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策执行篇

中国崛起策执行篇一：跨越“崛起策”与现实间的鸿沟
Zhang-Zi, March 2, 2007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keywords: 中国崛起策, 执行力, 执行篇

作者: 吴国荣
前言 - 老子说：“治大国犹如烹小鲜”。

治理国家的原则，确实象“烹小鲜”一样简单：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中国上下一致的共识，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政府也逐步开始“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市场和其它社会系统。”（摘自刘涛的《中国崛起策十八：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可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政府机构中，法律政令往往成了摆设。

明哲保身的官场文化又使很多法律迟迟不能制定，瞻前顾后，不敢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执行中更是绕道而行……整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剥除自身的腐肉”前完全丧失了“执行力”，成了一群“跳不出加热的温水中的青蛙”。
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政府的决策无法贯彻，进度未能切实追踪监督，承诺未能实现时。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求答案，不仅调查发达国家是如何做到的，还在国家的结构、制度或文化中找寻解答。罕有人领悟到是政府“执行力”的问题。

如贪污腐败的违法性质，可谓人尽皆知，人人喊打。可为什么还知法犯法呢？因为当事人认为公检法现今的执行能力，其逍遥法外的概率很大，或其保护伞的权利凌驾与公检法之上。

又如医疗制度改革。“药品招标制度，医药分离”等政策可谓抓到了关键。可是执行下去又变味了。还有现今越调越涨的房价调控……

很多政策的执行起来不仅大打折扣，甚至连政府信用也透支了。于是呼，原本可以一步到位的制度，政府只能选择更加中庸的策略，耗费更多的精力，更长的时间，分阶段地施政……尽管方向是正确的，却只能步履蹒跚地前进。

有法不依的现状下“好的结构、制度”不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药。耽误之急，如何打造一个齐心协力，言行一致，敢于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难题。有“执行力”的政府，“好的国家结构、制度”还不是时间问题。

现今教育、医疗、金融领域的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都无外乎这三种问题：

1. 用人不当的问题（用错人，步步错），
2. 决策不当的问题（很多策略漏洞明显，连外行人都看得出决策被人操纵），
3. 施政过程中的漏洞和缺位（如：医药审批腐败这么多年了，药监局却充耳不闻）。

因为这三类问题的存在，政府像喝醉了的猴子，明明看着“桃子”触手可及，却怎么跳也摘不到。

总之，“合谐社会”这一远大理想，要同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如何建设一个具能团结广大群众的，有执行力的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崛起最大的挑战。
一定要解决的动力问题

对中国的改革动力问题，弗里德曼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确实，对于没有政党威胁的执政党来说，主动“剥除自身的腐肉、毒瘤”，成为“跳出温水的青蛙”，似乎是难以解释的。可动力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一切中国崛起策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这里我只能臆测了，我认为这动力可能来源于这三个方面。
1. 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需要强大政府支撑。

有识之士都有这个共识。经济基础决定上乘建筑，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唯有依赖股份制和民营企业。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既需要强大政府为其支撑，更需要法律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为其保驾护航。

特别是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草根性，注定了其将成为最天然的“社会中间层”。出于维护国家国际竞争力，政府必然要积极呵护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利益。而企业也会迫切要求“法律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和权力范围”。因为企业是相当脆弱的，既无法承受政府的“权利寻租”，也无法承受无尽的社会责任。

随着股份制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必然承担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政府更会把为“股份制和民营企业”解决问题，作为集中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关键……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从此形成
2. 大众对媒体资源（特别是现今的网络媒体）的有效掌握。

所有发达国家的监督机制里都少不了“高度发达的，能代表大众良心的媒体监督”，在中国，由于政府的长期控制，这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坎。

九十年代的新技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会－－高速发展的Internet网络媒体。Internet的高速普及，其无级的信息量，以及前所未有的互动性，使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最强势的，也最能代表大众良心的媒体。

如今，网络技术的发展还没有到头的迹象，更不用说找到有效的控制方法。
3. 儒家文化和英明的领导人（其实指的是领导团队）。

爱因斯坦说：“群众的才能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地低下。”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出现更能运作政治资源的，更有开拓精神“邓小平、胡耀邦”，绝对是中国崛起的一剂强心剂。

即便在美国――民主高度发达，在权利严格受到监督和限制的国家，决策者的力量依然影响着国家的走向。想想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精神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我是反感个人崇拜的！）

更何况，在只有单一政党，民众普遍对国家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的中国。决策者还拥有很长的任期，决策者的能力和素质，更是对国家发展的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这个因素可能有太大的变数，这就不得不提“追求人性向上，持善固执”的儒家文化了。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不少励精图治的皇帝。这一点是很值得期待的。
结合现今的时事：胡温的是值得期待的一代领导人。

