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北京

《中国古都北京》作者：阎崇年
　　
　　序言
　　
　　我们奉献在尊敬读者面前的《中国古都北京》，是一部伟大东方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文图并茂的历史实录。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北京的目光在关注世界，世界的目光也在关注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杨瑞雪社长，约我撰写《中国古都北京》。这在我平静的心湖中，有如谢灵运《山居赋》所云：“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引发了漫漫思绪，激起了层层涟漪。我想，撰写这本书很难，但又很有意义。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繁盛，人口众多。她的神经中枢和政治心脏—古都北京，如何以文图并茂的历史实录奉献给读者，并非易事。然而我觉得：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祖孙四代，久居北京；我是研究历史学的；我熟悉北京、喜欢北京、研究北京，这些都激动了我写古都北京之心。因此，作为北京的一个公民、一个学者，向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古都北京，责任在肩，义不容辞。
　　北京城是地球表面上一项最伟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最壮丽的文化奇观。只有中国才有北京，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北京。在这座城市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达到了光辉灿烂、登峰造极的境地。北京这座东方历史文化艺术的璀灿宝库，不仅住在北京的一千多万人关心她、热爱她，中国的十三亿各族人民关心她、热爱她，而且海外的华侨、华裔关注她、向往她，世界各国的朋友也关注她、向往她。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和朋友，从四域八方，宾至北京，以饱览她那瑰丽的雄姿，巍峨的长城，壮丽的宫殿，优美的园林，奇魅的艺术，灿烂的文化，古典的民居，鲜活的民俗……但是，不管到过或未到过北京的同胞和朋友，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册反映北京历史文化艺术的实录—文图并茂的《中国古都北京》，在书斋插架，信手翻阅，一览北京，如临其境。因此，我作为北京的一个公民，便率尔操觚，滥竽纂述。
　　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一样，古都北京也有它的特征。那么，古都北京有些什么特征呢？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古都北京的第一个特征。北京历史长河的源头，上溯至50万年前洪荒时代的北京人。尔后像滔滔江河，越往下游，河面越宽，河床越深。至元、明、清三代，北京历史江河的激浪，更如“天排云阵千雷荡，地卷银山万马腾”。试想，在中国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在世界十大名都—巴黎、伦敦、罗马、莫斯科、华盛顿、墨西哥城、开罗、东京、巴格达、北京之中，除北京外有哪座都城历史之悠久能与北京相比呢！我不揣冒昧，就从世界人类文化摇篮之一的北京人开始叙述，向读者展现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风貌。
　　主客分明，布局宏大，是古都北京的第二个特征。以明清的北京城而言，它是作为封建皇帝治居之所而设计和建造的。君王为主，臣民为客；君权为主，神权为客—这就是北京城设计的主题。美国首都华盛顿城是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产物，也是美国民主和独立的象征，在其城市设计中突出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亦四面开放。然而，明清皇帝治居之所的北京城，则以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皇宫位于全城的中心。城池宫殿、坛庙苑林、衙署寺观、市井民舍，都在中轴线两侧依次对称展开，格局严谨，主次分明。它的城垣，由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叠次分为四个方阵（外城因财力不足未能围成方形），呈封闭式，层层相套，等级森严，界限分明。北京城的园囿，宫城的御花园、皇城的太液池、内城的坛庙苑林、近郊的三山五园，也都布局有序，呼应相连。这一整套的都城规划设计，都是传统思想和精湛艺术的完美结合。
　　宫殿园林，珍宝荟萃，是古都北京的第三个特征。北京从金代正式成为皇都，至清末宣统皇帝退位，历时近800年。古都北京不仅集中国历代都城建设之大成，而且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文化艺术之精英，是一座伟大的艺术宫殿。雄伟的殿堂，秀丽的园林，配置以亭轩台榭，陈设以奇宝异珍，点缀以山石花树，绕流以玉泉金水，北京城成为一座宛若仙境的宫殿花园城市。
　　各族文化，熔冶一炉，是古都北京的第四个特征。北京南襟河济，北连朔漠，位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塞外游牧民族、关外渔猎民族交汇之地，历来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族融汇和相争之区。正是由于各兄弟民族长期的争局和融合（还有其他原因），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北京才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北京城的建筑和园林，也汇合了各个民族文化之优长。四方民族，杂居北京，他们的衣食住行，坊里习俗，宗教信仰，岁时纪胜，使北京的市井生活更加色彩斑斓。
　　世界文化，密切交融，是古都北京的第五个特征。辽南京的清真寺（今牛街清真寺），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例。到了元代，大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明史·外国传》载述86个国家或地区，可见其时中外文化交往之一斑。晚明利玛窦将西方近代文明带到京师，《坤舆万国全图》、《几何原本》、自鸣钟等使北京士大夫耳目为之一新。清代康熙时任耶稣会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后在英国出现中华风格的园林，称为“英华园庭”，法国等也争相仿效。晚清外国在北京设立29个使领馆，中西方文化交往出现新的特征。
　　《中国古都北京》内容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我力求执简驭繁，博观约取。中国17世纪著名画家石涛说过：“搜尽奇峰打草稿。”本书不是绘画，作者也不是石涛；但《中国古都北京》却像一轴画卷，将历史文化胜迹一幅幅地展示出来。本书再现北京历史文化时，内容务求丰富，史实务尽翔实，图片务冀精美，结构务期严谨。本书的叙述，以时间为经：自石器初晖、青铜文明、燕都蓟城、北方重镇、三燕建都、辽代南京、金代中都、元代大都、明代北京、清代京师至民国北京，划分段落，纵向铺叙；复以事物为纬：自历史事件、名人胜迹、城池宫殿、坛庙寺观、园林陵寝、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帝后生活、坊巷市俗至岁时节令，分设纲目，横向铺叙。这样经纬交织，纵横错综，以复原中国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面貌。但古都北京灿烂的历史文化如经天日月，本书则不若爝火之光。虽纂述并不惬心，但也是辛勤的收获。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摄影大师严钟义先生。我和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相识，曾经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相隔多年后，又重温旧谊，推出新版《中国古都北京》，献给中国的读者，也献给世界的朋友。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中国“千人糕”的古老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说，一盘丰盛的糕点，要有人耕田种麦、有人磨麦成粉、有人养鸡生蛋、有人榨蔗制糖等，经过千人之手方能制成，而不只是糕点师一个人的杰作。同样《中国古都北京》的成书，吸取了历史、考古、文物、古建、园林和历史地理等学术研究的成果，还经过编辑、摄影、设计、绘图、印刷等多人之手，为此，谨向各方及诸位敬申谢忱。
　　2007年8月8日
　　于北京四合书屋
　　
　　引言
　　
　　打开世界地图，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刻划着两道伟大的人工奇迹：一是蜿蜒起伏、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另一是晶明平直、纵穿南北的京杭运河。它们历史之悠久，工程之伟大，作用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和在世界，有哪一项文化遗产能与之相比拟呢？长城内外，运河左右，座座城市，星罗棋布，宛如中国历史文化的灿烂星汉。而在万里长城拱卫的中心和京杭运河漕运的终点，闪耀着一颗最明亮的星辰，这就是中国古都北京。
　　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过许多传说，以后还会有。她那幽闭的涂着神秘色彩的美，不知诱发了多少人关于东方那神穹仙宇的遐想。琼楼玉宇，金殿飞阙，其实正是东方文化的光辉典范。
　　北京城的规划与设计，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君权至高，神权至上。城市布局中心的紫禁城，更是皇权的象征。当大地送暖，万木染绿，登上景山中峰的万春亭，举目远眺，面前会展现出一幅世界上最壮丽的图画：绿色筒子河与灰色紫禁城的画框之中，一片黄色琉璃瓦顶金光闪烁的宫殿之海。
　　北京城营建的主题和布局，是中国三千余年都城建设的总结。中国最早的都城，有“三皇五帝之都”的传说。这就是太古时代伏羲都陈，神农都鲁，黄帝都有熊；少昊都穷桑，颛顼都高阳，帝喾都高辛，帝尧都平阳，帝舜都蒲坂。这些传说尚待考古发掘的印证，更无从知道上述城垣宫室的布局。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得知，从商朝以来，都城的平面几何形状，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古书《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意思是说，都城的选址，不宜离河太远，也不宜离河太近；离河过远会用水不足，离河过近又要筑堤防洪。都城要依山川形势营筑，城墙不一定要方正规整，道路也不一定要平直整齐。
　　符合上述理论所营建的都城，形制不一，各具特色。商代一方国都邑盘龙城，建在地势不平的小半岛上，城垣随地势起伏环岛而筑，呈菱形。赵国都城邯郸平面似“品”字形。古成都的都城为圆形。闽国都城长乐（今福州）的城垣呈蟠桃形。江苏常州春秋淹城遗址，呈三圆形—三重城垣，三道濠河，水护城，城依水，景观独特，蔚为新奇。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相传为人体形。这些不规则的都城，多是国家分裂时政权的所在地，他们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都城的城址。即使作过中国统一政权的都城，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其形制也有不规则的。如明初的应天府（今南京），北临长江，西濒秦淮河，东依钟山，东北邻玄武湖，城墙依山水之势兴筑，逶迤凸凹，颇不规整。然而中国都城的主要形制是方正型。最早提出都城方正型理论的，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这就是都城方正型理论，它包括四项相互联系的原则：即城垣方正，街道齐整，祖社朝市，布置对称。这就是说，都城呈方形，每边九里，旁开三门。城中的道路，纵横各九条，路宽可以九辆车并行。左翼是祭祀皇帝祖先的太庙，右翼是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前面为皇帝治居的宫殿，后面为人们交易的市场。
　　这种规制严整的都城方正型理论，是儒家封建大一统思想在都城规划与建设上的体现。儒家学说认为天圆地方，国字外面为“□”，就是表示疆域。作为国家政治心脏的都城，围绕以“□”形的城墙，都城便成为方正型。它既是进行防御的军事城堡，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象征。在中国历代都城中，符合上述儒家方正型理论的都城，元大都城是突出的一例。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明、清的北京城。北京城是依照《周礼·考工记》都城方正型理论营建的现存惟一的典型。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北京城池宫殿、坛庙寺观、陵寝苑囿、门阙楼台、王府民居、坊里市场，都是在北京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北京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从北京人揭开北京历史的第一页，迄今已有约50万年。而从琉璃河西周古城揭开北京城史的第一章，至今也已有三千余年。
　　由公元前11世纪以来，北京曾先后12次为都，这就是：蓟、燕、前燕、大燕、刘燕、辽、金、元、明、清、中华民国（初期），当今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西周以来，北京先为方国的都邑。秦和两汉时期，北京发展成为统一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从北朝至五代，北京“三为燕都”，这是它将正式成为都城的历史信号。辽代的陪都南京（燕京），则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历史的序幕。至金代的中都，北京才第一次成为皇都—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尔后，在元、明、清三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古都北京这样悠久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各历史名都中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世界诸著名首都中也是仅见的。
　　中国自秦始皇到清宣统的两千年皇朝历史，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段，前一段的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西安。其间政治中心经常东西摆动—秦在咸阳，西汉在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西安，北宋在汴梁（今开封）。后一段的一千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其间政治中心经常南北摆动—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在北京。从上述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
　　就其后一千年来说，辽、金、元、明、清五朝，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融合。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洲，五朝中有四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所以，国内民族文化交流、国际东西文化交流，就成为近千年来北京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
　　总之，古都北京的历史，像一条滔滔的江河。要对这一历史做概略叙述，需从它的源头—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开始。
　　
　　金代中都
　　
　　正当辽朝统治衰落的时候，中国东北部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金收国元年（1115年），建立金朝，定都上京（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北部的金朝和南部的宋朝，结成同盟，联合攻辽。宣和四年（1122年），金兵攻辽，夺取燕京。金向宋索取大量钱米作代价，将燕京移交给宋。宋改燕京为燕山府。宣和七年（1125年），金灭辽。同年十二月（1126年1月），金军南下攻宋，占领了燕山府。第二年，北宋亡，形成南宋和金两个并存的政权。南宋初年，金统治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图继续南进。
　　金天眷三年（1140年），金熙宗到燕京巡视，举行祀孔典礼，在燕京驻留近一年，尔后回到上京。金皇统元年即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秦桧使万俟诬岳飞，并罢其枢密副使。宋遣使至金议和。宋金和议成，以淮水为界，并以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与金，因在绍兴年间签订的和议，所以史称“绍兴和议”。和议成，岳飞被害于临安（今杭州）大理寺狱。岳飞已死，和议既成，金要将都城南迁至燕京。金天德三年（1151年），金帝完颜亮下令迁都，并扩建燕京城，修建皇城、宫城。贞元元年（1153年），金帝完颜亮从上京迁都燕京。他以燕为先秦列国之名，不应当做京师名号，遂改称圣都，又改为中都。同时，改中都所在地的析津府为永安府。次年，又改永安府为大兴府。从此，中都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
　　金袭辽制，设置五京—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北京大定府（今河北大名）、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和中都大兴府（今北京）。燕京位于诸京之中，故称中都。金帝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后，下令将上京的旧宫城、宫殿和贵族府第平毁，以示永不北迁之决心。
　　金以燕京为都城，标志着北京正式成为皇都，并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这是北京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即北京由方国都邑、北方重镇、三燕临时都城而成为正式皇都的转折点。
　　金的中都，是仿照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规制，就辽南京城改建而成的。中都城分为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大城除北城墙未动外，其余的三面城墙，都比辽南京城墙有所拓展，为使宫城居于中央地区，西、南二面外扩较多。大城略呈方形，周长约33里，城墙高约12米，有敌楼910座，挖壕堑三层。大城的四隅：东南城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东北城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城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黄亭子，西南城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大城有13座城门：东为施仁、宣曜、阳春，南为景风、丰宜、端礼，西为丽泽、颢华、彰义，北为会城、通玄、崇智、光泰。南城正中的丰宜门和北城的通玄门遥遥相对，纵贯全城南北中轴线的两端。在修中都城时，由张浩主持、卢彦伦经划、苏保衡分督，役民80万、兵夫40万，工程宏巨，工期急促。筑城墙时，要用城南数十里外涿州的黄土，每人持一筐，一字儿排开，从涿州到中都，空筐传出，实筐传入，互相交递，苦役众夫。中都13门外，夹道双行植柳，各百里，甚规整。新建成的中都城，规划严整，布局有序，宫殿宏丽，环境幽美，是北京史上第一座美轮美奂的皇都。
　　皇城在大城的中央偏西。皇城的城墙周长约9里，有四门：东为宣华门，南为宣阳门，西为玉华门，北为拱辰门。宣阳门的南面正对着丰宜门。宣阳门内，东为文楼（钟楼），西为武楼（鼓楼），中为宽广的御道，御道两旁植柳，北端接宫城。南门之内，左有太庙，右有衙署，都是仿照汴京安排的。
　　宫城在皇城内居中偏东，其前东、西有廊，各200余间，分为三节，每节一门。接近宫城东西，各有廊百余间，为尚书省等衙署。宫城正门为应天门，门11间，门楼高约24米。门内有日精门与月华门。入内，过大安门，为大安殿，是为金帝举行大典的殿堂。接着是仁政门，旁为朵殿，殿上建高楼。仁政门内为仁政殿，是金帝听政之所。再后为昭明宫和隆徽宫，则是金帝、后的寝居之所。宫城内有36殿，楼阁倍之。宫城内的西南部，有御园鱼藻池，为金帝与后妃游之所。宫城以东华与西华名其东、西两门。
　　金中都的大城、皇城、宫城，规划完整，布局周密，金碧飞，辉煌壮丽。它的规划布局，上承宋东京，而下启元大都。金中都开创了北京都城建筑布局的先河，元大都有了发展，至明北京而臻于至善。《海陵集》中称赞金中都的城池宫殿，气势雄伟，殿阁宏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而已。然而，女真族在建中都时，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中都大城的东、西、南、北城门，各有施仁、彰义、端礼、崇智之名，寓有崇尚仁、义、礼、智之意。宋东京皇城北门名拱辰，金中都皇城北门亦名拱辰。中都宫城的东华门与西华门，也照搬东京宫城的如上门名。金还将东京宫殿门窗拆运到中都盖新宫殿所用，又将东京艮岳石运至中都以点缀御园。总之，金中都城是女真牧猎文化同汉族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说到金中都城，它的给排水系统如何？1990年在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凉水河以北的一处工地，发现了金中都南城墙水关遗址。水关是古代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这处水关遗址，全长43.4米，过水涵洞长21.35米，宽7.7米，出水口宽12.8米、入水口宽11.4米，底部过水面距现地表5.6米。水关为木石结构建筑，最下层基础密植木桩，其间用碎石、碎砖瓦和砂土夯实。木桩上放置排列整齐的衬石枋，其上铺设地面石。衬石枋与枋下木桩用榫卯连接，衬石枋之间用木银锭榫连接，衬石枋与石板以铁钉相连。相连紧密，合理坚固。这是已发现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与宋代《营造法式》的有关记载相印证，是宋金时期城市给排水设施的重要实例。
　　金帝在中都不仅修建城池宫殿，而且大兴离宫苑囿。规模最大的是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辽南京瑶屿离宫基址上兴建的大宁宫（今北海公园一带）。金帝役使大批兵士、民夫和工匠，掘土凿池，筑琼华岛。琼华岛的由来，有一个传说：蒙古兴起时，塞外有一座山，形势雄伟。金帝以为这座山有帝王气，于己不利，决定堆筑土山，镇压邪气。这个传说显然出于蒙古人的附会。金人修大宁宫时，蒙古尚未崛起。金帝征调兵夫，挑挖海子，累土成山，栽植花木，营构殿宇，兴建亭阁，作为游幸之所。将汴梁艮岳的假山石，运来堆筑琼华岛的小山，小山上面便是著名的广寒殿。广寒殿之名，出自一个传说：唐玄宗于某年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梦游月中，见宫府殿宇，内以水晶为阶，行人如在镜中。后人因称月宫为广寒宫，其大殿为广寒殿。琼华岛上广寒殿，秀若天成，宛如仙境。金章宗常于每年春天，带着后妃宫女，来到北郊离宫，秋天再回到城里，差不多每年有四个月的时间住在这岛瑶屿里，享受人间仙府之乐。
　　金中都园林的开发，是北京古代园林史上的开拓期，为后来北京园林的布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都皇家园囿的分布，除上述大宁宫外，还有东苑；有南苑，内修建春宫，宫外环水，金章宗曾14次去苑中游幸；有西苑，金帝曾在园内阅武；有北苑等。金朝女真贵族崇尚骑射，常在苑中骑马击睞，弯弓射柳。金沿袭旧俗，每逢重五（五月初五），金帝会聚诸王百官于广乐园，击睞、射柳，颁赏胜者，然后赐宴。金还在中都西北郊建造离宫别馆。据载金章宗曾偕宠妃游幸于此，二人对诗。帝出上联曰：“二人土上坐”；妃对下联曰：“一月日边明。”后元朝在此建圆殿和累土积山。在今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都有金帝的离宫。今钓鱼台迎宾馆，曾是金章宗春月钓鱼之地。中都既有美的自然景区，又有新的园林建筑，它更显得景色秀丽、佳胜万千。著名的燕京八景，最初是在金代见称于世的。这就是：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道陵夕照（后称金台夕照）、蓟门飞雨（后称蓟门烟树）、西山积雪（后称西山晴雪）、玉泉垂虹（后称玉泉趵突）、居庸叠翠和卢沟晓月。卢沟晓月一景，就在卢沟桥头。后在桥东头竖有清乾隆帝御书“卢沟晓月”碑，并建御碑亭。
　　卢沟桥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都是一座极美丽的桥梁。而它对金的意义，又非同小可，这既有政治与经济的因素，更有军事与交通的因素。就政治来说，中都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它的疆域南界淮河，北跨外兴安岭。为了加强管理，“袭辽制，建五京”，中都需密切同五京，尤其是同南京（今河南开封市）的联系，因都城西南卢沟河（今永定河）的阻隔而不便。
　　就经济来说，金中都皇室贵族、文武官员、戍守军队和平民百姓，每年要用上百万石粮食。但燕京地区粮食不能自给，中都的粮仓在南而不在北，要将淮北和华北平原的粮食运至中都，卢沟渡口成为中都的交通咽喉。就军事来说，金朝前期蒙古尚未勃兴，它的强敌在南宋，宋使往来也要通过卢沟渡口。最后，就交通来说，卢沟渡口自古以来便是燕蓟通往南方的关津，原来在这里设有浮桥和木桥。随着中都的发展，交通的频繁，浮桥和木桥已经不能适应需要。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一个方案是在通州到中都之间开凿运河。因为当时水运粮食只能经潞河至通州，通州至中都城的一段路程无法通航。而陆运所费人力、物力甚巨，所以需要从通州至中都城开凿一条人工河道—运粮的漕河。中都近畿主要有三条水系，即西部的卢沟河（今永定河）、北部的温榆河和东部的潞河。这条漕河需引西部卢沟河水，下注潞河，以济通州至中都城的漕运。金大定十年（1170年），议分卢沟河为漕渠，以通京师漕运，第二年动工。这条漕河的西端，从金口（今石景山北）引水东行，经中都北城濠，东达通州，连通潞河。但漕河开成后，因地势西高东低，水流落差太大，水流湍急，河水浑浊，泥沙淤塞，不能行船；又恐雨季水势暴涨，冲毁河堤，殃及京师。因此，下令将金口处河闸填塞，这条新开的金口河被废止。后来又引京西玉泉山一亩泉水入北城濠，东流通州，注汇潞河。这条漕河（后称通惠河）或通或塞，而仅以车辆挽运粮食至中都。
