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之臣还是卖国贼：原来李鸿章
《原来李鸿章》 作者：牛贯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农历正月初五，这天正是民间“迎财神”的日子，故少有“小财神”之称。 李鸿章的家世并不显赫，是典型的庄户人家。《李鸿章家书》记载道：“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其祖父李殿华曾两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举人。其父李文安，自幼勤奋读书，三十五岁得中举人，年近四十时高中进士，由此奠定李家“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之基础。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为合肥名士李腾霄之女。李夫人出身书香门第，“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她经常教导儿子“致事报国”，女儿勤俭持家。李氏兄弟发达后，母亲亦“时时以盈满为诫”。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宏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原配周氏，是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比李鸿章大两岁。俩人在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完婚。李考中进士后，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李鸿章在京赴职，周氏则呆在老家。1861年，周氏病故于南昌湘军大营。李鸿章的继室夫人是赵小莲。赵小莲家世显赫，四代人均有高中进士者。其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 状元，曾任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其父赵昀是道光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为同治朝进士，侄子赵曾重是光绪朝进士。周氏夫人病故后一年，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不久与二十四岁的赵小莲结为伉俪。此外，李鸿章五十岁时还纳一比他小三十余岁的莫姓女子为妾。赵小莲死后，莫氏扶正，被诰封为一品夫人。 李鸿章兄弟共六人，他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拔贡出身，因 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3000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镇压陕甘回民起事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可说乃二弟最重要之政治奥援。三弟李鹤章，才智平庸，“屡试不第，遂弃举业”。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命时，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张謇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四弟李蕴章，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五弟李凤章在兄长强大政治势力的保护伞下，主营土地、典当等生意，兼放高利贷，成为 芜湖首富。六弟李昭庆比李鸿章小十二岁，自幼聪颖过人，“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李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三十九岁便郁郁而终。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风雷激荡，各种政治角色粉墨登场，为中国历史上又一社会转型期。即使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恐怕也未有此一时代纷繁复杂。这一时代呼唤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乃“富”、“强”两端。李鸿章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一生事业也基于此。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鸿章以传统文人之典范——进士身份，转战南北，统帅淮军，总制北洋，内则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外则身担中外交涉重任，历三十年之久，其目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当时无疑首屈一指。他的老师曾国藩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细考之，“才大心细”或有过誉之处，然“劲气内敛”却当之无愧，中肯贴切。纵观李鸿章一生，其成功秘诀即在“忠”、“忍”二字。 李鸿章起家的机遇源自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事，尤其是后者。太平天国政权败亡后，众多余部北上参加捻军，同治年间势力遍布中原，成为当时清廷最主要的敌人。湘军首领曾国藩独臂难撑，剿捻不利。清廷决定起用李鸿章为剿捻主帅。李鸿章本为江苏战场镇压太平军的主帅。江苏为太平天国腹心地带，因此战事尤其激烈。李鸿章率军与太平军鏖战数载，常有败绩，使得镇压太平天国之首功不但没落在他头上，反屡遭革职。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李鸿章始终进退如常，这可谓其成功之基础。 光绪初年，中英关系骤然紧张。云南发生英国传教士马嘉里被杀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下半旗后离开北京，双方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危急。清廷内部意见纷纷，乱作一团。关键时刻，清廷又记起了李鸿章。李鸿章果然不辱使命，与洋人谈笑周旋间，战火灰飞烟灭。 中日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的转折期。甲午一战，中国溃败，激起千层巨浪。时人印象里，西洋之强大已是人所共知，但隔海相望的东洋日本却是蕞尔小国，未成气候。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以至民怨沸腾。国人将愤怒之矛指向统治当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清廷的代言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遂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当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李鸿章于内遭受着国人的白眼与谴责，于外还得收拾残局，处置善后事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李鸿章东渡扶桑后，在日本马关又遭当地激进分子刺杀，面部挨了一枪。身心交瘁，李鸿章依然坚持与日方从容交涉，难能可贵。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到俄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接着又转道访问欧美各国，为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而奔忙游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中国形成一道强劲冲击波，将洋人和洋教弄了个天翻地覆。洋人对清政府的骑墙态度深为不满，决意进行报复。英、法、德、意、奥等八个国家最终联合起来，给清政府以最沉重的打击。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与联军进行谈判。因心力交瘁，李鸿章倒在了同俄国人的谈判桌上。他的一生，可谓对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因昧于世界大势，频频为洋人所欺。 人们喜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将洋务自强时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二者孰优孰劣，仅从练兵一项比较就伯仲分明。李氏练兵，时间上先于日本，花费也大大超过日本，但双方甫一交锋，中方即溃不成军。同治以来的几十年间，清廷派遣了大量海陆军 留学生，但从未有一人回国后担任要职，唯独信赖李之亲属及其淮军部将。于是诸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平庸之流，都能占据要缺。依靠这样的将领如何能抵御强敌？ 李鸿章在洋务上的作为可分四类：一是交通，如电报、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二是矿业，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三是民用工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是商业，如李鸿章积极组织公司同洋人通商等。洋务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类企业往往受到官方的严重制约，到处安插私人，不求引进专门性人才，亦不讲求生产效率与设备、技术的改良与改进。总体来说，赚钱的少，赔钱的多。 李鸿章外交手腕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冀利用英、德以制法；中日之战，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这样做，实际上不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使自己频频受骗。至于晚年主张联俄，更是引狼入室。 李鸿章，并非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之类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就才能而论，“才堪中上”，得益于时代机遇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关键人物。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移祸避衅，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数十载。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值皇帝庸懦而太后专权，国运衰微，他苦心孤诣把持大局，为国鞠躬尽瘁，功不可没。梁启超评论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所长。”也就是说，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指近现代知识，对世界大势的把握等），有阅历而无血性，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心，但每每苟且偷安，未能立百年大计于后世。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未能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至死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作了精确的总结，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细细体味梁氏所言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至于梁氏所云：“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许可权，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之所以富强之源，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尔！炮尔！铁路尔！机器尔！”这番话显然是对李鸿章的误解。李鸿章何尝不明白“民为水，君为舟”的道理，他屡次强调政治制度为百务之先。李鸿章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尽管他认识到人民乃立国之根本，在具体办理洋务时却根本行不通。想要百废俱兴，谈何容易！如派遣 留学生一事。光绪三年（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提及邻国日本向英国输送的留学生，大约有一百来人，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之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他告诉李鸿章不要追求短期利益，企图速致富强，而应循序渐进，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李鸿章看信后，长叹道：“筠仙（郭嵩焘的号）不知道我的难处呀！”当时西方的政治法律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说科学技术因有洋枪洋炮、机械物品等为实证，不服不行，至于政教风俗等形而上的东西，则无不确信，泱泱中国数千年所传承而得的乃是世间至上之理，是国之根本，万万不可动摇。即使从军事方面入手，留学生的派遣仍遇到各方阻力，李鸿章力排众议方才促成。当时大部分士子沉浸于蝇头小楷的微言大义中，认为西学乃奇技淫巧，其政治制度更是洪水猛兽。李鸿章只能服从现实，在旧的体制下推行求强求富之举。 总理衙门是清朝推行洋务的中枢机构。但它却没有掌控财权，真正决定财权的是各地督抚大员。哪里该修筑铁路，哪里应铺设电线，哪里能设立工厂，都需当地官员许可并鼎力支持才可兴办，并没有也难以推行一套整体发展的计划和目标。新式企业大都为官督商办，缺乏独立自主性，代之以腐败的官僚作风。这些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受到官员多方制约，专业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又往往过分依赖洋人，许多重要工程都交给洋人去办。这些洋员大多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在本国很难混到饭吃，冲着中方的高额薪金才来投奔，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以求留任，阻碍了中国自己的专业人才的发展。从轮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船的样式长期得不到更新，渐趋陈旧；所雇佣的人数是外国同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艘船都挂着亲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们以权谋私，装运私货；码头停靠开船，没有任何时间规定，混乱异常；购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工作人员，如船长、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往往串通一气牟取私利；洋员工资比在日本时高出两三倍，对烧煤等浪费毫不在意，责任心极差，平时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迎来送往、打点官差上。 近代的洋务买办，很多是在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化素质其实并不高。这些人久居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及通过翻看外国书籍等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外事物，见正途发迹无门，于是转而举办洋务以求功名利禄。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才实学之人，但往往得不到重用，如郭嵩焘、容闳等。以上海制造局为例。上海制造局总办一职月薪规定仅有百元，因薪金太低造成贪污而屡屡换人，后增至白银一千二百两。工资涨了，贪污的风气却一点没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议价处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钦缓，于该处混迹数十年，后虽因劣迹昭著被开除离局，却已成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总办魏蕃室，上奏请求购买料物采用西方招标法：谁更物优价廉就同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奖。然事实却表明：魏蕃室之举纯粹是掩人耳目、沽名钓誉。他暗地里已指定两家公司，虽每次都经投标工序，但早派人通风报信，所以每次中标的都是这两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来自宁波叶氏义昌成记，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然而在码头装卸煤时，查验人员懒得验磅，这道工序渐渐形同虚设。至于小工经常偷盗煤料，工人日常懒散，工程师帮别的公司做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历届总办都没有狠抓管理，把工作当回事。对认真负责的工头不给予奖励，而怠工误工的也不进行惩罚，赏罚不分，职责不明，升迁时又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喜好，这导致了官员和工人毫无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正是各种社会现实制约着李鸿章的洋务脚步。李鸿章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总结失败原因时说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变法，但都没想到要变法就得首先有变法之人，所以首先是要培养人才。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朝中呼吁推行洋务，许多大臣比我还要积极，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之处。我详细调查过许多官员，他们往往对各项洋务措施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如果这种作风不改的话，恐怕中国很难振兴。十几年来，文臣声色犬马，武将纸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耻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讲过要加强武备，而各位官员以塞满腰包、铺张浪费为己任，以至于后来皇上认为靡费太多，遂停止拨给海军军费。一旦有变故，明知兵力不敌，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上。战败后，大家义愤填膺，找个替罪羊泄愤，留之骂名于千古，真是有口难辩呀。”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正如其自云：“弟自顾衰龄，幸辞重寄，回忆在直最为年久，凡事限于财力，无一可以称心。” 1862年的上海，清明。天气暖暖的，还泛着点早春的潮气。街上的人们悠闲地享受着春天的气息，互相打着招呼，客客气气地各自行路，仿佛上海从来就是这般太平清静。 其实，从年初开始，太平军就对上海展开了猛攻。在高桥和七宝两大战役中，慕王谭绍光将上海道台吴煦打得溃不成军。上海告急！上海城里的洋人决定帮助清军，他们组织了一支拥有400人、3门炮的洋枪队。联军很快与太平军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开得胜，杀了千余太平军，俘虏了三百人。可随后发生的第二次战役，洋人就神气不起来了。太平军虽然伤亡不少，联军也死伤惨重，甚至英军司令都腿部中弹。 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的上海是不会安宁了。表面上悠闲的 上海人暗地里都在议论着，究竟会是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是清军和联军把他们打退？人们纷纷猜测，听说太平天国里女人不裹脚，男人不剃头，野蛮得很，上海人不喜欢；现驻上海的清军腐化堕落，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上海人也不喜欢；赖在上海的洋人飞扬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欢。究竟哪种势力统治上海比较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 “突突突突……”的声音从江面上传来，战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们心里一紧，慌忙朝黄浦江上望去。只见有2艘，又像是3艘，又好象更多的火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从远处慢慢驶来。这是谁的船？是商船还是战船？船上运的是什么？人们纷纷揣测着，担心着。船驶近了，人们渐渐肯定这不是商船，因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满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轮，因为甲板上的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第一艘船慢慢靠岸了，甲板上的人像被困久了的兽，拥挤着、雀跃着跳上岸来。上岸的人随即被大上海的繁华镇住了，他们张大了嘴巴，四处张望，然后用一种听起来土得掉渣的话赞美着，也咒骂着。岸上的人也终于看清了船上的人，这些人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了汗渍和油腻，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上海人注意到，船上来的人虽然大多衣不蔽体，但一个个倒是挺注意用布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从他们衣服背部依稀缀着个“勇”字看来，这是一支军队。喜欢仔细观察的上海人很快发现他们中也有官兵之分。穿麻鞋的是官，穿草鞋或根本不穿鞋的是兵。可这是谁的军队呢？驻上海的清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官穿袍，兵着褂，腰间气派地插着排刀，身穿颜色鲜艳的号衣。这些人的黑眼睛、扁鼻子，又显然表明他们是中国人，并非洋军队；他们头顶前部也没有留头发，因此也不会是太平军。所有这一切，都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摸不着头脑。他们奔走相告：“叫花子兵来了，叫花子兵来了！” 这支“叫花子兵”即后来大名鼎鼎、成为大清主力国防军的淮军，首领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从家乡招募了这支其貌不扬的军队，专程来支援上海清军对付太平军。李鸿章因个子瘦高及为人清高，还得了个“云中鹤”的雅号。 上海人并不看好这支叫花子兵，李鸿章却为他的子弟兵感到骄傲。他对迎接他的上海官员说：“敝人领导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是能打仗，二是有点土气！”言下之意是，军人的首要本领是打仗，只要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外貌上的土气又算得了什么！本是由同样的水土养就，李鸿章十分了解这些家乡兵。别看他们平时懒懒散散、满脸的匪气和土气，可一上战场就像是换了人，只知勇猛杀敌，比八旗、绿营军要强万分。 太平军攻占苏州不久，忠王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筹集白银二十万两，雇用外国轮船，以主事钱鼎铭为代表，顺江而下，寻求曾国藩的支援。钱鼎铭到安庆后对曾国藩说：“江南民众如婴孩盼望慈母、禾苗盼望雨水那样希望曾大帅能够派兵支援，以解上海之围。”面对钱鼎铭的切切恳求，曾国藩深觉棘手。上海的经济和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应全力援助。但派兵少了无济于事；派兵多了，一旦前敌军情吃紧，援军难以回撤，就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即使曾国藩甘愿冒险，全力救援上海也不可行。当时湘军与太平军多线作战，兵力也不充裕，如抽调一支进军上海，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绝非上策。还有一个原因是曾国藩没有挑明的，那就是上海固然重要，但曾的目标并非上海，而是南京！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攻下南京等于占了头功！上海的繁华纵然令人羡慕，然同南京相比战略地位就差多了，充其量只是一分战场。孰轻孰重，曾国藩怎不明了！