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合集

内容提要
草根读史也有非同一般的趣味。首先是立意的高下。任何事一旦成为专业常常不可救药地变得面目可憎起来，而作为业余活动便别有一番乐趣。比如我们日常打乒乓觉得好玩，但一旦进行专业训练，天天不打不行，立马就会生厌。网络文章的协作一般不以治史为专业，不发表为目的，自然少了功利色彩，而纯粹来自于作者日常读史的所四所得所感。其次是写法的自由灵活。行文活泼跳跃，既不像学校历史教材那样的枯燥乏味，也不像学术论文那样晦涩难懂。文中常有些时髦的网络语言；如称“我”为“偶”呼美女为 MM等，使原本森然可畏的历史变得亲切可感了。
民间写手的文章在专业性上自然要受到怀疑。但是，细读之下可发现很多文章竟是相当的扎实。许多作者都下了真功夫翻检史书，这些可都不是业余的做法了，令人钦佩。
人人皆可读史，这也是一本人人可读的历史书。


目录

红妆期待篇　　
　　1、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乱世红颜蔡文姬的一生 （作者：嫣红1969）
　　2、“散朗”才女谢道韫 （作者：ooooooops）
　　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历史上的女舞蹈家（作者秦大路）
　　4、上苑桃花朝日明－－－－记唐朝文德皇后长孙氏(作者：玉搔头)
　　5、单身女公爵——玉真公主（作者：中国的金枝玉叶）
　　6、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耐读（作者：殊心慈）
　　7、红颜素心（作者：江南砚台）
　　8、蜀中才女黄峨 （作者：小窗容膝 ）
　　9、精华欲掩料应难——历史上薄命女子（作者：小窗容膝）
　　10、叶小鸾那只断玉搔头（作者：漂泊京城）
　　11、历史上美女能换什么？（作者：东南一箫）
　　　　
　　历史喟叹篇　　
　　12、夫子之心昭如日月——解析临终孔子涕下之原因（作者：老砍）
　　13、田横五百壮士的随想（作者：秦大路）



　　14、两个命中注定要饿死的人（作者：钟澈）
　　15、食古不化的改革家——王莽（作者：郑骁锋）
　　16、三国中的君子（作者班布尔汗）
　　17、龙沙独行者——班超（作者：六朝人物）
　　18、风流放达宁馨儿，颓墙覆没虚华梦——王衍清谈误国的背后（作者：残阳下的菊花）
　　19、满城尽带黄金甲 （作者：兰井村人）
　　20、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唐后主李煜的跌宕人生（作者：阿拉表）
　　21、布衣干政的悲剧 （作者：夏双刃）
　　22、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作者：丛珺）
　　23、说说袁崇焕（作者：江上苇）
　　24、崇祯子孙们的结局（作者：班布尔汗）
　　25、倒霉的钦差大臣（作者：张泳）
　　26、医多不治龙——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作者：章立凡）
　　27、历史上的武训其人（作者：秦大路）
　　28、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忆李陵（作者：蒹葭从风）
　　29、王韬的挫折人生经历与近代知识分子命运（作者：沧浪云）

　　历史解读篇　　
　　30、隐藏在正史后面的阴谋论（作者：马伯庸）
　　31、从西晋一次盗墓事件说起（作者：悍马狂飙）
　　32、把人放到油锅里 （作者：吴越之水）
　　33、潘美其人（作者：远去的牧歌）
　　34、蔡京无反骨（作者：沙封）
　　35、蔚村之谜——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作者：草鱼子）
　　36、张居正与何心隐（作者：山涵秋隐）
　　37、“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聊斋公孙九娘》中的于七一案（作者：殊心慈）
　　38、千古谁识鸿门宴（作者：菜九段）
　　39、千秋悲风话夜长，谁信骷髅亦有王”——忆赵括（作者：蒹葭从风）
　　　　　　
　　历史闲情篇　
　　40、闲话闲人（作者：愚人）
　　41、春日怀想录（作者：梁惠王）
　　42、好名的汉文帝（作者：梁惠王）
　　43、千古风流一坛子醋（作者萧让）
　　44、“风度得如九龄否？”——闲话唐代宰相风度（作者萧让）
　　45、当豺狼咬死了羊（作者尘埃不见）
　　46、闲话三皇五帝（作者莫邪82） 字串2
　　47、怕老婆的历史（作者六朝人物）
　　48、借曲谈史二则（作者秦大路）
　　49、“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东南一箫）
　　50、青蛙与虫子（作者：琉璃锺）
　　51、故史堆里的十大蠢货（作者耶律休哥）、
　　52、弃子（作者言吾弃金）
　　53、与蜀国人打交道（作者孟庆德）
　　54、闲话金圣叹（作者孟庆德）
　　55、陪司马迁散步（作者赶路秀才）
　　56、读野史笔记三则（作者：青藤雪个）
　　57、从刁民到土豆（作者：押沙龙）


1.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乱世红颜蔡文姬的一生
几年前，在欧洲出土了一座古墓，里面埋葬的是一个古代日耳曼女郎。根据出土墓碑的记载，女郎死得时候很年轻，她可以说是殉了自己的爱情。她喜欢一位勇敢壮实的猎人，地主的儿子却霸占了她。后来，地主的儿子随军出征，失去了音信，别人都认为地主的儿子已经生还无望，欢天喜地的女郎嫁给了倾心已久的猎人，两人开始了幸福温馨的生活。地主的儿子活着回来了，他陷入了疯狂的愤怒，他拉开弓箭，射死了与妻子恩恩爱爱的猎人，也掐死了妻子心中的希望。女郎悲痛欲绝，她要为猎人报仇血恨，地主的儿子狠心向妻子下了毒手，他给妻子灌下了毒酒，这位日耳曼女郎从此静静躺在冰凉的土地上，身边流过了无数的时光。德国人凭吊这位美丽的日耳曼女郎，为她的不幸遭遇而悲伤。但是，看在中国人眼里，这位古代日耳曼女郎那有半点淑女的模样？她贪图富贵，不守妇道，丈夫生死未卜，就公然琵琶别抱，投入野男人的怀抱。她的丈夫不究其过，放她一马，她竟想为奸夫出头，只落得横尸地上的下场。
　　德国人为她流下了眼泪，这眼泪感动于爱情的力量，在中国人看来，她正是杀夫未遂的潘金莲形象，武松会把她挖心挖肝、刨空肚肠。无独有偶，在近代中东地区，对付这样的女人也是出于同一种思想。挖出一个大坑，将赤身裸体的淫妇赶了进去，沙土埋住了女人的身体，留在外面的是女人的头颅。一辆牛车过来了，车上装满了石头，群众拿起石头，向淫妇砸去，女人的头颅很快变成了一堆泥肉。这种残酷场景可以说明中东女人谨守规矩，其实只是畏于刑罚的严酷。没有了这种严酷的刑罚，也就没有了伴随这种刑罚的独特现象。
　　汉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男人关注自己的疆土远胜于关注女人的私处，汉族男人霸气横溢，征战四方，他们的视野是如此的海阔天空，他们的胸怀是如此的雅量高致，产生了令后世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魏、蜀、吴三国的正宫皇后都是再醮妇人，这与后世汉族男人的处女崇拜简直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这种时代风尚下的蔡文姬生逢其时，渡过了丰富而绚丽的一生。她在需要父亲的时候，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好父亲。她在需要丈夫的时候，先后有三位关怀备至的好丈夫，她在需要子女的时候，能够依靠子女的侍奉，善终于乱世，她实在是个享尽幸福的女人，只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美丽博学的蔡琰，字文姬，陈留郡国人，是东汉名儒蔡邕的几个子女之一，从小受到了那个时代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完全没有后世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靠着弱化女人来衬托男人，这是后来汉族男人越来越窝囊的原因。蔡文姬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之下，“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加之容貌美丽、气质高雅，最终成为汉魏时期的一代名媛。
　　戏曲中曾有一出著名的《琵琶记》，唱得就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蔡伯喈。讲得是蔡邕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被当朝丞相慧眼识珠，成为当朝丞相的东床佳婿。蔡邕的家乡遭到灾荒，他的发妻赵五娘偕同公公婆婆，前往京城寻访亲人。他们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赵五娘让公婆吃米，自己吃糠，婆婆怀疑赵五娘背着自己吃好的，偷窥之下，发现赵五娘吃的是糠。这时赵五娘的唱词是，“那糠呀，与米是一处飞”，公公婆婆深受感动，坚持与媳妇一起吃糠，不久就双双暴亡。赵五娘卖掉一头秀发，才能将公公婆婆勉强下葬。随后，她抱着琵琶，一路卖唱，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了负心郎。《琵琶记》编得感人肺腑，对照史实，却是一派胡言。东汉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科举制度，也不存在什么状元郎。当世对蔡伯喈的评价是，他德行醇厚，为世人所景仰。“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曾经有仇家企图加害于他，“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仇家“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汉朝，真是一个充满真情真义的时代。
　　蔡邕精通经史典籍，工于隶书，长于音律，他的家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沙龙，也是那个时代的高级图书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个时候的曹操出入蔡府，除了羡慕蔡府的满室藏书，对清丽高华的蔡文姬自然倾慕有加。“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这是曹丕在《蔡伯喈女赋序》中的描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曹操也是才高八斗，不然何以写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汉末至五代，是中国门阀制度一统头脑的时代，一位名门之女，身价往往高不可攀。唐初山东士族的女儿，嫁娶索要的聘礼相当于当时一位宰相三年的俸禄（还要不吃不喝），这个价钱足以娶上十几个平民百姓的女儿，但是人们对高门士族的女儿却越发趋之若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种族进化的表现，一个素质优秀的母亲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前途和命运，古代社会的教育极不普及，母亲的品德和学养往往塑造了儿子的形象，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高素质的母亲会生出高素质的儿子，高素质的儿子会带给一个家族无限的希望。汉朝时期有一位名人身材矮小，常感自卑，为了改良品种，他娶了身材高大的妻子，贤德的妻子培养出了名垂青史的儿子。这种自觉的改良和进化曾使大汉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汉男人成为世界上最英武最帅气的男人。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校定《六经》的谬误，将正文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成为流传后世的“熹平石经”，前往观摩的人络绎不绝，每天停在那里的马车就有一千多辆，蔡邕的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蔚然大家，成为当时偶像级的人物。
　　他得罪了当权的宦官，被迫流亡，曾长期避祸于泰山羊家，他的女儿也成了羊家的媳妇，后来生下了一对出色的儿女。生下的男孩叫羊祜，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男子和军事将领，羊祜去世后，敌人的阵营哭声一片，百姓自发为羊祜建庙立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史称 “堕泪碑”。生下的女孩名叫羊徽瑜，长大后嫁给司马师为妻，史称景献羊皇后，“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晋武帝司马炎曾奖赏羊祜的功劳，羊祜请求晋武帝加封自己的表弟蔡袭（也就是蔡文姬的侄子），蔡袭得到了关内侯的爵位，按照血缘辈份，他把蔡文姬叫做姑妈，羊祜把蔡文姬叫做姨妈。
　　年轻时代的蔡文姬，就对音乐有着很高的敏感和天赋。她的父亲能听出琴曲中最微小的错误，她则能隔着墙壁听出父亲弹琴时弄断了哪根丝弦。她的父亲能制作闻名中外的焦尾琴，她则能听出弹琴之人当时的心情。“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16岁的蔡文姬出嫁了，开始了她一生中第一次婚姻。她的丈夫卫仲道出身河东大族，熟读经史，与蔡文姬琴瑟和鸣。不幸天妒良缘，婚后一年，卫仲道就因病去世。那个时代的女性，还不兴为夫守节之说，蔡文姬返回娘家，恢复了悠闲自在的小姐生活。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董卓焚烧洛阳，荼毒百姓，无恶不作。偏生他想扬名于后世，极力笼络文人儒士。他将蔡邕一日之内连升三级，封为左中郎将。后来王允设计，董卓伏诛，蔡邕有感于董卓的厚待，前去抱尸痛哭，王允勃然大怒，“董卓是一国贼，险些倾覆汉室，蔡邕身为汉臣，就该同仇敌忾。而他竟敢为私恩忘大节。今天杀了董卓，蔡邕如此伤痛，这足以证明他是董卓的同党” 。蔡邕请求“黥首刖足”，留下有用之身，完成汉史的编写，士大夫也多方营救，想挽回蔡邕的性命。太尉马日磾恳求王允，“蔡邕是旷世之才，熟知历史，如果能续写汉史，当成为一代大典。他素有忠孝之名，所坐之罪并无实证，杀他不怕让举国百姓失望吗？” 王允回答，“昔日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史记》这部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让这个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不仅无益于圣德，还使我们在书中蒙受他的讥讽”。马日磾见王允杀心如铁，万分伤痛，他对别人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蔡邕死于狱中，王允也很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坚持不肯赦免董卓旧部，董卓部将李榷、郭汜攻破京城，夷其家族，只有王允兄长的两个儿子逃出生天。董卓旧部中的胡羌兵抢走了蔡文姬，把她带到了南匈奴，她成了南匈奴左贤王的王妃，这一年，她大概是二十三岁。
　　蔡文姬所在时代，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南匈奴内附汉朝，胡羌兵不过是董卓部队中的狗腿子，随着董卓部队劫掠京城，如果单独以游牧部落的身份作乱，早被汉军打得上天入地。他们就象英国皇家军队中的尼泊尔雇佣军，虽然英勇善战，却总是正宗英国人眼中的二等公民。三国时代，胡人军队只能充当交战各国的帮凶身份。
　　“胡人宠我兮生二子”，蔡文姬成了左贤王的心肝宝贝，她自恃文化的优势，把男人发自内心的真情片片凌迟。她和左贤王的婚姻被视为抢婚，但华夏先人，哪一个的祖先不是经历抢婚，“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抢婚的男方，几天不点烛火，以防女方家人的报复。汉魏时期的汉族男女，也有不少是在进洞房的时候才看清配偶的长相，这样的婚姻能否天长地久，也很值得怀疑和思量。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袁绍落败，中原初定，曹操缓过一口气来，就想到了流落南匈奴的蔡文姬。此时，蔡文姬已在胡地呆了十二年之久，和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儿子。曹操以周近为使，带上黄金千两和白壁一双，向匈奴索要蔡文姬，这时的蔡文姬不会只有一种选择，她可以拒绝曹操的好意，她可以长留丈夫和儿子的身边，但她选择了归汉。“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这才是是她无法适应的，就象现在的上海美女不会留恋非洲部落酋长夫人的位置，她不会把一个虎背熊腰的匈奴勇士当成一生的知音，她不想穿胡人的裘皮衣赏，她不想喝带着腥味的羊奶，她不想吃带着膻气的羊肉，她更看不惯胡人的野蛮无礼。在匈奴，父亲死了，儿子继承除了亲生母亲之外的所有女人，哥哥死了，弟弟马上成为嫂子的夫君，这对于汉朝一代大儒的千金小姐来说，再过十二年，也无法适应这里的观念。就算丈夫宠爱她（她懂那么多的诗书），儿子依恋她，也无法改变她精神上的俯视，就象一个琴师在倾心弹琴，听琴的唯一听众却在自顾自地挠脚丫子，琴师会感到内心莫大的失落和痛苦。
　　“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她终究是个女人，难以割舍自己的亲生骨肉，难以割舍异族丈夫十二年来的恩情，但是她下定决心之后，就终身不顾，再也不来这里看一眼她的异族男人，再也不来这里看一眼越长越高的儿子，任凭他们的眼泪滑落在风沙大漠之中。
　　 以前看过日本电影《人证》，有感于人性的真实和残酷。剧中的女主人公在二战以后，曾和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同居，并和他生下一个黑皮肤的混血儿。后来黑人士兵带着儿子回美国了，日本也从废墟中崛起，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女主人公幸运地嫁入富豪家族，成为一个风情万种的贵妇。女人的黑皮肤儿子来到了日本，执意要和母亲相认，母亲再三劝说无效之后，为了不让自己身败名裂，毅然向亲生儿子下了毒手，她的匕首刺进了儿子的胸膛，也拷问了观众的灵魂深处，黑人是日本人眼中的贱民，黑人的儿子是日本女人的耻辱。曹操没有叫人带回蔡文姬的儿子，是因为她的匈奴儿子是汉族男人心中的耻辱。
　　曹操把蔡文姬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这是他为蔡文姬挑选的白马王子，董祀文采斐然，英俊挺拔，是姑娘们眼中的理想对象，对于历尽沧桑的蔡文姬来说，却是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诗虽如此，曹操不会认为她鄙贱，董祀也不敢把她当作鄙贱。
　　婚后不久，董祀就因贪污犯了死罪，大雪寒天，蔡文姬披散着头发，赤着双脚，赶到魏王府去向曹操求情。蔡文姬的兄弟姊妹尚在，董祀就是被曹操杀掉，她还有亲人可以依靠，况且依着曹丞相的个性，杀掉她一个男人，还会为她另选夫婿。蔡文姬如此着急董祀的生死，也许说明了她真心喜爱这个比她年轻的丈夫。她向曹操跪下磕头，“大王的好马成千上万，大王手下的武士多得象树林，只要派出一名武士，一匹好马，追回判罪文书，就能挽回我丈夫的生命”，一向杀人不眨眼的乱世枭雄竟然网开一面，为着蔡文姬的恳求，一笔勾销了董祀的死罪，还给蔡文姬送上头巾鞋袜，以防她生病着凉，比之蔡文姬在匈奴抛夫弃子，反而显得男人更为长情。
　　曹操一直惋惜蔡府的藏书遗失于战火，希望蔡文姬能够重新整理成册。蔡文姬凭着记忆写出了四百多篇，让才华横溢的曹丞相看得十分满意。曹丕与蔡文姬也是亦师亦友，互相切磋，才女的家如同往日的蔡府，成为新的文化沙龙。钟繇学习蔡邕的笔法，自成书法大家，他又带出卫夫人，卫夫人又带出王羲之，终于集大成于《兰亭集序》，达到书法艺术的巔峰。丁廙写出了《蔡伯喈女赋》，文辞华美，极尽赞扬，想必当年也是沙龙的座上常客。“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蔡文姬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长大后也嫁给了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司马师被后来的晋朝追封为景皇帝。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由于《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的影响，蔡文姬的痛苦被文人无限地放大，蔡文姬的幸福被文人无限地缩小，因为后来的文人以为女人的天空除了丈夫就是儿子，其实女人同样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名扬四海，渴望留取丹心照汗青，她们同样喜欢一种感觉，那就是被别人崇拜，尤其是被懂行的男人崇拜。
2."散朗"才女谢道韫
但谈魏晋风度，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到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无不拿阮籍嵇康来说事。即使金庸先生笔下的黄药师，也动不动就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自居。阮籍嵇康固然是风采绝代，谈得太多了也未免让人生厌，而这里要说的千古第一奇MM谢道韫，文才自然直追阮嵇，虽是女子，胸襟风度也丝毫不弱他们，沉着静气更是犹有过之，可惜在中国数千年男人粗暴的话语霸权之下，这位MM平淡而又精彩的一生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被冷冰冰地夹在《晋书.列女传》中，实在令人觉得不公之至。 　　
　　（一）
　　 说起中国数千年来MM的命运，其实一直是相当的悲苦。自古而来，MM最为人所关注的当然是容颜，四大美女个个国色天香，谈论他们的话题千古不绝，但她们的下场一概很惨。如果西施MM真的如传说一样最终能与范蠡携手共游西湖，那是唯一的例外。男人们每论及此，无不感叹红颜薄命，其实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导致薄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汉武帝的贵妃李夫人是深通此理的。李延年那首著名的佳人歌写的就是这位贵妃，“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光看歌词就可以想象这位李夫人当年的绝世艳光，武帝对她宠爱得也是无以复加。后来贵妃重病卧床，武帝心如火焚，几次去看望她，她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无论武帝如何苦心相劝，她始终借口未加梳妆不肯相见，终于气得武帝拂袖而去。贵妃的妹妹对此深深不解，问她，“你不是想死前托付兄弟让皇帝照顾吗，为何始终不和他见上一面反而惹得他不高兴？”这位通透世情的贵妃一面叹息，一面说了句让全天下MM寒心了两千多年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她因病重而形容憔悴，若让武帝看到，纵使嘴上不说，心中也难免嫌恶，倒不如就此不见，给武帝留一个最后的完美印象。贵妃死后，武帝果然大恸不已，追念起她倾城倾国的容颜，遂擢拔其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后来这个李广利将二十万大军，西出玉门关数千里征讨大宛国，获汗血宝马而回，武帝亲自在未央宫设宴接风，恩眷之隆，一时无双。
　　 MM们当然也有不甘沦为男人摆设的，她们要么在不归的权利之路上浴血搏杀来个母仪天下，要么就在男人们最引以自傲的文学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两条路通常都是荆棘遍布，权倾一时的女性如吕后，武则天在后世的史书上被污得一塌糊涂；以文采自负兼之自身姿色了得的名妓如柳如是，苏小小，李香君，薛涛，吸引众多才子到底是靠了自己的容貌还是自己的才学固然不免要打个问号，就是真正意义的女文人如李清照，所写的词也只是一味哀苦为主。
　　 至于宋后那些列女传变成“烈“女传中的节妇贞女们，有因为过河时被男人搀了一下就把自己胳膊砍断的，有剜自己身上的肉做麻辣火锅孝敬公婆的，也有丈夫去世后把自己活活饿死的，这些MM让人惊诧莫名，实在不知该作何评论才好。
　　 其实MM们大可不必气苦，也不必因娇艳的容颜如朝露般易逝而叹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丽无疑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千古奇MM谢道韫正是如此，她就像一颗绝世明珠，无论积淀了多厚的历史尘埃，却仍不须丝毫拂拭，风采也自能淡淡地施放出来。 　　 　　 　　
　　（二）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题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
　　 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等到谢道韫年长的时候，自然嫁入了门当户对的王家。这不能不说是她一生悲剧之根源。男怕进错行，女怕嫁错郎，古今皆然，睿智如谢MM也终于不免。一次道韫回家探亲，怏怏不乐的神态到底让他叔父谢安看在眼里。谢安很奇怪，问她道，“王家名门世族，王凝之（谢道韫的丈夫）也算是青年才俊,何以不快至此？”道韫怅然道：“一门叔父，有阿大中郎。我的兄弟中也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王郎相比你们天上地下阿。”谢安长长叹了一口气，再也无话可说。
　　 这是谢道韫在数说本门的英才。道韫的父亲，安西将军谢奕本身是个风流了得的才士，那个留下千古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的枭雄桓温，对谢奕极其欣赏，尊称其为方外司马。谢奕向来潇洒不羁，曾有一次席间追着桓温喝酒，桓温不胜酒力，躲到自己内室，不料喝高了的谢奕不依不饶，追他一直追到内室，在桓温夫人惊诧已极的目光下逼着桓温把酒喝完，结果自己先醉倒在他们家的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门叔父中阿大指谢安，何等人物就不多说了。中郎指西中朗将谢万，手握重兵，威震一方，他一直刻意模仿谢安的风度，只是心胸始终不及。在谢道韫的（堂）兄弟中，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封是谢万的儿子谢韶的小名，曾任车骑司马。胡是谢朗的小名，做官曾至东阳太守。羯就更了不得，他就是谢道韫的亲哥哥谢玄，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中的主帅，把骄狂不可一世的大秦天王苻坚的百万人马打得落花流水，当真有再造社稷之功。末是谢川，也颇有文才，只是早夭。
　　 谢道韫拿谢氏一门彦秀作比，其实她夫家王家人才之胜，丝毫不下谢家。谢道韫的公公是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和谢安交谊甚厚，也相互仰慕的紧。王羲之的书法古今独步，《兰亭集序》，《丧乱帖》都是千古流传的书法极品，当然他远不只是书法家这么简单，当时朝中王羲之和谢安号称一时瑜亮，只是王羲之向淡之心比谢安更胜，早早地归隐了。王徽之是谢道韫的小叔，王羲之的第三子，向来卓荦不羁。他当桓温的参军的时候，终日只是喝酒胡混，桓温的弟弟桓冲实在看不过眼，问他，“你到底是负责什么的”，徽之答道，“管马”，桓冲问，“你到底管几匹马？”，徽之曰，“不知马，何由知数”，桓冲又问，“你的马死了几只？”，徽之对道，“未知生，焉知死！”，气得桓冲几乎倒仰。徽之留下千古佳话的是这样一段故事：一天徽之望着皎洁无边的月色，一边喝酒一边吟咏左思的《招隐诗》，登时忆起老朋友戴逵。只是戴逵的家相隔甚远，也顾不得了，马上划着小船往戴逵家中奔去，谁知终于在夜半赶到了他的家门口，徽之又转身回去了，旁人问他什么原因，他只留下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乘兴而行，兴尽而反”。徽之的弟弟王献之，少有盛名，风流为一时之冠。谢安对他相当看好，认为王谢的后辈中人以他为第一，提拔他作长史。王羲之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小时候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就猛地从背后抽他的笔，他每次都能稳稳不动，他就知道这个儿子不仅继承了自己的衣钵，其后必有大成。后来王献之的书法固然是不亚其父，他能在墙上写方丈大字的绝技，连他父亲也不禁叹服。王献之尽心朝政，殚精竭虑，年纪不大就累成重病，徽之和他一向兄弟情深，得知消息后找到巫师情愿自己一死以延长弟弟的生命，巫师摇头苦笑，你自己也命不久长，还顾得了别人？王献之很快病死，徽之奔丧，却一滴眼泪也不流，只是在灵前弹琴以慰弟弟在天之灵，谁知哀伤得老是弹不出调子，一怒之下他把琴摔得粉碎，大喝道，”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子敬是王献之的字）。不久他自己因悲伤过度，呕血身亡。徽之和献之的兄弟情谊，比起一起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只怕毫不逊色。
　　 只是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相比以上这些隽秀人物就失色得多了。当然作为王羲之的次子，他家学渊源，甚工草隶，又先后出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实非庸才，但同时他是一个狂热的五斗米教教徒，整天只会对着天师的牌位焚香祷告，估计没心思和谢MM花前月下，恩爱缠缱，谈诗论文就更不用提了，难怪道韫闷闷不乐。不过在王家阴冷沉闷的漫长岁月里，也有偶尔阳光明媚的日子。
　　 他的小叔王献之作为一代才士之冠，经常召集文苑中顶尖的人物来家里清谈。所谓清谈，大抵类似于今天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之类的东西，总有一人开题，一些人补充，一些人辩驳，最后来个总结陈词。魏晋时代的人对清谈的狂热是今人不可想象的，但凡数人聚到一处，总是要高谈阔论一番。（古风已矣，今天GG们聚在一起时不是搓麻将就是狂打CSJ）。王献之诚然是才杰出众，但有时候高手实在太多，集中火力攻他一个，他也免不了舌头打结，这时候一直在旁屋倾听的谢道韫就差丫鬟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上书“欲为小郎解围”。于是王献之暗暗称奇之余，叫人垂下一方青帘，谢道韫在帘后接着他们的话题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功夫，在座客人无不面红耳赤，理屈词穷，再也说不出话来。
　　 谢道韫这一精彩的表演，让我想到了金大侠<倚天屠龙记>中紫衫龙王MM手执长剑在光明顶冰湖上划了个圈儿，紫衣飘飘，肤白胜雪，登时倾倒了无数明教英雄的情形。不过紫衫龙王到底是虚构，谢道韫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想来当时在座的江东才子们除了对她的谈吐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外，对这个青帘背后的窈窕身影也是一见倾心吧。 个人一直以为谢MM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嫁错了人，但并没进错门，隐隐觉得她和王献之才是真正一对，可能他们的年龄按当时的观点不大般配，只是这在奇事层出不穷的魏晋也根本算不了什么。王献之一生婚姻也相当不顺，早年娶的是出身另一个名门郗昙的女儿郗氏，青梅竹马，感情深笃，后来出于家族的政治原因被迫离婚另娶了新安公主，等到他临死的时候家人问他此生还有何心事未了，他说，“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就凭这一句话也足算是一个情深义重的好儿郎。 　　 　　
　　（三）
　　 谢道韫在王家平淡地过了数十年，此时东晋王朝也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先是三大强藩王恭，殷仲堪和桓温的小儿子桓玄联手清君侧，朝廷花了天大的工夫才策反名将刘牢之，暂时盖住了这场叛乱。谁知道另一场大祸突然扑面而来，那就是晋末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起义是正统教科书的说法，其实就是邪教叛乱。当时的中央政府太过幼稚，看到五斗米道教的势力逐渐坐大，以为随便诱杀了教主孙泰便没事了，结果惹出一场滔天巨祸。孙泰的侄儿孙恩纠集教众从舟山岛起兵，一路直扑会稽而来。
　　 孙恩的这场暴动，和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等大有不同，那些起事都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孙恩根本就是在死中求活，唯其如此，才更加惨酷。每到一处，他们先是放火烧光民房，然后用刀剑胁迫老百姓入伙，又不让他们带着小孩走，逼着妇女把婴儿往海里面扔。孙恩也知道自己这般胡闹未必活得长，所以干脆分外疯狂，杀人当真连踩死只蚂蚁都不如。每次屠杀之前，孙恩倒是向将死的人喊出了心里话，“你们先到天堂去吧，我随后就来陪你们。”
　　 当时会稽的太守正是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这位迂腐得可爱的家伙开始死活不相信教徒们已经反了，后来终于相信了却并不急于调兵，只是朝天师牌位多添了几柱香。谢道韫劝谏了丈夫几次，王凝之一概不理，谢MM也只好学起了她叔父谢安的“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亲自招募了数百家丁天天加以训练。要命的是王凝之连人事都不好好尽，孙恩大军冲进来的时候，偌大的会稽城连官军都没有几个，王凝之只顾自己仓皇出逃，在城门附近被对方截住，糊里糊涂地丢了脑袋。
　　 这时候谢道韫巾帼英雄的本色就现出来了。她听说丈夫和儿子都在混战中被杀，当场哭昏倒地。醒来后迅速镇定了下来，不慌不忙地组织家丁保护好家眷，缓缓撤退，她自己抱着外孙坐着轿子亲自断后。刚出街口，就与敌军相遇，家丁们顷刻间被杀散，她走出轿子，指挥着几个丫鬟仆妇杀敌。敌人猝不及防，倒是被娘子军砍倒了几个。不过丫鬟们也终于也被杀散，从来只会执笔的谢MM干脆拿起钢刀亲自搏杀，竟也杀倒了两个，终因气力不济被缚。众人把她和她的小外孙推到孙恩跟前，望着这个刚杀了她丈夫儿子的大仇人，她侃侃陈词，丝毫不见慌乱。不知道发髻垂散，满脸血污的谢道韫以一种怎样震慑人心的风度把这个素来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弄得心虚，下令暂时把她推到一边。然而孙恩对杀小朋友一向兴趣盎然，不肯放过她的小外孙刘涛，谢道韫挣扎着走了过来，平静地抗辩道：“他是刘家的后人，跟我们王家没有关系，你要杀他，先杀了我。”奇迹再一次发生，孙恩被她观音菩萨般的宁静慈祥再次震慑，也为她的慷慨陈词动容，下令放了祖孙二人，让他们自便。
　　 读史至此我倒是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魏晋风度的领军人物阮籍嵇康碰到这种情况如何？阮籍面对晋武帝司马炎并不过分的威胁就只知道喝酒避祸，他的男儿气到底有多少实在是个问题。嵇康到底打过几天铁，身板是结实得多了，临刑前尚能有板有眼地弹上广陵散一曲，气度也算非凡。不过面对这些比刑场刽子手凶恶十倍不止的大魔头们，他能否保持沉着的风度已经难说，至于临危仍然指挥若定，甚至拿着钢刀和敌人亲斗，那就更免谈了吧。
　　 其实也难怪，谢MM的这种让魔王孙恩都为之气夺的静气是直接传自她叔父谢安的，阮籍嵇康他们哪里学的到？当年淝水大战时前秦百万雄师雄据长江边，苻坚甚至喊出了投鞭断流的狂妄口号，压力之大更胜三国的赤壁，身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丞相谢安却浑然没把他们当回事，井井有条地做好各项安排之后，就和子侄辈们整天喝酒下棋。临开战前一夜还在和人赌棋，趁别人根本无心应战，谢安还一口气连赢了几栋别墅。等到谢道韫的胞兄谢玄等人一战而溃敌百万大军，特大喜讯传来，他仍在和人下棋，喜报只草草看了一眼，扔在一边继续下，和他下棋的人急得神经都要崩溃，忙问前线战况到底如何。谢安这才慢吞吞地说，那些小儿辈们到底把敌人赶跑了。
　　 谢安的此等做派，后世不免讥之为矫情。其实在当时那种令人绝望的实力对比下，怎么打倒是其次，首先在心理上不能输给对方。谢安此举正是在安定人心，所谓做最好的准备，接受最坏的命运。不管怎样，谢家后代精英辈出，但我看来，包括谢MM自己说的谢门四大才子’封胡羯末’在内，真正学到谢安这种从容不迫的绝世镇定气度的只有谢道韫自己一人而已。
　　 古来对何者为大丈夫一向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后来成了大丈夫的标准，但我个人总觉得这个标准有在道德上刻意拔高的嫌疑而宁愿采用苏轼在《留侯论》中的定义，“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之谓大丈夫。这两点说起来容易，作起来极难。那些整日只知道谈玄论道的闲人们，整天把救国杀敌的调子喊得天高的文人们，真正外敌突然入侵的时候，反而乱得一塌糊涂。粗鲁的武将们倒是不怕，他们个个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天大的事也未必惊得动他们，只是他们的脾气都不太好，别说无故加之，就是少不如意就要闹翻天。自古真正做到这两条的大丈夫，也只有留侯张良，谢安等寥寥数人而已，谢道韫一个小女子居然也有大丈夫的相当风范，实在是让无数自称男子汉的GG们汗颜。 　　 　　
　　（四）
　　 大乱稍平，谢道韫又回到了会稽。物是人非，此情此景纵然宁静淡泊如谢MM也不免黯然以至泪下。从此时开始，谢道韫矢志守节，足不出户，只是打理本府内务，闲暇时写诗著文。正如天妒红颜一样，天也照样妒才女，谢MM才气惊人，自然不免寡居终身。其实这样也好，我看当时的人物也还真没人配的上她。不久后，魔王孙恩总算是履行了他的诺言，被官军逼到海里淹死，到天堂找那些他曾经杀过的人了，谢MM终于大仇得报。经过这一场动荡，东晋王朝终于断了最后一根大梁，不久就被桓玄篡位，再往后出身北府军的刘裕起兵杀死了桓玄，但晋终于更彻底地被刘裕的宋所取代。
　　 虽然也是节妇，谢道韫和一般凡夫俗子眼中的节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会稽太守刘柳也是一个雅量非凡的人物，久慕谢MM的才名，专程到她家求见。即使在思想开通的今天，一个有身份的男人明晃晃地打着仰慕的名义到寡妇家做客，不被人笑骂脑壳坏掉就是被人戳烂了脊梁骨，回家还免不了要和母老虎格斗一番。这等妙事也只有在不拘礼法的魏晋才能见到。谢道韫也是久闻刘柳的才气，粉黛不施，素衣素袍，坦然出来和刘柳相见。她先从自己的身世谈起，慷慨流连，哀而不伤，然后感谢刘柳的造访，殷勤致意，词理圆到。刘柳谈了片刻就告辞，出门后叹道，“巾帼中这样的人物今古罕见，只要瞻察言气，已经是让人心形俱服了。”谢MM也有言，“自逢丧乱，夫死子亡，一直郁郁，直到遇到此人，光听其言语，也足让人心胸大开。”
　　 这段惺惺惜惺惺的会晤，比阮籍跑到一个素不相识的MM的葬礼上大哭一场精彩的实在太多。其实阮籍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根本找不到类似谢MM这样的红颜知己吧。
　　 谢道韫的后半生写了不少诗文，汇编成集，流传后世，无一篇不脍炙人口。相比同样是未亡人的女文人李清照，谢MM的胸襟气度就宽广得太多。可能早期在王家苦闷无聊的日子里，谢道韫也写过类似李MM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感伤诗文。但她到底经过家国惨变，后期的风格更沧桑沉郁，直指人心，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愁苦。而李清照的词终究只是一路哀歌到底。
　　 其实古来为文，真正能打动人的不过是一个“情”字。很多样板文章做得格律工整，花团锦簇，独独缺少了情而让人望而生恶。李清照的作品虽然以愁为基调，未免有些黯淡，但是这种真诚的愁，也比其他矫柔造作的东西要好得多的多。南朝大文人庾信早年只写宫廷里用的艳文，和徐陵齐名，号称徐庾体。少年名盛，风流为文，想必对自己的作品自负的很吧。后来因侯景之乱，南朝涂炭，他自己也流亡到了北国。和谢MM一样身逢家国剧变之后，他文章的风格变成了练达苍劲。庾信后来在著文时融入了自己的满腔悲愤苦情之后就陆续写出了《哀江南赋》，《枯树赋》等传世名篇，终至大成。估计早年写的文章他此时再看一定会羞得低下头吧。谢MM的诗文创作历程，大致和庾信相仿。 　　
　　（五）
　　 无论怎样的风流都难免被雨打风吹去。我们这些后生小辈，也只能从古书中仰慕先人们的风范了。一套厚厚的二十四史，以气势磅礴论当然是《史记》，老成敦厚自然是《汉书》，文笔高妙首推《三国志》，喜欢八卦的不妨读《魏书》，其作者向来有揭人阴私的癖好，喜欢神话的可以读《南史》，一个人打一百多个的夸张战绩在里面屡见不鲜。我个人最喜欢读历史的两极《晋书》和《明史》。每读明史，在外表的一片温暖祥和之下总不觉吹来一阵阵寒骨的阴风，于是赶紧再去读上一段晋史，让多少有点明媚的阳光化掉这股戾气。这种三明治似的读法不免有些怪异，但是我喜欢。
　　 说起历史，很多爱国者极度推崇大汉天朝，提起陈汤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激动得不可自抑，甚至在选择最愿意回到的十个古代时期中首选汉武帝与匈奴全面开战的那段时日。其实如果你不是汉武帝本人，不是那些渴望踩着无数平凡士兵的尸骨升迁的将军的话，老实说不回去也罢。武帝准备和匈奴开战，几乎家家养马，弄得民不聊生。他为了应付战争的浩大开支，任用酷吏，专卖盐铁，搜刮天下，同时尊崇儒术，也为了保证前线的兵源，将全国所有不好好种田的人，如牢里的囚犯，黑社会组织，小商小贩，街上的混混，甚至赘婿（就是上门女婿，天阿，他们又得罪谁了？？）统统发往 北方前线。在当时那种恶劣的战斗环境下，生还者当真十中无一。武帝打得最高兴的时候，民怨也沸腾到了极点，有识之士指出当时的天下已经和秦二世的没什么两样了。还好武帝没有彻底胡涂，及时发了《罪己诏》公告天下，修改了一些政策，算是把一场来日大乱平了下去。
　　 我就对大汉雄风什么的没有兴趣，对江山一统的思维模式也无好感。总觉得大一统的真正得益人多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当然可以藉此刻碑作传，名扬后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看多给他们一些适彼乐土的机会只怕比什么都好。因此相比武功赫赫，开疆扩土的秦皇汉武，我倒是更欣赏那些魏晋时代质朴率性的风流人物。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中竟然真的有这样一代天真烂漫，至情至性，敢爱敢恨，敢怒敢笑，无拘无束，将人性自由的一面发挥到极至的精灵。不知什么时候起，祖先们慢慢失去了这些灵性，整天只知道磕头作揖，唯上是从，历史也开始变得格外肮脏起来。一直到今天，想一想所谓的魏晋风度到底在我们身上还能剩下些什么，就不免有些悲哀。
　　 在这些藏在古书中万分可爱的精灵中，依稀看到这样一张张久违的笑脸：阮籍，嵇康，潘岳,谢安，王羲之，王献之,陶渊明。。。当然其中也有本文的主人公，千古第一奇MM谢道韫。他们一起轻歌曼舞，说着笑着，慢慢地离我们的视线越来越远，古乐声中称颂一时的魏晋风度也终于杳杳而不可闻。
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历史上的女舞蹈家
每当大路读到金庸笔下的段誉以轻灵曼妙的凌波微步屡屡躲避敌人的追杀时，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这绝世的舞姿，本应放在语嫣身上才合适，却被段誉抢了先。一个养尊处优腼腆胆怯的公子哥儿，在失魂落魄的逃生之际，岂能将一神仙般的精妙舞步，使的轻盈飘逸，进退自如？万万不能！这也只能是武侠作家的杜撰了。“凌波微步”来自曹植的《洛神赋》，赋中说洛神宓妃“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今人如若见到宓妃“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舞姿，恐怕所有人都会象曹植一样，对宓妃的“华容婀娜”，早已“令我忘餐”，进入梦幻境界而三月不知肉味矣。 　　
　　所以这世上最美的舞蹈，须得女子来完成。男子虽然有时也舞，但大都是剑舞之类，不过是上阵冲杀的延续，劲道有余而美感不足。而且往往是酒后狂舞，桌椅碟筷，乱成一片。要么就是以舞蹈之名来行刺，乱了艺术的境界。譬如楚汉相争时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这样的范例。幸好刘邦的奸细项伯从项羽那边跳了出来，此人艺术境界更差，却声称要把单人舞变成双人舞来助兴。项伯顶住了项庄的一阵狂砍，才保住了刘邦一条性命。刘邦取得天下后，部下武将更是变本加厉，动不动酒后舞剑。一次宫廷盛宴后，这群醉醺醺的武人对刘邦说：“老大，弟兄们今天高兴，能不能舞一会剑？”刘邦也是粗人，说：“好，大家一块来热闹。”武者毕竟不是舞者，于是，只见宫殿内噼里啪啦，一片狼藉，连宫殿的柱子都被砍断了一根。后来大臣叔孙通制订了朝仪，禁止了这些不成体统的行为后，朝堂之上才算有了规矩。可见男子一舞，特别是武人一舞，从艺术的角度看，境界低的就无迹可寻了。这可是史书明确记载的事儿，不是大路胡诌。 　　
　　除了剑舞，古时男子在大型的登基、祭祀等活动时还从事一些动作古怪的集体舞表演。比如周天子的著名大型乐舞“八佾（yi）舞”，8 人为一佾，八佾共64人（好象有一个ID叫八佾舞）。随着叮叮当当的青铜乐器的奏响，这些男子缓慢整齐的开始舞动身架，表情凝重，举止有度，动作整齐的象现在大型体育比赛开幕式上的集体操表演。估计当时的人也不一定爱看。但它是天子“礼乐”的重要组成，是王权的象征。周天子可以有八佾舞，诸侯、大夫和士人只能是六佾、四佾、二佾这样递减下去。有胆子大的臣下乱了法度，越级在自家后院偷偷跳起了八佾舞，被上头拉去砍了脑袋。渐渐地，对周王朝这类并不好看的简单舞蹈和不动听的原始音乐，人们参与的热情越来越低，到了春秋时代，随着东周王朝的没落，就完全没有人玩了。于是孔子大叹“礼崩乐坏”。 　　
　　舞蹈一经女子参与，便从一件鲁直之物变成一颗绚丽明珠。如诗经里的《简兮》有这样的内容，“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这时，舞和美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可是战国和秦朝时期，所有人都忙着打仗，舞蹈再美也没人看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所以这个时期没有什么著名舞蹈传世，也没有什么著名舞蹈家名世。 　　
　　汉朝有两位非常著名的舞蹈家，一个是戚夫人，一个是赵飞燕。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是历史上著名的舞蹈家，擅长表演“翘袖折腰”之舞。甩袖和折腰是她独有的绝技，动作花样繁复，婉转玲珑。舞时只见两只长袖凌空飞旋，娇躯翩转，甚至具有视觉韵律美。每当月夜降临，皇宫里众人酒兴正浓，刘邦击筑而歌，戚夫人伴以楚舞，为当时一大胜景。可惜这位一流的艺术家结局极惨。刘邦死后她为恶妇吕后所不容，被吕后这个“人渣”活体肢解为“人彘”，惨不忍睹，把当时的皇帝都吓出神经病来。读了唐朝诗人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黄泉白骨不可报，雀钗翠羽从此辞。君楚歌兮妾楚舞，脉脉相看两心苦。”再联系她的遭际，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潸然落泪。古今中外，对美丽最仇恨的，往往就是丑恶。譬如吕后之于戚夫人，慈禧之于珍妃，黑心皇后之于白雪公主，便是明证。 　　
　　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也是历史上名气很大的舞蹈家。她原名叫赵宜主，自小身轻如燕，一阵清风吹来，便有翩翩欲飞之态，故当时的人称她为飞燕。久而久之反而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本名了。这样的人天生就是舞蹈家，舞艺自然十分精湛。她曾开创了一种十分绝妙地舞步，称为“踽步”。走起踽步来，赵飞燕“若人手执花枝，顫顫然”，妙不可言，风也会为之一醉。据传她善行吐纳之术，会通过控制呼吸来减轻体重，能在人手掌托起的水晶盘上翩翩起舞。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她就是舞林传说中的掌上舞蹈家。吐纳之术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一个人如果能作掌上舞，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太瘦了。或许汉成帝觉得赵飞燕的掌上舞过于象杂技而不是真正的舞蹈，或许汉成帝原本并不喜欢过于骨感过于瘦小的女人，后来赵飞燕渐渐的被冷落了。不甘寂寞的赵飞燕开始偷偷交男朋友，给汉成帝戴了不少绿帽子。到底多少顶谁也不知，总之在真实的数字上再加上一个更大的数字是史学家们的专长。 　　
　　南北朝时代北齐后主高纬的贵妃冯小怜，是一位奇女子。她出身侍女，自小接受过规范的歌舞训练，舞蹈水平在高纬的后宫无人可比。她有一项本领，就是可以把舞姿和按摩技巧结合起来。这种超级马杀鸡三温暖外加艳舞的手段果然把高纬迷的神魂颠倒。冯小怜是个天生的尤物，据说她的身材凹凸有致，曲线玲珑，十分性感。由于冯小怜身材实在太好，高纬觉得不拿她来创收实在可惜，于是就让小怜在大殿里玉体横陈，摆出各种妖媚体态，供臣下参观。当然这是要收门票的，价格远远高于张惠妹演唱会的门票。冯小怜对高纬也体贴备至，就在北齐快要亡国的当口，为了安慰情绪低落的高纬，竟然组织了一个宫女脱衣舞团，在高纬面前大跳脱衣舞。高纬看的很高兴，开心地说：“这是忘忧舞呀！”当然我说的这些，除了冯小怜的美貌和善于歌舞外，很可能统统不是事实，而是文人的杜撰。因为文人历来喜欢在一个亡国帝王背后找出红颜祸水的源头，并添油加醋地把这股红颜祸水弄的浑浊无比，以此来彰显自己“找到了答案”的“智慧”。“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总有一股祸水”，对这种逻辑我向来是怀疑的。 　　
　　舞蹈发展最为灿烂的时期是伟大的唐代。无论哪个方面，唐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完美的时代。唐初，以武功定天下、文德绥海内的唐太宗将《秦王破阵乐》制成大型乐舞，据说有128名乐工模拟当年秦王李世民征战天下的战阵，披甲执戟。此舞变化多端，每种变化中包含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等舞蹈动作，与《秦王破阵乐》音乐节拍相应。据说此舞表演时所有观众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文武百官山呼万岁，跪倒一片，纷纷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当年玄奘在印度讲经时，印度的戒日王问及中国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歌舞，他说：“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玄奘随即口若悬河，盛赞了唐太宗统一华夏、四海宾服的功绩。当讲到《秦王破阵乐》的雄壮歌舞时，戒日王听得十分神往，当即表示：“我当东面朝之”。 　　
　　《秦王破阵乐》属于大型武舞、健舞。这类舞蹈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另外一种非常著名的由女子来完成的健舞，是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杜甫小时候在河南郾城曾见过公孙大娘的表演的剑器舞，五十多岁的时候又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表演，十分感慨，写下了著名诗篇《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罐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剑器舞讲究舞者“柔姿雄装”，也就是说，舞者必须要有窈窕的身段和姣美的长相，穿上武服以后，一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英姿飒爽令人为之倾倒。草圣张旭，未出名时有幸观看了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二话不说，回家闷头思考了好几天，终于豁然开朗，书法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能“挥毫落纸如云烟”，笔法里隐隐然有公孙大娘的舞姿在里面，张旭终于成为书法大家。 　　
　　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初时曾宠爱一位叫江采苹的女子。江采苹最拿手的舞蹈绝活是惊鸿舞。初见玄宗时江采苹表演了一段惊鸿舞，只见她白衣胜雪，舞姿翩翩，缓时如白云飘过，迅时如惊鸿飞起。唐玄宗是个大行家，竟然也看的目瞪口呆。后来江采苹大受宠幸，被封为梅妃。玄宗在她的宫里种满了梅树，每当梅花盛开时节，梅妃在宫中随着笛声翩翩起舞，如惊鸿般轻盈，微风吹来，梅花缤纷落下，梅妃的舞影翩跹其中，众人早就看的痴了。 　　
　　然而这一切，随着杨玉环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随着《霓裳羽衣曲（舞）》的面世，擅长惊鸿舞的梅妃已被唐玄宗抛到了脑后。唐代乐舞的最高颠峰之作就是《霓裳羽衣曲（舞）》。《霓裳羽衣》由唐玄宗创作乐曲，杨贵妃表演舞蹈。《霓裳羽衣》有三阙。第一阕是：“骊珠散迸入拍初，惊云翻袂影，飘然回雪舞风轻，飘然回雪舞风轻。约略烟蛾态不胜。”第二阕是：“珠辉翠映，凤翥鸾停。玉山蓬顶，上元挥袂引双成，萼绿回肩招许琼。”第三阕是：“音繁调骋，丝打纵横；翔云忽定，慢收舞袖弄轻盈，慢收舞袖弄轻盈，飞上瑶天歌一声。”从文字里就可以看出来，此曲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正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所说，“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白居易似乎有暗恋杨贵妃的迹象，因为只有这种激情才能促使他写出《霓裳羽衣歌》和《长恨歌》这样流传千古的诗篇。 　　
　　皇家经常表演《霓裳羽衣曲（舞）》这样的大型乐舞，民间也有自己的舞蹈，例如盛行一时的自娱性歌舞《踏歌》，就是民间的佳作。歌舞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引领下很快成了一种举国时尚。开元年间，宫廷曾组织元宵佳节盛大庆祝活动，几千人参加《踏歌》表演，载歌载舞，这种狂欢连续三日，盛况空前。李白曾经写过的《赠汪伦》里就提到过这种踏歌舞。当时李白即将坐船离开，忽听到老朋友汪伦从远处赶来的声音。只见汪伦一边用高亢的嗓音唱着类似于“送战友，踏征程”这样的歌子，一边迈着“蓬嚓嚓”“蓬嚓嚓”的轻快舞步，踏歌而来。李白大受感动，眼睛一酸，双眼皮发软开始开闸泄洪，泪水滂沱而出。稍待镇定，迅速提笔写下了四句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正如好诗被唐人作尽，自唐以后，中国古代的舞蹈也开始走向没落。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美轮美奂的舞姿，被上古时代一网收尽。进入中古时代以后，中国便和轻灵曼妙的舞蹈绝缘。自五代时起缠足之风盛行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便再也没有真正的舞蹈家了。因为女子一旦缠足，如何能表现出汉之长袖、唐之霓裳的炫妙舞姿？三寸金莲，立足尚且不稳，走路还要扶墙，还能舞否？所以才有了苏东坡因见不到汉唐时的舞蹈，而开始想象月宫里嫦娥仙子的舞姿，进而发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慨叹。
4.上苑桃花朝日明－－－－记唐朝文德皇后长孙氏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一阕《春游曲》飘荡在春光烂漫的桃花林深处，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以我来看，《春游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了一种隐喻。上苑桃花明媚鲜妍的意象和“出众风流旧有名”的自负自信，都指向盛唐不老的红颜，她们以自己的明艳照亮了整个时代。所以，我才会选择桃花下一个少女啭呖呖的天籁之音来作为一段叙述的开篇。作为七律，它似乎有失粘之嫌。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形式上的自由——近体诗的格律还在摸索之中，还没有经沈、宋之手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桃色的面颊、嫩柳的腰身、律动的春情……短短的诗行里写满了一个时代的无限春意——那是乐府的流风余韵，是尚未褪尽的民间情趣。
　　 林间放歌的少女是长孙氏。
　　 正史后妃传的记叙是从太穆皇后窦氏，而不是长孙氏开始的。但是，太穆皇后早在丈夫李渊被贬涿郡时就崩逝了。那时候，天下是属于隋王朝的。所以，严格地说，她不属于那个由她的丈夫和儿女开创的朝代。太穆皇后和唐朝的联系是由祔葬、尊号等礼仪性元素构成的；再有，就是为人夫者、为人子者的无尽追忆了。
　　 长孙氏才是唐宫里为人记取的第一红颜。
　　 长孙一支出自北魏拓拔氏。因为是宗室之长，所以他们以长孙为姓，是真正的虏姓。自长孙氏的高祖大丞相、冯翊王长孙稚以降，长孙裕、长孙兕、长孙晟，累世显宦，但总体上看，整个家族的运势看起来似乎略有走低的态势。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长期对突厥进行分化、离间和策反，是葬送突厥霸业的功臣。不过，后人更多是记住了大漠里、苍穹下，他在沙钵略可汗面前一箭双雕的英姿……长孙氏就是这么一位传奇人物的女儿。
　　 按照《新唐书》“后妃传”的说法，长孙晟是听从他的兄长通道馆学士长孙炽的劝说将女儿许配给李世民的。因为他们从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劝抚突厥女的行为中看到了一种教人肃然起敬的睿智与大气，相信这样的女人一定能造就与众不同的儿子——他们是对的。
　　 但是，两唐书的“高士廉传”都将长孙氏许嫁李世民归功于传高士廉。在长孙晟去世后，长孙氏和她哥哥长长孙无忌不堪忍受异母兄长的冷遇，跟随母亲离家投奔舅父高士廉。如果与李氏的联姻发生在大业五年以后，那倒确实更有可能是出于高士廉的主张。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怎么说，长孙氏都将永兴里舅父家当成自己的娘家，而不是那个不能给她们孤儿寡母以温暖的长孙家。长孙氏归宁舅父家时，高士廉的一个妾媵曾在她下榻的房舍外看见一匹两丈高的马，鞍勒皆具。高士廉请筮者针对这个现象进行推演，得到《坤》之《泰》的卦象。史书上记载的灵异事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筮者对长孙氏的论断：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总结，而不是预言。这八个字与其说由推算得来，不如说是从长孙氏的生活中总结而来。因为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在兄弟阋墙渐露端倪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因为她从不专横地干预政局，却又能很有分寸地对政治施良性影响；更因为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即将和丈夫一起奔赴玄武门的将士得到了长孙氏亲切的慰勉；因为各种原因开罪于皇帝的大臣和宫人得到她的庇护；她将出生不久就失去母亲的豫章公主视同己出，甚至宽恕了曾经虐待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壮举，是温馨细节的集合，都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这远比所谓的灵异更能表达长孙氏。灵异在实实在在的主妇生活的比照下黯然失色，因为它们不过是对长孙氏一生的事后肯定，并将其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而已——
　　 那个桃花林里自由自在地歌唱的灿烂少女很快就隐没在遮天蔽日的历史深处了。在我们的视野中日渐清晰和明亮起来的，是长孙氏厚德载物的母性形象，是使人如坐春风的端庄笑容。
　　 我们不曾因先天的相貌丑陋而鄙视任何女性，那只能证明我们有远比相貌丑陋的内心。但是，当西晋皇后贾南风丑陋的脸上出现如此丑恶的表情时，我们会意识到，那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厄运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里去经历礼崩乐坏、家破人亡的苦楚。在眼前闪回的，是羊献容的无可奈何、冯妙莲的淫荡表情和潘玉奴、冯小怜、张丽华艳丽无伦但并不能使人感到安宁的面庞。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这位强悍的皇后没有为短暂的和平作出多少贡献。相反，她的短视却成了隋朝覆灭、天下再一次分崩离析的远因。
　　 当凝视历史的目光不再囿于将从一时一事，而是将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收入眼底，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长孙氏主妇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李靖纵横江南漠北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魏征朝堂上的犯颜直谏，甚至比李世民空前绝后的霸业宏图更具有历史意义。那是琐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磅礴大气，是风诡云谲后的波澜不惊——它标志三百多年颠沛流离的真正结束。以贾南风的丑陋开始，结束于长孙氏的美好，两张迥然不同的女性面庞之间，是中国风起云涌的大分裂时期。
　　 现在，风和日丽的贞观时代在一个贤惠女性操持家务的纤纤素手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就象《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得到实践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当空般的朝廷，和风拂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象桃花般灿烂开放的无限生机。放眼处，桃红柳绿，人间正是三月天
　　 ——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对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太子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贞观一朝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 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长孙氏就是那美好灵魂在历史过程中的绝好载体。这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来自于她并不算多的具体事迹，但又超越于具体事迹而成为历史的阅读者阅读历史时心头所弥散的美好感觉——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
　　 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李世民对魏征的意见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就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弥留之际，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这是她给臣子最后的关怀，也是一个女性最后一次温婉地给予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用自己的一生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使我们在男性无情的政治世界中感受到温柔力量的力度。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那些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使我们相信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朝廷拟制了家庭的结构，却不能真正地拟制家庭的温馨。不仅不能，弥散在朝廷之上的冷酷空气反过来还消解了家庭内原有的温馨：杀兄、杀弟、杀妻、杀子……恐怖的血色可以模糊天然血缘，就更不能指望拟制的血缘能抗拒朝廷的血腥本色了。
　　 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长孙氏以后，政治生活中母性缺位。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父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他们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来表现自己，却对社会进化的总体方向一无所知；他们自怨自艾，却又自高自大；在肉体上受虐，却在精神上施虐于君父；甚至变态到把棺木也当成了政治表演的道具了。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那是在暗示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么？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鲜卑人有“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风俗。武照也为自己在云冈石窟凿了一尊卢舍那佛像。不过，我认为刻意雕凿出来的佛陀与女皇形似而已。你看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有平静地下垂的眼睑里流露着俯视苍生的怜悯目光——那分明是长孙氏的神态，透着武照所不可能有的平和。就象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我关于长孙氏是贞观朝的象征而李世民是其核心的说法，正可以借这神与超人的比喻从另一个侧面进行重申。
　　 在这柔美端庄的历史形象前我久久地驻足，不忍离去，试图通过反复揣摩来发现她的缺陷，她最终没有成为神的原因。除了为长孙安业脱罪外，长孙氏的一生似没有留下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即使是这唯一的瑕疵，也有着让人谅解的理由。长孙安业是长孙氏的异母兄，有嗜酒无赖的名声。父亲死后，他便将年幼的长孙氏兄妹逐出家门。但长孙氏以德报怨，对他相当亲厚。在追查一次谋反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义安王李孝常曾酝酿过宿卫兵叛乱。身为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也卷入了这个阴谋。这可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但长孙氏还是流着眼泪在天子面前求情。长孙安业最终被流放巂州，免于一死。
　　 我们无意赞美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尽管它蕴涵了为儒家所倡导而又最难做到的“恕道”。长孙氏以非常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伤害过她的人的宽恕。但我非常感谢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它让我们知道，长孙氏也有自己的弱点：要么是割舍不下手足亲情；要么是过分地爱惜名声，生怕人们将长孙安业伏诛归因于她的报复。弱点的存在，生动了长孙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为过分的完美而显得虚假，给了她属于凡人的生气，不再是那个伫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绝伦的冰冷石像。
　　 那点生气在贞观十年烟消云散。
　　 哀伤的李世民在宫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层观。这样他就能登上高处，凝视昭陵——那终将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现在埋葬着他所爱的人，埋葬着他的爱情。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低声诉说的，更不是洒金笺上浓墨涂写的，是峥嵘岁月里携手走来的，甚至是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
　　 《旧唐书》告诉我们“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这段记载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之间围绕帝位展开的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在杨文干之乱、张亮事件和投毒事件相继发生后，谁都可以看出兄弟阋墙注定要以鱼死网破来收场了。从定制上看，秦王府的甲士至多与齐王府相当，肯定少于东宫。加上唐高祖倾向于太子，长安城那些在事前表面中立的力量随时可能站到太子一边。由于傅奕星谏是最后时刻提前到来，李世民并没有时间来详细规划政变。他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突袭来作最后一搏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玄武门用最快速度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并进入宫中控制唐高祖就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当有限的力量被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玄武门后，秦王府，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妾侍家眷实际上已经被李世民抛弃了。在获悉主人遇袭后，东宫和齐王府的甲士对秦王府发起了泄愤式的攻势。只是由于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果断放出囚犯协同防守，李世民那些对严峻局势懵懵懂懂的如花美眷才避免了玉石俱焚的下场。但是，李世民不想抛弃长孙氏。在这么一个凶险时刻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也许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可是，看来他是打算与长孙氏生死与共了。同样，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长孙氏也是带着毒药和同生共死的决心守侯在他的病榻前。她与他的一生藤树相依，不可分离。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宫里的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献陵，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长眠之所。也就是说，魏征有意将两种情感放到了对比和对立的位置上来了。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女人是爱琴海蓝色波光深处用轻柔曼妙的歌声引诱来往船夫触礁溺水的海妖西林丝；是把爱人化为兽类的喀尔克；她是目光所及将一切都化为顽石的蛇身女妖美杜莎。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婀娜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并且几乎是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她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完全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由男性来主导的，牺牲了女性生命的自在。就如波伏娃所指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掉由诗意、美和爱情编织的面纱，女性受压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再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历史舞台上的男主人公，破坏他的正面形象；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再也不是那么生气勃勃了，而最没有生气的部分则物化为长孙氏亲自编写的十卷《女则》。时间会抽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感情，使之最后完成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从真切的感受变为空洞的念想。但这还是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这种疑虑在长孙氏在世的时候，应该不曾有过。但这只能归功于长孙氏的妥协与退让。是她的退让和内敛维系着男性世界内心底里的平和。事实上，男性所派给女性的角色，也只有在女性做出长孙式的屈从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
　　但是，千年里只有一个长孙氏呀。
　　 现在，长孙氏正安静地长眠于昭陵的地下，再不能抚慰他们的心灵。但李世民对她的思念还在。他们害怕天子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重视女性、重视情爱的样板，他们害怕……
　　 立在高处极目远眺，暮色苍茫。重重云烟淡化了长安的喧嚣，掩住了终南山的翠色，也隔断了遥遥相对的两个人。只有夕阳的最后光亮被上苑的云烟演绎成桃花的颜色。那是转瞬即逝的桃花呀，被晚风带着满天摇曳，带走了曾和我们偶然邂逅的短暂春天。风里巍然矗立的层观，观照出男性的虚弱和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状态的脆弱，于是它很快就被拆毁了。 一个过份圆满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
　　 李世民的元后长孙氏在立政殿一暝不视后，李世民曾想让杨氏主馔中宫，来填补她遗留下来的空缺。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以直言进谏而名垂青史的大臣魏征坚决的反对。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被填补的空缺。
　　 关于杨氏，史书上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片段：“恭仁……从侄女为巢剌王妃”、“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在杨师道的墓志铭也刻下了“姪以淑德华宗，怀芳淑掖”的字样。它们点明了杨氏的社会关系。那是她与男性世界的联系。忽略的，是她本身：她长什么样？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怎么感受的……所以我们无从拿她本身来和长孙氏比较。不过，我们还是很清楚，她绝对不是长孙氏的替补。
　　 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我们了解到杨氏出身隋朝宗室，是观王杨雄的后裔。她的叔父还是唐朝的中书令。不仅背景不逊色于长孙氏，在出阁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齐王李元吉，也就是巢剌王的王妃，杨氏曾和长孙氏是妯娌，有着大致相等的身份。但是玄武门事变改变了这一切。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李氏兄弟阋墙最终发展到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伏兵宫门，射杀了太子李建成。但是他也在树林里落马倒地。就在李元吉要用弓弦勒死李世民的紧要时刻，尉迟敬德的长箭洞穿了他的身体。那声霹雳弓响是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巨大偶然性在玄武门的空气中掠过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如果利箭的准头偏了那么一点，如果勒住李世民脖子的弓弦已经收紧，如果……但所有的假设都被那破空有声的利箭一一刺破。杨氏和长孙氏曾变幻莫测的相对位置被箭头牢牢地钉住了：现在，长孙氏凤冠巍巍地站在了光彩照人的新天子李世民身旁；而杨氏混迹于那队被籍没的罪孥中，蓬头垢面地走进了掖庭宫黯淡的庭院。
　　 李世民杀死了杨氏的丈夫，用她丈夫鲜血淋漓的头颅趋散了那些还在围攻秦王府的甲士，在稳定了局面后又杀死了她年幼的孩子们。杨氏则作为政变的附带成果被这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性占有了，象一个物件一样，还不如物件。物件易手并不必然会降低它自身的价值，而杨氏却在所有权人的转换之间无可挽回地贬值了。
　　 长孙氏离开了人世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将杨氏曾经失去的可能性在十年以后又还给她。但是，使她高贵过的齐王妃身份现在成为她晋位中宫的最大障碍。男权社会容忍了手足相残和野蛮占有，却不容许它们被推到历史舞台高照度的聚光灯下。在杨氏真实的人生故事中，李世民扮演了一个霸占弟妇的角色。这多少损害了他在更宏观的历史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所以，杨氏的人生必须被肢解成看起来不相干的前后两段，掩耳盗铃式地使人们忘记那个在太极宫承雨露天恩的杨氏就是齐王妃，或者干脆把她隐藏起来。但是，齐王妃的耀眼身份使杨氏前半生难以被掩盖，于是人们试图掩盖她的后半生。掩盖她的后半生，才能掩盖或淡化李世民霸占弟妇的恶行。任何象样的封号都会使这个女人曝光，更遑论母仪天下的皇后了。所以，杨氏只是李世民欲望的对象，而不能摆脱她物化的地位。因为男性欲望是杨氏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注定要蜷缩在寂寞深宫的某个角落里，没有封号，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可以标志其独立人格的身份，哪怕这种人格其实并不真正独立。
　　 魏征在劝阻李世民立杨氏为后时说：
　　 “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这是整个男性世界的声音。他们将她看成拖累名声的赘物，损害盛德的利器。比起那个在灿若云霞的桃花林里踏歌的长孙氏，杨氏在男性目光中的历史形象黯淡、班驳，有着擦拭不去的污渍。她是巢王妃，是李世民的弟妇，她是与李世民的不伦恶行紧密相关的女人。因此她象征着恶行恶德，是天子华丽的衮龙袍袖口的斑斑点点，粘着玄武门的血污，却散发出淫荡的气息……难道不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没有了夺人妻、杀人子的瑕疵而“比德唐、虞”了么？难道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不能凭借他的天纵神武和虚心求治而比德唐、虞？魏征实在是将旧道德中皇帝新衣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他没有想到，杨氏还有显赫的亲族，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儿子曹王李明。
　　于是，一个几乎被掩藏起来的女性还是违背魏征心意地留下了她经过的痕迹……
　　 册立杨氏为皇后没有下文，贵妃韦珪应该成为长孙氏身后后宫地位最尊贵的女性。因为，按照唐制皇后之下有四位妃子：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都是正一品。贵妃排名列前，而且韦珪早在贞观元年就得到册封。由她来代行皇后的职权，统摄后宫，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和杨氏一样，这个部分行使长孙氏之职的女性也曾有过一段凄惨的婚姻经历。韦珪是京兆杜陵人。在隋唐时有个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的俗谚就是用离青天不过区区一尺五来形容长安城以南的韦、杜两姓门第之高华。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是北朝名将，曾以玉壁之战中惊人的防御能力名动天下。可能因隋朝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曾随从韦孝宽参与打败尉迟迥的相州之役，两家素有渊源，韦珪初嫁李子雄的儿子李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隋炀帝流连于东南的繁华的时候，曾经被他视为心腹的李子雄竟然在长安犯事被捕。也许是预感到被押送扬州后难逃一死，李子雄在路上潜逃了。走投无路的他去投奔同为关陇贵族的杨玄感，走上反叛的道路。大业九年，杨玄感兵败。作为谋主的李子雄父子双双被杀。隋末变幻无方的风云使韦珪在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令狐德棻在为韦珪撰写的墓志里为尊者讳，没有提到她先嫁李珉一事。似乎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女性面对坎坷命运的无奈、无助，但它被有意地省略了。整个墓志中最让人动心的句子描绘了韦珪的美貌：
　　 “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已经育有一女的寡妇能使惯看美色的秦王李世民一见倾心，足见她当得起墓志上的瑰丽辞藻。也正是这如花的容颜使她走进深宫，走进一段新的生活。李子雄一家与李唐皇室同姓，但没有什么渊源，韦珪幸运地避免了杨氏的尴尬处境。当时，人们对她的改嫁倒没有更多的非难，不象明朝的大臣会在朝堂上煞有介事地对天子高谈“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
　　 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驾崩后，韦珪随着儿子纪王李慎离开了长安，在安逸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不是所有的妃子都有韦珪那种幸运。李世民的另一妃嫔阴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男性世界权力斗争的阴霾。两个家族绵延了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将她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苦涩不堪。阴家是武威望族，她的曾祖父阴嵩、祖父阴寿、父亲阴世师几代人与李家一样都是北朝和隋朝的显要人物。原本同殿为臣的两个家族在隋朝末年的纷争中却成了对立的两派。事情应该追溯到唐高祖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由于事起仓促，唐高祖的幼子李智云没有能逃出隋军的追捕，被押送到长安。时任左翊卫将军的阴世师处决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此阴、李两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为了破坏李家的风水，阴世师派人寻到了唐高祖五庙茔域之所在，掘坟毁庙。遭此大难的唐高祖痛哭流涕，怀着切骨的仇恨挥师长安。阴世师没有能阻挡一个正在崛起的势力不可遏止地破城而入。阴家在城破后遭到了同样血腥的报复。除了他的儿子阴弘智因为年幼免死外，阴家的男性无一幸免，为即将覆灭的隋朝殉葬。阴世师的女儿也就是在这时候被籍没秦王府，成了李世民诸多妾侍中的一个，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被封为齐王的李祐。但王府和后宫相对平静的生活还是没有让阴氏摆脱两个家族的是非纠葛。
　　 那个从屠刀下逃过了一劫的阴弘智在潜伏了十几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机会的机会。外甥就是他复仇的工具。阴弘智利用了齐王李祐轻躁的个性，鼓动他借出任齐州都督的机会造反。这确实是颇为狠毒的一招。用李世民的儿子来对付李世民。无论成功与否，对李唐皇室都算一个打击。但是，这也是一次没有指望的冒险。缺少实力，缺少时机，甚至连一个象样的借口都没有。大凡藩王对抗朝廷需要的一切，齐王李祐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要利用叛变的突然性，袭取诸如金陵、洛阳一类的通都大邑来号召天下，却忙着封官、行赏、缮甲兵、修宫殿……所以，反叛只不过揭开了阴家悲剧的又一幕罢了。
　　 齐王府长史权万纪离开李祐时，被射杀在路上；齐王府典军韦文振离开李祐时，也被射杀在路上；齐州的官员与百姓抛家弃子、夜缒出亡的时，李祐就只能坐困围城，用最后的狂欢来麻醉自己。一夜醒来，齐州城外已是大军压境……
　　 李祐被赐死在内侍省，同党四十四人也全部伏诛。
　　 深宫里的阴氏对阴谋当然茫然无所知；她知道的，只是结局。儿子死了，仅有的兄弟也死了，人世间再没有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因为株连，阴氏被贬为嫔。这是一个还算宽仁的处置。不过，对她来说，这已经无所谓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被了无生意的日子所置换。金屋清冷，那却是她了却残生的地方。没有人陪伴她；有的，只是亲人舞蹈的鬼魂！
　　 在李世民的后宫里，还有另一个杨氏。她的一生在史书上被归纳为四个字“杨妃生福”。连她的封号，我们也是通过他儿子赵王李福的墓碑上《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才知道：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我们猜测，贵妃的封号是杨氏死后追封的，因为按照唐制，贵、淑、德、贤四妃各一人，而贵妃韦珪似乎从未改封、降封或被废；我们还可以猜测……但总归只是猜测而已。《赵国杨太妃碑》还深埋在泥土里，只有它可能证实或证伪我们的猜测。关于这个女人的更多情节，则埋在永不见天日的更深处——它们就应该埋在那里——杨氏在玄武门失去了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韦珪是在洛阳；而阴氏失去的，是生她的男人和她所生的男人——男性世界能给她们的，除了冰冷的死亡，就是肝肠寸断的苦痛和此后长久的麻木。黑暗的地层，正是死亡的栖息之处。
　　 让我唏嘘的，不是无处不在的死亡。那是男性也必须面对的，甚至还更残酷。我为这些女性面对命运时的无事可做，无话可说而心有戚戚焉。她们都是生活在男性故事里的女性。即使在别人的故事里，她们也不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节。作为一个背景式的物件被推出事件过程，却被卷入事件结局，就象一树梨花，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地开在贞观朝的春天里，苍白、柔美而脆弱，还是要把自己交给不可预见的风。
　　 我们知道，还有一位杨妃藏在了紧闭的宫门后面。她是隋炀帝的女儿，是吴王李恪的母亲。了解了她的不凡出身，我们也就了解了一段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伤感；了解了她的儿子，我们才了解她最深的痛。由于一度成为太子的候选人，吴王李恪遭到了很深的猜忌。为了捍卫亲外甥唐高宗李治的帝位，长孙无忌罗织罪名，将他送上了刑场。面对死亡，悲愤的李恪手指苍天，发出了最怨毒的诅咒。可这并不能挽救他自己。我不知道这位与两个朝代都有不解之缘的女性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所以，我希望她死在永徽三年以前。那她就可以不用直面儿子的鲜血和这无可留恋的红尘万丈了。
　　 还有燕氏，她的母亲相信她如果不是女儿身，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还有韦尼子，她的人生归宿是太宗别庙崇圣宫的青灯黄卷；还有蒋王李恽的生母王氏、代王李简的连姓氏都没留下的生母……
　　 风停后，庭前落满血色褪尽的花瓣。
　　 不曾开启的门里，贞观朝的妃嫔们把她们的悲喜都藏进了寂寞的宫闱，只在纱窗后面木然地注视着人生的黄昏落日。人生残缺；比她们的人生更残缺的，是她们的故事。因为，女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经典论述轻视为一种非论题。无论女性角色成功与否，经历又是如何地跌宕起伏，她也只会被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处理。没有留下多少故事的她们无法填补长孙氏身后的空白。相反，她们证明了空白的存在：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女性，她不仅仅是故事，甚至标志着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桃花，更是桃花外一片完整的历史天空。她走后，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女性世界。我无法用一个人物来标志这瓦砾般的时期，就只能很含糊地将它称为“后长孙时代”。
　　 能在后长孙时代拥有自己故事的，只有徐惠了。
　　 徐惠是一个早慧的女性，出生才五个月就会已经能牙牙学语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似乎昭示了人物的属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旧唐书》“徐惠传”约一千四百字，而她的语言就占了近三分之二篇幅，形象地说明她是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
　　 徐惠四岁就能背诵《论语》、《毛诗》，手不释卷，遍涉经史，成为一个在书籍中淬炼智慧的女性。当她进入李世民的后宫时，天子正沉湎于大兴土木、远征高丽。看起来，他是想用更频繁的大动作来填满一生的最后时光。喧嚣与浮躁后面的血汗却被他大意地忽略了。于是，这个藏在他后宫的才女想到要用手中的笔将他点醒。这件事情本来一直是长孙氏来做的。所以，在掖庭宫的无数佳丽中，只有徐惠最接近长孙氏。但也只是接近而已。
　　 阅读那篇使徐惠留名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我们不能不欣赏她的立论、辞藻，还有效果。在天子的晚年，能真正起到规劝作用的话语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也看到，长孙氏的娓娓道来在徐惠那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氏的言简意赅被衍变为徐惠的长篇大论。她象长孙氏那样身在后宫，却必须象魏征那样去谈论。不再是夫妇家人间的促膝谈心，也少了点人生伴侣的心有灵犀，却多了点君臣进言与纳谏的拘束。更进一步说，她可以象长孙氏和魏征那样去言说，却无法象长孙氏庇护魏征那样去维护超越于言语外的准则。长孙氏之于时代的重要性不在于她扮演了逆批龙鳞的角色，而在于她母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徐惠囿于自身的经历，也囿于身份和所处时期的局限，无法达到这个境界。长孙氏至善至美的大气，在这里退化为徐惠智慧的游魂。就象孔子思想上的浑然天成，到孟子那里一变而为睿智明快的思辩。也许更加地复杂和切中肯綮，气象上却是大不如前了。徐惠少了长孙氏的格局，也就无法取代后者与李世民形成新的互补性的平衡。
　　 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总归无法与长孙氏比肩。
　　 但是，她们对待死亡的态度都是像似的。在太宗驾崩后，徐惠追思不已，最终因为哀伤过度而在隔年，也就是永徽元年香消玉陨。这个才华横溢的女性陪伴天子度过他的，也是她的最后岁月。她仿佛就是为此而生似的。我们记得，长孙氏也曾衣系毒药在丈夫的病榻前昼夜相守。九成宫一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的政变里，李世民深夜擐甲出阁，长孙氏不顾左右劝阻，坚持要扶病跟从。结果，她的病情因为意外的折腾大大地加重，最后撒手人寰。
　　 两个女性的死亡都带着自我献祭的意味。在这种相似的背后，是她们对男性世界的同样姿态：补充性的，也是奉献式的。这种性别分工既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历史空间，同时又被政治体系不断强化。遵循这种性别逻辑的女性可以获得男权社会的首肯。操控着话语权的男性为她们留下了历史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故事的女性和没有故事的女性，不过是从两个侧面来证明，女性作为第二性归属于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形态。
　　 站在“后长孙时代”的飞舞白花中细数那些藏在金屋里的红颜，不能不有别样的感慨：
　　 巢王妃杨氏有过取得长孙氏名位的机会，但终于还是失去了；贵妃韦珪取得了长孙氏的职权，但始终没能名至实归；吴王生母有高贵背景，而徐惠有高人一筹的智慧。但最终，谁也没有取代长孙氏的历史地位。长孙氏偶然地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方，那生死与共的过去是任何人所无法重现的；而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完美诠释又必然地赢得了整个男权社会的肯定。正是这偶然与必然，共同造就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孙氏。
　　 反过来看，在兼有美貌与智慧、背景的诸多女性中，竟然没有长孙氏的候补，这本身就说明长孙氏和她所代表的完美状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传统男权社会中，两性的和谐，即便这种和谐以女性的屈从为代价，也只是刹那间的事。男权政治在给这样或那样的女性伤害以后，也没有带给男性以真正的、长久的完满
　　……
　　 细数红颜，也就是在细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人生。我很想将贞观朝后宫妃嫔的故事讲得更精致，更跌宕些。但是，史书在这一段有太多的留白，以致于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靠凭空虚构来丰满我笔下的女性形象。于是，我想象，我是一个过路的人，在长孙氏死了，连“后长孙时代”也行将结束的时候，来到这里，只看见梨花满地，和两扇紧紧锁闭的宫门。 5、单身女公爵——玉真公主 唐玄宗有两个同母妹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两个公主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自愿做了女道士。
　　说起唐朝女道士，读过杂史野史的都知道，在民间，其另一个名称就是高级娼妓，比较有名的如鱼玄机。当然，“娼妓”的说法过于简单化了。唐朝女权思想走强，一部分女孩不愿意嫁人，宁愿单身，过更为自由更多选择的爱情生活。“女道士”就是比较体面的身份掩饰。“女道士”可以自由地接待男客，宛如沙龙的女主人。还有一些女孩是借“女道士”的身份躲婚，躲一年半载的，再重新配人。
　　皇家的女孩，有些不同，她们是有特殊身世的人。
　　玉真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她的童年，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玉真公主出生不久，就没了母亲。那时候，武则天对自己立的太子，从来都不信任，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儿子踢下台。武则天的婢女团儿，接受收买，诬陷太子的刘皇后和德妃，说她们经常半夜三更在屋子里做咒蛊，诅咒武则天，武则天就派人将太子的后妃杀死在后宫，然后抛尸。那时候，玉真公主只有二三岁左右。唐玄宗当皇帝后，多次探寻他们兄妹三人的亲生母亲——德妃的葬身之处，都没有结果。
　　金仙和玉真两姐妹成长的时候，恰好是宫廷斗争最错综最血腥的时候，最积极参政最飞扬跋扈的公主，恰好下场最惨。可以想见，这些她们都耳闻目睹。姐妹俩又没了母亲的庇护，在宫里更是处处留心，尽量远离这些复杂的人事。她们姐妹俩，在年幼时——可能十一二岁，就开始慕仙学道，向往静修的生活。玉真公主，很像《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她说：“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就是说宁肯放弃一部分公主的待遇，只求延命。浮华生活是短暂难保的，还不如多活几年——甚至长生不死——那时很多学道的人，相信这一点。
　　金仙公主二十三岁左右，玉真公主二十岁左右，姐妹俩一起向父亲唐睿宗提出要出宫做女道士。古代女子是很难挺到这个岁数还不出嫁的，所以有人推测，她们都曾嫁过人，但并不愿意过婚姻生活，等到父亲唐睿宗一当政，她们就立刻提出离婚，过她们幼时就愿意过的生活。
　　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主要是怕委屈了两位公主。但公主很坚决，她们提出为“母亲祈福”的理由。这大概使皇帝想起了她们横遭不测的可怜的母亲，的确是孤魂野鬼，需要超度。另外，他对两位公主从小学道的习性，应该是很了解的。
　　那年春天，正是播种的新绿时节，在长安城附近，有两项大工程动工了。每天都有上万的农民，被迫放下农事，前去造观。这两座公主道观的模样史无记载，但肯定非常壮丽。《旧唐书》上，一些大臣难免跑到皇帝那里表达不满，说：“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大臣认为学道应该淡泊，就像老庄那样，不应该动用这么多财务和人工。皇帝表面上接受意见，但并没有停止造观的进度和削减费用。
　　经过一年多的修建，两位公主住进了“璇台玉榭，宝象珍龛”的华丽道观。同时入住的另有不少皇家乐团的退休歌舞女郎，还有一些退休宫女。道观俨然是一座女子宫殿。还模拟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修建了人工山水景致。公主的服侍用度，依然按照皇家待遇——甚至更高，是按照仙女的标准。唐诗上有“知有持盈玉叶冠，剪云裁月照人寒”的句子，持盈就是玉真公主的名字，她有一顶玉叶冠，是无价珍宝，“时人莫计其价”。每到清风朗月之夜，道观里都传出笙磬的清音，歌舞女郎在人工山水里，上演着仙游的人间戏剧。两位公主的生活，比出嫁的其他公主要自在逍遥很多，俨然是单身女公爵。
　　姐姐金仙公主推荐的方士，在朝廷惹了一些麻烦。她自己死得早，感情生活不祥。唐玄宗执政的时候，对妹妹玉真公主更加宠爱。玉真公主经常云游，她在王屋等山，拥有多处道观，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还有别馆、山庄、旧居等等。在公主周围，方士和文人时常出没。很难让人相信，这么一位年轻入道，行动自由的公主，是没有感情生活的。
　　《太平广记》上记录唐玄宗曾经向张果提亲，要把公主嫁给他。这个张果，身份甚是奇怪：他是仙人，就是八仙中的张果老。但是他不老，还相当年轻，自称出生在尧帝时代。当然，如果真有张果老，他得道成仙，从远古活到唐朝是理所当然的。唐玄宗说：“张果啊，我们家公主，从小就特别仰慕你。你终于显形了，我们真是有眼福啊。现在我郑重宣布：把公主嫁给你！”
　　张果说：“我考虑一下。”然后他就消失了——不是神话中的隐身，是逃得不见影了。
　　这事如果是真的。恐怕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张果，是个年轻方士。说得难听一点，很可能是个骗子。他经常在皇帝和公主身边出入，搞怪做法：比如自己打落牙齿，敷上自带的粉红色药膏，过一会儿牙又长出来了，很像卖假药者的魔术。他和公主的关系非常亲密，不然做为女方家长的唐玄宗，也不会那么积极地去提亲。这个蹊跷的年轻张果老逃掉之后，也没有人追究，对于跟“仙人”做亲家，皇家这边本来就信心不足。
　　不久，在玉真公主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人——李白。李白结婚不久，就到长安谋求仕途，期间曾经住在玉真公主的小别墅里。如果唐朝的小报发达的话，这事可以上头条了： “浪漫大诗人和金枝玉叶爆婚外情”“皇家女道士和大诗人在京城同居”，或者还有后续报道：“李白怒斥狗仔队，称与公主只是普通‘道’友”“公主称自己正在外地仙游，李白入住别墅之事，只是收容普通香客” ……当然，李白当时的名气和后世不能比，即使唐朝有小报，也不会渲染这桩事情。而且，玉真公主比李白大十岁左右。
　　不过，假如探询一下李白的行迹，而且按八卦杂志的作风别有用心地罗列，再捕风捉影地叙述，李白和玉真公主的交往，很有些绯闻可以挖掘，而且都非常劲爆哦：
　　这位据说是古西凉国国王的后裔，来自中亚细亚的富商的公子，显然相貌和中原人有很大不同，很有可能带有混血男子的特质。他不只有惊人的酒量，而且谈吐豪爽迷人，听他说话，仿佛看见春花在他的齿牙间绽放，叫做“粲花”。凡见过他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他迷倒。他自称“太白金星”投胎转世，有点迷信的古代人，总有七八分相信。
　　李白娶了退休宰相的女儿之后，就进入了名媛的社交圈子。第一任妻子死后，他又娶了另一位退休宰相的女儿。李白通过妻子，结识了很多贵族妇女，也认识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顺便说一句，李林甫的家风开放得不得了，六个女儿，都活泼风流。他家客厅，专门为女儿们开了窥视窗，只要有单身男客来，女孩们就躲在后面评头论足，给自己挑情人。李腾空后来也做了女道士。
　　李白在仕途上，完全走的是外戚路线。非世袭贵族出身的青年，只能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在名媛和贵妇那里找门路。李白为这些名媛，写了一些赞美诗。没有什么意思，李白在赞美女性方面，辞藻单调。无非是“红颜”“素手”，然后云呀花呀形容一番。看不出有什么诚意。
　　李白三十岁以后的人生，跟玉真公主都有若隐若现的联系。第一次“入住玉真公主小别墅”，李白遇到一位张驸马，本指望这位驸马到皇帝那里说好话，谁知，驸马跑去皇宫，不知说了些什么，皇帝反而不理李白了。李白悻悻地回了老家。但他和玉真公主一直有交往。玉真公主喜欢往名山访道求仙，炼丹磕药。李白恰好在少年时也喜欢这个。玉真公主去过的名山，从李白诗里看出，他大都去过的。十二年后，李白终于通过玉真公主的力荐，被唐玄宗召进宫中。这位大诗人喜得“仰天大笑出门去”，自信“我辈岂是蓬蒿人。”
　　起初，唐玄宗对玉真公主的这位密友，非常客气，甚至亲自拿调羹给他夹菜。后来宰相李林甫进谗言，李白不久就被“赐金放还”——看样子皇上永远也不想用他了。李白在朝廷并不是高官，仅仅奉命写点赞美诗而已。李林甫为什么要狠狠地中伤李白，很费猜测，据说是看不惯李白的“狂狷”，“狂狷”是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问题，仅仅是因为他爱喝酒，还是有更多原因，不得而知。三流电视剧的编剧，肯定要把李白和大奶子杨贵妃扯在一起。若是如此，李白的结局就是当庭杖杀，而不是赐金放还了。其实公主推荐的人，名声都不太好，一般人觉得他们是“吃软饭”的，重用不得，给点钱打发掉算了。
　　总之李白彻底丧失了做官的热情和希望，专心地把自己培养成神仙了。
　　玉真公主晚年在安徽敬亭山修炼，李白也住在安徽，他曾经七上敬亭山，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晚年的李白，没有了愤怒，只有超脱和淡泊。公元762年，玉真公主死于敬亭山，终年71岁。同年，李白病发，在敬亭山下的安徽当涂县去世，终年62岁。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李白《玉真仙人词》 6.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耐读 在亡国之人悲凉的末世情怀中，灯影桨声的秦淮河已是无限伤心地，如记忆中的坟茔，荒草漫芜，而无处凭吊。曾在此与柳如是结下佳话的明末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数野史笔记里，仿佛就作为一块笑料存在着：
　　清兵入关后，柳如是让他蹈水殉国，他试了一下水说：“不行，水凉。” 他写给柳如是的《催妆诗》被世人当做艳诗嘲讽“谦益愈放废”了；清廷招他北上做官，他就答应了，动身那天，柳如是特地穿上象征“朱明”的红袍为他送行，把钱谦益和同行的降臣们羞的无地自容；经清廷朝议返乡后，和柳如是坐船出游，被砸得满船都是砖头瓦块；七十多岁时，他被恶名摧煎地要寻死，柳如是嘲讽他“现在才想死，晚了！”……
　　初知“秦淮八艳”的故事，最喜欢的是李香君，侯方域投清后李香君与他毅然决裂，死前遗言“国土已亡，悬棺而葬”，真是亮烈难犯的扬眉女子。而柳如是虽然也性情刚烈，和李香君相比还是太弱了，感觉她之所以包容了钱谦益的一切，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欢场女子对“救风尘”的男子心存的一份恩情。
　　直到看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和其他一些资料，才觉得柳如是其实更是“通权达变，大义凛然，苟利家国，生死以之”的女中丈夫。南宋洪迈曾这样评价女子英烈：“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王书奴曾称赞柳如是“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歌可泣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到的。” 河东君柳如是当是受之无愧。
　　国难当头时，南明小朝廷的文武官员们骑墙望风“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无耻丧德400年后的今天仍让后人齿冷心寒，不说也罢了……既同样在去国怀乡的悲凉与屈辱中苟活下来，应该说钱谦益作为东林领袖不得已的变节，避免了江南文化界更大的浩劫。晚年的钱谦益更是在柳如是的鼓励下倾尽家产资助反清力量，秘密策划反清的战略。可惜得不到人们的丝毫原谅，生前故后，毫无尊严，墓碑上甚至连名都不敢刻，只有“东涧老人之墓”几个字，“孤坟接蒙叟，鬼唱夜为邻”。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钱谦益的这首《后秋兴》表明了他心迹与寂寞，他的痛苦忧欢应是都在柳如是心上，患难夫妻其实更象是知己。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信是如此耐读，字里行间透着一份看尽浮华的淡定情长： 　　
　　“古来才子佳妇，儿女英雄，遇合甚奇，始终不易。如司马相如之遇文君，如红拂之归李靖，心窃慕之。”
　　“自悲沦落。堕入平康。每当花晨月夕，侑酒征歌之时，亦不鲜少年郎君、风流学士绸缪缱绻，无尽无休。但事过情移，便如梦幻泡影，故觉味同嚼蜡，情似春蚕。年复一年，因服饰之奢靡，食用之耗费，入不敷出。渐渐债负不赀，交游淡薄。故又觉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累，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一意焚修，长斋事佛。”　
　　“自从相公辱临寒家，一见倾心，密谈尽夕。此夕恩情美满，盟誓如山，为有生以来所未有，遂又觉入世尚有此生欢乐。复蒙挥霍万金，始得委身，服侍朝夕。春宵苦短，冬日正长。冰雪情坚，芙蓉帐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不意山河变迁，家国多难。相公勤劳国事，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从此分手，独抱灯昏。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偕隐林泉，以娱晚景。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了此一生，愿斯足矣。” 　　
　　这么幽微清丽的文字，这么朝暮绵长的思念，这么一往无悔的爱与悲悯，在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日子里，他们的年纪仿佛是倒过来了。只是“相思枫叶丹、一帘风月闲”的儿女情事同家国天下相比，实在太微末渺小了。钱谦益死后多年，柳如是以自杀来解决钱氏家族的矛盾，是她最后“以死谢君心”的方式。钱谦益与发妻合葬，柳如是则孤坟独葬于虞山脚下，因为她只是钱谦益的妾。
　　他还能听到她的心底的倾诉吗？ 　　
　　“一见倾心、盟誓如山、冰雪情坚、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柳如是最有名的诗是崇祯14年与钱谦益同游黄山时所做：
　　旌心白水是前因，觑浴何曾许别人？
　　煎得兰汤三百斛，与君携手祓征尘。
　　“我们的因缘是前世注定的宿约，今生理应携手，或许还许有来世吧！”
　　钱谦益的回赠是“试听同声山乐禽，何如交响频迦鸟”
　　佛经《正法念经》上释说频迦鸟：“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妙音”。
　　知己之音，应是如此。 柳如是手书楹联：
　　她的书体效仿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和褚遂良，
　　但毕竟芊芊女子，秀美有余，力道稍欠. 柳如是传世的画作很灵气，带有清新雅致的文人意趣。 同包括柳如是在内的这些秦淮女子相比，南明有多少士人不配落墨，如沈起凤所说：“儿女一言，英雄千古，谁谓青楼之中无定识哉？”
　　“顾横波词史，自接黄石斋先生后，有感于中，志决从良。后为明故兵科给事中龚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顾谓龚若能死，己请就缢。龚不能用，有愧此女也。”《菽园赘谈》
　　“葛嫩，字蕊芳。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板桥杂记》
　　“苏妓某，当乙酉国变，语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买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忽顾影感叹，置觞投深流中，不及救。”《枣林杂俎》
　　“马姬字守真，小字元儿，以善画，故湘兰之名独著。所居在秦淮胜处，喜轻侠，时时挥金以赠少年，步摇条脱，每在子钱家勿顾也。王伯谷叙其诗云：‘轻钱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诺如丘山，红妆季布。”《列朝诗集》
　　“方芷，秦淮女校书，有慧眼，能识英雄…无何国难作…方芷厉声曰：奈何草间偷活，遗儿女笑哉！”…引匕首刺喉而死。李香君闻其事，叹曰：“方姐，儿女而英雄者也，做事不可测，乃如是耶？”《谐铎》 7.红颜素心 一 苏州是水做的城市，奢靡也不声张，颓废却看着热闹，一心一意过日子的态度，透着世故，却不拒人千里之外。可在青楼，交际场上的无拘无束，分寸自然在那里，看你是不是懂得，风尘也是妩媚，养心就是结缘，总是红尘堆里打滚，淡定出一点素心，是亲手为心上人巧手做羹，南塘的鸡头糯软而有弹性，这就对了。可碗边绣着金边，瓷器是好的，总看出不是日常家用的大方，这是风尘里的精致，要的，就是一抹胭脂红。
　　明代苏州出状元，一个个峨冠博带，气象森严，没运气有才学的，象唐寅，脂粉堆里混迹着，有银子少风月的富贾，直接就去了山塘，那里是酒池肉林，画舫深处，妓者如云。到晚明，已经畸形到末世光景，总之老爷你开心吗？开心就喝老酒喝老酒。三百年后候孝贤电影《海上花》里的对白，已经是俗套了。据说，晚明清初时期，江南一带的娼妓业非常发达，形成了金陵、苏州及至后来的上海三大中心，而苏州尤甚。做生意的姑娘们为此很开展了一番竞争，最后苏州帮光荣胜出。中国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在长江以南黄河更南的广大地区，当时首屈一指的风月之地归了苏州。苏州多名妓，名妓还是妓，三、四百年前的这些性工作者非常敬业，将这个古老行业的服务水准上升到空前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文化，是琴棋书画，是吟诗作文，是清歌曼妙，是婀娜舞蹈。为了赢得声誉，她们即使最一般也最形而下的做法，也是别出心裁，姑娘们以及站在他们背后饱经世故的男人，共同创造了一种出前所未有的美味佳肴，号称“船菜”“船点”，是靠精致时鲜的特产原料，到位的火候，匪夷所思的创造精神，再加上点心灵的东西，最后若无其事的，慢慢的，一道一道的，端出来，这样有杀伤力的兵器对付男人是足够了，如果只是为了单纯去征服一条舌头，真是悲哀的事情啊。肉体交易在泥金屏风的背景下似乎成了余兴节目，大家都这么熟了，都谈到了文化冲突士林气节这样深的境界了，你就真好意思啊？
　　真是害人。
　　二
　　历史上，一些苏州名妓无论怎么光彩照人，赢得各种社交场合的众口赞誉，有人居然羡慕她们获得了涂抹历史进程的机缘，她们其实都是平凡人，首先是女人，其次是职业妇女，只不过她们从事的职业，让她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一点的世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她们操一口嗲气的吴侬软语，皮肤细腻，体态柔软，眉目清秀，征服的，却只是青楼天井里不大的那点空间，说她们可以掌控男人来到达什么目的，姑娘们会笑的花枝乱颤再白你一眼，“不帮耐讲哉，奇出怪样格”。
　　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赛金花，她们会一致同意，她们所操的古老职业是在苏州起步，获得专业提升，之后在秦淮河边，只不过是想多拉点生意，尽管在后人看来，她们几乎都成了政治家。这些苏州穷人家里出来混社会的姑娘们，每天精心打扮自己，最后，被历史打扮的字正腔圆，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还是她们的老前辈薛素素可爱些。 　　 　　
　　三 薛素素，苏州人（一说嘉兴），生卒年不详，主要事迹考为万历年间，有人推断，她大概生于1552年即嘉靖三十一左右，如果属实，那她的童年时代就不会太平，正遇见江南一带倭乱。薛素素还有一个名字很不错，叫薛五，有点江湖浪子码头行走的意思。
　　余怀《板桥杂记》云：“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南京在洪武朝就辟十六楼，一直是烟花声色不断之地。“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 （《板桥杂记》）
　　薛素素成年后坠入风尘，长期寓所南京。在南京的时候，风月场里还真没多少绝色的，所以《画史》有记载说：“京师妓女王雪箫号文状元，崔子玉号武状元。而薛素素才技兼一时，名动公卿。都人士或避席自觉气夺。”能让大男人为之“气夺“的，要么是荆柯，要么就是美丽了。
　　明胡应麟《甲乙剩言》说：“京师东院本司诸妓，无复佳者，惟史令吾宅后有薛五素素姿态艳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地，以右手从背上反引其身以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 朱彝尊说薛素素有十能：诗、书、画、琴、弈、萧、驰马、走索、射弹……她是明代唯一有史料可查的女棋手；、她的刺绣技艺出神入化，当时的文人李曰华题薛素素刺绣《花里观音》说：“薛素能挟弹调筝，鸣机刺绣，又善理眉掠鬓。人间可喜可乐以娱男子事，种种皆出其手。然花繁春老後，人情不免有綠陰青子之思。姬無可著力，今又以繪法精寫大士，代天下有情夫婦祈嗣，此又是於姬已分上補一段大闕陷也。乃歡喜以贊日：惠女春风手，百花指端吐。菩萨观花中，自然结真果。 （《珊瑚网》） 　　
　　这是美女才女侠女集一身了，她也的确自称女侠，在当时金陵烟花里排的上头名。英姿婀娜的薛素素，让好色之徒不免惊艳，比如董其昌。据说隆庆二年（1568），董其昌还没中进士，在嘉兴当教书先生，对她一见倾心。“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高僧与名妓在打哑谜了，薛素素未必如何。不过以后的董其昌不得了，史书说他行情大涨，“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所谓名妓，照例能诗。薛素素有《南游草》、《花琐事》等诗集，可惜都散失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王士禄的《然脂集》中存二十余首。薛素素写诗有时候故意老气横秋， 口气是老儒而非美人：
　　少文能卧游，四壁置沧州。古寺山遥拱，平桥水乱流。
　　人归红树晚，鹤度白云秋。满目成真赏，萧森象外游。
　　《独斟》是美人喝酒的情形，禅机以外，有了女子的气息：
　　香尝花下酒，翠掩竹间扉。独自看鸥鸟，悠然无是非。 （其一）
　　好鸟鸣高树，斜阳下远山。门前无客过，数酌自酡颜。 （其二）
　　她还是很好的画家，写自己心事，随意渲染，才情出众。
　　薛素素不久就艳名大著，风头之健，甚至传到了蛮荒的四川大山里，《众香词》云：
　　（素素）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峒。彭宣府深慕好之。吴人冯生自谓能致素素，费金钱无算。久之，语不雠，宣尉怒羁留十余年乃遣。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世所希有也。
　　这个姓冯的大概也是骗子，借口拉皮条骗土司的银子而已，可无论如何，这么优秀的姑娘，即使是妓女，照样有人喜欢。于是，她嫁给沈德符做了小妾。沈德符是有钱的世家子弟，也是很好的作家，近代《云自在龛随笔》讲了他们的故事：
　　（素素）南都院妓，姿性澹雅。工书，善画兰，时复挟弹走马，翩翩男儿俊态。后从金坛于褒甫玉嘉有约矣，而未果。吾郡沈虎臣德徐竟纳为妾。合欢之夕，郡中沈少司马纯甫、李孝兼伯远偕诸名士送之。姚叔祥有诗云：“管领烟花只此身，尊前惊送得交新。生憎一老少当意，勿谢千金便许人。含泪且成名媛别，离肠不管沈郞嗔。相看自笑同秋叶，妒杀侬家并蒂春。”褒甫恨薛之爽约及沈之攘爱也。 　　
　　这已经是三角恋爱了，而抢先一步娶了素素的沈德符。似乎也没高兴太久，两个人最后还是分手了。 　　
　　四 沈德符曾在《敝帚斋余谈》里，大骂一个人无耻虚伪，生活作风败坏，这个人就是王穉登：
　　今上辛巳壬午间，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风流，为政守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充牣。
　　王穉登把妓女作为社交手段，性贿赂官员，这样阴私之事沈德符都要揭发张扬，如此深仇大恨，当然事出有因。在他的另一著作《万历野获编》里，他也嘲笑王穉登造假古董骗钱的勾当：
　　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总之是不共戴天了。沈德符如此态度背后，答案很可能是因为薛素素。王穉登与薛素素交情不浅，而吃醋的男人总是小气的。
　　《明史》说王穉登“四岁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十岁能诗”，是才子，社会上他钻营的也不坏，是“青词宰相”袁元峰的门人，袁元峰很欣赏他，举荐他做官但没成功，后来徐阶掌权了，王穉登就断了仕途念想，一心写诗。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王穉登得到过众多前辈称许，“尝及征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
　　王穉登风流韵事也多，对花界之事烂熟于心，津津乐道，曾对冯梦龙讲过很多这方面的见闻，“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富饶,而平康亦极盛,诸妓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十二金钗来历，大约最早出自于此。
　　王穉登是大诗人，薛素素、马湘兰是女诗人，大诗人遇见女诗人，自然亲近，而马湘兰最痴情，万历甲辰秋，当时王穉登都快年过七十了，“湘兰自金陵往，买酒为寿，燕饮累月，歌舞达旦，为金阊数十年盛事。归未几而病，然灯礼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七矣”，这事情为后世耻笑。
　　他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每人一个砚台，希望她们加强学习，提高文化，不料若干年后，他送给薛素素的那方砚台，竟成了最著名的一桩悬案。
　　此砚就是著名的“脂砚”。 　　
　　五
　　 万历元年，苏州砚匠吴万有制作了一方端砚。王穉登看它小巧可爱，尤其里面一点胭脂晕特别娇媚，突 史上却寥若晨星。明代夫妇均有作品流传于世的，只有杨慎和黄峨、林子羽和张红桥、叶仲韶和沈宛君、沈君庸和张倩倩等几人而已。而杨黄二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杨慎被称为“明词第一”“当代词宗”，黄峨则在《明词综》里的女性作者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后来的徐渭就非常羡慕杨慎夫妇一个“著述甲士林”，一个“才艺冠女班”，甚至因此“深愧夫余妇之憨戆”。徐渭因此将黄峨作品刊行于世，“并愧夫海内之妇之憨戆者”。徐渭以五代时的四川才女黄崇嘏为原型创作杂剧《女状元》，不知是不是也是因黄峨有感而发？ 　　
　　他们夫妻俩的生活在“大礼仪”之争中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杨慎被廷杖后贬谪云南。夫妻俩从北京乘舟南下，一路相依相伴直到湖北江陵。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分手，黄峨独自回蜀，杨慎孤身南迁。风烟散尽，江涛呜咽，两人执手江边，流泪眼望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杨慎写了好几首诗词记述当时的情景，如《江陵别内》写道：“同泛洞庭波，独上西陵渡。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黄峨也填了一首越曲《斗鹌鹑》： 　　
　　分手东墙，送君南浦。
　　目断行云，泪添细雨。
　　载恨孤舟，戛愁去橹。
　　厮看觑，
　　两无语。
　　当时也割不断那样恩情，
　　今日个打迭起这般凄楚。 　　
　　这一次唱和，也就奠定了黄峨后来的创作路子。黄峨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曲词占了大部分。徐渭读后，惊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甚至这个轻狂自负的江南才子公开表示“余为之左逊焉”。黄峨的曲词，几于无篇不佳，《黄莺儿》（积雨酿轻寒）更是传遍海内，脍炙人口。王世贞声称，杨慎收到这篇作品之后，又仿效赵明诚的作法，连和了三首，“皆不及也”。于是杨慎半是惭愧半是得意地写诗说：“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 　　
　　然而《曲律》卷四“杂论”却对《黄莺儿》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议论，说“恨无闺阁婉媚之致，余疑为升庵代作”。且不说拿有无“闺阁婉媚之致”来决断是否为女子所作很机械可笑，就黄峨而言，她本身就性情严整，闺门肃然，杨慎也非常敬惮，她的作品是不会去故作婉媚之致的。况且黄峨在新都老家主持家务，长夜无眠；杨慎在永昌谪所屈指归程，度日如年。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里，黄峨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媚态柔姿，而且诗不多作，作了也不存稿。即使家族里的子侄辈也很难看到。所以黄峨和历史上的才女一样，传世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但仅她寄给杨慎的一些长句小词，就已经博得艺林传诵，足可名垂芳史。 黄峨和杨慎在江陵分手，杨慎黯然去了云南。一年后，杨慎得知父亲杨廷和生病了，立即奔赴家乡，用了十九天时间赶回新都。杨廷和与黄峨见到杨慎，顿时喜从天降。杨廷和心情快慰，病也很快痊愈了。杨慎在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云南的时候，杨廷和让他把黄峨一同带走，以便照料他的生活。于是黄峨也随同入滇，两人于远在天末的地方，做一对无拘无束的逍遥夫妻，若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又何必做官，甚至不用返乡，可以在历史上书写一段最奇妙最美丽的佳话。 　　
　　后来，杨廷和去世，杨慎和黄峨回蜀奔丧。杨廷和曾贵为“定策国老”，但“大礼仪”事件余波所及，退休家居的杨廷和也被革职为民。他去世后，黄峨考虑到皇帝性情难测，力排众议，用庶人礼安葬了杨廷和。后来果然有人想趁机再度中伤杨家，多亏黄峨的先见之明，使小人终于无机可乘无从下手。 　　
　　杨家是个大家族，杨慎又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杨廷和去世后，杨慎在家住了几个月，把黄峨留在家乡主持家政，自己孤身回到云南。虽然此后杨慎还不断返乡探亲，但毕竟和黄峨聚少散多了。锦江梦残，古僰道远，一年又一年的怅然南望，绿窗下，竹几上，只有寂寞的云根笔和清冷的薛涛笺陪伴黄峨度过无数不眠之夜，织就了长长的相思。 　　
　　花开花落，春去春回，杨慎和黄峨在期待和思念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然而嘉靖皇帝至死也不肯原谅杨慎，作为明代在位和寿命都较长的皇帝，他的相对长寿，却成了杨慎夫妻的宿命和悲剧！到后来，杨慎早已不求做官，只求返乡。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即依照法律，“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由于杨慎与黄峨聚少散多，黄峨又体弱多病，一直没有子嗣。在年近半百的时候，为了早日还乡，杨慎只好先后娶了云南人周氏和北京人曹氏，两个妾室各为杨慎生了一个儿子。但直到最后，以子代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反倒两妾和大儿子同仁都先于杨慎去世，给杨慎晚年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杨慎和黄峨也是在当时算相对寿命较长的，都活了70多岁，可以说，完全是永远团圆的梦想在支撑着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费长房缩不尽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黄峨笔下的句子成了他们夫妻命运的写照。杨慎最终孤独地病逝于谪所。黄峨闻讯后没有被击倒，甚至没有哭，没有喊，而是用一种不寻常的冷静面对现实。她竟然坚持“徒步奔丧”，顽强地走到泸州！到了杨慎灵柩前，黄峨仿刘令娴《祭夫文》自作哀章，哀礼备至，此时才痛痛快快地发声大哭，闻者无不泪下。时人都认为，相比杞梁之妻（孟姜女），黄峨徒步迎柩，名震四方，更贤淑，更坚强，也更悲壮！再不用无望地等下去，也不用对这个乖戾的社会抱以希望，黄峨扶送棺柩，携带杨慎妾曹氏留下的孤儿宁仁回到了新都老家，把杨慎葬于其祖父杨春的墓旁。 前人叹息：黄峨既贤淑又通文艺，兼有孟光和易安之长，可惜命运的作弄，使她未能尽展其才。穆宗皇帝即位后，杨慎不仅官复原职，而且黄峨也受封，但这些虚名对心如古井无波的黄峨来说又有何价值？宁仁的儿子都能应门奔跑的时候，年迈的黄峨有一次回娘家遂宁探亲，侄孙七人想带她去附近的广德寺散心。黄峨坚持不去，说：“我虽然老了，出行无所谓，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寡妇。”旧时评论赞美黄峨“平生守礼如此”，其实与其说黄峨是在守礼，倒不如说她已对尘间世事不萦于怀和无限淡然。 　　
　　黄峨大约和杨慎享年相同，都是七十二岁以上。去世后也是合葬同穴。在四川历史上的著名才女中，黄峨的人生似乎最为平实，她不像卓文君那样冲动得惊世骇俗，不像薛涛那样生活得自由自在，不像黄崇嘏那样勇敢得离经叛道，而且也不像花蕊夫人美丽得惊天动地，因此黄峨的命运中也就少了很多跌宕起伏的传奇，这大概正是她较少被人提及的原因了。但黄峨独持家务、徒步迎柩的人生，却使她在众女中显示出独特的坚忍和从容并具的气质。 　　
　　前人赞叹：“吾蜀于明代，有二列女甲于全国，曰黄宜人、秦良玉是也。”正因为有了黄峨，明代四川女性文学不仅避免了交白卷的尴尬，而且还自有其独特的地位。新都桂湖的秋月虽然清冷寂寥，但毕竟照亮了四川一个时代的夜空。 9、精华欲掩料应难——历史上薄命女子（作者：小窗容膝） 唐开元年间，朝廷命宫女为边军将士赶制了一批棉衣。有一个士兵在分到的短袍中发现了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做，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共著棉。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 　　
　　显然，这是一首大胆向士兵表达爱意的情诗。这个士兵不敢隐瞒，同时也许也是为了能找到写诗的女子，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主帅，主帅又进呈唐玄宗。唐玄宗把诗遍示宫中，说：“写诗作者不必隐瞒自己，我不会怪罪的。”这时走出一名宫女，坦然自陈，口称死罪。唐玄宗既怜其才，又悯其心，当即将她嫁给了得到诗的那个士兵，表示：“我要让你们今生结为夫妇。”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圆满而感人的，当时许多将士都为之泣下。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在佳丽三千的皇宫里，昭阳日影难移，撒盐羊车不来，得到皇帝宠爱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如果没有嫁给那个士兵，该宫女很可能就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寂寞日子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而她之所以能抓住这个关乎一生幸福的机会，一是缘于她的勇敢，二是因为她拥有作诗的才华。 　　
　　人说红颜薄命，好像越是美丽的女子，人生就越加坎坷。另外，才命也两相妨，一个又美丽又富有才华的女人，命运更加让人担心。该宫女只是一名皇帝从未注意过的女子，可见多半是来自极其普通的家庭。美貌、多才，而又决非豪门闺秀的古代女子，当她们在无助无依的绝望境遇中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时，才华往往成了最后的赌注。 　　
　　这样的薄命女子，除了宫女外，大多非妾即妓，或者流落在外，环境非常冷酷乃至凶险。她们身上的压力和内心的悲苦是外人很难体会的。如著名的“红叶题诗”的故事，唐僖宗时期，宫女韩夫人把诗题在红叶上，顺着御沟流出去。诗云：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她希望红叶带着她的愿望流到外面的人间。那么与人间一墙之隔的皇宫在她心里是什么呢？是仙界，还是地狱？不得而知。士人于佑偶然拾到红叶，又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与谁？”他也把诗写在红叶上，在御沟的上游顺水流到宫中，却恰好为韩夫人拾到。后来皇帝将宫女三千人赐于各官，于佑得到权贵韩泳的帮助，与韩夫人结为夫妇。两人偶然间发现了彼此珍藏的红叶，顿时又惊又喜，方知天心之巧，造化之奇，“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应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不过在《流红记》中，韩夫人毕竟只是写诗寄托自己的心事，她的命运主要靠离奇的巧合，而不是自己的才华改变的。相比之下，章台柳氏的歌咏才真切地表现了乱世佳人的挣扎。 　　
　　唐代佳人柳氏本是李生的爱姬，但她却看上了李生的好友韩翊。李生慨然撮合了他俩。后来在柳氏的劝勉下，韩翊省家，两人暂时分开。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中，柳氏独居长安，为了避祸，她剪发毁型，寄迹法灵寺。韩翊投靠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作书记。大乱勘定后，他派人到长安寻找柳氏，在带给她的碎金子口袋上写了一首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诗呜咽，答之曰：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
　　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谁知就在他们即将团聚的时候，为唐王朝平叛有功的藩将沙吒利听说柳氏貌美，用武力将她抢走。这时侯希逸当了左仆射，韩翊跟着他一起来到京师，才知道柳氏已被强人夺走。韩翊如堕冰窟，从此几乎就没笑过。有一天同僚在酒楼相会，唯独韩翊一人向隅闷闷不乐。席间有一个叫许俊的人，平时以侠客自任。他听说了章台柳的故事，竟立即仗剑单骑冲进沙吒利的府上，诡称沙吒利得病急召柳氏。见到柳氏后，许俊给她看了韩翊写的字条，然后挟带她飞马奔回。韩柳两人握手涕泣，如在梦中。这件事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很多人都没有回过神来。 　　
　　由于沙吒利手握雄兵，韩翊和许俊赶紧找侯希逸求助。侯希逸马上向皇帝上书汇报，在自责管教不严之后，大力赞美韩翊和许俊的为人处事，痛骂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很快皇帝的判决下来了，柳氏归还韩翊，同时为了安抚沙吒利，朝廷赏了他二百万钱。 　　
　　安史之乱后，参与平叛的藩兵居功自傲，很多人都不敢惹。但在章台柳的传奇中，从皇帝到许俊，都站在了韩翊和柳氏的一方。无论是许俊的冲动，还是侯希逸的咒骂，都那么的让人感动。此时的皇帝应该是唐肃宗吧，和唐玄宗一样，他的决定也充满了人情味。韩翊后来成了唐朝有名的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和柳氏的故事是唐代士人最动人的爱情之一。 　　
　　唐代是诗歌的天堂，唐人的诗意人生也强烈地影响了后世。到了元代，一个流落尼庵的宦门女子王氏就化用过开篇所说的那个开元宫女的诗句“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写了一首《临江仙》： 　　
　　少日风流张敞笔，写生不数黄筌。
　　芙蓉画出最鲜妍。
　　岂知娇艳色，翻抱死生冤。 　　
　　粉绘凄凉疑幻质，只今流落谁怜？
　　素屏寂寞伴枯禅。
　　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 　　
　　王氏是真州富家子弟崔英的妻子，随丈夫赴温州永嘉做官。在船过苏州的时候，舟人顾阿秀眼馋崔家的财产，于是把崔英一伙都杀了，崔英苦求留个全尸，被绑住手脚扔到水里。顾阿秀只留下王氏作儿媳妇。王氏假意答应，捉空逃走，跑到一个荒僻的尼姑庵削发为尼躲了起来。 　　
　　可笑强盗顾阿秀杀人越货伤天害理，却还常到寺庵里随喜。贿赂菩萨饶恕自己的丑行，或者干脆就是希望保佑自己继续做坏事，这些都是中国人喜欢干的事情。王氏偶然间看到顾阿秀捐给尼庵的芙蓉屏，正是自己家里的旧物，而且还是丈夫崔英的手迹。于是泫然泪下，不能自已，在上面题了这首《临江仙》。 　　
　　很快，芙蓉屏被退居吴门的御史大夫高纳麟得到。而崔英也没死，由于水性好，他当时泅水得免，后来又投身高公门下。高公详细了解了这桩案子，派人把王氏接到家与夫人同住。经过高公的大力经营，最终将顾阿秀等人一网打尽。 　　
　　此时，崔英和王氏还没有见面，不知对方存亡。高公要在崔英上任之前为他做媒，崔英说：“糟糠之妻，同贫贱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单身到彼，迟以岁月，万一天地垂怜，若其尚在，或冀伉俪之重谐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别娶之言，非所愿也。”也真不愧是痴情男子。于是高公叫出王氏，拿出芙蓉屏，指着上面的《临江仙》说：“我要为你们结今生缘。”这一场坚贞夫妻的悲欢离合，让满座为之掩泣。 　　
　　和这些遭遇不幸的女子相比，另一类薄命红颜青楼女子的处境更加尴尬，由于地位低贱，他们更是经常处于无助的境遇里。要想出名，除了过人的容貌外，琴棋书画往往也是必修的技能。这些女子中不乏冰雪聪明者，学习诗词可以显示她们的脱俗高雅，多少能冲淡些人们印象中倚门卖笑的妓女形象。因此历代均不乏能诗会词的青楼女子，有时候，能写首好诗词，甚至能改变她们的命运。 　　
　　青楼女子并非全是逢场作戏，“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有的痴情女子就会千方百计抓住机会。宋人李之问在京城眷恋妓女聂胜琼。分手的时候，聂胜琼写了一首《鹧鸪天》挽留他：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
　　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李之问看了之后，感动不已，于是又留了半年，但终于还是回去了。他在老家的妻子偶然从他的行李中看到这首词，非常赞赏。于是这个爱才而大度的妻子竟筹集金钱，到京师把聂胜琼赎出带回家。可见这首词感人之深，直到现代，琼瑶女士写电视剧“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主题曲，还直接化用这首词的句子：“梅花开似雪，红尘如一梦。枕边泪共阶前雨，点点滴滴到天明。” 　　
　　另一种情况是，青楼女人阅人多矣，能清楚地看穿男人的本质，所以有时她们想从良不是为了哪个男人，而只是想获得人身自由。如被诬下狱的南宋台州官妓严蕊对岳霖念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在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颇能代表了这类女子的真实心声！阅尽繁华，历经劫难，她们真正向往的并非与哪个男子双宿双飞的神仙日子，而是“山花插满头”的朴实简单的生活。最终严蕊也因为这首词脱籍，远离了是非之地。 　　
　　成都府官妓尹温仪本为良家子流落平康，为了脱籍，她在宴席上献《玉楼春》一词： 　　
　　浣花溪上风光主，燕集瀛洲开幕府。
　　商岩本是作霖人，也使闲花沾雨露。
　　谁怜氏族传簪组，狂迹偶为风月误。
　　愿教朱户柳藏春，免作飘零堤上絮。 　　
　　也打动了贵人，“即判与落籍”。一说尹温仪是在官员面前脱口而出一首《西江月》：“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情性风流。良辰开宴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 记得南宫唱第，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玉殿瑞烟浮，名在甲科第九。”这首词作者有争议，其实并不是一首好词，不如前面的《玉楼春》，但词的写法很值得玩味，她为了脱籍，直接了当吹捧对方，不掩饰不乞怜，目的专一而明确，反倒有一种爽快干脆的风韵。 　　
　　还有一类女子不在青楼，也非宦门，而是普通平民，亦没有遭遇太大的劫难，只是偶尔犯错。情急之中，当场作诗词也能改变她们的窘迫处境。 　　
　　宋代元夜放灯，皇帝也常常出去与民同乐。有一年，宋徽宗在元夜向观灯的仕女赐酒。一个女子悄悄地把盛酒的金杯藏在身上想带走，结果被士兵抓住，带了皇帝面前审问。可能这只是一个家境极为普通的市民女子，偶尔想贪小便宜，结果被暴露在大众广庭、众目睽睽之下，不知内心有多尴尬呢！但这个女子非常聪明，她面对询问，即席填了一首《鹧鸪天》：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
　　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结果宋徽宗哈哈大笑，以为此事为太平风流佳话，不仅把金杯赐给了这个女子，而且还派卫兵把她送回家。 　　
　　当然，在绝望境遇中，这些女子写诗填词并非都是为了求救或乞怜，更多的只是寄情。因为她们所处的环境太过冷酷，才华并不是都能改变其多舛的命运。 　　
　　清道光年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沿江人民流离失所。一个小姑娘带着弟弟乞讨到一座荒村私塾。恰好老师不在，小姑娘向学生借笔题诗： 　　
　　沿门乞食施恩少，仰面求人受辱多。
　　欲赋归来归不得，临流怅望涕滂沱。 　　
　　写完她挥泪携弟而去。老师回来后发现这首诗，询问学生，立即跑出去追她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第二天，才听人说这姐弟二人都死在了一条河里。 　　
　　她们之所以无力改变那种绝望得让人窒息的境遇，往往是因为她们力量太过弱小，她们的敌人又是那么的强大。元末淮安女子刘翠翠从小入学，和同学金定互相爱慕。长大后，翠翠向父母表示要嫁给金定。尽管金家穷刘家富，但翠翠父母还是答应了，择日迎婿入门。本来这是一桩美满幸福的人间姻缘，但两人婚后不到一年，张士诚起兵高邮，部下随意掳掠妇女，翠翠也被一个什么李将军抢走。后来张士诚又向蒙元投降，于是道路交通开始恢复。金定辞别双方父母，发誓要找到妻子。他一路寻至湖州，终于来到李将军的府上。刘翠翠嫁给金定的时候才十七岁，此时已经二十四岁，被李将军霸占七年以上。金定谎称姓刘，是翠翠的哥哥。于是李将军让他们相认，并留金定在府上作记室。纳兰性德的词句：“一生一世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大概最能表现两人此时的心情。 　　
　　在李将军家里，金定只见了刘翠翠一面。荏苒数月，西风送凉，金定写了一首诗：“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得再看。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虽易见时难。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雾阁云窗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写完后藏在棉衣里让仆人带给翠翠，请她拆洗缝补。翠翠领会其意，拆开衣领，发现了这首诗，偷偷吞声哽咽，也回了一首诗：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
　　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
　　长使德言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
　　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 　　
　　金定得诗后知道翠翠以死相许，但今生毕竟无望。于是一病不起，弥留之际，李将军才让翠翠去看了他最后一眼。埋葬完金定后，翠翠也很快染病卧床。临死前，她请求李将军把她葬在金定墓侧。李将军终于做了唯一的一件善事，将两人都葬于道场山麓。人称“金翠墓”。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罕见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完全的写实手法，最真实的战乱中普通人的命运！没有侠客帮助他们，没有贵人扶持他们，更没有神仙拯救他们，他们是那么无助，那么绝望，那么的无从反抗！他们的诗篇没有带来奇迹的出现，拥有的依然只是冰冷的命运。 　　
　　遗憾的是中国人并不喜欢这种太悲剧的故事，而是热衷于破镜重圆的爱情传奇。即使这个故事，后来还被人加了蛇足，说什么张士诚李将军一伙被诛杀后，刘翠翠的父亲一路寻访过去，在道场山麓看到了两座坟丘。晚上，金定和翠翠的鬼魂出现，和父亲洒泪相认。不过尽管荒谬，这个被附加的结尾毕竟反映了人们善良的愿望，至于张士诚之流，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其为人了，如果他能夺取江山，那才是怪事。 　　
　　至于青楼女子，因诗词而跳出苦海的也是极少数。运气好的，能碰到苏轼这样的风雅好人，为她们写词托人落籍，“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但更多的女子，即使有才华，也博不回情人的回头，换不来别人的帮助，甚至还受到文人的取笑。明末名妓郑如英文采之美在当时青楼女子中是出类拔萃的，如她的《浪淘沙》： 　　
　　日午倦梳头，风静帘钩。
　　一窗花影拥香篝。
　　试问别来多少恨？江水悠悠。 　　
　　新燕语春秋，泪湿罗绸。
　　何时重话水边楼。
　　梦到天涯芳草暮，不见归舟。 　　
　　清丽幽婉，秦淮名妓罕有能匹。可恨孔尚任著名的《桃花扇》中，为了衬托李香君等，竟把郑如英写成无盐丑女、瓦巷陋姝，而且一字不识，只会插科打诨，说些粗鄙不堪的话，完全是个丑角。文人做事之轻薄随意可见一斑。 　　
　　当然，也有因才华被人赏识的青楼女子自己却不珍惜不自爱以致酿成悲剧的。明末金陵名妓杨宛就因才貌出众，被湖州茅元仪娶回家。茅元仪很喜欢这个才女，也非常尊重她。然而杨宛风流成性，竟背着茅元仪有外遇。茅素以豪杰自诩，并不约束她。茅元仪死后，国戚田弘在普陀山进香期间看上了杨宛，而杨宛也以为国戚可以依靠，于是带着自己的值钱东西逃奔田弘。可惜田弘不比茅元仪怜香惜玉，他把杨宛当婢女使唤，杨宛苦不堪言后悔莫及。未几，田弘又死了，杨宛又准备投奔刘东平。这时天崩地裂，处处战火。杨宛化装成丐妇逃难，在野外被乱兵所杀。可怜这位游离于几个男人之间的乱世佳人，最终死于非命。 　　
　　杨宛因才华为人所重，她天资聪颖而性格轻浮，才学未能大成，不过清词隽语在她作品中时有所见，如《阳关行》下半阙： 　　
　　你在高高照，犹苦缺。
　　况空闺里，深深闭，人难接。
　　莫不侬孤零，累得西风咽。
　　落叶纷飞散，还有聚时节。 　　
　　清末词学大家况周颐读到这首词时击赏不已，认为是挚至之语。确实，这样的句子没有丝毫文人气息，和故作闺音的男子作品不一样，完全是女子口吻写女子心绪。挣扎于无情人生的末世红颜、薄命才女，其心灵的幽微曲折处，是我们很难完全洞悉的。 10、叶小鸾那只断玉搔头（作者：漂泊京城） 曾经很矫情的认为，咖啡馆适合听流行音乐，诸如欧美的流行歌手，奇形怪状的乐队和组合；茶馆适合听怀旧音乐，比如卡彭特，比如惠特尼；同样的道理，咖啡馆适合读一些很洋派的书刊，诸如《达芬奇密码》、《挪威的森林》等等，而茶馆非常适合读那些飘满红尘往事的国文经典，比如《旧时月色》、《国史大纲》等等。叫一壶西湖的雨前新茶，要两个杯子，一个杯子斟满酽酽浓茶，另一个杯子空空的等待，读书读到拍案叫绝的当儿恰好进来一位喜书的朋友，真是天底下莫大的幸福。
　　有一天我在丰台南路的一家茶室翻阅俞曲园《春在堂随笔》，卷三里有一则轶闻：“前明才女叶小鸾，许嫁张氏，婿家以枣茗为谢，俗所重也。茗中乃有断玉搔头一支，大惊，密弃之，后果未婚而夭。”曲园先生是俞平伯的先人，一生著述等身，这位道光三十年的进士以一句“花落春仍在，雁去秋未来”一鸣惊人，深得当时鼎定东南的曾国藩赞赏，他写的叶小鸾恰好是我心仪已久的明代奇女子。史书载，“小鸾工诗文词曲，雅擅丹青”，后人评价小鸾说：“诗则与古人查上下，间有差胜者；词则情深藻艳，宛约凝修，字字叙其真愁，章章浣其天趣，成风散雨，出口入心，虽唐宋名人，亦当避席。”纵览小鸾身后遗编《疏香阁遗集》，才情是有的，天分是有的，但止烟花三月少女闺秀尔，难以忝列诗词大家之辈，后人的种种评价大都言过其实，似乎好奇和新奇掩盖了公正和公平，似乎自古以来佳人难觅永远是人们夸赞的口实。事实上，叶家共有三姐妹，小鸾在叶氏三姊妹中行次末席，她的大姐叶纨纨、二姐叶小纨，文才皆不在小鸾之下。叶纨纨著有诗集《芳雪轩遗集》，叶小纨则有杂剧《鸳鸯梦》传世，都是文采斐然，一时瑜亮。
　　叶氏三姊妹中，小鸾生年最短，只活了一十六岁，并且死在大婚前五天的夜里，也算是早夭。小鸾传世的遗物不仅仅是她的诗文，还有一块惹人遐思的眉子砚，据说是她订婚时舅舅送的贺礼。书载：“此砚长三寸，宽二寸，厚半寸余，面有犀纹，形状腰圆，砚池宛若一弯柳眉，故名眉子。”叶小鸾得到此砚兴奋之状不可言表，写了二首七绝托工匠镌于砚背，这里且录其一：“素袖轻笼金鸭烟 ，明窗小几展吴笺， 开奁一砚樱桃雨， 润到清琴第几弦。”小鸾逝后，眉子砚也悄然失落，不知去向。关于这块珍贵的眉子砚，古董行儿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说是此砚非百年不出！果然，小鸾身后第一个百年，眉子砚现身杭州，被袁枚品玩，后来流传到羊城。第二个百年，眉子砚历尽神秘旅程，灵心回归，又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杭州郊区的袁浦，被王寿迈在冷摊遇见，王本来是冲着一块旧砚买回，回到家中清洗却见到砚背的铭文和小鸾的印章，惊得半喜半疯。为了保存眉子砚，以防贼人巧取豪夺，王寿迈把砚寄放到苏州著名的藏砚楼里，那里不仅有徐姓主人驻守，还有家丁守卫，大可放心。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眉子砚放进楼里不期月，藏砚楼突然燃起一场撩天大火，等到火熄楼坍，眉子砚早无踪影。有人说江洋大盗防火打劫，有人说徐家主人自己焚楼。
　　如今第三个百年之期堪堪满过，天下多少慕古者对这块世间不二名砚孜孜以求，期待在桌案上红袖添香，看16岁的叶小鸾吴侬细语深情款款，拈着湖笔在碧纱窗下写：“丝丝杨柳拂烟轻，总为愁人送别情。”
　　我读书向来喜欢穷追考据，对曲园老人说的“玉搔头”三字着实想不出出处，茶馆除了香茗开水，就是果品点心，没有史书可查。正急得抓耳挠腮，帘子一挑，雅然进来一位女士，是我的书友，在附近的华侨大学讲古典文学。我急忙起身拜迄，说了疑问，斟上香片盖好盖子静等说教。不满40岁的张老师先道一声惭愧，习惯性的推推眼镜，细声细语的说：“玉搔头是玉簪的别称。传说汉武帝宠爱乐师李延年的妹妹，是为李夫人。有一天李夫人偎在武帝怀里作乐，好比时下女孩子用头发搔男友的耳朵吧；武帝被她弄的刺痒，顺手从李夫人头上拔下玉簪搔头，竟惹得其他妃嫔宫女纷纷购买玉簪，一时玉价飞涨。嗯，这就是玉搔头了。”
　　哦，我长吁一口气，忙说：“听君讲史，茅塞顿开，不亦乐乎！张老师您喝茶，您喝茶。”
　　张老师缓缓点头，端茶掀盖，突然大惊失色，茶杯豁朗一声跌在桌上，茶水滚得满桌。古旧的大漆桌面上，蒸腾的袅袅热气中，赫然一只半截的碧玉搔头幽幽的泛着青光。 11、历史上美女能换什么？（作者：东南一箫） 在中国历史上极长的一段时间里，女子地位低下，被当作物品，卖来卖去，换来换去。姿色好一点的，卖换的价值高一点，姿色差一点的，价值低一点，没有姿色的，几乎就没有价值。这虽然是历史的悲剧，却也是残酷的事实。
　　在动荡年月里，美女的价值有时高得不可想象——象西施，换来的是越国的复兴和霸主地位。象王昭君，换来的是北方边境的长期安宁。象貂婵，换来的是汉朝名义上的延长。还有唐朝的文成公主，明末的陈圆圆……
　　动荡年代不说也罢，在和平年代，美女又能换来什么呢？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略见一斑。
　　曹操的几个儿子，在历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其中一个叫曹彰，在《三国演义》里曹操称为“黄须儿”的。此人既为贵胄，性格又倜傥豪迈。有一次，他偶然在路上看见一人骑着一匹俊马。那马大约不是汗血宝马，也是踏雪乌骓什么的，总之神俊无比。曹彰一见，立即喜欢得了不得，缠着马主就要买。谁知那马主也爱此马，无论曹彰出什么价，总是不肯卖。最后马主被缠不过，竟提出除非你拿老婆来换。这曹将军倒也没凭自己势力巧取豪夺，竟依了他，将自己的一个美妾换了这匹马。
　　唐朝有个著名诗人叫张籍，此人诗写得好，性格也风流蕴籍，喜好养花植卉。一次，他到一个贵侯家去。那贵侯知道他喜欢名花，就带他看自己家的一株山茶花。当时正值茶花盛开时节，那树上花开朵朵，粉白嫩红，花大如盎。张诗人看了，迷醉无比。回到家里，寝食不安，只想将那花放到自己家里，可以日夜观赏。这时，一个叫柳叶的美妾，见他魂不守舍，前来问他有何心事？张诗人一见，忽然计上心头：那贵侯早听说喜欢美色，何不就拿柳叶去换？果然，他将此意和那人一说就成。于是美妾柳叶就换来了一株山茶花。
　　明朝时，有位名士叫朱吉士，他的爱好是藏书，尤其喜欢宋版书。一次，他听说苏州一故家有宋版的《后汉记》，上面并有陆放翁等人的手评，端的珍稀无比。他托人去说，那人久闻他有几个艳丽的婢妾，竟指名要一美婢才肯换。不用说，朱先生一口答应。那美婢临行时，题诗于壁云：“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先生见诗后想起此女平时的情义，又后悔不已，不久竟恹恹死去。
　　到了晚清，有一个著名的印人黄士陵，大号“黟山人”，他藏有东汉的古镜一方，珍贵无比。当时他在广州收了一个学生，免不了将此镜在学生面前展示一番。谁知那学生见了此镜爱不忍释，竟然想出一计：示意家中一个漂亮丫头去勾引老师。黄山人客中寂寞，这丫头又娇俏可爱，竟忍不住做了一点事。事后这丫头就催促他去向主家提亲。黄山人向那学生问身价，学生当仁不让，提出以那汉镜交换。于是双方各遂其愿。
　　呵呵，历史上的美女是如此际遇，当今的美女看了不知有何感慨？ 12、夫子之心昭如日月——解析临终孔子涕下之原因（作者：老砍） 鲁哀公十年，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一年后，孔子才结束周游列国之行，自卫返鲁。
　　　　大约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也去世了。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鲁国西郊，一只奇特的动物，被一个砍柴百姓打死。冉有奔告孔子：‘有个马鹿样的东西，头上长着肉角，是什么怪物啊？’夫子急问：‘它还在吗？我要去看看。”孔子往而视之，确定为麒麟。
　　　　麒麟：麋身、牛尾、马蹄，头上一角有肉。本来不是中原一带所产，它只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会出现。麒麟不踩小动物，不踏青苗，行有规矩，游必有方，故称仁兽。
　　　　贤人身处无道之世，易被小人所害。高贵的麒麟被卑微的人打死，这也是不祥之兆。孔子看着死去的麒麟，叨念：“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要来”，边说边用衣襟擦拭泪眼。
　　　　也就在这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让孔子赞叹，并寄托无限希望的颜回也死了，年三十一岁。 “噫！天丧予！” 孔子发出这样的哀恸。
　　　　鲁哀公十五年，卫国发生内乱，多年来随侍孔子，共度险急的子路恪守“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忠义，勇赴危难，被对方剁成肉酱。年六十三岁。 “噫！天祝予！” 孔子发出这样的哀恸。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一天，病中的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遇见子贡来看望自己，孔子说:"子贡啊！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接着唱起歌来：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着唱着就留泪。告诉子贡：“天下失去道义很久了，无人能尊崇我追求的大道。”夏人死了棺椁放在东厢的台阶，周人死了，棺椁放在西厢的台阶，殷人死了棺椁放在厅堂两柱之间。前日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是殷商之后啊。”过七天，孔子就死了。 　　　　
　　　　太山，是周王朝。梁柱，是周王朝分封的各路诸侯。两者之间信赖、稳定、统一的政治契约关系荡然无存。文化摧裂，中原荡荡。“哲人萎乎！”象孔子这样的贤明智慧者，真的是越来越衰微了！
　　　　西狩获麟，亲人、弟子死去，孔子晚年一路见证人生苦难和残酷。夫子打心底里感到，他对这个动荡世界，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子贡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掩不住悲壮凄凉情怀，及对弟子的深情依恋。孔子曾忆当年和弟子周游列国的峥嵘岁月否？而今物转人非。弟子已逝，孔子也要死了！　　　
　　　　 “夏人死了棺椁放在东厢的台阶，周人死了棺椁放在西厢的台阶，殷人死了棺椁放在堂屋的两柱之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是殷商之后啊。”　
　　　　其实，孔子对自己的身世早就知道，别人也知道。象古代注重血源关系，注重慎终追远的礼仪之邦，一个人要弄清自己的祖先并非很难。
　　　 　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厘子病危，临终前告诫儿子孟懿子：“孔丘，是圣人后代。他的先祖弗父何继位做宋国国君，后来让位于弟弟厉公。到正考父这代， 历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恭敬，所以正考父在鼎中铭称：‘第一次鞠躬受命，第二次弯腰受命，第三次俯首受命。即便卑微至顺墙根急行的时候，也未敢抛弃内心之敬重；我在鼎中煮盛饘粥之食以度日。’如此恭俭的正考父啊。听说圣人后代，虽不一定权倾当世，但必有贤德之人出现。今孔丘年少好礼，他不就是贤德之人吗？我死后，你一定要以他为师。”
　　　　孟厘子说的圣人，就是微子。微子，是纣同父异母的哥哥，数次谏告残暴荒淫的纣而没有结果。无奈大势已去，和殷纣王的叔父箕子、王子比干告别：“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循”意思即各自谋行志向而不失先王之道。
　　　　仁人志士面对现实，选择有所不同，但都不改操行。离开，不是求肉体之安生，留下，也不是求肉体之死亡。两者都为追寻大道。最后，纣投箕子于大牢，而刨比干之心。
　　　　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意思就是这样啊！
　　　　周武王打败殷商后，向箕子垂询政治。把朝鲜封给他，免行君臣之礼。
　　　　武王崩，周公奉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削平叛乱。让微子代承殷商之后，祭祀祖先，并重新分封宋国给微子。
　　　　《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说的就是这样啊！
　　　　只有武王成周如此贤明之君，才能让灭亡国家香火不绝。只有微子这样屈命存志之仁人，才能保殷商之后。 　　　　
　　　　宋殇公在位，即公元前719-710年间，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时任宋大司马的孔子六祖孔父嘉。
　　按照周礼制，大夫不得和诸候共祭祖庙，直系血亲关系超过五代，要另立公族。这也是孔父嘉为什么姓孔的主要原因。由于孔门遭此大难，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到鲁国避难，孔家也丧失过去之卿位，降做士人。
　　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也就是孔子的父亲：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 　　
　　孔子生命最后时刻，以特别方式：梦，表达了自己的慎终，对祖先的追远。孔子丧礼，兼采夏人、殷商人、周人之法饰棺墙。 “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以彰明夫子一生之努力。
　　　　回望历史，是兴衰荣辱、善恶美丑一并存在的事实；展望未来，是浩浩荡荡的大融合；面对现实，无论辗转何方，社会大变革的洪流把人冲得多远，道义是可以追寻的，对过往历史、文化、生命的尊重和感念，不是辩解，是品德。
　　　　孔子所涕，非涕肉体之生死，而涕大道之废，哲人之无。肉体，终归是要灭亡。一代又去，一代又来。然追寻永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不認爲歷史的進步是全面的進步，從這個角度進步了，從哪個角度退步了，這樣的事實很多。
　　就拿民国时代来说，我们爷爷辈时，在我们小县城，还发生过县长贪污100多块大洋，而被地方乡绅联合起来把他扳倒的事情。 　　
　　在现在，我想这是不可想象的。 　　
　　古代社会，在地方一级，是可以和政权官府相抗衡（互相监督）的文化道德力量。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行政管理权利，但民望所归，民心所向的读书人，有很大的号召力。 　　
　　该管的地方要管，不该管的地方要放（或者说换种管与被管的方式）。这一放一管，就深含大学问。这种超稳定结构，很难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认识和评价。
　　我一直以为，不是理论来框定历史，而是让理论去最大限度吻合历史，在此基础上并对未来有所成功地预言。 　　 　　
　　to文在兹 观海卢云远　
　　从形而上说，大道（规律）不会废。　正如物理学定理一样，我说不会废，是因为无论人承认不承认，他都存在。
　　但是，我也可以说大道废了，正如物理学定理一样，不利用它不承认它，那么人做事情就会事倍功半，那么就不会有现代的科学技术等，这就是形而下的具体的大道之废。 　　
　　孔子，他肩挑大道，大道在他身上当然不废，但是别人不挑了，大道当然在人间会隐没不见。
　　但是不管人挑不挑大道，又何损于大道呢？大道仍然独立不改，周行不殆。正如物理学定理哪怕地球人死关了，一样是那个样子。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句话，正是孔子对大道形而上的感慨！ 　　
　　而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就是要让形而上的大道，形而下降临人间。因为，没有大道的人间，如同不遵守物理学定理的蛮干蛮做，人类社会总是混乱不堪，恃强凌弱的。 　　
　　总之形而上的大道要有人去担当，才能谈得上“道在人间”，道从形而上变成形而下。
　　否则只是“道在天上” 　　
　　若说孔子遗憾，那是站在普渡众生的慈悲情怀上言之。但是按照佛教说法：如果一个人不能明白自了佛性，不去自己磨炼修持，从根本上而言，佛、菩萨是不能渡人的。 　　
　　这个道理其实如同曾子前面说道那句话，自渡，才是真渡。
　　明白孔子所说的大道，并担当起来。大道即从天上的形而上的大道，降临为人间的形而下的具体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大道。 　　
　　人若担当多长时间，几代人去担当，那么人间的大道就存在多长时间，存在于多少代人身上 。
　　不可能让写在纸上的大道，说在嘴中的大道保佑我们过好日子，是吧！ 　　
　　to虎公: 　　
　　做事情是一种用，不做事情那么就没用。这是按照形式逻辑来说，
　　孔子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器”论。
　　孔子说：君子不器，这个不器，不是说君子不会做事情，而是说君子不被一些事情所局限。
　　比如，我们看到有的技术员，除了搞搞本专业，其它的就一窍不通了，不通其它行业，不通人情世故，不通家庭生活。养儿育女。这样的人就是器。 　　
　　颜回，由于穷，穷居陋巷，所以他没有多少机会出来做事情。
　　但是，我记得孔子评论颜回，有一句话：自吾得回，门人日亲。
　　孔子评论子路：吾得子路，恶言未闻于耳。 　　
　　亲，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可以想见，孔门三教九流，各有本事之人，為何如此膺服“大師兄”？
　　子路，年轻时也是在“道上”混的年轻人，有义气，武功好，他战死时，已经63岁，要是年轻20三十岁，恐怕“活着回来”并非难事。
　　想来，孔子未得子路前，经常遭人非议，但是有了子路就不同了，哪个敢乱说夫子，我答应，看看我沙锅大的拳头答应不？ 　　
　　一个懂运筹谋划的人，虽然他没有做过多少事情，但是，在一项工程中，因为合理的看待问题和意见，为项目节约了多少费用，这个费用，也许10个技术员，一生也创造不出来。
　　我们国家的建设，不在年年碰到这样的事情吗？ 　　
　　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认识到无用的有用，也认识到有用的无用。那才是真认识了无用或者有用。
　　老子说：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在孔子眼里，周王朝所奉行的政治文化，是先王之道。
　　孔子、孟子常阐述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和一些贤士的所施所行，故我们可知儒家先王之道即指古代的先圣先王所践履之道。
　　 先王之道有如下特点：
　　 1、先王之道不是神道，是人道，是曾经的历史实践。 在孔子那里，先王之道是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关于个人道德生命、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富足的理论和实践。而不是什么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说。如果我们说管理学是为领导服务？是为压迫工人服务又如何？没有管理学企业是不是运作得更好？看来这种阶级决定论已经害人不浅，可以休矣！
　　 2、先王之道不是现代宪政，因为先王之道不仅仅指某个集体政治实践（政治形态、官制设置等），而且包括个人实践（比如修身、齐家、礼仪等）。
　　 3、先王之道是一种道统，在孔子之前，它已经实践了、传承了上千年，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先王之道非由孔子或者儒家学者坐在书斋里，拍脑袋发明出来的思想或者理论。当“太山坏乎！”，孔子面对现世的动荡、人心的伦丧，生发的忧患意识对历史、政治、文化作出反思总结继承。故孔子生命中的担当精神、尊奉前贤的个人道德实践，可归属于先王之道中。 　　
　　 华夏民族数千年以来，一直在保守传承中创新。夫子没，“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⑧
　　 近代以来，国人弃旧文化精神，在创新中破坏，乃至迷失，遂成今日颓然自卑徒慕西方之文化精神。
　　 俯仰历史，兴衰荣辱、善恶美丑一并存在；展望未来，融合浩浩荡荡。体察夫子晚年之涕泣，无论辗转何方，社会大变革的洪流把人冲得多远，道义是可以追寻的，对过往历史、文化、生命的尊重和感念，不是辩解，是品德。 要仔细区别下来 道之不行确实比道之废要准确点。 　　 　　
　　大道周行不改，独立不殆，就像物体物理学定理、化学性质一样。
　　性质不会消失，只是因为外部条件（环境）的原因，表现不表现的问题 　　
　　如果我把人比喻成汽油 　　
　　道在任何人－－－对应 ：汽油可燃性（性质）
　　得道之人－－－－对应： 正在燃烧的汽油（现象一）
　　无道之人－－－－对应：没有燃烧的汽油（现象二） 　　
　　于此，我们很容易明白，有道和无道，不是道自身灭亡的问题，正如
　　汽油的可燃性不可能灭亡。这是性质的描述 　　
　　但是这个世界有得道之人（或者社会、政权），无道之人（或者社会、政权）
　　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别，现象，乃是因为外部环境，使【性质】隐没不现。 　　
　　有的人通过自我修炼约束，而近道，有的人通过自我腐化堕落而远道，如同汽油被点火，或者被冰冻起来的差别。
　　这些都是外部条件（环境）的原因。
　　我们不能对着没有燃烧的汽油说：汽油没有燃烧的化学性质。 　　
　　禅宗说法不外求，正是性质的描述，但是要得法，还必须通过磨练修持，而磨练修持如同汽油改变外部环境条件，使之到达燃烧的状态。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眼下道义的散失，而说：大道已死。
　　大道不会死，孔子死了，子思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即人要努力，象汽油努力一样，去达到（大道）燃点。
　　人如何努力？就是要尊奉先贤，知和行合一，如同一个练武功的，先读武林宝典，然后苦炼，
　　如同禅宗的顿悟，我有佛性，但是我仍然要修持参悟才能让佛性显现。一个道理。 　　
　　似乎，新文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鲁迅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必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我答:世界上所有人类文明形式都是人创造，是人表现他们，而不是他们表现人类。所以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穷有富。一些君主离宪制国家取长补断，日子过得也不差。
　　　　　　怎么取，如何取就是靠人的努力去表现。而新文化运动呢？把责任归咎为：历史。变着法羞辱历史。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厚道，你要说强说他是厚道的，用一些崇高勇敢超越的词语去描绘他们，那么历史就会用历史的逻辑把这些
　　　　　　名实不符的东西引到魔鬼悖论的道路上，最终历史会用灾难，让这些泡沫思想伏法。
　　　　　　伏什么法？伏混乱、虚伪、说一套做一套，不知廉耻，道德败坏，物欲横流，相互指责对立之法。 　　　　　　
　　　　　　孔子曾经告诉子路：小人穷斯烂。鲁迅这话就是穷斯烂之话，穷了，志气都没了，为自己找借口了。没有担当感了。 　　　　
　　　　　　我再举个例子帮助理解：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比如，现在的经济学家这个名号在国人心目中已经有点臭名昭著了，这和“社会主义”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国外的经济学家不臭名昭著，偏偏中国经济学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如果照着老鲁那文科生的扇情手法：要我们保存经济学，也必须经济学能保存我们。 　　　　　　
　　　　　　经济学本来是一门学问。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没搞好，都该怪该死的经济学。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有问题，和那些欺上瞒下的御用经济学家【有一定】关系。我的这一表达应该是理性的。 　　　　　　
　　　　　　现在，我们仔细想想，到了鲁迅那种句子结构，表达方式里，味道全变了。搅得人思维一塌糊涂。 　　　　　　
　　　　　　我们再看孟子的思维：他说天下有好的经济学，那么就让好的经济学为我们服务，天下没有好的经济学，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努力创造出好的经济学。从来没有听过，我不学好经济学，经济学就能为我服务。 　　　　　　
　　　　　　孟老英雄的意思绝对是这么个意思，只是我把“道”用”经济学“代替了。
　　　　 同样，传统文化曾经创造过辉煌，为什么我们不能说，现在不行了，是我们自己努力不够，我们一定要重新创造出辉煌。 　　　　　　 　　
　　鲁迅说话相当荒唐，他根本就分不清楚性质和现象的区别。轻率地把事物的现象赖在事物的性质头上。 　　
　　凡事物之性质与现象不合即抛弃、抛弃。
　　试问，天下万物，都有性质与现象不合的时候和环境条件，是不是都把它们抛弃了？ 一个人，他能挑30斤东西，孔子不会说：你努力挑100斤吧，而只会说：你挑40斤试试，等这个人能挑50斤了，他会说：你看，某某和你一样大，已经挑60斤了。 　　
　　孔子就是这样因才施教，不断鼓舞人，所以颜回感叹：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其二如：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此孔子启迪子貢之法，子貢以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孔子一点拨，子贡才发现，一山更比一山高。
　　这是孔子说话的艺术。两个字：实在，实用。而不是说出来让“高人”见笑，把矮人吓跑 　　
　　我们读论语，不可不辨别此中差异。领略这样的说话艺术。和颜回一同感受：瞻之在前（自以为），忽焉在後（经孔子一点拨） 　　
　　中药里，雪上一枝蒿是毒药，但是用得得法，可以治病，用不得法，可以把人毒死。
　　你说，雪上一枝蒿是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
　　精华如何成为精华？糟粕如何成为糟粕？ 　　
　　这些问题你可以联系我前面说的性质和现象来思考
　　也可以联系体用论来思考。 　　
　　盲目地责怪，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目前之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
　　新文化思想的发展不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问题了吗？ 　　
　　另外鲁迅他们故意把国粹说成麻将、烟枪、姨太太，如同把雪上一枝蒿说成一无是处的大毒草，以用代体，或者说以某现象代替事物之性质！以名乱实 　　
　　他们作为知识份子，不认真思考，兴风作浪，搅乱民众思维，实是“奸人”做派。 13、田横五百壮士的随想（作者：秦大路） 楚汉相争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最光彩夺目的明星人物无非是项羽和刘邦了，前者亲手埋葬了秦帝国，后者则建立了帝祚久长的汉帝国。除了项羽刘邦这样的帝王级历史明星，萧何、张良、韩信、英布、范赠等一干文臣武将也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然而司马迁的《史记》除了为上述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之外，并没有忘记记录一些虽无重大影响力，但其言行获于当世并为后人称道的人物。
　　在这些并无盛名的人物里，有一个人和他的追随者群体，象流星一样悲壮，以他们殉道般的史诗般的行为，在历史的浩缈夜空里划出了短暂微弱却动人心魄的光芒。这个人和他的追随们就是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 　　 　　
　　田横是出身战国齐国的王族。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趁秦末大乱复兴故国，田儋、田荣曾相继自立为王。田氏三兄弟有很高的人望，秉承战国养士之遗风，史称“齐人贤者多附焉”。
　　后来田儋死于秦将章邯之手，田荣也被项羽击败后被杀。田横聚集了数万齐国逃兵，继续与楚战斗。项羽进不能胜，退又不甘心，兵力被陷在齐。后来田横趁项羽与刘邦争战之际，夺回了大量齐国的城邑，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己为相，独揽国政，既不朝楚，也不附汉。
　　刘邦派著名的儒生郦食其去游说齐归汉。郦食其凭借三寸不滥之舌，列举了天下大势和各种利害得失。郦食其的游说很成功，田广和田横同意归顺刘邦，并撤去了守备。这时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兵一卒便为刘邦得到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非常不满，立即出动大军攻打已经准备投降的齐国。齐国君臣大怒，田横以为刘邦不讲信义，欺骗了自己，便烹杀了郦食其。兵败于韩信后，田横率众向东逃到了梁国，投靠了彭越。
　　西汉统一后，田横由于杀了刘邦的重臣郦食其，十分害怕刘邦的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今山东即墨县东北）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知道田横三兄弟早年起兵定齐，他们在齐人中的威信很高，齐贤能者多有归附。刘邦担心这些人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于是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我烹煮了陛下的使臣郦生，现在听说郦生的兄弟郦商为汉将，我很恐惧他会报复，所以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与众人在海岛上度过一生。
　　刘邦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一面命令郦商不得为乃兄复仇，并下诏天下，如果有伤害田横和他的从人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继续前往海岛赦免招降，说：“田横来，分封可以大至封王，小至封侯。不来，就派大兵诛灭！”
　　也许是为了让部下免遭屠戮，田横带两名从客随同汉使西行去见刘邦。走到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他找了个机会对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一起称王道孤，如今他为天子，我成亡命之虏，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天子现在要见我，不过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这里离天子所居的洛阳仅三十里，你们赶快拿着我的头去见天子，脸色还不会变，尚可一看。”说完就拔剑自刎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首级后，流下了眼泪，他说：“田横自布衣起兵，兄弟三人相继为王，都是大贤啊！”随后派了二千兵卒，以诸侯的规格安葬了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刎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十分感慨，并由此认定田横的门客都是不可多得的贤士，便再派使者前去招抚留居海岛的五百人。五百壮士从汉使那里得知田横的死讯，也都相继“蹈海”自杀了。这个海岛后来就叫作田横岛。 　　 　　
　　田横和他的部属们不屈不挠的信念和行为不仅惊动了当时，而且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笔下的典故与主题。自古齐鲁多豪杰，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既传奇又感人。前秦至汉初是个令后人神往的时代，天下每每有舍生取义的故事发生。然而，那个时代又是充满义和不义的时代。
　　刘邦在逃难中三番五次把儿子和女儿推下马车的时候，他不记得义为何物。他心里装的也许只有“天下”两个字。项羽横扫中原的时候，他早已把诸侯盟约抛在脑后，他心里想的，也许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豪迈。
　　自古以来肉食者们经常宣扬的一些所谓的伦理纲常和煌煌大义，往往只是用于约束芸芸众生的行为和思想，他们自己，则享受着另一种规则。正如经常为一些“XX精神”题字的领导们，他们热衷于掀起学习这种精神的高潮，但在他们的身上丝毫看不到这种精神的影子的。
　　田横虽是一方割据诸侯，但曾有功于刘邦。楚汉相争期间，田横和彭越曾经是后方抗击项羽的主力，他们使项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的局面，使项羽始终无法全力对付汉王刘邦。刘邦定天下后，彭越做为有功之臣受封梁王。田横虽从未归附过刘邦，但凭借其抗击项羽的功劳，获得侯爵以上的赏封完全是可能的。况且刘邦急需安抚天下，不会因骊食其的死而一时加害田横这个在齐地众望所归的人物。
　　所以摆在田横面前的就是利与义、生与死的选择。如果择生趋利，他和随从门客们不但免受杀戮，而且衣食无忧，体体面面的做官。况且田横毕生的敌人并非刘邦，而是曾坑杀过大量齐人的项羽。可是他最终做了慷慨赴死的选择。田横的死，有舍身取义的意味。似乎有宁死不屈、不愿以臣者事刘邦的英雄气概。但根据其前后言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田横对归顺刘邦最大的顾虑就是他曾以酷刑杀害了骊食其。骊食其堪称张良第二，屡屡以奇谋良策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田横当然有理由怀疑品行并不好的刘邦会如何摈弃前嫌来“善待”自己，更别说将来同殿为臣时要面对骊商眼里不断投射过来的仇恨。鸟尽弓藏的事情后来果然发生了，若干年后彭越竟被以谋反为由跺成肉酱分送给各地诸侯。彭越后来的遭遇足以证明田横的忧虑是正确的。
　　田横临死前的一番话至为悲壮，堪与伍子胥的“此头须向国门悬”相提并论。不管是什么理由促使田横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的这种决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推崇的一种生命价值取向的观念。那时人们也会认为生命诚可贵，但比生命价更高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自由，而是义。孟轲曾经提出，当生与死、义与利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仁人志士的选择应该是舍生取义。然而真正的舍生取义，历史上几人能够？ 　　 　　
　　悲壮的序幕一经拉开，就无法停止。两个从未曾留下任何姓名的从客，尽管事先接受了刘邦的封赏，但他们还是毅然在田横下葬的墓前自杀。紧接着是岛上众人的集体自尽。田横的死，缘由是一种对义或气节的坚持，也可能是一种无法面对故国灰飞烟灭的无奈和绝望。而五百壮士的死则是因为田横，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五百壮士的死和田横的死是不同的。
　　战国时养士成风。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这种传统延续到了田横的年代，这五百壮士应该就是田横的门下食客。田横向来有“义高能得士”的美名，所以直到齐国为韩信所灭，田氏家族大势已去，依然有众多的门客愿意跟随田横。
　　虽然向来门客的构成良莠不齐，但是，从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辈，到智伯的门客－－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再到慷慨悲歌的荆轲，这些门客们与他们的主人只见实际上结成了一种牢固的生死与共的关系。士人对养士的权贵期望很高，要求他们必须能“知人得士”，不但要求他们在物质方面善待自己，而且要求权贵们能善于识人用人。另一方面要求主人要尊重自己，“仁而下士”，绝不能“以其富贵骄士”。
　　这么一来，基于这种礼遇，门客士人对主人的回报往往也是非常丰厚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里的知己，不是别人，正是指供养他们的权贵豪强。士人中有的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完成这种回报。不过象这种五百多壮士集体自杀的情形在历史上倒是很少发生。
　　关于五百壮士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被骗出海岛，走在半道中得知田横的死讯，在拜祭田横墓后，在墓前集体自杀。也有人考证说这些人后来和田横的弟弟一道隐居于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更有离奇的说法是，这批人驾舟渡过太平洋，逃到美洲，在那里定居繁衍。在美洲还发现了“田人墓”。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离奇，不足为信。
　　现在我们无法得知这五百壮士的社会成分，根据刘邦许以重诺的做法来看，这些人应该都是具有相当才能的人。他们中也许有文人也会有游侠，也可能有一些掌握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沽名钓誉混口江湖饭的闲客。
　　在这个故事的大结局里，人人都很悲愤，人人都很绝诀，人人都很超脱，悲壮的气氛到处在萦绕、在弥漫，谁都无法拒绝这个集体决定，谁都无法彻底撇清自己，这不是一个个人抉择，所有曾经活跃的个体思想立刻凝固冰封。此时此刻，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侠精神在这个小岛上轰然划上了一个巨大的句号。这种精神从此刻起悄然绝迹，后世不再。 　　 　　
　　太史公在《史记·田儋列传》中称赞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太史公从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里总结出高节与义气，他进而感叹天下擅画者，为何不以田横与五百壮士的故事作为绘画题材呢？他的这个愿望在两千年后由绘画大师徐悲鸿实现了。徐悲鸿作《田横五百壮士》，或许就是受了太史公的启发，他借这一画题表明一种乱世不屈的精神气概。
　　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对后世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甚至象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在上中学时曾经为班级的《同学录》作序，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当然叶剑英是个成功者，他后来成为“周武三千”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然而，在对田横和五百壮士故事感佩之余，现代人也许会多了一层疑问。中国向来不缺乏慷慨悲壮的英雄。高风亮节、视死如归之士古来多有。但中国一直缺乏另外两类英雄，一类是为寻求真理和社会进步殉道的英雄，另外一类是平凡的坚韧如圣徒般的平民英雄。这两种英雄行为在历史上既不为人称颂，也不为人效仿。
　　正如顾准先生所言，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而缺少“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 的追求真理和自由的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曾经有过那种圣徒般坚韧的平凡英雄，但现在的人们却不怎么记得他们了。清末有这么一位乞丐，他乞讨一生，晚年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数千贯铜钱在家乡办起了一所义学，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收了50多个学生，不受任何学费。
　　山东巡抚张曜后来闻知他的义行，亲自召见了他，并下令免征义学的各种赋税，另赏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朝授以“义学正”名号终于认可了他的努力。但他将所得赏赐悉数投入办学事业，前后一共办了三所义学，自己仍然靠乞讨过活，过着简朴得近于低贱的生活。后来贫困中死去。死时依然是个乞丐身份。
　　这个人就是武训，他只是个小人物。中国的历史上从不缺乏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却缺乏这种如圣徒般的小人物。他们理应和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一道，受到人们的敬意。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如果田横他们当年选择了活下去，他们最终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局呢？ 田横吟 有子有子曰田横，远祸避刘循海中。
　　齐之义者人五百，决然抛家竞相从。
　　是时刘季坐金殿，惧名服威谋相见。
　　至则封侯言凿凿，否之天兵必来犯。
　　为全诸君遂就途，执手相诀泪模糊。
　　登舟但望眉月小，吞声还顾叶岛孤。
　　重重行行咸阳近，就中酸楚谁复问？
　　秦鹿逋亡竖子庭，英雄何堪北面认！
　　转从二客细叮咛，但将头颅传至京。
　　诀复诀兮毕复毕，我自凛凛万古生。
　　言毕挥刀砉然落，竟将眼目撑欲破。
　　二客含悲敛金函，直入帝闼呈玉座。
　　当庭四目难凝持，恨不相逢未死时。
　　向使山东无项羽，纵义博仁复谁及？
　　诏赐侯爵赏二客，二客茫茫捧函下。
　　但将主人埋土中，竟从主人死墓外。
　　噩息一日传海中，斯时翰海降悲风。
　　五百壮士殷殷拜，遮天巨浪滚滚倾。
　　田横一死齐无士，愿将此生随君去。
　　数尽海岛五百人，一并挥刀做一处。
　　呜呼！千载之下嗟复嗟，伫立无言兮暮云渡。 14、两个命中注定要饿死的人（作者：钟澈） 当你飞黄腾达，如日中天之时，当你将高官厚禄稳稳当当地坐在屁股底下，日饮醇酒，夜抱美人之时，突然有个人跑到你面前，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命中注定要在贫病交加中饿死。”那么你会如何反应？必定会雷霆大怒，甚至摘下头上的乌纱帽狠狠地向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砸去，对吧？ 　　
　　 但汉朝“文景之治”之时，却先后有两个人遭遇到了上面的事，并且，他们最后也确确实实地饿死了。 　　
　　 第一个是邓通。他原来是个黄头郎，即御船水手，除了行船之外也没有什么才识。后来，因为皇帝的一个梦，使他时来运转，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汉文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腾空而起，离九宵天不过咫尺，却力量未足，欲上未上，刚巧来了个黄头郎在他足下一推，使他得以上登天界。文帝高兴之时看了这黄头郎一眼，见他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 　　
　　 第二天，文帝念念不忘这个梦，便召来所有黄头郎，让他们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走过。轮到邓通时见到他正好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又“邓”与“登”同音，便认定邓通将是助他登天之人，将他留在身边，作为应梦贤臣。后来邓通又一再升官，直至上大夫。 　　
　　 文帝既宠爱邓通，便召入一个有名相士为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竟说邓通样貌欠佳，将来难免贫穷，甚且饿死。文帝大怒，说：“欲通致富，有何难处？”变将蜀郡的铜山赏赐给邓通，准他自得铸钱。从此，邓通的富豪甲于天下。 　　
　　 邓通对文帝自然感激得五体投地。后来文帝背上长了一个疮痈，直至溃烂，邓通竟自愿向疮痈中吸出脓血，毫无难色。文帝又令太子吸痈血，使太子狼狈不堪。太子于是恼羞成怒，对邓通怀恨在心。 　　
　　 后来文帝病死，太子即位（即汉景帝），便罗织罪名，将邓通没收财产，逮捕入狱，后邓通虽得出狱，但已两手空空，又捱得一两年，便在贫病中饿死。 　　
　　 邓通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而另一个被饿死的人物周亚夫的功业，则是靠自己打下的。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名臣周勃的儿子，后来封为河内太守，驻兵细柳以拒匈奴。文帝出巡细柳时见其军纪严明，十分欣赏，便将他升为中尉。后来文帝病危时曾对太子（即后来的景帝）说：“周亚夫缓急可恃，将来如有变乱，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 　　
　　 景帝即位刚刚三年，就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便任命周亚夫掌管全国军马。周亚夫指挥得当，仅用三个月便将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平定下去。 　　
　　 但周亚夫在平乱时因顾全大局不救梁国，以致得罪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后又因功高震主，且性格高傲，致为景帝所不容。 　　
　　 景帝为试探亚夫，便设了一计。他请亚夫吃饭，饭桌上只摆一块大肉，却无匙箸。亚夫等了很久，忍不住了，便喝令左右“可取箸来”，左右受景帝所嘱，不予理睬。景帝冷笑着对亚夫说：“难道这样你还不满足吗？”亚夫一时性起，竟负气而走。 　　
　　 后来亚夫之子恐父亲年老，预备后事时买了甲盾五百具为护丧仪器，结果被告偷买禁物，意图不轨。景帝就将亚夫逮捕入狱。亚夫在狱中又受廷尉讥讽，竟五日不食，气竭而死。 　　
　　 汉初最有名的相士---老妇人许负曾为亚夫相面，说亚夫口旁有直纹入口，必致饿死，至此她的预言全部应验。 　　
　　 邓通与周亚夫尽管情迹相差很大，但都是得宠于文帝，致死于景帝。汉景帝的刻薄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能为现任皇帝所赏识，却不能结好于皇位继承人，以致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人，他们的悲剧一个接一个地上演。 　　
　　 当然，从中得到的更有广泛意义的启示是，人生无常，富贵如浮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务必保持一颗平常心。 　　
　　 读了这些故事，我赶快跑去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口旁没有直纹入口，我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15、食古不化的改革家——王莽（作者：郑骁锋） 正如武则天靠《祕记》和佛教的帮助赚到了“革命”的“本钱”一样，王莽则靠谶纬迷信和儒学神话赢得了“天意”和“民心”。谶是一种体现“天意”的神秘预言，而纬则是对经书的一种神学解释。秦汉之际，“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及陈胜“大楚兴，陈胜王”之类都是汉朝图谶神话之蒿矢。汉武帝之后，谶纬神学大肆兴起，到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处于鼎盛。
　　　　汉武帝独尊儒学，罢黜百家，董仲舒因而神化儒学，标榜公羊春秋学，宣讲“天人合一”、三统循环、灾异之变、求雨止雨之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董仲舒像巫师。神化孔子及其经书，又将其与现实的符瑞、谶纬结合起来的风气，发端于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孔子有“德”而不“王”，受“天命”作《春秋》以垂法万世，是为“素王”。故孔子被神化为有特异功能的教主，《春秋》被神化为“天启”圣书。从董仲舒授学的儒学家晆弘是位“革命家”，他制作谶纬，推演《春秋》，上书皇帝要求选贤禅让帝位，被军阀霍光以“妖言惑众”杀掉。晆弘因要革汉朝的命而死，被近代史学家顾颉刚称赞为“一个民众革命思潮中的牺牲者”。
　　　　有人骂王莽是“篡位”的逆臣、奸人。而在事实上，王莽称帝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可谓为历史的必然。在当时的世人看来，王莽建立的“新朝”完全符合“正统”，是“合法”的。王莽采用“和平演变”抢得天下，算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当时的汉朝已是一个烂摊子，“气数”将尽，就算王莽不抢，迟早也会被另外的造反者抢走。王莽最后被造反者推翻，完全是他上台后的“经济改革”失败，为抑制兼并捍卫“正义”打击了豪强地主，使得刘氏旧族与豪强结成联盟，奋起反抗，否则，王莽不会只干了十五年就垮台。据史学家的研究，王莽之所以不流血而“革命”成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秦汉以来将近两百年，方兴未艾的“神化”运动对“市场”的培育。一是王莽是儒家的道德楷模，各界的精神领袖；一是王莽善于结党市恩，用汉王朝的资财当作自家私货送人，收买人心；一是王莽利用各种宗教信仰，因势利导，制造谶纬神话等，获得“民心”和“天意”。
　　　　在王莽所处的时代，全国上下全都痴迷于谶纬神话和各种宗教信仰之中。王莽是孝元皇后弟弟的儿子，属皇亲国戚。王氏家族曾先后出五个大司马，把持朝政，权倾一时。王莽之父王曼早逝，不曾封侯，因而王莽一家十分贫寒。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王莽勤俭朴素，从小就发愤读书，并十分重视对《礼经》的研究，外交权贵，内事诸父。据说，有一次伯父、大将军王凤生病，王莽曾在床前照顾上下，亲口尝药，9个月未曾解衣而睡。王凤对王莽的“表现”非常满意，临死之前特地向太后和汉成帝推荐王莽。王莽有了死王凤的“提携”，算是挖到了“第一桶金”，开始过上了“政治生活”。王莽善于钻营，甚至于不惜检举告发对手，又懂得如何收买人心，所以一路平步青云，官运如同放卫星，到38岁那年，继任其叔父王根的大司马一职。王莽位极人臣，所得赏赐尽济众贫，且越发勤俭奉公，其妻衣着破烂，来客还以为是大司马家的一位奴婢，及获悉真相，无不惊讶。因而王莽的美誉有口皆碑，人人由衷地赞不绝口。汉成帝无子嗣，死后由汉元帝的庶孙刘欣继位，史称哀帝。在宫廷政治斗争中，王莽在“站队”问题上毫不糊涂，铁心“跟”定了姑母元后，坚决反对给哀帝的祖母、生母上尊号。为此，王莽得罪了哀帝。他采取迂回战术，以退为进，辞职回乡隐居。隐居期间，王莽之子王获违反汉朝“宪法”，擅杀家奴，王莽令其自杀，所谓大义灭亲。而在各地，有数百人为王莽鸣冤叫屈、歌功颂德，并都向皇帝上书，请求召回王莽。皇帝迫于各种压力，只好重新起用王莽。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汉元后命令王莽担任大司马，主持朝政，统率群臣。哀帝无嗣，王莽和汉元后为了把持朝政，征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衎践极，史称汉平帝。
　　　　王莽很会“炒作”，为了神化自己，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唆使地方官吏安排“蛮夷”进贡白雉、黑雉作为祥瑞，随后又策动廷臣上表歌颂他，宣称王莽有周公之德，请求赐其“安汉公”。经过一番欲擒故纵的“谦让”表演后，王莽如愿以偿被册封“安汉公”，还将祥瑞归功于姑母元后，博得其欢心，并一步跃居“四辅”之首。
　　　　元后年事已高，因长期专政，对政事日渐厌倦。王莽揣摩到元后的心理之后，指使公卿上奏元后，请求朝政除“封爵”外，其余的叫王莽、“四辅”处理。于是，王莽独揽朝政大权，“化公为私”，拿着汉朝的“公产”，随手送人，收买人心。史书上说：“于是莽人人延问，密致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七）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王莽擅长利用“敌人”的资源来武装自己，譬如他曾极为巧妙地运用“正统”之思想巩固其地位。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想立自己的女儿做皇后，遂假装欲从二王、及周公、孔子、诸侯世家嫡女中“采选”。当承办的官吏呈报各美女名单后，王莽又奏请“路边野花不能采”，应当排除外家。一时间，具有特驯军犬般敏锐嗅觉能力的士民、官僚一千多人，纷纷上书，愿“采”王莽女为“天下母”。王莽欲擒故纵，奏请务必从众名门美女中精选数名，朝廷公卿争先恐后上书表示：“不宜采选众多美女以乱‘正统’，有了王莽女儿一个就足够了。”王莽又建议“复古”，恢复“传统”，“采选”皇后宜“十二女”，以求皇帝多妻而多嫡子，免得皇帝断子绝孙，且帝统传承也有了保证。而公卿们议论纷纷，强烈反对王莽的建议，认为皇后只能有一个，王莽女儿之外绝对不能再选。这一切，都是王莽的如意算盘。
　　　　王莽掌握大权后，颇为勤政，托古创设制度，议定礼仪，赢得了满朝大臣的认可。群臣上书奏言说，过去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而王莽仅只四年，即大功告成，朝廷应“升宰衡位在诸侯王上”。王莽再次神化自己，又故伎重演，派中郎将平宪等持金币引诱塞外羌民，使其献地投降中原。平宪等向朝廷报告后，又奉承元后，声称是元后和王莽的功德感动天地，所以天下太平，祥瑞丛生。
　　　　元始五年（5年）秋，汉朝宗室泉陵侯刘庆上书称，周成王年幼，称“孺子”，周公旦“摄政”，今皇帝也年少，应令王莽代行天子之政，效仿周公。刘庆的建议获得了群臣的响应，各地竞相附和。但是汉平帝日益年壮，又有外戚撑腰，非常生气。据说，王莽为此在酒中下毒，“该出手时就出手”，干掉平帝。
　　　　周武王患病临死之际（估计是周公旦投毒谋害），周公旦曾假惺惺地去神庙祈祷，请求自代以归天。当然，周武王死后，周公旦依照“兄终弟继”制得了王位，几年之后又被侄儿周成王发动政变抢夺走，史书用曲笔说是“摄政”。汉平帝中毒病重，王莽以周公自居，效仿周公当年玩的把戏，到泰畤祭祀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肉身代替平帝而死，并把“策”藏之于金縢中，“置于前殿”。汉平帝不“听话”，所以难得善终。平帝驾崩后，汉元帝算是断子绝孙了。王莽以“兄弟不得相为后”为借口，拟从汉宣帝的玄孙中选立一小孩子做皇帝来控制朝政。
　　　　王莽原计划在汉平帝死后“革命”，授意人报告祥瑞，说凿井得到一块白石，上圆下方，有红色的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可能是王莽势力还不足以控制全局，被元后否定掉了。元后训斥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可施行。但是王莽的从弟、太保王舜上书称，“天意”已如此，人心所向，人力无可奈何，没有办法阻止“天意”和“民心”，况且王莽也并无他意，不过仅只是借“摄政”之名以重其权，填服天下的人心。元后虽然心里反对，但已无力制服左右了。王舜等人当即“共令”（胁迫）元后下诏书，命名王莽王莽摄称天子，仿效周公，服天子冠冕，统朝政，赞曰“假皇帝”，臣民称之为“摄皇帝”，王莽自称曰“予”，以皇帝之诏称作“制”。
　　　　王莽虽然只是“假皇帝”，却实际享受天子的权利。居摄元年正月，王莽祭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养老之礼。三月，王莽立汉宣帝玄孙孺子婴为“皇太子”，年仅两岁。居摄三年（8年），天下纷纷向王莽进献祥瑞，譬如齐郡有人掘井，梦见天公使者托话，说“假皇帝”王莽是真天子，理所当然做真皇帝。儒生哀章喜欢吹牛，本一无赖，“长漂”（汉朝定都长安）多年，一无所成。看到有人靠伪造符命图谶发达起来，心有所悟，自信时机已到，遂制造一个铜匮，其上两检各署名文字，一是“天帝行玺金匮图”，一是“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为汉高祖，书意王莽为真命天子，还把王莽朝廷的班子都“安排”好了。哀章当然还把自己“安排”进去了。一天黄昏，哀章穿上黄衣，持铜匮赶到高祖庙，将其交给仆射，仆射奏报朝廷。王莽获悉后，亲自到高祖庙拜受哀章制造的铜匮。
　　　　随后，王莽谒见姑母元后，又回未央宫前殿下诏书宣布符命，“天意”不可违背，正式即皇帝位成立“新朝”。帝位“内继”、“遥继”都符合“正统”，那么王莽“遥继”舜德也是理所当然的。传说中的尧曾把帝位“禅让”给舜。王莽对外声称，他是舜的苗裔，而汉朝刘氏为尧之后代。于是，王莽推演邹衍的“五德”说，汉继尧运，是火德， 舜运是土德，五行相生相克，火生土，汉朝“气数”已尽，把江山“禅让”给王莽，好比当年尧、舜的“禅让”相传，是“五德”的必然，符合“正统”。当然，王莽作为舜的苗裔，“遥继”舜运，子孙复兴祖运，势必合乎“正统”。
　　　　儒家经典著作《春秋》作为“天启”之书，也为王莽“和平演变”抢得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王莽宣称，《春秋》是典范万世的圣经，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则“气数”已尽，共十四世而终，汉高祖传帝位至哀帝，其“气数”也已尽，应当传位给王莽。
　　　　王莽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没有血洗天下，不费吹灰之力，随手抢夺汉朝的天下，是与武则天并称的两大奇迹之一。王莽和他的班子干了十五年，在“经济改革”一问题上，王莽刻意扮演周公，宣称恢复井田制，打击豪强，抑制兼并，捍卫“正义”，可谓反而受制于其穿上的“制服”。因而刘姓旧族与豪强联合起来，也利用谶纬神话，号召士、官、绅、民共同造反，推翻了王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莽靠谶纬神话抢得天下，也被刘秀等人玩弄同样的把戏抢走。据史料，王莽不但信神话，而且还很“迷信”。在当时，流行着一种神话信仰，北斗是皇帝的座车，临驾四方。北斗因不断运转，故斗柄时刻改变指向。王莽曾制有一支模拟北斗，命人随时随地带上，跟从左右。造反军进攻长安和皇宫后，王莽不是组织卫士抵抗，也不是逃亡，而是避入宣室，命令职掌天文学的官吏推演北斗的运行，王莽根据北斗斗柄指向的改变而移动座向。王莽痴迷不悟地说：“我有天德，汉兵对我无可奈何！”
　　　　今人或许会认为王莽很“迷信”、“荒谬”，但在那个时代，不“迷信”的人才是“荒谬”的。古人信仰天地鬼神，相信“天人感应”，则有利于制约人无穷无止的贪欲。今天，中国人既不信仰宗教，也不信仰儒家，天不怕地不怕，自信人定胜天，贪婪如同饕餮，可谓巴蛇吞象，恐怕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日子也就不遥远了。
　　　　古书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在我看来，一部汉史称得上是人物的有两个半。一个是刘邦。他以一介地痞跃身九五之尊，其一生行径虽然乏善可陈，但能与项羽争锋，并且在死后还留下个恶老婆，发明了“人豕”，开拓了后宫酷刑新天地，即使他刘邦本人尚不足称一个人物的话，有项羽的映衬、有吕雉这样老婆的补充，尽可以算是一个人物了。半个是刘彻。他青年登基，胡天胡地，西进东冲，北逐匈奴，南征苗夷，算得上是武功卓绝，可惜劳民伤财，耗尽文景以来累积的财富，大伤汉室精气，到老了一枚金丹送上西天，如此傻瓜，只配做半个人物。还有一个，就是安汉公王莽了。 　　
　　白居易写过一首将王莽与周公并提的诗，题曰“辨材”：“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全诗善恶分明，扬周贬王之忱一目了然。至于翻阅这一段史书，则书中描摹的大奸大伪之状，简直令人拍案，勘称史家义笔。王莽如此绝情，如此狠毒，蛇蝎之毒尚不及其一成；王莽如此痴愚，如此矫情，这等材质居然也能担当大任？读完汉史，令人一片茫然。 　　
　　看王莽专权直至一步步走向皇位的历程，其中关键是他的姑母、哀帝的祖母、时为太皇太后的王太后。有了这条裙带，再加上王莽的果断决绝逼死董贤、贬夺董贤父亲和弟弟等一帮权臣的雷厉风行的作为，吓得群臣心惊肉跳，邀得宵小阿谀奉承，于是就接替董贤之职，当上了大司马。 　　
　　史书中在王莽从大司马走向皇位的这一段描述中，有许多细节，读来令人莞尔。如指责王莽借越棠氏重译献白雉、黄支国献犀牛等新鲜事而自比周公旦。这些奇怪之极的从古书上搬来的故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是邀宠者蹩脚的编造。史书说，太皇太后于是再三颁旨，王莽再三推辞，作者便议论，瞧，真他妈虚伪。呵呵，真是奇闻。我看，王莽的推辞当然有做伪的嫌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怕是王莽看出这些阿谀者编造的故事实在太蹩脚了。以王莽的阅历，看出这么些马脚当然不难，而对于王太后这个糟老太婆，被群臣糊弄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如果不被史书作者的好恶左右，透过现象看本质，王莽的人格魅力是十分醒目的。他官居要职，权顷朝野，在飞蝗为灾时能带头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拒绝将女儿送入帝宫；将太后所赐的聘礼分给媵女；等等这些，如果真是做伪，至少也是善意的。而在维护封建社会最高纲领君臣大伦时，做到大义灭亲杀死亲生儿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下权臣能有几人做得到？ 　　
　　考究王莽的代汉，是因为谀风日炽造成他的误判时局。西汉肇始时，高祖仗剑斩白龙,一时间图腾百端，祥瑞四起,无怪乎灭亡也是这般妖气冲天。汉末的谀风之甚，以至于任凭他王莽情能斩子、义能灭亲，也无法冲出宵小编织的阿谀陷阱。他身居权力中心，被伪造的社情民意蒙得晕头转向，忘了自己几斤几两，真以为天下归心，匆忙以新代汉，最终激起了汉宗室之变。 　　
　　只可惜，王莽最后失败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刘邦的后人再度掌权，王莽的这些常人所不能的作为自然成了狼心狗肺的明证。他虽然曾经匡乱世于不逮，但既然身败就要名裂，天下第一伪善的恶人称号，不给他还能给谁？ 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学历史,在两汉中间有个新朝,偶尔还记得有个王莽改革.王莽（前４５～２３年），字巨君，是新王朝的建立者.
