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

直话直说的政治
薛　涌
　　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本书是作者几年来对美国这个直来直去的国家的一些直观观察，或许对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独特视角。
序言
　　检讨１６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与军事史，我们发现，后进者对领先大国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而领先大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与霸权对后进者进行封堵，也是国际政治的“例行公事”。然而，那些能巧妙地避开与当朝的世界霸主直接冲突的后进国家，常常崛起为大国；而那些逞一时之勇挑战霸权的新兴后进，其大国梦往往被击得粉碎。
* 美国政治笔记：《直话直说的政治》 序论：大国之路
* 序论：大国之路
辑一
　　“反智主义”一旦失控，会演成“暴民政治”，后果十分危险。不过话说回来，反精英的传统乃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特质。这一点我们身处儒家文化浸染中的人常常难以参透。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
*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
* 民主党中期选举输在何处
* 从政治家族到政治王朝
* Ashcroft主义
* 布什挑战"种族平权"
* "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崛起
* 布什： 反精英主义的总统
* 21世纪的"新政"：
* CEO： 现代王侯
* 美丽的资本主义？
* 布什丑闻考略
辑二
　　美国的教育，可谓世界之一大怪。如果你只看一流大学，看学术界的表现、拿诺贝尔奖的数量，美国的教育无疑是世界第一。但若看基础教育，看那些不会读不会写而只知道打篮球的高中生，你又觉得美国的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美国财大气粗，可以从世界广揽人才，维持其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即使在哈佛、耶鲁这类名校，大部分学生和教授还是美国人，说明其基础教育还是在大量培养人才，其高等教育并非仅靠金钱和外国的精英来维持。金钱重要，但并不能解释一切。美国的文化观念与教育哲学，也许是造成教育上两极分化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 "自由女神"岌岌可危
* 新闻管制：自由主义的危机
* "9·11"改变了美国？
* 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
* 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
* 美国学者的"转会"
*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
* 博士的年头
* 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失势
* 学术抄袭与学术规范
* 反环保的"科学异端"
* 二度贞操：　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
* 绯闻中的财经杂志
* 上帝已死
* 西方：　白种人灭绝
序言
美国政治笔记：《直话直说的政治》 序论：大国之路
　　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
　　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获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序论：大国之路
　　检讨１６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与军事史，我们发现，后进者对领先大国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而领先大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与霸权对后进者进行封堵，也是国际政治的"例行公事"。然而，那些能巧妙地避开与当朝的世界霸主直接冲突的后进国家，常常崛起为大国；而那些逞一时之勇挑战霸权的新兴后进，其大国梦往往被击得粉碎。
　　战前的德国、日本，以及苏联，便是后者中的活例。当年深信德意志民族无与伦比的德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欧洲列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两次战败，终于明白只有将自己融入列强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国之路。日本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挑战美国的霸权，结果太平洋战争使国家的版图缩小了一半，本土也几乎被炸平，除了"无条件投降"外别无他途。苏联自信自己代表了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美国打了半个世纪的冷战，耗尽了元气，成为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一夜间解体。
　　而成功的大国之路，则被美国与战后的日本的发展所代表。美国虽是在挑战大英帝国的战争中诞生，但大西洋将它与欧洲列强隔开。后来"门罗主义"将美欧定位为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开"孤立主义"之先河。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军费占43%的国家预算，威胁美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处于大战前夜的欧洲各国，争先恐后地推行一套"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战时经济政策；而美国却只肯花18%的预算维持其军力。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国会明确告诉罗斯福：　你要把美国拖入战争，就会遭到弹劾！这种孤立主义，最大限度地使美国避免与列强交恶，养精蓄锐，使其资源和经济不仅保证了它在战争中的后劲儿，而且支持了战后自由世界的重建，最终确立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日本的大国之路则更加耐人寻味。江户末年，日本与西方列强稍有交锋，便知己不如人。于是不惜签订不平等条约，换来时间，３０年后便"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列强。不幸的是，日俄战争中，日本阴差阳错地击败了GNP大于自己７倍的俄国，于是产生了一种靠民族的精神便可以弱胜强的幻觉，最终在一场不自量力的战争中失败。
　　1946年，吉田茂出任刚刚战败的日本的首相。根据他对国际政治的判断，战败的日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同时，冷战即将开始，美军将不得不长期滞留日本，足以保证日本国防上的安全。因此，他主张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追随美国，借美军来保卫日本；同时，严格限制军费开支，避免卷入冷战。他甚至说："当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美国强于英国。如果日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将来日本必定强于美国。"
　　１９50年代冷战开始，美国急需在东亚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军事联盟。美国务院特使杜勒斯赶赴日本，要求吉田茂重建日军。吉田茂搬出麦克阿瑟为日本制定的"民主宪法"，称建军违宪，而且东亚诸国也反对。他甚至暗中唆使反对派人士在杜勒斯来访时上街抗议再军备，用民主的牌来回绝美国的请求。他私下对年轻的追随者宫泽喜一(后来的外相、首相、藏相)说："等我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可以以此堵住美国人的嘴。那些要求修宪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这一被称为"弱者的讹诈"的"吉田路线"，最终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指针。简单地说，"吉田路线"是以牺牲部分的主权为代价，让美国人为日本的利益而打仗，日本坐享其成。当年通商产业省的副相，"吉田路线"最为有力的鼓吹者天古直弘，甚至把战后的世界比作江户时代的日本。在江户，社会被分为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四个等级。武士是统治者，垄断了行使武力的权力。其他三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全被缴械，唯武士之命是听，其中商人地位最低。然而到江户末期，武士阶层没落，商人阶层垄断了经济命脉。国家名义上是武士统治，实质上是商人拥有社会。在战后的世界，武士是美国和苏联，日本是商人，而第三世界国家是农民和工匠。按这样的格局发展，日本最后将拥有世界。
　　日本战后的好运，也正是由这一精心策划的格局开始。在朝鲜战争中，几万美军死于非命。而日本一兵不发，夜以继日地为美军赶制运尸袋和其他军需品，发了一笔战争财，经济也由此复兴。冷战期间，美国被沉重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来，日本却享受免费的国防，倾其全力发展经济。天古直弘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商人见了武士，该下跪就下跪，别抱着尊严不放！"结果，到了１９80年代，日本的人均国民产值一度超过美国。若不是冷战适时结束，使美国能有余力重整经济，日本在经济上很可能会取美国而代之。无怪基辛格惊叹："吉田路线"是战后主要国家中最有远见、最聪明的外交！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在他那本风靡全球的《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凡能在重大国际冲突中恰如其分地运用其经济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国家，往往崛起为主宰世界的大国。后进诸国的资源与实力不敌先进大国，常常在与大国的力所不及的冲突中崩溃；但先进大国往往战线拉得过长，国际负担太重，结果难免被自己的过度扩张所拖垮。美日能有今日，就在于他们在崛起时回避了领先者的锋芒，集中有限的财力致力于国内的发展。
辑一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
　　2002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两党按例开始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作准备。应该说，年关就是下届大选的开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开局不是布子，却是斩将。
　　在民主党一头，戈尔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参加2004年的选举。共和党一方，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Trent Lott因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被共和党逼着辞职。结果，出现了左翼千方百计挤掉左翼大将，右翼拼命封杀右翼代言人的奇怪现象。这为人们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颇为经典的案例。
　　戈尔的动作最不寻常。2002年的下半年，他四处出击，特别是到了年末，更加活跃，不放过任何在媒体中露面的机会。两党分析家都认定，他是肯定要参选总统的。年底他自己也说将在10天内作出决定。然而，最后的决定，却是不参选，让分析家大跌眼镜。
　　戈尔一辈子所奋斗的，就是当总统。不坐在白宫里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民调显示，支持他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士达39%，第二位是麻省参议员John Kerry，只有13%的支持率，看起来很难向他挑战。他没有道理不选！但是，民主党的领导层对戈尔再度出山却十分不安。具体而言，民主党内对他参选有三种反应：　第一派是支持，因为他2000年赢了多数票，知名度最高，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血耻。第二派是反对，这派人认为戈尔在2000年白白浪费了民主党的优势，目前民主党需要新面孔带领全党向前走，不能陷入过去不能自拔。第三派也是支持，但理由与第一派明显不同。这派人认为，戈尔对本党有害无益，要早摆脱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现在参选。因为面对布什的强劲支持率，2004年民主党反正也赢不了。那就不如让戈尔去撞这个南墙。他再败一次，政治生涯就结束了，以后不可能再出来给民主党捣乱，可谓一了百了。
　　戈尔是个聪明人。他反复放试探气球，掂量他所能获得的支持，在最后一刻作出判断："民主党需要新面孔。我再次参选会把2004年的选举变成2000年的重赛。而选民们要面对未来，不是纠缠过去。"他看明白，2000年他与布什势均力敌。在此之后，布什利用总统之职和"9·11"之利大大提升了威望，自己却什么建树也没有。中期选举时他去佛罗里达，企图靠人们对2000年的记忆来拉民主党的选票。但是，时过境迁，人们对2000年已经没有热情。靠揭旧伤疤赢不了未来。更重要的是，戈尔在进行政治募捐时，碰到了软钉子。民主党的捐款人都拿着钱不撒手，等着新人的出现。这就逼着戈尔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前程了。要知道，1960年尼克松在一场势均力敌而且颇有争议的选举中败给肯尼迪，事后不甘心，回老家选州长，再次失败，成为政治上的死马。但8年后卷土重来，两度入主白宫。戈尔这次与其参选进行政治自杀，为何不再等4年呢？他毕竟才只有五十几岁。
　　戈尔让开了路，民主党的棋就活了，在未来几个月，可能杀出几匹黑马，挑战布什。同时，各候选人竞争本党提名的过程，也是党内酝酿新的能够挑战布什的政治纲领的过程。在此之前，民主党的主要大员全在试探、卡位，不敢轻易和如日中天的布什对立。但接下来两年就另当别论了。一旦新人、新政纲出台，民主党对布什的攻击就会不余其力。当年老布什就是这样被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击败。所以，戈尔退出，白宫紧张。毕竟，戈尔那两下子布什是知道的。但若再冒出个克林顿式的人物，变数就大了。
　　从布什本人到共和党，目前虽然得势，但都知道自己的弱点。首先，布什政府对外旗开得胜，但经济不振，内政不修。如果在反恐和伊拉克战争上出现失误，可能在政治上兵败如山倒。反之，如果赢得太快，比如抓住拉登，灭了萨达姆，根除恐怖主义，那么布什就可能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选民们会说："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问题！现在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需要你了。"当年领导英国打赢二战的丘吉尔，结束冷战并打赢海湾战争的老布什，甚至包括作为成功地解决了美国经济问题的克林顿政府的副将之戈尔，都是这类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布什和共和党都明白，在内政问题上，民主党占优。美国人指望着共和党去除外患。你除不了外患，就失信于民。但除了外患，人家还会找民主党去解决内政。你必须得有别的牌。
　　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是一个逆着人口大趋势求生存的党，其政治基地是白人。自从Lyndon Johnson施行"伟大社会"的政策、推动种族平权以来，民主党丢掉了大量南部白人选民的支持。在以后的9次大选中，共和党每次都赢得了白人的多数票。但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在80%以上。而且白人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少数族裔，到2055年，白人就成了少数族裔。如果两党维持现有的种族上的政治基地，共和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布什对此非常清楚。他从竞选州长时起，就主动去赢得少数族裔的支持。2000年的大选中，他在拉美裔中获得了31%的选票，虽然比不上戈尔，但比起1994年共和党候选人多尔21%的拉美裔选票已经好多了。可惜的是，黑人投布什票的只有8%，还不及当年多尔的12%。布什的民调顾问Matthew Dowd指出：　各族裔的人口变化，在短短4年内就能改变大选的结果。2000年，布什输给戈尔544万张票，但因赢得选举团票而入主白宫。如果2004年布什在各族裔中还赢得同样比例的选票，就将输掉3００万张选票，并且输掉选举团票，被请出白宫。因此，布什想连任，就必须在少数族裔上下功夫。
民主党中期选举输在何处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什竞选连任的前哨战，就成了打倒自己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Trent Lott。
　　Trent Lott来自密西西比州，是南部白人保守主义的领袖。南部白人是共和党最重要的政治基地。所以Trent Lott被选为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掌门人"，也在情理之中。11月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民主党溃不成军，Trent Lott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变成了多数党 领袖，可谓春风得意。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得意忘形的状态下，Trent Lott犯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在2002年底，共和党的百岁参议员Strom Thurmond退休。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百岁老人，是个著名的种族主义者，也是美国政坛的传奇人物。他本是民主党人。1948年，因不满民主党追逐北方黑人选票的自由派政策，特别是杜鲁门的民权计划，率领南部几个州的民主党人分裂出去，另立第三党，以种族隔离的政纲竞选总统。他虽然最后失败，但赢得了南部的４个州，包括Trent Lott的老家密西西比，成为南部白人种族主义的旗帜。后来他加入共和党。他代表的势力，成为把尼克松、里根及两位布什送进白宫的共和党"南部战略"的核心力量，因而是战后共和党的重要象征。在12月5日他的百岁生日的宴会上，Trent Lott出来致词，把Strom Thurmond大大赞誉一番，并进一步地说："他1948年竞选总统，我们都投票支持他。我们为此而自豪。如果美国当时能够跟着我们走，我们就不会有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
　　此言被媒体报道后，并没有立即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一来1948年时Trent Lott也才7岁，一般老百姓更搞不清楚当时的事情。二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被打晕了头，生怕选民再批评他们"自己没有主张，就知道给共和党挑刺"，所以一时不敢借机大闹。Trent Lott事后若无其事地道歉，说自己不过是在一个生日宴会上想对百岁老人说几句好听的话，走了嘴，这不代表他的政治主张。民主党参议院领袖Daschle也见好就收，说他愿意相信并接受Trent Lott道歉。事情似乎眼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媒体又不断揭出Trent Lott过去的种族言论，22年前他几乎说过同样的话。特别是1984年，他声称南北战争时南部联盟的总统Jefferson Davis的精神还活在共和党的政纲中，并把南北战争描绘为北方的入侵。一心要竞选总统的戈尔也站出来谴责Trent Lott的言论，无意中提醒了共和党人：　Trent Lott为民主党日后的反击，提供了一个再方便不过的靶子。结果，几个右翼媒体，包括《国家评论》、《每周正论》、《华尔街日报》等等，开始对Trent Lott大兴讨伐之师，并要求他辞职。
　　Trent Lott当然不愿就此放弃权力。他一方面一再道歉，一方面拒绝辞职，自信能够守住自己的防线。民主党这时也看明白大势，巴不得他留任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为日后丑化共和党留些材料，甚至有民主党的战略家出来说相信Trent Lott是真心道歉，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布什这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公开站出来，称"Trent Lott的讲话不代表美国的精神。美国维持种族隔离一天，就背叛了美国的价值一天"。可谓义正词严。但是，布什作为共和党领袖，要维持起码的政治忠诚。他一方面肯定Trent Lott的道歉，一方面不愿意公开要求Trent Lott辞职。他知道，如果他对Trent Lott太不留情，可能会得罪南方的白人，那是自己的政治基地。
　　从法理上讲，美国是三权分立，议会领袖应由议员们选出。Trent Lott只要获得26个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就可以继续当多数党领袖。对此布什不好公开干预。但是，这次议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回参议院全仗布什的助选，对谁是参议院领袖，布什当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布什自己虽然不公开要求Trent Lott辞职，却让自己的弟弟即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什出面要求Trent Lott下台。国务卿鲍威尔也突然站出来谴责Trent Lott的言论，总统的意志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决定1月初开会，选举自己的领袖，希望那时把Trent Lott请下台。但是无论是白宫还是保守的媒体，都等不到１月份，希望圣诞节前解决问题。因为此事留在媒体上的时间越久，共和党的脸就越"白"，就越无法和黑人和解。于是，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出来要求Trent Lott辞职，有些人甚至站出来与他竞争多数党领袖的职位。
　　Trent Lott抵抗到了最后一分钟。他主动上黑人电视台忏悔，反省越来越深刻，并称希望这次"坏事变好事"，使他日后积极做些帮助黑人的事情。他甚至彻底改变立场，声称"全盘支持种族平权"，几乎附和起民主党左翼的口径来，惹得共和党右翼大怒，称他毫无原则。他甚至暗示，如果本党逼他过甚，他可能干脆辞掉参议员之职，这样他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州长，必定任命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人数就成了50比50。但是，布什手里的牌更多。布什虽然不便公开要求他辞职，但可以宣布自己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共和党内的人士也放话出来，为了共和党的将来，丢掉这个参议院的宝贵席位也在所不惜。结果Trent Lott算来算去，自己这个职位肯定是保不住了，于是在20日宣布放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之职，但将继续当参议员。
　　Trent Lott在南方白人种族主义文化中长大。他代表的也是南部白人的政治声音、共和党的主流。他这次"失言"丢官，意义不同寻常。第一，这次攻击他并不饶他的，不是民主党，不是黑人政治家，而是共和党保守派，是Trent Lott所代表的势力。第二，Trent Lott"失言"不是第一次。他1984年的言论应该说更加骇人听闻。但是，他不仅没有因此受惩罚，反而步步高升，成为最有权势的共和党人之一。甚至布什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还到禁止跨种族恋爱的保守的Bob Jones大学去演讲，自己不仅没有为此付出政治代价，批评他的党 内竞争者麦凯恩却反受打击，失掉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然而，两年多以后，这种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行就甚至不能为保守派所容。可见少数族裔的人口增长，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冲击有多么深刻。
　　在2002年圣诞节前，共和与民主两党巧妙地把党内的大腕缴了械。这些内斗体现了两党内部不同的危机感。民主党从布什那里学来的是："9·11"后公众缺乏安全感，需要一个信仰坚定、敢作敢为的领袖当他们的"主心骨"。戈尔则在性格上缺乏自信，政治上过于滑头，跟着民调跑，失去了选民的信心。通过摆脱戈尔，民主党希望找到一个更能使人振作、敢为天下先的领袖。共和党则希望通过打倒Trent Lott，改变在种族问题上的形象，改变自己那种南部白人集团的认同，争取更多的少数族裔的选民，摆脱逆人口潮流而动的被动局面。结果，两位"年富力强"的政治家，相继宣布为了国家和本党的长远利益，放弃自己的权力，为下一轮的权力竞争让路。
　　如今战场已经清理干净，正是下赌的时刻。好戏该登场了！
　　艾森豪威尔有句名言："如果失去了原则，政党政治无非就是一个夺取权力的阴谋。"这句话，也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民主党在本次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失利。
　　本来，人们普遍预测这场选举将如同2000年大选一样，是50比50的竞争。布什虽然支持率甚高，但从历史上看，总统的支持率对本党的中期选举很少有什么帮助。比如，里根被认为是战后最受支持的总统，但当年他为了本党的中期选举，奔走全国，结果却是共和党大败。有人曾以此警告布什，不要太卖力助选，免得失败后伤害总统的权威。事实上，也只有1934年罗斯福在任时，总统的党有过在中期选举中议席增长的记录。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中期选举常常被选民当成表达自己对现政府不满的工具，即通过投反对票来提醒总统注意自己的政治要求。但这次共和党不仅在众议院增加了议席，而且把参议院夺回，让预言家们目瞪口呆。
　　何以民主党会输得如此精光？主要在于，民主党在"9·11"后，面对布什如日中天的支持率，患得患失，一味附和布什，不敢履行反对派的职责，为了保住权力不惜放弃原则。结果机关算尽，却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声音。
　　其实这次选举的胜负，在2000年的大选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民主党有克林顿政府8年的赫赫政绩，而且在主要的政治议题上，选民都倾向于民主党的主张。但民主党却输掉了大选。为什么？克林顿的性丑闻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戈尔在政治上的滑头也是失信于选民的重大原因。戈尔常常为了赢得选举而左右摇摆。比如他本是最早提出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美国政治家，但因为怕得罪选民，对这一问题不敢大张旗鼓地鼓吹。本来他与克林顿一样是亲企业的民主党人，但为了笼络工会却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支支吾吾。布什则不同。他竞选的最大主题就是减税。当时的多少次民意调查都表明，大多数选民对减税并不买账。但他初衷不改，执意为自己的信仰而战。结果以少数票当选。笔者当时称之为"不得民心而得天下"：　即坚决亮明自己的主张，靠少数信仰坚定的追随者赢得大选。当时美国媒体也评论说，戈尔迫不及待地要赢，布什则是一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洒脱状。
　　布什当选后，风向大变。由于经济出了问题，他那个本不十分得人心的减税案一下子成了刺激经济之必需。他终于为坚持自己所信仰的原则得到了报偿。与此相对，民主党本来在意识形态上难以接受这种优待富人的减税案，但为了不得罪选民不敢投反对票。对伊拉克战争，许多民主党人疑惑重重，但畏于布什的声望，不敢说半个"不"字，倒是几位老布什的阁僚看不过去，出来公开反对，以填补民主社会反对派的真空。这样，两党之间没有了界线，大家都是跟着布什走。这次竞选，民主党对反恐的问题避而不谈，对伊拉克问题也不发表意见。本来经济低迷，正是攻击布什经济政策的时机，但没有人有胆量质疑布什的减税案，也提不出自己的经济振兴方案。最可笑的是，几位民主党候选人，向选民反复强调的主题，竟是他们如何支持布什，似乎是在和自己的竞争对手比谁与布什更能保持一致。结果，布什飞马杀到，明确告诉选民，这些口口声声说支持我的民主党不是我想要的合作伙伴，投他们的对手共和党的票！这样的选举，还赢得了吗？
　　这次共和党获胜后，布什颇为低调。他对记者说："选举嘛，有时候赢，有时候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有一种听天由命、我行我素的态度。政治家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当时代选择了你的信仰时，时代就选择了你。如果时代不选择你，也不必太计较。类似的话，布什竞选总统时就说过。民主党则一味想赢，发现自己的信仰不时髦就放弃。殊不知，今天反对减税不得人心，明天选民可能会意识到减税是个错误。坚持住自己的信仰，那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总有轮到自己的一天。
　　更糟的是，民主党不仅在政治信仰上无操守，轻易放弃原则，而且不能与时共进，对新的挑战无力回应。他们念念不忘的是，2000年他们的政纲更得人心，但在佛罗里达丢掉了本来是属于自己的白宫，于是信誓旦旦地要报复，一定要把在佛罗里达当州长的布什的弟弟扳倒。其实，佛罗里达在这次选举中没有太大战略意义，影响不到华盛顿的力量平衡，但是民主党似乎还生活在2000年，为了找到一点心理安慰，在那里投入血本。殊不知，这两年世界因"9·11"而天翻地覆，你面对时局没有新的见解，没有人会买你的账。一天到晚报复报复，沉浸在过去的记忆中不能自拔，那分明是个退休人的心态。结果，当年在计票战中群情激愤的民主党黑人选民，这次投票根本没有热情，使布什的弟弟在那里轻松获胜，成为佛罗里达第一位连任的共和党州长。《华尔街日报》讽刺说：　即使是最忠实的选民，也需要你给他们些理由才会出来投票！
　　只有敢输的人，才有可能赢。这次选举，最令人回味的是那位因飞机失事身亡的明尼苏达民主党参议员Paul Wellstone。此公是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左派。当年老布什打海湾战争，他投票反对。后来美国旗开得胜，投反对票的人在政治上都受了很大伤害。这次布什言战，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但此公则再投反对票。投票反对减税的，也有他一号。可是，他这种敢于反潮流的作风，却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投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票之后，支持率不落反涨。大家认为他是个诚实地为信仰而战的人，即使共和党人也对他颇有敬意。此次开票前，《经济学人》刊载一幅漫画：　象征民主党的毛驴在Wellstone的墓前致哀，而毛驴的心已经被挖空，挖下去的那一块方方正正的东西，正是在地上矗立的Wellstone的墓碑。意思是，Wellstone死了，真正的反对派也死了，民主党的灵魂已随Wellstone而去。
　　民主党要起死回生，就必须找回自己的灵魂，履行反对派的职责。特别是目前白宫、国会全在共和党手中，共和党再治不好国家，就不能抱怨民主党捣乱，一切必须自己负责。如果民主党能够坚持反对派立场，那么一旦共和党的政策失败，民主党就有资本取而代之。反之，如果一味赶政治潮流，跟着民意测验走，与布什划不清界线，那么即使布什的政策不得人心，民主党也最多不过是个同谋。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有一个共和党就够了，没有第二个共和党存在的空间。
　　具体而言，民主党对布什的减税案，特别应一反到底。自克林顿以来，民主党已经渐渐接受了"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即执行严格财政纪律，量入为出，不再像原来的民主党那样乱兴福利、乱花钱。也正是基于这个立场，不顾财政赤字的膨胀而胡乱减税的做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政府开支，与过去民主党的福利，其实大同小异。要知道，传统上美国公众一直认为共和党更能够管理经济，如今至少有一半的人已经认为民主党在经济上更可靠。这是克林顿以来坚持自由经济和财政纪律的结果。布什的减税，是为了小政府的意识形态牺牲了财政纪律，从长远看可能伤害经济。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够坚持原则，将来一旦经济不见好转，财政赤字尾大不掉，民主党就可能处于有利的位置。
　　在这方面，民主党需要向共和党学习。１９６０年代初，尼克松在一次类似2000年大选的激烈竞争中，输给了肯尼迪。刚上台的肯尼迪，和布什一样，被视为一个靠有争议的选票上台的轻量级总统，当时洛克菲勒预言他只有当一任的可能。但是，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使肯尼迪声望大增，共和党江河日下。这时共和党认识到，当年尼克松的政纲太靠近中间，靠近肯尼迪，使共和党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和色彩。于是，在1964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索性推出立场鲜明的极右派Barry Goldwater。这位Barry Goldwater，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赢。没有功利的算计，反而能够把自己的主张讲明白。结果，共和党为自己的原则在大选中惨败，不仅民主党候选人Lyndon Johnson当上了总统，而且国会两院也被民主党占据。但是，那次失败，比这次民主党的失败却有意义得多。里根正是在Barry Goldwater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慨然登场，在Barry Goldwater的提名大会上发表了自己的保守主义宣言。4年后，共和党夺回白宫。虽然后来因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让卡特当了4年总统，但里根终于两度入主白宫，使保守主义运动达到高峰。面对布什当今创纪录的政治优势，如今的民主党更不应该对2004年的总统选举有太多幻想。只有置输赢于度外，像当年的共和党一样，推出一个敢于输的总统候选人，找回自己的灵魂，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
从政治家族到政治王朝
　　白宫培养人！看过克林顿和布什这两届主人，你不能不对此惊叹了。克林顿入主白宫时，是一副不经世事的土孩子相。他出自美国第二穷的小州，哪里见过什么世面？然而几年下来，便成了一位魅力无比的世界领袖。布什刚就任时，一直被公众看作是一个运气奇好、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他的英文语法错误一直被媒体嘲笑，本人也成为电视笑星们取笑的头号靶子。即使在"9·11"后，一些左翼记者们还挖苦他仍在接受"职业培训"。然而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中，他５天奔袭15个州，其个人魅力所向披靡，一下子使共和党主控国会两院。在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已是一副王者气象。想当初在中美撞机事件中，他只能面色紧张地对着记者念手中的稿子，不回答任何提问，沉重的叹气声都能让电视观众听得清清楚楚。如今，他面对国际问题对答如流，谈笑风生，充满自信。他谦逊地压低自己对这次选举起的重要作用，盛赞候选人的努力，似乎是在对媒体说："别把我抬得太高，这个轿子我用不着坐。"反显出自己的领袖风范。
　　不过，他也有当仁不让之处。一向以不问未来政治得失自我标榜的布什，这次竟谈起2004年的选举，并且宣布，如果他竞选连任，切尼将仍然是他的竞选伙伴。
　　这一不起眼的动作，意义非凡。这已远远不仅是在为2004年造势，而且是为他当足两任之后，由弟弟杰·布什在2008年入主白宫锁定位置。众所周知，这次选战，佛罗里达是最大的战场。克林顿的前司法部长Janet Reno称这是佛罗里达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另一位众议员也称这是今年全国最重要的选举。民主党领袖们直言不讳：　打倒杰·布什是此次选战的首要目标。结果，克林顿、戈尔都前往佛罗里达督战。对此，布什也不怠慢，他亲临佛罗里达12次之多，简直就是为自己竞选。所以，这次中期选举，一是争议会的多数，一是争佛罗里达的州长，后者完全演成了一场政治"全明星"大赛，更吸引媒体的注意。杰·布什在一场被预计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使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共和党的未来领袖。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众所周知，布什政府中目前有三大明星：　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其中切尼有心脏病，当副总统已经令人不安。况且他是个不善竞选的官僚型人才，自己也没有个人野心。拉姆斯菲尔德也是廉颇老矣，国防部长能当几年还不知道。只有鲍威尔，声望赫赫，在公众中的信誉甚至长期在布什之上。他政治立场温和，容易赢得中间派以及绝对反对共和党的黑人的拥护。如果以后经济萧条，布什支持率急跌，那么为了笼络民心，选鲍威尔当竞选伙伴，是争取连任最保险的战术。鲍威尔一旦陪布什在白宫呆４年，下任总统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布什对自己是否重复老爸一任总统的命运是非常敏感的。鲍威尔对他连任的价值无人可比。但这次他之所以这么早就选定切尼，恐怕还是在于他对2004年已经有十足的信心，执意要为自己的弟弟铺路了。杰·布什不仅已经有全国的声望，而最重要的是这次大大巩固了佛罗里达这个基地。自2000年以来，佛罗里达就成为赢得总统职位的最重要的战场。美国的两党地缘政治，是民主党占据东北部和加州，共和党占据南部，势均力敌。佛罗里达本是共和党的后院，但由于大量来自东北部的退休人口的移入，改变了人口的政治构成，使两党平分天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并有所谓"谁拿下佛罗里达，谁就拿下大选"之说。2008年如果杰·布什参选，佛罗里达当然已经是他的了。由这一堡垒出击，又有布什帮他守住南方，民主党要挑战他怕是难上加难。一个父子三人先后出任总统的政治王朝，已经呼之欲出。
　　布什王朝与肯尼迪家族的一大不同是，其成员之间特点各异，能不断更新自己的政治风格和纲领。肯尼迪三兄弟都属于东北部的自由主义，彼此距离不大。布什们就不同了。老布什的父亲Prescott Bush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属于传统的那种"耶鲁的教育、哈佛的文凭"的东北部精英。老布什虽然后来离开老爸的基地，从得州起家，但还是典型的耶鲁子弟。他在得州只当了个众议员，在第二次竞选参议员失败后，就进入联邦政府当官，历经尼克松、福特、里根三朝，一直当到总统。老布什的精英教育和长期在联邦政府做高官的履历，使他的政治风格未免高高在上，是个"官僚型"而"非民众型"的政治领袖。他喜欢外交，讨厌内政，善于应付记者，拙于和百姓交流。可惜，他又全无尼克松那种精英的智商。一位给尼克松和里根都当过顾问的经济学家曾评论，尼克松找大家开会，表现就像个大学教授主持讨论班(seminar)，自己又评论又提问，完全主宰了会议的进程，参与者在智力上无不受到极大的挑战。老布什在里根时代作为副总统主持经济顾问会议，几年下来竟没有人记得他发过言。这种有精英的派头但没有精英的智力的贵族素质，使他应付不了大众明星克林顿的挑战，终于丢了第二任。
　　布什虽然也被送到耶鲁念书，但那不过是喝酒、睡觉、派对而已。他与老爸截然不同的地方是：　他既然没有精英的智力，索性就不要精英的派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虽然出身于特权阶层，却全无那种士族气，一口得州土音，一副乡下土老帽儿的做派。他不善于应付媒体的复杂问题，但却知道怎么招人喜欢。他那副土劲儿，容易让人亲近。他没有克林顿的智力，但从耶鲁时代起就是个开派对、交朋友的行家，善于把能干的人捏在一起。在得州州长的任上，他特别善于和民主党人交朋友，结果许多第一次没有投他票的人，在第二次竞选连任时成了他的支持者。他的土劲儿、愣劲儿，以及对精英不买账的粗劲儿，深得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真传。
　　笔者过去曾撰文指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　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比起欧洲、日本及东亚精英主义的社会来，美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管经济、文化多么发达，那种不听喝墨水多的人的教训、不被高智商和高知识吓倒的野气和蛮性永远不退。布什在大学里最没有市场，但在没有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最受欢迎。他直来直去，善于调动低知识阶层的政治能量，压住精英的气焰，进而主宰了政治的主流。欧洲人越受不了他的粗，他在美国越得势。
　　杰·布什则又是一路。他比布什斯文多了，是个懂行的实干家，而不仅仅是指挥实干家为他工作的"派对大王"。在最近的经济萧条中，他治下的佛罗里达情况最好，在过去几年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其他任何州都多。但他似乎缺乏布什那种交朋友的技巧。比如，他在佛罗里达的教育体制中取消种族平权的政策，引发了在州长办公室的静坐抗议，激怒了黑人选民。但是，美国是个两党50比50的政治分裂的国家，不得罪人几乎办不了事，而这种政治分裂最集中体现在佛罗里达。所以，佛罗里达是演习全国政治的最好实验场。如果杰·布什能在那里磨炼出来，入主白宫的条件比其兄更佳。
　　对于布什家族来说，特别是对杰·布什来说，2008年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公众不喜欢一个家族过多地垄断政治。在美国的历史上，顶尖的政治家族一直运气不佳。John Adams和John Quincy Adams父子都是不成功的一任总统，William Henry Harrison和他的孙子Benjamin Harrison也是白宫的失意客，没有获得连任。罗斯福家族也许是最成功的。西奥多·罗斯福敢向本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挑战，是一位工业化过程中划时代的共和党总统。他的远房表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呆了四任，不仅从大萧条中挽救了美国，而且赢得了二战，成为最伟大的民主党总统。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们后来在州政治中都没有能出头。肯尼迪家族出了一位被暗杀掉的"烈士总统"约翰·肯尼迪，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和爱德华·肯尼迪虽然都对美国政治影响深远，而且都一度要问鼎白宫，但没有一个尝到了当总统的滋味。肯尼迪的下一代出了两位众议员，一位副州长。这次那位副州长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竞选马里兰州长失败，肯尼迪家族雄风不再。
　　不过，布什已经粉碎了一系列历史的诅咒。在2000年大选中，9月劳动节时戈尔还领先。媒体宣布在历史上到劳动节时领先的候选人从来都获胜，但布什破了这个规矩。靠少数票上台的总统在历史上只会当一任，目前看来，这个神话被打破的可能要比维持的可能大得多。总统的党在中期选举中必败，这个惯例又被布什破了。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布什还相信什么历史先例对他的束缚。
　　我们目前需要问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如果杰·布什宣布竞选2008年的总统，在共和与民主两党中，谁够量级向他挑战？
Ashcroft主义
　　２０００年年底，笔者在一位民主党的政客家过圣诞节。当时问起女主人对布什组阁的看法，她随口答道："他找的人都很出色，只是那个司法部长John Ashcroft非常成问题，不知将来会闹出什么事。"这个家庭属于温和的民主党，夫君曾在克林顿政府当过助理部长，自己最好的朋友却是个布什内阁的大员，可见对共和党并不一味党同伐异，但对Ashcroft这位右翼原教旨主义者却毫无信任。她的态度，不仅反映了民主党人的意见，同时也代表了中间派人士包括温和的共和党人的声音。这位Ashcroft，确有些令人恐惧的"非凡"之处：　美国的政治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看报纸，以了解事态的最新发展；他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却是祷告，从宗教中找到一种自我正确的感觉。布什之所以顶住自由派的压力，任命这位毫不妥协的落选保守主义政治家出任司法部长，就是要给极右翼势力传达一个信息：　我没有忘记你们，我代表你们的利益！无怪乎Ashcroft上任时《纽约时报》就惊呼：　司法部不是一般的部(如交通部)可比，政治色彩极强，关键时刻甚至有左右美国政治的神通。选这样一个极右派人士出任此职，只能使国内政治进一步分裂。
　　果不出所料，"9·11"之后，Ashcroft一下子被推到政治的聚光点上，成为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之后最有权势的司法部长。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强化国内安全的措施，大多是通过Ashcroft来发布。Ashcroft几乎是在电视上露面最多、上各大报头版最勤的阁员。更重要的是，他颁布的许多措施，等于是在建立一套能绕开国会和最高法院的行政权力，直接挑战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根据这样一套政令，政府可以将一些人无限期地拘禁在某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可以监听被告与自己的律师的谈话，甚至可以通过军事法庭将这些在法律上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被告处死！据报道，一些嫌疑犯被监禁后，他们被监禁的地点和他们的名字都不为人知。而且监禁的环境恶劣，嫌疑犯缺乏法律咨询。有的被监禁者已经开始了绝食斗争。《纽约时报》宣称，Ashcroft还在考虑放宽对FBI的管制，容许FBI监视美国国内宗教和政治组织。若按此规矩行事，当年的水门事件几乎也可算是堂堂正正的政府行为了！
　　而最有争议的，是布什授权建立的军事法庭。这种军事法庭与传统的军事法庭不同，更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被称为"布什法庭"。一般的军事法庭并不对公众保密，被告人有权审阅所有被用来起诉自己的证据，而且要在所有审判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被判死刑。被告不服时还可以上诉更高一级的军事法庭乃至最高法院。"布什法庭"则有自由进行秘密审判，不向被告提供证据，甚至在只有三分之二的法官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判死刑。
　　美国的司法制度一贯极为重视保护被告的权利，并且对被告严守在未证明有罪前即被视为无辜的原则。即使如此，错判甚至错杀无辜的事件仍时有所闻，乃至有不少人基于此而主张废除死刑。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当州长时，该州判的死刑比全美其他各州的死刑总和还多。得州的有些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出庭时没精打采，甚至睡着了。此事在布什竞选总统时已引起全国的注意，也招来国际社会的抗议。如今这位当年的死神州长以总统之威设立这样权大无边的军事法庭，谁能保证不错判错杀呢？正因为如此，一些欧洲国家已开始对向这样的法庭引渡嫌疑犯而感到为难。
　　这样一系列无视三权分立的政治传统、无视个人基本权利的政令，已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普遍不安。国会两党议员已频频对政府的举措质疑。在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一位民主党议员就特别军事法庭一事质问Ashcroft：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律师，你个人是否觉得可以仅仅根据50%的证据就把一个被告处死？Ashcroft对此竟避而不答！《纽约时报》在12月2日的社论中指出：　布什政府似乎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毫无信心，尽管这一常规的制度能够对恐怖分子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并在事实上已经成功地对在世贸中心和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制造爆炸事件的恐怖主义原凶绳之以法。布什政府似乎在说服人们相信：　尽管政府的权力也许过大，但Ashcroft等执法的官员值得信任，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可惜，这并不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几个好人的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美国的建国之父所设计的这一套制度，就是要给当政者制造些麻烦，使他们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那么好使。而让布什政府感到束手束脚又不便的常规司法制度，正体现了建国之父们的智慧所在。"9·11"之后，美国公众极为冲动，复仇之声响成一片，甚至有人公开主张用原子弹将阿富汗炸平。在如此的状态之下，错判错杀很难避免。比如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本来写文章很有些自由派的作风，爱说大实话，讲道理。但如今却被阿拉伯电视台记者追问他如何证明"9·11"的袭击是一些阿拉伯人所为的问题气得火冒三丈，不仅对这一问题不作答复，反而公开在《纽约时报》撰文对Ashcroft表示同情。他声称：　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原告与被告信奉一些共同的价值的前提之上，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敌人只求毁灭我们，和我们没有共同之处。言下之意，只要我们能把某些人形容成魔鬼，对他们就不必讲什么法律。但他不愿面临的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今被拘禁的嫌疑犯，大多数很可能是无辜的。怎么能没有证据就说他们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而对之进行秘密审判呢？像如此以富于理性著称的政治评论家，都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一般大众更是可想而知。宪法的一大功能，就是限制民意的一时冲动，削弱多数人在行使权力时随心所欲的能力，延缓大众的冲动能够导致任何后果的时间，逼着人们先冷静下来再行动。而破坏这种宪法的制约，常常会使健康的民主制度流于暴民政治。麦卡锡主义当年就是利用公众对冷战的恐惧，仗着民意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如今的Ashcroft主义也是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利用民意的支持，破坏美国的自由。
　　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本来是国会根据宪法精神对政府实行监督的场合，但由于意识到民众对战时政府的高涨的支持率，Ashcroft面对议员们的质询表现得极为傲慢。他的有些答词简直就是对批判他的议员的训斥。他声色俱厉地宣称："那些用失去自由来吓唬热爱和平的人们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恐怖主义者！"然而，这位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国家安全的斗士，竟不许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恐怖主义嫌疑犯购买枪支的记录。理由路人皆知：　美国的枪支生产和销售业，是布什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不愿看到他们的生意受到任何打扰。更何况 ，"9·11"之后，惊恐万状的美国人纷纷购买枪支自卫，枪支销售量扶摇直上，政府当然乐得看着自己的"社会基础"生意兴隆，不愿对买枪的人看得太严。看来，Ashcroft并非只祷告不看报纸。他有着一套世俗的政治算盘，而且把这一算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所幸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是200多年民主经验结出的果实，还不至于败坏在一两个政客的手上，尽管个别人也许会倒霉甚至冤死。11月9日，Ashcroft曾传令查找和盘问５０００个主要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男性移民。许多地方警察部门认为此令侵犯人权并且违反当地法律，干脆拒绝执行。这位司法部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顿成疑问。论者指出，自民权运动以来，一直是地方警察搞种族歧视、侵犯人权，最后要由司法部出来制止。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司法部一直扮演着维护人权、防止警察滥用权力的角色。如今司法部和地方警察的角色来了个史无前例的大倒置：　司法部开始带头侵犯人权，地方警察竟充当其人权卫士来。历史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呢？
布什挑战"种族平权"
　　2003年开始，布什在国内政治上频有惊人之举。他的以废止股息税为主的经济振兴计划，已经让对手和盟友都吃惊不小。随后，又开始在Affirmative Action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反对以肤色作为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其时机的选择，极有风险性。
　　Affirmative Action一词，很难直译成中文。如果勉强直译，也许可作"积极的行动"，但还是语义不清。这一词汇是１９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开始使用，当时的意思是要借助联
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手段，促进种族融合。这特别表现在联邦政府雇员的雇用方面。40年后，许多旨在帮助少数族裔在社会中晋升的措施，都归于这一名下。所以有些人将之意译为"种族平权"。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学生时参考种族的因素，但是不能制定录取的种族配额。这一意在照顾弱势族裔的有争议的裁决，不停地遭到白人保守派的挑战。加州、得州等几个大州，已经公开推翻了这一裁决的精神，禁止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
　　这次让布什出来说话的，是又一个挑战"种族平权"的案件。事情的缘由十分简单。几年前，几个白人学生申请密歇根大学，资格完全没有问题，但因为是白人，学校拒绝了他们的申请，把位置留给少数族裔的学生。这几个学生事后起诉密歇根校方种族歧视，事情一路闹到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审理之前，白宫有机会写一个对此案的意见，供最高法院参考。这就把布什推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
　　共和党保守派一向是反对Affirmative Action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政策以追求种族多元化为名，以肤色取人，特别是在大学录取的问题上，一个考分高的白人穷学生，常常要输给一个不合格的黑人富学生，造成了白人学生在教育上受到压制。笔者去年在《信报》对此曾有过介绍：　在90年代末，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但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代表率而言其实比传统上劣势的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在哈佛学生中至少尚能各占8%和7%。白人对此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白人，特别是白人保守派，一直是共和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基地。在Lyndon Johnson之后的9次大选中，共和党每次都赢得了白人的多数票。而73%的白人是反对优惠黑人和拉美裔的政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共和党就是一个白人党。任何一个共和党总统，也不可无视这一选民群体的要求。
　　但是，美国近年的人口趋势，却在不断侵蚀共和党的这一政治基地。因为以白人为基地的战略，代价是把少数族裔推向民主党的怀抱。１９60年代以来，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在80%以上。但黑人是少数民族，这样的格局过去对共和党一直无关紧要。如今，由于白人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少数族裔，到2055年，白人就将成少数族裔。如果两党维持现有的种族上的政治基地，共和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布什对此非常清楚。他从竞选州长时起，就主动去赢得少数族裔的支持。2000年的大选中，他在拉美裔中获得了31%的选票，比起1994年共和党候选人多尔21%的拉美裔选票已经好多了。可惜的是，黑人投布什票的只有8%，还不及当年多尔的12%。
　　正因如此，去年年底共和党参议院领袖Trent Lott发表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言论后，布什坚决出来谴责，并在幕后运作，将Trent Lott请下台，目的就是争取少数族裔。而是否支持Affirmative Action，是对少数族裔态度的一个试金石。连Trent Lott去年在自己失言后，都跑到黑人电视台道歉，要大家再给他一个机会，并声称自己"全盘支持Affirmative Action"。在这种阵式下，让布什出来反对Affirmative Action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少人，包括一些保守主义者，估计布什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会表态，把球直接踢给最高法院。
　　然而，布什却坚持不放过这一机会。他的公然表态，一方面说明他对争取少数族裔还没有信心，还不敢放弃白人政治基地，另一方面也说明Affirmative Action在美国社会所引起的争议，已经到了爆炸性的地步。如果不进行修正，可能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分裂。
　　记得有位社会学家讲过，社会上的优势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把教育对劣势阶级开放。从这个角度看，１９６０年代民权运动之后，Affirmative Action的实施其实比今天容易得多。因为当时的大学没有像今天这样爆满，给黑人几个位置白人并不感到作了太大的牺牲。当时的问题，还是说服白人要容忍黑人和自己同校，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但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目前正值美国的一个人口高峰，高中毕业生奇多。更重要的是，这些高中毕业生，比起他们的父辈来，更愿意上大学，而不是直接到社会上工作。这样，就出现了高中生总数和高中生报考大学的比率双高的局面。而美国的大学，则没有进行相应的扩张。结果，僧多粥少，进大学越来越难。比如2000年春季，Wesleyan大学有6849个申请者，只录取715人。Tufts大学则是13500人竞争1200个位置，有三分之一在高中拿了第一的学生和许多SAT考满分的学生竟然进不去。2001年秋季，Vanderbilt大学有9500个申请者，只有16%有入学的机会。据1998年的一项研究，如果美国的精英大学录取时完全不考虑种族因素，那么白人申请人被录取的可能，也不过是从25%涨到26.2%，几乎是微不足道。说黑人抢了白人的机会，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在如此高度竞争的压力下，如果白人的孩子竭尽全力地读书，SAT考了满分，还是进不了自己理想的大学，那么他们一旦发现自己输给低分的黑人学生，就会感到这个社会不给他们一点机会了。
　　处于目前这场官司中心的密歇根大学是通过一种150点的"录取综合指数"来选拔学生。一般拿到100点就会被录取。这里最起决定作用的，是高中的成绩。高中全A的学生最高可以获80分。不过，只要你是黑人、拉美裔或土著印第安人，就可自动拿到20分。亚裔则不在此列。相比之下，你的SAT(即美国大学的智能综合测验)得了满分，也只能拿12点。这也无怪许多人出来抗议，说这样的政策只能培养一个靠肤色吃饭的种族。但这些人忽视了，虽然凭种族能拿20分，但高中成绩和SAT加起来的学术分，最高可达112分，光凭肤色是不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这种黑白之争中，是保守派打起了当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旗帜："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基准是他内在的品质，而不是他的肤色。"
　　然而，民主党和那些支持Affirmative Action的人争辩：　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社会，种族当然应该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事实上，大学录取从来不会有什么统一标准，更不会只看学生的成绩。你布什当年怎么上的耶鲁？还不是凭借爷爷是耶鲁的校董，父亲是耶鲁的学生吗？布什当年连得州大学也进不去，怎么却进了哈佛商学院？凭真才实学，布什怎么有资格到两个常青藤学校去混？
　　这场关于Affirmative Action的官司，于是又触动了另一场辩论：　即大学录取学生是否应该考虑家族传统。以哈佛大学为例，一般的申请者，录取的机会只有11%。但如果你父母是哈佛毕业，你被录取的机会一下子就上升到40%。结果，哈佛的学生中，有11%是秉承家族传统来上学的。耶鲁、普林斯顿乃至一些二三流院校无不如此。而这些有家族背景的人，绝大多数是白人。这难道不是优惠白人吗？为什么要取消优惠少数族裔的政策，却要保留优惠白人的政策呢？
　　可惜，取消家族传统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大学，严重依赖校友的捐款。在2000年至2001年，校友的捐助为美国高等院校提供了28%的资金，即68多亿美元。不考虑家族传统，等于得罪了校友，断了大学的财源。所以，虽然有若干学校宣布在录取中取消考虑家族传统的因素，但大多数学校却是离不开这样的传统。
　　那么，取消"种族平权"的政策，让各种族在不看肤色的情况下"平等"竞争，是否可能呢？这种构想，同样是一个"理想国"。"种族平权"的重要，并不在于提携弱者。如果仅仅是帮助弱者，完全可以以家庭经济条件为标准，对低收入家庭的子弟有所照顾。这也是那些反"种族平权"的人所积极主张的。但是，美国虽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各种族还是互相敬而远之，黑人住黑人区，白人住白人区，彼此的文化非常不同。如果真不考虑肤色，很少的黑人能够进大学，亚裔和犹太人可能占领校园。结果是，一些为黑人社会服务的高级工作，如律师、医生等，就没有人干了。这次华尔街的几家大公司，从生意的角度为"种族平权"辩护。最生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黑人律师，也许当年考分不高，但他由于了解黑人的文化，在为公司打索赔官司时，特别懂得如何打动黑人陪审员的心，没有任何白人可以替代他。在诸如产品设计、广告设计、推销战略等等领域，你想在黑人社区赚钱，就得有黑人来给你谋划。
　　美国军方一贯以保守、倾向共和党著称。但是，美军的几大最高学府，在推行向少数族裔倾斜的政策时可谓不余其力。如西点军校，1977年黑人和拉美裔只占学生总数的0.4%，1981年上升到6.7%，如今已经达到10.9%。美国海军学院1971年干脆没有黑人和拉美裔，1981年有了8%，如今则达15.1%。空军学院的黑人和拉美裔在1971年仅为1.7%，1981年升至9.6%，如今则达到14%。美军不惜工本，大量募集少数族裔精英进入军事高等院校，并花钱特别开设预备班，帮助后进者做好学前准备。尽管如此，西点军校的黑人学生SAT平均成绩仅为1191分，拉美裔学生为1225分，比白人学生低60到100分。这些"不公平"，引来保守势力的批评。但军方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法向保守派低头。因为如今美国是职业军制，当兵打仗的，许多是在社会上无其他出路的少数族裔。乃至近来有位黑人议员要提出恢复兵役制的议案，免得少数族裔不成比例地去充当炮灰。试想，如果当兵的是以少数族裔为主，当官的全是白人，军队的凝聚力自然下降，真到了出生入死之时，战斗力自然下降。少数族裔军官考进军校时分数虽低，真指挥起自己族裔的士兵来，可能更有办法和权威。可见，保守派在反"种族平权"时可以夸夸其谈，辩论也常常占上风。但在生意场、军队这类最动真格儿的地方，"种族平权"的精神是最离不开的。
　　平心而论，Affirmative Action和家族传统，都成就了一批人，也惯坏了一批人。没有Affirmative Action，鲍威尔不可能有今天。没有家族传统，布什不仅进不了耶鲁，更当不成总统。不过，Affirmative Action却助长了许多黑人对自己肤色的依赖。即使是那些成功的黑人，也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觉得自己是靠肤色照顾上来的。家族传统，同样也培养了一些无所事事的公子哥。甚至像戈尔这样成功的人，也是家族传统最后害了他。许多评论家指出：　戈尔完全有当个好总统的素质，而且是个好父亲、好丈夫。但只是有一点：　没有必要的自信。他从小被父亲调教，从上大学到当参议员，都有老爸的影子。甚至竞选总统时，也有克林顿在后面。结果，到了关键时刻，他对自己会不会被选民喜欢毫无自信，在公众面前手足无措，连犯错误，丢了到手的白宫。
　　美国的黑白之争，如今在教育问题上演成了Affirmative Action与家族传统之争，越来越政治化。以后，学校就更成不了世外桃源了。而布什的举动，赢得了白人保守势力的叫好，也激励了民主党的选民出来奋起一争。2004年大选的火药味，可谓是越来越浓。
"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崛起
　　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生愣的总统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风格的问题，而且反映了当今美国社会的大潮流。"9·11"后，布什公开声称："一定要抓住拉登！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当时《纽约时报》嘲笑这像是个黑社会头头讲的话。但如今，该报也承认他这话深得人心。当记者问布什那个备受争议的特别军事法庭时，他竟说："反正我们的法庭比拉登的法庭要公平，我们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几千平民都杀死。"他何以把美国的司法标准降得如此之低？然而，媒体并未就此再和他抬杠。年初，民主党人开始在参议院领袖达什勒的率领下攻击布什的减税，这本是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例行公事；布什则狠狠回击说："要想增税，除非踏过我的尸体！"两党政治，一下子被他的语言塑造成善与恶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杀气腾腾的决斗。套用中国人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对比一下二战时罗斯福那些高贵、豪迈的讲话，布什的战争语言常常使人联想起街头一个敢找人打架的"愣头青"。他的大粗话在美国社会有如此的感召力，说明了社会的鄙俗化和"反智主义"的兴起。
　　"反智主义"在美国渊源有自，并有霍夫斯塔特的专著，在此不必细表。这里不妨谈谈美国保守势力对大学的围攻。最近，一家保守派组织对常青藤盟校的文科教授进行了一次民调，发现这些教授的政治倾向极为左倾。比如，在被问及谁是近40年来美国最好的总统时，26%的教授回答是克林顿，17%回答是肯尼迪，只有4%的人回答是里根。这与许多把里根视为是林肯之后最伟大的总统的保守派，自然大异其趣。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教授中有61%投了戈尔的票，5%选了耐德尔(Ralph Nader)，而投布什票的只有6%。当时在耶鲁大学所在的投票区，布什的得票甚至还不如耐德尔。再看布什的导弹防御计划，虽然盖洛普民调显示"9·11"后70%的美国人支持这一计划，但这些象牙塔里的教授，只有14%的人支持。于是保守派开始问罪：　学术精英脱离民意！
　　本来，这一调查结果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各阶层、各社会团体对任何事务的看法，都会与主流社会有不一致之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第二，克林顿本是战后最得人心的总统之一。他若不是任完两届，恐怕也无布什的出头机会。况且克林顿刚卸任一年，当年选他上台的选民还都健在。教授们喜欢他，不算脱离民意。第三，在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上，大学本应和主流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进而对社会能有所反省和批判。如果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生涯，读书万卷，但观点、看法和没读过什么书的人完全一致，那还要大学干什么？
　　然而，保守主义者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如今美国的大学全被左派把持，在录用教授时，以政见取人，使保守派人士在校园里无法立足。如今布什总统已成为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统之一，而常青藤的教授们却把克林顿、肯尼迪这些民主党总统奉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实在是岂有此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今副总统的夫人琳·切尼(Lynne Cheney)，本是１９８０年代与１９９０年代保守主义最强有力的发言人之一。在切尼成为布什的竞选伙伴之前，她不仅著述甚丰，而且频频在各大电视网以右派的代言人露面，有塑造话语之影响，俨然是个布凯南第二。5年前多尔挑战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她亦奋勇助战，远比作为前国防部长的切尼活跃。但是，近来美国悄然兴起的保守的男权运动是布什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希拉里·克林顿之后，这股势力哪里容得下在"我们的"白宫里阴盛阳衰？况且当今的第一夫人是个只会用计算机管理衣服的家庭妇女，除了当个贤妻良母外，乏善可陈。琳·切尼大概为了避免抢了白宫女主人的风头，于是"进宫"后索性"在家从夫"，完全在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只是在当了副总统的切尼病得无法说话时，她才代夫君讲了几句，爆出个小小的全国新闻。尽管如此，她对当今保守主义运动思想遗产的作用却不能忽视。当年就是她攻击美国的大学左倾化，成为自由化的"大本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保守派攻击左派或民主党时所用的标签liberal，译成中文就是"自由化"。
