了各级文 职；其中有些人还当上了督抚。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迟至十九世纪之末， 文职比军阶更足珍视。但是，行伍出身可以开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职的道路或 加速其擢升。这个事实使军队具有吸引力，最终为军人在社会上发挥新作用 打开了道路。 事实上，由于这批军官和军事领袖没有传统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见，而且 一般都深知必须维护秩序和政府，他们往往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强有力的鼓 吹者。其结果，在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郭嵩焘、左宗棠、刘长佑、沈 葆桢及其同僚的倡导下，创办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业。1861年曾国藩兴办的 安庆内军械所和此后建立的军火工业，可能都是在实际推行经世派的理想， 即利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帮助维护国家的秩序和权威。经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 主张保护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证国家资源不为私人谋利，但是，随着 开矿、通讯和交通工具以及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基本概念显然已经被抛到九 霄云外。因此，在从能够带兵的多才多艺的传统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 得政治势力的技术专家这方面转变的过程中，那些镇压民众运动的老手起了 关键性的作用。 创建新军和使传统的军队现代化，也促成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军人集团的 兴起。1853年曾国藩就对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军的军官进行加强毅力和纪 律的专门训练。后来淮军也仿效这种作法。1862年在上海和宁波开始对军官 团进行西式技术训练，其中几个管带及其士兵还在英国和法国军事顾问的指 导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战术的训练 （见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谕 规定高级将领应受同样的训练，以保证中国人对军队的控制。但是进展很 慢。首先受到重视的是海军；除了设立各种技术学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 政局还附设了士官学校。有些士官生曾经于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 别留学英国和法国以求深造。南京、威海卫和旅顺也开办了几所水师学堂。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一所水师学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军 官前往德国深造。直隶、江苏和广东还雇用了一些外国顾问训练少量军队， 其军官后来还能在其他省份进行指导。1885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 所武备学堂。张之洞1887年也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了一所水陆师学堂。 中日甲午开战之前，在这些学堂学习的军官不过几百人。可是随着号召广泛 使用西式武器的技术革命的来临，军人的地位也开始提高，他们变成了发展 ----------------------- Page 429----------------------- 技术的代表。 ① 只是在1895年以后，这种新式军官才开始大批增加。他们逐渐取代了 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旧式军官，领导着充分规代化的军队。重点又从建立现 代海防转向改造陆军，这便带来了深远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 在中日战争之前，那些经过“西式训练”的少量军队只是简单地采用西 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两支仿效德国军事组织、 训练和战术的部队。这就是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许多自强 军的新兵都经过仔细挑选和专门训练，能读会写，这在中国军队中是史无前 例的；由于教育带来的声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前所 未有的尊重。袁世凯的部下就出过五位民国总统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脑、一位 总理和许多在1916年以后割据华北的军阀，象出身低贱的曹锟和冯国璋就 是在军队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远是个例外，他始终是个文盲。新军将领 的特点是普遍受过较高的教育，这是旧式军队的军官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 又掌握着西方的防御和战略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也是上一代组织民团的文人 和文职显要们所不具备的。 在1901年以后，新军将领随着军事改革的实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义 和团起义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的绿营军则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预备队支持 的西式新军：它们使用西式装备，按照西法进行训练和指挥，是现代陆军的 基础。1901年9月12日所颁上谕的实质内容便是这样。袁世凯便利用了这 道上谕来加强新建陆军，它在1901年之后被称为北洋陆军，成了中国最强 大的军事力量，1911年时拥有中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从1901到1904 年，在湖北、江苏、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也纷纷组织 了所谓新军或常备军。 1901年8月29日的上谕下令废除传统的武举制，缓和了争取新式军官 的竞争；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并制定全国的军 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几乎各省都有武备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办了六 所武备学堂，从参谋军官到新兵都在此经受各种技术训练。他的天津武备学 堂的毕业生被派往其他许多武备学堂，同德国的和越来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 担任教职。1904年1月3日批准的总章程要求学生接受军事操练和穿制服； ①高级课程还包括军事史、兵法和后勤学。同年9月12日，各武备学堂还接 到练兵处仿效日本体制制定的二十条特别章程。它要求紧密仿效日本教育体 制，对参谋军官进行从高小到大学的教育。这些章程并未被严格执行。北京 拟办两所高等军官学校的设想也未能实现。只有到国外或者在袁世凯扶植下 ① 据外国专家估计，1885 年中国拥有的西式武器有来复枪和连发枪二十多万支、击发枪数十万支、机枪约 五十挺、各种口径的大炮一千二百门。参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领事的政治报道。上海》12，第211—215 页。1885 年8 月26 日关于中国装备的报告。 ①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4、17 页。 ----------------------- Page 430----------------------- 的保定武备学堂才能受到高级军事教育。各武备学堂的教育质量也参差不 齐。可是，维新运动毕竟成功地使各省创办了武备学堂，增加了派赴国外深 造的军官。1906年有武备学堂三十五所，学员共6，307人，威海卫、南京、 福州和黄埔四所水师学堂还有学员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军官派往 ① 日本受训，约有15名派往欧洲受训。 到1911年，军事教育机构便有近七 十所。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以外，还学习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门外 语和基础科学知识。军事教育迅速得到社会欢迎。张之洞在1902年带头要 求部下送其子弟进武昌武备学堂，他自己就送了三个孙子到日本学军事。 1906年北京开办了陆军贵胄学堂，学员不仅来自皇室，而且还有象刘铭传等 著名将领的儿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抚和文人学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 武备学堂的学员来自各省上流社会，甚至一些旧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当 ② 兵。这一发展又得力于新建的军阶体制，它使军人得到了同文职官僚一样 ③ 的官衔和薪俸。镇压太平军的最后两位杰出统帅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 1901和1902年去世，为各省新一代统治者开辟了道路，这些人的权威几乎 完全凭借军事力量。袁世凯无疑是一个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张之洞也在晚 年致力于组织新军。无论是清帝还是各省胸怀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须利用武 装来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义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权威。这种提高军队地位 的普遍趋势，促使受过教育的军人队伍——他们受到社会的尊敬和发挥着政 治影响——的扩大。 1911年中国军队号称一百万，但大概实际只有六十万战斗人员，其中十 七万五千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另外十七万五千人是半现代化的巡防队。后 者是由各省资助建立的地方部队，成立于1907年，兵员来自原绿营军、勇 营军和其他杂牌军。尚未遣散的五万绿营兵与八旗兵一起组成的军队中，只 ① 有七万五千人受过西式技术训练。 军官总数近七万人，百分之十是高级将 领，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学习。这批军官——即便是最低级军官——的素质 和教育水平及其对科学技术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旧式军队的同僚，与文职官 员的平庸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1695年以后，受过现代化训练的高级军官更 可能留在军队，而不去谋求高级文职。军事改革有助于保证他们前程似锦。 实际上军队已经超过了文职官吏：西化的军官比从事外交的文官升迁更快。 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声望，不仅由于拥有飞黄腾达的希望，而且 ① 鲍威尔： 《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5—236 页。 ② 参见陈孝芬等人的回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 68 页。 ③ 有关此事的总章程可参见《大清德宗实录》卷537 第14 页所载1904 年12 月20 日的上谕。其详细说明 见《大清实录宣统政纪》，卷20 第20—24 页，1909 年11 月11 日的上谕。 ① 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88—298 页。 ----------------------- Page 431----------------------- 还由于军官普遍有文化，军队素质也较高，这在历来重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 颇具好感。 但是更确切地说，军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的集团，是与中日甲 午战争以后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潮流有关的。最明显的是中国战败以后，大 家舍得花钱使军队现代化。不过，在日本和德国的榜样及其依据的学说的鼓 舞下，人们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够用来保卫国家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曾国 藩在世时就认为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来作国民的表率，这正是 1904 和1906年练兵处发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国藩却把国家的政治和 精神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文人，因为根据“用儒生领农”的信条，文人应该按 照儒家价值标准负责建立非常文明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中日战争以后，军队 ② 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为了顺应舆情， 1906年4月 的一道上谕列举了关于公共教育的各项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 要由绅士文人组成的大多数教育团体，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 开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项建议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学校推行组织严密而恰 ① 当的国民军事教育。这些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 年，整个社会还没有大规模推行军事教育，只有极少数学校真正组织了学生 军。尽管如此，公众认为军队能够成为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这种普遍的思 潮使军人的权威和声望得以巩固起来。 即便军队是民族复兴的象征，能不能认为新式军官团就是民族团结的代 表呢？军队并没有真正的团结。来源不同，训练各异，使军队分裂的力量不 可胜数。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张勋和曹锟，或如刘伯承。1917年企图 恢复帝制的张勋，是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起义时期从行伍中上升 起来的。1923年至1924年担任总统的曹锟，则是袁世凯栽培的、天津武备 学堂的首届毕业生。刘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备学堂学习，后来变成了共产党 军队的元帅。还有一些人则是富户大族出身。许崇智的祖父做过闽浙总督； 他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辛亥年在福州担任第二十旅旅长，是福建省革 命军的领袖，1925年曾任孙中山的陆军部长。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产地主和 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员甚至举人，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废止科举以后只 好投军。这样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数量增加了，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的军 队中是这样。这里有后来的红军组织者朱德，他是1909年进入云南武备学 堂的。应举未中的蔡锷后来是梁启超的弟子，曾毕业于日本最好的军校；他 在1911年担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长，曾领导云南的国民革命，1915到1916 年又组织过讨袁之役。后来成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则是保定军校的学 生，并在日本深造过。 ② 维新派的报纸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尤其以《新民丛报》为突出，特别是奋翮生和蒋百里在1902 年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① 《教育杂志》，卷3 第6，附录2。 ----------------------- Page 432----------------------- 袁世凯用小恩小惠扶植党羽，使他得以维持对北洋军的控制；南方的将 领却不是这样，他们在各省拥兵自立，而且经常易人。张之洞创办的军队在 技术教育方面远比袁世凯的军队为好；军官都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士兵多 半有文化。他们在南方各武备学堂受过内容广泛的教育，还通过留学建立了 多方面的联系，而且出身书香门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军官比北 ① 方军官思想更开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 1908年以后的大多数兵变，包 括使清朝倒台的那次兵变，都是发生在南方的军队中。他们也是革命者宣传 鼓动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对象。北洋军的军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这种 情况不如在南方广泛；北洋军中也有许多政治研究小组，后来成了军阀的冯 玉祥在1909年以后就曾经常参加其中的一个小组。② 在带领中国不同军队的各派军官之间，是绝无团结可言的。只有北洋 军、八旗兵和巡防队的一些旧军官还继续保持对清朝的忠诚。反满的情绪虽 然普遍存在，但并没有使军队形成团结的局面。清廷统一军队和集中领导权 ③ 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巡防队的军官嫉妒正规军的物质享受；各派系互 相对立，有时是出于对个人效忠（袁世凯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时是出 ① 于乡土观念，有时又是出于同窗之谊。在新式军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 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开：这个信念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日益动荡之际所接 受的日本和德国的教育。此一特点肯定使新式军官迥然不同于旧式绅士阶 层。 接触西方后的结果 为了适应同外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权阶级内部还形 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团。他们的共同事业就是洋务，这不仅包括直接办外 交，而且包括同西方进行的一切交往。尽管组织新军的部分原因出于办洋 务，但是办洋务的主要后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会阶层的产生。 首先是参加官方谈判的专家。最早办洋务的职业人员是译员。不过这些 人既无功名又无官衔，只担任很低的职务，例如聘用的几个基督教徒译员就 ① 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 辑第211—213、281—301 页；第4 辑第247—255 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 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 第147—165 页。 ② 谢里登： 《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 页。 ③ 1907 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 威尔： 《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 页。 ① 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 册第22—25 页。 ----------------------- Page 433----------------------- 是如此。但是随着1858至1860年的战争，出现了一批办外交的年青专家， 例如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个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过徐家汇耶稣 会士的教育，约在1875年成为李鸿章的入幕之宾。其中大多数人最初都是 由于懂得外语而被招募的，但是因为他们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国官场，所 以被视为有用的谈判者。 在重要的条约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权威都极力网罗一批专 家。最大的一批隶属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曾于1870至1895年担任此职。 另外一批则是以总理衙门为中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也曾在广州延揽一批 专家；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时，他们随之也转到武昌。兼任驻节南京的总 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专家。某些专家有时也转移阵地，例如 陈钦就曾在1870年脱离总理衙门改投李鸿章幕下。容闳是从美国大学毕业 的第一个中国人，为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效过力。 这些专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鸿铭是一位槟榔屿出生的中国人，他 完全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爱丁堡和德国就学，1880年他担任 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时期广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 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后来到伦敦学法律，是伦敦许可开业出庭的 第一个中国人；1882年李鸿章请他到天津时，他已经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师 了。罗丰禄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曾在欧洲留学几年，李鸿章因赏识他的才 能，曾保荐他任驻英公使。蔡锡勇是张之洞的忠实助手，自北京同文馆毕业 后，先后在驻美国、日本和秘鲁的外交使团任职。还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 已实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学堂就读，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国留学不可。象李鸿章 的经济会办沈葆清、盛宣怀和郑观应，就是因负责同外国人打交道和做买卖 而获得专长的。 事实上，这些洋务专家不仅很快承担起谈判的职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还负责搞经济事务。他们往往担任监督对外通商的工作，例如当天津海关的 道台、通商口岸的海关督办兼道台。他们更经常地从事管理近代的官办企 业。这些人可能接连负责建立兵工厂，管理航运公司，创办纱厂和主持军事 ① 学校。盛宣怀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张之洞和李鸿章的许多幕僚也做 过这类工作，但是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赫赫声名和成绩。以杨宗濂为例，李鸿 章1870年派他当汉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台湾负责兴筑铁路；1885年他 主持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他兴建了一家火柴厂，后转任直隶道台，然后受 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厂。蔡锡勇1886年在广州创办鱼雷学校，1887年创办水 师学堂，1888年建立造币厂；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铁厂和湖北枪炮厂； 在武昌，1892年建立织布局，1893年建立造币厂，1894年建立缫丝局，1895 年建立西式授课的自强学堂，1896年创办一所武备学堂。① ①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 《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 第22—23 页。 ----------------------- Page 434----------------------- 当时还产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务专家相似的谙熟洋货经营的商人。买办便 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员。1842年废除公行制度之后，他们是中外商号之间 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因为外商与华商之间存在着语言障碍，加之货币制度、 商业机构和经商习惯又很复杂，使得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他们一般是同外商 订立合同，这不同于有执照的经纪人（牙行）；牙行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传统 中介和独立的代理商。买办则是洋行在中国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华员， 自己身兼司库、审计员、财务主管、推销员和行情研究员，协助外国人同中 国人进行一切交易。 大多数买办原籍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商人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 敢于向要当买办的同乡提供外国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证。他们还能提供 精于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因为茶叶是开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货。而且，广州的 买办还有助于开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对外贸易。随着茶叶出 口减少而丝绸出口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先前只有外国人插手的部 门（特别是银行业务），浙江和江苏的买办也迅速出现。他们大多数最初是 宁波人和苏州人，先是作丝绸商人或上海钱庄的雇员。在二十世纪之初，大 多数买办仍是粤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买办则以江浙人居多。 ② 买办一般都是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时能够请人 做担保，不过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也有些买办是因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 而逐级提拔起来的。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是发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则又为他 们提供了提高才干和个人增殖财富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赚钱多而且快，这就 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约一千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佣金、回扣和 私人自做买卖的利润；同外国人的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关系、建议和保 护，这使他们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当西方大商号的买办而积财数百万 两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为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徐润，一是二 ① 十世纪之初在上海为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大椿。买办的人数在1854年有二 ② 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则增至二万人。从1842年到 ③ 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 同十九世纪之末全部上层 ④ 士子的年收入六亿四千五百万两相比，这个数字相当低。但是，考虑到分 润这笔钱的人数和1902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这笔 ②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 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 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 到1900 年的数字 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 页。 ----------------------- Page 435----------------------- ⑤ 钱就相当可观了。 不过，破产者亦屡见不鲜，买办的财富也是很不稳定的。 买办不但有钱，而且愿向新部门投资。他们最先花大钱办近代企业，对 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作用。估计在1862至1873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 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资金；1863到1886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 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七；1890至1910年为中国二十七家大棉纺厂提供了百分 之二十三点二三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百 ① 分之三十。 这些买办不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还负责这些新企业的经营 和发展。他们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险和采纳西洋经营方法，以求取事业的成 功。由于他们能使洋行兴隆，政府也常请他们对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性的管 ② 理。不过到十九世纪之末，买办开始自办行号了。 