　　当时的汉朝已经很腐败了,看看哀帝养男宠董贤,造就了“分桃”、“断袖”两个词语就可以想象得出.
　　很多书是写的骂他的,说他是机会主义,是小人***N多这样的话. 　　
　　但是我却有疑问了
　　既然王莽是小人,为何他灭亡的时候还是有王邑带着他儿子还有千多人陪他死;
　　还有就是说他毒杀了十四岁的平帝,这个不知道谁杜撰的,班固好象没有这样写. 　　
　　不知王莽其人到底如何? 　
　　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一连串下列的新社会政策：
　　　　一　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　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　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　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　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　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从这些措施，我们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王莽的社会改革是伟大的措施，但他彻底失败，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也跟着一齐丧失。我们可为他归纳出下列五项使他失败的原因：
　　　　第一　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之徒，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却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却根本做不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　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胜任。同时，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集团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注意。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直到二十世纪，才获得改善）。于是善政的蓝图反而变成暴政的行为，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　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　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改革制度上，更糟的是他用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种改革应该是不必要的，但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事件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一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只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囗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骚动与饥馑引起遍地陈胜、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　王莽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却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而固执的坚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见解。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采取高压政策，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本来已经被王莽避免了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在他上台之后，仍然出现。这一长期的流血，自纪元一七年吕母——吕家老太太起兵开始，到纪元三七年短命的割据政权——汉帝卢芳逃入匈奴，东汉王朝再度统一中国为止，前后继续二十一年。 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有两个让人费解的习惯性思维。
　　 其一，脸谱化的思维来看历史人物。
　　 在传统的戏台上，白脸是奸臣贼子（曹操），红脸是忠义之士（关羽），花脸是鲁汉莽夫（张飞），羽扇纶巾是智慧的象征。才子总是风流倜傥的，佳人一定是知书达理的。皇帝一般是昏庸的，奸臣都是坏得流油的。这种标签化的写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误读的世界。
　　 让我们感到汗颜的是，不仅戏剧上这样标签化历史人物，在我们正史的记载中也不能幸免。这就不能怨中国人民对历史人物误读了。翻开浩瀚的正史史集，我们会看到在《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的外表写是“塌鼻梁、鸡胸、气管炎、身患软骨病。”一代枭雄竟然如此？我想即使始皇帝不是什么帅哥,也不至于长得这么有特色吧。
　　 记得小时候在我门那个年代看电影，银幕上的好人总是器宇轩昂高大全的形象，而什么叛徒、伪军、汉奸一类人物要么面貌狰狞，要么猥亵不堪，甚至是缺胳膊少腿。这样的观点让我门自然的把坏和丑联系了起来。
　　 其实说到底，这都是政治观点和个人情感的外延无限扩大化的结果。
　　 我门今天读到的历史典籍，一般来讲都是后世的儒家学者所作，在他们眼中，好犯上就是大逆不道。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了，所以他就是坏人，既然他是坏人那就不能让他长的太好看，这样一来史记里的描述也就顺理成章了，才能合符大众的审美逻辑。在往下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他是坏人，那什么坏事他都会干，或者说他干的事都是见不得人，被后人所唾弃的事。
　　 除了上面我们所看见的始皇帝外，象武则天、曹操、司马昭、秦侩等都是这样被误读的一群难兄难弟。
　　 就象最近国内经常出现于报端的国人误读外部世界一样，在这种脸谱化思维惯性的驱使下，我们也在一次一次的误读着历史人物，曲解着历史事件。
　　 其二，成王败寇的思维来看历史人物。
　　 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语言。也应该是从几千年来流传下来，在我门中国人的思维中根深蒂固的观点。
　　 这种思维方式和很多国家的思维都不太一样。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李世民是一代英豪，开创了大唐的贞观盛世，时至今日还让我们有的人，一说起历史就唾沫星乱飞的说：“想当年我门唐朝时怎么样怎么样。。。。。”，颇有点象电影《红日》里那被俘虏后参加革命的老兄说的：“想当年老子在国军那边的时候。。。。。。”
　　 但就是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用他那有突蕨血统的射术，用评书里说的那样：“一拉弓弦，对着迎面而来者一箭嗖得射了过去，只听见对方哎呀一声跌下马来。。。。。。”从后来的实事上，我门知道民哥把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大哥射死了，射死了就射死了吧，谁叫你和我争大唐董事长的位置呢，但民哥还是觉得不够爽，随后又把李建成的七大姑八大姨统统一起杀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李建成一党的他三弟李元吉的妃子杨氏据为己有。似乎事情就这样介绍了，不，还有呢，最后有把他老爸给收拾了，说好听了是当太上皇，类似今天的名誉懂事，准确说是软禁了起来。就这样一个人，后世是怎么评论他的呢，当然是歌功颂德。我想应该是有大唐公司在民哥做了董事长后，产值利润成快速增长，成了一个跨国的脱拉思的原因。公司的利润掩盖了民哥初期的残忍和不孝不悌。同样是后世儒家所写的史籍，用了儒家门少有的宽容胸怀包容了他。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仁兄，说到这位仁兄，在我以前所读过的教科书里，他的形象应该是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缺钱就扒别人祖坟，没事就欺负寡妇一类的角色。好象在历史上他就没干过什么正经的好事，自然而然伪君子、小人、衣冠禽兽等污名秽语很适合他。
　　 他就是王莽。
　　 事实真的想我们的历史那样写的吗，是不是他就是那样一个很卑鄙的人呢？
　　 近读《剑桥中国秦汉史》有关王莽的章节，让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莽。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话题，先不说王莽在生前做的事是对是错，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更始军快到长安时，很多人开设自发的起来抗击王莽的政权。形势颇有点类似于墙倒众人推的感觉，积压以久对王莽改革方案的不满，让很多人在此时用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一种宣泄，照理来说，按我门今天的逻辑来讲，此时的王莽应该是一个孤家寡人了。但事实和人们的习惯认知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此时的王莽身边依然有几千人自愿留下来，愿意和他一起共进退，后来这些人都为“新”政权殉葬，不，准确的说是为了王莽而殉葬。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万恶不涉的主儿，会有这么多的人为他而视死如归吗？王莽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很多历史学家的观点都认为他是一个篡权夺位的野心家，一个伪善的小人。这里面有很大的成分是受了《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影响。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知道为什么在《汉书》中王莽形象的由来。东汉政权一直都是认为自己是继承西汉的正统，因此，连国号也是沿用“汉”而不是其他。只是后人为了将二者区分才在起前面根据长安和洛阳的不同方向，冠之以“东”和 “西”。既然西汉是被王莽的“新”所取代，作为正统的国家史集《汉书》的作者班固，自然而然的会带着感情色彩和政治义务，对王莽进行口诛笔伐一番。同时，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对篡位夺权者从来都报之以仇视的态度。记得在汉景帝时代，朝堂上曾有过这么一次激烈的争论，后来因为涉及到高祖刘邦夺取秦政权是否正当的话题，自然无法再讨论下去，最后不了了之。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历史都是后由一个朝代来书写，由于出发点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很难对前朝之事有一个公平的评价；其二，中国的文人在汉武帝之后，一般都是以儒学为主导，在孔子所遵从的周礼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价值体系左右了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王莽这样的人很自然的被冠之以十恶不赦的骂名。
　　 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胡适曾对王莽做出了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评价，他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我看看王莽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胡适的评价有他一定的合理性。
　　 在王莽的政策中，我门能看到很多跨越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性，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很善意的，只是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状态，其结果是否极泰来，走向了初衷的反面。我门不能因为结果的不好，就完全对他进行全面的否定，在中国的思维体系中看重结果而轻视过程，这和西方认知事物发展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
　　 真实的王莽倒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拨开历史上儒家学者观点的迷雾，依照他的所作为，尝试着对他进行简单的勾画。
　　 他，曾是一个上进有为的青年，虽然家庭中有高干背景，但他并不因此而飞扬跋扈，做一个纨绔子弟。
　　 他，无不良嗜好，伺奉老母和寡嫂，抚养年幼的侄儿，病塌前尽心照顾年老的叔叔，三月也没洗漱，以至于蓬头垢面。
　　 他，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体解剖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
　　 他，提倡人与人平等，坚决禁止奴隶买卖，因为自己的儿子打死的奴隶，而让儿子偿命；
　　 他，在经济上关注下层百姓，为了做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禁止土地买卖，那人丁进行田地的再分配，为隋唐时代的均田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他，为了解决类似今天的社会分配不均，贫富悬殊两极化的问题，进行了货币改革，用不足量的一刀平五千对豪强的财富进行金融上无情的剥夺。
　　 他，重视教育，设立太学。由国家出资，让天下的学子都到太学进行系统的学习，使很多苦寒的学士也能为国效力。
　　 他，在商品流通领域也做了大胆的尝试，为了平抑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在全国五大商品集散地设立了政府管理机构，物价低时由政府出资收购，物价高时，由政府低价卖出，保证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对其也进行了借鉴。
　　 有了这么多，还不够吗？
　　 王莽的政策在于他总是着眼于下层，同时也不愿意得罪豪强，王莽的失败不是象后代很多人所说的他是一个阴谋家，阴险狡诈的小人，事实上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让后人扼腕叹息的理想主义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昏庸透顶的皇帝，尽管他们身前做出了或丧权辱国，或杀人如麻，或视天下苍生于不顾等卑劣的行为，但他们最多是被后世所谓的学者们斥之以昏君而已，当我把他们和王莽对照时，真的是感慨万分……
　　 王莽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从王莽称帝看儒家文化的伪善和愚顽 　　
　　他冷若冰霜，他激情澎湃；他无所不能，他愚不可及。他高尚得令人发抖，他卑鄙得令人发指。他有政治抱负，他没有政治才能。他苦心建立与经营的王朝常常被人忘记，又时而被人想起。作为政治人物，他可悲又可叹；作为历史人物，他可怜又可恶。这个人就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唱过二十五年独角戏的天才演员，新王朝皇帝王莽。
　　同门兄弟两千多年来的靶子
　　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史家又不愿意承认的王朝；这是一个实际登上王座，又未获得任何帝王“諡号”的皇帝。我们不难发现个中原因。中国的修史工作都由惯做奴才的儒家弟子完成，显然，他们对王莽这个“同门兄弟”背叛儒家宗旨，以奴才的身份僭越到主子位置的行为深恶痛绝。而新王朝的短命也使儒家弟子大失颜面，所以，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中一统天下，王莽很少得到过公正的待遇。
　　王莽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矛盾现象，反映出中国儒家文化顽劣、保守、不可救药的一面。当他装腔作势地进行虚伪的道德作秀的时候，他得到了不厌其烦的热烈追捧；当他埋下头来准备踏踏实实地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不但无人喝彩，而且处处受到指摘和攻击。这种两难的境地不但在王莽身上发生，在王安石、张居正身上同样发生。这使他们成为沙漠上孤独的行者，背负沉重的包袱，形单影只，孑然前行。
　　毫无疑问，王莽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要通过对权力的攫取来实施他的政治理想。然而，他太重虚名，最终使这个虚名成为他运用实际权力的羁绊。
　　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王莽以其渊博的儒学知识傲视群儒，这使他坚定不移地相信道德和迷信是权力角逐中所向披靡的利器，坚定不移地陷入绝对正确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当然，这里面无法回避伪饰和欺诈的成分，比方说他的推官让爵，结果是官位越推越大，爵位越推越高。从大司马到太傅到“安汉公”到“宰衡”“加九锡”，离权力的顶峰只差半步。而此时权力的顶峰上坐着的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但是，这作为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手段却无可非议。
　　靠裙带关系登上政治舞台
　　西汉王朝到了哀帝刘欣这一代已经在末路上徘徊。刘欣是一个同性恋者，嬖幸娈童董贤。帮闲少年董贤本是刘欣的侍卫，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得到刘欣的嬖幸后，就坐上了火箭，升得鸡飞狗跳，二十二岁当上了大司马，即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一天，董贤把刘欣伺候得飘飘欲仙，高兴之下，刘欣竟然和大臣们商量，要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这当然招致文武大臣的不满。于是，在刘欣死后，太后王政君发动政变，召回在家闲赋的内侄王莽主持朝政，并迅速在董贤手里收回了兵权。
　　王莽是靠着姑母王政君的裙带关系再次走上政坛高位的，但使他能够迅速建立威信的不仅是来自皇太后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还有一块流金溢彩的道德楷模荣誉招牌。
　　汉成帝刘骜时，被擢升为大司马的王莽就有好名声。他克勤克俭，封地百姓交给他的赋税，全部赠给有才能有贡献的人士。他的母亲患病，朝廷大员的夫人前去探望，王莽的妻子亲自开门，迎候招待，衣服长度不及地面，外套长度不及膝盖。这些大员的夫人以为她是奴婢，询问之下，原来是大司马的夫人，都感到非常吃惊。
　　王莽因为得罪傅太后，被逐出朝廷。他的次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追究，命令王获自杀赎罪。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使许多人深受感动，不断有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王莽重返朝廷。皇家招聘考试的答卷上，儒生们更是不厌其烦地颂扬王莽的功德，使人感觉到，只有王莽才是拯民于水火的英雄，致天下于升平的圣人。
　　道德招牌成为政治拖累
　　王莽以光芒万丈的道德形象隆重登场，给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定了位。这就是注定要扮演儒家弟子热烈讴歌的周公姬旦，而不是舜帝姚重华，他一旦要偏离了这个角色，不但配角们不捧他的场，观众也可能唾弃他，这在实际上已经给自己设计的前进路线上预先设置了雷区。事实证明，尽管他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道德形象，也没有通过这个雷区。
　　公元前00一年，二十六岁的刘欣死于未央宫。王莽在太后王政君的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权力。这一突然出现的变局使朝野为之一振，人们似乎在王莽身上看到了奄奄一息的西汉王朝再次中兴的曙光。而王莽执政后的一些作为也确实让朝野上下兴奋不已。首先，他能够力行节俭，关心民间疾苦。他多次捐献自己的俸禄和朝廷的赏赐。公元00二年，各地出现旱灾和蝗灾，山东半岛尤其严重，人民开始流亡。王莽建议王政君：改穿素色衣服，减少宫廷饮食的数量。同时，王莽捐钱一百万，捐献田地三千亩，交给农业管理部门帮助贫苦百姓。他的行为得到各级官员的效法，捐献田宅的有二百三十人，按照人数，分配给流离失所的百姓居住。又在首都长安城里兴建五个住宅小区无偿送给贫困百姓居住。每有自然灾害出现，王莽自己都改吃素食。王莽常说的一句话是：“等到天下的百姓都富足了，我才领受封赏。”这是最容易使人热血澎湃的豪言壮语，两千年来经久不衰。其次，王莽在执行法律时不徇私情。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都因为触犯国家的刑律遭到王莽的严厉斥责而自杀。而执金吾窦况是他最得力的亲信之一，也因为滥杀无辜被他处决。其三，王莽执政时，废止了秦王朝以来的一些严刑苛法。他通过小皇帝刘衎下诏：妇女除非本人触犯法律，不准囚禁。男子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除非被指控“大逆不道”，或政府指名逮捕，不得囚禁。必须要调查时，官员须深入下去，不得传唤。凡是已经被确定应判苦刑的女子，准予在家服刑，每月缴三百钱，由政府代为雇人替她从事劳役。每个州派遣一名农业技术指导官，鼓励人民种桑耕田。对平民百姓，尤其是鳏寡孤独，国家给予福利待遇，照顾优厚。
　　书呆子过于相信道德
　　从王莽执政初期的施为看，他显然是在为他掌握最高权力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做准备。但是他太过于相信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这是他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道德不过是政治的饰物，政客们只是在需要遮羞的时候才偶尔借来一用。我们注意到，历史上最有作为也最受后人崇敬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是因为有道德光环罩着才留下千古英名，相反，正是他不去在意所谓道德的拖累，才成就了一番超越道德的勋业。而奠定汉王朝数百年基业的汉高祖刘邦更是视道德为无物，但是他有着广阔的胸襟与气度，并且知人善任，这些恰恰是王莽所缺少的。
　　我们对政治人物无法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因为他取得权力的手段光彩与否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用司马炎对刘禅与孙皓的宽容和李世民对兄弟的杀戮来断定他们的野蛮与风雅、卑鄙与高尚、暗昧与开明，更不能用来断定他们的政治作为以及历史地位。
　　一边要表现道德,展示大仁大义、悲天悯人的情怀；一边要搞政治剪除异己，进行残酷无情的杀戮。这导致王莽人格的严重撕裂，不时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道德与政治是永远不能相融的两种物质，就像鸵鸟与企鹅不能在互相的环境中生长一样。本身，王莽是以外戚身份入主朝廷的，他害怕另一个外戚集团平帝刘衎的舅父卫氏家族对他构成威胁，以维护宗法的名义将其满门抄斩。同时以清除卫氏余党的名义剪除异己。这似乎宣示王莽的政治手腕很娴熟，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在刺杀别人的时候也可能误伤自己。
　　“文革”式的个人崇拜
　　这种矛盾一直影响着王莽建政的信心，所以他努力神化自己，企图利用个人崇拜达到使天下人归顺的目的。
　　公元00一年，王莽授意南方越裳部落向朝廷贡献一只白野鸡、两只黑野鸡，于是官僚们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开始大肆的歌功颂德。民风民俗考察小组在“民间”“搜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民歌民谣三万多字，在没有纸张的年代，三万字的文章大概能装满三辆卡车。紧接着，王莽放了一颗“卫星”：最近以来，风调雨顺，甘露下降，灵芝出现，蓂荚生长，朱草兴旺，嘉禾茂盛。各种祥瑞的征兆接踵而来。个别地方的“卫星”则放得更大，来自西羌部落的消息说：在王莽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有的稻禾长达一丈有余，有的麦秸长出三个麦穗。有的地方没有播种也能长出庄稼。蚕不用吐丝就能结茧。甘露从天而降，甜水自地下涌出，就像难忘的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一致要求朝廷重赏王莽。
　　这已经说明，王莽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条件和舆论准备相当充足，不但大权在握，而且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拥戴。如果他执行保守的路线，延续汉王朝的典章制度，维持现状，不但可以顺利地完成政权的接收，而且可以安然无恙地使他的王朝走上通衢。
　　然而，王莽饱读诗书，性格中充满了读书人的天真与浪漫，这使他深陷书中的理想世界而不能自拔。公元前四世纪，同时代的东西方世界出现两位思想巨子，柏拉图和孟柯，双方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柏拉图以希腊城邦斯巴达为模式构筑了《理想国》；孟柯则以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的时代为蓝本强化孔丘的“仁政”学说。今天，我们能够把两个人的著作对比着读，从中咀嚼他们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倾向，王莽的时代却不能，所以，王莽只能以孟柯的思想为基础建设东方式的理想社会。
　　他才是“革命先行者”
　　显然，王莽全盘继承了儒家学说，并要依照这个学说打造理想中的人间乐园。他称帝后的第一年即下诏书说：“古代，个人有田地百亩，缴纳十分之一的税金就够国家开支，百姓富裕，便称道统治者。秦王朝破坏圣人所创立的制度，废掉井田，大家开始互相兼并，产生贪鄙的念头。豪强兼并的土地成千上万亩，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兴起奴隶市场，把人民像牲畜一样圈在栅栏里，由小民控制，甚至可以定夺他们的生命，从根本上违背‘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大义。当时也曾减轻赋税，只征收三十分之一。但是，却经常追加，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加之豪强的压迫，百姓租田耕种，号称征收三十分之一，实则高出十五倍的收取。豪富所养的牲畜都有剩余的粮食，遂桀骜不逊，做出邪恶的事情。贫苦百姓吃糠咽菜都难，只好去偷窃抢劫。最后都不容于国法，陷入囹圄。现规定：天下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改称‘王田’；奴隶婢女，改称‘私属’。两者不可以自由买卖。一家人丁不超过八口，而田地超过九百亩，要自动把超出的部分分给自己的族人、亲属或邻居。本来没有田地，现在开始有田地的，也限制在这个标准。敢于攻击这个法令，一律发配流放。”（柏杨先生译文）这个诏书是孟柯与齐宣王田辟疆对话的翻版，然而真正运用到施政的纲领中却是惊天动地的，他对现行社会制度不是提出质疑，而是直接控诉。
　　在这个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莽所要实施的变革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和奴隶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平等富裕的大同社会。直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焦点依然是土地和奴隶问题。我们承认中国革命，没有理由不承认王莽是一个先行者。
　　翻开中国的史书，流血与不流血的改朝换代，登上宝座的那一个往往先做两件事，第一件，大兴土木兴建宫殿，并遴选天下美女充斥后宫；第二件，屠戮或驱逐功臣。只有王莽是一个特例。虽然王莽被同门兄弟骂得体无完肤，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他荒淫奢侈的记录。相反，他更像一个勤勉的政府书记员，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辛辛苦苦夺得政权不为享受，整天琢磨造福黎民而不能安枕，不但让司马炎、朱元璋们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也使李自成、洪秀全们大惑不解。这大概也是他被无限丑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然而，王莽的改革过于激烈，这就像把一件烧红的瓷器投入冷水一样，想要让它不炸裂是不可能的。土地的重新分配；冻结奴隶市场，使罪恶的奴隶制度逐渐消亡。即使一项变革成功，也是彪炳史册的事情，但是他却义无返顾，执着向前。紧接着，王莽下诏：各地设置五均司市和钱府官。五均司市定期评估物价，对民间卖不出去的的粮食、布匹、丝绸、棉絮等由国家按成本收购。百姓发展生产缺乏资金，由钱府官负责贷款，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利息。有人不耕种田地，任其荒芜，处罚三个人差役的赋税。城镇房宅不种树的，处罚三个人缴纳的布匹。游手好闲者，应缴纳一匹布匹，缴纳不起，由国家强制安排工作。从事其它产业工作的人员，要缴纳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实行专卖制度，酒、盐、铁器等由国家专卖。由国家统一发行货币。
　　计划经济是王莽发明的
　　从王莽的各项改革措施看，大都带有典型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变革无疑是进步的。首先，能够强化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二，能够抑制豪强对土地的掠夺和对农民的剥削。其三，能够实现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进而实现社会制度的改变。直到公元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出现，并未在王莽的实践基础上迈出多远。
　　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的失败，当然和王莽的食古不化、刚愎自用有关。但是，许多未成熟的元素同样使他作为变形从而适得其反。首先，他的理想过于崇高，直到两千年之后，人类还是不能实现。其次，他忽略了干部队伍的建设，没有一支忠诚敬业的组织核心正确地指导贯彻实施他的变革路线，使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成为他一个人的事业。其三，他继承的是西汉王朝临秋末了的官僚机器，这就像让老爷车的驾驶员操纵波音飞机一样，即使鼓弄到飞上天空，也难免要一头栽下来。其四，历史证明，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批来自民间的人才进入政府高层，才能使这个政权焕发出勃勃生机。而王莽的政权是新瓶装旧酒，西汉王朝所遗下的公务人员大都是惰性十足，腐败无耻之徒，改朝换代并不能阻止他们贪污的脚步。新政的出台恰恰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贪污机会，这是王莽的善政到了下面迅速转化为暴行的原因。其五，任何变革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让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成为变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变革中来，虽然要承担一些政治风险，但是，可以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这也是当年的“官倒”现象受到学者肯定的原因。其六，以王莽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抵御旧王朝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攻，这使新法刚一公布即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其七，王莽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处处表现得低能。爵位不过是一个荣誉称号而已，但是，王莽对此却表现得很吝啬，把边疆一些少数民族酋长的王爵称号收回，改封侯爵。把匈奴单于的“玺”改成“章”，这简直就像小孩子的把戏。结果，南北边境烽烟四起，不断的征兵征粮给无耻的官吏创造了无数的贪污机会，横征暴敛使小民无法生存，遂挺身抗暴。（大部分为柏杨先生论点）其实，王莽失败的最主要的症结在于，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就像牡丹花不可能在南极生长一样。
　　同是反叛者，项羽败于武功，王莽溃于文治，然两者遭遇截然不同，前者成为令人同情的英雄，溢美之词随处可见；后者成为遭人唾弃的恶棍，毁损之语不绝于世。但是，人们回避王莽的名字，却不回避他的主张，从“均贫富”到《天朝天亩制度》到“平均地权”，充满叛逆精神的革命者总是把他的变革思想纳入到政治纲领之中。
　　“乌托邦”是一个并未远去的神话，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对河南省的一个“乌托邦”式的村落津津乐道，所以，王莽也让人常常想起。
　　本文无意学术，所拮大抵前人所言。“乌托邦”并不是登峰造极的美梦，但是，美梦中登峰造极的道德作秀、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装神弄鬼、登峰造极的独断专行，则殷鉴不远。历史一旦重演，不是停滞，便是倒退。 对于王莽这个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记载得不多，提得最多的是“篡汉”，其实这是最无关痛痒的，因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皇帝几乎都是篡来的，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大奸大恶，顶多刘家的人对他深恶痛绝，作为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基区别。我来谈谈王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是中国古代最崇尚科学的皇帝。
　　 王莽是中国最早支持飞行试验的皇帝。据《前汉书.王莽传》说载，王莽做皇帝的时候，他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曾经召集天下有特殊技能的人为他服务，其中有一个打猎的青年声称自己会飞，能飞到匈奴那里去侦察敌情，王莽就叫他来试一下，结果他从箱子中间拿出了一身用羽毛制造的衣服，穿在身上，头上也戴了一个用羽毛制造的帽子，就像一个大鸟一样。据说，他飞了几百步，王莽看他这种飞行能力还不能去侦察敌情，可是为了支持他进行飞行技术的“研发”，王莽封了他一个小官，而且送了他车和布匹作为礼物，这就是历史上一段关于中国人的飞行实验的记载，比达芬奇的扑翼机早了一千多年。在此之前的战国时期，墨子和鲁班都曾做过木鸟，据说鲁班做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三天三夜。不过这些充其量只是算是航空模型，而王莽支持的是真人实验，显然更进了一步。至于后来人通过飞行去侦察匈奴，那就不得而知了。
　　 王莽曾主持进行过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实验。在当时解剖尸体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对先人敬，而中国人是最敬重先人的。王莽则突破了这一思想，他命令太医将尸体解剖开，仔细观察人体五脏六腑的位置、形态、大小，并用细竹蔑插进血管，探索人体血管的分布情况。这比号称“解剖学之交”的维萨留斯早了一千五百多年。另外，王莽本人还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食品研制者，进行过人造乳酷实验。所我所知，直到今天，人造食品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也许根本就无法实现，两千多年前的王莽却立志于此，实在是令人敬佩。
　　 最为惊人的是，王莽比马克思早2000年就提出了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并进行了社会主义实践。他一上台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 、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 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 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
　　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 、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买卖，以保证
　　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 强迫劳动：王莽痛恨懒汉，他规定：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 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 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 （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 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 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 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
　　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 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 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 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 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有一种错觉：王莽是不是像向少龙那样从现代回到古代去的。
　　 其实，王莽就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西汉末年，朝政昏庸，民生凋敝，文景治下的昌盛国势，早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王莽将振兴社稷苍生当作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当然，王莽的皇帝是篡来的，但我前面说过，纵观中国历史五千年，有几王朝的开国皇帝不是篡来的？禅让不知道是驴年马月的事，所以这一点王莽跟刘邦、李渊、赵匡胤没有任何区别。抛开这个，我们看看王莽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王莽能当上手握重权的大司马，至少说明此人的人品是无话可说的，汉朝实行“举孝廉”，想当官没有好的人品声誉是不行的，本事再大也没用。王莽从小就谦逊有礼，勤奋好学，孝顺母亲和寡嫂，精心照顾亡兄的孩子。他伯父王风年老生病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几个月没有解衣宽带好好休息。凡给伯父喂药，王莽必先亲口尝一尝，以免太烫。在乡邻中有极高的威望。长大当官后，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把 家财拿出来分给下属和穷人。任大司马摄政后，他广泛听取意见，招有贤德的人做官。他儿子杀了人，他命儿子抵命。生活上艰苦朴素。有一次，他母亲病了，大臣们让自己的家眷去他府上探视，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结果众人以为那是个仆人。因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然而王莽的这些优点，到后来全都成了伪装，做秀。这是很不客观的。王莽为官期间谦逊自重，秉公无私，在朝野上下有极好的人缘。当时的人们甚至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来歌颂。所以当大臣们上书要求王莽即位时，倒不是慑于王莽的权威，而是寄希望于王莽出来撑起天下，扭转惨局，造福于民。此议提出时，并没有多少人出来反对，刘氏后宫和小皇帝也不好说什么。王莽就比较顺利的当上了新朝皇帝。应该说是历史把王莽推上了皇位。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莽登位后的改革措施完全是站在广大老百姓的立场利益之上的。
　　 历史总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现在的大学生可能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叫“新”的王朝，但王莽却是大名贯耳，不过都不是什么好名声，而是跟“篡权”“夺位”联系在一起。就连武则天惩罚得罪了他的王姓人员，都是将他们的姓氏改为“蟒”，不知道是不是也托了王莽的“福”。王莽在历史上名声这么臭，不能不说是汉朝那些匍匐于王权之下的文人竭力诋毁的结果。谋反在古代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却是古今口碑差别最大的一种行为。因为像杀人、放火这些行为，无论古今都是令人痛恶的，而按照谋反的定义，美国人去白宫前要布什下台是诛连九族的罪行，在今天却成了完全合法的行为，而且还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其实，一句“成王败寇”道出了王莽和越匡胤的根本区别，那就：没有区别。
　　 最近看《大明王朝》，里面有一句话挺让人嚼味：自古都是农民造反，什么时候见过商人造过反？商人不会造反，书生就更不会了，但王莽偏偏就以书生的身份登上了权力的最高点，他即不像陈胜吴广那样和统治者有血海深仇，不造反就活不下去，也不像李渊赵胤那样世代豪门，手握重兵。他几乎是完全靠个人的威望挤走了刘姓皇帝取而代之，这怎么看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他终究是一个书生，中国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有时候这话还真是有几分神似。因为理论和实践的差别是很大的。刘邦和朱元章都是社会底层出来的人，社会经验丰富，我一直认为，所谓帝王之术其实就包含在人情世故中，只不过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国家也一个家，不过是一个很大的家。以王莽的阅历、情商，他根本不可能在惨烈的权力争夺战中胜出，所以他悲剧性的结局就不奇怪了。 王莽在历史上的人缘历来不好，两千年来骂声不绝。唐白居易的诗大体上代表了公众的一般意见：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为登皇帝位，谦恭伪善几十年，赢得公众的赞誉，然后“一阔脸就变”，上台后撕下温情的面纱，露出原本狰狞面目，“巨口短颔，露眼赤睛，声大而嘶哑”，简直就是一怪兽。倒行逆施激发民变，赤眉、绿林起义以至南阳刘秀终于将其推翻，建立东汉政府恢复汉统而告终。有关王莽的记载主要见于《汉书》，卷九十九有一篇长长的传记。汉书作者班固为东汉子民，以维护汉家正统为己任，作为篡位者的王莽传记真实性实在很可疑，评论更是一边倒的口诛笔伐，善举既被定位“伪装”、恶性劣迹更不用说，给后世学人分析判断造成很多困难和诱导。
　　王莽的发迹得益于其姑妈，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元帝就是那个把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皇帝，这么个大美女嫁给了别人，肠子都悔青了，没过多久就郁闷死了。公元前33年，儿子成帝即位，成帝也喜欢美女（恰好这时代又出了两个史上有名的大美女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对权力兴趣不大，任命母亲王政君的哥哥王凤（王莽的大伯）为大司马、大将军摄政。前33年至前8年，王家一脉的王音、王商、王根等母系外戚相继掌权。王莽在这期间得了家族长辈们的佑护和青睐，职务飞升，到公元前8年王根死后，被任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可谓年轻有为。这段时间也就是王莽的“谦恭之时”，期间表现确实很优秀，在王氏下一辈当中可谓出类拔萃。《通鉴》云：
　　“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搼、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资治通鉴》卷三十二）。
　　《汉书》云：“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又云：莽“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卷九十九）。
　　另有：“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这是其作为大司马以后的表现，以国家总理级的身份而把老婆打扮装饰象奴仆丫鬟一样。实话说，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是不常见的，以此见其修身治家之一斑。这期间王莽的表现应是有目共睹，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交口赞誉，否则王氏子侄众多，王根死后，太后王政君也不会挑出王莽来作辅政的大司马执掌大权。至于王莽其本质如此，还是伪装成好人，实已不得而知。宋代苏洵有《辨奸论》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通鉴》的评论是“饰名如此”，似乎都在指责王莽在演戏邀虚名，一口咬定王莽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是邪非邪，见仁见智，只有自己去分析判断了。
　　公元前7年成帝忽然死了，成帝死的有点传奇色彩，史书为尊者讳，对于其死含含糊糊，民间的传说是因春药服的过多，精尽人亡死在赵合德的床上。王莽奉命追查，赵昭仪因此而自杀。哀帝即位后，王莽经历了一次仕途上的严重打击，被迫辞职，在家里隐居了一段时间。赋闲期间的王莽作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因儿子杀了一家奴，王莽把他亲生儿子硬是给逼死了。纵观王莽一生，其家庭景况不幸的让人同情，四个儿子被他杀了两个，逼死一个，还有一个有些弱智。老婆也“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于公元21年死掉。王莽以皇帝之尊，却未宠幸多少后宫，老婆死后，在民间找了120个美女。数目虽说已不少，但比之东汉后宫动辄6000佳丽比起来，实在算不上多，王莽当时已经66岁，想来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王莽的个人生活在中国数百名皇帝当中，并不奢侈，算得上是艰苦朴素的一个，也并没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耍两面派，这点上，《汉书》和《通鉴》上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不良记录。
　　和成帝不同，汉哀帝不喜女色而好男宠，和近臣董贤大搞同性恋，不知是否患了爱滋，没作几年皇帝就死掉了。公元前1年，王莽在其姑妈王政君的帮助下重掌朝纲，首先收拾了董贤，后找了刘氏一位9岁的小孩子为皇帝，是为汉平帝。自此“大司马莽秉政，权日盛，百官总己以听于莽”，不久又受太傅、安汉公号。这时期王莽的声誉依然不错“郡国大旱、蝗，民流亡。莽上书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制度甚盛。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前后至者千数。” （《通鉴》卷三十五）捐钱盖房救助灾民之类善事的作了不少。到公元5年，加九锡，九锡是车马、衣服等等九种物什，皆“天子制度”，这时候王莽的地位已经和当时的皇帝差不多了。《三国演义》中魏武帝曹操也想搞“加九锡”之类的把戏，因汉臣多人反对好像就没成功。王莽似乎是众人拥戴，根本没费什么劲，反而惺惺作态的推辞了大半年。他女儿这时候也嫁给了皇帝成为皇后。
　　平帝当了五年皇帝，在其14岁的时候死了。《通鉴》说是王莽“上椒酒，置毒酒中”害死的小皇帝，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造反时这种指责开始出现，但真实性很可疑。王莽当时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号令皆由其出，毒杀皇帝这种大逆不道之事放到任何时代都是很严重的，王莽也没把握汉室的宗亲能够完全听命于他，弄不好就身败名裂或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也看不出他在毒杀皇帝前作了些什么准备工作和应对措施，如调动军队、全城戒严等等周详的计划和部署，似乎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没把握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汉平帝真的是死了，之后王莽开始了其居摄时代。两年后（公元8年）正式登基称帝，成立大新朝。从姑妈王政君那里讨要传国玉玺，太后想不到侄子王莽会干出这种篡位逆天之事，“大惊”，不得已“乃出汉传国玉玺投之于地”，据说还摔坏了一角，用金镶边修复。王政君老太太活了80多岁，一手提拔的王莽，结果成这样真不知作何感想。
　　王莽当上皇帝以后开始了很多改革措施，如改很多地名，创立西海郡（今青海地区）；恢复古代井田制度；禁止所有奴隶婢女买卖；改革币制，币值越铸越大；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等等，给人感觉还是作了很多努力的，象王安石变法，但改革的效果不得而知。王莽对外干系搞得有点紧张，把匈奴的“匈奴单于玺”更改为“新匈奴单于章”引起匈奴不满，西南边夷也发生几起民变，另外还发动了几次对高句丽等的战争。
　　汉代时候由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一些自然灾异现象很是重视，认为是上天的警世。如地震、日食、月食、彗星等等一出现就把皇帝紧张的不行，不是“大赦”，就是免租等。《西游记》里佛祖压孙悟空的五行山据说就是王莽篡汉时候从天而降的（《西游记》第14回），估计一定把王莽吓个半死。作为儒生代表，王莽就古典经籍、语文学等召开学术研究，同时他非常相信天命，刘邦斩莽起义建立的汉朝被认为是火德，作为报复，二百年后王莽则定其大新朝为土德以继之。在位期间作了很多异想天开的事情，如令太医研究解剖学，给人装上翅膀飞了几百步远等等。
　　天凤5年（公元18年），樊崇赤眉起义开始发难，后绿林等民变接连不断，以及乘势而起的南阳刘氏宗族的刘寅、刘秀兄弟。到公元23年，叛军攻入长安，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予，汉兵其如予何？”逃至渐台，“公卿从官尚千余人随之”，其下王邑、王巡、唐尊、王盛等为之战死，王莽亦被杀，时年68岁。
　　王莽后世评价实在不好，后人的态度很明确，几乎无一不指其为谋逆篡位的乱臣贼子。有些评价还能些辅助点客观的史实，有些则简直就是一片辱骂。那些以正统自居以儒家为代表的评论家们大概忘了，王莽就是身体力行他们所标榜的黄帝、虞舜时代制度的施行者，依《周礼》、《王制》等圣王先道，梦想着建立儒家远古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究王莽一生，作为个人，并未犯过什么严重的过错，其品性行为还都比较正常甚或可称得上优秀。作为皇帝，也并不比汉朝或是别的朝代的其他皇帝干的更差。其最后的倒台和被杀是源于农民起义，而这些起义的原因后有学者说不是由于王莽的暴政造成，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黄河的几次泛滥和改道，造成了大量平民的流离失所和叛乱（《剑桥中国秦汉史》）。通过和平手段改朝换代的历史上另有几起，如唐的武则天情形就很类似，另外宋太祖赵匡胤也是抢了柴家幼儿寡母的天下而居之的，不同的是宋朝持续了几百年，后世有足够的一帮自命正统的文人来为祖上文饰篡逆的事实，王莽则缺乏这种好运气。设想如果王莽的新朝能持续200年或更久，王莽或许也会被歌颂成一个象唐宗宋祖之类的圣君明主也未可知。 16、三国中的君子（作者班布尔汗） 常言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如细论起来，实在有些未被人的天性。少年人朝气蓬勃，涉世未深，充满幻想，心灵纯洁，喜欢替天行道，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哥们义气，对于《水浒》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好汉，是一定极其向往的。而老年人，经历很多，对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研究了一辈子，难免有些遗憾，看看《三国》里的明争暗斗，奇谋诡计，很能够“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倒也不失为一件快事。这么一句“常言”，倒让这两部名著少了很多应该看他们的读者。
　　　　 但是，如果以社会的道德来说，这句常言，却也有些道理。少年人有好冲动的毛病，要是看了《水浒》，学学鲁智深之类倒是无妨，可要是学着李逵之流一时兴起便“拿着板斧排头介砍去”，毫无理由的乱使用暴力，可就麻烦了。就如香港的《蛊惑仔》系列火爆中学校园的时代，还真有成群的中学生学着陈浩南拿着片刀互相乱砍。而老年人饱经风雨，对于实践的很多事都已经看得很淡，有些“不相信神圣”了，再看了《三国》的尔虞我诈，难免不会“老奸巨滑”，坏了德行。
　　　　 《三国志》在史书中只能排在中流，但因为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倒是我最爱看得史书之一，而因为总喜欢乱世的历史，便对“前三国时代”比较留心，所谓“前三国”，就是指十常侍乱政到赤壁之战这一段历史，各路诸侯打成一锅粥，勇将谋臣层出不穷，要比后三国时代，就那么几个厉害主角斗来斗去，看起来更有兴味。
　　　　最近又翻了翻《三国志》，更详细的看“前三国”，对几个以前没有留意过的人认真读了读，颇有一些心得，便更加感叹“老不看《三国》”实在是很有道理。
　　　　 这个人，是三国这段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历史中难得的君子，难得的“仁者”，而却又都是在三国这个大赌场上最先被淘汰出局的人。
　　　　 此人名叫刘虞，字伯安，东汉皇室成员，出自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东海恭王刘强一支，是东海恭王刘强的六世孙。不是熟读三国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但在前三国时代，他也委实风光过一段，并在众多东汉皇室旁支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
　　　　 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官任丹阳太守。但是，他并没有靠祖父的荫蔽，年轻时只在郯县任户曹小官，官任郎中，之后由于讨伐黄巾贼和乌丸有功，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在前三国时代，各路诸侯都是靠着镇压黄巾军或是抵抗少数民族入侵而积攒起自己的势力的，不过，刘虞讨伐叛逆的手段却与别人颇有不同。例如，平定张举、张纯的叛乱，就几乎是兵不血刃。
　　　　 史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觽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觽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
　　　　 首先是联络外敌，之后又自称皇帝，布告四方，攻城略地，不可一世。这样的强人，非得勇冠三军，用兵如神的人不能破之。而刘虞自当官以来，一直是以政事为重，军事并不是他的所长。但是“朝廷以虞威信素着，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就要派他平乱，刘虞忠于汉室，自然也就迎难而上，可是，他到任之后，却并不是马上整饬军马，准备打仗，而是“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这看起来有点书呆子气，却是刘虞高超的政治眼光所作出的决定，因为“二张”的作乱，打得旗号，就是说“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明白的说汉朝的命数到头了，这也是利用人们对于汉室威信的不信任，而刘虞所作的，就是要恢复朝廷在老百姓和少数民族之中的威望，这绝对是对叛军的致命打击。之后，刘虞又看清二张作乱的主力是乌丸贵族，便“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乌丸贵族对于东汉朝廷一向还是服膺的，只是听了内奸的撺掇，才来趁火打劫，一看朝廷并不是快不行了，而且要动真格的，便来个顺坡下驴，首先“撤股”，把二张卖了。刘虞再来个“又设赏购举、纯。”，二张便只有落得个“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的下场。
　　　　 立了这样的大功，“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刘虞成了各地汉室宗亲中最为显赫的一个，威望也与日俱增。到了董卓把持朝政的时候，为了笼络于他，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之时，董卓杀害了联军盟主袁绍的叔叔袁隗，又让刘虞“复征代袁隗为太傅”。不过，幽州里首都洛阳甚远，对这些封号都是“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刘虞也没有理会这些，当各路诸侯都在争夺地盘、名位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所作针对的措施，不是去扩展领地，而是“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一个边远荒蛮之地，逐渐成为河北地区的经济军事要地，可刘虞自己，身居三公高位，坐拥百万庶民，却是“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以至于“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相对于其他诸侯，有了点地盘就穷奢极欲，刘虞无疑是极为异类了。
　　　　 具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这样的人，若在治世，即使不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也会如海瑞、于谦之类成为“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典范，为人所敬仰。但是，在天下分崩的乱世，需要的却是智勇双全，行事不择手段的枭雄，只要能够成就王霸之业，什么规矩和道德都是不用遵守的。刘虞这样的君子，在这段历史里，就成了拘泥于小节的“笨伯”，在他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也开始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征讨董卓的联军开始内讧的时候，刘虞作了几件事，无一不是君子仁臣的所为，但也开始了他步向死亡的路途。其一，就是“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众多实力派要拥立刘虞位皇帝，取代那个被董卓玩于鼓掌之中的汉献帝。这事对于刘虞来说，可谓有利无害，首先，他是汉室宗亲，又位列三公，称帝的合法性是比较充足的，其次，是别人拥立他为帝，既是事有不测，首先倒霉的是袁绍、韩馥等人，他自可以再回到幽州，再次，一旦成功，刘虞就是光武帝第二，好处是自不待言的。
　　　　 但是，刘虞极为决绝的拒绝了，把那些让他当皇帝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按封建社会的伦理，作为“纯臣”，面对这种诱惑，不但要拒绝，而且一定要极为坚决，最好就是要打骂对方一顿。可是，在乱世当中，就要婉转一些，不要过于得罪人，刘虞这一骂，得罪的人可就多了，日后他的无所依傍，就从这时开始。
　　　　 接着，拥立他为帝不成，“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这就更过分了，不错，尚书之职应该朝廷封受，可现在朝廷是这般光景，何必这么计较？君不见多少人占了地盘就“自领”官职？可刘虞不但不自领，反而把劝他的使者给杀了，得罪人算是到了家。
　　　　 自然，对外结怨，内部如果稳固，也还可自保，可刘虞的“眼里不揉沙子”，却使得祸起萧墙。
　　　　 与刘虞屡屡发生冲突，并最后结果刘虞的，就是著名的“白马将军”公孙瓒。这公孙瓒在《演义》里因为刘备的关系被写成正面人物，而在历史上是在不怎么样。“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公孙瓒喜欢侵扰百姓，与刘虞的爱民正好针对。如果是枭雄，这根本不算什么，百姓值多少钱一斤？能有公孙瓒这样的勇将辅佐，才是重要的。可刘虞却是认为“民为重”，倒和公孙瓒闹翻了。
　　　　 可最后让他们彻底敌对的导火索，还是在拒绝称帝之后“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闲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可是“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这时候“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公孙瓒两面三刀的枭雄气质，刘虞本要迎接皇帝，不但被袁术破坏，反而看到公孙瓒算计自己，对公孙瓒就完全看作是敌人了。接着，又因为刘虞不许公孙瓒连年与袁绍作战，导致“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
　　　　 公孙瓒不但侵扰百姓，而且劫夺刘虞送给少数民族的礼物，既破坏安民政策，又破坏对外邦交，对于刘虞来说，公孙瓒这样的罪行，上奏朝廷无效，除了与他针锋相对的打仗，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于是，“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君子被激怒了，但愤怒的君子还不失君子本色，“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
　　　　 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不伤及无辜，犯了兵家大忌。“兵者，凶器也”，只要用兵，就不能心慈手软，曹操攻徐州，动不动就屠城，才吓得陶谦军无斗志，要不是后院起火，徐州唾手可得。打仗如果顾及平民生死，就会束手束脚，如果敌方再无所顾忌，失败就难免的了。看看当年日军侵华和现在的美军攻伊，就知道有顾忌和无所顾忌的区别了。
　　　　 战争初期，对于刘虞极为有利，首先是兵马比公孙瓒多，其次“瓒时部曲放散在外”，如果全力攻城，公孙瓒必死无疑，可是，“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都打起来了，还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虽不失君子仁者所为，却无法克敌。
　　　　 战场上你死我活，你不能克敌，敌人就要想法子克你了。久经沙场的公孙瓒于是“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一下子“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公孙瓒“宜将剩勇追穷寇”，“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
　　　　刘虞落在了公孙瓒手中，自然是难免一死，而死前却也受尽屈辱，先是罪名定的窝火，竟然是“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这可真是冤枉，可没办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在刑场上，公孙瓒居然说：“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这是在临死前都要拿刘虞寻开心,当时“时旱埶炎盛”，自然不会有风雨，于是“遂斩焉，传首京师”。虽然，不但常山相孙瑾、掾官张瓒等“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而且“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但刘虞还是死了。
　　　　 可怜刘虞一代君子，就这么死在了在三国中各方面能力都只能在中流的公孙瓒手中，辛苦经营的幽州也归了公孙瓒，他欲保护黎民，可因为他的死，倒让利民又受了多年战乱之苦，直到曹操打败袁绍，评定了河北，才安定下来。其时，已经是刘虞被杀害十余年之后了。
　　　　 这样的君子下场如此凄惨，向对于那些视万民如猪狗的枭雄的成功，《三国》给人的正面的教谕实在是不多，难免让人认为宽厚仁和会遭到失败，残忍阴险才能成功，若以这样来看，不但“老不看三国”，少也是不宜看三国的。 17、龙沙独行者——班超（作者：六朝人物） 公元33年---耶稣基督巡游传教并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班超充任了兰台令史。
　　　　这个职位对班固可以说适得其所，但对班超而言，抄书修史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的文牍工作，一天突然投笔而起，发出"大丈夫当效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的感慨。然而他却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嘲笑。在一群书生中间，这个“燕颔虎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的关西大汉就象羊群里的骆驼般格格不入。没多久，他受别人的牵连被免了官——可能这又是他疏放的个性造成的后果。
　　　　这段短暂的文官生涯对他来说远非愉快，失去了也并不遗憾。可是，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希望的落空，年华的流逝，未来的渺茫，这些不可能不使他苦闷。当他在洛阳繁华街道上徘徊时，一个相面师预言他将封侯万里之外，在那个崇信命运的年代，这给了他一点安慰，可他却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一定有很多人生不逢时，在平庸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班超要比他们要幸运多了。在他满四十岁时，机会终于敲门了。 　　
　　　　秦始皇扫平关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以后，立刻兴建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这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围墙既是划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分界，同时也是一道心理分界。它是这个“中央帝国”的院墙，而对墙外的蛮荒之地，这位千古一帝并没有兴趣。秦帝国很快就崩溃了，继承了它全部遗产的汉帝国，也继承了它的自满，这是一片辽阔的文明的乐土——东南临大海，西北极大漠，甚至可说，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对于"中央帝国"的人们来说，除了不时来侵扰的游牧民族，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
　　　　然而匈奴人的兴起和不断侵扰，使汉王朝有了了解外界的要求。汉高祖刘邦曾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险些全军覆没。此后的数十年，汉朝只能通过和亲和防御抵挡匈奴人的汹汹来势。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这种被动的形势才有了根本改变。在出动大军向匈奴发起反击的同时，汉武帝派出张骞，向未知的西方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盟国---大月氏。
　　　　张骞历经艰险，十几年后才回到国都，他未能完成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使命，但带回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消息。中原人从此知道大漠的另一边有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城邦林立，民族众多，那里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风俗和信仰，不同的特产和宝藏。从此，汉人将这片土地称为"西域"。
　　　　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在匈奴故地上建立了州郡，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西域成了冒险者的乐土，他们成群结队西行，去博取功名和利益。然而匈奴人并不甘心放弃这片过去的属地，各国叛降不定，西域大地百年间闪耀着剑与火的光芒。
　　　　西汉王朝最终获得了胜利，建立都护，将这块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划入帝国的版图。但这种统治还并不牢固，随着西汉王朝的很快衰落，中原陷于一片战乱，西域再次落入匈奴的役使之下。
　　　　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王朝，立都洛阳，史称东汉。但他关注的是扫灭各处的割据势力，对经营远在天边的西域即无力量也无兴趣，他给予前来朝拜、并要求保护的西域各国使节丰厚的赏赐，但告诉他们：汉王朝无法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保护，如果他们不能抗拒匈奴，那么可以选择臣服。
　　 又过了几十年。终于，匈奴人的一再袭扰使汉明帝忍无可忍，况且，国力的强盛已经为攻击匈奴提供了条件，他任命两位功臣之子----窦固和耿秉担任这次大反攻的正副统帅。
　　 班超加入了远征军——他的先父班彪曾长期为窦氏家族出谋划策，这种特殊关系使窦班两家缔结了长期的渊源。
　　　　他的官职是假（代理）司马，一个参谋副官之类的角色。这种身份所能得到的表现机会是不多的。但他抓住了机会：在追击西撤的匈奴时，他获准率领一只小部队攻击伊吾----这是一个汉朝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达百年的战略据点——斩俘极多，这次胜利显示了他的勇敢和才能。
　　　　匈奴远遁，汉军转而争取西域各国脱匈属汉，班超成为使节之一，被派往鄯善。
　　　　这是一项充满艰辛的使命，他们跨过天山，穿过千里无人，现在以“雅丹地貌”闻名于世的死亡沙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风蚀现象使这里的地貌呈现出千奇百怪、阴森可怖的形态，犹如一具具巨龙的骨架，因此，这片沙漠被汉人敬畏地称作"白龙堆"。他们除了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还要对付匈奴残余力量和当地强盗的不时袭扰，而他们要去拜访的是一些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的国家-----这些国家动荡不宁，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他的下属又是一群桀骜不驯的战士和戍边抵罪的罪犯，想赢得这些人的爱戴和绝对服从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使团的首脑似乎不是班超，而是从事郭询——在建立大功之后，班超还是要看此人的脸色，事后，公认的第一功臣班超晋升为军司马，而郭询却成为东汉王朝首位西域副校尉，后来死在三国叛乱中。从这些证据看，当时，班超的身份只是带队武官。
　　　　在这种环境下，他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在鄯善（古称楼兰，2000年后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古城遗址，轰动世界）他们与匈奴使团遭遇了。匈奴人显然比他们更有影响力，鄯善人更惧怕更近、更残酷的匈奴人，这个国家一直在汉与匈奴的夹缝里艰难的生存，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可是局势已经由不得他骑墙了。他正在向匈奴那一边滑去。
　　　　一切似乎已不可收拾，汉朝使团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班超做出了冒险的决定。尽管他的部下把这视为自杀，但他激励起他们的勇气，他告诉他们：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死得毫无价值，而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前进攻。
　　　　在月黑风高之夜，他率领部下突袭了匈奴人并将其全歼，尽管他的兵力还不足对手的三分之一。
　　　　血腥的胜利震摄了鄯善国王，他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忠属于汉朝的道路。
　　　　这一行动同样震动了汉军统帅部和汉朝皇帝。皇帝亲自下令嘉奖班超，晋升他为军司马，并指示他继续完成使诸国归附的使命。
　　　　他谢绝了增派给他的部下，因为他知道陌生的异域，靠的是威信、智慧和果敢，如果这些不能奏效，一旦遇到危险，更多的人数只能意味着更多的牺牲。他仍旧率领着经历激烈战斗而毫发无损、已经完全诚服的三十六名部下继续西行。
　　　　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这里，但还是有人发出挑战，于阗国师要求以他的坐骑祭祀神灵。
　　　　班超再次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作为回应：砍下国师的头摆在国王面前。于阗国王并非甘心做匈奴的忠实属国，他只是缺乏抵抗的信心，现在，班超给了他信心。
　　 在疏勒，他派外表文弱而精明干练的军官田虑劫持了敌国龟兹扶持的傀儡国王，并立旧王室的一个年轻人为王，这个新国王被命名为"忠"。
　　　　他不吝于显示铁腕，更懂得如何争取人心，相对匈奴人的残酷和贪婪，他表现出仁慈和宽容。他没有杀被废掉的疏勒王，而只是把他逐回龟兹。
　　　　刚柔并济的手段增添了他的威望。于阗和疏勒都是天山南麓的大国，他们投向汉朝使周围其它国家也都归于汉朝的管辖之下。 　　
　　　　安定并没持续多久。汉朝大军班师后，匈奴人卷土重来，他们的三个仆从国也加入了战争，新任西域都护被杀，残余的汉朝留守部队被围困在最后的据点里。恰在这时，汉明帝驾崩使王朝陷入慌乱，大臣们为该不该出兵救援而争吵不休。一个英勇的将军苦守西域最后的据点半年后才得到援救，只率领十三名幸存者撤回玉门关，通往西方的道路再次断绝了。
　　　　被隔绝在疏勒的班超得到撤退的命令。他刚刚收服的国家顿时陷入绝望，可以想象，匈奴人一定会严厉惩罚他们的不忠。他们挽留班超和他的部下，这个人代表着唯一的希望。
　　　　面对着亲自拉住他马缰的于阗王，班超决心留下。在以后的漫长征战中，于阗成了他最忠实的同盟。他回到疏勒，这里一片混乱，几个城邑已公开背叛，他迅速召集一支军队消灭了叛乱者，使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以后的四年，他与年轻的疏勒王忠艰难抵抗着敌对国的进攻。并抓住机会，击破匈奴的仆从国宿墨。这一胜利使他看出匈奴的力量已经衰弱，于是向遥远的汉王朝上了一份奏章。
　　　　在这份致皇帝的报告中，他没有过多提及固守四年的艰辛，而是分析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西域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出只有坚持西汉"取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方针，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为了坚定皇帝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掩盖了他所面临的的困难，这使他在未来付出了代价。
　　　　隔绝五年后，这份奏章使王朝知道班超还在坚持并控制着相当大的地域，汉章帝感到鼓舞，派出一千名援军支援班超，这些人由班超的同情者徐干率领，有些是义勇兵，有些是罪犯。
　　　　援军壮大了班超的军力，这是他所获得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此之前，他只能依靠西域各国的军队打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现在他可以拔除插在疏勒和于阗之间的钉子——宿敌莎车了。 　　
　　　　可是，正当他率领各国联军向莎车进攻时，他一手扶植的疏勒王忠在康居的诱惑下背叛了。葱岭之外的康居人也前来援助叛军。三面受敌，班超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次他又使用了外交手腕，重金贿赂大月氏出面，说服康居退兵，忠的部队也随之退往康居。几年后，忠回到疏勒，企图夺回王位。为除掉班超，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可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圈套在等着他，忠输掉了这场游戏，被班超杀死。
　　　　忠的背叛使班超明白他的功业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他缺少可靠的同盟，缺少足够强大并服从的军队，唯一的指望是汉朝皇帝的信赖——而这一希望也正在受到威胁。
　　　　一个胆怯的使节为了躲避危险，编造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不思报效国家的谣言。（这倒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深入一些了解班超的感情生活——显然，这个“爱子”就是后来他事业的继承者班勇，而“爱妻”很可能不是汉人，而是疏勒或于阗人，或者是那些被他征服国家的战争俘虏。）幸好，当朝天子章帝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位贤君，他驳斥了这个使者的谣言，并把他派到班超手下效力。班超并没有惩罚这个谣言制造者，而是又把他送回京城。他对属下解释：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而如果留这么个败事有余的人在身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尽管他以宽容解决了这次危机，但是为了堵住朝廷内部对他的的诽谤，他不得不赶走了妻子，他生活中极少的温情也被剥夺了。他只能是战无不胜，令人生畏和无懈可击的。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苦闷。
　　　　即使在那个崇尚边功的时代，班超也是孤独的。后人评论：其用兵倚重谋略，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以弱胜强。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他的汉人直属部队最多时也不足两千人，他只有依靠西域各国对他的信赖，这种信赖不会是永久的和无条件的，他不能失败，甚至不能为胜利付出惨重代价，他必须更多凭借计谋而不是武力，因此他很少通过惨烈的战斗打击敌人，而是不惜屡屡使用诈术，但他又必须在欺诈与诚信之间找到平衡。在战争中他和他的骨干部队冲锋在前，而在分配战利品时对各国十分优厚，这使他的勇猛、智慧和公正赢得各国军队的尊敬。
　　　　现在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征服和胜利。他巧妙地设计打败强大的敌人联军，攻陷莎车，威震西域。
　　　　班超的胜利使一直与汉王朝保持友好的大月氏感到不安，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要求迎娶汉公主。在班超看来，"和亲"是一件屈辱的事，他甚至没有请示朝廷就回绝了要求，大月氏以此为借口，出动七万大军向班超发动攻击。
　　　　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结仇并不符合汉朝的利益。班超没有正面迎战，而是坚壁清野，并出奇兵截断了龟兹支援大月氏的粮道。得不到给养的大月氏军陷入困境，只好谢罪请归。这场不战而屈人的胜利使班超的声望达到顶峰。一直与汉朝作对的龟兹难以继续抗拒，向班超投降。班超因其平定西域的功绩被任命为新的西域部护。他将都护设在龟兹，命令他的助手长史徐干镇守疏勒，使这两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安定下来。
　　　　现在，他终于可以着手消灭匈奴的最后三个仆从国——焉耆，危须和尉犁。二十年前，正是这三个国家杀死西域都护，使汉王朝蒙羞。到了它们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班超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联军，浩浩荡荡开向焉耆。
　　　　联军涉水突破三国的沼泽地带的防御阵地，包围焉耆。为了避免惨重的伤亡，班超再一次使用诈术，俘获三王，将他们押到过去都护罹难处斩首，人头送往洛阳报捷。联军在三国掠抢十天——这是史籍中记载的班超部队的唯一暴行，这不太可能出于班超的本意，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是对三国为敌多年的惩罚，也许是他必须以此作为对各国的酬劳。等这场浩劫终于结束，班超在此驻留半年，直到秩序恢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已经全部在汉王朝的统率之下。第二年，汉皇帝下诏表彰班超“出入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益易］宿耻”的丰功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封侯万里”的预言成为现实。
　　　　班超的雄心未必至此为止，他把目光又投向了远方。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向远在天边的大秦——古罗马帝国派出自己的使节。
　　　　使节甘英跋涉万里，穿过中亚辽阔的土地，直至地中海东岸。可是，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这位勇敢的旅行者退缩了。在听取安息人关于航行的巨大困难和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报告后，甘英决定返回。
　　　　这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成为现代学者们不休的话题。也许是安息人为了垄断丝绸之路巨大的中转利益而故意设置障碍，也许是漫长的跋涉使甘英感到厌倦，也许是久居中原的汉人对海洋的天生隔膜，也许大秦真的太远了，以至于他不再相信真的可以到达……人们设想，如果东西两大文明在那时相遇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局面，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改变，然而，这一切都被一片现代人看来只是一个“洗澡盆”的并不宽阔的海阻挡了。
　　　　也许甘英在归途中会为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忐忑不安，然而此时班超已经不会怪罪他了。他已经七十岁了，衰老和多年征战的伤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变得疲惫和柔弱，一直渴望远方的眼睛开始回望故乡。
　　　　他再次向皇帝上奏，说衰老和病弱使他已无法履行职责，他还表示了对中原和亲人的思念。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前回到故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求生入玉门关。"在奏章的最后，他请求允许幼子班勇随外国使臣入京，让这个生长异域的年青人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对于朝中的君臣，班超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离开洛阳已经太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没见过他。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就是西域的一部分，就像雪山或沙漠那样，理所当然地将永远存在下去。
　　 现在，他们才醒悟到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也会衰老，并且已经衰老。年轻的皇帝很受感动，但他害怕没有班超的西域又将陷入混乱，于是班超不得不又等待了两年，在他和家人一再请求下，他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
　　　　班超告诫他的继任者任尚——一位在与羌人作战中功勋卓著的将军——西域民情复杂，易散难聚，而他能依靠的部下又往往是些道德并不完美的人，不要过多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制造矛盾，苛刻和严厉不如公正和宽容更有效。
　　　　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三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开始他的奋斗。那时这条路荒凉冷寂，到处隐伏着战乱和危险。而现在，兵营、驿站和烽火台守望着的大道上，商贾络绎，一片和平景象。昔日随他西行的部下已经消靡殆尽，归途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仅如愿进入了玉门关，而且回到了京城洛阳。这里繁华一如昨日，然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物是人非——他的大哥班固已经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于牢狱，妹妹班昭也寡居多年，而当朝天子已经换了两个。
　　 他得到英雄的礼遇，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禁卫军弓箭兵团司令官。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他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班超去世了。 　　
　　　　继任者任尚把班超的忠告当作老生常谈，这个迷信武力的将军，很快就为他的贪暴（这位败军之将后来因为贪污过甚掉了脑袋）蒙受了耻辱。短短五年内，西域全境叛乱，玉门关的大门再次关闭，西域又一次失去了。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18、风流放达宁馨儿，颓墙覆没虚华梦——王衍清谈误国的背后（作者：残阳下的菊花）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一代枭雄桓温从江陵出兵北伐羌族首领姚襄。迢迢洛水，夏日炎炎，他正值豪情万丈，志在恢复中原故土，登上大船的高楼，面对着满目创痍的河洛大地，不禁发出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幕僚，记室陈郡人袁宏辩护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王夷甫就是西晋时的太尉，大名士王衍。桓温对王衍的批评是十分尖锐和刻薄的，日后，后世皆以王衍清谈误国。袁宏为王衍辩护，桓温脸色为之一变，恐怕胡子都直了，生气地说：“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用来比喻袁宏，座下宾客，大为失色。桓温枭雄本色，尽显无遗。 　　
　　也由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桓温喜欢把过错推委到别人身上，既然大将军志在恢复中华，就应该奋起一搏，消灭胡虏，而不应该在此聊发感慨，以今非古。后人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无处望神州，桓元子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桓温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再次出兵北伐中原，攻打慕容鲜卑建立的燕国。桓温在枋头遭遇人生中最残败的教训。桓温对这次惨败深感耻辱，于是把罪责都推到袁真头上，上奏免去袁真的官职，贬为平民，同时罢免冠军将军邓遐。袁真遭遇桓温的诬陷，上表朝廷又不答复，于是占据淮泗重镇寿春叛乱，投降燕国，请求鲜卑骑兵的支援。东晋真是赔了夫人有折兵，以后百年光景，基本上对北方采取守势。 　　
　　桓公有两句名言，千古流传。其一“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他想干出晋文王司马懿，晋景王司马师之类的霸业，但从他上面的一些言行做法看来，和晋朝的两位开国远祖差太远了。桓温的从事，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晋景王司马师为人所称道的一点，就是把失败的责任都揽为自己所有，作为自己的过错。即便是军队失败了，但也收买了人心。” 　　
　　桓大将军毕竟语不惊人誓不休，接下来又来了句豪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简直就是帅呆了，我向来钦佩桓将军的直率。王衍同志生前乃西晋鼎鼎大名的清谈专家，在当时已经极富盛名，经过桓温的宣传，又背上了清谈误国的万古骂名，真可谓，既流芳，又遗臭了。王衍先生能够达到桓温先生的两个标准，真是死而无憾了。 　　
　　人性本就是异常复杂的，特别是王衍生在魏晋变乱的大环境。倘若他生在太平盛世，那么他将以立言者的身份流传于世。乱世，往往折射出的是人性的真善丑恶。他的不幸，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但更多，是自身的原因。究竟在困顿，灾难面前，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做法。是保全自己，像见风驶舵的钱谦益那样效忠新朝，苟全性命。还是为了道义牺牲自己，像少年英雄夏完淳那样慷慨就义，引吭高歌。至今中国社会都无法在两者当中找到平衡点。王衍就是一个可悲，可叹，可笑的矛盾例子。 晋朝，是个门阀社会，王衍的家庭出身是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王衍在辈分上虽然和日后东晋王朝的顶梁柱—王导，王敦是同族同辈人，但属于较远的宗亲。正因为门第高的缘故，王衍凭借着祖上的恩萌，是不愁出路的，日后更凭借自己天生丽质，后天修为，得以名躁一时，风魔海内外各族同胞，成为新一代名士偶像。 　　
　　俗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魏晋时代，国人好识鉴，往往可以从一个人孩提时代的动向，就可以预示其未来的走向。广东话云：“三岁定八十。”估计就是从那个时候继承发展而来的。
　　也许是事后诸葛，后人牵强附会吧，一些识鉴预测，精确到让人可怕的地步。 　　
　　总角之年，现代的孩童还在幼儿园流鼻涕，打麻雀的时候。西晋的王衍小朋友就已经独自前往山涛伯伯家作客了。只见那孩童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好一个伶俐小子。俊俏得让阅人无数的山涛都呆住了，居然惆怅许久，目送这个孩子离去。叹息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兒！（谁家的老太太，生下如此英俊美好的儿子呀！）” 　　
　　少年王衍生活在西晋歌舞升平，崇尚清谈的和平岁月，世人多夸耀他的风采卓越，风度翩翩，有个成语就出自于世人对他的赞美--白玉麈尾。王衍夸夸其谈的时候，动情处，拨弄着散发贵族气息的麈尾扇子，柄尾用白玉装饰。时人惊叹他白皙的手儿，竟然如同玉柄一般洁白无暇，难以分辨。美若处女的纯洁美，真可套用在距今约两千年前的青年吗？ 　　 　　
　　风流倜傥的外表，潇洒自如的气度，再加上早年和竹林七贤的交遇，王氏宗亲的“兄弟怡怡，宗族欣欣”的融洽，客观上也捧红了王衍。有人去拜见王衍，看见王戎、王敦、王导在座，往另外的屋子一看，又看见了王诩和王澄，回去之后，他对人说：“今天到王衍家里去，满目都是琳琅珠玉。”可见王氏一门，名士风流，真有家风遗传。 　　
　　日后在东晋政坛呼风唤雨的大将军王敦，从小和王衍就混得很熟，与当时的名士谢鲲，庾凯，阮咸，并称为王衍的四友，对这位族兄自然推崇有加，时常赞叹王衍哥哥在众人之中，就如同那瓦砾中的珠玉，无论去到哪里，都那么出众。 　　
　　王导品叹他族兄王衍:" 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高耸挺拔,巍然屹立。）"由此可见，王衍不仅容貌阴柔，更有七尺男儿的伟岸。 　　
　　但毕竟当时王导和王衍毕竟都是小字辈，辈分上属于渡江名士。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鼎鼎大名的王戎，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名士，也是王衍的堂兄。王衍少年时期，毕竟招人喜爱，何况是王戎的小堂弟。王戎曾经对晋武帝叹息道：“要找到能和王衍相比的，只有到古人中找了。”王戎只差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后不见来者，经此宣传。王衍的名声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远，远播四海。 　　
　　但是，无论再美好，艳丽的荣誉，都不如山涛送别王衍时的下半句：“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啊!”日后，王衍的卑劣表现，不幸言中。 魏晋是个崇尚老玄清谈的时代，是追求名士风流的时代，是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而这一切，集中见载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史学大师钱穆不太赞同将此书列为小说家言，而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魏晋的历史特性，而应该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史书，因为其记言记事，均非为虚构。而钱大师讲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往往将只根据《世说新语》。以一些言语片段，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人物，进而烘托出时代的背景，今人余世存所编的相同体裁的《非常道》，我个人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只可惜一些言论被删节了。要了解魏晋人物，了解那时代的风骨，是无法绕开《世说新语》的，吾一友常曰此书是魏晋行为艺术的平面图，甚是有趣。 　　
　　王衍，可谓《世说新语》的大红人了。《世说新语》实在是给足了王衍面子，里面许多佳言美行都出自王衍，虽言辞是秀容的，但后人的批判是无情的，下场是唏嘘的。 　　
　　王衍十四岁那年，曾经拜访过他的堂舅羊祜，一个仁厚诚信，德高望重的大君子。当时他父亲出派外地任军职，时常派人回来禀报军情。王衍当时认为使者报告不清，便亲自拜访时任尚书仆射的羊祜。言辞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身边人的惊叹王衍十分清雅，善辩。丝毫不屈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之下，羊祜不大赞同此位少年的话，王衍居然把衣袖一抖就走了，还是个性情中人哩。羊祜回头对兵客说：“王衍将以盛名居高位，然而伤风败俗的，一定是这个孩子。”《资治通鉴.晋纪一》是这样记载的。美少年王衍，以其聪明智慧，华丽佳言，在清谈界横空出世，真可谓士而优则谈。 　　
　　关于这段逸事，《世说.识鉴第七》和正史的记载不太一样，当时的宾客，依旧是开头那位山涛伯伯，又一次夸耀这个美少年，说：“生下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和王衍一样吗？”羊祜语味深长地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洛阳自古就是个薈萃才子佳人的名所。西晋毕竟也有过几十年的承平时代，当时的名士喜欢到风光旖旎的洛水边游玩，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风雅之士王衍的身影。回来后乐广问王衍：" 今天玩得高兴吗？" 王夷甫回答：" 裴頠善于谈论玄学义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论《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戎评论延陵、子房，也是高深玄远，深刻透彻。"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衍的清谈重玄。魏晋正始年间，何晏喜好老庄学说，与夏侯玄，荀粲，山阳人王弼一道，竟相讨论玄理，崇尚虚无学说，认为儒家《六经》是圣人的糟粕，且当时何宴依附曹爽等人，权高一时，天下士大夫争着效仿他们，惟恐落后时尚潮流，并因此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名士把轻浮放纵当作是美好的事情。 　　
　　当时，司马家族正忙着篡曹氏的江山，平灭吴蜀的大业。但毕竟这是欺负孤儿寡母的结果，对曹氏绝对是逆臣贼子，无法言忠，只好以孝道治天下，以虚伪的孝顺之道堵塞百姓之口，标榜名教。
　　在中华浩浩历史长河里，礼崩乐坏的时代，往往就是战乱不堪，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所以魏晋，乃至整个六朝，儒学的地位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江山易主的政治是异常污浊和黑暗的，嵇康作为曹氏的姻亲，却没有实权，但却依然站在司马氏的对立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最后被被杀，悲歌一曲广陵散，壮烈谢幕。阮籍，行为也十分荒诞，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居然饮酒作乐，可是他内心是悲苦的，最后，吐了几升鲜血，当时险些因为不孝而被治罪。这是对司马氏孝治天下虚伪面目多么无情的嘲弄啊！个人认为，竹林七贤，惟有此两人才是真正放达逍遥的，本质上，他们才是真正有风骨的士大夫，只是他们用了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对抗这个浊世，给动乱不堪的魏晋时代，送来了缕缕清风！而非他们自甘堕落。其余五人，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后代史书站在正统的角度，往往对此两人扣上了败坏名教的恶名。可真正无耻的，破坏礼教，摇摆不定，却是王戎，王衍的清高之徒。 　　
　　王衍当时非常推崇何宴的理论，王衍已经位列名士领袖，因而崇无尚虚已经为当时舆论的主流。裴頠针对当时的主流思想，发表了《崇有论》，内容虽然不长，但是就不一一转载了。他指出了当时天下将要大乱的根本，即为“无”。具体来讲即官员居其位，不为其事，好虚名，放弃了廉洁的操行，不讲道德。特别西晋王朝贪污腐败，崇尚侈华的风尚，尤其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借鉴。山涛，堂堂晋尚书当时利用职权之便，大肆侵占官府稻田，贪污的事情，天下皆知，有过却不惩罚，连所谓超然的大名士都如此，当时的道德风气之堕落可想而知。因崇尚奢靡而闻名的大富豪石崇，他的发家，居然是在外地当官的时候，派遣官军明目张胆地抢劫商人，获取财物，自古官匪一家，真是可以在其中找到朔源了。 　　
　　王衍虽无首倡崇无风气的罪恶，但绝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裴頠虽没有明确指出王衍败坏社会风气，但很明显是在指桑骂槐。“贵无”派和“崇有”派在当时有一场讨论，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崇有”论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王衍毕竟能说会道，精通善长玄理，能言善辩，往往不以道理为优先，而是以辩论为能事。所以清谈，后人常常讥讽为空谈。然而裴先生无法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风气。 　　
　　王衍由于少年时期，羊祜的预言，怀恨在心，再加上堂哥王戎险些被羊祜军法处置，两兄弟对羊将军极尽诋毁之能事，言谈之中多次诋毁羊祜。晋人皆曰：“二王当国，羊公失德。”名士当时的舆论力量真是恐怖。只是世上，正义，公道，也许被一些丑陋的意识形态所压制，扭曲，但总会有一天会被平反的，羊祜必定会流传千古，王衍，王戎，他的两个叔伯外甥，于言，美好无比，于德，恐怕只为竖子罢了。杜甫曾经叹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羊祜，百姓心中为他立了道德的墓碑。 　　
　　王衍言谈虽然飘渺玄虚，精彩绝伦，但不过是信口雌黄之辈。古代的造纸术并不发达，用的是黄纸，如果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改。王衍好发言论，但往往随口而出，老庄之学，本来就是崇虚的，王衍前后矛盾，错误的地方相当多，别人指出来了，他随手就改正，继续辩论下去，可见他的清谈，根本就不以讲理，而是纯属以辩术压制他人，展现自我的手段罢了。 　　
　　崇尚黄老学说的西汉汲黯，假如遇上了披着“无”字外衣的师弟王衍，是否会气得说不出话来。汲黯当官，正是因为小事不管，只把握大的方向，遂使东海大治。汲黯素以憨直著名，常常和张汤这样善于玩弄法律的酷史，以及公孙弘这些义理精通的儒者辩论，但常常败下阵来。他气得瞪眼睛吹胡子，说：“你们只以辩论巧诈来获胜，但道理始终是道理，不是辩出来的。”汲黯虽也崇“无”，却无为而无所不为，虽不善辩论，但始终不改变自己对正义真理追求的执着。在古代，德才兼备，那么就是圣人，德大于才，就是君子，才大于德就是小人。古人非常清楚一点，作为一个官僚，首先应有为国为民的胸怀，才能行善，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一代清谈宗师王衍，作为清谈界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经常组织一些座谈会，弘扬清谈文化，老玄哲学。从王衍的一些表现和言论，大概可以推测出王衍在当时名士界的行事和方针。 　　
　　裴遐娶了王衍的女儿，婚后第三天，女婿们都来拜见岳父大人，当时的名流和王裴两家的子弟们都来了。郭象也在座，带头和裴遐清谈。郭象才华横溢，开始几度交锋，也没能畅快。随即郭象铺陈夸张，洋洋洒洒，裴遐慢条斯理，陈说自己的见解，精微深刻，四座的人无不赞叹称快，王衍也十分惊奇，对大家说：" 诸位不要谈了，否则就会受到我女婿的围困了。" 　　
　　可见王衍，选取女婿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但是毕竟人和人的相处，也无法做到和每个人都和睦相处。王衍从不和庾敳交往，庾敳在和他讲话的时候总是称他为" 卿" ，相当不礼貌。王衍说：" 你以后不要这样说。" 庾敳说：" 你可以以' 君' 称呼我，我也可以以' 卿' 称呼卿。我用我自己的叫法，卿用卿自己的叫法。"两个大老男人，在“卿卿我我”，不知诸君看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虽然王衍有个裴家的女婿，但因为一些政见和观点，和裴家的人物关系不大融洽。 　　
　　王衍和裴邈的兴趣不同，很不爽王衍对自己的任用，但也没办法。于是他就故意到王衍那里破口大骂，要求王衍答应自己的要求，想以此也让王衍受到指责。王夷甫不动声色，慢腾腾地说：" 白眼儿终于发火了。"真是够雅量的。王衍比裴頠大四岁，作为传统的儒家人士的裴頠写过《崇有论》批评过爱好清谈的风气，因而两人并无私下来往。一次名士聚会，有人对王衍说：" 裴令公的名望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吧？" 王衍就称呼裴为" 卿" ，裴頠说：" 这就可以成全你的高雅志趣了。"反刺得高！ 　　
　　王衍能言善辩，而且喜欢赞誉人，在当时也捧红了许多名士，而那些名士也往往投李报效，从而聚集了一班同志，相辅相承。集中反映在《世说新语.赏誉第八》里面。
　　王戎再一次夸耀他小弟，说：" 王衍仪态高雅清醇，就像玉树琼林，天生就是超脱世俗的人物" 　　
　　有人问王衍：" 山涛的义理怎么样？可以和谁媲美？"王衍回答：" 山伯伯从不以善清谈自居，虽他不读老庄，却时常听到他的吟诵，倒是符合老庄的旨趣。"毕竟山涛夸耀过自己的容貌，礼尚往来呀。 　　
　　王衍说：" 看到裴令公聪明豁达，超凡脱俗，见识卓绝。如果死可复生，一定和他为伍。" 也有人说这是王戎说的。我也相当赞同是王戎所说的，毕竟二人是政见不合，再观王衍对羊祜的诽谤，可能性不大。 　　
　　王衍又曾感叹道：" 我和老友乐广清谈，没有一次不觉得我的语言烦琐。"知道自己罗嗦了吗？ 　　
　　弟弟王澄叹道：" 阿兄外表像道人，只是锋芒太露。" 王衍回答说：" 我的确不如你平和宁静。"王衍就是个性情张扬，锋芒毕露的语言专家。 　　
　　王衍对乐广说：" 名士没有多少人，自然应该让王澄评价一下。"放眼宇内，恐怕能被王衍称为名士的，恐怕只是他身边的小圈子吧？
　　王衍说：" 郭象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滔滔不绝，乐令先生更清楚是谁。 　　
　　王衍眉飞色舞地评价：" 闾丘冲比满奋、郝隆更出色。这三个人都是优秀人才，闾丘冲最先显贵。" 　　
　　王衍把王承比作乐广，所以王坦之在为他撰写的碑文中说：" 当时人们把他和乐广相提并论。" 怎敢不遵守清谈界宗师最高指示？ 　　
　　王衍以上言论，都归类进比较正面的文学，方正，雅量，赏誉类别。
　　当时为他自己博取了巨大的名声。也因此渐至高位，引起朝野人士的倾慕，而他崇尚的清谈玄学风气就更加兴盛了。 王衍父亲是王乂，晋朝平北将军，爷爷王雄，东汉幽州刺史。好一个高干子弟，中国古代的婚姻，盘根复杂，讲究门当户对，再加上王衍的美姿容，自然得到许多出身高贵的女性青睐，也因为自己的家世，得与许多达官贵人攀上亲戚。 　　
　　王衍的妻子是个相当有个性的妇女，也留下许多经典的段子。
　　王衍的妻子郭氏可不是一般人，而是又矮又黑又丑的贾南风皇后的表妹，凭借着这层关系，郭氏提前进入了更年期，却无所顾忌。估计是母系的家族遗传吧，郭女士和她表姐一样性情暴烈，贪得无厌，爱管别人的闲事。王衍性格毕竟比较软弱，管不了。当时他的同乡，幽州刺史李阳是京城的侠客，就像汉朝的楼护，郭氏欺软怕硬，有点怕他。王衍屡次规劝郭氏，并且说：" 不只是我说你不好，李阳也说你不好。" 郭氏才有所收敛。王衍名士风流，口若悬河，竟然受制于家里一中年悍妇，叹。 　　
　　他老婆如此贪婪，但王衍却是个典型的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之士。王衍常常憎恨他妻子的贪婪，他的口中从未说过钱字。他妻子想试试他，就让婢女把钱缠在床边，让他不能通过。夷甫早晨起来，看到床上的妨碍他通行，就呼唤婢女道：" 把这个（阿堵物）东西拿开！"经过王衍的嘴里加工过的“阿堵物”，也变成了一个成语。当时西晋社会腐败奢靡，贪污贿赂都是公开地进行，南阳人鲁褒曾作《钱神论》讽刺这种社会风气，王衍果真是崇无，钱财毕竟身外物哦。 　　
　　家有悍妻，王衍却不能制。他弟弟王澄十四五岁的时候，看到嫂子贪婪，并且让婢女在路上挑大便，有辱门风。于是王澄进行劝阻，并对她说不能这样。郭氏大怒，对王澄说：" 以前你老母快挂的时候，把你这小子托付给了我，你老母却没把我托付给你。" 说完，天生蛮力的母老虎居然抓住平子的衣襟，要用棍子打他。王澄一看情势不对，心想：“好男不与女斗。我，我打不赢你，我还跑不赢你吗”王衍好不容易才脱离魔爪，脱离虎口，跳窗逃跑了。 　　
　　王衍虽然娶了这个悍妇，但却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书上说他曾经拒绝国舅爷杨骏的婚姻，后来转而娶了贾南风舅家的女儿，原因是他鄙夷杨骏的为人。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王衍还是有相当政治智慧的，他预见到杨骏没有高望，而且又排挤了司马宗亲参与政治，将来必定无法协调自己和各势力的利益冲突，所以装疯，避开了这桩亲事。反而获得了不攀高贵的美名，为晋武帝所知，不能不说是王衍一个聪黠之处。 　　
　　后来，杨骏被族灭，而王衍却在政坛上平步青云，娶了郭氏，此裙带关系，功不可没。王衍后来把一个大女儿，比较漂亮，所以嫁给贾后的伪弟贾谧，把另外一个小女儿王惠风嫁给愍怀太子司马遹，既和皇后家巩固了关系，和皇室也攀上了亲，王衍是当时最大的获益者。但是却埋下了一丝隐患。太子娶了王衍的小女儿，心中有些怨恨，而同时贾谧仗着南风的淫威，居然对堂堂太子有些不恭敬，日后太子被废，此事可谓导火索。 　　
　　但王惠风，却全无父亲王衍面对逆胡的造作卑微的猥亵，而是以烈妇重情女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王惠风历代皆称许其贞婉有志节。太子被废之后，被幽静在洛阳西北的金墉城，王衍请求让自己女儿和太子离婚，以避免祸害。愍怀太子挺岐嶷之姿，天性聪颖，王惠风也爱上了这位容貌俊秀的王子，有了很深的感情。惠风大哭而归，呼天抢地，行人都为之落泪。废太子到了许地，遗书一封给惠风，自称无罪被诬的心迹，情真意切，却无法改变局势对有情人的拆散。匈奴刘曜后来攻破洛阳，俘虏了王惠风，将她赐给部将乔属，这个五大三粗的胡将将要娶她。惠风拔起剑来，抗拒满脸胡渣的乔属，大声斥责：“我是太尉公的女儿，堂堂皇太子妃，绝对不会给你这造反的胡贼所侮辱。”年纪轻轻的可人儿，却成了历史悲剧的注脚。 　　
　　八王之乱，一个亲王接一个亲王的脑袋亲吻了地面，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即便是竖子也可以成名，也给了王衍政坛生涯新的转机，甚至把他推上了人生的最高顶点。
　　王衍，幸运地降生在六朝第一门第琅琊王氏的得意子弟，南齐王僧虔曾经在一封信谈及王家子弟的出路：“王家门中，优者或龙凤，劣者或虎豹”也就是说王家的子弟，靠着祖上的庇萌，差的也可以获得一官半职。 　　
　　因此王衍要步入政坛，不见得是什么难事。王衍少年时代，颇有抱负，想要效仿战国张仪，苏秦，凭借外交才干闯出一番天地，因而好谈纵横之术。晋代，中国边境，夷戎问题十分尖锐，正值多事之秋，有人推荐他担任辽东太守，以舒展王衍的拳脚。王衍可是个贵族哥儿，说是很在行，可是要他面对着东北地区苦寒的气候，强悍的异族骑兵，雄才大略全都忘光了。坚持不就，不再谈论边境战事，平戎大策，从此吟诗作对，故弄玄虚，不再过问世事，全无班超投笔从戎的果敢坚毅。而为世人所讥讽。 　　
　　父亲后来去世了，很奇怪的是，王衍似乎对钱财天生就不敏感。当时有许多人送旧，王衍把钱都送给了亲朋戚友，不多久，家资全无，自己搬到洛阳西边的田园闲居。毕竟是贵族公子，哪里担心无事可做，不久就担任太子舍人，尚书郎。后来出任元城令，每天以清谈为第一要务，有空就出去巡逻巡逻，倒也乐得清闲，后来累迁至中庶子，黄门侍郎的小朝官。 　　
　　贾后发动宫廷政变，驱逐杨骏，进而杀死楚王司马玮，大权独揽，同时重用自己的亲戚贾模，贾谧等人，但也起用一些德高望重的旧臣，局势还算稍微安定。王衍也因为和郭家，贾家的姻亲，担任尚书令的高位，老友南阳乐广也担任河南尹，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接踵而至，这个时候就更加将心思用在现实事物以外的抽象道理之外，在当时声名显赫，朝野人士，引其为风尚，“有无”之争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但是这样舒适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赵王伦废杀贾南风，和他的手下孙秀掌握了朝廷大权，而王衍在太子被废的时候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太子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太子妃，希望岳父大人王衍可以协助审理，还其清白，王衍屈于贾后的权势，却隐匿不报，不久太子被害。王衍自以能够免祸，可是却犯了众怒，王衍无情，让女儿的婚姻成了政治斗争的殉葬品。在赵王司马伦上台之后，被人所弹劾，秋后算帐，原因就在于他志在苟免，而无忠蹇的节操。因而被禁锢终身，不能再当官了。乱世辩善恶，八王之乱的跌宕起伏，所折射出王衍的品德行径，逐渐和他风流名士的雅名有所相悖。 　　
　　司马伦这时，居然胆大包天，把白痴皇帝晋惠帝尊为太上皇，篡位登基，引发更大的王族内乱。王衍毕竟有识鉴的能力，知道这赵王司马伦是个愚昧无能的草包，所能依仗的只是孙秀之类的小人，迟早会失败，又在家装傻，砍伤了一个无辜的婢女，又一次得以免祸。司马伦不久被废黜。新的洗牌又开始了。赋闲在家的王衍也复出了，再战江湖。 　　
　　随即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当时齐王乂自以为有匡复之功，因此专权自恣，公卿们都跑着去巴结齐王，王衍却只是长揖而已，因病而被罢免。齐王后来被张方活活用火烧死，连张方的士兵也难过得落泪。王衍此时韬光养晦，因为八王之乱远未结束，因为择良木而栖，等待时机，等待明主。八王之乱远未结束，王衍还是被授予了一些显赫的官职，从光禄大夫当到尚书右仆射。
　　在当时的职务已经相当于宰辅。 　　
　　八王之乱，宗族势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残，长达16年的灾难，中原地区荆棘满布，尸横遍野，五胡趁中原空虚，长驱直入，加深了百姓的困难。司马越最终结束了八王之乱，却接下了烂摊子，时常忧虑，此时，他想到的是王衍一类，在当时享誉全国的名士，希望能够振兴晋室江山。终于，王衍登上了人生的颠峰时刻，盛极而衰，距离他身败名裂的最后结局，当然也不远了。
　王衍已经看出中原的时局已经病入膏肓了，向司马越提议说：“中原已经乱了，应该选取文武坚修的人才镇守军事要地。”于是以王衍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王衍告诉他的弟弟们：“荆州处于长江上游，青州有依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二位出镇地方，我留在朝廷，里外结合，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这话当时广为流传，王衍自私自利的本质，开始为天下有识之士所鄙夷，后来又被载入史册，背负万古骂名。但他也曾说过：“现在皇室衰弱，如果让弟弟们镇守齐楚之地，外可以建立霸业，内可以匡复皇室，所以要看两个弟弟的表现了。” 　　
　　日后，王衍的安排对东晋偏安政权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澄，行迹比他哥哥还要放骇的任诞名士，出镇荆州之前，询问策略，虽然语言华丽锋芒，但却没有什么安定一方的策略，大伙都相当失望。王衍等人送他赴任，毕竟王衍的面子大，送的人很多，在路上见到有一只不知好歹的鸟在叫，王澄于是脱掉上衣，直捣雀巢，旁若无人，神情泰然。国家动乱如此，还有心思搞鸟。无怪乎刘琨叹息：“卿外表看起来好象很爽朗，而实际上内心霸道刚强，用这样的方式在乱世中生存，很难避死。”王澄居然无语了。 　　
　　王敦则表现出其豪爽，但不失缜密的一面。王衍问他有无什么大策，他沉稳地回答：“应当随机应变，不可以提前预告。”日后，开创江东一方大业的人，正是王敦！ 　　
　　至于王衍和江左管夷吾--王导的事迹，史书上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也蛮有趣。
　　王衍曾托一个族人办事，过了一段时间还没办。一次两人在宴会相遇，王衍借机对他说：" 最近我让你办的事，怎么还没办？" 没想到那族人听罢大怒，随即举起盒子朝他脸上扔去。王衍一句话也没说，洗了洗后，整理一下自己的美姿容，居然就牵着王导的手一起乘车走了。在车里，王衍照着镜子，面带桃花，从容地对王丞相说：" 你看我的眼光，竟看到了牛背上。"
　　王导家本琅琊，而为东海国后参东海王越军事。琅邪王司马睿，与王导素相亲善。王导也知道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王导有复兴国家的志向，王衍何尝就没有？ 　　
　　王衍把自己的一些宗亲派到地方去镇守，而在朝廷内大规模使用当时的名士。太平盛世，也许他们能够以风度称著，成为和平时代的锦上之花。但战乱四起，时代需要的是纵横乱世的枭雄，勇冠三军的良将，运筹帷幄的统帅。 　　
　　至于王衍任命官员的标准，有一则非常著名的小故事。阮瞻拜访王戎，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此乃玄之有玄的哲学问题。阮瞻脱口而出：“将无同。”道出了儒道殊途同归的道理，王戎感叹许久，居然就因为这三个字而征辟他当官，人称“
　　三语掾“。王衍在许多思想上都推崇他堂哥的见解，因此亦雅重之。 　　
　　自此，朝廷充斥着放达荒诞的奇人异士，倒不如开成个专门研究老庄哲学的研究院算了.内忧外患，似乎浑然不知。局势对晋朝越发不利了。匈奴刘渊横行河东，羯族石勒骚扰中原，汉人王弥四处流寇，中外交通即将隔绝。和异族武装相持了几年之后，晋室虽偶有胜绩，但声势却更加衰弱了。东海王司马越面临着众叛亲离，哀愁气愤而死。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一支凄凉绝望的队伍向东方艰难地前进。王衍被推为主帅，却无挥斥方遒的风发，而是一脸愁容。 　　
　　王衍想把位置推让给襄阳王司马范，但是司马范也不接受，无奈之下，只好独力承担西晋王朝存亡的大业，率领司马越的军队和灵柩东归。王衍一生都违拗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见风使舵，却从来不敢独当一面，好谈务虚，没有男子汉为国建功立业的责任感，实际上也注定了他在乱世中，沦为卑微的苟且之徒。也上演了遗臭万年的历史闹剧。 　　
　　石勒，虽然是羯胡首领，但却是五胡十六国中少有豪爽，有见地，仁厚的君主。他虽从未读过书，但是却喜欢听人讲书。他在少年时代，和王衍有过一面之缘。石勒十四那年，随同乡人行贩洛阳，长啸登上东门，王衍见到认为此人非常奇特，看着左右，说：“看看这个小胡儿，我看他的声音和外表，他将会有奇志，恐怕会成为天下的祸害。”王衍马上奔赴官府带兵抓拿石勒，但石勒已经远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石勒和王衍在命运中又将重逢。 　　
　　石勒派遣轻装骑兵追赶晋朝的东归大军，在苦县宁平城截获了他们，大败晋军。晋朝军队虽然有十几万，但这几年被异族军队打怕了，因此都已成为惊弓之鸟，石勒指挥骑兵包围这支庞大的队伍，晋朝军队来不及反击，就自相践踏起来了，王衍身为主帅，没有任何军事才能，使担负着西晋王朝最后的希望的生力军，全军覆没，尸体堆积地如山，血流成河，无一人幸存。太尉王衍被生擒，遭遇被俘命运的还有大量的皇室宗亲和公家卿士。 　　
　　石勒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落魄贫困的胡儿，而是披坚执锐，勇猛过人的胡军统帅。而王衍却沦为他座下囚徒。石勒命令俘虏们坐在帐幕下，询问晋朝失天下的原因。王衍身陷敌手，不改清谈家本事，巍巍道来，详尽地诉说晋朝衰败的来由，并说制定国家政策的人不是自己。况且自己少年时代没有当官的意愿，不关心世间实务，后来侥幸当官，也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并夸耀石勒文成武德，应该自行称帝。王衍已经五十六岁了，风采依旧。石勒欣赏王衍鹤立鸡群的风流典雅，但此时却十分鄙夷他的为人，之前有些飘飘然的石勒也听不下去了，喝道：“你名望天下著称，位极人臣，作为朝廷中的少壮派，一直当到了头发花白，怎么能说没有当官的志向，祸害天下的人，正是你的罪责！“命令左右侍卫把王衍押解出去，听候发落。 　　
　　当时何止王衍一个人为自己开脱，那些衣裳华丽，风度翩翩的贵族士大夫，此时，哪个不是弯下自己高贵的躯体，取悦以往自己所鄙夷，视为奴婢的胡人。反而襄阳王司马范神情庄重，威武不能屈，回头叱呵他们：“今天的事，何必多说？”一身凛然正气，威武不能屈，不愧是司马宗室中以勇猛著称的楚王司马玮的儿子，为八王之乱中名声扫地的司马家族挽回了不少面子。 　　
　　王衍在这次战斗中，要担负起最主要的责任。石勒对幕僚孔苌说：“我在天下奔走，走过许多地方，但还没有见过这种人，是不是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孔苌劝阻道：“这些都是晋朝的王公，终究不会为我们效力。”石勒长叹一声：“话虽如此，到底还是不能用刀釜使他们身首异处。 　　
　　萧萧的夜晚，寂静得只有夏虫的哀鸣。王衍孤独一人，知道自己命运将绝，万念俱灰，此时，四面的大墙崩塌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之将亡，其言也善 。吟出了自己最后,最沉重的忏悔： 　　
　　“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五十六岁的艳丽人生，结束在沉重的排墙之下。 终王衍一生，虽然爱慕虚华艳丽的言谈，在学术上没有经国的才能，更无救国济世的军事才华，依赖自己的相貌和口才取盛名。这是王衍的个人能力问题，是小节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大臣都有杰出的文武才能吧，终观王衍的一些政治安排，对后来东晋王朝的偏安局面还是有相当贡献的。石勒取得宁平大胜之后，又剖开司马越的棺材，焚烧司马越的尸体，义愤填膺地说：“扰乱天下的正是这个人，我替天下人报仇，焚烧他的尸骨来祭告天地。”石勒虽不读书，但对历史，却有着惊人的见解，一语中的！我看《资治通鉴》，从白痴皇帝开始，一直到司马睿建立东晋小朝廷，看到的大多是司马家族内部血腥残忍的自我摧残，各个地方势力互相倾轧斗争，军阀自行其是，而王衍，在里面的记载并不多，多数是王衍官职的升迁。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投机分子参与其中，并非首恶，将误国的罪名加在他一人身上，未免太极端了吧。清谈风气，形成已经很久，王衍推进这项风气的，是难辞其疚的，而且王衍性格自私自利，蝇营狗苟，软弱怕事，但这和王衍的能力一样，也是小节问题。 　　
　　王衍真正应该被千夫所骂的是，他最后拙劣的政治表演闹剧。文天祥是这样评价王衍的：“王衍劝石勒，冯道朝德光。”文天祥，作为宋末激励过民族气节的英雄，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宋朝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读史有得，给予王衍汉奸的定位，把王衍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因为于大节，他有所亏。 　　
　　古语云：“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这是儒家大义。王衍尊崇老庄哲学，想超脱于祸害之外，却还想享受盛名的虚荣，是以自保其身第一，匡复宗稷为第二的政治原则行事的。在八王之乱，五胡乱中华的时代，高大俊朗的王衍居然演变成区区小人，谄媚外族首领，以求获得赦免，想当汉奸却不得，让自己生命随着崩墙而陨落，面对曾经想杀害自己的鉴赏专家王衍的无耻，石勒对他算是仁至义尽的了。前有王衍，后有冯道，遥相呼应，交错辉映。 　　
　　魏晋的历史距离我们好几千年，我们研究来有什么意义。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打开电视，新闻宣传的都是我国经济现状的可人，在史学界，更有盛世修清史的壮举，荧幕回放施琅大将军的攻陷台湾的盛况，诚然，我们国家是处于上升期，民族在这个世界是非常有希望腾飞的。只是，每个社会都有每个社会的隐患。今天我国的吏治情况，有领导人也痛心地指出十羊九牧，但这么多官员，都多少个是真正干事的有多少？今天我们的官员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宣传着那套空虚，只存在于预言中的悬幻理论，又何尝不是清谈？今天我们痛斥社会风气的败坏，贪污腐败的盛行，又何尝不是西晋王朝的翻版呢？王衍可是著名的清谈家，说起理论也是一套套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贪污，对钱财视入粪土，也可算是个大清官了。 　　
　　误西晋国的是，整个国家疯狂性地陷入对一些虚无理论的盲目崇拜和追求，话语权为一些集团所操纵，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盛行，浮夸成风，同时太子党在中央和地方的争权夺利，可怜，可悲，可笑，可怜的王衍却一个人承担了非议。 　　
　　近来一些民族问题定位较为敏感,这是历来中国历史界的忌讳,但我认为还是要做出一些适当的改变,将来我们会否批判石勒破坏民族团结，不与汉族士大夫领袖王衍的合作，破坏了反抗西晋封建统治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教育又如何说服自己，要我们做国家的忠臣，民族的孝子呢？王衍是个清高之人，生活在尚且拥有血性男儿刘琨，祖逖的尚气时代，依然做了汉奸，我恐怕将来国家有危难的时候，汉奸会更多，而且会比王衍更卑劣。 　　
　　殷鉴不远，在夏后世！ 19、满城尽带黄金甲 （作者：兰井村人） 小时候，炎夏消暑的乐事之一，是去听远房的一个舅公讲故事。老人长得慈眉善目，脸色红润，头上落一层淡淡的薄霜，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布衣衫解开来露出弥勒佛一样的肚子，手摇一把蒲扇，开口便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所讲的三国、说岳大都忘了，倒是说唐里的一段小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大意是说某人因欲造反被官兵追捕藏于一座古庙中，长老知其乃煞星下凡，一直殷勤相待。这人有一把天授神剑，此剑杀人八百万血流三千里。此人每日在寺中练剑，定于某年某月于试剑起事，叫寺里僧人尽行回避。长老思来想去，藏于寺外年久心空的一株大树内。这人因受寺僧款待，不忍在庙里下手，一路行来见路边一颗大树，决定拿大树试剑，不料一剑下去只见人头落地，鲜血喷天，费尽心机东躲西藏的长老竟第一个成了刀下冤魂。当时因贪听故事，此人是谁不感兴趣也不曾记住，只是替那长老可惜。 　　
　　　　这段故事一直以童年记忆的形式在我心中留存了二十多年，其出处与来历从不曾查证，只是把它当成一种鲜活的民间传说而已。最近读宝文堂书店出版的《残唐五代史义传》，第四回云“黄巢藏梅寺起手”，所述内容与儿时听来的几乎一模一样，这才知道那个故事的主人公竟是写下杀气腾腾的诗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 　　
　　　　关于黄巢的知识最早来源于中学历史教科书，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是“唐末著名农民起义领袖”，这个抽象枯燥的历史结论与那个写下《不第后赋菊》和民间传说中的生动形象相比，实在是苍白无味得多了。 　　
　　　　古人云：不为无益之事难遣有涯之生。又值盛夏，酷暑难耐，无生意需要打点，也无权位需要钻营，正好有黄巢一段故事觉得甚是有趣，遂乐得钻进故纸堆，回到千余年前，去打探一番这位乱世枭雄的诗与人生，也不啻于圣叹所说的平生不亦快哉事吧。 　　 　　　　 　　
　　　　公元873年，李唐王朝的第15任当家人唐懿宗寿终正寝，关系到天下太平黎民生计的大位被他的第五个儿子李俨收入囊中，历史上称之为唐僖宗。与所有的帝王家事一样，皇位的归属充满了争夺、阴谋与杀戮，但在宦官田令孜的精心运作下，这个过程总的来说还算平和。田令孜这个人，算得上僖宗的开裆裤朋友，虽自小就被阉了，但并不妨碍他和僖宗一起耽乐游玩。僖宗即位后，他就从一个和孙悟空在天宫里的职位差不多的弼马瘟立即晋升为神策军中尉（相当于首都警备区司令），很快又一路坐直升飞机爬上了总督三省六部的高位，可以称得上文官的班头，武将的领袖。新旧唐书都把田令孜归为乱世的佞臣，痛陈了他的种种劣行恶迹。不过有怎样的皇帝就有怎样的臣子，因为唐僖宗也实在不怎么样，史书上说他有些愚傻，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智商不高，相当于北方的二傻子，四川自贡方言所称的卡子。他虽位居九五之尊，实际上被田令孜玩弄于鼓掌之间。这个老弟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称得上超级无厘头。他不但喜欢声色犬马，斗鸡打毬，而且还是一个超级赌徒。他曾令田令孜的兄弟陈敬瑄等四位高官赌球，赌注是西川节度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他还经常与诸亲王斗鹅，一只鹅的输赢达五十万钱之巨。江山社稷落到这样一个败家子手里，后果确实很严重。更何况，唐王朝在此之前已经遭受了安史之乱、李希烈叛乱这样的重拳打击，表面上虽然还是一派莺歌燕舞，但内瓤子却尽皆上来了，抗击打能力实在有限。 　　
　　　　第一个出拳的人是王仙芝，这个以贩私盐为业的小生意人，在公元874年秋天率众三千人在河南长垣县首先发难。他发表檄文批评政府说“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稍微解读一下这篇反政府言论就不难看出，这位老兄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一定深受官僚作风、政府的苛捐杂税和乱收乱罚之苦，盐是再也卖不下去了，一气之下就拉了一帮兄弟干起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营生。恐怕连王仙芝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貌似强大，其实不过是一只纸老虎。875年5、6月，仙芝带领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弟兄们连克两州，队伍也壮大到一万多人。当然，官军也不是白吃干饭的，876年，王仙芝的队伍在山东临沂第一次受挫，只能化整为零，转向河南淮北一带打游击。有趣的是，指挥官平庐节度使宋威这个家伙找不到仙芝的部队，以为仙芝等已死了，于是向朝庭报喜，害得皇帝和一帮臣子空欢喜了三天。没想到三天后，州县奏报仙芝他们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了。对此，《新唐书》有如下搞笑的记载：“威因奏大渠死，擅纵麾下兵还青州，君臣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贼故在。” 　　
　　　　行笔至此，黄巢该登台表演了。其实，黄巢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是领衔主演了，大约在875年6月间他就率部数千人入股了仙芝的队伍。这激动人心的一天可能在他五岁时吟出那两句菊花诗那一刻起，注定迟早都要来临的。因为这两句诗，黄巢还差点挨他父亲的老拳，关于这件事，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是这样说的：“巢五岁时，侍其翁与父为菊花诗。翁未就，巢信口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花。’父怪，欲击之。”不知黄巢的父亲是因为他抢了翁的风头不尊敬老人还是由于他的诗涉嫌敏感话题才要打他。因为“总首”“天赐”云云从一个五岁的孩子口里说出来，大人肯定难免有些惊恐。如果我们作后一种解读的话，那可以说黄巢这孩子从小就生了反骨。 　　
　　　　其实黄巢并不想拿自己的脑袋去铤而走险，他本来是安心仕途的。他的家境还算不错，巧合的是，他家也是卖盐的（更巧的是老蒋的爹也干这买卖），应该是小康之家。即便按照现代的阶级分析观点来看，他也不具有天生的革命性。他想过的日子是一朝金榜题名，封妻荫子的生活，这一点从他多次参加万恶的科举考试就可以看出来。但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此路不通，他每次都名落孙山。对此，黄巢这个有志青年十分郁闷。 　　
　　　　你不妨展开想像的翅膀回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朝首都长安。一个菊花盛开的秋日，落第士子黄巢，这个屡试不中的科举复读生，这个不得志的年轻人，借酒浇愁，形单影只地踯躅于市井繁华的街头，那里美女如云，高官无数，但却没有他的前途，没有他的立锥之地。醉眼朦胧中，他看见了那些怒放的菊花。刹那间，儿时的记忆被满腹的愤懑激活了，那颗尘封的种子在心中蓬勃生长，于是那些肃杀的诗句如一把寒光四射的利剑刺向大唐王朝的心脏。九百多年后，一个名叫洪秀全的落第青年几乎复制了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他不是写诗，而是利用上帝之手给另一个王朝狠狠地刺了一刀，差点让它毙命。 　　
　　　　关于这个故事，野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是面对天下将乱的危局，僖宗问群臣有何高招。田令孜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这回倒是出了个好主意，他恳请皇上开文武二选场，选取天下文人勇士，教他为官为将，去当消防队员。僖宗这猪脑子里也没什么好法子，只得应允。选来选去，武举状元竟是黄巢。但僖宗见黄巢分明长得像一个外星人：“身长一丈，膀阔三停，面如金纸，眉横一字，牙排二齿，鼻生三窍”，这个早被声色犬马淘虚了身子的病秧子皇帝立即吓破了胆，龙颜大怒，下令将黄巢扫地出门，永不录用。黄巢当然很生气，后果也非常的严重。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想当僖宗这个败家子几十年后不得不重蹈他先祖唐明皇的覆辙，率领一帮吃得脑满肠肥的文武大臣在艰难的蜀道上仓皇奔逃时,一定后悔得想哭：曾经有一个可以重整大唐江山的武将摆在我面前，因为貌丑，我不待见他，现在失去了我才追悔莫及。如果上苍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那个叫黄巢的人说，兄弟，好好干，大唐王朝就看你的了。 　　
　　　　长话短说，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黄巢到底还是反了。经过大约5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死人无数，血流成河，公元880年隆冬，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不得不代表政府给这个盐贩子的后代低下他高贵的头，率领文武百官亲到霸上迎降。史书记载说，黄巢入长安时，盔甲耀眼，旌旗蔽天，英姿飒爽，威武雄壮，好一幅“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壮观场面！胜利的成果来之不易，中间差点因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毁于一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事情出在王仙芝身上。这个同志因为阶级局限性，也因为小富即安贪图享乐，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在幕僚的怂恿煽动下，竟然答应接受朝庭的招安，为了区区一个左神策押衙监察御史的虚职就要出卖一起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阶级兄弟。黄巢愤怒了，不但把王仙芝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捉住痛打了一顿。因为这一打一骂，朝庭剿抚并用的阴险之计才没有得逞，实在是险啦。 　　
　　　　闲话一笔，卓吾老子是我素所敬慕之人，一生特立独行，但他在《残唐五代史义传》第五回“黄巢杀进长安城”的回末批语中说：贼陷两京，天子奔走，此正臣子奋不顾身之日。…举兵讨贼，虽未成功，然志亦可嘉。这就俗了，天子与所谓的贼，如孪生兄弟，成者王侯败者寇，老百姓都懂的道理，难道他不懂？可见他还是满脑子的封建正统思想呀，我为卓吾老子惜。 　　
　　　　还是接着说黄巢。黄巢是人不是神，他也会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分析起来大致有三条。首先是自己没有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忙着称王称帝，赏官封爵，广置后宫。《新唐书》有如下记载：“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欤！’”，并住进了大坏蛋田令孜的府第。第二条，军纪松驰，扰民招怨。军队进城后，开始纪律还可以，但没过几天就变样了，《新唐书》说：“甫数日，因大掠，缚棰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第三条，封建王朝决不甘心于拱手让出大好河山，侍机疯狂反扑，又加上出了像朱温这样手握重兵的投机变节份子，内外夹击，黄巢前后在长安呆了不到一年，就不得不离开，这一走就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再也没有卷土重来。 　　
　　　　谈到黄巢的失败，历史学家乌廷玉先生在《唐朝史话》中用现代的革命观点总结说：“黄巢虽然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其统治很不巩固。因为数十万农民军进了长安以后，没有继续向周围发展革命势力，过去的占领区，大部分放弃。大齐政权的势力，西到龙尾坡，东至潼关，东北抵同州，东南控制商、邓。因此，首都长安实际在唐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粮食来源非常困难。”归根到底黄巢还是犯了“流寇主义”的错误。 　　
　　　　至于黄巢的最后归宿，正史上说是自杀于山东莱芜的虎狼谷。民间也有传说黄巢最终杀出重围，但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这让人想起几百年后的兵败九宫山的李自成。难道历史真如尼采所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风云激荡之后，烟云散尽，黄巢留传下来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的诗，更确切地说，是一句诗：满城尽带黄金甲。 　　
　　　　《全唐诗》收录了黄巢的三首诗，据考证其中一首《自题像》是元稹的诗窜入，也就是说可以确定黄巢存世的完整的诗只有两首，而这两首都是写菊花的。除广为人知的《不第后赋菊》外，另一首《题菊花》这样写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我认为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是五岁时那首没有完成的作品的延续，也是《不第后赋菊》的早期版本。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三首诗其实是同一个声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童年时期的话语就气度不凡初显心性，但还留有一个五岁孩子童言无忌天真烂漫的神态；《题菊花》明显可以看出那个长大了的孩子经历世事后的不平与抑郁，但结尾部分很响亮，信心十足，满怀憧憬与希望；《不第后赋菊》则是彻底绝望后的愤怒宣言，利剑出鞘，寒气逼人。一场不可避免的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与唐王朝的厮杀，借菊花之口下了最后的战书。 　　
　　　　梅兰竹菊，菊花位列岁寒四君子之一，历来被作为高节品格远离市俗的象征。古人以菊花入诗的，可以搜出几大箩筐，但其意指功能一般没有超出传统所界定的范围。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即便岑参的“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借菊花抒发的是感时伤怀之情，但隐含的也是诗人对那种故园赏菊的和平生活的怀念。如果将菊花的意象以中药作比，那它的药性应该是其味甘，其气温，其性淡，一般的医生都作为温补调剂之用，这基本上是大家共守的原则。但有一个人是另类，是叛逆，这个人就是黄巢，他笔下的菊花意象完全颠覆了传统，行的是摧城杀伐之功。 　　
　　　　何以高洁淡雅的菊花在黄巢笔下就有了这样寒气逼人的杀伐之气呢？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诗言志。按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阐述的天地生人“赋气说”，黄巢这样的人应该是秉承了清浊二气应劫而生的，自然与一般的人不同。正是所谓的“器大者声必宏”，一开口就不同凡响。老杜向来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自诩的，但这已不是语言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关涉到生命的气度和境界。刘邦有多少文采？但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贾岛无论捻断多少根胡子怎么推敲也是写不出来的。朱洪武肚子里有几滴墨水？但他的“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辉”，决非寻章摘句的雕虫之辈所能吟哦。而黄巢也是有帝王之气的人，他的这股气又不能通过出将入相这样的平和通道舒散消解，写成诗就杀气袭人，化为行就必然血流千里了。 　　
　　　　时光倒退80余年，公元801年，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孟冬野终于考中进士，他骑着马行走在花团锦簇的长安城里，像个老玩童一样写下了一首喜气洋洋的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几十年后的秋天，一个不走运的年轻人屡试不第后写下了另一首萧杀的诗，唐王朝就在他这首诗里走进了萧瑟的秋天。仅仅过了二十余年，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大唐帝国就在分崩离析的战乱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成为一具供后人凭吊瞻仰的历史尸身。 　 20、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唐后主李煜的跌宕人生（作者：阿拉表） 菩萨蛮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
　　　　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千百年来，多少饮食男女引此为知己。但凡这种艳词本来就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大家喜闻乐见。虽然大家也都认为还是亲历的更好。但古代和现在一样，总有做人的不如意。甚至只是借助他物来满足也会有许多君子出来反对。这些已经亲历的人总是看不起其余人。并制造种种障碍。
　　　　而当朝皇帝，一国之君，南唐李后主毅然冲破千百年俗见，祭出皇家秘闻来，亲自操刀写就大内艳情录以飨众生。
　　　　这爱民如子的皇帝将其活泼的后宫生活写成词，传颂天下。这是年轻唐皇的快意之处，在很久以后，在汴梁，在喝下那杯鹤顶红之前，他还回忆起这些可爱的日子，泪如雨下。
　　　　后主的宫女们清楚的记得当年的场景，那是多么富丽堂皇的宫殿，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当然还有那么多美女。但回忆起自己时，宫女们都有些难以启齿，多数人的意见是皇帝是个“御女狂”，是个荒淫的皇帝。后宫佳丽何止三千。以一个后唐计，数量骇人。而且也不象她们以前知道的那样，毯子抱了送去就行。变着法子折磨人，后主说需要淫荡效果，但有宫女更正说，是香艳效果，后主是个有情调的人。从最初出场的衣服密不透风，一路下来，半遮半掩，一袭轻沙，若隐若现，再到登峰造极的金莲。他懂得什么是美。为了追求朦胧美，追求飘逸的仙境效果而上穷碧路下黄泉。是执着的是真挚的。虽然后宫对丝绸的需求，一度造成国库空虚。可皇帝也不是浅薄的人。期间全裸的造型也有，可皇上说了，他是个有艺术追求的国君，岂可助长此等肉欲之风。说到这话，宫女们笑了。于是众宫女在欲擒故纵上下足了功夫。后主一高兴就写了很多的词。听那些穷书生说终于也修炼到了欲说还休的地步。
　　　　也有些白发宫女和白发老臣说，南唐后主这人是有点暴露癖，喜欢给别人看自己的后宫生活，虽然可以褒称做与民同乐。但毕竟是一国之君，代天立命，难道天都是这么赤条条的吗？宫女说，感到自己和皇上两人做的事怎么可以讲出来。对比先皇，真该羞愧自杀。而大臣说，同样是三朝元老重臣不能阻止皇上那样做，实在是该投江。之后是“天厌之，天厌之…………”。
　　　　老臣心有余悸地说，幸好离露阴癖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恰恰是国人最关注的，因为有这个发展的趋势。每个人都在下班之后相互问询，“今天皇帝陛下写了没？”。有不少人连夜排队守候在宫门口，等待皇上的新作。
　　　　史料记载：“时南唐举国香艳，人放后主词入怀中，称：一日有隐香，二日始觉春至，三日而振。”（但万不可以过两周，衣服穿那么多天怎么着也该臭出来了。）
　　　　坊间偶尔有些出自民间的词，但关键之处多半也是窃用了后主的词眼。这些书生，他们没见过“金缕鞋”，故而写出来的词都有种跳跃感，从野花的枝一跃到了豪奢的牡丹花朵，一可回头发现那还是一朵牵牛花。又象鸡窝找到金凤凰，完事之后才发现那还是一只老母鸡。这样的感觉谁也不能说没感觉但此间的评论家认为不宜多看。
　　　　不是没有大臣劝过皇帝陛下，譬如有一位大臣上奏说，陛下，你这样做实在不对呀。后主说，不要跟我说什么龙体不龙体的，朕都听烦了。大臣战战兢兢地说，我儿子看了陛下的词，天天寻死觅活要给他派一个象词里那样的女侍。陛下，他才七岁呀。后主勃然大怒，自己管教无方还怪朕！
　　　　但此事被皇上在《唐帝词选》的序里披露后。数以万计的人们围住大臣的官邸，足足有三天三夜。并有节奏的喊口号，格式与“×××，下课！”差不多。声势震瓦。吓得该大臣一个月不敢上折子，逢人便自谦“罪臣如何如何”。并上午门发表一篇《罪臣××感天动地谢罪书》向全国人民谢罪。在扔完两车臭鸡蛋后愤怒的人群才渐渐散去。
　　　　对此一位前朝的隐士仔细分析了整个事件后发现：皇上日理万女并不辞辛劳不求代劳亲自写下千古传颂的词篇不仅仅是御女，更是御民的需要。
　　　　自古国人中最难搞的就是读书人，仗着自己识字，耍清高。难倒了许多国君。可在国君李煜的政策下，这些人被收的服服帖帖。
　　　　首先，当朝国君也是个文化人，能写词，实力非同小可。虽然这点很容易隐埋在香艳的表面之下。其次，读诗词，重要的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后主的词就要求人们做到这一点。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象现在那样累死累活写上几百万字的小说。然后把18禁的场面描写的仔细来仔细去的。对一年四季在小茅庐中冬三九夏三伏黄卷青灯暮鼓晨钟皓首穷经已经敏感到能对着“女”字自爽了的书生来说。当唐主的香艳词一出笼。简直就是救人水火。一个“一向偎人颤”就掀起了一次不小的浪潮。导致青楼楚馆的生意锐减。社会治安得到平伏，其中性犯罪减少99％。
　　　　大部分书生们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有一位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在想象中得到满足总比没有满足好。所以要感谢皇帝给他们一个想象的支店。更何况，想想看，要是爱民如子的皇上不说有金缕鞋这个东西，谁知道那有多刺激。要是皇帝不说沙衣有多透有多诱人，谁知道原来内衣也是一门学问。要是皇上对这类后宫生活只字不提，谁还能如此真切地意淫娘娘、宫女。更别提把自己设想成皇帝那样，御女无数。而这些陛下都白纸黑字给大家说明了，谁还怀疑咱们的皇上不把自己（每个读者）当自己人呢。一想到这个，众人寝食难安，这么多宫女，这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啊。该多少年才能把所有方式都穷尽呢？怎么也不能对不起皇帝陛下，纷纷掀开裤裆，敬礼并大呼“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以谢皇恩。
　　　　不过问题也是有的，有些人看多了词，日思夜想，便试着在乡野村姑找点感觉，虽绝没敢以常日里见到的那些乡野村姑比作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本以为吹灯拔蜡，就是与奴家调情了。可惜别的都好想象，只是进程到了内衣上，这就出了破绽。那位宫里的奴家就算长相不如何可此刻灯也吹了。重点的是“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光滑的丝绸，比肌肤更加令人心颤。（其实不少人真正羡慕的是那身丝绸而已）。乡野村妇全部粗麻棉布。一摸到麻里不叽的内衣，便令情调大跌。
　　　　未几，那些妇人们想出了道道，纷纷跑去种桑树养蚕。几年后丝绸大丰收，为江南的丝绸业地位奠定了基础。日后那些“物质决定精神论者”是万万不肯承认丝绸的发展真实原因是由于它的性感。更不肯承认以昏庸著称的李煜一手促成丝绸业的发达。等到人们开始穿上丝绸时候，他已是宋的亡国君了。不但见不到盛况，这些政绩也都被赵匡胤窃取。公然宣称在其统治下，“国朝的文化与经济正经历着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其中丝绸产量处于历史最高。同比增长300％。这一切都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皇帝陛下的领导下取得的。朝廷的英明政策使得原南唐子民痛定思痛并迅速调整心态投入新时期的农业建设。”
　　　　不久之后，后主也已经被赐毒酒而死。再也见不到后主那肆意汪洋充满想象力的文笔，有一阵子，全体原南唐国民非常非常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温习后主的遗作。直到宋朝廷搬来临安，总算恢复了几分梦回唐朝的感觉。那种夜夜歌舞，亭台楼榭的。繁华往事被勾起，竟感化了当朝的皇帝。宋徽宗终于练成了瘦金体。为此他耗费了大半青春。此体一出，国人又是一怔，但这是后话了。
　　　　但往事是无法磨灭的，尽管后主的词已被禁，但每逢佳节，那些念他的词长大的不管是当上了官的和没有当上官的，一面心摇神荡想起过往艰苦岁月，忆苦思甜，竟至性致勃勃，一边又回忆起他们的国君的词。不止一回的焚香更衣在案头摆上国君的词和最诱人的丝绸。又一次掀开裤裆……
　　　　只是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皇帝其实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彻底的行为艺术家。不但是书生不能理解，隐士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李煜可以不要做“御女狂”、不要做“暴露狂”、不要做“自己人”、不要做“御民者”、不要做“丝绸农业家”、甚至不需要国人的“纪念”。他只需要人们发现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纯粹的行为艺术家。
　　　　不被理解是悲壮的，因此，当喝毒酒那一刻，这位艺术家终于流下了眼泪。 翻开中国的古诗词，最杰出的两大词人居然都姓李，一个是宋时遭受乱世流离之苦的李清照，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
　　 但凡中国人，但凡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些，一首低吟浅唱的《虞美人》，便可名传千古，让后世人都记住他——这位遭逢灭国之痛，却才情绝世的南唐后主。但也是这首哀唱亡国之痛的词，让李煜丢掉了脑袋。翻开李煜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到：
　　 “李煜（９３７－９７８），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漫年（９６１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李煜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别为一格。又通晓音律，精别雅郑，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以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９７４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这便是这位才绝一代的文人皇帝的短促一生，也是可叹可怜复可悲的一生。
　　 李煜的词，前期绮丽柔靡，有“花间”习气，虽是天然风流，但终究了少了生活的感受，文学价值稍低。李煜后期词作，因为有了切身之痛、灭国之苦，词风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是绝代之佳作，正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终成为一代词作大家，
　　奠定了其在中国词坛的“王”者地位。并且，为后来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
　　清丽，音韵和谐，天下间更无人能及了。
　　 这样的一位帝王，本应治国治世，却是政治失败，文坛传名，对他来说，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若他泉下有知，是否要说一声：“只愿错生帝王家！”
　　 评价其人，是否以一句“亡国之主，词坛之王”来衡量？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好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千年之后，再看后主，仍要为他的文采绝倒。亦为他留一声叹息。 21、布衣干政的悲剧 （作者：夏双刃） 明末今种诗云：“从来天下事，只在布衣中。”今种便是屈大均的僧名，他还写过两句诗“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 ”。当时明室颠覆，一些仁人志士不忘国恨家仇，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皆隐姓埋名，等待时机。顾炎武更是远赴代北，开荒拓田，以为起事肇基，真是将他的“经世致用”学说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不仅明末，也不止是末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不乏这种胸怀大志的布衣。“士”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现象，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春秋时有智退秦师的弦高，战国时代更有崛起于民间却主宰天下的苏秦、张仪。先秦精彩的士人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由于秦代以后的中国更多奉行压制文化的中央集权，布衣之志就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惘惘不平之气反倒是成就了众多的文学家，如李白、陆游等。
　　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 22、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作者：丛珺）
柳永出生在官宦世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样，以为他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娱乐圈浪子。
　　 其父柳宜先是在南唐做官，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副职，宋灭南唐，他先是在沂州费县做过县长，后复通过宋太宗雍熙二年领导干部公选（科举）为进士，官至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哥哥柳三复、柳三接和他都以文名著，时文化圈中称其哥仨为“柳氏三绝”；三复、三接都是参加公开选拔领导（科举考进士）以硬本事考出来入仕的。柳永的五个叔叔全都是官场中人，官至副部级以上的就有两位。
　　 从柳永的家世来推断，他在历史上似乎不应该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一个终身都与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浪子。以至于在封建时代，搞得连敢给他作传的人都没了——“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皆缘于柳永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我们现代人对他形象的错误认识，则缘于我们对那时歌伎这一职业的错误认识，其时的歌伎，绝非目下的“小姐”，相当于现今的歌手。柳永那时的职业，相当于21世纪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柳永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敢担保票，他绝对红透两岸三地，名扬新马泰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圈子。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柳永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在那个年代，娱乐业人士不吃香。柳永也想走进官场当个领导，他为此也一直努力奋斗着。在柳永的人生中，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早一点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而提拔重用，但这一切都因他自身言论的不谨慎，而使得这种机会丧失了。他很年轻时，便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公选拔考试，志在必得的他却意外落榜。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件事，我以为这是上天对年轻气盛的柳永的一次善意提醒：“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在为人做事方面尤其需要低调”。“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一向自负的柳永对公选失败除了是想不通，还是想不通！满腹的牢骚于是化成一首《鹤冲天》的歌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的年轻气盛和狂傲在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公选失败后的压抑心情得以十分痛快地发泄。这一过程，大有散打相声李伯清大师关于他乘汽车经典语言的气势：“你不搭，老子还不坐！”很多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来却用一生的精力和努力来还这份“语言债”。同样，就是因了这次的一时口舌之快，柳永后来的仕途变得坎坷多舛。三年后，柳永再次参加公选。这一次笔试顺利过关，可是入围者名单送到宋仁宗手里，最高领导朱笔轻点，一下子就把柳永的名字抹掉了，还不无讽刺的说道：“何须浮名，且去填词!”柳大师写的歌词原来早已传到皇帝耳里。本来宋仁宗也还算是个流行歌曲追星族，可你这柳大词人的歌词内容写得太狂妄了点。
　　 也不知道当时柳永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想来他会重重的赏给自己几耳光吧！就为自己一时之快，断了仕途，多不划算。关键是最高首长对自己印象不好，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就很难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给你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能决定你前途命运的主要领导。一旦不好的印象形成，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许得等到领导易人。柳永当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郁闷之极，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都泡在青楼中，与当时的众多女歌手打成一遍。你宋仁宗不是说“且去填词”吗？皇帝是金口玉言，我就以 “奉旨填词” 自奉，于是圈子里便迅速传开了“奉旨填词柳三变”大名。三变是柳永原名，就是因了宋仁宗的这次“领导干部选拔政审不过关”事件，他才改名永以示明志，表明自己在公选这件事上是持“一次不行、二次再来、直到公选当选为止”的态度。
　　 历史上的文人多是苦命人，柳永也不例外。虽说参加公选领导不成功，但生活还得继续，日子还得过。柳永只好回归老本行，继续在娱乐圈子里混，为诸女歌手们写词作曲为生，颇有几分现在摇滚歌手的潇洒风度。那个时代音乐人在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是远远赶不上21世纪的音乐人们，尽管有很多女歌手因唱柳永的原创歌曲而红透半边天，但于柳永而言，这改变不了他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那个时代没文联，没音乐家协会，他找不到政治归属；那个时代稿费低，没版权，他赚不到更多的钱。就只好靠那些记情的女歌手们的资助，聊以度日。
　　 众多当红女歌星都是因唱柳永写的歌而走红，柳永在北宋仁宗时代的音乐圈子里名声大振，对许多尚未走红的女歌手而言，要想在流行乐坛里闯出点名气来，只有凭籍演唱柳大腕写的歌才能在唱片发行量上有所突破。几代歌手同唱柳永写的歌，于是柳永写的歌曲，在北宋仁宗一朝便出现“凡有井水处，皆能诵柳词”的盛况，以现时度之，有点象出租车、公交车和所有公共场合都不约而同地放着“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一样，大有刷新流行歌曲发行量纪录的趋势。
　　 就在这个流行歌曲创作、演唱和推广过程中，柳永与诸多的女歌手们彼此间结下了非比寻常的交情。当然，跟21世纪的流行歌坛一样，音乐制作人与歌手之间发生点什么，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更何况象柳永这样的圈内名人，他要想和诸女歌手发生点什么关系，在我想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费点力气的事罢了，这从当时圈子里流传的“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说法便可窥豹一斑。柳永在其时的娱乐圈内绝对是少女杀手级的人物。
　　 娱乐圈里的走红，并没让柳永放弃参加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的宏伟理想，柳永又先后两次参加公选。抑或是仁宗忘记了柳永曾经“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牢骚，抑或是仁宗“皇帝肚里能跑飞机”，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张唐卿榜进士。这一次是真的考中了，当时的柳永47岁，从此后，柳永便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活。可能是由于原先就给主要领导留下了一个不太的印象，中了进士的柳永一直未在重要位置上执过政，从历史记载看，于仁宗景祐年间在睦州任过推官，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曾在定海的晓峰盐场做过盐官，这一经历，从柳永自己所作的《鬻海歌》诗中也可以看出。柳永从公选中榜后，便被外放到东南一带来做地方官，但从没出任过一方的封疆大吏，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一直都是任副职或部门负责人。
　　 柳永一生中，最大的官也就是任过屯田员外郎。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许是他父亲以前在工部工作时留下了较深的人脉，柳永外放辗转了一圈，回京后居然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上班，屯田是工部的一个司，员外郎相当于工部屯田司的副司长。从这点看，柳永在做官方面，比他父亲的官差得太远了。在屯田员外郎任上，入内都知史某可怜柳永“久困选调”，乘天上出了吉祥星象而仁宗高兴时，叫柳永献词应制，柳永撰《醉蓬莱》一词。交到仁宗手里，一看开头有“渐”字就不高兴，再看到后面有“宸游凤辇何处”的语句，与中央钦定的真宗悼词暗合，更觉不快;再往后又看到“太液波翻”，便气着说:“为什么不说波澄呢?”便把柳永所献之词掷到了地上。柳永因想讨好最高首长却表错了情、说错了话，而导致不再被最高首长提拔重用了（《渑水燕谈》）。
　　 柳永经此政治一劫后，再怎么想咸鱼翻身也回天乏术，这一次是彻底对仕途绝望了。哀莫大于心死，在郁闷和潦倒中，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一代走红大江南北的大词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一个副厅级干部，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当时政府在民政和老干部工作方面可能做得很差，最后柳永只得依靠“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直到现在，学界还在争论柳永的坟墓究竟在襄阳、枣阳、仪征还是镇江？好在柳永的儿子柳涚（字温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高中进士，曾官至著作郎和陕西司理参军，为老柳家在做官一途扳回了些面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便过了近千年。千年后的今天，柳永却以冯煦评“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以及苏轼评“不减唐人高处”的一种伟岸姿势站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 柳屯田就是做过屯田员外郎的柳永，原名柳三变，字耆卿，是有宋一代与苏轼并驾齐驱的大才子，从北宋仁宗年间开始的一百年里，每逢清明时节，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妓女们都要到柳永的坟上扫墓，缅怀这位一生不得志的大词人，《三言三拍》中专有一段《众名妓春风吊柳七》，足见大才子死后的哀荣，可以说，柳永活在市井大众的心中，他是市井大众的知音人。在《吹剑录续》中记载了时人对柳永和苏轼的评价，“学士中词须关西大汉持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而柳郎之词好比十七八岁女孩持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和苏轼分别是北宋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柳永在宋史中没有传记，只有前人笔记中星星点点的记录，但是，他的作品却照亮了一个时代，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唱柳词。
　　柳永（公元987年—公元1053年），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家中排行第七，所以被人称做柳七，他的父亲柳宜原来是南唐旧臣，入宋以后做到工部侍郎，柳永自幼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长大，在《清明上河图》中耳濡目染，年轻的时候就展露了满腹的才华，他吟讼的词总是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人文大宋，就连皇帝老子也对他的作品耳熟能详。
　　作为官宦子弟，自然以功名为重，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难以置身体制之外，但是，柳永却格外出格，他一面整日在瓦肆勾栏中依红偎翠，一面渴望通过科举一越成为帝王师，上天那有这两全齐美的事情，且看他两次进士落第以后，是如何自我安慰，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后来，柳三变好不容易考上进士，宋仁宗御笔圈点的时候，看见了他的名字，说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从此，大词人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他流连秦楼楚馆，以卖词为生，一混就是多少年。那时的柳三变是如此的广受欢迎，以致柳永自述 “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妓家有言，“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其缠绵悱恻，有词为证，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但是，消金窟里花钱如流水，柳三变又不是生意人，如何消费得起？他除了填词，也别无所长，只能再走求取功名的老路，他四处求人推荐，一把年纪还要参加进士考试。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已经47岁的柳永终于考取进士，成为北宋朝廷的一名小官，他一生中最高的官职不过是屯田员外郎，也就是工部的助理，一生郁闷也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按照北宋的制度，朝廷命官不能出入民间妓院，几近天命之年，他才开始有所收敛。偏偏他时运不济，本来想拍皇帝的马屁，却恰恰拍在了马腿之上。仁宗年间，天上出现了老人星，柳永以此为祥瑞，作了一手首《醉蓬莱》，其中有“此际宸游，凤辇何处” “太液波翻”等句，这与仁宗皇帝以前作过的词极为相近，那是宋仁宗为宋真宗写的挽词，是写给去世的父亲的，柳永此举实在是触霉头，当然让宋仁宗大光其火了。
　　宋仁宗大光其火的后果,就是不再提拔柳老头，柳老头急切之间，只能低声下气，上门拜访枢密使晏殊，要求改官。晏殊就是那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大宋才子，他问柳老头，“阁下喜欢写词吗？”，柳老头赶紧回复，“如同相爷一样，喜欢写词”，晏殊翻了白眼，“俺是喜欢写词，但从来不写靡靡之音”，柳老头呛了一肚子气，只好委顿而返。但是，柳永出人头地的决心却无比坚定，他不断找人推荐自己，《乐章集》中有20首谒词，就是他求人推荐的证据。他想到了两浙转运史孙何，此人当时身在杭州，柳永和他曾有布衣之交，希望能够借到此人的东风，于是，他写了那首著名的《望海潮》，央求认识的歌女在孙何的宴会上演唱，作为引见自己的敲门砖，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孙何击节赞叹，当时就把柳永引入宴席，好好招待了一番。虽然柳永吃了几顿白食，但仕途升迁却没有什么指望，空余遗恨。但是，《望海潮》却传遍了大江南北，里面描述的江南胜景后来引发了金国皇帝完颜亮投鞭南渡之心，完颜亮写出了“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句子，可见此词巨大的煽动力，连胡人皇帝都被江南胜景迷得七晕八素。
　　在《乐章集》中，他提到了许多美丽女人的名字，英英、秀香、虫虫、瑶卿，其中，他最中意的女人，当属虫虫，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最终这段恋情悄然终止，柳永不肯说出其中的原因，推想可知，一个品级不高的朝廷命官，怎愿意和一个低贱的妓女共谐连理？就算柳永不是看不起她们，与妓女发生关系的朝廷命官按纪也要丢官罢职，以后就要忍饥挨饿了。从宋人笔记上，看不到柳永有妻有子的记载，他很可能终身未婚，那么现在的福布斯上榜富翁柳传志自称是柳永直系后裔的事情就难以成立了，河东柳氏在唐朝是高门士族，经过五代十国的血腥屠杀，柳氏无可避免地衰落了，后人拉上柳永的招牌，未免显得不厚道，有拉虎皮作大旗的味道。
　　柳永生前潦倒，死后却非常香艳。传说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官府也找不到他的后人和亲眷，是当地的妓女出钱将他下葬。以后，每到清明时节，妓女们都要到他的墓前祭奠，然后才到乐游原上踏青，当时，人们把这一习俗称为“吊柳会”，这一习俗一直持续了百余年。“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只有人文大宋，才有如此温馨的文化气息，才有如此温厚长情的风尘女子，即使历时千年，也让后人泪盈于睫。 23、说说袁崇焕（作者：江上苇）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吃过草，也没有挤过奶，流过血。
　　 可是的确有人流过血，而且不只是流血。
　　 当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铁骑在努尔哈赤的统帅下西服蒙古，东平朝鲜，以区区六万人大败号称四十万的明朝辽东经略使杨镐的部队，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失败，他们麻木地批着公文：某某总兵放弃地私逃，杀；某某巡抚不屈殉节，追封三级；某某经略使损兵折将，斩首，传首九边……总之，逃了的杀，死了的奖，打的都是死人官司。但是有一天，北京城的大小官员们突然发现面前的公文自己不会处理了——宁前道袁崇焕上报，宁远大捷，杀敌数万，击毙敌人最高统帅努尔哈赤！这种诧异恐怕比我们听见中国队6：0击败巴西队还要让人受不了。头头们所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复查，有没有搞错呀你丫的？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历史的事实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让他撤退，他牛脾气上来了：“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我的官职是宁前道，宁远就是我葬身之处！结果努尔哈赤十几万百战百胜的大军，愣是攻不下几千人驻守的小小的宁远城，大汗怒了，亲临前线指挥，被红衣大炮打伤，不治而亡。
　　 当大明朝的头头脑脑们终于相信这一切确实不是梦后，那种兴奋劲简直没法说了。天启皇帝大奖功臣，此次大捷，全赖朝中各位爱卿领导有方，寡人重重有赏，钦此！皇帝没有食言，朝中那些连宁远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大员们个个都捞到点油水不说，连魏忠贤一个刚出娘胎的侄孙都封了个伯爵，据说是如果没有魏公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宁远一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这就是逻辑，打了胜仗是魏公公领导有方，打了败仗是前线指挥官们贯彻方针不力。既然如此，那个小小的宁前道叫什么袁崇焕的，功劳也就是一般般了，赏他个辽东巡抚拉倒（事实上，当时辽东全境几乎都在后金的控制下）——反正这种官没有人敢做，便宜他算了——钦此，大家快谢恩啊！
　　 金庸先生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广东蛮子不要命的倔强，认死了的理，几十头牛都拖不回来。袁崇焕拿身家性命赌来的宁远大捷，成了朝中大员们进身的阶梯。自己仅仅当了个辽东巡抚，他倒是没什么想不通的：辽东巡抚虽然不是什么美差，还随时有性命危险，但总算是方面的负责人——这就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满清大军铩羽而归，当上了大汗的皇太极和兄弟们总结，认为明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袁崇焕善于守城，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和明军野战。数年后，后金十几万大军再度西进辽西走廊，进攻袁崇焕把守的宁远、锦州。然而这次攻势最后却以在锦州城下野战输给明军告终。从此，明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辽东的恢复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这个时候，袁崇焕却因为和后金商讨议和的可能被朝廷撤了职。自南宋以来，中国人就耻言议和，仿佛只要谈议和就是秦桧，只要谈抗战就是岳飞似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袁崇焕的时代，明朝的问题在于内部，事实上，明朝的灭亡被今天的人认为是财政的破产而非军事的失败：万历初年明朝的正常岁入是四、五百万两左右，可是自从努尔哈赤举兵以来，由此而引发的“三大饷”等加派后来竟征到了二千多万两，如此涸泽而渔，国家怎能不亡？袁崇焕统率的蓟辽军区，就经常搞到没有粮饷的地步，甚至因此发生了士兵哗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用一年二十万两银子换来暂时的喘息机会（何况对方还有相应数目的回赠礼品，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方稍占便宜的经济贸易，和南宋的岁币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迫使皇太极对明朝称臣，把敌对性极强的“后金”国号改成了比较中性的“清”，应该说在外交上还是成功的。），稳定辽东的局势，何必一定要花每年六百万的辽饷（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维持费用）？南宋的局面是可战而不战，明末的局面是不可战而战，天下事哪有生拉硬扯的对号入座？因为做的事太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袁崇焕只好回老家呆着了——尽管还有不少人又凭着宁锦大捷升官发财，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袁崇焕身上踩上几脚。
　　 直到崇祯当了皇帝，才又想起袁崇焕的好处，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皇帝年轻气盛，问袁崇焕多少时间可以恢复全辽，袁崇焕答道，五年。下来之后，同僚们担心他把话说得太死，五年以后万一没有克服全辽，皇帝责问起来怎么办？可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皇帝连五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再度入侵，他们不敢碰袁崇焕，绕过辽西走廊，从大安口、遵化一带突破长城防线，直抵京师。袁崇焕帅所部九千骑兵星夜入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与满清铁骑大战数场，稍微稳定了战局。就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在当时的明朝方面的记录和当时老百姓们的街谈巷议中，千夫所指地说袁崇焕是奸细，是叛徒，直到清人编撰《明史》，把满人自己编辑的档案《太宗实录》拿出来参考修订，才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骄傲的胜利者可没有替明朝皇帝圆谎的理由。让我们看看这个“奸细”在大明皇帝的黑牢里都做了些什么吧！袁崇焕被皇帝逮捕后，所部官兵大为惊骇，纷纷逃散。袁崇焕却在牢里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的劝部将祖大寿、何可刚带部队回来，打退清兵，保卫大明朝的江山，“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天下有过这样的“奸细”吗？
　　 满清兵在以袁崇焕所部为首的各路勤王军的打击下，撤出了长城一线。可是皇帝最终还是没有放过袁崇焕。皇帝有皇帝的考虑：你现在是没有反，但我已经把你抓起来了，放你出去岂不是说我抓错了？崇祯皇帝没有认错的勇气，不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在煤山上吊的时候，他的遗诏里也是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虽然缺德，惹得老天爷发了火，但这都是大臣们不中用害得我这样的。厚脸皮的皇帝把大明朝灭亡的责任全推到了大臣们的头上，不知道他所谓“诸臣尽亡国之臣”里，有没有算上袁崇焕的一份？而且，现在抓都抓了，脸也撕破了，放出去你不反也得反了。所以，只能是一个“杀”字。于是大明朝中央政府诏告天下说这次满清入寇，纯系袁崇焕勾结所致，并以里通外国、意图谋反等莫须有的罪名寸磔处死了袁崇焕。“寸磔”就是每隔一寸剐上一刀的意思，就是常说的“千刀万剐”。
　　 英雄的悲哀，不在于死，而在于为自己的民族流尽了鲜血，居然被当作这个民族的叛徒。当袁崇焕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他长叹不已，两年前他出关督师前，对皇帝的顾虑，现在不幸都成了事实，“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刑场外面无数的老百姓在朝他吐口水，在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他——因为皇帝说他就是叛徒。《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是这样记载当时的场景的：“是时百姓怨恨，争[口敢]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口敢]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胆大是因为无愧，谁能比他更无愧呢？
　　 老百姓吃袁崇焕，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怨恨，毕竟在这个麻木的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觉悟到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感情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地步。仅仅是因为袁崇焕那莫须有的叛国罪名，使得士大夫们把吃人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并竭力为“吃人”而辩护。然而书呆子说得武断了一点——大多数掏银子买人肉的人，恐怕不是出于基于民族感情的仇恨。几年后，崇祯皇帝又剐了一个和国仇家恨没有一点关系的倒霉家伙郑缦，《明季北略》的记载是这样的：“炮声响后，人皆跻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也。”杀人的炮声响后，围观的人都踮着脚尖看希奇。看完了拍拍屁股回家，还嫌不够刺激。一路上热热闹闹都是买人肉回去治病的。这一次修史的书呆子终于兔死狐悲，看不惯了，发了句牢骚——TMD,读了几十年书，居然被人当成人参甘草吃掉了！
　　 吃人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但是吃袁崇焕就合法合理，因为他是“叛徒”。袁崇焕的性命就是巩固皇帝个人尊严和威望的人血馒头。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揣度袁崇焕在刑场上曾想过些什么了，但我想他一定想不到，竟然是他的敌人们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在一百五十年后为他平了反。《明史列传*袁崇焕》评价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岁月啊，你真是会捉弄人，连胜利者的王朝都过去一半了，时间已经长得无法让当事的人去后悔，只能让后人们在异族的铁蹄下去细细品味历史的悲凉了。