　　"9·11"后，美国校园的气候与主流社会小有不同。读过书的人毕竟想法复杂些，希望反省一下美国为何会在国际上这样遭人恨，反战的呼声也时有可闻。这无疑激怒了保守势力。２００１年11月13日，琳·切尼一手创办的保守主义组织"美国受托人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捍卫文明：　我们的大学是怎样背叛了美国，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列举了"9·11"以来教师和学生的117条"自由化"言论。其中有些"言论"，纯属于陈述事实的句子，根本不构成观点。如一位在纽约大学教传媒的教授说了一句"现在人们对政府走向战争的政策有许多怀疑"，也被保守派视为有政治问题，列入"黑名单"。如今，保守派主张：　大学的政治构成应反映社会的政治构成。也就是说，大学教授在政治上左、中、右的比例，要与社会上左、中、右的比例大致相同，使大学能公正地代表社会。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学的社会构成要反映社会现实的逻辑，正是民权运动之后左派的主张。比如大学的种族、性别比例要反映社会的种族、性别比例等等。这一套也正是右派正在不余其力所攻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强使大学教授的政治观点追随流俗，大学中那种思想独立、社会批判的精神就会丧失，多数人的专制就将压制个人自由。
　　笔者曾指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这种传统，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的传统，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然而，如今这一传统，却有借着反恐战争发展到要剿灭独立的知识传统的地步，乃至形成了"大老粗"登高一呼而万众义无反顾的图景。这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构成了一个大威胁。
布什： 反精英主义的总统
　　布什出身于名门，毕业于名校，却领导着反精英主义的政治潮流，可谓美国之一奇。在他执政周年之际，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9·11"是如何转化了布什。不错，布什刚刚上任时，人们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如今，他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80%以上，有人说他因"9·11"才真正成为总统。此言不虚。然而，布什身上那股"土"劲儿，那种反精英的倾向，却从未因他由一个弱总统变成一个强总统而改变。
　　早在竞选时，布什就为自己打造一个凡人的形象，甚至不愿提及自己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受过教育。在许多选民眼里，他就像一个关心他人的好邻居，觉得能和他一起去喝杯啤酒。他在电视辩论中嘲笑大谈经济数据的戈尔用繁琐的数学糊弄选民，摆出一副不屑于和这些自以为聪明的精英为伍的劲头。有人指出布什是靠未上过大学的人的选票上台，可谓参透他成功的秘诀。
　　"9·11"之后，布什更是注意自己反精英的形象。他身穿一身夹克外套亲临世贸中心的废墟，一只手搭在满面尘埃的消防队员的肩上与国民讲话。这一貌似随便的场面，实质是出于精心的策划。布什要对国民传达的信息是：　我是你们之中的普通一员，我最理解你们！在领导反恐战争的过程中，他坚持向国民讲大白话，避免讨论超出常人理解力的技术细节。新年时，记者问他美军何时撤出阿富汗。若是克林顿，一定会给你上一堂国际地缘政治的课。布什则干脆说："这要问Tommy Franks将军。我们在阿富汗有明确的使命。我已把这一使命交给Tommy了。他说完事了，我们就撤；他说事情还没完，我们就留在那里。"可谓举重若轻。一位共和党的政治评论家指出：　人们总觉得处理国际事务需要读好多书，懂很多。你看看布什：　他在竞选时连巴基斯坦的首脑是谁也不知道。可事到临头，他的每一个政治判断和决策都是正确的。
　　聪明人与笨人，各有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前者不一定就胜过后者。克林顿号称是美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总统，可以和你逐个讨论非洲小国的政治，从政府首脑到内阁部长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是那些和他决裂的前助手们，在批评他的性丑闻时，也承认"他的脖子以上非常出众"。他曾和助手们就波斯尼亚问题开了６个小时的会议，常常半夜１２点以后电话把阁僚叫醒，可谓事必躬亲。布什则知道自己的限度。布什家族以智商平平而著称。一位曾给尼克松和里根当过经济顾问的元老曾说："尼克松是个知识分子，天生的大学教授，他主持经济会议，就像主持一个研究生的研讨班，频有洞见，才华横溢，给人智力上的刺激非常强劲。可在里根任上，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也主持经济会议，几年下来竟没有在具体的讨论中讲过一句话。"这位小布什被媒体认为比其父更差一等。他被授予耶鲁大学名誉博士时，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公开抗议，认为这是对耶鲁的侮辱。然而，自知智力有限的布什却有不俗的政治判断。他靠老爸的关系，在组阁时网罗了一个"梦之队"。像切尼和鲍威尔，全是其父的班底，精明强干。当年布什挑选"不会竞选"的切尼当竞选伙伴，被媒体指为一着臭棋。如今看来，没有个人野心的切尼为老布什辅佐"幼主"兢兢业业，成为布什政府运作的核心，并在"9·11"那天亲自坐镇白宫，在布什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指挥全国度过危机。布什本人处于这群智力和经验明显高于自己的老爸的旧臣之中，能够用人不疑，权力下放，自己作协调工作。结果该说硬话时他推出拉姆斯菲尔德，广结善缘时搬出鲍威尔，大家都有表现的机会。自布什上任以来，媒体上分析布什内阁内部矛盾的文章连篇累牍，但布什的班底，一年来显得团结得出奇。这与布什让大家各自表现、自己不多干预的作风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整个内阁的协调一致，使布什享有良好的政策咨询，各项政令也能得到有效实施。所以，笔者曾把布什比作《三国演义》里的刘备、《水浒传》里的宋江。看上去虽然要文没文，要武没武，但却能统率一群超一流的文武爱将。
　　因没有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培育了最极端的民主政治文化。美国人拒绝政治专制，也拒绝文化和知识的专制。一般美国人即使自认是"大老粗"，也从不觉得在政治上需要那些知书达理之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知识界在公共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这种"反智主义"传统，最近更是大行其道。特别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运动，触怒了美国的公众。大家对那些喝墨水多的人不免一肚子气。而布什在这个关口，正好成了那些"简单的美国人"的化身。他从上台起，就与左翼知识精英们展开了一场战争，而且渐渐占得上手。战时总统有君王之威，领导着民意。人们觉得世界是由善与恶、黑与白这简单的两极所构成，头脑趋于简单化。布什深谙此道，知道如何直来直去地把握国民。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是没读什么书，他懂的东西是不多。但又怎么样？他照样领导美国，而且领导得不错。不崇拜知识权威的美国人从他身上找到了自我认同，并觉得头脑简单的布什，不会用复杂的知识糊弄大家，值得信任。
　　"反智主义"一旦失控，会演成"暴民政治"，后果十分危险。不过话说回来，反精英的传统乃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特质。这一点我们身处儒家文化浸染中的人常常难以参透。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
21世纪的"新政"：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然而不久前，当美国商业部公布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GDP狂增5.8%并创下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长时，华尔街却并不振奋。相反，道·琼斯指数当天跌下10000点大关。以后的好消息并不少，包括美国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一季度猛增8.6%且创下19年来的最高纪录等等。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为所动，道·琼斯指数还是在10000点左右上上下下。美国公共电视台一位著名的经济节目主持人对此感到摸不着头脑，惊呼：　现在大家不是要找经济学家去咨询，而是要到心理医生那里去看病！
　　人们并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相反，投资者的反应，说明美国经济尚需要一个"新政"式的改革。
　　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　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一大部分以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中年、中产白人所组成的投资阶级，大胆把财产投入股市，为新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从2000年春季开始股市泡沫破灭，大约1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50000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且要过历史上最奢侈退休生活的一代投资阶级，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而安然丑闻表明，那些大企业、大银行的总裁、经理们，在经济走低时并未与他们风雨同舟，而是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金蝉脱壳。安然、安达信，以及刚刚与纽约等州达成偿付罚金1亿美元的Merrill Lynch，代表着一个企业、财会审计、金融集团结成的"邪恶轴心"。他们买空卖空，制造花账，唱高一钱不值的股票，侵吞投资者的资产。"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根据《商业周刊》的民调，如今的投资者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2001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本应代表客户利益，为客户寻求有最高回报率的投资对象。但是，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从客户那里为投资银行获取多少资金，而非这些资金给客户带来的回报。这种"利益冲突"，使这些分析家们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 cost)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１９９０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但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此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obert 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称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这期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１９９０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进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不仅是这些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如此，国际金融界对美国也不乐观。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２年头两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华尔街仅购买267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而去年的购买量达1000亿美元之多。根据Merrill Lynch的调查，在世界300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中，近三分之二认为华尔街是世界五大股市中最被过高估价的股市。Goldman Sachs估计华尔街的头五大投资银行将比极盛期少挣20亿。这一前景必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正如一位金融家指出的："这是一个信誉产业；信誉是它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如果华尔街丢掉了信誉，就必须投资把信誉拿回来。没有信誉，一切都是空谈。"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安然时代，"企业规制"(Corporate Governance)成为美国经营管理的流行用语。"企业规制"意味着一套法律、规章及其实施机制，包括财会审计规范、企业运营的透明性、利益冲突的防范等等，来塑造健康的资金市场和企业运营，使企业的个别经济行为能够有利于而非有害于社会公益，使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进而重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全球经济的形成，更使"企业规制"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需要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建造。在这方面独领风骚的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Jeffrey Garten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各国经济进一步融合，建立"企业规制"的国际标准已势在必行。因为华尔街上市的许多股票属于外国公司，即使美国清理了自家的院子，其他国家的金融体制的漏洞，同样会伤害美国的投资者。为此，以倡导"在社会责任感之下做生意"为宗旨的耶鲁商学院，成立了"全球企业规制研究所"(Global Research Institution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探求在不同的制度之间，如何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机制以规范和协调资金的流通与分配。Garten这位在美国商界有巨大影响的人士已经给我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　不提高你的经营与市场规范，你就将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的资金市场之外。比如，中国经济如果想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必须达到两个标准：　一是提高企业经营水平，一是能够在华尔街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获得资金。毕竟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中国的企业需要大规模在华尔街融资，才可能有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如果中国的金融体制达不到国际标准，就会被排斥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上述的远景就无从谈起，中国的企业在WTO之后与有华尔街财源所支持的外国大企业竞争时，就永远要打逆风球。
CEO： 现代王侯
　　多年前，周游了美国的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完成了他的绝世名著《美国的民主》。在开篇中他这样写道：　美国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在旧大陆，人们还习惯于王侯、贵族们统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下层民众没有机会和贵族们竞争，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异常悬殊；而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在平等的起点上竞争。在市场之中，王侯、贵族有如粪土。大家的收入比起欧洲来，也远为均等。于是他预言，美国所代表的这种平等精神，将是人类的未来。
　　今天，如果托克维尔还能周游美国，他又将作何感想呢？２００１年，美国大企业的CEO的收入，要比本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出400多倍，而这还是在他们大规模减薪后的水平。在2000年，CEO的收入比本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出530倍！更糟的是，许多大企业的总裁是在自己的企业不断赔本、员工不断丢掉工作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加薪的。在美国，还有平等的精神吗？
　　最近，安然、世界电讯等大企业的老板开始得到报应，正在等着受审、蹲监狱。人们对他们从本企业职工和股民那里盗窃巨额财富的行径，都已不再陌生。但是，那些好老板，就真值那么多钱吗？当朝的财长奥尼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犹豫地说：　值！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老板。在当财长前，他是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的总裁。他挣的钱是如此之多，以至切尼代表布什请他出任财长时，他一百个不愿意。别的不说，到政府里当部长，他个人的经济损失估计就有２５亿美元。他自己不在乎，因为他已经有的钱一辈子也花不完。于是他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问他们在乎不在乎，因为"这是你们的钱"。等孩子也说不在乎后(大概他们一辈子也用不完老爸的钱)，奥尼尔才肯接任。再看布什的几位重臣：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G.D.Searle&Co.(一家药品公司)和General Instrument Corp.的CEO，白宫首席阁僚Andrew Card是美国汽车生产联合会的主席和CEO、通用汽车公司负责与政府关系的副总裁，商务部长Donald Evans是得州的石油与天然气公司Tom Brown Inc.的CEO；切尼更不消说，是Halliburton Company主席、总裁和CEO。这群人，哪个不是肥得流油！奥尼尔怎么能不为"好老板"说话呢？
　　然而，在后安然的时代，不仅坏老板的丑闻不断，好老板的丑闻也开始浮现出来。最近Jack Welch这一曾经在1999年被《财富》评为"世纪经理"的经营之神，开始受到媒体的审视。
　　Jack Welch与前安然总裁Ken Lay这样的破产总裁不同，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经营大师。在他出任GE总裁20年间，GE的价值由130亿美元上升到5000亿。他的回忆录不仅谈经营，而且包含颇多的人生教诲，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最佳畅销书。他自己也被认为是有道德、守规范的正人君子，几乎成了美国公众的情人。但他这种征服一切的魅力，开始给他找了麻烦。2001年底，美国顶尖的财经杂志《哈佛商业评论》的首席资深编辑Suzy Wetlaufer在采访他时，双方落入情网。这一风流艳事的直接后果，是Suzy Wetlaufer被部下以"把个人的私生活与公共职责混为一谈，破坏了杂志的客观性"为由而逼得辞职。Jack Welch作为一位66岁的有妇之夫，因为与这位42岁的风云女性有染，只好开始和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第二任妻子办理离婚手续。
　　事情到此，本应该结束了。但那位离异的妻子却并不罢休。她离婚得到的补偿，是从Jack Welch那里每月拿到3万多美元的生活费用，一年也就40万美元上下。她认为，这笔钱远远不能维持她作为Jack Welch妻子时所享受的生活方式。于是，她在离婚的法律文件中，开列了Jack Welch的各种隐性收入，即他退休后从GE享受的各种无偿服务。
　　这一文件一公布，举世哗然。Jack Welch已经于2000年从GE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的退休待遇之豪奢，却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退休后，还将从GE免费享受公司的专机(波音747)、篮球和棒球的球票(当然都是为特权阶层预备的高级包厢)、纽约能够眺望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甚至包括所有的食品、洗衣服务和报纸。简而言之，他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当个地道的富豪。也怪不得他妻子会觉得离开他后，仅仅几十万美元根本无法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凭什么在一个退了休的人身上如此挥金如土？GE的股民对此为什么毫无所知？那些不风流也没有离婚的总裁们又是如何挥霍？人们如何对之监督？更重要的是，这笔巨额开支是如何记入公司的账目？是否有逃税之嫌？证券交易委员会知道众怒难犯，不敢怠慢，立即宣布对此进行调查。
　　面对舆论压力，善于利用媒体的Jack Welch也马上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所得的都是他自己挣的；他的退休待遇，比起GE最初的方案来，实际上还是给GE省了不少钱。不过，考虑到他和GE的公众形象，他还是决定支付一些他所享受的服务的费用。
　　要证明Jack Welch违法，恐怕不大可能，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么干的必要。他享受的待遇，是GE甘心情愿给的。这种穷奢极欲的合法性，才是事情的荒唐之处。Jack Welch的个人财富接近10亿美元，他根本不需要GE为他花钱订报纸、买早点、付洗衣费。还是著有The Irrational Quest for Charismatic C.E.O.s一书的哈佛大学教授Rakesh Khurana一语道破了天机：　Jack Welch的退休待遇，其实就与过去国王的王袍、王冠一样，是维持至高权力的神秘性的道具。
　　在初民社会，人们需要一种具有charisms的权威来统治。所谓charisms，最原初的意思是"神灵赋予的天赋"。有了这种东西，才能堂而皇之地替天行道。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诸国实行了民主政治，社会生活与经济运行越来越理性化，这套神秘的权威也失去了过去的土壤。二战后，美国典型的CEO是那些在企业科层制中一级一级爬上来的管理人才。他们在公共社会中的名气，并不比他们的秘书和牙医大多少。
　　然而，１９80年代风气一变。随着个人投资的增长，股民集团迅速崛起。最近的调查显示，在1983年，美国只有19%的家庭及42%的成年人持有股票，如今这两个数字已经涨到了49%和84%。投资几乎成了一个人人参与的"大众体育"。而股民的金融知识不足，赚钱的热情甚高，于是出现了类似初民时代的狂热和蒙昧。媒体开始用一些宗教性的词汇来界定企业。什么"使命"、"远见"、"价值"等等，成了企业界的惯用词汇。人们开始用"神灵赋予的天赋"来打扮企业总裁，使他们对股民有更大的号召力。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则更加助长了这一倾向。美国人喜欢把任何事情都加上一个"人的面孔"(human face)。任何企业的成功，都被视为是优异的个人品性和个人奋斗的结果。这就如同改革前国内的文学教条动不动就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样。结果，大家辛辛苦苦努力的果实，全归了总裁这个"典型人物"。1979年就任克莱斯勒公司总裁的Lee Laccocca，可以说就是第一位这样被造出来的神奇的CEO。
　　他的自传译成中文后也在国内风行一时。美国是个尊重个人财产的国家。既然社会认为企业的成功是总裁的一人之功，总裁们也当仁不让地把大家创造的财富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于是奥尼尔也好，Jack Welch也好，都可以恬不知耻地对公众说：　我就值这个钱！他们享有足够的合法性。
　　记得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段议论，说战场上的许多事情都是战士而非将军决定的。比如当将军发现自己的阵线开始溃败时，无非是说：　顶住！但没等他说，士兵已经在那里"顶住"了。他传出的命令根本到不了士兵那里，常常是无关紧要。这也无怪托尔斯泰笔下的英雄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库图佐夫，而是中层的军官安德烈了。
　　在日常的企业经营中，总裁们显示自己神奇魔力的机会比起变幻不定的战场上的将军来就更少了。企业的运转一切都按部就班，大部分创意来自基层员工，大部分问题也是由基层员工发现并解决，甚至根本不为总裁所知。GE的成功，如论者所指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制度的成功，包括选拔总裁的制度，而不能归之于一个人的魔杖。更有讽刺意味的是，Jack Welch以擅长精简人员、节省费用著称。也就是说，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许多人丢掉工作的基础之上。这在企业管理上没有什么可指责。不过，一个狠心裁掉那么多人的老板，对自己的费用至少从道德上讲应该也手头紧一些吧。
　　美国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制度改革，而且是一场"经济启蒙"。康德曾指出，启蒙就是要人们获得通过自己的理性对世界形成认知的能力。当年欧洲的启蒙主义戳穿了君主、贵族权威的神秘面纱，使托克维尔这样的先知先觉者感受到了美国平等精神的力量。如今美国的股民，也需要通过经济启蒙，识破那些"经营大师"、"管理之神"的神话，通过自己的理性，影响经济的运转，捍卫自己的利益。
美丽的资本主义？
　　--安然破产与美国政坛的大地震
　　众所周知，"9·11"把布什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总统，甚至使他颇有些王者气概，在国内外政治中，很少有人能向他挑战。然而，２００１年年底，美国第七大企业安然(Enron)公司宣布破产，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如今，安然案几乎天天占据各大报的头版。各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也出现了连续几天把安然案摆在阿富汗战争前面报道的情况。美国的政治风向，已开始由国际转到国内。安然破产所引起的政治冲击波，可能会把布什威武的反恐怖战袍吹掉，使他回到"9·11"前的弱势地位上。
　　安然是能源工业巨头，在１９９０年代末，势力如日中天，年收入最高时超过了1000亿美元，比当时新加坡的GDP还高，可谓势可敌国；如今却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仿佛一个繁荣的中等工业国家一下子沉入了海底，听起来活像是幻想小说，难以让人置信。然而更重要的是，安然的破产是一个大丑闻，甚至是重大的经济犯罪。当安然开始每况愈下时，其高级经理层封锁消息，安然所雇用的会计公司安达信甚至紧急销毁安然的一些账目。同时，这些总裁、经理们趁着被欺骗的公众还未意识到安然的问题时，在破产前大笔抛售自己手中安然的股票。从1999年至2001年中，29位安然的总裁和高层人士抛售了1730万股股票，获得了11亿美元的收入！公司总裁莱依(Kenneth L.Lay)抛售股票350次，挣得1亿多美元！他手中的股票多是以86美元一股出售的，但今年初，同样的一股还不值70美分，最后干脆被停止出售。安然的前总裁帕依(Lou L.Pai)抛售500万股，挣得３５亿多，等等。与此同时，这些自己正在想方设法金蝉脱壳的领导层，却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的职工：　安然的形势一片大好，不要放弃本公司的股票。到了最后关头，本公司的职员竟被禁止出售自己手中的股票。而安然公司职工的退休金，有一半多(总计12亿美元)都押在安然的股票上，如今血本无归。有些快退休的职工，眼看着自己干了一辈子积下的上百万美元财产一夜之间泡了汤，在国会作证期间不禁失声痛哭，其情景惨不忍睹。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安然的头头脑脑，几乎全是布什和其阁僚的朋友及支持者。从当年竞选州长到后来竞选总统，布什都从安然得到大量的政治捐款。布什的许多阁僚，在进政府之前还在给安然当顾问。比如，布什的经济顾问Lawrence Lindsey，在入阁前给安然当顾问，每年为此领取５万美元的佣金；布什的总统资深顾问Karl Rove至少拥有价值１０万美元的安然股票，并在2001年6月前抛空；美国的贸易代表Robert Zoellick曾是安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每年的佣金也是５万；美国陆军参谋长Thomas White曾任安然的副总裁，拥有价值５０００万至１亿美元的安然股票；司法部长Ashcroft因过去接受过安然的大笔政治捐款，这次竟不得不回避参与安然案的审理。更引人注目的，副总统切尼曾是Halliburton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在休斯顿建造了新的棒球场：　安然球场(Enron Field)。２００１年一年，切尼与安然的决策者们开了至少４次会议，讨论能源问题。在布什上台之初，以切尼为首的布什阁僚起草了"国家能源政策"，预计到2020年美国的能源需求将增加32%，因而要大大加大石油、煤炭、天然气的生产，而在这一野心勃勃的能源计划背后，安然是个主要的推动者。２００１年，就在安然破产几星期前，布什政府积极介入安然和印度政府关于一所合资电站的23亿美元的纠纷，希望安然在绝境中能拿到这笔钱。11月8日，就在安然总裁莱依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奥尼尔求救的当天，切尼还在和印度官员交涉，并转达了布什对印度总理的吁求。布什政府想和安然划清界线，几乎没有可能。
　　安然的总裁在破产前，频频给商业部和财政部打电话，寻求帮助，但都空手而归。布什政府以此争辩说：　我们并未介入安然事务。而商业部长声称他从来未将安然的事通告布什，因为他认为当时总统正忙着阿富汗战争，不应为一个公司的危机而分心。布什的经济顾问也声称，安然的破产正反映了"美丽的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　公司在市场上自生自灭，政府不加干预。然而，许多批评者指出：　安然的领导层与政府频频通话，说明政府早就知道安然的麻烦，但却不及时通知公众，采取了一种"不盘问，不声张"(Dont ask,dont tell.)的政策，等于默认安然诈骗股民和安然职工的财产。更有人指出：　遇到这种危机，凭什么安然的总裁一个电话就能打到商业部或财政部？赔得最惨的安然职工想给政府打电话，有人会理他们吗？政府是谁家的政府？
　　安然丑闻爆出后，共和党的政客和评论家不余其力地为布什政府辩护，《每周正论》(Weekly Stardard)的保守政治评论家David Brooks甚至声称，布什政府在这一案中是英雄！安然的总裁莱依在破产前频频给财政部打电话，要求营救；但财政部的官员，特别是一个叫Peter Fisher的官员，明明知道这是总统和副总统的朋友来求情，却能坚持不介入，维护了政府的清廉公正。财长奥尼尔和布什的经济顾问们也搬出了共和党的看家哲学，声称公司在市场上自生自灭，乃是资本主义运行规则的一部分。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然而，这一套辩护在不断暴露出来的内幕面前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莱依打电话求救时，安然早就大势已去。布什的顾问们并不难计算出这时与安然搞在一起会闹出政治丑闻。那位Peter Fisher在回绝安然之请时，也许是接受了指令。事实证明，即使是政府高官，常常也得罪不起莱依这样的共和党衣食父母。比如原来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主席Curtis Ashert Jr.，他一上任莱依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向安然所持的放松能源管制的立场靠近的话，"你就会享有我们长久的支持"。不料这位Curtis Ashert Jr.视这一电话为对他个人的侮辱：　我堂堂的政府官员，岂能看你的脸色行事！拒绝改变立场。但是没过多久，布什就把他撤掉，从老家得克萨斯召来了一位受莱依支持的能源管理官员担任此职。
　　布什执政仅一年，安然的人就被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乃至直接管理安然的政府机构的首脑，都要由莱依亲手帮助选定。结果，安然从政府支持的经济振兴计划中拿到254亿的公司税收的退款(corporate tax rebate)。更荒谬的是，拿到这样一大笔退税的大公司，在过去5年里，竟有4年通过900家海外子公司逃避支付任何所得税！甚至在与能源无关的干细胞研究中，安然也一展手脚。去年布什宣布联邦政府不支持干细胞研究，但不反对科学家运用已有的干细胞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右翼势力和宗教组织要求政府反对任何干细胞的研究；科学界则要求政府积极推动这一研究。知道这一研究能够帮助治疗前总统里根的老年痴呆症的里根夫人，也致信布什，要求他的支持。结果布什作出了这样一个妥协性的决定。一些顶尖的科学家批评此举严重妨碍了医学研究的进步，但布什政府竟奇迹般地获得了休斯顿的M.D.Anderson癌症研究中心的John Mendelson的公开支持，声称已有的干细胞足以维持医学研究的需要。原来，这位名叫John Mendelson的权威人士，是安然董事会的成员。他的癌症研究中心，每年从安然得到60万美元的资助。
　　面临安然丑闻，布什当然对安然无所不在的影响感到不安。在被问及他与莱依的关系时，这位以直来直去著称的总统也不免躲躲闪闪，甚至说起瞎话来。比如，他称他与莱依1994年才认识，其实他们俩早在1992年就已相识。他还称莱依在当年他竞选州长时支持他的对手即在任州长Richards，但莱依去年就在电视上说他当时支持的是布什。而且根据记录，1994年布什竞选州长时，安然捐给布什的钱比捐给其竞争者Richards的钱要多一倍。这样故意淡化与莱依的关系，当然是为了表明政府不受安然利益的影响，不免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
　　其实，早在1988年，当老布什正在竞选总统之中时，这位小布什就给阿根廷的公共工程与服务部长Rodolfo Terragno打电话，以一个未来美国总统之子的口气，向部长施加压力，要求他把一笔几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交给安然公司。当时，阿根廷正在考虑建造一条跨越全国的天然气管线，以从智利进口天然气。几家美国公司对此有兴趣，安然仅是其中之一。但是，安然在阿根廷的代理要求阿根廷的国营天然气公司用极低的价格销售安然的天然气，并且只提供了半页纸的项目计划，毫无实际内容，使主管的部长Terragno很难对之进行认真的考虑。于是引来了小布什的电话。这个电话之后，美国驻阿根廷大使Theodore Gildred，一位由里根任命的加州的富有企业家，也突然造访。这位大使过去一向都对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工程合同交给美国的公司，但是这次则有些微妙的不同。虽然几家参与竞争的同是美国公司，但大使不失时机地指出：　安然受到小布什的支持。Terragno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客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奥秘。他事后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信息：　干小布什要你干的事，这将有利于两国关系。"
　　可惜，Terragno对安然说了"不"，他所在的Alfonsin政府，一年后就下了台。新上台的继任总统Carlos Saul Menem是布什总统的好友，他的政府很快就同意了安然的计划。在他的就职仪式之后，老布什的另一个儿子尼尔·布什(Neil Bush)就和这位新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起打高尔夫球，颇引起媒体的注意。阿根廷的议员们抱怨说Menem总统在没有进行经济可行性研究之后，就批准了安然的计划。1987年，尼尔·布什在阿根廷为自己的石油公司建立了一个子公司，生意自然可想而知。后来包括Terragno在内的阿根廷议员质问Menem总统是否知道小乔治·布什企图用他爸爸的名义在阿根廷大捞一笔，Menem总统迟迟不答。
　　安然的老板莱依是老布什的老朋友和其政治生涯的主要资助者，颂扬老布什是"能源总统"，因为他促成通过的1992年能源法案迫使动力公司用安然的电力。1992年老布什竞选失利，阁僚们跟着失业，安然马上把他的国务卿James Baker和商务部长Robert Mosbacher聘为安然的顾问，领得丰厚的工资。1993年，老布什为庆祝海湾战争的胜利访问科威特，已为安然所雇的Baker和Mosbacher自然也一道前往，向科威特推销安然的项目和产品。结果引来了海湾战争总指挥Norman Schwarzkopf的尖锐批评。这位将军自己把科威特政府送上门来的几百万美元的优惠生意推掉，豪然说："我代表的是54万美军士兵，不是私人公司。他们为国在科威特出生入死，我绝不用他们的牺牲养肥自己。"但Baker等人并不因此知耻。通过Baker的安排，安然在重建科威特中大发横财，迅速上升为势可敌国的环球能源业巨头，并与Shell Oil等大公司一道，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波兰、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赢得了大笔的天然气管道和发电站的合同。James Baker和莱依还安排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接受由设在休斯顿的莱斯大学James Baker公共政策研究所授予的"安然奖"，表彰他们优异的公共服务。据说这一安排与当今的阿富汗战争一样，都与安然为赢得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在发展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合作有关。
　　等老布什退役后，小布什成为安然的首选代理人。1994年小布什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安然以各种方式捐助至少10万美元。2000年大选时，安然对小布什的捐助据估计达2亿美元之巨。小布什周游全国进行竞选，乘的是安然的飞机。到了年底佛罗里达的计票战中，安然又派出自己的王牌律师，即James Baker亲临督战。后来果然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把布什推进白宫。
　　这官商合一的裙带关系并不仅限于安然。据《纽约时报》报道，老布什和James Baker还在Carlyle Group领工资。Carlyle Group是一个以华盛顿为基地的军工巨头，由前国防部长Frank Carlucci领导，并从美国陆军那里赢得了200亿美元的军火合同。令人吃惊的是，在"9·11"之前，拉登家族也在这一企业大量投资，引起人们的愤怒。
　　尽管布什的手下采取了将总统与此事隔离的策略，使布什的声望还未受到致命的损伤，但布什的阁僚们，许多人已经成了"嫌疑犯"，而媒体上已在连续不断地讨论安然的领导层是否应该下监狱的问题。参议院政府委员会主席、当年戈尔的竞选伙伴Joseph Leiberman领衔调查这一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丑闻。他如果表现出色，就会为他将来在大选中挑战布什打下良好的基础。民主党人心里全明白："9·11"成全了布什，使这一瘸脚鸭变成了强有力的总统，乃至批评他两句都会引起选民的反感，真是哑巴吃黄连。安然案则为民主党提供了一个还布什以本来面目的机会，即还布什以"9·11"以前的面目。"9·11"以前的民调显示：　67%的选民认为大企业在布什政府中影响太大，64%的选民认为能源工业的权力太大，72%的选民认为富人左右着白宫。这正是为什么表现不佳的戈尔仍能在全国得票多于布什的原因。美国人民本来并不信任布什。可惜，"9·11"使这一"布什代表富人"的印象烟消云散。民主党正是要复活这一印象，这次即使不能直接触及布什，至少也要抓住安然不放，提醒选民当今的白宫在为谁服务。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Terry McAuliffe的话说："安然就是布什政府管理经济的象征，他们完全被装在大公司的口袋里。"
　　共和党内也不安定。布什的宿敌、因"9·11"被媒体冷落的麦凯恩借机再起，重提让布什头痛的政治献金改革案，因为安然丑闻正好说明了要控制金钱在政治中的运作的必要性。安然虽然主要给共和党捐助，实际上对所有政客都加以打点，乃至许多民主党人也与安然有染。领衔调查安然的Leiberman就接受过安然的政治捐款。在安然的总部休斯顿，各派政客乃至法官都与安然关系密切，乃至许多人不得不在调查中避嫌，致使在当地凑不齐"干净的"调查人员。自己也拿过安然钱的麦凯恩借此发难，布什再不可等闲视之。总之，"9·11"之后，安然丑闻可能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政治风向，而２００２年又赶上议会和州政府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将抓住机会，逼着布什去打逆风球。他因"9·11"而占的便宜，该到此为止了。
布什丑闻考略
　　没有良知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品格就没有财富。"这是布什不久前在华尔街对1000多企业界人士的训示。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从100多年前的银行家John P.Morgan那里抄来的。Morgan早年在伦敦他父亲的金融事务所中供职，1860年在纽约组建J.P.Morgan&Co.作为他父亲公司在美国的代理。1879年，他变成了美国铁路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财源。当时的铁路新经济在美国兴起，带动西部开发，于是有了类似今天的"IT泡沫"一样的"铁路泡沫"，有了安然、World．Com一样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在当时的"牛仔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政府没有能力授权来控制新经济的混乱发展，Morgan却有办法：　他控制着银行。当时新兴的美国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铁路的高速扩张，钱要从金融之都伦敦来，而Morgan通过固定资产的抵押和他所谓的"道德责任"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当他所支持的公司破产后，他马上把公司接过来，重整财政，清还债务，了结官司，解雇经理，雇用新人，监督公司的财务运转，有时不惜卷入其中几十年，直到公司重新开始赢利，投资者得到回报。
　　Morgan理财虽然很受争议，但他却能忠实地监管着成千上万分散的中小投资者的财富，保证他们的回报，使欧洲的资本源源不绝地流入美国。1912年，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律师问他银行是否只应该给那些已经有了钱和财产的人提供贷款时，他坚决回答："不是，先生，首先要看的是品格。"那位律师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Morgan用维多利亚式的语句一板一眼地说："我信不过的人不要想在基督的土地上拿到我的一分钱！"他的"品格"在丑闻席卷美国之时，为金融界建立了急需的信誉，成为美国繁荣的基础，所以在今天的金融丑闻中，仍然是人们追求的楷模。
　　布什把Morgan的话修饰得更漂亮。他还具体提出了10点建议，要求延长犯欺诈罪的公司领导人的刑期，宣布组建由司法部副部长汤普森领导的专门机构，调查并检控公司的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度增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经费，使之能更有效地调查金融犯罪等等，以求恢复人们对股市的信心。结果如何呢？他话音未落，华尔街股市就开始了急剧下跌，其中上周三在连续三天的股市下跌中跌得最惨，造成了《纽约时报》所称的"一代最糟糕的股市坍塌"：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至920.47，净失32.36点，即3.4%，是1997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比起其2000年3月的最高值来已经下跌了40%，在历史上仅次于1973年至1974年48%的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到1346.01，损失35.11点，即2.5%，为1997年5月以来之最低。道·琼斯指数则下跌282.59点，跌破9000的心理大关，如今只剩8813.50点。如今，华尔街还处于一个跌势之中。
　　人们也许还记得，自从反恐战争以来，布什一直被欢呼为说到做到的总统，恢复了美国总统说话的信誉。但如今，也许没有哪个总统的话要比布什的华尔街讲话更不值钱了。为什么Morgan讲"品性"有用，布什讲就没有用呢？关键是：　Morgan是以一个有"品性"的人格讲"品性"，而一味热衷于"良知"、"品性"之类道德说教的布什，缺乏的正是他自己所鼓吹的"良知"和"品性"。他去华尔街时，他本人当年在企业界时的金融丑闻再次被媒体揭露出来，证明他自己的"良知"与"品性"，与安然、World.Com中的总裁、经理们没有什么两样，根本没有教训人的资格。
　　话要从头说起。1986年，布什不过是个在生意场上失败的豪门子弟。尽管他利用家族的关系操纵着几百万美元的投资者的财富，但却一无所成。他自己经营的七色石油公司(Spectrum 7 Energy)不断亏本，并且负债累累。这时，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Harken Energy Company成了他的救星。该公司出了惊人的高价，买下布什无用的公司。布什因此得到了Harken的20万股股票和董事会的董事一职。这一价格，其实买的是他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1986年底和1988年，Harken又通过"股票选择计划"(Stock Option Program)让布什先后获得80000和25000股的公司股票，共计105000股。为了让布什获得这笔资产，Harken为布什提供了两笔低息贷款，年利率只有5%，比常规利率7.5%要低三分之一，而且布什在8年之内不需要偿还本金。
　　1986年在这笔交易成交之初，Harken还要求布什最终承担偿还贷款的个人债务，因此布什用卖掉他的七色石油公司所获得的股票和同年通过"股票选择计划"获得的股票作为抵押。但是到1989年，Harken通知布什免除他的"贷款个人债务"，也就是说，布什手中20多万股本来用于贷款抵押的股票可以自由出售了。
　　Harken对布什如此优待，但可惜的是，尽管有了布什的关系，Harken还是经营不善：　1989年亏损巨大，1990年第一季度就亏218万美元，公司甚至面临着拿不到贷款的危险，股值从5美元跌到4美元多一点。于是，Harken只能使用后来安然使用的经典手法，靠作假账掩盖自己的亏损：　首先，Harken的官员下令：　除非证券交易委员会具体追问，否则不要透露公司1990年第一季度的财政情况；同时，公司内部的人用公司的钱创立一个貌似独立的企业，然后再让这个虚幻的企业以荒谬的高价买下公司的一些产业，为公司创造虚假的赢利，维持住股票价格。正是运用这一伎俩，一帮Harken内部的人，利用从Harken借来的资金，付给Harken的附属公司Aloha Petroleum一笔惊人的钱，创下1000万美元的子虚乌有的利润，Harken通过把这笔"赢利"计入公司的账目，掩盖了它1989年四分之三的亏损。而负责审计Harken账目的，正是安然、World.Com的会计公司安达信！
　　1990年6月22日，当Harken的股票被这样勉强支持住之时，布什抛售了他手中公司的212140股股票，即他所持股票的66%，价格是每股4美元，得利共计848560美元。当时，布什自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是审计与公正委员会的一员。在他卖掉本公司股票仅8天之后，该公司宣布该年第二季度亏损2320万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多亏损8倍。不久之后，该公司的股票暴跌，原来4美元一股的股票，只值2.37美元；到了1990年底，股值只有1美元。
　　布什能够在此危难时刻金蝉脱壳，首先应归功于Harken免除了布什贷款的个人债务，使布什手中的20多万股股票有了脱手的可能。但是，这么一大笔股票不是想卖就可以卖掉的。能一下子抛光，即使不是个谜，也是个奇迹。当时，Har ken对投资者没有什么吸引力，其股票在华尔街的买进卖出量甚低，每天只有1万股左右，还不及布什想卖的股票数量的二十分之一。他要卖，哪里去找买主呢？当时洛杉矶的一个经纪人打电话给布什，代表一个秘密的买主要买他的股票。这个买主是谁？至今没有人知道。白宫称布什本人也不知道。然而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人们需要记住的是：　布什当时是当朝总统的大公子，他从这笔交易中的收益，帮他偿还了他为买下得克萨斯流浪者棒球队(Texas Rangers)所欠的50万美元的贷款，最终奠定了他个人财富的基础，也使他能够挤入得州的政坛。
　　按照法律规定，这种企业内部人士倒卖股票的行为，必须在买卖后第二个月的10日以前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报告。布什却没有。他直到1991年3月，才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此事，比法定日期晚了34周，而且报告上只有签名，没有日期。为什么他只签名不写日期，白宫无法解释。这一问题，在他当年第一次竞选得州州长时就被媒体提出来。他那时解释说，他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了报告，但该委员会一定是把有关文件给丢了。如今，证券交易委员会1991年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被泄露出来，文件并没有丢！于是布什不得不改变说法。白宫新闻发言人Fleischer称，是Harken公司的律师犯了错误，没有能够贯彻布什的意志以及时上报这宗股票交易，而布什本人却以为已经报告了。这两种说法为何前后矛盾，Fleischer无可奉告。后来布什自己干脆说，他也搞不清当时是怎么回事。这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
　　民主党人士及时指出：　布什作为该公司审计与公正委员会的成员，即使他不知道尚未上报自己的股票交易，但不可能不知道公司巨大的亏损情况。虽然白宫坚称布什在抛售自己的股票前没有得到任何内部情报，但目前的证据显示，布什6月份时已经通过公司的内部报告得知公司经营前景黯淡，公司的合作伙伴已经非常紧张，其中的一个报告预计公司将亏损420万美元。
　　布什自己狡辩说，我卖掉的股票，后来涨到8美元一股，翻了一倍。买我的股票的人发了财。但事实是，股票在他抛售后狂跌，1990年底触底，后来缓涨，在他抛售后的一年多后，一度涨到8美元，但这一高峰转瞬即逝，很快又跌至2美元以下，到1992年底维持在3美元的水平。没有一个金融分析家能够预测一年后的事，但几年后股票会跌，布什作为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另外，布什的发言人还说，布什知道的内部消息中，也不全是坏消息。其中有好消息。如当时Harken正在获得Bass家族的合作，参与开采巴林海岸的石油，有打入国际石油开采业之势。可惜，这一好消息公布后，Harken的股票只是略有上升，很快又跌了下去。毕竟，宣布开采和找到石油是两回事，投资者不会没有这样的常识。事实上，这一计划最终除了花钱在巴林海岸打了几个干枯的深洞外，一无所获。
　　白宫还把一切都推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2年3月18日的报告中说，该委员会"不准备就这同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或采取任何行动"。不过，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给布什律师的信中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该方(即布什)已经从此案中解脱，也不意味着经过调查后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不采取任何行动"。一句话，这里面有没有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不准备查了。
　　为什么不查下去？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General counsel是James R.Doty，此公正是不久前刚刚代表布什抛售Harken股票的代理人，更不用说布什的父亲是当朝的总统了。而在调查中，代表布什的则是Doty的前法律合作伙伴Robert Jordan。自家人查自家人，还有什么好查的呢？虽然Doty称他当时在调查中"避嫌"，整个调查是按常规进行，但此案最后不了了之，也不出人意外吧。至于那位Jordan先生，去年论功行赏，被布什任命为驻沙特的大使。这对于一个石油界出身的律师，当然是个肥缺。
　　如今布什跑到华尔街去教训人，要求停止企业内部人士的秘密股票交易，停止大公司给企业经营人员提供内部贷款，但他的个人财富乃至政治生涯，全是建立在这种秘密交易和内部贷款之上。更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布什通过这些贷款而参与的"股票选择计划"，本来只是给公司的经营人员的。布什当时不过是个董事和顾问，严格地说不算是管理阶层，何以能摊上这一便宜？如此得了便宜卖乖，也怪不得他的话没有说服力了。
辑二
"自由女神"岌岌可危
　　恐怖主义者的飞机没有撞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然而，如今美国的自由女神却岌岌可危。"9·11"之后，全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稍有头脑的人想说点不同意见，就频频受到压制。言论自由，受到了自麦卡锡主义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ABC新闻网晚间谈话节目"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的主持人马埃尔(Bill Maher)面临的封杀。顾名思义，这一节目的主旨是嘲讽主流媒体和政界"政治正确"的作风。所谓"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就像中国当年动辄要"站稳政治立场"、"政治挂帅"一样，使人们迫于政治压力不敢说真话，只求说政治上没有麻烦的废话。马埃尔的节目之所以多年走红，就在于他敢说一些人们在正式场合不宜说的话。况且这一节目和其他晚间的开玩笑节目一样，带有浓重的喜剧色彩，大家一边讨论一边开玩笑，半真半假，嘻嘻哈哈。这一"不正经"的包装，更为大家"胡言乱语"提供了掩护。甚至在俄克拉何马城受白人至上主义者麦克维的恐怖袭击后，马埃尔还把一位最知名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请来畅谈。一句话，在这里没有不能说的话！
　　然而9月17日则出了事。在谈论"9·11"的恐怖主义者时，马埃尔请来的嘉宾，来自代表大企业利益的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位保守派人士DSouza，对布什将劫机者称为"懦夫"大不以为然。他说："瞧瞧他们干的事！这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全都把自己在钢筋水泥上撞得粉身碎骨。他们是战士！"马埃尔乘兴接过话来说："我们才是懦夫。躲在2000英里外向人家发射导弹，这叫懦夫。而自己在飞机里一起撞在大楼上，玉石俱焚，这不是懦夫的行为。"
　　但马埃尔没想到，美国并不像他想像得那样自由。美国的政治常识是，每遇此类国家危机，一贯对外强硬的共和党保守派，可以信口开河。马埃尔的保守主义客人说了几句对自己的敌人有敬意的话，没人会大做文章。但从左翼的好莱坞自由阵营中出身的马埃尔就不同了。他此话一出，引来的抗议先不说，两家大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Sears立即撤了对其节目的赞助，他本人不得不跑到电视上解释、道歉。一些地方台拒绝播出他的节目。ABC甚至一度取消了他这一大名鼎鼎的晚间压轴好戏，后来虽又推翻了这一决定，但在首都华盛顿还是不能播。白宫发言人佛莱彻在谈及此事时气势汹汹地警告说："人们说话做事要小心点儿！"听起来颇像是个专制政权的新闻检查官。后来白宫大概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对，撤销了"说话小心"的警告。
　　其实马埃尔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当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一位南斯拉夫的国民愤怒地对着美国的电视镜头说："这群懦夫，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炸我们。有本事下来和我们面对面地拼杀！"在马埃尔受到围攻后，另一位左翼文人Sontag在《纽约客》杂志上又放一炮。她称"9·11"后，美国的电视广播充斥了"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她接下来挑战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行为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是对这一自封的超级大国的攻击。如果"懦夫"一词要用的话，就应用到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从人家完全打不到你的距离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应用在为了杀人自己也一块去死的人身上。我们可以随便怎么说那些恐怖主义者们，但如果仅仅谈勇气的话，他们绝对不是懦夫。
　　这样一番议论，使《纽约客》一下子接到100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对Sontag表示愤怒。《华盛顿邮报》和《纽约邮报》对她也展开了围攻。不过，《纽约客》是美国数得着的大杂志，Sontag也是知名的大作家，对这样的压力还能抗一抗。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小鱼小虾就惨了。《得克萨斯城太阳报》(Texas City Sun)的专栏作家古廷(Tom Gutting)批评布什在恐怖袭击后没有立即赶回华盛顿，却"像一个做噩梦后跑到母亲床上寻求安慰的受惊的孩子一样，在美国上空乱飞"；俄勒冈州的《每日信使报》(Daily Courier)的马克(Dennis Mack)也批评布什"仓皇出逃"。结果两人都被解雇。你怎么能把将敌人描绘成"懦夫"的大总统本人说成是"懦夫"呢？
　　根据权威的《韦氏辞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的定义，"懦夫"是指那些缺乏勇气，特别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极不光彩地在危险和麻烦面前退缩的人。"9·11"时，布什刚从一个小题大作的逃亡中归来，自己本有"懦夫"之嫌，却在惊魂未定中称那些不要命的恐怖主义者是"懦夫"，怪不得那些瞧不上他的人要挖苦他一番。
　　不过，这场"懦夫"之争并不仅仅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涉及了现代化战争的一个深刻的道义问题。由于美国的武器是如此精良，使美军的军事对手的武器，与平民手里的擀面杖、烧火棍已无本质的区别，在缺乏抵抗力这一点上，对手的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甚至消失。过去的战争，由于大家的武器接近，而且是面对面地厮杀，任何一方要想杀人，自己就必须先冒着被杀的危险，或者要面对别人被自己杀死的惨相。这样对杀人的人多少有个制约。美军武器的现代化，等于把这一制约取消，杀人变得像玩电子游戏一般容易。当年海湾战争后老布什就公开地说，走在美国大街上的行人，也比在战场上的美军有更大的生命危险。这还叫战争吗？人性皆有恶的一面，需要制约。过去上战场，你要好好想一想：　我值得这样去出生入死吗？如果知道自己可能会死而还要去打仗，那么也许你真有一个什么伟大的目标，也许这仗还值得一打。但是，如果自己在毫无风险的状态下去打仗杀人，对杀人的意义和后果就不可能有深思熟虑，乃至会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轻易开杀戒。美国近来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对手动辄用兵，其消灭无力还击的敌人其实已和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有了许多类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军力越强而道德感召力越弱的原因之一。也无怪乎马埃尔等人觉得，至少那些恐怖主义者杀人时，还知道把自己的命赔上。而美军杀人如游戏，自己一毛不损，"格"比人家还低。
　　这次恐怖袭击，不仅是杀人害命，重创美国经济，而且也给美国冷战后的战争道德以致命一击。如果言论自由也因此跟着瓦解，美国的道德权威，就将永无恢复之日。
新闻管制：自由主义的危机
　　近日，美国5家主要的电视新闻网达成协议，决定遵循白宫的"建议"，今后将主动删编来自本·拉登和其追随者的录像声明，特别是要删除其中的"煽动性言辞"。而几天前，布什对部分国会议员"泄密"一事勃然大怒，威胁将减少对国会就军事和情报方面的例行通报。这两项措施，象征着美国新闻自由的严重紧缩。
　　"9·11"之后，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因言获罪，甚至因说出了不合主流意见的话而丢了饭 碗，使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不过，这些案例主要涉及的是民间媒体自身的行为，并无政府的行政干预的痕迹。"美国之音"台长之被撤职，也是因为他的职位在政府机构之内。这次的行动则不同：　政府开始直接干预民间媒体，控制信息的流动，而且干预的理由极为简单。
　　以电视新闻网"自律"的例子来看，白宫提出的理由有两个：　一是来自拉登的声明可能含有恐怖组织的暗语，原文照播等于为恐怖主义者之间的联络提供方便；二是这些声明中含有大量"煽动性的语言"，会助长恐怖主义的行为。但正如《纽约时报》的社论所指出的，恐怖主义者的暗语很容易从外国媒体或Internet中获得，他们根本不会依赖美国的电视新闻网。而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正是需要了解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和哲学的时候，在这方面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至于煽动性的语言，难道白宫相信美国人民会听信恐怖主义的宣传吗？若这点自信也没有，还当什么自由的代言人？
　　布什与国会的冲突更是荒唐。让他火冒三丈的，主要是《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情报部门告诉议员新一轮的恐怖袭击有"百分之百的可能"。《纽约时报》质问：　如果美国有百分之百的可能再遭恐怖袭击，难道这样的情报不正是美国人民应该掌握的信息吗？
　　这种新闻管制不仅在国内施行，甚至扩张到美国的国境之外。在中东，美国的攻势更猛。比如，美国已向卡塔尔政府施压，要求卡塔尔约束自己的电视台，不要播放拉登一方的言论。卡塔尔的新闻编辑大惑不解地说：　我们是对冲突双方的立场都给予报道，避免一面之词。我们播放拉登的镜头，但同时也有大量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镜头。为什么只能播一面之词？为什么这种强制性片面报道的要求会来自一向主张新闻自由的国家？
　　其实，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西方的"文化霸权"，笔者也一直认为这是以自由主义为传统的西方文化的内在优势的自然结果，因为这种"文化霸权"主要还是靠话语体系建立的。换句话说，人家主要是"以理服人"。然而如今，美国政府竟放弃了西方文化惯有的基本自信，不是靠理念的自由竞争，而是靠赤裸裸的政治权力来统治全球的思想。笔者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学生，也不能不为之汗颜了。
　　这次恐怖主义者虽然在美国的心脏突发奇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亡，但恐怖组织的力量，比起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还远远不如，更不用说被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了。以头号捍卫自由的卫士自诩的美国政府，经此一击后就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与其说是因为敌人的强大，不如说是"卫士"自身的软弱。
　　美国当代文豪布鲁姆(Harold Bloom)不久前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怎么读书，为什么读书》，对于Internet时代人们对阅读失去兴趣深表忧虑。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谈到读书对政治家的作用。像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的建国之父，大多是好学深思之士，阅读广泛，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美国这样一个全新的自由制度建于他们手上，让后人受益不尽，也不足为怪。如今美国的政治家，包括总统，越来越不读书，治国为政越来越缺乏远见，缺乏历史感，往往只图一时之便，而抛弃了基本的文化信条。而美国的一般国民，人文素养日跌，识字率还赶不上200多年前开国之时(当初为了读《圣经》，识字率颇高)，对自己所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越来越缺乏历史意识。最近一位刚从剑桥来的英国史教授对笔者抱怨说，他在美国的文化精英之中，竟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要读英国史。如今赶上这位当年在耶鲁睡过4年而后来主要靠没上过大学的人的选票当上总统的布什少爷，你能指望他摆脱公共舆论的压力，不图一时之便，高瞻远瞩地去捍卫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吗？美国的保守势力，口口声声地要向世界传播西方文明，但如今在他们手上，西方文明可以说是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在当今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急需扩大言论自由，并且也正在向言论自由的方向艰难地移动。但如果美国带头搞起新闻管制，等于给世界上所有言论自由的敌人以最有力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民主政治的后进地区，自由主义将面临深重的危机。
"9·11"改变了美国？
　　美国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Tom Brokaw曾出版了一本记述二战时慷慨出征的年轻美国人的书，题为"最伟大的一代"。该书出版后，一直被列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上居高不下。二战时的年轻人，因而被封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人。"9·11"之后，Brokaw与一位刚刚参加完自己同事葬礼的消防队员谈起这场大悲剧。当他们谈话结束并已经说了再见时，那位消防队员突然拉住Brokaw的手，语调决然地说："Brokaw先生，你就等着看我们这代人吧！"言下之意，在这场劫难后，该我们这代人做出些伟大的事业来 了。
　　"9·11"之后，民族主义席卷全国，这样的动人故事数不胜数。媒体自然也大肆渲染，似乎美国经此一难，全民精神上获得了升华。一位政治专栏作家甚至声称：　如果布什总统号召美国人民把冬天的室温调到20度以下，以节省能源，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那么冬天习惯于把室温烧得像初夏一样的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家里变成个冰窖。如果总统以身作则，砍掉自己10%的薪水，并号召大企业的首脑效法，以防止更多的人被解雇，那么一定也是从者如云。一句话，"9·11"的悲剧使美国人变得更加无私，更加团结互助，更愿意自我牺牲，足以来一场精神"大跃进"，一劳永逸地解决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可惜，被悲剧唤起的这种理想主义，常常会在现实中跌得粉碎。"9·11"之后还不出一个月，人们就发现，被压在废墟下的世贸中心地下购物中心的钱柜竟被人撬开，许多贵重物品不翼而飞。在世贸中心倒塌后，这种地方除了救援人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人能进得去。最近，受害者家属为了分补偿金一事又闹得不愉快。一部分救援人员的家属认为自己应领更多的钱--因为自己的亲人是为救别人而死--而不是世贸中心的工作人员。结果惹得别的受害家属大怒：　同是受害人，怎么能再有该死与不该死之分？任何工作都有风险，同是因公殉职，为什么有人的命要更值钱？布什政府对爱打官司的国民的"天性"似乎是了如指掌，急忙宣布政府要给每一个蒙难者家属一大笔补偿金。在一段时期内，这些家属必须作出选择：　是要这笔政府的钱，还是自己打官司去找保险公司、雇主或其他有关部门要赔偿。政府力图说服大家：　还是拿政府的钱最合算。否则，若是几千人都打起官司来，又不知要弄得多少公司破产，消耗多少社会资源。当然，那些家属们是否领政府的好意，是否有几个要借死去的亲人大赚一笔而打起马拉松的官司来，还要再等等看。
　　而最触目惊心的，是12月初发生在新泽西州Middletown的大规模拘禁教师的事件。这个61万人的中产阶级小镇，在"9·11"中共有34位居民丧生，是受打击最重的社区之一。在劫后，当地居民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邻里之爱。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笔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受害者家庭。一时间，Middletown成了"9·11"之后的模范镇，频频被媒体报道。但进了12月，风云突变。当地中小学教师工会因和当地教委会就教师的工作合同问题的谈判破裂，宣布罢教，17所学校的1万多个孩子一下子失学。刚刚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居民，措手不及，为了找人临时看孩子而焦头烂额。当地法官勒令教师立即回校复教不果，竟在一周之内，以蔑视法庭罪将225位拒命的教职员工送进监狱，造成了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起大规模囚禁教师事件。工会虽然在12月7日星期五宣布复课，使被囚禁的教师全部获得释放，但这一决定完全是在高压下低头，教师们既没得到他们所要的工作合同，也非甘心情愿地回到教室。被关押的教师，有的急于参加儿子的婚礼，有的因入狱后血压升高，不得不为获释而同意复课。有4位教师，为了不进监狱又不肯低头复课，干脆在法庭上宣布辞职。