钱鼎铭看出了曾国藩的犹豫。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肯在曾国藩面前说情，这件事情十有八九能办成。此人就是曾国藩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李鸿章。 钱鼎铭向李鸿章提出支援上海的请求，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到曾国藩面前说情。看到李鸿章充满信心的神态，钱鼎铭吁了一口气，知道上海有救了。 曾国藩犹豫不定之际，清廷接到上海危急的奏报，命曾国藩派兵增援上海。一面是朝廷的命令，一面是李鸿章的大力劝说，曾国藩终于打消疑虑，决定发兵上海。其实，促使曾国藩决定出兵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官绅因等不及安庆方面的消息，决定向洋人借师助剿。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用或雇佣外国军队攻打太平军。洋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答应帮助中国平定内乱。曾国藩认为，此举纵使解得内忧，之后必有外患！急忙上奏朝廷：“借助洋人军队守护上海，保卫中外人士财产是可行的，但借助洋人军队进剿苏州，收复清朝失地却万万不可！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应当共同守护。而苏州、南京却非通商口岸，如果洋人插手中国内政，将会后患无穷。大清帝国的军队足以自立，就像家长有足够的权威治家一样，没有必要借别人的棍子来教训自家的逆子！”曾国藩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愿留下后患，让洋人捞去更多利益；二是害怕洋兵攻占南京，抢了自己的头功。清廷对此事并未表态。事实上，清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救上海之围。这样，曾国藩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里挑选赴沪人选。究竟派谁去解上海之围？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为此伤透了脑筋。军中有一个叫吴坤修的湘军将领主动请缨，愿领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上海这块大肥肉怎么能轻易给人？曾国藩想起了弟弟曾国荃，如果派他援助上海，自己主攻南京，双份功劳就都落在曾家手中，岂不两全其美？曾国藩心中初步形成援沪计划：于湘军营内亲选六千名精锐士兵调拨曾国荃援沪，同时令曾国荃赶回湖南老家招募八千名新兵补上空缺。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并不放心，又将得意门生李鸿章派去做其副手和军师，保证此行万无一失。 正当曾国荃、李鸿章率近万名湘军奔赴上海时，太平军却连战连捷，将清兵洋将打得溃不成军。且轮船运兵一事仍未筹办妥善，只能从陆路到达上海。水路行军，部队可沿江而下迅速到达上海，占得先机。陆路行军，得穿越太平天国占领区，一路上都要攻城夺池奋勇拼杀。况且湘军到上海后曾国荃部也只能听命于上海道台，事事受人节制。曾国荃哪能忍受这种待遇，马上表态不去。曾国藩两相权衡，决定保大弃小，专意进攻南京拿得头功，将上海之事交给别人办理。既然曾国荃不去，李鸿章自然也去不成。曾国藩遇事爱和李鸿章商量，当然要把智囊时刻留在身边，随时听取他的意见。即使曾国藩先前派李赴沪，也是因对鲁莽的曾国荃放心不下而不得已为之。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在寻找独当一面的机会，如曾国荃不去，自己单独去更好。但既然恩师不准，李鸿章也不好表现出非要去的意思，只好静观其变。 曾国藩同李鸿章商量派往上海的人选。李鸿章认为湖南人陈士杰做事稳健，能担此任。曾国藩同意了李的建议。陈士杰受命后立即招募一万人整天操练。可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士杰就是按兵不动，甚至接到“老佛爷”（慈禧太后）催促过江援沪的谕旨后仍不见动静。曾国藩责问陈士杰为何拖延至今，陈眼泪汪汪地说，家里还有九旬老母，如果自己牺牲，孤苦伶仃的老妈无以为靠。晚清不比秦汉，孝顺可当成一切事情的借口。曾国藩没心思琢磨陈士杰究竟是孝顺抑或怕死，朝廷已下了几道催促赴沪的诏书，他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四十四岁的总兵冯子材跃入了曾国藩的脑海。当时冯驻军镇江，距离上海很近，且其顶头上司都兴阿早想占据上海。曾国藩于是通知冯子材赴上海救援，但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历史给了李鸿章崭露头角的机会。曾国藩终于委派李鸿章赴沪支援。临行前，曾国藩既高兴又惋惜地说：“少荃（李鸿章的号）这一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同时，曾国藩向李鸿章表明，湘军目前无兵可用，上海进剿一事须自己解决。这却难不倒李鸿章，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弄了个淮军出来。 从合肥附近招募兵勇，到编成军队集中安庆，李鸿章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即使这样，朝廷还嫌李动作太慢，不断下旨敦促。练成的淮勇（后改名淮军）共分五营，按营官的名字命名。潘鼎新领鼎字营，刘铭传领铭字营，张树声领树字营，吴长庆领庆字营，张遇春领春字营，五营营官全是李鸿章的同乡。曾国藩虽对李鸿章短时间招募一支军队深感佩服，但对这支新军却很不以为然。当时的淮勇军容不整，根本不懂行军礼、站军姿；军纪亦不严，一副痞子样，尊卑无别。这些都是治军的大忌。李鸿章却对这支军队充满信心。他和他们是同乡，了解他们，也喜欢他们的样子和神态。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在于能不能打胜仗，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腔调说话。曾国藩同李鸿章商定，淮军的器械装备、饷银粮草、训练方式完全取法湘军。这也是李鸿章后来总提到湘军是淮军母亲的缘故。初创的淮军和湘军一样，主要使用刀矛、小枪，辅以抬枪、小炮、劈山炮等重型武器。这些武器有多厉害呢？我们以每营领到100杆的小枪为例（抬枪每营只有20多杆）。小枪从前膛装火药，然后还得加药线。放枪时点燃药线，如果药线受潮，就成了哑枪。至于抬枪、小炮、劈山炮等也都是些毛病多、威力小的旧式武器。所以李鸿章到上海见到洋枪洋炮时才会惊叹不已，同时改造淮军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淘汰旧式武器。 从合肥招兵买马到安庆组建军队，李鸿章开始考虑如何尽快发展壮大这支新军。吸纳选用人才方面，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不同。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大多是读书人出身，即所谓“儒将”。湘军将领做事讲究礼法，循规蹈矩，带有浓厚的文人气质。他们打胜仗时喜形不露于色，暗地却做几句酸诗将自己表扬一番；打了败仗则会哀呀愁呀天呀地呀没完没了。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则大不相同。淮军的很多将领出身草莽，如刘铭传曾是私盐贩子；张遇春兄弟则做过土匪头领。因此，湘军打仗是为报效国家，实现忠君爱国的理想；淮军则只为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惟李鸿章之命是从。 淮军到上海后，前方传来太仓、嘉定告急的消息。当时英法联军正进攻金山，得知嘉定告急，立即将主力部队撤离金山前线，全力开赴嘉定。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正在南汇与太平军对峙。为防止太平军声东击西，李鸿章不得已将淮军大半主力开往金山前线接替联军，只在南汇留下刘铭传和潘鼎新两营。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拥有近万人，而李鸿章留下来的两个营加起来人数还不到一千。不料，英法联军不但没能解嘉定之围，反被打得惨败，逃回上海躲了起来。太平军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淮军主力和留守南汇的两营被隔为两段，淮军危在旦夕。这时，幸运之神眷顾了李鸿章。南汇的太平军出现了内讧。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有个养子叫李士贵，号称“忠二殿下”。此人骄横无礼，仗着干爹的势力到处为非作歹。他非但不服从南汇主将吴建瀛管辖，反而常当着士兵的面凌辱主帅。吴建瀛不堪受辱，决定向清廷投诚。他派城中士绅去淮军大营联络投降事宜。刘铭传、潘鼎新对于军力几倍于己的强敌来降，疑窦丛生，担心其中或许有诈。二人决定派密探进城打探虚实。很快传来了确切的消息：吴建瀛不是诈降。刘、潘喜不自胜，当下决定受降，同时禀报主帅李鸿章。李鸿章接到消息，半信半疑，警告刘铭传不可争功心切，轻信敌人的花言巧语。但又怕话说重了，刘铭传接信后拒降，于是星夜召集刘铭传，具体会商实施步骤及预防办法。经过李鸿章的精心安排，淮军最终顺利接纳了太平天国的降军。淮军规模立即得到壮大，李鸿章将投降的太平军重新编成六个营，让太平军降将继续担任统帅，合称“诚勇六营”。李鸿章趁势猛打穷追，一口气把太平军撵到了浙江。上海浦东一带的敌军被肃清了！李鸿章尝到了招降军队的甜头——唾手即得六营兵力不论，且都是不用训练、能征善战的老兵，决心对太平军采取剿抚并重的策略。 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是苏南的太平军。这次，他没有等待受降，而是主动诱降。他选择了常熟绅士徐佩瑗作为突破口。为取得常熟太平军主将钱桂仁的信任，徐佩瑗向钱提亲，愿将美丽的寡姐许配于他。当然诱人的不止是徐的寡姐，更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嫁妆。钱桂仁贪图美色和金钱，答应了这门亲事。结亲后不久，徐佩瑗展开了策反行动，对钱桂仁说：“太平天国迟早会被清军所灭，为前途计，不如早日投靠李鸿章。”钱桂仁禁不住徐的反复游说和金银贿赂，决心叛变。二人商定，等李秀成来常熟巡视时将其杀掉，然后献城投降。然而李秀成并未按期至常熟，同时淮军也未进攻常熟，钱、徐二人只好静待时机。徐佩瑗派弟弟去淮军大营，向李鸿章详细汇报了策反近况，请求立即出兵攻打常熟。李鸿章令徐佩瑗按兵不动，时机成熟后再相机行事。其实李鸿章心中亦有顾虑，一怕消息走漏会引起大规模战争；二怕钱桂仁部的其他将领反对投降。钱桂仁的副将骆国忠、董正勤、钱寿仁都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淮军出征前，三人就向李鸿章表示愿献城归降。李鸿章与钱桂仁商定，于十二月初一日起事。不料情况有变，迟迟不露面的忠王李秀成突然在十一月一日返回苏州。钱桂仁心中有鬼，以为事机泄露，以汇报军情为由跑到苏州找李秀成去了。骆国忠害怕钱桂仁向忠王请赏邀功，将他们出卖，决定提前动手。十一月十六日，骆国忠在中军营安排戏剧，召集诸将看戏。戏演到一半时，早有准备的安徽籍士兵把反对投降的将领全部杀死。常熟城内的大部分太平军官兵都不愿投降。骆国忠整整杀戮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常熟城内血流成河。活着的兵将则忙着理发，将前额留的头发剃掉。李鸿章一卒未伤，又白赚了十个营的兵力，同时稳固了上海的安全。 李鸿章连续几次纳降成功，凭借的不仅仅是运气。上海道台吴煦也经常花费重金诱降太平军，结果却总是一厢情愿，花钱还受骗，人财两空。李鸿章的诱降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李鸿章注意拉拢太平天国中的安徽籍将领，以乡情博得其信任，归顺淮军如同回到故乡；其次，李鸿章本着务实的态度，不单纯进行口头允诺，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让对方看到斗争下去毫无取胜希望；第三，李鸿章最狡猾的地方是不像吴煦那样先赏以重金。事成之前，李鸿章决不轻易给钱，事成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决不食言。 除招降纳叛外，李鸿章还专捡别人不要的“人渣”。提拔重用程学启便是一例。程学启本是太平天国将领，与湘军作战时落败投降了曾国藩。曾国藩一贯主张“血诚”之心，认为降将难当重任；加之程学启全无文化根基，甚至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不符合曾国藩选用儒将的标准，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对他甚至没有起码的信任，前线作战给他送军粮时将吊桥放下，运完粮草后赶紧收起吊桥，如同对待敌人一般。程学启憋着气要为曾国藩立得军功，曾国藩对外却再三表示程学启随时会反叛，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李鸿章却看上了这个既为降将又属文盲的粗鲁人。组建淮军时，李鸿章几次向程学启游说，希望他能跟随自己赶赴上海。程学启不愿落得变来变去的名声，屡次拒绝李鸿章。可李鸿章对“舌头勤打滚”的游说工夫极为擅长，他一方面提及程学启在湘军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展望其在未来淮军中的光明前景；还不惜声泪俱下地动之以情，说湘军是湘人的军队，湘军将领得势后湖南人鸡犬升天，自己同程一样均为客籍，客籍之人永无出头之日！程学启终于被李鸿章说动，当面表示：“宁当鸡头，不做牛尾。上海固然是死地，但在湘军中苟且偷生，大丈夫还不如一死了之！”李鸿章大喜过望：“你程学启去了，上海就不是死地了！” 程学启果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至上海后几乎指挥了所有的硬仗，且每战必捷，一时被 上海人赞誉为“常胜将军”。从不轻易夸赞他人的郭嵩焘也忍不住称道程学启为人中俊杰。淮军上海首战中，太平军潮水般将淮军团团包围，逐渐收缩包围区。初临战阵的淮军哪见过如此阵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程学启弹药用尽后，突然发出响雷般的怒吼，身先士卒用石头砖块投掷敌人。太平军虽久经沙场，却也未曾见过如此勇将。淮军士气大长，一鼓作气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曾国藩听说上海大捷的战报后，后悔不迭，懊恼地抱怨道：“我手下的将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他仗着对李鸿章多年的知遇之恩向其索还程学启，这时的李鸿章羽翼日丰，打着痞子腔回道：“这是老师对我的恩赐，感谢老师专门为国家储备了这样好的人才！既然老师将其馈赠于我，就恕我不能完璧归赵喽！”程学启到上海后很快坐定李鸿章之下的淮军第二把交椅，成为淮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猛将，好不得意！可惜好运不长，上海果真成为他笑谈中的“死地”。两年后，正当李鸿章在上海立稳脚跟时，程学启在战争中受伤患破伤风不治而亡。死讯传来，李鸿章心痛不已，对众将言道：“吾左臂断矣！”同时致信恩师曾国藩，写道：“您把百年难求的将才恩赐于我，我真的无法完璧归赵了！” 李鸿章的另两位爱将刘铭传和刘秉璋，也是痞子气很足的人物。刘铭传最初成名即缘于其十八岁时意气用事杀了本族家长。李鸿章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这股痞子气。他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同时对他们处处回护。迈入官场后，这些人还是匪气不消，经常做出不合官场规矩之举：一会儿把这个县令乱棍打死；一会儿又对那个道台施以笞刑……某日，一道台向李鸿章哭诉：“大清二百多年，从未闻说有鞭打道员之事！”李鸿章淡淡一笑：“官场上是没有，我们现在却身处军中，当然按军法从事，军法中是打得的！”李鸿章公开对部下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 李鸿章在半年之内，同太平军连接三次硬仗，取得了三战三捷！这三次胜利使李鸿章不仅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他赢得了创建淮军的信心。 自大轻傲的李鸿章有一个优点，即能够因地制宜、随时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打退太平军后，李鸿章牢记曾国藩警示之语，丝毫不敢懈怠，立即着手整顿淮军。李鸿章对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将领”非常得意，对外宣称：“鄙人的淮军土是土气了一点，但最能打仗！”李鸿章整顿淮军主要集中于武器装备。他不惜血本，将淮军旧式兵器全部弃置，一律改装为新式洋枪和劈山炮，每哨配备6个洋枪小队和2个劈山炮小队。于是，淮军鸟枪换炮，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越曾国藩的湘军。淮军队伍也得到迅速扩充，由原先的13营增至79营。淮军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最高统帅李鸿章因战功升任江苏巡抚，逐步裁撤驻守上海的绿营兵，代之以初具规模的淮军。这样，李鸿章在上海实行有效控制的最后障碍只剩下不肯安分的洋人。英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在李鸿章初至上海时确实出力不少。但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淮军更换新式武器后，洋枪队就越来越成为李鸿章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湘军开始加紧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围攻，曾氏兄弟几次来信要求李鸿章施以援手，并指名令程学启部率军增援。李鸿章对曾国藩重新收编程学启部的念头心知肚明，便打发洋人的常胜军前往南京增援。这时常胜军首领已由白齐文代替华尔。李鸿章令白齐文率常胜军主力开赴南京，上海道台吴煦和杨坊负责“督带”。李鸿章此招可谓是一石三鸟，既向老师交差，又将常胜军支走，同时还把吴、杨两个非淮系官员排挤出沪。白齐文见李鸿章把自己派到危险的前线去作战，却难以保障充足军饷，哪里肯服从调动。他拒绝率领常胜军开赴南京。白齐文不敢和李鸿章直接作对，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杨坊出气。他跑到杨坊家里，将他毒打一顿，同时将杨府中搜到的四万块洋银抢劫一空。白齐文干了坏事自觉理亏，逃到英国军队中隐匿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援军未至一事倒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要求增援只是想招回程学启部。至于常胜军，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常胜军不来南京没什么不好，来了倒没有什么好处！”李鸿章却对白齐文不听调遣、殴打朝廷命官且入室抢劫之事不能容忍。当然，这种棘手之事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不会亲自处理，他令吴煦限期将白氏捉拿归案，要求常胜军转由中国官员接管，外人不得干涉。英国军队见李鸿章真动了怒，觉得不便为一个白齐文破坏中英两国关系，决定交出白齐文。然英国驻华水师司令迪佛立与白齐文私交甚笃，强硬坚持不肯交出白齐文。李鸿章决心以此为突破口，改组常胜军。李鸿章改组常胜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削减常胜军的经费，将钱省下来发展淮军；二是收回常胜军兵权。无理也硬三分的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李鸿章的改组方案。英国政府任命戈登为新任常胜军统领以取代白齐文。戈登的到来使李鸿章心中着实“咯噔”了一下。他意识到英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常胜军领导权的险恶用心，不能与其硬碰硬。李鸿章遂托人调查戈登的底细，得知戈登出身于军官世家，对军事地形学和步炮联合作战有精深的研究，性格弱点是爱慕虚荣、贪财。戈登一到中国，便受到李鸿章的热烈欢迎。李鸿章极力称赞戈登的军事才华举世无双，令人钦佩不已，配得上任何高级军官职位。随后李鸿章升任戈登为总兵衔，并赠之以各种锦旗奖章、宝星勋章，其中白花花的银子当然必不可少。李鸿章不断虚心向他请教各种新式兵器的用途和杀伤力等军事专业问题。戈登来中国之前听说李鸿章是一铁腕人物，将前任吓得躲在军舰里不敢出来，早已做好应对的心理准备。但见到李鸿章后，戈登改变了看法，他在给英国政府发去的公函中极力称赞李鸿章，称其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人正直、思想先进，热心发展西方军工业，我们英国政府对他不但不应与之作对，而且应全力帮助支持。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戈登公函中的李鸿章就变成了阴险毒辣的小人。戈登发现，常胜军在作战时总被派往最艰苦的前线，且经常为淮军程学启部做马前卒。戈登终于忍无可忍，带领常胜军跑到昆山，扬言不再听从李鸿章调遣。中国总税务司赫德从中英长远利益出发，百般协调，劝说贪财好利的戈登重新回到李鸿章身边。此事引起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严重挑战，有损帝国尊严。英国政府提出，解散戈登的常胜军，上海防务由驻沪英军承担。李鸿章虽有思想准备，却万万没料到英国会同意解散常胜军。机不可失，李鸿章当即宣布解散常胜军。李鸿章一宣布此消息，英国人倒不满起来。驻华领事巴夏礼发出照会，称解散常胜军一事只有英国公使方可办理，李鸿章无权作出决定。李鸿章深知英国人的脾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想彻底摆脱常胜军就困难了。李鸿章多方打听，得知只要戈登同意解散并发给常胜军足够的遣散费，就能顺利解散常胜军。李鸿章知戈登一向好名，便以躲在军舰中的白齐文为例，晓以厉害，告诫戈登，人生在世名声最为重要，不要为别人的利益把自己给毁了。同时，李鸿章令丁日昌在最短时间内筹集白银十九万两作为遣散费。其中，上校级军官和负伤军官每人发四千块洋元，未受伤士兵除多发给一个月的津贴外，还按路途远近发给回家路费。报纸如此评价李鸿章的遣散费：“对于一个像清帝国那样负债累累的政府来说，这笔款项绝不能认为是气度狭小的。”三天后，常胜军全部解散。随后，李鸿章向曾国藩汇报：“常胜军已全部遣散，一切全靠戈登忽然变成了忠直的好人。这并不是学生促使他洗心革面的结果，而是大清兴旺发达的时运好啊！” 淮军在同太平天国、捻军的作战过程中，渐次拥有了完善的兵制、统一的号服、新式的武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然淮军的根本性质依然没有变化，即它始终是一支由个人领导的地方军队，其军费、粮饷、士兵津贴均由李鸿章个人筹集，它并不是国家正规军，不能享受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的正规军是打仗时一无是处、衣服光鲜的绿营兵和只会吃喝玩乐的八旗兵。然捻军和太平天国总有被平灭的一天，那时专为镇压农民起事而创立的淮军和湘军该何去何从呢？从太平天国日趋衰微开始，这一问题就摆在了清政府和曾、李师徒二人面前。按照清朝军制惯例，一旦军事行动和战争任务结束，八旗兵返回防地，绿营兵调回原先驻守的村社集镇或城市，临时招募的勇营则就地解散回家。淮军和湘军按理应属最后一种类型。然湘、淮军又不是一般的勇营。敏感的曾国藩最先采取行动，裁撤湘军。他明白，不但是湘军，甚至自己兄弟二人都已成为清廷的心头大患。曾国藩向清廷上书，提及湘军兵员太多，自己难以统帅，请命解散三四万人。十天后，曾国藩又说弟弟曾国荃由于多年打仗，身心俱疲，希望朝廷允准其回家养病，顺便提出继续裁撤湘军两三万人。一年后，曾国藩又说湘军水师人数太多，应留下一小部分改编为长江水师，剩下的将士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清廷见曾国藩如此“懂事”，自然无可挑剔。曾国藩裁撤了自己的湘军，却一点没有要学生李鸿章效仿自己的意思。聪明的李鸿章也表示：淮军土是土了点，但很好用，淮军随时听候老师的调遣。于是，撤湘留淮计划出台了。此时的湘军已无法同淮军相比。首先，湘军内部将领之间矛盾很大，曾国藩自己都协调不了；其次，湘军日趋腐败，士兵抽大烟、逛窑子、抢掠民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淮军越来越正规时，湘军倒越来越像地痞流氓，战斗力与淮军已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认为，平定内乱只是淮军的当前任务，长久威胁来自于西方。想要打败西方列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先进之处。他总结自己多年从戎的经验说：“想要灭贼必先治兵，想要强兵必先足饷，想要筹饷必先得到人和地。” 李鸿章很快掌握了最为稳固的饷源——厘金。他决定把钱花在洋人身上。李鸿章第一次观看华尔洋枪队作战时，即对洋枪洋炮的强大威力惊诧不已：这样的军队一个顶仨！他乐观地给曾国藩写信，中国只要有开花大炮和轮船两种东西，从此便不受外人欺侮了。欲先工其事，必先利其器。李鸿章决定把钱花在武器上。华尔既熟悉西洋武器，李鸿章便委托他代购。笼络人是李鸿章的长项，不久华尔答应为李鸿章从国外购买炸弹和洋枪。李鸿章将新购的第一批西洋武器配给了战斗力最强的程学启部。令华尔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热心帮助使淮军很快替代了常胜军。单凭华尔远远满足不了淮军的需要，李鸿章的目标扩大到在华其他洋人身上。有军官因服役期满回国或是中途回国办事，李鸿章都托他们代购武器。但通过个人购买，数量毕竟有限；李鸿章转而通过上海洋行大批购置武器。买得多了，李鸿章逐渐了解到，购买一点都不划算，钱都让洋人赚去，不如自产自销。然而武器自造还得在洋人身上花钱。一是好多制造军械的原料中国没有，须从外国购买；二是即使有原料，中国也无懂技术的专门人才，还得从外国聘请。李鸿章认为花些学费是值得的。建工厂、请洋师傅，上海炸炮三局开张了。然这毕竟是第一次，李鸿章聘请的洋师傅虽出身军队，却既非军官，也不是技术兵，而是一名军医。这个军医叫马格里，凭着对洋务事业的一腔忠诚，得到了李鸿章的信任，进入淮军幕府。