他们就这样对经济现代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买办也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同外国人联 系密切，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西式服装、陈设、娱乐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 中国习俗掺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洋泾浜英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他们也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 卫他们的利润观念和发展经济的观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便象郑观应那 样成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买办以外，还可列举出一类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他们虽然没有 直接服务于洋行，却热衷于从对外贸易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谋取赢利。最明 显的是那些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门的茶 商胡元龙，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拥有茶园五千亩；以后由于绿茶市场收 缩，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种红茶，并且自办加工厂，从而既保证了自己的 ③ 财源，又维护了此地茶叶生产的声誉。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 ④ 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遗产达八百万两。顾馨一出身于 ① 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 钱庄在上海也 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 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 1883年有钱庄五十八家， ② 1903年为八十二家，1908年则达一百一十五家。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 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 页。 ①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 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 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 行号，这些人在1878 至1910 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 辑第104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 页。 ----------------------- Page 436----------------------- 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 ③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 ④ 在广州效区开办了第一家用蒸汽为动力的民营丝织厂。在1895年前，跻身 于工业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断增加。他们许多人是以外商名义登记的企业的主 要股东和经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隶，他们也积极参与官办企业。例如在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茶商（见第八 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们也象南方各省的同业那样集中力量于政 府所忽视的私营工业部门，如丝织、粮食加工、火柴、纸张、玻璃制造以及 机械的制造和维修。它们多数是小企业，机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办下较 能使用新技术的大工场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资联营的工场中的新型手工业工 ⑤ 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 粤商叶亮卿1888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1906年就积累了 二百多万两，几乎垄断了向广州输出的大豆制品；他还经营了几家当地的钱 庄、豆饼制造厂、烟草厂、木材场和不动产公司，并大量投资于银行和铁路。 ① 这批从事新行业的商人和金融家，当然不象买办那样偏离正统。他们远 不象买办那样愿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还继续捐纳官爵，而且鼓励 子孙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例如宁波和苏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员中就有所分 工：有些人仕进，有些人则经商。但是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也开始出现 了一种新思想的迹象。在历来由富商资助的慈善事业中，也有人开办传授西 ② 洋课程的学堂和采用西药的医院。 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张之洞 在两湖书院开设外语和商业课。③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的社会风格与传统的准则相去 尚不甚远。这些人就是现代公司的股东。徐州的盐商可能认为他们在 1882 ④ 年对利国驿煤矿的贡献是官方派捐； 但是十九世纪外商所办的企业的资本 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国人，这里除了买办和富商以外，还包括 ⑤ 相当多的小股东，他们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职员。 官办企 业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资。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 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331—449 页。 ①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 （1958 年）第213—267 页。 ②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 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 第23—24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 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4 期第39—74 页。 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 Page 437-----------------------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物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 的，他们分成：技术人员与专家、买办、独立的工商业家。这也反映在当时 使用的称谓中。第一种人叫“绅”或“官”，第二种人叫“买办”，第三种 人叫“商”。但是这几种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办企业，尤其在私人企业中， 买办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经营。这几类人之间也常有人员的流动。买办由 商人产生，他们脱离外国雇主以后，又可能成为独立的工商业家。象唐廷枢 和郑观应那样的买办，象朱其昂那样的商人，后来都当了官方专家，而象杨 宗濂那样的官方专家，后来则当了工商业家。 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加在一起也仅仅构成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特权阶 级能够容纳那些新集团作为新成员，同时也给那些古老的绅士家族一个机 会，使其在自己独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荣华。这些新集团的力量还 弱，不足以单枪匹马地左右上层，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响，他们还不得 不依附于一名与洋务有关的省级实力派官员 （如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 门下。他们可能提出建议，但是领导权依旧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养都更正 统、更符合传统的人们的手中。不过，当时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动是 这样一件事实：他们常常让自己的子弟学商，而不是强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门 媚。① 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动和作用都有所改变，上层社会 所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西化的知识界正在产生。它麇集在几个通商口岸，比起旧式文人来 他们与农民的接触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1897年），他的 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地 出入于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深受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影响，他因而成了一个 ① 完全以写作为生的报人。 另外一些人名气虽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趋地 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学生团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创办了广州的第一家 报纸。 有些受过更正统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例如梁启超和他的友 人麦孟华、汪康年即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之后放弃了传统的职业而致力于宣 传新思想。一些较早受过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严 复，他是福州船政学掌的第一期毕业生，后来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译注西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 页。不过，在普通 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 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 方》。 ----------------------- Page 438----------------------- 方哲学。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师和毕业生到国外留学者日渐增多，尤其是在 1905年废除科举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传统的文人都进师范学校再 ② 学习，而且不少人出国留学。大城市也开始有象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自由职 业者。然而，许多新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薪金过活，既无名望又 无权势。 新知识界包括的社会类型，是旧中国以前所没有的，最突出的是职业政 治活动家和革命家。孙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过，他年青时的国外经历使 他对中国社会不甚了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是通过另一代文人，而这些 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去反对传统。除了唐才常、邹容和黄兴这些英雄人物 以外，还有许多也曾留学国外的人，他们从事鼓动工作和散发秘密传单，过 ③ 着危险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决裂。 与旧式文人学士不同，他们决心 摒弃传统，而不是去维护它。 1895年之后，许多中上层文人虽未完全放弃追求学问，但也开始参与现 代经济活动。他们不仅进行投资，而且也开办和经营各种企业。借助于这一 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视的行业。陈璧、沈云沛、 ① 陆润庠和张謇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又都办工厂。 曾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和 ② ③ 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和一侄孙 经商。大多数早期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洋 务专家，都凭仗自己的才能 （如盛宣怀和严信厚），利用政府的购货、官僚 ④ 的庇护以及国家的资金来自办企业。 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携带子弟和亲友 走这条道路。袁世凯的幕僚周学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后来发展 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内地最富饶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县城的某 个体致官吏也许就会开办一家砖瓦厂。1912年江苏省拥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 的工厂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 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总公司设在上海以外。⑤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开始联合起来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在商人 中，买办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这时洋员也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习 惯，洋行亦越来越想绕过买办直接同对方打交道，从而排除了对买办的需 要。随着中西贸易的倍蓰增加，中国雇员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降低。他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 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 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 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 篇第52、55、58 页。 ④ 邵循正： 《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 第258—280 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 篇第2—51 页和第5 篇第39、69 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 Page 439----------------------- 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执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 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继起效法。越来越多的买办都在利 用从洋行所得的利润开办独立的中国企业。相反，那些独立的商人或“民族 资本家”，却经常向外国人借贷，或把工厂卖给外国人。私人企业或资本同 官办企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官办企业经营的资本中较大的一部 分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 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 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 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 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 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 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 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 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 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 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 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 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 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 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 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 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 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象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 曾植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 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黄佐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 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 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 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 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 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 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 ① 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 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 《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 Page 440----------------------- 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 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 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资产阶级分 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 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 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 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 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 ② 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 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从1905至1911年中 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 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 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 管理租界、海关和制订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 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 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 ① 称为“企业家”。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 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 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 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 （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 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 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 等第一批洋务专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家如盛宣怀、 ② 政治活动家如唐绍仪也在这种地方初露头角。不过，曾国藩、李鸿章 或张 之洞在提拔这类人或罗致其他公认的专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则是任 命他们为委员来负责一项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个办法则是按照清代行政的 传统，设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产、厘金和工厂企业等的许多新 机构都称为局，总是以非法定的官员即委员负责主持。唐廷枢和容闳就曾担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 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 第20 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 Page 441----------------------- 任过这种职务。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幕府，以及后来扩大应用的局和 委员体制，多少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动天地，也成了沟通旧文人学者和新专 家的主要渠道。幕府这种非正规的组织是由通晓各省情况的人以及由对组织 和供养他们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组成，它起了酝酿社会改革的作用； 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组织却被另一些更多地摆脱了儒家传统 的机构所取代了。 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精英人物都曾就读于按西方课程教学的新式学 校。重点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是用中文授课的天主教教会学校， 还是大多数采用外语及其他外国方式授课的新教教会学校，起初都根本没有 引起社会精英的注意。新式学堂最初由政府兴办，接着由新教传教士兴办， 它们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广到了中学和大学，宗教课程也让位给普通知识 课，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式学堂的效果才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在1890 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000学生，另外还有几所小规模书院，但它们也 同几所官办学堂如北京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得设 法进入幕府以获取有影响的职位。只有随着1895年以后的维新运动和1902 年建立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 （这项工作在1904年颁布了这方面的章程才 完成），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才不得不进现代学校深造，以便进入新的世界。 可是，尽管学校的文凭中也授予传统的功名，但因科举制度根深蒂固，要谋 一席地位，还是得走传统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为了结束这一双重 体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废除了旧科举制度，这才使得现代学校树立了 对社会精英施教的独占地位。 1902年共有现代学校35，787所，1912年为87，272所；学生则从1， ① 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 与办学者的意愿大相径庭的是，由于教 学大纲零乱，内容脱离中国实际，教师质量差，这些学校不仅无助于巩固清 王朝，反而促使学生提出抗议和请愿。各地虽然也曾做过努力以改善教育质 量和扩大教育范围，甚至在传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技艺时产生了极好的效 果，但是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会精英分子疏远旧政权和脱离民众；他们各行 其是，只有一种十分混杂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使他们聚集 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学校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而截然不同于传统的书院 只注重个人造诣的倾向，它们倒是能使得青年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学生发现 ① 了集体行动的威力，便用它来发动多次罢课和抗议运动。在辛亥革命中， 青年学生的这种冲劲在社会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种学会蓬勃兴起，教育、制宪和农业等领域的许多专门 联合会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也纷纷成立：它们都足以证明社会精英的社会 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吸引了那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 页。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 页。 ----------------------- Page 442----------------------- 些已负起社会责任而且还能承担更重大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 士。 紧接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创办了强学会。此后各种学会风行一 时，创会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学术，这与传统的文人结社不同，是犯法的， 特别是违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谕。它们制订了自己正规的规章条例， 其严格性与任何地区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统的传统集团的习惯方 式大不相同。这些强制性的和组织上的特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二十世纪头十 年的各种协会内部，不过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颁布的教 育会章程，要求从县到省层层建立组织，对组织机构和会务的规定极其详 尽，以便讨论。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种学会共有近万名成员，其主导思 想由康有为提出，内容是动员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实现全国团结和要求一 定的民权。它们鼓吹的政归全国全民的思想，同与之对立的君权至高无上的 思想原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些学会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学说，只希 望变成同皇权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社会精英人物的各种联合会逐渐变得好斗 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进的反对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学生组织 的团体把这种发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团体中，这种发展过程更长，更复杂。 那些联合会用合法的方式反对官僚暴政。它们求得了官方承认，但并未象政 府所期待的那样仍旧忠于传统制度，倒是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成了 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往往同一个人既是教育会 的领袖，又是宪政促进会或保经利联合会的首脑，例如江苏的张謇、汤寿潜、 ① 许鼎霖，浙江的张元济，湖南的杨度、龙璋和广东的陈惠普。 这些联合会 的会员日益增多，使他们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赖官方支持的政治力 量。1909年，723个教育会共有会员48，432人，会员远不限于教育界（教 师只占少数），从士大夫到工业界领袖无所不有，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精英阶 层的总的面貌。他们受过教育，有钱，有行政才干，并且集体负责，因而大 大地引人注目。他们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决心迫使官僚实行改革。 在这些联合会内部，拟议是在省或地方一级统一和提出的。机构一旦建 ② 立，就被内部的推动力量推得更远，蔑视皇权，大背创建者的初衷。 1909 年选出的各省谘议局，就是现代社会上层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权的组织上 的体现。在清王朝最后两年，这些谘议局用行动显现出它们是一支团结的力 ① 量。 由于选举法的规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们比较 ① 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 页。