　　事情的起因是当地教师工会和教育委员会之间关于教师工作合同的纷争。往年，每个教师只需为自己的医疗保险付250美元。如今教委会要求教师付860美元，并在今后每年涨7%，惹得教师们大怒。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该地区17所学校的大约1000名教师开始罢教。本来，这不过是一年几百块钱的事，况且最近美国医疗保险费用的上涨率超过两位数，让大企业叫苦不迭，增加职工自己偿付的份额，已是大势所趋，不至于因此闹得天下大乱。但是，当地教委与教师工会积怨太深，难以沟通。教师们称教委会毫无谈判的诚意，甚至曾把教师比作塔利班的成员。一位教师更声称她已在这里教了21年，从来无法与教委会和平地签署合同。
　　从历史上看，当地居民多是支持教师，但这次则不同。首先，他们认为教师在"9·11"之后应顾全大局，不要搅乱这个受了重创的社区。再加上当今的经济衰退，不少人丢了工作。相比之下，不少居民认为教师过的日子不错，不该无理取闹。结果，教师一罢教，在当地的家长中就成了过街老鼠。本来，"9·11"之后的Middletown随处可见的是鲜花、国旗，乃至互相鼓励、安慰的标语，以突显社区的团结。如今，反教师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一位居民在家门口竖起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穷教师们：　起薪ＧＡ１Ｅ７36000，平均年薪ＧＡ１Ｅ７56000，一年只工作9个月。让他们呆在监狱里！"有些家长说，这里教师的待遇比起其他地方优厚得多，他们应该去别的地方教书。
　　笔者在几个月前曾撰文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据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所属30个国家的教育投资的调查，一位有15年经验的高中老师，在美国平均年薪为ＧＡ１Ｅ７36219，略高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ＧＡ１Ｅ７31887，但低于其他7个国家，而且只相当于瑞士(ＧＡ１Ｅ７62052)的60%。由于美国的教师工作时间远比其他国家的教师长，工资若按小时算，每小时只有ＧＡ１Ｅ７35，低于该组织成员国每小时ＧＡ１Ｅ７41的平均水平。1994年，美国一位有经验的教师的收入还能维持 在国民平均收入的120%的水平，到了1999年，竟跌到国民平均收入以下！最近纽约某个地区，为了省钱，竟改动教师的医疗保险，使教师住院都成了问题。也难怪教师要罢工了。
　　当教师，比去纽约的世贸中心上班挣的是少得多，但图的是稳定，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惜，在繁荣时挣够了钱的Middletown的居民并不这样看，反而因自己最近丢了工作而对教师眼红。7月10日星期一复课后，学校内气氛压抑，一位被囚禁的教师讲着课时竟失声哭起来，不得不两次跑出教室。学生们被夹在自己的家长和老师中间，不知所措。在这种气氛下，你还能指望教师教好书吗？本来，像Middletown这样的富裕社区，有着良好的公立学校系统。中产阶级为子女考虑，常常择校而居，在好的学区买房子安家。如今把教师如此屈辱一番，谁还相信这个学区能保证教学质量？难怪教师刚刚复课，当地居民就担心自己的房产会贬值。因为学校一坏，人们就要迁居。大概人们要等自己的房产价格大跌后，才会意识到教师对这个社区的贡献，早就超出了学校。
　　"9·11"之后的Middletown，一度成了个君子国，大家互相体贴，开车时互相谦让。如今，大家开车又像"9·11"以前一样互不相让，甚至横冲直撞。君子国总共维持了不到3个月。200多教师的下狱，更使这个社区陷于前所未有的分裂。以当教育总统为口号的布什，在"9·11"之后已把教育问题暂时抛到脑后。像Middletown这样富裕的社区，本应充当重振教育的先锋，如今却带头摧毁了人们对公共教育的信心。美国公立学校问题已积之甚久，如今因此又受了致命一击。"9·11"一方面改变了美国，一方面又拖延了急需的改革，妨碍了美国的改变。
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
　　"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已大打折扣。在此不必重复。美国的大学，历史上是维护言论自由的重镇。比如代表巴勒斯坦人声音的萨义德，谈起美国的社会和媒体每每愤愤不平，但谈起美国的大学，则赞不绝口，认为美国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然而，因"9·11"这一重击，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言论自由要站稳脚跟已颇为吃力。
　　就总体而论，在名牌大学，特别是在私立的名牌大学，言论自由依旧巍然不动。"9·11"后不久，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等就主持了公开的讨论会，对"9·11"进行反省，主流的基调是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讨论在校刊上迅速引起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唐纳德·卡甘(Donald Kagan)的反击，他谴责他的同事在大难之后反而指责受害者。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家求同存异，照样过着过去的日子。MIT的左翼健将、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公开把"9·11"与当年美国导弹袭击苏丹加以对比，认为两者无质的不同，只是美国那次杀人更多而已。对于这样一位国际名人的激烈言论，右派们似乎也奈何不得。
　　俗话说，柿子找软的捏。右派们在寻求打击目标时，先拿公立大学的不甚知名的教授开刀。"9·11"之后，4位左翼教授在北卡罗来那大学主持讨论会，公开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北卡罗来那州是著名的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老家。此公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不久前，当"美国之音"抗命播放采访塔利班领袖的录音后，他坚决要求严办。一句话，保守主义在北卡的根基不浅。果不出所料，一位北卡罗来那大学的知名校友、右翼杂志《头版》的副主编斯考特·鲁布什(Scott Rubush)在全国公共广播网(National Public Radio)发难，号召人们向容许反美集会的北卡罗来那大学施加压力。结果，校方一下子收到几百个愤怒的电邮，并在北卡的州议会中受到严厉谴责。但是，该校校长发表强烈声明，捍卫教授的言论自由。从这一事例看，在当今的美国，言论自由比起一战时几个大学解雇反战教授的时期，已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像北卡罗来那大学那样。南佛罗里达大学最近将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终身教授除名。这位教授名叫SamialArian，在1990年代初期，他曾邀请了几位激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到美国开会。他还雇用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并帮他办了签证。但这个学者回去后，成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核心领袖。多年来，SamialArian声称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美国学者的对话，并且事先不知道这些人有任何恐怖主义背景。美国政府一直想对他采取措施，但就是找不到证据。"9·11"后，电视里公布了他的这些记录，进而使学校一度因收到死亡威胁而被迫关闭计算机系。由于学校不断受到抗议电邮、电话的骚扰，以及校友、议员、未来学生的威胁和压力，终于决定解雇这位教授。在美国，终身教授就是个铁饭碗，只要他不犯罪，按时上课，校方就无解雇之权。这也是言论自由的制度基础。而对SamialArian目前还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这次破例解雇自然是对大学长期维护的学术自由的侵犯。该校校长无奈地说："我们尊重学术自由，但我们必须考虑学校能忍受多少对正常教学的干扰。"但SamialArian坚持说："人们有权利听到那些非主流派的意见，我也有义务表达这些意见，因为我热爱真理，也热爱这个国家。"
　　另外几起案例，结果并不像上述两例那样黑白分明，却十分引人深思。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博斯欧德(Richard Berthold)在"9·11"后开始讲他的古罗马史课时，开了一句不得体的玩笑"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新墨西哥的州议会和当地的广播网中，对博斯欧德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博斯欧德本人因此面临被停职停薪一学期的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斯欧德本人是个保守主义者。他事后坦率承认，他的玩笑开得愚蠢，活该挨骂，但他又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包括那些邪恶的言论。学校加给他的罪名包括"使用侮辱性语言"，这使他得出结论："当今美国的校园正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领导着不宽容的潮流。"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图书馆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给大家的一个伤感的说教式电邮，题为"美国：　好的邻居"，他随手回了一电："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结果，两天后，他被停职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论"对那些在种族、宗教和家庭上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同事造成了威胁"。然而，他的电邮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个发给他的电邮是邀请他参加讨论。最后，通过工会的努力，他把丢掉的工资都要了回来，结局还算不坏。
　　这两个事例引发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是谁在限制言论自由？是如今当道的右派？还是过去活跃异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语言"、"威胁性语言"？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 Kurtz)声称，当今的言论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遗产。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言论尺度。你要说黑人笨，对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语言"，你要说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对于从那一文化中来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性语言"。于是，讲话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什么别的歧视；于是，要立法限制异端邪说，造成了国家有权管老百姓说什么话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打压"不同政见"。
　　当然，以左压右的事也不是没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学，Orange Coa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肯·赫尔森(Ken Hearlson)遭到带薪停职的处罚，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课上，他与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生告他对穆斯林学生有偏见，无端指控这些学生支持恐怖主义。赫尔森辩称他不过是想激发课堂讨论，让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谴责"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马斯的中东政府是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后来赫尔森虽被证明无辜，但学校未经任何调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为极左政策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例。
　　不过，纽约城市大学的芭芭拉·波文(Barbara Bowen)教授坚决反对所谓左派制造不宽容的言论尺度的指责。她所在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就"9·11"举行了几次讨论会，会上反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结果引来外界激烈的批评。《纽约邮报》刊登大标题："一向是令人骄傲的校园如今成了培养白痴的沃土。"波文教授指出："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同一地区的学校都举办了这样的讨论会，并未招致这样恶毒的攻击。其中的奥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于劳工阶级、移民、有色人种。我们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像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一样接触广泛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这种歧视就应时时受到批判。"事实上，美国社会也有一种等级观念，只是未曾明言而已。美国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社会的潜意识。我的一位社会学教授曾提醒我：　不要总觉得美国文化就是鼓励个性，鼓励不同观点，那是常青藤盟校的象牙塔。一般的美国社会，给人的压力就是要与别人一样，不要标新立异。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以与众不同为骄傲的特权。
　　不管左右派谁应为目前的局面负责，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美国人不能纳税养活一批人在公立大学里攻击我们"这样的理论，已成为反言论自由的最有力的口号。一个醉汉，不久前闯进博斯欧德的办公室，企图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北卡的几位教授，陆续接到死亡的恐吓。媒体的煽情和暴民的恐怖主义，正在使美国退回到"反智主义"传统中去。
　　美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又是美国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言论自由也不是不需要游戏规则。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写过一本《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而这本身也是件好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and Its Good Thing,Too)，称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行会式的协议"(a guild arrangement)，以让教授们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干涉而自由教学；外部世界不要管我们的事，而我们为此也得自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说"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的话，别人是否也有权说"谁炸掉一个清真寺谁就赢得我一票"呢？美国历史上的每一重要关头，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都会出现危机，并进行调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游戏规则了。右派在打压反战言论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一贯主张的"个人可以信口开河，国家无权干预"的信条；而左派在捍卫自己谴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对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或"黑人学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语言"的人，是否也应该容忍。
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美国的教育，可谓世界之一大怪。如果你只看一流大学，看学术界的表现、拿诺贝尔奖的数量，美国的教育无疑是世界第一。但若看基础教育，看那些不会读不会写而只知道打篮球的高中生，你又觉得美国的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美国财大气粗，可以从世界广揽人才，维持其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即使在哈佛、耶鲁这类名校，大部分学生和教授还是美国人，说明其基础教育还是在大量培养人才，其高等教育并非仅靠金钱和外国的精英来维持。金钱重要，但并不能解释一切。美国的文化观念与教育哲学，也许是造成教育上两 极分化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美国有民主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但也有许多"民主病"，这一病症很容易就"传染"到教育上来。简而言之，在专制社会，各种权威对百姓动加训斥。一句话，权力归政府，责任在黎民。
　　美国则不然，选民是上帝，政治家把老百姓奉为衣食父母，哪里敢对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每次总统竞选，挑战现任总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党，说的话都是一个模式：　我们是美国人，所以应生活得比现在更好；现在之所以有种种问题，全是因为这个现任总统把事情搞坏了。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
　　此一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不承认上面的权威。老百姓听惯了奉承，听不得批评，更不用说教训了。但是，教育没有权威却不行。最近发生在美国一地方高中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发现她高二班上的二十几位学生的学期报告，全是一模一样地从一个网站抄袭而来。老师照章办事，给了这些学生不及格。不想惹怒了家长，事情被告到校董事会那里，最后校方当众宣布老师的打分无效。那位可怜的老师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基本权威，无颜再回教室上课，只好辞职。家长的理由是：　我们的孩子不懂什么是抄袭，不该受此惩罚。那位教师反唇相讥：　高二还不懂为什么不能在作业和考试中抄袭，你还有资格上高二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老师多么有理，她肯定是要输的。美国高中的经费是老百姓纳税提供的，谁敢说纳税人一句不是？这些"衣食父母"会说：　难道我们纳税办教育，就是花钱让你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不及格吗？他们带着这样的成绩，怎么申请大学？
　　不仅中学如此，许多质量平平的大学中，学生的学期报告或论文也常常是网上下载而来。这些学生说不得，惹不起，教授最好是给他们一个好成绩买个清静。精英大学虽然有所谓分数膨胀，学生却认真得多。但是在对待学生时，也要十分小心。笔者在耶鲁当助教已有几年，有一次判学生的期中考试，近一半的学生都拿了90分以上，标准不能说太高。可有一位实在不像话，我怎么高抬贵手，也只能给他62分。在他卷子后面的批语中，我这样写道："你似乎并不理解你所讨论的问题，你需要稍微用功一些。"不想教授看后立即把我叫到办公室中，说我的批语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他告诫我这个外国人："这是美国，这种批语是在侮辱学生。你可以说他哪里错了，你的打分也无可非议，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懂，不用功。"对于计划在美国谋教职的笔者而言，这番教导无疑是可贵的一课。但事后一想：　我判了36份考卷，只给这么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批语。他表现如此之差，谁都知道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难道作为老师，不应该警告他一下吗？
　　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于是高二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抄袭，家长却在那里振振有词。如此下去，教育的基本水准如何可以维持？
　　不过，这并不是说无法维持基本水准的美国教育，也无法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道理很简单，好学生不用督促也会用功，而且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习条件。更重要的是，多元、自由的教育制度给优异之士提供了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掌握卓越的技能来应付异常复杂的社会。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注意学生在种族、文化、经济等背景上的多元搭配，并不仅仅盯着分数。这一政策，也不仅仅是照顾黑人、穷人的问题，而确实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记得刚进耶鲁时，笔者上一个讨论班，阅读的是一篇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研究。同班的大多是些连黄河、长江都不知道的本科生，中国的事情实在不知从何跟他们讲起。可是一讨论，就发现不仅是笔者本人，连教授也处于下风。一位不足20岁的女孩问大家如何理解妓女的价值观念、阶层意识，没人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她告诉大家她从小就是和妓女们一起长大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观察，听得笔者顿开茅塞。这样的多元性，在东亚很少见。你若观察日本那些单靠分数录取的大学生，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比美国学生狭窄简单得多。
　　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头两年不用决定自己的专业，甚至高年级时的专业也与自己未来的事业无直接关系。我当年的一个同班同学本科读的是历史，毕业后却上了医学院。其实，他早在选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时，就已想好将来读医学院，并不是临时改变专业。这样的例子，在校园里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异。在中国人看来，这么读书，简直是浪费，只能使学生博而不专。然而，你若有些实际的生活体会，就会觉得这种教育是多么可贵。
　　一次，妻子去看病。医生见面先自我介绍，聊聊家常，当知道她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学日本文学时，马上和她讨论起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让你感到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病人与医生之间，一下子就有了信赖感。再看看东亚又如何呢？中国的大夫不用说了，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你去医院从来别指望医生会主动和你握手，更不用说聊家常了。在美国，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有些人文训练，不仅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对你和病人打交道也有帮助。而日本的医生，常常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宪兵队长，你不过是他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我两岁的女儿，在美国一路过医院就喊着要进去看看她的医生；可是在日本，她一见医生就哭，乃至有了些心理问题。以美国的标准看，你若是连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信赖都无法赢得，还当什么大夫！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
　　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山洞里过了几年，出来后突然听到有人称耶鲁商学院是全美商学院中的"五大名校"之一，你也许会吃惊得从椅子上摔下来。就是在几年前，耶鲁商学院还被视为一个不伦不类、去向不明而只会靠着耶鲁大学这块牌子撑门面的二流学院。如今，在美国商业界和教育界，已没有人可以不正视耶鲁商学院的崛起。
　　耶鲁商学院(School of Management)简称SOM，创建于1976年，校龄不及有300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的十分之一，在强手如林的美国各大商学院中，也不过是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作为一个后进要与传统悠久的学校竞争，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办出特色，而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商学院中再加一个；一是如何建立传统，使本校能在同行中形成一股势力。
　　不幸的是，在开始阶段，这两个问题解决得都不好。为了办出特色，创建者别出心裁，立意要为公共事业和私人企业两方面培养人才。这样，一方面可以与只顾为私营企业培养人才的传统商学院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少一点铜臭气，与一向强调人文学科的耶鲁大学显得更和谐一些。当时的校名是组织与管理学院(School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这也是SOM这一简称的来源。在耶鲁提起商学院，没人会说Business School，大家只说SOM)，授予的学位是Master in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简称MPPM)，目的是强调对非营利性机构和公共部门的服务。
　　然而，这一独树一帜之举实在有些立意太高，不切实际，使SOM独特到了怪异的地步。SOM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商界，被视为缺乏必要的商业训练，难以应付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到了非营利部门，则被视为铜臭气太浓。在１９80年代，有人干脆把SOM戏称为School of Disorganization and Mismanagement(乱组织胡经营学院)。1994年，校名中的Organi zation不得不被去掉，成为现在的School of Management。
　　特点创不出来，建立传统就更是无米之炊了。传统是靠年头堆出来的，刚刚建立的学校怎么可能有传统呢？但传统对于一个学校的成败又至关重要。传统长的学校毕业生多，校友的捐助就多。更重要的是，校友们在生意场上形成势力和网络后，会提携后进，使日后的毕业生好找工作。几年前，一位在华尔街拿到工作的耶鲁学生对笔者诉苦，说耶鲁在美国政界、司法界权力赫赫，唯独在生意场上关系不多。先不说商学院办得太晚，目前没有什么校友得势，大学本科的相关专业，也只有经济学这么一门，太宽泛，太理论化，不像有些学校有金融、管理等许多具体专业，结果自然影响耶鲁学生在生意场上的运气。总之，学校没有特色和传统，学生打不出去，这么一个弱学院在耶鲁这一精英大学中的合法性就会动摇。1996年，耶鲁校长Richard Levin明确了他的最后通牒："SOM要么成为一流的学校，要么就不要这样苟延残喘。"
　　所幸的是，1995年Jeffrey E．Garten成为SOM的第８任院长，这一任命改变了SOM的命运。此公在克林顿政府中曾出任负责国际贸易的商业部副部长，并且是一位在华尔街从事国际投资的银行家。他首先把SOM的学位从古怪的MPPM改成传统的商学院学位MBA。他强调："我们是响当当、硬碰硬的商学院，97%的毕业生都要进入商业界。不过我们依旧与众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会在某个时期服务于公共与非营利机构。我们会为他们向这方面发展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我们要为未来的企业界和社会两方面培养领袖。"换句话说，要先加强基本的商业技能的训练，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特点。
　　本着这一精神，他主持了对课程的全面修整，重点加强会计、市场、金融、战略、管理等几个传统基础课程，同时招兵买马，加强师资力量。几年内，SOM的师资力量扩大了42%，实力大增。有9位资深教授最近离开哈佛、康奈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arnegie Mellon这样的一流商学院而加盟SOM。最近从哈佛挖来的大名鼎鼎的Florencio LopezdeSilanes说，他之所以决定离开哈佛而拒绝其他名校许诺的教职而来到耶鲁，主要是SOM已经是美国商学院中的五大顶尖学校之一，而SOM的师资已足以和哈佛与斯坦福抗衡。General George Rogers Clark讲座教授Dick Wittink在康奈尔干了17年后也加盟SOM，理由是耶鲁的综合优势和SOM对研究的重视。
　　在耶鲁校方的大力支持下，SOM于1998年创建"领袖论坛"(Leaders Forum)，把企业界的领袖人物请到校园里来；1999年再创"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Finance)，从事环球金融业务的研究，并建立经济与市场的数据库；2001年又成立了一个有150万美元资金的由学生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在当地进行投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Chief Executive Leadership Institute，集思想库和教育中心为一体，使世界企业界领袖可以交流心得。２００２年，世界银行的总裁Jim Wolfensohn参与创办了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隶属于"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机构将与耶鲁法学院和由墨西哥前总统Zedillo(耶鲁毕业生)领衔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企业规制(Corporate Governance)。目前，这样的机构只有很少几个商学院才有。
　　耶鲁位于康州的小城纽黑文，距纽约要开车两个多小时，读文学、历史是个世外桃源，学经营管理，未免离生意场太远，妨碍学生和世界金融中心、企业界领袖的接触。然而有了上述的项目，SOM一下成了企业界的一个思想中心，企业界领袖出入频繁，使学生眼界大开。然而，Garten并不满足于此。他首创了SOM巡游团(SOM on the Road)，亲自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不仅让学生开开眼，同时也把学生推荐给外部世界。1998年，即他上任的第三年，他带领一小组学生访问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向学生展示华尔街的幕后运行。在交易所转了一上午后，他们得以和证券交易所的主席Richard Grasso共进午餐。以惜时如金著称的Grasso与这些学生聊得过于高兴，以至让一位外国的财政部长等了他半个小时。最后，所有的学生都从Grasso那里拿到一份工作。
　　这一午餐，被视为SOM历史上的转折点。没有传统、没有显赫校友提携的SOM毕业生，终于引起了企业界的重视。SOM在美国商学院中的排名也扶摇直上。比如在2001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排名中，SOM名列第三，竟超过了显赫的哈佛商学院好几位。《华尔街日报》的排名主要体现毕业生雇主的意见，这种"老板意见"可以说与学生的前途最为相关。在2001年Forbes的排名中，SOM排第6名。Forbes的排名反映的是受雇者的意见，即那些商学院的毕业生工作以后，对自己上商学院的教育投资回报的评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则是综合性的，从考试成绩、师资力量、学校声誉到课堂规模等等无不算分，牵制因素甚多，因而一般学校进了这个排名后，位置很难大幅度移动。但SOM在1996年作为第19名的学校，2001年跳到第12名，从2000年到2001年间竟一下子上升4位，虽然今年降至第13位，但仍是上升的势头最为强劲的商学院。盛名之下，进SOM变得越来越难了。1995年，申请SOM硕士学位课程的人只有1400，32%的申请者被录取；到2000年，申请者多达2446，录取率降至17%。在同期内，来SOM招募雇员的企业增加了60%。2000年，21%的SOM毕业生就职于咨询公司，39%就职于金融机构，25%投身于IT产业，13%进入制造业，2%服务于非营利机构或公共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领域站稳了脚跟，SOM也进而能够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SOM建校的哲学是不仅要让学生学会做生意，还要教他们如何服务于社会。这一理想在刚起步的小学校会显得大而无当，但如今SOM已经是个一流名校，自然有权威在商学院的教育上发出不同的声音。SOM由于其强调社会公益高于企业赢利的哲学，曾被称为"反商业学院"(Antibusiness school)。但在当今的后安然时代，这种强调企业运营中社会公益的信条正可谓生逢其时。
　　用管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Sharon Oster的话来说，"社会企业观"或"社会经营观"(social entrepreneurship)是SOM的立足之本。根据SOM的哲学，所谓公共、私营、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虚假概念，而SOM的教育就是要打破这些传统的界限。Garten院长强调： SOM的长处是在于训练学生理解"企业经营的人性的一面"，即"如何领导，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组织自己的班子和团队，以及如何评估结果"。一句话，企业的领袖同时也是社会的领袖。因而学生不仅要理解企业，更要理解社会。像SOM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致力于研究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企业运行的基本游戏规则，以及如何规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了达到这样的教育目标，SOM利用耶鲁大学固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借花献佛，突出多学科的训练。领导"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与管理讲座教授William Goetzmann指出，他的中心的成员许多来自耶鲁法学院、经济系、历史系、心理系和人类学系。而上述院系都具有美国超一流的水平。SOM为鼓励学生利用耶鲁的这些优势，容许学生在SOM之外的耶鲁各院系选四分之一的课程，并和耶鲁医学院、法学院、护士学院、神学院、戏剧学院、林学院(包括环境科学)等建立了一系列联合学位课程。比如最近SOM的管理与环境联合学位，被Aspen Institute和the World Resource Institute出版的Beyond Crey Prinstripes 2001：　Preparing MBA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 Stewardship评为最优秀的课程之一。
　　这种"社会经营"的理念，使SOM把经营意识扩散到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领域，站在了开拓经营思想的前沿。比如，最近耶鲁的一位应届毕业生刚接到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艺术史系博士课程的录取通知，但她突然改变计划，明年将到SOM就读，同时不放弃自己艺术史的博士梦。她在读第一年商学院的同时，将继续艺术史博士课程的研究。这位学生的志趣是当一位博物馆馆长。目前的博物馆产业，正急需既有经营管理背景又有艺术史训练的人才。于是她破天荒地在两个大学同时攻读学位。
　　除了利用耶鲁的人文优势外，SOM还严守耶鲁的另一传统：　小而精。在美国精英教育界，有一句老话："耶鲁的教育，哈佛的文凭。"其底蕴是：　哈佛规模庞大，名声在外，但教育还是耶鲁的好。由于规模小，师生、同学之间容易接近，有一种社区精神。一些耶鲁师生提起哈佛就耸耸肩说：　那里有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但和学生有何关系？你反正永远见不到他们。而在耶鲁，你多了不起也得给本科生上课。这些虽是门户之见，却多少反映了耶鲁的特点。据说哈佛法学院因长年被耶鲁法学院压一头，后来花钱请人评估，如何才能取耶鲁而代之。结果评估的结论是：　缩小规模！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总数几乎是耶鲁法学院的三倍。有人称一旦跨进耶鲁法学院的门，就一辈子不用愁，但进了哈佛法学院，只有名次进了前三分之一，才敢说这话。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多招那三分之二愁眉苦脸的人呢？
　　SOM秉承这一精英精神，严格控制规模，每年录取200个学生，而哈佛商学院一年要收900人。由于人数少，一堂课的平均规模只有25人，大课不超过80人，小课可以只有8个人，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学校在这种小巧温馨的气氛中，强调同学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神，而不是竞争意识。这也更适合SOM所寻求的为社会服务而非为个人利益争斗的教育目标。
　　除此之外，SOM还领导着全球化的大潮，从人员到训练越来越国际化。其学生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其中亚洲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7%。在过去4年中，从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等)招收的学生，每年有15人左右。而SOM和耶鲁的全球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中心合作密切。"9·11"后，美国意识到不能无视第三世界的苦难，加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如何经营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远远不能用营利与非营利、"私营"和"公共"这类传统的概念所界定。SOM则正好在打破这些框框、培养综合性人才方面领先于世。
　　不过说到底，"社会经营"的理念最终还是使SOM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面独领风骚。即使《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仅把SOM排在全美第13位，也不得不承认在"非营利组织"这一项中，SOM的教育品质为全美第一。过去有两个传统的观念：　一个是"非营利组织"与生意无关，但正如Garten所指出的，"目前许多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投资企业来获得资金，补充慈善事业的经费，但苦于缺乏必要的经营才能而功败垂成"。SOM则是将经营观念推进到"非营利组织"的旗舰。今年SOM又从Goldman Sachs Foundation和Pew Charitable Trusts得到450万美元的重金，以资助其"非营利组织"的课程，可谓如虎添翼。另一个传统观念是读商学院两年的花费可以轻易达到8万美元之巨。为了偿还这笔债务，毕业后只能去高薪的金融业中拼杀。SOM则试图改变这一偏见。60%的学生目前接受各种各样的财政资助，SOM试图说服未来的学生：　你可以在非营利机构工作，同时有体面的收入，并能够在10年之内还清上学的债务。同时，SOM还设置偿还贷款的免除计划，为那些毕业后从事公共事业和就职于非营利部门的学生在财政上"保底"。
　　在社会责任感中做生意！这是SOM的基本信条。这一信条在后安然时代已变得越来越有感召力。SOM的影响力，也因此会与日俱增。
　　附：　关于SOM的关键数字(以2002级学生为准)：　
　　GMAT平均分数：　696
　　大学平均分数：　3.5
　　TOEFL平均分数
　　纸卷：　646
　　计算机卷：　277
　　平均年龄：　28
　　平均工作经验年限：　5
　　入校前工作经验
　　企业：　70%
　　政府：　15%
　　非营利及公共机构：　15%
　　学生构成
　　男：　72%
　　女：　28%
　　美国少数种族：　18%
　　国际学生：　33%
　　毕业就职去向
　　咨询：　21%
　　金融：　39%
　　IT产业：　25%
　　制造业及其他：　13%
　　非营利及公共部门：　2%
　　中等年收入
　　咨询：　ＧＡ１Ｅ７146000
　　金融：　ＧＡ１Ｅ７120000
　　IT：　ＧＡ１Ｅ７105000
　　制造业及其他：　ＧＡ１Ｅ７99000
　　非营利及公共部门：　ＧＡ１Ｅ７66000
　　学费(2001-2002)：　 ＧＡ１Ｅ７28930
　　主要雇主
　　金融业：
　　Charles Schwab & Co.
　　Citigroup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CSFBdirect
　　Deutsche Bank
　　FleetBoston
　　GE Capital
　　Goldman,Sachs & Co.
　　ING Aetna Financial Services
　　J.P.Morgan Chase & Co.
　　Lehman Brothers
　　Merrill Lynch
　　Morgan Stanley
　　Salomon Smith Barney
　　咨询业：
　　Booz Allen & Hamilton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raun Consulting
　　McKinsey & C.
　　IT业：
　　Compaq Computer Corp
　　IBM
　　Intel
　　市场、制造及消费产品产业：
　　American Express
　　BristolMyers Squibb
　　Proter ＧＡ１Ｅ７ Gamble
美国学者的"转会"
　　所谓学者的"转会"，即知名教授跳槽，到其他学校另谋高就，抬高自己的身价等等，本不是笔者有资格谈的事情。第一，笔者只是个学生，正在写博士论文，还没有找工作的经验，离能够"转会"跳槽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对此无从谈起；第二，所谓"转会"，一般涉及许多幕后交易，整个过程颇为保密，所以即使当了教授，谈起这些事情来，大家不免也捕风捉影，除非自己在有关的委员会中。但是，这一问题对了解美国的学术制度又很重要。笔者1995年起在美国从硕士读到博士，因为不成器，至今还未毕业。其间看着教授来来去去，道听途说灌了满耳。虽然真假难辨，但反省一下，毕竟许多话是靠得住的教授说的。有些虽然难以证实，但总体而言，这些道听途说对笔者了解美国的学术制度还是有帮助。思前想后，觉得也许有和国内读者分享之必要。但事先必须说明，不要把笔者讲的认定为事实，最好只视之为是了解事实的一些线索而已。
　　先说说所谓"转会"所指为何。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们，工资多少人们大概有个数，如耶鲁的助理教授平均起薪为四五万美元，终身教授为8万上下等等(哈佛、斯坦福要高得多，不过那是因为那里生活费用贵得多，不一定是待遇好)，这些都登在报纸上，没有什么好保密的。不过具体到个人，只要这个人是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你就无法知道他挣多少。一个博士生毕业，拿到个教职就喜出望外，哪里有心思讨价还价？但你若运气好，同时拿了几个教职，就算有了点筹码：　工资可否涨点？课时能否少点？配偶能否帮助安排工作？如此等等，都可以和学校商量，但不能太过分。一来刚刚出道，筹码不多。二来只是个助理教授，以后还要等着学校提你当终身教授，不要先把印象搞坏。
　　大牌教授就不同了。不久前耶鲁把一个终身教职给了一个普林斯顿的教授。据说普林斯顿听到消息后，立即给该教授买了栋房子，那个教授就不走了。对这一"谣言"，笔者一直不敢轻信，但也不敢不信。一般的规矩是：　你在别的大学拿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如果想再抬一下身价的话，就通知本校一声，本校如果想留你，就给你一个对应出价(counteroffer)。你比较一下，如果觉得留下更好，就不用费心搬家了。如果学校只对你说声："祝你好运！"你就赶紧走人吧。当然也有最后不走的。说了走却不走，也不会像在中国这样丢面子。
　　美国的学术界如同其市场经济一样，竞争非常激烈，教授的工资也都与市场挂钩。比如医学院、法学院的教授，可以挣到十几万或几十万美元，否则这些人就都去当医生和律师了。文学、历史的教授，一般六七万块也就打发了，反正你也没有本事靠这个手艺去别的行当吃饭。不过就算是在教育界内部，在教文学、历史的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之间，市场规律照样赤裸裸地起作用，"转会"时有发生。不过以笔者的观察，这种"转会"和对"转会"的对应，在名气大的学校和名气小的学校有所不同。简单地说，大学校讲竞争，小学校讲稳定。
　　先说小学校。小学校不会一听竞争就兴奋不已。不久前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去一个小学校面试，人家问他的问题是：　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读书，另外一半巴不得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请问你怎么对付他们？弄得这位在7年的博士课程中装了一脑子"后现代"、"后殖民"的书呆子不知所措。这种学校，不需要什么哈贝马斯、福柯，需要的是能向学生的家长说：　看看，我们有教文学的，有教历史的，有教计算机的，有教幼儿教育的，我们能够满足你们孩子的任何需求。对这些学校而言，雇个教授也是个费钱费力的事情，初选面试就不用说了，最后三四位候选人的校园访问、讲学，不仅要包食宿旅费，而且几个人陪着，要是折腾半天人家不来，第二年整个程序又得走一遍。所以，只要找到差不多的人，学校会鼓励你安居乐业：　给你解决配偶的工作，甚至不给你任何发表学术文章的压力。你没有成就，没人来抢，学校反而有了安全感。
　　但是，小学校也有咬大学校一口的时候。几年前，耶鲁来了一位日本史教授，三十出头，少年得志。但仅呆了一年，就被蒙大拿州立大学挖走了。后来他又拿到斯坦福的教职，但最后还是没有去，留在了蒙大拿。当他走时，我问他理由，他告诉我：　在耶鲁拿不到终身教职。美国有所谓终身教职制(tenure)制度，比如文科的正教授，都是终身教授，理工科有时副教授就可以是终身教授。这种职位一旦获得，学校无权解雇，甚至无权让你退休，除非你犯罪。而年轻的助理教授们，一般拿到的职位是"终身轨"(tenuretrack)，即虽然先当助理教授，但到一定年份，满足了学校的学术要求，就可以被提升为终身教授。耶鲁和哈佛是两个没有这种"终身轨"的学校。其实像斯坦福，有"终身轨"也很难拿到终身教授，人家的门槛很高。但至少在理论上，你到了年头，就有这么个终身职在那里，尽管也可能你拿不到。但没有"终身轨"，就连这种理论上的可能都没有。比如在耶鲁、哈佛，你到了年头，学术优异，但学校没有终身教授退休，也没有钱新设一个终身职位，那么你多优秀也得走人。
　　那么，是不是在耶鲁、哈佛教了多年后，在小学校拿终身教授就容易些呢？未必。这就是那个去蒙大拿的教授的逻辑。他告诉我：　看看，别的学校都有"终身轨"，那就意味着人家选终身教授时都要从本校在"终身轨"上的年轻教授中选，你在耶鲁干了十年，没有拿到终身教职，跑到人家那里，人家却以本校的低级别教授优先，没有你的份儿，到头来你什么也不是。索性乘现在有机会，赶紧脱身。
　　此君学术优异，已出了两本书，在同龄人中绝对一流，后来又拿到斯坦福的"终身轨"，但还是没有去。理由是那里生活太贵，也解决不了他夫人的工作。蒙大拿生活便宜、舒适，学校又解决了夫人的工作问题，所以权衡再三，还是留下了。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出，小学校的稳定有其优势。此君能力太强，日后恐怕还是要跳到一流名校去的。但能力若差一点，很可能就在小学校安居乐业了。
　　大学校则不同，一个教授的去留，有时就决定这个学校的某一学科的兴衰。比如耶鲁的中国史只有3个终身教授，日本史只有1个终身教授(目前空缺)和1个助理教授。如果最好的中国史教授到其他学校，耶鲁中国史的半边天就塌了。而目前由于没有找到日本史的终身教授，日本史几乎就在耶鲁消失了：　没有研究生来报考，报考了学校也没有办法接收。斯坦福的中国史职位也空缺了许多年。几年前一位朋友去报考，人家干脆把报名费都退回来，告诉你根本无法考虑。再比如研究唐诗的宇文所安，他在哈佛，哈佛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他若去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就是第一--一个人定天下。所以，特别是在一个小学科，你可以看到因为一个教授的去留，一个系从顶峰跌到谷底。哪个学校敢大意？
　　正是这种严酷的竞争，在一些学校创造了严酷的制度。哈佛、耶鲁的低层教职不设"终身轨"，便是一例。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是：　我们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的所有教授都要是世界一流的。当一个终身职位空出来后，就得招天下豪杰来"打擂台"，最后的胜者拿到这个职位，绝不能从自己的低层教授中选一个，因其教了十年书，辛辛苦苦，学术成就也不错，于是就授予职位。因为你若不挑最好的，年长日久，你的学校就不是最好的了。所以，当你在这种学校当了十年左右的低级别教授，该评终身教授时，首先要看有没有空缺，如本领域的教授退休或另有高就；如没有，你只好走人，就算你是本领域的头号明星也没用。如果有，那你就得和天下豪杰竞争。哈佛的低层教授最终能在本校拿到终身职位的，只有30%左右。怎么挑最好的人呢？理论上，是学校发信给有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让他们写出他们认为的本领域的顶尖学者。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意见都非常不同。不过等把这些专家的意见汇总齐了以后，大概还是可以选出几位领先的人，你可以排个座次。然后从第一位开始请起，不得已而求其次。当然，学校还都公开广告招聘，你要觉得有实力，可以自报家门。最后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三四位，请到学校访问、演讲，进行最后的竞争。
　　不过，这只是理论而已，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多了，其中当然有人际关系问题。你若跟本校教授合不来，即使学术上好也未必能入选。因为人家挑选的，是自己要一辈子与之共事的同事，谁也不愿找一个刺儿头来。据耶鲁的一位教授说，当年他来时，评审会里有位教授说：　此人不好，他批评别人的东西时太尖刻。但另一位教授不同意：　这不能算学术问题，你批评别人时也很不给情面嘛！结果，他过了此关，成了终身教授。也正是基于这类经验，一些教授公开在课上对学生讲：　在你没有成为终身教授前，不要批评终身教授。美国的学术自由，从当了终身教授开始。这话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
　　更实际的问题，是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愿来。在美国，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安家立业非常困难，因为还有个配偶工作的问题。在纽约、波士顿，情况好一些，城市大，机会多，配偶找工作容易。但在耶鲁所在的纽黑文这类大学城，就难办了，城市小，配偶找工作极为困难。最难办的是学术夫妇。即使在大城市，大学的职位也很有限，两人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就职非常难。有些小学校利用这一点，又可以占点大学校的便宜。比如笔者一位朋友本在伯克利教书，丈夫是同校的博士后。伊利诺伊大学想要她，就在她丈夫博士后期满后给他们夫妇两个工作，于是两个人都去了伊利诺伊。
　　但顶尖学校要个个教授一流，就不能采取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策略。因为一个人一流，并不见得其配偶也一流。据说杜克大学是顶尖学校中比较照顾夫妻关系的，招揽了不少夫妻教授。结果麻烦来了。因为离婚率太高，很多夫妻教授在杜克团聚后，又离了婚。离婚的夫妻，自然不愿在同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共事。于是当年拼命一起往该校里挤，如今争先恐后地要从该校逃走。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离婚夫妻中学术比较强的一位，很快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原来作为配偶被照顾进来的较弱的一位，没有人愿意要，只好留在杜克。杜克成了离婚落魄学者的收容所，真是有苦难言。
　　所以，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再牛的大学，最后也得变通，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过，好大学对学术水准把得甚严，找不到人，位置就空着，宁缺勿滥，实在不行就以访问学者充数。
　　这种严酷的竞争制度，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说没有"终身轨"的制度，对年轻教授不公。此话不假，但不这样就不能保证一流的学术水平。即使在耶鲁这样的学校，选终身教授极严，但草包教授还是颇有不少。所以严格本身并没有错误。往往心肠一软，法外开恩，草包就乘虚而入。要知道，所有已雇的终身教授，都是不能解雇的。谁敢不小心？
　　另一种批评则更难对付。这派人认为，这种没有"终身轨"的制度，一门心思去挖学术明星。但一个学者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他在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一旦功成名就，往往就失去了创造力。所以，这种制度忽视了最有创造力的实力派，找了一群名气大而正在走下坡路的招摇派，花钱甚巨，但对提高学术水准帮助不大。
　　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长Lawrence Summers就有这种看法。他当年28岁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47岁就"衣锦还乡"，成了校长。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他对年轻学者特别看重，认为哈佛不可专雇过了气儿的名人。今年，他连续否决了两位终身教授的任命。第一个受害者是54岁的斯坦福大学音乐教授Karol Berger。虽然哈佛音乐系教授一致通过把本系的一个终身教席给他，但Summers推翻了音乐系的决定；另一位是政府系从剑桥聘请的54岁的政治理论教授Istvan Hont。政府系研究了他的著作达一年之久，请了20位校外专家评定他的水准，最后一致通过，但仍没有过Summers这一关。虽然Summers不敢公开说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两位教授年龄太大(这样说是"年龄歧视"，在美国是犯法的)，但大家都知道年龄是他的唯一理由。这两个否决在校内引起极大争议。Berger教授称，Summers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就如同数学、物理一样，容易少年得志，他不理解人文领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一般的人文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50岁以后。Hont教授则称，他本是匈牙利难民，花了好长时间才到了英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他比同行们起步晚十年，如今正逢盛年。说他太老，创造期已过，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可见，尽管这套制度引起种种非议，但任何改革同样也会引起种种非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总体而言，这套制度促进了学术竞争，特别是拿到铁饭碗以后的终身教授之间的竞争，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不过，这种竞争不能强调过度。许多教授找到满意的学术环境后，很知道珍惜，并不会为几个钱而轻易放弃现有职位，特别是本校也有对应出价的能力。所以大牌教授虽然流动，但总体而言还是稳定的。
　　再说一遍，这仅是笔者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读者姑且一听罢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
　　--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的亚裔移民与当年的犹太移民相比。他们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犹太人在美国占人口的2%，亚裔人口与之近似，占总人口的2%～3%。这两个族裔都以头脑聪明、注重读书而著称，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中表现突出。比如在199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唯一能与之接近的就是亚裔学生，占20%。结果，犹太人和亚裔几乎占了哈佛学生的一半，占总人口95%的其他美国人，则只能占据哈佛一半的位置。而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的代表率而言比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哈佛各占8%和7%，其人口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
　　不过，犹太人和亚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却是天上地下的两个极端。犹太人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精英集团之一，在政府和媒体中甚有神通。克林顿政府因任用太多犹太人，甚至被称为犹太政府。相比之下，亚裔在政治上还几乎不被看成是美国人，有时甚至有点政治捐款也要被调查。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差距，正在影响着两个族裔的教育机会。
　　最近，《华尔街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　
　　Stanley Park，一个韩国移民的孩子，家庭收入极少。3年前，父母离婚，他跟母亲过，但母亲很快得了乳腺癌。于是，他小小年纪，开始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帮助母亲付房租。尽管他用了大量时间去打工，但在大学入学的智能测验SAT中，仍得了1500的高分(满分1600)。然而，当他申请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UCLA)时，全被拒绝。
　　Balnca Martinez，另一个移民阶层的孩子，也因母亲得了乳腺癌而要打工养家，不过她的SAT成绩比Stanley Park低390分，即仅1100分，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学生，但却被同样的两个学校录取。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Balnca Martinez是拉美裔的后代，Stanley Park则不幸地长着一张"亚洲"脸。
　　加州大学最近采取了新的录取标准，通过所谓综合评定，来选拔学生。这一综合评定，冠冕堂皇地说要给那些"克服了个人、家庭和心理障碍"(即所谓"生活的挑战")的学生加分。按照常理，人首先是要吃饭的。贫困应是生活中最大的挑战。但UCLA的前录取部主任Rae Lee Siporin供认，UCLA不把贫困作为一个指标，因为那样一来，好多低收入的亚裔子弟就会进来！
　　当然，学校并非没有理由。目前拉美裔为加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只占八分之一。亚裔人口占加州的11%，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却占几乎40%。
　　然而，这不过是对这些族裔的学生学术质量的真实反映。比如在UCLA，去年被录取的拉美裔学生的SAT的平均分只有1168，而被拒绝的亚裔学生的平均分就比这高，为1174，白人被拒的学生分数更高：　1209。入学的白人学生平均成绩则高达1355，亚裔为1344。以UCLA而论，许多SAT只有900多分的拉美裔都能考入，但亚裔却常常拿着1500的高分被拒之门外。
　　这种歧视，早在上大学以前就开始了。1994年，旧金山一个学区的华裔中学生曾起诉该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当时旧金山的学生被分为9个种族：　拉美裔、其他白人、黑人、华裔、日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印第安裔和其他非白人，并有规定任何一个族裔在一般学校的学生中不能超过45%，在特别学校中不得超过40%。但由于华裔在当地人口已占了25%，而且退学率甚低，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华裔，结果各校纷纷对华裔学生的人数"封顶"。在当地一个有名的高中，华裔学生的录取线是66分(满分69分)，而其他白人的录取线为59分，拉美裔和黑人学生的录取线仅为56分。后来学区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在考试中强调英语，希望把母语不是英语的华裔的分数压低，结果华裔的录取线从66跌到62分，但还是比其他白人的录取线(57分)高出一截。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族裔的学术表现太好，社会对这个族裔的要求就会提高，以给弱势族裔提供机会。这如同围棋中高段选手要让低段选手几个子，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近来同处于该"让子"地位的亚裔和犹太人，境遇走向却截然不同。
　　由于美国实行种族平权的政策，各校必须录取够一定的黑人和拉美裔学生，虽然其考试成绩远低于其他族裔，而亚裔成绩好也会被排拒在门外。犹太裔虽然也不免有类似情况，但由于混迹于白人之中，可抢非犹太白人的机会。要知道，白人虽然也受不成文的配额限制，但毕竟占人口大多数，配额的绝对数字还是很高，犹太学生的分数只要高过非犹太白人学生，一般有大把的机会可抢。结果，在如今的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比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出十几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而非犹太白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入学时和犹太人同属于"白人"，名额本来已经受到控制，又因读书远不及犹太人而被大量淘汰。
　　犹太人在与比自己低一段位的非犹太白人竞争时不必让子，本来已经捡了不少便宜。然而，最近却有一大怪现象，即各大学对犹太学生不仅不是提高标准，反而主动出击，到处搜罗犹太学生。强手不但不让子，反而要占先手了。
　　目前领导争夺犹太学生潮流的，是南方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该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居第21位，被人封为"小常青藤"之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立志早日挤入常青藤的行列。两年前，范德比尔特将常青藤盟校之一布朗大学的校长Gorden Gee聘来当校长。这位校长上任后，发现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范德比尔特的犹太学生比率在前25所名校中居倒数第二，即2%～4%。与范德比尔特在同一水平上的Emory University和华盛顿大学名次都高于它，而这两所大学的犹太学生比率分别为30%和35%，并且都积极去一些犹太学生集中的精英中学直接录取新生。普林斯顿大学则早在1980年代就特别注意维系与一些犹太人集中的高中的关系。于是Gee校长宣布采取所谓"精英战略"，提高犹太学生的比率，以早日跻身于常青藤之林。
　　根据对SAT考试成绩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统计，35个宗教的信徒中，在SAT中拿分最高的，是"一位论"教派(Unitarian)的信仰者，平均分为1209；犹太教信徒居第二，平均分为1161；全国平均成绩则只有1020。不过，SAT的考生中"一位论"教派的信仰者只有2354人，犹太教徒则多达27120人，比"一位论"教派多十几倍，成为最大的一个高分群体。于是，为了吸引这批学生，各校不惜争相建立犹太文化中心，开设犹太研究的课程。
　　不过，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绝不能用犹太人学业出众这一点来解释。亚裔同样出众，还是受到抑强扶弱的政策的限制。亚裔与犹太人的不同是，亚裔只是学业优异，在政治上还是贱民，经济上也未得势，在社会上占不到一点便宜。这次亚裔在加州大学受排挤，一大原因，就是近期加州拉美裔人口暴增，成为政治的主要势力，因而得以通过其政治权力在教育上排挤亚裔，提高拉美裔的地位。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得势，并且不但不像白人那样因种族歧视而有负罪感，反而还因希特勒的大屠杀沾了受害者的光，有要求社会补偿的权利，实在是两头的便宜都占了。一位犹太大亨因为1960年代范德比尔特未能录取他的女儿，指责范德比尔特"反犹"，发誓不捐给范德比尔特一分钱。如今，范德比尔特的亲犹政策让他心花怒放，一年就捐了100万美元。这样的后盾，亚裔是很少能找到的。
　　美国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竞争的体制。亚裔受制于儒家文化，讲究谦让、自强，鄙视争逐利益。亚裔的政治沉默，使别的族裔有了可乘之机。也许，亚裔在教育上要争得公平，只有与受压的非犹太白人结盟一途了。这大概也是许多亚裔中产阶级一直是共和党的选民的原因。
博士的年头
　　随着海归派杀回故里，洋博士也变得炙手可热了。有巴灵顿大学的博士，有哈佛大学的博士，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杨澜女士当初为自己的夫君吴征辩护时，说他有半年时间在那里废寝忘食地写博士论文，听起来理直气壮。国内三年就可以拿个博士学位，一位奇才半年写出个博士论文，似乎也颇能服人。
　　那么，在美国拿个博士究竟要几年呢？这当然会因每个人的才干、学科、博士论文的难度和质量而各有不同。记得当年选James Scott的课时，他拿那些为写学期论文而愁眉苦脸的学生开心，说写东西有时会"容易"得出奇。据他说，当年有一个研究古希腊的才子，在研究院呆了不知多少年，学富五车，就是博士论文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但是有一天临睡觉前，突然想起古希腊某大师的著作中有两个关键词一直没有适当的英文解释，他灵机一动，觉得自己找到了美妙的英译，于是坐在案前，奋笔疾书，多少年在研究院学的东西一下子全连贯起来了。他一晚上未睡，工作到第二天晚饭前，大功告成，一共七八十页。教授一看，篇幅虽短，但旁征博引，而且解决了学界多年来的难题。没二话，通过。一个博士论文，前后不到24小时写就！
　　这类故事，听起来入情入理，没有人敢说是假的。饱学之士动起灵感来，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但研究生们总是把这当神话故事来听，因为没有人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才分。博士生过了资格考试，不用选课了，但也进入了笔者戏称的"中年危机"。一位人类学系的学生告诉我，她的系里的学生进入写论文阶段时，总是想干各种别的事情：　想装修住房，想生孩子，想离婚，凡是天下有的事情都想做，但就是不想写论文。换句话说，要挖空心思找些不写论文的借口。
　　面对这些苦熬数年写不出论文的学生，出版社觉得有钱可赚，于是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出一些书为你在短期内写完论文提供诀窍，就像国内出的一些百日掌握英语之类的书，专门投那些学不会的人之所好。不过，这类书中，牛皮吹得最大的，也不过是一本《如何在一年内写出博士论文》。大家有时写不出来时，就开玩笑说："看看那本书怎么样？"当然从来没人信它会灵验，笑话而已。至于半年写出论文，根本就没有人谈过，因为那连笑话也够不上。
　　言归正传，平均而言，要熬多少年才能拿到博士？不妨看看美国历史学协会提供的数字。一般认为，拿个历史学的博士需要花8年功夫。但具体的数据表明，历史学博士一般都要花9年时间在研究院当注册学生，而从大学毕业到拿到博士的平均时间，竟达11.3年！而其他学科的博士，则要平均当7.4年的注册学生，从本科毕业到拿到博士学位的年头是10.3年。所以，新的历史博士年龄总是偏大，平均34.6岁，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有33.6岁。
　　刚看到这一数字，笔者自己先吓了一跳：　怎么会这么长？但看看自己的情况，这一统计数字确实不离谱。我们夫妇两人都在耶鲁读博士，妻子读文学，当时是直接进的博士课程，如今已经花了9年时间。如果想早点毕业，论文的质量差一些，也许第10年能写完。如果想写好一些，怎么也得11年。笔者本人1995年进了耶鲁东亚研究的硕士课程，两年毕业，然后进了历史系的博士课程，如今又已经花了5年时间。估计完成论文，最乐观也是两年后的事。前后一算，在耶鲁拿到博士，至少要花9年时间。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不妨谈谈个人经历吧。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给你6年的奖学金。办的签证，也是照这个日程。按说，6年应该是法定的学制了：　头3年修课，第4年当助教，同时也可以听课、做研究，第5年到所研究的地区作实地收集资料，第6年写论文。