不知是出于对李鸿章的忠诚还是对银子的忠诚，马格里最先建议李鸿章与其从外国购买武器，不如自己设局制造。马格里向李鸿章毛遂自荐，认为自己定能胜任。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一个炸弹局交给他。可是炸弹不给马格里争气，生产初期就连续发生几起不慎走火爆炸的事故，工厂中血肉横飞，马格里医术再高明，也不能将他们拼凑到一块了。李鸿章得知后非常恼火，立即将马格里解职。 不光“硬件”上升级换代，李鸿章对“软件”改革也精益求精。他看到华尔洋枪队在作战时，不光凭借精良锐利的武器，而且有着井井有条的作战秩序。淮军作战时厮杀呐喊，声闻百里，气势恢弘；洋人作战时排队进退，只闻枪声炮声，无人显示出不要命的架势，敌人却已在远处人仰马翻，这才是打仗的最高境界。李鸿章决心在淮军中推广洋枪洋炮。李鸿章首先在程学启、刘铭传的部队中聘请洋教练。从没摸过洋枪炮的淮军士兵，对这些铁玩意既好奇，又恐惧。洋教练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练准头。许多淮军都观摩过洋人军队作战，只见士兵手指一动，敌人应声倒地；大炮一拉，目标立刻屋倒墙塌，煞是威风。可同样的枪炮到自己手里便不听使唤，瞄得不准误伤战友、使用不当造成走火等事件屡屡发生，甚至一次演练中因弹药走火而炸死二十余人。李鸿章再三给部下打气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到练出百发百中的准头来，何坚不摧，何战不克！”除枪法外，李鸿章亦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语言不通是教习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训练中洋教练喊出口号，经过翻译传达，士兵才去执行。且翻译将许多重要的专业术语译得不伦不类，弄得士兵经常无所适从，军事训练简直走了样。李鸿章鼓励大家：“英国官兵不像我们随便在人群中挑选，他们都受过军校的特殊训练。我不惜重金聘来老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虚心学习。现在学的只是皮毛，等以后理解了精髓，自然会领悟其中的奥妙！”别说淮军将士不理解，连热衷洋务的曾国藩也不理解李鸿章的做法。他屡次写信给李鸿章，反复讲授取胜之道在人心不在兵器的道理。李鸿章向老师解释：太平军中虽有洋枪炮，可是他们没有用洋法操练队伍，因此武器发挥不出作用。李鸿章还邀请老师来参观淮军的训练。曾国藩观看淮军训练后，认为湘军已大不如淮军，历史任务确应落到淮军身上。这也成为曾国藩决定留淮撤湘的原因之一。 李鸿章凭他超人的本领纵横捭阖，保证淮军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武器，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历经变动，西北接陆、东南邻海的空间格局却未有改变。明朝太监郑和虽下西洋游历，然清代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毕竟有限，海洋的阻隔远远大于联络。鸦片战争前，中国主要防御体系主要针对西北边疆。在统治者看来，茫茫大海本身即天然的防御线，最多只是倭寇和海盗兴师作乱。政府大规模组织造船，并非为海防计，多为去远海仙岛上给皇帝寻求长生不老仙药。前些年一部香港电影中有大明朝水师因长期闲置、只好自己玩海上捉贼游戏的场景，其实倒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入关初年，郑氏集团偏安台湾，清朝特意加强了海防建制。当时沿海省份水陆官兵比内地要多几倍，提督总兵统管全省，兵官副将统辖各营，营下又有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号称“兵制之善，海防之固，史无前例”。道光时海防又退化成装样子的摆设。东南沿海水师有五万之众，实际能调遣打仗的却不过几千人。这几千人几乎都不下水，常年呆在陆地上，除饷银更高外几乎同陆军无异。广东水师曾进行过一次技能测试，内容很简单，即用弓箭射五箭，鸟枪打十枪，然后统计成绩。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半数以上的人一枪不中、五箭全空；仅中一箭或一枪的又占绝大比例；打中三四枪或射中两三箭的乃极少数。当时全国最大的船仅长十一丈二尺，宽二丈，上面最多装十门旧式土炮。船只常年不用，船身木头已开始腐烂，桅杆布满虫蛀的窟窿，帆拉到一半绳子就断了。船上土炮也锈迹斑斑，两炮之间的蜘蛛网密得惊人。船舰如此，岸上的防御工事也令人瞠目。碉堡炮台大都是康熙时代的杰作，经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挺拔在前线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光荣历史。 鸦片战争后形势突变，大海失去了以往宁静和平的面貌，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竞相涌来。东南边疆门户洞开，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以“遇事敢言”著称于世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即向朝廷提出：清朝水师成员都为老弱病残，兵器残缺不全，甚至战船都用旧钉子和薄模板钉成，这样的水师怎能拱卫大清国门？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吁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李鸿章在奏折中言辞恳切地说：东南海疆长达万里，现在外人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甚至内地各省和京师都集中不少洋人，他们表面是友谊的和平使者，实则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且西洋轮船电报一瞬千里，军火器械工力百倍，均为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再拿传统制夷谋略应付，显然行不通。 曾国藩是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第一人。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水师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水营，加之有外国兵轮“助剿”，曾国藩深感水军强大之重要。曾国藩非常清楚，旧式水师对国内叛乱尚可应付，但对境外强敌则无异以卵击石。曾国藩向朝廷建议，如今中国已开设几家造船厂，等船造好后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设一支新式海军。1862年，曾国藩趁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回国休假，托他代为购置军舰。李泰国满口答应，回国后为中国挑选了七艘船舰。但不知李泰国哪根神经忽然出了毛病，竟擅自做主，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私签合同，宣称这支舰队只接受英国皇帝指挥，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皇帝指挥。李泰国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随即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李鸿章对总理衙门说道：“要使这批船成为中国自己的船只，不能变成李泰国霸占的船，中国才不至于在危急的时刻无所依靠而惊慌失措。”最后，清政府除买船花费外，又白白损失九十万两白银，将所购船只全部转手卖与他国。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后十余年间，无人再敢提及筹建海军。 1870年，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决心加强海防。李鸿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议：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也被美国敲开大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虎有狼，我们不能只是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学办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说服清廷舍得出钱。其实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气。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清政府认为此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并未重视。1870年代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灭，域外强敌就来骚扰，日本在东南海疆屡屡作乱，沙俄则对西北内陆虎视眈眈。19世纪70年代，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则派兵侵入台湾。清政府左右为难：海、塞防兼顾，两面出兵应敌，保住西北、安定东南，自然是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备应敌的兵力和财力；若二者不能兼顾，则最好舍车保帅以保一方，但哪个是刻不容缓，哪个又能暂时放弃？ 李鸿章这时挺身而出，主张以海防作为经营重点：伊犁已被俄国所占，短时期内收复绝非易事，且以目前军力要收复西北实在力不从心，不如令西征诸军严守边境，同时在前线屯兵耕种，积蓄力量。节省军饷应全部用于东南海防。此论遭到湖南巡抚王文韶坚决反对。他认为，天下事分两种，一种是重要之事，即“本”，另一种是次要之事，即“末”。重要之事又分两种：一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缓；另一种是虽重要却非目前必须。关于海、塞防问题，西北塞防是本中之本。只要俄国人不能逞志于西北，西方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这时，同治帝为八大胡同的风流时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带着对清王朝的无限担心永远离开了人世。其生母慈禧顾不得为自己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苦命悲哀，用最快速度选定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其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光绪帝甫一即位，中断的海、塞防之争又起。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陈明目前国家财力紧张，应停止西征、固守关塞。陕甘总督左宗棠马上反对，认为停兵节饷与投降无异，非但陇西不保，甚至危及北路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大学士文祥也支持左宗棠。海、塞防之争不断升级，总理衙门不久出台处理决定：一、筹建海军，加强海防，海防经费有限，难以筹措三洋海军，先以北洋试点；二、陕甘总督左宗棠长期屯兵西北，政绩卓著，是督办新疆军务的最佳人选；三、将海防筹饷作为第一要事，划拨粤海关、潮州关等地四成洋税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诞生了！近代海、塞防之争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而在于当海陆危机同时出现时应丢卒保车还是二者兼顾。 海防主将李鸿章上折首先阐明海军与陆军的关系。他说，中国陆地边境远远多于海疆，陆军乃立国根基。陆军改良必须配备洋枪、炮队。域外强敌多从海上进犯，因此必须训练一支强大的水师。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海防法宝，一为“守定不动之法”，二是“挪移泛应之法”。关于海军经费，李鸿章认为只要分配合理、统一筹划，用有限的钱办有效的事依然可行。李鸿章再次强调海防之重要性。他认为，新疆完全可用招抚之法和平解决，即使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如同人失去了一只手，虽痛苦却无大碍；然海防问题如不能解决，国家则会面临颠覆的危险，如同人生了心脏病，不得一刻拖延。 清政府本拟委派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会同办理海防事务，李鸿章负责北洋，沈葆桢负责南洋，这样既接近丁日昌的方案，又可限制李鸿章，不致海军大权集中于一人手中。然沈葆桢不久离任南洋大臣，机遇与挑战再次眷顾了李鸿章。为早日同国际接轨，李鸿章奏请将清朝的三角龙旗改为三尺宽、四尺长的长形国旗。不久，中国海军军舰上飘扬起庄重大方的长形国旗。 1885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慈禧太后决心大治水师。李鸿章立即上折赞扬老佛爷的伟大：“我怀着恭敬心情拜读圣谕，大治水师实是当务之急、救世法宝，朝廷的决断真是英明至极！”当然，除了拍马屁，李鸿章也没忘向清政府灌输自己的主张。他说，国外海军都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欧美称海军部，日本叫海军大臣。中国海防分南、北两部，中央总司其成，然中间又有督抚大臣任意差调，洋人讥笑中国没有办理海军的能力。最好添设一海军部或海军衙门，制定统一章程，进行统一指挥调度。如此，水师可治。清廷很快允准了李鸿章的建议。1885年10月，清朝正式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为督办，李鸿章为会办。按照惯例，总理衙门简称总署，海军衙门自然亦简称海署，外国人都称海军衙门是六部之外的“第七部”，中国人仍称其为“水师衙门”。 其实最先提出建立海军衙门的既不是李鸿章，也不是清政府，而是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有趣的是，当赫德提出建立海军衙门时，李鸿章恰恰是最激进的反对者。赫德听说清廷筹备海防事宜的消息后，立即向总署提出筹备海防章程。内容包括：统一南北海防；设海防大臣或海防司一人，由赫德本人担任；高薪聘请洋人充作教习。总署对赫德的建议非常感兴趣。谁知将这一章程交与南、北洋大臣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意见这次出奇的一致，均表示反对。沈葆桢认为若清朝官员连起码的人事权都没有，怎么能称作大清的海军！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向其谏言：“赫德为人阴险贪婪，现身居高位，掌控关税大权，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如再让他坐镇海防，岂不是兵权、财权都集中其手？现在您和沈大人贵为南、北洋大臣，海防权利不过人各一半，赫德却把两项大权一统在手。如果这份章程获准通过，赫德无疑可借海防之权牵制总署，谁都难以钳制了。”李鸿章深以为然，马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赫德：一是赫德不能既掌财权，又掌兵权；二是赫德平素不懂兵法，不适合管理海军事务；三是沈葆桢态度强硬，不愿接受赫氏领导，如果坚持可能会引起内部争端。 李鸿章和赫德早有交道，且受骗不浅。1875年，李鸿章向英、德两国订购各种舰艇，“热心”的赫德建议向英国阿摩士庄订购四艘“新式”炮船，说这种船身形轻便、攻击力强，还可对付大型铁甲船，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当即决定由其负责购买四艘炮船。次年，被称为“蚊子船”的四艘舰艇驶抵中国。李鸿章为它们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分别称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将振兴海军之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急于发展海军的李鸿章又委托赫德为南洋海军代购蚊子船四艘，以示不偏不向。南洋大臣沈葆桢得知李鸿章为自己购船后非常激动，没等船买回来就想好了船名，分别叫作“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面八方全镇了，比李鸿章那四艘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厉害！第二年新购四船驶抵天津，李鸿章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先试行一番，发现比先前购买的船只性能要好，决定将新船留给北洋海军，而把先前买的四艘船送给沈葆桢。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这次买船时正好英国新研制了一种更新式的快船，这种船比蚊子船还先进，每小时行驶15海里，可在船头、船尾各装一尊25吨级大炮，左右船舷也能装炮数尊。最为精彩的是，船头水线以下有一种神奇装置，可追赶并毁坏最好的铁甲船！可惜阁下让我代买的还是蚊子船，我也不敢擅自做主。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只要能买到坚船利炮，钱不成问题。于是，“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之外又添置“镇中”、“镇边”两艘快船。李鸿章很快发现受骗上当。十艘舰艇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 1886年，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胡子抖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五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每年经两次大修才不至沉没，和一堆废品没什么差别。 1883年，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提议在总署之下添设海防股，专司海防事务。海防股除掌管南、北洋海防所有事务外，所有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及铁路、矿产诸事均由其管理。1884年中法在越南问题上出现分歧，清廷决定设海防大臣以统管海防事宜。中法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大为恼火，发布上谕：“这次海战法军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们不也开设船厂，创立水师，然所造之船不坚固，所制武器不顶用，所选将领不英勇，以至法人挑衅时，陆军屡获全胜，水师却一败涂地。如果水师力量稍强，二者相互支援，哪至处处受制。现在事情虽然过去，但本朝本着惩前毖后的原则，一定要大治水师！” 不久，李鸿章应召入京，在北京停留二十余日。除与醇亲王、军机大臣、总署官员频频交换意见外，单是慈禧就亲自召见李鸿章五次，详细讨论了组建海军衙门事宜。据英国情报人员记载，李鸿章此次进京共带三条建议：一是修筑京津铁路；二是设立中英银行；三是筹建海军部。前两项因有人反对未能实现，只有筹建海军部获得通过。李鸿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提到此次进京情况，他说：“我这次在北京逗留两旬，受到五次召见，就当前事务陈诉己见。可惜我太过愚笨，没能琢磨透上面高深莫测的想法。依我看来，禧圣（慈禧）和醇邸（醇亲王）已决心改革政治，皆因中法战争的失败，真乃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矣！” 海军部虽决定设立，然诸如办公地址、内部组织等具体问题仍没有着落。这些问题不仅仅醇亲王深觉困惑，李鸿章也所知甚少，朝中群臣更不必说。李鸿章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即驻英公使曾纪泽。李鸿章不断催促曾纪泽回国，他恳切地说：“明年春天你一定要回来，翻译局和海军部都等你来主持工作，这样艰巨的任务除你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承担。”可是曾纪泽以身体欠佳为名，迟迟不肯回国。李鸿章和曾纪泽是好朋友，直接去信责曾纪泽不识大体：“海军之事全指望你了。我们年纪都不小了，我也早想借病告老还乡，可是我们都受圣上的隆恩，唯有鞠躬尽瘁，共度时艰，你怎可藉病推脱？回国沿途注意考察西洋各国海军设施。中法战争后，各省都需偿还两千万两白银洋债，海军暂时拿不出太多的钱来购买巨舰。但缺钱是次要的，将领才是最缺乏的。热切盼望你回来用西法振兴中国海军。”在李鸿章的诚挚邀请下，曾纪泽回国了。 筹办海军，人力和财力始终是李鸿章最为劳神的两件大事。常额经费虽定为每年四百万两，实际上从未收足。急得李鸿章大声疾呼：“海军至今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令我望洋兴叹，深感恐惧，我该如何是好！”不仅李鸿章一人关注着海军部，西方国家也密切注视着海军部的发展。《北华捷报》的一位记者注意到海军部的窘迫状况：“海军部目前状况十分简陋，想担负起它所指定的任务，还需很多的努力。”不久，海军部正式成立，以醇亲王奕譞、李鸿章和曾纪泽三人为组织核心。一位外国驻京记者报道说：“这三位高级官员的确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既有真正能力服务、又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们很有希望能为帝国作出一番具有永久利益的事业！” 不论朝廷内部如何吹捧，外界媒体怎么宣传，李鸿章心里清楚，不论人才、经费问题，单是海军衙门的人事构成就存在着诸多缺陷。首先，主要官员均为兼职，无专门任职人员。醇亲王奕譞兼管神机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纪泽的兼职更多，除在总署和同文馆任职外，先后在户部、刑部、吏部兼任侍郎。其次，海军部很快成为官员安插子弟、拉关系走后门的场所。海军部的章京部，除李鸿章极力保荐的傅云龙是汉人外，其他是清一色的旗人。所谓旗人，即八旗成员。八旗是清朝建立之初创立的一种军事和社会组织，在清朝入主中原上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旗人并非都是满人，八旗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清朝在满汉之分，主要是旗民之别。“旗”即满、汉、蒙三族旗军的成员，“民”即旗人以外的普通百姓。近代以后，“旗”已成为特权和地位的象征，旗人子弟一不会打仗，二不能种田，三不屑做工，四没本事做官，只是吃着祖宗留下的老本，等着朝廷给些闲职做做。海军部职权大、利益多，刚刚组建空额很多，皇亲国戚、官宦子弟、候补官员一下子蜂拥而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醇亲王奕譞决定和李鸿章视察北洋海防。沿线视察了大沽口、烟台、威海卫、旅顺口、大连湾等处炮台、船坞、学堂、兵防情况。醇亲王的行动惊动了英、法驻华海军司令，特意率舰队到旅顺和烟台参观，一则向中国海军最高长官表示敬意；二则想告诉奕譞，和我们相比中国海军还有很大差距。 李鸿章大力发展北洋海军一事很快遭到中外各界的非议。外国报纸报道说这是中央向地方的妥协，是海军中央化的彻底失败。兵部侍郎黄体芳则表示：“北洋海军不是中国沿海的海军，而是直隶天津的海军；不是海军衙门的海军，而是李鸿章个人的海军。奏请立即撤去李鸿章海署会办大臣一职，让曾纪泽取而代之。” 再说最敏感的经费问题。海军部成立后经费并未增加，原先归北洋海军独享的四百万两银子如今还要顾及南洋海军饷需，连朝廷也想着从海军衙门捞一把，海军经费流入颐和园建设的数量不少。慈禧太后年事日高，希望将清漪园作为颐养天年之所。光绪帝宣布扩修清漪园为颐和园，于慈禧六十大寿时竣工。光绪对海军衙门下令：“正款备海军之用，杂款供修建颐和园之用。”乍一听此令不无道理，经费主要仍用于海军建设，剩余零款用来修建颐和园。然实际上北洋海军早已陷入经济窘境，近十年未添设任何军舰，正款尚不敷出，哪里还有杂款！李鸿章明白，朝廷的正款、杂款之说不过是客套话，为“老佛爷”做寿，有钱要捐，没钱也得捐，还不能少捐。李鸿章究竟挪用了多少经费修建颐和园，历来说法不一，最保守的数字也突破了四百万两白银，这可是全国海军整整一年的经费！仅让海军衙门捐钱还不够，清廷竟以“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醇亲王奕譞写信给李鸿章，说建万寿山银子不够用，希望李鸿章和各位督抚能筹集二百万两银子。李鸿章心领神会，立即号召各位同僚督抚捐款，不久，各地捐款达二百六十万两。万里海疆的安危就这样换成了昆明湖的一池清水、万寿山的几堆石头。 尽管用人、经费等方面危机重重，海军衙门之设毕竟对海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船只购买上，除被赫德骗购的十艘破船外，向德国订做了两艘铁甲船，命名为“定远”号和“镇远”号，是为北洋海军吨位最大的主力舰。李鸿章亲自登舟试航。这一天，北风凛冽，海浪起伏，李鸿章乘坐的“定远”号铁甲舰行驶平稳，并没像蚊子船那样稍遇风浪就颠簸不止，且行船速度和订单上注明的相差无几。李鸿章兴奋得老泪纵横，说道：“中国自创办水师以来，也就是它最令人放心！”李鸿章又相继购买了德国穹面钢甲巡洋舰“济远”号、“经远”号和“来远”号。到1888年，北洋海军已初具规模，拥有巨型铁甲船2艘、高速巡洋舰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共计25艘，号称“亚洲第一”！ 19世纪70年代，中国只有两家造船厂，一是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一是福州船政局。前者虽生产小型船只，但主要产品是枪炮军火，船舰不过是副产品。福州船政局素有“海军的摇篮”之称，不仅制造各种船只，还附设“船政学堂”，专门培养制造、驾驶船只的人才。福州船政局本是闽浙总督左宗棠所创建，然他不久调任陕甘总督，其起步发展主要是靠继任者沈葆桢完成。沈葆桢是福州本地人，因此对船政局事务格外用心。