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元朝十五帝

元太祖成吉思汗自序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历代帝王庙中，都是将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直到1368年元顺帝逃离大都均归入元朝的范畴。由此推算，元朝存在了162年，共有15位皇帝。本书的主旨是向读者介绍这15位皇帝的真实故事。
近年来，在影视界出现了一批“戏说”的作品，包括《戏说康熙》、《戏说乾隆》等。本来，“戏说”就不是历史，而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这种形式能够吸引不少观众，能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这就足以说明这种形式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这种“戏说”也产生了一种不良影响，就是不少观众都将“戏说”当成了正史，于是就出现了“以假乱真”、“以假当真”的现象。因此又有不少人呼吁，应该告诉观众正确的、真实的历史，故而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正说明朝十六帝》等一系列“正说”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也开设了“正说”系列讲座，受到观众的好评。本来，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介绍历史、讲述历史，不应该存在“正说”与“戏说”之分，更不应该出现“歪批”和“邪说”。而针对影视界出现的“戏说”，由史学家做一些“正说”的工作，其影响力也只不过等于杯水车薪而已。其实，随着广大观众历史知识的增多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多数人自然可以识别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之间的本质区别，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什么是“纯属虚构”，本来是用不着史学家们操心费力，奔走呼号的。
在元朝160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的敏感的历史问题并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为帮助国人公允地认识元朝的历史，正确解读元朝历史上的一系列敏感问题，应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陈虎先生之约，集近30年元朝史教学、研究心得，撰成此书。
本书是在电视连续剧本《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传》、《元世祖研究》、《中国历代小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等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初稿有26万余字，又蒙昶鼂先生按照出版社的要求精心删改修订。人们常说“删繁就简三秋树”，对昶鼂先生的辛勤劳动特表示真诚感谢。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史籍和现代学者的著作，因出版社对本书体例方面的要求所限，书中不能一一注明出处，但相关参考著作已在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中详细列出，恳请各位先生谅解；对诸位先生所提供的学术信息和真知灼见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文中所附插图，文后都一一注明了出处来源，在此对相关学者也表示真诚感谢。
朱耀廷
2006年4月25日
于北京朝阳区望京花园


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祖成吉思汗

有人说他是“世界征服者”；有人说他是“千年风云第一人”；有人说“历来蔑视人类之人，无逾此侵略家者”；有人则说他是世界历史上取得最伟大成功的人物。他发动了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创建了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帝国，他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在他死后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他就是蒙古族与中华民族的英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蒙古族的祖先是东胡，与契丹、鲜卑、乌桓等属于同一族源。与他们发生冲突的部落大概是匈奴。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东、西并立，不失为一个东方强国。后来与匈奴发生战争，被冒顿单于击败。从此东胡余众四散奔走，形成了几个名称不同的部族。传说中的两个蒙古族男子捏古思和乞颜，大概是蒙古族两个氏族的名称，他们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深山老林中。蒙古的始祖是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这两个人名的汉字意译是“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因此旧译《蒙古秘史》记载说：“成吉思合罕（可汗）的根源是，奉上天之命降生的苍色的狼，他的配偶是惨白色的鹿，他们一同渡过腾吉思海子而来，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立下营盘，生下了巴塔赤罕。”这就是《秘史》所说的成吉思汗的始祖，时间距离成吉思汗整整22代。
但事实上在“孛儿帖赤那”时，蒙古人并没有迁到不儿罕山之下，因为当时那个地区还是铁勒人的地盘。但《蒙古秘史》所说的孛儿帖赤那的迁徙路线，却基本符合蒙古族西迁的实际。他们离开额尔古纳河之后，首先渡过了腾吉思海子，即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湖，逐步迁徙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不儿罕山之下。这段旅程经过11代人的努力，大概到了公元900年左右唐朝时的回鹘汗国灭亡以后，蒙古人在朵奔蔑儿干兄弟的率领下，才开始迁居到不儿罕山地区。他们发现这座山比原来的山还要高大，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高的、至高无上的山，因此起名叫“罕山”，这就是今天蒙古国的大肯特山。大肯特山地区不仅是斡难河的发源地，而且是怯绿连河（克鲁仑河）、土兀剌河（土拉河）的发源地，因此被称为“三河源头”。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应该说，这一地区正是蒙古族的发祥地。
从“苍狼”与“白鹿”起，又过了100多年，蒙古族才进入朵奔蔑儿干时期。“蔑儿干”汉语意为“善射者”，“朵奔蔑儿干”即善射者朵奔。他有一个哥哥名叫都哇锁豁儿，“都哇”汉语意为“远视”，“锁豁儿”汉语意为“目”，“都哇锁豁儿”相当于汉族传说中的“千里眼”。他们是蒙古族著名的首领，成吉思汗的第11世祖先。
朵奔之后，他两个大儿子的子孙组成了蒙古族的答儿列斤氏，也就是一般出身的蒙古人；三个小儿子的子孙组成了尼伦氏，或称尼鲁温氏，相传他们是金光神人的后裔，所以称作“纯洁出身的蒙古人”，亦即黄金家族。其中第五子孛端察儿的后代称为孛儿只斤氏，这就是成吉思汗所出生的氏族。