　　另一个方案就是修建卢沟桥。金口漕渠，竟未见功，廷议加强陆运，往来卢沟河上。卢沟河为南北商旅的津要，以舟济渡，但河水激湍；木桥浮渡，又河水泛滥—都不便于通行。金建中都之初，待河水浅时造小桥以渡；后来在河两岸造浮桥，建龙祠，以通车马。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命建卢沟石桥，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卢沟石桥落成，费时三年。命名为广利桥，后习称为卢沟桥。元、明、清三代，曾加以修葺。
　　卢沟桥是一座联拱石桥，长266.5米，宽7.5米，下分11个涵孔，工程巨大，雄伟瑰丽，是中国北方最长的古代石拱桥，也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联拱石桥。卢沟桥的桥墩像一条平面的船，迎水面似船头，砌分水尖，每个分水尖安置三角铁柱，以保护桥墩；顺水面似船尾，向内收进，以减轻拱券内水流压力。桥的拱券，采用纵联式砌筑法，将13个拱券连成一体，最大跨径为13.42米,以增强抗洪能力。桥身两侧各有白石雕成护栏望柱140根，望柱之间为石栏板，栏板平均高85厘米，内侧刻有花纹。柱顶为方形莲座，莲瓣中间装饰着珠串，柱头上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
　　“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这样说。但有人不相信，一定要亲自到离城15公里的卢沟桥上去数一数，数着数着，忽漏其一，结果是扫兴而归。大的石狮固然好数，最大的两只石狮子是站在桥东头石栏杆尽头处，用头猛顶望柱。它们各身高90厘米，身长1.73米。然而桥西头顶望柱的是两头石象。它们为使栏杆不致外倾，日夜不息，废寝忘食，经历过几百个寒暑。蹲在望柱上的石狮也不难数，虽然它们千姿百态，神情各异—有的昂首挺胸，仰望蓝天；有的俯首侧身，凝视桥面；有的端庄恭敬，迎送行人；有的嬉戏耍闹，玩忽职守；有的抚玩幼狮，母子同乐；有的注目远望，监视水位；有的歪头闭目，像在困睡；有的蜷伏静卧，若有所思。最为难数的是那些顽皮淘气的小石狮子，其中最小的只有几厘米。它们三三两两，有伏在大狮子头上的，有爬在大狮子身上的，有戏耍大狮子铃铛的，有捉弄大狮子飘带的，有藏在大狮子身下的，有在大狮子怀里戏斗的，有只露出半个头来的，甚至还有仅露出一张嘴的，真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大狮子身上这198个小狮子，若隐若现，确实难数。但有人做过科学勘查，卢沟桥的石狮子共有485个。在桥上细数，只有481个，所缺的4个石狮子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它们不在桥上，而是在空中。桥的两端，每端有石制八棱柱华表两座。石柱上端横贯着雕纹云板，柱顶雕有石狮子。这4只石狮子，高高在上，悠然自得，形态各异，凝视远方。卢沟桥的石狮子，是富于想像力的杰出的雕刻艺术品。
　　整个卢沟桥建筑宏伟，造型优美，显示了我国古代师匠卓越的建筑艺术。《马可·波罗行纪》一书里说：“这条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前面提到，宋、金以淮河为界，南北对峙。同北方中都相对立的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中国自东晋以降，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即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临安位置在长江下游和浙江（钱塘江）下游之间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发达，商业兴旺。临安有城南、城中和城北三个商业闹市区。这里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铺席，处处密布。其他大街小巷，百业店铺，连门比户，十分兴盛。坊墙旧制，已被圮毁，行政与商业，几乎是并重。但仍有高耸的城墙，既作为防御的工事，又作为权力的象征。然而中都与临安有着很大的区别。中都位置所在的华北平原北端，经济较江南落后；女真经济又较汉族经济后进，虽然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之后，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但在经济上中都仍比临安落后。中都是金朝祭祀、军镇与行政三位一体的都城。城内的居民，分为六十二坊，城东部有二十坊，城西部有四十二坊。每坊有墙相隔，并设坊门。中都与临安，除祭祀和军镇有相似之处外，其商业之地位，后者比前者更发达。金中都比辽南京，从陪都升为皇都，经济有发展，社会有进步；金中都是12世纪后半叶北中国最大的一座封建军事城堡。
　　金中都是当时北中国的文化中心。早在金太祖时，完颜希尹参照汉字创制女真大字，于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金熙宗时，天眷元年（1138年）又制成女真小字并颁行。金熙宗既创制女真小字，又倾慕中原文化，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象戏。”他称女真旧臣为“无知夷狄”；对北宋遗臣却“备加优礼”。至章宗时，翻译《四书》、《五经》等，列为太学课程。金在中都设国子监，其下为国子学、太学；还设女真国子学。金中都所在的府为大兴府，设大兴府学和女真府学。金实行科举考试，分乡试、府试、会试和殿试四级，最高级的考试在中都举行，殿试的榜首为状元。金在中都还设立司天台，专司天文、历法和气象之事，并招收生员培养科学人才。
　　在这里，特别介绍《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先是，北宋医官王惟一主持铸造了两个空心铜铸人体模型。其全身标注559个穴位，内有两穴一名者107个，所以全身共666个穴位。学生考试时，铜人外层涂蜡，体内装满水，穿上衣服，立于考场。考生根据命题，针刺穴位，针入水出，就算答对。现原物一毁一旧，附图为明代的仿制品。王惟一还编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并将其全文刻于石上。与此相关的是，1971年在北京明代城墙里，发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残件）。残高99厘米，残宽55厘米。据考证，“刻石”系由开封迁到大都。“铜人”、“刻石”元代毁于战火，其残碑置于明城墙中。因系在北京发现，且为宋金时文物，故在此介绍。
　　教育之外，还有文学。金定中都后，皇帝贵胄中不乏能赋诗填词者。金章宗览近畿风景，作《仰山诗》云：“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林万壑风。”诗有汉族中原文化骚风，也有女真莽林射猎野趣。他还长于填词，其《蝶恋花·聚骨扇》云：“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这首词细腻、华丽、自然、真挚，表现出很深的汉文化素养。
　　中都还有繁盛的戏剧。戏曲作家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最为有名。这部杰出的讲唱文学作品，主要是写张生和莺莺的恋爱故事。张生是个有情有义的青年，莺莺是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他们两人在月下西厢，依偎钟情，倾心相爱。莺莺敢于背叛封建礼教，违抗母亲严命，自许婚事，与张生同衾共枕。这是划破封建包办婚姻黑暗夜空的一道闪电。金代曾将北宋的“宫本杂剧”发展成为“院本杂剧”，使杂剧从宫廷府第走向瓦肆行院，中都的广大居民成了重要的杂剧观众。金杂剧为元杂剧的发展开拓了新路。
　　中都的权贵，崇信佛教，兴修寺塔。都城之内，佛教寺庙，棋布星罗，数以百计。金帝后出钱数万，营缮大圣安寺，佛誉日隆，学徒万指，轮奂之美，为郡城冠。大永安寺在香山，寺分上下二院：上院依山建高阁，复筑翠华殿，复道相通，亭临泉边，叠石成峰，交植松竹；下院前开三门，中起佛殿，堂舍廊庑，靡不毕兴。全寺旃檀琉璃，万瓦麟次，如入众香之国。寺成，金帝亲临赐名，给田2000亩、栗7000株、钱20000贯。
　　金中都许多寺宇，早已隳毁；但留下的寺塔，颇具艺术价值。
　　万松老人塔是为纪念万松和尚而修的。位于今市内西城区砖塔胡同东口，胡同由此得名。金末万松和尚，出入宫廷，声势显赫，影响很大。他为元初重臣耶律楚材之师，死后瘗骨于此，后建砖塔。塔为密檐式，八角九层，高10余米，建筑精巧，玲珑别致，是今西四附近的一处街景。
　　镇岗塔坐落在长辛店云岗村东，为八角形花塔式的砖塔，每边3米，总高18米，共13层。塔座上部用砖雕制出斗拱，在拱眼上雕刻盛开的盆花等。塔身上半部装饰各种繁复的花饰，看去好似一个巨大的花束，故又称花塔。塔上雕刻佛像，有的独举单手，有的高举双手，有的双手合十，排列整齐，神态生动。塔刹上面，放置宝珠。这座名塔，通体协调，花饰繁美，是北京地区难得的金代遗物。塔的来历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云岗是一条龙脉，内中有龙穴，谁死后葬身在龙穴中，谁的子孙就能荣华富贵，或登大位。富贵人家竞往探索龙穴，但世世代代过去，谁也没有找到龙穴。到了金代，忽然传说土岗子要崩塌，富人们着了慌，便集资在岗上建塔，镇住土岗，使它不致塌毁。所以镇岗塔的名字流传至今。
　　昊天塔位于房山区良乡镇燎石岗上，是一座八角五层楼阁式空心砖塔，高47.5米，底层每边长6米。此塔一说建于辽代，为北京现存惟一楼阁式砖塔。
　　银山塔林位于今昌平区海子村西南银山南麓，人称银山宝塔，是“昌平八景”之一。在辽金时期，相传银山上下有寺院庵堂72处。银山下最大的寺院为延寿寺，又称法华寺，建于金天会三年（1125年）。银山塔林就是这一寺院中高僧的墓塔。此处古代塔群，有砖塔7座，除2座元塔外，有5座是金塔。金塔为密檐式砖塔，体量较大，秀丽挺拔，浮雕精细，纹饰生动，繁绮华丽，总体和谐。
　　以上中都金塔，未沿用唐代方形，而为八角形，其内部结构，也有所改进，对明代京师砖塔有很大的影响。
　　塔是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埃及的金字塔，缅甸的大金塔，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遐迩闻名。中国本来没有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堵坡（即塔）也传到了中国。中国结合传统的建筑形式，才开始有了佛教的建筑物—塔。塔的形式多种多样：按其建筑材料分，有石塔、砖塔、陶塔、木塔、铁塔和琉璃塔等；按其几何形状分，有方塔、多角形塔和圆形塔等；按其高矮层次分，有七级塔、九级塔、十一级塔、十三级塔、十五级塔等；按其建筑形式分，有覆钵式塔、密檐塔、花塔、楼阁式塔、亭阁式塔和金刚宝座塔等；按其塔身虚实分，有空心塔和实心塔；按其外部颜色分，有白塔、黄塔、灰塔和黑塔等；按其数目分，有单塔、双塔、三塔和塔林等；按其建筑年代分，有唐塔、辽塔、金塔、元塔、明塔、清塔等。北京最早的塔，要算是云居寺唐金仙公主塔。到了辽、金，佛塔便多起来；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岁月久远，风雨剥蚀，地震摇撼，人为破坏所致。然而兵燹与强人，焚宫室，烧民居，但对佛塔敬畏三分。又因佛塔多为砖石结构，不易焚毁，所以金代建筑遗存，多为几座砖塔。中都金塔之外，还有房山金陵。
　　房山金陵金陵先在上京，海陵王完颜亮迁鼎中都后，决定仿照历代皇陵制度，在中都房山云峰山下营建皇陵。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开始动工兴建，十一月皇陵初步建成。翌年十月，将金太祖、太宗迁葬入陵地。同时，完颜亮又将他父亲宗干的灵柩也迁来，并追尊为德宗。尔后，金10位祖辈的灵柩也被迁葬于此，并定了陵号。据《大金集礼》记载，金陵方圆约60平方公里，分为三个部分：帝陵、妃陵及诸王兆域，其中帝陵共有17座。
　　金亡后，金陵一直得到保护。明天启年间，后金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屡次获胜，明朝官员认为应当破坏金陵的风水进行报复。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对金陵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第二年，在原址修建了多处关帝庙，以此来压住金人的“王气”。明崇祯二年即清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攻打北京，并派官到房山祭祀金陵。清入关后，对金陵进行了局部整修，并设置了50户守陵户。随着时间变迁，今金陵只剩下一片废墟。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金陵进行了调查，发现了睿宗景陵碑。碑高约2米，宽1米，上刻“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10个填朱涂金大字。碑额四龙吐须，尾托火焰珠，龙形独特。还发现一段保持原貌的御道。御道东西宽约5.4米，南北长约3米，两侧竖立4块两面雕刻牡丹、行龙的汉白玉栏板和望柱，栏板前有两个蹲兽，栏板中间是线刻莲花七级台阶，形象地再现了当年拾级而上以直通主陵的神道。
　　然而，富丽的中都宫殿，却毁于蒙古铁骑。
　　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大举向金进攻，矛头指向中都。金军在野狐岭和会河堡两役败北，中都戒严。同年十二月，蒙古游骑至中都城下，烟尘涨天，鼓声震地。金军毁坏桥梁，拆屋为薪，以房做楼，以城相敌。四处援兵齐集中都，蒙古军被迫撤退。是为中都第一次被蒙古军所围。崇庆元年（1212年）十月，蒙古军再抵中都，骑兵攻城。城上发餡木、泼粪水，蒙古兵奋力强攻，破大城，打内城。蒙古军以积柴、插锥登城，遭弩射、刀砍，登城兵士飞尸而下。时值天寒大雪，蒙古军撤退。是为中都第二次被蒙古军所围。至宁元年（1213年），蒙古军攻居庸关，金以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御守。但蒙古军避实就虚，从树丛间道而入。其时，金中都发生政变，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胡沙虎焚东华门、立梯登城，入宫，自称监国都元帅，杀卫绍王完颜永济，立完颜冶为宣宗。宣宗完颜冶拜胡沙虎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胡沙虎率军至高梁河御蒙古军，反被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所杀。蒙古军已下中都外诸城，又值金廷内讧，对中都围而不打。中都被困乏粮，军民饿死者十有四五。金帝完颜冶见城内无粮、官兵厌战，便遣使贡献求和。金以卫绍王完颜永济的女儿岐国公主、童男和童女各500名、彩绣衣3000件、御马3000匹及金银珠玉等物请和。蒙古成吉思汗纳岐国公主为后，允和兵退。是为中都第三次被蒙古军所围。蒙古军虽退，但中都已是一座孤城。贞二年（1214年），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车驾发中都时，仅府藏文书与典籍即用三万车。北京作为金代都城62年，至此结束。先是，宋朝使臣范成大见中都宫殿奢华，赋《燕宫》诗云：“他日楚人能一炬，又从焦土说阿房。”果然，霸王项羽焚烧秦阿房宫的历史重演，中都宫殿被蒙古骑兵焚毁。此后几十年间，燕京宫阙，一片废墟，荆棘成林，满目荒凉：“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金中都已残破不堪。
　　
　　迁鼎大都
　　
　　蒙古首领铁木真，在13世纪初崛起，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九岁的铁木真，由他父亲带着去弘吉剌部求婚，但他父亲在归途中被人毒死。他的母亲诃额伦依靠摘山果、挖野菜抚养子女。铁木真逐渐长大，善于骑射，勇于争斗。敌部袭击诃额伦的住地，捕走铁木真，并给他戴上木枷，在部众中游行，备加凌辱。铁木真在夜间乘其不备，逃出敌营。铁木真成年后，联络各部，组织军队，四出征战，势力日强。金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在鄂嫩河源蒙古贵族举行的大会上，被推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意思是海洋般的大汗。这时成吉思汗已掌控东起兴安岭，西迄阿尔泰山，南临金朝的各部牧地的广阔地区。
　　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金朝使臣到蒙古，带来新皇帝即位的诏旨，要他跪拜接旨。成吉思汗说：“这么庸弱无能的家伙也配做皇帝吗？拜他做什么！”成吉思汗羞辱金帝的举动，表明蒙古与金朝的关系决裂。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聚众誓师后，率军攻金。蒙古太祖九年（1214年）三月，成吉思汗率蒙古三军围困金中都，金宣宗纳贡求和，并把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成为他的第四个妻子，蒙古军撤兵北返。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蒙古军夺取金中都，把府藏大量财宝席卷而去，献给了成吉思汗。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66岁的成吉思汗病死在军营中。尔后经过长期汗位的争夺，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
　　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颁诏以燕京为中都，作为陪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是取中国儒家经典《易经》“乾元”之义。这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而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忽必烈的都城设在何处？《元史·霸突鲁传》记载后追赠为太师的霸突鲁建议曰：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次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大臣霸突鲁、谋士刘秉忠的建议，以中都为首都，改其名为大都，并从上都开平，迁都大都。
　　忽必烈帝迁鼎大都，使它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以后明、清两代，也以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元大都的修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元朝蒙古贵族长于驰骋，善于骑射。但元蒙的火炮也是很先进的。1935年，在今房山区云居寺内，发现至顺三年（1332年）铸造的铜炮。炮身长35.3厘米，直径10.5厘米，重6.94公斤。炮身比炮口细，炮尾（又称炮銎）又比炮身粗。炮尾内为药室，上有小孔，露出引信。火炮装在炮车上，控制炮口高低，调整发射角度。炮身有纵向阴刻铭文：“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世界上现存最早铜制火炮，都是中国元代铸造的。本件就是其中之一证。
　　大都，蒙古语叫做“汗八里”，它的意思是“汗之城”。大都格局宏大，规划严整，建筑雄伟，经济繁盛，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曾一度是世界政治的中心。
　　
　　元大都城
　　
　　大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元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蒙古军队不仅统一了中国，而且铁蹄不停，四处侵略。蒙古军队所向，东至日本，南到爪哇，西南占波斯，西陷莫斯科，进而侵入波兰。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元朝政治中心的大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大都城址选择在金中都城东北，太液池琼华岛的周围。这是因为：中都城遭兵燹之难，不易恢复；又临近浑河（永定河），常受洪水泛滥之害；新城址濒临高梁河水系，水源比较丰沛；太液池琼华岛风景秀丽，可为新城宫殿的基础；作为元帝国的首都，要建设一个比前代更大的都城。城址选定后，大都城的修建，从至元元年（1264年）重修琼华岛，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旧城居民迁入新城，共历时21年。
　　大都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在这里设置中央官署：中书省，总理全国政事；枢密院，统辖全国军事；御史台，监察官吏政绩；司农司，负责劝课农桑；宣政院，掌管西藏和佛教事物；将作院，管理工匠事宜；通政院，统管全国的站赤（即驿站）。
　　元代的驿站称做站赤，驿站组织，更加完善。《永乐大典·站赤》对元朝驿站制度有详细记载，它东北至奴尔干（黑龙江入海口一带），北方到吉利吉斯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达西藏地区，共设驿站1519处。其中，陆站1095处，分为马站、牛站、狗站与车站、轿站，分别以马、牛、驴、犬与车、轿、雪橇为交通工具；水站有424处，备有船只，游弋往来—从而形成全国性的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的中心就是大都。
　　元朝政治神经中枢—大都，格局宏大，规划严整，建筑壮丽，气势雄伟。大都城分为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
　　大城就是外城，从北朝南，呈一个方整的矩形，周围长28600米，南北长7600米，东西宽6700米。它的南城墙约在今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城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外小关一线，仍有土城遗迹保存；东西城墙南段大体与后来的城墙基址相合。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为了加固城墙，在夯土中使用了竖柱和横木。城墙基宽、通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城墙顶部设有半圆形瓦管，以便排水。墙皮不镶砌城砖和条石，而是用芦苇编席，自下而上，将土墙遮盖起来，以避风雨剥蚀。城周设11座城门：正南中央为丽正门（今天安门南），右为顺承门（今西单南），左为文明门（今东单南），北面东为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西为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东面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西面为肃清门（今学院路西），和义门（今西直门），平则门（今阜成门）。城门外筑有增加防御力量的小城—瓮城。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发掘，是1969年在拆除明清内城西直门城楼时进行的。拆除中发现了包在明代西直门城楼内的元大都城和义门瓮城城门，门洞内的题记标明它是至正十八年（1358年）建造的。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由砖包砌，雄伟壮观。可见中国巨都—元大都11座雄壮城门之一斑。各城门都有壮丽的门楼。城四隅还建着高大的角楼。环城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
　　皇城在大城内南部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一线，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周长约近10公里。皇城的主要作用是将宫城、太液池、兴圣宫和隆福宫包围起来，加筑一道防御的墙垣。皇城南面中门为棂星门，从棂星门到丽正门之间是皇廷广场，左右两侧为千步廊。这里布设一些重要的中央官署。在棂星门内，有金水河穿流，上建石桥，高柳万株，林水交映，气氛森严。
　　宫城在皇城内南部偏东，因西临太液池而没有居中。宫城为长方形，周围约4公里余。宫城有四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南为崇天门。崇天门东西长约51米，南北深约16米，高约26米，门11间，门上有楼，左右两观，下开5门。宫城内的主要建筑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
　　大明门内，左为钟楼，右为鼓楼，廊庑相连，正中为大明殿。大明殿是皇帝登极、元旦、庆寿、会朝的正殿。它东西长61.44米，南北深36.85米，高27.64米，规模雄伟，建筑宏丽。殿外台基的丹墀上，忽必烈命种上朔漠的莎草，称“誓俭草”。为什么这样做呢？“却倚阑干望青草，丹墀留与子孙看”，传示他的子孙要永远记着草原。殿内设“七宝云龙御榻”，并设后位，皇帝和皇后并坐临朝（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中国其他封建王朝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在御榻前，陈设七宝灯漏。元代科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的七宝灯漏，高5.22米，以金为架，共分四层，外饰珍珠，内为机械，用12个木偶人，捧12生肖。每到时辰初刻，两门自开，偶人走出，站在板上，面向御榻，捧辰属生肖报时。它的机械藏在柜里，以水激动机器运转。
　　延春阁比大明殿更高，通高30.72米，三重檐。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中间有庑廊联接，四周为朱红琐窗，平面如“工”字形，它们分别形成两组小建筑群。元帝曾在延春阁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群臣。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建有斡耳朵宫帐制。据说成吉思汗有妻妾五百人，设正妻、次妻、三妻和四妻共四个斡耳朵，分别统属其余妃妾，财产也分属于四斡耳朵。忽必烈在大都城内修筑宫阙，沿袭成吉思汗旧制，也设四斡耳朵，妃嫔们分别隶属四斡耳朵，贮住各个宫室，以备宠幸。延春高阁，早已不存。幸好1966年出土一件“双凤麒麟纹石刻”，作为佐证。它中心雕刻双凤，欢乐飞舞；下部雕刻双麒麟，衬以沧海波涛。其设计之巧妙，雕工之精细，确是一件艺术珍品。
　　太液池在宫城的西面，池中盛长芙蓉。它的东、西两岸之间，以仪天殿（今团城）为枢纽，殿建在池中圆坻上，重檐圆顶，中设御榻。今团城上玉瓮亭内，放着元初制作的大型玉瓮，重约3500公斤，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传世玉器。元代原配的汉白玉玉瓮座，浮雕各种海兽，现存法源寺内。仪天殿东为木长桥，通宫城即大内的夹墙；西为木吊桥，中间阙断，架桥船上，皇帝行幸上都期间，移船断桥，以禁往来。仪天殿之北遥对的是万岁山，金称琼华岛，峰峦掩映，松桧浓郁，奇石突兀，秀若天成。引水至山顶，出螭首口，曲折而流，时隐时现，注入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从石刻螭龙口喷出，然后分东西流入太液池。元顺帝曾偕妃子月夜乘龙舟在池中嬉游。龙舟长36米，高6米，舟行时龙的首眼口爪尾全动。山东麓为灵囿，蓄养奇兽珍禽；山西麓布散亭殿，步移景异，宛转相迷。山巅的广寒殿，藻井彩绘，四面琐窗，中设金龙御榻，前置黑玉酒瓮。缘山之径，萦纡错综，洞府出入，如临仙境。整个万岁山，不仅山绿、水绿、树绿、草绿，而且用碧琉璃石铺盖山体，甚至山顶有的大殿内外皆为绿色。于是，太液池万岁山，山绿、水绿、树绿、草绿、石绿、殿绿，成为一个绿色的世界。显然，这是草原文化在大都宫苑的鲜丽表现。