关于各种联合会的组成 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 页。 ② 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同上，第73—75、172—173 页。 ① 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144—173 页。 ----------------------- Page 443----------------------- ② 年青，大多数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现代企业有联系。尽管谘议局中工商业 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们实际上积极地代表着现代上层社会的利益，尤其是 竭力维护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③ 在新式学校、各种联合会和各省谘议局普遍发生作用的同时，还有形形 色色的专业机构也有助于分清新旧两种上层分子。例如，商会就是这样的机 构。第一个商会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认可并规定了在 全国建立商会。到1909年，便有商务总会44个和分会135个。商会作为地 方工商业家的联系机构，并没有取代传统的行业公会；相反，行会往往隶属 于商会。因此，商会有助于加强工商各界日益发展的合作和联合。商会的作 用最初被认为是行政当局的齿轮，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正式 代表。因此，商会都愿推举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职的人当会长，这意味着商 ④ 会往往先满足大实业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满足普通店主的需要。但是，商 会很快摆脱了清朝官员的影响，成为整个商界的代言人；随着它吸收传统的 优秀文士，以及现代公司的发展，其性质也随之在起变化。 还有与传统的钱庄银号相对立的现代银行这种机构，也开始更缓慢地和 范围较小地改变着社会习惯，这与1904年上谕中规定的类似的有限公司的 情况相同。这些企业的结构也许加大了经理人员同下属的距离，并且同顾客 的关系也无疑会受到损害，但是，它们鼓励大胆的进取活动，因为它们保证 提供财政支持，而无须担心要依赖个人或家庭财产去弥补可能遭受的损失。 这些促成并象征着上流社会变化的各种机构，其共同特点是超然于传统 的官僚体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脱离关系。这也许是幕宾和局署员司专业化， 以及新式学校对学生进行西式教育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联合会和商会具有 斗争性的结果。这些机构推动和鼓励其成员去认清他们与传统秩序的分歧所 在。 分裂的开始 随着统治阶级成分的多样化，其内聚力和团结也明显下降。除了个人意 气之争以外，新旧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对立加剧了。1867年洋务运动的支持 者和反对者就同文馆增添数学和科学课程所发生的思想和政治争执，便是一 个明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冲突更加剧烈。李鸿章及其门下每次提 出的现代化倡议和计划，都遭致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由所谓清流党发动 ②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 、248—312 页。 ③ 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 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 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 页。 ④ 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 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 益。参见罗兹： 《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 页。 ----------------------- Page 444----------------------- 的。而官方的反对又得到了反对引进机器和现代经济的地方势力的支持和鼓 励。地方长官们经常同社会上层人物一起发动群众示威，1878年反对在开平 开矿的活动即是一例。中法战争使清流派的攻击戛然而止，许多清流派成员 开始拥护改革。此后政府上层的分歧不是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原则，而是在其 条件方面。1888年的进士考试题目就有关于国际贸易的一题。在1889年慈 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督抚 ① 和御史等高级官员几乎无不承认有必要修建铁路。 但是直到中日战争之 前，许多经济方面的创议又因具体的考虑而滞碍难行。大部分有影响的文士 和官僚都坚决反对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外国的控制，而坚持只利用本国资源； 但是后来他们又指出，本国资源太少，无力维持大工程，而且这些资源有被 各省考虑不周的铁路投资所耗尽的可能。实际上，考虑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现 代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似乎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担心的是大 众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少数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不道德现象。不少奏疏都是一 再强调“缓行”、“逐步实行”和“三思而后行”。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基 本上是想要控制社会进步对人产生的后果，结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瘫痪。 倾向于优先发展新经济的人，以及象刘铭传那样赞同商人阶级占支配地位的 ① 人，那是很少的。还要看到的是，除了省会、几个繁华的州府和通商口岸 以外，多数地方的文人对这些问题是漠不关心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这些裂痕。为了挽救国家，一批上层文士和官僚 支持维新。他们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创建现代企业，宣称发展经济是国 家的当务之急。在力主维新的上层分子和其他被当时小说家无情地讥斥其自 ② 私、卑鄙和无知的人们之间， 敌对的情绪加剧了。传统的上流社会进行反 击，其手段不仅是请愿、散发传单和搞官场上的小动作，而且使用暴力、袭 ③ ④ 击和捣毁工厂与新式学校。他们鼓动并支持镇压百日维新。 在北方各省， ① 他们有些人跟义和团志同道合，认为义和团是反对现代化的。 然而，现代 的上流社会人士同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誓不两立后来又开始缓和，或 者不如说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维新前，面临着 康有为的行动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称霸政坛的局面和社会统治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198—270 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209 页。 ② 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 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③ 例如，1896—1898 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 对。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 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 革命在广州》，第35—36 页。 ④ 齐赫文斯基：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 页。 ① 1958 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 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 页。 ----------------------- Page 445----------------------- 集团的将被压制）时，许多曾经热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缩不前 ② 了（见第五章）。他们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们所赖以取得合法地位的 儒家正统，便自然而然地寻求仍旧忠于传统的同胞的支持；同时他们又打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向同胞们指出顺应时势的前景，以及发展 他们的物质和政治力量以弥补其精神权威所受损失的方法。鉴于废除科举迅 即被人们所接受，看来这对上流社会的特权必定毫无威胁，而只是换了一套 用以衡量他们地位的新标准。上流社会的地位从此取决于是否上过新式学 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层分子也热心于创办新式学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特权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它实际上更多的 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会分化。温和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并不真正反映较富的 与较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 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也不宜用来区分以发展工商业为职志的资产阶级与依 然植根于传统结构的上层分子。更不能认为是几代人之间有裂痕。选择不同 的道路只能从个人经历和品格的不同来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启 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过经学教育的学者，但一为维新派， 一为革命派。出身湖南绅士之家的革命家黄兴，同身为上海维新派商人的李 厚佑，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过分估计特权阶级内部对立的尖锐性，因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 是常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员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员则继 续在走老路。但是，家族关系总的说依然是牢固的。徐锡麟是浙江光复会领 ① 袖之一，多年来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抚之职的表兄弟的保护。镇海李姓 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传土地收租，还有些人跑到上海开办钱庄和 ② 经营不动产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这些庄号投资。 在西欧，“胜 利的资产阶级”的若干家族是根据已经明显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 而中国的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如果思想开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 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虽然职业的差异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显然，导致现代上流社会兴起的逐步变革，对传统书香门第的影响也不 是一般齐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许多书香门第都走向衰败而湮没无闻，穷 ③ 困潦倒。我们能够说这是人们经常所讲的、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保证 上流社会不断更新的那种传统流动性的正常表现形式吗？或者说这种现象 已经加剧了吗？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还不可能这么说。某些书香门第的衰败 肯定引起过同时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国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 ②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 页。 ①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47—34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 页。 ③ 特别参见何炳棣： 《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 Page 446----------------------- 多，这种情况可能就绝对数量而言是明显的，但是就相对数量而言却不是事 实。我们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权阶级的人数是否继续增加，也不能肯定 是否象从前那样，有一家亡，就有一家兴。然而，对大多数上层分子就读于 现代学校的情况的统计似乎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而实际上，新式学校费 用较高，同以前只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进去深造的书院的学生的人数 相比，中学的学生数就净减了。① 这种变化过程的多样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区的差异，甚 至引起了敌对，但并没有导致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 立。那种使汉族上层惊慌失措的变革，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一些民族——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反对的是那些只会损害它们在 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远离新型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变化的影响感觉并不太强烈。因此，把非汉族贵族同汉族绅士联系在一起 的利益纽带（如果不是文化纽带的话）正在松弛。在向现代转变的潮流比较 高涨的沿海各省同这种转变不太明显的内地各省之间，这类情况也是很显著 的。但是，即使在各个最先进的地区之间，新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也明显地不 一样。直隶的上层人物同官府联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 李鸿章为中心，后来则以袁世凯为中心。长江下游的新统治阶级，在政治、 思想和经济观点上都同传统制度更加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就 是绅士。在广东，现代的上流社会中的商人比文人占优势：这个上层社会受 到的限制较多，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海外华侨在它里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以同乡关系维系的官僚集团（例如李鸿章支持的安徽帮，翁同龢庇 护的江苏文人学者），还有以地区为基础建立的帮和会馆，逐渐被蒙上了一 种新的地方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更关心的是特别维护本地及其居民 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利益。它比较不大注意个人之间的关 系，而宁愿为一个广大地区及其全体居民献出热情，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兴起 ① 的先声。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从北方 及义和团在那里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东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义造成了 对立。后来，现代上层社会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县之间和各省之间 互相激烈地争夺，这是因为各方只关心独占公共的资源，损人而利己。地方 自治有时又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现代化， 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个国家当前的混乱和贫困于不顾。 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 ①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 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二千人；在当时书 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3—85、222—224 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 页）。 ①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185—226 页。 ----------------------- Page 447----------------------- 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 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 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 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第，甚至移居城市。这种向城市流动 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有增无已。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吸引 ② 力。但是，农村的上层分子这时也被迫进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贷，以 弥补由于财产的分散、币值的不稳和佃农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减 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农村经常不太平的局势甚至迫使大财主也卜居城 市。太平军叛乱时期，许许多多的社会上层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 们的主要居住地方。③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迁居城市 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的问题更加漠 ① 然视之。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分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 学校首光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 ② 了。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 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很少去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 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 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业成为不可能，因 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 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的上 层社会是志趣各异的。 尽管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 1910年，长沙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位绅士 虽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资于现代企业，却又操纵过一次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投 机活动 （他们也是传统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骚乱，他们想方设法把矛头对着 ③ 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办学校、银行和警察所。 然而，进步还在继续，这 从人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富裕市民中，比较明显 的表现是开始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1894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 团体。随后各省省会都有同样的组织，妇女可用本人姓名与其丈夫一起入 会。经过几次请愿，1902年颁布的上谕便禁止缠足了。于是，这种旧习就在 城市迅趋消失，因为有些认真的地方官要处以罚款；但在农村就不是这样 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举办妇女教育，不过长期以来只办小学， ②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 页。 ③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 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4、124、150、218、222、224 页。 ③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 页。 ----------------------- Page 448----------------------- 课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为富裕之家所不齿。第一所非教会女校是 1897 年2月由徐谟（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母亲江兰陵在苏州创办的。不久， 上海、北京和广州也接着开办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颁布了关于妇女教育 的法令。次年，江苏省便拥有女子学校105所，学生4，455人。各省谘议 局都赞助妇女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的女生为 141，430 人。妇女也出国留学，最初都是自费。1906年便有十三位妇女前往美国。1907 年妇女也可以申请考政府的奖学金：这一年有600人申请留学美国，批准了 ① 31人，其中有3名妇女。1910年有150名妇女留学日本。只要是特别积极 参加革命运动的年青一代，他们都愿意唤起妇女觉醒，并通过文学作品和报 ② 刊引起公众注意。他们的呼吁并非徒劳无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开始同意 婚姻自主和妇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学，女生的学 习课程也同男生一样。一些男子还支持妇女提出的参政要求。 由于最活跃的分子进城去求学或发财，传统的乡村上等绅士便觉得群龙 无首了。他们对西学既难适应，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学的优越性使他们的 学识声望受到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局限在乡、镇和县里。这种影响因具 有地方谘议局提供的法律基础，乡村的社会名流无疑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 敢于滥用权势而不惧怕政府干预；可是，现在他们同上层当权派的联系减少 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他们所有的关系为所欲为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当 地社会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他们先前在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 威，以及他们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帝国损害了。 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使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个集团的力量对 比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是，设想一个大概，着重指出变化的重要意义，还是 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纪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 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上签名的人数为300，000。这两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虽然其成 员仍然构成特权阶级的多数，但是另一些人已经通过工商业、军旅生涯和技 术工作而使自己跃居平民之上，挤进了上层阶级之中。更重要的是，绅士已 不再象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 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 在一起了。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近代上层分子和农村上层分子中间，虽然利 益各异，但确实存在着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的一种结合。但 是，这根本谈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而正是这种 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尽管其中每个成 ① 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 页。 ② 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 报。参见吉波伦： 《秋瑾》，第233—244 页。 ----------------------- Page 449----------------------- 员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 ----------------------- Page 450----------------------- 平民百姓纵观 一个新的集团：产业工人 在最初，下层阶级中的变化似乎远不是引人注目的。产业工人是唯一的 新的社会集团。他们最初出现于广东和浙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 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这些第一代产业工人最初主要是 由有专门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由于1860年以后兴起的官办企业和外商 工厂需要工人，他们在对大部分工人进行的技术教育中作出了贡献。1872年 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从广州招募工人，因为他们以手艺闻名。1868年上 海的第一次罢工，就是由新创办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属造船厂的广州工人组织 起来的。① ②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从1894年的十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万 ③ 一千人，这主要反映了大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流入工人队伍。这些劳动力 大都来自农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贫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妇女和儿 童。开始时招工很难，也不稳定，在矿山更是如此。开平煤矿在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经花钱从汕头和广州高价招聘有技术的工人，也从当 地农民中间招收临时工 （他们冬天进矿做工，夏忙季节回乡）。这些当地的 工人在1882年曾举行罢工，要求与南方工人同工同酬。④ 这些涉及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劳动 组织留传下来的雇工办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则被忽视。当时雇工往 往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如把头和买办进行的。有两种基本制度：合同学徒制和 包工头招工制。前者来自传统的行会，直隶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纺织厂和机器 厂都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它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招收学徒不过是使用童 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一种借口，他们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佣的 保证。上海一带和矿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点是公司授予包工头全权招 工。在整个受雇期间，工人被迫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包工头。这种制度使 工人处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状态，很象外商让买办对中国员工全权负责的做 ① 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43—51 页。 ② 根据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1 页）的不完全估计，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国人开办 的工厂。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六万名工人，其比例也是这样。 ③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83 页。后者估计从1900 到1910 年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工人二十四万人，其中十万零九千人是在外商企 业中干活。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48—1249 页。 ----------------------- Page 451----------------------- ① 法，追本溯源，它特别与雇用没有技术的农工和矿工的习惯做法有关。 它 也产生了残酷虐待的行径：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来到赌场，将农民灌 醉，诱使他们去赌钱；一旦还不起债，他们就被“卖”到矿上，被迫下井干 活，直到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精疲力尽而死。②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物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好转。江南制 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 工作八小时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银元一角至二角。那时金陵制造局的劳动时间 是十一个小时，天津机器局是十一个半小时，但是每两周有一天休息，这在 传统职业中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随着招工愈来愈容易，每天的劳动时间便 延长了，但两周休息一天的办法还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 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 ③ 三百二十天。 此外，由于铜币贬值加上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大为 下降：物价平均涨一倍，而工资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 ④ 一顿饭。尽管一些大企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小小的医务室，开始 为工人的工伤付出微薄的补偿金 （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并且某些企业 主同意提供比较安全和卫生的劳动条件，但是多数工矿的工人仍然是在极其 ① 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从事劳动，得不到任何保护。 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 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 况。对轻微过失动辄罚款和施加体刑，这样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纵监工对工人 横行霸道。② 工业劳动的技术性不强，加之人员变动频繁，妨碍了工人采取联合行 动。然而，几个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广州和武 昌三地的工人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些集中的地区，劳工的战 斗性最强。在1900到1910年间，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厂共有 工人七万六千人；这个时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罢工中，有三十六次是发生 ③ 在上海。 罢工频繁被外国资本家视为不祥之兆；大多数罢工是出于起码的 经济方面的不满，主要是反对低工资，也反对普遍恶劣的劳动条件。罢工是 自发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捣毁机器。外国公司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2—1233、1244—1246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234—1240 页。谢诺：《1919—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94—108 页。 ② 孙任以都：《清代矿工》，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探索》，第61—65 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22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98—1261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54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7—1241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4— 1216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16—1222 页。 ③ 据汪敬虞的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1185、1190、1299—1301 页）。 ----------------------- Page 452----------------------- 这种行动表明对现代工业企业存在着强烈的仇视情绪，就象十九世纪初期的 欧洲那样。这种情绪是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从农民和工匠那里继承下来的。 不仅如此，它还表明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它是十九世纪后期民众反 帝运动的继续，并且还使劳工运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按年代顺序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工人罢工经历了三次高潮：1898至1899 年有十次罢工；1904至1906年有十五次罢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台有三 十四次罢工。显然很容易使人断定，劳工运动是与当时政治事件的主要阶段 互相呼应的：首先是列强的侵入、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其次是民 族主义运动的复苏、抵制美货运动、同盟会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动和宪政 运动的兴起；最后是共和革命。但是，只有1904至1906年的劳工运动看来 的确与政治事件有直接关联。广州的码头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汉的工人确 实参加了抵制美货的活动；华新纱厂举行了反对日本资本家接管的罢工；萍 ① 乡、浏阳和醴陵的三千名矿工参加了湖南的反清起义。不过在这些事件中， 无产阶级的作用只是对其他社会集团组织的政治运动给予支持。其他几次大 罢工与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没有内在联系，而纯粹是由于经济情况造成 的：清末的通货膨胀和粮食歉收导致劳工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和产生其他的 不满。 尽管工人在大多数罢工中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无产阶 级还是深受使传统行会大受其害的地区和行帮对立的影响。例如某公司有同 乡或同工种的工人举行罢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却常常袖手旁观。 事实上，大城市的技术工人，尤其是机工、木工和织工，虽然已经受雇 于新式的机器厂，却仍然属于手工业社团，他们在进大工厂之前就是在这里 学艺和工作的。上海造船厂的木工和铁路上的机工，象手艺匠人那样加入同 样的行会。在工业化的前夕，行会能够施加充分的影响来维护其利益，尤其 是在工厂使用技工方面。工厂不得不利用行会作为代理人去招收熟练工，这 些工人被迫继续向行会交付会费。在辛亥革命前夕，参加行会基本上成了定 规，这样做常常是为了想从行会办的善举中得到好处。 非熟练工人多半组成帮或帮会，这是一些松散组织，由同一地区的无业 工人拥戴一个头目所组成。头目往往是包工的中介人。在某些地区和行业 中，秘密会社的影响也很大，例如三合会及其分会一向在矿工和搬运工中吸 收大量会徒。在广州和香港，秘密会社控制了各行各业。他们为了报复舰队 司令孤拔袭击福州和台湾，在1884年组织了一次不亚于总罢工的罢工。① 通过秘密会社的渠道，也有为数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组织，例如1911 ① 赵亲：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2 期第1—1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4—1248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65— 1269 页；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 43—51 页。 ----------------------- Page 453----------------------- 年同盟会就曾吸收过兴建川汉铁路的劳工和沪宁、沪杭线上的铁路工人。但 是，这些工人是作为个人加入革命组织的，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集体行 动。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是专门代表劳工利益的。虽然也正在创立更加严格的 按行业界线的组织，例如1909年在广州成立的机器研究公会以及广东机器 工会后来派生的组织，但其成员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们首先重视的是通 过工厂和课堂学习来提倡技术教育。1902年为开平矿工、铁路工人和泥瓦工 开办的唐山俱乐部，给工人提供了读书、听音乐和娱乐的方便。有技术的工 人更喜欢以等级为基础建立单独组织，例如1906年在广州建立的邮电职工 俱乐部。但是，所有这些组织都是连络感情性质的，主要目的是业余活动、 互助和学习。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同这些早期的劳工协会没有直接的关系。②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太少，觉悟太低，还不足以在民众中形成一支独立自 主的力量。毫无疑问，罢工使它有了不同于众的面目，并为其发展开辟了道 路。但是，由于无产阶级还年青，流动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术性 的，所以只能说明它在进行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将使它与曾经孕育它的社会 集团，如贫苦农民、熟练工匠和城市群众等大不相同。它还起不了在民众运 动中应起的集体作用。 即使考虑把现代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的职员、机关雇员、各种商业和市 政机构（如海关、公用事业和电讯等部门）的雇员统统算在新企业工人之列， 以扩大其队伍，直接同具有最先进的经济和技术特点的工业生产有关的劳工 数量，在劳动人民的总数当中也仍然是极少数。虽然资料缺乏，不足以提出 精确数字，但可以说它所占的比重不会超过百分之一，还包括家属在内。如 果同新、旧上层分子之间的比例加以比较，这个新、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是 特别低的。物质条件和世界观的相应差异还没有考虑在内。因此，工业资本 主义对统治阶级的社会组织的影响比对人民的影响要大得多。 农村暴发户和贫苦农民 农村形势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变动。由于得不到文献资 料的证实，而且这种变动并没有使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有重大改变，所以要 确切地认清农村的变动是很困难的。在农村体制中只有一些缓慢的变动，但 是总的说来，农村体制在这一时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山东、奉天、广东和四川等省， ① 富裕农民的数量显然有所增加。这似乎是同商业的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变 动有关。然而，商业的发展涉及几种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内地商业的扩大， 那是由十八世纪以来传统的水陆运输的改善所促成的，这种扩大也使城市发 ② 谢诺： 《1919—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181—185 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9—1911》，第638—640、672—685 页。 ----------------------- Page 454----------------------- 财致富。尽管十九世纪中期有过大规模起义的破坏，在广州三角洲、江苏南 部和作为粮食贸易中心的长江中游一带，仍旧能够感到这种发展的影响。由 于政府将大运河对私人运输开放，山东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个广阔 的区域性市场体系。随着市场的扩大，出现了城市的发展和手工业内部更严 格的分工；市场的扩大也刺激了专业的商品农业的发展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 ① 增长的需要。 这种农业体制反过来又吸收了城市的财富：城市商人购买农 村土地，直接通过中间人管理雇工，同时又在市镇设立店铺、作坊和当铺。 农业、商业和工业往往就这样携手并进，相互受益。想方设法要增加土地的 农民都愿转向这种类型的商品化农业，他们可以将所得到的利润投资于市镇 的赚钱买卖中去。山东中、西部的这种市场经济，在十九世纪中期受到社会 动乱和天灾的严重破坏，在1890年以后就被与开放商埠和铁路有联系的商 业发展所取代。商业活动此后转到东部沿海一带，而不再依靠运河了。这些 地区也变成了农业向商品化和专门化转化的地方。毫无疑问，此时的这种转 化使农业利润更多地被吸收为城市投资，而农村回收的城市投资则是极少 的。② 在长江流域和广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渗透和商埠的发展有关的这一商业 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得较早，并且又扩大了第一阶段的影响。但是在东北， 商业发展的第二个过程则是单独发展起来的。③ 土地所有权变动的加速也许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增加。实际上，继承人平 分土地的习惯做法导致地产遭到周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维持生计。连续的 农业歉收、税收的增加，以及预测不到的市场波动，在清末四十年中经常发 ① 生，从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价出卖土地以偿还债务和勉强餬口。根 据少数地区的统计数字，二十世纪之初地价明显下跌而农产品价格上涨。② 安徽一个地主利用1910年洪水之灾，竟买了九千亩土地。在困难时期，出 卖土地的速度总是加快的。③ 不过，一部分农民发财并不一定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某些地区的 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里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军失败 ④ 以后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这种现象既不普遍，也不长久。 小土地所有者 ① 景甦和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3—37 页。 ② 迈尔斯： 《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84—25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86—416、469—482、651—660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57—563 页。 ② 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42 页。这些数字涉及的是直隶和山东种植高粱的 地区。此种情况并不普遍；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第276—277 页提到的两个相反 的例子。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5—178 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8—188 页。 ----------------------- Page 455----------------------- 仍占优势。 ⑤ 收入增加往往是经营效率提高的结果，但也反映了已经引进可以获利更 多的经济作物，如鸦片之类；效率提高也使一些农民能够扩大耕种面积。四 ⑥ 川就曾出现一种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土地的富裕佃农。 在山东，地 主成功地引进新的农业技术，一般都在不超过五百亩的土地上应用。这些“经 营”地主自己耕种，同时又雇工帮助；由于更多地使用有机肥料和较好的农 具，其产量要比小生产者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业和 金融活动，而不是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⑦ 江苏南部还出现了租栈，这是一种从几户地主 （多是不在农村的地主） 的土地收税和收租的机构，它使少数仍在农村的地主能够通过管理租栈来增 加收入。于是，它们就使农业经济内部一个寄生的集团兴旺起来。这个集团 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组成，其中许多人往往还在衙门兼差，所以能利 用其双份收入来放高利贷、做小买卖或者购置土地。① 以上所述种种变化，许多都是一种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的继续，结果 导致各地产生一批农村新寡头。这批新寡头同传统的上层文人并无多少渊 源；后者在太平军起义之后已经逃离农村，抛弃了农业。农村新寡头的地位 并不比生员高多少，而以生员和监生为多。他们没有文人那种传统的文化声 誉，在地方上他们也不承担司礼仪的传统职能，但他们确实需要并且得到了 官府的直接帮助以维护私利。这些人很少自费养兵，却深知如何为自己的利 ② 益而利用太平天国之后仍然在活跃的或因临时危机而重新集结的民团。 这 些农村新寡头还能够在十八个省份的未开垦区和边境地区占用大量官地，他 们系统地进行开垦，不受习惯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③ 农村某几类人在光绪和宣统年间能够比较富裕，似乎并非因为农业生产 有所增加，即使从局部地区来看也是这样。相反，如果当时有关农村普遍贫 困的大量记载是准确的话，某些人直接牺牲了小农的利益才使他们个人的财 产得以增加。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种经过任意分割而不足 以维持生活的小块土地，还要负担增加的地租，同时又不再能用手工产品来 ① 弥补其亏空：所有这些情况造成的农民的逐渐贫穷几乎是普遍现象。 目前 ⑤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93—196、629—660 页。 ⑥ 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户》，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 第247—296 页。 ⑦ 景甦和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41—81 、130—141 页。 ①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关于其他地区农村社会中这些情况日益增长的 重要性，参见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268—270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87—296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4—233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5—282、301—385、502—508、908、929 页。 ----------------------- Page 456----------------------- 的研究还不能对此作出精确的说明；但是，农村贫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响到 了清末社会变化的许多其他特点：手工业内部状况的变化、移民、海外移民 和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手工业的变化 少数破产农民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列。更多的破产农民则扩大了也 在转变中的手工业劳动力队伍。在经历二十年国内动乱所招致的大量破坏之 后，手工业为了同外商和工业竞争，也在起变化。根据1864至1894年六个 省的十五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登记在案的七十六个手工业行会有四十三个 ② 是新行会。某些手工业严重衰退，如手工纺织在1905年只能满足国内需要 的百分之五十。产品用于省际贸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铁厂也是如此，由于进口 钢材的竞争，到 1900年这些铁厂实际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门在 出口贸易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正在发展，甚至创造更好的运输工具。广东、 浙江、四川、山东和奉天等地的缫丝产量大为增加。在1870到1880年的短 短时间里，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业也很繁荣，共有 茶叶商号近四百家。中国特产如瓷器、扇子和竹制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 出口刺激了丝绸业的壮大，而运输业的发展又扩大了榨油业、面粉业和老式 采煤业。1866年营口有两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三十家；芜湖的碾米厂在 1850年有二十家，1900年增至一百余家。尽管工业生产的发展沉重地打击 了某些手工业，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业活跃起来：因为机器纺纱降低了耐用 布的生产成本，这便使得一向以纺织业闻名的地区能大规模发展手工织布 业，甚至以往从来没有纺织业的地区也兴办了手工纺织业。在十九世纪最后 几年，手工制造火柴、肥皂、卷烟、玻璃和针织品的行业都发展迅速。 手工业产量的增加在引进大机械化工业之后尤为显著，增产的形式基本 上是办工厂，扩大工场，或者组织工人在家里生产，计件付酬。这种生产所 利用的是部分机械化的、或者至少经过改进的工具，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浙江的纺织工就已广泛使用日制脚踏织布机。在十九世纪之末，手工生 产棉制品的工厂不超过三十家，而在1901至1911年间却开设了三百多家。 ①这个时期政府也力图鼓励手工业，在各省设立了工艺局，使之负责开办学 徒作坊，发展技术，对某些企业提供帮助。这在直隶和山东颇见成效。② 在一些手工行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改变了老板、工人和学徒之间的关 ②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1 期第 72—73 页。 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85—115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505—574 页。 ----------------------- Page 457----------------------- 系，这种变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组织中。受威胁最重的行业不断向专业化发 展，对吸收外来学徒和帮工以及对生产率、销售和劳动时间等方面都规定得 更严，旨在限制竞争，并使不断增加的同业者能够尽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润。 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使得许多手工业者能够勉强维生，但却有碍于积累资本和 发挥积极性。在有大作坊发展起来的兴旺行业中，有一种提倡把工人和学徒 分别组织起来的倾向。这类组织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属于业主的联合会。 ③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似乎越来越频繁了。① 尽管有精心的集体保护和工厂的发展，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大多数 手工业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为他们依赖于不断扩大但调节仍旧很 差的市场，而且工业的竞争又使这个市场的利润幅度剧烈下降。粮价高涨和 ② 所获铜币贬值更加重了这一情况。根据官方统计，1912年的三十个行业共 ③ 有手工业者一千三百万人。看来十九世纪中期手工业者有所增加，它以全 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这也使得手工业者感到比以 往更不稳定。流动的手工业者为数更多；茶厂总是挤满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 求业者。破产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变成了民众运动的领导的一部 分。 移民 农村的贫困，经常再加上工匠贸易的厄运，造成了国内人口的流动。在 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大量人口的转移尤其影响到长江下游各省，并使来自河 南以及湖北、湖南、苏北、浙东等人口密集区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苏南、安 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战火蹂躏的地区。这种状况直到清末还在缓慢地延 续。在五十年内河南光山县就有百余万农民迁移到苏南、浙北、安徽和江西 ④ 六十多处地方。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为107， 000人，到1900年为345，000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0，000人。这 些移民带着农业技术和殊风异俗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关系紧 张，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团之间的冲突。① ③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1 期第 71—102 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28—41 、599、602、604、611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615—617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582—595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31 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66—172 页。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苏浙皖三省的土 地关系》，载 《新建设》，1963 年第8 期第46—54 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 第153—158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2—1173 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 ----------------------- Page 458----------------------- 最大规模的地区间的移民运动无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隶、山东）的 农民向满洲的迁移。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许满人和八旗军使用这一地 区，所以长期以来这里就是一块神秘的地方，但在整个十九世纪，向这块清 朝发祥地的迁移不断增加，并且逐渐合法化了。嘉庆帝在位时，直隶和山东 连年遭受饥荒和自然灾害，官方就在1803年“暂”准移民满洲。在1786到 1840年间，奉天人口从807，000增至2，213，000人；吉林从148，000增 至324，000人；黑龙江则从1771年的35，000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000 ② 人以上。面临俄国及其后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清廷于1860年才决定鼓励移 民。许多最肥沃的地区于是逐一向数量日益增多的，由于农村不安定和贫困 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华北各省移民正式开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龙江都 变成了行省，阻止汉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当时每年迁来的移民大概 有三、四十万。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000人，是1897年的两倍； 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000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龙江的人口则有1， 453，000人。③ 1880年以后，这些地区的采矿业、军火工业和各种商业发展较快，呈现 出一派特殊景象。习惯与传统的影响很小，发财容易，但是随着政府加强财 政管理，税收的负担也立刻加重起来，而且在没有集体保护和集体团结的情 况下，经济上挣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北满有大量非法移民、原来 的犯人、土匪、冒险分子、逃荒者和探矿者，他们统称为“红胡子”：这些 在十九世纪之末自发地以绝对集体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组织，在那里非法地承担着各种行政和治安的实际职能。其中最著名的 是什都喀共和国，它是以黑龙江的一个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里共聚居 有二万人，曾引起几位信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欧洲旅行家的好奇。① 正当华中和华北各省民众设法摆脱贫困而在国内移民之际，华南居民则 向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1876年以后，官方准许和鼓励向台湾移民，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广 东北部几个府的居民；当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曾有二、三十万人 返回大陆。十九世纪后半期，成群的客家人从广州三角洲迁到人烟稀少的广 ② 东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云南与印度支那的东京之间铁路通车， 曾出现临时性移民热潮；1911年这条铁路就载运了一百多万名中国的四等车 第153—158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8 页。 ③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158 页。李文治：《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775—808 页。 ① 曼考尔和吉德科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 第125—134 页。 ②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第163—166 页。 ----------------------- Page 459----------------------- 乘客。