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

智慧的灵光
主编：宋建林
　　收集在本书中的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传世名作，与一般的科学论著有所不同。这些文章，或记述科学家对亲人、师长、朋友的怀念与友情，或抒发他们对祖国、事业、人类的热爱与眷恋，或描写他们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的艰辛与欢乐，或表达他们对社会沉实的思考与感情。读着这一篇篇情真意切、充满激情的美文精品，我们仿佛走进科学的圣殿，和科学家们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显然，这比一般的科学论著，更真切，更生动，更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驰向思索的海洋”使我们看到，利学家邀游在科学思维的浩瀚大海，日复一日地寻觅着那些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科学发现纵横谈”记载了科学家在智慧探险中胜利的喜悦和丰硕的成果，这些是他们对科学奥秘的发现和解答。“我们都是未解之谜”把我们带到科学家对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及科学家自身的探索之中，从而窥见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蓦然回首话沧桑”以坦诚、亲切的语言，倾诉着科学家的学术道路、心灵历程及人生感悟。“科学前沿的展望”为我们传递着科学前沿的最新信息，描绘着科学发展的灿烂前景。

序言
一、驰向思索的海洋

二、科学发现纵横谈

三、我们都是未解之谜

四、蓦然回首话沧桑

五、科学前沿的展望

编后



序言


　　如果说，科学是人类攀登文明高峰的见证，那么，科学家则是在神秘莫测的科学王国中披荆棘的探险者。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入口处比喻成地狱的入口处，对科学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正是凭借着科学探险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在伟大真理海洋的沙滩上寻觅那晶莹的孵石，向人类揭示整个宇宙的奥秘。

　　科学家用思想智慧创造的瑰宝——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决定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举世瞩目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近代欧洲文明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马克思称之力“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正是这些灿烂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使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至唐末、元各代形成持续的繁荣发展，并雄居世界之首数百年。15世纪后半期，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程。然而，中国却长期闭关锁国。从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大炮和军舰的强大攻势下，一触即溃，饱受屈辱。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封建社会后期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一百多年来，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多少中华儿女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远渡重洋，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令人欣喜的是，在当今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党和政府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提到国家和民族兴衰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腾飞的决心。

　　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知识化、智能化、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新世纪。当前，我们正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力争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实用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此，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重视人的科技素质的培养，已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收集在本书中的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传世名作，与一般的科学论著有所不同。这些文章，或记述科学家对亲人、师长、朋友的怀念与友情，或抒发他们对祖国、事业、人类的热爱与眷恋，或描写他们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的艰辛与欢乐，或表达他们对社会沉实的思考与感情。读着这一篇篇情真意切、充满激情的美文精品，我们仿佛走进科学的圣殿，和科学家们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显然，这比一般的科学论著，更真切，更生动，更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驰向思索的海洋”使我们看到，利学家邀游在科学思维的浩瀚大海，日复一日地寻觅着那些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科学发现纵横谈”记载了科学家在智慧探险中胜利的喜悦和丰硕的成果，这些是他们对科学奥秘的发现和解答。“我们都是未解之谜”把我们带到科学家对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及科学家自身的探索之中，从而窥见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蓦然回首话沧桑”以坦诚、亲切的语言，倾诉着科学家的学术道路、心灵历程及人生感悟。“科学前沿的展望”为我们传递着科学前沿的最新信息，描绘着科学发展的灿烂前景。

　　这些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科学巨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科学智慧和探险精神，将激励我们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去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

　　　　　　　　　　　　　　　　　　　　　　　　　宋建林

　　　　　　　　　　　　　　　　　　　　　1998年5月17日

　　　



一、驰向思索的海洋


　　●面对死亡，面对真理，是生是死可以选择，放弃真理可生，坚持真理要死，布鲁诺在接受宗教裁判所审判时毫不动摇地选择了真理，“我庄严宣布，存在着跟这个地球世界相似的无数个单独世界。”

　　●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在晚年却令人悲哀地作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完美和谐的宇宙来自上帝的统治。对此，他还进行了“科学”的论证。

　　●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在法兰西学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论风格的演说”，这一演说可称之为传世经典，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

　　●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曾讲：“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是物种起源学说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宣传物种起源学说时曾讲：“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科学也是一种智能探险，它更易于被青年接受。科学对青年特别具有感召力的原因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他们懂得科学与他们未来生活的世弄有某种联系。

　　　　　　　　　　　　　　　　　　　　　　——卡尔·萨根

　　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

　　　　　　　　　　　　　　　　　　　　　　——波普尔

　　请让我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在伟大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拾集晶莹的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看那虽然缓慢，但却碉定无疑地上涨的气势磅礡的海潮，这股海潮的胸怀匐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

　　　　　　　　　　　　　　　　　　　　　　——赫胥黎

　　繁星点点的天空凭借科学的帮助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想法，并没有什么规则。科学能说明日落的色彩，但她说不清楚人们的幽思顺泻自何种苦乐之壶。

　　　　　　　　　　　　　　　　　　　　　　——戈尔德曼·史密斯

　　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是一座矗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它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

　　　　　　　　　　　　　　　　　　　　　　——爱因斯坦

　　　



1


在授受宗教裁判所审判时的演说


作者：布鲁诺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因反对经院哲学，被控为“异教徒”，流亡国外15年。1592年回国后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后烧死于罗马。他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出发，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肯定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感觉是理性的基础等。著作有《论原因、本质和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等。

　　整个说来，我的观点有如下述：存在着由无限威力创造的无限宇宙。因为，我认为，有一种观点是跟上帝的仁慈和威力不相称的，那种观点认为，上帝，虽具有除创造这个世界之外还能创造另一个和无限多个世界的能力，似乎仅只创造了这个有限的世界。

　　总之，我庄严宣布，存在着跟这个地球世界相似的无数个单独世界。我同毕达哥拉斯一起认为，地球是个天体，它好像月亮，好像其他行星，好像其他恒星，它们的数目是无限的。所有这些天体构成无数的世界。它们形成无限空间中的无限宇宙，无数世界都处于它之中。由此可见，有两种无限——宇宙的无限大和世界的无限多，由此也就间接地得出对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真理的否定。

　　其次，我还推定，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神，由于它，一切存在者都在生活着、发展着、运动着，并达到自身的完善。

　　我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它。第一种方式是比作肉体中的灵魂：灵魂整个地处在全部之中、并整个地处在每一部分之中。这如我所称呼的，就是自然，就是上帝的影子和印迹。

　　另一种解释方式，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借助于它，上帝就其实质、现有的威力说，存在于一切之中和一切之上，不是作为灵魂，而是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

　　至于说到第三位格的上帝之灵，我不能按照对它应有的信仰来理解它，而是根据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来看待它，这种观点跟所罗门对它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我把它解释为宇宙的灵魂，或存在于宇宙中的灵魂，像所罗门的箴言中所说的：“上帝之灵充满大地和那包围着万有的东西。”这跟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是一致的，维吉尔在《伊尼德》第六歌中对这一学说作了说明：

　　

　　苍天与大地，太初的万顷涟漪，
　　那圆月的光华，泰坦神的耀眼火炬，
　　在其深处都有灵气哺育。
　　智慧充溢着这个庞然大物的脉络，
　　推动它运行不息……

　　按照我的哲学，从这个被称作宇宙之生命的灵气，然后产生出每一个事物的生命和灵魂，每一事物都具有生命和灵魂，所以，我认为，它是不朽的，就像所有的物体按其实体说是不朽的那样，因为死亡不是别的，而是分解和化合。这个学说大概是在《传道书》中讲到太阳之下没有任何新事物的地方阐述的。

　　　　　　　　　　　　　　　　　　　　　（汤侠生　译）



完美和谐的宇宙来自上帝的统治


作者：牛顿


　　

　　牛顿（1642——1727），英国科学家、力学的奠基者。在数学、光学、天文学诸领域均有较大贡献。生于林肯郡。1703年选为皇家学会会长。在力学方面建立了牛顿运动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方面为光谱分析打下基础，提出了光的微粒说。在热学方面确定了冷却定律。在天文学方面创制了反射望远镜。在数学方面提出了流数法，是微积分学的创始者之一。其哲学思想是一种自发的唯物主义。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著有《关于运动》、《光学》等。

　　旋涡的假说碰到许多困难。如果从每一行星到太阳画一条半径，那么这条半径所掠过的面积与行星运行所用的时间成正比，旋涡各个部分的周期应该服从它们和太阳之间距离的平方这个关系；然而各个行星的周期可以算出是与它们和太阳之间距离的3/2次方成正比的，所以旋涡各个部分的周期，也应该与它们和太阳之间距离的3/2次方成正比。较小的旋涡可以绕土星、木星或其他行星作较小的转动，并且还可安然无忧地在太阳的较大的旋涡中漂游，太阳旋涡各个部分的周期应该相等；太阳和行星绕它们自己的轴的旋转运动，应该和它们的旋涡运动相配称，但是这种旋转运动却与所有这些关系远不相称。彗星的运动非常有规则，也服从行星运动一样的规律，但根本不能用旋涡的假说来解释；因为彗星能够以很大的偏心运动毫无区别地通过天空的各个部分，但这样自由的运动，是和旋涡学说不相容的。

　　抛射到空中去的物体，除受到空气阻力外，不受其他的阻力作用。把空气抽掉，如在波义耳先生的真空中所做的那样，阻力也就消失；因为在这样的虚空中，一根细的绒毛和一块硬的金子将以相同的速度掉落下来。同样的论证一定也可以应用于地球大气上面的天空；在这些天空中，由于没有空气能阻挠物体的运动，所以所有物体都将以最大的自由运动；行星和彗星就将遵循上面所已阐明的定律在具有给定的形式和位置的轨道上经久不变地运行；不过，虽然这些天体确实能仅仅由于那些重力定律而持续在它们的轨道上运行，但这些轨道本身有规则的位置，无论如何是不能先从这些定律中推导出来的。

　　六个主要行星都在以太阳为中心的同心圆上绕着太阳运转，运转的方向相同，并且几乎在同一个平面之内。十个卫星都在以地球、木星和土星为中心的同心圆上围绕这些行星运转；它们的运动方向相同，并且几乎在这些行星的轨道平面之内。但是既然彗星能以偏心率很大的轨道走遍天空的所有部分，就不能设想单靠力学的原因将会产生这么多的有规则的运动；因为用了这样的运动，彗星才能容易地并以极大的速度穿过行星之群；在它们的远日点地方，它们运动得最慢，因而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最长；而且在这些地方，它们相互间又离开得最远，因而它们受到相互吸引的干扰也最小。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如果恒星是其他类似的天体系统的中心，那未由于这些系统也是按照同样的明智督促所形成，它们必然也通统服从于这唯一主宰者的统治，特别是因为恒星的光和太阳的光性质相同，以及来自每一天体系统的光都会传布到所有其他的天体系统上去的缘故；并且为了防止一切恒星系会由于它们的重力而彼此相撞，他就把这些星系放在相互离开得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个主宰者不是以世界的灵魂，而是以万物的主宰者面目出现来统治一切的。因为他有统治权，所以人们称他为“我主上帝”或“普天之君”；因为“上帝”是一个相对之词，是相对于他的仆人而言的；而神性就是指上帝的统治，但不是像那些把上帝想象为世界灵魂的人所幻想的那样，指他对他自身的统治，而是指他对他的仆人们的统治。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一个永恒、无限、绝对完善的主宰者，但一个主宰者，无论其如何完善，如果没有统治权，也就不成其为“我主上帝”了。所以我们总是说“我的上帝”，“你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诸神之神”，“诸王之王”；而不说什么“我的永恒者”，“你的永恒者”，“以色列的永恒者”，“诸神中的永恒者”；我们也不说什么“我的无限者”或“我的完善者”；所有这些称呼都没有涉及到仆人。“上帝”一词通常是“主”的意思，但不是所有的主都是上帝。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者有统治权；真正的、至高无上的或想象中的统治权，就构成一个真正的、至高无上的或想象中的上帝。由于他有真正的统治权，所以上帝才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智慧的，有权力的主宰者；而由于他的其他一切完善性，所以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最完善的。他是永恒的和无限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就是说，他由永恒到永恒而存在，从无限到无限而显现；他统治一切，并且对所有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都是无所不知的。他不是永恒或无限本身，但他是永恒的和无限的；他不是时间和空间本身，但他是持续的并且总是在空间中显现自己。他永远存在，也无所不在；而且正因为如此，他就构成了时间和空间。既然空间的每一部分总是长存的，时间上每一不能分割的瞬间总是普在的，所以一切事物的造物主肯定不能不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每一个有知觉的人，虽然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之内，具有不同的感觉和运动器官，但他总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时间有其特定的连续部分，空间有其特定的并列共存部分；但不论前者或后者都不存在于人的本身或其思想本原之中，更不存在于上帝的思想实质之中。每一个人从他有知觉这一点来说，在他整个生命过程中，在他所有的和每一个感觉器官中，他总是同一个人。上帝也总是同一个上帝，永远如此，到处如此。上帝无所不在，不仅就其功能而言是这样，就其实质而言也是这样，因为功能不能离开实质而存在。一切事物都包容于上帝之中，并在其中运动，但并不彼此发生干扰；上帝并不因为物体的运动而受到什么损害，物体也并不因为上帝无所不在而受到阻碍。所有人都承认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必然存在的，而由于这同一个必然性，他又是时时、处处存在的。因此，他也就到处相似，浑身是眼，浑身是耳，浑身是脑，浑身是臂，并有全能进行感觉、理解和活动；但其方式绝不和人类的一样，绝不和物体的一样，而是我们所完全不知道的。正如瞎子没有颜色的观念那样，我们对于全智的上帝怎样感觉和理解所有的事物，也完全没有观念。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知道他的属性，但任何事物的真正实质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对于任何物体我们只能看到其形状和颜色，听到其声音，摸到其外表，嗅到其气味，尝到其味道；但用我们的感觉或用我们心灵的反射作用，都无法知道它的内在实质；所以我们更不能对上帝的实质是什么会有任何概念。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我们因为他至善至美而钦佩他，因为他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一个上帝，如果没有统治万物之权，没有佑护人类之力和其最终的原因，那就不成其为上帝，而不过是命运和自然而已。那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当然同样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但它并不能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事物来。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看到的所有各种自然事物，只能发源于一个必然存在的上帝的思想和意志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上帝能见，能言，能笑，能爱，能恨，能有所欲，能授予，能接受，能喜，能怒，能战斗，能设计，能工作，能建造；因为我们关于上帝的一切观念都是从与人的行为相比拟而得出来的。这种比拟，虽不完善，但终究有某种近似性。以上就是我关于上帝所要说的一切；从事物的表象来论说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分内的事。

　　迄今为止，我们已用重力解释了天体以及海洋的种种现象，但是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归之于什么原因。可以肯定，这种力量只能来自这样一个原因，它能穿过太阳和行星的中心，而不因此受到丝毫的减弱；它不是（像机械的原因往往是如此那样）按照它作用于其上的微粒的表面的大小，而是按照这些表面内所含固体物质的数量而发生作用的，并且在所有方向上它总是把它们的作用按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而减小地传播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指向太阳的重力，是指向构成太阳总体的各个微粒的重力的总和；从太阳逐渐离开，重力也就精确地按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而减弱，直到土星的轨道仍然如此，这可从所有行星的远日点都静止不动这一点看到；而且如果彗星的远日点也静止不动，那么太阳的重力甚至可以达到这些最远的远日点地方。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未能从现象中发现重力所以有这些属性的原因，我也不作任何假说，因为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者是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在这种哲学中，特殊的命题总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然后用归纳法加以概括而使之带有普遍性的。物体的不可入性，运动性和冲力，以及运动和重力定律，都是这样发现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能知道重力确实存在，并且按照我们所已说明的那些定律起着作用，还可以广泛地用它来解释天体和海洋的一切运动，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们不妨再谈一点关于能渗透并隐藏在一切粗大物体之中的某种异常微细的气精。由于这种气精的力和作用，物体中各微粒距离较近时能互相吸引，彼此接触时能互相凝聚；带电体施其作用于较远的距离，既能吸引也能排斥其周围的微粒；由于它，光才被发射、反射、折射、弯曲，并能使物体发热；而一切感觉的被激发，动物四肢的遵从意志的命令而运动，也就是由于这种气精的振动沿着动物神经的固体纤维，从外部感官共同传递到大脑并从大脑共同传递到肌肉的缘故。但是这些都不是用几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还没有足够的必要的实验可用以准确地决定并论证这种电的和弹性的气精发生作用的规律。

　　　　　　　　　　　　　　　　　　　　　　　　　（上哲译）



论风格的演说①


作者：布封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生于蒙巴尔。曾任法国皇家植物园园长，1733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740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是进化思想的先驱，主张物种的可变，提倡生物转变论，提出了“生物的变异基于环境的影响”原理。提出“缓慢起因”论。创立了新地质年代学。最重要的著作是《自然史》。

　　①布封于1753年6月23日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补已故院士桑思总主教兰格·碍·热尔日的遗缺；8月25日举行入院式。因演说内容是谈风格，所以后人称之为“论风格的演说”。

　　诸位先生：

　　蒙你们召唤我到你们的行列里来，真使我荣幸万分；但是，只有在接受光荣的人能实副其名的条件下，光荣才是宝贵的，而我那几篇论文，写得既没有艺术，除大自然本身的藻饰之外又没有其他藻饰，我不敢相信，它们竟能使我有足够的资格，敢侧身于艺术大师之林。诸位都是在这里代表着法兰西文学光辉的卓越人物，诸位的名字现在被各国人民赞扬着，将来还要在我们的子子孙孙底口里获得轰轰烈烈的流传。诸位这次属意于我，还有些别的动机：多年以来我就荣幸地属于另一个著名的学术机构了，诸位此次推选我，也就是为了对于这个学术机构作一个新的崇敬表示；我虽然对双方面都应该感激，但并不因之减低了我感激的热诚。今天，我的感激心情迫使我有所贡献，但是我怎样去尽我这个责任呢？诸位先生，我所能贡献给诸位的，不过是诸位自己所已有的一些东西罢了：我对于文章风格的一点见解，是从你们的著作中汲取来的；我是在拜读你们的著作和欣赏你们的著作之余，心里才产生了这些见解；也只有在你们的明鉴之下，我把这些见解提出来，才能获得些许成就。

　　历来都有一些人，善于用言辞的力量指挥别的人们。但究竟只有在明达的世纪里人们才写得好，说得好。真正的雄辩需要锻炼天赋的才能，具备学识修养。它与口才大不相同，口才不过是一种才干，一种天赋，凡是感情强烈、口齿伶俐、想象敏捷的人都能具有。这种人感觉得快，感受得也快，并能把所感所受的东西有力地表达出来；他们以纯粹机械的印象把自己的兴奋与感受传递给别的人们。这是单纯的官能与官能之间的语言；一切动作，一切姿态，都奔向共同目标，起着同样作用。为了感动群众，号召群众，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一般的人来说，为了动摇他们，说服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激烈而动人的腔调，一些频繁的表情手势，一些爽利而响亮的词句，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少数神智坚定、鉴别精审、感觉细腻的人，他们和诸位一样，不重视腔调、手势和空洞的词句，那么，就需要言之有物了，就需要有思想，有意义了；就需要善于把这些物、这些思想和意义陈述出来，辨别出来，序列起来了：专门耸人视听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读者的心灵上发生作用，针对他的智慧说话以感动他的内心。

　　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如果作者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贯串起来，如果他把思想排列得紧凑，他的风格就变得坚实、遒劲而简练；如果他让他的思想慢吞吞地互相承继着，只利用一些词句把它们联接起来，则不论词句是如何漂亮，风格却是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

　　但是，在寻找表达思想的那个层次之前，还需要先拟定另一个较概括而又较固定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只应该包含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把这些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安排到这初步草案上来，题材的界限才能明确，题材的幅度也才能认清；作者不断地记起这最初的轮廓，就能够在主要概念之间确定出适当的间隔，而用于填充间隔的那些附带的、承转的意思也就产生出来了。凭着天才的力量，作者可以看到全部的意思，这些意思不论是概括的或个别的，都能以真正应有的角度呈现在他的跟前；凭着辨别力的高度精审，作者就能区别空洞的思想和丰富的概念；凭着长期写作习惯养成的慧眼，作者就能预先感觉到他这全部精神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只要题目稍微广阔一点或者复杂一点，则一眼就能看到全题，或者凭天才的最初一下努力就能渗透整个题目，那是很罕见的事；就是在经过许多思索之后，能掌握题材的全部关系也还是很少有的。因此，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思想的唯一的方法：愈能借冥想之力赋予思想以实质和力量，则用文词来表现思想也就愈为容易。

　　这种草案还不能算是风格，但它却是风格的基础；它支持风格，导引风格，调整风格的层次而使之合乎规律；不如此，则最好的作家也会迷失路途，他的笔就会像无缰之马任意驰骋，东划一些不规则的线条，西涂一些不调和的形象。不管他用的色彩是多么鲜明，不管他在细节里散播些什么美妙的词句，由于全文不协调，或者没有足够的感动力，这种作品可以说是丝毫没有结构；人们佩服作者的智慧，却很可以怀疑他缺乏天才。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写文章和说话一样，虽然话说得很好而文章却写得很差；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凭着想象力的灵机一动，起调很高，后面却接不下去；唯其如此，所以又有些人生怕一些孤立的、稍纵即逝的思想散失无存，便在不同的时间里写下许多零篇断什，然后勉强地、生硬地把这些零篇断什连缀起来；总之，唯其如此，所以七拼八凑的作品才这样多，一气呵成的作品才这样少。

　　然而，任何主题都有其统一性；不管主题是多么广阔，都可以用一篇文章包括净尽。间断，停息，割裂，似乎应该只在处理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或者在要写的事物太广泛、太棘手、太庞杂，才思底运行被重重障碍所间断、被环境的需要所限制的时候，才用得着。否则，割裂太多，不仅不能使作品坚实，反而破坏整体；这样写成的书，乍一看似乎很清楚，但是作者的用意却始终是隐晦的；作者的用意要想印入读者的头脑，甚至仅仅想叫读者感觉得到，都只能凭线索的连贯，意思的和谐配合，只能凭逐步发挥、循序而进、层次匀整；然而这一切，一间断就没有了，或者就软弱无力了。

　　为什么大自然的作品是这样地完善呢？那是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整体，因为大自然造物都依据一个永恒的计划，从来不离开一步；它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它的产品的萌芽；它先以单一的动作草创任何一个生物的雏形；然后它以绵续不断的活动，在预定的时间内，发展这雏形，改善这雏形。这种成品当然使人惊奇；但是真正应该使我们震惊的却是物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的迹印。人类精神绝不能凭空创造什么；它只能在从经验与冥想那里受了精之后才能有所孕育。它的知识就是他的产品的萌芽；但是，如果它能在大自然的远行中、工作中去摹仿大自然，如果它能以静观方法达到最高真理，如果它能把这些最高真理集合起来，连贯起来，用思维方法把它们造成一个整体、一个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上建立起不朽的纪念碑了。

　　就是由于缺乏计划，由于对对象想得不够，一个才智之士感到处处为难，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他同时想到许许多多的意思，却因为他既没有拿这些意思互相比较，又没有分别它们的从属关系，他毫无标准来决定取舍；因而他就停留在糊里糊涂、不知所措的境地。

　　但是，只要他能先定好一个计划，然后把题材所有主要的意思都集拢起来，分别主从先后排列，他就很容易看出何时应该动笔，他就能感觉到他的腹稿的成熟，急于要使它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他动起笔来只有感到愉快：意思很容易地互相承续着，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热力就从这种愉快里产生，到处传播，给每一个辞语灌注生气；一切都愈来愈活泼；笔调提高了，所写的事物也就有了色彩；情感结合着光明，便更增加这光明，使它愈照愈远，由已写的照耀到未写的，于是风格就能引人入胜而且显得明朗。

　　有些人想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这种意图是完全和文章的热力背道而驰的。光明应该构成一整个的发光体，均匀地散布到全文，而那些警语就像许多火星子，只是硬让许多字眼互相撞击出来的，它们只是闪一闪，在我们的眼前炫耀一下，然后又把我们丢到黑暗里了，这种火星子是最违反真正的光明的。那都是一些仅仅凭着正反对立来显露身手的思想：作者只呈现出事物的一面，而将其余的各面一概藏到阴影里；通常，他所选择的这一面，只是一个点、一个角，作者可以在上面卖弄才情，这一点、一角离事物的广大面愈远，则卖弄才情愈为容易，而人类常情之考察事物却正是要从事物的广大面着眼的。

　　还有些人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这种巧思妙想就和金箔一样，只有在失去坚固性时才能获得光芒，没有比这种巧思妙想的追求更违反真正雄辩的了。因此，作者在文章里把这种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放得愈多，则文章就愈少筋骨，愈少光明，愈少热力，也愈没有风格；除非这种才调本身就是主题内容，作者本意只在谐滤，没有其他目标：这样说来，谈论小事物的艺术也许比谈论大事物的更困难了。

　　又有些人，呕尽心血，要把平常的或普通的事物，用独特的或铺张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比这个更违反自然美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更降低作家品格的了。读者不仅不赞赏他，反而要可怜他：他竟花了这样多的工夫锤炼字句的新的音调，其目的无非讲一些人云亦云的话。这个毛病是那些富于学识修养然而精神贫瘠的人的毛病；这种人有的是字眼儿，却毫无思想；因此他们在字面上做工夫，他们排比了词句就自以为是组织了意思，他们歪曲了字义，因而败坏了语言，却自以为是纯化了语言。这种作家毫无风格，或者也可以说，只有风格的幻影。风格是应该刻画①思想的，而他们只晓得涂抹空言。

　　

　　①法文Style（风格）一词，源出拉丁语stilus（刻字刀），正如中国的“笔”是从“刀”演变而来的一样，所以“刻画”一词在这里用得非常恰当而有力。

　　所以，为了写得好，必须充分地掌握题材；必须对题材加以充分的思索，以便清楚地看出思想的层次，把思想构成一个连贯体，一根绵续不断的链条，每一个环节代表一个概念；并且，拿起了笔，还要使它遵循着这最初的链条，陆续前进，不使它离开线索，不使它忽轻忽重，笔的运行以它所应到的范围为度，不许它有其他的动作。风格的谨严在此，构成风格一致性的、调节风格徐疾速度的也在此；同时，这一点，也只要这一点，就够使风格确切而简练、匀整而明快、活泼而井然了。这是天才所制定的第一条规律，如果在遵守这一条规律之外，作者更能鉴别精微，审美正确，征词选字不惜推敲，时时留心只用最一般的②词语来称呼事物，那么，风格就典雅了。如果作者再能不对他灵机初动的结果轻易信从，对一切华而不实的炫赫概予鄙弃，对模棱语、谐渡语经常加以嫌恶，那么，他的风格就庄重了，甚至就尊严了。最后，如果作者能怎样想就怎样写，如果他要说服人家的，他自己先深信不疑，则这种不自欺的真诚，就构成对别人的正确态度，就构成风格的真实性，这就能使文章产生它的全部效果了；不过，这也还需要不把内心深信的事物用过度的兴奋表示出来，还需要处处显得纯朴多于自信，理智多于热情。

　　

　　②“一般的”，原文是General；布封用这个字，是指平易近人，没有专门学识的人也能懂的辞语，同时也指最能表达事物的全部基本特性的辞语，下文所说的“一般性generalite”，“最一般的概念”，就是说“能概括而又深入浅出”。

　　上述各点，诸位先生，我读着你们的作品，仿佛你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就是这样教导我的。我的心灵，它如饥如渴地吸取着你们这些至理名言，很想飞腾起来，达到你们的高度。然而，枉然！你们又告许我，规则不能代替天才；如果没有天才，规则是无用的。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风格必须有全部智力机能的配合与活动；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至于词语的和谐，它只是风格的附件，它只依赖着官能的感觉：只要耳朵灵敏一点就能避免字音的失调，只要多读诗人和演说家的作品，耳朵有了训练，精于审音，就会机械地趋向于摹仿诗的节奏和演说的语调。然而，摹仿从来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所以这种字句的和谐不能构成风格的内容，也不能构成风格的笔调，有些言之无物的作品，字句倒往往是铿锵动听的哩。

　　笔调不过是风格对题材性质的切合，一点也勉强不得；它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要看作者能否使他的思想达到一般性的程度来决定。如果作者能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而对象本身又是伟大的，则笔调也就仿佛提到了同样的高度；并且，如果天才能一面把笔调维持在这高度上，一面又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每一对象以强烈的光彩，如果作者能在素描的刚健上再加上色彩的绚丽，总之，如果作者能把每一概念都用活泼而又十分明确的形象表现出来，把每一套概念都构成一幅和谐而生动的图画，则笔调不仅是高超的，甚且是壮丽的。

　　说到这里，诸位先生，讲规则也许不如讲实际应用那样易于使人明了，举出实例来也许比空讲箴言更易使人获益；但是，我读着你们的著作时常使我眉飞色舞的那些壮丽的篇章，现在既不容许我——征引，我只好限于说出一些感想。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①。因此，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变换；如果它是高超的，典雅的，壮丽的，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将被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知道，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它所包含的全部精神美，它所赖以组成的全部情节，都是真理，对于人类智慧来说，这些真理比起那些可以构成题材内容的真理，是同样有用，而且也许是更为宝贵。

　　

　　①这是布纣的一句名言，在法国常被引用，也常被误解，因此有许多人把它释为“文如其人”。

　　壮丽之美只有在伟大的题材里才能有。诗、历史和哲学都有同样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极伟大的对象，那就是人与自然。哲学讲述并描写自然；诗则绘画自然，并且加以美化：它也画人，加以放大，加以夸张，它创造出许多英雄和神抵。历史只画人，并且只画本来面目；因此，历史家只有在给最伟大的人物画像的时候，在叙述最伟大的行为、最伟大的运动、最伟大的革命的时候，笔调才变得壮丽；而在其他的一切场合，他的笔调只要尊严、庄重就够了。哲学家每逢讲自然规律、泛论万物的时候，述说空间、物质、运动与时间的时候，讲心灵、人类精神、情感、热情的时候，他的笔调是可以变得壮丽的。在其他场合，他的笔调但求能典雅、高超就够了。但是演说家与诗人，只要题材是伟大的，笔调就应该经常是壮丽的，因为他们是大师，他们能结合着题材的伟大性，恣意地加上许多色彩、许多波澜、许多幻象；并且也因为他们既然要经常渲染对象，放大对象，他们也就应该处处使用天才的全部力量，展开天才的全部幅度。

　　　　　　　　　　　　　　　　　　　（范希衡　译）



利赫晏和国电


作者：罗蒙诺索夫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1730年到莫斯科求学，后派往德国马堡大学留学。1741年回国，1755年创办莫斯科大学。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提出物质和运动守恒的概念，反对把分析和综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实践的作用。对历史和语言学亦有研究。著有《真实物理化学概念》等。

　　1753年7月26日下午一点钟左右，北方升起了一大片雷电乌云。我和利赫曼正出席一个科学院的会议，于是匆匆告别，想赶回家去观察“雷电器”。

　　不多功夫，雷声大作，但没有一滴雨。我看了看所装置的雷电器，丝毫没有发现电力的征兆。但当饭菜摆在桌子上的时候，我终于看到铁丝发生特别的电火花，我的妻子和另外几个人也都跑到这里来了。我们大家一起看了铁丝和吊起来的铁条，因为我希望有几个目击火花的各种颜色的见证人。利赫曼教授曾和我争论，他不认为会有各种颜色。就在我把手伸到铁丝边、火花僻啪僻啪地四散爆发的当儿，突然霹雳一声巨雷。他们都从我身边跑开了。我妻子也要我走开。好奇心仍把我吸引住二三分钟，直到他们对我说菜汤凉了，并且电力也几乎停止了。我刚刚在桌旁坐了一会儿，利赫曼的仆人突然把门打开了，他满面泪痕，吓得喘不过气来。当他向我走来时，我想，莫不是有人在路上打了他？他勉勉强强说出了几个字：教授被雷击倒了。

　　我尽快地跑去看他。等我跑到后，我看见他已停止了呼吸。他的可怜的妻子和岳母，也和他一样面无血色。我虽幸免于死亡，但我的密友的惨白的尸体以及他的妻子，儿女全家老幼的哭声，使我感到那么难受，以至我对聚集在那儿的许多人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作不出一句回答，只望着这个一小时前曾和我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我们未来的公开演讲会的人的面孔。从吊起来的铁丝发出的第一次打击击中了他的头部，在他的额上留下了一个红色的、樱桃似的斑点；而雷电力则经他的脚部，通过地板而远逸。

　　　　　　　　　　　　　　　　　　　 （殷美琴　何诗煌　译）

　　



2

　　　
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作者：巴斯德

　　
　　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理学博士。在微生物发酵和病原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并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在传染病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主张生命只能来自生命的“生源论”。著有《乳酸发酵》等。

　　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到那使细菌减低毒性的发明的前途是很远大的，便亲自跑到我的家乡，好得些帮助来建立一种规模宏大的实验室，它不但可以应用预防癫狂病的方法，并且可以研究传染和险恶的疾病。这一天，我得到了很满意的援助。
　　这座伟大的建筑如今终于落成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块石头不是慈善的思想的物质的表征。这个建筑物是集合了各种道德而造成的啊！
　　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个落伍的人了，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了，也没有一个竞争的同伴了，没有了竺马斯，没有布赖，没有了包耳·伯尔，也没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
　　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我曾经忍受过他们的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觉得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们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
　　我的亲爱的合作者们，你们从最初的时刻起就有了这样的热心，你们永远地保持着吧。但是你们还得给它找个不可分离的伴侣，这就是严格的观察。遇到不能用简单而确切的方法证明的，切切不要前进！
　　你们一定要尊重批评家。他既不是一个思想的唤醒者，又不是一个大事业的兴奋者。但是，如果没有他，一切又难免是错误的。他终归有一个最后的一言。我现在向你们所要求的，也即是你们将来向你们的学生们所要求的，的确是发明家所最难能可贵的。
　　你相信你在科学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你很殷切地想发表，而你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年一年地忍耐着，总想推翻你自己的实验，必要等到一切相反的假设完全消灭了之后，才宣布你的发明。是的，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但是，在尽了许多努力之后，终归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到那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人类的灵魂所能感觉到的一种伟大的快乐；而一想到他的祖国也因此荣耀，这快乐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啊！
　　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的思想的话，我就得说：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一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
　　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一个只是想方设法地维护人道。后者把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的胜利之上。前者却为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杀场中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能够救活成千上万的伤兵。究竟是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顺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
　　　　　　　　　　　　　　　　　　 （丁柱中　译）
　　　
科学之外的秘密

　　　
作者：戈尔德温·史密斯

　　
　　戈尔德温·史密斯（1823——1910），英国科学家、历史学家。184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法学和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1868年赴美国，后定居加拿大。1872至1874年主编《加拿大人月刊》，并创办《星期》和《旁观者》。著有《现代史》、《牛津大学的变革》、《美国政治史》、《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问题》等。

　　物理科学所从事的是什么？比起可理解的世间万物和可想象的时间，更不消说是无限与永恒，它只不过是对某个单一的点的观察，只是在某一瞬间的体验。根据这类信息，除了可以建立起人类自然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日常规则和程序之外，还能保证我们可建立起其他所有的规律吗？我们赞叹科学发现是多么伟大。那的确伟大，但这伟大并不属于它们所揭示的东西，而是属于它们所给予的启示。天文学有其实际用途，但其最伟大的成果是对无限空间的认识，并由一个启发人的思想将此普及开去。天文学上的这种揭示，只能像望远镜把星星展示在天文学家眼前一样。
　　繁星点点的天空凭借科学的帮助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想法，并没有什么规则。科学能说明日落的色彩，但她说不清楚人们的幽思倾泻自何种苦乐之壶。这类东西人人都能感觉到，智力越高，感受到的便越多。这类东西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为何它们就不能像人性的其他任何组成部分一样成为哲学之坚实基础呢？不过，假如它们成为哲学之坚实基础，则物质法则之坚墙便瓦解，并通过物质世界的全部规则倾注一种影响，那种对应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的个人影响。
　　科学最终发现的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这又是真的吗？这些在生物进化阶梯上出现的东西，各个行星系统从各自的中心逐渐进行的那种演变等等，它们显示的只是创造力吗？难道它们不是显示了某种东西？由于缺乏合适的词汇，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创造性的努力，一种对应于人类养活自身和积累财产的努力。在可以发觉有努力存在的地方，精神难道不会再一次统御一切？
　　一个视野仅是一小点、生存仅是一秒钟的生物，看到大画家拉斐尔之笔移过理想的风帆，它看到这支笔在自己生存的那一秒钟里，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移过自己的那个小点，于是它得出结论：表明这个方向的关系式就是全部秘密。
　　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关于牛顿的科学发现的诗句既真实又富生命力：
　　
　　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
　　高级生灵的眼里看到的是
　　世人阐述全部自然规律的情景。
　　他们赞叹竟有这等世俗智慧，
　　进而展现牛顿式的科学家，
　　恰似我们的展示一个类人猿。

　　如果它们无法像我们的展示类人猿那样展示某个牛顿式科学家，或者不能像我们显示出类人猿的狡诈行为那样显示出牛顿的某个科学发现，那是因为牛顿并不仅仅是智能，而是个在其领域内辛勤工作的有精神的生灵；也因为他的发现不仅是对聪明的回报，也是对美德的回报。我们可以想象靠万能之力造就的某个单一的视觉器官，它一眼所能看到的东西比所有牛顿式的科学家能发现的还多得无法估量。但具有这种器官的动物决不会比有精神的生灵更高级。
　　科学作为物质利益的源泉和归纳推理的训练学校，对此我们丝毫没有忘怀，但我们冒昧地问一句：精神世界的巨大秘密是有可能在科学的实验室里发现呢，还是被启示给那些只填满了科学思想、并只以各种科学的方法训练过的头脑？说实在的，在那些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概括性理论的科学家中，有些人不仅在对事实的看法上有片面性，对我们的那些精神属性现象视而不见，而且缺少进行正常调查研究所必需的两种能力之一。他们是敏锐的观察者，但并非是好的推理者。而科学不能指望自己可摆脱推理的规则。我们不能因为如果有证据存在，便会是科学型的证据，因而去相信那并不存在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因为那结论可取消人类的精神属性及其神奇起源，就从一些单薄的、不确定的前提一下跳到这个结论。
　　　　　　　　　　　　　　　　　　　　　　 （张为华　译）
　　　
支持“物种起源”的学说

　　　
作者：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生于伊灵。17岁时开始学医。1846年在海军服役，并随军舰出海研究海洋生物。1883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一生从事动物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和海洋动物的研究。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首次提出“不可知论”一词。主要著作有《灵长类的比较解剖学》等。

　　我曾经说过，科学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对自然界最忠实的诠释者。但是，假如无知成为法官的顾问，偏见成为陪审团的审判长时，科学家诚实的发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我所知，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真理，在得到普遍接受以前，那些最有地位的大人物总坚持认为各种现象应直接以神意为依据，谁要是企图去研究这些现象，不但枉费心机，而且简直是对神的亵渎。这种反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具有异常顽固的生命力。在每次战役中，上述的反对态度都被击溃、受到重创，但却似乎永远不会被消灭。今天，这种反对态度已经遭到上百次的挫败，但是仍然像在伽利略时代那样猖獗横行，幸而危害性已经不那么大了。
　　请让我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在伟大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拾集晶莹的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着那虽然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上涨的气势磅礴的海潮，这股海潮的胸怀包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要是他们看到那些现代的克纽斯①式小人物，俨然坐在宝座上，命令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进，并扬言要阻止那造福人类的进程时，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即使不那么可悲，也是可笑的。海潮涨上来了，现代的克纽斯们只好逃跑。但是，他们不像古时那位勇敢的丹麦人②，学得谦虚一些。他们只是把宝座挪到似乎是安全的远处，便又重复地干着同样的蠢事。
　　
　　①克纽斯：古英王，同时也是丹麦王。为向臣下证明自己并非无能，竟命令海潮停止前进。
　　②指克纽斯。

　　大众当然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使这些多管闲事的蠢人声誉扫地。这些蠢人以为不许人彻底研究全能上主所创造的世界，就是帮了上主的忙。
　　物种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前人类的思潮异常活跃，注视着时代迹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纪将如16世纪般发生伟大的思想革命与实践革命③。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③指欧洲的文艺复兴。

　　然而，我真诚地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会起到伟大而崇高的作用。英国将向全世界证明，至少有一个民族认为，专制政治和煽动宣传并不是治国的必要选择，自由与秩序并非必然互相排斥，知识高于威严，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也是国家真正统一的生命。
　　英国是否会起这样的作用呢？这就取决于你们大众对科学的态度了。珍惜科学、尊重科学吧，忠实地、准确地遵循科学的方法，将之运用到一切人类思想领域中去，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必定比过去更加伟大。
　　假如听从那些窒息科学、扼杀科学的人的意见，我恐怕我们的子孙将要看到英国的光辉像亚瑟王①在雾中消失那样黯淡下来等到他们发出像基妮法②那样的哀哭时，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石幼珊　译）
　　
　　①亚瑟王：传说中的古英王。
　　②亚瑟王后与部下相恋，被禁闭终身。

　　　
假设不仅必要，而目合理

　　　
作者：彭加勒

　　
　　彭加勒（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15岁时迷上数学。先后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矿业学校学习。1879年在巴黎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1881年起在巴黎大学任教。1887年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90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著有《科学与假设》、《科学之价值》、《科学与方法》等。

　　对于一个浅薄的观察者来说，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假如科学家有时犯错误，那只是由于他们弄错了科学规则。
　　数学的真理是用一连串无懈可击的推理从少数一目了然的命题推演出来的，这些真理不仅把它们强加于我们，而且强加于自然本身。可以说，它们支配着造物主，只容许他在比较少的几个答案中选择。因此，为数不多的实验将足以使我们知道他作出了什么选择。从每一个实验，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演绎，便可推出许多结果，于是每一个实验将使我们了解宇宙之一隅。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对于获得第一批物理学概念的中学生来说，科学确实性的来源就在于此。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实验和数学的作用。100年前，许多学者就持有同样的想法，他们梦想用尽可能少的实验来构造世界。
　　人们略加思索，便可以察觉到假设所起的作用；数学家没有它便不能工作，更不用说实验家了。于是人们思忖、考虑所有这些建筑物是否真正牢固，是否吹一口气会使之倾倒。以这样的方式怀疑是浅薄的。怀疑一切和信仰一切二者同样是方便的答案；每一个都使我们不用思考。
　　不要对假设简单地加以责难，因此我们应当仔细地审查假设的作用。于是，我们将认识到，不仅假设是必要的，而且它通常也是合理的，我们也将看到，存在着几类假设；一些是可以检验的，它们一旦被实验确证后就变成富有成效的真理；另一些不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它们对于坚定我们的思想可能是有用的；最后，其余的只是表面看来是假设，它们可划归为伪装的定义或约定。
　　最后的这些假设尤其在数学及其相关的科学中遇到。这些科学正是由此获得了它们的严格性；这些约定是我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我们的精神在这个领域内自认是无障碍的。在这里，我们的精神能够作出裁决，因为它能颁布法令；然而，我们要知道，尽管这些法令强加于我们的科学——没有它们便不可能有科学，但它们并没有强加于自然界。可是，它们是任意的吗？不，否则它们将毫无结果了。实验虽然给我们以选择的自由，但同时又指导我们辨明最方便的路径。因此，我们的法令如同一位专制而聪明的君主的法令，他要咨询国家的顾问委员会才颁布法令。
　　一些人受到某些科学基本原理中的可辨认出的这种自由约定的特点的冲击。他们想过分地加以推广，同时，他们忘掉了自由并非放荡不羁。他们由此走到了所谓的唯名论，他们自问道：学者是否为他本人的定义所愚弄，他所思考、他所发现的世界是否只是他本人的任性所创造。在这些条件下，科学也许是可靠的，但却丧失了意义。
　　假若如此，科学便无能为力了。现在，我们每天看到它正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起作用。如果它不能告诉我们实在的东西，情况就不会这样。可是，它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
　　这就是我们将要得出的结论，为此我们必须考察一系列学科——从算术和几何学到力学和实验物理学。
　　数学推理的本性是什么？它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果真是演绎的吗？更进一步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归纳推理的性质，正因为这样它才非常富有成效。它还保持着某种绝对严格的特征；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的。
　　现在，由于弄清楚了数学交给研究者手中的一种工具，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基本的概念，即数学量。它是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呢？还是我们自己把它引入自然界的呢？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冒然把每一事物密切结合起来的风险吗？把我们感觉到的未加工的材料和数学家称之为数学量的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概念比较一下，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一种差别；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所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创造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的基本东西。
　　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是空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从何而来？它们是通过逻辑强加给我们的吗？罗巴切夫斯基通过创立非欧几何学证明不是这样。空间是由我们的感官揭示的吗？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能够向我们表明的空间绝对不同于几何学家的空间。几何学来源于经验吗？进一步的讨论将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只不过是约定而已；但是，这些约定不是任意的，如果迁移到另一个世界（我称其为非欧世界，而且我试图想象它），那我们就会被导致采用其他约定了。
　　在力学中，我们会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能够看到，这门科学的原理尽管比较直接地以实验为基础，可是依然带有几何学公设的约定特征。迄今还是唯名论获胜；但现在我们看看真正的物理科学。在这里，舞台发生了变化；我们遇到了另一类假设；我们看到它们是富有成效的。毫无疑问，乍看起来，理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脆弱的，而且科学史向我们证明，它们是多么短命；可是它们也不会完全消灭，它们每一个总要留下某种东西。正是这种东西，我们必须设法加以清理，因为在那里，而且唯有在那里，才存在着真正的实在。
　　物理科学的方法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当一种现象初次发生的境况复现时，归纳法使我们预期这种现象会重复。一旦所有这些境况能够复现，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应用这个原理；但是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其中有些境况总是缺少的。我们可以绝对确信它们是不重要的吗？显然不能。那也许是可能的，但不会是严格可靠的。由此可见概率概念在物理科学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因而，概率计算不仅仅是玩纸牌人的娱乐或向导，我们必须深究其基本原理。在这方面，我只能给出很不完善的结果，因为这种使我们辨别概率的模糊的本能太难加以分析了。
　　　
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

　　　
作者：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物理学家。生于符腾堡乌尔姆。早年取得瑞士国籍，1913年重新获得德国国籍，1933年迁居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籍。190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9年起历任苏黎世大学等校教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为反抗纳粹，建议并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推广为广义相对论。还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论。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相对论的意义》等。

　　在纪念的日子里，通常需要回顾一下过去，尤其是要怀念一下那些由于发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荣誉的人们。这种对于我们先辈的纪念仪式确实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对过去最美好事物的纪念，必定会鼓励今天善良的人们去勇敢奋斗。但这种怀念应当由从小生长在这个国家并熟悉它的过去的人来做，而不应当把这种任务交给一个像吉卜赛人那样到处流浪并且从各式各样的国家里收集了他的经验的人。
　　这样，剩下来我能讲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间和时间条件的、但同教育事业的过去和将来都始终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这一尝试时，我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各时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们都已讨论过教育这一问题，并且无疑已清楚地反复讲明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基础。那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而有胆量来发表这些意见呢？如果这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就因为这样一些考虑而不想讲话了。
　　但是对于能动的人类的事务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它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我就愿意为这工作而努力。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一代的最重要机构。同过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这样。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承担者，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问题。就我所能作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最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来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讲道理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多谈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绝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来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初入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便是如此，大学毕业写博士论文也是如此，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而反过来，计划的实现也使它增长和加强。这里有极大的差别，对学校的教育价值关系极大。同样工作的动力，可以是恐怖和强制，追求威信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和好奇心，只是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教育影响可以有很大差别，这要看推动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对苦痛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没有影响。
　　我以为对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伤害了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的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只允许教师使用尽可能少的强制手段，这样教师的德和才就将成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项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状态，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注意防止为了引导学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种会造成个人好胜心的简单化的方法。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的这种破坏性经济竞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一个蚁垤里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竞争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人们必须防止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人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是从他的贡献来看，而不应当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结果中的乐趣，以及对这些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富——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启发这种创造性的心理才能，当然不像使用强力或者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容易，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有价值。关键在发展于孩子们对游戏的天真爱好和获得他人赞许的天真愿望，引导他们为了社会的需要参与到重要的领域中去。这种教育的主要基础是这样一种愿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动能力和人们的谢意。如果学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胜利完成了任务，它就会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学校规定的课业就会被他们当作礼物来领受。我知道有些儿童就对在学时间比对假期还要喜爱。
　　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行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能在学校中养成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正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个人永远健康一样，万应灵丹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有某些必要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首先，教师应当在这样的学校成长起来。其次，在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应当给教师很大的自由。因为强制和外界压力无疑也会扼杀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所感到的乐趣。
　　如果你们一直在专心听我的想法，那么有件事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详细讲到的是，我认为应当以什么精神教导青少年。但我既未讲到课程设置，也未讲到教学方法。譬如说究竟应当以语文为主，还是以科学的专业教育为主？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照我看来，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过体操和远足活动训练了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后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脑力上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技能的锻炼也类似这样。因此，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就是这个原因，我对于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着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争论，一点也不急于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把学校看作应当直接传授专门知识和在以后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种观点。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作为死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这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也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学生所要从事的是完全确定的专业。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讲的，虽然多少带有点绝对肯定的口气，其实，我并没有想要求它比个人的意见具有更多的意义。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除了在他做学生和教师时积累起来的个人的经验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做他的根据。
　　　　　　　　　　　　　　　　　　　 （许良英　译）
　　　
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作者：尼尔斯·玻尔

　　
　　尼尔斯·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生于哥本哈根。1911年获博士学位。1911年至1916年到英国深造，1916年回国后任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38年、1943年两度到美国，曾与爱因斯坦一起研究原子理论，参与了和原子弹有关的理论工作。50年代对创建欧洲核研究中心起过主要作用。曾于1937年到中国讲学。玻尔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领袖。科学活动主要在发展原子、分子和原子结构的量子理论方面，并于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还获得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奖。主要著作有《光谱与原子结构理论》等。

　　这一讲话题目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像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但是，在我们的年代，随着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与日俱增的专门化，这一问题却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文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对人类问题采取着明显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由这些处理方式所引起的广泛的混乱，人们从各方面表示了关怀，而且，与此有关，人们甚至谈论着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很多知识领域都在迅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方面，常使我们想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
　　不论当时对于从中世纪世界观中解脱出来感到多么困难，所谓“科学革命”的成果现在却肯定成为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了。在本世纪中，各门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但大大推动了技术和医学的前进，而且同时也在关于我们作为自然观察者的地位问题上给了我们以出人意料的教益；谈到自然界，我们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这种发展绝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分裂，它只带来了对于我们对待普通人类问题的态度很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试图指明的，这种消息给知识的统一性这一古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远景。
　　在原子物理学中，我们关心的是无比准确的规律性；在这里，只有将实验条件的明白论述包括在现象的说明中，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这一事实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强调着知识和我们提问题的可能性之间的不可分离性。我们在这儿涉及的是一般认识论的教益，它阐明着我们在许多其他的人类兴趣领域中所处的地位。
　　特别说来，所谓心理经验的分析和综合的条件，一直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很明显，涉及到一些互斥经验的字眼儿，例如思想和情感之类，从刚刚开始有语言时就是以一种典型的互补方式被应用的了。然而，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主体-客体分界线。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活动的任何无歧义的传达，当然就蕴涵着我们的意识内容和粗略地称为“我们自己”的那一背景之间的一种区分，但是，详尽无遗地描述意识生活之丰富性的任何企图，都在不同形势下要求我们不同地划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
　　为了阐明这一重要论点，我打算引用丹麦诗人和哲学家保罗·马丁·摩勒的话；他生活在大约一百年以前，并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这本小说至今还被本国的年老一代、同样也被年轻一代很愉快地阅读着。在他的叫作《一个丹麦大学生的奇遇记》的小说中，作者对于我们所处地位的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给出了特别生动和特别有启发性的说明；这是以一群大学生中间的讨论作为例证的，那些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
　　我将特别提到两个堂兄弟之间的交谈；其中一个对实际事务是精明强干的，属于当时乃至现在的大学生们所说的实利主义者的类型，而其中另一个叫做硕士的，却热衷于对他的社交活动很不利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哲学冥想。当实利主义者责备硕士，说他没有能够下定决心来利用他的朋友们好心好意地提供给他的找到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时，可怜的硕士极诚恳地表示了歉意，但是他解释了他的思索使它遭遇到的那些困难。
　　于是他说：
　　“我的无休止的追问使我不能得到任何成就。而且，我开始想到我自己的关于发现自己所处的那种状况的想法。我甚至想到我在想它，并把我自己分成相互考虑的后退着的‘我’的无限序列。我不知道停止在哪一个‘我’上来将它看成实际的我，而且，我一经停止在某一个‘我’上，事实上就又有一个停止于其上的‘我’了，我搞糊涂了，并且感到晕头转向，就如我低头注视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样，而我的沉思终于造成了可怕的头疼。”
　　他的堂兄弟回答说：
　　“我无论如何不能帮助你搞清楚你那些‘我’。那完全是在我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事，而且，如果我让自己进入你那些超人的冥想，我就也会成为或变得像你一样疯疯癫癫了。我的路线是抓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且沿着常识的康庄大道前进，因此，我的那些‘我’从不会纠缠起来。”
　　完全撇开讲这故事时的那种精致的幽默不谈，要想比这个更贴切地说明我们大家都会遇到的那种状况的各个本质方面，那肯定是不容易的。幸好，在正常生活中，陷入硕士那种可悲境地的危险是很小的；在正常生活中，我们逐渐变得习惯于应付实际需要，并学会用普通语言来传达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和我们想的是什么。在这种调节中，严肃和幽默之间的平衡起着不小的作用；这种平衡在儿童游戏中非常突出，而在成年生活中也同样是觉察到的。
　　当转入多少年来被哲学家们讨论过的意志自由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使用沉思和决心之类的字眼时的那种互补方式。即使我们无法说，是由于我们推测自己能做某件事情因而才愿意去做呢，还是由于我们愿意从而我们才能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可以说，能够尽可能好地适应环境的那种感觉，乃是一种普通的人类经验。事实上，决心这个概念在人类的思想传达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就如希望和责任之类的字眼一样；脱离了应用这些字眼时的上下文，希望和责任等字眼同样是不可定义的。
　　说明意识生活时的主体-客体分界线的可变动性，是和一种经验丰富性相对应的，这些经验是如此地五花八门，以致引起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至于我们关于他人的知识，我们当然只看到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这种行为是如此复杂，以致在用普通语言说明它时要涉及自身知觉时，意识一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情很明显，对于最终主体的一切追求都是和客观描述的目的相矛盾的，这种描述要求主体和客体处于面对面的地位。
　　这样的考虑绝无导致对于灵感的任何低估，这种灵感是伟大的艺术创作通过指示出我们地位中那种谐调的整体性的一些特点而提供给我们的。事实上，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放弃逻辑分析而允许弹奏全部的感情之弦时，诗、画与乐就包含着沟通一些极端方式的可能性，那些极端方式常被表征为实用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等等。相反地，古印度的思想家们，就已经理解了对这种整体性作出详尽无遗的描述时的逻辑困难。特别说来，通过强调指出要求回答存在的意义问题乃是徒劳无益的，他们设法避免了生活中明显的不谐调性；他们懂得，“意义”一词的任何应用都蕴涵着比较，而我们又能把整个的存在和什么相比较呢？
　　我们这种论证的目的在于强调：不论是在科学中、在哲学中还是在艺术中，一切可能对人类有帮助的经验，必须能够用人类的表达方式来加以传达，而且，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将处理知识统一性的问题。因此，面对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发展，我们就可以寻索一切文明中生根于共同人类状况中的那些特点。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本身，就显示着多样化的、往往是互斥的一些方面。
　　当处理所谓伦理价值的基础这一古老问题时，我们首先就得问问像正义和仁慈之类的概念的适用范围是什么；这些概念的尽可能密切的结合，在一切人类社会中都是被希求着的。但是，问题很明显，在可以明确地应用被公认了的司法条款的那种情况下，是没有自由地表现仁慈的余地的。但是，正如著名的希腊悲剧家们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恻隐之心是可以使每一个人和任何简明表述的正义概念发生冲突的。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那种哲学提醒我们，在生存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当比较不同的民族文化时，我们就遇到依照一个民族的传统来评价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困难。事实上，每一文化所固有的自足性的要素，都密切地对应着作为生物机体中任一物种之特征的自卫本能。然而，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意识到这一事实：以由历史事件哺育成的传统为基础的各种文化，其互斥特征是不能和在物理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中所遇到的那些特征直接相比的，这里我们处理的是共同人类状况的内禀特点。
　　事实上，正如在欧洲史中特别明显地表示出来的，民族之间的接触往往造成文化的融合，而融合后的文化仍保存着原有民族传统的有价值的要素。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如何弥补所谓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的问题，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归根结底，这问题就是一个更狭义的教育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来不但需要知识，而且，我想每人都会同意，这也还需要某种幽默。但是，最严重的任务就是要在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促进相互了解。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在现时代的急剧进步，带来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无比希望，而同时也带来了对全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这种进步对我们的整个文明提出了迫切的挑战。当然，知识和潜力的每一次增加，曾经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是，在目前的时刻，当一切人们的命运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以了解人类共同地位之每一方面为基础的相互信赖的合作，就比在人类历史中的任何较早时期都更加必要了。
　　　　　　　　　　　　　　　　　　　　　　　（郁韬　译）

　　
　



3

　　　
科学思想泛论

　　　
作者：欧文·薛定谔

　　
　　欧文·薛定谔（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生于维也纳。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格拉茨大学、苏黎世大学、柏林大学教授。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在法国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量子力学的另一形式波动力学。其数学表述是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薛定谔方程。1933年同狄拉克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波动力学四讲》等。

　　我们方才讨论过的那个基本的真理意境含有一个观念，虽则表达得不完全而且一般化，却比较容易为现代科学思想所吸收；那就是，一系列由遗传连接起来的个体，从一个到另一个的繁殖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生命的中断，而只是其紧缩的表现，正由于此，所以当我们谈到我的意识和我祖先的意识的同一性时，这同我说我在熟睡以前和熟睡以后的意识是同一个意识的意思大致是一样的。通常不承认这一事实的理由，是后一例中有记忆存在，而前一例中却显然一点没有。但是今天大多数人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许多动物的本能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就是这种超个体的记忆。熟悉的例子包括以下这些：鸟类筑巢，而巢总是和这一类鸟儿产蛋的多少和大小相适应的，然而这不可能是鸟儿的个别经验得来的；又如狗在临睡前“铺床”，即使在波斯地毡上也会用脚去踏，就像在草原上把草踏平那样。还有，猫要把自己的粪便埋掉，即使在木板的或石板地上也企图这样做，这只能说明是防止被敌人或被追捕的动物去闻到它们的臭味。
　　要在人类中发现同样的现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的内心总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同时人们还坚信（在我看是错误的）只有完全不经过思想、完全不加考虑的行为才是本能的行为。因此，人们对强调事物主观一面的描述，诸如物种记忆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疑，并否认这一大堆现象对我们讲的意识的连续性有任何证明价值。虽然如此，在人类和动物中一样，确实有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结，并且毫不含糊地具有超个人记忆的痕迹：这就是两性情感的初萌，两性之间的亲力或拒力，对性的好奇心和羞耻心，等等。在恋爱时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又苦又甜的心情，特别是那种严格选择对象的倾向，这一切最明显地表明有一种只存在于个人意识内而不普遍存在于物种中的特殊记忆痕迹。
　　再举个例子：这种人类亘古递传下来印象的“回忆”（西门称为Ekphoria），还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吵架”现象上看出来。有人侵犯到我们的权利（不管是事实，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立刻就感到非得狠狠对付一下不可，要责备，辱骂，等等。我们“发火”了，脉息加速，头脑充血，肌肉紧张，发抖好像触电那样，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要采取行动。一句话，整个机体已经看得出准备去作我们千百万祖先在类似情况下真正作出过的行动：打击侵犯者并保卫自身，这对我们祖先说来，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和必要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往往不必要。虽说如此，这类情况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即使一个人完全明白要他真的动手，他是决计不会干的，或者知道这样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他连脑筋都不会认真动一下；特别是，当他的头脑正在自觉地和全神贯注地考虑最好还是动口而不动手时，因为（我要说）只有用口能保护他不吃大亏，就如同他的祖先们在他们的情况下用拳头一样，尽管如此，一个有这种倾向的人有时还是不免诉诸武力。这说明，他的整个返祖机制严重地妨碍了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保卫自己。我们的祖先在同样情况下只知道“上呀！上呀！”由于潜在于我们心中的物种记忆在作怪，所以控制自己时，我们就感到很苦痛。有时我们还是不听理性呼声，而只一味盲目行动，结果就造成大错，后悔莫及。
　　在这些特殊的事例里，我们特别看得出，我们祖先经历的侵入，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层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并起着明显的作用。这样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诸如“同情心”、“憎恶心”；对某些无害动物的厌恶；到了某些地方觉得很安逸，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意识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真理。
　　我的有意识生命视我的机体组织，尤其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特殊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但是这些结构和作用方式在因果关系上和遗传关系上又视我之前就已存在的机体组织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这些全都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相联系，而且这一连串的生理事件并没有任何中断的地方；相反，每一个这样的机体都是下一个机体的蓝图，也是其制造者和材料，从而使它的一个部分长成为它本身的一个复本。请问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该把新意识的开端放在哪里呢？
　　但是我脑子的特殊结构和形成的习惯，我的个人经验，事实上，一切我真正叫做我的人格的——这些肯定不是由我祖先的遭遇老早决定了的！如果后面这句话是指我个人的一系列祖先而言，那当然不是如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慎重考虑一下在这一节开头时讲的那个不完全的陈述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称之为我的较高级的精神自我的结构，在本质上确实是从我祖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但这不是说它完全或主要地限制在我自己祖先这一范围里。如果我下面所要说的不仅仅是玩弄辞藻的话，那么读者就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即决定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是两种因素：（a）他的基因的特殊安排，和（b）作用于他的特殊环境格局。读者还必须知道，这两种因素的性质完全相同，因为基因的特殊安排，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在更早的环境影响下并主要依靠这些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你看，精神人格的涌现，环境的影响整个儿密切联系着，而这些影响又是同类成员（有的活着，有的死了）的精神人格直接造成的。而且要始终记住，我们这些科学家可以而且必须把所有这些“精神的”影响看作是别人的机体组织对我们自己的机体组织（就是说，我们的脑神经系统）直接限制和修正，因而这些影响在原则上和我们自己历代祖先们在我身上引起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自我是独立的。在每个自我的背后都拖着一条由肉体事件和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精神事件形成的长链，而且我就是这条长链的反应者和延续者。随时通过自我的机体、特别是它的脑神经系统的情况，同时通过教育、传统，并由于语言、文字、文献、习俗、生活方式、新形成的环境……一句话，通过千言万语也讲不完的事物，通过这一切，自我不仅仅和它的祖先的遭遇连起来，自我不仅仅是这一切的产物，而毋宁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和这一切就是同一个东西：是这一切的严格的、直接的继续，正如50岁的我是40岁的我的继续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普遍承认，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本质的终结；但除了柏拉图和叔本华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考虑到和以上见解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更深刻、更亲切和令人鼓舞的见解：那就是，个人的诞生也同样如此，它并不表明我第一次被创造了出来，而只表明我好像是从酣睡中慢慢醒过来那样。这样一来，我就能看到，我的希望和努力，我的忧虑和恐惧，是同生活在我之前的千百万人们的希望和努力，忧虑和恐惧一样的，而我也可以希望千百年后我在千百年前的渴望得以实现。思想的种籽只有作为我的某些祖先思想的继续，才能在我里面发芽。
　　我很清楚，虽然有了叔本华的哲学和吠檀多的经典《奥义书》，但大多数读者虽则会认为我提出的是一个可喜的和恰当的比喻，但不会同意所有意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命题，有什么真正的实际价值。甚至有人会对一家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个论点提出异议说，一般说来父母两个生几个儿女，而父母继续活下去，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此外，一个人童年记忆的完全消失，好像也表明意识不是连续的。但在我看来，这种从谱系上引起的逻辑和算术的矛盾，倒是一个正面的证明，因为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意识同一性的主张实际上为科学（如遗传说）所证实了的地方，因此这种矛盾和整个吠檀多论点联系起来看，也就变得无力了，起码可以说明，把算术运用到这些事情上是极端不可靠的。至于记忆的彻底丧失（这肯定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是这种生理的虚幻不朽性的最可疑的地方！）即使不从什么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也可以认为，为了形成这样东西，这块可以用来模塑的蜡一遍又一遍地搓平，是多么地会适应的呵！而这样东西即使像叔本华所设想的那样，不想被形成，但事实上仍旧在被形成之中。
　　　　　　　　　　　　　　　　　　　　　　　　（全增嘏　译）
　　　
泛论形而上学

　　　
作者：欧文·薛定谔

　　像康德那样把整个形而上学一扫而光，是比较容易的。轻轻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倒，而且并不需要强大的肺活量去鼓起一阵狂风，只要一股强大的勇气，就能推翻这个年代久远、受人敬重的纸牌搭成的大厦。
　　但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形而上学从人类知识的经验内容中排除出去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那我们就很难对任何科学领域中哪怕是最明确规定的专业部分，作出什么明白阐述，我们会发现这样做要难得多，说实在话，也许完全不可能。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来说，形而上学包括不加可否地接受放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本白纸上密密麻麻印上许多黑字的书中的超物质的——亦即超验的——意义。
　　更深入一层说，试想人们第一次听到基尔霍夫和马赫把物理学的（也是一般科学的）任务，说成是“用最大的全面性和最经济的思想来描述事实”时，他们都会感到纳闷，感到这未免把问题说得太干巴巴、太空洞了。这种空洞感是我们克服不了的，尽管在理论上我们不得不加以肯定，甚至以热情的态度接受基尔霍夫和马赫的这种提法。但是事实上（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检查一下自己），如果把这个提法看成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就无法在任何科学领域中推动研究工作前进。因为真正把形而上学排斥出去，等于使艺术和科学双双丧失灵魂，把它们变成毫无发展可能的枯骨。
　　但思辨的形而上学确已被排斥出去了，康德对它的死刑的判决是推翻不了的。康德以后的哲学，或许直到现在，都显示给我们形而上学断气前的长期痛苦挣扎。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象我们这些生在康德之后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逐步树立起一些障碍来限制形而上学对我们阐述真正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学作为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保存下来，这是个特别困难的任务。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的手从迷雾中伸出来指引我们，但同时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拉离大路而坠入深渊。也可用另一种形象的比较：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无疑是先锋队，它在我们不熟悉的敌境内布下一些前哨；我们不能没有这些前哨，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容易遭受狙击。再换一种形象来说，形而上学并不是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脚手架，但没有这些脚手架，房子就造不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变为“形而下学”亦即物理科学——但这当然不是就像在康德以前有可能出现的那种转变。也就是说、决不是把原来不确定的意见逐渐建立起来，而始终是通过哲学的观点的澄清和改变来实现的。
　　我们怎样正确对待形而上学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声明呢？当我们离开纯粹知识的领域而去考虑整个文化（包括伦理学问题在内）的时候，这对我们说来就是一个更加严重而且困难的问题。没有人比康德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的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写了一部《实践理性批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近一百年，在一个方向上，西方世界取得很大的进展。这就是说，对时一空事件（物理学和化学）的内容已有了彻底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大堆光怪陆离的极广义的“机制”用来扩大人类意志（技术）的影响。谈到这里，我有必要公开声明一下，我并不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后者）是欧洲这一时期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情。人们一般都欢喜自称我们这个时代为技术时代，但照我看来，在稍后一个时期人们将会按照它的最光辉和最阴暗的部分，分别称之为进化思想的时代和艺术衰落的时代。不过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我现在要谈的是目前发挥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什么。
　　这种局部的“象皮病”意味着在西方精神生活中，或者不管我们称它做什么，文化和知识的许多方面都被忽略了，甚至比起以前来更加衰落了。这就好像是单一器官的巨大发展对别的器官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阻碍和危害似的。许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受到教会的可耻奴役，但如今它已站起来了，意识到它的神圣权利和尊严使命，挟住仇恨和愤怒向它以往的迫害者猛烈攻击起来；而忘记掉教会虽有许多缺陷和溺职之处，但仍旧是我们最神圣遗产的唯一指定保护者。当年古印度智慧的火花，和被约旦河边传道的那位先师重新燃起的火焰，逐渐地、几乎不为人觉察地熄灭了，在古希腊重新升起的太阳——它的光线使我们的文明开花结果——现在也黯淡下来了。这一切人们几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可言，没有什么导师可以遵循。他们不相信上帝或诸神；在他们看来，教会现在只是一个政党，道德只不过是繁重的清规戒律；它长期以来依为支柱的那些鬼怪已经不再信得过了，因此它本身也就失掉了任何根据。结果出现了一种返祖现象；西方人类有回到他们早期发展水平（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超过那个水平）的危险；极端的放荡的利己主义已抬了头，咧着大嘴在笑，它凭着人类原始习惯获得的粗暴力量，正伸手去捞我们这条船上无人执掌的船舵。
　　　　　　　　　　　　　　　　　　　　　　 （全增嘏　译）
　　　
科学进步的障碍

　　　
作者：波普尔

　　
　　波普尔（1902——），英国哲学家。生于维也纳。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任教。1964年受封为爵士。他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作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采用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于生存，我们就可以甩掉这种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可让理论代替我们死亡。
　　问题很清楚，科学进步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不能归结为科学家的个人问题。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大数学家也这样。彭加勒和哈达马德已指出，一个数学证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种显然属于美学灵感的指引下发现，在不知不觉之中试探出来，而不是理性思维指引的结果。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
　　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压制也能引起进步。布鲁诺殉难和伽利略受审对科学进步所作的贡献，归根到底可能还大于宗教法庭对科学进步的反对。
　　新思想被忽视的事例很多，如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孟德尔学说。可以找到大批阻挡进步的障碍。
　　亚默还讲过一个更惊人的例子，即1913年对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否定。这理论最早发表于1905年，1921年爱因斯坦为此获得诺贝尔奖金。在推荐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的申请书中，也写了否定光子理论这一段。这个文件是由马克斯·普朗克、沃泽尔·奈恩斯特和其他两个著名物理学家共同签署的。文件对爱因斯坦赞扬备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们显然深信光子理论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对他。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同一年中居然还经受了密立根进行的一次严格的实验鉴定，真是令人好笑；但我们理当把它看作是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说明最大的专家们有时也会通过最富于自由思想的鉴别而携手作出武断的否定，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去隐瞒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错了。对爱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遗憾的话，真是再有趣、再有启发不过了。申请书是这样写的：“他有时也会想得太远，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说，但是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引进一点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进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中去有时谁也不能不冒一点风险。”说得很好，但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人总是要冒犯错误的风险，但也要冒受到误解或错判等不那么重要的风险。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父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觉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理论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看来都是因为同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这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史意义重大，同时又反射到科学史中。但是哥白尼和达尔文同宗教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历史事实，却同这种科学理论本身的理性价值毫无关系。在逻辑上，也同理论所激起的科学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加以区别就很重要了。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汤姆逊发现电子（及其理论）也是一场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论所形成的一场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当汤姆逊宣布这个发现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个成就把2400年以来一直在争夺统治地位的两种敌对的物质理论，即原子不可分理论和物质连续性理论，一古脑儿都推翻了。要估计这个突破的革命意义，你只要记住，正是它把结构和电引进了原子、从而也引进了物质构成之中，这就够了。后来到1925年、1926年，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基本上也是汤姆逊电子理论的量子化。而汤姆逊的科学革命也没有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导致一场意识形态革命。
　　还有许多重大科学革命都没有触发意识形态革命，像孟德尔革命。还有X射线、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以及超导的发现。这些都没有引起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克里克和沃森的革命性发现，我也看不出引起什么意识形态革命来。
　　最有意思的还是爱因斯坦革命。我是指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但它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却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达尔文革命相媲美。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一个是狭义相对论，它推翻了牛顿动力学，用洛仑兹不变性代替了伽利略不变性。这一次革命可满足我们的合理性准则：旧理论可解释为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仍然近似正确。
　　但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正是这样，科学革命是理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意味着，凡进行这个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就应当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尽管我在论证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我却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学家成了“不偏不倚”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将发现，科学的革命性就真会被一种针插不进的障碍挡住了去路。
　　　　　　　　　　　　　　　　　　　　　　　（纪树立　译）
　　　
理论物理学的方法

　　　
作者：狄拉克

　　
　　狄拉克（1902——），英国物理学家。生于布里斯托尔。1926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成为该校教授。1930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描述原子现象的量子力学方面有较大贡献。他提出了相对论形式的薛定谔基本方程，即狄拉克方程。在理论上曾预测到正电子。1933年他与薛定谔因建立新型原子理论而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打算与你们谈谈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是如何工作——他是怎样着手尝试去更好地理解自然规律的。
　　一个人能回顾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这时他心中有个基本希望，希望他可以得到一些在处理目前的问题时有价值的启示或教训。我们过去必须处理的问题与今天的问题在根本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评论一下过去成功的方法对目前的工作可以有所帮助。
　　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程序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一是在实验基础上开始工作。为此，必须与实验物理学家们保持密切的接触，知悉他们得到的全部结果而试图使这些结果适合一个全面的令人满意的图式。
　　另一种程序是在数学基础上着手工作，考察并批判现在的理论，设法确认其中的错误，然后努力消除它。这里的困难在于要消除这些错误而又不破坏现存理论的巨大成功。
　　存在着这样两种普遍程序。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等级的程序。
　　遵循哪一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课题。对于一个不甚了解的课题，人们正在那里开辟完全新的天地，他们完全被迫遵循依据实验的程序。对于一个新的课题，人们起初仅仅收集实验证据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例如，让我们回想一下上一世纪我们所确立的元素周期表的知识是怎样积累的吧。开始，人们只是收集材料并对它们进行整理。随着周期表的建立，人们才逐渐得以相信它。到最后，在周期表接近完成时，人们完全有把握预言，哪里有空白，以后会发现一种新原子来填补这一空白。这些预言全部实现了。
　　当前，关于高能物理学的新粒子存在着一种十分相似的情形。这些粒子已经填进一个表，人们对这个体系是那么相信，以致一旦发现有空白，就能预言将发现一种粒子来填补它。
　　在物理学的每个被了解得很少的领域中，如果人们不想沉湎于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荒唐的推测的话，就必须固守实验基础。我并不想一概而论地责备推测。它可能是有趣的，或许是间接有用的，即使它的结果是错误的。人们总应保持开放的头脑来接受新思想，因此人们不应该完全反对推测。但必须小心，不能过于陷入推测。
　　我要提一下，我发现最好的想法通常并不是在人们积极寻求它们时得来的，而是在人们处于放松状态时得来的。布洛克教授曾对我们说过他如何在火车上捕获一些想法，而且常在旅行结束之前完成这些想法。我却不是这样，我常在星期天独自长途散步，散步时，我往往以悠闲的方法去回顾当前的情形。这种场合常常证明是富有成果的，虽然散步的目的在于休息而不在于探索。
　　正是在一次这样的场合中，我想到在对易子和泊松符号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我并不十分了解泊松符号是什么，因此不能确定这个联系。到家后我发现，我那里没有一本书解释了泊松符号，因此我不得不焦急地等待第二天早上图书馆开门，我要证实这个想法。
　　原子物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得到合适的初始方程，由此可推演出整个原子物理学。我们距此还很远，向这个目标前进的第一步是完成低能物理学理论，这就是量子电动力学，然后推广到越来越高的能量。但目前的量子电动力学不能适应数学美的高标准，我们期望基本物理理论有这种数学美。目前的量子电动力学还使人觉得，仍然需要在基本思想上有激烈的变革。
　　　　　　　　　　　　　　　　　　　　　　　　　　（曹南燕　译）
　　　
科学家的创造性

　　　
作者：汤川秀树

　　
　　汤川秀树（1907——1981），日本物理学家。生于东京。1938年获大阪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1948年至1953年在美国任教。日本帝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日本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基本粒子和力场研究。发现新的基本粒子“介子”。还于1936年发现“K俘获”现象。由于这些贡献，于1949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力学入门》等多种。

　　像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每年总想做点独创性的工作。不但我们自己，而且还希望青年人都能发挥具有独创性的创造精神。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然而，科学家要想发挥独创性，干点出色的工作，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长期研究生活中，能够做到这点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机会也是难得的。同样都认为是在发挥创造性，但其大小程度实际上也是不同的。假若能发挥一点点创造性，那么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果稍微大一点，一生一次……当然，这一次也是难得的。若能做出两次，也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但一次也无建树，莫如说是常见的。
　　如果说运气好，一次就成功了，或者说特别走运，两次都成功了，即使这样的话，那么，在那些其他漫长的岁月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呢？用功了？玩了？还是休息了？……不管是怎样度过的，但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发挥什么创造性。不仅搞学术是这样，就是从事艺术或技术工作的，不管想怎样拼命地干，想发挥独创性，但顺利地发挥出来也是少有的。这样说是否就意味着其余的时间就完全是虚度了呢？当然不是那个意思。5次，10次，即使都失败了，也决不能泄气，失败100次还是要继续干，只能在那种反复失败的过程里寻求某些成功的机会。
　　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研究人员的经历，一般也是30到40年，在这30到40年里，能有一次或二次成功就是很不错的。即使一次也未见效，只要努力，也一定会从中得到教益。不能说没有成功就丝毫没有意义。关于这类问题，我想只限于就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科学家的创造性讲些个人的看法。

　　坚持己见是个必要条件

　　像方才所说的那样，所谓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有能力，即使已经发现有失败的可能时，也应该继续下去。有时虽也认为停止研究工作就好了，但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干下去。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样在大学里工作的人有个退休的规定。如京都大学，曾把退休年龄规定为60岁，战后改为63岁。究竟是60岁合适还是63岁合适，其说法也因人而异。不管怎样，反正有个退休问题，所以总想一定努力坚持到退休。如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也只好死心塌地！虽然这样想，但是不死心的人们仍然认为，即使不在大学，只要自己努力干，还是有希望的。
　　若从我们学者的经历来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主观的。主要原因是从事学术工作本身就需要坚持己见，也就是依靠“己见”来干工作。恐怕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一定都是怀有这种“己见”的。但是“己见”强烈到什么程度？坚持到什么程度？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决不能说因为坚持己见就能作出贡献。不管怎样坚持己见仍旧未能作出贡献的人也的确是有的。如果用数学上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某一个问题成立，应该有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我认为，坚持己见确实是必要的条件，但它也确实不是充分的条件。
　　为什么持有“己见”？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说清楚。如果进一步考虑的话，我认为这和人本身存在的非常深刻的内部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普通的人，有杰出的人，也有无所作为的人、古怪的人或超群的人等等，他们也具有各式各样的类型。
　　大体划分的活，一类圣者，也就是像所谓圣人那样的人，这已经是属于“大彻大悟”的类型了。我自己远未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对圣者或圣人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是没有己见的。他们在过去可能有，但后来克服了。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类型——天才，或者虽未达到天才水平，但却已具有相当优秀才能而勤奋从事自己工作的人。这类人或许有那样的觉悟也未必可知，但仍然还是带有一些“己见”的。用一点不大好听的话来说，也就是“固执己见”吧。人，过于出类拔萃的话，我看就不能从事学术或艺术工作了。和圣者、圣人不同类型的天才或接近天才的人，自己头脑里总是残存着深刻的矛盾。对某一种观点持有己见时，对相反的观点也并不容易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不是这样吧？也许不是这样？换个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呢？科学家就是这样在相信与怀疑之中日夜不倦地工作着。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从事的理论物理、基础物理研究工作就属此类。某位科学家坚信某一学说，看来好像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料想不到的是，自己头脑里也在考虑着相反的观点。这样的事也不少吧！善于工作的人就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惊人的力量。自己完全觉悟了的话，就不必再写论文了。写论文这件事，好像为的是给别人看的，其实首先是读给自己听的。

　　天才和怪人

　　不管怎样，只要内心有了那样的矛盾，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表现形式可能有各种各样，尤其叫人看着有点奇怪时，那就成为圣人了。能够做出点奇事情的人，才被认为是天才。但是天才和怪人并不完全一致，虽然是天才，但有时可能干出怪人的行为来。但干出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天才。人们的性格是很奇怪的，总是喜欢说别人如何非凡如何出奇，所以很愿意把怪人说成是天才，不像怪人的人，说成天才总觉得不够意思。对于自己熟悉的人，能够进行正确的评价，也不致于评价过高。若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时，稍微有点古怪就认为杰出人才也未可知。相反，没有古怪脾气的就不认为是天才。实际上是容易产生这种判断的。但是，独创性真正发挥出来没有？莫如说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隐藏着内部矛盾，并且很激烈，这就涉及到怎么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其外部表现为怪人时；二是外部没有表现出来，从外部看来没有什么出奇的。
　　不管哪种情况，所谓矛盾和固执己见，两者具有密切联系。但究竟是包含着矛盾，还是在一个问题上坚持己见？简单讲，坚持己见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有非常远大的理想，尽管是不容易达到的，也许是十分遥远的，但想要完成这样任务的人，他的工作视野和规模就会逐渐扩大，取得巨大工作成果的可能性就会随之而来。与此相反，一生之中，始终庸庸碌碌的可能性会是很大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点。

　　记忆力、理解力、演绎逻辑能力

　　所谓创造性，是一时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从表面看，它也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或社会意义的。若不从问题的性质上，不深入到内部或不从内部来观察的话，我认为那是难以抓住其本质的。
　　前面曾说过坚持己见和自己头脑里有矛盾的重要性。当然，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提到创造能力，就容易联想到一种好像与其相反的能力，如记忆力等。实际上，记忆力非常好，在学校学习时成绩优秀的人，出了校门之后，一向无所建树，就是成为专家也未能搞出什么独创成果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理解能力的问题。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但自己提不出独创性观点，这种类型的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发挥创造性的必要基础，这是人所共知的。
　　所谓理解力，说来简单，但是其中包含着各种因素。如合理的思考能力就可以认为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把它想得更狭窄一些，就成为逻辑的，特别是演绎逻辑的思考力了。从某一前提出发，经过理论上的推导则可得出结论。也就是因为这样而得出这个结论。这样反复推论下去，就能成为发挥创造性的基础，或者作为工具，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如果只说演绎逻辑能力的话，恐怕电子计算机更为优越，速度也更快，在操作中劳累、搞错或者中断等现象都是很少出现的。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也有记忆能力，但跟人相比时，在记忆数量这一点上，计算机还是远远落后的。不管怎样说，计算机是具有记忆力和逻辑思考力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计算机有创造力。若是那样的话，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能力呢？

　　类推

　　人的各种智能，都是大脑活动的结果。任何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能力，但跟创造性工作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是类推的作用。关于类推的作用很早以前就曾有过论述，各位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我们想使别人理解一个难懂的问题时，常用的办法是列举众人皆知的事例进行比喻。因为跟已知的事物相类比，即使是很难理解的问题电好像容易使人接受，这就会使说者和听者双方都能明白。但关键是要找到跟疑难问题相似而易懂的事例。某人若能用易懂而相似的事例，使任何人都认为难懂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就可以说是开始发挥了真正的创造性。实际上，在古代的哲学书籍中，例如在希腊和中国的古书中，有很多“例如”的字样。古代的思想家，实际上用这种所谓“例如”的办法，不只向人们传授了很难懂的思想方法，而且恐怕他们之中自己依靠这种类推而达到独创性思想水平的人也是很多的。
　　即使是现在，如果能正确地运用这种“例如”，也会使人感到满意和高兴。为了使别人承认“确实是这样”时，“例如”是起着巨大作用的。如果在事后能够细致地思考一下的话，确实是被那种“例如”所吸引，自己也深感找到了意料不到的结论。当自己考虑什么新的问题或想弄清什么疑难问题的时候，“类推”在今天也还是相当起作用的。
　　关于创造性这个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正好我是研究理论物理的，所以只讲跟我有着密切联系的方面。从现今开始，正在进入比过去的机器文明更为高度发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创造性就不那么重要了吧？大家可能都在同样地考虑着这个问题。持有这样消极悲观看法的，我想可能大有人在。但是机器文明越是向前高度地发展，在那个世界里，人类得怎样才能更进一步地发挥创造性呢？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加以认真考虑的问题。笛卡儿已经在300年前就研究过自我培养理智的问题了。处在现代的我们，不但不能自我培养，而且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成年累月到处奔波，连这样的事情都不太知道的话，那不是将要处于十分狼狈落后的状态吗？为了摆脱那样的处境，请回忆一下笛卡儿，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陈耀亭　译）

　　
　



4

　　　
知鱼乐

　　　
作者：汤川秀树

　　“这张彩纸，请给我写点什么吧！”“给我写幅匾额吧！”不断有人来求写字。彩纸嘛，写一首自己作的和歌也就行了，至于匾额，写什么词儿却大伤脑筋。最近，我常常给写“知鱼乐”三个字交差。于是，必定来问：“是什么意思呀？”这是从（庄子）外篇第十六《秋水》的最后一节里摘出的词句。我不能正确地翻译原文，但是我想，大体上是如下这样的意思：
　　有一次，庄子和惠子一起在河边散步。惠子是一位知识渊博、好发议论的人。两个人来到桥上的时候，庄子说：
　　“鱼悠悠然地在水面游着，这是鱼的快乐啊！”于是惠子立刻反驳：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说：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辩驳说：
　　“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的情形。可你不是鱼，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怎么样，我的论证方法天衣无缝吧？”于是庄子答道：
　　“请从头说起吧。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的时候，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我是在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呀！”
　　这段对话好像禅的问答，实则大相径庭。也可以这样说：禅是把话头引向科学所达不到的地方，而庄子和惠子的问答则关乎科学的合理性和实证性，看来惠子的论证方法远比庄子理路清晰。而且，我觉得不承认所谓鱼的快乐这种既不能明确地下定义、也不可能加以证实的东西的一方，是接近于科学的传统立场的。但是，尽管我是一名科学家，却对庄子所要说的这一方面有更强烈的同感。
　　粗略地说，科学家对事物的思维方法是处于如下两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另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未经证实的不存在的事物和未经证实的不可能发生的事物，全不排除。”
　　假如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固执地坚持上述两极端的任何一方，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学了。莫说是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的往古时代，就是到了19世纪，原子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证明。尽管如此，从原子出发的科学家们对于自然所能达到的认识，却比企图排除原子而去理解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们远为深而且广。“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这种思维方法过于狭隘，参照科学的历史来看，这一点就清清楚楚了。
　　虽说如此，但是所谓“一切从实证上或逻辑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这种立场则显然过于宽容。科学家在思考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的选择。换句话说，或者有意识无意识地排除一切可能性中的大多数，或者必须至少暂时地忘掉它们。
　　实际上，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会固守哪一个极端的思维方法。问题在于宁可采取接近两极端的哪一方的态度？
　　当今的物理学家最不了解的是基本粒子的真正面目。它远比原子为小，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仔细观察，我认为它似乎还有其自身的结构。但是，通过实验去直接分辨那样微细之处，是近于不可能的。要想仔细观察一个基本粒子，必须考察：使另外的基本粒子有力地靠近其附近时，显示出怎样的反应。但是，在实验中能够捕捉到的，并不是反应的现场，而只是两个基本粒子靠近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则容易偏向于上述两极端的一方。某些人的思维方法，是认为应该只把两个基本粒子相互远离的状态作为问题来研究，或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什么要考察一个个基本粒子的细微结构，那是毫无办法的。我则与此相反，相信采取某种方法将能够合理地掌握基本粒子的结构；只是苦恼于想不出好办法。我想，这虽然不像庄子知道鱼的快乐那样简单易行，但是可以说：知道基本粒子的心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为此，也许必须打破截至今天为止的常识的框框，采取一种奇妙的思维方法。这种可能性是不能预先加以排除的。
　　1965年9月，为纪念《中子论》①发表30周年，在京都召开了关于基本粒子的国际会议。这是一次只有30人左右出席的小型集会。会议期间，在一次晚餐会上，我曾把上述庄子和惠子的问答译成英语，向来自外国的物理学家们宣读。大家好像很感兴趣。恐怕都在考虑：自己是接近庄子和惠子哪一方呢？我沉入这样的空想中，感到很愉快。
　　
　　①作者曾预言存在着以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为媒介的中子，并发表《中子论》。

　　　　　　　　　　　　　　　　　　　　　　　　（杨铁婴　译）
　　　
驰向思索的海洋

　　　
作者：钱德拉塞卡

　　
　　钱德拉塞卡（1910——），印度天体物理学家。生于印度拉合尔（现属巴基斯坦）。先后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和英国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三一学院。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白矮星理论及对恒星大气辐射传能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恒星结构研究导论》、《恒星动力学原理》等。1953年获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1962年获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奖章。