　　隆福宫和兴圣宫在太液池之西。隆福宫靠南，围有砖墙，共开六门，主要建筑为光天殿，重檐藻井，琐窗朱栏。其后为寝殿，外有周庑围绕，隆福宫是皇太后、皇子等的住所。兴圣宫靠北，在万岁山的正西，周环砖墙，也开六门，主要建筑为兴圣殿。殿后有延华阁，呈方形，十字脊，东西两殿，互相对应，前有轩间，后为圆亭。兴圣宫主要居住妃缤。元顺帝时，高丽进贡美女，有一奇氏，质丽窕艳，颇受宠幸，被选为第二皇后，生育皇子，就住在兴圣宫里。收藏文物图书、招揽学士才俊的奎章阁，也在兴圣宫内。夹太液池两岸的兴圣宫、隆福宫和大内即宫城，形成鼎立的三组宫殿，构成大都城的核心区域。
　　大都城的街道整齐，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棋盘形，南北和东西各有几条大街。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在南北主干大街的两旁，有排水沟渠，用石板砌筑。考古发现在石板上还留了“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日石匠刘三”的题记，是修城内下水道匠人名字的罕见记录。城内居民分为50坊，坊均各有门，门上署坊名。
　　在这里展现一幅《大驾卤簿图书》局部。卤簿指的是古代皇宫仪仗队，宋代卤簿分为四等，大驾卤簿列为第一等礼制，专用于郊祀大礼。《大驾卤簿图书》，北宋绘，全卷横1481厘米，纵51.4厘米。为便于官吏将士演练礼仪，宋太宗命人绘制了3幅《卤簿图》，珍藏秘阁。宋仁宗时，宋绶重新制定大驾卤簿礼仪，编写了《图记》10卷。本图就是在宋绶《图记》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图中共绘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表现了皇帝进行祭祀天地的庄严宏大场面。绘制时间应在宋皇五年（1053年）至治平二年（1065年）之间，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等制度的图文史料。为什么在此处展示本图呢？因为本图后来流藏于元大都，元帝的祭祀大典礼仪也参酌此仪而行。
　　大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按照《周礼·考工记》都城方正型理念规划与设计的一个典型。这种规制严整的都城方正型理论，是儒家封建大一统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体现。在中国历代都城中，符合上述儒家方正型理论的都城，元大都是突出的一例。大都的城墙近于正方。宫城在城内南部，商业区在宫城以北。太庙在宫城之东（齐化门内），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平则门内）。城内的街道，也和《考工记》九条之数相符。大道宽广平直：“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大都城的布局，有一条贯穿全城南北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这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创举。
　　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华的城市。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大都“城是如此的美丽，布置的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
　　
　　百货汇聚
　　
　　大都是元代的商业中心。
　　大都城中，商业繁盛。城中人烟稠密，市集四布，各种市集有30多处。依照皇都“面朝背市”的设计原则，城市的商业闹市区在宫城以北、全城中心钟鼓楼一带。钟鼓楼西的积水潭，是繁忙的运河码头，南来的货船都在这里停泊。积水潭附近布满歌楼酒肆，是富商贵族寻欢作乐之地，也是官兵市民会聚买卖货物之所。钟鼓楼地区有缎子市、皮帽市、珠子市、鹅鸭市、铁器市、米面市和沙剌（珊瑚）市等。还有城西的羊角市，这里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和驴骡市等。
　　漕运、海运和驿站的畅通，促进了大都商业的繁荣。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因宋、金长期对峙，早已淤塞不通。且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水陆联运，极为不便。元定鼎大都，开会通河，取直河道，使运河全程缩短400余公里。又开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疏通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所构成的都城漕运水系。于是，江南的粮食和货物可以经杭州水运直抵大都。京杭大运河的修通，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海运与漕运，互为补充。海运由长江口刘家港入海放洋，运至直沽交卸。海运官船900余艘，分纲航运，多时运粮达330余万石，同时带来大量南方货物。海运和漕运之外，还有驿站。驿站有陆站和水站，在东北地区还有狗站，以狗拉爬犁。元代驿站有1400余处，四通八达，密如蛛网。驿站的设立，主要是为着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也有经济内涵，而贡使的往还，带来大量货物，也买回所需物品。这就促进了大都市场的繁荣。
　　大都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而且是国际商业市场。此时蒙古的四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尽管各汗国渐趋独立，但仍加强了东西方的商人往来和商品流通。
　　元朝的陆路贸易，以大都为中心，由三道通往西方。第一道，经咸海和黑海以北，穿过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撒莱。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第二道，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今伊朗境），至小亚细亚。第三道，经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至波斯。许多波斯、阿拉伯、外藩商人，往来大都贸易。
　　元朝的海路贸易，相当发达。海上通路，由杭州、苏州通日本，由泉州、广州等自南海，南达爪哇、苏门答腊，西通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外贸易进口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玳瑁、象牙、犀角、珊瑚和药物等，从广州、杭州、苏州等地，经驿站、漕运和海运，汇聚至大都。
　　商品交易，需要货币。元大都留下当时贸易货币的三个印记：“至大通宝”、“至正通宝”和“至元通行宝钞”。元代铸造的金属圆钱，钱币史专家认为只有两次：一次是至大三年（1310年）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另一次是至正十年（1350年）的“至大通宝”，但都很少，所以元代铸钱显得格外珍贵。发行于元代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是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内发现的，纵31厘米，横21.8厘米。这枚“至元通行宝钞”弥足珍贵。显然，元代大都的金属铸币与通行纸币，在当时促进商品流通、加快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这枚“至元通行宝钞”，有极高的历史、文物、艺术和学术的价值。
　　四域富商大贾，八方奇珍异宝，车载舟运，齐集大都。据载：当时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文明门外满舶着南来的船只，顺承门外聚居着南方的商客，平则门外多留居西方的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汗八里城住着许多商人和外国人，这座城像是一座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能运进这么多的宝货。每天运进的丝就有千车。汗八里城周围各城市的商民都要来到这里买卖货物。他赞叹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科技文化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元代是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谓天文历法，一是观测，代表仪象；二是历算，代表历法。观测和历算，要有司天台即天文台。北京早在金代就设置司天台，元政府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大都设置司天台。后来明、清两代的观象台，也都设置在这里。今存观象台为明代所建，台上仪器则为清代所造。
　　郭守敬是一位勇于创新、勤奋好学的科学家。他在前人基础上，设计制造了测量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简仪，并制造了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等天文仪器。古书记载：“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就是说，圭表用来测量日影长短，所以又叫做量天尺。元代的圭表，圭为石制，表有石制、也有铜制。在大都的圭表，据记载表为铜制，圭为石制。表通高50尺，宽2尺4寸，厚1尺2寸，石圭以上表身高36尺，表上端铸有两条蟠龙，龙半身附表侧，半身凌空擎起一根6尺长3寸粗的横梁，自梁心至表上端为4尺，自石圭上面至梁心40尺。石圭长128尺，宽4尺5寸，厚1尺4寸，座高2尺6寸，圭面中心和两旁均有刻度。这是中国古代最高大的圭表。在大规模仪器观测的基础上，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新历《授时历》，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其准确程度与现行公历相同，但公历的使用要比《授时历》晚300年左右。
　　郭守敬还进行了恒星位置测量工作，测量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使记录的星数从1464颗，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成了星表。还有，札马玣丁制造了“苦来亦阿儿子”等七种天文仪器。“苦来亦阿儿子”的“苦来亦”（kure）意为“球体”，“阿儿子”(arz)意为“地球”，即为早期的地球仪。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就是说，在木制的圆球上，七分为绿色的海洋，三分为白色的陆地，并画有江河湖泊。在球面上用经纬线画成许多方格，以便进行幅员宽广远近的计算。这是中国史籍最早记载的地球仪。此外，元顺帝妥跆帖睦尔曾设计制造过计时宫漏。《元史·顺帝纪》载：宫漏“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渡仙桥，过三圣殿。已而，复退位如前。”这架计时宫漏，以水激转匮内的机械，使飞仙神人，按更报时，配以凤翔狮舞，其精巧构思，精绝技术，令人赞叹不已。这位“鲁班天子”会做木匠，但不会做皇帝，他玩物丧志，腐败已极，终被赶下宝座，逃往蒙古大漠。
　　元朝皇帝崇奉佛教。皇帝、皇后、贵族、官员等，不断建造新寺。所以大都寺庙比前代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精严雄伟，雕华壮丽。佛教的高僧，尊为国师，佩以玉印。先是，旧蒙古文识者很少，成吉思汗调发兵马，用结草或刻木记事。忽必烈时，高僧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为喇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闻其名，召置左右，从受佛戒。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尊之为国师，赐玉印。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献所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是为八思巴字。第二年，升其号为“帝师”，进封“大宝法王”。佛教受到特殊的荣宠，就连皇帝、皇后、妃嫔、公主，都因受戒而向他们顶礼膜拜。佛僧享受着特权：民众殴打佛僧者，断其手；詈骂佛僧者，断其舌。而有的佛教僧侣恃势恣睢，气焰薰灼，殴打王妃，作恶多端。
　　大都的佛寺，华严宏大，宝刹林立，僧徒众多，香火繁盛，其中大圣寿万安寺，精严壮丽，坐镇都邑。忽必烈营建大都时，在今阜成门内，敕建宏伟华丽的白塔。建筑这座白塔，花了8年的时间，还邀请著名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参加设计，并通过他把尼泊尔白塔的形制传入了中国。又以白塔为中心，历时10年，敕建一座规模宏大、一如内廷的大圣寿万安寺。元朝皇帝即位和正旦的朝仪，多在寺内演习。元末寺被雷火焚毁，明代重修寺院，改名妙应寺，所以这座白塔称做妙应寺白塔，相沿至今。
　　妙应寺白塔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喇嘛塔，因塔身通体皆白，俗称白塔。白塔通高50.9米，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基的基座面积800余平方米，基高9米，叠起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上面用24个莲花瓣围成圆形莲座，莲座上有5层迭收的环带，使塔从方形折角基座，过渡到圆形塔身，自然而富有装饰性。塔基上面托起一个硕大的覆钵形的塔身主体，直径为18.4米，有7道铁箍环绕，以加固塔身。主体顶上有小须弥座，座上再托起节节拔高的锥体13相轮—用13重圆环形铁圈迭套的塔刹底部。它的顶部，承托一个如伞状之盖，称做华盖。华盖直径9.7米，厚木作底，铜瓦作盖。华盖四周挂着36副铜质透雕的华謦，每副长2米，各悬小风铃。华盖上竖起一座重4吨的铜鎏金宝顶，也呈塔形。它的顶端有8根铁链，牵固着华謦。白塔落成后，大都市容为之生辉。元代碑文赞道：“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它巨丽、雄壮、秀拔、威严，其“制作之巧，古今罕有！”
　　白塔中珍藏着许多宝物，其中一宝是1978年夏，北京市文物部门维修白塔时，在塔顶发现一尊“赤金舍利长寿佛”，佛身嵌有44颗红宝石，手中捧着一颗舍利子，圆润晶莹，光泽夺目，是一件文物珍品。
　　大都与佛教相关的建筑，有居庸关云台。元代的首都在大都，陪都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大都和上都是元朝的两个政治中心。皇帝每年四月至九月，都要到上都去避暑，许多军政要事都在上都处理。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联系，就成为元朝的政治动脉。居庸关是大都往来上都之路的交通咽喉，元帝几乎每年都要经过居庸关，正如元僧诗中所说：“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但居庸关一带山险路隘，道路难行，所以元帝曾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塔寺，以求佛保佑行路平安，并装点山路风光。元至正五年（1345年），在居庸关修建云台，上设过街石塔三座，车马行人从塔下券门通过。云台券门上的浮雕象、狮、大龙神、金翅鸟和洞券内壁的浮雕四大天王、侍从等神像，造型生动，雕刻精美。券洞内壁石刻梵、藏、八思巴、维吾尔、西夏、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等，是研究佛教经典和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而且尊儒。国子监是元代的最高学府，主要教授儒学。它建于大德十年（1306年），在今安定门内成贤街。入学的监生有蒙、回、汉、女真等族的学生，还有高丽（今朝鲜）、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和日本的留学生。现国子监建筑经明、清两代重修。
　　孔庙位于国子监的东侧，是祭祀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孔子的庙堂。早在成吉思汗起兵之后，攻城略地，掳掠焚杀。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谏言，要尊儒，用儒生，后被采纳，儒学成为国学。孔庙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明、清时又重修和扩建。孔庙有三进院落，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和崇圣殿。大成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殿内有祭孔用的礼器、乐器，殿外四周有石护栏。殿后过崇圣门为崇圣祠。它是供奉孔子先人牌位的地方。孔庙院内古柏参天，气氛肃穆。矗立着元、明、清进士题名碑198块，记录着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是颇为珍贵的文物。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尊儒，而且重道，道即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道教主要经典《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相传姓李，唐朝的皇帝也姓李，唐高宗就以老子为李氏祖先，上“太上玄元皇帝”尊号，令各州县建道观一所。宋徽宗又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一时道教大盛。但中国正统的儒教和印度传来的佛教势力也很大。所以金代道士王重阳创立以道为主，兼融儒、释的全真道，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教派。他的学生丘处机，入穴居住，乞食度日，行携一蓑，精心求道，称长春真人。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成吉思汗在阿姆河畔营帐里，会见了丘处机。成吉思汗和丘处机论道三日，并请他讲授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针对蒙古军的屠杀和焚掠，讲述了治国和养生的观点：
　　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
　　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赐号“神仙”，掌管天下道教。两年后，成吉思汗命丘处机住持今北京西便门外的道观太极宫（今白云观）。
　　白云观在今北京广安门外，金代为著名的太极宫。成吉思汗将太极宫赐给丘处机（1148～1227年），因丘处机称长春真人，而更名为长春宫。丘处机仙逝后，将其遗骨埋葬此处，又改称白云观。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的生日，人们来这里会神仙，祭真人，车马喧嚣，络绎不绝：“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至夕阳落山，才人影散乱。
　　白云观是北京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道观，曾经历代多次修葺和扩建。它的建筑布局，由数进四合院组成，主要殿堂都布置在中轴线上。观前有木牌楼、石狮和山门。进山门依次是灵宫殿，供奉总执天道最高之神玉皇大帝的玉皇殿，供奉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七位真人的七真殿，供奉丘处机的天祖殿，供奉四位天帝的四御殿。四御殿是二层建筑，上为三清阁。三清阁供奉着高于四位天帝的三清，即居于天上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阁旁的藏经楼，珍藏着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所刻印的一部道教经典《道藏》，计5305卷，分装480函。这是今存最早的道教经书总集。道教和佛教有两个共同点，这就是崇拜多神与经典庞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有同上述宗教相反的两个共同点，这就是一神崇拜与一部经典。当然它们各有其因，也各有其果。
　　前述元帝崇佛、尊儒、重道的政策，它的一个结果是在大都城内留下许多的殿堂、宫观和寺塔。这是元代文化的重要成就。元大都的文化，除科学技术、殿寺建筑外，诗文发展、戏剧繁兴、书法崇古、绘画荣盛、雕塑精细、瓷器精丽，均达到新的艺术水平。
　　大都的诗文，在元初一洗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元代诗文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期的元好问、郝经，中期的赵孟、虞集，后期的萨都剌、欧阳玄等，都曾在大都生活过。他们用汉文写下不少描述大都的诗文。在大都留居的文人中，除汉族人外，还有蒙古人、维吾尔人、回回人等，他们用汉文写下许多诗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各兄弟民族之间在大都的诗文交流，众多少数民族文人的涌现，为大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由于元代复杂的社会矛盾，许多文人心怀悲怨，其郁愤之情，溢于诗文。赵孟在《岳鄂王墓》诗中，对宋代民族英雄岳飞坟的离离荒草、漠漠西湖，伤感地写道：“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另一诗人周驰，在《送李伯英》诗中，更将心中的苦闷诉诸笔端：“休向蓟门寻古迹，黄金台上草连天。”大都的统治者常对士大夫施以淫威，钳制舆论。时医家用纸开具药方，以蜡丸装地龙散，用酒服下，此方大行。大都人范中为此赋诗云：
　　嚼蜡谁知滋味长，一杯卯酒地龙汤。
　　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
　　大都城的纸不用来写诗而用作写药方，这同崇尚骑射的元世祖忽必烈排斥诗歌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元代皇帝和贵族虽大多贬抑诗文，却普遍爱好戏曲，尤其是杂剧。
　　大都是元杂剧的摇篮。在通称“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都是大都人；白朴虽不是大都人，也长期在大都生活和创作。《录鬼簿》一书称关汉卿在大都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他一生创作杂剧60余种，但多已散失，仅传世10余种。他的《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最为脍炙人口。《窦娥冤》是一出悲剧。窦娥3岁丧母，7岁离父。她父亲是个穷书生，把她送到蔡婆婆家当童养媳。10年以后，她的丈夫早死。婆媳二人过着清寡的生活。一日蔡婆婆外出，赛卢医谋财害命，企图勒死她。地痞张驴儿和父亲将蔡婆婆救活，遂乘机要挟，搬到蔡家居住，涎贪这两个寡妇。蔡婆婆孤苦懦弱，遭欺辱临身。但窦娥拒绝了张驴儿的无耻要求。张驴儿要毒死蔡婆婆，凌辱窦娥，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转而诬陷窦娥，逼她随顺。窦娥捍卫贞洁，严词以拒。后窦娥在刑逼之下，画供屈招。临刑之前，她嘶喊道：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六月天，窦娥被斩后，雪花掩埋了她那纯洁的躯体。三年不雨，草木枯焦。这一切都证明着她的冤枉。关汉卿《窦娥冤》这部现实主义杰作，是对元封建王朝残暴统治的愤怒控诉和有力鞭挞。王实甫《西厢记》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色彩，几百年来，备受赞誉。大都剧坛，人才辈出，光彩夺目。著名女演员有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和燕山秀“五秀”，她们歌声高婉，表演动人，技艺精绝，揭帘倾城，对于丰富大都市民的精神生活和促进杂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大都杂剧，在北方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应王殿内《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高390厘米，宽312厘米，其内容是杂剧明角忠都秀在这里演出写实。这幅壁画为杂剧提供了生动的史证。
　　大都的书坛，人才济济。中国的书法，宋人欧阳修感叹地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宋人书法学步，而元人书法崇古。这同元朝为蒙古贵族所建立有密切关系。元朝初年，一部分宋朝的遗臣和文人应召做了新朝的官吏，内心却矛盾、怀旧；另一部分人以隐居表示不与新朝合作，又彷徨、苦闷。自宋以来作为文人雅好的书法，这时就愈加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从而在书法上形成一股崇古的艺术潮流。这股崇古书法艺术潮流的代表，就是大都书坛盟主赵孟。赵孟为宋朝宗室后裔，虽出仕元廷，却萦怀宋室。他工于诗文，擅长绘画，通晓音乐，尤精书法，是一位艺术大师。赵孟主张书法复古，以古人为师。他于隶、真、行、草，各体皆能，尤以真、行、草见长，又以小楷为上乘。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相传他一天可以写一二万工整的小楷字，这是古往今来书法家所罕见的。他很讲究笔法结构，每一个字，每一笔划，都端丽秀逸，萧爽动人。他日书万字，落笔迅捷，工力深厚，风格秀媚，遂以书法名冠当世。书法家虞集云：“书法甚难，有得于天资，有得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深奥而神化者也。”赵孟的书法，可谓天资高，学力深，神融笔畅，婀娜华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为人景仰的一座高峰。有天竺（印度）高僧数万里来求其书，视为国中之宝。赵孟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世称赵体，作为楷模。尤在清朝乾隆年间，提倡赵书，风行一时。