1873年，沈葆桢向朝廷奏请培养造船人才，仿照赴美幼童之例执行，将留学生派往造船业发达的欧洲。派遣海军留学生的奏议得到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的热烈支持。总理衙门决定由沈葆桢负责派遣事宜。正当沈葆桢为此事殚精竭虑之时，日本入侵台湾，沈奉命巡台，海军留学生之事暂被搁置。台湾事务平息后，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离开了一手经营的船政学堂。临行前，沈葆桢将派遣海军留学生一事交给船政大臣丁日昌。然丁日昌署任船政大臣后，身体每况愈下，奏请专任福建巡抚，将船政事务推了出去。海军留学计划再次搁浅。 由于经费紧张，丁日昌最终决定派遣三十人赴欧 留学。学制由五年改为三年，去时坐的头等舱改为二等舱，回国路费以后再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费问题解决了，谁来担任留学生监督又成了问题。派中国人，对学生情况容易了解，然像容闳那样熟悉国外情况的中国人毕竟难找；派外国人，对国外情况熟悉，然与学生沟通相处并不容易。沈葆桢推荐了法国人日意格。日意格是福州船政局所聘教习，在中国任职多年，对中国情况和船政学堂学生比较了解。沈葆桢认为其为人稳重，能够信任。李鸿章对日意格半信半疑，决定分别选派一个中国监督和一个外国监督。丁日昌推荐船政总考工李凤苞出任中方监督。然李凤苞和日意格在天津会面很不投机，当即表示不接受这个使命。出国的日期日益临近，李鸿章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由日意格率学生赴法，李凤苞率学生赴英。日意格坚决反对这一方案。经过三年交往，日意格对每个孩子的脾气秉性、资质高下十分清楚，忽然把学生分出一半，日意格一方面为失去信任而委屈，一方面为学生前途忧心忡忡。他表示，尽管李凤苞不愿与其合作，但他并不在意，从学生前途考虑，希望还是不分开为好。他的诚心得到李鸿章的认可，令李凤苞与日意格共同负责将海军留学生送往欧洲。 海军留学生与赴美幼童一样，均为公费留学。不同的是，海军留学生规模要小得多，赴美幼童在四年内送出了一百二十名学生，海军留学生总共才三十人；赴美学生经费达一百二十万两，海军留学生只有二十万两。赴美幼童目的在于培养一般性科技人才，因此学习时间较长，最长达十五年；海军留学生是为培养造船与驾驶船只的专业人才，学习时间只有三年。赴美幼童年龄大多在十二到十五岁之间；海军留学生年龄大多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许多人都有家口之累，为使其在国外安心学习，政府还给家属一笔生活费。三十名留学生并未一同赴英，第一批留学生有十二人，其中包括林永升、严复等。 海军留学生注定要经历坎坷，到英国后仍诸事不顺。按照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规定，外国留学生比例不得超过20％，这样十二名中国学生不能一次性全部进入学校。经驻英公使郭嵩焘一再交涉，英国海军部才勉强答应放宽标准。然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又规定，学校课程分六个月和九个月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得在9月1日前提出申请，通过英文考试后才能于10月1日入学。海军留学生于5月到达英国，离考试规定日期尚早，英语水平也相差甚远，不得不首先学习语言。海军留学生很快投入到如饥似渴的学习当中。他们参观英国的造船工厂和海军学校，亲自登上舰艇实习设防、备战、布雷、放炮等技能。勤奋很快得到回报，留学生们都融入了英国海军生活学习当中，除脑后海军帽下拖了一条辫子外，几乎看不出他们与英国海军学员的分别。 海军留学生们的最大梦想，是能进入世界闻名的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继续深造。然因名额和英语水平的限制，第一批的十二人中仅有一半通过入学考试，于当年10月1日进校，次年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六人中严复英语学得最好，李凤苞请求英国允许他继续留校深造，以便日后回国担任教师。其余五人都被派到英国舰队实习，并于实习期满后回国。在中方监督李凤苞的报告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和严复四人最为出色。 海军留学生回国后，南、北洋海军争相留用。严复接任福州船政学堂总教习一职，后成为中国第一代的翻译家。严复在翻译方面的成就还与李鸿章有关。首批赴英海军留学生中，严复一直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学员。其他学生学习期满后，李凤苞特意将严复留在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继续深造。严复果然不负重望，成绩优秀，尤其显示出在外语方面的天才。李凤苞回国后特意向李鸿章保荐严复，认为此人可担大任。李鸿章对这个留学回国的年轻人很感兴趣，决定亲自召见。一天下午，李鸿章办完公事，斜卧于榻，“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严复进来向李鸿章问安后，很拘束地站立一旁。李鸿章一口一口地吸着烟，半晌才睁眼问道：“你从英国都学到哪些本事？”不等严复回答，又问：“哪一项最为精通？”严复忙答：“英语学得最精通。”李鸿章问：“什么词都可以翻译么？”严复谦虚地说：“一般的词汇都能翻译。”李鸿章把手一伸，举着手中的水烟袋问：“这个你给我翻译一下。”严复在英国钻研了各种翻译技巧，掌握了大量词汇，可水烟袋这个词还真没见过，一时语塞。李鸿章正襟危坐，道：“连水烟袋都不能译，你还要好好学习。”严复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胸中的傲气一扫而光，暗暗憋一口气，定要将翻译学好。 李鸿章决心把派遣海军 留学生之事坚持下去。经费上不再光让福州船政局出钱，北洋海军自愿承担一部分。第二、第三批留学生先后赴英，共计三十余人。然当第四批留学生整装待发时，中英之间发生琅威理辞职风波，英国政府将怨气发泄到留学生身上，拒绝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派遣海军留学生之事就此中断。 北洋海军成军后，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大沽、旅顺、威海为防御重点，初步形成了海上防御体系。 大沽是北洋海军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大沽毗邻京津，为京师海上门户；也是李鸿章的根据地，便于李鸿章控制指挥。鸦片战争以来，大沽口历经三次外敌入侵，仅存五座破损的炮台。李鸿章视察大沽情形后，认为破损炮台的台基尚可利用，但需加固营垒，前边加筑西式护台。李鸿章增建炮台多座，调运新式大炮，出海口由北洋舰队与淮军共同镇守，大大增强了大沽的防御能力。不久，五座船坞构成的大沽军港体系渐次形成。除船坞外，李鸿章还设立了与之配套的煤厂、汽机房、锅炉房、熟铁厂、炮厂等一系列工业。然这毕竟是第一次尝试。大沽船坞建成后，李鸿章才发现其只能容纳体积较小的炮艇，铁甲舰、巡洋舰根本无法容身。镇远、定远、扬威等巨型战舰终日停泊在港湾之外，遇有问题只能到上海的洋船坞中修理。建立新港迫在眉睫。李鸿章最终选择了旅顺。 旅顺扼渤海咽喉，守津京门户，且水深口小，常年不冻，是难得的天然良港。为避免同样的失误，李鸿章特意委派英、德两国专家赴旅顺挑选筑台和建坞的具体地点。旅顺港历时十年建成，耗资三百多万两白银，前后分两期竣工。第一期工程结束后，旅顺港渐成规模，拥有炮台二十余座、大炮八十余门，拦水坝、积水渠、铁路及碎石马路、电报局、 医院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第二期施工时，李鸿章采用公开招标形式，权衡再三，选定一家法国公司承建。法国工程人员顶着英、德等国的压力，使旅顺港工程顺利完工。此后，李鸿章又建成供停泊操练之用的威海卫基地，从而形成大沽、旅顺、威海的三角防御体系。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事。朝鲜政府通过清驻朝商务总办袁世凯转告李鸿章，希望清廷出兵镇压国内起事。刚刚亲政、急于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多次令李鸿章出兵朝鲜。但李鸿章奏曰：北洋海军可战之船共有八艘，其余只能运输军饷和平时操练，海上交锋没有必胜把握；陆军兵力亦捉襟见肘，如抽调大部出境援朝，国内防务势必空虚。因此，我军应采取防守战略。光绪帝驳回李鸿章的奏议，下拨三百万两白银，要求其积极备战，随时准备出兵援朝。李鸿章仍然按兵不动。李鸿章一再拖延，引起朝中大臣的普遍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认为他贻误战机、畏缩退让。日本军队占领朝鲜后，一直在寻找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李鸿章偏偏不采取任何行动，使日本白白在朝鲜耗费时日。 1894年7月23日，日本政府终于“忍无可忍”。日军攻入朝鲜皇宫，建立了傀儡政权。24日，朝鲜傀儡政权宣布对清宣战。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护航舰和运兵船，正式发动侵华战争。李鸿章最担忧两件事：一是北洋海军缺乏优秀的军事统帅指挥前敌；二是北洋舰队几年没有添置新舰，防守有余，进攻不足。李鸿章制订了十六字方针：“严防渤海，力保沈阳，集中兵力，再图大举。”此战略虽强调海防之重要性，却忽略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给战争的进行留下了严重隐患。 9月17日，北洋水师十一艘军舰护送清军在大东沟登陆后准备返航。途中遇到十二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军舰。突然，十二艘船舰上的美国国旗全部换成日本旗帜，向北洋军舰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双方激战了5小时，北洋舰队损失惨重：五舰被击沉，六舰负伤，死伤官兵千余人。日军有五舰受到重创，死伤六百余人，并先行撤离战场。 水陆两线作战清军全部溃败，一时议和舆论甚嚣尘上。慈禧令户部尚书翁同龢到天津同李鸿章商谈和战之事。翁同龢是当时主战派的领袖，见到李鸿章后严厉责问其为何迟迟不肯发兵，以致贻误战机！李鸿章怒目而视，冷笑道：“翁师傅主管户部，平时向您要经费时总遇冷脸，事到临头才来责问。我倒想问问您，那几条军舰能靠得住么？”翁同龢反问道：“为臣者本应尽职尽责，为何不再向朝廷请求？”李鸿章答曰：“朝廷疑我飞扬跋扈，大臣弹劾我贪财舞弊，我若继续索要经费，今天还有李鸿章么？”翁同龢争他不过，把话题引到战局问题：“东北乃龙兴之地，如果失守如何是好？”李鸿章坦白道：“奉天军队实靠不住，我鞭长莫及，东北防务一点把握都没有。”半个月后，辽东半岛沦陷，奉天危急！ 而此时，北京城内歌声悠扬，鼓乐冲天，正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紫禁城和颐和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丝毫看不出战争的痕迹。“老佛爷”五十大寿时就因法国人作祟没过好，这次可要好好庆祝一番。总管太监李莲英下令，这段时间内凡可能令“老佛爷”不高兴的事一律不准奏报！这一做法果然有效，慈禧下令，大赦天下，放假三天。李鸿章可没闲着，前线救急电报雪片似的发来。李鸿章加紧了求和步伐：一面派人以祝贺俄国新帝即位为名请求俄国出面调停；一面委托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议和。李鸿章对德璀琳充满期待，对外宣称：如果德璀琳和伊藤博文谈判顺利，中日可先停战，再议和。日本政府此时全无议和之意，认为德璀琳不符使者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德璀琳在日本呆了几天，连伊藤博文的面也没见着，觉得很没面子，便找个借口：“本日接到恭亲王电报，说日本政府已承诺由美国政府来仲裁，所以本人没必要在日本逗留，即刻返回中国。至于李鸿章的信函，我已在日本邮寄给伊藤伯爵。”随后灰头土脸地回到天津。日本报纸评论德璀琳此次斡旋是：“冒然而来，怅然而返，真是好生奇怪！” 李鸿章焦急等待德璀琳和美、德外交调解时，日军连续攻陷金州、大连，向旅顺猛扑。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门户。日军决定以“重大伤亡代价攻取旅顺”。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行动，全城仅留三十六人负责掩埋尸体。负责旅顺船坞工程的龚照玙，金州失陷后逃回天津。李鸿章令其回旅顺前线效力。然日军进攻旅顺时，他弃船厂于不顾，乔装改扮混在士兵中逃跑了。当时人们编了“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的歌谣讽刺淮军逃跑之快。李鸿章一生都以淮军为荣，此次败逃实使其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日军的下一目标是威海。李鸿章令丁汝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守住威海卫。当时朝野均指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贪生怕死、畏敌避战，要求将其立即撤职。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评价道：“有人责备北洋海军，殊不知这不是北洋海军的过错，也不是丁提督的过错。有人钳制海军，丁汝昌不能做主。”这个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中日军队实力悬殊，攻打旅顺时，丁汝昌曾请求舰队与日本决一死战。李鸿章坚决反对，对丁汝昌说：“你在威海卫守住那几只船，其余不关你的事！” 日本此时突然改变战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议和“价码”：中国赔偿军费四亿两，并将日目前所占之区割让日本。清政府认为条件虽苛刻，却有议和的希望，任命邵友濂、张荫桓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一向主张议和的李鸿章对此次议和态度并不积极，他认为日本此时提出议和，其中定有蹊跷。果然，清方使臣还未踏上东瀛，日军便发动更大攻势。二人使团的迅速成行明确显示出清政府无心恋战、急于求和的真实意图，也使日本政府坚信，战争越扩大就越有利可图。 1895年2月2日，威海卫失陷。统帅丁汝昌早已作好与北洋舰队同存亡的准备。丰岛海战后，他将儿子丁代禧留在身边，儿媳张氏和孙子丁旭山送回原籍。临行前他交代张氏：“我的生命已交给了国家，你一定要照看好我的孙子！”刘公岛保卫战开始后，丁汝昌向李鸿章表示：“唯有船没人尽而已！”丁汝昌派人将鸦片送到船上，以备如果不能战死就服毒自尽。为防止受伤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用广丙舰的鱼雷炸沉了已搁浅的靖远舰，又在定远舰中部装上火药，将其炸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吞鸦片自尽，实践了“舰队亡则人亡”的誓言。丁汝昌向广大官兵许诺的最后一天终于来到了。傍晚，丁汝昌收到李鸿章的电报，上面写着“援兵无期”！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深夜时分，水陆兵民万余人向他哀求活命。丁汝昌叹口气，道：“与军舰同生死是我的职责。但我的死可以救你们的命。”他向大家暗示自己死后可投降日军以求活路。并交代部下牛昶销毁北洋水师的提督印。丁汝昌服下事先准备好的鸦片，次日清晨气绝身亡。 牛昶和杨用霖主持了投降事宜。杨用霖当场拒绝，口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走入船舱，饮弹身亡。护军统领张文宣同时自尽。美国人浩威建议以丁汝昌的名义投降，牛昶在投降书上盖提督大印。几人将责任推到丁汝昌身上。可怜丁汝昌死后蒙羞，家产全被没收，子孙流离失所。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在威海商民联名提议下，方由袁世凯上奏为其平反昭雪。 1895年2月17日，日本舰队徐徐驶入威海港。中国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十艘军舰换升日本国旗。只有康济舰仍悬挂黄龙旗，载送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等六人的灵柩。下午1点，十艘中国军舰全部编入日本舰队。4点，康济舰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冒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精心培养的海军人才同他洋务救国的梦想一起覆没了。 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发现太平军用洋枪，尤其李秀成的部队洋枪最多，最不好打。他由此得出结论：外国“炮火绝妙精厉”，“只有用洋人的军火才能制服太平军”。1862年6月，李鸿章的淮军中出现了洋枪队。洋枪杀伤力有限，李鸿章很快领悟到“西洋兵法是以炮为主，以枪为辅”，而计划练成万人以上的炮兵，尽快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新式炮兵装备的炮，须是洋炮。当时洋炮有长炮、短炮两种。长炮即加农炮，又分12磅、24磅、32磅等数种。12磅以下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1000米，最大射程3500米；24磅以上属重炮，多用于近距离的攻城夺池，或者用来装备要塞。短炮类似于今天的迫击炮，又叫田鸡炮，因其形状如怒吼的青蛙而得名。这种炮炮身短小，口径颇大，发射时固定在45度角，通过增减炸药来控制射程远近，可用于野战，也可用于攻打城池。洋炮炮弹有实心弹、榴弹等几种，其中榴弹杀伤力和破坏力最大。 购买洋炮和炮弹，花费浩繁。英人从英国军舰上偷来的一颗12磅炸弹就卖三十两白银，一颗破的铜帽也要十九两白银。李鸿章的淮军虽然控制了全国商业中心上海，税收可观，又享受诸多特权，但时间长了，经济上也难以为继。于是，李鸿章向清廷奏准自办军火生产。 李鸿章首先调早有此志的丁日昌从广东急赴上海主持建造兵工厂。丁日昌还没赶到上海，李鸿章就迫不及待先派参将韩殿甲设一局开始制造军火。丁日昌赶到后，李鸿章命他再设一局，专门仿造国外各种新式炮弹。有了这两个局还不够，李鸿章又命知州刘佐禹与“英国专家”马格里共同主持第三局制造炸弹。李鸿章将三局合称为“上海炸炮三局”，当时人则统称它们为“上海洋炮局”。 炸炮三局所造之炮为轻便的迫击炮（田鸡炮），生产能力较为低下，一个月统共才造六七尊。三局中刘佐禹、马格里之局用了许多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西方机器，雇用了不少洋工匠。韩殿甲、丁日昌之局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用中国工匠手工生产。一个月下来，刘佐禹、马格里之局生产炸弹四千多颗，而韩殿甲、丁日昌两局合起来不过六千余颗。后来，刘佐禹、马格里之局由上海迁往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厂址就设在太平天国的纳王府，马格里经李鸿章允准，又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机器，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一个星期即可生产两千枚炮弹，还能制造各种规格的开花炮，把上海两局甩在了后面。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改为金陵制造局，始终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李鸿章的洋炮局越办越有名，由此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说：日本学习西方成功了，我们也一定能够成功。照此发展一百年，中国可永远自立。 1865年，正在镇压捻军的李鸿章收到丁日昌一封信，得知上海虹口有一个洋人办的铁厂，不仅能造枪炮，而且能制造轮船。如今洋人愿意出售，要价十万两。早想发展造船业的李鸿章十分动心，无奈囊中羞涩。恰在此时，有个被革职的海关道翻译愿拿出四万两银子促成此事，算为自己赎罪。李鸿章遂即让丁日昌再从海关拨借两万两银子，并把上海丁日昌、韩殿甲的洋炮局合并起来组成江南制造总局。 “总局”是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创意，所谓“总”就是说不单单造船，还包罗各种机器。当然由于财力和人力有限，各种机器指的也都是军械方面的机器，开展民用工业是后话。这并不代表李鸿章不懂得民用工业的重要性，他早就对西洋机器的各种功用看得相当透彻。他说：洋机器可用于耕田、织布、印刷、制陶等，其妙就妙在能够借助水火的力量节省人力。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不外乎是一个机关牵引另一个机关，一个齿轮推进另一个齿轮，一个零件带动所有零件动起来罢了。它的样子很简单，一看就明白，它的原理也很容易理解。既然这么简单，我们中国人哪有不会的道理。我预料过不了几十年，中国富裕的农民、有钱的商人都会仿效洋人制造机器，通过机器赚大钱、谋大利。 言下之意是机器十分简单，靠它来发展民用工业，中国的农民、商人只要有钱都能自己解决，而官府所要做的是发展军事工业。 江南制造总局又叫江南制造局、江南机器局、上海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下设五个分厂，分别负责生产不同的军用器械：一厂制造枪炮，二厂生产和修理船舶，三厂炼钢，四厂制造火药，五厂制造机器。附设翻译局，专门负责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提供技术支持。还有 图书馆、工艺厂、库房、公务厅地图局、大船坞等设施，一应俱全。后来，江南制造总局又添设了炼钢厂、栗色药厂和无烟药厂。钢厂里的炼钢炉每天能产钢3吨，可以用来制造炮筒和枪管；栗色药厂和无烟药厂制造枪炮用的火药。栗色药厂制造的栗色饼药，供新式大炮用；无烟药厂制造的无烟火药，供快枪快炮用。江南制造总局倾注了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大量心血，从经费的筹措到机器的采购，从中外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机构的设置，曾、李都亲自过问，费尽心机。 江南制造总局创办后，数年之间就造出轮船四艘，洋枪、大小开花炮、样 火箭等数千件。 李鸿章说：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最大的军工厂。 沈葆桢说：凡直隶督臣和江南各省使用的武器，都是由江南制造局提供的。 端方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枪炮弹药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枪炮、子弹、炼钢等厂成效昭然。 盛宣怀说：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等厂的兴起，都借鉴上海制造局的成规，是它开的好头。 可见江南制造总局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江南制造总局最重要、也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最关心的工厂是轮船制造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后，先是购买了拥有较为先进机器的铁厂，后又陆续添置了大船坞等一系列造船设施。曾国藩并特意奏请江海关的一成洋税作为江南制造总局轮船制造专用经费，正式雇佣了洋工匠开始造船。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厂分为三个部门，分别生产船壳、锅炉和汽机，用三个洋工匠作为三个部门的领工，再配置几百华工协助和学习。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它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二寸，牵引力392马力，载重600吨，船身由坚木制成，内部机器系国外的旧机器休整后使用，而汽炉和船壳则是由总局自己制造的。曾国藩为之命名“恬吉”。继“恬吉”之后，江南制造总局几年之内几乎每年都有一艘新船下水，“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等兵船陆续问世，其中最大的达1900马力，载重2800吨。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骄傲地说：这些船在外国属于二等，但在中国属于头等的了。 然而，不久李鸿章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在19世纪的国际造船业中，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国际同行业的水平。李鸿章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轮船只能载十来尊大炮，样子虽然像新式的兵船，可是比起外国兵船的坚利差得远。福建、上海附近的兵船，装载量还不如商船多，行驶速度也不如商船快。 又说：我们现在所造的船，都是西方国家淘汰的旧样式，平日无非巡防，遇到国家有事，只能运送些粮草兵员，到洋面上去打仗是不可能的。 更让李鸿章不满意的是，这些性能不怎么样的船，成本却极高。当时中国造船业不仅缺乏技术人才，而且与造船业配套的其他工矿业发展都跟不上。也就是说，江南制造总局不仅雇佣洋人做指导，而且一切造船材料都从国外进口。等于把西方的造船厂搬到了中国。由此发生的运费、关税、洋人的高薪，使得在中国造一艘旧式船的钱比从外国直接购买一艘新式船的钱还要多。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这里的招商局从英国购买了三艘轮船，艘艘装货多、用煤少、速度快，每艘七八万到十万不等。而上海等地轮船制造厂造的船，每艘船少说也得十万两以上。我们从外国厂家定购的新式康邦机器150马力的轮船，只要十几万两银子，上海制造的旧式机器50马力的轮船，仅工本费和员工薪金合算起来就要三十万两银子。 简直是说造船不如买船。