但是，多数海外移民还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后，他们遍 布东南亚、太平洋沿岸地区、古巴和印度洋诸岛，并且远及南非。很难得出 海外移民的准确数字，因为其中许多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估计侨居国外的中 国人在1876年约有二、三百万，在1908年约有八、九百万，大部分是在东 ③ 南亚。这些数字没有区分新来的移民和自然增长的人口。在东南亚某些华 人区，自然增长率大概相当高，象槟榔屿和暹罗很早就有中国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原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 （但又无力贯彻实施）， 因此移民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850到1875年间，外国代理人 和航运公司用欺骗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一百二十八万“契约”华工，到 古巴、南美（那时非洲奴隶贸易已被禁止）和马来亚的种植园与矿山当劳工， 他们实际就是奴隶。这些不幸的人们拥挤在货栈和船仓中，食不果腹，给他 们许诺的微薄工资也从一开始就被骗走，因此病死和自杀使死亡率高达百分 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下，苦力买卖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 关的外国政府对雇佣办法和运输条件共同进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 年决定禁止从澳门以契约形式移民，这在理论上结束了苦力贸易。当时拉丁 美洲由于内部战乱也开始使苦力贸易失去了主要市场。此后移民虽说是由完 全“自愿”的工人组成，但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约方式组织起来的。 在1875到1914年间，用这种形式被雇佣并被运到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和南 非的欧洲人殖民地当苦力者数逾百万。① 清政府既不能保护契约华工使之不受外国主子的剥削，也不能保护在十 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数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过，中国当局的态度 ② 倒的确从漠不关心转为给以关注和警惕。 在陈兰彬、郭嵩焘、张之洞、薛 福成和黄遵宪等外交官和高级官员的影响下，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华侨在经 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从1869到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华侨地区建立领事 馆问题进行谈判。清朝的外交是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在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及澳大利亚在1890年以后采取限制华人移入的措施。它 抗议虐待华侨。1893年9月13日，上谕正式废除禁止海外移民的传统法令， 并采取措施颁发护照，禁止地方官敲榨归国华侨。这些措施鼓励了侨汇和归 国投资，并且在移民不断增加的时期方便了大陆同海外华侨保持经常的联 系。二十世纪之初厦门每年出境登记者有十万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 ① 万人。 1907年华侨汇回的资金有七千三百万两。他们还为中国现代企业提 ③ 福田省三： 《华侨经济论》，第80—81 页。 ①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1 期。 ② 关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参见戈德利：《晚清对东南亚华人的眷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 第2 期 （1975 年2 月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1—942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8—1179 页。 ----------------------- Page 460----------------------- 供了相当多的资本。 华侨汇款回国使沿海府县大量居民得以维持生计；它促进了广州地区、 华东诸省、甚至往北远及满洲等地的工业化；就全国范围来说，侨汇数量大 大有助于弥补商业赤字和外债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东南亚）， 有为数众多而且十分活跃的华侨富商甚至还为祖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人 才和精神鼓舞。在广州附近创办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的陈启沅、李 鸿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百万富翁张弼士等 人，都是南洋华侨。华侨熟悉西方事务，相信经商的优越性，而且因身处备 受歧视之地而产生的一种自卫感，使他们能热爱祖国和坚持自己的民族特 点。他们带来了影响大陆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论自由和中西结合的教育制 度，1886年哈瓦那开设的一所学校就采取了这种办学方式。虽然清政府利用 其海外臣民的财富和才干，但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华侨寻求物质 支持和罗致人才，以帮助他们逃避在本国受到的迫害。特别有帮助的是秘密 会社的支持：这些秘密会社在国外已经发展壮大，这样就便于为处于少数民 族地位的华人提供有组织的保护；它们也有反对满族王朝的传统（参见第九 章）。② 在清王朝的最后三十年，华侨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远远超过 了他们在人口方面的影响，仅仅在中国东南部的少数地区，华侨的人口影响 才是重要的。 ② 深入研究这些会社的著作有库默：《1800—1900 年马来亚的三合会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会》； 布莱思： 《中国秘密会社对马来亚影响的历史研究》。 ----------------------- Page 461----------------------- 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 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 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居无定所，受饥 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情景作过最有份量的 ① 描述。他们把这种不幸归咎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综合影响：农业困难，人口 增长，内战后的遣散兵员，由于引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所造成的失业（尤其 在运输业和纺织业）。 由于大多数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 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民队伍扩大。当时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常使得大片 地区荒无人烟。直隶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灾。江苏约六十 个县和安徽约四十个县从1886到1911年连年遭受旱涝风虫灾害的袭击。受 灾最严重的是黄河沿岸诸省，成千上万的村庄年复一年成为旱涝灾害的牺牲 品，使它们既无时间又无资金去修复沟渠堤坝。许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弃而 不用，这便加重了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危害，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废弃的 原因不单是管理腐败无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资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 ② 个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多达几十万。 农村传统的团结互助和政府的微 薄救济，对于数不胜数的、失去了任何生计的饥民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在许 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百分之九十，云南某村高达百 ① 分之三十三，湖南某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 同样的打击；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人们还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对于 大多数地区来说，连年战争和天灾的影响使得贫穷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 了。② 一般说来，清政府是维护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谕要惩办拒绝交纳田 ③ 租的农民，其罪同于逃税。在受灾的情况下，官方则首先保护有恒产的农 民和有固定职业的人。穷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乡村组织所冷落或抛弃，但却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从此只能约束那些 生活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最尖刻地给我们描 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的性格作了这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35—938、945—946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243 页。有关黄河和长江流域 每年的自然灾害，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所列的表（第720—722、733—735 页）。 ① 萧公权： 《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690 页。里昂商会编：《1895—1897 年里昂的中 国商业考察团》，第79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86—692 页。 ③ 萧公权： 《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391 页。 ----------------------- Page 462----------------------- 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Q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 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④ 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 ⑤ 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但 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 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 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 ① 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 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 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② 因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勿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 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 下愈况，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 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 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 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 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 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 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 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 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 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1870至1910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③ 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 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 但另一方面，不再属于传统士农工商职业阶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人 也不再受反映这些阶层特点的旧的组织体系和结合方式的限制。这种人包括 产业工人和一切毫无恒产的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有无恒产是很重要 的）；它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以及散 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传统的社会体系便是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的。不仅上层阶级 ④ 鲁迅：《阿Q 正传》。 ⑤ 参见萧公权的《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 页）。 ① 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 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18—121 页。 ②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 ③ 迈尔斯： 《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37—138 页。 ----------------------- Page 463----------------------- 经历了瓦解和变化，而且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边缘的平民阶级：他们不受法 律的管辖，环境还驱使他们不受社会的控制，不受社会秩序的制约，也不受 社会的尊重。 ----------------------- Page 464----------------------- 社会变化的动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后四十年，有许多因素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 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它直接造成如买办和洋务专家等新的社会集团的产 生，也促使某些行业衰退，如手工纺织业和华中、华北的传统水陆运输业。 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贫困和 失业。不过，外国渗入的间接后果似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西方 人的出现以及中国同外界的接触都推动着许多新的活动，改变了某些固有的 职能，同时使得一批现代的商人和实业家、军阀、大地主和城市知识分子新 兴起来，同时传统的士绅文人阶层则处在瓦解和变化之中。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运动在 实现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似乎比帝国主义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试图说明，1895至1898年的维新派是“资产阶级代表”，这是 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 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象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 战争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 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 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 动机。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在下层阶级中，仇洋反教的宣传似乎比外国经济剥削的恶果更能激发民 众的有力反抗。在外国人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彰明较著的地区，其居民比外国 人很少涉足的地区的民众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动。1870年以后，许多排外事 件都是发生在外国商业势力基本上未到达的地方，那里有时只有三、四个外 ① 国传教士。 上海和广州在四十多年中发生的少数事件和抵制活动，同义和 团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见绌了。 然而，知识分子运动及其思想的实际能量能够用纯心理学来解释吗？是 不是也有某些物质条件作支撑呢？ 如果没有有利的经济变化的支持，1895年士绅文人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 绪将是毫无作为的。为了认识这种变化，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在十九世 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工商业资产阶级兴起时“资本主义萌芽”（它孕育于十六 ② 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之中）所起的作用上。但是事实上，我们只 ① 参照李时岳：《反洋教运动》，第31—105 页。 ② 二十世纪二十与三十年代已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争论，1954—1960 年的讨论是其继续。参见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费维恺对此作了摘要综述：《共产党中国史 学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见作者自编：《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229—234 页。 ----------------------- Page 465----------------------- 能从几个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传统的商业同工业资本主义有直接的联 系。十九世纪中期大规模的起义，终于打断了这一发展过程；大作坊中的手 工业生产是与办工厂同时进行的，而不是早于办工厂。大多数新的上层人物 都是直接来自传统的士绅文人和官吏统治阶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 土地，尽管他们通过做生意和开钱庄得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所以我们必须着 眼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才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土地关系的恶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国社会的变化的力量，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农业形势 的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方面。 人口增长是使长期束缚农民的“封建”关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继十 九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内战的大量伤亡之后的二十年中，人口又恢复并 超过了1850年的高水平。虽然太平天国战争肯定使长江下游人口增长放慢， 但华北平原的人口看来是在加速增长。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而 更复杂的是，根据家谱等等资料来看，特权阶层的出生率要比较高一些。① 这便产生了几种同时出现而又矛盾的现象：对佃农剥削加重；地主丧失权 威；衰退和贫困更加普遍。 农民之间的竞争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 这种现象是逐步产生的，但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地主一旦决定卜居城镇，就 不再提供种籽和工具；他们到收获季节也不再亲自监收，而开始改收固定的 ② 粮食或货币为地租；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也采取这些办法。 为了防止佃户 ① 拖欠，还广泛采用押租制，其数额往往高达十年的地租。 这种作法在太平 天国之后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废止了，长期租地制也逐浙弃而不用。地主利 用货币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两方面的波动以使地租换算率有利于己，并且进一 步从事市场投机来从中获利。因军费开支而加重的财政负担、现代化的费用 和公私税吏成倍增收附加税，大大加重了小生产者即小户的负担，而大地主 即大户则利用其影响规避这种负担。1876年发表的冯桂芬的遗著对太平天国 之后江南的减租还表示过乐观，可是苏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 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虚伪和不公，因为这项改革仅仅有利于那些同大官僚 有联系的少数贪婪的家族。他抨击了地租的过分增加、大户的伤天害理的残 ① 周荣德研究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他认为特权阶级出生率较高是婴儿死亡率较低和生育能力较高的结 果，见《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第110—113 页。现有的十九世纪的材料只能使我们看出出生率的不同。关 于生育能力和婴儿死亡率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② 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35—41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6—258 页。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农村社会——押租 惯例和抗租倾向》，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 《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第1—19 页。 ----------------------- Page 466----------------------- 暴行为、小农负担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减产和农业生产力的下降等现象。 ② 估计在辛亥革命前夕，农民的经济负担比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来，即使没有 增加两倍，也增加了一倍。到那时，田赋还算是农民较轻的负担，但也已增 加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诚然，农民总的实际负担由于通货膨胀可能比太平 ③ 天国之前较轻。但是总的来说，租税更加不平等，征收方法对纳税者更为 不利。1895年以后为了满足战争、债务和变法的需要又使税额猛增：凡此种 种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也许一个尚未加以具体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种讲求个人关系和社会责 任的体系已经分崩离析，而这种体系本来是能够缓和对抗和激烈的阶级冲突 的。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以往 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 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了。绅士名流 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 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 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地主的无情，尤其是在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与佃 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实际上，这使感情更难建立，并 且使双方所借以承担义务的默契中的灵活性也减弱了；它直接打击了中国社 会赖以运转的中心观念——“感情”（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惠意识，或者 勿宁说是不同境遇的人们之间互相承认对方和个人承担义务的情感）。十九 世纪末竟有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慨叹上下“一心”已经不复存在，并且 感到传统做法的失败而寄希望于西方能够提供医治其制度的药方，这些现象 的出现可以说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许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战争破坏、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 而败落下来，但它们在地方上仍旧起着集体负责的作用。充当着农村社会同 外界官府联系的中介。可是二十世纪之初的华北许多农村，贫穷使这些家庭 丧失了它们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没有这些人以书写的有力方式来反映它们的 利益了，所以，现在留给它们的只有一条道路：造反 民众运动及其社会影响 光绪和宣统时期当然没有发生可与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相比的农民 暴动。但是，这些规模空前的起义开始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社会，后来其他民 众运动又继续加以破坏，不过影响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至1911年 间，强弱程度不等的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经历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 ② 陶文见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附录中。又见铃木智夫：《晚 清减租理论的发展——＜租核＞之研究》，载上书第199—246 页。 ③ 王业键：《1750—19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110—128 页。 ----------------------- Page 467----------------------- 后运动有所缓和，然后在十九世纪之末又勃发起来。杨庆堃曾对《大清历朝 ① 实录》记载的民众活动作过定量分析，其频繁程度有如下表： 1836— 1846— 1856— 1866— 1876— 1886— 1896— 年 份 1845年 1855年 1865年 1875年 1885年 1895年 1911年 事件发 246次 933次 2，332次 909次 385次 314次 653次 生次数 《实录》所提供的这些数字看来相当低于实际数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 如此。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 ② 年285起。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紧接大规模动乱的相对平定之后， 事件的平均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增加了。华北（尤其是直隶省）虽然 依然是动乱的主要地区，但动乱已遍及中国的各个省份。③ 虽然这些事件都不能与太平军起义相比，但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 各省持续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对列强的战争，接着发生的动乱又远及 四川和满洲。在广西，天地会在1898年发动的短命的起义，在1900年又恢 复了活动，并在1903年威胁到邻省。镇压这次起义动用了几十万军队，但 起义军还是坚持到了1906年。约从1890年起，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 可终日。④ 这种民众骚乱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结论之前，看来 许多民众运动只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没有公开宣称的或显而易见的社会目 的：它们无非是一些骚乱，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国教徒，并且排满，或者反 对现代技术，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税吏。据杨庆堃统计，这类动乱在 1876 至1911年《实录》所载的事件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从这类动乱 中产生了组织得更周密、对清帝国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骚动：即1891年 ① 长江流域的排外风潮和义和团运动。 在这些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鼓动者和领导者当中 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还有许多士绅 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上层地主和商人。农民与苦力、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或青少年等，他们在起义军中占少数。义和团的情况就是如此。 ① 杨庆堃： 《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 与控制》，第190 页。杨庆堃的全部统计只包括那些具有威胁公共秩序的社会抗议和骚动等特点的事件， 而略去了列为“皈依基督教”、“集体向政府捐助军费”和“地方自卫”等项目下的群众性活动。 ② 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样将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 页）。 ③ 杨庆堃： 《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78—187 页。 ①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皮雷蒙：《哥老会与1891 年的排外事件》，载谢诺编：《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民 间运动和秘密会社》。又见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1891—1900 年》，第19—44 页；刘 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第16—39 页。 ----------------------- Page 468----------------------- 杨庆堃的统计表明，《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发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 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属于统治阶 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这些人有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 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和衙门的差役。领导层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渊源， 这就使得动乱都象是内战，而不象是阶级斗争了。 确实，清末经常发生的动乱大部分是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这些秘密会 社的成员复杂，它们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们虽然反对现存制度，却又依附 于它；它们起着调节传统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会社的成员与正统社会决 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 济条件。秘密会社具有结拜兄弟的各种特点。它们志在维持在官方秩序以外 的人们的生活，并对他们进行约束，从而使这一秩序不致彻底崩溃。它们在 传统社会中的结合，表现在它们的地方性、它们对过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 们的许多礼仪和它们传奇式的尊号。一旦形势需要，它们的领袖会毫不迟疑 地与政府当局妥协或互相勾结起来。在十九世纪之末，长江流域许多名门大 族至少有一个成员加入哥老会，以保护亲属免受会友的侵犯，同时又可使会 友得到地方当局的宽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许多动乱很难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战争或阶级斗 争。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否认其经济和社会根源，也不应当根据单纯的政治 对立或叛逆来看待它们。事实上，每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骚动，总是发生在 农业歉收或者地方经济出现灾难以后。1886年夏重庆粮价猛涨，愤怒的群众 就烧毁了新教教堂。长江流域在连年遭受水灾和歉收之后，1891年就发生了 骚动。自1895到1898年，山东发生天灾、饥馑及横征暴敛，接着就爆发了 义和团之乱。遭到袭击的传教士往往已经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土地拥有者；他 们获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还是用欺诈手段夺取的族产或庙产，而且他们 只准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却又拒不承担地方上的公共义务。中国教徒被指 责向洋人卖身投靠，以谋求不受当局的管辖和摆脱贫穷。拉帮结伙袭击传教 士的人和大批秘密会社的成员，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得到这种保 护的人们。锐气最盛的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便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义和团 的两位主要领袖曹福田和张德成，一个是被遣散的士兵，一个是运河上因轮 船兴起而失业的船夫。 许多排外的骚乱威胁甚至抢动地方上被怀疑倚仗洋人的社会名流的财 产，而且还攻击衙门。拳民虽然主要是反对外国人，但是也提出了社会要求， 尽管他们是与清廷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社会纲领超不过原始性的劫富济贫， 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农民更爽快地供应粮食的“护民”的口号。但这种原 始的社会反抗始终是义和团行动的固有特征之一。1900年以后分散在北方和 四川等地农村继续进行抵抗的集团也都打着这种旗号。清末的排外和反满暴 动的特点之一并不是它们没有社会内容，而是简单的经济对抗被赋予了政治 色彩，这多半是受到秘密会社的影响。 ----------------------- Page 469----------------------- 总之，洋人和满族只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点的动乱的次要原因；民众运 动也不仅仅是由秘密会社引起的。兵变、匪徒啸聚、劫掠、抢米风潮、抗税 暴动和抗租运动：这些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具体表现形式。骚乱常常通过 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会立即拒绝交租，甚至 痛打地主的监工以表示坚决的抗拒。官吏们变本加厉的暴戾和贪婪也激起了 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众可能把判决不公或下令增税的官吏赶出衙 门；参加公共工程建设的民工可能罢工抗议官员克扣工资；囚犯可能杀死百 般肆虐的狱卒等等。 在各种斗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占绝大多数。暴力针对统治机器 和压迫。群众袭击衙门、监狱、豪门富户、监工、税吏、高利贷者、商船和 公私粮仓；他们烧毁债券地契和帐本。暴乱的发展开始是缓慢的，然而一旦 展开便呈现其力量，有时只限于个人暴力行动，但是也可能发展到结成一支 名副其实的武装军队。暴动者利用乡下可以弄到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如 长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枪等等；如果事态延续下去，他们还可能得到弹 药供应 （这要感谢秘密会社的帮助），甚至能得到兵员补充。州县官员和地 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够长期忍耐和等待；他们也知道适时让步就可能 扑灭一场正在酝酿的起义。然而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他们取得的成就越来 越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开始枯竭，这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一无所有， 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骚乱发生，官府便越来越可能诉诸武力镇 压以驱散肇事者，既不谋求仲裁，也不搞妥协。但使用武力似乎只会增加暴 力行动。①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后社会动乱的特点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 意《实录》所记载的骚动分布地区，就会发现这一特点。以京师为中心的北 方地区动乱最为频繁；差不多半数事件都是发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 ② 会和府县治所。甚至那些偶发的小事件也都表现出这种政治色彩。例如农 民会抓走衙役，或者进城攻打衙门；或许还会有个把落魄文人加入饥饿的农 民一伙抢劫南方农村中的仓米，甚至张贴反诗。即使起事是出于个人或私人 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们都宁愿去攻击同对方有联系的政治权 力的象征。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义和团起事，社会动乱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 为秘密会社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大规模起义 失败以后，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 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它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 ①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 205—206 页。 ②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87 页。 ----------------------- Page 470----------------------- 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发展很快，大量的 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术现代化排挤而失业的牺牲者，都纷纷加入秘密会 社。例如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已被镇压、散兵游勇不 可胜数和轮运也最发达的这一地区，哥老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就不是偶然的现 象。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会社笃信反满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动 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战。③ 不过，在二十世纪之初，秘密会社就不再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起着不可 缺少的决定性作用了，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其影响有任何实质性的减少。同革 命者一起采取行动，表明秘密会社的政治形象有所减弱。但是更说明问题的 是，几次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都是在没有秘密会社支持的情况下 向清王朝当局提出挑战的；例如在1909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 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的骚动；同一时 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 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 毁公共建筑、辱骂政府、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1910年5、6月间，在山东 莱阳曾发生反对增加苛捐杂税的冲突，当局企图把冲突归咎于地方的上层人 士，结果发展成为空前的暴力行动。参与其事者达四万多人，死伤约一千人。 ① 文献材料表明，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因为经济因素更加 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情绪。然而，某些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斗 争远不是反映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相反地，却是表明人们难以适应旨在改 ② 进整个局势的各种变化。 他们的论据是其说不一的：或者说与十九世纪中 期的内战相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民众运动比较软弱；或者说极端贫困只会 迫使农民竭尽全力苟延残喘，没有余力去闹事。诚然，在广州某些地区，农 业的商品化使得农民对地主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有勇气拒不交租。③ 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释得根据详尽的经济研究，可是现在这样的研究 毕竟阙如。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拥有的材料只能断定，清朝最后几十年虽然有 些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穷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众运动的大 多数参加者就是这一类人。 不过，民众运动之所以影响社会变革，显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这 也是事实。从民众运动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权机构越来越无力维持社会秩 ③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第93—97 页。 ①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 辑第5—64 页。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 辑第465—479 页。 ② 参见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费维恺：《十九世纪中国的叛乱》，第74 页。 ③ 前田胜太郎：《清代广东农民斗争的基础》，载《东洋学报》，卷51 第4 期 （1969 年3 月），第1—38 页。 ----------------------- Page 471----------------------- 序，它们还削弱了它残存的力量。有人指责清末农民运动说：它们的目的同 早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几乎没有改变；它们对外国之侵入中国这一总的历史趋 势仍然比较迟钝；它们放弃了太平天国受西方影响而作的现代主义的革新努 ① 力；以及说它们不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等等。 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 作的起义（尽管它们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国外，它们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主张也 是温和的）之外，这些民众运动从未提出哪怕能与太平天国相比的纲领。它 们从未提出任何明确的“革命计划”。 然而，紧接在这类自封的造反之后，社会进步总是要加速的。民众力量 的不断打击，动摇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保护社会上层对农民剥削的政权。 当包括社会名流在内的各社会阶级不再支持统治政权时，上述的情况就成了 ② 产生任何革命形势的基本因素。 事实上，上层人物虽然指责清朝无能，但 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通过在地方上扩大势力和勒索行为也得到了这个 政权的好处，因此他们极力想维护这个政权于不坠。至于农村的上层人物， 他们的不满和蔑视是由于出现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他 们也不知不觉地抛弃了这个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体负责的社会观念 和价值观。十九世纪之末许多士绅文人都指出，“私”已经压倒了“公”。 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但是这个“私”又导致另一个“公”的出现，即国家民 族的集体感。社会不太平和对民众愤怒的畏惧，也促使许多社会上层分子从 事新的职业。这种趋向在1891年的骚动浪潮过后遍及华中，在义和团起义 之后更是遍及全国。上层人物的这种转变以及他们逃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 乃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同他们维护特权的本能相结合的结果。新的工商业者和 现代上层分子经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业机会，希望消除大众贫困和愚昧，这 就显然表露了那种埋藏很深的情绪。然而奇怪的是，社会重视技术特长—— 清末社会的一个特点——归根结底是义和团的拳头打出来的，而不是洋人的 炮舰和梁启超的谴责造成的。义和团咄咄逼人的拳头迫使当局匆忙寻找新技 术和新办法来保持它的地位。 民众起义在影响清末各阶级的社会动员这一新现象中，也起了重要作 用。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影响到社会地位或生产关系，但却表明人们对个人行 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变。每次骚动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 式。不仅如此，民众运动还通过模仿和自卫反应促使各社会阶级的联合，以 便集体干预公共生活。例如他们倡议建立自卫组织，发起保护和发展新式学 校或民众教育的运动，在北京和各省省会举行抵制洋货和抗议集会，等等。 民众起义也维护了清帝国领土的完整，它们使列强慑于民众起义，特别 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肢解中国的希望。然而，民 众起义虽然没有让维护民族统一的支柱垮下来，却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 ① 参照谢诺：《1840—1949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78—85 页。 ② 尤其要参看科斯嘉也娃：《1901—1911 年中国的民众运动》，第107—110 页。 ----------------------- Page 472----------------------- 连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 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 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 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 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 力（他们在城里被行会所歧视）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 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无不如此。社会机构受到下层力量的 打击而被削弱，开始逐渐瓦解。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 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 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 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最 有效手段。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民众起义的骚扰、外国影响的扩大以及政 治制度显然无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都进一步损害了社会结合的机制。刚 刚形成的城市上层社会企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不仅把传统的乡村社会 置诸脑后，而且把对它的约束和它内部的团结也抛诸九霄云外了。 因此，这是一个脱了节的社会制度，随着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 它的结构也被腰斩。清末的社会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 威削弱的结果。一个显著的特点也许是社会现象同政治现象相互之间有着特 别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来自中国社会的传统组织方式和中华帝国所信奉的 遍及各地和无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后，这种变化的局面的结果是通过以下 的长期趋向表现出来的：同外国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 人的社会地位，加强了国内几个地区的结合。这些结果跟天灾一起，还使农 村共同体日益发生困难。 1911年的中国表现了一个脱了节的社会所具有的两面性的面貌（这个社 会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对清王朝而联合起来的许多新社会力量——例如新 军、现代上层社会和革命志士——的温床）。一个逐渐丧失了灵魂和精神而 留存下来的社会外壳，是包不住这个新生命的。但当时被人们称呼的少年中 国，对自己的特性心中无数，它又建立在无法辨别的千变万化的地区条件的 基础之上，所以它也许不过是一场春梦。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 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青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 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 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辛亥革命 作为一次城市起义，被视为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生空前变化的产物，被看作 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 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不过，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 的社会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 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 ----------------------- Page 473----------------------- （黄振华译） ----------------------- Page 474----------------------- 书目介绍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综合论述，没有哪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是令人满意 的。香港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照像平版印刷）， 转载了1953—1967年间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发表的46篇近代经济 和社会史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状况。原在1932和1949年 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杂志上发表的21篇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当地 被转载了，见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晚清时期出版的经济资料包括从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照像复印的 两大种文献汇编，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海防档》，其中有1861 —1911年间购置外国武器、建立兵工厂和机器厂以及兴办电报和铁路等事项 的档案；另一种是1865—1911年的《矿务档》。 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收集并出版 了，其中所收最难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过去未经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时冠以 有倾向性的小标题。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 年》中附有内容广泛的书目。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 1949年》一书的头两卷包括的是晚清时期。关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厂工 业的论述，可见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 和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有关铁路史 方面的文献资料收在宓汝成所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 而最重要的唯一有关运输和交通方面的资料则是前国民政府交通铁道部（交 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国华盛 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看到的缩微胶卷和“大型目录”，使我们能够阅读 这一汇编中的23776页文献资料。有关外国贷款的极为详尽的数字反映在徐 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一书中。严中平等人编 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引有广泛资料，并详加注释，但是编者 有时忽略了指数问题。 要研究对外贸易等问题，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资料现在已由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制成缩微胶卷，以供使 用。萧亮林（音）的《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一书充分地参照原始 材料，对外贸统计数字作了有价值的校勘。 专题性文献尚不多见。入门时或许最好先阅读施坚雅等人所编《近代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的有关部分，本书论述的时期为1644—1972 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许多专题著作中，下面几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农业方面除巴克的著 作以外，可参见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是一部研究 ----------------------- Page 475----------------------- 如何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单位产量以使中国的农民能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 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经济论》则是一部概述现有1949 年以前的二十世纪经济资料的巨著，但它对于十九世纪的研究也同样有价 值。学术界对于近代制造业和矿业都相当重视，但对手工业却不尽然。费维 恺的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说明了晚清工业化的性 质。有关军事工业的问题，可见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关于铁路， 有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造船业方面，有刘广京的《1862—1874 年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争夺》。关于矿业方面，有卡尔森的《1877—1912年 的开平煤矿》。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一书是目前研 究某一单项工业的最佳著作。在外国工业投资影响方面，有侯继明的佳作 《1849—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有关人口的论述，可见何炳 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税的管理和规模在王业键的 《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一书中有论述，而对财政上占有位 置的盐业专卖则在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关货币制度 的问题，可参阅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弗兰克·金的《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两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晚清经济的各个方面。 这些文集是：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 《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珀金斯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 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 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 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十九世纪和二 十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 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 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 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 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 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 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 1890—1902年》一书确立了新的标准，但它基本上仍缺乏东亚的资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能够避免学术上老的狭隘地方主 义了，他们也研究中文资料，并试图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当1930年可以大 量使用有关清代外交事务的中文资料时，中国外交史的新时代开始了。特别 是在蒋廷黻的影响下，新的一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出现了，他们又使用中文材 ----------------------- Page 476----------------------- 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渐使他们的研究符合近代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 标准。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它增进了西方对 中国的了解，并且开创了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新局面。