胡温注定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而且已经显露出英明领导人的端倪。

1. 由于邓小平的安排，胡温基本是顺利接过了政权（没有用太血腥的方式），特别是胡的长时间常委任期（这是江泽民所不具备的），相信在中央核心层打好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2. 60年后的今天，老革命的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腾挪出了广阔的政治资源（这是邓小平、江泽民所不具备的）。当然腾挪出的政治资源是否会被党内的阻力势力所占据，那就要看胡温的能力了。
3. 胡温之年轻应是其最大的优势（这也是邓小平、江泽民所不具备的）。

至于胡温如何已经显露出英明的端倪，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记下一些感想

看到刘博士的文章和热心人的讨论，我最大热心的感想是——“可悲”。

一“可悲”真正致力于全面探求解决中国问题，追求真理的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是一鳞半爪的时事分析——博士的文章为这十年来所见最为系统，最为深刻的。

二“可悲”政府智囊团的愚昧或明哲保身。一个博士，就可以把这么多具体的策略考虑得这么清楚。中国那么多社会学教授，智囊团，究竟是被禁锢了思想，还是有口难言。

三“可悲”中国的选人机制。现今政府的用人机制，博士这样的人是无法进入政府智囊团的。这可悲的用人制度，不知让我们的国家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希望，这些思想能普及到每一个对此有困惑的人群中去，形成共识，加速中国的崛起。


中国崛起策执行篇二：提升“执行力”的三个核心流程
Zhang-Zi, March 5, 2007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keywords: 中国崛起策, 执行力, 执行篇

作者：吴国荣
前言：不能充分反应民意，导致执行力下降

古今中外的政府，处理政务的过程相同之处在：

几个部门官员（如商务部，建设部……）提出议案，把工作中的难题，需要其它部门配合的工作提出来，由领导组织对议案进行讨论，经过相关部门一致同意后付诸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在“下一个层面”重复这一过程……

不相同之处在：

1,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 （特别是县市这样的执行层）， “充分的政务公开”不仅可以在决策前后充分地了解民意，也让民众有所准备，取得更好的施政效果。

2, 缺乏执行力的政府，此类过程往往缺乏讨论，因难以量化追踪进度，大家似乎也不用为结果负责，所以也讨论不出太多有用的结果。会议结束时，离席的人对执行方案没有投入感。偷工减料执行的结果可说是注定的。
“充分的政务公开＋问责制＋追踪进度”提升“执行力”

从上面的流程中发现，官员对施政方案“缺乏讨论和投入，并敢偷工减料地实施”，主要源于“没有充分的政务公开”，“不用为结果负责”，“难以量化追踪进度”。

1,“政务公开”一直就有，只是远不够充分。美国的大选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举国对未来五年的重要问题展开大讨论，详细到具体的“人员、策略、实施”等各关键流程。大选的结果也是民意对“政务”的选择，也为后期按部就班地执行提供“民意”依据。

2,关于“问责制”，其实做官哪能免责呢？可由于政府部门权利交叉，相互制约，使大部分的岗位责任“难以量化地追踪进度”，并且施政效果显现往往有“滞后效应”，这就让“责任”更难以分辨。再加上决策和施政的不透明，导致“问责制”难以实施，同时官场也腐败普遍滋生。

3, “我们一直在努力，可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幸运的是，近代经济学，政务管理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GDP为代表的统计方式，原本标准不一的民生问题得以量化，为“问责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追踪进度数据。如今，这些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GNP和“绿色GDP的概念”。（如果毛时代，就懂得了“绿色GDP的”估计也不会荒废建国初那失去的三十年。）

既然“政务公开”，“问责制”原来就有，“追踪进度”又有了可靠的数据和判断方法。为什么我们政府竞争力还是远低于其它国家？――原因只有一个， “追踪进度”没有量化到政府每一个流程，“充分的政务公开”和“问责制”也没有有力地执行到政务的每一个流程。背后的原因是，这会冲击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执行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

“问责制＋追踪进度”需要完善和落实的三项核心流程：人员流程、策略流程、施政流程。这也是提升和保持“执行力”的重心所在。

政府所要执行的重要事项，必须在一些重要流程中决定。执行力良好的政府对此莫不采取严谨、认真而深入的态度，甚至为此谩骂，大打出手（相反，在中国的那么多生命死于“人祸”，可相关的官员却平静得令人可怕）。

哪个部门该做哪项工作，该如何考核与管理？策略的执行需要哪些人力、技术和财务资源？两年后，当策略迈入下一阶段时，组织是否仍具备上述各项资源？策略是否能达到应有的水准？策略可否分割为较易推动的几个方案？参与流程的相关人员会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辩，努力发掘真实情况，并达成具体务实的结论。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有责任完成工作，同时也承诺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这三种流程彼此紧密联结，而不是各部门各行其是。其中又以“选人的流程”为最高优先级的。

“人员的挑选与升迁”应参考“策略”与“施政“结果，并与推荐人考核挂钩；“策略流程”运行好坏把“施政”现实纳入考量，影响责任人的升迁；“施政流程”也要参考“策略目标”以及“人力水准”。

最要紧的是，领导人及其领导团队要能深度投入这二项流程，因为他们才是这些流程的负责人，并借助媒体等力量进行监督把关和充分沟通，缓和“失去某些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