大轮船制造不出，小轮船质量差、无法下海，成本又高，江南制造总局知难而退，几年之后停止了轮船生产，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枪炮生产上。枪炮和弹药的生产成了江南制造总局最主要的业务。 其实，轮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枪炮的生产中同样存在。机器设备的简陋、技术人员的不足、资金的缺乏，始终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江南制造总局的任何产品都不能紧跟时代。如总局成立之前，世界通用美国林明敦枪，中国每年要向国外大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以美国林明敦枪为主要仿造目标，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试验，终于成功，所产枪支不但在外形上和林明敦枪完全一样，性能上也相差无几。但人们几乎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就在他们研制林明敦枪的时候，国际上的制枪技术又有了大的改良和发展，林明敦枪已经变成了陈旧的样式，濒临被淘汰的边缘。江南制造总局千辛万苦研制出来的林明敦枪，军队各营不愿意要——太过时了，派不上用场！李鸿章无奈地说：各国都有新式的后膛枪问世，林明敦枪已经成了武器中的中下之品。 既然跟不上国际潮流，不如走咱们中国自己的路子。张之洞在湖北的汉阳铁厂研制出了用料省、性能好的小口径毛瑟枪，清廷予以赞赏，并命令全国军队改用此种枪支。江南制造总局也奉命生产这种小口径毛瑟枪。可后膛枪也好，毛瑟枪也好，对于江南制造总局来说都是新式武器，而要生产新式武器，首先需要几百万两的上马费用。总局拿不出钱，又得执行命令，只好将原有机器设备改造一下，再用大量人工生产制造。结果是费用多而产枪少，每天只能造出七杆枪，一年也就能产两千来杆。江南制造总局这个兵工企业的老大哥，已落后于汉阳铁厂等后起之秀了。 造枪不景气，大炮的生产又如何呢？制造总局成立八年后，李鸿章曾说：江南制造总局连熟铁来福炮都没有多造，哪里谈得上钢炮。前为轮船所用制造的铜炮实在太差，我已下令多从国外购买后门钢炮，以备急需，这实在是不得已之事。 经费不敷，使生产大炮的机器设备不配套；对国外早就停产淘汰大炮（阿姆斯脱朗式前膛炮）的仿造，使生产出的大炮性能跟不上时代而落伍。李鸿章去世后不久，张之洞就对江南制造总局的大炮生产进行了激烈批判，他说：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大炮的机器不完备就敢于用人工生产，不但产量极小，而且直接导致产出的大炮精密度极差、不适用。不如马上关门，否则就是无谓地浪费金钱！ 弹药是江南制造总局另一主要产品。据有关资料记载，制造总局每天能够生产火药1000磅、林明敦枪所用的子弹5000颗。这一日产量听来似乎不小，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当时的军事需要。李鸿章说：制造总局所产弹药用来应付平时操练有余，用来备战则大大不足。张之洞则干脆不客气地说：江南制造局所产各种子弹、弹药都不适用。张之洞所说的不适用，是指江南制造总局无法生产与先进武器配套的弹药。后虽添设了栗色药厂和无烟药厂，但其产品几次检验都被定为纯净度差、不适宜用于新式枪炮，甲午等战争中使用的栗色药饼仍是依靠进口获得的。 除了船舶、枪炮和弹药制造厂外，江南制造总局还设有机器制造厂，即生产“制器之器”的工厂。在开办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此工厂生产了包括车床、刨床、钻床、挖泥船、起重机、抽水机、翻砂机等五十多个种类的机器。另设炼钢厂，从英国购买了高炉等设备，1891年起开始仿效西方的方法炼制纯钢，到1897年年产量达2000吨。但由于原料昂贵、成本太高，产量太低、质量太差，无法满足制造枪炮的需要而以失败告终。 江南制造总局发展不佳，还有许多内部原因。首先是管理混乱。人员冗杂繁复，糜工费料，章程规定不严密，出入款项毫不明晰，有关人员纷纷从中舞弊肥私。其次厂址选择不当。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枪炮弹药要耗费大量的煤铁等原料，上海虹口距离煤铁产地较远，运输耗资巨大，煤铁难以及时供应等等。 尽管如此，作为李鸿章亲自设立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毕竟起到过许多积极作用。它是中国最早大规模采用机器制造枪炮和轮船的官营企业。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驱者，它曾经肩负着重大的国防使命，对晚清作战和军事发展都不无裨益。它代表了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但在这一次次的跌倒爬起中毕竟缓慢地前进了。 长期以来，李鸿章背负着血腥镇压农民起事刽子手的罪名。他购买和制造船炮的初衷究竟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事还是为了自强和抵御外辱，在今天已没有讨论的必要。历史仿佛是一把双刃剑，在农民和政府身上各刺了一个凹槽，清毒放淤，然后降温止痛，然后继续前进。无论如何，李鸿章作为近代洋务派的领袖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兵轮、第一台车床、第一磅近代火药、第一炉钢，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李鸿章挥舞大刀砍倒了造反的农民，也砍破了罩在中国上空几千年陈腐而坚固的幕布，放进了一股新鲜空气。这空气让进取的人兴奋不已，让退缩的人恐慌惊诧。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李鸿章是勇敢的。 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批准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李鸿章在奏折中大声疾呼：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 李鸿章本人是以科举起家的官僚，然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他开始转而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认为要想把洋务推进到“富强相因”的层次上，必须培养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各类专门人才，要么在国内设立洋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传授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要么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批准选派中国学生 出国留学。李鸿章在奏折中大声疾呼：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 清廷诏准。很快，一套完整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实施方案出台： 1.设“幼童出洋肄业局”即预备学校，对学生进行出国前的培训。“肄业局”下设监督二人，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担任正监督，容闳任副监督。李鸿章选择陈兰彬是因为他“老成，谨慎，品行端正，中学根底深”，一方面可以保证留学生在美国的中文学习，防止派往美国的幼童丢弃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一方面，可用陈兰彬的翰林招牌抵挡朝中顽固派的阻力。 2.选拔一百二十名候选幼童，分四批出国，每批三十人，每年遣送一批。 3.学生出身须清白，年龄最小不得低于十二岁，最大不得超过二十岁。 4.学生家长或监护人须签署志愿书，声明自愿送子弟赴美留学十五年，不得中途退学或加入外国籍。此十五年内，学生死亡或发生事故政府概不负责。 5.学生以学习西学为主，但仍配备中国教师教习中学。学习期间，一切费用由政府承担。学生学成后不准自谋职业，听候政府调用。 当时的人多以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为正途，对于到外洋学些洋学问则嗤之以鼻。免费学习十五年，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说，谁也舍不得把自己的骨肉置于“虎狼”之地。这样一份留学计划，应该说考虑得较为完备，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它的实行仍然受到各种阻力。来自朝中顽固派的阻力自不待言，老百姓也多持怀疑态度。但几经波折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还是于1872年8月11日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李鸿章等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经过容闳的精心安排，第一批留学幼童起初大都被安排在新英格兰的一些家庭中，让他们与美国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同时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孩子毕竟是孩子，第一批留学幼童脑子里的中外区别没有那么深，他们说英语、吃西餐，很快融入了美国家庭之中。但寄居不是长久之计，1874年，李鸿章授权容闳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柯林斯街兴建一座房屋，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驻美总部。房子很快修起来，而且条件不错，学习、休息、洗澡的地方一应俱全，幼童们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 1873年6月，第二批留学生由黄胜率领赴美。 1874年9月，第三批留学生由祁兆熙率领赴美。 1875年10月，第四批留学生由邝其照率领赴美。 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一百二十名留学生按原计划全部派到美国。 从到处充满个性压抑、纲常伦理的中国社会，一下子进入自由开放的美国，留学幼童们就像从笼中放出的小鸟，自由自在地呼吸着异国的新鲜空气。并不像李鸿章等大臣们想象的那么困难，留学幼童很快适应了国外的生活环境。他们和美国学生一起打球、做体操，有些还成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十几岁正是思想最为活跃、最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事实上这也是李鸿章和容闳将留学幼童的年龄规定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们陆续从中学毕业，他们大多按照李鸿章的要求，选择了各类工科专业学习。而多年的国外生活使他们转变了许多，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斗争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有的留学生喜欢教堂中那种安宁神圣的气氛，随着所在的美国家庭去教堂做礼拜，为基督教义所感染，加入了基督教；有的学生厌恶样式繁琐陈旧的长袍马褂，穿起了西服、系上了领带，要求在体育活动时能和美国孩子一样穿上运动衣，甚至偷偷剪了辫子；有的学生受西方较为平等的礼节影响，提出见到长官时不再下跪磕头，改为鞠躬或别的表示尊敬的方式；更有许多学生希望在安排课程时，多上一点科技课，少上一点没有实际用处的封建伦理课，在科技之外，他们更喜欢读些西方的哲学、历史、小说、诗歌等书，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是留学生们喜爱的作品。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中国的学生们，除去书本和老师传授的知识外，同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这是可以意料中的事情。如果认为这些聪明的幼童，仅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无动于衷，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留学生这些变化和爱国并不矛盾，他们只不过是想改变一些中国文化中陈腐的、压抑的东西，想多见一点世面，多接受一些其他种类的知识和文化，这些都是极正常、无可厚非的。 这些留洋的“幼童”，经历了诸多风雨已经成熟起来，通过对比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异同，他们更明白自强的重要性，也用自身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 据统计，这些留学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三十人，包括六名工程师和三名铁路局长。其中邝荣光是开平煤矿的采矿工程师，他参与了许多煤矿的勘测，并发现了湘潭煤矿。他还绘制了《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地质图。詹天佑成为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唐津铁路的修建过程中，跨度305米的滦河大桥成为一大难题。英、日、德等国的工程师多次修筑此桥失败后，宣布中国人绝对没有能力修建起这座桥。詹天佑应聘负责滦河大桥的设计工作。他通过实地勘查，总结外国工程师的经验教训，钻研国内外先进的桥梁技术，成功地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詹天佑还主持修建了难度极大的京张铁路，这条铁路途经许多高山峻岭、河沟险滩，尤其是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坡度陡峭。詹天佑创造性地发明了“人”字形结构铁路，在八达岭一段，用两台大马力机车，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稳妥地解决了坡度太陡的问题。这条铁路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节约经费二十八万两银子，有力地回击了外国人“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的谬论。詹天佑本人也被英国工程师协会选举为会员。 从事教育事业者五人，有两人做了大学校长。其中唐国安在担任清华学堂校长后，深感西学的重要，全力支持青年赴美 留学，为清末大批学生出国求学作出了贡献。 从事外交、行政工作者二十四人，包括十二名领事、代办，两名外交次长、公使，一名外交总长（梁敦彦），一名内阁总理（唐绍仪）。其中吴仲贤任 墨西哥代办时，有一百零八名华工因公死亡得不到赔偿，吴仲贤据理力争、多方奔走，为死亡华工讨回抚恤金，维护了在外华工的利益。梁丕旭是清末外交界知名人士，他陪同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访问时，德皇威廉二世想趁机侮辱中国，要求载沣行下跪磕头礼。梁丕旭毫不退让，几经争取，终于迫使德国皇帝同意改为鞠躬礼。 服务海军者二十人，他们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中法战争和中日 甲午战争爆发后，留学生们英勇参战，他们不但知识全面、技术精湛，而且作战勇敢，丝毫没有像保守派们所传言的放荡浮躁。二十人中十四人当上海军将领，其中吴应科升至舰队司令、徐振鹏官至海军次长，而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邝咏钟、陈金揆、沉寿昌、黄祖莲等为国捐躯。 中日战争之后，大批留学生被派往国外学习，中国终于睁开了沉睡的眼睛。 当时，西方各国几乎同时企图染指中国的煤炭资源。英国驻华大使馆一个叫柏卓安的翻译经过一番勘察后，建议英国政府来中国用西法开采煤炭。美国大使蒲安臣劝说清廷设法开采北京西山煤矿。英国驻北京使馆参赞威妥玛建议清廷开发各省五金煤炭等资源。可清廷就是没有动静，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让外国人弄不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直到中英重修《天津条约》，英国方面强烈要求在条约内写明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开采煤矿一条，这才引起清廷的重视。上层官员特别是洋务派，纷纷对中国自办西法采煤发表看法。 曾国藩含蓄地表示：借用外国人的机器来为中国谋一个永远的利益，似乎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沈葆桢务实地说：在中国开煤矿，应该首先由官方开设一个工厂，雇佣洋人的工匠，购买或者制造挖煤的机器，挖出的煤先按照平价进行交易。如果有利，再大举开办，如果没利也可就此罢手，这样我们就不致失掉主动权，而外国那些饶舌的人们也自然会闭嘴了。 李鸿章狂热地宣称：中国急需煤铁，上海、南京几个制造局制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都得从洋人那里购买，轮船也是这样，每年光在购买煤炭上就花了不少钱。既然洋人都说我们广东、 福建、江苏等地方有好煤，为什么我们不购买洋人的机器自己开挖呢？到时候让洋商来购买贩运我们的煤不好吗！实在不行，也可允许洋人开挖，我们趁机学习他们的技术、收他们的税，还能用挖出的煤供应军需，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要求兴办新式矿业。 两次鸦片战争过后，清廷最怕提钱字，不过这个钱字是花钱的钱，不是挣钱的钱。李鸿章说的是后者，一个最有魅力的话题——挣钱，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说，西方一个小国，面积没有我们一个省大，财政收入却动辄以万万计，无非靠煤铁五金的矿藏、铁路电信的税收。中华帝国的疆域比他们广阔得多，矿产资源比他们丰富得多，为什么老是穷困不堪？就是因为没有及早开发财路，挖掘地下的宝藏。只要仿效洋人开办新式矿业，马上就可以摆脱财政困境。一方面节省购买洋煤洋铁的大量开支，一方面还可以把矿产品出口国外，改变贸易入超的不利局面。同时，开矿有利于改善小民生计生活。开了矿山，就得招募工人来挖煤，挖出来的煤，要有人运输，要有人销售。矿山附近的饭馆、旅店、客运等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衣食无着的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1875年，清廷允准李鸿章于直隶磁州试办矿业。李鸿章派自己的亲信、江南制造总局冯焌光和天津机器局吴毓兰负责筹建；资金则由江南、天津两局垫银十万两，招商集股十万两；设备委托英国商人海德逊到英国订购，并在英国聘请工程师。但由于守旧势力处处作梗，奸商谋利欺哄，加上交通不便，磁州煤铁矿没能开办起来。直隶矿业未成，李鸿章又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奏请在湖北兴国开办煤矿，再获清廷允准。 李鸿章委派洋务派得力干将盛宣怀为兴国煤矿矿务督办，总管湖北矿业开发之事，并从直隶练饷直接拨给二十万串钱以为资金。盛宣怀翌年即在兴国开挖煤窑四十多座，但他没有像李鸿章期望的那样购买新式机器、以西法采煤，而仍用土法，只采表层，采光了就换一个矿重新开掘，不但生产能力低——四十多座煤窑半年产煤不过20吨，不如西方国家一口矿井一星期的产煤量多，而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此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根本不是李鸿章所提倡的新式矿业。没过多久，李鸿章就忍痛关掉了湖北兴国煤矿。他分析失败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经费问题。没有钱就无法购进先进的采煤机器，无法聘请经验丰富的外国矿师，无法采用建矿井时即消耗巨大的西式开采方法。如果全部采用西法，当年大约需要经费六万两。从正式开掘到赢利这段时间，所有资金都得垫付。清廷允准李鸿章开办新式煤矿时只想到会增加收入，没想到也根本无法承担这些赔垫。国家、地方都拿不出钱，更不用说李鸿章个人了。 湖北受阻，李鸿章又想在别处试试。他听说开平一带自古就有许多小煤窑，那里的人多靠挖煤为生。既然有挖煤传统，在这里兴办大型煤矿较有可能成功。他委派经验丰富的候补道员、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协同一个叫马立师的英国技术人员，前往开平进行了周密的现场勘查。从他们的报告李鸿章得知，开平周围有凤山绵延数十里，其东北的古冶、正北的马家沟、西南的唐山，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矿资源，煤窑遍布，煤质、产量、利润等不逊于西方。开平百姓自明代始即自行挖煤，技术熟练者一天可以挖四五百斤。照当时通行的煤价计算，除去运输费用，每15吨煤即可获利七万五千两。更妙的是此地煤铁双全，凤山一带有数量可观的铁矿。可以就地采煤，再用采出来的煤炼铁，因地制宜，一举两得。不利之处是运输条件恶劣。开平附近山路崎岖不平，交通极为不便，煤铁外运主要依靠牛马畜力。民间生产数量有限，畜力尚可维持，如开办大型新式矿业，产品外运则成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修筑一条由开平到芦台的铁路，以动力代替畜力，增大运载量和流通速度。唐廷枢建议为开平煤矿投资八十万两，一半用来采购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另一半作为修筑铁路的开支。 李鸿章兴奋不已。为保证万无一失，他又委托马立师矿师带着从开平采集来的煤铁标本回英国，请著名的化学师戴尔等人进一步严格化验煤铁的成分。不久，结果出来了：所验标本虽称不上世界最优等，但开采该矿应当没有任何问题。李鸿章的开矿梦想就要实现了。 办事快捷、讲究效率的唐廷枢向李鸿章提交了具体的开矿计划。在这份计划里他着重指出中西劳动力价格差问题。在开平开设煤铁矿，除了以前所提到的优势外，中国矿工和英国矿工的工资收入也有很大差距。具体地说，就是在每吨煤的单位构成中，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的一半。炼铁也是一样。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比这个预算还要省。因此，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必然使开矿大获其利！ 这一计算让李鸿章彻底解除了顾虑，他派人抓紧时间订购钻机、聘请煤铁专家。负责人方面，唐廷枢自然是最佳人选；经营方式采用官督商办，具体集资章程由唐即刻拟订。李鸿章还特意交代：所请的专家必须有真才实学，如不精通本行，立即开除重聘。 唐廷枢草拟的《开平矿务招商章程》，尽量体现“官督”和“商办”两个特色，兼顾官商双方的利益。李鸿章对这一章程表示满意，但还是从官方立场对商人做了一些限制。如规定商人所投资金，只能用于办矿，不准移作他用等。 开平矿务局原计划第一期招商集股八十万两，每股一百两，分八千股，到1879年6月之前招齐。生意兴旺之后，再招第二期二十万两，总计招商一百万两，分为一万股。可官僚与买办的结合在当时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国内中小商人大都持观望态度，不肯轻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在上面。矿务局费尽力气才集得二十万两银子。这二十万两还主要是唐廷枢等人的投资。不管资金够不够，开平矿务局以最初的二十万两订购机器、买地造房，热热闹闹开张了。 1879年，也就是开平煤矿开张的第二年，原定八千股资金才招到七千股，煤铁的挖掘工作很难全面展开。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当机立断，认为煤矿与铁矿兼开会导致两者不成，只有放弃成本较高、需求又较缓的铁矿，集中精力专开煤矿，才能取得初步胜利。只要成功迈出第一步，将新式矿业在中国推广，以后再开发开平铁矿也为时不晚。 资金集中在单一的煤矿上，自然宽裕了许多。开平煤的产量迅速提高。按照唐廷枢的设想，应当立即修一条铁路，将挖出的煤及时运出，以免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用铁路运输煤炭，不仅运输量大，运速快，比牛马运输节省许多人力，而且开平所生产的煤可以解决火车的燃料问题，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事。但当时无论在资金方面还是在社会舆论方面，修造一条铁路都不大可行。开平煤矿刚刚出煤，还没有进入赢利阶段，拿不出修建铁路所需要的大笔费用，头脑灵活的唐廷枢建议在离矿井两里远的地方开挖一条小运河，将芦台和胥各庄联系起来，从水上把煤运出。小运河不需要太深，只要在河上建个闸，水多时把水积蓄起来保证河水不泛滥，水少时开闸放水，保证航运，就可以免去牛背马拉这些最笨的运煤办法了。 不久，这条小运河挖成，全长七十里，每天可行船12个小时，虽然河水比较浅，但也初步解决了煤炭的运出问题。在唐芦铁路筑成之前，这条小河一直承担着主要的运输任务。 1881年初，开平煤矿正式开钻出煤。当时的权威媒体《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开平煤矿已经开钻出煤。在技术上，它采用国外先进钻探机器、雇用西方有经验的技师做指导；在体制上，采取官商合办、公开招股的形式，是脱离、不依靠外国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企业；在开采方法上，也采用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同时开两井的方式，一口小井深三十丈，用来抽水灌风，保证井下的安全，新式的抽水机每分钟可抽水千斤；另一口大井深六十丈，是专门向外提煤的井口，机器提煤每天可达到百万斤（实际日产量只有300吨）。 开平煤矿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李鸿章的视野。