　　近年来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动机。我对这一问题的某些思考结果已收进了我的演讲文集《真理和美：科学中的美学和动机》。
　　我想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在某种意义上讲最令人费解的自然特性；2．人们为追求知识而奋斗的目的；3．人们对这种追求感到满足的原因。
　　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句话：
　　“关于自然，最令人费解的事实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
　　这阐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而且在其他一些科学伟人的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证。例如，尤金·维格纳就描写过两种奇迹：“自然规律存在的奇迹和人类的智慧预测它们的能力。”薛定谔认为，后面一种人类的智慧能够预测自然规律的能力，可能远远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范围。
　　当开普勒在根据哥白尼体系分析行星轨道时，他发现古希腊数学家们为了寻求他们内在的数学美而研究过的曲线，竟然恰好是用来表示行星的运行轨道所需要的那些曲线。在评论开普勒的这一了不起的发现时，爱因斯坦曾这样写道：
　　“看来，人类的智慧能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事先独立地将它们构想出来了。开普勒的辉煌成就正是这样一种事实的最精彩的例证，即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来，而只能通过将智力创造同所观察到的事实相比较而获得。”
　　让我重复一下这一至理名言的关键部分：“人类的智慧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经事先将它们构想出来了。”
　　如果接受我们在了解自然界的“合理性”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对用于科学的一般措辞“追求知识”又作何理解呢？
　　“追求”具有在打猎中所用的“追逐”一词的一般含义。就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而言，我们对“驱逐机”这一复合词也很熟悉。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同被追逐的狐狸或被紧追的敌机一样，知识就是某种我们预先就知道其存在的东西，而我们的“追求”是为了获得它呢？当然，被我们归在“知识”名下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属此范畴。因此，发掘很久以前的生物遗留下来的化石或古代文明的遗迹，标度最高的山峰或测定最深的海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胸怀壮志的战斗。
　　但有人可能还会问：那么知识是否就是我们以同“因为它的存在”而渴望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们一样的精神去追求得到的某种东西呢？如果是这样，当有人告诉我们研究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时，对标绘出当我们在开始对它进行探索时连它的存在本身都还不知道的领域又作何理解呢？当开普勒开始对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观测结果进行长期而艰巨的分析工作时，他还并不知道隐藏在浩瀚的观测细节中的却是他所发现的质朴的规律。而牛顿在他观察到苹果掉地以前，也并不知道开普勒的定律可以用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轻而易举地加以解释。
　　也许我会被指责为诡辨。事实上可能有人会说，在追求科学知识中，如果人们不是瞄准某个物质，具体的目标，那么它们的目标就在于扩大作为自然界的主要标记的序列与和谐。实际上，对一个科学家而言，自然规律的序列、和谐、匀一性和普遍性真像珠穆朗玛峰之于登山家一样。
　　但这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知识的全部意义所在呢？举例而言，我们是否想把新的知识定量化到这样的程度，以使他人能够分享它，甚至能够利用它来给人类带来欢乐和福利呢？如果我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这又会给人们自己的感性认识的提炼和想象力的扩大带来什么益处呢？难道华兹华斯为牛顿写下的著名诗句没有它的真实含意吗？他写道：
　　“一位智者的大理石丰碑永世长存！他独自驰过了不熟悉的思索的海洋。”
　　真的！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在他们大功告成的时候都返回到了他们的自我。
　　我相信，这些最伟大的智者为了扩大他们的想象力而作过的尝试，也在牛顿的基本原理的远程性的、分层次的、冰冷的风格中体现出来。这些基本原理的持久的价值，原因就在于牛顿对宇宙的想象力，同样也在于他凭借这种想象力总结和组织发现的卓越品质。
　　最后，我想谈一个人对他的学术上所作的努力感到满足的原因。
　　也许，我首先应该排除这样一种“权威”性的观念，即认为对学问的报偿在于扬名和赢得社会声誉。我想，一个人要抛弃这种世俗观念，至少他应感到要超脱它。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受人类的敏感性的影响，以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尊敬的同事们的赞赏会完全无动于衷。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样的愿望：后人会承认我们用自己有限的能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应该得到的地位。
　　现在，让我试着直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完全了解他自己先天的和经常都可能会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限制，他还是将自己献身于学问和一种失败多于成功的永无止境的拼搏生涯呢？在T.S．艾略特写的《心腹职员》一书中，他已对此作了回答：
　　一个人应该具有一种蜡炬成灰的激情，去从事他难以胜任的事业。
　　　　　　　　　　　　　　　　　　　　（王乃粒　译）
　　　
科学家的工作必须在疯人院进行

　　　
作者：普里高津

　　
　　普里高津（1917——），比利时化学家。生于莫斯科。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81年任欧共体特别顾问。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会员。因对非平衡态热力学，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成就，于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重要著作有《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导论》。

　　埃尔文有一次在回答许多科学哲学家时愤怒地写道：“……有一种错误倾向，认为科学是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毫无关系的。其实不然，从科学发展史知道，哪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离开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脉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理论科学不知道，它的构造中被人认为是很得要领的那些重要方面，最终必定归于只能抓住有教养的公众的一些概念和词汇，并且成为一般世界图式的重要部分。这种理论科学，我认为，在那里这一点已被忘记，而且在那里入会者用那些最多只被少数游客所懂得的术语互相继续着冥想。这种理论科学必将从文明人类的其余部分被铲除掉。无论多么深奥的闲谈可能在极少数专门家的孤独欢快中继续着，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要萎缩、僵化。”
　　整个文化所特有的问题和该文化框架之内的科学的概念发展所特有的问题，就在科学的心脏，我们发现了诸如时间、演化、不可逆性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代科学家都试图作出回答，哲学家也是如此。
　　我们可不可以用决裂、分离或否定的术语、用把具体的经验向着更加难以掌握的抽象变换的术语来定义科学的进步呢？我们相信，这种解释是在认识论水平上的，在其中科学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历史情形的一个反映，是科学描述由人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广泛经验时理论上无能的反映。但是，这个被认为是胡说的结果，并没有在它们遭到否认或被宣布为非法之后而消失。
　　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科学理论的抽象发展的。但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决定性的概念的革新并非一定具有这种类型。它们常常来自把一些新维度的现实性，例如引入不可逆性的概念或量子化的概念成功地并入科学本身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个说法还可以一般化），革新极好地表明了文化的甚至“意识形态”的脉络所施行的影响，因而表明了科学的实际敏悟对于它在其中发展的环境所施的影响。
　　断言这个敏悟，将违背与科学有关的另一个传统概念，即把它自己从理解自然的传统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得到发展的思想（它把自己从懒于动脑筋的普通感觉所产生的被叫做偏见的那些东西中得到净化，从而使这些偏见和理性的“苦修”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从这一点可以得到结论：科学应当是独立维生而不入世事的人的团体所干的事务。因此，理想的科学团体应当从社会的压力和需求中得到保护，科学的进步应当根本上是独立的过程，从科学家参与其它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外部”影响，一切利益，都只能干扰和延迟这个过程。
　　这种抽象的理想，科学家退出去的理想，在另一个理想中找到了同盟者，这个理想就是关于应当说明“真正”研究者的天职是什么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研究者要从世俗变迁中逃脱出来的愿望。爱因斯坦描写了这样一类科学家，假如赋与天使把一切“无价值”的人——没有说是在哪一方面——从“科学圣堂”中逐出的任务，那么这类科学家将会受到天使的“恩惠”。他们几乎是“极其古怪离群，隐讳无言的孤独汉。……”
　　“什么把他们带进了圣堂？……”
　　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的动因之一就是逃脱那痛苦烦恼和可怜乏味的日常生活，就是逃脱人们自己变换欲望的羁绊。经过比较精心修炼的人被驱使去逃脱个人的存在，达到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的境界。可以把这个动因比做一种渴望，它会使城镇居民禁不住地从他那狭小吵闹的住宅奔向安静的高山，在那里，他的眼界能无阻碍地穿透寂静纯洁的空气，追寻那好像是为永恒世界而造的安逸图景。
　　和这个反面动因相对，还有一个正面的动因。人类要为他自己，用适合于他的无论什么方法，去寻求构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世界图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用这个图象去代替经验的世界，从而征服它。
　　爱因斯坦敏锐感觉到的，在后来被科学所发现的禁欲主义的美与市侩经验的小旋涡之间的不相容性，容易被另一种不相容性增强。这一次是老老实实的摩尼教的不相容，是科学和社会之间，更确切地说，是自由人类的创造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不相容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工作的完成不是必须在隔绝的黑体中或圣堂中，而是只好在一个堡垒中，或者还可以像德林迈特在他的剧作《物理学家》里所想象的，在疯人院中。这个剧中的主要角色，三位物理学家讨论推进物理学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讨论把人类从盗用物理学进步成果的政治权力的可怕后果中保护起来的方法和手段。他们得出结论：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已经选择的方法。于是他们全都决定继续装疯，躲到疯人收容所里去。该剧结尾时，如命中注定的那样，他们发现最后的避难所只是一个幻想。收容所的女所长暗中探查了她的病人，偷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夺得了世界政权。
　　德林迈特的剧作最后把我们引到科学活动的第三个概念，科学的进步是由于把现实的复杂性归结为隐藏着的合法性，事实是这样的，即他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引力的问题，发现了基本粒子的统一场论，以及最后发现了“万能发现原理”——绝对权力的源泉。当然，德林迈特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来建立他的观点，但公认的是，科学圣堂中所看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比宇宙的“公式”少。已经描绘得像一个禁欲主义者的科学的人，现在变成了一种魔术师，一个隔绝的人，是打开一切物理现象的万能钥匙的潜在掌握者，因此具有一切有力的知识。这把我们带回到已经出现过的问题中：只有在简单世界中（并且尤其是在其复杂性仅是表面现象的经典科学的世界中），任何形式的知识都能提供万能钥匙。
　　今天，对科学的挑战是全面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把科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看来是谬误的。相反，我们必须把科学活动并入到社会中去。我们必须力图制造尽可能流动的科学与社会的界面。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开新的通讯通道，本书正是依照这种精神写成的。人类，这次是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把他的自然环境革命化。如谢尔盖·模斯柯维奇指出的，人类在创造一个“新的自然”。这是必不可免的。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的世界经历着人口危机。从本世纪初的15亿人开始，到本世纪末我们将达到60亿人，在下一个70年中可望达到80亿或90亿。这本身就暗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合理的新形式必须进化。
　　早在2000年前，中国学者庄子写道：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我们正向着新的综合前进，向着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其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与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科学的每个伟大时期，都引出某个自然界的模型。对经典科学来说，这个模型是钟表。对19世纪的科学，对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个模型是一个逐渐慢下来的发动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志可能会是什么呢？也许我们离柏拉图在比较自然同艺术工作时所作用的概念更加接近了。不是通过人和自然的对立去定义科学，我们把科学看得更像是和自然的通讯。
　　莫诺说，他的结论是：“古代的同盟已经打破。人类偶然地从宇宙中现身，如今他已感到他在这个宇宙的冷淡和不可较量的无限性中的孤单。”也许莫诺是对的。古代的同盟已经打破。我们的任务不是悲叹过去，而是要在人类，在他的知识、他的梦想和自然的探险活动之间建立起新的同盟。
　　　
对科学的直感

　　　
作者：福井谦一

　　
　　福井谦一（1918——），日本化学家。生于奈良市。1948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任京都大学物理化学教授。长期研究烃类，在量子化学方面造诣颇深。1952年提出前线轨道理论，并用以解释多种化学反应规律。60年代中期美国化学家霍夫曼提出的分子轨道对称守恒理论，与福井谦一的前线轨道理论基本同一。这一理论有力推动人们对生命过程的研究并在人工合成新药物方面得到实际应用。1981年俩人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我在初中一、二年级时学过中国的《论语》，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论语》成了我随时要翻阅的几本书之一，每次看，都能给我一些新的启发。我想，任何优秀的古典著作都具有《论语》那样的广博性。
　　现在，当我思索有关学问的真谛时，马上就想起了《为政篇》中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我来说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话虽短，却一语道破了对待学问的应用的正确态度。真不愧是具有超越时代洞察力的孔子，他辩证地阐述了对做学问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在他看来，学习与思考对于学问就像飞鸟的双翼，缺一不可。
　　那么究竟什么是学习呢？若用现代词汇来解释，学习就是收集、积累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写他人的关系，自身的经验或先人留下的知识等。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思考，需要进行纯逻辑性的，不掺杂丝毫任意性的思考。
　　现在的问题是，“思考”一词是否还包括“逻辑性思维”以外的大脑活动。
　　1981年12月12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邀请当年获“诺贝尔”奖的八位科学工作者登台。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个节目里，主持人围绕“科学与人类”这个主题，向我们提出种种有趣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颇难回答：“你认为是否存在对科学的直感？如果存在，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当时的回答是：“我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面对老练的主持人的追问，我立即答道：“是不依据逻辑思维的选择。”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这种对科学的直感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首先做第一个推论，即是否有“科学的自然认识”。
　　例如，看到一只苍蝇在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认识，但科学工作者不会满足苍蝇是活物所以才会飞这样一个回答，而看做是苍蝇体内产生的各种科学的因素才会飞的。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回答也就不同。从古希腊直到今天的科学进步，通过客观细致的观察，我了解到，成为科学进步推动力的常常是对大自然的这种认识方法，也就是“科学的自然认识”。
　　接下去是第二个推论。在科学的认识中，给科学创新以巨大影响的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是：直接地、如实地给予我们的真实感受，也就是不依据思维加工的直感。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初遇A君，在记住他的面孔时，并非像数字型计算机那样，记住A的额宽多少厘米，眉间多少厘米，两颊有多少立方厘米的腮肉，而是像相似型计算机那样，把A的脸部作为一个整体模型来把握，从而也就记住这个人了。
　　大自然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深不可测，在科学的自然认识中，对科学创新最有影响的，就是直接地、如实地认识自然。整天和复杂而又单纯的大自然打交道的科学工作者，若不靠这种认识方法，就不可能创造出推进科学前进的理论和发现新的科学法则。
　　从以上两个推论不难看出，所谓科学的直感，正是科学地认识自然与如实地认识自然相结合的一种大脑机制。
　　当然，这不过是推论，还未能用科学加以证明，但是，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就能够回答“怎样才能培养对科学的直感”这个问题了。我想，使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切实地接触它，感觉它的本来面目，就可以丰富科学的直感。
　　我自己在选择了化学这门知识以后，曾遇到许多良师、挚友和有用的书籍，获得过许多宝贵的科学信息，同时我也很注意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说，这一切占了我工作的一大半。但对我立志科研、创新的人生道路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和大自然的接触，是和能够培养对科学的直感的大自然的接触，这种接触始于“玩得浑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戚戈平　译）
　　　
继续献身现代科学

　　　
作者：杨振宁

　　
　　杨振宁（1922——），美国华裔物理学家。生于中国合肥。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63年起任库兰特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1966年起任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字称不守恒原理，并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

　　陛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卡尔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
　　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对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1957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
　　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集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1900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于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了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
　　那场战争于1901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五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十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二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尔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宁可　译）

　　
　



6
　　
对科学的制约

　　　
作者：托马斯·库恩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哲学家。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任教，讲授科学史。他致力于研究科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的重要代表。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等。

　　把科学完全等同于对真理的追求，任何时候都显得太过强烈了，即使对于绝大多数献身科学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有些人本来拒斥传统教义，认为思辨形而上学不值得信赖，没有说服力，也缺乏清晰而有用的意义，却也往往转而把科学当作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的指导。最典型的是，他们坦率地批评宗教，但又高度评价那些研究工作者——他们借助于社会学以至心理学等科学理论去解释各种不同宗教的社会事实和信仰。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了古代神话宇宙学和古典哲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可望取代对人和社会的神话观念。因此，在现阶段，科学似乎可提供一切人们所能获知的真理中的最重要部分。它们总是不完备的，但这一缺点又是变化发展以及修正错误的发端。不完备性恰好可以激发更多的变化发展，从而避免更彻底的中断。或者说，不完备性可通过社会学的、哲学的以及技术的批评而发现，从而刺激崭新的思想和实践。但是典型的是，在技术和理性的独立历史发展中，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科学既可以等同于技术实践，也可以等同于抽象理性。的确，可以把现代科学理解为先进技艺同几何化的新动态数学的溶合。
　　科学由于社会因素而被局限在某几个方面，部分被约束，部分被集中起来，部分被歪曲了。可以肯定，它也可以从社会中解放出来，有可能获得部分的自主性。同样简单而肯定的是，由社会外加上去的约束和自由也是一直存在的，从古典时代直到伽利略、莱布尼兹、赫姆霍兹、玻尔的时代。科学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的历史，它涉及所进攻的问题、工具、技术、仪器、隐喻和符号、解释准则，也涉及进行检验、核实、否定或证实的有目的活动的专业。但它的社会历史起源以及连续的社会支持，却不一定非要我们相信科学的真理性等于科学的有用性不可。在一些寻求真理的文化事业中，要是没有科学，就必须把对于一个判断的真理性检验从实际上以及从理论上同它对于人的目标是否重要的价值检验区别开来。如果我们说科学属于意识形态，那并不是因为科学判断存心欺骗或本质上就是骗人的，只是说科学除了单单服务于真理之外，还为权力和利益服务，这也并不总是存心如此。由科学确立的真理服务于一定的目标。科学方法也是为了确立自然界的真理而提出的。自从欧洲封建时期以来目标一直都是控制自然界，以便不把自然秩序当作一种超级工具，而当作一种马克思所谓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代谢的有机器官。这一新的代谢系统究竟是不是成功，还大成问题，但是人在自然界中这一新的地位却似乎是这个科学时代所特有的，因为它创造了某种新的“为了人的自然界”。
　　不管由科学获致的特定真理是否实际上对人类有用，这都是一个经验探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判断的问题，而且这一用途将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不仅仅是一个任何给定真理是否有用的问题，因为在单纯的有用性之外，还有人类的约束和解放的问题。自然界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具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可能性。个体生命得到仁慈的实现，同人们所了解的人的本性和自然本性是一致的；但某些个体伴随着对他人压制性的罪恶贬值而来的虐待狂的满足，也同样是这样。说真理本质上是解放的，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半真理。即使掌握自然规律，也不能保证有力量满足人类的每一个目标。即使掌握也不是完全掌握。恩格斯在一个世纪以前曾写道：“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这还不是全部。通过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协作而控制自然界，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控制，只是少数人控制。从日常生活的特定处境作出的判断来看，个人只是在严格限定的环境中获得统治自然界的途径，他们自己又是主要由财产关系和行政权力的权威结构所决定的。利用精通技术或者通过把科学研究转向自己关心的问题上来作出决策，都不是一般个人作出的，事实上个人似乎比自觉力量或实际的能手更易于成为牺牲品，最多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正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做的那样，基督教神学家C.S．刘易斯得出结论说：“我们所谓人统治自然的力量，结果转化为某些人以自然作为工具而统治另一些人所发挥的力量。”为了人的自然界代谢的有机隐喻转化为工具的工艺和武器隐喻；因此毫不奇怪，科学的批评者要轻蔑地谈论“工具理性”。
　　总的说来，科学是权力的奴仆，是现代社会支配力量和精神文化固有的部分，并在上层结构与基础二者之中结合于生产设备内，如同它也存在于认知与工具二者之中一样。科学既然是权力的一个方面，也必须要受到权力的判定。当权力中人需要科学时，他们就会提倡科学；当他们需要一部分真理时，他们就会提倡不完备的科学；需要自我欺骗，就提倡伪科学；需要欺骗别人，就提倡操作社会心理科学的半真理。当科学结构为不同的利害和阶级所分裂，科学探究也会大不一样。如果联系到人们的不同利益，科学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革命的。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产物，不是以前社会的产物，正像工厂工人一样。文学艺术中蕴藏了没有阶级性的真理，在科学成就中也有类似情况。科学加倍地是这样。首先，科学提倡者和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都一样，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其次科学发现的立场是全人类的，也即潜在的无阶级性。从长远看，这二者可能构成这样一种可爱的前景，即没有严格的人种或经济、阶级的区别的全人类民主社会。但是在目前即使谈到这一点也是空想，甚至于是欺骗。因此民主前景也属于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兴趣却不完全是有害的，即使这种空想精神在当前实际斗争中也可能具有减弱自觉性的实际后果。
　　科学以它的巨大的实际效果、它的理论危机和惊人的认识成就，在一个领域跟着另一个领域中取得胜利。但是这个世纪的总危机是属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不是科学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科学只是某些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明显作用的因素之一。除了物资、技巧、机器以外，这个世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科学成就的财富为其他生产力所包围并淹没，因为它的应用同人类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也完全不能肯定科学家自己能够找到这种不谐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除非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利益，或者发现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自觉性。更有可能的是，严峻的科学自我觉醒同确定的意识形态奴役之间的竞争，将继续伴同着对真心关切的东西的自由表达，例如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那种令人尊敬的内疚；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分配，将由这种已确立的秩序所支配。改变这种分配只能随着改变这种已确立的秩序而实现。
　　我们的科学文明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与其说在于错误和谎言，远不如说更在于它对极端重要问题的模棱两可，同时对实践所指示和规定的事物却清晰明确。科学之内的意识形态是“科学对它闭起眼睛的时候出现的”。科学眼睛对它基本上闭了起来的人类真理，可能像迄今为止的自然界其余部分一样，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人类即使作为唯一具有定性历史的物种随着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不断变化，却也像其他一切物种一样，也理所当然是一种研究对象。但是科学在力求了解它为什么未能完善地应用于个体生命的解放时，仍然深受其历史根源和现代大师之害。科学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控制自然界，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又必须由哲学和政治，亦即由内省，行动和变化来控制这种控制。
　　　　　　　　　　　　　　　　　　　　　　（纪树立　译）
　　　
科学——最伟大的试验

　　　
作者：爱德华·埃米尔·戴维

　　
　　爱德华·埃米尔·戴维（1925——），美国科学家。194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理科硕士学位。1971年入斯太温技术研究所，同年被聘为白宫科学顾问。曾任埃桑研究和工程公司总经理。主要著作有《人类的声音世界》、《波与耳朵》、《人造的世界》等。

　　像数学一样，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封闭的。只有当作为其背景的文化不断地提出新的假设和目标时，科学和技术才能蓬勃发展。这反过来也表明，作为一种基本上以文化为基础的活动，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与人文科学一样，科学技术的价值存在于孕育它们的文化之中。
　　因此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显然也取决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这一点，我愿用掌声为所有84年跨学科交流大会的与会者所做的工作叫好。我在此敦促大家加深对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解，并推动这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对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是关键性的。只有依靠这种相互作用，我们的社会才能有希望获得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全部物质效益，而且还加上全部的精神效益。
　　科学要求我们具有直面现实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利用已有的大量理论进行测量和试验，给出谨慎的、具有不同程度确定性的解释。科学也要求独立调研人员具有首创精神，思路开阔，善于对话交流，尤为重要的是要有辩论和讨论的自由。
　　最终，某一门科学的发展取决于其他科学的进步。同样地，技术成就典型地取决于从一系列科学和工程学科中获得的应用知识。因此三哩岛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向核电站操作人员提供现代化的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必须是体现出实验心理学家创立的人一机联系理论的当代水平的。
　　如果西方社会决定扼杀伟大的科学实验，那么，如何来扼杀呢？途径之一是尽力控制或压制那些看起来对社会有危险的科学。我们已经看到各类极权主义国家有过这种做法。即使在我们美国，也已对某些社会科学产生厌恶。这些科学经历过兴衰沉浮，而它们的沉沦证明美国对这种做法所具有的诱惑力没有天然的免疫能力。更加险恶的危险则来自公众对人工生物的惊恐，并企图利用法律手段来停止对遗传工程生物体的研究。
　　比此好不了多少的是既有外行又有真正的科学家所从事的伪科学活动。有时候，出于某种不无可嘉之处的目的，伪科学力图披上科学的外衣来推进本质上非科学的结论，甚至不惜颠倒已确立的科学结论。
　　李森科主义便是一个例子。约瑟夫·斯大林不允许传授和提倡其他遗传学理论。李森科否认基因的存在，他发展了更能适应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物特性是从外部环境获得的见解。在斯大林统治下，相对论被指责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还有一个例子是神造说。神造论者竭力利用生物学家们在达尔文进化论细节上的分歧，拒绝考虑化石记录，并且寻求获得相同的课时来传授他们自己的以圣经为基础的学说，宣扬一切物种是由上帝同时创造的。
　　最新的例子是“核冬天”学说。带着值得称颂的阻止核战争的目的，科学家们勾画出一幅在核交战所掀起的尘埃阴影中世界灭亡的景象，这是一种除了实际试验之外，他们几乎无法证明或否定的理论。如果将我们的事业仅是挂上科学那令人敬畏的招牌，从长远的观点看，是会损害我们的事业和科学的。
　　有些人设想，由于对核决战的恐惧，也许有朝一日，全世界会摒弃科学和所有的科学工作，包括先进技术。他们甚至由这种恐惧推论出了为什么搜寻外星智慧的工作至今毫无结果的原因。
　　1960年，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一个真正高度发展的技术文明会成功地创造出所说的那种“戴森之星”。就是说，文明会将其本行星的物质为其沿轨道运行的殖民星群重组成非常密致的外壳，从而可实质上截获来自太阳的全部辐射能。根据第二热力学定律，某些能量依然会以热的形式损失掉。因此，戴森建议从寻找异常红外源入手来搜寻智慧外星。
　　20多年过去了，搜寻人员仍未找到任何合适的研究对象。就我本人而言，我尚未见到任何令我信服的证明外星智慧大量存在或不存在的论据。但其他人在争辩，首先他们认为，自然法则提供了宇宙中大量存在智慧的可能性，然后他们推测我们之所以没有探测到“戴森之星”或其他有关此类智慧的任何证据，是因为，智能物种不是在获得某种适当的技术之后不久便自我毁灭，便是改而沿着非技术的道路演进而生存下来。
　　现在言归地球本身，科学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然，我是认为科学应该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继续生存下去的，它也应该在别的文化中能生存下去。如果你们同意，那么我们有理由问，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这种有利的结果呢？显然主要的方法是避免科学技术界变得傲慢自负，尤其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傲慢会激起强烈的反响，更糟的是，会激起错误的做法。
　　科学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但科学界绝不可毫无针对性地滥作专业性评价。科学之所以有力量，有许多是因为科学家们坚决地把其调查研究的范围限定在现实的那些相对简单的方面，亦即可详细说明的、清晰可分的现象。
　　诚然，现代科学正在探索解答比过去棘手得多的问题，包括物质的问题，例如一块褐煤的分子结构；也包括一些令人惊叹的问题，例如，遗传密码的工作，等等。同样地，这主要是由于出现了新的仪器：例如可以分辨原子和分子的显微镜。但在科学的新工具中最令人注目的是计算机。正像人类的人工制品掩盖了其肉体和裸眼一样，计算机也装扮了人类不加装扮的大脑。
　　然而，即使是计算机这件人工制品，比起人本身又是多么简单！本月初，我听说，集成电路的两发明人之一鲍勃·诺伊斯以现代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指出，以记忆当量计算，1984年电子工业将出售信息容量为1014比特的部件。这刚好相当于人脑神经元突触的数量。因此，这一年电子工业将出售大体上只相当于单个人脑的记忆当量的产品。
　　科学在现代世界里的地位远未安全可靠，它可能依旧是人类最伟大的试验。与技术明显不同，科学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西方社会现象。不用说其他文化，即使是在西方，科学的未来也取决于两种价值观互相之间交接的和谐一致，这两种价值观，一是推动科学发展所必需之价值观，另一种是维持一个社会所必需之价值观。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已离开过去的模式，现在它们紧密而直接地依赖科学的进步。这意味着从长远观点看，任何不珍惜科学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物质进步的世界，而且也许还是个没有精神进步的世界。
　　科学比技术更严厉，它对现有秩序的影响必然是革命性的。新近我们常听到要求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呼声。为了扩大人类智慧的有限储备，我们必须密切注意人文学方面的知识，对那些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将发明出各种新技术来创造我们的明天。
　　潜在的得益将是极其巨大的。下一个世纪有希望是个取得惊人成就的世纪。全部已知科学知识中的大约900%仅仅是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的。鉴于迄今为止所有科学家中90％依然健在，这一数字算不得惊人。在下一个30年里，从事工作的科学家总数和知识总数可望再翻一番。
　　也许意义最深远的认识会出现在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生命之秘密正在揭开，为在医学、农业和畜牧业中创立革命性的新技术提供机会。在这些技术中有许多是可立即接受的。其他有些技术则会产生严重的伦理问题，乃至法律问题。但新生物学预示着有极其巨大的潜在效益，因此几乎必然会引起价值观的变化。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这样一种意见，认为生物的某些特征是由分子中原子的排列形式所决定的。
　　另外一种依然基本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深刻影响则是数字式计算机。这不仅仅是又一种硬件，而是随带了一种具有强大理论基础的新兴科学。“人工智能”一语，表明这一科学的含义有多深。
　　我已提过分子学和化学反应能力对能源供应的重要性。但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工作的含义已远不是用“重要性”一词所能涵盖。用来合成各种材料。使其具有符合人类需要的特性的知识正由此诞生。那就是关于金属合金及其结构的知识，纤维复合材料的知识以及具有一定的强度、防腐性能、电子特性和其他特性的其他超级材料的知识。这样的科学会彻底改变马尔萨斯对世界的严峻看法，他认为由于资源枯竭，必须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
　　我还可继续列举出许多例子，像月球移民，建造和维修人造卫星用的太空基地工业，可提供几乎无限通讯能力的光导纤维，等等。关键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害关系都极为巨大，尤其是在精神上。
　　如果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从事各自的专业时尊重其文化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的科学革命就不会失败，社会就不会锁起科学的宝库。同样地，如果人文主义者要挖掘科学知识的全部物质潜力和精神潜力的话，那么基础文化的维护者、人文主义者就必须从另一方面利用两者的联系，请允许我把这个题目在这次大会上留给你们，愿大会开成一个成果最丰硕的会议。
　　　　　　　　　　　　　　　　　　　　　　　　（张为华　译）
　　　
银河系中散布着百万个栖息生物的行星吗？

　　　
作者：鲁道夫·基彭哈恩

　　
　　鲁道夫·基彭哈恩（1926——），德国天体物理学家。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65年至1974年任哥廷根大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教授，后任马克斯·普朗克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1985年至1991年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他是密近双星质量转移演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我们在宇宙中是不是独一无二，也就是别的星球上或其邻近处有没有生命存在？这个问题的提出比我们知道恒星是别处的太阳还要更早。尼古劳斯·冯·屈斯和乔尔丹诺·布鲁诺都曾为此伤过脑筋。为此，两人之中一位幸免于难，另一位不得不在烈火中为真理而献身。
　　讲到银河系中其他天体上的生命问题，这里只打算谈那种和地球生命的化学成分类似的情况；特别要提出来作为先决条件的是，这种生命离不开液态水。我们想知道，在某行星上是不是已经存在类似人类甚至进化阶段更高的生物。不论是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像地球上那样长的演变年代看来总是必需的。南非德兰士瓦省翁弗瓦赫特的发掘结果告诉我们，早在35亿年前地球上就存在过比较高级的单细胞生物蓝藻，而人们估算的地球年龄只比这个数量大10到15亿年。所以我们要搜索的对象星周围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使原始生物至少已有40亿年之久能稳定地向较高级生物进化。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生命发展史。天文学家海因里希·西登托普夫作过这样的形象比喻：假想我们能把大约50亿年长的地球史压缩成一年，那么原来的1亿年就变成1个星期，实际演变中的160年就转化为一秒钟。这样一来，从宇宙和银河系最老的恒星起源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用这样的压缩时间表示大约经历了1年。假定太阳系的行星，包括地球，形成于第二年的1月份。那时大气的主要成分还是氢，也就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后来，氢逃脱了地球引力的束缚，氮和氧成为地球大气的决定性成分。可是早在氢大气时代，简单的生命形态已经出现，而3月份就有了翁弗瓦赫特单细胞生物。生物仍在不断进化，但是我们了解得比较确切的只有假想压缩年的最后6个星期，这是因为得到了由化石揭示的信息。在此期间大部分的氢已经逃散，各类生物的习性转而与氧相适应。11月末是植物，稍后是动物征服了各个大陆；曾经在地球上称雄1星期之久的古代巨形爬虫类，在圣诞节两天假日期间灭绝了；12月31日23时出现了“北京人”；新年来临前10分钟，尼安德特人才来送旧迎新；夜半前5分钟，现代人种诞生了；新年只差30秒钟时，世界历史记载开了头。就在这最近30秒钟内地球上的人数增加了百倍。这种增加在最末若干秒内更是急速，光是最近一秒钟间全球人口就增长为原先的3倍。在除夕花炮上天前不到4/10秒钟的时候，人类开始发射无线电广播节目。
　　尽管地球从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孕育着生物，但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年代却只占生物存在时期的一个微乎其微的分数。
　　生物进化的过程如此漫长，把它和恒星演化的时间去对比没有什么不恰当。我们知道，天上有的恒星那样年轻，甚至爪哇猿人曾经是它们诞生的见证人。在这种恒星周围的行星上，目前高级生物还来不及形成。我们也知道，大质量恒星发光发热只有几百万年，这对于生物进化实在太短暂了。看来合适的对象只有从质量相当于或小于太阳的恒星中去找。银河系大约共有恒星千亿，其中绝大多数的质量都算“合格”，这是因为质量较大的恒星终究甚少。
　　除了百分之几的少数例外，银河系中恒星的发热年代都很长，足以使智慧生物渐渐形成。但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星有没有行星围绕着它们转，因为只有在围绕恒星公转的天体上才能具备液态水所需的温度。可惜天文学家对别的太阳周围的行星还一无所知。由于它们实在太遥远，即使离我们最近的一些恒星确有这种伴侣天体绕它们转，人们也还没有能做到用望远镜直接观测这些微乎其微的对象。可是话说回来，别的太阳周围也有行星绕着转，这是非常可能的；首先，人们要打破生活在一个独特太阳系中这样一种概念的束缚。科学发展史曾一次又一次地表明，那种把人类放在宇宙中侍优地位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信念。
　　我们已经了解，宇宙物质的角动量很可能使单星周围形成行星系。人类自己所处的行星系也支持这种观点。巨大行星木星和土星甚至以它们的卫星群在周围组成了具体而微的“行星系”，看来这也要归因于角动量。因此，单星周围都有行星系在运转的假想是合理的。
　　如果在恒星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角动量因素而产生了一对双星，那么即使在此以前行星曾经出现过，它们也应该在不长的宇宙演变岁月中不是落到其中的一颗星上，就是被甩到宇宙空间。因为认真观测表明半数以上的恒星是双星，所以银河系中算下来还剩大约400亿恒星伴有行星。
　　问题又来了：这些行星与各自恒星的距离是否合适呢？一个行星至少应该满足的条件是它与所属恒星的距离使得辐射在它表面造成液态水所需的温度。在太阳系中，水星极靠近太阳，而离太阳比火星更远的所有外行星则受阳光照射太弱，不够温暖。别的恒星周围的行星我们始终还没有见到，怎样才能知道它们之中有多少已经具备了距离恒星恰到好处的条件呢？我们的办法只有和自己所处的行星系类比。地球无疑地处在太阳生命带内部，火星和金星靠近此带边缘。“水手”号探测器拍得的照片表明，火星表面的荒凉程度和月球表面类似。尽管火星有大气并且含有水分，但是在它表面上软着陆的一系列“海盗”号探测器经过取土分析并没有发现生物细胞的任何迹象。苏联的一批探测器测得的金星表面温度超过450摄氏度，所以金星也不是生物栖息的场所。此太阳系中我们似乎是独此一家。
　　只要仔细想想，一个行星必须同时满足多少条件才能栖息生物，我们就会明白，天体具备适于生物的气候是多么希罕的巧例。1977年，在美国航空局工作的科学家迈克尔·H·哈特指出，只要把我们对太阳的距离缩短5％，地球上的生物就会热不可耐而不能生存；这段距离只要加长1％，地球就要被冰川覆盖。我们所居住的行星伸缩余地是不大的。因此他认为，外部条件合适，使生物能进化到较高级阶段的行星，在银河系中最多只有100万个。
　　在某个行星上如果适宜的气候能维持足够长的年代，生命确实会形成吗？这个问题应该去问生物学家，而不是天文学家。不过天文学家也能帮一点忙，他了解，除了少数例外，整个宇宙中化学元素的分布大体上是相同的。银河系中离我们最遥远的恒星，甚至别的系中的恒星，它们的化学组成和太阳一样。没有由硫组成的恒星，也没有由汞组成的云团。压倒多数的情况下宇宙物质的最主要成分是氢，再其次才是其他的化学元素。我们可以向生物学家保证，即使是在一个遥远的，但气候适宜的行星上，他也能找到构成一切有机分子所需的各种物质，射电天文学家在气体云中发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有机分子，其中有乙醇和甲酸，有气氰化氢和甲醚。当然，从这类简单有机化合物向那些构成生命基础的复杂分子演变，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让我们假想，凡是可能孕育生命的场所生物实际上都已出现，那么银河系中可能有着100万个居住生物的行星，这些生物也许各自都已演变了40亿年，只不过它们理应处在各自不尽相同的进化阶段罢了。
　　　
科学家为什么应该普及科学

　　　
作者：卡尔·萨根

　　
　　卡尔·萨根（1934——），美国天文学家。1977年起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和空间科学教授。他在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对地球生命起源、行星大气、球外生命等领域进行过权威性研究。他还是一个优秀的科普作家，创作的科普作品有《伊甸园的飞龙》、《布罗卡的脑》等。

　　为什么物理学家或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竟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呢？这里所说的不仅是为《科学美国人》写文章（它是提供给科学爱好者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阅读的），也不仅是教本科生入门课程，而是真正尽力通过报纸、电视、杂志和对一般公众的讲演，来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科学研究的资助主要来自公共基金。由此容易得出片面的看法：科学家要向纳税人解释自己所做的工作。若仅以此来看，便会吃惊地发现更多的科学家并不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从大的方面来说，存在着大量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空洞到核竞赛和艾滋病，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科学。科学的结果导致其中一些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同时很显然，没有深入的科学研究，不可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的真正危险在于构造了一个基本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却几乎没有人懂科学和技术。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例如，在国会535名议员中，大科学家出身的人屈指可数。）但这里我想要讨论的是普及科学的其他原因，这种科学普及工作是科学家职业日程的重要部分。
　　我们是能思考的生物。这正是我们的长处所在。我们不如其他动物跑得快、会伪装、善于挖洞、长于飞翔和游泳。但我们善于思考。并且由于有双手，我们善于建造。这是我们的特殊天赋，也是人类延续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仅自己最明智地运用这些能力而没有鼓励他人运用，那就否认了我们人类善于思考的天生权力。因而我认为没有被鼓励着去积极思考的人是不幸的。理解世界是一种享乐。我每每看到人们，一些普通的人们，当懂得了一些他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自然知识——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月亮是圆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脚趾时，他们是多么兴奋不已。这兴奋一是由于知识本身的乐趣，二是由于这给了他们某种才智上的鼓励。他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不可教。我们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许多人确信他们缺乏理解世界的能力。
　　科学不仅是知识的本体，更主要的，它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以严格的怀疑观与对新思想的开放性的结合为其特征。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都绝对地需要科学。科学也是一种智能探险，它更易于被青年接受。科学对青年特别具有感召力的原因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他们懂得科学与他们未来生活的世界有某种联系。
　　另外，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创世的神话。它通常是很好的，有时也很不完美。它是一种试图解释我们根源的尝试：每个民族是怎么来的，人类、景物、地球、太阳、恒星、行星是怎么来的，及最主要的问题——如果宇宙存在开端的话，它是如何开始的。你会发现世界上各种传说、神话、迷信、宗教——我们人类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试图解决这些深奥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科学都已给出某种近似的答案。如此，科学回报了人类古老的紧迫的需求。电视连续剧《宇宙》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反响，我们发现如此众多的公众对宇宙演化的描述产生共鸣。它影响人们几乎达到了宗教的程度。
　　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生存得好，且其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那么都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作好规划。我坚持认为，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而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
　　　　　　　　　　　　　　　　　　　　　　　 （詹启明　译）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作者：丁肇中

　　
　　丁肇中（1936——），美国物理学家。生于密执安州安阿伯。196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9年后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能物理学研究。1974年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实验中发现新粒子（J/ψ粒子），并导致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新粒子的发现，使粒子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于1976年与里克特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囚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二、科学发现纵横谈

　　●“地球是球形的”，这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大科学发现，在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凭什么证据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英国医生威廉·哈维是血液循环理论的创立者，无数病人因这一理论而获救，人类社会应永远感谢他，然而，威廉·哈维在创立血液循环理论时，却“深惧人类全体将以我为仇敌”。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以研究昆虫解剖学及行为而著名，他撰写的10卷《昆虫记》，是用生动文笔写成的观察昆虫生活的书，它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发现所需要的细心观察。
　　●照相技术自诞生以来，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努力下日臻完善，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普曼博士，在“彩色照相”一文中谈了他发明天然彩色照相法的经过。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告别内米”一文中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科学与巫术的共同之处具在于两者都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其内规律。”对这一问题，弗雷泽进行解释。
　　奥秘引起惊奇，而惊奇则是人们求知欲的基础。谁能知道，在我们这一生能解答什么样的奥秘，新的一代又将面临什么新的奥秘的挑战？
　　　　　　　　　　　　　　　——阿姆斯特朗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同限于美；它们在伟大利学家的头脑中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乔治·萨顿
　　任凭是全宇宙的重量，也动摇不了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更不必说粉碎他了。
　　　　　　　　　　　　　　　　　　　　——拉美特里
　　自然界并非从精神出来，并不能拿神来解释，因为神的一切属性，凡虽然不是属于人性的，本身都是从自然界抽象出来和派生出来的。
　　　　　　　　　　　　　　　　　——费尔巴哈
　　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上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
　　　　　　　　　　　　　　　　　　　　 ——弗雷泽

　　



1
　　　
地球形状的证据

　　　
作者：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公元前367年到雅典就学于柏拉图近20年。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学校，开创了逍遥学派。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著有《诗学》、《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等。他将科学分为理论的科学、创造的科学和实践的科学，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哲学上提出四因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政治上主张由中等奴隶主来治理国家。对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方面也有贡献。

　　地球的形状必定是球形的。因为地球的每部分到中心为止都有重量，因此，当一个较小部分被一个较大部分推进时，这较小部分不可能在较大部分周围波动，而是同它压紧和合并在一起，直到它们达到中心为止。要理解这个话的意义，我们必须想象，地球是在生成过程中，就像有些自然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不过他们认为，向下运动是由外部强制造成的；而我们则宁可说，其实向心运动是因为有重量的物体的本性而产生的。
　　在这些自然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当混合物还处于潜在状态时，微粒在分解过程中从四面八方同样作向心运动。不管周围各部分分布得是否均匀，它们都从各极端向中心集中，并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很清楚，第一，如果所有微粒从四面八方向一点（即中心）运动，那么结成的一团在各方面必定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在周围各处加上相等的量，那么极端与中心之间必定是个不变量。这样的形状当然是一个球。即使地球的各个部分不是均匀地从四面八方向中心集中，上述证据同样适用。一个较大的质块必然要推动在它前面的一个较小的质块，如果二者的倾向都是向心的，那么较轻的东西因受到较重的东西的推动力，总归要到那个中心去的。
　　根据感觉的证据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如果地球不是球形的，那么月食时就不会显示出弓形的暗影，但这弓形的暗影确实是存在的。每月的月相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凸形的，有时是凹形的；但月食时暗影的界线始终是凸形的。因此，如果月食是由于地球处于日月之间的位置，那么暗影的形状必定是因地球的圆周而造成的，因而地球必定是圆形的。
　　观察星星也表明，地球不仅是球形的，而且也不很大，因为只要我们向南或向北稍微改变我们的位置，就会显著地改变地平圈的圆周，以致我们头上的星星也会大大改变它们的位置，因而，当我们向北或向南移动时，我们看见的星星也不一样。某些星星，在埃及和塞浦路斯附近可以看见，在较北边的地方则看不见，而在北方国家连续可见的星星，在其他国家就可以观察到沉落。这就证明，地球不仅是球形的，而且地球的圆周也不大，因为要不然，位置的细微变化不可能引起这样直接的结果。
　　根据这些论据，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地球不仅是球形的，而且同其他星球相比，是不大的。
　　　
心脏是生命之源

　　　
作者：威廉·哈维

　　
　　威廉·哈维（1578——1657），英国医生，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生于肯特郡。1602年在意大利获医学博士学位。其主要贡献是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人的血液循环系统，从而推翻了统治生理学界达十几个世纪之久的盖仓理论，为近代生理学奠基了基础。著有《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等。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血液自静脉流至动脉的路径和因心脏的动作而输运传布的情形，有几点是虽为前伦或哥伦布等名家或别人的理论所感动的人也不能不赞同的。剩下而未讲的是关于经过的血液的分量和源泉。这乃是极新颖而未之前闻的，所以我非但恐怕少数人或因妒我而害我，且深惧人类全体将以我为仇敌，因为习惯为第二天性，根深而又蒂固的。教义一经下种便生了甚深的根，而尊古之情又是人所同具的。但我意已决，我信托我对于真理的爱好和明达者的公平的批评。说句实话，当我考虑我所收集的证据时，无论这是得自活体解剖，和我对于这些解剖的各种见解，或得自研究心室，出入心室的血管和这些血管底对称与大小的，——因为造物不会无的放矢，决不会造了巨大的血管而使之无所事事的，——或从特别观察活瓣的位置与构造及普通观察心脏底别部所得的，和别的另外的许多事，我常严肃地深自思索，长萦于怀，输运过的血液的分量究有多少，在多少时间内它的路程可以走全，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若非血液有自动脉至静脉之路而仍回至心脏底右部，那未虽有消化过的食物底浆汁来补充也不能使静脉之中血不流竭而动脉中也不能不因受了过多血液而爆裂的，我因此想到这里或者有一种运动，它似乎是循环的。后来，我发现事实确是如此；血液因受左心室动作的逼迫而流至动脉，更由此而传布至全体，在有几处地方，血液由受右心室的逼迫，通过肺脏而达于肺动脉，更由静脉经过大静脉而回至左心室，情形一如上述。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唤之为循环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空气和雨水因对抗而起的循环的运动一般；潮湿的土地为太阳所晒便起蒸发，水汽上升遇冷凝结，下降为雨，又把土地润湿了。为了有这种循环，一代一代的生物因此产生；而同样暴风与流星也是为了循环的运动和太阳的时照时没而产生的。
　　在身体上也有这类同类的事发生，为有血液的运动而身体的各部乃都得此热的，完备的，化汽的，含有酒精的，并且我可以说，滋补的血液所营养，所调摄，且复使之活泼而有生气；而血液自身则因与此身体的各部接触之后变冷而凝冻，即所谓精力耗竭了。于是它重复返至心脏，好似返至它的泉源，或身体的最深的家庭一般，以恢复它的尽善尽备的地位。它在这里重复流动变暖，而且有力有热，含有酒精（可以说是定痛剂）而为生活底一种宝藏了。于是又从心脏复行传布开来。凡此种种都是靠了心脏的运动和动作的。
　　因此，心脏是生命之源，犹如太阳之于宇宙，因为太阳也可称为世界的心脏呢；为有心脏的能力和其搏跃，血液因得流动，完成滋养而免其腐败和冻结；它是内部的神灵，它发挥它底作用以营养，调摄，活泼身体的全部，实为生命底基础，一切动作的泉源。
　　　　　　　　　　　　　　　　　　　　　 （黄维荣　译）
　　　
一切都是自然造成的

　　　
作者：拉美特里

　　
　　拉美特里（1709——1751），法国生理学家、哲学家。生于圣马洛。曾获兰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在陆军中任军医。1745年因出版《心灵的自然历史》受教会迫害，逃往荷兰。1748年出版《人即机器》，因宣传无神论被迫逃亡德国，后定居柏林。他发展了笛卡尔物理学，但抛弃了肉体和灵魂的二元论，主张物质是唯一实体。

　　试问你能用什么话回答一个人，他说：“我们并没有了解自然；一些隐藏在自然里的力量很可能造成了现有的一切。请看特朗勃莱的水螅！不正是在它自身里面包含一种繁殖的力量吗？因此，为什么不能设想，有一些物理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一切被造成，而这个宇宙的全部环节则都系属和归结到这些原因之上，因此，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能不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原因由于我们对它的绝对的。不可克服的无知，遂使我们假设了一个上帝，而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个上帝甚至不是一个理性的实体。因此，消灭偶然，并不等于证明有一个最高的实体，因为此外还可以有另一种东西，它既不是偶然，也不是上帝，我愿称之为自然；从对于这个自然的研究里，不能不产生出不信上帝的人，一切细心观察自然的人在思想方面都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任凭是全宇宙的重量，也动摇不了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更不必说粉碎他了；所有这些重复了千万遍的创世主的征象，这些超出像我们这样的人的思想方式很远的征象，尽管人们怎样详加论证，除了反庇洛主义者，或者那些充分信任自己的理性，认为只要根据某些现象就可以下判断的人之外，是没有人把它当作明确的真理的；而对于这些现象，大家都知道，无神论者却可以提出许多别的也许同样有力而完全相反的例子来反证。因为如果我们再倾听一下博物学家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些原因，在一个化学家手里，经过各种偶然的配合，造成了第一面镜子，而在自然的手里，便造成了一泓清水，纯朴的牧羊女子也可以把它当作镜子用；维持世界的那种运动，也能创造世界；每一个物体都处在自然给它指定的位置上；空气包围地球的道理，也就是地球内部产生铁和金属的道理；太阳之为自然的产物，也和电是自然的产物一样；太阳并不是专门温暖大地和地上的生物，有时候也伤害它们，就像雨水不只是助长五谷，常常也损坏五谷一样；镜子和水，也和一切具有同样性质的光滑物体一样，并不是专门给人照的；眼睛实际上是一种镜子，在这种镜子里，心灵可以观看物体所呈现的对象的影子：但是并不能证明眼睛真正是专为心灵观看的，也不能证明眼睛是专为放在眼眶里的，总之，很可能卢克莱修①、医生拉密②以及一切古代和近代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主张：眼睛之所以能看，是由于它有这样的组织和生长在这样的位置上，只要一旦确定了自然在物体的发生和发展中所遵循的那些运动的规律，眼睛这一奇妙的器官就不可能有别样的组织，也不可能生长在别的位置上了。
　　
　　①卢克莱修（公元前95一51），伟大的古罗马唯物论者。
　　②拉密，17世纪后半朔人，巴黎大学医学院教授，主张世界起源于偶然。

　　人和猩猩相比，和动物里最聪明的动物相比，就像惠更斯的行星运行仪和尤利安·勒罗阿③的一只表相比一样。如果为了刻画天体的运行，比刻画时间，敲打钟点需要更多的工具、更多的齿轮和更多的机括；如果服岗松④为了制造一个吹笛子的人，一定比制造他的鸭子需要更多的技巧，那么，如果他制造一个会说话的人，当然就需要应用更多的工具和更多的技巧了：这个机器今天不能再认为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在一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手里。因此自然也同样需要花费更多的技巧和更多的工具，才造成和维持一架在整整百年之间表现心脏和精神的跳动的机器；因为虽然我们从脉搏上看不出时辰来，但是它至少是测量热力和生命力的压力计，凭着这个热力和生命力，我们就可以判定心灵的性质了。我完全没有弄错，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它的计秒的齿轮如果停滞不走了，它的计分的齿轮仍能继续转动和走下去；它的计秒和计分的齿轮如果因为腐锈或其他原因受阻不走了，它的计刻的齿轮以及其他种种齿轮，仍能继续转动着走下去。因为，某些血管的阻塞并不能破坏或停止人体运动的中枢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心脏里面，就像存在于一架机器的原动部分里一样；因为，反过来，血液的数量减少了，流通的途径也缩短了，因此愈是心脏由于在血管未端遇到了障碍而增加它的力量，血液就受到新的刺激，愈是以更大的速度在缩短的血管里奔跑起来，岂不正是这样吗？当视神经单独受到阻碍因而限制事物映象通过的时候，视觉的丧失岂不是并不妨碍听党的应用，就像当柔质部分的机能被损坏的时候，听党的丧失并不包含着视觉的丧失一样吗？一个人可以听得见，但是不能告诉人（除非在病症过去以后）他听到的东西，而另一个人什么也没有听到，但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语言神经失却控制，便不由自主地叙说着他脑子里发生的一切梦想，岂不正是这样吗？这些现象在那些明智的医生们看来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了解人的性质；再顺便提一下：在两位医生中间，依我看来，更好的、更值得我们信任的那一位，总是对于物理或人体的机械作用更熟悉的那一位，总是把心灵以及心灵这个幻想出来的东西使傻子和无知的人发生的一切不安丢在一边，而只是认真研究纯粹的自然作用的那一位。
　　
　　③尤利安·勒罗阿，一个著名的钟表匠。
　　④岗松（1709一1782），法国著名的活动玩具制造家。

　　在自然的范围内，我们也就是一些真正的鼹鼠；我们在自然里，也只是走了鼹鼠的一段行程。只是因为我们的傲慢和不逊，所以才给本来无限的东西加上了很多限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像一只钟表（有一位寓言家在一篇游戏文章里把它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它说，“怎么！是这个蠢钟表匠把我造出来的吗？我，我能划分时间，我能丝毫不错地刻画太阳的行程！我能高声吆喝我所指出的钟点！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情形就和它一样。忘恩负义到这种地步，居然瞧不起这个一切领域（像化学家们所说的一样）的共同母亲了！我们想象出，或者毋宁说假设出一个更高的原因，高于我们从而得到一切的那个原因，高于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真正地创造了一切的那个原因。不，物质并没有什么不体面；只是在那些愚蠢的、在物质的最辉煌的业绩里仍旧看不见物质的人眼里，物质才是不体面的；并且自然也决不是一个蠢笨的匠人。一个钟表匠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制造一架最复杂的钟表，但是自然却非常胜任愉快地创造了亿万个人。它的能力既显现在最低微的小虫的产生上，也同样显现在最了不起的人的产生上；动物界并不比植物界需要自然花更大的力量，一个最美好的天才也不比一束麦穗需要自然花更大的力量。因此我们就凭我们所见到的来推知我们好奇的眼睛和我们的学问所看不见的东西吧，而不要越过这个界限以外去作什么想象。
　　把你的偏见的锁链打碎，把经验的火炬高高举起，你就会给自然以应有的荣誉，而不会从自然给你的无知中得出菲薄自然的结论了。睁开你的眼睛，丢掉那些你不可能了解的东西，你就会看到，这个聪明和见识不出他的田亩范围以外的农夫，本质上和最伟大的天才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解剖笛卡尔或牛顿的脑子，这一点便可以得到证明；你将会懂得，白痴、傻子只是一些具有人形的畜牲，而充满智慧的猴子却是一个具有不同外貌的小小的人儿；最后，既然一切都绝对地是由组织的不同所决定的，所以一个构造得十分完善的动物，如果我们教给它天文学，它就会预测日月蚀，如果它肯对希波克拉特学派和临床治病花费一点时间的才能和精力，它也就会预期病愈或死亡了。就是凭着这一系列的观察和真理，我们才终于把思维这个可贵的特质联系到物质上去，虽然我们并不能够看见这些联系，因为对具有这个属性的主体的本质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顾寿观　译）
　　　
潮汐使地球自转的速度变慢

　　　
作者：康德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1740年入哥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1754年起在该大学任教，后取得教授职位并短期任过该大学校长和哲学院院长。曾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1770年以前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贡献，1755年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1770年以后重点从事批判哲学的创作，先后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从而完成其哲学体系。

　　皇家科学院关于今年竞选奖金的论文的评判，不久就要揭晓了。对于这一主题，我曾提出一些考察，并且由于我仅仅衡量了这一主题的物理方面，所以我只想简短地勾画出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在此以后，我察觉到这个主题，就其本性而论，单从物理方面，是不可能达到要获奖的论文所必须具有的那种完善程度的。
　　科学院的问题如下：地球由于自转而发生昼夜的交替，地球的自转从起始的最初时间以来，是否经历过某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些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上去探究，最远的古代，为了防止一年的开始不致由于一年的一切其他时间而流动不定，不得不对于一年的长短和闰日，使用一些记忆的标志，把这些古代的记忆标志和我们今日所规定的一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最古时期的一年比现在所包含的日数或小时，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假如是更多，那未，地球绕轴旋转的速度就变小了，假如是更少，那未，地球现在绕轴旋转的速度就一直在增加了。我在我的主题中，将不企图借助历史来获得知识。我觉得那些证件很模糊不清，它们所透露的消息对于今天有关的问题极不可靠，以致人们为了使它们与自然界的根据符合而设想出来的理论，大概都带有向壁虚构的意味。因此，我要直接从自然界着手，对于自然界的联系，要明白指出后果，能够说出起因，把注意力从历史转到正确方面来。
　　地球以一种自由运动，围绕着它的轴不断旋转。这种自由运动，在地球形成之时，就同时加之于地球了；此后，假如没有阻碍或外在原因使这种运动变缓或加速，这种运动就会依然不变地，以同一的速度和方向，在全部无穷的时间中继续下去。我所要指出的是：确实存在着外在的原因，而且是这样一个外在的原因，它使地球的运动逐渐减弱，并且在不可计量的长时期中，甚至会消灭地球的转动。这个总有一天会到来的遭遇，是如此重要而可惊，尽管这个致命时刻的降临还被推得极其遥远，甚至地球能够住人的可能性以及人类的绵延也许还到不了这段时间的1/10，然而，即使仅仅这种命运的降临确凿无疑和自然界的不断接近这种命运，也值得成为惊叹和研究的对象了。
　　假如天空充满了有某种程度的阻力的物质，那么，地球的每日转动就会在那些物质那里，遭到不断的阻碍，它的速度一定会由这种阻碍所消耗而终于耗尽。但是，天空却充满着阻力无穷小的物质，这种天空即使对轻飘的彗星气体物质，也容许它有一种自由的，不受阻碍的运动，在牛顿令人信服地这样指出以后，对于这种阻力也就不必担心了。除了这种无须多加猜测的阻碍而外，能够影响地球运动的外在原因，就只有月球与太阳的引力了；这种引力，因为它是自然界的普遍推动器，牛顿就根据它，以明白无疑的方式，道破了自然界的秘密，它在这里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借这种根据，是可以提出确凿的验证的。
　　假若地球完全是固体，它上面一点液体也没有，那未不论是太阳的引力或是月球的引力，都不能使它绕自己的轴而作的自由的旋转发生丝毫变化，因为这种引力对地球的东部和西部的作用是相同的，因而无论在那一面都不能引起丝毫的偏斜；所以，它一点也不妨碍地球继续自由地自转，就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外面的影响一样。但是，假如一个行星的实体包含着可观的液体成分时，那未，月球和太阳的合引力，由于它使液体物质流动，便对地球受到震荡的那一部分施加压力。地球正是处于这种情况。海洋的水至少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33，由于上述天体的吸引而不断运动，并且是向着与绕轴旋转正相反对的那一面在运动。值得考虑的是，这种原因是不是已引起旋转的某些变化。起主要作用的月球引力之所以使海洋的水不断汹涌，是因为这种引力对于不论是朝着月亮那一边流的水或背着月亮那一边流的水，都努力要使那些水流向正在月亮下面的那些点去，并使其升高；而且因为这些汹涌之点从早到晚都在不断移动，所以它们便以海洋的全部水量，对世界海洋传播一道朝正在月亮下面的区域去的奔流。航海者的经验，久已使这种普遍运动无可置疑，这种运动在海峡和海湾可以最明显地看出，在那里，由于海水必须流过狭窄的通道，它的速度便增加了。因为这道奔流直接反抗地球的自转，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原因，根据这原因，我们就满有把握地说，这种不息的作用是力图使地球的自转削弱和减小。
　　诚然，假如把这种运动的迟缓和地球旋转的迅速，把水量的微小和地球的巨大，把水的轻和地的重等作比较的话，那未，这种运动的作用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假如考虑到这种推动自古以来就延续不断，而且还要永久保持下去，即：地球旋转是一种自由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被抽掉的微小运动量，仍然是无补偿地丧失了，而另一方面，使其削弱的原因，又以同等的强度，仍然不断地在起作用，那未，把一个微小的作用，说成是毫无价值，而这个作用通过经常的积累却必定会终于耗尽最大的量，这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未免是不合适的偏见。
　　于是我们可以约略估计海洋从早到晚与地球自转相反的经常运动的作用量；由于我们把海洋的广袤延伸直到两极，因为延伸时所缺少的水量，我们非洲顶端和亚洲东海岸的水量来补充还有余，所以我们只要算出世界海洋对清晨美洲大陆海岸的冲击。假设上述流向两极的海洋运动，在赤道上也正如与赤道平行的纬度圈的运动一样，每秒钟减1英尺；最后便可以假定遭受海水冲击的大陆平面的高度，依垂直深度估计，是100托斯（1托斯等于6法国旧尺），于是我们就会找出海洋由于运动而对与它相对的平面所施的压力，等于以下的水的重量，即这些水的底面是以前所说的从一极到另一极的整个平面，但高却只等于1/124英尺。这些水的体积有110万立方托斯，地球的大小则超过它1230亿倍；并且由于这些水的重量永远以相反方向对地球运动施加压力，所以很容易找出直到这种阻碍耗尽地球的全部运动为止，必须经过多少时间。如果假定涨潮的海洋速度直到终结，都是相等的，而地球土壤和水，其密度也相等，那未，上述情况的到来，就需要200万年。根据这一点，在不长的时期中，例如在2000年的时间中，因为上述减少还不很多，延缓多少总计如下，即：在这之后的一个年度一定要比以前少81/2小时，因为地球自转慢了那么多。
　　然而，每日运动的减少还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1）地球全部实体的密度，并不像这里所假定的那样，等于水的比重；（2）涨潮的海洋在开阔辽远的海面上，速度的减小，似乎不等于每秒钟1英尺；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不足之处，却由以下情况补偿而有余，因为：（1）地球的力，在这里作为以赤道上一点的速度而向前飞驰的运动来计算，只是一种自转；在一个自身旋转的球体表面上所施加的阻碍，具有超出上面所说之点的好处，象杠杆由于离开中心点的距离所具有的好处那样；将上面两种原因合并考虑，由于海水高涨而使地球旋转的减少，便增加了3/2；（2）但最主要的，是：流动的海洋的这种作用并不专对高出海底的突兀不平之处，如大陆、岛屿、峭壁等，而且也对整个海底施展，在海底每一点的作用，其结果诚然要比以前计算垂直高涨时无比微小，但另一方面，由于作用表现范围的庞大（这个范围，比前面所说的平面，超过1/38×100万倍），也就一定以惊人的富裕得到补偿。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不再怀疑世界海洋从晚到早的不断运动既然是一种真实而重要的力量，也就总会使地球的自转有某种减少，其后果一定会在长时间中无可避免地显现。为了支持这种假设，本来应该适当地引用一些历史证据，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样大体可以推测到的事件，我并未遇到任何迹象，因此我将尽可能弥补这种缺憾的功绩，让与其他的人。
　　假如地球以固定不变的步伐，接近它的旋转的停止，那未，这种变化时期就将完结；这时候，地球的表面和月球处于相对静止中，即它开始以和月球地球旋转的周期相同的周期绕自己的轴旋转，因而地球总是以同一面向着月球。对于地球说来，这种状况是由于液态物质的运动而起，这种液态物质覆盖了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只是并不深。假如这种物质一直到地球中心都完全是液态的，那未，月球的引力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地球的绕轴运动一直到成为这测算得出来的陈迹。这种情况向我们一下子表明了，月球在绕地球运行中，不得不永远以同一面对于地球转的原因。不是月球向着地球转的那些部分比背着地球的部分更多重要，而是月球绕自己的轴的真正等速的旋转，与它绕地球运行，恰好用同一时间，使得月球永远继续以同一半面向地球。由此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当月球最初形成时，它的实体还是液态，那时这颗卫星大约曾有过更大速度的绕轴旋转，而地球对月球所施加的引力，就以前面所说的方式，使月球的转轴自转一直到成为这个测量得出来的陈迹。由此也可以看出，月球是一个较晚的天体，在地球的液体状态已经让位而达到固体状态以后，月球才成为地球的附加物；否则月球的引力在短时期内，就将使地球不可避免地屈服于月球从地球那里所遭到的同一命运。人们可以把后一种情况，看作是天体自然史的一个标本，自然界的最初状态，世间物体的产生及其系统关系的原因，都必须在这种样本中，用表现宇宙结构状况的那些标志来规定。就这种观察来说，地球历史所包含的很小的东西，也就是那种庞大的，或不如说是无限的东西，这种观察在那样辽阔范围内所得的理解，也和人们所努力描绘的有关今天我们的地球的观察，同样可靠。关于这一主题，我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观察，并将那些观察联结为一个体系，题为：宇宙形成学，或者说试图根据牛顿理论的物质运动普遍规律推演出宇宙结构的起源、天体的形成及它们运动的原因，此书不久即可问世。
　　　　　　　　　　　　　　　　　　　　　（石雷　译）
　　　
地球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变化

　　　
作者：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哲学家。生于巴伐利亚。早年入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后转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826年转入埃尔兰根大学学习植物学、解剖学和心理学，后获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因发表宣传无神论的著作被辞退，隐居乡间。187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他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著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

　　如果我们的保持者不是自然，而是神的话，自然就仅仅是神的一个遮眼戏，因而是一个多余的幻象；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是自然在保持着我们，神就是一个多余的幻象。可是明显而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只把保持我们的功绩归之于自然物的特有效果、特性和力量；因此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我们的产生也只能归功于自然。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中，我们的起源、我们的来源难道应该在自然之外吗？我们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自然一块儿生活，靠自然生活，难道还不应该出于自然？这是多么大的矛盾！
　　地球并不是一直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它只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以后，才达到现在这个状况。地质学已经考查出来，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里，还曾经存在过许多现在或早已不复存在的动植物①。
　　
　　①此外，我对于认为有机生命是接着一套刻板的步骤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中只有腹足动物、甲介动物以及其他更低级的动物存在，只有鱼类、只有两栖类存在的看法，是不能满意的。这种看法简直是一直推回到砂岩纪去，假定已经证实了石炭纪就有陆生哺乳动物的骨和齿发现的话。

　　现在已经不再有三叶虫、石莲、鹦鹉螺，翼手龙、鱼龙、蛇颈龙、大树懒兽、猛齿象等生物了，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一个生命的终结与它的条件的终结联系在一起，那么一个生命的开始，发生也是与它的条件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现在这个时候，动植物——至少可以说高等动植物——只是借有机生殖而发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在哪里，只要一旦有了它们的生命条件，它们就立即以极度惹人注意而使人无法了解的方式大量繁殖起来。因此，我们当然不可以把有机生命的发生想成一个孤立的作用，想成一个生命条件发生之后的作用，而要把它想成这样一个作用、一个时刻：那时，一般的温度、空气、水分、土地得到了这样一些特性，氧、氢、碳、氮等作为有机生命的存在条件的元素参加了这样一些组合；而且那个时刻是这些元素结合起来组成有机体的时刻。因此，如果地球凭着自身的本性，在时间的历程中逐渐发展，逐渐发育，因而取得一种与人的存在相容的、与人的本质适合的、可以说就是人的品性，那么它也就能由它自身的力量而产生出人来了。
　　自然的能力并不像神的全能那样，就是说，并不像人类想象力的能力那样，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它并不能随时随地为所欲为；它的各种成就，各种作用是依附在条件上面的。因此，如果现在自然不再能够以原始的产生作用产生有机体，或者不再如此产生，我们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它过去也不能产生有机体。地球的性质现在是稳定的性质；剧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已经静止下来了。只有火山是一些个别的不安点，对于全面并无影响，所以并不扰乱既成的秩序。即使是人类记忆中规模最大的火山事件，墨西哥霍鲁罗火山的爆发，也只不过是局部的扰动。然而：正如人只有在非常的时候才能发挥非常的能力，只有在极度兴奋和激动的时候才能做出别的时候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正如植物只有在某些时候，只有在萌芽、开花和结实的时候，才产生热量，才燃烧碳和氢，才发挥一种与它平常的植物性能正好相反的机能，发挥一种动物的机能（用杜麻的话说，se fait animal（变成动物））；地球也只有在它的地质剧变的时代，只有在它的一切质和能都在极度激荡、沸腾、紧张的时候，才展开它的动物性的生产能力。我们既然只认识自然的现状，又怎样能够推论出凡是现在不发生于自然中的事物，在任何别的时候，在任何别的条件和状态之下也一般地不能发生呢①？
　　
　　①显而易见，我是并不想用这几句简单的话来解决有机生命的起源这个大问题的；不过这几句话已经足够表达我的主旨了，因为我在这里只是间接地证明：除了自然以外，生命不可能有别的来源。说到直接的自然科学的证明，我们虽然离达到目标还很远，不过比起过去的各个时代来，特别是通过最近所证明的无机现象与有机现象的同一，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进展，至少已经进展到足以使我们信服生命起源于自然了，虽说这种起源的方式我们还是不知道，甚至还会继续不知道。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我还要提起有神论者反对过去无神论者或自然主义者的一种意见。过去无神论者或自然主义者认为人和动物从那个没有神的自然界发生出来，但是他们的理由说得不甚充足。有神论者反驳说：自然界从前还没有动物和人时既然能够凭空造出人和动物，那么现在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我可以回答：因为在自然界中各有各的时代；因为自然界无论做什么事情，须待一切必需的条件都具备时才能做得出来；所以倘若从前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不再发生，那必然是由于从前有的条件现在没有。但是能够有这样一个时候，那时自然界做出这个事情，那时旧的物种、旧的人死灭了，而新的人、新的物种发生出来。为什么现在不再发生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像人们问我：这株树为什么只在秋天结果、只在春天开花？为什么不能一年到头开花和结果？或者，这只动物为什么只在这个时期交尾，为什么不能一年到头交尾和怀孕呢？唯有个体性，唯有一次性，才是大地之盐，才是自然界的盐（许我借用这字眼吧）；惟有个体性才是生产和创造的原则；惟有自从那时以后再未发生过的地球、地球公转的完全个别的条件和关系，才造成了有机生命，至少最近的地质上大变动以后存在于地球上的那些有机生命。即使人或人的精神，也不能时时刻刻建立新奇的事业；不能的！人的全生命中，惟有一个时期，惟有那个最幸福、最顺利的时期，亦惟有那些生活事变、生活契机、生活条件，以后再未曾有的，或虽有也至少没有原来那样鲜明的，——惟有在这些情况下，人才能建立他的新奇的事业；至于在其他情况下，他惟有重复，惟有依照普通的惯常的延续方法发挥他以前所建立的新奇事业而已。
　　做过以上这几点补充之后，我便结束了关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以此我就完成了我的任务的上半部了。我的这部分任务，就是要证明人不是导源于天，而是导源于地，不是导源于神，而是导源于自然界；人必须从自然界开始他的生活和思维；自然界绝不是一个与它不同的实体的一种效果，而是像哲学家所说的以自己为原因；自然界绝不是什么被造物，绝不是被制作的或简直无中创有的事物，而是一个独立的、只由自己可以说明的、只从自己派生出来的东西；有机物、地球、太阳等等的发生，即算它们确是发生出来的罢，也永远只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为了明确它们的发生起见，我们不应该从人、艺术家、工匠、以自己思想构造世界的思想家出发，而应该从自然界出发，像古代民族一般，他们依照其正确的自然本能，在其宗教的和哲学的世界发生说中，至少是拿一种自然过程、拿生产过程作为世界的原型和创造原理；他们认为，像植物从植物、动物从动物、人从人发生出来一般，自然界中一切东西都起源于与它同等的、素质相缘或本质相缘的自然实体；总而言之，自然界并非从精神出来，并不能拿神来解释，因为神的一切属性。凡显然不是属于人性的，本身都是从自然界抽象出来和派生出来的。
　　　　　　　　　　　　　　　　　　 （王太庆　刘磊　荣震华译）

　　
　



2
　　
蝉和蚂蚁的寓言

　　　
作者：法布尔

　　
　　法布尔（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生于阿韦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在农村打短工。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多年小学教师。他以研究昆虫解剖学及行为而著名，经常细心观察昆虫的生活，将观察所得详细记录下来。他撰写的10卷《昆虫记》，是用生动文笔写成的观察昆虫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得到广泛好评。还著有《自然科学编年史》等。

　　声誉首先是从传说那里获得的：描述动物和人的故事，优先于记述他们的历史。虫子总是在最不拘泥真实的民间传说中占有一席位置，所以昆虫始终特别能吸引我们。
　　就拿蝉来说吧，有谁不知道它呢？起码它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昆虫学领域里，哪儿还有像蝉一样出名的昆虫啊？它那耽于歌唱而不顾前程的名声，早在人们开始训练记忆力的时代，就被拿来当作主题了。那些学起来毫不费劲的短小诗句让我们知道，严冬到来之际，蝉一无所有，跑到邻居蚂蚁家去讨东西吃，这讨乞食物的不受欢迎，只得到对方一席戳到痛处的挖苦话；正是这些话语，让蝉出了大名。两句恶作剧性的粗俗答语是这样的：
　　“那会儿您唱呀唱！我真高兴。”
　　“那好，这会儿您跳呀跳吧。”
　　这些话给蝉带来的名声，比它自己凭真本事建立的功勋还来得大。这种名声所钻入的，是儿童的心灵深处，因而再也不会从那里出来了。
　　蝉在油橄榄生长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大多数人没听过它的歌唱；可是它在蚂蚁面前那副沮丧模样，却已是妇孺皆知的了。名声就是这么来的！世上有糟蹋自然史和道德的大可非议的故事，有全部优点仅仅在于短小易唱的哺乳婴儿听的故事。这样的货色都成了声誉的基础。如此产生的声誉，将在各个时代支配人们紊乱的精神思想；其目空一切的淫威，看一看《小拇指》的皮靴和《小红帽》的煮饼所将显示的，也就清楚了。
　　儿童是效果极佳的存储系统。习惯和传统一旦存入他的记忆档案，就再也无法销毁。蝉能如此出名，应归功于儿童。儿童在最初尝试背诵东西时，就结结巴巴地念叨了蝉的不幸经历。有了儿童，构成寓言基本内容的那些浅薄无聊的东西，便将长久保存下去：蝉将永远是在严寒袭来的时候忍饥挨饿，尽管冬天本来不会有蝉；蝉将永远乞求几颗麦粒的施舍，实际上那食物与它的吸管是根本不相容的；蝉还将总是一位乞讨者，所乞求的却是自己从来不吃的苍蝇和小蚯蚓。
　　出现这些荒唐的谬误，责任究竟在谁？拉·封丹的大部分寓言，确实因为观察精细而引人入胜；然而在上述的问题上，他的确颇欠思虑。拉·封丹早期故事中的主题形象，诸如狐狸、狼、猫、山羊、乌鸦、老鼠、黄鼠狼，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动物，拉·封丹自己是了如指掌的；它们所做的事情和动作，都描写得准确细腻，惟妙惟肖。这些故事人物就生活在当地，出没于附近一带，甚至与作者朝夕相处。这些动物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都发生在他眼皮底下。不过，在他那个“兔子雅诺”蹦跳的地方，蝉是看不到的，属于外乡人；蝉的声音他闻所未闻，蝉的模样他见所未见。他的心目中，那名声蜚然的歌唱家，肯定就是蠢斯这类东西。
　　格朗维尔绘制插图，以其狡黠透顶的铅笔线条同寓言作品的原文争夺读者，却不知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混淆。他的插图里，蚂蚁被打扮成勤劳的家庭主妇。它站在门槛上，身边摆放着大袋大袋的麦粒，正调过脸去背对着前来求乞的蝉；那蝉则伸着爪子，唔，对不起，是伸着手。头戴18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琴，裙摆被凛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那蝉的形象，而且是一副愚斯的长相。格朗维尔并不比拉·封丹高明，他没有猜对蝉的真实形象，倒是出色地再现了普遍的谬误。
　　此外，在这内容单薄的小故事里，拉·封丹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另一位寓言家的回声。描写蝉如此备受冷遇的传说，可以说和利己主义，和我们的世界一样源远流长。古代雅典的孩童们，早已把这故事当作需要背诵的课文了。他们带着装满油橄榄和无花果的草筐去上学，一路上口中喃喃有声：“冬天，蚂蚁们把受潮的储备粮搬到阳光下晒干。忽然来了一只以借讨为生的饿蝉。它请求给几粒粮食。吝啬的藏粮者们答道：‘你夏天曾在唱歌，冬天就跳舞好了。’”这情节显得枯燥了点儿，但恰恰成了拉·封丹的主题。当然，这主题不符合人们的正常概念。
　　这个寓言显然出自希腊，可希腊正是以油橄榄树和蝉著称的国度呀。因此我怀疑，伊索果真像人们历来想象的那样是作者吗？不过，疑问归疑问，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讲故事的毕竟是希腊人，是蝉的同胞，他们想必是充分了解蝉的。譬如，我至今还没见到我们镇上有那么缺见识的农民，竟看不出冬天有蝉这件事是荒谬绝伦的；冬天即将来到，需要给橄榄树培土，这时节，只要是翻弄土地的人，他就会看到蝉的初期形态，因为他时常用铁锹挖到蝉的幼虫；到了夏天，他又千百次地在小路边上见到蝉，知道其幼虫如何从自己修造的圆口井里钻出地面；他还清楚，出土的幼虫怎样抓挂在细树枝上，然后背上裂开一道缝，接下去再丢弃比硬化羊皮纸还干枯的外皮；他看见，脱了皮的蝉，先是草绿色的，随后迅速变成了褐色的。
　　古代雅典的农民也并不是傻瓜；他当时察觉到的，其实就是今人当中最缺乏观察力的人也能看到的情况；他当时知道的，也就是我的邻居老乡们今天一清二楚的事情。创作这个寓言的文人，无论如何，也是最有条件掌握上述情况的人，真不知他们那故事中的谬讹是从哪儿来的。
　　让我们试为被寓言诋毁的歌唱家恢复名誉吧。有时候，蝉和蚂蚁之间是有关系，但都不是较为确定的关系：可以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它们的关系恰恰与人们所说的相反。并不是蝉主动与蚂蚁建立关系，它活在世上，从来无需别人的援助；这关系是由蚂蚁的主动造成的，它是贪得无厌的剥削者，在自己的粮仓里囤积一切可吃的东西。任何时候，蝉都不会到蚂蚁的窝门前乞讨食物，也不会保证什么连本带利一起还；正相反，却是缺食慌神的蚂蚁，向歌唱家苦苦哀求。请注意，我说它是苦苦哀求！借还之事，绝不会出现在掠夺者的习俗当中。它剥削蝉，而且厚颜无耻地把蝉洗劫一空。我们现在讲一讲蚂蚁的劫掠行径，这是至少尚未查清的疑难历史问题。
　　7月的下午，热浪令人窒息。干渴难忍的平民昆虫，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它们在已经蔫萎的花冠上转游，徒劳地寻找解渴的途径；可是蝉却满不在乎，面对着普遍的水荒，它付之一笑。这时候，它的喙，一种微口径钻孔器，在自己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酒窖上，找到一处下钻的位置。它一刻不停地唱着，在小灌木的一根细枝上稳稳站定，钻透平滑坚硬的树皮。树汁被太阳晒熟，把树皮胀得鼓鼓的。过后，它把吸管插入钻孔，探进树皮，津津有味地痛饮起来。此时此刻的蝉，纹丝不动，聚精会神，全身心沉醉于糖汁和歌曲之中。
　　我们守在这儿，看它一会儿。说不定还能看到什么意外的悲惨事件呢。果然，一大批口干舌燥的家伙在居心叵测地转游；它们发现了那口“井”，渗淌在“井沿儿”上的树汁把它暴露了。它们涌向井口。初来乍到，它们还算沉得住气，舔舔渗出的汁液而已。甜蜜的洞孔，四周一派匆忙，挤在那里的有胡蜂、苍蝇、蠼螋、泥蜂、蛛蜂和金匠花金龟，此外，更有蚂蚁。
　　为了接近水源，个头儿小的溜到蝉的肚子下面；秉性温厚的蝉，用肢爪撑高身体，让投机者们自由通行。个头儿大的，急得跺起脚来，挤进去嘬上一口退出来，然后到旁边的枝叶上兜一圈；过一会儿又凑上去喝，而这一次已变得比刚才更肆无忌惮。贪欲益发强烈。刚才还能讲体面的一群家伙，现在已经开始吵闹叫骂，寻衅滋事，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掘井人从源头驱逐开。
　　这伙强盗中，数蚂蚁最不甘罢休。我看到，有的蚂蚁一点一点地啃咬蝉的爪尖；还有的拽蝉的翅膀，爬到蝉背上，搔弄蝉的触角。一只胆大的蚂蚁，就在我眼皮底下，放肆地抓住蝉的吸管，使劲往外拔。
　　遭这群小矮子的如此烦扰，巨虫忍受不住了，终于弃井而走。不过临走时，非要往这帮拦路抢劫犯身上撒泡尿不可。它是位受蔑视的主宰者，它做出的这种表示对蚂蚁毫无作用！蚂蚁已经得逞。这不，得逞的成了水源主宰。却不料，那水源是很快就干涸的，因为引其涌冒的水泵已停止运转。甘液可谓少而精也；能得此一口，足矣，足矣，足可以再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了。只要机会一来，还可如法炮制，攫取下一口琼浆。
　　大家这下看到了：事实把寓言臆想的角色关系，彻底颠倒了过来。专事趁火打劫，丝毫不讲客气的乞求食物者，那是蚂蚁；心灵手巧，乐于与受苦者分享利益的工匠，那是蝉。还有一点儿情况，更能揭示角色关系是被颠倒了的。歌唱家尽情欢乐了五六个星期。这段已不算短的日子过去后，它从树上跌落下来，生活耗尽了它的生命。尸首被太阳晒干，被行人踩烂。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脏物的强盗蚂蚁，半路遇到蝉的遗骸。它把这丰盛的食物撕开，肢解，剪碎，化作细渣，以便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储存食品堆。人们也常常遇见垂死的蝉，临终前，翅膀还在尘土里微微颤抖，一小队蚂蚁就已经在一下一下地拉拽，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动它了。此时此刻的它，忍受着的是极度的忧伤。领略了这残食同类的行为，两种昆虫之间的真正关系，已经昭然若揭。
　　　　　　　　　　　　　　　　　　　　　 （王光　译）
　　　
“杰克和豆秆”

　　　
——关于进化论的讲演
作者：赫胥黎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儿童故事，名叫“杰克和豆秆”，这个故事对于在座的我的同辈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们很多庄重可敬的年轻人，曾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知识教养，也许，仅仅是从比较神话学的初级读物熟悉了仙境，因此，有必要把这个故事作一梗概的介绍。这是一个关于一棵豆子的传说，它一个劲儿地长，耸入云霄直达天堂，它的叶子伸展成一个巨大的华盖。故事的主人公，顺着豆秆爬了上去，发现宽阔茂密的叶子支撑着另一个世界，它是由同下界一样的成分组成的，然而却是那样新奇；主人公在那里的奇遇，我不去多谈，这些奇遇一定完全改变了他对事物本性所持的观点；尽管这个故事不是哲学家们编的，也不是为他们写的，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观点。
　　我现在的探索与这个勇敢的探险者的探索有某些相似之处。我请求你们与我一起，借一粒豆子之助，尝试着去进入一个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感到奇特的世界。正如你们所知，那个世界是一个简单的、看起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是如果有适当的种植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有足够暖和的温度，它就会非常显著地表现出一种十分惊人的活力。从土中露出地面的一枝小青苗，很快地茁壮长大，同时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会像我们在故事里所遇到的那样使我们那么感到惊奇。只是因为我们每日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这一植株以觉察不出的步骤逐渐长大，成为由根、茎、叶、花和果实组成的一种既大且多样化的结构，每一部分从里到外都是按照一个极端复杂而又异常精确细致的模型铸造出来的。在每个复杂的结构中，就像在它们最微小的组成部分中一样，都具有一种内在能量，协同在所有其他部分中的这种能量，不停地工作着来维持其整体的生命并有效地实现其在自然界体系中所应起的作用。经过如此巧夺天工建立起来的大厦一旦全部完成，它就开始倒塌。这种植物逐渐凋谢，只剩下一些表面上看去毫无生气的或多或少的简单物体，恰如它由之生长出来的那个豆子一样：而且也像豆子那样赋有产生相似的循环表现的潜在能力。
　　不必用有诗意的或科学的想象来寻求与这种向前进展又好像是回复到起点的过程的类比。这就像向上投掷出去的一块石头的上升和下降，或者像是一支沿着轨道飞行的箭的进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生活力起初走的是向上的道路而后走的是向下的道路。或者可能更恰当的是，将胚芽扩展成为成长的植物比作打开一把折扇或者比作向前滚滚流动和不断展宽的河流，而由此达到“发展”或“进化”的概念。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名词只是“噪声”和“烟雾”，重要的是对名词所表示的事实要有一个明确而恰当的概念。由此说来，当前的这一事实是永远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生命并在成长中的植物从种子的比较简单和潜伏的状态过渡到完全显现为高度分化的类型，然后又回复到简单和潜伏状态。
　　对这一过程的性质深刻理解的价值在于：它适用于豆子，也适用于一般有生命的东西。在动物界，也和在植物界中一样，从非常低级的类型到最高级的类型，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界的其他方面，循环进化从各个方面部表现出来。诸如表现在水之流入大海复归于水源；天体中的月盈月亏，位置的来回转移；人生年岁的无情增加；王朝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这是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
　　正如没有人在涉过急流时能在同一水里落脚两次，因此，也没有人能确切断定这个能感觉到的世界里的任何事物的现状。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当他思索这些话的时候，谓语的时态已不再适用，“现在”已变成为“过去”，现在式的“是”（is应该是过去式的“曾经是”was）。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多，也就越了解到我们所谓的静止只不过是没有被觉察到的活动；表面的平静乃是无声而剧烈的战斗。在每一局部，每一时刻，宇宙状态只是各种敌对势力的一种暂时协调的表现，是斗争的一幕，所有的战士都依次在斗争中阵亡。对世界的每个局部来说是这样，对整体来说也是这样。自然知识越来越导致这样的结论：“天上的列星和地上的万物”都是宇宙物质的部分过渡形式，在沿着进化道路前进，从星云的潜力，通过太阳、行星、卫星的无限成长，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通过生命和思维上的无限的差异，也许，还通过我们没有想到，或不能想到的各种存在形式，而回复到它们由此产生的不确定的潜在状态。这样，宇宙的最明显的属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所表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动和渗透于宇宙的合理秩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
　　我们已经延着豆秆攀登到了一个奇异的境地，在那里，普通而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新奇的东西。于是，在这样表现出来的宇宙过程的探索中，人的最高智慧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利用；巨人们听命于我们的使唤；思辩哲学家的感情都被那些值得永恒不朽的美所吸引。
　　宇宙过程，像机械结构那样完整，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美好，然而，却还有另外的一面的表现。当宇宙创造力作用于有感觉的东西时，在其各种表现中间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痛苦或者忧愁的东西。这种进化中的有害产物，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随着动物机体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人类，则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一顶峰在仅仅作为动物的人中，并没有达到；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中，也没有达到；而只是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成员的人中才达到了。这是他努力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生活的必然结果，即在那些对于充分发展他那最高贵的才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下生活的必然结果。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有感觉的东西的世界里，已经进展到了领导地位，并且由于他在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而变成了超等动物。当环境条件处于某一种状态时，人在宇宙斗争中能够使自己的身体结构比他的竞争者的结构更好地去适应这些条件。就人类而论，他已表现出构成生存斗争的本质的“自行其是”、那种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所能抓到的东西和顽强地把持着一切所能保持的东西等特性，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主要靠着他与猿、虎共有的那些特性，靠着人的特殊的体质结构，靠着他的灵巧、他的社会性、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模仿力，以及靠着在受到对方激怒而引起的粗暴、凶猛的破坏作用，才取得有成效的进展。
　　然而人类愈是从无政府状态进到有社会组织，文明的价值是增高，这些根深蒂固的有用的特质就成了缺陷。文明人也会仿效那些获得成功的人的样子，踢倒他自己借以爬上去的梯子。他非常满意看到“猿与虎死去”。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方便；他那火热的青春时代的这些亲密伙伴对安排好文明生活进行的这种不受欢迎的入侵，在宇宙过程必然给单纯动物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之外，增添了无数无法估量的痛苦与悲哀。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加上罪恶之名，把它们所从事的许多活动都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处，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竭尽全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先前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我已经说过，文明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我最好说，遵循伦理原则的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伦理这门科学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不管在专家中可能存在何种意见分歧，总的一致的意见是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
　　故事的主人公又从豆秆上爬了下来，回到了普通世界里。这里，生活与工作都同样艰苦；这里，丑恶的竞争者比美丽的公主要常见得多；这里，与私心搏斗的持久战，比与巨人交锋取胜的把握要小得多。我们已干过类似的事。几千年前，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同类在我们之前已经遇到同样的可怕难题。他们也已经懂得宇宙过程就是进化，其间充满了神奇、美妙，同时也充满了痛苦。他们试图发现这些重大事实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找出是否有关于宇宙行径的道德制裁。
　　　
彩色照相