　　大都的画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中国的绘画，自宋代以来，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占据画坛，风靡一时。元朝多数当权者，都对绘画采取提倡的态度，后期的几个皇帝，于绘画更为热心。一些蒙古贵族，也赏识绘画，附庸风雅。大都的画坛，名家辈出，日新月盛。据元末《图画宝鉴》一书著录，知名画家约200人，其中一部分是大都人，还有许多人曾经在大都进行创作。如山水画赵孟、黄公望、张彦辅，竹木画李蝎、王冕，人物画李肖岩、陈芝田，界画何澄、王振鹏等，代表了中国元代的绘画水平。元代文人身受蒙古贵族的统治，常以笔墨抒发心中的郁结。这或使写意画更趋兴盛，或使界画更臻完善。所谓“元人尚意”，就是不重形似，而求意趣，这是元代画风的一个重要特点。赵孟不仅是元代大书法家，也是大都画坛追求意趣的大画家。界画在大都有一定地位。所谓界画，是指中国古代用界笔直尺绘制的建筑设计图画；后来由于绘画艺术的发展，从建筑设计图画中分出一门新的画科，即界画。元代界画家以描绘蓬莱仙境般的映水楼台，来抒发追念故宋的情怀。王振鹏的界画《大都池馆图样》虽已失传，但夏永的界画《映水楼台图》等却流传至今。这是一幅圆形墨笔白描绢本界画。画面右侧为一幢高大楼阁立于水中石基之上，左侧为一条如虹石桥将楼阁与岸边连接，楼下水中有片片荷叶，楼外远处有座座青山。有诗云：
　　下临无地上凌空，般礴精神想像中。
　　远山更带林枝绿，近水还支荷柄红。
　　此外，传世的元代界画《卢沟运筏图》，描绘了大都西南卢沟桥一带的秀丽景色，是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大都的雕塑，为全城增添了光彩。大都殿堂楼阁林立，坛庙寺观栉比，石雕泥塑，美不胜收。整个大都城，就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雕塑艺术博物馆。大都的雕塑，随着喇嘛教的传入，在传统内容与技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尼泊尔人阿尼哥，不仅是建筑名师，而且是雕塑巧匠。他传入了“西天梵相”，就是将尼泊尔佛像塑造风格传到大都，对元代佛教雕塑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都人刘元，原来是个道士，学过雕塑，后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兼取汉族传统工艺和尼泊尔工艺之长，雕塑技艺超群，号称“艺绝”。凡是大都著名寺庙的佛像，多出自刘元之手，时称“天下无与比者”。至今北京还有一条胡同叫“刘蓝塑”，相传就是纪念元代大都雕塑家刘元的。
　　大都的瓷器，汇聚了元代瓷器的精萃。元代瓷器的特点是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青花瓷是用钴矿物作蓝料，先在坯件上笔绘青花，然后罩以透明薄釉，经高温（约1300℃）一次烧成的白地蓝花瓷器。元青花瓷的烧造成功，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块里程碑，同时使盛产高岭土的景德镇，一跃而为“瓷器之都”。在瓷器中，青瓷是属于淡雅清和的洁净瓷器，刻划趋向于沉静阴柔，因此使其成为佳作颇为不易，但它却能达到成功的境地。元代青瓷的造形，既承袭宋制而有新意，又融入西藏与中亚形制而有创新。青花瓷制作精细，色彩淡丽，釉质光润，明静素雅，是中国瓷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珍品。元青花瓷如青花龙纹扁瓶，已发现10余件，大多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一带出土；但在今北京出土的大都窖藏青花凤头扁壶，却是一件稀世珍品。这件青花凤头扁壶，造型别致，图饰典雅，壶嘴为昂起的凤头，壶腹作蓝彩绘画的凤身，壶把是上卷的凤尾，壶身凤羽丰满，表现动态，有一腾则飞之感。
　　此外，大都的工艺品，连座瓶、三彩炉、红白玛瑙围棋子等，都是工艺品的杰作。特别是螺钿漆盘，工艺精细，色彩斑斓。螺钿盘用五光十色的贝壳，在漆盘上镶嵌了一幅以神话中广寒宫为背景的图案。其残片部分有一座两层楼阁，重檐歇山，围有护栏，阁旁有桂树兀立，阁上有云气缭绕。螺钿的光泽，有闪青光的护栏，闪红光的明柱，闪黄光的屋瓦，闪绿光的树叶，闪蓝光的房脊，闪紫光的云气，色彩绚丽，镶缀精细，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还有，大都的民间技艺，有杂技、唱词、相扑，以及傀儡戏等。杂技中的爬竿，演出时有鼓笛伴奏，引人入胜，时人诗云：“自取当场戏险家，喧声百万动京华。”爬竿还进入宫廷表演：“当筵一博天颜喜，百尺竿头稳下来。”唱词，就是在大都的街头巷尾，由表演者说唱故事。市民喜欢唱词，听而不厌，盛况繁盛：“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相扑和傀儡戏，在大都城乡人烟辐辏之处，广泛演出，颇为盛行。
　　
　　中外交流
　　
　　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更为发展，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外国的科学家、医生和传教士等成批地来到大都，中国的学者、官员和僧侣等也大量地去往世界各地，大都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在亚洲，高丽（朝鲜）同元朝的关系密切。元仁宗赠给高丽4300多册宋秘阁珍藏的善本。两国的商人和僧人也各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高丽纸运到大都，很受士大夫的喜爱。高丽还派留学生到大都国子监学习。程朱理学在元初传入高丽。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高丽人安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来白颐正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也在太学传授。高丽又刊行了中国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四部儒家经典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注释的著作《四书集注》，理学在高丽开始广泛传播。皇庆元年（1312年），高丽诗人李希贤来大都，长期居住，与赵孟等来往甚密。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元代中、日的文化交往，仍很密切。中、日商人和僧人的往来，加强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大都的许多书籍、绘画、书法传入日本，特别是元僧在日本传播程朱理学，后来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和东南亚诸国早有友好往来，元代更有发展。交趾、缅甸、暹罗的使臣到大都，元曾三次遣使往暹罗。南海诸国多遣使至大都纳贡，并进行文化交流。此外，元朝不仅遣使至印度，忽必烈还遣使臣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求得佛牙、佛发等奉还大都。
　　中国和中亚、西亚诸国早有密切往来。到了元代，蒙古军西征后，形成窝阔台（蒙古迤西一带）、察合台（中亚一带）、伊儿（西亚）等汗国，它们虽各自独立，又奉元帝为大汗。这就为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匠师、医生等到上述地区，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及其使用方法传了过去，并经阿拉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前面提到的道教祖师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阿拉伯的医学和天文学等也传入大都。波斯天文学家札马剌丁来到大都，带来了天文仪器和回回历法。忽必烈曾一度颁行这种历法。札马剌丁制造了“咱秃哈刺吉”（浑天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并担任了管理天文历法的回回司天监负责人。在大都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的回回书籍，其中多数是阿拉伯人关于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和医学药物等方面的著作。回回医学在大都颇负盛名。元政府在太医院下面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它的创建者是叙利亚人爱薛。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大都不仅有回回司天台，还有回回国子监，培养回回人材。大食人也黑迭儿为大都城的设计和营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与《出使波斯国石刻》，一文一物，是为史证。汪大渊乘外贸商船航行，游历地方，记下名胜。所记100条，其第一、第二条记“澎湖”、“流求”，介绍中国澎湖和台湾的情况。全书记叙所到诸国的风土人情、物产名胜。书中提及地名200多个，贸易物品300多种。
　　《出使波斯国石刻》，1953年在福建泉州出土，石上文字是：“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残）。是说当事者受波斯国之托，向元朝呈献贡品。他又被委派出使波斯。这是元朝与中亚往来的珉石之证。
　　在非洲，由于中西交通发展，元朝同非洲的联系增多。《马可·波罗行纪》载述，忽必烈时，朝中有埃及地方之人，被忽必烈帝派往福州城，授民以制糖的技术。同书还记载，忽必烈曾派使臣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岛。使臣回来后，向忽必烈奏报该岛的奇闻。元末到过中国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美好国家旅行者的欢乐》一书中，对大都作了生动的描述，为中非文化交往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在欧洲，蒙古军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钦察（南俄、西伯利亚南部）等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欧洲的教士、使臣、商人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来到大都。元朝的教士、使臣等也千里跋涉，前往欧洲。元朝初期，据说大都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徒很多，一说达30000人。大都籍景教长老拉班·骚马，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奉命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首抵巴格达，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又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腓力四世的接见。继往英国，会见英王爱德华。后回抵罗马，受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接待。
　　教皇尼古拉四世派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居住约30年，建教堂3所，用蒙古文翻译了《新约全书》，曾任大都总主教，先后洗礼了六千人。基督教僧侣还曾出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孟德高维诺死后，元顺帝派遣使团往罗马，受到教皇别内迪克十二世的接待。教皇派出一个使团东来，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使团抵上都，向顺帝献骏马，群臣争献《天马赋》。使团在大都留居3年，然后西归。
　　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东游抵扬州，循运河北上，来到大都，在大都寓居3年，然后返回威尼斯。他在游记中对大都的万岁山和太液池等都作了记述。当然，鄂多立克的同乡马可·波罗及其行纪，更是蜚声中外。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5岁随他的父亲和叔父东来，经历长途艰辛，来到大都，在元朝留居17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尔汗国请求，将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汗的使臣护送公主，护送任务完成后，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他在旅途中和在元朝留居期间的见闻，特别对大都的雄伟壮丽和繁华富庶备加赞扬。马可·波罗东来和“行纪”的传播，加强了欧洲人对中国和对北京的了解。
　　然而，雄伟繁华的大都，经常演出一幕幕的民族与宗教、政治与宫廷的流血悲剧。随着岁月的流逝，元朝统治日趋腐败，财政竭绌，灾疫频仍，大都城内外一片凄凉景象。元末，大都地区瘟疫严重。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史·顺帝纪》记载：“京师大饥，加以疫疬，民有父子相食者。”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史·朴不花传》记载：“京师大饥疫”。大都城此次瘟疫，广为流行，十分严重，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元史·后妃传》记载：顺帝皇后奇氏出资命官员“葬死者遗骼十余万”。《元史·朴不花传》也记载，仅宦官朴不花请示朝廷批准，允许买地埋葬饥疫死者尸体，“前后瘗者二十万”。上述两个数字可能夸张，但说明死亡人数相当惊人。天灾人祸，元朝危机。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1328～1398年）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明朝。不久，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领兵北伐。元顺帝妥跆帖睦尔见大势已去，带着后妃、太子等人，从健德门仓皇出走，逃向上都。八月二日，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元朝灭亡，北京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明代北京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定应天为南京，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后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燕王的住地在北平府。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由他的孙子允蚑继承皇位，这就是建文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历时四年，攻占南京，夺取帝位。朱棣以北平势踞形胜，为“龙兴之地”，便于控制北方，决定迁都北平。永乐元年（1403年），升北平为北京，今北京的名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朱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北京建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汉族皇帝。明代北京上承元大都，下启清京师，北京作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长达588年。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下诏营建北京。第二年五月，开始营建北京的宫殿、坛庙。他派遣大臣督工伐木采石，烧制砖瓦，开窑烧灰，办置颜料，疏通运河，征集夫匠，进行施工准备。
　　伐木—用量大，规格严，要到山中，进行采伐，“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谚语，说明采伐与运输的艰难。木材运京后，储在大木仓（今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就是由此而得名）。大木仓有仓房3600间，至宫殿完工后仍库存木材38万余根。
　　采石—宫城中殿宇基座和殿前御道都用巨型石板，万斤以上达10000余块。
　　烧砖—宫城庭院地面要墁砖三至七层，全部庭院约用砖2000万块。城墙与宫墙约用砖8000万块。仅紫禁城即用砖约一亿余块。
　　制瓦—所需青瓦、琉璃瓦和金属瓦，数量大、规格多、配件杂。如琉璃瓦从制坯、塑花、烧坯至挂釉，需很长时间。还要根据建筑尺寸、屋顶形式和瓦样号数，提出瓦样清单，进行烧制。
　　烧灰—需要大量石灰作建筑材料，派夫进山，千锤万击，开山取石，建窑烧灰，和灰成浆，以备使用。
　　颜料—粉刷宫墙用的红土子，粉刷殿堂内壁用的包金土，以及檐、柱、斗拱、藻井彩绘，所需颜料量是很大的。
　　这些建筑材料多出自南方，为了解决运输，需要疏通运河。永乐十五年（1417年），营建工程全面展开，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迁都燕京，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
　　
　　北京城池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址上，吸收历代都城规划的优长，并参酌明中都城（今安徽凤阳）和南京城规制营建的。从永乐四年（1406年）诏建，至十八年（1420年）完工。十九年（1421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
　　明北京城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
　　宫城（今故宫）是皇帝理政和居住的地方，也是北京城的核心。北京宫殿规制较大都宫殿布局作了许多改动，形成六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宫殿居于主位元大都宫殿布局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大内、隆福、兴圣三组宫殿夹湖而呈品字形，形成太液为主、宫殿为客的布局。明北京规划则将宫城集中在太液池东岸，形成宫殿为主、太液为客的布局。从而改变元大都宫殿分散的格局，使帝后的正衙和寝宫、太后妃嫔和太子宫室都集中布置在宫城之内。
　　第二，宫前气势雄伟元大都大内正门崇天门至丽正门距离较近，局面紧迫；而北宋汴京宫前天街漫长宽广，雄伟深邃。明北京城规划汲取汴京天街布局的优长，将皇城南墙向前拓展，形成从正阳门到午门的笔直轴线，增添了宫城宏伟深邃的气魄。
　　第三，宫后堆山屏障元大都大内宫后御苑没有山。明初中都城后面和南京宫城后面皆有山做屏障。明北京城规划汲取金中都和辽南京均有后山的格局，并运用风水理论，将宫城护城河中挖出的黄土堆筑到宫后御苑，形成高49米的万岁山（又称煤山，清改称景山）。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景山五峰上建五亭—中为万春，左为观妙、周赏，右为辑芳、富览。这给宫城后面山屏增添了秀丽的景色。
　　第四，宫城位置居中辽南京的皇城在外城内的西南隅，金中都的宫城在外城中略偏西，元大都的大内虽东西居中但偏南，都不在全城的中心位置。明北京城规划则既汲取元大都大内居中之长，又将外城北墙南移以弃其偏南之短，而使宫城略居全城之中。
　　第五，子午线贯南北北京城由一条长达18里的子午线纵贯南北，作为全城布局的依据。这条子午线，南起永定门，中经内城、皇城和宫城，北至钟鼓楼。北京的奉天殿（后改名为皇极殿、清改名为太和殿）正中的金銮宝座，就在这条子午线上。
　　第六，祖社紧连皇宫元大都祭祖的太庙在东城齐化门（今朝阳门）内，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在西城和义门（今西直门）内，都远离皇宫。明北京城规划则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内东西朝房两旁，布置了“左祖右社”的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使太庙和社稷坛紧连着皇宫。
　　太庙就是皇帝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庙堂。明朝修建，清朝沿用。总面积139650平方米，分隔成三道围墙，每道墙都是红墙黄琉璃瓦。第一道围墙内，松柏参天，肃穆谧静。第二道围墙内，有神库、神厨等附属建筑。第三道围墙戟门内，主要有三座殿堂。前殿，是举行祭祀的场所。祭祀时，将神主请到前殿，举行祭祀大礼。中殿，也称“寝宫”，就是平日摆放神主的地方。后殿，是供奉远祖（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前）牌位的地方。每年三大节（正旦、冬至、万寿）和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以及皇帝忌辰等，都要进行祭祖。国有大事，告祭太庙。清入关后，将明朝皇帝的牌位从太庙请出，奉迁到历代帝王庙。所以，历代帝王庙是供奉和祭祀先朝帝王的庙宇。
　　社稷坛明朝修建，清朝沿用。书载：“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田地生五谷，二者不可分，社与稷两坛，合建在一处。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对皇帝来说，重要的两件事：一件是祭祀祖先，另一件是祭祀社稷。社稷坛建筑在皇宫的右前方，同太庙遥相对应。社稷坛里最重要的建筑有两处：其一，社稷坛。礼制：“社稷之祀，坛而不屋。”所以社稷坛是露天的。社稷坛的正中叫“五色土”—中央是黄色土，东面为青色土，南面为红色土，西面为白色土，北面为黑色土。过去把这五色土解释为“五行”，实际上是中华全国各方土地颜色的表征。现在交通发达，人们见多识广，一见可知，一想即明。但是，为什么西方是白土呢？多年以来，让人困惑。1994年我到新疆伊犁河察布查尔考察，见到伊犁河畔土地的颜色确为白色。其二，拜殿。为什么建拜殿？社稷坛上没有屋子，祭祀时天下雨怎么办？明太祖朱元璋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但学士陶安不同意，他说：“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但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就是在社稷坛附近建一座斋宫，可以避风雨。陶安的意见被采纳。这就出现“拜殿”，也叫“祭典”，还叫“斋宫”。
　　皇城在宫城的外面，周围约18里。它有6个城门：正南为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其东转为长安左门，西转为长安右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清改称地安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前有一条宽阔的御道，两旁有连檐通脊的千步廊，组成巨大的宫前广场。广场两侧宫墙外面，左文右武，对称地布列着中央政府的官署。这样，宫前的“左祖右社”和中央官署，宫后的御苑（今景山公园），宫左的南宫和皇史裩，宫右的西苑（今中南海和北海），以及众多为宫廷服务的局监司寺，都围在皇城之内。皇城的城墙用砖包砌，涂以红色，上面盖着黄色琉璃瓦。宫城以外，皇城以内，列为禁地，民间百姓，未经特许，不得出入。
　　内城又在皇城的外面，周长约45里，城墙高12米，城墙内外全部用砖包砌。共有9座城门：南面，中为正阳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东面，南为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面，南为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面，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明北京内城北墙较元大都城北墙南移五里。正统四年（1439年），修成内城九门城楼。正阳门正楼一，月城（附于大城门外的小城）中左右楼各一；其他八门，正楼各一，月城各一。正阳门楼，共有三重，它的前面，有护卫城门的前沿堡垒箭楼；左与右各有小城门楼拱立；当中为正阳门楼。箭楼巍立在城台之上，前楼后厦，平面呈“凸”字型，墙壁上开有箭窗，以便御守。箭楼护卫的正阳门楼，坐落在高大的城台上，朱红明柱，光彩夺目。柱上三层檐，歇山顶，楼阁巍峨，雄伟壮丽。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城墙四隅，建有角楼。城墙外面，环绕着既深又宽的护城河。城门外筑石桥，桥下设闸。真是—关城森严，固若金汤。内城九门楼成，崇楼峻阁，崔嵬宏丽，堤坚水境，焕然一新。
　　正阳等门，各设水关，分为三重，设置铁闸。九门进出的习俗，官员上下朝多走正阳门。崇文门设税关，商人多出入崇文门。宣武门设会馆，文人多出入宣武门。军队出征走德胜门，象征作战旗开得胜；回师进安定门，象征国家太平安定。朝阳门内设粮仓，从南方漕运的粮食，在这一带贮存，运粮车出入朝阳门。阜成门外通门头沟煤矿，运煤车出入阜成门。西直门外直通玉泉山，宫廷用玉泉山水，运水车走西直门。还有，正阳门是京城正门，死人之出殡，禁走正阳门。就是皇帝死了出殡，也只能出朝阳门。
　　外城在内城的南面，转包东南与西南角楼。外城增筑较晚。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攻至北京城下，京师九门，白昼戒严。蒙古军撤后，群臣议请仿“城必有郭，城以卫君，郭以卫民”之制，增修外城。三十二年（1553年），始筑外城。原议修外城120里，将内城四面围住。但因工程浩大，财力不足，至四十三年（1564年），只修了环包南郊的外城。外城长28里，城墙全部用砖包砌，也挖了护城河。外城七门：南面，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东面，广渠门、东便门；西面，广宁门（清避道光帝躺宁名讳，改称广安门）、西便门。各城门有城楼和月城，设水关，装铁栅。
　　明北京城的建设，《明太宗实录》记载：“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北京的营建，既参酌南京的规制，又有所创新。
　　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图形。以宫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成，反映出15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强大统一，财力丰实雄厚，人民聪明勤劳，建筑水平高超。北京的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都以子午线为基线而对称展开，形成完整和谐的举世无双的宏大建筑群。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也是世界都城史上最宏丽的篇章。
　　
　　紫禁宫殿
　　