他听说开平已经出煤，考虑到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管理开平煤矿的各项事务，即决定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并亲自主持了开平矿务局的成立仪式。他还向朝廷请求降低煤税，为开平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过去中国同洋人签订条约，总是被他们欺骗，以至于洋人进口的货物我们只收很低的税，而中国的货物想要出口却被他们征很高的税。这就在无意中造成了压制中国商人而保护外国商人的后果，使我们自己的商人在国外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无法和洋人竞争，生存景况十分艰难。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我们税收政策中的一个大弊端。现在开平煤将要大批投入市场，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收税方法，则很难和进口煤竞争，我们官商合办的第一个大型煤矿将面临被洋人联合起来挤垮的危险。为扶持我们中国自己的企业，应该把国内的煤税降低，好让它到国际市场上和外国人争利，为中国人争光。这样，原来每吨六钱七分二厘的煤税硬生生降了六倍多，减为一钱。如此一来，开平煤矿的生产成本再次大大降低，不仅本国的土产煤炭无法与它竞争，就连洋商也斗它不过了。 朝中有人撑腰，办事自然顺利。开平煤矿的产量迅猛上升，开钻一年日产量就达500吨，三年以后长期稳定在900吨左右，到1894年时，日产量据说已经达到了2000吨！ 高产、低税、低酬，使开平煤矿的利润直线上升，1887年5到10月仅几个月间就有盈利一万三千余两。李鸿章得意而快慰地说：想要赢大利，必须舍得下大本钱。开平煤矿当初花了二百万两，现在才经营了十年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取利息。我早就说过，干一件大事情怎么能指望早晨开工，晚上就赢利呢？ 李鸿章接着奏准于开平附近再增开林西煤矿作为附属矿区。开平煤矿逐步走向系统化、规模化，人气也不断上升，原每股一百两转眼间升到了一百四十两、一百五十两，还有人愿意以每股二百三十七两的高价大批买进。当初犹豫观望、未敢入股的商人纷纷后悔不迭，大叹自己目光短浅没有远见，没能把握商机。 开平低价优质的煤炭迅速占领了市场，不但国内中小商人无法与之竞争，在华洋商也受到了冲击。19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以每吨七到八两纹银的高价将广岛、三池的煤运到天津倾销，几乎垄断了天津市场。开平煤在天津上市后，以每吨四两五钱到五两的价格出售，使日本煤两年之内削减了三分之二，不到十年就基本没什么市场了。不仅是在天津和其他内地省市，开平煤还不断地运往香港和国外，每年销往国外500多吨，而香港则达到数千吨。开平煤矿真正实现了李鸿章到国际市场上与洋商争利的愿望。 开平只开发了煤，而放弃了铁，这是李鸿章统筹全局、抓大放小的战略决策。但煤和铁是相辅相成之物，李鸿章对金属矿的开发热情并没有减少。从1881年到1891年，李鸿章奏请并被允准开办的金属矿有：热河平泉铜矿、山东登州铅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山东淄川铅矿、热河承德铅矿、吉林桦川县三姓金矿、热河建平金矿。只是这些金属矿有的开发方法不对头，没产出大量的金属，有的经营方法不对头，筹集不到资金和股份，所以只好关门。其中办得较为成功，也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漠河金矿。 说到漠河金矿，最先提议开办的并非李鸿章，而是黑龙江将军恭镗。所谓黑龙江将军，是清朝设在东北边疆的一种行政建制，将军并不只管理军队，而是统管当地的行政、军政大权，与督抚职能大致相当。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偷偷越过国境线，跑到中国漠河一带挖金子，被黑龙江将军恭镗派兵驱逐。恭镗上奏清帝：漠河所蕴黄金，与其由外国人偷挖，不如我们自己光明正大地挖；与其任民间私挖，不如由国家出面开设金矿，有组织地挖。如此，于国于民都有利。此时，清驻俄公使刘瑞芬得到情报，被赶回去的沙俄不甘心就此罢手，他们已大规模组织官绅集股，必欲夺得漠河金矿而后已。清廷从巩固防边、充实国库的角度出发，命热衷于开发矿业、又有开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经验的李鸿章全权负责筹办此事。李鸿章则派道员李金镛负责此事。 李金镛是江苏无锡人，年轻时经过商、参加淮军打过仗，后曾在珲春屯垦，又曾在瑷珲与沙俄打过交道，对黑龙江和沙俄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李金镛受到委派后，立即前往黑龙江漠河实地勘查，将样品送到外国化验。化验的结果是：１千分中尽得金871分，银71分，铅、硫磺、铁54分，其成分与美国旧金山之金相当。李金镛随即向李鸿章呈交了开办漠河金矿章程，包括招集股本、延请矿师、购置机器、开通道路、开支利润等十六条。 李鸿章拿着此章程与黑龙江将军恭镗进行了反复磋商。有了开平煤矿的办矿经验，李鸿章明白，初办之时，商人都不敢轻易投资冒险，何况是黑龙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于是他自己先代筹商款十万两，恭镗拨库银三万两，作为金矿最初的筹办资金。同时在上海、天津、吉林设立分局招商集股，预计集资二十万两，分为两千股。由李金镛全权负责金矿事宜。 漠河金矿在李鸿章的关爱下迅速发展，矿工人数两年之内由五百多名增加到两千多名，产金量在第一年就达到一万八千余两。此时洋务兴办在国内已初具规模，矿中所用机器，不用从国外购买，均由吉林机器局制造，节省了不少资金。吉林机器局还为漠河金矿制造了两艘小轮船，以便于水上运输。 1890年10月，李金镛病逝。总办由袁大化接任后，立即着手赶制机器、扩充生产、整顿内务、扩大招商，一年之内，各方面都颇见起色，不久就有能力归还了黑龙江官款三万两和李鸿章代垫的十万两。1893年春，袁大化在观音山筹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分厂，金矿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利润滚滚而来。新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见漠河金矿肥得流油，自己身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却沾不着什么利益，大为不满，指称观音山矿的开采影响珠河等处牧场放牧，欲关掉此矿。袁大化向李鸿章求援。李鸿章命袁大化把观音山金矿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润和它并不妨碍牧场的情况详细汇报，由自己转奏朝廷，让户部、总理衙门裁定，同时在朝中广为宣传观音山金矿不仅利润可观，而且对岸就是俄国城镇，该矿既保证了中国的财源，又防止了俄人偷挖金子，是一举两得之事云云。户部和总理衙门最终给了袁大化满意的答复，漠河金矿得以平稳发展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1893年，投资金矿的商人每一股就可分到二十两银子的股息，从而产生了不少暴发户。 李鸿章对漠河金矿取得的成就很满意，他上奏朝廷，要求对前后两个总办、也是金矿的功臣李金镛和袁大化给予追恤和奖励。他把漠河金矿赢利以外的好处归结为：自开办以来，招回了流落到俄国的流民数千人，稳定了边疆的生产生活秩序；开矿以前，由于漠河地处边远，人口稀少，俄国人经常觊觎这块宝地，自开矿以后，从奇干河到爱珲，黑龙江沿江二千余里员工兵丁往来不绝，使得偏僻的地方骤然繁华起来，断绝了俄国的觊觎。 然而，清廷反复向漠河金矿勒索敲诈，一会儿要求捐助军饷，一会儿又要钱赈济灾民，光是报销费一项就累计达八十五万两之多。没有一个企业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漠河金矿开始走向衰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和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事业也随之走入低谷。1898年之后，失去了李鸿章庇护的漠河金矿事事不顺，迅速衰败，每年的黄金产量只有几千两，这个数字连应付清廷的勒索都不够，更不要说维持自身的发展了。 1900年，垂涎已久的沙俄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廷无暇北顾之机抢占了漠河金矿，直到六年后经多方交涉才勉强归还。这时的漠河金矿已遭到无法修复的重创，像折断了翅膀的鸟儿，再也无法起飞了。 在兴办新式矿业方面，李鸿章可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甜蜜也有苦涩。他办矿的初衷，一是为了“自强”，二是与洋人“争利”，从这一点看，李鸿章是成功的，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上述目的。除此之外，新式矿业的开办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为19世纪的沉闷中国带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但李鸿章无力改变整个中国和他自己的命运。洋务失败了，李鸿章，肩负着是非功过，也最终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着手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着手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1873年１月，轮船招商局正式获准设立，朱其昂任总办，官督商办，经营江浙漕粮运输及各种客货生意，既办公又办私，既运货又载人。眼看着轮船招商局一步步走上了正轨，李鸿章心里又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自己又一个杰作问世了，担心的是它会不会像其他洋务企业那样多灾多难。果然，开张不到半年，问题出现了。 问题出在总办朱其昂身上。朱其昂熟悉漕运业务，却对兜揽生意、运货载客一窍不通，加上他用人不当，滥用权力，商股没有招足，轮船招商局随时都有陷入困境的可能。李鸿章采纳孙士达、盛宣怀的建议，任用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办理招商局事务。朱其昂代表官方主管漕运，唐廷枢和徐润代表商人负责招揽生意和商人入股事宜，谁也不代表的盛宣怀则既过问生意，又过问漕运，拉拢协调两边的关系，成了李鸿章的代言人。 唐廷枢和徐润不光是招商局资本的经营者，更是局内主要资本的所有者。二人倾尽全力，将在商界打拼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在社会各界的声望全用在了对轮船招商局的管理经营上。招商局的股金和业务蒸蒸日上，李鸿章又舒了一口气。 官督商办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李鸿章的专利，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官有官的职责，商有商的任务，官商配合，公私都受益。可实际上官和商不但不大可能密切配合，而且矛盾重重，对立日趋尖锐。唐廷枢和徐润在加入轮船招商局之前就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局中有官难办事”，官权太重，弄得商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他们在建局的章程中就要求规定：所有管理人员应当尽量精简，不得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也请官府免派委员！李鸿章说：好！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做主，盈亏也和官方没有关系。所以有人向他推荐某人到轮船招商局管事的时候，他一口回绝，说：“招商局本没有委员，又没有薪水，你叫我把他安排在什么位置上？”李鸿章自己坚决执行章程，招商局内部却总是私自进人。招商局的大宗业务来自对官方漕粮的运输，赚了官家的钱，官方推荐一个人来，实是难以拒绝，管理漕务的官员推荐来的人，更不能抗拒，不但不能抗拒，还得安排又轻松又高薪的位子。这让招商局苦不堪言。而唐廷枢和徐润也有三四个要好的朋友，七八个姑姨叔舅，十来个乡里乡亲，求到头上，不能不给个面子。这样，招商局还是个扩大了的“亲友团”。 官和商有矛盾，李鸿章只是和稀泥。盛宣怀在招商局干得不得志，态度消极，后有人向朝廷投诉他有贪污嫌疑，他干脆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唐廷枢虽然有种种毛病，但工作能力强，又和商界人士打得火热，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有很大贡献。1887年李鸿章欲开发中国的矿业，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又让唐廷枢兼理开平矿务局的事务。轮船招商局已经走上了正轨，而开平煤矿刚开始筹备需要大量的精力去策划管理，唐廷枢不自觉地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开平。就在唐廷枢兼理开平煤矿事务的第二年，轮船招商局元老、官方代表和精通漕运业务的会办朱其昂去世了。四驾马车只剩下了徐润一人，他开始琢磨为自己谋利。当时上海 房地产正热，徐润将招商局的款项提出投了进去，他本以为很快就能赚到大钱，不但还上公款，还能捞上一大笔。可不久，上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徐润宣告破产并亏欠轮船招商局白银十六万两千两。李鸿章只得将其革职。 朱其昂去世后，李鸿章命江苏候补道员叶廷眷接任。叶氏到任后，发现账目不清，随即行了详细核查。核查结果是轮船招商局明亏暗耗，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他立即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只有招商集股扩大资金。精明的商人早看出招商局内部的龌龊，没人愿意投资。商款招不到，或借官款？官款一向利息很重，招商局本来难以为继，哪里来的钱归还巨额利息。叶廷眷提出不如仿福州船政局，索性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变成国营企业。既是国营，官方出的钱就算投资，不能再要利息，此外，官方再出二百来万两帮招商局把债务还清，此后一切船栈码头都归官家所有。叶廷眷的建议使李鸿章老大不高兴，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撤了。 李鸿章再任郑观应负责招商局业务。郑观应原是太古洋行的买办，在李鸿章手下干了多年，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和上海电报局总办，洋务经验丰富。他在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后，鉴于前任的经验教训，正式脱离太古洋行，全身心地投入到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中。郑观应一上台就向李鸿章提出了十六条整顿方针，在他看来，轮船招商局想要向前发展必须从人才的使用、职责分工、赏罚分明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郑观应对招商局的最大贡献是他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商务的经验和人际关系，为招商局和太古、怡和等公司签订了齐价合同。所谓齐价合同就是几个公司一起商定船运的具体价格标准，并签订合同保证各公司都遵守这一价格，未经其他各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船运价格。这样就避免了各公司之间互相竞价争取客户，避免因此给自己和其他公司带来损失。有了统一的价格，轮船招商局就不再担心外国公司联合起来排挤中国船运业，从而为招商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稳、宽松的环境。 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两年，局内的业务平稳上升，原先濒死的招商局看起来又有了生机和活力。而在这两年中，郑观应并没有什么大的实权，李鸿章似乎是要考察他的工作能力，没有给他什么实际的官职。两年后，李鸿章正式任命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没想到郑观应却一口回绝了。 郑观应拒绝接受任命的表面原因，是因他管理经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破产，已无心气再接受大的委任。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在招商局呆了两年，将招商局内部的各种关系看得很透，官督商办说起来好听，商方负责赢利，官方负责监督，可实际上官方控制很严，商人发展很难。他在一封给唐廷枢的信里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招商局虽说是官督商办，可各个总办、会办、帮办都是由北洋大臣任命的。虽然如今李公任北洋大臣，器重我，支持我的工作，可李公总不会永远担任北洋大臣，掌握实权。我恐怕将来招商局有了起色的时候，北洋大臣已经是张公、王公、赵公了，他们可不会像李公那样信任我们，听了别人的谗言，很容易不问是非就轻易把我们扒拉到一边了，那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再说像我们这种人，每天只知道干活，说话办事也不懂避嫌，又不会干溜须拍马的行当，一旦有个好歹，连个援助的人都没有啊！ 就在郑观应犹豫着干不干的时候，盛宣怀回来了。盛宣怀回来的直接原因是徐润在上海金融倒账风潮中破了产，盛宣怀受李鸿章指派来招商局查处整顿。查处完毕，盛宣怀调任天津海关道，但没有放手轮船招商局。他坚持“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新认识，坚持自己的官督商办。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与以前不同的是设了由他自己担任的官方的督办，取消了以前商方的总办，几个会办也都带有官的性质，看起来更像是官督官办。幸好盛宣怀本人有钱，有强烈的商人倾向，对上述的缺陷起了一定的弥补作用。 既任督办，盛宣怀决心“借鉴补救前人的错误，逐渐恢复招商局的宏图”。 第一是清理账目。以前招商局账目不清，无法考核。盛宣怀命令把前后账目划清归类，并且实行账目公开，不论过多少年之后，每笔账目多了还是少了，多了因为什么原因，少了花到哪里都能一目了然。 第二是赎回典卖给旗昌洋行的招商局船产。中法战争爆发后，为保住招商局，盛宣怀把船产卖给了美国旗昌洋行。卖出去容易，赎回来难。出卖船产时，契约上只写明了卖出的条款，忘了提买回的事，旗昌洋行趁机想把船产据为己有。盛宣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迫使旗昌洋行同意招商局以原价把船产收回。招商局刚刚复兴，万事都需银两，盛宣怀决定向汇丰银行借款30万镑。汇丰提出了很多苛刻条件，盛宣怀在大的方面据理力争，不至关紧要的方面都表示接受。他之所以如此是对招商局的发展充满信心，后来的结果也证明盛宣怀是正确的，招商局的经营发展良好，汇丰的苛刻条件大都没有实现。 另外，盛宣怀高喊“官督商办”的口号，也并非只是为了强调自己这个督办的权利。在当时的条件下，官方确切地说就是李鸿章的参与，给轮船招商局带来了许多实惠和优惠，没有这些关照，招商局根本就不能存在这么久，并且断断续续一直在发展。李鸿章也说：“每当此局危急的时刻，都是官方出面维持，或是投入资金，或是减免关税，才使得招商局日见起色。” 招商局最大的客户就是国家，为国家运输漕粮是招商局的重要任务。可是每次运输米粮到湖北，回来的时候总是空船而归，按照规定，空船过各关口的时候和满载的船收税是一样的。李鸿章下令，在他所管辖的北洋范围内的三个关口，招商局的空船免去二成的关税。尽管免去二成，空船而归还是不合算，李鸿章又网开一面，规定湖北运往外地的茶叶，如果是搭载招商局的轮船，每百斤茶叶只交六钱银子的出口税就行了，如果再进口则不必交税。这项优惠只适用于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其他船只不可享受。在中法战争期间，外国公司为了挤垮轮船招商局，一起压低船运费用，他们所开的低价实际上是赔本的。李鸿章允许招商局在为国家运输漕粮的时候，可以把价格略微抬高，比外国公司高一点，以保证不亏本。轮船招商局从建立至此时，亏欠官债和洋债加起来将近二百万两。如今虽然经济好转，但官债洋债一起归还还是有困难的，于是官债可以先不还，先还洋债，以免多交利息。至于官债嘛，都是一家人就把利息免了吧，等洋债还完了再说……所有这些优惠在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和恢复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盛宣怀一定要坚持官督商办、坚持跟着李鸿章走的好处。他把这种关系叫做“宣怀在下面坚持，老师（李鸿章）在上面批准”！ 招商局在盛宣怀接管以前就雇有一些洋技师，他自己在办理其他洋务的经历中也认识到聘请洋技师是十分必要的，可问题在于局里原来的洋技师多而且滥，分工不明，约束不严，极难管理。盛宣怀当上督办后，拿这些人开刀整顿局里的风气。比方说他查出总大车罗贝一点本事也没有，就派尉霞当总大车，而且还兼任船主，一人负责两份工作。盛宣怀没有因为尉霞是老外给他面子，规定他同样有几个月的考察期，考察期间只给工钱，不签合同，如果考察不合格，立即开除出局！一旦通过考察，盛宣怀就给予外员同样的信任。有人说许多人对尉霞有微词，盛宣怀不以为然：“好多事务都由尉霞一人调动，没有流言倒奇怪了！”盛宣怀还规定洋人不准饮酒，如果发现醉鬼立即开除。经过他的调教，招商局的洋员数量少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每年节省下来的洋工资就近万两！ 在盛宣怀和李鸿章的努力下，轮船招商局不但还清了洋债，而且还清了国债。可好日子没过几天，危机又来了，以前和太古、怡和两个老对手所签的齐价合同到期。本应谈判续约，太古、怡和却毫无诚意，并联合起来展开了跌价竞争，排挤招商局。盛宣怀制定了“对外表现出姑且与他们应酬的样子，内部则抓紧招揽客货生意，准备同他们决斗到底”的战略方针。 太古首先在汉口展开攻势，运费从七八折降到五六折，接着是三四折，最后竟跌到一折、五厘的低度！怡和也不甘示弱，跟着跌到了一折。如此优惠的价格简直乐疯了客户，他们蜂拥而至太古、怡和去运输货物，招商局的门庭登时冷落下来。盛宣怀面对压力镇静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不可能所有的业务都跑到太古、怡和，总会有因航线不合适等原因的客户到我们这里来，招商局的折扣只打到三点五到四折，只要有生意来，我们就座看太古的一折、半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他还注意到太古和怡和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太古一直就看不起怡和，而怡和负气对太古不能相让。盛宣怀决定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联合怡和对付太古。他始终坚信，做生意以赢利为主，没有哪一家公司会离开“利”空谈“义”。太古的折扣以排挤招商局为主，谈不上赢利，绝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总结商战的经验说：“能战然后能守，能守然后能和，没有不能战不能守就和的道理。古人说得好，只有势均力敌才有和谈的基础，如果我们事事迁就，委曲求全以求和好，他们见我们底虚了，必定要提出许多非分要求，那样我们就势必吃亏才能求得和议。” 最后的结果是太古、怡和坐到了谈判桌前，与招商局再一次签订齐价合同。齐价合同签订后，招商局的赢利猛增了二十多倍，以后更是逐年稳步上升。轮船招商局经过官商的共同维持、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自己的国家站稳了脚跟，和外国轮船公司争利了，这正是李鸿章开办民用企业的目的。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工作很满意，然而他更满意的还是自己首创的“官督商办”企业形式的成功。 李鸿章急着要在中国修铁路，以加强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比李鸿章还要着急的是西方列强。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来到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扩张势力。二十七家外国洋行联名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修筑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的建议。洋行代表们甚至想好了铁路公司的名字——“苏州上海火车局”。李鸿章最初极力反对在中国修筑铁路。他在1867年曾经断言：“电线（即电报）和铁路这两种洋玩意儿对外国大大有益，对中国则大大有害！”可没过几年，李鸿章就改变主意，认为“电线、铁路是绝对有利益的事，我们必须仿照外国修建！”当二十七家洋行向李鸿章提议时，李鸿章态度明确：“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中国人坚决反对雇佣许多外国人；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的土地时，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不是修铁路本身，而是反对由外国人修，坚持由中国人自己来修，用他的话说，叫“权自我操”。 英国怡和洋行煞费苦心地聘请了一名曾在印度修建铁路的英国工程师，叫迈克·唐纳德。他向李鸿章提供了一个修筑中国铁路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以长江商业中心——汉口为圆心，东到上海，西经四川、云南达印度，南抵广州等地。他们想藉这一计划说明，外国人在华修筑铁路，并非只为扩大自身贸易，同时也考虑到为中国建立一个完整的铁路运输体系。然李鸿章仍坚持己见，英国人再次碰壁。李鸿章拒绝外人在华修铁路，就是怕洋人以铁路为基础，控制中国的交通。 