　　　
作者：李普曼

　　
　　李普曼（1845——1921），法国物理学家。生于卢森堡霍勒利赫。1875年获博士学位。1883年任巴黎科学部教授，后任索邦大学教授。主要成就在光学方面，发现“李普曼干涉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发明天然彩色照相法。190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就提出了彩色照相的问题。如大家所知，贝克勒尔最早提出了一个不很理想的方法。他发现，在暗室中彩色的像能够记录在紫色的氯化银层上。金克用干涉效应解释了贝克勒尔的发现。许多实验证明，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金克的理论对氯化银不适用。贝克勒尔照片的缺点是难于定影，经过光照射后便褪色。后来，维纳对干涉环照相，发现这些干涉环在银镜面附近。然而，物理学家还没有设想过用干涉法得到颜色。我不打算强调以前的实验方法和概念，而想借此机会让诸位看一些物体的彩色照片。
　　彩色照相方法很简单。在玻璃板上涂上一层光敏物质，涂层要均匀而且无条纹，然后把它放在装有水银的容器内的架子上，让水银与光敏层相接触。经过一定时间，在光敏层上就形成银镜面，这样就制成了照相底片。底片经曝光后，用普通方法显影、定影和干燥后，就可看到彩色。
　　颜色重现是在感光层中发生了干涉效应的结果。在曝光过程中，入射光与底片镜面上的反射光发生干涉，在乳胶的整个厚度上形成间距为半个波长的干涉条纹。这样处理后的底片，在白光照射下因选择反射而出现了制备该底片时的颜色分布。底片上的每一点只反射使之感光的那种颜色的光，其他颜色的光因干涉而抵消，因此我们只看到原来颜色的光。这就好象在肥皂泡或珠母表面上产生的选择反射现象一样，那是在无色薄膜上形成干涉现象。
　　这种解释可通过下面的演示来验证。先把一张光谱的照片投射到幕上，大家看到颜色很鲜明。现在把底片弄湿后再投射到幕上，颜色看不见了。因为明胶已经膨胀，干涉条纹之间的间隙（金克薄膜）已经比原来大了两、三倍。等一、两分钟让明胶上的水份蒸发，我们看到，颜色随着变干过程的速度而逐渐再现。颜色将按照我们预想的顺序出现，即波长最长的红色先出现，接着是橙色、绿色、蓝色和紫色。
　　单色光谱的重现最容易实现。用照片重现外表为彩色的物体比较困难。乍一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在单色光的情况下，干涉的极大值形成一些间隔为半个波长的等间距的平面，对于复色光很难分辨每一波长所对应的极大值，也就是说，光敏层的整个厚度被这些极大值连续地占满，看不到单色光情况下在照相底片中出现的间隔为半个波长的纹理面。因此需要对有关此现象的理论重新作广泛的修正。首先必须注意，由干涉产生的合振幅，即使在单色光的情况下，也是按余弦函数变化的，一般情况可由傅里叶分析得到，因此能够证明复色照相是可能的。
　　一旦全部理论工作都已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解决获得底片单色性的技术困难。我用蛋白质底片得到了相当好的结果。后来，维也纳的瓦伦塔、里昂的卢米尔发现了涂敷无纹理明胶底片的方法。这种底片单色性十分好，比蛋白质底片好得多。柏林的纽豪斯博士获得了完美的单色性。我还要感谢米特、克罗恩、雷曼等人的工作，他们帮助我完善了彩色照相技术。下面请大家观看一组照片。
　　这一组幻灯片中有写生绘画，花和花瓶，有下列各地的风景照：枫丹白露、昂西、比阿里茨、威尼斯以及儿童的生活照片。
　　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照片的日光曝光时间约一分钟。每张照片的显影、定影和晾干共需十五分钟左右。这些照片大多是我在旅行中拍摄，在旅馆房间的壁炉台上冲洗的。这说明这种照相方法很容易实现。
　　当然，有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例如在阳光下拍摄人像用一分钟的曝光时间是太长了。我最初拍照的曝光时间是十五分钟。今后曝光时间可能会缩短。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事业的进展则十分缓慢。
　　　　　　　　　　　　　　　　　　　　　　 （李新章　译）
　　　
论人的艺术型和思维型

　　　
作者：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彼得堡大学毕业，获军事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科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心脏生理、消化生理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三个方面。晚年提出了两个信号系统学说。他的高级神经运动学说对于医学、心理学，以致于哲学都有影响。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消化腺机能讲义》等。

　　我们在神经病院分析各种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有两种人所特有的神经官能症，即歇斯底里和精神衰弱，并且我把这种结论与人的两种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联系起来，即一种是艺术型，而且这是与动物相类似和接近的一种类型，因为动物也是仅以直接感受器来感知那表现为印象的全部外在世界的，而另一种类型乃是以第二信号系统工作的思维型。因此，人脑是由动物的大脑和表现为词的人的大脑部分所组成的。第二信号系统是从人类起开始占有优势的。可以设想，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之下，在神经系统衰弱的情形之下，如果能重新进行大脑的种族分析的话，那未有的人就可能主要是运用第一信号系统，有的人可能主要是运用第二信号系统。这就把人的本性分为艺术的与纯理智的、抽象的两种。
　　如果这种分歧在各种不同的不利条件之下达到极大的程度时，那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这种复杂性就发生病态表现，可以说，就成为夸张艺术家和夸张思想家（病理学）。我认为第一种相当于歇斯底里病人，第二种相当于精神衰弱患者。我曾经见过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如果就这些病人的无生活能力和不活动情形说，则应当说，精神衰弱患者在生活上必定较歇斯底里病人更特别无能为力，这有种种事实证明。许多歇斯底里病人都会变成生活上的“大活动家”（就连那位创立某种特别宗教的美国女子说，她虽然是个典型的歇斯底里病人，但她也赚得了百万横财和声誉）①。相反地，那些只运用词的精神衰弱患者，就生活方面说，大部分是无论什么地方也都不适合，而是完全孤立无助的。当然也有生活达到极度混乱的歇斯底里病人，他们同样不能给自己找到生活位置，结果成为他自己和别人的一种负担。
　　
　　①指曼丽·拜克-艾姬，“基督教科学”创始人。

　　我曾经给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动物的情形是怎样呢？在动物中间，精神衰弱患者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它们没有第二信号系统。归根到底，人的一切复杂关系都已转变为第二信号系统了。我们已形成我们的词的、抽象的思维。第二信号系统是生活关系上最早的和最经常的调节器。动物没有这个调节器。它们的一切，直到最高峰的高级神经活动，都在于第一信号系统。人的第二信号系统，按照两条轨道去分别作用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部。第一，第二信号系统是以它的非常发展的、而为皮质下部所缺乏的、或者差不多缺乏的抑制（应想到在第一信号系统内，这种抑制是较不发展的）来发生作用；第二，第二信号系统是以它的积极活动——诱导规律——发生着作用。既然我们的活动都被集中到词的部分内——第二信号系统内——所以第二信号系统的诱导作用就必定要作用于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部。
　　动物不可能有这样类似的关系。不过这样的关系可以表现为这种形式，即抑制过程在第一信号系统内（动物的第一信号系统是在皮质下部上面）或许是很微弱的。如果就动物说，第一信号系统也是这种皮质下部的调节器的话，就能够形成实际上类似于歇斯底里病人情况的关系，而且如果在动物的第一信号系统内抑制过程是很微弱的话，就会使皮质下部发生一种不适合于外来刺激物作用条件的骚扰。可见，动物也许有某种类似于歇斯底里病人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人有第二信号系统对于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部的压力，而动物只有第一信号系统对于皮质下部的压力。实质虽然是相同的，不过在后一种场合，其抑制来源是惟一的，而在前一种场合，其抑制来源则是双重的（一部分渊源于积极系统，另一部分渊源于主动的活动）。
　　在柯尔土什庄有一只叫“威尔尼”的狗使我发生了这种想法。这是一条真正狂躁的不可抑制型的狗。“威尔尼”是一种警犬型的狗。它除了主人以外，不许任何人接近。它的食物反射是狂暴的。我们从它身上久已得不到多少还勉强过得去的条件反射系统了。这很类似玛·卡①的那只阉割了的狗的情形。不管刺激物的强度怎样，也不管分化完全与否，总常常出现超反常相。在错后时期，即在条件刺激物发生孤立作用的时期内，其反射过程是令人感觉兴趣的：在头五秒钟，它分泌出大量的条件唾液来，而在后五秒钟则完全没有这种条件唾液（即等于零）。我愿意说，这是歇斯底里病者，它那调节着神经系统和皮质下部能量的第一信号系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在这里，在信号系统作用与皮质下部的情绪基调之间缺乏适应性。这是可以证明的，如果我们加强了第一信号系统内的抑制时（用溴素），那时它的秩序就会建立起来了。如果用6克的大量药剂时，我们就可以大大地调整这种混乱状态。
　　
　　①即玛丽亚·卡比托诺夫娜·彼特洛娃，苏联学者。

　　因此，在实际上，很可能把“威尔尼”认为是歇斯底里病患者而忽视它，认为它对于这种皮质下部情绪基调并没有多少显著重要的调节器。
　　　　　　　　　　　　　　　　　　　　　　 （吴生林　译）

　　
　



3
　　　
告别内米

　　　
作者：弗雷泽

　　
　　弗雷泽（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生于格拉斯哥。1874年由格拉斯哥大学转入剑桥大学。1907年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后到剑桥大学任教。1914年受封为爵士。192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科学院院士。著有《金枝》、《图腾与族外婚》、《对永生的信仰与对死者的崇拜》等。

　　我们进行的考查研究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像探求真理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却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循着一条途径走过来的，一路上我们确实也经过了好些别的途径，这些途径都离我们这条途径不远，而且通向，或者似乎通向，比内米神林更为遥远的其他目标。我们也曾沿着其中一些道路走了一段，其余的蹊径，今后如有机缘，作者还将与读者来共同探求。到目前为止我们一起走过的行程已经够远的了，现在该要分手了。临别之前，我们还该自问一下：有没有更全面的结论，能否从本书所着意研究的人类愚昧谬误和令人伤感的经历中汲取一些充满希望、激励前进的效益呢？
　　如果考虑到，一方面，无论何时何地人的主要需求基本上都是相似的，而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人采取满足生活需求的方式又差异极大，我们也许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上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在巫术的思想阶段，人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应付重重艰难险阻，他相信自然界一定的既定秩序，觉得肯定可以信赖它、运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当他发觉自己想错了，伤心地认识到他所以为的自然秩序和自信能够驾驶它的能力，纯粹都是幻想的，他就不再依靠自己的才智和独自无援的努力，而谦卑地委身于自然幕后某一伟大而不可见的神的怜悯之中，并把以往狂妄地自以为具有的广大能力都归诸于神。于是，在思想比较敏锐的人们心目中，巫术思想逐渐为宗教思想所替代，后者把自然现象的更迭解释为本质像人。而能力无限超过人的神的意志、神的情感或愿望所规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解释又令人不能满意，因为它假定自然界的活动，其演变更迭，不是取决于永恒不变的客观规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易无常的。这是未经缜密考察的臆说。相反，我们愈仔细观察自然界的更迭现象，愈加感到它们严密的规律，绝对的准确，无论在什么地方观察它们，它们都是照样准确地进行着。我们的知识每取得一次伟大的进步，就又一次扩大了宇宙间的秩序的范畴，同时也相应地限制了宇宙间一些明显的混乱的范畴。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预见：人类获得的更多的知识，将会使各方面看来似乎真实的混乱、都化为和谐，虽然在某些领域内命运和紊乱似乎还继续占统治地位。思想敏锐的人们继续探索宇宙奥秘以求得更深一层的解答，他们提出：自然宗教的理论是不适当的，有点儿回到了巫术的旧观点上；他们明确地认为（过去巫术只是明确地假定）自然界现象有其不变的规律性，如果周密观察就能有把握地预见其进程，并据以决定自己应采取的行动。总之，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宗教，已经被科学取代了。
　　科学与巫术的共同之处只在于两者都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读者当然知道巫术所假定的事物规律与科学以之为基础的那种事物规律，两者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自然地来自两种不同规律所抵及的各色各样的模式。巫术所认为的规律纯粹是事物规律呈现于人的头脑、经过不正确的类比，延伸而得出的；科学所提出的规律乃是对自然界现象本身耐心准确观察后得出来的。科学所获得的丰富、翔实、辉煌成果，使我们欣然深信其方法之健全。经过无数世纪的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了通向宇宙万象迷宫的线索、打开自然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人类未来进步——精神、才智与物质的进步——的希望，同科学的盛衰密切相关，凡在科学发现道路上设置的每一障碍都是对人类的犯罪。我想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
　　然而思想史告诫我们不要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科学理论是最好的，尚有待于系统地阐述，因此它就必须是十全十美的终极的科学理论。应该记住：科学的概括，或者用一般的说法、自然的法则，只是一些假说用来说明我们以世界和宇宙这类响亮名词予以夸大了的思想不断变化的情况。说到底，巫术、宗教和科学都不过是思想的论说。科学取代了在它之前的巫术与宗教，今后它本身也可能被更加圆满的假说所更替，也许被我们这一代人想象不出的、与记录宇宙这一屏幕上的影像、看待自然界一切现象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所更替。知识总是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永远地不停地前进的。所以，对于这种无穷无尽的追求我们无须怨诽：
　　Fatti non foste a viver come bruti
　　Ma per seguir rirtue e conoscezua。①
　　
　　①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章。但丁借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利西斯之口说的话，大意是人“生来不是为了像野兽似地活着，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

　　许多伟大事物将从这种追求中产生，虽然我们可能赶不上了。许多更明亮的星星将在我们未来的航行者、思想领域里的尤利西斯②的头上出现而不象对我们这样只是远远地照耀着。有一天巫术的梦想将成为科学清醒的现实。然而这一美好前景的最前端却横着一道阴影。无论将来会给人类准备着增加多少知识和力量，人类也不能制止那些伟大力量的扫荡。看来那些伟大力量正在无声地然而却非常坚韧地形成之中，将毁灭我们这个地球象一颗微粒或尘埃似地浮游其间的灿烂宇宙。在未来若干世纪后人可能能够预告甚至控制风云的变幻，但是他的纤弱的双手仍将无力加快天体在其轨道中缓慢下来的运行速度，也不能重新燃起太阳快要熄灭的火焰。有关地球和太阳之类的忧虑不安都不过是人的思想从子虚乌有中虚构出来的一些想法，今天巧伪的女巫制造的种种幻象，明天她自己就会予以废弃。它们在常人眼里似乎象是真实的，但必将化为一阵云烟，转眼就烟消云散了。对于一想到那遥远未来的灾难就吓得发抖的哲学家来说，想想这些也就可以得到慰藉了。
　　
　　②尤利西斯在罗马神话中是一位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曾参与围攻特洛伊城的战斗。荷马在史诗《奥德赛》中以奥德修斯（尤利西斯）为主人公。他参与远征特洛伊胜利后，在返回故国途中在求知欲望推动下，坚持航海探险。

　　深入探究未来之前，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的发展比作用三种不同的纺线：黑线——巫术；红线——宗教；白线——科学；——交织起来的网。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包括人类多少世纪以来通过观察自然而掌握并积累的那些简单真理。如果我们能够从头考察这一人类思想发展的网织物，我们就会看出它首先是黑白交织的格子花似的图案，是正确与错误观念的拼缀品，这时候还没有染上宗教红线的颜色。顺着这拼缀品再往前看，就会发现它上面虽然还是黑白交织的格子图案，而在这织物的中心，宗教已经深深进入，有着赫然一片殷红色素。可是，随着科学白线愈来愈多地编织进来，它已逐渐黯然失色。这样编织和着色、随着织物的进一步展开，画面的颜色也逐渐变化。这同具有各种不同旨趣、相互矛盾趋向的现代思想的状况正好相似。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缓慢地改变着思想颜色的伟大运动在不远的将来仍将继续么？是否会出现倒退、阻碍进步、甚至毁弃已经取得的成就呢？按我们刚才的比喻来说，在时间的十分活跃的织布机上命运之神将在这块织品上织出何等颜色呢？是白的？还是红的？——我们还说不上来。一片淡淡的微光已经照亮着这张思想织物的背景，它的另一端则还深锁在浓云密雾之中。
　　我们漫长的探索航程已经结束，我们所乘的一叶扁舟终于进入港口，收起了满载征尘的风帆。我们又一次出发去往内米。正是黄昏时候，我们沿着阿庇乌①大道长长的斜坡直爬上阿尔班山峰，回头看西天晚霞烂然，落日余晖，像临终圣徒头上的光环，映照在罗马上空，给圣彼得大教堂的尖顶平添一层耀眼的金辉。如此景色，一见难忘。为了赶路，我们依依离开峰顶，沿峰侧小径在苍茫暮色中直奔内米。到达目的地后，俯视谷底，镜湖隐约可见，风景依稀，仍似当年狄安娜在此神林中接受敬奉者礼拜时的模样。诚然，林中女神的殿宇已荡然无存，森林之王也不再守卫在金枝之旁。但内米的丛林依旧郁郁葱葱，西天落日这时已在它上空隐去，清风拂面，传来远处镇上阿里奇亚教堂的晚祷钟声，Ave Maria！（万福，玛利亚！）甜美肃穆，余音袅袅，越过罗马四郊广阔的平原沼泽，逐渐消逝。Le roi est mort，vive le roi！Ave Maria！②
　　
　　①这是古罗马皇帝阿庇乌所建的军用大道，从罗马经加普利亚通往布朗迪西恩（今布林迪西），全长350英里。
　　②法语：“国王驾崩了，国王万岁！万福，玛利亚！”或译为：“先王驾崩，新王万岁！万福，玛利亚！”

　　　　　　　　　　　　　　　　　　　　　　　　 （汪培基　译）
　　　
暗示与力比多

　　　
作者：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生于摩拉维亚省弗莱堡。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6年成为精神病医师。1902年组织“心理学研究小组”，后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他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后者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著有《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等。

　　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个人由于受到集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了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能力则显著地下降，这两个过程显然是要朝着接近于该集体中其他成员水平的方向发展。不过这种结果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发生：他那个人特有的本能方面的抑制已经被取消以及他本身特有的种种倾向的表现已经被放弃。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通常是不受欢迎的结果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该集体实行较高程度的“组织化”而被避免。不过这与集体心理学的基本事实并不矛盾，即与下述两个论点并不矛盾：在原始集体中，人的情感得到强化，人的智能受到抑制。现在，我们兴趣转向为个人在集体中所经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寻求心理学上的解释。
　　显然，理性的因素（例如以上提到的个人受到的威吓，亦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行动）并不能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除此以外，我们所得到的在社会和集体心理学上的权威性解释始终是毫无二致的，尽管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这个解释便是强调“暗示”这个魔词的作用。塔尔德（Tarde，1890年）将暗示称作“模仿”。不过我们还是不由地要同意另一位作者的意见，他坚决主张模仿是从暗示这个概念引伸出来的，它其实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les，1913年）。勒邦把社会现象的所有这些使人困惑不解的特征归结到两个因素上：个人之间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望。不过威望也只是以其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人认识到的。麦克杜格尔暂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原始的情绪引导”原则或许可使我们的解释不需要暗示的假设。不过，进一步的考虑却使我们不得不感觉到，这个原则除了它明显地强调情绪的因素以外，和我们熟悉的有关“模仿”或“感染”的论点差不多。当我们在他人身上感觉到一种情绪的记号时，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会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之中。但是究竟有多少次我们能成功地抵抗这种过程和抵御这种情绪，并且以全然相对立的方式作出反应？因此，为什么当我们处身于一个集体中时总是会受这种感染的影响？于是，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说，迫使我们屈从这种倾向的，是模仿作用，在我们心中招惹起这种情绪的，是该集体的暗示性影响。而且，除开这些以外，麦克杜格尔并没有使我们能回避暗示，我们从他那儿听到的观点和其他作者一样，即集体的特点就在于它们特殊的暗示感受性。
　　因之，我们将同意下述观点：暗示（更正确地说应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论点。我曾在1889年亲眼看过他的令人万分惊讶的技巧。但是，我还记得，即使在当时，我已对这种粗野的暗示活动有一种压抑的敌意感。当一个患者显示出不服从的迹象时，便会遭到这样的呵斥：“您在干什么？您在反抗暗示！”我自语道，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因为当人们打算通过暗示使他就范时，他当然有权利反抗这种暗示。后来，我就把矛头指向这样的论点：可用于解释一切事物的暗示作用本身却用不着解释。想到这一点，我复述了一个古老的谜语：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生出了整个世界，
　　那么克利斯朵夫当时立足于何处？

　　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不碰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再次来探究这个暗示之谜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个陈述只有一个例外，而它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我注意到，人们化了特别大的努力去正确地系统解释暗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去使这个名词的因袭用法固定下来（例如麦克杜格尔，1920年）这决非多余的工作。因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它在德语中的意义却越来越模糊，很快人们就将用它来表示任何一种影响，就象在英语中用它来表明“劝导”、“建议”的意思一样。但是对于暗示的本质，即对于在不具备充分的逻辑基础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条件，人们还未给予解释。假如我没有看到一场正是以完成这个任务为宗旨的详尽的研究工作眼下就要展开的话，我是不会回避用对近三十年的文献分析来支持这个陈述的任务的。①
　　
　　①1925年增加的脚注：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并未实现。

　　为了抵偿这一点，我试图用力比多的概念给集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力比多的概念在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力比多是从情绪理论中借用来的一个语词。我们用它来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这个名词下的所有东西有关的本能的能量。我们是从量的大小来考虑这个能量的（虽说目前实际上还不能对它进行测量）。我们所说的爱的核心内容自然主要指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爱以及诗人们吟诵的爱）。不过，我们并不将此与另一些与“爱”的名称有关系的内容割裂开来，如自爱，以及对双亲、对子女的爱，友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爱，同样也包括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爱。我们的合理根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类本能冲动的表现。在两性关系中，这些冲动竭力要求达到性的结合。但在其他场合，它们的这个目的被转移了，或者其实现受到阻碍。不过它们始终保存着自己原来的本性，足以使自己的身份可以被辨认（例如象渴求亲近和献身的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在创造出“爱”这个词和它的诸多用法时，早已完成了一项十分合理的统一工作。我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也将这个词作为进行科学讨论和解释根据。当精神分析理论作出这一决定时，着实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好象它因为作出了一个残暴的发明而犯下了罪孽一样。然而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爱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创新的见解。哲学家柏拉图使用的“爱的本能”一词，从它的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看，与“爱力”（Love force）概念，即与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概念是完全相符合的。纳赫曼佐恩（Nachmansohn）（1915年）和普菲斯特尔（pfister）（1921年）已经十分详尽地指出过这一点。而当使徒保罗在他著名的《哥林多书》中对爱赞颂备至、奉它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时，他肯定也是从这同样“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爱的。①可是这些事实只能表明，人们并不总是把他们中间的伟大的思想家认真地当作一回事，甚至在他们极诚恳地声称十二分地崇仰这些思想家的时候也是如此。
　　
　　①“虽然我用人和天使的语言说话，但我没有爱，我成了只会发出声响的铜管，或是一个丁令丁令响的钗钹。”

　　因此，精神分析理论把这些爱的本能称作性本能，根据它们的起源称作占有（a potiori）。大多数“有教养的”人们把这个术语看成是一种侮辱，并且满怀报复之意地将精神分析理论贬作“泛性论”。任何一个把性看作是人性的禁忌和耻辱的人，完全可以使用更斯文的雅语：“爱的本能”和“爱欲的”。我自己本也可以从一开始起就这样做，这就可避免许许多多的非议和责难。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向懦弱无能屈服。人们永远也说不清楚这样的让步会把你引向哪里，先是在用词上让步，然后一点一点地在实质内容上也就俯首就范了。我觉得羞于谈性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希腊词“爱的本能”就是为了使这种粗俗变得婉转一些而使用的，到头来却不过是我们的德文爱这个词的翻版，结果是谁懂得如何等待，准就不必让步。
　　我们打算提出这样的假设来试一试运气：爱的关系（或用一个更中性的词语：情感的联系）才是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权威们并未提及过这样的关系。相当于这类关系的东西，显然隐藏在暗示作用的屏幕后面。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从眼下流行的两种思想中得到了支持：首先，一个集体显然是被某种力量联结起来的，这种联结除了归功于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以外，还能更恰当地归功于什么力量呢？其次，倘若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中放弃了他的特点，而让其他成员通过暗示作用来影响自己，这就会使人想到，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他人保持和谐，而不是与他人相对立——也许说到底他是“为了爱他们”。
　　　　　　　　　　　　　　　　　　　　　　　　　（林尘译）
　　　
放射性物质——镭

　　　
作者：皮埃尔·居里

　　
　　皮埃尔·居里（1859——1906），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生于巴黎。1895年成为教授，1904至1906年任索邦大学物理学教授。早期的主要贡献为确定磁性物质的转变温度（居里温度），建立居里定律和发现晶体的压电现象。后与居里夫人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外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因此与柏克勒尔、居里夫人共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主要著作有《皮埃尔·居里著作集》等。

　　首先请允许我告诉大家，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向皇家科学院讲演。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诺贝尔奖这一极大的荣誉授予居里夫人和我本人。我们应该感到歉意的是，由于一些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们没有能早日在斯德哥尔摩同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讲的是“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或者说“镭”的特性。我不可能只讲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在1898年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只有我们二个人和贝克勒尔对此问题感兴趣，但是从那时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出现了，如果不讲这些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那么放射性也就无从谈起。这些人有卢瑟福、德比尔纳、埃尔斯特、盖泰耳、盖斯勒、考夫曼、克鲁克斯、拉姆赛和索迪。我只谈其中的几位，他们使我们对于放射性的认识有了重要的进展。
　　关于镭的发现，我想快一些讲过去，对它的特性只作简要的概括，然后向大家讲放射性的发现在科学各个分支中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成果。
　　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及其化合物的特殊的放射性。铀放射出的微弱射线可在照相底板上留下痕迹。这种射线可穿透黑纸和金属，可使空气导电。这种辐射不随时间而变化，但产生这种放射性的原因并不清楚。
　　法国的居里夫人和德国的施密特都指出，铣及其化合物也具有这种性质。1898年居里夫人又指出，在实验室制备或使用的化学物质中，只有含铀或灶的那些物质才放射出一定量的贝克勒尔射线。我们称这些物质为“放射性物质”。
　　这样，放射性本身是铀或针的一种原子特性。如果一种物质含铀或灶的量多，它的放射性也就越强。
　　居里夫人研究了含铀或钍的矿物。按照刚才所讲的观点，这些矿物都是放射性的。但是在测量时她发现，这些矿物的放射性比它们含铀或含钍的量所对应的辐射强很多。居里夫人认为，这些物质中含有我们尚未认识的放射性化学元素。居里夫人和我决定在一种铀矿物——“沥青铀矿”——中寻找这种设想的新物质。我们对这些矿物作了化学分析，对分别处理的每批矿物的放射性进行化验。首先我们发现了化学性质与铋很相似的强放射性物质，我们称它为“钋”，后来与贝蒙特合作又发现了与钡相似的第二种强放射性物质，我们称它为“镭”，最后，德比纳尔又分离出属于稀土族的第三种放射性物质“锕”。
　　这些物质在沥青铀矿中只是微量存在，但它们的放射性很强，比铀的放射性大200万倍。经过大量的处理工作，我们成功地获得了足够数量的有放射性的钡盐，以便用分馏法从中提取纯盐形式的镭。镭是碱土族中比钡序数大的同族元素，它的原子量经居里夫人测定是225。镭有特殊的光谱，首先被德姆西（Demarcay）发现，后来又由克鲁克斯、朗格（Runge）、普里希特（Precht）、伊克斯纳（Exner）和哈希克（Haschek）等人进行了研究。镭的光谱反应很灵敏，但它远不象放射性那样能用来发现微量镭的存在。
　　镭的放射性产生的效应很强，而且有各种不同的效应。
　　曾经做过下列几个实验：验电器的放电，射线穿过数厘米厚的铅板，由镭引起的火花，铂氰化钡、硅酸锌和紫锂辉石受激发出磷光，射线使气体产生颜色，氟和佛青受镭辐射后热致发光，镭射线照相。
　　镭这种放射性物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能源，它的放射性可以表示出它的能量。在我与拉博尔德（Laborde）合作的研究中还发现，1克镭每小时连续释放的热量达100卡。卢瑟福和索迪，朗格和普里希特，还有埃格斯特朗（Angstrom），都曾测量过镭释放的热量。看来，能量的释放经过数年后仍将是不变的，因此镭释放的总能量是相当惊人的。
　　许多物理学家，如迈耶、施威德莱尔（schweidler）、盖斯勒、贝克勒尔、皮埃尔·居里、居里夫人。卢瑟福和维拉德（P.Villad）等人的研究工作指出，放射性物质放射出三种不同的射线。卢瑟福把它们命名为a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三种射线的不同点表现在磁场和电场对它们的作用不同：磁场和电场能改变a和β射线的轨迹。
　　β射线与阴极射线相似，其特性很像质量比氢原子小2000倍的带负电粒子（电子）。居里夫人和我已经确定β射线带负电。a射线与哥尔德斯坦发现的极隧射线相似，其特性很像比β射线重1000倍的带正电的粒子。γ射线与伦琴射线相似。
　　有几种放射性物质，如镭、锕和钍，除了它们本身有辐射作用外，还能使周围的空气变成放射性的。卢瑟福认为，这些物质放出一种不稳定的放射性气体，他把这种气体叫作“射气”，射气散发到周围空气中。
　　这种射气的强度在时间上按指数规律自发地衰变，这种衰变是各种放射性物质的特征。可以确定，镭射气每4日衰变1/2；钍射气每55秒衰变1/2；锕射气每3秒衰变1/2。
　　当固体物质置于放射性物质周围有放射性的空气中时，它也会变成有放射性的。居里夫人和我发现的这个现象叫作“感生放射性”。这种感生放射性同射气一佯，也是不稳定的，各自按特定的指数规律自发地衰变。
　　曾做过下列实验：在玻璃管中装着镭射气从巴黎运出，感生放射性的射线使验电器放电，在射气的作用下硫化锌发磷光。
　　最后，根据拉姆赛和索迪的研究，镭是一个连续不断地自发产生氦的源。
　　看来，铀、钍、镭、锕的放射性在若干年内是不变的，但针却按指数规律衰减着，140天衰减1/2，若干年后它将几乎完全消失。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事实，是经过许多物理学家的努力而被证实了的。他们已广泛地研究了某些现象。
　　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正在各门学科中显示出来。对于物理学来说意义是明显的。在实验室中镭成了研究工作的一种新的手段，是一个新的放射源。对于β射线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项研究证明了J．J．汤姆逊和亥维赛（Heaviside）关于运动中的带电粒子的质量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粒子的一部分质量是由于真空以大的电磁反作用引起的。考夫曼对镭的β射线进行实验得出了一个假设：某些粒子的速度稍低于光速。根据汤姆逊和亥维赛的理论，当速度接近于光速时，粒子的质量随着速度而增大，粒子的整个质量是电磁性质的。如果假设物质是由带电粒子集合而成，那么看来力学的基本原理就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正。
　　对于化学来说，认识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意义或许更为重大，它使我们认识了一种维持着放射现象的能源。
　　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居里夫人和我就认为，此现象可用两种不同的一般假设来解释。关于这些假设，居里夫人在1899年和1900年作过阐述（见Revue Generale des Sciences，1899年1月10日和Revue Scentifique，1900年7月21日）。
　　1．第一种假设：放射性物质从外界摄取能量并加以释放，因此这种放射是二次辐射。空间不断被穿透性很强的射线所穿透，在穿透过程中被一定的物质所捕获。这种假设并不荒谬。根据卢瑟福、库克（Cooke）和麦克林南（Mc Lennan）最近的工作，看来这一假设有助于解释很多物质的极微弱的辐射。
　　2．第二种假设：放射性物质释放的能量出自物质本身，因此放射性物质处在变化当中，它们缓慢地逐渐衰变，尽管某些物质的状态在表面上是不变的。镭在数年中释放出的热量如果与相同重量的物质在化学反应中释放的热量相比，那是非常巨大的。然而，释放出的这些热量只不过是少量的镭在衰变中放出的能量，这些镭少得甚至衰变数年后还察觉不出。这就使我们得出一种假设：放射性物质的衰变要比普通的化学变化深刻得多，原子的存在可能要成为问题，因为放射性衰变是元素的转化。
　　第二个假设看来在解释所谓的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时是更富于创造性的，特别是它可以直接去解释外的自发衰变和由镭产生氦。卢瑟福和索迪大胆地发展并建立了元素的衰变理论。他们认为，放射性元素的原子存在着连续的、不可逆的解集过程。在卢瑟福的理论中，这种解集过程一方面会产生穿透性射线，另一方面会产生射气和感生放射性，后者是新的经常有极快衰变的气态或固态的放射性物质，它们的原子量都比衍生出它们的原元素为小。这样看来，假若将镭从其他元素中分离出来，那么它的寿命将是有限的。在自然界中，镭总是与铀共存的，可以设想它是由铀产生出来的。
　　因此，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元素衰变理论，尽管它不像炼金术士所说的那种样子。无机的东西在漫长的岁月里总是按照不变的规律在演变着。
　　放射性现象对地质学也有意想不到的重大意义。例如，人们发现在矿物中镭总是与铀伴生，甚至还发现，在所有的矿物中镭和铀的比例是一个常数（鲍特伍德的发现）。这就证实了镭是从铀产生的想法。这一理论也可以推广去解释在矿物中经常存在的其他元素共存的现象。可以想像到，某些元素是在地球表面的一定区域形成的，它们是在一定时间内由其他元素产生的，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地质年代的标志。这是一个新的观点，地质学家们将会加以考虑。
　　埃尔斯特和盖泰耳曾经指出，在大自然中镭射气散布得非常广泛，它的放射性在气象学中或许起着重要作用，因为空气的电离将引起水蒸汽的凝聚。
　　最后，在生物科学方面镭射线初镭射气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效应，目前正在被人们研究着。镭的射线已用于治疗某些疾病（狼疮、癌症和神经方面的疾病）。在某些情况下射线的作用可能会有危险性。如果一个人把装有数十毫克镭盐的小玻瓶放在一个木盒或纸盒中放在口袋里几个小时，这个人决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是经过十五天以后，他的皮肤就会发红，然后是疼痛，再想治愈是很困难的。如果受放射作用的时间再长，人就会瘫痪和死去。镭必须封在厚的铅盒中传送。
　　可以想像到，如果镭落在恶人的手中，它就会变成非常危险的东西。这里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晓了大自然的奥秘是否有益于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裨益呢，还是它将有害于人类。诺贝尔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药可以使人们创造奇迹，然而它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们的手中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手段。我是信仰诺贝尔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我相信，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的将是更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危害。
　　　　　　　　　　　　　　　　　　　　　（宋玉升　译）

　　
　



4
　　　
我与弗洛伊德之异同

　　　
作者：荣格

　　
　　荣格（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生于图尔高州。1895年入巴塞尔大学学习，190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02年获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与弗洛伊德相识，参加精神分析运动。1911年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1912年发表《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后，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其它著作有《无意识过程心理学》、《心理类型》等。

　　其实弗洛伊德与我个人的观点之差异的问题，本该由丝毫未受两者之影响的第三者来讨论才恰当。我个人有足够的公平态度吗？他人可来担当此一工作吗？我很怀疑。如果有人向我说，已经有人完成了此一壮举，其成果可与慕休森男爵①媲美的话，我有把握，这个人的观念一定是从他人剽窃而来的。
　　
　　①慕休森男爵（1720一1797）：系德国著名冒险家及军人，以探险事业著称于世。

　　凡是能为众人接受的观念，绝对不可能是作者独自创造出来的；相反地，他只能算是其观念的奴隶。一般为人奉为真理的妙论都有其特殊之处。虽然它们是在某一特定时代才出现，然而却是无时间性的；它们都是队那块具有滋生力与繁殖力之心灵生活园地里长出来的，在那块园地里，短暂的人类精神就像一棵树一样地开花、结果，然后凋零、死亡。观念的出现并非在短短的一生中便可创造出来。我们并不创造观念；而是观念创造了我们。当然，当我们接受或传播观念时，我们便不免表现出这种现象，因为观念可将人的优点与缺陷——表露无遗。尤其是谈到有关心理学的观念时更是如此。除了依靠人生的主观见解外，心理学的观点是不可能出现的。难道我们在客观世界中所获取的经验能够免除主观成见的色彩吗？难道每一种经验，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不都是属于主观的解释较多吗？然而，主体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客观事实，仍然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凡是自主体源生出来的，亦是从大地生出的。正如那些百年难得一见的珍禽异兽，亦同样地受到我们所共有的大地之涵育与滋润。实际上，只有最接近自然本性与生物的主观观念，才能算是最真实的东西。然而，什么是真理呢？
　　为了讨论心理学起见，我想最好还是放弃一个观念，即认为我们今天的立场乃是要讨论心灵之正确与否的问题。我们至多只能就事论事。我所谓的就事论事是，开诚布公地、巨细靡遗地把我个人的意见说出来。也许有某种人只注重其表达观念的体裁，自认为那便是所谓的创造观念；另外一种人则主张，他本身只是一位“观察者”，而以自己所意识到的感受，来表示主观所带给他的外象。其实，真理乃是介于此两者之间。就事论事该是将你所观察到的加以组织而表达出来。
　　姑且不论其发展的前途如何，现代心理学本身所应有的容忍态度与表达的合理性，可以说离标准还相当遥远。目前，我们的心理学可以说只是综合了几个人的研究结果。他们的表达形式不一。因为一个人多多少少总会偏向某一类型，因而其成果亦只能代表某一部分人的看法。此外，既然那些偏向另一类型者亦代表了人的一种，我们自然可说，虽然其正确性的比例低些，它仍然有其道理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性学说、婴儿享乐说、现实原则冲突说和乱伦说等等仍可说是其研究心得之表现。他把他个人所发现的，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不是他的反对者；我之所以被加上此一称谓，乃是因为他本人及其门徒们的度量不够。许多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学者都不否认，弗氏的理论和学说确实与不少病例相符合。就其将他个人所见者但然公诸于世而言，弗氏可说是一项伟大真理的促生者。他曾经全心全力去创出一种完全由其个人心血融铸而成的心理学。
　　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因此便有见仁见智的判断事物法。而且，因为每个人的结构不一，对事物的看法与说法亦难免有所差别。弗氏最早期的门徒之一，阿德勒（Adler）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和弗氏一样地以相同的经验素材去研究，他对事物的看法观点和他的老师便有极大的差异。他判断事物的方法至少亦可媲美弗氏，因为他亦代表了一种有名的类型。我个人很明了，这两派的门徒都毫不客气地宣称我的观念是错误的。可是我希望，有一天历史和有公德心的人将会为我作证。他们两派，根据我个人的浅见，其过分强调生命之病理部分，及其为人作解析工作时过分重视人之缺陷，是不应该的。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弗氏无法了解宗教经验，这一点从他《谈错觉之未来》一书里我们便可得到充分的证明。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喜欢从一个人的健全方面下手，使得病人免受那些充满于弗氏著作中之观念的苦恼。弗氏理论之所以显得有点偏激，乃是由于其大部分理论只是根据心理症事实而推敲研究出来的；其适用性当然只局限于那些情况而已。在这些范围之内，弗氏的学说仍然有其道理在。虽说其学说不免有所偏差缺陷，但缺陷到底亦是属于其学说整体的一部分，它说明了他的坦诚态度。总而言之，弗氏的学说并不是谈论健全心理者的心理学。
　　弗氏心理学的病态症结是这样的：其学说只观察那未为人批评过的，或甚至是属于潜意识的世界，如此一来，乃将人类之经验范围及其了解力加上一个相当大的限制。他曾经屡次批判过其个人观念之假说或前提。其实，正如上面我说过的，我们可推想而知，自我批判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他曾经站在批评的立场去研判自己之假说的话，他一定不会在《梦之解析》一书里导出那么幼稚的结论。总之，他一定亦会和我同样尝尽苦果之味。我个人从不拒绝亲自去体验哲学性批评的甘苦味道，我一向的态度总是小心翼翼、循序渐进。也许反对我的人要说，这未免太少了，而我的感觉却会说，这几乎太多了。因为自我批评常易于破坏人的纯朴性，这种纯朴是一项无价之宝，它不是一位无创造力者所能享有的。总而言之，哲理性的批判已令我发现，每种心理学——包括我的在内——都具有主观的色彩。可是，我应该尽可能避免让我的自我批判毁去了我的创造力。我深知，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有我的主观成份在内——有我个人的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成份。就是当我论及经验性的资料时，我所谈到的亦是自己。然而就是因为我看出这种不可避免性，我才从事于对人类之知识与学问的贡献——就这层贡献而言，弗氏的愿望也是如此，而严格说来，他的成就确是不少。学问不只是建立在真理之上，而且亦建立在错误上面。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明白下面之事实的必要：凡是由个人单独创造出来的心理学说，必定染有主观的色彩，而弗洛伊德与我也才有差异存在。
　　另外我和他所不同的一点是，我尽量避免不受那些潜意识的以及未受批评的假说之影响。我之所以说“我尽量”乃是因为，没有人敢断言他有办法免去一切潜意识的假说。我尽量避免不陷入极偏见的深渊，因此，我也就很容易允许那些对人类心灵可能有所影响的各种各样神抵存在，不论我们称自然的本能或冲动为性欲或冲创意志，我并不否认它们都是人生中的推进力而且常相互冲突的东西。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称这种东西为“精神”呢？到底精神为何物，至今我仍然不得而知，此外，我也不知本能为何物。两者对我说来都一样具有其神秘性，不过我总不能够以其中之一来否认另一个的存在啊！这样做便等于大错特错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月亮的说法并不是错的。自然界本身不会有误解，但它只能从人所谓的“了解”才能找到。当然本能与精神非我所能了解。我们只能视其性质乃是无法为人所知的强大力量之代表而已。
　　显然，我认为每种宗教都有其特殊价值存在。根据其象征的说法，我发觉，那些人物和我从病人梦中与幻想中所发现的人物非常相似。就其道德教义而观之，我发现，其目的相当于病人凭自己之见解或灵感去寻求内在生活时所花的代价。对于各种各类的祭典、入会礼及苦修等繁文褥节之形式与种类，我都有深厚的兴趣。因为凭借其众多的手法，我便可寻出其与内在生活之力量的关系。同时，我亦认为，生物学以及一般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等都有极大的价值存在，因为根据这些东西，我又发现了另外一种经由外在世界去研究、了解，探讨人类的有力办法。我亦把诺斯第①教当做是，从另外角度来看，具有同等宝贵价值；从其中我们可获知许多有关宇宙的知识。我个人对宇宙的看法是，不但其外在世界的范围相当广大，其内在范围亦同样广泛，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便是人，时或内在，时或外在，此外，他更时常根据其情绪或性情肯定其一为真理，而否定或牺牲另外一个。
　　
　　①诺斯第教崇拜某种属灵的直觉，为初期基督教之一派，含有希腊、东洋哲学想，曾被视为邪教。

　　当然，这种说法是假设性的，可是由于其价值相当大，因此，我不拟放弃它。就启发性与经验性两方面而言，它都有其道理的；而且那亦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虽然我可以想象到，那一定是经验所给予我的灵感，但此一假设确实是我发自我的内心。而我的类型论便是根据此假设推论出来的，而且我方才可能与我在观念上有所不同的弗洛伊德达成妥协。
　　我发现，世间万事万物莫不相生相克，根据此一看法，我又领悟出心灵能力的观念。我主张，心灵能力有相生相克的现象，和物理能有冷热高低的电位差之道理是一样的。弗洛伊德最初只知性欲为唯一的心灵推动力等，到后来我和他决裂了，他才承认，其他的心灵活动亦有其地位。我曾经根据能量的说法，将各种动力或物力加以详细分组，以避免一种只谈论动力或冲动力的心理学。是故，我所谈论的动力或物力并非是个别存在的，而是“价值量”的问题。我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要把性欲在心灵生活中的重要性加以否认，虽说弗洛伊德曾一再声称我确实已否认其重要性了。我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以遏阻目前这种用“性”一词来以偏概全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得一切研究人类心灵的意志都被打消了，我希望在此能把性欲的真正地位指出。根据常识来判断，我们知道，性欲只不过是所有生活本能之一——许多心理与生理功能之一而已——虽说此功能有其深广的影响力存在。
　　毫无问题的，今天人类的性生活，领域内确已呈现一片混乱。大家都知道当吾人感到身痛时，我们一定要痛得再也无暇他顾。弗氏所谓的性欲当然是指，当一位患者到达了被迫或被诱导去改正其错误态度所形成的，显然那一定是指对性抑制的过分其词；只要正常发展之门一打开，它自然会立刻回复正常的。显然那是一种向其双亲和有关人士的反抗现象，一种陷于令人生厌的。令其生命力感到受阻的家族关系现象。这种受阻现象便是常见于所谓的“婴儿”性欲说。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由于性欲受阻，而是由于某种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领域的不自然紧张表现。事实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再在这洪水涛涛的地方留恋不去呢？与其要在泛滥洪灾中驾舟奔逃，倒不如再开凿另一排水鸿沟。我们该设法找出一种态度的改变或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以便这杜塞的能量得以宣泄。要是此一目的无法达成，势必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便是弗氏心理学所提出的危机。这种情况将使人类无法超越那不易变动的生物史上之循环。此一绝望一定会迫使人像保罗一样地呼叫：“我罪大恶极，有谁能为我解脱呀？”于是乎，我们之中的圣者便走上前，摇摇头，模仿浮士德的口吻说：“你们只知道一种推动力而已吗？”那便是你和你父亲、母亲，或你和你的子孙的血肉关系束缚——与过去、未来血族之“交合”，这便是家族关系之延续的原罪。除掉生命之另一种推力——精神力——外，再也没有可免除此一束缚的办法了。那不是肉体的衍生，而是不受桎梏的上帝化身，于巴拉赫所着，叙述家族生活的悲剧小说（《死亡之日》）一书中，母鬼最后说：“最怪的事是，人都不知道上帝便是他们的父亲。”这便是弗洛伊德永不可能晓得的道理，亦是所有与他持有相同看法者所避免去知道的事。至少，他们缺少一把开启通往此一真理的钥匙。而神学对一个只找寻窍门的人是用不上的，因为神学要求的是诚心，而诚心是无法凭空杜撰出来的；它完完全全是来自上帝的一种恩赐。我们现代人正面对着一种重新寻回精神生活的需要性；我们得重新亲身去体验。这是我可以摒除在生物循环史上所受到之束缚力的惟一办法。
　　这便是我和弗洛伊德观念不同的第三点。因此，便有人指责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并不是说，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然地培养出宗教的表达形式，更不是说，人类的心灵远自大古洪荒时就有宗教感与宗教观念存在。我是说，凡是无法洞悉人类心灵之此道理者，可以说是缺乏了察觉力，而企图将之否认或将之蒙蔽者，可说是最缺少了解事实真相的能力。难道我们可能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派者所创立的“恋父结”找出任何可解除那根深蒂固之家族关系的宝贵证据吗？他们以过分之固执性及过敏性为“恋父结”作不可思议之辩护的现象，实际上可以说是误解了宗教性质，并且为它遮上一层外衣；那才是假生物学与家族关系之字眼所表达出来的神秘主义。至于弗氏之“超自我”的观念也只能算是一种要偷取那一向受人尊敬的那和华意象的企图，然后穿上心理学理论之外衣而已。如果一个人这样做的话，他最好还是公开承认为妙。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总是喜欢按照一般人所知的名称去叙述一件事物。历史是不会开倒车的，而人类从原始的入会礼到今天的精神生活之进步是不该被抹杀的。科学尽可将其研究分门别类，建立其有限的假说，也唯有如此，科学方能有所成就；可是人类的心灵却不能与之混为一谈。它是一种涵盖意识的整体物，亦是意识之母。由于科学只能算为其功能之一，因而也就无法穷生命之奥妙。心理治疗学者不该让他的幻想染上病理学的色彩；他不该忘掉，病态的心理是一种人类的心理，而虽说它是病态，却仍然并不失为人类精神生活整体中之一部分。心理治疗的学者应该有办法承认，自我之所以有病乃是因为它和整体脱离了关系，同时也和人类与精神失去了联络。正如弗氏于其《自我与原我》一书中所说的，自我确是“恐惧所栖息之地”，不过那也得当本能无法回到其“父亲”与“母亲”（即精神与本性）时才有可能。弗氏于谈及尼可获玛斯一问题时，遭遇到了难题：“一个人是否可能再进入母亲的子宫内，然后再被生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说，像这种情形，历史就等于重演了，因为这种问题今天不会再一次地在现代心理学的争论中出现。
　　好几千年来，入会礼之仪式所教给我们的都是精神再生；然而，奇怪的是，人却屡次把神圣的生殖意义遗忘了。这当然不是一种强壮精神生活的证明；可是今天误解的现象却愈演愈烈，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神经质性的堕落、一种痛苦的加剧、一种萎缩和无思想的现象。要把精神摒除于门外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当我们把它赶了出去，我们的人生势必索然无味。幸亏我们可得到证明，精神最后总会恢复其力量，因为古代的入会礼仪式及其教义已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人类将再度站立起来，将再度了解上帝乃是吾人之父的道理。人类亦不会失去肉体与精神的平衡现象。
　　弗洛伊德和我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我们的基本假说。既然假说乃是不可避免之事，那么故意佯称我们并无任何假说便不应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探讨基本问题的必要；以这些问题作为出发点，以便让大家对于弗氏与我之间的许多差异有个了解。
　　　　　　　　　　　　　　　　　　　　　　　（黄奇铭　译）
　　　
电子波的发现

　　　
作者：戴维森

　　
　　戴维森（1881——1958），美国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以对金属的热电子发射研究而著名。因发现电子在晶体上的衍射，和乔治·汤姆森共获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电子的波长》。

　　电子束具有波束的特性，这是1927年初在一个大城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工业实验室和一个俯视着冷寂的大海的小型大学实验室里发现的。这种巧合看来很令人惊奇，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里经常使用着能够作出这一发现的实验设备。但是，事实上这个巧合毫不稀奇。物理学上的发现往往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而不是在此之前得到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于是往往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地方几乎同时地发生了某个事件。
　　人们可能会说，发现电子衍射的这一契机是从伽利略开始的。但是我不想和一位讲述故国的历史时总是从伊甸乐园开始讲起的先生去争辩。我将把导致物理学家们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把光看作是微粒这一事件作为我讲述的起点。这个思想在1800年托马斯·扬之后销声匿迹了，但在1899年又在自满的物理学界东山再起。就在这一空。M·普朗克提出了光的量子化的概念。正像他指出的那样，如果接受这个概念，那么，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就能得到一种完美的解释。量子化指的是辐射和物质间的能量交换正比于辐射的频率，能量和频率之间的比例因子总是等于普朗克常数h。光在某种意义上是微粒的概念就这样重新产生了。
　　光的微粒性的这种间接证据如何才能真正作为结论被接受呢？这种概念仍然是一种猜想，因为旨在作出同样结论的一些最初的直接证据是在实验室的仪表和刻度尺上取得的，光的真正面目往往被歪曲而失去其真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十分勉强的证据。
　　理查孙、卡尔·康普顿、休斯和密立根等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阐明了光传给单个电子的能量正比于它的频率，阐明了能量和频率之间的比例因子正是普朗克以前从黑体能谱中推出的数值。爱因斯坦迫切想要证明后一点，他在接受量子化方面不仅比普朗克还普朗克，而且他把光量子想象成整个地传给单个电子的真实的小能包或能量粒子。
　　现在提出光的微粒性，理由已非常充分，特别是由于1922年A.H.康普顿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光量子（现在称为光子）按照粒子动力学的简单规律与电子发生弹性碰撞。光总是不合情理地出现干涉现象，所以毫无疑问，光既是粒子的飞行，又是波的传播，这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过去是个矛盾，现在仍然还是个矛盾。
　　常言说，祸不单行。本世纪初，物理学家的试验为这种悲观的论调提供了依据。光，这个物理学的宠儿，不仅变成了一个双头的妖魔，而且也使电子遇到了麻烦。在公开场合，它的行为彬彬有礼，毫无反抗地遵守洛伦兹教本所规定的法则，但它隐藏在原子中时就放肆任性，行为古怪异常，没有一个端正的力学系统能适应它的振荡方式。对于这样一种连动力学的基本原理都还一无所知的粒子，还能讲出些什么呢？谁能为这种反常的行径辩解，谁能使光谱学的数据合理化呢？需要请一位天才来，而且天才也真的出现了。1913年，N·玻尔提出了“稳定的”轨道这个奇怪的概念。电子在“稳定”轨道上不停地转动，没有辐射；电子可以从一个轨道上消失，经过短暂的而且是不能解释的消失后又出现在另一轨道上。这是一个古怪的图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喜欢的图像，但又是一个使观看者着迷的图像，因为它相当逼真地描绘了当时已知的光谱数据所包含的最突出的有规律的特征，如巴耳未系和里德伯常数，并且连最后一位有效数字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件杰作。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这件杰作时，玻尔明智地使用了普朗克从黑体能谱中导出的常数h。
　　在1913这一年，打开光谱之谜的可靠钥匙似乎是最后找到了，似乎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就行了。但是这种愿望从来未实现过。在这个理论最初取得辉煌成就之后，虽然也还有一些前进，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困难，最后，尽管无数的助手不屈不挠地努力，工作实际上停滞不前了。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玻尔深深地下沉了，但还没有沉到底。人们感到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寻找新的原子理论，它应该能够包括玻尔理论的全部优点，而且要超过玻尔理论。新的理论应当包含玻尔理论所缺少的某种尚未明确的统一原则。
　　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根本原理。到了1924年，曾提出了一两个大有希望的想法，并且在不断地发展着。后来又出现了一种非凡的想法，旨在发展成一种绝妙的综合，即今日的量子力学。德布罗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思想是，物质也象光一样具有二象性，它既有波的特性，又有粒子的特性。玻尔理论中的各种“限制”被看作是电子在原子内形成驻波的条件。
　　根据与光学的类似性和普朗克常数作为玻尔理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德布罗意设想这个常数也可以把电子的粒子性和波动性联系起来，如果后者确实是存在的话。德布罗意假设，物质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也像光那样，应当有下列关系：
　　（粒子的能量）E＝hv（频率，即波/单位时间）
　　（粒子的动量）P＝ho（波数，即波/单位距离）
　　后者可以写成更熟悉的形式λ=h/P，式中的λ表示波长。
　　在物理学上或许还没有过一个概念能象这个概念那样迅速地或者说深入地发展。德布罗意本人曾是这个发展的先驱，但主要的贡献是更年长和富有经验的薛定谔作出的。
　　在最初的那些年月里，即在十多年前，注意力都集中在原子中的电子波。可以说，波动力学产生于原子，当然它也最先应用于原子，当时似乎没有考虑到应用于自由飞行的电子。在理论上还没有明确地表明，电子束也像光束那样会表现出波动性，会被合适的光栅散射而显示出衍射，并且还没有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提到过这个有趣的推论。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埃尔萨瑟，他于1925年指出，衍射实验将证实电子波在物理上是存在的。发现电子衍射的舞台布景现在已准备就绪。
　　我愉快地告诉大家，埃尔萨瑟的建议刚提出不久，显示电子衍射的实验就在纽约开始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德布罗意论文的复印本到达美国的第二天，这项工作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与其说是判断正确，不如说是偶然机会。这项工作实际上开始于1919年的一次偶然的发现：次级电子发射的能谱以初级电子的能量为其上限，即使是用几百伏电压加速的初级电子亦是如此。实际上，这是电子在金属上作弹性散射。
　　由此便开始了弹性散射电子按散射角的分布的研究，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纯粹是偶然的发现，弹性散射强度随晶体的取向而异。由此很自然地引起了对在预先确定好取向的单晶上作弹性散射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是在1925年开始的，即德布罗意论文发表的次年，波动力学开始第一次大发展的前一年。由此可见，纽约的实验开始时并不是为了验证波动理论。只是到了1926年夏，我在英国和理查孙、玻恩、夫兰克等人讨论了这项研究工作，才使其具有这种特征。
　　对衍射电子束的研究开始于1926年秋，但到第二年才发现了一些，先是一例，后来接连发现了20个其他的事例，其中有19个可以用来验证波长和动量之间的关系，而且每次都在测量精确度范围内证明了德布罗意公式λ=h/p的正确性。
　　我想扼要讲一下实验的结构。这一系列的实验持续了八九年，而且需要制备和更换复杂的仪器。不用我说大家就会知道，这些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的许多同事自始至终都对这项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主要的有两位：特别能干的C·H·孔斯曼博士和L·H·革未博士。孔斯曼博士在研究工作的早期阶段就和我在一起。革未博士的才能和努力使大部分关键性实验得以成功，他是1924年接替孔斯曼博士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对贝尔电话实验室研究主任，故的H·D·阿诺德博士和对w·威尔逊博士表示敬意。w·威尔逊博士是我的直接领导人，他非常有远见，他预见到这些研究对通讯科学会有贡献。事实上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今天在我们的实验室，也像在其他工业实验室中一样，电子衍射应用于分析物质结构是非常成功和有力的。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既不是这些，也不是从1927年以来在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所进行的关于电子衍射的许多出色的和重要的研究。我只想借此机会对汤姆逊实验表示我的钦佩。这些实验在各方面和我们的不同。汤姆逊在那遥远的亚伯丁用这些实验与我们在纽约同时地证明了电子衍射和验证了德布罗意公式。我还应提到斯特恩和爱斯特曼于1929年卓越地进行了一些很难作的实验，这些实验与我们的研究课题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用这些实验说明了氢原子也遵循德布罗意-薛定谔的理论发生衍射。
　　电子衍射的发现对于增强我们关于物质波的物理真实性的信念是重要的和及时的。大家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发现衍射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心就不会有如此之大，建筑在波的概念上的力学就不会如此成功地去说明原子物理和亚原子物理中的现象。
　　　
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

　　　
作者：乔治·萨顿

　　
　　乔治·萨顿（1884——1956），美国科学史专家。生于比利时的根特。在大学期间，学习过哲学、化学、数学、结晶学等专业，1911年获博士学位。1912年创办国际性科学史杂志《Isis》，担任该杂志主编近40年，并发起成立国际科学史学会。他为科学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一生著述甚丰，出版著作15部，发表论文800余篇，代表作是《科学史导论》。

　　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如果这位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在这个意义上，大峡谷什么也没发生。同样，科学的发展虽然比大峡谷的断裂快得多，但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来看，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件事，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当东方人民像我们在16世纪那样，一旦抛弃了他们经院式的、论辩的方法，当他们一旦真正被实验精神所鼓舞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谁又知道他们为反对我们（上帝饶恕我）而做什么呢？当然，就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他们只能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但是他们的应用可以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还忽视犹太精神，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就像他们的胜利顶峰曾高耸入云一样。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也不应享有那种被他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听其自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的支离破碎的想望，要不了多久就要消灭。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但是它的历史记载至今还是很短的。只有300年！和人类经验的整体相比是何等渺小，简直就是一会儿，一瞬间。它会持久吗？它将进步，将衰退，抑或灭亡？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它们，但这不是我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净化它。实现这项任务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发展不谋私利的科学；热爱真理——像科学家那样热爱真理，热爱真理的全部，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有实际用途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热爱真理而不是害怕真理；憎恨迷信，不管迷信的伪装是多么美丽。我们文明的长寿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必须谦虚。归根结底，主要的考验是经历沧桑而存活下来，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尽管科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科学方法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很好地被利用的时候，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若不承认这种利用也会产生两种局限，则是愚蠢的。第一，这种方法不能永远使用。有许多思想领域（艺术、宗教、道德）不能使用它。也许永远不能应用于这些领域。第二，这种方法很容易被错误地应用，而滥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可能性是骇人听闻的。
　　十分清楚，科学精神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首先，科学的应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手中，例如，为要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并不需要教育和训练。而即使是科学家，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也可能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是如此。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种特点稍稍显著一些或是那种特点突出一些罢了。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局限于美；它们在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中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得之于东方的全部东西——犹太的道德热忱，黄金规则，我们引以为荣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恩惠。没有什么理由说它在将来不该无限增加。我们不应该太自信，我们的科学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的无知之处更多。总之，让我们发展我们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智力训练，继续我们的科学工作。慢慢地、坚定地、以谦虚的态度从事这一切。同时，让我们更加博爱，永远留意周围的美，永远留意我们人类同胞或者我们自己身上的美德。让我们摧毁那些恶的东西，那些损坏我们居住环境的丑的事物，那些我们对别人做的不公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掩盖各种罪恶的谎言；但是让我们谨防摧残或伤害那许多善良、天真事物中最弱小的东西。让我们捍卫我们的传统、我们对往昔的怀念，这些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当然如此，但是我的灵魂的最高意向，我对那看不见的事物的怀恋之情，我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这些也都是真实的和珍贵的东西。那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我们必须准备经常去探求这些感觉不到的真实，正是它赋予我们的生活以高尚的情操和最根本的方向。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并处处留心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那不太骄傲的、不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最高思想的东方来源的、无愧于自己的理想的科学家——不一定会更有能力，但他将更富有人性，更好地为真理服务，更完满地实现人类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刘珺　译）
　　　
偶然性宇宙

　　　
作者：诺伯特·维纳

　　
　　诺伯特·维纳（1894——1964），美国数学家。生于哥伦比亚城。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早期研究概率论和函数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随机过程理论用于火炮的自动控制系统。1948年前后与人合作，提出了控制论，对现代科学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被人称为“控制论之父”。著有《控制论》等书。1933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任美国数学学会副会长。

　　20世纪的开始不仅标志着新旧世纪的更替。从基本上平静的19世纪到我们刚经历过的半个世纪的战争，是一个政治变动；但早在这种变动之前，人们的思想观点已经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首先反映在科学方面。那些影响科学的因素，很可能还同时引起了19世纪文艺与20世纪文艺之间显著的脱节。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牛顿物理学一直独霸天下，几乎无人反对。它把宇宙描写成一切都是按照某种定律精确地发生的，宇宙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未来的一切都是由过去的一切严格决定的。这种描述，从实验上永远是既无法全部肯定，也无法全部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世界的一种看法，它补充了实验的不足，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却比实验所能证实的任何东西部更为普遍。用我们的不完备的实验永远也不可能证实这些或那些物理定律是否正确到最后一位小数。可是牛顿的学说却不得不认为物理学是受这些定律支配的。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在物理学中占统治地位了。为摧毁这种观点的垄断地位而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的波尔茨曼和美国的吉布斯。
　　这两位物理学家彻底应用一种令人鼓舞的新思想，把统计学引进物理学。这可能并不新鲜，因为麦克斯韦等人已经考虑过，由大量粒子所组成的世界只能用统计方法来处理。但波尔茨曼和吉布斯的贡献在于把统计学更彻底地引入物理学，使统计方法不仅对极其复杂的系统有效，而且对于像力场中的单个粒子这样的简单系统也有效。
　　统计学是研究分布现象的科学，这些现代科学家所考虑的并不是关于大量相同粒子的分布，而是研究那种可以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初始状态的各种不同位置和速度的分布。换句话说，在牛顿的体系中，同一个物理定律可以应用于具有不同初始位置和初始动量的各种系统。新统计学家赋与这种观点以新的解释。他们仍然承认按系统的总能量来区分不同系统的原则，但是他们否定了有相同的总动量的各个系统可以无限明确地加以区分，并且永远可以用固定不变的因果律进行描述的假定。
　　实际上，牛顿的著作中也隐含着重要的统计思想，虽然在牛顿生活的18世纪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任何物理学测量都不是完全精确的，所以在考虑机器或其他动力学系统的时候，我们应当期望的实际上并不是在给定完全精确（这永远也不可能办到）的初始位置和初始动量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结果，而只是在这些初始状态以所能达到的精确度给出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这只是表明，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初始状态，而只知道它们的某些分布。也就是说，实用物理学不能不考虑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吉布斯的功劳在于，他最早指出了研究这种偶然性的一种明确的科学方法。
　　研究科学史的人，如果只看一条发展线索，那是徒劳无益的。吉布斯的工作虽然想法很好，但做得很差。因此他所开创的工作还有待其他人来完成。他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直观基础上的，即一般来说，如果有某一类物理系统能持续地保持它的特点不变，那么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其中每一个物理系统最终都会重复实现这类物理系统在任意给定时刻所具有的分布。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场合下，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一个系统就会遍历能量与其相一致的位置和动量的所有分布。
　　但是，最后这个结论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毫无意义的系统。不过支持吉布斯的假说，还有另一条途径。巴黎有人非常成功地开辟了这条途径，而那时吉布斯还在纽黑文进行研究，这真是个历史的讽刺。直到1920年，巴黎和纽黑文两方面的工作才富有成果地结合起来；在帮助这种结合取得第一个成效的过程中，我也有幸地作出了我的一部分贡献。
　　吉布斯当时不得不研究测度论和概率论。虽然这些理论至少已有25年的历史，但完全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与此同时，巴黎的波雷尔和勒贝格正在研究积分理论，后来证明这种积分理论和吉布斯的想法是相符合的。波雷尔是一位已经在概率论方面负有盛名的数学家，并且在物理学方面有出色的理解力。他开创了测度理论的研究，但是没有达到完备的地步。这一地步是他的学生勒贝格——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完成的。勒贝格对物理学既无理解力，又无兴趣。可是勒贝格解决了波雷尔所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研究傅立叶级数和其他纯粹数学分支的一种工具。当他们二人都被提名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时，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经过多次互相辱骂之后，他们才一起获得了这一荣誉。波雷尔坚持认为，勒贝格和他自己的工作是物理学的重要工具，而我相信，是我在1920年第一个把勒贝格积分用到一个专门的物理学问题即布朗运动问题的。
　　这些都是在吉布斯死后很久发生的事情。20年来，他的工作一直是一个科学之谜，看上去似乎毫无用处，但实际上却是可行的。很多人的直觉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在数学物理方面也确实如此。当吉布斯把概率引进物理学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概率理论还远未出现。不过，尽管有这种种不足的情况，我还是认为，应当把20世纪物理学的第一次大革命首先归功于吉布斯，而不是归功于爱因斯坦、海森堡或普朗克。
　　这次革命的结果，使得今天的物理学已不再处理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处理那些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最初吉布斯本人的工作，是把偶然性观点叠加在牛顿体系上的，他只研究服从全部牛顿定律的那些系统的概率。吉布斯的理论实质上是新的，但其相应的一些考虑同牛顿却是一样的。在这以后，物理学中就破除了或者修改了牛顿体系的严格基础，而吉布斯的偶然性就极其明显地成了物理学的全部基础。诚然，不少著作中还在继续进行这场争论，爱因斯坦和德·布罗意（在某些方面）仍然坚持，一个严格的决定论世界要比一个偶然性的世界更能被人们接受，但是这些大科学家在同占压倒优势的年轻一代的斗争中只能勉强守住阵脚了。
　　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从总体来看，在概率性的世界中，我们处理的不再是涉及一个特定的真实宇宙的数量和陈述，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大量相似的宇宙中可以找到答案。因此，偶然性就不仅成为物理学的数学工具被接受下来，而且成了物理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承认世界上存在着非完全的决定论的因素，存在着几乎是不合乎理性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弗洛伊德承认在人的行为与思维中存在着隐藏得很深的不合乎理性的成份相类似的。在现在这个政治和智力都充满混乱的世界上，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吉布斯、弗洛伊德和现代概率论的创始人列为代表相同倾向的同一类人物。但我不能坚持这种说法。弗洛伊德的思想方法虽是直观的，但又有点推理性，这与吉布斯——勒贝格的思想方法差别太大了。然而，在承认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一点上，这些学者彼此是差不多的，而且也与圣·奥古斯丁的传统很相近，我们把这种随机因素，把这种组织上的不完善性称之为恶，也不算夸大其词；这是圣·奥古斯丁表征“不完善性”的消极的恶，而不是摩尼教教徒所说的积极的和存心不良的恶。
　　本书是从吉布斯观点在应用科学中所引起的实质性变化，以及由此而间接引起的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变化这两个方面来研究吉布斯观点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的。因此以下各章既包含有技术内容，也包含哲学内容，涉及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和应该如何反映我们面临的新世界等问题。
　　我再重复一遍，吉布斯的革新在于他研究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对于外界的一些问题都可能作出答案的所有那些世界。他的中心思想是：对某些世界所提问题的解答，在更多的世界中是可能的。此外，吉布斯还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随着宇宙的衰老，这个可能性的概率也会自然增加。这个概率的度量就是熵，而熵的特性就是不断增加。
　　随着熵的增加，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一切封闭系统就会自然地退化，失去可分辨性，从最小可能状态趋向最大可能状态，从存在着各种差异的各种形式的有区别、有组织状态，趋向于混沌的无差别状态。在吉布斯的宇宙中，秩序是最小可能的，而混乱是最大可能的。如果真的存在着整个宇宙的话，那未当宇宙在整体上趋于寂灭时，却存在着一些同宇宙的一般发展方向相反的局部小岛，在这些小岛上存在着组织性增加的有限度的暂时趋势。正是在这类小岛上，生命找到了安身之处。控制论这门新科学就是以这个观点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钟韧　译）

　　
　



5
　　
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

　　　
作者：李约瑟

　　
　　李约瑟（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生于伦敦。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1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主要研究生物化学，特别是研究胚胎生物化学，取得较大成就，发现间接感应现象。著有《化学胚胎学》等书。同时是研究中国科学文化的专家，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详述通盘考察中所得到的主要奇论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桩奇怪而可能是意味深长的事实。即：至少在技术领域里，我们可能发觉，由亚洲，主要是由中国来的新发明，都是成群结队的，我将称之为“团”（clusiers）。例如，在公元第4世纪与第6世纪间，大家看到绫机与胸带式马具携手而来。第8世纪时，马镫对欧洲发挥不寻常的影响力，不久卡当平衡环装置出现了。第10世纪初，颈圈式马具拖着简单的抛石机到欧洲来。第11世纪时我们看到印度数字、数位，零的符号传遍全欧。在第12世纪要接近尾声时，磁罗盘、船尾骨舵、造纸术、风车的构想，团簇而来，后面还紧跟着独轮车与用平衡力操作的抛石机。这正是托雷登星表（Toledan Tables）出现的时代。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又来了另一团发明物：火药、缥丝机、机械钟、与拱桥，这是亚丰朔星表（Alfonsine Tables）时代。相当时间以后，我们看到铸铁鼓风炉，木版印刷的到来，不久后面又来了活字版印刷，不过这些仍属于第二团之一部分。15世纪时，旋转运动与直线往复运动互换之标准方法在欧洲建立起来了，而东亚在其他工程上的构想，诸如燃气叶轮、竹蜻蜓、卧式的风车、球链飞轮、运河的闸门等也纷纷出现。16世纪时带来了风筝，赤道式枢架与坐标，无穷空间理论，铁链吊桥，帆车，诊服术的重视，及音乐声学上的平均律。18世纪殿后者，则是种痘术（疫苗接种法之前身）、瓷器技术、飕扇簸垸机、防水隔舱，以及一些以后引进来的东西，像医学健身法及文官考试制度等，所组成的一团。
　　这张技术传播一览表，虽然很不完整，但稍可把欧洲吸收东亚的发现与发明之年代整理一下。大体而言，我们无法追溯任一张“蓝图”或任一启发性的观念之传播路线，更无把握说已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可是我们仍可清楚的见到，在特别的时间里，都有便于技术传播的一般环境——在十字军东征，及新疆有西辽王国时，第12世纪那一团便传到了欧洲；在大蒙古风时代，就出现了第14世纪那一团；当挞靼奴婢出现在欧洲时，便出现第15世纪那一团，葡萄牙旅行家及耶稣会教士来华时便出现第16世纪以后之各团。早期的传播年代较为模糊，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世界受惠于东亚，尤其是中国技术之全盘图像。
　　我想作为结论的第一个奇论是，根据一般人的见解，中国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看到了我们在前面所述之一切，大家可能会奇怪何以一般人会有这样的见解，可是在我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时，我发现这正是在我之前的汉学家之看法，他们还把这种见解郑重的写进许多名著之中。他们的说法再经看不懂中国文献，只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作肤浅观察的人，一代一代复述下去，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也相信了。中国大哲学家冯友兰，在四十多年以前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何以中国无科学》。他在文中说：
　　我要斗胆的下个结论：中国不曾有过科学，因为根据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中国不需要科学。……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只是自己。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并不是知识，而智慧的功能也不在增加身外的财富。
　　这段话当然有一点道理，但只是有一点而已，而他可能是在感情而用事，以为既然以前中国得不到科学，现在也不值得要了。和冯友兰之青年的悲观主义相反，是同样不正当的汤恩比之乐观主义：
　　不管是否可能在西方历史的源流上，找到西方人机械癖的泉源，我不怀疑机械癖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就像爱美癖是希腊文明特有的，宗教癖是印度文明特有的。
　　今日大家都十分明白，哲学上的神秘主义、科学思想或技术才能并非任何民族之专利品。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说的，对于外界自然不感兴趣；而欧洲人也绝不像汤恩比所吹嘘的，那么富有发明天才。所以会有这种奇论，半由于大家对于“科学”一词的意义，还不清楚。假如我们把科学的意义局限在现代科学的范围里，那么科学的确只起源于文艺复兴后期，16、17世纪的西欧，而以伽利略的生活时代为转折点。但就整个的科学来说，便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在世界上各部分，上古及中古的民族早就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等待着科学大厦的兴建。当我们说现代科学只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欧发展，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意思是，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发展出应用数学化的假说来说明自然现象之基本原则，并使用数学来提出问题，一言以蔽之，即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文艺复兴时代发现了发现的方法，那么我们必不可忘记在伽利略式突破前，科学方面已有几百年的努力。至于何以科学突破只出现在欧洲，那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我们在此不必预先判断这种研究结果如何，然我们已十分明白，只有欧洲才经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勃兴之联合变化。而这一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原子时代以前不安定的西方所发生的最不寻常的现象。
　　但在这里又发生第二个奇论。由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清楚的知道，在公元前第5世纪与公元后第15世纪之间，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在将自然知识作实际应用方面，比欧洲蓄奴的古典文化、或以农奴为基础的贵族武士封建制度，来得有效率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通常比较高，而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认为杭州是个天堂。虽然大体上中国人的科学理论比较少，但是他们的实用技术一定比较多。虽然士大夫阶级有计划的压抑商业资本的成长，但是他们似乎不热心于压制技术新发明，因为新的技术可以用来改良他们统治的省或县的生产规模。虽然中国有一座似乎永无竭尽的劳力宝库，但事实上我们没有碰到过任何因公然恐惧技术引起失业而拒绝接受新发明的情形。事实上，官僚制度的作风在许多方面好像都会帮助过应用科学的发展。例如，汉朝政府使用地震计以便在灾难的消息到达京师前先侦测出灾难的发生及发生的地点。宋朝政府建立了一个雨量及雪量的侦测网。唐朝政府派人测量从印支半岛到蒙古地方长达一千五百哩的子午线弧，并绘制爪哇到南极二十度内的星图。在制定kilcmetre之前一百年，中国的里早就被制定为测量天地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不要轻视天朝的官吏了。
　　于是我们终于谈到奇论中的奇论——“停滞的”（stagnant）中国捐赠给西方那么多的发现与发明，这些东西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停滞”这个陈腔滥调，系生于西方人的误会，而永远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是慢而稳定的进步着，在文艺复兴以后，才被现代科学的快速成长及其成果所赶上。对中国人而言，如果他们能够知道欧洲的转变，那么他们会以为欧洲就好像是永远在作剧烈变化的文明。对欧洲人而言，当他们逐渐认识中国时，中国似乎总还是那副样子。也许西方的凡夫俗子最愚蠢的行为便是相信：虽然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他们却笨得——或聪明得只用来放鞭炮，而却让西方人去发挥火药的一切威力。我们不愿意否认西方人有某种造炮（Buchsenmeisterei）的癖好，但在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却以为没有西方，创造性或伟大的发明便不能发生。中国人一定要使墓穴朝正南方，但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中国人设计了蒸气机的构造，但瓦特将蒸气用于活塞。中国人发明了旋转扇，但只用来冷却宫殿。中国人了解自然淘汰，但却将之限用于金鱼的饲养上。一切像这样虚幻的对立命题，就历史而言皆可证明其为伪。中国人的发明与发现，大多有了广泛的用途，只是在相当安定的社会控制之下而已。
　　无疑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自然超于稳定平衡的倾向，而欧洲则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格。当田尼生在著名诗句中谈论“辚辚轨道前进的变化”与“欧洲50年胜过中国一甲子”时，他觉得有某种理由迫使他相信，激烈的技术改革总是有利无害的，可是我们在今天可能就不会这么肯定了。他只知其果，不知其因，而且在他的时代，生理学家还不了解内部环境的恒定性，而工程师也不会建造过自我调节的机器。中国是一个能自己调节的，保持缓慢的变动之平衡有机体，一个恒温器一一事实上，传达控制学的概念大可用来说明经历每一种恶劣环境而都会保持其稳定进步的文明。这种文明，好像装有一架自动控制器，一组回馈的机构，在一切骚扰之后仍回复到“现状”，尽管有些是基本的发现与发明所产生的骚扰。从旋转的磨石迸出来的火花点燃了西方的火种，而磨石则纹风不动，亦未磨损。有鉴于此，我们了解，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这种性格，所以才能设计出指南车，因为指南车正是一切传达控制机之祖。
　　中国社会的相当“稳定状态”并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在许多方面，中国很像古埃及，其长期绵绵的连续存在使年青而善变的希腊人大感惊奇。内部环境的保持常态，只是生命体的一种功能而已。虽然很重要，但比不上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复杂。改变形态也是一种完美的生理作用，在某些生物中，身体的一切组织甚至可以完全分解再重新组合。也许文明就像不同种的生物一样，其发展期长短不一，而变化的程度大小不同。
　　中国社会的相当“稳定状态”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社会构造的分析肯定的指出中国的农业性质，早期需要大量的水利工程、中央集权政府、非世袭的文官制度，等等。这和西方社会构造之截然不同，乃是毫无疑问的。
　　然则，欧洲的不安定性之理由何在？有人以为是贪得无厌的浮士德灵魂在作祟。但我宁愿用地理上的原因来说明。欧洲是多岛地带，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以海上贸易，以及统治小块土地之贵族武士为基础，欧洲又特别缺乏贵金属，对不能自制的商品（特别像丝、棉、香料、茶、瓷器、漆器）有持续的需要，而表音文字又使欧洲趋于分裂。于是产生出许多战国，方言歧异，蠻语鹱舌。相形之下，中国为一紧密相连的农业大陆，自公元前第3世纪以来就是统一的帝国，其行政传统在古代无与之匹敌者，又极富于矿物、植物、动物，而由适合于单音节语言的表意文字系统将之凝结起来。欧洲是浪人文化、海贼文化，在其疆域之内总觉得不自在，而神经兮兮的向外四处探求，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像亚历山大到大夏，维京人到文兰地，葡萄牙人到印度洋。中国有较多的人口，自给自足，几乎对外界无所需求，（19世纪以后则不然，故有东印度公司之鸦片政策），大体上只作偶然的探险，而根本不关心未受王化的远方土地。欧洲人永远在天主与“原子真空”之间动摇不定，陷于精神分裂；而聪明中国人则想出一种有机的宇宙观，将天与人，宗教与国家，及过去、现在、未来之一切事物皆包括在里面。也许由于这种精神紧张，使欧洲人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发挥其特殊创造力。无论如何，此创造力所产生的现代科学与工业之洪流在冲毁中国海上长城时，中国才觉得有加入科学力与工业力所形成的世界共同体之必要，而中国遗产也就和其他文化的遗产联合起来，但然的形成一个互助合作的世界联邦。
　　　　　　　　　　　　　　　　　　　　　　　（范育庭　译）
　　　
科学的发现

　　　
作者：莫诺

　　
　　莫诺（1910——1976），法国生物化学家。生于巴黎。194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57年任巴黎大学理学院教授。莫诺与雅各布合作，1961年提出了“信使核糖核酸”与细胞核内“转录”机理，使人们加深对分子遗传学的理解。1965年二人与利沃夫同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莫诺还从1946年开始对细菌酶诱导合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首先给你们讲一个爱因斯坦和法国诗人瓦莱里谈话的真实故事，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已听过了这个故事。当爱因斯坦第一次来到巴黎时，一个有名的女主人把爱因斯坦和瓦莱里荣幸地请到她的客厅，安排他俩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听他们的谈话。你们知道，瓦莱里相当狂热，他认为创造过程比创造过程产生的作品更令人感兴趣。无疑，瓦莱里是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但跟写诗比起来，他对哲学就不像写诗那么通了。他没有读过卡尔·波普尔的《世界》的著作。简言之，他对创造过程感兴趣，并且他开始问爱因斯坦他自己如何工作的问题。
　　“你如何工作？你能向我谈谈这个问题吗？”
　　爱因斯坦含糊其词，他说：“嗯，我不知道……在早晨，我出去散步。”
　　瓦莱里说：“嗬，有趣，当然你有一个笔记本。任何时候你有了一个思想，你就把它写在本子上。”
　　爱因斯坦说：“哦，不，我不这样。”
　　“你真不？”
　　“你不知道，产生思想的时候很稀少。”
　　真的，我想堪称为真正的大的创造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儿。
　　既然我是这里第一个发言者，我愿提一下人们可能认为进入创造过程的几个要素。我认为不能把它归结为任何简单的过程或创造者大脑中的相对应的简单的物质。由于我们正在谈论科学中的创造性，我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科学发现。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察科学发现过程的逻辑。虽然，过程的逻辑不是我们眼下讨论的主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逻辑就没有创造。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任务是简单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按波普尔在其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以及其他著作中阐明的原则去做。如果我可以过分简化，那么科学发现由遵循波普尔的分界原则的陈述猜测或假说组成，即猜测建立在假说的基础上，而假说根据其结构甚至可以被一个想象实验证伪。因此不存在纯粹经验的发现。科学发现的过程总是包含着先干事实的经验实验的猜测，在这一点上，波普尔是完全对的，根本不存在纯经验的发现。我将以此作为定义的基础。
　　在科学发现的要素中，或许最重要的一个是我称之为主观仿真的过程。依靠这个过程，我们主观地模仿我们周围的事情。基本说来，这是一种预期的态度（当我们希望度假时，我们实际上想象地体验着我们可能从这假期得到的愉悦）。当一个科学家对一个特定的现象感兴趣时，他所做的只是力图主观仿造现象的情形，以达到内心表述的外在形式。首先，现象本身和有关根源等的内心表述，这点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和物理学家们包括高度抽象的理论物理学家讨论过这点。他们告诉我，在思考感兴趣的现象时，他们或多或少地将自身比作电子或粒子，并且问，假如我是粒子。我会干什么。这样一个假设性仿真的过程可以用语词来表达。两者相比，用符号更好，因为语词化一般非常困难。最后阶段是以纯逻辑的或数学的严密术语表述猜测。举一个自己工作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创造过程总是令人感到窘迫的。不过，有各种程度的创造，因而即使是非经典性的例子也还是有用的。
　　大约在10年前，我已对在细胞新陈代谢中起一种特殊调节作用的某些酶的特性发生了兴趣。在第一次尝试分析这些调节作用的机制时，我们用文献资料表明这种调节相互作用依据酶活性的经典理论很难理解。现在的文献资料表明，这种理论无法解释调节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当时所做的只是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调节酶的特例中，实验事实否证了经典理论。在试图提出另一种解释代替它时，我们指出调节相互作用具有非重叠的不同位点。因此调节有赖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酶分子的构象转换。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可能而又合理的猜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用任何简单的或系统的实验来确证或否定这个猜测都是困难的，尤其是否定这个猜测更加困难一筹。
　　当我们再来考察积累起来的文献资料时，我们就进入了创造过程的第二步。我们意识到，当底物、激活剂、抑制剂浓度确定时，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例子中，酶活性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对比与众所周知的“经典酶”理论一致的线性关系，就显现了酶活力非线性的奇异之处。这一点当然没有逃脱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没有人把这种奇怪的特性同调节系统的机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我们绝不能忽视可以用来辨识一个系统的这种奇异特性，特别是当这种奇异性似乎不仅是一个单独的系统，而且实际上是一类系统的特征时，更要对此加以考虑。我要指出，注意研究这种特性十分重要，活性酶的非线性奇异特性的研究是体现这种重要性的又一个例证。下一步的工作是按照我们的猜测解释这种特性。即将它和这些酶的调节功能联系起来。根据这些动力学资料，既然酶和底物、激活剂和抑制剂的联系似乎是多分子的相互作用（事实上是协同相互作用），那么酶分子表面就有与底物，效应物一一对应的假设的连接位点。而且根据几何学原理，单个多肽链组成的酶不能承受一系列同一位点，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设，这些调节酶由亚单位组成，每一个亚单位有一个结合位点。
　　很抱歉，我冗长地讲个人的工作。我不想为这个理论本身辩护，而只想说明一个人要把看起来极其复杂的特性概括为简明的可检验的理论所经过的全部步骤。让我再次指出，关键的步骤是首先认识到经典的酶活性理论在调节酶的特例中可以被证伪，正如我试图表明的。当我们玩弄符号，以表述做出的猜测时，我们就达到了第二步。事实上，通过书写这些符号，这种内在的对称性就自然而然的呈现出来了，因为这些书写符号反映了有关现象和分子本身的对称要素之间相关联系的基本思想。我也许可以指出在这进展中，画出“图象”（符号）是极其重要的，否则根据词汇的通常意思，我们很难看出哪里产生“想象力”。
　　当然创造性过程还有其他要素，例如具有注意到在实验中发生的奇怪现象和小事的能力，因为许多小事是发现的来源，有时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的来源。
　　在创造过程中，我所称的“技术的胆量”是有关实验者的要素。对一个以某种方法培养起来的科学家来说，放弃那些训练他成长起来的方法，接受全新的他从未接触过的方法是困难的。当然，有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在他们的领域用培养起他们的那种方法和技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旦他们所习惯的方法和技术的效能或多或少地被穷尽，他们便鼓不起勇气放下那种方法和技术，学习使用新的技术，以便在他们的领域里继续他们的研究。这使我想到，一些出色的遗传学家，当遗传学的很大部分牵涉到化学，当基因研究不再依靠杂交而转向研究分析DNA的片段时，他们就茫然无措了，就掉队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学习用新的技术、新的方法继续研究。
　　然而，我称之为“好的鉴赏力”大概是创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选择题目需要它，选择研究对象，即选择需要进行或加以考虑的实验系统更需要它。那些在实验中很有经济观念的人，那些从不滥用技术的人，那些知道一位数足够，就绝不在四位数上费心的人，那些简化实验，使之高效的人，他们能够把别人两年才能完成的实验在一周或者有时在一天内完成。
　　此外，理论的漂亮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生物学中，我认为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是DNA的发现过程。顺便提一下沃森的书，这本书没有写真正的智慧的来源，也没有写下猜测的动机，而这些猜测是发现的真正来源。沃森没有把最有趣的东西写进去。
　　另外，缺乏谦虚，我认为是我们科学家最致命的一个罪过。他们不能在顺利和取得成就时思难思危。然而，思考是创造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后，我回到我开始所讲的。我们必须首先接受关于真正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一个相当精确的框架。我认为波普尔的原则是这个框架的基础。就我所知，你只需通读现代文献，特别是要通读理论物理、理论化学和理论生物学的文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赫赫有名的理论著作毫无用处。原因很简单，它们没有遵循卡尔爵士的分界原则。换句话说，这种理论有这么样个结构，以致于你问一下作者你何以证明你的理论，他将无言以答。
　　　　　　　　　　　　　　　　　　　　　　　　（杨思　译）
　　　
细胞生命的礼赞

　　　
作者：刘易斯·托玛斯

　　
　　刘易斯；托玛斯（1913——），美国医学家、生物学家。历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创作的科学随笔集《细胞生命的礼赞》，在美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有人告诉我们说，现代人的麻烦，是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同自然相分离。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钢铁的尽顶上，悠晃着两腿，遥看这行星上翻滚扭动的生命，照这样的描绘，人成了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则是某种柔弱的东西，像乡间池塘的水面上袅袅冒上的气泡，或者像一群小命娇弱的鸟雀。
　　但是，任何认为地球的生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实际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它不理会几率，也不可能让死亡透过。而我们倒是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像纤毛一样短暂、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种存在，他认为这种存在使自己高于其他生命。几千年来，人就这么脑汁绞尽，用心独专地想象着。因为是幻觉，所以，这种想象今天如同过去一样没有使他满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来的生物科学，一直在使人根植于自然之中这一点成为必须赶紧正视的事实。新的、困难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正在出现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的观念；人与自然是多么密切的连锁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过去牢牢抱有的旧观念，就是认为我们享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
　　事例。可以满有理由地说，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我们不像过去一向设想的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的。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线粒体是我们体内安稳的、负责的寓客。我愿意信任它们。但其他一些小动物呢？那些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细胞里的生物，协调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凑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样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体、很可能还有另外许许多多工作在我细胞之内的默默无闻的小东西，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组，都像蚁丘中的蚜虫一样，是外来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细胞们不再是使我长育成人的纯种的实体。它们是些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当然乐于认为，它们是为我工作，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
　　然而我心下稍觉宽慰，因为我想到那些绿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怜。它们身上如果没有叶绿体，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绿色的。是那些叶绿体在经营着光合工厂，生产出氧气供我们大家享用。但事实上，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自己的基因组，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遗传信息。
　　我们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儿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结集，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变异和物种形成，使我成了现在的物种，我对此自是感激不尽。不过，几年前还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独立实体，但现在却不能这样想了。我也认为，任何人也不能这样想了。
　　事例。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性。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儿，现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样子。进化的过程仍旧是遥无尽期、冗长乏味的生物牌局，唯有胜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玩下去，但玩的规则似乎渐趋灵活了。我们生活在由舞蹈跳荡的病毒组成的阵体中，它们像蜜蜂一样，从一个生物窜向另一个生物，从植物跳到昆虫跳到哺乳动物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里，拖着几片这样的基因组，又拉上几条那样的基因组，移植着DNA的接穗，像大型宴会上递菜一样传递着遗传特征。它们也许是一种机制，使新的、突变型DNA在我们中间最广泛地流通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医学领域必须如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故，是哪里出了点疏漏。
　　事例。近来，我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驱车穿过新英格兰南部树木浓密的山地时，我又在琢磨这事儿。如果它不像一个生物，那么它像什么，它最像什么东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像一个单个的细胞。
　　　　　　　　　　　　　　　　　　　　　　　　 （李绍明　译）
　　　
我们在月球上散步了