日 本论述近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们公认。显然，也有人很花 力气去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其结果是给非马克思主义者 提供了他们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释。 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献汇编有如下述（尽管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 个别官员的著作）： 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彦威和王亮合编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导言一卷和宣 统朝 （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卷。 5.《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7卷。 7.《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标点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1962年， 8卷）。 9.《宫中档光绪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1805—1874年）， 3卷。 11.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7册。 12.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7册。 13.翦伯赞等编：《义和团》，4册。 有关清代文献的类型、价值和传播，可参看费正清和邓嗣禹的《清代行 政研究三种》；有关宫廷礼制和政策，可看吴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 度的演进》。 当然已有大量文献丛书问世，它们提供了日文、朝鲜文和欧洲文字的各 该国外交关系的记载，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记载。关于日本， 可看詹姆斯·莫利编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 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编辑的《1862—1927年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一 览》。 由于英国政策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现有的档案都有重要价 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档案文献（例如议会文件中的中国通讯部分和 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辩论部分）外，我们也可以参考伦敦档案局所藏外交部有 关中国的案卷，特别是如下的档卷：外交部第17号文件“中国政治通讯”， 1815—1905年；外交部第371号文件“政治通讯”，1906—1932年；外交 部第228号文件“中国领事馆通讯”，1834—1930年；外交部第405号文件 ----------------------- Page 477----------------------- 中国问题秘密文件，1848—1954年；外交部第233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 档案”；以及外交部第682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档案”，1839—1939年。 又见罗惠民的《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1840—1914年， 又增补1915—1937年》。还有大部头的再版书《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 十九世纪），是爱尔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研究丛书，计42卷。 在美国，这些档案已制成缩微胶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1866 —》一书外，还可以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文献《中国：急件》、《中国： 指令》和《中国：领事馆报告》，以上1844—1906年的所有资料都制成了 缩微胶卷。1906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领事馆的报告可以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 案馆看到，见《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目录》。 有关俄国的资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见《红色档案，历史记事》，104 卷；鲁宾恰克编译，路易斯·鲍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编辑的《红色档案摘要： 苏联中央档案部历史记事》，106卷。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编的《中国 书目》中的条目；齐赫文斯基编的《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叶菲莫夫的《中 国近代史资料文献书目评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较为重要的辅助著作。关于外交关系的开创，见坂野正 高的《1858—1861年的中国和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和徐中约的《中国进 入国际家庭，1858—1880年》。 关于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加紧活动的状况，见费正清作为背景材料编的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蒋廷黻的《1870—1894年中日外交关系》，载《中 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3年第17期第1—106页；徐中约的《伊犁危机， 1871—1881年》；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伊斯特门的《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有关日本侵略朝鲜的论述，见康罗伊的《1868—1910年期间日本对朝鲜 的占领》；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 鲜》；C.I.尤金·金、金汉奎（音）的《1876—1910年朝鲜和帝国主义政策 的关系》；赵清洋（音）的《1864—1873年朝鲜大院君的统治》；詹森的《日 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4章。 有关瓜分中国的威胁和义和团暴乱，可见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 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 京被围记》；埃德蒙·S.韦尔利的《1891—1900年英国、中国和反教骚动》； L.K.杨的 《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有关俄国1900—1905年在满洲活动的论述，可见伦森编的《俄中战争》， 和陈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有关英日联盟方面的论述，可见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关美国之卷入满洲问题，可见亨特的《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 ----------------------- Page 478-----------------------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 一些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 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 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 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它是1821—1861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 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年以来晚清的文 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 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 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 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 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和它的几个续编。 王家俭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 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 代思想史论》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的 最好途径，则意见颇不一致。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见之于地理丛书《小 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 编》，后两者书名虽同，但内容各异。关于中国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况 是郭廷以等人所编和进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谱》的题目；而对继 郭嵩焘而为伦敦公使的曾纪泽，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则作了详细的研 究。关于那些力主中国须抓住变局良机以图强的有见识的官员的论点，可见 多卷本《海防档》和刘广京的《儒家爱国者和实务派李鸿章》。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 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细情况。对 于无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一批年青人组成的活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 度，可见郝延平的 《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门的《1880 —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追求的政策》。对于同情保守派的关键人物的研 究，可见陆宝千的《倭仁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 宗侗和刘凤翰的《李鸿藻先生年谱》（李鸿藻是显赫的军机大臣和皇帝的老 师）。后者系李鸿藻之孙与人合著之书，它包括许多罕见的和从前未出版的 文献，其中有李鸿藻的信件和日记。对于反基督教的观点，在保罗·A.科恩 ----------------------- Page 479----------------------- 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了精心的考察， 该书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间文化上的龃龉之处；还可参看吕实强的 《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此书除了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外，并分析了 儒家对“人、夷与兽”的看法。 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和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论的问题，可看吕实强的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 法时代的马建中》。关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业民族主义问题的著作，有 保罗·科恩的 《王韬与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 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和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库恩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 其敌人》一书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军事发展。库恩强调团练超过了罗尔纲 的《湘军新志》。在“更高一级的军事化”方面，湘军的具体筹建工作在王 尔敏1973年的《清代勇营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论。 有关绿营兵的论述，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仍然是权威性的著述。《宫 中档光绪朝奏折》中有关于部署“练军”以防止和镇压民众造反的报告。 有关外国对清军影响的著述，见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 书，该书从历史角度评述了华尔和戈登。又可看该作者的《雇佣外国军人： 中国的传统和晚清的实践》一文。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著述中，蓝普雷的 《中国的军事体系》一文（1867年）虽然妄自尊大，但不失为卓有见地之作。 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国作者撰写了有关清代军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顿 （1878年）、马克·贝尔（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1887年） 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们均未能透彻地理解勇营的政治 和财政背景及其组织原则。 关于西北部回民暴乱问题，有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 家》一书，它与赞誉左宗棠将才的十九世纪西方作者颇异其趣。由于贝尔斯 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许多错误，后经朱文长专著（1966年）《1862—1898 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予以指出。此书是有关清朝对陕甘回民作战的最佳 著作。如同我们大家一样，朱文长不得不使用关于回民的间接材料。中国的 著名穆斯林学者白寿彝在《回民起义》一书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陕甘回民之手 的两份简短的文献。朱文长的著作又被徐中约1968年的《对左宗棠重新征 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一文所充实，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过强制各 省解缴“协饷”，从1868年至1884年新疆设行省时止，已经为西北的征战 花费了大量资源。对中国沿海自强运动的研究通常都忽视了从这一亚洲腹地 的角度来看问题。 ----------------------- Page 480----------------------- 对日益赞同1840—1894年沿海防务的舆论，王家俭在1967年的《清季 的海防论》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鲜、日本和中华 帝国》一书着重谈到了李鸿章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对日本之窥测朝鲜 有所警惕。罗林森在《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一书中鲜明生 动地描述了李鸿章创建海军活动的艰苦和灾难。慈禧太后挥霍海防专款兴建 颐和园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献材料加以论证。梁嘉彬（1975 年）着重论述了李鸿章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负有责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 作则刚刚开始探索造成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日益衰败的宫廷政治和根深蒂固 的制度。 在非中文资料中，至少有两种法文材料（黎贡德和爱尔明加）记述了1885 年3月末中国在谅山奇袭取得胜利的情况。英国观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 他1886年的《中国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这次战役的具体细节。日本战时 定期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仍然是对甲午战争最详尽的记载，它比由参谋本 部在1904—1907年或由海军司令部在1905年编写的正史更有价值。目前， 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关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方面的军事史 可以推荐给读者。 有关新疆和台湾边疆地区的著作，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编写的《亚洲的 枢纽：中国的新疆和亚洲腹地边疆与俄国》一书，仍然是对这块沃土、各少 数民族集团、英俄竞争以及俄国通过中国汉人进行间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评 述。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反映了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指出了新疆置 省之后，中国行政管理上的软弱无力。伦纳德·戈登编的《台湾：中国地方 史之研究》是简明扼要地介绍十九世纪台湾情况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台 湾史事概说》是一部大陆人的历史，它还对开发这个岛屿的早期移民推崇备 至。 有关1860—1894年中国军事自强运动的其它著作，可见本书上卷关于 第十章书目文献的介绍。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维新运动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以任何一种文字 全面撰述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五十年代初由翦伯赞等人编辑的 四卷本资料汇编《戊戌变法》仍然是研究这一题目的最有用的入门书籍。研 究者必然要参考该书目，因为它仍是在原始资料方面最完整的书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叙述，但这缺陷已因出现了一批文集而有所 补偿，其中最出色的是汤志钧的 《戊戌变法史论丛》。他的另一著作《戊戌 变法人物传稿》则是一部非常适用的汇编，其中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的传记 资料。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书，但其材料要批判 地使用。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对维新运动的 ----------------------- Page 481----------------------- 影响。对于变法时期宫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萧公权的《翁同龢与戊戌变 法》。刘广京的《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崩溃和西方的影响》一文一般 地阐述了维新运动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维新运动来说，最新发表的著作仍是查尔顿·M.刘易斯的《辛 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运 动》，对这一题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书目。 对维新运动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 研究》一书。关于 1895年以前思想激荡的问题，保罗·A.科恩的 《王韬与 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门的《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 洲研究杂志》，1968年8月号第695—710页）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绍。萧公 权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对康有为的思想做了最彻底和详细的 研究。霍华德的《康有为的书香门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载芮沃寿和特威切 特合编的 《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 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均对理解康有为的维新主义观念的形成大有 好处。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是对维新主义阵营内部这两位息 息相关的才智者作出的启发性研究，尽管它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框。对于 理解改革主义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唐·普 赖斯的《1896—1911年期间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和张灏的《梁启超与中 国知识分子的转变》。 除去陈鍫的《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载《燕京学报》1939 年第25期第59—106页）的开拓性论述外，对批评和反对维新运动的知识 界几乎还没有专题研究。还可进一步利用张之洞的《劝学篇》和苏舆的《翼 教丛编》两种资料，它们阐述了反维新运动的主要论点，特别是那些抨击康 梁集团的论点。 保罗·科恩和约翰·施雷克编的 《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论从中提到了 主要从当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经检验的想法。在弗思编的 《论民国时期中国保守主义的选择》会议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 素，虽然它着重于较后的时期。 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关于中国事件对日本德川后期的影响问题，鲇泽信太郎在开国百年纪念 文化事业会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中做了论述。他在此书第135 —144页讨论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的版本和影响，这便是王家俭的《〈海 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1966年4月号第242—249页） 一文的基础。关于曾经编纂过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国图志》的举足轻重的 儒家盐谷宕阴（1810—1867年）所受的影响，范古利克在《日本对鸦片战争 的反响》（载《华裔学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页）做了探讨。佐久 ----------------------- Page 482----------------------- 间象山对魏源之重视技术是毁誉参半的，关于这一点可看角田龙作（音）、 德巴雷和基恩编的 《日本传统的源泉》一书中的摘录。日本对于太平军起义 的反应，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 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页）一文中做了 探讨，而增井经夫在《太平天国》中的论述则不够严谨。卫藤沈吉的《日本 人的中国观：高杉晋作等人的事例》 （载《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论文集》第3 卷：《日本法与亚洲》，第53—71页）讨论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 记。 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已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霍华德的《日本在康有 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 （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280—312 页）一文略述了这个问题。关于维新派设法了解明治维新的情况，其研究可 见彭泽周的《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明治维新》（载《人文学报》，1970年第 30期第149—193页）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 治维新》一书的开头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观与他的中国变 法论》（载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编的《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外国 人的看法》第61—114页）一文转载于《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 第193—262页。论黄遵宪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黄遵宪对明治时期日 本和西方的反应》（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有关梁启超和 黄遵宪的论述，见列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页）、 威尔逊的《梁启超对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宪政运动的看法》 （载《日本论 文集 〔1961年〕》）和黄宗智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王韬是 保罗·科恩的 《王韬与清末的改革》一书的主题。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 政治与社会》一书则对郑观应做了论述。 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萧公权的一系列权威性 的专著中进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 1957年4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1962年第21期）、 《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1965年第24 期）、《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1967—1968年第7、8期）、 《经济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康有为的思想》（载《华裔学志》1968年第27 期）和《康有为的行政现代化倡议及其历史意义》（载《清华学报》1970年 第8期），上述论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维新派和乌 托邦主义者康有为》 （1975年）一书中。罗荣邦把康有为的自传译成英文， 并把有关康有为的一系列论文编在《康有为：传记和论丛》（1967年）一书 中。 实藤惠秀毕生关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题目：他的 最有权威性的论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其中有表格 和统计数字。实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后者有张铭三译的中 ----------------------- Page 483----------------------- 译本，书名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1944年上海出版），实藤所未搜 罗的中文资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专著加以使用，此即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 生》一书，它着重论述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活动。斯 卡拉皮诺的《马克思主义的序幕：1900—1910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载 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页）讨论了学生办的报章杂 志。从前学生们的回忆录中有孙伯醇 （1891—）的 《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 社》 （载《中国》30〔1966年5月〕第24—33页），以及《留学生、学校 教育和发辫》 （载《中国》31， 〔1966年6月〕第28—33页）。景梅九的 自传《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译成日文，名为 《留日回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1966年东京出版）。 除了实藤的著作之外，论述学生运动的，还有永井算己的《关于拒俄学 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4〔1954年9月〕第57—83页）和《所谓清国 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2〔1952年7月〕第31 页）。岛田虔次的《中国革命的先觉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两书翻译和 讨论了大量的学生革命传单，其中包括陈天华的一份传单。欧内斯特·杨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 162页）集中讨论了陈天华的遗嘱和自杀问题。有关翻译运动的影响和重要 性在钱存训的 《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作了论述 （载《远东季刊》 第13卷第3期 〔1954年5月〕第318—319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 本留学史》378页增补了对词汇交流数量的估价。 讨论日本活动家和中国革命志士之间的关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 和孙中山》一书和《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文（载费维恺等编《中 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还可参看载于《中日文化论集》上的 陈固亭的《孙中山先生与日本朝野朋人的关系》一文。