　　 袁崇焕的人头是他身上唯一还成形的东西，这倒不是大明王朝特意的恩典。本来皇帝是想把“叛徒”袁崇焕的首级“传首九边”的，就是分别送到边境上的九个重镇如大同、宁夏等地去示众。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部下佘先生冒着灭九族的危险偷走了人头，从此北京广渠门外多了一座孤零零的坟丘和一个守墓的家族，这一守，就是十七代人。
　　 袁崇焕是死了，可是历史还在继续。
　　 清朝人给他修了祠堂，解放后毛主席也同意要修葺。但是一九六六年的“史学革命”中，香火不旺的袁祠也在劫难逃。 “革命”精神使然，还仅仅只是挖平了坟丘；听说埋的人头是黄金的，就是挖地三尺了。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民族，当然也能够掘袁崇焕身后墓。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曾有过多少罪恶啊？！袁崇焕在生前死后都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不知道他对这个他曾经无限热爱过的民族会不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袁崇焕的人头又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当了一回契子，害得李老先生差点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守了十七代墓的佘家老太太终于也要哭着搬出去了——文物管理部门准备修缮袁祠，对外开放。袁崇焕又要用他的人头冢去换门票，养活几家老小。毕竟是商品经济时代了，要向袁督师表达敬意，不破费一二十块大洋看来是不可能了。
　　袁崇焕吃的固然不是草，但他挤出来的，恐怕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言及的奶和血。
　　 可惜的是，墓已经平了，穴已经填了，棺椁也已经挖掉了，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考证，极为精准的在原来的地方用水泥倒一个，甚至于真的用黄金做一个人头当噱头。 24、崇祯子孙们的结局（作者：班布尔汗） 在诸多亡国之君中，恐怕很难再找出向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是在殚精竭虑、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用死来宣告自己王朝的覆灭。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想尽办法救国而不为自己的家族考虑后路的末代皇帝。曾经与朋友们谈起明之亡，也曾对此大惑不解，即使崇祯自己爱面子到了极点，不肯被人笑作临阵脱逃，但怎么也应该让太子到南京暂避，这样的话，北京即使陷落，他自己即使在煤山自尽，作为陪都的南京也可以立即以太子为中心建立名正言顺无可争议的“救亡政府”，何至于有什么“福、潞之争”以及多次的“北来太子案”？
　　　　 可是，崇祯皇帝出了好面子之外，最大的弱点就是多疑，很难想象在他心中有什么人是可以信任的，包括他的儿子。自己不去南京是因为面子，而不让儿子去南京，就是多疑——他害怕自己成为李隆基第二，万一要是北京没有失守呢？已经16岁的儿子要是在南京自立为帝，奉自己为太上皇，把自己架空，该怎么办？所以，在担心北京难保玉石俱焚的焦虑中，崇祯皇帝死死拉着他三个儿子与自己一起坐等着北京沉没在农民军的汪洋大海——很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可事实就是如此。
　　　　 九门相继落入敌手，崇祯可以把皇后、妃子、公主们杀死或赐死，自己也可以一死殉国，但对于三个儿子，总还是存着他们能够逃出去重振社稷的希望，便把他们交给心腹太监们让他们想办法逃出去。但这个太晚的决定并没有挽救皇子们的命运，那些平常里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们可没有什么赤胆忠心，面对北京到处都是农民军的情况，他们或是把皇子都在街上让他们自生自灭（这还算是仁慈），或是干脆拿着皇子去向大顺军请功，于是，他们全都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取自《甲申核真略》和《定思小纪》的说法）。
　　　　 李自成并没有立即杀死他们，而是带着他们去征讨打着“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旗号来和他作对的吴三桂，为的是以皇子来要挟吴三桂——李自成自然不会知道吴三桂后来对南明永历帝的所作所为，否则的话绝不会想出这个主意。在山海关，李自成被吴、满联军击败，接着一败再败，三位皇子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摆脱了大顺军，走上了各自不同但最后殊途同归的路。
　　　　 说“殊途同归”，是因为三位皇子虽然相差了几十年，但最后都死在满清朝廷手中。
　　　　 先说皇长子，也就是太子朱慈烺，他的身份最尊贵，运气和遭遇也是最差。从大顺军中逃出后，可能是因为要寻找亲人，他回到了已经落入满清的手中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寄居在了周家。并和自己的妹妹，那个被崇祯帝砍掉一只胳膊的长平公主重逢，兄妹俩抱头痛哭。然而周家人都是势力小人，哪里会保护安置这位烫手山芋？太子的舅舅周绎出面要刚安顿了两天的太子马上走人。在乱军当中吃够苦头的太子早就一肚子怨愤，再见到这些臣子加亲人的不忠不义，哪里还压得住火？与自己的舅舅大吵起来，以至于双方拳脚相加，终于惊动了邻里和巡捕，周奎见已瞒不住，便把自己的外孙子举报了。
　　　　 清摄政王多尔衮无端的抓住了大明王朝的真命天子，按说应该是喜出望外，可事实上明太子的落网并不那么简单，无论是杀是留都很麻烦。作为外来入侵者，满清一方面为了收买人心可以礼葬崇祯皇帝，可以善待所有不再抵抗的人，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一统中原的障碍决不会手软。可明太子正好处在这两中态度的矛盾当中，若是留着他，明朝的忠臣义士就会心怀希望的打着他的旗号前赴后继。可如果杀了他，满清精心炮制出来的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多尔衮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很快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那就是——让人指出太子是假的，以冒充太子之罪将太子杀掉。于是，一场“认证真伪太子”的闹剧上演了。首先是亲人指认，太子外公周奎和舅舅周绎自然领会了摄政王的意图，一口咬定太子是假冒的，长平公主坚持说是真，被周奎打了一个耳光后也不敢再说话。原太子的侍奉太监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指认是真，马上被处死，剩下的也就承认是假。连曾经是太子老师的原内阁大学士谢升也指出是假。虽然太子当众说，谢先生，某年某月某日，你讲书时说过某事，现在还记得吗？弄得谢升哑口无言，怏怏而退。但结果已经出来了，太子是假的！还有人上表坚持说是真的？好办，杀!一气杀了十五个争辩的大臣，终于没人敢说话了。太子在被压上断头台的时候也许明白了，他原本来北京时看到满清礼葬他的父皇，以为也会厚待他，可父皇受到礼遇是因为死了，而自己是活的。他终于连以一个前朝太子的身份去死的机会都没有了。（以上史实出于《石匮书后集》和《甲申传信录》）
　　　　 皇三子定王朱慈灿，一直以来下落不明。到康熙18年三藩之乱快要平息时，定远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在湘中抓获了一帮乘乱招兵买马的草头王，审问后发现他们还有同党，是一个还俗的和尚，自称叫朱慈灿。抓获后，发现供述的情况与真正的皇三子情况极为相像，与顺治8年、12年、13年、16年和康熙12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义诸多皇三子大不相同，完全有可能是真的朱慈灿。这回，清朝政府可比刚入关的时候成熟多了，康熙皇帝像弹灰一样漫不经心的说道：“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便决定了这位“朱三太子”的命运——以一个打着太子旗号的混混的身份杀掉。（《八旗通志》和《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载）
　　　　 最小的皇四子永王朱慈焕应该是兄弟姊妹中最幸运的一个，在大顺军中与两个哥哥失散之后，与一位姓毛的将领逃到了河南，种了一年地。后因为清政府清查“流贼”，姓毛的逃走，他只能一个人流浪，后在凤阳遇到了一位前朝姓王的给事中，老给事中念及皇恩，将他收养在家，并改姓为“王”。在王给事中去世后，朱慈焕又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在浙江遇到了一位前朝姓胡的官员，这位胡大人也是个心念故国的人，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朱慈焕以余姚王士元为名靠教书为生，到了康熙47年，他已经七十五岁，并且组成了有一妻一妾，六子三女一个孙子的大家庭。他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守口如瓶，但作为明朝皇室的嫡系子孙，他最终也没能摆脱那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按皇家的传统，在为所有的儿子取名时以“和”字排辈，最后一字都为带有土部的怪字。这些举动逐渐为人们所注意，一位念一和尚在浙东起义时便打着他的旗号，终于使这位隐藏了几十年的前明龙种遭到了灭顶之灾。化名王士元的朱慈焕全家被捕，他的妻妾和女儿都自缢而死，男性家人无一漏网。朱慈灿否认自己参与造反，他对主审官说：“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 二也；吾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做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叛乱者，必先占据城池，集屯粮草，招兵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话说得合情合理，而且也确实没有他参与造反的证据，可是，他承认了自己是前明皇子，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康熙皇帝又玩起了多尔衮的那一套，拒不承认朱慈焕的真实身份。清廷九卿审讯之后奏报：“朱三供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14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朱三名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
　　　　 所有明末清初的史籍都记载崇祯第四子并没有在崇祯14年亡故，而已经事过60多年的老太监且不说是真是假，即使是真，又如何认得当年的皇子？可惜，杀机已现，断难挽回，这些连康熙自己都骗不了的证据就把“王老先生”朱慈焕全家送上了黄泉路，朱慈焕凌迟处死，所有子孙除死于狱中的，全部斩立决。（以上载于《鸡林旧闻录》和《清圣祖仁宗实录》）
　　　　 至此，崇祯皇帝的子孙彻底被消灭，而且全都是以不是他的子孙的名义被消灭。清朝皇帝一直在高唱举逸兴绝，善待前朝帝裔，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宽仁大度和守礼好古，康熙皇帝还表示过：“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受以职衔，裨其世受祀事。”但当真的前明后裔出现的时候，便开始“叶公好龙”了，都聪明的用不承认身份的办法来食言，我是说过要保护善待你，可是你不是你，所以我杀你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统治者历来都用这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伟光正，我是说过要虚心纳谏，但你说的不是忠言，是诽谤今上，所以你得死；我是说过要人人平等，但你是敌人，所以不能用平等来对待你；我是说过要提倡清廉，但你清廉是在沽名钓誉，所以我要整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承诺所标榜的经常改变，而伟光正是不会改变的。 25、倒霉的钦差大臣（作者：张泳） 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咸丰皇帝心急如焚，派出名将林则徐担当钦差大臣出征剿灭，林则徐本来在拉肚子，连日行军病情加重，出师未捷身先亡，不幸死在了半路上。皇帝只好再派钦差大臣，此人叫李星沅，湖南湘阴人，几个月前皇帝召见朝中文武官僚，李星沅表现不错，除了陈述自己为官的政绩外，还流露出浓郁的仁爱之情。正是他的仁爱被咸丰看中，派人给正在家中为母亲做寿的李星沅送了几支东北长白山特大人参，以示皇恩，同时请他出山。
　　李星沅的仁爱之心，从他对前任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朝廷一帮京官对郑祖琛颇多微词，指责他“老朽昏庸，畏事苟安，尤好佞佛，粉饰太平”，奏折递到皇上，咸丰看了大为震怒，要将郑祖琛罢官，流放新疆。或许是惺惺相惜，李星沅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严厉。郑祖琛在官场上周旋了45年，一层层阶梯向上攀援，官至巡抚并不容易，结局却是以70多岁高龄流放西域，到那荒无人烟的沙漠上去等死。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站起来为他说说话。
　　要为他说话，首先得弄清一些基本事实。调来卷宗一读，发现郑祖琛确实有几分糊涂。广西太平县有个叫王淑元的同知，为官清正廉洁，在百姓中口碑不错。王淑元的祸事，起源于他缉盗擒贼。风高月黑之夜，一帮盗匪偷袭县城，撬门扭锁，大肆抢劫，末了还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宅。王淑元此时正在太平县城巡视，听说来了盗贼，从床上鱼跃而起，带领手下兵勇追出城门，是夜一共活捉了十名盗贼。
　　谁知道郑祖琛下狱审案，盗贼齐声喊冤，说是第一次偷东西就被捉住，70岁的老母亲在家可怜云云。郑祖琛平生信佛，心肠慈悲，将十名盗贼一起放了。结果盗贼得势更狼狈，发誓要报复王淑元。他们纠集大队人马袭击太平县城，王淑元和他15岁的儿子被活活生擒。盗匪将这对父子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场地，用刀架在他儿子脖子上，要他交印。王淑元不理睬，盗匪手起刀落，儿子脑袋落地。王淑元亲眼看到此情景，心如刀绞，破口大骂，又被盗匪一顿恶打，拿绳子捆绑起来，布条堵住嘴巴，押着往城外走。途中经过一条河，过渡的当口，王淑元从船上一跃而起，跳入河中投水自尽了。
　　李星沅掩上卷宗，仰天长叹，身在官场却又心向佛门，是郑大人不幸的根源。身为同僚，李星沅不想落石下井，相反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打算拉前任巡抚一把。在一次向咸丰皇帝上奏折的时候，李星沅提起笔来，在落尾处加了这么一句：“已革巡抚郑祖琛，熟悉情形，请旨允其暂留随营差遣委用……”李星沅没能遂愿，在随谕旨传下的封片上，皇帝亲批了一行蝇头小楷：“速遣已革广西巡抚郑祖琛离营回藉。”
　　为郑祖琛送行那天，李星沅多喝了几口酒，目送郑祖琛乘坐的轿子沿着河道走了一段，绕过一片树林，消失在远方村落的烟霭之中，李星沅心中升起无尽的感慨：但愿老天保佑，不至于落到郑巡抚的下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身在官场，很多事身不由己，由于战事连连失利，加之官场同僚间相互制约，不久他就吞金自杀了。李星沅是聪明人，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深谙其中的玄机与杀机，在皇帝尚未来得及追究之前，选择死亡无疑是最好结局。咸丰果然没多作追究，依照惯例，予以饰终之典。
　　李星沅之后，受命钦差大臣的先后有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结局都不美妙，不是被清廷革职问罪，就是直接被太平军斩首。这些走马灯一般上任的官员，曾经长久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是面对太平军，他们的命运犹如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间从云端跌入泥淖。这些清廷官员以自己的跌落和殒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26、医多不治龙——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作者：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龙”。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骙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一 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1908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内，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1908年8月12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 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1908年9月3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二 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１]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言讫如飞而去。 　　
　　 《申报》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２]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 　　
　　 当时西医早已传入，但有清一代，除康熙外，其他君主都不大相信西医，光绪医疗过程中亦有过“西法调治”之说，可惜浅尝辄止。御医力钧兼通西医，其脉案却累遭皇上驳斥。 　　
　　 以光绪的高级囚徒境遇，其用药也确有被忽视的情况，曾令他大动肝火：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峻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与我吃，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药。”奎唯唯照办。 　　
　　 在慈禧降旨实行“医改”的同一天，光绪也交下太医院医方二百余纸及病略一纸，并有谕旨： 　　
　　 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今日勿开，以五日为限。 　　
　　 光绪在内廷的医疗环境中煎熬多年，此刻想搞一点“民主集中”，类于今日之会诊，要求“尽言无隐”。这可能是他自戊戌变法失败被囚以来，运用“天字第一病号”的特殊身份，所推动的一点微小改良。可悲的是，前者尚属救国图存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只是为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后挣扎。 　　
　　 圣上的病和大清朝一样难治，问题也在于病家讳疾。“两宫”则各有忌讳，令医家依违其间，不敢畅所欲言。杜钟骏初次请脉时，光绪问他：“你瞧我脉怎样？”答曰；“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杜大夫深知：“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杜大夫当时应对机智，点水不漏。待到八月初八光绪要新御医们评议太医院的医方得失，这六人却一齐犯了难。大家群推齿高望重的陈秉钧（莲舫）主稿，陈“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众人皆不赞成，于是又有如下磨合： 　　
　　 （杜）乃谓众同事曰：“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则摘他人之短，无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医获咎，贻将来报复之祸，吾所不取。”陈君曰：“予意欲南归，无所顾忌。”予曰。“陈君所处，与我辈不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不能不取稳慎，我有折衷办法，未悉诸君意下如何？案稿决用陈君前后不动，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前医矛盾背谬，宜暗点而不明言。”众赞成，嘱拟作中段，论所服之药热者如乾姜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如大黄枳实；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应有尽有，可谓无法不备矣。无如圣躬病久药多，胃气重困，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众称善，即以公订方进…… 　　
　　 一怕得罪两宫，二怕太医报复，三怕牵连保举人，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已经决定了治疗的结果。陈莲舫入宫早于他人，深知积弊，已不打算敷衍下去，因而“无所顾忌”；其他人受本省长官保荐而来，有人事上的牵扯，则不得不有所顾忌。中医历来注重调和，最后只好请杜大夫来当“甘草”，既以“应有尽有”粉饰以往的谬误，又把问题推给病家的“病久药多”，正所谓：面面俱到，不可救药；体制如此，皇上必死。 　　
　　 这时的大清朝，已如同光绪一样行将就木。为挽救覆灭的命运，朝廷于两年前宣布了“预备立宪”；这一年的8月27日，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对于重病中的光绪而言，无异是一针政治上的强心剂，七天后他公然对太医院医方提出了抗议。这种内外的互动虽十分微弱，却也在死水面上掀起了几缕微澜。 　　
　　 自同年6月起，《申报》就不断披露光绪的病情、脉案，颇类今世国家元首临终前之“病情公告”。这在当时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闻自由”，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杜钟骏记述了宫廷中对此的反映： 　　
　　 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禄，嘱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调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匮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胃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谓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 　　
　　 号称满官“开明派”的端方真会裹乱，竟在皇上病入膏肓之际提倡“医疗民主”，引来各地儒医、郎中们的“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这些隔靴搔痒之举，只落得慈禧“一笑置之”；亦曾有人上书指摘用药不当，已入内廷供奉的新御医们，当然也不会买这些同行冤家的帐。 　　 　　
　　三 医龙治国，气数两终 　　 　　
　　 依靠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即便延长了医疗周期也是徒劳。头班两医官请脉两月，药石罔效。转眼到了太后“万寿”前夕，内务府大臣奎峻向杜钟骏透露：“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11月10日（夏历十月十七日）夜，杜钟骏忽被急急传召入宫请脉，告以“皇上病重”。他赶到瀛台涵元殿，只见光绪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杜大夫诊脉之后，知道病人行将不起，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此时周景焘等已先后请脉，焉有不知大限将至之理，但未敢明说，皆以“棘手”等语搪塞。杜钟骏一语道破，立即引起内务府大臣继禄的恐慌： 　　
　　 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辈亦担当不起，最好回明军机，两不负责。”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按：即载沣、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回：“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来，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回：“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 　　
　　 在作出“两不负责”的处置之后，光绪病情大渐，“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逐渐进入弥留状态。朝廷连发两道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３]“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４] 　　
　　 大约由于丸药不如汤药容易识别成分，明清两代又都发生过君主因服丹药而殒身的故事（万历死于“红丸”，雍正的死因也与“炉火修炼”有关），因此“皇上病笃之际，皇太后有谕曰，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后来慈禧弥留时，医官施焕欲用乌梅丸，“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于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 　　
　　 11月14日（夏历十月廿一日）光绪驾崩后，“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次晨召施、吕二君（施焕、吕用宾）请脉，约二小时之久，施、吕下来，而皇太后驾驭西归矣。”据说慈禧曾发过“我不能先尔死”的毒誓，如今她笑到了最后。这对母子君臣的一世恩仇，就此永远了断。三年后，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帝祚龙脉，也被辛亥革命斩绝。 　　
　　 征召地方名医进京请脉，不能不说是对太医院垄断地位的一点突破。但名医入宫成为御医之后，不仅受内廷体制的制约，还有太后、大臣、同僚乃至光绪本人的牵制干预，最终无所作为，眼睁睁看着三十八岁的“万岁爷”盛年崩逝。三天后，地方举荐的名医们被降级留任，太医们则革职戴罪效力。 　　
　　 《德宗请脉记》由小见大，从医家的视角昭示后人：帝王之家富有天下，医疗条件全国第一，但如果死守体制不变，人人不敢负责，再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真龙天子。 　　
　　 医道亦如国道：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瞻前顾后，弊病交摧；病入膏肓时才想起改良，名医束手时还不许说出真相。封建王朝的体制“向来如此”，光绪焉得不死，大清焉能不亡？ 　　
　　 “生于末世运偏消”，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主张政治改革的君主，光绪饮恨而终的命运令人扼腕；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早在十年前就已错失，覆灭是无法挽回的。晚清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光绪的命运，就是大清的国运。 　　 27、历史上的武训其人（作者：秦大路）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1 　　
　　武训是清末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以示朝廷对他创办义学来训导贫苦学生的支持和鼓励。 　　
　　武七自小家境贫苦，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然而在当时，就武七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 　　
　　14岁后，武七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了领工钱的时候，大户人家伪造了一本假帐，欺武七不识字，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气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场，在破庙里一连三天不食不语。思量之余，武七方悟以往受尽欺辱，皆因吃了不识字的亏。他又想，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标，武七便以贯穿其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目标。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旷古未闻，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乞丐，不图名，不为利，抱有这样的大志，固然值得佩服，然而，这个志向对他来说是不是过于“远大”？可以实现么?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2 　　
　　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虽有人质疑武训受赏黄马褂一事的真伪，但武训为朝廷隆重嘉奖、为时人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清王朝当时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这使得武训和他的事迹倍受当世瞩目。根据《清史稿》宣统本纪的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除了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外，梁启超先生还专门为他撰写了十分精彩的《兴学节略》，以资表扬。梁文中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文中最后总结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梁启超乃当时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又是知识界泰斗，在他的倡导下，武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瞩目。张默生《异行传》里也专有义丐武训一节，宣传他的事迹。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茸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解放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 “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人物，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纪念会。两次纪念活动前后呼应。对于推广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即1951年《武训传》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清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甚至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敌占区里，武训都是正面的、被赞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这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尽管他是个文盲加乞丐，他的独醒和先觉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也许过于质朴和简单。 　　
　　本质上，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尽管任何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武训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 　　
　　当时没有人会把武训精神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行乞来办学才是武训精神的真谛。事实上，人们把当时一切对教育有所助益的义举和做为都称赞为具有武训精神的行为，并把那些竭尽全力推动民族教育的人称为武训式的人物。 　　
　　3 　　
　　有一本书，名为《武训先生画传》，后来直接促成了电影《武训传》的诞生。《武训先生画传》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泽于1938年绘制而成。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1943至1945年间，曾印刊至第六版，并译成英文对外出版发行。1944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电影中的武训将由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国共相争时期，孙谕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这个剧本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经过了数次大的修改。 　　
　　根据1986年孙瑜先生的撰文《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其中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当时上海电影管理处的一位领导看了剧本以后说：“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于是，电影开始的镜头从清末的武家庄变成了解放后（1949年）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这个小学校正举办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由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用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语调，对底下一群新中国的小学生们开始讲解武训老人的故事。尊照领导的指示，影片必须“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做了一番总结陈词：“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调定了以后，影片里的各种艺术形象也做了改动。武训在清末的社会里原本是一个苦大而仇不深的贫苦乞丐，在《武训传》电影里，武训完全变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戏份，另外还特意增加了武训被地主阶级的帮凶“狗腿子们”毒打的情节。后来在中南海给领导放映的时候，周恩来特地要求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尽量符合武训当年实际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荧幕形象周大，这个周大和《洪湖赤卫队》里那个头脑简单、只会蛮干的游击队长刘闯有些相象。周大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条农民起义道路。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周大对武七说：“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农民起义给他留下的印象都是败亡的结局，武训说“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领过咱们堂邑、寿张、阳谷等县的王伦，他们都是杀人魔王啊，最终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就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 周大被武训说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 　　
　　这段对话和情节很自然的成为后来《武训传》受批判时非常重要的罪状之一，这里且按下不表。电影里还有一段重要对话。参加农民起义后的周大对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同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会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则是排满。可见不同的内容面对不同的解读者的时候，会被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涵义。同样，武训和周大的这个对话在后来被认为是发轫于社会底层的改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一次交锋，影片“错误的鼓励了兴办义学的改良主义的进步意义竟然远远高于受压迫民众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 　　
　　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根据孙瑜先生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当时，影片还在中南海专门放映给中央首长看，看完后， 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影片公映后观众和知识界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类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专门在报纸上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表示要把“武训精神” 进一步发扬光大。 　　
　　4 　　
　　历史飓风起于青苹之末。虽然电影《武训传》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文艺作品，虽然报纸上发表的各界对《武训传》的各种好评也不过数十篇，虽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训传》已经度过了平静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后，一场暴风骤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节拍迅猛袭来。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篇社论不谛是一个旱地惊雷。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大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相呼应。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踊跃参加，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年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重头戏继续上映。几乎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营影业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时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名称。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 “旧貌换新颜” 。悲哉！叹哉！从此武训这个名字便只能出现在黑名单上了，“但愁前路无知己，今后谁人能识君？” 　　
　　很明显，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而且执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决策者的意图。《武训传》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并且它在拍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牺牲原著和武训本人真实经历的修改，尽管如此，它还是逃脱不了被政治“版砖”迎头痛击的命运。 　　
　　这场政治“大片”的演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高潮继续向前推进着。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的文章吹捧江青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当过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当他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他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 ……”当地干部赶紧对他耳语：“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后来调查组再问时，老人便说：“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谁了，牵连了武训，害了他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我们可以从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训传》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训传》大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口诛笔伐，但在后来运动中，口诛笔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为主要的手段。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命运，实际上从《武训传》大批判开始，就早已经注定了。 　　
　　十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5 　　
　　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大路借来做为此文的结尾。 　　
　　“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人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后记〗　 　　
　　做为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应该始终保持理性的目光。但我却经常不自觉的被感动。甚至前些天在看Spider Man 2的时候竟然也因里面简单情节的起伏而时不时激动一下、感动一下。拙作《象流星一样试图照亮夜空――田横五百壮士的随感》曾经提到，中国不缺少慷慨激昂的英雄，但却少见武训那样平凡坚韧象圣徒一样的英雄。贴到网上后，天涯有一个网名为fgsm的网友跟贴说他当年上过的小学就是武训建立的。当时着实被感动了一把。后来就想更多的了解武训先生，去网上寻找资料，结果很失望。在网上找不到比较完整的介绍武训百年历程的文章。所以动了念头写下这个贴子，写的过程中，屡屡被主人公的命运所感动。现草成此文，供方家批评。 　　
　　文章主要参考了《清史稿》、梁启超的《兴学节略》、陶行知的《把武训解放出来》、严秀的《风雨苍黄〈武训传〉》、笑蜀的《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施克灿的《快快乐乐 行乞兴学》等文，至于网上google到的其他参考资料，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28、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忆李陵（作者：蒹葭从风）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李陵 　　
　　李陵是当权者手中的一枚被遗弃的棋子。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帝王却在等着他战死，所以，他的命运其实没有什么多余的选择。不过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老是和赫赫有名的陇西名将李家过不去？ 　　
　　 ——题记 　　 　　
　　李陵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军人家庭，从出生起就注定背负祖先那沉甸甸的光荣与梦想——他的先祖是千里追杀并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的秦将李信，他的祖父是让匈奴为之胆寒的飞将军李广，他的父亲是曾经怒击天子信臣韩嫣受到汉武帝赏识的李当户，他的叔叔是率领数百骑兵横贯匈奴数万大军的郎中令李敢…… 　　
　　陇西李家真是一个被诅咒的家族。看看李家的人都是些什么下场吧：李陵的爷爷飞将军即使有国际知名度，可又有什么用？终其一生也没有遇上和匈奴单于正面交锋的机会，因为一个平常的军事上过失在悲愤与失望中自刎；李广去世后，李家唯一因军功封侯的李蔡（李广的从弟）获罪自杀；李陵的叔叔李敢从小随李广出征，骁勇过人。对父亲的死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是卫青在出征时部署不公造成，血气上来竟然失手打伤了卫青，卫青并没有对外张扬，但和李敢一样血气的霍去病却不干，一次陪天子的围猎中，从背后放出致命一箭，最有李广遗风的李敢就这样倒下了，没有倒在匈奴的马蹄下，却死在了同胞的暗箭中…… 　　
　　汉武帝喜欢用自己人是出了名的——外人不放心啊。卫青：皇后卫子夫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去病：卫皇后和卫青大将军的外甥；他们相继过世后还有另一个大舅子来接替，就是李广利：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尽管他要比卫青、霍去病逊得多…… 　　
　　所以，李陵，他肩负着光复李家将门的使命，要完成几代人渴望完成的目标，军人需要的是铁血和荣誉。他的想法其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了，他的年龄又能世故到哪去呢？最后出征前他只有27岁。 　　
　　人们对其的感情是痛恨还是同情？抑或二者兼有？李陵之争自古皆有，为什么对他的定位这么难？是啊，难怪有人说，如果试图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忠奸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李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典型。毕竟，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汉奸”这一称号的人。 　　
　　古文惜墨，关于李陵的记载不算太多：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此时的李陵的已经是个少年有为的职业军官，前途光明，长风破浪、直济沧海似乎近在眼前。然而，“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在这次战斗中，李陵被分配给贰师将军李广利管后勤辎重。显然，汉武帝信任的是他的亲属，单以李陵的才能和气魄，惟领军冲锋陷阵恐怕比较适合发挥他的特长，何况，在他血管里流动的是好多代的军人血液，真正的职业军人只钟情于沙场。打个比方，在别人激战的时候，你任命巴顿将军去看管某个安全的仓库试试？我要是李陵我都郁闷死了？他的血又怎能不沸腾？汉武帝说：这次发的兵多，是不能给你骑兵了，报国心切却又不谙世故的李陵血气一上来，就向汉武帝“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甚至还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说实在的，这股气势和霍去病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没有人家的历史际遇好啊。 　　
　　汉武帝在惊讶的同时或许也有一些赞赏，心想那就不妨试试看，权当实验品好了，毕竟李陵只是一个分量并不重的角色，即使牺牲掉了也不是那么可惜——很多时候，在你眼里重于生命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就轻若鸿毛。 　　
　　武帝让强弩都尉路博德作为李陵的接应，但路博德上了一封别具深意的奏疏：“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猜疑的武帝“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之下命令李陵出军的同时撤回了接应的部队。天汉二年秋，李陵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带着光荣与悲壮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这应该在汉武帝的意料之中。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的消息，汉武当然知道，但他懒得为其劳师接救，竟然为了让李陵尽快战死，了结这件事，“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不久，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 　　
　　李陵的五千步兵击退了匈奴八万人马，他短暂的军事人生已经闪耀出辉煌的光芒，多少给人一点安慰。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实乃无奈之举。李陵很可能当时心存一念，效仿赵破奴的假降，期望有一天率部归汉，汉武帝大概也想到了，曾派人去接应，但谁知竟找了一个李广利的亲信、李广的仇家公孙敖。公孙敖回来就说，李陵降了，还替匈奴练兵呢。把李绪说成李陵，有意还是无意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赤胆忠心的李陵未能如愿，全家被诛，为他说话的也获了罪……李陵的心碎了，永远地碎在了长城北岸。 　　
　　我的脑海中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大漠的流沙，草原的长风，李陵的身影被血色的夕阳浸泡。惨烈的战斗后，他终于放下了武器，放下了军人看作生命的尊严。我要是他，那最后一场战斗的场面必然永远定格在心里。 　　
　　李陵在匈奴住下了。这二十五年究竟是怎么过的？哦，对了，据说前六年是在亡命中渡过——他杀了大阏氏宠爱的李绪，就是那个让他被冤枉的倒霉鬼。李陵此举多半是找出气筒，不过，这六年也一定不好过，比在贝加尔糊边牧羊的苏武好不到哪去。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关心李陵在他的后半生到底是怎么过的……无所事事，苟且其百死之身？还是平淡地做了他的右校王？他和匈奴的居次过的好吗？他们的混血孩子们会说汉话吗？（似乎在哪本不大可靠的书上看到：今天外蒙有一支部族，自称李陵的后代，真伪待考。）他和汉人打过仗吗…… 　　
　　说到汉匈战争，史书记载他仅参加过一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浚稽山就是当年李陵最后与匈奴决战的地点。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再加上那场足以让他刻骨铭心一生的战争，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是再熟悉不过了；以五千步兵对峙八万匈奴人马的汉将李陵，这次以三万对三万，就算长年赋闲、疏于兵事，也不见得退化得这么快。“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寥寥数语，未作任何猜度平叛，有心人自己去想像吧。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八岁的汉昭帝继位，三公辅政（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知道李陵的遭遇和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几番起伏，故国如梦，李陵苦笑了：“丈夫不能再辱” 　　
　　…… 　　
　　元平元年（前74年），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真正大汉名将的李陵终于病死在遥远的蛮荒之地，实践了他“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李陵的名字在我心里是和“悲”字相连的。悲什么？悲壮？不是；悲愤？不是；悲惨？更不对...不过每次都有一股强大的悲从心底腾起。 　　
　　悉数李陵之悲： 　　
　　其一，一生的报复理想被彻底颠覆，成为李家最大的悲剧，陇西将门李氏自此被历史的大河吞噬。唯一安慰的是——好了，从此李家再不会有人被诅咒了…… 　　
　　其二，效忠无门。自古为人臣者，都知道自己是当权者手里的棋子，并不以为怪。不过李陵这颗棋子，没下几步就被莫名其妙地牺牲掉，连舍卒保车的份儿都没有。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人等着他战死，好悔棋走下一步；他遗传了祖辈的军人豪情，但连“飞鸟尽、良弓藏”的经典模式都没有轮到…… 　　
　　起三，连续栽在自己人手里：李广利的故意为难、路博德说不清楚意图的算计、叛徒军侯管敢的出卖、公孙敖的恶意诬陷、武帝的苛刻与无情——杀陵全家，连为他说了几句话的太史令也因此受了腐刑。漠北苦寒之地也不过如此啊。 　　
　　其四，就得问李陵自己了。诅咒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诅咒他永世不得安心。李陵就是这样。前半生的抱负与追求已经颠覆、理想无情破灭，他将在固有价值观和现实冲突中煎熬。 　　
　　回族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可不是理直气壮地选择了这样的正道的，汉人的心最微妙，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伦理良心的煎熬——特别还有一个刚烈的苏武在不断刺激他。 　　
　　我牵挂李陵，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选择战死或自尽，如果他选择了一了百了，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其实也正是汉武帝为他设定的归宿；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降作他国臣民，就像明末的洪承畴，破罐子破摔那倒也简单。 　　
　　然而李陵都没有，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极为尴尬的路，似乎是为了让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但这条路对他而言前不得后不得，至为难行……不过，在那个铁血大义的年代，我从他的身上，隐约看到了一点难得一见的生命之光。 　　
　　有一本写李陵的小说，它的结局我比较喜欢，借来给我做个收尾：李陵的好友苏武还朝后，宦海沉浮是经不起了，于是归乡赋闲，茕茕一人，以编卖藤筐糊口，打发残年。那是一个阴雨的秋夜，凉意甚浓，苏武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一张小帛条，是今早卖筐时候一个年轻的胡人塞给他的，由于招呼别的客人，没来得及和他说什么。苏武昏花的老眼终于努力辨出：“先父李陵六月丙寅于姑居水病逝”。苏武沉默了一会儿，喉咙里呼噜了几声，流下两行浊泪……
　天汉二年（前99年）夏季，五月，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塞，在天崐山一带袭击匈奴右贤王，共擒斩匈奴一万余人后返回。途中被匈奴重兵包围。汉军一连几天缺乏粮食，伤亡惨重。代理司马的陇西人赵充国率精壮兵卒一百余人冲破匈奴的包围，李广利率大军紧跟其后，才得以解脱困境。这次战役，汉兵阵亡了十分之六七，赵充国受伤二十余处。李广利上奏朝廷，汉武帝将赵充国召到驻所，亲自接见，察看了他的的伤势，叹息不已，封赵充国为中郎。
　　这一战汉军先胜后败，其实是汉朝的一次糟糕的战役，但是因为李广利是汉武帝的亲戚，所以并没有被杀头，反而继续带军，此后在对西域的征战中有胜有负，胜少败多，最后战败投降匈奴，被皇帝灭族了事。而在天汉二年这次战役中，倒霉的除了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普通军人，就算得着著名将领李广的孙子――李陵了。
　　李陵起先担任的职位是侍中，由于精通骑马射箭之术，爱护士卒，谦恭地对待贤士，汉武帝认为他颇有其祖父李广的风范，封他为骑都尉，命他带领丹阳和楚地人五千，在酒泉、张掖一带教习射箭之术，以防备匈奴。李广利出击匈奴时，汉武帝召见李陵，想命他为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叩头请求说：“我所率领屯戍边塞的人，都是荆楚地区勇武之士和奇才剑客，论力量能够手扼猛虎，论箭术堪称百发百中，希望能让我自己率领一队人马，前往兰于山以南地区，用以分散匈奴单于的兵力，使其不能全力对抗贰师将军的部队。”汉武帝说：“你不愿作别人的部下吗！这次我调动的军队太多，没有马匹分配给你。”李陵说：“我用不着马匹，愿以少敌众，率五千步兵直捣匈奴单于的王庭。”
　　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李陵宁愿带领五千步兵远征也不愿意做李广利的部属，历史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已经发生的实事，人们总能在事后找到很多能够让事实理所当然地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也不妨来分析一番。
　　这恐怕得从李广利贰师将军的封号说起。
　　当时汉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回来上报汉武帝道：“大宛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中，不肯献给汉使。”于是汉武帝派壮士车令等带着黄金千斤和金马前往大宛，请求交换。大宛国王与其群臣商议道：“汉朝离我国很远，而盐泽中道路艰难，屡屡致人死亡；如从北路来，有匈奴骚扰；从南路来，没有水草，又往往缺少城郭、食粮。汉朝派数百人作为使团前来，还常因缺乏粮食死亡过半，这怎能派大军前来呢！所以汉朝对我们无可奈何。贰师城的马，是我们大宛国的宝马。”于是不肯给汉使。汉使恼怒，破口大骂，用锤击破金马而去（当时的汉使很多都是穷人，流氓，亡命徒充任。这个汉使就很流氓）。大宛众贵族生气地说：“汉使太轻视我们！”让汉使离去，然后命驻守东部边境的郁成王率兵拦截，杀死汉使，夺取了汉使携带的财物。（要流氓大家流氓）
　　于是汉武帝大怒。曾经出使大宛的姚定汉等奏道：“大宛军事力量薄弱，只要派去三千人马，用强弩射杀，就可将其全部俘获。”汉武帝因曾经派浞野侯赵破奴率七百骑兵生擒过楼兰王，认为姚定汉等说得对；况且，汉武帝此时正想封宠姬李夫人家为侯，于是任命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发附属国骑兵六千及各郡、国品行恶劣的青年数万人，前往征讨大宛国。期望李广利到贰师城取得好马，所以封他为贰师将军。
　　结果李广利率兵西征，过盐泽之后，沿途小国都据城自守，不肯供应汉军粮食，不给就打，打得下来，粮食得到补充；打不下来，只有继续往前走，去打下一个。等到达郁成时，全军只剩下数千人，且全都饥饿疲惫。进攻郁成，反被镇守郁成的军队打得大败，伤亡惨重。只得领兵返回。到敦煌时，士兵只剩下出征时的十分之一二。李广利派人上奏汉武帝：“道路遥远，粮食缺乏，将士们虽不惧战斗，但饥饿难忍；况且人数太少，不足以攻下大宛，希望能暂且罢兵，待证调更多的军队后再前往征讨。”汉武帝闻奏大怒，派使臣至玉门阻拦，同时下令：“军队有胆敢退入玉门关的，一律斩首！”李广利大为惶恐，因而留在敦煌。
　　汉武帝接着赦免正在服刑的囚徒，征发品行恶劣的青年和边塞地区的骑兵，一年多的时间里，派到敦煌增援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人达六万多人，背负私人装备而跟从的人未计算在内。另外，又征调了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骆驼等数以万计，以及十分充足的粮食和兵器弓弩。从各地调到征讨大宛部队中的校尉军官也达五十余名。甚至因大宛城中无井，靠汲引城外河水使用，汉武帝还派了水工随军前往，准备将大宛城外河水引向别处，利用旧水道挖洞攻城。又增调了十八万戍卒进驻酒泉、张掖以北地区，并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以卫护酒泉。汉武帝又下令：全国犯罪的官吏、逃亡者、入赘妇家的男子、商人、原属商人户籍者、其父母或祖父母属商人户籍者，共七种人，一律谪罚为兵。一时间运送粮食的车辆和役夫络绎不绝。这样大的动静后，李广利最后也没能打下大宛城，只是让大宛投降献马而已，而大宛在汉军撤军后，马上又杀了汉朝所立的傀儡君主。
　　如此看来，李广利就算不是个草包将军，本事最多也算中等，而李陵作为名将李广的孙子，可能真的只会用鼻孔来看他。李陵的祖父李广因在卫青军中遭排挤（当年汉武帝因为李广“数奇”，运气不好，告诉卫青不让李广参与围剿匈奴单于的战役），又加上行军迷路，悲愤自尽。李广的儿子李敢气不过去袭击卫青，将卫青打伤，卫青没有与他计较，结果却被霍去病知道后射杀，武帝替霍去病隐瞒，只说李敢被鹿撞死。李陵之所以坚决要独领一军，可能一来确实是看不起裙带将军李广利，二来也有打算别立奇功，将来好替父祖两辈翻案的意思在内。
　　汉武帝赞赏李陵的豪情壮志，同意了他的请求，下诏命路博德在半途中接应李陵。路博德当年与李陵的父辈李敢同在霍去病麾下，一起封侯，有没有矛盾先不说，作为父辈，也同样羞于做李陵的后援部队，看来当时的汉人颇具血性，虽然造成不少问题，但似乎比现在中国人温吞水的性格好些。于是路博德上奏说：“如今正值秋季，匈奴马肥，不宜于此时与匈奴交战，希望陛下命李陵稍等，到明年春天再一同出征。”汉武帝很生气，怀疑是李陵胆怯后悔，不想出征，而让路博德上书，便下诏命路博德率兵赴西河袭击匈奴，同时命李陵于九月自居延遮虏障出发，深入东浚稽山南面的龙勒水边巡回观察匈奴动静，如果不见敌踪，便退回受降城休息士卒。正是这番误会，使李陵孤军深入，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李陵接到命令后，率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向北推进，三十天后抵达浚稽山，停下扎营，沿途命人将所过之处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派部下骑兵陈步乐送回长安。汉武帝召见陈步乐，听他报告说李陵能使部下拚死效力，非常高兴，封陈步乐为郎官。李陵在浚稽山与单于率领的匈奴军队相遇，匈奴约三万骑兵将李陵的部队包围。李陵屯兵两山之间，用大车围成营寨，亲自率领士卒在营外列下战阵，前排手持戟、盾，后排手持弓、弩。匈奴兵见汉军人少，便直逼营前阵地。李陵率部迎击，展开搏斗，汉军千弩齐发，匈奴兵纷纷应弦倒地，只得退回山上，汉军追击，杀死匈奴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两翼军八万余骑兵前来围攻李陵。
　　李陵率部且战且走，向南撤退，数日后，来到一个山谷之中。汉军接连作战，士卒大多身带箭伤，仍顽强苦战，受伤三处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在车上，受伤两处的驾车，受伤一处的继续手持武器坚持战斗，真正的轻伤不下火线，又斩杀匈奴三千余人。军队沿着龙城旧道向东南方撤退，四五日后，退到一大片沼泽芦苇之中。匈奴在上风放火，企图烧死汉军；李陵也命部下放火烧光周围的芦苇以自救。结果大军脱离得以脱离火海，继续南行，来到一座山下。单于在南山上命他的儿子率领骑兵向汉军进攻。汉军在树林之中步战，又杀死匈奴数千人，并用连弩机射单于，使单于下山逃避。这一天，汉军抓到部分匈奴俘虏，据他们说：“我们听单于说：”这是汉朝的精兵，猛攻也没能将他们消灭，他们日夜引我们向南接近汉塞，莫非是有埋伏的军队吗？‘各位当户、君长都说：“单于亲率数万骑兵攻击汉军数千人而不能将他们消灭，以后将无法再号令边臣，还会使汉朝更加轻视匈奴。所以要在山谷中再次力战，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平原地区，如仍不能取胜就返回。’”
　　但是此时汉军处境也越发凶险。匈奴骑兵多，一日交战数十回合，汉军又杀伤匈奴二千余人。匈奴作战不利，打算撤兵离去。
　　事情到此似乎有了转机，然而就在此时，李陵军中有一个名叫管敢的军候，因受到校尉的欺辱，逃到匈奴军中投降，（多少事情坏在汉奸身上）一一说出汉军实情：“李陵部队并无后援，箭矢也即将用尽，只有将军部下和校尉成安侯韩延年所属部队各八百人在前面开路，以黄旗和白旗作为标志。应当派精锐骑兵用弓箭射杀他们，汉军立即就可击破。”单于得到管敢，喜出望外，命匈奴骑兵一齐向汉军发起进攻，同时令人大声喊叫：“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又派兵截断汉军的道路，猛攻李陵。李陵的部队被困在山谷之中，匈奴军在山上，从四面射箭，箭如雨下。
　　李陵继续向南退却，尚未到达汗山，一天中五十万支箭已全部用尽，于是放弃辎重车辆，继续前往。此时军中士兵还有三千余人，只能砍下车的辐条拿在手中做武器，文职人员也手持短刀加入战斗行列。汉军退入狭谷之中，单于亲自率兵截断汉军后路，指挥匈奴兵卒将山上巨石滚入谷中，汉军多数死去，不能前进。黄昏以后，李陵独自一人身穿便衣走出大营，止住左右随从说：“不要跟着我，我要独自一人生擒单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陵回到营中，叹道：“我们已然兵败，即将死于此地了！”，看来他在最后关头还充当了一回刺客，可惜无功而返。
　　于是李陵命令将所有的旌旗尽行砍倒，与珍宝一起埋入地下，叹了口气，对部下说道：“如果再有数十支箭，我们就足以逃脱了。现在已没有武器再战，天亮以后，就只能坐等被擒了，不如各自逃命，还有人能够侥幸逃脱回去报告天子。”于是命将士每人身带二升干粮，一片冰，约定到遮虏障会合。半夜时，李陵命人击鼓叫醒将士们，但战鼓已破，敲不响。李陵与韩延年都跨上战马，十几名壮士跟随。匈奴数千名骑兵随后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说道：“我已无面目报答皇帝陛下了！”于是投降。其他人分散突围，逃回边塞的有四百余人。李陵兵败之处，距离边塞只有一百余里，可惜无人接应，剩下一日一夜未能坚持下来。
　　边塞将领将此事报告朝廷。汉武帝本希望李陵能死战，后听说李陵投降匈奴，十分愤怒（跟后来三大战役中的蒋介石一样），责问前不久才刚刚升为郎官陈步乐，陈步乐自杀而死。
　　满朝大臣都说李陵有罪，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竭力为李陵分辩说：“李陵对父母孝顺，对士人讲信义，常常奋不顾身，赴国家急难，这正是他平时的志愿所在，颇有国士的风范。如今出征偶然不幸失败，那些保全自身性命和妻子儿女的臣子就跟着捏造他的短处，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步兵，深入满是战马的匈奴腹地，抵挡数万敌军；匈奴被打得连救死扶伤都顾不过来，将全国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全部调来围攻李陵。李陵率部转战千里，箭矢用尽，无路可走，将士们手拿着没有箭的空弩机，冒着敌人锋利的枪尖刀刃，仍然面向北方拚死力战，能够得到部下这样的拚死效力，既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兵败，但他对匈奴的打击也足以使他名扬天下了。李陵之所以没有死节，当是想找机会报效国家。”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在诬陷欺骗，是为了诋毁李广利，为李陵游说开脱，下令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很久以后，汉武帝才对原先使李陵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表示后悔，说道：“应当在李陵率军出塞时，再让强弩将军路博德前去接应；而我预先就颁下诏书，使老将路博德生出奸诈之心，不肯接应李陵。”于是派使臣对逃脱回来的李陵余部进行慰劳赏赐。
　　事情到此并未完结，天汉四年（前97年）汉武帝征发全国贱民“七科谪”和勇敢之士，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自朔方出塞，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一万余人与李广利会合，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自五原出塞，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自雁门出塞，袭击匈奴。匈奴听到这一消息后，将其家属、财物等全部迁徙到余吾水以北地区，然后由单于亲率十万大军在余吾水南岸迎战李广利率领的汉朝军队。李广利率兵与单于大军连续交战十余日，撤兵而还。韩说所部没有收获。公孙敖与匈奴左贤王作战失利，撤兵而回。
　　这又是一次倒霉的战役，倒霉的公孙敖此行还有一个倒霉的任务，那就是汉武帝派他率兵深入匈奴腹地去接李陵，可见这时汉武帝对李陵还是非常看重的。倒霉的公孙敖无功而回，便上奏说：“据擒获的匈奴俘虏说，李陵教单于制造兵器，以防备汉军，所以我无所收获。”
　　汉武帝当然大怒，于是下令将李陵的家属满门抄斩。不久方才听说，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李绪所为，并非李陵，但是李陵已经被灭满门，想挽救也无从挽救起。
　　事后李陵派人将李绪刺杀，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李陵开始并不甘没在匈奴，如果不是李绪坏了他的归汉大计，他也不会如此迁怒于他。现在汉朝已经断绝了李陵的归路，李陵也只好收拾心思，踏踏实实地等着老死匈奴。只是一门三代都是有气无处出，有冤无处伸，这样的“数”，未免奇特得过分了。
　　匈奴单于的母亲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将他藏在北方，直到大阏氏死后，李陵才回到王庭。可见不但汉武帝看重李陵，连匈奴单于也是如此。人才走到哪里都备受欢迎，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封其为右校王，与早先投降匈奴的卫律同时都受到尊重，并握有权力。卫律经常在单于身边，李陵则在外地领军，有大事才到王庭会商。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侵入五原、酒泉、杀死二郡都尉。三月，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七万从五原出塞，商丘成率兵二万从西河出塞，马通率骑兵四万从酒泉出塞，袭击匈奴。匈奴单于得到汉朝大举出兵的消息，便将全部辎重向北转移到郅居水；左贤王驱赶他管辖的匈奴民众渡过余吾水，迁移六七百里，到兜衔山居住；单于亲自率领精兵渡过姑且水。商丘成率兵来到，走捷径追击匈奴，但未见匈奴人踪迹，撤兵而还。匈奴方面派遣大将与李陵一起率领骑兵三万余人追击汉军，双方转战九日，来到蒲奴水，匈奴军作战失利，退兵而去。
　　这就是历史上李陵投降匈奴后领军与汉军作战的唯一记录，追击汉军九日而失利，比起五千步军就能鏖战匈奴数万骑兵那个时候，作战水准下降得过于厉害。估计李陵这战属于严重放水。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李陵带军作战的文字见于史册。如果不是另外一个人，李陵投降匈奴后的事迹可能就此湮没无闻。这个人就是不屈于匈奴的汉朝使节苏武。
　　当初，苏武被匈奴放逐到北海边以后，得不到粮食供应，便挖掘野鼠，吃鼠洞中的草籽。他手持汉朝的符节牧羊，无论睡卧还是起身都带着它，以致节杖上的毛缨全部脱落了。苏武在汉朝时，与李陵同为侍中，李陵投降匈奴后，不敢求见苏武。过了很长时间，单于派李陵来到北海边，为苏武摆下酒筵，并以乐队助兴。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与你一向情谊深厚，所以派我来劝你，单于愿意对你虚心相待。你终究不能再回汉朝，自己白白受苦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你的信义节操，又有谁看到呢！你的两个兄弟，先前已都因罪自杀；我来此时，你母亲也已不幸去世；你的夫人年轻，听说已经改嫁别人了；只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又过了十几年，是否还在人世，不得而知。人的一生，就像早晨的露水一般短暂，你又何必长久地如此自苦！我刚投降匈奴时，精神恍惚，像要发疯，恨自己辜负汉朝，还连累老母被拘禁牢狱。你不愿归降匈奴的心情，怎么会超过我！况且皇上年事已高，法令变化无常，大臣无罪而被抄杀满门的达数十家，安危不可知，你还要为谁这样做呢！”从这番话看来，李陵不再象他的父辈李敢，只知道找卫青做报仇，他已经找对了自己的仇人，那就是那个昏乱的朝廷，那个暴戾的君主。苏武说：“我父子本无才德功绩，全靠皇上栽培，才得以身居高位，与列侯、将军并列，且使我们兄弟得以亲近皇上，所以我常常希望能够肝脑涂地，报答皇上的大恩。如今得以杀身报效皇上，既使是斧钺加身，汤锅烹煮，我也心甘情愿！为臣的侍奉君王，就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般，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遗憾。希望你不要再说了。”李陵与苏武一连饮酒数日，又劝道：“子卿你再听我一句话。”苏武说：“我自己料想必死已经很久了，大王你一定要我苏武投降，就请结束今日的欢聚，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见苏武一片至诚，长叹道：“唉！你真是义士！我与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不觉泪湿衣衿，与苏武告别而去。赐给苏武牛羊数十头。
　　后来，李陵又来到北海边，告诉苏武汉武帝已然去世。苏武一连数月，每天早晚面对南方号啕痛哭，甚至吐血。壶衍单于即位后，其母阏氏行为不正，国内分崩离析，常常害怕汉军前来袭击，于是卫律为单于定计，要求与汉朝和亲。汉使来到匈奴，要求放苏武等人回国，匈奴假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常惠暗中面见汉使，教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猎，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系着一块写字的绸缎，上面说苏武等人在某湖泽之地。”使者大喜，按常惠之言责问单于。单于环视左右侍从，大吃一惊，然后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确实还活着。”这才将苏武及马宏等人放还。马宏先前是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光禄大夫王忠的副使，因受到匈奴军队的拦截，王忠战死，马宏被俘，也不肯投降匈奴。所以匈奴这次将苏武、马宏二人放回，是想向汉朝表示他们的善意。于是，李陵摆设酒筵祝贺苏武说：“如今你返回祖国，名声传遍匈奴，功劳显扬于汉朝，既使是史籍所记载、丹青所描画的人物，又怎能超过你！我虽然愚笨怯懦，假如当年汉朝能宽恕我的罪过，保全我的老母，使我能够忍辱负重，春秋时曹刿劫持齐桓公于柯盟的壮举正是我当时念念不忘的志向。谁知汉朝竟将我满门抄斩，这是当世最残酷的杀戮，我还能再顾念什么呢！如今一切都已过去，现在不过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罢了！”李陵泪流满面，便与苏武告别。
　　单于召集当年随苏武前来的汉朝官员及随从，除先前已归降匈奴和去世的以外，共有九人与苏武一同回到汉朝。苏武一行来到长安后，汉昭帝诏令苏武用牛、羊、猪各一头，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汉武帝的陵庙，封苏武为典属国，品秩为中二千石，并赏赐苏武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所。苏武被扣留匈奴共十九年，去时正当壮年，归来时头发、胡须全都白了。而此时的李陵投降匈奴也有十八年，心魔肆虐，估计比苏武也差不了多少。当时朝廷主政的霍光、上官桀一向都和李陵关系很好，所以特派李陵的旧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一同前往匈奴劝说李陵回国。李陵对他们说：“回去容易，但大丈夫不能两次受辱！”终于老死于匈奴。
　　苏武回国后，有关李陵的事迹在历史上再无踪影。只在公元前56年的记载中，存有关于李陵后人的简单一笔。那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其中弟右谷蠡王等向西进攻屠耆单于的军队，斩杀、掳掠一万余人。屠耆单于闻知后，立即亲自率领骑兵六万袭击呼韩邪单于。结果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便与屠耆单于的小儿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逃到汉朝归降。车犁单于向东归降呼韩邪单于。冬季，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属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呼累乌厉温敦见匈奴内乱不止，率领部众数万人归降汉朝。汉宣帝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此时，李陵之子又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捕杀。
　　就是这位汉人降将，更准确地说，就是这个大汉朝的弃子，在多少汉人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悲壮，孤独的影子，千载之下，仍不免让人一声叹息。但是他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汉人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和反思。同样的，他的影子，也萦绕着西域少数民族人民的心头，在他们的历史中，也有一个同样悲壮，同样孤独的身影在载沉载浮，时隐时现。
　　八百年后，在唐朝伊州的西方，焉耆镇的北方，崛起了一个部落名叫黠戛斯，就是古代的坚昆部落，唐初的结骨部落。唐肃宗乾元年间（758年－759年），黠戛斯被回鹘国击败。从此以后，由于回鹘阻隔，黠戛斯和唐朝失去联系。黠戛斯的君长称为阿热，在青山建立牙帐，距离回鹘国牙帐，骑骆驼要走四十天。黠戛斯部众剽悍勇敢，因此，吐蕃国和回鹘国常常贿赂他，并授予官位名号，加以拉拢。近百年后，回鹘国衰落，阿热开始自称可汗。回鹘国派宰相率兵攻击黠戛斯，双方大战二十多年，回鹘国多次被黠戛斯击败。黠戛斯斥责回鹘可汗说：“你的命数已经到了尽头，我必将要夺取你的金帐！”
　　黠戛斯打败回鹘以后，俘虏了唐朝派往回鹘和亲的太和公主。黠戛斯自认为是汉朝李陵的后裔，与唐朝皇帝同姓，于是，派遣达干十人送公主回唐。走到半路，遭回鹘乌介可汗率兵袭击，达干都被杀死。会昌元年（841年）乌介可汗以太和公主作人质，往南迁移，越过沙漠，屯兵于天德军北境，让他的宰相颉干迦斯等人上表朝廷，请求暂借振武城，以便让太和公主和乌介可汗居住。十二月，武宗下制，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回鹘，并赈济米二万斛。接着，又赐乌介可汗一封敕书，说：“你应当率领部落兵马，逐渐收复失去的国土。象现在这样漂流不定，暂时寓居边塞，决不是长久之计。”又说：“你提出想借振武城，但前代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如果你们打算迁移到其它有水草的地方，请求我大唐声援，也须把牙帐设置在沙漠以南。现在，我同意太和公主来京城见面，以便向她亲自询问有关情况。如果你们确实需要朝廷应接的话，我们肯定不会拒绝。”
　　后来，回鹘残余不仅没有离开唐边境，还以公主为人质，四处派兵侵夺。唐武宗命久留京城的回鹘人石戒直携带给乌介可汗的书信返回。书信说：“自从你们国家被黠戛斯灭亡以后，你率领残余部落远来投居我国边境，朝廷对你们接纳安抚，无所不周。但至今可汗仍居住在边塞，不打算返回。甚至还侵犯掠夺云州、朔州等地，攻击剽掠党项、吐谷浑等各族部落。朕猜想你的用意，似乎是依恃以太和公主作为人质，因而每次行动都恣意驰骋唐突，无所顾忌。现在，朝廷内外的将相大臣都一致要求诛讨你们，但朕仍然从以往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忍使你们遭受灾难。所以，可汗应当迅速作出正确抉择，率领部落尽快返回沙漠以南，以免将来后悔！”
　　武宗又命宰相李德裕代河东节度使刘沔起草答复回鹘宰相颉干迦斯的书信，信中说：“回鹘远来投靠我国边境，应当效法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靠汉朝时，派遣儿子入京侍卫，并且亲自来京城拜见汉宣帝的榜样。现在，如果可汗同意让太和公主来京城看望她的母亲郭皇后，届时请求朝廷可怜回鹘国破人亡，那么，朝廷救济你们，也就无愧于心了。但是，你们却一直桀傲不驯，鄙视我国的边防军将，不断提出非份的要求，就好象是在自己部落中一样。有时，甚至还出兵深入到我国境内，侵扰掠夺不已。你们一再请求援助，两国和好，难道就是这样吗！前不久，你来信又说回鹘人性情躁动，难以安定，如果不满足要求把他们激怒，就无法制止。我认为，回鹘被黠戛斯灭亡，将相大臣的遗骨都被抛弃在荒草中，历代可汗的陵墓远隔天涯海角，回鹘人的怒气不往黠戛斯身上发泄，却蔑视朝廷，抛弃仁义，在我国逞威。天地神灵如果知道的话，怎么能够容忍你们这样做！过去，匈奴郅支单于不顺从汉朝，结果被消灭。前车之鉴，怎能不认真记取！”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黠戛斯派遣将军踏布合祖等人到天德军，说：“以前，我国派遣都吕施合等人保护太和公主返归大唐，但至今却无消息，不知是已经回到长安了呢？还是被奸人在半路劫持了。现在，我们出兵搜寻，即使是上天入地，也决心找到。”又说：“我国即将迁居合罗川，占据回鹘国以往的疆域，加上已经攻占的安西、北庭和居住在那里的鞑靼族等五个部落。”
　　唐武宗会昌三年正月（公元843年），太和公主被麟州刺史石雄救回。
　　二月辛未（十一日），黠戛斯派遣使者注吾合索来长安，向唐武宗奉献两匹名马。武宗命太仆卿赵蕃设宴招待注吾合索。甲戌（十五日），武宗召见各族使者，命注吾合索列班于勃海国使者的前面。
　　三月，任命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命宰相李德裕起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说：“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的祖辈酋长来长安拜见太宗，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此后一直到天宝年间，向朝廷贡献不绝，但近年来被回鹘阻挠隔断。回鹘凌辱虐待周围的各藩国，可汗能够举兵而报仇雪恨，劳苦功高，近代以来无人可比。现在，回鹘的残兵不到一千人，散居在山谷中，可汗既然和回鹘有深仇大恨，那么，就应当继续出兵，把回鹘全部歼灭。如果留下残余，将来必有后患。听说可汗姓氏的渊源，和我大唐同族。大唐是汉朝北平太守李广的后代，可汗是汉朝都尉李陵的后裔。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合为同族一姓，尊卑上下的名份也就很清楚了。现在，朝廷打算册封你为可汗，特意授予你美好的名号，但由于还不知道可汗的意向，所以，先派使者传达朝廷的意图，等赵蕃返回后，再另外派遣使者正式册封。”
　　自从回鹘亡国后逃到边境，以及黠戛斯来长安上贡，武宗每次发布诏书敕令，大多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请求委托翰林学士起草，武宗说：“翰林学士的手笔不能尽如人意，我要你亲自动手起草。”
　　六月，黠戛斯可汗派遣将军温仵合来长安向唐朝贡献物产。武宗写信给黠戛斯可汗，让他从速出兵平定回鹘和黑车子族。唐朝派遣使者正式册命他为可汗。 李陵者，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也，其祖父就是个生不逢时的悲剧英雄。汉文帝曾对李广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然而李广终身未曾封侯，最后还为了不受刀笔小吏之辱奋而自尽。李氏一家，在汉代似乎有着悲剧性的宿命。李广之死只是序幕，李广之子李敢被霍去病射杀只是个插曲，而李广之孙李陵，则把这幕悲剧推向了高潮。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小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战匈奴，召骑都尉李陵为李广利军押运辎重。但志向远大的李陵不喜欢不愿意，向汉武帝叩头请命，要自带一部人马去钳制匈奴。李陵原是侍中，汉武帝知道李陵的本事，觉得他有乃祖遗风，拜他为骑都尉，给他五千人马在张掖、酒泉防备胡人。这次专门把他召回来，要他去做李广利的部属，也是锻炼锻炼他的意思。不过李陵不怎么看得上李广利.不屑跟着他混.刘彻也看出来了.不过告诉李陵,你想单干也行.不过我这兵不多了.而且没骑兵.李陵也认栽了.领了那五千步兵本着为爷爷争光的意思主动请命，以这五千步卒深入敌后，以此分散单于兵力。汉武帝刘彻对此大为嘉许，并令强弩都尉路博德为后援，正式出师 　　
　　李陵以五千步兵孤军深入，(不要小看这五千，这可是精选的士兵，估计都是武林高手一类，仰慕李家忠烈而来，搁到现在这就是特种部队)出关以后在大漠行军一个月，扎营浚稽山，和匈奴单于相遇对峙。匈奴派出约三万骑兵围住李陵，见李陵所部人少，立刻发起冲锋，但李陵布阵有方、丝毫不乱，前队是长戟盾牌，后队是弓箭、强弩。先是和匈奴近战相搏，然后千弩俱发，把匈奴打退，还追杀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再召八万铁骑合众围攻。敌人十倍于己，且是骑兵.特种部队也扛不住了.边打一边南撤。一路血战，在山谷、树林、山下等各种地形都曾激战，击杀敌军数千人。匈奴倚仗人多，有时一天要打几十仗，总是死伤众多。单于眼见大军连这点人都打不过，心里胆怯，疑心李陵有大军埋伏，准备撤军。就在这时，军候管敢因为被校尉所辱，忿恨投敌，把李陵没有后援粮矢且尽以及李陵的部队旗帜等情报都告知单于，匈奴于是全军压上，李陵力战难脱，南逃时，成安侯韩延年又战死，李陵自觉无颜见汉武帝，遂束手就擒。此时，距离边塞不过百里之地，所属五千，亡归四百 　　
　　李陵是降了。但降者的表现又各有不同，有默默无言、心灰意冷者，如徐庶、祖大寿；有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如卫律、吴三桂；更有稳忍不发、待机反正者，如淝水之战中的朱序。人之品性、价值观不同，投降后的作为自然也就因人而异。观之李陵为人，自幼“尚射、爱士卒”，能以数千孤军面对数倍之强敌，且歼敌近万，可谓勇武非凡，有名将之风；在决战前夜犹想独身闯入敌营，意欲擒斩单于，可谓胆识过人，有豪侠之风；其父祖皆为国死难之士，其自小接受的教育也必然是忠君报国。就是这么一个人，其投降后会有何作为，实在很难预料。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把李陵一步一步逼到了绝路上 　　
　　汉武帝本欲李陵死战，得知李陵投敌，勃然大怒，问太史令司马迁应该如何处置。司马迁是李陵的朋友，知道李陵为人，说李陵转战千里，虽败犹荣，“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结果被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处以腐刑。汉武帝后来也知李陵孤军无援，力有不逮，派公孙敖将四万步骑深入敌后营救。公孙敖无功而返，却说俘虏称李陵正在教匈奴练兵。汉武帝族诛李陵家室，事后才知那人不是李陵，而是降将李绪。李陵得知后大怒，派刺客将李绪杀死，以泄心头之恨 　　
　　李陵自知惭愧，本想亡归汉室再行效力，但公孙敖怕汉武帝责怪，敷衍搪塞，以致汉武帝盛怒之下，族诛李陵全家，使李陵后路被隔。李陵受命劝降苏武时，见苏武不降，甚是敬佩，说自己有负汉室，罪责通天。后来苏武回归，李陵告别，说自己本想戴罪立功，保全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可惜全家被杀，为世人所恨，自己也无法再回去了。这些虽是旧事，只是把自己苦衷讲给苏武听听。后汉武帝死，辅政大臣霍光、上官桀都是李陵的旧时好友，派李陵的故人去招李陵。李陵说：“归易耳，丈夫不能再辱！”。最后终死匈奴。 　　
　　李陵之后千余年，文天祥在被押往大都的途中在“零丁洋里叹零丁”，最后不屈被害。文天祥自然赢得一片喝彩，但小可试问一句：假使文天祥也能有李陵那般以寡击众的壮志和雄才，南宋朝廷又何至覆亡？道德上的称颂与平定天下的能力，其实往往是不对称的。历史上像李陵这样奇特遭遇的，确实不多见。我们这个民族，往往以过高的道德重担押在英雄的肩上，结果押弯甚至押断了英雄的脊梁。道德的虚伪和暴君的专制的结合，就是把英雄推向了陌路。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人很多，李陵碑前哀李陵的却有几许？ 最早知道李陵这个名字，是通过杨家将的故事。据旧小说家言：杨业在被俘后，坚贞不屈，头撞“李陵碑”而死。这是一个鲜明对比：忠良和叛徒，“站着死”与“跪着生”，其中的道德评判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知道得多了一些，对这种鲜明的道德评判开始感到糊涂，继而感到愤慨——我不是针对悲壮死国的杨业，他是好样的，我是针对那些让他撞了“李陵碑”的人（其实杨业是绝食而死的），他们编造这个情节干什么？羞辱李陵？他们配吗？ 　　
　　　　 编造这个故事的，不是宋人，就是明人——这两个都是对内凶残、对外孱头的时代，他们哪来那么好的自我感觉，管天管地，管起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掌握了终极真理，还是为自己的没出息找辙？ 　　
　　　　 让我们梦回汉朝，回到那个后世腐儒们无法想象、无法梦见的年代。这是一个刚劲质朴的年代，一个激情、宏放、悲壮的年代。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有雄深雅健、忍辱负重的司马迁；有壮士悲歌、身败名裂的李陵…… 　　
　　李陵是将门之子，他的祖父就是“飞将军”李广。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 　　
　　　　 可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李广“生不逢时”（汉文帝曾亲口对他说：如果你生活在高祖时代，万户侯不在话下。），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余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 　　
　　　　 广三子：当户（这个古怪的名字来源于匈奴的一种高级官职，可能李广是以此记录某一次战功）、椒、敢，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但是当户、椒寿命太短，都先于李广去世。只有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后来，李敢因为父死之仇，将大将军卫青打伤。可能是出于歉疚心理，卫青吃了这个哑巴亏。但是过了不久，李敢陪同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时，却被老上级、骠骑将军霍去病(卫青外甥)射死。霍去病此时正炙手可热，汉武帝一力包庇，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撞死的，于是，擅杀大臣之罪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李敢之子禹也颇有勇力，曾以剑刺虎，后来因受李陵事件牵连，被处死。 　　
　　　　 李陵字少卿，是当户的遗腹子。李陵继承了这个军人世家的优秀品质，“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但是这个家族的厄运，同样也没有放过他。 　　
　　　　 前九九年，因为外交失败，汉朝与匈奴战端重开。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三万人从酒泉郡出塞，进击匈奴右贤王的根据地天山，格杀及俘掳一万余人。可是在班师途中遭遇匈奴援军追击，贰师兵团在中途被围达数日之久，粮秣缺乏，突围无效，死伤枕籍，几乎全军覆没。幸有假司马赵充国（后来，此人成长为汉朝中期最杰出的将领）率敢死队一百余人，向匈奴的铁桶阵发动自杀性攻击，终于打开一个缺口，贰师兵团得以突破重围，脱险而归。 　　
　　　　 这次战役，贰师兵团死亡十分之六七，赵充国身负二十余伤。李广利奏报战果，刘彻召见赵充国，亲自察看伤势，嗟叹不已，擢升他为中郎。 　　
　　　　 显然，这场先胜后败的战役不能让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满意，于是再派因杅将军公孙敖，从西河郡(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出塞，跟强弩都尉路博德在深涂山会师，毫无所获。 　　
　　　　 李陵当时官居侍中，一向以弓马娴熟、厚爱部属著称。曾受命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侦察地形，因此被刘彻任命为骑都尉，统御丹阳郡和楚国战士五千人，在酒泉、张掖驻防，厉兵秣马，戒备北方的匈奴。正逢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刘彻把李陵召到长安，命他保护贰师兵团的后勤补给路线。 　　
　　　　 但李陵叩头请求出战——过去，他参加的几次军事行动，都因为担任接应而未能与匈奴正面交战，这一定让他想起祖父李广的遭遇，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他为国立功、重振家声的夙愿。他说：“我所率领的官兵，都是荆楚一带的勇士、奇才、剑客，勇力足以扼虎，射箭百发百中。愿意独立成军投入战场，分散匈奴的注意，策应贰师兵团。”刘彻此时显然还很宠爱李陵，说：“做将领的都喜欢独当一面！你是不是不愿当别人的部下?这次动员的军队太多，没有马配给你。”李陵说：“用不着马，我愿以少击众，用五千步兵，踏平单于王庭。”
　　　　这个凌云壮志的回答，很让刘彻感动，于是下诏给强弩都尉路博德，命他做李陵的后援，负责接应掩护。路博德羞于当李陵的助手(路博德当过伏波将军，对这位新生代的后起之秀，自不愿屈就)，于是上报：“现在秋季将临，匈奴汗国草长马肥，正是兵力最强之时，不宜攻击。请命李陵稍停，等到明年春天同时出发。” 　　
　　　　 刘彻多疑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怀疑李陵忽然胆怯后悔，教唆路博德帮他说话，不禁震怒。一面下令路博德与从西河郡出塞的公孙敖兵团会师，一面下令李陵于九月出发，由遮虏障直到东浚稽山(今蒙古阿尔泰山)南麓龙勒水搜索匈奴，如果不见敌踪，即撤退到受降城休息。 　　
　　领袖猜疑，援军不力，孤军深入，而且缺少战马，凡此种种，都给这次出征蒙上了不详的阴影。 　　
　　　　 李陵率领他的五千步兵按照计划，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三十日后，到达东浚稽山扎营，把沿途所见的山川形势绘制成军用地图，派骑兵陈步乐先行向长安奏报。刘彻召见，陈步乐简报行军情形，表示李陵能得到士兵的效死。刘彻大为高兴，任命陈步乐当宫廷禁卫官(郎)。 　　
　　　　 然而就在此时，前线情势突变。匈奴单于亲自统率的三万大军，已把李陵团团包围。面对优势敌军的包围，李陵毫不慌乱。他把部队集结在两山之间，用运粮车结成车阵，四周布防，自率精锐在车阵外列阵应敌。前排战士手执盾牌长戟，后排则埋伏弓箭手。命令：“闻鼓而进，闻金而退。”匈奴兵团见汉军人数很少，直扑过来，前排战士迎战肉搏，然后返回战壕。待匈奴追击，后排军突然万箭俱发，匈奴士卒应声倒地，死伤狼籍，急收兵还屯山上。李陵军队尾击，斩杀数千人。 　　
　　　　 单于大为震惊，马上集结东、西各部增援，共八万余人，再发动攻击。重寡悬殊，李陵只好且战且走，向南撤退。但是缺少战马、机动性差的弱点，却让这支劲旅吃够了苦头。他的步兵再强悍英勇，也无法摆脱骑兵的追击，将士们每前进一步，都要浴血奋战，可是匈奴骑兵两翼张开，很快就又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 　　
　　　　 这样艰难转战数日之后，部队已经是死伤惨重。李陵下令：“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可以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充当驾驶。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即使如此，他仍带领残破之师再作反攻，斩匈奴士卒三千余人，成功突围。然后改向东南，沿着前往龙城的旧道，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沼泽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纵火烧出一条通路，继续南下。此时到达丘陵地带，匈奴单于在南山上眺望，命太子率骑兵攻击，李陵军退入树林，在树林中厮杀苦战，击杀匈奴数千人。李陵遥遥望见单于在山上指挥，下令用“连弩”遥射，箭如雨下，单于急奔山下躲避。 　　
　　　　 单于大为震惊，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精锐的优势骑兵，苦战多日，伤亡惨重，居然拿不下一支小小的汉军偏师。而且疑虑：这支部队打到现在，居然还是阵脚不乱，斗志十足，莫非早有准备？他怀疑这是汉朝的圈套，以孤军深入的假象，引诱匈奴向南追击接近边塞，进入汉军的伏击圈。他甚至想放弃这块叫他吞不下去的硬骨头。可是他的部下一齐反对，叫道：“单于御驾亲征，率领几万人的大军，如果还吃不掉区区几千汉军步卒，以后还怎么号令属国，还怎么让汉朝不轻视匈奴？在山谷树林中既不能取胜，前面四五十里，就进入平地，如果再不能取胜，班师不晚。” 　　
　　　　 这时李陵军处境越发险恶，匈奴依仗绝对优势兵力，反复冲击不止。但是在又付出二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后，匈奴人真的近乎绝望了：为了歼灭这几千汉军，他们已经死伤万余，而汉境近在眼前，莫非老天站在汉人一边？ 　　
　　　　 然而，就在这时，李陵的军候管敢因受到校尉的欺辱，投奔匈奴，将李陵的困境和盘托出：“李陵并没有后援，前面也没有埋伏，箭且用尽。只有李将军的警卫部队，跟校尉成安侯韩延年(也是将门之子，父韩千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李陵出征）的部下，各约八百人，武装还全，担任先锋。他们分别使用黄旗、白旗，如果用精锐骑兵集中射击，就可击破。”单于兴奋得从马背上跳起来，下令他的部下，继续攻击。 　　
　　　　 匈奴兵团决心俘掳敌将，在攻击时高喊：“李陵、韩延年，赶快投降!”大军越过李陵兵团，截住退路猛攻。李陵被困在山谷之中，匈奴兵团布满四周山顶，集中发箭，蔽天而下。李陵军突围，再向南挺进，将到鞮汗山，又被匈奴军包围。李陵率残军血战，一天之中，发射五十万箭，箭终于用尽。遂抛弃辎重车辆。这时战士还剩三千人，刀枪已折，于是砍下车轴当武器，文职人员拿着刻字的笔刀，一齐退入狭谷。而匈奴兵团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单于亲率精锐部队遮住谷口，从山上滚下巨石，声震天地。战士死伤枕籍，无力再战。 　　
　　　　 黄昏降临，李陵换穿便衣，独自出营，告诉左右不许跟随——到了这个地步，他只能希望靠个人冒险，侥幸劫持单于。然而观察形势后，李陵黯然折回，叹息：“我们已经失败，死在此处。”他仰天长叹：“苍天!苍天!再赐给我们数十支箭，就可以突围。而今，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箭。等到天明敌人发动攻击，我们只有坐受捆绑。不如解散，各人分别逃生，希望有人脱险，回到汉境，奏报天子。”下令砍倒所有旗帜，把值钱的珠宝埋藏地下，每个士兵各带粮食二升，和一块冰(用作饮水)，互相约定，先到遮虏障的，等待后到的战友。 　　
　　　　 夜半，李陵命击战鼓，战鼓已破，不能发声。李陵跟韩延年上马，率领十余位壮士向南突围。匈奴骑兵数千人追击，尘沙蔽天，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他的部下分散逃命，逃到边塞的约有四百余人。李陵军溃败的地方，距边塞仅一百余里。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重读这场两千年前的败仗时，仍然会感到热血沸腾。我们感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悲壮，以及为自己有这样英勇无畏、虽败犹荣的祖先而自豪。在我们看来，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足以和斯巴达人的“温泉关战役”媲美，而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不是罪人，而是英雄。 　　
　　为什么当时的观点如此不同呢？为什么领导了这样一场战斗的指挥官竟受到“灭族”惩罚？难道那时的人没有基本的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 　　
　　　　 是否这场战争的记载本身就不真实呢？以上记载，引自《汉书》，但材料很可能来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与后来的《汉书》很相似）。我们知道，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到“宫刑”之辱，他的记载是否不可靠？王夫之就是这种观点，并因此对司马迁大加斥责：李陵战败，他出于私人交情，强词开脱；受到处罚后，还是不肯改悔，在书里颠倒黑白，为叛徒评功摆好。 　　
　　　　 王夫之经历了亡国之痛，对外族和投降外族者十分痛恨可以理解，也许在他看来，李陵和大汉奸吴三桂是一路货色。可是他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司马迁早已说明：他和李陵并无交情，只是对此人印象较好，不相信他会背叛而已。况且，司马迁因此获罪，汉武帝又在位，他断不敢虚构战斗情况，为李开脱。李陵的军队虽覆没，但突围回归的余部，尚有四百余人，而且分路突围，绝无“串供”可能，如果司马迁对战争的记述与这些亲历者的交代不一致，肯定会大祸临头。 　　
　　　　 真正的原因是汉武帝的虚荣受到了打击。他本指望大舅子李广利立下大功，为他长脸；李广利兵败后又指望李陵胜利给他遮羞；李陵被围，他又期望李陵战死保住最后的体面。于是一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就大发雷霆，责问先期报捷的陈步乐，陈步乐有口难辩，只好自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帝认为李陵应该自杀，谄媚的大臣们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只有司马迁说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因此大难临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刘彻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羞辱尤甚，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这一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不但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他所开创的记传体裁从此被后代史家奉为圭臬。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陵为什么不象韩延年那样战死或自杀呢？ 　　
　　　　 在突围前夕，还有军吏劝他：“将军威震匈奴，失败是天命不遂，即使被俘也可以设法逃归。就像浞野侯赵破奴也曾为虏所得，后来逃脱，得到天子礼遇，何况将军呢！”而当时李陵的回答十分决绝：“您不要说了！如果我不死，就算不上真正的壮士。”何其悲壮！他为什么言行不一？而他投降之前，说“无面目报陛下！”又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李陵《答苏武书》中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 　　
　　　　 《答苏武书》被怀疑为后人伪托，姑且不论。但在正史中，李陵确有“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的表白，如果他的表白是真实的，李陵的遭遇，就是一个忍辱负重者遭到误解的悲剧。 　　
　　　　 那么，我们能否相信他的表白（或相信史书的记载）？ 　　
　　　　 在被俘的一刹那，他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陵就是一时怯懦贪生又怎么样？ 　　
　　　　 当然，这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不会作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战胜了人性弱点、作出超乎常人的选择的人）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汉武帝——他已经为国家、为君主竭尽全力了。也没有对不起那些英勇死难的将士——他是在形势已不可为的情况下解散军队后被俘的，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与别人平等的人。换言之，李陵被俘，无论有无受到“误解”，都不应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那个时代，军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胜利固然可以封侯拜相，风光一时，可一旦战败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遭受灭门之祸。周亚夫、李广、赵破奴，甚至那个因身为“皇亲国戚”而倍受宠幸的李广利，都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可曾经的辉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即使在以“仁爱”著称的文帝时代，冯唐就曾进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真是赏可不行，罚则必用。到了武帝时，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逼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曾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因“失道”错过会师时间（很难理解平生七十余战的老将李广会犯“不带向导”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卫青做的手脚），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李陵即使突围生还，等待他的恐怕也不会是慰问和鲜花。由此看来，他的“降”（不管是否有“戴罪立功”的打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 　　
　　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军人在抵抗无效后，不但不必自杀，而且不该自杀——当已经无法为国尽忠，拯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所以，在弹尽援绝，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被俘，并不被看作可耻，他们回国时一样可以受到欢迎和礼遇。 　　
　　　　 但是在古代中国，却并非是这样。“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命运——你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你只能死掉，不能活着。其实古人不是不懂“人为贵”这个道理，只不过是这个道理不合君主的口味——在专制帝王眼中，别人的命都不值钱。 　　
　　　　 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三国时，魏国大将于禁被关羽俘获，后来被送回。曹丕热情欢迎，还用荀林父（春秋晋国大将，曾大败于楚，但是仍然得到信任，后来终于击败楚军）的典故安慰于禁，把于禁感动得老泪纵横。可是一转脸，他就耍手段羞辱于禁，使之“羞愤而死”——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于禁该死呢？还是那个道貌岸然、内心卑鄙的曹丕该死？ 　　
　　　　 这种对个人的苛求越到后世就越凶残，也越于事无补。金、元、清等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总有义士烈女投水赴火，自杀殉国，读到这些，总让人心情复杂。一方面，这些壮烈行为让我们景仰；可另一方面，又让人不由怀疑：这类壮烈行为到底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卷土重来？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以气节激励后来人反抗，为什么自己不去反抗？又为什么这样死节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每况愈下？是不是我们把勇气、操守和牺牲用错了地方？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也有过片刻的清醒，但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异想天开：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显然，在双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孙敖当然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昧着良心泼污水：“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面对几近疯狂的汉武帝，公孙敖文过饰非的谎言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并不能让人原谅他对李陵造成的伤害——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身败名裂（史载“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全家被屠。现在李陵只有死心塌地做叛徒了。 　　
　　　　 历史学者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说：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宇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困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后来，汉遣使匈奴，李陵质问使者：“我作为汉将，率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孤立无援而失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大罪，而至于诛杀我全家？”使者回答：“我朝有情报说，李少卿教匈奴战术，与我为敌。”李陵悲愤不已：“那个人是李绪，不是我。”（李绪原为汉朝的塞外都尉，也是因兵败投降匈奴，很受单于宠信。）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诛，使人将李绪刺杀，为此几乎引来杀身之祸。 　　
　　　　 在中原农耕民族的口里，匈奴的名声一直不好，这些野蛮人是残暴、无耻和无知的代名词。可是从历史记载看，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蛮夷倒比汉人更宽容和人道。李陵让匈奴人损伤甚大，投降后又长期“消极”，还与汉朝人（如苏武）“勾勾搭搭”，这一次又杀了李绪，但单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一力保护，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立李陵为右校王。甚至对待宁死不屈的张骞、苏武，单于也都放条生路，还给娶妻生子，相比汉武帝对军人的残酷，谁更野蛮呢？ 　　
　　　　李陵与苏武的一段故事，也很耐人寻味。 　　
　　　　 当初，苏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两人都是将门之子，都有立功报国的雄心，自然很谈得来。苏武出使匈奴，因副使张胜的贪功妄动（此人身为外交官，竟阴谋劫持单于之母）而被匈奴扣留——这次外交破裂，正是令李陵身败名裂的汉匈之战的导火索。 　　
　　　　 李陵投降后，感到内心惭愧，不敢去见苏武。过了很久，单于知道了这层关系，派李陵到苏武的流放地——北海（今贝加尔湖）劝说。 　　
　　　　 《汉书》记载了这次会面： 　　
　　　　 “（李陵）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您的哥哥）为奉车（都尉），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您的弟弟）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作为人质），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注意李陵的说辞：苏武的哥哥、弟弟都是高级武官，都因为一点小小过失被迫自杀。母亲含恨去世，妻子改嫁，儿子不知下落(后来，苏武回归，才知道他的儿子也“坐事死”）……不禁让我们怀疑：如果苏武没有滞留匈奴，他会不会也是这种命运呢？弄到“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的地步，这位汉武帝又是怎样可怕的君主呢？ 　　
　　　　 李陵劝说失败，但不忘旧情，他见苏武生活困苦，为了避嫌，就让自己的妻子（匈奴公主）送给苏武牛羊数十头。后来李陵复至北海上，向苏武通报汉武帝的死讯。同样，苏武虽然不肯改变节操，但对这位老朋友的苦衷也很理解，这正是质朴刚强的汉朝人的可爱可敬之处。如果像后世道学先生希望的那样，摆出“骂贼而死”“不食周粟”的姿态，反而不近人情、虚伪僵硬了。 　　
　　　　 （巧合的是，当初苏武的父亲苏建也遭遇过与李陵相似的失败：在配合卫青进攻匈奴时，苏建曾孤军陷入重围，经过一天血战，全军覆没，苏建只身突围。因此被宣判死刑，后交付罚金才保住性命，废为庶人。可能这一段往事，让苏武对李陵有了更多谅解。） 　　
　　　　 汉昭帝即位后，汉匈关系缓和，和亲取代了征战。汉朝遣使要求送还苏武，通过“鸿雁传书”的计策，匈奴只好将苏武交还。 　　
　　　　 李陵为苏武置酒祝贺，酒宴上不胜感伤地说：“今天足下回归，可谓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即使是青史所载、丹青所画的古圣先贤，何以过子卿！我虽愚钝怯懦，假如汉朝当时暂时宽恕我兵败之罪，保全我老母，给我洗雪耻辱的机会，也许我可以像古人曹沫那样，逼迫敌人签下和平条约，这是李陵日夜不敢忘记的。可是汉将我一家满门抄斩，我还有什么牵挂呢？这些话说来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只是希望让子卿了解我的内心。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酒入愁肠，感情不可遏止，李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歌罢，李陵泣下数行，与苏武决别。 　　
　　　　 一千多年后，英雄肝胆的辛弃疾为此写下悲壮沉郁的千古绝唱：“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此时，正是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这两位过去都是李陵的好友，因此派遣李陵的旧交任立政等充任使者，前往匈奴，趁便说服李陵回归。 　　
　　　　 匈奴单于为汉使置欢迎酒宴，由李陵、卫律出席作陪。看着“胡服椎结”的老朋友，任立政感慨不已。当着卫律，当然不好明说来意，于是打起了哑谜，“目视陵，而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见没有反应，任立政说：“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 　　
　　　　 每一句都有潜台词：大赦了，你不会被追究了；汉朝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多么丰富；皇帝不是老糊涂；哥们当政，谁还敢找你麻烦？ 　　
　　　　 李陵默然，过了很久，抚摸着披散的头发，说：“吾已胡服矣！” 　　
　　　　 趁卫律外出时，任立政对李陵说：“唉，少卿受委屈了！霍子孟、上官少叔都问候你。” 　　
　　　　 李陵说：“他们两位都好吗？” 　　
　　　　 立政抓住机会：“请少卿回归故乡，毋忧富贵。” 　　
　　　　 李陵苦笑，答道：“少公，回归当然很容易，只怕再次受辱，奈何！” 　　
　　　　 话音未落，卫律正好进来，知道使者来意，就说：“李少卿天下贤者，不独居一国。就像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现在怎么说起了私房话！” 　　
　　　　 酒宴不欢而散。任立政还不死心，又问李陵：“亦有意乎？”李陵重复刚才的回答：“丈夫不能再辱。” 　　
　　　　 李陵所说的“辱”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他对汉朝已经失去了信心。任立政的保证固然是出于真心，但是他的保证能作数吗？岂止是他呢，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曾掌握权柄、劝他回归的两位老朋友的下场都不佳：上官桀以谋反罪被处死。霍光以顾命大臣身份辅佐两任汉帝，权高名重，青史留名。可是却治家无方，子弟横行不法，他的妻子更卷入宫廷内斗，毒杀皇后（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取代），在霍光死后，全家被诛。李陵如果回归，谁知道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另一层含义是精神的：李陵叛降匈奴，经受了惨痛的精神折磨，正如他对苏武所说“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经历是他不愿再次体验的。况且，灭族之痛已经使他失去了对汉朝的归属感，作为一个永远被命运放逐的人，他又何必再次反复，再次揭开让他痛苦不堪的旧伤疤？ 　　
　　　　 李陵在匈奴二十余年，于宣帝元平元年病死——在他生前，从未参加过对汉朝的侵略行动。 李陵，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他的名声源自于李氏宗族的将门荣誉，以及天汉二年那次悲壮的投降。人们提起他时，总是不得不带着惋惜或是鄙夷的语气说道：降将李陵！
　　没有比这个称号更让一个军人感到屈辱的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无奈的背影也越来越模糊。只是想起他，心里面却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惋惜和敬重。 　　
　　李陵从他出生开始就注定背负着沉重的梦想：光复李氏将门的荣耀。
　　只因为他的出身，他出身于世代将门的陇西成纪李氏。
　　他的先祖是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的秦将李信。
　　他的祖父是让匈奴为之胆寒的飞将军李广。
　　他的父亲是曾经怒击天子信臣韩嫣受到汉武帝赏识的李当户。
　　他的叔叔中有因为军功而担任丞相的李蔡，还有率领数百骑兵横贯匈奴数万大军的郎中令李敢。 　　
　　父祖们的荣耀沉重的押在他的肩头，他不能为祖先们的英名蒙上耻辱。只是延续数代人的不平遭遇在李陵的心头蒙上了阴影。
　　李陵的先辈世代从戎，但多为英雄虎胆而郁郁不得志，死而不得其所。 　　
　　他的祖父李广因为出军迷失道路而自杀。
　　他的叔叔李蔡因为侵犯汉景帝陵园而自杀。
　　他的另外一个叔叔，那个勇猛无敌的李敢因为怒打大将军卫青而被霍去病从背后射杀。
　　而他的父亲，也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李陵肩负着光复李家将门荣誉的使命，要完成几代人渴望完成的目标。 　　
　　天汉二年的秋天，李陵带着梦想踏上了征程。同时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本来汉武帝是让他押送辎重的。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主动请缨：在史书上留下了这么一段气壮山河的对话：
　　“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
　　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
　　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武帝本来是让强弩都尉路博德作为李陵的接应的。但是嫉妒李陵的路博德上了一封别具深意的奏疏：
　　“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 　　
　　猜疑的武帝这时开始怀疑起李陵的居心，他认为这时李陵让路博德上的书。于是他在命令李陵出军的同时撤回了接应的部队。 　　
　　李陵的命运已经被注定。
　　他注定是当权者手中的一枚棋子。
　　李陵想成为一个英雄，但他却只是一个弃将。掌握他命运的人已经破起了他。李陵手中握住的命运只有死亡。
　　他在边疆浴血奋战，后方的人却只是在等着他战死。
　　为了防止李陵背叛，汉武帝甚至将李陵的家人招入皇宫作为人质。 　　
　　战斗是残酷的，李陵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但他只是一员弃将。
　　他只有五千步兵，而与之相对的匈奴却是十一万大军。
　　李陵兵败之时的描写，让我终身难忘。
　　箭已经射光，没有屏障的三千汉军聚居在峡谷之中，垒石滚滚而下。头上是数万匈奴骑兵，箭如飞蝗。 　　
　　李陵终于投降了。他也许是为了保全残兵的的生命。但是更多的应该是等待着机会逃回大汉。毕竟历史上有过赵破奴的先例。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皇帝将这位血战到底的将军的家人全部下狱。
　　只是因为李陵顽强的向自己的命运抗争。
　　汉武帝看重的是李广利，但是李陵的表现远远的强于他。天子是不能犯错的。李陵的表现否定了他的选择，也就是否定他天子的尊严。于是李陵只有死。
　　他已经设计好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李陵死了，然后奖赏他的战功。
　　但是李陵却顽强的活了下来。 　　
　　李陵的反抗激起了汉武帝的真火。他龙颜大怒。
　　于是唯一敢为他说几句公道话的司马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处以宫刑。 　　
　　悲剧还没有结束。 　　
　　汉武帝终于有所悔悟。
　　天汉四年的再一次出征中，武帝给因杅将军公孙敖下了一道命令：迎接李陵归汉。
　　这似乎是个转机。
　　但是更大的悲剧却由此而来。
　　李陵骁勇善战，而公孙敖他们不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声望和地位，只有将李陵推上祭坛。
　　于是公孙敖还报：李陵正在为匈奴训练士兵来攻打汉朝。
　　天子终于再次震怒，于是族李陵全家。
　　李陵终于与大汉再无瓜葛，他已经没有义务去侍奉那个残暴的君主。
　　李陵的血终于冷掉。 　　
　　孤独而寂寞的生活再大漠上的李陵唯一的朋友就是苏武了。那个因为不失汉节而被后人所称道的苏武。 　　
　　昭帝继位，朝廷开始平反冤案。辅政大臣霍光派人再次迎接李陵归汉。
　　只是这时的李陵已经心死了。
　　他只是轻轻的说道：“丈夫不能再辱。”
　　匈奴已是他的另外一个家乡，他已经有了新的家人，难道他还能再一次抛妻别子？ 　　
　　只是他并没有忘记苏武。在他的帮助下，苏武终于回到了大汉。 　　
　　朋友就此永别。留下的只有一曲悲歌。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溃。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个士兵，只要他英勇的战斗过了，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了，那么，无论他最后是否战死，无论他最后是否投降，他都是一个好士兵。军人的天职是战斗，而不是牺牲。 　　
　　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 29、王韬的挫折人生经历与近代知识分子命运（作者：沧浪云） 吴中之地，风景秀丽。一望无垠的碧绿水田，蜿蜒不息的涓流，以及古朴典雅的建筑，构筑成一幅安宁祥和的江南画卷。而古镇甫里（今江苏甪直镇）便是这美丽画卷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甫里地区不仅拥有着迷人的风光，而且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汇聚之处。自唐以降，皮日休、苏东坡、赵孟頫、高启、刘基、归有光、吴梅村等名人大家都曾在此生活或隐居过。可以说，甫里镇自古以来便是地杰人灵之地。
　　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一位在近代中国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在这个江南古镇诞生了，他就是王韬。不过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
　　从出生那天起，王韬便开始自己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概而括之，他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显得那么偶然而必要，构成了他多采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 向传统说“GOOGBYE”
　　 王韬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其科场失意，而后被迫佣书西舍的经历，从此之后，这名乡间秀才开始摆脱封建文化大磁场的吸引，成为 一颗充满新思想的离子。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时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权的唯一途径，也是衡量他们才能大小的唯一社会标准。一个读书人要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本事，或者要想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就必须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王韬出生于诗书之家，从小就饱受封建传统文化观念、价值观的熏染，同时在父辈们的重振家业的督促下，不得不沿着科举的道路向上攀登。
　　王韬少年时期十分聪慧，17岁便将秀才揽为囊中之物。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坐船前往金陵应试。金陵乃六朝金粉之地，而十里秦淮更是商女云集之处，到处是一派灯红酒绿、腐化奢靡的气象。王韬一行恰巧投宿在秦淮河钓鱼巷龚家，周围尽为青楼欢娱场所，弦管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氛围令王韬等人早已心猿意马，一点儿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了。不久，他们便将圣贤文章远远地抛到一边，一同走街串巷，寻花问柳去了。
　　临考前的放纵作乐只会带来名落孙山的结果，这无论对于王韬本人还是其他家族成员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家之后，王韬变得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他一见到笔墨、书籍一类的东西便心惊胆颤，好多天都呈现出精神恍惚、似醉非醒的状态。
　　然而，贫困的家境不容许王韬终日呆在家里唉声叹气了，弱冠年纪的王韬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20里远的锦溪教书补贴家用。在锦溪，王韬的生徒只有二三个幼童，教书所得收入少得可怜，这更加重了他消沉悲观的情绪。于是他和周围一大堆同样是科场失意的乡间秀才们整日里与酒为伴，消磨时光，纵饮成风。王韬贪恋杯盏可以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在三更半夜叫妻子起来为自己“剪冰芹烹雪水”以作斗酒之用。
　　酗酒不仅给王韬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而且他放荡不羁的纵饮也招致乡里众人的反感。应当说，王韬的放浪形骸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其怀才不遇之后内心苦闷和压抑的一种外在的宣泄。如果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发生变化，王韬也许就如同中国历代千千万万个落魄文人一样终生沉沦下去。恰恰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古镇甫里的宁寂，也为众多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迥异于科举仕途的谋生手段。王韬也因此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涡流中，他的一生也由此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不管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渐渐地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而西方国家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打开了几个缺口，也就是《南京条约》中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随之涌进的就是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它刺激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般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使上海与周边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纽带开始断裂，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从而促使众多失去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农民开始前往上海寻求新的谋生途径。源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王韬开始踏上闯荡上海的历程。
　　1849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王家生活的经济来源失去了保障。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全家生计的担子。起初，王韬仍旧希望通过在甫里教书来维持日常开销，但是“设馆授徒”所得收入无论如何都不能填饱一家老小三代人的肚子,况且，1849年江南大灾，米价暴涨，更进一步加重了王家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一局面，王韬只有外出寻求其他的赚钱门路。恰巧此时上海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需要一名中文助手，派人邀请王韬赴书馆工作。已被贫穷逼上绝路的王韬出于无奈，在短暂的思索之后，终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
　　初来乍到，王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一名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熏染的文人，他离乡赴沪，帮助传教士译书，是违背自己长年来所信奉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他的这种“卖身事夷”的举动也必然会招致家乡亲戚朋友们的指责，一时间“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另一方面，墨海书馆的薪金毕竟比在家乡教书丰厚，况且家庭负担沉重，也不容许他有别的想法。因此，王韬只能忍受暂时的困顿，沿着这条被封建士人们所不耻的道路走下去。价值观念与生存需求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王韬的内心如同火烤针刺一般，异常得痛苦。
　　 许多事情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随着翻译工作的日益深入，王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和体会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真实差距。这些都促使他开始放弃夜郎自大的姿态和陈腐守旧的观念，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其思想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把西方人视作野蛮未开化的人种，而是把他们看成同中国人一样的文明种族。另外，他还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在著作中一再呼吁中国人应当留心西学，放下盲目自大的心态，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的十三年时光，是他从一个乡间落第秀才向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人转变的最初阶段，为他成为维新思想的宣传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和精神磨练的机会。
　　二、跟世界拥抱
　　王韬的第二次人生挫折更是极具戏剧性，他有意作了封建社会的叛徒，无意间却化为新世界的宠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填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的亏空，巧立名目，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盘剥勒索。为了反抗清廷的横征暴敛，穷苦百姓们揭竿而起，掀起了绵延不绝的武装暴动。1851年1月，洪秀全借用西方天主教教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太平军北征东讨，一路高歌猛进，很快便占领南京，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而在王韬居住的上海，也爆发了由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
　　正在清政府为应付内乱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侵入北京，将“苦命天子”咸丰皇帝赶到了热河。而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们更是向侵略者屈服，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内忧外患激发了王韬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也令他早年怀有“大丈夫生当成功立业”的志向再度复活。他接连上书清朝大吏，系统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困境的主张，以期能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得到赏识提拔的机会，一展个人抱负。
　　然而，他的一封封书信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面对清政府的冷遇，不甘寂寞的王韬实在是心又不甘，于是他将矛头一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了一次冒险活动——充当起太平军谋士的角色。
　　王韬与太平军发生接触，并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起先王韬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仇恨，只是一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敌对阶级武装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要是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讲，王韬祖上和他自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骤然衰败，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卖身事夷”的经历更是他对既得利益集团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受朝廷恩典的幻想的破灭，他原先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胆起用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再度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乘胜追击，举兵东征，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1860年8月，李秀成部下蔡元隆、郜永宽诸人部队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先锋直逼英法租界，
　　乎上海已是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地主、富贾商人们视太平军的到来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纷纷典当财产、举家仓皇向北方逃难。而王韬却在此时反其其道而行之。既然得不到清政府的垂青，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的陪葬品，何不来一次政治赌博，向太平军示好。更何况与他经历相似、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一起共事过的洪仁玕，如今已跃升成为太平天国的干王，总理朝政，权倾一时。这令王韬羡慕不已，同时也对太平天国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产生了好感。
　　1861年冬天，因为老母亲病危，王韬回乡探视。当时甫里正处于苏福省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王韬便有机会与太平军官员进行接触。通过地方乡官的介绍，王韬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权献计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希望他看后能够转交给忠王李秀成。
　　可惜的是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策略已定，加之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军务繁忙，把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军营之中，没来得及将此书进呈给忠王。所以实际上王韬的再次上书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后来。1862年4月4日，清军副将熊兆周率领部队并联合洋枪队会攻上海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刘肇钧抵挡不住，带军败退。清军在占领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立即上呈中央。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要求迅速缉拿王韬，严加查办。
　　得知遭到通缉的消息后，王韬先是潜伏于昆山乡间，密而不出。后来在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的帮助下，派人把王韬接回上海暂避风头。不料王韬的行踪被清廷察觉，很快就有衙门差役到墨海书馆捕人。慕维廉等人又将王韬送到更安全的英国领事馆内。这个时期的王韬显得着实狼狈，终日里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而老母亲也在此时撒手西去，自己却不能亲自为其收殓送终，这件事情也令王韬抱憾终生。他的不幸遭遇恰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摆脱了清政府的追捕。王韬为自己的这次“越轨”举动付出了远离故土、流亡异域的惨痛代价。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逃至香港之后，王韬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发达，
　　后来的欧洲之行更使他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洗礼，这在他思想发展历程上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禁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王韬失去了旧的一切，却与新的世界相拥抱。他终于完成了个人思想质的飞跃，转变为一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透过王韬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在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路途是多么的遥远，打通中西间交流通道的努力又是多么艰辛。要么作为别人鄙夷的“留学生”，如容闳；要么成为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汉奸”，像郭嵩焘；要么狼狈不堪的沦为流亡海外的通缉犯，这正是王韬的道路。在一个缺乏合理平等开明人性化文化传播制度和习惯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往往会被拘束在传统文化的茧壳里面，即使偶尔会有新文化的逸入，也难以长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的文化大树。只有炮火、奴役才会使人们惊醒，促使大众开始了解外界，像王韬这样得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各种机缘巧合才促使一个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出现。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谁会踏上沦落天涯的苦命之途？因而，很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落伍于时代，甚至逆潮流而动，自身虽然有原因，但是，最应该被诅咒应当是可恶的文化专制制度，毕竟人们头脑中的种种观念都是通过制度的途径移植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也算是在文化单向流通中的幸运儿. 30、隐藏在正史后面的阴谋论（作者：马伯庸）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杀费文伟的那个郭循，其实是个有来头的人。姜维在进攻西平的时候，将任魏中郎的郭循捉获，后来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足见此人用心良苦，先以恭顺态度取得蜀国的信任，然后再企图刺杀刘禅。最后虽然刘禅没杀掉，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最后连魏国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郭循的费祎刺杀行动，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出手的时机，都拿捏的非常准确。很明显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的。无论如何，这都并非是一起偶然事件。在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最初将他带进蜀中的人，恰好正是姜维，而郭循的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死士的行为模式：他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两条证据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郭循出于自己的想法（刺杀汉主），也答应与姜维合作，于是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协议。郭循一面表面上表示恭顺，并得到了左将军的高位与高层的信任，一面暗中伺机刺杀汉主（这个想法姜维也许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会认真去阻止）。当他发现机会实在太少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信新附太过”的政界一把手费文伟，而这正是姜维的初衷。结果岁末大会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31、从西晋一次盗墓事件说起（作者：悍马狂飙） 32、把人放到油锅里 （作者：吴越之水） 据说地狱的第九层是油锅地狱，把人放进油锅里反复的煎炸，看你下辈子还敢不敢作坏事。听起来很吓人的，不由的想起炸油条时的情景，仔细一想也无所谓，现在人一死就烧成灰了，灰飞烟灭而已。再说真到了天堂也未必舒服，见了熟人免不了要寒暄几句，对方说恭喜恭喜，你说同喜同喜，各自心里却在嘀咕：他凭什么到天堂来。
　　虚构中的事情暂且不提，历史上确实有把人放进油锅中炸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宋朝，被放进油锅中的人叫曹纳。宋朝人王铚在他的《默记》中记载了这件事，王铚是读书人用的是文雅的语言，叫做“烹之“。
　　这件事还得从曹纳的叔叔曹利用说起。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战时，契丹和宋朝议和谈判，宋方的态度是每年给契丹一些银子，权当送钱免灾，曹利用是宋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曹利用请求真宗给个底价，真宗说，当然越低越好，实在没办法一百万也行。曹利用一路辛苦和舌战契丹就不说了，单说双方达成意向之后曹利用返回澶州准备向真宗汇报。当时，真宗正在帐篷里用餐，不好打搅，曹利用就在外面等着。真宗得知使者回来了，急切的想知道最终答应每年给契丹多少两银子，就让一个小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说这是国家的头等机密，只能当面讲给皇上听。真宗听了小太监的会话还是等不及，让他再去问问，那怕只是个大概。这回曹利用给小太监出了个哑谜，伸出三个手指头贴在自己的脸蛋上。小太监回去后是这样猜测的：三个手指头贴在脸蛋上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一听这个数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说：太多。一年三百万是有些多，不好向祖宗交代。真宗转念一想又说：如果能够了结了这件事，一年给他们三百万也行啊。
　　真宗的这些话传到帐篷外面，曹利用听得一清二楚，心中暗喜，自己最终侃下的价钱肯定会让龙颜大悦。真宗吃完饭后立即召见曹利用，问到底给契丹多少消灾钱。曹利用要卖卖关子，他做自我批评说臣有罪，答应每年给契丹的银子和绢数量太多。闻听曹利用这番话，真宗更是揪心，急着问：具体是多少？曹利用理直气壮的高声回答：三十万，十万银子二十万绢。真宗那叫高兴啊，三十万只是三百万的十分之一，以大宋的能力不过是小小的意思。曹利用从此便受到重用，逐步升官直至枢密使。
　　真宗死后，仁宗皇帝年幼，皇太后刘氏和仁宗共同主政，曹利用先是屡次驳了太后的面子，又得罪了一些宦官，因而被人惦记上了。他的侄子曹纳就成为整倒曹利用的突破口。
　　曹纳这个人花心，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和自己府中的一个丫环好上了，他老婆当然不愿意，就找了个人家将这个丫环嫁了出去。虽说这丫环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了，但毕竟人还在，曹纳也就心不死，时不时的跑到丫环的新家去，丫环的丈夫气的不行。这天，曹纳又到了丫环家中，当时他里面穿着一件儿黄色的小夹襖，这就坏事了。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宋朝太祖皇帝就是在陈桥“黄袍家身”的，丫环的丈夫一看机会来了，就使出一招绝杀技，跪在曹纳面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曹纳一时不知所措，呆呆的站在那里，被闻声赶来看热闹的的人围了起来，整了个人赃俱获。
　　在当地监军的宦官知道这事后，飞马赶到京师报告说，曹纳身穿着黄袍接受他人的跪拜，这分明是在和他叔叔曹利用一起图谋不轨。于是就在锅中到进油烧热了，把曹纳拉进油锅中炸了。
　　曹利用也因而受到牵连，在流放的路上被迫上吊自尽。
　　有人看见过刘太后亲笔写的条子，上面说：“曹利用与其侄儿谋反事，理分明也，须早杀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宋史》曹利用传中说，曹利用之死“人多冤之”。
　　这种刑法在古时候叫做“镬亨”，《汉书 刑法志》中说：“秦用商鞅……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镬烹这种酷刑是把人放进锅中去煮，但曹纳却是被放进油锅中去炸。在平日的印象中宋朝是个文质彬彬的社会，多姿多彩的宋词，夜放花千树的正月灯会，马行街灯火照天的夜市，种类繁多味道鲜美的小吃，太庙寝殿夹室中那块刻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石碑。甚至在对外交往中也是以谈为主，不像汉、唐那样强犯汉者虽远必诛。真个是“郁郁乎文哉”哈。
　　提到“郁郁乎文哉”，不由想到南宋时的一件趣闻。杭州有一个地方的乡村教师给学童们讲《论语》，把其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这些小学生便牢记心上认为这是正确的。等到一个老学者前去纠正谬误，告诉学生们应该念“郁郁乎文哉”时，反倒把学生吓跑了。 33、潘美其人（作者：远去的牧歌）
北宋初年，与辽国军队作战的宋军主帅名叫潘美。这个人物，在一些戏曲小说中是以反派角色出现的。直至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潘美是个奸臣，而且是陷害杨家将致杨老令公杨业于死地的卑劣小人。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西边是杨家湖，传说是宋朝杨家将天波府旧址，东边是潘家湖，开封人认为是宋臣潘仁美府第旧址。杨家湖水色碧绿清澈，潘家湖混浊污臭，据说就是因为杨家将世代忠良而潘美是个奸臣。
　　 潘美的资格甚老，周世宗柴荣为开封府尹时，他已是柴荣的手下。周世宗即位后，补供奉官。后来以功迁西上阁门副使。出监陕州军，改引进使。
　　 这个人年轻时颇有志向，“尝语其里人王密曰：‘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 他投靠后周政权，与当时同为青年将领的柴荣、赵匡胤等人交情甚厚。
　　 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对潘美委以重任。他担心“陕帅袁彦凶悍，信任群小，嗜杀黩货，且缮甲兵，虑其为变，遣美监其军以图之。”
　　 潘美果然不负赵匡胤的重托，以“单骑往谕”，进入陕军营帐，颇有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气概，用三寸不烂之舌，向袁彦等人晓以大义，“天命既归，（尔等）宜修臣职”，袁彦被潘美打动，心悦诚服，跟随潘美入京朝拜赵匡胤，以示效忠。
　　 潘美不费一兵一卒，为赵匡胤解决了心头之患。赵匡胤喜不自胜，对大臣们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开宝三年，宋军征岭南，潘美为主帅，率大军长驱至广州，斩敌数万计，擒获南汉皇帝刘鋹，“送京师，露布以闻。”
　　 宋灭南唐时，潘美为主帅之一，曾亲“率精锐以短兵接战......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很多人认定潘美是奸臣的原由来自于致杨业战死的一场战役。
　　 实际上对杨业之死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不是潘美。
　　 宋太宗雍熙3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主、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又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护军。与辽兵接战于朔州。
　　 其时辽兵势大，不可硬攻，但护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取。他命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以为不可，说道：“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王侁拒绝了他的建议，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王侁还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王侁显然对杨业存有蔑视之心，他敢于这样蔑视杨业，嘲弄杨业也是有来由的。
　　 杨业原是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刘崇的宠信，赐姓刘，归降大宋后才恢复原来的姓名。
　　 看来宋朝军队中也讲出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杨业之类由敌方阵营归降过来的将领理所当然地要被嫡系所排挤，所蔑视。
　　 杨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服从。他知道此番出征如蹈死地，将行，对潘美等人流泪而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
　　 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
　　 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宋史中说：“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
　　 过了一会，前方探子来报，说是杨业被辽军打败，便带兵撤离。潘美虽加阻止但态度不够坚决。
　　业力战，果至谷口。望见无人，
　　 其实此时杨业与辽军鏖战，自午至暮，部众已伤亡大半，原以为有人接应，谁知到了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最后力尽被俘，其子延玉阵亡。
　　 杨业悲愤莫名，杨业自投降宋朝后，一心愿为大宋建功立业。却屡屡遭受排挤，一个忠臣，或者想当忠臣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上司和同僚的理解，耿耿此心无处可表，反而被他们所害。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杨业真正是心碎欲裂。
　　 杨业被俘后叹息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辽国将帅都劝杨业投降，被杨业拒绝，绝食三日而亡。
　　 后来民间戏曲、小说说杨业当时是头撞李陵碑而死，李陵是汉朝大将，也因主帅陷害，孤军作战，被匈奴大军包围，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以为李陵尽节阵亡，为他立碑纪念。但不久，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汉廷，汉武帝恼羞成怒，将李陵的家属尽行诛杀，太史公司马迁说了几句为李陵辩解的话，也惨遭腐刑。
　　 杨业与李陵遭遇相同，但是杨业宁死不降，其境界又不知超出李陵几许，民间舆论将他和李陵的故事放在一起，更突出了杨业事迹的悲壮。
　　 杨业死后，宋廷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宋史·杨业传》)，评价相当高，并给杨家以丰厚馈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令杨家其余六子都入朝为官。
　　 杨业之死死得壮烈，确实让人感到痛惜。
　　 潘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是如果说把责任全部都归于潘美，这也与事实不符。
　　 这是因为王侁———这个造成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人，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随军护军，负有直接对皇帝提供军情的特权，而不是统帅的下属，潘美对他只能尊重，这也是导致潘美指挥失误的重要原因。
　　 再从潘美和杨业二人的身份和关系看，似乎也难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个人恩冤。潘美是开国元勋，是赵宋王朝建立一代基业的最基本骨干这样的人物，要说对他宋王室怀有逆志，于大敌当前，自毁长城，陷害自己属下的大将，那是难以想象的。
　　 据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潘美此人为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如《随手杂录》、《默记》中记载，赵匡胤夺取皇位初入宫时，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之，宫女答道：“是世宗的幼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 潘美在旁不语，赵匡胤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
　　 潘美于是向赵匡胤要求自己来收养这个孩子，把他抱回了自己家中，改姓潘，取名惟吉，赵匡胤后来也不问，潘美也不复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也在朝为官。
　　 潘美对已经失势的世宗之后存保护之心，可见此人天良尚存。 因而说潘美是奸佞之人理由并不充分。现在所说的潘美是个奸臣，仅仅是“戏说”而已，“戏说”是“戏说”，历史是历史，这两者应该区分清楚。
　　 但是潘美是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资格的军事统帅，他应该知道孤军出战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且此行的主要任务只是接应南归民众，没有必要贸然与敌交锋。
　　 杨业的死，虽然出于王侁的胡乱指挥，但潘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发一言。而当杨业出发后，作为主将的潘美，不遵守救援杨业的约定，更不制止王侁等人的擅自行动，自己也随王侁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潘美的作为，有人认为应该从他的嫉妒心理去理解， 杨业是位骁将，素有“天下无敌”之称，其在北汉时，就为赵匡胤、赵光义等器重，太宗千方百计将他收服，对他“密封橐装，赐予甚厚。”以杨业“老于边事”，将守防边关重任交予他，他与辽军交战，屡战屡胜，“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业的功绩遭到了宋军中不少将领的妒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潘美素以能攻善战自翊，现在来了一位副手却是“天下无敌”，光彩盖过了自己。
　　 嫉妒是一种低贱的情感，常常会扭曲一个人的心灵。
　　 嫉妒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使他感到自卑和不安全，因而不排除在他潜意识中有让杨业出丑，借此贬低杨业阴暗的一面。这时的潘美仿佛与昔日保护世宗之后的潘美；单刀赴会说服凶悍的陕帅袁彦归顺的潘美；英姿勃发统率大军，平定岭南和江南的潘美判若两人。
　　 可见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优秀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
　　 宋军回朝后，王侁、潘美等人为逃避责任，还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杨业之妻折太君与儿子杨延昭难抑悲愤，将王侁、潘仁美以陷害忠良之罪名告下御状，宋太宗准状，下旨治罪，将王侁、刘文裕罢官，“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但潘美这个人过去对宋朝的建立功劳甚大，他和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私交甚好，赵光义对潘美公然偏袒，仅仅予以贬官三级的处分，而且第二年就官复原职，这样的处分明显不公。当时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民间舆论更没有放过潘美，在以后民间流传的小说和戏剧中，潘美的故事越编越多，潘美被描写成为一个无德无能、阴险无耻的小人。民间甚至传说，他的后代都愧为潘姓，而改姓为冯。
　　 不过查阅《宋史》，有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 潘美不在其中，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被说成是奸臣完全是民间舆论的力量所致。这一方面说明当局的处分不公，自有民间的舆论来偏正，而不以史书是否记载为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宋一代，对民间舆论的管制还是比较宽松，对这些毁谤大臣，议论朝政的舆论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一味禁杀打压。 34、蔡京无反骨（作者：沙封） 一
　　　　《水浒》中的蔡京，我把他当作奸臣、政客来看。但他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一个宋朝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
　　　　蔡京在《水浒》中，出场很少，但“生辰纲”、“花石纲”这些事件，他都是源头端坐的那个人。这个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四落四起）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1126）流放病卒于潭州。令人琢磨的是，在蔡京死后三十五年却与岳飞等同一诏书而平反昭雪，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算为落叶归根。施耐庵将这个人物隐写，放在幕后，让蔡京在后来读者的感受里，就如一条隐身在暗处的老黑鱼，让人有高深莫测之感。
　　　　然而，后人倾向性在那里，不光是在《水浒》里，官修正史是元朝的《宋史•蔡京传》，野史杂乘是《大宋宣和遗书》、《金瓶梅》等，蔡京总是个祸国殃民的“粉面奸臣”， 生前为“太平宰相”，死后却骂为“六贼之首”，这几部书足以使蔡京声名狼藉，遗臭万年。后人从蔡京的书法作品中，不能读出他的阴险奸诈。但是，人们还是用蔡襄代替了蔡京。明书画鉴别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即蔡襄）耳……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由此可见，蔡京说在当时还是比较得到认同的。
　　　　以人品论书，我认为很值得商榷。在我看来，书艺受性格影响远大于受品格的影响。
　　 从蔡京的书迹中雄健的用笔和大格局的结体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应该是相当果断、豪迈的，沉着冷静又不失激情，是宋朝的一代枭雄，软弱无能、沉溺艺玩的宋徽宗被他及另几个人操纵着，像演皮影戏一般；无能的宋徽宗需要强有力的手下为他办事，所以他会控制不了局势。
　　　　在赞叹蔡京玩味皇家的同时，也不禁为他遗憾：同样身处外患内忧，作为朝廷重臣，曹操能成就千秋风范，而你蔡京却为何沦为人们耻笑的之千秋罪人呢。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吧。 　　 　　
　　二 　　
　　　　蔡京一入相，宋朝的丧钟敲响了。激愤的岳飞写出“靖廉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并不能挽救这个政权的肌体千疮百孔,病入膏肓。
　　　　何谓“小人”？《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周而不和”、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好行小慧”等等，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百分百的真理。
　　　　《听禽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徽宗早在登基之前即对作为诗人和书法家的蔡京充满敬仰。在泱泱大国的冗琐政务中和皇家与官员的复杂关系里，蔡京游刃自如，让宋徽宗感觉不到国家和民众的压力；而蔡京这种人对皇帝不构成威胁，又能投其所好，对上善窥人主之意、曲意逢迎，对下善弄权术、驾驭僚属，充分彰显他在天子脚下的办事能量。蔡京对赵佶大脑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赵佶的过失，从不说一句使赵佶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因此能把赵佶玩弄于股掌之上达二十年之久。他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敌手（如梁山首领）时才露出毒牙。
　　　　蔡京在任首相的20几年里，位及人臣，先后四起四落，屡罢屡起。好像宋朝缺了他，就不能正常运转一样。但政客注定只是政客，蔡京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注定他会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这种觅食趋饵的动物本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好的原始动力。政客的政治信念在哪里？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为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喷填赝，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璜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然而这一套，面对宋江方腊却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宋徽宗朝代，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体系逐渐形成燎燃之势，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政权玩垮了，亡国了。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腐败堕落一旦成为社会风气,就像完全失控的下降物体，速度加快，直到政权毁灭。其时，经济命脉上是一片血流不止的创口，自身无法止血结茧，直到血液流尽。蔡京高俅这帮人是献媚脸的大肚耗子，面对皇家的衰落，他们是不会有一点怜悯之心，而口下留情的。
　　政客和政治家都会追求权力，但对权力的使用恰恰本质上不同。政治家以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一定的道德水准和人类的高贵情操，用手中的权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政客则恰恰相反。自我实现匡时济世，那真是些蒙骗人的鬼话，人生的快乐尽在升官享乐中，因此蔡京高俅害你时，林冲还指望他哪一天良心发现吗。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在大战梁山战役中，蔡京高俅童贯的力量数度合作，这不是政治力量的综合，而是趋利忘义者的组合，让后人看到一个政权肌体腐烂的状态。
　　　　在蔡京身上，你看不到鲜明的政治立场，认势不认人，改革派、保守派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其他官员都因时间短促，不能办到，只有开封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又是蔡京，以最快的速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在这么一张蛛结的大网中，蔡京、高俅各处一方，大肆搜刮钱财。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就让晁盖拥有了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的物质基础，可见那是多大一笔钱财。蔡京以采办花石纲为名大肆搜刮天下，直接导致方腊起义，可见给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
　　　　政治清明的治世是蔡京惧怕的，国家和政府政令不修，使他们有空子可钻；但他又不喜欢世乱，因为宋江这样的草莽就会起来造反，“替天行道”，所以，借着保卫皇家的理由，对宋江方腊的镇压从来是不遗余力。
　　　　《水浒》中蔡府宅院连戴宗都想像不出来，不过我们可以从蔡九知府的回忆中感觉出蔡府的气势宏大。蔡京的两处宅子占地几十亩，在家里天天饮宴，宴请宾客非常气派，要做一碗羹就杀死鹌鹑数百只。一次他留讲义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1300多贯。蔡京又给徽宗大办花石纲，奇花异石，熙宁变法积下的钱粮靡废一空。
　　　　一士大夫妾，自言曾在蔡府司厨。夫家一日请她做包子，却作不来，原来她是在蔡府包子厨师中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可见分工之细。蔡京晚年想找一个好老师教其孙子辈，请得新进士张先生，张先生跟蔡京的孙辈们说，你们只要学逃跑一项就行了，别的不必学，你们的父祖辈以奸佞和骄横败坏天下，不久天下将陷于大乱，那时你们只有抱头鼠窜，才可幸免一死。学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孙子们把老师的话传给蔡京，蔡京听了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老师，并向他讨教救助之法。老师说，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最多不过起用人才，改往修来，以补万一，但已经晚了。尚有一丝良知和理性的蔡京听了，为之垂泪，知其所言皆实话。
　　　　蔡京儿子蔡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高八斗，深得徽宗喜爱，一日徽宗做上联“相公公相子”，小蔡立刻答到，“人主主人翁”。 “主人翁”大概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蔡京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平宰相，中间三度罢相，却都东山再起，最后成为他对手的就是这个蔡攸。
　　　　宋江发配江州，“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得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都叫他做蔡九知府。”。据史，蔡京只有八个儿子，所谓蔡九属于杜撰，但这杜撰显然有针对性，按清人程穆衡《水浒传注略》等著述的说法，蔡九就是影射蔡京最小的儿子蔡绦。
　　　　“蔡九”后来进入中央，红火过一阵。宣和六年蔡京第四次被起用为宰相，已年近八十，老眼昏花，政务实际上都由蔡绦决定。蔡绦上朝时带数十名随从，百官和侍从都对他毕恭毕敬， “由是恣为奸利，窃弄威柄”，行贿的人挤破门槛。小说中的蔡九近乎痴呆，被黄文炳拨弄得团团转，历史上蔡绦肆无忌惮，专权蛮横，宰臣白时中、李邦彦变成跟班，与他不和的长兄蔡攸趁机揭发，徽宗将“蔡九”撤职。
　　　　江州劫法场时，蔡九知府毫发未损，蔡京下台后，蔡攸等伏诛，“蔡九”被流放到了白州（今广西博白），他写了一本书记述朝廷掌故和琐闻轶事，因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就命名为《铁围山丛谈》，是宋代重要的史料笔记。但后世学者不以人废言，仍推《铁围山丛谈》为“说部中之佳本”。 　　　　
　　三
　　 　 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中的蔡京，在朝廷上和江湖中都能覆手翻云，并可躲过无数次的刺杀，竟然让现在的年轻人怀疑他是不是武学高手。但是，结算的时刻还是在他有生之年来到了。金兵来了，赵桓登台，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认为将国家弄到现在这般地步的，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为恶，不杀蔡京，不足以平民愤。
　　　　蔡京终于走到头了，百姓虽然没有看到蔡京“脖子一凉，人头落地”，但他们有自己泄愤的方式，那就是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上， “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王明清《挥尘后录》）
　　皇家还是能左右这个五朝重臣，蔡京到底是没有反骨，以他的眼光，足以看透当时国家的趋势。他是奸臣，奸在扰乱国家政体，贪图私欲，却从未有过揭竿而起的雄心，终不过是个奸诈的奴才罢了，于是，他的下场注定改变不了。《宣和遗事》载：蔡京“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当时，蔡京已经逃到毫州（今安徽毫县），他身边还带着三个宠姬，一个叫慕容，一个为邢氏，另一个为武氏。就在宋钦宗下诏流放蔡京之时，开封城披金兵团团围住，他们指名索要蔡京的三个宠姬，钦宗便下诏派人到毫州领人。奴才只会事前蒙骗，此时他没有刘邦项羽“取而代之”那大丈夫气概，也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政客仅仅是政客，如果蔡京有政治家的魄力，如曹操般狭天子以令诸侯，或仿效宋太祖那样黄袍家身，不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临别之际，老态龙钟的蔡京老泪纵横，作诗云：
　　　　　　　　　　　　为爱桃花三树红，
　　　　　　　　　　　　年年岁岁惹春风。
　　　　　　　　　　　　如今去逐他人手，
　　　　　　　　　　　　谁复尊前念老翁。
　　　　蔡京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住在城南的东明寺内，回想起往日的威势豪华，又看着眼下的凄凉无助，不由感慨万千，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词。词云：
　　　　　　　　　　　　八十一年住世，
　　　　　　　　　　　　四千里外无家。
　　　　　　　　　　　　如今流落向天涯，
　　　　　　　　　　　　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
　　　　　　　　　　　　彤庭几度宣麻。
　　　　　　　　　　　　止因贪恋此荣华，
　　　　　　　　　　　　便有如今事也。
　　　　似乎感到后悔，后悔欲壑太深，还是后悔没有索性造反？但已经晚了。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
　　　　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当时人常用的“太师青”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千万钱财丧失殆尽，给自己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35、蔚村之谜——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作者：草鱼子） 最近在研读晚明史间隙，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叫“蔚村”的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明清之际“娄东四友”中的陈瑚和陆世仪。
　　当年陆世仪和陈瑚有感于中国下层社会之“无治”，先后致力于经世。所谓下层社会之无治，主要指最基本的政府单位是郡县，行政指令终于县府，难以下达，这对当时日趋市场化的江南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来说，是很不合时宜的。用老马的话说，上层建筑根基不牢固，几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有民变或兵变，社会立即处于崩溃的边缘（有趣的是，几百年后的老毛也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这一现象，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封建”，他们认为战国时期，一郡即一国，故国可富足，而治郡后，郡由流官治理，人员流动太多，故各任官员均无法放手抓地方建设，乃至地方缺乏组织力，不如恢复些许封建之治（这对郭沫若的胡说八道倒是辛辣的讽刺）。
　　但比较陆世仪和陈瑚在此方面的见解，虽黄顾声誉卓著，却颇有不如。
　　陆和陈都主张，在村级单位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陆把这种自治称为“联社”，他在他的《思辨录辑要》中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甚至进一步说到“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这就说到了“联社”的基本组织规模了。陆对于他的这一想法在《治乡三约》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
　　“乡约者约一乡之人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
　　在此，陆对传统的乡约制度提出了大胆的革新建议，主张将乡约务实化、实事化，具体就是更关注民生，将过去那种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乡约制度变成一个兼顾日常经济、社会及治安的实用型组织。关于陆世仪对乡约制度的其他革新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了，最可惜的是陆本人没有机会实践这些想法，好在陈瑚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因为陈瑚找到了蔚村。
　　据传，陈瑚在明朝败亡之后，逃到一个叫“蔚村”的小村落避难，“蔚村在昆（明）城东北三十里，地远而僻，水道纡折，无乡导则不得入焉”（陈瑚《蔚村八胜诗同石隐寒溪桴亭作》），可见这是个极佳的避难场所。
　　因为地处偏僻，陈瑚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中实践他和陆世仪的改革计划，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秋。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陈在蔚村建立了四会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只能从陆世仪的遗作中找到，“确庵（陈瑚）与蔚村结四大，大会之中又分四小会，一讲会，与同志讲《易》，一忏会，以合蔚村奉佛诸公，一乡约，以和村众，一莲社，以联诗文之友。”有趣的是，这里的“忏会”，其作用和西方社会的教堂极为相似。
　　总的来说，。陈瑚在蔚村的作为以“孝悌、力田、为善”为主。“讲会”名义上是针对“同志”，实际上是完全开放式的，由陈瑚邀请同道中人在蔚村开坛结缘，讲经论道。时值1648年，江南初定，陈的不少好友被邀至蔚村讲学，于是“讲会”实际成了陈瑚实施启蒙运动的主要场所，陆续前来开始讲座的学者有王石隐、钱蕃侯、曹尊素等。
　　光听讲是不够的，为了让村民巩固所学，陈瑚还让村民记“日记”，通过日记考验村民们近期获得了多少进步。同时，陈瑚还编撰了一些道德标准，供村民自我审查。为了照顾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陈瑚使用的文字非常浅白，几乎已经与现代白话文没什么两样，如：