　　但实际上，这样的日程很难落实。头3年的选课，一般都没有问题，大家都能完成，并在第3年或第4年通过资格考试。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个语言训练问题。我们夫妻二人都先后到日本学了1年日文，钱是别的基金会给的，不算在学校给的6年奖学金之中。这就长出来了1年。一般的美国学生，似乎更需要这种额外的语言训练。美国的大学是通才教育，学生一般语言都学得不精。笔者当助教时教过3年高级中文课，学生中还有几个研究生，但几乎还没有发现有能够用中文作研究的学生。后来又辅导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发现即使是很好的学生，面对一页简单的中文也会一筹莫展。可以想见，他们若读博士，外语关不是闹着玩的。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读人文的博士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训练不足。
　　其次是论文的研究。学校的日程是1年，但很少有人能1年完成的。实际上，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离校进行"现地研究"，所拿的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校外的基金会。而许多基金会给的钱，就是支持你1年以上的研究的。所以，在海外呆3年，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这种基金有时还可以连续申请，结果，拖上9年以上并不是太难。
　　除了这些学术原因外，还有许多个人原因。从20多岁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人生最关键、变化最多的一段时间。一般的人在这期间结婚、生子乃至离婚等等，博士生们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夫妇就是读书期间有了孩子，结果两个人的进度都慢了下来。可想而知，因此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女性尤然。
　　读博士的时间这么长，对许多人来说是个磨难，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资源浪费不少，而且不能及时"生产"出急需的人才。1960年代初，美国历史协会研究生委员会主席Dexter Perkins提出了一个13页的改革建议，要缩短博士课程的时间。1950年代末，历史系的博士生通常要经过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但Perkins的方案要求4年之内完成。具体措施是，第一，提高奖学金，使学生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专心学习；第二，设法让学生在大学期间作好充分的语言准备；第三，减少博士生的选课量，并把博士论文的题目限定得更小一些，使学生能够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
　　然而这一目标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首先是语言训练。如今大学的财力比40年前雄厚多了，动辄可以送学子去海外进修。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的语言教学也出现了不利于博士课程的倾向。比如，笔者教中文时发现，学生越来越重口语，教学对阅读能力非常忽视。后来才明白，班上的学生没有一个将来准备读博士，大多是准备将来做生意、当律师。他们希望今后一旦到中国工作，大学的语言训练能够帮助他们应付日常生活，没有必要学阅读。笔者偶尔看到赵元任先生几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编的汉语教材，大吃一惊。比如教材中有类似"什么是汉学家"这样的文章，非常文雅，非常学术，比起如今我们在课上做的"他又漂亮又有钱"这类口语练习来，简直是两个世界。也难怪，赵先生当时教的学生，大多要当汉学家，如今的学生，大多是看重了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机会。教学跟着学生的需要走，很少考虑要读博士的学生的需要。所以即使在大学苦学几年中文，一般美国学生进了中国史的博士课程，为了阅读中文文献，还得补语言的课。
　　减少博士生选课，缩小博士论文的覆盖范围，则更不可行。博士生未来的主要工作是教书。你若是研究康熙，不能只懂康熙，还要教几千年的中国史，甚至日本史、东亚史。狭窄的训练完全无法使博士胜任工作。在耶鲁历史系，博士的资格考试有三个专业，一个主修，两个副修。其中的两个副修中，一个必需涉及与你主修所研究的地区不同的一个大洲的历史，或一个纯理论性的题目。目的之一，就是要学生知识广博，能够适应未来的教学要求。
　　不过，Perkins提出的增加对学生的资助的方案，却得以实施。目前虽然有38.3%读人文的博士生是自己花钱读书，但33.2%是通过当助教支持自己的学业，23.8%拿着奖学金读书。一些顶尖学校因为互相竞争，奖学金越给越高。以耶鲁为例，1993年我妻子进校时，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生活费也不过9500美元(学费免)，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有此运气，许多人只有半奖或没钱。如今，所有博士生基本都是全奖，生活费部分高达15万美元，暑期还另有资助。笔者1995年进耶鲁的东亚研究硕士课程时，拿的是最好的资助，即免学费。但两三年后，居然硕士也能拿到生活费。更有甚者，暑期还有各种基金供你到海外作研究、学外语，有时金额一次就高达七八千美元。如此算来，生产一个博士，造价至少得十几万美元。
　　美国的博士课程，可以在七八年内，把一个幼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造就成训练有素的学者，这已经是近乎奇迹的事情，再缩短时间如何可能？特别是在历史领域，因为要积累知识，学几门语言，速成就更属天方夜谭。
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失势
　　布什此次访欧，反复声称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京都宣言"的合理性，为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辩护。然而记者马上追问：　如果按你的标准连"京都宣言"都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那么你为什么要推行一个更缺乏科学依据的导弹防御计划？
　　布什对此避而不答。而丹麦的环境与能源部长却在美国的电视台上反唇相讥：　你可以找到科学家为你证明吸烟与肺癌无关，或者HIV不会导致艾滋病，但98%的科学家不这样认为 。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都已证明：　工业污染已导致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如不加控制将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布什如此戏弄科学界的意见，使许多美国科学家认定他的政府对科学全无兴趣。科学家们一向因政见不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致力于研究美国科学与联邦实验室的文化人类学家Hugh Gusterson所指出，目前不管主要的科学家们政见如何，他们都普遍反对布什的政策。更有专家认为，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布什政府中已降低到一战以来的最低点。迄今为止，布什还未任命他的国家科学顾问和他政府中几个与科学有关的最高职位。这似乎表明科学对他可有可无。在2002年的政府预算中，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开支都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连老布什的科学顾问、耶鲁大学教授Allan Bromley也批评布什对科学投资不足。他指出，布什在有些项目上增加了对科学的投资，但即使在这些项目上，也有明增暗降之虞。如对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预算在未来5年增加了一倍，5年后的增长率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步。问题是，在研究中使用的高精密材料的价格上涨率，一般会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率高出数倍。以这样的预算根本无法维持现有的研究。目前美国的一些领先的传统领域，已开始被别的国家超过。例如，与"温室效应"密切相关的气象研究，美国已落后于日本和欧洲。美国的气象学家竟因为计算机的功能不足，常常跑到欧洲和日本去借用人家的高强度计算机来检测自己的数据模型。华盛顿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Edward Sarachik指出，美国的GDP比英国几乎大10倍，但在这方面的投资却比人家少。而像加州未来的水源这类牵动美国经济命脉的课题，都要依赖这些气象研究的成果。
　　联邦储备委员会总裁格林斯潘在对国会作证时指出：　近10年来，美国GDP增长的70%乃是技术革命所导致。而从气候变暖到艾滋病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无不依赖科学提供解决方案。可以说，今天人类对科学的依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但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却一落千丈。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失势，是科学家公众形象的变化的一种反映。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就会一目了然。爱因斯坦不仅被公众视为一个科学家，而且他所代表的道德良知，使他具有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政治权威，甚至以色列人异想天开地要请他当总统。尽管他衣冠不整，从不取媚于公众，但公众把他视为智慧的象征、人类的先知，以致他自己不得不出来说：　真正的伟人是耶稣基督、圣雄甘地，而我是微不足道的。再看比尔·盖茨，他的创造发明虽然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在公众眼里，他更多是一个生意人，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富翁。前克林顿政府还曾对他起诉，称他非法垄断市场，听起来颇像白领犯罪。虽然他衣着整齐，颇能操纵公共关系，但你若把他的名字与科学家的良知联系起来，人们一定会笑你是个疯子。从爱因斯坦到盖茨，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已从超凡脱俗、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圣徒，变成了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凡夫俗子。其公信度的降低，自然影响到其政治上的权威。
　　这一变化的政治原因，是世界由群雄并立变成了美国的独霸。当年拿破仑因为未理睬一位科学家的铁甲船的设计，丧失了突破大英帝国海上壁垒的良机，统治世界之梦失之交臂。而20世纪自由世界之所以能最终摆脱纳粹的梦魇，全仗一批犹太科学家逃出德国。1939年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警告他德国的原子弹计划，这促发了曼哈顿工程。如果这批人为德国效力，自由世界除了对希特勒投降外，怕是别无他途。后来苏美争霸，科学家又"为王前驱"。从艾森豪威尔的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到尼克松的停止研制细菌武器的决定，科学家的角色都举足轻重。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更让人感到科学家领导着世界未来。如今美国在世界已无对手，科学家的功能似乎只剩下帮人们赚钱，过去那种被科学武装起来的人类的道德卫士的形象，只能在动画片的未来世界中那些惩恶扬善的"超人"身上才能看到。
　　更大的危机是，随着学科越分越细，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开始分离。当年牛顿的力学，是他的神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因看苹果落地而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上帝的法则。爱因斯坦亦是一位人文关怀十分广大的思想巨人。今日的科学家，不仅人文训练不足，而且常常几百人结队致力于一个非常细小、具体的课题，造就科学巨人已不大可能。你到美国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学，都可见到学校班车上载满了外国的博士后和试验员。他们对领导自己课题的教授，异口同声地叫"老板"。"老板"搞钱，这些廉价的外国高科技劳动力做研究，已成了美国科学界的定局。在这种"老板"文化中艰难谋生的外国劳工，不仅成了科学界的大多数，而且他们没有选举权，导致其在政治上的影响，理论上还不如一个流浪街头、目不识丁的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科学家的道德良知、社会使命以及公共权威呢？
　　在美国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里，像乔丹、Tiger Woods这样，其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一个球放到一个筐子或洞洞眼里的人，要比那些一生致力于思索人类未来的科学家们有大得多的政治资源。然而，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被科学的发展所主导。如果科学家不能在政治上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将要为之付出代价。
学术抄袭与学术规范
　　最近，在太平洋彼岸，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抄袭事件，震撼了美国的媒体。
　　美国一般的公众既不爱读书也不关心历史。这次历史著作的抄袭案之所以在媒体能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被拎出来审判的两位，是美国最得宠的历史学家。第一位是Stephen Ambrose，他总共出过30本书，在最近5年就完成了8本书，内容从世界大战到美国总统，几乎无所不包。他的书一出就被排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居高不下，媒体 好评如潮。他的名字，就像名牌商标一样，成为书商经营的大招牌；他本人自然也成了文化名人。另一位叫Doris Kearns Goodwin，是一位致力于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她关于肯尼迪、约翰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书都影响甚巨。其中关于罗斯福的一书获得1995年的普利策奖，并从1999年起，成为普利策奖的评委。每次总统选举，或总统作出什么重大决定，她都会上电视现身说法，有时天天都能在电视上露面。她甚至还是哈佛大学的执行董事之一，在教育界影响甚大。
　　然而，树大招风，这两位大腕写手最近几乎同时被人抓住。据《每周正论》(Weekly Standard)报道，Ambrose的近著The Wild Blue中有几段与Thomas Childers 1995年的著作Wings of Morning中的段落相似得几乎难以区分。比如，在The Wild Blue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Up,up,up,groping through the clouds,no amount of pratice could have prepared them for what they encountered：　B24s, glittering like mica.而在6年前出版的Wings of Morning中，有这样一段：　Up,up,up he went,until he got above the cloud.No amount of practice could have prepared the pilot and crew for what they encountered：　B24s,glittering like mica.在处理这一段落时，Ambrose在注释中提及Childers，但没有在文中打引号。最近，Ambrose承认他的书中还"借鉴"了另外两本书。他为此事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要严格处理书中的引用段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Childers则要求对方亲自向他道歉，并把一本Ambrose的书从自己课上的指定书目中拿掉。
　　Goodwin的问题出在她1987年的著作The Fitzgeralds and the Kennedys上。这本书刚出版时，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呆了5个月之久。但据《每周正论》的报道，她这本书中有十几处与另外三本书中的段落惊人地相似。比如在Lynne Mc Taggert的"Kathleen Kennedy"中有这样一段：　Mrs.Gibson gave a tea in her honor to introduce her to some of other girls,hardly aroutine practice for new recruits.Goodwin除了把Mrs.Gibson换成了全名Mrs.Harvey Gibson外，整段照搬到自己的书中。此事本来在1980年代末就被Mc Taggert抓住，她曾威胁要对Goodwin起诉。Goodwin急忙要自己的出版商与Mc Taggert"私了"，赔钱遮丑，谁知如今事情还是败露出来。
　　面临当今媒体的口诛笔伐，两位大师各有说词。Ambrose辩称："当我写书要借用别人的段落时，我就顺手把句子打出来，然后加上注释。我希望当时我能加上引号。可是，我不是在写博士论文，而是在讲故事。"言下之意，他是在写畅销书，应另有规范，只要加了注释，不应算是太离谱。
　　经常要上电视的Goodwin态度则好得多。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绝不能因为写畅销书而被牺牲。我喜欢注释。注释是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的指针，承认前人在自己领域内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件事发生在15年前，那是我第一本大型历史著作，长达900页，注释有3500个，完全是用手写出来的。遗憾的是，我的注释系统被证明不那么牢靠。我作研究时的阅读笔记都是用手写，并注明从他人书中抄出来的段落的来源；同时，我也随手写下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我的书就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书稿完成后，我对从300多本书中引用的段落再检查了一遍，保证注释和引号没有错误。可惜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出了几个错误。当我第一次被抓到时，感觉实在很坏，急忙与人家私了，不想为自己的几个疏忽去面临整个世界的审判。但15年后，这件事又回来了。我绝不是抄袭，而是忙中出错。事实上，我的书中到处都引用这些作者的文字，我不会傻到要存心漏过其中的几个注释。这是个技术错误。我相信我不会再犯。"
　　然而，这些辩辞并不能为媒体完全接受。一位批评者尖锐指出，Goodwin是负责监管哈佛大学的校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在哈佛大学发给一年级新生的学生手册中明确写道，如果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加引号，就属于抄袭，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也不管你加不加注。有没有引号，这是决定是不是抄袭的关键。如果你是一个18岁的哈佛大学新生，犯了这一错误，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你可以被要求离开学校两个学期，丢掉你挣到的所有学分。你在学校的个人档案上会留下不诚实的永久记录。我们为何对大学者就要法外开恩？Goodwin的辩护者们则称这件事只能说明了犯错误是多么容易。已开始用计算机写作的Goodwin本人决定在作研究笔记时严格把自己的评论和引用的段落分记在两档里，以免未来再忙中出错。她甚至于3月3日致信普利策奖的评委会，主动要求退出这一新闻界最高奖的评委会。理由是由于媒体的压力，她已感到自己无法胜任此职。
反环保的"科学异端"
　　Ambrose引起的不满则更多一些。有些学者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在5年内认真写出8本书来。那么大的产量，其实就是学术不严肃的证据。他简直把自己的书房变成了作坊，完全被金钱所驱动。事实上，由于Ambrose的书畅销，出版社频频向他施压，要他提高产量。他一度表示封笔退休，但出版社又拿出新的"物质刺激"，保证作坊的继续运转，而在抄袭之事被揭露之后，也拒绝把书撤出市场　　2001年秋，丹麦奥尔胡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arhus)政治学系的一位年轻副教授Bjorn Lomborg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Skepitical Environmentalist"的书，在全球环境问题的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Lomborg自称并无环境科学上的训练，只是一个统计学家。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本是基于他的"左翼绿色和平"的立场，挑战对环境保护运动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Julian Simon。谁知当他把统计资料搜集齐全后，发现所有的数据都在支持他要挑战的Simon。于是，他背叛自己的立场，一鼓作气写出一部反环保的著作，试图戳穿他所谓的环 境保护运动的"祷文"。从2002年初以来，此书引起科学界的激烈反击和抗议。几家重要的科学和环境杂志，如《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自然》(Nature)，都邀请专家对Lomborg进行批驳。而《经济学人》则站出来坚决捍卫这一"异端邪说"。据说Lomborg到牛津大学宣讲他的新书时，一位学者竟在一怒之下，把一张pie扔到他脸上。但是，不管Lomborg在科学界是多么孤立，不管有多少资深科学家称他是"骗子"，他对科学界方兴未艾的环境运动，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挑战。他可以被攻击，却无法被忽视。
　　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且对资本主义的无限增长的观念提出挑战以来，环境主义者声称人类正面临着如下的大危机：　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人口增长将使人类面临着食物短缺；大量物种将消亡；空气和水的污染会愈演愈烈；一句话，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是如此有害，乃至人类将通过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而自取灭亡。
　　Lomborg则直截了当地回应道：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以来，人类并没有如预言的那样走向自己环境的"极限"，相反，事情在变得好起来。首先，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世界人均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具体而言，地球的矿产虽然有限，但不像环境主义者说的那样接近枯竭。从１９70年代以来，大量新的矿产资源被发现。以石油为例，以目前的消耗量来计算，现有的可以用适度价格开采的石油还能供人类用150年。同时，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30年中每10年就下跌一半，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跌。因此，能源危机并不严重。其他非能源的矿产也是同样的状况。尽管在过去50年内，人类对铝、铜、金、水泥、氮、锌等的消费增加了２至１０倍，但根据新增的储量计算，这些原料可供人类使用的年限已被延长。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从1845年以来，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降了80%。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证明了资源的充裕，而不是枯竭。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Ehrlich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人口炸弹》，预言１９70年代人类将因人口膨胀而面临大饥荒，几亿人将被饿死。这一预言并未兑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农产品拥有量自1961年以来增加了52%。1961年贫困国家的人均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923，仅够生存，1998年这一数字提高到2650，2030年预计将增加到3020。1949年，发展中国家45%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如今这一比率则仅为18%，预计到2010年将跌至12%，2030年将跌至6%。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800年以来，粮食价格下跌了90%。
　　Erhlich的《人口炸弹》还是基于170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将使线性增长的粮食产量无法应付人类对食品的需求。事实证明马尔萨斯错了。当人们富裕起来后，生育率自然降低。在１９60年代初，世界人口增长率为2%，达到历史的高峰；如今则已跌至1.26%，到2050年预计将跌至0.46%。农业革命使粮食产量的提高，则远远超出马尔萨斯的预见。
　　不错，随着森林的消失，一些物种会灭绝。但在未来50年内，只有0.7%的物种将灭绝，而非一些人预言的25％～50%。环境污染问题也被大大夸大了，因为许多环境污染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以伦敦为例，空气污染在1890年代达到高峰，以后渐渐好转。如今伦敦的空气，是1585年以来最好的，保持着工业化以前的空气质量。地球的温室效应虽然存在，但据Lomborg称也并不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以上结论，即使是其正确的部分，也不过是修正了一些环境主义者过激的或过时的观点，并不那么惊世骇俗。然而Lomborg接下来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则对环保运动极具挑战性。环境主义者爱谈"极限"，Lomborg把这一概念接过来，为己所用。在他看来，环境主义者总觉得增长有"极限"，却未意识到用于治理环境的经济资源也有"极限"。比如"京都议定书"仅仅把地球变暖的进程拖延6年而已。但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消耗的费用可高达1兆亿，比为全球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的费用高出5倍以上。Lomborg指出，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每年可使全世界避免２００万人死亡和另外5亿人得重病。所以，问题不是治理不治理环境，而是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把什么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提供了一个拯救一个人一年生命的价目表。根据这一表格，如果通过法案强制要求厂商给汽车安装安全带，那么等于每花69美元就可以救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黑人新生儿作镰状红细胞贫血检查(sicklecell anaemia screening)，等于240美元就可"买"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妇女作乳房X光检查，等于810美元"买"一年人命。给65岁以上的人接种肺炎疫苗，等于2000美元"买"一年人命。劝告那些一天吸一盒以上的烟的人戒烟，等于9800美元"买"一年人命。促使30岁以上的人吃低胆固醇的食物，等于19000美元"买"一年人命。但是要限定核电场的放射线的标准，等于要花１８亿美元才能"买"一年人命。为橡胶轮胎工场安装苯的排放控制装置，一年生命的价格就会高达２００亿。一句话，生命有价，金钱有限，救人要讲效率，万事都有孰先孰后。如放着100美元能"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不管，而在10000美元"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上花钱，不就等于赔了另外99年的人命吗？
。
　　Lomborg的结论：　西方文明在生态上是完全可以自我维持的。我们在对付人类面临的危机时，应量入为出，运用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则来选择优先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京都议定书"得不偿失，应该用那笔钱应付更紧迫的问题。衣食足而后知礼仪。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而不是制约发展。社会富裕以后，环境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然而，许多批评者们指出，Lomborg没受过环境科学的训练，有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他的书因此错误百出，甚至有意误导读者。而且，他常常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以偏概全。比如，伦敦的空气是日见好转，但北京、上海的空气就另当别论了。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法，把污染大户都挤到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只看富国而讨论环境问题呢？再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也不一定反映资源的充裕，因为西方工业大国可以凭借手中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价格，海湾战争不正是一场捍卫石油价格的战争吗？另外，Lomborg为了否认能源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指出石油的储量尚很丰富，一方面又说太阳能越来越便宜。其实，不仅是太阳能，像风力发电这些再生能源，也价格日降，越来越有竞争力，而这些正是环境主义者在"增长的极限"的压力下不断努力的结果。用环保的果实支持自己反环保的立场，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不过，他对拯救生命的计价表，却试图重新排列人类面临的挑战的轻重缓急。环境只是这些挑战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等于逼着环境科学家们作出回应，证明环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环保的开销，在这一拯救人命的价目表上，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双方围绕这些问题会有一场大论战，孰胜孰败，将大大影响"环保政治"。
二度贞操：　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
　　在最近5年至10年间，美国南部所谓"圣经带"地区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汹涌澎湃，不仅使布什在2000年大选时把包括戈尔老家田纳西在内的南部各州全部赢了下来，而且使南部社会的日常生活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其中，"重当处女"(secondaryvirginity)运动，就是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重要果实之一。自从１９60年代的"性革命"以来，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绝对主流。大多数人的性经验从中学时就开始，大学毕业时若还没有性经验，就几乎成了怪物，甚至得去看心理医生。最通行的电视轻喜剧Seinfield，甚至拿一个年轻的英国处女开心，最后让她和小肯尼迪(就是几年前开飞机死的那位前总统的英俊公子)上了床。一时间，"处女"这一词汇因在现实中找不到描绘的对象，几乎快成了古英语。
　　然而，在南部笃信基督教的各州，"重当处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并渐渐成为婚前南部新娘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所谓"重当处女"，就是这些即将结婚的情侣，主动停止他们已经有的性生活，直到结婚后再重新开始，似乎新娘还是处女。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普遍的婚前性行为的社会现实和南部"圣经带"基督教传统对这种性行为的强烈谴责之间的一个文化妥协。婚前禁欲是基督教的传统教诲。在基督教盛行的南方各州，有55%的学区在性教育课程中只讲授婚前不能有性行为。但在东北部，坚持这样老派的性教育的学区只有20%。记得十年前，笔者看到一篇报道，称纽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回家当着父母的面，把一个避孕套套到了一根香蕉上；父母大怒，质问学校为什么要教一个还没有开始性发育的孩子这些东西。此事笔者曾对一个从纽约来的美国朋友当笑话谈起，她却一脸严肃地说：　你到纽约的学校看看就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了。难道你让这些孩子都得艾滋病吗？
　　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孩考进了耶鲁，入学第一个"必修课"就是性教育。老师当众让一个男生表演如何把避孕套套在香蕉上，羞得这位大陆的女孩眼皮都抬不起来。几年前，4位犹太保守学生起诉学校，要求离开学校的宿舍。理由是那里的性行为太随便，不仅男女同宿，而且走廊里就可以拿避孕套。他们怕自己经不住诱惑，破了自己的宗教戒条。
　　不久前，国务卿鲍威尔还在这个问题上引火烧身。他在一次跟青少年的公开电视对话中，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发生性关系时，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你的伴侣是否有病。你们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要用避孕套，而不要管那些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教。"结果，布什政府中的右翼大怒，谴责鲍威尔公开与布什"婚前不能有性行为"的道德信条唱反调。一位保守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特地重放了鲍威尔的讲话，然后厉声教训道："国务卿先生，请记住，我们的总统明确地说，要讲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用管'！"
　　鲍威尔对这种攻击无动于衷。大部分美国人也觉得这些保守派在这一问题上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但是，保守主义者们却非常执著。1993年，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发起了"真正的爱情要等待"(Truth Love Waits)的运动，号召青少年和大学生签署婚前禁欲的誓言，结果募集了上百万的签名者。
　　不过，婚前禁欲对于主流社会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南部颇有些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些农村的封闭社区还保留着婚前绝对禁止性行为的习俗。男方喜欢女方，要向女方的父亲提亲，等父亲同意了，才可能结婚。婚前大家最多拉拉手而已。而女方从来不会在自己的婚姻上有主动的行为。她唯一有的是否决权，即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婚姻。不过这种习俗存留的原因，除了当地社会的封闭外，恐怕还有婚龄早的原因。不到20岁就结婚，婚前禁欲也不用禁太久。
　　但对于高度自立、晚婚并且流动性极大的年轻人而言，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能做到婚前禁欲就不错了。许多年轻人是主动这样做的。比如一位年轻的新娘这样说：　眼看就要在上帝面前宣誓，说"我愿意"(I do)了。可是整天还在性交，两个人还赤条条地在一起睡，心里觉得有罪。需要停下来，想想更重要的问题。否则两个人一辈子的这种神圣关系，仿佛只是个"性"字。甚至一位离过婚、有两个孩子并已经和未婚夫同居的年轻母亲，婚前也决定停止性行为。尽管他们还住在一起，甚至还同睡一张床，但她所容许未婚夫做的，仅仅是接吻而已，而且她也不再当着未婚夫脱衣物了。
　　新郎们如何反应呢？大多数对此不介意。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一段时间的婚前禁欲，反而可以把自己对未婚妻的"胃口"吊起来，乃至新婚蜜月会变得异常激动人心。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夫妇在谈论"重当处女"的问题时，大多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不愿让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可见生活在保守主义的幻想中的父母，还是大有人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不过，对这种新的性行为模式，许多人甚至包括牧师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你既然已经性交了，就不再是处女。哪里有能反复当处女的道理？更有批评者指出，这种"重当处女"的运动，实际上是对传统南部白人妇女的一种奇异幻想的复活。在美国内战以前，人们对南部的女孩儿就有着这样的奇思异想：　她们贞节、纯净，可以像女神一样被人们远远地崇拜。南方的男人们可以找妓女，可以和自己的黑奴私通，但南方的女性则永远是神圣的。这一对南部的纯情少女的执迷，在汉密尔顿（Hamilton）的名著《飘》(Gone With the Wind)中就表现得活灵活现。女主人公郝思佳不仅暗中单恋自己的梦中情郎，而且讥笑一位女友在与情人幽会时"破了肚子"。说来说去，所谓"重当处女"还是满足男人对女人的性幻想的一种手段，也是女孩子提高自己身价的战略。
　　"重当处女"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婚前禁欲，就像伊斯兰教中的斋戒，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仪式。你到底是把这种仪式当成一种新型的性游戏，还是从中追求某种宗教目标，就看你心诚不诚了。不过正像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Bradfor Wilcox所指出的，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推迟了青少年性行为开始的时间，也使人们对婚姻有了一种新的态度。看来，为了社会的健康，1960年代的性革命，也需要这样一个"性反革命"的运动吧。
绯闻中的财经杂志
　　最近，美国顶尖的财经杂志《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编辑部中，闹起一场内讧。4位高层编辑写信给主管《哈佛商业评论》的哈佛商学院出版部负责人Walter Kiechel，要求他们的顶头上司、首席资深编辑Suzy Wetlaufer辞职。他们的理由是：　Suzy Wetlaufer违反了职业道德，失去了编辑部高层编辑们的信任。
　　事情的起因是Suzy Wetlaufer对General Electric Co.的前主席Jack Welch的采访。20 01年12月，正当这篇采访稿进入最后的编辑阶段时，Suzy Wetlaufer突然打电话给她的老板Walter Kiechel，要求把文章撤掉，理由是她和被访人Jack Welch的关系太密切，怕别人说她不客观。她还告诉至少三位同事：　她与Jack Welch的关系已不一般。
　　Walter Kiechel立即采取行动，安排两位低层编辑对Jack Welch进行重新采访，并对编辑部就此事作出解释。最后，这篇长达7页的专访在2月号的杂志上如期刊出。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结束。许多编辑认为，Suzy Wetlaufer作为编辑，和被采访人有了风流事，违反了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应引咎辞职。Suzy Wetlaufer的副手、执行编辑Nicholas Carr甚至要求编辑部在Suzy Wetlaufer辞职之前将自己调到其他地方，拒绝与她共事。而Suzy Wetlaufer则申辩说：　她与被访人的关系是在采访结束而文章已被编辑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变得浪漫起来；更何况她将此事及时通知了编辑部，并未让她的私生活干扰正常工作。所有人都承认：　最后发表出来的专访，并未因Suzy Wetlaufer的因素而有任何不公之处。双方各执一词，一时相持不下，但最终还是Suzy Wetlaufer不得不辞职认输。
　　提起美国的财经杂志，人们总是想到Forbes和Fortune，很少留意《哈佛商业评论》。殊不知，《哈佛商业评论》才是美国企业界的大脑，号称"经营理论的圣经"(the bible of mana gement theory)。《哈佛商业评论》是"非营利性机构"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王牌，订费极高。号称指导世界领袖的著名的《经济学人》周刊，订费远超出《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一年也才100美元上下。Forbes和Fortune声称以企业界领袖为读者群，但Forbes订17本仅20美元，Fortune13本也仅20美元，而《哈佛商业评论》作为月刊一年12本就118美元，可谓奇货可居。其24万读者中，一半来自企业界的高级领导层，也怪不得订杂志不惜钱了。你要想坐在华尔街当企业领袖，手边没有《哈佛商业评论》恐怕不成体统。《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部里发生"政变"，企业界也无法等闲视之。
　　Suzy Wetlaufer也非寻常的生意场上之女流。她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干过经济咨询，写过经济报道。她1996年以资深编辑的身份加盟《哈佛商业评论》，2000年开始领导编辑部，年薪高达276964美元，为把该杂志从双月刊变成月刊立下汗马功劳。许多编辑部成员称她是他们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好的编辑。除了编务之外，Suzy Wetlaufer还在公共电视台的"晚间商业报道"中频频露面，她的言论也频频被流行的财经杂志所引用，是财经界的名流。然而这位年仅42岁的离婚风云女性，偏偏在自己事业的顶峰爱上了66岁的有妇之夫，引得部下大哗，一下子竟被逼下台。
　　Suzy Wetlaufer在这里触犯的，并不是所谓"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道德，而是不应把与他人的工作关系变成个人性爱关系的职业戒条。但是这方面，美国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尚未界定清楚。善于应付媒体和女人的格林斯潘，最终娶了年轻美貌的著名女记者，被传为佳话。耶鲁大学的知名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也娶了自己的学生。然而时过境迁，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如今都可能成为职业道德甚至法律的问题。比如在许多大学，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任何"爱情故事"都是违法，甚至当助教的研究生也不许和与自己大致同龄的学生约会。理由是师生之间有一种权力关系，爱情会导致各种不公正，包括"性骚扰"。美国的中学训练自己的教师，要频频强调"Teach,dont touch”之观念，有时不免草木皆兵。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之所以闹得这么大，也与美国人渐渐接受权力与性爱不能搅在一起的观念有关。大约十年前美国媒体调查和讨论过心理医生与自己的病人的关系，发现那些与自己的医生发生性关系的心理病人，自杀率奇高。原因无非是心理有问题的病人面对医生放下任何警戒，把隐私如数相告，对为自己解除心理病症的医生，极容易产生崇拜和爱慕之心。在许多人看来，医生因为有病人的信任和知道病人的隐私，因而对病人在心理上有一种权力；如果利用这种权力与病人发生性关系，就是犯罪。
　　Suzy Wetlaufer的风流韵事远不如这样极端。Jack Welch虽然是位超级大亨，但Suzy Wetlaufer作为一位知名、高薪的财经编辑和经济评论家，也是赫赫独立于世，两人谈不上有什么师生之间或老板与秘书之间的那种权力关系。她掌握着媒体这一点不假，但被访人Jack Welch本不准备接受采访，只有在讲定自己可以修改采访稿的条件后才欣然接受，可见被访人也并不有求于她。当然，如果采访者与被访人闹半天是对情侣，自吹自擂，无疑会成为笑谈。Suzy Wetlaufer为此撤掉自己的稿子，不可谓不小心。但问题是：　这种采访者和被访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发生？是否人们不应从工作关系中认识自己的配偶？在这方面依然是非不清。爱情和权力、利益当然最好分开，但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出了大学后，人们常常通过工作结识朋友，况且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尤其像Suzy Wetlaufer这样的名流，在工作圈外找情人的空间恐怕甚小。《哈佛商业评论》的老板Walter Kiechel说他的机构本来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制定编辑部的道德准则，包括界定采访者和被访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正当，什么不是，可惜这一工作还远未完成便出了此事，一时弄得无法可依。他一方面承认编辑部的"内讧"体现了这些编辑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一方面又称Suzy Wetlaufer是难得的人才，对她的行为不予置评，表示要在广泛征求编辑部的意见后再作决定。然而，当《华尔街日报》对此事作了报道之后，Suzy Wetlaufer再也顶不住压力，4天后宣布辞职。
　　可惜，事情并未因Suzy Wetlaufer的辞职而了结。她虽不再领导编辑部，但并未被从编辑部开除，几周后还会回来作普通编辑。另外，她的情人Jack Welch不仅帮她组织了律师团，而且常常亲自出马，利用与哈佛商学院的老关系帮她解决这一纠纷。为此，《哈佛商业评论》两名资深编辑愤然辞职，抗议哈佛商学院方面与Suzy Wetlaufer达成的辞职保饭碗的交易。
　　一个小小的绯闻之所以搅乱了如此显赫的财经杂志，其实还是反映了后安然时代财经媒体对自己信誉的敏感。安然在垮台前，曾被一些财经杂志捧为"最有创意的大企业"，成为经营管理的典范。其股票也被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家抬得甚高，金融界与媒体中对安然稍有微辞的人，饭碗就可能保不住。更重要的是，安然不仅为政治家献金，买通权路，对媒体从业人员也大为打点。像Weekly Standard的著名保守派编辑和政论家William Kristol，National Review和CNBC电视网的评论家Lawrence Kudlow，每年都从安然获得数万美元的收入。在公众眼里，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已被大企业买通，如同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家一样不可相信。因而像《哈佛商业评论》这样的财经杂志在报道大企业时，不得不格外留心。编辑们觉得一人的绯闻可以威胁编辑部全体的信誉，于是反应非常激烈。
　　此案中编辑们保信誉胜过保饭碗的精神，实在给中文媒体上了很好的一课。看看当今的国内，有所谓洋教练碰上媒体中的"红颜知己"的"佳话"，人们不以为耻，反而大大方方地靠此吃饭。台湾的新闻从业员也顶着"文化要饭的"之恶名。香港的媒体从业员所获得的社会尊重亦每况愈下。不久前笔者批评一位知名的国内旅美"持不同政见者"，在香港一家报纸碰了钉子。后来一位知道内幕的美国人告诉我：　那位"持不同政见者"和该报馆的老板是"哥们儿"，批评不得。大家陷在如此的人际网中，媒体还有何信誉可言？看来，中文媒体要翻身，首先还是要学学美国同行们的职业精神，虽然人家那里也是危机四伏。
上帝已死
　　对当今美国的天主教徒来说，世纪初如同世纪末。他们正面临着自从19世纪末"上帝死了"之后最大的一次信仰危机：　原来自己所深为信赖和爱戴的教会，竟被一群娈童癖所控制！最近一两个月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一个教区接着一个教区，一个城市跟着一个城市，天主教会的神父们奸污和猥亵男童的丑闻被纷纷揭出。更可怕的是，这并非一两个神父的孤立行为，而是在教会权威的庇护下普遍流行了几十年的勾当。
　　这种丑闻最初被揭露出来是在1985年。据一家名叫The Times of Acadiana的周报的报道，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神父Gilbert Gauthe供认他奸污和猥亵了数十位(有人估计可能上百位)儿童，并被判刑20年。该犯不仅玩弄男童，而且还强奸了一个12岁的女孩。可是，当地社会的主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神父性犯罪的案子也是第一个。而罪犯Gilbert Gauthe则是个英俊、时髦、极有感染力的神父，他讲道可以让听众感动得哭起来。结果，他被判刑后，许多居民对此事并不相信，许多人根本无法想像：　一个天主教的家庭，或一个天主教徒的律师，竟敢起诉教会！结果，受害者反而成了社会贱民，而这一点也恰恰被教会所利用。一旦有人控告神父奸污儿童，教会就偷偷塞给受害者一笔钱"私了"。受害者面对教会势力的无形压力，自然也不敢声张。于是，这些娈童癖的神父就更能在教会的掩护下逍遥法外了。
　　但纸还是包不住火。当类似的案子最近在波士顿教区曝出后，天主教会的防线如同溃于蚁穴之堤，一败而不可收。
　　波士顿教区的大主教Bernard Cardinal Law，本有志于成为第一个美国出身的罗马教皇，在美国天主教中的权威可谓屈指可数。然而在过去20多年中，他利用这一巨大的权威，庇护了一批在波士顿地区奸污和猥亵了几百个儿童的神职人员。每当有人控告神父诱奸儿童时，他就设法塞给受害者一笔钱，买得他们的沉默。他甚至串通一些信仰天主教的法官，封锁有关文件。当波士顿地区的天主教徒愤然要求他引咎辞职时，他竟宣布这些人是"教会的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强权的庇护下，波士顿教区产生了一批最为罪恶昭彰的神父。比如前神父John Geoghan，在过去36年中奸污和猥亵儿童130人。Law在知情后不是处罚罪犯，而是把罪犯从已经声名狼藉的教区改派到不知情的新教区，等于让这一罪犯又有新机会奸污儿童。也正是如此，神父John Geoghan到2002年2月才被判刑入狱。如今，事情越闹越大。波士顿主教区最近宣布，将向神父John Geoghan的50个受害者各赔偿50万美元，向另外36个受害者也作适当赔偿。赔偿总额达1500万至3000万美元。在四面楚歌之中，Law又不得不交出他所藏的在过去50年间奸污和猥亵儿童的80个神父的名单。
　　几乎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那个在2000年大选的计票战中名扬四海的棕榈滩(Palm Beach)县的主教Anthony OConnell被迫辞职。他供认玩弄了一个男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男童是在遭到另一个神父的性侵害后跑到OConnell处求救时遭此毒手。而在这个男童最终将事情公之于众的几天前，OConnell还与佛罗里达州的其他几个主教一起，发表了一篇谴责对儿童进行性侵害的声明，真可谓极尽人间之无耻。
　　事情还远未结束。纽约大教区的大主教，最近被控告在康涅迪格州的Bridgeport任主教时，如同Bernard Cardinal Law一样庇护娈童癖的神父，使许多儿童因此受到性侵害。在西海岸旧金山北面的圣罗莎(Santa Rosa)教区，至少有6个神父，包括一个主教，被指控对儿童有性侵害行为。从1月份至今，全美国已有17个教区的55个神父因涉嫌性犯罪而被解职或停职。迄今为止，美国天主教会已向受害者赔偿了10亿美元。有人估计，大概有2%～4%的神父曾对儿童有性侵害行为。如果再想想一个神父的受害者有时高达几十甚至上百，就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了。
　　美国的天主教会走到这步田地，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教分离的传统。众所周知，政教分离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它防止了主流宗教力量利用国家权力压制不同的宗教传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信仰自由。然而，罗马天主教廷有着不亚于国家机器的官僚组织，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教皇的权威常常高于自己的国家。美国虽是个新教国家，但有着6600万天主教徒，比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其政治势力无人敢忽视。从历史上看，美国天主教的兴起与爱尔兰移民的涌入密不可分。这些移民初来美国时居于白人社会的底层，颇受歧视，所信奉的天主教又属于少数派，经历过美国反天主教的骚乱，受害者心理极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也极为团结，常常把任何对天主教的攻击视为对自己这个族群的攻击，并能群起而捍卫自己的信仰。如今虽然天主教早已扩张到爱尔兰裔的族群之外，但这"一致对外"的传统还非常之强。所以，在美国批评天主教从来都是十分敏感的事。
　　从天主教会内部来看，教会的统治有着极强的权威主义色彩，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主教、神父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对教民的关系如同牧羊的"牧师"对羊的关系一样，具有绝对不容置疑的权威。19世纪40年代，纽约具有传奇性的主教John Hughes把一切非神职人员都排斥在管理教区的权威之外，美国的天主教，从此完全被300多个主教所控制。他们只对罗马教廷负责，一般教民根本奈何他们不得。就性侵害一事而论，教皇保罗二世敕令各主教出了事直接向罗马教廷报告，并由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在毫无外界监督的情况下审理。结果，性侵害虽然属于地地道道的犯罪，应该立即报告警察，但各主教哪里把世俗的权力放在眼里？他们无例外地将案子向当地警方封锁，直接送到罗马教廷。
　　可见，天主教会在美国的运作，如同一个国中之国，并且在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社会施行中世纪式的权威主义统治。如阿克顿爵士所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不管是神职还是俗职，都无法"免俗"。中世纪时罗马教廷的腐败和残酷，不下于任何一个世俗的专制权力。这些握有绝对权力的神父们，道德的高调比谁唱得都高，但干出的事情比谁都肮脏。如今事情败露，主教们被迫向地方司法机关交出有性侵害行为的神父的名单，俗权开始管起"神权"来。这也是中世纪的天主教秩序与现代民主社会早晚要发生的冲突。
　　美国并非布什所宣称的"被信仰所指引的国家"。相反，美国的"俗权"，一向对任何全球性的权威都不放在眼里。骂联合国的是美国，指责奥委会腐败的是美国，如今挑战罗马教廷的又是美国。天主教会里的娈童癖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在法国有，甚至在当今教皇的老家波兰也有，但也只有在美国才可能闹得这么大。可惜，罗马教廷错估形势，一直觉得这种性方面的问题是美国特产，不具有普遍性，因而反应迟钝无力。保罗二世虽然强烈谴责教士对儿童的性侵害，但教廷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来治理此事，无形中鼓励了美国各教区的那种息事宁人的政策。有些人已把保罗二世在这件事上的沉默，与当年的教皇Pius Ⅻ默认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相提并论。
　　而更严重的是，天主教在美国社会中的根基是否已经根本动摇。天主教与新教不同，坚持教会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所以很难把信仰与对教会的信心分开。而这些神父的行为，破坏了人们对教会的基本信任。比如一对虔诚的教徒，把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帮助教会。当地的神父也自然成为家中的座上宾，亲如一家人。每逢假日周末，这个神父都要带这家的男孩出去玩。这本是天主教教区中最值得骄傲的社区精神。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神父竟对这一男孩行奸数年之久！如今这样的案件，充斥媒体，谁还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神父？美国公立教育破败，教会学校优异的教育质量甚至吸引了大量的非教徒。布什政府的教育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使这些教会学校能享受一些政府的资助，结果引起有关政教分离的一场大辩论。如今一夜之间，许多人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也开始犹豫再三。教会学校似乎已不是躲避公立学校的暴力和性泛滥的避难所了。
　　美国的天主教传统最初正是从爱尔兰而来。爱尔兰本来是天主教的堡垒，但十几年前，由于教士的一系列性丑闻，使教会的权威和信誉受到致命打击。如今，爱尔兰社会已进入了所谓"后天主教时代"。美国会不会步爱尔兰的后尘，人们将拭目以待。
西方：　白种人灭绝
　　"西方"已经开始变色了。在21世纪内，白人在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少数民族；在欧洲，就连种族最"纯粹"的日耳曼民族，也不得不首次在自己的国家足球队中起用黑人，一色金发碧眼的德国足球将成为历史的记忆；而我们东亚的青少年们，也学着日本人纷纷染起金发冒充起"西方人"来。"西方"作为一个纯粹的白种文化概念，也许活不过本世纪。
　　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一本惊世之作《西方的没落》，悲叹西方文明大势已去。最近，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布凯南(Patrick J.Buchanan)以更强的危机感写就一本《西方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West)，大声疾呼西方文明不是正在没落，而是正在死亡。
　　1988年，布凯南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出人意料地掀翻了副总统老布什，成为共和党令人瞩目的右翼非主流派的领袖。以后他每逢总统大选必出来凑热闹，虽然屡战屡败，却总能翻云覆雨，影响选举结果，没人敢不把他放在眼里。即使在他与共和党分裂后的2000年选战中，也无意中借蝴蝶票夺走了戈尔在佛罗里达的选票，戏剧性地改变了选举的结果。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长盛不衰"，主要因为他代表了一些在全球化过程中生计受到威胁的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这些教育不高的白人劳动阶层，一方面憎恨移民和有色人种抢了他们的饭碗，一方面又厌恶大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而迁往国外，对偏向有色人种的民主党和鼓吹自由贸易、亲大企业的共和党主流都大为不满。布凯南着眼于保护这些白人的既得利益，提出锁国的主张，要限制移民，建立贸易壁垒，把大企业留在国内，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死党"，对美国政治颇有影响。
　　如今他提出的"西方的死亡"的警告，也是基于一个为这些下层白人的简单大脑所容易理解和消化的理论：　人口数字决定一切，"我们的人"在世界上越来越少！根据布凯南的数据，1960年"欧洲种"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00年，"欧洲种"只占人类的六分之一；到2050年，则只剩下十分之一。从统计数字上看，这是个正在灭绝的种族。
　　其实，这一"白种人灭绝"的现象，不过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萎缩的一个侧面而已。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或地区，都被低生育率所困扰，面临人口的高龄化。像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非白人的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与欧美同病相怜。可见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白人"的问题。相反，美国人口老化的危机，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小。虽然美国的出生率远不足以维持现有的人口水平，但美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在最近10年不仅使美国人口持续增长，而且刺激了经济的膨胀。在经济衰退中，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巍然不降，移民立了首功。而且，新移民平均年龄低，生育率也比所在国的生育率高。所以，在未来几十年，美国人口将缓慢增长，而其他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则会下降。
　　面临着日益老化的人口，发达国家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除了吸收新移民外无路可寻。即使一些最讲究种族纯粹的国家，也不得不调整起政策。德国到2020年，每年不得不吸收100万移民来维持其劳动大军；日本正在讨论如何每年"进口"50万韩国人，并在5年后把他们遣送回去；如今首位芬兰裔的金发碧眼的日本人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象征着移民社会在日本的开始。
　　然而在布凯南看来，移民这剂药比人口老化这一病症更可怕。因为移民多是来自贫困的、人口过剩的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在欧洲，大量北非和中东的移民已将伊斯兰文化带进西方文明的心脏。在美国，不加控制的移民带来了太多有色的非基督徒，会把美国变成没有共同历史、共同祖先、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信仰、共同英雄的巴尔干式的人种大杂烩。白人最终将被这些外来的"杂种"所淹没。
　　如今，美国有3000万人口是外国人所生(foreignborn)，占人口总数的11%。这在美国并非史无前例。在1870年至1920年间的移民大潮中，13%～15%的美国居民是外国人所生。不过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最严酷的反移民法案，特别是针对亚裔的反移民法案，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在布凯南看来，当时那些意大利、东欧的移民，至少是白种的基督徒，与今日的移民不可同日而语。在历史上，白人欺压有色人种。自民权运动之后，有色人种要讨回公道，有良心的白人也深感负罪。于是"政治正确"的左翼话语模式渐渐得势，有时也难免矫枉过正。不久前看一个讲灰姑娘辛黛瑞拉的歌舞剧，不仅辛黛瑞拉变成了黑人，国王和王后也是一黑一白，生出来的王子竟是个亚裔，活像个香港影星！这当然把种族给摆平了，但却让人感到不伦不类，荒谬可笑。本来，辛黛瑞拉是个白人的故事，属于白人的文化遗产。眼看白人就要变成少数民族，为什么不应该保护其文化遗产呢？在"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下，谁的遗产都应保护，唯独白人的遗产提不得，也难怪有人有"西方的死亡"之叹了。
　　那么，谁应为这一种族灭绝负责呢？在布凯南看来，主要责任者应该是西方的妇女。他声称，由于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和文化变革，获得"解放"的西方妇女放弃了她们为西方文化传宗接代的使命。要防止西方的白种人灭绝，唯一的手段就是使西方的妇女回到家中当贤妻良母，把生儿育女看作生活的首要目标。看看当今在美国渐渐崛起的保守的男权运动，布凯南的主张也并非旷野里的孤嗥。
　　在美国，已没有人相信布凯南有机会入主白宫。他与共和党分手后，对共和党政纲的影响力也大大减弱。他的支持者，也只占选民总数的1%。但是，《西方的死亡》出版后，已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了10周以上，可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视。1960年代民权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触犯了白人的既得利益，进而塑造了一代所谓"愤怒的白人"。他们在1980年代成功地把里根推进白宫，使古德沃特(Barry Goldwater)开启的战后保守主义，从边缘的激进运动一变而成为美国的政治主流。今天如火如荼的全球化大潮，也正在培养新一代失去既得利益的"愤怒的白人"。他们将在两大党中，积极寻求自己的代理人。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必须在反移民的工会和新移民特别是拉美裔选民中作出选择；共和党则必须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大企业和反移民的白人中产阶级之间有所取舍。
　　不管两党的移民牌将怎么打，"9·11"已使反移民的势力大增。布凯南不失时机地写道："一觉醒来，我们发现在我们这里的数百万外国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有几万人对我们的敌国效忠，更有些训练有素的恐怖主义者，时时准备谋杀美国人。"在国会中，民主党议员James Traficant大声质问："如果你的前门和后门都不锁，你怎么能保卫自己的家？还有多少美国人会死？如果每年30万非法移民可以进入美国，那么毫无疑问那些有邪恶意图的人会潜入我们国家，继续杀害美国人。"
　　无独有偶，反移民的"纯种主义"运动也已席卷欧洲：　最近在法国的选举中，布凯南式的反移民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勒庞大出风头，以17%的得票率击败法国左翼政党，在初选中名列第二；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仇外的极右翼已进入政府；丹麦的右翼少数派政府要靠与反移民的极右翼的联盟来维持其合法性；在瑞士和挪威，极右翼在大选中频频有不俗表现，甚至常常在民调中领先；在荷兰的鹿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极右翼已经在过去几年赢得了地方选举；在德国的汉堡，极右翼也进入了执政联盟。然而，他们的表现提醒我们，虽然布凯南领导的白人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暂时退潮，可是一旦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白人种族纯粹论就会死灰复燃。
　　可惜，不管反移民运动会走到何处，人口的铁律却不会变。这一点布凯南并没有错。如果你一定要把"西方"定义为白种文明的话，"西方"确实正在死亡。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1）
帝王化的总统：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
2004年11月2日，布什将面临美国人民对他的公决。不管他是否能够连任，他执政这4年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他来自主张限制联邦政府的共和党保守主义传统，却大幅度扩张了政府的规模和权力。他是以少数票上台的弱势总统，行使权力却如世界之君，独断专行，毫不妥协，使总统的职位帝王化。他这4年，对美国的总统政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总统的权力，是否越来越接近君主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否正在使美国背弃自己的理想？
布什：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真命天子”
伊拉克战争，就是布什把总统权力转化为君主权力的一个最典型的后果。现在许多美国人担心陷入伊拉克的泥沼不能自拔，但一些知道内情的政治精英，包括一些共和党精英，则更担心在伊战背后白宫行使权力的方式。前里根的内政顾问、老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高官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最近私下对记者说：如果11月2日布什获胜，从11月3日开始共和党内就会爆发内战。
也许内战已经开始了。众所周知，基督教福音派是布什背后最大的社会力量，把布什视为上帝的使者。福音派影响最大的电视牧师，曾和老布什一起竞争过198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伯逊（Pat Robertson），在谈起布什时曾公开说：“上帝祝福他，这是上天对皇帝的祝福。”对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信徒来说，布什就是帝王！
然而，就是这位罗伯逊，最近在CNN揭出他在伊战前和布什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警告布什：“上帝告诉我那里（伊拉克）将有灾难和乱局。”但布什根本听不进去。按罗伯逊的说法，布什是“我见到的最为自以为是的人……他坐在那里，仿佛是在对你说：‘我正坐在世界的顶峰。’我警告他伊战的危险……试图对他说：‘总统先生，你要让美国人民对可能的伤亡做好准备。’他则说：‘没事，我们不会有任何大不了的伤亡。’”
罗伯逊不仅是布什的支持者，也是伊战的支持者，但他公开表示自己已经对伊战深为不满。他所揭示的，不过是一些民主党人早就谈论的布什的帝王习气。拜登（Joe Biden）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领袖。在伊战前，他去白宫对布什讲了许多自己的忧虑。但布什却十分肯定地告诉他：一切都会万无一失。拜登当时就追问：“总统先生，当你明明知道你不掌握事实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布什站起来，把手放在参议员的肩上说：“我的本能。”当时屋里一片寂静，没有人敢说话。拜登摇摇头：“总统先生，光凭你的本能是不够的。”