　　　
作者：埃德温·奥尔德林

　　
　　埃德温·奥尔德林（1930——），美国宇航科学家。1951年毕业于纽约西点军校。1963年完成关于空间轨道力学的学位论文，获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66年11月11日参加双子座航天飞行，成功地完成在太空行走的实验。1969年7月16日进行阿波罗工程的登月飞行，4天后登上月球。著有《飞回地球》一书。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怀着身为美国人的高度自豪感和身为人类的谦恭心情，向你们说一句从前任何人都无权说的话：“我们在月球上散步了。”但是，在静海基地留下的脚印，不仅是属于“阿波罗11号”的全体宇航员的，而是由全国数以万计的人所共同留下的，他们是政府。工业界和大学的人员，是这些年来在我们之前为“水星号”、“双子座号”和“阿波罗号”辛勤劳动的工作小组和全体宇航员。
　　那些脚印是美国人民和你们的，你们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你们接受并支持了那不可避免的登月计划的挑战。同时，既然我们是为全人类的和平而踏上月球，那些脚印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对于所有在悠悠转动的地球上仰望夜空的人，月亮都匀洒银光，绝不厚此薄彼。因此，我们希望，太空探索的成果也将由大家平等分享，从而给整个人类带来和谐的影响。
　　科学考察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人们根本无法预知全部结果。查尔斯·林白说过：“科研成果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条通向奥秘而又消失在奥秘中的道路。”
　　当我们向全世界敞开门窗，让外界了解我们的成就和失败时，当我们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发现时，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成为我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土星”号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的“哥伦比亚”与“鹰”等机舱，以及座舱外活动装置都已向尼尔、迈克和我证实：我国能够生产质量最高和最可靠的设备。这给予我们所有人以希望和鼓舞，以便解决地球上某些更为困难的问题。“阿波罗”号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去干，国家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也是踏上太阳系各行星和最终走向太空其它星球的一步。“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这句话阐述的是事实；而“对人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则是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国家在“阿波罗”计划上的做法，可以运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在未来太空探测计划中所做的工作，将决定我们的跃进究竟有多大。谢谢大家。
　　　
人类必须了解宇宙

　　　
作者：尼尔·阿姆斯特朗

　　
　　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美国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生于瓦帕科内塔。1955年进入美国国家航空技术顾问委员会刘易斯飞行推进实验室工作。1962年至1970年在休斯顿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载入宇宙飞船中心任宇航员。1969年7月16日任指令长乘宇宙飞船飞向月球，并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并在月球上行走的人。1986年任调查航天飞机事故的总统委员会副主席。

　　我们在月球的静海着陆，当时正是月球凉爽的清晨，颀长的影子有助于我们观察。
　　太阳只升到地平线上10度，在我们停留期间，地球自转了将近一圈，静海基地上的太阳仅仅上升了11度，这只是月球上长达一月的太阳日的一小段。这令人有一种双重时间的奇特感觉，一种是人间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另一种是宇宙变迁的冗长步伐。
　　两种时间感都很明显。第一种可用日常飞行来说明，其计划和措施细微到以瞬息来计算；后一种可用我们周围的岩石来说明，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它们一直没变。它们30亿年的奥秘，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宝藏。
　　登月舱“鹰”的饰板上有这一句话，凝练地表达了我们的愿望：
　　公元1969年7月来自地球的人首次在这里登上了月球。
　　我们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人类的一千九百六十九个年头构成了春分点留在双鱼座2000年的大部分，而这只是黄道带的1/12。它是根据地球轴的岁差计算出来的，春分点在黄道带中移动一周需要一千代人的时间。
　　未来的2000年是春分点逗留在宝瓶座的时期，我们的青年们会在这时期满怀希望，人类也许能开始了解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奥秘：我们向何处去？事实上地球正以每小时几千英里的速度朝武仙座方向宇宙中的未知目的地运行。人类必须了解宇宙，以便了解自己的命运。
　　但是，奥秘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奥秘引起惊奇，而惊奇则是人们求知欲的基础。谁能知道，在我们这一生能解答什么样的奥秘，新的一代又将面临什么新的奥秘的挑战？科学还不能准确预言。我们对下一年的预测过多，而对今后10年的预测却太少。对挑战作出反应正体现了民主的伟大力量。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希望把这种力量用来解决今后10年地球上的许多问题。
　　几个星期之前，我思考“阿波罗”精神的真正含义，不由得心潮澎湃。
　　我站在这个国家靠近大陆分水岭的高地上，向我的几个儿子介绍大自然的奇观和寻找鹿、麋的欢乐。
　　他们热切地想观看，但是却常常绊倒在岩石小道上。然而当他们只顾注意自己的脚步时，却看不到麋了。对你们当中那些主张高瞻远瞩的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因为你们使我们有机会看到造物主所创造的一些最壮丽的景色。
　　对你们当中那些诚恳的批评者，我们也表示感谢，因为有了你们的提醒，我们不敢无视眼前的小道。我们的“阿波罗11号”带了飘扬在国会大厦上空的两面合众国国旗，一面原挂在众议院顶上，另一面则在参议院顶上。
　　现在我们荣幸地在大厦里奉还国旗。国会大厅象征着人类最崇高的目标：为自己的同胞服务。
　　我们代表“阿波罗”号全体人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予我们机会，荣幸地同你们一起为全人类服务。

　　
　



三、我们都是未解之谜

　　●意大利杰出的科学家伽利略，曾借助一个牧童吹笛子的小故事，述说了大自然的丰富性，面对许许多多不可知的事物，我们的知识是有限，“即便经验有时仍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无能”。
　　●当一位名成功就的科学家对自己进行评价时，会给人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对我的智力的评价”即是如此。达尔文在文章中认为：“我既没有极其敏锐的理解力，也没有机智”，但他具有比一般水平的人更高的本领……
　　●读诺贝尔的情书，我们能体验到他献身于工作，献身于科学的激情，他把各种各样的妇女，不管年老年幼，统统看作是侵吞他时间的小偷。
　　●爱因斯坦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叙述了自己人生的满足，“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认为，科学家的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
　　自然使我们与它所有的秘密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它只让我们认识事物的少数表面性质，至于那些为事物的影啊完全依靠的力量和原则，它是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的。
　　　　　　　　　　　　　　　　　　　 ——休谟
　　人类的基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见的历史不过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见的历史的永不止息、永远变动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进步的。
　　　　　　　　　　　　　　　　——乔治·萨顿
　　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预悟在自然弄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另，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爱因斯坦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成功，不营它有多大，是取决于种种复杂的思想品质和条件的。真中最为重要的是，热爱科学。
　　　　　　　　　　　　　　　　　　　　——达尔文
　　只要我们瞄准着一个大目标，就可以勇敢地说：“我已经尽力而为。”
　　　　　　　　　　　　　　　　　——巴斯德
　　在我看来，巧妙的、基本的科学思维是一种天资，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于少数人。
　　　　　　　　　　　　　　——马克思·波恩

　　



1
　　
真理画前半步齿饱不后退

　　　
作者：布鲁诺

　　前进，我亲爱的菲洛泰奥，愿任何东西也不能迫使你放弃你宣传你那美妙的学说，无论是无知之徒的粗野咒骂，无论是苟安庸碌之辈的愤慨，无论是教条主义者和达官贵人的愤怒，无论是群氓的胡闹，无论是社会舆论的令人震惊，无论是撒谎者和心怀嫉妒者的诽谤，这些都损害不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决不会使我离开你。
　　顽强地坚持下去，我的菲洛泰奥，坚持到底！不要灰心丧气，不要退却，哪怕那笨拙无知、拥有重权的高级法庭用种种阴谋来陷害你，哪怕它妄图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抵制那美好的意图、你那种种著作的胜利。
　　你放心吧，这样的一天总是会到来的。那时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那时所有的人都会承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同意你的见解并颂扬你是那么容易做到，就像要比得上你却那么难于做到那样，所有的人，凡不是从头坏到脚的人，终有一天会在良心驱使之下给予你应得的赞扬。要知道，打开理性的眼睛的，归根到底是内在的教师，因为我们理解思想上的财富并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从自身的精神得到。在所有人的心灵中都有健全理智的颗粒，都有天赋的良心，它耸立于庄严的理性法庭之上，对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进行评判并作出公正的判决。你那良好事业的最忠诚最卓越的捍卫者之所以能从每一个人意识的深处终于点燃起起义之火，要归功于这样的判决。
　　而那不敢与你交朋友的人，那些胆怯地顽固维护自己的卑鄙无知的人，那些坚持充当赤裸裸的诡辩派和真理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人，他们将在自己的良心中发现审判官和刽子手，发现为你复仇的人，这位复仇者将能更加无情地在他们自己的思想深处惩罚他们，使他们再也无法向自己隐藏这些观点。当敌人给予你的打击被击退的时候，让一大群奇怪而凶恶的爱夫门尼德（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专在地狱中折磨人的灵魂）把他包围起来，让其狂怒倾泻在……敌人的内心动机上，并用自己的牙齿将他折磨致死。
　　前进！继续教导我们去认识关于天空、关于行星与恒星的真理，给我们讲解在无限多的天体中一个与另一个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无限的空间中无限的原因与无限的作用为什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实体、物质和运动，谁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为什么任何有感觉的事物都由同一要素和本原组成。给我们宣讲关于无限宇宙的学说。彻底推翻这些假想的天穹和天域——它们似乎应把这么多的天空和自然领域划分开来。教导我们讥笑这些有限的天域以及贴在其上的众星。让你那些所向披靡的论据万箭齐发，摧毁群氓所相信的、第一推动者的铁墙和天壳。打倒庸俗的信仰和所谓的第五本质。赐给我们关于地球规律在一切天体上的普遍性以及关于宇宙中心的学说。彻底粉碎外在的推动者和所谓各层天域的界限。给我们敞开门户，以便我们能够通过它一览广漠无垠的统一的星球世界。告诉我们其他世界是如何像我们这个世界那样在以大的海洋里疾驰的。给我我们讲解所有世界的运动如何由它们自身内部灵魂的力量来支配。并教导我们，在以这些观点为指导去认识自然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阔步前进。
　　　　　　　　　　　　　　　　　　　　　　　　（汤侠生　译）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作者：伽利略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于比萨。1589年任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后任罗马林嗣科学院院士。因从事科学宣传，遭罗马宗教裁判所迫害。1633年被判终身监禁。在科学上主张系统的观察和实验。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确立了自由落体定律。发现了系列物体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对基本运动概念提出了严格的表达方式。在天文学上也有重大发现，支持和发展了地动说。其哲学思想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亦有重要意义。

　　基于长期的经验，我似乎发现，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处于此种境地：知识愈浅薄的人，愈欲夸夸其谈；相反，学识丰富倒使人在判断某些新事物时，变得甚为优柔寡断。
　　从前有一人，生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他天资颖慧，生性好奇。他喂养了许多鸟雀，饶有兴味地欣赏其啁啾，聊以自娱。他极为惊异地发现，那些鸟儿运用巧妙之技，借助呼吸之气，能随心所欲地叫出各种声音，皆好听极了。一日晚间，他在家听到附近传来一种声音，十分悠扬，遂臆断为一只小鸟，出去捕之。路上，遇见一位牧童，正在吹着一根本管，同时手指在上面按动着，忽而捂住某些孔眼，忽而放开，使木管发出了那种响声，宛然喈喈鸟语，不过发音方式迥然不同。他惊诧不置，并在好奇心驱使下，送给牧童一头牛犊，换取了那支笛子。他通过思索意识到：假使牧童未从此地路过，他将永远不会晓得，自然界有两种产生声音和乐音的方法。他决定离家出走，意欲经历一些其它奇事。翌日，当他经过一幢茅舍时，听见里面响着一种乐音，为了弄清是支笛子还是只乌鸦，他信步而入。只见一少年，正用拿在右手的一根弓，拉着绷在左手持着的一只木匣子上的几条筋，同时指头在筋上移动着；根本不必吹气，那件乐器就发出了各种悦耳的声音。此时他有多么惊愕，凡是像他一样具有智慧和好奇心的人，都是可想而知的。他偶然见识了这两种意想不到的产生声音和乐音之新法后，遂开始相信自然界尚会存在其它方法。然而又令他感到十分奇妙的是，当他走进一座圣殿时，为了瞧瞧刚才是谁在奏乐，便往门后看去，发觉音响是在开门之际产生自门枢和铰链。另外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一家酒店，以为能看到某人在用弓轻轻触动小提琴的弦，但看见的却是有个人正用一只手指的指尖，敲着一只杯子的杯口，使其发出清脆的响声。可当他后来观察到，黄蜂、蚊子与苍蝇不是像鸟雀那样，靠气息发出断断续续的啼叫声，而是靠翅膀的快速振动，发出一种不间断的嗡嗡声时，与其说他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了，毋宁说他在如何产生声音的学问方面变得茫昧了，因为他的全部阅历俱不足以使他理解或相信：蟋蟀尽管不会飞，但却能用振翅而非气息发出那般和谐且响亮的声音。嗣后，当他以为除了上述发声方式之外，几乎已不可能另有它法时，他又知悉了各式各样的风琴、喇叭、笛子和弦乐器，种类繁多，直至那种含在嘴里、以口腔作为共鸣体、以气息作为声音媒介物的奇特方式而吹奏的铁簧片。这时他以为自己无所不晓了，可他捉到一只蝉后，却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知和愕然之中：无论堵住蝉口还是按住蝉翅，他都甚至无法减弱蝉那极其尖锐的鸣叫声，而不见蝉颤动躯壳或其它什么部位。他把蝉体翻转过来，看见胸部下方有几片硬而薄的软骨，以为响声发自软骨的振动，便将其折断，欲止住蝉鸣。但是一切终归徒然；乃至他用针刺透了蝉壳，也没有将蝉连同其声音一道窒息。最后，他依然未能断定，那鸣声是否发自轻骨。从此，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问他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他坦率地说知道某些方法，但他笃信还会有上百种人所不知的、难以想象的方法。
　　我还可以试举另外许多例子，来阐释大自然在生成其事物中的丰富性，其方式在感觉与经验尚未向我们启示之时，都是我们无法设想的，即便经验有时仍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无能。故此，倘若我不能准确地断定替星的形成之因，那么我是应当受到宽宥的，况且我从未声言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懂得它会以某种不同于我们任何臆度的方式形成。对于握在我们手心的蝉儿，都难以弄明白其鸣声生自何处，因而对于处在遥远天际的彗星，不了解其成因何在，更应予以谅解了。
　　　　　　　　　　　　　　　　　　（刘黎亭　译）
　　　
自然的秘密是隐蔽的

　　　
作者：休漠

　　
　　休漠（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生于爱丁堡。11岁入爱丁堡大学。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4年赴法国进修哲学。曾任英国驻法使馆秘书、代办。1767年至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他在哲学上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提出不可知论；在经济学上提出了货币数量论。著有《人性论》、《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等。

　　我们确乎必须承认，自然使我们与它所有的秘密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它只让我们认识事物的少数表面性质，至于那些为事物的影响完全依靠的力量和原则，它是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的感官只告诉我们面包的颜色、重量和硬度，至于面包所具有的那些适于营养和补益人的身体的性质，无论感官或理性都是不能告诉我们的。视觉或触觉固然可以将物体的真实运动的观念传达给我们，但是有一种奇妙的能力或力量，使运动的物体在连续的位移中一直前进，物体除了把它传达给别的物体以外，从来不会失掉它。对于这种力量，我们是不能形成一点观念的。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知道自然的能力和原则，当我们看到同样的感性性质时，却总是假定它们也具有同样的秘密能力，而且还期待它们产生出与我们过去经验到的结果相似的结果。如果有一件物体摆在我们面前，它的颜色和硬度和我们所吃过的面包相同，我们就会毫不踌躇地重复以前的实验，并且预先断言，它将给我们与以前同样的营养和补益。这一个心理过程或思想过程，我很愿意认识它的基础。从各方面来看，我们都必须承认，在感性性质和秘密力量之间，并没有前面所说的那种联系；因此，心灵通过对于它们本性的任何认识，也不能作出这样一种结论，认为它们中间有恒常的、有规律的联系。至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承认，只是提供出关于一定事物以及认识这些事物的一定时间的直接、确定的报告。但是，何以这种经验可以扩张到未来，扩张到以我们认为仅仅在表面上相似的其他事物上面呢？这正是我要想追问的主要问题。我以前吃过的面包固然给了我营养，就是说，一个具有这样一些感性性质的物体，在那个时候。是带有那样的秘密能力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出，别的面包在别的时候也一定对于我有营养，而且相似的感性性质总是一定带着相似的秘密能力呢？这个结论看来决不是必然的。至少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有一种由心灵推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步骤，有一种思想过程和一种推论过程，需要我们加以解释。下列的两个命题决不是一样的：一个命题是：“我曾经见到这样一个事物经常有这样一个结果跟随着”，另一个命题是：“我预先见到别的表面上相似的事物也会有相似的结果跟随着”。我承认一个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命题里正确地推论出来，而且我知道事实上它经常是这样推论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坚持这个推论是由一串推论作出来的，我希望你将这个推理提示出来。这两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觉的。如果这个结论真是由推理和论证推出的，便需要一个中介，心灵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才能作出这样的推论。这个中介是什么呢？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洪谦　译）
　　　
对我的智力的评估

　　　
作者：达尔文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生于英格兰。1831年大学毕业后以自然科学家身份作环球考察，后创立生物进化理论。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首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阐释和发展进化学说，又著有《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

　　在这里，我已经列举出了我所有的已出版的书，它们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所以我再要讲的话也就不多了。除了现在要讲的一点以外，我还没有发觉自己的思想在30年内有什么变化。只要是精力一般不降低，那当然也就未必会期望有任何的变化。我的父亲享寿83岁，他的思想却依旧同往常一般敏锐，而且他所有的官能都没有显著的衰退。我希望我最好是在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显著枯竭时就与世长辞。我认为，我在探寻正确解释和想出一些实验核对的方法方面，已经比过去略微熟练了些；可是，这大概只是单纯的实践和大量的知识积累的结果罢了。我在清楚而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方面，仍旧像往常一样，很感困难；这种困难使我耗去了极多时间；可是，在这方面也有一种补偿，就是：它使我不得不对每一句文字作长久而且专心的思考，因而就会使我在推断方面，在自己和别人的观察结果方面，看出错误和失察之处。我的思想中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特征，它使我最初在叙述自己的说法和主张时，总是采取错误或拙劣的表达方式。从前，我时常在写作时，要在推敲自己的文句以后，方才下笔写出它们来；过了几年后，我得出了结论，为了节省时间，尽可能迅速地用极其拙劣的笔迹，潦草地写满全页。接着就把它们缩减一半，然后才去仔细考虑，改正它们。这样记写的词句，反而时常要比我事先深思熟虑后可能写出的词句，更加优美些。
　　上面已经讲了很多我的写作方法；我打算再补充讲一下，我在自己著写的几部书中，曾经把大量时间耗用在一般的材料整理方面。起先，我在两三页稿纸上写出最粗略的提纲，接着把它扩充成几页较长的纲要，用不多的词句，甚至用单词，去充当整个论断或一批事实。我开始以扩展形式写作以前，先把其中每个小标题再扩大一些，而且时常把它们更换成新词。因为在我的几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其他科学家的观察资料，又因为我经常同时研究几个完全不同的专题，所以我就准备好三四十个大纸夹，把它们放置在书橱中贴有标签的搁板上，这样我就可以立刻把各种个别的参考资料或便条存放进有关的书夹中去。我购买了很多图书、在它们的未页上，记写了书中所有与我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事项索引。有时，如果这本书不属于我自己，那么，我就写成一篇单独的摘要；在我的一只大抽屉中，就装满了这些摘要。在开始从事某个论题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先去查看所有简短的索引，编写出一个分类的总索引，以后再选取一个或几个适当的纸夹，因此就可以获得我过去收集到的所有备用资料了。
　　正如我曾经讲过的，在过去二三十年内，我的思想方式在一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我过去一直到30岁，或在超过30岁的时候，曾经对很多种类的诗歌发生了很浓厚的乐趣；其中，有弥尔顿、格雷、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莱的诗篇；甚至在中学时代，我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历史剧，已经有了强烈的爱好。我还讲到过，从前我对绘画也有相当的爱好，而且也对音乐非常热爱。可是到现在，很多年来，我竟不能容忍去阅读一行诗句；最近，我尝试去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发现它枯燥乏味，使我难以容忍，以致厌恶万分。我几乎也丧失了对绘画和音乐的兴味。音乐已经不再使我感到快乐，通常反而只会使我过分紧张地去思考自己当时要去干的工作。我对绮丽的风景，还有一点兴致，但是它已经不再像往年那样，引起我极度的狂喜之情了。另一方面，有些长篇小说，它们是幻想的作品，虽然其幻想并不属于很高级的，但在这些年里却使我获得了异常的安慰和快乐，为此我时常赞美所有的长篇小说作家。家中人曾经把很多长篇小说朗诵给我听，只要它们的内容情节一般是好的，或者它们的结局不是悲惨的，我都会感到高兴；应当批准通过一条法律，禁止出版那些结局悲惨的长篇小说。依照我的趣味说来，如果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能使人产生真正的热爱，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作第一流的作品；而且如果主人公是一位姣美的女郎，那就更好了。
　　我对这种高尚的审美兴趣，丧失得实在奇怪而且可悲；这种丧失也是最令人惊奇的，因为我对于历史、传记、游记（不论其内容是否有任何的科学性事实）和种种专题的论文，仍旧同往常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头脑，好像已经变成了某种机器，专门把大量收集来的事实加工研磨，制成一般的法则；但是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必然会引起我头脑中专门激发高尚审美兴趣的那些区域的衰退呢？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具有比我更加高级的或者构造更加良好的头脑，那么，他就不会遭受到这种损失了；如果我今后还要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制订一条守则：至少在每个星期内，要阅读几首诗和倾听几曲音乐；大概采取这种使用脑筋的办法，会因此把我现在已经衰退的那些脑区恢复过来。这些兴趣的丧失，也就等于幸福的丧失，可能会对智力发生损害，而且很可能也对品德有害，因为这种情形会削弱我们天性中的情感部分。
　　我的著作，在英国销售量很大，而且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也再版过几次。我曾经听说，一部著作能够在国外获得成功，就是证实它具有永久价值的最良好的检验标准。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正确；可是，如果用这种准则来作判断，那么，我的姓名大概将会再留传下去几年。因此，我觉得，一个人要对那些使自己获得成功的智力性质和条件来作分析，虽然很难获得正确的结论，但是也不妨来试它一试，可能是值得这样干的。
　　我既没有极其敏捷的理解力，也没有机智；有几位聪明的人士，例如赫胥黎，就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因此，我只是一个很差的评论家。我在初次阅读任何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时，通常总是对它发出赞美，但是在继续作了一番思考以后，马上就会看出它的缺点来。要我遵循一条冗长的抽象思想路线——这种本领，对我是有限度的；因此，我在形而上学和教学方面，从来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有几位评论家曾经批评我说：“哦，他是一位出色的观察者，但是他却没有推理能力！”我认为，这种评语是不正确的，因为《物种起源》一书从开头一直到结尾，恰恰就是一长篇论证，而且它已经使不少有识见的专家信服了。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推理能力，决不会写出这部著作来。我有一点本领，就是推理能力，正好像每一位颇有盛名的律师和医师所具有的这些本领一样；不过我自信，我在这方面的本领并不太高强。
　　另一方面，我以为对我有利的一种情况是：我具有比一般水平的人更高的本领、能够看出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事物，并且对它们作细致的观察。我在观察和收集事实方面，勤奋努力，真是无以复加的了。尤其重要的是：我热爱自然科学，始终坚定不移，旺盛不衰。可是，我却怀有一种虚荣心，想要博得我的同道自然科学家们的尊敬；这种虚荣心也就强烈地促进了我对自然科学单纯的热爱。我从少年初期开始，就抱有极其强烈的愿望，想去了解或说明自己观察到的事物，也就是说，想把一切事物分门别类，归纳到某些一般的法则中去。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曾经培养出我的一种耐心，使我能够在任何悠长的岁月中，对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顽强地思考。根据我所能作出的判断，我对于别人的指示，并不轻易听信，盲目遵从。我始终不变地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其范围可使我在一见到事实明显地相反于我深爱的任何假说时，马上就放弃这个假说（而且我对于每个专题，总是忍不住想要建立一个假说）。的确，我只能照此办法去行动，别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因为我记得，凡是我初次建立的假说，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总是使我不得不放弃，或者作重大的修正，只有《珊瑚礁》一书中的假说是个例外。这种情形，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对混合性科学中的演绎推理方法的极不信任。我认为，富有怀疑态度，这对科学家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损失大量时间；然而，我曾经遇见不少人，我相信，他们正是由于（缺乏怀疑态度），不敢去试验和进行观察工作，不管这些工作是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益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现在举出我很早已经知道的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例。有一位先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区系植物研究家），他从我国东部郡县写信告诉我道，那一年各地的普通豆科植物种子，即豆子，竟与往年不同，都错误地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了。我在复信中，请他作更加详尽的报导，因为我不理解他所指的是什么；但是过了很久，却毫无复音。此后，我看到了两张报纸：一张是肯特郡出版的；另一张是约克郡出版的；在它们上面都载有一则新闻，报导这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本年所有豆子，都错误地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那时我就想，这种说法，竟流传得这样广泛，一定有某种根据。因此，我就去找自己的园丁，他是肯特郡的老人；我问他，对这种说法，是否听到过什么来历；于是他回答道：“哦，不对，先生！这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只有在闰年，豆子才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可是今年却不是闰年呀！”接着我再问他，豆子在平常年份中怎样生长，在闰年又怎样生长；可是马上就发觉，他对于豆子在任何期间怎样生长的情形，却是一概不知，不过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那位最初的报导者，来信向我表示万分歉意，并且说，上次他要是没有听到几个有文化的农民提出这种说法，那么就决不会写信告诉我的；可是后来，他再去同其中的每个农民交谈，才知道他们个个都丝毫不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因此，在这里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形：一种信念，只要是可以把毫无明确观念的有关说法叫做信念的话，那么，它用不着任何一点证据，就可以不胫而走，几乎会传遍英国全境。
　　在我过去的一生中，我只听到过三次故意捏造的报导；其中一次，可以说是一种招摇撞骗（科学上的招摇撞骗事件，已发生过几次），但是它竟然会蒙骗了美国的一家农业杂志。这次报导的内容是：在荷兰，用牛属中各个种互相杂交，育成了新品种的牛（我恰好已经知道，牛属中有几个种，是杂交不育的），而这个报导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他已经同我通过信，而且我为他所获得的成就深受感动。这篇报导文章，是由英国农业杂志的编辑转寄给我的；这位编辑先请我对它发表意见，然后准备要把它刊载在他的杂志上。
　　第二次，有一位作者报导了几个变种，它们是用报春属中的不同的种育成的；他说，尽管它们的亲本植株被严密防护、隔离、不让昆虫接触，结果还是自发地结生了大量种子。这篇报导文章，是在我未发现花柱异长的意义以前发表的；其中的全部叙述，或者全是骗人的谎话，或者是在隔离昆虫接触方面有很大的漏洞，以致难以使人相信。
　　第三次报导，更加使人奇怪了：赫斯先生在他的论著《近亲婚姻》一书中，发表了几长段的摘录；这是从一位比利时著者的论文中摘引的；这位比利时著者肯定说，他把亲系极近的兔子交配，已经进行了很多世代，毫无有害的后果。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杂志——《比利时皇家医学会会刊》上。可是，我对它却仍旧难免发生怀疑：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总是举出这样（的成功）事例，举不出任何一种（失败的）事例来呢？可是，根据我自己繁育动物的经验看来，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不很确实的。
　　因此，我在这种非常犹疑不决的情况下，写信给望·贝耐登教授，向他询问这位著者（的论文内容）是否确实可靠。不久，我从他的复信中得悉：比利时皇家医学会已经发觉，这全篇报导文章都是伪造的，因此大为震惊。该会的《会刊》公开向这位著者责问，要他明确答复：他在进行为时几年的养兔试验工作时，居住在什么地点，而且他的大群兔子又在什么地点；结果却毫无回音。于是我就写信告诉这位蒙在鼓中的赫斯先生：他引用作为自己著作的主要论据的这篇文章，竟是伪造的货色；不久，他以极其可敬的态度，在回信中附来一小张印刷的（勘误声明）纸条；他已经把这些小纸条附进了（书店中）尚未出售的每本书中了。
　　我具备了一些井井有条的习惯和方法；这对我独特的工作方法很有一些用处。最后，我还不急需去谋生觅食，所以就有了充分的空闲时间。即使是我身体很坏，而且它使我在一生中损失了几年的（宝贵）光阴，但同时也使我避免了许多散漫的社交生活和游乐，节约了时间，也不无小补。
　　因此，根据我所能作出的判断，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成功，不管它有多大，是取决于种种复杂的思想品质和条件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热爱科学；在长期思考任何问题方面，有无限的耐心；在观察和收集事实资料方面，勤奋努力；还有相当好的创造发明的本领和合理的想法。确实使人惊异的是：使我所具有的这些中等水平的本领，竟会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对科学家们的信念，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毕黎　译）
　　　
尽力而为

　　　
——在七十寿辰纪念会上的答辞
作者：巴斯德

　　总统先生：
　　您之出席这个纪念会，使一切都改变了：一个友谊的集会变成了盛大的典礼，一个科学家的简单的生日变成了科学史上的纪念日。
　　部长先生，诸位先生：
　　我在这个荣幸的日子里，首先想到了那些只认识证据的科学家们，心里非常忧愁。在过去，他们不得不和那些扼杀他们意见的成见作斗争。这些成见被战胜了，他们又遇到了各种障碍和困难。
　　没有多少年前，公众的能力和市政府的财力都还不能为科学建筑些华丽的场所，我最亲爱的朋友伯纳儿只有一间低而潮湿的地窖做实验室。他也许就是在那儿得了致死的疾病。一想到你们在这里为我所保留的，他的往事就呈现在我的脑中。
　　诸位先生，仔细想来，好像你们是要使我一生的生活呈现于我的眼前。多耳市长是我的老乡，他带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可以看到我的父母们很困苦的生活和简陋的房屋。高师的同学们全体出席，使我回忆起我最初对于科学的热心。立尔学院的代表们使我回忆起我最初关于结晶学和发酵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使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我感觉到这许多幽暗的现象的后面有些规律的时候，我是被多么热烈的希望占据着啊！遵循着实验的方法，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推演，才能够达到关于生理学的研究。我的亲爱的同事，这是你们亲眼看到的。至于我之所以有许多次的激烈的争论，破坏了我们各学社的恬静，乃是因为我要尽力维护真理。
　　外国的诸位代表先生，你们远道而来，足见对于法国深表同情，你们带了一种最深的快乐给我。凡是坚决地相信科学与和平能够战胜昏愚和战争的，相信各民族能够在建设上同心协力地合作的，相信将来的胜利必定属于为人类解除痛苦者的，一定可以证明我内心的快乐。亲爱的李斯特，科学的代表们，医学的代表们，我相信你们都能够证明。
　　青年们，你们应该相信这些可靠的有效的方法啊，我们对于这些方法还只知道初步的秘密。不管你们的职业如何，你们绝对不能被那些诽谤和荒诞的怀疑所动摇，也绝对不要因国家的一时的忧患而丧气。你们应该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里和图书馆里，你们首先要问问：“我为我的教育做了什么？”当你们向前前进的时候，必须常常问问：“我为我的国家做了什么？”直至你们很荣幸地想到你们已经为人类谋了些幸福和进步的时刻。但是努力必须顾到健康。只要我们瞄准着一个大目标，就可以勇敢地说：“我已经尽力而为。”
　　诸位先先，我十分感谢你们的盛意。大艺术家罗狄在这个徽章的背面隐藏了我终生感觉得到的这么重大的日期，也是我应该深深感谢的。
　　　　　　　　　　　　　　　　　　　　 （丁柱中　译）
　　　
我们那是未解之谜

　　　
——致女友的情书
作者：诺贝尔

　　
　　诺贝尔（1833——1898），瑞典化学家。生于斯德哥尔摩。1850年至1854年在美国学习。1854年至1859年在俄国彼得堡学习，并随父亲从事化学试验工作。回国后开始研究炸药。1866年至1867年与父亲一起研制成信号雷管和地雷，发明甘油炸药。1875年又发明三硝基甘油和硅藻土混合的安全烈性炸药，1888年发明无烟火药。除研究火药外，在化学方面也有许多发明，仅在英国获专利权的就有120多项。临死时用大部分遗产设立诺贝尔奖，从1901年起由瑞典诺贝尔基金会颁发。著有《论现代爆破剂》。


　　致贝尔塔

　　你说我是个谜——也许吧。
　　我们其实都是未解之谜，
　　在痛苦中开始，在深沉的折磨中结束。
　　琐屑卑贱的事物把我们拖向死亡，
　　崇高的思想把我们带到诸天之上而欺哄我们相信一个灵魂梦想永垂不朽。

　　致莎菲娅

　　一
　　我心爱的莎菲娅：
　　昨天没有收到你的信，我离开你这么远，目前的季节对你脆弱的身体又十分不利，这更使我焦虑不安。在我们北方，阳光充足，气候温和，但愿你那里的天气也能如此。
　　亲爱的宝贝，你埋怨说，我的信只是三言两语、欲言又止。除非我违背自己的意志明白地告诉你，否则你是不会知道其中原因的。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人们，尤其是妇女，都是利己主义者，只为自己着想。但是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并感觉到你把自己在人生中的地位摆错了。从那时起，我对此越来越遗憾。因此，我强迫自己对你冷淡，经常向你发脾气，不让你对我的感情深深地扎下根来。你也许以为你爱我，但你真正感到的是感激，或许是尊重，这样的感情远远满足不了一颗年轻的心灵对爱情的渴求。将来有一天——这一天也许不会太远——你会真诚地爱上另一个男子。如果我已经把你牢牢地束缚在情网之中，到那时你又会怎样地责备我呢！想到这些，我不得不用理智来控制感情。我并不像你经常责备的那样心如铁石，也许我比别人更感到寂寞的重压。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着一条通向另一个心灵的道路，但那颗心决不是一个21岁的女子的心，它对生活的感受同我的全无联系。你的星宿正在天空升起，而我的却在降落。青春使你的希望显得绚丽多彩，而我的希望之光只不过是夕阳的一点余辉。所以我们不配相爱，但我们依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忧虑的是你的前途。如果你爱上了一个青年，他也爱上了你，我们之间现在的这种不适当的关系就要成为你幸福道路上的障碍。我知道，别人怎样看你，你是一点也不在乎的，这是你的福气，可以减少许多烦恼，但别人却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如果只有自尊心，而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么这种自尊心就好像经受不住阳光考验的珍宝一样。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感到心烦意乱。见到你就要生气，离开了你又感到闷闷不乐。但是，即使你给我带来了并还将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我知道你始终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姑娘。我喜欢你，对你的幸福我比对我自己的还要关心。说起我的幸福，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一降生痛苦就接踵而至。但是我的小宝贝，生活正向你发出微笑，没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幸运，如果你有时感到不很如意的话，那只是暂时的，你很快又会感到称心如意。但要获得真正的幸福，你受的教育必须与你的地位相称。因此，你必须勤奋地学习。你还是个对未来无忧无虑的孩子，你最好找一位老伯伯专门来监督你。
　　二
　　亲爱的小宝贝：
　　昨晚我本来准备到伦敦去，但从工厂到这儿（格拉斯哥）的火车误了点，我未能赶上开往伦敦的火车。在这个上帝都害怕的国度里，星期日火车是不开的，于是，我就困守在这个有一个城镇那样大的旅馆里了。
　　这几天我不得不参加一些集会，从而看出最近几年我因避开社交活动所造成的危害。在大庭广众之中，我感到自己很愚钝和糊涂，我只好避开大家。不幸由于我对你的同情心，在这一生中我的智力恐怕再也不可能活跃起来了。我并不是责备你，小宝贝，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我自己的过错，你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生的目的的理解，对精神文明的重要性的理解，对作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人的职责的理解，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实在无法互相了解。我痛苦地感到自己的智力已衰退，与那些有教养的人们在一起，我深感羞愧。
　　就在今天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也痛感我的智力低于别人。我悲叹我不幸的经历，请别为此生我的气。你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损害了我的智力，滥用了我的怜悯和钟情，对我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脱离了文明社会，忽视了与有学识的人交流思想，他最后就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交流，就会失去自尊心，同时也会失丢别人对他的尊敬——从前他是受人尊敬的。
　　善良、可爱、多情的莎菲娅，最后，我诚挚地祝愿你，你的青春应该比我的美好，希望你永远不会有我这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祝你快乐平安，别忘了你那不幸的绝望的朋友。
　　三
　　我亲爱的小宝贝：
　　从你的电报得悉，你在卡尔斯巴德还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商治好。依我看来，保持安静是你最有效的药方。但是你却一直到很远的国度去旅行，而这些地方我是不能也不想陪着你去的。这种发疯的行为已延续7年了，对你无益，我也感到伤神费力。这使我苦不堪言，也浪费了我的宝贵时间。我希望献身于工作，献身于科学。我把各种各样的妇女，不管年老年幼，统统看作是侵吞我的时间的小偷。我不能在实验室里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却成了服侍一个大孩子的保姆……。如果你一直乐意住在我住的国家里，你现在想来早已痊愈，我也不会被折磨得麻木不仁，叫我的朋友们大惑不解了。我虽然可以忘记我们之间充满了痛苦的过去，但是失去的时间却永远也迫不回来了，这件事日日夜夜折磨着我。但是让我们忘记过去吧。……最近的将来我们怎样安排呢？你想在伊斯基尔买一座别墅，好，我们买下来了，可以后又怎么样呢？要我到伊斯基尔去朝圣，等于要我自愿下地狱。明年奥尔加得上学了，她也就不能在你身边了。于是伊斯基尔又会不合你的意了，你又会硬要我在赖兴诺、菲拉赫、戈尔日、穆尔租赫拉格——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买别墅，……你硬说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地方，而我，作为你的保护人，纯粹出于仁慈，竟会容忍到这种孩子气，你想你是多么荒唐啊！至于我，我受头痛和胃痛的折磨，所以如果我在这封信中表现出情绪不佳，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一直忙到深夜，几乎没有时间打电报给你。会议刚结束，在深夜两点半钟写下了这几行字。
　　请接受你的老朋友的衷心的祝贺和拥抱，他真正为你担心。
　　　　　　　　　　　　　　　　　　　　　　（王楫等　译）

　　
　



2
思想的艺术

　　　
作者：霭理斯

　　
　　霭理斯（1859——1939），英国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生于一个海员家庭。1875年，他随父亲的船前往澳大利亚，在悉尼一所私立学校做见习教师。4年后回英国。1880年入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开始研究性心理学，并热衷文学创作。1890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新精神》。他在性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辑《现代科学丛书》，并出版《性心理学研究录》；在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也有较大贡献。

　　达·芬奇不但在科学方面是至高的伟大人物，而且是科学精神的具体化、艺术家、大自然的爱好者，这是我们最好应铭记在心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意识中对这一事实认识清楚，那么就会避免许多错误。我们将不再发现设计艺术家为了受到他们所认为的思想艺术家的束缚而愚蠢地恼怒不已。一位像布伦内提尔那样心胸狭窄的教师，尽管在他自己范围里多么有用，但当他愚昧地宣称他所谓的“科学的破产”时，也就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可能现在仍如此）被人看作是先知。很不幸，许多人冒充“科学工作者”，而实际上却没有资格取得这一称号。他们可能在小密室里堆砌一些事实，做着有益的勤奋的工作，而这些事实可能有朝一日由那些更真实地受到科学精神启发的人加以研究；他们可能把真正的科学家的发明应用到实际生活上而多少做些必要的工作。他们自己有权利使用“科学”这个名字，就如那些造出堆积在陶器店里的盆钵和盘子的人有权利使用“艺术”这个名字一样，其实他们都无权使用这些称号。他们还不知道，科学并不是堆积孤立事实的知识积累，而是积极的知识的组合，是把一种非常精致的工具的锐利刀锋应用到世界上，而如果没有最广阔的眼光以及最激荡的丰富想象力，就不可能达成这项工作。
　　法兰西斯·加尔顿——我举出一位由于有一些共同的兴趣而我有幸与之接近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更真实的科学家。他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的喜爱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甚至不是一位博学的业余科学家，就像有些人的情况一样。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题的文献，虽然我以为这并不怎么要紧。当他听到某一有名人物和他从事同一领域内的研究时，他就要查看这个人的研究工作；威斯曼在从事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时，就出现这种情况，而我在展读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于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就像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博物馆的开路先锋们的态度，如查德斯肯特、阿希摩尔、伊夫林以及史龙：对于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我曾对墨西哥的仙人掌麦斯卡尔从事一些个人的实验，以探测它产生幻象的特性，这种仙人掌的特性当时在英国鲜为人知，加尔顿对此表示强烈的兴趣，想要亲自去做实验，只是最后因年老而作罢。但是，加尔顿的好奇心并不只是孩子般的好询问，而是基于此点，他的好奇心与一种几乎是独特结构的头脑相合作，他的头脑既正常又敏锐。所以，一方面他的好奇心转变为极为精巧和富有发明创造的多种方法，另一方面，好奇心受到稳定的谨慎和理智的检验而得到指导和控制。他知道如何保持那种巧妙的平衡而不会有任何的严厉、紧张或独断，只是显得有趣而亲切，表现出最可靠的谦虚。这些特性难能可贵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他的《人类能力之探讨》中看到一切——使他成为天才人物的典型，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的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经验的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些领域以前只是人们兴之所至的对象，或者完全没有被人所察觉。他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而如果（报导所说）他生命最后一年主要致力于写一本小说，那么这部作品就代表他全部的美妙活动；他从未做其它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是真实的。
　　加尔顿的表亲是名声更著的却尔斯·达尔文，他在大自然和科学方面也同样是纯粹的喜爱者和艺术家。无疑，一度有很多愚昧的人认为这两个名字似乎不适用于达尔文。有人认为达尔文几乎不是一位天才，只是一位研究事实的枯燥而辛勤的平常学子。他自己甚至有一次悲叹自己对于诗和艺术的冷漠，对此事许多人难以忘怀。但是达尔文是少数的选民之一，他在潜意识（如果不是在意识）的本性中就认识到“科学是诗”，而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诗和艺术的领域里，他却同时是诗人和艺术家。只有这种天赋的人才能够在读马尔萨斯的作品时得到一个暗示，想到自然淘汰是有机生物之所以连绵不断的主要模式的创造性力量；他的奇妙的进化学理论也是如此。甚至在实验的琐碎事务方面，例如让一位音乐家在他的温室里演奏巴松管，以确定音乐是否影响植物，他有着诗人或艺术家的全部的发明想象力。他在对待大自然的整个态度上是诗人和艺术家，可是我怀疑是否有人已指出这一点。他努力工作，但对于他来说，工作是一种游戏，如果工作不是游戏的话，由于他健康情况欠佳，他就无法开展他的工作。我们一再在他的《生活与信札》中，发现诸如“我极为高兴”的句子来引述他的观察与实验。而他在提及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时曾说，这种问题犹如下盘棋。我真的怀疑：是否还有任何伟大的科学家比达尔文更是一位艺术家，更有意识地感到自己是在这个世界里玩游戏，由于生活的乐趣而感到更美好的兴奋。这个人创造了雌雄淘汰的理论，使得整个生命的适应成为艺术，也使得生命的适应的秘密成为诗，而他很可能发觉“诗和艺术”是索然无味的。
　　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生物学家的观点比较容易达成目的，这是因为他们涉足于活生生的大自然，但我们不单是在生物学家中发现喜爱者和艺术家的态度。当天才人物悠游于有人所谓的物理学家的不毛之地时，我们也同样明显地发现这些态度，法拉弟在实验室工作，一间简单的实验室，却对真正的科学精神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地方，如果没有他在电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可能就会错过（感到痛苦或不感到痛苦）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实用的机器：发电机和电话。然而法拉弟眼前并没有实际目标；我们可以说：他探讨大自然，就像诗人探讨感情一样。这样就足以使他成为最高的科学家。为他写传的贝斯·琼斯博士对他很了解，他说，法拉弟的第一个伟大特点是他对于事实的信任，第二个伟大特点是他的想象力。我们在此看到了他性情的根本所在。重要的只是要记住：这两个特点不是分开和明显的。这两个特点本身可能是对立的特性；这是因为在法拉弟身上，这两个特点在有力的紧张状态里结合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为探讨大自然秘密的一种很有效的工具。他的朋友和同事蒂德尔似乎觉察了这一点。蒂德尔写道，“他的想像力所具有的威力十分巨大”——他“从一些最细微的起点开始，达到最伟大的目的”，从“氧和氮的气泡直到地球本身的大气包层”——但“他像一位强壮的骑士一样驾驭想像力”。法拉弟本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让想像力奔驰，用判断和原则保卫它，但用实验来掌握和指导它。”他在另处曾说，他年轻时，他可能会补充说他当时仍然是，“一位具有十分生动想像力的人，并且能够像相信《百科全书》一样地相信《天方夜谭》。”但不久他就获得一种以实验来检验事实的本能，不信任没有测试过的所谓基本事实，而接受他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一切结论，完全漠视为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他在桑德玛尼亚教堂确实是一位忠实和虔诚的长老，而这在这位迷人的人物中并不是最不具魅力的特点。）蒂德尔坚称法拉弟的心智活动有这二个层面。他表现“美妙的欢愉”，他具有“容易兴奋和激动的性情”，同时“在欢愉的表面之下有着一座火山般的热能”。他自己相信从遗传中具有一种赛尔特人的气质；有人传说他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现在在爱尔兰找不到法拉弟家族，也找不到任何像法拉弟的姓名，但蒂德尔由于自己是爱尔兰人，所以宁愿相信这种传说是可靠的。这只能说明这种性情中感情欢愉活泼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也是蒂德尔所坚称的：喜爱秩序，极端顽固，高度的自律，而这种自律能把内心的热火转变成清晰而集中的白热光。蒂德尔说在这两种特性的交汇融和下，“他成为一位先知，并时常显现一种灵感，只有凭着同情才能了解这种灵感。”他广阔而出于感情的想像力变成真理的仆从，并一经点触，就有生气。在完成物理实验时，他会经历一种孩子似的喜悦，眼睛也闪闪发亮。雪尔范纳斯·汤普森在他论法拉弟的书中坚信，法拉弟对试验和证明的永恒冲动结合了由于想像力的奔放而产生的孩子似的喜悦心情，“甚至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会因为看到一次新实验而高兴得几乎跳起舞来，然而他总是毫不犹疑地把由实验所提示的观点推进到其逻辑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可能多么广泛地引自为人接受的思想模式。”他的方法是《天方夜谭》的方法，只是转移到事实的领域。
　　法拉弟不是一位数学家。但如果我们转向在抽象计算的领域里活动的开普勒，我们也会发现这些特点的完全相同的结合。我们应把宇宙太阳中心论的建立归功于开普勒，而不归功于哥白尼，而开普勒比任何人更是牛顿的先驱。人们说，如果没有开普勒的话，很难设想有谁会取代他的地位，在我们宇宙的科学性创造活动中担当他的特殊角色。要担当这么一个先锋人物的角色，需要奇特地混合在表面上相反的特性。只有一种打破旧秩序的大胆、独创以及冒险的精神，才能挣脱统治天文学几千年之久的长久传统和一成不变的先见。只有一位有无限耐心、谨慎、辛勤和准确的研究者，才能建立新的革命性观念，以取代这些传统和先见。开普勒把能力难能地结合在一起。他拥有最狂浪的奔放的想像力；然而他对计算准确性的尊重比世人所知道的更甚。他愿意相信：地球是一种动物，如果发现她有肺或鳍，他也不会吃惊。同时，他决心夺取准确的真理，他极有耐心地辛勤工作着，以致他的一些最仔细的计算甚至重复做了70次之多（没有借助于对数）。在开普勒身上最为清楚地体现了形成至高的科学艺术家的两个基本特性。
　　开普勒很可能把我们带引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自从他的时代以来，在了解宇宙方面最伟大的先锋，并且由于他似乎已经赢得了和牛顿同等的地位，他确实已不单是一位先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是：虽然爱因斯坦有一种极为谨慎和长于批评的心智，并被认为常识丰富，但他深深敬慕开普勒，时常引用开普勒的话。因为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具有想像力的艺术家。
　　爱因斯坦显然是一位艺术家，甚至在外表上也如此，见过他的人常注意到这一点：“他看起来更像音乐家而不很像科学家，”有个人写道，那些很了解爱因斯坦的人说：“他基本上是一位发现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事实上，他是位精通于最普通为人公认的艺术之一的艺术家，是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他自己说过：即兴演奏钢琴“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必需品。”据说，他在倾听音乐时，会容光焕发；他喜爱巴赫、海顿和莫扎特，比较不喜欢贝多芬和瓦格纳，而对肖邦、舒曼以及音乐中所谓的浪漫派，则不感兴趣，这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他对音乐的喜爱是天生的；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喜爱，那时他想出一些“赞美上帝”的小曲子，并自己演唱，在那么小的年纪，音乐、大自然、上帝就开始在他身上变成一种统一体。莱布尼兹说：“音乐是人类灵魂从进行自己未意识到的计算时所经受的欢愉。”音乐最为抽象，它是最接近数学的艺术——我们可能回忆，根据毕达哥拉斯的发现，音乐和数学是如何有着它们的共同来源的——而音乐成为爱因斯坦喜爱的艺术，这是不足为奇的。建筑是他仅次于音乐的爱好——歌德把建筑艺术称之谓“凝固的音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建筑中，实际上我们投身于静态和动态转变成可见的美的机制之中。他漠视绘画，虽然他不是伟大的读者，但他被文学所吸引。他在文学中并不怎么去追求艺术，而是追求感情；在文学领域里，具有严格结构成分的作品不再吸引他了，所以他不爱读易卜生的作品；他大大倾心于塞万提斯、凯勒和史特林堡；他深深敬慕莎士比亚，但对歌德较冷淡，然而他最狂热地喜爱的作家却是所有伟大作家中有着最高度感情，神经组织中最陷入分裂状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尤其是他的杰作《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也夫斯基所给予我的，超过任何科学家，超过高斯。”在爱因斯坦看来，所有的文学分析或美学技巧都无法穿透像《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样一部作品的中心，只能用感情把握这部作品。他一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就容光焕发，他只能以“道德的满足”来形容而别无它词。因为平常意义的道德作为一种系统来说，对爱因斯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甚至不把道德包括在科学里，使他满足的是具体体现在艺术中的道德欢愉。再者，据说，爱因斯坦的感情生活方式的基调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呼唤：“我来这儿不是跟你一起去恨的，而是跟你一起去爱的。”他感到，生活中所能提供最好的事情是洋溢着快乐之光的脸庞。他是位激进的民主派、和平主义者，而不是（人们时常想象的）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国际性，他认为这绝不会损毁国家的特性。
　　这儿要说清楚的一个要点是：爱因斯坦并不只是在闲暇和游戏时才是一位艺术家，就如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打高尔夫球，或者一位伟大的军人可能种兰花一样。他在全部工作中都保持同样的态度。他追寻科学的感情之根，而感情也正是艺术之根的所在。爱因斯坦很敬慕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么说到他：“那种使他合宜地投身于工作的感情状态，就像一位献身者或一位情人的感情状态。”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本人似乎也应验了这句话。他甚至不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是属于那种严格的宗派，即那种主张所有真正科学都是正确规范的宗派；他认识到：生物科学一定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数学之外。他有一次说，如果数学是科学的惟一途径，那么，大自然对歌德来说，将会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歌德具有一种非数学，甚至反数学的心智，然而却拥有一种比很多准确的科学研究者更伟大的直觉力量。爱因斯坦认为：一切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始于直觉。他不断重复这点，虽然他补充说，由于创新也是需要的，所以直觉就一定不能孤立。人们通常认为许多科学发现是纯粹的思想成果，但爱因斯坦却倾向于视为真正的艺术成果。他要把这个观点具体化于一切教育之中，使教育成为一种自由的、活生生的过程，不死记硬背，也不考试，主要是一种诉诸感觉的过程，以便获得美妙的反应。为了达到他的目标，甚至为了达成道德的个性，他要每一个孩子学习一种手工艺，细木工、装钉书，或学其它的，他并且像埃利·富尔一样，对电影的教育价值有很大信心。我们看到，在爱因斯坦一切活动的后面都有着这么一个观念：物理学家的工作是要去获得一幅图画，他所谓的“世界图画”。爱因斯坦于1918年在一次纪念普朗克的庆祝会上说：“我同意叔本华的意见，即吸引人们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渴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令人痛苦的粗鲁和凄凉的荒芜状态，此外，摆脱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欲望所形成的枷锁。这种渴望驱迫那些具有较强烈敏感性的人走出个人生活，进入客观知觉和了解的世界。这种渴望是一种驱动力量，就像一种力量把身处喧嚣混杂的闹市的居民赶往平静闲适的阿尔卑斯山高处，在那儿他们似乎可以俯视永恒。和这种消极的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积极的动机，这种积极的动机促使人们寻求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情的简单的世界观，以这么一种反映世界观的图画来取代世界，从而征服世界。画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这么做着。”斯宾格勒曾谨慎地辩称：物理学、数学、宗教和伟大的艺术都有完美的一致性。我们大可以指出爱因斯坦就是这种一致性的高尚的具体化。
　　在我们到达数学的领域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不具有人性的、并且是远离诗的。然而艺术家却在这儿拥有最充分的想像力。贝特兰·罗素在他的《神秘主义与逻辑》一书中说：“数学可被定义为一种科目，在这个科目中，我们永不知道我们在谈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谈的是否真实。”我们是处身在艺术的想像领域，而数学家是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其秩序井然而言像音乐，然而在另一层面上重新产生宇宙的秩序，这样就似乎成为一种天体的音乐。最伟大的数学家为了要发现一种类似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而一再诉诸艺术，这并不使人惊奇。他们确已在种类极为繁多的艺术中发现这种类似性。在诗、在绘画、在雕刻中发现，但是，我们却确实在音乐——最抽象的艺术、数字和时间的艺术——中，发现了最紧密的类似性。米塔·雷佛雷说：“数学家的最佳工作是艺术，一种高度而完美的艺术，如同最神秘的想像之梦那样大胆、清晰而透明。数学的天才和艺术的天才彼此接触。”而西尔威斯特在他的《相互的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难道代数不是好像已经获得了一种美术的尊严了吗？工作者能在这种尊严中，自由发展他的观念，就像在一场歌舞戏的主题或一幅画的主题中。它已经达到这么一点：即每一种已适当发展的代数结构，就像一幅技巧老练的风景画一样，都能暗示位于画布极限以外的无限距离的观念。”贝特兰德·罗素又说：“如果以正确态度看待数学，数学不仅拥有真理，而且也有至上的美——一种冷静而严肃的美，像是雕像的美……真正的欢愉精神，意气风发，具有一种超人的感觉，这些试验最优越状态的试金石，都确实能够在数学中发现，如同能在诗中发现一样。”
　　这位数学家已登临人类思想阶梯的最高梯级。这也是我们全体都在拾级而上的相同的那个阶梯，从个人的婴儿时代爬起，也从种族的婴儿时代爬起。莫利哀的乔登40多年来一直在发无聊的议论，自己也莫明其妙。人类在整个漫长的生涯中一直想着诗，却也同样地显得无知。
　　　
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

　　　
作者：罗素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数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16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解职，1944年重新在三一学院任教。曾在美国大学任客座教授。在数学上，从事过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创立“罗素悖论”。哲学上提出了逻辑原子论和中立一元论等。著有《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等。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因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获世界和平奖。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这种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所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毫无疑问，在氢弹战争中，大城市将被毁灭掉。但这还只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较小的灾难。如果伦敦、纽约、莫斯科的每个人都被消灭了，在几个世纪内，世界还是会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尤其在比基尼试验以后知道，核弹能逐渐把破坏作用扩展到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这个范围比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大得多。
　　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　500倍。
　　这种炸弹，如果在接近地面或者在水下爆炸，就会向上层空气散放出带有放射性的粒子。它们以剧毒的尘埃或雨点的形式逐渐下降到地面，沾染了日本渔民和他们所捕到的鱼，就是这种尘埃。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种致命的放射性的粒子会扩散得多远，但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氢弹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使用了许多颗氢弹，结果将是普遍的死亡——只有少数人会突然死去，而大多数人会受着疾病和萎蜕的慢性折磨。
　　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和军事学的权威都曾发出了多次警告。他们谁也不会说这些最坏的结果是一定要发生的。他们只是说，这些结果是可能的，而且谁也不能肯定说它们不会成为现实。迄今我们还未曾发觉，专家们的这些观点同他们的政治见解或偏见有什么关系。就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来说，这些观点只同各个专家的知识水平有关。我们发觉，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可怕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要置人类于末日，还是人类该弃绝战争？人们不敢正视这样的抉择，因为要废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
　　要废止战争就要对国家主权作出种种令人不愉快的限制。但是成为理解这种情况的障碍的，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人类这个名词使人感到模糊和抽象。人们在想像中几乎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不仅是对被模糊理解的人类的，而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他们简直理解不到，他们每个人和他们所爱的亲人都处在即将临头的苦痛死亡的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希望，只要现代化武器被禁止了，战争也许还不妨让它继续存在。
　　这种希望是虚妄的。尽管在和平时期达成了禁用氢武器的协议，但在战时，这些协议就不会再认为有束缚力，一旦战争爆发，双方立即就会着手制造氢弹，因为要是一方制造氢弹，而另一方不制造，那未制造氢弹的一方就必定会取得胜利。
　　尽管作为普遍裁军一个部分的禁用核武器的协议并不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但它还是适合于某些重要的目的。
　　首先：东西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就消除紧张局势来说都是有益的。其次：销毁热核武器，如果双方都相信对方是有诚意去这样做了的，就会减轻对珍珠港式突然袭击的那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在目前正使双方都保持着神经质的不安状态。所以我们应当欢迎这样一种协议，哪怕只是作为第一步。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未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未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未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决议

　　我们发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签名赞同下列决议：
　　“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许良英　译）
　　　
人迹罕至的地方

　　　
作者：荣格

　　我最初见到理查德·威廉是在凯塞林伯爵家，当时正在达姆施塔特召开关于“智慧说”的会议。那是20年代初。1923年，我们邀请他到苏黎世来，他在心理学俱乐部就《变化》一书发表了他的看法。
　　是在与他相识之前，我即对东方哲学感到兴趣。大概在1920年，我开始对《变化》一书做实验。一年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定向这本书所产生的谜发起全面进攻。我没有采用传统方法采一堆欧菁草，而是给自己砍下一捆芦苇向那谜开始冲击。我常常坐在有100岁的梨树下的地上，一坐几小时。那本《变化》就放在身旁，我用一种方法，即把不少会因许多原因产生结果的预言一回一答地相互加以比较，所有确乎非同一般的结果显现了出来——与我自己的许多想法过程均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对此，我也无法跟自己解释清楚。
　　在这实验中，惟一由主观干预的情况即是实验者任意地——就是说，不假思索地——猝然一击，然后，把一捆有49根欧蓍草的草捆打开来。他并不知道一捆里有多少根欧蓍草，但击后的结果却依赖于欧蓍草之间的数字关系。其它实验都是机械地进行的，没有意志予以干预的余地。如果确乎偶然出现有精神与之相联的情形，那它也不过是由一捆欧蓍草机会性地被分开来所组成（或用别的办法，即投硬币所产生的偶然性所组成）。
　　在那整个暑假期间，我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变化》一书中的答案究竟有没有意义，倘若有的话，那么精神与一系列身体活动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时常会遇到令人惊奇的巧合，这些巧合好像在说出一种间或同发性的思想（我后来称之为“同步现象”）。这些实验令我痴迷，我连记录的事都给忘了，后来我很为此遗憾。以后，不管怎样，当我经常在我的患者身上做实验时，十分清楚的是，有相当一批答案都答对了，例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的病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认识一个看上去似乎对他挺合适的姑娘，因为他想结婚。可不知怎的，他觉得心里不托底，担心在自己新情绪的影响下，会再次发现自己听凭威力无尽的母亲的支配。我给他做了实验，结果他的话成了六边形状，上写道：“这个女孩儿大有威力了，一个人不该娶这种女孩子。”
　　3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中国哲学家胡适。我询问他对《变化》一书所持的观点，得到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没对这本书做过实验——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记得他只遇到过一次，这本书被用过。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他不愉快的恋情。这时他们正经过一座道庙。他开玩笑地跟他朋友说：“你可以请教一下预言！”话没说完，就真这么做了。他们一起进了庙，请和尚解释《变化》一书里的一段预言。不过他对那些解释的话一点不信。
　　我问他那预言是否说中了，他不情愿他说，“噢，是的，当然……”我当时想起有名的“好友”的故事，即一个人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不愿做的。我于是便谨慎地问他从这次事情中是否得到益处。“是的，”他回答，“我也当开玩笑地问过一个问题”。
　　“那么那个预言给没给你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我问。
　　他犹豫着。“噢，这个，是的，你这样说也行。”这个话题显然令他不舒服。
　　过了几年，我用芦苇做了实验后，《变化》一书附带威廉的评论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义的联系问题上的观点与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补许多空白之处，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威廉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大范围地讨论该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这样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这些问题是欧洲式无意识强加于我的。此外，我跟他谈到我对无意识研究的一些结果，这未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些结果中已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传统独自拥有的东西。
　　威廉年轻时曾为传播基督教去过中国。在那里，东方的精神世界为他敞开了大门。威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精灵，他对事情有着不被迷惑、颇有远见的目光。他有种天赋，即在聆听一个一步步启开的陌生思想时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实现那一情感上的奇迹使他将中国的知识珍宝引进到欧洲来。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已经退居到背景中去，当然并未全部消失。它们形成一种精神积淀状态，一种道德上的附加条件，后来这一条件产生了致命结果。
　　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派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耐煊，他向他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变化》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得以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变化》一书的译本。这本东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动可懂的形式被介绍到西方来。我以为，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丝毫不会弄错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对《变化》的评论中，他已表现出对无可匹敌的中国心理学的某种接受。
　　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耐煊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无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时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的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无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我说给他的话是：“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
　　他回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呢？”
　　几年后，威廉作为客人来到我家，他的身体由于变形虫痢疾病的侵扰已经垮了下来，这病他20年前就患了。后来数月里，他的情形每况愈下。后来，我听说他住院了。我到法兰克福探望了他，眼前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生们还没有失去希望，威廉也谈及着等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我和他一起享受了他的希望，但我却有所预感了。那会儿他跟我吐露的一些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在他做的一些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干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过的中国，他正找寻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他的病又拖了他几个月。
　　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星期，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他什么消息，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副幻景给猛地撼醒：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那幻景特别清楚，我不光看到那人脸上每条皱纹，还看到了他棉衣服上的每根棉线。
　　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那里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抵触形式出现。由于我自己也有与他相同的问题，因此知道卷入到这场冲突之中会意味着什么。诚然，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威廉也没坦率说出来。尽管我向他介绍心理学上的观点时，他表现得极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也只保持在我说起客观事物，如一个念头或是宗教心理学引起的一些问题时。也只到这时，他一切都很好。不过我一俟试图去触碰他内心冲突那一实际问题时，我马上即能体会到他往后缩的感觉，一种将自己内心锁住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情正中要害。这种情况我在许多重要人物身上都观察到过。记得歌德在《浮士德》里将其写成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未被踏过的”地方。其所有区域均不能也不许被强行入内，那儿是一个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去干扰它。
　　　　　　　　　　　　　　　　　（刘国彬　张放　译）

　　
　



3
我的信仰

　　　
作者：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向，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党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许良英　译）
　　　
我的见解

　　　
作者：马克思·波恩

　　
　　马克思·波恩（1882——1970），德国物理学家。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190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迁居英国，1953年退休后迂回德国。波恩在物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量子力学，用统计学解释波函数，并与海森伯等合作，发展三雏粒子运动理论，即矩阵力学，提出了量子力学中的微拢理论。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作有《晶体点阵动力学》等。

　　我想就科学对于我以及对于社会的意义提出一些见解，而且我要先说一句平凡肤浅的话来开头，这句话就是：生活中的成就和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运气。就我的双亲，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老师，我的学生和我的合作者来说，我是幸运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几次革命中；我都幸运地活下来了，其中包括希特勒的那一次，对于一个德国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希望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科学，一个是个人的角度，另一个是一般的角度。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一开始就觉得研究工作是很大的乐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享受。这种乐趣有点像解决十字谜的人所体会到的那种乐趣。然而它比那还要有趣得多。也许，除艺术外，它甚至比在其他职业方面做创造性的工作更有乐趣。这种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它是一种哲学上的乐事。
　　我曾努力阅读所有时代的哲学家的著作，发现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没有朝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稳步前进。然而，科学使我感觉到稳步前进：我确信，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它革新了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关于空间和时间（相对论），关于因果性（量子理论），以及关于实体和物质（原子论）等等，而且它教给我们新的思想方法（互补性），其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物理学。最近几年，我试图陈述从科学推导出来的哲学原理。
　　当我年轻的时候，工业中需要的科学家很少。他们谋生的惟一途径是教学。我觉得在大学里教书是最有趣的。以有吸引力的和有启发性的方式来提出科学问题，是一种艺术工作，类似于小说家甚至戏剧作家的工作。对于写教科书来说也是同样情况。最愉快的是教研究生。我很幸运，在我的研究生中间有许多有天才的人。发现人才并把他们引导到内容丰富的研究领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此，从个人观点来看，科学已经给了我一个人所能期望于他的职业的一切可能的满意和愉快。但是，在我一生的时间里，科学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事情，我青年时期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学工作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上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只是在广岛事件以后，我才充分认识到科学在这方面的影响。但是后来科学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它使我考虑在我自己的时代里科学在人类事务中引起的种种变化，以及它们会引向哪里。
　　尽管我热爱科学工作，可是我考虑的结果是令人抑郁的。在很少几行文字里不可能论述这个重大问题。但是，如果不简要地提一下我的观点，那末对我一生的素描就会是不完备的。
　　在我看来，自然界所做的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一种能思维的动物的尝试，也许已经失败了。其理由不仅在于核战争也许会爆发，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总是在增长。即使这样一场浩劫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黑暗的未来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人因为有大脑，所以相信自己比所有其他动物都优越；而就他的意识状态来看，人是否比其他哑巴畜牲更快乐呢？这却是可以怀疑的。人类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这部历史充满着激动人心的事件，但总的来说却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和平与战争，建设与破坏，发展与衰落的交替。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某些由哲学家发展的基本科学，和某些实际上不依赖于科学而掌握在技工手里的原始技术。两者都发展得很慢，慢得在一个长时期里几乎看不出变化，而且对人类舞台也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大约在三百年前突然间爆发了智力活动：现代科学和技术诞生了。从那时以来，它们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着，大概比指数还快，它们现在把这个人类世界已经改变得使人认不出了。但是，这种改变虽然是由精神造成的，却不受精神的控制。这几乎不需要举例说明。医学已经战胜了许多瘟疫和流行病，而且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一倍：其结果出现了灾难性的人口过剩的前景。城市里挤满了人，同自然界完全失去了接触。野生动物式的生活在迅速地消失。从地球的一个地方到其他地方几乎立即可以通讯，旅行已经加速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其结果是，这世界的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小小的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余所有的角落，并且使合理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了。汽车使整个农村成为所有人都可以到达的地方，但是道路被堵塞了，休养地被污损了。可是，这种技术上的误用可以由技术上的和行政上的补救办法来及时纠正。
　　真正的瘤疾更为深刻。这种瘤疾就在于所有伦理原则的崩溃，从前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破坏时期，这些原则也曾在历史进程中进化并保持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伦理因技术而瓦解的问题，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和平时期的，另一个是战争时期的。
　　在和平时期，艰苦的工作是社会的基础。人类因自己学会了做什么以及用自己的双手所生产的东西而感到骄傲。技巧和专心受到高度重视。今天这种情况所剩无几了。机器和自动化已经贬低了人的工作并已摧毁了这种工作的尊严。今天这种工作的目的和报酬是金钱。为了购买别人为金钱而生产的技术产品，就需要金钱。
　　在战争时期，体力和勇气，对战败了的敌人的宽大，对没有防御能力者的同情，昔日是模范战士的特征。现在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现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为伦理上的约束留下余地，并且使士兵沦为有技术的屠杀者。
　　这种伦理上的贬值是由于人类的行动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道路才能达到其最终效果的缘故。大多数工人在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部门里，只熟悉自己很小范围内的专门操作，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完整的产品。自然他们就不会感到要对这个产品或对这个产品的使用负责。这种使用无论是好还是坏，是无害还是有害，是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以外的。行动和效果的这种分割的最可怕的结果是在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消灭了几百万人；艾希曼式的屠杀者不服罪，因为他们在“干他们的工作”，而与这种工作的最终目的无关。
　　使我们的伦理规范适应于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形势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了。就我所见，传统的道德观的代表们、基督教教会，已经找不到补救办法。共产主义国家只是抛弃了对每个人都适用的伦理规范的观念，而代之以国家法就代表道德规范这个原则。
　　乐观主义者也许希望，从这个丛林里将会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观，而且将会及时出现，以避免一场核战争和普遍的毁灭。但是，与此相反，这个问题很可能由于人类思想中科学革命的性质本身而不能得到解决。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详细论述过，在这里只能指出主要的几点。
　　普通人都是朴素实在论者：就像动物一样，他把自己的感官印象当作实在的直接信息来接受，而且他确信人人都分享这种信息。他没有意识到，要证实一个人的印象（例如，一棵绿树的印象）和另一个人的印象（这棵树的印象）是否一样，是没有办法的，甚至“一样”这个词在这里也没有意义的。单个感官经验没有客观的，即能表达的和可证实的意义。科学的本质在于发现两个或者更多的感官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同的陈述，是可以由不同的个人来表达和检验的。如果人们只限于使用这样一些陈述，那么就得到一个客观的世界图景，尽管它是没有色彩的和平淡无味的。这就是科学所特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所谓物理学的古典时期（1900年以前）时，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而在现代原子物理学里，成了占优势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宏观宇宙里和在微观宇宙里一样，大大的拓宽了认识的范围，惊人地增强了支配自然力的能力。但是，这种进步是付出了惨痛的损失的。科学的态度对传统的，不科学的知识，甚至对人类社会所依赖的正常的，单纯的行动，都容易造成疑问和怀疑。
　　还没有一个人想出过不靠传统的伦理原则而能把社会保持在一起的手段，也没有想出过用科学中运用的合理方法来得出这些原则的手段。
　　科学家本身是不引人注目的少数；但是令人惊叹的技术成就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他们意识到，用他们的思想方法能得到更高级的客观必然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客观必然性的极限。他们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判断因而常常是原始的和危险的。
　　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取决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如法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由于受训练的限制，不能理解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因此，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最近，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例如C．P．斯诺（《科学和政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已经讨论了这种形势。他们一般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弱点，但是相信，这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来补救。
　　朝这个方向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建议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效。我的个人经验是，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有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某些知识，他们热爱艺术和音乐，他们甚至绘画或演奏乐器；另一方面，受过人文学科教育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无知，甚至轻蔑，是令人惊愕的。以我自己为例，我熟悉并且很欣赏许多德国和英国的文学和诗歌，甚至尝试过把一首流行的德文诗歌译成英文（威廉·比施：《画家克莱克赛儿》，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书店，1965年，英文版）；我还熟悉其他的欧洲作家：即法国、意大利、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我热爱音乐，在我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完全可以参加室内乐的演奏，或者同一个朋友一起，用两架钢琴演奏简单的协奏曲，有时甚至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我读过并且继续在读关于历史以及我们现今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形势方面的著作。我试图通过写文章和发展广播讲话来影响政见。我的许多同事都有这些爱好和活动——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好的小提琴家；普朗克和索末菲是出色的钢琴家，海森伯和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我试图向我的学生灌输这种思想，这当然不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一个传统学派的成员，而且要使他们能批判这些学派的体系，从中找出缺点，并且像爱因斯坦教导我们的那样，用新的概念来克服这些缺点。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和人文学科的思想割裂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是颇为不同的。在我碰到过的受过纯粹人文学科教育的人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对真正的科学思想没有一点知识。他们常常知道各种科学事实，有些甚至是我也没有听到过的很难懂的科学事实，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上面所说的科学方法的根源，而且他们似乎不能掌握这种思索的要点。在我看来，巧妙的、基本的科学思维是一种天资，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于少数人。
　　但是，在实际事务中，特别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类相互关系中的经验和利益同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的人物。而且，他们必须是行动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没有一种教育方法能产生具备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们。
　　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在我脑际。虽然我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这样，那末人最终将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
　　这不是预言，而只是一个恶梦。虽然我没有参与把科学知识用于像制造原子弹和氢弹那样的破坏性目的，但我感到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末人类的命运就是人这个生物的素质的必然结果，在他身上混合着动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
　　但是，我的推理也许完全错了。我希望如此。也许有朝一日有一个人显得比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谁都聪明能干，他能把这世界引出死胡同。
　　　　　　　　　　　　　　　　　　　　　　　　（李宝恒　译）
　　　
秘密的历史

　　　
作者：乔治·萨顿

　　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
　　前一种历史的发展显而易见，因此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的创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野心是他们的实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动机约束的时候，必须变得富于侵略性。一方面是强大的、为数众多的、饥饿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为数很少的人民，于是，在二者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差别，这种势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突然的崩溃——战争或者革命。政治或经济的历史主要是依据物质力量来说明的。（至少在理论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原因太复杂而不能进行严格的分析，能够像记录地震或火山爆发那样记录大多数的历史性崩溃，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因为我们只能一般地了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当然，物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须考虑，但物质的原因是基本的。领导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改变事件的进程，因为他们的作用常常是他们追随者的作用的结果。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热情和已经产生的势差，他们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领导。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潜在的差别，可以延缓这种势能的释放，或者激发它，改变它的性质，但不能创造它。
　　第二种历史的发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这是人类最特有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的历史发展。我这里指的是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凯撒和拿破仑如没有千百万人的合作则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在孤立状态中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依赖周围环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人类使命的完满实现）。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社会环境能够把苏格拉底毒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但却不能决定他们的诞生，不能规定他们的使命。
　　向年轻的学生说明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但是更为基本的方面，说明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兴的事。因为青年们对人类历史一般有所了解但又所知甚少，他们的知识被许多不相关的、不重要的事实弄得模糊不清。他们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装，听到了军事冲突或群众性骚乱的枪声，听到了政治家和起义领袖的热烈演说。但是他们又怎能知道穷困的哲学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写作，艺术家在灵感的重负下受尽折磨，科学家默默无闻地顽强探索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呢？要想看清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他们可能对于历史背景有很好的了解。把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推到历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学史家至高无上的权利。
　　现在，谁还要去了解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企业家或财政家？他们的名字早被遗忘是因为他们赞助了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不谋私利的活动。虽然人类非常尊重那些为人类物质生活需要服务而且卓有成效的人们，一旦他们死去，或者人们的观念不再受这些需要支配的时候，这类人就被抛至后台，而他们的臣仆——艺术家与科学家——则进入舞台的中心。人类的严肃裁决更加坚定了我的推断，这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少数人是人类的真正代表。我们相信正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人实现了人类的历史使命，难道不对吗？
　　这帮助我们最终去解决另一个难题：怎样能使长期处于不信任和冲突状态及战争中的人类和谐一致呢？一切都太明显了？十分简单，人类的统一是隐蔽的，但是根深蒂固；分裂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却是浮在表面的。这种统一首先被所有国家中的少数人所感知并表达出来，他们不谋个人的、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或者任何一个宗派的私利，而是为着最广大的人类，他们就是人类赖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少数人。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与绝大多数人感觉和表现出来的分裂与对立不相容的。这些人嫉妒自己的同胞；轻视、不信任甚至憎恨别人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动机和活动动力。这些奇怪的感情被他们可能具有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加强了。历史的研究及教学大都是涉及人类进化的最显见和最热闹的部分，其实这部分最不重要。尽管许多现象是相反的、人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生存、为霸权而斗争，不是为尘世的利益尔虞我诈，而是在创造和传播精神财富的过程中宽宏大量、富有成果地你追我赶。这种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它不是群众完成的，也不是众目所瞩的达官显贵完成的，而常常是由穷困的不知名的人物完成的。他们没有政治势力的推崇，没有社会和宗教的赞誉，他们分散在整个文明世界各地的矮小陋室、条件恶劣的实验室或者其它偏僻的角落，默默无闻地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风随着意思吹”，其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尽管发生了牵制人民全部注意力的灾难、战争和革命，他们的工作继续进行。战争、革命与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瘟疫这一类天灾没有根本区别，它们几乎都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控制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灾难是最最重要的事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和平生活受到可怕的影响。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没有提高食物及居住的费用，人们在感知它们时至少不觉得十分突然。反之，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迟早要改变人们观点的发现，即对世界及他本人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才是世界历史重要的基本事件。一切灾难，无论是由不可驾驭的自然力量还是由不能制止的人类愚蠢行为造成的，都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它们干扰了人们的基本活动，然而没有也不能支配人们的基本活动。
　　人类的基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见的历史不过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见的历史的永不止息、永远变动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进步的。在我们看来，不同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不是以他们得到的权势和财富来评判的，不是以他们生产的可消灭的物质利益多少来估计的，而只能以他们对整个人类的不朽贡献去衡量。
　　　
接受诺贝尔奖以后的致辞

　　　
作者：玻尔

　　当我站起身来，对于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授予我以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而给予我的巨大荣誉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时，我很自然地想到要强调阿弗瑞德·诺贝尔的伟大基金所依据的那种科学的国际性。这对我来说是尤其自然的，因为我所以能够曾经很幸运地对我们物理科学的发展作出的一点点贡献，就在于将对于我们有关自然界的知识的一些贡献结合起来，这些贡献要归功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们，他们是在很不相同的科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在世纪交替期间的那些伟大的实验发现中，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们都起了如此杰出的作用；当这些发现给了我们一种进入原子结构中的不曾预料的洞察时，我们首先要感谢英国学派的伟大研究家约瑟夫·汤姆孙爵士和厄恩斯特·卢瑟福爵士，他们已经作为想象力和敏锐洞察力能够怎样看透经验的多重性而把自然界的简单性暴露在我们眼前的光辉范例，而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到科学史上了。另一方面，在揭开对直接观察者隐蔽着自然规律的帷幕方面，一直是人类最有力的臂助之一的抽象思维，在应用所得到的关于原子结构的洞察来解释我们的感官可以直接觉察的各元素的性质方面也曾经具有决定的重要意义。在这一工作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也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通过他们的抽象而系统的研究来首先教导了我们的，却是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他们教导我们，适用于支配着元素性质的各原子性粒子的运动的那些定律，是和人们一直企图用来整理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的那些定律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性质的。
　　我很侥幸地能够成为这一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连接纽带，只不过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例证，这种例证表明了科学界中在不同人类条件下发展着的研究工作的尽可能密切交流的富有成果。
　　但是，当一个丹麦科学家在这样一个场合置身于斯德哥尔摩时，他却不应该仅仅想到科学的国际性，而且应该同样充分地想到各个北欧国家之间的精神合作，这是我们全都不仅仅在科学范围内感觉到的。试图描述科学以及丹麦的研究工作对过去和现在的瑞典科学家们的重大感谢，这是很诱人的工作，但是，这就会说来话长，即使是只限于描述今晚出席的瑞典自然科学的杰出代表们的最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在各种方面对于原子研究也是有过基本重要性的。因此，我将只提到一位瑞典物理学家，即伦德的黎德伯教授，他的揭露光谱定律的天才工作对于加深我们的原子知识，同样对于由我所作出的贡献，全都曾经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
　　为了再一次深深感谢瑞典科学院通过授予我以诺贝尔奖而给予我的和给予丹麦科学的荣誉，我愿意能够在这次宴会上建议，为了科学进展的国际工作的迅猛成长而干杯，这种成长在这种在许多方面很可悲的时代中是人类生存的光明点之一；特别说来，我也建议为北欧各国的科学友谊而干杯，这些国家尽管有其独特的区别，却感到它们自己是由亲属关系而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郁韬　译）
　　　
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作用

　　　
作者：维纳

　　150年前，甚至是50年前——这是无关紧要的——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充满了种种小型报刊和出版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讲坛。在那个时候，地方编辑不像现在那样地仅限于报道千篇一律的说教和地方上的流言蜚语，而是可以发表而且经常发表他个人意见的；他的意见不仅限于地方事务，而且谈到了世界上的种种问题。现在，由于印刷、纸张和辛迪加的费用日益昂贵，这种自我表现的自由已经变成这样一种的奢侈品，以致新闻事业终于成为一字千金的艺术了。
　　就每一观众每看一场电影的费用来说，电影也许是最最便宜的，但合起来一算，它贵得如此惊人，以致难得有什么电影值得大家冒险一观，除非它们的成功是事先肯定了的。制片公司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一部电影是否能够引起大批观众的浓厚兴趣，而在于如何不使为数极少的人感到不称心，从而他可以指望把片子畅销无阻地卖给各个电影院。
　　以上我所讲的关干报刊和电影方面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和电视，甚至也适用于书籍的销售。因此，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按人分配的巨大的通讯量和不断缩小的总的通讯量相冲突。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标准化的、不痛不痒的和没有内容的产品，就像面包房的白面包一样，与其说它是为了食用价值而烤制的，不如说它是为了便于保存和出售等特性而烤制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现代通讯外在的不利条件，但是，还有一个从内部腐蚀它的不利条件同时存在着。这一不利条件是一种癌症，它使创造性受到限制和减弱。
　　在过去，愿意献身于艺术创作的青年，既可以径直埋头于创作之中，也可以通过一般的学校教育为自己作好准备，这种教育也许和他最后承担起来的专业无关，但至少是他的各种才能和鉴赏力的严格锻炼。现在呢，学习的道路大大地被堵塞起来了。我们的中、小学校比较重视的是形式化的课堂教育，而非真正学到某种东西的智力训练；它们把一门科学课程或文学课程所需的许多艰苦的准备工作都推到大专学校里去了。
　　与此同时，好莱坞也发现到了其产品的标准化正是有才能的演员在话剧舞台上自然流露其演技的障碍。经常换演不同剧本的剧场差不多都停业了，其中有些变成了好莱坞演技的训练班，但即使是这一部分的剧场也在慢慢地枯萎而死。我们年轻的、自称自许的演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但这不是在舞台上学到的，却是在大学的演技课中学到的。在同辛迪加的作品竞争中，我们年轻的作家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如果他们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那他们就会走投无路，除非跑到大学里去，据说那里可以教他们如何写作。因此，一向作为科学专家的活动基础的较高学位，特别是高于一切的哲学博士学位，就愈来愈成为一切领域中的智力训练的模型了。
　　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跳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的。但是，我们是处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挤教育内容的时代里，是处在教育内容正趋于日益淡薄的时代里。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
　　考虑到有这么一大批供应市场的半瓶醋，要给他们物色表面上冠冕堂皇的题材去做研究，就变成了迫不及待的问题了。按理讲，他们应当自己给自己找题材的，但是，现代高等教育这一巨大企业处在这样一种要求不高的氧气下面是无法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因此，不论是艺术方面的或是科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本来开头都应受到创造出某种新东西并公之于世的这种伟大愿望的支配的，现在却被追求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或类似的学徒式的手段这类形式方面的需要所代替了。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断言：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应该是一个人科研工作中已经做到或终将要做到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应该等到他能够全面阐述自己毕生的工作时才去写它。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只是认为：学位论文即使事实上不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那至少应当有意识地把它作为进行积极创造的门径。天晓得还有多少要去解决的问题，还有多少要写出的书和多少要谱出的音乐呀！可是，在完成这些创作的道路上，几乎到处都堆放着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其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十有八九都是缺乏不得不做的理由的。如果一位青年只是为了追求小说家的名气，而非有话要说，那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实在要令人作呕！我们同样受不了那些正确、雅致但没有血肉或灵魂的数学论文。我们尤其受不了那种绅士架子，因为它不仅给这些内容贫乏而且是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开辟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采取了卑怯的狂妄态度，公开反对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在精力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竞赛。
　　换言之，当存在着不需要通讯的通讯，这种通讯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使某人取得通讯传道师的社会声望时，那么，消息的质量及其通讯价值就会像秤锤那样笔直地降下来了。这就好比一部按照R．歌尔伯格（Rube Goldberg）的观点而制造出来的机器一样，它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所不希望达到的种种目的可以用一部显然完全不适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机器来表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用途。在艺术之中，追求新事物以及寻找表现它们的新方法这个愿望乃是一切生活和乐趣的源泉。然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事例，譬如说，在绘画方面，画家总是把自己牢牢挂在抽象艺术的新手法上面，显得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来表现有趣而新颖的形式美，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进行艰苦的斗争以反对庸俗和陈腐的倾向。并非艺术方面的一切墨守陈规者都是经院的艺术家。墨守陈规者也有其祖师爷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能垄断美。美，就像秩序一样，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出现，但它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战斗，用以反对熵增加的尼加拉。
　　我在这里是带着比较强烈的激动说出这番话的，我主要是为我们这些科学中的艺术家而非为通常所讲的艺术家感到激动，因为我首先要讲的乃是科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大学偏爱与独创精神相反的模仿性，偏爱庸俗、肤浅、可以大量复制而非新生有力的东西，偏爱无益的精确性、眼光短浅与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处可以看到的新颖和优美——这都使我有时感到愤怒，也常常使我感到失望和悲伤。除此以外，我坚决主张：我们不仅要反对现代世界中由于通讯工具的种种困难而产生的宰割思想独创性的现象（如我已经做过的），而且更要反对已经把独创性连根砍除的那把斧头，因为选定通讯作为自己进身之阶的人们常常就是除通讯之外一无所知的人们。

　　
　



4
　　　
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①

　　　
作者：海森堡

　　
　　海森堡（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1924年获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后任教授兼麦克斯·普朗克物理和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提出微观粒子的不可观察的力学量，并同玻恩、约尔丹合作，建立了矩阵力学。1927年提出测不准关系作为量子力学的解释。由于对物理学的重要贡献，于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物理学中的大自然图景》等。

　　
　　①这是海森堡于1973年3月在慕尼黑接受巴伐利亚天主教科学院瓜尔迪尼奖的演说。

　　我感谢你们给我的荣誉，这是和罗曼诺·瓜尔迪尼②的名字相联系的。这对我特别亲切，因为瓜尔迪尼的精神世界早在我青年时期就给我以深刻的影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我读了他的著作，通过他的评介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后来我又很幸运地与他有个人的交往。瓜尔迪尼的世界是宗教的世界，而且是彻底的基督的世界，乍看起来似乎很难找到它与科学的世界之间的联系，而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在科学的世界之中从事工作了。你们都知道，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自从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以来，人们已一再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科学真理不能与对世界的宗教解释相调和。尽管我深信科学真理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决不能排斥宗教思想的内容，不能认为它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人类意识的一个阶段而在将来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部分内容。所以在我一生中，我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思考这两个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从来不能够怀疑它们两者所指示的真理。我想在我这个讲话中首先谈谈科学真理的不容置疑的特性；然后谈谈更广泛的宗教领域，这里要涉及到瓜尔迪尼以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论述过的基督教；最后，——这将是最难以表述的方面——谈谈两种真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②罗曼诺·瓜尔迪尼（1888——1968），是德国著名天主教宗教哲学家和作家。