　　“如何是孝……这个恩真是天高地厚，如何报答。只是随你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早晚殷情服侍……倘或父母所行有不是处，须要委曲解劝，使父母心中感悟……这都是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谱，这部光谱不但体现了古人的不朽智慧，更能一直联系到今天，联系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并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另一个或许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性的选择。
　　在蔚村埋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发展的秘密。所以，在今天寻找蔚村的下落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下落不仅是指蔚村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指中国之传统思想光谱的未来走向，知道我们曾经如何走过，也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 36、张居正与何心隐（作者：山涵秋隐） 何心隐，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放弃科举，接受泰州学派思想，致力社会改革，进行理想社会实验，曾被捕入狱。因参与弹劾严嵩，事泄后改名换姓，逃到南方。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宁死不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五伦中最重师友。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政治家。万历年间任相时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推行一条鞭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何心隐的公开反对。 　　
　　闲翻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其卷二齿豁条云：予尝有言，豪杰无平交，真人无知己。近世以来，如张江陵必杀何心隐，而心隐自谓必有江陵之缚。夫心隐何如人耶？当其面面相觑，不闪一谈，一恢弥天之网，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渊，驯其机彀。目精相喻，肝胆尽出，心隐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宽不得一筹，所谓真人之知己，非耶？ 　　
　　说张居正与何心隐是“知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可仔细想来，这话却大有意味。“知己”这词照字面来讲，无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还在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何、张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心隐便预言：张“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中国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看来这倒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知己有德，士愿为之死；另一种则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于死，张居正与何心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何心隐到底是否死于张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杖杀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然而心隐临死前对王之垣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其实，便是认定张居正为祸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而何心隐是为了讲学办学耗尽家财也不惜的，他办的宗族学校也许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张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于动手，那当然不必亲自出马。清人金植《不下带编》卷一有云：“况他人耶？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众矣！”这的确堪称警语，好像是王阳明说过的吧，“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这在平民百姓恐怕还不至于出什么危险，可是在操纵权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么邪念或者恶念，那也许就真是“行了”，此无他，“代之者众矣”，张居正能不负一点责任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的才干在明代可称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张居正是也”，其万历新政之有功于国也是史有定评。然而他在小节上是不无可议的，《明实录》称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实情，有时他的手段还相当辣。屈杀一个何心隐，在他当然只是一个小节问题，所谓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隐这一面看，这样说就未免太不公平，因为你的小节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说，我们求知己，若是遇上一个表里澄澈、推诚相见、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是生命，虽说只有一次，也不必宝贝得舍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个有力的知己，今天与你诗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节”出了问题，弄得你胆颤心寒，那倒不如先就采取作揖主义，敬而远之，彼此不知的好。张居正和何心隐都是封建时代的人，这封建时代还真有些够呛的事，当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够知趣（趣者，趋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为知己死”的。 37、“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聊斋公孙九娘》中的于七一案（作者：殊心慈）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的开篇笔底平易微澜下，实有汹涌，于七是蒲松龄的同乡，前明武举人，满清定鼎天下后，于七在家乡召众起义。明史学家LYNN·A·STUVES说“根据史实，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处能逃过兵祸的侵袭。”国势危殆之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明代朝廷大员身上最先成了一句空话，自行溃败，望风披靡，“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倒是来自全国各地民间自发的抵抗一直风起云涌，而揭竿斩木对抗铁甲兵骑无异于以卵击石。于七的起义最终被镇压，接下来的连坐诛杀让胶东大地哀鸿遍野，人烟杳迹。尽管满清残酷的文字狱让史家和文人噤若寒蝉，但骇人的历史至今仍透过零星的文字滴血，如袁枚《子不语·人面豆》记述“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蒲松龄另有《鬼隶》“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国殇背后是万千黎民的家难，蒲公在《公孙九娘》中继续写道“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为之一空。” 比起在扬州、江阴屠城后枯骨无葬的惨况果然‘慈悲’。故事的开篇如此沉痛，继续铺陈的却是爱情故事： 　　
　　十年后，一个莱阳书生来到济南祭奠在于七案里死难的亲人，暂住在寺庙下院。晚上，一位少年来拜访，竟是当年也枉死在于七案的同乡朱生，莱阳生惊怖不已，朱生说自己虽然已经是鬼魂，但怀旧事、念故人，让莱阳生安心，这次来是想托他主媒，把同样是鬼的莱阳生的外甥女嫁给自己，并邀请莱阳生来到自己所在的村庄。 　　
　　这个庞大的村庄实际上是埋葬于七案死难者的乱坟岗，死者的鬼魂如同生者一样生活，莱阳生在这里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她自幼丧母，由莱阳生夫妇抚养长大，十五岁才回到自己家，于七案中和她父亲一起被押解到济南，父亲被处死后，她惊吓而死。如今骨肉至亲得以相见，却阴阳两界，莱阳生与甥女不由相对啜泣，莱阳生对她说了朱生求婚的事，甥女有默许之意，正说着话，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走进屋里，忽见生人，忙转身回避，甥女拽住她，说是自己的舅舅，不需相避，甥女介绍姑娘名叫公孙九娘，栖霞人，是自己的好友，还是位善诗词的女学士。言谈间，莱阳生见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的娟娟静美，不觉心动。 　　
　　待九娘走后，甥女觉察出莱阳生的心意，主动提出要为二人牵红线，莱阳生高兴之余又担心人鬼有别，甥女说他与九娘本有宿契，不用多虑，并约好五天后再见。五天后，莱阳生随朱生重回鬼村，见到甥女盛装打扮的迎接他，知道她已经和朱生完婚，甥女告诉莱阳生已经把他求婚之意向九娘的母亲说了，老夫人非常高兴，但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远嫁，希望莱阳生能入赘。 　　
　　这天晚上，莱阳生与九娘举行了婚礼，洞房花烛下，公孙九娘向丈夫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于七之乱中冤死：她和母亲一同被押解京城，走到济南，母亲被折磨死了，她绝望自杀。枕上追述往事，九娘哽咽不能成眠，口占两首绝句：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
　　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 　　
　　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
　　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状染旧罗裙。 　　
　　弱质无依的女子，生命如浮花浪蕊消逝，遗恨人间的九娘知道眼前的幸福并不能长久，一天，她凄然地对莱阳生说“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世得所依栖，死而不朽。” 夫妇合葬是我国古俗，如《诗·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白居易《赠内》“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公孙九娘期望莱阳生能把她的骨殖带回家乡，待莱阳生百年后合葬在一起，让她的亡魂终有所“归”。这是情深义重的重托，莱阳生承诺一定做到，九娘说“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她落着泪拿出一双罗袜给莱阳生以示长决，催促他尽快离开。莱阳生凄然走出来，久久徘徊着不忍离去。 　　
　　经过朱生家，他失魂落魄地叩响了大门，朱生和甥女出来迎接他，惊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莱阳生惆怅多时，把九娘的话告诉了二人，甥女说即便九娘不说这番话，自己也会说的，这里不是人间，不可以久居，说完泪下不止，莱阳生唯有含泪与夫妇二人作别。回到寓所，莱阳生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天亮后去找九娘的墓，才发现忘记询问墓地的标志。夜里他再次回到鬼村，却不见往常的村落，月光下唯有千坟累累，他怅然展开手中的罗袜，一阵幽风吹过，罗袜瞬间断缕成烟。 　　
　　回到家乡半年，莱阳生仍不能释怀，他重返济南故地，期望能有所遇，走到南郊，天色已晚，只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忽见遥见坟岗之间隐约站着一个女子，模样有些象九娘，莱阳生忙骑马赶过去，果然是，他下马招呼，九娘却转身就走，就象从不认识他一样，莱阳生试着再走近些，九娘脸色震怒，她抬起衣袖遮住了自己的脸，莱阳生连连呼唤：“九娘，九娘！”却始终听不到九娘回答，她的身影早已如轻烟般散去
　　…… 　　
　　无从知道九娘的衣袖遮住的是否是一双泪眼，蒲公的行文到此为止，下笔温厚如他却这样苦心写出了聊斋故事中最残忍的结局，叹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说完，叹人间本无忘川。灾难深重的年代，通往鬼蜮的路上无从折返，万千无辜的死者没有人做传。会心者，为之噎，为之咽，遂无言。 38、千古谁识鸿门宴（作者：菜九段） 《项羽本纪》是《史记》之最为精彩的篇章，而其中的《鸿门宴》一节尤以刻画传神脍炙人口。由于此后楚汉相争，项不敌刘，使后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项羽因妇人之仁，且欲沽名钓誉，从而在鸿门宴上失去了一举结果日后最大政治对手刘邦的最佳机会。但这种貌似有理的识断只是基于刘项争斗的结局而言，并不符合事发当时的局势，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倾向显而易见。若充分考虑到刘项关系的背景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就会对项羽放弃这种“机会”另眼相待。笔者以为，鸿门宴为刘项交锋的第一回合，时局背景极其复杂，其杀气的炽盛与平息均与刘项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就事论事，就大局而言，在刘邦服输的情况下，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楚军深入敌国，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一、 刘、项关系的基点及冲突之深意 　　
　　 刘、项同为楚军将领，在项梁任统帅期间，两人曾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曾一同攻秦于城阳、濮阳、定陶、雍丘、陈留等地，协同作战期间，两军将士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刘、项的融洽关系也由此而奠定。项梁败死后，刘、项相约退保彭城，拱卫楚都。在这种重大战略决策关头，两人进退一致，足见相互间非常默契。按刘邦的说法，他与项羽有兄弟之约[1]，时间应该是在两人退保彭城之后，也只有在这个短暂时期，两人才有机会相聚在楚怀王心的朝中。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别踏上灭秦之路，直到鸿门宴时才重新见面。由于两军经常合作，刘、项对对方的部属大概也不陌生。鸿门事件就是由刘邦部下曹无伤的密报而引发，曹与项或原本认识。而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溃败，眼看就要被楚将丁公活捉，情急之下，刘邦开口讨饶，丁公也就放刘邦一条生路[2]。项羽失势后，楚军将领包括项氏族人成批投奔刘邦，靠的正是这种彼此捻热的老关系。刘项间的上述渊源是广为人知的，但两人间另有一要害关系恐怕容易被忽略，即刘邦是从秦嘉、景驹部投靠项梁的，靠着项氏的兵源支持才得以羽毛丰满，终成气候[3]。到鸿门事发时，虽然这段早期经历已成为历史，但在实力声望都远远超出乃叔的项羽心目中，这种早期形成的关系基调已在无形中决定了刘项关系的现实与未来形式。而鸿门宴的发生与结局，基本上就是这种基调的偏离与回归过程。
　　 鸿门宴之前，项羽已发布命令，要剿灭刘邦。从表象上看，是曹无伤搬弄是非，说刘邦欲王关中。殊不知这正是项羽的一块心病。按楚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灭秦号令[4]，刘邦确实有在关中称王的权利，而这正是项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不能容忍的事实。项羽率领楚军精锐在黄河以北降服了秦军野战主力，令天下诸侯归心。鸿门事发时，项羽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而身为楚将的刘邦也名正言顺地归其领导。如果让旧秦的关中之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如约落入刘邦之手，就意味着项羽的战功要大打折扣，意味着项羽的宏图大志(详见后文)要成为泡影。对此，项羽显然不会甘心。在与秦军决战前，项羽杀了惧敌畏战的楚上将军宋义，自命为假上将军。当时他的部下都说：“立楚国者，将军家也。”[5]此话正中项羽心态。日后，分封天下时，项羽声称：“怀王者，我家项梁所立耳。”[6]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作为项氏利益的当然代理人，项羽决不会听任靠项氏发迹的刘邦称王关中。所以，他一听曹无伤的告密，便勃然动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7] 。其实质是，刘邦当时的地位及行事方式已大大偏离了刘对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刘项之间原本存在的战友情份及融洽关系都挽救不了冲突的爆发。
　　面对项羽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也猛然醒悟到自己与项氏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在他托项伯转告项羽的言辞中，就有“臣之不敢倍德也”[8]之辞，似指这种深层关系。可见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刘项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项羽发出了要求遵从历史的信号，刘邦除了屈服之外，别无选择。站在项羽的立场，因为刘邦听懂了项羽的信号并遵从之，刘项关系算是基本理顺。在此前提下，再谈杀掉刘邦，则既非项羽所愿，也为情势不容。 　　
　　二、 形势转换及刘邦的对策 　　
　　 刘邦的屈服非常明智，他与项羽力量悬殊过大，而且刘邦的“王关中”企图确实犯了众怒。军事解决了章邯部后，项羽统率的诸侯联军已将关中视为囊中之物。刘邦先取关中对联军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无疑是一场毁灭性打击。如刘邦不肯将关中之地拱手相让，联军上下将同仇敌忾，必灭刘而后甘。这就是鸿门宴之前的联军心态及刘邦的处境。
　　 曹无伤的告密并非凭空捏造。楚怀王心的号令天下皆知，刘邦入主咸阳后，又将怀王之令告布秦人，以安民心。不仅如此，刘邦还企图独占关中，他派出兵将扼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队进入，然后又招募秦人从军，使其军力从破武关前的数万人，增至十万人，企图以力抗拒诸侯[9]。到了项羽击破函谷关，兵临城下欲以武力解决时，刘邦才不得不收敛起王关中之心，唯求自保。看来怀王的许诺及秦关的险阻都保不住已到手的果实，甚至生命都大有可虞，只有刘邦的机变才能救他自己。
　　 至于项羽要以武力解决“王关中”问题，刘邦也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直到项伯欲救张良时才知道。函谷关被破，项刘两军冲突在即的势态就出现了。曹无伤卖主求荣之举即表明了刘邦阵营中的惶急之象。军力悬殊使刘邦看不到一点胜机，恰好项伯的到来给刘邦带来了希望。刘邦的机变也由此得以施展。刘邦的第一个步骤是笼络项伯，约为姻亲，以期其卖力为己开脱。仅靠口头转达是不够的，还得写一通书信才显得郑重。在交兵在即的当口，也只有项伯这样为项羽亲近的人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刘邦这步棋非常见功，项伯确实为刘邦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在鸿门宴上以身蔽翼刘邦，阻止项庄行刺；其次，在分封时为刘邦多争取到一郡之地[10]；最后，还阻止了项羽杀害刘父的企图[11]。
　　 刘项隔阂既成，就决非第三者从中斡旋所能化解，必须要刘邦亲自当面解释才能补救。于是，就上演了震烁古今的鸿门宴。
　　 因刘邦欲王关中而派军扼守函谷关，项、刘两军之间便含有了较深的敌意。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求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解释，尽管充满危险，却也是不得己而为之。当此之际，刘邦的全部依靠便是早先的战友情份。有关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司马迁只记载了一句开场白，辞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仅寥寥数语，但非常厉害。这段话首先照顾到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再及无意立下大功，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离奸”事实。战友情份原本存在，毋庸置疑，引发二人对立的乃是刘邦先行入关的新局面。对此，刘邦仅用战略分工及无意中建功便将自己已遭猜忌之处全部撇清。有此一说，项羽便或多或少能容忍刘邦得头功之事。鸿门宴上，刘邦绝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其余未见于史的言论，多半是亟言其对项氏的忠诚，以期平息项羽心中的杀机。须知，项羽对刘邦立头功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刘邦的重新效忠，就表明了要把名义上受其领有的关中之地拿出来供项羽发落。项羽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再要对刘邦动武，就显得无理之极，且在政治上得不偿失。
　　前面说过，在刘邦欲将关中据为己有的前提下，视关中为囊中之物的项羽联军自然会同仇敌忾与刘邦争夺胜利果实。一旦刘邦自愿放弃本应该归其享有的权利，则联军的斗志也必然会松懈。历史没有交待刘邦曾向诸侯军晓谕已决定放弃关中权利之事，但两军近在咫尺，又相互捻熟，刘邦要行游说也是极方便的事，且这种可能性极大。从历史的有关记载中或可看出刘邦这样做的蛛丝马迹。如樊哙在鸿门宴上责备项羽的话与刘邦对项伯之言及项伯开说项羽之辞如出一辙即可为证。樊哙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3]刘邦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14]樊哙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5]刘邦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6]樊哙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17]项伯曰：“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8]上述言辞明显地掩盖了刘邦欲王关中拒诸侯入内的事实，又如此一致地义正辞严，显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缘故。而这些用在项羽面前洗刷刘邦的言辞，也完全可以拿到联军中广为传布，以正视听。项伯可能已经为刘邦这样做了，刘邦也可以派出部下到联军中宣传，甚至随刘邦赴宴的百余随从也可在项羽军营内大肆宣扬。一旦这种对刘邦的洗刷在项羽部队中扩散开来，那么，无论是对刘邦部动武，还是对刘邦本人动武，都不能得到联军甚至楚军的全力支持。这种前景，刘邦知道，项羽也知道。因此，樊哙所说“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9]的前景，确实令项羽慎重对待杀刘问题。道义上的压力决非可以忽略不计。 　　
　　三、 项羽的立场及其对策 　　
　　 由于刘邦拱让了关中之地的主宰权，项羽所面临的形势已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剿灭刘邦已不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根据项羽日后的行动推断，此时项羽有两大宏愿，其一为灭秦社稷宗室以泄愤，其二为总揽天下之权。任何事情，包括对刘邦的处置在内，都应以不妨害此两事为度。项羽“才气过人”[20]，他自然知道刘邦的不同凡响之处。经过鸿门宴前的诸般风波，兼之项羽已动过杀机，刘项关系已不可能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模式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如以此为意的话，确实应该按范增的策划，将刘邦杀了干净。但杀刘是有代价的。后人根据刘项相争的最后结局，或者对此代价视而不见，作为当事人项羽则无法不正视这种代价的沉重存在。此代价即为，由杀刘引发的关中大乱。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须知，秦亡之后，天下的两支精锐为由刘邦和项羽分别统领的楚军。虽然项部更加强大，但刘部也是百战之师，其实力不容低估。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邦的归顺。而这与当初欲剿灭刘邦竟毫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刘邦不归顺，则灭秦宗室及总揽天下之权均无从着手。至此不难看出，项羽欲灭刘邦也罢，欲纳刘邦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两大宏愿，绝不允许节外生枝。何况刘邦的归顺，使得刘项关系与项羽心目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未消除。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而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
　　 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绝非泛泛。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局势面前，项羽不杀刘邦是否应认作为失策，其答案当不难发见。以上识论当否，还望有识予以指正。
　　附注
　　[1][5][7][8][11][12][13][14][15][16][17][18][20][21] [24][25][26] 参见(《项羽本纪》。
　　[2]参见《季布栾列传》。
　　[3][4][6][9]参见《高祖本纪》。
　　[10]参见《留侯世家》。
　　[1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22] [23]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补注
　　《汉书·高帝纪》有“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之说，《资治通鉴》引用《汉书·萧何曹参传》萧何平息刘邦怒气的说辞。后人以为刘反对项封己蜀汉。其实萧何的这些话，不见《史记》，当属传说之一种，司马迁没有采用，是因为其不可信。 39、千秋悲风话夜长，谁信骷髅亦有王”——忆赵括（作者：蒹葭从风） 我相信，论起战国时一位叫赵括的人，对很多人来讲，对其印象最深之处或许就是他对一个成语的巨大贡献。“纸上谈兵”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虽然大家有时并不去关心赵括那个时代离纸的发明还有多远。 　　
　　再深入一点或许会想起赵括的父母。二老皆小有名气——在那个名将堪比河沙的时代，他的父亲赵奢在《史记》《战国策》等书中，与彼时的五星级将星白起田单乐毅等并列，并留下了阏与大捷、平原征税等光辉故事；他的母亲则跻身《列女传》，成为中国古代历历可数的女子典故之一。而他本人——军人赵括，他一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挥战争，就葬送了他年轻的生命，葬送了赵国数十万军人的生命，同时也葬送了赵国的百年气运。于赵括，若不是多年以后一个“纸上谈兵”的千古笑柄，或许他就会这么淡淡消失在史料中。 　　
　　一场在世界战争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战，按理说，双方统帅的个人资料或许比这场战争更受瞩目，而这号称战国史上第一大战、世界古代战争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长平大战却是例外。当然，秦军主将武安君白起不用说，这位一生未有过败绩的，斩敌不下160万（我曾想象过160万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正在嗑瓜子，就一小堆数了数……后来发现，160万颗瓜子在我面前已经可以堆成一个麦垛了，若是160万颗头颅呢……）的天生战神，他一生征战岁月详细，人生大致轮廓清晰。而他在那场战争中的对手，赵军主将马服君赵括，除了被“秦兵射杀”寥寥几字外，连他到底死于何处都成了历史谜团。 　　
　　始皇焚毁六国典籍，其中也包括赵史。虽后世《史记》《资治通鉴》等略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所以，即使曾经的血雨腥风再动人心魄，如今也无从得知了。我不知道我们对作古之人的好恶之评传统始于何时，但很显然，大家是知道“死者长已矣”这个道理的，不论你如何指摘，古人自是不会跳出与你辩驳一番，比如关于赵括的“纸上谈兵”，显然不是时评——可为何如今人们就深信不疑了这个来自纸张发明的若干若干年后，一个如同玩笑般的指评呢？ 我承认自己没有史学天分，原因是我每每煮酒，总剥除不了个人的情感色彩，更有关心“污点”或者悲剧人物的嗜好。我写过李陵，写过李广，写过金日磾……可是，惟有写赵括的时候，第一次掉了眼泪。说来也好笑，那些寥寥数语的史料中，我的这些眼泪都不知道落在哪一句好。 　　
　　长平之战，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秦赵之间的一场重大兵争。历时三年，死伤人数将近百万。战局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此战在世界古代战争史上也首屈一指。 　　
　　秦赵之战，或许在冥冥中就无可避免。秦人大出天下，采用范雎的“远交近攻”，矛头自然首先指向东邻的三晋。三晋之中，惟赵最强。自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内修国政，外扬军力，合纵六国，翦灭三胡，拓地千里。经过惠文王刚交于孝成王之手时，赵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不可小觑的一方。 　　
　　长平之战始于战前两年的上党之争。按《史记 白起王翦列传》中的记述，秦昭王四十五年（西元前264年），武安君白起伐韩之野王，于是“野王降秦，上党道绝”。此举可谓蛮横得明目张胆，如同断人之颈项而令身首分离，上党断绝了与韩国本土的维系，乃成国土之外的一处孤岛。而后，秦又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然后，上党郡守冯亭“献上党于赵。上党民走赵。” 显然，韩国献上党于赵的动机十分微妙。可以看作韩国从感情上宁赵非秦，可以看作韩国意欲试探与赵为盟的把握，当然最应该看到，此举有将祸事转嫁于人的味道。但于三晋合盟的机遇、战略地位的优势、赵国的颜面勇力，以及坐收不劳之利等各种诱惑之前，赵孝成王犹豫了，问题就此而起。赵国面对主动呈现的土地城邑，不免要展开一番思想斗争与口舌之辨—— 　　
　　“圣人甚祸无故之利。”赵王的叔父平阳君赵豹首先发表意见。
　　“人乐吾德，何谓无故？”赵孝成王不甘地问。
　　“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这时，孝成王另一位叔父平原君赵胜开口。 　　
　　或许是因为这位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三朝老臣的叔父太有威信,或许是正中赵王之意，总之不久，平原君及虞卿、蔺相如等前往上党郡，颁布赵王诏令：封郡守冯亭为华阳君，食邑三万户。十三名县令亦各自封侯，领食邑三千户，其余官吏亦论级封赏，就连一郡吏民都赐爵三级，各赏六金。赵国决定接受上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上党与否，这场争战都在所难免，既然如此，那么还犹豫什么呢？ 　　
　　赵使进驻上党未久，不可一世的秦国迅速还以颜色。前260年，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兵出宜阳攻韩国堠氏，以防韩魏援赵，同时也是掩护大军侧翼；另一路由秦左庶长王龁率领，兵出安邑，以风驰电掣之势直取上党。于是赵国急忙迎战。不久，老将廉颇调率赵军主力四十多万由邯郸西下，经滏口陉穿太行，过壶口关进入上党腹地，在与上党成犄角之势的长平安扎下来。秦军攻下河东，与赵的角逐不外乎两条道可走，一是取乌岭，空仓岭一线的西麓，一是取羊肠阪，天井关（天门）一线的南麓。但不论哪条道，长平都是战略绝境，无可避免。 　　
　　这之后，赵孝成王做了一件让天下大跌眼镜的事，这事也为长平的结局埋下了祸根——没有听从虞卿的告诫而执意遣郑朱使秦，欲与之议和。而秦国已为此战注下血本，自然不愿轻易放弃，于是很热情地接待赵使并到处宣扬，让全天下都知道了赵使在咸阳的消息。赵国等于自绝了后路——连你自己的态度都暧昧如此，还有哪个国家会傻呼呼地出头相拼？ 　　
　　赵王请和之事未成，而秦赵在长平的对峙也已四月有余。秦军或有小胜，夺二鄣四尉，斩赵裨将（即副将）茄。秦赵之战的必然，早在众人意料之中，但众人或许未曾料到这注定的对抗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初赵国认为，秦远道而来，有后援辎重之忧。而赵有主场之利，应对以疲敌之计。于是主将廉颇坚守壁垒屯兵不出，准备以时间来消耗秦军的战力。在廉颇这一战略决策下，双方不断增兵加码，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各自屯兵五六十万，犹如两人赌博拼酒，谁也不肯折服。此时，双方皆已举国为战。三年陈酿，一朝触发，始于一场中小争端，而告终于旷古大战。这样的结局，或许赵与秦都不曾料到。 　　
　　这之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秦国急于开战，于是反间计令赵换将：“‘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件事，很多人会作为赵括无能的有力佐证——看，人家怎么不造谣李牧或者乐毅呢？不就是想找软柿子么？不过实际分析，当时对秦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希望一名没有实战经验且容易进攻的赵将，第二，谣言也要惟妙惟肖，即这名赵将必须能让赵王动心——假如流言中鼓动的是蔺相如或者虞卿楼缓等文士，即使全邯郸都在嚷嚷起哄，赵王想都未必会多想。彼时的赵括，应该小有些名望的，刚承袭了马服君爵位，饱读兵书才华横溢，于军中多有名望，还因此被称为马服子（在那个时代被称为某子的绝非一般水准），但赵括却未曾有过独自领军作战的经验，所以，秦人也不可能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既然不知，又哪里来的“欺软怕硬”的说法呢？ 　　
　　在史书中，赵括的身影匆匆一现：“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再下来，就是“赵将括母”故事了。在这段记述里，父母二人对赵括都拥有如出一辙的，惊人的预见性。父母对子女的评价，常常会有烙印般的效果，有时架空设想一下，如果是我是赵括，生在这样一个环境，恐怕会长成一个很自卑的人。没有看到史料上有关赵括在长平之前独自领军的记述，想必他当时很年轻，也许有点像刚毕业的军校高材生。理论丰富而无甚实战经验，其实这不足为奇。虽说知子莫若父母，但像上述这般情形，也实在太有戏剧性了。 　　
　　当时强烈反对换廉颇的主要是蔺相如，这位廉颇的刎刭之交曾做过一个刻薄的比喻，这件事记在《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明朝刘如孙根据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朝野犹夸纸上兵”。后来，人们便引申出“纸上谈兵”这个成语，那千年前的作古之人，倏忽间摇身一变，即成了只会空谈教条，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同义词。这个标签从此长烙在了那个模糊的面孔上。 　　
　　如果说赵王换将仅仅是受秦国流言的影响，那么历史就太单纯了。实际在当时，一方面，廉颇在王龁的猛攻下眼看不支；另一方面，廉颇作为军将，他只从战局出发，只认打胜仗，而将国家拖入泥淖的战略问题却没有在他的考虑之中。赵国，那时已经也拖不下去了——此时两国军力较量早已上升为国力拼争。若说秦国军力与赵不相上下，那么秦的国力就可以说几倍于赵了。秦尚求速战，于赵就不欲么？且在这三年间，秦国也早已建设和巩固好了后援辎重路线，而且也将武安君白起出山的计划列上了日程。其实，到长平大战的决战前，赵国最初的赵主秦客优势已然丧失殆尽。而且后来事实也证明，最终死于后援辎重问题的，正是号称有主场之利的赵国。 　　
　在那个时候,换将既已成定局，谁在此时可以堪当重任？李牧太过年轻，且胡人大犯北彊，他不得脱身；平原君虽有将材，而年事已高；自齐国公主出身的赵威后薨逝后,齐国英雄安平君田单虽仍高踞赵之相位却实际被冷落.且田单本人曾与赵奢论兵,其理论水平似乎还不如赵奢口中的赵括，因而田单最多坐镇而不可督军；望诸君乐毅武功闻于诸侯，但那时他已称病不出多年。这位迟暮英雄与白起，彼时代最耀眼的两颗将星注定失之交臂…… 　　
　　赵括，就是这个冥冥中注定的角色。他出身公族，名将世家。生于军人世家的将领大多有一个特点，有时也是弱点——那就是天生的慷慨壮烈，因为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光荣与梦想。比如李陵，二十七岁的李陵对天子豪迈说道：“无所事骑（无需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于是，他率领五千步兵踏上了不归路，实践了自己“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赵括大抵也是如此，他的公族身份令他于国命责无旁贷。他的军人血液让他对战争无可推却。于是，在这样一个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他慷慨上任了。不晓得他是否在邯郸城外的驿口说了什么豪言壮语，不晓得他是否也在沁水边“风萧萧兮沁水寒”了一番……总之，一切都只能猜测——历史，留给那年轻上将军的出镜率实在太少了。 　　
　　军人赵括，他接手了一场或许不该去接手的战争，历史经他的手，为一场注定了结局的冗长故事画上了句号。 　　
　　赵括到长平后，调整部署，重设幕府，严明军纪，并对廉颇任上的人员有所裁撤。顺便说一下，其实我本人对廉颇并没有什么好感，他一生的战功不算卓著，称得上的就是畿邑、防陵、安阳等几场，且给人的印象也是好勇冲动，比如“负荆请罪”“尚能饭否”等典故。所以，可以想象，他或许好用同他一般的血勇非谋之人，另外可以想到，他所用的人也必然是廉颇主义的坚决拥护者，赵括若要在日后的征战中不被掣肘，也只有如此。但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插曲，廉颇帐下八位旧部与上将军赵括意见不合发生摩擦，这八人以集体自裁的方式表示抗议。这些烈士被后人视为义士，还使得此地多了两个地名——“八义山”与“八谏水”。这件事引起赵营不小的震动，也给整个战局带来一丝不祥的味道。 　　
　　赵括最初与王龁交战，一连有些小胜，夺回了一些失地。但这时，秦武安君白起秘密入军，大决战，就在眼前了。 　　
　　《史记》与《资治通鉴》中平淡地录了决战的经过：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秦将白起“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名将白起用了一个并不算出奇的战术，但是在勇悍无比的秦军将士的经营下，一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成功地将赵军一切为二，将主力包围在小东仓西北、丹水东北及百里石长城西南所组成的一个边长四十里的三角地带。另一路没有主将的长平、晋阳、皮牢的赵军则拼命向赵括靠拢。此时，秦昭王赶忙亲临河内，做全民参军总动员，结果“河内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 然后，秦昭王又让穰侯魏冄从陶国对邯郸加强攻势，使赵国无法调兵援救长平。司马梗军、王龁军也在河内新军的协助下全力遮绝赵军粮援，阻击赵军合拢。当时，整个河东战场的形势应该十分危急，整个战场几乎就是冲与堵的世界，只要秦军有一路被突破，秦军就会满盘皆输。 　　
　　赵括被围后，一直率领将士奋力作战。他将主力分为四路，轮番突围，同时也等待救援。这时赵国也急忙斡旋着，四处嫁公主质公子，但因为有之前与秦议和的暧昧信号，加上秦国的外交威胁，各国基本坐视不管，比如“赵人乏食，请粟于齐，齐王弗许”。 　　
　　赵军在断粮的情况下，漫长地等待、突围、等待……一直坚持了四十六日。这时，一些绝望并饿极了的士卒终于丧失人性：“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这个关头，主将赵括终于决定以死相拼。若不是抱着殉国的念头，一军主将是不大会亲自上阵肉搏的。而赵军这位上将军终于“出锐卒自博战”，后被秦军射杀。然后，“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惜墨如金的史料中，这么不经意的一笔也足让人唏嘘：“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这将是怎样一个场景？那个断粮将近两个月军队的年轻将领，他那枯瘦的身躯纵然跃出营垒，披头散发，满目血丝，手握长剑向敌人厮杀而去……突然，两支弩箭飞速射来……就这样，赵括死了，死在他一生唯一的一场指挥战中。之前他没有像乐毅那样明哲保身，也没有像廉颇那样“稳健”消磨，他只是用他那年轻的锐气、军人的宿命，以及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实战锤炼的智慧与才华，匆匆殉葬了一场历史的必然。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啊？历时三年，双方参战兵力不下百万。若从白起后来对秦昭王“秦卒死伤过半”的论述中，推测赵卒至少应有相当的死伤率，那么此战中湮灭的生命也有将近百万。这百万的生命下，战争结果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胜负本身，既然是一场超越了胜负的战争，那么对其意义的评估自然也不应该只限于胜负本身。白起若是一位真正的军人，那么他会对秦昭王说：这场战争，死伤过半，多数将领战死，其实秦军未胜，赵军未败，唯一不同的是，赵括死了，我还活着…… 　　
　　的确，整场战争，秦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其国力消耗使得秦人东进的步伐不得不减缓。而这些代价，显然不是在廉颇任上创下的。若赵括真的只是“纸上谈兵”的庸材，他又怎会使他那一生未有败绩的对手——战神白起得到如此重创？赵括死了，赵军降了，但是在战略上，赵括却消耗掉秦国的大部分有生力量。若非如此，便不会有邯郸之战的胜利——两年后（前258年2月），秦五大夫王陵领兵包围了赵都邯郸，以图灭赵。赵国军民同仇敌忾，打响了艰苦卓绝的邯郸保卫战。最终在赵国军民及信陵君等他国义军的共同努力下退了秦军，上党，终于复归赵国。上党重归这一天，不知长平谷地的带血长风，是否稍有舒缓？永远长眠于那片土地的故将赵括，是否也可以泉下一笑？ 比文字更有说服力的历来是出土实物。而今，位于现在山西高平的长平之战一号尸骨坑的发掘，算是我国近年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就了。从那些狰狞残破、身首分离的尸骨中，从那些嵌在胸骨或者胯骨中的三棱箭镞中，依稀窥得一鳞半爪的当年血腥。 　　
　　1951年4月20日，在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发现了一具男性骨骼和一把随身佩剑。尸骨的胸膛内有二枚扁型三菱青铜箭头，经分析，箭头是典型的秦制弩箭。从箭头方向看，是从背部射入体内。从牙齿磨灭面分析，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骨骼加肉体分析，身高在1.75cm左右。而他腰间右侧的佩剑，剑长52厘米，格卫宽5厘米，重610克，青灰色长锷，无绿锈斑，坚韧锋利，格卫两面为“虎头纹”和“兽形纹”，铸工考究，纹刻深明清晰，剑刃有撞击痕迹。只是，这剑却无铭文以佐证身份。 　　
　　而高平民间也有一个传说：赵括死于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传说虽然不等于史实，但毕竟虚实相杂，不可摒弃。据说，“老背坡”的意思是“老兵背着赵括来到此坡”。《泽州府志》《山西通志》记载：“赵括乘胜追至秦壁，即今省冤谷也，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赵兵既入，战不利，筑垒坚守……后括自出搏战为秦射杀之。”《东周列国志》和《泽州府志》的记述类同：“赵括追造秦壁，西北十余里”。当时长平治所在今王报村，从此计算“西北十余里”，正是今釜山地夺掌村一带。按照《高平县志》中赵括追秦兵的记载：“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根据地形分析，只有釜山乡地夺掌村符合其条件，它的确形如布袋，也能容下数十万兵马作战。 　　
　　但那具两千多年前的尸骨与佩剑，究竟属于哪一个鲜活的生命，已不好论断了。我悲哀地望着他那茫然空洞的眼眶，他却若有所思着不暇与我对视，恍若隔世之后，我只好遥想他当年的目光和面容了——其实，历史有时候留一个悬念也挺好。 　　
　　古长平在今高平市城北10公里的长平村，春秋时称泫氏，战国时改为长平。相传，华夏始祖炎帝生前就活动在泽潞盆地，逝世后葬于羊头山东南的庄里村。而这个有着美好传说的地方更浓重的却是2300年都没法抹去的阴霾。许多地名、村名都是长平之战的产物，如箭头村、参军村、围城村、哭头村、空仓岭、将军岭等。围城村，相传为赵军被秦军围困而得名；赵庄村，相传长平大战后，此地成为一片废墟，当地赵国百姓为使子孙后代不忘赵国，遂将此地改名为赵庄；谷口村，相传是白起坑杀赵军的地方，因此，谷口村又名杀谷、哭头、省冤谷，甚至，谷口村有一种风味小吃“烧豆腐”俗称“吃白起”，连煎带煮，然后再大口啖之，何其快也…… 　　
　　位于高平市城西5公里处，有一座奇特的骷髅王庙，现骷髅王庙为清代遗迹，庙内还塑有赵括夫妇像，但据说它为唐玄宗始建。李隆基作潞王时至此，见白骨遍野，头颅成山，触目惊心，遂“择其骷骨中巨者，立像封骷髅大王”，以祭奠那四十万悲凄的孤魂野鬼。为骷髅立庙，在讳言死事的传统文化中算是特立独行了。很多年以后，明代有一位诗人于达真路过这里，他写道： 　　
　　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
　　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
　　赵将空余千载很，秦兵何意再传亡？
　　居然祠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 　　
　　后世的文人说话总是相对容易轻松的，不过，或许只有见识过战争的人，比如李隆基，方能理解那些千古的苦涩和哀怨。长平那带血的风已经远去了两千多年，可那些骷髅，他们黑洞洞的眼眶还在定定地凝望，在里面，有鲜活的记忆，有不散的怨念，有永远无法忘记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 　　
　　千秋悲风话夜长，几夕丹水忆秋凉。
　　由来纸上总归谑，谁信骷髅亦有王？ 40、闲话闲人（作者：愚人） 我有过闲得极度无聊的时候，就不免想起了那些远在天边的闲人朋友，
　　　　这时候我自己差不多也成了闲人，准确地说，是有了做闲人的条件，但
　　　　倘若我在美国一望无际西部大平原一座小城市的华屋里，或者在国内一
　　　　座陌生城市的旅馆里，没有当地的闲人朋友聚在一起，却还是当不成闲
　　　　人。 　　　　
　　　　看过一些以“闲人”命名的现代小说、随笔，或者这些书里描述的闲人，
　　　　总觉得仍然不象真资格的闲人。以前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闲
　　　　人》，那里面的主人公沃斯美尔金，也就是作者想赋予闲人称号的人，
　　　　在我看来，无非是一个很悠闲，富有的小地主，空闲时间很多，有很多
　　　　无聊，因此就想出了建造一间澡堂，里面放着一张沙发，可以长时间躺
　　　　在沙发上泡澡，舒舒服服地打发时间，然而还不是咱中国文化意义下的
　　　　闲人，因此我疑心西方社会里，无论是中世纪，还是近现代，究竟有没
　　　　有那样的闲人？我所知道的老美朋友，总是匆匆忙忙地工作，闲暇时间
　　　　固然不少，却也是匆匆忙忙地玩耍，即使长时间失了业，躺在海滩的躺
　　　　椅上喝可克，闲固闲矣，但仍然没有资格当中国文化意义下的闲人。 　　　　
　　　　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里，“闲人”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往往带有自嘲，
　　　　比如某人说：“我成了闲人”，可能是说，那人原来是有职有权的官儿，
　　　　现在单位上搞整改，把他整下来，位置让给了梯队新人，于是只好成天
　　　　泡在办公室里喝茶，读各种各样的报纸磨时间，他心不甘，想为社会主
　　　　义多发挥一点光和热，便发牢骚了；用在他人身上，却多少带有羡慕，
　　　　比如说某人：“他是个闲人”，可能说那人清闲而又不为生计操劳，我
　　　　们却还要每日辛苦工作，下班回家忙不完的家务事。 　　　　
　　　　闲人，按字面意思讲，就是闲散之人，闲适之人，《红楼梦》里的贾宝
　　　　玉贾二爷，被妙玉嘲弄为“富贵闲人”，便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成日里
　　　　锦衣玉食，斗鸡走狗，属于闲人阶层里的上等。属于这等人里的还有闲
　　　　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贵肯定不贵了，富也谈不上，但志向之高洁，修
　　　　养之深厚，却是贾宝玉等纨绔子弟望尘莫及的，要不然为什么二十四史
　　　　的隐逸传会连篇累赘地记载他们的事迹？两汉之交隐居富春江的严子陵
　　　　算一个，五代北宋之交隐居华山的陈抟算一个，北宋时隐居杭州孤山的
　　　　林逋算一个，至于富贵闲人，多倒是多，可青史大约不想为他们留下位
　　　　置。 　　　　
　　　　有些史书上没有痕迹的闲人，似乎名气没有上隐逸传的大，却仍然受到
　　　　当时高级知识份子的推崇。比如现在叫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就在《梦
　　　　溪笔谈》里称赞一个叫杜五郎的农民，“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
　　　　间其子居之”，“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那杜五郎的事迹惊动了当地
　　　　县官亲自去拜访，那人很谦虚地对县官说：“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
　　　　县官问他为啥不出门？他却说出了门的，指着门外一棵桑树说：“十五
　　　　年前亦曾到此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县官问他靠什么维生？他说
　　　　靠卖药，但时有不济，“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问平时
　　　　呆在屋里干些啥？答：“端坐耳，无可为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传
　　　　教士达摩先生面壁十年的记录。问看书吗？答二十年前攻读过一本书，
　　　　当时也颇喜欢书中议论，现在也忘了。县官观察到杜五郎“气韵闲旷，
　　　　言词精简”，于是结论到：“有道之士也！” 　　　　
　　　　这样的闲人已经不是简单的“闲”了，换句话说，他的闲不是一般的闲
　　　　人闲得出来的，业已闲出了“道”。难怪沈大学问家听说这件事以后，
　　　　“不觉肃然”。确实该肃然，就凭杜氏三十年足不出户，又不是植物人，
　　　　或者瘫痪重病在床的，好端端一个正常人，古今中外，有几人能及？我
　　　　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抗非典，搞自我隔离，呆在图书满室的屋里，外加电
　　　　话、电视、还可整日上网聊天，才两个星期就坐不住了。 　　　　
　　　　然而，无论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也好，富贵闲人也好，都不是传统社
　　　　会主流意义下的闲人。主流意义下的闲人是被迫当的闲人，是为生计所
　　　　迫只好权作的闲人。历代文献小说里这样的人很多，成为一类非常典型
　　　　的传统社会里的人物。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如，早期的有齐威王的优人淳于髡、汉武帝的优
　　　　人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帮闲，以滑稽诙谐讨武帝喜欢，虽然地位不
　　　　低，但也不算很富足，武帝赐他吃肉还得捎带些回家，弄得衣服上浸满
　　　　了油迹，可见依然是靠当闲人在讨生活。类似的还有《水浒传》里的高
　　　　俅，靠踢得一手好腱讨还是太子时徽宗皇帝的欣赏，后来徽宗即位，他
　　　　也平步飞升，由闲人而当上了太尉。《红楼梦》里的贾政，身边就跟着
　　　　一大堆宾客，陪着贾政聊天，尽拣最好听的奉承话，说得贾政满心舒服，
　　　　被称为清客相公，眼睛盯着贾家有钱有势，除了蹭上几顿油大，更宏伟
　　　　的目标是，倘若贾政有一天能官拜总督、巡抚一级的大官，他便可以成
　　　　为贾政的幕府宾客，随之而入仕。可惜贾政运气不佳，官终于没能做大。
　　　　《儒林外史》里的权勿用，景兰江也属于这类，吟诗作赋的水平比贾雨
　　　　村差点，所以只能陪娄三公子一类混球装假斯文，官是别指望当了，因
　　　　为娄三公子自己都没官可做，但饭还是可蹭来吃的，被称为“打秋风”，
　　　　虽然一次酒后失态，被巡夜差役铐了去，到底人不算坏。坏的是《金瓶
　　　　梅》里的应伯爵，依附于西门庆，给西门庆打烂条，想方设法霸占良家
　　　　妇女。逮至近代，李吉人小说《大波》里的吴凤梧，从川边（今四川省
　　　　甘孜依藏族自治州）巡防军一个管带（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下来，时
　　　　时往满清四川总督衙门里的处级干部黄澜生公馆里钻，也是最会凑趣，
　　　　陪着黄澜生摆龙门阵，无非想在省县衙门里谋个吏员干干。 　　　　
　　　　不管怎么说，这些闲人的经济条件还不算太差，牙祭可以靠帮闲去蹭，
　　　　家里总还有粗茶淡饭吃的，只是寡油少盐罢了。吴凤梧虽然埋怨天天吃
　　　　“豆腐干炒韭菜”（一道有名的四川家常小菜），但豆腐干炒韭菜毕竟
　　　　还下饭。等而下之者，是鲁迅笔下的阿Q、小D、王胡，穷得来不但常常
　　　　揭不开锅，而且连个象样的窝都没有，却仍然属于闲人群落。他们闲的
　　　　功夫在晒太阳，在太阳下面比赛捉虱子，这自然是为了节约能量，俗话
　　　　说得好：“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这类穷苦的闲人在闲人队伍里占
　　　　了最大多数，农村里尤其多。如果改革开放前你下过乡，准会有这样的
　　　　印象，村头总有几条汉子在那里懒懒地晒太阳，一见着异乡人进村，他
　　　　们会呆呆地望着你半天，这些人正是新社会农村里的闲人。 　　　　
　　　　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一个新开辟的“湖”，其实是一个大型
　　　　堰塘里划船玩。那天下午两点钟时，发现湖边土坡上有个戴草帽的农民，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上船，整个划船过程里，他都望着我们的小船。到
　　　　了六点过钟，当我们下船时，他还坐在那个土坡上望着我们，等到坐上
　　　　长途汽车后回首土坡，暮色中土坡上一动不动的黑色背影，还是那黑色
　　　　的椭圆形草帽阴影，衬托着天边的红霞，成了一幅绝妙好图。这位新时
　　　　代农村里闲人的闲功当然赶不上杜五郎，但也不错了。 　　　　
　　　　《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条里，把南宋首都临安的闲人队伍分成六类。
　　　　一。食客，其中最本分，也最不象闲人的是所谓“馆客”，专门给富贵
　　　　人家的子弟当启蒙教师。其他的则能陪主人谈古论今、吟诗作曲、围棋
　　　　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在今天看来，他们不是中小学教员，便是
　　　　艺术、体育界的专业人士，那时却只能依附在富贵人家作食客。二。无
　　　　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门门懂，样样不精，所以一事无
　　　　成，只好陪富豪子弟“游宴执役，甘为下流”。三、四、五等谓之“闲
　　　　汉”，干的多是为人写请柬一类营生，或者为生意撮合交易，比较差的，
　　　　则为妓女拉皮条。至于第六类，就是街头的泼皮和地痞。 　　　　
　　　　《梦梁录》没有列出女闲人于其中，是不是女的就没有闲人了？有！不
　　　　但有，还大大地多。《水浒传》里为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拉皮条的王婆
　　　　就是。王婆比较典型，她代表了一大类诸如三姑六婆这样的女闲人，这
　　　　些女闲人中水平比较高的是跳神巫婆一类，专为人怯病除灾，收取钱财，
　　　　许多尼姑本质上也属于这类人，高级者奔走在达官贵人的深闺绣户之间，
　　　　为吃斋信佛的太太小姐培训理论知识，或者担任心理医生。职业女闲人
　　　　则是媒婆，就是现在的婚介所的工作人员，那个嘴巴可以把死人说活，
　　　　活人说死。一般的女闲人则在左邻右舍、三亲四戚间串门，东家长西家
　　　　短地嚼舌头，明清话本小说里描写的这类女闲人很多。 　　　　
　　　　由此观之，闲人是吾国传统社会里一大特色，是中国文化里一个特殊的
　　　　文化现象。用正统的西方阶级斗争学说去分析我国古代社会，往往忽视
　　　　了闲人的存在，最多把《梦梁录》里的第六类列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范畴，
　　　　把一、二类归入地主阶级的附庸知识分子阶层里，道理不是没有，但却
　　　　忽略了一、二、三、四、五、六类闲人，还有女闲人的一个共同特点，
　　　　那便是一个“闲”字。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做文章，好象同样也可以按照
　　　　《梦梁录》那样去定义西方的闲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闲人的中国
　　　　特色？ 　　　　
　　　　问题出在产生闲人的渊源不同。如《梦梁录》所论，闲人的概念肇始于
　　　　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三千人，皆客矣。”孟尝君是战国时期最有影
　　　　响的养食客者，有个叫冯欢的，家贫，听说孟尝君好客，便去依附他，
　　　　他从要房住，要鱼吃，到要车坐，孟尝君都一一满足了他，可当他进一
　　　　步提出要孟尝君给他一个家时，孟尝君不高兴了。孟尝君靠自己的食邑
　　　　养三千食客有困难，就叫他去催收以前在薛地放的债，可他一到薛，便
　　　　把债契一把火烧了，孟尝君大怒，把他召回责问，他指出这样做是为了
　　　　帮助孟尝君建立爱民的形象，孟尝君听了后懂得了冯欢为他营造形象的
　　　　苦心，便请他原谅。后来他说动了齐王恢复对孟尝君的信任，而就在孟
　　　　尝君在齐王面前失宠之时，那三千宾客都不辞而别，只有冯欢一个人在
　　　　危难时候帮助了孟尝君，孟尝君这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冯欢烧债契的先见
　　　　之明，可见食客里还是有真才实学的。战国时候，养食客的不止有孟尝
　　　　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他们都养有上千人的食客。
　　　　这些食客都是他们在政治斗争时的爪牙、谋士，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以后，养食客的风气扩大到大商人，如吕不韦，到一般的大官僚，这一
　　　　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只不过人数大大减少。减少的原因在，不象战国
　　　　时期，王侯都有大的食邑，其经济条件足以支持庞大的食客群，后来的
　　　　大官僚养食客的经济来源，少数来自自己的俸禄，多数来自朝廷的拨款，
　　　　最多也不过象曾国藩那样养几十人而已，这样的食客组被称为“宾幕”。
　　　　宾幕的形式推而广之，便是有钱人家里的三、五个清客相公，功能上则
　　　　退化为富贵人家子弟找乐子、凑趣、出主意，当然，待遇也相应减少到
　　　　蹭饭吃了。 　　　　
　　　　由于原始食客大部分闲着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象孟
　　　　尝君的食客冯欢那样，平时养尊处优，关键时刻看贡献，这样的习性被
　　　　后来的闲人继承了过来，这才有了一个“闲”字。“闲”字到了两汉以
　　　　后，靠老庄学说，又有了理论深度，于是闲人便闲得心安理得，闲得越
　　　　发有水平了。 　　　　
　　　　穷苦的闲人往往是历朝造反时的积极分子，即使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
　　　　依然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的农会就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后来
　　　　解放初期土改时组织农会斗争地主，这些人也踊跃参加，他们闲得家徒
　　　　四壁，甚至上无片瓦，却有的是空闲，如何不踊跃参加农会？所以后来
　　　　进入农会领导班子的也就比较多。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里清理多吃
　　　　多占，所谓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基层干部中，就有许多是解放前的闲人，
　　　　其实把他们的搞腐化说成是阶级敌人拉下水实在是冤枉，那时地主富农
　　　　在农村形同罪犯，有何资本来拉拢他们？他们之所以丧失革命意志，主
　　　　要还是一个“闲”字在作怪。 　　　　
　　　　解放后食客风气表面上消灭了，因为没有哪个人敢养食客，而且也养不
　　　　起食客，但闲人的作风并没有绝迹，如果环顾周围的朋友中，或许你能
　　　　够找到几个古代闲人的影子。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里的马大姐便
　　　　是其中之一，马大姐退休在家以后在街道闲着无事，无事便找闲事，闹
　　　　了许多笑话。比马大姐还要闲的是胖子潘大庆，一个在社会上鬼混的京
　　　　师青年，似乎是闲人马大姐养的一个子闲人，有事没事往马大姐家里跑，
　　　　嘴里爱唠叨什么：“咱有钱人！”但“有钱人”常来马大姐家，目的还
　　　　是一个蹭饭吃。 　　　　
　　　　我有一些高中同学也特爱串门谈天，虽说不是专门蹭饭，但闲谈的时间
　　　　却特别充裕，有时可以谈上三天三夜。长夜清谈，却略无倦色。那时侯
　　　　大家钱都不多，谈饿了就去小面店各付各的帐吃碗小面，然后继续开谈。
　　　　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艺术，从科学到玄学，从历史到女人，总之，
　　　　无所不谈。我曾经加入过这样的清谈小组，不能不承认在这些闲人活动
　　　　里得到过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内中几个同学，天生的会凑趣，你任何专
　　　　业，任何业余爱好的话题，他都能接上，还能够不失时机地启发你的表
　　　　现欲，使你从谈话里感到自己的价值而快乐，他们真正有古闲人遗风也！
　　　　后来太忙，加之在外地工作，也就自动脱离了准闲人的组织，但我仍然
　　　　怀念那时虽然穷，却也快乐的闲人时光。最近十多年来，闲人同学们又
　　　　创造了新的活动方式，那便是“同学会”。前年的同学会是庆祝高中毕
　　　　业几十周年纪念，曾经向在美国的我发过邀请函，我自然无法赴会。后
　　　　来听说大家租了一所渡假村在里面聚谈了两天两夜，而渡假村的钱是一
　　　　两个大款同学付的，再也不是过去那样各付各的帐的窘境了，似乎其他
　　　　人都成了大款同学的食客一般，复古也真复到了家。 　　　　
　　　　古典的闲人生活于我虽然绝了缘，然而，。。。和这个论坛上大多数人
　　　　一样，有了网，却又以虚拟的面目变成了信息化时代的闲人，谁说不是
　　　　呢？ 41、春日怀想录（作者：梁惠王） 一提起古文，很多人就要说唐宋八大家，我也曾拿了他们的文章苦读，却死活读不出感觉。简直是青菜豆腐，寡淡无味。明朝的后七子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我真想跟他们握手，泪眼婆娑地从咸咸的嘴里迸出三个字：“知音啊！” 　　
　　古文里除了一些先秦经典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汉代的诏令了。读《汉书》的时候，每每遇到诏令，就有抄写和背诵的冲动，借用五四散文家们的口吻来感叹，就是“那是怎样朴茂渊雅的文章啊”，除此之外，我会觉得没有什么词可以表达我的心情。“朴茂”这个词也是跟吕思勉这个老头子学来的，他虽然“博学”，却不够“鸿词”，胸中的单词量真的不大，读他的《经子解题》，谈到他自己喜欢的文章，他除了“朴茂”，还是“朴茂”。唉，也许真的只有这个词是最恰当的罢。虽然我想说，学者们读书固然很多，但是一碰到表达的时候，反比不上不学无术的“文学家”们，后者把无说成有的本领那真是天生的。 　　
　　今天温经累了，又翻翻笔记，有一本笔记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七歪八倒的，我自己都有些脸红。你们知道，我的钢笔字是很牛比的，迄今为止我还没碰见一个熟人比得过我。有的人敝帚自珍，说我的不如他（她）的，其实他们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我的字要是不认真写，也是很烂的。比如这些字就比较烂，但那文章却极好，都是汉代的诏书，是我以前为了背诵的方便而特意抄录的。我抄书，一度因为有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实践了这么久，我才要学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句“我看不见得”。当然，好文章抄撮在一起，的确读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怀疑那句俗语的真正意义在此。 　　
　　这些诏书我曾经读得很熟，差不多都能背诵，现在竟也生疏了。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年轻的时候，宋词能背数千首，同一个词牌多的就能背几十首，甚至别人念一首词的前几句，我就知道它的词牌名。真是看不见的“财富”啊，那时我认为这些“财富”可以保存到死，“金城汤池，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也”。可是没想到现在也忘了十之七八，记性真不可恃！“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不服老不行。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怀疑这句话他老人家也是在老之将至的时候说的。 　　
　　慨叹了一声，开始温习。读下去，停住了，文帝元年春天的一篇诏书很有意思：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节，古代人看见草木生长的样子，觉得它们应该很快乐，如果抛开阴阳五行哲学不管的话，这些看法还是很有想象力的，简直有点像童话。既然草木都这么快乐，有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过得这么糟糕，实在有点不应该。所以诏书里说要给这些过得糟糕的人发点救济品，让他们和草木起舞，也快乐起来。《诗经》里说：“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这是人艳羡草木无知无识，不像他们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但我要说一句，这虽然是诗，看法却稀松平常，溢不出我们大多数人的联想之外。反不如本应庄敬严肃的诏书更有性灵之趣了。 　　
　　读到这里，于是我不读了，决定放下书本去踏青，看看草木畅茂，其乐只且。 42、好名的汉文帝（作者：梁惠王）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一代明君，后世士大夫们提起他，脸上无不露出一副温情脉脉的神色，显得非常陶醉。他们认为这样的君主才是封建社会罕有的亮色，足为楷模。说老实话，这点的确应该承认，文帝是比较贤明的君主，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可笑弱点，就是过于爱好声名，有时甚至达到了虚假的地步。 　　
　　一个人爱好声名，看似是件好事，实则也很难说。较早的时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只要能留名竹帛，无不想实现而甘心焉。所以有钱的就铸个把大鼎，把大名往上刻；没钱而又自负其才的，或者去当门客，或者去当刺客。如果有老母要赡养，不得已躲在闾巷里屠狗杀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自己也以为是污点，说出来都惭愧得不行。王侯们铸鼎留名的动机既然不纯，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大。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民众喜欢的是青天大老爷包拯这种类型，因为他能帮我们伸冤报仇，解决吃饭穿衣这类实际问题。所以相对包青天而言，那些铸鼎自娱的王侯将相，我们顶多艳羡一下，感慨自己不能到达那位置罢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声名实质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暴君秦始皇也爱惜声名，他对声名的理解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他认为自己“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可至万世而不朽，因此到处刻石，“光垂休铭”。而老百姓却觉得“天下苦秦久矣”，恨不能和他同归于尽。所以说，爱惜声名并不能让人一定做好事，还得首先要分清“好名”和“臭名”。秦始皇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是臭名昭著的行为。后世的桓温大概知道了，但是他说“不能流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破罐子破摔，他的意思是你看着办罢，反正我不能白活这一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好歹得向后世证明一下，我不是没存在过，我“活过，恋爱过”，还有¬——造反过。如果桓温当初反叛成功，他可能就被谥为太祖高皇帝了。就像曹操，干的不也是篡位的事吗，可人家被响当当地谥为魏太祖，在《三国志•魏书》里神气活现地排着首位。 　　
　　当然，汉文帝不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情况，他是很能分清好名恶名的，而且始终坚决地向着好名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也很有智慧，能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坐稳皇帝的位置，并使国势蒸蒸日上，很不简单。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既打击了权臣，又削弱了诸侯王势力，还留下了仁厚的名声，手腕实在高明。但是他好名显然好的过了，有时候不但是好名，甚至是死要面子，显得有点虚假。 　　
　　文帝本来是刘邦的庶子，在代国当一个小小的国王，能当上皇帝完全是撞了狗屎运，所以开始接到长安的征书还不敢答应，好不容易被中尉宋昌劝服，去长安上任，群臣劝他立太子，他假惺惺地说：“诸侯王和功臣们的子弟这么多，何必一定立我的儿子，如果我真的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人家一定以为我忘记了贤德之人而私爱自己的儿子，这不是为天下百姓忧虑的做法啊。”好像显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想学尧舜禅让天下了。实际上怎么样呢？文帝对皇位的继承并非很洒脱，在有司的劝告下，他马上喜滋滋地立了自己的长子刘启为嗣，而且把在诛除诸吕的斗争中功劳最大的两个宗室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黜落，仅仅割了齐国的两个郡，分别分封他们两人为城阳王和济北王了事。而先前功臣们是答应事成后封刘章为赵王，封刘兴居为梁王的，只不过文帝听说刘章和刘兴居起初想拥立他们的哥哥齐哀王刘襄为皇帝，心里大为不满，才故意贬低他们的功劳。济北王刘兴居因此一直心怀不满，后来听说文帝亲自率兵北击匈奴，长安空虚，还趁机发兵叛乱。文帝听到消息，立即回兵长安，派棘蒲侯柴武平叛，济北王兵败自杀。文帝如果不在意皇位，又何至于气得人家济北王发兵造反呢？所以他开始推辞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摆出一副要传位给其他贤能的架势完全是为了沽取虚名，假模假式。 　　
　　也许有人会说，仅仅通过这件事来判断文帝好虚名的话，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家文帝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局势紧张，权臣在侧，不得不摆出一副像尧、舜学习的姿态，并不是好名。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应该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文帝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仁”是表面现象。 　　
　　那是和淮南王刘长有关的事了。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从小得到吕后的庇荫，非常骄横。文帝即位后，他自以为和文帝血缘最亲，更是有恃无恐。每年从封地入朝时，文帝给他面子，让他和自己同车打猎。这厮却给点颜色就开染坊，开口闭口称文帝为“大兄”，要知道文帝虽然是他哥哥，但毕竟是皇帝，普通老百姓有家人之礼，但皇帝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天下大计，家事都是公事，虽然是兄弟，也得按规矩来，哪能这么没礼节的。文帝心里早就烦他了，碍于要保持一副“兄弟怡怡”的样子，只好强忍不快和他虚与委蛇。刘长愈发得意，竟擅自椎杀了高祖时的功臣审食其，理由是审食其在他亲生母亲遭难时没有援助。幸好文帝也讨厌审食其，审食其在楚汉相争的时候，一直是吕后的心腹，后来当郎中令，出入代表吕后传诏，几乎架空了丞相，也因此一致被朝臣们厌恶，他死了可谓大快人心。所以文帝这次赦免了刘长。 　　
　　从此，刘长变本加厉，愈加嚣张，竟然派人私通匈奴和闽越，终于被文帝抓到了造反的证据，下诏将刘长流放蜀郡严道的邛邮。哪知刘长虽然酷暴，性情却非常刚直，从南面诸侯一下子变为阶下囚，身份的转换落差太大，一时想不开，在流放的路上绝食而死。文帝听到消息，一下子慌了神，悲哭起来，我们大概以为文帝是良心发现，对弟弟的死很伤心罢，其实完全想错了。他抽泣地对曾经劝谏过他的大臣爰盎说：“我因为没有听从你的话，搞得现在有杀弟的名声，真是后悔莫及啊，呜呜。” 原来他是怕自己有“杀弟之名”，要知道仁厚是他一向自诩的啊，他之能当上皇帝，也是靠这个名声，怎么能说毁就毁了呢？到这时候，爰盎还有什么办法，只好赶紧拍马屁说：“陛下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以毁名。” 　　
　　文帝两眼放光，马上追问：“哪三条，快说快说。”爰盎说：“当年陛下为代王时，太后久病，卧床三年，陛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如果没有经过陛下亲口尝过，陛下不会把它献给太后。遥想春秋时的大孝子曾参，他不过是个泥腿子，他都力不能及啊，而陛下以诸侯王之尊做起来却轻而易举，这难道不伟大吗，此为其一；当年诸吕掌权，功臣专制，陛下从代国来长安，形势非常凶险，就算古代的勇士孟贲、夏育都会脸色震恐，而陛下却浑若无事，这难道不光荣吗，此为其二；陛下来到长安，住在代国驻长安的办事处，群臣要陛下即皇帝位，陛下朝着西方谦让了三次，朝着南方又谦让了两次，古代有个泥腿子叫许由的，尧把天下让给他，他只谦让了一次就竖子成名了，陛下却让了五次，这难道不高尚吗，此为其三。何况陛下并不是真想杀淮南王，只不过沿路的官吏没有照顾好，让他饿死了。这跟陛下毫无关系，陛下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 　　
　　其实爰盎拍马的本事并不高，整段话简直是胡编乱造。因为那三条只有第一条确实可以证明文帝做得不错，其他两条则都是凑数。文帝当时来长安固然有些勇气，但事前不但中尉宋昌给他分析过，说刘氏宗族强，大臣不敢造反，朝廷外不但有宗室诸侯王，朝廷内还有宗室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肯定没问题。之后文帝还专门占卜，得到了吉卦。就算这样他还不放心，又派舅舅薄昭专门去长安和太尉周勃接洽，双方交换过意见，确认是真心拥戴他为皇帝，这才出发来到长安的。而且他一入未央宫，马上把郎中令和卫尉换成了自己的人，牢牢控制了京师的兵权，根本说不上有多么勇敢。至于第三条夸他谦让为帝，就更好笑了，既然他冒着危险也要来长安当皇帝，还谦让什么？那不过是一种礼仪，或者说是姿态，不要说他老爸刘邦当初即位时也这样干过，就包括以后强迫汉、魏禅位的曹丕、司马炎哪个没来过这么一套？史书上说爰盎好“直谏”，在我看来是个惯常见风使舵的小人，他曾当过吴王刘濞的相，明明知道刘濞有造反迹象，但怕遭到刘濞暗害，偏偏报告长安说刘濞安分守己得要命，人品显然是有问题的。晁错为皇室计虑，是个不折不扣的忠臣，却被爰盎这个伪善的家伙害死，真要令人长叹一声：“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但是文帝听完爰盎这番巧佞之言后，马上破涕为笑，史书上写的是“上意乃解”，真是春秋笔法。文帝一听自己的名声不会受损，立刻就不悲伤了，可见他对兄弟的死是心不在焉的。他问爰盎下一步怎么办。爰盎说：“把那些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官吏斩了以谢天下就是了。”文帝马上照办，于是那些淮南王经过的沿途郡县官吏就成了维护文帝“仁爱”名声的替死鬼，真是冤哉枉也。之后他又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全部为列侯，表示自己的仁厚。他心里这块石头大概是彻底放下了。 　　
　　不过虽然如此，民间仍然流传儿歌，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后，叹道：“难道天下百姓真的认为我贪图淮南王的土地而杀害弟弟吗？”又把城阳王迁徙到淮南，统治淮南原来的土地，过几年干脆把刘长还活着的儿子又分别立为淮南王、恒山王和庐江王，搞得忠臣贾谊为此上书劝谏，说希望文帝不要因为好虚名而为后世留下祸患。因为淮南王的儿子一旦当了王，长大了之后一定会思量为父亲报仇，给天下带来动荡。但是文帝不听，淮南王刘安终因造反自杀。这可以说是文帝慕虚名而带来的后患。 　　
　　除了政治声名之外，文帝还比较喜好文化声名。大才子贾谊以博学鸿词闻名，文帝虽然欣赏他，实际上暗地里也在和他较劲。他曾经把贾谊贬到外地当官，过几年又召回长安，在宣室促膝长谈，以为可以搞个辩论赛什么的，哪知说了没几句，发现自己插不上嘴，仍只有竖着耳朵听的份。而且贾谊讲得太生动了，他听得入迷，不知不觉的连身子都往前倾侧，生怕耳朵里漏了一个单词。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诗评论过这件事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责备文帝不明事理，问鬼神之事而忽略百姓疾苦。这真是腐儒之谈，要知道这世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纯粹不计功利的学问，文帝问问鬼神，想探究自然世界的奥秘，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中国不就因为一直缺乏这种探究纯粹学问的精神而导致落后的吗？ 　　
　　辩论赛变成讲座，这显然是文帝逆料不及的，所以虽然开始听得过瘾，但在贾谊走后，文帝还是免不了目眩良久，怅然若失，叹道：“唉！我好久没有见到贾谊，自己以为学问可以超过他了，哪知他妈的还是比不上。”虽然很沮丧，但至少透露他一度是把能省的时间都省下来，相当用功学习，企图超过贾谊的。这样等贾谊来夸奖他的时候，就可以得意洋洋地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谈恋爱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的。”保持刻苦学习的优良作风，这对一个身边美女如云的皇帝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他本来做好了充分准备才把贾谊召回，谁知结局是这样。于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文帝立刻又把贾谊贬到梁国，当梁孝王的太傅，贾谊就死在梁国，再也没有回来。有时候我想，如果贾谊能像爰盎那样偶尔拍拍文帝的马屁，不要把才华展露得太嚣张，文帝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贬到外地做官。 　　
　　总之，文帝爱好声名是件好事，只不过他有时过于追求这个罢了。我把他的这些细节放大，并不是吹毛求疵，想掀起什么右倾翻案风潮。文帝是个相当不错的皇帝，这我是承认的。至于谈到他过分热衷声名而近于虚伪，不过是一种纯粹探究学问的态度，我想大家都会理解的。 43、千古风流一坛子醋（作者萧让） 遥想盛唐，多少繁华。这不仅在于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灿烂，更表现为精神风貌的昂扬自信，以及人物的俊逸与风流。绝代君王如太宗武皇，名将良相如李靖李泌，天才诗人如李白杜甫，高僧大儒如玄奘韩愈……他们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与那个云蒸霞蔚的时代一起，沉淀为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永远的珍藏与骄傲。人生意气唐时代。当我们为美伦美奂的大唐盛世赞叹不已的时候，也不禁会沉思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由谁创造？兴衰由谁主宰？ 　　
　　古中国的先哲们把这归因于“天道”，冥冥中自有一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见证着尘世间一切生死荣枯。“天命当兴”、“气数已尽”，这样沉重宿命的话语，一直回荡在华夏历史数千年的时空之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便曾对着乌江的滔滔逝水，发出过“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慨叹。纵然英雄盖世，无奈形势比人强的苍凉与悲壮，弥漫着一页页的青史黄卷。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都不缺另一种声音，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越呼声，那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放自信。于是，有人匍匐在天命的脚下，为不可揣度的天意而惶惧颤栗；有人更改名字称号以顺应天命，期望能由此带来非分的功名和富贵；但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自己创造预言，编织谶纬，一把扯过天命来为自己服务。不同的性格，构筑起不同的人生，也为历史的发展，平添了无数莫测的变化。是的，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都不能超越他所在的大环境，但的确有这么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他人的命运。他们不能战胜“命”，但却能把握“运”，他们不能超越时代，但他们成功地超越了自我。 　　
　　武则天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尽可以分析说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让她有了出位的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才给了她机会，或者干脆说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她的从政之路血腥残忍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留下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但不管你是崇拜她还是唾弃她，都无法不正视她的存在。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前面，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量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这段历史一直让我很感兴趣，初中时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唐朝的打油诗，其中有这么几句：“则天回首紫微暗，独坐金殿称风流。当世多少奇男子，对此莫敢不低头。”有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在千百年后依然让很多人感觉尴尬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又是怎么样的。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劳心竭力的狄仁杰，倍受疼爱、老公却被她活活饿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看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呢？这真是很有趣的事。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你一个简单的框架，同时又留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吧！ 　　
　　然而隔了一千多年的风烟在来检视这个青史中的女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现实政治服务，向来是中国官方史学的基本特点，但对于武则天来说，事情甚至更为复杂。首先在于太宗高宗时期的史官许敬宗，其修史一向让人评价不高，比如太宗曾经赐《威凤赋》给长孙无忌，他写成给尉迟敬德，因为敬德是他的儿女亲家，长孙无忌却是他的政敌。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此次改史，也牵涉到高宗后期帝后权力之争，容后再述。）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宗后期及高宗时代的政争，面目已经十分模糊，对于武则天的崛起过程，也就充满了各种猜测。 　　
　　其二、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 　　
　　其三、封建史家对于她的描述很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资治通鉴》里面就充斥着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流传甚广的武则天怕猫的故事，说她残酷迫害王皇后和萧淑妃，萧淑妃临死之前大声诅咒来世必化为猫，武则天为鼠，生生扼其喉。据说武则天被这样狠毒的诅咒吓怕，自此宫中永不养猫。然而同样是《通鉴》，又记载了长寿元年武则天如何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并在大臣面前显摆，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 　　
　　其四、建国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是变化无常的。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武则天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中进步的法家的代表，其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郭沫若连续发表文章，全面肯定武则天，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井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郭沫若还提出了无字碑是武则天自己所立的说法，据说是武则天的遗愿，表明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述。可是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从未提到过武则天的遗愿包括立无字碑这项。文革过去，随着“红都女皇”的倒台，关于武则天的口水战又再度升温。再加上当今女权运动的影响，她的身分除了女皇，僭主，法家代表之外，又多了一重妇女解放的色彩。 　　
　　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形象便象这无字碑一般任由人们涂抹评说，似乎再没有哪一个帝王惹了如此多的是非。隔着厚厚的油彩，要分辨她的本来面目，基本上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仍想试一试，尽量从现存的各种真假难分的记载和传说之中，追寻这个非凡的女子……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兴亡。”大唐二任帝太宗皇帝如是说。这话当然很有道理，然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照的不是哈哈镜？史家纵或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在史料鉴别和取舍之际，也难免因自身的立场而有所倾向，再加上执政者有意无意的影响，镜中人纵然有着相似的眉眼，气韵和神采也可能全然不同了。太宗皇帝可谓对自己这套镜子哲学身体力行，不仅表现在他的确从历代的兴亡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也表现在他把风月宝鉴背后的兴亡——争夺话语权的战争，毫无顾忌地搬上了前台。是有心？是无意？是不屑顾及还是无法顾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沿着这样的轨迹一路发展下去。时隔千年，唐代的实录及国史，如今已经全部佚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史料的只言片语中，隐隐查知书写青史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 　　
　　众所周知，唐代《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是由房玄龄监修的，其间发生过著名的“领导亲切关怀”一事，据传着眼点主要在于玄武门事件的定性问题，原有记载在太宗御览之后按其要求重新修改。尽管中国史书一向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而有改史之嫌的帝王也非他一个，然而官方明文记载且详述经过的他还是得算头一个。连作弊也敢开天下先，难怪惹了那么多的话题。而太宗朝后期的历史《贞观实录》，则由长孙无忌监修，其后许敬宗有过篡改。此外，许敬宗也负责《高宗实录》的撰写，但在许敬宗死后，高宗突然表示事多失实，命宰臣改正。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宗的形象，极其心软仁厚，完全是在许敬宗的挑拨甚至恐吓之下，才含着泪贬杀了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果然，事隔不久朝廷便下诏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归葬昭陵。以武则天对于长孙无忌的仇恨来看，很难说这次事件得到了她的衷心支持，别忘了她直到临死之前才原谅了王皇后、萧淑妃和褚遂良等反对她做皇后的人。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武则天在高宗朝后期对于朝政的掌控程度，以及当初那个真正想除掉长孙无忌的人究竟是谁。 　　
　　然而，时间是站在武则天这边的，她很有耐心地等到了高宗去世，自己完全而直接地支配朝政之后，亲自监修钦定《高宗实录》一百卷。和太宗高宗多少会有些避忌不同，她很直接地自己亲自出马操作，——《新唐书*艺文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均明文提到，《高宗实录》为“大圣天后”所亲撰。这一番龙争凤鸣，不由得让人想起奥维尔《一九八四》中的经典句子“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她关注的不仅是高宗朝的那段往事，也包括武周朝自我形象的塑造。在她当政期间，有宗秦客撰《圣母神皇实录》，长安三年，在她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当时已80岁），又下诏特进武三思等修唐史，只是书尚未成已然遭遇政变，被迫退位（见《唐会要*修国史》）。 　　
　　由此可见，武则天真是个很强势的女子，几乎做了男性帝王要做的一切事情，不仅占据了两性间的支配地位，更力图主宰那个男权社会中的话语权。可惜敌不过命运，李唐皇室复辟，一切的希望也如梦幻泡影般破灭。《则天实录》和《唐国史》最后由开元史官吴兢等完成。而她的毁誉，也只能在司马光郭沫若这些男性话语者的口舌间翻覆变化。 　　
　　重新检阅这段历史，有时不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唐朝历代帝王都在竭力仿效太宗，然而真正继承了太宗皇帝衣钵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仿佛却是这个和李氏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并州女子。 　　
　　武则天，并州文水人。关于她的出生之地，有利州（今四川广元）和长安两种说法，大抵是根据武则天出生之时其父在何处任职推断的，然而论她的籍贯，算来应是并州的。武则天本人便亲口说过：“并州，朕之枌榆”（枌榆，即故乡之意）。对于这片“龙兴之地”，她显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多次亲切接见当地父老乡亲，改并州为北都，并仿效汉高祖刘邦惠及故乡的先例，为当地百姓世代免除赋税等等，称她为并州女子，也许更为合适吧！ 　　
　　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则天二字并非武则天的本名，而是来自于死后谥号“则天大圣皇后”，开元史官吴兢因做《则天实录》，这是则天二字的最早出处。但这个称呼并未流传开来，在漫长的千余年中，人们一般都以“武后”来称呼她。武则天这个名称，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我很怀疑她是否会喜欢这样的称呼，如果她只是满足于当太后、皇后，她这一生将会安宁得多，在下诏去帝号称皇后的时候，她的心里，想必是充满了郁闷和不甘的吧！在现代影视剧中，她的名字是“媚娘”，源于入宫之后太宗曾赐号为“媚”。而“曌”这个字，则是她觉得这个字型很气派自己拿来用的了，有人因此认为她的本名必是“曌”的同音字，遗憾的是史籍中只记载了她喜欢“日月当空”这个字型，至今还未找到其他的旁证。那么，她的本名是否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难追寻了呢？仔细找找还是有线索的。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条记载：“华州……垂拱二年避武氏讳曰太州，神龙元年复故名”。之后还有“华阴，垂拱元年更名仙掌。……神龙元年复曰华阴”。垂拱年间为武则天准备登基的时间，神龙元年中宗复辟，因此武则天的名讳中有个“华”字，应该是可信的。看来民间传说武则天的闺名为“华姑”，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华姑”这个名字实在有点土，远没有日月当空的则天女皇武曌听来那样威风了。 　　
　　按照中国帝王的传统，武则天的出生，自然也给笼上了一重神秘的色彩。传说著名术士袁天罡曾经给襁褓中着男装的武则天相过面，预言她若为女子，必将为天下主。武则天的父亲因此牢记在心，铁了心要把女儿送到宫里去“为天下主”。这个故事还有个更为古老的版本，袁天罡是给武则天一家人相面，但武则天已经四岁，并非襁褓中的婴儿。对于武则天的姐姐，后来的韩国夫人，袁的评语是“之后必当大贵，但夫婿沾不了光。”接着是武则天，袁天罡要求武则天在地上走几步，然后大惊：“可惜是郎君，若是女，当为天下主！”熟悉唐史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眼熟，若干年前，也传说有个神秘的白衣人为李家相面，奉承李渊“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然后评论四岁的李世民日后必将成就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如果把这位白衣人加上袁天罡这个名号，两相对照，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何况，最早记述袁天罡事迹的《感命录》里面并没有这件事，后人怀疑这段记载乃是伪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考据这类帝王出生灵异事件的真伪其实没有多大必要。只要是真命天子，就算没有高人相面，想必也会梦见下太阳月亮之类的，只是日人原百代的《武则天传》将这一事件渲染得十分神奇，认为是武则天日后遭遇困难仍能百折不挠过关斩将的精神支柱，个人觉得是不大可信了。女主天下的预言毕竟过于虚无缥缈，又能给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多少实质性的安慰和信心呢？武则天的野心，应该还是随着身份地位的变迁而逐步升级的。所以，没必要过分迷信命运的安排，只要走好了眼前这一步，也就为将来下一步打好了基础。而武则天的女皇之路，便是从她以当朝勋贵武士彟之女的身份，入选贞观天子的后宫才人开始的。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说来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武家世代务农，到了武士彟这里，不愿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毅然走了弃农经商的道路。武士彟为人精明，运气也很好，经营木材生意正好遇到文帝晚年好大兴土木，隋炀帝杨广更是一位狂热爱好基础建设的君主。随着大规模大手笔的土木工程接连不断，武士彟的家财也就节节看涨。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并未随之而水涨船高，在中古时代，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士、农、工、商），地位尚在农民和工匠之下，某日在东都洛阳得罪权臣杨素，武士彟毫无办法，只能连夜逃回老家并州。金钱在权势面前，竟然败阵得如此之惨，纵有黄金万斛不及当权者的冷冷一笑。这一场羞辱，若干年后由他的女儿报复回来，当时已是大周朝女皇的武曌特地下旨，杨素兄弟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为京官，理由是他挑拨杨勇杨广兄弟不和，对于隋帝国的覆灭负有完全责任。大周朝的女皇竟然为隋朝的废太子杨勇打起抱不平来了，这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不难想象女皇当时的心情，大权在握，快意恩仇，看着当年位高权重的仇家一个个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那种快乐想必是世间的极致吧！权力带来的诱惑不是不吸引的。 　　
　　不知道逃回并州的武士彟是否也有此感受，但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积极地往官场上钻营。先是花钱买了个小官当当，而后着意接纳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李渊。他是最早劝李渊太原起兵的人物之一，甚至还捐出了家产供李渊打拚，——考虑到他当时属于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王威手下，不能不佩服他眼光还是很毒的。这位木材商人的智慧绝不仅仅只是在商场上。乱世风云变幻，舍弃人人看好的魏公李密而死心塌地地投效李渊，甚至不惜将身家性命和万贯家财投入这样一场豪赌，他的胆量可也相当惊人了。绝高的智慧，精准的目光，在必要时不惜
　　舍弃一切放手一搏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日后都被他女儿继承，甚至走得更远。然而，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胆量，而是他的决心。辛辛苦苦积攒的万贯家产可以舍弃，自家性命可以不要，甘冒毁家灭族的风险，也要强登上这个本不属于他——一个商人能参与的政治舞台。这样的顽强执著，这样的不顾一切，其背后是急于摆脱自身寒微阶层的焦灼和对世俗权力的渴望。 　　
　　武士彟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定鼎长安之后，他被列为从龙功臣之一，算得上开国元勋了。他虽非驰骋沙场的将才，但长袖善舞精于经营之术，调度理财是把好手，加之于李渊关系不俗，因此一路官运亨通，武德三年即拜工部尚书，其间还一度兼统关中十二军中的一支，累迁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说是“既勋且贵”，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指武士彟谦辞不就，然武氏被列为从龙功臣并因此发迹成为当朝新贵，应无疑问。）然而当时社会重门阀，世家大族就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中，在他们的眼里，武士彟仍然属于他们看不起的寒门小户，最多再加三个字“暴发户”。 　　
　　一些美丽而凄凉的传说由此开始。有说武士彟为了洗脱“暴发户”的名声而休了出身低微的原配相里氏，另娶武则天的母亲年轻漂亮的弘农杨氏为妻，活脱脱的陈世美前身。因此相里氏的两个儿子心衔母亲被休之辱，在武士彟去世后对武则天母女百般凌辱，由此养成了武则天倔强坚毅的性格云云，写得倒是十分精彩，可惜全无依据。武士彟虽常被看他不顺眼的史官讽刺为好奉迎拍马，但于公于私都十分尽职尽心，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当然更没有做过休妻再娶这种事了。相里氏乃因病而亡，武士彟在任上无法探望，高祖李渊曾因此大为称赞他的忠义，更亲自为他做媒选中弘农杨氏杨达之女为妻。[1]且杨氏以92岁高龄卒于咸亨元年，由此推算她嫁给武士彟的时候至少已经42岁，又何来年轻漂亮之说呢？[2]小说家为了故事曲折而编造一些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作为历史看还是应该尊重事实。 　　
　　弘农杨氏为关陇贵姓，是著名的高门士族。武杨联姻可谓旧日门阀与当朝新贵的结合，正和隋末唐初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相应和。不过，近来也有学者黄正健先生对则天母族提出质疑，理由是新旧唐书在《外戚传》和《后妃传》中均未曾提到武则天之母为隋宗室杨达之女，弘农杨氏的墓志铭也未提到为则天母族。且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她出生低微，如果其母真的是杨达之女，何不大力宣扬？并引用武则天立后之后曾作《外戚传》，引起议论纷纷为证。（“后乃制《外戚诫》献诸朝，解释讥噪”）黄先生认为，杨达“有学行”，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心胸狭窄，缺乏大家闺秀的风度，而且七八十岁还和外孙贺兰敏之私通，不像杨达的女儿，因此断言她是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比如与杨达家有某种关系的侍女、乐伎等。[3] 　　
　　个人以为黄先生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偏颇的，最后一点明显证据不足且不说，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家世主要是考虑父系那一支，立后时未以母族的高贵为己辩护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新旧唐书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则天母族的事情，比如新唐书之《杨恭仁传》。后来武后用杨恭仁从孙杨执柔为相，就是因为杨执柔是外家，所以引以执政。时人议论武后所制《外戚传》，也不见得就说明身世完全编造，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呢？最重要的一点，武杨联姻时杨氏已经40多岁，武士彟则已功成名就，如果不是贪图杨氏家世显赫，何必娶这么一个半老徐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哪有高官娶一个侍女乐伎为正妻的？何况武士彟并不是那种感情至上的人。在无确切证据之下，似不可以轻易否定正史。 　　
　　不过，有一点仍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杨氏出嫁的年龄太大了些，萧淑妃的女儿拖延到二三十岁才出嫁已经被人说武则天搞政治迫害了。按武则天为其母所立的望凤台碑的说法，似乎是她孝顺父亲又信奉佛教所以耽误了，这当然纯属扯淡，如果杨氏这么清心寡欲，也不会频频与人私通了。所以我猜想她是不是曾经嫁过人，而时人的议论就是《外戚传》中抹杀了这一点呢？是耶非耶，就留待今后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的实证吧。 　　
　　杨氏既为高门贵女，颇具北朝女子精明强干、大胆泼辣之风，不好针线女红，轻视纺纱织布，喜诗书，善属文。这样的性格，也被武则天继承，她对于文学的爱好和才华无疑便是来自母亲的遗传。除此之外，杨氏赋予她的还有长寿的基因，杨氏享年92岁，武则天82岁，在中古时代这是异乎寻常的高寿了。健康的身体无论何时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比才智更重要^_^ 相里氏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二子早亡，还剩下元庆、元爽二子。杨氏则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即是日后的韩国夫人，次女为武则天，下面还有个妹妹，约比武则天小一岁，史书上记载不多。仕途得意，儿女满堂，武士彟的生命也算是很完满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唐高层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夺位成功，时为武德九年 六 月 四 日。 　　
　　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的武士彟，除了在事变后短暂地回京述职之外，终贞观一朝，便一直都在外地任职，再也不曾做过京官了。个人觉得这和武士彟与高祖关系密切有关。武士彟作为太原最早的从龙功臣，一直深得李渊赏誉，这可以从他顺畅的仕途反映出来。李世民武力夺嫡之后，致力于各派系的政治和解，并没有给他小鞋穿，但要再挤进政府中枢，那就大大不易了。这，或者可以解释武士彟在武德贞观两朝地位变迁的原因吧！贞观九年，李渊去世，武士彟闻之吐血而亡，当时武则天已经12岁，随母亲和两个异母兄弟扶棺回到老家并州葬父。她的生命，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武则天的童年生活，正史上记载不多，可以确知的是武士彟无论到哪里上任，都把她带在身边，跑遍了小半个中国。在她足迹踏过的每一处地方，都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传说，至今利州荆州等地仍有武则天庙。甚至，在靠近太平洋北部的钦州，都有祭祀她的庙宇，其名人效应可见一斑。据宋人笔记《岭外代答》记载：“广右人言武后母本钦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巍然，众人环坐，所在神祠，无不以武为尊。巫者招神，和曰武太后娘娘，俗曰武婆婆也。”在这些传说中，武则天通常都以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聪慧少女形象出现，整天在山林和绿野间到处乱跑，金口玉牙地施以各种神迹。这些故事当然不能成为信史，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童年备受父母宠爱，快乐无忧的生活。她似乎并不像同时代的官家小姐一样，养在深闺之中，学做针线女红，而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受母亲的影响，善属文工书，醉心于诗赋文学，审美观上喜欢宏大壮美的事物。旧史记载她后来因为“美容止”被召入宫，指她容貌与举止俱佳；另有“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有才貌，招入宫”等记载，都反映出她不仅貌美，且有才学，因此被皇帝看中征召入宫。这是史书对少女武则天的正面叙述。 　　
　　武士彟去世之后，杨氏因为没有生育儿子的缘故，在家族纷争中屡屡处于下风，史书上因而说武氏兄弟对她不加礼遇。不过，她毕竟是正室夫人，是嫡母，身份地位决定了武氏兄弟最多只是不尊重不买账，而不可能像对待庶出妾室那样肆无忌惮地欺凌迫害。要知道，杨氏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弱女子，那个时代，也不流行对牢白海棠吟诗不时吐口血荏弱美女。那是平阳公主助父起兵驰骋沙场的时代，是尉迟恭秦叔宝单骑闯阵单挑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女子，就如我们现今从唐代壁画和陶俑中看到的，丰润而鲜活，有着开阔疏朗的眉宇和雍容自信的笑容，嘴角眉梢都盈满了生命的元气和充沛的活力，那是唐。 　　
　　然而家人的不和不可能对武则天没有影响，从12岁丧父到14岁入宫，这两年间对于武则天一定是很不愉快的记忆。很多人因此认为，童年的阴影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是武则天日后行事何以如此狠辣的原因。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也不是所有童年不幸的孩子都会养成如此凌厉的个性和强烈的报复心态。武则天是特殊的，非常特殊。 　　
　　纵然如此，我仍然不愿意将她想象成为单纯由戾气和野心凝结而成的怪胎。贞观十一年，天子以其才慧征召武则天入宫，她对母亲说了那句很著名的话“见天子庸知非福”，我怎么都不能赞同这是她觉得自己野心就要实现于是兴高采烈的表现。我并不相信高人相面女主天下的预言，也不认为武则天就会因为这个预言而自信爆棚，摩拳擦掌地准备去迷惑两代帝王登上女皇宝座了。在我看来，这话很可能就是一局普通的临别赠言，安慰她的母亲“我会过得很好，请不要为我担心。”不管她日后手段多么令人颤栗胆寒，但在当时，她毕竟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而已。 　　
　　当然，你可以反驳我，如果我的想法能跟武则天一样，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码字了。这倒也是，笑。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武则天，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臆测给这句话配上不同的潜台词了。我只是固执地相信，在她成为冷血无情的政治动物之前，也一样有过如花少女儿女情长的一面，直到日后对于权力的追逐一点一点地碾碎所有的柔软与天真。日后她纵然君临天下，事业上达到辉煌的顶峰，然而兄弟姐妹勾心斗角，子孙媳妇视若寇仇，就是和李治夫妻之间也多了功利和争斗，也就是和杨氏的母女关系还算比较单纯吧。她不能算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我仍然相信，或者说希望，曾经一度，她是个好女儿。 　　
　　宫门一入深似海，贞观十一年，14岁的少女武则天辞别母亲来到大唐的中心长安，成为太宗皇帝后宫花花草草中的一枝。这里，有因罪没入宫中的犯官女眷，有随例采选的普通宫女，武则天相比之下还算幸运的，一开始就有才人的封号，赐号武媚。因为母亲出生弘农杨氏的关系，她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亲戚。其中之一就是昔为太宗皇帝弟妇，今为天子新宠的巢剌王妃杨氏——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她常被指为武则天入宫的引荐人。 　　
　　巢剌王妃杨氏，即是以前齐王元吉的正妃，玄武门事变后没入宫中，成为太宗晚年的爱宠之一，生有一子曹王明。她是杨达堂兄杨师道的从侄女，因此是武则天转折的表亲（这个关系远了一点>_<）《武则天传》的作者雷家骥先生认为她是太宗晚年最爱的女人，不仅因为曹王明是长孙皇后死后太宗唯一增添的子女，也在于通鉴曾记载太宗曾有意立她为后（不是传说中的李恪之母大杨妃啦）幸为魏征谏止。然而个人认为这记载不大可靠，因为魏征在世之日曹王明尚未出世，杨氏既无儿子又无任何封号，太宗又是那样一门心思作名君的人，不太可能如此行事。曹王明给过继给元吉为嗣，长大后成为太子李贤的好友，李贤出事之后受牵连被贬而死，和母亲一样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不知道是否杨氏身份特殊，还是和武则天的关系远了些，从现有的材料看，没有任何彼此交往的事例。真正对武则天生活有影响的，是她的另一位表姐，十三岁即进入秦王后庭累升至德妃的燕氏。 　　
　　燕氏的母亲和武则天的母亲是堂姐妹，因此她们的关系要亲密得多。武则天在宫中可能得她帮助不少，对她极为尊敬。高宗泰山封禅，当时已是越国太妃的燕氏在武后的安排下，与她共同主持终献，参与了国家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可谓荣宠已极。去世之后，武则天极为哀痛，令寺观为她度二十七良人，更为她造佛陀绣像二尊，亲笔制铭绣于座下，给予这位表姐极高的礼遇和敬意。传说这位燕妃自小就是一位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才慧而招入宫中，十三岁即开始的宫廷生涯练就的城府、智慧和隐忍，对于武则天有不小的影响吧，我一直疑心她才是武则天入宫的引荐人和人生经验上的领路人，毕竟，武则天之前的经历并不十分复杂，她的手段和心计更多的还是在宫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4] 　　
　　太宗皇帝晚年多内宠，他似乎偏好才貌双全那类，有时候才学甚至比容貌更为重要，比如燕妃和后来的徐惠都是以才女之名入宫。且不忌讳和后妃谈论政事，前有问政于长孙皇后，后又对徐惠上书劝谏征高丽大加褒奖，可见李唐家风原不严禁后妃干政。无怪乎唐朝皇帝在感觉外人不可信任的时候常常会倚重太座，一不小心造成大权旁落的远不止李治一个，不过他最为出名而已。 　　
　　以武则天的聪明和美色照说也是太宗喜欢的类型，从一开始就封为才人赐号武媚来看，也曾识得君王之面。为了讨好太宗，她还努力地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真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只是后宫习练王书者虽众，练到她那个地步还真是却不多。武则天开始只是为了邀宠，后来竟得以大成，成为她终生痴迷的爱好，跟太宗一样到处征集王羲之的作品，爱之如狂，以至于现在人们还在为《兰亭序》究竟是被太宗带入昭陵还是被武则天带入乾陵而争论不休。她的书法造诣极高，在书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太宗首创以行书入碑，她则是第一次用今草入碑。 太宗有《温泉铭》和《晋祠铭》传世，她的《升仙太子碑》也堪称精品。只是人们提到武则天的爱好多半会很暧昧地想起控鹤府和一干男宠，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了。她在书法和文学上的才华是她日后赢得文学青年李治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在当时，她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引起太宗的兴趣。在漫长的10多年中，她五品才人的地位一直都不曾得以升迁。从14岁到26岁，贞观时期占据了武则天最美的青春年华，却也是她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 　　
　　注：[1]李渊赞扬武士彟见《册府元龟*忠义》，为他做媒见《全唐文*攀龙台碑》 　　
　　[2]武则天母亲杨氏的年龄见《全唐文*望凤台碑》：“咸亨元年(670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 　　
　　[3]见黄正健《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猜测》 　　
　　[4]燕妃生平，见《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墓志铭》，其母是隋太尉、观王杨雄的第三女（即武则天母亲的堂姐），所以燕氏是武后的表姐。 　　
　　另：太宗宫中有三位杨氏，大小杨妃和巢剌王妃杨氏。大杨妃为李恪之母，隋炀帝之女，现在炒得比较热的那位，因为李恪冤死的缘故，大杨妃也失去了陪葬昭陵的资格，昭陵那位杨妃的墓是小杨妃的墓。小杨妃身世不明，生子赵王福，后来过继给建成为嗣，死后追封为贵妃。巢剌王妃文中已经介绍过了。鉴于有人总是把这三个人弄混，这里说明一下。 第二章、宫怨 　　
　　按照大唐的后宫制度，有贵、淑、德、贤四妃为正一品，昭仪为首的昭容、充容等九嫔为正二品，名额均有限定，一旦满员再受宠也只能排队等待升迁。武媚受封为才人正五品，位在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之下，属中等偏下。跟一般人想象中帝王的嫔妾就是每天扮靓等待皇帝临幸不同，这些嫔妾都是有一定职务在身的，在制度上称为“内官”。才人的职责为“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主要就是负责安排帝王宴饮、音乐和休息，以及宫中女子蚕丝纺织等，因此常有机会得见天颜。且唐代承北朝雄健之风，君王外出游玩，往往有才人骑射随行伴驾。杜甫在《哀江头》中描写昔日玄宗游玩曲江时便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充分展现出宫内才人伴驾骑射的高超箭术和勃勃英姿。诗人卢纶也有“台殿云凉风日微，君王初赐六宫衣。楼船罢泛归犹早，行道才人斗射飞。”之句，可见才人不仅需要有音乐细胞和组织能力，也需具备一定的骑射功夫呢。——题外话一句，女子尚且如此，也难怪文武兼修出将入相在唐代蔚为风气了。总括而言，武媚在贞观宫廷大约就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个脸熟没问题，但要在一大群莺莺燕燕中脱颖而出引起皇帝的注意并不容易，武媚在太宗生前一直不得志，但也有不少伴驾露面的机会，否则也不能结识太子李治，但也因此普天下皆知新皇后曾侍奉过先帝，搞到高宗立后诏书不得不大费周章，乃至公开撒谎，那是后话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角色。作为才人，要有文才，懂音乐，会骑马射箭，伴君王笙歌宴乐，她还有天赋的惊人的美貌，必然也就有同等程度的野心和渴望。既然要负责帝王安寝，难以想象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临幸，或者这就是赐号“武媚”的由来，但对于太宗来说，大约也就是随手掐下一朵花又随手扔掉，不曾有丝毫的怜惜和留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唐代原本是个个性张扬的年代，一介布衣可以大大咧咧地直接上书皇帝要官做，自称五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君王如若错过他日必定后悔吐血。长期在等待压抑状态下的武媚想做点什么事来吸引太宗皇帝注意，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著名的狮子骢事件。 　　
　　这个故事是由年老的女皇自己讲出来的。当时已是大周朝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宰相吉顼与河内王武懿宗在女皇面前争执，声色俱厉。武懿宗，就是那个率数十万大军却在契丹人面前望风而逃，反而残杀河北老百姓冒功领赏，甚至奏请武皇将河北百姓从贼者尽数族灭的家伙。吉顼对武懿宗十分不客气，让女皇大为不悦，觉得自己在场诸武尚且被大臣如此轻辱，分明是不尊重自己的权威，某日借吉顼奏事发怒：“太宗有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 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最后被贬外放。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明代李贽便认为这是女皇的权谋，“恐借此吓人尔！”李大才子的结论也未免过于武断，一点技术含量的分析都米有>_< 武则天当时已经是天下至尊，要威胁人也用不着编故事，更犯不着把她曾侍奉先帝的尴尬经历拉出来，且这番说辞和她一向的对人处事也是一致的。前番也曾提及唐代才人本有伴驾骑射的机会，如果以宋明时代女子的孱弱无依来想象大唐，便免不了有错判了。 　　
　　对于这件事的解读，人们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这表示在贞观朝，武曌在人格上已经显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在性情上，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在能力上，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极大的自信和果断；在动机上，喜欢表现自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在价值观上，不重视事物是否珍贵，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参见雷家骥先生所著《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一书）。其强势性格必然和“性本刚烈”的太宗发生抵触，性格不合是导致武则天在贞观朝不得宠的原因。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了。但也有人认为，“太宗壮朕之志”表明太宗对驯狮子骢事件是持欣赏态度的，唐代对于女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写《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徐惠也不见得温柔可人到哪里去。武则天之所以不得宠，不是因为性格因素，而是当时太嫩了，“脸蛋100分，脑袋59分。和脑袋100分，脸蛋90分的徐惠比自然落了下风。此后十几年历练才成就了她的‘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至于我么，我一向是骑墙派，呵呵，这次也不例外。 雷家骥先生的书也曾看过，主要论点是武则天童年和少女时期常遭人忽视虐待，由此滋养了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人格，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要求别人的完全屈从和臣服。雷先生并以此论及武后日后的杀子杀媳，认为这是家庭暴力的表现，要求儿子的绝对顺从，因而反抗欲较强的弘和贤被杀，反抗欲较弱的显和旦能够保留性命。这说法蛮有趣的。 　　
　　我并不反对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治有恋母情结就很让我信服，具体到武则天的个案，我认同雷先生所说的武则天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对待事物以满足自我为最大价值所在，要不怎么做了女皇仍然事无巨细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我一向认为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正是她越走越远的原因，才会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实权在手的皇太后，而一定要登基为帝的完全掌控，而挡我者死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手段。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童年或者少女时代有多悲惨，杨氏并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何况又是嫡母身份。如果说短短两年间武氏兄弟对她们母女的不尊重就可以导致武则天的暴力攻击性人格，卫青岂不是早就成了杀人狂魔了？此外，对她这番话的解读也不能不考虑到本有故作惊人之语以赚取眼球的意图，如同现在BBS上的文章要增加点击率总得取个耸动的标题一样。如果一定要用外因来解释，我倒认为她从一个让人伺候的官宦小姐变成伺候别人的嫔妾，落差太大，可能会让她心理不平衡吧。 　　
　　“太宗壮朕之志”，这番说话果然引起了太宗的注意，然而以铁血手段登位的太宗，一直试图以逆取顺守来消弭内心的隐痛，而贞观后期的诸子之争，无疑使过去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度重现，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就连李治的软弱都成了优点，“晋王仁厚，必能保全兄弟”，从而立他为太子，又会怎样看待武则天这样莽撞而大胆的宣言呢？不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用词也很犀利，然而背后仍然是仁君爱民这样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武则天“得不到的便毁掉，一切事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价值”的实用主义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宗真心地欣赏前者，而对于后者，他只是惊讶地赞叹了她的勇气和胆量，便没了下文。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亲身上过战场、从尸山血海中一路走过来的帝王来说，勇气和胆量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武媚身上仍有很不成熟的一面，至少，她应该想到爱马成痴的太宗不会受落如此强横的驯马方法^_^ 这个轻率而莽撞的形象，和《新唐书》中描写的“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仍有很大差距。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男人无论是出色还是平庸，都不会喜欢太过强势的女子。你可以意志坚定，却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可以出建议献计谋，却永远要让他觉得做最终决定的是他。你可以展现你的才华和头脑，让他感到和你谈话很有趣，却永远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装装傻，表示自己的角色一直都是解语花和贤内助。她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和痛楚，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得失磨砺着自己，在这段痛苦和难捱的日子中，她的智慧和经验也在相应增长。仁慈的上苍再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再次见到了作为新皇帝的李治，她容貌已过盛年，而智慧却正值巅峰。那时，她已无敌于天下。 　　
　　不过，关于武媚的失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唐三代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的传说。严格说来，应该是三个传说才对。头一个是李淳风星谏，太宗因此疏远武媚，疑杀李君羡，第二个是民间流行武媚娘曲，第三个则是推背图的来历了。这三个故事发生时间本不相同，后世却都搅合在一起，再与武则天是否曾被打入冷宫降为侍女，以及她出家的原因联系起来，也就越发的扑朔迷离了。 　　
　　一条一条地梳理，关于武则天出家的原因，史籍明载为“循例出家”，并非武则天担心太宗猜忌自请出家。根据大唐制度，先朝嫔妾不得久留于嗣皇帝宫中，高祖李渊死后无子嫔妃便是照此办理，现今出土的文物碑记等也证实了这一点，应无疑问。 　　
　　而武则天是否曾由宫妃降为侍女呢？就我看到的现存的各种史料，无论正史，还是唐代笔记、乃至唐传奇等野史，都从未提及此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也没有提到这个他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那么武则天“以先帝才人而归高宗”是如何变成“以先帝宫人而归高宗”的呢？答案就出在高宗李治的立后诏书上。 　　
　　众所周知，李治与武则天的结合为子纳父妾，与礼不合，虽然唐宫这类事情很多，但要公开立后如何昭告天下还是颇费思量。当时的李治，无论是声望还是权威都比不上后来纳儿媳时的李隆基，胆子也要小得多，总觉得好像应该圆圆场怎么解释一下^_^最后的诏书是这样的：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後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诏书先表明他们是在太宗生前即已两情相悦，接着说明太宗是知情的，并且表示了理解和祝福，当时就把武则天赐给他了。自然，没有做父亲的把嫔妾送给儿子的道理，但又不便否认武则天常侍左右的事实，于是将武则天的身份由宫妃换为宫女，比附为当年汉宣帝为太子选宫人王政君侍寝一事。诏书写得十分直接，但又有点多此一举，特别是最后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很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还不如根本不提为好。而同期的废后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也属指鹿为马，毫无根据（男人一旦变心来真可怕），当时便惹了无数议论，只是皇帝决心已下，说归你说，做归我做，来个充耳不闻罢了。武则天从侍女到女皇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她二次入宫后由王皇后的侍女开始做起的历程。而后世把这些都作为“女主武王”传说的一部分，不断地加工完善，也就越变越离奇了。 　　
　　至于推背图，倒真是由这个传说演化而来的，可称之为改良衍生版。在这个故事中，没有李淳风夜观星象/发现秘记的细节，而是由李淳风独立推算出来女主代唐的劫难，且由此预见到此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他推算地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袁天罡担心他泄露天机太多而遭天谴，推了他一下后背，才猛然醒觉，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当下二人将此推衍成果写成科研报告上呈给唐皇，太宗不解，问询，淳风答对，于是唐李问对之玄幻版热辣出炉。这份报告和答对，便是流传至今号称中国版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推背图了。 　　
　　唐代严禁图谶之说及相关书籍，推背图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乱世之际。《唐书*艺文志》中载有李淳风多部作品，但并无推背图，反而《宋书*艺文志》中有首见推背图，然作者佚名。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同篇文里同样列有李淳风的各类著述，独缺推背图。可见所谓李淳风所著，无非后人伪作托名而已。加之历代不断有人民群众加工再创作，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总结。时隔千年，当初宋人看到的宋之后卦象“无一应验”的推背图原始版本早已湮灭无痕，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连清人的黄袍马褂都画得分毫不差的乾隆版，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推背图是颇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已与历史无关了。 　　
　　顺便八一下，大约也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袁天罡和李淳风成了同事，后来更演变成好友甚至师兄弟，然而历史上的袁天罡只是一位民间术士，从未任过官职，唐人对他的传说也集中在相面上。而李淳风却高居太史令，为主历法类官职的顶点，曾奉旨编写过《晋书》，主持撰写《麟德历》，时称精密，一直使用到开元时僧一行撰《大衍历》，和袁天罡相比，地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李淳风著述颇丰，尤精于天文和数学，在他的主持下对中国古代算术著作进行了统一的批注和整理，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等，从此之后算术成为官学，而李淳风整理的这些数学著作，也就成为科举考试中明算科的考试指定书籍，是为十部算经了。 　　
　　而民间流行武媚娘歌的说法，则首见于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永徽后，也就是说即使此事属实，也是在高宗当政之后的事，而非贞观之时。[1]《新唐书*后妃传》中有如下记载， 　　
　　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这里描述中宗当政时韦后专权，有臣下希旨上表拍马屁，将民间采桑的民歌《桑条歌》十二篇重新谱词进献，并颁行天下。其中也提到《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天后时。如同我们知道的，《秦王破阵乐》并不是“太白现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武媚娘歌》也并非“女主武王”的秘记，而是一首隋代即有的情歌小曲，至于是真的流行过还是后人附会，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显然这和疑杀五娘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至于李君羡之死倒是有载入唐书的，以旧唐书为例，就有两处提到。一处是《李淳风传》：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一处是《李君羡传》：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主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封为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勾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 　　
　　其他的版本里还有太宗将武姓宫人集中起来，命淳风指认的情节，但即使仅就旧唐书中的这两例，也颇有抵触之处。前者谣言是来自内府秘记，后者则为李淳风占星所得。在前一个故事中，太宗只听了李淳风一套"天命难违"的话，就再也不追究了。于是我们便从这故事中看到了李淳风术数的高明和李世民的知天命而行仁政。但若果真如此，李君羡又怎会被杀？难道那时太宗就不怕违背天意了吗？而以太宗的审慎，如果真的想消灭潜在的威胁，又怎会只除掉一个李君羡就能放心？回想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可是连建成元吉的孩子都一并除去了的。对此，清代的学者赵翼一针见血地说：“唐太宗何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其术而附会之！”更有人如此诘难：如是真有此事，长孙无忌在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个预言提出来作为阻止策立武氏的最有力的论证呢？同理，如果这个谣言真的给武则天带来那么多麻烦的话，她再次入宫之后就应该想法子堵住李淳风的嘴，免得他再说些什么于己不利的预言，但李淳风在高宗朝却是官运亨通，主持颁行《麟德历》就是在这个时候，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根本不存在这个预言。 　　
　　再：唐书中李君羡传是和刘兰、张亮等合为一卷，都是属于私通狂人信妖言意图谋反而诛，可见当时对此管束甚严，并非孤例。而“天授中，家属诣阙诉冤，武后亦欲自诧，诏复其官爵，以礼改葬。”这句话，尤其可圈可点，真是遗憾刘兰的家属没有想到这样美妙的故事，既可以帮助死者恢复名誉，又可以侧面宣扬武则天的君权神授、王者不死了。按《旧唐书》所记载的李淳风故事，本事见于《感定录》，今存《太平广记》卷二一五，《旧唐书》原封不动地把小说家言搬进《李淳风传》，如同把民间传说中武则天怕猫的故事采集入史，未免失之于滥。封建史家难以接受武则天的称帝和嗜杀，只能无可奈何地将其归于“天命”了，而人们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大约也是出于传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态吧！ 　　
　　不过，贞观时期武则天在宫中的经历虽然没有传说中这么曲折动人如八点档连续剧，也绝对说不上美妙。从14岁到26岁，眼看着如花的青春就这么慢慢逝去，那种绝望而黯淡的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她幸运地遇见了一个人，她的一生，很可能如历史上那些不曾留下名字的众多后宫佳丽一样，默默地终老于宫中或者尼寺。这个人就是新近被立为太子的皇九子李治，和武媚生死荣枯紧密相连纠缠一生的人。
　　注：[1] 《武媚娘歌》在隋代即有出现。《旧唐书李纲传》：
　　隋开皇末，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宫卿，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居其侧，至今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凛然，左右皆为之失色。 第三章 缁衣女尼 　　
　　高宗李治，是唐代一个颇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来，他的身影隐没在他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妻子之间，面目已经变得甚为模糊。 　　
　　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惧内的君王，他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传统史家如是说。 　　
　　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医药法制方面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对他评价不佳，是因为他信任妻子超过大臣，并且差点做出传位给妻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新派历史学家如是说。 　　
　　的确，细查史书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武则天还一直只是一个能把握命运的人，而不是命运本身。掌握军队的各高级将领几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来忠于李唐的人：裴行俭、王方翼、刘仁轨……其中很多甚至是武则天的政敌，在此情况下很难说武则天能够有效而全面地左右整个政局。然而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竟然从不曾动用。也许，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敌，除此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即使是新派历史学家也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宗英武果断而不惧内。 “仁弱”，这个性格软弱的同义词，是被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用来形容李治的同一个词。因为他的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而坚持立他为太子。因为他的仁弱，臣下为大唐的江山会否易姓而担忧不已。至于惧内，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既聪明能干又惧内，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且隋唐上承北朝遗风，高官显宦惧内之事代代不绝，如隋文帝杨坚那般阴狠刻薄、对大臣轻则杖打重则灭族的帝王，也对老婆大人独孤皇后怕得厉害，搞了个“二圣”出来，李治惧内，那又有什么奇怪！ 　　
　　可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李治的性格。 　　
　　李治的性格，极其矛盾难解。一方面，他为人仁厚，向有长者之称，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面，杀掉于自己有大恩的亲舅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命令样样都是他亲手签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这一刻，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流泪，表现出对你的深刻依恋和浓浓的恋旧之情，但下一刻就给你送来赐你自尽的诏书，这样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价！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今天看到的则天女皇，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始至终手握着最高权力的他，就像一个掌控着核按钮的幼儿，尽管他无心发动也一直表现柔顺，却也无法不让人神经紧张。不错，武媚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非来自于制度。这需要武媚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头脑清醒如武媚，必会看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么武媚也不必为了断绝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极端手段了。韦后专权又杀了多少人？并不是因为她比武媚更善良的缘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断一点，武媚也就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媚也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李治，的确是武媚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李治初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时年九岁的他哭得十分伤心，引起太宗的怜爱，从此对他分外关注。他稍稍长大，温柔的晋阳公主总会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门。那时候的李治，感觉就像个温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他身体一直很柔弱，人据说挺聪明，“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到特异，从他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来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至于有没有到特异的程度就难说了。文章和书法都还不错，不喜欢儒学（这点一直让封建史家很不满意），而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词赋。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不例外，自己制作《上元舞》，新谱了多章《琴歌》《白雪》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标准的乖宝宝。然而，越是小白兔乖乖，内心深处往往越深埋着叛逆的种子，——他爱上了父亲的女人。 　　
　　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笑。其余如登基后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1]乱伦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身前就已经发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武媚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19岁，武媚23岁。 　　
　　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笑。）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用“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来形容李治的心态，是最恰当不过了。 　　
　　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武媚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段叫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武媚胆子很大，笑。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_^ 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 　　
　　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没有去那里祭拜过先祖。如我们所知，李唐因尊老子为先祖，高祖李渊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议欲废佛寺，后因玄武门事变而终止。李世民虽未如此极端，但也大力整肃佛门，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数的，而在当时京都长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27所而已。——但其中却并无感业寺。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凌，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武氏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见附图）。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所致。[2] 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 　　
　　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如武氏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武氏出家是否有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 　　
　　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分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红灯都看成绿灯^_^），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应该反映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3] 　　
　　武则天是如何再次入宫的，旧史上已有不同说法。有指王皇后阴令武则天长发径直引入宫中的（《唐会要》），有指王皇后建议高宗召入（《资治通鉴》），而两唐书的《武后本纪》则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根据大唐制度，皇后虽是六宫之主，大事仍需皇帝亲自下诏，后来武则天虽贵为皇后，处死已贬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证。刘晓庆版电视剧说王皇后向武则天寻衅，诬陷她偷东西欲杖毙皇帝宠妃，那纯属绝不可能的艺术虚构了。武则天身份特殊，王皇后绝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径直引入宫中有亏皇帝圣德，第一种可能性应该不大。而皇后为皇帝选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长孙皇后就做过，然而彼时长孙后位稳固，此举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贤德，和王皇后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对付了萧淑妃，来了武昭仪，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如是为了荐美邀宠，那么推荐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侍女或是亲身姐妹这样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满世界乱找枪手的？就算王皇后年轻识浅，她身边的智囊团也不会这么由着她胡来的。检验李治的后宫状况，萧淑妃以贞观末年最为得宠，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广泛撒网，萧淑妃对皇后的威胁，并不比先前更为严重。而以皇后的强硬背景，以及嫡妻无罪不可轻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后又何必突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对付萧淑妃呢？史载，王皇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庄重，不善于讨好上面（指皇帝李治）和笼络下面（应指一众宫女宦官了），这样的性格，与其说她会把武则天藏起来阴令长发包装好了，然后硬塞给李治作birthday cake，给丈夫一个surprise讨取欢心，还不如说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带到她面前，让她大大的surprise来得可信。 　　
　　由上所述，个人觉得两唐书武后本纪的说法当更接近真实，武氏实为高宗自己召入，搞那么多花巧，无非为了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子纳父妾的事实罢了。毕竟，《高宗实录》是李治亲自审定，武则天再度修改，李唐后人最终定稿的。对于李唐皇族来说，李治才是他们的父亲，武氏才是他们的母亲，又有谁会在意那个和李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王庶人的毁誉呢？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有任人涂抹的份儿，没有丝毫辩白的机会。而当时面对着丈夫和丈夫的新欢（旧爱？）的王皇后，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她是皇后，因此必须大度。既然已经无子，那么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这个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灾乐祸地就等着看萧淑妃的笑话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备，她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恭谦有礼的侍女，日后将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 　　
　　而这对于武媚而言，同样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终于结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为李治后宫中的一员。再一次踏入长安宫廷的武媚，心里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过千里万里，她终于又回到这里。十四年前，她还只有十四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像是讽刺而已。而今华年已逝，起点甚至更低，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这已是她花费了无数的辛苦，无数的心机，才能换来的呀！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让任何机会从她指尖溜走，因为，她已经输不起。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武媚初入宫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她那低眉顺眼甘心服小的姿态，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赞誉有加。这种姿态是否为了成就日后废后的大事，个人以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在她初入宫时，这是为了能在宫中立住脚的必要举措。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得罪了她有什么好处？而广结善缘，处处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凄惶，作为一个曾侍奉过先帝身份尴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愿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样踢到哪个寺庙哪个角落里去，这种“懂事”和“本分”下面的凄凉和无助，又岂是别人想象得到呢！不过，对于下人的笼络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日后组建后宫情报网时事半功倍，不仅在争宠上，在和丈夫儿子争权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风云岁月，武士彟便是依靠善观时通变迎奉攀附的长才而发迹的，他对李渊刻意巴结所营建起来的良好私人关系，是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连李渊都忍不住说他谄媚太过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话也比最高明的批评听着顺耳舒心，何况是历经沧桑练达世故又有相当文学才华的武媚。这方面，她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细心和慰贴。和她相比，皇后不过是个不愔世事的贵族小姐罢了，很快就给武媚的几句好话摆布得服服帖帖，“后喜，数誉於帝”，这样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的单纯和无权计，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后位，看在武媚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 　　
　　那段时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时候。武媚对于王皇后尚且“下辞降体”，对于这个掌握着她命运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顺了。那时的武媚，没有了太宗在世时的顾忌和避嫌，不象在感业寺时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属于他，释放出所有的温柔和体贴。“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帝谓能奉己”，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她打动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李治梦想中的极品。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到永徽三年，长达六年相思累计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如同柏杨先生所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年龄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她的温柔很快将他淹至没顶，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 　　
　　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皇帝的宠爱，她怀孕了。大喜过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让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将她提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这样的升迁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直升飞机来形容，简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发绿，就连一向将她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只是怀孕已经这个样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还了得？无子始终是皇后的致命伤，于是听从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忠，外朝联络长孙无忌请立忠为皇太子。这年李治不过25岁，照说没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更是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媚的缘故，皇帝仍然照准了，并以德高望重的老臣于志宁为太子少师。事实上陈王忠于永徽三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年底武昭仪便诞下一子，起名为弘，证明皇后的担心绝非无因。 　　
　　从南北朝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让世人有种浮生如梦的感觉，一直流传着类似末世论的“终世之说”，余风流于初唐。民间因有佛教的弥勒崇拜，传说未来佛弥勒将会化身为人普度众生。后来武则天称帝就利用了这一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自己上尊号大周金轮圣神皇帝。而道教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指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发生过多起。因此不少学者相信，李治和武则天的长子取名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着对这个孩子的无限期望。[4]然而，王皇后已经先下手为强地立了忠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只能蕴藏在心间，打好基础再说。事实上初入宫整整三年，武昭仪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忙着讨好丈夫，为他不停的生儿育女而已。继李弘之后，武昭仪又接连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贤。 　　
　　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经过三年时间的经营，此时的武媚，已经不再是那个担心随时会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立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子宠妃，所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已再无有一人可以与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在武昭仪平静而温柔的微笑里，一场即将震动整个后宫乃至朝廷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中…… 　　 　　
　　注：[1] 高宗罢《破阵乐》事见《新唐书*礼乐》： 　　
　　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 　　
　　[2] 宋敏求《长安志》 ：“（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 　　
　　[3]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则天何时入宫，有说李治服孝期满（27个月）接她入宫，也有怀孕入宫说，及李弘诞于感业寺之说。个人认为第三种绝不可能，因感业寺离皇宫太远，不便照应。第二种倒是有可能，但还是偏向第一种。但这些说法都属推测，没有文献引证，还是模糊处理吧。 　　
　　[4] 见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及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 第四章 血影*泪痕 　　
　　不知不觉光阴如风，三年时间，大唐后宫已然风云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媚的二度入宫而完全失宠，对于一个嫔妃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一点，生死荣辱都不过系于天子的心念之间。在帝王掉头而去弃而不顾的时候，所有的风光和荣宠都随之远去，无论过往曾经多么恩爱又或为他生育了多少子女，也起不了一星半点的作用。不是没有试过反击。史籍上便记述了萧淑妃怎样和昔日情敌王皇后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昭仪，但高宗不听云云。妃嫔间争宠互相诋毁原是稀松平常，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像玄武门之变前兄弟互相攻击原本平常，但建成太子并非无能之辈一样，历史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否就是那么愚蠢和善妒，而武昭仪是否只是笑而不顾皇帝便自动出马裁决，那大可以打个问号。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纪录，武昭仪是如何说服皇帝对这位昔日宠爱备至、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厌弃，打入冷宫最后处死的，也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总之，萧淑妃已经给打倒了，现在武昭仪只需要对付王皇后一个人了。 　　
　　这倒不是因为王皇后分薄了皇帝的宠爱，事实上这个可怜的皇后虽然一向形象良好，有“佳儿佳妇”之誉，却似乎从未得到过丈夫的青睐。但凭着家世和傲人的背景，她仍然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而她的能力和地位，至少在武昭仪看来，是并不匹配的。母仪天下？她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如何母仪天下？在做王皇后的侍女期间，武媚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皇后，待人处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道说仅仅凭着与生具来的血统，就可以成为大唐最尊贵的女人么?智慧、能力、对男人的细心体贴，这些需要后天学习靠自己努力掌握的东西，她样样都不如自己，她甚至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除了天生的血统和美貌，她还有什么？何德何能，也配居皇后之位？难道说人的命运可以由出生就决定了吗？又不是种马。对于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认为是武媚野心勃勃太不安分，然而设身处地的以她的角度看问题，她的确有理由愤怒和不甘心。如果你十年寒窗苦读，吃尽无数苦头最后一门门全优地毕业，却发现由于血统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就抹杀了你的全部努力和竞争机会，你也会感到如武媚一般的不服气。只是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抱怨几句，于是他们的人生，也就在满腹牢骚中原地踏步，这种不甘只能让自己生活得更为痛苦，而武媚却不同，她会去行动，她会去挑战。 　　
　　然而，李治虽然对她万般宠爱，却并没有废后的意思。在中古时代，人的一生的确很大程度上一出生就决定了（就算到了现在，也未必不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后天的努力只能帮助你在一定范围内升迁，却永远突破不了那一重极限。有人生来就是主人，有人生来就是奴才，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信念，如同太阳有太阳的位置，月亮有月亮的位置，臣子就该忠诚于君王，女人就该服从于丈夫。这些观念，构筑起了天地人世间的人伦秩序，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权力顶端的君王，皇后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后不仅意味着两大家族两股势力的联合，也意味着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间牵涉的非爱情因素太多太多。何况，娶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做正妻，纳喜欢的女人做宠妾，原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惯常做法。 　　
　　王皇后就是当时人们眼中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在唐朝，士族的力量仍然强大，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翻翻宰相世系表就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均是出生世家大族，那些家谱可以上推几百年的士族高第，便是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里的。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贵姓高门虽然大多未能免于贫贱，然而他们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娶贵姓女是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唐传奇中那些善有善报飞黄腾达的书生，最后都会以娶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女为妻作为结束，仿佛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表示他是真的发迹，被上流社会完全接纳认同。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颇以娶了弘农扬氏女为妻而洋洋自得中看出来。然而，唐朝也是科举制正式成型的时代。以士族高第为核心的精英政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为寒门庶族提供了进身之阶，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甚至还有意识地加以延揽和破格提用，从而给他们以参与感和归宿感。从马周白衣入仕的传奇，从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大时代新旧兼容士庶合流的变迁。而李唐皇室南北混一胡汉兼容的风格，也让他们对于传统封建伦理不甚看重，对于妇女的束缚也没有后世那么严重。在施政方针上，唐代体现出对于前朝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明确提出应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对于各项调整和革新，完全没有后世那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诚惶诚恐，阻力也要小得多。新旧在更替，南北在交融，尊重传统的同时不乏创新，唐代特殊的时代氛围，是武媚的上位之路困难重重但最终仍能成功的大背景。这个宽容而博大的时代，有着沧海一般的魄力，既拥有无数的秩序维护者，以及他们的坚贞和保守，又容纳了无数的叛逆者，以及他们的破坏和革新。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一场新与旧、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与突破之间的争斗。 　　
　　在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 也是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针对对象。王皇后即出身于太原王氏。[1] 其父母两家都与李唐皇室有姻缘关系，她与李治的婚姻，就是从祖母唐高祖之妹同安长公主牵的红线。据说太宗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临死前曾对褚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她也因此有了一重护身符。舅舅柳奭当时在朝内任中书令，按照唐代三省尚书执行，中书决策，门下封驳的制度，作为中书省行政长官的中书令，已是宰相级别的高官了。柳奭跟太尉长孙无忌交情很好，权势颇盛。此外，宰相之中的老臣于志宁为皇太子忠的老师，韩瑗为长孙无忌姻亲。因此当时朝中的宰辅重臣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后，并不是因为王皇后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礼”正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对象。之后褚遂良反对废后的说辞便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另一位宰相来济的谏词：“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必择礼教名家，幽娴淑令，富四海之望，称神祉之意。”这里不约而同提到皇后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出身于名门世家。 　　
　　因此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荣光，是李治一面心不在焉地赞扬，内心深处却常常感觉窒息渴望摆脱的阴影。而他的屈服，也正是一个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对挟顾命之威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要扳倒王皇后，走上层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武昭仪便把目光投到了下层。 　　
　　和重门第的上层人物不同，下层的宫女和宦官对于王皇后和武昭仪的评价则刚好掉了个儿。倒不是王皇后专门对下人刻薄，但像她这样的人物，一出生就是人人艳羡的名门闺秀，出阁则是太子妃，然后又升为皇后，可谓一帆风顺到极点，从未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在她的眼里，那些宫女宦官和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甚至根本不是人。唐律有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低贱如牛马，卑微如尘土，这便是奴仆在唐人眼中的位置。象王皇后这样做惯主子的人，虽然生性善良，也不禁认为自己被人服侍是天经地义的事，对身边人有种熟视无睹的漠然，不可能去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2] 　　
　　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进宫之初，她谨慎小心，对人人都赔笑脸，因此下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却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对于王皇后身边的人必然倾心接纳，赏赐起来毫不吝啬，配以她谦虚诚恳的态度，的确非常打动人心。她本来便是天子宠妃，出于跟红顶白的心态也是人人巴结的对象，如此很快便组建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入她的耳中。而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全然未曾察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仪的视野之中。那双美丽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只待对方一个疏忽一个破绽便将发动雷霆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年以后，尝到了甜头的武媚在感觉大臣不让自己放心的时候，同样想到了借助下层的力量，于是大开告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然而治国毕竟不同于宫廷政争，后者只需要打倒对手即可，而她在严密监控大臣的同时又需要借助他们来治国，酷吏政治既为她整肃政敌巩固君权扫清了障碍，也造成人心疑惧无法达到君臣共治，从而导致了武周政权的最终败亡，不能全归因于她是女子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帮她，这是后话了。 　　
　　然而后宫情报网传来的消息一直不能让武昭仪满意。王皇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个性，既让她显得缺乏吸引力，却也让她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即使从修改过多次之后的史书看来，她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就是出于嫉妒而说了武昭仪几句坏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迫害举动。对于武昭仪等宠妃，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常来看望，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和皇后应尽的义务。单一的人生，单一的性格，没有特殊的长处，却也没有致命的短处，正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让长辈感觉柔顺放心，让丈夫感觉无话可说，也让情敌找不准要害。李治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机会。 　　
　　如果是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何苦费那么大劲折腾？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虑。皇后的位置，带来的不仅仅是尊荣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儿子就会成为嫡长子，有资格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唐帝国的主人，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皇子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久前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军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爱子吴王恪的无辜惨死，不是不让人惊心的。何况，君王的宠爱又有多可靠呢？感业寺的经历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萧淑妃的前车之鉴也让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爱不再可以有多冷漠决绝。她今日可以这样对付萧淑妃，明日未必不会有新宠这样对付她，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的一时风光，萧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实证明，李治专情但不专一，他最依恋的是武媚，但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有断过，不管后来是二圣并尊还是天后临朝，这一点都不曾改变。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时还很收敛，从未找过情人，当然这未必是出于爱情了。她和李治因缘际会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顾过往经历，并不能让武媚感觉放心。贞观后期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时候（浪漫点说叫共坠爱河^_^）， 也正是萧淑妃最受宠幸三年之中连生三胎的时候。登基之后，虽然不忘旧情一直都有去感业寺，但后宫美女也源源不断地进献。即使是她再度入宫之后，短时间内直升昭仪，风头似乎一时无两，李治也并没有停止东张西望的眼睛。这位新宠便是武昭仪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皇帝对她的亲密关注，已经到了人们纷纷传说武昭仪的次子李贤其实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时孤立无援，与王、萧的争斗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对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这也许正是史书所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实际含义吧！风光无限下的危机，花团锦簇背后的悲凉，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既然进取和保守都有风险，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和内心无时或已的不安全感，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目标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没有机会，那就争取机会。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出手了！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舅舅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强大的外朝势力由此出现缺口。永徽六年六月，王皇后以厌胜事发，母亲柳氏被禁止入宫，柳奭被贬外放，此时的王皇后已经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进谏反对废后的顾命老臣褚遂良被贬出京。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氏为后。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据说武昭仪的长女安定公主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凌厉的目光下窘迫难安地自请罢相了。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身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不过，最为劲爆的说法还是近来才有的——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马光编出来的！论者认为，武氏长子弘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贤生于永徽五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间出生的，那么一年之中怎么生得出三个孩子来呢? 　　