　　紫禁城又称宫城，就是皇宫。紫禁城名称的由来是，按照中国古代对太空星球的认识和幻想，紫微星垣（即北极星），高居中天，永恒不移，众星环绕，是天帝之所居，叫做紫宫。皇帝是天帝之子，便用紫宫来象征世上皇帝的居所；而皇帝所居的宫城属于禁地，戒备森严，神圣壮丽，因此明清宫城就有紫禁城之名。这个名称，给皇宫抹上了浓重而神秘的色彩。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著名的宫殿，秦代阿房宫、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等，今天已是惟见典籍载宫阙，更觅荆棘卧铜驼—只能从文献记载和遗址发掘中去领略它的梗概。然而，明清紫禁城宫殿却完整保存，巍峨屹立在北京城中。紫禁城宫殿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也是世界罕见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在紫禁城宫殿里，先后有明代14个皇帝和清代10个皇帝，凡491年，君临天下，发号施令，这不仅对中国历史进程，而且对世界历史发展，都发生过重大影响。
　　紫禁城的城墙，内外用澄浆砖包砌。澄浆砖，在制坯前，先将泥土入池浸泡，经过沉淀，澄出细泥，做坯晾干，入窑烧制。每块城砖，长48厘米，宽24厘米，厚12厘米，重24公斤。紫禁城城墙共用砖约1200万块，经磨砖对缝，砌成高7.9米，底宽8.62米，顶宽6.66米，周长3428米的城垣。城垣内面积达723600余平方米。城垣的外围，有宽52米、深6米的护城河环绕，河岸全用条石垒砌，排列整齐，坚固美观。城墙顶部外侧，筑有雉堞，以为御守。城垣四隅，各矗立一座角楼。角楼为三开间方形亭楼，平面呈曲尺形，下部为朱柱琐窗，屋顶为三重檐结构。上层檐由四角攒尖顶和歇山顶组成，四面亮山，正脊交叉，上置镀金宝顶。中层檐采用抱厦与亮山相连的歇山顶。下层檐则用多角相连的屋顶。角楼的屋顶，有三层檐，72脊，上下重迭，纵横交错，设计巧妙，造型奇特，玲珑秀美，色彩艳丽，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佳作。
　　紫禁城的城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玄武门（清改称神武门），南为午门。实际上南面有三重门—第一重为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第二重为端门，第三重为午门。宫前矗立三座大门，使宫殿更为深邃、肃穆、森严、神圣。
　　承天门（天安门）是紫禁城的前门。门楼建在13米高的砖台上，台中开五个券形门洞。台上的城楼，是重檐歇山庑殿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后城楼东西宽九间，南北进深五间。南向有十根明柱，36扇窗门，窗门上部是菱花窗格，下部是雕花裙板，均涂红漆，色彩鲜艳。城台上四周饰有汉白玉栏杆。承天门（天安门）前有金水河，河上架起长虹玉桥七座，称外金水桥。桥前装饰着石狮和华表。华表在承天门（天安门）的前后各有一对，上面各雕有一只叫的石兽。这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当皇帝外出游幸日久不归时，门前的两只石就说：“国君呀，你不要长期在外面游逛了，快回来亲理国政吧！我们盼你归来把眼都望穿了。”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叫“望君归”。当皇帝深居简出日夜淫乐时，门后的两只石就说：“国君呀，你不要长期呆在宫廷里，快出来察看百姓苦难吧！我们盼你出来把眼都望穿了。”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叫“望君出”。这个传说反映了百姓期待明君理政的善良愿望。皇帝的金凤颁诏之礼，就在承天门（天安门）上举行。皇帝颁诏时，将诏书放入龙亭内，由御仗导引，抬到城楼上。宣礼官在城门楼上宣读诏书，在外金水桥南序立的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礼官将诏书由木制金漆的“金凤”衔下，落在礼官跪接的云盘上，再把诏书放入龙亭内，送到礼部，刻版印刷，布行天下。这就叫做“金凤颁诏”，以显示皇权至尊，神权至上。
　　承天门（天安门）之后有一个门叫端门。端门的“端”，书载：“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端门为宫城南面承天门与午门之间的一道正门。端门后面是午门。宫前矗立三座大门，使宫殿更为深邃、肃穆、森严、神圣。午门才是紫禁城的正门。午门楼坐落在高台上，平面呈“凹”字形，中为九间重檐正楼，两侧各有两座阙阁相连接，建成五座楼阁，形如凤翅，俗称五凤楼。午门共有五个门洞，当中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皇后在大婚入宫时可以走一次。殿试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出来时也可以走一次。其他官员只能走两掖门。两掖门平时不开，只有在大朝的日子，文东武西，分别由掖门出入。清朝出征凯旋，皇帝在午门上举行受俘典礼。还规定每月初五、十五和二十五三天，是皇帝常朝的日子。这一天，如果皇帝不御殿或不在京，王公以下官员都要在午门前道两旁序立。事毕，纠仪官查过班后，即可散去。明代的廷杖，也在午门前举行。
　　行杖时，受杖者穿囚服，缚两腕，牵至午门杖所。一声令下，一人用麻布兜，将受杖者加以网束，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只露股部，头面触地，尘土满口。喝打，旗校挥棍，每五杖，换一人，真是声不忍闻，状不忍睹，鲜血淋漓，十死八九。行杖的地点在午门前御路东侧举行。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大臣舒促等因谏止南巡，130人受杖，死11人。嘉靖三年（1524年），群臣争大礼，聚哭于左顺门。嘉靖帝朱厚鎝大怒，命杖五品以下丰熙等134人，死17人。其时裹疮吮血，填满狴犴。隆庆二年（1568年），给事中石星因条奏忤旨，隆庆帝朱载蝆御五凤楼，潜察石星受杖。后到清朝，取消了对大臣廷杖的非刑与酷刑。
　　进了午门，就是紫禁城中三大殿的前引—奉天门，后改皇极门，清改太和门。皇极门（太和门）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是紫禁城中最雄伟壮丽的一座宫门。明初规定，文武官员，每天早晨，到这里早朝，皇帝也亲自来处理政事。但明朝后期皇帝贪婪酒色，怠于政事，这个制度几同虚设。皇极门（太和门）和午门之间，是一个宽阔的广场，面积为26000平方米。广场中部有一条清澈的金水河自西蜿蜒而东，河上架设五座飞虹拱桥，桥侧与河畔砌有汉白玉栏杆，给人以恢宏、肃穆、恬静、清爽的感觉。人们站在皇极门（太和门）前庭院中，红色的宫墙，金黄的瓦顶，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河水，雪白的栏杆，灰色的墁地，仿佛置身于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图画之中。
　　宫城分为外朝、内廷和御园三大部分。
　　外朝，以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建极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主体，文华殿和武英殿为两翼，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殿堂。外朝的三大殿，占据了紫禁城最主要的空间，面积达85000平方米。三大殿在建筑设计和艺术构思上，以其气势威严，规模雄伟，装修华丽，色彩神秘，成为紫禁城中最辉煌的建筑群。三大殿依次布置在高达8米的台基上，台基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为须弥座形式，四周围着汉白玉栏杆。每根望柱上部雕有精美纹饰，下部雕有华美螭首—口内凿孔以便排水。大雨滂沱时，千龙吐水，层层迭落，胜似泉涌，蔚为壮观；阳光普照时，千龙之影，排排迭退，黑白相间，宛如图案。三大殿在建筑设计和艺术构思上，以其气势威严，规模雄伟，装修华丽，色彩神秘，成为紫禁宫殿中最辉煌壮丽的建筑群。
　　皇极殿（太和殿）是宫城中最高、最大的宫殿，通高35.5米，面宽60.1米，进深33.33米。它是皇权的象征，皇帝登极、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师和每年的正旦、冬至、万寿（皇帝生日）三大节等重大典礼，皇帝都要在这里举行仪典，接受群臣的朝贺。殿内设金龙宝座，而宝座正压在子午线上。宝座两侧有六根盘龙金柱，宝座上方是金漆蟠龙戏珠藻井，天花板上饰以贴金彩画，整个华贵大殿，光彩夺目，金碧辉煌。大殿的建筑、陈设、装饰和色彩，都为着显示：皇位至高，君权至上。
　　在这个宝座上坐过的，明朝有14个皇帝，清朝有10个皇帝。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是清康熙帝，凡61年；在位时间最短的是明泰昌帝，仅1个月；寿数最长的是清乾隆帝，享年89岁；寿数最短的是清同治帝，只活了19岁；登极时年龄最大的是明洪熙帝，时年47岁；年龄最小的是清宣统帝溥仪，当时他只有3岁。
　　在皇极殿（太和殿）举行大朝会时，场面壮观，庄严隆重。一般说来，早上击一鼓，文武百官集齐在午门外，排班站立，肃静等候。击二鼓，由礼官导引百官进入皇极殿（太和殿）前广场，按九品正从，分为18行，北向排队站定。这时皇帝至中极殿（中和殿）稍憩。击三鼓，皇帝在礼乐声中进入皇极殿（太和殿），升宝座。皇帝高坐，香烟缭绕，仪仗整肃，气氛森然。随之有数米长的大鞭，在陛下连鸣三响，宣示信号，并壮威仪。然后，高奏《万岁乐》，群臣礼拜。乐毕，依制进行朝会的内容。最后，文武百官在礼乐声中礼拜，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声，响彻上空。皇帝回宫，典礼告毕。举行大朝会时的仪仗队，多至3000人，礼器琳琅，序列殿前，威仪庄重，异常壮观。这种繁缛的形式，庄严的气氛，旨在表明：苍天之下，惟予一人；神州之内，惟予臣民。
　　明朝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的中枢。明在北京设立中央的行政、司法、监察、教育和军事等机构，还在北京聚集了四十余万军队。明廷从北京向全国各地颁布政令和军令，以加强中央集权制。
　　明初罢丞相不设，集权于皇帝一人。后来虽设内阁，也多是照皇帝谕旨批答奏章、传宣旨意。皇帝主要通过定期朝会、接见臣工、任免官吏、批阅奏章对国家进行管理。朝会有大朝，也有常朝。大朝主要是正旦、冬至、万寿（皇帝生日）等节日，藉以显示皇帝的威严，并不处理政事。常朝主要是理政，汉制五日一朝，唐制每日一朝，明初为早朝，后改为午朝，又改为每逢三六九日视朝。但实际上后来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一制度。百官除朝参、讲读外，难得一见“天颜”。如从成化七年（1471年）到弘治十年（1497年），凡26年之久，在位的先后两个皇帝，都没有同廷臣见过面。嘉靖帝在位45年，他登极三年后即疏远大臣，40余年间仅召见过一次大臣。廷臣的意见不能上达，便聚集跪诉。一次自尚书金献民以下290位官员，俱跪伏紫禁城左顺门外。嘉靖帝命太监传旨谕退，不听。官员们直跪了六个小时，甚且撼门大哭，声震阙庭。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遭逮捕，受惩罚。其后万历帝十岁登极，在位48年。在他17岁以后，即深居简出，淡漠政事，后期更甚，二十几年不上朝，也不见大臣。内阁会议更是虚应故事，会而不议，敷衍塞责，轮书题稿，再揖而退。有的大臣奏疏不报，求见不成，去职时只上一封辞疏，不管准与不准，就挂印而去。后来内阁只一人，杜门三月不出；六部只一尚书，都察院八年无正官。边事告警，尚书赵焕率廷臣诣文华门，跪请万历帝临朝视政，至暮始由太监传旨谕退。赵焕上书云：“它日敌人叩打宫门，上还能高枕深宫，以称疾谢却之吗？”疏入，仍不报。有人统计，自成化帝至天启帝，凡八帝，167年，其间除特例之外，多是帘远堂高，君门万里。明帝不理政事，大权旁落，宦官专权，党争不息，内困外扰，终至灭亡。
　　中极殿（中和殿）在皇极殿（太和殿）后，是一座四角攒尖、有鎏金宝顶的方形殿堂，朱红廊柱，金扉琐窗，造型凝重，建筑奇特。殿内设宝座，雕刻金龙，金色璀璨，四列宝器。皇帝在举行重大典礼前，先在这里接受内阁大臣等重要官员的朝拜，然后再出御皇极殿（太和殿）。
　　建极殿（保和殿）在中极殿（中和殿）之后，面阔9间，屋顶为重檐歇山，内设宝座。殿内红色巨柱，黄色屏风，绿色香炉，青色金砖，显得殿堂清幽典雅，华丽富贵。所谓金砖，是指质地细腻、坚固耐磨、敲之铿然、声若金钟的方砖，皇宫主要宫殿内都是用这种金砖墁地。建极殿（保和殿）是皇帝举行盛宴和科举殿试的地方。
　　在建极殿（保和殿）居中向后为云台门，其两旁向后为云台左门、云台右门，又称平台。许多历史事件曾在这里发生。明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后改称清）汗皇太极，从沈阳发兵，绕道入关，围攻北京。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闻警后，亲率骑兵，千里入援，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疾驰三昼夜，至北京广渠门外。后金骑兵被袁军打得大败。皇太极恼羞成怒，布设下一个袁崇焕秘密通敌的反间计。崇祯帝误中其计，在平台以召见袁崇焕议军饷为名，突然将他逮捕下狱，后处以凌迟之刑。后人为了纪念袁崇焕的精神与业绩，在今北京东花市斜街建有“明袁大将军墓”，在今龙潭湖公园内建袁督师庙。当北京被围之时，四川女帅秦良玉率师北行千里，入援京城。秦良玉有胆智，善骑射，统驭部将，戎伍整肃，兼通词翰，仪表娴雅。崇祯帝在平台召见秦良玉，赐酒慰劳，并赐诗一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后失地收复，秦良玉南归。
　　在建极殿（保和殿）的后面，向北的石阶中道上，有一块巨大的云龙雕石。这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雕石。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7米，重约250吨。这块巨大的艾叶青石雕，石质柔韧光润，色泽洁雅清白。石雕周边是相结卷草，下面是海水江涯，两侧是狮马图案，中间是九条蟠龙在云流中翻腾。这块云龙石雕，其用材之巨，构图之佳，雕凿之精，艺术之美，堪称中国石雕艺术的瑰宝。这巨石是怎样从产地房山运到北京的呢？冬季，沿途每隔约500米，打一眼井，汲水泼路成冰，拽石在冰上滑行。自房山到北京50余公里，动用民夫20000人，运行28天，耗银11万两！紫禁城中各型石雕，难以计数，这里是一座宏大的中国古代石雕艺术博物馆。
　　紫禁城的三大殿，殿体高大，易遭雷火。三大殿遭到雷火焚毁，严重的有三次：第一次，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元旦，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建成正式启用，四月初八日，初建后百天，“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三大殿遭雷火焚毁。正统六年（1441年）九月，三大殿重修告成。第二次，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雷雨大作，火光突起，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又遭雷火焚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三大殿再建成后，命建雷神庙，并更名奉天殿为皇极殿、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第三次，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六月，皇极殿等再遭雷火灾毁。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三大殿工程告竣。
　　文华殿和武英殿在三大殿的左右两翼。文华殿前为文华门，后为主敬殿，东西各有配殿，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宫殿建筑群。明正统帝把全国文武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殿内，以便考察其政绩，决定其升迁降免。但明正统帝并不会用人，他宠信宦官王振，受其怂恿，亲自带兵出京作战，兵败被俘。殿内的围屏上，还画着舆图。文华殿旁的慈庆宫，曾演出过宫廷斗争的悲剧。万历帝太子朱常洛住在慈庆宫，一男子持棍打伤守门太监闯入宫内，这就是“梃击案”。太子即位不久患病，吃了李可灼进献的红药丸后死去，这就是“红丸案”。天启帝新立，郑贵妃与李选侍（西李）谋同居乾清宫垂帘听政，于是廷臣迫其移宫，这就是“移宫案”。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是晚明著名的三幕宫廷斗争闹剧。
　　在文华殿之南有内阁大库，贮藏内阁档案和重要文献。内阁大库面积约有1295平方米，为砖木结构，外包砖石，不露木植，库顶盖以黄瓦，是砖城式建筑。它的建筑，明、清略有不同，但其用途是一致的。内阁大库在明代，主要贮藏《实录》、诰敕、题稿和册籍等；在清代，主要贮藏盛京旧档即《无圈点老档》（又称《旧满洲档》、《满文原档》、《满文老档》）、《实录》、题本、敕书、文件和书籍等。保存至今的明清两朝500余年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档案，共分74个全宗，1000余万件，其中包括大量满文档案。这是中国历代珍存下来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历史档案。
　　武英殿在三大殿的右翼，前为武英门，后为敬思殿，东西各有配殿，是一组与文华殿相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皇后生日的朝贺典礼，有时在武英殿举行。明末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进入紫禁城，曾在这里即皇帝位。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占领北京，也在这里临殿理政。它的后面有座仁智殿，俗称老虎殿，是明代皇帝死后停灵的地方。这里还常有画家作画，如山水画家吴伟，曾被明成化帝召至殿内。一次他喝得大醉，蓬首垢面，嘬着破鞋，跄踉而至。成化帝见后大笑，命他作《松泉图》。吴伟跪翻墨汁，信手涂抹，神韵惊异。成化帝见他傲视君王，要杀他；大臣劝解说：要是杀了他，则皇上得了恶名而他得了善名，不如放了他。吴伟出入宫廷，傲视权贵，后被放归乡，称为画状元。武英殿的南面还有一座三间小殿，叫做南薰殿。这座小殿构造平凡，因里面存放中国历代帝王画像而出名。
　　外朝三大殿之后就是内廷。内廷，以乾清、交泰、坤宁后三宫为主体，东六宫和西六宫为两翼，是皇帝及其家属居住的地方。内廷的主要建筑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布置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同外朝的三大殿并称为“三殿三宫”，形成紫禁城的核心。内廷的建筑，布局紧凑，分区严格，殿阁连属，堂皇富丽。每座庭院除有院墙廊庑环绕外，又用高大宫墙围成更为严谨的内部宫廷禁区，所以称作内廷。
　　后三宫的命名是富于哲理的，它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易经》。按照这部儒家经典的说法，皇帝居住的乾清宫，“乾”，象征天，代表男；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坤”，象征地，代表女；位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则取“天地交，泰”，泰为通畅、平安的意思。乾清（清为清正），坤宁（宁为宁静），交泰（交为相爱，泰为平安），表达了历代皇帝美好的愿望。所以这三座宫殿的名称始终没有改动过。
　　乾清宫在明代和清初，是皇帝的寝宫。这是一座阔九间深五间的重檐宫殿，也是内廷中最大的宫殿。它几经火灾，又屡经重建。明正德帝是个昏庸荒淫的皇帝，猥女色，乐嬉游，昵群小，乱朝纲。他于每岁新春，在宫中张灯为乐。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宁王朱宸濠献奇巧宫灯，在乾清宫中悬挂，宫里设毡帐贮火药，不慎起火，大火弥漫。当时正德帝正往豹房去游乐，回头见宫中火光烛天，笑着说道：“是好一棚大烟火也！”乾清宫化为灰烬。同年他命用兵夫10万人，加全国田赋银100万两，重建乾清宫。正德帝无子，死后由他的堂弟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帝。嘉靖帝大兴土木，虐待宫女，险遭杀害。有书记载，后来定制：乾清宫暖阁9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设3床，共27张床，皇帝随意居寝，以防不测。
　　在乾清宫的正中，摆设着华贵的宝座。宝座后的五扇屏风，木质珍贵，端庄凝重，雕刻精细，群龙飞腾。每扇屏风正中，都刻着哲理格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知人则哲，安民则惠”。整个乾清宫的陈设和装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颜色尚黄，二是图案尚龙。这两个特点虽然在紫禁城各宫殿中都有体现，但以外朝的皇极殿（太和殿）与内廷的乾清宫最为突出。以尚黄来说，世界不同的国家和中国不同的朝代，所崇尚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有的国家崇尚蓝色，也有的国家崇尚绿色，它们分别以蓝色或绿色为最高尚的颜色。然而在中国，殷人尚白，周人尚红，秦人尚黑，它们分别以白色、红色、黑色为最高尚的颜色。至于尚黄，则要晚一些。尚黄色有一个理论根据，这就是中国儒家经典《尚书·甘誓》中的五行说。五行是指五类物质—水、火、木、金、土，土呈黄色，万物之本。金黄颜色象征富贵，所以皇帝的宫殿装饰多用金黄色，乾清宫当为佳例。乾清宫内的匾额楷书、楹额蟠龙、金柱对联、宝座屏风、皇帝宝座、台阶地毯、露台护栏、宝鼎台座等都用金黄色，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穿着黄色龙袍，整个乾清宫内一片金黄，威严端庄，气派非凡。另以尚龙来说，龙是中国远古祖先的图腾崇拜之物，后来传说它为神异动物，身体很长，有须、有角、有鳞、有爪，能走、能飞、能潜水、能腾云。龙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龙和帝是同义词，皇帝是真龙天子，所以皇帝的宫殿图案多用蟠龙，乾清宫又为佳例。乾清宫内的匾下纹饰，屏风雕琢，宝座的靠背、扶手、底座、四腿，地毯图案，护栏望柱雕花，香炉台座雕刻，全部雕饰图案都是龙，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又身着龙袍，整个乾清宫内万条蟠龙，气宇非凡。乾清宫内以金黄的颜色和蟠龙的图案，从艺术上烘托出一个主题—皇帝庄严神圣，至高无上。
　　交泰殿在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是一座方形、单檐、四角攒尖、鎏金宝顶的宫殿。它在明朝曾经做过皇后的居所。皇后生日的千秋节，官员、内眷在这里举行庆典。
　　坤宁宫在交泰殿的后面，与乾清宫、交泰殿同建在“工”字形的台基上。坤宁宫是阔九间深五间的重檐宫殿，形制与乾清宫相同，但建筑规模略小一些。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的正宫。
　　东六宫和西六宫，分布在后三宫的左右两翼，是妃嫔的宫室。每座宫室为一个庭院，由前殿、寝殿和配殿组成。各庭院之间，以纵横的街巷联系，街巷的两端设宫门和警卫值房。每座庭院除有宫门外，还有东西巷门，南北街门，规划整齐，井然有序。
　　养心殿和西六宫在后三宫的右翼。养心殿在西六宫的前面，是一座呈“工”字形的宫殿。它前殿后殿相连，周围廊庑环绕，前殿理政，后殿寝居，布局紧凑，环境幽静。清朝皇帝的寝宫原在乾清宫。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死后，曾在乾清宫停灵。相传雍正帝害父、夺位，他不愿再在乾清宫居住，便搬到养心殿。雍正帝以后，相沿成习，清帝都以养心殿作为理政和住居之所。养心殿的前殿，正中设宝座，上面饰藻井，两侧陈列图书，是皇帝召见大臣、日常理政的地方。两侧为东暖阁和西暖阁。
　　西六宫在养心殿的后面，是妃嫔居住之所。西六宫是：东面，南为永寿宫，中为翊坤宫，北为储秀宫；西面，南为启祥宫（后改称太极殿），中为长春宫，北为咸福宫。尽管宫中房子很多，但当时还是颇为拥挤的。明初，朱元璋以唐朝宫中设立6局24司，官190人，女史50余人，共240余人为多，曾定制：设立六局一司，官75人，女史18人，共93人，比唐朝减100余人。但这只是规定，实际远非如此。据康熙帝询问故明太监后所说，明朝宫女9000人，内监10万人，饮食不能遍给，日有饿死者。这个数字或有张饰，但反映出明朝的宫女和太监是多得惊人的。太监，是皇宫中专用的一种男人，他们多因幼时家境贫寒，受阉割而步入此途。太监中大多数是终生苦役，最后悲惨地死去；只有极少数受到皇帝宠信，成为权势显赫的人物。宫女，多为10岁左右被迫入宫，做一些服侍后妃的劳动。如嘉靖帝仅四次选宫女即达1080人。有的宫女进宫时年龄很小，如成化帝万贵妃4岁入宫，天启帝张裕妃7岁入宫，泰昌帝李庄妃10岁入宫。宫女在宫中的生活极为悲惨，皇帝和后妃稍不如意，宫女就要受训斥，遭鞭笞，甚至被打死，有的不堪折磨而自杀。如嘉靖帝笞楚宫女，曾打死200余人。也有的宫女被皇帝看中，晋封为妃嫔，像嘉靖帝时宫女尚美人，13岁更衣受宠，贵幸天下。但大多数宫女被幽深宫，虚掷韶华。陈誙《宫词》云：
　　六宫深锁万娇娆，多半韶华怨里消。
　　灯影狮龙娱永夜，君王何暇伴纤腰。
　　即使宫女有幸升为妃嫔，有的下场也很惨。天启帝的裕妃张氏，虽有身孕，因遭天启帝的乳妪客氏和太监魏忠贤的恚恨，被幽禁于别宫，并断绝饮食。她饿了十余日后，赶上天下雨，勉强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数口，死于门外。皇帝死后，妃嫔还有殉葬。明太祖朱元璋死，妃嫔14人，俱身殉从葬。明洪熙帝仅在位一年，死后有4妃从葬。明宣德帝在位10年，死时有10妃从葬。妃嫔殉葬最为残酷的是永乐帝死后。据朝鲜官书《李朝大王实录》记载：
　　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饱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韩氏临死，顾谓金黑（丽妃韩氏乳母）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
　　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生人殉葬的黑暗图画。明初的宫人殉葬，前五朝除建文帝不得其死外，其余上述四朝，皆有宫人殉葬。至第六朝明英宗，始遗诏废除宫人殉葬之制。清朝后妃与明朝不同，后文另有叙述。
　　永寿宫是西六宫中东面最南的一座宫殿。在这座宫殿里，上演过一出皇妃争宠的宫廷历史剧。
　　明成化帝朱见深，有一个宠妃万氏。万氏4岁被选入宫中，做孙太后（朱见深的祖母）的宫女。长大后，侍奉太子朱见深于东宫，日夜厮磨，感深情密。朱见深16岁即皇位，这就是成化帝。时万氏已经35岁，但她长得丰满艳丽，为人机警，善于迎合帝意，早已博得成化帝的宠爱。皇后吴氏曾抓住万氏早先与见深有越礼的过错，打棍子处罚了她。但是，成化帝竟把吴后废掉，另立王氏为后。万氏愈益专宠，六宫鲜得进御。成化帝每次游幸，万氏均戎服前驱。成化帝登极的第二年，万氏生下皇第一子，帝大喜，遂封万氏为贵妃。但皇子未满周岁死去，万氏从此以后不再有孕。万贵妃宠冠后宫，日益骄横，为了使自己不失宠，发现哪个妃嫔御幸怀孕，就令人以治病为名，对其打胎，饮药堕胎者甚多，纪氏就是万贵妃企图用药坠其胎的一个。
　　纪氏本是广西贺县少数民族土官之女，成化中出兵西南，被俘入宫。纪氏有容色，通文字，做看管内库的女史。纪氏偶被成化帝看中，宠幸后，有身孕。万贵妃知道纪氏怀孕后，命宫女把胎儿钩下来。宫女假报是痞块，没有打胎。于是，纪氏被贬到安乐堂去养病。后来生下一个男孩，纪氏让守门太监张敏将孩儿溺死。敏说：“帝未有子，怎能弃之？”便用粉饵蜂蜜偷着哺育，时吴后废居西宫，密知其事，往来哺养。一天，成化帝召太监张敏梳发，照镜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伏地奏道：“死罪，万岁已有子了！”帝惊愕，问所以。张敏奏道：“皇子偷着抚养在西宫，今已六岁，匿不敢报。”成化帝派人将皇子抬至阶下，皇子长发披地，投入帝怀。成化帝立皇子朱樘为太子，颁诏天下，封纪氏为妃，并移居永寿宫。万贵妃知道这事后，日夜哭泣，骂道：“这群小子骗了我！”但万贵妃并不死心。不久，纪妃暴死，史载是万贵妃谋害的。万贵妃喂太子吃饭，抚养太子。周太后嘱咐道：“孙儿去，不要吃！”万贵妃向太子赐食，太子说：“已吃饱！”进羹，又说：“疑有毒！”万贵妃计不得逞，因恚成疾，后来病死。