布什凭信仰而非理性为政。他最著名的故事是，当记者问他伊战前是否和自己的父亲、曾赢得海外战争的老布什有所沟通时，他马上否认，并称他在向更高的权威（也就是上帝）请示。一位评论家指出，在伊战前，美国总统竟不和唯一一个打过伊战的前任沟通，这是最基本的失职。但在布什看来，他受命于天，不需要在这个世俗世界对任何人负责。
也正因为如此，布什的命令常常就是“天命”。谁要不听，就被踢开。前新泽西州的女州长、布什的首任环境部长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曾私下向记者透露了一段她事后不肯公开认账的故事。她在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足够的事实支持现行的政策。就凭这一点，她被指为不忠，最后辞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的故事更是惊人。2002年12月，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召集两党的参议员、众议员代表讨论巴以和平问题。当时大家提起向该地区派遣维和部队的可能，并认为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不被巴以双方信任，难当此任。于是兰托斯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有25000名训练良好的军人，是派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良好候选。这时布什打断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停地说瑞典。那是个中立国，根本没有军队。”
兰托斯目瞪口呆。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委婉地说：“你也许以为我是在说瑞士了。瑞士是传统的中立国。不过瑞典确实有很强的国民警卫队。”
“不对，”布什斩钉截铁，“是瑞典没有军队！”
屋里一片寂静。直到另外一个人开始谈别的话题，才算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闷。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布什刚刚上任不久访法，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当时一位来自NBC电视网的美国记者用法文问希拉克问题，这不过是显示对东道主的礼貌。不懂法文的布什却以为记者是在问自己，而且是故意炫耀一种明知自己不懂的语言。所以不等希拉克开口，就在全世界面前抢过话题没好气地修理那位记者：你讲得不错。本总统也懂两国的语言（布什能说几句西班牙语）。但我听得懂英语，为什么不赶紧讲英语！？弄得站在一旁准备回答问题的希拉克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那位记者开玩笑说：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最后搞成这样坏，大概全怪我了。
布什的本能有多牢靠，由此可窥一斑。如果凭这样的本能治国，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2）
从谦卑到独断
其实，布什本来并不是这样。2000年12月，在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时，布什和三十几位牧师在得州奥斯汀的一个教会聚会。当时他问大家：“我怎么才能对我们国家的灵魂讲话？”他特别强调：“我从来没有和穷人一起生活过。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是个共和党的白人。我不懂这些。我怎么才能懂呢？”一位牧师答道：“你要倾听那些穷人和那些与穷人一起生活、工作的人的心声。”布什立即把给他写讲话稿的助手叫来：“我要求你好好听听这些话！”后来他在就职演说时果然讲：“在我们的国家，很多人不理解贫困的痛苦。但是，我们应该倾听那些有这种痛苦的人的心声。”这大概是夫子自道，却也真挚诚恳。
这是早期的布什：开放、健谈、谦和、愿意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不在乎问可能显示自己无知的问题。布什善于人际交往。这种才能，和他敢作敢为的精神配合得天衣无缝，创造了一种朴实、诚恳、果敢的魅力，折射出美国小老百姓的品德，使他比老父更加容易获得选民的爱戴，也和自以为是的戈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他2000年赢得大选的关键。
但是，这种开放性，在当了总统不久后就消失了。到2001年中期以后，白宫里就听不到异见。在白宫的工作会议上，自由讨论变成了照本宣科。从内阁部长到他们的下属，常常事先被告知总统在场时应该讲什么，在每个题目上讲多长时间。不仅如此，在这些人讲话时，布什只听，没有任何反馈，也从来不问问题。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有时还争论一下，但没有人附和，布什很少让双方澄清自己的立场。他听下属讲话好像是例行公事，不表露一点兴趣。用前财长奥尼尔的话来说，布什与其阁僚就如同一个盲人和一群聋子在一个屋子里，彼此没有沟通。他自己和布什一对一讨论经济问题，布什也同样一言不发。后来奥尼尔辞职，出版了回忆录抱怨自己对牛弹琴，布什反唇相讥：“奥尼尔讲得实在是枯燥得要死！”可见布什在听下属的意见时是什么心态了。正是因为如此，政府中有丰富经验的高级行政人员越来越感到他们的意见没有人关心，自己的职责就是做个应声虫。
这样，布什的顾问越来越少，他的圈子越来越小。即使是切尼，开会时也不大说话。他有话要说时，就和布什私下交流。到底他们是谁听谁的，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不过，当布什作了重大的决定时，那就一定是上帝来电话告诉他的。比如他决定入侵伊拉克，事先竟和鲍威尔这个国务卿没有任何讨论，只是最后通知他一下自己的决定，让他到世界上照本宣科。毫无心理准备的鲍威尔委婉地提醒布什：“你真这么肯定吗？要知道，你砸烂一个东西，就得拥有它。”布什根本不准备讨论下去。结果鲍威尔难以置信地走开，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天呀，他真的要干了。”
接着，布什召来两党的国会议员，要国会给他用兵的授权。一位共和党参议员事后回忆说，当时布什走进屋里，劈头就说：“我要你们投票，我不会和你们辩论。”当一位参议员开始问他问题时，布什马上打断，重申：“我不要跟你辩论！”
后来布什直言不讳地承认：“在这段时间，我祈祷上帝给我力量来贯彻他的意志……我当然把战争的正当性建筑在上帝那里。要知道，我祈祷自己能够成为上帝的一个良好的使者。”
2002年，一位记者在写了一篇白宫不喜欢的文章后，见到布什的一位高级助手。这个助手称这位记者属于“生活在以现实为基础的社群中。这个社群的人总是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始于对可观察的现实的明智研究”。然后他训斥道：“告诉你，这一套已经不是现在世界运行的规则了。我们现在是个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就会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当你们‘明智’地研究这个新现实时，我们又会行动，创造另一个新现实，而你们还会跟着研究。这就是世界运行的程序。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你们则被留在那里研究我们成就的事业。”
这些话坦率地道出了新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而这一信条，也只有在布什这样自认为是被上帝加冕的帝王式总统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3）
总统与君主
然而，伊战已经证明，创造新现实并不容易。美国不仅没有在伊拉克创造一个新现实，反而陷在旧现实中不能自拔。即使是新保守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撰文批评自己的同道，称新保守主义本来是建立在对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怀疑的基础上。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像林登•约翰逊那种“伟大社会”的计划，只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无法控制的后果。本世纪早期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提出建设“对民主安全的世界”的普世主义外交路线，同样充满了社会工程的天真信念。可惜，美国在伊拉克建设民主时，完全无视保守主义对社会工程的质疑。美国在海外进行国家建设本来就乏善可陈。中东又缺乏民主传统。但是，面对这些现实，美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己在伊拉克的合法性问题。一句话，美国已经到了必须回到现实世界中的时候。
回到现实，就必须理解带领国家走出现实的人。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可能脱离现实。但布什在一个直接民主的社会，带领国家走出现实如此之远，不仅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挑战，而且可以拒绝承担由此而来的政治责任，俨然是个君主，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奇迹。
民选总统与君主不同的地方在于，总统受到更多的制度制约，其权威会随时面临挑战；君主则常常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超越日常的政治责任。在这方面，布什更加像个君主。在他与克里的第二轮辩论中，一位选民请他说出自己犯的三个错误。他竟一个错误也不肯认，只说自己也许曾经任命错了人。换句话说，即使他的政府犯了错误，也一定是那些辜负了他的信任的手下人犯的，与他本人没有直接关系。从肯尼迪到里根，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总统从来没有这种超越政治责任的君主心态。相反，他们随时准备向选民承担责任，并因此获得选民的信任。
是什么造就了布什这样超越政治责任的君主呢？我们不妨检讨三股历史力量：不断扩张的联邦政府和总统职能，由大众传媒所促成的总统与选民间的即时互动，以及基督教保守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
联邦政府和总统职能的扩大
美国的前身，本是一些自治的殖民地的集合体，因为和英国王室冲突，经过独立战争才最后形成一个联邦。吃够了欧洲君主专制之苦的建国之父们，对集权体制非常警惕。他们虽然不得不创立一个联邦政府，但给这个政府的权力极为有限。在1930年代“新政”以前的１００多年，联邦政府的职责多半是资助或辅助（patronage）性质的，除了对外战争外，在国内的主要权力在于发放联邦补贴、制定关税、管理公共土地、确立专利制度以及制币等等。早期的联邦政府曾免费向农民寄送新的农作物种子，后来又以象征性的价格把大量联邦土地送给西进的开拓者、大学、铁路公司等等，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真正进行“实质性统治”的，还是各州政府。比如基本的民法、商法、教育法、刑法、行政法，全由州政府落实。州权可以在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品行的名义下，在法律上规定个人的行为准则。但这种对社会规约性的权力，一般是不交给联邦政府的。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联邦政府在规约性权力的范围内扩张，就会引起强烈的抵抗。南北战争就是一例。联邦政府认为跨州的奴隶贸易已经超出了州权的管制范围，必须运用联邦权力对之规范。南方各州则认为，对奴隶制的干预，使联邦政府越出自己的范围，对社会行使规约性的权力，侵犯了州权，所以联手反叛。最后联邦政府赢得了南北战争，并开始发行统一货币和征收早期的所得税，权力有所扩张。到19世纪末，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企业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州的界限，联邦管理权随之增长，联邦所得税制在1913年终于被确立下来。
不过，一直到“新政”以前，联邦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都十分有限。当时的笑话说，联邦政府要是关门，老百姓半年后才能感觉到。后来罗斯福要给白宫配备6位高级助手，还要费劲找议会批准。如今白宫则已经有好几百工作人员。可以说，“新政”创造了一个职业官僚集团，这个集团掌握了日益复杂的联邦政府的行政事务。
从“新政”到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36年间共和党只有艾森豪威尔当了8年总统。在民主党对总统政治的绝对主导下，联邦政府迅速扩张，其对社会的规约性权力越来越大。从1968年尼克松上台到２００４年这36年间，总统政治进入共和党主导的周期，民主党只有克林顿和卡特当了总共12年的总统。特别是自里根以来，共和党试图削减联邦政府，甚至把政府看作敌人。但是，每当共和党要削减联邦政府时，就会在政治上碰壁。每当民主党要扩张联邦政府时，也同样在政治上碰壁。这说明“新政”的遗产已经生根，目前的政府规模和权限已经成为社会的政治共识。联邦政府不仅在个人头上征收巨额的税款，而且在教育、种族、医疗、社会保障，甚至性别、语言等问题上，无所不在地干预社会行为。联邦政府对老百姓个人的生活，有了越来越直接的影响，这就大大提高了行使这一巨大权力的总统的政治地位。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4）
总统制、媒体与君主的奇里斯玛
当总统的权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的影响时，老百姓对总统的期望也就越来越高，乃至连自己失业也要归咎总统。在战后总统政治中，挑战者为推翻在任者对选民说得最多的话是：“现在你们过得不如意，就是因为这位总统出卖了你们的利益！”在1976年以前的80年，只有两位在任总统竞选连任失败。但在此之后仅28年，就有３位在任总统连任时落马，只有里根和克林顿连任。可见，总统连任已经越来越难了。
这多少说明，总统权力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选民对总统的期望值的增长率。用来填补总统的治理能力与选民期望之间的落差的，就是总统的个人魅力。实际上，从罗斯福、肯尼迪到里根、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大都借助于君主式的奇里斯玛权威来获得拥戴。
这种总统的个人魅力，改变了总统与选民的关系，甚至破坏了民主政治的理性逻辑。本来，总统是执行民意的工具，权力受到民意的严格限制。如今，老百姓由于为一个总统的个人魅力所慑服，宁愿放弃自己在政策方面的某些要求。这样，权力就被人格化。而这种人格化的权力，又和选民的政策偏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和独立性。比如，1984年许多选民在政策上支持蒙代尔，却因为被里根的魅力慑服而投了里根的票。2000年，美国选民在政策上明显倾向戈尔，但因为在个人气质上喜欢布什，所以布什成了总统。今年大选的一系列民调表明：大部分选民认为国家正在错误的轨道上，布什的支持率大部分时间在50％以下。他能够长时期压克里一头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选民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个人喜好度远远高出克里。也就是说，相当多的选民，因为个人魅力而向总统效忠，颇像臣民向君主效忠。这已经把总统在政策上向选民效忠的关系给本末倒置了。
这种“民主式的君臣关系”之所以成立，可以归结于两个因素。首先，美国的总统制，实质上是直接选举。总统和选民之间，没有议会的缓冲。在欧洲的议会制国家，选民投票给自己选区内的议员。当一党或多党联盟在国会议席中占了优势时，该党或多党联盟就成了执政党，其党内领袖就成了国家首脑。在这个过程中，选民不是直选国家首脑。国家首脑要由议员们推选的政党领袖充任。既然国家首脑不是选民直接选举的，就不具有美国总统那样对选民的直接感召力。
美国在立国之初，对总统的产生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有主张直选的，有主张议会选举的，也有主张由州来推选的。最后的选举团制，实际上是这些主张的折衷：各州根据本州议员的数字分到一定数额的选举团票，由本州来决定把这些票投给谁。即使是主张设立强大总统职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认为“由公民从大众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最有可能掌握必要的信息和洞察力完成这样复杂的调查（来选举总统）”。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州采取了“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 votes）的原则进行选举团投票，即谁赢得了该州的多数票，就赢得了该州所有的选举团票，选举团票无法独立于本州多数选民的意志，结果总统选举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多数统治的直选。
这种直选，要求总统个人对选民有直接的感召力，而大众传媒的发达，又使总统与选民直接的互动成为可能。罗斯福是20世纪第一位强有力的总统。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广播的普及。结果，罗斯福一当就是４任，他死后国会不得不通过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不能超过两任。里根年轻时就是被罗斯福在广播中的魅力所征服，后来自己也从事广播业，并因此练就和选民直接交流的能力，成为“伟大的沟通者”。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播不仅塑造了罗斯福这样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也成就了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广播在德国，有效地传播了纳粹的意识形态，培育了国民对希特勒的崇拜。
从肯尼迪以后，电视成为塑造总统魅力更直接的手段。肯尼迪与尼克松在1960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使肯尼迪成为“没有摇滚歌星时代的摇滚歌星”。而从里根到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无不是电视明星。
大众传媒对总统的“零距离”的关注，使总统不得不把一切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领域都加以包装，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同时，总统的私生活也完全被媒体所侵占，这才有了克林顿的性丑闻这样的闹剧。实际上，通过个人生活来塑造公共魅力本来就是开明君主制中的老游戏。当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国，就把个人的私生活都当成政治筹码。她高度近视，在伦敦街头和臣民说话时，为看清对方不得不把脸凑得很近，成为女王“亲民”的一大景观。有了现代的大众传媒，这些伎俩更被演习得淋漓尽致。总统和选民之间，每天都有即时互动。投票前选民首先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愿意让这个人在未来４年中每天都出现在我卧室的电视荧光屏上”？戈尔2000年输的一个理由，就是选民受不了他那个优等生的嘴脸。他似乎一天到晚在那里举着手嚷嚷：“老师，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答案！”一般的美国人上学时不是优等生。在美国的中小学，大家常常捉弄优等生。结果，笨嘴拙舌、一道题半天解不出来的布什，倒深得选民的青睐。大家显然更愿意相信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的人。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5）
政教合体与国内冷战
肯尼迪和里根，都能有效地运用媒体创造个人的奇里斯玛权威。布什又有新的创造：他让基督教来为自己的权力加冕。这就使美国总统变得更像旧欧洲的君主。
美国素有政教分离的传统。不过，这个传统的成立，还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来理解。笔者已经指出，建国之初，联邦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很少有规约性的权力。联邦政府不仅无权干预宗教事物，而且对教育、种族、婚姻等诸多社会事务也都无权过问。当联邦政府和公民的个人生活不发生或很少发生直接的关系时，宗教信仰作为个人事务当然很容易和政府权力分隔开来。在立国的前１００多年，由于联邦政府在伸张自己的规约性权力时非常谨慎，尽可能不干预基层的社会生活，所以在种种社会冲突中，大多能够置身事外，只有在奴隶制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上才引发了内战。这种在规约性的权力方面的节制，也是美国能够维持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关键。
但是，当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不断规约社会生活、介入公民的私人领域时，人们就会在越来越广泛的问题上要求联邦政府站在自己一边。举个简单的例子。在100多年前，当联邦政府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拒绝代表基督教的利益时，信仰基督教的主流社会并不介意，反正华盛顿距离老百姓的个人生活很遥远，在社会中不重要。况且，大家也没有给联邦付多少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支使政府。如今，联邦政府无所不在，有强大的权力规约社会生活。联邦政府是否站在基督教一边，对基督教的成长至关重要。况且，信奉基督教的主流社会，每个家庭要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税金缴纳给联邦政府。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你怎么能拿着我的钱不为我服务呢？所以，基督教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总统政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里根的政治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联盟。不过里根骨子里还是个人主义者，反对把宗教引入政治，其政治目标是让联邦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布什则依靠的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这一单一的力量，并通过大幅度地扩张联邦政府的职能来贯彻其宗教立场。比如同性恋结合的问题，本来属于婚姻法这一典型的州权范围。阻止联邦权力对州权的侵犯，一向是共和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但是，布什主张修改联邦宪法，禁止各州容许同性恋结婚，实际上是明火执仗地用联邦权力侵夺州权。美国是个地域广阔、文化多元的国家。本来，马萨诸塞的同性恋可以结婚，得克萨斯州的同性恋不能结婚。各州风土人情不同，至少还相安无事。联邦政府一介入，双方就非得决一死战不可。
从2000年到2004年，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巨变：“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股市的坍塌、IT经济泡沫的破灭、华尔街丑闻，乃至几百万人口正常死亡，几千万人口迁移到新的州。但是，尽管世界这样天翻地覆，美国的选民构成也今非昔比，总统政治却一点没有变。2000年美国是50比50的国家，2004年还是个50比50的国家。如果布什连任，这样分裂的政治僵局，至少还会延续4年。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国内冷战时期。
这一国内冷战的历史原因，是联邦政府的过分扩张，不同的社会力量在总统选举上不得不加大赌注，使之成为一种零和游戏。布什则大大加剧了这个趋势。他背离了共和党限制政府的基本信条。联邦政府在他手上，扩张到克林顿时代也望尘莫及的程度，而且他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扩大了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政治基地的利益，进一步提高各方在总统政治中的赌注。从历史上看，单纯以意识形态和宗教信条为合法性基础的权力，必然带来冲突。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20世纪的苏美“冷战”，莫不如此。
布什之所以选择这场冷战，除了他的宗教狂热外，还由于他个人能力的局限。前面提到的民主党参议员、现在克里的外交顾问拜登一语中的地说：“大多数成功的人都善于在其事业的早期估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这些普通人会充分利用自己的长处，但同时也会努力改进自己的短处，至少会把我们的弱项提高到一个过得去的程度，使之不至于在关键时刻坏了事情。但我不认为布什在这方面做出过认真的努力，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每一次失败，都有他的家庭和朋友来帮助他解脱。”言下之意，如今布什当了总统，再不能指望比他更有权势的亲友来解围，于是他那些没有改进的弱点就开始大肆为害。
布什有着极高的与人交往的天赋。这使他利用自己的家族关系，迅速在政治上发迹。但是，布什缺乏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正是美国高级职业社会所最珍视的能力。30年来，布什一直为这方面的能力所困扰。在耶鲁，人们看着他就摇头，觉得他处处比不上他父亲。在他20多岁那段时间，耶鲁的同学都迅速在法律、商业、医疗等方面建立了自己的职业信誉。布什却东游西荡，一事无成。他号称是哈佛商学院出来的CEO总统，但他经营私人企业是个地道的失败者，每次破产都要靠家族的朋友救驾。1985年，他的生活陷入最低点：酗酒过度，婚姻危机。在一个朋友家的晚宴上，他喝得过多，粗鲁地冒犯了他母亲的一位朋友。老布什夫妇大怒，决定再不能对这个不肖子听之任之，于是找来一位做牧师的老友对之调教。
这位老友花了几天时间和布什呆在一起。布什终于再生了。他断了酒，挽救了婚姻，并定期参加《圣经》学习班，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信仰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善他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他在事业上还是一事无成。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6）
这时，老布什的商业伙伴，在一个大投资公司当执行总经理的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接到了一位尼克松的前助手的请求：“我们这里有个人，最近生活很不走运。他需要一个工作，一个类似董事会里的工作。”就这样，鲁本斯坦让40多岁的布什进了董事会。据鲁本斯坦回忆，布什参加了所有董事会的会议，开了许多玩笑，有的玩笑让人不得要领。不过，３年后，鲁本斯坦终于找到布什说：“经过这３年，我不能肯定这个职位适合你。也许你应该干点别的。主要是我看不出你对我们董事会做出了任何有价值的贡献。你对这个公司知道得实在太少。”布什回答：“我本来也想走了。我实在也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还是辞职吧。”
这时离布什成为总统、掌握世界最大的权力，只有区区６年的时间！布什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成就过任何东西。
不过，他相信“更高的权威”，相信上帝会拯救他在这方面的不足。他要靠信仰、靠运用人际交往的能力传达自己的信仰而获得成功。在美国的选民中，像他这样“再生的基督徒”代表着至关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说这些人占选民的近40％，有人说白人的“再生的基督徒”占选民的四分之一。所以，布什要把自己和这些人绑在一起，发出这些人的声音。这就是他所谓的“本能”。这就是他所谓的“最高权威”给他的指示。一旦有了这些，他的分析力当然就不重要了。
这一战略确实收到奇效。虽然布什４年的政绩一无可取，但在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看来，他是在替天行道。一位选民曾这样说：“对我而言，上帝控制着一切。上帝派这位总统来抑制邪恶，保护我们的国家。”他见到布什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我真诚地感谢上帝让您当我们的总统。”布什当仁不让地回答：“谢谢！”一句话，君权神授。这是布什的合法性所在。
但是，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成了典型的ABB（Ａnyone but Bush除了布什谁当总统都行），把布什政府视为邪恶帝国，恨之入骨。在这样的冷战中，总统要在意识形态上对自己的一方负责，而不必在乎日常的政治责任。因为联邦政府对人们的生活已经干预得如此之深，只要总统站在自己一边，他再错也是好的。如果总统站在自己的敌人一边，他再对也是要不得的。保守派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观察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造就了两类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善于把握事物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注重知识和行政技术。共和党的总统则是信仰的领袖，能够提出明确的目标，直来直去地宣示自己的政治理念。民主党赞赏能够与其阁僚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地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总统。共和党则要求总统能凌驾于群僚之上，显示个人的领导才能。在这场国内冷战中，立场重于逻辑，感情压倒了理性，共和党的简单明了、具有信仰感召力的领袖，比起民主党那种知识丰富、考虑问题周到、治国技术精熟却缺乏登高一呼力量的竞争者来，多少要略占优势。
布什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的制度和历史给他提供的多方面的机缘。总统实际上是直选，这使他这么一个没有太多业绩可陈的人绕开在党内精英中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在媒体中总统与选民的即时互动，又使他的人格魅力超越了其政策的失败，获得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效忠。但更重要的是，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基督教保守主义开始要求政府摆脱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问题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布什在这一势力身上下赌，要运用总统权力替天行道，把自己变成了上帝的使者。于是，他不需要负传统意义上总统需要负的政治责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支持者证明自己秉承的“天命”。只要他的支持者能够像打圣战一样走向投票箱，使他在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他就是真命天子，他就会执掌和行使君主一样的权力。
美国的建国之父，痛感欧洲的王室经过宗教的加冕，以君主奇里斯玛式的权威赢得臣民的忠诚，行使着专制的权力，于是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共和国，避免王权对社会的压制。但是，２００多年后，布什已经把总统权力推得离旧欧洲的王权越来越近。这也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200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两党政治第1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1）
戈尔早已经宣布不参加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了。2004年不会是2000年的重赛。但是，今年大选可能又会出现2000年那样的平局。美国这个世界超霸，已经在政治上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个美国。
从人口构成上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选民的46％。大选争夺的是中间的8％。一个3月初的民调（民意调查的简称——编者）显示，86％的选民已经打定主意投谁的票，虽然距11月2日的选举日还有8个月之遥。选民如此早就这么“立场坚定”，在美国总统政治中似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不管谁胜谁败，今年的大选将出现的最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在这场“两个美国”的决战中，决定胜负的选民，不属于这“两个美国”中的任何一方。他们是极少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的中间派。
两党政治的“草根”
所谓“两个美国”的概念，来源于一位大牌民主党战略家格林伯格（Stanley B.Greenberg）不久前出版的书《两个美国：我们目前的政治死局和破解之术》（The Two Americas: Our Current Political Deadlock and How to Break It）。在民主党的预选中，黑马爱德华兹参议员索性把书名作为自己的竞选政纲，声称布什已经把美国变成了“两个美国”：在一个美国衣食无忧，大家享受最好的医疗，孩子上最好的学校，钱越挣越多；在另一个美国，大家今天还在为老板拼命，明天就被解雇，没有医疗保险，学校已经濒临破产，前途茫茫，朝不保夕。
爱德华兹的描述，等于把民主党和共和党归结为穷人党和富人党，颇合我们中国人的一般印象，但却不符合事实。不错，民主党长期享有工会的支持，共和党深得企业界的拥戴。不过，这次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如果获胜的话，将是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中第三号富人。最富的是开国之父华盛顿，第二位是克里的偶像、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布什虽然也是豪门出身，但他2000年击败戈尔，离不开没有上过大学的选民层的支持，这些没有文化的下层老百姓，过得显然远不如戈尔那些知识分子的支持者们优裕。再看看地图，民主党的基地新英格兰和西海岸，比共和党的老家南部和中西部发达不少。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两个美国”不存在。从地图上看看2000年的大选结果就知道，民主党横扫西海岸和新英格兰地区，同时赢得了大湖区的大部分州。共和党除了南部外，赢得的基本上是美国内陆。民主党的州，人口密度大，地方小，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小州，在地图上几乎小到难以辨认，因此都市化程度极高，文化上自由多元，是开放型的“海洋文明”。共和党则占据了美国绝大部分地盘，但大多属于地广人稀的腹地，与海洋隔绝，与外界的交流少，文化上单一保守，可以说是所谓的“内陆文明”。
再看看两党领袖的故里。克里出生的波士顿，是自由派的故乡。布什出生的得克萨斯，是南部保守派的基地。《经济学人》不久前还发表文章比较了众议院两党领袖的选区。民主党领袖佩洛西（Pelosi）来自旧金山近郊的选区，附属于典型的自由派的都市。共和党领袖哈斯特（Hastert）来自伊利诺斯一个距芝加哥50公里以外的郊区，典型的保守派的乡间。
形象地说，民主党的美国是垂直的国度，一切都是细长型的直立物。克里的形象就是个代表，身材瘦瘦高高，甚至脸也修长得出奇。再看波士顿、旧金山地区的建筑，全是类似的形状，摩天大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谁也胖不起。到共和党的美国一看，你马上会想到摔跤教练出身的矮粗的哈斯特，或者他的前任，大胖子金里奇。这里见不到摩天大楼，遍地铺开的是一栋栋矮小敦实的独门住房，景观不是垂直的而是平行的。
不同的景观之下，酝酿着不同的人文气息。《经济学人》开玩笑说，在旧金山，连厨师都是个瘦子。那里培养出来的佩洛西，瘦小得像一只鸟。克里这样修长的脸和身材，时髦得在好莱坞也难得一见。怪不得几年前一位好莱坞的黑人女星望着克里眼睛犯晕，口口声声地感叹：“我就不明白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不能选一个漂亮的男人来当总统！”在波士顿和旧金山这样的地方，蓝领工人、IT业个人奋斗出来的大款、演艺界明星、同性恋者、大学教授、独立不羁的大学生和正在衰老的嬉皮士一同混居，文化色彩斑斓，大众喜欢标新立异。而在美国的腹地，特别是郊区，厚实的肚子常常还被视为是福气的象征。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居民大都认为自己是普通的美国人，从众心态甚重。孩子常常被家长教训：“你怎么穿成这样？怎么和大家这么不一样？看看人家都是怎么穿的！”
在民主党的美国，大都市环境拥挤、房价奇高、贫富悬殊、公共教育系统破败，不是个养孩子的理想场所。在旧金山，只有35％的居民买了自己的房子，比全国70％的平均数低一大块。另外，70％的人口是单身。有人说旧金山人养的狗要比他们养的孩子还多。学校里，一半孩子的母语不是英文，教育质量不堪入目。但旧金山有的是百万富翁。有钱的家长要么搬走，要么送孩子进私立学校。当然，民主党的地盘里也有好的都市。比如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就非常优异，不愧为教育之都。但那里种族混杂。在波士顿地区那些以缺乏多元性著称的纯粹白人社区，你也常常发现学校里10％的孩子是亚裔。
在共和党的美国，郊外生活单纯舒适，地域广阔，房价低，你难得见到那种住几百万美元的豪宅、送孩子进私立学校的大款。但是，这里基本上是家家有房，有恒产而有恒心，大家一同到大型购物中心买东西，到连锁餐馆吃饭，对社区内的公立学校有很强的责任感，教育质量颇有水准。社区之内，有强烈的平等精神。而且，这些社区以郊外白人为主，民风淳朴，生活枯燥无味。
这也就不奇怪，民主党的美国更关注自由，共和党的美国更关注秩序。民主党的大都市充满了无家可归者，犯罪率甚高。共和党的郊区则维持得井井有条。据说一个小城市的居民一天给市长打电话，报怨当地的一座桥上有个蜘蛛网，市长竟当天派人将之清理掉。更不奇怪，这次要把同性恋合法化、给同性恋者发结婚证书的，就是由波士顿和加州挑起，理由就是人人平等，大家都有选择的自由。一位好莱坞影星信誓旦旦：“当两个灵魂相爱时，他们不考虑性别！”而在共和党的美国看来，这不仅破坏了宪法，而且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婚姻从来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同性恋是人类的大悲剧。任其发展，不仅家庭崩溃，甚至人类连传宗接代的秩序也无法维持。
两党政治第2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2）
民主党的国度贫富差别大，也就孕育了民主党“劫富济贫”的意识形态。民主党里频频出现肯尼迪、克里这类百万富翁出来为穷人的利益说话的事例（佩洛西其实也是豪门出身，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当过巴尔的摩的市长，丈夫则是一位企业界的领袖）。相反，共和党的国度颇为平等均富，虽然不时有布什这样的豪门子弟从政，但许多政治家就如同在公立学校教摔跤的哈斯特一样，是典型的布衣政客。在他们的世界里，大家经济上本来就比较平等，觉得凭着努力工作，日子就能过得殷实。但他们谁也不是大款，绝不愿意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政府用税来收走，去“劫富济贫”。
在民主党的国度，都市化程度高，人口拥挤，大家对环境的危机感重，环保意识高于发展意识。在共和党的国度，大家对田园生活习以为常，环境的危机感小，要把日子向上过的劲头大。这也就形成了两党在环境问题上对立的又一个社会基础。
更重要的是，共和党的国度是信仰者的国度，民主党的国度则是个世俗的国度。在共和党的一些乡村小镇，常常有7个教堂、一个酒吧，教会是社区生活的中心。在民主党的大都市，酒吧遍地，但教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更由于大都市的文化主导了美国社会，对乡村文化产生冲击，共和党的国度对此开始有强烈的回应。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公立学校的教育上。
民主党由于垄断了教育发达的都市文化中心，在教育界占有优势。一些自由派的意识形态渐渐统治了学校。在保守派看来，学校大讲进化论，却不许学生祈祷，对学生发放避孕套，却禁止打屁股这样的体罚，对教学缺乏严格的要求，纵容学生胡来，等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些以保守的基督徒为核心的家长，从1990年代开始把孩子从公立学校中拉出来，自己办私塾，严格灌输保守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据估计，目前全美国有200万孩子在家就读，比在新泽西公立学校系统的孩子还多。一所专门为这些在家庭私塾里受教育的孩子服务的精英私立大学帕特里克•亨利学院（Patrick Henry College），也已经开张。
布什政府当然知道这样的运动对自己的意义。白宫目前有100个实习生，其中有7个竟来自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这一刚刚诞生的仅有240个学生的学校！另外该校还有一个学生在布什竞选连任的班子里当实习生。一个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前实习生，目前已经出任布什的首席政治高参罗韦（Karl Rove）的正式幕僚。在过去4年，有22个保守的众议员曾雇用过一个或更多的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实习生。在这方面，哈佛、耶鲁已经完全不能望其项背。可以说，帕特里克•亨利学院已经成为共和党保守主义运动的干部学校。这种在草根社会的严密组织，成为共和党的力量所在。相比之下，民主党的草根组织，如工会等等，虽然人多势众，但缺乏这样严密的制度和训练。两军对峙时，弄不好很容易成为乌合之众。
世人印象中那个民主、自由、开放、宽容的美国，实际上是民主党的美国。世界各地的人都热衷于看好莱坞的电影，到波士顿上哈佛、MIT。特别是欧洲人，与民主党的美国相处得如鱼得水。说欧洲反美并不精确，因为欧洲反的是他们认为封闭、落后、保守、愚昧甚至野蛮的共和党的美国。你再看看地图，即使不反美，欧洲人也很少到共和党的美国去。在他们看来，被民主党的美国夹在内陆的共和党的美国，似乎还是19世纪的农村。那里的人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不开化。他们搞起单边主义来，也就不奇怪了。
以上这些简单化的描述，选择的都是极端的例子，美国的政治图景，当然要复杂得多、微妙得多。但是，这一简单化的对比，多少界定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哲学。甚至两党候选人在大选中显示出来的个人气质、政治技巧，也和这一大背景有密切关系。
两党政治第3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3）
克里和布什
塑造这次大选的，除了两党的社会基础外，还有两党候选人的个人品质。克里和布什，全是豪门出身，全是耶鲁子弟，全是骷髅会的成员。但是，两个人的政治作风却截然不同，多少也反映了“两个美国”的对立。
克里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福布斯家族的成员，从小上贵族的寄宿学校，后来又顺理成章地进了耶鲁大学。他是富家子弟中那种不辜负自己的家门和特权的俊异之士：讲一口流利的法文，作诗，喜欢音乐，从事多种运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在耶鲁当学生时，他就特立于众，是耶鲁政治联盟的主席。毕业后，虽然自己反战，却以贵族的责任感自告奋勇地上了沙场，并在海军担任最危险的内河巡逻艇的指挥官。当时任此职的死亡率是75％。在一次巡逻值勤时，前面的巡逻艇一下子被水雷炸飞，一个美军士兵整个身体被抛到半空，手里还紧握着枪。同时，四周丛林中伏兵四起，子弹像雨点般地射来。船上的美军，只能躲在船里，全力用火力压住伏兵。克里却探出身去，从水中拉起一名落水的战士。另一次被伏击，他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不退反进，竟命令自己的巡逻艇直杀伏兵的阵地。这一超出常人想像力的英勇，使敌人措手不及，顿时溃败。在这样传奇般的厮杀中，他三度负伤，赢得满胸的勋章。况且，他生得“惊人地英俊”，一副王者气概，布什一比，则活像个瘪三。所以，克里是典型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故事不用人编，自己已经用生命写好了一部波澜起伏的长篇小说。这小说甚至改编成电影也不用找演员，因为他这个形象在好莱坞也挑不出几个。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他选总统应该说是占尽了便宜。
但是，他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活生生的草根民主中却吃不开。他刚出场时，吃亏最大的竟是他的媒体形象。当时保守派政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评论说：“克里缺乏选总统的关键素质。他在电视上讲话时，我让我11岁的儿子看。结果发现这孩子对他毫无兴趣。如果你不能让这么一个11岁的孩子对你有兴趣，选总统很难。”果然，去年克里的风头，全被名不见经传的佛蒙特前州长迪安（Howard Dean）盖住。他那完美形象，像是被供在神坛上的古罗马雕像：冷峻，超然，却不像是真的，不是活在选民中间的血肉之躯。选民不觉得他理解大家的疾苦。一位记者这样描述：“对于平民百姓生活中的艰辛，克里会想一想、研究研究，但他感受不到你的切肤之痛。”怪不得克里有个美国其他政客很少有的绰号：“贵族参议员”。他很像旧欧洲上院的长老。更确切地说，他是个生活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民主党的大都市里的百万富翁：尽管他一天到晚关心民生疾苦，他自己过的却是与下层百姓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人们觉得他的关怀是居高临下的，既充满了优越感，又关心不到点子上。不像克林顿，连玩女人也能玩到莱文斯基那样低俗，不仅了解下层社会的疾苦，甚至在趣味格调上也与下层社会水乳交融。克林顿可以像摇滚歌星一样，与选民同歌共舞，克里却用枯燥无味的长句子，把听众讲得越来越少。他要有克林顿那样的“南部魅力”，恐怕今年就赢定了。
克里以国王的气质在下里巴人的草根民主社会选总统，换什么马甲都不太合身。但是，今年他却是赶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机缘。民主党知道，“9•11”后，布什成了战时总统。在国家安全上不能和布什一拼，就别想进白宫。数数民主党的候选人，除了克里外，只有一个在政治上还没有入门的克拉克将军在这方面有足够资历。
作为老牌政客，克里的竞选经验丰富。去年他虽然在民调中远远落后，已经被媒体看成是个轻量级，但他看准民主党人要找个能打仗的人夺回白宫的心思。于是，在艾奥瓦预选前，他向民主党选民大声疾呼：“对于那些想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来吓唬我们的共和党人，我送他们三个字：出招吧（bring it on）！”这三个字早就被克里的顾问发明出来，但被认为是太有杀气，怕惹怒喜欢布什的选民，一直没敢用。克里在布什支持率下降、民主党急着寻找能拿下布什的战将时将这三个字响亮地喊出，让选民眼睛一亮，从此开始奇迹般地崛起。
克里的政治经验，还体现在他对预选程序的理解。到去年底为止，民主党候选人中，迪安在民调中早已遥遥领先，吸引了左右派媒体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并且握有4，000多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克里抵押了家产才凑足这个数的一半，其他候选人就更穷了。在预选的头两个战场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迪安一度领先几十个百分点，以为稳操胜券，集中精力在全国造势，广告满天飞，仿佛他已经获得提名。政治经验不足的克拉克因为缺乏经费和获胜的可能，决定放弃艾奥瓦，倾其全力在新罕布什尔一赌。克里却把一切都赌在艾奥瓦上。这头两仗，与后来的选战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前两战是一周一个预选，而且都是在人口最小的州里举行。候选人在这段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人数非常少的选民，和选民进行面对面交流。可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这两场小预选保留了草根民主的模式。候选人要一家一户地拉票，作政治的“零售商”。看起来与其说是选总统，不如说是选村长。迪安财大气粗，广告做得大，但决定因素是地面战。克里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全身心地在艾奥瓦“蹲点”，并利用这种村长政治，改变自己超然、冷峻、高高在上的贵族形象。他放弃了过去那种催人入睡的长篇演讲，简单几句话后，就让选民向自己提问。每问必答，直到所有的人都问了自己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回答后才离开。
结果，似乎与选民距离最远的克里，竟在这一“村长政治”中说服了选民，奇迹般地获胜。由于胜利来得是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在媒体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不仅迪安一时方寸大乱，克拉克也由于跳过艾奥瓦，根本不在新闻里，等于出局。一个星期后，克里借势拿下新罕布什尔，一下子成为媒体的大热门。接下来的预选，模式大变，一天在几个州同时进行，而且许多州是人口众多的大州，候选人不可能再进行与选民面对面的“村长政治”，地面战一下子转入空中战，大家只能通过天上的电波在电视、广播里来打动选民。这时的克里，已经靠两场地面战把自己塑造成最大的明星，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结果在后来的空中战里，曝光率最高，等于搭上媒体的便车。
两党政治第4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4）
而克里受益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党内对手迪安和爱德华兹。这两位与克里相反，都是那种能够令人信服地对选民说“我感受到你的痛楚”的民粹派政客，在选民中的喜好度都比克里高。在这样的对手的压力下，克里努力学习许多平民化的语言。他回答选民的问题时所用的句子，也越来越短，越来越简单。等他把所有对手都挤掉后，实际上也把对手的招数“缴获”了许多。如今扮演起代表老百姓向布什代表的特权阶层要回白宫的角色，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克里还是克里。公平地说，克里冒着75％的死亡机会，在湄公河的巡逻艇上和平民百姓出身的士兵共生死，你不能说他心不诚。但用他那个会几国语言的百万富翁妻子的话说，他从小在贵族寄宿学校受训，木呆呆的性格早就定型，哪里可能一下子就变副面孔。克里这次为了亲民，到倒闭的工厂和工人谈心。从小叫惯了“先生”、“阁下”的他，现在要学会自然而然地叫人家“哥们儿”、“伙计”，实在是够难为他了。尽管他每天都在向这些普通百姓学习，讲演技巧也越来越高，但一次在俄亥俄的工厂回答提问时，他又不能三言两语解决问题，话一长，底下那些大老粗就开始没精打采。最糟的是，最近他漏嘴，说一些外国领导人鼓励他一定要击败布什，仿佛自己是外国的代理人。这种精英情结不去，再犯几个类似的错误，到手的总统也可能丢了。
布什则完全和克里相反。他基本上属于富家子弟中的败家子型。老爹有钱有势，他自然上了耶鲁。但是在大学昏睡四年，是有名的派对大王、C等生。在耶鲁给学生判过卷子的人都知道，耶鲁虽不乏严格、凶狠的“杀手”教授，但大部分教授从来不和学生为难。很差的学生也一般能拿个B。一路得C的人，其表现恐怕近乎白痴水平，在校园里难得一见。大学这么混过去，毕业赶上越战。布什虽然号称支持战争，却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再次靠老父的影响，挤进非常难进的国民警卫队，因此可以不去越南。当克里冒死从湄公河里把落水的战士拉上船时，布什正在得克萨斯优哉游哉，警备队的服役没完就混了个提前退役，跑到哈佛商学院去捡发财的敲门砖。然而，不管他老爹送他去什么好学校，学到的东西都有限。毕业出来，做生意到哪家公司哪家公司就赔本倒闭，他自己则在公司倒闭前抛空股票。如今这样的作为要被判刑，可老爹在那里，有关部门查都不查。克里退役后成为反战的明星时，布什还是个醉鬼。
然而，高干子弟的鸿运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只要你叫“布什”，好事情就找到你头上来。布什生意场上七倒八倒，大大发了一笔，决定从政了。于是短短几年，从州长一直当到总统，其发迹之快，在美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
但是，布什绝非一个草包。民主党一度这么低估他，在2000年就吃了大亏。布什的本事，最早恐怕还是在耶鲁练出来的。耶鲁英杰汇聚，布什无德无能，哪里吃得开？在校4年，他必须要在别人比自己高一头的环境下求生。当年的同学回忆说，这么一个得州的土小子，在耶鲁的知识精英中肯定被吓坏了。可是，至少表面上看，他能泰然处之。所以有人认为，他当时把自己的“劣等感”掩盖得天衣无缝。
这样的环境，锻炼了他的几个本事。第一，他学会如何包装自己，唱精神和智力上的“空城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靠说几句“酷”话应付场面，维持一种体面的形象。第二，为了能够唱这样的“空城计”，他学会化繁为简，认准几个“硬道理”、大原则，而不管那些自己不懂的复杂细节。第三，被知识精英压了一头，得了一路C，自然发展出一种反智主义的逆反心理，使他与那些讲不出三句话的头脑简单的人认同。
这三点，后来证明都成了他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比如“9•11”那天，他本来吓得不敢出来，引起一些媒体人士的批评。但几天之内，他就知道怎么包装自己，一下子成为声望赫赫的“战时总统”。他本来是个“含着金勺子出生”的特权阶层。然而，他那得州的土腔一直不改，在竞选时，甚至不愿提他在耶鲁受过教育。人称他就像个加油站修车的憨厚的伙计（美国人修车常受骗，也许正因为如此，伙计憨厚不憨厚就显得特别重要）。欧洲人笑他土，但也不好好想想：这么一个豪门子弟竟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土老帽儿，你只要看看克里亲民、变“土”是多么费劲，就理解布什那可以乱真的“土”是多大的本事了。而“9•11”把世界变成了简单的黑白两极，似乎只有善恶，没有其他。布什作为一个只认简单的大道理，不懂也不问细节的人，可谓生逢其时。他是战后见记者最少的总统，复杂的问题答不出来。但是，“9•11”后他那直来直去、简单明了的作风，正好凸显了他所谓的“道德清晰性”，投合了需要明确方向的美国人的胃口。
不过，当世界不需要简单的答案时，布什就看跌了。美国打了伊拉克，死了500多人，如今大规模杀伤武器找不到，师出无名，事情就不是简单的黑白的问题了。经济大幅度恢复，但就业率不升，财政赤字失控，解释这些问题，就得有细节、有数字，不能一口咬定一个减税就了事。在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时，布什的脑子不够用。被布什炒掉的前财长奥尼尔出书揭露，布什在听他汇报经济情况时一言不发，似乎什么也不懂，可谓正好捅到布什的痛处。所以，布什目前处于守势，也在常理之中。不过，如果11月投票时世界再变得黑白分明起来，布什还是会赢定。
民主社会的政治，常常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克里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一辈子都想接近百姓。他有真实的奋斗、真实的牺牲。他走到今天，可以说没有一步靠父母，全是自己干出来的。读他的事迹，你常常会落泪。但是，这个真人，看上去却像是个假的。布什一辈子靠演戏、说“酷”话过日子，其生平事迹疑点斑斑，走到现在，可以说步步仰仗老爹的庇护和提携。但这么个假人，看上去却像真的。有时你会奇怪，在这个世界上号称是最透明的民主政治之中，真假竟是这样难辨！
2004年４月１７日
两党政治第5节 美国两党政治的新格局（1）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而6月是这一年中奇特的一个月。月初里根逝世，其盛大国葬主导了媒体一个星期。到了月末，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又横扫全国的书店。一时间，本月的总统政治似乎不是布什与克里斗法，而是里根与克林顿在那里“关公战秦琼”。
里根与克林顿之所以能够这样喧宾夺主，在于他们是战后影响最大的两位总统，对各自的政党都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经过这两个人，美国总统政治的格局已经彻底改变。今年的大选，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总统的政治遗产的竞争。这也不奇怪，当克林顿的自传上市那天，保守派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称克林顿自传的新闻与里根的葬礼相比，实在渺小得出奇。历史已经宣判，克林顿的政绩，比起里根的来简直微不足道。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笔杆子似乎只顾忙着连夜赶写社论，忘了到街头看看动静。克林顿的书上市那天的纽约，人们连夜排着长队在雨中等着他签名售书。等候的长龙不得不由书店所在的第五大道拐到另一条街上，人们就像期待一位摇滚歌星那样等着克林顿的出场，忙坏了纽约的警察。一位女读者称克林顿是“我们时代最不可思议的总统”。她竟在头一天晚上１０点１５分就在书店门口站队，一等就是15个小时。一位男士说：“我认为他是个好的政治家和好的总统。他在任时的日子有多好！可是现在，我们在伊拉克打一场不该打的战争。经济也是一团糟。”
尽管克林顿的性丑闻已经使他成为最为广为人知的负心汉，他在女读者中似乎还特别得宠。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和他短暂寒暄、得到签名后兴奋不已：“他实在是个非常性感的男人。”另一女士对记者说：“签名时和他说话的机会只有一瞬间。我乘机告诉他我的名字，说以后愿意为他工作，参与他的艾滋病计划。但愿他能够记住我。”当然，排队要签名的并不全是崇拜者。有位读者干脆说：“我恨这个人。他是我们国家的羞辱。但是我还是想要他的钱。”如今书的标价虽然才35美元，但在eBay的网上拍卖，签名本已经值200美元。难怪自传上市的第一天，销售就达50万本，创了非小说类的记录。许多书店半夜开门，让狂热的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看到这景象，谁还能报怨美国人不爱读书呢？克林顿无疑还活在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影响不比里根小。
也许最能够说明克林顿的业绩是如何塑造美国当今的政治生活的，莫过于现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竞选搭档的问题。3月以来，一直流言不断，说克里想让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当他的竞选伙伴，组合成跨党选票。虽然麦凯恩反复否认，但流言息而又起。媒体为此进行了几次民调，证明克里和麦凯恩的组合，对布什与切尼占有绝对优势。比如CBS最近的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大选，克里与麦凯恩会以53％对39％的１４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布什和切尼。这一大戏虽然还没有上演，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上演，但已经是极尽曲折，处处可以看到克林顿的政治遗产在发威。
就个人因素来看，克里和麦凯恩合作的基础也并非没有。首先，麦凯恩是布什党内最大的挑战者。2000年在共和党预选时，发生了所谓“麦凯恩哗变”，几乎将布什掀翻。后来共和党的既得势力纠集所有的力量对付麦凯恩，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在麦凯恩收养的黑人女孩子身上作文章，结果麦凯恩与布什交恶，输了后，拒绝考虑当布什的副总统候选人。相比之下，他与克里却是跨党好友。今春布什的竞选机器攻击克里对政策外软弱，麦凯恩公开出来为自己的朋友辩护，说克里对外并不软弱。更重要的是，布什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战时总统。如今美军陷入伊拉克而不能自拔，公众对布什的领导能力正在丧失信心。无论布什还是切尼，当年都想办法躲避了越战。克里和麦凯恩则全是越战英雄。特别是麦凯恩，在对外政策上属于素有声望和经验的“鹰派”。他若加入克里的团队，当是布什最大的噩梦。
然而，6月18日，麦凯恩公开出来为布什助选，表明了他对本党的忠诚。跨党选票的流言再次平息。流言是否还会再起，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虽然克里可能竭尽全力收揽麦凯恩，麦凯恩上船的可能性却非常之小。麦凯恩的总统野心，在克林顿时期就早已是路人皆知。与克里搭档可以让他稳坐副总统的宝座，但却离总统更远。因为一旦上了这一跨党选票，把布什赶走，就会激怒共和党。等克里坐够8年总统、麦凯恩以副总统之威竞选总统时，就不能指望共和党支持他。同时，即使克里支持，民主党主流势力还是会觉得他过于右倾，他即使转入民主党也很难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所以要想当总统，麦凯恩不如现在坐壁上观。克里与布什不论谁进白宫，他4年后都有自己的机会。
麦凯恩的个人政治利益，决定跨党选票成为不可能。但推动这一跨党选票的政治力量，却说明两党都在重新组合。这一不稳定的状态，正是里根与克林顿的政治遗产的综合体现。本来，共和党被新英格兰地区的财阀所主导。这些大资本家对于“新政”以来民主党的干预性大政府的理念，不仅不坚决反抗，而且亦步亦趋，跟着大兴福利、提高税率。他们只不过是希望企业界的人能够出来领导政府而已。所谓“里根革命”，则打破了这些新英格兰金融巨头对共和党的统治，联合了南部和西部的保守势力。从此以后，所谓新英格兰温和派在共和党内变得一蹶不振。当今的布什政府更是试图继续里根式的保守主义，以南部作为政治基地来确立自己在全国政治中的优势。
但是，虽然里根主义与布什主义属于同一政治血脉，其社会基础却有所不同。里根的保守主义，是南部的基督教保守派与西部的个人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的联盟。其共同的敌人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自由派（liberals）。在他们看来，自由派倡导大政府，提出所谓“伟大社会”的计划，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是1970年代经济与社会危机的根源。但是，这两派力量却有根本的区别。南部保守派有着庞大的教育程度甚低的白人下层选民（即所谓蓝领阶层）作为基础，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要求政府替天行道，贯彻基督教的精神，干预个人的道德与生活领域，直接挑战政教分离的理念。特别是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南部保守主义都坚持极不宽容的右翼宗教立场。他们反对新政以来的联邦政府，主要是打着州权的旗号，要在这一旗帜下维护他们在南部的宗教和种族的既得利益，反对联邦政府以政教分离、种族平权等旗号对南部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西部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则包括大量专业阶层。这些人受的教育较高，思想开放宽容，拒斥的是群体对个人的压制，不管这个群体是工会、政府，还是大企业、教会。他们投里根的票，是因为反对的是政府干预个人生活、无限扩张福利、把这个人挣来的钱装到那个人的兜里。
当南部保守主义还是共和党内部的异端、以自由派为主导的“新政”民主党主导着美国政治之时，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南部的保守派就结成了天然的政治联盟。里根虽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的政治基地是加州，骨子里是个人自由主义者，一生的政治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所以他减税十分坚决，但执行起南部保守主义的道德信条来，却是嘴硬手软，甚至当加州州长时还签署了容许堕胎的法案。
两党政治第6节 美国两党政治的新格局（2）
从里根卸任到布什上台的12年间，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克林顿执政8年，不仅改造了民主党，而且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图景。克林顿意识到，里根已经埋葬了传统自由派的政治前途。民主党要想执政，就得抛弃“新政”以来的大政府理念。所以，他严守财政纪律，限制福利的增长，制定了一系列亲企业、鼓励自由贸易和个人创意的政策，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此一来，南部保守主义和西部个人自由主义的联盟丧失了共同的敌人，其联盟就开始散架。许多个人自由主义者成了克林顿的选民。加州如今更是民主党的稳固基地。特别是在管理经济的问题上，以企业界为背景的共和党一直在选民中压民主党一头。但克林顿之后，选民变得更信任民主党掌管经济。
等布什上台时，他不仅“享受”着里根的遗产，而且不得不面对克林顿给他创造的政治难局：许多个人自由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布什在这方面，可打的牌并不多。他所可以借助的，基本上只剩下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这一支，其社会基础比里根要单一得多。所以他唯一可走的棋，就是巩固这一坚如磐石的政治基地，从里根那里进一步右转，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媒体所称的当今美国政治中极度的“两极化”（polarization）现象：一半人以宗教般的狂热捍卫布什，另一半人成了“谁当总统都比布什好”的ABB（Ａnyone but Bush）。
不过，这一“两极化”的用语容易使人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以为美国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出现的是如下两种现象：第一，两党在政治上都向右转。从里根开始，右翼在共和党内就压倒了温和派。布什则比里根更右，更意识形态化。克林顿对民主党的改造，也是抛弃“新政”以来的一些左翼理念，把左派党变成了中间党。第二，一般美国的选民，不仅没有两极化，反而趋同化，在一些重大政治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接近。比如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死刑和更严格的枪支管制。他们强烈反对在升学、就业上对有色人种的特殊照顾，但也要求政府保证有色人种在社会中不受歧视。他们对堕胎意见分歧，但一般都反对联邦政府出面禁止堕胎。总之，比起1930年代和1960年代来，左右两翼的选民之间的鸿沟已经窄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罗得岛、纽约、夏威夷、康涅狄格、马萨诸塞、马里兰和加利福尼亚等几个最反布什的州，都选了共和党人当州长。
这样的现实，给民主党和共和党带来了不同的问题。两党都向右转，左翼社会力量就没有人代表，由此引起民主党左翼的反叛。2000年大选，纳德举起绿党的旗帜和民主党决裂，把布什送进了白宫。共和党由于布什义无反顾地右转，其极右翼少数派（如当年布坎南的选民）就掀不起大浪。但是，中间的温和派受到了忽视。特别是当选民的政治分歧日见平和，而职业政客为了赢得自己的核心选民的支持仍然一意孤行地走极端之时，中间派力量就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求自己新的代理人。
这就是克里和麦凯恩跨党选票为什么具有感召力的原因。麦凯恩出身的亚利桑那州，本是极右翼的教主戈德华特的老家。里根就是在1964年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并成为戈德华特之后右翼的领袖。不过，亚利桑那州近２０年人口结构变化甚大，新移民，特别是倾向民主党的拉美裔大量涌入，使已经不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基地，渐渐变成一个温和的州。同时，麦凯恩本人虽然对外强硬，但在内政上观点温和，2000年大选时对南部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种族倾向曾公开谴责，在伊战后又反对布什的减税，强调消除联邦赤字的重要，得到许多中间选民的支持。这也是他能够左右这次选举的力量所在。
克里看到经济日渐好转，伊战则危机重重，靠经济牌打倒布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有借伊战作为自己的主要武器。但是，１９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民主党由于反对越战，在国防问题上失去了选民信任。乃至伊战最黑暗的时刻，选民仍然在伊拉克问题上更信任布什。克林顿虽然在内政问题上促成了民主党的右转，但其任内没有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没有机会在国防上完成右转的使命。克里不在总统任上，在这个问题上更没有信誉，所以希望借麦凯恩之助，使民主党在国防上重新建立信誉，彻底完成民主党的转型。这一去向，在近年来涌现的所谓“新民主党”人中，也颇有市场。
克里和麦凯恩的跨党选票虽然很可能因麦凯恩对个人政治利益的计算而变得不可能，但这一假设中的联合选票一旦实现，就将成为突破了两党政治架构的１００多年未有之大变。更重要的是，这一联合选票的支持率，比现在任何一党的选票的支持率都高出许多。这说明尽管政治领袖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突破两党政治或对两党进行重新组合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
如果克林顿不是因性丑闻遭共和党的暗算，戈尔就会在2000年继任为总统。碰上“9•11”，一个民主党的政府就会乘机抢占强硬的国防和外交路线的高地，挽回越战以来对外软弱的恶名。如此一来，共和党在政纲上就更无优势可言。所以，2000年布什阴差阳错地就任总统，救了共和党一命。今年他连任的意义，就是卡住民主党在国防、外交上右转的道路，保持共和党这一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优势。但问题是，布什今年要胜只能是险胜，并不能解决共和党社会基础过于狭小的难局；如果一败，民主党就可能把克林顿开始的革命完成。一个右翼的民主党，虽然面临着其左翼的反叛，但社会基础远比布什的社会基础要广泛。而以后的共和党如果想摆脱现在这样狭窄的社会基础，向中间靠拢，其右翼由于在布什任上已经发展得过于强大，一旦反叛起来，恐怕比纳德对民主党的反叛更有杀伤力。所以，有的保守派评论家忧心如焚地说：今年布什一败，共和党就要玩儿完。
可见，里根与克林顿到底谁大，我们还要“且听下回分解”。
2004年７月１日
两党政治第7节 美国人挣多少？（1）
世人都说美国富。但一般的美国人到底挣多少？对这个问题，即使在美国住了１０年也难有个概念。美国人注重个人隐私，特别是财产上的隐私，对自己的收入不谈，对别人的也不问。媒体上曝光的，常常是些名流的收入，几百万乃至上亿皆不是新鲜事，但没有代表性。
美国是个用统计数据管理的社会，数据从来都不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达38620美元，在全国１４３００万纳税的家庭中，中等家庭的收入接近45000美元。但这样的数字，还是过于抽象笼统。中等家庭规模各异。即使求个2.6的平均数，每个家庭处境还是不同。比如，有的家庭必须每年花上万美元供孩子上大学，有的则没有这个负担。过中等家庭的日子是个什么滋味，还是难以体会。