　　李弘的生年原本没有多少疑问，《唐大诏令》中的《孝敬皇帝哀册文》中起笔便已述明：“维上元二年(675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号谥为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转迁葬於恭陵。”据此算来当生于永徽三年，新旧唐书均与之相符。通鉴则有显庆元年（656年）“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似可推为永徽四年，然通鉴这里只是笼统而言，比之官方讣文准确性自然不足。永徽三年七月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间。而近有学者宁志新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说相符。而宁志新先生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 　　
　　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宁先生作何解释？[3]最为可笑的是，就连他认为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宁先生怎么就选择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也算登峰造极了。依据一己所好随意剪裁史料，官方专门发布的讣告不如他东拉西扯的推论可靠，大笔一挥，整个人便凭空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岂是治史者应有的行为？ 　　
　　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有来得及封号。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旧唐书*高宗本纪》）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纪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引为她的罪状之一。 　　
　　《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 　　
　　较为详细的是《新唐书》，记述如下：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而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也因细节过于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那么武昭仪是否有杀女夺嫡呢？我们来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吧！ 　　
　　认为武氏并未杀女的多是近现代学者，按他们的看法，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 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次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多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 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勾先生后面的分析，个人以为画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迁怒于人的习惯，如她不喜欢常乐公主，便将其女周王李显之妃（也就是她的儿媳）活活饿死，难道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关么？因长女早逝而特别珍爱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 　　
　　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原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放在这里就显得太戏剧化，应是史官根据民间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断而作，而不会真有人亲眼见到那一幕。也就是说，虽然种种矛头都指向武昭仪杀女夺嫡，但并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看见。那么，有没有可能小公主的确是自然死亡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如原百代所说，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会否被奶妈或者王皇后不小心闷死？当然，既然没人亲眼见到，那就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要说是很可能，那就大有疑问。诚然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那是由于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可能不治而亡。但一个健康的婴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说的碳气中毒）或者不小心闷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此事而言，个人以为说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呛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两种死法的几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时间都是个谜，不知原氏据何而言认为此事必然发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仪苦寻机会不得的时候，王皇后就遇到这样说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你相信世间有奇迹，或者就是这类事了吧！而我个人是认为，武昭仪确有杀女夺嫡，有机会能充分利用到尽，那不过是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档次，没有机会自己能创造机会，这才是武则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原因。 　　
　　事情以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的印象彻底破裂而终结，从此之后，冷淡变成了厌憎，李治的心底，这个发妻再也没有丝毫的位置。他虽然不能处罚她，但冷漠而凌厉的目光，却令得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坐立不安，不得已在永徽五年六月自请罢相。[4]丧失了外戚援助又被丈夫彻底遗弃的王皇后，此时已如生活在冰窟般奇寒彻骨。武昭仪的苦肉计终于达到了目的，亲生女儿的死亡为她带来了一个上位的机会。仅仅是机会。 　　
　　一个卑微者想要走向高贵需要付出多少？商人的女儿，先帝的侍妾，随便哪一样，都是她无从弥补的致命的缺陷。然而她仍然成功了，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她这一生似乎都在创造奇迹，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以女子之身而在男权之上的中古社会中登基称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她所付出的代价，世间有几个人付得起？“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血肉相搏的战场，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而铲除敌手的第一刀，她是望自己身上刺下的。这一刀，也刺破了世间一切规则和定理。士庶的界限，伦理的约束，都在这样不惜伤亡不计代价惨烈到近乎偏执的决心面前，灰飞烟灭。她终于突破了宿命的限定。 　　
　　一直觉得，武则天一生中的真正转折点，不是由感业寺二度入宫，而正是以安定公主之死为开端的皇后争夺战。如果没有这次事件，以她的出身和背景，很可能一直和后位无缘，甚至入不了两唐书的《后妃传》。那么她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可能就是《高宗诸子传》中短短的一句话：“武昭仪生弘、贤、显、旦”。由于官方史书为尊者讳的传统，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她原来还做过太宗的才人，更不用提感业寺那段往事，那么她传奇的前半生也就永远湮灭在苍茫的时空中了。她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长期受母仪天下需要贤惠不妒洗脑教育的王皇后，本身又没有什么手段和能力，并不见得会拿她怎么样。李治去世后，因为育有子嗣，依据大唐律令她大概也会随着外放到某地做刺史的儿子到封地，如同她的表姐燕德妃一样，以太妃的身份，度过平静而寂寞的下半生。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依靠丈夫的宠爱，儿子的孝顺，多少女人这样度过了一生。而舍弃这样的安宁，断然出击，将自己的夺嫡之谋暴露于人前，无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将已经拥有的一切投入到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豪赌中。只因忍功了得的皇后们或者可以容忍君王的心被别的女人占据，却没有人能容忍一个妄图侵占夺取自己地位的人活下来。人彘的惨案不是因为戚妃的专宠，而是因为她的夺嫡了。同时，对后位的挑战也就等于对拥护王皇后的元老集团的挑战，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接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从此之后，她将注定只能在刀尖上跳舞，休想再有一刻的安稳。 　　
　　胜则正位中宫，败则粉身碎骨。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她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有怎样强烈的自信，怎样旺盛的企图心，怎样冷静到冷酷的决绝，才有胆量拥抱这样的人生！这是……疯狂。“所以我们成不了伟人，因为我们都不够疯狂。”平凡如我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一面默念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一面怀着复杂的心情，议论着、艳羡着、鄙夷着、唾骂着，看着那个一千多年前的女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等傲慢地转身，弃绝一切尘世间平凡的温暖和快乐，头也不回地走向高处不胜寒的荣耀与凄清。属于燕子的道路有一千条，属于鹰的道路却只有一条，于是，注定了我们只能是看客，而她却是主角。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她是否事后有过后悔有否痛哭过长夜，似乎显得有点多余而矫情。人心肉造，她当然会痛苦，但不会因此而改变决定，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她的意志强大到足以战胜她的情感，这也是超人与凡人的分界吧。我们只能从日后史书上的零星记载中，约略窥知这位女皇的内心世界：——深宫里那抹淡淡的血痕，原来从未随时光而消逝。金庸认为，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就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随着安定公主之死，成为政治家的武则天，终于修练到功德圆满。 　　
　　精密的计算，准而狠的出手，就算老辣的政坛高手也难于抵挡，何况未经风浪的王皇后？永徽五年六月，随着王皇后舅父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武昭仪感到时机已至，遂在争取到李治的支持之后，向皇后宝座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终于在永徽六年十月得以正位中宫，而有唐一代的历史，也随之而改变。 　　
　　注：[1] 当时有以“娶四姓女”为时尚，即“崔范郑王”，一说为“崔范郑李”。 　　
　　[2]通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3] 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40卷，记唐初至代宗时故事。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宋人王溥合并二书，并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 　　
　　[4] 通鉴永徽三年事 第五章 舅甥之间 　　
　　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1）美色所惑说
　　2）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3）士族与庶族之争
　　4）君权与相权之争 　　
　　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旗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_^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李治若真对顾命大臣们信任有加，倚之为国之栋梁，大可采用折衷的办法，如后来唐明皇便是让武惠妃享有皇后的待遇却无皇后的名分，岂会为了一个宠妃而自毁长城？考虑到长孙家与李唐皇室姻缘交错，渊源极深，高宗两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均联姻长孙家族，而竟采取贬嫡、杀戮乃至祸连九族这样的极端手法，着实令人深思。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征碑、贬逐李勣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故此以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生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富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 　　
　　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2]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 　　
　　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决非偶然。先是崔仁师“忤旨”被贬，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颇忌嫉之”，终又以“罔上”之罪被贬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刘洎“性疏峻敢言”，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久妨贤路，殊为不可。”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问问你自己是否喜欢BBS上老拍你砖头的就知道了^_^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但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诸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决非作伪。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况下，太宗不能不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贞观二十三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初斩。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瑰宝。 　　
　　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定为五经定本。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_^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 　　
　　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无以伦比的。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 　　
　　[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3]《隋唐嘉话》
　第六章 正位中宫 　　
　　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 　　
　　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 　　
　　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时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 　　
　　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奭惶惧自请辞相，李治于是想把心爱的女人武昭仪立为皇后。这并不容易，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广大的国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于是，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 　　
　　皇帝驾临太尉兼国舅的府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稀罕了。七窍玲珑心的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分，当下不动声色地将天子及其宠妃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看来心情很好，一见面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即使对于宰辅重臣，这样的重赏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大唐铨叙之法，散官分为九品三十阶，以科举出身的，进士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明经由从八品上起叙，以门荫出身而有国公封爵的也不过从正六品上起叙。朝散大夫计阶为从五品下，按大唐制度已属通贵之官，授官便必须奏取进止，按每年量多少起叙。而今次授官的三个儿子，不过是无忌宠姬所生的庶出儿子，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折腾了半天，至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国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无忌心里雪也似的明亮，却诈作不知，话锋一转，随口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如此几次三番，直到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他在装傻为止。话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了继续说服下去的必要，于是“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悻悻然回宫。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王皇后无子”，这是李治唯一能搬上台面的废后理由，因为皇后杀一个未有公主封爵的嫔御之女，根本够不上废后的标准，何况此案还未证实，反而无子关系着大唐的国运。可是这个能搬上台面的理由，却不是个能说服人的好理由，尤其对于无忌来说。一方面，王皇后的养子太子忠正是由无忌拥立为太子的，且当年之所以如此匆忙立储，正是针对武氏入宫后不久怀孕即升昭仪的举措，因此先天便有一重抵触。另一方面，以武氏的出身和背景的确大有问题，寒门小户不说，还是先帝的侍妾，在深宫中呆着也就罢了，要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怎么可以？让天下人耻笑皇帝乱伦么？在他看来，武氏能做上昭仪已经很够意思了，她实在应该安分一点。说来可笑，长孙无忌多次干预帝王立储，每每因主张废长立幼而被人指为不合礼法，存有私心，当他头一次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力主立嫡以长的时候，却因此而身遭横祸，家破人亡。历史之吊诡，也正在于此了。 　　
　　李治很郁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重礼，却不帮忙办事，香饵吞进去，鱼钩吐出来，难怪别人会有意见，何况这人还是皇帝。以堂堂帝王之尊，亲自跑到臣子的府第行贿，本来已是上下倒错尊卑易位，现在居然还被拒绝了，这真是……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如果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对自己意愿的冷淡和对帝王权威的轻视，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李治，此刻愤怒更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又怎会没有一点点脾气。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无法挥洒自如，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正妻，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然而求诸朝堂，大臣们都意见一致铁板一块，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事情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想干预也找不到借口。后宫之中，如王皇后萧淑妃之辈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和支持，初唐宦官势力可以忽略不计。朝臣、外戚、后宫……思想一圈，能借重的只有她——武昭仪，苍茫的天地间，她是他唯一的同谋。 　　
　　向长孙无忌行贿试探，武昭仪第一次冲击皇后宝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她并不是承受不起失败的人，但长孙无忌的态度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后位的这条路将会行进地异常艰难。她将面对目前掌控朝政的所有重臣的反对，一旦失败，已经亮出野心的她下场将极为凄惨。王皇后一旦熬过这场劫难，他年太子忠登基为帝，王皇后便将升格为太后，如何对付她这个情敌，是可以料想的。不错，是她先下的手，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但现在再来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跨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头，而李治则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在命运的赌桌面前，这是她唯一可以带上阵的资本。 　　
　　纷繁复杂的局面蓦然间变得异常简单而清晰，为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他们需要对付同一个人——长孙无忌。联系彼此的不再只是男女情欲，更关系着自身的生死浮沉，他们不再只是皇帝和宠妃的关系，而是政治伙伴，以及同盟者。两人齐心合力，共同对付阻碍他们前程和梦想的元老集团。 　　
　　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 　　
　　如此稍事休息，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度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1]但皇帝的处理却异常果决，禁止魏国夫人入宫，复贬王皇后舅父柳奭为遂州刺史，中途又以“漏泄禁中语”之罪，再贬为更为遥远的荣州刺史。此外，以旧制“贵、淑、德、贤”四妃名额已满，欲别置“宸妃”之号，以武昭仪为之。以此事观之，似乎高宗此时尚未有立即废后之心，武氏也并未试图直接跃居后座，当是有意试探群臣的意向。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当是出自素来醉心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之请，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不料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却非关陇贵戚，素性忠直，贞观末期从未卷入太宗诸子之争，只在事后规劝太宗对承乾从轻发落以全父子之情，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私下打探长孙无忌的态度和进号宸妃之议，是武昭仪谋夺后位的两次序曲和试探，两次群臣都毫不含糊地亮出了反对牌，不能不悻悻然收手。纵有万丈雄心，却遭遇群臣一致的冷面以对，一时颇有进退维谷之感。既已付出了那么多，势必要个结果，然而旧时代留下的势力看来是如此强大，坚冰重重，何从突破？这时，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终于让李治下定决心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起因是长孙无忌看某人不顺眼，按老规矩想把他贬出京，虽说长孙无忌贬斥大臣常有排除异己之讥，但他跟这个人过不去却绝对是有道理的。此人便是中书舍人李义府，《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第二，说来也是初唐有名的白脸奸臣了。只是跟电视剧中凡奸臣往往形容猥琐不同，李义府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他是靠刘洎引荐才得以入仕，又显然对这位恩人深怀感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刚正豪放的刘洎，怎么会和阴柔狠辣的李义府扯上关系，于是就纷纷传说他们是同性恋伙伴。咳咳，都是美貌惹的祸^_^ [2]李义府文采风流，与来济同以文章翰墨扬名，时号“来李”。当我们读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这样柔媚清丽的诗句，纵然厌恶其为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看来做奸臣，也是要有几分真本事的，否则也不过只能做摇旗呐喊的小喽罗而已。《旧唐书》虽承认他“才思精密”，却又忍不住诸多不满，只得道“所谓猩猩能言，鄙哉！”这是因人废文了。和他清秀的外表一致，李义府跟人说话也极其谦恭有礼，脸上永远带着三分迷人的笑意，但你若以为他面和必然心善，那就赶紧攒钱给自己买棺材吧，因为李义府最擅长的便是温柔一笑就出刀，让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阴狠的事情干得多了，时人赠他一个美号“笑中刀”，又号“李猫”。初唐时选官讲究德才兼备，李义府风评太恶，和他同时扬名的来济都已经做到了中书令，他还只是个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跟许敬宗是同僚。长孙无忌掌政之后，李义府因为受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算来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因此之故，李义府一向极为留心朝中动态，探知长孙无忌有意将他贬出长安，到偏远的剑南做壁州司马，顿时慌了手脚。好友王德俭替他出主意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本有意立她为后，只是担心宰相阻挠，你若能挺身而出，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说不定可以转祸为福。”李义府深以为然，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一旦出京便将难有翻身之日。当下飞速写好，趁王德俭在宫中当值之日，深夜叩阁，直达天听，恳请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深夜之中，当然没有朝臣阻碍，表章立即送到李治手里。正为立后事得不到群臣支持而烦恼的李治，见了真是大喜过望，立即传召李义府，并赐珠一斗，留任原职。长孙无忌贬他出京的诏书都已经在中书拟好，正要转送门下省，皇帝留任的圣旨已经到了，诏书顿时发不出去，徒唤奈何。隔日，武昭仪亲自派人登门慰问。不久更将他升职为中书侍郎，为仅次于中书令的副长官。对于李义府而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也打破了李治的重重顾忌，武昭仪更是大受鼓舞，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朝中还有支持他们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李义府是第一个提出废后事宜的人，也是第一个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的朝官，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这是李治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长孙要贬斥的官吏，虽然诏书未曾送达门下，上呈李治处理，从而避免了一场面对面驳回重议的尴尬，但宦海浮沉的老手们都能感觉得出这对君臣已有了裂痕，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的升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首先波及的便是许敬宗。那位给李义府出主意让他深夜递表的狗头军师王德俭，正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我甚至怀疑，也许本来是老于世故的许敬宗察觉到了这一点，却不想轻举妄动，于是让李义府去投石问路了。 　　
　　许敬宗的仕途比李义府还惨，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才名满天下的他就已经入选秦府十八学士了，三十年过去居然还在原地踏步，继续编写永远写不完的国史，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这下总算看到机会，忙不迭地表忠心支持立武昭仪为后，四处奔走宣言：“田舍翁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当今天子！”其实这话说得十分不雅，居然把堂堂九五之尊的大唐皇帝比作喜新厌旧的老农民，真是岂有此理。许敬宗也算饱读诗书，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破比喻，但只要是赞成易后，李治听了也觉顺耳，当下又升他为礼部尚书。这样明显的暗示，就算是瞎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是最早的一批，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可以说是为她打江山的第一批功臣，后来被武后视为有“翊赞之功”,武周朝多次重赏加封，并惠及子孙，足见感念之深。受后宫之战的启发，武昭仪将这一批人物网罗麾下，组织成严密的情报网，触角于是从内宫延伸到外朝，连成一片，互为表里，便于及时掌握信息并做出反应。武昭仪坐镇宫中，总揽全局，随时留意最新进展并报知李治。这个情报网的严密与高效，是其最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支持者中，许敬宗最为资深，又是李治东宫旧属，深受信任，当下便受命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去登门拜访长孙无忌，望他通融赞成废后。 　　
　　从这里来看，李治对于舅父始终是心存忌惮的，然而关陇贵族的骄傲，两朝重臣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一帆风顺，长孙无忌仍然不愿意松口。李治花心思收买几个中下级官吏改变不了这一点。皇帝亲自登门都一无所获，许敬宗能得到什么？一通好骂。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马，同样不给面子。皇帝肝火渐渐升起，恼恨舅父太以过分，长孙无忌也没有想通一向温顺的小外甥怎么会不听话到了这个程度。皇帝的坚持，国舅的固执，君臣矛盾越演越烈，逐渐从幕后搬到了台前。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已是尽人皆知，而长孙无忌的反对，也是明明白白，一个是“春秋鼎盛，声溢震方”的年轻天子，一个是受命辅弼权倾朝野的托孤重臣，满朝文武各自眼尖尖站好队，只待风暴来临之际能够找到方向。君臣对决眼见得已如箭在弦势不可免，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安政坛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那种大变将临的疑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长安令裴行俭忍不住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认为如立武昭仪为后，国家祸患必由此而始。武昭仪的情报网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袁公瑜打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密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又飞速传到了李治耳中。李治暂时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莫可奈何，一口鸟气全出在了裴行俭头上，立即下旨将其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西州都督府地处西域边陲，这是皇帝再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任免官吏，裴行俭也是第一个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遭贬的京官，不料这一去就造就了大唐一代名将的产生。裴行俭文武双全，纵横西域，从未败过，代表着大唐文人用兵的最高水准，并为大唐培养了王方翼、程务挺等诸多名将，他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也因为他是最早被逐出京城的反对派吧，这也让他幸运地避过了君臣交锋最激烈的对决，从而逃过了之后接二连三血腥的大清洗。后来被贬出京的人士，无不杀身殒命，家破人亡。裴行俭这个最初的失意者，却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塞翁失马，祸福相倚，古中国的这一智慧哲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得以印证。李治一旨贬黜裴行俭，再也按捺不住，遂于永徽六年九月，正式提出了易后之议，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政坛的飓风也随之而刮起！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及核心人物。大唐实行群相制，易后前夕共有宰相七名，分别为： 　　
　　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北魏皇族后人，父亲为隋代著名外交家长孙晟，母亲也出自高门大阀渤海高氏，关陇门阀领袖。与太宗相知莫逆，一手将李治捧上皇位。李治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因兼具顾命大臣吉国舅双重身份，权倾朝野，唯与军方关系一向疏远，且为当时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彻之死负有直接责任。执政多年，缔造了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却也树下政敌无数。 　　
　　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初唐名将，军方领袖。起自山东寒门，少年时即已名扬天下，即《说唐》中的徐茂公是也。李勣向有“纯臣”之名，玄武门事件中恪守军人职业道德，拒不介入皇室内斗。贞观末期随着李靖的隐退、侯君集谋反被诛，李勣俨然已成为大唐首席将领。更因原为李治东宫旧属，太宗对其着意栽培，既是弥补长孙无忌不善军事的弱点，也是作为一种分权和制衡。高宗登基后，李勣为避免与长孙无忌直接抵触，坚拒尚书省左仆射之位，远离政治漩涡，高阳公主谋反案后，李治以之接替吴王恪拜为司空作为拉拢，推重之心，溢于言表。 　　
　　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
　　出身鲜卑贵族，其先祖于谨，与李唐皇室祖先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家世十分显赫。本人文章德行冠于天下，高祖时便对他甚加礼遇，贞观时为太子承乾之师，因屡屡直言诤谏触怒太子，遣刺客刺杀于志宁。当时于志宁正在守丧，其孝行与品格竟连刺客也为之感动，下不了手，于志宁这才逃过一劫。因此太子谋反案发后，原东宫旧属均获罪被贬，唯有于志宁仍然深被信任，又被派去做李治的老师。于志宁是个老实人，真正的至诚君子，持身谨慎，一直力图远离政治是非，然德高望重，世所同钦，永徽时除继续担任宰相之外，更再拜为太子忠的老师。 　　
　　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先祖为南朝衣冠，父亲褚亮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贞观时渐受重用，官至中书令，与长孙无忌一同受命辅政，颇有权势。褚遂良于贞观后期即已投效无忌，合力将李治推上皇位，其间也少不了有些小动作，对于拥护承乾及李泰的大臣有所打压，刘洎之死即与他有关。 　　
　　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
　　旧隋名将来护儿之子，江都政变时炀帝被弑，来氏家族阖家殉难，来济成为唯一遗孤。来济并非关陇贵族集团成员，而是以原李治东宫旧属的身份被起用，直言敢谏，文名传于天下。 　　
　　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
　　出身山东著姓、四大望族之首的博陵崔氏（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崔敦礼高祖时便已入仕，精善辞令，长于外交，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后接替为中书令，当时年事已高，屡次请求退休，处于半隐退状态。 　　
　　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
　　关陇贵胄，与长孙无忌及李唐皇室均有间接婚姻关系，新近提拔为门下省最高长官。 　　
　　虽然从家世和背景来看，这些人多出生于高门士族，但和长孙无忌真正说得上同气连枝的，主要也就是褚遂良和韩瑗二人，只是因无忌同时兼具外戚与顾命大臣的身份，无形中成为众人领袖罢了。 　　
　　这日朝罢，按规矩宰相在退朝之后当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是为政事堂体制。忽闻皇帝宣召宰相入内殿议事，然而宰相七人，仅有四人被宣召，即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省左右仆射于志宁及褚遂良，而近期提拔的韩瑗、来济及崔敦礼三人均未获召见。事有蹊跷，人人心中俱有所感：“今日之召，多为中宫。”——该来的终于来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有人提议。
　　褚遂良考虑了一下，道：“太尉贵为国舅，如触怒皇上岂非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
　　又有人提议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称：“司空为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遂良躬奉遗诏。若不尽其愚诚。何以下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3]
　　这样的交谈，无疑是在事先串联以求达到共同劝阻皇帝废立的共识，要求英公李勣首先进言，则是明着试探李勣的态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勣当即决定称疾不入，避免在关键场合公开表态。他既不愿意帮助群相给皇帝施压，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回避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其余三人步入内殿，皇帝沉默良久，顾望长孙无忌道：“莫大之罪，绝嗣为重。皇后无嗣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孝道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 　　
　　李治不甘心，第二日，旧事重提。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背景全部抖了出来：“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
　　武氏原为先帝侍妾，高宗以之为妃，已是子夺父妾，行同乱伦。这个事实虽然尽人皆知，却绝少有人敢当面说出来。而今到了废立皇后的生死关头，褚遂良突然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大出高宗的意外。
　　光天化日之下，自己的隐私突然被赤裸裸地形诸口舌，公诸于众，“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一字字如箭刺心，凌厉尖刻，惟其说的是事实，更让当事人觉得情何以堪。
　　褚遂良犹未住口，续道：“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
　　此次以孝道责备皇帝，已经不像昨日那样仅仅是遗弃王皇后，有负先帝嘱托，而是直斥皇帝子夺父妾，乱伦通奸，给先帝戴绿帽子了。纵然他是顾命大臣的身份，说出这话也可说是大胆已极了。
　　皇帝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臣得罪陛下，罪该万死，可是只要能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罢频频叩头出血。题外话一句，褚遂良对于太宗倒可以说是竭尽忠诚，相当依恋的，太宗曾谓：“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李治此刻听来，只觉愤慨，怎么你对老爸就是小鸟依人，对我就是老树盘根？难道他是皇帝，我不是皇帝？骂得那样痛快，皇帝还没有发作，他倒先寻死觅活起来，一腔怒火，哪里还按捺得住！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 　　
　　刺目的鲜血，盛怒的皇帝，气氛紧张得如绷紧的弦，快要断裂开来，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扑杀此獠！”
　　赫然竟是武昭仪！
　　她当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嫔妃罢了，竟然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不仅偷听，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群臣震惊过度，一时反倒说不出话来。
　　平心而论，武氏这一生很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当是褚遂良先鄙薄她出身寒门，接着揭露她曾事二夫的隐私，让她太以难堪，激怒之下终于不克自制吧。
　　原本紧张得让人喘不起来的局势，被武昭仪这么横插一脚，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尴尬。长孙无忌毕竟久经风浪，当下道：“褚遂良曾受先帝遗命辅政，不可加罪。”
　　此次激烈程度比昨日尤甚，先是褚遂良指责皇帝乱伦，天颜震怒喝令拉出，顾命大臣血染金殿，武昭仪帘外发难，君臣针锋相对，态势逐步升级，亲眼目睹这一场龙争虎斗互不相让直至最后彗星撞地球一幕的两朝老臣于志宁，吓得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皇后是陛下在籓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4]这是重弹太宗亲为择妇的老调，加以废立为取乱之道，可是皇帝要的就是四海之士惕然心惊的效果，重塑天子威严，哪里肯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悲不自胜。皇帝大怒，促令引出。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以皇后母仪万国，左右善恶，事关重大为由，援引妲己倾覆殷商，褒姒毁灭周室为例，直斥武昭仪必为亡国祸水，不堪为后。与关陇集团素无瓜葛的中书令来济也上表声援，纵论古今，大谈家世背景之重要，汉成帝以出身微贱的赵飞燕为后，如何使得皇统亡绝，社稷倾沦云云，总之以出身背景两皆尴尬的武昭仪为后就是不行。 　　
　　这些话虽已重复过多次，高宗早已听得耳朵生茧，再不新鲜，可是立后之事竟然牵动那么多宰相，态度又都是如此坚决，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七名宰相除了李勣尚未正式表态之外，无一持赞成态度，激烈反对的倒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多出生士族，无论家世背景，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武昭仪虽然新近也招揽了一批支持者，但都是中下层官吏，资历最老的也不过就是有“无行文人”之称的许敬宗而已，他的礼部尚书还是刚提上去的。要依靠这些人力拼整个宰相集团，显然不现实。他们的富贵都是高宗给的，而高宗自己的皇位都是长孙无忌给帮忙捂热的，只此一端，高下立见。高宗烦闷之下，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然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现在只能停止。”李勣微笑，笑容中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此为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5]作为军方代表的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自可随心所欲，不必有太多顾忌。对于高宗来说，这句话真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露，精神为之一振，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一锤定音。——“上意遂决。” 　　
　　对于李勣这一举动，历来颇多猜测，有认为他因太宗临终前的贬官举动暗含杀机感觉寒心，故此在大唐社稷面临危机之际采取了袖手旁观冷漠以对的做法，然而细细考究便可知此说颇为牵强，大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毕竟，武氏当时不过是个宠妃罢了，后来能走那么远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开天辟地以来什么时候出过女皇帝呢？而当时有震主之威权势侵凌天子的，并不是曲意承欢的武昭仪，恰恰正是直言厉色反对废后的托孤大臣们。如果李治自己是有才能的，那么很显然他借皇后废立事件开始巧妙地摆脱被老臣控制的情况，意欲有所作为，难道不好么？如果他本人昏庸无能，那么被权臣挟制和被内宠玩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至少是个改变的机会吧！王皇后本人并不是一个贤能出众的聪明女人，况且没有子息，何足为惜。 　　
　　值得注意的是，受命保护王皇后和长孙无忌的，是褚遂良而不是李勣。从太宗的临终安排倒是可以看出他是以长孙为辅政，以李勣为制衡了。李勣是否另有遗命在身，这里暂且不论，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和褚遂良不同。而终高宗之世，李勣这个军政大保镖的任务，也算功德完满，这不仅表现在皇后废立事件中，给予李治以军方的承诺和支持，也表现在日后李义府触怒高宗时，李勣作为唯一监审的朝中重臣，判处李义府以长流岭外的无期徒刑，累及家属，虽遇大赦而不得放还，最后愤激而死。这也难怪日后武后临朝称制，何以会激起李勣之孙徐敬业的反抗，而武后又何以会罪及英公尸骨了。 　　
　　除了以上为公的原因，从个人上来讲，不过问皇家是非向来是李勣坚守的原则，玄武门事件即持中立态度。而他跟长孙无忌的关系，素来疏远，真要说起来，长孙一手炮制了名将李道宗和薛万彻之死，跟这二位有袍泽之谊的李勣未必不怀有戒心，又怎么能期待他会像一直和长孙合作愉快的褚遂良那般支持长孙无忌呢！ 　　
　　总之，不管他是为公也好，为私也好，作为军方领袖人物的他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说话，给了李治以万金不易的承诺，暗示长孙决不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只要军队不掌握在权臣手中，那就好办。得此一诺，李治始能放手施为，不致担心长孙无忌情急之下效霍光行废帝之事，当即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拿顾命大臣开刀了！ 　　
　　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所谓“谋行鸩毒”云云，无非欲加之罪，只是因王皇后历经劫难而未倒，在此添上最后一根稻草，而萧淑妃如何会获罪，却完全找不到迹象。唯一的解释是武昭仪忌惮她曾经受宠，又有子嗣，视之为潜在对手，务必除去，至于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令李治对淑妃如此厌恶，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道诏旨一下，足见胜负已分，大局已定，许敬宗遂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再度下诏：“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道诏书也是出于许敬宗的手笔，与其说是措辞如何巧妙，用典如何精致，毋宁说是一通挟嫌含怨的回应之词，字字句句，皆是针对众宰相反对武后的言辞。既鄙薄武氏出身寒微，便开篇即声称她为名门闺秀勋贵之后，既指责她曾事二夫不堪为后，便回应这是先帝自己的安排，亲自送给儿子做礼物的。这类册后诏书原本吹捧虚饰的居多，但似这般从头到尾撒谎到底，竟赫然昭告天下的，也算史无前例了。不过昭仪的性格，向来不惧人言，若是真一剑刺去她可能还害怕一下，若只是出言议论，她当你是空气。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因此册后典礼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异常隆重，让天下都看到新皇后的煊赫声势和今日风光。这种心态，李治完全可以理解，他深心之中又何尝不想穿着正式的皇帝冠冕，册立自己所爱的女人为皇后，好好地向一众反对立后的老臣示威一番？立后诏书一下，随即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恭贺道喜的人络绎不绝，而武昭仪这时却出乎意料地上了一道表章，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皇帝以表章出示韩瑗和来济。 　　
　　武昭仪何以会在立后大殿前夕上此表章，其用意颇可玩味。有指她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故示大度，表示自己确有母仪天下的胸襟和雅量，其实不然。若武昭仪果有此心，她应该要求的是宽恕二人谏阻立后之举，却无端端的把庭争宸妃的往事提出来，“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 既然这件事情那么困难，他们也算忠心为国了，当赏。”）尤其语含讥讽。当日韩瑗与来济以不合制度为由，迫使武昭仪做宸妃一事搁浅，而今立后的诏书也堂而皇之的昭告天下，岂非一大讽刺！ 更是一种危险的提醒和暗示，表示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过了就会这么算了，这一点一滴，件件桩桩，都深刻地铭记在心，并没有被忘记。难怪韩瑗来济看了表章之后不喜反忧，频频要求辞职，皇帝不许。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废立皇后之争，终以朝臣的全面败北而告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回顾这场没有硝烟却意义深远的战争，深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们（可称为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吧！）是太过自信，也太轻视对手了。明知道王皇后已经因为小公主之死而失宠，王皇后舅父柳奭也因此罢相贬黜，仍然没有一点点警觉意识，严重低估了武昭仪的野心和能耐，从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应变的状态，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其次，长孙无忌掌政多年，虽然权倾朝野，却也树敌无数，对其专权垄断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只是被掩盖在一片喝彩声中罢了。而无忌因为仕途的一帆风顺，逐渐冲昏了头脑，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皇帝转变态度与自己渐行渐远无所察觉，对手握军权的李勣的立场和态度，也自始至终在状况外，直至最后决战时刻，仍然蒙在鼓里（由此也可见李勣的世故与老练），铸就了最后惨败的主因。军队既不在手，何以威慑他人？只搬孝道这类的大道理，那是只能招人烦，不能让人怕的。道理大不如拳头硬，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昔日西汉权臣霍光便是靠了军队的支持，就算毒杀许皇后，汉宣帝也只能忍气吞声，长孙无忌若有军队之助，何至于如此束手无策？不过，这也从一方面反映长孙无忌虽有私心，但对李治由始至终并无加害之意，更无篡夺李唐江山之心了，否则掌政多年，在军队上安插收买几个亲信并非难事，然而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能在短短数年间，由侍女而宠妃，最后夺嫡成功，正位中宫，除了她本身的聪明机智，以及李治对她确有真感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李治本身跟顾命大臣们便有嫌隙，一直希望能找机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否则即使李治对她宠爱有加，也很难无视那么多重臣的激烈反对，将她捧上皇后的宝座。我们对照日后玄宗对于宠妃武惠妃立后之请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玄宗对于武惠妃是有真情的，后来明知道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对她的怀念依然不曾稍减，让她死后还圆了自己的皇后梦。然而在武惠妃生前，面对着活色生香的妃子，玄宗也并没有让她戴上皇后的凤冠，起因也无非就是重臣反对而已。最后君臣各退一步，武惠妃享受皇后的实际待遇，却始终没有皇后的名分。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为讨好宠妃杀子杀女都很常见，——那不过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副产品，但为此而杀大臣却不多见，杀宰相一级重臣的更是寥寥可数，反而为了讨好大臣而宁愿娶丑女为妃为后的比比皆是，网络上流传的晚清诸妃照片可以为证^_^ 何况李治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朝臣，而是整个宰相团体，立后事件不久，除李勣外，其余六名宰相全部大换血，可见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 　　
　　因此，这场立后风波的真正主角正是李治本人，有计划地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发动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于收回帝王的权柄，只是因为政事上无隙可乘，于是转而从后宫寻求突破。而武昭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和牵线搭桥，因天子深居九重之内，是不好动辄亲自出面拉拢官员的。不过也应该看到，在立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李勣，并非短期内利诱以金帛功名便能打动，考虑到李勣事后依然谨守臣节，远离决策圈子，并未借机邀功，为自己谋取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很难说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武昭仪合作了。然而武昭仪的表现，仍是令人赞叹的。在李治的支持下，利用行贿、重赏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织起自己的翊赞班子，在内宫外朝均密布眼线，随时监控政敌的一举一动，甚至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企图心和控制欲，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战术。她的果敢和才智，令李治对她叹服之余也更为倚重，已不再只是亲密爱人，更兼具了政治伙伴这一身份。而在立后斗争中收编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也逐渐成为她的心腹，为她日后进一步干预朝政建立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高宗李治正式册立三十一岁的武昭仪为皇后。是日，百官朝新皇后于肃仪门，开百官朝皇后之先例。司空李勣与立后斗争中持中立态度的老臣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在这万众瞩目荣耀之极的时刻，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否会想起从十四岁入宫起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回首当年，几番感慨，几多悲凉？她是否在总结这次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中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而倍感欣慰？或者，低回凝眸间，她也会想起早夭的长女？那一抹大红朝服也掩不去的淡淡的血痕，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和遗憾。这些都有可能，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她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计划了吧，如何把长子弘扶上太子的宝座，令自己的后位更加稳固。沉溺在往事中顾影自怜或沾沾自喜，并非武皇后的风格，她的目光，永远是向前看的。事情也总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现有的，便必须拥有更多的。填不了的欲望，停不下的脚步，目标永远在前方。为什么不呢？欲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不幸。”当踌躇满志的武皇后为儿子的将来谋筹规划的时候，她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弘儿将成为她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而此刻，终于排除万难让武昭仪带上凤冠成为皇后的李治，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己生命中最爱的女人，才是李唐王朝的真正终结者，李唐皇族最可怕的敌人。同样，时光倒流十多年，当长孙无忌最终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又岂会想到跟自己最贴心最温顺无害的小外甥，今日会变得如此疏远如此陌生呢？时光在走，改变所有，至亲至爱，终成对手。在危险而残酷的权力的祭坛上，所有的热爱与依恋，终究会化为阵阵轻烟，随风湮灭。 　　
　　立后大典，肃穆而堂皇。成为皇后，是古中国每个女人梦想中荣耀的极致，却非武则天人生道路上的巅峰。接过李勣呈上来的皇后的玉玺，如此晶莹而温美，折射出它所代表的无上荣光。从宫妃到皇后，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她终究是走过来了。轻迂一口气，她极目远眺，看夕阳将血倾泻在长安城巍峨的宫墙上，华丽而森然，有种令人震怖的美。现在她是这里的主人。 　 开宗明义，本贴是谈大唐漂亮的名女人。其一，是要实有其人，唐传奇中的崔莺莺霍小玉或者有其原型，但真真假假虚构的成分居多，不入选。同理，既然是美女，至少也要有文字记载“佳人”“有美色”才算是。其二、为了广泛地反映整个时代，各行各业只选一名代表人物，免得满篇都是妃嫔和妓女。在此基础上，越有名越好，越漂亮排位越高，呵呵。 　　
　　1、 贵妃杨玉环
　　职业：宫妃
　　入选理由：还用说吗？论知名度论美貌，杨玉环都是当之无愧的花魁。作为四大美人之一，唐代吟诵她美貌的诗词不胜枚举：“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解释春风无限意，沉香亭北倚栏杆”，就连她哭起来都是好看的呢：“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个人以为贵妃之宠冠后宫不仅在于美貌，也在于她的才艺。一曲霓裳羽衣舞冠绝唐代宫廷，号称绝世无双，否则无法解释她已经38岁，依然圣眷不衰。
　　今生最合适职业：发挥特长，做舞蹈演员吧，国家级的。
　　经典名言：何以要入帝王家？其实我只是一个舞蹈演员。
　　代表人物：杨丽萍。看她跳雀之灵孔雀舞什么的，就常想起那句话“风吹仙衣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曲”，莫非真是杨MM转世？呵呵。 　　
　　2、 武瞾
　　职业：皇帝
　　入选理由：论美貌应该在杨玉环之下（李隆基后宫美女四万人，眼光大概比李治高），不过按香港小姐“美貌与智慧并重”的评选标准，武氏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名气就更不用说。也有异议，说史书上她是额头方脑门高不算美女，老大，这是唐人的审美标准呀！要把现在的模特儿选美冠军等送回唐朝，只怕宫门都进不了，直接送回来说营养不良要你再多养两年的说~史书上可说明明白白说了武则天是因为“美容止”被招入宫的，再说了，如果不是漂亮MM的话，大概她一生的宏图大业都没机会实现，只因在古代妇女没有合法参政途径的情况下，惊人的美貌绝对是步入权力中心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其重要性就如现在找工作必须有一份大方得体的resume一样^_^
　　今生最合适职业：炒股。以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当然不难做个陈方安生或者叶刘淑仪。不过现在女子可以选择的职业多了，搞政治却是一门投资大风险高的行当，以武则天的聪明，大概不会再选吧，上辈子有那么一次经验已经够了。这样的话炒股便是不错的选择，同样可以感受到惊心动魄的刺激，却又不必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且武则天投资眼光奇准，看见老子不对付立刻找上儿子，一旦发现上套，自可拿出掐死亲女的狠劲斩仓脱套，如此眼光行事，必可成为股坛大鳄再创神话。
　　经典名言：敢套牢我？匕首割断你的喉！
　　代表人物：女版索罗斯罢，虽然是炒卖外汇，不过也就这个名气大些。 　　
　　3、 上官婉儿
　　职业：女官
　　入选理由：才貌双全，武则天的心腹，则天时已是“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官拜昭容，秉国权衡，号称“女中宰相”。懂权谋又精擅诗赋，品评天下文章无有不服。则天时曾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为梅花，竟成为一时风尚，可想见其人之风华绝代。玄宗曾搜集她的诗文为文集，令宰相张说作序，称其“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上官婉儿）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
　　今生最合适职业：以上官前辈这般才华容貌，做哪行都应该是香饽饽，不过以上官之好出风头，可能作美女主持比较合她胃口。
　　代表人物：美女主持象沈冰这些，虽然追捧者众，但才华要跟婉儿比，那是差了不止一个两个档次，勉勉强强算杨澜吧，好歹有个美国名牌大学的文凭，采访的也都是些名人，但还是觉得有些委屈婉儿了>_< 　　
　　4、 薛涛
　　职业：乐伎
　　入选理由：“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唐代著名诗伎，其才华曾让剑南节度使韦皋叹服，有意让她担任校书郎官职，但无奈她身份卑微，只好作罢。数十年间，剑南节度使共换了十一位，每一位都被她的绝色与才华吸引。可她最后爱上的是小她十一岁的才子元稹，这段情缘只能无疾而终。薛涛脱籍之后洗尽铅华，不再参与诗酒花韵之事，隐居浣花溪畔望江楼中，遍植修竹，听风吟月，跟友人应答的纸笺也亲手印制成一种别致的绯红色小笺，过着一种精致而清淡的生活，直至去世。
　　今生最合适职业：还用说吗？小资就是这样来的J
　　代表人物：这还真的难倒我了，现在中国城市里的女小资千千万，不过真有风情的不多，附庸风雅的不少。安妮宝贝吧，不过薛涛笺可比她笔下的虾米白棉布裙子优雅多了。 　　
　　5、 鱼玄机
　　职业：女冠（就是女道士）
　　入选理由：既然有薛涛，岂能没有鱼玄机？风流貌美,工书善诗,因妒杀人,天年不永，简直可以拍成香艳电影的女主角。唐才子传中言：“时京师诸宫宇女郎，皆清俊济楚，簪星曳月，惟以吟咏自遣，玄机杰出，多见酬酢云。”与大诗人温庭筠交游，多有唱和。因怀疑婢女绿翘与自己情郎有私，杖杀之埋于后院，事发被杀。美丽的容颜，绝高的才情，叛逆的性格，艳糜的私生活，戏剧性的结局，其传奇程度绝对不在顾城之下。诗人也是可以杀人的，不分男女^_^
　　今生最合适职业：美女作家
　　代表人物：卫慧吧。不过卫慧没有她的叛逆到底和对感情的坚贞。 　　
　　6、 公孙大娘
　　职业：剑客（其实应该算舞伎的，也就是歌舞演员，但公孙大娘明显是未入籍的，有人身自由。一向对《唐传奇》中的红线聂隐心向往之，可惜是虚拟人物不能入选，就以公孙大娘为这类人物的代表吧！）
　　入选理由：「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公孙大娘是唐代最杰出的舞蹈家之一，擅舞「剑器」，舞艺超群，常在民间献艺，极负盛名。又多次被召入官，表演剑舞技艺：「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唐代舞蹈，有文、武之分。武舞又称“健舞”，文舞又称“软舞”，若说杨玉环的霓裳羽衣舞是唐代软舞的魁首，柔媚动人，飘然若仙，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就是唐代健舞的宗师，刚健激烈，优美雄浑。说来唐明皇这辈子也真没白活，艳福享尽，眼福饱尽，真是很值了。
　　今生最合适职业：武打巨星
　　代表人物：杨紫琼 　　
　　7、 文成公主
　　职业：公主
　　入选理由：唐代公主之多姿多彩，不选一个可惜了。但大多骄矜跋扈，我所不喜，且明文记载了美貌的不多。文成公主是个例外，藏文典籍上满篇的“美如天仙”“白度母下凡”之类的句子。就算藏人见识少，美貌度打个八折，也还是美人，最多排名低一点。何况文成公主如此大大大的有名，剑尖上的玫瑰，让西藏由雪域变成佛国，为唐蕃带来三十年的和平。既然是说唐，又怎能不提这样一位公主？
　　今生最合适职业：形象大使
　　代表人物：以文成公主的功绩，就随便编排一位推销商品广告的“形象大使”无疑是过分了，太太太大材小用，至少也应该是申奥的形象大使才行，不过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好像是邓亚萍的说，爆汗！ 　　
　　8、章台柳
　　职业：姬妾
　　入选理由：在关盼盼和柳氏之间犹豫了很久，决定还是选柳氏，她的生活看起来比较正常。这帖子里的超卓人物太多，应该容得下一个小女子的平凡爱情。大历十才子之一韩翊的爱妾柳氏，本来是好友李生的爱姬，才艳俱绝，慕翊之才，李生知其意，将柳氏赠韩，两人情爱甚笃。安禄山叛乱后，在兵荒马乱中柳氏为蕃将沙叱利所夺，后韩翊遣人寻访柳氏，并写了一首《章台柳》带去：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见词，不胜呜咽，复词《杨柳枝》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这件事遂因《章台柳》的名诗而流传，代宗皇帝听闻，下诏令柳氏归韩翊，另赠二百匹绢给蕃将沙叱利，为后人留下了章台柳的传奇故事。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乱世儿女的爱恋痴缠，说什么人逢乱世，道什么身不由己，情若真哪怕悲欢何妨聚散。他们的故事不曾照亮汗青改写历史，只留下一段温暖，供后人吟哦怀想。只是不知怎么的，章台柳后来竟演化成了妓女的代名词，真正岂有此理！
　　今生最合适职业：家庭妇女
　　代表人物：每一个被丈夫宠爱的小妻子 　　
　　本来还想加上虢国夫人作为贵妇人官太太的代表，韩翠屏作为普通宫女的代表，凑成十位整数，正好“十全十美”，想想后面两位不够有代表性，不如就此搁笔，不必强求整齐完美。只是从头到尾一看，今人无论才气还是风情大多逊于古人，回思今日之中国与彼时盛唐气象，不觉怅然若失。 　　
　　听好风长吟，
　　望美人如梦，
　　不看明月雄关，
　　不留飞燕玉环，
　　喝罢黄河之水天上来，
　　酒醒杨柳残月且偷欢，
　　唱罢笑傲江湖祭沧海，
　　雁渡寒潭有几只回还。
　　西出阳关就没人再回。 44、“风度得如九龄否？”——闲话唐代宰相风度（作者萧让）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历代中秋咏月的佳作不胜枚举，我独爱此句，感其意境之雄浑高远，方知何谓盛唐气象。皓月当空，天青海碧，也不禁想起此诗的作者，被誉为“文中之帅”的开元名相张九龄来。 　　
　　张九龄，以诗文和风度名动一时，为人正直而有责任感，一心“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典型，一度和玄宗也曾君臣相合，共创开元盛世，然终不敌李林甫之巧言令色善事人主，在其口蜜腹剑下败下阵来。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玄宗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秋天给张九龄送去一把扇子，暗示已经用不着他了。然张九龄虽被罢相，其翩翩神采仍让玄宗念念不忘，其后每逢荐引公卿，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好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一语道破唐代对士人品貌的推崇。唐代以科举取仕，但科举高中并不等于就能马上当官，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考核的标准有四条： 　　
　　一曰身，谓体貌丰伟。头一条就是要求风神俊朗，可见帅哥在唐朝实在很占便宜。而相貌太过丑陋的人是不能做官的，大概觉得有伤国体，很丢士大夫颜面。 　　
　　二曰言，言辞辩正。要能言善辩，哑巴、口吃患者、说不了两句话就被人驳得哑口无言的，统统不合格。这一条有点歧视残疾人，唐人也自有道理：作为一方父母，笨嘴拙舌吞吞吐吐，如何能民众心悦诚服？ 　　
　　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 　　
　　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地方长官处理民事纠纷最后结案宣判的时候要写判词，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必须用对仗工整的四六体骈文，称为骈体判，既要引经据典符合法律条文，还要文采斐然琅琅上口，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判词。白居易文集里的《甲乙判》就是他宦海生涯里处理案件的判词总汇，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且幽默风趣不悖人情道理，后人称“百读不厌”。唐人之善化生活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故此唐代的政治家也多是书法家和文学家，只因这样的取仕标准，没两把刷子，是拿不下来的^_^ 诚如《容斋随笔》所言：“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精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散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茌语\堂判犹存.”中唐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以风度、书法和文章取仕渐渐成为主流，这在名列百官之首的宰相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多善属文工书，优雅从容，温柔敦厚的士大夫品派，俨然成型，是之谓宰相风度，尤以元和诸相为最。 　　
　　据唐人笔记《幽闲鼓吹》记载，侍郎潘炎的妻子一次宴请儿子的同僚，遍阅诸人，独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潘夫人不禁赞叹：“此人气质大异常人，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此后，人们便以惨绿少年作为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的代称。时光荏苒，昔日的翩翩少年杜黄裳果然荣登宰甫，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诸处叛乱，令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元和中兴，以此为始。唐之藩镇割据，自代宗时形成，德宗发动平藩之战，反引发朱泚之乱，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宪宗元和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部将刘辟作乱，满朝文武都以西蜀险固，不宜生事，准备依旧例予以承认，唯独一介书生杜黄裳强烈反对，坚请讨除。他举荐高崇文为帅，又奏请不再让宦官做监军，使高崇文得以放手施为，鹿头山八战八胜，活捉刘辟，平定西川。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心，于是奏请剪平藩镇，还政中央，整肃朝纲，纪律风气，为之一张。史称杜黄裳通达权变，有王佐大略，虽为相日短，比不上裴度的政绩彪炳，也没有武元衡那样悲壮的结局，故此可能给人印象不深，然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朝廷不再对藩镇妥协退让，诚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贤相。然而和他政治上的强硬立场相反，生活中的杜黄裳雅澹宽仁，一次生病，庸医误诊，将他整治得死去活来，别说是高官显宦（一般来说越是高官越怕死的说），就算一般老百姓，拔错一颗牙恐怕也会气得当场跳起来，何况象他那样给治丢了半条命的。杜黄裳却仍是一以贯之的淡然处之，始终不曾责骂加罪，可见他的修养和德行。 　　
　　杜黄裳之后拜相的武元衡，是一位极温雅沉静彬彬有礼的书生，晚唐著名诗人，诗风雅正，音韵清朗，切合音律。据正史所载，武元衡每有新诗出，必被好事者谱入歌曲，广为传唱。张为曾做《诗人主客图》分元和诗人为六派，各有主人一人，升堂、入室、及门等宾客若干，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与白居易齐名，刘禹锡尚在其下，可见其影响力。高崇文虽有平蜀之功，然善治军不善治蜀，宪宗于是让武元衡代他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走的时候满载军资金帛伎乐古玩而归，“蜀地几为之空”。武元衡到任之后选贤才，安黎民，抚蛮夷，为政廉明，生活节俭，政绩卓著，中外同钦。然而蜀地自韦皋以来已养成了诗酒花韵召伎宴饮的官场习气，即席赋诗对于文采风流的武元衡来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持身甚正的他并不真喜欢这种浮华风气，《新唐书》说他“雅性庄重，然淡于接物”，就是说他不喜欢应酬。从那句“满堂谁是知音者”的宴饮诗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片觥筹交错中武元衡那温和有礼而又有些寂寞的微笑。一次宴席上，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淡淡一笑，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终不让宴会不欢而散。 　　
　　然而，谁若以为他的温文尔雅是怯懦无用，他的彬彬有礼是软弱可欺，那就错了。这个清雅俊逸如鹤一般的男子，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失礼，但任何压力都不能让他低头。元和三相，以他的性格最为倔强刚烈，是朝廷里最为强硬的主战派。得宪宗信任拜相之后，所有兵事都由武元衡主持，平定浙西节度李锜之乱，又力主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强藩相互勾结，又重金贿赂朝廷大臣，互为呼应，武元衡承受着极重的压力，却从不为所动，一力主战，声色俱厉，决不对强藩退让半步。对于杜黄裳，藩镇想过贿赂，对于武元衡，就只有诋毁和攻击。在一切政治手段均告无效之后，元和十年，武元衡被藩镇派遣的刺客刺杀身亡。武元衡之死，极为惨烈悲壮，唐书描述如下： 　　
　　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々，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 　　
　　武元衡是唐朝我最喜欢的宰相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那悲剧性的结局吧。他的诗作以瑰奇艳丽著称，唐诗中色彩最浓烈的诗作就莫过于他的那首“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末句色彩对比之强烈感性，常常让我想起他温和的微笑和悲情的结局，想起飞腾的火焰和淋漓的鲜血，昭示着生命的壮烈与不屈。他终以自己的生命为献祭，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与武元衡同时遇刺的还有宰相裴度，他戴的扬州毡帽救了他一命（据说此后扬州毡帽风行一时），不少大臣慑于暴徒之残忍猖狂，提议放弃淮西用兵，并且罢免裴度。但是宪宗力排众议，不但不免裴度，而将他擢为宰相，全力主持淮西军务。 　　
　　裴度，晚唐著名政治家，曾为武元衡幕僚，受其影响很深。面对着强藩的暗杀威胁和朝廷内主和派的诸多牵制，裴度毅然肩负起平藩的重任。淮西之战自元和九年始，终于元和十二年，为宪宗平藩战事中之时间最长者。在这次战争中，裴度起的是总指挥的作用。参战将领虽不乏当世名将，但是都没有能力统筹战局，门户观念很重，难于团结。所以前期官军的战绩是不乐观的。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这时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进行已经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裴度立下生死状，自请去前方督战，取消宦官监军，全力支持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有了李朔雪夜入蔡州城擒吴元济的传奇。讨伐淮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各地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也有犹豫观望的，在宪宗的支持下，裴度或游说或讨伐，终于平定各地大小藩镇，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元和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韩愈曾撰碑文，以淮西的胜利裴度应居首功。李朔不服争功，谦和的裴度当即找人另撰碑文以李朔为首功，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为传颂的始终是韩文，在天下人的心里，自有他们的评判。 　　
　　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三度拜相，又被五次排挤出朝廷。宪宗去世后，好不容易解决的藩镇问题在穆宗朝又再度出现。穆宗不能给与裴度强有力的支持，诸宰相不是与之通力合作，而是不断的拉后腿。在累战无功的情况下，又是裴度再度出马，主持削藩。穆宗贪玩不理朝政，但在裴度打理下政局尚可支持。敬宗被宦官刘克明谋害，又是裴度出面收拾残局，诛杀刘克明，拥立文宗继位。晚唐宦官当道，人臣趋奉，如元稹等都奔走门下以求闻达，唯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朋党相争之时，他也不拉帮结派，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正因他抑权宦，无朋党，因此屡遭排挤，但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一身系天下安危数十年，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 　　
　　裴度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享年70余岁，一生平藩镇，黜权奸，斗宦官，远朋党，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的风度，正史野史都记载很多，更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热门题材，至今流传的传统剧目中，仍有《裴度还带》这一出。裴度不信术数，不好服食，经常和人家说:管它是鱼肉还是果蔬，有了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宋代宰相常常都有一段“身外之物不足贵，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从吕蒙正拾千金而不动心，吕公著失重宝而不变色的这类轶事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唐人那洒脱豁达的流风余韵。 　　
　　然而今天我们谈起宰相风度，不仅仅在于他们面目的俊秀，风度的优雅，更在于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那铁石般的意志和宽厚的心胸。为国家、为公义，一往无前，九死而无悔，对于个人的名利荣辱，却是淡然处之，毫不萦怀。武元衡受辱于小吏，裴度让功于李朔，但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即使面对着藩镇强权和死亡的威胁，也铁骨铮铮绝不后退半步。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增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千载之下，读来仍然震撼人心。而这种笑看生死的择善固执，并不是后世小气文人的迂腐斗气，他们确有经世之才，救世之功，这才是最重要的。必要以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为背景，才能凸显其与酸文腐儒的不同。在其位需谋其政，身为宰相，一身系天下安危，首先应对国家尽责，对百姓尽心，在此基础上的淡泊和谦让，才分外让人感叹。 　　
　　因此让玄宗赞叹不已的张九龄的宰相风度，对于百姓来说，又是另具一番意义：不在于他的千古文章，不在于他的翩翩神采，而在于他刚直不阿的耿介风骨，以及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怜惜岭南百姓翻山越岭的艰难，张九龄奏请将秦时的梅关古道从原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拓凿成一条宽阔平坦可供四马并行的车马大道。此后千余年，梅关古道一直是连接中原与岭南，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最重要通道和纽带：南北货物经此流通，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得以相连。今日韶关等地仍有风度楼、风度路、风度堂等，据说俱为纪念“九龄风度”而立。而最能体现“九龄风度”的，应该还是梅关古道上的那副对联吧：
　　不必定有梅花，聊以志将军姓氏；
　　从此可通粤海，愿无忘宰相风流。 　　
　　[注]：梅关，在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之间，古称秦关，因汉代梅鋗将军居此，又称为梅岭。又因汉代禆将庚胜守此，故亦称大庚岭。宰相风流：指唐代张九龄在梅关劈山凿路、贯通南北往来之事。 45、当豺狼咬死了羊（作者尘埃不见）。 官到七十始退休——唐时轶事之一 　　
　　唐朝规定官员七十岁致仕，就是现在所说的退休。这个条件可以说是很宽松的，按照孔子的说法，七十岁已经进入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唐朝的时候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并不占多数，所以杜甫要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有些官员到了年龄之后并不愿意退休，和组织上讲条件，具体是为公继续革命给咱们大唐这座宏伟的建筑在添些砖加些瓦，还是为私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就不好说了。
　　武则天时期有一位兵部侍郎叫侯知一年龄到了杠杠，朝廷就下发了关于侯知一致仕的文件，文件上盖着皇帝的大印，这就意味着武则天已圈阅。侯知一不愿意退，他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表示自己欣逢盛世，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再干上几年也不成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侯知一在百官上朝时当着圣上的面展示自己的身体状况，史书上是这样形容他的这一举动的：“踊跃驰走，以示轻便。”依照当时朝堂的空间推断侯知一这一番“踊跃驰走”应该是直来直去，类似于现今咱们国家足球运动员体能测试时的折返跑。运动员们一提起折返跑就生气，气不气想想侯知一，保住饭碗都不容易。
　　至于没有到七十岁，但是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工作的也可以提前半退，保留散官或者勋官的级别。另一条规定很有意思：五品以上的官员年龄虽然不老但“形容衰老者”也要提前退休，这是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大唐的官员要充满朝气还要耐看。“面子”问题相当重要，它可以提前结束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所以要经常照照镜子，要懂得保养，必要时还可以整整容拉拉皮。唐朝的皇帝每年十二月腊八之前都要给官员们赠送面脂和口脂等化妆品，当时这些化妆品的品牌名称叫“紫雪”，“红雪”，不知官员们接到化妆品叩谢圣恩之后是将其摆放在显著位置供起来还是有粉擦在脸上，亦或是给夫人用。
　　保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心态，唐人曾经说过：“代宗时，有术士曰唐若山，嚥气导引，寿不逾八十，郭尚父（子仪），立勋业，出入将相，穷奢极侈，寿临九十”。
　　老眼昏花仕途是要受到影响的，唐武则天时神都洛阳宫城有一座城门叫光政门，是官员们上下朝所走的城门。一天散朝之后，宰相娄师德走出城门，因为身高体胖再加上一条腿不得劲儿，便坐在一条横木上等侯随从把马牵过来。史称娄师德身高八尺，折算下来有两米四左右，个子高快头也大，他的马也不会是凡马，高人跨大马，上阵杀敌是个什么风景，想当年在河源白水涧八战八捷，使得吐蕃不敢轻举妄动，默默的经营陇右数十年，也算是天下赖之。
　　娄师德正在歇着时一位想要进宫的县令走过来挨着他坐下，和娄师德寒暄起来。这时县令的儿子从远处走来，看见自己的父亲大大方方的和宰相平起平坐，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忙高声提醒。县令听说自己身边的人是宰相后，惶恐的很，起身便拜，连说死罪死罪。死罪到不至于，但失礼是显而易见的，娄师德这人宽厚，他说：“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那时候没有照片，更没有电视，县令不认识宰相是很正常的事。
　　县令一看宰相大人如此平易近人，便趁势诉起苦来，说是上级说他的眼睛看不清东西，要求他提前退休。估计这位县令的眼睛患的是白内障一类的眼病，刘禹锡就曾经患过类似的眼病，自述病情是“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因而给一个善治眼病的婆罗门僧人写了一首诗，询问“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金篦是一种类似箭头形状的手术用刀，专门刮治眼病。
　　县令向娄师德解释说其实自己的眼睛看东西并不昏暗，晚上点着蜡烛还能给上级写报告。娄师德笑呵呵的说，你说你晚上还能看清文字，为什么大白天却分辨不出宰相。县令听了吓的不轻，连声念起宰相南无佛。
　　当然七十岁退休不是绝对的，有一些国家重臣到七十岁后还继续在岗，比如狄人杰、郭子仪、裴度。
　　狄人杰被武则天称为“国老”，郭子仪、裴度分别以身系国家安危二、三十年。
　　唐高宗总章元年九月，在辽东征战了两年多的李勣终于攻克了高勾丽的国都，此时他已经年近八十。
　　平和时期开疆扩土便是最大的政绩，因此要广为宣杨，反复宣扬。“家祭无忘告乃翁”，唐高宗李治在昭陵举行了隆重的献陵仪式，告诉他父亲唐太宗李世民说，您老人家当年御驾亲征却未能完成的事现在在儿子手中大功告成。然后又祭拜了供奉着祖宗灵位的太庙，表示咱李家的后代为祖宗们争气了。而后又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战俘，并向天下宣告大唐的国土又多了四十二个州。估计李治的这一系列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下面人看的，不是有人说朕软弱无能吗，如今隋炀帝和太宗皇帝都没有干成的事让朕干成了，各位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唐武则天长安四年十月，八十岁的张柬之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大周的皇帝武则天也是八十岁。一个是八十岁的皇帝，一个是八十岁的宰相，这一君一臣成为武周朝告别演出的主角。两个月后，张柬之等人兵谏迎仙宫，武则天被迫退位。在此之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多少人往灶里头添柴火，可锅中的水就是烧不开，而张柬之这把柴添进去后，水就沸腾了。李家由婆婆管家的历史宣告结束。
　　唐中宗景龙三年十二月，已经退休的唐休璟被重新任命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此时唐休璟已经八十多岁。第二年清明时节，唐中宗在梨园毬场举办了一次拔河比赛，这场拔河比赛的规格恐怕是最高的了，参加拔河的有宰相和享受宰相待遇的官员十人，大将军三人，驸马两人，算下来是十五个人，一边七个人还多出一个，不是书上的记载有误就是两边的人数不等。唐休璟老迈年高，拔河时摔倒在地好半天爬不起来，唐中宗、韦后笑得直不起腰来。皇上笑也罢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笑话一番又何妨。可那些皇帝身边的宫女也在开怀大笑，说的好这叫一派欢乐景象，说的不好这叫众大臣斯文扫地。
　　唐朝在位官员年龄最高的大概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太府卿杨崇礼了，杨崇礼是隋炀帝的玄孙，在太府干了二十多年，年过九十才退休。太府管理着国库和市场贸易，杨崇礼每年能赚出数百万缗钱，不留用他留用谁。
　　高龄官员也有犯错误的，错误有轻有重，轻的经济上受些损失，重的就要掉脑袋了。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大朝会时，八十岁的太子少师柳公权因为德高望重被推举为领头人，代表文武百官向圣上恭贺新年。朝会按惯例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含元殿坐落在十五米高的土坡之上，十五米相当于五层楼的高度，殿前面是三道长达75米左右的龙尾道，从平地延伸到高处的大殿下，当时人形容说站在龙尾道的起点仰望，含元殿就象天上宫阙。柳公权从龙尾道的起点一步一步朝大殿走去，这个过程中不能停步，更不能倚着道旁的栏杆喘口气。尽管龙尾道旁的栏杆由青石雕成，栏柱上方雕着精美的龙头，扶着这种栏杆很有文化品位。
　　毕竟是八十的人了，柳公权到达大殿前时体力已经严重透支，接下来他将向皇帝叩拜，还要高声祝贺词：“元天首祚，景福维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与天同休”。这其中“圣敬文思和武光孝”是唐宣宗的尊号。体力不支的柳公权在念到尊号时误将“和武光孝”念成了“光武和孝”，结果被罚去一个季度的俸禄。
　　钱对于柳公权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每年为人写墓碑的润笔费就高达百万钱。关键是名誉受损，一生都被称著于世，年过八十却犯下这么个错误。当时的官员都为柳公权惋惜，认为他要是早点退休就不会老来受辱了。
　　和柳公权相比，另一位太子少师乔琳的错误可就犯的大了，他上了贼船丢了性命。
　　唐德宗建中四年，路经长安的泾州兵士反了，唐德宗先是出奔奉天（乾县），接着由前往汉中避难，汉中当时叫兴元。
　　德宗一行走到盩厔（周至）县境内的秦岭山口时，太子少师乔琳对德宗说，臣老了，没有力气再跋山涉水，请求前往仙游寺出家，替圣上祈福消灾。
　　去兴元要翻越秦岭，山高路险难于上青天，这是事实。但是又逢连阴雨，连许多年轻力壮的卫士都耐不住艰险半路逃跑，回到长安在朱泚手下混口饭吃，唐德宗也是靠着六位世家子弟联手护卫服侍才得以平安到达目的地，七十多岁的乔琳提出出家当和尚的要求也有情可原。
　　仙游寺地处大山深处，是个清静之地，又是关中名寺，倘若乔琳一直在那呆下去每日吃斋念佛，保佑圣上平安大唐万福也算是为天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偏偏得知乔琳的去向，派了一队人马将他带回长安，乔琳便当了朱泚的吏部尚书，为叛军选拔干部。
　　等到李晟收复长安，唐德宗重新踏上埋有祖宗遗骨的关中大地后，乔琳被列为投敌官员的前几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乔琳成为朱泚的吏部尚书后，有一个人被授予官职，此人心有疑虑，拿着任命书对乔琳说，俺总觉得这个官位不稳当。乔琳回答说，任命你当官这件事本身就不稳当。可见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性质与后果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即没有象段秀实那样倒盖官印追回偷袭奉天的叛军，笏击朱泚面门宁死不屈的勇气。也没有像郭晞那样装聋作哑终日不语就是不给朱泚干事。最终身败名裂。 　　 　 　 　
　紫雪红雪赐大臣—唐时轶事之二 　　
　中国古代自汉以后大多数时间都实行夏历，夏历的十二月为一年的末尾，称为腊月，十二月八日称为腊日。腊日是一年岁末祭祀百神的日子，在唐朝腊日时皇帝要向大臣们派发礼包，大臣们收到礼包后要上表圣上感谢恩德，得了免费的礼包说些好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种上表多数靠秘书代劳。
　　刘禹锡就曾经替别人写过两份谢腊日赐赠的上表，一篇是贞元十七年替淮南节度使杜佑写的《谢历日、面脂、口脂表》，另一份是替御史中丞李汶写的《为李中丞谢赐紫雪面脂等表》。
　　从这两份谢表中可以得知，皇帝腊日派发给大臣的礼品有：新年历日、紫雪、红雪、面脂、口脂、澡豆等。
　　腊日赐口脂面脂不知起于何时，杜甫写过一首《腊日》的诗，诗的后四句为：“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宵。”罂是一种口小腹大的小罐，杜甫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可见至少在那个时候就有了这种赐赠。
　　紫雪、红雪都是唐代的化妆品，刘禹锡在谢表中形容说：这种化妆品“膏凝雪莹，含液腾芳”，由此可见是一种芳香的膏状物。谢表中还写到：这种化妆品“功能去疾，永绝于疠疵；泽可饰容，顿光于蒲柳。”蒲柳是指蒲树和柳树，二者都属于落叶较早的树种，古人因而用蒲柳来比喻人的容颜早衰。而紫雪、红雪则可以消除皮肤上的病疵，使早衰的面容焕发容光。搽了之后小豆豆不见了，二十变成十八。
　　紫雪和红雪装在盒子或罐子中，盒子有金花银盒，带棱角的木盒。罐子这是银质的罂罐。
　　唐代的王焘写过一本《外台秘要》，记载了许多前人及当时的药方，比如武则天用来养生的《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书中有《紫雪丹》的配方，内含滑石、石膏 、磁石 、羚羊角 、青木香 、犀角 、沉香 、丁香 、玄参 、甘草 、朴硝 、朱砂 、麝香、黄金等十几种药物，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有紫雪、红雪的验方，只是不知道和唐代皇帝赐给大臣们的紫雪、红雪是不是一种东西。看来这些都是高档化妆品，皇帝的筐里没烂杏。
　　这些化妆品中的一种主要成分是扑消，它是硝的一个种类。
　　硝就是土地上和土墙上泛出的那种白色的结晶体，一硝二磺三木炭是古人制造火药的配方，硝也用来熟制皮革。将原硝加以煎炼之后，凝结在容器底部杂质较多的部分就是扑消，外用能治疗皮肤上的疮痈，也可以消除皮肤上的硬质。当然，扑消的加入量是要严格掌控的，掺的太多了就不是在美容而是在熟皮子。
　　关于紫雪、红雪下发前的准备工作，唐朝的诗人王建在他的《宫词》中写到：“黄金盒里盛红雪，重结香羅四出花。一一旁边书敕字，中官送与大臣家。”
　　从诗意可以得知，紫雪、红雪是装在黄金的盒子里，这一点和刘禹锡谢表中“金花银盒”的记载相吻合。这些盒子还要由宫女们进行再包装，用香羅包裹起来，香羅要打成四个花瓣状的花结。每个包装外面都要写上“敕”字，表示这是皇帝赐给的，这个字也是宫女们来写。最后，这些化妆品要由中使分别送到大臣的家中，即刘禹锡谢表中写的“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
　　这种腊日赐给也惠及到公主们，王建在另一首《宫词》中写到：“月冷江清近腊时，玉阶金瓦雪澌澌。浴堂门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谢面脂。”诗中“月冷江清近腊时”表明赐面脂的时间是在腊日之前，浴堂门是浴堂殿的外门，浴堂殿位于大明宫内紫宸殿东侧，是皇帝的寝殿，唐德宗、唐宪宗都在这里居住过。全诗描写的是公主接到赐给的面脂之后派家人前来谢恩的情景。
　　王建并没有在宫中呆过，也不知从哪里扒来这么多宫女日常生活的八卦，甚至包括“入月”这种事，这些宫词流传甚广“天下皆咏于口”。天下人都知道了宫中生活的秘闻，怪不得宦官王守澄要追究王建的泄漏皇宫私秘罪，“禁宫深邃，何以知之”。王建赶紧写了一首诗，将王守澄恭维了一番，还拉关系说“自是同姓”，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才算过关。
　　皇上的恩赐一年就这么一回，政治意义高于使用意义，不能指望它来满足日常的需求。作为化妆品的主要使用者，唐朝的女性日常所需还是要掏钱购买，这部分费用叫做“脂粉钱”。有一些官员的夫人不必为这笔开支发愁，据《嘉话录》中记载，唐湖南观察使和柳州刺史每月的工资表中就有“夫人脂粉钱”这一项收入。
　　百姓人家的女子也是要装扮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脂粉钱是日常零用钱，如果有额外的收入来满足这一需求，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省得为这笔开支和丈夫争强斗气。一些知名人士府中看门的老妈子每年都盼着考进士的学子前来投卷。唐朝的学子在考进士之前要将自己得意的文章汇编成卷送给当时的名家，让他们宣传宣传，以博得个名震京师。晚唐时期，每年参加进士考试的学子不下千人，真正能够录取的不过三十人左右，录取率也够低的。这一千多学子大多数都会投出自己的文卷，那些知名人士家门口往往是卷轴成堆，这些文卷最终会被看门的老妈子拿去卖给收破烂的，换回的钱就用作脂粉开支。当时有一个叫薛保遜的举子喜欢编写巨著，那些老妈子对收破烂的人说：如果收集到薛保遜的文卷，卖下的钱将会是普通学子的几倍。
　　大户人家女婢们的脂粉有时也由主妇提供，这大概是一种雇工福利。如果遇上出手大方的主妇还好一些，但也由小气的主妇。有些小气的主妇不是吝啬，而是出于妒忌之心，怕的是女婢们打扮的妩媚之后喧宾夺主，博得男主人频频放电送出束束秋波。唐人段成式在他的《酉阳杂俎》中写到：“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女不得浓妆高髻，月给胭脂一豆，粉一钱。”
　　豆是一种计量单位，一两等于二十四铢，一铢等于六豆。一个月一豆胭脂少得可怜，也就那么一小粒。那些婢女们也只好坚定不移的奉行素面朝天的原则了。
　　化妆品在人们死后也会带入坟墓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随葬衣物疏》，从中可以得知当地男子的随葬物中有刀具弓箭，女子的随葬物中有胭脂胡粉。
　　宋人的笔记中记载：“国朝旧日不赐口脂面药，熙宁初始赐二府。”这是在说宋朝建国之后皇帝不再赐给大臣口脂面脂，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才恢复赐赠。
　　顺便说一下，腊八粥这一民俗源于佛教，因此宋朝时腊八粥又叫“佛粥”。腊八粥盛于宋朝，每到腊八这一天，北宋东京“诸寺作佛浴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行徒，谓之‘腊八粥’。”在这一天，各个寺院还会给门徒们发放“面油”，这一点应该和唐代皇帝赐赠面脂有关。 　　 　 　
　东拉西扯说避讳 —－唐时轶事之三 　
　　唐朝的韦有翼在东川作官，平生不喝酒，不哈哈大笑，给人一种很冷酷的样子。不知道的说这个人严肃有余，知道的说韦有翼这样做是在避讳。他的父亲姓名当中有一个“乐”字，所以他不能乐的开怀。
　　所谓避讳是指对于帝王和尊长不能直呼其名，比如某人的父亲叫远送，你就不能当着他的面说恕不远送，他本人也不能说这句话。手头有一部以清朝武英殿本为底本出版的《通典》，那上面的唐玄宗都改为唐元宗，这就是在避康熙皇帝玄烨中的玄字。
　　一般来说人名是两个字的避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更宽容，他在世时规定只要不是“世民”这两个字连犯，就不用避讳。这意思是说单一的一个世字，或者单一的一个民字都不用避。因此，在贞观年间，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照样叫民部，贞观二十二年的一份〈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契〉中，“坊民”一词也不避民字。在人名中，虞世南，李世勣也不用因为有世字而改名。唐太宗去世之后，高宗李治即位伊始就下令天下避太宗皇帝的名讳，因而将民部改为户部，李世勣也改名李勣。
　　如果帝王或者尊长的名字是单字，避讳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汉代的人名基本上是单字，如果某个人在张飞身边工作，他就不能说俺好想在天上飞呀飞。唐朝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之外，其他人的名都是单字，这其中也包括武则天，她即位之后改名为武曌。唐朝这些单字的皇帝一般都不避同音字，这一点韩愈在《讳辨》中曾有提及。武则天在她宣布改名为武曌的同时也下令将诏书的诏改为制，因为诏曌同音。制字虽然和她丈夫高宗李治的治同音，但李治是不避同音字的。 杜审言在武则天以周代唐之后写了一首诗《大酺》：“毘陵震泽九州通，士女娱乐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诗中没有避“照”字，看来武周时期基本上是不避同音字的。但武则天曾下令废除行政建制中的州，因为州和国号周同音，只是由于有人对她说您刚一坐天下就废除州是很不吉利的，这才作罢。
　　在避讳这件事上，有的人比较认真。北齐的颜推之在他的《颜氏家训》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梁朝的谢举听到父亲的讳字就会放声大哭。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举个例子。如果现今也有人像谢举这样避讳，而且他父亲名字中有一个“度”字，那么这个人在观看中央电视台十九点三十分的《天气预报》时，就会从头哭到尾，因为《天气预报》中会连续报出几十个“度”字，而且播报的语速极快，不给人与喘息的机会。
　　过去的官员或者有志于成为官员的人不仅要牢记领导的名字，还要牢记领导父亲的名字，随时提醒自己不能犯讳，不然就会犯错误。
　　晚唐的周瞻在考进士之前，将自己的文章送给李德裕请求指正，一个多月过去了未见回音。周瞻心想咱的文章还不至于到人见人嫌的地步，就去李府打探消息。李府中看门的老汉对周瞻说，李公讳“吉”字（李德裕的父亲是李吉甫）这你是知道的，可你姓的那个周字中偏偏有个吉字，所以李公一看见你的姓名就皱眉头，当然不会去细看后面的文章了。
　　周瞻听了很不服气，就在李府门外等着，看到李德裕回府便冲上去理论起来。周瞻说，李公您避讳避到了偏旁部首这一层次，这是不妥当的。要是都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叫贾山，他的儿子就不能说出门；东晋名流谢石的儿子就不敢给他父亲立石碑了。
　　唐朝在避讳方面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便是李贺考进士之争了。
　　人都说出名应趁早，李贺出名可以说是早的了，七岁的时候便以文章闻名，平生诗文的构思怪谲与常人大不相同，被宋人称为“鬼才”。但是，李贺的前途却绊在了父讳上。他的父亲叫李肃晋，当李贺准备考进士时，就有人认定“进”与“晋”同音，这是犯了父讳，生生的将李贺压了下去。发现李贺这个人才的韩愈为李打抱不平，专门写了《讳辩》这篇文章，文章是好文章，道理也讲的很透彻，但却无法帮助李贺走出困境，看来压制李贺的势力还挺强的。这件事对于李贺的打击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诗来形容，那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个世上不得志，李贺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
　　在唐代，有些人对于他人无意中犯讳并不过多的计较。
　　中唐的韩皋在鄂州夏口担任长官时，身上长了一个小疮，需要贴膏药拔毒。问题就出来了，这膏药贴了几次都没贴牢，韩皋就问治病的医生是怎么回事。给地方最高长官瞧个小病却出了岔子，医生有些发慌，连忙解释说：“天寒膏硬”。天太冷了膏药发硬贴不劳这很在理，用火烤烤就行了。却不料“天寒膏硬”这四个字中的“寒膏”两个字正巧和韩皋的姓名同音，这就是对长官的不敬。汉字的同音字很多，现在有时写电子邮件，结尾时要客套一番，应用文大全中说你要是想显得很有档次可以用咱们传统文化中的用语，是文友就打上文祺，是生意上的事就打上商祺，问题就出在拼音输入法上，在打商祺的时候先出来的却是丧气。看来用拼音取代汉字不见得是一个好路子。前人在论及这一点时曾举了一个例句：boboxingzhibobodedaobohaiwanquchibobo，真不好懂，给出的正确答案是：伯伯兴致勃勃的到渤海湾去吃饽饽。
　　再说那位医生无意中犯了顶头上司的名讳，心里未免担惊受怕，韩皋却没有计较。他笑着说：“韩皋实是硬。”
　　唐朝的皇帝也遇上一次下属无意之中犯讳的事，这位皇帝就是唐文宗。
　　这天，唐文宗李昂和翰林学士裴素、柳璟在一起谈论文学。唐文宗的文学水平能上评高级职称，他认真读书，手不释卷，常常随着书中的情节抚掌欢呼，也常常随着书中的情节扼腕叹息。逢到高考，他还会亲自命题。但唐文宗也有着许多文人共有的特点：善谋不善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唐文宗和两位翰林学士在一起谈论文学时，裴素多次提到陈子昂，看来这个裴素也是陈子昂的崇拜者，动情之中完全忘了唐文宗姓李名昂，陈子昂的昂字直接犯了皇上的名讳，这是犯罪呀。在一旁的柳璟倒是旁观者清，几次给裴素递眼色，柳璟挤眼睛的动作唐文宗都看见了，裴素却浑然不觉。为了不让臣子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唐文宗觉得有必要说话了，他没有直接指责裴素犯了帝讳，而是旁敲侧击的说：“陈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唐文宗的意思是说，陈子昂字伯玉，应该以字称呼他陈伯玉。这样一来即可以大谈特谈陈子昂，又可以不犯帝讳。
　　唐文宗真个是温良恭俭让，这种性格是对付不了老谋深算的仇士良的。
　　姓那是不能讳的，不但不能讳而且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过有人图个吉利，也会计较一二。白敏中曾经看好一个叫侯温的进士，打算招他做女婿。白敏中的夫人却不同意，她的理由是，丈夫姓白，女婿家姓侯，一旦婚事成立，人们会说这两家是白侯联姻。白侯？白猴？分不清楚。这门婚事就这样黄了。 　　 　 　　 另类诗词也成趣——唐时轶事之四 　　　 中国的古典诗发展到唐朝已经达到鼎盛，清人编纂的《全唐诗》中共收录了二千二百多个诗人的诗达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唐人的诗文佚失的不是小数目。我们无法相信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力压全唐的张若虚只写了两首诗，无法相信曾经写下“白日依山尽”和“黄河远上白云间”这两首千古绝唱的王之涣只写了六首诗，无法相信以精通文史著称于当时的李吉甫只写了四首诗。
　　唐诗之盛在于其风格的多样化，慷慨激昂与浅斟低唱共存，海天一色与曲径通幽同在，北风卷地与吴浓乡曲兼容，大漠孤烟与巴山夜雨相映。当然，也有一些另类诗词。
　　另类诗中能够自成一体的有二，一是张打油的打油诗，一是权龙襄（有的书上是权龙褒）的权龙襄体。
　　张打油是打油诗这一种诙谐诗体的开山掌门，他的成名之作就是那首咏雪：“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唐人咏雪诗中名列前茅的少不了柳宗元那首《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短短二十个字，情景交融天人合一，读过之后让人觉得骨髓里都充满凉气。
　　张打油的咏雪诗当然不能和柳宗元的《江雪》相提并论，但这首打油诗恰似一首生动、活泼、欢快的谐谑曲，让人为之一笑后感到心情开朗。打油诗看似简单，要想写好也不容易。张打油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雪字，句句却不离雪景。看似滑稽，却句句真实，如天然生成，不露雕饰。这也是一种功夫。
　　据传，张打油还写了另一首打油诗：
　　“百万贼兵困南阳，也无救援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
　　当时在场的一位官员现场点评说，第一句起句不凡，第二句差强人意。后面几句还没来得及点评，评论者已经当场笑倒。
　　现在北方城市每当下雪之后，政府就会发布扫雪令，张打油的一首诗可以作为扫雪令的附件：“六出九天雪飘飘，恰似玉女下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
　　打油诗就这样流传开来，成为一种文体。尽管难登大雅之堂，但其轻松幽默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碟精美的小菜，开胃爽口。
　　宋人填词也有打油风格的作品，比如绍兴太学生做的那首《南乡子 洪迈被拘》：“洪迈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七日忍饥犹不耐，堪羞。苏武争禁十九秋。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万里归来夸舌辨，村牛。好摆头时便摆头”
　　再说权龙襄，权龙襄基本上生活在武周、中宗时期，是位武将，也曾做过地方的刺史，那是因为犯了错误被下放了。权龙襄虽然不懂声律，却爱写诗。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他出任沧州刺史，一到任就向诸位官员展示了一首新作：“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
　　面对着新任领导的诗作，州里的官员们怎么说也得评论几句，有人就说：“公有逸才”。这是在说权龙襄做诗的才能非常人所有。像是在恭维又像是在讽刺，权龙襄倒是有自知之明，他回答说：不敢，不敢，趁韵而已。意思是说自己不过是在把文字凑成句子。
　　权龙襄做诗的事传到了京都，当时的太子李显也有耳闻，只是未得一见。那年，权龙襄回到神都时参加了一次宴会，宴会的主人就是李显，时间是在夏天。唐时的宴会上少不了要当场赋诗，权龙襄也去凑热闹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为：“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李显看过权龙襄的诗后心花怒放，在旁边批示：“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文章，趁韵而已。”
　　这不禁让人想到宋初的大将党进。有一次党进在皇上面前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这让在场的大臣们感到十分意外，党进解释说：俺看各位大臣都掉书袋来着，就也掉上几句，让皇帝知道俺也读书了。
　　一般来说权氏趁韵诗的最大特点是一目了然，不用注释，但偶然也有例外。权龙襄在沧州时写过一首《秋日述怀》，“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疆。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
　　沧州参军拿到诗以后看了半天没看懂，不知道刺史大人在诗中用的是什么典故。不懂就是不懂，不取装懂，参军虚心向刺史请教。权龙襄到也实在，没有说“诗无达诂”，更没有说看不懂就对了，而是耐心的解释：有一只鹞子从房檐前飞过估摸着能值七百钱，这便是“檐前飞七百”；洗过的白布衫挂在后面园子里白净的像雪一样，这便是“雪白后园疆”；吃饱饭后在屋子里侧身躺着，这便是“饱食房里侧”；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看见不少屎克螂在收集人粪，这便是“家粪集野螂”。
　　权龙襄的诗风被后人成为权龙襄体，晚唐的郑愚写了一首《擬权龙襄体赠鄠县李令及寄朝右》，诗中写到：“鄠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据说这位李县令因此而丢了官。
　　晚唐时有一个卢延让，考了二十五次进士，仍然没有考中。总结经验是名声不够响亮。于是就写了一些和猫儿狗儿有关的诗，送给知名人士品评。卢延让的诗中写到：“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帖”，“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结果这些诗句受到赞赏，卢延让因此叫响，进士也考中了。他深有感触的说：我平生投谒各位公卿，没想到竟得益于猫儿狗子也。
　　卢延让的另辟蹊径有如另类书家，前人将好字都写完了，再想出名就只能用木棍扫帚写字了。
　　还有一个人叫崔涯，此人在扬州一带的妓院颇有名气，他经常写诗评价妓院及其从业人员，诗一写成立即在行内流传。经他赞赏的当下身价倍增官客盈门，经他贬嘲的立马门可罗雀生意惨淡。有一次，崔涯写了一首评价妓女李端端的诗，形容李端端皮肤黑，晚上走在路上肤色和夜色浑为一体，不吭气别人看不出还有一个人在那里。
　　李端端看到这首诗后很不是滋味，自己形象受损事小，关键是影响客源耽误生意，她找到崔涯请求重新评价。于是，崔涯写了第二首诗：“觅得黄骝鞁繍鞍，善和坊里访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李端端将第二首诗广为宣传，一时间那些有钱人和公子哥们纷纷登门，采撷这朵白牡丹。有人说李端端是才从乌黑的墨池里爬出来就登上了洁白的雪山。
　　《迴波词》是一种乐府歌词，写出来配着曲子演唱。这种词四句为一首，每句六个字，第一句前四个字固定为“迴波尔时”。比如你要唱今天的天气哈哈哈，那么第一句就是：迴波尔时哈哈哈。
　　在唐中宗举办的一次宫廷宴会上，皇家艺人奉旨到现场演出助兴。一个演员唱了一首自编的《迴波词》：
　　迴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
　　裴谈当时担任御史大夫，这位主管监察工作的官员是有名的妻管严，李老则是指唐中宗，人们都说他怕韦后。演员唱到，现在怕媳妇也是一件大好事，宫外有御史大夫裴谈，宫中有咱们敬爱的皇上李老。看来李显也是平易近人的，演员们可以当着他的面叫他李老，说他怕老婆。“怕妇也是大好”这句词让陪同观看演出的韦后心情舒畅，当场给演唱者发放了奖品。
　　唐肃宗上元二年七月，长期伴随在唐玄宗身边的高力士被贬往巫州。在唐朝，夜郎已是南荒地，巫州更在夜郎南。巫州治所在龙标县，天宝年间，著名诗人王昌龄就曾经被贬为龙标县尉。他的好友李白听到这个消息后满怀深情写下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七绝：“扬花落尽子规啼，闻到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首诗是李白七绝中的精品之一。
　　高力士在到达巫州后，看到路旁长满了荠菜没人采摘，不由的触景生情。后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溜。高力士则是整日跟着唐玄宗，不会吟诗也能哼。于是乎他写了一首诗：
　　两京做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
　　诗言誌。高力士的诗也是有感而发。“两京做斤卖，五溪无人采”，想当年在京师时高力士是何等人物，太子叫他兄长，诸位王公叫他高翁，驸马一辈的叫他高爹爹。宝寿寺中，高力士举办大钟落成庆典，来宾们每撞一下钟就要给高力士捐出一百贯钱，那些讨好高力士的人争着抢着去撞钟，有的人一撞就是二十多下，就象跟领导打牌，争着抢着放胡。而如今流落五溪，孤身孓影。
　　高力士咏荠菜的诗水平如何暂且不说，真情出自胸中却是事实。“夷夏虽由殊，气味都不改”，高力士虽然被贬往巫州，但是对唐玄宗忠心不改，当他在遇到大赦返回京师的路上听到唐玄宗的死讯后，嚎啕大哭，吐血而死。
　　唐玄宗李隆基和唐肃宗李亨这父子两个有着许多说不清的事。北宋神宗年间要改年号，大臣们先擬了一个年号：元亨。宋神宗说，亨字不好，这是有子不成。亨字下面是一个了字，正是子字少一横。最后定年号为“元丰”。
　　李隆基给儿子起名李亨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晚年会被儿子抛在深宫高院之中。 　　 　　 　
　进士也有特批者——唐时轶事之五 　
　　公元九〇一年是唐昭宗天复元年。之所以改元叫天复是因为自去年十一月起唐昭宗被迫下岗，当了太上皇。歌曲中唱到：“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九〇一年正月，新春开门红，昭宗重返工作岗位。天子复辟改元天复也是在理得。
　　天复元年春天，照例要考进士，要公布录取名单。唐昭宗心情不错，就下令选拔一些出身贫寒的，参加过多次高考却多次没有考中的，年龄偏大的考生成为进士，以表示皇上开恩。于是，主考官奉圣命选出五个老汉及第。这是五位特批的进士，唐昭宗在敕书中说：“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将异恩，各膺宠命。”
　　这五位进士中有两位已经年过七十，就是说已经超过了官员应该退休的年龄而且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套用唐昭宗敕书中的话来形容就是：念尔登科之际，已过致仕之年。而剩下的三位进士也都过了六十岁，老态龙钟。当时的人把这次放榜叫做“五老榜”。
　　经皇上特批成为进士的还有晚唐时期的顾非熊，顾非熊是名人顾况的儿子，据说是因为人缘不好，可能还有不适应考试这种方式等原因，参加了二十多次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当然心情不好，少不了写诗吐露，“见月长怜夜，看花不惜春。愁为终日客，闲过少年身。”和“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年最少”相比显然是天壤之别。好在顾非熊可以排着胸脯说：俺们一直在努力。机会终于来了，会昌年间，一次公布进士录取名单之前，国家的主人唐武宗突然过问顾非熊在不在金镑之上，主考官如实回答：顾非熊又没考上。唐武宗立即下达圣旨：那就把他添上。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去公布名单了，主管官员急忙派人将原榜追回，添上了顾非熊的名字。
　　当时落榜的考生努力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天子圣明这个标准上，认为圣上钦点顾非熊及第是对落榜考生的最大鼓舞与鞭策，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落魄时看到了希望。和顾非熊一同参加这年的考试却不幸落榜的刘得仁也是考了十多年了，可谓是久经考验，得知顾非熊终于成为进士后，刘得仁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就，须逢圣主知。”俺还是小孩儿的时候，就已经在朗读顾君的诗句。现在你终于高中进士，那是得到圣明天子的照顾。
　　顾非熊如果不是皇帝特批，未必能够成为进士。给他写诗的刘得仁一生就参加了近三十次考试，最终仍未考中。论关系，刘得仁比顾非熊要强得多，他的兄弟有的是驸马，有的是朝廷中的郎官。
　　晚唐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考生感到考试不公。沆瀣一气这句成语就是出自考生口中。唐乾符二年的主考官叫崔沆，他的一个门生崔瀣榜上有名，人们就说“座主（指主考官）门生，沆瀣一气。”崔瀣未必就没有真才实学，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情绪。到了唐末，贿考已经是公开的事情，进士往往会根据贿赂多少排定名次。所以就有“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的谣语。
　　盛唐的时候，某个人即便是经皇帝打了保票也未必能够成为进士。唐玄宗时期，有一个人在玄宗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表现也不错，玄宗决定放他到外面去做个官。这个人在拜谢了皇上的大恩大德之后斗胆提出一个请求，他说臣的女婿王如泚今年已经报考进士，希望圣上将原本赐予臣的恩德转授给臣的女婿，让他成为进士。唐玄宗答应了这个请求，让礼部有关官员给安排一下。礼部侍郎接到圣旨后去请示宰相，即便是圣恩也还是要按规矩来。右相李林甫询问：以王如泚这个人的水平能考上进士吗。礼部侍郎回答：有可能考上，也有可能考不上。李林甫听罢说出一番话来：这种水平的人是不能给他进士这个头衔的。明经、进士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手段，只有那些成绩优异的人才可以由此进入仕途。如果让一个能不能考中还在两可之间的人成为进士，那国家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人才呢？当天，李林甫就将自己的意见上报给唐玄宗。
　　话说王如泚得知圣上已经同意特批自己成为进士后，认为这是十拿十稳的事，就广发邀请贴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前来参加庆贺酒会。两天之后，王如泚的家门口车马盈门，前来道喜的客人络绎不绝。就在王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从礼部传来了最新消息：中书省正式就王如泚一事给礼部下发了公文，公文中强调指出：王如泚应该依照正常程序参加科举考试。
　　这喜庆的酒是没心思喝了。
　　《旧唐书》李林甫传中说，李林甫“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抛开非奸即忠的观点看人，李林甫能够成为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也还是有他的特点的。
　　实际上，有些事的决定权掌握在办事的官员手中，唐宣宗时的李景荘能够成为进士就是因为宰相打了招呼。
　　李景荘的哥哥李景让名气很大，有一次中央部委的丞、郎级官员在一起会餐，吃到一半时，日后成为宰相的蒋伸突然站了起来，只见他斟满一杯酒对在场的官员说：在座的各位有谁认为自己孝于家，忠于国，名重一时的，请喝了这杯酒。估计蒋伸是多喝了二两酒，定这么高的标准实在是难为人，在场的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认领这杯酒。这时候，李景让站起来拿过酒杯一饮而尽，蒋伸当场评论说：也就是李公您有资格喝这杯酒。据说李景让是有机会成为宰相的，只是由于唐宣宗任命宰相是采用的是差额抓阄的方法选择人选，李景让没被抽中。
　　讲了一段李景让的故事是因为李景荘成为进士和李景让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可不是走后门递条子这一类行为。
　　李景让的老母亲家教是很严厉的，她老人家一旦认为在某一件事是李景让犯了错误，就二话不说动用家法鞭打一顿，尽管李景让已经是胡子一大把下属一大批的朝廷高中级干部。李景让的弟弟李景荘考了几回进士都没考上，她老娘就认为这是当大哥的李景让管教不利，李景荘每落一次榜，李景让就要挨母亲一顿鞭子。挨的亲戚们实在是不忍心，都劝李景让去跟有关人员打个招呼，李景让坚决不干，他说：“朝廷取士自有公论，岂敢效人求关节乎！”后来是当时的宰相发了话，他对主考官说：今年考试必须让李景荘过关，“可怜那老儿（指李景让）一年遭一顿杖。”李景荘这才登第。
　　天宝后期，杨国忠得势，炙手可热，他的儿子杨暄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不及格。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达奚珣心里发毛，连忙让自己的儿子达奚抚去杨国忠那打个招呼。杨国忠听到达奚抚求见后认定自己的儿子肯定是高中，满心欢喜面带微笑的接见达奚抚。达奚抚向杨国忠汇报说：我奉了父亲大人的命令前来禀报，您的公子这次考试没有及格，但父亲大人是不会让他落选的。杨国忠听了脸色大变，高声喝到：我的儿子难道还担心不能富贵吗！为什么要为一个进士的名分落你们的人情。
　　达奚抚吓的不轻，飞马赶回家中对父亲说：杨国忠杖着权势目中无人，和他就讲不成道理。
　　最终公布的金榜上杨暄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
　　唐德宗时期，裴延龄的儿子参加考试。裴延龄当时是唐德宗的红人，红到了即便是德宗知道裴延龄在说谎也不去责怪他。有一次裴延龄对唐德宗说，长安城西边和咸阳县之间有好大一片湿地，水草肥美，面积达数百顷。如果在那里放养宫庭飞龙厩马，保证匹匹都会成为渥洼之种。离京城十多里处竟然有如此广阔的牧场，满长安近百万人竟然无人知晓，未免有些玄怪，唐德宗指派官员前去考察。好在离的近，马儿还没跑热就到了。真是看景不如听景，哪来的数百顷湿地，充其量也就是几亩地，长着些芦苇而已。
　　考试之后，裴延龄亲自来到阅卷现场打听消息，当主考官杜黄裳和苗粲走出办公室时，裴延龄上前拦住了他们。到底是有些心虚，裴延龄没有直接说事而是念出一段文字：“是冲仙人”，这是他儿子所写作文的开头语。裴延龄这样做是在向主考官打招呼，有这个开头语的文章是咱儿子写的。两位主考官对此心知肚明，直接把话回死，杜黄裳问苗粲：你记得录取者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吗？苗粲回答：好像没有。裴延龄一看主考官这种态度，就知道面子是使不成了，他仰头大呼：“不得！不得！”
　　录取通知书下达后，果然没有裴家公子的大名。
　　刘禹锡在讲述这件事时说：“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非杜黄门谁能据之！”
　　杜黄裳在笔记小说中是以“惨绿少年”的形象亮相的，故事中的主人潘孟阳之母评价杜黄裳说：此人将成为有作为的宰相。杜黄裳后来确实当了宰相，当时淄青藩镇的李师道担心杜黄裳对藩镇不利，让人拉着一车钱物去贿赂杜黄裳。行贿者先到杜府门外观察，看到府中出来一顶小轿子，轿子旁边跟着两个衣着极为普通的婢女。此人就向旁人打听轿子里坐的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杜相公的夫人。行贿者听罢立马离开京城回到郓州，他对李师道说，杜夫人如此俭朴，可见杜黄裳不爱财，这礼送不成。
　　李师道所担心的事倒是真的，正是杜黄裳力赞唐宪宗出兵讨伐刘辟并采取措施削抑各个藩镇，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削藩之路。元和年间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珀、李绛、裴度沿着这条路坚定的走下去，于是才有了高崇文羊灌田生擒刘辟，浙东李琦兵败身死，魏博田氏归顺中央，三十年后官军重新进入蔡州，李师道父子床下被捉。 　　
　　柑桔生南国——唐时轶事之六 　　
　　 现在柑桔在北方已经是很常见的水果了，每当收获季节，那种加长超载的大型货车一车接一车的将柑桔从原产地拉到北方的城镇来。
　　倒退三十多年，天下都在搞“革命”，吃甚柑桔，只是在过节的时候，果品店外会贴出一张告示
　　 最高指示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革命人民群众凭户口本每户供应桔子半斤，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
　　柑桔作为一种美味的水果由来已早，《尚书 禹贡》中说：“淮海维扬州，厥苞桔柚，锡贡。”扬州那个地方出产桔子和柚子，是一种特殊的贡品。屈原的《桔颂》中“后皇佳树，生南国兮。”则说的是楚地的柑桔。
　　在唐朝，一些主产地的柑桔依旧被列为贡品，在大批量上市之前，经过精心挑选的上等精品经过包装后会以最快捷的方式运达京师长安。
　　长安城中最先吃到柑桔的是皇帝，每年各地进贡的柑桔数量不少，仅余杭一带一年就要进贡桔子两千颗，而成都附近的资州、眉州、简州每年进贡柑桔“多少不限”，说是“多少不限”，但各地官员给皇上进贡还不是多多益善，这也是政绩。皇上也是人，胃容量和人类保持一致，这么多贡品一个人如何消受得了，于是就会将柑桔转赐给大臣和宫女们。王建的《宫词》中“众里遥抛金桔子，在前收得便承恩。”说的是宫女们，情景有些像电视节目主持人往台下抛小礼品，谁接到就归谁。李德裕的诗中写到“荔枝来自远，卢桔赐仍叨”，说的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皇上的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吃些新鲜的贡果是常有的事。刘禹锡《为武中丞谢新桔表》说的是大臣，武中丞是指御史中丞武元衡，当时刘禹锡在他手下任监察御史。刘禹锡官位低却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两种因素凑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总是要替领导写谢表。这种谢表都是官样文章，有着固定的格式，如果剔除其中的赞美性文字和表决心的内容，也就是一张收条。
　　除了上述这些人外，长安城中还有一种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吃到进贡的柑桔，这些人走的是非正规渠道，偷来的。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而是神偷侠女。
　　却说长安城中有一位退休的警官，名叫王超，八十多岁了，脑子还挺清醒，所以退而不休受朋友之托寻找一串失窃的玉制念珠。王超接手案子后先是在长安城中转来转去寻找线索，那天他走到长安城东的胜业坊。胜业坊和南内兴庆宫只隔着一条街，长安城中知名的财富人物邹骆驼就是在此掘得了第一瓮金子。邹骆驼在致富之前是一个流动商贩，每天推着小车去卖蒸饼，在他经过的路上有一处路面不平，露出一些砖块，小车的车轮碰上砖块就会翻车，车上的蒸饼也就掉到地上沾满了泥土。翻了几次车后，邹骆驼十分生气，下决心来一个了断——扛着锄头去平整路面。当他挖去十多块埋在地下的砖头时，奇迹出现了，下面埋着一个瓮（就是那种大水缸），瓮里面装着五斗砂金。那时候还没有地下埋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邹骆驼因此暴富。
　　再说王超走到胜业坊北街时看见路边一颗大槐树下站着一个女孩，年龄约莫十七、八岁，衣裳褴褛，脚上拖拉着木头制成的拖鞋，一副苦孩子的样子。假如杜甫看见这个女孩怕是会写出安得锦靴千万双的诗句，但王超不是诗人，王超是警官出身，警官的职业特点之一就是看谁都可疑。第六感觉告诉王超，这个女子不寻常，果然，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证实了他的判断。当时，有几个禁军的小伙子正在街上蹴毬，按照有关学者的考证，蹴毬乃是足球的前身，所以咱们可以自豪的告诉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的朋友们，唐朝的那几个禁军小伙子是在踢足球。既然是踢球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臭脚，一个小伙一脚踢跐了，毬朝着大槐树方向飞去，却见树下的那个女孩不慌不忙抬起腿迎着毬踢了一脚，那毬冲向数丈高的空中后准确的落在了那个禁军小伙身边。这一脚毬水平极高，后世小说中的那个高俅在端王府便是使了个鸳鸯拐将来毬踢了回去，赢得宋徽宗的高度重视。高俅当时脚上穿的是靴子，而这个女子穿的是木头的托鞋，看见影视剧中穿着木头拖鞋的日本女子呱哒呱哒的迈着小碎步时，就能想到穿着木拖鞋踢出好毬的难度。
　　王超尾随着这个女子进了胜业坊的一个小巷子，盯梢盯到家门口。女子的住处是够简陋的，睡的是土炕，厨房里的情况显示有几天没动烟火了。屋内有个老太太，说是女子的母亲，靠给人缝补衣裳为生。王超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和那个女孩儿拉关系，双方处的很融洽还认了亲戚。熟了之后就发现了问题，女孩有时候会招待王超在家吃饭，摆上桌的都是山珍海味水陆佳肴，王超在京城当了一辈子警官，这种档次的饭菜也只是听说过而已。有一天，女孩拿出两颗洞庭桔让王超尝鲜，当时洞庭桔刚刚成熟，长安城中能够吃到的只有皇上，女孩很随意的告诉王超，这桔子是才从宫里拿出来的。王超心中暗喜，遇上这等高手念珠的是有着落了。
　　这就是老王超胜业坊中品贡桔，才引出奇女子大雁塔上藏念珠。
　　宋人韩彦直在《桔录》中写道：“洞庭柑皮细而味美，熟最早，藏之至来岁之春，其色如丹。”这里所说的洞庭不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那个洞庭，而是指苏州太湖中的洞庭山，据说那里是洞庭桔的原产地。唐朝有一个在京城任职的官员卧病在床，想吃洞庭桔，就给他的朋友韦应物写了一封信，请他想办法给弄上一些，韦应物当时担任苏州刺史。洞庭山上的柑桔还没有成熟，韦应物在回信中写了一首诗：“怜君卧病思新桔，试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二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
　　诗人杜甫晚年也和柑桔有过一段情缘。公元766年，唐代宗大历元年，杜甫漂泊到了夔州。夔州州府在奉节，东汉初年公孙述在这里修筑了白帝城，三国时期蜀国的刘备讨吴失利就死在这个地方。这一年杜甫已经五十五岁了，生活上的漂泊不定，事业上的坎坷艰难，再加上时时忧国忧民，使得杜甫身心都过早的衰老，百病缠身。肺病、风痹、还有消渴症。“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消渴症和长卿病都是指糖尿病，西汉的司马相如就得过糖尿病，司马相如字长卿，后人因而将此种病状叫做长卿病。
　　这年秋天，新任夔州都督柏茂琳将城西瀼河畔的四十亩柑桔林划给杜甫。柑桔是夔州的特产，《唐书》中说：夔州岁贡柑桔。杜甫在《阻雨不得归瀼西柑林》一诗中写到：“园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诸侯旧上计，厥贡倾千林。”诗中“诸侯旧上计，厥贡倾千林”说的是过去地方的官员每年年终到京师上报统计材料、汇报工作的时候，都会尽可能多的携带本地产的柑桔作为礼品，和现在的“跑部跑委”差不多。
　　杜甫雇了几个当地人为他干活，在他的诗中出现的雇工有，阿稽、阿段、伯夷、辛香、信行，其中阿稽是女性，而伯夷这个名字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估计是杜甫起的。杜甫在夔州住了近两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其中有回忆使水流年的《昔游》、《壮游》、《遗怀》，也有怀念故人的《八哀诗》，还有《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等著名的诗篇，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杜甫诗歌写作的一个高潮。也是最后一个高潮，诗人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点。老迈的杜甫这时候是很爱怀旧的，一次他在夔州府参加过宴会后，借着酒劲儿跨上了马背，“骑马忽忆少年时”。年轻时的杜甫是什么状态，那时候的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那时候的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鞍,引臂落鹙鸧。”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不虞一蹶终损伤”，骑在马上的杜甫没走多远就从马上摔了下来，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
　　大历三年正月，杜甫把那四十亩柑林赠送给一个叫南卿的人，自己携家小离开夔州顺江而下，大历五年四月，杜甫在江上的一条小船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谈论起杜甫的事情未免有些沉重，讲些轻松的事。
　　唐朝时各地进贡柑桔的包装是很讲究的，益州（成都）进贡的柑子每一颗都要用纸包裹起来。有一位益州长史认为用纸包裹柑子档次不高，就下令改用细布包裹。等到贡品送出之后，长史却又担心在运输过程中细布会磨坏柑子皮，造成瑕痴，心中不免忧虑不已。不久，有消息说朝廷的一位御史正在赶往益州，是为柑子布的事来的。益州长史闻听这个消息大惊失色的对下属说：果然被御史推问了。等到御史到达益州的招待所，长史忙着解释说：当时之所以用细布包裹柑子，完全是为了提高贡品的档次，这属于好心办了错事。
　　那位御史听到长史的这一番话，就好像掉到了浓浓的烟雾之中，分不清那儿是那儿。好一阵子大家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误会是由御史的姓名引起的。御史姓甘名子布，这个甘子布不是那个柑子布。
　　这虽说是一个趣闻，但从中可以看出唐朝时对于进贡柑桔是有严格要求的，出了问题要追究负责官员的责任，进贡要当作政治任务来办。白居易担任苏州刺史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内容是描写自己亲自登上洞庭山为皇上挑选贡桔的情景，诗文如下：
　　《拣贡桔书情》
　　洞庭贡桔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驽骀力，望阙难伸蝼蚁情。疏贱无由亲贡献，愿凭朱实表丹诚。
　　在江州当了几年不管事的司马后，白居易的脾气变的好多了。不过从诗中可以看出唐代地方为皇帝进贡时的一些细节，而“琼浆气味得霜成”一句也可以和韦应物的“洞庭须待满林霜”相印证。 　　 　　 　
　神堂之上舞蘭陵——唐时轶事之七　
　　公元690年，中国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唐载初元年，另一个是周天授元年，两个年号是一个主人——武则天。
　　这一年九月，侍御史傅游艺领着九百多名民意代表递上一份请愿书，强烈要求天后武则天把国号改为“周”，名正言顺的当大周的皇帝。劝人当皇帝这种行为在古时候叫做劝进，劝进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有约定的程序的，不能一劝就进，而是要有一个半推半就的过程。就象收受人家的礼品，不能在对方一拿出礼品时就说恭敬不如从命，要先推辞一番，说些不要这么庸俗一类的话。
　　按照劝进的规矩，武则天没有同意傅游艺的请求，但这次行动的大方向还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傅游艺因而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朝廷的各级官员、皇家的成员、四夷的酋长、百姓的代表，还有僧人道士们当下就明白应该怎么办了，他们再次、再一次的劝进。一般来说经过三次劝进后就可以顺应潮流了，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接受了“圣神皇帝”这个尊号。
　　改朝换代之后，武则天在明堂摆下家宴，召来儿孙们共享欢乐。
　　明堂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如果放在其他时期，在明堂举办家宴肯定会遭到反对，武则天不会忘记开耀元年发生的事情。
　　开耀元年，唐高宗和武则天计划在大明宫宣政殿宴请百官和他们的女眷，能够参加宴会的女眷必须是有正式封号的，这叫命妇。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掌管国家礼仪的太常博士认为宣政殿是正殿，是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不是女士们吃喝玩乐的场所。武则天只得改在麟德殿宴请这些女士。
　　如今武则天自己当了皇帝，朕的地盘朕做主，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其他人谁敢说三道四。
　　参加这次宴会的有武则天的儿子皇嗣李旦和他的儿女们，三世同堂。李旦的儿女们在宴会上给奶奶表演了歌舞。
　　首先出场的是李成器，他是李旦的长子，又是皇太孙，是法定的第二皇位继承人。李成器当时十二岁，说是皇孙，实际上是挂着虚名，被圈在深宫之中，连姓都和皇帝保持一致改成武了。李成器唱了一首歌，曲调的名称是安公子，安公子在隋朝时就被列为宫庭中的乐曲，在唐朝也是教坊乐曲。
　　接下来出场的是楚王李隆基。李隆基出生在垂拱元年八月，在李旦的男孩子中排第三，小名三郎，垂拱三年被封为楚王。李隆基男扮女妆舞了一曲《长命女》。这一年李隆基年方六岁。一年多后，七岁的李隆基参加朔望的大朝会，此时他已经被允许设立自己的王府，并且配备了一整套的官吏。王公出行时有相应的仪仗队前后护拥，李隆基的仪仗队训练有素，威严整肃，在场的官员目睹之后赞叹不已。这种情景引起现场总指挥武懿宗的不满，在他看来李家这个小毛孩子如此张狂是在向以武则天为首的武家示威，就要煞煞这个小王子的锐气。武懿宗借着指挥调动仪仗队的机会，对楚王府的仪仗队大加训斥。李隆基不吃着一套，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反击武懿宗说：这里是我们家的朝堂，有你什么事，竟敢在这吓唬我的骑从。武则天听说这件事后，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亲戚受到李家一个七岁的孩子的斥责而恼怒，反而认为李隆基具有英雄本色。
　　在李隆基后面出场表演节目的是五岁的衛王李隆范，他在这几个小王子中是最具有文艺细胞的一位，所跳的舞蹈很有些难度，这个舞蹈就是著名的《蘭陵王》。
　　《蘭陵王》始创于北齐时期，北齐皇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被封为蘭陵王，高长恭是一个美男子，不是一般的美貌，打仗的时候跨马提抢和对手照面，人家怎么看都像是面对着一个奶油小生，为了增加威慑力，高长恭上阵时要戴上一幅面目狰狞的假面具。真动器刀枪来，高长恭那是勇冠三军，齐国的将士们很佩服蘭陵王高长恭，就创作了《蘭陵王入阵曲》的舞蹈，表演者都戴着面具，作出各种刺杀的动作。
　　《蘭陵王》在表演之前要先由演员致词，五岁的李隆范戴着面具出场后用那种稚气的嗓音致词说：“衛王入场咒神，神圣神皇万岁！子孙成行！”武则天听到五岁的孙子高喊“神圣神皇万岁”心中肯定高兴，如果不是经过血与火的搏斗，自己充其量也是以皇太后的名目接受孙子们的祝福。但“子孙成行”这句话却掐着武则天的心，没有子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但这些子孙毕竟是李家的后代，与大周王朝的皇帝不是同祖同宗，自己面临着选择什么人作为接班人的问题。
　　最后出场的是两位孙女，一个是李旦的长女，一个是李旦的第四个女儿，李旦的第四个女儿才四岁，也像模像样的和姐姐一同跳起了西凉舞。
　　表面上看武则天在享受着当奶奶的天伦之乐，但是在这种天伦之乐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武则天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心的拥护自己取唐而代之，而此时身为皇嗣的李旦很有可能成为政治对手的一面旗帜。武则天亲生的四个儿子中，一个被称宣布为“暴死”，一个被废掉太子的身份后死在流放地巴州，一个刚当了几天皇帝就被拉下皇帝的宝座流放到房陵，李旦是唯一一个留在身边的儿子，如果再遇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恐怕就会应了孔子那句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也是武则天将李旦和他的儿子们关在深宫之中的原因之一，少跟外界接触就少一些事情。
　　幸运的是，上述几个小王子和公主都渡过了非常时期长大成人。
　　皇孙李成器后来被封为宁王，他将自己太子的地位让给了三弟李隆基，死后被追封为“让皇帝”。
　　楚王李隆基后来做了皇帝，就是唐玄宗。
　　衛王李隆范后来被封为岐王，他幼年时显示的文艺才能在成年后得以发扬，岐王府成为文学界和文艺界人士的活动站，一些著名的演艺界人士“岐王宅里寻常见”。
　　李旦的第四个女儿名李华，字花婉，很有诗意。被封为代国长公主，下嫁郑万钧，诗书琴画样样精通。 　　
　　今年考生都骑驴——唐时轶事之八
　　事情发生在唐懿宗咸通年间。
　　这一年春天，全国各地的考生照例汇集到长安城中，备战三月份举行的进士考试。“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不同于往年的一件事是，唐懿宗签发了一道皇帝令：考生一律不准骑马。颇有些提倡艰苦朴素反对铺张奢侈的意思。
　　发出这道禁骑令是因为当时的考生经济状况贫富不均，表现在代步工具方面就是有钱有势的骑着高头大马，穷的只剩下学问的挎着小毛驴。朝廷认为考生骑马过于豪华，超出制度。
　　晚唐的时候，考生中确实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那些富有的考生大多具有雄厚的家庭背景，还有些考生巨额资产来源不明，据说是毫不相关的神秘人物出手相助。这些考生出手大方，考中进士后的庆祝方式也不是常人所能比的。
　　一个名叫杨如温的进士及第后，他的父亲时任东川节度使的杨汝士在节度府举办庆贺宴会，隶属于节度府的女艺人都赶来助兴。杨汝士心情舒畅，下令赏给每位女艺人红绫一匹。绫是一种薄型的提花丝织品，唐朝时侯的绫幅宽一尺八寸，约合五十四公分，一匹的长度是四丈，约合十二米。杨汝士也是进士出身，曾经在一次宴会上赋诗，力压在场的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在赏给女艺人红绫一匹之后，杨汝士当场做了一首诗：“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唐文宗太和八年有三十三个人成为进士，这一榜进士中贫士占大多数，有人做了一首诗说：“乞人还有大通年，三十三人碗杖全。薛庶准前骑瘦马，范酇依旧盖番毡。”乞人就是乞丐，番毡指的是原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羊毛毡。
　　相比骑着瘦马的薛庶和盖着番毡的范酇，咸通年间的进士李峣可以说是出手阔绰的大款了。
　　李峣及第之后要摆宴庆贺，不巧的是正赶上连阴雨，要是白事遇上下雨还有说法，叫做上天也落下了伤心的泪，喜庆宴会时下雨就属于天不作美，贺喜的宾客吹风沐雨一脚深一脚浅的在泥水里来来往往很难得出其乐无穷的感想。不过这难不倒李峣，他要把一部分天遮起来。李峣让人租来大量的油布搭起棚子，从自家的院子搭起，然后是家门前的道路，油布棚子搭了足足有一里多路，用了七百缗钱。开宴那天，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来宾前前后后达一千多人，车马堵塞了街道，别处依然下着雨，但来宾们有油布棚子罩着，免去了风吹雨打之苦。
　　李峣在长安号称“李八郎”，和当时的驸马都尉韦保衡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韦保衡的代理人。韦保衡是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的丈夫，同昌公主是唐懿宗的掌上明珠，懿宗恨不得把国库都搬到公主家去。当同昌公主病死之后，唐懿宗一口气杀了二十多个医生，宰相刘瞻被贬，京兆尹温璋引药自杀，还有十多个官员受到株连。
　　看看唐懿宗对待同昌公主的态度，再比一比那道不许考生骑马的禁令，分明是俺摆阔因为俺是皇上，汝等不许骑马因为汝等是臣民。
　　抛开与韦保衡的关系不谈，仅凭着老丈人的资助，就足以让李峣大把大把的烧钱。
　　李峣的丈人是韦宙，个人资产相当丰厚，他在江陵附近有一处庄园，拥有当地最肥沃的土地，每年打下的稻谷堆积如山。咸通初年，韦宙出任广州节度使，在面见皇上辞行时，唐懿宗说：广州番愚那个地方出产珍珠翡翠，你到那儿之后可不要去喝贪泉的水。
　　贪泉在广州南海县西北，据说人要是喝了贪泉的水就会变的贪得无厌。东晋的时候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他痛饮了贪泉的泉水之后题诗一首：“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像伯夷、叔齐那样具有高尚节操的人，即使喝上一肚子贪泉的水也不会改变意志，吴隐之用此来表达自己的一片冰雪肝胆。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的“酌贪泉而觉爽”就是用的这个典故。
　　韦宙知道皇上提到贪泉一事是在敲打自己，他没有像前人那样强调自己的道德水准，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表明自己，韦宙说：臣江陵庄园中库存的稻谷还有七十堆，没必要去贪财。唐懿宗因此送给韦宙一个绰号：足谷翁。
　　王保定在《唐摭言》中写到：李峣“妻为南海韦宙女，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记。”
　　禁骑令下达之后，当然也有想不通的，于是便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一千多名考生都骑上了毛驴，这让人想到王梵志的一首诗：“他人骑大马，我自跨驴子。回看担柴汉，心绪好些子。”考生中有不少爱说俏皮话的“俏青”，下面这首诗就出自“俏青”之手：
　　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郑昌图也是一名考生，他的身材不是一般的高大魁梧，驴子驮上他不堪重负。 　　 俺这里唱曲黄麞 你那里砸些杏仁——唐时轶事之九
　　 唐中宗景龙年间，兴起一股买官卖官风，只要认识有权势的人再交上一笔铜钱，就可以得到一张有皇上签名的任命书，价格当然不菲，据说是三十万钱。这种任命书是从皇宫的侧门发出，斜着封口送到主管部门的，因而人们把这种官员叫做“斜封官”，斜封官的人数达数千人。在后来的开元二十九年唐朝曾经核定过官员的编制定员，全国官员正式编制名额为18805员，其中京官2620员，地方官16285员。这个编制基本上是依照贞观、永徽年间的编制为基础的，按照这个比例衡量，可以看出斜封官泛滥到了何种程度。景龙年间曾经有“三无坐处”的说法，意思是宰相、左右台御史、员外官大大超过了编制，上班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对于这种现象曾经在南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胡三省颇有同感，《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中宗景龙三年那段中有一句话：“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阙”，说的是要授官的人太多，现有的官位有限，只得把以后三年的空缺都提前安排满了。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的过程中看到这一段时，不由的提笔写到：“选法之坏，至于我宋极矣。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
　　话说东都洛阳殖业坊内有一座古墓，隋朝时有人在这里挖地窖的时候挖出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说这里是晋朝司空王戎的墓。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名列倒数第一，后人认为王戎虽说在组织上加入了“竹林贤”，但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竹林贤”的标准。王戎个子不高，但双目炯炯有神，有人形容他“眼爛爛如巖下电”。他七岁的时候和一群小伙伴玩耍，看见路边一颗李树上结满了李子，小伙伴们都朝着李子冲了上去，王戎反应有些慢，同伴们摘下李子一尝是苦的，就都夸王戎站在原地真是聪明。王戎说自己当时想到长辈的教导：要用脑子格物，就作出了如下分析：正常情况下靠近路边果树上的果实都会被行人摘取，反之路边上果树上硕果累累说明这些果子不正常。这种推理运用在现在就是，在公交车上有很多人站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空座位，那么这个座位肯定有问题。
　　殖业坊王戎墓的北面是一排商铺，第一家商铺的老板姓赵叫赵仁奖，老板娘叫一娘。景龙年间赵仁奖作买卖赚下一笔钱，看见一些朋友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官员，不由得动了追求上进的想法，就托了以前认识的一位宦官的门路去谋个一官半职。宦官对赵仁奖说，光是俺这边使劲还不够，你最好也自荐一下，这叫两条腿走路。赵仁奖于是来到京师长安，扛着一捆柴火跑到皇宫门前喊着要见皇上。古人称这种行为为“谐阙”。武则天长寿元年襄州一个胡姓男子在河里抓住一只乌龟，把它献给了武则天，这只乌龟奇就奇在龟的腹部有五个红色的字：天子万万岁。也是胡某人运气差了些，偏偏赶上李昭德在场，李昭德是个直脾气，要来一把小刀，咔嚓咔嚓三刮两刮将乌龟肚子上的红字刮掉了，字是红漆写上的。元和三年四月，来自抚洲的百姓张洪骑着一头牛，头戴一梁进贤冠一副古代贤者的打扮来到大明宫光顺门前谐阙，要将自己写的一本书献给皇上，有关人员翻了翻书后认定此书没有新意不予采纳，安排他回原籍去了，唐朝时侯的地理书上写着抚州“去西京三千三百一十二里”，骑着牛来骑着牛回去，这一趟也真不容易。
　　唐中宗听说有人扛着一捆柴火喊着要见皇上，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别人谐阙有献宝的，有上书的，有怀着拳拳之心欲论天下大事的，有满腔赤诚恭祝皇上万寿无疆的，此人却扛着一捆柴火，真是别出心裁。于是下令召赵仁奖进宫面圣。一见面，中宗就问你扛着一捆柴火是什么意思。赵仁奖回答说：古人说管理国家就象调和鼎中的汤羹，俺扛着这一捆柴火就是要为调和汤羹添一把火。赵仁奖的原话是：“负薪助国家调鼎”，调鼎这种说法应该出自文人之口，王建写给宰相李吉甫的诗中就有“金鼎调和天膳美”的诗句，赵仁奖这么说怕是现学来的。
　　赵仁奖当天就被分配到御史台去当监察御史，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几天之后，有几位官员在长安城的大街上行走，看见对面有一个西域模样的汉子担着两捆柴火，一位官员突然产生灵感说这个担柴的胡人可以去当殿中侍御史。同行的官员觉得这有些离谱你总得有个理由吧，得到的回答是赵仁奖扛着一捆柴火就当了监察御史，这汉子担着两捆柴火，怎么说也要比赵仁奖官大一级吧。
　　赵仁奖当了监察御史后没有别的特长，就是爱唱歌。曾经担任洛阳县令的宋之逊就爱唱歌，他被贬到连州去当参军时，连州刺史陈希古物尽其用，让宋之逊去教刺史家中的婢女学唱歌。参军毕竟也是政府官员，不能像现在有些导演那样“身体力行”的教女孩子表演，所以宋之逊上课时站在大厅中，而那些婢女们则躲在一窗相隔的侧房中。开始上课后，宋之逊双手握着笏板站在大厅中唱一句：哆咪嗦哆，窗户哪边的女婢们跟着学一句：哆咪嗦哆。
　　宋之逊是知名文化人士宋之问的弟弟，想必学问也差不到哪里去，知道教化为先的道理，估计他教的第一首歌应该是经典歌曲，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赵仁奖最拿手的歌曲是《黄麞》，歌中唱到：
　　黄麞，
　　黄麞，
　　草里藏。
　　弯弓射你伤。
　　同事们因此把赵仁奖叫做黄麞汉。
　　赵仁奖和妻子到也恩爱，出门在外时常不忘写封书信让人捎回家去，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东都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家，收信人是一娘。
　　唐肃宗时期也有一个人因为谐阙而做了官。
　　唐肃宗回到长安后，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治理国家的人才，于是就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招揽英才，凡是怀才抱德的人一经核实都可以破格选拔为官员。这次招聘的重点是平日里隐居在山野之中时刻注视着山溪河水的变化，水清的时候去洗头水混的时候去洗脚的高人贤士。一天，宦官报告说宫外面来了一个人自荐，此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穿草鞋，看样子是山中的隐士。更难得的是此人来自灵武，灵武那个地方是陛下龙腾登上帝位的圣地。
　　唐肃宗一听心中大喜，果然有贤能的隐者前来应聘了，“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肃宗立即下旨宣这位隐士来殿中问话。经过一番必不可少的程序诸如臣呼万岁君说平身之后，肃宗问起来人对国家大事有什么见解，接连问了几遍，这位隐士一句话不说，只是抬头仰望圣上那慈祥的面容。看够之后，隐士终于开口说话了：微臣看见一件事后感慨不已，陛下知道是什么事吗？
　　唐肃宗说：你且说来。
　　隐士说：臣刚才再三瞻望圣上的面容，觉得圣上比在灵武时瘦得多了。
　　唐肃宗原想着对方会此其一此其二此其三的指点江山，却没料到是在评论圣体胖瘦，仓促之间只好搬出宵衣旰食这个歌颂皇帝的专用词来应付。肃宗解释说：朕日夜为国事操劳，天不明就起身穿衣，天黑时才有工夫坐下来吃饭，忙得够戗，自然是瘦了很多。
　　这一点上唐肃宗就不如他父亲唐玄宗会说话。韩休在担任宰相时经常和玄宗顶牛，影响了皇上的情绪，那天玄宗对着镜子闷闷不乐，他身边的人就说，自从韩休当了宰相之后，陛下的圣体日见消瘦，为什么不免去韩休的职务再换一个宰相，也好在陛下身旁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唐玄宗说：“吾貌虽瘦，天下必肥。”不过韩休还是没干长，当了八个月的宰相后就被派到工部去当尚书，在朝廷的六个部中工部排在最后。
　　听到隐士和圣上这一番对话之后，在场的官员和宦官都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隐士像是在和圣上打岔，圣上问国家天下，你回答瘦了瘦了，有些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在有些场合是不能笑出声的，在朝堂上“语笑喧哗”要罚一个月的俸禄（按照这个规定很多电视剧事没办法演了），在御史台机关食堂集体进餐时也要不苟言笑，除非在场的人都笑出声来，这叫“哄堂”，“哄堂”不算违纪，犯不治众。由此便有了哄堂大笑这个词。尽管在皇上办公的时候旁人不能想笑就笑，但这次的事实在是让人难以憋着。
　　唐肃宗也发现这位隐士是有些问题，但一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不能让人议论皇上招贤招来一个“神神”，二是怕处置不当会吓退前来应聘的人才，就让这位隐士去京兆府下辖的一个县去当县令。
　　不久，要过寒食节了，唐肃宗接到报告说那位隐士又要求面见圣上。
　　这次的事情和杏仁有关。按照习俗，寒食节时要喝杏仁粥，京兆府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县收集上好的杏仁以供皇宫使用。寒食节前进贡杏仁已经成为惯例，每年都是这样，各县的县令早就有心理准备，接到通知后就开始行动。唯有这位隐士县令坚决反对，独自站出来抗争。京兆府的官员看着隐士县令态度坚决，不像是在闹着玩儿，心中没底，想着这会不会就是古人所说的“千人之喏喏，不如一士之谔谔”，于是就上报给皇上。
　　唐肃宗再一次召见了这位隐士，此人的一番话说的肃宗连脾气都不想发了。
　　隐士县令说：陛下过寒食节要用杏仁熬粥只管吩咐，臣保证一颗一颗的砸好了送来，何必要带壳的囫囵杏仁呢。
　　若不是碍于皇帝的身份，肃宗八成会说，洗洗睡去吧您。 封禅的余韵—唐时轶事之十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举行了封禅大典。封是指在泰山上祭天，禅是指在泰山西南的社首山祭地。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封禅是在向苍天后土汇报在朕的领导下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当然了，苍天能不能听到也只有天知道，封禅的主要还是做给世人看的。
　　封泰山要在山上达一个台子，搭台子的工作由将作监负责，将作大匠领着手下的能工巧匠早早的就上了泰山，那时候的泰山运输靠扛，通讯靠喊，搭台子不是个小工程。首先要建一个圆形的台子，直径为五丈（约合15米），高九尺（约合2.7米）。圆台上按照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的方位色彩铺上五色土。在圆台之上再搭建一个方形的台子，也是九尺高，一丈二见方。如果能从高空俯瞰，这个祭天的台子就象一枚铜钱，外圆内方，体现的是天圆地方的观念。
　　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沿途各地的地方官员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当时叫“供顿”。现在的济南市在唐朝时称为历城， 历城是个有名的城市“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它属于齐州管辖，是唐玄宗一行的必经之路。历城县县令杜丰不敢怠慢，积极努力的做着准备工作。忙了一阵子之后，杜丰心里还是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情遗漏了，他把下属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会上杜丰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准备三十具棺材，存放在圣上落脚的行宫内以备不时之需。县府的官员们听到这个决定后吓的不轻，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圣上封禅是一件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大喜事，咱们准备棺材岂不是诅咒倒霉吗。杜丰却另有主张，他说圣上的车驾队伍庞大，听说连绵数百里不绝，那是何等的威武壮观。后妃六宫，四夷酋长，文武百官等都要同行，这么多人长途跋涉，鞍马劳顿，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万一遇上有人突发急症经抢救无效，咱们到哪里去找现成的棺木。供顿工作无小事，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到。
　　这三十具棺材很快就打造好了，全部上了大漆，铮明发亮，整整齐齐的摆放在行宫的一个角落里，为了避免日晒雨淋，还用幕布遮盖起来。杜丰长舒一口气，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只等着圣上驾到。
　　圣上大驾的先遣组由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置顿使率领，他们要检查行宫的准备工作。置顿使工作做得很细，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坚持要到现场一处一处的查看。当他走到行宫的一个角落时，看见幕布罩着一些东西，也许是出于责任心，也许纯粹是出于好奇，反正置顿使揭开了幕布。猝然之间闯入置顿使眼眶的是三十具漆光闪亮的棺材，这种情节有些恐怖，毫无心理准备的置顿使吓的连连后退。
　　换过劲来之后，置顿使发火了。他十分严厉的对随同检查的齐州刺史说，把棺材摆在圣上的行宫里是最大的不详之兆，一定要查清楚这些棺材是谁造的！一定要查清楚为什么要把棺材放在行宫里！一定要查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刺史立即派人去找杜丰前来问话，杜丰闻听此事急忙躺到家中的床底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来传唤杜丰的官员想把他吓出来，就说听说圣上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恐怕要赐杜丰自己了断。这一下子杜家可是乱了套了，妻子儿女抱头痛哭。
　　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在行宫里摆上棺材听起来很不吉利，但你说他犯下了那条刑律？没有。你说他违反了那条官员守则？也没有。顶多是不合时宜罢了。实际上，上至皇帝提前给自己号下陵墓，下至普通人家的长者提前给自己预备好寿材，都是常有的事。再加上杜丰的妻兄在朝廷担任御史，上上下下做了一番工作，杜丰得以解脱。
　　唐玄宗来到泰山脚下，准备登山。唐人郑棨在他的《开天传信记》一书中说，唐玄宗上山下山都是骑的骡子。为了圣上封禅，益州特意进献了一头骡子，这头骡子通体白色，没有一根杂毛（估计就是有少量的杂毛也被官员们事先拔掉了），上山时走的稳稳当当，唐玄宗骑在上面感觉不到登高下低时的颠簸。顺利完祭天大典之后，唐玄宗还是骑着这头骡子下山，到了山下要歇一会儿，刚坐下不久，一位官员匆匆跑来报告说，那头白骡子无声无息的倒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说不清是累的还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反正这头骡子无疾而终了。唐玄宗追封这头骡子为白骡将军，让人做了一口简易的棺材，搬来些石头垒了一座坟墓安葬了这头骡子。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认为白骡的说法接近于文人的玄怪小说，主流史书不应该采纳这一类故事，因而舍弃了。
　　据说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前往蜀地时也骑的是骡子。元稹写过一首题为《望云骓马歌》的诗，诗中说唐德宗翻越秦岭前往兴元的路上，有七匹御马累死在路途，最后剩下一匹叫望云骓的马驮着唐德宗到达兴元。然后元稹写道：“路旁垂白天宝民，望骓礼拜见骓哭。皆言玄宗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骡来幸蜀。”
　　封禅结束之后，唐玄宗设宴招待各级官员和来宾。玄宗也是个聪明强记的人，他在宴会上看见一个叫郑镒的官员身穿着绯色的官服时，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封禅之前郑镒不过是九品官员，几天没见就一跃成为五品，虽说按照规矩皇帝封禅后会采用齐步走的方式给各级官员提级别长工资，以示普天同庆，但也仅限于提升一级，郑镒的提升显然是超常了。
　　唐朝的著名笑星、俳优艺人黄幡绰解答了玄宗的疑问，他说郑镒之所以能够从九品一跃成为五品是“泰山”的功劳。“泰山”这个词明里是指封禅，实际上另有所指。提拔郑镒的是宰相张说，张说不仅是主持封禅工作的封禅使，还是郑镒的老丈人。可以说把某人的老丈人称作“泰山”是黄幡绰的专利，泰山是五岳之一，由此又有了“岳丈”这一称谓。
　　作为整个封禅活动的一部分，唐玄宗还要到曲阜去祭孔子，曲阜所在地兖州也忙了起来。巧的是杜丰的儿子杜锺在兖州担任参军，唐代的州府设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土六个参军，如果把州比作一个省的话，这些参军就相当于省属的厅级官员。杜锺接到的任务是负责准备圣上一行队伍中所有马匹的马料，要确保这些御马吃的好，吃的饱，不掉膘。马料分为草料和粟豆一类精料，粗细搭配。草料的问题好解决，让人割了堆在那儿就行了。粟豆之类的精饲料就有些麻烦，圣驾一行中御马为数众多，事到临头在煮粟豆恐怕就来不及了。于是，杜锺要求手下提前动手准备，支起大锅煮了二千多石粟豆。煮好的粟豆趁热倒进地窖中保存，为了保险起见还用泥土将地窖口封住。等到玄宗一行来到兖州后，要喂马了，打开地窖口，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里面的粟豆全都捂臭了。
　　杜锺这回吓的不轻，他想到了自杀。考虑到喝砒霜味道太苦，杜锺想到一个偏方，据说羊肉和半夏一起煮了吃下后会中毒而死。在享受美味儿佳肴后离开人世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杜锺就打发人买来半升多的半夏，照方子办理。或许是加工方面的问题，或许是配比不合理，或许是这个方子根本就不灵，杜锺吃了羊肉炖半夏以后不但没有死成，反而比以前更胖了。
　　《纪闻》的作者牛肃在记载下杜丰父子的事后写到：“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 写碑誌 能致富 　　
　　在唐代，给人撰写碑誌或书写碑文可以得到一笔润笔费，越是知名的文士所得到的润笔就越多。李邕“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鉅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邕者。”晚唐时有一个叫马逢的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大概属于等待共同富裕的群体，他的朋友王仲舒看着心里着急，就责备马逢说，你家里都穷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去给人写碑誌呢？那样就可以先富起来呀。
　　这些碑誌有的是立在寺庙里的。裴度晚年在洛阳时出资修葺了福先寺，工程完工时要立一块碑。皇甫湜从白居易手中抢得了撰写碑文的差使，他提了一斗酒回到家中，一口气喝下半斗酒后趁着醉意挥笔疾书，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这篇文章文思高古，用了很多生僻字，也是大知识分子的裴度看了好半天才看懂。裴度让人用车拉了一车价值千余缗的物品送给皇甫湜作为润笔，皇甫湜认为这些润笔给的也太少了，他让来人给裴度带话说，我皇甫湜的文字水平绝非平常之辈，一般不会屈身低就，除了给顾况这样的大家的文集写过序之外，还没有轻易答应给谁写文章。这次我主动请求撰写碑文，完全是为了报答裴公的厚爱。皇甫湜的话说到这里时还是一副知恩图报的口气，下来就转入正题了。皇甫湜说，像我这样水平文章的稿费标准应该是每个字三匹绢。皇甫湜所写的碑文有三千二百五十四个字，裴度共付给他九千多匹绢。唐朝时绢的价值时常在变动，建中年间一匹绢值四千钱，元和末年一匹绢值八百钱，裴度在洛阳时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四千钱一匹和八百钱一匹只是一个参考价。
　　大书法家柳公权每年给人书写碑文所得的收入也是“鉅万”，这里面包括现金更多的是实物。柳公权这个人是典型的学者类型，不善于理财，所得到的钱和金银器皿都交给管家保管。这是一个空子，柳府的管家和一些仆人趁机钻这个空子，把主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用，用了也不吭一声。柳公权曾经把一些银杯银碗放在一个竹箱子里，过了一阵子后，箱子上的封条完好无损，里面的银器却不见了。那个管家在一旁装模作样的说这真是怪事，真是怪事，莫非遇上鬼了。柳公权没有去追查这批银器的下落，他笑哈哈的说，箱子里的银器都羽化成仙升入天堂了。
　　墓碑和墓誌是碑誌的主要成分。中唐以后，长安城中的一些碑誌写手改坐等生意为主动出击，一打听道哪个达官贵人家有了丧事，就会跑到人家府宅去，围在门外面大声招揽生意，这种情景比集市抢购还热闹。当然，这些写手和掮客不会去普通平民家，平民的墓也是平常的，很多墓里面没有墓志铭，放一块青砖，砖上面刻着“阿娘坟墓，孟元简咸通十五年×月五日。”
　　过去官员死后，给死者谥号、追封官爵属于官方结论。官方结论有着一整套程序，唐朝的时候对于达到给谥号级别的官员先是由吏部中负责考核官员的考功郎中出具一份记录死者生平的行状，再由太常博士根据这份行状提出一个谥号。有时候为谥什么字会争论不休，许敬宗死后，负责拟定谥号的太常博士认为应该谥“谬”，在谥法中，“谬”的意思是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许敬宗的后人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带有贬意的评价，强烈要求重新改一个谥号，双方争论不下。唐高宗特意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合议，礼部尚书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给许敬宗谥“恭”。《谥法》中说“即过能改曰恭”，礼部尚书的意思是，人不怕犯错误，改了就好。唐高宗最终敲定了“恭”。
　　和官方的结论不同，亲属给死者立碑属于私人评价，私人评价就没那么严格，可以尽量的往好里说，说着说着就说过头了。撰写碑誌的人拿了主家的钱财就要替人家遮盖则个，这个人脸上本来有些雀斑，碑誌的写手就要多用些脂粉把雀斑盖住，人们把这叫“谀墓”。
　　唐朝有一个叫刘叉的人生长在齐鲁大地，少年时任侠仗义，酒后杀人。中年之后人变的沉稳了，开始修身养性，学着写诗。听说长安的著名学者韩愈广交天下文士，刘叉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千里迢迢徒步来到长安，投奔到韩愈门下。刘叉写过一首诗：“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胸中仍在霍霍磨刀，可见江湖之情未了。
　　大概正是因为心中有刀，还时不时的要磨上一磨，刘叉很难同韩愈周围的那些读书人相处，于是就决定回到江湖中去。离开长安时，学生刘叉拿走了韩老师的一笔巨款，这些钱都是韩愈给别人写墓誌得到的润笔。刘叉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拿走老师的钱时说，这都是谀媚墓中的人而得到的，不如让俺老刘拿去作为生活费。