　　在西六宫的西面，有一区三组宫殿—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是皇太后、皇太妃居住的地方。按照规定，皇后在当朝皇帝死后，就成为太后，从所居的东西六宫迁到这里。先朝的妃、嫔，称太妃、太嫔，随皇太后同居，同嗣皇帝都要年过50，才能开始相见。每年只有元旦、冬至、万寿（皇帝生日）、圣寿（太后生日）等节日，皇帝照例到太后宫中行礼时，母子才得相见，此外则很少有机会见面。慈宁宫建于明代，明万历帝死后，曾贵幸一时的郑贵妃（前文已述）就居住在这里。她们都是老皇帝的遗孀，平日里黑夜接着白天，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幽居深宫，欢笑无颜，所以这一片宫殿被称为寡妇世界。
　　寡妇宫院佛堂多。寿安宫北的英华殿，在明代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代仍把它作为皇太后礼佛的殿堂。在慈宁宫内，清代又把北边的二层大殿改为大佛堂，里面设有金漆雕花大佛龛，供奉着高大精美的三世佛。在寿康宫和寿安宫里都安设佛堂，就连清幽典雅、宁静肃穆的慈宁宫花园，也把亭馆楼阁改成佛堂，使它显出一种脱离尘世的境界。园中的主体建筑咸若馆，馆东边宝相楼，西边吉云楼，后边慈荫楼，以及园中的临溪亭等，都被用来供佛。这里常年焚香诵经，几乎是佛的世界。佛堂里香烟缭绕，经声朗朗，佛堂外草木疏寂，铎声咚咚—太后和太妃们在百无聊赖的守寡期间，只有从那虚幻的佛界中，寻求精神安慰，祈求来世幸福，捱过她们的风烛残年。
　　奉先殿和东六宫在后三宫的左翼。奉先殿在东六宫的前面，与养心殿相对称。奉先殿为一独立院落，前殿后殿，各为七间，清初建立，为清帝奉祀祖先的殿堂，每月朔（初一）、望（十五），岁时节礼，出征凯旋，册封大典，都遣官至奉先殿告祭。
　　东六宫在奉先殿的后面，也是妃嫔居住之所。东六宫是：东面南为延禧宫，中为永和宫，北为景阳宫；西面，南为景仁宫，中为承乾宫，北为钟粹宫。东六宫的名称和西六宫一样，屡有改动，略不详述。清制规定：皇后1名，居中宫；皇贵妃1名，贵妃2名，妃4名，嫔6名，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定数，分居东、西12宫。但实际上往往不按照规定办。康熙帝有名号的后、妃、嫔共有31名，另有贵人8名，常在、答应尚未包括在内。到了晚清，同治帝只有后妃4名，光绪帝也只有1后2贵妃。至于宣统帝3岁登极，6岁被推翻，他的1后1妃，不过是退位后聊以自娱的虚应故事罢了。
　　钟粹宫是东六宫西面的一座宫殿。明代钟粹宫是皇太子的居所。它的前殿叫兴龙殿，后殿叫圣哲殿，其后小院称龙德斋。封建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太子是潜龙，所以如此来给太子居所命名。
　　佛日楼和梵华楼在景福宫之北，紧依宫墙。两楼各自成院，相互毗邻，第二层有檐廊相通，中间有一座共同的楼梯，楼梯东为梵华楼，西为佛日楼。佛日楼是一幢二层小楼，有三进小院，由一条南北贯穿的轴线控制，整个建筑，颇有特色。梵华楼也是一幢二层小楼，面阔七间，前出廊，楼顶敷黄琉璃瓦。梵华楼和佛日楼并不是以其别具一格的建筑而闻名，恰恰相反，朴素的建筑和偏隅的位置，使它免遭庚子（1900年）的劫难，以所珍藏众多的佛塔和佛像而著称于世。以梵华楼来说，二层楼的内壁，全部布满佛龛，一间连着一间，一层接着一层，每个佛龛之内，都有一尊佛像，千姿百态，面容安详。同时还有喇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塑像，神态庄重，形象逼真。整个楼上，供奉着喇嘛教主要各佛的塑像，配以10900尊小佛像，金光四射，满壁生辉。楼下陈设着六座高大的珐琅佛塔，制作精细，工艺复杂，是艺术瑰宝。
　　明朝北京宫殿，是个什么样子？多年以来，未见图解。明朝《北京城宫殿之图》，以古代缩绘方法，绘制北京的宫殿、城墙、庙宇、衙署、坊巷等，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城地图。图约绘制于嘉靖年间，刻印于万历年间。全图纵99.5厘米，横49.5厘米。现藏日本宫城县东北大学图书馆。在图名下、舆图上有文字30行，每行9字。如“鸡声三唱晓星高，万岁山呼贺圣朝。御驾将军擎月斧，锦衣校卫捧金刀。丹墀拥立文官贵，玉阶列排武士豪。静鞭三下珠帘辈，大明皇帝正当朝”云云。然后叙述明朝自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至万历十二朝的历史。判定此图绘制于嘉靖年间的主要根据是，图中绘制了紫禁城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月十日兴工，至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初三日告成，三大殿的殿名做了更改：“更名奉天殿曰皇极，华盖殿曰中极，谨身殿曰建极。”是知该图绘于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之前。判定此图刻印于万历年间的主要根据是，图中题诗有“万历当今福寿正，四海无虞天下静。”文中“万历当今”明确标出时间。图中标明：自“端门至午门，直八十丈长，横六十四丈。”这是重要的历史数据。图中标明坊巷，在正阳门两侧，其东为“东江米巷”，其西为“西江米巷”。图中的西安门外“南城殿”旁，特别标明“景太（泰）在此养病。”说明“夺门之变”后，被废的景泰帝居住在西安门外的南城殿。
　　永乐帝登极后，做出两项既气度宏伟，又勇敢坚定，既意义重大又影响深远的决策：对内，决定迁都北京城；对外，派出郑和下西洋。其前一件，上文已经叙述；其后一件，下文略作介绍。
　　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永乐帝、宣德帝派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非洲南端好望角早82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87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郑和等一行，从今江苏太仓浏家港起航，在“洪浪接天，巨浪如山”的浩瀚海洋上，云帆高扬，昼夜兼航，经东南亚、印度洋，航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他们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郑和船队所经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保留和收藏着郑和下西洋的遗迹和文物。郑和以德为邻，后往薄来，下西洋时所带的物品有瓷器、丝绸等，沿途许多地方都发现了明代瓷器的遗存，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都记载船队将丝绸带到那里，受到当地人的喜爱。当地以不同的方式，纪念郑和这位中华文化使者。从越南的占城到柬埔寨的真腊，从泰国的大城府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从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到印度的古里，从斯里兰卡的锡兰到非洲东岸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特别是在泰国曼谷、马来西亚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都建有纪念郑和的庙。郑和所乘的一号宝船，长125.65米，宽50.94米，深12米，有9桅12帆，装载1000余人，排水量14800吨，而哥伦布航行的那艘海船的排水量为250吨。从宝船复原模型，可窥其见一斑。宝船的锚残高2.68米，残重758.3公斤，舵干长11.07米，这充分显示了明初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实力。
　　明朝北京不仅皇廷宫殿雄伟壮丽，而且皇家御苑幽美秀丽。
　　
　　皇家御苑
　　
　　紫禁城内的御园，今人能够看到的是，以坤宁宫后的御花园为主体，宁寿宫花园和慈宁宫花园为两翼，以及清建福宫花园为后苑，组成宫城中的内廷园林。园中的亭台轩馆，是为帝后妃嫔休憩游赏而建，众多的殿堂楼阁，是供其敬神、礼佛、藏书、颐养而设，从而成为独具一格的皇家御苑。
　　御花园在坤宁宫之后，明代称作宫后苑，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以后不断增修，但仍保持初创时的格局。园中不少殿宇和树石，都是15世纪明代遗物。全园南北深90米，东西宽约140米，占地12000多平方米。园内的主体建筑为钦安殿，坐落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殿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黄琉璃瓦顶，屋顶中央设一鎏金宝顶。殿基为汉白玉石的须弥座，前出月台，四周环以望柱栏板，建筑造型别致，石雕尤为精细。殿有垣墙，形成园中独立院落。钦安殿后西北为延晖阁，东北为御景亭，亭阁峙立，相互对称。延晖阁背倚宫墙而建，站在红墙高阁之上，在雪后晴朗的日子，能饱览西山积雪的景色。正所谓“紫林高阁枕红墙”，“雪朗西山送寒色”。与延晖阁对应的堆秀山，是一座人工叠山，山体堆叠凸凹起伏，山势明暗虚实多变。山侧有迂癹而上的之字形磴道，山腰巧筑玲珑山穹，山顶矗立御景亭。亭方形四柱，琉璃瓦顶，四面安扇门，正中设宝座。这里是帝后在九月九重阳节登高的地方。在亭中俯视，北望景山，葱茏秀丽；南瞰园庭，松柏成行。如后来人所云：“北户景山秀堪辑，南墀古柏俨成行。”
　　园中除御景亭外，有八座亭子都是左右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东西两侧，四周有山水掩映，花木衬托，显得端庄富丽，景胜优美。玉翠亭与凝香亭，在园内东北角和西北角，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两亭结构雷同，都是方形四柱，攒尖顶，上覆黄、蓝、绿三色琉璃瓦，如同棋格，别具特色。浮碧亭与澄瑞亭，建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各立在一座平桥上，四面开放，前出抱厦。桥下各有长方形水池，池中金鱼嬉游，匆聚匆散，金鳞隐现，景色旖旎。万春亭与千秋亭，建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两亭构造相同，重檐，上圆下方，抱厦四出，上层为伞状圆顶，掩映在松涛之中，挺拔秀美，绚丽多姿。园内南部还有两座井亭，东西对称，亭方形四柱，琉璃瓦顶，围以栏板，小巧精致。此外，园内树林和花卉，泉池和轩斋，布局得当，运用巧妙，更为御花园增添了清幽爽静、景物宜人的情趣。
　　宁寿宫花园在宁寿宫后面。宁寿宫是清乾隆帝为退位颐养天年而建。但他退位之后，并没有住在宁寿宫，而是照旧住在养心殿。宁寿宫后的花园，设计新颖，布局巧妙，步步出新，景景奇异。是今见紫禁城里最具有特色的宫廷花园。人们观赏之后，无不翘指赞叹。详细介绍，留待下章。
　　慈宁宫花园比宁寿宫花园略大些，占地6800平方米。全园仅有馆楼亭台等建筑物11座，多为礼佛之所，前文已经述及。风景区在园的南半部，地面平坦，甬道平直，没有过多的起伏山石，通幽曲径。这是为着同太后、太妃灰冷的心境和衰老的体力相适应。在园的南部有叠山垒池，构亭筑台，饱含着深厚的山林野趣。园中栽植的松柏、丁香，也显得格外清淡、素雅。
　　建福宫花园虽清乾隆时所建，但附此一提为便。建福宫花园于乾隆七年（1742年）始建，历时八年建成。园内建筑以延春阁为中心，北有敬胜斋、吉云楼；西有碧琳馆、妙莲华室、凝晖堂；西南有静室；南有略呈月牙形堆山、玉翠亭；东北有静怡轩等。全园占地约4000平方米，集宫、殿、楼、阁、斋、堂、亭、轩于一体。乾隆时将珍奇文物收藏于此，嘉庆时曾下令将其封存。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火，整组花园建筑连同所藏珍宝化为灰烬。近年重建。
　　紫禁城内的花园，虽然都是宫廷花园，但因其主人的欣赏趣味不同而各具特色。御花园是帝后游憩的地方，它布置规整，左右呼应，博大典雅，雍容华贵。宁寿宫花园是乾隆帝当太上皇时游赏的地方，它布局新颖，变幻称奇，精工雕琢，装点妍丽。慈宁宫花园是太后、太妃消时解闷的地方，它格局疏阔，佛堂林立，清平淡雅，气氛肃寂。建福宫花园布局紧凑，风格独特。紫禁城的御园，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精品。
　　在紫禁城的北面，有一座后山，明代称万岁山，相传皇宫曾在山下堆存过煤，俗称煤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名为景山。山的东麓，宽阔多树，林木蓊郁，绿草茸茵，鹤鹿成群，是明代射箭的场所。这里有观德殿，是皇帝观射的殿堂。明末崇祯帝曾在观德殿召见大臣。山的北麓，有一片果园，称北果园。园中多种奇果，又称百果园。在茂密林森和荫翳果树中，掩映着一座殿宇，这就是寿皇殿。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将殿移建，恰对景山中峰。寿皇殿仿太庙形式建造，正殿九间，有左右配殿，还有神厨、神库、碑亭、井亭等。它是供奉清帝祖先影像（画像）的殿堂。山的西麓，松柏郁葱，花卉成片。
　　万岁山为堆土而成，山上有磴道。每逢九月九日重阳节，皇帝常登山赏景。明成化帝时，国子监生员虎臣听说要在万岁山架设棕棚，准备皇帝登山远眺，便上疏谏止。成化帝对虎臣的谏疏很器重，但国子监祭酒费并不知底细。他怕虎臣闯祸，就鸣鼓召集全体生员历数其罪，并用镣铐锁之。不久太监宣旨拆卸棕棚，并封虎臣为县官，费羞惭不已。明末刚愎自用、喜谀恶肃的崇祯帝，就在万岁山下演出了一场旷世悲剧。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外城。崇祯帝出紫禁城，登万岁山，见烽火弥天，徘徊许久方回宫。当夜，崇祯帝心绪烦乱，饮酒十余杯，令周皇后自尽，用剑砍伤长平公主，说“你为什么生在我家！”又砍昭仁公主及妃嫔数人。翌晨，崇祯帝得知内城失陷消息后，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已成孤家寡人。他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在万岁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下，免冠跣足，蓬发覆面，自缢身死。
　　在紫禁城的西面，有西苑，又称太液池，就是南海、中海和北海。这是明清两代皇城以内最重要的皇家园林。
　　在紫禁城的西北，有皇家动物园。明代的皇家动物园，以太液池西北的虎城和豹房比较著名，规模也大。虎城养虎，虎在阱里。外面围有铁栅。明正德帝喜欢看虎，有“红粉别依回鹘队，君王新自虎城来”之句。虎城西北有豹房；正北有百兽房，畜养犀牛、象、海豹、猞猁狲等。在紫光阁旁有百鸟房，畜养珍禽异鸟，如孔雀、金钱鸡、五色鹦鹉、白鹤、文雉。还有貂鼠、猞猁狲、海豹等。明朝对这些动物的管理，虎、豹、犀牛、大象等，各有职秩，有品科，如虎食将军俸禄，象食指挥使俸禄等。
　　在紫禁城南面，出永定门外10公里有南苑，又称南海子。元时称飞放泊，是北京最大的天然园林猎场。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崇尚骑射。忽必烈迁都大都后，将郊外许多民田变作牧场，后经汉官疏谏，逐渐退牧还田。但飞放泊被保留下来，忽必烈常到这里狩猎，又将南苑拓展，周围60公里，绕以墙垣，开有四门。后明帝多厚文薄武，沉湎酒色，南苑逐渐衰落。清朝满族以弓马为本，行猎演武，南苑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增为九门。苑内有94泉，又有凉水河与团河，泉涌水清，林木茂密，獐鹿雉兔，不可胜计。每年春籤冬狩，行围习武。行围时，海户驱兽合围，骑士驰射其中。殪虎是狩猎者最大的乐趣。虎为兽中之王，猎虎能考验一个人的勇敢和智慧、体能与技艺，所以清代有作为的皇帝多喜欢射猎老虎。康熙帝和乾隆帝就是佳例。清还设立六百人的虎枪营，在南苑春籤时，随驾巡狩，猎殪猛虎。苑中有晾鹰台（元称虞仁院，明称按鹰台），台临潴水五海子，筑72桥济渡。晾鹰台高19.2米，周径38.4米。大阅之典礼，在晾鹰台举行。大阅时，皇帝御晾鹰台，八旗分列左右，内大臣、都统等各率旗属，画角先鸣，呐喊前进。阅操礼毕，皇帝回圆幄，释甲胄，颁赏，赐宴。每旗摆筵50桌，凡24旗，列宴千席，规模壮观。乾隆帝曾接见哈萨克、布鲁特、塔什罕等使臣，并放烟火。清初定制，大阅三岁一举，在南苑晾鹰台。后来时间不以三年为限，地点也不尽在南苑。康熙中期以后，辟建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临幸南苑渐少。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疏浚团河，在南苑西南门—黄村门内三公里处，始建团河行宫，遗址至今尚存。
　　
　　坛庙寺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焚香祈祷神灵，挥戈保卫疆土，是封建国家,也是封建帝王的两件大事。中世纪的中国同欧洲各国一样，神权至高，皇权至上。但也有所不同，罗马教皇立奥三世于公元800年（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圣诞节，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大帝加冕；中国皇帝的登极，则只是告祭神，毋须其干预。神权与皇权，相互依援，主客难定。中国在中世纪，从哲理上讲，神权为主，皇权为客，所以皇帝才称为天子；但从现实上讲，皇权为主，神权为客，所以皇帝才敢于灭佛毁经。中国皇权一元，但神权多元。语云：“天生英物，必有神主之。”天下万物，神以百计。
　　明清所祀之神，有天神—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有地神—五岳（泰山、衡山、嵩山、华山、恒山），五镇（沂山、会稽山、霍山、吴山、医巫闾山），四裔名山；有水神—江河湖海，泉潭川泽；有农业神—农蚕五谷，蝗虫大雩（旱神）；有军事神—旗马舰炮，铳枪弩石；有社会神—历代帝王，功臣良将；有宗教神—佛祖道尊；有文化神—孔子，文昌；有市民神—门户灶井等，祭祀之神，数以百计。同人间有等级一样，受祀之神，也分等级。祀分三等：大祀者，为天地、宗庙、社稷、孔子；中祀者，为朝日、夕月、先农、先蚕等；群祀者，为先医、火神、城隍、玉泉等。大祀，皇帝亲祭；中祀，或亲祭，或遣官；群祀，则皆遣官。祭祀诸神的场所，为坛庙寺宇。
　　北京坛庙的布置，讲求对称。天坛在南，地坛居北，日坛在东，月坛居西。在天、地、日、月、先农五坛中，以天坛建筑最为气势磅礴，宏伟壮丽。
　　天坛是明清皇帝祭天和祈谷的坛庙，位于永定门内子午线东侧，占地约270万平方米，约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四倍，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坛墙有两重，分为内坛和外坛。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天坛的主要建筑有圜丘坛、皇穹宇和祈年殿。这三组建筑之间，有一条高出地面2.5米，长360米的丹陛桥（又称神道），将三者连接成一体。
　　圜丘坛在天坛南部，是皇帝祭天的地方。明初天地坛分祀，嘉靖九年（1530年）改为天地合祀，建圜丘坛。坛面及护栏都由青色琉璃砖砌成。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建，坛面换成艾叶青石，栏板望柱改用汉白玉。坛呈圆形，共为三重，坛面离地约5米，直径约23米。每层栏板望柱及台阶数目均用阳数（即奇数）。坛面中心是块圆石，外围各圈均由扇形石板砌成环状，共九圈。第一圈有石板九块，依次按九的倍数递增，第九圈为九九八十一块，其数目也都是阳数。整个圜丘坛是由反射性能良好的石料砌成的。当人站在台面中心圆石上叫一声时，他听到的声音比平常听到的声音响亮深沉，这是由于声波被汉白玉栏杆反射到台面，再从台面反射入耳的缘故。这也是站在中心圆石上的人似乎觉得声音是从地下而来的原因。坛外的四面，各有汉白玉四柱三门的棂星门一座。坛的西南有望灯台，台上安插高20余米独木灯杆，杆上挂着长2.55米的灯笼，蜡烛有1.28米长，称为天灯。皇帝祭天，礼仪威严，极为庄重。有时皇帝也到天坛祈雨，如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夏季大旱，康熙帝曾步祷天坛祈雨。第二年七月二十八日（9月2日），京师发生八级大地震。天坛里搭起帐篷，成为皇帝和贵族避震的场所。
　　皇穹宇在圜丘坛的北面，是存放圜丘祭祀诸神牌位的殿宇。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改建。皇穹宇为深蓝色琉璃瓦的单檐圆殿，远看像一把蓝色宝石大伞。它高19.5米，直径15.06米，屋顶由八柱环转支托，并有三层天花藻井，层层上收。宇外有圆形围墙，高约6米，直径约64米。整个围墙砌得整齐光滑，是一个优良的声音反射体，所以叫做回音壁。一个人站在墙的一端低声细语，站在另一端的一人能够听到清晰的声音。
　　皇穹宇南面路上第三块石板，正处在围墙的中央，站在这块石板上，击一掌或喊一声，可以听到三声回响，所以叫做“三音石”。这是因为掌声或喊声，等距离地传到围墙以后，被围墙同时反射回中央，于是人们听到了第一次回音；接着第一次回音又等距离地传到围墙，再被反射回来，人们听到了第二次回音；这样往返三次后，声能在传播和反射过程中被墙壁和空气吸收而再听不到回音。这种具有良好声学效果的古代建筑物是世界上罕见的。
　　祈年殿在天坛皇穹宇的北部，是皇帝祈祷五谷丰登的殿堂。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庄稼收成好坏，不仅影响人民的生活，而且关系国赋的收入。中国的元帝国和明帝国，都是在连年灾荒之后，被揭竿而起的农民所埋葬的。明承元鉴，清又承明鉴，都祈求有个五谷丰登之年。皇帝在每年的正月，要亲自至殿祈谷，以求国泰民安。明永乐帝在兴建北京宫殿的同时，就建筑了平面为矩形的大祀殿。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建时，为合于天圆之说，改作鎏金宝顶三层檐攒尖式屋顶的圆形大殿。三层檐琉璃瓦的颜色，上层为蓝色，中层为黄色，下层为绿色。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改名为祈年殿，次年将三层檐全部换成蓝色琉璃瓦，与天一色，蔚为壮观。祈年殿高38米，直径30米，有三层圆形屋檐，每层都覆盖蓝色琉璃瓦，从下至上，递层缩小，最上层的中央冠以鎏金宝顶。殿基三层，每层都以金砖墁地，围以雕花汉白玉栏杆。整个大殿全用木材结构，仅凭木榫交结、斗拱支架而成，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风格。全殿用28根朱漆楠木巨柱支持。中间的四根最粗，有描金卷枝莲彩绘，象征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周围的24根，分为内外两圈，内圈12根象征一年12个月，外圈12根象征一天12时辰，合为24根则象征24节气。殿内上有华丽的藻井，中设宝座、屏风和祀神牌位。
　　整个天坛布局恢弘，设计精巧，建筑雄伟，色彩奇丽，造型卓异，是中华古代建筑的瑰宝，也是世界古代建筑的奇观。至今仍深深地吸引着人们，让人叹为观止。
　　地坛是明清皇帝祭祀皇地神的坛庙，又称方泽坛，在安定门外。明嘉靖九年（1530年）建，清代屡经重修。坛呈方形，象征地方，汉白玉筑二层方台。坛面用黄琉璃，以象征大地。上层方20米，下层方约35米。下层一边列五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等山石座，镂刻山形；另一边列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等水石座，镂刻水形。外围内（矮围墙）。坛北向，正北面白石棂星门三门，竖立六柱，东、西、南各一门，门有二柱。坛南有皇室，供奉皇地神牌位。每年夏至日出时行祭地之礼。天坛在南，地坛在北；天坛呈圆形，地坛呈方形—乾坤相对，特点鲜明。
　　日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坛庙，又称朝日坛，在朝阳门外。明嘉靖九年（1530年）建，清代屡经重修。坛为白石砌成，一层方台。坛面为红琉璃，以象征红日—太阳。坛四周有聍墙（矮围墙）。坛西向，正西有白石棂星门三门，竖立六柱，东、南、北各一门，门有二柱。每年春分日出时行祭日之礼。
　　月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夜明之神—月亮的坛庙，又称夕月坛，在阜成门外。明嘉靖九年（1530年）建，清代屡经重修。坛为白石砌成，一层方台。坛面为白琉璃，以象征白月—月亮。坛四周有墙（矮围墙）。坛东向，正东面有白石棂星门三门，竖立六柱，南、西、北各一门，门有二柱。每年秋分夜行祭月之礼。日坛在东，月坛在西；日坛面用红琉璃，月坛面用白琉璃—日月相对，各具特色。
　　北京坛庙的布置，讲求对称。太庙在左，社稷居右；天、地、日、月四坛，天坛在南，地坛居北；日坛在东，月坛居西。天坛呈圆形，地坛呈方形，天坛面为艾叶青石，地坛面为黄琉璃—乾坤相对，特点鲜明。祖社和四坛配置左右、南北、东西，而宫城居于中心。这是皇权为主、神权为客在坛庙布局上的表现。
　　太庙是祭祀皇帝祖先的庙宇，明初建，在阙左。嘉靖时撤故庙，建九庙，分祀而含为都宫。庙成后，雷火焚八庙。又重建太庙，为同堂异室之制。前正殿九间，内储诸帝后冕旒冠带，祭时陈列。其前为两庑，东西燎炉，南为戟门。后寝殿九间，安放先帝后神主。又有祧庙五间，藏祧主。四时祭祀，岁除祀。其两庑，东庑侑享诸王，西庑侑享功臣。清时明神主移祀历代帝王庙，而换成清帝祖先。
　　社稷坛是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坛庙，明初建，在阙右。坛为方形，坛制二层，四面有石阶，各三级。坛中用五色土按五方筑成。四面有棂星门，有坛，外设天门四座。西门外建神库、神厨、宰牲亭，北面有拜殿。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之五谷赖土地而生，所以历代都以社稷为大祀。
　　先农坛永乐帝迁都北京后，沿袭明南京礼仪规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天坛的对面，建先农等坛，祭祀先农（农神）、太岁（岁神）、神（山川等自然神）等神。明嘉靖时规范、清乾隆重修。先农坛由外坛墙及坛门、内坛墙及坛门、太岁殿、先农神坛、天神地坛、行恪田礼坛、神仓、庆成宫等组群建筑及耕地等组成。占地约2000亩，呈北圆南方状。祭祀先农神，每年二月的某日，皇帝按规定要亲到先农坛，祭先农神，穿着祭服，登上祭坛，官员陪同，奏乐，行礼。然后，行亲耕恪田礼，象征皇帝带头在试验田上耕地种田。虽经400多年沧桑变幻，今先农坛除外坛墙荡然无存外，整体布局，基本完整，建筑特色及艺术风格，基本保留了明代特征。
　　明代北京的七大坛庙，已如前述；而七大寺宇，略如下述。
　　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坐落在今西直门外长河北岸。寺创建于永乐年间，时因印度高僧来北京，贡进五尊金佛和金刚宝座塔规式，而为其建寺以居。成化九年（1473年），建金刚宝座塔。塔建在金刚宝座上，座分五层，每层均挑檐，设佛龛，藏佛像。座顶周绕石护栏，前方筑建罩亭。座上建五塔，中央大塔十三层密檐，四角各建一小塔。后寺毁塔存。此塔以印度造型与中国结构相结合，且为中国现存金刚宝座塔中建造时间最早之一座。
　　觉生寺俗称大钟寺，寺以大钟而闻名。大钟铸于永乐（1403～1424年）年间，它通高6.94米，外径3.3米，钟唇厚18.5厘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外铸有汉文及梵文经咒，总计经文23万多字，字体工整，遒劲古朴。钟声轻击圆润深沉，重击浑厚宏亮，声音悠长，播及远方。《长安客话》记载：“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时远时近，有异它钟。”此钟在现存诸钟之中为最大最重，故被誉为“钟王”。它原藏德胜门汉经厂，后移至万寿寺，又移至觉生寺即今大钟寺。