　　关于现代科学的开始，即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发现，人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圣经和教会神父的著作中所断言的宗教天启的真理曾支配了中世纪的思想，这时被补充以感觉经验的实在，它可以由每个人的健全的五官加以检验，如果检验时足够小心，其结果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种最初的描述新思想的方法只对了一半，它忽略了某些十分重要的因素，忽视了这些因素，我们就不能理解这种新思想的力量。现代科学的开始是否定亚里士多德而接受柏拉图相联系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早在古代，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经验论哲学家，就曾经抨击过毕达哥拉斯派（而我们必须把柏拉图算作其中的一个）不是从事实寻求解释和理论，而是根据某些理论和所珍爱的观念来摆弄事实，而且我们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参与给宇宙以形状的（我在这里基本上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事实上，新科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批评时所主张的那样直接来自经验。我们只要想一想对行星运动的理解。直接的经验教导我们，地球静止不动而太阳绕它运转。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更极端的形式说，“静止”一词是由地球静止着这个陈述来定义的，并且我们把相对于地球是不动的每一物体描述为静止的。如果对“静止”一词作如此理解——而这是普遍接受的意义——那么，托勒密是对的，哥白尼却错了。只有当我们沉思了“运动”和“静止”的概念，并把运动理解为至少是关于两个物体的关系的陈述，我们才能够把关系倒转过来，使太阳成为行星系的不动的中心并获得一个简单得多、也更统一的关于行星系的观点，后来牛顿充分评价了这种观点的阐明的力量。因此，哥白尼把一个全新的要素加到直接经验之上，我称这个要素为“自然定律的简单性”，而它与直接经验毫无关系。从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直接的经验教导说，轻的物体比重的物体落得更慢些。可是，伽利略主张，在真空中一切物体落得同样快；而且它们的降落运动可以用数学表述的定律，即伽利略的落体定律，作正确的描述。那时还可能观测真空中的运动。直接经验的位置被经验的理想化形式所取代，而这成了理想化的正确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可以使数学结构在现象中显现出来。毫无疑问，在现代科学的早期阶段，对新发现的数学定律产生了最大的信心。这些数学定律是神的意志的明显的表示——我们从开普勒的著作中读到这句话——并且开普勒对他自己是第一个认识到神的创作之美的人感到狂喜。由此可见，这种新思想与排斥宗教毫无关系。即使新的发现确实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教会的教义，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此直接地体验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创造，上述违背就无关紧要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上帝是安排秩序的上帝，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等同于我们祈求的上帝，我们把生命归之于他的上帝。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过去的着重点是在神的创造的这一部分，因此产生了失去整体观点、广泛联系的观点的危险。但这也是新科学取得巨大成果的真正理由。哲学家和神学家关于事物的广泛联系谈了那么多，以致于在这个题目上没有多少新东西可讲了；经院哲学已经为思维过程耗尽了精力。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自然事件的细节。这是少得多的人物能够作出贡献的那种工作，此外——也考虑到关于这些细节的知识有某些实际的用途。在当时出现的某些学会中，只讨论观测到的细节，而不讨论广泛的联系，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原则。他们处理的不是直接经验，而是理想化了的经验，这一事实导致新的实验和量度技术，作为一种接近理想情形的方法，它可以得出总可能与实验结果相符合的结论。这当然不如在以后几个世纪显得那么明显；因为它假定在同样条件下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开始发现，如果人们可以通过仔细地选择实验条件并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而创立某种现象，那么支配这些现象的定律就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现象则由明确的因果性所决定。这提高了对事件的因果性过程的信任，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并且不依赖于观测者的，这成了新科学的基本假设。你们都知道，几个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假设的价值，而只是到了最近，我们通过关于原子的实验才被迫认识到这种方法的极限。即使把这一经验记在心中，我们似乎仍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标准。可重复的实验的自然界最终总是使人们同意自然的真实的行为。
　　随着这种新科学的总方向，我们看到后来时常讨论的特征的开端，这就是对定量的强调。要求准确的实验条件和精密的量度，要求精密、明确的语言和一种理想现象的数学表示，决定了这种科学的特征，并给予它以“精密科学”的名称。这个名称有时是褒义词，有时是贬义词。如果强调它的陈述的可靠性、严密性和不容置疑性，这是褒义词。如果这意味着它不适用于大量性质不同的经验，它的范围过于狭窄，这是贬义词。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面貌是由它发展过来的，比以往进步得多了。我们只要想一想登月所要求的极端准确性、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就可以认识到现代科学要求多么牢固地奠基在真理上啊。
　　但是我们当然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样集中注意实在的一个局部的方面，并且局限于实在的特殊部分所获得的这些成就，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相互冲突的回答。我们读到了科学的善恶相克。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哪些部分，把科学和技术成功地联系起来了，贫苦阶级的物质贫困已经大部分消除了，现代医药已经防止了成百万人因病死亡，交通和电讯已使生活方便多了。另一方面，科学可以被误用来发展具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武器；技术的优先发展损害并威胁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但除了这些直接的威胁，我们的价值（伦理标准）也改变了，对物质生活的富裕这一狭窄领域注意过多，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却被忽视了。虽然科学技术只能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但其结果却决定于使用它们的目的是否善良。目的不能由科学技术内部来决定。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和人类的整个实在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它的一小部分出发来作出决定，否则我们将完全误入歧途。关于这个实在包含了许多我们还没有讨论过的东西。
　　首先，事实是人类只能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发展他的智力。区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真正本性是他超越纯粹感觉并珍视其他东西的能力，这些本性是以他是能说话并能思维的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为基础的。历史教导我们，这样的社会不仅具有物理的形式，而且具有精神的形式，但是在我们所知的精神形式中，除了直接可见的和可感知的，人们试图寻求有意义的与整体的联系，这种意图几乎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这种精神形式之中，在社会上有效的“学说”之中，人们才发现了他们自己行动的指针，而这里不仅是反映外部状况的问题；正是在这里首次决定有关价值（伦理标准）的问题。但这种精神形式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伦理学，而且决定它的整个文化生活。只有这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的密切关系；只有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论个人生活的意义。我们称这种精神形式为社会的宗教。这里赋予宗教一词的意义比通常理解的要更广泛一些。这意味着包含各种文化和不同时期的精神内容，甚至包含上帝的概念尚未出现的时期。只有在现代的极权国家中（那里完全排斥先验的东西）所采取的社会思维形式中，才可能怀疑宗教一词是否还能有益地运用。
　　瓜尔迪尼在他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书中论述了一个社会的形式和其中的个人生活如何打上了宗教的印记，关于这个问题很难有人比他叙述得更好了。这些人物的生活在每一瞬间都充满了为宗教真理的斗争；它好像是渗透了基督教精神，所以这些人在行善的斗争中胜败并没有多大影响。即使他们之中的最大的恶棍不知道什么是善和恶，并且他们也按照基督教的信仰给予他们的伟大榜样来指导他们的行动。通常的一种反对基督教的意见，即认为基督教内的人和教外的人行为一样可怕，在这里就不成立了。当然，这种情况不幸是具有其事的，但是留在基督教内的人有明确的分辨善恶的能力；而且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有这种分辨善恶的能力，所以我们才有进步的希望。如果没有榜样来指引道路，我们就失去了价值（伦理标准）的尺度，随之也就失去了我们的行动和忍受痛苦的意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否定和失望。所以宗教是伦理的基础，而伦理是生活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每天必须作出决定，我们必须知道决定我们行动的价值（伦理标准），或者至少隐约地想到它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宗教（在其中精神世界，万物的中心的精神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和更局限的思维形式，特别是当代的思维形式（它只与人类社会的经验方面有关）之间的特征性区别。关于后一种思维形式，我们在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中找得到，我们在东方的极权国家制度中也找得到。在这里也形成了一种伦理学，但只涉及道德行为的规范，而这种规范是从对直接可见的经验的观察推论出来的。宗教本身并不讲规范，而是讲指导性理想，我们用这些指导性理想指导我们的行为，而且我们至多也只能接近这些理想。而这些指导性理想并不是以直接可见的世界为基础，而是以在它之后的“王国”为基础，这个王国柏拉图称之为理念的王国，而圣经的说法是“上帝就是一种心灵”。
　　但是，宗教不仅是伦理的基础；它首先是信任的基础，这我们也可以从瓜尔迪尼那里学到，正如我们在儿童时期学语言一样，感到语言中所包含的理解是人们之间信任的最重要部分，所以宗教的形象和比喻是一种诗的语言，它在世界中，在我们存在的意义中产生信任。有许多不同的语言这一事实并不是障碍，我们似乎是由于机遇而生于某种语言或宗教的社会并带有它们的印记这一事实也不是障碍。惟一重要的是我们被引向世界中的这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可以在任何语言中碰到。对于俄国人，例如，他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瓜尔迪尼写到了他，上帝在世界中的创造物是被持续不断地重复的直接经验，所以他们的信任是被持续不断地更新，甚至生理的需要似乎也以它们的方式牢固地坚持着。
　　最后，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宗教对于艺术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称宗教仅仅是与人类社会有关的精神形式，那么几乎自然地会认为艺术必然是宗教的一种表现。看一看各种文化史就可以知道，我们事实上能够最直接地从现存的古代艺术作品确定那个时代的精神形式，即使我们已不再知道表现这些精神形式的宗教教义。
　　但是我在这里关于宗教所说的一切对于与会的你们是早已熟知的东西。我之所以重复叙述它，只是为了强调：一个科学界的代表，如果他努力思索了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关系，也必须承认宗教的无所不包的意义。自从17世纪以来，这两种真理相互冲突的事实已对欧洲思想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冲突的开端是罗马宗教法庭在1616年对伽利略的审判，当时的争执是哥白尼学说，几星期之前我们刚庆祝了哥白尼诞辰500周年。我必须更深入地谈一谈这个开端。伽利略主张哥白尼学说，按照这个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的世界观相对立——太阳停留在行星系的中心，地球绕太阳运转，24小时转一圈。伽利略的学生卡斯泰利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神学家对圣经的解释必须与已证实的科学事实相一致。这样一种说法可以被认为是对圣经的一种攻击，多明尼加的神父卡奇尼和洛林尼把问题提交宗教法庭。在1616年2月23日的审判中，哥白尼的两个论点被宣判为在哲学上是荒谬和异端的，这两个论点就是：第一，“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是不动的”；第二，“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不动的，而是天天在转动着。”经过教皇保罗五世的批准，贝拉尔明主教受命去规劝伽利略放弃哥白尼学说。如果他拒绝放弃，主教就下令不许讲授这样一种学说，不许为它辩护，也不许讨论它。伽利略忠诚地服从了这个命令，但他考虑到他可以继续公开地进行他的研究，特别是在教皇乌尔班八世即位以后，在1632年出版了著名的论战性的《对话》之后，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在这次审判中伽利略必须宣誓放弃一切形式的哥白尼学说。今天我们对审判的细节并不感兴趣，对双方的缺点也没有兴趣。但是我们能够也必须探索冲突的更深一层的缘由。
　　首先，重要的是双方在内心都明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教会的权威和伽利略都同样相信很高的价值（伦理标准）处于危险之中，保卫这些标准是他们的责任。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伽利略通过仔细地观测地球上和天空上的现象，体验了落体的行星的运动，数学定律变得很明显，它使得以往不知道的现象的简单性程度变得明白可见了。他已认识到这种简单性产生新的理解的可能性，我们能够在现象世界的永恒秩序中得出局部的体系。哥白尼对行星系的解释比传统的托勒密解释要简单；它允许一种新的理解，而伽利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他对神的秩序的新见识。相反教会则相信，不应该动摇许多世纪以来作为基督教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世界观，除非有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不得不这样做。不论是哥白尼或是伽利略都提不出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事实上，这里争论的哥白尼学说的第一个命题，十分肯定是错的。今天的科学也不会说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因而是不动的。在第二个讨论地球的静止位置的命题中，人们必须首先解释“静止”和“运动”二词的意思。如果人们给予它们一个绝对的意义，就像朴素的思想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只是一个定义：地球是静止的。不管怎样，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而不是在别的意义上。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概念没有绝对的意义，它们涉及的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那么人们是否把太阳或地球看作静止或在运动都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没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旧的世界观。
　　还有，我们可以设想，宗教法庭的成员在简单性概念之内还包含着权力的观念，而伽利略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简单性概念，这从哲学上来看是从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法官们显然也极大地尊敬伽利略的科学权威；因此他们并不希望阻挠他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他们希望防止不安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中世纪社会中起过如此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继续起着这种作用。科学发现，特别是当它们还是新发现时，常常还要改变；最终的判决大多要在几十年的证明之后才能作出。为什么伽利略不应该等待一下，晚一点发表他的作品呢？因此我们必须恢复宗教法庭的名誉，他们在第一次审判时试图作出一种和解，并且通过一个我们很容易接受的判决。但是一旦后来伽利略超越了第一次审判给他的科学活动规定的界限，第二次审判就使这样一些人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使用权力比作出和解要更为简单，所以对伽利略作出了影响极坏的严厉判决，它对以后的教会有十分巨大的损害。
　　今天有这样一种议论：作为一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一部分的世界观曾经在使社会生活和谐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应该过早地把不安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带入这种世界观。我们究竟应该给这种议论以怎样的评价呢？许多激进分子今天会用嘲笑反对这种议论；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论据；这仅仅是保存腐朽的权力结构的问题，相反，人们应该试图尽可能快地实现变革或瓦解这些权力结构。但是必须提醒这些激进分子，科学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之间的冲突在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特别是在把辩证唯物主义选作思想基础的极权国家内。因此，苏联的官方哲学在与相对论和量子论搞好关系之前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在宇宙学方面也有过厉害的意见冲突。最后，在1948年，在列宁格勒开了一次关于天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试图通过讨论和协议澄清争论问题，并引向和解的道路。
　　这里基本上不是事实问题，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而是社会的精神形式（它在本性上是静态的）和科学的经验和思想形式（它们是持续不断地扩展和更新的，因此具有动态的结构）之间的冲突。即使一个社会是经过巨大的革命动荡而产生的，它仍力求巩固它那种要成为新社会的永恒基础的精神根源。可是，科学却为扩展而斗争。即令人们要用自然科学或者某些其他学科作为活的哲学的基础，——而在辩证唯物主义中人们也尝试着某种类似的东西——那它也只能是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学科，并且它一旦用语言固定下来，那就又成为以后的冲突的基本条件。所以一开始就通过更广范围的形象和比喻来阐明它，运用诗的语言（它是对所有人类的价值（伦理标准）都开放的，充满着活生生的象征），而不是运用科学的语言，似乎还更好一些。
　　尽管有这些一般的困难，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考虑关于审判伽利略的事实问题。哥白尼对某些天文观测的解释不同于托勒密，这对基督教社会重要吗？是否天空中有水晶球，是否行星木星被一些卫星所环绕，是否地球或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些问题对于基督教徒个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地球确实位于中心，它是他的生存空间。但它又不全是无关紧要的。两百年后，歌德仍以恐惧和敬慕的心情谈到人们承认哥白尼体系时必须作出的牺牲。他作出了牺牲，但不是心甘情愿的，虽然对他自己说来，他深信这个学说的正确性，也许罗马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已经猜疑到，伽利略的科学可能引起向危险的方向变化。当然，他们可能并不否认像伽利略或开普勒那样的自然界的探索者发现了现象中的数学结构，把神的世界秩序的部分结构揭示了出来。但是关于光耀夺目的部分的这种观点或许会使得关于整体的观点显得暗淡无光；它可能带来这样的后果，当与整体联系的观点在个人的意识中消失时，社会的内聚的感情就受损害了，并受到衰败的威胁。随着受技术支配的过程取代天然的生活条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疏远也发生了，而这就带来了危险的不稳定性。在贝尔托耳特·布莱希特的剧本《伽利略》中，一个修道士说：“反对哥白尼学说的教令启示我了解到人类在太缺少控制的科学研究中所包含的危险。”我们不知道这种考虑是否在当时已起了作用；但是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知道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
　　我们还可以从科学在基督教铸造的欧洲世界中的发展学到更多的东西，我希望在我讲话的最后一部分讨论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试图说明，用宗教的形象和比喻，我们有了一种语言，它使我们理解在现象之后的可领悟的有秩序的世界，而没有这种语言我们就没有伦理学和价值（伦理标准）的尺度。这种语言在原则上同任何别的语言一样是可以取代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现在有、过去也有过别的语言，它们也帮助人们去理解。但是我们生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地区内。这种宗教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关系比它与那种以准确性为目的的科学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两种语言中的词常常意指着不同的东西。圣经中的天堂与我们把飞机与火箭送上去的天空很少共同之点。在天文学宇宙中，地球只是无数银河之一中的一小点尘埃而已，但对于我们它将是世界的中心——它真正是世界的中心。科学试图赋予自己的词以客观的意义。但宗教语言却必须避免把世界分为它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这种区分；因为有谁会说客观方面比主观方面更重要呢？我们不应当混淆两种语言；我们应该用一种比人们过去惯用的思考方法更聪明的思考方法去思考。
　　而且，近一百年来科学的发展在它自己的领域中产生了这种更聪明的思考方法。自我们不再以直接经验的世界、而以一个我们只有用现代技术的工具才能深入进去的世界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以来，日常生活的语言不再适用了。当然我们最终能够在数学公式中表示这个世界的形式结构，从而实现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但当我们要讨论它的时候，我们必须使用形象和比喻几乎就像宗教语言中的形象和比喻一样，所以我们已经学会更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语言，并且认识到表面的矛盾可能来源于语言的不适用性。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一些范围宽广的定律，比伽利略、开普勒所揭示的定律适用范围要广泛得多，但是现代科学也已证明，随着对现象解释的广泛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增多，理解的困难也增长了。甚至关于客观性的要求，过去长时期来被认为是一切科学的前提，现在在原子物理学中也受到下列事实的限制，即不再可能把一个受观测的现象完全与它的观测者相分离。哪里还有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之间的矛盾呢？
　　在这个问题上，物理学家沃耳夫冈·泡利有一次谈到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二者在人类思想史上都极富有成果，虽然它们哪一个也不符合于真正的真理。一个极端是客观世界的概念，它在时空中按照不依赖于任何观察主体的规律而运动；这是现代科学的指导原则。另一极端是主体的概念，它神秘地体验了世界的统一，它不再面对着任何客体，也不面对客观世界；这是亚洲人的神秘主义。我们的思想大致在这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之间摆动；我们必须承受这两极产生的张力。
　　谨慎地把宗教语言和科学语言区分开，也可避免由于混淆它们而减少它们的内容。已经证实了的科学结论的正确性应当合理地不受到宗教思想的怀疑，反之亦然，发自宗教思想内心的伦理要求不应当被科学领域的极端理性的论证所削弱。无疑，随着技术能力的扩展，产生了不容易解决的新的伦理学问题。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例如一个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者在现代医学领域中提出的甚至更困难的问题：一个医生应该或者可以把一个垂死的病人的生命延长多久？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考虑决不是要削弱伦理原则。但是我也不能设想这样一些问题仅仅用实用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解决。或许在这里有必要采取整体观念：即用宗教语言表示的做人的基本态度，它是伦理原则的渊源。
　　或许今天我们有可能重新更正确地来分配着重点，这些着重点由于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而失调了。我所谓的着重点是指我们对人类社会中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重视程度。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当技术和科学提供了机会时，社会有责任去消除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上的匮乏。但当做到了这一点时，仍留下许多苦难，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个人是多么需要一个社会的精神方面能够提供给他的保护，不管他是自觉地要求还是认为理所当然。或许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正在于此。如果在今天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不幸，那么原因不在于物质上的贫乏，而是在于缺乏信任，这使得个人难以为他的生活找到目的。所以，我们必须尝试着去克服孤立，它威胁着生活在被技术的实际需要所支配的世界中的个人。心理学问题或社会结构的理论考虑也没有多大帮助，除非我们通过实际的行动在生活的精神和物质领域方面重新成功地实现自然的平衡。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恢复深藏在社会的精神方面的价值（伦理标准），并赋予这些价值（伦理标准）以如此巨大的光辉，使人们把它们当作他们自己个人生活的指针。
　　但是我的任务不是谈论社会；我应该讨论的是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关系。科学在近百年内作出了巨大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用宗教语言谈到的生活的更宽广的范围被忽视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地以老的宗教语言来表示我们未来社会的精神形式。理性主义地玩弄词句没有多少用处；诚实和方向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但是，既然伦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并且伦理只能从最基本的做人的态度（这种做人的态度我称之为人类的精神方面）中得到，那么我们必须都作出种种努力，和青年一代建立共同的做人的态度。我深信，如果我们又能够在两种真理之间重新找到正确的平衡，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就能够取得成功。
　　　　　　　　　　　　　　　　　　　　　　 （范岱年　译）
　　　
幽默的妙用

　　　
作者：康罗·洛伦茨

　　
　　康罗·洛伦茨（1903——），奥地利动物学家。生于维也纳。曾获医学博士和动物学博士学位。曾主编《动物心理学杂志》。1942年至1944年任德军军医，后为苏军俘虏。1948年回奥地利后继续研究行为学。1961年至1973年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塞维森行为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973年起任奥地利科学院动物社会学部主任。他是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1973年因他在动物行为模式的研究，与人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动物与人类行为研究》等。

　　笑，不但是表现于外的幽默，而且也可能是以幽默为基础而进化来的。笑和战斗狂热一样，也和鹅的胜利仪式一样有三个重要性质。三者都是本能的行为模式，三者都起源于攻击行为而仍保有一些原始动机，而且三者都有相同的社会作用。如第五章所讨论的，笑，可能是修正后的威胁性动作仪式进化来的，就像胜利仪式一样、就像后者，以及战斗狂热一样，人们在参与笑时，会产生强烈的伙伴感，同时会联合攻击性以对抗外人。一起痛快地笑同一件事会形成一个迅速的连结，就像为同一理想而有狂热的情形一样。找出相同的妙事不仅是真正友谊的首要条件，而且常常是形成友谊的第一步。笑形成结，同时也可迅速地连成线。假若你不能与别人一起笑，你会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即使人家一点也不是冲着你笑，或冲着任何事而笑。假如，真的是针对某一个局外人发笑，例如嘲弄，那么就和胜利仪式的某些情况类似，这时，攻击动机就大大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形下，笑会变成一种十分残酷的武器。假定它攻击的对象是毫无防卫力的，就会造成伤害。所以说，笑一个小孩是罪过的。
　　无论如何，笑比热情更具意义，而且特别地有人性。在笑的情况中，潜在的威胁动作，已经有了形式和作用的改变。不像激情，笑——即使是在最大的强度——从没有突破其形式而有退回且引起原始攻击行为的危险。吠叫的狗偶尔会咬人，但笑着的人几乎不会开枪打人！假如笑的本能运动模式比激情更难控制，那么相对的，它的释放机能就更好，也更可为人类的理智所控制。但是，当激情摒弃所有理性的自我控制时，笑并不能使我们逃离危险关头。
　　真的，运用理智所得到的可靠控制如用在战斗狂热上会有极大的危险。假若给予适当的操纵，笑和狂热，可以同时实际地运用在那些经理智选择出来的敌人上，就像有攻击性的狗所做的一样。即使是最狂暴或最轻蔑的嘲弄形式，笑还是服从理智的。狂热则总是威胁着要出手，而且反叛其主宰。
　　有一种特殊敌人，如果说他是值得我们爆笑式的攻击，那是绝对的谎言。世界上几乎再没有其他事比下述的行为更令人鄙夷而且欲予以立即消灭：故意捏造一些理想目标，以便引诱人们的热情去实现阴谋者的目的。幽默是最佳的测谎计，它用朴实的察觉力，就可发现到虚设理想的金玉外表和伪装热心的虚情假意。世界上也再没有比突然撕去虚伪假面具的事更令人忍俊不禁的了。当外表的浮夸突然被揭穿时，当充满傲气的汽球突然被刺破而爆出大声回响时，我们可以因突然解除紧张状态而纵情地大笑。这种完全无法控制地把本能的运动模式释放出来的例子非常少。
　　负责任的道德不仅赞许幽默的效果，而且还替它找了强力的支持者。所谓讽刺，根据《简明牛津字典》的定义，是一种指责流行的恶行和愚蠢的诗文。其说服力是在于它诉诸的方式，它使得因怀疑和诡辩而对任何正确的道德教诲充耳不闻的人能听到它的声音。换句话说，讽刺就是适于今日的教训。
　　假如幽默对于荒诞不诚心的理想而言，就像是理性道德的有力联盟，那么，它对于自我嘲讽就更是如此了。今天，我们全都无法容忍浮夸或伪善的人，因为我们希望每个有知识的人都有些许的自我嘲讽。的确，我们感到一个绝对严肃待己的人实在是不带人性的，这种感觉是有坚实的根基为依据的。这种被德国人称之为“动物的严肃性”的特色就是目前自大妄想者的征候，事实上，我怀疑那是原因之一。人类最好的定义该是：他是能反省的创造物，能在有关的宇宙环境构架中看清自己。骄傲是阻止我们见到真我的主要障碍。而自欺则是骄傲的忠实仆人，我坚信赋有足够幽默感的人较不会落到自我幻像的陷阱中，因为他一旦掉进了，他禁不住地会察觉出自己是一个多么浮夸的笨人。我相信假若我们对自己的幽默局面有真正的锐敏的领悟力，那么这些锐敏的观念必定是最能够使我们诚实待己，而且是我们实现理性道德的重要诱因。幽默与道德有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阻止了逻辑上的不协调和一致。与理智作对不但不道德，而且很滑稽。因为如此常成为极端的荒谬！“你不可以欺骗自己”应该是所有戒律中的第一条。你愈能服从理性，那么，你也就愈能诚实待人。
　　这些因素不仅使得我将幽默化作一种力量以辩护我的乐观主义，而且我相信，幽默已在现代人中迅速地展开。文化传统对幽默的推崇是否使得幽默愈来愈有影响力，或者，本能冲动是否使得笑在物种进化中愈来愈获得力量，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实上，这两种过程都在作用着。在任何情况中，幽默，无疑的，正迅速地变得更具效力、更锐利和更精细地探查不诚实。我发现较早时候的幽默较无效果、较无探查力，也较不精细。狄更斯是我所知道的最早能善用幽默的作家，他的嘲讽人性使我真的笑了。我完全了解罗马的晚期作家或亚伯拉罕所讽刺的“普遍的恶行和愚蠢”，但我却无法笑出来。假若按年代作有系统的研究，我们必定能够相当明显地看出使不同时代的人笑的刺激情境。
　　我信任幽默能运用某种力量以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在某方面，幽默和道德责任感是完全类似的，它使世人更坦白、更诚恳，因此使世界成为更好的地方。我也信任这种影响力正迅速增加，而且愈来愈精细而进入理性的阶段。它在效果上也愈来愈与道德交织在一起，而且性质也愈来愈与道德近似。从这点来说，我完全同意却斯特顿的惊人理论。
　　我从讨论我所知道的，渐渐地进入另一阶段，把自己认为可能是的原因说出来，最后，我把自己的信念说出来。没有任何法律能干涉科学家的这种作法。简而言之，我相信真理必得最后胜利。我知道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自大，但我真的认为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我甚至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假如人类不在最近的将来自杀的话。否则，我们可以肯定，关于人类生物的简单真理和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早晚会普遍地被接受为公众财产。就像第十二章中所讨论的，较早发现的科学真理在开始时是不为自满的人们所接受的，因为它们扰乱了夸张的自尊心。如果我们希望那种恐惧眼前的自我毁灭能有一种不夸张的效果，也希望这种恐惧感能作为我们自知自觉的检查器，这是否算是过分的要求？
　　我绝不像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地惦念着，有多少可能性可以将重要生物学真实的知识传达给任何有知觉的人。这些知识的确是比微积分或复利计算学易懂。而且，生物学必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只要使学生了解他自己是与他所学的东西有直接的关系。生物学的专门教导是惟一奠定我们接受健全思想——有关人类与其宇宙间的关系——的基础。忽略生物事实的哲学性人类学已因误用人性而不但产生骄傲于前，而且也引起人性没落于后。贺默（Homo Sapiersl）简单生物学应该是门“大科学”。
　　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认清自己在宇宙的地位，就自然地决定了我们必须去奋斗的目的。有足够的幽默就可以使人类容忍虚伪欺诈的理想。幽默和知识是文明的两大希望。还有第三个。它是以人类进化的可能性为基本的更远的希望。我们希望刚说的文化因素能将淘汰压力运用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有许多人类特性，虽然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都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然而对于今日有思想的人来说却似乎是危险的，对于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可笑的。假如在几百年内，淘汰作用真的带给人类中最不快乐的人一种毁灭性的攻击障碍症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不夸大的乐观希望新的淘汰作用将降低文明人的攻击驱力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而又毫不影响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化的大建造者将会解决政治纠纷和战争的问题，但无法消除攻击性和战斗热情的共有形式。如果在一新起的生物情况中，一种驱力开始变成有害时，它决不会萎缩和完全消除，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摒弃所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问题一定还是由进化来解决，它是一种新的抑制机能，它特别能够适应新的情境，而且能够去除这些驱力所带来的特别有害的影响，但是它却不会干扰这些驱力的功能。
　　我们知道，在脊椎动物的进化中，伟大建造者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发明——爱与友谊，使得两个或两个以上攻击性的个体能够和平地相处，而且为共同的目标工作。我们也知道，人类的社会就建立在此种联系上，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联系的结已变得太狭窄而无法包容所应包含的。它只是阻止了相识者或朋友之间的攻击性，而很明显的，它必须更进一步地化除所有人类、所有国家和所有主义之间的敌意。所以显然的结论应该是：爱与友谊必须包容全人类；就是说，我们应该毫无差别地爱全人类同胞。这种戒律并不是新的。我们的理智十分能够了解其必要性，就像我们的感觉能够欣赏它的美一样，但由于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无法服从它。我们只能为某一个个人献出完全温暖的友谊和爱。但是即使运用最大的意志力量也无法改变上述的事实。而伟大的建造者却能够，我也相信他们能够。我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信任，就像我对自然淘汰力量的信任一样。我相信理性不但有能力，而且也将会把淘汰压力运用在正确的方向。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淘汰压力将赋予我们的后代一种特殊的能力，俾使他们完成最伟大和最完美的戒律——爱全人类。
　　　　　　　　　　　　　　　　　　　　　　 （王守珍　吴月娇　译）

　　
　



5
科学中的美和对美的追求

　　　
作者：钱德拉塞卡

　　我受命在这里作一次演讲，要想避免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演讲的课题是很难的。此外，我的知识和经历有限，只能就物理学的理论方面讲一讲——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局限性。因此，首先我要请你们有点耐心，克制一点。
　　我们对于自然之美都深有感受。这种美有些方面为自然和自然科学所共有，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有人也许要问，在何种程度上追求美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彭加莱是毫不含糊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科学家不是因为有用才研究自然的。他研究自然是因为他从中得到快乐；他从中得到快乐是因为它美。若是自然不美，知识就不值得去求，生活就不值得去过了……我指的是根源于自然各部分的和谐秩序、纯理智能够把握的内在美。

　　彭加莱继续说：
　　
　　正因为简洁和浩瀚都是美的，所以我们优先寻求简洁的事实和浩瀚的事实；所以我们追寻恒星的巨大轨道，用显微镜探察奇异的细小（这也是一种浩瀚），在地质年代中追踪过去的遗迹（我们所以受吸引是因为它遥远），这些活动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对于彭加莱的这些话，牛顿和贝多芬的传记作者J.W.N.沙利文写道《雅典娜神庙》，1919年5月：
　　
　　由于科学理论的首要目的是表达人们发现的自然中存在的和谐，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些理论一定具有美学价值，对一个科学理论的成功与否的衡量事实上就是对它的美学价值的衡量，因为这就是衡量它给原本是混乱的东西带来多少和谐。

　　科学理论的辩护要从它的美学价值上去寻找，科学方法的辩护要借助它的美学价值去获得。没有定律的事实是无意义的，没有理论的定律充其量只具有实践功效，所以我们看到指引科学家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美学冲动的显现……没有艺术的科学是不完善的科学。
　　优秀的艺术批评家R．福雷有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艺术和科学》，该文开始引用了沙利文的一段话，接着说：
　　沙利文大胆地说：“科学理论的辩护要从它美学价值上去寻找，科学方法的辩护要借助它的美学价值去获得。”这里我想向沙利文提一个问题：一个无视事实的理论与一个符合事实的理论是否具有同样的科学价值。我想他会说不；依我之见，为什么不，是没有纯美学理由的。
　　我将在后面讨论福雷提出的问题并提出一个不同于福雷以为沙利文会提出的回答。
　　现在我从这些泛泛的论述转向具体的实例，看着科学以何为美。
　　我的第一个例子与福雷的话有关，他说到有些东西数学天才感到是真的而又没有明显的理由。印度数学家拉马努詹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中一本是几年前才发现的）。在这些笔记中，拉马努詹记下了几百个公式和等式。其中有许多最近由拉马努詹用无从知道的方法证明了。G.N.华生（Watson）花了数年时间证明拉马努詹的许多等式，他写道：
　　
　　研究拉马努詹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问题不禁想起拉梅读到埃尔米特的模函数论文时说的话：“真让人惊心动魄”。而我自己的态度不是一句话能表达的，像这样的公式使我激动和震颤，正如当我走进美第奇教堂新圣器收藏室，看到“昼”、“夜”、“晨”、“暮”诸神（米开朗其罗作，立于G．美第奇和L.美第奇的陵墓之上）的庄严之美时感到的震颤，这两种感受是没法区分开来的。

　　再举一个大不相同的例子，说的是玻耳兹曼对麦克斯韦一篇论述气体动力理论的文章的反应，在那篇文章中，麦克斯韦阐明了如何精确求解气体迁移系数（在那里分子间力是分子间距离的负5次幂的函数）。玻尔兹曼说：
　　一个音乐家听出几个小节就能认出莫扎特、贝多芬还是舒伯特，同样，一个数学家读几页就能看出是柯西、高斯、雅可比、赫姆霍茨还是基尔霍夫。法国数学家以形式优雅超群，而英国人，特别是麦克斯韦，则具有戏剧性的感觉。例如谁不知道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学理论的论文？……首先是对速度变化的庄严壮丽的论述，然后状态方程从一边进入，有心场中的运动方程从另一边进入。公式的混乱程度越来越高。突然，我好像听到定音鼓，鼓槌四击“敲定N=5”。邪恶的精灵V（两个分子的相对速度）消失了；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一直突出的低音突然沉寂了，似乎不可超越的东西好像被魔术般的一声鼓鸣超越了……这不是问为何这个或那个代之而起的时候。如果你不能与那音乐一道同行同止，那就把它放在一边吧。麦克斯韦不写注释的标题音乐……一个结果紧随另一个结果，连绵不断，最后，像一阵意外的旋风，热平衡条件和迁移系数的表示式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紧接着幕落了！
　　我一开始就举这两个简单的例子是想强调，不一定要在最宏大的画布上寻找科学美。但最宏大的画布确实提供最好的实例，这里我就举两例吧。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发现被赫尔曼·韦尔称之为思辩思维力量的最高典范，而朗道和栗夫西茨认为广义相对论大概是现有物理学理论中最壮美的。爱因斯坦本人在他论述场方程的第一篇文章的末尾写道：“任何充分理解这个理论的人都难逃避它的魔力。”我回头再讨论这种魔力的根本所在。现在我要拿海森伯发现量子力学时的感受与爱因斯坦表达的对他自己的理论的反应相对照。幸运的是，海森伯有自述，他写道：
　　……我明白了到底要用什么取代专门研究可观察量级的原子物理学中的玻尔——索末菲量子条件。有了这个补充假定，我给量子论引入了一个关键的限定。然后我注意到能量守恒原理的适用性还没有保证……于是我致力于阐明守恒定律成立；一天晚上我达到了这样一点：就要确定能量表（能量矩阵）中的各个单项了……第一项似乎合乎能量守恒原理，我激动不已，于是开始犯无数的算术错误。结果当我算出最后结果时已是凌晨三点了。能量守恒原理对于所有的项都成立，我不能再怀疑我的计算显示的那种量子力学的数学一致性和协调性。起先，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感到我透过原子现象的表面看到了奇美无比的内景，想到我现在就要探察自然如此慷慨地展列在我面前的数学结构之财富，我几乎觉得飘飘欲仙了。
　　看到爱因斯坦和海森伯的这些关于自己发现的言论，回想海森伯记下的海森伯与爱因斯坦的谈话，那是很有意思的。以下是一个摘录：
　　
　　当自然把我们引向具有极大的简洁性和优美性的数学形式——形式指一个由假说、公理等构成的融会贯通的系统——引向前所未见的形式时，我们不禁要想到它们是“真的”，它们揭示了自然的真实特性……你一定也有这种感想：自然突然在我们面前展现各种关系几乎令人生畏的简洁性和整体性，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准备。

　　海森伯的这些话与济慈的几句诗前呼后应：
　　
　　美就是真，
　　真就是美；
　　这是一切你知道的，
　　这是一切你应该知道的。

　　现在我想回头讨论我前面说到的福雷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一个美学上令人满意同时又相信它不真的理论。
　　戴森曾引用韦尔的话：“我的劳作是努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如果我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我常常选择美。”我要问一问戴森：韦尔是否举过他为了美而牺牲真的例子？我了解到韦尔举的例子是他的引力度规论，这个理论是在他的《时空问题》中提出来的。显然，韦尔确信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引力理论是不真的；但它是那样美以致他不愿意放弃它，因此他为了它的美不让它消亡。但很久以后，度规不变性的形式系统被纳入量子电动力学，证明韦尔的本能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个韦尔不曾提到但戴森注意到了的例子是韦尔的两分量中微子相对性波动方程。韦尔发现了这个方程，但由于它违背宇称不变性原则，约有30年未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但结果再一次证明韦尔的直觉是正确的。
　　因此我有证据说明，一个科学家凭异常高超的审美直觉提出的理论即使起初看起来不对，终究能够被证明是真的。正如济慈在很久以前看到的：“凡想象认作美的东西一定是真理，不论它以前存在与否。”
　　确实，人类心灵最深处看作美的东西变成外部自然中的现实，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凡是可理解的，同时也是美的。
　　　　　　　　　　　　　　　　　　　　　　　　（朱志芳　译）
　　　
美来自深邃的苍穹，还是无底的深渊？

　　　
作者：冯·魏扎克

　　
　　冯·魏扎克（1912——），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1933年入哥廷根大学，毕业后在威廉皇家研究所从事研究。1942年后，历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教授，汉堡大学哲学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教授。主要在天体物理、天体演化和宇宙学等领域从事研究。

　　美啊，你是从深邃的苍穹降临，还是由无底的深渊涌现？我们这不免一死的生灵，绵亘在天国和地狱这两个无限之间的有限生命，对于渗透一切的美的力量，究竟应当向两者之中的哪一个感恩戴德？
　　默里克曾写过一首诗谈论美：
　　
　　献给一盏灯
　　美丽的灯啊，依然不动如故，
　　仍用精美的吊链悬持在天花板上，
　　这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可是这里却无人关注。
　　那又何妨？
　　因为凡是美的，
　　其本身就会洋溢着完美的幸福。

　　批判传统是伟大的欧洲传统之一，因此毫不奇怪，对于美的怀疑在西方思想中必定有其渊源，这可以追溯到希伯莱的先知、古希腊的哲学家以及头脑冷静的古罗马人。我们至少从传统上就知道对美有四种非难——认为，美不是有用的；美不是公正的；美不是真实的；美不是虔诚的。
　　这四种非难，如我所知，都是有意义的具有部分真理性的看法。可以把他们全部归结为一种，即认为美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倒反而要坚持美是真理的一种形式，美的鉴赏是对实在的一种鉴识，即对实在的一种特殊的知觉能力。把美指明为真理的一种形式，我岂不是主张主观的东西是客观的、非理性的东西是理性的、感情就是理智吗？我回答：“是的。”一点不差，这正是我所主张的。非理性的东西有一种理性存在，更确切地说，感情有一种理智存在，在感情之中主观的东西正是由于他的主观性而表现出是客观的，表现出是知识。
　　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知觉和活动的统一怎样是观察事物的原始的、简单的和容易得到理解的方式。在经验的高度复杂的方式中，现象有它自己的根源，我情愿把这一根源称为更高级的协同知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一种这样的协同知觉就是美的鉴赏。伴随着每一个单独的感觉印象，每一个单独的判断，每一个单独的情感，我们人类就同时意识到某种更高级的永久有效的事物，没有这种事物，就不可能有这一印象，这一判断，这一情感。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将更高级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分开，并说明我们所协同知觉的这种更高级的东西是什么。在每一个真命题中，我们觉察到关于现象的真理；在每一个我们所要求的善行中，我们觉察到道德的规则；因而也在每一个美的印象中，在每一件美丽的工艺品中，我们觉察到隐藏着的美的真实性。
　　美，是对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种协同知觉，让我们从基本的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类利益谈起。我们这个技术时代方才开始想到这类利益。当我躺在山坡上的时候，我知觉什么呢？大自然的宁静，这种安宁的情感仅仅是主观的吗？或者，它是对某种现实的知觉吗？这是一种知觉。它知觉的是现代科学家所谓的“生态平衡”。如果他体验到这个平衡是美的，那末这是因为他知觉到了这种感官呈现出来的和谐，没有这种和谐，他就无法生存下去。
　　人类忽视了自然景色和平衡中的美，把它看成在经济上无关重要而加以恣意破坏，这是成了疯子的人类。在这样做的时候，人类差不多总是犯经济上的错误，而一旦出现错误，那就为时太晚了。当然，我并不是说人类不应当改造自然——那将是荒谬绝伦的。而是说，人类有了美感，就能使得他用另一种尺码来衡量自己的工作，这种尺码与他在盲目的金融性活动中认为有用的尺码是不同的。古代的田园景色是何等壮丽。当我第一次从北美归来时，我被康士坦丁湖周围或安布利亚那儿的景色之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那些地方，多少世纪以来，每一棵树，每一所房屋都树立在人们凭美感而安排的地方。在美国，今天的危机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像清教徒那样瞧不起美的人们所造成的危机。
　　美，是从深邃的苍穹降临还是由无底的深渊涌现？波德特尔在提这个问题时没有想到自然景色的和谐，而是在最低限度上只想到艺术。他想的是肉体美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美迫使我们不能不有强烈的爱情。爱，也是我们从动物祖先继承下来的部分遗产。为了爱，动物用五彩缤纷的外衣和奇异风格的礼仪装饰起来——这些外衣和礼仪不仅是无用的，甚至对于个体的自我保存还是有害的。性爱有意成为使人兴奋和光彩夺目的。从自我保存的角度出发，每一种动物在它的一生中必定会一度发疯。
　　默里克说：“凡是美的，其本身就会洋溢出完美的幸福”——这并不是与我有关的幸福。诚然，美的灯是为了人而做出的手工艺品；但是，我们在制作这个对象或是沉思这个对象时的幸福不过是共享它的幸福。在大自然中，木头的纹理、贝壳内部面层或晶体内部面层——它们并未存心要给人看——虽则如此，它们的美也都不亚于蝴蝶的翅膀或鸟儿求偶的鸣声。大自然总是存在着神秘的道理，或许这就是美存在的缘由。
　　美好像时而来自天国，时而来自地狱。美是真，又不是真。它使我们从概念的盲目性中解脱出来。但它又不可以与理性决一雌雄，理性从它当中学会理解。伦理学与美之间的鸿沟并未架上桥梁。我们应当铭记不忘：美缺乏道德性，单单的公正也不总是仁慈的。我们必须从作为某种表现的美，重新回到实用这个牢固的基础上来。甚至身处宴会之中，我们也不应不看见这个事实：话题是“世界粮食问题”。甚至在我们为面包而工作的时候，莫扎特的美妙旋律也一定会给我们以痛苦的祝福。
　　　　　　　　　　　　　　　　　　　　　　　　（杜云波　译）
　　　
玄愁

　　　
作者：刘易斯·托玛斯

　　据说，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里的文明人有一种独特的倾向，那就是特别的紧张，一触即跳，对未来抱有史无前例的不安，对现在感到沮丧绝望，想起不久前的过去就夜不成眠。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技术和机器噪声，还有我们建造起来把自己同大地隔开的那冷酷坚硬的钢铁和塑料的装置。根据这种看法，无休无止的忧虑乃是现代的一大发明。何以解之？惟有关掉所有引擎，爬回乡野去。原始人戴着玫瑰的花环，睡得香甜。
　　我不大信。人一向就是特异的多愁动物，有着几乎尚未开发的忧虑能力；这是使人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特有禀赋。无疑，在人的大脑深处，有一个神经中枢来协调这一功能，就像专管饥饿感和睡眠的中枢一样。
　　史前的人，尽管没有工具也没有火供他思虑，也必定是所有动物中最忧愁的。他在光线微弱的洞穴里到处摸索，使劲地想，他该干些什么；感觉到了逼到眼前的神圣责任——制造工具。那时，他必定花了好长时间冥思苦想他的拇指，并且为之着急。我想象得到，他会怎样盯着自己的双手，惊讶地把拇指尖跟其他指头一一相对，想，老天爷，这一点是把我们跟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苦苦的思索：它们生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一定有许许多多个难眠的长夜，脑子里全是拇指。
　　假如得知曾有一些史前的古老委员会，我是不会感到惊异的。这些委员会举行集会辩论说，拇指可能正在让我们走得太远。假如不是有拇指而是多有一个平常的指头，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忧虑乃是人类功能中最自然、最自发的。现在是承认这一点，甚或是学会更好地忧虑的时候了。人是忧患的动物。这一特征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大多数人容易忽视这一活动，生活在忧虑的薄冰上，但从不深钻下去。
　　要完全沉浸于一种纯粹的、给人启迪的烦恼之中，我可以推荐一种改造了的超级坐功。我在读一本学术性很强的杂志时碰到了关于那一功夫的文章，并躬亲实践了一番。在我的后院、有棵山毛榉树。树下有条翻倒的破独木舟。我坐在里面，按说明中的指令，一丝不苟地如法作起。放松，目微闭，调习气息，默念一字真言，此处是“哞……”，一遍又一遍。这些要求对山野散人是颇适合的；我的意识，通常东游西浪掷时间，抓住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准备要一念顿断，随风飘逝了。可这时，屋里丁铃铃电话响起，也不管你气息调匀念那“阵”字真言，响了好几遍后戛然而止。此时此时，我一下子发现了玄愁功法。
　　玄愁功法简便易行，任何人，不管其年龄、性别或职业状况，几乎任何场合都可以作。对初学者，我建议20分钟为一节，上午上班前作一遍，深夜失眠之前再作一遍。
　　要作的是坐在某处，最好是单独一个人，绷紧全身肌肉。假如你开头就使自己适度不舒适，比如，坐进独木舟的底部，紧张就会自然出现。现在合上眼、集中注意于这一点，直到合眼的努力引起眼皮的轻微跳动。然后呼吸，分析的思考呼吸涉及的肌肉活动。最好，尝试用单侧鼻孔呼吸，两鼻孔交替使用。
　　现在，念动真言，真言是“愁……”（worry）、快速重复。这个字本身就很有效，因为这个字的历史使之有暗示性同源语。这样，一边念，一边就横插进一些回忆，记起它原来来自印欧语词根，意思是弯曲动欲求逃避。这个词到了古英语成为wyrgain，意为窒息而死，其近亲包括weird（离奇的），writhe（苦恼，扭动），wrestle（摔跤）还有wrong（错）。“错”是同样有用的真言，理由也与“愁”字对等。
　　然后，放出你的意识，让它自由漂浮。大约过三分钟，你就可以感到有这么回事发生。几乎在漂浮的同时，你就开始倾覆，下沉。这种种感觉的综合，成了一种知觉：知觉到有某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麻烦。
　　末了，成功的话，你会开始听到“铮铮”声。那是一种若来自远方的、有韵律的声音。其律合呼吸，亦不合真言念动的节奏。几分钟后，你把脉细评，就会发现，这“铮”音与脉搏同步，发自头颈间，想来是某动脉转弯处的湍流所致，甚至还会是一个血小板的振动引起。现在，你接上头了。
　　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让那加剧的玄愁自动进展，到下一阶段，名叫主绞盘，途中，你经过似乎是自四面八方汇流而来的系列画面，杂乱无章，转瞬即逝，极快地跳动而过，像部断烂影片，许多画面看似微不足道，可每一张都联系着一种突坠空云之感（在此给你一个有用的提醒：vertigo“眩晕”也是由wer派生出来的）。你像一只鸟儿惊叫着飞掠头脑，这时，你也许会突然看见一个时行的灯光广告牌；或者幻觉看到加油泵那快速转动，让人无法识读字表；或者看到最后一条座头鲸，向空旷的海洋深处唱最后一首歌；或仅仅是看见电视新闻广播正在宣称，现时的缓和意味着苏美两国人工心脏工程。要么就是最新的科技信息，涉及中微子脉冲簇射，由坍缩的行星向人发出，你无可逃遁，即使在南达得科他州的盐矿底层也逃不了。当然，还有水门事件。约翰·凯奇的音乐，学术场合的黑板上粉笔画出的下降曲线，交替地预言着未来美国宠物狗种群的数量，哈莱姆的老鼠，头顶上和盐矿深处的核爆，挪威的自杀事件，印度作物歉收，世界人口总数；想到月亮的吸引力会引起秃顶，不可避免的大陆漂移，电子吉他，各种东西在悄悄溜走，感觉到处的小地毯从什物底下滑出去：这些意念渐渐汇流，渐趋于无定形，尔后归于虚无，融入一种结实的、凝胶状的偏斜思想。一旦这事发生，你就开始进入最后的阶段，那便是关于纯愁的纯愁。此乃西方智慧的精华，我将其称为玄愁。
　　现在且论玄愁的用处。首先，它会在头脑空虚的时候把它整个儿填满。你的头脑倾向于闲愁万种，绵绵无尽，盘桓心底；老是纳闷儿，是不是忘了什么该愁的事儿。这会儿不然了。你一下子就得到充分的体验，未有定时，时间由你自己安排。
　　其次，在大白天无可烦愁时能让你过得充实，因为有虚实之对比皆大欢喜。
　　第三，第二条好处我忘了，这说明要愁的事又少了一桩。
　　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需要面对。我得承认，玄愁是一种你用的体验，是真愁的替代品。在这种意义上，总是存在作过头的危险。另一种危险就是技术的介入。我毫不怀疑，很快就会有广告，登在小型文学杂志最后几页，推销一些电子装置，装在黑色的塑料匣子里，有旋钮，有显示屏，耳机里响着受激而发的嘭嘭声，还有终端可固定在头骨的各部分，以便使脑波跟玄愁交相呼应而彼此加强，并可随意选择波形。自然还得说一句，如不满意（或即使满意），钱款退还。这些装置会被冠以诱人的品名展开销售，如忧愁放大器，或人工沮丧机云云。想到这些，又添一段愁，可这份愁或许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像普通的汽车收音机。

　　
　



四、蓦然回首话沧桑

　　●自幼即好读书，是科学家们的相同之处。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科学家富兰克林，10岁时即阅读了《历史丛书》、《名人传》、《计划论》等书，并且因为爱读书而进印刷所作学徒。
　　●居里夫人是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科学家，她在“我的信念”一文中，述说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
　　●寺田寅彦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他在致力于物理学研究的同时热心于随笔创作，创造出科学与文学相融合的独特文体。“追怀夏日漱石先生”，即是他回首往事的精彩之作。
　　●冯·卡门是美国著名航空工程学家，一生中有许多重大发现，并且曾获得许多荣誉勋章。他与同一时期的著名科学家玻尔、费米、爱因斯坦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于是以朴素无华的语言叙述了对这三位科学家的印象。
　　●李约瑟是一位英国科学家，他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行为令许多人不解。在“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一文中，李约瑟述说了自己写作的起因和经过。
　　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因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玛丽·居里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爱因斯坦
　　学者的一生是在特殊的气氛中度过的，他必须经常地可以说是俯首于真理。
　　　　　　　　　　　　　　　　　　　——巴甫洛夫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李约瑟
　　如果大家确认我对化学反应理论的微薄贡献有些独特见解的话，那么，哺育这种独特性的摇篮，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和大自然的接触。
　　　　　　　　　　　　　　　　　　　 ——福井谦一

　　



1
　　
我的幼年教育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生于波士顿。早年生活艰难。1727年在费城组织“共读社”，后发展为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30年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宣传科学与文化。1731年建立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736年当选为州议会秘书。1743年组织美国哲学会。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反英斗争，后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是电气研究的先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法国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电的实验与观察》等多种。

　　我自幼即好读，手中偶有点钱便都用以购书。我爱读《天路历程》，我的第一部书便是班扬的这套小书。后来我又将这书卖掉以购买布尔顿的《历史丛书》；书为坊间廉价小本，计不下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少量藏书多属于宗教论战性质，这些我也大都稍加涉猎，但日后每以此为憾事，因为正值我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之年，却苦于无适当的书可读，而我此时已决定将来不作牧师。父亲书中我最耽读不倦的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惟有在这部书上我认为我的时光最不虚抛。那里另有笛福书一种，名《计划论》，以及马瑟博士书一种，名《为善论》，这两书对我都有开茅塞之效，对我日后某些重要作为曾发生过相当的启迪作用。
　　这种浓厚的书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进印刷业，尽管此时他已有一子（即詹姆斯）在这行业。1717年詹姆斯携印刷机与字模等自英格兰归，于波士顿开店营业。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较父亲强烈，唯下海当水手的念头仍未完全忘怀。考虑此事后果堪忧，父亲遂不再耽搁，立即催我去詹姆斯处作学徒。我推脱过一阵，但终于听从父意，正式立了字据，彼时我还不过12周岁。按合同规定，学徒期满将为21岁，惟最后一年得领伙计工资。不久我对印刷一行已事事熟练，詹姆斯倚重我如左右手。这时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好书。利用与书肆学徒相识关系，我有时竟能从那里借上一册小书，但每次必速看速还，不敢污损。有时一本书晚间借回，次日天明即须归还，这时我便一卷在手，连宵赶读，以防到时还不回去，叫人来催。
　　此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修·亚当斯的商人常来我印刷所，其人颇聪明，于各类书籍度藏甚富，得知我好读，因邀我至其书室中，慨然将我所欲读的书惠借给我阅读。此时我对诗的兴趣正浓，间或也稍有所作；詹姆斯以为此事或亦不为无利，对我稍稍鼓励之，因而我遂开始写时事诗，记得其中一首名《灯塔悲剧》，记船长威斯雷克及其二女海上遇难事；另一为水手歌，记海贼狄乞（绰号黑髯客）就擒事。按两诗格调均不高，不脱克洛柏街腔调；印成后，兄命我去市中售卖。前一种销路极佳，以其事发生未久，人们的印象尚深。这事给了我很大鼓励，但父亲对我的作诗则大加嘲笑，说作诗的人大抵都是乞丐。因此我遂绝作诗念头，实际上我即使作诗也不会成为很好诗人；但文章对我则不同，它在我一生当中用途颇广，甚至可说是我日后的主要立身之阶，因此下文即将说明，处于我当时的环境下，我曾如何学到这点本领。
　　城中当时另有一位嗜书青年，名约翰·柯林斯，与我很熟。有时我们也争论一些问题，而且还特别喜欢这种争论和盼望有机会进行互驳，然而这种好辩，这里附带一笔，往往容易变成一种不良习惯，结果在人们面前也好呶呶不休，非常招人反感；不仅败坏谈兴，制造不和，甚至使人失去应有的友谊。我这毛病便是受了我父亲宗教论战书籍的影响。我日后注意到，有修养的人们从来便很少涉入争端，当然下述几种人则是例外，这即是律师、学人以及爱丁堡出身的各类人们。
　　一次柯林斯与我发生了一场争辩，内容系关于妇女受教育有无必要，以及妇女是否具有此种能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这种做法不够妥当；而且她们天生不适学习。我自己则站在反对的一方，当然这也多少有点为辩而辩。他的口才比我流畅得多，而且词汇丰富，左右逢源；但我总不兔认为，他的优势却主要来自言词，而不是来自逻辑力量。由于到分手时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辨清，而短期内彼此又不可能晤面，于是我便坐下来将我的论据详细写出，然后誊清寄去。他接信即复，我得复再答，如是书来信往，双方所作均不下三四通。一次父亲偶然见到了我的这些辩论文字，并仔细看了。看后，他没有涉及所论内容，而只就文字本身作了一些指点；他认为，在拼写与标点方面，我比我的对手好些（这点当然应归功于印刷所的训练），但在语句的雅驯以及条达清通等方面，我都显有不足，这些他都一一举出实例说明。我觉得他的批评颇能切中我的要害，因而从此更加留意文章写法，锐意精进，以期有成。
　　就在这时，我偶然遇到《旁观者》的零本一册。书为第三卷。这书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把它购回反复阅读，读后心爱不已。我认为这书的文字极佳，因思有意模拟之。抱此目的，我遂取其中数篇，将篇中各句所表述的意思，略加隐括，即置之一旁不顾；数日以后，不看原书而径行重述原文，方法即将隐括语中的意义，一一仔细表出，其详尽须与原作无异，用字则尽我所能，务求妥贴。然后拿我重写的《旁观者》与原文相比较，找出谬误，加以改正。然而我发现，我的词汇仍嫌不足，或用宇想字时来得吃力，而这种能力，如其我不中辍作诗的话，早应不成问题；因为经常须要寻找同意但不同音（为了押韵）或不同长度（为了音律）的词汇这件事，势必要使我时刻去追求变化，并把这类事牢记在心，渐而至于精熟。因此，我遂把若干故事改写为诗；过上一段，当原文已经完全忘却，再把那些诗改写回去。另外，我有时还把我的提要有意打乱，数周之后，待我须要足句完篇时，再对这些进行一番认真整理。我这样做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思想安排得富于条理。然后，取来原作互相比较，发现种种纰缀，即加改正；但有时在某些非关宏旨的细节上，我觉得我竟较原作的写法与语言更稍胜一筹，因而不禁暗自庆幸，自忖将来或者有望成为一位不坏的英文作家，也未可知，因为在这事上我确是不无奢望的。我练习作文与读书一般多在夜晚工余与次日上工之前，或趁礼拜假日，这时我总是设法一个人躲在印刷所内，尽量逃避礼拜仪式，这一节幼时父亲对我的要求素来极严，而我自己也的确至今把它视作一桩责任，只是我有时感到我无暇履行罢了。
　　正当我一心为文的时期，我读到了一部英文法（记得为葛林武德所著），书末附有讲解修辞与逻辑的短论二篇，后者篇未载有苏格拉底辩论法范例一则；不久我又购得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其中关于这个方法的例证则更为详尽。我对这个方法爱之入迷，并学着试用，于是废弃了我以前那种生硬反驳与正面辩论，而处处以一个谦逊的探询者与存疑者态度出现。当时读过沙夫斯柏里与何林斯诸人的书，对我们宗教教义中若干处早有疑义，故我感到辩论时采用这个方法对我极为有利，但对我的对手则颇具困惑作用；因而耽之不倦，并经过不断练习而日臻精熟，这时即使许多学问高于我的人也每每为我所屈，因为辩论的结局他们常常不能预见，致陷入窘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结果每辩必胜，而实际上不论我的能力或主张都未必如此高明正确。这个方法我曾连续用过多年，但也渐加放弃，而仅将谦逊的表达习惯保留下来；凡遇有所主张因而可能起争辩时，“当然”、“无疑”以及其他自以为是的词语便很少出口；而宁可使用“我把某事理解为如此如此”；“由于某种某种理由，在我看来，或我不妨认为，如此如此”；“依我的想法某事可能如此”；或“如若我不错的话，某事可能如此”。这个习惯，我认为，每当我从事某种措施的推行，需要发表见解和说服人们的时候，往往给我带来极大便利；另外，既然交谈的目的无非为了提供情况、了解情况、使人心悦与使人乐从，因此我深愿一切好心聪明的人士切勿因自己的主观自是态度而影响自己的应有作为。因为那种态度势必要引起反感，招怨树敌，甚至使我们处处遭到失败，这时即使是一副天生的语言才能（亦即提供或接受情况与乐趣的才能），也必无济于事。如其你的目的在于提供情况，发表意见，过分自信与专断的态度每每容易产生龃龉，使人不能耐心聆听。如其你的目的在于从他人获取情况和增长知识，但同时对你目前的看法却又表现得十分拘执，厌恶争辩的谦虚人们必将望望然而去之，听任你错误如故。因此，以这种态度出之，既不能为你赢得听话人的好感，也不能获得你所争取者的乐从。
　　　　　　　　　　　　　　　　　　　　　　　 （高健　译）
　　　
在贝塔尔舰上的航行

　　　
作者：达尔文

　　我从北威尔士的短期地质考察旅行后回到家中时，见到了亨斯罗的来信，他告诉我：舰长费支罗伊乐意让出自己房间的一部分给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愿担任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自然科学家。我以为，在我的《旅行日记》手稿本中，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情形；在这里只来谈谈，那时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罗的建议，但是父亲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他还附带说一句：“要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位有识见的人，他劝告你去，那么我也将允许你去。”这句话，后来竟给了我好运气。因此，在当天晚上，我给亨斯罗复信，辞谢了他的建议。次日早晨，我就到美尔堂去，准备在9月1日去打猎。正在那天打猎的时候，舅父派人来召唤我，他建议要同我一起坐马车赶回希鲁兹伯里去同父亲商谈，因为舅父认为，我要接受建议去航行这件事是明智的行为。父亲时常肯定说，舅父是世界上有识见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极其和蔼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剑桥大学时，挥霍金钱较多，因此就安慰父亲说：“上了贝格尔舰以后，我在花钱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领来，决不超过您允许给我的定额。”可是，父亲却带着笑容，反驳说：“可是他们大家都对我说过，你花钱的本领却很大哩！”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剑桥，去见亨斯罗，此后又到伦敦去见费支罗伊；一切事情就很快办妥了。后来，我同费支罗伊相交十分亲密，那时他才告诉我，由于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险乎遭到了他的拒绝！他是拉伐特尔的狂热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
　　费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贵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宽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待他所有下属的人都很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礼貌的绅士；一位驻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公使曾经对我说，他的待人态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尔利勋爵。可是，他外表上却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因为华里奇医生曾经给我看过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很像费支罗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图阿特，即阿尔伯尼伯爵，也就是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后裔。
　　费支罗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发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长期对于那些曾经使他发怒的人继续不断发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他凭着自己像老鹰般敏锐的双眼，总是能够在军舰上发觉到一些错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声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级军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时，他们就时常询问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这句话的意义是暗示说：“舰长的脾气究竟怎样呀？”除此以外，费支罗伊还带有一些怀疑态度，偶尔也会显得十分垂头丧气；有一次，简直是近于发狂了。他对我好像时常失去确切的判断和常识。他待我非常亲切，但是也很难同我亲密相近；这种亲密关系，从我们在同一房舱内共坐同食的情形看来，是必然会随着发生的。我们两人曾经争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时，就会蛮横无理。例如，在这次环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亚时，他曾经为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辩护，把它赞美了一番，并且对我说：他刚才去访问过一个奴隶主，那个奴隶主当时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隶召唤来，询问他们生活得是否快乐，他们是否愿意恢复自由；而他们大家齐口同声回答说：“不愿意恢复自由。”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带着一种大概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费支罗伊道：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证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就使他顿时怒气冲天，因此他就声明说，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话，所以我们两人再也不能够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离开贝格尔舰了；可是，这个消息却立刻到处传布开来了，因为舰长把海军上尉召去，用咒骂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忿怒；而我则因为接受下级军官的邀请，去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满意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费支罗伊又表现出自己通常的宽宏大量态度，派了一位军官来代他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继续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还记得一个表明他态度诚实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们开船离港以前，有一个陶瓷器商人，拒绝航长调换几件上次向他店中购来的商品，因此舰长就对他怒气大发。此后，舰长就向那个商人询问店中一套贵重的瓷器的价钱，并且接着说：“要是你没有刚才这种不肯通融调换的话，我就会购买你这套瓷器了。”因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舱中已经装满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怀疑他未必真心要购买这套瓷器；当时我一定是在自己脸上显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我没有帮衬他说一句话。在我们离开了这家陶瓷店以后，费支罗伊就瞅着我说道：“您难道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他就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道：“您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东西发怒时，就干出了这种错误举动来。”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怜的费支罗伊悲伤地干着辛劳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诉苦说，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队人去对付当地的居民。我就劝告他说，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本份来说，是不必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狂怒起来，宣布说，我是一种只知受思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发一言，站起身来，马上就离开了军舰，回到康塞普西翁去，当时我借宿在城中。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贝格尔舰上去，又受到了舰长从前一样热诚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军上尉却对我说道：“您这个哲学家，真是可恶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离开军舰那天，我真是给他搞得累死了（这艘军舰正在修理中）；可是，舰长却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来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把您咒骂个不停哩！”
　　这种同一艘军舰的舰长难以和睦共处的情形，由于大家是对抗性地对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个叛乱分子，好像是一个人在对付着任何其他的人一样，还由于那种在军舰上使他时常要经受的忍耐本领，至少是在我参加航行的期间内要有这种忍耐本领，因而更显著地恶化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军官告诉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曾经有一个在阿德文丘舰上的军需官，贝格尔舰第一次出航时，就是跟随阿德文丘舰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舰长之命，到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店铺中去，向店主购买糖酒，那时忽然走进来一个穿普通人服装的小绅士。军需官就对他说：“喂！先生，请您费神代劳，尝尝这种糖酒，告诉我它的滋味怎样？”这位绅士遵从他的请求，尝了糖酒，于是很快就离开这家店铺。那时店主便问这个军需官道：“您知道吗？您请求尝酒味的那位刚才出店门到港口去的人，就是主力舰上的舰长吗？”这个可怜的军需官一听到这句话，就骇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他手里握着的一杯糖酒也砰然掉落在地上了；他马上跑回自己的舰上去。曾经在阿德文丘舰上的一个军官向我肯定说，从此以后，无论怎样去劝说这个军需官，他再也不敢离舰上岸去了，因为他由于那次狎昵举动而被骇坏了，一直就害怕再见到舰长。
　　在回国以后，我只不过偶尔去会见费支罗伊，因为我恐怕会在无意之中得罪了他，使他激怒；此后有一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以致几乎不能够相互谅解。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本像《物种起源》的非正教的书，所以他对我愤恨不满（因为他已经成为十分虔诚的教徒）。他在晚年时，显然完全是神经失常了：这显然是由于他慷慨好施的本性而发生的。无论如何，在他去世以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找出了他偿付债款的收据。他晚年的生活是悲惨的——他用自杀来结束了一生，恰好也同他的舅父卡斯尔利勋爵的归宿一样；他们两人的作风和外貌，真是多么的相似。
　　在很多方面，费支罗伊的性格是最高尚的；他是我很少见到的人物，但是那些严重的缺点，却把他的性格搞坏了。
　　（参加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可是，这却取决于舅父的建议，要我乘车赶回到30英里外的希鲁兹伯里去，这样微小的情况；而且也取决于我的鼻型这类琐小事情哩。像这样肯干的舅父，是稀有的。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当时我接受任命，必须去仔细研究自然史的几门学科，因而改进了我的观察能力，不过在航行以前，我的观察能力已经有相当好的发展了。
　　我对于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质考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方面要发挥所有的推断能力。起初在考察一个新地区时，只见到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难以处理，以致大感绝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点的岩石的层理和性质以及其中的化石记录下来，经常对这些记录进行思考，并且努力推测其他各处将会发现的情形，那么很快就会搞清楚这个地区的杂乱情况，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个的地质构造了。那时我随身携带了赖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经常仔细地研读它；我在很多方面，从这本书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我开头考察的第一个地区，就是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赖尔所举出的地质研究方法，有惊人的优点；在我当时带去的或后来阅读到的所有其他地质学书籍中，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采集所有各类动物，对很多海生动物作简略的记述和初步解剖。可是，因为我没有绘图本领，也没有相当的解剖知识，所以我在航行期内所记写的一大堆原稿，都已经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只有在甲壳纲方面获得了一些知识，总算没有白费，因为后来我在著写蔓足类动物专集时，这方面的知识就对我有用处了。
　　我时常在每天某一时间内，记写自己的《旅行日记》，把我当时所见所闻都仔细而且生动地描写出来；在这方面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这是一种有益的训练。我把自己这本日记充当家信的一部分，在遇到适当的机会时就把它分批寄回英国去。
　　可是，上述的各种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同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相比时，就显得不重要了；这种习惯就是：勤奋的劳动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注意。凡是我思考过的或阅读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经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运用脑力的工作方法的习惯，在整个5年的环球旅行期内一直继续着。我确信，正因为有了这种习惯，才使我能够在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绩来。
　　现在我在回顾往事时可以看出，我对科学的爱好怎样会逐步增强起来，而超过了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在环球旅行最初两年内，我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打猎嗜好，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去干着；为了要采集标本，我亲自去猎取一切鸟兽；但是此后，我就越来越经常地把猎枪交给自己的仆人，最后终于完全由他一人去猎取鸟兽了，因为狩猎工作会打扰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妨碍了我对某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的勘察研究。我曾经发现，不过是无意识地和不知不觉地发现：观察和推断工作的乐趣，确实是远胜于任何的手艺和打猎工作的乐趣。在我身上，野蛮人的原始的本能，逐渐给文明人的后天习得的爱好所替代了。在这次环球旅行期内，我的思想，由于受到自己这些工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了；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我父亲所讲的一句话来表达；父亲是我生平所见到过的最敏锐的观察家；他的性情，有怀疑主义的倾向，而且完全不同于颅相学的信徒；当我在完成环球旅行后回家时，他一见到我，就转身向着我的姐妹们，并且高声呼道：“啊！原来他的头型完全变样了！”
　　现在回头再来谈谈环球旅行方面。9月11日（1831年），我随同费支罗伊出发到普利茅斯去，短期探望贝格尔舰。后来又回到希鲁兹伯里，同父亲和姐妹们正式作长期的告别。10月24日，我到普利茅斯旅居，一直逗留到12月27日那天：贝格尔舰终于离开英格兰海岸而开始环球航行了。在这以前，我们曾经试航过两次，但是每次都给强烈的暴风驱回港内。在普利茅斯逗留的这两个月内，我虽然用种种方法来克制自己，仍旧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当时我一想到要这样长期远离所有自己家中亲戚和朋友时，就显得没精打采；而且当地的天气，又使我觉得好像是阴霾重重，难以言表。除此以外，我还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真好像很多无知的青年，尤其是像一个医学知识肤浅的人那样，就自信息上了心脏病。我没有去就医求诊，因为恐怕医生一定会对我下判断说，我不适宜去航行；可是，我却坚定不移，甘冒一切危险，决心要去航行。
　　在这里，不必再来谈到这次环球旅行时所经历的事件，就是我们到了哪些地方，干了哪些工作，因为在我那本已出版的《考察日记》一书中，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叙述。直到现在，热带地区的植物界的壮丽景象，依旧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浩浩无边的大荒漠，还有火地岛的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当时却使我心头激起了宏伟的景象，因而也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地未开化土人的赤身裸体的形象，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曾经骑马或者乘坐小船，穿过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几次，历时达几星期之久；这些旅行是很有趣的；当时行路艰难，有相当的危险，但是我却不因此感到胆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后来就习以为常，根本不顾这一切了。我异常满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几项科研工作，例如我解决了珊瑚岛的形成问题，阐明了一些岛屿（例如，圣海伦娜岛）的地质构造。还必须指出，我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几个岛上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奇异关系，还发现了这个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上的生物之间的奇异关系。
　　在谈到我自己方面时，据我所能作的判断，在环球旅行期内，我由于对研究工作感到异常高兴，殷切希望要把自己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增添到自然科学的伟大的知识宝库中去，所以总是竭尽全力地不断工作着。可是，我还有一种雄心壮志，很想在科学家中间取得相当的地位：我这种雄心壮志，究竟比我的大多数研究科学的朋友，是大些还是小些呢？在此不再来作出断定了。
　　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使人很感惊奇，但也是简单的，就是：从前有一股熔岩流，覆盖着那里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贝壳和珊瑚碎屑层烧结成一种坚硬的白色岩层。此后，由于地壳变动，整个岛就上升到海面上来了。可是，这一道白色的岩层，却给我看出了一个重要的新事实，就是：这些曾经活动过的和喷发过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围的地面后来又沉降到过海面下。那时候，我初次发生了一种想法，也许我可以把自己考察过的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当时竟使我高兴得全身发抖起来。这真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啊！我能够多么清晰地回想到：当时我正坐在这个岛的低矮的熔岩峭壁下面的海滩上休息着，炎热而眩目的阳光照射在我身上；附近生长着几种奇异的荒漠植物；而在我的脚边，还有活的珊瑚体；它们生长在退潮后留下的水潭内。在环球旅行的后期，费支罗伊请我念几段我自己的《旅行日记》；他听了就宣告说，这是有出版价值的；因此，我又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希望啦！
　　在我们的航行将要结束时，我在阿森松岛上收到了家信；姐妹们在信中告诉我：塞治威克已经访问过我的父亲，他对父亲说，我将列名在卓越的科学家中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怎样会打听到我的任何工作成绩，但是我听说（我以为是在以后的来信中知道），亨斯罗在剑桥大学哲学会上，把我写给他的几封信宣读过，并且把它们刊印出来，作为私人散发品。我已经把自己发掘到的化石哺乳类动物骨骼托运给亨斯罗；这些采集品也引起了古生物学家们重大的注意。我在阅读了这封信以后，就用跳跃的步调，攀登到阿森松岛的山顶上去，举起自己的地质锤，用尽全力，去敲击火成岩的岩壁，砰砰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的雄心壮志有多么的大；可是，我认为，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后来我虽然十分重视我的朋友赖尔和霍克等的赞扬，但是对一般大众的意见却不关心。我并不是想说，我著的几本书获得了好评或者是销数很大，这还没有使我感到满意。但这种满意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因此我确信，我决不应该为了争取名誉而越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毕黎　译）
　　　
坚定的人创造生活

　　　
作者：巴甫洛夫

　　敬爱的先生们：
　　从这次起，彼得堡俄罗斯医师协会将每年召开纪念伊万·米哈洛维奇·谢切诺夫教授的大会。对于这样一个节目，俄罗斯医师协会是有特殊权力来庆祝的，因为伊万·米哈洛维奇的最光辉的时期是他科学活动的初期，这时他是在医学外科学院任教授，而我们协会从一产生起就与这一机构有着极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另一方面，谢切诺夫也有权接受这种纪念，因为他是给俄罗斯生理学奠基的一位学者。俄罗斯的智慧参加这一门重要学科——生理学的探讨，是从伊万·米哈洛维奇开始的。
　　这样的创举，需要有特殊的天才、特殊的性格，而这些特点在伊万·米哈洛维奇身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不仅创始了俄罗斯的生理学，并很快就为它争得光荣的地位。
　　我们应该公平地承认，伊万·米哈洛维奇为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机制的学说铺设了真正的奠基石，他阐明了这一学说中的如下要点。
　　1863年，他发现了能够抑制反射的中枢的存在。
　　他认为，如果在普通的脊髓反射的兴奋的同时，刺激脑髓的某一定区域，那么脊髓反射就会受到抑制。数年后，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发现了一件完全相反的事实：就是在刺激脑髓的其他部位时，所发生的不是脊髓反射的抑制，而是反射的增强。最后，他证明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有一种异常重要的性质——神经过程的惰性。它是刺激总和的基础。他指出：对反射装置的单个刺激不能引起反射，引起反射需要有很多刺激。
　　伊万·米哈洛维奇发现的这一事实，是中枢神经系统学说的最重要的事实。
　　神经活动的全部发展，正如它在人脑的精神表现中所显示的那样，都有基于神经系统的这种性质——慢慢地转入运动，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上面说的都是关于伊万·米哈洛维奇的科学功绩，现在我再来谈一下他的个人品质。
　　伊万·米哈洛维奇是这样一位极其少见的学者，他一旦订出某一计划，就一直把它进行到底；事实非常明显，正是这样坚定的人才能创造生活。他工作了一生，从来不知疲倦。1905年9月，他带着新的计划回到莫斯科，但是，一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因此，他终生坚持在科学岗位上。
　　学者的一生是在特殊的气氛中度过的，他必须经常地可以说是俯首于真理。
　　照理说，学界人士在社会生活中也应该按照他固有的优点——客观与公正进行活动。而实际上远非如此，这难道还用说明吗？
　　但是，伊万·米哈洛维奇在这方面却幸而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下面我引证他生活中的两件事实。
　　伊万·米哈洛维奇刚到彼得堡时，立刻就显示出他的科学天才和演讲天才，于是人们就推他做科学院的候选人。伊万·米哈洛维奇却不顾情面和地位地回答说，他在科学中做的还是太少，不足以享受这种荣誉。
　　第二件是关于他辞掉在医学科学院中的教授职位的事。伊万·米哈洛维奇曾大力推荐那位现在已为大家熟悉的梅季尼柯夫到动物学讲座来补充当时的空额。他那时就很赞扬这位学者的天才。可是委员会却偏偏给他另一位较差的科学家，于是伊万·米哈洛维奇认为委员会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合惯例，他认为不可能在科学院继续留下去。他辞职了，使自己受到无所定居的遭遇。
　　像伊万·米哈洛维奇·谢切诺夫所具备的这种卓越的、特殊的和高贵的个性，应该永远活在后人的记忆里，永远成为世世代代的后人的鼓舞者。据我看来，我们每年召开的纪念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达到这个目的。
　　　　　　　　　　　　　　　　　　　　　 （杨汝昌　译）
　　　
我如何成了化学家

　　　
作者：奥斯特瓦尔德

　　
　　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德国物理化学家。生于拉脱维来的里加。187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里加工业大学教授。1885年测定弱酸时发现奥斯特瓦尔德稀释定律。1887年与人合作创办《物理化学杂志》。以后努力组织世界化学学会。因在催化剂、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度等方面的成就，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著有《普通化学教程》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长期以来，在一起庆祝圣诞节的来临已经成为我们实验室的惯例。我们的研究所早在布鲁德街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令人愉快的聚会，尽管其外在形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这种聚会的方式起先极其简朴。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公务员礼节性地向每个人赠送一件诙谐的礼物，当然我也会郑重地得到一份同样的礼物。在赠送礼品的间隙，我们喝喝混合饮料，吃点风味糕点。
　　我们搬到此地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桌上铺着台布，房间里装饰一新，总之比以前更富于节日气氛。然而，最突出的新特征，是每年都是一位著名化学家出席，而且这位化学家必须做一次演讲。兰多特、莱姆塞、范霍夫以及我们这个学科的其他伟人光临本所，报告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使我们不仅目睹其风采，而且亲聆其教诲。遗憾的是，今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机缘。我原打算和大家一起邀请我的朋友阿累尼乌斯发表演说，但是他已经不得已缩短了这次在德国逗留的时间。我们这门学科并非名流蜂聚，所以我未能及时找到代替阿累尼乌斯的人。因此，只好由我来滥竽充数。我冒昧地这样做，并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些伟人之列。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成为化学家。很抱歉，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还没有达到能够以很系统的形式向你们介绍的程度。谈谈我如何成为化学家也许更好，我将把结论留给你们，由你们从我的谈话中吸取那些你们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我坐在通向码头的台阶上，手持钓竿，试图钓上河里的蚂蟥。在我的记忆中，这次钓蚂蟥的尝试与我所做的第一个科学试验有关。我坐在那儿正在等蚂蟥上钩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我父亲是桶匠）从屋里出来，严肃地告诫我当心蚂蟥，惟恐我被第一条上钩的蚂蟥拖下水去。起初我对这样一幅情景惊恐万分，但我很快控制了自己。我推想，如果蚂蟥要把我拖下水，我只要扔掉钓竿就行了。于是，我继续钓蚂蟥。但不幸的是，实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没有一条蚂蟥想上钩。
　　这条河及其环境是我后来数年之中日益主动地从事研究活动的场所。我与我的一兄一弟及几个朋友详细考察了河中的一切，全体成员广泛讨论了每一个新发现。这种活动使我们兴奋不已。不过我母亲却没有这么高兴，因为我们给家里闯了许多乱子。
　　我们继续这样干，直到有一天我接触到一本详细说明制作花炮的旧书为止。我立刻兴趣盎然地醉心于此，想看看是否能按书上所说的方法做出各种颜色的漂亮烟花来。第一次试验做得相当好。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材料，但我们总算弄到了最必需的材料，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专心致志地研究烟花技术。这些尝试的成功给我们壮了胆，使我们认真考虑做一枚真正的花炮的可能性。些许踌躇之后，终于做出了一枚花炮。但这还得进一步试验。经讨论，我们认为应当在厨房的烟囱的管道里引爆，这样可能不会有什么危害。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样的防范措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指望这种东西会真的爆响。然而，使我们惊奇的是，花炮在烟囱里直冲而上。我不知道它是否冲出了烟囱。这个成果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开始大量制造花炮，其规模不亚于工厂。这又引起了我母亲的不安，她常常发现，家里的锅碗瓢盆没有派上当时购置它们时所期望的用场。
　　结果，我对化学的兴趣发展到这类实验上来。同是这本书，其中有一节向烟火制造者介绍与此领域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化学问题的内容。我如实地研究了这些内容，打下了化学训练的基础，我学会了制备一些我所需要的材料，而且还学会了一些书上没有讲的解决问题的简便方法。
　　大约在离开初级学校进入大学预科学校的时候，我又对另一个领域产生了兴趣。我开始拍照。当时的摄影术并没有现在这么简单。今天，你们只要买到胶片就可快速地拍摄。而在我所说的那个时候，每片干版都得由拍摄者自己去制作，溶液还得调配得当。
　　这些有趣的活动并没有促进我学业上的进步。我刚才谈到，当时我进入了大学预科学校，事实上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理想的学校。大家一会儿就明白，我应只学5年，由于我的业余兴趣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习，这5年学习却花了我7年的时间。另一个障碍是我在可怕的俄语学习上的困难。最后一次俄语考试把我折磨苦了。实际上，只是我的老师波彭看我实在不可救药，这才高抬贵手。考试前，我不得不在他的指导下做出翻译练习，而十分凑巧的是，这些练习的最后部分正好就是考试中的题目。总之，我设法通过了考试，准备上大学。于是，我离开里加到多尔巴德，开始大学生涯的伟大的一天来临了。
　　多尔巴德的环境使人晕头晕脑。我加入了一个大学生同乡会。按照惯例，这个同乡会在一起消费了大量的啤酒。这种活动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头两个学期。但由此可以经常不上课，所以也说不上得不偿失，因为那时候听课对我所起的作用就是催眠。
　　一段时间之后，允许我在实验室做化学实验，我开始在不久前才去世的约翰·伦贝格的指导下进行定性分析。当时他相当年轻，而且确实有些古怪的习惯。
　　像我讲过的那样，第一学期很快过去了。我经常在四重奏中拉提琴，还参加其他各种娱乐活动。我们经常相互开开玩笑，一般都很愉快。不过，几个学期之后我申请允许参加第一部分的候选人考试——这种考试通常有三个部分。出乎我的意料，我竟表现得不错。这个成功给我壮了胆，在庆贺我成功的会上，当然同样以漂亮方式通过了这个严峻考验的其他人也在场，我突然宣布我要参加下一次第二个部分的考试。就我的情况而论，这似乎是不怕难为情的吹牛，因为离考试时间只有2个星期了。继之而来的嘲笑把我激怒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不得不拿出人格来为自己辩护，并且在考试结果上打了一箱香槟酒的赌。第二天早晨，事情看来并不像头天晚上所想象的那样乐观，我想抛弃昨晚的打算，但是一想起我打的赌，就使我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我觉得打算参加考试不完全是一件傻事。简言之，努力成功了，可我压根儿没有见到那箱香槟酒。不过，我被任命为物理学实验室冯·厄廷根教授的助教。这个职位原来还有另一个候选人，而且冯·厄廷根确实更愿意录用他，但他只通过了第一部分考试。教授后来告诉我，把我塞给他做助教时，他确实没有指望我对他的工作有多大助益。
　　我的职责并不艰巨，因为几乎没有多少学生需要照管。此外，我只需要准备仪器。这样，我就有许多空闲时间。冯·厄廷根教授建议我利用时间进行独立研究。“在你的一生当中，绝不要让你自己的工作出现相似、闲适和平静的时期。”他说得多么正确！我开始很热心地研究一个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多次中断研究。尤其记得仲春的一天，外面特别暖和，一棵丁香花盛开，醉人的芳香送进窗户敞开的天平室。当时我正坐在里面称量各种酸类，丁香花的香味和酪酸的气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起身丢下了一切，8天没有回到实验室。
　　我们有一个由冯·厄廷根指挥的小型业余管弦乐队。倒霉的是，一个重要的乐器即巴松管不再有人演奏了。由于必须要有一个巴松管演奏者，我们当中得有一个作出自我牺牲。而作为教授的助教，除去学吹巴松管以外，似乎也没有选择。于是，我开始在实验室里、我的工作间里做基本练习。卡尔·施密特的房间正在我的下面。他后来告诉我，他极有兴趣地注意着我的进步，并且为能分辨一定的旋律而欢欣。我想必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冯·厄廷根教授在管弦乐队活动的晚上仍然不时地说：“亲爱的奥斯特瓦尔德，你吹巴松难道就不能像拉中提琴那么好吗？”
　　我按时通过了硕士考试，获得了讲课的殊荣。我的这个发展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使我至今仍深得其乐，这就是订婚和结婚。订婚之后，我的一位亲密朋友心怀诚意地告诫我不要冒险地再往前走了。他说我在科学上已经有了一个出色的开端，若是结婚，则绝不会完成任何有价值的工作。这确实是我的莫大耻辱。但我对他的议论却充耳不闻。
　　一年后我通过了最后的考试，即博士学位考试，并且成为教授。我想，似乎不必向你们详述我后来的经历，因为我可以肯定，你们至少对这些年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此外，我们的圣诞节联欢会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
　　　　　　　　　　　　　　　　　　　　　　　（任定成　译）
　　　
致荣格的信

　　　
作者：弗洛伊德

　　亲爱的朋友：
　　……在同一个晚上我既正式收你为我最年长的儿子，又任命你为我的继承人和王储，这确不是一般的事。此外非同一般的是，当时你本可以拒受我这份父辈尊严，拒受本身看上去像会给你带来愉快，正如你将你的所好硬塞给我一样。现在我恐怕还得在你面前扮演一下父辈角色，跟你谈谈我对鬼声现象的看法。之所以非谈不可，其原因在于这些事情同你所愿意认为的那样不尽相同。
　　我不否认你做的评论和实验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走后，我决定做此观察。以下是观察结果。我的前面房间里总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出声的地方摆的是两块挺重的埃及石碑，它们就放在橡木书柜上，响声的出处显而易见。在下个房间里，我们也听见有过响声，这种响声本来非常少有。你在这儿时，这种响声我们时不时即可听到。我原想赋予其某种意义，要是这种响声从你走后不再出现的话。但自那以后，这响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不过跟我的思路，跟我想起你或你所研究的特殊问题，都无任何干系。（我敢添加一句，现在也无干系。）这种原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现象很快就被别的事情所取代。由于你亲自来临所带来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经准备相信此事，可现在这相信已经消失。
　　由于诸多内在原因，我再一次以为这种事会发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家具没有灵魂，是死着的，就好像希腊诸神从诗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静寂而无神的自然界一样。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质架的代表父亲形象的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儿子，要头脑冷静，与其为了硬懂什么而作出这等巨大牺牲，不如不懂好些。我还就心理综合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挠了挠我那充满灵性的发灰的头发，而后这样想：得了，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们确实太欣赏某些东西，只是用不着我们拖在后面，因为我们腿脚不灵，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现在我要借我生活过的岁月所带给我的优长之处，唠叨几句。我要再告诉你一件天地间所发生的事，这事谁也不会搞懂。几年前，我的脑际里钻出这么个念头：我会在61岁到62岁之间死掉。那时候看上去我还有一段好日子过。（今天，离那个日子只有8年时间了）之后不久，我和我兄弟去希腊作了一次旅行。叫人心里不托底的是，和1和2相关联的数字61或62总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有数字的东西上，尤其常出现在带轮子的东西上面。我有意识地把发生这些事的情景都记录下来。等到了雅典后，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们在旅馆里分到的房间设在二楼，我希望这下能透口气了——至少用不着担心会碰上61这个数字。可谁想，我的房间号是31（我认为这是命里注定，31即是61—62的一半数字）。这个很有文章又很费琢磨的数字，后来证明比前面那个数字更令我伤神。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这个数字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际。一想起来，就总有个2和它联在一起。但由于我的心理系统里有些区域纯系是渴求知识而不迷信的区域，因此，我就试着分析了这个想法。现写在这里。我会死于61岁到62岁的这一想法始于1899年。当时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写了那本叫作《梦的解析》的书（你知道，这本书的出书日期是1900年后）。第二件是我分到个新的电话号码，今天我还用着：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这两件事之间安一个联系的纽带：1899年我写《梦的解析》时是43岁，比这个数字更明显的是，电话号码中的其他数字已经将我生命终止的日期显示了出来，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现了一种解释方法。我咬定死于61岁到62岁的想法不过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写完这本论述梦的书，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终身工作，再毋庸赘述什么，可以瞑目了。经这么一番分析，你会同意，这想法听上去不再没有意义了。碰巧，在这里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响的踪迹，这想法正开始于他攻击我的那年。
　　上述情况又是一例，可以使你找到对我身上那种特别具有的犹太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证明。除了这些，我只想说，像我这类跟62数字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可以用两件事说得清楚。第一，对无意识保持极其高度的警惕性，这样才能像浮士德一样，在每个女人身上发现海伦的影子。第二是“偶然性所给予的合作”，这一点无可否认，它与歇斯底里症中的身体上的伴随状态（somatic cc opera tion）抑或双关语中语音上的伴随活动（linguistic co operation）一样，在幻觉形成过程中起着同样作用。
　　写到此，很想多听听你对神鬼情结（the ghostcomplex）研究后的想法，我的兴趣是一种对可爱的幻觉的兴趣，不能一人享乐于其中。
　　向你、你的妻子和孩子致以衷心的祝愿
　　　　　　　　　　　　　　　　　　　　你的弗洛伊德
　　　　　　　　　　　　　　　　　　　1909年，4月16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刘国彬　杨德友　译）
　　　
印象和感想