　　对于韩愈来说，并非凡是写碑誌都要收费的。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为他写下了《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身处边远山区十多年，没有什么积蓄，他的灵柩返乡安葬是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资助的，他的儿子周六、周七由刘禹锡抚养。尽管韩愈和柳宗元的政见不同，但两个人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给柳宗元写墓誌是韩愈在尽一位朋友的情谊。这篇墓誌中有一句话，“士穷乃见节义”，韩愈正经历着“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磨难，对于柳宗元的遭遇体会颇深。不受制于金钱，往往能够写出传世的好文章，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一个例子。
　　颜真卿也写过许多碑文，鲜于仲通神道碑就是其中之一。鲜于仲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败笔，一是在担任剑南节度使时丧师南诏，五、六万军队全军覆没。二是在担任京兆尹时指使那些参加朝廷官员选拔的选人为主选官杨国忠树立颂德碑。这块颂德碑上的碑文由鲜于仲通撰写并经唐玄宗圈阅改定，刻在石碑上的字中都填了金粉。要说杨国忠的选拔官员的方法真可谓“创新”，他曾经采用了一种任命官员的简单程序，具体的做法是不看档案看相貌，个子低的候选人被派到道州任职（唐书中说：道州多矮民），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去湖州，按照这个逻辑，长得黑的人有可能被分配到黑水都督府去，那个地方现在叫做哈巴罗夫斯克。 颜真卿在评价鲜于仲通一生时就遇上了难题，你不能在碑文中写上埋在地下的这个人在泸水打了大败仗，也不能写上这个人曾经为杨国忠涂脂抹粉。面对着这种情况，颜真卿选择了避而不谈，即没有提鲜于仲通丧师，也没有提为杨国忠树碑立传，只是写到“公初善执事，后为所忌，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这里的执事就是指杨国忠。由此可见，给人写碑文要遵循的原则是，成绩写足，缺点带过。
　　唐元和年间的裴均是走宦官路线步步高升的，口碑不好，他死之后，儿子准备了一万匹绢缣去请韦贯之写墓志。生在长安长在长安的韦贯之倔强的很，凡是他瞧不起的人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面对着十万匹绢的润笔，韦贯之说：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去写这篇墓志。
　　有的家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的墓志自己写。吕延之，吕渭，吕温是爷孙三代，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吕渭在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担任进士考试的主考官，吕温是柳宗元刘禹锡的好友，元和初年那场公案中被贬的人称为“八司马”，吕温则是第八个半司马。吕温家族的碑志都是自家人写的，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将家族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以免文学能力荒疏水准堕落。
　　唐睿宗的女儿代国长公主下嫁给郑万钧，公主死后，她的神道碑由丈夫郑万钧撰文，儿子郑聪书字。开元年间的大手笔张说曾评价说：郑万钧父子皆工书，聪之能书，本源于家学。这个家学也包括郑聪的母亲代国长公主的一份。有一种说法是郑聪就是郑潜曜的曾用名，郑潜曜娶唐玄宗的女儿临晋公主为妻，郑氏父子二人都是驸马。长安城南韦曲杜曲一带是富人的居住区，郑潜曜在神禾塬上也有一座别墅，别墅中有一个莲花洞。在附近少陵塬上居住的杜甫是郑家的宾客，当然不是很吃香的那种人。杜甫写过一首《郑驸马宅宴洞中》的诗，诗中的洞就是莲花洞，诗中写到“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清琅玕。春酒盃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在炎热的夏天，琥珀杯中斟满浓香的美酒，玛瑙碗里盛着加冰的饮料，这种生活是够杜甫羡慕的。
　　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但有些人则是在没有盖棺之前自己先给自己定论。唐会昌六年初，白居易就给自己写了《醉吟先生墓志铭》，他在墓志铭中表示自己死后丧事从简，不要请太常议谥，不要立墓碑。白居易死后葬在洛阳城外的龙门山上，当时的河南尹卢贞根据白居易的遗愿在他的墓前树立了刻有《醉吟先生传》的石碑。据说前往龙门山游玩的洛阳人和外地游客路过白居易墓前时，都会往地上酹一杯酒以示怀念，久而久之，墓前有一块地方的泥土经常是湿润的，并且散发出一股浓香的酒味儿。
　　白居易是会昌六年八月去世的，这时候唐宣宗已经即位。宣宗很喜欢白居易的诗，他在《吊白居易》一诗中写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一些官员看见皇上这么喜欢白居易的诗，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便上书宣宗提议给白居易一个谥号。宣宗指示：我劝大家去看一看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墓志铭》，还是以尊重死者生前的遗愿为好。
　　不过白居易生前的遗愿最终还是落空了。他的从父兄弟白敏中当了宰相后替白居易请谥，最终议定为“文”。白敏中还请李商隐为白居易写了神道碑。
　　其实，人死之后就由不得自己了，或者成为一块砖，或者成为一座牌坊，或者成为一面镜子，或者成为一尊神。 钱可通神与张延赏
　　钱可通神这个词现在经常被提起，追根朔源它和唐代的张延赏有关。
　　晚唐的李肇在他的《国史补》一书中评选出唐朝最为尊贵的妇女。这个评选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皇室的妇女不得参加，不然的话武则天理所当然的会夺得第一。武则天俱备以下条件：公公是皇帝，丈夫是皇帝，儿子是皇帝，孙子是皇帝，更重要的是她本人也是皇帝，仅凭这一点其他人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李肇认为苗晋卿的女儿苗夫人应该是唐朝最为尊贵的妇女，当选的理由是：苗夫人的父亲是宰相，公公是宰相，丈夫是宰相，儿子是宰相，女婿享受宰相待遇。
　　这位苗夫人就是张延赏的妻子，张延赏的父亲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张嘉贞，张延赏本人是唐德宗时期得到宰相，他的儿子张弘靖是唐宪宗时期的宰相，他的女婿韦皋带着检校司徒兼中书令的头衔坐镇西川二十一年。
　　张家在唐朝号称“三相张家”，唐朝父子担任宰相的不少，祖孙三代都担任宰相的则只有张家一例。河东张，不寻常。
　　有一次张延赏下决心平反一个错案，他对下属说，这个错案的存在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限令你们在十天之内解决问题。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张延赏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帖子，打开一看是病毒，完全是针对自己要平反的那个错案来的。帖子上写着出价三万贯钱，请不要过问这件事。看过帖子之后张延赏拍案而起，立马找来属下要求他们加大力度尽快结案。
　　第三天早上张延赏走进办公室后看到又一份帖子摆在办公桌上，这一次开出的价钱是五万贯。这种连续出现的帖子和一次比一次高的价钱无疑是一种挑战，张延赏越发的愤怒，严令下属必须在两天之内结案。
　　张延赏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张延赏的一举一动对方都了如指掌，张延赏对于对手却一无所知，这正是防不胜防。第四天早上，还是办公桌上，帖子再一次出现，开出的价钱攀升到十万贯。张延赏看过之后选择了沉默，在沉默之中没有爆发也没有灭亡，只是那个案子再也没人过问了。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人找机会问起这事，张延赏是这样解释的：“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钱一旦到了十万贯这个份上就能买通神鬼了，没有办不成的事，张延赏害怕引祸上身，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张延赏原名张宝符，父亲张嘉贞开元十七年去世时张宝符才四岁，可以说是大臣遗孤了。开元末年，唐玄宗亲切召见了张宝符，并赐给他“延赏”这个名字，延赏的意思是“赏延于世”，赏延于世这个词出自《尚书》，唐玄宗鼓励张延赏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前进，希望他能够将父亲的名声和称扬发扬广大。
　　张延赏在地方工作时是颇有政绩的，安史之乱后，中原一带惨遭涂炭正可谓“聚万落，千村狐兔。”张延赏在这种背景下出任河南尹，他“勤身率下，政尚简约”，疏通河渠，安稳人心，招抚流离失所的民众定居，数年之后，河南恢复了元气。在河南期间，下级地方的官员如果犯了错误，张延赏会好言相劝。当然有人听劝，也有人不听劝，如果某个官员屡劝不改时，就会接到上级领导为他举办宴会的帖子，宴会不是鸿门宴而是饯行宴，意味着这位官员将会被辞退。
　　当然了，在颇有政绩的情况下，“钱可通神”的版权也是属于张延赏的。
　贺知章的烦恼
　　提到贺知章，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那句“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贺知章是浙江萧山人，武则天证圣年的进士。证圣年是公元695年，从此到天宝初年回归乡里，贺知章在京师工作了近五十年，虽说是长年在北方做官，但不讲普通话，始终乡音未改。他的同事说你这是南方的金子到了北方才发光，贺知章写了一首诗做为回答：“鈒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蓴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儿。”
　　蛤蜊是海鲜，唐朝时蛤蜊的上品出自浙江的明州，也就是今日的宁波、舟山一带。明州的海鲜被列为贡品，每年往京师递送这些贡品要用工四十二万六千人次。镜湖也是浙江的风景名胜之一，李白在诗中写到：“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镜湖的蓴菜根熬制的汤在唐朝是一品味道极其鲜美的汤羹。贺知章这首诗的意思是，现在京师流行的这些美味佳肴，你们怎么不说也是来自吴越呢。
　　同样是南方人的顾况和了贺知章的这首诗，顾况写到：“鈒镂银盘盛炒鰕，镜湖蓴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诗中的鰕指的是斑纹鱼，爷字在唐朝是父亲的意思，通常写作耶，杜甫《兵车行》中“耶嬢妻子走相送”这句诗中的耶嬢指的是爹娘。相比起贺知章，顾况的诗显的更刻薄，他就是这样的人。顾况晚年归隐茅山，有一个学生独自一人跑到山上去学习写诗，念出的第一句“驻马上山阿”后就卡壳了，刚巧顾况路经此地，顺口就接了一句：“风来屎气多”。那个学生听到这句诗后本想质问对方为什么要侮辱咱，可一听说人家是大名鼎鼎的顾况顾著作，就吓跑了。这个顾况也不像个文学界老前辈的样子，人家后生是初学者，免不了要打绊子，你不去辅导也就算了，何必一块板砖砸过去说人家的诗是风吹过来的一股臭气。
　　贺知章的家住在长安城东部的宣平坊，他家街对面有一个小院，院子开着一扇小门，里面住着一个老汉。老汉姓王，没有家眷，平时出门时骑着一头小毛驴，这种人在长安城中很普通。街坊们说别看老汉保持低调，却是在西市做金融生意的，五六年来总是穿着一样的衣裳，却总是新的，这说明他经济上很宽裕，可以一次做下上百套同样款式的衣裳。贺知章观察王老汉很长时间了，觉得此人非同寻常，就登门去拜访，一来二去交谈的次数多了就成了熟人。这时王老汉说自己的第二职业是道家高手，精通炼丹术，能够炼出黄金白银来。贺知章因此很尊重王老汉，愿意和他共同交流。有一天，贺知章拿出一颗夜明珠送给老汉全当是学费，请老汉讲授道法。老汉接过这颗夜明珠递给了身边的小仆人，小仆人转身出门去市场上用这颗价值不菲的珠子换回来三十多个胡麻饼。贺知章很不高兴，自己这颗珠子再不值钱也不至于才换回三十个烧饼。王老汉严肃的批评了贺知章这种过分看重经济利益的观念，他指出，道这个东西是用心来体会的，要想真正体会到道的真谛就不能去计较贫富。你现在的问题是太看重金钱，所以学不好道术。解决的办法是走出大都市的牢笼到乡间去，到深山老林中去，到穷的什么都没有的山沟中去。
　　据说贺知章受到王老汉的启迪，下决心申请退休告老还乡。不过，这段故事总让人感觉到眼熟，颇像一位大爷听了几回大师级的健康讲座后，掏了几千块钱买回几合通体印着洋文的灵丹妙药，后来权威部门终于站出来提醒广大消费者，这些所谓灵丹妙药顶多值三十个烧饼，而且还是那种过气的掉渣烧饼。之所以这样说的一个原因是，那个王老汉在得了贺知章的夜明珠后就象一些收了应聘者押金的公司，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天宝初年，贺知章申请回家乡去安度晚年，唐玄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领导上会千方百计的加以满足。贺知章说臣有一个儿子，想请圣上赐给名字，这将成为臣的荣耀。这意思是回到家乡就可以向乡亲们夸耀了。唐玄宗到底是皇帝，给人起个名字都要高屋建瓴，提高到道德标准上来对待。他说，一个人在世上所要遵循的莫过于信用诚实，而“孚”字就是诚信的意思，你的儿子就叫孚吧，希望他成为一个讲信用的人。
　　说到诚信，贺知章还真是有些愧对。开元十四年的时候，玄宗的兄弟岐王去世，出于兄弟之间的友爱，玄宗追封岐王为惠文太子，其葬礼规格也从王一级提高到太子级。在惠文太子出殡的时候要有牵引灵柩唱挽歌的挽郎，这些挽郎都是青少年，按照制度是由一定级别官员的子弟担任。当时任礼部侍郎的贺知章奉诏挑选挽郎，在这个过程中贺知章接受了一些候选人的贿礼，选举就不公平了。那些落选的人找上门来要讨个公道，贺知章手下的人害怕事情闹大就把院子的大门关上了。人虽然关在外头，但问题总要解决，贺知章让人搬来梯子爬上墙头向群众做解释工作，以平息这次风波。这出“墙头记”成为当时人取笑贺知章的话题。
　　却说唐玄宗给贺知章的儿子赐名孚之后，贺知章跪谢天恩，高高兴兴的离去。能够得到皇上的赐名对于贺知章来说具有四个最大，即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鞭策。鞭策这个词的发展过程很有意思，它的本意是马鞭子，用鞭子抽马让它快点跑，不知怎么搞的演变为对人的鼓励。有学问的人有一个特点，遇上什么事喜欢琢磨其中的意义，贺知章也在琢磨这个孚字，想着向着就想出烦恼来了。
　　贺知章的思路是这样的，他首先采用了拆字法把孚字拆开，发现上面是一个爪字下面是一个子字，于是就在心中嘟囔说，圣上这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吗，怎么能说我的儿子是爪子呢。
　郑余庆请客——唐时轶事之
　　郑余庆要在家中设宴请客了，接到请帖的朋友和官员都感到很惊奇，他们抬起头看了看天空中的太阳，确定它还是从东方升起来的。
　　郑余庆以清俭而著称于时，是一个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官员。郑余庆的官做的很高，两次担任宰相，这已经是人臣的最高境界了，其他职位诸如东都留守，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哪个不是高官，拿的都是厚禄，再加上皇帝的额外赏赐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郑余庆不会缺钱。只是他的钱大多数没有花在自己身上，一有余钱就分给亲戚，而他自己的家境却很普通，所以郑余庆请客的确是一件新鲜事。
　　郑余庆的清俭连皇帝都知道。中唐之后，一个官员出任方镇长官时，皇帝都要派遣中使（也就是宦官）带着节度使的旌节到这个官员的家中去宣布任命。人家来到你的府上告诉你升官的喜讯，你怎么说也要让人家发个财塞个红包什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红包越送越大，再加上有些官员为了铺通路子，送给中使的大礼包的价值甚至高达百万。
　　不过，郑余庆是个例外，当郑余庆被任命为一方长官时皇帝就会特别告诫前去宣布任命的中使说：“余庆家贫，不得妄有求助。”有句话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使收礼八成是皇上惯的。
　　现在，郑余庆要请客吃饭，人家毕竟是当过宰相，属于德高望重一类的人，出于尊重，受到邀请的人天刚亮就来到长安城昭国坊郑余庆的家中。昭国坊住着两位当过宰相的郑姓人物，还是同宗，你要是问路，人家会反问你是找“南郑相”还是找“北郑相”，“南郑相”是郑絪，“北郑相”才是郑余庆。
　　客人们到齐之后坐在郑府的客厅中等候，心中还盘算着这次能吃到什么美味佳肴，左等右等却不见主人出来。等人是一件难受的事情，等人吃饭更难受，于是有个别人就着急了，开始发牢骚。就这样一直等到红日高照，郑余庆出来了，宾主之间互致问候之后事情依然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郑余庆坐下来和蔼可亲的同各位来宾说起了闲话，这一说就是一个时辰。客人们终于等不及了，这到底是请客吃饭还是清茶一杯规格的座谈会。
　　郑余庆看到在座的各位从文明礼貌过渡到焦躁不安，这才叫来仆人说，让厨子开始做吧，告诉他们要掌握好几个原则，毛要去净，要蒸烂，千万注意保持完整不要折断脖项。
　　客人们听到这番话都露出喜悦的表情，有人还暗自分析，从毛要去净，要蒸烂，不要弄断脖项这两要一不要的操作要点来看，所作的东西一定是蒸全鸭蒸全鹅这类的美味。
　　要说到鹅，当然是皇宫里御厨做得最好。御厨做的是烤全鹅，如同许多上等美味一样，这种烤鹅的配料比主料还贵重，主料是一只鹅，配料是一只羊。具体的做法是将鹅杀了去净毛，掏出肠子肚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往鹅肚子中塞进釀制好的五味肉丁和糯米饭，放在一边待用。再取一只羊，照样掏出肠子肚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备好的全鹅塞进羊肚子中，将羊肚子缝起来，就可以放在火上面烤了。羊肉烤熟了之后却不吃羊，将窝藏在羊肚子里的全鹅揪出来囫囵着装盘上桌。人们把这道菜叫做“浑羊殁忽”，意思是整羊忽略。
　　说到吃，有些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口味是极刁的。唐乾符年间，东都洛阳一个姓李的官员设下家宴请几位贵公子吃饭，为了准备这次家宴李先生全家总动员，他本人亲自四处采购保证用料的档次，他的妻子亲自当厨。几位公子爱吃烧烤，但是面对着李先生家做的烧烤却尝都不尝，搞得主人很是尴尬。事后有人问这几位公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子们说大凡做烧烤，所用的炭必须先烧一下把它烧熟了，这叫炼炭，然后才能用来烤肉，不然的话烤出来的肉会有一股生烟气。李先生家烤肉用的炭没有炼炭，所以烤出来的肉很难入口。
　　这几位公子的口味改起来其实也不难，饥饿能够改变一切。黄巢攻占洛阳时，这几位公子跑到郊外的山中避乱，三天三夜一粒米未进，挣扎着出山后进入一家路边小店，逮住粗米饭狼吞虎咽。
　　再回到郑余庆家中，在这里吃不到“浑羊殁忽”可以理解，退而求其次，蒸全鹅的味道也是不错的，主要是靠蘸料。家童端着托盘来到客厅，每位客人面前摆上了一小碗蘸料，蘸料中有酱有醋味道调的极好。又过了一段时间，里面传出话来说饭菜都预备齐了，时间是有些长，但考虑到要蒸烂这一标准，时间长一点也属于精益求精。
　　饭菜上桌之后，主人和客人的反应大相庭径。郑余庆吃的美滋美味，而客人们则是看着郑公的面子勉强下咽。
　　最后公布一下这次家宴的食谱：
　　主食：一人一碗粗米饭。
　　副食：一人一个蒸全匏瓜。匏瓜俗称“瓢葫芦”，嫩的时侯可以当菜吃，长老之后剖开做成瓢。 成都的混混与洛阳的汉子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的时候中国流行向领袖表忠心,叫做“三忠于四无限”。在一个生产队的猪圈中有一头猪长的又大又壮与众不同，大家一致认为这头猪长的这么出众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应当归功于革命路线，于是将这头猪命名为“忠字猪”。有了这个头衔当然不能继续关在猪圈中，这头猪开始自由自在的在村子里游荡，家长们纷纷叮嘱孩子们说，千万不敢打这头猪，孩子们管这头猪叫打不得。
　　回到古代，那时候也有打不得的故事。
　　话说有一个汉子叫赵高，这个赵高和秦朝那个指鹿为马的赵高毫无关系，就像我们小区有两个人都叫刘备一样。这个赵高是唐朝人，家住在西川的成都，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个混混，爱打架斗殴，经常会被当地执法部门抓到衙门中去，按他这种行为应该被处以杖脊，就是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照着人犯的脊背打板子。杖脊在古时候是常用的刑法，罪重的人打多一些罪轻的人打少一些，也不知打煞了多少人，但遇上赵高时却无法执行，原因是他的后背上全是纹身。
　　赵高的纹身不像荆州府那个葛清，葛清的纹身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他全身从脖子以下一共纹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诗，这就把纹身提高到了风流儒雅的档次。白居易的诗当时是流行元素，酒楼的歌伎为向客人证明自己比别的歌伎出众时会说，俺能唱白居易诗词谱写的歌曲。
　　赵高在自己后背上刺的是佛教四天王之一的北方毗沙门天王，就是俗称的托塔天王。每当要挨打时，赵高就会主动的脱光上衣，府衙中的差人们看到托塔天王的像后都不敢下手，差人们是这样分析这个问题的：
　　托塔天王不能用棒子打
　　赵高的脊背上有托塔天王
　　所以
　　赵高的脊背不能用棒子打
　　既然是投鼠忌器打不得，那就只能说服教育一番后放他出去。就这样放了捉捉了放，赵高自认为官府可耐俺何，胆子放开步子迈大，成为市面上的一害。
　　当时剑南西川最高行政长官节度使兼成都尹是李夷简，他是接替武元衡出任这一职务的。高崇文当年说：“蜀中乃宰相回翔之地”，武元衡离开成都回到朝中当了宰相，李夷简离开成都回到朝中也做了宰相，这几任成都尹不是吃素的。李夷简在听取下属汇报时得知了赵高的所作所为后勃然大怒，他命令手下将赵高抓到大堂之下，用新造好的竹棒子照着其后背有纹刺的地方就打，三十多棒下去，那赵高的后背是皮开肉绽没有完肤。
　　十多天后，赵高的伤还没好利索就又出现在街头，他光着上身登门要钱，说这钱是功德钱，专款专用，全部用来修理后背上的天王像。估计当地的百姓会说：这人怎么能这样无耻呢。
　　说完了成都再说说东都洛阳。
　　洛阳有一位僧人，手中有几颗舍利子。舍利子说少也少，据说必须是大德高僧火化之后才会出现，说多也多，长安城赵景公寺中一座佛塔下就存有三斗四升舍利子，正所谓车载斗量。当然也不排除有假冒伪劣的东西，晚唐一个法名叫洪密的僧人在山西太原招集老年信徒募捐说是要修建舍利塔，有几位老太太多了个心眼儿，在洪密坐的地方拣了几颗舍利子去请专家鉴定，专家十分肯定的说，送检的舍利子全部都是晒干的鱼眼睛，这叫鱼目混珠。　　　
　　洛阳这位僧人手中的舍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权威部门的鉴定，但他本人很珍惜这些舍利子，平日里装在一个琉璃瓶子中，从早到晚都用香火供者。这一天，僧人处来了一个汉子，他对僧人说你几年如一日虔诚的供奉舍利子的行为深深地感动着俺，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啊。您能不能把舍利子请出瓶子让俺仔细的瞻仰一下，古人说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干，要知道这对于俺来说可以算得上莫大的幸福与荣光。僧人被夸的如醉如痴，不假思索连忙将瓶子口朝下在汉子的手心这么一磕，舍利子就倒在了汉子的手掌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让僧人目瞪口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汉子抬起手将舍利子塞进自己的嘴里，一仰脖儿像吞药丸一般将舍利子咽了下去。
　　僧人反应过来之后大惊失色，像是灵魂出了窍一样只剩下躯体在原地疯狂的打转儿，这是要是传出去那可是丑闻了。这时汉子说话了，破些财吧，破财消灾。听到这件事能够用钱来解决僧人喜出望外，当下拿出二百贯钱交给汉子。汉子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从身上掏出含有巴豆成分的药丸送入自己的口中，一仰脖儿又咽了下去。
　　巴豆是著名的泄药，服下之后立即见效，下来的事有些不雅，书上说僧人捞出舍利子后“濯而收之”，洗了洗又重新放入瓶子中。
　　经历了穿肠而过的波澜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洛阳一位僧人有几颗舍利子装在琉璃瓶中，日夜用香火供奉着。
　　最后再交代一下文章开头讲的那头猪，却说这头猪被命名为“忠字猪”以后，人们发现事情变的复杂起来，生猪收购站的人不敢收这头猪，因为收购的猪最终是要送到屠宰场的，生产队的人也意识到这事儿没弄好，猪本来是要杀了吃肉的，可现在这头猪戴了红帽子以后就碰不得了，还得整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大家一商量认为还是要发动群众，于是村里的人整天都在注视着这头猪的一举一动，等待它犯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尚且如此何况一头猪，有一天这头猪擅自闯进一位贫下中农家的猪圈，强行和圈中的母猪发生了性关系。结果这头猪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撤销荣誉称号，生产队的麦场上是鞭炮齐鸣，社员们围在这里看着杀猪等着分肉。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后人了解张祜大多是从这首诗开始的，张祜的一些七绝写得也很有韵味，“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农耕时代长江的夜景很是传神。唐诗到了晚唐的时候好的律诗不多了，好的绝句不少，相比起律诗而言绝句的气短了一些，这恐怕也和整个社会气数将尽的大环境有关。
　　诗人杜牧在担任池州刺史时曾这样评价张祜：“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夸奖人要有技巧，张祜没有做官，所以杜牧说他有这么多的诗作足可以轻视功名官位了。对于张祜来说曾经有机会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唐文宗太和初年，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亲笔写了一封推荐信，向朝廷推荐张祜。唐朝的在职官员向国家推荐人才是一个惯例，曾经担任过宰相的令狐楚这个推荐人的分量着实不轻，张祜应该说是满怀期望与憧憬来到京师长安，他在大明宫光顺门递交了令狐楚的推荐信和自己的三百篇诗作。唐文宗看过张祜的诗作后让元稹作一番评价，元稹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对待，他说张祜的诗全是些雕虫小技格调不高，陛下如果褒奖张祜会给人造成提倡这种诗风的误解，不利于社会风尚的教化。
　　“三十年持一钓竿，偶随书荐入长安。由来不是求名者，唯待春风看牡丹。”结果张祜在京师转了一圈权当是春游，然后遵循哪来哪去的原则回到了原居住地。
　　张祜多年居住在扬州一带，“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这是张祜对于扬州的印象。在这里他和崔涯结为好友，两个人一同游玩，一同喝酒，酒酣之后说些豪言壮语。崔涯写了一首充满豪气的诗：“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一种为了行侠仗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身家的气度。这首诗在扬州广为流传，人们把崔涯和张祜当作侠士一类的人物看待，称之为“崔张豪侠”。当然，崔涯并没有别妻离子去闯荡江湖，那是需要专业技术的，他大多数时间往来于扬州城中的娱乐场所，时不时的点评一下那里的从业人员。而张祜也没有成为真正的侠士，有一件事对他的浪漫情怀打击太大。
　　下面就来演义一下这件事。
　　时间：一天晚上
　　地点：张祜的家中
　　人物：张祜
　　　　　冬瓜——张祜家中的仆人
　　　　　牛大—－被称为壮士的男子
　　张祜家的客厅中
　　张祜放下手中的酒杯说道：
　　想当年岁月蹉跎，那正是
　　“行却江南路几千，
　　归来不把一文钱。
　　乡人笑我穷寒鬼，
　　还似襄阳孟浩然。”
　　当年事不提也罢，向前看一片光明，“穷寒鬼”这种处境已经是昨日落花随着江水流去。自从犬子参加工作之后，俺的手头越来越宽裕，现如今也算是小有资产，小资小资，出门骑马，回家做诗。
　　（院子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
　　张祜：冬瓜，冬瓜，有客来仪。
　　冬瓜上。
　　冬瓜：天惶惶，水哗哗，
　　　　　俺的名字叫冬瓜。
　　　　　主人说俺不清爽，
　　　　长把蟾蜍当青蛙。
　　　　俺这名字也是经常换的的，崔公子写诗说“崔生袖中三尺铁”，主人就把俺叫做捧剑，等来等去也没有剑可捧。俺家少主人当了冬瓜堰的主管之后，主人就叫俺冬瓜，说是要与时俱进，俱进俱进，推陈出新。也不知那个在敲门，待俺出去看看。
　　牛大上
　　牛大：那些贫寒的文人为了让酒变得更多会往酒中兑水，
　　 那些威猛的将军为了显示自己的豪爽端起酒杯干喝。
　　　　　那些青楼的女子为了提高自己的档次吃酒的时候要唱些小曲儿，
　　　　　啊，一潭深不可测的江湖之水表面上波光荡漾水面下却是重生险恶。
　　　　　我趁着夜色来到这陌生的地方，打听一下这里是不是张大侠居住的府第。
　　冬瓜：俺家主人喝了酒以后就说自己是侠士。
　　牛大：杯中的酒啊，你是多么神奇的液体，能够让聪明的人变得黏黏糊糊，能够让沉默的人变得絮絮叨叨，能够让诗人迸出闪光的词句，能够让胆怯的人成为梦想中的英雄。
　　冬瓜：听你的口音也是离这里不远的江宁人，从哪里学来西域人说话的腔调，说本地话。
　　牛大：俺要见张大侠。
　　冬瓜回到客厅：主人，主人！事情怪怪，门外有个汉子要见您。那汉子吧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腰上挎着一把宝剑，脚登一双紫锦履。最显眼的是他的手中提着一个布口袋，布口袋里装着一个人头大小的东西，隔着布渗出暗红色的液体，手一摸，黏的。鼻一闻，腥的。
　　张祜：李太白有诗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如果你描述准确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位侠客，甚矣，吾不闻侠客久矣！请他进来。
　　牛大进入客厅：张大侠，俺可找到你了！遇上了困难就想起您，看见了光明就想起您，幸福的时刻就想起您，心中的太阳就是您！
　　张祜：过奖，过奖。大侠不敢当，张祜是也。杜工部有诗曰：“子章骷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请问你手中提的可是项上人头。
　　牛大：到底是前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那双锐利的眼睛。小的在道上行走多年，见过的侠士如江中的鲫鱼，像张大侠这样开口就是名人名句句句都准确体贴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的大侠倒是头一次见到，俺以为当年的李太白也得让你几分。
　　冬瓜：敢问怎么称呼？
　　张祜：壮士，应该叫壮士。
　　冬瓜：壮士到这来就是为了和俺家主人说说话？
　　牛大：小的来到这里是为了和大侠分享喜悦。俺牛大十年前与人结下仇恨的种子，今天终于报了仇，一想到手中宝剑一挥只见寒光闪过仇人人头落地，真是痛快痛快，应该猛猛的喝上一大杯。
　　冬瓜：俗了，在俺家主人这里应该说浮一大白。俺有个问题想不通，为什么报个仇偏要等上十年，一年两年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吧。
　　牛大：俺们隔壁那个老大爷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泄恨，隔夜嫌迟。俺想着怎么说也要像君子看齐吧。
　　冬瓜：幸运，壮士真是幸运。要是碰上俺家隔壁的老太太可就麻烦了，那老太太总是爱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牛大：请问张大侠，这附近有没有酒铺，俺去买上些好酒痛痛快快的浮上一通。
　　张祜：何必骑驴找驴，家中有的是美酒。
　　过了一段时间
　　牛大：俺喝的不少了，有些话也敢张口了。张大侠也喝得不少了，有些事情也会相信了。离这里四、五里路有个村庄，村庄中住着一位义士，这位义士对俺有救命之恩，大恩大德不报俺还算是人吗？如果今天能够报答这一恩德，俺这一生的恩恩怨怨就算是了结了。只是最近多次接济同道中人，还在扬州城中资助了几个无家可归的小儿，手头一时紧张。俺听说张大侠就是当年高声歌唱着“千金散尽还复来”行走在天地之间的李太白，俺听说张大侠是方圆几百里闻名遐迩的仗义疏财的豪杰，俺就像被绳子捆住脚腕倒着悬吊在树上的遇险者，张大侠您就是解人于倒悬的救世主。
　　冬瓜：又出来西域的味道了，说本地话。
　　牛大：借俺点儿钱。
　　张祜：要多少？
　　牛大：一万不多，十万不少。
　　张祜：冬瓜，多点上几根蜡烛，将家中值钱的物品来，给壮士凑上十万。
　　牛大：痛快！痛快！俺先将这贼人的头颅寄放在这里，一个半时辰后准时返回。从此之后俺就是张大侠手下的牛马走狗，大侠指向哪里俺就打到哪里。
　　张祜：东西太多，让冬瓜送送。
　　牛大：不送，不送，俺出门叫个车。
　　牛大下场时高唱：俺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
　　一个半时辰后，张祜家的客厅中
　　冬瓜：（唱）俺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白）：怎么还不回来，莫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
　　张祜：你是说“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祜家的院子门口
　　张祜：（唱）俺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儿戴。
　　远处传来更鼓的声音
　　冬瓜：五更了。
　　张祜：俺猛然间想到杜工部的诗句：“五更鼓角声悲壮”！咱们怕是上当了。
　　冬瓜：俺是这么思考的，钱还是个小事情，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危险。主人您设想一下，当着天亮之后，一群手持刀枪棍棒绳索的官府捕捉破门而入，说是有人举报咱们犯了杀人之罪，他们在屋子里随便一搜就搜出一个渗血的布口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不是人赃俱获办成铁案了吗！
　　张祜：可布口袋是刚才那个人留下的。
　　冬瓜：那人姓甚？
　　张祜：无从知晓。
　　冬瓜：那人名何？
　　张祜：无从知晓。
　　冬瓜：那人是何方人氏？
　　张祜：无从知晓。
　　冬瓜：三无，三无，如何说的清楚。
　　张祜：冬瓜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赶快回去看看那布口袋中到底装的什么，也好再作打算。
　　冬瓜回到客厅打开布口袋（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冬瓜跑回门口：主人！主人！好消息，好消息！袋子里装的是一颗猪头，这可是天价的猪头，待俺提到后面厨房去燎净了毛下到锅里多放些调料卤了，好给主人下酒。
　　这正是：
　　张祜：没事少托大，酒后不借钱
　　冬瓜：借钱毛十万，换得一猪脸。
　　（幕落） 天下第一碑的倒塌
　　故事从北宋年间往回倒叙。
　　一位新任的陕西都转运使到长安上任，在路经西岳华山时到山脚下的西岳庙拜谒，当时华阴县的官员们陪同前往。这位长官看到西岳庙棂星门前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座残碑，虽说只剩下残缺的底座，但据此估计出原碑的规模给人以一种震撼力。
　　长官转身对陪同的华阴县官员姚嗣宗说：可惜了一块好碑，什么人把它给破坏了。
　　姚嗣宗操着一口的秦腔回话说：被贼娃子给烧了。
　　长官：贼人这么猖狂是对正义的挑战，你们这些县官干甚么去了。
　　姚嗣宗：贼娃子势力大，咱这县里只有三、四十名弓箭手，寡不敌众。
　　长官大怒：岂有官家怕贼人的道理，是何方贼人如此胆大妄为，领头的是谁。
　　姚嗣宗：贼人号称百万，领头的姓黄叫黄巢。
　　听到黄巢这个名字，都转运使这才明白自己被姚嗣宗戏弄了。
　　那位都转运使所看到的残碑就是唐开元年间树立的唐玄宗御制华岳碑，这座石碑在唐朝号称“天下第一碑”。
　　开元十二年冬天，唐玄宗前往东都洛阳。当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进到华岳庙附近时，玄宗告诉身边的人说自己看到上天派来主管西岳华山的华岳神在路旁迎接圣驾，他随即问身边的人，你们看见了吗？
　　身边的人们异口同声的回答说：没看见。
　　关于鬼神这种事孔夫子有过很经典的说法，当他的学生季路询问鬼神方面的事，夫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间的事还没有办好谈什么鬼神。
　　唐玄宗的随行人员看不见华岳神这是真的，神呀龙呀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虚构的，真要是看见了才是见了鬼，但是你不能说皇上他老人家见了鬼，可以选择的答案只能是没看见。在这方面即便是有人为了讨好皇上也要掌握好分寸，如果皇上说看见路旁的树上蹲着一只猴子，你便可以说就是就是臣仔细看了一下还是只雌猴。但如若皇上说他看见一条龙时，你就不能奉承说那是一条青龙，因为龙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看到的。有一次唐玄宗在大明宫登高远眺终南山时突然宣布：朕看见一条白龙横卧在山间。在他身边的大臣们都说没看见，于是玄宗派人紧急召唤京师财富人物王元宝前来认证，王元宝很富有，在京师非皇家富人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再加上铜钱的名称也叫元宝，因而京师的人们多管铜钱叫王老。王元宝赶到现场后也往终南山那边看，他表示自己看到一条白色的物体横卧在山顶。玄宗身边的大臣们十分虚心的请皇上赐教为什么他们瞪大了眼睛也看不见白龙，玄宗说能看见白龙是要具备一定的身份与地位的，朕听说天下最富有的人可以和最尊贵的人相比，朕是天下最尊贵的人，王元宝是京师最富有的人，所以朕看见一条白龙，王元宝看见一个白色的物体。
　　说实话，天气好的时候鄙人也多次远眺终南山，白龙一次也没看见，细一想也是，当年像王维那样的大诗人看见的也不过是“白云迴望合，青霭入看无”而已。
　　回到华岳庙前，为了证实自己的所见，唐玄宗召来随行的巫师让他们给大家讲一讲华岳神在什么地方，古人认为巫师能召来神，是人与上天沟通的桥梁。奉诏而来的巫师们左看右看看得一头雾水，只有一个资深的老年巫婆阿马婆勇敢的站出来替皇上分忧解难，阿马婆说自己看见华岳神就在大路的左边，那华岳神一头红色的披肩长发，穿着紫色的长袍，恭恭敬敬的跪在那里迎接圣上。
　　当众人簇拥着皇帝进入华岳庙后，唐玄宗又看见华岳神穿着一身正式的礼服俯伏在岳庙大殿东南的一颗古柏之下，而阿马婆则再一次现场公证说皇上所见是真实可信的。
　　西岳华山据说是唐玄宗的本命山。天宝初年的一天，宰相李林甫神秘的对另一个宰相李适之说，华山下面发现了一座特大的金矿，开采这座金矿可以使国家获得可观的财富，皇上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李适之不知道这是李林甫设下的圈套，就把发现金矿的喜讯回报给唐玄宗，唐玄宗听了十分高兴，就和李林甫谈论起开发金矿的事情。李林甫说其实这个消息臣早就听说了，只是因为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山，是王者之气聚集的地方，在华山动土开挖会挖断天子的龙脉泄走天子的王气，所以臣一直就不敢谈及金矿的事。经过李林甫这么一晃荡，李适之的形象在唐玄宗心目中矮了一头，政治上不得意，好在还有酒喝，“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在酒中八仙中李适之排名第三。
　　唐玄宗在西岳华山脚下看见西岳神之后龙颜大悦，下令树立碑石以示纪念，碑文由唐玄宗亲自撰文亲笔书写。这座御制华岳碑在第二年也就是开元十三年七月七日落成，石碑高五十多尺，宽十多尺，厚四尺五寸，换算一下的数据是，高十五米左右，宽三米多，厚一米五，时的人称这块碑为“天下第一碑”。碑的石料取自渭北的富平，工匠们在寒冬时节往路上浇水利用结冰的路面把巨大的石材运到华岳庙，这是北方古人运输超大超重物品的主要方法。华岳碑正面刻着唐玄宗御制的碑文，背面刻有当时随行的王公高官的官职与姓名，“制作壮丽”，“镌琢精巧”，无以伦比。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的军队攻入潼关占据华岳庙，在这里放了一把火，华岳碑前的五凤楼和碑楼熊熊燃烧将整座石碑烤的火烫火烫，就在这时天上突降暴雨，水火相交冷热相激，巨大的石碑顿时崩裂瓦解。
　　在矗立了一百五十五年后，天下第一碑只剩下了一部分残石。 康諐素的宰相情结
　　开元二十四年的一天，朝廷的文武官员们照例上朝。
　　官员们上朝不是排队买东西，谁先到谁站在前面，而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唐朝官员上朝时什么人站在第一排什么人站在后几排是由官品决定的，以文官班为例，一品的官员站在队伍的最前列，离皇上最近，接下来依次是二、三、四、五品。品级相同的官员再按照爵位排列，爵位高的站在前面，如果品级和爵位都一样那就要算小分了，这个小分就是官员的年龄，年龄最大的排在前面，这种排列方式是典型的论资排辈。不过这些官员中不包括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大员，他们是国家领导人，上朝时分别排列在皇帝御座下面的香案两旁。
　　当文武官员按照秩序站立在皇宫的大殿上时，人们发现三品班中的将作大匠康諐素有些不同寻常，只见他一副重大节日时的打扮，穿着一身崭新的官服，脸上喜气洋洋的，全神贯注的注视着坐在宝座上的皇上，像是在企盼着特大喜讯。由于官员不是按照大小个排列，所以康諐素的视线受到前几排高个子官员的阻挡，不得不踮起脚伸长脖子，也不容易。在康諐素身边的官员们看到这种情况赶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他们是想笑来着，但不敢笑出声，这一是因为上朝时随意玩笑被监察御史发现是要罚款的，二是因为康諐素这个人人还不错，工匠出身，本分老实，具有朴素的感情，笑话这样的人有些不道德。
　　官员们很想知道康諐素是在企盼什么。
　　中央各部门每个官员都有自己获得消息的渠道，这些渠道有效地连接起来之后，天下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很快，人们得知就在前一天，当今圣上玄宗皇帝亲口说要让康諐素当宰相。
　　这个消息太出乎众人的预料了。
　　将作大匠是将作监的主管，将作监负责皇家宫室、宗庙、陵园的土木营建，等于说是皇家的建筑工程公司。康諐素这个将作大匠虽说官居从三品，但是和主流官员不是一种性质，他更倾向于能工巧匠，属于那种具有高超技艺的专业人员。说到精湛的技能、灵活巧妙的构思和设计，康諐素当之无愧，但要说到治理国家主管政务康諐素则是隔着行道，隔行如隔山。在诸位官员看来，即便是现在在京的高级官员全部落选，宰相的职务也不会轮到康諐素。
　　唐高宗时期，前隋朝大将来护儿的儿子来恒当了宰相，而被唐太宗李世民誉为集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于一身的虞世南的一个儿子由于没有过人的才干，当了将作大匠。大臣许敬宗听说这件事后说：世上的事情竟然颠倒到了这种程度，“来护儿儿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可见将作大匠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也有能力很强的官员曾经当过将作大匠，比如两次担任宰相的李岘。
　　建筑选址之前先看风水地势是古代建筑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作为一个主管建筑的官员，康諐素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他给自己住的宅子看了风水，得出的结论是住在这里的人能够当宰相。
　　曾经有四个人在一起畅谈平生的志愿，某甲说要到扬州去当刺史,“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某乙说要发家致富，起码要有十万贯钱。某丙说要像神仙姐姐那样骑着白鹤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某丁总结高度概括和发展了前面三个人的志向说自己要“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只要你不说俺凭什么不能当皇帝，谈自己的志向未尝不可，问题是人家要相信。康諐素说风水学得出的结论显示自己能当宰相，大家都认为这是在白日做梦。
　　难道这一次康諐素会梦想成真？
　　唐玄宗确实说过要让康諐素当宰相。
　　事情要从牛仙客进入中央工作说起。唐玄宗要重用牛仙客，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坚决不同意，玄宗很是恼怒，他对张九龄说：你以为什么事情都由着你吗。这话可够分量的，皇帝生气的后果是张九龄被免去宰相职务，李林甫和牛仙客当了宰相。
　　牛仙客上任之后，唐玄宗问高力士外面对于这件事有什么反应，高力士如实地说外面的人议论纷纷，都说牛仙客是基层文吏出身也就能够写写公文，不具备宰相的才干和气质。唐玄宗听了当然不高兴，脱口说出一道圣旨：那就让康諐素去当宰相。
　　多年追随在唐玄宗身边的高力士知道皇上是在说气话，你们不是说牛仙客出身低微吗，我索性就用一个更低微的康諐素，让你们说个够。但是在场的一些宦官政治上还不成熟，听不出玄宗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有人当天就把这件事透露给康諐素，说是今上十分看重你，准备让你当宰相。于是便有了康諐素穿上一身崭新的官服在朝堂上等待喜讯传来那一幸福时刻的镜头。
　　康諐素最终也没有当上宰相，但也没闹思想情绪，继续在将作大匠的岗位上为皇上服务。第二年冬天，玄宗给康諐素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去东都洛阳拆毁武则天所修建的明堂。康諐素提议说全部拆毁太浪费人力物力，不如只去掉上面一层让它变得低一些，就不那么显眼了。唐玄宗同意了康諐素的建议。明堂修建时就出现过问题，最上层有些歪，向西南方向倾斜，工匠们为了纠偏用木头在中间撑了一下。武则天说这样的支撑木让人家看见影响美观，于是技术人员提出搞几条龙装饰装饰，就雕出九龙盘绕。明堂的顶端原设计的是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下面这一群龙出现后就成了九龙捧凤。尽管武则天已经当了皇帝，但对九龙捧凤还是有些顾虑，那条金凤最终被改为珠，九龙捧珠也是不错的创意。再说对于高层建筑顶端的装饰物来说，珠这种园形的东西终究要比金凤的造型经得起风吹雨打。
　　康諐素目测自己居住的地方能出宰相，这个预言最终还是应验了，只不过那是康諐素离开人世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康諐素居住在新昌坊，唐朝有几个知名的风水专家都和康諐素的看法相同，他们把这块地方叫着“金杯地”，肯定会有居住在这里的人当宰相。后来有一个人买下了康諐素原现居住的宅院，而且真的成了宰相，这个人就是牛僧孺。 秦琼的枪与单雄信的槊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颁布命令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绘制在凌烟阁上，秦琼秦叔宝就是其中之一。而秦琼为大众所熟悉是因为他是《说唐》、《隋唐演义》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小说中的秦琼在隋唐十八条好汉中名列第十六，这个排名似乎并不算高，但要考虑到这么一个背景：排在秦琼前面的那十五条好汉中，只有来护儿一个人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余的人都是虚构的。这样看来秦琼的排位就不算低了，何况排在他前面的来护儿还曾经是秦琼的领导，对于秦琼有知遇之恩。
　　隋炀帝大业中期，秦琼在来护儿领导的部队中担任一个小头目，这期间秦琼的母亲去世，来护儿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去吊唁。论地位，来护儿是右翊卫大将军、蔡国公，而秦琼只不过是军中一抓一大把的小头目之一，两者相差悬殊。主帅来护儿的这一举动让他身边的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问来护儿：军中的士卒、小头目战死或者家中遭遇丧事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主帅都没有过问过，为什么单单派人去秦琼那里吊唁。来护儿回答说：秦琼这个人英雄强悍，而且很有志气和节操，同时具备这两点的人并不多，他将来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因此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地位低下的人来对待。
　　来护儿的眼光很准确。
　　小说中的秦琼骑着一匹黄骠马，使的一双金装锏，杀手锏是他的绝杀之招。而在历史上秦琼的兵器是一杆长枪，这一点不论是在《唐书》还是在唐人的笔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非常之人必有过人之处，秦琼的这杆枪比一般的枪要重的多。在跟着李世民围攻洛阳城时，秦琼曾经打过一次心理战，他将自己的枪扎在城下的泥土中，然后退到一旁观看，城中出来十几个王世充的士兵，想拔掉这杆枪，但众人一起动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拔动。这时候秦琼飞马赶到，他随手将枪拔起高举着像在玩弄一根木棍般从容离去。
　　就是因为秦琼的枪超出常规，所以唐初每逢有重大的国事活动，朝廷都会将这杆枪陈列在皇宫的殿堂上，用来彰显国家的武威。
　　秦琼骑的马叫呼雷驳，驳是指毛色青白相杂的马匹。小说中原本是尚师徒的坐骑最终落到秦琼手中的那匹呼雷豹，就是由呼雷驳演义而来的。小说中的呼雷豹一声怒吼能吓的其他战马屁滚尿流，而历史上那匹呼雷驳也有特别之处，它除了像其他马匹那样吃草料之外还经常喝酒，人喝酒喝多了眼睛发花，呼雷驳喝酒之后眼睛更好，“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
　　秦琼的枪有名气，单雄信的槊名气也不小。
　　槊和矛是同一类兵器，古人定下的标准是矛的长度超过一丈八尺就叫槊。《三国演义》中说张飞使一杆丈八长矛，三国时的一尺等于现在的24.2公分，一丈八尺就是四米多。单雄信的那杆槊光是槊杆就长一丈七尺，隋尺和唐尺差不多，隋尺承袭北周的尺度，一尺等于29.6公分，唐尺一尺等于30公分。按照隋尺折算下来，单雄信的所用槊的槊杆长达五米。这根槊杆是枣木的，是单雄信一手栽培。单雄信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在学堂外面栽下一颗枣树苗，等到他长到十八岁的时候，把这颗枣树砍伐后做成了槊杆，槊杆有“拱围”那么粗。古时候形容粗细时有“把”和“拱”之说，“把”是指一只手能够握住，“拱”是指两只手合起来握住。据说单雄信这杆槊的槊头重七十斤，铮明发亮，人称“寒骨白”。
　　一杆两只手才能握住，长五米多，仅槊头就重七十斤的兵器，在马上使起来端的是厉害，就连骁勇善战的唐家四公子李元吉也怕他三分。不过这江湖上那是强中自有其强中手，单雄信这杆槊竟然被尉迟敬德给折断了。
　　隋末唐初的武将以槊为兵器的不少，尉迟敬德、程咬金、齐王李元吉都用的是槊。而秦王李世民则偏好弓箭，而且是剑无虚发，张开弓，搭上一根大羽箭，弦响箭发，能够射穿木门板。那时候的门板是实木的，不像现在有些门板是两层薄薄的夹板中间塞上废报纸什么的。在箭法这一点上李世民是继承了他父亲李渊的传统。
　　唐人的记载中说，瓦岗军的领导人李密的箭法也是很精湛的。据说李密和翟让在决定谁坐第一把交椅时比试过箭法，王伯当在靶子上写了一个王字，定下的规矩是谁射中王字中间一横和一竖的交叉点谁就是赢家，为了增加难度，这个王字的笔画写的很细，结果李密一箭中的。唐太宗树立的二十四个凌烟阁功臣中有四个人曾经在李密手下呆过，这四个人是李勣、魏征、程知节、秦琼，人数仅次于秦王府故旧，李密能叱咤中原如果没有真本事光凭嘴皮子怕是不行的。 信还是不信
　　桑道茂是中唐时期知名的术士，人们都说他的占卜很准确。
　　桑道茂的家住在长安城的安德坊，长安城南面有三座城门，中间是明德门，西边是安化门，东边是启夏门，安德坊紧靠着启夏门。像安德坊这样挨着南城墙的坊区由于远离闹市，所以很冷清，没有多少人居住，进入这些坊区给人的感觉是出了城到了乡间，有的人在这里开垦田地，有的人在这里办苗圃。但是桑道茂的家很热闹，门庭若市，来找他占卜吉凶的人都在外面排队等候，专家就是人气十足啊。
　　据说西平王李晟年轻的时候在皇家卫队中当差，很长时间得不到提升，人不走运的时候就想去算一算命运如何。一天清晨，李晟早早的出门去找桑道茂咨询，咨询是要付费的，李晟带着一匹绸缎作为咨询费。到了桑道茂住宅门口才发现自己来晚了，前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候接待，他们告诉李晟说，桑大师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李晟让人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后就自觉的排在队伍的末尾。
　　桑道茂闻听有一个叫李晟的人来了，立即打破常规亲自出门迎接，还吩咐摆下酒宴盛情款待。大师告诉李晟，你将来会建立伟大的功业，富贵的程度除了圣上之外没有人能够比拟。桑道茂不仅退还了李晟预交的咨询费，还提出一个类似追星族一样的要求：索要李晟身上穿的汗衫，并且执意要让李晟在汗衫上签名留念。唐朝时落榜的学子在回家复读前会向考中的进士索要考试时穿的衣裳，为的是给自己带来福气，这叫“乞旧衣”。桑道茂说自己只是想要一件信物，据他推算李晟发达的时候将会握有生杀大权，到时候拿出这件汗衫的人可以免于一死。
　　桑道茂的所作所为让李晟陷入茫然之中，对方描绘的前景和自己所面临的现实相差太远，他甚至怀疑桑道茂是不是在懵人。细一想自己白白的享受了一顿酒宴而失去的仅仅是一件普通的衬衫，显然是得大于失，也就无所谓了。
　　若干年之后，唐朝的首都长安发生兵变，前往淮西作战的泾原兵士路过长安时被安排在城外东郊的霸桥休整，因为原先讲好的奖赏没有落实，再加上京兆府供应的饭菜质量太差，肉都变质了，兵士们哗然而起冲进了长安城，唐德宗逃往奉天，朱沘自立为天下反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力量的盟主，史称“泾原兵乱”。在这次事件中，李晟率领军队收复了京师长安，而桑道茂则上了贼船。长安光复之后，李晟奉命处决投敌人员，桑道茂就把那件有李晟亲笔签名的汗衫拿了出来，因而得到赦免。
　　桑道茂到底是不是那么灵验暂且不论，来说一说桑家门口的一个特别现象：有一个老太婆竟然在桑道茂住宅的门外头摆起了卦摊儿，也干起了占卜吉凶的行当。从桑道茂那里测算完吉凶的人出门之后看到老太婆的卦摊儿后都有一个感觉：这个女人不寻常。不是经过桑道茂的特许经营双方利润分成，就是有过人的本事敢于在鲁班门前抡大斧，既然来了一趟不妨也让这个老太太给算一算。
　　这位老太婆专门和桑道茂对着干，桑道茂说好她就说坏，桑道茂押大她就押小。于是，凡是在桑道茂和老太婆两处都算过卦的人惊奇的发现总体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不是桑道茂算对了就是老太婆算对了。
　　桑道茂和他家门外的老太婆堪称一对最佳拍档。
　　唐朝还有一些女性也从事占卜工作，她们在工作时要弹起心爱的琵琶，边弹边占卜吉凶，这种自带伴奏的占卜方式叫做琵琶卜。在洪州城中就有一个琵琶卜者人称何婆，何婆那里生意很红火，男男女女盈门，送的礼品一堆一堆的。有一个姓郭的官员也想问问前程，郭先生在一个县里担任县尉，属于九品芝麻官，他按照规矩预付了钱款后让何婆算一下自己未来能当上几品官员。那人钱财替人答疑解惑，何婆抱起琵琶先调了调弦，这叫做“转奏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找到调门后何婆放声唱道：“个丈夫富贵，今年的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洪州这个地方“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不过这个何婆是个例外，她只懂金钱不懂政治，搞不清官员的品级数越少级别就越高，总以为官员的品级和钱的数目一样越大越好。那位郭先生听完何婆的这段曲子大动肝火也是必然的。
　　何婆按今天的标准衡量是属于神婆等级，她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倒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而有些术士的主意是要置人于死地的。
　　唐宣宗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吴居中，吴居中不是那种端个茶倒个水传传话跑跑腿把个门望个风一类的小宦官，他的级别很高，穿着紫色的制服，是高品级的宦官，而且受到宣宗的信任，按理说这就差不多了，但吴居中心里还是不踏实，就去找一个术士询问有什么办法能够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术士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可以在你的袜子底下写上这么几个字……如此如此。
　　吴居中造办了。
　　不久，有人向宣宗皇帝举报说吴居中侮辱圣上大逆不道罪恶滔天，证据就在他的袜子底下，宣宗派人叫来吴居中当场查验。这件事讲起来很是有趣，《鹿鼎记》中有人向皇上揭发说韦小宝的脚底下刺有反动标语“反清复明”，强行按住扒下鞋袜一看，一只脚上是清字，另一只脚上是明字，证据不足宣布无罪。
　　而脱下吴居中的靴子后一看，袜子底下写的“圣敬文思武和光孝皇帝”十个字，这正是当今皇上唐宣宗的尊号。
　　把皇上踩在脚底下这性质太恶劣了，不杀你杀谁，吴居中掉了脑袋。 水果外传（上)
　　唐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由唐高宗下诏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编撰完成。《艺文类聚》是一部大型的类书，武德五年开始编撰，历时三年，全书分为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条子目，将进一百万字。
　　《艺文类聚》中记载了三十七种水果，主要品种有：李、桃、梅、梨、柑、桔、樱桃、石榴、柿、楂、柰、枣、杏、栗、胡桃、椰、枇杷、葡萄、荔枝等。这其中，石榴、葡萄、胡桃是在西汉时期由西域引进中土的。
　　中国原产地的苹果是一种绵苹果，古时候叫柰，也有的品种叫林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柰与林檎，一类两种也。”我们现在吃的苹果是西洋苹果，大约是在公元1871年前后传入中国，地点一般认为是在山东烟台。而中国原产地的苹果树由于所结出的果实从果质、口感、产量上来说都存在着问题，因而主要用作嫁接时的砧木。
　　唐朝时有一种苹果被命名为文林郎果。中国古代有一种官叫散官，有官名但是不担任实际的职务，散官有文武之分，文林郎是文散官，在唐朝位列从九品，在所有文散官中排在倒数第二。文林郎果和一个叫王方言的人有关，王方言家住在临黄县王国村，紧挨着黄河。一天，王方言在黄河边上闲转时拣到一棵树苗，也不知是什么树，就拿回家栽到土里。慢慢的这颗树苗长大了还结了果子，原来是柰。果子成熟之后摘下一颗尝了一口，味道比本地产的柰要好的多，这些果实被送到曹州刺史李慎那里。
　　李慎是唐太宗的第十个儿子，后来被武则天改成姓虺，属于毒蛇一类，死在流放的路上。说起来诗人杜甫的姥姥就是李慎的孙女。
　　李慎得到这些果子后首先想到的是圣上，就将这些果子作为地方的贡品进贡给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品尝之后的感觉是果然不同于寻常的果子，一高兴就赐给果树的发现者王方言一个文林郎的散官，并将这种果子命名为文林郎果。文林郎果被栽种在皇家的果园中，有一位西域来的老僧人看到这些果树后说，这在西域叫做蘋婆果。
　　蘋婆果这个名称很值得注意，有人认为这就是苹果的最初名称，蘋是苹的异体字，现在香港地区的苹果二字就写作蘋果。
　　梨也是土生土长的水果，汉朝时长安城南的樊川有一种梨个头很大，肉质甜脆，掉到地上就会摔成碎块，当地人把这种梨子叫做“含消梨”，收摘含消梨的时候要先用布口袋把梨兜住，以免失手摔碎。
　　梨在唐代是主要的水果，每当梨花盛开的时候正是一年中好时节。岑参在西域的轮台面对着漫天的飞雪想到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杭州人把梨花盛开时节酿造的酒称为“梨花春”。“最似孀闺少年妇，白装素袖碧纱裙”，把梨花比喻成寡居少妇的那一身素裹，写下这句诗的白居易已经没有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年最少”的心境。
　　河北的真定县自古就盛产梨，魏文帝曹丕在一份诏书中说：“真定郡梨，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烦饴”，这种梨可以消火去病。
　　唐武宗有一阵子生病了，症状为烦燥不安，宰相李德裕说是“陛下威断不测”，威断不测在老百姓嘴里就是喜怒无常。医生诊断认为圣上的病因是心热之疾，实际上是吃了方士的金丹之后产生的不良反应，这种病不好治，原因在于患者在不停的服食金丹。有一个道士献上一个方子，方子中的一味主药是紫花梨／道士说这种紫花梨生长在四川青城山的山顶上，可以用来中和服用金丹后的不良反应。道士本身就是炼丹的，这个方子应该是道士之经验，服丹之必备。
　　唐武宗服用了道士献上的药之后，果然见效，脾气也恢复了常态。身体一好，武宗又开始服食丹药，服食了丹药之后就又产生了不良反应。再派人去找那个道士，道士不见了。派人去四川青城山寻找紫花梨，梨也没找到。于是唐武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紫花梨的线索，不久，真定县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那里有一棵梨树上结的果子就是紫花梨，树是一个姓李的县令栽种的。
　　唐武宗吃了真定县的紫花梨以后感觉到效果和那个道士献上的紫花梨差不多，这颗梨树就成了国宝级树木。地方官员清理了梨树周围的现场，附近无关的杂树全部被砍掉，再用红漆漆成的木栏杆把梨树围起来，当梨树开花坐果时，为了防止蜂蝶和小鸟的干扰，还特别制作了一个罩子将整颗梨树罩住，罩子是用高档的纱网制成的，即能保持正常的通风采光，又可以保护花果。
　　这颗果树原来的主人，那位姓李的县令的命运可不如他的树，李县令因为没有尽到保护这颗梨树的责任而受到降职处分，李县令所犯的错误是：对于保护梨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责任心不强，防护措施不到位，致使大风刮断了梨树的一节树枝。
　　唐武宗在晚唐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却毁在服食金丹上。服丹如服毒，病情加重不能处理国事，道士们却说这是在换骨。唐武宗死的时候是三十三岁。
　　据说在东都洛阳报国寺中的一颗梨树上曾经结出过六斤重一个的梨子，这梨可够大的，摆在桌子上像一个小西瓜。
　　中国史书上第一次提到西瓜是在《新五代史》的四夷传中，据史书记载，大约是在公元947年，即后晋开运四年，一个叫胡峤的人进入契丹境内，在其京城上京（今日的通辽）附近吃到了西瓜。当地人讲西瓜是契丹攻打回纥时获得的种子，由于上京地区气候严寒，栽种西瓜要“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西瓜大面积在中原一带栽种是宋代的事，唐人所说的瓜是指甜瓜。王建在《宫中早春》一诗中写到：“内园分得温泉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诗中的内园是指位于临潼骊山的华清宫，那里的温泉驰名天下，“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白居易诗中这个贵妃出浴的情节就发生在华清宫。唐朝的时候利用温泉地热在冬季种植甜瓜，使得其在早春二月就能成熟。
　　天宝年间，唐玄宗站在骊山之上远眺，手指着一个方向问那是什么地方，随行的人员急忙拿出地图寻找之后回答说，那里是愍儒乡。
　　愍儒乡有一道峡谷叫马谷，冬天的时候谷底气温比别处要高显得很温暖，秦始皇派人在这里种下一些甜瓜。甜瓜在冬天成熟是一件异常现象，秦始皇让一些儒生到现场开个研讨会，研究一下冬季甜瓜成熟有什么伟大的意义。务虚是儒生们的强项，正当他们在马谷谷底对着甜瓜展开认真热烈的研讨时，谷上檑木滚石俱下，将这些天真的儒生活埋在谷中。马谷因而被当地人称为坑儒骨。汉朝的时候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愍儒乡，愍是哀怜的意思。
　　唐玄宗听完愍儒乡的来历后，下令将这个地方改名为旌儒乡，我们现在要表彰儒生。有关部门立即落实圣上的指示，并在那里修建了祠庙，树立起石碑记叙愍儒乡改为旌儒乡的经过，石碑由贾至撰文，颜真卿书碑。 水果外传（下）
　　“粉香汗湿瑶琴轸，春逗酥融绵雨膏。浴罢檀郎扪弄处，灵华凉心紫葡萄。”
　　这是唐长安城平康坊娱乐场所一位女性从业人员赵鸾鸾写的一首诗，题目是《酥乳》。赵鸾鸾是平康坊的名妓，这首诗可以说是在用身体写作，诗中用来比喻乳头的紫葡萄就是马奶葡萄。
　　葡萄是西汉时期自西域引进的水果，长期在中土种植后面临着品种退化的问题。唐贞观十四年高昌之战结束，今日的吐鲁番就是高昌的一部分，那里盛产葡萄。唐军将马乳葡萄的种子带回长安城种植在皇家的园林中，同时还从高昌获得了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调整配方，在长安酿制出了葡萄酒，这种酒有八种颜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葡萄酒酿制成功之后，唐太宗将酒赐给大臣们品尝，在此之前中土的葡萄酒都是从西域得到的，这一次算是有了自己的产品。
　　在唐长安城的光宅坊就有属于官方的葡萄园，唐高宗仪凤二年术士们发现这里冒出非同寻常的地气，光宅坊紧挨着大明宫丹凤门，这个地方有了异常就要探个明白，最高当局下了命令：挖地三尺。结果挖出来一个石头的盒子，里面装着一万多颗佛骨舍利，这个葡萄园随即被改建成寺庙，名叫光宅寺。
　　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葡萄歌》的诗，诗中说“马乳带轻霜，龙鳞耀初旭。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就是说山西汾阴一带也种植有马乳葡萄，而且还很贵重，就像种下玉石，河东出产的葡萄酒在唐代相当知名。
　　樱桃由于成熟期早，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水果，因而被当作时鲜。春末夏初的时候，樱桃和春筍同时上市，《秦中岁时记》中说：“长安四月十五日，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筍宴”。堂厨是指宰相办公地点政事堂所设的小灶，宰相上班时在那里吃饭叫做“会食”，而百司厨则是指朝廷各个部门的食堂，官员们在上班时间可以在这里享受工作餐。据说政事堂的饭一般人是不敢吃的，有一个叫郑延济的人去政事堂找他当宰相的哥哥，刚巧赶上开饭，就坐下来同吃。郑延济端起一碗汤饼才吃了几口就中风了，手中的碗就扣到了地上，经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去世。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它只是反映了一种天命观而已。
　　《吕氏春秋》中说，仲秋进贡的樱桃要“先薦寝庙”，这个寝庙是指供奉祖宗的宗庙，由于樱桃在诸多的水果中最先成熟，自古以来在位的帝王用樱桃供奉祖宗，让他们也尝个鲜。同时帝王们也会将樱桃赏赐给大臣们，也就是个意思略表关怀。
　　李渊取代隋朝后将隋恭帝封为酅国公，酅字念（西）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山东省。到了贞观年间，一年春天又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季节，唐太宗准备送给后任的酅国公一些樱桃，但是在用词方面却遇上了问题，说圣上奉送樱桃吧这个奉字含有尊敬的意思，显得规格太高。说圣上赐给樱桃吧这个赐字规格又有些低，不管怎么说首任的酅国公也曾经是一国之主，李渊的领导，尽管只是名义上的。遇上困难，问虞世南，唐太宗说虞世南一个人身上有着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种美德。虞世南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当年梁朝的萧衍送给齐国退位皇帝巴陵王东西时称为“餉”。同样是送东西，下送上叫奉献的奉，上送下叫赐给的赐，餉则是基本平等。中国的文字该怎么用都有一定的规矩，双方会谈的气氛“热情友好”和“诚挚友好”就不一样。
　　唐朝的皇帝会把刚成熟的樱桃送给大臣们品尝，张籍在《朝日敕赐百官樱桃》的诗中写到：“捧盘小吏初宣敕，当殿群臣共拜恩”，用盘子盛着端上来这是一般的赐给方法，有的皇帝会在形式上推陈出新。唐玄宗就觉得总是让宦官们捧着一盘盘樱桃让大臣们以职位高底为序依次品尝有些俗了，就改为让大臣们亲自采摘，这个采摘可不像现在城里人去农家乐游玩时拎着个篮子拣大的摘，而是规定必须要用嘴直接去咬树上的樱桃。樱桃有个别名叫含桃，这样叫是因为黄鹂这种鸟会含食樱桃，唐玄宗不知是不是想到了黄鹂。古时候当个臣子也不容易，好在那时候还没有化学农药，用嘴直接去叼就叼吧。
　　安史之乱时史思明杀了安庆绪当了大燕的“皇帝”，仓促之中上任有许多事情都要现学，樱桃熟了要像以前的皇帝那样派送樱桃，这也是证明自己是皇帝的一种行为。樱桃先从自己家人送起，史思明叫人准备了一笼子樱桃送到河北给自己的儿子，同时他还写了一首通俗的诗：“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怀王是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周至是史朝义的王傅。史思明身边的人一致认为这首诗写的太好了，言无空物，一目了然，没有一点儿矫揉造作，有人还提出一条小小的建议，说是如果后面两句能够颠倒一下顺序，改成“一半与周至，一半与怀王”就更加完美了。史思明当场痛斥了手下人只讲写作技巧不顾政治影响的糊涂观念，他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位居周至的后面呢！
　　王保定在《唐摭言》中谈到进士刘覃举办樱桃宴时写到。吃樱桃时要拌上糖酪，关于这种吃法，唐人传奇《昆仑奴》中有着进一步的描写。这篇传奇一开头就是崔公子奉父亲的嘱托到当朝一品大臣家去问安，大臣吩咐仆人端来樱桃款待崔公子。樱桃放在金制的小杯子里，吃以前先要“擘之”，擘是从中间剖开的意思，用羹匙也就是勺子把樱桃从中间剖开后剔去里面的核，白居易在和友人一起吃皇上赐给的樱桃时就是“手擘才离核，匙抄半是津”。
　　樱桃擘好之后要浇上奶酪进行拌合，和现代的茶艺是美女执壶一样，为崔公子擘樱桃拌奶酪的是大臣府中的女伎，名叫红绡。红绡将拌好的樱桃送到崔公子面前，面对着这位美如天仙的佳人，崔公子满脸通红心跳得像被击打的羯鼓，哪里还顾得上吃樱桃。红绡看到这种情景莞尔一笑，便手持小勺舀起金杯里的樱桃喂进了崔公子的口中，临分手前红绡还给崔公子留下一个哑迷：先是伸出三根手指然后转了三下手掌。有了这场艳遇，崔公子回到家中对红绡思念不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日里都在念诗：“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亏的崔府中的仆人昆仑奴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飞檐走壁从一品大臣府中带出红绡，有情人终成眷属。据说这个一品大臣就是郭子仪郭令公。
　　唐朝人还用樱桃来形容女子的口形，白居易的诗中说的是“樱桃樊素口”，李商隐形容歌女唱歌时的口形是“红绽樱桃含白雪”，白雪是指歌女的牙齿，有些像在作洁牙广告。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女子的口形和西方性感的口形大不相同，前者偏与内敛，后者放得很开。
　　絮絮叨叨，挂一漏万，就此打住。 宋五坦率
　　宋济排行第五，通常被叫做宋五。
　　宋济参加过不少次进士考试，但总是落榜，属于屡败屡战的人。有一次国家统一考试时的作文是一篇律赋，文章快做完时宋济才发现出了问题。
　　赋这种文体是要押韵的，杜牧的《阿房宫赋》开头几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中的毕、一、出、日这几个字就是押的入声的质韵。杜牧的这篇文章已经接近于散文化，押韵是比较宽松的，唐代科举考试时所作的律赋押韵则是极其严格的，这种律赋一般是由主考官命题，还要选择八个字的声韵定出八类韵脚。这是一种程式化的作文。
　　考试时候的律赋一般不超过四百字，宋济快要写完时发现用错了韵，想要从头再写已经来不及了。用韵不符合规定文章写得再好也不顶用，宋济不由的抚膺长叹：“宋五坦率矣！”历来的高考都是受人关注的对象，唐朝的科举考试也不例外，有什么新鲜事情发生很快就会流传开来，“宋五坦率”这句话传遍了京城，甚至传到了皇宫之中。
　　科举考试是一个关口，难煞了许多学子，唐朝一辈子都在参加科考的人着实不少，所以有人写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
　　毛泽东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过：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答对了，我抄你的，抄下来也算是学习。这是领袖气质，所谓领袖气质就是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无法成为大众化的法则。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春季举行，各地的学子都汇集到长安城要过这一关，考上的欢天喜地，心情舒畅不妨开开玩笑。元和十五年有二十九个人成为进士，其中的施肩吾说：“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二十九个人应该是五十八只眼睛，说五十七是因为其中有一个进士的一只眼睛失明。考不上的是大多数，个别人比较极端，元和五年一个叫郭东里的落榜考生就曾大闹看榜现场。唐代进士榜的公布地点在长安城中皇城的礼部南院，南院的东墙是专门为公布进士榜而修建的，它比其他的的墙要高，有三米多。进士榜是用黄纸写的，人称黄榜，黄榜的最上面写着四个大字：礼部贡院。为了防止看榜人损坏进士榜，在这堵墙的前面专门砌了一道矮墙，矮墙和进士榜之间还布下了棘藜这种类似现代铁丝网的障碍，这个郭东里硬是越过矮墙冲过了棘藜扯坏了进士榜。
　　大多数落榜生是好的，有些人写下一首诗之后回家去了，有些人则留在京师复读备战明年的高考。留在京师复读这种情况叫做“过夏”，过夏的学子有的在城中租下一间房子，有的则找一座寺院借住。
　　宋济落榜后选择在西明寺借住过夏。西明寺位于长安城西的延康坊，在隋朝的时候是越国公杨素的府宅，到了唐朝成为著名的寺院。
　　这一天宋济在借住的房间里抄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的课本，要什么学习资料只能向别人借书一字一句的抄下来，连经典著作也是手抄本。隋、唐的皇宫里专门设有御书手这种职务，负责抄写书籍供皇室收藏，开元五年唐玄宗就曾亲自面试录用了一百多名御书手。天宝三载唐玄宗下诏让天下百姓每一家都要收藏一本《孝经》，多少人要动手抄书，好在《孝经》文字不多，要是抄《南华经》就有些麻烦。因此，古人家中藏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书复借书”在唐人口中是痴人的表现。
　　长安的夏天很热，宋济头顶着一块布头巾，光着膀子，下身穿一条大裤衩。大裤衩的商品名称叫“犊鼻褌”，我们现在称之为贴身内裤。古代讲究文明礼貌的人是不会把这种风格的衣物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在七月七日将自己的犊鼻褌公开搭在竹杆上晾晒就被认为是不拘礼节的表现。阮咸这么做有“愤士”的意思，民间七月七日讲究晾晒衣物，和他住在一个小区的其他阮姓人家都很富有，晒的都是绫罗绸缎，阮咸没有那么多好衣裳，但看到大家都这么做就想着咱也不要免俗，就把自己的裤衩晾了出来，保持一致吗。再往前推就是汉朝的著名作家司马相如，司马先生穿着大裤衩在成都街头买酒，目的是要让他老丈人难堪，逼迫丈人承认自己和卓文君的婚事。
　　穿着犊鼻褌走在大街上那是典型的衣冠不整者，各种商业店堂有权谢绝入内，但在自己的屋子里就另当别论了。皇上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坐在自雨亭子下面，亭子上哗哗的往下流水，体质弱的人在里面呆的时间长了会受凉闹肚子。宋济没有这个条件，还得要坚持读书，穷人过夏，光膀子穿裤衩。
　　宋济抄书很投入，外面进来人了都不知道，客人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没见主人抬头招呼，只好自己先说话：能不能给冲杯茶水。
　　宋济头也没抬回答说：房子外面炉子上的壶里有开水，案子上的瓦罐里有茶叶沫，你可以自己泼茶。
　　客人问宋济姓甚名何，排行第几，是干什么的。宋济说自己姓宋名济排行第五，现在正在复读备战明年的进士考试。
　　客人又问：攻读的是什么学科。
　　宋济答：作诗。
　　客人：现在写诗的人很多，听说当今的圣上也是诗作爱好者，你认为今上的诗写的怎么样？
　　宋济觉得这位客人问来问去有些罗嗦，更何况自己一个平民百姓不好去评价圣上的诗文水平，就答了一句：“圣意不测”。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客人一走自己可以安下心来抄书，但下来的事情惊出宋济一身冷汗。
　　此时从外面又进来几个人，跪在那个客人面前口口声声的叫着“官家”。宋济这点政治头脑还是有的，他立即意识到那个客人是当今的圣上德宗皇帝。一想到自己在皇上面前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衩，还让皇上他老人家自己动手泼茶，宋济的心里是诚惶诚恐之极，急忙恳请圣上恕罪。
　　人家在自己的屋子里抄书本来就和你皇上没有多大关系，你又没穿正规的制服，不知者不罪。唐德宗倒没怪罪，只是想到京城流传的那句宋济的名言和眼前本人的表现倒是很符合，就随口说到：宋五大坦率。
　　转眼之间冬去春来，一年一度的进士考试又到了公布成绩的时间，进士榜天还没亮时就会公布出来，唐德宗特意指派小宦官去看一下宋济考中了没有，小宦官快去快回禀报圣上说：榜上没有宋济的名字。
　　从宫里传出的消息说，唐德宗听到宋济落榜后再一次指出：宋五又坦率也。 唐宣宗微服出行记
　　唐宣宗李忱喜欢微服出行。
　　李忱没当皇帝时被封为光王，有一次他跟着皇帝的圣驾回宫，走着走着不知怎么搞的就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个时候李忱远不是绩优股，根本就不被行家所看好，掉了队竟然没人发现，真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那一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半夜的时候李忱被冻醒，碰巧治安巡逻队路过事发地点，李忱拦住人家说我是当今的光王，口渴的要命，你们给找点水喝。巡逻士兵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天气是下苦人的典型环境，王公贵族那是红炉炭火坐锦被貂裘，那个会神里神经的跑到这来受冻挨饿。不过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还是有士兵给李忱打来一瓦罐凉水。当李忱哆哆嗦嗦的捧起瓦罐准备喝水时，奇迹发生了，瓦罐中的凉水变成了美酒。
　　凉水变美酒的情节肯定是编造的，不信你打上一罐凉水放在那里耐心的等待，即便是含有几十种矿物质的纯天然矿泉水也变不成酒，等的时间长了还会长出绿毛。
　　当了皇帝之后，李忱还是会出去走走，也有所收获。在几次私访中，宣宗皇帝给国家发现了几个刺史和县令，纠正了一座道庵中的道姑浓妆艳抹过度化妆严重影响道教形象的不正之风，也成就了一位进士。
　　那年，学子卢沆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当他在长安城东风景如画的浐河河畔自由行走时，对面来了一个自骑驴旅游的驴友。这个骑驴人虽说和其他驴友一样悠哉悠哉的任跨下的毛驴迈着碎步，但气质却显得与众不同，脸上丝毫看不出为生活而操心的痕迹。卢沆有眼色，当下想到道路避让守则：少让老，民让官，官员让的是宰相，举国上下让皇上。于是就主动的侧过身子让骑驴人先走。对方看见卢沆懂文明讲礼貌，就勒住毛驴致以问候，当得知卢沆准备参加今年的进士考试时，又索要了卢沆的诗文作品塞到自己的袖子里骑驴而去。
　　这个骑驴人就是唐宣宗，他回到宫中看过卢沆的作品后给主考官打了招呼，卢沆考中了进士。当时的宰相得知圣上为卢沆的事情打招呼后，感到很惊呀，以前从来就没听说过卢沆还有通天的关系。作为一个宰相，搞清楚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他就找卢沆摸底，卢沆回答说俺在浐河边上给今上让过路。
　　有一次宣宗坐在肩舆上逛街，肩舆是轿子的一种，类似四川的滑竿。在行进过程中对面也来了一顶肩舆，在宣宗前面步行的随行人员看到对面肩舆上坐着的人后都往一边躲。这种情况让宣宗很感兴趣，是什么人能让见多识广的随行人员主动规避？他让人放下肩舆自己亲自去看一看。对面肩舆上坐着一位女性，是长安县令卢彖的妻子，长安人都说卢彖的妻子长相困难，宣宗亲眼目睹果然不是谣言。唐宣宗此时又找回了没当皇帝时行走江湖时的感觉，放声大笑，比起上朝办公时先要更衣洗手整理容貌，然后平均气息正襟危坐听取大臣们的汇报，这种笑声显然要爽得多。
　　笑人家的长相是不礼貌，当宣宗穿着平常的衣裳走在社会上也会遭遇不讲礼貌的人。
　　有一次唐宣宗在外面遇上了温庭筠，温庭筠字飞卿，人送外号“温钟魁”，看来是一幅凶神恶煞的模样。温庭筠盯着普通人打扮的唐宣宗左看右看之后评价说：你大概是州里司马一级的官员吧？宣宗说不至于吧！温庭筠往高的说了一些：那就是节度府的主薄，唐宣宗再一次否认。温庭筠没有继续往下猜，在他看来对方的官职也大不到那里去，没有必要在待见。被人家说成是国家的下级官员，唐宣宗一定很郁闷。
　　温庭筠很有才气，学子们在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时要做律诗，一首诗是八句，温庭筠左右手一交叉就想出一句，手叉八下一首诗就写成了，人们叫他“温八叉”。温庭筠可以说是才思敏捷，有些人做诗却难得多，一个叫李频的人说自己“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有人就评论说，可惜了这颗心，干什么不好偏偏在五言诗句上用破了。
　　大凡有才气的人都有脾气，冷暖双气接入。唐宣宗微服私访，温庭筠讲出话来很不客气，你可以说那是温庭筠等闲不识君王面，性格自然流露。宰相令狐绹温庭筠是认识的，温庭筠照样是冷嘲热讽。有一次令狐绹询问起一个典故的出处，温庭筠解释说这个典故出自《南华经》。
　　《南华经》就是通常说的《庄子》，天宝元年唐玄宗封庄子为南华真人，他的著作也改称《南华真经》，同时列子被封为冲虚真人，他的著作《列子》改称《冲虚真经》。
　　答疑解惑完了之后就打住吧，温庭筠偏不，他又补充了一句：《南华经》可是咱们国家常用的经典著作，言外之意是你令狐绹在百忙之中也应该抽时间读些书。宰相令狐绹也是当过翰林学士的人，尽管社会上有传言说令狐绹的学识水平名不符实，但也不能由着温庭筠这个等级的的人教育来教育去，再联想到温庭筠曾经对人说“中书堂内坐将军”，把令狐绹比作一个武夫，令狐大人不恨才是怪事。
　　令狐是个小姓，天下姓这个姓的人不多，令狐绹当上宰相后为了扩大影响，只要是姓令狐的人来找他办事，基本上都不会落空。有人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就冒充令狐这个姓氏，甚至有些原本姓胡的人给胡字前面加上一个令字自称五百年前和令狐绹是一家子，这就好比时不时的有人自称自己是某位名人的某某代嫡系后裔，说是发扬光大实际上还是名利二字。温庭筠就这件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代令”，自从您老人家当了宰相以后，咱们大唐姓胡的人都改姓令胡了。
　　温庭筠这种态度很难为当时掌权的人所容纳，仕途很是不得意，上天造人时也是有所保留的，注入了才气就抽走了运气。
富酒·穷酒·酒量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这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诗句，诗中的八个人喝起酒来都是海量。
　　左相指的是唐玄宗天宝初期的左丞相李适之。
　　李适之是皇室成员，而且还是近支血脉，他的爷爷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第一位太子李承乾。按照辈份算下来，李适之和唐玄宗李隆基是同宗的兄弟。
　　李适之步入仕途后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的提升几乎都超出了官员仕途的常规路数。李适之没有担任过县丞、主簿就直接出任一个州的长史，没有在京兆府的京县畿县锻炼就直接出任京兆尹，没有在御使台担任基层的侍御史就直接出任御使台最高长官御史大夫，没有在中书门下两省担任给事和舍人就直接出任宰相。说他是一帆风顺确实不为过，但不幸的是当时李林甫也是宰相，李适之太顺利了，这就导致了李林甫妒忌，天宝年间凡是被李林甫瞄上的大臣没有能幸免的，李适之最终服毒自尽。
　　“左相日兴费万钱”，李适之喝的是富酒，豪华的狠。杜甫也喝酒，但那是穷酒，“残杯与冷炙，处处潜酸辛”，“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隔屋唤邻家，借问有酒无”，这一类的句子在杜甫的诗中屡见不鲜，可见这酒喝的并不痛快。尽管如此酒还是要喝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天宝十三载的秋天，长安地区秋雨接连下了六十多天，雨多成灾，民众吃粮都成了问题，国家从太仓中拨出十万石大米低价救济民众，杜甫也属于领取救济粮的人员，按规定每人每天可以领到五升大米。“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有了钱就去买了酒找郑虔痛饮，估计这里面也有夸张的成分，总不能每天都是这样。这时候杜甫没有工作，家中有妻子还有孩子，大儿子宗文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小儿子宗武才一岁，男人至少要养家糊口吧。
　　唐朝人喝的酒多是粮食发酵酒，没有经过过滤的叫浊酒，经过过滤的叫清酒。浊酒这个词在唐人的诗句中经常可见，看来是主要的饮品。
　　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唐代的名酒有：郢这个地方的富水酒，乌程的若下酒，荥阳的土窟春，富平的石冻春，剑南的烧春，河东的干和葡萄酒（干和是不掺水的意思），岭南南海的博罗酒，宜城的九醖酒，京师长安的西市腔酒，京师长安蝦蟆陵的郎官清，还有出自波斯的三勒浆。
　　郢是楚的别称，在这里还出产一种烧香酒。唐朝的皇宫里面专门建有酿制烧香酒的作坊，可见这种酒不同一般。烧香酒的味道比同类的酒要浓得多，宫中在喝这种酒时要加入冰块调和。唐朝的皇帝在夏至以后会将烧香酒连同冰块打包赐给大臣和翰林学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一诗中的“冰寒郢水醪”就是说的这件事。
　　有酒就会有能喝酒的，酒量超出常人。据说晋朝时的山涛是八斗的酒量，一过八斗就醉。山涛在荆州做官时经常到一个叫做高阳池的风景区去边赏风景边喝酒，然后是大醉而还。山涛的这种行为深得唐代诗人李白的赞赏，李白在《襄阳歌》中写到：“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旁人借问笑何事，笑煞山公醉似泥。”
　　唐朝有一个官员叫裴弘泰，在山南东道负责管理驿站。这一天，山南东道节度府举办宴会，要求全体官员必须参加，负责下发通知的官员一时疏忽，忘了通知裴弘泰，等到裴弘泰闻讯感到宴会厅时，首长已经讲完了话开始喝酒了。节度使裴均看到裴弘泰迟到了很生气，严厉的批评说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难道不知道节度府的礼节规定吗。裴弘泰是裴均的侄子，看到自己伤了叔叔的面子，裴弘泰连忙解释说事情的起因是我没有接到宴会的通知，绝对不是有意怠慢，我现在认罚，席面上所有容器中的酒裴某全喝了。
　　不过裴弘泰提出一个条件，喝完酒后这些盛酒的银制器皿都要归自己所有。
　　在场的官员看到有人夸下海口说能喝完所有容器中的酒一下子就来了情绪，都想看这个热闹，纷纷表示应该让裴弘泰试一试，主官裴均也就答应了。
　　只见裴弘泰先从小杯喝起，喝完一杯后就将杯子口朝下，让众人检验有没有剩下的酒滴下来，检验完毕就将银杯塞进自己的怀中。小杯喝完之后端起大的觥杯，一觥一觥的喝，一只觥一只觥的往自己的怀里塞，不一会儿，连觥带酒都从宴席上消失了，裴弘泰的怀抱中也塞满了银器。这时裴弘泰将目光对准了一个大型的银器，那里面足足装了一斗酒，他稳稳当当的捧起这个银器一饮而尽。喝完之后裴弘泰撇着眼儿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将手中的银器放到地上，像如今的拾荒者对待空易拉罐那样用脚将银器踩扁，抱着走出节度府的大院骑上马回驿站去了。
　　裴弘泰这一次卷走了宴席上的所有酒器，节度使裴均是很尴尬，但他更担心的是裴弘泰喝了这么多的酒会不会闹出人命的事来，可别让人家到处吵吵山南东道节度府喝酒喝死人了。宴会一结束裴均立即派人去驿馆看看裴弘泰怎么样了。
　　使者汇报说裴弘泰正伸着腿坐在驿馆的前庭指挥银匠用戳子在秤带回来的银器，算下来总共有二百多两。裴均这才放下心来，让人给裴弘泰传话说，明天咱们再喝上一回。
　　唐朝的发酵酒虽然也是粮食酿制的，但还不是后世的蒸馏酒，蒸馏酒就是现在所说的白酒，其酒精含量的度数要比发酵酒高得多。裴弘泰如果喝下去的是蒸馏酒，节度使裴均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和幕僚商量一个问题：在节度府正式宴会上饮酒过量不幸身亡算不算因公殉职。 清思殿上吃杯酒 　　
　　唐王朝天子脚下皇宫之内总是爱出一些事情。
　　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武后时期张柬之等人杀二张迫使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时期太子起兵杀武三思，血战玄武门。接下来是临淄郡王李隆基夜入禁宫株杀诸韦，待到他正式即位后，初期有先发制人清初太平公主一党，后期便是大好形势毁于一旦的安史之乱，京师沦陷。广德元年，与唐朝在陇右一带对峙一百余年的吐蕃大军终于有机会纵马长安，到大明宫中走上一圈，唐代宗避难于陕州。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军哗变攻占大明宫四处哄抢，就像进入倒闭的超市，喊出的口号是：“天子已经跑了，咱们人自求富！”宪宗李纯即位之后强势削藩多有建树，自己却在大明宫中和殿中不明不白的死去。
　　唐敬宗李湛即位初期，大明宫内又一次刀兵相见，尸陈狼藉。
　　事情发生在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四月。其主要人物既不是王公大臣，也不是宦官藩将，而是两个老百姓，一个是染坊的役夫张韶，另一个是在长安街头卜卦的苏玄明。
　　张韶和苏玄明是朋友，关系不错。这一次苏玄明给张韶算了一卦，他是这样解释卦象的：“张兄你注定将有大福大贵，能够坐在皇宫的御榻上和我喝酒椡菜。当今的皇上白天打马球，晚上猎狐狸，忙得不可开交，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宫中，你我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共图大事。”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既不是要拥立什么人。也不是要打到什么人，仅仅是要体验一下皇家生活。
　　接下来的事是寻找帮手，目标定在两类人中。一类是和张韶一同在染坊工作的同行，另一类是长安街头的闲人。
　　长安城中人口众多，韩愈在一首诗中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出门之后不知道去哪里，可见心情郁闷。百万之家虽然不是足数也是大致。
　　号称百万之众的城中，各色人物聚集。有本领高强的神偷，所吃的水果是宫中的贡品洞庭桔。还有武功出神出神入化的老者，住在城内一个偏僻的角落，偶尔露上一手。也有年轻漂亮的女子，专门租下高档的住房接待有钱的公子，估计着对方钱快花完了就退房走人。更多的是街头的闲人，这些人多爱刺青纹身，刺青分文武，文刺青者浑身刺满白居易的诗，武刺青者左胳膊刺着“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着“死不怕阎罗王”。
　　京师是最难管理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有那些各色人物，更主要的是离天太近，街上一个很不起眼的老头都有可能是三品致仕官员，能和皇帝拉上亲戚关系的人成千上万，还不包括那些拐弯抹角的。因此，京兆尹换的很勤，还在西汉时就有“五日京兆”一说。唐穆宗长庆三年，韩愈就曾经担任过几个月的京兆尹，虽是文人，却很有威镇力，那些平日目空一切的六军兵士私下里说：“这就是当年要烧佛骨的人，千万别犯在他手里。”
　　经过张韶和苏玄明的一番活动，招募到一百多人。下一步就是如何让这些人进入大明宫中。
　　当然不能大模大样的走进去，生人进入普通百姓家主家还要问一句：你找谁。何况是皇宫。大明宫东南西北共十三座宫门，每个宫门都有监门宦官看守，官员进入即便是脸很熟的也必须核对门藉，其他人进入须有鱼符。当然，百密总有一疏，不久以前就有一个叫徐忠信的普通百姓非法进入到浴堂门内，被打了四十棍流放天德。天德在河套附近，大概是刑事犯流放的地方。唐书中说徐忠信的身份是“编氓”，就是有户籍的人。
　　在染坊工作的张韶想到了运送紫草的车辆。紫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部含有紫草素，当时的人用它来染紫色的织物，成品不含偶氮完全符合现行的欧洲环保标准。紫色属于深色，因而需要大量的紫草。张韶的计划是，让那些没有通行证的人躺在车中，上面盖上紫草混入大明宫。进去之后先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待到夜深之后听号令统一行动。大明宫内殿堂林立草木茂盛，藏上百十来人没什么问题。
　　计划的第一步实施的很顺利，藏有人的运草车顺利通过左银台门进入宫中，张韶暗自庆幸时却不敢大意，前面还有很多关卡。
　　大明宫内院子多，门也多，所谓重门深宫高墙。那些寂寞无比的宫女们只能采取两种方法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一种方法趁着给前方将士缝制冬衣时将文字写在布料上，另一种方法类似于大海上的漂流瓶，在树叶上写下诗句，放到水沟里顺流漂出宫外。水沟漂出一片树叶容易，人要想钻出去却很难。前一阵子西安市重修含光门时发现过唐代皇城南城墙排水沟的遗迹，青条石上铁栅栏，严密得很。
　　运草车继续前行又到一座门前，有一个爱动脑子的守门宦官发现可疑之处。草应该是很轻的东西，即使是满满一车也没多大的份量，但眼前车辆的状况却个个都是重载。
　　此人便上前拦住车辆问个究竟。
　　这一问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张韶只得仓促行事，抽出刀杀了这个宦官。藏在车中的人也纷纷跳了出来，手持兵器，呐喊造势。其中一部分人去攻打弓箭库，以实现可持续性战斗的目的，另一部分人则朝清思殿杀去。当然，也有少数人脱离队伍到别处踅摸宝物去了，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一时间，大明宫内杀声响起，总攻时间被迫提前。
　　张韶和苏玄明的目标是清思殿。
　　此刻，唐敬宗李湛正在清思殿小球场打马球。
　　马球在唐代属于皇家运动项目，历朝皇帝中不乏马球高手，知名度排在前面的当属唐玄宗李隆基和唐宣宗李忱。唐敬宗的父亲唐穆宗也喜爱马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庆二年冬天，唐穆宗和宦官在宫中击球，鏖战正酣，身边一个宦官像是遭到不明飞来物的重击，从马上直挺挺的栽了下去，穆宗因此受到惊吓。球赛被迫中止后，随行的人员发现皇上病了，双腿发软无法着地。经诊断，确定为风眩。十天之后穆宗才露面，躺坐在有靠背扶手的大躺椅上会见群臣。从此落下病根，一年半之后，穆宗旧病复发抛下江山独自而去，长子李湛即位。
　　穆宗死时三十岁，敬宗即位时不满十六岁，以此推算，穆宗不满十五岁就喜得贵子。不知道是不是和优生优育有关，反正敬宗李湛不像是当家作主的人，用现在一些家长的话来说就是：这孩子玩心太大。第一次参加正式朝会就迟到，让百官在大殿外头干等着。长安经常会遭遇倒春寒，初春的早晨寒气逼人，有些体弱多病的官员浑身僵硬，说一句俺熬不住了，咕咚一声跌倒在地。
　　数年之后，白居易再次分司东都时写道：“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分司在东都，又不劳朝谒。”半是解嘲，半是实情。
　　侍奉敬宗的宦官看见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一路呼啸着杀了过来，急忙退入清思殿院中，关紧院门。在自家院子里休闲的时候遇上这种险境，实在是出乎敬宗的预料，他也不是那种每临大事需静气的人，一时惊慌也是在所难免的。惊慌过后，敬宗口喻：速去右神策军营。
　　拱卫大明宫的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军，左军领军中尉马存亮，右军领军中尉梁守谦，均为宦官。大明宫南北长约二点五公里，东西宽约一点五公里。敬宗所在的清思殿紧靠着大明宫东墙。而右神策军则驻扎在宫西墙九仙门外，去右神策军就意味着要横穿大明宫，而左军就在清思殿北面，二者之间相距不过二三百米。
　　舍近求远实质上牵扯到一个亲疏问题。
　　这种亲疏和两军的素质无关，纯属关系学范畴。梁守谦平日深得敬宗的宠爱，他所领的右军因而吃香。
　　敬宗的随从斗胆进言：“去右神策军路远，中途很可能会遭遇乱贼，不如就近驾幸左神策军，这样比较保险。”
　　中途很可能会遭遇乱贼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足以使敬宗改变主意。
　　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闻报圣上驾到，急忙出门迎接。
　　圣上在危难关头到此避险，乃是对左军全体将士最大的信任，马存亮心中激动万分，叩拜之后抱住敬宗的双腿涕泪俱下。随后，他背起不满十六岁的皇上进入军营，命令左神策军大将军康艺全率军平乱。
　　对手是临时纠集起来的，唐敬宗身在禁军营中安全完全可以保证。心定之后，他显露出少年本色，想念起自己的母亲和奶奶，马存亮立即派出五百军骑前去接迎太后和太皇太后。
　　这个时候，张韶和苏玄明已经踏上了清思殿，坐在御案两边喝酒吃菜。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这些酒菜是从哪弄来的，一个可能是殿内备下随时供皇上享用，另一种可能想起来就忍不住要笑——莫不是他二人有备无患在宫外打了包带进来的？
　　张韶坐的是皇上的御榻，堪称最高级别待遇，这当然是很得意的事情。假如他能继续在人间生存，准会经常对别人如是说：皇上的御榻也是木头的，坐久了照样硌屁股。
　　张韶对苏玄明说：“真的和你预言的一样，这太容易了。”
　　苏玄明毕竟是以算卦为职业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以后的事，一往后想便觉得脖颈后面生出一股寒气，那便是刽子手的刀光。他对张韶说：“好兄弟。事情就到此为止吧，这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
　　张韶听罢大惊，再也顾不上欣赏宫中美景，相比之下毕竟性命要紧。
　　清思殿外，先期到达的左神策军康艺全部和随后赶到的右神策军尚国忠部合军一处，很快便占得绝对优势。张韶和苏玄明被当场杀死，追随他们的人大多数也命丧黄泉，现场尸陈狼藉。这时天色已黑，有少数人趁机躲到禁苑之中，第二天也被捕获。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这里面是有一些疑点，张、苏二人究竟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一档之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在皇上的御榻上小坐片刻？他们事前想没想到此事的后果？也许事情本身就是这么简单，也许是当时的人出于某种原因有意隐去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一千多年后，这些都已经成为一个谜。
　　当天晚上，唐敬宗就住在左神策军军营之中。事发之后，大明宫十三个宫门个个紧闭，宫内的许多宦官以及宫外的文武百官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皇上在什么地方。那时候的信息靠的是口头传播，既不快捷，也不准确，一时间长安城中人心大乱，即没有乱了敌人，也没有锻炼成群众，而是令人们想到德宗时的往事。
　　唐德宗建中四年，路经长安的泾原军因伙食和奖金问题哗变，德宗来不及和大家打招呼，便带着少数人离宫出走奉天。第二天早晨，百官们赶到含元殿时才发现一国之主下落不明，发号施令的是那个赋闲在家的朱泚。
　　九年前，朱泚以卢龙节度使的身份入朝。自安史之乱后，河北诸藩镇率兵割据，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朱泚是第一个请求入朝的将领。走到今日河北省蔚县的时候，朱泚病了，随行的将领劝他先回去养病，朱泚说：就算我死了，要把尸体抬到长安去。很有些英雄形象。进入长安城那天，市民争相围观，大路两旁人如墙。
　　而此次，朱泚自己立自己为皇帝，国号为秦，建元应天。这才有了段秀实夺笏击朱泚，浑瑊血战保奉天，李晟率军收复长安。
　　有一个小插曲，朱泚没有找到那方传国玉玺，过去的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没得到传国玉玺的皇帝是“白板皇帝”。那方饱经战乱的传国御玺被德宗的王贵妃栓在身上，随君同行。
　　唐敬宗是在第二天上午返回大明宫的，这时外人还没有完全从惊慌中回过神来，宰相率领官员们到延英门前恭贺圣上平安脱险国家甚幸时，同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
　　第四天，唐敬宗下诏，处罚失职的三十五个监门官，笞之（就是打板子）。按照法律，这三十五人均应处以死刑，但他们在挨过板子后依旧担任原职，这显然是网开一面。唐中后期宦官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还有一个职官得罪宦官的例子可以对照。
　　此事发生在半年之后。户县县令崔发将宦官中使捉进县衙，唐敬宗闻之大怒，下令将崔发关押入狱。崔发入狱不久，赶上皇帝春日祈南郊大典，按惯例要大赦天下。崔发和众犯人被带到丹凤楼下等待赦令，这时有几十个宦官举着白木棒冲了过来，照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棍，直打得他头破血流牙齿脱落闭过气去。过了一会，崔发苏醒过来，又冲出几十个宦官还要打，多亏御史台的工作人员用一张席将崔发盖住，才得以幸免。唐敬宗的态度是，大赦天下，不赦崔发，抬回牢中，继续关押。
　　第七天，唐敬宗下令重赏左、右神策军护驾有功人员。
　　两个月后，率先将兵出击张韶、苏玄明的左神策军大将军康艺全升任鄜坊节度使。
　　功劳最大的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却自有主张，主动请求放弃中尉这一职位，出任淮南监军使。
　　唐敬宗继续以玩为主，兼管国事。除了打马球之外，他还喜欢看手博。手博属于自由格击之类，要动真格的，不能假打，因为皇上打假的方法是杀头。这对于那些御用手博力士来说无疑是一个苦差事，断胳膊断腿是常有的事，有些人甚至于颈骨折断，脾脏破裂，性命不保。
　　敬宗的另一个爱好是猎狐。大明宫西面和北面的广阔地域都是皇家的禁苑，是射猎的好地方。敬宗每次都是夜深沉沉时出动，人们称之为“打夜狐”。如果用地道的关中方言来念打夜狐这三个字，自有一番韵味在其中。
　　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是唐敬宗李湛即位的第二个年头。这年冬十二月，敬宗深夜猎狐归来，和随从的宦官以及击球军将一起喝酒，敬宗喝的有些多了，起身回到内室去换衣裳。
　　这时，宫殿中的烛光突然熄灭。
　　一片漆黑之中，唐敬宗李湛被杀身亡，时年十八岁。按唐律这个年龄段的男子称为中男，还未成丁。杜甫诗曰：“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还想提一下，那段时间唐朝的皇帝换的有些勤，曾经写下“前度刘郎又重来”的刘禹锡仕途上遭受打击，性格依旧豪爽，身体很好，活到七十岁。自公元八〇五年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八二四年病逝期间，耗死了五位皇帝。 曲江沉船
　　唐玄宗开元初年的一个春天，一年一度的新科进士曲江宴游开始了。一艘彩船载着三十名进士缓缓驶向水中央，歌声在空中回响，舞袖在水面拂荡。
　　这三十个进士都是文科精英，欣逢盛会“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在这种场合是要作诗的。一批文人在一起作诗庆贺要有一篇序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几篇诗序是相当有名气的，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腾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兰亭集序》之盛名千古固然是因为那字，也因为那文章，“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这种文章运起笔来也是心情舒畅一气呵成。
　　船上的诸位进士们一致推选李蒙来写这篇序，这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荣誉，说明他的文笔已经得到众位同年的认可。唐朝同一榜进士没在一起上过学，因此相互之间不叫同学，而是叫同年。
　　吟诗，赏歌，饮酒，观舞，李蒙一项也不耽误，同时也在写序文。序文写好了，一位姓史的进士跑过去争当第一个欣赏者，其他进士见状也不甘落后，纷纷围住李蒙抢那份文稿。他们都集中在船只的一侧打闹玩笑，船体失衡了。
　　佛经中说，一弹指间有六十五个刹那，可见一刹那是一个极短的瞬间。这一次在一刹那发生的事情是：船翻了。船上的人落入水中，三十名新科进士无一生还。
　　也许是这件事故来的太突然，也许是这件事故损失太大，随后便有了几种传说。
　　先说传说之一。
　　唐长安城的皇城是政府机关办公的地方，在靠近含光门处是司天台，“司天台，仰观俯查天人际”，在这里有一座高达七、八丈的高台，人们按照古意把它叫做灵台，这是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观天用的。这天夜里，值班的官员登上高高的灵台仰望天穹，看着看着突然大惊失色。
　　第二天，这位官员向唐玄宗汇报说：臣昨夜夜观天象，十分惊诧的发现异常现象。这种异常现象是人间一场大灾的征兆。唐玄宗听罢也着实吃了一惊，该不会是江山社稷不稳或是灾星冲入天宫的帝座，就急忙追问这种征兆预示着什么。官员回答说会有三十个知名人士同时遇难身亡，而今年放榜的进士恰恰是三十个人。
　　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说这乃是天意，在条款上属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既然是天意就不能泄露，皇帝是上天指派管理人间的代表应该知道，否则就这个天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是上天与天子之间的联络员也应该知道，否则会把皇上从谷子地引到糜子地里去。虽说天机不可泄露，可唐玄宗还是有些恻隐之心，因为这三十名进士中有一个叫李蒙的人是皇室公主的女婿，唐玄宗不忍心看见李蒙也遇难，就私下里传话给李蒙的家长说：如果这几天有大型的聚会宴请等社会活动千万不要让你们家那个女婿去参加，把他关在院子里。
　　李蒙的家长听的是有些糊里糊涂，但又不能追问到底是为什么，只好按照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原则办事。
　　李蒙的家住在昭国坊，和大慈恩寺所在的晋昌坊相邻。大慈恩寺一带是唐朝进士庆祝中榜宴游的主要活动地点，新科进士们要在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上自己的姓名，要在慈恩寺南面的杏园举办宴会，然后在去西南的曲江池进行彩船泛游。
　　庆祝活动开始后，鼓乐声传到了昭国坊，被关在家中的李蒙坐不住了，毕竟考中进士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和洞房花烛夜等同。李蒙的心已经飞到活动现场，可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院子的大门紧闭，还有人看守，从这里显然出不去。门出不去就翻墙，“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是非礼，越过自己家的墙去参加集体活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李蒙搭上梯子翻墙跑出家中直奔现场，这时活动已经进入到曲江泛游的阶段，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曲江池池水猛涨，水面更加宽阔了，水阔好行舟。其他二十九名进士已经上了船，那些助兴的歌女在船上唱起小曲儿。看到此情此景，李蒙一个箭步跳上了船，融入到欢乐之中。
　　接着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这段事故还有另一个版本。
　　这一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李蒙在东都考中进士后回到京师长安去分配工作，当他路过华阴县时，县令做东请客吃饭，还请来一个叫车三的卜者给李蒙看相。李蒙已经是进士了那是信心百倍，就报了一个假名说自己叫李益，想看看车三的水平。车三对这李蒙打量了一番后说，从你身上看不出能够吃上国家俸禄的迹象。
　　听了车三的这番话，参加宴会作陪的人士都觉得有些杀风景。
　　诗人李商隐列举了十二种杀风景的现象：花间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去垂柳、花下晒裈、游春重载、石筍系马、月下把火、妓筵说俗事、果园种菜、背山起楼、花架下养鸡鸭，把这十二种现象列为杀风景，颇有些小布尔乔亚情调。
　　遇上杀风景的事情要圆场，有人连忙解释说李公子特别谦虚，刚才没有报出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车先生看走了眼。李公子实际上叫李蒙，今年进士榜上有名，现在正要去京师分配工作。
　　车三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你们搞清楚一个问题，能当上朝廷的官员和能拿上朝廷的俸禄是两码事。这位公子虽说可以当上官，但却拿不到一文俸禄，这事儿可惜了。
　　车三的这番话李蒙不信，在场的其他人也不信。李蒙到了长安后被任命为华阴县县尉，想着上任以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会会车三，没想到在曲江宴游时翻了船，果然没有等到开工资的时候。
　　天象的说法和车三关于命运的预测都和古人所说的天意有关，我们暂且不去论一番真假，有一个感觉是：把一件重大事故归结于天意总比人祸好解释一些。 做为画家的顾况
　　顾况写诗，这一点很有些名气，同时他也是一个画家。他这个画家不太为当时的人看重，那是因为画法太怪，有些接近于野蛮。
　　顾况作画前要做准备工作，他是画巨幅画的，几十幅画绢拼在一起，小了不足以放开手脚。这么大的画布只能放在地上，而且要贴牢了，因为一会儿画家要在画布上折腾。画墨和各种颜料的用量也很大，用盆子和桶这一类的容器来盛装。顾况作画前要大造声势，参加造势活动的有鼓乐队和啦啦队，鼓乐队有十几个人，啦啦队就要大一些，有上百人。随着现场指挥敲响第一声鼓点，鼓乐队吹起号角擂响鼓，啦啦队则齐声呐喊，书上说这种呐喊是“叫”，看来是可着嗓门喊，古今的造势都差不多。
　　就在这一片鼓角呐喊声中，顾况出场了。他先用锦缎料子的袄子缠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开始喝酒。酒出性情，但要适量，喝的太多就醉成一摊泥了，即丢人又误事。一般来说喝过酒的人是不宜转圈的，越转越晕乎，顾况则不同，他要围着画布连续转上十多圈儿，情绪就是这样酝酿出来的。
　　圈子转完了就正式作画，只见顾况舀起墨汁和其他颜料随意的泼到画布上，然后拿出一条长的绢布，一头放在刚刚泼过色彩的画布上，找出一名志愿者坐在绢布上面压住，画家自己则拽住绢布的另一头来回拖动。绢布那一头坐着一个人，这种拖动是个力气活，而且还要有技巧。画布上的颜料在拖动的过程中被抹开，一副画作的雏形展现在众人眼前，但仅仅是有雏形还不够，在众人眼中那只是一摊一摊色彩，关键还在后一道工序，就是勾勒。这时候才用的上画笔，顾况拿起画笔在一摊摊大快色彩上勾勒，山峰出现了，溪流出现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出现了，这是在点睛，往画布上泼色彩谁都会，但点睛却大有学问。
　　最终，一幅大型的山水画宣告完成。
　　顾况曾经在浙西观察使韩滉手下当过判官，韩滉善于绘画，画牛画羊最为拿手。韩滉和顾况不是一个画派，和顾况画法相同的是王墨。王墨原名叫王洽，因为他善于作泼墨画，所以被人们叫做王墨。
　　新亭是一个有名的地方，西晋乱国之后司马氏在江东建立了半壁江山东晋，士大夫们也纷纷前往江东，史称“衣冠东渡”。有一天东渡的士大夫们在新亭聚会，名士周顗看着眼前的风景感叹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江山之异。”这句话引发了在场的士大夫们的伤感，一想到中原陷落“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诸位知识分子们热泪沾襟，这时他们的精神领袖王导看不惯哭哭啼啼，他正色说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陆游的这句诗中用的就是上面那个典故。
　　顾况在新亭这个地方作官时，王墨主动申请去当副手，他表示自己要放舟出海去体验生活，描画海上的山水。
　　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说王墨“风巅酒狂”，喝醉酒后用自己的头髻蘸上墨汁在绢上作画，这又是一个和张旭一样的人物，“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
　　王墨的泼墨画很有个性，把墨泼到画绢上以后“或吟或叫，脚蹴手抹。或佛或赶，随其形象。为山为石，为水为树。”和顾况的手法差不多。僧人贯休有一首描写山水屏风的诗中说：“画出欺王墨，擎将献惠莲”，把能够压倒王墨当作评判一幅画的标准，可见王墨也是有名气的。
　　贯休五代时在蜀国王建那里当了国师，他在庆祝蜀王王建的生日时写到：“声教无为日，山呼万岁声。隆隆如鼓响，合合似雷鸣。”歌德歌的有些太直接了。贯休在蜀国时的头衔是：大蜀国龙搂待诏、明因辩果功德大师、翔麟殿引驾、内供奉、经律论道门选练教授、三教玄逸大师、守西川僧录大师、食邑三千户、赐紫大沙门。
　　可是够扎势的。
　　说到官衔，清朝官员的头衔则是别有一番风味，比如这个：筵讲官、尚书置理吏部尚书事务、加二级记录九次、降五级臣×××，受过何等奖励与处分都包括在其中。
　大雁塔塔上与塔下
　　老王超胜业坊中品贡桔
　　奇女子大雁塔上藏念珠
　　这段故事的上半部分和柑桔有关，已经在《柑桔香南国》一文中讲过了，现在说一下和大雁塔有关的后半部分。
　　却说王超和胜业坊中的那个女子频繁来往，关系越来越融洽，女子还认他做了干舅舅。看着火候差不多了，这一天王超自带着酒菜来到女子家中，甥舅二人边吃边谈着闲话，王超把话题引上了正道，他说舅舅今天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个忙，不知可否。女子答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母子二人一直受到您的帮助，这种真情让我感动，一直就想找机会报答。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说来，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王超亮出了底牌，他说一年之前光德坊潘将军家的一串念珠不翼而飞，到今天依旧下落不明。
　　女子听到这话微微一笑后问，看舅舅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吃官饭的杠杠，不会是官府的捕捉，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王超此时心中已经有了八、九分的把握，但是老到的他没有直接提出索要念珠，有一些事情是只可心照不可明宣的。他笔走偏锋，表示如果有人能够打探出念珠的下落，主家情愿巨资酬谢。
　　女子此时露出了孩子气，她十分神秘的对王超说，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当时是我们几个同伴打赌玩，从潘将军家中拿走了念珠。现在既然舅舅出面，这个人情就送给您。
　　女子让王超明天一大早到大慈恩寺山门前等着。
　　第二天一大早，王超赶到大慈恩寺时，山门刚刚开启，女子和王超进入寺中来到塔院。女子叮嘱王超站在原地盯住大雁塔的塔顶，然后就转身离去，这一去的动作悄然无声，疾如飞鸟。
　　王超看了看大雁塔的塔门，发现门还锁着，再抬头仰望塔顶，却见那女子站在那里向下挥手。忽然之间，塔顶的女子消失了，等王超反应过来时，女子已经手持念珠站在他的面前。
　　第二天，当王超带着酬金来到胜业坊那个女子的住处时，此地已经空无一人。
　　想想那女子站在高高塔顶的情景真是令人惊叹，这可是高度危险的动作，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不然的话是会出事的。
　　有一个姓李的千牛卫也玩了一把惊险。李千牛和几个同伴登上了大雁塔的最高层，站在那里眺望终南俯视秦川，不知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李千牛这小伙子跨出栏杆掉了下去。大雁塔高达六十多米，一旦成为自由落体下坠，后果可想而知。好在李千牛腰间系的腰带挂在了钉子上，坠落暂停。不过悬挂在高空也极其危险，高空风大，诗人岑参站在大雁塔上吟道：“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挂在半空的李千牛随风飘荡。此时和他一起登塔的同伴们已经吓得跌坐在栏杆里面，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谈不上出手相救。
　　慈恩寺中的一个僧人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时惊讶的发现大雁塔上挂着一个人，当下疾呼救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雁塔，寺中的僧人门紧急出动，他们将僧袍脱下来连接成绳状，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将李千牛救下。那李千牛在地狱门口逛了一回街，吓得是魂飞魄散，整整缓了一个晚上，出窍的魂灵才重新回归本体。
　　大雁塔的正式称呼叫做慈恩寺浮屠，慈恩寺有十多个院落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房屋，站在大雁塔最高一层向下俯瞰，你有时会想这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房屋中说不定哪一间里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如果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寺中的僧主，僧主必定是笑而不答。不过僧主偶然也有说漏嘴的时候，这一漏便是终身遗憾。
　　唐朝的寺观中种植着许多名贵的牡丹，每年春天京师的人都会去寺观中观赏国色天香。白居易在诗中这样描写到：“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有一年春天，朝廷的几个官员到慈恩寺观赏牡丹，官员的来头不小，惊动了僧主亲自陪同。官员们观赏了几株白色的牡丹花，赞叹之余又有些遗憾的说，我等这一辈子都没见过深红色的牡丹，恐怕这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种尤物。陪同观赏的僧主微笑着接过话头说到，谁说这世上没有深红的牡丹，只能说你等没有见过而已。
　　几位官员是何等聪明的人，他们从僧主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便一致请求僧主让他们开开眼界。僧主没有应允，官员们索性就不走了，在寺中转来转去寻寻觅觅，一晚上都没出寺门。第二天清晨，僧主忽然发现整个寺中迎来第一缕阳光的竟然是那几个官员，到了这个份上也就不好再藏着掖着，僧主只是担心这几个官员口风不紧会把深红色牡丹的事情泄漏出去，到时候传遍整个长安城可就不好办了。
　　在得到官员保守秘密慎之又慎的口头保证后，僧主领着他们左拐右拐来到一间僧房门前，自己掏出钥匙打开门锁。进得屋内，只见其中挂满了旗幡和佛像，房间的后墙用幕布遮挡着，僧主走到墙前拉开幕布，一堵木板墙呈现在众人眼前。墙上有一处机关，僧主拧动机关，悄然之中木墙上打开一道小门。跨过小门则又是别有洞天，那是一处华丽的小厅堂，厅堂的柱子椽檩是清一色的柏木，厅堂中有一圈柏木的栏杆，栏杆之中矗立着一丛深红色的牡丹，牡丹花开数百朵，朵朵红中透黑。此时正是早晨，晶莹的露珠还依附在花瓣之上，朝霞照进厅堂，和那深红色的牡丹晶莹的露珠交相辉映。
　　几位官员惊呆了，这哪是人间的景色，分明是天上的仙境。他们就在那里看，一直看了一天，到了傍晚才离去。
　　此时僧主却忧心忡忡，自己呕心沥血栽培了二十年才培育出这天下无双的牡丹，这一次不慎说露了嘴，又让外人看了，也不知这些牡丹未来的命运如何。
　　几天之后，寺中来了几个年青人，僧主一看认识，都是当朝权贵的子弟。他们邀请僧主到曲江池去游玩。一行人来到曲江池畔紫云楼前，在草坪上席地而坐，谈笑风生，也是不亦乐乎。
　　没过多久，寺中的一个僧人一路奔跑着寻了过来，他告诉僧主一个坏消息：寺中来了十几个人正在那里挖深红牡丹，根本就拦不住。
　　僧主急急火火的赶回寺中，现场一片狼藉，深红色的牡丹不在了。僧主看到一张纸，纸上写着留言：知道寺中有绝色名花我们都想亲眼目睹，但又担心你老人家不同意，只好出此下策。现留下黄金三十两，绝品蜀茶二斤，作为货款。
　　僧主想到刚才在紫云楼前时的一个情景，当小僧人跑来报告说有人在寺中挖牡丹时，在场的几个年青人脸上流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精心培育的牡丹不在了，但生活还得照常进行。听听佛教禅宗的六祖慧能是怎么说的吧：“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
李德裕的煎茶水
　　魏晋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习惯饮茶，把喝那种苦涩的茶水当作一种不幸的事情，称其为“水厄”。晋朝名士王濛喜欢饮茶，不仅自己喝还坚持乐吾乐及人之所乐的原则，凡是到他家来的客人都是清茶一杯，当时的官员和文士每次要到王濛府上拜访之前都会很无奈的说：今天将要遭遇水厄了。
　　到了唐朝，茶饮逐步开始普及，唐德宗时期国家正式开始对茶叶征税，一年的税收为四十万贯钱，到了晚唐，茶税成为国家税收的支柱税种之一。
　　茶饮盛行的标志之一是有了关于煎茶用水的评定。陆羽的《茶经》中列举了排名在前二十位的煎茶水，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也列举了排位前七名的煎茶水。
　　“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这是李德裕《故人寄茶》一诗中的句子。李德裕煎茶用的是常州惠山寺的泉水，惠山寺泉水在陆羽和张又新的排行榜上都名列第二。用常州惠山寺的泉水冲茶是李德裕在浙西、淮南两地任职时养成的习惯，当他回到京师长安当上宰相后，仍然用的是惠山寺泉水。长安离常州有数千里之遥，李德裕煎茶用的泉水通过驿站一站一站的接力递送，千里送水，人称水递。
　　后来有一个僧人对李德裕说，你已经很了不起了，能够和古代的伊尹、皋陶这样有名的人物相提并论。—— 一般来说提意见都是这个方式，先是夸奖一番接下来是个但是——僧人说，但是在一些小事上没有处理好影响了你的声名，让人从千万里之外送水煎茶，有些劳师兴众了。
　　李德裕回答说，我这个人没有过多的嗜欲，不想去赚钱，不喜好声伎，不通宵达旦的开欢乐聚会，很少喝酒，就是喜好饮茶。如果连这个爱好也不能享受，那不是自己虐待自己吗！
　　僧人说贫僧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告诉您在咱们京城地下就有煎茶的好水，在城南保宁坊的昊天观中厨房的后面有一口井，这井下的水脉和常州惠山寺泉水的水脉是相通的。
　　口说无凭，还要检验。古人检验煎茶水时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全靠称量重量，同等体积的水重量越轻水质越好。李德裕派人取了十份水样暗自做了记号混在一起进行验证，结果有两种水样的重量是相等的，这两种水样分别是常州惠山寺泉水和京师长安昊天观的井水。验证之后，李德裕冲茶就改为就地取材。
　　却说有一天，朝廷的一位官员到江南去出差，这位官员知道浙西和淮南是李德裕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临行前就询问相国大人是否需要稍什么土特产。李德裕说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品过用南零水冲的茶了，你回来时就带上一瓶南零水吧。
　　南零泉水在茶博士陆羽的水榜上名列第七，而在张又新的水榜上却名列榜首，看来从古至今所谓排行榜都是有争议的。
　　唐朝的时候，南零泉位于镇江金山西面约一里的长江之中，属于水下泉。据说取南零水必须用铜器，而且要在每天的子时和午时这两个时辰才能取到。古人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以地支命名，每个时辰约合现在的两个小时。子时相当于现在深夜的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人们常说的子夜就是指的这个时段。而午时则是在中午的十一时到十三时。后来西洋的计时方法随着钟表传入中国，因为一天二十四个时辰比十二个时辰要小，所以被成为小时。
　　取南零水不仅要把握住在时间，取水的过程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南零泉水属于水底泉，上面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流过，怎样在江水下面取到泉水又不能让江水混入就成了难题。古人采用的方法是先用浸过油的油纸将取水的铜瓶口封住，再将铜瓶绑在竹竿上压入水底，然后用另一根竹竿将瓶口的密封油纸戳破，这时流入瓶子中的水就是泉水。泉水取出之后还要检验，将瓶中的水倒入小杯子中，杯中的水和杯子口保持一个平面，再往杯子中投入一枚铜钱，这时杯子中的水凸出杯口平面又不流出来，这才是纯正的南零泉水，
　　到江南出差的官员回到了京师，给李德裕送去了一瓶水，李德裕用这水煎茶。唐朝时茶叶平日里放在竹篮中悬挂在室内，用的时候要先将茶叶碾成碎末，碾茶的碾子类似于中药店那种药碾子，一般人家用的是石碾子，唐西明寺遗址中就出土过石制的茶碾。皇帝用的茶碾就高级的多，鎏金镶银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套皇帝用的茶具，其中就有茶碾。这些茶具上写有“五哥”两个字，茶具是唐僖宗供奉的，而僖宗是懿宗的第五个儿子，一般认为“五哥”是唐僖宗在宫中的小名，如同唐玄宗的那个“三郎”。
　　水煮沸了，泼了茶，李德裕端起茶杯品了一口之后觉得味道不对，他自言自语的说，我离开淮南的时间并不算长，这南零水怎么就变了味道，和建康石头城下的长江水相差无几。
　　那位官员听到李德裕这番话后大吃一惊，以前听说过有一个叫陆羽的人能尝出水的味道，总以为那不过是一些文人雅士在互相吹捧，没想到还真有这种品尝水味的技能，看来是要实话实说了。
　　这位官员在返京之前参加了几次为他饯行的宴会，喝酒喝得昏昏然，把取南零泉水的事情忘到了脑子后面，等到船行到石头城下时才猛然想起李相国要一瓶南零泉水。这时在返回镇江已经不可能了，想着石头城离镇江不远，又同是长江水，就顺手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带回来。
　　后世，随着长江河道的变迁，南零泉水消失了。直到清代，人们才又找到了南零泉，这时的泉眼位置已经处在岸上，清人在重新发现的南零泉旁边竖起一通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天下第一泉。 一个武将和一个文士的PK 　　
　　这次PK发生在唐代宗时期。
　　武将是马驎，一员颇能打仗的将领，因为他当过镇西节度使，人称马镇西。
　　文士是郎士元，大历年间有名的诗人，与钱起一样出名。当时中央的官员到外地去当节度使、刺史，临行前如果得不到郎士元的送别诗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人们会说这人混的太背了。
　　PK的地点是在长安城马驎的府宅中。
　　这一文一武之所以骠上了劲儿是因为郎士元对当时的三个武疆进行了一次点评，他说：“郭令公不入琴，马镇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
　　郭令公指的是郭子仪，郎士元说他是一个武将不懂得欣赏高雅的古琴。田承嗣是一镇节度，郎士元认为他不懂得做臣子的礼节不入朝参拜天子有闹独立的倾向。
　　马驎听了这番点评后很不高兴，这个郎士元竟然说我不会喝茶，我一定要会会他。马驎随即让人下了帖子，邀请郎士元到自己府中做客。
　　马驎的府宅位于长安城的延康坊，与西市一街之隔，是个热门坊区。马驎的住宅修建的很豪华，光是一个中堂就用去了二十万贯钱。唐朝时民用建筑的规格是有标准的，三品以上官员的堂舍不得超过五架九间，门房不得超过三架五间，但到了后来管的松了，很多官员、权贵的住宅都超过了标准，马驎的宅舍就是超标的典型。
　　请客那天早上，马驎让厨子多做些古楼子。古楼子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准备好大个的烧饼，再备下切成片的羊肉以及胡椒粉、豆豉、盐、酥酪等调料。制作的工序是先在烧饼上摆上一层羊肉，然后撒上胡椒、豆豉、盐等调料，第一层羊肉备好之后再按照上面的方法摆上第二层第三层羊肉，一个烧饼上要摆放一斤羊肉，最后再浇上酥酪。接下来就可以放在炉子里去烘烤，羊肉烤到半熟的时候就可以出炉装盘上桌了。
　　马驎这顿早餐猛吃了些古楼子，半生不熟的羊肉再加上辛辣的调料进肚之后，人会感到口渴，喉咙干燥的像着了火，这时候就需要喝水。马驎强忍着干渴硬是不去补充水分，单等着郎士元到来后和他PK喝茶。
　　郎士元准时赶到，刚一坐定，马驎就吩咐家人说：给我们两个每人先上二十瓯热茶。瓯类似于现在的盖碗，二十瓯茶水摆在案上，郎士元立即明白马驎这是在偷换概念。饮茶不是比谁喝得多，饮茶是一种境界，两三知己，花间竹下，听着曲儿，吟着诗。郎士元的好友钱起在一首诗中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说马驎不入茶，就是说他不懂这个境界。
　　郎士元年事已高，肠胃又不好，如何经得起这种暴饮，他喝了几杯后就开始推辞。马驎不答应，你郎士元不是说“马镇西不入茶”吗，言外之意就是只有你们文人能饮茶，现如今茶水摆在这里怎么又谦虚起来。郎士元和马驎讲不清理。只有舍命相陪。
　　就这样郎士元一共喝了二十七瓯茶，这时他实在是挺不住了，说什么也要走。可怜他刚走到自己的马匹跟前就闹了腹泻，这一病就是二十多天。
　　PK的结果是马驎胜利了，不过胜的不武，他自己事后也觉得有些过头，派人给郎士元送去二百匹绢算是补偿。
　　马驎是大历十一年年底在泾源节度使任上病故的，他的灵柩被家人运回京师长安安放在府中供人吊唁。那几天前往马府吊唁的是络绎不绝，有好几千人，这场面看起来不小，实际上多有水分。到马府吊唁者中大部分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寄托哀思，更有些人和马驎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京师的人们早就听说马府豪华的很，可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于是便趁着马府敞开大门接受吊唁的时机进入府中游览一番，亲眼看一看那座花了二十万贯钱修建的中堂。
　　京师的人确实有爱看热闹的习惯，当年安乐公主的定昆池被没收归为皇家所有后，每天都有众多的男男女女前去参观，车马等交通工具把路都堵实了。为了稳定局势，皇上下了一道敕令，凡是未经允许到定昆池参观考察的，在职官员押送交给其领导处理，贫民百姓当场打一顿，这才平息了参观潮。
　　马驎死的时候唐德宗还是太子，听说京师的人都跑到马府去看中堂的事情就一直记在心里。几年后他继承了皇位，新皇上任所烧的几把火中就有一把火是下令拆毁马驎府中的中堂，并将整座马府没收归公。 萧颖士的奇遇
　　萧颖士是开元年间的进士，以文章著名，江湖人称“萧夫子”。据说新罗国的特使曾经放出话来，说是咱们那里的读书人和官员都十分羡慕萧夫子的才学，愿意请他去新罗国当国师。萧颖士当然没去，孔夫子说：“道不成，乘桴浮于海”，萧夫子还没到扎个木筏子漂洋过海的地步。再说唐朝的时候乘船渡海前往新罗是个很艰险的过程，搞得不好会船只被风暴刮离航道飘到新罗附近的小岛上去，据亲身经历过的人讲，那些小岛上住着一些身高两丈的巨人，通体黑色的毛发，会把船上文明人的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拎上岸去当奴隶。
　　萧颖士考进士前在东都洛阳读书，他和另一个考生赵骅当起了拼客，两个人不仅拼租一间房子还共同拼有一双靴子，出门的时候要有像样的行头，靴子就是礼服中的一个要素。唐朝时到鞋店去买鞋不论多少号而是论第几脚，萧颖士和赵骅是同脚，靴子可以通用，谁出门办事谁穿。两个人不是你出去就是我出去，人有歇的时候靴子没有，结果靴子磨破了，露出了脚趾头。面对着磨破的靴子，两个文化人分别进行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赵骅说：“可谓疲于道路！”萧颖士说：“无乃禄在其中。”
　　好在靴子没有白白磨破，萧颖士考中了进士。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那些日子里，萧颖士常常爱独自出去郊游，带上一壶酒，骑着小毛驴，悠哉悠哉的行走在绿色的塬野上，也是不亦乐乎。这一天他到了一个乡间小店休息，坐在那里自己给自己斟酒，自己听自己吟诗，自得其乐。突然间外面的天空乌云密布，大风骤起，暴雨顷刻之间就砸了下来。这时一个身穿紫色袍子的老头领着一个小僮跑进店中避雨。萧颖士对这个紫衣老头进行了一番分析，首先穿着紫色的衣裳证明他具有三品以上的官秩，其次出门时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骑马只带着一个小僮表明他是个没有什么具体官职的散官。得出这个结论后，萧颖士就很轻视这个老头，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夏天的暴雨来的也猛去的也快，不一会儿就是雨过天晴，太阳又照到了京兆府的土地上。这时小店的门外赶来一对人马，有人进点请那位紫衣老头上马回城。萧颖士看到这个情景觉得自己刚才好像犯了错误，急忙走出小店拉住一位官员模样的人问那老头是干什么的，得到的回答是此乃当朝的吏部王尚书王丘，萧颖士听罢瞪目结舌。
　　萧颖士的祖上是一朝皇帝，上推九代便是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不过这事儿离的有些远了。王丘则出身于当代的名门望族，唐高宗的第一任皇后王皇后、驸马王同皎和那个英勇善战的王方庆都是王丘的亲戚。萧颖士据说是十九岁考中的进士，这是相当值得骄傲的事情。王丘更牛，十一岁考中童子科，少年得志，而且别的少年考的是死记硬背，看谁背的经典著作多，王丘却是做文章。这一比萧颖士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更重要的是王丘现在是吏部尚书，那是专门管干部调配的主官，自萧颖士这个进士要想成为正式的朝廷官员，吏部这道关那是非过不可的。就在前几天，萧颖士还专门去王丘府上拜访，恰逢王丘外出，没能见到人。
　　想到在小店中的所作所为，萧颖士很是懊悔，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长的致歉信去王丘府上赔礼。好在王丘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主儿，王丘为官清廉，晚年退休身体有病病时没有多少钱买药，唐玄宗闻听后专门批示说，王丘的药费由公家报销，工资照发。王丘让家人把萧颖士带到客厅外的房檐下，说你的文章确实写的不错，不过当务之急是要补上怎样做人这门功课。
　　萧颖士后来在扬州当了功曹参军，任职期满之后卸官而去开始周游四方。出了扬州城到了长江的瓜州渡口，萧颖士要从这里乘船渡过长江到江南去。渡船上的人很多，有两个青年盯着萧颖士看了一会儿就问先生贵姓，萧颖士回答说姓萧。两个青年互相看了看后说，你的长相和南齐时的鄱阳王十分相似。
　　萧颖士听到这话大为震惊，他对那两个青年说，鄱阳王正是萧某的八代祖。两个青年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其中一人对萧颖士说，我们见过你的祖上。
　　南齐鄱阳王萧锵是南齐太祖高帝萧道成的儿子，死于齐明帝建武元年也就是公元四九四年，至今已经二百八十多年了，这两个年青人竟然见过萧锵，萧颖士分析后认为此二人不是神人就是仙人，十有八九是上天派他们乔装打扮到人间来看望自己，说不定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他本想细细的询问一下，但渡船这个公共场合人多嘴杂，不是谈论天机的地方。萧颖士打算上岸之后再详细的请教，可等到渡船靠岸后，那两个青年连招呼都没打就挑着担子匆匆离去。
　　神仙难道就这么忙吗？连说句话的机会都不给。这件事就一直堵在萧颖士的心头。一年之后他回到了江北的盱眙县，盱眙县的县令久闻萧颖士的大名邀请他到县府一叙。两个人坐在那里正谈着，有官吏前来报告说抓住几个盗墓贼，县令吩咐将贼人带上。六个五花大绑的疑犯被押到，萧颖士一瞅其中有两个人脸熟，正是去年在瓜州渡船上见到的那两个青年。
　　这又是一件奇事，这两个当初被萧颖士认定为非神即仙的人怎么成了盗墓贼，退一步说即便这两个人真是盗墓贼又怎么会见过萧颖士那已经去世将近三百年的先祖。这一回萧颖士不再自己瞎琢磨了，他将去年在渡船上发生的奇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县令。
　　盱眙县的县令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将这两个贼人拉下去棍棒伺侯。没过多久负责审讯的官吏就来回报说，那两个贼人全都招了，已经记录在案并且划了押。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这两个青年确确实实是盗墓的，而且还是老手。一年多前他们盗掘了鄱阳王萧锵的墓冢，进入墓冢打开石棺后，却见死者的尸体栩栩如生，像这种经历了近三百年却保存完好的尸体他们也是头一次见到，因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在长江渡船上他们看到萧颖士就觉得很像墓中那个人，又得知他也姓萧，就更加断定对方就是萧锵的后代。
　　八代之后长相依旧十分相似，这个遗传基因是相当厉害的。
　　萧颖士遇上的奇事还不止这些。
　　那一年萧颖士到了河南滑州的的一个县城，县里的官员设宴给他饯行，名人就是应酬多，盛情难却。等到宴会结束时已经是傍晚时分，萧颖士骑着马走出县城五里多路时天就完全黑了。就在这时他遇上一个骑着毛驴赶夜路的行人，借着月色一看，对方是个绰约少妇，二十四五岁，高鼻梁深眼眶，一幅西域人的模样，上身穿着红色的衣裳下身穿着绿色的裙子。大红配大绿特别显眼。
　　少妇对萧颖士说，我姓胡，娘家就在南边二十多里的地方，现在正要回去，一个女子在夜里单独行走很是恐惧，不知郎君是否同意作伴同行。
　　一听到胡这个姓，萧颖士疑心顿起。胡，狐同音，平日里他听过不少故事，讲的都是有一种野狐狸昼伏夜出变化为美女的形状，专门在夜晚媚惑那些定力不足的男子。一旦得手便是饮男子的血液吸男子的骨髓。
　　萧颖士要表明自己的绝非好色之徒，要亮出男子汉的浩然正气，他严厉的斥责那少妇：从哪里来的野狐狸，竟然敢媚惑我，我岂能上当。光是斥责还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定力，萧颖士还朝着那个少妇连吐了几口吐沫以表示俺极其蔑视你。
　　做完这些事后萧颖士扬起鞭子狠狠的抽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那匹马受到主人的有力鞭策后立即来了精神，驮着萧颖士朝南飞驰而去。
　　萧颖士骑着马一路狂奔，跑了二十多里终于看见路边有一个旅店，这下就好了，人气旺盛的地方野狐狸是会退避三舍的。旅店是西域人开的，店主是一个老汉，萧颖士进店要了一间客房，合衣躺在床上，渐渐的进入梦乡。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萧颖士。
　　这么晚了竟然还有人投宿，萧颖士忍不住好奇心从窗户处向外观看。却见店主打开店门让进一个女子，定住神儿细看过去正是刚才在半路上被自己斥责为野狐狸的那个少妇。只听得店主埋怨那少妇说，你怎么偏要走夜路呢，黑灯瞎火的万一碰上歹人就太危险了。少妇的回答让萧颖士汗颜，少妇说，走夜路担惊受怕倒也认了，最倒霉的是刚才在路上遇上一个读书人是个神里神经的措大，竟然说女儿是野狐狸，还朝我乱吐吐沫。
　　原来这少妇就是姓胡，是店主的亲女儿。
　　萧颖士是聪明人遇上了尴尬事。 “圣水”光环的破灭
　　事情发生在唐敬宗宝历年间。
　　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接到一份情况汇报：流行了几个月的“圣水”一事最近愈演愈烈，有大量的本地百姓渡过长江前往亳州，口称是要去取“圣水”。
　　李德裕立即派人详查，反馈回来的情况是惊人的。润州（今镇江）的蒜山渡口反映，昨日从这里出境前往亳州的人已经达到四、五千人，这里面不仅有浙西本道的百姓还有福建的。而来自各县的消息说，这里大约是每三十户人家雇请一个人去取“圣水”，现在通往亳州的道路上行人车马是络绎不绝。
　　亳州历史上出过名人，比如老子，比如曹操，但这回却出了一股泉水，一些僧人说这水不是普通的水而是“圣水”，可以包治百病。前来取“圣水”的人心要诚，心诚则灵，不诚就不顶用。心诚的具体要求是当你有了取“圣水”的打算时就不能再吃肉再沾荤腥，这种状态一直要保持到喝下“圣水”十四天之后。如果你的病情比较严重，那么从准备取“圣水”开始一直到病好之时都不能见荤腥。这一点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无非是教人吃素。问题在于心诚还有一个硬杠杠，那就是“圣水”不是慈善派送，而是要用钱去买，价格是每斗三千文钱。唐朝这一时期只要不遭灾，一般每斗米的价格是一百到二百文钱左右，三千钱一斗的水价格是相当高的。当“圣水”事件达到高潮时，从东都洛阳到东南沿海的福建都有大量的民众争着用金钱和衣物布绢去换取“圣水”，所花费财物的价值已经高达千万。
　　无利不早起，那些受雇去买“圣水”的人也干起造假谋利的勾当，他们在半路上将买来的原装“圣水”转手倒卖，再就地舀一些水装入容器中带回去，一桶所谓的圣水到达主家手中时已经倒手多次。
　　这种事情有一个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圣水”传的神乎其神之后发现“圣水”的人就会浮出水面，水是圣水，发现圣水的人也就不会是普通的人。唐初的时候，有一个叫刘龙子的人手中握着一个金制的龙头，龙嘴中能流出龙涎来。龙涎这东西要是从一般人嘴中流出来那叫口水。一些人用碗在刘龙子那里接了些龙涎品尝了一下，甜的，和蜜水的味道差不多。刘龙子告诉大家这种龙涎喝下去之后是有病治病无病防灾，事情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方圆数百里的人都知道刘龙子手中的金龙能吐出神水，很快刘龙子身边就聚集了数千名信徒，看着力量壮大了，刘龙子就想往政治上发展。这时国家机器开动了，刘龙子被官府抓了起来，一审问就真相大白，刘龙子手中那个龙头后面连接着一根羊肠，羊肠中灌入了蜜水然后藏在宽大的袖子里，需要的时候只要胳膊稍稍一夹羊肠中的蜜水就会从龙嘴中流出。
　　李德裕认为必须要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扩大，他首先命令在蒜山渡口设置检查站，劝阻本地人前往亳州，对于那些不听劝阻的人当场拘留。同时李德裕亲自写了一封奏状紧急递送首都长安，请朝廷命令亳州的主管上级宣武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令狐楚立即派人填塞“圣水”的源泉。
　　这两条吃措施属于堵，对于这种群体性的事件仅仅是堵还不够，还要疏导。在浙西政治中心润州城内的闹市架起了一口大铁锅，成千上万的百姓围在四周等着看观察使李德裕现场演示。李德裕让人往铁锅里倒入收集来的“圣水”，铁锅下燃起柴火，市场的管理人员奉命买来几斤猪肉。准备就绪之后，李德裕对围观的民众说：据说“圣水”是百物不伤的，如果真是那样这块肉放进锅里后将会保持原样。
　　肉放进了锅中，锅下面的干柴在熊熊燃烧，不一会儿，在场的人闻到一股肉香。当猪肉的香味冉冉升起扩散之后，“圣水”的光环消失了。
　　这世上有多少事都是以神圣的名义出现美丽的象孔雀开屏，但当你绕到孔雀后面时，看到的是丑陋的屁股。
　　实际上有许多事情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是出于从众心理，往往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灵，大家都这么说你信不信？所以《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当然，孔子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老人家也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富贵可以得到，即便是当司机也行。 镜湖笛声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笛子是中国古代主要的乐器之一。
　　唐玄宗善于吹笛子，他曾经创作了一首笛子曲《紫云迴》，玄宗对高力士说自己在梦中实现了登月，在月宫遨游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考虑到清晨时还要会见文武百官处理国事，只好恋恋不舍的结束了对月宫的访问。即将返回地上之前，月宫的神仙妹妹们演奏了这只乐曲，曲子太动人了，就暗自记了下来。其实这事儿和神仙妹妹们无关，曲子是唐玄宗在工作时间谱成的。那天早朝时，高力士看见坐在御座上的皇上有些心不在焉，右手手指不停的在腹部按来按去，就以为圣体欠安。散朝后一打听，原来是自己的理解太浅薄，圣上那是在搞创作。唐玄宗坐在那里没有多少事，就在衣裳底下藏了一把笛子，手指按来按去那是在笛子上自度谱曲。
　　唐开元年间，全国公认的笛子演奏第一人是皇家乐队的首席笛子手李谟。
　　瓜州是长江下游的名胜之地，“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唐朝的张祜看见的是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北宋的王安石想到的是情，“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南宋的陆游勾起的是愤。而李谟到了瓜州当然要吹笛子。
　　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江上船只穿行，桨声、橹声、人声交响，繁华与喧杂同在。李谟的笛声响起，江面上安静下来，笛声在继续，水上的风飒然而起，笛声接近尾声，附近船上的人情动于心而出于声，游子、商贾、妇人，有怨、有叹、有悲、有泣。
　　李谟的笛技似乎已经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他不知道自己的对手现在何方。
　　李谟来到了越州，越州的十个读书人共同做东邀请李谟夜游镜胡，他们要在良辰美景的氛围中亲耳聆听李谟的笛声。
　　《镜胡之夜国手笛子鉴赏会》的费用采取AA制，每个读书人出资两千文，这十个人凑起来也竟是两万文钱，这笔款子用来包一条船制备些小吃绰绰有余。组委会考虑到富余的资金应该取之于人用之于人，就隆重推出一项大优惠，十个出资人均可免费邀请一位亲朋好友参加。有一个书生带来一位老丈，这老丈年过半百，鬓发以白。朋友之间不好多问，大家都觉得但凡能被带来听李谟演奏的人一定是有道行修养的。其实，这位书生夜不知道老丈的底细。
　　书生白天忙于事务，直到晚会快要开始时才想到可以免费携带一人，这时再去挑选亲朋好友已经来不及了，可他又不想白白浪费这个优惠名额，就找到住在其家附近的一个乡亲，乡亲姓独孤，一直在村里居住，家产也就是几间茅草房，平时未见什么朋友往来，完全是一位乡间老丈。
　　独孤老丈就这样随同书生来到镜胡登上了游船。
　　镜胡乃是名胜之地，“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胡月”李白如是说，“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杜甫年青时到镜胡一游，数十年后仍念念不忘。
　　船离开了码头，这时的情景用宋朝诗人的词来形容就是：“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天空中飘着几朵薄薄的云，湖上笼罩着淡淡的霭气，远山朦胧，一阵阵微风拂来在水面上撩起些许波澜。李谟吹响了笛子，天空中的薄云消失了，湖中的霭气散开了，水面上的波澜开始活跃，船上的人仿佛觉得有一股天外的力量来到了镜胡。一曲奏完，来宾们纷纷击掌欲旋，他们说相比之下即便是天宫中的乐曲也要相形见绌了。
　　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人们发现有一个人却无动于衷，颇有些不过如此的态度。来宾们都很不高兴，从那里冒出这么一个白丁，听到这绝妙的乐曲竟然毫无表示，真是扫兴的很。
　　这个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的人就是独孤老丈。
　　李谟也注意到了独孤老丈的反应，他认为对方是在轻视自己，于是就重新拿起笛子又吹奏了一只难度更高的曲子，当然又是博得不绝于耳的赞叹。
　　独孤老丈还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带着老丈前来参加聚会的书生觉得很没面子，他忙着向众人解释说，这个老丈一直住在乡间没有进过城，对音乐这类东西是一窍不通。众人也随声附和说是啊是啊，还有人引经据典的讲到，原先在书上看过这么一段话：公明仪这个人在牛面前弹起了古琴，可是那些牛仍旧低着头吃着草料。没想到今天晚上真的见识了什么是对牛弹琴。
　　面对这这种近似侮蔑的话语，独孤老丈没有大的反应，只不过微微一笑。李谟沉不住气了，他对独孤老丈说，你这样的态度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在轻视我，另一种可能是你也是一个吹奏笛子的好手，甚至不在我之下。
　　李谟在向老丈施加压力。
　　这时独孤老丈开口说话了，这是他上船之后说得第一句话，话说得不紧不慢：李公子真的以为鄙人不会吹笛子吗？船上的人听到这句话象炸了锅似的，这个老头真是发疯了，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竟敢在大唐第一笛手面前放话，他们忙不迭的就老丈的话向李谟道歉。
　　李谟此时已经不在意这些，他的心里在揣摩对面的老丈。
　　李谟刚才演奏的那两首乐曲足以打动常人之心了，却偏偏没有打动老丈，此人不是大愚就是大智。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难道老丈真的是那种世外高人？
　　独孤老丈说了第二句话：请李公子吹奏一曲《凉州》。
　　就这一句话使得李谟意识到独孤老丈绝非泛泛之辈，《凉州》是大曲，一种很长的乐曲，从散序到中序再到破，总共有十多叠，节奏多变叠叠都不能马虎，这对乐手是一个严格的检验。
　　李谟不敢大意，他拿起笛子调整好心态，认认真真的吹奏起来。
　　曲尽，独孤老丈评价说，李公子你的吹奏水平确实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只不过刚才的曲调中偶尔掺杂有西域的吹奏方法，你是不是常和来自龟兹国的朋友在一起切磋技艺。
　　李谟大为震惊，起身跪倒在独孤老丈面前叩首礼拜。李谟的师父就是龟兹人，因而会不知不觉的将一些龟兹的奏法带入到演奏的过程中，这位老丈真的是神绝之人，竟然能从蛛丝马迹中听出师从。
　　独孤老丈接着指点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吹奏到第十三叠时跑调了，让我试着给纠正一下。
　　李谟连忙取出另一个笛子仔细的擦了一遍后捧给老丈，独孤老丈接过这个笛子用手指轻轻地弹了一下后说，这个笛子恐怕用不成，还是用你刚才吹过的那个笛子吧，不过有句话要讲在前面，即便是你刚才用过的笛子在吹奏到入破的时候也是会破裂的，你不会觉得可惜吧？
　　入破是一个专用术语，大曲这种曲子进入破这个阶段时的第一遍叫入破，此时的曲调会骤然变得急促破碎。李谟的笛子都不是寻常的乐器，能够把这种笛子吹得笛管破裂，那是何等的功力。李谟岂敢因为可惜一只笛子而失去亲耳聆听老丈演奏的机会。
　　独孤老丈操起笛子开始演奏，笛中发出的声音给人一种排云直上入九霄的震憾，满船的人都惊呆了。庄子在《秋水》篇中说，黄河的河伯挟带着百川汇集的水流向东奔流，一路上欣然自喜，这河水是那样的宽阔，一个人如果站在岸边遥望都看不清彼岸那些动物是牛还是马，河伯以为天下的壮观都体现在这滔滔的河水之中。而当它到达东海入海口看到一望无际的海面时，不由的望洋兴叹：“吾见笑于大方之家！”此时李谟也有那种望洋兴叹的感觉。
　　李谟恭恭敬敬的在聆听。
　　入破，出自独孤老丈口中的气流急促的送入笛中，那气势如同千军万马在浩瀚的大漠奔驰，这时的笛管已经驾驭不住这股气流，它破裂了。
　　笛声陡然而止。
　　第二天上午，李谟和其他参加聚会的人一起去拜访独孤老丈，到达目的地时他们看到的只是那几间茅草房，独孤老丈悄悄的走了。 酒中没有毒
　　公元七五六年六月九日，安禄山的叛军攻占了潼关，整个关中平原就像一颗被砸开的榛子暴露在叛军面前，唐朝的首都长安城已经无险可守。唐玄宗向官员们宣布说自己要御驾亲征讨伐叛军，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相信年过七十的皇上能够再现年青时提剑入宫诛杀韦氏力挽狂澜拯救李唐辉煌。
　　果然，唐玄宗匆匆离开皇宫西出长安开始大撤退，撤退初期那几天整个队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落脚点，反正是离开长安越远越好，马嵬事变后，君臣之间进行了一次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的大讨论，最终决定去剑南的成都。
　　去成都要翻越秦岭，穿过剑门，那正是李白《蜀道难》一诗中描写的“难于上青天”的古道，虽说是“上有六龙迥日之标高”，但山高迥日不迥驾，再难也要克服。
　　在深山中行进可苦了负责后勤保障的置顿使韦倜，要安排这么多人的吃穿住行，更要重点照顾因为“国破河山在”君存贵妃亡而心情不佳的玄宗皇帝。
　　这一天早晨，山中的霭气未散，队伍又要踏上征程。韦倜在一个山野人家发现一坛刚刚醸好的酒，就弄了一壶赶到玄宗的马前。韦倜跪在地上将这壶酒举过头顶请玄宗品尝，但是皇上没有接酒的意思。韦倜想着是不是皇上他老人家嫌这山野村醪品位太低，这酒的味道比起皇宫中的美酒确实要淡的多，还爱上头，喝多了脖后梗子疼，可现在是艰难时刻，得凑合着来。比如说离开皇宫那一天皇上没吃早饭，饿了大半天走到咸阳时高力士高公公才跑到市场上买了几个芝麻烧饼让皇上垫垫饥。眼下这酒虽说差些，但总归是聊胜于无。
　　就这样想着，韦倜又一次把酒举过头顶，玄宗还是不接，韦倜一共举了四次，四次都没送出去。这就有问题了，韦倜首先从自己身上查找原因，不查不知道一查惊出一身冷汗，莫不是皇上怀疑这壶酒中有毒？！现在正是皇上落难的时候，京城丢了，而且发难者是皇上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前几天在兴平马嵬驿站禁军士兵们又挥着抢弄着剑高呼口号在皇上眼皮底下杀了杨国忠，又迫使皇上下旨让杨贵妃自尽。此时此刻在这深山险峻之处你又送上一壶来历不明的酒，皇上怎么敢喝。
　　韦倜想到这件事如果说不清楚，自己可能会落下一个企图谋害君王的嫌疑，那些写史书的人会作出如下记载：置顿使韦倜献酒，帝疑其酖，不饮。
　　解脱嫌疑的最好方法是自己以身试酒，韦倜当场从壶中倒出一杯酒，一饮而尽。这是让圣上看看俺韦倜喝下壶中的酒之后依旧精神抖擞神智清晰，看山山绿，看水水清。结论是酒里没有毒。
　　皇帝玩的就是深沉，那边韦倜急得恨不得将自己的心一刀剜出来让人看看是红是黑，这边唐玄宗才说了话，他说你以为我怀疑这酒有问题吗？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已经四十多年不喝酒了，这一点高力士可以证明。
　　高力士对现场围观的人们说，那还是在开元四年的时候，圣上喝醉后下令杀了一个人。需要指出的是，事后圣上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属于酒后短时期丧失行为能力。圣上对于此事感到万分的懊悔，从此就戒了酒。这事请属于国家机密，你们外人不了解那是很正常的。
　　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也注意到了这件事，司马温公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他说唐玄宗这会儿连江山社稷都搞得一塌糊涂，戒酒这种小善事根本就不值得记载下来。
　　唐玄宗是否戒酒还有疑问，不过这是题外的事。
　　“沽酒市脯不食”，不吃市面上买回来的酒和腌肉这是孔子对于外卖的态度，买回来的食品不清洁会吃坏肚子。皇帝的饮食安危也是国家大事，凡是大事都会搞得很复杂，而一般人自带酒水去朋友家做客就不会有那么多禁忌，除非那人家门口贴着“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但凡事总会有例外，有时候带着酒到朋友家去也会有麻烦出现。
　　晚唐的王铎和李蠙是同一年的进士，两个人后来都做了大官。有一天李蠙得到可靠消息，王铎将会被任命为宰相，就拎着一壶酒去王铎家拜访。李蠙对王铎说，你就要当宰相了，咱们是同年，我先在你这里挂个号，以后可要多加照应。为了表示祝贺，你我二人喝上几杯。
　　王铎的妻子早就听说李蠙把自己的丈夫当作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现在听说李蠙自带酒水要和王铎干杯，就怀疑这是心存歹意，那酒中怕是有毒吧。
　　官员之间因为妒忌下毒的事情是有传说的。
　　开元初年，有一个叫常敬忠的人记忆力超群，他向玄宗皇帝自我推荐说一千字左右的文章我看上一遍就能背咏出来。唐玄宗让张说去进行面试，为了保证面试的公平与公正，张说专门找了一本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书作为试题。这本书有一万多字，张说让常敬忠看上十遍之后一字不差的背出来。常敬忠看了七遍之后就达到了标准，不仅一字不差，背咏的时候语速还极快丝毫不打绊子，连对照原书进行检验的张说目不暇接都有些跟不上躺。唐玄宗听了面试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召见了常敬忠，很是赏识。不幸的是常敬忠不久就“为同辈所嫉，中毒而卒”。
　　王铎的妻子听说李蠙要和自己的丈夫喝上几杯，急忙让身边的丫鬟到前厅去提醒王铎。那丫鬟来到厅中当着李蠙的面对王铎说，夫人希望你不要丢下妻子和儿女。李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这女人的意思是我带了毒酒要害死他的丈夫，看来李蠙也要证实自己的清白，他二话不说自己给自己满斟一杯先干为敬，喝完之后抬腿就走，先闪了再说。
　　王铎的这位妻子甚是厉害，而王铎本人则生性柔弱，“惧内”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一年王铎以宰相的身份去镇守江陵防御黄巢，出门在外要调剂一下生活，让夫人呆在京城，带着小妾同行。夫人管的严，小妾放得开，所谓妻不如妾。
　　王铎和他的随从一路前行，忽然有快马赶来飞报：夫人不放心已经离开京城正在赶往荆州的路上。王铎听罢对身边的幕僚说，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黄巢的军队从南边压过来，夫人又从北边压过来，真不知道哪里是平安的地方，幕僚开玩笑说，俺琢磨着当两种历害同时存在时因该选择比较轻的一方，王公不如投降黄巢算了。
　　王铎当然没有投降黄巢，不过当黄巢的大军进逼江陵时王铎弃城而逃。这似乎有损于宰相风度，不过面对着黄巢的大军望风而逃的不止王铎一人。黄巢兵败被杀后，他的姬妾被抓住押到了成都，唐僖宗正在那里避难。据说唐僖宗还亲自审问了黄巢的姬妾，大概是想瞧一瞧这些女人长得怎么样和自己宫里的女性来个类比。唐僖宗正儿八经的批评这些女子说，你们这些良家妇女干什么不好，怎么经不住威胁利用去伺候黄巢。
　　黄巢毕竟是当了一阵子皇帝的人，少不了遵循妻妾成群这个皇帝的惯例，面对着唐僖宗的审问，这些女人中为首的一人回答说：“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相于何地乎？”
　　这段话显然是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通俗点讲这女子是在说国家的百万大军尚且挡不住黄巢，连皇上你本人都扔下祖宗的牌位跑到成都，现在却来责怪俺们几个弱女子，那么那些负有责任的公卿将相该怎么办。 是谁动了他们的枕头
　　唐贞观年间，丹阳公主家中发生了一起失窃案，公主的一个镂金函枕被盗。公主家值钱的东西不少，按理说丢失一个镂金枕头算不上大事，问题就在于枕头丢的很蹊跷。案发那天晚上公主就是枕着这个枕头睡觉，一直没有起身，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枕头还是枕头性质没变，但却成了一个普通的枕头，镂金函枕被人调了包。
　　盗走这个枕头的是一个绝等的高手，而且和丹阳公主沾亲带故。丹阳公主的姐姐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姐姐平阳公主下嫁给了柴绍，而这个盗走枕头的人正是柴绍的亲弟弟。柴绍这个弟弟练就了一身绝技，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纵身一跃轻如飞燕，时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壁龙。壁龙者，壁上飞龙。
　　按照唐朝的法律，夜间无故进入别人家是犯法的事情，要挨板子，如果主人发现当场将入户者打死那是正当防卫，所谓“主人登时格杀之勿论”，就这还没有追究盗窃的责任。不过柴壁龙夜入丹阳公主家不是犯罪，这次行动是经过最高当局特许的。
　　唐太宗要试一下柴壁龙的功力，就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说是丹阳公主有一个镂金函枕，每天睡觉时都枕着它，今晚你去把这枕头拿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活儿，丹阳公主的丈夫是赫赫有名的武将薛万彻，要想非法进入薛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进入薛宅卧室拿走枕头又不惊动主人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不慎被人发现了，你就得像秘密工作者那样即便是被打死也不能说是皇上让我来的，说了也没人信。不过柴壁龙不怕，没有金刚钻就不去揽瓷器活儿。
　　入夜，柴壁龙潜入公主的卧室，公主正在熟睡，头下就枕着那个镂金函枕。柴壁龙捻起一小撮土轻轻的撒在公主的脸上，公主本能的抬了一下头，就在这一瞬间，柴壁龙用早已准备好的枕头替换了镂金函枕。公主的头重新落在枕头上，丝毫没有感觉到此枕已非彼枕。
　　唐太宗说柴壁龙真是神奇之人，不过有这种本领的人是不能呆在京城的，就让他到外地去做官吧。这样处理还是看在亲戚的份上，想想也是，万一哪一天柴壁龙放松了思想改造私念一闪夜入皇宫，事情可就复杂了。
　　到了唐文宗当皇帝时，皇宫中还真的丢了东西，又是一个枕头。这回可是惊天大案，因为失主是天子唐文宗。
　　唐德宗的时候，西域的于阗国进贡了一个白玉枕，于阗的和田玉美名天下，这白玉枕可以说是稀世珍宝，一直保存在宫中。唐文宗当了皇帝后对这个白玉枕珍爱有加，把它摆在自己的寝宫中。这天早上，文宗起床后突然发现摆放白玉枕的地方空空如也。
　　文宗大吃一惊，自己的寝宫竟然丢了东西，这事请不能细想，如果盗贼的目的不是图财而是谋人，那天子的性命岂不是就交代了。唐文宗招来负责皇宫保卫工作的神策军中尉说，这个案子不像是外人干的，偷走白玉枕的人一定隐藏在宫中。如果无法抓住这个人就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你们就是把朕的寝宫围的水泄不通也是如同虚设。
　　左右神策军的中尉完全能够理解皇上此时此刻的心忧，此案不破皇上每天晚上睡觉时都会提心吊胆。且不说担心有人潜入寝宫朝躺在床上的皇上捅刀子，就说隐私方面的问题吧，如果哪一天京城中忽然流传开“且看圣人和嫔妃如何动作”的偷窥段子，那国家何堪，圣上何堪。
　　但是要侦破此案谈何容易。皇上的寝宫是护卫的重点，除了深受宠爱的嫔妃和经过严格挑选审查的宫女以及贴身宦官之外，别人难以进入。问题就在你于不可能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之前就去传唤皇上的嫔妃，更不能拉着失主皇上去做笔录说你再好好回忆一下事情的经过，看来只能是先从外围着手。
　　白玉枕失窃案成为唐文宗挂牌督办的案件，有关部门开出巨额赏金征集线索，这个过程当然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悬赏布告不能公开张贴，皇上的寝宫丢了东西说出去影响不好。长安城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有偷鸡摸狗不良记录的人，曾经有犯罪前科的人，近一两天突然暴富的人，各个珠宝店近期收购情况，都被列入排查范围。嫌疑犯倒是抓住不少，有好几百人，误打误撞也连带着破了几起原先的积案，但白玉枕一案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谁也未曾料到，几天之后没费官方一刀一箭，盗窃白玉枕的案犯就被抓住了。
　　话说两头。
　　这一天晚上，左神策军将领王敬弘到威远军军营去参加宴会，威远军军营在长安城南部安善坊的教弩场内，离左神策军军营有十几里路。酒酣之际众人让一个乐手弹琵琶助兴，乐手说这里的琵琶都不怎么样，用来弹曲子有损于我的声望，我只用自己常用的那个琵琶。众人一听这话就知道这琵琶曲是听不成了，乐手的琵琶没带来，放在左神策军的军营中，军营离这里有十多里路，而且现在夜色已深沿途的大街是禁止行人通行的。
　　长安城每天晚上击鼓八百下，各个宫门、坊门、城门在鼓声中关闭，这就意味着禁夜的开始，禁夜时人们可以在坊内活动，但不能走出坊门到大街上去。既然如此，谁也没办法去拿那个琵琶。
　　就在众人失望之时，王敬弘的一个随身仆人出来说话了，这仆人年纪青青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长得眉清目秀，一看就是个机灵精悍的人。仆人对王敬弘说，不就是那个琵琶吗，小的片刻之间就能拿来。
　　王敬弘一听不禁的哑然失笑，他批评仆人说你平日里干什么事情都是利利索索的，这会儿怎么说起胡话来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已经禁夜了，你如何出得了紧闭的营门？如何在大街上行走？如何进得左神策军军营？你没见像我们这等平日里被人说成横冲直闯的神策军将领都要等到天亮晨鼓敲响时才能回去，你一个小仆人说什么大话。
　　王敬弘说完之后没有把这事情放在心上，和其他将领们继续喝酒。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多长时间，小仆人拿着一个琵琶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正是乐工放在左神策军军营的那个琵琶。
　　看见这个琵琶，王敬弘脑子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左神策军军营正是在皇宫之内，自从白玉枕失窃后，宫中提升了戒备等级，负责警卫皇宫的神策军军营更不例外，夜晚根本就无法进入，这个小仆人又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军营拿出琵琶的，而且这一来一回三十多里路他走的比骑马都快，莫非他具有超人的功力？莫非他就是那个大盗 ？
　　列子说，有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头，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走了，于是就觉得邻家儿子走路的姿势像小偷，脸上的表情像小偷，任何动作和神态都像小偷。王敬弘也是这种心理，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小仆人越想越觉得这人的背后是大有文章，但却不能直截了当的追问。如果小仆人真是那个大盗，直接追问一是可能打不住蛇反被蛇咬，二是恐怕自己这个主人要承担连带的责任。
　　问还是要问的，但要讲究技巧，要有利有节。
　　天亮之后王敬弘回到家中，他以很家常的口气对小仆人说，你跟随我有不少年头了，可能是我眼拙，怎么从来就没发现你还有这等身手。市面上的百姓都说京城中有一些侠士，你大概就是这种侠士吧。
　　仆人回答的不卑不亢，他说我可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无所不能的侠士，只不过是走的比较快一些。
　　仆人告诉王敬弘说，他的父母都在四川，那年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他独自一人来到京师，承蒙将军大人收留重用温饱无忧，心中十分感激。过几天自己就要返回家乡，临走前一定要报答主人的恩德。
　　这仆人说出一番话来，惊天大案由此告破。
　　仆人说，我知道是谁拿走了圣上的白玉枕，我还可以保证在三、五天之内这个人会束手就擒。
　　王敬弘喜出望外，如果真是这样，许多饱受破案压力的官员都会得到解脱，几百名被抓的嫌疑人可以洗清疑点。王敬弘迫不及待的询问那个大盗现在隐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是否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告请他们加以围捕。
　　仆人微微一笑说，这个人需要躲起来吗？他就是站在京兆府捕捉们的面前你也拿他无可奈何，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在圣上的寝宫里拿走那个枕头。这个人叫田膨郎，本是一个市井之徒，通过手段在咱们神策军注了名籍现在就是神策军的士兵了，隔上几天他就会到宫中去值勤。田膨郎勇力过人，特别善于疾走腾跃，如果不想办法首先打断他的腿即便是千军万马也奈何不了他。要想先废了他的腿在这长安城中只有我能办到，三天之后就是田膨郎进宫值勤的日子，而东内大明宫的望仙门是他的必经之路，到时候请主人到望仙门外寻个荫蔽的地方拭目以待，田膨郎在劫难逃。不过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一旦走漏了消息要想再找到田膨郎可就是比登天还要难了。
　　三天之后，田膨郎果然出现在大明宫外的横街上。长安城已经是几十天滴雨未降，没有硬化的大道上积下厚厚的浮土，车马驰过尘土飞扬几步之内不辨人面。就在这种甚嚣尘上的环境下，田膨郎和几个青年挽着手踏着脚即将进入望仙门。
　　这时，小仆人从一旁跃出，他手持一打马毬用的毬杆。
　　田膨郎并察觉到危险就在眼前，在远处观察的王敬弘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仆人即将出手。小仆人手起杆落，田膨郎失声倒下，他的左腿生生的被打断了。
　　这一切只在眨眼之间。
　　田膨郎倒在地上仰望着持杆而立的小仆人说，我一直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你会出手，现在败在你的手中也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可说，那个白玉枕是我偷走的。
　　唐文宗听说盗贼已经被生擒后龙颜大悦，今后寝宫之内可以高枕无忧了，朕要亲眼看一看这个盗贼是何等模样。田膨郎被抬到宫中，唐文宗凭栏询问，得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做了重要的指示：这个田膨郎也是侠士一类的人物不要当作普通的盗贼来处理，王将军的那个小仆人更是强中之强，理当大加奖赏。
　　小仆人已经走了，他知道凭自己这一身本领继续呆在京城将会有理不清斩不断的是是非非。 棋逢对手
　　 围棋在唐代很是流行。
　　“宫棋布局不依经，黑白分明子数停。巡捡玉沙天汉晓，犹残织女两三星”这是王建的《夜看美人宫棋》，两个女子下棋下到天亮。
　　“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这是刘禹锡眼中僧人的棋路。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这是杜甫笔下家人在自娱自乐。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用棋盘来形容长安城中街坊的布局。
　　唐玄宗时围棋界的第一国手是待诏翰林的王积薪。
　　在唐代，翰林待诏和翰林学士是两个概念。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过程，而翰林待诏则属于有出色才艺的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丰富皇帝的业余生活。
　　王积薪曾经遇上过世外高手，棋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前往成都避难，诗人说这是“九重宫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高僧留下的帖子预言说这就是“蜀当归”，到了蜀地再回来。而兴平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则是另一种看法，他们说宫阙是皇上的老宅子，陵寝是皇上的祖坟，现在皇上扔下老宅子和祖坟不管，要跑到哪里去。
　　玄宗执意西南行翻越秦岭，深山之中人烟稀少，住宿都是个问题，每天到达宿营地后大多数随行人员只能自找门路甚至睡在露天野地，王积薪也是自找住处的人。那天到了驿站之后王积薪就自觉的沿着山溪向上攀登，了不起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总会找到住处的。功夫不愧有心人，王积薪找到一家农户。本想着可以舒舒服服的住上一宿，很快他就发现问题比较复杂，这户人家中只有两个女性，年青的媳妇和年迈的婆婆。深山野岭的家中突然来了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两个女人总是要避避嫌，当天晚上的住宿是这样安排的，婆婆依旧住在东屋，媳妇依旧住在西屋，王积薪睡在房门外的屋檐下。这种安排完全符合“非礼勿视”的道德标准。
　　天黑之后，东屋和西屋的灯都吹灭了，房门紧闭。在深山之中见上个人不容易，见到两个女性更不容易，唐朝有一个官员到小地方出差，看到乡间小路旁的鼓子花时写下一首诗：“曾过西街看牡丹，牡丹未谢既心阑。如今变作村田眼，鼓子花开也喜欢。”王积薪在京城时和多少贵妇人下过棋，什么样的美女都见过，如今却躺在屋檐下望着夏日那满天的星斗思绪万千硬是睡不着。
　　这时他听见屋子里有人说话，东屋的婆婆对西屋的媳妇说，咱们下一盘棋吧。西屋的媳妇回东屋婆婆的话，请您先行。东屋的婆婆高声报出：我在东五南九这个点上布一个子，西屋的媳妇说，那我在东五南十二这个点上布一个子……。
　　两个人你来我往下到第三十六步时婆婆说，你输了。
　　这时候已经是四更时分。
　　这盘蒙棋下的王积薪口服心服，他暗自记下了步数。想当年三国纷争，魏国邓艾领精兵数千手持斧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走小径绕过剑门天险直取成都，蜀汉两代国君四十三年江山就此告一段落。王积薪便将这盘棋命名为“邓艾开蜀势”。
　　那家的婆婆认为王积薪属于可教之类，给他指点了围棋的攻守、杀夺、救应、防拒的招数，王积薪求艺若渴还想再学几招，婆婆说这几招就够了，有了这几招你完全可以下遍天下无敌手。
　　事后，王积薪曾经多次将这盘棋进行复盘，却始终没有推算出媳妇落败的原因。
　　这件事是有些奇怪，这深山野岭上偏偏住着精通棋艺的婆婆和媳妇，她们偏偏又遇上国手王积薪。更令人生疑的是第二天早晨王积薪忙着去追赶自己的队伍，当他离开那户人家几十步远时回头一看，坐落在那里的几间茅草房已经无影无踪，连遗迹都不存在了。这件事就变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唐宣宗的时候，日本国的一位王子来访，王子精通围棋，国内第一，宣宗指派大唐第一国手顾师言和王子过招。
　　日本国王子自带着全套棋具，棋子据说来自日本国东边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岛上有一个水潭，潭中的卵石都是玉石，形状和棋子相同而且天然就分着黑白两色，只需在潭中捞一些出来就是现成的棋子，拿在手里冬暖夏凉号称冷暖玉子。岛上还有一种玉石的纹理色彩与制作棋盘的楸木十分相似叫做楸玉，王子这套棋具中的棋盘就是用楸玉雕琢而成的，棋盘表面光可鉴人。王子介绍说那个出产冷暖玉子的小岛在日本国东面三万里的地方，三万里有些远了，绕地球一周才八万多里，咱们姑妄听之。
　　顾师言和日本王子对弈，下了三十三手不分胜负。若是私人性质的对弈那是在交流切磋，可是皇帝交办的任务就不那么简单，事关皇威国体，不能让皇上脸面无光，也不能让别人指着脊梁骨说亏他顾师言还是大唐第一国手。顾师言沉思良久下出一手胜负手，日本国王子死盯着棋盘计算一番后推坪认输。
　　这位王子在国内号称神头王，顾师言这个胜负手就被命名为“镇神头”，有一个画家根据双方对弈时的情景创作了一幅画，画名是《顾师言镇神头三十三手镇神头》。
　　下棋的对手是形形色色的，有时候要应酬，陪人下棋，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和皇上下棋时你就得考虑是赢还是输。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和唐俭下棋，这唐俭抢了道，李世民一气之下要处分唐俭。
　　天宝年间，有一位亲王级别的人和玄宗对弈。皇上下棋讲究气氛，教坊第一琵琶演奏家贺怀智在现场伴奏，贵妃杨玉环怀抱着宠物犬立在一旁观战。杨玉环抱着的宠物犬原产自西域的康国，宫中管这种叫作“猧儿”。王涯在一首《宫词》中写到：“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眼红毯不曾惊”。
　　这盘棋下着下着有了胜负的眉目，唐玄宗的棋势不妙。杨贵妃怕圣上输棋会伤了和谐的气氛，就放下了怀抱中的小狗。这只狗正好落在棋盘上，当然是满盘皆乱。下棋的双方皆大欢喜，玄宗避免了输棋，亲王省得再考虑怎样巧妙的输掉这盘棋。
　　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就在杨玉环略微弯腰放下小狗的时候，打斜处吹来一阵风刮掉了她肩上的披巾，这披巾飘落在琵琶演奏家贺怀智的头上。贺怀智回家之后家里人都说他满身都散发着香气，一种很奇异的香气。贺怀智知道这是杨玉环那条披巾落在自己头上的缘故，杨玉环的披巾是用瑞龙脑香薰过的，香气经久不散。据说贺怀智把自己那个沾满香气的襥头密封保存了起来，当唐玄宗从四川返回京城退居二线时，贺怀智把这个襥头拿给玄宗，玄宗一闻见香气就断定这是杨玉环当年用过的瑞龙脑香，其味还在，斯人已去，闻香生情，潸然泪下。
　　如果找你下棋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事请就有些麻烦。