　　智化寺坐落在今东城禄米仓胡同。寺由明英宗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正统八年（1443年）兴建，于翌年建成。寺由山门、智化门（天王殿）、智化殿、万佛阁等建筑组成，殿阁顶覆黑琉璃瓦。智化寺的建筑艺术精品—藻井，被寺僧盗卖，现陈列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智化寺建成后，王振教人训练僧人演奏佛教乐曲—京音乐（又称经音乐）。艺僧代代相传，已传至今计28代。寺内尚存明代乐器，保留古曲牌150余种，现能演奏曲牌30余个。京音乐在曲谱、乐调、乐器和演奏上，承袭了唐燕乐和宋鼓吹乐之遗音，并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相揉合，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学术价值。
　　大慧寺明正德八年（1513年），由司礼监太监张雄创建。殿宇规模很大，占地四百余亩。后寺毁，但大悲殿幸存。大悲殿是典型的明式建筑，坐北面南，藻井瑰丽—有蟠龙镶嵌，井口天花及梁、檩均绘精美彩画，所有榫头均装饰一尊小神像，构思奇特，妙趣横生。殿内的明代雕塑28诸天神像，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服饰精美，色彩浓重，技艺超凡，堪称珍品。
　　法海寺坐落在今石景山区翠微山南麓，模式口东北幽静峰谷之地。由明英宗近侍太监李童倡议，于正统四年（1439年）始建，历时四年竣工。寺的建筑，缘麓设三级平台，依山势层迭而上，分级建造山门殿、天王殿和大雄宝殿等。山门里高台正中的大殿，黄瓦殿顶，金碧辉煌。刹宇保存至今已属不易，而尤为珍贵者为大雄宝殿内的壁画。壁画绘在大殿佛龛后壁、北门两侧壁上和东西两山墙内壁上。佛龛后壁画为观音、文殊、普贤菩萨像及其坐骑、供养人。观音半身裸露、身披轻纱、面容祥和、色彩艳丽，为今存明壁画的精品。北壁画的是《礼佛护法图》，画中有帝后、天龙八部及侍从共36人，神态各异，烟云缥缈；东西两山墙画的是十方佛、飞天、仙女等，以菩提、牡丹、月季、芭蕉为衬托，天仙腾空，花香云绕，为中国绘画史上宏伟恢阔之杰作。正殿北壁有《帝释梵天图》，所画人物富于精神与性格的特征，如梵天的肃穆，天王的威武，功德天的聪慧，诃利帝母的慈祥，表现精粹，真切动人。尤以三幅菩萨画像，神采隽永，轻妙透体，如飞似流，尤为精湛。法海寺的壁画，不仅是明代壁画中的珍品，而且可与敦煌、宋元壁画媲美。
　　碧云寺在香山北聚宝山东麓，山势起伏，松柏蓊郁，空气清爽，风景佳胜。它初名碧云庵，创建于元。明正德帝巨宦于经和天启帝阉宦魏忠贤两次扩修。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对寺院进行扩建，又兴建了金刚宝座塔和五百罗汉堂等，碧云寺成为京郊名刹。寺有四进院落，层层殿堂，依山叠起，松柏参天，浓荫蔽日。南跨院为罗汉堂，堂内塑造500尊罗汉像，每尊高约1.5米，木质为胎，外饰金箔，按行站立，姿态各异。其中济公因为迟到，没有座位，只好蹲在梁上。北跨院为水泉院，清泉从石缝流出，汇于一池，池上桥亭错落，周围山石迭嶂。后院有金刚宝座塔，通高34.7米，全部用汉白玉石砌成。塔基正中开券洞，券门额题“灯在菩提”四字。塔座上有两座小型喇嘛塔和五座十三层密檐方塔—布满浮雕，雕刻精致，技艺精湛，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慈寿寺位于今海淀区八里庄，原名永安万寿寺，寺中建高塔，名万寿寺塔。寺是明万历帝母亲李太后懿旨，于万历四年（1576年）始建，两年后告成。寺院内，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56.5米，刚健挺拔，风铃鸣动，气势非凡。后寺因火废弃，惟塔孤存。寺的兴建，有个故事。万历帝父亲隆庆帝死得早，皇后没有儿子，由李妃所生10岁的翊钧继位，这就是万历皇帝。万历帝登极后，册母亲为太后，但她宫女出身，地位卑微。一次宫里吃饭，正宫太后和万历皇帝坐着，李太后却不能入正席。李太后处境艰难，外朝由首辅张居正掌权，内廷上下不受重视。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呢？一天，她公开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九莲菩萨，说自己是九莲菩萨的化身。于是，在宫里供奉九莲菩萨，又传旨修建慈寿寺，寺内供奉九莲菩萨。此后，东太后、张居正以及宫内外所有的人，都高看李太后。塔的后侧，东西分列画像石刻碑：东首一块正面刻紫竹观音和赞词，背面刻瑞莲赋；西首一块正面刻鱼篮观音和赞词。二碑刻工精美，线条疏朗流畅。慈寿寺是女人心智韬略与才能机睿的展现。
　　
　　科学文化
　　
　　明代中原无大战，文化积累颇丰厚。文化的历久积萃，则是科学、文学、书画、工艺发展之土壤。
　　科学明代出现了伟大的科学家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和徐光启。李时珍曾任职于为宫廷服务的太医院，著有中国古代医药学经典—《本草纲目》。徐霞客曾旅游京师，撰有地理学名著—《徐霞客游记》。宋应星曾两次赴京应试，著有介绍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徐光启长期任职京师，官至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对当时的科技发展贡献很大。他尤其重视中国传统生产技术，撰写了集古代农学大成的巨著—《农政全书》。
　　早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人剌菲尔别斯罗附帆来华，是为欧洲船舶入中国之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到北京，带来了《坤舆万国全图》等西方科技著作。《坤舆万国全图》是根据绘有五大洲的拉丁文世界地图，用经纬度制图法加以改绘，并用汉文注释的世界地图。这使北京的士大夫耳目一新。利玛窦在北京一面传教，一面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徐光启向利玛窦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两人还合作译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几何原本》，是为传教士为中国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利玛窦还同明朝官员李之藻合作编译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对中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利玛窦死后葬在今阜成门外车公庄。
　　文学明代市民文学逐渐发展，章回小说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章回小说的特点是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情节生动。明代出现著名的四部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不仅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达到一个新的光辉顶点，而且在北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杰出的历史长篇小说，描写了魏、蜀、吴三国时期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塑造了曹操、关羽、孔明等400余个人物的形象。其中塑造人物典型，向来有所谓“三绝”，就是曹操奸绝，关羽义绝，孔明智绝。孔明被突出为智慧的化身，赤壁之战被描绘成是孔明指挥的波澜壮阔的辉煌战役。这部小说长远地在北京和全国人们面前放出异彩。
　　《水浒传》是一部描写与歌颂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它以北宋末年宋江等农民起义作为创作的历史素材，围绕着“官逼民反”的主题，塑造了一大批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同时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罪恶与腐朽。
　　《西游记》的主要故事是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杀妖魔，降鬼怪，历尽磨难，终成正果。它的作者吴承恩，性敏多慧，博极群书，久试不第，性格倔强：“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他幼时爱好神奇故事传说，年长更甚，后在西游记评话和杂剧的基础上，呕心沥血，创作出这部《西游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勇敢顽强，聪明机智，会72般变化，历81场磨难，降伏妖魔，护卫唐僧，扫清障碍，到达西天，取得正果。孙悟空“大闹天宫”，尤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孙悟空在天庭玉阙，树起旗帜，声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十万天兵天将望风而逃，整个天宫琼宇摇摇欲坠。这个故事后来成为戏剧、说书、绘画和皮影等多种艺术作品题材的源泉。《西游记》富于哲理，寓意深刻，启发人们：有佛必有魔，无魔没有佛，能战胜魔，才能成佛。
　　《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不详，它的题材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故事演变而来，主要以西门庆和潘金莲为脉络，描写了上自贵族，下至市井，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行为与精神状态，勾勒出一幅芸芸众生的世俗图画。
　　戏曲明代戏曲在元代杂剧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民间杂剧约有1000种。万历十一年（1583年），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从江西临川到北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后任小官，宦途波折，辞职回家。他的名著《牡丹亭》，描写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柳梦梅和杜丽娘在梦中相会，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富于浪漫色彩。《牡丹亭》歌颂了他们自由幸福的爱情，也反映了要求个性解放的心情。当《牡丹亭》问世时，江南的戏曲如昆曲、弋阳腔等都在北京极为流行。北京的戏班在这时也从公侯宅第走进闹市剧场。《牡丹亭》在剧场上演，受到京师市民的喜爱。
　　绘画明代是中国绘画史的重要时期，文人画更为繁荣。北京作为全国文人荟聚之区，画苑相当活跃。北京宫城武英殿设有宫廷画院，明人于慎行的《絓城山馆集》记载：“宋徽宗立书画学，书学即今文华殿直殿中书；画学即今武英殿待诏诸臣。”画学的待诏诸臣，在宫城内武英殿后的仁智殿受召，明宣德帝朱瞻基、景泰帝朱祁钰、成化帝朱见深和嘉靖帝朱厚鎝等，都能画山水、花鸟、人物、草虫，“往往与宣和争胜”，就是常同擅长书画的宋徽宗赵佶竞美。当时一些著名的画家受召入院，挥毫作画。明初永乐帝时，画家边文进擅长工笔花鸟，他同蒋子成、赵廉被召入禁廷作画，时称为“禁中三绝”。其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戴进，初为银工，后入画院。他应召画《秋江独钓图》，因画面上穿红袍人在水边垂钓，被人谗称绯为朝服，有辱朝官，命斩首。戴进和徒弟栖于寺庙僧房，其徒用酒灌醉寺僧，窃取度牒，削师之发，夤夜化装逃归乡里。戴进的山水画，水墨苍劲，宏深淡雅，被誉为画坛大家。再后的唐寅，与沈周、文征明、仇英被称为“明代四大画家”。唐寅，字伯虎，曾到北京会试，因科场案被下诏狱，谪为吏。他以“风流才子”自况，后靠卖画为生，曾写有诗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的山水画、人物画都有卓越成就。《骑驴归思图》描绘一个敝袍寒士，正于秋风萧瑟、峰溪奇蜿深处，骑着驴疾归，富于生活气息。他的画造景雄峻，变化巧妙，笔墨灵逸，明洁滋润。唐伯虎之名，因《三笑姻缘》而家喻户晓，实皆盲词弹唱，出于虚构。明末的董其昌，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京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为官名声不好，书画却噪有时名。所绘山水树石，烟云流动，笔致墨韵，风格清朗。其书法名气很大，留在后面介绍。
　　书法明代北京书苑繁盛，名家辈出，流派纷竞，佳作如林。明代初期的北京书坛，以沈度为代表。永乐帝诏简能书者入翰林院，沈度以擅长书法入选。沈度专工楷书，圆润婉媚，雍容华贵，名出朝士之上。永乐帝誉其为“我朝王羲之”，日侍便殿，金版玉简，诏书典册，多命他书写。沈度的书法，工整平稳，功力深厚，为宫廷内阁文书所需，他就成为“台阁体”书法之代表。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敬参箴》墨迹。
　　明代中期的北京书坛，以文征明为代表。文征明曾在北京翰林院任职，后乞归故里长洲（今江苏苏州）。文征明善画，前已述及，尤工书法，秀媚清劲。他的大字，笔法精绝；隶书，独步一世。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前后赤壁赋》等墨迹。其中《后赤壁赋》为小楷，规矩平稳，工整劲健，是他80余岁之作品，令人惊叹不已。在文征明之前还有于谦。于谦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进士，后在京为官。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也先骑兵内犯，正统帝在亲征中兵败被俘，泻王监国。于谦部署抗御也先，守卫京师有方，升为兵部尚书。天顺元年（1457年），正统帝复位，于谦被诬下狱，蒙冤而死。于谦为人正直，亮节高风，善诗文，工书法。文如云行水涌，诗风清丽淳朴，书法风格劲秀，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题公中塔图赞》墨迹。
　　明代晚期的北京书坛，以米万钟为代表。当时以善书名者称“南董北米”，董为董其昌，米为米万钟。董其昌擅长绘画，前文已述；尤工书法，自成一家。清康熙帝喜爱其书法，因之全国风靡一时，京城内外，影响颇大。米万钟，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人，自青年时，文章、翰墨之誉，已满天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成进士，后任江西按察使。宦官慕米之名，求书翰不应，唆人讦劾，即被免官。他的书法，功力深厚，潇洒生动，名噪一时。又爱收蓄奇石，人称为友石，并有诗文行于世。
　　明清北京的工艺，如奇花名卉，竞放异彩。
　　雕漆相传是永乐年间由浙江嘉兴府传到京师的。它用金、银、铜、锡等做胎型，然后在胎型上累次涂漆，按刻制的要求，涂数十层或数百层，并在漆未干透之时，刻制各种装饰花纹图案，技艺奇巧，精致美观。雕漆器有碗、盘、盒、匣等。宫廷的榻几、屏风、奁盒等也多用这种雕漆。北京雕漆造型浑厚，色彩浓艳，纹饰纤巧，构图典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景泰蓝是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品，因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的产品极为精美而得名。它的工艺过程非常复杂，需经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工序。景泰蓝端庄古雅，雍容华贵，成为宫廷的装饰器皿和坛庙的祭祀礼器。清乾隆时紫禁城内梵华楼的珐琅佛塔，即景泰蓝佛塔，是景泰蓝中的精品。其中一座珐琅佛塔，放置在梵华楼佛塔室内，室的墙壁绘有佛教图画。画面以云天神界为背景，描绘着各种宗教故事，笔调粗犷，色彩强烈，愈发衬出珐琅佛塔的精雕细刻。珐琅佛塔的塔基，呈正方形，共有三层，色彩不同，花纹各异。塔身也是三层。第一层，像一座方亭，下有彩绘护栏，上有连脊重檐，中列佛龛，内置佛像。第二层，像一座八角亭，基座四角有蓝色纹饰，给人以耸入云天的感觉。金花檐柱环列，上有弧形重檐，中设佛龛，内有佛像。第三层，也像一座亭子，中有佛龛，内设佛像（已失），三层圆檐亭顶，又兼作塔刹。塔刹构图繁复，迭层变化。梵华楼的珐琅佛塔，构思奇特，变幻无穷，巧夺天工，是古代世界工艺美术的稀世珍宝。
　　清代北京的景泰蓝，附此一提。它由内务府造办处生产，后来民间也有制作。清道光年间，北京的景泰蓝开始作为商品出口。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北京景泰蓝参加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获得一等奖。
　　玉器北京玉器制作技术精湛，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各地许多技艺高超的琢玉艺人，就在这里从事玉器制作。前文介绍的“渎山大玉海”，就是元代大都之玉器巨珍。从明代起，北京成为著名的玉器产地。玉的硬度高，润度华，雕琢一件精美的玉器，需费数年之功。制作玉器，既要讲求艺，又要讲求巧。艺人在琢制玉器时，需要利用玉石的色彩、纹理、精心雕制，刻意求新，才能成为一件名贵的玉器。玉雕“桐荫仕女”，巧用自然颜色，从月亮门缝里，射出一缕月光，撒在仕女身上。其构思之巧，借光之妙，沁人肺腑，爽人心志，可赞，可叹！清代的“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达5吨，琢制8年，是世界罕见的重型玉雕巨宝。
　　牙雕象牙雕刻工艺品，造型精美，十分珍贵。明代的御用监，清代的造办处，都设有专门匠作机构，为宫廷制作牙雕工艺品。北京牙雕以圆雕仕女、花卉、历史故事和神仙传说见长，还用象牙制牙席、牙扇。清代的牙雕《月曼清游》册页，共18幅，雕绘出夜游、弈棋、秋千、赏花、品茗、荡舟、观画等生活情景，是一件珍贵的工艺品。北京的牙雕工艺品，构图讲究，造型精美，技法细腻，十分珍贵，为宫廷、皇族、显宦和富绅所享用。
　　刻瓷刻瓷是艺人用单线直刀在瓷器上刻出诗词字画。早在宋代就有刻瓷，明代的刻瓷水平较高，清代刻瓷技艺更有发展。刻瓷艺人在瓷器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草虫，刻工细腻，着色鲜艳，被誉为艺术珍品。
　　绢花绢花是用绫绢做的花朵。相传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左鬓角上有个伤疤，她每天让宫女用一朵鲜花戴在左鬓上。冬天没有鲜花，就让宫女用绫绢做假花给她戴。这只是一个故事，不必当真。后来绢花逐渐发展。明清时北京绢花制作更精美，又称京花。清朝的绢花传到国外。
　　北京其他的特种手工艺品，还有花灯、烟花、绒花、风筝、地毯等，种类繁多，绚丽多彩。
　　瓷器中国的瓷器，到了明朝，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明代瓷器胎质细腻，釉彩斑斓，色泽艳丽，图案淡雅，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的御器厂官窑瓷器，盛极一时。
　　明代瓷都景德镇，除民窑生产瓷器外，皇帝在这里设立御器厂，专门烧造官窑瓷器，供宫廷使用，并派官员到景德镇督窑，即监督瓷器的烧造。明代景德镇官窑多至58座，烧造碗、碟、盘、杯、盒、钟、瓶、棋盘、屏风、龙缸等器皿。官窑为宫廷烧造的瓷器数量很大。宣德八年（1433年），一次就要烧制龙凤瓷器443500件。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紫禁城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完工，命烧造九龙九凤的御膳器皿和青龙白地花缸、金龙金凤白瓷罐等呈送宫廷。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命烧造瓷器120260件。据估计，嘉靖帝在位45年，官窑等烧造宫用瓷器达百万件之多。万历十九年（1591年），先命烧造瓷器159000件，不久续派烧造80000件。后工部官员以景德镇地区“土瘠民贫，连年灾”，请停减烧造瓷器，不从。
　　明代御器厂烧制的瓷器，以青花瓷为主。明代的青花瓷器优胜于元，它胎釉精细，青色浓艳，纹饰优美，造型多样，在中国瓷器史上颇负盛名。明代又兴起彩瓷，颜色有红、黄、绿、蓝、黑、紫等，开创了釉下青色、釉上着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明初的彩瓷，如青花红彩，只在釉上着红彩。到宣德帝时，烧造出“青花间装五色”的五彩瓷器（又称斗彩）。后来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供奉禁庭，成为宫廷新的装饰品。
　　明代瓷器大量从北京运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蒙古、女真等贡使返回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其包装方法是：“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这是陆路远途运输的包装妙法。明代瓷器还大量出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袭击葡萄牙船，得到中国瓷器约60吨。后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买了一套餐具。据《荷兰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运往荷兰的瓷器，万历四十年（1612年）有38641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69057件，崇祯九年（1636年）达259380件，崇祯十二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可见西方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与需求。
　　清代仍在瓷都景德镇设御器厂，所烧造瓷器，供宫廷使用。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中国瓷器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康熙帝时所产的五彩瓷器，习称康熙五彩，造型端庄凝重，装饰丰富多样，色彩鲜艳瑰丽，光泽透澈明亮，是这一时期瓷苑中的新葩。清代瓷苑中又一丛新葩—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将彩绘画面某些部分用玻璃白粉打底，然后烧造成的瓷器而得名。雍正帝时烧造的粉彩，称雍正粉彩，比康熙五彩更娇艳、柔白、精细、淡雅。很多雍正粉彩明如镜，薄如纸，达到了“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消”的地步。清代瓷苑中另一丛奇葩—珐琅彩，是以瓷作胎，外用珐琅彩绘描画，经烧制而成的瓷器。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多在内务府造办处内进行，形制有碗、杯、盒、壶、瓶等，专为帝后妃嫔玩赏、祭祀供器之用。雍正帝时，珐琅彩加绘山水、花鸟、竹石、人物，并配以书法精美的题诗，成为制瓷工艺同赋词绘画相结合的艺术品。乾隆帝时，珐琅彩器画面上绘有西洋画，更有一番意趣。
　　清代瓷器受到外国的喜爱。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必细说，就是普鲁士皇帝选皇后，还曾以600名撒克逊龙骑兵向邻近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为其婚礼增色。普鲁士皇帝如此喜欢中国瓷器，其他贵族争相仿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英国向清朝定购瓷器达80万件之多。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
　　编书明代迁都北京的永乐帝，刚登上宝座就命大学士解缙等编纂大型的类书。先后动员3000余人，历时五年，编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类书—《永乐大典》。它有22937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书成后装订成11095册，计三亿七千余万字。《永乐大典》因卷帙浩大，只缮写一部，未曾刊印。隆庆元年（1567年），另摹成副本一部，藏于皇史裩。珍贮在南京的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在清代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焚劫，也所余无几，已成为古籍珍本。藏于皇史裩的另一大部是官修编年体史书—《明实录》。明朝定制，凡新皇帝登极，即诏修《实录》，任命总裁，开设史馆，以时为序，排比史料，纂修实录。“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本各一部，正本藏于皇史裩，副本藏于内阁。《明实录》凡3045卷，洋洋大观，足资参阅。此外，永乐《顺天府志》和万历《顺天府志》，是明代关于北京的两部重要文献。
　　
　　长城运河
　　
　　在中华大地上，有两项伟大的文化奇迹：一是蜿蜒起伏、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另一是晶明平直、纵穿南北的京杭运河。它们历史之悠久，工程之宏巨，作用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在世界，都是仅见的。而万里长城拱卫的，京杭运河漕运的终点，就是北京。
　　万里长城，拱卫北京。明朝推翻元朝后，故元势力总想复辟，这就促使明廷要修整长城，以加强防御。但是，明朝军事力量开头时远比蒙古骑兵力量强大，据载北元“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实力还比不上明朝一个军镇。所以，徐达修居庸关和山海关等处关隘，而没有像秦始皇连接秦、赵、燕长城一样，兴筑全线连接的长城防御体系。而明朝先后放弃大宁卫（老哈河流域）和东胜卫（河套地区），从而使整个防线大幅度南移，即由辽阳、广宁、大宁一线，移至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北，凭藉燕山和军都山脉修城设防。
　　明朝大规模修缮和加固长城是在16世纪后期。其主要原因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京师两次遭到蒙古骑兵困扰；若每年派兵进入草原地区烧荒，只会招惹蒙古骑兵报复，而无益于京师的防御；蒙古军事力量日渐强大，仅漠南一带驻牧骑兵即不下数十万人；明朝军队实际力量已削弱不堪，战斗力大为降低；明朝经过200年的生息、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后，任用戚继光、谭纶等得当，上下协和，内外一致。这一切说明，全面整修并加强长城防御体系既为时之所需，也为势之所行。
　　明拱卫北京的长城，主要有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三个要隘：居庸关在左，山海关在右，古北口在中。