　　　
作者：霭理斯

　　四月十日（一九一三）。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人们常常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那就一定是反对这种意见。我想起几年前，弗洛伊德在给我的信里说，要是他能够克服我对他的理论的敌对态度，他将感到莫大的愉快。我赶快回他的信，我对他的理论并不持敌对态度，虽然他的理论不是所有细节都能为我所赞同。如果我看见一个人在一条危险的山路上往前奔，而我不能一直跟在他后头，这并不表示我反对他。相反，我可能唤起人们对这位探险者的注意，我可能赞赏他的勇气和技巧，甚至欢呼他的努力取得成果，至少是赞赏他的伟大的理想。总之，我跟他不是意见一致，但是我不反对他。
　　一个人为什么要敌视别人呢？敌视是多么无聊啊！敌视是一把利剑，谁拿起它来，它就刺伤谁的手。握剑的人死在剑下，这是耶稣的教导，可是他自己一直记不住。这位谴责大师狠狠地，不顾一切地，用言语作利剑，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致后世把这两个名词当作伪君子的同义词。然而耶稣的教会却变成古往今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最大的产生地，直到今天他们还构成它的坚强堡垒。再看路德。天主教正在那儿一点儿一点儿死去，轻柔地，甚至可以说是雅静地。忽然来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浑身力气没处使，对着那垂死的教会拳打脚踢，把它打醒了，把它踢出精神来了，延长它的生命一千年。那个志在消灭天主教的人却成了天主教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恩人。
　　世界上的事情老是这样阴差阳错。我们的朋友也许是坏我们大事的人，而最后反而是我们的敌人搭救了我们。
　　3月30日（1916）。一位女士给我看一封很不像话的信，是一位我原来以为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写给她的。这位先生为自己辩护，说是常言道，“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不是罕见的经验。
　　“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是真理。可是我有时候悔恨圣保罗当初没有把这个危险的真理用另一个方式表达：“对于肮脏的人，一切都是肮脏的。”
　　海洋以它的广大胸怀接纳许许多多垃圾，在太阳和风的大力作用和海水的盐性消毒作用之下，一切都转化成有用的美好而使人振奋的臭氧。可是有些狭隘的、关闭的心胸，不是像海洋而是像阴沟。我反对那些阴沟冒充具有只有大海才具有的美德。
　　11月30日（1916）。听说H.马克沁爵士死了。这条新闻唤起我对这位名人的惟一的印象，是他给了我们所有致命的武器之中最最致命的武器，这种武器正在毁灭欧洲的居民。
　　30多年以前的一天，我们站在马克沁周围听他解说他的枪的机构，看他表演它的惊人的性能。我现在还似乎看见那常常显示有发明的天才的人的温和的、天真的神情，还似乎看见那谦虚然而得意的微笑，当他轻巧地、抚爱地盘弄他那美丽的玩具的时候。我们正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之中有一位若有所思地问他：“这东西不是要把打仗弄得更可怕吗？”马克沁很有信心地回答：“不会！它将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千万年以来的梦想者们，天才的赤子们，一直在人们的耳朵边悄悄地灌输那骗人的幻想：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得为打仗做好准备。连铜器时代开始时候第一个想到把短刀拉长成为宝剑的天才发明家也一定相信他已经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11月14日（1922）。“像鸵鸟一样把脑袋钻进沙堆里，”好像再没有比这个比喻更常常被人们用来互相嘲笑了。谁有兴趣翻翻近二三百年的通俗杂志之类的东西，准会不一会儿就看见这个比喻，就像每隔几分钟就听见教堂里响起丧钟一样。
　　我们差不多不用思索就会知道鸵鸟不会干这种蠢事。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特地问过我的一位恰巧是研究鸵鸟生活习性的权威的朋友——因为在他的著作里他简直不屑一提这个迷信——他告诉我，鸵鸟是有一种容易引起这种迷信的举动，那就是把它的脑袋往下一搭拉，避免引起注意。只有人才是惟一把脑袋钻进沙堆、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周围事实的两只脚的动物。没有一种鸟敢这样做。世界没有为它们提供如此生存的条件。就是人类也没有胆量敢这样做，如果不是他在早先就给他自己建造起一堵保护他的大墙，可以容他躲在里边胡思乱想而不受到惩罚。
　　　　　　　　　　　　　　　　　　　　　 （吕叔湘　译）

　　
　



2
　
我的信念

　　　
作者：玛丽·居里

　　
　　玛丽·居里（1867——1934），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生于华沙。1891年进巴黎大学深造，1893年参加李普曼实验室工作。1895年与比埃尔·居里结婚。夫妇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1898年发现外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1906年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03年，她与居里、贝可勒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著有《同位素及其组成》、《论放射性》等。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50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记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坐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比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分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的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剑捷　译）
　　　
怀念比埃尔

　　　
作者：玛丽·居里

　　……比埃尔，我的比埃尔，你躺在那里，头包扎着，像一个睡着休息的可怜的受伤的人一样地平静。你的脸色很温和而且从容，依然是你，沉浸于不能再醒来的酣梦中。你的唇，从前我说是贪婪的，现在完全苍白，毫无血色。你的小胡须是灰色的。你的头发差不多看不见，因为伤痕正由发际起；额上右边露出碎了的骨头。唉！你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你流了多少血！你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我常常用手抚摩的那个可怜的头，它受了多么可怕的打击啊！我吻你的眼皮，记得你总是阖上眼睛，用我熟识的姿势抬起你的头，让我吻它……
　　……我们在星期六早晨装殓了你，抬你进棺材的时候，我捧着你的头。我们末一次吻了你那冰冷的脸，然后在棺材里放了一些花园里的长春花，还放了一张我的像片，就是你叫作“很聪明的小学生”而且很喜爱的那一张，它必须陪你进坟墓，因为上面的那个女子很幸福地能使你很喜欢她，你虽然只见过她几次，就毫不迟疑地请求她与你共同生活。你常对我说，你一生中只这一次作事没有迟疑，完全自信做得对。我的比埃尔，我也相信你没有做错，我们生来就须一起生活，我们必须结合。
　　你的棺材已经盖上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不许他们用那可怕的黑布罩上它，我用花把它盖起来，并且坐在旁边。
　　……人们来抬你，一些悲痛的帮助者，我看着他们，没有和他们说话。我们把你送回梭镇，看着你下到那个深深的大洞里去。然后就是人们庄严地列队走过；有人要把我们送走，雅克和我都不肯，我们要看着诸事办妥。他们填满墓穴，放上花束，诸事完毕，比埃尔在地下长眠，而一切，一切，一切都完了……
　　……比埃尔，你死后的那个星期日早晨，我同雅克到实验室去了，这是你死后我第一次去。我试着为你和我已经每人作出几点的那个弧线作测量，但是我觉得作不下去。
　　在路上，我像是受了催眠术一样地走着，什么都不注意。我不自己结果自己，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但是那些车辆之中，难道没有一辆使我也遭到我所爱的人的命运么？
　　我的比埃尔，他们叫我作你的继任者，继续讲授你的课程，并且指导你的实验室。我已经答应了，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你常对我说你愿意我到索尔本去讲课，而我至少愿意努力继续你的工作。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这样我比较容易活下去，而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承担这个工作简直是发疯。
　　我的比埃尔，我无止境地想着你，这些想念快要胀裂我的头，而且我的理智是纷乱的。我弄不清楚我今后是否要这样活下去，不能看见你，不能向我的生活中的甜蜜伴侣微笑。
　　两天以来，树木都发了叶子，花园很美丽。今天早晨我在那里看着孩子们，我想你会觉得她们很美，而且你会呼唤我，指给我看那些开着花的长春花和水仙。昨天在墓地里，我不能了解刻在石头上的‘比埃尔·居里’这几个字的意义。乡村的美使我难过，我放下面纱，隔着严纱看所有的东西……
　　我的比埃尔，我睡得很好，起来时比较平静。这不过是一刻钟以前的事，而现在我又要像野兽一样地号叫了。
　　我的比埃尔，我想告诉你，金链花正在盛开，藤萝花、山楂花、蝴蝶花含苞初放——这些花都是你喜爱的。
　　我也想告诉你，我已经被聘继任你的讲座，而且居然有一些呆子向我称贺。
　　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已不再喜欢日光和花木，它们使我觉得痛苦。像你去世那天的阴暗天气，我倒觉得好些，而我之所以还不会憎恨好天气，乃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需要它。
　　我整天在实验室工作，我只得如此：因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觉得好一点。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我高兴，或许科学工作可以——不，还是不能，因为假如我在这上面成了功，而想到你不能知道，我还是受不了。
　　一切都是阴郁的。生活上的忧虑，甚至于不容我平静地去想我的比埃尔。
　　　　　　　　　　　　　　　　　　　　　　（左明彻　译）
　　　
追怀夏目漱石先生

　　　
作者：寺田寅彦

　　
　　寺田寅彦（1878——1935），日本物理学家、散文家。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系。青年时代师事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得到文学方面的指导。此后，在致力于物理学研究的同时热心于随笔创作，创造出科学与文学相融合的独特文体。主要作品有《蒌柑子集》、《龙舌兰》、《团栗》等。

　　那还是在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学习的第二学年期末考试结束时的事。本县的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所谓“要分数”运动委员会，遍访任课教师家，为两三个“可能不及格”的学生争取分数。不知是幸运呢，还是不幸，我也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当时，夏目漱石先生教的英语课不及格的学生中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因为家贫，学费靠他人资助，万一留级，恐怕就再无法得到续学的学费了。
　　首次拜访时，先生是住在白川河畔靠近藤崎神社附近一条静谧的大街上。有的老师不问情由就将前来要分数的学生拒之于门外，而夏目漱石先生却毫无芥蒂地愉快地接待了我们，默不作声地听取了我们详尽的哀求之言。诚然，他是不会马上说什么同意或不同意加分之类的话的。在完成了这一重大的委员使命之后的杂谈也将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颇为愚劣的问题：“徘句究竟是什么呢？”这委实是由于我久仰先生作为一个俳句家的大名，或者是自己对俳句的兴趣已经甚为膨胀之故。当时先生给我答复的要点至今犹在耳畔。“俳句乃集修辞学之大成”；“显示并抒写扇轴似的感情的焦点，而后暗示出联想广阔的世界”；“据说它像花舞雪飘般的常规描写一样平常”；“‘秋风怒张白木弓’这样的俳句为佳句”；“有的人怎么写也写不好俳句，有的则一开始就写得极妙”。听先生这么一说，想写俳句的意愿突然强烈起来。于是，当年暑假回乡后，便用手头资料写了二三十句。暑假结束后，九月一抵熊本，首先去先生家请他过目。下一回再去造访时，先生将伴句诗稿还给我，只见诗稿已经作了精批细改，有的写了评语，有的改成与原作意思相仿的范句，其中有两三句句首还加有圆圈。这以后，我便着了魔似地热衷于俳句创作，一周要往先生家跑上两三趟。那时，先生的家已由白川河畔迁至内坪井，距我寄宿的立田山麓路程很远，不过，我走得很愉快，宛如去会自己的心上人。跨进没有屋檐的朝东的大门，最里间屋门口是那块脱鞋石，它好像被横打的雨水淋湿了似的。我记得，每逢雨天，我用手巾“咕哧咕哧”擦净满是烂泥的脚走进屋里，先生让我坐到缎子坐垫上，这时，总感到自己有些寒酸。房门左边有个六铺席大小的客厅，和它相邻的西侧房间约有八铺席大小。走过这两个房间前面的走廊，朝南是院子，院内平淡无奇，什么也没栽种。从前面的建仁寺围墙再过去一些地方便是耕地了。虽然是冬季，但早已枯萎的牵牛花的枝蔓仍然攀附在围墙上，被风吹得“唰啦啦”作响。这间六铺席的房间是普通的会客室，八铺席的房间像是卧室兼书斋。记得先生有首俳句道：“牵牛花缘手巾架”，那手巾架就安置在客厅前的走廊上。
　　先生总是穿着黑色的和服短外褂，正襟端坐着。有时新婚不久的年轻的夫人着一身有花纹的黑皱绸服到门口来迎接。在我这个乡巴佬的眼里，先生家似乎十分端庄、典雅，端上来的新鲜点心总是上等佳品。先生要一种类似红白水晶糕似的美丽、光亮的糕点，大概是他爱吃的。先生把我送去的俳句诗稿连同他自己的一并送到正冈子规处，子规批改后再还给先生。之后，其中的一些徘句会刊登在《日本报》头版左下角的俳句栏里，我学着先生的样高兴地把它剪下收藏在纸袋里，高兴自己写的东西已经变成铅字见诸报端了。当时，除了我之外，从先生处学习俳句的人中还有厨川千江、平川草江和蒲生紫川（原医学博士）诸位。这些人一开始是自定题目作诗，互选作得好的俳句一起在先生家朗读，后来，也到别处搞过朗诵活动。而先生还曾与我两人对坐，试过十分钟作十首俳句，这时，先生诗如泉涌，连翩而来，那跳跃的思绪，璀璨的诗句，有时连他自己也会惊奇得吃吃地笑起来。
　　我曾向先生提出过要在他家当寄食学生的请求，先生说：“只有后面堆杂物的屋子亮一些，你来看看。”他把我带到那儿。我一见那屋里满是垃圾，连草席都没有，是个名副其实的杂物间，便泄气了，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当时我如果坚持要住进去，先生也一定会帮我打扫干净并铺上草席的，然而，当时竟没有那样的勇气。
　　那时和先生要好的教授同事中有狩野亨吉、奥太一郎、山川信次郎等人。漱石先生作的小说《台风》中的一个模特儿便是奥氏，他很有威信。
　　学校里教的是《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由》①和《织工马南传》②。松山中学时代的教学方法是采用非常仔细的逐字串讲，不过，我却更喜欢与之相反的以达意为主的教学方法。上课时，先生只是流畅地朗读，随后问：“怎么样，理解吗？”与此同时，就文中的某一节在黑板上写出各种例证。有一次考试时，我背出几段先生引用过的霍玛的诗句，将它引用到答卷上，结果成绩使我大大得意了一番。
　　
　　①英国散文家德·昆西（1785—1859）的作品。
　　②英国女作家爱略特（1819一1880）的小说。

　　先生走进教室，先从西装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不带链子的镀镍表，轻轻放在桌子的一角，而后开始讲课。当他神采飞扬地讲解复杂难懂的课文时有个习惯动作，就是老伸出食指斜摁自己的鼻梁。碰上学生中有爱刨根问底钻牛角尖的，先生便以一句话来使之语塞：“这事你问写的人便可明白！”当时，我的一些同学都十分害怕先生，然而，他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丝毫不令人可怕的、最和蔼可亲的老师。
　　每天上午七时至八时课外讲座时间，先生主要为文科的学生们讲《奥塞罗》①。记得那是冬季，从二楼的窗口望去，先生紧裹着黑大衣像游泳那样急急跨进学校大门时，教室里顿时腾起了“啊，来了，来了”的声音。先生的大衣穿得齐齐整整，风度翩翩，很是潇洒。但是，先生在自己家里身穿黑色和服短外褂那副冷漠端坐着的姿态，总使我觉得他具有水户流浪武士那样的古风。
　　
　　①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156——1616）的四大悲剧之一。

　　暑假里，先生给在家乡探亲的我寄来的明信片上，以洗练的水墨画着一个伸腿仰面朝天午睡的人，明信片上附着一首俳句诗，诗里好像有什么“狸猫的午睡”之类的句子。先生活脱是狸猫般的脸上长着他特有的胡子。看来，当时先生有着午睡的习惯。
　　高中毕业升入大学之际，承蒙先生的介绍，我到上根岸莺横町拜访了卧病的正冈子规。子规向我介绍了夏目漱石先生在寻找工作及其他方面许多孤军奋斗的故事。实际上，子规和先生是相互敬畏的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当我问先生时，他便笑着说：“子规这人是个凡事认为自己高明的狂妄之徒呀！”话似含嘲讽，我却从中体察到他们互敬互谅的诤友情谊。
　　先生出洋留学时我去横滨送行，他乘的是洛伊德公司的普鲁森号轮。和先生同行的芳贺矢一和藤代祯辅一边挥动帽子，一边愉快地向来送行的人话别。唯有先生一个人倚在离他们不远的船舷边，一动不动地俯视着码头。轮船启动时，我看到夫人用手绢捂住了脸。不久，一张寄自神户的明信片到了我的手中，上面写着俳句“海上秋风吹学子”。
　　先生留学期间我因病休学一年，在故乡的海岸边疗养。我不堪寂寞，给先生写了冗长的信寄往伦敦，而后，企望着先生的来信。这以后病愈再到东京，不久，我妻子死了。我在本乡第五街公寓中居住时，先生回国了。我去新桥站（今汐留）相迎，只见先生跨下火车，急切地把手伸向女儿，托着下颚抬起她的头久久地凝视着，许久许久才放开手，露出了他特有的微笑。
　　先生刚回国，借住在矢来街他夫人娘家中根氏宅邸，我去他家时，恰逢一口装满书籍的木箱运到，一个名叫土屋的人打开箱子取出书来。当时有幸见识到英国美术馆收藏的许多名画的照片，先生要我从中挑上两三张好的。于是，我得到了雷诺兹①的少女像和牟利罗②的《圣母的诞生》等名作。先生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束人造白玫瑰花，我问那是什么，回答说是人家送的。那天在先生家着实美餐了一顿寿司③。当时我竟一点没有发觉，后来才听人说，先生夹寿司卷时我也吃寿司卷，先生吃鸡蛋，我也去取鸡蛋，先生剩下虾子，我也留下虾子不食。先生逝世后发表的笔记中所说的“T君吃寿司之方法”恐怕就是这时候的事吧。
　　
　　①雷诺兹（172——1792），英国肖像画家。
　　②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写实主义画家。
　　③日本特有的一种点心，用醋、盐调味过的米饭拌上或卷上鱼肉、蔬菜、海苔制成。

　　自从先生定居千驮木之后，我一如既往，总是三天两日地去玩。那时先生是英国文学课的教师、俳句家，门庭还不算热闹；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他添了不少麻烦的。有时虽然先生说了“今天很忙，你请先回去吧！”而我，总是海阔天空地聊些道听途说的事久久坐着不想离开。先生在工作，我就在一旁看《斯图迪》杂志上的画。那时，先生很喜欢透纳④的画，经常谈论有关这个画家的各种趣闻。有一次先生不知从哪儿得到一点稿费，立刻去买了一套水彩画笔具、写生册和象牙订书刀，高兴地拿给我看，他用那套笔具画了明信片送给要好的朋友。小说《我是猫》出版后，与桥口五叶和大家捕给子女士也互赠过明信片。象牙订书刀后刀刃出现缺口时，先生便用小刀削好使之恢复原样。他常说，“要跟上时代”，经常把象牙刀放在脸颊和鼻子上磨擦，油脂渗进去使它变成了鳖甲色。书斋的墙上挂着一个不知名的黄檗宗和尚写的半幅字书，案边放着一把天狗鹅毛扇，用黑墨水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总搁在书桌上，铃木三重吉画的影法师侧面像也贴在墙上。还有不知是谁送的瓶装柑桂酒，先生喜欢它的形状和颜色，并邀我喝，“这是有杉树叶味道的酒呀。”青绿色的羊羹是先生爱吃的。我们一起去小吃店时，他常征询：“要青豆汤么？”
　　
　　④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

　　《我是猫》这部作品的发表使先生一鸣惊人。与《子规》同人杂志有关的人召开的文章研讨会常常在先生家召开，先生读完《猫》文后紧接着朗读的总是高浜虎子。我曾经听到先生十分难堪、拘谨地朗读自己的作品。
　　我在学校翻阅哲学家杂志时看到名叫莱威宁·哈顿的一篇论述《上吊的力学》的稀奇的论文，便告诉了先生。先生说：“这很有趣，借我看看。”于是我去图书馆借了给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后来在（我是猫）一书中成了寒月君的讲演再现出来。先生在高中时是数学的高手，他对这类论文具有一读就懂的素养，我想，这在文学家中恐怕还是个特例吧。
　　先生同我和高浜、坂本、寒川诸氏同去神田连雀街的鸡肉店进午餐后，在须田街一带漫步时，寒川氏谈起一个怪记者投水自杀的场面，后来也变为《我是猫》中的一节，成了寒月君的一个行迹。
　　我常和先生一起去上野音乐学校听每月一次的“明治音乐演奏会”，演出的曲目中有时有一种由青蛙叫声和开香槟酒瓶盖相混杂的标题音乐，这种音乐实在怪得出奇，当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轻松地漫步在精养轩前的时候，先生“咕一咕一咕”地学着蛙鸣，又滑稽地笑起来。我觉得，先生那时处处显现出年轻人特有的书生气。
　　我的白色法兰绒围巾用成灰色了，先生就说，脏了，让女佣去洗。看起来，先生具有东京人那种时髦的气派，对各种服装有特别的嗜好，外出时总穿得板板正正。他曾对我说：“哎，我新做了一套衣服，欣赏欣赏吧。”关于服装，先生给我的分数是不及格。我的棉法兰绒内衣从外套袖口中露出二寸来长，常常遭到先生的戏滤。我还是个生来迂执的人，先生搬家时我也没去帮忙，这一点也一直被先生挂在嘴上。先生还曾笑着说：“T君送给我的家乡土产干松鱼只有一瓶。”对于以孩子般的心情集于门下的年轻人来说，先生总是用慈父的宽容来对待我们的一切缺点和过失的，不过，他的社交技巧的背后隐藏着的对敌意和谋算的敏感，我们通过先生的作品也能了然。
　　先生写小说《虞美人草》的时候对我说：“我让你看看我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吧。”一天，他带我参观了学校地下室里的实验装置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当时，正好在试验用纹影照片拍摄子弹飞行时前后的气流。先生问：“把这个写到小说里去行吗？”我说：“这恐怕难于表达吧。”“那么，你试着口述一个实验的例子吧。”那时，我说了偶然读到的一个名叫尼克尔斯的学者进行的有关“测定光压”的试验情况。这样听了一遍，先生就完全理解了试验的要领，他写的《野野官》就是描写这种实验情况的，作品相当确切地写了这种只听过未见过的试验。这样的本领在日本文学家中也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先生对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谈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学科研方法这一大课题时常活跃在先生的脑海中，这点从他的论文、笔记中可以推测到的。不过，到了晚年，他忙于创作，似乎再没有这样从事研究的时间了。
　　先生在西片街住了一段时间，又迁往早稻田南街。我依然频频登门拜访，星期四是我们约定见面的日子，除此之外，我总是设法找点缘由在周日闯到先生家去打扰他。
　　我出国期间，先生在修善寺得了那场大病，一度在生死线上仿惶。当时，小宫君寄来画有先生住的旅馆的明信片我是在月沈轩的低级旅馆中收到的。回国后相隔很久再见到先生时，只觉得他和以往的先生有些不同了，他已上了年纪。会学青蛙叫的先生已不复存在了。他乐于画一流水平的南画，这种画是过去水彩画的发展。我试着不客气地给予批评，先生嘴张得大大的，脸上非常难堪。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批评，又重新修改了。先生一面是十足的固执，一面又是老实听取他人忠告的好好先生。我便常常进行随意的，有时甚至是失礼的批评，想来真有点对不住他。有一次，我们许多弟子拉着先生去浅草的月亮公园坐旋转木马，当时，他真有些为难，可是，毕竟按年轻人所要求的那样跨上木马转起圈子来。那时，先生常去逛赤城下的古董店，看中了“三圆的柳里恭”①画，便邀我一起去看货。在位于京桥边的读卖新闻社举办第一次革新画家联合展览会的时候，我看到一幅相当满意的画，我对先生说想豁出钱买下来。他说：“好！让我给你去瞧瞧。”一起去看了以后，他说：“真不错，这是好画，买下来吧！”
　　
　　①柳里恭（1706——1758）即柳泽淇园，精通儒学、佛典、医药的日本博学者，擅长画元、明风格的花鸟画。

　　先生晚年嗜好书法，据说泷田樗阴君在周四会面日一大早就闯来，坐着催先生为他写几张，先生也真的写了好多幅，使他如愿。我总觉得自己是随时可以请先生写的，然而，竟没得到一张书画。不知哪一天，先生特地在信中赠我一首写在绢本上的汉诗，除了先生住在千驮木时的名信片外，这便是唯一的纪念品了。后来，先生过世后，又从家属那儿得到他一幅挂画。
　　先生向宝生新学谣曲，一次他唱的时候，我说先生的曲子是翘舌唱的，先生便说，“你真是个说不出好话的家伙”，这件事一直使他耿耿于怀。
　　有一次，我和先生在早稻田住处的会客厅谈话时，从走廊上走来一个莫名其妙的醉汉，他衣着粗陋，东张西望地坐到先生跟前，突然以很不敬的口气大声骂将起来。后来才知道他是由M君带来的曾经是赫赫有名的O文士。这个意外的情况使带他来的M君张皇失措，呆呆地不知怎么办，但先生却以极风趣的态度对付醉汉，他毫不逊色地以同样的表情、腔调起劲地与醉汉的僵舌对答，这时，我觉得又看到了那个不肯服输的东京汉。
　　先生最后一次患重病时，我正好也得了同样的疾病，十分虚弱，我到江户河畔的花店里买了一盆秋海棠前去探望，没获准与先生见面。据说夫人捧着花盆走进病房，先生只说了句“真美啊！”我在厨房与M医师谈话时，突然病房里传来痛苦的呻吟，先生的胃好像又在大量出血。
　　我们没来得及赶上先生的临终，K君特地跑来送最后的通知。我搭上人力车，摇摇晃晃地奔向早稻田。途中，透过车篷前的赛璐珞窗口见到的路灯，奇怪地成了模糊不清的星星，像是在发疯似地狂舞。
　　我从先生那儿得到许许多多的教诲，不光学到了创作俳句的技巧，还懂得了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自然美的真谛，同样，也学会了辨识人们内心的真伪，从而热爱纯真、憎恨虚伪。
　　如若允许我心底那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发言，那么他会说，对于我，先生俳句作得好还是坏，英国文学精不精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先生要不要成为大文豪也是不足挂齿的，我倒是希望先生永远当个无名的学校教师。我总感到，如果先生不是位名声四播的大家，那么或许可以活得久些！
　　每逢遇到种种不幸而心情烦闷时，与先生见面交谈，心中的块垒就会不知不觉地消逝；每逢不平和烦恼忧郁索绕心脾时，只要先生在我跟前，心中就会雨霁云散，以崭新的心境全力投入自己的工作。对于我，先生存在的本身便是一种精神食粮和一味良药。这一不可思议的影响是从先生身上哪一处涌流出来的呢？一来我对先生的观察还不足以对此进行分析，二来我也不愿这样做。
　　我在思忖，许多踏着鲜花下的小道集于先生门下的年轻人的心情大概和自己都一样吧！因此，倘若读者把我在这里写下的无止境的缅怀看作是我在独占先生的话，那么，我想应该能够请你们知道并谅解我的文字已代表了先生其他各位弟子真实的心情。在先生过世后的今日，一有什么机会，我就和那些同出于先生门下的人们相聚，每当这时，大家所感到的难以名状的怀念之情中，隐匿着昔日在千驮木和早稻田先生家中集会时那愉快的记忆。
　　我在这篇追怀文章中，或许有不少与时代和事实相出入的地方。我的主旨是想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我主观世界中先生的面影，介绍作为学者、作家和一个普通人的先生的形象。我的记述实在是一些过于零碎的片断，谨请读者及出自先生门下的诸贤宽恕。
　　　　　　　　　　　　　　　　　　　　　（谭晶华　译）
　　　
悼念玛丽·居里

　　　
作者：爱因斯坦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许良英　范岱年　评）
　　　
玻尔、费米、爱因斯坦印象

　　　
作者：冯·卡门

　　
　　冯·卡门（1881——1963），美国力学家、航空工程学家。生于布达佩斯。1930年去美国。1944年至1955年任美国空军司令部科学顾问组成员，1951年任北约组织航空研究与发展顾问组成员。于1935年提出分析带旋涡尾流及其所产生阻力的理论，这种尾流的排列称为卡门旋涡；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并研制成第一架打破声障的飞机，设计出超声速风洞等，是火箭与喷气技术研究先驱。曾获包括美国国会梅里特勋章在内的许多荣誉奖章。主要著作有《航空动力学一般理论》、《空气动力学》等。

　　在帕沙迪纳，我的家庭生活跟在亚深完全一样。
　　母亲和妹妹在马林戈大街看中了一幢西班牙式单层住房，其中有一个大餐厅，一间起坐室和左右两间厢房。这样我既可独处一室，一家三口又能团聚在餐厅的橡木桌旁。有一段时间我们因请不到一个匈牙利厨师而感到苦恼，但我们在南加州却意外地结识了不少匈牙利移民。不久，这些朋友就邀请我们去赶晚宴，用匈牙利特色饭菜款待我们。
　　家事安顿好之后，不出数月，我们就敞开大门，欢迎学生和客人光临。这样，我们在亚琛所喜爱的国际性愉快聚会又开始了。军队里来听我课的那些学生很快也成了我家的客人。这时母亲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只能坐在轮椅里。尽管如此，每次聚会她都要出来认识认识每一位来客，亲自向他们表示欢迎。直到1941年去世前，她老人家对待客人的态度始终如一。
　　珮波妹妹很爱跟电影界人士交往，因此来客中经常有一些编辑、制片人和演员。当时匈牙利人当电影明星很时兴，因此很多匈牙利人都拥到好莱坞去碰碰运气，闹得有位著名的制片人不得不公开表态说：“光凭自己是匈牙利人不管用，还得有表演才能才行。”通常，妹妹请来的客人中还有关于巫师、游方术士和其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角色。我发现南加州这类人物多得很。
　　除了上述轻松愉快的聚会外，不时也有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光临舍下，这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有原子物理学之父称号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夫人玛格丽特，每次来帕沙迪纳准要到我家看看。我跟玻尔家有多年交往，在哥廷根，我就认识他的哥哥、数学家哈罗德。1911年，我跟玻尔在英国初次会面，正是那年，他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原子结构新理论。
　　玻尔是个身材高大、态度和蔼的人。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都能怡然自得。有件趣事，至今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忍俊不禁。他在星期日家宴上出了一个洋相，让我看出了他也是那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那天晚上，我在他面前放了一只彩色酒杯，我给别人酒杯里倒满了法国白兰地，却忘了给他斟酒。
　　玻尔一边畅谈自己的原子结构理论，一边拿起那只空酒杯喝酒，他这样接连空喝了三次后，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尼尔斯，您喝的是什么呀？”我问他。
　　玻尔愣了一下，再往酒杯里看看，“啊哟！”他惊奇地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儿酒味也尝不出呢？”
　　前已述及，我初见玻尔时，他正在剑桥卢瑟福试验室为揭开原子结构的奥秘埋头苦干。1913年，他公开发表了关于原子辐射后继续保持稳定的新理论，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由于这个发现，他获得了1922年诺贝尔奖金。整个20年代，玻尔原子理论不仅是物理学的发展动力，而且也开始推动了化学发展。
　　后来，玻尔和爱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继续深入研究原子的能量，又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单独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玻尔从逃离纳粹德国的梅特纳那里获悉，德国在分裂铀原子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进展。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哥伦比亚大学的费米和邓宁。后来，费米和邓宁在制造原子弹发挥了主要作用。1939年，玻尔在华盛顿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宣布，分裂原子已经成功了。他激动地声称这是现代世界形成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
　　二次大战期间，玻尔在直接研制原子弹方面做的工作不多，然而，战后他在谴责核武器用于战争上却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和爱因斯坦都认为原子弹的国际管制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后来，玻尔又花费很大精力去筹备日内瓦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
　　这一时期，玻尔本人虽然竭力反对原子能用于军事上，但是他的哥本哈根研究所对核物理学的发展却不断产生重大影响。每当我看到这个研究所从世界各地广招学生时，心里总觉得奇怪：为什么目光远大的密立根却没有考虑到请一位有能力筹集必要设备的大物理学家，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办个第一流核物理研究所呢？阿特莱·斯蒂文森说过，这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看，当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一点没有搞清楚：搞核物理和其他科学领域不一样，研究人员需要大量投资和重型设备。而同步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仑斯博士早就觉察到这一点，让伯克利的加州大学集中力量搞功率巨大的核研究设备，从而使加州大学在核物理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可惜密立根没有能预见到物理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要是他对物理学家工作环境有所了解，看到现代物理实验室与当初剑桥大学卢瑟福实验室、以及他自己原先工作过的芝加哥实验室相差多大，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懊恼的。
　　恩里科·费米是最早完成原子裂变实验的杰出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他每次到帕沙迪纳也总要来我家。1939年，费米之所以移居美国，一方面因为对美国感兴趣，另一方面因为娶了一位犹太血统的意大利海军上将的女儿。墨索里尼上台后大搞反犹主义，于是他当机立断，取道斯德哥尔摩到美国安家落户。几年前，他由于人工放射性方面的成就在美国接受了诺贝尔奖金。他第一次到帕沙迪纳来看我时，我和妹妹特地为他举行了家宴，还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出席作陪。在宴会上他有些倜促不安，后来到了深夜，他把我拉到一旁。“亲爱的卡门，你帮我办件事。”“什么事？”“我想到好莱坞去看看。”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心神不定原来是为了这件事。这可把我逗乐了，我问他为什么对电影那样感兴趣。
　　“一个人到了罗马总想见见教皇，”他回答说，“我到了加里福尼亚总该去见识见识拍电影吧！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和妹妹在好莱坞有不少朋友，其中有出名的匈牙利明星保罗·卢卡斯、贝拉·罗葛茜。因此我不费什么事就在电影制片厂为费米准备了一个午餐会。我们一同参观了布景设备，又跟一些男明星和漂亮的女明星畅谈了一阵。事后，费米眼睛里流露出愉快的神情对我说，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到美国来。
　　后来我和费米还探讨过科学史上一个奇妙的现象：天才人物为什么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突然涌现出来。触发这种现象的导因与民族特点有什么关系还弄不清楚。也许教师具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费米本人是罗马大学考贝诺教授的学生。我认识这位教授，他是个很出色的物理学教师。虽然他在自己的事业上缺少创见，但却很有能力把费米、赛格雷、拉赛迪那样一批青年聚集在他身边，并激励他们上进。正是由于这批青年提出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核裂变的实际应用才得以实现。
　　考贝诺是一位伯乐，很善于识别和鼓励潜在的天才。他在罗马大学“底层”实验室搞研究，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推动学生去创造崭新的试验方法。他本人完全有条件去干一番大事业，但却心甘情愿当一名“知识渊博的科学园丁”。
　　据我所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匈牙利的里奥波特·费耶在培育一批对数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方面就起到和考贝诺相同的作用。
　　我在这一点上感到欣慰的是，我的某些见解也曾经在青年科学家思想上激发出探索的火焰。比如：1940年8月法国沦陷后不久，爱德华·泰勒和汉斯·布希到帕沙迪纳来问我，为了在科学上对盟国作战有所贡献，他们应该干些什么工作？当时正是他们全力以赴搞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前夕；我立刻想到空气动力学家还没有揭示出冲出波的动力学规律，此外，我们对支配冲击波形成的某些化学规律也一无所知。这个建议显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他们继续深入钻研这些问题。后来他们终于写出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从来没有公开发表，不过我知道它对核武器发展计划和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运动特性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也是我家的常客。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个诚恳而善良的灵魂。他具备的一切品质，正是我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毕生所追求的。
　　1911年我在哥廷根大学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那是他到学校来和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共同指导一个学术讨论会。这个欧洲最著名的学术讨论会曾经推动很多人去钻研物理学上的新课题。此后过了好多年，我们才在柏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重新见面。在那次会上，他和能斯特、普朗克宣讲了热力学基础理论。1931，他应德国政府资助的费城德美文化协会邀请，以德国政府代表身份初次访问美国。他到达美国时受到了德国驻洛杉矶领事的欢迎；从帕沙迪纳回国时，领事又亲自到场送行。爱因斯坦到美国不久德国政府发生更迭，希特勒取代了兴登堡。爱因斯坦离开美国不到一个月，那位领事就被希特勒召回德国。
　　爱因斯坦到达帕沙迪纳时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欢迎。那天场面很大，四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儿童们手里都拿着鲜花。在市政府大礼堂前面举行欢迎仪式过程中，他看到我也在那里就满面笑容走过来和我握手。
　　“啊！亲爱的卡门，”他说，“在这里见到你我真高兴。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把我拉到一旁用手指指广场上的喷泉，那喷泉顶上有一个翻滚、弹跳着的小球。“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小球在喷泉顶上不掉下来。”
　　我对他说，如果小球重量和喷水的动量之间保持某种恰当的关系，一旦小球出现在喷泉顶部，就会停留在那里按水力学规律运动，它一偏离平衡位置就自动进行校正，因此始终不会掉下来。
　　“Sehr gut（好极了）”他点点头，然后又回去参加欢迎仪式。
　　数月之后，我对爱因斯坦有了更深的了解。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羊毛衫加一支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他要我想个办法让他避避风头。我在洛杉矶奥列蔽拉大街替他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远近闻名，因此他在那里从未碰到过上述麻烦。我猜想，街上谁也没有认出我身旁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有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蓦然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这两句他立刻就坐下去。
　　我和爱因斯坦曾多次促膝长谈，科学对人类的意义这个话题谈得最多，他有些观点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中科学的最大进步在于消除了不少偏见。由于偏见来自日常生活和一般常识，所以一般人总认为它不可逾越。在消除偏见方面，爱因斯坦是我的榜样。他发现，人们只有抛弃物理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绝对观念，才能对一些天文学和光学现象作出正确解释。他抛弃了绝对时间和空间观念，宣称时间和空间是同一度量单位，然后循序渐进，提出了“相对论”。
　　20世纪物理学的另外两大理论是“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这两个理论也排除了由一般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比如，众所周知，任何运动物体的速度和位置都能精确地予以确定。对“测不准原理”来说，这就是一种偏见。“测不准原理”认为基本物理过程是随机量的乘积，因此无法进行严格测定。这种观点显然是和因果律抵触的。“测不准原理”公开发表后，在物理学和哲学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矛盾。
　　我大惑不解，在物理学上以提出激进理论闻名于世的爱因斯坦，居然也不承认“测不准原理”。他坚信任何过程都能用因果律来描述。位置和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测不准原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是胡说八道。
　　在这方面，我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您不相信测不准原理呢！您年轻时就消除了绝对时间这样一个大偏见。现在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个青年，他消除另一个偏见——过程确定的唯一性，而您反而不赞成了，这是否表明您年事已高了呢？”
　　爱因斯坦回答说：“并非如此。亲爱的卡门，以前我就说过，我绝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会用掷骰子来统治世界。”
　　这个回答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面前这位伟人观察问题的方法竟和我父亲一模一样；宗教和科学分别对待。爱因斯坦曾经说，上帝主宰万物，因而也创造了物理定律。同时，他认为宇宙是有序的，即一切事物，只要知道它的现状，便能了解它未来的发展和变化。而“测不准原理”却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未来是无法确凿预知的，结果可能多种多样。
　　我父亲有个比拟说法，很能阐明海森堡所面临的困难。我父亲常说，把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或整个民族与单独一个人比较一下吧；单个人在下一时刻的行为取决于心理学规律，然而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决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先运用心理学对千百万个人逐一加以研究，确定每个人在下一时刻的行为，然后再把每个人的行为简单相加起来。历史只着眼于一般过程，也就是说，只观察大多数人活动的平均效果。可以这么说，当海森堡提出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能进行严格确定时，他头脑里的观念和上述情况完全一样。由于无法对所有微观粒子的历史都进行研究，所以他认为无法测准单个粒子的运动状态。正如历史学家那样，他测定的只是运动状态的平均效果。
　　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观察上的局限性。要是我们一定要合理解决无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问题，那就是对要描述的粒子逐一加以研究。由于一个人的寿命有限，在短促的一生中是无法办到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爱因斯坦来个小小的妥协：我认为“测不准原理”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我补充说明一点，目前我们的水平有限，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朝一日，这种局限性是会被科学研究突破的。
　　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指导过许多次关于物质结构的学术讨论会。有一次，他和奥本海默一起主持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密立根、托尔曼、保林和爱因斯坦，这是个多高水平的学术小组啊！我记得，爱因斯坦的论述清澈明了。而奥本海默表达问题的方法太复杂，因此难于理解。他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式常跳过好几步，又以为听的人都跟得上。爱因斯坦接在奥本海默后面登上讲台，首先他表示非常抱歉，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将尽力而为。
　　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
　　我在爱因斯坦身上打过一个主意，结果却完全失败了。谢天谢地，幸亏那不是一件科学方面的事情。有个匈牙利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名叫尼里基·哈齐。我发现由于时运不济，人地生疏，他被迫在帕沙迪纳一家大餐厅里当个钢琴伴奏者。从前在布达佩斯他是个公认的神童，有个心理学家还写过一本专门介绍他的书。我和妹妹对他的处境感到很惋惜，觉得他在美国需要有个显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我们决定拉他一把，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请来听听他的演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特意举办了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把南加州有名的音乐会代理人都请来赴宴。一方面让他们见见这位数学大师，另一方面聆听他拉小提琴。不用说，到时候他们纷纷赶来了。那天晚上，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大家请哈齐弹了几首曲子。不料在这个当口，爱因斯坦夫人突然心血来潮，要她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大家对这个主意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一下竟触怒了哈齐，他大声嚷道：“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说罢就真掼纱帽不弹了。我们期望美国音乐界重视哈齐的计划就此成了泡影。而爱因斯坦却兴致勃勃，照拉不误。结果，所有来客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而把布达佩斯的神童忘记得一干二净。
　　我看，那位傲慢无礼的匈牙利朋友是大错特错了。其后几年，一位真正的钢琴大师凯瑟索斯和爱因斯坦合奏就丝毫没有感到屈尊。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专家古腾堡教授也常为爱因斯坦作钢琴伴奏。有一次演奏后我问爱因斯坦，古腾堡钢琴弹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很难跟上。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地震学家弹钢琴不是也有节奏吗？”
　　爱因斯坦笑笑说，“他的节奏很好，但很难捉摸。”
　　1932年，爱因斯坦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内中详情我不大了解。不过我料定普林斯顿大学另有一位“密立根”，此人名叫费莱克斯纳。他不仅替爱因斯坦安排了一个终身职务，又向他提供了满意的生活条件。我在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只见过一两次面，但在二次大战后却经常接到他的来信。有一次他来信要我参加他发起的“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紧急行动委员会”。我对这类组织从来就不感兴趣。比较起来，我对在以色列办一所医科大学，或向西班牙提供促进艺术发展奖学金倒是更为关注。我以恕不从命回复了爱因斯坦，并说，“幸而我不是原子科学家，作这种决定要简单多了”。
　　　　　　　　　　　　　　　　　　　　　（曹开成　译）

　　
　



3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

　　　
作者：马克思·波恩

　　希望这个词在物理学文献中未必能找到。一篇论文以设计一个实验或者在预期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而开始。但是几乎都不会有什么话提到希望。
　　然而，当我回想起我在长期科学生涯中的实际经验时，我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当结果同我所预期的不同时，就失望。但是失望只有当有希望时才能发生。
　　没有一种科学是同生活绝对脱离的。即使是最沉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人；他希望是正确的，希望看到他的直觉被证实；他希望成名，希望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样一些希望，正像对知识的渴望一样，是他工作的动机。
　　今天，有可能在客观知识和对知识的追求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信念，已经由科学本身摧毁了。在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使科学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理想。我们确信，这种理想决不可能导致任何邪恶，因为对真理的追求本身是善的。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美梦中被世界大战惊醒了。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在1945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掉在日本城市里时也醒了。
　　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结果，我们已经同人类的生活，同他的经济和政治，同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社会斗争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因此，我们负有重大责任。
　　按照我的看法，原子弹只是可以追溯到很远的一种发展过程的最后一环，现在，这种发展过程已经引向危机，可能引向最后的破坏性的灾难。防止这种灾难的任何希望，只能以理解把我们引进目前形势的这个过程为基础。
　　人们并没有委托我以抽象的哲学方式来谈论希望，它也不是我的本分。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使我期望什么。我很想用某些例子来表明，应用于战争的技术科学怎样逐渐地破坏了道德上的约束，以致现在再也没有约束了。从这个情况出发，再也不能向原来的方向前进了。只能停止，然后也许还要向后转。这正是我们可以希望的。
　　我对现在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最初一些知识来自学校里的历史课：例如：针击枪在1866年怎样帮助普鲁士军队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获胜，然而，法国尽管拥有优良的有枪栓的来福枪——后膛快枪，但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还是战败了。这表明，在那时，技术上的优越性似乎已经很重要，但还不是决定性的。然而，那固有的道德上的危险已经被认识到了，并且遭受到了把战争人道主义化那种思想的对抗，这种思想表现在红十字会以及关于禁止某些武器、保护和平居民等等的日内瓦公约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事态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战争是以行军、会战等古老的方式开始的。但是，不久会战的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战斗地带变得固定了，并且发展了堑壕战，与此相联系的是通过密集的炮火反复企图突破堑壕。士兵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靶子，成为由技术科学提供的超人力量推毁的对象。决定性的因素是后方的工业能力和技术发明的能力。
　　我本人作为柏林某军事当局的一个成员，充当了这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我在那儿同其他物理学家一起研究所谓声波测距法。这种方法通过在不同观察哨所测量炮声到达时间来确定敌人的炮位。即使在这小小的不很重要的领域里，一切也都明显地依赖于整个工业的情况。为使这种方法更加有效，我们向当局要求准确测量时间的仪器，却被拒绝了，因为工业方面不愿为这样一些小事匀出时间、劳动力和材料来。然而英国人碰到这样的要求时却并没有讲求节约。
　　观察家只要没有被爱国主义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战争提供给他的见解就是：男青年在其中牺牲的战役，胜败事实上是由后方的技术和原材料的供应所决定的。即使在那时，在我看来这也是最不道德和最不人道的。我开始明白，从此以后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技术成了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在人类社会中，技术已经使战争过时了。
　　让我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次经验来说明这一点，这两次经验都同伟大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姓名联在一起。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发明了一种固定大气中的氮（像硝酸那样）的方法，并因而创造了第一种人造肥料，硝酸钾。现在，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也是炸药的一种成分。德国总参谋部显然准备了一切，但没有考虑到硝酸钾来自智利，现在这种进口已经被封锁切断了，没有哈伯的发明，德国人在开战以后6个月因为缺乏炸药很可能就会失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思想和把这种思想付诸应用的技术能力是世界史的决定因素。
　　第二次，为了突破固定的堑壕战，并使战线移动，哈伯又介入了。他发明了化学战，——为了把敌人赶出壕沟而利用毒气（开始用氯气，后来用其他许多更有害的气体）。这种方法最初是成功的。但是它依赖于风向和天气，防毒面具的发明也限制了他的效果，而且，敌人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在同样范围内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毒气。
　　我的许多同事，甚至道德信念很强的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像哈伯一样，对他们来说，保卫祖国是最高的圣训。至于我自己，我感到良心上的冲突。问题不在于毒气手榴弹是否比高爆炸药弹更不人道，而在于毒物（那从古以来就被人认为是一种卑怯的谋杀工具）是否应当被认可为一种战争武器，因为要对可以容许的东西不加限制的话，很快一切都会被容许。但是，只是在许多年以后，事实上是在广岛事件以后，我才形成明确的信念，否则，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认识当然会在我的早期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同时，也许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乐于协作搞原子弹了。
　　1933年，当我作为一个难民来到英国剑桥时，有一次经验使我认识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我这种疑虑。我受到了很亲切的接待，而哈伯则不受欢迎——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德国的事业服务，还是被迫移居外国了。卢瑟福勋爵，这位核物理学的奠基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拒绝了到我家来的邀请，因为哈伯也在；他不愿同化学战的发明者握手。卢瑟福在保卫他的祖国方面在技术上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决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划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以外，杀人的工具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武器。我相信，他会解释说，要是武器的运用没有道德上的分界，那么破坏就不可能有界限，这会带来文明的终结。
　　这种见解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化学战是人类道德的决定性败北。虽然毒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使用，虽然日内瓦公约已经禁止了它，可是所有军事强国都已经创立了各种研究和进行化学战的组织。一个国家要是证明了化学武器在军事上有好处，那就几乎不会害怕去利用其中的某一种的。
　　化学战的道德上的约束被抛弃以后，19世纪已经接受的原则——即各国进行战争只可以针对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可针对和平居民，也随之崩溃了。
　　我不是一个国际法专家，几乎没有读过格罗提斯及其继承者的著作。因此我不能介绍这种原则的历史，而只能根据我目睹的事件介绍我的印象。很明显，平民要是住在战斗地带总是受到战争的严重损害。那些被围困的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饥荒（即使敌对行动已经停止，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似乎也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空军发展的一个结果，这种屏障已经崩溃。德国带头空袭不设防城市——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然后在鹿特丹、奥斯陆、考文垂，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又有组织地轰炸伦敦。那时我在爱丁堡，常常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听到对这种不道德的战争的轻蔑的评论，并且认为英国决不会模仿这种榜样。但是这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了。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决定轰炸战的著名人物是两位英国物理学家蒂泽德和林德曼。他们的经历开始是一样的：在研究工作中经历了一个光辉的开端以后，两个人都可能对自己是否会成为科学上的优秀人物产生怀疑。因此，他们转向政府机关和政治，蒂泽德成了防空委员会主席，并且因为他在正需要的时候及时在为空战发展使用雷达的方法中起了作用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他使小小的英国空军赢得了著名的“不列颠之战”，因此打乱了德国人的入侵计划。
　　林德曼的影响也是以他在技术战中的工作为基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同丘吉尔的友谊。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小事，当时他为了证明对某种飞机的稳定性的计算的准确度，他自己驾驶了其中一架飞机，并成功地进行了旋冲。在这次显示机敏和勇敢以后，丘吉尔完全信任林德曼，任命他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并以彻威尔勋爵的称号授予贵族爵位。
　　1942年，林德曼一彻威尔建议用英国轰炸机中队去摧毁德国大城市中的工人住宅区。然而，蒂泽德认为对军事目标的空袭会更有效得多；至于第一个计划的不人道，他是否重视，我不知道，丘吉尔站在他的朋友彻威尔一边，后来事实证明。彻威尔对1000架轰炸机进行的多次袭击造成的损失大约比实际高出6倍，而且这些空袭对战争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因而蒂泽德是正确的。
　　结果，德国的城市炸平了，几十万平民被埋葬在废墟下。防止野蛮行为的道德屏障同它们一起又一次倒塌了。邪恶被报以更大的邪恶，而这种邪恶又被报以甚至更大的邪恶：我指的是德国人后来使用的所谓超级武器。这些是用遥控杀人的不人道方法的最初几个例子，用不着个人冒险，因此也没有个人的责任：那就是纯技术战争，“揿钮战争”。
　　国际法专家也许能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衰落的悲惨历史的概况：例如，自引进潜水艇以来的海战的例子，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沉没的“卢西塔尼亚”号。
　　在技术的影响下，战争双方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故意消灭平民并证明这是正确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最后三次大战中被杀害的平民和士兵的数字的比例，那时还没有用原子武器进行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死的总数大约是1000万，其中95％是士兵，百分之五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死了5000万以上，士兵和平民的数目几乎相等（52％对48％）。在朝鲜战争期间，死900万，84％是平民，只有16％是士兵。那些还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合法的工具，并坚持英雄为妻儿和保卫祖国而死的传统思想的人，现在应当认识到：这些是神话，而且还不是令人愉快的神话。
　　正如每个人知道的那样，核武器已经把这种发展推到极端。人们不能责备那时（1939—1945年）为核裂变工作的人们，因为铀裂变的发现来自希特勒的德国，人们必须设想：纳粹会尽一切努力把它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抵御的武器。这是必须防止的。
　　但是，当美国准备好了第一颗原子弹以供随时使用时，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而日本也已奄奄一息，甚至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请求和平。
　　当时，一切正像彻威尔和蒂泽德争论的那样发生了。军事领袖们，尤其是领导核能计划的格罗夫将军，只想到眼前的军事上的好处，他们计算了，要是不用入侵日本就能迫使它投降，可以少牺牲多少生命。当然，日本人的生命是不在考虑之内的。而且，格罗夫也不愿意放弃以极其恐怖的方式向全世界显示“他的”成就这件乐事。他甚至不让事实上做出了这一成就的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有任何发言权。在这些科学家之间有一群明智的人，他们准确地预言了在日本城市上丢这种炸弹的长期后果，因此在所谓的弗兰克报告中警告了政府。然而，杜鲁门总统任命的一个顾问委员会却作出相反的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几个杰出的物理学家。这些成员追随彻威尔的先例，因此最终越过了界线，走向了人类有可能毁灭自己的下坡路。
　　我只须简要地指出已经发生的事情：把核技术放在国际基础上的尝试失败了。俄国赶上了美国，而且比预期的要快得多。美国发明了氢弹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苏联的发明。然后就发生了两大强国在发展洲际导弹方面的竞争，并以探索空间计划作为掩盖手段。现在这两个强国各自拥有的核武器足够多次地消灭人类。
　　政治家们知道什么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他们设法保持恐怖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不稳固的。人民因为蔓延着的道德上的麻痹而对这种危险漠不关心；政治家们变得玩世不恭，而危险在一再增长，它可以使平衡倾覆，就像在古巴危机中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人们能希望人类对原子危险的洞察将拯救人类吗？
　　能拯救我们的唯一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世界和平和世界组织。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不能达到的，是乌托邦。人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既然过去总是有战争，那么将来也总是有战争。
　　今天，这种观念已经不再是能接受的了。在一个已经变得比较小的世界上，普遍的和平不再是乌托邦，而是必须的，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因此，这种见解传播得越来越广。直接的结果是政治的瘫痪，因为不靠武力威胁，不以战争作为最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有力的方法至今还没有发现。
　　许多聪明人在想这个问题，我确信，只要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期望是以长期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现在存在的无数事物，在我年轻时都被认为是乌托邦。我的科学领域，——原子学和电子学——现在已经导致对物质结构的深刻理解，而那时它们正处在开始阶段。要是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来描述这种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就会遭到嘲笑。那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装配线，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等等。从我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产生了，并且在人们生活中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比以前历史上一万年中的任何事件都更深刻、更基本：半封建的帝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分散的黑人部落已经成为有现代宪法的有组织的国家；空间研究已经开始，没有人对宇宙航行员的那些最大胆的、花钱最多的计划感到激动。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只能用暴力和战争来解决吗？人类本性不能改变的假设是不会受到挑战的：既然从来就是如此，那么将始终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即使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来宣扬也是荒唐的。除非拒绝承认这条公理，人类是注定要毁灭的。我们的希望是以下面两种精神力量的联合为基础的：在道德上认识到堕落为大量屠杀毫无防御能力的人民的战争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在理性上认识到技术战同人类生存是不相容的。
　　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认识生效。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不稳定的，并通过它自己的作用过程而变得日益危险了。一个人或者一台仪器的错误计算，一个领导人的盲目激怒，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误会随时都能导致灾难。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以前，也许免不了遭到一场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希望有两种。如果某人希望天气好，或者赢得全部赌注，那么希望对究竟发生什么并没有影响；要是下雨了或者抽了空签，我们只得服从现实。但是，在人民的共处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是一种动力。只有我们希望，我们才会行动起来，使希望的实现更加接近。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合理行为作斗争。
　　我很想在这里引用一位伟大人物的话，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他就是医生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哈特·多马格，他在化学疗法方面的发现已经保护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说的：“忤悔，恳求，同时也是警告，但却充满着希望。”他表达如下：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个人相互间的融洽相处，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自然的。为什么对所有其他人来说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对我说这（会）是乌托邦！每一项发明事前都被看成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宁可等待大国的再一次较量，我们实在是苦头吃足，从而已经变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规是轻松自在的，仿效暴虐的统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执狂和其他精神错乱的人倒比独立思考，寻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毁灭，更为轻松自在。”
　　这些都是坦率的话。这些话出自一个为生命而战斗的人，出自一个不仅希望从疾病中拯救人类，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识和能力都用于为人类工作的人。
　　至于迫使现在的愚蠢行动停止下来，这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这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正如我试图说明的，科学家已经做的那些事是无可挽回的：知识不能被消灭，而技术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18人一度尝试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们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
　　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官方的谎言和侵占；反对有了掩蔽部和紧急条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杀伤的论断；反对镇压那些在这方面启发公众的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光荣，反对对统治权的贪得无厌；我们尤其必须同那些宣布自己的教义一贯正确并因此把这世界分为势不两立的阵营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希望还是有的，但是这种希望只有在我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投入这场反对我们时代的疾病的斗争中去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李宝恒　译）
　　　
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作者：李约瑟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听到。那时我可能有6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地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的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起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做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我第一次着做手术是在9岁时，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一萨顿爵士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对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一真正有资格的医师严重不足，以至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个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就这一点，我想详细讲一讲。
　　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冈维尔一基兹学院。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1次及第2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那时，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mg，到抱卵3周后竟达到310mg。
　　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现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在我37岁时，来了3位想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介绍来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还有在戴维·凯桂和莫尔特诺研究所研究的王应睐。后来，他们3人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沈诗章就职在耶鲁大学，直到去世。王应睐回到中国，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3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作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一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在我去中国前，我们曾约好，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作点文章出来。基于有人在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这种思想，我们在各自未选择研究方向前订下了关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粗略计划。这3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当时，在英国科学家里可以说几乎找不到懂汉语的，于是选中了我。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4年。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黄兴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工作由曹天钦接替。在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们向西北前进途中，下决心将培黎学校从兰州搬到山丹去。为此和我们来的两个少年王万圣、孙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过了6个星期，因为他们懂甘肃土话。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要是本着下面两点组建的：第一，帮助召开国际科学联盟定期会议；第二，开设和经办仿照中英科学合作馆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学办事处。
　　我原配妻子多萝西·梅亚丽·莫伊尔·尼达姆，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迄今为止，包括出版和预定出版的共有24册的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册。现在我正在埋头于较为困难的医疗科学部分的编写工作。最初与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见到的王铃（王静宁），他是博斯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册对中国火药史的详细阐述上。起初，我们考虑科学部分用7卷就可详尽写出，但后来因资料过多，一卷又分成几部分，这样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册了。这样合计起来，至少得出书24册。我们把起初的几卷叫“天卷”，把以后按分册出的叫“地卷”。接下来发行的将是以有关弓、石弓以及在火药出现前的大炮和包围战为内容的第5卷第6分册。再下面发行的将是关于纺织品及织布机历史的第5卷第10分册。这期间，第7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有相当发展，第7卷第1、2、3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其中加进了西欧伟大的社会学家格利高里·布尔和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德莫西·布鲁克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观的两部分论述。这卷由我的朋友凯内斯·鲁宾逊编辑，他对这个研究课题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我恐怕无法亲眼看到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对它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W．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最后，我谨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谢意。
　　　　　　　　　　　　　　　　　　　 （曾雄才　曹永刚　译）
　　　
童年忆旧

　　　
作者：波普尔


　　童年的回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伐伊特区的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智力生涯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经过来说，我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是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的感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一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以得到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好恶。我不相信这说法。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双目失明的悲剧，两者都使我的心碎了。这真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儿童时，维也纳一盆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儿童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个庞大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是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中的一个人。）
　　我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惊的事，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接头。奥地利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那末，奥地利国会看来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国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并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为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永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维也纳大学因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而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避开一切政党，并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来。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仑·基尔凯郭尔给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戒律。

　　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下熏陶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卷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尔伯和伯拉姆斯的作品。我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我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家姓施夫，我将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对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合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并且父亲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那部分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韵文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的：有一天我发现荷拉斯的一些欢快的韵文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伊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列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籍。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尔吕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尔吕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以及其次学习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3个R①。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儿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儿童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①即阅读、写作和记忆。——译者注。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尔吕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岁。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的。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甚至昂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恐惧暴力措施，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是如何瓦解的一无所知（在罗歇·马丁·杜伽尔的《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而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面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我想那肯定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住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的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的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开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由于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现在传闻开始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南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洛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邱仁宗　段娟　译）
　　　
长年的疑问

　　　
作者：汤川秀树

　　我在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明确地下定决心要成为物理学家。其原因之一，是我认为自己欠缺成为动物或植物研究工作者的素质。从幼年时代到少年时代，我也像一般人一样对昆虫有兴趣。那时，我住在京都市内，和今天不一样，身边就有昆虫。有树丛的庭院就是各种各样昆虫的栖息之所。我还在附近的皇宫树林里捉过独角仙，拿回家来放在点心盒里饲养。但是，同动物打交道没有更大的进展。对植物的关心就更淡薄了。草木的名字听了过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很久以后，我写起和歌来。但是不知道植物和鸟儿的名字，常常感到伤脑筋。
　　因此，我没有成为生物学家。但是，有一个关于生物的疑问，从少年时代起直到今天，始终留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尽管在这过程中，它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从我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它就开始产生了。上生物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作了关于进化论的初步讲解。首先介绍了拉马克（J．B．Lamarck）的器官用进废退说。他认为，生物如果经常使用各种器官，它们就逐渐发达，生物则因此而进化下去。这种观点，对于中学生的我，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老师却认为这种说法要不得。他认为，生物出生以后，后天获得的能力是不遗传的，对于进化不起作用。于是，他接着开始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同类的生物之间进行着生存竞争，在这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者，其子孙也将繁衍增殖；生物是靠这种自然淘汰而进化的。这对我说来，难于理解得多。回家以后，我仍然拼命地思考，但还是不能理解。
　　很久以后，我更多地懂得了物理学之后，试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大概是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包含着统计上的考察，所以才难于理解的吧。拉马克那样的思维方法是根据以下情况得出物种进化结论的，即：生物的一个个的个体在生存期间是遵循着因果法则在变化的。该个体又遵循着某种因果法则将那变化遗传给它下一代的一个个的个体。这正是古典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当然在这里，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存在着个别因果律。在这一点上，达尔文那样的思维方法——作为多数个体集团的物种总体的变化倾向就成问题了。在物理学方面，作为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法，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大约20年后才建立了被称作古典统计力学这一学科。在这里，中心问题是：以建立了个别因果律的古典力学为基础，而从统计上去解释热力学的各种现象。但是，拉马克那样的进化论，和物理学的情况不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古典力学的任务，这是很显然的。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什么呢？那时，我这个中学生并不很了解物理学和生理学，当然不可能那样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朴素的疑问，不久不是就面临了应该发展成为上述那种形式的命运了吗！后来，我仍然在思考那个问题。
　　20世纪初，在生物领域出现了突然变异说。令人惊奇的是，它同物理领域量子论的提出几乎是同时。尽管后者意味着发现了微观过程的不连续性，但是对于这样的过程，当时我仍然认为存在着个别因果律的吧。直到20多年后建立起了量子力学，对于一个个的微观过程，我才终于不得不放弃因果律的想法。这是因为我明白了；由于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因此只有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而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这意味着用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这是一种非决定论。在我了解了量子力学及其统计解释后不久，就是说在1930年，我甚至在想象：在生物领域难道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吗？不过，所谓突然变异是罕见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非如此的情况则是压倒多数。正因为如此，生物的种才得以存续下来。和量子力学的情况不同，遗传现象具有强烈的决定论性质。不仅如此，即使偶尔见到偶然发生的突然变异，它同量子力学的非决定性似乎也不是同种的东西。到了1940年，我读了薛定谔（E．Schrodinger）的名著《生命是什么？》以后，才明白了这个问题。他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他反对以马克斯·玻恩（Max Born）、海森堡（W．K.Heisenberg）和尼尔斯·玻尔（N．Bohr）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即承认微观物理现象的非决定性的统计解释，而主张立足于波动一元论的决定论。在这场论争中，正统派一方处于优势，绝大多数年轻的物理学家都奔向了该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一时我当然也认为在生物领域也像量子力学似地，非决定性是重要的。在正统派中，特别是玻尔，把为理解微观物理现象而引进的互补性概念类推地带入了对生命现象的解释之中。但是这里所说的互补性意味着在无生物的物理现象中看不到的新的性质。因此，受其影响而从物理学转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德尔布吕克（Max Deforuck）期待着能够发现与物理法则不同的法则。但是其后的事态进展却与他的预想相反。就是说，薛定谔在德尔布吕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拓展了如上所述的决定论见解。扩而大之，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建立了DNA模型以后的情况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出180度的大改变。因为我明白了：在量子力学的解释上曾处于劣势的薛定谔一方，在解释生命现象上却较玻尔显然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还明白了：按照分子水平上的朴素实在论、机械论的思维方法就能够充分理解遗传现象。这是笛卡儿式的“动物机械论”的现代版。当然，在它的背后确实有着电子水平的量子力学机械论。不过，我知道，不深入到这种程度也无妨。这从物理学方面来看，甚至令人有翻了个儿之感。但是，在生命现象研究方面，还有广阔的未知领域展现在前方。尤其是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今后将会多次地迎来新局面的吧。而且，在某方面不是将会面临不辜负玻尔和德尔布吕克当初的期待的新情况的吗！似乎也有专家作如是想。这是后话。
　　说到这里，回顾一下便可以发现，我从中学时代以来关于进化论的朴素的疑问，至今仍未打消。反而又增添了其后的新的疑问。我记得大约是在大学时代，我读过海克尔（E．H．Haeckel）的著名的《宇宙之谜》。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99年。所以，关于物质和宇宙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古典物理学基础上，从今天看来，是完全过时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点或者他的一元论哲学却总是好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主张的说服力，尽管我未能十分理解。这种主张贯穿在关于动物发生的详细得甚至有些烦琐的叙述之中。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个体的发生是重复系统的发生。长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从达尔文那样的进化论中，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其后，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奇怪的是，哪一本书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且，尽管我试向各方面的专家谈起过我的朴素的疑问或者我这样的外行想法，却都没有反应。近来，我仍一而再地重复这种经验。不过，最近我感到反应稍有不同。稿纸已经写完，留待另外的机会再谈这个问题吧。在这里，我只是想坦率地承认：一个物理学家很久很久以来，关于生物的进化一直抱有朴素的疑问这一事实。生物学尽管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直到今天，对于我长年的疑问仍未给出能够令人满意的、一语中的的回答，却令人焦躁。
　　　　　　　　　　　　　　　　　　　 （杨铁婴　译）

　　
　



4
　　
船上航记：日落

　　　
作者：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1959年起）、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他把人类一切的亲属关系归纳为三种结构和两种交换形式，认为社会人类学应主要研究深层结构的转换规则。著有《结构人类学》等。

　　科学家把黎明和黄昏看成同一种现象，古希腊人亦是如此，所以他们用同一个字来表示早晨和晚上。这种混淆充分反映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理论的思辨，而极为忽视事物的具体面貌。由于一种不可分割的运动所致，地球上的某一点会运动于阳光照射的地区与阳光照不见或即将照见的地区之间。但事实上，晨昏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太阳初升是前奏曲，而太阳坠落则是序曲，犹如老式歌剧中出现于结尾而非开始的序曲。太阳的面貌可以预示未来的天气如何。如果清晨将下雨，太阳阴暗而灰白；如果是晴空万里，太阳则是粉红的，呈现一种轻盈，被雾气笼罩的面貌。但对一整天的天气情况，曙光并不能做出准确的预告，它只标明一天天气进程的开始，宣布将会下雨，或者将是晴天。至于日落，则完全不同。日落是一场完整的演出，既有开始和中间过程，也有结尾，它是过去12个小时之内所发生的战斗、胜利和失败的缩影。黎明是一天的开始，黄昏是一天的重演。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更多地注意日落而较少注意日出的原因。黎明给予人们的只是温度计和晴雨表之外的辅助信息，对于这些处于低等文明之中的人们来说，只是月相、候鸟的飞向和潮汐涨落之外的辅助信息。日落则把人类身体难以摆脱的风、寒、热、雨种种现象组合在一起，组成神秘的结构，使人精神升华。人类的意识活动也可以从那遥远的天际反映出来。当落日的光辉照亮了天空的时候（如同剧院里宣布开演时并非是传统的三下锤声，而是突然大放光明的脚灯），正在乡间小路上行走的农民停止脚步，渔夫也拉紧他的小船，坐在即将熄灭的火堆旁的野蛮人，会朝天空眨眨眼睛。回忆是人的一大快乐之一，但回忆并非都是快乐，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再经历一次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疲倦和痛苦。记忆就是生命，但它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生命。所以，当太阳如天上某种吝啬的神灵扔下的施舍一般，落向平静的水面时，或者当那圆圆的落日把山脊勾勒成如同一片有锯齿的硬叶时，人们便在短暂的幻景中得到那些神秘的力量以及雾气和闪电的启示，它们在人们心灵深处所发生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了。
　　因此，人们的心灵深处肯定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否则，外观现象的平淡无奇不足以说明气候为何有如此壮观激烈的变化。今天这一整天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可书可记之事。将近下午四点，正是一天中太阳开始失去清晰度而却光辉不减的时候，也正是仿佛有意为掩饰某种准备工作而在天地之间聚焦起一片金光的时候，“梦多姹号”改变了航向。船身随着微微起伏的波涛摇动，每一次轻摇，人们都会更加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不过船行的弧度极不易觉察，人们很容易把方向的改变误认为是船体横摇轻微的加剧。实际上，没有人注意航向已经改变，大海航行，无异于几何移位。没有任何风景告诉人们已经沿着纬度线缓缓地走到了什么地方，穿越了多少等温线和多少雨量曲线。在陆地上走过五十公里，可以使人有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感觉，可是在茫茫大海上移动了5000公里，景色还一成不变，至少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如此。不必忧虑路线和方向，也不必了解那凸起的海平线后面目力难及的陆地，对这一切，船中的旅客可以完全不加以理会。他们觉得自己仿佛被关进了一个狭小的空间，被迫要在这里度过事先已经确定的天数，他们之所以以此为代价，不仅因为有一段行程要完成，更主要的是享受一下从地球的一端被运到另一端而无须动用自己的双脚的特权。由于上午迟迟不愿起床和慵懒的进餐，他们都变得虚弱无力，无精打采，吃饭早已经不能带来感官的愉快，而只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所以他们尽力使时间拖长，以便填补度日如年的空虚。
　　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不需要人们花费任何力气。他们当然知道，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深处的某个地方安装着机器，有人在那里工作，使之运转。但工作着的人们并不想让别人去看望他们，乘客没想到要去看望他们，船上的官员也没有想把两者拉在一起。人们只能在船上懒散地踱来踱去，看着一名水手往通风器上刷油漆，几名身穿蓝工作服的服务员不甚卖力气地在头等舱的走廊上推着一个湿墩布，看到他们，人们才意识到轮船在向前行进，生锈的船身被海浪拍打的声音，隐约可闻。
　　5点40分的时候，西方似乎出现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空中楼阁，充塞了天地，它的底部完全呈水平方向，大海仿佛由于某种不可理解的运动突然升高，倒立在天空的海水中间似乎有一层厚厚的难以看见的水晶。在这个庞大的结构的顶端，仿佛受反转的地心引力的作用，是变幻不变的框架，膨胀的金字塔和沸腾的泡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向高空伸展。那些沸腾的泡沫既像云彩又像建筑的装饰线脚，因为看起来很光滑，仿佛是镀金的木头圆雕。这个遮天蔽日、一团混沌的聚合物，色彩昏暗，只有顶端，闪烁着道道明亮的光辉。
　　在天空更高的地方，金色的光线变成没精打采的曲线，交织在一起，它们仿佛不是由物质组成，只是纯粹的光线而已。
　　顺着海平线向北望去，那种巨大的空中楼阁变小了，在四散的云片中渐渐升高，它的后面，在更高的地方，仿佛现出了一条带子，顶端呈五彩缤纷之状。在接近太阳——此时尚看不见——的一侧，阳光使之罩上了一个明亮的边缘，再往北看，各种构造的形态已消失，只剩下那条光带，暗淡无光，融入大海。
　　同样的另一条带子出现在南方，但顶端布满石板状的大块云朵，犹如支柱之上的座座石屋。
　　把背对着太阳，向东方望去，可以看见两群重叠在一起向长处延伸的云块。因为阳光在它们的背后，所以远景上那些小丘状、膨胀着的堡垒，都被阳光照亮，在空中呈现出交织的粉红、深紫和银白。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那一片空中楼阁之后，太阳正在缓缓下坠。在日落的每个不同阶段，有某道阳光可能会穿透那一片浓密的结构，或者自己打开一道通道，光线于是把障碍物切成一串大小不同、亮度各异的圆片。有时候，阳光会缩回去，仿佛一只握紧的拳头，此时，云制的手套只让一两个发光而僵直的手指露出来。或者有时候，仿佛是一条章鱼，爬出了烟雾弥漫的洞穴，然后又重新退回洞中。
　　日落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开始时太阳是建筑师。后来（当它的光线只是反射光而非直射光的时候），太阳变成画家。当它在海平线上消失的时候，光线立刻变弱了，形成的视平面每时每刻都更为复杂。强烈的光线是景物的敌人，但在白天与黑夜转换的时刻，却可以展现一种奇幻和转瞬即逝的结构。随着黑暗的降临，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了，如同色彩美丽的日本玩具。
　　日落第一阶段开始的准确时间是5点45分。太阳已经很低，但还没有触及海平线。太阳开始在云层结构下面出现的一刹那，如同蛋黄一样喷薄而出，把一片光辉洒在它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的云层结构上。光芒四射之后，立刻就是光芒的回缩，周围黯淡下来，于是在海平面和云层底端的空间之中，出现了一道迷蒙的山脉，开始时在一片光辉之中影影绰绰，继而变得昏暗和棱角峥嵘。与此同时，扁平的山体也变得庞大起来。那些坚实黑暗的形体缓缓移动，如同一群候鸟在飞越广阔火红的大海，于是那一片火红逐渐从海平线向天空延伸，揭开了色彩缤纷阶段的序幕。
　　渐渐地，夜晚的庞大结构消失了。充塞着西方一整天的庞然大物，此时像一块轧制的片状金属，被一种来自背后的光辉照亮，光辉始而金黄，继而朱红，最终变为桃红。已经扭曲变形和正在缓缓消失的云块，也被光辉溶化和分解，如同被一阵旋风裹挟而去。
　　由云雾织成的无数网络出现在天空时，它们形状各异，有水平的，倾斜的，垂直的，甚至螺旋形的，向四面八方伸展。随着阳光的减弱，光线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好像琴弓忽起忽落，拨动不同的琴弦一样），使每个网络仿佛都具有它所特有而随意的色彩。每个网络在光辉中出现的时候，都是那样干净，清晰，像玻璃丝一样，又硬又脆，然后就渐渐地解体了，仿佛因为其组成的物质暴露在一个充满火焰的天空而无法忍受高温，变黑了，分解了，越来越薄了，最终从舞台上消失，而让位于另外一个新组成的网络。到最后，各种色彩都混合在一起，变得难以分辨，如同一个杯子里不同颜色和不同浓度的液体，起初还层次分明，接着渐渐地混合在一起。
　　在此之后，人们就很难跟踪观察远方天际上的景观了，那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重复出现的景观。当太阳触及西部海平线的时候，东方的高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紫色彩云，彩云不断扩展，不断增加新的细部和色彩，然后从右至左地缓缓消失，仿佛被一块抹布慢慢而毫不犹豫地擦掉。几秒钟之后，澄澈深灰色的天空重新出现在云层堆积的堡垒之上。当那一片堡垒渐呈灰白的时候，天空却一片粉红。
　　在太阳那边，在原来的那条老带子后面，出现一条新的带子，前者灰白，昏暗，后者红光闪烁。当这后一条光带的光辉暗淡下去的时候，顶端那尚未被人注意的斑驳的色彩，此时渐渐扩展开来，其下部爆发为一片耀眼的金黄，其上部的闪光演变为棕色和紫色。人们似乎在显微镜下，顿时看清了那些色彩的结构，成千上万条纤细的光线，仿佛支撑着一个骨架，使之呈现出浑圆的形状。
　　此时，太阳直射的光线业已全部消失，天空只剩下了红黄两色，红色如同虾和鲑鱼，黄色如同亚麻和干草。五彩缤纷的色彩也开始消逝。天空的景观重新出现白色、蓝色和绿色。然而海平线上还有些角落在享受着某种短暂而独立的生命。左边，一道没有被人发现的面纱突然出现，像是几种神秘绿色的随意混合。颜色然后渐渐转成艳红，暗红，紫红和炭黑，犹如一支炭条在一张粗糙的纸上留下了不规则的痕迹。在这道面纱的后面，天空呈现出高山植物般的黄绿色，那条光带依然一片昏暗，轮廓完整清晰。西边的天空，那水平状纤细的金线发出最后的闪光，可是北边近乎完全黑了下来，那些小丘状的堡垒，在灰色的天空下，变成乳白色的隆起。
　　白日消逝，夜晚降临，这一系列近乎完全相同而又不可预测的过程，乃是最为神秘不过的事情。种种迹象，伴着变化不定和焦虑，突现于天空。没有能预测这一特定的夜晚采取什么形式降临。仿佛由于一种神秘的炼金术的作用，每种颜色都成功地变化为其互补色，可是画家要获得同样的效果，则必须在他的调色板上加入一管新的颜料。然而对黑夜而言，它可以调出无穷无尽的混合色，它开始展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景象：天空由粉红变成绿色，其真正原因是某些云彩变为鲜红的颜色而我却未曾注意，对比之下，原本是粉红的天空就呈现出绿色，因为这种粉红的色调太淡，无法和那种新出现的强烈色彩相抗衡。不过，天空颜色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由金黄变为红色不像由粉红变为绿色那样令人惊讶。黑夜就这样仿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降临了。
　　于是，金黄与紫红的颜色开始消逝，黑夜代之以自己的底片，温暖的色调让位于白色和灰色。黑夜的底片上慢慢现出一种海景，悬于真正的大海之上，那是由云彩组成的一幅广阔无垠的银幕，缓缓散成丝缕，变成座座平行的半岛，如同在一架低飞而一翼倾斜的飞机上所看到的平坦而布满黄沙的海岸，仿佛正把箭头射入海中。白日的最后几道光芒，低低地斜射到云朵组成的箭头上面，使其外表很像坚硬的岩石，人们眼前的整个幻象因此更为壮观。那些如岩石般的云朵，平时展现在光辉与黑影的刻刀下，但此时的太阳仿佛已经无力在斑岩和花岗岩上使用它明亮的刻刀，而只能把变幻不定和烟云叆叇的物质，当作它的雕刻对象，不过，这位正在徐徐下坠的雕刻家依然保持着固有的风格。
　　随着天空渐渐变得澄激起来，人们看到那如同海岸一般的云彩中，出现了海滩，泻湖，成堆的小岛和沙洲，它们被天上那个平静的大海所淹没，同时在不断分解的云层中形成许多峡湾和内湖。由于环绕那些云朵箭头的天空很像海洋，也由于海洋通常反映天空的颜色，所以天空的景观乃是一种遥远景观的再现，太阳将再次在那遥远的地方坠落。此外，只要看看天空底下的真正的海洋，海市蜃楼般的风景就会立刻无影无踪：它既不是正午的灼热，也非晚餐后的美妙和波浪轻摇。几乎从水平方向而至的光线，只把涌向它们那个方向的海浪照亮，海浪的另一面则一片黑暗。膨胀的海水于是现出鲜明浓重的暗影，如同脱胎于一种金属。一切透明的景象全部消失。
　　于是，通过一个很自然，却又始终无法觉察和迅疾的过渡，夜色取代了暮色，一切均不复原来的样子。天空，在临近地平线的地方，是一团漆黑，高处则呈土黄色，最高处是一片蔚蓝，被白日结束逼得四处逃窜的云朵业已呈现支离破碎之状，很快就只剩下了干瘪的病态的道道黑影，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支架，演出结束，灯光熄灭，立刻显现出其可悲、脆弱和临时搭就的本来面貌，它们所制造的幻象，并非出自它们本身，只不过是利用灯光和视角所造成的错觉而已。不久之前，云间还是那样活跃鲜明，每时每刻变化无穷，此时则被固定在一个痛苦而无法改变的模式里，将和渐渐黑暗下去的天空融为一体。
　　　　　　　　　　　　　　　　　　　　　　（赵坚　译）
　　　
教授的尊严

　　　
作者：费曼

　　
　　费曼（1918——），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纽约。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所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又该说了，瞧瞧康奈尔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授。他们认为，由于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那小伙子说，“我就睡在这里！”于是蜷缩进入长靠椅上。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尽可能快地四处查找我的第一节课在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我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间？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8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嗯，您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相不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睡在这个门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欢我不假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像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种类型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在我妻子死后，我得重新开始生活，于是需要与一些姑娘接触。那时盛行社交舞会，康奈尔也经常举行舞会，让人们彼此交往，特别给新生或其他回校的人以很大方便。
　　我记得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情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就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究生？”（这里许多学生由于曾经在军队里呆过，显得比较老。）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理论物理。”
　　“我想，您莫非还研究过原子弹。”
　　“是的，战争期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才使我恍然大悟。
　　所以从那以后我试着回避所有的问题，这却有了相反的效果：“你是新生吗？”
　　“嗯，不。”
　　“您是个研究生？”
　　“不。”
　　“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想说。”
　　“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愿意……”——她们却继续和我谈话！
　　有两个姑娘到我房里来聊天，谈话结束时其中的一个对我说，不应当由于是一个新生而感到不安；有很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刚刚步入学院学习，这的确没关系。她们是二年级的学生，两个人都相当和蔼可亲。她们努力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不愿意被她们如此地误解，所以让她们知道了我是一个教授。她们很不安。还以为我欺骗了她们。作为一个康奈尔的年轻教授，我碰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麻烦。
　　不管怎样，我开始教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这门课，我还考虑教一些其他课程——可能的话，教电磁学。也打算做点研究工作。在战前，我攻读学位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想法：我曾发明了一种用路径积分做量子力学的新方法，还积累了许多要进行研究的资料。
　　在康奈尔，我除了备课，还常到图书馆去，在那儿读《天方夜谭》，并向我身边的姑娘们送秋波。但是当到了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却不能全神贯注。感到累，也没兴趣；我不能做研究！我觉得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也许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但似乎是持续了很久。那时我简直不能开始搞任何课题：记得关于伽玛射线的某个问题我写了一两句，却没有任何进展。我相信这是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的妻子的死）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
　　现在我才对那种状况有了较好的理解。首先，一个年轻人还体会不到准备好一门课程得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备课，出考试题，检查他们理解的程度。当时，我的课讲得很好，把许多思想都安排进了每节课中。但是我没体会到那也是大量的工作。还以为耗尽精力是读《天方夜谭》和心情郁闷所致。
　　在这期间，我从一些大学和工业部门等不同的地方得到邀请，答应给我高于目前薪金的报酬。而每当得到像那样的邀请时，就更郁闷。我会对自己说：“瞧，他们要给我这么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已是江郎才尽。我不应该接受它们。他们期望我完成某件工作，而我却什么也作不成！我现在没有创见……”
　　最后从高级研究所邮来了一封邀请信：爱因斯坦……、冯纽曼……、韦尔……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给我写信，邀请我去那里作教授。他们知道我对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论化了，没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战。所以他们写道：“我们尊重您在实验和教学方面的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安排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位置：如果您愿意，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教授，一半时间在研究所。”
　　高级研究所！特别例外的优待！甚至于比爱因斯坦的位置还好！这是理想的、完美的，却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职已使我觉得糟糕到顶。他们希望我完成某件工作。但是这一次的提议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出格的荒谬。那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多愚蠢的事情！当我刮胡子时，想到这件事，就笑了起来。
　　然后我自己想：“你知道，他们把你想得如此神气，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当完成的事情，我不能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高级研究所将我想象得那样好，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不可能的事。它明显的是一个错误——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完全可能弄错，而且所有其他部门也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在内。我就是我，他们指望我很好，为此他们提供我一些钱，这是他们不走运。
　　正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康奈尔实验室主任博布·威尔逊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或者他刚刚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就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他以一种严肃的声调对我说：“费曼，您的书教得很好，您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期望都是靠运气。每聘请一个教授，我们都得冒极大的风险。如果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应当为您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做的事担心。”他说这些话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了我的负疚感。
　　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现在物理学使我有点厌烦，过去我一直喜欢物理。我为什么喜欢物理？我习惯于从事物理，我习惯于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不必管它在核物理的发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虑我对它是否有兴趣，是否会让我高兴。上高中时，看到从一个狭小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水，我就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条曲线。尔后发现这是相当容易的，我无须去做它，对于科学的未来，它并不重要，别人已做过了。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发现了某些东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我有了这个新的看法。现在我正是精疲力尽，绝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不过，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我所喜欢的教课的好位置，正像乐于去读《天方夜谭》一样，我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去做物理，而不必为什么重要性而担心。
　　有一个星期，我在食堂旁边看见一个傻小子把一个盘子抛到空中。当盘子在空中上升时，它震荡起来，而我注意到盘上的康奈尔校徽也在转来转去。我注意到，徽章明显地转动得比震荡快。
　　我穷极无聊，所以开始计算旋转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当角度很小时，徽章的转动是震动速度的两倍——二比一。这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方程！然后我想，“根据力或动力学，是否可能用一种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种思路，弄清为什么它是二比一？”
　　我不记得我如何做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解出了带质量的粒子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还记得去汉斯·贝特那儿，对他说：“嘿，汉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盘子这样转，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给他讲那些加速度。他说：“费曼，那是相当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吗？您为什么研究它呢？”
　　“哼！”我说，“一点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应并没使我气馁；我坚定了自己喜欢物理并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继续算振动方程。然后考虑在相对论中电子如何开始进入轨道运动。接着有电动力学中的狄拉克方程。而后是量子电动力学。在我了解它以前（这是很短的时间）我是在“玩”——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爱的类似的老问题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停止了对这类问题的工作：我的论文式的题目、所有这些发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费力。这就像拔出一个瓶塞：里面的东西都不费力地流出来了。我几乎试图阻止它！然而，做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后有什么。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些图形和全部理论也得益于晃动的盘子之类不起眼的小玩意。
　　　　　　　　　　　　　　　　　　　　　　（吴丹迪　译）
　　　
选择人生道路

　　　
作者：福井谦一

　　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在一座叫曼顿的小镇，我曾先后七次到过那里，因为“国际量子分子科学学会”每年都在此地举行年会。作为会员之一，虽然每次出席都不是主动去的，但那里理想的自然风光却时时在我头脑中浮现。那鲜花盛开的草原、地中海沿岸的强烈阳光，以及沙沙作响的风声常常令人想再去看一看。
　　不过，它吸引我的真正原因却是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法布尔用引人入胜的文笔，详细描绘了小镇的自然风光。读起来令人亲切、神往，同时也很合我的口味。
　　《昆虫记》中，各式昆虫均有亮相，其中不少是我在中学生物爱好会期间亲眼所见。实际上，《昆虫记》中描述的生活就是我身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也不可能使我如此敬仰法布尔。
　　《昆虫记》中感人场面随处可见，其中，我反复阅读，感叹不已的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应用化学。
　　法布尔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刚满19岁。毕业的前一天，为了表示祝贺，学校批准毕业生们到实验室看看氧气。正当学生们高高兴兴整装前往时，用作反应剂的硫酸爆炸，实验失败了。这一声爆炸却使法布尔下定决心：今天运气不好，他日我定要亲自完成这项实验，总有一天，没有老师我也能掌握化学。
　　果然，毕业后，法布尔通过自修，由一个小学老师升到初中、高中以至大学讲师，一步步接近既定目标。为了挣得研究费用，法布尔决定一边教书，一边把学到的化学知识用于实践，于是，他“作了一场梦”。
　　他想，把古波斯和印度作染料用的茜草色素的主要成分——茜素纯化提出，直接印到布料上去，这方法比起旧的印染法要艺术，也迅速得多。经过不懈的努力，成果显著，他和印染厂的工人们都盼望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谁知，由于1866年德国的两家工厂合制成功人工茜素，使生产天然茜素的工厂倒闭了，法布尔的全部希望成为泡影。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万事休想使我的希望破灭，今后怎么办呢？……不，不要犹豫，我要工作，我要让茜草大桶把拒绝给我的东西从墨水瓶里取出来。
　　正如这里所写的那样，在那次沉痛的打击之后，法布尔开始着手科普知识的推广。1879年《法布尔昆虫记》第一卷出版了，而写“应用化学”一章时，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了。最后一卷是1910年他87岁时发行的，距他去世仅有5年的时间。
　　法布尔越是靠自学进修化学，就越是热爱这门知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为了化学中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却毁掉了他多年的宿愿。法布尔强有力地喊着：“我要工作啊！”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同时，不能不对如此残酷打击这位“大自然之子”的化学产生了轻微的敌意。
　　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令法布尔伤心的化学。这一选择与学校的学习无关，因为直到高中，我都不喜欢它。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我的头脑里有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历史的主角就是我少年时代“心灵上的老师”法布尔，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这一切似乎无法解释，因为若以积累的情报为基础进行逻辑思维的话，我不会选化学，它的学习方法死板，不合我的口味，初、高中时的化学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人们似乎都是根据这些选择道路的。不过，我不提倡这种选择方法，因为每个人的头脑里，肯定都有秘而不宣的“历史画面”，那里面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可以使人选择一条不那么合乎逻辑的路，这条路也许正适合走下去。
　　我在这里费了不少篇幅追述少年时代这些不值一提、司空见惯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于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今天，回顾自己的工作和人生道路时，是能够重新了解它们的份量的。相比之下，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得到的帮助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确认我对化学反应理论的微薄贡献有些独特见解的话，那么，哺育这种独特性的摇篮，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和大自然的接触。
　　选择道路已是上大学时的事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作一名生物学家那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曾立志做一名文学家。这是一个短命的希望，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难为情。上中学后，我陆续读完了历史、文学，特别是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学，这对扩大知识视野、开扩知识面有极大好处。这不是在小小园地的精耕细作，而是大面积地广播、多收。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求人们广泛学习的时代到来了。
　　　　　　　　　　　　　　　　　　　　（戚戈平　译）
　　　
接触大自然