　　五代的时候安重霸在简州当刺史，当地有一个姓邓的商人，做的是油料生意，有钱，也爱好围棋。安重霸就把邓老板叫去切磋棋艺，商人的政治地位不高，和刺史下棋只能站着。这盘棋下的很慢，邓老板落下一个子后安重霸就命令说你先到外面窗户下面去等着，俺要排除干扰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一步怎么走。这一考虑就是半个多时辰，谁知道安重霸在屋里干什么，可怜邓老板不能坐、没茶喝、没饭吃，累渴饿交加，简直比受刑还要难受。一个白天过去了棋没下完，安重霸说咱们先封盘明天接着下。
　　邓老板回到家中一筹莫展，他的一个朋友知道这事后说，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刺史大人哪里是在和你下棋，他这是问你要钱。
　　邓老板茅塞顿开，第二天就揣着三块金锭去见安重霸，不一会儿这棋就下完了。
　　为了一盘棋破费了三块金锭，也是破财消灾，不然的话这盘棋还不知道要整到什么时候呢。 骗皇上、骗他人、骗自己
　　武则天久视元年的一天，神都洛阳司刑寺监狱里的犯人酝酿着一次自救行动。
　　司刑寺就是通常所说的大理寺，武则天执政之后政府的的各个部门都改换了名称，这也是革故鼎新的一部分。这种改动的范围很广，读此段唐史时手头如果没有一张新旧机构名称对照表的话，经常会卡壳。
　　司刑寺这座监狱里关押的都是普通的刑事犯，朝廷的高级干部犯了罪另有关押场所，那就是特别设立的三品院。三品院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关押三品以上（含三品）官员的地方，软硬件设施都要比普通监房讲究一些。能够为高级官员设立专用的监牢，也说明那时的高官们是“跋前踬后，动辄得咎。”
　　司刑监这批普通犯人大约有三百多人，尽管犯罪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早一点出去。要想提前得到释放就得动脑筋想办法，墨守陈规只能是把牢底坐穿。好在犯人中间各色人物俱全，有些平日里也关心些国家大事的人就提出我们应该向朱前疑学习。
　　犯人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向朱前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那种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献瑞技巧。所谓献瑞就是报告祥瑞现象，那一阵子普天下纷纷顺应武则天的爱好，争相汇报祥瑞现象，比如某地的天空中出现了五彩的云朵；河东那个地方有一户人家的猫妈妈主动哺育小狗，狗妈妈主动哺育小猫；还有什么两棵树长到了一起这叫连理枝，一根瓜蔓上结出两个甜瓜这叫并蒂瓜，一支麦秆上生出两颗麦穗这叫合欢穗；以及白石头上有红色的吉祥词句，乌龟的腹部惊现“天子万万年”的字迹。
　　朱前疑原先也不过是一普通的人，但他顺应了潮流，给武则天写了一封信，说是自己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活到了八百岁依旧是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八百岁虽说离万岁还差的很远，但已经跨入了神仙的门槛，被称为长寿典范的彭祖也就是八百岁。庄子语重心长的告诉人们说：彭祖以活的时间特别长久而闻名于世，普通人要是硬去和他相比是会很伤心的。
　　武则天看过朱前疑的来信后心情舒畅，论功行赏让朱前疑当了拾遗。尽管当时的拾遗被人说成是“拾遗平斗量”，一斗一斗的那是泛滥成灾了，但好坏也是朝廷的正编官员，吃着皇粮。朱前疑一梦成官，就顺着杆子继续往上爬，又在武则天面前说了一个梦，梦见陛下满头白发中又生了黑色的新头发，原先掉了的牙齿也重新长了出来。七十多岁的人了突然间“白发变黑落齿重生”这就是人间奇迹，朱前疑又升了官。后来朱前疑不再说梦了，话说三遍淡如水，而活力就在于不断创新，这回他对武则天说臣出差路过登封县时听见嵩山在高呼万岁！
　　朱前疑长相不怎么样，“粗黑肥短”，被人叫做“光禄掌膳”，就是掌厨的。不过不可貌相的是脑子活络，到了山底下说是听见山在欢呼，如果到了海边上准保会说听见海在歌唱，山在欢呼海在歌唱共祝圣上万寿无疆，全套歌颂口号就齐全了。
　　当然了，向朱前疑学习也有一个学什么的问题。比如说朱前疑经常会光顾洛阳城殖业坊西门附近的一个酒家，在那里要上一壶酒一坐就是大半天，其目的就是欣赏酒家中的一个女服务员。这一点不能学，因为那个女服务员长得很困难，据说其困难程度是“举世所无”，而朱前疑自己的妻子却是漂亮的很，由此断定朱前疑这种举动是出于怪癖。
　　犯人中的精英分子认为，向朱前疑学习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就是要掌握大局认清形势营造出一个祥瑞的事件，如果这个事件不存在那就制造一个。
　　于是犯人们开始在监狱墙角的空地上营造人造景观，整出一个大脚印子。这个脚印长达五尺，唐朝时一尺相当于三十公分，五尺就是一米五。一般来说身高一米七零的人脚长是二十五公分，照此推算脚长一米五的人身高应该在十米左右。巨型脚印制造完毕，犯人们都回到自己的监房中耐心等待，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随着领头人一声令下，三百多犯人一齐高声呐喊。
　　监狱的狱吏看守有责，听见犯人们的喊声都要掀翻牢房了，急忙赶来查看。犯人们说，真是最大的幸福啊，遇上神仙了。刚才有一个神仙从天宫下凡光临咱们监狱，只见那神仙身高三丈，脚长五尺，脸是金色的，一只脚踏进监狱的围墙另一只脚还在半空的祥云上。至圣至灵的神仙告诉我们说，上天已经知道你们这些犯人都是冤枉的，特意委派我来看望大家，你们不要担心，当今的天子英明无比，（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毕竟县官不如现管）很快就会发布大赦令赦免你们。
　　狱吏们立即勘察了现场，在火把的照耀下他们在监狱墙角发现了那个大脚印，随后赶来的刑侦专家根据脚印的大小推断犯人们所说的神仙身高三丈是可信的。
　　这件奇事被层层上报，最后汇报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随即宣布将明年的年号定为大足，同时大赦天下。当时有一些自称专家的人专门负责向公众解释圣上每个决定的伟大意义，于是就有专家说：
　　因为
　　足就是丰衣足食
　　又因为
　　大足就是大的丰衣足食
　　所以
　　大足这个年号象征着在武皇的领导下天下大足
　　大赦令颁布之后，司刑监的那些犯人兴高采烈的走出了监狱。
　　骗人者是形形色色，俗话说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晚唐的时候，京师长安来了一个道人，自称已经三百多岁了，由于服用了自己精心炼制的永葆青春神丹，因此看上去还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有些历史知识的人掐着指头推算了一下，三百多年前我神尧大圣光孝高祖皇帝（李渊）才刚刚出生，天下正是陈、梁、齐、周纷争时期。这么长寿真是令人羡慕，谁不想长生不老，在这个问题上连皇帝都不能自视清高。就拿宣宗皇帝来说吧，那年就把一个叫做轩辕集的道人请到宫中请教怎样才能长生不老。轩辕集开出的方子是：远离美味佳肴，不接触音乐和女性。对于皇帝来说这种要求确实难以达到，远离美味佳肴每日粗茶淡饭大臣们会有意见，好一点的公开上书抗争，说皇上的饮食的档次关乎到国家的威仪，不能让外夷笑话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连皇帝的肉食都管不起。差一点的大臣私下里嘀咕，你皇帝每天粗茶淡饭那我们吃什么，草根树皮？至于轩辕集说的不近女色就有些恶毒，不近女色接班人怎么培育，江山社稷谁来接班？权衡利害还是服用金丹容易一些。
　　话说京师这个道人身边聚集了不少信徒，有带着现钱来买丹药的，有带着酒菜来切磋延年益寿技巧的。这一天几个在职的官员前来拜访道人，正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喝酒倒菜时，看门的大爷进来告诉道人说门外来了个老头，自称从乡下来是你的儿子。道人一听满脸的不高兴，说是这小子跑来干什么，我不见。在座的官员赶忙调解说，儿子大老远的跑来看你也是一片孝心，不能见都不见就赶他走。道人这才让儿子进来相见。
　　道人的儿子来到客厅，众人一看那真是老态龙钟，满头白发，一脸褶子，腰都直不起来。道人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忒不争气，笨咱就不说了有几个人生下来就会念“北海有鹏，其名为鲲”的，关键是倔的很，让他服用延年益寿的丹药还告诉他这是你爹自己练的不要钱，可他硬是不服，结果怎么样，还不到一百岁就已经像一根枯朽的木头了。这就是教训。
　　在座的各位一看这情景就愈发的相信道人的高明。
　　长安城中也有人怀疑，跑到道人老家去调查，结果发现事情是颠倒的，那个据说不到一百岁的儿子实际上是父亲，那个自称三百岁的道人实际上是儿子，父亲五十多岁，儿子三十左右。
　　再来说说华山的道人明师远。
　　明师远修炼了三十多年，自认为道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以诲人不倦了，就办班招生传授技艺。那时候华山周围经常会有老虎出没，动不动就把人吃了，明师远对他的徒弟们说，大家不要怕甚老虎，只要学会了为师的法术闭气存思，就能让自己的十个手指头尖各自生出一只狮子来，这时候你伸着手只管大胆的往前走，老虎看见狮子必定是逃之夭夭。
　　这一天明师远和几个徒弟一起赶路，将近天黑的时候山谷中突然出现一只老虎，其他人一看不妙都跑开了，唯独明师远没有走，他毫不畏惧的在原地坐下闭气存思开始发功。那些逃走的人想到师父有十指出十狮的独门神功，也就没有组织救援。
　　明师远一夜未归，第二天天一亮徒弟们就赶到现场搜寻，他们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只找见一双师父穿的鞋子。很不幸，明师远被老虎吃掉了，尸骨未存。
　　所以说仅仅有解放思想还远远不够，还要实事求是。 阳城和他的枕头
　　阳城在京师做官时经济状况不太好，有时候手头拮据就会拿着自己平常穿的衣裳和枕头去当铺抵押些现钱用。
　　枕头这种日常用品也分高、中、低等。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个水晶枕，是唐朝皇帝供奉的。温庭筠在一首《菩萨蛮》中写到：“水晶簾里颇黎枕，暖香若梦鸳鸯锦。”这里的颇黎在唐朝一般指的就是天然的水晶石。唐玄宗时西边一个国家进贡了一个玛瑙枕，据说枕着这个枕头能够梦游仙境，玄宗把玛瑙枕赐给杨国忠希望他在睡觉时也能够展开想象的翅膀。唐初丹阳公主用的是镂金函枕，玄宗时期杨贵妃的姐姐用的是夜光枕，她还不了解有夜光的宝石都带有放射性物质会损害身体。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用的是如意玉枕，枕头通体透明是上等的好玉。
　　曾经在福建主管盐铁专营的官员卢昂贪赃三十万被查处，朝廷的御史在他家查获一个用瑟瑟这种宝石做成的枕头，找到珠宝商进行评估，商人给出的答案是无价之宝。唐敬宗年纪不大却很讲究，他重修了清思殿，装饰这座宫殿用了三千片铜镜，十万片黄金白金金箔。即便是皇家这也属于过渡装修，不禁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愈是轻浮的女人，所涂的脂粉也愈重。”这么讲究的唐敬宗见到卢昂的那个瑟瑟枕之后都说，我们皇宫里都没有这种宝物，卢昂这个官干的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和这些名贵的枕头相比，阳城的枕头简直不值一提，这枕头是那种普通的木制枕头，一块木头中间掏空，古时候叫做通中枕。通中枕在长安城中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值不了几个钱。
　　如此看来阳城拿着这种枕头去换钱有些迂，接近于“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可事实却是另外一种结果，阳城的枕头一次能质押回上万文钱，而且还是抢手货。
　　物超所值的原因就在于阳城是个名人。京师的人都知道阳城考中进士之后不恋大都市跑到中条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后来被唐德宗召到朝廷做官起步就是五品。京师的人还知道阳城为了营救受到裴延龄诬陷被贬官的宰相陆贽而在大明宫延英殿前一跪就是老半天，用元稹的话来形容就是：“延英殿门外，扣阁仍叩头。且曰事不止，臣谏誓不休。”阳城还敢给皇帝放话说，要是真让裴延龄当宰相，我就敢当众撕毁任命宰相的圣旨。
　　阳城在京师的官秩或是五品或是四品，但有时仍然手头紧张，这一是因为大城市物价指数很高，而阳城所担任的官职没有什么额外收入。二是因为阳城这个人朋友多，在一起喝酒花销大，还喜欢接济人，出手大方。阳城的大方有时热情的超出常规，别人到他家做客时说你们家这东西挺好，阳城便大手一挥说你把它拿走。即便是平日穿的衣裳也是这样，谁要是说上一句阳公今日这身白绫紫领长衫真是不错，阳城就会当场脱下来送给人家。白绫紫领长衫是唐代男子居家时经常穿的服装。
　　阳城的大方是性格使然，偏偏就有人利用这种性格揩阳城的油水。有一个叫陈苌的人就有些问题，每当发工资那天他准会出现在阳城家中，一个劲儿的说这世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时阳城就会把新领到的工资分给陈苌一部分。
　　阳城后来当了国子监司业，这个职务相当于国家教育部的常务副部长并且管理着公立的高等学府——太学。四年之后唐德宗一纸调令让阳城去道州当刺史，调令中的意思是这属于选派有工作能力自身素养很高的干部到最不发达地区去改变那里的面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区域平衡。但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按照朝廷的惯例，让阳城去道州是明显的降职处分，这太不公平。于是近二百名学生罢了课，聚集在皇宫前磕头请愿，要求皇上恩准阳城继续担任他们的校长。有些学生还自带着干粮，说是阳城如果真的去了道州他们也跟着一起去。
　　当时才二十六岁的柳宗元刚参加工作，担任九品的集贤殿正字，看到太学生们的行动后激动的热血沸腾“抚手善甚，震拤不宁”，抚手和震拤都是拍手鼓掌的意思。他给太学生们写了一封信，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
　　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他在一封信中说永州是“楚之最南”，而阳城去的道州还在永州的南面。阳城到了道州后每天煮几大锅糙米饭熬一大锅鱼汤，放在州府门外免费供应给道州的百姓，他自己也吃这些。不仅是自己吃，这些糙米饭和鱼汤还是皇上派来的特使、上级机关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们的工作餐，现场提供免费的餐具——粗陶碗。
　　道州这个地方经济状况不好，赋税经常收不上来。主管道州的观察使派判官来道州催促，阳城接到通知后没有动用强力部门下去生整，而是自己抱着铺盖卷住进了州府的监牢。前来督促工作的判官闻讯快马加鞭驰入州城到监狱拜见阳城，说自己只是奉命前来问候刺史大人您千万别多心。话是这么说，但判官觉得就这样回去没法向领导交差，就在道州官府的招待所住下。阳城也不回家，搬来一扇旧门板放在招待所门外，白天坐在上面办公晚间躺在上面睡觉，搞得招待所里面的判官坐卧不安，趁早走人。这个判官打道回府后，观察使又派了一个官员去道州，该官员越想越不对劲儿，干脆在半路上带着家眷自谋生路去了。
　　阳城曾经被当时的文士当作楷模。秦岭山中商州的官道旁有一个驿站叫阳城驿，和阳城的名字巧合。元和年间元稹路过这个驿站时认为阳城是贤者，因此这个驿站应该改换名称给贤者让位，他建议改为辟贤驿。阳城驿站改名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不过大约三十多年后杜牧路过这里时，驿站已经改叫富水驿了。杜牧不赞成驿站改名，他说阳城这两个字就像一面镜子，会让那些不称职的官员感到汗颜。杜牧总是爱提出新颖的观点，前人说他好作翻案文章。 炼金术旁说
　　古时候从事炼金的人相信只要功夫深丹砂可以练成黄金白银，人们把这种技术叫做黄白术。这样得到的金银叫药金药银，主要是用来炼丹和服食，如果一时钱紧，拿去花销也不算挪用。汉朝时有个叫李少君的人对汉武帝说，丹砂可以练成黄金，用了这种黄金做成的杯子和碗可以使人长寿，长寿了就能到茫茫大海中的蓬莱仙岛上和神仙在一起生活。自从汉朝以来，不少人写下我们应该怎样炼金这类小册子。
　　唐朝关于炼金的传说着实不少，掌握这门技术的人有些显著的特点，比如开始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最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还有他们似乎并不太在乎炼金的原料是什么，铁铜锡铅丹砂都可以，关键问题是要加药料，这种药料属于高度机密决不外传，炼金时看到火候差不多了才掏出来加进去，这就叫点石成金。
　　晚唐的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手头就有一些提炼白银的药物，在一次宴会上张直方给来宾们表演了如何将水银变为白银，看的各位官员羡慕不已纷纷祝贺张直方掌握了这种神奇的技术。张直方公开声明说我可不会炼银，只不过有一些药粉罢了。实际上这些药粉也是张直方强取来的。他在岭南担任军职时了解到有一个道士精通炼金术，就去向人家学习，道士不肯传授，张直方就派了几个骁悍的军士把这个道士绑架到山里头，说是有两条道路摆在你的面前，一条是交出技术，另一条是交代性命。道士坚守职业道德，表示这技术说什么都不能外露，死就死了吧。后来双方达成妥协，道士给张直方一些药粉，张直方放道士一条生路。
　　张直方为了得到炼药银的技术动用的是武力，有些人则动用的是女色。五代前蜀时期成都人何法成结识了一个和尚，这和尚能炼药银，何法成让和尚传授技术遭到拒绝后就想到动用自己美貌的妻子。这一天何法成的妻子打扮的分外妖娆在和尚面前作秀，这和尚也是没有修行到家，一拍即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老一套了，双方正在动作，男主人何法成破门而入抓了个现行，面对官了还是私了这道二选一的选择题，和尚选择私了，交出了药方。
　　有的人得到技术则属于友情赠与。
　　洛阳人王常仰慕侠士们的风范，“见贤则思不齐”，并且能够做到从基本点学起，看见有善良的人被恶人欺负就会出手相救，甚至不惜血刃恶人。看见有人冷的发抖就会脱下自己的衣裳披在对方身上，看见有人饿得犯晕就会让出自己的食物。
　　王常自认为应该也可以去解救天下的人，可是这个远大的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因此常常感到郁闷。
　　唐肃宗至德二载，王常进入京城南面的群山中，傍晚时天降暴雨只好躲在一个山洞中暂避一时。到了半夜的时候雨过天晴又是月朗风清，王常走出山洞仰天长啸吐出胸中积压的郁闷，他对着群山喊到：我的理想是平定天下的动乱，却没有人用我。我的理想是让天下人都免遭饥寒，可自己却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上天无眼，你们那种神奇的传说是多么不可靠。
　　话音刚落，一个人突然站在王常面前严肃的批评他说，你对上天怎么是这种态度。
　　王常吓了一大跳，习惯的握住腰间的剑，准备随时出手。过了一会儿他缓过神来，嘟嘟囔囔的说，人总该要有些理想，刚才说的就是我的志向。
　　来人说咱们还是脚踏实地吧，我这里有一本炼金的秘笈，有了黄金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第二个理想——救济饥寒中的人。
　　王常不太相信这种秘笈，他认为这种炼金术乃是神仙们的专利，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是空有其名，反正自己没见过。听说当年秦始皇和汉武帝喜好炼金术，折腾来折腾去八字不见一撇，倒是留下了被人讥笑的把柄。
　　来人说这你就不懂了，秦皇汉武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造福天下百姓，但却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去追求炼金术，这是本末倒置，当然不会成功。而你现在不过是一介草民，却老想着去平定天下，这叫好高骛远，也是不现实的，还是炼些黄金时常接济一下穷人比较合适。接受这个秘笈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不能传授给达官贵人，他们自有他们责任。不能传授给不义之徒，这些人有了黄金后会去吃喝嫖赌。练出的黄金必须专款专用，用于慈善事业，不能拿去大吃大喝。这些条款都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王常接受了这些条款拿到了秘笈，不过他向来人提出一个疑问，既然有这本秘笈你为什么不自己留着用。来人说这你还看不出来吗，俺是神仙呀，神仙享受的是按需分配，吃穿不愁生死无忧费那么多劲儿炼金子干甚。
　　到了贞元末年，盘踞淄青的藩镇将领李师古招聘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有一个叫刘元迥来到淄青的政治中心郓州应聘。刘元迥说自己会炼金，并且当着李师古的面进行了展示，用水银炼出了黄金。尽管一次投入的水银用量很小还不到半两，练成的黄金也就是那么一丁点，但那确确实实是真正的黄金。李师古看了很高兴，说这还真是一门绝技，不过这一点儿金子够干什么用的。
　　刘元迥解释说，事情是这样的，这种黄金主要是用来制药，在其中加入其他药粉后精心炼制三年就可以服用了，吃下去之后可以离开凡世加入神仙的行列。这种黄金还可以做成吃饭的器皿，使用这种器皿吃饭不用担心歹人偷毒。
　　李师古听罢当即说，精心烧炼三年的事儿先缓一缓，你先给弄上十斤黄金，我有急用。然后又吩咐手下人给刘元迥找一个地方严加守备防止外人干扰，让他专心致志的炼金。
　　刘元迥暗暗叫苦，他的炼金术是假的，实际上是事先将金粉掺进水银里，属于自己贴本赚吆喝，凭借这种方式吸引人的关注趁机卖些丸药赚取钱财，此番来到郓州原本是想骗得李师古的奖赏再找机会一走了之。却没料到李师古一张口就要十斤黄金，而且还将自己看管起来，现在即便是有心继续作假，又到哪里去找这十斤金子。
　　刘元迥也是老于江湖，很快就想出了应对之策。
　　东岳泰山就在淄青的辖区，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时加封东岳神为天齐王，并且用沉香木雕刻了天齐王的塑像供奉在泰山东岳庙，刘元迥的目标就瞄准了天齐王的塑像。
　　刘元迥对李师古说，您掌管一方大权已经几十年了，虽说势力强大堪称第一方镇，但是要想让四面八方都仰望您的威信和恩德，达到心想事成的目的，还得借助天神的力量。
　　这番话很合李师古的胃口，就让刘元迥说说具体的做法。
　　刘元迥说，当年玄宗皇帝在泰山竖起了天齐王的神像，因而有了在位近五十年国泰民安的盛世，这天齐王神像威力无穷。您如果能把天齐王请到咱们郓州来那么神圣的光辉将会照耀在淄青的大地上，前途将无比辉煌。不过把整尊塑像都搬过来是不可能的，那样将会损害天齐王的根基，最好的办法是只把头像请过来，这就需要用黄金按原样制作一颗天齐王的头像补放在原来的塑像上。据我估计重新制作一尊头像需要十五斤黄金。
　　李师古说，这样吧，你抓紧时间烧炼黄金，到时候就用这些黄金去铸造头像。
　　说来说去还是要刘元迥自备黄金，刘元迥早有准备，只见他哈哈大笑然后说出一番道理。那天齐王虽说是神仙，但毕竟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鬼神，我所练出的黄金是专门用来避鬼趋神的，用这种黄金铸造头像会使天齐王受到惊吓。这件事要想百分之百的成功，就必须采用产自山河里的纯天然黄金。
　　李师古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就从库房调拨了二十斤黄金交给刘元迥，让他铸造头像并负责换回东岳庙天齐王的沉香头像。刘元迥计谋得逞心里美滋美味的，他把那二十斤黄金藏了起来，至于那颗天齐王的头像还是要铸造的，不过用的是铅锡顶多在外面镀上一层黄金。刘元迥用这颗镀金的头像完成了头颅置换。
　　有了李师古那二十斤黄金作本钱，刘元迥可以大张旗鼓的炼金了，产量也是一天更比一天高，他用这些黄金打造成一套又一套的器皿送给李师古使用，自己得到的回报是李师古的赏赐，金钱、美女、房屋、荣誉，还和李师古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
　　李师古也不是个善主儿，可他哪里知道刘元迥送来的那些金器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死都被蒙在鼓里。李师古死后，有人向李师古的接班人李师道揭发了刘元迥弄虚作假欺骗主帅的行径，刘元迥被拉到人多热闹的地方斩首示众。 父子之间
　　父子关系是人人都有的。宰相路随还没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长大之后母亲问他知道父亲长得什么样子吗，路随的回答是记不清了，母亲告诉他你和父亲长得一摸一样。路随听罢痛哭一场，从此就不再照镜子，怕看到镜子里的影像就会想到死去的父亲。
　　也有舔犊情深的。给事中苗粲身患中风话都说不出来，而他的儿子苗缵正赶上要参加进士考试，高考乃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一年一度，苗粲虽说口不能言但心里却殷切的希望儿子能够考中进士。考试的前一天，苗粲的病情加重，苗缵既想去参加考试又担心父亲的病情随时会有不测，到时候自己如果不在身边那就是不孝将会留下终身的遗憾。于是就在纸上写下了请示报告，询问父亲是否允许自己去考场。当时苗粲勉强能够拿起笔，只能写出最简单的字，看了儿子递过的那张写有文字的纸，他握住笔颤颤悠悠的写下了一个字，这个字只有两画，但意思表达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入”字。
　　得到父亲的许可后，苗缵奔赴考场，而且是一举中第。
　　说到中风口不能言只能凭借看纸上的文字决定事情，就让人想到了唐顺宗经历的一件事，这件事情也和父子关系有关。
　　唐顺宗当皇帝之前就已经中风了，继承皇位后，大臣们有什么事情需要请示都要先写在纸上，而且字体要大，然后举到顺宗面前请他过目，同意就点一点头，不同意就摇一摇头。这一天，翰林学士们被召到一间偏殿，顺宗准备让这些笔杆子起草册立太子的诏书。古时候忌讳直言一个人会死亡，但人有不能不死，因而就派生出许许多多暗指死亡的词语，比如倾背、舍寿、不禄、捐馆、启手足、弃世等等，帝王的死则叫崩。根据顺宗的病情那是山陵随时都有可能崩塌，册立太子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不过到底立哪个儿子当太子还有争论，翰林学士郑絪没等唐顺宗发布指示就在纸上写下了“立嫡以长”四个大字，就是说皇上的接班人应该按照制度由长子担任。郑絪把这张纸举到唐顺宗面前，顺宗点头批准。于是李纯当上了太子，四个月后他提前接班成为唐宪宗，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很有些曲折和隐情。
　　有唐一代，最难相处的父子关系大概就是皇帝和太子了，多数皇帝和儿子之间都有冲突，太子这个职业含金量极大，一旦转正就是一国之主，但危险也最大，搞不好就会丢掉性命。
　　李亨这个太子当的就提心吊胆，据说青年时节就忧心忡忡愁白了头发，以致于自己一旦当上皇帝就咬牙切齿的说，等到大军收复长安，我一定要扒了李林甫的坟把那厮的尸骨拉出来示众。这也是唐肃宗对自己的父亲玄宗敢怒不敢言，所以把仇恨都集中在父亲在位时的宰相李林甫身上。
　　玄宗和太子李亨的关系出现问题很多人都看在眼里，有一次唐玄宗问艺人黄幡绰什么人最值得爱怜，黄幡绰回答说，自己家的儿子最值得爱怜。一句话让玄宗低头沉思许久。
　　轮到李亨当皇帝了，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被软禁在深宫之内。这一天，肃宗李亨抱着自己的小公主在享受天伦之乐，一扭头看见一个名叫李唐的人在看着自己。这李唐不是朝廷的官员，他属于隐士一族，一般来说隐士们都居住在山中，所以人们把隐士叫做山人。
　　唐肃宗以为山人李唐之所以看着自己是觉得堂堂的皇上抱着个孩子有些不符合身份，就对李唐说，我很喜欢这个女儿，你不要见怪。李唐其实并没有这样想，他看到肃宗父女情深时想到的是另一件事，李唐对唐肃宗说，太上皇这个时候也应该是在思念自己的儿子。
　　玄宗肃宗这对父子过得很别扭。
　　开成四年十月的一天，唐文宗在大明宫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表演的项目是橦椽。
　　橦椽又叫寻橦，就是顶竿，一个一人用身体顶起长竿，竿子上头有艺人进行各种表演。橦椽表演在唐朝很盛行，刘晏十岁时就曾在兴庆宫演出现场当场吟咏王大娘顶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说是王大娘顶竿时尽管竿子上面已经有人在表演，她还是嫌人少要求再上去几个人。
　　当橦椽表演正在进行时，有一个男子在场地旁边来回走动，脚步迈的很快就像有什么事在揪着他的心。唐文宗看到后感到很奇怪就问这男子事怎么回事情，有人回答说这人的儿子此时正在高高的竿子顶上表演，他作为父亲是在为儿子的安全操心。艺人的父子之情在唐文宗的心底搅起一股苦辣，他想到一年前死去的太子李永，便是凄然泪下。他说自己贵为一国之君竟然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于是就下令杀了十四名曾经在李永身边服务过的教坊艺人和宫女，罪名是他们教坏了李永。
　　实际上太子李永之死唐文宗自己有脱不掉的干系。文宗宠爱的妃子整天在他耳边叨叨太子李永的不是，说这孩子贪玩，不是出去闲转就是大摆宴席，而且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关系密切。唐文宗就想废掉太子，大臣们坚决不同意，认为太子还小有了错误应该允许他改正，这才保住了太子的地位。但是就在两个月后，太子李永在东宫莫明其妙的突然死亡。
　　李永是唐文宗的独苗，平常人家妻子对丈夫说你们孩子不学好，丈夫顶多操起根棍子把儿子打一顿，放在李永身上就不行，李永是太子，太子的身份政治气味太浓，政治上的事情是会丢掉性命的。太子不好当，既不能让人感到不堪造就难以保住祖宗的江山，又不能让人感到锋芒太露有强班夺权的迹象，这两者对于太子来说同样具有危险性。如果再遇上父皇在位时间超长比如像清朝康熙那样一干就是六十年，父与子谁死在前面还说不定呢。真是悔不该生在帝王家。
　　官员家也有家规，儿子对父亲不敬要挨打。
　　尚书右丞陆余庆调任洛州长史，就是陪都洛阳市的市长。他的儿子认为父亲工作能力有问题，办事太拖拉，就在纸上写下了几句讽刺的话：“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竟不判。”十天判不了一件事，也是把磨蹭当细发。这张写有字的纸被塞到陆余庆床上的褥子下面，陆余庆发现了，看过上面的文字后当下断定，一定是那个狗崽子。结果儿子被鞭打了一顿。
　　穆宁有四个儿子，分别是穆赞、穆质、穆员、穆赏，当初穆宁在外地担任一个州的刺史时，专门在离州城四十里远的地方修建了一所学堂，学堂周围风景如画，而且是寺院集中区清静的很，四个儿子就在这里读书学习。后来穆宁这四个儿子都成为有名的人物，人们用食物中的佼佼者奶制品来形容穆家四兄弟，“（穆）赞少俗，然有格，为酪；（穆）质美而多文，为酥；（穆）员为醍醐；（穆）赏为乳腐。”酪是指用牛羊奶制成的乳浆，酪上面那一层凝结物就是酥，酥加上油是醍醐，而乳腐这种奶制品又叫乳饼。
　　这四个儿子长大成人之后还都挨过打。穆宁家的家法很严厉，尽管穆家四兄弟有的人官做的比父亲要大，但在家中对父亲还是毕恭毕敬。穆宁定下一个规矩，四个儿子要轮流负责父亲的一日三餐，而且饭菜必须合胃口，否则的话哪个管饭就追究哪个的责任，不仅仅是批评教育还要用竹板子打。因此兄弟四人都想着法子把饭菜做的可口一些，但是百密还有一疏，板子自然没少挨。
　　话说这一天轮到穆质管饭，厨房里备下的原料中有熊白和干肉脯。熊白是熊背上的白色脂肪，被列为珍贵的美味。穆质寻思熊白是肥肉，干肉脯是瘦肉，熊白是软的入口就化，干肉脯是韧的需要咀嚼，要是把这两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味道和口感应该是上佳的。于是穆质就让厨师用熊白包裹干肉脯做成菜肴，菜肴端到了食案上大受欢迎，父亲穆宁为这个菜破例回了碗比平日又多吃了一些主食。穆质看到这种情况暗自欢喜，悄悄的对兄弟们说这回可好了，父亲吃的这么合胃口我不仅不会挨打还要受到表扬的。
　　穆宁咽下最后一口饭，放下筷子说话了，今天轮到谁管饭谁就自觉的把板子拿来，老老实实的让为父打上几下。穆质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还要挨打，父亲接下来的话解开了这个谜团。
　　父亲穆宁说，有这么好吃的菜肴为什么不早点作给我吃。 贿赂问题
　　崔湜可谓是少年得志，二十七岁就执掌朝廷大权，而且很有些文采。一天傍晚，崔湜骑马出了神都洛阳的宫城走在天津桥上时脱口吟出一句诗来：“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工部侍郎张说在一旁目睹此情此景感叹的说：崔湜这种诗句我能写出来，他的官位假以时日我也能够达到，只是向他这样少年得志我是没有希望了。
　　不过崔湜这个人的品质很有问题，武周时张易之受宠他紧跟张易之，唐中宗时韦氏专权他紧跟韦氏，唐睿宗时太平公主势力炙手可热他又依附于太平公主。当时的人们认为崔湜是靠美男的面貌专走夫人路线取悦于韦氏和太平公主才得以登上高位的。
　　崔湜曾经担任过吏部侍郎，专门负责安排干部的工作，有很多人为了牟取一官半职给他行贿。这一天，一个等待分配工作的人找到崔湜理论，说是你们家的人收了俺的钱，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给安排工作。崔湜一本正经的表示，你说的那个家人是谁，待我查清楚后把他抓起来用鞭子打死。对方不紧不慢的说，估计你不敢，要是把收了俺钱的那个人打死了，你将会披麻带孝在坟墓跟前守丧三年。守丧三年是儿子对死去的父母所尽的孝道，那个收钱的人就是崔湜的父亲，这当父亲的收了钱之后没有告诉儿子替人家办事。当时的人说崔湜“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嘱求，脏污狼籍。”
　　还有的人收钱收的太多连自己都记不清谁是谁了。武周时的张昌仪是武则天宠男张易之的弟弟，但凡是有人求他给弄个官当当都会如愿以尝，前提是要钱。有一个姓薛的人备下五十两黄金悄悄的送给了张昌仪，收了金子后张昌仪写了个条子直接递给了吏部侍郎张锡。张锡手头的条子太多，几天后发现张昌仪的那张条子不见了，张锡是魂不守舍急忙去询问。张昌仪说，你问我，我也记不清这人叫什么了，这样吧，你回去查一下名册，但凡是姓薛的都给个官做。张锡回去一查，竟然查出六十多个姓薛的，结果这六十多个姓薛的都成了朝廷的官员。
　　那段时间内，通过非正式途径当上朝廷官员的人很多，张鷟针对这种情况做了一首歌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张鷟字文成，平日里就爱说些俏皮话。当时大将军黑齿常之即将领军出征，有人对张鷟说，你这人官做的不大，为什么不跟着黑齿常之将军去前方建功立业，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张鷟十分幽默的说：“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这里朱唇对黑齿，饮酒对尝汁（常之），很是工整。张鷟有部著作流传至今，那就是《朝野佥载》。据说当时新罗和日本国的人都不惜重金购买张鷟的文章。
　　张鷟这段歌谣流传开来后，有一个叫沈全交的文人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就又续了四句：“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里的评事指的是大理寺评事，他们是判案的却不去读刑律律条。存抚使是专门为检查督导各地的工作而设立的，沈全交说他们都是面糊，圣神皇指的是武则天，她当时的尊号是“圣神皇帝”，沈全交说她耷拉着眼皮装着没看见。有一个属于用木杷子推的御史认为沈全交这是在诽谤朝廷恶毒攻击圣神皇帝，跑到武则天那里强烈要求严厉处理沈全交。武则天对这些事情是一清二楚，大量提拔普通人当官实际上是她的战略部署之一，既能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又可以改变原有官员队伍的结构，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角。听到沈全交的那四句歌谣后她笑着说：“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要给沈全交加上什么罪名，应该放他回去。
　　中唐时的裴佶曾经讲过一段故事。
　　裴佶年少时在他姑夫家借读，他的姑夫是朝廷的高官，以清白著称。有一天裴佶的姑夫下朝回到家中长叹一声说到，那个姓崔的是什么人吗还值得那么多官员称赞，这些官员一定是接受了人家的贿赂，这样下去必然是腐败横行纲纪混乱。
　　话音刚落，看门人进来通报说寿州刺史在门外求见，裴佶的姑夫闻听大怒，说是我不见他，你这个看门的太没眼色我真想拿鞭子抽你。过了一会儿，寿州刺史还是不走，裴佶看到他的姑夫极不情愿的穿好正式的服装往前厅走去。时间不长，前厅传过话来说赶紧煎些好茶端去，紧接着又让厨子准备宴席，还让人给刺史骑的马喂料饮水，招呼刺史的仆人吃饭。裴佶觉得这一系列安排很奇怪，就想到前倨后恭这个词。
　　话说战国时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他到了秦国说服秦惠文王吞并天下，当时惠文王刚杀了商鞅，对这些搞辩论工作的知识分子不感兴趣，苏秦耗完了随身携带的银两两手空空回到家中，嫂子和弟媳妇都耻笑他，说是你跑出去耍嘴皮子那就不中用。后来苏秦靠着纵横术致富了，一车一车的往家里拉财物，嫂子和弟媳端着饭菜跪在地上低着头递给苏秦，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子回答说，还不是见你地位也高了钱也多了。这当嫂子的在小叔子跟前净讲老实话。
　　裴佶正在思考是什么原因促使姑夫的态度从傲慢转变为恭敬时，姑夫送走客人回到后院，满脸喜气洋洋的从怀中掏出一张礼单，寿州刺史送了一千匹绸缎。 宋沇听见了什么
　　宋沇是开元名相宋璟的孙子，精通音乐，唐德宗时曾担任过太常丞，管的就是国家的礼乐。宋沇的音乐细胞大概是出自遗传，他的爷爷宋璟就是一个羯鼓演奏高手，曾经和当时的天下第一羯鼓手唐玄宗讨论羯鼓演奏的最高水平的标准。宋璟用十个字概括这种标准：“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意思是演奏者要做到头部像巍巍青山那样屹立不动，双手要像大白雨的雨点那样急急落在鼓面上。
　　“头如青山峰”这种境界可以从另一则故事中得到验证。
　　有一次汝阳王李琎击打羯鼓，李琎的羯鼓技艺出自唐玄宗的真传，在场的玄宗为了测试高徒的水平，随手摘了一支红槿花放在李琎的帽子上，这帽子是用轧光绢料制成的，表面光滑，头部稍微一动，放在上面的红槿花就会滑落。李琎演奏曲目的是《舞山香》，一曲奏罢，帽子上的红槿花还在原位，唐玄宗十分满意，夸奖李琎是神仙下凡。李琎是玄宗大哥宁王李宪的儿子，小名花奴，长相出众“姿容妍美”，特别像当年的唐太宗。杜甫在一首诗中写到：“汝阳让皇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古人有一种说法，一个家族隔上几代就会有一个人很像祖宗。
　　唐德宗时期，皇宫大明宫外还没有修建百官侍漏院，文武官员上朝前都要在建福门外等候。一天清晨，宋沇在光宅坊内的光宅寺等待上朝，一阵晨风拂过，寺中佛塔上悬挂的铜铃随风摇曳叮当作响，宋沇细细倾听，却听出铃外之声。这种声音搞得宋沇立在朝堂之上心不在焉，等到下朝之后急忙回到光宅寺，找到寺主询问佛塔上那些铜铃的来历。寺主表示这个问题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来到寺院后塔上的铜铃就挂在那里。宋沇说我在清晨时听到了这些铜铃的响声，以经验判断其中有一颗铜铃是古时候就有的，寺主您能不能让人到塔上去敲一下那颗异常的铜铃让我再分辨一下。
　　寺主犹豫片刻最终答应了宋沇的请求，让一个僧人去敲击宋沇指出的那颗铜铃。这时寺中的僧人们也围过来观看，其中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这颗铜铃的确有些异常，有时候即使一点风都没有其他铜铃丝毫不动，这颗铜铃也会发出响声。宋沇说这就对了，这颗铜铃原本是古时候所铸造的，那应该是一整套编钟，其它的编钟都遗失了，唯有这一颗保存了下来却不知何故被人挂在了塔上。它之所以会无风而振响，那是因为附近宫中敲响相同音律的编钟时引起的共振。僧人把塔上那颗异常的铜铃摘下来一鉴定，果然是一个编钟。
　　说到音律相同引起共振的现象就不能不提及唐初的曹绍夔。
　　洛阳城中一座寺庙里频发怪异的事情，一位僧人住房中挂着一个铜钟，每到子夜时分这个铜钟就会自动发出响声，像是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敲击。对于这种现象僧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怀疑是神鬼在作怪，为了消除这种怪异的现象，僧人一次又一次的求助于术士。术士们也是认真的，他们用了很多种手段企图驱除邪怪，但都没有奏效，当然了，这些具有敬业精神的术士们并不认为失败是方向性的错误，而是目前的技术能力还没达。
　　曹绍夔和这位僧人是朋友，听说他生病了就前来探望，僧人见到老友便一股脑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烦恼。曹绍夔盯着那个铜钟看了一会径直出门而去，搞得僧人摸不着头脑，正在思量之中房中那个铜钟又响了，只是声音和平日相比显得很轻。没一会儿，曹绍夔回来了，当他听说铜钟又一次自鸣后会心的一笑。笑过之后言归正传，曹绍夔对僧人说，明天你预备些丰盛的斋饭，我替你除掉这怪异。
　　虽说僧人经历过太多的失望，对曹绍夔的话也没什么信心，但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说不定还能碰上大运，就备下饭菜试上一试。曹绍夔吃完饭从怀中掏出一把锉刀，在那个自鸣的铜钟上找准几个点分别锉了，然后对僧人说你在观察几天，如果还是自鸣拿我是问。
　　从此之后，僧人房中的铜钟再没有自动鸣响，僧人缠住曹绍夔硬要追问这使得是什么手段。曹绍夔说你知道我那天中途为什么出去吗，我是去轻轻地敲了一下你们寺中另一口钟，果然不出所料你房间中的钟也响了，这就是说你房中的钟和附近的钟音律是相同的，当附近的钟被敲响时，你房中的钟会因为共鸣而作响。后来我用锉刀在钟上的几个部位锉了锉，改变了它的音律，这钟就不会再发生共鸣了。
　　曹绍夔和宋沇对于音律的研究可以说是到家了。象这样精通音律的人如果去管理一只乐队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还是以宋沇为例吧。
　　唐德宗听说宋沇精通音律又是名相宋璟的孙子就在皇宫召见了他，两个人在一起讨论了音乐方面的问题，谈到兴头上德宗让宋沇和自己一起到宣徽殿去观看皇家乐队的演出。演出完毕，德宗对宋沇说，刚才演奏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只管提出来，宋沇当场没有发表意见，他说下来和主管乐官商议一下再写报告报给皇上。就在商议期间，宫中负责礼乐的宦官找到唐德宗反映一些情况，说是现在皇家乐队的乐手们宋沇有很多不满，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宋沇原先根本就没有搞过音乐工作是个外行，也有人说宋沇不懂声调不知道什么是节拍说到底就是不识谱，更有人说宋沇现在耳朵有毛病听不清声音，总而言之乐手们都认为不应该让他来品评乐队。
　　这话说得唐德宗也有些犹豫，就再次召见宋沇询问，宋沇表示臣年老多病这是事实，而且耳朵也确实有些背，不过在声律这方面臣还是能干些事情的。唐德宗觉得这个问题最好检验一下，就让乐队演奏了一只曲子，当场让宋沇讲讲演奏的得失。宋沇显得很迟钝，一时半会儿讲不出一二三四，在场的乐手们都在笑，是那种嘲笑。宋沇看了看那些笑话自己的乐手很严肃的说，这只曲子演奏的非常美妙，但是乐手中间有些人很有问题。
　　唐德宗很吃惊，乐手会出什么问题呢，是技术方面的还是政审方面的。宋沇指着一个琵琶手说，这个人曾经杀死过自己的亲人犯有大逆之罪，不应该留在圣上身边。又指着一个吹笙的乐手说，这个人的神魂正在离开他的身体，不适宜再伺服圣上。
　　隐藏在皇宫里的杀人犯！这个事情的性质相当严重，有关方面一查发现那个琵琶乐手的母亲七年之前上吊身亡，至于上吊的原因一直没有定论。把琵琶手抓起来一审问，他交代出是自己勒死了母亲并伪造了自杀的现场。而那个吹笙的乐手则是在十天之后因病死亡。
　　听声音就能听出这么深层次的问题，这说起来有些神，古时候还确实有这方面的人材。
　　东汉的蔡邕是个大知识分子，琴词书画样样精通，有一天街坊请蔡邕去喝酒，当蔡邕走到街坊家门口时听见院子里传出阵阵琴声，蔡邕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听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于是转身就往回走。请客的街坊听说蔡邕到了家门口又回去了，就跑步前进追上了蔡邕，总要问问这是为什么吧。蔡邕说我刚才听见院子中传出的琴声中流露出杀气，所以还是躲远点为好。街坊拉着蔡邕回到家中问弹琴的客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弹琴的人说当我正在弹琴的时候看见一只螳螂正盯着一只蝉，蝉准备离去，螳螂即将出击，我希望看到螳螂捕到蝉，大概是这种意识渗透到了琴声中使你产生了误解。
　　唐朝的裴知古也是以知音而著称，有一次他在半路上碰上一个骑马的人时听出了一种异常的声音，就悄悄对同行的朋友说，这个骑马的人很快就会从马上摔下去。有人就很好奇，掉转马头去盯梢，盯了二百多米的路程，就看见被盯着的那匹马突然间打了个趔趄把背上的主人甩了出去。
　　还有人靠听声音破案，这人就是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当时两浙节度使驻在润州，也就是今日的镇江，润州有一处名胜叫万岁楼。一天夜里韩滉和节度府的官员登上万岁楼喝酒，正喝到兴头上时他听见远处传来哭声就放下杯子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听见有一个妇人在哭吗，估计这个妇人在什么什么地方，明天天一亮就派人去把她抓起来审问一下。
　　下属按照节度使所说的方位寻找过去，果然找到了那个妇人，妇人的丈夫死了所以一晚上都在哭。对妇人的审讯进行了一个白天，什么也没问出来，具体的办事的官吏心里很不安怕领导说没本事，想着至少要让领导觉得自己的态度还是端正的，就一直守在妇人丈夫的尸体旁边。端正的态度果然换来丰硕的成果，有几只大绿头苍蝇飞了过来落到死者的头上，官吏一想这是有了腥味，就扒开使者的头发仔细查看，看到一颗钉进脑袋里的钉子。案子破了，是奸杀，妇人和邻居私通，两个人把死者灌醉了往他脑袋上钉入一颗钉子。办案的官吏说咱们韩大人真是神了，韩滉说令我起了疑心的是那个妇人的哭声，这哭声反映出的是畏惧而不是悲伤。
　　最后再回来说说宋沇。
　　唐德宗认为宋沇是个人才，就让他监督着皇家乐队，这样一来乐工们都是惶惶不安，演奏的时候只要宋沇在场，他们连头都不敢抬生怕被看出问题。可也是，乐工们谁还没有点活思想，比如和受到老婆的批判只敢在心里诅咒俺非杀了她不可，暗恋某个宫女想着一起私奔到深山老林去厮守终身，瞧见皇上八面威风忽然想到俺要是当了皇帝如何如何，这些要是被看穿了都是罪过。
　　宋沇也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就借口身体不好难当重任辞掉了这个差使。
　　老话说的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老虎不吃人——唐时轶事之四十三
　　尽管唐朝的时候老虎的数量众多种群兴旺，但出现在首都长安城的大街上还是件新闻，所以写历史的人郑重其事的记下了下面这件事：大历四年八月“虎入长寿坊元载家庙，射生将周皓引弩杀之。”
　　老虎多的时候，人就忙着打老虎。唐朝人猎虎的方法各种各样，设置陷阱就是其中之一。
　　贞元十四年，申州那个地方的老虎大白天就吃人成了一害，州领导下决心开展一次猎虎行动，行动采取专业队伍和放手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式，州里发出悬赏通告，凡是打死或者捕获一只老虎的人奖励十匹绸缎。申州有一个老兵叫丁岩，是个设置陷阱的老手，听说州里招募捕虎勇士就前去请战，既能为民除害又能得到奖赏，何乐而不为。丁岩出手不凡，几天之后就有一只老虎落到了他设置的陷阱中。方圆十里八乡的百姓听说抓住一只老虎，争相前来观看，一时间陷阱周围聚集的群众是成百上千，人们纷纷赞扬丁岩真是英雄好汉。
　　丁岩很得意，也有些飘飘然，端起碗大口的喝起庆功酒。酒入肠中溶进血液后，丁岩反应有些迟钝，以致于当他向乡亲们夸耀自己的战果的时候衣裳被树枝挂了一下。这一挂挂出一个重大失误，丁岩一个踉跄摔进了自己挖的那个陷阱中，陷阱中老虎正在咆哮。
　　围观的群众发出阵阵尖叫，他们明白此时捕虎英雄丁岩已经和老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若是论起空手肉搏，丁岩明显不是老虎的对手，更何况他还面临着困兽犹斗的危险。
　　这段故事出自薛用弱的《集异记》，《集异记》是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四库提要》中说“其叙述颇有文采，胜他小说之凡鄙”。有不少著名于后世的故事都出自这本书，比如王之涣棋亭画壁，“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力压众人。狄仁杰武则天面前赌双陆，张昌宗气势先沮连连败北输掉集翠裘。王维一曲《郁轮袍》曲惊四座，贵公主一手相助金榜题名。还有王积薪深山夜宿奇遇婆媳奕棋，萧颖士瓜州渡江巧逢盗墓者等。
　　在薛用弱的笔下，后来发生的事情具有荒诞派的色彩。丁岩跌入自己挖的陷阱后反倒把老虎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借着这个大好时机丁岩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他和老虎讲当前的大趋势，说是你现在已经身陷绝境，顷刻之间就会被上面扔下的火把木材烧成灰烬。现在上面的人们之所以没有动手，那是因为我不慎失足跌了下来，你应该搞清楚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在你也就在，我如果遭到不幸你也不可能活下去。如果你答应改邪归正带领同伙离开本州的境地，我会禀报刺史放你一条生路。
　　这段情节很有意思，让人想到韩愈的那篇故弄玄虚的《祭鳄鱼文》，也会想到人质劝绑匪自首。
　　事情的结果是丁岩拉着上面放下来的绳子安全地爬出陷阱，老虎也被特赦重返山林。
　　丁岩是专门捕捉老虎的，而越州诸暨有一个醉汉却是误打误撞。
　　那是一个夜晚，月色散落在山间，这醉汉独自一人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走着走着酒劲儿就上来了，倒在地上睡着了。人常说饥不择食慌不择路，醉酒者则是睡不择地。醉汉躺着的地方紧挨着悬崖边上，一翻身就会掉下去，那样的话第二天进山砍柴的村民就会在山沟里发现一具男尸。县里的仵作赶到现场查验后表示尸体上未见他杀的痕迹，可以断定是半夜酒后失足从山上摔下来的。
　　而实际上第二天进山砍柴的村民在山沟中发现的是一只奄奄一息的老虎。
　　事情发生在醉汉睡着之后，一只老虎闻到人的气味后搜索前进来到现场，老虎在醉汉的脸上嗅来嗅去，这一举动是大快朵颐的前奏。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老虎的一根胡须伸进了醉汉的鼻孔里，受到外来的刺激，醉汉本能的打了一个喷嚏。
　　打喷嚏有时候是会出事的。
　　宁王李宪和唐玄宗一起进餐时打了一个喷嚏，宁王嘴里正咀嚼着米饭，这个喷嚏很突然，那情景真是饭粒与喷嚏齐飞，直接喷到了玄宗的胡须上。即便是常人会餐，一个喷嚏打的人家脸上布满米粒也是极不礼貌的，更何况被喷的是皇帝，皇帝的胡须那叫龙须，宁王吓得不轻。玄宗看到大哥那种担惊受怕诚惶诚恐的模样就想着安慰几句，说是这个这个大哥喉咙失误了。参加宴会作陪的艺人黄蟠绰也赶快圆场，黄蟠绰是喜剧演员善于讲笑话，他认为这不是喉咙出了问题而是“喷帝”。在场的人听到喷帝这个词都笑了，便又是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
　　接着说说醉汉的喷嚏。
　　这个喷嚏十分响亮，，毫无思想准备的老虎猛然一惊，跳着往后退。后面就是悬崖，可怜一只老虎竟因为一个喷嚏失足落下悬崖，腰椎摔成粉碎性骨折丧失了行动能力被人绑了。
　　唐朝还流传着一个人和老虎的故事。
　　今日山东潍坊在唐朝时叫做北海县，那里有一些湖泊，渔民们靠在湖中打鱼谋生。张鱼舟就是打鱼人，为了工作方便他在湖畔搭了一个茅草棚住在里面。
　　这一天夜里，草棚中来了不速之客，看见张鱼舟正在熟睡，来客不吵不闹，在一旁静静的等候。东方欲晓，张鱼舟感觉到身边有活生生的东西在喘气，艳遇还是小偷？张鱼舟睁开眼睛看一看，竟然是一只斑斓猛虎。
　　面对这一只老虎，张鱼舟很有自知之明，乖乖的趴在床上大气都不敢喘。老虎讲礼貌，轻轻的用爪子扒拉张鱼舟。过了一会张鱼舟觉得老虎今天的态度反常，不仅不吃人还频频表示友好，就小心翼翼的坐起身来看个究竟。只见老虎伸出左前爪，那上面扎了一根木刺，有五六寸长。
　　张鱼舟这才明白老虎不吃人的原因，于是就替它拔掉了那根刺。老虎感激不尽，在张鱼舟身上蹭来蹭去表示亲昵，然后恋恋不舍的离去。
　　“食人一饭当涌泉相报”，老虎源源不断的报答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半夜的时候，张鱼舟忽然听见有一个沉重的物体跌落在草棚外头，出去一看，是一只被咬死的野猪足足有三百多斤。送上这份大礼的正是那只老虎。从此之后，每天晚上老虎都会送来一些礼物，有野猪也有野鹿。这些礼品送的过于频繁，反倒引起乡亲们的关注，他们想不通仅凭张鱼舟个人的能力怎么能得到这么多猎物。古人遇上想不通的问题时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好事归于神仙坏事归于妖鬼，张鱼舟因为大量猎物来源不明被怀疑为妖怪，乡亲们把他扭送到县里问罪。县里的官吏让张鱼舟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本分的良民而不是兴风作浪的妖怪，他们押着张鱼舟回到湖畔的草棚蹲坑守候，到了二更时分，老虎果然来了，这回送来的是一只麋鹿。张鱼舟这才找回了清白。
　　几天之后的夜里，老虎又来到张鱼舟居住的草棚，它没有带什么礼物而是损毁了这间草棚。对于这种行为，张鱼舟的解读是老虎在催促自己搬离此地，于是便离开湖畔另择安身之处。看来送礼也有送烦的时候。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大部分内容相同，只是结局迥异。
　　第二个版本中的主要角色是某甲和一只老虎。某甲替老虎拔掉了前爪上的刺，老虎开始送礼。礼物送了一年多，某甲自己家吃饱之后还有不少结余，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掉，这是无本的买卖，日积月累收入见长，一举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某甲一家人穿上了新衣裳，开始讲究个人卫生。
　　这一天某甲外出时遇上了自己救过的那只老虎，当焕然一新的某甲出现在面前时老虎实在不敢相认，再加上某甲讲卫生后用上了洗涤用品，身上原有的气味也消失了，在老虎眼中他就成了普通人。
　　这个版本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某甲享受普通人待遇的结果是被老虎咬死了，老虎确认恩人死于自己口中后跑到某甲的家门口，以戗背的方式自我了断，它奋力向搞出跃起，在空中完成了翻身动作背朝着地面重重的落下，摔断脊椎而死。
　　唐朝的著名诗人刘禹锡也引用了这段故事，在刘禹锡笔下，救老虎的人是一位老大娘，老虎也是知恩图报每天夜里都要往老大娘院子里扔礼物。但是老虎的思维毕竟和人不同，送礼送着送着就送出了事儿，这天清晨竟然扔进一具血淋淋的死人，害得老大娘被当作杀人疑犯抓了起来，费尽口舌才得以解脱。老大娘回到家后老虎又出现了，大娘不顾年老体迈爬上墙头对老虎说，俺真是从心眼里感谢你，不过得求求你今后可别再扔人进来。
　　大娘这段话的原文是：“感则感矣，扣头大王，已后更莫抛人来也。”
　　刘禹锡当时刚刚当上连州刺史，他的前任写来一封信，说是因为咱们的关系不错所以举荐你接替我的职务。刘禹锡在回信中借助老大娘之口告诉前任说，“已后更莫抛人来也”，意思是今后可别再推荐人到连州这种地方做官。
　　当然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唐德宗建中元年有个规定，刺史上任后三天之内要举荐一名官员作为自己的替代者，前任刺史不过是照章办事，刘禹锡当了连州刺史后也要照章办事。 宰相的批条
　　宰相李回年青时曾经借住在一个王姓人家，房东老王祖上做过小官，到了这一辈子已经是自食其力靠种田为生了，尽管家境并不太好，但他对李回还是很照顾的。
　　李回奋斗了二十多年后当上了宰相，这时老王的儿子小王也当了一个小官，干了一个任期之后来到京城参加吏部的选拔。想到早年住在自己家的那个书生现在是当朝的宰相，小王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拜访，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还特意携带了家谱，但在李回的府宅门口被拦住了，看门人说没有预约恕不通报。小王只好在外面等待。
　　好容易等到李回出门，小王急忙跪在街道的左边求见。在道路左边跪拜是古时留下来的一种礼节，古时候的车辆上尊贵的人坐在左边，所以迎接的人要在左边跪拜。毕竟是二十多年过去，成年人老了小儿成了壮年，李回当下还没反应过来，经过小王一番解释这才明白自己面前的人是当年房东的儿子，于是便问了小王的住处派人送去些钱币粮食和生活用品，先保证衣食无忧再图后事。
　　十多天后，小王被安排在大理寺去当评事，一个主管评判案件的从八品官员。当他去吏部领取委任官职的文凭时，人家告诉他到大理寺这样的部门去上班必须要有人担保，这个担保人或者是大理寺的官员，或者是朝廷中资历清白的五品以上官员。小王在大理寺不认识人，家里又是种田为生在朝廷中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想来想去还得去找李回。
　　小王又在路上拦住了李回，听完原委李回问小王有没有写下担保状，回答是没有，李回又问带没带空白的纸张，小王说也没有，走在半路上的李回要想写张条子还真难。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在现场就解决了，小王的袖子里塞着那份从吏部取来的委任文书，李回就在文书左边末尾处写下一行字：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李回识。唐朝的时候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的官员行使宰相职务时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平章事。写完之后李回对小王说，你到大理寺报到时告诉那里的负责人，我这个平章事也算是清资朝官。
　　当一个官员上班需要担保时，宰相当然是可靠的保人。
　　当了宰相少不了有亲戚朋友求助，元载在位的时候就有一个亲戚找上门来，这亲戚已经步入老年，听说元载发达了就赶到京城想弄个官干干。老汉住在宣州，临走前卖掉了自己的住房，看来是孤注一掷了。不过事情办的并不顺利，元载觉得这老汉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就说我写上一个条子你到河北幽州去。老汉很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拿着条子上路。快到幽州的时候，老汉越想越懆气，俺倾家荡产到京师找你办事，你不办倒也罢了至少该给些银两吧，如今什么都没落下，只写了一张条子，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转念一想，要是这张条子上的言词诚挚写些好话咱也认了，起码可以拿着条子向人夸耀说宰相大人和俺的关系非同一般，算是精神上的财富。想到这里老汉拆开信封取出那张纸条，不看还好一看那是火冒三丈，这条子上只写了两个字：元载。这不就是一个人签名吗，老汉觉得是被耍弄了，一气之下真想转过身返回京师去找元载理论。
　　冷静下来一想返回京师谈何容易，这一路走了几千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如今幽州近在咫尺，不如就当是瞎猫碰死耗子去试上一试。老汉进了州府对办事员说是元相公让俺来的，办事员说有相公的亲笔信吗？亲笔信当然是有的，但那上面什么都没写，老汉底气不太足，轻轻地答了一声：有。
　　听说有元载的亲笔信，办事员急忙汇报给判官，判官不敢怠慢立即让人去请示幽州主帅。不一会儿就有一个高级别的军官前来说是有请相国书信，军官拿着一个精制的小盒子，元载的信被放在这个盒子里送给主帅。下来的事情足以让老汉心满意足，他被安排在高档的招待所内，每天好吃好喝的管上。这样一直呆了近一个月，老汉说俺要走了，幽州方面说您不能空着手回去，送您一点薄礼不成敬意。
　　薄礼不薄，是用车拉来的，整整一千匹绸绢。老汉喜出望外，没想到元载的一个签名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王智兴是武将，长期镇守徐州，后来被授予侍中的官衔，如果是真侍中那就是宰相，但王智兴这个侍中搀水严重，这是朝廷为了安抚一方方镇的主帅而授予的使职，就是说只享职称没有实际权力。有一段时间王智兴离开方镇回到京师待业，一个亲戚要参加吏部的铨选，铨选就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亲戚找到王智兴让他给吏部打个招呼，王智兴说我这个侍中是虚的不管用，亲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王智兴只好给吏部侍郎写了个条子。很快吏部就派人将这个条子送了回来。
　　当然不是原样退回，在条子的后面吏部写下了关于王侍中条子的办理情况：您所推荐的人选和拟授官职已经办理完毕，还盖着鲜红的吏部大印。
　　王智兴对此的评论是，想不到这个侍中也有些用处。
　　魏征也写过条子。
　　魏征在史书的记载中呈现的是一个严肃的形象，经常呛的皇帝说不出话来，不过他有时候也会做上一个有趣的试验。
　　话说这一天魏征正在午休，听见窗户外面有两个人正在讨论一件事，从说话的声音判断这两个人是自己手下的职员。
　　这两个职员讨论的议题颇为重大，具体的说就是一个人的荣华富贵是由谁决定的。职员甲的观点是我们的官职大小是屋子里那个老头决定的，而职员乙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一个人的一切都是上天决定的官职当然也不能例外。
　　魏征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决定让实践来检验一下，他在纸上写下了这么几个字：请给送信人安排一个好官做，然后装进信封里封好了，随即找来职员甲说你亲自把这封信送到吏部去。
　　第二天吏部传来消息，职员乙已经被授予官职。魏征很奇怪，明明是职员甲去送的信，这好事怎么落在乙的头上，他把甲乙二人找来询问，这才搞清楚真相。原来昨天职员甲拿着魏征的信出门时忽然感到心口痛，实在是走不了路，但想到领导交办的任务不能耽误，就请职员乙友情帮助。职员乙把信送到了吏部，吏部的人打开信看过之后记下了送信人的姓名，并坚决贯彻了宰相的指示。
　　魏征这件事见于《朝野佥载》，在宋朝人吴曾的《能改斋漫録》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事：
　　（宋）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辩，声闻御前。仁宗召问之，甲言贵贱在命，乙言贵贱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劳推恩。”封密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问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伤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死于唐玄宗开元中期，大约是在公元730年左右，而《能改斋漫録》则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157年，相隔近五百年可两段故事却相差无几，大概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吧。 一时疏忽——唐时轶事之四十五 　　
　　退朝之后，官员张衡骑马走在洛阳城的大街上，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心中的愉悦。
　　刚才上朝的时候皇帝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宣布只要不是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每个官员都可以提升一级品阶。这个喜讯对于张衡来说意义就更大，在此之前他的品阶是正四品，提升一阶就可以进入三品序列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员，穿上紫色的官服戴上金龟袋。
　　大概是清晨上朝时走的太急没顾上吃东西，这会儿张衡感到饿了。其实当年太宗皇帝已经注意到官员们的饮食健康问题，早早的就要赶来上朝遇上事情比较多朝会结束时就快到中午了，肚子里的食物也基本上消化殆尽，太宗皇帝体贴人情作出了决定：官员们下朝之后可以在本部门免费享受一顿工作餐，因为是“朝者食之廊庑之下”所以叫做“廊下餐”。这种工作餐又扩大至地方县一级政府部门，中央既然加餐了，地方政府部门也要一视同仁。据唐玄宗年间编纂的《唐六典》记载，每逢节日朝廷工作餐还会增加应景食品，正月初七和三月三是煎饼，正月十五是糕糜，寒食节是糖粥，五月五是粽子，九月九是糕。
　　如果张衡吃了加餐就不会饿肚子，反过来说张衡的肚子饿了就表明他没有加餐，总归是某一方面出了岔子，放下其中的原因暂且不谈，眼下的问题是先吃点儿东西垫一垫肚子。洛阳街头市场繁荣，路边就有卖蒸饼的，张衡买了一个蒸饼骑在马上边走边吃。不巧的是，张衡这种举动被一位路过的御史看见了，这位负责监察官员行为的御史对工作认真负责，回去之后便写了一份报告，弹劾张衡在大街上吃蒸饼的行为有违于官员行为准则，损害了朝廷官员在广大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弹劾状报送到武则天那里，武皇批示：“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
　　张衡的三品官阶就这样像煮熟的鸭子从锅里飞走了。
　　说起来一位领导干部在下班的路上吃些零食并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没有反对皇上没有反对朝廷没有贪赃枉法没有滥用权力，张衡之所以撞上霉运和他的出身有关。
　　张衡是从令史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令史指的是朝廷各部、台中的低级事务员。从隋朝开始令史就不再被列入官员的品级，到了唐朝一品到九品的官员是流内，没有被列入一到九品的是流外，人们常说官吏，流内是官，流外是吏，令史就是吏。隋朝时令史很少有人能够成为品级官员，就有了“老吏抱案死”的说法。进入唐朝后令史的身份依旧很低，武德中期，唐高祖李渊初定天下，经济有待恢复，首都长安物价很贵，那些有志于参加工作的人宁肯落选也不愿意去当令史，嫌这种职业是两低一高，既待遇的名气低工作强度高。朝廷不得不把外地州县的办事员调到中央各部当令史，为了稳定这些人的情绪还规定成绩突出者可以破格提拔为流内的官员，叫做入流。
　　至少在唐朝的前期，官和吏的身份还是保持着很大的差别，流外吏出身的人不被人们看好。开元年间，进士薛据向吏部提出要去当万年县录事参军，引起在京流外官吏的强烈不满，他们集体到宰相那里请愿，说京兆赤县的录事参军本来是我们这些人盼望的美差，如果让进士出身的人占据了，我们简直就是手足无措了。万年县的录事参军是从九品，属于流内最低级别的官员，这种职务尚且引起流外官吏这么大的重视，可见他们升迁之难。当唐玄宗要让牛仙客当宰相时，大多数官员包括宰相张九龄都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牛仙客是吏出身。张衡受到额外的“照顾”就是因为他出身于流外的令史，所以武则天要说“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
　　张衡疏忽的后果不算严重，顶多是升不了官，有一个负责传送皇帝敕书的驿使的一次疏忽却断送了吏部尚书张嘉福的性命。
　　公元710年六月是一个多事之月，先是唐中宗李显中毒身亡，下毒的是他亲生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显也是大不幸，被自己亲生母亲武则天压着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好容易否极泰来又被宠爱的女儿毒死。接下来是韦后想独揽大权体验一下婆婆当年的风光，韦后和武后相比相差甚远，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能世者”，武则天至少属于能世者，而韦后顶多是成则王侯败则贼寇，更何况她遇上了一个血气方刚的侄子李隆基。李隆基带着人冲入皇宫杀了韦后，让自己的父亲李旦当了皇帝。
　　新政权登基后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追查和韦后有关的人和事，被韦后任命为宰相的张嘉福就是被追查的余党之一，况且李姓家族的人们不会忘记当年就是这个张嘉福指使王庆之面见武则天，哭着嚷着要废掉李姓皇嗣立武承嗣当太子，而当初要被废掉的皇嗣正是现在刚刚登上皇位的唐睿宗李旦。
　　此时张嘉福奉了韦后的命令担任河北巡抚使去稳定当地的局势，正在赴任的路途上，一份敕令从长安发出，送达的地点为河北武涉的驿站，敕令的内容是当张嘉福到达驿站后立即宣布圣旨将他斩首。第一份敕令发出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张嘉福可以不死了，于是第二份赦免令又被紧急送往武涉。唐代官员赴任时有着行程的规定，骑马一天走七十里，而敕令这样的紧急文书一天要行五百里，如果这两份敕令都能准时传送的话会在张嘉福之前送到驿站，这样张嘉福就可以跪在地上谢皇上不杀之恩。但是张嘉福没有能活下来，他在武涉驿站被斩首，所谓阴差阳错。岔子就出在负责传递第二份赦免令的驿使那里，“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就是说这个驿使在半路上睡着了，耽误了一站的行程，等他赶到武涉驿站时，张嘉福的头颅已经被打包准备带回京师履行查验手续。
　　驿使工作疏忽没有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当然有惩罚条例，晚一天打八十杖，两天是一百六十杖。八十杖挨过人还能活，张嘉福却是无法起死回生了。
　　我们再把目光集中到一个县城，贞观中期一个消息在冀州武疆县引起轰动，县丞尧君卿在审讯犯人时不幸身亡，人们迫切的想知道县丞之死是以身殉职还是出于意外。
　　关于尧君卿之死的正式版本是这样的，这位副县级领导的坐骑被人偷走了，对于一个县来说丢失一匹马算不上大案，但副县长丢了马就是大案，有关人员抓紧侦破，很快就将盗马贼抓获用木枷锁住。尧君卿要亲自审问犯人，他指着盗马贼的脸大骂到，你这个老贼吃了老虎胆，竟然敢偷我的马！
　　那盗贼也没回话，举起木枷就朝尧君卿的头部猛击，尧君卿疏于防范当场被砸了个正着，“脑碎而死”。
　　如果世上真的有神魂的话，相信尧君卿在另一个世界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应该是：疏忽啊疏忽！俺怎么没想到他会用枷砸过来呢。
　　有一个告状寡妇也是一时疏忽。
　　河南尹李杰接到一件案子，告状的人是一个寡妇，原告自诉他的儿子不孝。唐代子女对父母不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还有可能触犯死罪，那个时候“十恶”之罪中的第七条就是不孝。李杰下令将那个不孝之子抓到大堂上审问，被告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说我得罪了母亲现在只求一死。李杰对那个寡妇说，你寡居在家，身边只有儿子这一个亲人，现在告他不孝如果罪名成立他是会被处以死刑的，你不后悔吗？寡妇态度坚决的表示，这个逆子本身就无法依靠，他对亲生的母亲都不尽孝道，根本就没什么值得可惜的。看到寡妇态度如此李杰随即告诉她赶快去买一口棺材准备盛放儿子的尸首。寡妇告赢了官司，满意的离开河南府大衙去买棺材。
　　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个河南尹就太好当了，李杰并非平庸之辈，开元初年唐玄宗任用贤良，有四个官员被人们称为“一时之选”，李杰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人分别是中书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毕構。实际上当作为被告的儿子在大堂上说出只求一死的话时李杰就对案子产生了怀疑，而那个寡妇坚决要置自己儿子于死地的态度进一步确定了这种怀疑。当那寡妇满意的出门去买棺材时，李杰让人紧随其后暗中监视。
　　果然不出所料，寡妇一走出河南府的大门，就有一个道士迎了上来，那寡妇对道士说，事情办妥了。
　　寡妇买了棺材回到衙门，李杰这个时候还是期望着寡妇能够悔过，他再三的劝寡妇撤回申诉，但对方态度如初。看到事已如此，李杰使了个眼色，那个站在门外等待的道士被当场按住押到堂上讯问。第一个回合下来道士就招了，他供述说自己和那个寡妇勾搭成奸，有一次正在快活时被寡妇的儿子撞见并且斥责了他们，于是就有了除之而后快的想法。
　　李杰判定，儿子立即释放，寡妇和道士当场杖死。那口棺材也没退货，李杰说既然这两个人生前勾搭，那么死后就成全他们将二人放进这一口棺材里面。
　　寡妇的败露表面上是疏忽大意不该那么着急的把事情的结果告诉道士，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领导与下属
　　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事情有悲剧也有喜剧，悲剧残酷，有违于和谐，还是讲些轻松的事情，反正现在也不讲究把笔当作刀枪使了。
　　延陵县在今日的江苏句容附近，唐朝的李封在延陵当县令时对待犯错误的下属不打不骂，而是采取一项很另类的惩罚措施。李县令那里备有一些绿颜色的头巾，哪个下属犯了错误就取出一条让其裹在头上，错误犯的重多裹些日子，犯的轻少裹些日子。绿头巾从汉代起就是下等人裹的，到了唐代仍然是这样，所以每当犯了错误的官吏裹着绿头巾在延龄县走来走去时，人们都会露出鄙视的目光甚至在背后指指点点。舆论的压力是很大的，县里的官吏们都把这当做莫大的耻辱，私下里相互警告说可别戴上绿头巾。
　　自从李封采取了这项措施后，延陵县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州的前列。
　　到了元、明的时候，绿头巾成了娼妓家男子的专用品，最终演化出绿帽子一词。
　　唐高宗时期，邢州刺史权怀恩调任洛州长史。
　　洛州是东都洛阳所在地，最高行政长官是洛阳牧，由亲王担任，但这个洛阳牧只是挂个衔，真正管理州务的就是洛州长史。当时唐高宗就在洛阳，从地方一个刺史调任洛州长史相当于一个省长出任首都的市长。
　　得知新任长官就要进入洛州境内的消息后，洛州府派遣参军刘犬子前往州界迎接。刘犬子早早就来到官道上两州交界处等候，远远地看到长官一行朝洛州地界驰马而来，就退到官道的左边跪拜行礼。
　　权怀恩看见了跪在路旁的刘犬子，也知道这是洛州派来迎接自己的官员，按照常理他应该下马相见然后一同前行。但权怀恩托大，策马扬鞭疾驰而过，连招呼都没有打。
　　没有得到长官的允许刘犬子不敢上马，只得牵着马在后面追赶。步行怎么说也追不上快马，追了二百多米眼看着就要望尘莫及了，跟梢把疑犯跟丢了那是失职，来迎接领导让领导把自己甩了也是失职，刘犬子也就顾不上什么允许不允许了，飞身上马去追赶权怀恩，到了前方的驿站总算追上了。
　　驿站内，权怀恩赶了一天的路人困马乏，让人打来热水要烫脚，看到站在一旁等候指示的刘犬子，权怀恩把脚一伸说你把靴子给我脱了。
　　靴子脱完了，权怀恩顺口问了一句，洛州有几个参军呀。
　　刘犬子回答说，按照朝廷正式的编制是六个，分别是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还有一个编制之外的员外参军。
　　权怀恩觉得奇怪就追问为什么出来一个员外参军，刘犬子回答说，这个员外参军是专门给长史脱靴子的。
　　刘犬子的话是棉里藏着钢，照着权领导的身上砸，权怀恩听罢心中一惊，一个小小的参军竟敢当面砸刮顶头上司，这种态度让他突然想到一个词：来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洛阳城现在是天子脚下，那里的官员不是直接就是拐弯抹角的通着天。
　　权怀恩问刘犬子：“君谁家儿？”权怀恩先软了下来，他在问话中用了一个尊称：君。
　　刘犬子回答：“阿父为仆射”。
　　果然这个刘犬子大有来历，当朝宰相只有一个姓刘，那就是仆射刘仁轨。权怀恩搞清楚这个问题后心情很不好。
　　到了洛阳之后少不了要去拜见各级领导，到刘仁轨那里去的时候权怀恩是忐忑不安的。
　　宰相刘仁轨已经从儿子口中得知了脱靴这件事，在谈完公事后他对权怀恩说，你原先在外地当刺史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注意，现在到了天子脚下要学的谨慎些，参军虽然地位不高但终归是朝廷的官员，怎么能让他去脱靴子呢，这不是把朝廷的官员混同于私人的奴仆吗。
　　权怀恩从刘仁轨这里回去之后就请了病假，十天之后朝廷发布了新的任命，权怀恩调任益州刺史。益州虽说也是数得上的大州，但和洛州相比还是差了一级。
　　张封建在徐州担任节度使时很喜欢崔膺的文笔，把他召到节度府当宾客。这个崔膺有些颠狂，时不时会作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有一次崔膺跟随张封建来到军营，军营中自有军营的规矩，任何人不得违犯。当年在郭子仪的军中，郭家乳母的儿子犯了不准在营中随意骑马奔驰的规矩，照样被都虞侯杖杀。为这事郭子仪还严肃的批评了自己的几个儿子，原因是他们不去维护军法反倒指责执行军法的都虞侯不看僧面也就罢了竟然连佛面也不看。
　　崔膺到了军营却不守规矩，竟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高声大叫：有贼偷了我的马！军中的将士听见喊声纷纷披上甲胄操起家伙出门察看，这贼人有些忒大胆了，竟敢在军中行窃。张封建闻听崔膺丢了马立即下令封锁营门抓捕盗贼，负责军将向崔膺询问丢失的马匹是什么颜色有何特征，崔膺回答说天刚黑的时候这匹马还在俺书案的毛毡下面。这番回答弄得军将不知所云，再仔细问过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天快黑的时候崔膺借着酒兴挥毫画了一匹马，随手压在毛毡下面，半夜的时候酒醒了就想到那幅画，揭开毛毡时发现画不见了。
　　为了一幅画半夜在军营中大喊大叫那是违犯军法的，军法中规定：“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者斩。”军中的兵士不了解文化人的秉性，半夜受惊气得要命，恨不得杀了崔膺进而食其肉，多亏主帅张封建把他藏了起来才免遭灾祸。
　　第二天，张封建设宴招待各级将领，席间皇上派到徐州军的监军对张封建说，咱们两个做个约定，我提出的要求你必须满足，作为对等你提出的要求我也必须满足。张封建同意了这个约定，于是监军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把那个扰乱军心的崔膺交给我处理。既然是有约在先，张封建也就没有犹豫的将崔膺交了出来，这文人的命运看来是凶多吉少。大家继续喝酒，酒过一巡，张封建说我也提个要求，把那个崔膺还给我。监军也只好遵照约定同意了这个要求，崔膺毫发未损又回到张封建身边。
　　参加宴会的人们开始时认为监军给节度使设了一个套，到这会儿才明白监军的那个约定是无用功，正负相抵等于零。
　　还有一件小事算是插花。
　　唐高宗时期郑仁凯在密州当刺史，他的一个仆人述说自己的鞋子破了，实在是没法再穿。郑仁凯表示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给你再搞一双。再弄上一双鞋有几种方法，去买或者让人现做，郑刺史的方法与众不同，他要等机会。过了一会儿机会来了，刺史府的门夫出现在院子中，郑仁凯对门夫说，厅前那颗树上有一个啄木鸟的鸟巢，你上去把那里面的小鸟掏下来。
　　门夫服从命令脱了鞋上树去掏鸟巢，郑仁凯乘机让仆人拿走了地上的那双鞋。
　　那个时候门夫和仆人是有区别的，门夫是当地的百姓，他们按照规定要轮流到州府去服徭役，吃穿自理。而仆人则是主家雇用的，吃穿由雇主提供。这个郑刺史是有些吝啬，所以要在门夫身上捞油水。
　　门夫丢了鞋子不敢吭气光着脚回家去了，郑仁凯在一旁暗自得意。 躺在棺材里的苗躭——唐时轶事之四十七
　　东都洛阳外郭城有八座城门，这些城门的守门人会遇上各种各样的事情。
　　武则天如意年间，全国都在大张旗鼓的贯彻落实武皇关于禁止屠宰禁止捕鱼捉虾的圣旨，当时的提法叫断屠，洛阳作为当时的首都更要走在前面。
　　这一天洛阳城南面的定鼎门前来了一架装满柴草的牛车，车是准备进城的，不巧的是车轮陷进一个坑里造成翻车，那一车柴草散落之后露出了两只屠宰好的整羊。断屠正紧突现全羊，这显然是在顶风作案，守门人不敢怠慢紧急上报给负责巡查监督断屠事务的御史彭先觉。彭先觉查验现场后认定定鼎门一带属于合宫县管辖，具体负责刑事法律的合宫县县尉刘缅工作不力负有重要责任。
　　彭先觉写了一封奏状提出了处理意见，合宫县县尉刘缅工作失职打板子一顿，查获的两只整羊交付左右金吾军用以改善官员的伙食。
　　合宫县尉刘缅诚惶诚恐，让家人做了一条新的内裤准备挨板子。打板子是要退去衣裤的，穿上崭新的内裤总比皱皱巴巴的旧裤头体面一些。
　　彭先觉的奏状被送到武则天的案头，第二天清早百官上朝时中使宣读了武皇关于这件事的批示：“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不须。其肉乞（刘）缅吃却。”刘缅不但免去了一顿杖打，还得了两头整羊，新内裤带来好运气，谢过恩后便可以拉着两头羊回家去也。自从断屠以来好长时间不闻肉味，这一回可以大块朵颐，保证是老婆笑孩子跳，俺家吃肉了。
　　一个女人统治了那么长时间的帝国，驾驭群臣也是手段之一。
　　晚唐的时候，洛阳城一座城门的守门人又遇上一件怪事。
　　一辆拉着棺材的牛车来到城门前，守门人迅速地作出判断，如果是灵柩返乡应该有亲属披麻带孝扶棺护送，现在并没有人护送因此这口棺材是空的。得出结论之后他走上前去用手拍了拍棺材问到：这是从哪里来啊。
　　这种问话本身纯属职业性的习惯，却没想问出了惊悚情节，棺材开口说话了。棺材说：我在半路上得了病，又没有办法搭乘其他的车辆，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守门人惊恐的跳到一边嘟嘟囔囔的说，俺在这里守了三年多城门，从来没见过能说话的神奇棺材。
　　棺材要是怎能说话那才是见了鬼，实际上说话的人是躺在棺材里的苗躭。
　　苗躭在家读万卷书出门行万里路，游历一圈返回洛阳的途中生病了，身体虚弱走不了路。想搭个顺车吧没有遇上热心肠的人，自己花钱雇车吧又没有那么多钱，正在两头为难的时候路上来了一辆拉棺材的车，苗躭突发奇想，要是躺在棺材里头回洛阳去一定花不了多少钱。和赶车的人一商量，人家同意了，反正这棺材空着也是空着，拉上一个人多少能收回些草料钱。
　　就这样苗躭躺进棺材里回了洛阳，车子到达洛阳城城门前时他听到有人拍着棺材盘问赶车的车夫，担心人家一旦打开棺材检查时发现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会被吓着，就说出了那番话。
　　苗躭后来官至江州刺史，不过在躺进棺材里那一阵子可是时运不济的。
　　苗躭考中进士后一直没有被安排工作，看来是过不了吏部铨选这一关。待业的时间长了家里就越来越穷，吃穿用三方面吃紧，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境，苗躭就去找高人指点，人家说你去听听响卜吧。
　　响卜是卜占吉凶的一种形式，具体来说就是主人躲在暗处听别人说话来预测吉凶。晚唐的毕諴在考进士前就听过一次响卜，那是一个夜晚，街上行人稀少，毕諴等了很久都没有听见人说话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扔出一根骨头，看来是有人在及时行乐。骨头落地之后引来一群在黑暗的掩护下四处游走的狗，它们闻到香味后都来争夺这根骨头，毕諴终于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后来的狗必定能够衔得骨头。“后来者必衔得”，毕諴听到这句话后心中大喜，必衔二字与毕諴同音，必衔得就是毕諴得，这是在预示进士考试志在必得。
　　看来为了与人为善造成一种和谐的氛围还要多说好话，也别去考虑身边有没有人，也别管夜深人静，万一要是有人躲在暗处听响卜，这好话可就积德了。
　　听响卜的另一种形式是怀中挂着一块镜子到街上去听别人讲话，叫做镜听，王建有一首《镜听词》的诗，讲的就是一位妇人在丈夫出门远行之后去思夫心切，到街上去镜听，以占卜丈夫何时归来。
　　“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回身不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怀中收拾双锦带，恐畏街头见惊怪。嗟嗟暩暩下堂阶，独自灶前来跪拜。出门愿不闻悲哀，身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锦囊磨镜面。”
　　镜子用锦带拴住挂在胸前并且要用衣裳遮盖好，月色下街上的行人已经消失，妇人听到的是“好语多同皆道来”。好消息令她心花怒放，回家给丈夫裁剪新衣时竟然忘了翻正。她许下诺言，如果丈夫真的在三天后归来，自己一定重新缝制一个锦袋将磨光的镜子装起来，要知道这块镜子可是她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
　　苗躭决定听响卜，中午时分，他让家人把房子里外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在小案上燃起一炷香，自己穿上礼服端端正正的坐在屋内听外面人讲话。
　　这天傍晚，一个卖干鱼的汉子走街串巷来到一条偏僻的小巷，就听到有人喊着要买鱼，汉子回头一瞧是一个家童。这家童挑了一条干鱼回身进了一个院子，卖鱼的汉子在外面等着收钱，左等右等不见人出来。汉子就有些担心，万一这院子有一个后门通向曲里拐弯的深巷，那小子虚晃一枪拎着干鱼跑了，俺找谁要钱去。
　　这家院子的主人就是苗躭。
　　苗躭的住处偏僻，再加上人穷客少门庭冷落，整整端坐了一下午也听见外人说话，眼看着这事请就要不了了之了，忽听到门外有人吆喝着卖鱼，就让家童出去拿一条鱼，目的是想听卖鱼人说话。
　　再说那个卖鱼的汉子终于看到家童又出来了，但是家童手中拿的不是钱而是刚才那条干鱼，看样子是想退货。卖鱼汉子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担了一回心，本身就很恼火，再一看那条鱼身上又刮蹭的痕迹，心中的怒气就聚集到一块了，也顾不得文明经商礼貌用语之类的行业道德，破口大骂：“乞索儿！终饿死你！”乞索儿就是乞丐。
　　苗躭等了这么久终于听见了响卜，不过这个响卜很不吉利。 交办的任务
　　做为下一级的官吏，除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完成领导临时交办的任务。
　　唐太宗李世民给负责皇宫膳食的光禄卿安排了一项任务：寻找一些无脂肥羊肉做药引子。光禄卿就有些头疼了，无脂肥羊肉是个相互矛盾的东西，肥羊就要有脂肪，没有脂肪就不是肥羊，如今又要没有脂肪又要肥羊肉到哪里去寻找才好。
　　百般无奈的光禄卿想到了宰相郝处俊，郝处俊博学多识或许会有一个答案。
　　郝处俊说所谓无脂肥羊肉指的是这只羊身上的脂肪全部渗入到肉中，这东西倒是可以搞到，只不过当今圣上珍惜生命，要是知道了获取无脂肥羊肉的过程，一定会选择放弃。
　　郝处俊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奏章，详细说明了怎样才能获得纯正的无脂肥羊肉。整个过程是这样的，要得到一只无脂肥羊必须准备五十只有脂肥羊，然后当着这五十只羊的面拿起屠刀，将这些羊一只一只的杀掉。晚死的羊目睹这种血腥的场面会感到恐惧，身上的脂肪就会破碎渗入肉中，直到杀死四十九只羊后，剩下那只羊就是纯正的无脂肥羊了。
　　果然不出郝处俊所料，唐太宗了解到这一过程后说朕不忍为之，无脂肥羊肉的事情就此罢休。
　　还是在贞观年间，皇宫内的杜若存货不多了。杜若是一种香草，又叫竹叶莲，可以治疗蛇、虫咬伤和腰痛。宫中管理医药的尚药局打了一份报告申请杜若，报告被转到户部，户部度支员外郎一看是皇宫要的东西就特事特办，立即下文到京师北面的坊州，让那里速速进贡一批杜若。
　　坊州位于现在的陕西黄陵、宜君一带。坊州司户尹伊接到户部行文后大惑不解，杜若这种药材生长在江南，为何让北方的坊州进贡。
　　尹伊也是熟读古诗的人，他已经想到户部度支郎为什么犯了错误。南北朝时的诗人谢眺有一首《赠故人》的诗，开头两句是“芳州有杜若，可以慰佳期。”谢眺的山水诗清新流畅，享有盛名，梁武帝萧衍曾经说“三月不读谢诗，便觉口臭”，唐朝的李白写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其中的小谢就是谢眺。谢眺“芳州有杜若”这句诗也是化屈原《楚辞》中的句子而来，屈原在《九歌 湘君》中写到“采芳州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当然了，即便是“芳州有杜若”五个字中有四个字和屈原的原诗相同，也不算抄袭，百千年后版权期已过，顶多是“掉书袋”而已。南宋词界泰斗辛弃疾就喜欢掉书袋，刘克庄在评论陆游辛弃疾时说：“近来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辛弃疾一代词宗，掉些书袋又有何妨。这是题外的话。）
　　原来那位行文坊州的度支郎读书不求甚解，把谢眺“芳州有杜若”一句中的芳州误认为是坊州。尹伊拿起笔在户部的公文上写下自己的观点：“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判，应是谢眺诗误。”
　　唐太宗得知此事后哈哈大笑，也作出一个判决：度支郎免去职务，尹伊升任雍州司法。
　　由坊州司户到雍州司法，尹伊从正七品升为正八品，贞观年间的雍州就是后来的京兆，雍州司法掌管首都的刑法。尹伊刚一到任就遇上一起案件，长安城金城坊发生一起入户抢劫案，初步断定抢劫者是在长安居住的西域胡人。这个案子很长时间没有告破，雍州最高行政长官杨篡下了一道命令：刑侦人员立即深入各个坊区凡是胡人都要进行盘问。尹伊不同意这个决定，他又拿起笔在命令上写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服，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禁西市胡，余请不问。”杨篡起初并不认同尹伊的看法，但经过仔细思考最终决定照此办理，并且承认自己输了一筹。按照尹伊的方案执行下去，不久就抓住了抢劫者。
　　这件事又被汇报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说，尹伊胜过杨篡一筹，朕这个发现任用尹伊的人又该胜过多少筹呢。
　　不过有时候领导交办的任务难以完成。
　　元宗达在果州当司马，果州的州府在现今的南充，在唐代属于上州，上州司马是五品官员。话说元宗达家中的一个女仆死了，人死了总是要尽快下葬入土为安，老放在家里头不是个办法。元宗达张罗着丧事，他找来一个下属吩咐说，这个仆人在我们家服务了很长时间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我打算买一口棺材妥善安葬。现在的问题是我来到果州工作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积蓄，因此买不起新的棺材，你能不能想办法弄上一口二手货，能放下人就行。
　　买棺材也要二手的，下属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事请很难办，棺材这东西不是家具即便是二手也可以大张旗鼓的甩卖。真想要搞到二手棺材要么去打听谁家有亲人死后放进棺材里又活了过来，这口棺材就多余了打算处理掉；要么去找不良商贩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从坟墓中偷出来的棺材；
　　下属正在思索怎样去办这件事时，元宗达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叮嘱下属这件事必须保密不要说是我元宗达要买棺材，别人要是问的紧了你就说是自己家中急需。
　　下属很不高兴，这种丢人的事情凭什么要让俺背黑锅，干脆俺把这件事全都抖搂出去，省得人家指着俺的脊梁骨说三道四。下属出门后逢人便说，很快城中的人们都知道司马家死了一个女仆想买一口二手的棺材，这事请就成了人们闲聊时的笑料。
　　在有些偏远地区，领导下达的临时任务是找人扮演角色。
　　唐朝时岭南的一些州还属于不发达地区，有的小州没有文宣王庙，文宣王是唐朝皇帝给孔子的封号。这些州郡每到祭祀孔子时就会找一些临时群众演员装扮成孔夫子和他的弟子站在那里充当塑像接受州里官员和各界人士的祭拜。
　　下来的故事就发生在海南的崖州。
　　唐朝地方政府在宣布皇帝的大赦令时有着隆重的仪式，要有各界人士在场，这些人士中就包括僧人和道士。崖州那个地方没有正儿八经儿的寺庙和道观，每逢有大赦令要宣布时就要找些群众来装扮僧人和道士。唐昭宗即位后照例宣布大赦天下，大赦令到达崖州后太守王弘夫将找人装扮僧人道士的任务交办下去。临到正式仪式即将开始时，各界人士方队中突然出了问题，一个群众演员不服从安排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王弘夫赶忙赶过去追问这个群众演员为什么要扰乱仪式现场秩序，那个被分配扮演僧人的群众演员说，你们州府的安排太不合理，俺去年曾经扮演过文宣王这已经是一个重要角色了，现在为什么要降低俺的身份让去扮和尚。
　　还有些领导交办的任务让属下感到可笑。
　　杭州参军独孤守忠押解一支运输船队前往长安，半夜时分船队正在行驶，独孤守忠心里却很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交待，于是他下令各条船上的负责人立即到指挥船上开会。会开的很短，独孤守忠只讲了一句话：遇上逆风的时候一律不许扬起风帆。
　　各条船上的船老大听到这个指示后一致认为领导是没睡醒，要不然怎么会急急火火的把人召集起来说上一句废话。 天外有天
　　宋之问是个有名的文人，要是让他回忆家史，他会告诉你俺爹爹力大无比。
　　宋之问的父亲叫宋令文，当时的人们说他具有“神力”，就是说他身上的力气超出常人。
　　长安城大庄严寺中的一头牛疯了，顶翻了好几个人，人们都不敢再接近这头疯牛，只好竖起栏杆把它圈在一个角落。宋令文听到这件事后说，不就是一头牛吗还用费那么大的功夫，他来到庄严寺中，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就进了圈着疯牛的栏杆里面。疯牛也是人来疯，一看见有人闯进栏杆就挺着觗角冲了上来，只见宋令文不慌不忙伸出手抓住牛的两只觗角一扭，那头牛当场翻倒在地失去了抵抗能力。事后人们将这头牛杀了一看，好家伙，牛的颈骨都被扭断了。
　　宋令文可不是一介武夫，他受过高等教育是国家太学学府的毕业生。那时候太学的学生们上课是席地而坐，有一个同学坐的地方紧靠着支撑房屋的立柱，宋令文用一只手臂抱住这根立柱一用力，立柱就离开了地面的石础，另一只手将那个同学的袍衫一角拽到立柱下面。放下立柱那位同学的袍衫就被压在立柱下面，人就脱不了身了，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被困的同学承诺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请客，宋令文这才把立柱重新抬起。
　　宋令文有三个儿子，老大宋之问精通诗文也是著名的“枪手”，老二宋之逊擅长书法还爱唱歌，老三宋之悌继承了父亲的神力，他在安南地区工作时曾经披褂上阵杀敌，一声怒吼吓得对方军中七百多士兵魂飞魄闪束手就擒。宋之悌是被下放到安南地区的，宋家三个弟兄都因为站错了队而被贬官。
　　唐懿宗年间在左神策军任职的张季弘也是力大无比。
　　有一天张季弘骑马进入胜业坊，前几天长安城刚刚下过一场雨，雨后的道路上有许多积水泥泞不堪。张季弘正走着，对面来了一头毛驴，毛驴上骑着一个僧人，僧人背上背着一大捆柴火，坊中的这条路本来就不宽，骑马的张季弘和骑驴的僧人就顶起了牛，引得一大群人围观。张季弘感到很没面子，神策军是特权阶层，是特权就要优先，现在让一个小小的僧人挡住去路，实在是不能容忍。张季弘下了马走到僧人跟前将他从毛驴上拉了下来，然后捉住毛驴的四条腿倒着提了起来往路边扔，路边有一条排水沟，那条被抛起的毛驴飞过排水沟落在几米之外。
　　在场看热闹的人目睹此景无不感到惊骇，神策军本身就不好惹，现在这个将军又是力大无穷，还是躲远点儿好。
　　张季弘隔沟抛驴的事情在京城传开，他自己也是颇为得意。
　　后来张季弘奉命去襄州执行公务，他出长安过蓝关上秦岭，进入商州山中。这一天看着天色将晚，张季弘在官道旁的一家旅舍住下，安顿好之后出门走走，就看见一个老婆婆在给儿子布置任务。婆婆说，俺的儿呀，你麻利些抓紧把晚饭给媳妇准备好，省得她回来之后乱喊叫。张季弘听了这番话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商山中事情颠倒，不是媳妇怕婆婆而是婆婆怕媳妇，于是就上前问个详细。那婆婆说，俺家这个新媳妇恶的很。此时的张季弘生出一种京城人的优越感，京城讲究道德风尚，这种媳妇要是放在京城是会被休掉的。张季弘要端正乡间山野的民风，他对那个婆婆说，这样的媳妇你是要说她的，说了不听就要动用家法打上一顿。婆婆回答说，你这位客人是站着说话腰不痛，俺这媳妇强健勇猛，她不打俺们就算是万幸了。张季弘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觉得有了英雄用武之地，要是讲大道理自己确实不行，要是论起论起强壮勇猛那是咱的强项，他决定出面摆平这个恶媳妇。
　　听说京城来的将军要出手教训自己的媳妇，婆婆那是感激不尽，急忙叫来儿子娘两个一起跪下给张季弘叩头，附近人家的乡亲们听说这件事后也都围过来看热闹。
　　夕阳西下，那个被成为恶媳妇的女子回来了，还背着一捆刚刚砍得的柴火。盘腿坐在一块圆盘形状的石头上张季弘将那个媳妇叫了过来，准备进行道德教育。张季弘说，俺在京城就听说你仗着一身的力气不好好孝敬婆婆伺服丈夫，这也太不像话了。
　　那媳妇表面上看起来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听到坐在石盘上的将军说什么在京城就听到如何如何，就知道他这是在扎势吓唬人，她不慌不忙的给张季弘行了礼然后说，请将军不要草草率率的就下结论，且听俺解释一二，媳妇俺怎么敢不孝敬婆婆伺服丈夫，实在是他们对俺有偏见。
　　这媳妇开始列举事例请张季弘评理。
　　张季弘原本是满怀信心要拾掇这个恶女人，可媳妇讲的事例越多他的气势就越低，等到媳妇讲完几件事后，张季弘已经是满脸虚汗惊神失魄，一个劲儿的对媳妇说你有理，你有理。
　　围观的人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张季弘自己心里最清楚，他看到了石盘上所发生的变化。
　　当那个媳妇讲出第一件事之后顺便用手指头在石盘上随意划了一下，那坚硬的石盘上就出现一道深深的沟痕，当那个媳妇讲出第二件事情之后顺便用手指头在石盘上随意划了两下，那坚硬的石盘上就出现两道深深的沟痕，当那个媳妇讲出第三件事情之后……。
　　张季弘也是肉长的未必能硬过石头，焉能不怕。道德教育匆匆结束，张季弘回到旅舍房间插上门倒在床上假装熟睡，摆出一副心底不怯天地宽的模样，实际上一晚上都在警惕，第二天天刚亮就悄悄的离开了旅舍。
　　角觗又叫角力、相扑，属于摔跤的一种，咸通年间的周誠在《角抵赋》中写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拳之手。” 角觗士也是些力大人勇的汉子。
　　唐僖宗光启年间，左神策军第四军使王卞出任振武节度使，王卞到任之后大摆筵席犒赏三军，宴会上除了喝酒食肉外还举行了角觗擂台赛。擂台赛的擂主身材魁梧技艺不凡，是专门从邻州赶来助兴的，振武军的选手们岂能丢了东道主的面子，十几个好手轮番上阵，却没想都以失败而告终。王卞说这个角觗士真是条好汉，你们再从军中挑选三个人和他比试比试。
　　结果是这三个精心挑选的人也不是对手，振武军此番怕是再没有高手了。
　　这时，一个书生打扮的人站了起来走到主宾席前对王卞说，俺能打败他。王卞好坏是军武出身，是不是英雄打眼一看也能看出七八十来，眼前这个书生太平常了，别说是战胜那个角觗士，就是在本军中随便拉出一个军士他恐怕都打不过。但书生坚决要求上阵，王卞只好同意他试试，后果自负。
　　书生说俺得先准备准备，只见他走下主席台得台阶到厨房去了一下，出来后便绾起衣袖紧握左拳进入角觗场地。擂台上得那位壮汉摇了摇头笑着说，解决你俺只用一根指头。
　　两个人拉开了架势，观战的人们都认为书生不是对手，角觗士一根指头战而胜之的说法虽说有些夸张，但一只手就足够书生受的了。
　　两个人越走越近，已经到了伸手就能触及对方的距离，先出手的是书生，他展开紧握的左拳紧挨着角觗士的脸晃了一晃，却见那站着就像一座石塔一样的角觗士訇然倒下，倒下的迅速让人还没来得及品味。
　　现场爆发出疯狂的叫好声，书生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角觗士，很低调的走出角觗场地，到一个水盆前洗了洗手后回到自己的座席。
　　节度使王卞就奇怪了，他叫来书生询问你使的是什么绝技。
　　书生说出一番话来很是搞笑。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书生前往邻州游玩时在一家饭馆碰见过这个角觗士。当时角觗士正和几个朋友走向一张饭桌，刚走到桌子跟前这魁梧的壮汉就一个踉跄栽倒在地，朋友们一边往起搀扶他一边朝店主喊道，赶快把桌子上的酱收起来，俺们这人怕酱，一闻就昏。
　　下来的事情就很清楚了，书生上场前到厨房去时在左手抹了一些酱，关键时刻张开左手在角觗士面前这么一晃，那壮汉就又昏了。
　　书生说我这么作只是为诸位增添一些余兴。 进士的风流薮泽
　　五代人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写到：“长安平康坊，妓女所属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这里面的名纸就是后来的名片，而薮泽则是湖水的意思，面对风流的湖水一些人扑通扑通的往里跳。
　　唐昭宗龙记元年（公元八八九年），考生韩偓进士及第。那个时候有一个行规，要在全体新科进士中选拔两名年轻俊秀的好男儿充当探花使，韩偓有幸获选。韩偓在晚唐也是个名人，他的姨夫是著名的诗人李商隐，李商隐给韩偓写过一首诗：“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关于探花使的职责有几种说法，比较通行的是李淖《秦中岁时记》中的记载：“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看来探花使的任务是采摘自然界的花朵。而在孙棨关于进士与平康坊事迹的《北里志》中则是说：“以同年俊少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照这么看就是在选人了。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孟郊先生的那首《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先生年近五十终于考中进士，莫不是也要像年青人那样风流潇洒一番。
　　平康北里的名妓会去参加新科进士的杏园宴会，这种宴会又叫探花宴，就在龙记元年那次探花宴上，韩偓接到一件特别的礼品——一条缭绫手帕。缭绫产自越州，是一种上等的丝织品，妓女们拥有缭绫手帕不算特别，但韩偓接到的这条手帕与众不同，手帕装在一个封好的信封中，拆封之后取出手帕就发现那上面印有两条深青色的黛眉和一个红红的唇印，直接用嘴唇印在手帕上的。
　　遥想当初，周朝卫国的一名男子在接到女友送给他的木瓜后唱了一首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现在韩偓接到一条寓意深刻的手帕，如果不写上些什么岂不是枉费了进士的盛名，于是韩偓写了一首诗：
　　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寄贺，因而有诗
　　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丛。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缏处直应心共紧，砑时兼恐汗先融。第台春尽还东去，却系裙腰伴雪胸。”雪胸这个造型让人联想到《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条手帕不知是哪个多情女送的，不过韩偓当时和一个叫锦儿的女子关系不错，锦儿来自蜀地，韩偓在写给锦儿的诗中说：“临去莫论交颈意”。交颈这个词出自庄子的《马蹄》篇，人家庄子可不是世俗之人，他笔下的交颈不是指人而是指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说的是那马儿饿了就吃青草渴了就喝清水，心情愉悦时就用颈部直接接触依偎摩挲。到了后来交颈这个词就引伸出新的意思，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的亲密接触。韩偓和锦儿脖颈相交那是实质性的肌肤之亲。不知这首诗为什么没有编入《香奁集》。
　　乾符年间，刘覃离开扬州前往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刘覃在家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刘邺是淮南节度使有权有钱有势，刘覃赴京不用骑着毛驴赶路，随他一起进京的有几十匹骏马，十多车财物，势扎的很大。学子之间贫富不均历来如此。
　　刘覃到了长安，他的一个同年鼓动他及时行乐并主动充当掮客，介绍说平康坊里有一个女子挂牌的称呼是天水仙哥，名气很大。
　　天水仙哥的工作场所在平康坊高档区域的南里，她能说会道，唱曲儿行酒令样样精通，缺憾就是相貌平平。刘覃年青，不到二十，天水仙哥多少岁书上没写，写了也靠不住，女人的年龄向来都是个迷，反正是年龄偏大。刘覃并不知道天水仙哥的长相，也不知道这女子的年龄比自己要大的多，只是听说了对方的名气，便决定非要见会上一会。那些围着刘覃跑腿打杂的人就去找天水仙哥说是刘公子要请你吃饭，刘公子的爹爹当过宰相现在主政淮南，能傍上刘公子可是个扬名立腕的大好时机。没想到天水仙哥不愿意去，总是找借口推辞。摘果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唾手可得，一种是要跳起来才够得着，唾手可得太容易缺乏刺激性，而越是够不着越是能勾起人的欲望。天水仙哥拒绝邀请反倒激发了刘覃的胃口，他的出价越来越高，那些跑腿的人拿了主家的好处却请不来人难以交代，就找到了李全。
　　李全家住平康坊，白道上是户部工作人员，黑道上在平康坊通吃各个娱乐场所，曲中各家主事的干妈见了他都要赔笑脸，经纪人都是这种态度妓女们就更不用说了。刘覃让人把请来李全，送给他一个重达两斤多的金花银杯，李全得了银杯回到平康坊后直接叫了一辆小轿子来到天水仙哥的经营场所，二话不说将她塞入轿子里抬了就走。
　　刘覃掀开轿帘，看到的是满脸泪水蓬头垢面的天水仙哥，这令他大失所望，真是观景不如听景。刘覃放下轿帘挥了挥手，那轿子又被抬了回去。
　　就是为了见天水仙哥一面，刘覃前前后后花费了一铤黄金。一铤黄金重一百两，约等于五千文铜钱。
　　有些进士已经近乎变态。
　　平康坊有一个妓女叫小润，她接待了进士崔彻，崔彻玩了个新花样，“题记于小润髀上”，还是用的欧阳询欧体字。髀就是大腿，当年刘备看到自己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骑马导致大腿上长出赘肉，不由的发出“髀肉复生”的感叹。崔彻题髀的事情被他的一个朋友知道了，这个朋友就写了一首诗：“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呈欧书。”
　　当然了，去平康坊也会发生危险，轻的挂花带彩儿，重的危及生命。
　　夏侯泽考中进士之后到一个叫牙娘的女子那里去放轻松，牙娘有一个嗜好，喜欢给人身上留下伤痕，大概是一种虐客心理在作怪。这夏侯泽也是个粗猛之人，说起话来无拘无束，那天多喝了一些酒，惹恼了牙娘，牙娘抡起巴掌照着夏侯泽的脸是连打带挠。第二天，全体新科进士一同去拜见恩师主考官，同年们看见夏侯泽脸上的抓痕心领神会都面带微笑，夏侯泽还要解释这件事，他高声说到，俺昨天被牙娘抓破了腮帮子。
　　相比而言令狐滈的经历就比夏侯泽危险的多，
　　令狐滈在平康坊有一个定点户，他经常去那里包夜。有一天这女子通知令狐滈说，俺明天要去看一个亲戚，你就不要来了。令狐滈怀疑有他人酣睡女子的身旁，第二天晚上就跑到那女子隔壁的院子去秘密蹲守，监视到半夜时果然有了动静，偷窥过去却那女子和她的干妈杀死了一个喝醉酒的男子，在后院挖了一个坑掩埋尸毁灭证据。
　　这个令狐滈身为宰相的儿子知法懂法，看见相好的杀了人却不去报官反倒想着拿人家一把。过了一天，令狐滈又到那女子处去欢度良宵，忙了一阵子之后该歇歇喘口气了，这时令狐滈突然发问，你们昨天埋掉的那个男子是干什么的？那女子一听这话是大惊失色，扑上来就扼住了令狐滈的咽喉往死里掐，幸亏她干妈跑来劝阻，令狐滈这才得以逃脱厄运。
　　天一亮，令狐滈就找到京兆尹报了案，等到京兆府的办案人员赶到现场时，那女子和她的干妈已经不知去向。
　　夏侯泽和令狐滈的爹爹都是宰相，夏侯泽的爹是夏侯孜，令狐滈的爹是令狐陶。 三同的官员——唐时轶事之五十一
　　所谓三同可不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亲民行动，而是指同名同姓同时代，比如现在的大某某、小某某。
　　崔敬嗣在房州当刺史时，正赶上唐中宗李显被下放到这里监视居住。那时候李氏皇族正遭受浩劫，金枝折断，玉脉奄奄，李显在房州整天提心吊胆，所谓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这都是大环境造成的，武则天为了巩固政权要打压李氏。
　　有些人在这种环境下紧跟形势，黔州都督谢祐就是紧跟者之一。当时曹王李明被流放到黔州，谢祐吓唬李明说武则天有指示让你自尽特别委派本都督监督执行，李明受不了惊吓自缢身亡。谢祐自从办了这件事后害怕李家报复，提高了戒备等级，晚上在楼顶平台上睡觉时让十几个小妾和婢女充当人体盾牌把自己团团围住。人体盾牌并不保险，一天夜里有刺客上了平台割走了谢祐的脑袋，周围的人却丝毫没有发觉。刺客是曹王李明的儿子派来的，谢祐的脑壳被拿回去当作夜壶使用。
　　房州刺史崔敬嗣没有紧跟形势落井下石在被打倒的李显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反倒对李显照顾的很周全。当然了，这种照顾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方面，政治上的局面崔敬嗣无法扭转，但在生活方面还能插上手，在李显的伙食供应、居住条件等方面尽可能的搞得好一些。
　　落难的李显对崔敬嗣心存感激，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一定要好好报答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李显重新当上了皇帝，那天他在一份准备调整任职的官员名单上看见了崔敬嗣这个名字，就提起笔在一旁批示：此人应予重用。
　　关于重用崔敬嗣的指示李显一共批了四次，这个崔敬嗣也就一路高升，终于有一天李显得知崔敬嗣要进京面见皇上谢恩了。等到跪在殿下的崔敬嗣平身之后，李显才发现这个人自己压根儿就没见过，再一询问才知道是搞错了，这个崔敬嗣不是房州那个崔敬嗣。
　　出了这个岔子之后，李显立即派人去查访房州刺史崔敬嗣的下落，反馈回来的消息说这个崔敬嗣已经病故。父亲死了还有儿子，崔敬嗣的儿子叫崔汪。崔汪嗜酒成性，整天醉醺醺的是个标准的中圣人。历史上首位中圣人是三国时期的徐邈，那时候曹操禁酒，人们不敢明着说出酒这个字，就想到替代，把清酒叫做圣人，把浊酒叫做贤人，尚书郎徐邈往往私自饮酒喝的大醉，自称是被圣人所中便是个中圣人。崔汪频频中圣显然无法胜任工作，唐中宗让宰相韦安石妥善处理此事，韦安石让崔汪去洛州府担任司功，还授予他五品文散官的官秩，上不上班都不要紧，每月只管领取俸禄。
　　崔汪的儿子是崔光远，年青的时候在四川工作时和杨国忠是赌友，后来当过京兆尹、礼部尚书和节度使。这样一看承上启下的崔汪属于这样的人，他可以对父亲说你那个儿子不如俺的儿子，也可以对儿子说你爹真不如俺爹。这是个两不如是后来人说的话，我这里套用了一下。
　　到了唐德宗时期，知制诰这个职务出现空缺。知制诰是给皇帝起草文书的人，需要好的文笔，有关部门拟定了候选人报请唐德宗审定。头一次报上的名单被打了回来，显然圣上不满意，有关部门赶紧报上了第二批候选人，没想到又被打了回来，真是如杜甫所说“天意高难问”。好在这回唐德宗指明了方向，他批示到：“给韩翃。”
　　既然有了明确的人选事情应该好办的多了，只需发上一道堂帖让韩翃到京师报到就是了。但事情偏偏没有这么简单，当时有两个官员都叫韩翃，一个在州里当刺史，一个在永平节度使李勉手下当幕僚，到底是哪个韩翃还得请示。于是又一份报告摆在唐德宗的面前，请他明示让哪个韩翃当知制诰，唐德宗在报告上批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
　　诗人韩翃唐玄宗天宝十三载进士及第，后来先是在淄青节度使候希逸府中当从事，期间还有一段和一个柳姓女子的悲欢离合，韩翃给柳氏写诗询问最近怎么样，“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给韩翃回信说：“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段传说被唐人许尧佐写成了《柳氏传》。
　　候希逸被赶出淄青后，韩翃失业在家闲居了十年，直到唐代宗大历九年才又在汴宋节度府田神玉那里重新上岗，还是当幕僚。大历十四年，李勉节度汴州，韩翃转到李勉府中任职。这时候的韩翃已经是过气的人，他原来所熟悉的诗文风格已经不再流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行都是新一代的人，他们对韩翃不甚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把他的诗叫做“恶诗”。迟暮的韩翃近乎孤单形影，没有人喝彩没有人关注，这种处境和杜甫在严武幕中任职时的情况很相似，五十多岁头发全白的杜甫混迹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的幕府之中，感到很是孤单，“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一种凄凉的心境。
　　在永平节度府任职的韩翃也感到自己不合时宜，就经常请病假在家休息，在这段日子里只有一个姓韦的巡官和韩翃关系密切，常来常往。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唐德宗做出了让韩翃出任驾部郎中、知制诰的批示。
　　当时有一种简报叫做邸报。邸是指各地政府在京城长安设置的办事机构，从唐朝大历时期开始叫做上都知进奏院，就是现在的驻京办。进奏院的办事人员会将皇帝的诏书、官员的奏章、朝廷的大事、官员的任免等事项汇编成文书，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回所在的方镇州郡，这种文书就是邸报。永平节度府驻京办的采编人员得知唐德宗关于韩翃的批示之后将 写在邸报上送往汴州，邸报到达汴州时已经是夜色深沉，韦巡官正在府中值班，他看过邸报后也顾不上什么更深夜半立即赶往韩翃的住所。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韩翃起身打开家门，韦巡官开口就向他表示祝贺，说是你被皇上亲自点名担任知制诰了。韩翃不相信，自己都背成这个样子了，在汴州尚且没人爱搭理，怎么可能在京城皇上那里走红。韦巡官说驻京办送来的邸报上写的清清楚楚，皇上亲笔写下了“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诗句，韩翃这才相信不是在做梦。
　　第二天一大早，节度使李勉就率领手下官员来到韩翃家中祝贺，韩翃是咸鱼翻身。
　　唐朝还有两个李益。这两个李益不仅同名同姓同朝为官，而且还是一个远祖。那时候你要是向官员打听李益在哪里上班，人家先会反问你是找“文章李益”还是找“门户李益”，文章李益就是人们常会提到的那个诗人，门户李益当时担任太子庶子。有一次文章李益去参加宗族的聚会，回到家中笑得合不上嘴，家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今天的事情真是太有意思了，在宴席上两个坐在主宾席的人都叫李益。
　　文章李益擅长写歌行体的诗，皇家教坊的艺人们经常要给皇上演唱曲子，当然谁都想唱的好一些，这样皇上听了高兴艺人也跟着沾光。要想唱出好的曲子就要有好词，李益的诗就是好词，教坊的艺人们为了得到李益新词的独家首唱权，都不惜出高价收买。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的一曲《夜上受降城闻笛》那是天下传唱。
　　夸完了揭揭短，所谓人无完人。李益另一个出名的事情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病状，叫做“李益疾”。“李益疾”指的是妬痴，李益小时候得过病，古人称之为心疾，就是精神系统的病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心疾也在发展，病状是强迫性猜忌。成家之后他对妻妾的猜忌甚至到了过于苛酷的程度，因此就有了“李益疾”这个命名。人们传说李益为了监视妻妾有没有和外人来往采取了“撒灰扃户”的手段，所谓撒灰的意思是指自己不在家时要在妻妾的房屋外撒上灰土，外人进去或者妻妾出来都会在灰土上留下明显的脚印，所谓扃户就是说自己离开家时要把房门在外面反锁起来，以防妻妾外出。
　　这么一比杨国忠显然要“宽容”的多了。
　　杨国忠到外地去出差，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妻子怀孕了，掐着指头一算妻子受孕那一刻自己并不在现场，这就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杨国忠的妻子是这样解释的，俺想你想的心切，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俺和你折腾来折腾去就怀上了咱们的孩子。这个理由是不太充分，甚至不如“天上一个火球窜入屋中”或者“一只大鹏落在身上”来的玄妙。听了妻子的解释，杨国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个孩子是我们夫妻互相思念的情感所带来的结晶。也不知杨国忠这是真的大度还是有苦难言。 错错错 　　
　　 先说走错门打错人的。
　　张老汉以前在庐州当长史，也是副州级的干部，现在退休回到山东齐州老家。张老汉最近情绪不好，他的女儿嫁给了齐州临济县的县令李回，这一阵子夫妻不和总是吵架。老汉觉得自己的女儿受了欺负，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带着一个家童要到临济县去教训一下女婿。
　　也许是气昏了头，张老汉走错了路，半路上进了全节县的县城还浑然不知。在全节县城里，他怒气冲冲的找到了县府大衙抓住一个门卫劈头就问，你们县令在不在，俺是他老丈人。门卫一看来者气势汹汹也不敢多问只是回答县令大人正在衙内，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张老汉闯进县衙站在院子里就破口大骂。全节县县令赵子余正在办公，忽听见门外有人骂街不知是怎么回事，就从门缝向外看去，却见一个老汉正抖擞精神口吐脏话。赵子余很是莫名其妙，咱们全节县的县府那是有保安措施的门口把守严密，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冒出这么一个不速之客，想来想去想到最近县城中经常传出狐狸精变化成人四处捣乱的事情，就给认定这个老汉是狐狸，不然早就让门卫给拦住了。
　　想到这里，赵子余悄悄找来几个吏人布置说，你们每人拿上一条鞭子去给俺抽打院子中那个老汉，直到他现出原型为止。吏人们个个精悍，把张老汉团团围住抡起鞭子猛抽。张老汉越发的愤怒，李回你这个女婿不仅不出来见俺反倒唆使吏人皮鞭相加，就骂的更凶了。不过张老汉毕竟是肉体凡胎，再厉害也架不住不停的抽打，口中的骂声越来越低最终没了声响。
　　这时候为首的吏人开始讯问，开头无非是姓名、住址、年龄，再加上一句为何在俺们全节县的衙门里咆哮骂街。
　　张老汉脑子还算清醒，他一听这是全节县就明白刚才那顿骂是白费劲儿了，急忙声明说俺是临济县县令李回的岳父，本是想到临济县教训教训俺女婿。
　　赵子余得知误将兄弟县县令的老丈人当成狐狸精打得皮开肉绽不免有些紧张，急忙让人将张老汉抬进屋内，找来医生疗伤上药。
　　那个跟随张老汉一同前来的家童一看事情不妙就飞身赶往临济县报信，到了临济时已经是半夜了，李回闻听自己的老丈人被打得不能动弹，当下怒从胸中起，点下百十号人马直奔全节县找赵子余算账。赵子余早有准备，紧闭城门派兵把守。李回再生气也不敢攻打县城，那可是谋反的事情，只好赶赴州城向刺史汇报请他主持公道。
　　刺史找来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以赵子余赔付张老汉二十万钱了结此事。
　　也有因为名字而出错的。
　　庞严进士及第后到寿州的寿春工作，当地有一个姓严的学生正准备要到京城去参加进士考试，但是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赴京的经费不足，二是自身的名气不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求助于人。严生找到一本《登科记》，那上面记载着以前的及第进士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那时候的书都是手抄的，有时候会抄错字，严生这本《登科记》中就出现了错误，将庞严的名字搞颠倒了写成了严庞。大概那个抄书的人认为严庞比庞严更像一个人的姓名，就自作主张改了过来。
　　严生看到有一个姓严的人在寿春做官就租了条船前去攀亲，也好得到些赞助。严生来到庞严的住所让人通报说自己是主人的同族从侄，庞严听说有一个同族的晚辈前来拜访十分高兴，自己同族的亲戚很少能遇上一个两个的是很新鲜的事情，他热情接待了严生，吩咐摆下丰盛的酒席，两个人在一起畅叙友情。说着说着庞严感到不太对劲儿，自己提到的亲戚对方不认识，对方提到的亲戚自己没听说过，于是就询问这个自称从侄的人到底姓什么。严生回答说这还用问吗，您姓严，俺也姓严，论辈分您是俺的叔伯。
　　庞严拍手大笑说，搞错了，搞错了！某姓庞和你本没有什么亲族关系。
　　庞严最后当了京兆尹，因为饮酒过量而去世，刘禹锡写过两首悼念庞严的诗，其中一首《哭庞京兆》中说庞严“俊骨英才气褎然，策名飞步冠群贤。逢时已自致高位，得疾还因倚少年。”
　　唐咸通十年，郑薰主持进士考试。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的，自打去年开始，朝廷派往桂林对付南诏的徐州某部因为连续六年没有轮换而酿成兵变，领头人是庞勋。却说庞勋领着士兵们北返家乡攻占了徐州，然后扩大战果，转战宋、泗、舒、庐、沂、海、和、涂数州，官军屡战屡败。
　　面对这种形势，郑薰认为国家有难匹夫尚且有责更何况自己这个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考官，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弘扬正气向忠烈的先辈们学习大力宣扬忠于朝廷忠于圣上的精神。郑薰查看了考生的名单，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叫颜标，这个颜姓立即让他想到了颜鲁公颜真卿。那颜真卿先是起兵抵抗安禄山的反叛是满门忠烈，后来又怒斥奸臣元载“朝廷岂堪相公再坏耶！”，最终在淮西以身殉国，是我大唐朝数一数二的忠烈之臣，堪为楷模。郑薰断定名单上的颜标就是颜真卿的后人，今日如若让颜标当上状元，那就是告知世人我们要继承发扬忠烈的精神。
　　郑薰想到做到，颜标成为这一年进士考试的第一名。
　　进士黄榜公布之后，新科进士们在状元的带领下来向主考官郑薰谢恩，一阵子礼节来往之后，状元被特许登上厅堂和主考官相对而坐。郑薰看着对面的颜标心里高兴，微笑着对颜标说，现在你可以到京城的家庙去告慰祖先了，估计还说了请代我向颜鲁公致敬一类的话。
　　颜标听了这番话心里一愣，连忙回答说学生出身贫寒祖上没有资格兴建家庙。这回该轮到郑薰发愣了，竟然出了错。
　　这件事传出之后，有人就写诗嘲笑郑薰说：“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冬烘的意思是糊涂、迂腐，人们常把有类似毛病的读书人叫做冬烘先生。
　　好在郑薰不是事事都冬烘，他的一次判词被列为唐朝的名判。当时郑薰担任吏部侍郎，内侍省给吏部行了一个文书，内容是要求给一个宦官落实荫封政策。荫封是一种赏赐，官员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可以获得官员的资格。这个要求给义子荫封的宦官品级是正义大夫，正义大夫是正四品文散品秩按照制度其儿子可以获得八品官职孙子可以获得九品官职。郑薰不认这个卯，他拿起笔在内侍省公文上批到：“正义大夫诚宜荫子，内谒者监不合有儿。”按照制度正义大夫是应该享受荫封的待遇，但是作为一个宦官怎么可能有亲生的儿子呢。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做《黔之驴》，说的是贵州那个地方原先没有驴子，有人用船运去了一只毛驴放养在树林里，这个突然出现的怪物反倒把老虎吓了一跳，以为是什么神灵。这是因为少见而引出的误会。
　　唐乾符四年，右卫将军刘秉仁出任江州刺史，上任没几天就接到庐山地方的报告，说是有一只庐山精怪在当地现身，这精怪的样子十分诡异，头很小，脖子很长，身体比马还要大，四条腿，鼻孔一开一合，背上有两座山峰。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毫不畏惧的冲上前去将这只庐山精怪团团围住，乱箭射死。刘秉仁看过报告后也感到惊讶，自己刚一到任这庐山精怪就现身了，也不知是祸是福，于是就带着随从火速赶往现场查看。
　　不看是满心疑虑，一看却是有苦难言，刘秉仁满心伤感的指着庐山精怪对地方官员说，这是俺那头骆驼。
　　刘秉仁从京城带来一头骆驼，手下人初来乍到事务繁忙看管不周，这只骆驼就自己出城去游荡，骆驼走起来也不慢，天宝年间哥舒翰的使者就是骑着白骆驼从青海前往长安，这白骆驼日行五百里。刘秉仁这只骆驼走着走着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庐山脚下。当地的百姓没见过骆驼，就把它当作“庐山精”围而歼之。 丈人选女婿 　　
　　身为人父，要为女儿的婚事操心。
　　唐宣宗曾经下令让宰相从新科进士中为自己的女儿选婿，结果一个叫王徽的进士上了初选名单。王徽是大中十一年的进士，王家这个家族是进士专业户，从武则天时期到唐宣宗大中年间一共有十八个人进士及第，王徽祖上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凤阁王家”，凤阁就是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年间王家有四个人先后担任中书舍人。
　　按理说哪个人如果有幸入选那就将会成为国朝的驸马，那是件好事，可王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像是上了贼船拼命的想往下跳。王徽这个人喜欢过清淡的生活，讨厌那些很势利的来来往往，听说自己成为驸马的候选人后就去找宰相刘瑑哀求他在皇上面前给自己说情，放上一马。王徽说自己年过四十已经不再风华正茂，而且体弱多病整天抱着药罐子，实在是不适合给皇上的女儿当丈夫。刘瑑还不错，没有向前任宰相白敏中那样干，白敏中当时选中郑颢为驸马，郑颢不愿意只管去河南与一个卢姓的小女子结婚，白敏中硬是以宰相府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公文，五百里加急递送最终在郑州追回了郑颢。刘瑑看到王徽不惜把自己贬的一无是处也要推掉驸马候选人的身份，就向唐宣宗如实汇报，最终还给王徽了一个自由的身份。
　　大体说来，在中唐以前，李唐皇室的公主们多选择贵戚或功勋大臣的子弟作为夫婿。唐太宗李世民就想当尉迟敬德的老丈人，他对尉迟敬德说：“朕将嫁女与卿，称意否？”当然这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尉迟敬德必须先休掉自己现在的妻子，你总不能让公主来当妾吧。尉迟敬德显然不称意，休掉现有的妻子投到皇上这个老丈人的门下，会被人指责脊梁骨说是嫌贫爱富。不过要拒绝皇上的要求必须有策略，要讲出充分的理由。尉迟敬德把这件事提高到道德品质的高度来认识，他回禀李世民说，臣现在的妻子虽说身份不高贵，但一直和臣保持着恩爱的感情，臣经常听说过古人讲的一句话，“富不易妻，仁也”，臣打心眼里钦佩这种观点并且正在身体力行，还请圣上收回恩典。
　　“富不易妻”是一种优秀的道德，事情一旦到了这个层次，唐太宗也就不好再坚持，不然又要有大臣们的进谏了。有一次自己说要试着写几首艳诗，结果让虞世南好一阵批评，说是圣上的诗虽然做的很好，但是艳诗这个体裁大不雅观，“上有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如今若是再命令尉迟敬德休妻再娶，那魏征老汉还不知道会怎样上纲上线叨叨不休呢。尉迟敬德的老丈人不当也罢。
　　到了唐宪宗元和九年之后，公主择婿的范围放宽，开始在公卿大臣或者进士中挑选。但不少人家不买皇家的帐，唐文宗就曾经发过牢骚，说是“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崔姓和卢姓是旧士族的大姓，他们并不愿意和皇家通婚。
　　官员们也要择婿。
　　宰相李林甫有二十五个女儿，还有二十五个儿子，真是勤于耕耘。古时候有句俗话，“盗不过五女门”，说的是一个家庭中的女儿太多了无论在抚养还是婚嫁方面的花销都会很大，以至于家境贫困，连小偷都不会去光顾。当然，这个规律对于李林甫来说并不适用，李林甫最红的时候近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熏天，不会缺钱花。
　　在这二十五个女儿中有六个到了谈论婚嫁的时候，李林甫在挑选女婿时比较民主，尊重女儿们的意见。他在家中客厅的墙壁上开了一个窗口，窗框上镶着珠宝，整个窗口用绛红色的纱绢罩起来，里面的人可以看见外面，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这就是李家的选婿窗。每当有贵族或大臣们的子弟前来拜访在客厅坐定之后，李林甫的女儿就会在窗口里面观察挑选自己中意的郎君。
　　而一个叫韦诜的官员则是在登高远望时发现了女婿。
　　韦诜在润州当刺史，韦姓是有名的望族，首都长安的人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诜挑选女婿也不会含糊，有不少门第显赫名声在外的人家前来求婚都被他拒绝了。这一天是腊月三十，韦诜闲来无事携带家人登上润州的城墙欣赏四面景色，看着看着却见在一个院子中有几个人正在挖坑准备掩埋什么东西。出于刺史的职业性敏感，韦诜觉得这事情有些异常，他必须尽快的搞清楚这些人在埋什么。润州府的吏人奉刺史之命火速赶往现场查看，他们回来报告说，那个院子是本州参军裴宽的住宅，俺们也不好多问就将裴参军请来了，有什么事情刺史大人可以亲自过问。
　　韦诜问裴宽你们大白天在院子里埋什么东西，本刺史觉得有些鬼崇。裴宽回答说，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要收受别人的贿赂，可在今天有人悄悄把一头猎得的野鹿放在我家门口就走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又找不到送鹿的人退回送来的东西，只好和家童一起在院子里挖坑准备把鹿埋掉，没想到刺史大人明察秋毫发现了此事。
　　韦诜听罢就觉得裴宽这个人很是理想，有志气而且还能做到有人监督和没人监督时一个样。有人监督和没人监督时一个样那是慎独，《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韦诜走下台阶来到裴宽面前说，我把亲生的女儿嫁给你。
　　第二天是新年初一，裴宽来到未来的老丈人家接受形象审查。韦诜家的女眷们坐在帘子后面准备品头论足。裴宽这次亮相的效果并不太好，甚至差一点演砸了。他这个人体型特别，长且瘦，帘子后面的女眷们一看见来了一个这等模样的人笑的前仰后合，其中有人反应极快，当即给裴宽起了个绰号，唤作“鹳鹊”——一种体型和鹤差不多腿长脖子长嘴长的禽鸟。
　　韦诜的妻子笑不出来，她躲在帷帐后面哭泣。自己的丈夫挑来挑去竟然挑中这样一个人作为女婿，拉出去岂不是让人耻笑。
　　韦诜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对妻子说，如果真爱自己的女儿，就应该让她成为有品德的人的妻子。有些人虽说长得白白胖胖未必就是理想的人选，他们有可能是当奴仆下人的料。
　　韦诜的眼光没有失误。
　　裴宽是闻喜人，闻喜的裴姓也是个人材辈出的大姓。裴宽貌不惊人但文词、骑射、弹棋、投壶样样都是行家里手，是那种既能干又会玩的人。裴宽后来官至尚书，如果不是李林甫使坏，他会成为宰相。裴宽的亲族在开元、天宝年间是名列前茅的名望之家，他和兄弟们在东都洛阳的仁和里同住，一共八个大院相对而立，每天吃饭时都要击鼓为号。他在出任太原尹的时候，唐玄宗李隆基写诗为其饯行，诗中说裴宽“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韦诜的女儿与裴宽白头偕老，在整个韦诜家族中，他这个女儿“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
　　再说说罗隐吧。在唐末，罗隐是很有一些才华的，不过却一直没有考中进士，怀才不遇的罗隐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耍猴的。这个耍猴的人是唐昭宗身边的一个艺人，那一阵子唐昭宗不是被逼得出城避难就是被人胁迫着到处乱跑，在这个过程中空有皇帝之名的昭宗相当郁闷。而耍猴的艺人在此期间经常带着他的猴子表演节目给皇帝解闷，因而被赐给绯色的官服。罗隐闻听此事后写了一首诗：“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猢狲弄，一笑君王借著绯。”早知道考了十三年的进士仍然没有结果，还不如买上几只猴子去卖艺，皇上看了一高兴就赏给五品的绯色官服。
　　罗隐的诗写的好，拥有许多“粉丝”，按照现行的命名方法这些“粉丝”可以被成为“罗丝”。宰相郑畋的女儿就是一枚“罗丝”，整天里在念叨着罗隐的诗句：“细看月轮真有意，已知青桂近嫦娥。”这句诗看不出有多好，唐末的时候国家不行了，诗人不行了，读诗人的水平也不行了。
　　郑畋看出女儿有些不对劲儿，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罗丝”的范围，怕是徒生爱慕之心了。郑畋不喜欢罗隐，当时有许多不利于罗隐的传说在流传。比如说有人讲罗隐有一次乘船出行，船上的艄公对他说咱们这条船上有朝廷的官员。罗隐不屑一顾，他在船上大声说到，那是什么朝官，我用脚指头夹着笔写出来的文章都能胜过好几个朝官。郑畋当然不愿意让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的女婿，他要采取措施打消女儿的念头。
　　郑畋把罗隐请到家中，让女儿在暗处看一看自己心仪的偶像。
　　这一次见面之后，郑畋女儿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再也不念叨罗隐的诗，再也不提罗隐这个人。
　　罗隐的长相太丑，其程度足以抵消郑畋女儿心中那美好的憧憬。
　　聊天随意，视频要慎重。 丈人和女婿 　　
　　有了女婿并不等于万事大吉，还有一个日后相处的问题。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唐代宗和郭子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大臣，在国家方面是君臣在亲戚方面是亲家，这种联姻的政治成分要多一些。升平公主是唐代宗最喜爱的女儿，嫁到郭家后免不了理直气壮，和丈夫郭暧经常有些摩擦。有一次两口子吵架，那升平公主也是咄咄逼人，郭暧性子一起就朝公主嚷到：你不就是仗着你爹是皇上吗，实话告诉你俺爹那是不想当皇上。
　　升平公主吃了亏，转身出门坐上车一路疾驰赶回宫中向父亲告状。唐代宗听完女儿的诉说后讲出一番话来，他对女儿说，这件事你是有所不知，他的父亲确实是不想当皇帝，不然的话眼下这江山社稷就不是咱们家的了。
　　郭子仪得知这件事后大为惊骇，郭暧这孩子说起话来太没谱，讲什么自己的父亲只不过是不想当皇帝，这是犯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并且株连九族的。郭子仪将郭暧捆绑起来等候处理，自己则跪在宫殿外面请罪。唐代宗召见了郭子仪，他说有句民谚说得好“不痴不聋，不做大家翁”，孩子们在私房里的话不用当真。唐代宗说的这番话是有真心的成份，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就不好说了。
　　再来说说李晟这个老丈人。
　　李晟因为收复长安有功被唐德宗封为西平王，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崔枢。这一天李晟过生日，家中大摆宴席，已经是崔家媳妇的女儿也赶回来祝寿。当宴会即将开始时，李晟发现有一个婢女走到女儿身边低声耳语，女儿听罢便起身离席而去。过了一会儿女儿又回来了，李晟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女儿回答说我婆婆昨天晚上有病了，我刚才出去就是派人回家去看看病情如何。
　　李晟一听就生气了，他扔掉筷子训斥女儿说，我有你这样的女儿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你身为崔家的媳妇，婆婆有病了不守在床前伺服，反倒跑回来给自己的父亲祝寿，天底下哪有这种事。经你这一搞我还祝什么寿过什么生日。
　　李晟当下叫来轿子让女儿坐上火速回家，自己随后也前往崔家问候，并检讨自己教育女儿不周有失礼仪。
　　在当时功勋家庭中，李晟的家法是很有名的，被人称作“西平家法”。
　　也有翁婿关系处的不好的。
　　崔铉的女婿是李谱。
　　崔铉小时候就被誉为神童，后来当了宰相，在唐大中年间是清名重德的名人，唐宣宗有一次在退朝之后评价说：“崔铉真贵人，裴休真措大”。
　　李谱是宰相李珏的儿子，也在朝廷做官，当年是崔铉做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谱。崔铉这个女儿是那种嫉妒心极强的人，经常和李谱吵架，李谱也不甘示弱，夫妻二人便是针锋相对。崔铉觉得女儿和女婿这两口子如此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把女婿李谱叫来作思想工作，那时候下级去见上级要端着笏，就是在电视剧中经常可以看见的一头上翘的板子，笏有象牙的也有竹木的，五品以上的官员用象牙的，六品以下的官员用竹木的。当崔铉开始对女婿进行教育时，李谱双手端笏端端正正认认真真的在听，可听着听着就来了脾气，笏也不往直的端了，横下来用另一只手掌拍着笏高声抗争说：“谱及第不干大人，官职不干大人！”言外之意就是我又没有沾你的什么光，你凭什么这样教训我。
　　这话是很呛人，老丈人崔铉用手捂住耳朵匆匆逃离现场。
　　崔铉是文人，遇上事情总是想到讲道理，结果在女婿面前碰了钉子。换个武将出身的丈人情况就不同，武将提剑相见，身为文人的女婿就要吃亏。
　　崔涯号称“吴楚狂生”，偌大的扬州城没有不知道崔涯的，崔涯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扬州娱乐场所评定小组(当然是民间组织) 对各个场所进行评定，那时候的娱乐场所虽说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可以标榜什么评定组郑重推荐，但崔涯会在娱乐场题诗，说你这地方好大批消费者就蜂拥而至，说你这地方差劲儿，一些固定的顾客也会望而却步。
　　崔涯的老丈人姓雍，这个姓氏有些偏僻，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雍氏是周文王第十三子雍伯的后代，雍伯的封地在雍就以国为姓。这位雍老丈人是扬州驻军的总管，看上了崔涯的名声，就把女儿嫁给了崔涯。和崔涯相比雍将军是富户，平日里时不时的给女儿女婿资助，想着让他们过上舒坦的日子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崔涯尽管经常出入风流场所，但却是喜新不厌旧和妻子雍氏和睦相处，不过他却瞧不起当武将的老丈人，在一起吃饭饮酒时直接管丈人叫老雍。时间长了老雍就忍受不了女婿的无礼，提着剑来到崔涯家中，指着崔涯一通训斥，老雍说俺这人在河朔一带长大，一辈子和弓箭马匹打交道，有了女儿原本应该嫁给军将，只是羡慕你们读书人的品德才破例将女儿嫁给你。现在你既然看不上俺们家的出身俺就把女儿领走，让她出家当尼姑去。你若是不答应，俺这把剑可不认的谁是谁。
　　面对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崔涯不是对手，尽管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太行山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剑。”但那只不过是文学创作，不是玩真的。崔涯只好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带走削发为尼，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感到有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崔涯悲泣的去找丈人赔礼道歉，去说好话，但没有什么效果，诗人到这个时候只剩下写诗这一招了。
　　“陇上流泉陇下分，断肠呜咽不堪闻。姮娥一日宫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这是崔涯写给妻子的诗。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开头这句话不知扰动了多少人的心，崔涯的这首诗也不弱，江南男女离别之际就吟咏崔涯的诗，“姮娥一日宫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世态炎凉——唐时轶事之 五十五 　　
　　宋朝的时候，寇准和魏野一同到一座寺庙中去游览，两个人一同在寺庙的墙壁上题了诗。数年之后，寇准做了宰相，两个人又一起来到这座寺庙，墙上的题诗还在，但是待遇已经截然不同，寇准的诗被绿色的绢纱覆盖保护起来，魏野的诗仍然维持着原状，任凭风吹雨打灰尘满面。同行的一个陪玩儿官伎很有眼色，她担心魏野遭遇尴尬影响游兴，就用自己的衣袖拂去了魏野题诗上的灰尘。魏野看到美人拂尘随即吟出两句诗：“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你受到的是政治性待遇，俺享受的是红颜待遇，红颜胜过碧纱。 　　
　　碧纱笼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王播。 　　
　　王播排行第八，人称王八。这个称呼是不好听，和骂人同义。实际上王八成为贬义词是从唐末五代时开始的，五代前蜀开国皇帝王建也是排行第八，王建年轻的时候以杀牛宰羊为业，兼营偷驴、贩卖私盐，家乡的乡亲们管他叫贼王八，本来是行第称呼的王八就由此慢慢的演变成骂人的词句。 　　
　　因为父亲生前曾任扬州参军，王播年轻时家居扬州，按照经济状况划分他属于贫困阶层，生计窘迫，没有多少人爱搭理他。虽说是有一个在淮南节度府当将军的本家时常会接济一下，但终归是救急不救贫管得了一时管不了长久，日常生活还得要靠王播自己想办法解决。 　　
　　王播当时借住在扬州的惠照寺，住处有了着落吃饭仍然是个大问题，王播想到了在寺院的饭厅蹭饭。寺院中开饭前要敲钟，僧人们听见钟响就会汇集到饭厅去，这种钟声对王播也是个召唤，每当钟声响起时他就准时赶到饭厅。开始的时候僧人们也不在意多上一个人，既然来的都是客就不妨一起进餐，反正寺院里的饭菜提倡艰苦朴素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过当王播蹭饭成了习惯之后僧人们就有些烦了，他们要采取措施。这一天钟声又敲响了，王播按惯例来到饭厅，眼前的情景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僧人们都已经个个饭饱茶足。正当王播发愣的时候，一个僧人笑容满面的对他说，小兄弟，改革了，敝寺从即日起将饭前敲钟改为饭后敲钟，今后你听到钟声后就不用到饭厅来了。 　　
　　人背的时候饭都不好蹭。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三十年后当了宰相的王播重返扬州出任淮南节度使，上任之后他要到惠照寺去旧地重游。 　　
　　惠照寺僧人全体总动员，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节度使莅临指导。在寺院里王播又看到自己当年题留下的诗句，这些题诗已经被僧人们拭去尘埃并且用绿色的绢纱罩了起来，显然僧人们把这些当年破落汉的题诗列入寺院的精神财富妥善保管了起来。王播看到这一切颇有感触，他在寺院留下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到：“上堂未了各东西，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使得碧纱笼。”佛教中把到法堂吃粥叫做上堂，阇黎则是指寺院中的师长，惠照寺当年为了防止王播蹭饭而改变敲钟时间的事情在他心中的印象太深刻了，三十年来念念不忘。 　　
　　王播的官做大了，心态也就随之而改变，尤其是长期主管国家的盐铁专营，使得他能够支配大量的钱物，就开始广泛的搜求珍奇异宝送给皇宫中掌权的宦官，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送礼显然也不能忘了皇上，唐朝的时候地方大员讲究给皇帝进贡“羡余”，这个“羡余”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正常税赋之外的余额，实际上是广立名目搜刮的，真正受害的还是那些赋税的人。唐文宗大和元年，王播从淮南入京觐见文宗皇帝，一次就献给皇上大小银碗三千四百个，绫绢二十万匹。 　　
　　对于惠照寺的经历，王播的感受人在是没有钱没有地位时受欺负，另一个宰相李固言对此也深有体会。 　　
　　李固言从老家凤翔来到京师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借住在表亲柳氏的家中。柳家的几个表兄弟瞧不起乡下来的亲戚，老是拿李固言开玩笑取乐。进士考试前学子们都要投卷，就是把自己得意的诗文送给名流看，以求造出声势得到帮助。李固言在京城人生地不熟，就向表兄弟们请教把文章送给谁最为合适，表兄们对他说，散骑常侍许孟容是当今有名的文士，他要是说上句话你这个进士就当定了。 　　
　　散骑常侍这个职位是有职无权，许孟容当时实际上处于靠边站的状态，柳氏兄弟分明是在戏弄李固言。李固言当然不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信心十足的骑上毛驴去拜访许孟容。 　　
　　许孟容听说竟然有学子到他这里来投卷后感到十分惭愧，他对李固言说，本官现在是个闲散的人，没有办法给你增光添彩。话是实话，不过在自己落难的时候还有人能够找上门来寻求帮助，许孟容很受感动，便将李固言的名字牢牢的记在心间。在接待李固言的过程中，许孟容还惊讶的看到李固言的头巾后面写着几个字：此处有屋租赁。这也是柳氏兄弟们搞的恶作剧，李固言毫不知晓就这样带着这个租赁启示在长安城的大街上走来走去，走一路让人笑话一路。 　　
　　看到这一情况后许孟容更加认定李固言是个很朴实的人。 　　
　　世事难测，李固言没有想到，他的那几个表兄的也没有想到，许孟容出山了，而且恰恰就主持第二年的进士考试，李固言的大名赫然列在进士黄榜的第一名。 　　
　　晚唐的彭伉和湛贲都是宜春人，两个人还是亲戚，彭伉是湛贲的姨夫。彭伉考中进士时湛贲还在县府里当一名小小的公务员。新科进士彭伉回到家乡，在家中摆下酒席庆贺，满座的地方官员和乡绅明达一个劲儿的向彭伉敬酒，真是风风光光。这时候湛贲也来了，姨夫彭伉说你到后面厨房吃饭去。湛贲也不在意，谁让人家是进士咱是个小公务员呢。可湛贲的妻子不愿意，她对丈夫说，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我激励，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待遇真是丢人，咱们的脸面往哪里搁。 　　
　　听了这话湛贲坐不住了，下定决心发奋读书，几年后也进京赶考。 　　
　　彭伉一直瞧不起湛贲，经常冷嘲热讽，知道得知湛贲去参加进士考试时彭伉仍然没有放在心上，总是觉得自己这个外甥没什么出息。这一天彭伉骑着毛驴在宜春城外悠哉悠哉的闲游，忽然有一个家童飞快的跑来报告一个消息：湛贲进士及第。 　　
　　彭伉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这一惊着实不小竟然从毛驴上掉了下来。 　　
　　宜春的人们在评论这件事时说：“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皇上生气之后
　　是人都会生气
　　皇帝也是人
　　皇帝也会生气
　　这里不说那种雷霆之怒，雷霆之下是要人头落地的，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太多了，暂且按下不表，还是来说说那种小生气。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的肠胃出了毛病，宫中的御医轮番上阵，却都不见明显的效果。唐太宗一想咱们不如发动群众吧，或许有什么偏方。这种发动当然不是在皇城的大街小巷张榜公布，派些士兵把守着单等高人前来揭榜，那是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实际上寻找偏方的范围很小，局限在经常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员范围之内，这些人一来政治上可靠，不会使坏。二来口风很紧，不至于到处传播说什么皇上病了连御医都治不好。唐太宗告诉身边的人员说，你们中间如果有谁献出的方子能治好朕的病，必定会有重赏。
　　张宝藏在金吾卫当长史，经常在太宗身边执勤，已经快七十岁了。张宝藏听到皇上的病状后联想到自己也得过类似地病，服用了一种叫乳煎荜拨的汤药很是见效，就把这个方子献了出来。
　　荜拨是一种草本植物，入药后能够治疗呕吐泄泻。唐太宗服用了乳煎荜拨汤药之后，果然病愈，又可以全心全意的带领大唐开创新天地了，他心情愉悦，下令张宝藏官升五品。
　　宰相们觉得给张宝藏升官不符合朝廷的制度，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唐太宗的肠胃病又犯了，这回他直接让人熬制了乳煎荜拨汤药服用，又是一喝就好。病好之后唐太宗就想为什么又犯了病，是不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么一想就想到献出药方的张宝藏，前一阵子说是给他个五品官做做，可一直没有看到正式的任命，莫不是上天在惩罚自己言而无信。于是李世民就问宰相你们是怎样落实朕的指示的，得到的回答是臣等当时接到皇上的圣旨本该立即落实执行，可是不知道圣上的意思是让他作文官还是作武官，这事儿就拖了下来。唐太宗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这明摆着是在有意拖延。看来一句话顶一万句从古到今都是会打折扣的。
　　唐太宗一气之下开始训人，他说有人治好了宰相的病就当了三品官员，朕可是当今的天子，朕的命难道还不如你们这些宰相重。你们不是说搞不清让张宝藏当文官还是当武官吗，那就明确一下，三品文官去当鸿胪卿。
　　鸿胪卿是鸿胪寺的负责人，鸿胪寺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接待前来朝见唐朝天子的外宾，还要掌管皇家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丧丧葬事宜。唐朝中央设有九个寺，分别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在这九个寺中，鸿胪寺的地位排在后面。
　　说完了唐太宗再来说说唐玄宗。
　　薛令之在太子东宫担任侍讲。太子侍讲就是给太子讲课，解读经典。比如当太子学习《论语》时遇到孔子在鱼肉面前坚持“七不食”的问题，这“七不食”是“鱼餧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太子会问孔子为什么这么挑剔，这时候作为侍讲就要告诉太子这决不是简单的挑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伟大的人物把吃肉这件事看作是培养气质修身养性的过程，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因而不会因为一顿美味而迁就一些细节，也不会因为迁就一些细节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东宫的官员是一个清淡的职业，如果皇帝和太子的关系冷淡，东宫的官员就更是要耐得住清贫寡欲。薛令之的日子就过得很艰难，他写了一首诗自嘲：“明月夜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只可朝夕谋，哪能度岁寒。”菜是苜蓿叶，饭是粗粟米，汤稀显得筷子宽，日子过得很艰难，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朝一夕而已。这个苜蓿盘后来成为生活清贫的代名词。
　　薛令之这首诗题在墙上，偏偏就让到东宫来视察的唐玄宗看见了。唐玄宗一看就生气，这个薛令之态度实在是不端正，不好好教太子读书反倒乱发牢骚，表面上是在说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实际上是在影射当今的天子对东宫太子冷落不重视。唐玄宗生气之后提起笔在薛令之原诗的后面续写到：“啄木口嘴长，凤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晚。”你要是嫌东宫的工作太清贫，那就退休回家安度晚年吧。皇上说你去结帐吧不要在这里干了，薛令之也只得请了病假回到福建的老家。薛令之返乡还是受到特殊照顾的，朝廷允许他从县里的税赋收入中领取自己的生活费，薛令之老实，每个月按时领取从不透支。
　　好容易等到太子登上了皇位，就是唐肃宗。肃宗当了皇帝后想到了自己当年的老师，就下令立即招薛令之进京要委以重任，可这时薛令之已经病故。 　　 作者：尘埃不见　
　　五十六 。皇上生气之后
　　是人都会生气
　　皇帝也是人
　　皇帝也会生气
　　这里不说那种雷霆之怒，雷霆之下是要人头落地的，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太多了，暂且按下不表，还是来说说那种小生气。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的肠胃出了毛病，宫中的御医轮番上阵，却都不见明显的效果。唐太宗一想咱们不如发动群众吧，或许有什么偏方。这种发动当然不是在皇城的大街小巷张榜公布，派些士兵把守着单等高人前来揭榜，那是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实际上寻找偏方的范围很小，局限在经常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员范围之内，这些人一来政治上可靠，不会使坏。二来口风很紧，不至于到处传播说什么皇上病了连御医都治不好。唐太宗告诉身边的人员说，你们中间如果有谁献出的方子能治好朕的病，必定会有重赏。
　　张宝藏在金吾卫当长史，经常在太宗身边执勤，已经快七十岁了。张宝藏听到皇上的病状后联想到自己也得过类似地病，服用了一种叫乳煎荜拨的汤药很是见效，就把这个方子献了出来。
　　荜拨是一种草本植物，入药后能够治疗呕吐泄泻。唐太宗服用了乳煎荜拨汤药之后，果然病愈，又可以全心全意的带领大唐开创新天地了，他心情愉悦，下令张宝藏官升五品。
　　宰相们觉得给张宝藏升官不符合朝廷的制度，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唐太宗的肠胃病又犯了，这回他直接让人熬制了乳煎荜拨汤药服用，又是一喝就好。病好之后唐太宗就想为什么又犯了病，是不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么一想就想到献出药方的张宝藏，前一阵子说是给他个五品官做做，可一直没有看到正式的任命，莫不是上天在惩罚自己言而无信。于是李世民就问宰相你们是怎样落实朕的指示的，得到的回答是臣等当时接到皇上的圣旨本该立即落实执行，可是不知道圣上的意思是让他作文官还是作武官，这事儿就拖了下来。唐太宗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这明摆着是在有意拖延。看来一句话顶一万句从古到今都是会打折扣的。
　　唐太宗一气之下开始训人，他说有人治好了宰相的病就当了三品官员，朕可是当今的天子，朕的命难道还不如你们这些宰相重。你们不是说搞不清让张宝藏当文官还是当武官吗，那就明确一下，三品文官去当鸿胪卿。
　　鸿胪卿是鸿胪寺的负责人，鸿胪寺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接待前来朝见唐朝天子的外宾，还要掌管皇家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丧丧葬事宜。唐朝中央设有九个寺，分别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在这九个寺中，鸿胪寺的地位排在后面。
　　说完了唐太宗再来说说唐玄宗。
　　薛令之在太子东宫担任侍讲。太子侍讲就是给太子讲课，解读经典。比如当太子学习《论语》时遇到孔子在鱼肉面前坚持“七不食”的问题，这“七不食”是“鱼餧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太子会问孔子为什么这么挑剔，这时候作为侍讲就要告诉太子这决不是简单的挑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伟大的人物把吃肉这件事看作是培养气质修身养性的过程，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因而不会因为一顿美味而迁就一些细节，也不会因为迁就一些细节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东宫的官员是一个清淡的职业，如果皇帝和太子的关系冷淡，东宫的官员就更是要耐得住清贫寡欲。薛令之的日子就过得很艰难，他写了一首诗自嘲：“明月夜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只可朝夕谋，哪能度岁寒。”菜是苜蓿叶，饭是粗粟米，汤稀显得筷子宽，日子过得很艰难，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朝一夕而已。这个苜蓿盘后来成为生活清贫的代名词。
　　薛令之这首诗题在墙上，偏偏就让到东宫来视察的唐玄宗看见了。唐玄宗一看就生气，这个薛令之态度实在是不端正，不好好教太子读书反倒乱发牢骚，表面上是在说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实际上是在影射当今的天子对东宫太子冷落不重视。唐玄宗生气之后提起笔在薛令之原诗的后面续写到：“啄木口嘴长，凤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晚。”你要是嫌东宫的工作太清贫，那就退休回家安度晚年吧。皇上说你去结帐吧不要在这里干了，薛令之也只得请了病假回到福建的老家。薛令之返乡还是受到特殊照顾的，朝廷允许他从县里的税赋收入中领取自己的生活费，薛令之老实，每个月按时领取从不透支。
　　好容易等到太子登上了皇位，就是唐肃宗。肃宗当了皇帝后想到了自己当年的老师，就下令立即招薛令之进京要委以重任，可这时薛令之已经病故。 盒子里的秘密
　　杜牧要到京师去当御史了，他的领导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摆下宴席为他饯行。
　　这是一次私人宴会，没有那么多的陪吃。陪吃这件事文人说得好听点儿，或者叫“忝陪末座”或者叫“躬逢胜饯”。席间牛僧孺语重心长的嘱咐杜牧，你当了御史以后一定要学着控制自己，要是喜欢哪个女子不妨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处去（出台？），不要在夜里满街乱转，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就不好办了。
　　杜牧借着酒劲儿反驳说我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用不着尊帅您担心。牛僧孺听完杜牧的话只是微笑，他微笑着让侍女拿来一个木盒子，盒子里装满了密信。牛僧孺让杜牧随意过目，杜牧打开一封封密信看下去，越看越觉得脸上的热度在上升，不一会儿就烧得满脸通红。
　　话从头说。
　　牛僧孺担任淮南节度使坐镇扬州时，杜牧在他手下当掌书记，作些文秘工作。扬州的服务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每到晚上“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貌若仙境”。杜牧那个时候年青，碰上这种环境少不了潇洒一番，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可见也是风流一时的。
　　杜牧时常出没于青楼之中，他的领导牛僧孺却不放心，那种地方太乱，少不了有黑道人物霸场子。为了保障杜牧的安全，牛僧孺选派了三十名精悍的士兵穿上便服暗中保护，杜牧只顾着玩乐对这些毫不知情。
　　现在杜牧失口否认自己的行为，牛僧孺只好拿出那个装着密信的盒子，这些信全是跟踪杜牧的那三十名士兵的密报，某夜杜书记到某某楼平安无事，某晚杜书记在某家赴宴平安无事，如此等等。
　　杜牧还是需要磨砺，岂不知淮南是国家重镇，镇守扬州的淮南节度使都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大臣，像杜牧的爷爷杜佑，像李吉甫、李夷简、李绅、李德裕、牛僧孺，都是宰相级的人物，在这里当节度使如果连自己的掌书记的行踪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担当起管理淮南的重任。
　　杜牧的风流能不能改还要以观后效，后来的事情证明要改也难。杜牧当了御史之后有一段时间分司东都，就是被派到洛阳去主管监察工作。那时候享受司空待遇的李愿在洛阳赋闲，府中养着一批歌妓乐人，经常举办大型的宴会，洛阳的名人和官员都被邀请去参加宴会，唯独没有请杜牧。这到不是李愿瞧不起杜牧，关键的原因是杜牧的身份所限，杜牧的职责是专门监察官员有没有不法行为有没有违反朝廷规章制度，一个以吃喝玩乐为主旨的宴会上少不了灯红酒绿的事情，万一哪个官员酒后失态被御史看见轻则批评教育重则上奏弹劾，因此谁都不想让御史在现场始终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
　　杜牧不干了，他让人告诉李愿说自己要去参加宴会，李愿只好派人快马加鞭去给杜牧送请柬。请柬送达时杜牧正在独斟独饮，已经喝得是酣畅淋漓，“酒酣胸膽尚开张”接到请柬的杜牧马不停蹄赶到现场。
　　宴会此时已经进行了一半，一百多名歌妓正在努力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陪酒陪笑可能还有一些小动作，杜牧独自一人往南边一坐，瞪着眼睛扫视会场。看到御史来到那些绝色佳人心中不免胆怯，一个个都收起笑容严格按礼节要求自己，会场由活泼转向严肃。杜牧满斟三杯酒一饮而尽后向主人提出第一个问题，听说有一个叫紫云的姑娘是哪一个，李愿把紫云指给杜牧看，杜牧盯着紫云看了好长时间才评价说，真是名不虚传，让她到我这里来吧。这时候李愿放心了，他低下头悄悄的在笑，那些歌妓们也放心了，她们回过头朝着杜牧回眸一笑百艳具生。杜牧现场吟诗：“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
　　杜牧对于一些大事情的见解不同一般，但官却一直没有做大，后人说他有宰相之识却没有宰相之器。
　　杜牧的风流也传给他的儿子杜晦辞，杜晦辞前往扬州去当判官时路过常州，常州刺史李赡设宴招待，宴会上有官妓陪同，在杜晦辞身旁的是一个叫朱娘的女子。宴席终究是要散的，杜晦辞和朱娘话别时动了情，用袖子挡住脸放声大哭。李赡说这女子是风声妇人，杜员外何必如此多情，本刺史让这朱娘随你同去就是了。
　　好在我们现在把杜牧定位为诗人，风流是诗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且不去管它。后人只管读着“停车坐爱枫林晚”，只管读着“烟笼寒水月笼纱”，只管读着“清时有味是无能”，只管读着“二十四桥明月夜”，只管读着“多少楼台烟雨中”，只管读着“天阶夜色凉如水”，个中的感受远不是一般诗人能够赋予的。
　　牛僧孺那个装着密报的小盒子可不是他的独家专利，有些材料是要妥善保管以备不时之需的，这是一门领导艺术，甚至连皇帝也这么干。
　　武则天的时候，娄师德和狄仁杰同朝为相，只不过娄师德多数时期在陇右一代屯田戍边防范吐藩捍卫着大周江山的安宁，使得武则天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内政方面，而这正是武则天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则天，哪朝哪代皇帝不希望有一个安宁的边境。不过狄仁杰并不看好娄师德，他认为娄师德顶多就是勤勤恳恳为国家守卫边疆的材料，所以多有轻视。武则天觉得有必要纠正这个偏见就问狄仁杰，你认为娄师德是个善于发现人材的人吗？狄仁杰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他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武则天又问，你能够得到朕的重用，知道是谁推荐的吗。狄仁杰说我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不是因为哪个人而知名。武则天沉默许久，面前这位狄国老是愈老愈拗，看来拿不出实在的东西是无法说服他的。想到这里武则天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身边的侍女取来一个竹子制成的小盒子放在狄仁杰面前。武则天说，朕原来并不知道国老你的才干，是娄师德举荐了你，你看看这盒子里的奏章就会明白。
　　这盒子里这里面装着十多封表章，都是娄师德为举荐狄仁杰而写给武皇的。
　　狄仁杰看过之后感叹不已的说，娄公是一个有着很高德行的人，我受益于他的大度宽容如此长久，竟然毫不知情。
　　唐宣宗也有些小盒子。
　　大中五年，宰相白敏中出任邠宁行营都统，临行前他向唐宣宗讲了一件令自己担忧的心事。
　　当年唐宣宗的爱女万寿公主要挑选女婿，这个任务交给了宰相白敏中，白敏中身体力行投入到选婿工作中去，最终选中了前任宰相郑絪的孙子、进士郑颢。问题是郑颢已经订婚，此时正赶赴外地去和一位姓卢的女子举行婚礼。白敏中以宰相政事堂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公文，一路五百里加急去沿途追赶，最后在郑州截住郑颢。郑颢毕竟是朝廷的官员，看到宰相政事堂行了公文，只好退掉卢氏的婚事回长安和公主成婚。就为这事儿，郑颢对白敏中很是不满，你凭什么动用宰相的权力来干涉俺的婚事，因此他时不时的在老丈人唐宣宗那里说白敏中如何如何。
　　白敏中担心的正是这件事，他对唐宣宗说，郑颢对退婚重娶很不满意，一直将账记在我的头上，可以说是从骨髓里都在怨恨。好在我一直在中央任职可以经常见到皇上，他说的再多也起不了作用。可现在我就要离开皇上前往外地任职，郑颢必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恶语中伤，而我却无法分辨。我真担心离死不远了。
　　唐宣宗很轻松的说，这件事情朕早就知道了，你既然现在提起它，朕让你看一件东西。唐宣宗让身边的人拿来一个小盒子，盒子是柽木做的，上面的锁具看起来是相当牢固。唐宣宗对白敏中说，这盒子里面装的都是郑颢关于你的书函，现在连盒子一并送给你。朕要是信了他的话，你早就被发往小地方呆着去了。
　　这盒子被白敏中随身携带，看到它就会想到圣上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激动的心啊按不住，激动的泪水往下流 摆谱记
　　唐德宗召见官员温造，他亲切的问：你是谁家的后代，今年多大了？温造回答说，我的五代祖是温大雅，五代外祖是李勣，今年三十二岁。
　　温造这是摆谱，温大雅是唐初著名的文士，李勣是隋末唐初著名的武将，唐人说论起国朝武功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英公李勣另一个是卫公李靖。温造是上述这两个名人的后代值得夸耀，不过隔的有些远了，已经是五代之后，这个谱摆的是小了些。
　　有人谱大。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在宫中设宴，参见宴会的大臣有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这三位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唐太宗的亲家。因为是便宴又是亲家，君臣之间不用讲究那么多繁琐的礼仪，所以气氛很活跃。喝酒之前唐太宗说在座的各位中哪个人认为自己最为尊贵可以首先喝酒，当然这个评比不包括太宗本人在内，他是皇帝，在做的的各位没人敢说自己比皇帝还尊贵。
　　听了唐太宗的话，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互相观望心里还在盘算应该由谁先喝这杯酒，而萧瑀不等不看，伸手就端起酒杯。唐太宗说你先不要急着喝酒，总得有个说法吧。
　　萧瑀不慌不忙的说出一番理由：“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
　　萧瑀的父亲是后梁孝明皇帝萧岿，姐姐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他本人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当时在朝廷的官职是尚书左仆射，仆射这个职务在唐初是真宰相。他的儿子娶的是唐太宗的女儿襄城公主，所以是天子的亲家。唐高祖李渊亲切的叫他“萧郎”。
　　这些理由当然很充分，长孙无忌比不上，长孙无忌的妹妹是唐太宗的皇后，这一点和萧瑀不相上下，他的儿子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长乐公主，这一点和萧瑀是伯仲之间，他本人是宰相和萧瑀地位相当，所差的是他的父亲没有当过天子。
　　房玄龄就更差一些，他的儿子房遗爱娶的是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是天子亲家翁，他是当朝宰相，也就是这两个方面和萧瑀相同。
　　唐太宗听了萧瑀的理由之后拍手大笑。
　　萧瑀的谱不算最大，比他谱大的另有人在，这便是李隆基在长安城西昆明池畔摆的一次谱。
　　那时候唐朝的皇帝还是唐中宗李显，李隆基在潞州担任别驾，他是以临淄郡王的身份前往潞州工作的，属于挂职锻炼。
　　唐中宗景龙四年年初，皇帝要举行祭祀南郊大典，李隆基从潞州回到京城，那时候他住在隆庆坊的五王宅，二十六岁，风华正茂，因为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家中叫他三郎。
　　晚春的天气暖风醺醺，撩人心醉，正是出外踏青的大好时机，李隆基也出去春游，到大自然中放松心情。他的打扮与众不同，身穿战袍，头戴兜鍪，骑一匹骏马，肩上架着一只苍鹰。骏马、苍鹰是李家老一辈皇帝的爱好，如今传到了李三郎身上。
　　李隆基架鹰骑马出了长安城西面的金光门，目的地是昆明池。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这是杜甫晚年回忆长安时写下的诗句。昆明池开凿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当时汉武帝准备征战越巂的昆明国，昆明国有一个滇池。为了使汉家的士兵熟悉水战，武帝下令在汉长安城南开凿了昆明池，并用巨石雕刻了三丈长的鲸鱼放在水中，据说“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说是一到雷雨天，这石鲸就会吼叫，胡须和尾巴都会摆动，那是想象。和这只石鲸相似的另一只石鲸在汉建章宫太液池遗址出土，有一段时间被安置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水池中，完全是那种写意风格的雕塑，简洁、浑厚、粗犷，只不过天雨不叫天旱不恼静静的躺在那里供某些游人骑踏。昆明池的建造者还在东西两岸分别树立起两座石像，一座是牵牛，一座是织女，石像中间的昆明池就成了天上的银河。
　　到了唐代，昆明池的面积尽管已经缩小，但仍然是长安城外一处大的水面，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打算把昆明池纳入自己的花园之中，他父亲说昆明池周围的百姓们靠在湖中打鱼为生，这地方不能给你。安乐公主一赌气强行圈下四十七里农田修建了定昆池，要把昆明池压下去。
　　昆明池是唐长安城西的主要游览胜地，李隆基来到湖畔，看见一群青年正在那里摆下酒席，准备一醉方休，就走上前去也想凑个热闹。这群年青人都是城中达官贵人的子弟，自然有着自己的小圈子，猛然闯来一个生人便觉得很扫兴。他们想把李隆基挤走，就想到咱们都是京师有名的门第官宦子弟，只要摆出谱来就足以让这个不速之客无地自容灰溜溜的走人。于是这些年青人中有人端起一杯酒提议说，今天咱们应该先报出自己家族的官品再喝酒。
　　酒杯递给了李隆基，在自报家门这个问题上李三郎毫不犹豫，只听见他高声说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某。”
　　爷爷的爷爷是唐高祖李渊，爷爷的父亲是唐太宗李世民，爷爷是唐高宗李治，父亲现在是安国相王也曾当过皇帝，本人是临淄郡王李隆基。
　　这个谱太大，属于天大的谱，在场的青少年没人敢比干脆走为上计，等李隆基将杯中的就一饮而尽后四下一看，周围已经空无一人。李隆基仰天大笑，一连喝下三大杯美酒后跨上马架上鹰回府去也。
　　三个月后，李隆基又穿上了战袍，不过这回不是去游玩，而是提剑入宫诛杀韦氏，把国家权力夺回来交给自己的父亲李旦。唐睿宗李旦是个过渡，两年之后李隆基成为皇帝
46、闲话三皇五帝（作者莫邪82） 以前提起“三皇”这个名词时，常被搞得晕头转向一头雾水，因为从古至今各种典籍里对此的记载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汉的纬书里说是天皇、地皇、人皇，《春秋运斗枢》里说是伏羲、神农、女娲，《帝王世纪》中又说是伏羲、神农、黄帝……但是我最初记下的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奉为圭臬的还是语文课本上的一条注释：伏羲、燧人、神农。编者毅然决然的语气，就好像在告诉人们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当时年幼无知，还没有聆听过孟老夫子“尽信书不如无书”超然智慧的教诲，于是对此说奉若至明深信不疑，每每在其他书里看到祝融、女娲之类的说法便洋洋自得，以为发现了作者的无知，后来才沮丧地发现，原来无知的是自己。
　　但不管怎么说，能进入“三皇”大名单的人物无疑都是上古时期最负盛名智慧超群的领袖人物，通过描述他们功绩的传说，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处处充满了神怪色彩而且众多相互抵牾之处，但这恰恰正是一个民族在解释他们肇兴之初的历史时必然产生的结果。上古的神话传说也许并不可靠，但我们总能从中捕捉到一些事实的影子，并在脑海中重构出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态图和史前不同文化阶段的特征。而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也大抵成了后世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一个民族如果缺乏了这种浪漫和美丽，他们最初的历史将是苍白的。
　　和“三皇”一样，“五帝”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不过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好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说法更为人们所熟知，在这里也就以此为基础略谈一下吧。
　　先说说黄帝。他老人家的大名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如雷贯耳。几千年来，他早已代替了造人的伏羲和女娲被人们推崇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高高地供奉在了神龛上。而与三皇相比，黄帝身上的神异色彩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不同凡响首先就体现在出生上：“黄帝……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於寿丘”。司马迁平平淡淡的一句“黄帝者，少典之子”显然让后人十分担心，为了避免埋没这位老祖宗的丰功伟绩千秋大业，让我们今天有幸看到他出生的“真相”，这段话赫然出现在《史记》正义中。
　　但这也怪不了谁，总结一下人们对自己顶礼膜拜的圣人们的描述，我们很容易发现，圣人出生之前，他们的母亲看到天文奇观或梦到神仙怪兽的几率总会大大提高，当然，也有不少的圣人要可怜巴巴地在娘胎里待上个三年五载（但待的时间长了好像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事，比如《东周列国志》里那个在老妈肚子里闷了整整四十年的褒姒）。除此之外，圣人们通常还要从小到大都显得与众不同，比如在描述皇帝出生时表现得相当克制的太史公就很快在下文中让他没几天就学会了说话，也是五帝中的帝喾，则“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基本接近怪胎一类。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将这些圣人描述成怪胎的同时，通常还不忘了把他们深深憎恨的与圣人对立者渲染成一个怪兽。
　　黄帝的一生多姿多彩，忙碌不堪。那个时代，诸侯相互侵伐，各部落之间争霸不休，黄帝的有熊部落处在实力雄厚的神农部落和九黎部落之间，腹背受敌，于是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原则，先在阪泉之野击溃了炎帝姜榆罔，然后挥师西进，与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于涿鹿之野展开大战。这是中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一次大战，后来的人们用极端浪漫的思维把它描述成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之搏。于是，我们在这场大战中看到了风神雨神九天玄女甚至指南车，不由得对祖先们惊人的智慧深感崇拜。搞笑的是现在有人竟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奇妙的想法，认为此次大战其实是史前的一次星际战争，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蚩尤成了智能机器人，玄女应龙成了宇宙飞船，蚩尤坟上的赤气成了外星人在寻找黑匣子，让吾辈为自己贫乏的想象力深感惭愧。
　　擒杀蚩尤以后，黄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他的统治期间，不但东征西讨，保境安民，而且创造了众多伟大的发明，譬如舟车、算术、兵器、音律——但是从考古学的发现我们得知，至少在八九万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懂得了区分音阶和调整音高。尽管有关黄帝传说中的这些功绩都未必属实，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当世之时，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食可裹腹、衣可敝体的简单物质保障，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史在这个时候遇到了第一次大发展的契机。
　　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自豪的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但我们会奇怪的发现，这里的炎帝竟然排在了黄帝的前面。从各种传说与记载看来，似乎并不足以令人景仰且后来被黄帝征服了的姜榆罔是无法胜任这个位置的。也有人认为史书上“欲侵陵诸侯”的炎帝其实是蚩尤，因为蚩尤曾打败姜榆罔，按当时的习惯他完全有可能在夺取战败方一切物质遗产的同时将炎帝这一称号也据为己有，但由此推论而认为“炎黄”之炎帝实指蚩尤则比姜榆罔的说法更不具说服力。所以，不少人又更愿意相信，“炎黄子孙”中的炎帝其实是指比黄帝更早五百年的神农氏，但若如此论，伏羲燧人等何以处之？真是论点种种，不一而足。很多时候，前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成了千古之谜，后人考据索引，探幽寻微，发思古之情，暗砭当世之事，真真是乐在其中。
　　黄帝驾崩后，葬于桥山。至于其具体过程，某些无比尊敬和崇拜他的后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描述：黄帝在位的第一百个年头，跑到桥山去铸鼎，鼎成之日，突然天降黄龙，黄帝便和随行的几十号人一同乘龙而去，只剩下一堆福薄命浅仅仅抓到龙须而跌落回地的人沮丧的埋葬了黄帝留下的衣服，成了今天的黄帝衣冠冢。
　　黄帝升天，颛顼即位。这个名气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君主实在没能给人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他所做的比较有名的一件事大概就是逼令九黎族禁绝巫教，顺从黄帝族教化并且引起共工怒撞不周山。这时早已沉寂了几百年的女娲又冒了出来，用五色石补天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她遗漏下的一颗顽石后来吸取日月精华灵异大增，然后跑到恋恋红尘中悠悠逛逛转了一圈，留下了一段千古共叹万人同嗟的悲剧故事。
　　除此之外，颛顼帝还有一个不算是什么功绩的“功绩”，那就是他在位期间颁布了一项足以让当时的大男子主义者额手称庆，让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气得脸色发紫的规定：天下所有的女人在路上碰到男人时都要恭恭敬敬的让路，否则将被发配边荒。这位伟大的君主受了什么刺激想出了这么一条荒唐的政策我们无从获悉，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女人的日子已经不是那么好过了。