然洋商并未轻言放弃，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这次他们采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美国商人杜兰德出面在北京宣武门外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简易铁路。这条几百米长的铁路并没有实际效益，只是用来作个广告，让没见过铁路的清政府和中国人看看它是多么的先进和方便，且根本不可怕。这个铁质的庞然大物一经开动，“呜”的一声鸣笛，先把人吓一跳。接着就“咔嚓咔嚓”发出巨大声音，惊得鸡飞狗跳，行人胆战心惊，甚至附近房屋和地面也跟着震动起来，简直要将安息地下的祖先也惊得跳出来。最让中国人不信服的是，所谓火车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笨重地逛荡着，半天还停留在视线里，甚至还不如马跑得快。清政府下令立即拆毁这条铁路。 列强们决定使用瞒天过海的策略，先斩后奏。英国怡和洋行商人提出在上海到吴淞间修筑一条“马路”。清政府不允许修铁路，但修马路还是同意的。然不久马路上传来了火车的隆隆声，还压死了一个人。压死人一事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有人面向火车而行，司机发现后鸣笛示警，此人听到笛声后走到路下躲避。谁知当火车开近时，此人又回到轨道，司机猝不及防将其压死。另外一种说法是上海官方花重金收买了一个家里生活困难的人故意送死，以阻止英国人偷筑铁路。 上海道台冯焌光向英国领事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态度明确：花钱买回来我们自己办。清政府令李鸿章与沈葆桢共同处理。英国公使威妥玛强词夺理，说铁路是各国交通必备之工具，英国只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修造铁路，希望中国不要仿行，也不必阻止。美国政府也表态，提出铁路既然修竣，不如交给洋商承包十年，中国可从中抽十年税金，十年后中国政府再将其赎回。李鸿章将此事交与朱其昂和盛宣怀办理。朱、盛二人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以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购买了吴淞铁路。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 铁路买回后如何处理，人们意见不一。老百姓觉得这东西既压死了人，十分危险，干脆锁起来不再使用；文人认为这一庞然大物令祖先不得安宁，破坏风水龙脉；保守官员们则认为，铁路威胁到清政府的安定统治；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主张应该使用。后沈葆桢下令将吴淞铁路全部拆毁，铁轨枕木运到台湾。李鸿章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沈葆桢“见识不广，偏愎自用”。 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从伦敦来信，向李鸿章介绍了在国外的见闻，“以前在国内没有意识到交通工具之重要，我来这里几个月，真见识了火轮车的方便，三四百里路程不到半天就可打个来回。”这时李鸿章正在筹办开平煤矿。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采煤必须筑路，筑路必须采煤，二者互为表里。火车可及时将煤炭运销全国各地；煤矿则可为火车提供燃料。李鸿章因计划从芦台至唐山修筑一条铁路。这一带恰恰是满人田产，修铁路首先要占用土地，清政府当即否定了这一做法。唐廷枢没法运煤，只得挖一条小运河，用船将煤运出。开平煤矿开采量逐渐增大，小运河逐渐难以承担运输任务。尤其在冬季，水面结冰，煤炭大量积压，只好起用马车。但开平一带山路崎岖，马车发挥不出功效，积压的煤炭越来越多。 李鸿章想到一个人可以促成修路，此人即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是个保守派，对洋务一向持有偏见，但对国防武备非常关心。李鸿章向醇亲王列举了铁路的九大好处，着重强调其国防意义。李鸿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醇亲王私下允许李鸿章在煤铁矿区“试办”。所谓“试办”，即由唐廷枢暗暗修建一段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对外宣称只用驴马拖载，如果反对声音不很强烈，就将驴马换成蒸汽机车。 如果我们回到1881年的开平煤矿，就会看到一条全长11公里的铁路蜿蜒在山间。其轨距和施工质量与同期的英国铁路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你可以看到运输工人正赶着驴子或骡马拉着煤车在轨道上滑动。这种景象绝对是世界铁路发展史上的奇观。 1881年6月9日，是英国蒸汽机发明人乔治·史蒂芬逊的百岁诞辰。李鸿章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举行蒸汽机车的剪彩仪式。这台机车是胥各庄铁路修理厂的工人根据英国工程师留下的几张图纸，利用报废的起重机锅炉试制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机车全长18.8英尺，牵引力100吨，时速5公里。这台比驴快不了多少的机车向世界宣告：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火车！ 清政府之所以未坚持拆毁铁路，与李鸿章有着直接关系。李鸿章为求得朝廷允许，特别是西太后的支持，派人在 圆明园修建了一条微型铁路，邀慈禧参观游玩。慈禧太后坐上小火车，一袋烟的功夫逛了大半个园子，果然比乘车坐轿稳健快捷，且停靠自由，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李鸿章见老佛爷喜欢，心想全国修筑铁路一事大概十拿九稳。谁知慈禧坐了几次之后便不再肯坐。李鸿章心里纳闷，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后来才知道，不知哪个饶舌的家伙在“老佛爷”面前说，火车好是好，只是开车司机居然和太后平起平坐，而且他在前面、您在后面！慈禧一听，心中不悦，以后便不再乘坐火车。即使如此，慈禧已知火车并不可怕，对修路一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时，李鸿章心中已构思出中国铁路网的雏形：南北各两条干线。北路均由北京出发，一条直通奉天，一条西抵甘肃，将京城与东北、西北连接起来；南路一条由清江经山东达北京，另一条由汉口过河南到北京，将南北紧密相连。 李鸿章深知自己已成众矢之的，授意死党刘铭传进京觐见之际，向朝廷递呈《铸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折中写道：当今世界，各国均致力于交通事业。俄国铁路四通八达，从欧洲一直修到我新疆附近，东北方向从海参崴修到珲春。俄国铁路已修至中国边界，不出十年，一定会对中国不利。日本最近几年亦大规模修筑铁路。可见，铁路已成为国防之必备。想让俄国和日本不能欺负中国，我们必须加紧修筑铁路，以便危急时刻运兵运粮。刘铭传提出，修筑铁路所需巨款不妨先借洋债，铁路修好后再设法归还。 刘铭传此折递上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内阁学士张家骧抨击刘铭传，“无事生非，扰乱朝政”；李鸿章也主动回击，从而引发第一次铁路大论战。 正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其特点是睁眼看世界，头脑灵活，善用拿来主义，决心探索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办法。 反方：以张家骧为代表的保守顽固势力。其特点是满足于现状，主张退一步海阔天空，反对一切外来的、新生的事物，坚决与任何一种变革势不两立。 评委：清政府。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左右观望。 反方代表刘坤一首先发言。他陈述了铁路的四大“不宜”：第一，清江浦自古是水陆要道，如果在这里修筑铁路必将招致洋人到这里做生意，甚至要求开辟此地为商埠，乘机深入中国内地。第二，铁路所经之地，民间的田园、坟墓、房屋必将遭到破坏，引起民愤。第三，铁路和原有的“官道”并行，会造成交通拥挤，同时引发 交通事故。第四，铁路必然会抢轮船招商局的生意，导致该局营业困难，进而导致该局破产，国家花巨款买回的轮船就会归于无用，白白浪费大量的钱财。总之，修建铁路纯属无稽之谈，对刘铭传的奏折应该置之不理。 正方代表李鸿章全面驳斥了反方的意见。他认为：第一，如果洋人要开清江浦为商埠，关键不在于修不修铁路，而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如何。中国不图自强，光怕修铁路遭到洋人的觊觎，难道不修铁路洋人就不觊觎中国了吗？第二，修铁路需要招聘大量的工人，老百姓谋生的机会增加，日子就会好过，修铁路对他们有何害处？第三，关于铁路和官道抢路的问题，敬告无知的反方，铁路有双轨和单轨之别，双轨铁路占地宽不过一丈二尺，单轨铁路占地只七尺。而南北官道宽达数丈，铁路所占还不到一半，况且，修建铁路必须添筑加高，和官道根本是两码子事，火车和驴马完全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妨碍。第四，铁路和轮船是水路与陆路的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近水的货物由轮船来运，远水的货物由火车来运，二者并行不悖。铁路建成初期，轮船招商局的生意会有所减少，但用不了几年，货物会越来越多，轮船可以与铁路形成相互补充之势，并不矛盾。 反方代表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顺天府丞王家璧粉墨登场，群起而攻之。他们的观点是：一，如果铁路建得四通八达，中国就没有所谓的险要之地，外敌就可以长驱直入、自由地出入内地城乡，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二，修造铁路需要购买外国器材，从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的贸易逆差；三，火车运费昂贵，奸商们当然会把运费加入货价之内，就会造成物价猛涨；丝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如果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就会大增，丝茶价格必将下跌；四，修铁路需巨款，如今国库空虚，民力贫弱，百废待兴，财力无法负担铁路费用；五，中国的名山大川，历史悠久，多住有神灵，修铁路开隧道，对山川大加焚凿，恐怕会触怒神灵，降下旱涝灾祸；六，李鸿章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妄图用洋人的一套来改变中国；七，在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之下，李鸿章仍然坚持修造铁路，似乎是为外国人谋划，不像是为大清王朝的利益着想。 正方因涉及到铁路的巨额经费问题，有些理不直、气不壮。而且，在关键时刻，原属反方的刘坤一发言趋向中立，他说：我个人是很赞成修建铁路的。但是在享受铁路的利益之前，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铁路会给我们带来的弊端。第一，铁路如果通行，成千上万靠车马人力运输为生的老百姓必将失业，他们无以为生，定会铤而走险，请让我们牢记捻军起事的严酷教训吧！第二，中国内地税卡林立，如果通过铁路运载商品，难道让风驰电掣的火车节节停顿？如果不停，税征不上来，又必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我们应当权衡各方面利弊，慎重决定具体实施兴建的大计。 评委总结陈词：辩论说明，铁路已严重影响到大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正方也拿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我们宣布反方获胜，铁路之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李鸿章哀叹：“当今各国一变再变，惟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人意耶！” 1885年，清政府于台湾设省，第一任巡抚是刘铭传。刘铭传上任的第一件事即修建铁路。然台湾省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内地省份相比，财政拮据，一年收入连支付军饷都不够。修建铁路需要巨资，刘铭传想到南洋有许多华侨商人，他们有钱也愿投资建设宝岛，不妨与其合办铁路。修筑铁路一事得到了新加坡、西贡（越南）等地侨商的热情支持，纷纷捐款投资。刘铭传决定修筑一条从基隆到台南长约300公里的铁路，形式仍为官督商办，商款一百万两白银作为筑路经费，铁路建成后七年还清，年息六厘。 一切安排妥当，刘铭传正式上奏请求筑路。他指出：第一，台湾四面环海，防守甚难。修筑铁路后调兵灵活方便，于巩固台湾防务势在必行；第二，台湾既已建省，就要有省城，省城最好建在台湾中路。现已勘定彰化桥孜图地方乃建立省会绝佳之所，然该地毗邻山区，水路不通，交通十分不便。铁路建成后局面则会大大改观。筹建省会各项工程的运费也将大大减省，且此地亦会成为商业繁盛、经济发达之所。修筑铁路乃是造福台湾，有利中央的好事情；第三，台北至台南，共约六百余里，中隔三条大溪，溪上无桥。每逢春夏之交，山洪暴发，道路不通，急需造桥。如政府出资，需花三十多万两白银。如商人承办铁路，造桥经费就可算入铁路工程费用，从而节省政府大笔开支。铁路竣工后，台湾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同时可补贴海防经费。刘铭传此折递上后，因属沿海事务，清政府交与海军衙门办理。海军衙门会办李鸿章表示：同意！ 刘铭传在台湾修铁路始终坚持李鸿章“权自我操”方针，不举洋债，不让洋人投资控股。其聘洋员只从事技术工作，具体事宜全由中国人自主，铁路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完全属于中国。 然修筑铁路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刘铭传首先遇到了人选问题。刘铭传选中了台湾商界颇有名望的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担任铁路商务督办。可是当时林维源正忙于垦荒事务，难以身兼两任。刘铭传又从内地调来淮系杨宗瀚担任督办。然杨宗瀚到任后水土不服，不久生了场大病，无奈辞职。台湾铁路商务委员李彤恩更因水土不服不久辞世。生病的不仅仅是官员，瘴气和瘟疫开始在修路士兵中蔓延。上海的《申报》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 淮军昌字营、铭字营自去年冬天进驻基隆附近开始修筑铁路。这里山势险要，杂草丛生，树木阴森，瘴气非常严重。加之近来阴雨连绵，寒暖不定，士兵工作本就辛苦，遇到这种天气，大多染上疾病，每天都有很多士兵死去。虫沙渺渺无非战士之魂，云水迢迢难返故乡之亲。实在可悲！ 基隆附近多山，铺设铁轨时遇山阻挡只能挖隧道。当时没有任何的挖掘机器，全凭士兵们用斧头刨、铲子挖，颇具愚公移山的味道。基隆附近有一座狮球岭，从东到西有九十丈宽。昌字营和铭字营从大山两边同时开凿隧道，于中间汇合。在士兵的努力下，狮球岭似乎屈服了，很快凹陷四十余丈。兵士们互相庆贺，这样下去，不久隧道即可竣工。然而，士兵们还没缓过神来，山洞忽然崩塌！连日阴雨是酿成这一事故的主要原因。无数淮军将士的英魂留在了狮球岭。刘铭传也雇佣了不少当地山民修筑铁路。他们对瘴气有天然的抵抗能力，对周围地理环境也十分熟悉，不过雇佣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花钱。投资铁路的商人们开始采取观望态度，停止继续投资。刘铭传本已筹集股银七十万两，但仅收现银三十万两。铁路才修到淡水，长约六十里，其中仅雇佣民工和铺设桥梁费用就花掉十九万两。商人们认为成本太高，收回成本恐怕需要上百年。 困难重重，刘铭传始终没有气馁。刘铭传登上基隆炮台，东望日本，感慨地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俘虏。”刘铭传决定将台湾铁路改为官办，将福建方面提供的一百零四万两白银用于筑路。他采取分段修筑之法，修成一段开通一段，边修筑边营业，以营业收入补贴铁路建设费用。这一方法成效显著。台北铁路甫一建成，刘铭传马上命令通车。他委派台湾商务总办张士瑜管理铁路营运。张士瑜将火车分为客、货两部分，客车又分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车费。头等车厢小洋三角、二等车厢小洋两角，三等车厢小洋一角。托运行李则按重量计算，每一百斤收小洋一角，五十斤减半。火车未开通前，台湾人大多乘坐轿子来往，一趟轿子钱七角到八角不等；火车通行后，即使最好的车厢，价钱还不到轿费的一半，速度却不知快了多少倍。没钱坐轿子的穷人也可花一角小洋舒舒服服地搭一趟火车。自开通后，火车营业状况一直不错。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开春新茶上市时。火车简直成了茶叶运载专列，茶商们一趟趟穿梭不绝，生意着实红火。 商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内兴修铁路乃大势所趋。广东商人陈承德向海军衙门申请承建天津至通州一线的铁路。李鸿章和奕譞决定公开招募商人入股。不久，上海的报纸刊出中国铁路公司建造津通铁路招商集股的广告。 朝中的保守官僚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决定不再沉默。他们一呼百应，展开对洋务派和李鸿章的声讨。第二次大论战爆发。同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双方均是有备而来。反对派主要成员有：内阁学士文治、户部尚书翁同龢、国子监祭酒盛昱、礼部尚书奎润、户部给事中洪良品、仓场侍郎游百川、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河南道监察御史史余沅等；赞同派主要成员是：李鸿章、醇亲王奕譞、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署理江苏巡抚黄彭年等。 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一：修建铁路是否为外敌入侵打开方便之门？ 反对派：铁路一开，天津至北京一线畅通无阻，等于门户洞开。李鸿章称修建铁路是为防御敌人，我们认为反倒是引狼入室，其居心叵测！ 赞同派：敌人入侵，想要利用我们的铁路，也得有火车运载才行。他们从哪里得到火车呢？夺取我们的火车么？不可能。我们早将火车撤回，令其无车可夺。用他们自己的火车么？也不可能。因为车的数量少了无济于事；数量多了，他们的船也运不来。况且遇有敌人入侵，我们将铁轨撤掉，埋上地雷，敌人不可能长驱直入。对方说修建铁路会把敌人引来，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那时候是没有铁路的。所以，胜负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强大的兵力，能不能有效利用这些兵力，而决不在于铁路！ 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二：修建铁路是否扰民？ 反对派：修建铁路必定要铲除坟墓、拆毁房屋、蹂躏田地、填堵水井，还有很多其他想象不到的破坏，这一切都会严重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百姓如何承受？尤其是铲平坟墓问题激起民愤最大，连祖宗都跟着我们遭殃，铁路之罪实在太大了！ 赞同派：这一问题我已反复讨论，结论是修路时尽量回避百姓的住宅和坟墓。不仅津通铁路如此，修建唐芦、津沽铁路过程中我们也尽力不打扰百姓，实在躲避不开，我们也给予重金赔偿，并帮助迁徙。事实证明，百姓都能给予理解和支持。我们对于对方的质问表示惊疑，因为津通铁路负责勘探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未核定占用哪些地方、迁徙谁家的坟墓，老百姓对此事更不知晓，怎会引起民愤？这定是对方“借传闻失实之事，造危言耸听之词”，企图以此阻止津通铁路的修建！ 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三：修建铁路是否会剥夺小民生计？ 反对派：津通一带以车船运输为生之人共有六万余人。他们本来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社会秩序也在正常运转。如今火车一开，这些人都将失业，令其何以为生？合理的社会秩序被扰乱，必定带来社会动荡。对方只顾修铁路谋利益，可有为那些生活艰难的百姓着想？ 赞同派：西方各国的经验表明，铁路开设之后，原以水陆运输为业者既可仍操旧业，也可从事与铁路有关的行业。例如，搬运货物行李、卖报纸、贩茶果等。他们的就业机会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怎会有失业之民？如唐芦铁路已行车两年，铁路旁边的新河民船仍穿梭往来，并行不误，人们出行只是有了更多选择，所谓铁路剥夺小民生计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这次论战中李鸿章是绝对的胜利者，为修筑铁路扫清了障碍。反对派只能在“见电杆而伤心，听铁路而掩耳”的无奈中，慨叹世道无常，人心不古。 这场辩论中还有一些首鼠两端的中间派。两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代表。他并不反对修铁路；但也不支持李鸿章的津通铁路修筑计划。他建议不要继续修筑津通铁路，应修筑一条由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这样可大大便利南北交通。为平息论争，清廷采取了惯用的扬此抑彼策略，宣布暂停修筑津通铁路，改筑芦汉铁路。 对于这一细微变化，奕譞并未看出其中的门道。他以为此次论战已取得彻底胜利，公开赞扬张之洞的芦汉铁路计划“别开生面”。然李鸿章清楚，张之洞其实想用芦汉铁路之名扼杀修筑津通铁路之实。芦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所需经费达三千余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六千余万两，修成这条铁路几乎不可能。津通铁路已向外国银行借债二百多万两，花掉了十三万余两，李鸿章原本打算以津通铁路所得收入归还所欠洋债、并支付津沽铁路商股的利息。如今，一切化作泡影。 就在清政府为修建铁路而争论不休时，沙俄进一步逼近中国，直接威胁龙兴之地——满洲。李鸿章联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上奏，请求缓修芦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清政府授权李鸿章全权办理关东铁路事宜，他再次将筑路之权握于手中！ 关东铁路属官办性质，将芦汉铁路每年二百万两经费全部挪用，其中户部拨款一百二十万两，十六省各分摊五万两。李鸿章将津沽铁路接修至山海关，再由山海关延伸到牛庄、沈阳、吉林，形成东北铁路干线。两年后，关东铁路铺至山海关，全长一百多公里，1894年正式通车。 1870年，天津接连发生幼童迷拐案。城内一时谣言四起，认为天主教所办育婴堂专用迷药诱拐儿童，将其挖眼剖心以制西药。6月18日，当地民众捕获了匪徒武兰珍。据武所供，迷拐幼童正是使用法国教堂提供的迷药。此讯传出，城内百姓群情激愤，纷纷到法国教堂门前示威，声讨杀人者。迫于压力，育婴堂的修女们同意民众入内巡查。21日，法国领事丰大业率书记官西蒙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通商大臣崇厚见势不妙躲入后堂。丰大业赶往教堂途中，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将其射伤。丰大业的强盗行径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将丰大业和西蒙当场打死，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两名神父和十名修女。四名法国男女、三名俄国人和三十多名中国教民也在着情激愤中被打死。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久压的怒火一时间迸发出来，将法国领事馆砸毁。此即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 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立即通电总理衙门，同时命法国军舰在大沽口作好战争准备。清政府急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教案。曾国藩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临行前立下遗嘱，命家人准备楠木棺材一口。由此可见事态之严重。曾国藩到天津后，对教案“元凶”作出严肃处理：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黑龙江，十五人处以极刑，二十一人流放。这一处理，使曾国藩招致了卖国贼的骂名，弄得他“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好不尴尬。正巧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清廷给曾国藩找个台阶，令其回任两江；同时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接手前，专门拜会了老师曾国藩。曾国藩忧心忡忡地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先是谦虚一番：“门生正要向老师讨教。”然后道：“与洋人交涉，我首先要同其打起‘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瞧瞧？”李鸿章道：“门生信口胡说，望老师指教。”曾考虑良久，道：“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李答曰：“诺！”由此可见曾、李二人在外交策略上存在很大不同。曾国藩一味同外国人讲道理，结果适得其反。李鸿章却又是打“痞子腔”，又是拖延，又是寻找调解人，外交手腕灵活多变。李鸿章的“痞子腔”倒是在外交场合为自己赢得了尊严。