元太祖成吉思汗大汗崛起，弯弓射大雕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生于12世纪60年代初期（1162）。当时，中国北方处在女真族的金朝统治之下。大漠南北草原各部还各自独立，1162年成吉思汗诞生（选自《成吉思汗陵》）
互不统属。金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1146年，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被金熙宗以“惩治叛部法”的名义，残酷地钉死在木驴之上。蒙古部落联盟曾经组织了多次反抗斗争，他们的几代先人为此付出了鲜血与生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出生的铁木真，自然也将对金国的胜利看作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奋斗目标。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图
（选自《成吉思汗陵》）他一直把这个仇恨记在心里，正是这种几代冤仇导致了草原内外的长期征战，孕育了以征战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一代天骄。
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夫人出身于高贵的弘吉剌部，同蔑儿乞人赤列都结亲，夫妻恩爱。1161年秋，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在斡难河畔打猎，发现了途经蒙古部驻地的美如天仙的诃额仑。他在几位兄弟朋友的协助下，根据当时的“抢亲”传统，打败了蔑儿乞人，抢来了诃额仑夫人，于是诃额仑成为也速该的妻子。第二年，也速该活捉了塔塔儿部首领铁木真兀格，恰好这时第一个儿子降生了。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也速该给自己刚刚出生的长子取名为“铁木真”。铁木真9岁那年，父亲被塔塔儿人铁木真兀格之子札邻不合毒死。也速该死后，俺巴孩汗的孙子泰赤兀部的塔里忽台乘机兴风作浪，他煽动蒙古部众抛弃铁木真母子，使他们一家从部落首领的地位一下子跌入苦难的深渊。
铁木真18岁时，昔日的仇敌蔑儿乞部的脱脱部长又抢走了他的妻子。铁木真向蔑儿乞部开战，打败了蔑儿乞人。1184年前后，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的可汗。铁木真称汗引起了雄心勃勃的札木合的忌恨，札木合纠合塔塔儿、泰赤兀等13部向铁木真发动了“十三翼之战”。在铁木真一生所经历的60余场战争中，这是惟一一次没有打胜的战争。
随着自己力量的不断强大，铁木真开始向杀害父祖的敌人发动进攻。打败了主儿乞部，其首领被杀，部将木华黎父子则投到铁木真帐下。后来木华黎成为铁木真的第一名将，被封为太师国王，让他独当一面地经略中原。
草原各部贵族害怕铁木真的崛起，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即众汗之汗，誓与铁木真为敌。他们组成了12部联军，向铁木真和克烈部发动了阔亦田之战。札木合率领的乌合之众经不住铁木真、王汗联军的猛烈打击，不到一天就土崩瓦解了，札木合投降了王汗。随后铁木真进攻塔塔儿部，其首领札邻不合战败后服毒自杀，塔塔儿部另一首领也客扯连投降。铁木真追击泰赤兀部，在指挥作战中被泰赤兀部将射中脖颈，生命垂危。第二天清晨，泰赤兀部众就向铁木真投降了。
泰赤兀部的覆灭，铲除了铁木真进一步统一蒙古各部的巨大障碍，而其手下几员部将如神箭手者别、纳牙阿等却成为铁木真征服天下的得力助手和一代英雄。后来远征西辽消灭曲出律的是他们，第一次在西征中者别和速不台作用最为特殊，追赶苏丹的是他们，活捉秃儿罕太后的是他们，打败俄罗斯基辅大公的也是他们。
1202年秋，铁木真集中兵力，消灭了其宿敌塔塔儿部。1203年秋，铁木真袭击了一直与自己争战不休的王汗的金帐，王汗父子被打败。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选自《成吉思汗陵》）
王汗只身一人想投奔乃蛮部，在乃蛮边界被边将当作奸细杀死，王汗的儿子桑昆也身死异乡。
强大的克烈部被消灭了，铁木真占据了水草丰美的东部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在蒙古草原上只剩下乃蛮部还有力量能够与铁木真对抗，败于铁木真之手的各部贵族先后汇集于乃蛮汗廷，企图借助太阳汗的支持夺回自己失去的牛羊和牧场。成吉思汗的鎏金银马鞍（选自《成吉思汗陵》）但草原人民并不希望部落林立的局面重演，而未经战阵、不自量力的太阳汗也不堪一击，经过纳忽崖之战，貌似强大的乃蛮部被彻底消灭。