另外，富与穷是个主观感觉的问题。这个感觉每天在变，很难有个确定的结论。不过，美国人觉得自己是穷是富，对政治却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大部分美国人觉得自己太穷，日子越过越难，在任总统的位置多半就保不住。如果大家觉得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在任总统则几乎肯定连任。２０００年这个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根据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目前经济恢复强劲，布什没有理由落选。但是，一系列民调显示，老百姓的自我感觉，和经济数据并不一致。GDP在涨，企业利润在提高，老百姓却觉得日子不好过。美国人的富与穷，成了典型的半杯子空还是半杯子满的问题，就看政治家怎么包装这个现实了。
今年初出版一本《低工资的美国》（Low Wage America），多少为我们了解一般美国人的收入提供了一些线索。该书的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挣的工资难以养家。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般美国家庭是男人工作。换句话说，一个核心家庭只有一个人在外面挣钱。于是，“家庭工资”，也就是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工资，成了劳工阶层工资的理想标准。
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当今的美国人就有了普遍的家庭财政危机。在2001年，１亿个有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大部分人的收入在３５，０００美元以下。32.8％的人能够挣到４，５００美元以上。能够挣到６５，０００美元的，不过占这１亿人中的15.7％。美国生活费用甚贵。按一般中产阶级的标准，即使６５，０００美元养活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也并不太宽余。可见，绝大部分美国人挣的工资，养家很勉强。
当然，如今时代不同了，妇女早已走出家门工作，一个人的工资并不代表一个家庭的收入。但是，即使把妇女的工资算进去，前景也不乐观。目前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这样的家庭中，不少是因为挣钱的人收入甚高，配偶不需要工作。在另外三分之二的家庭中，则常常有两个或三个人在外面挣钱。不过这些第二份或第三份收入，常常低得可怜。比如，大部分家庭中的妻子都出去工作，但她们中有固定的全职工作的不到一半。一般而言，这些妻子们的中等收入只有１８，０００美元。在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6.1％。若以这个比值估计，大部分家庭的收入恐怕过不了５万。
父母挣的钱无法养家，未成年的孩子只好出门打工。美国常常指责一些穷国雇用童工，侵犯人权。但你走到美国的店里就明白，青少年打工属于司空见惯。老实说，孩子打工主要不是穷困现象。美国人从小注意培养孩子自食其力。许多富家子弟常常会出去打工，这不是因为家里缺钱，而是给孩子提供必要的教育。甚至有统计表明，那些从小打工的人，长大后挣的普遍比从小不打工的人要高不少。美国社会的许多头面人物，小时候都打工。但是，家里穷不得不打工的，也大有人在。而且这些孩子为了挣钱，打工过度，做不完作业，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上课眼睛也睁不开。从1980年到2002年，青少年打工增加了63.2％。这么大的增长率，显然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打工对孩子的教育的意义，而是纯粹经济童工的增加。孩子打工拿童工的工资，给老板省了大钱。但孩子那几个小时打工的收入，则很难补贴家用，大不了是少向父母要钱而已。
上面讲的还是完整的家庭。近几十年美国人离婚率增高，结婚率降低，单身“家庭”和破碎家庭甚多，这些人的日子就更不容易。2001年４，500万美国的未婚职工中，中等年收入不过16，934美元。单亲母亲的中等收入为18，472美元。这些单亲母亲有四分之三是在福利被切断后被迫出去工作的。可想而知，出去工作就顾不上孩子。挣来的钱缴房租倒是差不多够了，但没人管的孩子却常常因此学坏了。而许多当爹的离异后不支付抚养费，或者在监狱里关着。目前22.4％的美国的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长大后最可能的前途之一，就是进监狱。
两党政治第8节 美国人挣多少？（2）
为什么美国老百姓挣这么少？另一本书《美国的精简》（Downsizing in America）提供了部分答案。美国的技术日新月异，企业越来越有效率，并且借着全球化把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国内裁人则越来越狠。从1980年至2002年，美国人口长了23.9％，就业人口增加了37.4％。表面上看是工作比人口增长得快。但是，这个乐观的数字背后，隐藏着几个事实。首先，几百万过去不工作的妇女这期间出来工作了。另外如上所述，青少年打工的比率也急剧增高了。更重要的是，一些高薪全职的工作被裁掉，代之以大量低薪的不固定工作。从1981年到2003年，美国通用的雇员数从746，000掉到350，000，少了一半还多。施乐的雇员数从120，500落到67，100。杜邦的雇员数从135，000降到79，000。再比照同时期23.9％的人口增长率，这些大企业职位的数量下降得就更显得厉害了。
代之而起的工作是什么呢？最底层的工作。从1981年到2003年，沃尔玛的雇员从27，000膨胀到１，３００，０００万。麦当劳则新创造出296，000个工作。但这些位置几乎都是售货员的工作，许多是临时性的。即使是全职的，这样的工作的报酬也只相当于前述大企业工作的薪水的三分之一。
钱到哪里去了？当然是流进富人的腰包。1980年，5％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相当于全民总收入的14.6％。到2001年，这个阶层的收入则占全民总收入的21％。同时，最底层的20％的家庭的收入，在全民收入中的比重则下降了20.8％。
应该说，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富国。特别是经过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国力大增。但是美国一般老百姓真正的受益十分有限，颇有国家越富，自己手头越紧的感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大公司，CEO的收入是公司职员的530多倍。这个数字在日本则不过是10倍而已。所以，美国经济一有麻烦，你马上就能看到满街萧条，治安败坏。而日本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平成不况”，街上还是热热闹闹，歌舞升平。乃至一些美国人跑到日本一看，大惑不解：他们繁荣得要命，哪里有什么经济危机的样子？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和一个均富社会的距离，从市面上就可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不少人对这样的描述不以为然。比如《经济学人》就指出，从1980年以来，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增加了五分之一。贫困率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下跌。黑人家庭的中等收入增长率比全国水平高两倍。特别是美国吸收的移民比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结果，在截止到1999年的20年间，500万移民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这并不说明这些家庭的生活比起在原所在国时没有改善。如果抛开这些移民不算，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一直在持续改善。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在《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一书中指出，25年前，美国平均家庭规模有3个人，如今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过去的中等家庭收入是3个人的收入，现在的仅是2.6个人。至于已婚妇女出来工作的时间增加了３倍这一事实，不少人说是生活所迫，但最近有研究证明主要原因是男女工作差距缩小，使妇女更愿意出来工作。如今大多数美国家庭有两辆车，一栋房。平均每个美国人拥有两个房间，比现在的欧洲和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的标准要高一倍。美国的家庭财富超过440，000亿美元，是历史的最高记录，日子不能说过得太差。
但是，硬数据无法替代人们的实际感觉。今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痛斥布什创造了“两个美国”：在一个美国人人富得流油，在另一个美国大家朝不保夕。这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是民主党最有号召力的竞选口号，也是他最终成为克里的竞选伙伴的原因。这背后的原因是，布什上任以来，进账4万至5万的家庭的收入增长，仅为2％。但在克林顿第二任的头三年，增长率则高达6.1％。相反，进账在25万的家庭，在布什任上收入增加了6％。如果把生活费用的上涨、税率的变化与工资水平综合起来考虑的话，从2001年1月到2004年1月，收入5万的家庭，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水平仅提高1.3％，有两个孩子的提高3.1％。但是，收入25万的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14.3％。可见，GDP再怎么增长，贫富分化日久也必然引起政治危机。如今一般美国人收入的上涨，已经远远赶不上住房价格、医疗保险和教育费用的上涨速度。5万美元不到的家庭收入，使许多美国人在买下住房后越来越难支持孩子上大学。在1980年，有大学文凭的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比例是1，690∶1，000。到2001年，则上升到2，243∶1，000。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有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要上大学。而孩子想上大学，无异于给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美国家庭增加额外的负担。但是，如果美国的家庭在教育投资上力不从心，下一代就可能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落马。
2004年７月２４日
两党政治第9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1）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从戈德华特到布什
最近，有两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人去世。一位是《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他的书生动地记述了美国从1932年到1972年的历史，其中译本的风行（包括最近的再版），塑造了中国人对当今美国的认识。然而，从大萧条中长大的曼彻斯特，代表着“新政”一代的心声。他刚刚长大成人就为罗斯福1936年竞选连任充当志愿者。他所记述的历史，主要也是以“新政”为动力的历史。
如今，美国人已经不记得曼彻斯特是谁。笔者还是通过国内的编辑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不过，一个在曼彻斯特的书中基本没有被提到的人——罗纳德•里根的去世，却真正占据了6月初美国人的感情。他的盛大国葬可以说就是一个保守主义凯旋的宣言。人们突然意识到，里根已经重新塑造了美国和世界，我们至今仍然活在他的遗产中。
曼彻斯特的书写到1972年为止。从“新政”到1970年代初，历史正好完成了一个轮回。在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民主党在主宰历史：从建造了一个积极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强大的联邦政府，到提出“伟大社会”的目标、实行种族平权、向贫困开战，政治的创意全是来自民主党。共和党的政策只是民主党理念的“回声”。但到了1972年，保守主义的运动已经蓬勃展开。当时里根已经连任了美国最大的州加州的州长。再有几年，他就将成为战后最受欢迎的总统。他推动的“里根革命”，就是将无所不能的庞大联邦政府看成是敌人，解构“新政”以来民主党建造的政治秩序。自此以后，共和党主宰了历史，从“里根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不断提出政治创意，连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也不得不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成为“里根主义”的“回声”。因此，面对当今的美国，仅读曼彻斯特的书就有些隔世之感。因为曼彻斯特所描绘的“光荣与梦想”，是“新政”和“伟大社会”的光荣与梦想。而当今的美国，借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来表述，就是保守主义革命所塑造的一个“右翼国家”。本文的目的，是为理解这一“右翼国家”的形成和其背后的动力、修正“新政”的历史观，重新解释当今的美国，提供一个头绪。
保守主义革命
保守与革命，本来势同水火，但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到里根却将两者合为一体，完成了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
从思想和文化层面上看，美国的“保守主义革命”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精英的保守主义变成了平民的保守主义。第二，保守主义本来是面向过去的怀旧传统，对人性悲观，对变革怀疑。但在美国，特别是经过里根，保守主义竟变成一个相信未来、勇于变革的乐观主义传统。“保守主义革命”的政治后果，则首先是改变了共和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统治共和党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谦谦君子，不得不让位于南部“阳光带”的“大老粗”。如今，共和党完全被南部保守势力主宰，新英格兰的温和派毫无力量左右党内政策。其次，在总统政治中，共和党从“新政”以来的“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从1933年到1969年的36年中，共和党仅靠行伍出身并自称是“超党派”的艾森豪威尔勉强入主白宫8年。如今则大部分时间占据白宫，在过去的9次大选中赢了6次。第三，美国政治急剧右转。不仅共和党中的右翼压倒了温和派，而且民主党也不得不跟牌，向右靠拢，放弃了许多左翼的政治理念。克林顿为了回应里根主义的挑战，把民主党改造成一个亲企业、讲究财政纪律的中间党。2004年民主党总统预选，也拒绝了迪安等左翼反战候选人，拥立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克里。如果说克林顿完成了内政上民主党的右转的话，克里上台可能会完成外交上的右转。所以，不管哪个党上台，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右翼的美国。
新英格兰的贵族俱乐部
在欧洲，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贵族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伯克所阐述的欧洲保守主义：尊重传统的秩序，维护既有的等级，要求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位，服从权威，把平民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套家长式的等级森严的传统，和美国的精神背道而驰。保守主义在美国一度混不开，也就不奇怪了。
美国的一个社会理想，就是突破旧大陆的等级秩序，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当年托克维尔周游美国，写下了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美国人人平等，没有等级的束缚，社会不为个人规定其应有的位置，放任个人主义的发展，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也正因为如此，捍卫旧秩序的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政治字典上几乎找不到。这个词开始流行，还是民主党人在大萧条时代为了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而引进的，带有污辱之义。当时共和党的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被冠以“保守派”，自己拼命否认，一再坚持自己是“真正的自由派”。保守主义的两大信条：自由放任的经济和国际上的孤立主义，在大萧条和“二战”中似乎已经被历史埋葬。
所以，“二战”结束后，在统治共和党的新英格兰集团中，很难找到保守的色彩。相反，这些人几乎都接受了“新政”的政府干预、福利社会的理念，积极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形成了所谓的“自由派共和党”。其中的代理人之一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就任纽约州长时，实行的就是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后，还宣布：“逐渐扩大联邦政府是国力扩张的代价。”尼克松1960年总统大选时出战肯尼迪，事先与党内对手洛克菲勒就竞选的政纲达成一致，结果其国内政策几乎和肯尼迪没有区别。后来尼克松、福特、老布什先后就任总统，执行的政策，基本上还属于新英格兰共和党这一系。这个集团所代表的，是以纽约一带的金融集团为代表的企业界的利益，对党内所采取的也是董事会式的家长统治。
两党政治第10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2）
把政府作为敌人——保守主义的草根性反叛
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为止，“新政”的政府理念已经被两党接受。反对的声音属于极少数的异端。然而，“新政”对美国政府的改造非常深刻。有人甚至称“新政”以前的美国是“第一共和国”，“新政”后的美国则是“第二共和国”。这样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受到抵抗。而抵抗力量在统治集团里缺乏代言人，就会演化成一股反叛的草根性社会运动。这一运动不断壮大，最终把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推进白宫，这就是所谓的“里根革命”。
“新政”不仅扩大了政府的职能，而且改变了政府的结构。在“新政”前，美国有句话说：“如果联邦政府关闭，老百姓半年后才会感觉得到。”罗斯福上台后，要扩大总统的权力。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国会在1937年通过决议，给白宫配备6个资深助手。但到了尼克松时代，白宫的工作人员已经接近600人，可见当时的白宫是多么寒酸。用既当过学者（普林斯顿的教授、校长），又当过总统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话来说，1880年代的联邦政府是“议会政府”（congressional government）。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把“二战”后的联邦政府称为“总统政府”（presidential government），因为在罗斯福任上，总统的职能急剧扩张，几乎已经侵犯了权力分立的基本原则。
这也无怪，政治学家洛威（Theodore Lowi）把这个“第二共和国”概括为“拥有个人权威的总统领导下的庶民共和国”（plebiscitary republic with a personal presidency）。这一概括旨在唤起人们对靠庶民的支持和崇拜进行极权统治的罗马皇帝和法国王室的记忆。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传统中，这样的权威结构总是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一世和三世的专制，是美国基层社会的草根性政治理念的大敌。所以，直到今天，“不要华盛顿来决定我们的生活”仍然是一个最响亮的政治口号，“华盛顿的圈内人”仍然是被用来攻击对手最有力的词汇。里根与布什当上总统后，还要一天到晚回自己的牧场，也是要把自己塑造成华盛顿之外的人，避免大政府的统帅形象。
急剧扩张的总统权力，实际上使得总统变得非常容易受伤害。总统大权在握，什么都管，自然必须众望所归，头上顶着光环，有些近似神灵的魔力。当年的凯撒大帝、拿破仑一世都无不如此。但美国的政治重心在基层社会，没有贵族的传统，老百姓不像传统的欧洲人那么崇拜权力。一旦发现总统是个大俗人，就会大失所望，群起而攻之，像克林顿的性丑闻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讨伐他的人说：“总统不仅是一个政治领袖，而且应该是个道德领袖。”可是老布什面对这个问题却说：“我若把自己当成一个道德领袖，我妈妈非杀了我不可。”美国是个培养大俗人的社会，你如今要把这个大俗人摆在总统的神坛上，这个神像早晚要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扩大总统权力，提高了社会对总统的期望，使人觉得总统应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一旦总统不能达到这种期望，就会出现政治破产。
保守主义的草根性反叛，本来是由极少数人开始。但是这些少数政治异端，在十几年内蓬勃壮大，并经过里根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也正是得益于上述两大因素。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觉得自己正在享受着“新政”的果实，并认为“新政”所创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总统，使美国打赢了“二战”，拯救了世界，因而联邦政府的扩张就更不受限制。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一小部分人感到联邦政府已经扩张到了危险的程度，美国人传统的自由正在受到威胁。而强有力的总统并不能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达不到人们的期望，于是出现了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共和党总统预选中的戏剧性“夺权”，和里根在全国政治中的正式登场。
保守主义苦涩的“初恋”
戈德华特1964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出战民主党的在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实际上是后来的“里根主义”和当今的“布什主义”的正宗起源。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老布什在共和党内的右翼对手的布坎南一语中的地说：戈德华特的竞选对于许多保守派来说就像是初恋。
戈德华特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大胆与苏联进行核对抗，声称要把核弹发射到克里姆林宫的厕所里去，并主张发展便携式核武器，用小型核武器摧毁越南的森林，切断北越的供应线。在古巴问题上，他坚决主张不惜全面入侵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指责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中被吓破了胆。所以他在国际问题上，被公众视为是一个喜欢玩火的莽撞牛仔。
不过，戈德华特在1964年最大的遗产，还是他的国内政纲。他坚决反对联邦政府的扩张，甚至说“我更怕的是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他全力维护州权，支持种族隔离，反对民权法案，声称“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强制那些不愿意住在一起的种族住在一起”。在竞选中，他甚至一反候选人到处拉票的规则，公开点出他不希望哪些人投他的票，比如“那些拿着政府福利、总希望拿别人的园子里种出的果实的人”。所以，他正好符合当时人们对保守派的一个类型化的描绘：妄想狂、古怪、怀旧。
这么一个自外于政治主流之中的人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实在也是匪夷所思了。预选前的民调表明，共和党的主要候选人洛克菲勒在预选中对戈德华特有2比1的优势。《纽约时报》甚至说：“洛克菲勒在预选中输给戈德华特的可能，比他破产的可能还小。”不过，在两党竞争的民调中，却呈现出不同的图景。1963年的一系列民调显示，在共和党一方，不管是洛克菲勒也好，尼克松也好，都会被肯尼迪轻易击败。只有戈德华特在一州一州的竞争中几乎和肯尼迪持平。特别是尼克松因为竞选加州州长失败，无信心再度竞选总统，使代表西部力量的戈德华特能够收揽尼克松的支持者，如虎添翼。肯尼迪的助手反复提醒肯尼迪戈德华特的威胁。但是肯尼迪自信戈德华特过于激进，最容易被击败。他对助手们说：“把戈德华特给我，我就不用操心搬出白宫了。”这就如同布什政府在2003年对民主党候选人迪安的态度一样。
但是，肯尼迪遇刺改变了一切。当保守派听到肯尼迪遇刺的消息后，绝望地哀叹：“天哪，那一定是我们中的一个干的。”后来虽然证明刺客不是保守派，但全国的同情心全在民主党一边。同时，戈德华特骨子里看不起约翰逊，认为他太爱玩弄权术，对抗他就等于对抗整个美国的政治机器，自己不仅没有希望赢，而且这场斗争也没有意义。只有他对肯尼迪，才是一场理想的意识形态之争，值得一战。戈德华特只是在助手的反复劝说下，为了不让保守派们失望，才勉强决定参加这场毫无希望的竞争。
这时，共和党的加州预选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这次预选，被称为美国最有历史意义的预选，是理想与权术的决战。竞争者一方是新右翼，一方是共和党的传统势力；一方是不想当总统的戈德华特，一方是非要当总统的洛克菲勒；一方是戈德华特的志愿军，一方是洛克菲勒的雇佣军。洛克菲勒投下300万美元以确保胜利，并且一度以47％对36％领先于戈德华特。但是，在预选前，洛克菲勒突然离婚，又很快再婚，成为一大丑闻，声望急跌。同时，戈德华特在南部和西部的支持者，形成了一股人数不多但非常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些人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组织周密，纪律严明，活动能量极大，在士气不振的共和党中，异军突起，把戈德华特拥立为候选人。难怪洛克菲勒在失败后报怨说共和党已经被一小撮激进、资金充足、纪律严明的少数派劫持，他们和共和党主流的中间道路毫无共同之处。
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大选以戈德华特史无前例的惨败而告终。他得了2，700万张票，约翰逊则获得4，300万张，并赢得了44个州。这比罗斯福1936年创纪录的胜利来得还大。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工业区的堡垒全部输掉。在众议院，共和党面对的是自1936年以来最大的民主党的多数派：295对140的多数。在参议院，民主党对共和党有2比1的优势。在州一级政府中，在50个州中只剩下17个共和党的州长。1940年，38％的选民自称是共和党，42％自称是民主党。经此一战，共和党在选民中只剩下25％，民主党则上升到53％，共和党似乎和戈德华特一道被历史所埋葬。
两党政治第11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3）
种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崛起
然而，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惨败，开启了保守主义在美国崛起的历史。首先，戈德华特给共和党提供了明确的意识形态。自“新政”以来，共和党一直无法提出与“新政”不同的政治理念。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选了“新政”后的第一任共和党总统。听完他的就职演说后，刚刚就任参议院少数派领袖的林登•约翰逊就说：“很好，很好，这是对我们民主党在过去20年政策的很好的总结！”可见，共和党的政策，不过是“新政”的回声。等尼克松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以与对手几乎相同的政纲输给肯尼迪后，共和党就更是没有认同了。而戈德华特却明确地告诉共和党人：“我给你们提供了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回声！”他能够用反对联邦政府的理念，把新近涌现的、没有政治代言人的共和党草根政治力量组合在一起。
即使从选举的结果上看，戈德华特惨败的背后，已经预示着保守主义崛起的潜流。在1960年的大选中，肯尼迪和尼克松几乎打成平局，但尽管竞争如此激烈，肯尼迪还是横扫南方各州。共和党在南部一个州也拿不到。而戈德华特在史无前例的失败中，却赢了南部的5个州。其中在密西西比，竟以87.1％的压倒优势获胜。55％的南部白人投了他的票，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也无怪乎约翰逊在签署“民权法案”时预言，此案一签，就将把南方送给共和党50年。
为什么会如此？自19世纪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引发南北战争后，南部白人一直是民主党忠实的选民。但是，肯尼迪政府的种族平权政策，得罪了这些白人选民。而戈德华特是绝无仅有的8名投票反对“民权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之一，反对结束种族隔离是他的核心政纲。所以，南部的所谓Dixiecrat，即反对种族平权的南部民主党人，开始大规模向共和党的旗下聚合。
在美国，种族主义看上去是一股没有前途的政治力量。约翰逊对戈德华特的压倒性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如今已经没有一个政治家敢公开声称自己是个种族主义者。但是，在草根民主中，民众的情绪不管是多么见不得人，都会改头换面地在精英政治中找到代言人。共和党把种族主义重新包装，使之在政治上重登大雅之堂，形成了其“南部战略”的核心。这种重新包装，就是把种族主义的具体理念用反抗联邦政府无限扩张的“州权”思想来表述。换句话说，是以“第一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来批判“第二共和国”的政治现实。
州权的思想，根植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信念：自由与美德和帝国秩序水火不容。强大的中央政府所带来的专制主义将威胁联邦主义政体的生存。所以，美国宪法中对州权有严格的保护。在参议院各州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宪法中唯一不能被修正的条款。而宪法第十修正案严格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维护各州在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权力。1948年，南部一些保守的民主党人，不满本党“讨好”黑人选民的自由派政策，试图把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瑟蒙德（Strom Thurmond，也就是刚刚去世并曝出有黑人私生女的种族主义百岁参议员）推为民主党候选人，以取代倾向种族平权的杜鲁门。他们在这一企图失败后干脆公开反叛，成立州权党，瑟蒙德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些反叛的南部民主党人，就是所谓的Dixiecrat。瑟蒙德在竞选总统失败后加入共和党，成为历史上在任期最长的参议员。而Dixiecrat在1964年投了戈德华特的票，后来也都加入了共和党，并成为现在共和党的权力核心。
用州权的思想来表述种族主义理念，具体而言就是说：种族隔离与否完全是各州自己决定的事情。各州的老百姓愿意隔离就隔离，愿意混居就混居，没有联邦政府什么事。南北战争前南部维护奴隶制的人，同样也是打着州权的旗号。这种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原则，正是保守主义的经典教义。动用联邦警察强行护送黑人孩子进白人的学校，就是专制的中央政府对州权的压迫，就是政府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所以，州权的理念，在南部培育了强大的反对种族平权的白人民粹主义。
这种白人民粹主义，在下层白人中尤其有市场。在美国，最强烈的种族情绪常常出现在那些最穷的白人中。道理也很简单，成功的白人，愿意并且也能够用别的标准来界定自己。比如自己是个白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管理阶层、专业人士，等等。这些标准，都能够使他们得到社会的承认，甚至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获取优越阶层的心理满足。而那些穷困的白人就不同了。他们不成功，没有办法用这些标准界定自己，长期处在社会底层，唯一可以用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的，就是：“老子怎么说也是个白人！”如果你把白人的优越地位给取消了，他们在生活中唯一的骄傲就没有了，会殊死一争。更何况，他们常常把自己的贫困归结于政府只顾帮助黑人，不管自己，因而种族仇恨更加强烈。所以，保守主义能否在政治上成功，就在于能否调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种族平权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政策，需要联邦政府的资源来推行，特别是要有资源，用于补偿黑人的弱势地位的种种社会福利。这些资源，归根结底还是要从纳税人那里提取。这就加剧了高福利、高税收的庞大的联邦政府的成长。从表面上看，福利政策是个经济和社会平等的问题，和种族无关。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福利的高低骨子里还是个种族问题。欧洲的福利高，美国的福利低，一大因素就是欧洲不如美国那样种族混杂，在同一种族中把富人的钱分给穷人，比较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日本是唯一一个战后一直被保守的右翼政权所统治的国家，但由于是“单一民族”，福利反而高得出奇。反之，在美国，白人占人口的71％，但在穷人人口中只占46％，说明穷人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有色人种中。高福利不仅是把富人的钱给穷人，而且等于把白人的钱给其他种族，社会对跨种族的财富重新分配就很难认同。比如阿拉斯加是个共和党的白人州，福利却颇高，对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的资助平均每家达800美元。而在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黑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同样的资助平均到每家只有150美元。所以，当人口主要都是自己的种族时，人们愿意支持大政府、高福利。当人口中有太多其他种族时，人们就开始反对大政府、高福利。
以上两点，构成了美国的保守主义的核心动力，和欧洲的贵族传统大异其趣。2003年共和党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在给百岁参议员瑟蒙德做寿时说漏了嘴，称：“您当年竞选总统时我们都支持您！”其实1948年时洛特还未成年，根本不懂政治。不过瑟蒙德当年是以维护种族隔离为其唯一的竞选纲领，所以洛特的话引起举国公愤，连布什也不情愿地出来谴责，导致洛特最后不得不辞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职务。有趣的是，洛特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虽然成为过街老鼠，在其南部家乡却获得极大的支持。有些选民在他家门口竖起“Trent，我们仍然热爱你！”的大标语。洛特后来公开道歉，向全国人民求得谅解时，还特别提到希望大家理解他小时候作为一个白人的穷孩子的经历。可见白人、穷困和保守主义有着多么牢固的纽带。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角逐时，人们还普遍把共和党视为富人党，把民主党视为平民党。一般的总统大选，选举日傍晚五六点以前，基本是无例外地共和党领先。只有到了五六点以后，劳动阶级下班开始投票，民主党才可能追上来。经过保守主义的洗礼后，这样的投票规律已经不可能存在了。许多洛特这样的白人穷孩子，成了共和党的政治家。他们的社会基础，也常常是所谓蓝领的保守派。这在欧洲简直就不可思议。
两党政治第12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4）
“里根革命”
里根正是在戈德华特开始调动这些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白人选民之时，登上了政治舞台。他在代表戈德华特的一次竞选演讲中，首次在全国电视中亮相，谴责政府侵犯个人自由，要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成为戈德华特竞选的高峰，也使里根成为保守主义最有感召力的领袖。
里根虽然生活豪华奢侈，并最终成为世界之君，但骨子里还是一个白人穷孩子。这也是他能够打动选民的关键之处。他晚年遭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记忆力消退，但他最后时刻剩下的记忆，根本不是在权力顶峰时的荣光，而是他中学时当救生员的经历。当时为了凑足上大学的学费，他一周工作７天，作为救生员挣15美元的周薪，救了几十个溺水者。他快３０岁时，曾仅穿着一条内裤，站在一群上雕塑课的学生中，给人家当人体模特。他就是这么从下层混上来的。到了好莱坞，作为一个二流演员，一年拍9部电影，含辛茹苦，也算成功了，但大部分收入全被联邦政府收了税。这样活生生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在美国，一个穷孩子只要肯干，就会有出头之日。无所不在的大政府，只会夺走个人奋斗的果实，压制个人的创造性。而最可贵的是，这样的信念不是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书上学的，而是他自己生活的结晶。所以，他向普通平民百姓传达这样的保守主义哲学，要比那些拿了诺贝尔奖的名宿有力量得多。
这种平民式的保守主义，对现有的秩序并不一定认同，而强调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所生长的社会。所以，这种保守主义与欧洲的保守主义最大的不同是无视等级。反抗新英格兰共和党的家长统治一直就是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的基本动力之一。同时，这种保守主义有一种独特的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读读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就知道，这位欧洲保守主义的政治家，总觉得今不如昔，甚至中世纪也比现代社会还文明，未来可能比现在更糟。难怪保守主义的正宗定义是“对急速的社会变革的抵抗”。里根则完全拥抱佩因（Tom Paine）的醒世名言：“我们自己拥有力量让世界重新开始一遍。”一些评论家指出，在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中，里根是最为乐观、对自己的人格最满意的人。他全无尼克松那种阴郁，从来不试图改变自己。尼克松因为当年穷而没有去哈佛念书，一生耿耿于怀。布什读遍名校，却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里根。里根则从来不试图改变自己。他从社会底层走到世界的顶峰，一生就是一个经典的美国梦。他为什么要改变？他有什么不满？所以，这种乐天的气质、对自己性格的自信，使他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升华为一种政治哲学，并满怀信心地传达给美国的公众。
也正是如此，他对生活上的奢华和铺张毫不掩饰。因为他自信他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都是对他的美德的奖赏。他认为美国人和他一样有同样的美德，应该得到同样的报偿。在他看来，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是自己选择了那样的生活方式，国家不应该为此负责。他挖苦领救济的单身母亲是“福利女皇”，总是不知足。但他认为，只要人们信奉他所认同的价值，加入他所属于的勤奋的美国人这个集体，就会成功。所以，他鼓励美国人大胆地伸张自己的价值，享受自己的美德带来的果实，不要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更犯不上总觉得自己欠了别人什么。也正是这种和选民的生命沟通，使他给美国人（特别是保守派）在阴郁、悲观的时代带来了自信和希望。
这样的素质，使里根成为戈德华特后保守主义众望所归的领袖。时势也在造就里根。戈德华特不仅开拓了共和党的“南部战略”，而且开始容纳西部的新阶级。戈德华特的故乡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在他的一生中从一个3万人的小镇变成1980年代200万人的都市。加州更是蓬勃崛起。军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大量移民西进，这些人常常是最为不满新英格兰地区既得利益的人。在新英格兰，企业界被那些盘根错结的董事会控制，蓝领则被工会控制，毫无喘息的余地。而西部给人们带来自由，人们看的不是你的出身，而是你干了什么。所以，这些西部新阶层往往是个人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特别仇恨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派（liberals）势同水火。
里根也正是靠着这些人的力量，在戈德华特败后两次当选加州州长。这时他已经感到自己的时代正在来临。1945年，纽约的银行占据全国银行业一半的资源。新英格兰的家长统治天经地义。但到了1964年，加州的美国银行已经和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Chase Manhattan）分庭抗礼，纽约的银行只能占据全国12.5％的银行资源。新英格兰正在丧失它的权力！而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终结了共和党温和派的最后机会。到1980年，里根作为共和党内草根的反对运动的代言人，终于入主白宫，推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把最高的所得税率从70％砍到28％，甚至把巨大的财政赤字作为一种战略，就是要让联邦政府穷得揭不开锅，再也别想兴事。激进的右翼，开始统治了美国。
两党政治第13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5）
布什主义
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实际上是新英格兰的传统共和党血脉中培育出来的精英，属于温和的共和党人。1980年大选时，他是里根竞争共和党提名的主要对手。里根获胜后出于策略考虑，提名老布什作为竞选伙伴，一度引起其右翼支持者的强烈抗议。后来老布什虽然证明是个忠实的副总统，但等他接任里根后，就试图恢复温和的共和党的政策，引起党内普遍的反叛。所以尽管有海湾战争这样辉煌的战绩，最后还是一任而终结。
短命的老布什政权，说明新英格兰的温和派已经在党内完全失势，共和党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政党。对此，没有谁比老布什的儿子、现任总统布什看得更清楚。所以他上台首先就减税，执意把自己克隆成另一个里根。
然而，时过境迁，布什面临的世界与里根面临的世界已经有所不同。里根当总统时，联邦政府确实无限扩张，各种福利项目急剧膨胀，里根的减税政策，深得民心。但里根之后，民主党出了一位政治天才克林顿，回应了里根的挑战，控制政府规模，进行福利改革，甚至使联邦预算出现盈余。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本身。”他一生的事业，就是以政府为敌人。克林顿的名言则是：“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政府也不是敌人。政府是个朋友，是个合作伙伴。”这已经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所以，现在美国人对减税并不感兴趣，反而希望能够维持联邦政府的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改造了民主党后，选民已经普遍认为民主党更会管经济，在财政上更负责。里根当年打的目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布什要坚持里根主义，就必须在其他方面更加右行。而南部最近一些年来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崛起，推动他走向了极端的文化与宗教保守主义的道路。“里根主义”实际上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联盟。基督教保守主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常常要求政府替天行道，介入老百姓的生活和信仰，直接挑战政教分离的原则。个人自由主义则是要求政府不要介入个人领域、政教分离、宽容同性恋等社会异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里根虽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本质上属于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政府从人们的生活中走开。所以，他减税非常狠，但在一些社会文化问题上，却愿意妥协。甚至在当州长时，还签署了极富有自由派色彩的容许堕胎的法案。
布什则属于主张政府要替天行道的道德派。他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都采用强烈的右翼立场。但是在他任上，虽然一直坚持减税，却急剧扩张了联邦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小政府的理念。由于克林顿对民主党的改造，如今西部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已经开始倾向于民主党。加州更是民主党的天下。民调反复表明，选民在经济等内政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在内政问题上，布什在经济上没有什么硬牌好打，只能发动文化战争，在宗教、堕胎、同性恋、枪支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争夺选民。而南部最近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复兴，也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基础。所以，虽然里根和布什都属于激进的右翼，但布什比里根更加意识形态化，其社会基础更加单一。
如今，称美国是一个右翼帝国已经不为过分，因为右翼塑造了两个主要的政党。南部阳光带的基督教保守主义比里根当年建立的广泛保守主义联盟力量要弱得多，要独自把布什推进白宫，难度自然很大，不过，民主党也已经跟着共和党右转。今年（２００４）民主党预选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最左翼的迪安，一度竟声称：“我还要代表那些在自己的小货车上挂着南部联盟旗帜的白人青年。”所谓南部联盟旗帜，是南北战争中维护奴隶制的南部联盟的“国旗”。如今在自己的车上挂这样的旗帜的白人，大多是种族主义者，要表达自己对南部联盟信仰的认同。迪安此言一出，在民主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自己最后被迫出来道歉。但是，此话讲出来，也是有迎合南部白人的战略考虑。连迪安也如此，可见民主党意识到不适当右转已经不行了。
但是，右倾化给民主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难局。当年戈德华特批评共和党成为了一个“me too”党，即应声虫党，失去了自己的色彩。如今民主党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所以今年（２００４）布什在竞选中攻击克里只会对共和党的政策说“me too”，提不出不同的东西来。大部分选民也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样一味跟着共和党出牌，民主党内的左翼就失去了政治代理人。2000年纳德已经领导民主党的左翼公开反叛，以绿党的旗号竞选总统，分走了戈尔的选票，把布什送进了白宫。今年，纳德还是民主党挥之不去的梦魇。反观布什，由于他已经非常靠右，党内的极右翼，就不可能有当年布坎南反抗老布什那样的空间，因而保证了共和党的团结。更不要忘记，在一个只有一半的选民出来投票的国度，基督教保守主义的那些激进的道德卫士，投票时一个人恨不得顶两个人用。所以很可能以褊狭的意识形态，劫持这一世界帝国。这也是当今世界不得不对付的现实。2004年８月３０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4节 里根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1）
里根死了。一个美国历史上最老、活得最长却最有年轻的乐观精神的总统，终于结束了他93年的生命。
里根是美国战后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如同肯尼迪成为民主党的偶像一样，里根也成为共和党的偶像。他上任时，美国正在越战、水门事件、伊朗人质事件的阴影下挣扎。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冷战”，在经济上也将被日本击败。那时挥舞国旗也难以成为时尚。但当里根离任时，美国已经是另一个美国。它在“冷战”中胜利在望，经济迅速崛起，美国人重新感受到自己在主宰历史。更重要的是，里根复兴了保守主义。乃至现在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标榜自己是里根的传人。由于里根，在罗斯福“新政”后几乎变为一小撮激进异端的保守主义运动，绝处逢生，并在和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手自由派的斗争中，渐渐占据上风。２００４年春天的民调显示，41％的美国人自称是保守主义者，只有16％的人自称是自由派。里根一手创建了这个保守主义的基地。没有这个基地，当今的布什主义就无从谈起。
严格地说，里根在政治上出道，是50岁左右的事。1962年，他正式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接着就开始了奇迹般的政治崛起。
自罗斯福以来，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主宰着美国的政治。60年代初共和党的主流，是尼克松和洛克菲勒这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当时洛克菲勒身为纽约州州长，其社会经济政策颇有自由派的痕迹。在他的任内，州税急剧上涨。尼克松1960年竞选总统时，与一度也要参与竞争的洛克菲勒私下会晤，商定其竞选政纲大部分采纳洛克菲勒的政策。尼克松被肯尼迪击败后，共和党就更加穷途末路。到了1964年大选，群龙无首的共和党，本来准备推举主流派洛克菲勒出阵，但在一场近似于政变的党内竞争中，反对大政府、反对社会福利、反对以联邦权力强制结束种族隔离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华特，奇迹般地击败了以洛克菲勒等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共和党温和派，夺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擎起战后保守主义的大旗。
由于戈德华特过于激进，他根本就不可能赢得大选。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共和党的戈德华特，如同这次民主党预选中的迪安。像今年民主党内“阻止迪安”的运动一样，当年共和党也有个“阻止戈德华特”的运动。因为他太激进，选他当候选人等于是共和党的政治自杀。可惜，那时的洛克菲勒远不如今年的克里走运。结果戈德华特获得提名后，得以拿出“过把瘾就死”的精神，以其激进的政纲，开始了一场自杀式的冲击，最后被民主党在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打得大败。
里根就是在这么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慨然登场。1964年10月27日，名不见经传的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出现在全国的电视之中。他激烈攻击无所不在的联邦政府压抑个人主义，发誓要和共产主义决战到底。结果这次讲话成了戈德华特那年竞选的高峰，一下子募捐达百万美元，53岁的里根也由此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两年后里根再接再厉，在加州击败了民主党的州长，在这个美国最大的州当了两任州长。
与此同时，保守主义的潜流开始壮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黑人民权运动。当时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人权法案”时就预见到：此案一签，民主党在南部就大势去矣。果然，民主党政府站到黑人民权运动一边，得罪了南部的白人，使之叛入共和党的阵营。所谓“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便成为共和党的核心。而由冷战刺激起来的加州军工，吸引了不少阳光带的白人西进，成为把里根推上了加州州长宝座的重要力量。里根在1968年，就作为比尼克松更右的力量尝试竞选总统。1976年，他再次出战，在预选中险些把在任总统福特搬下台。1980年三度出战，终于以69岁的高龄入主白宫，进而导致了里根主义的崛起。
所谓里根主义，说起来很简单。在内政上，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本身。”于是他主张减税，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外交上，他公开称苏联是“邪恶帝国”，要加大军费开支，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像戈德华特一样要和共产主义硬碰硬。结果，减税和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家赤字猛增。
所谓里根经济的信条是，一时的赤字并不重要，一旦减税刺激了经济，经济增长就会带来巨大的税收，最终将赤字抹掉。结果呢，他在任８年，联邦政府的赤字增加了一倍多，从790亿美元涨到1，730亿美元。虽然1987年一度降到1，504亿美元，但1988年赤字再次回升，逼得他的继任者老布什被迫加税，惹恼了共和党的右翼，最后把白宫丢给了克林顿。
不过，在里根任上，美国经济确实迅速扩张，国力大增。同时，对苏联的强硬政策，把对手逼到谈判桌上，签署了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苏联攻击他的鹰派作风，他则以一句名言回应：“我们不在乎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要求的是被尊重。”布什上任以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减税，在外交上制定导弹防御计划，推行单边主义，一招一式，全是从里根那里克隆而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5节 里根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2）
里根对美国究竟留下了什么遗产，至今仍然盖棺而不能定论。保守派称他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但即使是他的财政预算主任也无法接受他的赤字预算。许多论者指出，他留下的巨大赤字使美国经济在他离任后一蹶不振，结果让老布什当了他的替罪羊。右翼欢呼他为美国赢得了“冷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更为冷静的看法是，苏联的解体完全是内部的因素主导。里根的鹰派外交路线，反而强化了苏联内部的保守力量，延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里根与尼克松不同，不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属于跟着感觉走，跟着信仰走，跟着上帝走的人。他对内政外交，知识都有限，常常靠电影演员背台词的功夫，按助手写好的稿子讲话。他在白宫，统治而不治理，权力下放，一切细节都交给助手、部下去做。自己到点就睡，甚至还午休。有人统计他头四年的白宫生涯，至少有一年时间在加州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第二，他虽然答记者问不甚在行，却是和老百姓沟通的大师。当年与卡特电视辩论，双方难解难分。里根以悲天悯人的语气向选民发问：“你们过得比四年前好吗？”一句话抓住了选民的心，也道出了大选的本质。结果，以后历次大选，没有一个候选人可以不经过这句话的拷问。
不管对里根的遗产如何评价，他绝对是一个有力量、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总统。这么一个知识不多、想法质朴简单甚至有时糊里糊涂的人，出身卑微却最终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并且能够最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力，这才是里根最为值得人们怀念和尊重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草根性、反智性的关键。
在美国当总统的，不乏聪明人，比如尼克松、克林顿都属于这类人，但这类人常常不如里根成功。尼克松过不了“水门”关，克林顿被性丑闻弄得狼狈不堪，但里根却能够从“伊朗门”中获得重生。不久前被选民撤掉的加州州长戴维斯，号称是美国最有训练的职业政客，对政府运作的细节有无与伦比的知识，但是也不得善终。里根之所以最终有这些比他聪明的人所没有的力量，归功于他在草根社会的经验，和在这种经验中获得的与民众沟通的能力。
里根出身一个穷困的小职员家庭，父亲是个酒鬼。他高中时靠当救生员挣上大学的学费，一周工作7天，一周挣15美元。17岁时，他25次水上救护的纪录上了当地的报纸。上了一个小大学后，他的精力一是在橄榄球队，一是在演戏。他因为崇拜罗斯福面对麦克风讲演的功夫，开始对播音发生兴趣，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小电台，从事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由此，他练得了和普通老百姓沟通的本领。后来到了GE工作，走遍全国，到GE的工厂鼓动员工的士气，这一本领就越来越厉害。里根虽然当过演员，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后一个在收音机时代成长起来的总统。他讲话平浅之极，却保持了收音机时代播音的韵律，讲大白话如赋诗，对老百姓极具感染力。
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在下层奋斗，发展出一种和一般百姓非常有共鸣的阳光灿烂式的乐观主义和个人奋斗精神。这样的经历塑造了他一个朴素的信念：我的生活要靠自己，不要靠政府。这是美国精神中最值得宝贵的东西。一旦他能够把这种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塑造出来的信念，用最能为普通人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一下子就把许许多多人连接在一起。你可以说他给美国留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和经济灾难，但他能够让老百姓感觉到经济在起飞。你可以说苏联的解体是内部因素而不是里根的政策，但他能让人们感觉到是他打赢了“冷战”。他懂得如何拨动选民的心弦，而这种民心的共鸣，正是他政治权力的来源。
这位由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塑造的总统终于撒手人间。他得到了那么多人的爱戴，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能够被克隆吗？布什就一直在试图把自己克隆成里根。布什总是拿着普通人的土劲儿，总是在白宫呆不住，一天到晚往自己得州的牧场跑，并和里根一样权力下放，抓抓大精神完事。但是，这些表面的模仿背后，布什缺乏里根最重要的素质。里根来自底层，布什来自豪门。里根懂得百姓的感情与精神，布什只能装着懂得民情。里根和百姓的沟通本领，一半是他的天赋和训练，一半是他的真诚。布什则是一个蹩脚的沟通者，他缺乏里根的心灵，自然也没有里根的感召力。
里根只能是里根。其他人不管赶上什么历史的伟大时刻，也无法成为第二个里根。
2004年６月３０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6节 布什三代（1）
在本周纽约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布什将接受本党提名，正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虽然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民调中落后于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克里，但在代表大会前，他已经开始略微反超克里。虽然今年的大选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鹿死谁手难以预测，但布什连任的可能性不会低于50％。他在老父1992年被克林顿逐出白宫后２年才在政治上“出道”，但6年后就夺回白宫，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象征。他的弟弟杰•布什，则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被看好是2008年竞选总统的大热门。所以，即使布什今年失手，其弟在4年后替他夺回白宫的可能性也并非天方夜谭。这个美国的“王族”的神话还远未完结。
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古训，在布什父子身上，似乎只能反着用。老布什温文尔雅；布什则又土又蛮。老布什在国际上广为结交，对媒体应对自如；布什则是世界上“单边主义”的孤家寡人，是见记者最少的总统之一。媒体人士早已经指出，布什入主白宫后，他最不想效法的人就是他的父亲。这对总统父子，从政策、作风甚至到讲话的口音，都无一点相似之处。人们不禁会问：这么一个“上流”的父亲，怎么养出这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儿子？而这么一个看上去傻乎乎的愣头青，又怎么能这样掌握世界最大的权力，主宰美国的政治？
英国有句老话：“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其理由不言自明。贵族并不是一个财富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一个暴发户不仅会把自己的万贯家财传给子女，而且自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从下层往上爬时那些平民的习性，也会和财富一道传给下一代。只有从小受了良好教育的儿女们在向第三代交接时，那些平民习气才可能从家族中扫除干净。布什家族的历史，则表明了一个相反的现象：“培养一个土老帽儿至少要三代人。”老布什和布什，可以说就是这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到布什那里终成正果。最近出版的两位英国记者所著的《右翼国家》一书，把这一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化，描绘为美国战后共和党历史的一个缩影：共和党从一个由东北部财阀董事会所控制的贵族式的政党，演变为由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主宰的平民政党。不了解这一层，就无法了解从老布什到布什的转化。
布什：平民社会中的“王族”
托克维尔曾惊叹美国是一个没有欧洲贵族传统的平民社会。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布什家族也是地道的“王族”。这并不仅仅是说父子两人都当了总统。就血统而言，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老布什的第十三号远房表兄妹。布什家族几代人，都是从小读上流社会的寄宿学校，到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镀金，然后进入美国的权力阶层的特权人物。比如，布什的曾祖塞缪尔•布什（Samuel P.Bush），是钢铁和铁路业的一个总裁，美国制造业联盟的首任主席，美国商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曾外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George Herbert Walker），是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哈里曼投资银行（W.A.Harriman）的创建人之一。这也难怪，布什家族的政治生涯是从金融核心新英格兰地区开始。
布什家族第一个从政的是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不过，他跟当今的布什总统几乎是截然相反。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典型的新英格兰贵族政客。他身材修长，在耶鲁读书时高尔夫球、网球、棒球都技艺精湛，同时是最令人骄傲的Whiffenpoof重唱团的成员，并且加入了骷髅会这一最神秘的秘密组织。他在政治上属于共和党中进步派的一翼。1950年，当他第一次在康涅狄格州竞选参议员时，其政敌攻击他是“计划生育联盟主席”。他确实参加了计划生育组织。而当时的康州，是美国两个禁止销售避孕套的州之一。结果，普雷斯科特•布什以微弱的劣势败阵。
不过，两年后，由于在任参议员死亡，他得以当选参议员。他在参议院最令人瞩目的业绩之一，就是增税。他公开赞扬他在参议院的同道“有勇气为了保证政府的必要收入来增加不管是多少的税额”，以支付国防、科学和教育的费用。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孙子，最终竟成了一个减税、反流产的总统。
布什南下
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儿子，就是我们熟知的老布什。他耶鲁一毕业，就在华尔街“拿”到了工作。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继承父业，舒舒服服地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上流社会开始自己的事业。然而，他却加入了海军，成为一名飞行员，并在1944年被日军击落，后被一艘美国潜艇救起，死里逃生，成为几乎是最年轻的战斗英雄。1948年，他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天，就直接开车到了得克萨斯州西部，做起石油生意来。
虽然老布什在得州的工作是父亲推荐的，开的车也是父亲给的，但在纽黑文时与耶鲁大学校长为邻居的他，单枪匹马携家闯荡草莽的得州，可以说是十足的“下放”。那时的得州，还是个偏远的边疆。战后发现大量石油，引起一股淘金热。这个耶鲁培养的精英，嗅到了自己的机会，直接杀到这个新边疆，和下层的劳工并肩工作，挣出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到了1959年，老布什移居得州的首府休斯敦，并决定从政。
然而，老布什在得州政坛上混得却颇为艰难。当时的得州，完全是民主党的天下。林登•约翰逊就是得州的参议员，后来马上成了肯尼迪的副总统，并最终成为总统。不过，由于约翰逊支持种族平权，激怒了南方民主党的白人选民。1964年极右翼的戈德华特推翻温和派的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掀起了一股草根式的保守主义运动，虽然最终被约翰逊打得大败，但深得南部白人选民之心。结果，南部阳光带的平民保守主义运动，渐渐压倒新英格兰的金融贵族精英的统治，在共和党中得势。像得州这样奴隶制度的故乡，最终也都投入了共和党的怀抱。
老布什正好赶上这个转型期。他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得益于共和党在南部的复兴。但是，作为一个耶鲁毕业的康州金融贵族之后，他在南部大老粗们的草根民主中却玩不转。他1964年竞选参议员失利。1966年共和党在得州找到一点生存空间，他当选了众议员。不过，他的政治命运在得州也到此为止。得州人对他这样的耶鲁出身的新英格兰贵族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被讥之为是那种指甲修得干干净净、“冲淋浴时要撒尿也得走出来找厕所”的另类，是“康州的投机家，跑到我们得州来为科威特的酋长来开采石油”。所以，很快老布什就知道在得州的草根民主中靠当民选政治家前途有限，于是进入官僚界，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主席到驻中国特使、中央情报局局长，几乎成了职业官僚。在这些职位上，他可以和自己熟悉的上流社会打交道，用不着理会那些他不理解也不喜欢他的草根小民。
老布什比自己的父亲保守得多。他是戈德华特保守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不过，从当众议员起，他就建立了自己温和派的声誉。1980年他竞选总统，党内碰到的对手是里根。在预选时，他对里根的减税政策大不感冒，称之为是“巫师经济”（voodoo economies）。但后来里根还是选他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其中的一大考虑，就是要笼络共和党内东部一派的力量。
可以说，老布什在得州的经济冒险和草根民主的经验，更像我们所谓的“干部下放”。
他骨子里是个新英格兰人，人们也把他看作是新英格兰人，绝不是地道的得州人。他血管里流的，是贵族的所谓“蓝色血液”，和平民百姓难有共鸣。这一点在他和里根的关系中就颇有反映。他和里根从政敌变成盟友，作为里根的副总统，他对里根忠心耿耿。但是，里根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总统，和布什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则玩不到一块。里根生性好交游，入主白宫后，动不动就请好莱坞的朋友们来他白宫私人住宿区聚会、过夜。但8年间，老布什虽然常常出入白宫，却从来没有被请到白宫里根的私人住宿区去过。
不过，老布什绝对不是和里根面和心不和。他是完全被里根给“摆平”了。他在得州，使出吃奶的力气想当个平民政治家，但最终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他对里根操作平民政治的本领完全是五体投地，乃至过于被里根的权威所慑服。据南希•里根回忆，当老布什对里根的一个阁僚不满时，就跑到南希这里来说。南希让他直接把自己的意见直接告诉里根，但他从来没有勇气当面和里根说。在里根的葬礼上，他谈起里根对他的教诲，称一辈子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教了他这么多。说着说着竟一时哽咽。老布什作为一个官僚，最后当了总统，在美国战后政治中十分罕见。保守派选他完全是因为遵奉里根的旨意，但最后还是一任而终。所以可以说，老布什虽然竭尽全力，但和草根社会还是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自己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得州人。而真正能够在得州落地生根的，则是他的长子，当今的总统布什。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7节 布什三代（2）
操他妈的得州