1897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施阿兰少年得志，根本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态度非常傲慢。两人交谈几句后，李鸿章突然问道：“阁下今年贵庚多少？”施阿兰一愣，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年龄。李鸿章大笑道：“你和我的孙子同岁啊。我在巴黎曾和你祖父谈得很投机，不知你是否记得？”施阿兰讨了没趣，此后见到李鸿章总是十分恭敬。 李鸿章到天津后积极进行外交斡旋，希望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充当调解人。李鸿章对威妥玛说，丰大业两次向中国官员开枪，显然事端由其挑起。驻华外交官公然向中国官员开枪，绝无先例，曾国藩处决杀人者的裁定最公平不过。至于法国人提出的张光藻和刘杰应为丰氏抵命，也无道理。刘杰确为丰大业枪击致伤，然杀丰大业的人却非张、刘二人。 命运之神眷顾了李鸿章。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时期，天津教案后不久法军于色当战役中惨败，法皇拿破仑三世也被普鲁士军队俘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希望早日完结天津教案。清政府正法案犯二十人，发配二十五人；向法国赔偿白银二十一万两，赔偿被害人白银二十五万两；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特使亲赴法国道歉。天津教案到此完结。 天津教案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又一转折点。不久，清廷命其兼任北洋大臣，他从曾国藩手中接过了汉人第一权臣的指挥棒。一位英国外交家在1883年这样说：“总理衙门不过是李鸿章天津衙门的下属机关罢了。” 甲午战败，国人纷纷将责任集中于北洋海军的统帅——李鸿章一人身上。其实，李鸿章看到自己倾力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心中滋味可想而知。编纂《李文忠公全书》的幕僚吴汝纶后来追忆道：“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此时，一度意气风发的光绪帝也没了主意，哭着要求老师翁同龢想办法。慈禧最终决定：起用李鸿章负责善后事宜。当时李鸿章已被革职，清廷赏还李鸿章三眼花翎及黄马褂，委任其为全权大臣。有人评论此事云：中国的政治实在民主，前天是权倾一时的重臣，昨天就变成罪该万死的误国蠢材，今天又成为代表大清帝国的谈判代表。 李鸿章受命赶至北京。临行前他提出，“割地与否，鸿章不敢做主”。户部尚书翁同龢亦认为，割地不可行，不妨多赔点款。大学士孙毓汶则指出，割地议和乃唯一可行之道。光绪帝左右为难，向慈禧太后请命。慈禧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表态。光绪帝无奈，授予了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次日，李鸿章请求带上曾任驻日公使的儿子李经方随同谈判，得到允准。赴日前夕，李鸿章上折道：我会审时度势，尽全力同日人辩争，商定一个最为可行的条约。所做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我甘愿承受怨谤。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李鸿章的远行：“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伶仃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1895年3月19日下午，李鸿章一行三十三人抵达日本马关。 3月20日，双方全权代表举行首次会谈，是为第一次谈判。互换全权文凭之后，中方代表宣读了拟请停战的英文备忘录，日方答以次日作覆。随后，双方转入一般性的谈话。李鸿章向伊藤博文婉转地表达了乞和之愿，他说：“在亚洲，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可自相残杀？两国应团结对外，反抗欧洲白种之民侵蚀亚洲黄种之民。” 3月21日，中日举行第二轮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话题。 谈判记录如下： 李鸿章：日军并未到达大沽、天津、山海关，为何条款规定占据此三地？ 伊藤博文：议和停战乃中方要求，为体现诚意，日军需占领三地作为抵押。 李鸿章：驻扎此三处的中国士兵很多，日军占据后他们到哪里去？ 伊藤博文：随便去哪里，只须划定两军界限即可。 李鸿章：天津的官员怎么办？ 伊藤博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此议案你能照办吗？ 李鸿章：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能不谈。天津是通商口岸，日本也要占领么？ 伊藤博文：可暂时归日本管理。 李鸿章：三地均为险要之所，如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本先行占据，岂不是反客为主？ 伊藤博文：停战期满，和约签订，日军马上撤离。 李鸿章：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贵国所定条款未免欺人太甚，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伊藤博文：别的办法我们还没想到！现在两国相争，中国忽然要求停战，对日军士气大有妨碍，所以要先占据险要之地作为抵押，才不会吃亏。 李鸿章：我乃直隶总督，三地均归我管辖。伊藤先生设身处地想想，我怎么会答应？ 伊藤博文：中堂为贵国考虑，要求停战；我也从本国利益出发，只有此法可行！ 在抵押三地问题上，李鸿章坚决不肯让步。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李鸿章转而提出先不讨论停战条件，双方应直接切入和约谈判。由于日本根本不想真正议和，一时拿不出和约草案，双方商定三天后继续谈判。 这次会谈结束前，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希望议和条款不要像停战条件那样苛刻。贵大臣应顾全大局，所拟和约应体谅本大臣力所能及之处。”伊藤博文弦外有音地说：“本大臣也愿顾全大局，以有益于两国长远利益，只是不清楚贵大臣以为如何！” 会谈结束后，李鸿章立即给总理衙门发去电报，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非但如此，还要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 三天后的3月24日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三次会谈。 伊藤博文一改往日的彬彬有礼，凶相毕露地提出：李鸿章必须无条件接受二人所订和约，不经清廷批准就立即生效，否则战争会继续升级。李鸿章道：“此事关系重大，希望您考虑到我权力有限，力所能及的可当场应允，难以实行的必须要由中国皇帝作出裁决。”说罢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索要和约文本。 李鸿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游历中国时曾对我言及，不可轻言战事。我一直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此次与日本国开战，贵大臣难道不知这并非我本意么？ 伊藤博文：战争确实劳民伤财，然两国乃为形势所逼，不得已而开战。 李鸿章：战争乃不仁之举。我现在年纪大了，不忍再看杀人的场面了。贵大臣才是年富力强，雄心勃勃。 伊藤博文：战争开始时，议和条款极为简单，可惜贵国并不同意。譬如人走路，相距几里路，不会有冲突，现在只有几百米，回头就难了。 李鸿章：少走几百米不行吗？纵然你再走几千里，难道能将中国尽行占领？ 伊藤博文：我国军队现正在攻打台湾，不知台湾民情如何？ 李鸿章：贵国不愿议和的真正目的可能就在于此。然贵国出兵台湾，恐怕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 伊藤博文：此事有损于中国，未必有损于英国。 李鸿章：别忘了，台湾与香港相邻。 伊藤博文：两国相争，无损第三国利益。 李鸿章：听说英国不愿他人有盘踞台湾之意。 伊藤博文：贵国如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必将笑纳。 李鸿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决不能送与他国。 这次会谈基本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条约内容。会谈结束后，李鸿章乘马车返回住处。行至宾馆时，忽有一人从人群中跳出，朝李鸿章开枪射击。子弹击碎左侧眼镜片后伤及李鸿章左眼下颧骨，血流不止。李鸿章当即晕厥。此事发生后日本方面陷入被动。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宣布无条件停战。李鸿章身受一颗子弹，换得了三周的停战协定。 李鸿章并未进行手术治疗，而是抓紧时间同伊藤博文磋商议和条件。 伊藤博文：停战期限短促，和议条款应迅速签订。我已经准备好条款节本，中堂大人看后可表态同意或不同意。 李鸿章：不准分辩了么？ 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第一款提出军费赔偿白银二亿两，为数巨大，不能承担。 伊藤博文：减到此数目已不能再减。战争再打下去，数额将更多。 李鸿章：借款利息太重，此数目中方绝对无力承担，还请再减一些。 伊藤博文：借债还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谈判进入僵局。李鸿章只好转入割地问题。 李鸿章：泰西各国交兵，未有将占据之所尽行割让的先例。 伊藤博文：西方的惯例对日本无效。 李鸿章：台湾全岛日军还未侵占，为何强行割让？ 伊藤博文：这是彼此商让之事，无论兵力到与不到！ 李鸿章：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藤博文：如果一定限于兵力所到之处，日军已占山东及东北各省，你们能全行割让么？况且，中国吉林、黑龙江已割让俄国， 台湾问题可援引此例。 李鸿章：让与俄国多为不毛之地，人烟稀少；台湾已立行省，不能相比。 伊藤博文：尺寸之土，均为国家社稷，哪有荒凉与繁盛的区别？ 李鸿章：总之，二万万赔款数目太大，营口请贵军退出，台湾亦不必再提。 伊藤博文：不能照办，就算驳回。 李鸿章：不许反驳了么？ 伊藤博文：你只管驳我，但条件不能稍有改变。日军已在广岛准备补给船六十余艘，运输量为两万吨。兵粮均已备齐，只等停战协定到期。 李鸿章：赔款还需再减五千万两，台湾不能相让！ 伊藤博文：这样，我们立即出兵台湾！ 朝中几番争议，最后，李鸿章得到光绪帝批示：赔款尽量减少；允许割台湾一半地方；牛庄、营口尽力争取。4月15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在辽东割地划界、赔款利息及占地军费上进行了局部的改动。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代表中日双方在马关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父子一时成为民族罪人。即使对李鸿章中枪一事，民间亦谣言四起。甚至有人向光绪禀报：“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政治上失势。清廷革去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徒留文华殿大学士虚衔。日本在东北势力的急剧膨胀，引起了俄国的警惕和担忧。俄国政府借1896年5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向清政府发出邀请，希望能派员参加，更重要的是，借机讨论如何限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李鸿章当时赋闲在家，且是亲俄路线的坚决拥护者，自然是出使大臣的最佳人选。清廷决定派使团赴俄，顺访英、法、德、美等国。 1896年，李鸿章已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临行前家人恐其不测，专门准备一副楠木棺材随行。李鸿章使团一行除其子李经方、李经述外，还有兵部主事于式枚、洋员德国人德璀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弟弟赫政、英国医生伊尔文等人。 4月30日，李鸿章一行抵达俄国圣彼得堡。李鸿章并未安排在国宾馆住宿，而是住在一位名叫巴舍夫的商人家中。巴舍夫是俄国著名的巨商，富比王侯。李鸿章到巴舍夫私邸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中式大牌楼，上面插满龙旗，中间竟镶嵌着李鸿章的照片。李鸿章受到了巴舍夫一家最隆重的接待。财政大臣维特负责全程接待李鸿章一行。维特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前欧洲最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可见俄国政府对中国使团的重视。维特尤其注意在细节上照顾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按照外交惯例，公开场合吸烟极不礼貌。维特考虑到李鸿章吸烟的习惯，每次专派两人伺候，将点燃的香烟送到他口中。在俄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两次秘密召见李鸿章，亲自与其谈判签约一事。5月26日，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前往祝贺。次日，各国显要都入宫庆贺。李鸿章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中，同英国皇太子、德国亲王、日本皇弟等人平起平坐，可谓风光一时。 不久，李鸿章与俄国政府秘密签订条约，史称《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有：一、中俄两国遇有战事，互相援助；二、中俄两国不得私自同敌国定立和约；三、如遇紧要战事，中国所有口岸允许俄国军舰驶入；四、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从黑龙江、吉林到海参崴的铁路等。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德国人对李鸿章的隆重礼遇，恰巧和十几天后来德国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山县有朋形成鲜明对比。伦敦记者就此事采访山县有朋，问及是否会因待遇不同而嫉妒李鸿章。山县有朋说：“中国乃大国，李鸿章又是举世闻名的人物，德国举行盛大仪式欢迎他是应该的，我不会嫉妒他。”李鸿章受到的待遇果然不同寻常。德国人充分考虑到李鸿章的喜好，房间茶几上摆着雪茄烟，庭院长廊中挂着画眉鸟。德国人之所以如此接待李鸿章，其实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即希望中国能够从德国订购大批武器。不料李鸿章在德发表声明，此次德国之行，的确见识到德国制造业的发达。回国之后，我会向皇帝报告，今后有机会定来德国采购军火。德国人方才明白，李鸿章并非为购买军火而来。英国媒体报道了德国人的失望情绪：“李鸿章走了，现在不知有所收获的是谁？黄金雨不降，白玉雪不飞，我们如同做了一场梦！他要走了，我们的梦才醒了。这真是自寻烦恼，自作自受啊！” 6月16日，德皇在新建的皇宫设宴接待李鸿章。宴会结束后，德皇邀请李鸿章阅兵。只见德军阵式变化缓急有序，李鸿章由衷地说道：“我如果能有这样的十个营，甲午一战就不会败给日本。” 李鸿章在国际外交界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来到德国，当然要见识一下真正的俾斯麦。李鸿章下榻的德国行馆，墙上即并列挂着李鸿章和俾斯麦的大幅照片。伦敦《中国新闻报》报道说，“此次李鸿章垂老远游，来到德国，俾斯麦亦早闻李鸿章大名，两人机缘巧合一处，怎能不见面”？ 6月17日，李鸿章与俾斯麦会面了。李鸿章身着黄马褂，俾斯麦则胸佩大十字宝星，头戴御赐王冠。李鸿章先作揖为礼，两人握手致意。坐定后，李鸿章向俾斯麦问候：“贤王身体可好？”俾斯麦答：“夜里总是难以入睡。”李鸿章切入正题，道：“此次前来，有一事请教。欲复兴中国，何道善之？”俾斯麦答：“承阁下相问，可惜两国相隔太远，我对贵国政务一无所知，实在无法明断。”李鸿章又问：“何以图治？”俾斯麦道：“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良策。兵贵在精而不在多，五万足矣。”俾斯麦从德国经验出发，认为军队不必超过五万。他以己度人，果真中国仅有五万军队，岂不闹出笑话！李鸿章着实感叹：“挑选五万精兵绝非难事，然中国缺乏教授军事之人。二十余年，鸿章处心积虑建设国防，哪知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真好生惭愧！”吃罢晚餐，二人合影留念。李鸿章给俾斯麦留言道：“仆闻王盛名十余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觌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 7月4日，李鸿章使团离开德国，行至荷兰。此时荷兰国王刚刚逝世，其女被拥立为新国王。次日晚上，皇太后宴请李鸿章。宴会后的歌舞表演给李鸿章留下了很深印象，他当即赋诗一首，云：“出入承明四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华筵盛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席间，皇太妃赏赐李鸿章金狮子大十字宝星一枚。 7月9日，李鸿章一行到达比利时。在比利时，李鸿章参观了克革列枪炮厂。李鸿章对一尊新式大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赞不绝口，迟迟不肯离去。军火商见其十分喜爱，讨好说愿赠送一尊。李鸿章顺水推舟道“烦劳您送抵京城”。军火商果然于本年冬天将大炮运抵京城。比利时国王设宴款待李鸿章。席间，李鸿章按捺不住，竟点着烟抽了起来。按照西洋礼节，这是对主人的不尊重。但比利时国王并不介意，而是巧妙地拿出各种烟卷分发给诸位宾客。 7月13日，李鸿章抵达法国巴黎。次日正巧是法国共和纪念日，法国总统福尔在塞纳河畔举行了隆重庆典。17日，法国外交部在艾菲尔铁塔设宴款待李鸿章。法国是西方 美食大国，本想向李鸿章炫耀，同东方美食较量一番。当时艾菲尔铁塔已安装电梯，登塔并不费力。李鸿章却以伤风为由婉拒登塔。 8月2日，李鸿章离开法国的哈伦港，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李鸿章下榻于伦敦市中心议院贵族琅司岱的私宅。8月5日，李鸿章在奥斯本行宫觐见维多利亚女王。李鸿章仔细打量这位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君主，只见她身着黑服，头披白纱，左臂系一白色罗带，下吊金盒，金盒上插有其已故夫婿的照片。女王起身折腰为礼，李鸿章则以三鞠躬还礼。女王特意安排李鸿章到朴茨茅斯军港参观英国海军。李鸿章乘坐“矮孛打”号巡阅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港口共停泊着二十七艘铁甲舰、二十艘巡洋舰。李鸿章每至一舰，各舰均降旗致敬，军官率领着士兵立于甲板之上接受检阅。“矮孛打”号驶进港口时，鸣礼炮十九响，表示对李鸿章的尊敬。8月18日，李鸿章参观伦敦电报局。当时伦敦电报局共雇佣发报员三千人，令人惊叹。李鸿章当即写就一封八十五字的电报，发给中国电报局督办盛宣怀。盛宣怀很快发出九十四字的回电，7分钟后抵达伦敦。同时，李鸿章还参观了格拉斯哥的缝纫机厂，并带走两台作为纪念。 8月29日，李鸿章到达纽约。次日，李鸿章拜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作为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生前好友，李鸿章亲手在其墓前种下一棵纪念树。格兰特是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79年卸任后曾到中国游历。来华后，格兰特与李鸿章一见如故，视为知己。李鸿章尤其喜欢格兰特的手杖。格兰特看出李鸿章的心意，道：“我知道你很喜欢这支手杖，本应馈赠于你，只是这手杖乃是我卸任总统时国人赠送给我的，因此不便送你。待我回国后将此事告知大家。如大家赞同，我马上转赠于你。”回忆往事，李鸿章无限伤感。李鸿章听说格兰特夫人尚在，决定登门拜访。格兰特夫人非常高兴，邀请绅商百余人作陪，盛宴款待李鸿章。宴会结束时，格兰特夫人当众宣布：“承蒙各位厚爱，赠送一根手杖给先夫。先夫经常与我提起，李中堂非常喜欢这根手杖。因手杖乃各位所赠，不便转赠李大人。本想征得诸位同意再转寄李大人。不料此事未竟，先夫已撒手人寰。今天有幸李大人到此，我想征求各位意见，完成先夫夙愿。”在座众人全体赞同将手杖赠给李鸿章。 9月5日，李鸿章离开美国坐火车到达加拿大。在加拿大，李鸿章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访问了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尤其对加拿大的铁路事业赞不绝口，连呼“为天下第一大工，各国罕有伦比”。 10月2日，李鸿章经日本横滨返回天津，完成了其环游世界的行程。 李鸿章在致吴汝纶的信件中，抒发了对西方文明的无限向往。他说，西方各国上下一心，齐心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反观中国，政事杂乱，多方掣肘，生财之法也远远落后。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对华战争。联军很快攻占天津，进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出逃西安。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授予李鸿章全权大臣之职，令其迅速办理谈判事宜，朝廷“不为遥制”。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北上调停。李鸿章首先致电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提出“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解决方案。列强表示同意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离开广州时，曾对南海知县裴景福感叹：“内乱如何得止？我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暂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也就死了。” 李鸿章于上海启程北上，由俄国军舰护送抵达天津。李鸿章垂暮之年，看到熟悉的天津城如今残破不堪，不禁放声痛哭。其幕僚梁肯堂曾记曰：“相公时下忧时泪，谁道而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捶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垒纵横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已如丝。” 李鸿章马不停蹄，赶至京城。此时的北京城也是一副惨景：“京师尸积遍地，腐肉白骨路横”；“火焚数千万家，昼夜烈焰腾空”。李鸿章在京城贤良寺住下。京城各国驻军只承认奕劻和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的居住之所为中国地方，其余均为“外国辖境”。其实，奕劻住宅外有日本兵持枪护着；李鸿章住所也有荷枪实弹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云：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李鸿章拖着衰朽的躯体为签订和约竭尽心力，他的生命一步一步走到了尽头。1900年12月底，李鸿章开始生病，一个月后高烧不退。1901年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9月，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辛丑条约》签字后，李鸿章病情急转直下，饮食不进。两个月后，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探望。此时李鸿章已病入膏肓，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口不能语。1901年11月7日中午，周馥哭号着说：“君有何放心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之事，我辈可办，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从眼窝中滚出，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 李鸿章的一生，他自己曾这样概括：“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 是的，就仕途名位而言，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抓住了时代提供给他的所有机会，青云直上干重霄。然而，这时世的艰难困顿，既是他一切荣耀的来处，也是他一切屈辱的源出。 这古老的中华帝国，穿越数千年历史的尘埃，终于接近了她的终点。她是如此的疲惫、衰老，在英气勃勃的现代文明之前，这般的捉襟见肘，窘迫难堪。然而，她还不甘心就此退却，她还试图挣扎。但这挣扎愈是激烈，其结局愈是凸显出命运的无奈与历史的无情。 在滔滔历史洪流前，人只是沧海之粟，所有的反抗总是无力。李鸿章也是无力的。这是他的不幸。这也是适逢其时的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幸。 时局惟艰，干戈未息。临终前，李鸿章依然无限牵挂，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