　　居庸关在北京城西北50余公里处，建筑在一条长约20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俗称关沟，相传谷中有72处风景点，称做“关沟七十二景”。溪谷两旁，山岭重迭，怪石突兀，景色优美。山峦间树木葱茏，翠幛重叠，因有“居庸叠翠”之称，为“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关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形势险绝。明人“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的诗句，说明了这道雄关的形胜。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西北门户。居庸关这个名称，相传是取秦始皇徙居庸徒（庸工隶徒）修筑长城之意，可见它的久远历史。明、清两代，居庸关成为拱卫北京的重关要塞。居庸关有南、北两个隘口，是关沟的出入口，南面的叫南口，北面的就是著名的八达岭口。
　　八达岭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可见八达岭之险要。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八达岭的岭口，构筑了关城。关城设东、西城门：东面额题“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西面额题“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1582年）。两门均为砖石结构，券洞上为平台。台之南北连接关城城墙，台上四周砌砖垛口。从“北门锁钥”城台两侧，延伸出万里长城。八达岭附近的长城，依恃山势而筑，高低宽窄不一（平均约高7.5米，宽5.5米）。墙基用条石垒筑，墙体包砌巨大城砖，内填黄土碎石，墙顶地面铺墁方砖，内侧为女墙，外侧为垛墙。垛墙上方有望口，下面有射洞，以便罙望和射击。
　　从八达岭关城向两侧长城望去，有许多台堡（约500米左右一处，依地形而定）。台堡的一种叫做墙台，为兵士巡逻放哨而用。另一种叫敌台，分上下两层—上层顶部为平台，周围有望口和射洞；下层为空室，可住宿兵士和贮存武器。还有一种叫做烽火台（或叫烟墩），主要是用于传递军情的。如遇有敌情，夜间举火，白天燃烟，燃烟时又鸣炮。明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人以上，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以上，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烽火台有的设在城墙上面，也有的建筑在山顶上，作为长城守卫的信号传递站。
　　古北口是京师北面重要的长城隘口，金贞二年（1214年），在古北口建铁门关。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在古北口设关城。城周长两公里余，设南、东、北三门。古北口两侧的长城，有的横跨在潮河之上，下设三道水门，建筑奇特，十分雄伟。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等人据守古北口，增派民夫，修筑长城。但这仍未能阻止蒙古各部南下，古北口屡次失守，震动京师。为此，明朝政府多次扩建、加固古北口关城，至嘉靖初年，古北口关城已具相当规模，十分坚固。关城筑于潮河东、西两山之上，周长约2公里，沿河川还广筑烽火台。看起来，似乎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了。
　　然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俺答部的军队，却避开关城，从山间小路拆毁长城，破墙而入，迂回包抄，古北口再次失守。俺答的军队在北京城外大掠八天，又从古北口大摇大摆退出。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这一年，俺答就经古北口大掠三次。
　　古北口屡屡失守，使明朝政府惶惶不安。公元1567年，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大学士张居正，把原在中国东南的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辽、保定防区，谭纶为总督，戚继光为总兵，又调刘应节为顺天巡抚。他们三人共同制定防御措施，重新划分防区。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他们对蓟辽、保定防区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经过这次改建，长城大为改观，整个防区得以安定数十年，在金山岭长城上发现的一块碑记中，不仅记述了谭纶、戚继光、刘应节等人视察长城的情况，还记有戚继光的弟弟戚继美率领山东的部分官兵在金山岭长城施工的情况。
　　金山岭长城位于古北口东侧，西距古北口约5公里。它东起望京城，西止龙峪口，全长10.5公里，设有大、小关口5处，筑有不同形式的敌楼67座，因修建在大、小金山之上而得名。
　　金山岭长城敌楼密集，间距约100米左右，在地形复杂处仅距50米至60米。修敌楼时，戚继光要求两座敌楼可以交叉火力，互相支持，封锁墙面。这里的敌楼多种多样。从外形看有方的、扁的和拐角的，均为两层。下层用以驻兵及贮放粮草和武器，上层外侧筑垛墙，中间是一座小房子，称“楼橹”，也叫铺房，供罙望士卒避风休息用。铺房下层都有箭窗，箭窗数目多少不等。在67座敌楼中有一座设防严密，重城围护的大敌楼，它可能就是史料中称为“总台”的敌楼，为前线指挥机关所在地。
　　金山岭长城体现了冷兵器时代防御思想的杰出想象力，又因其工程的浩大和姿态的壮伟而成为世界工程史上的划时代之作。它视野开阔，设防严谨而巧妙，气势雄伟，是中国现存长城的杰出部分。
　　慕田峪关，位于北京怀柔县三渡河乡北，建于低缓的花岗岩岭谷，地势较为开阔，关口相邻的岭峰，高差全在百米以内。
　　慕田峪关，本来只是山脉中的一个隘口，并不处于交通要冲。然明成祖为解除北元卷土重来的威胁，于永乐四年（1406年）明令迁都北京之后，因慕田峪恰处居庸关至古北口之间，距北京仅50多公里，所以其战略地位也就重要起来。
　　据史志载：慕田峪关为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慕田峪关由城墙、敌楼、城关、烽火台等建筑物共同构筑一个完整的、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关口处为3个楼台相连，中心楼台为空心结构，两侧楼台俱为实心结构，这种3台相连结构的关口，形制独特，在万里长城上亦属罕见。
　　慕田峪长城，蜿蜒于起伏不很大的山峦之上，其景观别有情趣。墙体为十几层褐色花岗岩条石砌筑，十分坚固，垛口为青砖垒砌。一般地段的长城，均为外侧垛口，内侧女墙，慕田峪长城则是双面垛墙，亦为其他地方所少见。敌楼全部是条石基座，青砖砌筑。
　　慕田峪关东南，是海拔603米的大角楼山，有3条长城汇集其上。慕田峪关西北是海拔940米的牛犄角边。由慕田峪关循长城一路向西，峰回路转，物换景移，目不暇接，特别是过了牛犄角边长城之后，峰岩陡峭，幽谷雾绕，气势十分磅礴，其奇、其险，正和慕田峪关处长城的平缓、秀丽成为明显的对比。
　　在一处绝险的地方，为了使前后长城相连贯，而又不使一座奇险的制高点留在长城外面，城墙必须从这险地外侧断崖绝壁上通过。为了固定长城的根基，用了两根铁梁担在断崖之上，将长城从铁梁上修了过去。
　　明长城全长12000余里，其北京地段，依山修筑，雄险之极。长城的下部为石条，中间填土石、外层包城砖，上部为女墙。这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东起山海，西止镇边，绵亘2000余里，城垣普遍加厚，两面皆设垛口，并在城墙上兴建敌台。过去筑台，或在城内，或在城外，多无实效。明沿着长城，新建敌台，就是将旧有的烽火台和民间看家楼相结合，具有举燧、御守、住兵和仓储四个功能。敌台一般高5丈，四面宽12丈，中空，三层—上为平台、雉堞，设哨罙望、集兵御守、燃燧报警；中为室屋，住宿官兵；下为仓室，储存粮械。至隆庆六年（1572年），共建成敌台1200余座，2000余里，墩台耸立，声势相连，精坚雄壮。今见雄伟壮观之北京地区长城，主要是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产物。万里长城既是伟大中华民族之骄傲，也是伟大中华民族之象征。
　　京杭运河，京师动脉。明兴元亡，战乱不已，都城南迁，故元时的京杭运河，部分河道淤塞不通。明永乐帝“靖难之役”取胜后，升北平为北京，兴建北京城池宫殿。时转运粮食、砖瓦和材料等，仍沿元之旧，水、陆、海兼运。于是，永乐帝诏令修通京杭运河。其大工程为永乐九年（1411年），开会通河，使黄河与卫水相联。后开通惠河，即北京至通州的河道。但是，几修几废。直至嘉靖六年（1527年），采纳御史吴仲之议，修通惠河，浚治河闸，历时四月，河工告成。自此，漕船直达北京城大通桥（今建国门外），迄于明末。吴仲并进所编《通惠河志》，命送史馆，采入《会典》，并颁工部刊行。人思吴仲之功，在通州建祠祭祀他。京杭运河全面开通，漕船多至11000余艘，年运京师的粮食，成化八年（1472年）额定为5189700石。
　　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将本来不相连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全长3588里，成为中国古代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今北京通州张家湾、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都有它的遗迹。
　　
　　三大英杰
　　
　　在明代北京的历史上，长城与运河，固然可歌可颂；但英雄与豪杰，更为可歌可泣。在许多可歌可泣的英杰人物中，于谦、戚继光和袁崇焕三位更值得一提。
　　于谦（1398～1457年），是明朝前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幼机智，勤读书，少有奇志，《石灰吟》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中进士后，先任御史，后巡抚山西、河南19年。他每次到京，不贿赂上司：“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居官清廉朴素，坚不馈赠权要，得罪了宦官王振，遭诬被下狱论死。但山西、河南百姓闻讯后集合万人，伏阙上书，请仍命于谦恢复原任，明廷允准。后于谦获释，调至京师任兵部右侍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骑入犯，宦官王振挟持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亲征。明军兵败土木堡（今河北宣化），裸袒践踏，尸体蔽野，英宗被俘。护卫将军樊忠以长锤击死王振，并骂道：“我替天下诛奸贼！”败报至京，举朝震惊。侍讲徐謒（有贞）主张迁都，于谦斥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廷议多主守，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景泰帝立，于谦集兵备械，加强京师御守。瓦剌兵围北京，于谦亲自指挥，在德胜门和广宁门两败敌军。后瓦剌兵退，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后英宗被放归，居于南宫。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帝位，加害于谦，天下冤之。后谥忠肃，在今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有“于忠肃公祠”。其灵柩后移葬杭州西湖畔，后人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之诗句，褒扬岳飞和于谦的功绩。
　　戚继光（1528～1588年），是明朝中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出身于世袭登州卫（今山东蓬莱）指挥佥事世家。早年怀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壮志。他在浙、闽、粤抗倭，建戚家军，屡获大捷。他曾在嘉靖中期，五戍蓟门，过着“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军旅生活。隆庆二年（1568年），受命以总理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督帅12路军戍事，卫京师畿防，在镇16年。他们在金山岭、慕田峪、黄花城一带险峻山岭上，修长城，筑台堡。其中一段，俗称“单边”，就是一面建墙垣垛口。城墙之窄，构筑之险，难以想象，令人惊异。还有在两山夹隙间，放置两根铁梁，铁梁上面，建筑城墙。往下看去，万丈深渊。现在人们仍不明白，当年没有起重吊车，铁梁是怎样横跨在两山之间的呢？他还创议在长城上修建敌台，奏《请建空心台疏》云：“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士卒画地受工，先建一千二百座。”获准。他亲自督工，日夜辛劳，历时6年，工程如期告成。其建台之举，垂永世之功。今见北京蜿蜒雄伟长城，主要是在戚继光时重修的；其上的高耸敌台，则是戚继光首创之杰作。其时北方官兵，纪律松弛，练操之时，雇人顶替。他募练浙兵，严格军纪，检阅之日，天下大雨，兵士植立，半日不动，边军才知有军令。他镇蓟期间，击败南犯的北骑，京师未警，蓟门晏安。名相张居正死后，戚继光遭排挤。后以多病之躯，回归乡里，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死后葬蓬莱芝山，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止止堂集》传世。
　　袁崇焕（1584～1630年），是明朝后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落籍广西藤县。万历进士，任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令。时满洲兴起辽东，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接着，后金兵下清河、陷铁岭，夺沈阳、占辽阳，进军辽西、攻取广宁。天启二年（1622年），他单骑出边考察，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自请守辽。后赴辽东，筑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六年，努尔哈赤率倾国之师，攻宁远城，兵败受伤，不久死去。其子皇太极袭汗位，翌年攻宁远、锦州，再败而回。袁崇焕虽连获宁远与宁锦两捷，并震动朝野，但因得罪巨阉魏忠贤而去职。崇祯元年（1628年），受召起用，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第二年，皇太极率军破长城，兵临北京。袁督师闻警，自山海关，率九千骑，“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驰援京师。在北京广渠门外，与后金军接战，他身先士卒，中矢如猬，大败敌军。皇太极设反间计，崇祯帝中计，将袁崇焕下诏狱，翌年寸磔于北京西市。袁督师戍辽九年，身捍京师，以“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的博大气概，血洒北京，魂动万世。清乾隆帝为其平反。在今北京广渠门有袁督师的墓、祠、庙，其祠“与文文山（文天祥）祠，并垂不朽”。两粤也有其纪念祠宇。
　　明正统帝、万历帝和崇祯帝，均不能吐奸纳忠，使于谦、戚继光、袁崇焕这些彪炳千秋的伟岸英杰，皆以悲剧而终其生。然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明朝的悲剧。明廷这类悲剧演多了，也就自绝其社稷。
　　
　　帝王癖好
　　
　　明代皇位的继承为嫡长世袭制。就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所谓“嫡长”就是正妻所生的皇长子。皇帝在位时，立皇嫡长子为太子，嫡长子先死立次子为皇太子（有时立皇长孙为皇太孙），次子先死则立三子为皇太子。但在北京紫禁城登极的13个皇帝中，有3人例外。其一是，明正统帝年轻气盛，受太监王振怂恿，率军亲征，兵败被俘，时局倥锻，皇太后命其弟监国，旋正大位，是为景泰帝。其二是，正德帝死后无子，皇位由同父异母弟朱厚鎝继承，是为嘉靖帝。其三，天启帝的儿子早殇，皇位由其异母弟朱由检继承，是为崇祯帝。
　　明末内廷斗争激烈复杂，中心环绕皇位继承。如天启帝生母王氏，被西李选侍凌殴致死。其时天启帝才5岁，由西李选侍抚视，欲日后垂帘听政。又如崇祯帝生母刘氏，初入宫时为淑女，及生下由检（崇祯）后，失宠，忧死。崇祯帝幼年失母，先由西李选侍抚育，后由东李选侍抚视。东李选侍虽对由检较好，但她后因得罪太监魏忠贤，被矫旨赐自尽。她焚香礼佛后，痛哭自缢死（一说抑郁病死）。崇祯帝5岁丧母，不能记忆生母相貌，命画工照宫人中状貌相似者绘图，图成后，迎入宫中悬挂供奉。
　　明代276年，凡16帝。在16帝中，有洪武、建文、永乐三帝在南京登极，其余13帝在北京登极，君临天下。明代在北京紫禁城登极的13个皇帝中，登极时年龄18周岁以下的占8位—正统帝9岁、成化帝18岁、弘治帝18岁、正德帝15岁、嘉靖帝15岁、万历帝10岁、天启帝16岁、崇祯帝17岁，他们登极时平均年龄为14.25岁。
　　皇帝是人，并不是神。他们在日理万机之外，也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生活。但是，皇帝的爱好与性格，理性与感情，意志与行动，秉赋与品质，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治策得失、用人臧否、国家盛衰和人民生计，发生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明朝皇帝的癖好与性格，举永乐帝、正德帝、嘉靖帝、天启帝四位皇帝的某个侧面，略加介绍，以见一斑。
　　永乐帝（1360～1424年)是明代在北京紫禁城里生活的第一个皇帝。他“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乘建文帝孱弱，欲起兵南进。在起兵之前，建文帝疑其为变，下诏诘责。他便装病佯狂，走呼市中，夺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竟日不醒。建文帝派使臣至王府问疾，见他在盛夏季节，蓬头垢面，身穿破裘，围着火炉，浑身摇颤，口中说“寒甚，寒甚！”在王宫中拄杖而行。使臣疑解，他却暗自备兵。永乐帝发兵南进，历时4年，夺取帝位，迁都北京。他先后7次率师，出征漠北，又派郑和，远航西洋，使明朝更为强盛。如果不是永乐帝有雄才之略，超人之勇，又娴熟军旅，知人善任；而是出师败北，九鼎不迁，那么北京的历史与明朝的历史定要重写。
　　正德帝（1491～1521年）喜游幸。他15岁登极，过了两年就在西苑构筑宫殿，内设密室，叫做“豹房”。里面蓄集乐工、美女、太监等，朝夕处此，不居内廷。佞臣进献能歌善舞的回女12人入豹房，歌舞达昼夜，犹以为不足。后来他经常微服出宫，甚至到外地巡幸。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民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各地处女寡妇，闻听皇帝要来游幸，纷纷择配，有的抢鳏夫强作婚配，一夕殆尽。他游幸时，命备大车数十辆，里面杂坐和尚与妇女，每车数十人，车盖悬球，车疾驰行，悬球与僧头相碰，和尚与妇女相拥，帝视大笑，以为取乐。他出京巡游时，娶乐工已婚女刘氏，称刘美人，装载回京，住在豹房，饮食起居，形影不离。他率师南征，携刘美人至通州（距京10公里），约其先驻足，而后遣人相迎。临别，刘美人脱一簪，请帝佩戴，为迎接时信物。但途中失簪，及至临清（距京师约500公里），遣人迎刘美人，答曰：“无信物，不敢行！”正德帝于是单独乘船，昼夜疾航，至通州亲迎刘美人，偕行而南。正德帝的南行，廷臣舒芬等上疏谏止，不听。命将舒芬等107人于午门前罚跪5日，每日自早至晚，跪12小时。时满之后，并施以廷杖。后他自乘小船，在池中捕鱼，舟覆落水，不久咯血而死。正德帝视出征、朝政为儿戏，视廷臣、黎民为草芥，任意胡闹，紊乱朝纲，最后不得其死。
　　嘉靖帝（1507～1566年）崇道教。明朝的国教不是道教，而是佛教。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为僧，称帝之后给封王诸子择名僧为师傅。燕王（永乐帝）傅僧道衍，在藩邸定策起兵，出入帷幄。所以明代尊崇佛教，优礼僧尼，大兴佛寺，雕塑佛像，刻印佛经。京师觉生寺（大钟寺）的铜铸大钟，法海寺的神像壁画，智化寺的木雕佛像，大慧寺的泥塑佛像，都是明代工艺和艺术的珍品。但是，明中期以后，国势逐渐转衰，佛教追求来世幸福的说教，虽可做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而不能解脱帝王内心的苦恼。他们已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惟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嘉靖帝崇尚道教，建大高玄殿，范金为像，一意修玄，炼丹制药，祈求长生。他多年不视朝政，大权旁落，严嵩父子擅权。后籍没严嵩父子家产，仅金器皿、金首饰就有3983件，合纯金共重32969两。当时讥讽嘉靖帝的民谚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就是说在嘉靖朝民穷财尽，一贫如洗，无有孑遗。嘉靖帝长期炼丹吃药，脾气暴躁，耍起性子，惩罚宫女。受辱宫女，串通起来，进行报复。一天夜里，趁嘉靖帝睡熟，宫女杨金英等，用黄绫带子猛勒他的脖子，嘉靖帝气绝。另一宫女害怕，跑去报告皇后。皇后赶来，见皇上气息已绝，急忙派太监去找御医许绅。许绅下猛药，后使其口吐紫血，苏醒过来。杨金英等被凌迟处死。
　　天启帝（1605～1627年）好绳墨。天启帝袭受皇位时，明朝已临末世，辽东告警，党争益烈，财政枯竭，民怨沸腾。但他16岁登极后，埋头绳墨，不理政事，亲昵客、魏。客氏为天启帝乳母，和阉宦魏忠贤私通。忠贤本为乡间无赖，赌博输钱后，自宫为太监。他不识字，善于阿谀，勾结客氏，专擅朝政。天启帝是一个优秀的木匠，但不是一位明智的君主。他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刨、凿，技艺之高超，虽良工巧匠所不能及。整天同近侍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毁去，毁而又造，经年不厌。他做木活时，脱去礼服，专心用力，俨然就是一位木匠。这时官员不许靠近，只有魏忠贤等在旁。魏忠贤专在天启帝引绳削墨兴致浓厚时，上前奏事。天启帝不耐烦地说：“你用心做去，我知道了！”由是出现一个怪现象：“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天启帝正事不顾，却玩得高兴。他尝在月下老虎洞中捉迷藏。故事是这样的：乾清宫丹陛下有一条地下通道，洞高1米多，用石砌成，太监侍从，可通往来，俗称“老虎洞”。天启帝尝在明月夜晚，同宫女等在洞里捉迷藏游戏。《天启宫词》曰：“石梁深处夜迷藏，雾露溟累护月光。捉得御衣旋放手，名花飞出袖中香。”天启皇帝不读书、不理政，却在月下老虎洞中同宫女嬉闹，史官评论道：“其居兴无节，政令不修，甚矣！国祚岂能久乎！”
　　上面讲了明朝四个皇帝的故事。明朝皇帝祈求长生不老，又享有当时最好的医药、饮食等条件，但他们多不高寿。明朝16位皇帝，除建文帝被政变推翻不得其死外，在15人中，满60周岁死者只有朱元璋和朱棣2人，他们平均年龄为43岁。其享年，列表如下。
　　洪武帝朱元璋71岁，永乐帝朱棣65岁，
　　洪熙帝朱高炽48岁，宣德帝朱瞻基38岁，
　　正统帝朱祁镇38岁，景泰帝朱祁钰30岁，
　　成化帝朱见深41岁，弘治帝朱樘36岁，
　　正德帝朱厚照31岁，嘉靖帝朱厚鎝60岁，
　　隆庆帝朱载蝆36岁，万历帝朱翊钧58岁，
　　泰昌帝朱常洛39岁，天启帝朱由校23岁，
　　崇祯帝朱由检34岁。
　　
　　明十三陵
　　
　　明代共276年，有16个皇帝。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在位31年，病死在南京，同其妻马皇后合葬于南京明孝陵。朱元璋死后，因嫡长子朱标先死，由嫡长孙允蚑继立，是为建文帝。建文帝被其叔父燕王朱棣夺位，遗体下落不明，也没有建皇陵。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在京共有14帝，但景泰帝被其异母兄在“夺门之变”中赶下台，不久而死，死后以王礼葬入北京西郊金山。所以，北京的明陵仅埋葬着13个皇帝及其皇后，称明十三陵。明十三陵包括成祖文皇帝朱棣的长陵，仁宗昭皇帝朱高炽的献陵，宣宗章皇帝朱瞻基的景陵，英宗睿皇帝朱祁镇的裕陵，宪宗纯皇帝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敬皇帝朱樘的泰陵，武宗毅皇帝朱厚照的康陵，世宗肃皇帝朱厚鎝的永陵，穆宗庄皇帝朱载蝆的昭陵，神宗显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光宗贞皇帝朱常洛的庆陵，熹宗誕皇帝朱由校的德陵和思宗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
　　明十三陵的经划，始自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帝徐皇后之死。徐氏为中山王徐达之长女，性贞静，好读书。先册为燕王妃，随居北平。靖难兵起，朝廷军围北平，攻城甚急。徐氏激劝将校士民之妻，皆授铠甲，登城拒守，终获胜利。徐皇后死，永乐帝悲恸不已，不再立后。七年（1409年），始营陵墓于昌平天寿山，历时五年而陵成，先葬徐皇后，这就是长陵。尔后，迄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思陵，共历时235年。陵区位于北京西北郊百里处，昌平天寿山下的小平原上，外面围以80里的墙垣。垣内诸陵各居山下，鸠工兴建，独自布局；又通过神路，互相连接，形成一体。明十三陵主次分明，规模宏大，建筑肃穆，雄伟壮观，是中国现存最集中最完整的陵园建筑群。陵园的起点为五门六柱十一楼的石牌坊，它晶莹光洁，严谨典雅，是国内现存最早最大的石坊建筑。石牌坊北为陵园的正门—大宫门。稍北为碑楼，碑楼北为石像生，有石兽24座（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四，均二卧二立），石翁仲12座（文、武、勋臣各四）。翁仲的来历，有一个传说：秦朝有员大将姓阮，名翁仲，身高力大，卫戍边镇，憨厚忠诚，屡立战功。死后，秦始皇令为他塑像以示纪念。后来人们把墓前的石人像叫做翁仲。明十三陵的石像均用整石雕成，最大一座用石料30立方米，造型古朴，雄壮生动。石像之北，过龙凤门即为各陵。陵园内各陵既有共同的规制—自石桥起，依次分列陵门、碑亭、恩门、恩殿、明楼和宝城；又有各自的特征—以地面建筑宏伟的长陵和已发掘的地下宫殿定陵最具特色，也最为著名。
　　长陵坐落在天寿山中峰之下，为明成祖永乐帝和徐皇后的陵墓，共修了18年，是十三陵中最早最大的一座陵墓。陵前的恩殿，两重檐，面阔9间、66.75米，进深5间、29.31米，为祭陵时行祭礼之所。殿内有32根金丝楠木明柱，梁、柱、檩、椽等也为楠木制作，又称楠木殿。殿中四柱最大，每根直径为1.17米，高14.3米。这种整梁楠木圆柱，十分罕见。殿后过石坊、石五供，即是明楼，内竖“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碑。楼后为宝城，城周二里；正中为墓葬的封土，称宝顶。其下是墓主的地下宫殿。
　　在明十三座陵墓中，惟一发掘的地下宫殿—是明神宗万历帝及其两位皇后的陵墓。定陵营建6年，耗银800余万两。它的地宫由前、中、后、左、右五座殿堂联通组成，总面积为1195平方米，内无梁架，为石拱券。中殿设三个汉白玉石宝座，前置五供及长明灯。后殿内置三口棺椁，中为朱翊钧灵柩，左、右为孝端、孝靖两皇后灵柩。墓中出土文物达3000余件，其中万历帝戴的金冠，其皇后戴的凤冠，技艺精绝，珠光动人，为绝世珍品。
　　十三陵中除长陵永乐帝和定陵万历帝外，只有献陵的洪熙帝、茂陵的成化帝和永陵的嘉靖帝死时年过40岁，其余8帝均未满40岁而死去。这是明祚衰微的一个表征。十三陵中最后的思陵墓主崇祯帝，是由清朝给发丧埋葬的。崇祯帝灵柩的入葬，既是明朝的结束，也是清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