　　　
作者：福井谦一

　　我出生在奈良市押熊町的外祖母家。本来我应该随母亲的姓，叫杉沢谦一，可是身为上门女婿的父亲非常讨厌住在闭塞的地方，在我出生后不久，便搬到大阪府另立门户了。我就是在大阪西城区岸里的新居长大的。
　　和母亲一样，父亲的老家也在奈良，父亲毅然切断了和这块土地的几百年联系，而在奈良土生土长的母亲也只能默默相随。但父母亲的这个决心并不能切断我对故乡的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热爱它。学校一放假，我就急不可待地赶回外祖母家，一住就是一个暑期。
　　当时的押熊是一座人烟稀少的深山小村庄。现在因住宅开发已大为改观的附近山野，曾是我最热衷玩耍的地方。东山离外祖母家不太远，外祖父腰腿能活动的时候，常常在这里和弟弟们一起比赛，看谁采的野菜、蘑菇最多。西山山麓和一个个池塘，星星点点，分布开来。池水清澈碧透，是我们忘情追逐小鲫鱼的最佳胜地。每天早上，我三下五除二地作完当天的作业，扛起今天已不多见的原始钓鱼竿，就和弟弟们一起到各处的钓鱼场去钓鱼。嘴里塞满尚未成熟的杨梅果，鼓着腮帮钓鱼，真是其乐无穷。
　　当然，除去暑期在外祖母家以外，供我“战天斗地”的场所大部分是在大阪的新居。就是在今天看来，大阪岸里一带仍是一派自然风光，房屋周围还有不少没被利用的荒地。这里曾有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这里采到了一块树状沼铁矿石。它呈树枝状，里面是空的，这是一种珍贵的矿物。当我知道它是沉到湖底木头上的铁时，更是格外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块矿石是在新居附近的丘陵地带采到的，它的出现证明了远古时期这一带曾是水底。啊，这竟是由我亲自发现的，真是妙极了！
　　我从小就有收集的癖好。在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把家中院内的各式杂草归拢起来，排成一排，自我欣赏。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傻里傻气。进小学后，我的收集对象提高了等级，由植物变为矿物，不久又升级到昆虫。对昆虫的爱好及收集甚至一直保留到成年以后，以至在一次出国途中，差点儿为了几个蝴蝶而误了上飞机。
　　追溯往事，留下记忆的几乎都是儿时玩耍中发生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都是些顶顶重要的回忆。相比之下，对学习的回忆就显得淡薄多了。因为小学期间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念书，而是暑期的临海学舍。
　　学校每年暑假都要为那些热衷于观察海洋生物的学生们组织暑期活动。活动期间，学生们都集中住在海滨的校舍里，因此，临海学舍就成了海洋观察站的代名词。在这里，我们观察过海牛等后鳃类动物在海洋中栖息的情景，也曾带着口袋登上汽艇，在海面上进行大规模采集浮游生物的活动，这一切，犹如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我从小学时代的这种课外教育以及在奈良和大阪的自由活动中，汲取了无比宝贵的财富，用来丰富、充实一颗装满未知数的头脑。我指的这些财富也许仅比“玩得浑身是泥”略微成熟一些，但在脑细胞还很娇嫩的童年期就能获得这些财富，已使我终生感激不尽了。
　　　　　　　　　　　　　　　　　　　　　　 （戚戈平　译）

　　
　



5
　
读书教学40年

　　　
作者：杨振宁


　　启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40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6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相片1是我10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相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相片3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5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5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5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相片4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3O多年以后，在1960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相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老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相片5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1929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相片6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相片31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4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1938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进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相片11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4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相片12是一些教室。相片13是大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80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80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4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1941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4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相片47是吴先生和我1982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一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71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与风格

　　1944年至1945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1945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3个月，等到了U．S．S．General Stewart上的空位。这种船叫Liberty 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4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
　　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整天说英语的人。我还清楚记得，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到了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到60年代美国讲“脏话”运动发生以后，我才懂得从前听见是些什么话。
　　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特别佩服的三位是爱因斯坦（Einstein）、费密（Fermi）和狄拉克（Dirac）。他们都是20世纪的大物理学家。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风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这精神通过很简单但深入的想法，用数学方式表示出来。他们的文章是单刀直入，正中要害的。我比较不能欣赏海森堡（Heisenberg）的风格。海森堡是20世纪的一位大物理学家。他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可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能引起我的共鸣的。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大家知道每一个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会以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什么叫做风格？要讨论这一点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曾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1945年11月我到美国。在纽约上岸。花了两天买了西服、大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密。费密不但在基本物理上有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主持造世界第一个原子堆的人。因为这是战时工作，所以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费密“失踪”了。可是我知道他失踪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到该校去问费密教授什么时候上课。使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费密的人。
　　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去看我的一位老师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那时正在美国访问。张先生告诉我，费密打仗期间曾在洛斯阿拉漠斯（hos Alamos），听说他已经决定要到芝加哥去当教授。这就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道理。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我跟费密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课以外，还开了一门特别的课，讲授特别选出来的题目。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接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Tellr）教授。大家知道，他后来被称为“氢气弹之父”。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90％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10％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刚才我和大家提过，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现，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经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一些最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很高兴的是，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做实验的经验

　　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深深感觉到，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当时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我本来计划跟费密做实验。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阿尔罔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而那时费密的实验室在阿尔罔，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费密介绍我到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
　　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实验室的18至20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到我动手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在做了18个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实验不太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那个题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1948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1949年春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原子弹的工作。1947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所长。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济济。他来芝大演讲后，我去找泰勒及费密，说我希望到该研究所去做研究。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都替我写了。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去。然后，费密对我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费密的，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里头。他说，我应该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来。
　　1949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20位教授，都是知名学者。研究方向有数学、理论物理和历史。最有名的学者，当然是爱因斯坦。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1949年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每天仍然到办公室去。我们年轻人不大愿意去攀谈，因为怕给他麻烦。有一天，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的。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电磁学，一个是统计力学。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他找我去谈了不少时候。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1950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date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d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访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在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MillS），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Toll）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66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17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1967年、1969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我最早认识他，是1960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1966年到1973年这7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1973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访问中国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7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26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7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回顾

　　1982年9月我60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17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回想一下，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生命奥秘的破译者们

　　　
作者：沃森

　　
　　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美国遗传学家。生于芝加哥。196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56年到哈佛大学任教，1961年成为教授。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学。与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共同阐明DNA分子双螺旋形结构，设计出结构模型，回答了遗传物质自行复制问题。提出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展。二人同莫里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基因分子生物学》等。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像卢瑟福或波尔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一般地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花了40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像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像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聋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有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的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乎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体贴细微、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学院。这个套间只能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坐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
　　那时克里克与奥迪尔结婚已经3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奥迪尔比他小5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时髦杂志》，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乐趣。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把这个北艾姆敦出身的人从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踏入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却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光衍射图来核对。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以致必须承认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槁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径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像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要着玩呢。于是，我只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
　　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昔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冲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on）的协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的“A型”要简单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究竟存在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很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毋庸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分嘲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像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段时期，他也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含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现的。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烦恼。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着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了，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也不再用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吟的结构式时，居然茅塞顿开，受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启示。我忽然想到在DNA结构中，腺嘌呤残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和在纯腺嘌呤结晶中的氢键是相似的。这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DNA确是这样的话，一个腺嘌呤残基和与它成180°旋转的有关腺嘌呤残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氢键。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两个对称氢键也可以把一对鸟嘌呤，一对胞嘧啶或一对胸腺嘧啶联结起来。于是，我开始想，每个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碱基顺序的双链构成的；而这两条链又是通过相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联在一起的。麻烦的是，这样的结构不可能有一个规则的骨架，因为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状不同，这个结构的骨架会由于这些嘌呤对或嘧啶对在中心交替出现，而显示凸出或凹进的形状。
　　尽管骨架不规则的问题仍未解决，我的心却砰砰地乱跳起来。如果这就是DNA的结构，我会因这个发现而一鸣惊人。
　　时钟敲过12点以后，我感到心情越来越愉快。我想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克里克和我曾经担心表面上看来DNA结构可能是枯燥无味的。既不能说明它的复制机理，也不能说明它控制细胞的生物化学功能。但现在使我惊喜交加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竟是如此饶有趣味。有两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兴奋得彻夜难眠，成对的腺嘌呤幻影在我眼前翩翩飞舞。仅偶有几次，我担忧这绝纱的幻想是否会出差错。
　　克里克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DNA的研究工作。在发现A-T和G-C碱基对有相同形状的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头去测量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数据，可惜收效甚微。他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焦虑不安地盯着硬纸板模型，尝试着用其它一些方法搭配碱基对。后来，这短暂的疑虑过去了，他又满面春风，兴奋地对我谈起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尽管这种作法和剑桥常见的遇事稳重和留有余地的态度迥然不同，我还是很乐意听的。DNA结构搞清楚了，其结果又是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的名字将和双螺旋连在一起，就像鲍林的名字总和a螺旋连在一起一样。这一切几乎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伊尔饭店6点钟开门时，我和克里克一同去吃饭。我们顺便商量一下以后几天该干些什么。克里克觉得，能否制出一个完善的三维结构模型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因为遗传学家和核酸生化学家不应该再白白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仪器设备。需要尽快地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们能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当然同样迫切地想造出这样一个完善的模型。但是，我却更加念念不忘鲍林，我担心在我们把结果告诉他之前，他说不定会碰巧发现碱基对的奥秘。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始终不能稳定地建立起双螺旋模型。在拿到金属制成的碱基模型之前，制出的任何分子模型都很粗糙，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回到“老妈”旅馆，对伊丽莎白和福卡德说，克里克和我可能已击败了鲍林，我们的发现将使生物学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俩人都感到由衷地高兴。伊丽莎白更为她的兄弟感到自豪。福卡德表示，他要向国际生化学会报告，他的一个朋友将获得诺贝尔奖金。彼得也是同样兴高采烈，虽然他父亲可能在科学上遭到重大挫败，他并未因此流露出任何不快。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感到格外的精神焕发。在去惠姆吃早饭的路上，我慢步走向克莱尔桥，抬头眺望国王学院哥特式礼拜堂在这明朗春天高耸入云的尖顶。在那儿，我稍事停留，观赏了最近整修一新的吉布斯大楼。这是一座具有乔治王朝特色的建筑。这时我想，我们今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曾在这里度过的那些平静岁月。我们曾长期来往于这里的几个学院之间，默默无闻地博览了海弗书店所有的各类新书。我怡然自得地看过《泰晤士报》，然后走到实验室。我看到克里克正在按他想象中的格式，用硬纸板拼着碱基对。不用说，他早就来到实验室了。仅仅用了一个圆规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两类碱基对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结构之中。那天上午，佩鲁兹和肯德鲁曾先后来到实验室，想了解一下我们是否依然确信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克里克分别向他们简单明了地介绍了我们的发现。就在他向第二位客人介绍时，我走下楼去，想到工匠间看看嘌呤和嘧啶的金属模型是否能在当天下午提前完工。
　　我们只稍加催促，最后的焊接工作便在两小时后完成了。我们立即用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片来建造模型。在这个模型里，DNA的所有成分首次配备齐全。我在一小时内，把各个原子的位置妥善进行了安排，使它们既符合X射线数据，又和立体化学原则相一致。这样得到的是一个右旋螺旋，并且两条链方向相反。只有一个人操作这个模型才比较方便，所以，直到我都已装配就绪，从模型旁让开之后，克里克才去检查我的工作。有一个原子间距比其最适值略短了一些，但并不超出当时公布的标准，因此我也无需为此担忧了。克里克检查了15分钟，虽然他也偶然有几次皱起眉头，使我多少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但他并未找出任何差错来。他逐个检查，感到满意后，再去检查另外的原子，间距是否都很合理。我们和奥迪尔一起去吃午饭时，一切看来都很顺利。
　　在饭桌上，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如何宣布这一重大新闻上。首先应该尽早告诉威尔金斯，可是，想到16个月前的惨败，我们觉得在没有把所有原子间的关系确切地搞清楚之前，得暂时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保密。随便拼凑一些看来合理的原子间距，实在是件过于容易的事，因此也就常会产生这种情况：局部看来完全可行，而整个结构却根本不合理。我们估计还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互补DNA分子具有的一些优点，也完全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具有片面性。因此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必须用铅垂线和测量杆精确测量一下核苷酸中所有原子的相对位置。由于双螺旋的对称性，由一个核苷酸的原子位置，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其他核苷酸的原子位置。
　　喝过咖啡后，奥迪尔问起，如果我们的工作确实像她听说的那样，将会引起一场轰动，她和克里克是否仍要去布鲁克林过那种流放般的生活。或许我们是应该在剑桥继续呆下去，研究一些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我试图打消她的顾虑，就着重指出在美国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人比比皆是。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剃光头，女人都穿着白短袜逛大街的。美国的最大长处是那里有从未涉足的广阔天地，可以任人自由开拓。然而我这一番话未能奏效。奥迪尔一想到要和那些不修边幅的人们长期相处，就感到惴惴不安。况且。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刚让裁缝做的紧身运动衫和美国人的便装完全不同。她看到我这样的装束，就更加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克又比我早到实验室。我进去时，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可以逐个得出原子间距。他在那儿把原子前后挪来挪去。我坐在写字台边，考虑着如果我要尽快宣布我们有了某种有趣的发现，我该用哪种格式来写这封信。我正在想入非非，竟没有注意到克里克要我帮他扶正模型，以防在调整时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重要性是小题大做，大方向错了。看来，威尔金斯和罗西坚持研究DNA的钠盐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既然糖和磷酸骨架在外部，究竟是哪种盐其实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两种盐都能被双螺旋结构所接受。
　　时近中午，布喇格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他由于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几天。听到克里克和我提出了有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构的消息时，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他马上抽空溜达到我们这儿，想亲眼看一看DN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的等量关系是糖和磷酸骨架有规律反复出现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喇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打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对他说，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里克讲话那样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难相信他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从容掌握确切无误的事实。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的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只想证实，从立体化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
　　　　　　　　　　　　　　　　　　　　　　（刘望夷　译）

　　
　



五、科学前沿的展望
　　●美国著名数学家、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乌拉姆博士认为：“将来影响地球上人类生活面貌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是食物生产和更换的新途径，它将比任何现在词义上的政治-社会-经济进展的影响都大得多”。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的惠勒博士曾发问：“爱因斯坦逝世24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多少进步呢？”他还预言，今日物理学使我们面临着两个悻论的挑战。
　　●领导登月计划的美国航天科学家冯·布劳恩预言：空间技术能为地球上的直接的永久的利益服务。他的预言，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实现。
　　●电脑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人不禁要问它到底有多大。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本杰明·亚历山大，在“电脑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一文中，预测了电脑对人类的影响。
　　●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如何？这是许多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杨振宁博士曾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预言“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在每个时代总有一两个坚持不懈的志士，具有天赋的创造能力，认定只有确实可靠的事实才能作为科学依据，或者厌恶那种纯怀疑主义的论调，不愿走他们前人和同时代人所走的舒适的老路，不顾一切荆棘和障碍，迈开大步走他们自己开拓的道路。
　　　　　　　　　　　　　　　　　　 ——赫胥黎
　　无论鸟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凭借着空气，它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你们如果不凭借事实，就永远也不能飞腾起来的。如果没有事实，那你们的“理论”就会成了虚枉的挣扎。
　　　　　　　　　　　　　　　　　　　——巴甫洛夫
　　天才科学家的数目不可能依照命令而增加；只有当科学家所在群体里的科学训练能恰如其分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训练肘，天才科学家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
　　　　　　　　　　　　　　　　——卡洛·卢比亚
　　现在，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是一个破碎的宇宙，它富有质上的千差万别的以及潜在的千奇百怪。我们已经发现，与自然的对话不再意味着解除从外部对月球荒漠的观测所得到的迷妄，而是意味着对复杂的和五花八门的自然进行局部的有选择的探险。
　　　　　　　　　　　　　　　　　　　——普里高津

　　



1
　　
我们的科学要来一个伟大的复兴

　　　
作者：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12岁进入剑桥大学。1576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随员，后当过律师、国会议员、国王顾问、大法官等。1621年脱离政治生涯，潜心著述。他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自然界、物质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著有《学术的进展》、《新工具》、《论说文集》、《论古人的智慧》等。

　　当前知识的状况并非繁荣昌盛，也没有重大的进展。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已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
　　我觉得人们不管对自己已有的知识，还是对自己的力量，都没有正确的理解，而是高估了前者，低估了后者。因此他们要末对自己现有的学艺评价过高，不再作进一步的探索；要末对自己的力量评价过低，把它花费在微不足道的琐事上，从不堂堂正正地用来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这两点注定了人们在知识的道路故步自封；因为人们既没有鼓起劲来深入钻研的要求，也不抱这个希望。要知道，人之所以要求改进，主要原因在于对已有的知识有看法，如果满足现状，就无意于为将来作准备了。既然如此，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不仅应当、而且绝对必须把我们对于现有成就的过分推崇和赞赏坦率地、直截了当地去掉，适如其分地警告人们不要夸大这些成就，对它们评价过高。
　　一个人只要仔细看看形形色色的科学技术书籍，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东西，尽管论述的方法不同，实质上却没有新的内容，因为全部储存的知识乍看起来好像很多，一检查就看出非常贫乏。从价值和用途方面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主要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因此我们学术界的现状就好像古老的斯居拉寓言里描写的那样，长着处女的头和脸，子宫上却挂满狂吠的妖怪，无法摆脱。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也是这样，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讨人喜欢的一般论点，可是一碰到特殊事物，即生育的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就是它们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
　　我们再看看，如果这类科学里还有点生命力的话，好多世纪以来是决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情况的。这就是：科学几乎停滞不前，没有增加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不仅过去说过的话现在还在说了又说，而且过去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并未通过讨论得到解决，只是固定了、扩大了。各个学派的传承依然是师徒的传授，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在机械技术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相反地，它们含有一些生命的气息，因而不断地生长，变得更加完善。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它们一般地是粗糙的、笨拙的、不成形的，后来才得到了新的力量，有了比较方便的安排和结构。可惜人们很快就放弃了钻研，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了，以至没有达到他们能够达到的完善地步。
　　与此相反，哲学和精神科学却同神像一样受到人们的崇拜和赞颂，但是一点都不动，一步都不前进。不但如此，有时候它们在创始人手里非常繁荣，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人们一旦依从别人，自己不作判断（像那些号称“行走”的参议员一样），同意支持某个人的意见，从那时起，就不是发扬光大科学本身，而是低三下四，为个别的名家涂脂抹粉、扩大跟班队伍了。不要说什么过去科学一直在逐步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并且（十全十美地）在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固定下来了，现在已经没有发明新东西的余地了，剩下的工作只能是把已经发明的东西拿来润色润色、琢磨琢磨了。那样倒不错！可是事实上，科学上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无非是出于少数人的自负和其他人的懈怠而已。因为在科学的某些部分得到辛勤的治理之后，就会出现某个胆大的人，以提供人们喜好的方法和捷径著名，表面上把它们归结成为一种学艺，实际上却把别人的成就统统破坏了。然而这种做法却是后人所欢迎的，因为它把工作弄得简便易行，省得进行人们所厌烦的进一步研究。如果有人把这种一般的默认和同意当成万无一失、经过时间考验的论据，我可要告诉他，他所依据那个道理是极其错误、毫无力量的。因为，首先，各个时代、各个地方人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揭示、所发表的一切，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至于个人私下从事的和做出的一切，我们更加不是全都知道；历史上的正产和流产，并没有都载入我们的记录。第二，人们的同意本身，以及保持同意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值得考虑的事。
　　因为不管行政上的法规有多少种，科学上的法规却只有一条，这就是通俗易懂；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我们知道，最得人心的学说总是那些争辩性的、论战性的学说，要末就是那些外表堂皇、内容空洞的学说，可以说都是挑逗逢迎，惹人同意的。因为这个缘故，毫无疑问，古往今来绝顶聪明的才子无不被迫离开自己的道路，超乎寻常的能人智士全都为了取得名声而甘心屈从时代的判断、众人的判断；因此，即或有些高级的思想出现在某处，也被流俗的见解立刻刮得一干二净。所以说，时间好像一条大河，把轻飘的、吹涨的东西顺流浮送到我们手里，沉重的、结实的东西全都沉下去了。
　　就连那些在科学界窃取了一种权威地位、自命不凡地以立法为己任的作者们，每当扪心自问的时候，也未免抱怨自然微妙，真理难寻，事物隐晦，原因纷坛，以为人心的力量微不足道。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从来不表现得比较谦虚一点，因为他们所责备的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情况，并不是他们自己。凡是某种学艺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就摆起这方面权威的架子，断定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让某一学艺自己审判自己的案子，它怎能判决自己有罪呢？这不过是摆摆样子，免得显出无知，大丢其丑罢了。
　　至于那些公开发表并且得到公认的学说，情况则是这样：不下工夫，充满问题；在扩大认识方面非常迂缓，很不得力；整个看来好像十全十美，各个部分却是空空如也；让人挑选时颇受欢迎，可是连那些吹捧它的人也不能满意，所以只好用各色各样的手法来加以防护，加以说明。
　　即便有些人决心亲自进行试验，把气力用在扩大知识范围的工作上面，也还没有胆量完全摆脱众人接受的意见，从本源中去求知识；他们只要在现存知识的总和中添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就认为自己已经做了一件大事；他们小心谨慎，认为自己添加了一点东西，就可以维护自己的自由；同时他们也同意别人的看法，借以保持谦虚的美名。可是这种为人称道的平凡和中道由于从众从俗，却成了损害科学的大患。因为同时既称赞又超过一位作者，是很难办到的；知识好像水一样，水一流到低处，是不会上升到它原来的高度之上的。所以说，这种人虽然有所订正，却没有什么提高；虽然改进了知识的状况，却没有扩大知识的范围。
　　确实也有一些人干得比较勇敢，他们放手大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推翻前人的见解，为他们自己、为自己的见解开辟了道路；然而他们的作为对事情推进不大，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实质上和价值上推广哲学和学术，却只是要更换学说，使支配人们见解的权力转入自己手中；他们这样做当然所获甚少，因为他们的错误虽然与别人相反，错误的原因却是一样。
　　虽说也有些人酷爱自由，不受别人意见的束缚，也不受自己意见的束缚，希望别人同自己一道钻研，可是这些人尽管动机真诚，却努力不足。因为他们满足于追求大概的道理，在辩论的漩涡中转来转去，乱七八糟地自由探索，以致放松了研究的严格性。在必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始终不越出经验和自然事实的范围。固然有些人投身于经验的海洋，几乎改变了机械学的面貌，可是这些人在实验中仍旧追求那种东捞一把西捞一把的研究，没有什么有条有理的操作体系。此外，他们大都从事研究某些琐屑的问题，把完成某项单个的发现当作一件大事；他们的研究进程在目的上是狭隘的，同时在方法上也是笨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实事求是地研究某物的本性，得出正确的、成功的结果；他们尽管辛辛苦苦地变更自己的实验，却总是达不到一个停息的处所，老觉得还要寻找些什么别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记着，这就是：人们努力进行实验的时候，一开头都是提出一些特定的工作要求完成，都是怀着早熟的、过早的热情去追索的。这种努力，我说，寻求的是产生果实的实验，而不是带来光明的实验。它并不是摹仿上帝的创世历程。要知道，上帝在第一天的工作中只创造了光，为此花了一整天工夫；那一天并没有造出什么物质性的产品，这一工作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进行的。
　　至于那些把逻辑放在第一位的人，认定科学应该在逻辑里找到最可靠的帮助，他们确实非常正确、非常高明地看到，人的理智不能没有规范，否则就不可靠；可是他们投下的药剂太轻，治不了重病，而且本身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因为大家公认的那种逻辑只适用于人事，适用于涉及言谈和意见那些学艺，用于自然就嫌不够精细；把它用在它所不能驾驭的对象上，就只能使错误巩固、谬种流传，而非为真理开辟道路。
　　因此整个看来，在科学上，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是幸福的；无论在对别人的信任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努力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是各种证明和已知的实验都不很可靠。宇宙在人类理智的眼里好像一座迷宫，哪一面都呈现出那么多的歧路，各种事物、各种征象似是而非，各种自然现象杂乱无章，纠缠不清。尽管如此，道路还是必须打通，要依靠感官的那种闪烁不定、时明时暗的亮光，穿过经验的丛林，通过各种特殊现象向前迈进；可是那些自命为向导的人（据说）自己也是晕头转向的，他们又增加了错误的数目，扩大了流浪者的队伍。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不管是人类天赋的判断力，还是什么偶然的幸运，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成功的机会。杰出的才智也好，重复偶然的实验也好，都不能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我们的步骤必须有一个线索引导，我们的整个道路，从第一个感官知觉起，必须建立在一个可靠的计划上。
　　大家不要把我意思误解了。我并不是说，人们花费了那么长的岁月，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我们没有理由枉自菲薄，看不起人类过去作出的那些发现；毫无疑问，古人发挥聪明才智、进行抽象思考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要知道，在仅仅依靠观察星象来航行的古代，人们已经能够沿着旧大陆的海岸航行，或者横渡少数不大的内海；而在能够穿过大洋发现新大陆之前，必须已经发明了使用罗盘作为更精确、更可靠的指针。同样情形，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的那些发现，是可以通过实践、思考、观察、论证作出的，因为这些事情贴近感官，又直接处在共同的概念之下。我们必须首先给人类的心灵和理智介绍一种更完善的用法，然后才能达到自然界那些更遥远、更隐蔽的部分。
　　　　　　　　　　　　　　　　　　　　　　　　（任华　译）
　　　
一个新世界的描述

　　　
作者：笛卡尔

　　
　　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科学家。生于都仑省拉爱城一个贵族家庭。1604年入耶稣会公学，接受传统教育。1612年毕业后，广泛研究法学、医学、力学、数学、光学、气象学等，接触各方面学者。1618年参加军队，退伍后定居荷兰，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著有《几何学》、《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论心灵的感情》等。

　　请你暂时让自己的思想离开一会儿我们这个世界，去看看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我将要让它出现在那些想象的空间里。哲学家们①告诉我们说，这些空间是无限的；他们的话确实应当信赖，因为就是他们制造了这些空间。可是为了使这种无限不至于给我们造成阻碍，使我们陷入迷网，我们可不要一往无前，走到极端，只要足以超出五六千年前神所创造的一切生物的眼界就行了；我们到达某个确定的地点之后，就设想神重新在我们周围创造出那么多的物质，多到我们的想象力不管向哪个方向伸展多远，都见不到任何空虚的所在。
　　
　　①指经院哲学家们。

　　海虽然并不是无限的，那些在海里坐在船上的人却似乎可以把眼界伸展到无限；可是，在他们所看到的地方之外，却还是有水。所以，尽管我们的想象力似乎可以伸展到无限，这种新的物质却并不被设想为无限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它所充盈的那些空间要比我们想象过的一切空间大得多。然而，为了保证我们的设想不包含任何可以挑剔之处，我们可不要容许自己的想象力任意伸展，只能让它的活动范围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空间，比方说只活动于从地球到天穹中一些主要星辰的距离中，并且设定神所创造的那种物质从各个方面远远地向外伸展到一个不定的距离。因为我们划定自己思想活动范围，要比为神的作品划定范围合适得多，我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既然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幻想自由塑造这种物质，那我们就可以规定它具有这样一种本性，其中的一切都是所有的人都能精通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明确地设定，这种物质并没有土、火、气的形式，也没有木头、石头、金属的那种比较专门的形式，更没有冷、热、干、湿、轻、重的性质，以及滋味、气味、声音、颜色、光亮之类的性质，这些性质的本性中可以说包含着某种并非人人都明白通晓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以为这就是哲学家们的那种“第一物质”，除净一切形式和性质，不留一点可以明白理解的成分。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真正的、完全坚实的形体，它同等地充满那个巨大空间的长、宽、高三个方面，我们的思想就停放在这空间的中心，因此它的每一部分永远占据这空间的一部分，大小跟这个部分非常适合，既不能充满一个更大的部分，也不能挤进一个更小的部分，在它居留在那里的时候，就不容许其他的在那里出现。
　　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这种物质可以分成各个部分，采取着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形状；它的每一部分都能够采取我们所能设想的一切运动。而且我们要设定：神实际上把它分成了许多这样的部分，有些比较大，有些比较小，有些有一种形状，有些有另一种形状，我们愿意把它们塑造成什么样它们就怎么样。并不是神把它们彼此分割开来，因而二者之间有某种虚空；我们要认为：神在这些部分中间设下的全部分别，就在于神给予它们的运动不一样；从创造它们的最初一刻起，神就使它们有些朝这一边运动，有些朝那一边运动，有的快些，有的慢些（也可以完全不动），并且使它们后来按照一般自然规律运动。因为神把这些规律建立得非常出色，即使我们设定神所创造的仅限于我所说过的那些，甚至认为神并不在其中放进任何秩序或比例，而是把它弄得混沌一团，非常混淆，非常杂乱，就像诗人们所能描写的那样，然而，这些规律就足以使这团混沌的各个部分整理清楚，排列成优美的秩序，它们将具有一个最完美的世界的形式，其中不但可以看到光，还可以看到一切出现在这个真实世界中的普遍事物和特殊事物。
　　但是，在我对此作长篇大论的解释之前，还要请大家停一会儿来看看这团混沌，注意它所包含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你完全不知道的，你甚至于根本无法假装对此无知。因为，你只要注意就会知道，我在那里所放的那些性质，我只是设定为你所能想象的那一些。并且，我用来构成这团混沌的那种物质是各种无生命创造物中间最为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它的观念属于我们的想象力能够形成的那一种，你必须设想它，否则你就什么东西都想象不出来了。
　　可是尽管如此，那些哲学家们非常机智，善于在别人觉得非常明白的事情里挑出困难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那种“第一物质”相当不容易设想，却仍旧牢记在心，因而转不过弯，不能认识我所说的那种物质。所以我必须在这里跟他们说，如果我说的不错，他们之所以感到困难，只是由于他们要求把物质固有的量跟物质的外在广延分别开来，所谓广延就是物质占据空间的那种属性。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愿意他们相信自己有理，因为我并不打算停止对他们进行驳斥。然而，如果我设定我所描述的那种物质的量之异于它的实体，一如数目之异于所数事物；如果我把它的广延或占据空间的属性并不看成一种偶性，而看成它的真正形式或它的本质，那么，他们也不应该发现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无法否认，对物质这样看是非常容易的。我并不打算像他们那样解释一个真实世界里的种种实际事物，只打算随意从这种物质塑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最鲁钝的头脑所不能设想的，都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创造出来。
　　如果我在这个世界里放进了一星半点模糊不清的东西，那就很可能是某种隐藏的矛盾造成了这种模糊不清，而我没有觉察到这种矛盾，这样，我由于缺乏思考，就设定了一件不可能有的事情。如果与此相反，我在这个世界里所放进的都是可以分明地想象的，那就很清楚，这样的东西即使旧世界里没有，神也会在一个新世界里把它创造出来，因为神确实能够创造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事物。
　　　　　　　　　　　　　　　　　　　　　　　（王太庆　译）
　　　
关于行星运动的几种假说

　　　
作者：笛卡尔

　　一个水手在汪洋大海里天气晴朗的时节从自己的船上放眼四望，观看其他距离很远而且彼此变换位置的航船时，常常会陷入怀疑，不敢说那个造成这种位置变换的运动应该归给这只或那只船，甚至归给他自己这只船。同样情形，各个行星的路线，从地球看时，是属于那样一类的，它使我们单纯根据所观察到的运动无法知道该把本来的运动归给哪个特定的形体。既然它们的路线很不一律，非常复杂，那就很不容易解释它们，只有在那些可以说明它们各种运动的学说中选出一个范型，假定这些运动都是准照着它发生的。为了这个目的，天文学家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假说，亦即三种假定，并不是把这些假设看成真的，只是把它们看成适于解释现象的。
　　这些假说的第一个是托勒密的。由于它与许多新近的观察冲突（特别是在金星上观察到如同月亮上一样的盈和亏），现在被所有的哲学家一致否弃，所以我在此处不提了。
　　第二个假设是哥白尼的，第三个是第谷·布拉赫的。这两个都仅仅被看成假设，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各种现象，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只是哥白尼的说法比较简单一点，清楚一点。诚然，第谷不会有必要去改变它，他并没有企图揭露事物的实际真相，与单纯的假说相对立。
　　哥白尼毫不迟疑地把运动归给地球，第谷却要在这一点上纠正他，认为这从物理学观点看是荒谬的，而且是与人类的共同意见冲突的。但是他并没有充分注意运动的真正性质，因此，尽管他口头上坚持地球是静止的，实际上他却把多于哥白尼的运动归给了地球。
　　我的主张跟哥白尼和第谷的主张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我建议避免把任何运动归给地球，这样就比第谷接近真理，同时比哥白尼谨慎了。我所要提出的假说最为简捷，可以用来理解各种现象，研究其自然原因。我要把它仅仅看成一种假说（或可以虚假的假定），而不以之为实在的真理。
　　　　　　　　　　　　　　　　　　　　　　 （王太庆　译）
　　　
宇宙起源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作者：休谟

　　的确，我们可以注意到，对科学和高深的研究毫无所知的通常的人，看到学者们的无穷争辩，一般对哲学有一种彻底的轻视；因此，他们就更坚执于人家所教他们的神学要义。那些浅尝学术研究和探讨的人，在最新颖最离奇的学说中，见到了证实那些学说的论据的许多表面现象，就以为对于人类理性并没有什么太困难的东西，狂暴地冲破了一切的藩篱，进而亵渎神圣事物的最深的堂奥。但是我希望克里安提斯会赞同我，在我们放弃了“无知”这个最可靠的救药之后，还仍旧有一个得策，可以用来防止这种狂妄的读神。让第美亚的原则得到改进和发挥，让我们变得彻底地感觉到人类理性的脆弱、盲目和狭隘，让我们正确地考虑一下它所表现的不确定性和不必要的矛盾，即使在日常生活和实践的题材上也是如此。让我们看清我们感觉本身的虚妄和错误；看清一切哲学系统中的基本原理所连带着的那些不可克服的困难；看清那些属于物质、因果、广延、空间、时间、运动等观念的矛盾；同时，概括地来说，要看清一切种类的量，这是唯一能适当地自命为具有任何确定性和明显性的科学的对象。当我们把这些题材充分明白地剖示出来，如像有些哲学家和差不多所有的宗教家所作的那样；谁能对这理性的脆弱能力保持那样大的信心，以至在如此崇高、如此深奥、如此远离日常生活及经验之点，对理性的决定也给予任何尊重呢？既然一块石头的各部分的凝聚无间、或甚至使石头延展的各个部分的结合，我说，既然这些熟习的对象是如此不可解释，并且包含着如此相反的和矛盾的情形；凭什么我们可以决定有关宇宙起源的问题，或自永恒以至永恒追溯它的历史呢？
　　克里安提斯，一切关于事实的推论都以经验为根据，一切根据实验的推论都以因的相似证明果亦相似，果的相似证明因亦相似的假定为根据：这个现在我不和你多作辩论。但我要请你注意，所有正确的推论家如何极度小心地把他们的实验推广到相似的情况上去。除非是情况确实相似，他们不会完全放心将他们过去的观察应用到任何特殊现象上去的。环境的每一变动都引起对于某一事件的一个怀疑；需要用新的实验来确实证明这些新环境是没有重要性的。空气的性质、周围的物体、体积、地位、排列、时间等方面的一点点变动，任何这些小节都足以引起最不可测的后果：在任何这些变动发生之后，除非我们对于这些对象十分熟审，我们要是确定地预料新起的事件能和我们以前观察过的事件相似，乃是极大的鲁莽。哲学家的稳重而谨慎的步子着与常人的莽撞的迈步有任何不同，那不同就在于此；常人为最微末一点的相似所驱使，丝毫没有审察或考虑的能力。
　　但是，克里安提斯，你可想到当你将房屋、船舶、家具、机器与宇宙作比较，并且因为它们某些情况的相似，便推得它们的原因也相似时，你不是已跨了一大步，而把你平常的恬静和哲学都收起来了么？我们在人类或其他动物中所发现的思想、设计或理智亦不过是宇宙的动因和原则之一，与热或冷，吸引或排斥，以及日常所见的干百其他例子之均为宇宙的动因和原则之一，没有两样。我们知道思想、设计或理智是一个主动因，自然的某些特殊部分借着它可以改变自然的其他部分。但是从部分中得出来的结论能够合适地推而用之于全体吗？其间的极大悬殊，不是禁止着一切的比较和推论吗？观察了一根头发的生长，我们便能从此学到关于一个人生长的知识吗？一片叶子动摇的情形，即使在彻底了解以后，就会供给我们关于一棵树的成长的任何知识吗？
　　即使让我们将自然的一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当作我们关于自然全体起源的判断的基础（这是决不能容许的），但又为什么要选择像在这个行星之上的动物的理性与设计这么渺小，这么脆弱，这么有限的原则呢？我们称之为思想的，脑内的小小跳动有什么特别的权利，让我们使它成为全宇宙的轨范呢？实在是我们对自己的偏私使我们在一切情况中把它抬举出来；但是健全的哲学应该谨慎防止这种非常自然的迷妄。
　　斐罗接着说，我不但绝不承认自然的一部分能供给我们关于自然全体起源的正确结论，我并且不容许自然的一部分作为另一部分的法则，假如后者与前者相差太远的话。有什么合理的根据来说其他行星的居住者也具有思想、理智、理性，或者与人类这些能力相类似的东西呢？自然在这个小小地球上的作用的方式既然有如此极端复杂的变化，我们还能想象，她会在如此广漠无限的宇宙中永远摹抄她自己同一的手法吗？并且假如思想，正像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的一样，只局限于这窄小的一角，并且甚至在这一角上活动范围也如此有限，我们有什么权利派它为万物的根本因呢？一个农夫以为他的家园管理制度就是治理国家的大法，这种狭隘的看法比较起来还可算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妄见。
　　但即使我们能确信一种类似于人类的思想与理性贯彻于全宇宙间，而且它的活动力在别处比在地球上更巨大更有威力：可是我仍不能明了，我们怎么能有任何权利从一个既经构成、排列、配置好了的世界，推演出一个尚在胚胎情形中，正趋向于结构与排列的世界。根据观察，我们知道一个成长了的动物的组织、活动及营养的一些情形；但当我们把这个观察推至于子宫内胚胎的成长时，就得要大大的小心，要是把这个观察推至于小动物在其雄亲的生殖器中的构成时，还要更大的小心。即使根据我们的有限经验，我们知道，自然具有无数的动因与原则，它们在自然每一变更她的地位与情况时不绝地表现出来。而什么样的新颖而未知的原则使自然在宇宙的构成这样新颖而未知的情况下活动，除非是极端的莽撞，我们不能作一决定。
　　这个伟大体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被我们所发现的是极不完全：难道我们就能够以此为根据来对于体系全体的起源作一决定的判断吗？
　　这真是惊人的结论！石、木、砖、铁、铜，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渺小的地球上，没有人的技巧与设计，就没有秩序或配列：因此，宇宙若没有类似于人类技巧的东西，也就不能自行得到它的秩序或排列。但是自然的一部分难道可算是与它相差甚远的另一部分的法则吗？难道他是自然全体的法则吗？难道极小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吗？难道在一种情况下的自然可算是与它大不相同的、在其他情况下的自然的确定的法则吗？
　　　　　　　　　　　　　　　　　 （陈修斋　曹棉之　译）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作者：赫胥黎

　　有关人类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人类与宇宙间事物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比其他问题更有趣味。我们人类的种族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人类制服自然和自然制服我们人类的力量范围有多大？我们人类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给每个生长在世界上的人以无穷的兴趣。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在寻求这些问题的新答案时遇到艰难和危险就退缩回来，而满足于避开这些问题，或者使追究问题的精神窒息在受人推崇和可尊敬的传统说法的鸭绒被下。但是，在每个时代总有一两个坚持不懈的志士，具有天赋的创造能力，认定只有确实可靠的事实才能作为科学依据，或者厌恶那种纯怀疑主义的论调，不愿走他们前人和同时代人所走的舒适的老路，不顾一切荆棘和障碍，迈开大步走他们自己开拓的道路。
　　关于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的知识，是正确理解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必备知识，关于这一点，最后还是归结到前面所描述的奇异动物和人类发生的关系和亲缘问题。
　　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思想最简单的人，当他和那些几分像人样的东西见面时，也不免会多少感到吃惊。之所以发生惊异，并不是因为厌恶那些动物的丑陋的相貌，而是因为对于有关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人类和次于人类的动物的关系这样一些传统上受尊重的理论和根深蒂固的偏见，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意味深长的疑虑。
　　现在我打算对这个问题作扼要的介绍，并且把人类和兽类类缘上的性质、程度等结论方面的主要事实，用最通俗的、即使是没有解剖学专门知识的人也能明白的话来说明，然后提出一个直接的结论。根据那些事实，我断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最后我将讨论那个结论同人类起源的假说的关系。
　　没有理由怀疑，人类起源的一种情况是从类人猿逐步变化而来，另一种情况是和猿类由同一个祖先分支而来。
　　目前只有一种关于自然作用的学说具有使人满意的证据，可以得到支持；换句话说，只有一种关于一般动物的物种起源假说是有科学根据的。这就是达尔文先生所提出的假说。
　　我相信达尔文先生已经满意地证明了他所称的“选择”或“选择变异”，在自然界确实存在，而且起着作用。同时，他还用充分的证据证明了这种选择作用足以产生构造上新的“种”，甚至一些新的“属”。如果动物界的差别仅仅限于构造方面，那么我就应毫不迟疑地认为，达尔文先生已经证实了存在着一种真实的自然界的原因，足以用来说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种的起源。
　　我接受达尔文先生的假说，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可以用选择繁育的方法来产生生物种。正如一个物理学方面的哲学家因为已有证据表明假说中的以太的存在，可以接受光的波动学说，或者如一个化学家由于有证据表明原子存在而接受原子学说，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因为它有大量的显而易见的可靠性：它是目前消除和清理所观察的事实中混乱情况的唯一办法；它是从发明分类学的自然系统和开始胚胎学的系统研究以来，给博物学家们提供的最强有力的研究工具。
　　但是，即使先不考虑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整个自然界现象的类似就提供了一个完善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驳倒那样一种论点，即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的产生仅仅是由于一种称为第二原因的介入所造成的。关于人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由生物产生的力量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理由使我怀疑，从不成形的到成形的，从无机的到有机的，从盲目的力量到有意识的智慧和意志，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界的伟大进程中的相互联系的东西。
　　科学在确定和阐明真理之后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此书专供科学工作者阅读，那我就应结束，因为我的同行们所尊重的只是证据，确信他们的最高责任就是服从证据，即使是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
　　但是我希望它能传播到广大有知识的人群中去。当我把一直在进行的那种最小心谨慎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尽量予以公布时，如果大多数读者对我的结论表示反对，而我却不去理睬，那便是不应有的懦怯了。
　　我将听到来自各方的声音——“我们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猿类中仅仅高明一些的种类，只是比你的那些粗野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腿要长一些，脚更结实一些，以及脑子大一些。不管它们看来是如何同我们近似，但是知识的力量、善与恶的意识、人类感情中的怜悯之心，都使我们超越于一切兽类的伙伴之上。”
　　对此我只能回答说，这种叫喊，如果是适当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有道理的，我会完全同情。但是我并不是根据大脚趾如何而去确定人类的尊严。相反，也不是因为猿脑也有小海马，所以去讽刺我们失去了尊严。相反，我尽力去排除这种虚荣心。我一直致力于证明人和动物界之间没人比猿猴本身之间还要宽的绝对的构造上的分界线。我更可以就我的信念来说明，企图从心理上来区别人和兽，也同样是徒劳的。甚至情感、智慧等最高级的能力在低等动物中已开始萌芽。同时没人比我更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且我更深信，不论人是否由兽类进化而来，但肯定人不属于兽类。没有一个人会轻视这个世界上唯一有理智的居民的现在的尊严和放弃对他未来的希望。
　　的确曾听到有些装作是这些问题的权威的人们告诉我，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是不能协调的，人兽同源的信念中包含着人类的兽化和堕落。但果真是如此吗？难道一个聪明的孩子会被一些明显的论点造成思想混乱，肤浅的辩论家们能把这种结论强加于我们吗？诗人、哲学家或艺术家（他们的天才是他们时代的光荣）由于确实的历史可能性（就不说必然性），便会从高位上退落下来，说他是某些裸体的无人性的野人的后裔，他的知识仅足以使他比狐狸稍微狡猾些，比老虎更险恶一些，这些说法难道是真实的吗？难道说因为他从前曾是一个卵，用一般的方法不能与一只狗的卵相区别，所以他就得跳起来狂吠，并用四只脚趴在地上？难道说博爱主义者或圣人，因为对人类天性的最简单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出人具有四足兽的利己之心和凶残的欲念，因而就不再致力于过一种高尚的生活了吗？难道说因为母鸡表示出母性爱，所以人的母性爱也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因为狗有忠诚性，所以人的忠诚性也就毫无价值了？
　　广大群众的常识就能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些问题。健全的人类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从现实的罪恶和堕落中解脱出来。把思考上的污浊让给讽刺家和“过分的公正者”吧，这些人憎恨一切事物，对于现实世界的高尚品德盲目无知，对人类所占据的崇高地位没有能力去领会。
　　不但如此，而且善于思考的人，一旦从传统偏见的令人眩目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将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并且从人类过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将会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崇高的未来的信心的合理根据。
　　人们应该记住，在把文明人与动物界相比时，好似一个阿尔卑斯山上的旅行家，看到那高耸云霄的山岳，不知道那暗黑色岩石和蔷薇色山峰到何处是尽头，天空的云层从何处发生。地质学家告诉他说：这些巍峨的山岳，归根到底只是原始海洋底部的固结的粘土，或是从地下大熔炉中喷出的冷却了的熔渣，与那暗黑色的粘土原是同一物质，但是由于地壳内部的力量而上升到了那壮丽和显得高不可攀的位置。诚然，这位惊异的旅行家，如果在最初拒绝信任地质学家的这番话，那是可以谅解的。
　　但是地质学家是正确的。适当地思考他的指导，不会减少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好奇心，反而可以在未受教育者的单纯审美直观之外，增添各种崇高的知识力量。
　　在激情和偏见消失以后，关于生物界里的伟大的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脉——人，我们从博物学家的指导中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我们并不因为人在物质上和构造上与兽类相同而降低了人类高贵的身分。因为，只有人具有能创造可理解的和合理的语言的天才，就凭这种语言，人在他生存的时期逐步积累经验和组织经验，而这些经验在其他动物中当个体生命结束时就完全消失了。因此，人类现在好像是站在大山顶上一样，远远地高出于他的卑贱伙伴的水平，从他的粗野本性中改变过来，从真理的无限源泉里处处放射出光芒。
　　　
关于设立诺贝尔奖的遗嘱①

　　　
　　
　　①此为诺贝尔生前所拟定的第二次遗嘱之主要部分，（第一次遗嘱未生效），拟定时间为1895年11月27日。

　
作者：诺贝尔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五人委员会颁发。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王楫　译）
　　　
给青年们的一封信

　　　
作者：巴甫洛夫

　　什么是我对于我们祖国献身科学的青年们的希望呢？
　　首先是循序渐进。我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心情激动地谈到这种卓著成效的科学工作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再循序渐进。从一开始工作起，就要在积累知识方面养成严格循序渐进的习惯。
　　你们在想要攀登到科学顶峰之前，应先通晓科学的初步知识。如未掌握前面的东西，就永远不要着手做后面的东西。永远不要企图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哪怕是用最大胆的推测和假设会掩饰呢。不论这种肥皂泡的色彩多么使你们炫目，但肥皂泡必然是要破裂的，于是你们除了惭愧以外，是会毫无所得的。
　　要养成谨严和忍耐的习惯。要学会做科学中的细小工作。要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累事实。
　　无论鸟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凭藉着空气，它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你们如果不凭藉事实，就永远也不能飞腾起来的。如果没有事实，那你们的“理论”就会成了虚枉的挣扎。
　　但是在研究、实验和观察的时候，要力求不停留在事实的表面上。切勿变成事实的保管人。要洞悉事实发生的底蕴。要坚持不懈地寻求那些支配事实的规律。
　　第二是谦虚。无论在什么时候，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不管人们把你们评价得多么高，但你们永远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个毫无所知的人。
　　切勿让骄傲支配了你们。由于骄傲，你们会在应该同意的场合固执起来，由于骄傲，你们会拒绝有益的劝告和友好的帮助，而且由于骄傲，你们会失掉了客观的标准。
　　在我领导的这个集体内，是互助气氛解决一切。我们大家都被联系到一件共同的事业上，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来推进这件共同事业。我们往往是不分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然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共同事业才能赢得胜利。
　　第三是热情。切记，科学是需要人的毕生精力的。假定你们能有两次生命，这对你们说来也还是不够的。科学是需要人的高度紧张性和很大的热情的。在你们的工作和探讨中要热情澎湃。
　　我们的祖国给科学家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应该公道说，在我国正把科学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去。简直达到了最广泛的程度。
　　关于我国青年科学家的地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要知道这方面情形是非常明显的。对你们供给的多，但向你们要求的也多。不论就青年们说，或是就我们说，都要对得起我们祖国寄予科学的厚望，这乃是有关荣誉的问题。
　　　　　　　　　　　　　　　　　　　　　　 （吴生林　译）

　　
　



2
　
展望未来

　　　
作者：冯·卡门

　　科学家预言未来是要冒风险的。因为预测往往会出差错，出了差错难免出乖露丑。从前，关于航空发展前景的一些预言，就不止一次出过洋相。比如1903年杰出的西蒙·纽康教授宣称，除非再发现一条新自然法则，否则，没有气囊根本不可能飞行。然而时隔不久，莱特兄弟就驾驶有翼飞机进行了历史性飞行。
　　这次失言对纽康教授来说是够难堪的，而5年之后，这位无所畏惧的教授看到早期飞行发展缓慢，再次断言说，任何人都能下这样的结论：将来乘飞机要像今天乘火车一样普及只是一种梦想。很显然，到过现代化机场的人都会对这个说法感到忍俊不住。
　　我凭经验深知预言错了是什么滋味。话说回来，我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为美国空军制定的远景规划中，有些预测是相当成功的。由于这方面的鼓励，我也想对不远的将来发表一些看法。此外，我年已81岁，就这点来说，预测20年还是相当安全的。因为到了回头验看预测结果的时候，我早已远离尘世，只好在另一个世界的科学殿堂里进行回顾了。
　　总的说来，目前的航天事业正面临着类似于莱特兄弟初次飞行那样的新时代。在研究了若干早期飞行前的文献资料之后，我可以说，那时进行的研究工作，并不比我们现在航天学会会议上听到的外行与科幻小说家提出来的东西更具有科学性。考虑到莱特兄弟成功之后的科学进展，我觉得上述情况也许是个好兆头。
　　我认为，今后10年，航天科学将是一块造福人类的沃土。天文学、气象学和通讯技术会有很多惊人的发展。在天文学方面，从地球轨道实验室进行观测，能更加精确地测定恒星和行星之间的距离以及外层空间的状态。极稀薄气体中超音速运动方面新知识的应用，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康德、拉普拉斯和其他哲学家的太阳系起源学说。
　　在气象学上，由于星际气体、太阳风和空间电磁场密度方面的知识逐渐增加，我们也许能够精确洞察它们对地球气候（飓风的形成）的影响。运用气象卫星确实有可能发现大气现象的规律；从而使气象学真正成为一门符合逻辑的科学。
　　一些乐观主义者，包括我在内，一直相信控制天气是可能的。不过，我认为这是遥远的后事了。
　　从航天技术最早得到好处的将是远距离通讯。我认为，在今后数年内，远距离通讯会不断取得巨大进展。看来，运用现有技术就能发射一系列人造卫星，用于解决全世界电话和电报通讯问题；最佳方案是发射几颗周期为24小时的人造卫星，跟地球同步运转。其优点是，任何时候都有一颗人造卫星停留在天空中一个固定位置上。今后几年肯定会涌现出许多人造卫星发射计划，从中可以选择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付诸实施。
　　不少性急的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总要我对空间旅行作些猜测。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坚信它将会以某种方式实现的，而且比很多人设想的时间可能更早些。尽管我们已经熟知空间飞行的基本原理；然而，具体实现的时间，则要取决于航天技术的发展了。
　　不言而喻，月球是空间旅行的第一站。眼下，苏联正考虑以载人绕月飞行作为向月面登陆的过渡。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方案以及其他种种方案，比如，从地球上直接把宇航员发送到月面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案。总而言之，人类急切需要探索，正如德国幽默作家莫里茨·布赫所说的那样，远处总有好地方，这里还是我家乡。
　　我和弗朗克·马林纳考虑到在月球着陆肯定能行，因此早在1960年8月23日，我们就开始探讨在月球上建立第一个有人实验室的步骤。
　　毫无疑问，月球实验室是一个工程浩大的国际性项目。据粗略估计，它的建造费用高达每工时8万美元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那么，月球上能搞哪种类型的实验室呢？从月面极高和极低的温度着眼，是搞移动式还是选择一块地方建固定实验室恰当呢？在月球上搞什么科学研究才值得花那么大代价呢？
　　我俩认为，从长远的观点考虑，应该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上述一系列问题。
　　马林纳这人有时明显地体现出得克萨斯人的性格。他答道，“说干就干，我们马上动手拟定一份国际月球实验室委员会成员名单。”
　　我们两人讨论月球问题时，正在一家餐厅品尝地球上的美味。干是，弗朗克就在菜单背面开了一张名单。第二天，国际航天协会就予以批准，并同意马林纳担任主席，英国的焦德雷耳·班克天文台射电望远镜的负责人伯纳德·勒维尔为副主席。有几位成员认为，现在就研究有人月球实验室为时过早，这倒不是登月飞行在技术上有多大困难，而是在于宇宙射线和长期失重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还没有进行过深入试验，其影响程度不大清楚。尽管如此，委员会还是受到鼓励，把研究工作继续搞下去。
　　我们离开餐厅时仅仅提出了一些设想，而数月之后，到了1961年，国会通过了肯尼迪总统提出的议案：1970年年底前把一名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这样，马林纳的研究计划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成了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计划了。
　　在月球上着陆并建立实验室之后，我们还要不要飞向其他行星呢？我看是要去的，起码也得飞到火星和金星上去。在最佳条件下，宇航员花1年左右时间就能飞个来回。至于能否飞到其他恒星上去，我看指望不大。因为最近的一颗恒星——半人马星座的X星离地球4.3光年。这就是说，即使以目前技术上无法达到的光速飞行，宇航员也得费4年多时间才能到那里。德国的尤金·桑格尔认为，利用光子火箭，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眼下只是一种假想而已。
　　从理论上讲，若搞得出一种热核聚变的控制方法，桑格尔的光子火箭也许能行得通。不过，老实说，展望飞行速度达到光速的火箭，实非我力所能及。即使技术上到了这一步，飞到比邻的恒星上去，也要5年到30年时间。从人类的角度看，一个人为了登上恒星而关闭在座舱里耗费掉自己短暂的生命也是愚蠢的。听说有人提议在漫长的旅途中可以把宇航员冷冻起来。说句笑话，这可是个冷冰冰的生活方式，在等待解冻期间，一路上，他可要失去不少进餐厅享受美味的良机呢。
　　我也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测，当一个人以光速运动时，生长速度会缓慢得多；因此，宇航员到达某个恒星时仍然是年轻人。我想，这是对物理学的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生长过程并非单纯按照数学规律。这个问题，我跟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热烈争论过。我坚信，人的生长过程不光取决于时间，而且与另外许多因素有关系。
　　目前，尽管人们在大谈特谈空间，但只要地球上还覆盖着空气，只要人们还得靠呼吸空气活着，飞机就不会消失。军用和民用航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今后越来越严重。机场要占用巨大面积，噪音公害不断增加，这将迫使机场离居住区愈来愈远。有人设想，在沿海城市，将机场建在水面上，采用两栖飞机（格莱恩·马丁预言，水上飞机将会复兴）。
　　军用航空方面，飞行速度仍然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它要求起飞和着陆过程实现彻底变革。比如，成败取决于飞机航速和灵活性的战术飞机，要尽可能与跑道长短无关。做到这一点，势必要创造出一些简化起飞与着陆条件的新方法才行。采用滑行架、弹射器或喷气助推起飞都是可能的解决方法。另一种办法就是采用垂直升降系统。
　　将来，在极高的空中飞行毫不足奇。我坚信，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到时候，冲压式喷气飞机、火箭和各种组合式飞机都会发展到我们今天很难估计的程度。也许可以料想，这些飞机从地面起飞，穿越大气层，达到一定速度和高度，进入地球轨道后靠惯性飞行，然后重返大气层，像普通飞机一样选择着陆地点。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飞机——人造卫星飞机。
　　至于说到技术革命对个人及个人生活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将不断扩大。比方说，我们不难预见，崭新的工种将层出不穷，有些熟知的旧工种将会逐渐消失。从航天工业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点已经是一清二楚了，例如，电子计算机行业中的程序设计员和“软件”专家，这是一种前几年还无法料到的新职业。
　　技术发展的势头虽然很猛，而且将继续下去，然而，我却认为，要是把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看得大绝对了也是不明智的。可以肯定，它不可能使以前的技术工作和经验教训都作废。比方说，航空界现在有一种说法：在空间时代，空气动力学过时了。我根本就不信这种说法（前几年我在康奈尔大学讲学时谈过这个问题）。很多飞机设计的基本问题，在导弹和其他飞行器设计中照旧存在。要是这些问题消失了，那才真怪呢。我看，一个人应该通达些，如果从广阔的角度来观察技术发展，他就能懂得过去和将来对人们思考问题和作出决定是同等重要的。科学的发展是永恒的；几千年前就开始起步的科学将继续不断前进。那些根基深厚的科学原则，根本不可能变为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
　　此外，有人常问我，科学家对自己的同胞应该肩负什么责任，在社会上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从整体来说，我认为科学家无需促使或劝说政府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只要把运用某种科学方法可能导致的实际情况提供给政府就行了。科学家不必去制订计划，而应该分析做一件事可能产生的后果。照我看来，一个科学家对待公共事务，既不要像泰勒那样不闻不问，也不要像爱因斯坦那样管得太宽。
　　有些科学家非常害怕与军事部门合作。爱好和平的马克斯·玻思过去常指责我“加入”了美国空军。我的好友尼尔斯·玻尔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前就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拒绝与军方再发生任何瓜葛。而我却一直认为，我与军事部门结合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科学家，我感到军事部门是很好共事的团体。眼下我还发觉，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上，军事部门是有资金、有干劲的机构，能迅速而有效地推动科学向前发展。
　　我无意为军事与科学合作做一番粉饰，也不妄想从中得出什么永恒的哲理。然而，有一点可以充分肯定：恐惧战争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单纯科学观点相比，前者对促进导弹研究的作用要大得多。在某些科学家看来，这个动机不纯，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科学都包含着这样的矛盾：自古以来，科学和科学家一直是在为战争搞创造发明与解开宇宙之谜和揭示物质微观结构之间进行抉择和艰难前进的。我认为，军事与科学合作的基础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鉴于当今世界越来越依赖武装力量，科学家有必要充分利用军事部门的支持来发展科学。
　　此外，科学与军事合作还有一层理由。我始终认为，处于软弱地位去侈谈国际合作与裁减军备用是无济于事的。圣经的旧约全书告诫说，要达到目的，最好有一根大棒；你不一定非用它不可，有它你就能随意商谈，不受干扰。
　　我非常尊敬玻恩和玻尔，但始终不理解他们的理想主义立场。毫无疑问，我当然愿意与他们看法一致，不过，那只有当战争从地球上消失以后才成。在我看来，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谈得再起劲，充其量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当代科学家的基本信念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只能概括地谈谈。我是一位哲学家的后人，我始终笃信那些稳定的、超越当代紧张形势和种种困难的哲理。当我进入一生中第9个10年的时候，更加相信上帝对人类是公正的。我们将在毁灭的幽灵手下存活；创造战争武器的科学也能建设和平事业，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发射防空导弹的工具也能把人造卫星送上轨道预报天气；制造原子弹的科学规律已经成为向疾病斗争的有力武器；致命的毒气也可以用于救死扶伤。有朝一日，绝大部分科学力量将会造福于人类。
　　简而言之，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坚信未来是美好的。要是我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对此有所促进，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曹开成　译）
　　　
原子时代的发展及其本质

　　　
作者：马克思·波恩

　　
　　本人应邀来讲讲原子时代，它的发展和本质。我不想有意把这个题目扩大，详细去谈物理上的发现和它们在技术目的和军事目的上的应用，我宁愿谈谈我对这些发现的历史根源以及它们对人类命运的影响的看法。

　　这几年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生活的新事情。这个新特征含有光辉的希望，同时也含有可怕的威胁。毁灭的威胁特别表现在令人难忘的广岛和长崎事例中，这两件事足以使人信服了。但是我愿一开始就指出，投在那里的原子弹跟以后发展的热核武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玩具而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破坏力相乘的问题：使一定数量的不幸的人遭到毁灭，而更多的比较幸运的人幸免于难。这是根本一网打尽性质的变化。今天，美国和苏联所存储的原子弹、氢弹和铀弹，可能足够互相毁灭各自所有的较大城市，大概还要加上其余的所有的文化中心，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和这两个大国之一有关系。但是更坏的东西还在准备着，也许已经可以应用了：例如能在大面积地区产生辐射尘而杀伤一切生物的钴弹。特别罪恶的是：放射性辐射对后代有遗害：可能引起人类退化的变化。我们正站在人类在过去的世纪里从未到过的十字街头上。
　　然而，这个生死存亡关头只是我们智力发展阶段的一个征兆。我们要问：把人类卷入这进退维谷境地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呢？
　　基本的事实是这样一个科学发现：造成我们人和我们周围环境的物质不是牢固不可破的，而是不稳定的，爆炸性的。正确地说，我们大家都是坐在火药桶上。诚然，这火药桶有着相当坚固的壁，我们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在它上面钻一个洞。今天我们刚刚度过了这段时间，但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划一根火柴就可能把我们自己炸到天空中去。
　　收获到希腊原子论者播种的果实的，是我们这一代。物理学研究的最后结果就是证实了他们的基本概念，即物质世界本质上是由相同的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的位移和相互作用产生出各种现象。但是这个简单的描绘当然只是实验结果的粗略缩影，由于补充了许多特点，它最终是非常复杂的。
　　在整个元素序列中，大约到铁的位置以后，每个原子核都有分裂的趋势，只是由于闸门阻止着才未分裂。在自然界发现的最后一个元素铀，有最弱的闸门，1936年由哈恩和他的同事斯特拉斯曼在实验中第一次打破的，就是这个元素。从这些精细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到1942年费米在芝加哥建成第一座原子铀反应器，经过了很长的一段道路，要求大量的才能、勇气、技巧、组织和金钱。决定性的发现是由中子碰撞而裂变，同时放出几个中子；这个过程要能控制到一定数量的中子不致逸出，或者不致与杂质碰撞而消失，以便产生雪崩似的新的裂变，即产生独立自足的反应。开始时没有人能预言它的结果，但自然对它作了这样的安排，以致一旦手段齐备，人类就马上发现了它。它的利用是历史上的一件偶然事件，是世界大战的影响。1945年7月16日爆炸的原子弹，其制造的技术花了3年的光阴和近5亿美元。
　　相反的过程，即原子核熔合成更重的核（例如氢熔合成氦），是太阳和所有恒星的能源。在它们的中央部分，温度和压力都非常高，以致4个核子有可能按照一系列步骤通过连锁反应结合起来。现时地球上已成功地利用铀弹作为引火物质使4个核子结合起来，那就是我们现在已有的氢弹。这真是魔鬼似的发明，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其爆炸威力。但是最近已经宣布有方法控制这种反应了。
　　一切物质都是不稳定的，这点不容再怀疑了。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星星就不会发亮，太阳也不会发热和发光，地球上就没有生命。稳定性和生命是不相容的。因此生命必须冒着危险，或者是幸福的结局，或者是坏的结局。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最大的危险引向幸福的结局。
　　现在我想谈谈，如果人们的作为理智些，那就能获得怎样的幸福。首先是能源的问题。
　　原子核物理学的另一种和平应用方式，是利用原子反应器的放射性副产品生产出来的很多元素的不稳定的放射性同位素。可以用于许多目的：在医药、技术、农业等方面作为辐射源，以代替贵重的镭，例如治疗癌，进行材料试验，通过演变创造植物的新品种等等。“示踪元素”的观念也许比这一切都更重要。把少量放射性同位素加到某种元素里，观测它们放出的辐射，就可能推知这种元素在化学反应中、甚至在生物机体内的作用。生物化学中已经日益增多地利用这些方法进行实验，这代表着我们在了解生命过程方面的一个新纪元。
　　所有这些，以及将来可能由此发展起来的事，都是伟大的事。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工作能带来丰富的成果。但我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技术天堂能否与原子弹的罪恶相抗衡呢？
　　我们相信，大国之间（——现时只有两三个这种国家）的大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最低限度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为我早已经说过，这多半会引起总的毁灭，不仅是交战国，而且还有中立国。战争已经成了疯狂的事。如果人类不能废止战争，人类这个动物学名词就不应当是源出于智慧，而应当源出于癫狂了。
　　爱因斯坦在临死前曾和伟大的哲学家罗素以及其他人发表了一个明朗的声明。在林多举行科学讨论会的18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一致通过了一个同样的宣言。让他们今天像些梦想家吧，但他们是未来世界的建设者。
　　但没有很多时间来等待他们的言辞生效了。一切都依赖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才能，去重新调整我们对新事物的想法。如果不能这样做，地球上的文明生活的日子就要到达末日。
　　因为地球上充满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人们常听到许多责难原子物理学家的话：所有的灾难，不单是原子弹，还有那坏天气，都是这些脑力活动者的过失。我曾力图说明人类智力的发展必有一天将打开和应用储存在原子核内的能。其所以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完全，以致达到一种危急情况，则是由于一件悲剧性的历史偶然事件：铀分裂的发现正好是在希特勒当权的时候，而且正好就在他执政的德国，我目睹过这种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恐怖。希特勒在开始时的成功，显得他好像有可能征服地球上的一切国家。从中欧走出的物理学家都知道，如果德国能成为第一个生产原子弹的国家，那将是不可救药的事。甚至终生是和平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也有这种忧虑，他曾被一些青年匈牙利物理学家劝说去警告罗斯福总统。战争后期对日本使用这种炸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认为这是一桩野蛮行为，并且是愚蠢的行为。对此负责的不仅有政治家和军人，还有杜鲁门总统任命的在决策委员会里当顾问的一小部分科学家。
　　我们必须学会忍让，必须习惯于谅解和容忍，用助人的意愿来代替威胁和武力。否则文明人类就要接近末日。因为我相信罗素是对的，他不倦地重复说，我们只能在共处与毁灭中作抉择。让我引述他的话作为结束：
　　在那数不清的岁月里，日出日没，月圆月缺，星光照耀于夜间。但只是由于人类的来临，这些事物才得到了解释。在天文学的宏大世界里，在原子的微小世界里，人揭开了曾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秘密。在艺术、文学和宗教中，有些人表现出崇高的感情，使人类值得保存下去。难道这些都将毁于浅薄的恐怖，就因为能够想到人类的人太少，人们只是想到这群人或那群人？难道某一种族那么缺乏智慧，那么没有公正的爱，那么盲从，甚至看不到最简单的自卫的教训，以致为了最后证明他的愚蠢的聪明，就得毁灭我们的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因为这样不仅人类将会死亡，而且动物和植物也会死亡。我不能相信这会是结局。
　　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相信这一点，从而行动起来，结局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自然科学世界图像的统一性

　　　
作者：海森堡

　　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的外表图像在不断变化，而为了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用一切手段全力以赴地进行着斗争。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不会想到精神世界比如在科学里所起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思想，自然就退居次要地位。虽然如此，对于从外部来认识这个世界来说，人类思想和愿望的缓慢变化，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些一次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如果在任何一个精神领域里逐渐完成了一个永久而彻底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对于将来在整个范围内认识这个世界，也有它的重要意义。因此，也许可以从一般不习惯的一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并把它作为在科学领域方面也很重要的一个时代来对待。在这个时代里，各种不同的自然科学似乎正在开始融合成一个巨大的统一体。所以我要讲的，正是自然科学世界图像的这种统一性。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新时代开始时的自然科学最初阶段。在伽利略发现落体定律和开普勒研究行星运动的那个时期，人们对世界已有了一个简单的、统一的图像；但还不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图像。那时候的世界图像，倒不如说还完全是由对一个超自然的、圣经里定下的启示的信仰决定的，而自然科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业绩，并且在理解了自然界的有规律的和谐以后对他的业绩加以颂扬。但是无论哥白尼或者伽利略都没有想到，从自然科学的一些发现中得出的那些结论，可能会同当时宗教的世界图像根本发生矛盾。
　　但是只不过几十年以后，自然科学家提出的这个任务，也就是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人们对自然界中观察到的许多现象用数学加以整理澄清、并给以“解释”时所做的种种尝试获得成功，也就很增长了一种见解，以为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且大得无限。18世纪初期的自然科学家已不再像开普勒那样，以为离开洞察上帝的创世计划并在这样揭开其帷幕的神龛面前顶礼膜拜的这一目的已经不远，而是站在漫无边际、望不到尽头的新大陆的门前。关于这一变化，不能比英国科学家牛顿的名言表达得更加清楚了：“我不知道世界把我看作什么。在我自己看来，我好比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童，往往因为拾到一个比普通更光滑的卵石，或者一个比普通更好看的贝壳而高兴，但那一望无涯的未经探索过的真理的海洋，仍然横在我的面前。”
　　所以在这个时期就开始了一种认识，以为自然科学的新方法——即把简单的自然过程用适当的实验剥脱出来，并把发现的定律用数学语言写下来——为研究自然界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这方法可应用于自然界向我们提出的许多个别问题，因而这里所涉及的，根本不是去理解单独一个大的相互联系，而首先是对许多小的个别的相互联系作详细分析。
　　18世纪在理解电现象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它为今天的化学奠定了基础，并且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天文知识，它收集了并整理了动植物的许多经验事实。19世纪把热力学和关于电磁现象的学说提高到了牛顿力学的高度。在其他大部分自然科学领域里，这一研究也获得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以往时期的巨大成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不可避免地要分裂成许多小的领域，这些小的领域本身又提出了如此多的问题，以致没有一个人能指望完全掌握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发展导致了往往令人感到遗憾的专家路线。现在，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引以自豪的，是深情地探索个别的事例，认识自然界在一个小领域里的最微小特征并对之作系统整理，看低有关大范围内相互联系的知识的价值。在那时候，至少在内容上，根本谈不上什么统一的自然科学世界图像；因为每一个科学家的世界，正是他以毕生精力花费于其中的自然界的那个狭隘部分。
　　也许最早在19世纪后半期，人们才能谈到自然科学的一种至少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维勒曾发现，用无机物质可以合成有机物质。这个发现也使化学家确信有机体中的化学过程是按照无生命物质也一样服从的规律进行的。从那时起，化学在方法论上也以牛顿力学作为它的先例。而原子假说的成功，为扩展这种学说，即物质的行为可以建立在最小构造物的力学基础之上的思想愿望，提供了又一个范例。在生物学中，达尔文进化论把活力论的考察方法排挤了出去，而代之以一种根据因果概念的分析。甚至在医学方面，也由于试图把有机体中的过程同复杂机器中的过程作比较的这种想法而获得了很大成功。
　　因而在那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就已拥有一个统一的自然科学世界图像，这就是，世界由存在于空间中的事物所组成，而这些事物则由于作用和反作用而在时间上发生规律性的变化。人们可以把这种世界图像称之为对实在的理想化。但是已有好些迹象表明，各种不同的科学正在其他新的观点下，开始密切地联结起来，而且毋庸置疑，19世纪末期的这种片面的自然科学世界图像，必将就此为其他思想形式所代替。
　　但是，这种把自然科学统一起来的新的过程，不是从方法论上而是从个别分支的内容上出发的。上世纪后半叶，在麦克斯韦的著名的电现象理论中，光的理论被归结到电磁过程上去。于是光被证明为是一种电磁波过程，光学就此完成了它作为物理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使命。
　　原子的假说在19世纪由于化学的发展而获得了牢固的基础。普朗克1900年提出了量子假说。普朗克在研究热的物体的辐射时，首先发现了原子的能量具有一种奇特的不连续性。后来卢瑟福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这样一个设想，原子可以和一个小的行星系相比。原子核几乎把整个原子的质量集中于一身，而一些带负电的电子则在其周围旋转。几年以后波尔用普朗克的量子假说解释了这种与行星系相似的原子结构的稳定性，而在普朗克的发现之后约25年，终于找到了支配原子结构的那些定律的准确数学形式。
　　但是为了满足这些愿望，就必须作一个非常重大的放弃，必须放弃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世界图像，或者更准确地说，必须放弃牛顿力学所依据的那种关于实在的想象。
　　这是因为量子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原子不像我们日常经验中的对象一样是我们所能直观想象得到的一种结构。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原子，或者更正确地说，一个目前原子物理学中最小的构造物，即一个电子，它“本身”就不再具有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些几何的和力学的特性，而所谓它的特性，只是在它受到外界作用之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那些。这时，在所能观察到的原子的这些特性之间，存在着一个互补性，它的意义是，知道了原子的一些特性，就排除了同时知道它的另一个特性。
　　从这一事实情况，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经典理论显然不能为任何新经验所动摇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凡是经典理论的概念体系所能及到的地方，这些经典理论就都适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自然界如何给完全不同的相互联系创造条件的方式。这就是它通过必然和每一个观察联系在一起的干扰，使我们摸不到原子的完整的直观图像。原子不能再被毫无保留地客观化，把它当作空间中的一个按给定方式在时间上变化的物体。所能予以客观化的，只是个别观察到的一些结果，然而它们决不会提供一幅完整的直观图像。由此可见，必须用另一种比较广阔的想象来代替。
　　　
现代科学背景下的太阳系

　　　
作者：汉南斯·阿尔文

　　
　　汉南斯·阿尔文（1908——），瑞典物理学家。生于乌普萨拉。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起任电学教授、电子学教授、等离子体物理学教授。1970年至1975年任科学与世界事务帕格沃什会议主席。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瑞典、苏联等科学院院士。1970年以研究磁流体动力学理论方面的成果，与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宇宙电动力学》等。

　　物理科学的重心总是转移着的。每一项新的发现都改变着它的兴趣和侧重点。同样重要的是，新的技术手段也为研究工作开辟着新的领域。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研究的方法显然取决于新工具的制成。例如，经典力学和经典电磁学在19世纪发展后，本世纪初，高精度摄谱仪的制成就为物理学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些摄谱仪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复杂而昂贵的仪器，它使人们有可能探索原子外层。同样，30年代的复杂而又昂贵的工具回旋加速器对于人们探索原子核起了主要作用。最后，近10年来人们又亲眼目睹了更为复杂、更为昂贵的工具——宇宙飞船，发射这些飞船采用了高度发展的火箭技术，并装备了最尖端的电子设备。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如果说这些工具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的话，究竟是哪些新领域？物理学的重心这一次是否也将随着重要的工具的制成而转移呢？
　　宇宙研究开始的10年，主要集中探索地球附近的空间，即磁层和行星间空间。这些区域以前都假定为虚空而无结构的，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区域中充满了等离子体，由鞘状层状的不连续面交截，并弥漫着样式复杂的电流和电磁场。这样获得的知识，对于我们一般地理解等离子体特别是宇宙等离子体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对于我们的热核研究、银河系结构和总星系结构的研究以及宇宙学问题都间接地起着重要作用。在关于宇宙电动力学方面的越来越多的知识将使我们有可能去研究这些领域而比以往更少些猜测。等离子体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构成天体的那些物质曾经是以等离子态漫布着的。
　　看来，空间探索的第二个10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一种不同的特点。由于磁层和行星际空间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领域当然仍将赢得人们很大的兴趣，但是，登月和对金星、火星等遥远空间的探测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事实，致使空间探索的重点正在转向对月球、行星和太阳系其他天体的勘探。
　　这种勘探的第一阶段必然有这样一种特点，正如对地球上极地和其他难以到达区域的探测那样，即详尽的测绘应结合有关地质、地震、磁性、重力的观测以及大气层的观测。不过如把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到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去的时候，人们将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这些天体最初是怎样形成的。事实上近来许多有关空间探索的报告都以关于太阳系形成和演化的猜测作为结束。由此看来，在不久的将来，这必将成为空间探索要集中解决的问题。美国国家宇航局早就宣称，空间探索的主要科学目标是搞清楚太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的确是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我们一直在力图作出一种关于地球和相邻星球如何“创造”出来的科学解释。可以说，从哲学观点来看，正像物质结构问题在本世纪前1/33时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那样，太阳系起源问题也将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
　　太阳系如何形成的问题，已成了有着大量各执一词的假设的论题。其原因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少足够的物理基本知识，这些基本知识对于理解自然现象、判断哪些过程可能发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在详细讨论太阳系起源和演变理论之前，有必要确定一下，任何一种这样的理论应该有哪些一般的特征。过去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太阳周围行星的形成上，这样做产生的不幸后果之一，就是许多有关太阳系起源的理论都是以太阳本身早期演化史为基础的，这个基础非常不可靠，因为对于太阳和其他恒星如何形成的看法一直是有激烈争议的。由于认识到木星、土星和天王星的卫星与太阳的行星很相似，至少是一样有规则，所以看来现在致力于研究中心天体周围伴星形成的一般理论，要更为恰当些，而把研究行星的形成只看作是这个一般理论的一种应用。
　　对太阳系先后顺序的研究常常被称为宇宙演化学，然而这个词还用在许多其他场合。由于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本质上是主星周围形成伴星这样一种过程反复进行的问题，所以已建议采用“伴星演化学”这个词。
　　导致太阳系形成的过程看来可能是（差不多得到普遍的赞同）初始的等离子体密集在中心天体的某个区域中，凝聚成固态尘粒。尘粒逐渐吸积成星胚，再进一步吸积，形成较大的星体。如果中心天体是太阳，就成了行星，如中心天体是行星，就成了卫星。对小行星在伴星演化图中的地位人们是有争议的。这些小行星以前一般被认为是大行星爆炸后的碎块，但是现在为数越来越多的论据认为，它们就是、或者至少类似于行星形成过程中的中间态。
　　在作了这样一番时间和空间上的奥德赛式漫游之后，我们将回到问题的出发点——新的技术手段是怎样转移了物理科学的重心。本世纪初物理学所发生的重大革命，意味着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被认为多少已经过时了。引起人们兴趣的新领域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实验工作大部分集中在探索原子壳层方面。核物理的进展，标志着在这个方向又跨进了一步。
　　然而，随着等离子体物理学和空间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新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些领域中，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相反，经典力学恢复了活力，它不但在计算宇宙飞船轨道方面，而且在研究自然界中天体在其演化史中的运动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经典电磁学对磁等离子体理论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磁等离子体一般来说又是热核研究和天体物理学的基础。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应像50年前那样去犯错误，去宣布原子物理和核物理行将过时。它们是不会过时的，它们还有继续前进的巨大惯性，还会产生新的有趣的成果。然而它们已经有了旗鼓相当的竞争者，这就是早些时候被宣传已经陈旧而今天又重新崛起的那些领域。
　　很可能，这个新时代还意味着明白易懂的物理学又部分地回来了。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四维空间的相对论和原子结构中的非决定论总是神秘而难以理解的。我认为解释等离子体物理中的33个不稳定性或太阳系的共振结构是比较容易的。进一步强调这些新领域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物理学的消除神秘化。科学在几个世纪以来作了这么一个螺旋和次摆线式的运动以后，带头的中心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几千年前，科学的起点正是那些印度人、苏末人或埃及人所观察到的夜空中的奇观。而几百年前触发了科学蓬勃发展的也正是为什么行星会如此运动的问题。同一对象今天又成为科学的中心，只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不同了。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如何到太空中去，以及这些天体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我们观察天体的那片天空，位于高纬度，就在这演讲厅之外，或者就是在斯德哥尔摩诸岛的某个小岛上方，我们就能在天空中看到极光，那就是宇宙等离子体。这些极光使我们回想起我们所在的世界诞生于等离子体的那个时刻，因为我们的世界一开始正是这种等离子体。

　　
　



3
　　
关于数学和科学的随想

　　　
作者：乌拉姆

　　
　　乌拉姆（1909——），美国数学家。1945年，他同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合作，首次引进随机遍历定理。1950年参加美国第一颗氢弹的计算工作。1967年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顾问，并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艺术研究院院士。他是美国导弹计划的发起人之一。