在《思想》（1957年， 第79—93页）和《中国》（1966年11月号）的论丛中载有野泽丰所编文献 目录，两者均以《孙文与日本》为题。宫崎寅藏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 在1967年编成，附有卫藤沈吉所做的注释；同时它也被收入宫崎龙介和小 野川秀美编辑的《宫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3年版。孙中 山的另一位亲密合作者萱野长知出版了他的记述，即《中华民国革命秘籍》 （1940年）一书。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的日记六卷于1968—1969年在东 京出版，名为《近卫笃麿日记》。关于同文会的官方记载以及会员及其追随 者的传记，可见中岛正郎编的正续编《中国回忆录》。另外，有井上雅二撰 写的荒尾精传记《巨人荒尾精》一书。由葛生能久等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 传记》是一部附有许多中国活动家传记的黑龙会正史。关于北一辉，可见乔 治·威尔逊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北一辉的中国来鸿转载于 高桥正雄编辑的《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过的之外，还可看 I.H. 尼什的《日本在义和团之乱时举棋不定的态度》（载《亚洲研究杂志》〔1961 ----------------------- Page 484----------------------- 年5月号〕第449—461页）；市又正雄的《山座圆次郎：明治时期日本的 亚洲大陆政策的执行者》（载《国际法外交杂志》〔1973年10月号〕第249 —298页）和池井优的《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 年2月号〕第213—227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汇编的《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一书提供了 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献材料。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英文的综合 性研究著作问世了；请看卡麦伦的《1898—1912年中国的改革运动》。下面 三部著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即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 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 法》。 关于立宪运动，可见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张朋园这部 著作没有对地方自治给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补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 地方自治》，此文载于《御茶水史学》（1962年第5期）第14—30页。还 可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它研究了积极参与运动的人物；而朱 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一书则考察了这个领袖人 物的个人作用。在人民共和国也有阐述立宪问题的著作，如胡绳武和金冲及 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和李时岳的《张謇和立宪派》。 关于晚清的兵制问题，其概论见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 国军事史》和后来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二书。下面三本书就制度问题做 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刘凤 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又见之于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 年》一书。 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一书中概述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 的原始资料则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国教 育史资料》一书中。又见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艾尔斯 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其它方面的专著比较缺乏。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见马里纳斯·J.梅 杰尔的《中国近代刑法介绍》；另有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和杨鸿烈 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在货币制度方面，见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 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以及宫下忠雄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 最近的两本书阐明了1901—1911年间社会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 况，它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和周锡 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贝斯的《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 争执问题》一书论述了这位政治家对民族主义和维新运动的反应。 ----------------------- Page 485-----------------------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晚清时期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也与其它时期的商人一样，只留下了他们的 少量珍贵的活动记载。研究那些参与近代企业的人们的最好资料，仍然是已 出版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高官显宦的著作。买办兼工业家徐润的 杰出著作《徐愚斋自叙年谱》详述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的几个企 业，此书依然是珍贵的资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 者胡光墉》一书最多只能说是不完整的，它只论述了胡光墉一段时期的活 动。关于许多商人的统计数字，如他们所拥有的公司、投资数、捐纳情况以 及对商会的服务等，均收录在晚清政府出版的两部资料集子中：农工商部统 计处编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1909年，6册）和《第二次》（1910 年，5册）。 与主要官僚兼企业家有关的文献和研究作品则要丰富得多。盛宣怀的文 章收于《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和《盛宣怀未刊信稿》中。费维恺的《中国 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首次对官方参与近代工业以及在关 键性的初创阶段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两本专例研究著作 是卡尔森的《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和全汉＿的《汉冶萍公司史略》。 张謇办工业的事迹也同样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因为有他自己的著作《张 季子九录》和《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他儿子张孝若为他写的 长篇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另外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 《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业家所记有关他们参与工业的文献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 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为了获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们应富于创 造性地利用当时的社会小说，如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此书已有刘师舜的节译本。 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他的 《盛世危言后编》 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 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的看法。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 1864办至1940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 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 工、商企业。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 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 路史资料，1863—1911年》。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 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两卷本）；汪敬虞编 ----------------------- Page 486----------------------- 的《第二辑，1895—1914年》（两卷本）；还有一套丛书，书名相同，未附 日期，该书由陈真和姚洛编辑，标上第一辑和第三辑，每辑两卷，分别于1957 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 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传、当时西方报道的译文、行号报告和各种各类的记 载。 中国大陆史学家的这些汇编虽然只罗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见到的记述，却 大大增加了那些组织中国近代初期企业的人物和机构的资料。它们也对近年 来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写大有助益，例如：费维恺为本卷撰写的一章和 他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 史考察》一书中）；琼斯的两篇文章，即《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 庄》 （载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 势力》 （载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以及陈锦 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许多学者已开 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 迫。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 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的《传统中国 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 （载《清华学报》〔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 186—209页）、梅茨格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和商业》（载《亚非研究》〔1970 年第6期〕第23—46页）、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和威尔莫特 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对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运动或者希望更广泛地了解整个革命的非 专家来说，可以先看两本书，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 革命最初几年的情况：一本是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它记 述了1905年以前的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一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 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化》。詹森的 《日本人和孙中山》和K.S. 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书完成了对孙中山的生平和这次革命运动湖南 部分的概述。关于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细节可见罗兹的《中国 的共和革命在广东》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兰金的《1902— 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书研究的是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特征的 另一个地区，并且还弥补了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缺口。后一题目还在 伯纳尔的 《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 子与辛亥革命》中有所论述。另一些有用的书包括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 命》，此书对黄兴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分了，但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一书既过时，又谬误百出， ----------------------- Page 487----------------------- 不过它是唯一对同盟会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同时它也便于用来概括以前这方 面的学术著作；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无论从作为个人对革命运动的回忆录 来看，还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对于 其他解释和目前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 1913年》一书，特别应该看看该书编者的导言（第1—63页）；以及《辛亥 革命讨论集》。（载《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 〔1976年4月〕第139—226 页）。 对专家来说，应先阅读谢文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 目选》，该书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资料的目录、关于个别资料的有用的评论和 一篇论述研究这次革命的整个史学方面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学者们可能会对 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献集和回忆录给予特别的注意（见谢文孙一书的第50 —54和65—68页）。关于中文资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书是余秉权、李又宁 和张玉法合编的《清季革命运动期刊叙目选辑》。它包括1900—1911年间 出版的十六种期刊的目录和创刊词，还有一篇简要的英文介绍。关于资料和 分歧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可看贝尔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看辛亥革 命》（载《历史评论》第468期 〔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关 于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中间出现的争论问题，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 合会编的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这个集子出版过迟，以至贝尔热教 授无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一本新的和经过认真推敲的指南书是冯兆基的 《1949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历史学》（载《近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 年4月〕第181—214页）。 中国学者所写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应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纪念》 特刊。该研究所的专著已收录在谢文孙的书目中，但书目还需要补充的有亓 冰峰的《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 的革命团体》，以及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 关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请参阅书目介绍和第六章的脚注，以及这一章伯 纳尔和罗兹所引的专著书目。最后，有几部题目与本章有关的研究著作有助 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第2版）、 弗里德曼的《中国革命党》、戴福士的《锡良和中国的民族革命》、于之乔 的《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年的国民党》、唐·普赖斯的《俄国 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欧内斯特·杨的《袁世凯总统任职与 中华民国初年之自由与独裁问题》；还有周锡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帮助阐明清帝国末期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实际上，社会史的 概念包括很广泛的领域，涉及道德、观念、风俗、人群的组织模式及其关系， ----------------------- Page 488----------------------- 甚至涉及经济境况的发展；所以几乎是所有的文献，不管是文字的、图像的、 建筑的，甚至是音乐方面的都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它的组织、 运动、结构和自我形象——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介绍的仅限于文字资料。 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学非常重要的计量资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极其零 碎，特别是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的资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几批土 地文书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 谦三郎的《中国土地文书研究》两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大陆 以外的学者迄今还难以得到土地文书档案和地方政府的档案，并且人民共和 国的史学家在其出版物中也严重忽视了这些材料。大部分现有原始材料所提 供的资料基本是表述性的。再者，这些资料几乎全部出自统治阶级之手，而 且撰写时采用的刻板笔调总是倾向于把新事物纳入传统框框中去，因而它们 对研究下层阶级和社会变迁状况用处不大。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三十年来从 事收集大量口头传闻，试图矫正这一历史偏见，不幸至今未见出版什么东 西。 以下几种汇编适当地集中了零散的资料，因此适用于作为研究的起点： 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经介绍过的几种资料集，即由陈真、孙毓棠和汪敬 虞分别收集的近代工业方面的资料；李文治关于农业的资料；彭泽益关于手 工业方面的资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有关上海钱庄方面的资料。 对这些资料必须补充以大量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日文资料汇编， 如：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清国通商综览》、东亚同文书院编的《中国经济全 书》、根岸佶的《清国商业综览》、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 以及1906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鉴。象费行简的《近 代名人小传》、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这样的传 记词典，可惜都过分着眼于官方阶层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动。最有启发性的材 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记和报刊中发现，尤其可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写 实和讽刺文学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绣像小 说》，它发表过刘鹗、李宝嘉和吴沃尧的小说。西方资料（外交和传教士的 各种档案和报告）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是仅在1895年以后才有大量社会 性的资料，而那时的中文资料也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也许因为现有资料的性质已经使史学家们丧失了信心，或者因为他们的 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现象，或者因为先验的研究计划束缚了研 究，所以我们一直对王朝最后四十年间的社会演变很少了解。施坚雅的《近 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完整的著作目录。 它表明除了几部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学者编写的开拓性著作外，研究仍旧是很 不完整和极其零碎的。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深刻或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 但是，新的读者通过与西蒙的《中国的城市》（此书受库朗热的《古代城市》 的启发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点田园式的描述以及与杨懋春的《中 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国时代的社会）进行对比，就可以发 ----------------------- Page 489----------------------- 现尚待填补的空白。在施坚雅所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和埃尔文、施 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对解释社会风情都 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特权阶层的研究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关于绅士-文人的 扩大、变动和财产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张仲礼的《中国的绅士》和《中国绅 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更给这方面的研究大添异 彩。马什的《1600—1900年中国官员的变动状况》，只对收入恒慕义的名人 传记词典中的官员进行分析研究，此书现在已被李国祁的统计性调查《清代 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补和修改。后者根据地方志补充 的资料描述了官员的出身地和社会背景以及州府官员们的传略。关于买办， 有郝延平出色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关于商人，有陈锦江的《清 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有关近代企业资金积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 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务运动和资本主 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张国辉的《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 义发生问题》、汪敬虞的《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和由 东京教育大学编辑的《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文集。贝尔热的《中国的资 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一书叙述共和革命时期上海的近代商业的社会背景。鲍 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军事发展提供了总的看法， 这看法由于有王尔敏编的 《淮军志》（这是一部研究征募军官团的有用的著 作）和刘凤翰的《新建陆军》而变得更加完整了。至今还没有这类论述1901 年以后的近代军队的专著。新知识分子一直是许多人研究的题目，著名的有 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兰金的《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 命》。许多传记性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如关于西化和中国的条约口岸 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女权运动和妇女状况的著作有 吉波伦的《秋瑾》。 有两本关于当时工人的状况和斗争的扎实的研究：汪敬虞和聂宝璋的 《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和赵亲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 人运动》。对于不该被忽视的手工业工人阶层的介绍，有樊百川主要论及经 济方面的《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和彭泽益的《十 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农村社会一直很不受人注意。村松佑次和天海谦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 已经谈到他们的两个文集）对理解土地组织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研究范围 仅限于江苏南部、直隶和满洲地区。由东京教育大学编的文集《近代中国农 村社会史研究》包括对湖南和四川农村状况的分析。然而山东是景甦和罗崙 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这部内容最丰富和最有创见的专著的主 题。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农业生产的档案。迈尔斯的《1890—1949年河 北山东的农业发展》一书事实上涉及清帝国时期的情况极少。萧公权的《十 ----------------------- Page 490----------------------- 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是论述十九世纪农村社会生活的最好著 作，但它主要考虑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对民众运动的研究反而比对农民处境的研究下的功夫要 大得多。关于这期间主要运动的专著，可看第十章的脚注。由谢诺编辑的论 文集《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英文版为《中国的民 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内容稍有不同）专门论述了秘密会社， 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书目。科思嘉也娃的《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 扎实地研究了义和团以后的农民骚乱的总的情况。杨庆堃的统计分析是一项 开拓性的著作，这项工作应该进行下去（此文名《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 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等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 小韦克曼的《叛乱与革命：对中国历史上民众运动的研究》（载《亚洲研究 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7页）一文指出了当前这一 课题的史学研究上的动向。 我们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理解，特别是对它们的变化及其衔接的理解肯定 是不周全的。这反映于对辛亥革命时绅士和资产阶级各自作用的意见分歧 上，这个情况特别在张朋园、市古宙三和贝尔热的文章（载于芮玛丽编的《革 命中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在地区性研究方面有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 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特别 是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们阐述了改良和政治运动对社会变 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统治阶层内的作用。巴斯蒂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 革概况》一书中说明了教育改革的社会影响。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会分化的 特征，而这个特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 还取决于文化的标准。 （陈书梅译） ----------------------- Page 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