对老布什而言，得州是个扎不下根的地方。但是，他却有个浑不吝的长子。这儿子不仅一口得州土腔，而且个子也不像祖父、父亲那样修长而具有贵族气。布什生在纽黑文，受的是耶鲁的教育，但却执意要脱掉常青藤的皮，在得州的泥土里折腾一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布什是个C学生，在学业上不可救药，没有在新英格兰精英里混的智力资本。不过，这不是说他不聪明、没有意志。他在耶鲁这样的环境中受了压抑，自然会有逆反心理，会报复。他要给那些脑瓜好使的常青藤子弟们看看：老子自有老子混的路数！
在这方面，他找到了自己的榜样——里根。老父给里根当副总统时，布什常常访问华盛顿，但几乎没有和里根接近过。里根对老布什都没有个人层面的亲近，对这个儿子就更是如同没有看见一样。但布什对里根还是能够远而观之。他听过里根的演讲，见过小民百姓如何为里根而疯狂，发誓要像里根那样和老百姓水乳交融。
也正是这样，他执意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得州之子：他没有老父那样放弃“下放”、回到贵族圈子里的余地。不过，得州人知道他的家庭，对他有抵抗。1978年，他曾尝试竞选得州西部的众议员。但是在本党预选中，竞争对手得到了里根的支持，并攻击布什是“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布什预选赢了，但在与民主党的对手汉斯（Kent Hance）决战时，对方残酷地攻击他是东部的投机家，是“生下来就穿着长到屁股的银靴子”的富家子弟。等两人辩论时，主持人竟毫不客气地问布什他是不是外来势力控制得州的影子政府的工具。结果，布什输得一干二净。
不过，布什从失败中不断学习。老布什竞选连任失利，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摆脱父亲的阴影、发展自己独特的认同的机会。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在得州。”与动不动就用私人司机开车、衣冠严整的父亲相对，他穿着随意，骑车或步行去学校。1994年当他竞选州长、挑战在任民主党女州长理查兹（Ann Richards）时，已经是光景大变。理查兹是真正的得州人，在南部有深厚的根基。她也深知布什家族的弱点，并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攻击。1988年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她攻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是个“可怜的乔治”，是“含着银靴子出生的人”。在与布什的竞争中，她也反复用“乔治王子”这样的语汇，提醒选民布什是个高高在上的精英。
但布什不是老布什。他毅然宣布：“我的对手花了许多钱试图把我塑造成一个我不是的人。我拒绝玩这样的游戏！”他反客为主，称“得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思想方式……我不想把得州变成加州。”他的政治捐款，许多是来自得州的橄榄球明星和教练。相反，理查兹的大量政治捐款则来自好莱坞。于是， 布什反复用加州的形象，提醒选民理查兹受了太多加州的影响，不懂得得州的价值。最后，他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
当了州长的布什，已经能够把自己包装成地道的得州人。他财政上有得州的企业界特别是石油界、职业体育界（他自己就是一个棒球俱乐部的所有人）的支持。行为则完全是得州土老帽、大老粗的做派。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与副州长、民主党人布洛克（Bob Bullock）的关系。得州的副州长权力很大，很独立，不是州长指定。这位布洛克过去是个醉鬼，离过5次婚，对谁也不买账。有一次他晚上喝醉了，随便爬进街上停着的一辆私人车的后座上打个盹儿。醒来时，发现车正在行驶。此公不但不觉得自己犯了罪，反而用手推司机：“嗨！我是你的州务卿！”
这么一个蛮横的地头蛇，有毁了布什的能力，但布什对付这样的粗人，已经是小菜一碟。据说两个人刚刚过招儿时，布洛克对布什说：“你他妈的要是想操我，就得先吻我再说。”布什马上把自己的嘴唇送到布洛克的脸颊上，最后化敌为友。1998年，布什以压倒优势获得连任。在他任上，这个民主党统治了几十年的州，被转化为共和党的堡垒。等2000年他竞选总统时，他已经是地道的得州之子。
草根政治
无论是在文化悠久的欧洲，还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布什遭人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他被视为一个又蛮又浑、顽固守旧、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恶霸。人们怎么也不能理解：美国这么一个世界帝国，怎么会找这么一个土牛仔当总统？难道真是国中无人？这样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却建筑在对美国政治动力误解的基础之上。
在欧洲和中国，一般的常识是“衣食足，然后知礼仪”。人有了钱，就得学习上流文化，模仿比自己高一等的人的行为举止。政治领袖要能吟诵古诗，出口就是几国语言，要能欣赏古典音乐，甚至上台弹钢琴，等等，生怕自己不够高雅。布什家族则相反，从政三代，从一个高雅的贵族，不遗余力地努力，把自己转化为鄙俗的市井小民。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彻底的直接民主式的草根社会。政治权力的重心在下不在上。老百姓要选一个和自己相像的人，摆谱儿是成不了事的。布什的出身是如此之高，但行为举止是如此之俗，这一落差越大，就越显示出他的政治天才，不管你对他的政策本身是什么看法。
布什在2000年竞选时，跑到戈尔的老家田纳西，攻击自己的对手：“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果然他拿下田纳西，进而入主白宫。他从来不忘自己是个得州人。乃至当了总统，还不停地回老家度假，使他得州的牧场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
那么，得州的政治精神，对布什当总统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得州在南北战争中是被北方征服的一个南部州，老百姓的自主意识非常之强，注重州权，绝不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事务说三道四。这种我行我素的南部精神，也使布什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变得更加极端。
同时，美国的历史是被所谓“边疆精神”所驱动，不断向外开拓。得州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一直是个边疆式的州，人口随着石油的发现不断增长。当地的地主通过把自己的地租给石油公司开采而大发其财。所以，得州人有边疆的冒险气质，同时把土地视为最大、最有价值的财富，相信有恒产则有恒心，反对政府在人家的财产上大收其税。布什继承了这样的冒险精神。这不仅仅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上，更体现在他的减税政策上。他知道减税会创造巨额财政赤字，但也决定一试。把油水留给了富人，这也多少反映了他在得州培养的对有产阶级的同情。这一点，在他祖父和父亲身上都是找不到的。
更重要的是，布什是美国社会最近几十年反智主义最有力的代言人。得州是下里巴人的世界。草根民主给这些人极强的独立精神。他们绝不容忍东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指手画脚。布什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劣等生，这种不争气的形象，正好符合南部草根社会自我认同的需要。在他们眼里，布什懂的事情不多，但他腰杆硬，不让那些懂的多的人欺负。这正是个为我们出气的人。在2000年竞选中，一个记者问布什：“你知道车臣的总统是谁？”面对这样不友好的问题，布什以牙还牙，坚决地说：“不知道！你知道吗？”问这样问题的记者当然是有备而来，不可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布什强硬的对答，传达了一个信息：别跟我来这一套。不知道又有什么了不起？我照样治国！知识分子主宰的媒体对这样的回答反感不小，但草根的百姓却觉得他给自己长了志气。所以，虽然美国人人皆知布什出身豪门，但他却能够打普通平民百姓的牌。可即使克里最后选了真正平民百姓出身的南方人爱德华兹当竞选伙伴，在下层选民中也很难占到便宜。
文明传统过于悠久的国家，常常因为精英对社会的垄断根深蒂固，导致文化上过于柔弱，进而丧失了文明的动力，难免要在蛮族入侵、注入新鲜的野性血液后，才能够重新获得再生的活力。而美国这样的草根民主社会，却有一种自身不断再造野性的能力。所以，虽然欧洲人看不上布什的蛮与力，美国人则常常看不上欧洲的文与弱，觉得欧洲文明已经道德破产，自己的文化才充满了活力。
不过，布什家族能够从上流社会融入草根，换得更多的是包装而不是实质。老布什斯斯文文，为政谨慎，但战争来了却出生入死，勇武非凡。布什包装上土里土气，强硬异常，但越战时却靠老父的关系，进了国民警卫队，躲开战场，哪里比得上老牌贵族克里那样勇武？布什号称一生勇于冒险，但个人从来不为冒险付出代价。在得州经营石油，几乎每战必败，但每败必有老父做靠山，最后常常是在公司倒闭前甩出手中的股票而自保，让不知情的股民跟着倒霉。如今又是在自己躲过战争后，把别人家的子弟送到伊拉克。这样的冒险，似乎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因为代价不是自己来付。所以，这样的草根政治，有其优点，也有其盲目性和危险性。不管我们对之喜欢也好，憎恶也好，推动这种政治的动力，永远不可不察。
200４年９月２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8节 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1）
卡尔•罗夫：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
卡尔•罗夫(Karl Rove)，被称为是“布什的大脑”。他在十年之内，就把一个不成器的酒鬼调教成为一个总统。不仅如此，从议会到州长的选举，他都亲手挑选候选人，策划各州的政治战略，筹集和调动资金，成为共和党的指挥中枢。他把老式的草根民主政治游戏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员机器。他还被视为是玩“黑招儿”的大师，手下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善于“政治暗杀”，作案不留指纹。同时，他的政治理念，为共和党找到了草根性的政治哲学和与小民百姓沟通的语言。可以说，他既是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又是个事必躬亲的战术家，必要时还能充任工兵和刺客。他不仅是布什的大脑，而且是共和党的大脑。他的业绩，已经转化了美国的两党政治。怪不得布什在这次大选获胜后的演说中，称他为“总设计师”。
卡尔•罗夫天生就是个政治动物，而且从小就尝到了政治之严酷。他9岁多时，赶上1960年的大选，是尼克松的狂热支持者。当他戴着支持尼克松的标记骑车时，被几个民主党的孩子从车上打下来。这大概算是美国版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一课吧。在10年后的芝加哥，他开始报复。当时他出现在一位竞选伊利诺斯州财政主管的民主党政治家总部，号称是要当志愿人员。结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用印有这个竞选总部标记的信封、信纸，在芝加哥的红灯区和无家可归者粥房散发了1，000份邀请信，许诺任何光临总部的人，都将免费得到啤酒、食物、漂亮妞和“开心的时光”。一时间，几百个醉鬼和无家可归者涌入这个竞选总部，搅得民主党人兵荒马乱。这一恶作剧没有挡住那位民主党人当选，但罗夫自此之后也马上开始得势了。
能干脏活的人，必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需要生活来培养。罗夫出身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并不关心政治，但很难说对他日后的政治风格没有影响。在1969年的圣诞节，也是他的19岁生日，父亲出走，父母离婚。没过多久，他又得知那个父亲并不是他的生父，他和他哥哥是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生的孩子。他甚至觉得他的生日都是假的：“谁会正好在圣诞节出生呢？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的，所以就这么随便一猜。”后来他找到他的生父，但对方对他极为冰冷。1981年他31岁，母亲自杀。只有他的养父和他维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一直十分感激对方“无私的爱。”
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好勇斗狠的性格。“阴谋”和“黑幕”也成了他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战，就展现了他这方面的手腕。1970年代初，大学是反战和民权运动的大本营。他作为犹他大学的学生，却看准了右翼将是未来美国政治的主流，加入了一个叫“大学共和党”的组织，并马上从犹他大学辍学，全职参与该组织的活动。1973年，该组织的主席乔•阿巴特(Joe Abate)任满下台，按常规将由副主席、也是中西部大学共和党的主席埃奇沃思(Robert Edgeworth)继任。当时罗夫是阿巴特的亲信，任该组织的执行主任。按常规，他应该等埃奇沃思接任两年，然后轮到自己当主席。
但是他却不想等，辞掉了执行主任的职务开始了5个月的无薪竞选。在该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罗夫以程序为借口，挑战埃奇沃思的当选不合法，并操纵手下人拥立自己当选。结果，埃奇沃思和罗夫都声称自己当选，都发表了就任演说，并都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要求承认自己是合法领袖。埃奇沃思的支持者为了证明罗夫是个阴谋家，故意向《华盛顿邮报》泄露了一盘磁带，录下了罗夫等人密谋策划在竞选中进行谍报活动的谈话。当时的共和党，正处于水门事件后的信誉危机中。这合磁带，则更证明了窃听这类偷鸡摸狗的事不仅是总统的行为，而且似乎是共和党的文化。
当时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不是别人，就是后来的总统老布什。他先是裁决罗夫当选，后又因磁带的泄露而大怒，把埃奇沃思赶出共和党。这场如同2000年佛罗里达计票战式的闹剧，就此收场。老布什成了罗夫的提携者，给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谋得一职。
不过老布什本人当时在政治上并不走运。1964年和1970年，他两度在得州竞选参议员失败，最后接受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体面却没有实权的职位，成了水门事件后共和党的面孔。得州的政治，自南北战争以后，就牢牢地被民主党控制。
罗夫进入得州政坛后，民主党的统治开始崩解。罗夫则一手促成了权力向共和党的全面转移。在罗夫到来之前，得州只有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所有州政府的职位都被民主党把持。1976年的大选，卡特赢了得州。1978年，詹姆斯•贝克，即后来老布什的国务卿，为共和党竞争得州的参议员失败。但罗夫却帮助一个石油商人克莱门茨当选了得州的首任共和党的州长，并出任其首席阁僚。1980年，老布什竞选总统，雇的第一个人就是罗夫。后来里根当选，老布什就任副总统。1986年，罗夫帮助一个背叛民主党的政治家格拉姆当选得州第二位共和党参议员。1988年，他帮助四年前丢了州长的克莱门茨卷土重来，再次当选州长。同年，他又指挥了一场竞选，使共和党人菲利普斯成为得州的首席法官。1994年，他帮助佩里、也就是现任得州州长，击败了民主党人海托华，拿到了第一个州政府的职位：农业专员。同年又帮助得州的共和党人哈奇森当选参议员。不过罗夫最大的业绩，就是帮助布什干掉了民主党在得州最后的一颗政治明星，女州长理查兹。最后，接受他咨询的主顾控制了得州的州长、两个参议员席位、得州最高法院的多数席位和得州的大部分政府职务。
罗夫作为一个政治顾问是如此成功，乃至他改变了政治顾问和其主顾的关系。一般而言，政治顾问是受雇于人，他们总是到政治家门下求职。但是，由于罗夫给谁当顾问谁就当选，政治家们就反过来投到他的门下。那些捐款人，也都看罗夫的眼光行事。罗夫看上的政治家才能获得大家的信心，大家才愿意往这个人身上投资。罗夫也借此保持和企业界的良好关系。如安然等得州大企业总裁，都是他的嫡系捐款人。在得州，罗夫可以决定哪个人去选哪个职务，去哪里募捐，怎么花政治经费，用什么政纲。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超级师爷，他是共和党政治纲领、组织和资金的中枢。就连外州的共和党人，也纷纷求他帮忙。比如1993年密苏里州的阿什克拉夫特(即现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竞选参议员时，向他支付了30万美元的咨询费。不过在1991年，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次特别选举中，前州长和司法部长索恩伯勒竞选失败，无法支付罗夫的咨询费，罗夫把对方送上法庭。共和党领导层怕这场官司使共和党再难在这个民主党的州召募候选人竞争，劝罗夫手下留情。罗夫拒绝。于是共和党请来自己的王牌律师即后来调查出克林顿性丑闻的斯塔尔和罗夫周旋，还是被罗夫击败。索恩伯勒经过一个屈辱的审判后，被迫付钱。可见，此时罗夫在共和党内已经是一方霸主，没有人敢拿他怎么样。1999年他把布什推出来选总统，由于筹资有术，上来就宣布放弃联邦资助，因此也就可以不受联邦法律所规定的花钱数额的限制。这一财政实力，一下子就吓得几个竞争者不敢出马了。所以，布什一开始几乎就是共和党的官方候选人。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9节 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2）
罗夫的手腕，最有争议的是他在竞争中使用的“焦土政策”，为了击败对手频频进行“政治暗杀”，并不留指纹。在布什与理查兹竞选州长时，理查兹频频被“黑招儿”击中。比如，得州的选民常常接到这样的民调电话：“当你知道理查兹被许多女同性恋的主手包围时，你是否还准备投她的票？”这看上去是个“客观的”问题，实质上等于造了理查兹的谣。同时，选民在自己的车窗上发现有人放置了宣传品，主要是两个半裸的男人狂吻的色情照，警告选民理查兹连任的后果。
去年，罗夫的“黑招儿”玩到了危险的地步。当美国前大使威尔逊对布什政府关于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提出怀疑时，威尔逊妻子作为CIA便衣人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这一泄密行为按法律最高可以受到死刑的惩罚。威尔逊认定背后的黑手是罗夫。罗夫否认。目前此事还在被联邦大陪审团调查。罗夫准备了庞大的律师团应战。
和切尼一样，罗夫虽然保守，但在越战期间却想办法逃避了兵役。在美国的政治中，战争英雄是一大政治资产，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老布什，战争英雄经常当总统。不服兵役，当然是个道德赤字。罗夫最擅长的，就是通过玩黑来干掉一些战争英雄。被他这么“暗杀”掉的两个最有名的越战英雄，大概就是麦凯恩和克里了。2000年共和党预选时，麦凯恩在新罕布什尔击败布什，移师南卡罗来那，把布什逼入背水一战的境地。麦凯恩在越南当了多年战俘，里根听了他的故事都掉眼泪。布什则是权势之家的公子哥，设法躲过兵役，在道德上显然低人一头。但罗夫手下的鸡鸣狗盗之徒，立即策划了一系列政治暗杀。他们指使一些所谓的越战老兵出来造谣，说麦凯恩被捕后成了越共的坐探；麦凯恩收养的斯里兰卡的女孩，被说成是麦凯恩的一个黑人私生子；麦凯恩的妻子被传吸毒，麦凯恩自己被造谣成一个同性恋。
克里这次竞选总统，当然越战的业绩是个最大的卖点。他不仅夺得多枚勋章，而且几度负伤，并且在枪林弹雨之下舍己救人，一些右翼评论家在电视上曾公开发愁：对这么个英雄怎么攻呢？罗夫却早已胸有成竹。8月份，一群越战老兵出来攻击克里说谎，说他造假赢得了勋章。克里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下子掉下去。这几乎是大选中对克里最致命的一击。
不过，过分强调罗夫的政治刺客面目，就会掩盖他真正的政治天才。罗夫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空中电波所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建立一种面对面式的地面政治操作系统。在他看来，大众传媒中的政治广告已经饱和，地毯式轰炸的宣传攻势已经使选民疲劳，大家不相信广告，不相信媒体。但是，选民还相信自己的邻居，还关心许多政治问题。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被调动起来。
罗夫在1981年辞掉公职，开了一个直接邮寄(direct mail)公司。这种直接邮寄业务，与一般的传媒有本质的不同。大众传媒就像“广播”(broadcasting)这个词所指示的那样，是大范围地传送资讯，其力量在于地毯式信息轰炸，并不区别具体的目标。直接邮寄则是“窄播”(narrowcasting)，是高精度的信息轰炸。在这样的信息轰炸中，你明确知道信息接收者想要什么。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明，使掌握选民个人的信息，如你的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家庭、所属俱乐部、消费习惯等等，变得更加容易。通过这些资讯，能够进一步分析出具体选民的政治取向。
这样的资料，可以帮助罗夫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募捐和政治动员。比如，过去人们只知道哪里是共和党的选区，哪里是民主党的选区，所依据的不过是两党党员的登记资料。罗夫则能知道哪个民主党选区经常投共和党的票。他还能够精确地知道某一地区的选民只关心某一个问题，于是就对症下药，寄去宣传品，告诉这些选民他的候选人支持他们的立场。这样不仅有针对性，而且避免了大众传媒所不可避免的“附带伤亡”。比如，如果你在大众传媒中播放反对枪支管理的广告，可能赢得一部分选民，却得罪了支持枪支管理的选民，引起争议。这个话题还可能被媒体接过去，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最后谁胜谁负还很难控制。用直接邮寄的办法，等于偷偷告诉一部分被锁定的选民：“我站在你们这一边。到时候出来投我的票！”所谓克里上台就会禁《圣经》这样的谣言，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被锁定的“目标选民”中传播，不仅十分有煽动性，而且不容易引起巨大的反弹。
罗夫对这些精密的选民信息有超人的把握能力。如果你对他说得州西部某县很保守，他可以马上反驳，并且把那个县内几个选举区的历史、投票倾向一项一项地分析。他脑子里装着这么一个高精度的政治地图。有人说如果你想知道哪里有个有利可图的新举选区可以开发，只有问罗夫。得州的最高法官菲利浦斯竞选时，罗夫能够很精确地告诉他：需要多少选票，到哪里拉这些票，为拉这些票需要多少钱，到哪里去募捐，募来的钱怎么个花法。2000年大选，布什输了50万张总选票。罗夫说这是因为布什酒后开车的往事在投票前夜被抖出来，结果大约400万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不出来投票。他要求布什当选后成为这些福音派的代言人，靠这些人赢。结果，今年布什从输50万到赢350万。得失相加，正好400万张票。当然，今年有许多新选民，并不能说这400万就是罗夫所谓2000年丢失的福音派选票。但这样的巧合，也无法全归之于数字游戏。罗夫果然料事如神。一句话，他知道权力从哪里来，你怎么才能得到。
罗夫用21世纪的技术手段，试图达到19世纪的老式政治目标：政治家要和选民建立面对面的关系。为此，他组织了72小时特别行动队，登记选民，动员志愿人员，在选举日让自己的嫡系把选民带到投票站。一句话，不管大众传媒如何发达，他的地面部队一定要督促每一个共和党的选民都出来投票。在本次大选中，罗夫的地面部队是由经营已久的志愿军组成。这些人大多是本地选民的邻居和朋友，在投票日拉票极有效率。民主党的地面部队则大多是领薪水的外来人员，对当地社会不容易渗入。结果证明，罗夫的嫡系明显胜出。
当然，更关键的一点，是罗夫能够鉴别领袖，知道谁是掌握权力的材料。这和他与布什父子的关系中看得最清楚。老布什是最早提携罗夫的人。罗夫是因为老布什才建立了和布什家族的关系。但是，你要问他对老布什的印象，他会十分慷慨地夸奖：伟大的品格，思想开放深沉，高雅的绅士，等等，但就是说不具体，可见他心里对老布什的才能并无深刻印象。但一提见布什的第一面，他马上神采飞扬，就像一个情人谈自己的第一次约会一样：那是1973年感恩节的前一天，罗夫受托到华盛顿的火车站接从哈佛来的布什，把他家的车钥匙转交给他。布什那天穿着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夹克，牛仔靴，全身放射着奇里斯玛的魅力。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0节 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3）
当时的布什，还是个一事无成的酒鬼。他1985年才戒酒，成为再生的基督徒。但也不过是不再给老父丢脸惹事而已。老父的朋友将他塞进一个大企业的董事会，他由于不通业务，混了3年就被劝辞职。后来经营棒球，靠家族的影响，说服当地政府资助修建棒球场，以小本的股份大发一笔，完全是靠特权挣钱，很难说有什么才能。但罗夫却看出布什是个料。他1990年就开始策划布什竞选州长。到1994年布什开始竞选时，连其父母都觉得这是瞎折腾。
但布什赢了。罗夫在布什身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布什身上有股王者气概。往坏了说，这就是高干子弟那股舍我其谁的牛劲儿，或者说一个恶少的霸气。往好了说，那就是领袖的奇里斯玛，在得州，直来直去的大老粗们见了他会说：“这是个爷们儿！跟他走。”1988年老布什选总统对阵杜卡基斯，布什当拉拉队长。他的讲演和文质彬彬的老布什大异其趣：“有些话老子不能说但儿子能说，让我们狠狠踢杜卡基斯那帮人的屁股！”他做政治动员，极富煽动性。人们不要忘了，布什学校的功课不行，中学却竞选成为球队的拉拉队长。他20多岁时，也曾在得州竞选众议员，但没有罗夫这样的高参，最后失败。布什家族有个规矩：先挣钱再从政。布什是第一个想破这个规矩的人，看来他并不一定就是个公子哥，还是要有所成就。可惜，挣钱太需要分析力和经营才能，他不是那个料。但他有人际沟通的能力，有感召力。大概他若是当不了领袖，除了喝酒也不会干别的。罗夫看重的，大概就是这种专一的领袖才能。而且他在策划布什选州长时就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当总统的第一站。当时布什本人也没有敢想这么远。
2000年，一切如罗夫所料，布什当选总统。2001年，布什又借“9•11”变成一个战时总统，并很快就面临着2002年的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是部分参议员众议员和州长的换届选举。这种选举，一向是地方各州的政治事务，当总统的很难施加影响。不仅如此，根据一般规律，总统所在的那一党在中期选举时常常输，连人气甚高的里根也不能例外。因此，总统在中期选举中屈尊到各州帮助本党候选人助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罗夫却说服布什主动出击。他亲自为本党在各州选择自己的候选人，然后让布什出击，直到嗓子喊哑了为止。结果，共和党在两院都击败民主党。今年大选，罗夫不仅操纵着总统的竞争，而且议会、州长的选举也由他统一调度。共和党的权力越来越从州一级集中到中央。甚至阿诺•施瓦辛格竞选加州州长，也是和他商量的结果。
罗夫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和党的灵魂人物，除了他在政治操作上的技术创新外，还在于他有长远的政治战略和理念。罗夫的政治目标，不仅仅是让布什当两届总统，而是建立共和党对美国政治的长期主宰。他常常以历史学家自居，认真研究了1897年上台的麦金利总统。他认为，麦金利在南北战争后党争的乱局中，逐渐摸索建立了一个新统治联盟，建立了共和党的政治主流，是美国第一任现代总统。这个主流，到罗斯福的“新政”而结束。从“新政”到19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民主党成为主流。现在又轮到他来重新建立共和党的政治主流了。
建立这一政治主流，他自认为是在导演一场政治反叛。“新政”以来，共和党一直被新英格兰的金融精英所控制，被称为是华尔街董事会的政党。但自从1964年戈德华特掀翻洛克菲勒、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约翰逊之后，政治版图大变。草根性的南部共和党政治力量开始崛起。1960年大选时，记者描述投票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共和党领先，直到下午劳工阶级下班来投票，民主党才追上来。一句话，共和党是高高在上的党，民主党是劳动阶层的党。如今，大量劳动阶层、农民、低收入阶层投向共和党的怀抱。罗夫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人物。他指出：“得州的选民是土得掉渣的。他们要求他们的领袖和他们一样，说话痛快，直来直去。共和党是个反精英的党，是为小人物的利益斗争的党。我们的候选人从来不可能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家而赢得选举。”那些头脑简单、一天到晚去教堂的人，就是他眼中共和党的基本力量。而他建立的庞大政治机器，就是为了动员这股力量而设计。
很难想像：一个给最富的百分之一的阶层减税的党是为小人物而战。但是，罗夫确实为共和党找到了一种小民百姓的语言。19世纪以来，金融利益控制了政治。老百姓了解政治，至少要看报纸，仅此一点就把许多文化不高的人剔出政治过程之外。所以，民众的政治参与非常有限。金融精英可以垄断政治过程。到了“新政”，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崛起，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抑制了金融资本的势力，代表这种势力的共和党处于下风。但是到了战后，大众传媒迅速普及，普通百姓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直接听总统对政策的解释，进而成了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所以，共和党必须从董事会走向草根。这也是为什么新英格兰的共和党精英集团失势、南部阳光带(或圣经带)的草根保守主义运动崛起并主宰了共和党的原因。罗夫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夫不仅反对“伟大社会”，反对“新政”，而且反对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政治改革。在他看来，进步主义试图用良好的政府和公共政策来代替大金融集团分肥的政治过程，使塑造公共政策的知识精英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他的使命就是解构这种权力。在这方面，詹姆斯•麦迪逊是他的英雄。麦迪逊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怎么防止多数派的利益对社会的主宰。在麦迪逊看来，防止这种不公正的主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建立高于这一多数派的“继承性的或自我任命的”权威，一种是把社会分成众多小的利益集团，使这些众多的小集团无法组合成一个主宰的多数集团。罗夫认为民主党自“新政”以来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前者，即靠仁慈的精英所组成的联邦政府来统治。他所倡导的则是后者，以小利益集团、草根社会的组织来统治。
然而，罗夫为了解构民主党的精英统治，却正在创造一个多数派对社会的绝对主宰。在他的指挥下，布什赢得了历史上最多的总统选票，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增加了自己多数派优势。最高法院将被保守派主宰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大部分州政府被共和党控制。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利益，已经扩张到政治机器的各个角落。大企业对经济的统治，将进一步被强化。更重要的是，布什正在创造一个空前的大政府，并要用这一政府为自己的选民基地的利益服务。多数专制的利维坦正在形成。
另外，罗夫在政治斗争中的焦土政策，在一路获胜的过程中，也留下一连串难以愈合的创伤，使国家陷入空前的分裂，美国陷入了笔者所谓的“国内冷战”。这也将使美国未来为之付出代价。
如今还很难估价罗夫的遗产。不过，这个超级师爷，帮助共和党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当在意识形态上代表穷人利益的民主党疏离了小民百姓时，罗夫却使共和党成为一个草根党。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2004年11月6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1节 上帝的召唤（1）
上帝的召唤：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中的复兴
这次布什在大选中的胜利，被媒体称之为基督教的胜利。据盖洛普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或再生的基督徒。他们之中，有78%投布什的票，21%投克里的票。实际上，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福音派和再生的基督徒就差不多占选民的同样比例，并且具有同样的投票倾向。可见，所谓基督教的胜利，所指的并不是本次大选的一时之得失，而是体现了美国政治中重要的、长期的趋向。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势力会在此时崛起，并在政治上如此得势？为什么这种崛起的宗教力量，会被一党垄断？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宏观的历史眼光。
美国是由清教徒主要创立的国家，特别是最初的许多移民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冒险渡过大西洋，寻求新的宗教乐土，因此他们保持着强烈的宗教热忱。至今，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宗教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会出现特别的宗教狂热，即所谓“觉醒”，使上帝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比其他“正常时期”更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觉醒”中，不同种类的宗教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感情宗教”常常压倒“理性宗教”，直接触发反智主义的兴起。不同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利用强大的宗教潮流来获取政治上的优势。
布什显然利用了最近一次宗教“觉醒”中的反智主义力量，建立了他和草根社会强大的纽带联系。他的胜利，是反智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反动。这种宗教反动，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主题，并且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
第一次这样的宗教反动，大概要数18世纪上半期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
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受到欧洲启蒙主义的强大影响。到1768年，殖民地已经有6所大学。哈佛(1636年前)和耶鲁(1701年)创立的原初目标，本来是培养神职人员。但在18世纪，这些学校开始培养律师、商人、医生和科学家。即使是神职人员，也受到启蒙主义的洗礼。在18世纪中期，所谓“理性的基督教”已经有了一小批追随者。这一自由主义教派认为，上帝不像卡尔文所描绘的那样令人生畏、只给一小部分精英的“选民”提供拯救。相反，上帝是仁慈的造物主，他会给所有人提供拯救。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理性。通过理性，人类可以追随耶稣的道德训戒。
但是，这样的理性基督教并没有改变新大陆的信仰。当时，殖民地的白人只有一半识字，妇女的识字率就更低。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足够的教育来理解欧洲启蒙主义的哲学。殖民地的大部分居民还是诉诸《圣经》的神性而非人类的理性来求得拯救。
所谓“大觉醒”，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在大西洋两岸，许多新教的神职人员视“理性基督教”为洪水猛兽，并担心新大陆的教堂不足可能致使许多居民放弃基督教。这一恐惧，使许多英国的传教士到新大陆巡回传教。从1730年开始，他们的福音派教义激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其手法是直接诉诸人的感情，把教堂变成了一个戏院，在传道时用戏剧化的肢体动作、眼泪和对地狱的恐怖描述来打动听众。许多善男信女被吓得浑身颤抖，绝望地哀叫：“我如何才能得到拯救？！”这一高度戏剧化的表现打动了各阶层的人。人们纷纷涌入教堂，一些新教堂也纷纷拔地而起。
“大觉醒”反映了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虽然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接受了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对人类理性充满了信心，但大多数民众面对独立战争前夜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一个天灾马上带来饥饿，海上贸易的中断会立即引起生存的恐慌，流行病可以轻易地把一个村子抹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上帝的惩罚”，人们有强烈的救赎的精神需要。“大觉醒”中的所谓“感情宗教”，也正是传统神职人员试图防止“理性宗教”侵夺自己的势力利用这样的精神恐惧对启蒙主义精神进行的一个回击。不过，他们的煽动，也激化了教派林立的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冲突。为了争夺教徒，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用一群狗来扰乱竞争对手的传道。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虽然也是虔敬的基督徒，但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许多人可以用希腊文读柏拉图，用拉丁文读西塞罗，并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因此，“大觉醒”的一个后果，就是促使他们把新的国家建立在政教分离的理性精神之上。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觉醒”，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大震动。
宗教运动最早影响到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的，还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南北战争后，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大企业迅速崛起，垄断了经济和政治资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这时，一批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盟友，开始意识到这一镀金时代已经腐蚀了社会，不人道的经济扩张违背了基督精神。于是，他们开始尝试一些崭新的领域，如社会工作，或通过教育、新闻来改造社会。像杜威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或医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接着，一些州的地方政治家也开始支持他们的运动。
这一运动，首先集中在改善成人教育、公共健康和吸收新移民等方面。接着又提出“煤气与水的社会主义”，要求垄断这些资源的大公司，为社会提供公道的价格。新闻记者们开始大揭企业黑幕，批判资本家赚钱不择手段，不惜破坏环境、公共健康和社会公益而牟取暴利。1901年上台的共和党总统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运动一边，推动制定了反托拉斯法，管制铁路经营，建立食品和药物的卫生标准，保护公共土地不受私人企业的掠夺，约束不道德的经济扩张。他1909年下台后，其继任者、共和党总统塔夫脱背离了他的理想。于是罗斯福组织起进步党再次参加总统选举，引起共和党的分裂，使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年入主白宫。
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第三次“大觉醒”。因为其领袖有许多是神职人员或来自神职人员的家庭。进步主义运动试图改变的，是大企业和金融集团通过政治分肥而垄断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格局，打破大资本家对社会的主宰，使权力回归中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强化政府功能，使权力中心由地方向州政府进而向联邦政府过渡。同时，他们致力于维护下层社会的利益，扶助在工业化过程中失位的阶层，为“新政”和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更由于妇女是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妇女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并于1920年获得了普选权。杜威等知识分子在教育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反对死记硬背的老式道德说教，主张教育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威为中心，乃至许多家长指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缺乏纪律、娇惯孩子。可见，进步主义是现代民主党意识形态的重要起源。一些知识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教授、医生、新闻记者等)通过推动这一运动，试图在社会各利益集团之上建立一个超然的权威，抑制某一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控制。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2节 上帝的召唤（2）
随着1920年代末大萧条的到来，代表大企业和金融利益的共和党对政治的主宰崩解。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倡导新政，联邦政府迅速扩张。进步主义的许多理念，通过新崛起的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得到发展和实现。这一趋势，到19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而达到高峰。从1933年到1969年这36年间，除了温和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了8年总统外，白宫全在民主党的掌握之中。美国由一个垄断性的大企业进行政治分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过渡到精英管理的温和福利社会。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4年，投票税(poll tax)被取消；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废止了投票的识字测验；1971年，投票年龄被降低到18岁。以南方为例，从1940年到1969年，黑人的选民登记率从5%上升到66%；白人的选民登记率从15%上升到83%。
不过更重要的变化，恐怕还是大众传媒的发展。在19世纪，传媒主要是报纸，选民主要是读者。同时，大都市不发达，人口不密集，交通不便利，政治家不可能广泛地接触选民，政治容易被精英操纵。所以，当进步主义运动的精英起来反对企业和金融界的精英时，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没有声音的下层社会代言。但是，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使选民可以既足不出户又不阅读报刊就对政治家有直接的了解。于是，政治家由建国之父那种受了良好的古典训练的饱学之士，变成了读书常常不求甚解的却善于煽动做秀的电视明星。两党的政治纲领也要受到更广泛的选民层的审视。过去不介入政治的弱势阶层开始介入政治，要求发出直接的声音。这就对进步主义和“新政”以来那些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的知识精英集团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是以温和的形式出现。“新政”之后，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拥有更多发言权的民众，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被这些知识官僚所控制，所以产生了反智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特别体现在艾森豪威尔任上。艾森豪威尔本人有一种大老粗的魅力。知识分子则被讥之为“鸡蛋脑袋”。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引人注目。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猜疑，多少为麦卡锡主义提供了土壤。
不过，虽然老百姓讨厌知识分子一天到晚在那里讨论他们听不懂的问题、替他们决定他们的生活，“新政”的政策，基本还是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老百姓从“新政”所提供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受益，和联邦官僚集团没有太多直接的冲突。但是，在1960年代，联邦政府的行为进入了社会文化领域，与老百姓的基本价值发生正面冲突，这就触发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草根反叛运动。
这一反叛开始于1964年的大选。其中一个核心主题就是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权法案”。这一法案在理论上无可争议地占据了道德高地，使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但是，法案的实施，是政府对白人特权的一大侵犯。特别是在贫穷的白人中，种族意识往往更加强烈，因为这些人在生活中一无所成，唯一能使他们感到骄傲的，就是他们是白人。白人在社会经济上受到的直接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体现在南方，而且也体现在自由派的大本营。“人权法案”推行后，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自由派法官，根据结束种族隔离的精神，命令白人学校的学生到黑人的学校就读。结果，这位富贵的法官送自己的孩子进私立学校，却强迫上不起私立学校的白人家长把孩子送进几个波士顿地区最危险的学校。类似的事件，自然在白人社区引起公愤。大家觉得像自己这样的小民百姓的生活，被高高在上的精英统治集团所宰割。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白人义愤，在1964年，亚利桑纳的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本党主流派决裂，反对“人权法案”，并出人意料地击败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拉巴马的民主党州长华莱士，以“今天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的口号，挑战约翰逊总统，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得州，乔治•布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老布什，挑战本州在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并直接借用了华莱士对民权法案的攻击：“这个新人权法案保护了14%的人的利益，但我担心的是那86%的人的利益。”结果，华莱士，戈德华特和乔治•布什全输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却似乎比胜利者更长久。华莱士在阿拉巴马政坛上一直活跃到1980年代。他分裂了民主党，带走了大量南部民主党的白人选民，帮助塑造了社会保守主义运动。戈德华特则颠覆了共和党东北部精英在党内的统治，开启了保守主义的草根反叛运动，为里根主义和布什主义奠定了基础。乔治•布什不仅后来成为总统，而且把戈德华特的著作《保守主义的良心》郑重推荐给了大儿子布什，塑造了一个比自己更强的美国总统。
自由派自认为是代表弱势阶层的利益，有着无上的道德优越感，并在大学、媒体成为主流。1964年大选民主党压倒性的胜利，更使他们丧失了危机感，于是在没有回应保守主义反叛运动提出的挑战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启蒙民众，创造一个理想社会。这次帮助布什获胜的两个核心问题： 同性恋和堕胎，都是这一自由主义运动的产品。
在1961年，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是非法的，人们可以为此进监狱。到了1986年，只有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还维持这样的法律。在1986年最高法院对哈德威克(Bower v. Hardwick)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拒绝把同性恋在家中的性行为解释为个人隐私而提供法律保护。不过，这一裁决是在一个犹豫不定的大法官投下了一张事后自己承认是错误的票后才成立的。在19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联合会宣布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紊乱的结果，这大大软化了社会对同性恋的禁忌和仇视。如今虽然同性恋在许多州还是不合法的，但同性恋被囚禁的可能几乎没有。乃至切尼的女儿可以带着自己的同性恋伴侣出入公开场合，为共和党募捐。一些自由派的法官和市长还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佛蒙特州成为第一个容许同性恋的“民事结合”的州。也就是说，同性恋者可以享受结婚的配偶拥有的大部分权利，如遗产继承、子女监护等等，但名义上不是“婚姻”。克里也拥护这样的政策，虽然他反对同性恋的婚姻。
1973年，最高法院在对韦德(Roe v. Wade）的裁决中，推翻了对堕胎的严格限制，使妇女有权终止自己的怀孕。这一裁决，固然是1950和19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对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的保护。但是，这一裁决并没有解决许多相关的道德问题。比如，在许多州，一个孕妇因为遭到攻击而流产，攻击者会以谋杀罪遭到起诉。但同样这个孕妇，可以合法地到诊所去堕胎。现代医学的进步，又将生命的定义变得模糊。过去人们一个通行的概念，是以胎儿脱离母体能否存活的时间来定义生命。在1960年代，怀孕24周的胎儿无法脱离母体存活，但如今怀孕20周的胎儿就可能脱离母体存活，以后这个时间可能还会缩短。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堕胎就是杀婴。最高法院的裁决，使那一代四分之一的胎儿被谋杀。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3节 上帝的召唤（3）
类似同性恋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在草根社会引起普遍的道德义愤。人们觉得，联邦政府和那些掌握联邦权力的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精英，越来越无视小民百姓最基本的信仰。那些知识分子，如什么心理学家、医生等等，以科学的名义，践踏社会的传统道德准则，垄断了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这些人越是有权力规范社会行为，自己这样的老百姓就越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所以，到1970年代，草根社会就开始了文化反叛。右翼政客布坎南在1992年提名老布什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文化战争”的宣言。宗教就是这一反叛和战争的最好武器。
这股反叛力量，尼克松称之为是“沉默的大多数”，里根时代则被称为“愤怒的白人”、“里根的民主党”(投里根票的民主党人)，在今天，则更多地被称为“再生的基督徒”或福音派选民。称呼的变化显示了这股力量本身的变动，但基督教保守主义毫无疑问地成为反叛运动中的核心力量。
宗教之所以成为反叛运动的最有效的武器，一大原因就在于反叛运动所要颠覆的是自由派所代表的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自由派的思想，在“新政”以后，几乎占据了美国整个的知识传统。1950年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观察道：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宰的知识传统，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传统。1955年，哈茨(Louis Hartz)感叹在美国这样一个既没有封建等级传统又没有充满阶级意识的劳工阶层的社会，自由主义没有保守主义的对手。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干脆写了一本《意识形态的终结》，声称左派与右派的冲突已经被纯粹的技术操作问题所替代。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的获奖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几乎把自由主义精神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要素质。在政治上，这一自由派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在一个基督徒主宰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世俗主义社会。
所以，要颠覆这一自由派的统治，就必须借助于理性主义传统之外的宗教。草根社会的老百姓要对精英的知识阶层说：我们知道说不过你们这些伶牙俐齿的读书人，我们也知道你们把我们看得愚不可及，需要你们来启蒙开化，但是，我们就是不买你们的账。我们就是要行使我们信仰的权力。布什的高级媒体顾问麦金农（Mark McKinnon)对一位他认为的自由派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觉得布什是个傻瓜？你不用否认，你就是这么认为！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人是美国广大的腹地中那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不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什么《洛杉矶时报》，但他们的人数比你们多一倍！你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吗？他们喜欢他(布什)！他们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们喜欢他的手势，他们喜欢他的自信。当你们攻击他用词的错误和讲话的病句时，那正中我们的下怀。因为你知道老百姓不喜欢什么吗？他们不喜欢你们！”
一位福音派领袖在布什胜利后出来说：教徒们喜欢布什，甚至他早年酗酒也成了他们喜欢他的理由。在一个再生的基督徒看来，他只有先迷失，才能找到上帝，才能再生。酗酒是他救赎的一个必要阶段。他是许多再生基督徒的人格化的代表。事实上，布什在打伊战前，不去咨询自己的父亲、唯一打过伊战的美国总统，而要请示“最高的权威”，这一说法，几乎被自由派媒体描绘为丑闻。但对再生的基督徒来说，这正是他们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声称：他们的行为不取决于对现实理性的分析，而取决于上帝给他们的指示。
这一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战争，而且是基督教内部的“感情宗教”和“理性宗教”的冲突。林肯在其第二任的就职演讲中对南北战争的双方说：“双方都读的是同一本《圣经》，祈祷的是同一个上帝。每一方都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来打倒对方……但是，双方的祈祷都不会得到回答。上帝有他自己的目标。”这一讲话，曾被许多报纸批判为侵犯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实际上，林肯是试图否认以上帝主导政府的理念。怪不得今年克里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中，针对布什动不动用上帝来支持自己的政策的习惯说：我们与其自以为是地认为上帝在我们一边，不如像林肯一样谦卑地祈祷我们在上帝一边。
但是，在目前的宗教运动中，这种认为上帝的意志不可知、我们不掌握对上帝意志的解释权的理性声音已经快成了异端。一个福音派牧师不认同那种上帝介入世俗事物的理念。他坚持“我们不应该声称上帝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虔诚地祈祷我们在上帝手里”。但是，这种信念却使他在教会中丢了饭碗。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自称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会告诉他哪年和谁一起开个银行，而且保证赚钱；上帝会告诉他哪天会碰到哪个客户，并指示要和这个客户一起祈祷。有的信徒相信在其有生之年，会看见耶稣会重返人间。有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原罪，认定所有不能分享自己的信仰的人最终都会进地狱，甚至3岁时就宣布自己“再生”：她亲耳听到了上帝对她讲话。由于听到上帝对自己讲话的教徒太多，一些教会组织了培训班，帮助大家分辨哪些话是上帝的声音，哪些是自己的幻觉。
这股颠覆理性的宗教运动，正在突破政教分离的原则。如今的基督教组织，不仅是教会和学校，而且有基督教的监狱、基督教的银行。大企业像军队雇用随军牧师那样，雇用企业牧师。美国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上教堂，于是遍地滋生出“工作场地教会”，老板就是牧师，同事聚在一起祷告。到银行贷款，客户也常常和银行的人员一起祈祷。在联邦政府，疾病控制中心有了“工作场所教会”，并把那些“没有得到拯救”的雇员作为发展对象。这样的组织，很快又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其他分支。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4节 上帝的召唤（4）
当美国制定政教分离的原则时，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人们给联邦付的税也微不足道，不觉得有理由为个人的宗教活动求助于联邦政府。况且，当时基督教内部教派众多，冲突不断，政教分离有助于解决基督教本身的纠纷。如今，联邦政府无所不在，人们要支付高额的联邦税；而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基督教内部也空前团结，不仅新教与天主教捐弃前嫌，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开始同舟共济。同时，宪法保证公民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于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支付了巨额联邦税后，开始要求政府支持自己在公共场合表达宗教自由的权利，并要求联邦资金资助一系列宗教活动。可以预见，政教分离的原则会不断被突破。
但更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感情基督教”压倒“理性基督教”的倾向。新教传统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对天主教的教会权威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开启了宗教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但是，在第一次“大觉醒”中，这种个人化的信仰就引发了一系列危机。比如信徒不附属于任何教会，听传道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牧师不行就去找另一个牧师。而且许多巡游牧师甚至不在教会传道，来去无踪，挑战了现存的秩序。如今所谓“工作场地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信徒相信上帝经常对自己讲话，甚至叫自己的小名，指导自己处理具体细微的世俗事物。比如一个牙医在给病人做手术的中途，竟听见上帝叫他去阿根廷朝圣。如果每个人都跟着自以为听到的上帝的指令走，而这种指令又和现实世界的法律相冲突，就可能引发社会秩序的危机。布什跟着上帝的指令去打伊拉克，也许仅仅是这种危机的一个开始(记住： 75%的布什选民，至今认为萨达姆直接卷入了“9•11”或与基地组织有直接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选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许多选民认为布什是上帝派到白宫来抑制邪恶的。显然，许多人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脑子里上帝的声音来行动)。
民主党人对这样的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爱你的邻人、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等等，都是基本的基督教教义。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宗教的“大觉醒”，正是根据这些基本的宗教信条，发展出后来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但是，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在理性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宗教的语言，更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精英主义提出的挑战。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超越各利益集团之上的精英统治者，来启蒙社会。然而，正像克里赢了3场辩论却输了大选一样，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反叛，是选民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游戏规则：我们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靠信仰和感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权力从知识精英手中夺回来。
在当代美国社会，自由派的世俗主义在有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上层颇有影响。特别是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自由派挑战和解构传统权威，把道德和价值相对比。更有许多人认为20世纪就是个“上帝已死”的“不确定的时代”。经过一系列相对主义的洗礼，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占有教育优势的中产阶级上层应对自如，甚至如鱼得水。他们喜欢变化，拥抱变化。所以在沿海地区充当全球化先锋的大都市，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一直占优势，压倒性地投民主党的票。但是，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在南部和中部的内陆腹地，宗教就还是生活的中心。这些选民没有教育上的准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明天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常常是个未知数。再加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他们就更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一种道德的确定感。布什的所谓“始终如一”的领袖风格对他们有感召力，也就不奇怪了。可惜，在宗教这个领域，号称代表弱势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几乎失语。乃至布什的顾问卡尔•罗夫讥笑民主党是一群陷于1960和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的知识精英。相反，共和党却在戈德华特之后，发展出一套与小民百姓沟通的语言。于是出现了现在这种穷人投富人票的局面。正像俄亥俄州一个布什选民说的那样： 这4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展望未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大学生在人口中比例的增加、城市化的发展，理性主义可能卷土重来。但是，把握不住现在，就不可能把握住未来。民主党的失败，是在于当大众传媒把民众拉进政治过程之时丧失了中下层社会的语言，把自己变成一个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的联盟。其实，卡特就是个虔诚的教徒。克林顿也不停地谈宗教，并向助手感叹传道士的感染力，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这样的声音。这也是尼克松之后唯一的两位民主党总统。所以，民主党要翻身，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语言和主流社会对话，重新找回自己在宗教上的精神资源。
2004年11月8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5节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
佛蒙特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杰福兹（Jim Jeffords）上周宣布退出共和党，使参议院的领导权一夜之间落入民主党手中。美国政治中三权分立的一权中的“上院”，第一次未经选举而易手，这在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颇像一次“民主政变”。然而，杰福兹之“叛党”，绝非逞一时之勇的壮士举义，而是美国草根性政治运动长期发展的必然果实，并预示着未来２０年美国政坛的走向，不能以宫廷短戏视之。
先说杰福兹其人。1969年杰福兹初登佛蒙特政坛，就以首席检察官之威，勒令当地一家国际造纸公司清理污染。1972年他竞选州长，被在环境问题上早已对他怀恨在心的共和党主流势力封堵于预选之中。于是他一报还一报，转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结果那年共和党以压倒性的优势把尼克松送入白宫，却在佛蒙特把州长让给了民主党。1981年，他又是唯一一个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反对里根的减税方案，成为白宫的眼中钉。1988年当上参议员后，虽然和当时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Bob Dole）相处甚欢，但克林顿当了总统后，马上成了克林顿的红人，并于1999年与另外４名共和党人一起，在弹劾总统的表决中站到民主党一边，放掉了克林顿。布什上台后，参议院形成50对50的两党权力平衡，杰福兹的一票，愈显得举足轻重，共和党内要他“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压力，自然与日俱增。今天大家反目成仇，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
再看看杰福兹出身的佛蒙特州。该州地处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地广人稀，以农为本，环境一尘不染，宛如世外桃源，吸引了大量的退休老人来此定居。环境、社会保障等问题，自然成了佛蒙特政治的中心，与布什的以环境、社会保障为代价的减税保守政纲，难免形同水火。杰福兹今天虽成为独立人士，但在本州并不算那么特立独行。该州的唯一一个众议员，也是独立派人士。如放眼新英格兰地区，独立派的同道就更多。康涅狄格州在１０年前，同样出了一位“自由派共和党”人，与本党闹翻后，以独立派的身份当选州长。在缅因州，近年来选出两位独立派的州长，包括现任的州长安格斯•金（Angus S.King），一位从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独立派。去年总统竞选时，独立派选民在全国占22％。但新英格兰，42％的选民称自己是独立派，34％为民主党，23％为共和党。若以选民计算，独立派在新英格兰俨然是第一大党！
作为最早的英国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是当年“五月花号”的移民者在新大陆的落脚点，可称“美国之始”。如今也是美国最发达、人口最稠密、文化最繁荣的地区。因此，新英格兰独立派的壮大，早晚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缅因州州长安格斯•金概述独立派的特点为：财政政策上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政策上的温和主义。换句话说，他们主张政府收支平衡，反对不顾庞大的财政赤字而加大政府开支或盲目减税。同时，他们在堕胎、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上，态度比较开明，与民主党甚为接近。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近年席卷美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南部，但在新英格兰，一直难成气候。金认为，6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这种是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政策上的温和派，只是还没有一个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1992年的总统选举，由于异军突起的罗斯•佩罗特（Ross Perot)拉走了老布什的选票，克林顿入主白宫。２０００年，罗夫•内特领导的绿党，决定了布什与戈尔之间的胜负。但这两次第三党举义，均不具备新英格兰独立派这样稳固的地域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如果新英格兰独立派势力坐大，并向全国扩张，第三党则不仅能改变两党政治的天平，甚至有入主白宫的实力。美国政治，将正式进入三党政治。
美国总统直选制的有效性，主要靠两党制来维持。三党政治，将搅乱整个总统政治，甚至引发宪政危机。试想，去年的大选，如果是布什、戈尔与内特三人均分天下，布什即使获胜，其权威也不过是个陈水扁。我问了不少内特的选民，他们在戈尔和布什之间，无一不选戈尔。但两党主宰的总统直选制，逼着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候选人，放弃自己的政治认同，要么选掉一个自己最不喜欢的人；不像在欧洲的议会制度下，你尽可以选自己喜欢的人，等他们进了议会，再与政纲相近的友党结盟执政。因此，说三党政治直接威胁总统权力，恐不为过。