　　究竟什么是数学？许多人给它下了定义，但没有人能真正成功，定义和它本身总是不尽相符。粗略地说，人们知道数学是用模型、关系和运算来处理数和图型的，在形式上它包括公理、证明、引理、定理这些步骤，从阿基米德时代起就没变过；还知道数学是用来构成一切理性思维的基础的。
　　有些人会说，是外部世界使我们的思维——即人脑的运转——形成现在称之为逻辑的东西；另一些人——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可能——说，逻辑思维（思维过程）？是头脑的内部功能“独立”于外界作用而进化发展的产物。显然，数学是有二重性的。它似乎是这样一种语言，既是描述外部世界用的，又或许更是分析我们自身的。人脑这个器官有百多亿根神经，神经之间的连通物更多，在进化过程中，它肯定是由于许多外界事变的影响才从原始的神经系统变化发展而来的。
　　数学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存在着命题和定理。它们陈述起来是很简单的，但证明就需要好几页纸来说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这样。许多这样的命题的简明性既有美学上的价值又有哲学上的意义。
　　在数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它的美学意义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个定理是否有用倒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它是否漂亮。不是数学家的人，即使是其他科学家，也很少能充分理解数学的美学价值，但一个数学家在这方面就决不会是外行。但是，也要从另一角度看到数学的可称为非常乏味的一面，这包括必须精雕细镂，每一步骤都要搞到严格可靠。数学上不是粗笔勾勒就能完事的，所有细节都得及时交代清楚。
　　庞加勒说过：“数学是一种无法用以表达不精确或含糊思想的语言。”我记得他是许多年前在圣路易斯一次论述世界科学的讲话中说的。他还描述了自己说英语而不说法语时的异样感觉，以此为例来说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我比较赞同他的说法。众所周知法语有一种明晰性，而其他语言就没有，我觉得在进行数学和科学写作时这就会造成差别。思想会被不同的表达方式所驾驭。用法语时，概括性充斥了头脑，促使我趋于扼要和简明；用英语时感受到的是实用观念；德语则容易让人感到有些什么深意而其实并不见得有那么回事。
　　波兰语和俄语适合于一种思想的酝酿和发展，就像茶越来越浓那样。斯拉夫语容易引起忧郁、深情、豪放，更富于心理意味而不是哲学意味；但并不像德语那样朦胧或耽于词藻，词和音节重重叠叠，有时并没有多少关联的意思也被串到了一起。拉丁语又另有一功，它整齐有序，总是很清晰，词和词的分隔很清楚，不像德语中的词粘在一起，这二者的差别就好比煮得好的米饭和煮过头的米饭。
　　总的来说，我本人对各种语言的感觉如下：讲德语时讲的一切都显得太过分，用英语则相反，感到没能充分表达。只有说法语觉得恰到好处，还有波兰语也是这样，因为是我的母语，觉得很自然。
　　一些法国数学家写东西往往风格很流畅，不去过多地陈述那些具体的定理，这比起现在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的那种每页上满是符号公式的文体要舒服得多。一看见行文很少而只有公式和符号，我就会厌烦。看着那么些东西但不明白主要想说明什么，真是太吃力了。我怀疑有多少数学家会真正去阅读和喜欢这样的东西。
　　诚然，重要的然而不太顺畅和不那么漂亮的定理是有的，例如某些与偏微分方程有关的工作往往形式上文体上不大“优美”，但它可能很有“深度”，很可能包含着有待从物理上阐释的重要结论。
　　那么在今天人们如何去作价值评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自己工作的动因和原由也是数学家的职责，但连他们都往往对自己不负责任，觉得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证明定理，至于对这些定理的重要性在哪里哪怕作一些简要说明也认为是不必要的。这样看来，要把美作为惟一的标准，不有点故弄玄虚吗？
　　我相信未来几十年中对于美的程度甚至在形式层次上都会有更多的理解。当然那时候评价标准可能又会有所变化，会有一种不可分析的高层次上的超级美。迄今为止，想要极为精确地刻划出数学的美学标准而提出的定义都显得太狭隘短浅。美的标准必须与关于外部世界的其他学说或人脑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考虑，除非是纯粹惟美的、就音乐那样的领域来说的非常主观的东西。而且我相信就是音乐的本质也是可以分析的——当然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形式的标准来看，通过把类比的想法数学化就行。
　　一些多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正在处理。有些解决得很成功，另一些虽然解决了但可以说还留有非议。看来同样重要同样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中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有一些甚至是著名的经典问题却是用相当特殊的方法解决的，以致这方面没有什么再可提可说的了。另一些不那么有名而得到直接解决的则引起了兴趣，那些方面成了热门，看来会开辟出新天地。
　　在出版物上，今天的数学家们几乎像被逼着似地要把他们获得结果的路子隐藏起来。死于21岁的年轻法国天才埃瓦利斯特·伽罗华在那场致命的决斗前，写的最后一封信里着重指出了实际的发现过程和最终见诸铅字的证明是多么不同。这是值得再三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
　　总的和一般地来说，工作着的数学家们对于独特成就和新理论的价值方面的确都有上面所说的这种感觉。因此，即使还没有下定义，对于什么是数学给出的美感的确存在着某些客观的确定的东西，有时候它也是和数学在本身和其他科学分支中的有效性有关的。为什么数学对于描述物质世界那么有用，至少对我来说还是个哲学上的谜。尤金·魏格纳写过一篇极富魅力的文章谈论数学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有效性，并以“数学的超乎理性的有效性”为题。
　　当然，数学是把所有理性思维形式化的一种很简明的方式。
　　由于做习题就像所有别的游戏一样能锻炼器官，所以数学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都有明显的训练大脑的作用。我说不出今天数学家的头脑是否比希腊时代的更敏锐些，不过从长期的进化过程来看肯定是这样的。我深信数学可能具有伟大的发生学作用，它可能是人脑臻于完善的很少方法之一。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对人类来说，是作为一整个群体还是只有一些个人进入自身命运的一个新纪元就是最为重要的了。数学可能是一条在物质上——从解剖学的意义而言——开发脑中新的连通线路的途径。它有使思维敏捷的作用，尽管它的文献资料爆炸般地剧增有点让人受不了。
　　每个形式体系，每个规则系统里都有某种戏法。犹太教法典甚至希伯莱神秘教义的有些东西看起来对智力没有什么益处，它们是符合某种语法规则的烹饪配方法的庞大集子，有的或许还有点想象力，有的就玄妙莫测，反正是相当随心所欲的。但许多世纪以来，千万个学者对这些著作进行了钻研、记录、分析和归类，这些工作可能就锻炼了人们的记忆力和推理能力。正像磨刀石可以磨刀一样，大脑可以在思考对象之钝物上磨砺得敏锐起来，各种方式的勤奋思索都有它的价值。
　　数学上有许多命题，就像那个叫做“费马大定理”的，似乎很特殊，与数论的主体无关。它们陈述起来很简单，却使得那些最了不起的天才想要证明它们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这些命题激发了青年人才（包括我本人）去思考更为一般的问题。就费马问题来说，由于它本身的专门和自成一脉，在数学发展最近三个世纪里已经导致了数学思想上颇有生命力的新概念的创立。尤其是代数结构中的所谓理想理论。数学史上有一系列这样的创造。
　　可以创造一般的空间概念。它无疑是我们感觉到的物质空间的抽象，但既不完全受其规律支配，也非惟一地为其映象；它可以推广到n大于三的n维甚至直到无限多维空间；它至少作为一种语言在描述物理自身的基础上极为有效——这些都是人脑的能力所创造的奇迹吗？还是物质现实的本性所展现的呢？无限有着不同的等级和种类这一点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这对于敏感善思的头脑不仅有哲学上的影响而且不止于此，还有显著的心理学影响。
　　说到数学当然还有其他科学——特别是物理——的奇异的魅力和神秘的吸引力，不妨注意一下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即下象棋的水平不高的棋手甚至普通新手走出了很有深度的妙局。我经常注意不熟练的或棋艺平常的初学者。在约莫15步以后看他们的盘面就常常会发现双方都有许多妙着可走，这大概总是出于偶然而不是事先构想好的。我就奇怪，撇开那甚至尚未看出这些妙着的幼稚棋手不谈，从这盘棋本身来说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样极富艺术性和耐人寻味的局面的。我不知道“走”的游戏里是否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虽然由于对这种绝妙的游戏的门道我本人知之不多而无法判断，但我很想知道，一个内行面对游戏的一个局面是否就说得出这是偶然造成的还是那巧妙游戏的正常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在科学上，特别是数学上，某些算法似乎有类似的奇妙而有趣的现象。它们自身似乎有逐步展开的能力，就像求解问题的过程和观点的逐步发展形成，开始看来只是为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工具会有一些预想不到、出乎意外的新用途。
　　顺便说起，我想起一个我不知道如何解答的小小哲学难题：假定有一种单人或两人玩的纸牌游戏过程中，玩牌者可以作弊一到二次。例如在坎菲尔德纸牌游戏里，如果有一次而且仅有一次，将牌面改换一二张牌，游戏或者说对策并没有被破坏。它还是一场数学意义上严格、完整的纸牌对策，不过是另一种纸牌对策而已，只是内容变得更丰富一点、更一般化。但要是取一个数学系统，一个公理系统并允许加入一二条错误的命题，结果马上就会是胡说八道，因为只要有一条假命题，就会要什么结果就推得出什么结果。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也许在于事实上只有游戏可以允许某一类的举动，而数学上一旦引入一条错误命题就会马上得出“零等于一”这样的命题。因此必定有方法可以把数学对策加以推广，使得可以犯一些错误但不会得出绝对的胡说，而只是得到一个更广的系统。
　　霍金斯和我考虑过如下的有关问题，这是由“20个问题”变化来的一个对策：一个人想好一个1和1 00（这个数正好是小于22的）之间的数，另一个人可以问最多20个问题，对每个问题第一个人只回答是或不是。很明显可以这样来猜到那个想好的数，即先问：这个数是在1 00的前一半里吗？然后下个问题再用“一半”来缩小数的范围，这样问下去，最后在1092（1 00）次之内就能猜到这个数。现在假定答者可以说一到二次谎，这样要问几次才能得到正确答案？显然需要问n次以上才能在2n个数里猜中一个，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般的解决。
　　数学观念和灵感有二个主要的来源——一方面，由外部现实即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引起；另一方面，由人的生理或许基本上是脑的生理发展过程而引起。从一个不太明显和比较特殊的意义上说，这一点在今天和不久以后的计算机运用上已经和将会继续得到反映，有一个同态象。
　　即使最唯心的认为数学纯粹是人心的创造的观点也须得符合这样的事实：即几何定义和公理——实际上大多数数学概念都是如此——的选择是由外界刺激和对在“外部世界”里进行的观察实验的内省，通过我们的意识获得的印象的结果。例如，概率论就是由有关机会的游戏中的一些问题发展而来的。今天，有许多计算机是专为解决特定数学问题而设计的，靠它们就有希望大为广泛地进行思想实验，将经验理想化，并概括出更为抽象的思维模式。
　　几年前在普林斯顿，庆祝冯·诺伊曼计算机建成25周年大会上，我在讲话时忽然心血来潮，默默地估算起每年数学杂志上有多少定理发表（指那些标明为“定理”的、发表在公认的数学杂志上的命题）。我很快地心算着，连自己也奇怪竟能在谈着完全不相干的事的同时，算出每年约有十万个定理。我马上转过话题，把这说了出来，听众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是，听众中有两个青年数学家第二天跑来跟我说，由于被这极大的数字所震动，他们在院图书馆作了一次系统详细的调查，将杂志种数乘以一年的期数，再乘上每期的页数和平均每页上的定理数，估计下来一年有近二十万条定理。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无疑值得好好思考。人们如果承认数学的意义应该比游戏和智力测验大些，那么这就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了。危险显然在于数学本身将遭到割裂，分成互不相关的不同科学或许多联系松散的独立学科。我本人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如果定理多到让人无法概观，那么谁能来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呢？这也是个保存资料、存储和检索科学成果的问题。而这现在成了个首要问题，没有人机对话，就无法找出最需要的东西。
　　要始终跟得上当代的成果，即使仅仅是那些突出的引人注意的成果，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数学将作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存在下去的观点与此怎么一致得起来呢？正像一个人不可能见过所有的美女或所有优美的艺术作品而最后只娶了一个美人一样，可以说在数学上一个人是和他自己的小领域结婚的。正因为这样，数学研究的价值评判越来越困难，我们大多数人基本上成了技术师。年轻科学家所研究的数学客体的种类正指数倍地增长，也许，人们不应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对思维的亵渎，不过它到有点像大自然造就了无数种不同的昆虫那样，使得世界丰富多彩。但是，多少总让人感到，这同我们对于科学的本质观念，即要去理解、缩写、概括、尤其是发展关于理智和自然现象的记号系统这一点有点背道而驰。
　　在科学发展上，只有那些出乎意料的东西、真正的新思想新概念对于年轻心灵的震动，才会不可逆转地铸就一个人才。直到成年或老年，甚至已不大敏感或精疲力竭时，那意外的东西造成的好奇还会引起新的兴奋。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我们能体验到的最美的东西就是那神妙莫测的，这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数学产生出概念，它们将自己独立地生存发展。数学就这样创造了新思维对象——可以叫做超现实。它们一旦诞生，就不再是哪个个人所能控制的，只有一类头脑，既永恒交替的数学家群体才能驾驭它们。
　　数学上的天才和智者很难定量地确定。我似乎觉得从碌碌之辈直到高斯、彭加勒和希尔伯特那样最高层次的人的过渡是几乎连续的。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脑。肯定有我所称的“内分泌因素”（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或品格特征：坚韧性、体魄，工作的意愿，有些人叫做“激情”的东西。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半是儿童或少年时代造成的习惯，这里早期的偶然影响起很大作用。毫无疑问，那称为想象力和直觉的特质基本上由脑的生理结构特性决定，但通过经验导致一定的思考习惯和思考过程的方向后，脑的生理结构也是可以得到部分改善的。
　　是否愿意投身于未知和不熟悉的问题是因人而异的。数学家有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喜欢进击现有的问题或者在现成的基础上进行再建，另一类喜欢摸索新模式新路子。第一种人可能占大多数，约在80％以上。年轻人想要成名就往往去攻一个前人已搞过但未解决的问题，这样，要是他运气好并且能力也行，那就会像个运动员那样打破纪录，跳得比哪个前人都高。虽然通常有较大价值的是形成新的概念，但年轻人即使懂得其重要性和美学价值也往往不愿作此努力，因为不知道这新思想会不会被赏识。
　　我是那种不愿作改进和雕凿而喜欢开创新东西的。开创的基始越简单越“低”我越喜欢。我不记得用过什么复杂的定理去证明更复杂的定理（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一切都可以溯源至阿基米德甚至更早）。
　　我还相信一生中改换工作领域能够恢复活力。在一个小领域或狭范围的问题上搞得太久就会固步自封，阻碍获得新观点，使人变得迂腐。不幸的是，这种不利于数学创造性的情况并不少。
　　除了其壮观的前景、美学价值和对新现实的想象力以外，数学还有一种不太明显或者说不太有益的特性即能使人上瘾。这或许类似一些化学麻醉品的作用。哪怕最小的游戏题，一下子就看得出是肤浅或老一套的，也会有这种诱惑力，只要开始去解它就会被吸引住。我记得《数学月刊》有一次偶然刊登了一位法国几何学家送去的，关于在平面上排列圆、直线和三角形的极平常的问题，正像德国人所说的是“次要的”。不过一旦开始去想怎么解法，这些图形就可能吸引住你，即使你始终明白答案是不会导致什么令人激动或较有普遍性的问题的。这很可以同我提到过的费马定理的情况对照一下，费马定理是导致创造了大批代数新概念的。二者的区别或许在于一般问题经过一定程度的努力后总是能解决的，而费马问题却仍未解决，一直保持着诱惑力。不过这两种类型的数学好奇心都能让数学爱好者上瘾，因为想当数学家的人有分别感兴趣于普通枝节和最有感染的问题的。
　　在科学家工作习惯的其他方面，变化是比较慢的。今天科学象牙塔里的生活方式的特点是科学会议更多，参与政府工作更多。
　　不过像写信这样既简单又要紧的事情上也有很大变化。这在过去往往是一种艺术，不仅仅属于文学界的艺术。数学家写起信来是很长的，他们用普通手写体详细地交流数学思想，也谈私人琐事。而今由于秘书代劳的便利，反倒使那种私人间的交流成了难事，并且由于专业细节难于口授，一般说来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之间通信少了。我保存着所有相识的科学家来过的信，前后时间跨度40多年，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一个逐渐发生，并在战后加速了的变化过程，即从长的、私人交往式的、手写的信件日益变为公务式的、枯燥乏味的、打字的条子了。在我近年的通信往来中，只有两个人写信还是用普通手写体：乔治·加莫夫和保罗·厄多斯。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讲过一个故事，说明了现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认知方面的关系：
　　一群人一天晚上来到某城，因为有衣服要洗，就上街去找洗衣店，找到一个橱窗里有“此处接收需洗衣物”招牌的地方，其中一个人就问：“把我们的衣服给你们行吗？”店主说：“不，我们这里不洗衣服。”客人说：“怎么，你橱窗里的招牌上不是写着吗？”回答是：“这里是造招牌的。”这就有点像数学家的情形，数学家是制作招牌或者说记号的，并且希望自己制作的记号能适合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不过，物理学家也创立过许多数学思想。
　　在社会科学方面，据我这样一个外行看来，目前还没有什么称得上理论或深刻的学识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我无知。不过我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即只要注意表面，或者看看比方说《纽约时报》，就能在经济学上像大专家一样有眼光有学问了。因为我认为除了一些人人都能懂的常识，目前那些专家没半点办法能创造出较大的经济或社会——政治奇迹。
　　如果有朝一日发现宇宙中——可能在远离太阳系千万光年以外——存在其他智能生物，那这一进展的影响将是我们所无法估量的，我认为它将比任何现在的宗教信仰都要大得多。完全有可能突然发现并破译了很久以前发出的电磁波。如有迹象或证据表明确有不可能与之进行双向通讯的那种东西存在，那对人类将有极大的影响。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它或者会引起极大恐慌，或者相反，造成新的信仰。
　　我们都读到过关于飞碟和其他不明飞行物的情况。在爱德华·U·康登指导下对这个问题作了彻底的研究。很容易证明了大多数情况要么是视觉上的幻象，要么是正常的大气现象。但还有一些是确有根据的令人大惑不解的UFO现象。例如威尔逊山的天文学家曾在散步时看见一个很奇怪的流星状物，待回到天文台时又发现放射量达到峰值。也有一些飞行物，由飞机上的仪器和雷达同时示踪，也没有得到解释。
　　费米曾经问道：“众生何在？其他生命的踪迹何在？”
　　就我所见，未来10到15年内将比任何别的因素更能改变世界的生活方式的是新的生物学。有些初看起来相当普通的发现已经对世界的组成发生了甚至比世界大战更大的影响了：比如新的药品，像青霉素和避孕药就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改变了人口平衡。
　　我最近在一星期之内就听说了两项癌症研究上的重要成果，这足以说明生物科学进展速度之快。一项是密执安的一位科学家在人乳腺癌细胞里发现了一种病毒。另一项是在波尔德实际完成的实验，那里有一台极好的电子显微镜，用它搞成了一种惊人的新技术。基思·彼特和他的同事们培养出了能取出细胞核的细胞，这些细胞核并未损伤，可以移植到其他已去核的细胞里，所以这实际上是细胞间核的交换。例如可以把一个癌细胞的核取出并放入正常细胞里，于是这新的细胞会变得正常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说明有些指令可能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来自细胞核，而是来自细胞质。
　　将来，影响地球上人类生活面貌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是食物生产和更换的新途径，它将比任何现在词义上的政治——社会——经济进展的影响都大得多。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很显然的，但有时候很明显的事情，在实现以前还是有必要再三强调。世界将大为改观。
　　加莫夫的兴趣，冯·诺伊曼的远见，巴拿赫和费米的工作，与其他人的才华一起，都为扩展今日科学范围、大大拓宽物理和数学的前景作出了贡献。各门科学这样偶然和侥幸的融合产生了那么多新面貌新成就，这真是奇迹啊！
　　　　　　　　　　　　　　　　　　　　　　　　（朱水林　译）
　　　
物理学的阴影

　　　
作者：惠勒

　　
　　惠勒（1911——），美国物理学家。早年在巴尔的摩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933年获博士学位。曾在哥本哈根大学从事核物理研究，在核裂变研究领域取得创造性成果，确定铀为制造原子弹的原料。他是第一位从事原子弹理论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著有《几何动力学》、《引力理论和引力坍缩》、《黑洞、引力波和宇宙学》等。

　　我们能否希望终有一天抓住宇宙构造的中心原理呢？不错，爱因斯坦曾用一句名言向我们说过：“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爱因斯坦逝世24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多少进步呢？粒子物理学的巨大发展，统一自然力方面的某些进展，等等。但是到头来我们必须说，所学越多，所知越少。在发挥这个主题之前，让我试着概述一下将要讲的东西。我要提起那条古代的物理学原理，“没有悖论，就没有进步。”此处我用“悖论”一词指的是困难、明显的不一致、所期望与所发现的东西之间的歧异等等。没有悖论，我们就不能得到任何真正新的东西；而有了悖论，我们就有了一点希望。为了取得进步，需要有两种因素既相对抗又相平衡。
　　今日物理学使我们面临着两个悖论的挑战。没有比它们更大的阴影了，但由于它们是破坏和建设的结合，也没有比它们更充满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了。第一个悖论是破坏性的，它声称物理学在时间的大门口——大爆炸、大坍缩和黑洞——走到了尽头；但另一方面，尽管有那么多表面上的变化，物理学在人们心目中始终仍在走着它的永恒之路。所以说，物理学停止了，但是物理学在进步，这就是第一个悖论。怎样消除这个困难呢？我想指出在物理学的描述中，“时间”不是一个原始范畴。因此我们使用时间已临近“时间的大门口”这一观念是错误的，正是这个错误才使我们陷入了第一个悖论。
　　第二个悖论是建设性的。它和量子力学有关，即与基本的量子观测行为——更确切地说是记录行为——在“造成”对象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关。悖论何在呢？我们历来相信，物理学也总是预先假定：世界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不依赖于任何观测行为。然而量子力学却告诉我们，世界并非存在于我们之外和独立于所有的观测行为。这就是第二个悖论。
　　这些悖论的教训是什么呢？可以用三句乩语式的格言来表达：“必须构造！确在构造！怎样构造？”没有什么东西能逃得脱第一条教训：“必须构造”。大爆炸告诉我们，无论粒子、力场还是自然规律都不可能永久存在，它们必定都有开端。
　　第二条教训是量子物理学的中心教义。每做一次基本的量子观测，我们就“构造”了一个我们称为实在的微观小体。第三条隐语“怎样构造？”概述了一个中心问题：怎样使一加一等于二？既然自然界已经通过基本的量子行为向我们显示了一条我们用以“确在构造”的途径，那么我们又何须另外去执行“必须构造”的律令呢？然而，不计其数的基本量子记录行为究竟是怎样结合在一起构造成大尺度水平上的实在呢？对此我们还根本一无所知。“怎样构造”这条隐语就是旨在号召我们解开这个谜。
　　我们并没有接触粒子和场物理学（这是当代进展所开拓的一个极宏伟的领域）中的奇妙发现，却怎么能够径直达到中心点呢？答案是简单的：所学越多，所知越少。
　　孩子们都喜欢送给他们中国套箱作为礼物。揭开一个，露出一个，揭开一个，又露出一个，直至最后露出那个秘藏的珍品。然而，要是这一列套箱没完没了，孩子们终究是会失去兴趣的。这难道就是我们在粒子物理学中的处境吗？我们从分子开始，然后是原子、核子、中子和质子，再后是各种各样的夸克。我的一位在这一领域贡献颇多的杰出的同事认为，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设计更高能量的加速器，以便打开通向更小尺度的道路，去发现粒子世界更深层次的结构。我们距离那个古老的梦想——找到一种基本的单元，一种最终的粒子，一种其他所有一切赖以构成的魔术般的建筑砖块，依然和过去的人们一样遥远。
　　如果根本不存在处于物理学最底层的魔术般的粒子，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转而用一种魔术般的力场来解释一切呢？在全部物理学中，再没有比电磁场、引力场与所谓场——米尔斯夸克束场的“三和弦”更优美的东西了。人们相信这最后一种场把夸克集在一起构成了中子、质子以及其它的基本粒子。这组“三和弦”解释了物体运动的所以然。
　　能否将这些力统一起来，作为单独一种场的诸方面呢？在过去若干年里，某些最有才能的物理学家已经向这个目标迈出了意义深远的步子。然而，不管我们是把这三种场看作彼此独立的，还是设想它们处于某种尚有待发现的统一之中，我们在今日的场与一百年前的弹性之间发现了某种相似性。只需要假定物体是匀质和各向同性的，人们就能够用简单的对称性论证表明弹性是仅仅由两个常数就能充分刻划的。在这个基础上，当时的物理学家建立了一个完备的理论，有定理，有分析方法，也有工程上的应用。但是弹性对于物质的本性却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对弹性进行一百年的研究也没揭示出分子与原子的存在。同样，对分子、原子之间的力作一个世纪的研究也不会揭示出它们仅仅是建立在正负电荷之间的力以及薛定谔波动方程之上。我们先得知道，不能用弹性来说明电子运动，而应该用电子运动来说明弹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理解的方向不是从表面的对称性指向内部机制，而应该反过来，从内部机制指向表面的对称性。
　　　　　　　　 （童世骏　陈克艰　译）
　　　
空间科学为人类服务

　　　
作者：冯·布劳恩

　　
　　冯·布劳恩（1912——1977），美国航天科学家。生于德国。早年就读于瑞士苏黎世技术学校。1932年毕业于柏林工学院。1934年获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32年起在德国陆军军械部从事火箭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美国陆军装备设计研究局工作。1950年到红石兵工厂研制弹道导弹。1958年任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领导成员。1969年领导研制土星5号火箭，第一次把人送上月球。著有《火星计划》、《高层大气物理学和医学》等。

　　我们现在有证据说明：我们有能力把空间技术用来为地球上的直接的永久的利益服务——空间科学为地球、生态学和能源服务，如果你希望的话。
　　拿地球资源技术卫星来说吧，到今年年底，这种主要为观察地球表面而设计的飞船，将绕着地球进行摄影达7000圈。自从去年7月发射以来，它已经用无线电发回1亿零115平方英里山脉、草原、沙漠和海洋、湖泊、江河、水库以及森林、牧场、农场和城市的实况。100多万张照片已经分发给美国的312个调查机构和36个其他国家。从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号所获得的情报和资料看，监视城市发展和计划未来土地利用是可行的。我们还可以估计庄稼产量，查清木材资源情况。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号还帮助我们确定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地方，绘制露天矿和森林火灾痕迹的地图。它正在发现线性地形特征，这种地形特征已经导致一些令人惊异的考古学发现。它帮助我们以现代化方式绘制地图、海岸图和领航图。此外，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号还能监视火山，调查迁移性水鸟的繁殖地，研究水灾危险，确定海洋生物分布。
　　我们发射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号，路子确实是走得对的。最新的气象卫星“雨云5号”也是如此。它每天都在测量所有海洋上的雨量分布，这种资料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而对于长期预报又非常重要。但是资源管理系统要有意义，就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一切希望从它的巨大潜力中得到好处的国家都应该参加。即使在当前紧张、冲突的世界形势下，我还是认为，在切实利用有效的全球性公共服务系统方面，国际航空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空间计划对解决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所能作出的贡献。除了核武器造成的大破坏以外，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爆炸。我们手头有使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空间计划未来的重大贡献之一将是帮助更加有效地管理世界资源的利用。
　　让我们看看原始事实吧：从耶稣降生到1700年，世界人口增加一倍。1700年至1900年又翻了一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最新统计资料，当前世界人口估计为30亿多一点，到本世纪末将大大超过60亿。假设增长率不再提高——这是不大可能的——到2025年，地球将必须养活100亿到120亿人，等于今天人口的4倍。除非我们找到解决这种局面的灵丹妙药，否则我们的子孙所生活的世界；对于人类的绝大多数来说，将只是一个为生存而斗争的世界。
　　然而，地球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的。在构成地理干燥陆地表面的人约360亿英亩面积中，现在只有9％用于耕种或养牲口。有70％的地区太冷、太贫瘠、太多山或土壤不足，剩下的21％有使用潜力，但是开始时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以改善道路、建筑、电力和灌溉等条件。因此，从最低成本最早收益的观点看，我们的第一目标还是提高现有9％耕地的生产率。大体的比较表明：高度发达国家实际获得的三种主食——麦、大米和玉米的产量，超过发展中国家产量的4倍。
　　我们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已经能够为这项工作研制相当好的多光谱传感器、红外线扫描器等。不久以后，我们将能使这种设备臻于完善，有效地用来勘探矿物、石油和天然气。已经有好几次，安装在卫星上的多光谱扫描器探测到森林大面积遭受传染性疾病的影响，比负责同一地区的当地林警弄清问题的严重程度要早得多。这些仪器还特别适合于研究水文过程，如对蓄水坝管理极为重要的雪径流量预计。这些仪器对民用渔业和海产收成也有巨大的潜在价值。
　　卫星可能用来测量全球的盐浓度和水温。众所周知，这两种因素对鱼类回游有影响。浮游生物——吸引小鱼，小鱼又吸引大鱼——是很容易凭它的微绿色辨认出来的。盐浓度可以用偏振计测定。水温用红外线传感器很容易测出。因此，轨道资源勘测系统不仅能很快地把鱼群如何回游的情况告诉全世界的渔船队，而且还能指明在哪里才能抓到大鱼。
　　　　　　　　　　　　　　　 （陈安全　潘幼仲　译）
　　　
对人脑的新认识

　　　
作者：罗杰·斯佩里

　　
　　罗杰·斯佩里（1913——），美国心理生物学家。生于哈特福德。1941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4年后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心理生物学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等组织成员，国际脑研究组织成员。因研究揭开大脑两半球秘密和功能分工，为人们了解人脑更高级功能提供了新观念，于1981年与人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我们稍许回顾一下。我们记得，即使小的脑损伤，假如选择性地损伤于左半球，那么可能选择性地破坏人的阅读能力，而同时却保留说话和交谈的能力。书面文字继续能看见，但这些文字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这种情况通常出现于左半球角回的病灶性损害。根据这些病例，自然地得出结论：左半球负责阅读，相反，未损害的右半球必定是“患字盲症”的，或对书面文字无理解能力。
　　这同样适用于理解口头语言的能力。在靠近左侧半球的魏氏区内发生病灶性损害，或者这个区域与来自皮层听觉接受中心的输入通路受到损害，其结果，别人的口语能听到，但失去了意义，这些病例似乎告诉我们，对语言的理解被限于左半球，右半球是既患语聋症，又患文字盲。
　　随着左半球的而不是右半球的病灶性损害破坏了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这类观察的积累，使人们产生了神经学上的传统观念，即认为，大脑有优势的、起主要作用的左半球和劣势的、起次要作用的右半球。次要半球除了无言语能力、无书写能力及患语聋症和患文字盲症外，还由此推论出，它缺乏与语言和符号处理联系在一起的更高级的认识能力。
　　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所收集到的损害的大部分证据都集中地支持一个是主导的、进化得更高级的、理智的左半球以及相比之下另一个是相对落后的右半球的设想。对于典型的惯用右手的人的脑来说，右半球不但是无言语能力和无书写能力的，而且是读宇困难的，患语聋症的和失语症的，通常缺乏更高级的认识功能。
　　60年代早期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事，对施行脑连合部切开术的病人或“裂脑”病人所作的测试似乎表明：在右侧即所谓“次要”半球存在着相当大的认识理解和语言理解以及既能写又能说的能力。这些就是洛杉矶白碑医学中心神经外科主任菲里浦·沃格尔和医师琼赛·布根的病例。这些病人为了控制严重而难治的癫痫，忍受了胼胝体及其他前脑连合部中央的外科切断，以作最后的尝试。手术切断了作为两侧大脑半球直接联络的所有神经交叉联系。从这些手术病人的经验以及最近10年的裂脑动物的研究，可以预言：这种裂脑的结果不会严重地使其不能从事一般日常活动。这被证明正是如此。在无其他重要的脑部病变情况下，给予前脑连合部完全切断的病人6个月至一年的恢复时间，若偶然第一次相遇或交谈，或者甚至通过一次全面的常规性医学检查，通常不会被发现。
　　我们与米坎尔·卡扎尼加一起对这些病人的早期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分离的右半球并非像预想的那样是患语聋症的，也不是患字盲症的。单侧性语言能力的测试证明了右半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言语能力和无书写能力的，但在适当高的水平上，当检查者言语说得响些时，则能够理解词意。分离的有半球也能阅读闪现在左视野的书面的词汇——用按照各种状况在供选择的一列物品中选择或指出对应的物体或图片来证明。脑连合部切开术的病人也能够用右半球去选择与呈现的物体和图片相匹配的正确的书写或口述的词，以及正确地说出书面的词汇，反之亦然。对于不直接地提及而仅仅用复杂的口述短语例如“一个测量仪器”，“液体的盛器”等等来描述的物体，也能通过右半球达到正确地触摸取出。就分离的右半球来说，这些病人还可以用剪下的字母拼出三四个单字，并可以用触觉默读出这些单字。最近，赞德尔应用了经他改革的可作长时间观看的巩膜透镜技术，并由他证实了右半球的这些语义的能力，并扩展到综合性的一系列实验。在60年代早期，同时代的神经学说竟是如此强烈的相反，以致于Bogen医师对从我们初期的一些关于语言的论文中抽掉他的名字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深信，对于这些语言测试的答案必定来自右半球，而决不是来自大脑的左半球。这是以单侧试验过程为根据的。在这个试验中，用接连查问词语问题的方法证明：负责说话的左半球对右半球作出的回答和行为一无所知。每个被分离的半球好像都意识不到另一侧半球的认知事件——正像路南德·迈耶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的和我们在50年代用动物做的裂脑研究那样。换言之，每个大脑半球都似乎有它自己的、大量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感知觉、学习与记忆经验的认知领域，在表面上所有这些都是在另一侧半球中被湮没的相应的事件。尽管人类的基本的半球失去联络综合征与早先在猫和猴身上作出的研究基本上相似，但在人类患者身上的表现形式更具有戏剧性。这些病人中的负责说话的半球会用其自己的词汇直接告诉我们，但它对正确回答测试的不说话的、合作的半球的有关内部经验却一无所知。不仅仅是一侧功能缺乏或不存在时，而且当两侧同时存在时，也可以推论出脑功能的偏侧化现象。
　　　　　　　　　　　　　　　　　　　　　　（张尧官　译）

　　
　



4
　
我们的健康

　　　
作者：刘易斯·托玛斯

　　
　　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800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900亿美元吧？不管是800亿美元还是900亿美元，那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意味着有那么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相当复杂地组织和协调着。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迷惑不解、大伤脑筋的事情，因为它在稳步地日渐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在规划和管理它。去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发现；明年的账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看得准。社会科学家们为这样一些大问题所吸引，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以便就近看个究竟；经济学家倾城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为什么花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提到这桩事，人们贪图方便总是以一言蔽之，说这是“健康事业”。这就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觉得，这都是应人们的需求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保健成了医药的新名字。现在，医生干的事是保健，医院和其他专职人员跟医生一道工作，总称作保健事业。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费者。一旦上了这条路，那就得没有尽头地走下去。就在最近，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种种弊端、偏私、逻辑缺陷和濒于破产，政府创设了新的官方机构，称作保健组织，大家已经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这种机构像邮局一样遍布全国，准备把包装整齐的健康分送各处，就像真的是仓库里新备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样。
　　我们迟早要因这个词而遭到麻烦。这个用语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个委婉语。我担心，我们会牵强地使用它的意义，以掩盖一具体现实。这个现实说不得，我们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它。但不管怎样，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它们。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大家当然意见不一。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他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某种大型的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像欧洲矿泉水瓶子上贴的商标所说的：包治百病，管它肾虚脾热，都治。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将来不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证社会的精神健康。虽然这些可敬的机构对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显有用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责难这些字眼，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像保证兑现的诺言。一个保健组织，如果组织良好，财源充足，它将具有一个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会都应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会期望它的新名字名副其实。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发生了难以对付的心脏病，或者得了多发性硬化，或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或慢性肾炎，或中风，或脾气郁结，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而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体组织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们给予的注意和重视则是太少了。人体组织最坚定不移的倾向就是稳定和平衡。把人体描画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洋玩艺儿，老是得小心看护，老是得修修补补，老是处于破碎的边缘，这是一种歪曲。岂止是歪曲，还很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真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的良好健康状况搞搞鸣谢甚至庆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是好，好极了。
　　关于将来在医药方面的需要，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讲，还要设哪些项目？如何估计，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个病人每年共需要多少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等？我建议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方法就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现在可以随时进出保健机构的、最老于世故、最有见识的、大概也已经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好训练、富有经验、有家室的中年内科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这张问卷。在过去5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过多少次任何种类的化验检查？作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多少次X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己和家里人开过几次抗生素？住过几次院？作过几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病医生？正式看过多少次医生，任何医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不尽科学的方式作了这样的尝试，这就是询问我的一帮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些资料表明，我的内科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没有一个人作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过X射线，只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绝少作化验检查。他们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药方，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给抗生素。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家发病率跟别人一样高，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的来说并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内科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作父亲的就是名符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当然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着一般人使用医疗机构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80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说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说不过去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报怨，他们得到的医疗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们，由医生诊断而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内科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结婚不久也学到了，但就是对一般大众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数毛病到上午就好一些。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自己，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不去设计那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两亿人全都被假定每时每日都处于健康恶化的危险之中，那么，我们本可以建立一个以保证平衡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良好医疗。我们的司法制度在不能证明我们有罪时就假定我们无罪。同样的道理，医疗制度要最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没人管的话，计算机会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时每刻都要求某种直接的、坚持不断的、职业的干预，以维护每个公民的健康。那时，我们的钱就甭想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说，如果我们还想及时改变这种挤住在一起、特别是挤在城市里的方式，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社会的健康是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我们要付的账单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呢。
　　　
我们渺小，却举足轻重

　　　
作者：普里高津

　　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式系统。热力学探讨了三种系统，即，不和外部世界交换物质也不交换能量的孤立系统；交换能量但不交换物质的封闭式系统；既交换物质又交换能量的开放系统。在同太阳的关系上，地球实际上是封闭式的系统。它和太阳交换能量，但出于种种实际原因，不和太阳系的其它组织部分交换物质。偶尔有颗陨星坠落到大地上，散布了少量宇宙尘埃；有时，卫星被送入空间，除此以外，进入、离开地球的物质数量不足以引人注目，此其一。
　　其二，在短时期内，地球上某些孤立的地区曾经历过搞的转折。即，由于自然力的作用，或者由于人们以高于自然再生产的速度消费掉了能量，社会利用的那个物质-能量基础便告涸竭。这迫使人们改用某个新的物质-能量基础。本书决不是说地球的热寂就在眼前。本书要说的是，我们现有的由矿物燃料和特殊金属组合构成的物质-能量基础正濒临涸竭，需要我们向新的物质-能量领域转变。
　　其三，每种新的物质-能量基础都成为新一类技术的发展范围；这些技术收集、交换和排除某种物质-能量环境。与新型技术一道应运而生的还有新的组织，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世界观。尽管物质-能量基础规定了范围，它并不能严格地规定那种社会用来将环境转化成经济生活效用的决策过程。技术、组织、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可作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它们至少要同受它们加工的物质-能量基础保持一致。
　　其四，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过渡的早期阶段。由矿物燃料和稀有金属组成的消费性能源基础将被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太阳能时代所取代。目前已发展起两种互相对抗的方法论，它们为在未来太阳能时代组织起生物资源而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办法。第一种办法可简称为合适技术的办法，它提倡同自然生产过程的速度保持一致，这里的首要原则是保持我们经济预算和自然的平衡。换言之，人们努力不使消费速度高于自然生产速度。人们重视分散型组织，劳动密集型技术，多样性变化，地区性自给自足以及节省地、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合适技术的方法和基础结构已在美国社会内零零散散地发展起来了。
　　在我们进入太阳能时代之际，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的组织办法。这就是遗传工程。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遗传工程是一种技术。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它确实是可再生能源基础的组织方法。由于一些公司已开始认识到，从矿物燃料到太阳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历史转折已近在眼前，所以，它们投下了几十亿美元用来发展遗传工程。人们认为，组织可再生能源的合适技术方法对于维持现有的“增长”模式过于缓慢，缺乏效率，因此，他们论证说，为了以高于自然本身的速度转化有生命的物质，并在进入太阳能时代后保持增长曲线，就必须搞地球生物工程。
　　在下一个20年里，人们将作出重大决策，从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组织方法中选择一个最终将占统治地位的方法。
　　如果不想做在太阳能时代搞遗传工程这样的蠢事，我们就必须理解熵定律和热力学定律。如果读者要了解对太阳能时代搞遗传工程的严重危害性，便可以阅读我们分析更为细致的著作《谁将扮演上帝？》该书讨论了那些由遗传工程和人工创造生命所引起的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的问题。
　　其五，当太阳在遥远的未来最终熄灭之后，地球就将变成一个寒冷、荒凉的星球，而且，最后将变成飘荡于宇宙舞台之上的灰尘。过去，学者们把熵和太阳系的最终热寂等同起来，并据此下结论说，由于熵的实现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所以，它对人类生命无关紧要。相反，本书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过程，而不是最终状态的熵上。本书讨论了地球上物质-能量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人类同热力学定律、熵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提供分析的框架。我们讨论了人类和文明为了适应能源环境的剧变而作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奋斗，但我们没有深入地探讨下去。我们期望，这种以热力学定律为基础的新型观念结构将激励其他人用新的眼光观察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的不同侧面。
　　其六，某些人将认为搞定律过于使人沮丧。这确实奇怪，因为，摘定律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定律而已。当哥白尼宣布宇宙不是围绕地球运转时，很多人同样地感到了沮丧，但是，人终于设法适应了现实。物理学定律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客观世界的运转方式。我们同这些定律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状态。奇怪的是，我们听见人们哀叹说，客观世界确实有限，而且每分每秒都在逼近死亡，我们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就此罢休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受嫡定律的支配。我们都经历了生、死两个关头。我们的客观存在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终归无法克服现实。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有限时，我们一般不会问自己：如果这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从生到死），我们为什么还得耐心去努力一番？相反，我们认识到人固有一死后，就明白，人生中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倒流的，这只会促使我们至少在短时间内爱惜、尊重人生的每段经历。很不幸，人们只是偶尔认识到人生固有一死，其它的时间则用来进行疯狂的征服熵的活动。适合于我们个人存在的规律同样也适合于我们周围的其它客观存在。我们常常难以承认我们的肉体是必有一死的，我们的生活经历是不可倒转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承认周围世界也具有不可逆转的、有限的性质。
　　熵的过程既非乐观也非悲观。它只是描述了客观世界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个人和社会的世界观取决于我们如何同摘的过程作观念上的妥协。“妥协”意味着我们已懂得，熵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确实，嫡代表了腐败和混乱，但它同时也代表着生命本身的展开。在我们决定如何同熵的流动相互作用时，价值观念便开始发生作用了。
　　最后，如同所有科学思维的产物那样，熵定律和热力学定律在本质上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所有科学定律都表明我们有必要利用符号、抽象概念而尽力试验、理解客观世界的运转。假如有人问，在这个客观世界上我们最确信的有哪些概念，我们可能会这样回答：生与死，热与冷，集中与分散，可得与不可得，价值与垃圾，秩序与混乱，开始与结束。这些有关客观世界如何展开的概念象征着熵定律。
　　有关熵定律的学问有助于我们理解同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这客观存在中，我们既是渺小，然而也是举足轻重。如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熵不过是一个物理定律，不管是那些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的人，还是那些把它当作一种包罗所有意识形态的人，都应理解这一点。作为一种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概念，摘有助于为生命的游戏规定物理规则。然而，究竟怎样做这场游戏，还要看人们在相互影响时，在同环境相互影响时，他们的思想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什么样的远见，什么样的怪诞念头，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主义”。
　　　
对科学的挑战

　　　
作者：普里高津

　　
　　1686年4月28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这样说并不算夸张。牛顿在这一天向伦敦皇家学会提出了他的《自然哲学之数》。这部著作总结了运动的基本定律，清晰地表述了质量、加速度、惯性等这样一些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基本概念。影响最大的也许是这部《原理》的第三编，即“论宇宙系统”，因为它包含了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叙述。与牛顿同时代的人，立刻抓住了该书的这个突出的重要之点，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引力”成了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艺术和文学是不分地域的，既不能在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印象派的风景画之间容此而拒彼，也不能在印度史诗和荷马史诗之间抑是而扬他。但是，现代科学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要是由西方世界创立的。
　　从牛顿的《原理》到现在，已过了三个世纪。科学以难能置信的速度得到了发展，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科学视野已大到真是异想天开的地步。在微观范围内，基本粒子物理学所研究的过程已涉及到10-15cmcm和10-22秒数量级的物理尺度。而在宇宙范围内，宇宙学却把我们带到1010光年的数量级，即所谓“宇宙的年龄”。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生物工艺和信息技术的新进展，将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根本的变化。
　　与这些量的增长相提并论的是质的深刻变化，其反响不仅远远超出科学的本来意义，而且还影响到自然界的“映象”。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他们要表述的是符合真正理性定义的普遍图式。正如伯林在《反潮流》的导言中极好地表达的那样，“他们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宇宙的统一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结构中不应对‘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
　　这种寻找普遍图式的企图确实有过富有戏剧性的似乎接近成功的时刻。提到这种时刻，人们会想起玻尔对原子模型的著名表述，他的原子模型把物质归纳为电子和质子组成的简单的行星系统。另一次大的振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爱因斯坦想把物理学的一切定律都压缩到一个“统一场论”中去的时刻，这个巨大的梦想今天已经破灭了。无论向哪里看去，我们发现的都是进化、多样化和不稳定。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在基本粒子领域中，在生物学中，还是在天体物理学中（它研究膨胀着的宇宙以及在黑洞的形成中达到其顶点的恒星进化），都是这样的。
　　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向着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发展的根本变化。我们要在本书中加以分析的，正是这种在科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形势。
　　经典科学把重点放在与时间无关的定律上。一旦给定了初始条件，这些永恒的定律决定了永久的未来，就像它们已经决定了过去一样。这样的观点唤起了我们的热忱，因为它启示我们：世界对于人的精神来说是有智能的。不过，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以这种方式“解释”的世界，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个机器人。众所周知，驱使希腊原子论者德漠克里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工作的动力之一就是，他们想把人们从害怕之中，从无知的恐惧、神的愤怒之中解放出来。卢克莱修一再重复，我们无所惧怕，世界只是“原子”和“虚空”，而没有别的。我们必须克服我们感觉的幻影，去更深刻地探讨现实性的意义：
　　
　　你切不要怀疑我的话，
　　说我们的眼睛并没有看见事物的始基；
　　因为，你该记住那些别的东西，
　　人们知道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但是它们却不能被我们看见。

　　这种对于物质世界，对于原子和虚空的描写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提出了莱诺伯（Lenoble）称之为“现代人的忧虑”的情形：怎能在这原子的随机世界中认出我们自己呢？科学是根据人和自然决裂这种思想定义的吗？“一切物体，苍穹、星辰、地球及其王国，都不等同于哪怕最低级的思维，因为思维在自身中知道所有这些物体，而这些物体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帕斯卡的箴言表达了这种疏远的感情。这种感情我们也在杰出的科学家如莫诺那里找到了：“人们终将从其千年致福的美梦中醒来，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走向其完全的寂寞和根本的孤立。现在，只要他终于实现了这些，他就会像吉卜赛人一样生活在异乡世界的境界。这异乡世界对他的音乐毫不欣赏，对他的希望如同对他的受苦和犯罪一样无动于衷。”
　　如李约瑟强调的，西方思想总是在作为自动机的世界和作为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学世界之间摇摆。李约瑟把这叫做“欧洲精神分裂的特点”。我们真的必须做出这个悲剧的选择吗？我们必须在导致“精神错乱”的科学与关于自然界的某种反科学的形而上学观点作出取舍吗？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个选择不再必要了，科学今天所经历的变化导致一种全新的局面。科学的兴趣正从简单性向着复杂性转变。对于微观世界简单性的信念已经被打破了。这个转变引导我们把重点放到新概念和新方法上。阿瑟·爱丁顿在他的极好的著作《物质世界的本性》一书中，引入了第一级定律与第二级定律的区分。“第一级定律”控制着单个粒子的行为；“第二级定律”可适于原子或分子的集合。第二级定律的一个杰出范例、就是引进了“熵”这个概念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爱丁顿写道：“从科学的哲学观点来看，我认为，与熵相连的概念一定会作为19世纪的伟大贡献列入科学的思想之中。因为它标志了自这样一种观点的反动，即科学需要予以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用对客体的微观解剖来发现的。”我们觉得爱丁顿正在创立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诚然，当代科学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功确实涉及到在微观水平如分子、原子或基本粒子水平上的发现。例如，分子生物学由于孤立出在生命机制中起根本作用的特殊分子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这个成功是如此压倒一切，以至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研究的目的，按爱丁顿的说法，已变成“对客体的微观解剖”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是在19世纪中完成的，但从那时以来，研究复杂系统的倾向一直继续着。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的兴趣正从“实体”转变到“关系”，转变到“信息”，转变到“时间”上。这样说虽然有点过于简化。科学的这个最新的进化给予我们一个难逢的机会去考虑科学在总的文化框架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在17世纪的特定脉络中发源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科学似乎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更加普适的信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信息。本书正是要阐明这个新的信息。
　　是怎样产生上节所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呢？在分子生物学中，在基因密码的翻译中，最后，用莫诺的话，在悲剧的调子中，辉煌的突破是怎样做出的呢？我们知道，正是这个进步才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吉卜赛人的。这最后一句话里，有一个奇怪的悖理：难道科学不是一种通信方法，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吗？在思想史上，我们常常遇到人造的世界和上帝造的世界之问的最奇怪的差异。维科在其《新的科学》里有一段著名的话，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点：“在那耀着永恒的，永不衰竭的真理之光。毫无疑义，文明社会的世界肯定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理是在我们人的精神的改变中发现的。无论是谁，只要想到这点，就禁不住感到惊奇；哲学家们竟然会倾其全部精力去研究上帝创造的，因而也只有上帝才认识的自然世界，他们竟会忽略对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的研究，而这是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去认识它。”
　　不过，自然与人之间的差别不会如此绝对。最近对于简单有机的如acrasials真菌的研究表明，集体的行为已有可能从区域的化学相互作用得到，在这个相互作用上，人类学家甚至进行推测，作为通向理解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道路。至于面向最简单细菌运动的趋化性机制，可能关联着细菌外壁上各种接收器的存在，这些接收器使得它去探索外部环境，朝着可望找到更多食物的方向运动。没有活着的东西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积极的相互作用，生命就是不可能的。
　　人们采取极多样的形式向自然发问。修谟人发明了写字，修谟的牧师们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可以用某种隐匿的方式把“将来”写入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中去。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个信念系统化，并且以奇特的形式把魔术与合理因素混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7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科学仅仅是在生命及其环境的永恒对话中打开了新的一章。
　　亚历山大·柯伊莱定义了一种方法，这就是被现代科学作为“实验”来完成的方法。现代科学的基础在于，发现与自然进行的特殊形式的通信。也就是说，相信自然界真地响应“实验”向它发出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定义“实验”的对话呢？它同时暗含着理解和改造这两种意思。的确，实验的含意不仅仅是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忠实的观察，也不仅仅是寻找现象之间的经验联系，而且还在于寻找预先假设的理论概念与观察之间的、系统的相互作用。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回到这种有系统的努力上来。它等于刺激自然，来对它是否服从预想假设作出确切的答复。
　　当科学家们提出那个需要自然作出答复的问题，而发现他们现在能够看到七巧板是怎样拼合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以数百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惊奇。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像是两个参加者之间的游戏。在游戏中我们必须猜想现实性的行为，这些行为与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欲望无关。自然界不可能任听摆布地说那些我们正好喜欢听的事。科学研究不是独白。正因为卷入了冒险性，才使这场游戏变得无比紧张和惊心动魄。
　　但是，西方科学的无可匹敌远远没有被这种方法论的考虑所耗尽。甚至卡尔·波普尔在他讨论科学理性的正统描述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最后的分析中，合理的科学把它的存在归于它的非常成功。科学方法的可用仅仅由于我们的理论假设与实验结果的惊人一致。科学是冒险的游戏，但它好像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所给出的答案是始终如一的。西方科学的这个成功是历史的事实，是不可预言的和先验的，但它一旦发生，就又不可避免。因此，现代科学的惊人成功导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上的不可逆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合法地使用“科学革命”这个字眼。人类的历史是用一些不同的独特场景标记的，是用一些导致不可逆变化的环境的不同标记的。这方面的一个奇特事件就是新石器革命。但是在这里，以及在标志着生物学革命的“选择”原理的情况中，我们只能依靠于推测；与此同时我们却有幸目睹科学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经历了几千年，科学革命仅在三个世纪之前才开始。它给我们一个极好的例证，即把一系列带有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特殊混合的事件很好地编纂起来。历史的各个方面大都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混合这个特点。经典科学的惊人成果就是新理性的诞生，它给了我们一个通向自然界智能的线索。科学开始了与自然的成功对话，但这个对话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的。它为人们揭露了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其程序的规定不停地进行下去。在这种意义上，与自然的对话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而不是使人和自然更加亲密。对于我们已提到的如帕斯卡和莫诺一些人来说，这个被科学所“发现”的孤独，就是我们为这个新理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困境。现代科学既使它的反对者感到恐惧——他们把科学当作是不可接受的和有威胁性的冒险——也使得它的支持者如莫诺感到害怕。人类理性的最大成功之一却变成一个悲惨的真理，这的确使人非常奇怪。科学原被看作是要使它所触及的各种事物从迷妄中解救出来。但现今的科学已不再是这种“古典”的科学了，把一切自然之物归入少数几个“永恒”定律的企图已被放弃。现在，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是一个破碎的宇宙，它富有质上的千差万别的以及潜在的千奇百怪。我们已经发现，与自然的对话不再意味着解除从外部对月球荒漠的观测所得到的迷妄，而是意味着对复杂的和五花八门的自然进行局部的有选择的探险。
　　观点上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出自某种武断，在物理学中，这是由那些谁也不可能先知的新发现所强加于我们的。谁曾预料过，绝大多数基本粒子被证明是在永恒变化之中转瞬即逝的实体呢？谁曾期望过，伴随膨胀着的宇宙，历史会在整个世界的水平上出现呢？沿着各种各样的路，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最新发现到本世纪人口学上的迅速变化——一个新的自然主义已经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19世纪开始的一种倾向的继续。达尔文教导我们，人是寓于生物进化之中的。爱因斯坦教导我们，我们寄身于进化着的宇宙之中。达尔文主义暗示我们同一切生命形式之间的团结，同这扩张着的万物，同整个宇宙之间的团结。
　　田于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可以说，经典科学的特点在于它是不稳定地嵌在社会中的。它可以唤起人们的热忱，唤起人们对深含理性的果敢断言，但是，也可以招致强烈的抵抗与仇视。我们在后面将回来讨论的所谓“逆科学运动”。这里让我们举一个20年代德国的“非理性运动”的例子，这个运动形式成了量子力学的文化背景。在和因果性、合法性、决定论、机械论以及理性等这样一些概念相一致的科学的对立面，有一个被科学否定的思想上的狂潮，当时被看作是自然界基本非理性的体现。于是生命、命运、自由、自发性便成为不可透入理性的阴暗地狱的表示。这个对理性科学的抵制并不是因为进入了独特的社会政治脉络才说明了与经典科学关联的冒险性，社会政治脉络只是使这种抵制具有大规模和猛烈的性质。不管在自由、命运和自发性的名义下，人们相信有意义的一些经验与什么有关，科学进行着冒险；要把这些概念传入非理性王国，并由此给这些概念赋予令人生畏的能力。
　　什么是经典科学的假设，使我们由这些假设而相信科学今天已经解放了它自己呢？大概这些假设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为中心的，即微观世界是简单的，且为一些简单的数字定律所统治。这个基本信念对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是一个谬误的理想化。情况类似于把大楼归结为砖的集成物，用同一些砖我们可以建造工厂，也可以建造宫殿或教堂，在整个建筑物的水平上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效果，看到了这建筑物曾被想象过的设计风格的效果。
　　这里，我们恢复了一下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起作用的二分法。用柏拉图的表达法，只有思想的不变世界才被认作是“智慧的阳光所照亮的。”在同样的意义上，只有永恒的定律才被看作是科学理性的表示。暂时性则如同幻影一样受到歧视。今天这已不再是真的了。我们发现，不可逆性远不是个幻影，而是在自然界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且处在许多自发组织过程的发源地。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过程可能要成为生物问题中自组织的基础。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冒险的世界之中，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于有限的简单情况，而不可逆性和决定论却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之中。
　　　
电脑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未来而不是现在
作者：本杰明·亚历山大

　　
　　本杰明·亚历山大（1921——），美国科学家。1950年在皮奥里亚州布雷德利大学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乔治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政府官员、国立健康服务和发展中心主任等职。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你们也许还记得几周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披露了一种新的不幸者的类型——电脑寡妇。电脑寡妇显然是这种既被誉为世界救星、又被贬为全球恶魔的神奇机器的最新受害者。
　　这篇文章描述了电脑迷们的生活，他们把每个晚上和周末都花在家用电脑上——做游戏，发明游戏，编制程序，以及寻求其他新奇的玩法。
　　文章继续报道了小型电脑已成为严重的家庭纠纷的祸根。电脑迷们不顾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责任。文章指责家用电脑破坏了男人和妻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并且报道了好几个因为沉溺于电脑游戏而引起离婚的例子。
　　这一切促使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科技系的一位成员指出：“电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教育、娱乐的方式，现在它似乎又在影响我们的生育了。”
　　自从30年前诞生电脑以来，电脑时代始终向前发展，一直没有倒退过。电脑已经永久性地紧密结合在我们的个人生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它已经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在经济上必不可少的事物。除了逃避尘世、独居在某些山顶的隐士，没有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未曾受到电脑的影响。电脑技术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电脑看作是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东西。
　　由于电子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几年前曾被认为是令人惊愕的技术进展变得黯然失色了。这种只有手指尖大小、却具有惊人的强大威力的集成电路块，其计算能力相当于25年前应用的一间房间大小的计算机的能力。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技术的一次量子飞跃。
　　电脑革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度还刚刚开始可以估量。你怎么可能跟踪那种能在极其迅速的时间，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是在1毫微秒内发生的因果关系呢？几乎每一项电脑技术的重大成就和新的应用都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我们现在听到的无论是外行还是专家的意见，基本上都是建设性的。一方面是学龄儿童的家长抗议非常流行的电子游戏对自己孩子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位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著名电脑科学家对人类越来越依赖电脑的情况深表忧虑。人们关注和担心的事情还有个人隐私的遭到侵犯、电脑犯罪等等。
　　情况已变得日益严重。家长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寻求控制；地区的主管机关也通过法律限制电子游戏机房的营业时间；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更是公开谴责这种对许多青少年充满诱惑力的电子游戏。
　　几星期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埃弗雷特·库普指出，电子游戏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种危险品。他说：“他们的身心深深陷入到电子游戏中去了……在这种游戏中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一切都是消灭、杀人、破坏，而且干得干净利落。”
　　库普的意见在最近一期的《喷气》杂志上得到了反应。哈佛大学的著名精神病专家阿尔文·波圣博士指出：“我认为医务主任的忧虑很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青少年中已经有这么多暴力事件，所以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所教给孩子的价值观。”波圣博士认为，他相信“电子游戏在助长社会暴力问题方面有极大可能。”他指出，没有头脑的、但在智力上却是无可争议的电子游戏“正在教唆孩子们，暴力是某种可能接受的方式，是表达愤怒的一种合理的手段。”
　　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种认为电脑的差错会引发一场核战争的担心，事实上是一种杞人之忧。但我们不能光归罪机器，因为电脑只是一个听话的蠢货。它准确地执行主人告诉它的命令——既不多，也不少。它完美地按照指令办事，但当指令不正确时，差错就会发生。如果输入一个错误的程序，一台军事电脑就会把导弹送往错误的方向，或者在错误的时刻发射出去。
　　几年前，海军上将，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承认：“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变成这些该死的电脑的奴隶了。”
　　众所周知，我们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电脑程序的差错或者某种故障的威胁，从而造成一系列无法挽救的毁灭性后果。有些已经得到五角大楼证实的报告记录了由于所谓的电脑差错，美国的导弹系统曾一度处于随时开火状态。
　　我们害怕那种由电脑起爆的核打击，但它正是我们享受电脑技术的好处所支付的代价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能够一直侥幸地控制住我们的军用电脑，我们还有其它的控制问题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必须对一位电脑科学家所说的“全球个人档案的威胁”保持警惕。他指的是政府机构和私营团体共同拥有的记录我们的情况的情报。
　　关于我国现有的数据库有多少，我们没有精确的数字，但只要你想一下金融机构、医院、新旧雇主、国内税务局、社会生活保障署、联邦调查局、人口统计局等各种与人民有关的联邦机构……以及百货公司、信用机构、执法机构、法院等拥有的我们大家的情报规模就足够了。
　　这些情报多数是客观的、冷酷的、完整的、线性的数据。它们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许多数据是个人无法看到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对这些数据验证核实或者提出异议。
　　由于许多公司从事着多种经营，它们把被兼并的公司的人事情报看作是自己理所当然应该继承的财产。这种情报的集中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会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联邦法规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但却始终存在着滥用个人情报的潜在威胁。正如我们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所揭发的那样，政府泄露或提供了许多个人档案，不恰当地查阅或利用了机密数据，甚至利用联邦纳税记录进行政治迫害和个人报复。
　　还有一桩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那就是政府将会掌握一个无比巨大的电脑联网系统。这种主张可能会在为了方便行事或提高效率或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提出来。如果这个主张得到实行，我们将被一下子推到另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它将是我们所珍爱的个人隐私不受干涉的自由的结束。
　　雄踞电脑能力前沿的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开发。这种极端复杂的科学力图使电脑脱离目前所处的只是根据指令行事的“机器傻瓜”的范畴。这一领域的科学家正在设计赋予电脑的类人智能和程序。它的前景是，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能把人的智力进一步扩大到从未梦想过的程度。尽管人工智能仍处在褪褓阶段，但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已可以使机器人收集垃圾，采煤，清除核反应堆的放射场。
　　这种新技术的阴暗面是，人们担心它会被人利用变成潜在的帮凶。例如，有人早就建议，可以把懂得语言的电脑设计成实际上能对每一个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的工具；也可把电脑侦视器设计成能向当局汇报后者感兴趣的事情的机器。
　　有些社会评论家担心，电脑的广泛应用最终将导致人类智力的衰退。有人则忧虑，电脑将使我们的生活统一化，我们将不得不与某些工艺和技巧告别。
　　然而，马丁·加德纳——《数学狂欢》杂志的作者却宣称：“我们不明白的是，如果电脑正在把人们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从事更有兴趣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坐下来用笔计算7的平方根呢？”
　　我个人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不过这种观点确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拥有近乎无限能力和灵活性的新的精密技术将会扩大个人的自由。例如，人们可以在家中的终端而不是办公室进行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自修各种科目；购物电子化；可以把纳税、投资、保险、汽车维修等个人必要的记录组合成整体。
　　如果电脑能够在个人身上产生好的结果，它也可以在个人身上产生坏的结果。无需用枪对准银行出纳员的白领阶层的电脑犯罪率正在日益增长。执法机关不得不通过训练警察制止电子窃贼的培训计划来对付这一现象。
　　有些科学家则担心另一种犯罪活动。匹茨堡的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D.雷·里迪的忧虑是，如果大学拥有的尖端的微电脑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就可以指令其他电脑切断电话，停止银行服务和我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其他系统的业务。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被破坏了。
　　不过，我还是同意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观点，他说：“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正在变得没有电脑就无法解决。我不担心电脑，我担心的是缺乏电脑。”
　　人类拥有一切力量和弱点，拥有一切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感情。我希望每一项新的惊人的技术突破都会遇到来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和法律专家以及一切能够监督、评估新技术对人的影响的其他各种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的质难。
　　既然我们正在向着新的、前所未闻的领域前进，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地弄清这种运动对于我们生活的含义。我们需要在电脑能够提供的好处和什么是对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之间权衡轻重，及时提醒。
　　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我们是否会让电脑诱惑我们去滥用。甚至践踏下列基本价值——诚实、自由、平等、相互信任、爱情、尊重法律和他人的权利以及其他兄弟人类的幸福；因为这些基本价值正是一个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希望。
　　　　　　　　　　　　　　　　　　　　　　（谈谷铮　译）

　　
　



5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杨振宁

　　历史学家普遍地承认，在公元1400年前，中国的技术是胜于欧洲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是在明朝初，有有名的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记载。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郑和用过60条船，其中最长的船有440尺长，这样大的船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可以制造，西方的历史学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历史记载。一直到1962年，在南京发掘出一个舵的轴，这个轴是木头的，有36尺高，直径有1.25尺，这才使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记载是可靠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时候有所谓四大发明，就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在17世纪初，英国有位大哲学家培根，他对欧洲以后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曾说过，当时并不知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他知道这些发明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在一篇文章上讲，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个宗教派别、没有一个伟人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有这三个发明这么大。为什么呢？他说印刷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学；火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战术；指南针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航海术。刚才我讲1400年的时候，中国的技术超过了西方，历史学家都同意。在那以前，亚洲与欧洲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难的，有时是通过海路，有时是通过陆路，所谓丝绸之路。可是这许多交流的方向都是从亚洲传到欧洲。在那以后的200年，就是1400年到1600年，明朝的时候，这200年之间中国是大大地落后了。到了1600年前后，明朝的皇帝要请一些传教士从澳门把造火炮的技术引到北京来，这就代表在那200年之间，西方在技术的发展上已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在这200年之间欧洲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出现了很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如达·芬奇、哥白尼、卡瑞、那皮尔、弗兰西斯·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哈维、笛卡尔等等，这许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可以说是在欧洲创造出来了肥沃的土地，使得以后的近代科学可以在欧洲萌芽。可以说在这200年间，中国停滞不前，而欧洲是向前飞跃。这个飞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空气，产生了一个社会的体制，产生了一些学术的动向，使近代科学在17世纪首先从欧洲开始了。
　　1687年，牛顿出版了他的《数学原理》。因为牛顿的书第一次使人类了解到原来自然界的很多现象是可以用准确的数学语言描述，能够规律化、能够预测的，我们也可以说牛顿的书第一次使人类知道自然界的事情是符合准确的规律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而这个精神，这个了解，经过几百年发扬光大就产生了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的产生直接影响了世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影响了人类与环境之间不可逆转的新的关系，所以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贡献。
　　牛顿的书出版以前的80年，那就是1607年，明朝的末年，中国已经有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翻译。这是科学史上一件有名的事情。上海人徐光启跟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他们两人在1607年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头六章。我们今天所用的几个数学名词，像“几何”就是徐光启发明的。如果你看一下《几何原本》，你就会深深地敬仰这些西方的科学家对中国有多么大的影响。我只举一个例子：徐光启在一篇文章里推荐《几何原本》原理的方法时说：似至晦，实则明；似至繁，实则简；似至难，实则易。就是看起来很隐晦，实际上非常容易懂；看起来很繁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看上去是很难的，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他确实体会到了科学的真谛。
　　到了1840年，英国用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朝的朝廷才感到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新的知识，所以到1862年就设立了所谓“同文馆”，就是翻译馆或编译馆，把西方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又过了5年，到1867年，这个同文馆又设立了天文、数学馆，翻译天文和数学。可是都受到了阻力。如当时的大学士倭仁就讲过：且闻治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意思是说西方那些东西只是技艺而已，不是真正最重要的思想方面的发展。那时候觉得科技只是奇技淫巧，只是雕虫小技无关大局的。又比如大学者、大书法家俞樾讲，我们应该以拙制巧。他认为西方的科学不过是巧而已，而我们是正宗的、深厚的，可以抵制西方的巧。这种观念当时非常盛行。我再举一个例子：1872年，清朝的朝廷决定开始派留学生，他们就派30个幼童到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镇去上学，以后每年派30个学生。可是到了1876年，这件事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在1881年清朝政府就把所有这些留学生给召回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受到这许多凌辱，中国人产生了一些自卑感，这自卑感还不仅限于中国人，日本人也有。
　　如果你去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文献的话，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奇谈怪论，都是因为受到了自卑感的影响。一种奇谈怪论叫作种族退化论。另外一个奇谈怪论叫作取消汉字汉语论，认为中国人所以不能做近代科学的原因是汉字汉语。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发生几个惨痛的事情：一个是甲午战争；一个是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时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可以说这些惨痛的经验最终使中国觉醒了。所以从1900年开始，中国才开始正式地、渐渐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科技。其中有三件事可以认为有划时代的影响：一是1898年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这是在中国第一次设立了一个大学，所教的东西比较全面，包括了现代的科学。二是1905年清朝最后废除科举，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年轻人不能向视野广阔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才能。三是1896年到1898年间，清朝开始派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到欧洲、到美国去留学稍微晚一点。可是这个门一开以后，立刻就开得很大，跟1872年那一次不一样。到1907年，据现在统计去日本的留学生有1万人。
　　这些留学生，他们在国内没有接触近代科技，他们到国外上学的时候，也不顾修硕士和博士的学位，只是念了学士的学位就回来，他们回来以后很多人做了教师。他们是真正把近代的科技大规模引进中国的第一代人。由他们训练出来的第二代学生在国内就可以接触到一些近代的科技知识，这些人出国以后就有很多人读了博士学位。
　　我们可以说两代人从1900年开始就把先进的近代科技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了。
　　不过到了1950年，20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引进了一些科技，可是科技在中国还不能认为已本土化。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训练的科技人才虽然有，可是数目还是太少。引进的科技的方向虽然有，可是不够广，而且没有工业基础支持尖端的试验工作。同时1900年到1950年这50年之间中国社会有种种的动荡，这些运动使需要稳定环境的科技研究不能蓬勃发展。可以说1900年至1950年这50年之间，中国开始引进了近代的科技，可是还没有达到科技本土化这个目标。
　　从1950年到今天这40年时间，新中国通过人才的训练，通过科研机构的建立，通过工业的发展，可以进近代的科技在中国本土化了。如果你需要证明的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中国在近代科技方面近年有了哪些惊人的发展。
　　反应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近代科技，在美国是1942年第一个建造的，这个反应堆是费米教授主持的。费米教授当时参加了美国战时的工作，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是我的导师。中国在1956年建了第一个反应堆，是通过苏联的帮助设立的。原子弹在美国第一个炸出来的，是在1945年，在中国是1964年。氢气弹在美国是1952年，从原子弹到氢弹共花了7年时间；中国氢气弹是1967年，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中国氢气弹的窍门是两个人想出来的：一位叫邓稼先，一位叫于敏。中国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问题，而且想出来这个窍门，当时大大引起震惊，因为法国还没有做出来，法国前后用了8年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卫星上天是1971年，这又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科技成就，中国的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每一个做出来都使得世界的科技界震惊。
　　如果总结一下刚才我所讲的几个时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公元1400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是领先的；1400年至1600年是举步不前的；1600年至1900年是极端抗拒新科技的引入；1900年至1950年是以两三代的速度就引进了西方很多的科学；1950年至2000年，中国已经加入世界先进的科学国家之间的竞争。
　　那么，有人问，到21世纪会发生什么现象？要想预测未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个长远的社会动态通常都有很深的很长远的因素。我个人认为，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我认为这四项在21世纪中国都会具备的。当然有人讲，你讲得太简单了，中国将有许许多多问题，会有政治动乱，有接班人问题、政治体制问题、贫富不均问题、外交问题，简直数不清的问题。
　　不错，不错，这些问题都会发生，可是我们看看20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世纪是中国以极高的速度从零开始达到一个把近代科技本土化了的局面。这样一个发展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出现的呢？是经过两次大革命，经过了无数次的内战，经过了日本的侵略，经过了种种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外交的困难，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并没有阻挡中国20世纪科技的蓬勃发展。为什么？因为科技的发展所需要的原来很简单，只是我刚才所讲的四个条件，只要有人才、有纪律、有决心、有经济的支持，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科学的发展

　　　
——从古代中国到现在
作者：李政道

　　
　　李政道（1926——），美国华裔物理学家。生于上海。1946年移居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研究院。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副教授，1960年任物理学教授。1956年与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共同发现，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是守恒的，揭示了宇称守恒定律并不普遍适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是具有卓越的开创性的成果，并于1957年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的，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古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五行的一个很原始的看法，那就是金、木、水、火、士。
　　可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相当重要的科学观察结果，在全世界恐怕最早的即是超新星的观察。全世界最早的有关新星的记录，是甲骨文，原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Nova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定的，这是在公元前1300年，是全世界最早的记录。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超新星记录，是在宋朝1054年发现的。
　　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科学的仪器。这是商朝的悬机，大概是玉做成的。把它的中间架在一个架子上，当中一头对北极，而天是在转的，北极是不动的，因此这个星体正好是北斗。张衡的浑天仪是自动的，它有水源来推动，用齿轮的方法，自己会动，整个是自动的。第谷·布赖的观天仪器是1598年，张衡是125年，之间相差了1400多年。
　　可是紧跟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科学下降了。（李教授指着伽利略自己使用的1642年时的望远镜图片）这个望远镜是在17世纪初，即明末清初时做成的。在西方，望远镜是帮助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它是崭新的科学仪器。我们没有跟上这一步。第二步，西方抓住了基础物理和应用物理的关系。在19世纪，经过法拉第的试验，麦克斯韦在1864年创建了电磁理论概念，即把磁生电、电动生磁这两个现象完全用精密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表示出来。此后很快就产生了19世纪末的发电机、电动马达，一直到20世纪的电报、电视、雷达，所有的现代通讯设备都是从这两个东西里出来的，因为经过麦克斯韦电磁学说，所有的总关键都抓住了。一切与电、磁有关的东西都是受麦克斯韦方程组规律控制的。
　　从迈克尔逊和莫利的实验就产生了相对论，从普朗克的公式就产生了量子力学。到了1925年，整个基础科学的了解被人们完全操纵住了，之间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50年初，原子结构、分子物理、原子核能、半导体、超导体、计算机，这些20世纪的文化都已产生了。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没有20世纪的文件。再过了20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理论已达到顶点。回顾以上一段科学史，可知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我们的物质文化的关系是何等紧紧相扣、不可分割。我们现在正处在20世纪末，当我们面向21世纪时，不禁要问，什么是21世纪的科学文明呢？什么是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主要问题。
　　中国从商朝到汉朝，科学文明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为什么到明末清初（17世纪）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文艺复兴完全在西方发展？道理之一是在物理上、在科学上。我们觉得所有的物质的动因、它的原理是由一些根基本、很简单的理论操纵的，我们能找出这些原理，就可以知道一切东西的原理，如19世纪的电磁理论和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8世纪很难了解19世纪的文化，在19世纪根本无法想象20世纪的文化。同样，我们20世纪也很难猜测到21世纪的科学文化是什么。所以我提出，如何恢复中华民族在科技界的地位。在19世纪前，无疑中国是处于领导地位，今天不是。这里的主题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了解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机制关系；第二个是当我们展望21世纪时，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代科学的大问题，了解了这些大问题，才有可能突破，其他问题才迎刃而解。了解当代的大问题对于了解21世纪的科学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这只能是猜测。
　　当代的科学大问题，可以与19世纪末相当的大问题。在宇宙学里有两个：一个是类星体，一个是暗物质；粒子物质学里有两个：一个是对称破缺，一个是不可见夸克。若能了解这些问题，将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我先来解释宇宙学里的大问题。类星体是什么，新星忽然一下子亮度超过太阳1至10万倍，超新星又比新星亮1至10万倍，寿命从几天到1至2年。类星体更厉害，其亮度是1000个银河系的亮度总和，而每个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太阳，每个太阳几乎可以生存100亿年。那么，什么东西产生类星体能量？核能是普通的太阳能，它与核能之比相当与核与油灯之比。我们尚不知道其能量来自何处。我们宇宙里至少有100万个类星体，其中仔细研究了近1000个。我们宇宙间有一种我们尚不了解的发能方式，它远远超过核能，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下面谈一下暗物质。所谓看得见的物质是指用光学、红外、放射等手段，即凡是用仪器能推出有能量的物质。然而，我们发现，在银河系里，有个叫作星系群的圆球，里面有20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体，通过研究整个星系群里每个星云的运动可以推出地心引力，从地心引力里求出来，就发现在星系群里，有3/4的物质是我们看不见的，这就是暗物质。暗物质有很高的能量产生，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我们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来源如何。以上两个就是当代天体研究上的大问题。
　　我们了解的理论，如量子色动力学、爱因斯坦的普遍相对论，所有这些理论有17个参数，都是对称出来的，可是在我们的宇宙里，对称的量子数是不守恒的。其中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宇称不守恒，现在还有不少东西不守恒。这就很奇怪，我们的很多理论是根据对称产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又是不对称的，这是非常奇怪的。那么是否我们相信对称就是错误的呢？不然，我们有很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对称的，这两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表明现有的全部知识是很不全面的，一定另外有一个力，这个力是推翻对称的。这个力是什么？我们不了解，它的存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认为，真空在里面起作用。真空与以太不同，它是洛伦兹不变的，可它有很复杂的性质，真空很可能是可以变化，如果我们了解了不对称的来源，很可能我们可以了解质量的来源，包括暗物质。
　　第二个谜即看不见的夸克。所有的强子、核子是由夸克来的，有强作用。所有的强子都是由夸克构造的，但单独的夸克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也是很稀奇的。但若你据此说夸克观念是错误的，那就不然。我们有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夸克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其质量不大，但就是看不见。所以，为什么一切强作用的物质是由夸克组成，而为何夸克又看不见，这是当代的一个很大的奇怪的事情。
　　现在我们猜不到21世纪的文化是什么，就如同在19世纪我们猜不到20世纪的文化将是怎样一样。同样，若我们真能激发真空的话，很可能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要远远超过20世纪。将来的历史会写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微观的世界和宏观的世界用科学的方法连结起来。
　　最后送给复旦青年两句话：复兴文化，旦旦生光。
　　　
一个文明社会能生存多久

　　　
作者：鲁道夫·基彭哈恩

　　对于有生物栖息的行星，自然是只有当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和他们联系交往时，我们才感兴趣，而无线电信号似乎是这种联系的唯一可能办法。因此我们要问：银河系内这100万行星之中，有多少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技术水平？如果这些地球外生物只要存在就不断发射信号，那么我们就会面对大致有100万个发射着信号的行星。可是蓝藻并不会发射无线电信号，而已经被原子弹毁灭了的智慧生物当然也无声无息。这样算来，合格的就只剩很小一个比例了。也就是说，这100万行星之数，既要考虑到一个文明社会具备发射信号的能力这段时期所占的百分比，还要估计到该处生命能维持多久。
　　这就说到了最大的不定因素！我们只能以自己这一文明社会的经验作为依据。我们达到能向空间发送信号技术水平，至今不过短短几十年。可是几乎同时，人类就初次造出了只要一次打击就足以灭绝全球一切生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人类将会动用这种手段吗？难道一个技术文明社会充其量只有几十年功夫能向空间发送信号，接下来便是自我毁灭吗？然而，我们甚至连正式的发送都还没有开始。我们还没有制订出有目的的有步骤地向宇宙空间发射信号的科研规划。不过，让我们乐观地假定一个文明社会是能够正确解决面临的问题的。不妨设想它会过上100万年的和平富裕生活，因而既能有充分雄厚的财力投入奢侈项目，也有足够的兴趣，在这整段时间向宇宙空间发送功率强大的无线电信号。这样算来，银河系中100万个有生物居住的行星之中只有100万年/40亿年X100万个。
　　也就是250个行星目前在发送信号。再假定这些行星是均匀地分布在银河系中，那么相邻两个发信号的文明社会之间的平均距离约为4600光年。我们发出的信号要飞行4600年才能传到离我们最近的发信号的文明社会，要等回音到达，则从头算起共需9200年。由此可见，抓住天仓五和天苑四那样两颗邻近恒星去搜寻简直是大海捞针，因为发信号的行星正好出现在它们身边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看来明智的做法除非是搜遍4600光年内所有的类似太阳的单星所发送的信号。
　　圣经中的巴别通天塔自建造以来还不到4000年。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生存并且发出信号的年代就限于这样一段时间，那么照上面的算法可得，银河系百万栖息生物的行星之中，当前正在发送信号的只有4000年/40亿×100万个。
　　也就是只有一个。这意思是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眼下在整个银河系中最多还有一个别的文明社会可能会发出信号，要是一个文明社会发送信号的年限只有1000年甚至更短，那么我们用射电望远镜去深探银河系，苦觅智慧知音就难免成为徒劳之举。
　　这里所讲的估算银河系中有多少行星正在发出无线电信号的方法包含了许多不定因素。我在这里并没有把这个数字求得特别准，而是想说明这问题涉及哪些因素。通过这样的假想计算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一个技术文明社会能存在多久。一个文明社会开始发射无线电波后还能保持多长的年代呢？能有一个世纪吗？尽管技术发达了，但它还能否存在下去？或是由于技术先进了，它才得以保持生存呢？
　　我们提出了银河系中地球外生命的问题，我们回到了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的问题。
　　　
科学的普遍性与国际合作

　　　
作者：卡洛·卢比亚

　　
　　卡洛·卢比亚（1934——），意大利物理学家。生于戈里齐亚。曾在比萨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与荷兰物理学家范德梅尔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的传递场粒子W和I。由于这一重大贡献，二人于1984年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现代科学方法问世于17世纪的伽利略时代，然而，只是到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之初，自然科学才得以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被公认为促进了这一过程发展的，是一些大学中少数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的影响迅速而广泛地遍及整个欧洲。这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修业于各自选择的大学里的年轻学者们打破了国家界线——从伦敦、巴黎到圣·彼得堡，从厄普萨拉到波洛尼亚，形成了早期国际性合作的雏型。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也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发展。科学与新兴工业之间的联系慢慢地在增加。其中最早的例子是称为上个世纪“高技术”的德国的化学工业，当时已为国际领先。这一发展经历，同时也使德国成为一个最早由政府参与创办较大规模研究机构的范例。他们扩充了大学教育系统，建立了凯撒·威尔海姆研究院，即今日人们所知的麦克斯·普朗克研究院。该院即建于1911年。
　　表明本世纪第一个25年间欧洲科学力量的例证之一，是在总共71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奖获得者中，有68位是欧洲的科学家。
　　本世纪第二个25年间欧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对科学活动的种种影响，这里就不必赘述了。然而，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的年代里，人们终于普遍地认识到，科学对民用和军用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政府迅速增加了对大规模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的支持。据估计，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的科研预算已达当时全世界研究经费总额的一半。这些财力物力投资，加上这个国家的幅员辽阔和科学家们充分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流动，使得美国在本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在许多科学领域内成就卓著。
　　毫无疑问，能够表明这一事实的例证，可以再次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上看出。在本世纪第一个25年中，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71位获奖者中，只有3个是美国人。而在从1955年到1980年的25年间，1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82位是美国公民——其中许多人原先都是从欧洲极权政府的恐怖中来美国寻求自由的。
　　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里，也一直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但与美国相比，只是发展得慢一些。但是，在同一期间，一种新型的、具有革命性的进行基础研究的方法已扎根于古老的欧洲大地，在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倔强地形成了新的特色：即强有力的科学合作国际化运动——这一观念在当今如此流行——而在当时却根本无人知晓。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CERN，即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该机构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目前支持着4500名在基本粒子领域内从事研究的科学工作者。
　　在许多其他学科领域里，如气象学、天文学、核聚变以及空间科学领域里，也同样存在着全球规模的科学合作。利用这种方法，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的科学专家们便可以开展有效的合作，以解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联合国系统也会以一种无可争议的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加以扩展。
　　上述研究计划的经费是依照自愿的原则由30个国家捐款资助的。我们听说，美国在中断几年之后，最近已决定恢复对该项计划提供资助，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开展国际合作的良好的典范。作为世界较大多数人民和平与繁荣的先决条件，规模日益扩大的民用研究也正逐步采用国际合作与谅解的方式进行。说真的，国际合作似乎也终于对诺贝尔委员会这层人产生了影响。
　　在30年代，诺贝尔奖最大部分的得主是德国人。1976年——例外的一年，诺贝尔奖的得主全部来自于美国。但过去几年的情形，在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以来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家。再则，物理学是国际性联系最大的学科，过去5年间，有7/1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在国际性组织中做出他们的发现的。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表明一种发展趋势呢，或者只是一种数年后会消失的统计上的波动呢？我认为，在科学上，这是一条崭新的、今后会越来越明朗的路子。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一条将来会占主导地位的、崭新而重要的路子。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基础科学领域里开展国际合作呢？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常常可以从资金的角度予以正当的解释，即有必要分担为建造许多大型设施所需要的大笔投资。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但也并非是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取得杰出成就的唯一原因。
　　对于使有组织的研究工作扩大到国际规模来说，还有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即我所称谓的“人的因素”。基础研究的进步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波动性”所致，即由于智能的突破而产生的突然变化。没有这种“触发”因素，纵使投资强度再大，也不会收到相应的效果。在科学上，一个具有独一无二、创新思想的人，可以比千百个做较为常规研究的科学家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当然，尽管后者对于以最快的速度进展是不够的，但同样也是需要的。像在艺术、音乐等领域一样，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有赖于特殊的天赋。大自然对这些人物的造就非常缓慢、非常吝啬，而且是恒速不变的。科学家必须更好地处理自然天赋与正规、广泛专业训练的关系。天才科学家的数目不可能依照命令而增加；只有当科学家所在群体里的科学训练能恰如其分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训练时，天才科学家W585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这就是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所出现的情形。
　　我所要谈到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所称谓的“集体效应。”这种非线性的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当许多不同类型科学家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科学进步的速度就会加快。这种进步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尤为活跃；如把化学上的某个想法施用于生物学，把数学上的某一观念施用于物理学等等。换句话说，在同一处工作的100名专业稍有不同的科学家，可以说要比同样是这100名科学家、但工作在分散的、相互隔离的环境中要进步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这是创新型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例如，在过去100多年中，绝大多数科学进步一直与大学联系在一起，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大学是许多不同专业学者的荟萃之地。目前，产业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其自身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对于现代科学活动的规模，利用最佳的思想和提供适宜的“熔炉”，已经可以在国际上很好地得以实现。但应该说明的是，长期以来，科学国际化过程一直在以隐蔽的形式发展着，而我们今天所要落到实处的，只是有必要使原有的这一过程变为一种更加完善、更加系统的制度。
　　我相信，科学研究难度的日益增加正迫切要求采取新的步骤，以保证国际性交往向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机制迈进。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确信，有可能表现为人力资源中的全部自由能量才能有效地在友好国家更为广泛的合作组织内部沟通。这种扩展了的合作形式，必须加强而不是限制该系统内科学家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流动；必须鼓励促进科学，而不是试图官僚主义地加以利用。社会的首要责任，是要把科学群体置于最有效的环境之中，以产生出新的知识。这一点，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特别是对于西方国家的进步都是极为重要的。当前，这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日益有组织的科学合作。新、老大陆之间已建立了长期持久的纽带。近年来，一支新的方面军已开始发挥日益增大的作用。在锐不可挡地要求改善生活水准和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新的、强有力作用的驱使下，现代的日本和其他东方国家正在兴起。在我们看来，未来是属于那些知道如何洞察和区分美与丑神秘界线的人们。这一哲理在过去导致了许多伟大的文明，同时也是我们西方人观察世界的基本方法。我相信，随着相互之间更好的了解，我们对日本人民的成就所持的态度也会相应地改变。只有经过我们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经过三角世界真正的通力合作（在合作中，美国、欧洲、日本也将能加强其各自的联系），人们才将有能力规划出21世纪的基本蓝图，描绘出这个星球所有文明民族之间国际合作的更加宏伟的画图。
　　下一个世纪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大家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带着这种愿望，我结束我的这次演讲。
　　　
立足小分子　纵情大宇宙

　　　
作者：李远哲

　　
　　李远哲（1936——），美国化学家。生于中国台湾。1965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74年任该校教授。1979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两度获美国劳伦斯奖金、美国国家科技奖章和美国德拜纪念奖。1986年因他在反应动力学研究中的重大贡献，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我必须先把一个事情说清楚。今天的科学研究已不是个人的行为了。最近四五十年的科学研究与100年前的科学研究很不一样。100年前的科研常常是一二个很有思想的人躲在地下室日夜努力，采取所谓的longwolf式的（孤独的）研究方式，常是个人的行为。但是近代科学的研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活动，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各种研究，很少是一个人可以作出很多科学实验的工作的。——不管他才能多大，智商多高。现代科学活动是集合很多人的专长及才智，彼此互相帮忙，再经政府机构的财力支持，才可作出一点东西。我研究的化学动态学也是一样，从1955年一些人开始研究到现在，牵涉到的人和经费太多了。诺贝尔基金会挑选我们3个人只是作为榜样而已，实际上是奖励大家在过去20多年来对化学动态学作出的贡献。
　　在科学的研究上也像其他事情一样，一个人的成败系于最艰难的处境中，有些人能继续努力，有些人承受不了。你如果问我为什么做得比别人好，大概我比较会坚持吧。
　　我在台湾念书时不是大家认为的“好学生”。所以我可以比较放开地阅读我比较喜欢的读物，培养我较喜欢的兴趣。我中学时代读了居里夫人的自传，受到很大感动，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她的影响至今仍在，我看居里夫人时，不是看到她的成功，不是羡慕她的名声，而是欣赏她的理想主义。人生活在世上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像居里夫人有这么美好的生命，我觉得十分羡慕。人家问她为什么不申请专利赚钱，她说：“人类的知识属于全人类所有，我不想把我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人的私产。”我想这个人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啊！
　　一般而言，今天很多大学的科学教育只是训练一些技术员，但这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原因是今天的科研的确也很需要技术性的工作。一个好的技术员是重要的。可是要在科学领域打开新的局面，做些尖端的、有创意的科学工作的话，光有技术就不一定行得通了。因此只得到技术的训练，一个学生还没有达到很好的科学教育的目的。据我所知，比较好的学校或实验室，为了要解决一个新的科学问题，学生都有很广泛的训练，不仅是他专业的东西，科学哲学、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也非常重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全世界与我们从事同样工作的就有几十个人，我们为什么做得比较成功呢？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反复地在每一步每一步的小地方上下功夫。如果有一百步的话，我一步比别人做好5％的话，这是1.05的100次方，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把我的成功看成是我个人的表现是根本不对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我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社会，人家不给钱，我什么也做不成。何况我的研究也只是继承很多早期的大师，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忙。因此，把我当作标兵或当作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是不对的。
　　人家问我怎样才能作好一个科学家，我就用一句我常常规劝台湾年轻人的话作答：要作好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因此，在现实社会里很容易妥协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生活上容易妥协的人绝对不会成为很好的科学家，即便他读了不少书，花了许多时间在实验室，也没有多大用处。另外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养成尊重别人的习惯，这一点不做好的话，也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我觉得民主的观念对科学家的培养非常重要。
　　　
公众的科学观

　　　
作者：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1942——），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牛津大学毕业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任引力物理学教授，主要从事宇宙学和黑洞理论的研究。从20多岁起，因患有渐进性的神经疾病，一直困在轮椅上从事艰难的科学研究。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过去100年间遭受到剧烈的变化，看来在下个世纪这种变化还要更厉害。有些人宁愿停止这些变化，回到他们认为是更纯洁单纯的年代。但是，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过去并非那么美好。过去对于少数特权者而言是不坏，尽管甚至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医药，妇女生育是高度危险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肮脏、野蛮而短暂的。
　　无论如何，即便人们向往也不可能把时钟扳回到过去。知识和技术不能就这么被忘却。人们也不能阻止将来的进步。即便所有政府都把研究经费停止（而且现任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地道），竞争的力量仍然会把技术向前推进。况且，人们不可能阻止头脑去思维基础科学，不管这些人是否得到报酬。防止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压迫任何新生事物的全球独裁政府，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才是如此之顽强，即便是这样的政府也无可奈何。充其量不过把变化的速度降低而已。
　　如果我们都同意说，无法阻止科学技术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至少要尽量保证它们引起在正确方向上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意味着公众需要对科学有基本的理解，这样做出决定才能是消息灵通的，而不会只受少数专家的操纵。现今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相当矛盾。人们希望科学技术新发展继续导致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而不信任科学。一位在实验室中制造佛朗克斯坦机器人的发疯科学家的卡通人物便是这种不信任的明证。这也是支持绿党的一个背景因素。但是公众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兴趣盎然，这可从诸如《宇宙》电视系列片和科学幻想对大量观众的吸引力而看出。
　　如何利用这些兴趣向公众提供必须的科学背景，使之在诸如酸雨、温室效应、核武器和遗传工程方面作出真知灼见的决定？很清楚，根本的问题是中学基础教育。可惜中学的科学教育既枯燥又乏味。孩子们依赖死记硬背蒙混过关，根本不知道科学和他们周围世界有何相关。此外，通常需要方程才能学会科学。尽管方程是描述数学思想的简明而精确的方法和手段，大部分人对之敬而远之。当我最近写一部通俗著作时，有人提出忠告说，每放进一个方程都会使销售量减半。我引进了一个方程，即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也许没有这个方程的话我能多卖出一倍数量的书。
　　科学家和工程师喜欢用方程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需要数量的准确值。但对于我们中的其他人，定性地掌握科学概念已经足够，这些概念只要通过语言和图解而不必用方程即能表达。
　　人们在学校中学的科学可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但是现在科学进步的节奏如此之迅速，在人们离开学校或大学之后总有新的进展。我在中学时从未学过分子生物学或晶体管，而遗传工程和计算机却是最有可能改变我们将来生活方式的两种发展。有关科学的通俗著作和杂志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知悉新发展，但是哪怕是最成功的通俗著作也只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阅读。只有电视才能触及真正广大的观众。电视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科学节目，但是还有些人把科学奇迹简单地描述成魔术，而没有进行解释或者指出它们如何和科学观念的框架一致。科学节目的电视制作者应当意识到，他们不仅有娱乐公众而且有教育公众的责任。
　　在最近的将来，什么是公众在和科学相关的问题上应做的决定呢？迄今为止最紧急的应是有关核武器的决定。其他的全球问题，诸如食物供给或者温室效应则是相对迟缓的，但是核战争意味着地球的全人类在几天内被消灭。冷战结束带来的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解表明，核战争的恐惧已从公众意识中退出。但是只要还存在把全球人口消灭许多遍的武器，这种危险仍然在那里。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仍然把北半球的主要城市作为毁灭目标。只要电脑出点差错或者掌握这些武器的人员不服从命令就足以引发全球战争。更令人忧虑的是现在有些弱国也得到了核武器。强国的行为相对负责任一些，但是一些弱国如利比亚或伊拉克、巴基斯坦或甚至阿塞拜疆的诚信就不够高。这些国家能在不久获得的实际的核武器本身并不太可怕，尽管能炸死几百万人，这些武器仍然是相当落后的。其真正的危险在于两个小国家之间的核战争会把具有大量核储备的强国卷进去。
　　公众意识到这种危险性，并迫使所有政府同意大量裁军是非常重要的。把所有核武器销毁也许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减少武器的数量以减轻危险。
　　如果我们避免了核战争，仍然存在把我们消灭的其他危险。有人讲过一个恶毒的笑话，说我们之所以来被外星人文明所接触，是因为当他们的文明达到我们的阶段时先把自己消灭。但是我对公众的意识有充分的信任，那就是相信我们能够证明这个笑话是荒谬的。

　　
　



编后

　　那些在各自领域驰骋纵横，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辉煌业绩早已载入史册，为世人瞩目。然而，他们把深邃的思想、闪光的智慧、独具的风采和犀利的语言，化作浓浓的笔触，写下的一篇篇充满激情的美文佳作，却鲜为人知，而这正是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渴望了解的。为此，我们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酝酿筹划，反复商讨，最后确定编辑出版“世界名家名作传世精品丛书”，以飨读者。
　　该丛书所选文章，是我们从卷帙浩瀚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文章和著作中精选的名篇佳作。许多文章，历经千百年的沧桑，至今仍为人们传诵。当然，淘出来的“金子”，难以保证篇篇都是成色最足的，但金子总是闪光的。
　　在该丛书的编选过程中，我们尽量满足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品味读者的需求，使入选文章做到雅俗共赏。这些传世精品，有科学巨星在智慧探险中对自然奥秘的发现，有思想哲人对人生真谛感悟的箴言，有文坛泰斗内心真挚情感的流露，有艺术大师追求事业、自由、幸福、爱情的自述……林林总总，异彩纷呈。
　　该丛书共计四本，即：《精神的邀游——世界思想名家传世精品》、《梦幻的创造——世界文学名家传世精品》、《缨斯的沉迷——世界艺术名家传世精品》、《智慧的灵光——世界科学名家传世精品》。各书统一按着于不同的主题编选。每一个主题的文章，按作者生年排列。限于全书篇幅，个别较长文章略作删节，对部分文章，从便于读者阅读的角度做了一些修订，敬请译者谅解。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联络上的困难，我们在该丛书出版前未能与全部译者取得联系。希望译者见书后，请与我们联系。联系人：宋建林；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7号；邮政编码：100009
　　该丛书的文章编选是一项耗力费神、十分繁杂的工作，限于学识和水平，尽管我们竭诚尽力，不尽人意之处实难避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世界名家名作传世精品丛书”编委会
　　　　　　　　　　　　　　　　1998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