　　颛顼死后，他的侄子帝喾接替了帝位。像他的叔叔一样，帝喾也被后世的学者们冠以了英明伟大的帽子，但估计许多人翻遍史书也没有发现他到底伟大在哪儿。如果一定要说他对中国历史有什么重大的贡献，可能生出商周两朝的始祖勉强算是一条吧。但是真要较起真来，我们又会发现，他的次妃简狄是吞了玄鸟蛋生下了契，元妃姜原是踩了巨人的脚印怀上了弃，所以这个两朝始祖的父亲好像也只是个挂名的。（远古时代的历史就是这样，读史书的记载，有些东西一眼就看出是胡扯，其他的就不知虚实多少了。在这方面考古学意义重大，只可惜目前连夏的存在还无确证，任重道远啊。）
　　在帝位上庸庸碌碌了几十年后，帝喾逝世，他的儿子姬挚代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昏君没掌几年权就发现形势不妙，于是非常聪明地带着群臣跑到唐部落禅位给他的弟弟伊祁放勋。就这样，五帝之中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尧帝闪亮登场。
　　尧帝即位后安抚百姓、会盟万国，并且根据日月星辰创造了历法。但是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还是为自己的子民选择了一位伟大圣明的继承人——舜。为了考察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这里有个问题，尧是黄帝的五世孙，而舜是黄帝的九世孙，按后来的宗法礼教这场婚姻里混乱不堪的辈份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圣人，人们只有对此含混不清一略而过，即便要说，那也是圣人特有的而常人不可企及的英明决定。
　　尧也当了近百年的首领（真不知那时的人是怎么养生的），但在他在位的后半段，大权基本上都已移交给女婿舜。按照儒家学派的说法，君子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奇怪的是，儒者们热烈推崇的大圣人舜却似乎刚刚做到修身，就进行不下去了。众所周知，他的家庭里，继母阴狠刻毒、异母弟卑劣可鄙，连亲生的老爹都失心疯。不过圣人终究是圣人，舜对爹娘无耻的迫害不仅不以为仵，反而孝顺如故，于是这一做法受到后世道学家们热烈的追捧，并把他的“孝感动天”放到了“二十四孝”的首位。老实说，我看“二十四孝”的时候，除了郭巨埋儿之类变态的行为外大部分还是能够接受的（你可以说里面神怪色彩太浓，但那些孝子们的精神大多无可厚非），但对我们伟大的舜帝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孝行却始终是疑惑不解，更奇怪的是尧帝居然因此而动了重用他的念头。
　　舜帝掌权后举“八元”、“八恺”，流放“四凶”，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威望建立了一个强大有序的政府，同时，和他的老岳父一样，他也在晚年将政权痛快无比地交给了一个被大家认为道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
　　尧舜禅让之说历来流传甚久，并被儒家学派一而再地津津乐道。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非常小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两个事件时，就很容易发现不少疑点。比如舜的“举十六相、去四凶”，无异于扶植亲信、排除异己；尧被架空后像软禁一般看着女婿大权独掌，发号施令；而后来舜退位之后也逃难似地跑到了荒远的苍梧，并死在那里。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不知所以然，如果偏要坚持所谓的“禅让说”，我们只能解释为尧有自闭倾向而舜是个旅游狂。
　　当然这是按照后来的生活水平说的，如果按韩非的说法，那时的君主根本就是标准的劳动模范，吃粗粮咽野菜、住茅屋穿兽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披星戴月、劳碌一生，在韩非子绘声绘色的描述下，禅让制披着的光鲜夺目的外衣立刻被撕得粉碎。
　　尧舜禅让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今天已经不可得知，但不管你愿意相信哪种说法，都不得不承认，人们把退位让贤当作最正统的说法决不是偶然的，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圣人去尊崇和膜拜，如果这种圣人不存在，那就要制造一个。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回顾完这段遥远的上古史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那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好像生活在一个安逸平静的人间天堂里，这与其说是一段真实的存在，不如说是后人寄托的一种愿望。三皇五帝时代已经太遥远了，所以人们愿意相信一切美好的说法，在一人独尊的君主集权时代，追慕一下先人高尚的情操或以亡国暴君的下场作为警戒大概是约束君主行为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了。到这里，有件事算是明白了，颛顼和帝喾为什么英明伟大？因为他们勤政爱民啊，所以即便在位期间没什么大功业，用这一点来教育后世君王们也足够了。
　　舜帝禅位后，夏王朝的开创者禹接过了权杖。十三年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帝位，按咱们历史课本的说法，这叫奴隶社会的开端。通过一些书籍的描述，不少人对奴隶主的残酷和野蛮不寒而栗。但人性中贪婪的成分是自古就存在的，当利益开始冲突而又无法调和时，斗争甚至流血就无法避免，因此，这种表面上从乐园走向地狱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必然。
47、怕老婆的历史（作者六朝人物） 怕老婆的男人们，你们并不孤独。
　　 古代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按照古圣先贤的设计，女人只有“三从”的份儿：从父、从夫、从子。不过中国人又素有“柔弱胜刚强”的哲学观念，不知是不是因此，怕老婆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
　　 据袁枚考证，怕老婆——“惧内”——始于专诸。他引《越绝书》称：“专诸与人斗，有万夫莫当之气，闻妻一呼，即还，岂非惧内之滥觞乎？”。
　　 《越绝书》的记载是这样的：伍子胥看见专诸正要跟很多人打架，妻子出来叫他，马上乖乖回家了。子胥很奇怪：一个有万夫莫当之气的大汉，怎么会被一个女人拿住？专诸告诉他：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后来专诸被伍子胥推荐给吴公子光（阖闾），刺杀吴王僚，自己亦当场被杀。这个专诸真称得上“铁血柔情”了，他那段表白，也给后世怕老婆的男人提供了很不错的“理论根据”。
　　　　但这肯定不是怕老婆的源头。那位为博爱姬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拿国家大事开玩笑的周幽王，能说不怕老婆么？
　　　　其实还有更早的：传说，舜是黄帝的后裔，他的父亲瞽叟当然也是，可是这位“黄帝子孙”实在昏的不像话（他的名字就是“瞎老头”之意）。因为宠爱后妻和小儿子象，怎么看舜都别扭，三番五次地想杀死舜。他要是不怕老婆，为什么要跟亲生亲养的好儿子过不去呢？ 　　
　　 男人为什么怕老婆？清朝小说《八洞天》中，作过有趣的阐释和分类：怕老婆种类有三，也就是“势怕”、“理怕”和“情怕”。
　　 　“势怕”又有三：一是畏妻之贵，仰其伐阅；二是畏妻之富，资其财贿；三是畏妻之悍，避其打骂。
　　“理怕”亦有三：一是敬妻之贤，景其淑范；二是服妻之才，钦其文采；三是量妻之苦，念其食贫。
　　“情怕”亦有三：一是爱妻之美，情愿奉其色相；二是怜妻之少，自愧屈其青春；三是惜妻之娇，不忍见其颦蹙。
　　　　概括一下，原因就是：因能力或地位低下而怕、因愧而怕、因爱而怕。
　　　　还有一个奇妙的现象：越是两头（处境特别好或特别坏），越怕老婆。
　　　　生活困窘的男人怕老婆好理解，他们本来就有娶不到老婆的危险，好歹娶到了，又要防着老婆跑掉，而且让人家跟着受穷，自己也没有不怕的底气，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例子。
　　　　最穷、也最怕老婆的，当属赘婿了——今天的“入赘女婿”的日子多数也不好过，但比起古代来，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天堂了。
　　　　古代的赘婿，地位等同于奴隶，据贾谊说：赘婿的由来是商鞅变法的结果，为了鼓励人口增长（也就是增加为国君打仗的“炮灰”），商鞅厉行小家庭制，男人长大必须离开父母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家产可分，穷人没法独立成家，只好给别人当赘婿。其实，《史记　滑稽列传》就记载淳于髡“齐之赘婿也”，《战国策》更说姜子牙也是“齐之逐夫”。可见赘婿的历史很古老，商鞅变法不过是以国家机器强力推行，是这一现象更为普遍而已。
　　　　因为赘婿是“卖身为奴”，地位极其低下，妻子犹如奴隶主，呵斥打骂，都是常有的事，想不“惧内”，简直难比登天。更悲惨的是，赘婿们没有任何家庭权利，当牛做马一辈子，等到老而无用，往往被一脚踢出，连儿女都不承认他们。在家庭中如此，在社会上更甚，每到全国战争动员时，被征发的几种人中就少不了赘婿。
　　　　另外一极——达官贵人——怕老婆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也很正常，这个级别的男人都很注意影响，都很要面子，这个软肋一旦让人家拿住，也只有乖乖听话，如果这男人的地位是靠老婆的裙带关系得到的，那就更没跑了。
　　　　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个流氓皇帝，可谓六亲不认，可是他也怕老婆——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家闲逛的时候，老婆就能遥控他——他像孙猴子，老婆像如来佛，不管他到了哪里都别想出人家的手掌心。而且这个老婆是多么给他留面子呀：不说自己有跟踪追击的本领，反说他头上有五彩祥云缭绕。后来老婆又作了项羽好几年人质，他也不能不觉得有所愧疚，而且吕家为他打江山也很卖命，很立了一些功劳。
　　　　刘邦年岁大了，开始宠小老婆，但他也知道：小老婆是斗不过大老婆的，于是打算自己出面废了太子，让小老婆的儿子继位，也让吕后联合大臣抵制了。刘邦越来越害怕，只好在临死前跟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姓者不得封王。他也不想想：自己都不敢得罪的吕后，大臣们怎么得罪的起。
　　　　但是老流氓的这一手还是有效果，刘家天下后来没有姓吕，原因就是他埋下的这颗地雷。
　　　　汉家天子中，怕老婆冠军一定是汉成帝，这个平庸的皇帝遇到了致命克星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这对姐妹中名气大的当然是姐姐，“燕瘦”还是中国美女的一个标准类型。但这位姐姐其实只不过是个风流成性的大花瓶，真正的“尤物”还是妹妹赵合德。在她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强力攻势下，老实的汉成帝只有乖乖认输的份儿，听任这对姐妹给他带了无数顶绿帽子。最后还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合德床上。
　　　　东汉男人稍微松了口气（班昭的《女诫》就诞生在这个时代），可是好景不长。魏晋时期，蔑视礼教，妇女再次扬眉吐气。
　　　　晋惠帝是个傻瓜，他的老婆——皇后贾南风尽管又黑又胖又矮，可是威风的不行，自己乱搞不说，还引起了“八王之乱”，把江山都给玩丢了。
　　 到了东晋，男人的处境也并不更好些。东晋第一位“风流宰相”王导，养了个小老婆。这天正在高谈阔论，突然有人来报大事不好，他“包二奶”的事被老婆知道了，正在赶来问罪。王导赶紧飞快地赶着牛车逃避。
　　　　……飞快地赶着牛车？是呀，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当然，你的疑问也没有错：牛车能“飞快”到哪里去？所以王总理很着急呀，麈尾（当时绅士们的文明棍，类似拂尘）也当了鞭子用，偏偏车辕很长而麈尾很短，牛屁股够着很费劲，自己急的要命，旁人笑的要死。后来有人编了个段子，建议将来要给他加九锡，有两种东西是一定要给的：短车辕、长麈尾。
　　 桓温平定西蜀后，也以权谋私，养个小老婆。大老婆是位公主，金枝玉叶，脾气也火爆得很，知道消息，带领数十个侍女丫鬟，提着明晃晃的刀杀将过来。平时威风八面、连皇帝都“不尿”的桓大司马声都不敢出。幸亏小老婆实在可人，竟叫大老婆不忍下手，还说：真是美人儿，我见犹怜，何况那个老东西！
　　 谢家也有怕老婆的光荣传统，谢安本打算一辈子卧居东山的，但老婆受不得这个寂寞，闹得很凶，谢安不得已出来作官，周旋于桓温门下，受了不少窝囊气。后来又摊上前秦大举进攻，要不是运气极好，拣着了“淝水之战”这个大便宜，“亡国罪人”是当定了。
　　　　到了曾孙谢朓，家运已经败的差不多了，但这个传统可是发扬光大。谢朓的妻子是大将王敬则的女儿。皇帝猜疑王敬则要谋反，派了个平东将军，打算办他。王敬则也明白：“东边除了我还有谁？还不是‘平’我！可我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联络员到了谢朓这里，要求他共同行动。一边是皇帝，一边是老丈人，谢朓左右为难是可想而知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最终他倒向了皇帝，出卖了老丈人。王敬则仓促起兵，终因众寡难敌失败。
　　 乱子平定后，皇帝赏谢朓之功，迁尚书吏部郎。可能是因为终究不能无愧于心吧，谢朓连连上表辞让，皇帝不许。还有人说风凉话：这么芝麻绿豆大的官，有让的资格吗？谢朓“小人”是没跑了，名誉受损是当然的，更糟的是后院还起了火。谢朓的妻子恨死了这个出卖父亲的白眼狼，“常怀刃欲杀朓”，吓得“清发小谢”天天不敢回家。谢妻这样做，立场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是这股敢爱敢恨的劲儿值得佩服，不愧是将军的女儿。 　　
　　 与此同时，北方男人也是“水深火热”。西晋末年，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后，原来汉人颇为得意的妇人之道被冲得七零八落，妇女们未免有点扬眉吐气。俗语云：北朝嫁妇，先教使妒。男人原有的纳妾等“正当权利”，至少被剥夺了一半。
　　　　男人怕老婆，以隋唐为最。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给这个时代注入了漫漫胡风，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颇有“当家做主”之态，十分“妒悍”。
　　　　不但普通人怕，连皇帝也怕。而最著名的“母狮子”恐怕要算独孤皇后了。中国历史上，共有三位独孤皇后，即北周明敬皇后、隋文献皇后和唐元贞皇后(丈夫李昞即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她不能算真正的皇后，而是儿子发迹之后追认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她们是亲姐妹，她们的父亲“三朝国丈”就是西魏北周宰辅独孤信。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即使“宋氏三姐妹”也无法与之比肩。这里要说的是“独孤三姐妹”中的老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
　　 史称：独孤皇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知书达理，就是奇妒无比，结果是“帝甚宠惮之”。“宠惮”这个词很有意思：又爱又怕。与后来的武则天一样，她也争得了跟皇帝同样的地位，“宫中称为‘二圣’”。但她比武则天要温柔一些：隋文帝每次上朝，她总是同辇而进，不过她并不与皇帝共同听政，而是待在后阁里，派宦官在一旁监督，一旦认为皇帝有什么失当，马上递条子。退朝后，再一起返回寝宫，很有些“双宿双飞”的浪漫和温馨。
　　　　不过她这样做，除了要做“贤内助”，更重要的原因是看着皇帝，不让他乱来。这个防范措施效果很好，“后宫莫敢进御”。
　　　　但就是把皇帝当贼一样防着，也难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隋文帝不知怎么觅得一个空档，偷偷“幸”了“有美色”的尉迟迥的孙女。独孤皇后发觉后，怒不可遏，趁着隋文帝听朝的机会，杀死了这个“狐狸精”。
　　　　隋文帝这回真生气了，可是天子一怒，不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是离家出走：“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馀里”，看样子连皇帝都不想干了。这下大臣慌了，高颎、杨素赶忙追赶，扣马苦谏。隋文帝委屈得要哭：“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一不留神，道出了一句千古名言——据说，这就是“自由”一词的最早出典。高颎劝慰：“陛下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连江山都不要了呢！”这种时候，恐怕也只能说这样的话。好说歹说，闹到半夜，总算把皇帝劝了回来。独孤皇后也知道这回闹大了，痛哭流涕地认错，隋文帝的面子找回来了，高颎、杨素在一边活稀泥，大家还热热闹闹地喝了一顿酒，“极欢”，那个可怜的尉迟美人就算是白死了。
　　　　但是高颎没有想到，他那句劝解的话却已经留下了祸根——独孤皇后是很不容忍被人轻蔑地称为“一个女人”的——后来他就死在独孤皇后手里。
　　　　进入唐朝之后，一世英雄的唐太宗李世民偏有一个窝囊儿子李治，偏又是这个儿子继承了皇位，而且他偏偏还娶了世界上最强悍的女人，于是，皇帝惧内故事又在唐朝有了更辉煌的续篇。李治的贤内助表现更加出色，心也更黑，手更辣，不仅管皇帝的后宫，而且大模大样地把手伸到了前台，替高宗皇帝管了天下，连上朝都要并排坐，“朝中并称二圣”，甚至在丈夫死后，公开做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这就是武则天。当然，到了这个境界，就不止是丈夫怕了，天下所有男人都得怕。
　　 唐中宗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老三，前两个哥哥都让母亲弄死了，他能活下来也很不容易。说起来，这恐怕还是因为他性情懦弱、没什么本事。
　　　　可是“没用”救得了他一时，救不了一世。他老婆韦后也想做第二个武则天，不但专权，还给他绿帽子戴，中宗却只好装聋作哑。说起来，这个怕还是有些动人的：当初他倒霉的时候，韦氏陪他度过了艰难岁月，可谓患难夫妻。李显很感动，对韦氏许愿：“等我重见天日，你想干什么我都不管。”他还真是说到做到，老婆也真不拿他当回事，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韦后把情人武三思叫到宫里，两人坐在御床上玩“双陆”（赌博游戏），一边打情骂俏，中宗呢？可怜巴巴地在旁边给他们算账。这不管怎么说都太过分了。
　　　　结果宫中的乐人臧奉就敢在酒宴上当着他的面唱道：“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也是著名的“惧内高手”，外号“裴怕婆”），内里无过李老。”大家呵呵大笑，韦后还赏了臧奉。至于中宗笑得是不是有点苦，不得而知。
　　　　就是这么老实听话的皇帝，韦后终于还是觉得碍眼。于是中宗这倒霉蛋，虽然逃脱了母亲的毒手，却窝窝囊囊地死在了另外最亲的两个女人——妻子和女儿手里。
　　 另一位因为怕老婆而被人公然取笑的唐代皇帝是唐肃宗李亨。其实李亨倒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包羞忍辱了十多年，好歹保住了继承人的身份，趁着安史之乱，逼死杨家兄妹，抢了老子的皇位，算是老谋深算的“无毒不丈夫”了。可是他就怕老婆张良娣（后来做了张皇后），以致也被老百姓编段子取笑：“张后不悦上为忙。”——张后不高兴，皇帝就急得上窜下跳。怕的原因挺复杂：一方面是感激——张良娣可是跟着他担惊受怕过来的，而且还在坐月子，就已经在为战士们缝衣服了；另一方面是这个女人的个性和意志可比他要强得多。这个怕也是有些动人的，但是结果却很坏：为了怕得罪这个老婆，他把自己的好儿子都杀了。
　　　　俗话说：楚王好细腰，四方多饿死。皇帝老儿“率先垂范”，“怕老婆”一时蔚然成风。“吃醋”的典故便源自唐代名臣房玄龄之妻。高宗时的吏部尚书杨弘武，经常给些莫名其妙的人授予官职。唐高宗觉得有些不像话了，问他怎么回事。杨弘武倒也老实，回答说：我的老婆韦氏特别凶悍，昨天特意嘱咐让我给人家这个官职，我不敢不给，否则后患无穷。还有个陆慎言，在做县令的时候，老婆朱氏，居然公开替他治理县境，心贪手黑，老百姓称之为“胭脂虎”。唐代杂记说：“大历（代宗年号）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俨然成为了一时风气。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唐末。宰相王铎出镇抵御黄巢，却带着小妾。大老婆闻讯追来。王宰相慌了神，忙问幕僚：夫人北至，黄巢南来，何以安处？
　　 幕僚慢吞吞地答道：不如降黄巢。 　　
　　　　作皇家驸马攀龙附凤，对男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作驸马也是个苦活儿，而且很有职业风险。所以唐玄宗时的道士张果（也就是后世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说：娶公主，甚可畏。
　　 有出老戏叫《打金枝》，讲的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借酒壮胆，痛打老婆升平公主的故事。
　　 升平公主嫁到郭家后，不改往日金枝玉叶的做派，动不动颐指气使。郭暧十分不满，但碍于身份，平日倒也不敢造次。这天郭暧多喝了几杯，跟升平公主拌起嘴来，有道是“酒壮怂人胆”，他吐出句大逆不道的话来：你老爹是皇帝怎么样？我老爹还不稀罕作！
　　　　这可不得了，公主立即回到娘家找自己的爹爹代宗皇帝去哭诉。幸好皇帝还明白，说：人家说的也没错呀，要是你老公公真有那个心，咱家的天下早没了。
　　　　郭子仪知道儿子闯了大祸，连忙把郭暧捆到皇宫请罪。代宗安慰他：不哑不聋，不作家翁。小夫妻闹闹别扭，不是什么大事。最后，在皇帝和郭子仪的调停下，小夫妻才和好如初。
　　 这个郭暧为天下所有惧内男人出了口恶气，结果也皆大欢喜。不过别的驸马爷可就没这样的好运了。唐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都养有男宠，做她们的丈夫，除了忍气吞声，简直毫无办法。
　　　　其实早在东汉，就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子。西域英雄班超的长孙班始，尚阴城公主，成为东汉驸马，然而就是这场攀龙附凤的婚姻注定了他的不幸命运。阴城公主（汉顺帝的姑妈）骄横无耻，不但公开淫乱，还对班始百般侮辱，班始到底是英雄的血脉，忍无可忍，拔刀杀人。结果被腰斩，连带他的同胞兄弟姐妹也都被杀弃市。
　　　　房遗爱是唐初名臣房玄龄的二儿子，又娶高阳公主，作了李世民的驸马，算得上风头无限的贵胄了，可是他的不幸正在于此。他老婆与和尚辩机私通，还生下儿子，为了换取他的“谅解”，另外给他找了两个美女作为“补偿”。太宗知道后大怒，腰斩辩机。可是高阳公主好像就是喜欢和出家人一块体会“几宗罪”的快感，又搭上了和尚智勖等数人。不但如此，房玄龄刚死，高阳公主就闹着要求丈夫和大哥遗直分家，弄得不可开交，影响极坏，兄弟两个都被贬官。老弟怨恨皇帝，卷入了谋反阴谋；老哥怨恨老弟，马上予以揭发。房遗爱被抓后为了活命，又咬出吴王李恪，结果是玉石俱焚，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唐高宗“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
　　　　有道是“德风草偃”，王公贵族如此，普通老百姓也是上行下效。唐朝的婚姻观念很开放，《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跟现在的“感情破裂”完全一样。当然，唐朝到底还是男权社会，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但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男人还在离异书上写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从这个“一别两宽”看，男人也很有些“解放了”的轻松感觉。
　　　　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当时的地方官正是著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这位素以刚正倔强著称的大儒自然很看不过去，于是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大意是丈夫是好男人，媳妇不是好女人，“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倖甚多”。最后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判决离婚，任这个女人改嫁。 　　
　　　　唐朝灭亡，又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男人们——野心勃勃的军阀和残暴粗鲁的大兵——再次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让男人又怕又爱的女人也并未绝种。
　　　　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位妓女，男主角是一个大兵，这是一个古代版的“美女和野兽”的故事。妓女侯小师艳名远播，一个小军官是她的常客，但是真正的男主角不是这个小军官，而是他的跟班王景。这个地位低下的大兵没有享受艳福的机会，但却把侯小师记在心中。这场动人的单相思有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如果“结局”真的是“结局”的话）：后来王景不断立功、不断升迁，直到成为石敬瑭的大将。石敬瑭即位时，为了笼络他，要给他一些赏赐。王景这回“终于可以说了”，表示别的都不要，只要求娶侯小师为妻。石敬瑭哈哈大笑：已经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了，居然要个婊子！不过儿皇帝还是成人之美，把侯小师赏给了他。
　　　　“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言情小说一定会这么结尾，可惜生活不是言情小说。尽管王景一片痴情，尽管侯小师妇随夫贵，作了国公太太，可是侯小师还是看不起这个土里土气的大兵。她不但移情别恋，还把王景的金银倒贴给情夫。王景呢？却“知而不怪”，真不知是该佩服他的一往情深，还是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到了宋朝，我们还可以见到这种流风余韵。此时出现了与“吃醋”堪称双璧的“狮吼”。
　　　　“狮吼”的典故，源自苏东坡嘲弄好友陈季常的诗：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陈妻柳氏，郡望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苏东坡人很好，才很高，就是比较风流，陈季常的老婆柳氏生怕把丈夫带坏了，不怎么给他好脸。于是苏赋诗一首，本不过是发发牢骚、开开玩笑，却没想到“苏子文章天下闻”，陈季常从此名闻遐迩，成了怕老婆的典型；柳氏更成为领先时代一千年的“女权主义者”。
　　　　南宋以后，理学发达，“怕老婆”不再是主流了，但还是有人怕。据“厚黑教主”李宗吾考证，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一个怕婆汉。
　　 戚继光统兵数万，威名赫赫，却每闻老婆大人驾到而惶惶不可终日。部下皆愤愤不平，纷纷表示要为大帅摆平这个泼妇。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发誓欲杀之。未己，夫人至，见大帅，昂然曰：“唤我何事？”
　　 戚大帅色变汗下，曰：“请夫人阅兵”。
　　　　清朝野史也记载了一段怕老婆轶事：
　　　　勤果公张曜，为一时名将，勋名赫然。其妻“美而才”，他是个老粗，“就夫人学，执业如弟子。夫人时诃骂之，公怡然也，后遂通知文史”。后任山东巡抚，与属吏辄言其夫人之能，还问大家：“汝等畏妻否？”有人答以不畏，巡抚大人正色曰：“汝好胆大，妻乃敢不畏耶？”这位张大帅怕老婆，看来是“理怕”——服妻之才。 　　
　　　　最有意思的怕，当数“怜妻之少”了。当然能做到这步的男人，往往有权有势有钱，可是再怎么样，也没法子“向天再借五百年”。自己鸡皮鹤发，精力不济；少妻青春年少，娇艳可人，“老夫”一来心虚，二来气短，难免不百依百顺。有一曲《桂枝香》，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此类男人的模样：“爱她娇面，怕她颜变。为甚俯首无言，慌得我意忙心乱，看春山顿锁。春山顿锁，是谁触犯？忙陪欢脸，向娘前，直待你笑语还如故，才教我心儿放得宽！”
48、借曲谈史二则（作者秦大路） 古人云：“王道举，礼乐兴”。如今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倒是很顺应这个说法。“王道”与“礼乐”并举共兴，古今皆同此道。这种盛世荣光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2005年春节晚会的大舞台上挂了一副气势恢弘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为：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下联为：纵横九万里，锦绣中华兴未来；横批为：盛世大联欢。这幅对联是否为佳作且不去论他，单就其包藏宇内、舍我其谁的气势，足以让不少人热血彭湃一番。当然，热血彭湃之后，曲终人散之后，“恺撒的归恺撒，洒家的还洒家”（大路一朋友语），现实立即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因而，所谓盛世的华舞乐章，有如大餐豪宴，偶尔为之尚可，毕竟不能让人酌饮经年。自古以来， 庙堂礼乐，往往相伴于王朝的兴亡轮替，并不能逃出“此时兴，彼时落”的宿命。而真正能够长久的是那些百代流传的如丝之琴瑟，若馨之筝鼓。譬如《梅花三弄》，譬如《十年埋伏》，两百年前有人听，两百年后仍然会有人听。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 “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王徽之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五、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 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 ，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发兵。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 “楚歌声” 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也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而如今，刘邦携天下之众，而自己众叛亲离。战乱日久，天下人心思定，势易时移，时局已非当年八百江东子弟起兵抗秦可比。项羽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朱光潜說：“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決和毅力把它们坚持到底。”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许这才是项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 六、江月何年初照人――《夕阳箫鼓》 　　
　　《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文曲，又名《夕阳箫歌》，此外还有《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有人认为《夕阳箫鼓》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浔阳琵琶》的曲名，即取自《琵琶行》中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事实上《夕阳箫鼓》的意境与《琵琶行》有较大差异。史上更多人认为《夕阳箫鼓》的音乐内容和其展示的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改编自《夕阳箫鼓》管弦乐曲，更是直接取名为《春江花月夜》。 　　
　　《夕阳箫鼓》的曲情基本来自《春江花月夜》的诗情。《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在初唐算不上是著名诗人，甚至不入《旧唐书》人物列传。《旧唐书》只是在贺知章的列传里简略的提到了张若虚。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一起被誉为吴中四士。贺知章是初唐著名诗人，张旭是书法大家，两人都是杜甫“饮中八仙”诗中的绝顶人物。相比之下，张若虚的名气远远不及与贺知章和张旭。《全唐诗》里只有两首张若虚的诗，除《春江花月夜》外，另外一首为《代答孤梦远》。 　　
　　张若虚虽不著名，但他拥有这首被后人称为“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足以使他在初唐至盛唐那个天才辈出的年代里占有一席之地。《春江花月夜》本为乐府旧题，属乐府清商曲，据说此曲为陈后主叔宝所创，在隋唐时较为流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格调与境界远在同题的宫廷诗之上。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此诗一开始便立意高远，气势雄浑。从春江到海潮，从江树到花林，从月升到月落，从现实到梦境，张若虚给世人描绘出一副似幻似真的图景，苍茫深阔，静谧优美。“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四句，历来被认为包含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没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此诗结尾有游子思归、离愁别恨等情绪，虽略显感伤，仍不减大气。 　　
　　奇怪的是，从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诗评很少关注此诗，自然也无人承认它是一篇旷世杰作了。自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里才开始收录这首诗。明代钟惺在《唐诗归》中评价道：“浅浅说去，节节相生，使人伤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读，读不能厌，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 清代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中说此诗“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其自然独绝处，则在顺手积去，宛然成章。”清末王闿运在《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中评此诗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春江花月夜》的评价极高。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认为，该诗一脱宫廷空洞艳体之诗风，“清除了盛唐的路”，为雄奇壮美的一代盛唐诗风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启承作用。因而，“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 闻一多进而称之为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标志性诗作，兼具初唐气度和盛唐气象。博大，进取，宽容，唯美，已经成为唐朝的一种“时代气质”。身处初唐与盛唐前期的张若虚，其作品不自觉流露出时代的“脉象”，这是很自然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近来“盛世”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正如本篇引言内指出，春节晚会舞台上的大对联中的“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即是一例。有人甚至撰文提出，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盛世，即汉初盛世、唐初盛世和康乾盛世，并暗示中国即将进入中国历史上第四个盛世。 　　
　　大路看来，康乾盛世是不可以和汉唐盛世相提并论的。汉朝和唐朝的盛世，中国领先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而康乾时代，清朝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有值得称道的表现，老百姓的生活也较为丰足，但国家发展水平已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唐朝灿烂的文化相比，康乾盛世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时代之一。遍观有清一代，人们的思想和文化变得极为僵化而守旧，不见半点雄浑豪放的诗情，不见多少流传后世的大作。清朝的悲剧性结局难道与康乾盛世时的自我封闭、文字狱、思想禁锢毫无关联么？ 　　
　　《春江花月夜》只有一首，唐朝只有一个。《夕阳箫鼓》的琴声阵阵传来，绘声绘影，《春江花月夜》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之万千气象。 　　
　　附：春江花月夜
　　<唐>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七、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渔樵问答》 　　
　　《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可做古曲《渔樵问答》的妙解。 　　
　　《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存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写的《杏庄太音续谱》（1560年）。萧鸾解题为：“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近代《琴学初津》说此曲：“曲意深长，神情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橹声之欸乃，隐隐现于指下，迨至问答之段，令人有山林之想。” 　　
　　“令人有山林之想”固然不假，但此话并非正解。虽然此曲有一定的隐逸色彩，能引起人们对渔樵生活的向往，但此曲的内中深意，应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及“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兴亡得失这一千载厚重话题，被渔父、樵子的一席对话解购于无形，这才是乐曲的主旨所在。那么，他们的对话中到底蕴藏了什么玄理呢？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北宋一部奇书《渔樵问对》。琴曲《渔樵问答》与《渔樵问对》也许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前者通过渔樵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而后者则试图通过简洁的对话对世界做出根本性的哲学解释。《渔樵问对》的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渔父做为“圣者”与“道”的化身，由来已久。《庄子·杂篇·渔父》中曾记述了孔子和一个渔父的详细对话，对话中渔父对孔子大段阐述了道家的无为之境，孔子叹服，尊称渔父为“圣者”。 　　
　　屈原所著《楚辞》中的《渔父》一章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边，看起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屈原为何流落于此。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而被放逐到这里。渔父劝屈原该看破世人世事，不必“深思高举“。屈原不听，执意欲“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莞尔而笑，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歌子远去。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 　　
　　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的代表是东汉的严子陵，早年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李太白曾有诗云“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清代王士祯《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历史上“樵”的代表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常常上山打柴，靠卖薪度日，后妻子因忍受不了贫困而离开了他。有人说“樵”有禅意，这种说法待考。 　　
　　中国自古以来有渔樵耕读的说法。民间的屏风上常画有渔樵耕读四幅图。渔图和樵图画的分别是严子陵和朱买臣的故事。耕图和读图画的分别是舜教民众耕种的场景和战国时苏秦埋头苦读的情景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四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价值取向。其中渔为首，樵次之。如果说耕读面对的是现实，蕴涵入世向俗的道理。那么渔樵的深层意象是出世问玄，充满了超脱的意味。 　　
　　《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尘世间万般滞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中烟消云散。这种境界令人叹服，然古往今来几人能够？虽向往之，实不能也。 　　 　　
　　附： 《渔樵问答》之对话内容 　　
　　《渔樵问答》也是一首琴歌，由琴伴唱。这里录歌词如下： 　　
　　渔问樵曰：“子何求？” 　　
　　樵答渔曰：“数椽茅屋，绿树青山，时出时还；生涯不在西方；斧斤丁丁，云中之峦。” 　　
　　渔又诘之：“草木逢春，生意不然不可遏；代之为薪，生长莫达！” 　　
　　樵又答之曰：“木能生火，火能熟物，火与木，天下古今谁没？况山木之为性也当生当枯；伐之而后更夭乔，取之而后枝叶愈茂。” 　　
　　渔乃笑曰：“因木求财，心多嗜欲；因财发身，心必恒辱。” 　　
　　樵曰：“昔日朱买臣未遇富贵时，携书挟卷行读之，一且高车驷马驱驰，刍荛脱迹，于子岂有不知？我今执柯以伐柯，云龙风虎，终有会期；云龙风虎，终有会期。” 　　
　　樵曰：“子亦何易？” 　　
　　渔顾而答曰：“一竿一钓一扁舟；五湖四海，任我自在遨游；得鱼贯柳而归，乐觥筹。” 　　
　　樵曰：“人在世，行乐好太平，鱼在水，扬鳍鼓髡受不警；子垂陆具，过用许极心，伤生害命何深！？” 　　
　　渔又曰：“不专取利抛纶饵，惟爱江山风景清。” 　　
　　樵曰：“志不在渔垂直钓？心无贪利坐家吟；子今正是岩边獭，何道忘私弄月明？” 　　
　　渔乃喜曰：“吕望当年渭水滨，丝纶半卷海霞清；有朝得遇文王日，载上安车赍阙京；嘉言谠论为时法，大展鹰扬敦太平。” 　　
　　樵击担而对曰：“子在江兮我在山，计来两物一般般；息肩罢钓相逢话，莫把江山比等闲；我是子非休再辩，我非子是莫虚谈；不如得个红鳞鲤，灼火新蒸共笑颜”。 　　
　　 渔乃喜曰：“不惟萃老溪山；还期异日得志见龙颜，投却云峰烟水业，大旱施霖雨，巨川行舟楫，衣锦而还；叹人生能有几何欢。” 八、胡笳本自出胡中，响有余兮思无穷――《胡笳十八拍》 　　
　　以文采武功来看，曹操应该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个连魏武都欣赏倍至的人物，虽是女流，理应属绝顶人物。此人就是蔡琰。 　　
　　做为通晓音律的天才，她给后人留下了《胡笳十八拍》琴歌，名列十大古曲。文学方面，她留下了《东都赋》，《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杰作。郭沫若这样称赞《胡笳十八拍》， “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郭沫若还称《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而《悲愤诗》，近人以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相提并论。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蔡琰之父蔡邕，为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音乐家。蔡邕所著《琴操》一书，曾对《高山流水》、《广陵散》等名曲在后世的广为流传贡献甚巨。《后汉书·列女传》称蔡琰“博学而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在父亲的熏陶下，蔡琰自幼爱好音乐，并有较深的造诣。《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中说，“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 　　
　　蔡琰的一生十分悲惨。早年其父蔡邕因上书抨击朝政获罪而被流放。遇赦后，由于宦官仍然把持朝政，蔡邕担心被陷害，不敢回洛阳。就这样，蔡琰随着父亲亡命江湖十二年。蔡琰十六岁时嫁给河东卫仲道，不幸丈夫早死，蔡琰只好回到娘家居住。董卓被诛后，蔡邕由于t叹息董卓的命运，为司徒王允所不容而被杀。兴平年间（公元194—195 年）天下大乱。战乱之中，蔡琰为匈奴所掳，身陷南匈奴，为匈奴左贤王妻达十二年之久，并生有两个小孩。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知早年的好友蔡邕之女蔡琰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将蔡琰赎回，而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这段史实，被后人称为“文姬归汉”。蔡琰归汉后，悲叹自己命运多舛，如今虽然安定，母子却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在这种处境下，蔡琰写下了流传于世的《胡笳十八拍》。 　　
　　在曹操的安排下，蔡琰后来再嫁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了死罪。时值严冬，蔡琰“蓬首徒行”（即赤足），登门丞相府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而哀楚，当时满堂公卿名士，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我很同情你，可是判决文书已经发出，该如何是好？”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派快马把判书追回，免了董祀的死罪。并命人取过头巾鞋袜为蔡琰换上。 　　
　　后来曹操问蔡琰，“听说夫人家早年藏书甚多，战乱中都已丢失，不知还能回忆起来多少？”蔡琰答道：“早年先父留下的典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大概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回家后把能记起来的各卷书亲自写出来，送去与曹操的藏书核对，结果基本没有错误和遗漏。可见蔡琰才情之高。 　　
　　同时代的丁廙写了篇《蔡伯喈女赋》，其中内容为：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 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 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 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云。 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 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 羡荣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 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 　　
　　正如赋中最后两句“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所述，蔡琰的晚年相对平和安定。曹丕曾为丁廙这篇赋作《蔡伯喈女赋序》，序中描述简略的提到了文姬归汉，“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生逢乱世，早年家门不幸，再加上自己一生三嫁，其命运甚为坎坷。也许苦难是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源泉，正是这些旁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使得蔡琰给后人留下了传世杰作。她的成就，她的才情，丝毫不弱于建安七子。介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的陋规，《后汉书》中蔡琰不被单独列传，这使得她无法与同期其他历史人物并列。她的事迹也不入《儒林》、《文苑》等列传，而是被列于《后汉书·列女传》，篇名为“董祀妻”。《后汉书·列女传》中关于蔡琰的文字不多，但评价极高，说她“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蔡琰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因而她通晓汉、胡音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她在该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胡箔十八拍》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南宋灭亡后，全中国的汉人都做了亡国奴。南宋遗民诗人汪元亮为身在狱中的文天祥弹奏《胡笳十八拍》，以抒山河破碎之“无穷之哀”。这一时期，《胡笳十八拍》在前南宋的旧臣逸民间很快流传开来。根据《琴书大全》的记载，此曲引起了空前的共鸣。有人说，“怊怅悲愤，思怨昵昵，多少情，尽寄《胡笳十八拍》。”并出现了如“ 拍拍《胡笳》中音节，燕山孤垒心石铁”和“蔡琰思归臂欲飞，援琴奏曲不胜悲”等感怀旧国的诗句。 　　
　　《胡笳十八拍》只是一首琴曲，虽表达的是悲怨之情，但也是“浩然之怨”。宋亡后，也许正是有这类流传广泛的“不胜悲”、充满“浩然之怨”的曲子，才有了“心石铁”的坚持到底，从而使种族和文化的血脉不绝于缕，不断延续下去。八十多年后，当抗元的兵戈纵横于江南江北的时候，种族与文化终得以重生。 九、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汉宫秋月》 　　
　　《汉宫秋月》本是一首琵琶曲，后改编为二胡曲。《汉宫秋月》虽列十大古曲之一，但乐曲的历史并不长。乐曲要表达的主题不是很具体。不少相关文章对此曲解题时都模糊地称，此曲旨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幽怨悲愁的情绪。有的文章称，此曲细致地刻画了宫女面对秋夜明月，内心无限惆怅，流露出对爱情的强烈渴望。 　　
　　《汉宫秋月》很可能与《汉宫秋》有一定的关系。而《汉宫秋》是一出元末杂剧，作者是马致远。《汉宫秋》讲的是王昭君和亲出塞的故事。 　　
　　汉初时开国元勋多为布衣出身，而后妃、宫女也多出身微贱。基于这一传统，汉朝的宫女与嫔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每一位宫女都心存梦想，即有朝一日能获得被皇帝宠幸的机会。然而王昭君在宫中深居数年，却连皇帝的影子都没见过。 　　
　　葛洪的《京西杂记》中介绍了一则在后世广为流传的故事。宫廷画师毛延寿因向王昭君索贿不成，就在王昭君的画像上点了一颗痣，使王昭君的相貌显得比较普通。由于宫女太多，汉元帝只凭借画师呈上的画像上来选择宫女。这样一来，原本拥有惊人美貌的王昭君就淹没在众多的宫女里了。此为野史，不足为信。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王昭君之所以自愿远嫁匈奴，是由于“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与其在宫中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让青春年华年复一年的老去，不如远赴异域。所以听说和亲的机会后，王昭君果断的毛遂自荐。然而，皇宫内的生活虽然孤寂，倒也平静，匈奴所居之地是草原大漠，未来如何，谁也不知。李白有诗云：“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杜甫显然很同情王昭君，他写下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诗句。而做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认为昭君出塞不是件坏事，写诗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王昭君出塞时，是否充满了悲怨情绪，后人已无法得知。无论如何，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人生选择。虽然这是一次政治婚姻，但王昭君的想法也许并不复杂，并非抱有为“汉匈两族世代团结友好”的目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强行解读了。 　　
　　后来昭君在匈奴生了两个儿子。呼韩邪单于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欲娶昭君。父死后，子可娶继母，兄死后，弟可娶其嫂，这本是胡俗，在匈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昭君觉得难以接受，于是上书汉成帝求归，成帝敕令其可以不尊汉习从胡俗，昭君后来只好服从。唐代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却说，昭君誓死不愿改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于是，“昭君乃吞药而死”。难道历史上的“昭君怨”就是源自这等讹传？ 　　
　　昭君的结局还算圆满。前一段正在热播的《汉武大帝》汉朝和亲送去的宫女倩儿被匈奴烧死。虽然是虚构的情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宫女命运的悲惨。 　　
　　宫女之怨是个传统话题。汉乐府中有不少关于宫女之怨的题材，如《玉阶怨》，《昭君怨》，《昭君悲》等。后来甚至形成了专门描述后宫的诗体，名为宫词。唐朝张祜的一首五言绝句《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即是描述宫女的佳作，写出宫女积郁难遣的深怨。唐朝诗人王建、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都曾做过《宫词》百首。 　　
　　宫女身居深宫，不得自由，日久自然生怨。另一方面，西汉辞赋家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曾感叹：“女无美恶，入宫见妒。”三千嫔妃和宫女，整天想的事情是向皇帝一人争宠，怎能不妒。然《汉宫秋月》中的幽怨并非小家碧玉式的、弱不禁风的闺怨。汉代宫娥身材健硕，能陪皇帝骑马、打猎，宫内活动受到的限制也较后世皇宫为少。因而她们怨则怨矣，本身并不幽闷纤弱。 　　
　　汉代宫女中也有不怨的。有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讲汉代有一个宫女名叫元宵，做得一手好汤圆。她每天极为想念家里的父母姊妹。她的诚心感动了皇帝，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汉武帝批准家家户户做汤圆，点灯笼，允许娘娘宫女出宫与民同乐。那一天，元宵在自己的灯笼上写着“元宵”两字，带着自己做的汤圆出宫，与家人团圆。 　　
　　且把遥远年代里的幽怨抛在一边，听《汉宫秋月》，品十五元宵，岂非快哉？ 十、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宋玉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 泽 东 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tong一起来。毛 泽 东 在《 延 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tong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tong一的问题。不tong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tong一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ji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 批 判 的 对 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 附 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不少资料对古曲《阳春白雪》解题时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49、“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东南一箫） 祖谚云：无独有偶，是真的么？西哲云：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事情，往往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也是真的么？
　　闲来翻史书，竟发现吾国史上有不少事例，足证话之不虚。在下试举几例，以飨同好。
　　1、李斯陆机同咏叹
　　李斯乃秦朝开国丞相，面对初初大一统的广袤华夏，他力推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又统一度量衡，于国于民，功莫大焉。不期后来被赵高诬陷谋反而被判腰斩并夷三族。临刑时，李斯哀思大发，对儿子说：啊，当年我和你们一起牵着黄狗，去家乡东门外逐兔射雕，是何等自由爽快啊。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啊！
　　陆机则是三国东吴名将陆逊的后人，吴亡入晋为官。陆机文名极著，诗文并茂，却在晋末“八王之乱”中被成都王司马颖聘为都督，带领二十万大军去打仗。结果打了败仗，又被人诬陷，遭司马颖杀害。临死前，陆机仰天叹道：啊，我江南家乡那翱翔在云端的美丽仙鹤啊，我再也听不到你们嘹亮清越的鸣叫声了！
　　相隔五百年，两人临死前的哀叹如此相似，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在建功入世和追求自由之间的矛盾心理和两者皆失时的幻灭心态。
　　2、宋襄徐禧均仁义
　　宋襄公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公元前637年，宋国与楚国交战于泓水。楚强宋弱，宋将建议宋襄公趁楚军渡河一半时先行攻击，宋襄公道：吾乃仁义之师，用兵当堂堂正正，岂能偷偷摸摸搞小动作么！待楚军轻轻松松渡完河，又从容不迫在河边排兵布阵时，又有将军建议趁楚军尚未布成阵势攻击之，又遭宋襄公轻蔑拒绝。后来的结果是尽人皆知了。宋襄公这一举动，被后世伟人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确实是贻笑万年。
　　徐禧则是宋朝神宗时人，官居御史中丞。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大宋朝与西夏在西北边境屡起战事，延州市长沈括请求朝廷在边境新筑一城，以巩固边防。朝廷派徐禧前往总督此事。城造好，西夏即前来进攻。有将军建议趁敌军尚在行进未及摆好阵势时，我军先攻击之。谁知千年前宋襄公的灵魂钻进了徐禧的头脑，使他大言道：你懂得什么！我们是堂堂王师啊，要给那些野蛮人做个榜样啊，怎能去进攻尚未摆好阵势的军队呢！当西夏兵渡河来攻时，又有人建议趁他们没有全部渡完赶紧进攻，徐禧又不听。结果西夏军从容渡完河，立即猛烈进攻。大宋军队几万人全军覆没，新造的永乐城市也只能让别人去享乐了。
　　兵凶战危，必须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采取一切手段，争取胜利，这是任何兵书上都有的道理。如果说宋襄公时国人还淳厚，还未完全理解战争的残酷，经过千年岁月，又有例在先，而饱读史书的徐禧还会做出如此蠢事，真是只能令人扼腕兴叹了！
　　3、弱国无外交，宰相人头送
　　魏齐是战国时魏国丞相。战国时有名的范雎曾差点被他折磨死。后来范雎到了秦国，三言两语后竟得秦王信任，当了秦国丞相。当时秦国强大，隐隐已有并吞六国之势。当了丞相的范雎就对魏国人说：快把你们丞相的头斩下送来，否则就要灭你魏国了！魏齐听了害怕，逃到赵国。谁知秦又威胁赵国，魏齐只得再逃回魏国。魏国竟无人敢见他。魏齐怒而自杀。结果头被赵国人拿走交给秦国。堂堂魏国，无力保护自己宰相，而任他的头被人拿去献与敌国，已是一大奇事。
　　谁知千年之后竟发生了又一件类似的事情。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韩乇（该字音tuo，因字库无该字，仅以此同音字代）胄为宰相，主持兴兵北伐，欲收回被金人占领多年的土地。谁知战事不利，反而丧师失地。朝野一片恐惧，赶紧派人与金人谈和。金人挟战胜之威，提出五条议和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宋朝将宰相韩乇胄的头割下送来，否则还要兴兵南下！宋人恐慌之下，想到当年宋高宗被金兀术赶到海上，几乎亡国。这种恐怖的事怎能让它再发生啊，还是委屈乇胄同志一下吧。于是竟发动了一场政变，将韩乇胄抓住杀死，然后乖乖将其头送给金人。
　　国家第二把手的宰相的头都能割下来送给敌国，这种国家真是可怜啊。这种怪事也只有我们这种伟大国家才会发生吧。
　　4、窦婴勇于自任，萧衍鹦鹉学舌
　　窦婴是汉景帝时大将，汉武帝时曾为宰相，爵拜魏其侯。窦婴的好朋友灌夫，因为触犯了当朝宰相田鼢，被判死刑。窦婴知道后，挺身而出要去为灌夫辩冤。夫人劝他说：得了吧，他得罪的是丞相田鼢，这田鼢可是太后的弟弟皇帝的舅舅啊，肯定是无法救的啊，没的还要搭上你呀。窦婴道：大不了免了我的侯爵吧。侯爵是我得来的，现在我自己送出去，又有什么可恨的！结果灌夫没救出，窦婴还真把自己也搭上了。
　　萧衍则是南北朝时梁朝的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他以狂热信佛并三次入寺为僧而闻名。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原从东魏叛逃过来的大将侯景起兵叛乱。两个月之后，侯景的八千人马直打到首都建康。围城三个月，终破京城。萧衍得知后，安卧龙床，说：国家是我得来的，现在又从我手里失去，又有什么可恨的！
　　窦婴是朋友义气，为救好友，主动准备抛弃一切荣华富贵。萧衍则是起先不以叛乱为事，城被围后又自恃有全国几十万军队会来勤王，直到叛军冲进皇宫，知道无可救药了，才故示超然的说此以自我解嘲。真是话语虽同，情景非一，不可同日而语啊！
　　5、项羽高歌猛进，传芳折戟沉沙
　　西楚霸王项羽在反秦战争中创造的破釜沉舟战例是人人皆知的。公元前207年，项羽率军去救被秦军围困的河北巨鹿。大军渡过黄河，项羽令全军每人带三日干粮，然后将渡船全部凿沉，把烧饭的锅子全部打碎，以示拼死一击，决无退路。结果三天之中连打九仗，大败秦军。
　　两千多年后的1927年8月，惨遭北伐军打击的北洋军阀“五省联帅”孙传芳，纠集了北洋军最后的军事力量约十万人，攻下徐州，又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孙传芳为示拚死一击，兵无退路，也令全军带几日干粮，将所有船只遣回北岸。谁知几万大军仅打到南京城外的龙潭火车站一带，就遭李宗仁、何应钦等指挥的军队阻击。双方激战一星期，结果北洋军全军覆没，孙传芳仅以身免。
　　哦，孙大帅啊孙大帅，为什么不把船凿沉而要派回去呢？谁不知道现代通信发达，派回去再叫回来方便啊。你不敢象项羽那样不给自己留后路又带头拼命在前，徒然学人家个形式，有什么用啊。
　　6、大家都作壁上观
　　项羽的破釜沉舟一战之前，秦国的大军已经围困巨鹿城达三个月之久。在项羽之前，已有陈余、张敖及其他诸侯军队十余支前来救赵。但这十余支军队因畏惧秦军，谁也不敢上前，都扎营在巨鹿外围，互相观望，看秦军围攻巨鹿。直到项羽的军队渡过黄河，向秦军展开进攻，他们仍然在作壁上观，直到楚军击溃秦军。
　　这十余支军队的不作为，成就了项羽的霸业。没想到七百多年后，又有十余支军队前来勤王，又是大家都作壁上观，结果葬送了一个皇帝，断送了一个王朝——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萧衍及其梁朝。上面说过，侯景用八千兵叛乱，打到建康，围攻内城三个月。长长的三个月里，堂堂大梁朝竟没一兵一卒来救？非也！非也！当时也有湘东王萧绎、邵陵王萧纶、司州刺史柳仲礼等十余支共计十多万军队前来勤王。不过他们到了战场，先后与侯景打了几次小仗，失败后，竟然大家都不敢再动，远远地作壁上观，一直看到侯景打破他们的京城。
　　呵呵，十余万军队远远围在外围，象看猢狲变把戏一样看别人进攻他们的京师和皇宫，就是不动手，真是天下一大奇观啊！和七百年前救赵的那些军队相比，他们更值得千古留名啊。
　　7、尧舜之道好学么？
　　尧舜是古时相传的圣人。据说尧舜时民风淳厚，犯罪的人极少，也没有监狱。有个别人犯罪，不过是画地为牢，那人就乖乖待在那空地上，不会越界限一步。
　　狄仁杰，大家都知道是武则天时的宰相。但他更出名的乃是他惊人的破案断案水平，据说连西方人都认为他比福尔摩斯高明。狄仁杰在洛州当司马时，有一年除夕，他看到监狱里的囚犯因为思家都在哭泣。狄仁杰动了恻隐之心，想学尧舜一次。于是召集犯人，对他们说：“今夕释诸君归家，请于明正二日归来。”囚徒们感激涕零，纷纷对天发咒一定按时回来，于是都脱械放去。两天后，果然全部回来，一个不少。
　　尧舜谁不想学啊。一千二百多年后的民国时期也有人想学啊。1931年，国民党徐州军人监狱监狱长是一个叫俞永仁的人。这年除夕，他看到监狱里的犯人个个脏兮兮的一副可怜相，忽然心血来潮，召集了300多犯人，跟他们侃了一通做人贵在自觉，尧舜自在心中的道理。然后宣布放假半天，让大家出去理发洗澡，轻松干净地回监狱来过年。天将黑时，俞带着狱警在门口恭侯囚犯，却直到半夜也没一人回来。
　　噫！东南一箫不敢评价这桩两现事，欢迎各位高人发表高见吧。 　　
　　这些稀奇古怪的两现事，诸位看得过瘾么？历史上其他的两现甚至多现事应该还有吧，大家有兴趣，都去找找吧，这也是一桩有趣的益智游戏哪。
50、青蛙与虫子（作者：琉璃锺） 历史上的“五美”是西施、虞姬、卓文君、明妃（王昭君）、绿珠。这五个女子除卓文君外她们所选择的主人全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所说的“臭男人”，而卓文君所选的主人或佳偶则是只头号青蛙。手边有本《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漓江版的，那里面是这样解释青蛙的：古代中国相信青蛙蛋随露珠从天而降，所以人们更习惯把青蛙叫做“天（田）鸡”（“天上的公鸡”）。由此观之，那些臭男人不过是供公鸡嘴边佐餐的虫子而已。 　　
　　先说西施的主人勾践。此人的情商可谓是天下第一。《韩非子》里面说，勾践在命运低谷之时，时刻侍候在夫差身边，供夫差使唤。一次吴王夫差身体小恙，听说勾践懂医术，擅长从病人的大便能品尝出所患的是何疾病。于是就把勾践叫到面前，让勾践品尝一下夫差的大便。勾践二话没说，马上照办。结果自然感动了夫差，就放勾践回国，身边只留下西施就可。懂相术的范蠡却说勾践“长颈鸟喙”，像这样的人只能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同享福。范蠡把这些想法与好朋友文种私下交流，文种不信，终于在吴国灭亡以后，一日，文种突然收到勾践赐予的一把宝剑，并且从旁人嘴中得到勾践的口谕。大意是“你文种当年为了要灭吴国，曾经给我献了七条计策。我勾践只用其中的三条，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我赐予你一把锋利的宝剑，希望你用这把宝剑把你的其他几条计策带给九泉之下的先王。”文种听后只得从命，而此时的范蠡早就化名为“陶朱公”经商在江湖之间了。至于西施的结局，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西施与范蠡历尽艰难终于携手在一起，过上了王子公主幸福生活。另外一种说法是西施因为知道范蠡如红楼梦里面的贾雨村具有“贪酷”之病，运用职务之便贪了不少钱。而这些钱恰恰是以后经商而发家的原始资本。在一个伸手看不见五指的深夜，地点在江湖上的范蠡和西施乘坐的小舟上，范蠡乘西施不注意，把她推下水中。事后对人就说，“我的爱妻一天不幸失足落水而死”之类的话而搪塞过去。这个说法见《墨子》和清朝小说集《豆棚闲话》。 　　 　　
　　再说虞姬的主人项羽。项羽虽有异相即“重瞳”，但为人小家子气，完全没有大政治家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度风采。关于这一点，曾经在项羽手下效力过的韩信看的非常明白，他说，“项羽这个人舍不得把高官厚禄赏赐给有功之臣的，跟着他干革命，没有奔头。”当项羽一败涂地，连身边的虞姬也自刎在他的面前。林黛玉《五美吟》里面专门有咏虞姬的一首。大意是说，虞姬自刎在楚霸王的面前实在是比后来韩信彭越英布无辜被刘邦吕后杀害是有先见之明的。 　　
　　王昭君的主人汉元帝。说他是“臭男人”的原因主要在于他在位的时候，由于自身政治才能的缺乏，因而导致大权旁落在没有卵子的宦官手中，从此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虽然其人儒雅节俭，但大节有亏，别的方面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最后再说一下绿珠的主人石崇。此人与红楼梦里面的恶人孙绍祖一样罪不容诛。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了。有一次，石崇请客，酒席上石崇让侍女作陪。这个作陪是有条件的，如果客人不笑，作陪的侍女就没命了。偏偏这个客人故意不笑，这一下来导致石崇一气杀了几个侍女。——石崇的凶残本性可见一斑。绿珠的最后下场实在令人生悲。 　　
　　究竟谁是善于择偶的女子呢？答案就是：卓文君。那个被她看中的司马相如可是头号青蛙。查手头上的《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漓江版的，那里面是这样解释青蛙的：古代中国相信青蛙蛋随露珠从天而降，所以人们更习惯把青蛙叫做“天（田）鸡”（“天上的公鸡”）。当初她与相如初识的时候，“新寡”。她最初认识相如的感觉肯定是“久旱逢甘雨”。所以不惜舍下富有的家庭优越条件，心甘情愿地与司马相如私奔，从而演绎出文君当垆的佳话。这个司马相如在文学造诣上确实不寻常，连鲁迅也说，在西汉的文坛上只有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两人可足道。司马迁好像编编史书外，也就写点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类的辞赋。而相如就不同，直接用辞赋参政，讨论国是，颇有当年毛先祖“指点江山”的气魄。 　　
　　任何社会都把“俭”看成美德，儒家不是把“俭”列入温良恭俭让中的一项吗。面对当时社会上层的糜费奢侈之风，司马相如不失时机的上《子虚赋》，皇帝看了，龙颜大悦，当即就赏给他一个叫郎的官职。当司马相如得知皇帝爱好狩猎，就连夜上《上林赋》以表忠心。皇帝见了大喜，马上给相如升官，“拜为孝文园令”。尤其当皇帝晚年时，“好仙道”，相如就立上《大人赋》，让皇帝看后有飘飘欲仙的感觉，那滋味就一个字——美！ 　　
　　圣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以为圣人的意思是首先先把女人迷住，进而才能把皇帝迷住。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如此的循序渐进罢了...... 闲聊一下西施、虞姬、卓文君、明妃（王昭君）、绿珠历史上这五位女子。这五个女子除卓文君外她们所选择的男人全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所说的“臭男人”，唯独卓文君所选的男人则是只头号青蛙。手边有本《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漓江版的，那里面是这样解释青蛙的：古代中国相信青蛙蛋随露珠从天而降，所以人们更习惯把青蛙叫做“天（田）鸡”（“天上的公鸡”）。由此观之，那些臭男人不过是供公鸡嘴边佐餐的虫子而已。
　　
　　先说西施所选择的两个男人勾践和范蠡。勾践此人的情商可谓是天下第一。《韩非子》里面说，勾践在命运低谷之时，时刻侍候在夫差身边，供夫差使唤。一次吴王夫差身体小恙，听说勾践懂医术，能够从病人的大便品尝出所患的是何疾病。于是夫差就把勾践叫到面前，让勾践品尝一下自己的大便。勾践二话没说，马上照办。结果自然感动了夫差，于是就放勾践回国（这一放无异于是放虎归山），身边只留下美人西施来伴驾。回国以后的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三千越甲可吞吴”。懂相术的范蠡说勾践“长颈鸟喙”，像这样长相的人只能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同享福。范蠡把这些想法与好朋友文种私下交流，文种不信，终于在吴国灭亡以后，一日，文种突然收到勾践赐予的一把宝剑，并且从旁人嘴中得到勾践的口谕。大意是“你文种当年为了要灭吴国，曾经给我献了七条计策。我勾践只用其中的三条，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我赐予你一把锋利的宝剑，希望你用这把宝剑把你的其他几条计策带给九泉之下的先王。”文种听后只得从命，而此时的范蠡早就化名为“陶朱公”与西施携手经商在江湖之间了。至于美人西施的结局，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西施与范蠡历尽艰难终于走在一起，过上了王子公主式的幸福生活。另外一种说法是西施因为知道范蠡如红楼梦里面的贾雨村具有“贪酷”之病，运用职务之便贪了不少钱。而这些钱恰恰是以后经商而发家的原始资本。在一个伸手看不见五指的深夜，地点范蠡和西施乘坐的小舟上。范蠡乘西施不备，把她推下水中。事后对人以“我的爱妻一天不幸失足落水而死”之类的话而搪塞过去。这个说法见《墨子》和清朝小说集《豆棚闲话》。
　　
　　项羽虽有异相即“重瞳”，但为人小家子气，完全没有大政治家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度风采和战略眼光，成语“沐猴而冠”颇能说明这一点。曾经在项羽手下效力过的韩信看的非常明白，他说，“项羽这个人舍不得把高官厚禄赏赐给有功之臣的，跟着他干革命，没有奔头。”当项羽一败涂地，连身边的虞姬也自刎在他的面前。林黛玉《五美吟》里面专门有咏虞姬的一首。大意是说，虞姬自刎在楚霸王的面前实在是比后来韩信彭越英布无辜被刘邦吕后杀害有先见之明的。（“断肠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
　　说汉元帝刘奭是“臭男人”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自身政治才能的缺乏，因而导致大权旁落在没有卵子的宦官手中，从此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明末遗民大儒王夫之说此人是“基祸之主”，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其人“柔仁好儒”、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且生活与清朝的道光帝一样节俭朴素，但大节有亏，别的方面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可惜辜负王昭君的“捐躯报主”的一厢情意，这样的男人能不是“臭男人”？
　　
　　最后再说一下石崇。此人不仅与如今的暴发户一样醉生梦死歌舞升平挥霍千金如粪土，更重要的是此人与红楼梦里面的恶人孙绍祖一样罪大恶极罪不容诛。这里从《世说新语》里面举一个例子便足以证明此人本性凶残无比。有一次，石崇请客，酒席上石崇让侍女作陪。这个作陪是有条件的，如果客人不笑，作陪的侍女就没命了。偏偏这个客人故意不笑，这一下来导致石崇一气杀了几个侍女。这人身边的丫鬟绿珠最后下场坠楼而亡，实在不能不令人生悲。
　　
　　究竟谁是善于择主（偶）的女子呢？答案就是：卓文君。那个被她看中的司马相如可是男人中的头号青蛙。当初她与相如初识的时候“新寡”，是风流倜傥的相如用“绿绮琴”（古代四大名琴之一）弹奏一曲《凤求凰》：“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重新点燃卓文君昔日的青春激情，那感觉对于卓文君来说，真乃“久旱逢甘雨”。所以才有了她不惜舍下富有的家庭优越条件，心甘情愿地与司马相如私奔的一幕，从而演绎出文君当垆的佳话。这个司马相如在文学造诣上确实不寻常，连鲁迅也说，在西汉的文坛上只有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两人可足道。司马迁好像除了编编史书以完成家父重托外，另外写点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类的辞赋。而相如就不同，直接用辞赋参政，讨论国是，颇有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的气魄。面对当时社会上层的糜费奢侈之风，司马相如不失时机的上《子虚赋》，皇帝看了，龙颜大悦，当即就赏给他做中郎将。后来当司马相如得知皇帝爱好狩猎，就连夜上《上林赋》以表忠心。皇帝见了大喜，马上给相如升官，“拜为孝文园令”。尤其当皇帝晚年时，“好仙道”，相如就不失时机地上《大人赋》，让皇帝看后有飘飘欲仙的感觉，那滋味就一个字——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相如临终之际做了篇歌颂泰山以寄托其自身政治理想的文章：
　　
　　湛湛青天覆盖着大地，
　　如洗白云在天空停留。
　　及时雨滋润万物生长，
　　欣欣向荣郁郁葱葱，
　　巍巍高耸的泰山啊
　　它在期待君王登蹑。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男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青蛙型和虫子型。青蛙型的男人以司马相如为代表。侠骨柔肠、童心慧眼这八个字正是他为人的写照。自幼“学击剑”，可谓其侠骨也；当他与卓文君面临着感情危机的紧要关头，相如见卓文君所作《白头吟》后方能回心转意，从而消除二人情感隔阂重归于好，此举可谓其柔肠也。至于童心慧眼，观其所作之文，自不必说。如果说青蛙型的男人是块美玉，那虫子型的男人就是又臭又硬的顽石，甚至比顽石还不如，烂泥也。这种男人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是种脸皮厚、心肠黑、胆子大而不知荣耻的权谋文化，失掉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前行”（歌德名言）审美指向，污浊肮脏卑鄙阴险精于暗箱操作而见不得阳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希望这种男人越来越少才行。
51、故史堆里的十大蠢货（作者耶律休哥） 1、东汉－涿郡太守张丰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半割据的渔阳太守彭宠起兵攻打刘秀委任的幽州牧朱浮，次年，涿郡太守张丰亦反，自称天上大将军，与彭宠联合。
　　　　建武四年（公元28年）5月，刘秀命建义大将军朱祜、建威大将军耿弇、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率大军讨伐张丰，很快削平叛乱，生擒张丰。据历史记载，这个张丰很喜欢方术，曾有道士说他有天子之命，还用“五彩囊裹石系于其肘”，云“石中有玉玺”，张丰信以为真，才起兵造反。等到上了刑场，他还不甘心，对周围的人说：“肘石有玉玺。”大家一起把石头捣碎，里面什么也没有，张丰方知受骗，仰天长叹说：“当死无恨！”
　　　　耶律休哥曰：在动乱年代，有野心未必是坏事，我们似乎并不能过分责备张丰，何况在有关历代帝王的记载中，都不乏什么“五彩霞光、异香满室”之类的谀词，但张丰实在太不争气了，虽有野心却不堪一击，最后害人害己。那位拿张丰开涮的道士，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骗子之一，可惜张丰没法申请立案侦查了。 　　
　　2、东汉－南昌尉梅福
　　在历史上，梅福算不得什么人物，所谓南昌尉也就是警察局长之类的芝麻官，但他的名字却一再见诸于史书。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他曾与匡衡（就是凿壁偷光的那位）联名上书要求“封孔子世为汤后”。公元前14年，梅福又上表章，提醒皇帝应广揽贤士、虚心纳谏，并警惕权臣“势隆于君”。当时的汉成帝荒淫好色，外戚专权，梅福可能是预见到某种危险，所以才贡献愚忠，但皇帝根本没有采纳。梅福的奏章洋洋数千言，其中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这样的警句，“资治通鉴”全文照转，也说明了司马光的重视。
　　令人惊奇的是，梅福的结局相当出乎意料，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2年，梅福知道王莽必将篡夺汉朝江山，于是突然有一天抛妻弃子，“不知所之”。稍后，又有熟人在会稽郡见到了梅福，他已经更名改姓成为守城的门卒了。
　　　　耶律休哥曰：从梅福的奏章来看，他应是一位非常忠于汉朝的志士，但即使如此，一介平民的他似乎也犯不着因为王莽篡汉（还没有成为事实）而逃之夭夭。如果为了保全“名节”，尽可以选择公开的抗争，甚至效法荆轲、聂政亦无不可，无非一死而已，可梅福二者皆不取，偏偏抛妻弃子，逃到会稽去看守城门，不仅愚蠢而且不可思议。 　　
　　3、春秋战国－燕王哙
　　　　公元前320年，刚刚继位的燕王哙任命子之为丞相，子之掌握朝政，遂又有觊觎国君宝座之意，他通过有名的策士苏代、鹿一毛游说燕王哙效法前人禅让，而燕王哙居然动了心，公元前316，他把王位让给了子之。公元前314，太子平不服，命将军市被起兵攻子之，而市被打不过子之，反而把太子平给杀了，燕国内乱，给齐宣王造成了可乘之机，他派兵进入燕国，平定了动乱。后来，赵国派公子职入燕，立以为王，就是著名的燕昭王。
　　　　耶律休哥曰：真的很难说燕王哙是一个蠢货还是一位先知先觉的大贤，不过在那个民主选举还没有诞生的时代，燕王哙即使想让位，也没有现实可行的办法，所谓“骑虎难下”就是这个道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说得最明白。不顾实际，只图虚名，必致天下大乱。事实上，正是由于燕王哙让位，齐燕结仇，才导致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 　　
　　4、唐朝－汝州别驾李元平
　　　　李元平，唐朝奇人，他在军事史上比套用古法作战的房琯更为有名的笨蛋。此人本是湖南判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被中书侍郎关播认为是奇才，推荐给唐德宗，愣说有将相之才。当时，正值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唐德宗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擢元平为汝州别驾，知州事。这个李元平也不含糊，到任后立即招募工匠修理城墙。李希烈秘密派遣壮士应募执役，先后累积数百人，李元平一点没发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1月，李希烈命部将李克诚率领数百骑兵突至城下，城内应募者同时响应，活捉李元平。李元平为人眇小、无须，见到李希烈后惊慌恐惧，“便液污地”。李希烈破口大骂：“盲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
　　　　耶律休哥曰：平时胡吹大气，临事百无一能，李元平是一个典型，至于“便液污地”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其实现实生活中这类草包到处都是，令人奇怪的却是，在上位的人偏偏就是喜欢这种色厉内荏的家伙，以致于闹出不少笑话。 　　
　　5、唐朝－染坊供人张韶
　　这是一段颇为戏剧性的历史，荒唐得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长安有一位卜者叫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是好朋友，苏玄明对张韶说：“我给你算了一卦，你命中注定要坐上金銮殿，跟我一起饮宴。当今皇帝喜欢踢球打猎，经常不在宫中，我俩起事一定成功。”张韶深以为然，就和苏玄明勾结染坊工人中无赖者百余人准备叛乱。
　　一天夜晚，苏玄明、张韶和手下用草车载着兵器混入银台门，杀死守卫，直接冲向宫庭，当时皇帝正在清思殿打球，闻警后仓皇逃走，投奔神策左军。左神策中尉马存亮出迎，把皇帝保护起来，同时命大将康艺全率骑兵讨伐。这时的张韶可谓春风得意，他登上清思殿，坐御榻，与苏玄明同食，高兴地说：“真像你说的哦！”苏玄明大惊说：“难道这就算成功了？”张韶这才想起叛乱的后果，于是和他的同党四散逃走。康艺全和右神策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夹击，将那些工人全部包围，张韶、苏玄明及其同党全部被杀，死者狼藉。
　　　　耶律休哥曰：张韶与东汉的张丰简直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货色，野心勃勃而又愚蠢透顶，他仅凭苏玄明一人之言，就决定起兵造反，事先没有一点计划，赶跑了皇帝就在金殿上“享用御膳”，智商之低令人咋舌。至于张韶手下的那些染坊工人更是匪夷所思，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跟张韶去干这种必然要掉脑袋的事情？难道他们以为自己是云台二十八将？ 　　
　　6、五代十国－后蜀枢密院事王昭远
　　历史上自比诸葛亮的人不少，但像王昭远这样无耻而无能者却不多。王昭远本是无赖小儿，靠奉承后蜀的孟昶取得高位，他还不满足，宋太祖乾德二年，他劝说孟昶派使者联络北汉，共同举兵灭宋，孟昶居然同意，后因使者在途中叛逃宋朝，宋太祖遂决意灭蜀。
　　11月，宋朝派忠武节度使王全斌、武信节度使崔彦进、枢密副使王仁赡、宁江节度使刘光义、枢密承旨曹彬等人率领步骑兵六万伐蜀。孟昶听说后，命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李进为副招讨使，率兵拒战，并对王昭远说：“今日之师，卿所召也，勉为朕立功！”王昭远此时仍非常狂妄，以方略自任，始发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饯之城外。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若定，自比诸葛亮。酒酣，攘臂谓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在宋军的打击下，王昭远三战三败，狼狈逃窜到利州，焚毁桔柏津的桥梁，留部将守剑门，自己逃到汉原坡。
　　宋军追到后，赵崇韬还想召集军队最后抵抗一下，而王昭远却据胡床不能起，赵崇韬战败，被擒，王昭远脱下甲胄仓皇逃跑，投奔东川，藏匿民舍中，被追兵活捉。
　　　　耶律休哥曰：史书中常提到所谓妄人，王昭远就是典型代表，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后蜀偏安一隅，无非是因为中原多事，无暇它顾，王昭远何德何能，非要愚不安愚，向强敌挑衅，最后上演一幕“带汁诸葛亮”的闹剧，真是典型的蠢货。 　　
　　7、宋朝－京洛招抚使郭倪
　　公元1206年，宋朝出兵北伐，任命郭倪为京洛招抚使，这个郭倪还真走运，出其不意攻下金国边境重镇泗州。宋军四道并进，统帅郭倪攻宿州（今安徽宿州）；大将李爽攻寿州（今安徽凤台）；皇甫斌攻唐州（今河南唐河）；王大节攻蔡州（今河南汝南）。但结果却败得很惨，四道相继失败。金军分九路渡过淮河追击，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今江苏仪征），扬言造舰渡江，宋朝上下震恐。
　　最初起兵时，郭倪议论自负，莫敢撄者。岳飞的后人岳珂曾在“桯史”中记载一件事：一日，（郭倪）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耶律休哥曰：想当初，郭倪出师泗洲，大获全胜，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宋朝上下也以为是诸葛亮再生，谁料想金军主力一到，立刻连战连败，成了缩头乌龟，至于“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不过又一个赵括而已。 　　
　　8、清朝－两广总督长麟
　　　　乾隆时期，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未能达成使命而返，回国时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长麟会面，长麟想吸烟，马戛尔尼从衣袋中掏出一个磷瓶，点燃一根火柴递给他，长麟非常惊异，他不明白马戛尔尼为什么能把火藏在衣中，认为是一种魔术。马戛尔尼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耶律休哥曰：其实，马戛尔尼和长麟很熟，从法国人佩雷关于马戛尔尼的著作中也可看出，他对长麟的评价并不低，也许在西方人眼里，长麟只是故步自封的天朝的一个缩影，然而长麟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无知和愚蠢，却成就了马戛尔尼最无情的论断－衰败的中华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个论断催生了最无情的侵略。 　　
　　9、东晋－孟昶
　　讨伐桓玄时，孟昶随刘裕起兵，也算北府兵的老人了，他素有料事如神之名，曾力排众议劝刘裕北伐南燕，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北伐未归，卢循、徐道覆在南方起事，连败何无忌和刘毅，人情恟惧。刘裕从北方归来后，将士多病，建康战士不盈数千。循既克二镇，战士十馀万，败还者争言其强盛，孟昶、诸葛长民准备保护皇帝逃跑，刘裕不许。当初，何无忌、刘毅出征时，孟昶曾预料其必败，不幸而言中，现在又说刘裕必败，大家深信其言。孟昶屡请弃守建康，刘裕坚决不准，说：“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窜伏草间苟求存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孟昶见刘裕不听，又认为必败，于是愤而求死。刘裕劝他：“卿且申一战，死复何晚！”孟昶不想死于卢循之手，于是上表说：“臣裕北讨，众并不同，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封表毕，仰药而死。
　　　　耶律休哥曰：历史上，孟昶料事如神，这不仅使他享有智者之名，也使他对自己的判断过分自信，因此当刘裕准备与强大的卢循决一死战时，孟昶吓破了胆，他以一死来逃避自己制造的可怕预言，然而不信邪的赌徒刘裕最终赢了，砸了孟昶作为预言家的金字招牌。 　　
　　10、东晋－泰山贼王始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当时统治山东的南燕突然爆发了一场叛乱，一个叫王始的泰山人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皇帝慕容德命令桂林王慕容镇讨擒之。临刑之际，有人问王始父兄何在，王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尔！”王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耶律休哥曰：不得不为王始的敬业精神而击节叫好，他时刻以一个皇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人生艰难唯一死”，王始死不改口，也算一条愚蠢的好汉。 　　
　　　　注：本榜所列的“十大蠢货”主要是那些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之辈，对于天生的智障人士如西晋惠帝司马衷之流，则不在讨论之列。
52、弃子（作者言吾弃金） 10年前，我一个朋友教我下围棋，后来我迷上了，那个教我的朋友现在我可以让他五个子。然而，生存的问题常常困扰着我，至今我成不了个职业的围棋手，也谈不上有段位的业余棋手，这10年里只是让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弃子”。
　　 “下棋”也称“对弈”。 “弈”是围棋最古老的称谓。 在先秦典籍中屡见，“围棋”一词 却少见， 迄今所知关于围棋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通过最早的文字记载可知围棋起源于春秋中叶之前的中国。有“教养”的古人同时能精通琴、棋、书、画、剑。棋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教养有素，这里的“棋”，指的是围棋，可见古人对围棋的重视程度。
　　 高手下棋都会弃子。勾践一定是个围棋高手，他会“弃子”。西施也成了他“弃子”中的一子，最终越国能称霸一时。
　　　　勾践越王二十四年，勾践亲率大军攻吴，吴军屡战屡败，夫差派人求和，也想“弃子”，当然勾践不会上当。夫差这时候方明白自己贪图近利吃子的后果，悔误杀伍子胥这个中坚力量，觉得到阴间都没脸见伍子胥，异常羞愧，对大臣王孙雄说：“你拿衣裳挡住我的脸，我没有颜面去见伍子胥呐！”说完就自杀。
　　　　自刘邦开始后的历代明君和枭雄肯定都是围棋高手，他们善于“弃子”。刘邦应用了“弃子”解了白登之围后，再次把自己的公主们嫁往匈奴，采用了和亲政策确保汉初的平安和换取了汉初的短暂繁荣。到了汉武帝就开始收回“弃子”的利益。刘彻拳头硬，他姑奶奶的老是把身边的女人送给人家当老婆这还了得？！男人就得金屋藏娇！试想没有他许多的姑奶奶的牺牲他能金屋藏娇吗？
　　传说汉元帝是挥泪弃子，王昭君嫁的时候他才看到美若天仙的昭君，丢了魂后的元帝怒气就发泄到那个宫庭画师，把他碎尸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算得上能“弃子”的高手。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盛行围棋。魏以曹氏家族、"建安七子"为代表，曹操围棋水平也是可以和高手相媲美。曹袁官渡之战，曹操命将辎重弃置路上，又命骑兵解鞍放马，引诱文丑，文丑明显是业余棋手，他的棋艺同曹操相差太远了，最终整条大龙都给杀了。
　　刘备这老小子也是算个会弃子的高手，长坂坡一围他为了赢得赵子龙，假装把阿斗摔到地上，最著名的是他说“兄弟如手足，老婆象衣裳”。这家伙几招“弃子”后就换取了西蜀。东吴围棋风靡一时，名手辈出，也就出现了对局的记录，这就是围棋史上有 名的"吴图"。 相比之下，孙权的棋艺要略高一筹。先借荆州给刘备，他把自己的骨肉妹妹嫁给了刘备这老小子，让关云长都麻痹大意，误以为东吴象个小孩，后来出现了走麦城的惨剧。
　　　　在没落的君王中，阿斗和李后主的棋艺来说，阿斗肯定要高出许多。他的一招“乐不思蜀”保全了生命，并求得安乐。而李后主思念“雕栏玉砌”惹来了杀身之祸。
　　女人中，围棋冠军应当是武则天。据说武则天亲手杀了自己亲生的女儿而嫁祸于王皇后。这一招“弃子”登峰造极。
　　亚军非叶赫那拉氏莫属！她能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喂别人，这样的女人当然能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割香港、＜马关条约＞等，也是她“弃子”的招数，只是几招是迫于无奈，因此只能位居亚军。
53、与蜀国人打交道（作者孟庆德） 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忠义”。对于整个三国中“忠义”对时代发展的影响，因为本人水平及对三国了解的局限性，我不做论述，在这里简单说说本人对蜀国发展直至灭亡过程中“忠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浅显理解。
　　 首先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忠义”对于署国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刘备仍然是一个市井小民之时，他就慨叹自己身为汉室尊亲却不能为光复汉室而效力，此为他对国家之“忠”，也因为他的慨叹，迎来了当时同为普通平民的张飞的嘲笑，在经过刘备解释后，张飞方理解刘备慨叹乃是因为自己不能“尽忠”，从而心生敬佩，最后刘关张三人结为兄弟。可以说他们三个人之所以能够结为兄弟，那是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有为国尽忠的气节。
　　 之后三个人从不起眼的小官做起，始终团结一致，最终一步一步打出了自己的天空，在这个过程中，“义”是关键。在古代，人与人的相交非常重义，虽然为结拜兄弟，但是胜似亲兄。之后兄弟三人曾失散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并没有磨灭他们三人的感情，反而长久的思念让三人感情更加深厚。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关羽，曹操有恩与关羽，最后竭力挽留，但是依然没有留住，关羽所想的只有护送嫂嫂早日与大哥团聚，所以才有了过五关斩六将的绝唱。最终三人团聚，在这个阶段子龙也溶入了他们之中，同时也收留了一些忠义之士！之后形势不断发展，三顾茅庐，诸葛亮感动于刘备的忠义和真诚，最后出山。在诸葛的辅助下，三分天下形式逐渐形成，并且蜀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忠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忠义而网罗了一批志士仁人，因为忠义大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最终奠定了署国的基础，完成了魏蜀吴的鼎立之势。
　　 “忠义”在一定程度上都被看成是褒义的，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本人觉得，在三国发展历程中，忠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过一定的负面作用，当然我的理解可能比较片面，下面简单谈谈。
　　 我想先从华容道说起。普遍认为华容道是诸葛知道关羽肯定不会杀曹操，故而专门派关羽前去，一来曹操若死，不利于三足鼎立之势的彻底形成，二来借此杀杀关羽的锐气。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关羽之所以不杀曹操，也是因为关羽的“义”。因为曹操早年毕竟曾收留过关羽，而且确实对关羽不薄，而关羽为人正直又非常重义，因此在当时，他最终还是放走了曹操。假如把关羽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调换一下，结果必然不是这样，历史也许也会重新改写。
　　 再次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和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其实起初，甚至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羽和张飞都不是特别信服诸葛的，这一来与他们俩的性格有关，二来还是得从“义”说起。刘关张是结拜弟兄，却胜过亲兄，在他们的思想境界中，蜀国君主是刘备，因此他们永远都要团结在一起，保卫署国的江山，其实任何人和刘备的关系都无法与关张同刘的关系相比。因此蜀国很多将帅谋士在一定程度上都感觉自己和刘关张之间总存在一定的隔阂，用隔阂这个词可能有点过。这也是导致署国人才培养不足的一个原因，同样是“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在后续事态的发展中不断得到证明。因为诸葛觉得不管自己多有才华，还是敌不过一个“义”字，所以才不只一次的故意让关张出差错，当然所有的差错均在诸葛预料之中，这也是诸葛迫不得以，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的一种方式，毕竟国家要发展光靠打是不行的。
　　 时光不待人，任何英雄在时间的长河里都会逝去。关羽夜走麦城，结束了自己可称辉煌的一身，从此蜀国的形式也开始发生转变。身为结拜兄弟，怎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死去？“义”从新在这里发出了光芒，然而却也是这个光芒让署国蒙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张飞为兄报仇心切，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能奈何？最后驰骋疆场大半身，杀落英雄无数的张飞竟然死在了两个无名小卒手中，唉哉翼德！！刘备如何能忍受自己两个兄弟遭人毒手的痛苦，于是帅大兵出征，不管诸葛如何劝阻都无法说动刘备，因为此时刘备明白，结拜兄弟，怎么可无义？不料却让人来了个火烧连营800里，败的何等惨烈，何等悲壮？痛哉玄德，悲哉玄德！！桃园三英雄从此陨落，这些事件的发生，如何能与“义”脱离干系？
　　 我们让时光继续推移。刘备兵败后，白帝城托孤，把蜀国的希望寄托在了诸葛先生身上，而且明确对诸葛说如果阿斗无能，可取而代之。当然至于这点，我们可以认为刘备如此说是为了让诸葛更死心塌地的辅助刘禅。我觉得刘备在死前是最他这一身最英雄、最聪明而且最有远见的时候，他清楚的认识到了“忠义“在他说的这些话后将要起到的重大作用，而且洞悉了马谡的华而不实。这个时候也感觉到刘备其实真的并非凡人，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之后诸葛的确尽心尽力为署国的发展而努力，仔细品味诸葛先生的《出师表》你就能被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忠义精神所感动。诸葛为了实现光复汉室，复兴蜀国的先帝遗志，六出祁山，然而有几次正当战事报捷之时，却收到了刘禅在奸人驱使下调诸葛回师的诏书。本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诸葛却还是依诏回师。我为诸葛不只一次的惋惜，诸葛先生啊，你为何？其实就是一个“忠”字，身为人臣，尤其有先帝托孤之命，怎可不从？一个“忠”字能让诸葛先生放弃国家的大局，只为服从君命，可见“忠”字效力何等之大？面对没有什么作为的阿斗，在有先帝遗命的情况下，诸葛还是没有按照遗命来做，为何？“忠”也！！
　　 署国最后灭亡了了，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谁能完全否认“忠义”在其灭亡过程中起的作用呢？
　　 “忠义”，这个中华的传统美德，为蜀国的成立三足鼎立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同时又因为署国君主将帅对“忠义”较偏执的理解而逐步使蜀国走向了下坡，最后直至灭亡。
　　 文中我只是通过本人对三国的一些理解，浅显谈了一些“忠义”思想对署国的影响。虽然“忠义”思想在三国发展中在正反两个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并没有否定“忠义”思想的意思，在中国的传统道德里，我觉得“忠义”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任何东西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要看积极面多还是消极面多，从整体而言，“忠义”思想还是积极的。说这些是怕读者误解我的意思。
54、闲话金圣叹（作者孟庆德） 金圣叹是个淘气的，淘气淘惯了，正因为这样，临刑前一天才弄出一封信，信中说：“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 　　
　　金圣叹是淘气的，孙悟空也是淘气的，金圣叹一支笔舞得有意思，孙悟空一条棒也耍得好玩，金圣叹扬“水浒”抑“西游”，没和孙悟空多说几句，让人有些遗憾。 　　
　　金圣叹是个看得开想得开的人，把他和孙猴子放一起胡说一下，想他不会怪罪。孙悟空的淘气是天生有点猴性，金圣叹的淘气可能是心中有一些自由的冲动，不用多了，当年天下有三分之一金圣叹式的人，中国今日可能有趣得多。 　　
　　孙悟空有些淘气，但他有一个长处，他好像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他并不太在意人性的弱点，在普通人那里，他似乎并不把自己放到高处，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多出些什么，虽然他真有些本事。孙悟空心怀很大，不是故意的大，是无意的大，这就真大。但他对那些装神弄鬼的却不买账，偏要拿他们开心，让他们露出点什么。 　　
　　金圣叹好像也有些平民意识，他在《不亦快哉》中写过：“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而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或尚得少留共饮酒耶？不亦快哉！”他在《不亦快哉》中还写道：“做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不亦快哉！”金圣叹批“水浒”，注重“《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向前推进一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人各有性格，金圣叹喜欢这个不同。金圣叹论忠恕，可能和圣人有些不同，他是这样说的：“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金圣叹对《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皆寄予同情，他说：“《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或许，这并非“水浒”作者之意，恰恰是金圣叹借“水浒”说话。 　　
　　金圣叹重“水浒”而轻“西游”，也许是太注意文字了，他自己便说：“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金圣叹到底是金圣叹，搞文学批评的时候很能抓着个理儿，他说《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不像《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更让“西游”作者生气的，可能是这句：“《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为说“水浒”好，金圣叹拿《庄子》、《史记》来比。有人认为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金圣叹认为，一个看似放浪，一个看似雄奇，其实庄生、《史记》之文皆精严，而“水浒”之中也有线索，拽之通体俱动。金圣叹拿《庄子》和《史记》为“水浒”增重，可能已使一些轻视稗官野史的人有些不高兴，可是他往前更进一步，把刚刚用过的东西扔掉，把“水浒”向更高处举起，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这样说了可能还不解渴，他在“批水浒”的序文中干脆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可以说眼睛还盯在文学上，说“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无形中却好像暴露了些什么，这暴露未必是不小心，很可能是书生文人的忍不住，心中有了些东西，终于还是要说出来。 　　
　　有人说金圣叹死于“哭庙案”有些冤，但总观他的言行，若是从掌权者角度来看，却又不冤，这话或许是有些道理的。金圣叹说“格物”，说“忠恕”，把梁山大部都解放了，却对宋江这个梁山上的“皇帝”不喜，借批“水浒”之机甚至有些咬牙切齿地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不仅这样，金圣叹更把一支笔伸向梁山之外，金圣叹托自己为“水浒”作者的知音，他的一些言语若让“水浒”作者知道了，很可能会吓一跳，或许不敢承认自己有过金圣叹所说的一些意思。金圣叹批《水浒传》第一回开篇即说：“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紧接着，金圣叹还说：“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可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 　　
　　金圣叹淘气。可以这样想象，金圣叹越写越兴奋，越写越泛出许多想法，他的笔写滑了，兴致勃勃之间有些控制不住，说不定还有些手舞足蹈，这时候，他可能把许多利害都忘了。由此可以猜想，金圣叹虽对仕途不是太有兴趣，但他对《西游记》不太喜欢，可能并不全为文学，而他批“水浒”，可能说出了许多“水浒”作者心里所没有的，作为一个读过书的男人，可能总是脱不了有政治情结。 　　
　　金圣叹淘气。要争真性情，要争真人，提醒人们要学会欣赏不同的性格，有这样的见识，又把这些意思说出来，已经很不容易。更有甚者，金圣叹对“盗贼犬鼠”皆能欣赏，对“乱自上作”却偏偏不恕，这气淘得可也就不小了。金圣叹淘气，但是，金圣叹毕竟还是被古时候许多东西淘洗过的，他的淘气不会有孙悟空打上灵霄宝殿那样的意思，他思想中可能根本没有这种成分，基本上还是希望上面好自为之。《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金圣叹也不会做陈胜吴广，有柯平先生撰《金圣叹的面目》，末尾一段是这样：“据可靠记载，金圣叹临终前将事情变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帝王身上。他刑场豪言壮语的另一个版本是‘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从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喊叫顺治名字这一细节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对作为自己读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仍然充满感遇之情。”
55、陪司马迁散步（作者赶路秀才）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夜，月明星稀，晚风徐来。赶路秀才与司马大师依例江边散步，大师阔步在前，秀才伴随于后。） 　　
　　(一)“大 禹 治 水” 　　
　　秀 才：大师，今日弟子应邀以家长身份至学校听教师讲课，所授课题为“大禹治水”，弟子愚钝，教师所讲多有不解，还请大师点拨。
　　司马迁：请讲。 　　
　　秀 才：授课教师云：“先古时期，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成灾。人们苦于水患，热切希望加以治理。尧帝时，鲧受尧的委派负责治水，鲧治了九年洪水仍然泛滥不息。 至舜帝时，舜看到鲧治水无状，更处罚鲧，把鲧流放到羽山，结果鲧就死在那里。舜又令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深知人民的疾苦，他欣然接受了任务，禹当时刚刚结婚才四天，但他毅然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踏上了治理水害的征途。禹认真地察看了地形，吸收了前人失败的教训，废弃了过去一贯采取的堵塞方针，采用了疏导的办法。他日夜辛劳地带领着百姓疏通河道，开渠作坝，把河水引入大海。 在长达十三年的艰苦岁月中，大禹曾三次路过自已的家门口，都没进去看一下，与群众一起节衣缩食，同甘共苦，最后，终于治服了洪水。大禹治水成功后，舜见禹是一个有德有才的人，便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他。”
　　司马迁：嗯。 　　
　　秀 才：教师又道：“禹为了拯救饱受水灾的苦难百姓，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是古代一位舍小家为大家，一心为民造福的英雄。”
　　司马迁：？ 　　
　　秀 才：弟子反复研读大师的《史记》，大师在“史记-—夏本纪第二”中言：“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司马迁：喏。 　　
　　秀 才：如大师所言，禹受舜帝之命治水，因禹父鲧治水不力受诛在先，禹居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不入，非不欲也，实恐违帝命受诛，不敢也。
　　司马迁：然。 　　
　　秀 才：我朝五十六年，凡授“大禹治水”课者，莫不作“大禹一心为民造福，三过家门而不入”之言。如是，敢问大师，莫非是您老当年笔误？
　　司马迁：吾言出有据。 　　
　　秀 才：今人误读乎？
　　司马迁：``` ``` ``` 　　
　　秀 才：？？？
　　司马迁：可作“与时俱进”解也。
　　秀 才：谢大师教诲。 　　 　　
　　（二）“纣是个智勇双全的英雄” 　　　　
　　秀 才：大师，您在“殷本纪第三”中写道：“帝纣资辨捷疾，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弟子望文生义，解作：纣天资聪慧，能言善辨，体格强壮，英武无比。
　　司马迁：纣是个人材。 　　
　　秀 才：您尚言：纣“爱妲已，妲已之言是从。”
　　司马迁：纣是个好夫君。 　　
　　秀 才：您又道：“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司马迁：纣能歌善舞，初通声乐，是个好票友。 　　
　　秀 才：您还说：“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
　　司马迁：纣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不错。 　　
　　秀 才：您接着又说：“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司马迁：纣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他建造了我国第一所野生动物园。 　　
　　秀 才：您说：他“慢于鬼神。”
　　司马迁：纣是最早的无神论者。 　　
　　秀 才：您还说：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为长夜之饮。”
　　司马迁：纣是“驴友”之父，美食之王；是天体主义者，“三陪”倡始人。 　　
　　秀 才：您又道：“九候有好女，入之纣，九候女喜淫，纣怒，杀之。”
　　司马迁：纣在床塌宫帏之内比较传统。 　　
　　秀 才：您还写道：“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
　　司马迁：纣很有商业意识，公平交易，恪守信用，不以上压下，不强取豪夺。 　　
　　秀 才：您对纣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周武王于是遂率诸候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司马迁：壮哉纣。宁死不降，羞杀汪氏也！（摸摸光下巴，作溜须状） 　　
　　秀 才：如此，纣，真英雄也！（窃笑）
　　司马迁：这个么，这个``` ``` 　　
　　秀 才：封他做个“袅雄”如何？
　　司马迁：甚合吾意。 　　
　　秀 才：哈哈``` ``` 　　 　　
　　（三）褒姒不好笑 　　
　　秀 才：大师好。弟子近日重习“周本纪第四”篇，深感您对周幽王与褒姒的描写故意闪烁其词，设下迷局，弟子以为，此系大师私心所致。
　　司马迁：试道所以。 　　　　　　　　
　　秀 才：世所周知，绝世美女褒姒不好笑。何以不好笑，却无人知晓。
　　司马迁：是吗。 　　　　　　　　
　　秀 才：褒姒出场，您先讲了个有关她身世的玄妙故事：“夏后帝启在位时，夏的国运已经衰微，一日，二条神龙落在夏帝启的宫庭前对启说：“我们二个是褒国先君。”启很惊慌，用占卜来决定是杀掉、赶走、还是留下，卜的结果是要把龙的唾沫收藏起来才吉利。于是夏帝启“布币而策告之”，龙更留下唾沫不见了，启命人将唾沫用木椟收藏了，夏灭亡后，木椟传给殷，殷亡又传给周。传了三代无人敢打开。一直到了周厉王时，厉王打开了这个木椟，结果龙的唾沫流到院子里，且怎么也弄不掉。后来厉王用女子裸体噪之，唾沫更化作玄鼋潜入后宫。正巧有个小宫女迎面遇上这只玄鼋，这个小宫女长大成年后奇怪地未婚而孕，宫女生下女婴后很害怕，偷偷把她扔到了路旁。这时已是周宣王时代，有小女孩唱儿歌：“山桑弓，箕木袋，亡周之祸害。”宣王也听到了这首歌，恰巧有一对夫妻在卖山桑做的弓和箕木箭袋，宣王命人去捕杀他们，夫妇二人在逃亡的路上，看见了被小宫女扔掉的女婴，出于怜悯收养了她并一起逃至褒国，这个女婴长大后就是褒姒。再后来，褒国国君珦因向周幽王进谏获罪。褒国为了营救珦，遂向幽王进献美女褒姒。”
　　司马迁：嗯。 　　　　　　　　
　　秀 才：您在《夏本纪第二》曾经写道：“夏帝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 ```褒氏。”那么，弟子总结：褒姒是前朝夏帝禹的分封国---褒国国君（二龙）的化身，殷灭夏，周灭殷后，夏的封国褒国的处境一直不好，到了周幽王时，褒国国君被幽王扣押，美女褒姒更被进献给周幽王以营救国君。
　　司马迁：继续。 　　　　　　　　
　　秀 才：作为夏帝禹的封国褒国之先君（二龙）投胎后化身的褒姒，在褒国蒙难、君主被拘时，为了营救自已的国君，被迫蒙受屈辱委身于“敌国”国君周幽王，幽王虽然宠爱她，甚至为她废了皇后，改立太子，但这些又岂能让身为“亡国奴”的褒姒开颜而笑。
　　司马迁：是笑不起来。 　　　　　　　　
　　秀 才：当幽王色迷心智，为搏褒姒一笑，竞不惜欺骗众诸候，点燃敌人来犯时才能点的烽火，害得各路诸候兴师动众，徒劳往返，褒姒见此情景，不由-----
　　司马迁：------笑了。 　　　　　　　　
　　秀 才：呵呵。褒姒见此景象，不由心生亡周妙计，思及复仇有望，终于开怀大笑。
　　司马迁：心生何计灭周？ 　　　　　　　　
　　秀 才：籍此鼓动幽王“数举烽火”，使幽王失信于众诸候，孤立幽王，再秘密策动对幽王恨之入骨的申候，与缯国、犬戎一道趁机攻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脚下。
　　司马迁：是么。 　　　　　　　　
　　秀 才：申候杀了幽王后，与诸候一起立自已的外甥----原废太子宜臼为周平王，自已则“虏褒姒”而去，回自已的封地申国英雄伴美人去了。
　　司马迁：--- --- 　　　　　　　　
　　秀 才：大师故意隐去褒姒为国复仇一节，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使后人晒笑幽王，原因是大师祖上与周幽王有仇。
　　司马迁：何以见得？ 　　　　　　　　
　　秀 才：大师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在《周本纪第四》载：周太史伯阳，在幽王二年见山川地震，即言：“周将亡矣”，并解释说：“亡不过十年”；幽王三年，褒姒入宫，太史伯阳又边读史边说：“周亡矣”；后，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太史伯阳又摇头晃脑说：“祸成矣，无可奈何”。敢问大师，周太史伯阳食周之奉，周既有难，未偿挺身而出，反数次下此毒咒，何也？
　　司马迁：------- 　　　　　　　　
　　秀 才：大师著文向来惜字如金，却为褒姒身世泼墨如水，皆因褒姒阴计亡周，事后又随申候而去，未始一而终，大师不肯直赞，故设下迷障，供后人惴想。徙及周太史伯阳，大师既为先人讳，又难以尽讳，固不如尽推幽王------
　　司马迁：唉，------先祖周太史伯阳，亦曾受刑------ 　　 　　
　　（四）“项羽这小子” 　　
　　秀 才：司马大师，今日适逢我朝建国五十六年国庆，籍此普天同庆、万民共欢之际，弟子却想起史上一位悲情人物，今天且聊聊他如何？
　　司马迁：不知所指何人。 　　　　
　　秀 才：西楚霸王项羽。
　　司马迁：那可是位真英雄。 　　　　
　　秀 才：但大师您却未肯正眼瞧他。
　　司马迁：尔切不可狂议。 　　　　
　　秀 才：弟子亦“言出有据”
　　司马迁：据由何出？ 　　　　
　　秀 才：秦二世元年，陈涉首反大泽，项羽追随季父项梁，趁乱杀会稽守起兵，拥立楚怀王，联合刘邦与秦抗争。其时，楚怀王与众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后，刘邦先破秦入咸阳，但惧于项羽的实力比自已强大，刘邦不敢贪功，旋退兵霸上。数日之后，项羽兵至，杀秦降王子婴，屠咸阳城，烧秦宫室。随后，项羽废除楚怀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分封天下土地于王侯将相，刘邦亦被项羽封为汉王。
　　司马迁：当是时，项强刘弱。 　　　　
　　秀 才：至此，秦灭，项羽的“西楚王朝”建立。
　　司马迁：吾已如实作纪。 　　　　
　　秀 才：不错，您在“项羽本纪”篇确曾论及项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候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并叹其“五年卒亡其国”。
　　司马迁：八年之间，号令三嬗。 　　　　
　　秀 才：您在“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分封诸候、自立为西楚霸王时写道：“汉之元年四月，诸候罢戏下，各就国”； 在“高祖本纪”亦记有“四月，兵罢戏下，诸候各就国。汉王之国。”弟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您明明写的是刘邦（汉王）跟各路诸候一样接受西楚霸王所封去封地就职，何以又特意用“汉之元年”作纪年？刘邦称帝，该是五年之后。
　　司马迁：------ 　　　　
　　秀 才：您在《史记》中作有“十表”，其九篇为“年表”，独“秦楚之际”为“月表”，可见“楚”在历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
　　司马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秀 才：您在《史记》十二篇“本纪”的“篇目”中，分别用“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作称，独独在“项羽本纪”篇目，您不以“西楚霸王”相称，而是直呼项羽其名，足见大师对项羽的渺视。
　　司马迁：吾写项羽“力能扛鼎，所战披靡；钟情虞姬，慷慨悲歌，不肯过江东------” 　　　　
　　秀 才：您更写他血屠咸阳、火烧秦宫、杀秦降王、坑秦降卒二十万；您还借说者之口骂项羽“沐猴而冠”。
　　司马迁：唉，项羽这小子------- 　　　　
　　秀 才：大师一叹，却令西楚霸王项羽一朝，至今不知何处！ 　　 　　
　　（五）、“在流氓堆里混，我不做流氓我行吗我！” 　　　　
　　秀 才：大师，竭了这么多天没聊，今晚咱师徒俩给大伙演段小品如何？
　　司马迁：呵呵，好啊，怎么演？老夫也正想轻松轻松。 　　　　
　　秀 才：我演高祖刘邦，大师您就演您自已。现在开始？
　　司马迁：嗯哪。 　　　　
　　“刘邦”：（一脸怒容）司马小儿，你混蛋！
　　司马迁：弟子------哦不------高------高祖何出此言？ 　　　　
　　“刘邦”：你骂我爹是王八。
　　司马迁：？（茫然） 　　　　
　　“刘邦”：你说我娘是破鞋。
　　司马迁：？？ 　　　　
　　“刘邦”：我被你弄得人不人兽不兽成了野杂种！
　　司马迁：没，没，没有啊------ 　　　　
　　“刘邦”：挣大你的田鸡眼瞧瞧，这是什么：“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姣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司马迁：（胆战心惊）你爹在野地里看到正在跟你娘交合的可是神龙呀。 　　　　
　　“刘邦”：神你个头神！还有，你说我赊帐不还，骗酒骗色。
　　司马迁：那卖酒的王媪、武负家里，不是年年大年三十用您打的白条当纸钱烧了祭祖么？ 　　　　
　　“刘邦”：靠。那沛令的朋友吕公宴客，狗眼看人低，非要按送的礼金多少排座次。我刘季身为亭长，为官清赚，自然没有银子进贡，可我也不能坐在堂下不是？
　　司马迁：那你也不能为了混顿酒喝，诈称“贺钱万”两，害得你未来的老丈人巴巴地赶到大门外来迎接你。 　　　　
　　“刘邦”：嘿嘿。
　　司马迁：当年你请一老父相命，人家说你长得“贵不可言”，你高兴得屁颠颠地许愿说“诚如父言，不敢忘德”，你当了皇帝以后报答了人家吗？ 　　　　
　　“刘邦”：我，我这不是找不到他嘛。
　　司马迁：哼，你找了吗？ 　　　　
　　“刘邦”：--------
　　司马迁：你打了败仗，被项羽追得落荒而逃，你怕车上坐的人多跑不快丢了自个小命，居然把亲生儿女推下车，你，你------- 　　　　
　　“刘邦”：我那是情况紧急，不得已而为之。
　　司马迁：你老爹被项羽抓了，项羽要把他蒸了下酒，你居然说烧熟了分你一碗！ 　　　　
　　“刘邦”：项羽这臭流氓！不过，我那老爹他也不待见我。
　　司马迁：你还是个胆小鬼。 　　　　
　　“刘邦”：哈哈，我刘季不怕天不怕地，不敬爹娘不爱子，我胆小？
　　司马迁：人家项羽要和你单挑，你怎么不敢应战？ 　　　　
　　“刘邦”：项羽小儿一介莽夫，跟老子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何需老子亲自动手。
　　司马迁：（冷笑）项羽这莽夫放的那枝冷箭可是差点要了您的命。 　　　　
　　“刘邦”：（咬牙）流氓，王八！
　　司马迁：呵呵，你骂霸王是流氓，可后人都说您才是流氓的老祖宗。 　　　　
　　“刘邦”：操！在流氓堆里混，我不做流氓我行吗我！ 　　 　　
　　六、好人孝惠帝 　　　　
　　（上回书中，秀才大义灭师，揭发老司马在帖子“史记”中有意挑起争端，不但对网友刘邦实行了人身攻击，还问候了网友刘邦的父母，此事恰被奉旨巡坛的论坛斑主撞见，当即封了老司马的发言权，谓：顶风犯科，封马骇猴！呜呼，司马之口既已被钳，秀才今日只得独角一戏也。） 　　　　
　　孝惠帝者，高祖刘邦次子，为吕太后所出。
　　当年刘邦被项羽追杀，逃命途中为减少乘车重量，三次亲手将孝惠、鲁元兄妹推下车去，虽三次都被随车的滕公救起，但在孝惠心里却已深深刻下人性善恶二重天的印记。
　　孝惠幼时，随生母吕后居于沛中，出入于田陇之间，行耨地牧猪之事。曾有过境老父为之相，言于吕后：“夫人所于贵者，乃此男也。”是时，老父亦为高祖相：“君相贵不可言。”及后，刘邦反于沛，出彭城，奔咸阳，入蜀、返洛，征战有年。初，孝惠随母吕后留守于沛，时受楚军追搅，惶惶度日。
　　刘邦南奔北突于外，伴于君侧的是战时夫人戚姬，戚姬生子如意，刘邦偿言：“孝惠仁弱，不类我，如意类我。”戚姬则常在刘邦面前啼哭，要刘邦废掉太子孝惠，改立如意为太子，只因张良等大臣力争，孝惠才得以保住太子之位。
　　高祖十二年，刘邦驾崩，太子孝惠袭位，吕太后专权。吕太后“为人刚毅”，为刘氏定天下、诛异已出了大力，如今既得独尊，其刻毒、狭隘之本性更彰显无遗。
　　刘邦素宠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吕后怨之已久，刘邦既崩，吕后更谋召如意入宫以图害之，如意亦知太后意，恐，孝惠获知此事，立即亲自出迎如意霸上，执如意手入宫，饮食起居无离其侧，太后欲杀如意，却也一直没有机会。然太后杀心既起，又焉能止之？一日，孝惠早晨出门练射，如意年少贪睡未起，太后闻讯急使人持鸩灌之而亡。
　　早年差点顶替孝惠做了太子的如意既死，吕后的目标又转向老冤家戚夫人，这回吕后的手腕更绝，直接将戚夫人砍断手脚，挖去双眼，用火灼掉耳朵，灌之哑药，使其居于厕中，命名为“人彘”。吕后又特意带孝惠去参观她的杰作，孝惠开始并没有认出“人彘”是谁，待吕太后告之“人彘”即为戚夫人时，孝惠顿时啕嚎大哭，并由此生了一场大病。孝惠病中，使人告太后：“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子予，终不能治天下”。从那以后，孝惠就不再听政。
　　第二年，孝惠的异母长兄齐王肥入宫贺寿，孝惠以兄礼事之，请之以上座。吕后闻讯大怒，令置鸩二杯，召齐王肥入宴敬酒为寿，孝惠闻之，抢先一步举杯欲饮，吕后见状，气急，亲手夺过酒杯泼鸩于地，齐王肥由此得生。
　　七年，郁郁不欢的孝惠帝英年早逝，发丧之日，吕太后干嚎无泪，众大臣皆奇之，倒是年方十五的张良之子辟疆看出内中奥妙，对丞相说：“太后就孝惠一个独子，今崩，哭而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问：“何解”，辟疆说：“孝惠帝的儿子都未成年，太后对你们这班老臣心存畏惧，丞相不如趁机请求太后拜吕氏兄弟为将，并入宫辅助朝政，如此既可让太后安心，亦可使老臣们免于祸端。”丞相依辟疆计而谏，太后心头一宽，眼泪也就哗啦啦流下来了。
　　吕太后主政后为了巩固权位，大肆“王吕氏、诛功臣”，其处事既强且悍，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也算是个“明主”，高祖刘邦若泉下有知，亦当自叹弗如，只是苦了好人孝惠。
　　由是观之，好人不为帝，为帝非好人。莫如斯言。 　　 　　
　　（纯属戏谈，谬言多多，只可笑砸，不可细究。）
56、读野史笔记三则（作者：青藤雪个） 最近几天无聊，检索我的电脑，发现了很多以前读野史写的文章，有些还是很有意思的，整理后贴出来，自成一个系列，希望大家能喜欢。 　　
　　有些比较完整，有些还没写完。 这个是从一个明清笑话集中看来的，原文很短，我把它扩充了。 　　
　　胡说八道之神仙也科考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吃完了糖官儿，骑着扫把上了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去了。这灶王爷家家都有，住在各家厨房的抽油烟机上面，是一家之主，不过户口本儿上没他。也不属于暂住户口，您什么时候见过警察来您家查户口时问您说：“嗨，你好，我们是来查户口的，您家灶王爷在家吗？”从来没有吧？ 　　
　　在神仙里面，灶王爷的地位是最低了，因为家家都有，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金子多了不值钱。所以灶王爷在神仙里面是最没身份的，连个专车都没有。每年只能上天一次，去的时候骑的都是扫把，老规矩，小孩子是不可以骑扫把的，因为那时灶王爷的专车，小孩子要是骑了扫把，被灶王爷看到了，轻的烂裤裆，重的一辈子取不上媳妇儿。所以说神仙再小，那都是不能得罪的。 　　
　　话说灶王爷来到了天上，立马被玉皇大帝接见了。要说灶王爷是个小神仙，玉皇大帝是不屑一见的，不过这几年天宫搞活动，要接触群众，多听听下面的意见，反对官僚主义，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所以玉皇大帝以身作则，就接见了灶王爷。 　　
　　灶王爷很是兴奋，忐忑不安的来到了玉皇大帝面前，毕恭毕敬的站在那里。玉皇大帝很亲切的让他跪在那里，问他：“人间什么事最苦呀？”灶王爷想了想，想起高考的时候，全家出动，没人在家做饭，饿他了三天，每年都是这样，他早就想向天宫建议废除高考了。可是以前没有机会向玉皇大帝汇报，这次可算是逮到机会了。于是灶王爷就回答说：“高考。” 　　
　　玉皇大帝很奇怪，问为什么。灶王爷说：“高考可苦了，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全家提心吊胆的，为了一个人能考好，全家都来做奴隶，要是考不上，那就像天塌了下来。好不容易考上了，又为了没钱上苦恼。所以说高考最苦了。”“嗯，你说得有道理，你认为天上什么事最乐呢？” 　　
　　灶王爷想起每年在凡间，整天受烟熏火燎的，可是八仙什么事不做，在天上人间游来玩去，还在电视上做广告，又拍电视剧，搞得一个个声名远扬，进门有小蜜，出门有奔驰，人模狗样的。于是就回答说：“天上的八仙最乐。”玉皇大帝“哼”了一声，说：“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玉皇大帝回到宫里，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在天宫的地位最高，八仙怎么能比自己还快乐，不行，得杀杀他们这种邪气，让他们知道天上谁最大。怎么样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呢？对了，让他们参加高考。 　　
　　玉皇大帝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觉，他想象着八仙作难的样子，心里就感到十分惬意。第二天一早，他就让他的秘书嫦娥起草了一个文件，下发到天庭各个部委。 　　
　　文件说：为了端正天庭的风气，更好的走向未来，为了提高天庭神仙们的素质，加强领导阶层的文化性，知识性，从即日起，在天庭实行能力认证考试。考试合格者取得神仙资格，不合格者罚到天厕去打扫卫生。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先从八仙开始搞试点，从八仙的考试中，取得经验，为以后的天庭神仙们全面的考试最准备。特委托魁星为主考官，太上老君为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件下发到八仙手里，八仙们正在人间拍电视连续剧《八仙和嫦娥－－不得不说的故事》，一听说要考试了，一个个忧心如焚。聚在一起，商量怎样应付这个难关。 　　
　　他们来到香格里拉大酒店，直奔总统套间，八仙在人间很是有名气，追星族遍地都是，这次他们没有心思理会影迷们，一个个化了妆赶了过来，在路上，吕洞宾还差一点被一个影迷认出来。 　　
　　汉钟离因为身体胖，来得晚了，他一进屋，见其他七位都是兴高采烈的，好像是胸有成竹，一点也不发愁。汉钟离奔到冰箱旁，拿了一罐可乐，一口喝完，打了一个饱嗝，问：“诸位，你们都有办法啦？” 　　
　　“那当然了！”，曹国舅说：“我刚才给俺姐姐王母娘娘打了个电话，说俺是皇亲国戚，俺要是考得好，别人会说俺有内线，俺要是考不好，又会侮辱了俺姐姐的名声，为了避嫌，俺姐姐已经向玉皇大帝建议，让俺回避一下，玉皇大帝已经同意了。” 　　
　　“我靠，你真有本事。那你呢，铁拐李。”铁拐李说：“俺是个残疾人，天庭有优惠政策，要对俺放宽标准，可以免试，考试委员会已经通过了。” 　　
　　“倒，老吕，你不会也免试吧?”吕洞宾捋了捋胡子，笑着说：“不会，俺不这样，不过俺已经上报了天庭，俺经常出国讲学，在国外是有名的客座教授，国外的几家大学已经把聘请俺的信件上交到天庭出国办了，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天庭特准俺不参加这次考试。” 　　
　　“老张，你呢，你咋办？”张果老笑眯眯的说：“俺已经超过年龄了，俺已经向天宫老龄委递交了申请，不参加这次考试，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加快天宫领导层的年轻化建设。玉皇大帝已经同意了。” 　　
　　 “小韩，你有啥高招？”韩湘子整了整西装，理了理领带，说：“俺没问题，俺年轻，再加上俺有个好家教，通过这次考试没问题。”“好家教？谁呀？”韩湘子撇了撇嘴：“这都不知道？俺叔叔韩愈呗。” 　　
　　“小蓝，小何，别光顾着谈恋爱，你们打算怎么办？”蓝采和说：“俺的花篮是不离手的，到时候俺在花篮里放个笔记本电脑，准备抄过关。仙姑和她干娘王母娘娘打过招呼啦，为了尊重女性，这次仙姑先不参加考试，玉皇大帝已经同意了。” 　　
　　“你们都有办法，那我怎么办呀？” 　　
　　吕洞宾说：“你和魁星不是老乡吗，你去找找他不就得了？” 　　
　　汉钟离急忙买了些天宫没有的东西，坐着火箭上了天宫，直奔魁星的家里，向魁星说明了来意。魁星想了想，说：“我要是把我这个神笔借给你，又怕你不会用，这样吧，现在天宫考试委员会缺一些办公用具，你以个人的名义买了，给老君送去，让老君特许你可以开卷考试，这样不就结了？” 这个是当年的杜西游记系列，自己改变的 　　
　　悟空自述——我是如来阴谋的牺牲品 　　
　　本来取完经后，如来让老孙作了佛爷，老孙就不便说什么了，可是今天，如来欺负到老孙头上来了，竟然要重新考核佛爷，不合格的下岗，取消待遇。你们也知道，佛爷里面，就老孙的文化水平最低，俺连一个最简单的南无阿弥陀佛都念不准，就别说去念经了。这不是针对老孙的吗？如来竟然拿老孙开涮，老孙也顾不了许多了，就把取经的内幕给诸位抖露一下，这其中，黑着哪。 　　　　　　
　　先从老孙的出身说起吧。开始，我真以为俺老孙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 　　　　　　
　　原来，如来他们成佛后，在天竺的日子慢慢的变得不好过了，诸位也知道，谁要是在看着他长大的人面前耍牛，得到的只有耻笑。再说了，天竺很穷，没啥好玩意儿上供，整天吃那些水果，嘴里都淡出鸟来了。如来听说中国这地方比较好，想去换换生活，他又听人说，中国的玉皇大帝的生活好着那，心里很是羡慕，想去，又怕自己上门的人家看不起，后来，有人给他讲三国，他受到了三顾茅庐的启发，决定施行一个计划，让中国人请他去。 　　　　　　
　　计划的步骤是：首先，得让天宫出问题，当然是越大越好。其次，这个问题要让自己人去闹出来。然后，放出风让他们来请如来去收拾残局。 　　　　　　
　　实施起这个计划有些困难，难题是让谁去闹。有名头的不行，被人知道就穿帮了。没本领的不行，不然被人宰了，丢面子。 　　　　　　
　　如来为此发了几天愁，头上被蚊子咬的包包变得更红。在这里老孙罗嗦几句，如来急着搬家，有一个原因是他怕蚊子咬。如来是疤瘌性皮肤，蚊子一叮就留痕迹，他的脑袋本来很光的，被蚊子叮过后，留下了一头的大包，不过如来这个人挺会遮掩，这几个包成了他的异像。妈妈的，一个人有了势力，生个痔疮都有来历。 　　　　　　
　　言归正传。如来考虑了几天，觉得让谁去都不合适，于是决定造一个来完成这个任务。 　　　　　　
　　于是老孙就诞生了。 　　　　　　
　　老孙诞生后，也是有些灵气的。可是一只乱蹦的猴子，别说去闹天宫了，除了死掉，是没办法上天的。再说了，死了也不一定进天堂。就是进去了，天上好几个天堂，上错了不就白费心思了？如来决定求求他的师兄菩提。 　　　　　　
　　如来和他的师兄有矛盾，具体怎样老孙不清楚，老孙的师傅又不给俺说，老孙也不敢去问。不知道如来用了啥办法，使菩提祖师答应收老孙为徒弟。 　　　　　　
　　老孙学成后，回到了花果山。本来想好好的过日子，可是如来等不及了，这几年天竺雨水太大，蚊子滋生，他的脑袋上包摞包，已经受不住了。可是老孙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如来为了计划的周密，不让俺老孙知道。如来亲自出马，变成一个老猴子，作了俺老孙的宰相，先劝俺进龙宫要宝，再扮小鬼勾魂，引诱俺闹了地府。 　　　　　　
　　说实在话，他引诱俺作的这些事，老孙是很喜欢做的，把别人的东西抢到自己的手里，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终于，玉皇大帝有了回应。可是他的先礼后兵，怀柔政策，让如来白高兴了一场。人算不如天算，如来即使是佛，也是受自然的安排的，谁让他生活在这个世上，只有忍了，换个星球，谁知道他是谁呀。 　　　　　　
　　不过，老孙的脾气有点儿太大，觉得官小，就反出了天宫，如来乘机劝俺做齐天大圣，老孙对高帽子有一种偏好，就高高兴兴的作了。当时，老孙不知道是阴谋，要是知道是阴谋，嘿嘿，俺老孙还是要做！谁让权力这么诱惑人。后来取经的时候，就那几个人，俺不还是喜欢当老大？没办法，俺就这脾气。 　　　　　　
　　这回玉皇大帝来了个先兵后礼。妈妈的，中国的神办事怎么这样不干脆，婆婆妈妈的。当时，玉皇大帝派兵和老孙打起来时，如来高兴坏了，把蚊帐都烧了，后来，玉皇又和俺讲和了，差点把如来气晕过去，害得他又去买蚊帐，结果没货，头上又多了几个包。 　　　　　　
　　俺老孙在天宫作大圣挺自在，如来却不自在，就又变作一个卖桃的，妈妈的。如来就是上过学的，有学问，知道老孙的心理，爱吃桃子。俺听见有人卖桃，出门去看看，就被他引诱了，他告诉老孙天宫蟠桃园的桃子最好吃。于是老孙就去找太白金星，让他保举老孙去看桃园。 　　　　　　
　　老孙去找太白金星时，没有许愿，只朝他挤了挤眼，这老头以为保举老孙后可以免费吃桃子，就满口答应了。当时老孙是太想吃桃子了，没有想：天宫怎么会有做生意的？后来才知道，天宫的人工资低，有搞第二产业的。所以天宫的人都不好好工作，玩忽职守，闹得下界不是旱就是涝，听说最近天宫正准备高薪养廉。 　　　　　　
　　如来终于如愿以偿了。老孙在天宫把事儿给闹大了。这都是酒惹的祸。酒这东西，不是好玩意儿，你说说，一杯香喷喷儿的美酒，摆在老孙的面前，老孙的立场到哪里去了呢？俺的禅定功夫咋就那么的弱？俺对唐僧其他的看不上，在禅定上面还是很佩服的。 　　　　　　
　　老孙在天宫闹得太厉害了，没人能治住老孙，玉皇就想起了如来。 　　　　　　
　　现在的中外交流很频繁，虽然外国比较苦，可是出去公费旅游一番，还是有人愿意的。那些去天竺旅游的人，被如来请吃了好几回，回来后，在玉皇面前，猛夸如来怎么好，怎样有本事，在玉皇的心里有了印象。有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那是屁话，只要有好广告，猴尿也能说成是琼浆玉液。 　　　　　　
　　在这紧要关头，玉皇就想起了如来，派人快快去请。这时，如来故意端起了架子，装起了病。其实，他巴不得马上就来。天宫的人请了七八次，如来才状模作样的来了。一边走一边咳嗽，那都是被口水呛的，他想起天宫的好吃的就流口水。 　　　　　　
　　老孙当时年轻气盛，被如来给骗了。人在气头上，什么傻事都作得出。你说，他伸出手来，说老孙跳不出去，老孙就上去跳了。现在想起来，老孙失去了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好机会。 　　　　　　
　　你说，当时老孙也和如来赌，说他也跳不出老孙的手掌心，先让他跳，他一上来，老孙的手一握`----哦呵呵呵呵呵。想起来都爽。 　　　　　　
　　可是老孙上当了。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 　　　　　　
　　不过如来也没占便宜，玉皇大帝请他吃了几天后，婉拒了他要驻留中国的要求，送他了一瓶蚊不叮，客客气气的把如来送走了。气得如来好几天没吃饭，再加上在天宫吃伤了，闹了好几天肚子，瘦了一大圈。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如来在中国驻了几天，越发想搬到中国来，冥思苦想，又想起了一个办法，决定从根部入手，发动群众。 　　　　　　
　　于是，如来使出了杀手锏：派他的得意弟子金禅子出山，到中国作了和尚，宣传佛法，金禅子不愧是能说会道，果然骗了许多人，并且骗到了唐朝的皇帝。 　　　　
　　可是，唐朝的皇帝要亲眼看看佛经，原文的，看到后才发奖金。于是，金禅子要到天竺去取经。 　　　　
　　那金蝉子虽然是他徒弟，不过已经是凡人的身体了，不要说妖怪，就是蚊子都能把他咬死。这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徒弟，并及自己的伟大事业。如来又想到了老孙。 八戒自述--我的天蓬生涯 　　　　
　　想当初,俺被贬下天宫时,罪名是调戏嫦娥.当时的俺是势单力薄,整个一个弱者,你想,俺的称呼是个啥:天蓬元帅,给玉帝打伞的人,能有什么势力.现在好了,俺是个净坛使者,背靠如来这棵大树,再加上有个有本领的师兄,俺都啥都不怕了,俺就把俺如何被贬下天宫的内幕,给诸位抖搂一下. 　　　　
　　这事得从嫦娥说起. 　　　　
　　想当初,嫦娥偷了后羿从王母那里取来的灵药,飞到了天上.有人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看就是男人写的,漂亮女人,到哪里都吃得开.不像男人,还的奋斗一番,才会有一点眼光过来看. 　　　　
　　嫦娥到了天上,不知道去那里好,在天上乱逛.要知道,从地上飞到天上,有很长的距离的,一路上灰尘大,嫦娥弄的灰头土脸的,天生的丽质被遮盖,像个黄脸婆,没有人理她.要知道,以貌取人的事,在那里都有. 　　　　
　　要说还是老太阴有眼光.一眼就看出了嫦娥的价值.也难怪,成天上夜班的人,眼光就比上白班的人好.老太阴就收留了嫦娥.开始,俺还以为他是好心,其实,他是有目的的.要知道,没有好处的善事,是不会有人做的. 　　　　
　　老太阴把嫦娥一收拾打扮,果然是第一美女的风范,不过有些土气,没有出俗的感觉,老太阴脑筋一转,想了一招,找了个兔子让嫦娥抱着,这样一来,就像个小姐了,有大家的模样.你想,穷人怎么会养宠物,他们只会把兔子给吃了.物质丰富了,精神才会有的嘛. 　　　　
　　那一天,老太阴找玉帝批条子,想换辆好车,它的哪一辆太旧,在天上走得太慢,太阳都出来了,他还在路上走.所以老太阴想换一辆好一些的车子. 　　　　
　　玉帝看了看报告,说天宫的办公经费紧张,老太阴说,月宫的桂花开了,请玉帝去赏桂花,饮桂花酒.玉帝想了想,就答应了.因为这几天是王母的更年期,脾气太大,玉帝有些受不了,也想找些乐子散散心. 　　　　
　　那天晚上,我陪玉帝来到了月宫.要知道,俺这个天蓬元帅,是给玉帝打伞的.虽然天上不下雨,可是也要打着,派头嘛,当领导的总要耍耍. 　　　　
　　老太阴领着玉帝来到桂花树下坐定,吩咐上酒.这时,只见一个美女施施然端酒上来,她把酒放在玉帝的面前,然后从怀里掏出兔子,抱着就站在了玉帝的面前,这时,我看见玉帝的眼直了. 　　　　
　　老太阴一把把我拉了出来. 　　　　
　　以后,玉帝常去广寒宫赏桂花.老太阴也坐上了新车子. 　　　　
　　要说,玉帝是个死心眼子,你想哪,桂花开一段日子就谢了,他还说去赏桂花,王母能不生疑心嘛?刚开始俺不明白,后来,俺在高家庄结婚后,就明白女人有多厉害了,女人们哪,在这个问题上,敏感着哪. 　　　　
　　王母也是的,不给玉帝一点面子,她竟然躲在了桂花树上.当玉帝和嫦娥在树下时,(这时,她一定后悔给后羿灵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她跳了下来,一点也不顾忌自己的身份.也难怪,在这个紧要关头,很少有人能存住气的. 　　　　
　　王母一跳下来,玉帝就知道要坏事.站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王母本来是满脸的杀气,可是,当她看见嫦娥时,说了一句话,俺都差点笑出声来. 　　　　
　　她说:唉,这丫头,我看着都挺喜欢,就别提那老色狼了. 　　　　
　　玉帝喜出望外,为了平息王母的怒火,他用手一指俺,说: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不由俺分说,一脚就把俺给踢出了天宫. 　　　　
　　第二天,天宫下了文件,说俺调戏嫦娥,把俺给发落了. 　　　　
　　可是,嫦娥是从哪里来的呢?就又下文说,嫦娥是玉帝新提的广寒宫的秘书. 　　　　
　　你们说,俺冤不冤. 沙僧自述——我的天宫生活 　　
　　俺在天宫是卷帘大将,说白了,就是人家进门时,给人家挑一下门帘.想当初,委任俺做卷帘大将时,俺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才知道卷帘大将是做这个的,把俺气的是眼冒金星. 　　　　
　　说起来这天宫也真是的,门面不大,规矩不少.你说,挑帘子的就叫挑帘子的的了,还叫大将,多虚伪.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样让人有面子.比如说,你在天宫烧锅炉,别人问你是做什么的,你说是烧锅炉的,人家就看不起你.你要是说你是火神,包准他们会对你另眼相看.这就是名头的力量. 　　　　
　　那天,俺第一次上班,心里那个别扭,就别提了.这时,过来一个老头,后面还跟了一个打伞的,后来俺才知道那个打伞的叫天蓬元帅,比俺还高一级. 　　　　
　　俺心里没好气,撩帘子时低了一点,碰到了那老头的帽子,结果就来了一群天宫宪兵,把俺抓了起来. 　　　　
　　开始,俺不明白咋回事,后来看守俺的人说,哪老头是玉帝. 　　　　
　　俺想,不就碰了一下帽子嘛,顶多扣俺一个月的奖金,反正奖金也不高.谁知道那天玉帝和王母因为嫦娥的事吵了一架,心情不好,就上纲上线,说俺要谋杀他.就把俺贬出了天宫. 　　　　
　　俺心里气呀,就在流沙河吃人泄气.嘿嘿,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马虾,马虾吃青泥,谁弱小谁倒霉. 　　　　
　　俺吃人一直吃到俺师傅来到才停止. 　　　　
　　现在,俺在西天有地位了,就超度那些被俺吃的人,你们要怨,就怨玉帝,谁让他把俺贬下天宫,他要不贬俺,你们就不会被俺吃了. 　　
　　这些天俺经常看佛经,才知道这也叫因缘.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写这个，是记得看西游记时，唐僧有一次莫名其妙的生了一场病，悟空在照顾他，两个人唧唧歪歪的探讨人生，我就写了这个。 　　
　　妖精自述——我是如何吃到唐僧肉的 　　
　　我是一个妖精，是这世上唯一一个吃到唐僧肉的妖精。 　　
　　我住在寇家庄旁边的山里。 　　
　　原先，我不知道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有一天，有一个小妖精投靠了我，他是从狮驼国跑出来的，他告诉我，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 　　
　　我收集了很多关于唐僧的资料，才知道，在这以前，有很多比我实力大的妖精都想吃唐僧，结果不但没有吃到，还把命给送了。我仔细研究了他们失败的原因，做了多种考证，总于找到了可以吃到唐僧肉的法子。 　　
　　前面的妖精们，全都抓住了唐僧，结果都没吃到嘴里，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原因。 　　
　　我们妖精，修炼的差不多后，都要试着变成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失误，因为这样迷失了自我。我看资料时，每当看到孙猴子抡棒大喊：妖精的时侯，我都忍不住要笑。难道他不是妖精？ 　　
　　更可悲的是，那些妖精们，为了更像人，竟然去看人的书，并且还照着学习。在我们妖精里看的书，是跟随人间的潮流的。人间流行什么我们看什么。 　　
　　那些妖精们最喜欢看论语。 　　
　　看就看吧，他们还照着做，孔老头的关于吃的理论，他们最熟。什么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个个照着来。 　　
　　平时你照着来，没什么关系，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在吃唐僧的紧要关头，他还要这样做，就有些读书读傻了。 　　
　　如果再见到孔老头，我非吃了他，让他乱说话。把人害了还算了，竟敢害我们妖精。 　　
　　我觉得，作为一个妖精，就得敢做敢为。当然了，蛮干是不行的，前车之鉴太多了。我要计划得周密。 　　
　　寇家庄的寇老头最爱佛。唐僧一定会路过这里，我的计划就从他家开始。 　　
　　我先化作一个老汉，躺在他家门口。 　　
　　寇老头出门碰见了我，三言两语就收留了我，我的计划就开始了。 　　
　　我先在寇老头前面说唐僧如何如何的好，说的寇老头动了心，铁了心的要招待唐僧。我就劝他要四处打听，以免唐僧不从这里走，溜了过去。 　　
　　功夫不负苦心人，四处打探的人回来了，说唐僧马上就到，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的差点儿晕过去。 　　
　　我站在树后，装作扫地的样子。我知道，唐僧的三个徒弟里，孙猴子最厉害，我怕他看出破绽。 　　
　　唐僧进门了。看着他肥嫩的样子，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妈妈的，我说前面的妖精为啥都豁出命不要都想吃唐僧呢！原来看着就好吃。 　　
　　我和别的妖精不同，我不贪。我只想吃一口就可以了。 　　
　　我想：吃唐僧哪里呢？既可以饱口福，又能不要他的命？ 　　
　　我冥思苦想，掉了好几根头发，急得我浑身发热，到处乱挠，结果就想到了。 　　
　　如来是唐僧的师傅，他一定会保护唐僧的。所以以前的妖精们，因为有了吃唐僧整个人的杀气，结果被如来感觉到了，所以他们失败了。 　　
　　我要另辟蹊径，即吃到唐僧肉，又不伤他的性命，让他能到西天去取经。我想，如来关心的是唐僧能不能把经取走，只要是个活人来就行。其他的我想就不重要了。 　　
　　我看到了唐僧的三个徒弟，孙猴子果然难对付，猪八戒和沙和尚是白给，好说。问题是怎样对付孙猴子呢？我如果要从唐僧身上取一块儿肉，他心里一定很高兴。从资料上看，他和唐僧的矛盾很深。可是他又爱面子，我这样做了，他一定觉得很没有面子，即使心里高兴，他也会找我打架的，可我又打不过他。 　　
　　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写这个，是记得看西游记时，唐僧有一次莫名其妙的生了一场病，悟空在照顾他，两个人唧唧歪歪的探讨人生，我就写了这个。 　　
　　妖精自述——我是如何吃到唐僧肉的 　　
　　我是一个妖精，是这世上唯一一个吃到唐僧肉的妖精。 　　
　　我住在寇家庄旁边的山里。 　　
　　原先，我不知道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有一天，有一个小妖精投靠了我，他是从狮驼国跑出来的，他告诉我，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 　　
　　我收集了很多关于唐僧的资料，才知道，在这以前，有很多比我实力大的妖精都想吃唐僧，结果不但没有吃到，还把命给送了。我仔细研究了他们失败的原因，做了多种考证，总于找到了可以吃到唐僧肉的法子。 　　
　　前面的妖精们，全都抓住了唐僧，结果都没吃到嘴里，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原因。 　　
　　我们妖精，修炼的差不多后，都要试着变成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失误，因为这样迷失了自我。我看资料时，每当看到孙猴子抡棒大喊：妖精的时侯，我都忍不住要笑。难道他不是妖精？ 　　
　　更可悲的是，那些妖精们，为了更像人，竟然去看人的书，并且还照着学习。在我们妖精里看的书，是跟随人间的潮流的。人间流行什么我们看什么。 　　
　　那些妖精们最喜欢看论语。 　　
　　看就看吧，他们还照着做，孔老头的关于吃的理论，他们最熟。什么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个个照着来。 　　
　　平时你照着来，没什么关系，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在吃唐僧的紧要关头，他还要这样做，就有些读书读傻了。 　　
　　如果再见到孔老头，我非吃了他，让他乱说话。把人害了还算了，竟敢害我们妖精。 　　
　　我觉得，作为一个妖精，就得敢做敢为。当然了，蛮干是不行的，前车之鉴太多了。我要计划得周密。 　　
　　寇家庄的寇老头最爱佛。唐僧一定会路过这里，我的计划就从他家开始。 　　
　　我先化作一个老汉，躺在他家门口。 　　
　　寇老头出门碰见了我，三言两语就收留了我，我的计划就开始了。 　　
　　我先在寇老头前面说唐僧如何如何的好，说的寇老头动了心，铁了心的要招待唐僧。我就劝他要四处打听，以免唐僧不从这里走，溜了过去。 　　
　　功夫不负苦心人，四处打探的人回来了，说唐僧马上就到，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的差点儿晕过去。 　　
　　我站在树后，装作扫地的样子。我知道，唐僧的三个徒弟里，孙猴子最厉害，我怕他看出破绽。 　　
　　唐僧进门了。看着他肥嫩的样子，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妈妈的，我说前面的妖精为啥都豁出命不要都想吃唐僧呢！原来看着就好吃。 　　
　　我和别的妖精不同，我不贪。我只想吃一口就可以了。 　　
　　我想：吃唐僧哪里呢？既可以饱口福，又能不要他的命？ 　　
　　我冥思苦想，掉了好几根头发，急得我浑身发热，到处乱挠，结果就想到了。 　　
　　如来是唐僧的师傅，他一定会保护唐僧的。所以以前的妖精们，因为有了吃唐僧整个人的杀气，结果被如来感觉到了，所以他们失败了。 　　
　　我要另辟蹊径，即吃到唐僧肉，又不伤他的性命，让他能到西天去取经。我想，如来关心的是唐僧能不能把经取走，只要是个活人来就行。其他的我想就不重要了。 　　
　　我看到了唐僧的三个徒弟，孙猴子果然难对付，猪八戒和沙和尚是白给，好说。问题是怎样对付孙猴子呢？我如果要从唐僧身上取一块儿肉，他心里一定很高兴。从资料上看，他和唐僧的矛盾很深。可是他又爱面子，我这样做了，他一定觉得很没有面子，即使心里高兴，他也会找我打架的，可我又打不过他。 　　
　　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妖精自述——我是如何吃到唐僧肉的 　　
　　嗳，我们妖精有志气，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啥时候也吃不到嘴里，说干就干，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晚上，我装作在后院打扫卫生，唐僧一定会来后院转转的。 　　
　　果然，他来了。 　　
　　我的心跳的厉害。浑身发抖。这个傻和尚关切的走到我身边问我说：老人家，你怎么了？ 　　
　　我浑身抖得更厉害了，是被气的，这个傻玩艺儿，快被人咬了还装样子，想用感情攻势让我下不去手？休想。 　　
　　我提起扫把，想给他一下，把他打晕了好动手，正在这时，我听见了孙猴子的声音。 　　
　　躲了先。 　　
　　刚要走，去听见孙猴子喊道：师傅，我和八戒沙僧去耍去了。 　　
　　我这才放了心，决定行动。 　　
　　诸位如果以为我要来粗的，哈哈，你错了，这样想太看不起我们妖精了，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不会那样做的。 　　
　　我对唐僧施了一礼，说：大师为什么要去西天？ 　　
　　不出我的所料，唐僧回答说：要取真经，渡人苦难。 　　
　　我说：你自渡了吗？渡人必先自渡。大师是不是觉得自己总差那么一点点儿呢？ 　　
　　唐僧说：是的。 　　
　　我笑了。 　　
　　我说：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唐僧摇了摇头。 　　
　　我说：是因为你的欲望还在。 　　
　　唐僧说：没有呀！我已经绝了欲望。 　　
　　我说：真的吗？你身体的欲望真的绝了吗？ 　　
　　唐僧不说话了。 　　
　　我说：我可以帮你解除这个烦恼。 　　
　　唐僧向我跪下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好的，我来帮你。 　　
　　我终于成功了。 　　
　　我把唐僧肉一口吞了下去。 　　
　　唐僧醒了过来，我对他说：你要好好休息，最好在寇家庄待一段日子再走，不要让你的徒弟们知道，要不然他们会看不起你。虽然你是为了得到真经才这样做的，可是在他们的眼里，是警世骇俗的。你要取到了真经，名扬天下时，人们才会理解你的作为。 　　
　　唐僧果然在寇家庄住了很久，因为他发烧。当然了，没有经过细心的处理是很容易感染的。 　　
　　不出我的所料，孙猴子果然找上门来了。 　　
　　我把他请到屋里，给他上茶。我知道，他吃软不吃硬。 　　
　　每等他开口，我就说到：我这样是为你好。我听人说了你在取经路上的经历，我很为你抱不平。凭什么你要受到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你救了唐僧多少次，他还是那样对你。你真心对他，他却处处防着你，你以为他不会念松箍咒吗？他会的，他就是要让你痛苦，他就是不能让你超过他，谁让你的本领大呢。取完了真经，论功劳他也是第一位的，虽然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而且是因为唐僧的原因，可是，在他们的眼里却一文不值。 　　
　　这次好了，以后你的日子好过了，他以后会很温柔的对你的。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念咒了。 　　
　　孙猴子很奇怪，问道：为什么？ 　　
　　我说：你伏耳过来，我告诉你。 　　
　　我轻轻的对孙猴子说了原因，他大笑着走了，走时翻了好几个跟头。 　　
　　从此后，我就安安稳稳的活到现在，与天地同寿，和日月同光。 这个记得是明人的笔记小说里的，时间长，记不清出处。 　　
　　刀客 　　 　　
　　站在我面前的老人,个子很高,黝黑的面容上,有着刀子刻一般的皱纹.他的脑袋很光,在太阳下,有一种摄人的光辉.可是,他只有一只耳朵. 　　
　　耳朵是被刀客割掉的.他说,语气里竟有一种豪气. 　　
　　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附近有一帮刀客.那天,刀客到我们村子里来抢东西.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拿出了一些财物,希望刀客们收下后,可以平安的离开.结果,刀客们收下了财物,却在我们村子里住下了.说要歇息一些日子. 　　
　　过了几天,他们说要走了,在我们的村口磨刀,我那时小,站在旁边看,旁边有好几个小孩子.大人们都不敢过来,只有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危险,站在那里好奇的看着. 　　
　　刀客把刀磨好了,对着太阳看了看.我至今还记着那一天阳光的样子,很刺眼的.在我以后的日子里,从没有再见过这样刺眼的阳光. 　　
　　刀客看完了他的刀,转过头来看着我们小孩子,他迷缝着眼,还在微笑,突然,他一把抓住了我,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揪住了我的左耳,挥了一下刀子,割了下来. 　　
　　老人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当时,我吓得都不会哭了. 　　
　　那个刀客把我的左耳丢在地上,用脚跐了一下,又一脚把它踢到一边,旁边有一条狗,愣了一下,一口吞了下去.这时,我才想起了哭. 　　
　　在我的哭声中,这个刀客大笑着,把刀插进了鞘中,上马走了. 　　
　　这时候,大人们才过来了,看着我的样子,他们说:活该,谁让你去看的. 　　
　　在同村人的耻笑中,我慢慢的长大了. 　　
　　我有六个兄弟,在我长大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的保姆.天幸他们都很爱我这个大哥,他们的温情,使我愤怒的心,安慰了许多.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我最小的弟弟也已经十八岁了.刀客们每年都要来我们的村子里要钱,那个割我耳朵的刀客,现在是他们的首领. 　　
　　那天,刀客们抢走了我家的猪和羊,我最小的弟弟去阻拦,被他们一刀鞘拍在了地上,我拦住了要冲上去的其他兄弟们,上前向刀客们赔礼,他们也给我了一刀鞘,昂首上马走了. 　　
　　弟弟们怒视着我,在他们的眼里,我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年后,我和弟弟门去山上伐木,一年的时间,他们都成了棒小伙,胳膊和常人的小腿一样粗. 　　
　　年底时,我们回到了家里,那帮刀客又来了.这一次,他们看上了我的六弟,要他和他们一起去做刀客.他们在我家的堂屋里喝酒,等着回话.六弟竟然想去.我的父母不敢阻拦,在屋里偷偷哭泣.我劝他不要去,他竟然说:看你那窝囊样子,我不想和你一样.听到这话,我愣住了. 　　
　　我来到门外,越想越生气,我从铡上取下了铡刀,怒冲冲的来到刀客们喝酒的屋外,一脚踹开房门,进屋里抡刀就劈,那个带头的刀客抬手挡了一下,我一刀就把他的胳膊砍了下来,鲜血溅在了他旁边其他的刀客身上.刀客们都愣了,有一个竟然吓的尿了裤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拔刀. 　　
　　我提着刀,怒视着他们,喘着粗气. 　　
　　刀客们向我跪下了,发誓再也不敢做刀客了.然后就走了,留下了他们的马和刀. 　　
　　从此,我们这里就没有了刀客. 　　
　　其实,这帮刀客只是好吃懒做,他们结集一起,只是为了壮胆.这件事后,就有人上门提亲了,我和弟弟们很快就都结婚了.人们看到我时,眼光里竟是害怕. 下面是关于老子和孔子的一些传说 　　
　　一、道可道，非常道。 　　
　　这是老子因为和人辩论输了，有感而发的话。诸位大都和人抬过杠，应该有这个经验，谁先说，最后必输，因为人家可以顺着他的话走。先有车，后有辙嘛。老子和人辩论输后，感慨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呀，你能说，别人也能说，要想辩论赢，就要抬死杠。 　　
　　老子吃过亏后，就变乖了。 　　
　　这一天，孔子慕名而来，要和老子辩论，举国上下，观者如堵，老子上台后，一捋袖子，戟指指着孔子说：你的脑袋重六斤四两，不信称称。 　　
　　结果，孔子输了。 　　
　　二、无名，万物之母。 　　
　　老子说：什么是母亲？被剥削得最狠的人。做母亲的，眼里只有孩子，没有自己。好的让孩子，自己吃得不能提，有东西进嘴就行。做母亲的，只要活到老，就为孩子操心到老，真正的生命不息，操心不止，做孩子的是生命不息，剥削不止。 　　
　　所以老子说：做人，如果不会出名，就让人剥削吧！后来，孔子发扬了一下，孔子说：一个人四十了还没人知道他，就随便调理他吧。反正他就那了。 　　
　　三、有名，天地之始。 　　
　　老子出名后得到既得利益的感叹。 　　
　　一个人，只要出了名，就能发财。这位说了：我认识的木木名人就没有发。呵呵。那因为他是日本人---死心眼子。 　　
　　名人发财的路可多了，不是我等俗人及平头百姓所能想象的。名人的手纸都有收藏价值，都可以卖钱，我等有吗？ 　　
　　名人具体是怎样生财的，媒体的报道很多了，恕不一一复述。有兴趣的可以查查。 　　
　　一个人只要出名，以前的所有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例如：你小时候偷人了一只鸡子，如果没有出名，人家说你从小就不是好人。要是出了名，被偷鸡子的人会说：他小时候能着呢，会炖俺的鸡子。 　　
　　所以老子出名后，会有此感叹。意思是说呀，要想得到一切，先有名再说，你有了名，一切都会站在你的一边。 这个故事出自明人的笔记，很简略，我扩充了。 　　
　　读书人里的侠客 　　
　　鼓打三更了。 　　
　　张岷崃坐在桌前，呆呆的看着跳动的烛光，心里盘算着怎样替耿随超开脱罪责。耿随朝是他的同年，担任户部主管草场的官员，前几天草场突然失火，把草料全部烧光了，朝廷下令将他关押在监牢里，过几天就会有锦衣卫来提他上京。 　　
　　耿随朝的夫人带着孩子来求他，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来替自己的丈夫开脱。可是张岷崃作为一个小小的县令，在朝中又没有靠山，他能有什么办法呢？可是朋友的性命又不能不救。 　　
　　在同年里面，张岷崃以气度和见识著称。完全没有那些同年们的迂腐习气。滑县的强盗很多，在张岷崃来以前，每天都有人来告状说被强盗抢劫了。前几任的县太爷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被免了职，所以就没有人再愿意来滑县任职了。张岷崃候补了五年，才得到了这个烂差使。 　　
　　烛火爆了一个火花，张岷崃醒过神来，这时家人高章进来了，说：“太爷，天不早了，夫人请您呢。” 　　
　　张岷崃站起了身。向里屋走去，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对高章说：“刘相回来了没有？你明天找他一下，让刘相来见我，我找他商量一些事情。你也下去休息吧。” 　　
　　“是，太爷。我明天一早就去找刘县尉。”高章应道。 　　
　　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照在县衙的明镜高悬的大匾上。衙役们都出去处理公务去了，只有张岷崃和高章在大堂翻看以前的卷宗，前几任的县太爷没有什么能力，只顾和强盗斗法了，没有能力处理这些民间的纠纷，案件已经堆了一大堆了，上面积满了灰尘。 　　
　　高章一边清理一边说：“太爷，前几位也太差劲了，您看看这些案卷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还没有处理。” 　　
　　张岷崃笑着说：“他们都使一心照顾自己的乌纱和捞钱，那有工夫顾百姓的死活，如果不是他们纵容那些强盗，和强盗勾结一气，滑县能有那么多的强盗吗？我刚上任，强盗们不了解我的脾气，估计还在观望，说不定过几天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忽然，从门外来了领个人，长的壮壮实实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穿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高章迎上前说：“两位有什么事情？告状吗？” 　　
　　红脸的人没有回答，从怀里掏出一个名片递给高章。高章接过拜帖，双手递给张岷崃。 　　
　　张岷崃看了两人一眼，打开拜帖，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拜帖上写的是锦衣卫。 张岷崃赶紧站起身来，拱手对这两个人说：“有失远迎，两位大人恕罪。” 　　
　　红脸的人笑着说：“哪里哪里，在下没有通知张大人，还望张大人恕罪。我们两人来是为了耿随朝的事情来的，有锦衣卫的密文，请大人到内室讲话。” 　　
　　张岷崃走到堂下，向两个人拱手说：“敢问两位大人高姓大名？” 　　
　　红脸的还礼道：“在下姓任名敬，我这位兄弟姓高名阳。” 　　
　　张岷崃说：“久仰久仰，请两位大人室内说话。请。” 　　
　　任敬和高阳走上前来，亲热的拉着张岷崃的手说：“张大人，请带路。” 　　
　　张岷崃觉得有些奇怪，以前的锦衣卫都是目中无人，鼻孔朝天的主儿，今天怎么这样随和？奇怪。 　　
　　进到内室，张岷崃请他们坐到炕上，吩咐高章上茶。 　　
　　三人坐下后，任敬捋着胡子笑着说：“张大人来的滑县，可准备有什么动作治理这里吗？” 　　
　　张岷崃站起身说：“下官准备观察一些时候，再作道理。” 　　
　　“哦，张大人老成持重，这是应该的。”高阳一直没有说话，这时站了起来，走到窗户旁，任敬突然奇怪的笑着说：‘张大人不认识我们吧？” 　　
　　张岷崃应道：“是啊，下官无缘拜见两位大人。” 　　
　　高阳突然一步跨到张岷崃的身边，从怀里掏出匕首，架在张岷崃的脖子上。张岷崃愣住了：“大人，这是做什么？” 　　
　　任敬笑着说：“我们不是锦衣卫，我们是霸上来的，想找张大人借一些金库的金子。不用太多，五千两就够了，我想张大人不会拒绝吧。” 　　
　　高阳抓着张岷崃的胳膊，用匕首比划了一下：“我们要是顺利得到到金子，就放了你，要是得不到金子，嘿嘿，你就别想活了。” 　　
　　张岷崃稳了一下神，慢慢的坐下，从容的说：“哦，原来如此。你们只是为了得到金子，不是来报仇的。呵呵，这个好说，金银乃身外之物，我不会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的。会给两位的。不过两位已经自称是锦衣卫的大人了，为什么要暴露身份呢？若是有人在外面听到了，两位就不好脱身了。” 　　
　　任敬点了一下头，说：“张大人说得有理，是我们考虑不周。不过没关系，你在我们手里，谅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赶快让人把金子拿过来，你要是敢声张，就要你的命。”任敬说着就从桌子上掰下一块木头来。 张岷崃看了看任敬的手，微笑着说：“好功夫，两位不必着急。我只是要和两位说明一下。金库里的金子，在不同的人手里保管，如果一个个的去找来，恐怕有人起疑心，这样的话，恐会另生枝节，对两位不利。” 　　
　　任敬看着张岷崃说：“你说应该怎么办？拿不到金子，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张岷崃沉思了一会，说：“县城里富户很多。这样吧，我向他们借贷，凑够五千两黄金给你们，这样你们得到了金子，公库里的黄金没有损失，我也保全了性命，保住了官职，我再想办法还他们的钱就是了。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两位觉得如何？” 　　
　　任敬和高阳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还是大人想得周全，这样金库里没有丢失，上面也不会追查，我们就可以安心享受了，嗯，好主意。” 　　
　　张岷崃说：“那我就叫家人去叫这些富户来怎样？” 　　
　　任敬说：“好！” 　　
　　张岷崃说：“请你们那位去外面叫我的家人高章进来。” 　　
　　任敬胬了一下嘴，高阳走了出去。过了一会，他和高章一起进来。 　　
　　张岷崃对高章说：“你去叫刘相进来，我给他交代一些事情。快一些，是急事。” 　　
　　高章答应着退了出去。 　　
　　任敬看着张岷崃说：“张大人很有胆气呀，不象以前的那些当官的，胆小如鼠，看到这架势，早就吓瘫了。” 　　
　　张岷崃微笑着说：“不敢。” 　　
　　这时，门外有人回话：“太爷。刘相求见。” 　　
　　“进来吧。”张岷崃应道。 　　
　　刘相推门进来，看到屋里的两个人，愣了一下，张岷崃说：“这两位是锦衣卫的大人，来给我帮忙来了。京里有人陷害我，这两位大人想帮我解决这个困难，需要五千两金子。” 　　
　　刘相吐了吐舌头：“太爷，你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呀！” 　　
　　张岷崃说：“城里的富户多，你去帮我找他们去借，我给你写个名单。”
57、从刁民到土豆（作者：押沙龙） 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这样谈下来结论当然是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圣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圣人又说了：“人人可以象我一样，当圣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过是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都攒下来，用来养浩然正气，结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给皇上进谏有精神了。浩然正气，养着方便又实惠。”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不信人性善简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张海迪。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那么，清朝没有律师却有夹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领导对老百姓的智商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道德水准估计过低呢？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堤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那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碰上了端坐在夹棍从中的知县老爷，众刁民全然没有脾气，只能任打任夹。说让你纳粮你就纳粮，说让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说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你交粮人家还不收，说下班了，还把你着急够呛，大家急不是怕缴不上粮，国库受损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这小子逾期没缴，先别缴了，说你呢说你呢，先别忙着缴了，上来夹一棍子再缴。你去告人家欺负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伙的：好，发回重审，看老爷不夹死你个龟孙！
　　　 这个时候，其实这窝官和一个成功的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这窝官的算计和黑社会的算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两样，都是怎么从这帮子刁民身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对黑社会与官的界定有时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东西能夹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的搜括效率还远在盗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骂倒这些贪官。把大家剃了个秃瓢的官有的时候还是宝贝，百姓一时还舍不得放他走。有个记载说：一个贪官离任，可愁坏了一众百姓，大家都叹气说：好不容易喂肥了一个，现在又要换个空肚鸭来了，可如何了得？ 　　 　　
　　　　当然，大家最怕的还是流寇。因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样，他们是一锤子买卖，都是宁愿杀羊不愿剪羊毛的主儿。天下大乱的时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祸害，当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这个好光景就是杀羊的变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时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杀人了，改拿棍子夹人，众绵羊一起叹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象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象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上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农业帝国最害怕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偏又最喜欢入侵它，都想来分点土豆吃吃。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或者说土豆力），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把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这些布裁剪成范思哲西服，结果也未必会有两样。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8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当继续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羔羊一个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