如新英格兰独立派不能独立组党，那么其势力可投入民主党的阵营，加深美国的南北对立。众所周知，美国的北方与南方，曾因奴隶制度的去留而兵戎相见。这份“世仇”，并未随时间而消失。1960年代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人权法案”时就预见到：此案一签，民主党在南部就大势去矣。而反对以联邦权力强制结束种族隔离的共和党政治家戈德华特，于1964年一举击败以洛克菲勒等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共和党温和派，夺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擎起战后保守主义的大旗。随后，所谓“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便成为共和党的核心。而由冷战刺激起来的加州军工，吸引了不少阳光带的白人西进，于1964年把里根推上了加州州长的宝座，进而导致1980年代里根主义的崛起。克林顿上台后，一改民主党的不顾财政能力乱兴社会福利的作风，严控政府开支，执政8年竟创下了前所未有的财政盈余，并在政治上从共和党手中收复加州，执行的其实是当年新英格兰共和党温和派的政策，也无怪新英格兰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日渐投机。2000年的大选，形成了以新英格兰与加州为中心的工业化美国和南部阳光带美国的对峙，而且90％的黑人选民，支持戈尔。如今杰福兹“叛党”，已引发了不少新英格兰共和党人的同情，有可能导致新英格兰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整合。南北对峙之局，将更加分明。
曾预言了南北战争的托克维尔说，美国南北方经济利益严重冲突，奴隶制不过是个打仗的口实。如今虽没了奴隶制，但经济结构与政治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南北美国，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又有各奔东西之势。南北分裂当然是危言耸听，但新英格兰共和党未来的去向，无疑将对美国政治提出严重挑战。
200１年５月２６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6节 不得人心而得天下
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政治就是“中间路线”的政治，因为大多数选民的立场在左右翼之间。中间地带，方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必由之路。克林顿再造了民主党，吸收共和党温和派的政纲，结果蝉联两任，虽有性丑闻却民望日高。英国首相布莱尔，更是偷取许多保守党的主张，使其对手在大选时几乎找不到什么话题和他辩论。布什竞选总统时，为了获党内提名而向右转，其实是抢占党内的中间地带。等干掉麦凯恩后，迅速往中间靠。用克林顿的话来说，布什试图抹去他与戈尔在政纲上的不同，把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人格的问题上来。结果侥幸获胜。当上总统后，布什本应遵从民主政治的逻辑，与戈尔的支持者妥协，站稳中间立场，弥补因得票少于对手而带来的合法性危机；但他出人意料地向右转，放弃中间地带，在国家政策上越来越疏离大多数美国人，近来民望也开始下跌。若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逻辑推论，他似乎正踏上自取灭亡之途。
这一“中间路线”的理论也好像很快就应验了。布什执政刚过百日关，佛蒙特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杰福兹就“叛党”，参议院易手。没有几天，布什的党内头号对头，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又与民主党的新任参议院领袖达什勒共度周末，成为媒体的焦点。有的说麦凯恩可能脱党，有的说他计划组第三党竞选2004年的总统。布什王国可谓危机四伏。然而，布什不会因此听从我们这些“后座司机”的指点而左转弯。他坚持右行必会失去人心，但他却在为保守主义政治在新时代探索一条“不得人心而得天下”的生存路线。其政治权谋，远胜过他的许多批判者。
先看麦凯恩问题。麦凯恩不是杰福兹，现在叛党极为困难。参议院政治是州权政治。参议员的政治走向，必须合乎本州的政治潮流。杰福兹所在的佛州，独立派大行其道。杰福兹叛党，并非“造反”，而是加入本州的政治主流。麦凯恩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则是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发源地。1964年因挑战民主党人总统詹森而开启“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的戈德华特，就是亚利桑那的参议员。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仍占选民的43％，独立派只占18％。麦凯恩若轻举妄动，很容易丢掉本州的选民，甚至连参议员也选不上。事实上，共和党内的极右势力早已嗅到了血腥味儿，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隆登（Jack Londen），已指使本州的共和党人塞德格（John Shadegg）在明年中期选举中挑战麦凯恩，只是后者畏于麦凯恩的声望而未能从命。
麦凯恩作为一“重量级”政治家，不会在党内听任布什欺负。脱党对他仍是一种选择。不过，最好的时机不是现在，而是明年（２００２）中期选举后总统大选即将开战之际。因为独立派在亚利桑那虽难成气候，在全国却方兴未艾。6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这种独立人士。目前独立派虽然日益壮大，但群龙无首，有全国声望的麦凯恩，正是理想中的领袖。麦凯恩若在总统大选时脱党，可一下子摆脱对本州的依赖，跳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
不过，一旦麦凯恩拉起独立派大旗再次竞选总统，受威胁的并不仅仅是共和党，民主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麻烦。对此，民主党的战略家们似乎还没意识到。毫无疑问，麦凯恩会拉走许多温和的共和党人的选票，减低共和党的全国得票率。但总统选举，是一场地缘政治的角逐，要看谁能赢更多的州，获得更多的选举团票。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在新英格兰地区最集中，而这一地区独立派势力之大，已有压倒民主党之势。另一方面，新英格兰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每次总统选举，在这个地域很难见到竞选广告，因为共和党没有赢的可能，索性放弃。麦凯恩的出现，会一下把这一地区的水搅浑。他拉走的共和党的选票，是共和党向来根本不在乎的票，但他若分化了民主党，可是对民主党的致命一击。如麦凯恩联合独立派和共和党温和派在新英格兰压倒了民主党，民主党立即会面临生存危机。即使麦凯恩拿不下新英格兰，也会逼得民主党倾注大量资金，死守自己的老家，而没有钱与共和党争夺中间地带。共和党到时不仅不会嫉恨麦凯恩，甚至可能暗中助战，得“围魏救赵”之利。
可见，共和党的保守派，对麦凯恩又怕又不怕。如他投入民主党的怀抱，是对共和党的一记重拳。但是别忘了，亚利桑那的选民很难选一位民主党人当自己的议员，麦凯恩的政治生涯很可能由此结束。如果麦凯恩拉起独立大旗竞选总统，共和党的对应战略，不是靠近中间，而是继续右转。
在杰福兹叛党之后，有不少右翼共和党人大呼：让那些想走的人都走。等那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都走光了，共和党就会变得更纯洁，保守主义就会更有战斗力！此话绝非一时激愤之辞。近十几年来，美国社会变动剧烈，经济状况与人口结构已今非昔比，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重组之中。在这一变幻不定的环境中，巩固一个稳定的政治基地，就显得至关重要。当年戈德华特起家时，即使在共和党内也是极少数。但他发起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却能使这一少数人的政治议事日程，渐渐指导全国的政治走向。关键在于，他和他的追随者，渐渐在南部建造了稳固的政治基地。布什当然深明此道。他入主白宫后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是怎么不重蹈老父的覆辙。老布什迎合中间派的要求，得罪了党内保守势力，被克林顿在南方突破，丢了原则，又丢了总统。因此，小布什会请麦凯恩吃饭，却不会对麦凯恩作重大的政治让步。
要知道，200０年戈尔全国选票超过布什，但南方各州输得一个不剩，连老家田纳西也被布什拿走。保守的民主党人、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米勒（Zell Miller）警告说：民主党有可能永远失去南方！布什一意孤行地右转，旨在巩固南部意识形态。他为此失去了杰福兹，以后可能会失去麦凯恩，或另外几个温和派，他甚至可能失去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但他的政治基地却日益巩固，“不得民心而得天下”的路线呼之欲出。迄今为止，还看不出哪位民主党的南方政治家，能够在南部向布什挑战。如果民主党无法在南部突破，自己后院又起火，那么布什连任的可能，将会越来越大。
200１年６月１９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7节 减税与美国经济
２００１年5月26日，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优势通过了布什政府1.35兆亿的减税案，使布什获得了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胜利。在２０００年大选时，民主党就以毋庸置疑的数据阐明：在过去１０年的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布什的减税方案，旨在把占人口总数1％的巨富养得更肥，进一步加大了已存的贫富差距。布什对此从来无力正面否认。然而，布什还是当选了，而且执政１００天出头，便兑现其竞选时的诺言，实现了1981年里根减税之后最大的一次减税，可谓一政治奇迹。
然而仔细审视，这一奇迹也在情理之中。减税无疑会加大贫富差距。但美国公众却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力远远超出其他的发达国家。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曾讲道，在大萧条时代的纽约，每周末大批劳工被送到体育场去看橄榄球，等比赛结束后，便有人出来对刚过完瘾的观众讲：“对不起，从现在起，大家全被解雇。”试想，一个体育场能容纳数万人之众，而当时的美国家庭，只有当丈夫的有工作。每周有这样的球赛，意味着每周几万家庭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然而，当时却很少有暴乱，美国的穷人温顺得出奇。战后也同样如此。1974年，20％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个人收入总和的43.1％，而最穷的20％的家庭只占4.4％。到1999年，这个数字拉大到49％和3.6％。但是，伦敦经济学院对同期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发现：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从1975年到1994年，32％的美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56％觉得“幸福”，只有12％觉得“不太幸福”。而从1975年到1992年间，只有26％的欧洲人称自己“非常幸福”，54％“幸福”，而觉得“不太幸福”的人竟有20％之众！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虽然富裕，却总让人感到没精打采。
布什在减税的问题上之所以赢得如此轻松，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美国文化。贫困与财富分配不均是两个概念。只要大家都觉得是在往前走，就不会总想着去瓜分比尔•盖茨的财产。所以，虽然美国公众去年还对减税不甚热心，但经济一放缓，减税便被奉为医治百病的万灵丹：如不减税，经济就不可能快速恢复，“往前走”的动力就会消失。民主党之所以不敢在这一问题上与布什死拼，就是意识到美国人对经济衰退比对财富分配不平等要敏感得多。
然而，美国经济的问题是什么？减税案是否开对了药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美国现在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在还前１０年经济过热的债。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大多数25岁以下的美国人竟不相信股市还会跌，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没见过这种事。尽管早有人大呼“经济过热”，但媒体和经济学家的主流意见还是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是IT革命的结果，经济并无过热的危险。然而，正如英国工业联盟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所指出，美国近年的经济表现已被大大夸大了，其实际水平和欧洲相近。所谓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人口的增长和劳动时间的延长，并非什么技术革命。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IT革命意味着可以直接从网上买东西，能更快地获得信息。但是有一点并未改变：买了东西是为了用，用不完不可能不停地再买。另外，买东西要花钱，钱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不可能无穷无尽。去年在经济增长的顶峰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就普遍超支，欠信用卡（又一美式消费革命）公司和银行的债越来越多。企业在超前购买力的刺激下，投资过度，结果造成股市的崩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总编朱克曼（Mortimer Zuckerman）算了一笔账：如果美国的消费者从去年的超前消费回到传统的储蓄方式上来，即将5％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存入银行，那么就等于把３，５００亿美元，也就是3.5％的GDP从美国经济中拿掉。这将意味着GDP下跌1.5％。若再加上股市的崩溃，足以将美国推入“二战”后最严重最长的经济衰退。
如果你的亲友因超前消费而负债累累，你将如何劝他呢？常识告诉我们，你应劝他少花些钱。然而，从联邦储备银行不停地减息到布什的大减税，美国政府对消费者的劝告是：接着花钱，千万别停！事实上，尽管4月份美国的工业产值下跌了0.3％，零售额却足足上涨了0.8％。消费者的信心在5月有强劲的反弹。从电视里经常可以看到的情景是：一对夫妇刚刚双双失业，却决定贷款买新房，理由是两人都有大学生文凭在手，对未来有信心。媒体也跟着大呼：现在信心就是一切！
然而，当你看到负债累累的亲友还在大手大脚地花钱时，你还会对他有信心吗？你还敢借钱给他吗？这正是美国经济最大的隐忧。两位MIT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索洛（Robert Solow）在两个月前就警告说：在过去１０年，美国的花费多于所得，很大程度是靠外贸赤字度日。2000年末，超过收入的超前消费已达到GDP的4％，而且还在上升。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只有两个方式维持超前消费：一是借债，一是变卖家产，而债主和买主自然都是外人。美国如负债过重，外国的债主就不再愿借钱，而且由于担心负债者的货币贬值，人们会抛售美元，变卖在美国的资产。结果是美元贬值，进口货的价格扶摇直上，触发急剧的通货膨胀，迫使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进而导致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布什的减税，无异于在生产力下降的情况下塞给消费者一笔意外之财，鼓励他们接着不停地花，回避IT经济泡沫破灭的阵痛。而美国现在需要的正好相反：是应适度降低消费，并通过扩大出口来维持生产率，最终消灭外贸赤字。
在克林顿之前，无视财政纪律而乱兴社会福利一直被视为民主党的作风。克林顿上台后，严守财政纪律，对共和党人格林斯潘（Greenspan）言听计从。而一向以严守财政铁律相标榜的共和党人，却不顾财政纪律大减税。减税固然是共和党的老招牌，一些民主党人指出：减税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共开支。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民主党的大旗。在财政纪律的问题上，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立场有了一个大调位。这对未来两党政治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200１年６月１９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8节 保守主义“老人政治”的终结？
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将发生深刻的变化。98岁高龄的南卡罗来纳参议员瑟蒙德（Strom Thurmond）已将美国参议院变成了最佳的“养老院”，被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指为“脑筋不清楚”（not mentally keen），即使能熬到2003年届满，成为参议院的首位“百岁老人”，退出政坛也是指日可待；79岁的北卡罗来纳参议员黑尔姆斯（Jesse Helms），最近也宣布明年不再竞选连任。这两位原教旨主义的共和党老人，可谓是南部保守主义的中流砥柱，如今一道退役，使南部保守主义阵营露出了大破绽。从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遵循“自然规律”告老，实际上却不那么简单。以黑尔姆斯为例，根据北卡罗来纳的民调，他如果不退休，在明年的选战中，也将以微弱的劣势失利。他退下后，共和党方面最可能的一个继承人，是1996年被克林顿击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之妻，伊丽莎白•多尔；但她是温和的共和党人，去年曾继承夫业，竞选总统，公开赞同禁止持有攻击性武器，实在无法光大黑尔姆斯的政治哲学。更有意思的是，与黑尔姆斯最为志同道合的同州共和党参议员费尔克洛思（Lauch Faircloth），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输给了民主党人爱德华兹（John Edwards），使两党在共和党的后院北卡罗来纳平分参议院的议席。如今费尔克洛思以73岁的高龄信誓旦旦地要东山再起，填补黑尔姆斯之缺，只怕是当地选民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老人政治不会再有兴趣。
中国人对黑尔姆斯最熟悉。他把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是个著名的反华亲台的强硬派。但他的“分量”并不仅仅限于此。首先，他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权利、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其次，他还是最不得人心却最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在他的出身地北卡罗来纳，他5次竞选参议员，都是险胜，得票从来没超过55％。不过，以这点儿可怜的资本，他敢于树敌，从不因为政治的风向而改变政治主张，为极右翼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声音，并被视为是一个有政治操守、敢于把政治原则置于政治利益之上的正直之士，甚至赢得了一些政治对手的尊重。
美国的保守主义有两种：一种是马基雅弗利式的保守主义，注重实际利益，必要时会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尼克松和基辛格属于这类，里根也可列入其中；另一种是道德的保守主义，只认死理，黑尔姆斯与瑟蒙德，以及当年的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是典型的代表。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绕开意识形态与中国和好，卡特政府于1978年单方面终止了与台湾的共同防御协定，戈德华特愤然向最高法院起诉卡特政府侵犯了议会的权力，黑尔姆斯与瑟蒙德跟着联署，在戈德华特之后，这两个人自然成了国会中亲台帮的核心。
作为南部一个小镇的消防警察的儿子，黑尔姆斯是在典型的南方白人文化中长大。在南北战争中，南方虽然在战场上失败，却在战后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南北和解的代价，是全国白人建立的一种新的共识，认为奴隶制度是一个不幸的但却是仁慈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道德上损害了白人，却把“非洲的野种”文明化、基督教化。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熏陶长大的黑尔姆斯，在１９60年代成为电视评论员，活跃于北卡罗来纳的首府罗利，专门为南部白人说话。1972年，他当选为参议员，并在1976年里根竞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时，显露政治锋芒。那年里根虽然在共和党全国预选中败给了在任总统福特，却得黑尔姆斯之助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预选的胜利，为4年后东山再起打下基础。没有黑尔姆斯，里根就不会入主白宫。黑尔姆斯还参与缔造了保守的共和党的“道德主义外交路线”（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的政纲，1986年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量级成员，1994年出任该委员会主席，直到今年参议院易手时被民主党人取代。
然而，这位外交上的道德主义者从来手中拿着两把尺子。他是最早提出并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的参议员。但在同时，他拥抱南非与罗得西亚的种族隔离制度。他是智利的皮诺切克、海地的塞德拉斯（Cedras）等拉美独裁者们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他支持这些杀人魔王的动机与基辛格不同：基辛格支持独裁是出于其冷战的战略考虑，道德主义者黑尔姆斯却不屑于玩弄那一套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作为一个保守的权威主义者，他与这些独裁者气味相投。他若生在智利，他就是个皮诺切克；他若是生在战前的德国，他就是个希特勒。
在国内政治中，黑尔姆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者。他的一位主要助手埃利斯（Tom Ellis）在一个公开声称黑人在基因上低劣的种族主义组织中担任主任。黑尔姆斯本人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依然疯狂攻击这位民权运动领袖，并反对设置马丁•路德•金的国家纪念日。他和一位黑人参议员莫斯利布朗（Carol Moseley Braun）在议会中发生冲突后，在与她同乘电梯时竟唱起内战时南部军队的军歌Dixie，毫不遮掩他对黑人同事的蔑视。
瑟蒙德说起来更简单。他的父亲，是那位在19世纪的南部用暴力抵抗种族平权、威胁参加选举的黑人的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蒂尔曼（Ben Tillman）的律师，瑟蒙德本人不过是继承父业，以和平的方式为白人利益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一代保守主义老人，代表了美国特有的蒙昧主义政治。他们的退役，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但也应该看到：当今美国遵循的，还是在18世纪奴隶制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制定的宪法，即使这一宪法纵容国民们滥用枪支、自相残杀，也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美国虽然立国于对印第安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清洗，但如今依然堂而皇之地庆祝哥伦布节。在南部的一些政府建筑物上，仍然飘扬着象征着奴隶制的南部邦联的旗帜。黑尔姆斯等人所代表的南部白人小农场主、小生意人、普通的工薪阶层，在任何社会变化之中，都觉得自己是牺牲品。当黑人与他们平权时，他们会觉得黑人抢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将仇视抢了他们饭碗的拉美移民，以及比他们成功得多的亚裔。他们那种红了眼的仇外情绪和白种人优越论的思想，再加上所受的低等的教育，将来并非没有可能再次把新的黑尔姆斯们推上台。
200１年８月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9节 布什核战略的道德底牌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布什核战略的道德底牌
布什政府的秘密核战略计划最近突然曝光，使世界大为震惊。美国已制定了对7个国家动用核武器的计划。这7个国家中，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尚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盟友；朝鲜、伊拉克、伊朗被布什新近列为“邪恶轴心”，但还无证据表明其中的任何一国拥有核武器；利比亚、叙利亚穷弱不堪，近年来在国际上很少敢乱说乱动，根本无法对美国形成威胁。况且，这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大都签署了《反核扩散条约》。美国早已公开保证：美国将不对已签署了《反核扩散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国家进攻美国或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结盟。如今这个计划，表明美国视国际条约如儿戏，视自己的承诺如粪土，行为如同一个“流氓国家”。
更重要的是，美国把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降得几乎与使用常规武器一样低。核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对付生化武器的威胁，甚至“意外的军事发展”也会成为使用核武的口实。核武器不仅可能用于阿以冲突，甚至可能介入台海之争。
众所周知，核武器是对人类和平的最大威胁。自“二战”以来，有关各国都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只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使用。美国虽然从来都拒绝许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也一直把核武视为最后手段，只有在诸如苏军大规模入侵西欧、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控制局面时，才会考虑使用。无怪乎当年丘吉尔预言，核威慑使大家不敢轻易言兵，反而可能给世界带来意外的和平。
然而，美国当今的核战略破坏了世界基本的安全感。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倚仗其绝对的武力优势，动辄海外用兵，杀人如玩电子游戏。几年前对苏丹的导弹袭击，毁掉了世界最穷的国家的制药厂，无端导致上万平民的丧生；后来又“误炸”中国使馆，滥杀无辜。按照现在的核战略，将来也许仅仅因为情报的错误，就会再次制造出广岛和长崎。
“9•11”美国赔了3000条人命，这固然是个大悲剧。但是，人生而平等，这3000条人命，并不比别的国家的3，000条人命更重。事实上，美国在越南、苏丹杀的人更多。“二战”后，美国是在海外杀人最多的国家。珍视个人生命，本是美国的基本的价值，很值得全世界效法。但这种价值观念和极端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以后，人的价值却因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而分成三六九等。在世贸中心死的每一个人，其照片和极富人情味的个人故事都被登在《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催人泪下。但在越南在苏丹死的平民百姓，却成了干巴巴的数字。甚至那些躲在几千英里外用导弹杀人的人，自己也没见过人是怎么死的。这样，随着美国人生命的升值，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变成了绝对价值，为捍卫这一绝对价值，就可以不惜牺牲更多他国的生命。在苏丹，美国明明知道炸错了，但毫无悔意，因为只要那里“可能”有威胁美国的因素，就值得一炸，不管有多少无辜生命丧生。“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一以美国人的绝对安全为准则的哲学，在“9•11”后变得根深蒂固。
可惜，这样一套“美国第一”的极端原则，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冷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压倒了世界主要军事大国的总和。打常规战争，无人能有力向美国挑战。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的无人作战器大规模登场。如最新的“捕食者”（predator）无人驾驶飞机，不仅可以侦察飞行，而且可以发射导弹，命中率极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在2000年已提出，到2010年，美军中三分之一的深入敌后的攻击性战斗机应由无人驾驶飞机组成。海湾战争时的空战设计师、退役飞行员约翰•沃登（John Warden）则预计，到2025年，无人驾驶飞机将占美军战斗机的90％。这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国防开支、最近斥资２，０００亿美元购买6，000架隐形“联合攻击机”（Joint Strike Fighter），可能成为最后一代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这样超前的战争技术，已大大减弱了核武器的战略地位。在常规战争的战场上，即使美国犯一些错误，还是无人能伤其元气。但是在核战场上就另当别论了。美国毫无疑问会赢得任何规模的核战争，但却毫无把握自己的数座大城市不被毁掉。那时的“胜利”，也许不过是一场皮诺士的胜利，甚至可能是美国衰落的起点。
最近，《时代周刊》曝出了另一桩有关核武器的新闻。“9•11”之后，布什政府因无法确定恐怖主义者手中是否已掌握了核武器，一度建立地下掩体里的“影子政府”，以备在华盛顿遭核袭击、政府全军覆没后，这个“影子政府”能及时取而代之。对此，连一位保守派的评论家都表示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美国有极为优越的政治制度，即使失去了华盛顿，地方政府仍然有能力有效地组织社会，应付危机。看看“9•11”那天，布什吓得无影无踪，却给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提供了表现的舞台，大家并不觉得一定要有个总统。布什当时临战的惊慌，已被媒体掩盖得干干净净。但若把他的表现前前后后仔细分析，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这位前无古人的“世界之王”至今还在做噩梦，于是会因“9•11”而对世界有非理性的过激反应。根据一家民调，由于过分担心外来的袭击，美国的共和党人晚上做噩梦的比率远高于一般美国人，布什也只是一例而已。被惊吓的野兽最有攻击性，这也是人兽共通之常情了。
从更深的历史层面来看，美国根子上是个孤立主义国家。当年的独立战争，就是要脱离欧洲另过日子。到“一战”时，美国完全有能力充当世界首霸，但就是不愿出头。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之所以破产，和美国人不愿承担国际义务不无关系。后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打上家门，美国这才赶鸭子上架，成了世界领袖，至今骑虎难下。结果，美国一方面统治了世界，一方面又不愿意为之付出代价，一打仗就怕死人，无人不想快回家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所以，用兵虽多，但费时一久，伤亡一大，政治家就感觉到付不起代价。当年出兵科索沃，美军飞机有严格的最低飞行限度，生怕被击落后总统付不起政治账。但是你的武器越精，炸弹越大，敌人的地道挖得越深，你只要人不亲临地面，敌人就不一定抓得到。美国这次的新核战略，就包括发展新一代穿地核弹，希望今后遇到麻烦，远远扔几个核弹、炸滥敌人的深层掩体了事；自己的战士也可以像奥运明星一样，早早回家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惜，如此一来，中国和俄罗斯还为什么要配合美国防止核扩散呢？你用核弹介入台海，中国可能被逼得用核弹对付“台独”，以求速战速决，不给美国以插手的时间。到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我们更不应忘记，美国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干得彻底得多。如今，每一个德国人上学都要面对自己丑恶的历史，都要为过去而负罪；而在美国，大家每年还在高高兴兴地欢庆哥伦布节，学校灌输的，还是那一套美国是世界的救主是最伟大的国家之类的民族主义意识和道德优越感。那些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的将军，没有一个受到审判。你对这样一个国家手中的核武，应该有信心吗？
200２年３月１５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0节 被出卖的“投资阶级”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更有不少人惊叹：经过IT泡沫的破灭和“9•11”这双重打击，美国经济的衰退竟来得如此之短暂温和。然而，即使真的如此，这次衰退给美国社会留下的印迹也绝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1990年代，美国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不仅更新了美国经济，而且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图景。他们一度被视为当时还在野的共和党的政治未来。1990年代末，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与哈西特（ Kevin Hassett）出版了一本题为 “Dow 36000”的书，为这一阶级创造意识形态，轰动一时。这两位作者先告诉股民：不要听那些分析家用股市泡沫来吓唬你们，现在的股市不仅不是泡沫，而且被大大低估了。道琼斯指数现在就应该是36000。至少，在未来５至７年内，会达到36000的水平。然后，他们又根据这一想像中的“事实”，攻击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根基：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大兴社会福利，加强对企业的管制，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也许是必要的，但毕竟有违自由社会的精神。如今，股市的变化正在解构“新政”的社会基础。1965年，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如今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联系在一起，要求政府给企业“松绑”，让自由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道琼斯转眼就会到36000，大家皆大欢喜。
2000年大选时，布什攻击戈尔搞针对富人的“阶级斗争”（class warfare），就是基于同样的哲学：既然美国人大半都成了股民，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企业的拥有者，传统那种雇主与雇员（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拥有资本的剥削者与拥有劳动力的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将被彻底转化。因此，富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也就代表了大家的利益。他进而鼓吹给富人减税，甚至要把一部分社会保险投入股市，使之随着股市增值，免得大家为此付税，一时颇有些蛊惑力。有不少人相信，当年政治资历甚浅的布什之所以能在大选中与戈尔打平，最终入主白宫，和这一“投资阶级”的政治走向不无关系。
可惜，这种企业拥有者的好梦并不长，道琼斯指数等不到“9•11”恐怖袭击就跌破10000，许多股民80％的资产被席卷而去，大企业没完没了地裁员，不管你对它的利益是否认同。接着是安然破产，一般股民赔得血本无归，老板们却偷偷摸摸地金蝉脱壳，携巨款而去。从2000年春季开始，大约１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５０，０００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要过历史上最奢侈的退休生活的一代人，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然而，这一新兴的“投资阶级”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年薪5万美元以上，其中有近一半人的年薪在75万美元以上。他们大部分是白人，年龄多在35岁到49岁之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政治，逢选举必投票，多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很少有独立派人士，其中那些最为积极活跃的投资者们大部分是共和党人。他们吃了这一大亏之后，不会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要知道，他们不是亿万富翁，但手里仍然有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抗议运动中长大的，有强烈的干预社会的精神，因此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会有所动作。
他们在经济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和企业界拉开距离，而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企业界的内部人士。根据《商业周刊》最近的一次民调，如今的投资者中，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到了２００１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靠客户的投资量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因此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 cost）是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1990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期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同时也指出了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29年后的20年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1990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上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当然，股市不振并不一定是坏事。许多经济学家依然相信目前的股票价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需要进行矫正。如2002年S&P 500股票的价值比实际的企业所得高了21倍，这虽然比2000年3月（其时高出25倍）有明显下跌，但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5倍）。更糟的是，从1997年到2000年间，S&P 500公司26％的有效所得（operating earnings）是靠审计财会上的欺骗而达成。但是，矫正股市，在短期内只会使投资者的财产进一步贬值，加重他们的“信仰危机”，使“投资阶级”改变原来作为资本拥有者那种“当家作主”的自我认同，在政治上重新站队，最终影响两党政治。
民主党已经认识到，感到自己被欺骗的“投资阶级”，必然有一大部分会背叛共和党。股市泡沫并不能化解原来的劳资界限，人们对那占人口1％的富人既得利益集团还是会痛恨。因而民主党摆出一副“我早就告诉过你”的姿态，称安然丑闻正好证明了民主党的一贯立场：政府有责任加强对企业的管制，市场不可能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丹。戈尔在这个节骨眼上重返政治舞台，攻击布什政府只代表富人利益，使安然这样的公司能够自由地盘剥平民百姓，开始向布什发动全面反攻。2004年大选的议题为何，一看便知。共和党当然不愿失去本应是属于自己的“投资阶级”，试图通过增加市场透明性的手段来对峙加强政府管制之说。不仅格林斯潘出来警告过多管制对经济的危害，以奥尼尔为首的布什经济班子开始制定具体措施，落实市场透明性的原则。如今，上市公司提出季度经营报告的时间，从过去的40天缩短到30天，年度报告的期限从90天降到60天；公司内部经理、官员对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情况必须立即公开；公司总裁和审计部门的主管必须负责对投资者传达正确的信息，等等，希望市场能够在增大了的透明性中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而，这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能否在选举年防止“投资阶级”的反叛，还是未定之数。对此共和党有强烈的危机感。因为是否能守得住这一“投资阶级”，是共和党在内政上能否翻身的关键。战后的共和党实际上是个“冷战党”。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共和党为赢得冷战立了首功。但是，战后美国在内政方面的重大进步，如种族平权等等，都是在民主党任上实现的。克林顿以内政为主的政纲击败了结束冷战、在外交上战绩赫赫的老布什，8年来政绩斐然，更加强了民主党在内政问题上的信誉。布什是第一个以内政政纲上台的共和党总统，但即使是在他上台时，他的民主党对手的政纲，还是得到了选民压倒性的支持。只不过是克林顿的性丑闻和戈尔圆滑的性格，使选民倒了胃口，才成全了布什。而安然丑闻，又一次全面确认了民主党的政纲的合理性。布什政府目前的支持率，其实全靠打仗来支持。在政府中出风头的，也还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之流的冷战老手。因此，从其国内政治的得失来看，布什如在内政上不能翻身，要维持国民的支持也只有在国际上变得更为好战，以制造危机感，让惊恐中的国民把注意力从内政转到外交上来，继续把权力交给在对外政策上有足够政治资本的共和党。
200２年５月２2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1节 “9•11”的起源
上个星期五，当布什还在俄罗斯时，普京就警告他：当心你的朋友沙特！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资助恐怖主义的人。普京不愧是个天生的战略家。众所周知，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俄罗斯排在第二。取沙特而代之，是俄罗斯恢复其全球战略地位的核心步骤。无怪乎普京同时宣布：俄罗斯将与美国进行“能源对话”。
如今看来，普京此时打沙特不是无的放矢。他话音刚落，《新闻周刊》就曝出重大新闻：沙特政府与恐怖分子有染！美国国会“9•11”调查委员会也公开指责FBI和CIA对沙特方面与“9•11”的关系调查不力。星期天，以布什的党内死敌麦凯恩为首的两党议员纷纷上电视，指责布什政府对沙特网开一面，漏掉了恐怖主义的大鱼。
事实非常简单：“9•11”参与劫持撞击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的两名恐怖主义者，Khailif al Mihdhar和Nawaf al Hazmi，曾在“9•11”前夜在加州的圣地亚哥短住，并在那里得到了另外两位沙特人Omar al Bayoumi和Osama Basnan的帮助。如今FBI发现，沙特的公主Haifa al Faisal，即前国王Faisal的女儿、沙特驻美大使的夫人，在2000年初曾以每个月3，500美元的金额给al Bayoumi的家庭账户汇钱。几个月后，刚刚参加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al Qaida峰会的Khailif al Mihdhar和Nawaf al Hazmi就抵达了加州。
这笔钱最后显然资助了劫机者。Omar al Bayoumi和Osama Basnan不仅帮助两位劫机犯找房子，开账户，介绍朋友，甚至提供现金。虽然他们是否为恐怖主义的同谋目前还不清楚，但沙特与“9•11”千丝万缕的关联，已经无法回避。事实上，19位劫机者中，有15位是沙特的公民。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下级的打手，即所谓muscle，而非飞机驾驶员，其主要使命是在飞机上威胁乘客就范，所以是在整个计划的后期才加盟。美国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些人都是如何在最后时刻从沙特招纳而来的。沙特政府在这方面不但很少提供合作，而且一贯纵容国内反美的宣传，使极端反美势力，在沙特社会、政府甚至王室中生根。如今，已经有1，000多位“9•11”受害者的家属，提出了１０，０００亿美元的联邦诉讼，起诉资助恐怖分子的沙特王室成员、沙特政府、银行和企业。一些家属甚至开始公开指责布什政府为他们的诉讼制造障碍，有的媒体甚至开始调查沙特王室成员与拉登的直接联系。因此，此案的曝光，不仅使沙特与美国关系的危机达到了爆炸的临界点，也使在中期选举后踌躇满志的白宫陷入危机。
更糟的是，目前美国正欲对伊拉克兴兵，准备向沙特借道。美国不得不考虑其军事行动上的便利，以及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如果美国和沙特就此分手，伊拉克战争就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困难得多。布什在最近一年来，用其大部分精力说服美国人：萨达姆是个不得不除的恶魔。他在“倒萨”的问题上，已经投入了过大的政治资本。如果这次让萨达姆溜掉，在政治上将是对布什的致命一击。
无巧不成书的是，上周正好出版了一本震动媒体和政界的新书：伍德沃德的《战争中的布什》（Bush at War）。书中的一大主题，是切尼和鲍威尔自海湾战争以来至今在国际战略上的冲突。当时两人分别是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Joint Chiefs of Staff）。但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观点对立。切尼在略有迟疑之后，迅速变成主战派，而且反对去国会和联合国要授权。鲍威尔则主张武力防卫沙特，但不去收复科威特，当然更不能杀入伊拉克。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也是鲍威尔反对进军巴格达，使萨达姆得以生存下来。
这场争执，一直持续至今。布什政府中许多人，仍然认为鲍威尔犯了致命的错误，为美国留下了现在的难局。但是，如果结合新近曝出的沙特与恐怖主义的联系来看，鲍威尔似乎还是另有战略眼光的。
鲍威尔当年不准备打，一是怕美国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投入战争，陷入越战式的泥沼，一是怕战争将破坏海湾地区的战略平衡。在第一点上，他主张战争不可轻易打，但要打就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半心半意。这一哲学最终还是得到了落实，导致了美军的大胜。在第二点上，“9•11”其实就是对他的主张的一个证明，这大概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
至今美国还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没有海湾战争，可能就没有“9•11”。萨达姆的伊拉克在伊斯兰世界是个世俗的专制政权，与保守的伊斯兰势力本是水火不容。如果萨达姆占领了科威特不走，他就是海湾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压迫者。大家对他恨之入骨，又驱之不动，而且时时有被他征服的危险。这时美军进驻沙特，不仅不会遭人恨，而且会被当成救世主，大家感激涕零。拉登这种原教旨的敢死队运动，大概也会对着萨达姆去。别忘了，当年拉登就是看见在沙特的美军而动怒，但当时他在阿富汗抗击苏军时，美军真要介入他恐怕还求之不得。更何况，萨达姆兴兵就得花钱，沙特卫国也必须加大军费，大家除了争先恐后向西方卖油买军火外，别无他途。真是那样，世界石油市场恐怕比现在还稳定。
如今呢？海湾战争解放了科威特，美军也进驻沙特。萨达姆不再是海湾的直接压迫者，美国却扮演了这个角色，成为众矢之的。反美的原教旨运动因此迅速崛起，最终酿成“9•11”的惨剧。
没有“9•11”，就不会有如今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战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美国当年不兴兵伊拉克，大概也不会有“9•11”。海湾战争破坏的，不仅是战略均势，而且是政治文化心理的均势。美国如今以“单边主义”独步于世，所获得的每一个战略优势，都伴之以文化上的怨恨。要知道，伊斯兰恐怖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恐怖主义。当年的俄克拉荷马大爆炸，就是白人的恐怖主义。今后还可能有左翼恐怖主义，欧洲恐怖主义，世界未必会因为有了国际警察而更加安宁。这也是伊拉克战争之前，不得不反省的课题。
200２年１２月1７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2节 股民政治——评布什再减税
最近布什提出了他的振兴经济计划，这个6，700亿美元的庞大计划的一大半，即3，640亿美元，是用于废除股息税。美国由于股票大部分都掌握在富人手中，10％最富的美国人，将拿走这３，０００多亿美元减税中的59％。而60％底层的美国人，只能拿到其中的8％。因而方案一出，震动朝野，民主党对之群起而攻之，称之为是“劫贫济富”。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仰仗国内的消费需求。民主党人争辩：目前失业率在6％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不振。要刺激消费，应该把钱送到正需钱用的穷人手里，这不仅公平，而且他们会马上把钱花在基本的衣食住行上，扩大消费需求。如今布什把钱几乎全给了富人。富人不可能因为突然有了这笔横财就多吃饭、多买衣服，他们更可能把钱存起来或者投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刺激。
不仅如此，正如笔者在《信报》上介绍的，目前美国各州的财政赤字尾大不掉。肯塔基州出于财政压力，维持不了监狱，竟把5，000多犯人放出来，虽然明明知道这些人中大部分肯定会重新犯罪。另一些州，学校也维持不住，为了省几个水电、交通费，不得不推行周四日的学制，不仅使学生荒废学业，而且让家长在三天的长周末中忙着看孩子，无法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的工作。一般照顾穷人的福利计划，就更得削减了。如今布什的减税，使联邦政府对州政府救助不足，逼着州里增税，最后很可能出现穷人税收负担加重、富人负担减轻的局面。
布什则另有一说。首先，股息税是双重征税。布什的前经济顾问林赛（Lawrence Lindsey）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公司赢利，政府征税35％。当公司把税后股息发给投资者时，政府最高可以征税38.6％（按富人最高的所得税率）。也就是说，公司赢利1美元，政府至少收走60美分。这不仅对投资者来说不合理，而且使企业融资的成本太高，从长远看对经济发展不利。
更重要的是，由于目前股息税高于资本收益（capital gain）税，公司常常愿意自己把股票买回来，或者通过贷款等可以减折税额的方式来融资。公司还宁愿通过提高股值来奖赏持股人，而不愿意直接支付股息。结果大家竞相高报公司所得，抬高股值，出现了去年由安然开始的一系列金融丑闻。俗话说，“现金是一种事实，所得是一种意见（Cash is a fact, earnings are an opinion）。”鼓励企业支付股息，才可以避免投资者跟着被人操纵、炒作的“意见”走，从制度上强化金融体制。
布什宣称：“政府的职责不是控制经济，而是清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自由市场经济的立场看，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制是要鼓励人们理性地计划自己的未来，筹划自己的资金。美国对人们的储蓄征税过度，对消费又征税不足。像民主党那样，当人们没有钱时，政府马上塞给大家一笔钱去消费，这不能鼓励人们理性地计划未来。布什的方案，则鼓励人们为未来投资，使得经济体制变得更有效率。
然而，这样的说辞只是孤立于股息税这一个因素纸上谈兵。这一计划的最大危险是，它违背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预设，即联邦赤字过度增长，将使利率提高，使经济增长放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盖尔（William Gale）估算，这10年内6，700亿美元的额外联邦赤字，将使第一年的利率增长0.2％，以后每年增长0.5％。这是对美国经济最大的潜在威胁。
目前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在现有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增长3％左右。白宫估算，布什的计划今年将使经济增长率追加0.4％，明年追加1.1％。也就是说，今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3.4％左右才说得过去。如果低于3％，布什在经济上则很难交代。
在政治上，布什的计划使四分五裂的民主党团结起来。去年曾投票支持布什的减税案的民主党人，这次几乎可以肯定要投反对票。同时，他这样把自己打扮成富人的代理人，也为民主党人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挑战他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靶子。一旦今年经济恢复不利，民主党人的士气一下子就会大振，攻击布什为了10％的富人利益而毁掉了经济，两党在总统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就可能发生逆转。
布什对此风险，都了如指掌。他之所以敢走这步险棋，在政治上立足于如下几重考量。第一，如同克林顿在中期选举后教训失利的民主党人时所说：“在国家危难之时，人们宁愿要强硬而错误，也不愿意要正确而软弱。”布什明白，美国人现在喜欢那种敢为自己的信念而不计得失地奋斗的人，美国人需要的是一些大的思想。所以他决定出大牌。第二，布什急于改变自己在外交上成绩非凡，内政上一事无成的形象，避免老父的命运。这一大动作，从政治的风险性上，其实比他指挥反恐战争、筹划入侵伊拉克等等都大。如今，人们可以对他国内的政策不停地争论，但再也不会说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这也正是他所要的。因为即使经济形势不能回转，他还可以归之于必要的对外战争。选民只要看他竭尽全力，就可能原谅他，并认为政府无法对经济完全负责。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笼络新兴的“投资阶级”。笔者曾撰文指出：1990年代末，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随之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投资阶层”。这一阶层广义地定义是股票持有者，人数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之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白人、白领，年薪5万美元以上，住在郊区，受过良好的教育，投票积极，并且多数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展望未来，这一阶层是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他们的政治取向，会重新塑造美国的政治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
2000年的大选，布什在这个阶级的选民中赢了戈尔12个百分点。但去年的华尔街金融丑闻中，这个阶级损失了5万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被出卖的感觉。因此，保住这一阶级的支持，是布什2004年连任的必需。过去人们谈论经济衰退时，总是侧重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几个指标。但是如今美国已经变成了股民的社会，三分之二的选民直接间接地持有股票，人们谈论经济形势，首先要看股票。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声称3，500万美国人拥有股息收入，包括1，000万老人。这个计划人人得益。
然而，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2000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纳税人，只有22％报告有股息收入。收入在10万到１００万之间的人，有72％有股息收入。１００万收入以上的，几乎人人有股息收入。布什的计划向谁倾斜，一看便知。因此有论者指出，所谓“投资阶级”之说，不过是个神话，是布什富人政策的包装。按照布什的方案，一个收入4万美元的4口之家，获益不过1，133美元。当然这还不考虑他们的州税会提高，学费会上涨，医疗福利会削减等因素。但布什本人，则将少缴44，500美元的所得税。切尼则会省下32万多的所得税。这几乎是在为自己减税了。
中期选举之后，布什料定民主党利用“阶级斗争”攻击共和党是富人党的战略不灵，因而信心猛增，执意要在新兴的社会力量中建立基础。不管他的策略灵不灵，也不管人们对投资阶级如何界定，股民在未来美国政治中的角色，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200３年１月1３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3节 减税时代的终结
布什经济政策最大的核心，就是减税。然而，不管布什如何坚持他的减税案，减税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
局外人看美国经济，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恐怕就在于太注重对联邦经济政策的解读，而忘记了美国是由50个经济自主权很大的州组成的合众国。《经济学人》几个月前就警告，美国州财政的危机早晚要在经济上惹出大麻烦。该杂志举出加州为例：加州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其州财政危机如果真用一个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几乎就是阿根廷的程度。所不同的是，这个大经济体如果倒下，对世界的冲击远非一个小小的阿根廷可比。
这一冷峻严酷的预言，被最近召开的美国州长会议所证实。税收的萎缩和医疗费用的飞涨，使美国各州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财政危机。目前州一级的财政状况，比联邦政府要糟糕得多。2000年，各州手里还掌握着488亿美元的财政资金，但这一数字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已经跌至145亿美元，财政结余只有财政支出的2.9％，为1992年以来之最低。州政府的开支虽然增加了1.3％，税收却下降了6％。加州州长已经告诉州议会，明年的财政赤字将达210亿美元。纽约州的赤字则预计将达50到100亿美元。其他各州，也是无一没有赤字。
州财政的危机将意味着什么？首先要看州政府管什么。大体而言，州内的基础设施和福利，如公路、警察、消防、医疗辅助等等衣食住行，都要靠州财政。中小学教育和公立大学（即州立大学），也都是州政府出钱。州政府要倒闭，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无法进行。比如，有的州因为财政紧缩，竟无法安排有关人员分析犯罪分子的档案！这在“9•11”和斯奈普（Sniper）之后的美国，如何能够不令人提心吊胆！
州政府面对这样的压力，却没有联邦政府印钞票的权力。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有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这一途。结果，联邦的税减了，州里的税却可能会提高。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减轻。同时，大量州政府的雇员会被解雇。比如笔者认识的一位纽黑文市公立图书馆的雇员就丢了工作。许多人享受的医疗补助被裁掉，送孩子上学的费用也在飞涨。各州的公立大学，由于从州政府拿不到钱，不得不以涨学费来平衡收支。爱荷华大学的学费去年上涨9.9％不说，今年竟狂涨18.5％，创了２０多年的记录。简单地说，老百姓因为缴税，手中剩下的钱越来越少，但要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当然，受冲击的不仅是消费者，企业早晚也要面临州政府加税的前景。纽约的房地产税就已经开始上涨了。
如何应付这一困局，又将成为两党之间的一场政治博弈。200３年6月，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通过对各州的医疗辅助和社会服务提供联邦拨款，来缓解州财政的危机。但这并没有成为一项立法。布什和即将成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议员尼克尔斯（Don Nickles）都反对联邦拨款，理由是联邦面对日益增长的赤字，无款可拨。布什的算盘很清楚：减税是自己的政绩，在减税的问题上绝不能像老父一样食言。如果以联邦的财政资金救济州政府，也许州政府会少增点税，但是无形中加大了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会逼得联邦政府加税。要记住，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全盘输尽，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在州长选举中压了共和党一头。要增税让那些民主党的新州长去增，布什当然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然而，联邦不救助在道理上说不通。比如，“9•11”后布什曾准备以35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训练地方的消防队员、警察和救援人员。但国会并未通过拨款。波士顿花了26亿美元加强安全措施，也没有得到联邦的帮助。2000年佛罗里达计票战之后，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各州购买新的投票机，训练选举站的工作人员，但却没有给州里相应的拨款。联邦政府要各州干这干那，自己一毛不拔，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两党如何出手，还有戏好看。
最近有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５个月下降，在触及９年来的最低点之后，于１１月份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１１月份上升４．５点，由１０月份经修正后的７９．６点升至８４．１点，但是仍低于分析家预期的８５．０点。这一低水平上的回升，究竟能否持续，还很令人怀疑。笔者不久前曾分析，联邦赤字迟早要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州财政赤字，对经济的打击也许会更大。到下一年度，增税几乎无法避免。所以，虽然目前股市回升，对美国经济的期望，实在不能过大。
200３年２月２３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4节 美国精神的败落
美国精神的败落——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布什
像许多对美国之伟大深具信心的中国人一样，笔者对美国的敬畏，不是因为它的财富，而是因为它的制度和文化精神，以及创造这种制度和文化精神的伟大的美国人。华盛顿，富兰克林，杰弗逊，林肯，两位罗斯福，你就数吧。中国的历史上缺少这样的人，当然也就没有人家的制度和文化。
最近一位读者把西奥多•罗斯福的一段话抄给英国的《金融时报》，提醒世人：现在是该反省罗斯福的话的时候了。笔者不妨也将罗斯福的“警世恒言”照抄如下：
The things that will destroy America are prosperity at any price, peace at any price, safe first instead of duty first, the love of soft living and the get rich quick theory of life.
笔者不揣愚陋，窃将自己蹩脚的翻译也录于下：
那些将毁灭美国的东西，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繁荣，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安全第一而非责任第一，对柔软的生活的迷恋，以及迅速致富的生活哲学。
如今美军深陷伊拉克，死亡人数已经达400多人，布什一方面要求大家作出牺牲，一方面给他富贵的朋友们减税，号称这样才能振兴经济。如今，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越来越怀疑，经济虽然说已经复苏，但依旧满街萧索，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工怒气汹汹，大款们依然脑满肠肥，充分享受着美国的“自由”，价值上千万的豪宅平地而起。当然，经济可能会迅速好转，伊拉克可能会恢复秩序。但是，你总觉得，美国如今缺了点什么。
笔者恰好是个对新保守主义的原则有同情心的人。美国不打伊拉克则已，如果打就一定要占领下去，直到伊拉克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如果在阿拉伯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美国和中东的恩怨就无了结，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仇恨就无法化解。这是个值得努力的事业。美国也有这个实力。最糟的是听从欧洲人的建议，在短期内把政权交给还不知道如何运用民主制度的伊拉克本土势力。试想，如果美国当年占领日本仅一年就走，日本可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然而，占领下去，就如布什所说，美国人要付出牺牲。但是由谁付出牺牲？在这一点上，布什的拙劣就显露无遗。要牺牲，不懂民主的中国人也知道，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国难当头，你给最富的人减了税，把穷人的孩子送到战场出生入死，回来又要负担巨大的财政赤字，本来有的福利被迫削减，这算是个什么交易？
布什所代表的，是一种腐败的富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得势太久，真正的美国精神就会丧失。
过去美国的富人，确实享受着社会的种种优遇和特权，但国家有难时，却常常第一个跳出来为国捐躯。像肯尼迪家族的大儿子，本来是培养选总统的，结果二十几岁就战死沙场。老布什当时也是志愿去当最危险的飞行员，并被日军击落，死里逃生。罗斯福的儿子，也在诺曼底身先士卒。再往上追溯欧洲的贵族传统。丘吉尔是贵族大家的子弟，父亲是国会议员，家里的豪宅如同皇宫一般。可是才过20岁，就放弃豪宅中舒适的生活去追求荣耀，哪里打仗去哪里，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其不要命的英勇让他的左右部属目瞪口呆，称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不怕死的军官。
人家国难当头能够挺身而出，冒常人不冒之险，作常人不肯作的牺牲，和平时代享受多一些的权力和财富，大家也心服口服。
看看当今的美国。布什称国家在战争之中，但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富人都作出重大牺牲，富家子弟也纷纷慷慨出征，如今，战争已经打了两年，你见过像肯尼迪、老布什、丘吉尔这样的贵族英雄吗？缺乏这样的英雄，社会崇拜的是施瓦辛格那被药催起来的几百斤肉。因为这几百斤肉，在电影里足以塑造个铁血英雄。有本事，你去伊拉克对着那些亡命之徒抖落抖落你的肌肉？没有真英雄，只有崇拜这种假英雄。这就是当今美国的病症。
再看看布什本人。万贯家财保证他上耶鲁，成了个著名的拿C的公子哥儿。在耶鲁判过卷子的人都明白，不是十足的二百五，要拿个C还真不那么容易。一路拿C就更是人间奇迹了。打仗了，自己躲到得州当飞行员。以后做生意，到哪家公司哪家公司倒霉。自己则奇迹般地一毛不损，甚至小发一笔。当了总统，先给自己的哥们儿减税，转脸又要大家牺牲。你的哥们儿怎么不牺牲？他的理论是：我这些弟兄如果牺牲了，经济就无法成长。看来他得请教邓小平：增长是个硬道理！
看看１００年前的总统罗斯福。他也是个出身显赫的富家子弟，从小一天到晚和特权阶层打马球。他也是个共和党的总统，倚仗富人的势力。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政治生涯，超越了自己的阶层的局限。他在纽约当州长时，首先注意到贫民区的危房问题，推动制定法规，保护下层社会的基本生存权利。他不仅首先倡导通过了劳工法，而且是第一个推动环境保护的美国政治家。当了总统，又马上对自己权力的基础开战，代表美国的劳动阶层向富人要“公平交易”（Square Deal），要求财富向社会负责。在他任上，一系列反托拉斯的法案得以通过，分解了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这样的铁路垄断集团，帮助调解了矿工的罢工，使19世纪末一系列金融丑闻后的美国，得以对财富带来的贪婪有所控制。
罗斯福的好战，绝不在布什之下。在麦金利（McKinley）还当第一任总统时，他就积极游说对西班牙的战争。当了总统后，又推动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卸任后，还努力鼓动美国参与“一战”。不过，当西班牙战争真正打响后，他马上志愿参战，率军攻入古巴，在战场上成为全国的英雄。这种品格，是一个逃兵役的总统所不具有的。当今美国的困境，并不一定证明新保守主义的原则彻底错了。所证明的是，新保守主义要有作为，必须寻找一个有品格的领袖。布什在创造和捍卫自己的权力上有惊人的天分，但是他的眼界超越不了他那贫乏的经历。他的权力如果持续太久，就会给美国带来精神上的没落。
如今的美国，已经很难见富家子弟抢在平民百姓之前去战场上“送死”，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场上，你见不到布什家族的后代。总统早已从罗斯福这样又是战斗英雄又有准科学家的学识的巨人，变成了布什这样又逃兵役又不学无术甚至连个小公司都玩不转的侏儒。要知道，美国的伟大，在于它有一批巨人，并听从这些巨人的领导。如果总是侏儒当道，美国就将不再伟大。
200３年１１月1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