元太祖成吉思汗初恋情人与长子身世之谜

铁木真9岁那年，父亲带他到弘吉剌部去求亲。弘吉剌部的智者德薛禅将自己的女儿孛儿帖许配给铁木真。但也速该在返回蒙古草原途中，被塔塔儿人的铁木真兀格之子札邻不合毒死。也速该临终前要求其部众，将来为他报仇时，高于车轮的塔塔儿人要统统杀掉。也速该死后，铁木真一家在草原上艰难度日。诃额仑夫人将家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铁木真兄弟身上，尤其是长子铁木真，希望他能成为将来蒙古部的首领。但铁木真的异母弟别克帖儿并不服从他的权威，已经有了领袖感觉的铁木真是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铁木真13岁那年，几位小兄弟偶然发生了一次“抢鱼”、“抢鸟”事件，铁木真、哈撒儿与别克帖儿发生冲突。铁木真、哈撒儿一前一后，射死了别克帖儿。母亲悲愤地责打他，教育他，说：现在除了影子之外没有伴当，除了马尾巴之外没有鞭子，越是在这种时刻，越应该兄弟一心，这样才能担负起振兴家族的大业。经过母亲的教育，他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永不忘记母亲的教训，一定要团结一致，为家族的振兴而团结奋斗。铁木真16岁那年，主儿乞人盗走了铁木真家的9匹银合马。铁木真在追马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知心朋友博尔术。后来博尔术成为蒙古汗国的一员名将，成吉思汗手下的四杰之一。
塔里忽台本来以为铁木真一家一定会被饿死，不料诃额仑却领着孩子们熬了过来，铁木真长成了少年英雄。于是他听从祖母的指教，以长辈教训晚辈的名义，借口铁木真射杀了弟弟这件事，要捉拿铁木真。塔里忽台企图用铁木真的人头祭天祭山，铁木真却打伤看守逃走了，闹得那位老太婆（塔里忽台的祖母）死不瞑目。在此生死关头，铁木真巧遇合答安一家。合答安是塔里忽台捅马乳奴隶锁儿罕失剌的女儿，她心地善良，冒着生命危险搭救了铁木真，并根据“遇客婚”的传统，二人在羊毛堆里产生了一段难忘的情缘。铁木真对恩人加恋人的合答安发誓说：如果能活着逃出去，将来一定要娶她为妻。而作为奴隶的合答安知道铁木真已经同弘吉剌部的贵族女儿孛儿帖订了亲，少女的心里只有一个心愿——将来你真有了出头之日，让我做一个奴婢，侍候你一辈子吧！与塔塔儿部阔亦田之战后，铁木真少年时代的救命恩人和情人合答安终于来到铁木真身边。这时合答安已经是近40岁的妇人了。可是她一刻也不曾忘记过铁木真，多少次为了他的平安而祈祷，为他的成功而喜悦。铁木真也不曾忘过合答安，不料刚一见面，自己的部众便杀死了合答安的丈夫傻骆驼，铁木真非常内疚。其实，合答安对自己的丈夫是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的，她是个奴隶的女儿，一个女奴还敢奢望按自己的意愿谈婚论嫁吗？只是她厌恶傻骆驼跟随塔里忽台与铁木真为敌而已。铁木真知道合答安成了寡妇，便想实践自己的诺言，纳她为侧妃。合答安深爱铁木真，正因如此她拒绝了铁木真。因为她不是施恩图报的人，她知道铁木真这时需要的是年轻貌美的侧妃来调节由于血腥的厮杀带来的压力，自己还是坚持实践自己的心愿，给铁木真做奴婢，侍候他一辈子。于是她以特殊的身份成为铁木真的一个家庭成员。不过铁木真并没有把她当奴隶看待。
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铁木真母子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而是不息地奋斗，勇敢地抗争。在危难中，铁木真不仅结识了几个可以生死相托的知心朋友，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汗国（选自《成吉思汗陵》）巧遇品德高尚的恩人与情人，而且“射雕英雄”的名声也在此时传遍了蒙古草原，爱和恨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深深影响了铁木真兄弟的成长历程。
铁木真18岁时，弘吉剌部的德薛禅根据原来的婚约，将自己的女儿孛儿帖嫁给了铁木真。但美好的生活仅仅过了几个月，他的妻子就被昔日的仇敌蔑儿乞部的脱脱部长抢走了，并被强迫与赤列都之弟赤列格儿结合。铁木真杀父之仇未报，蔑儿乞人的夺妻之恨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为了夺回自己的妻子，他面对不儿罕山向长生天祷告，决定向强大的敌人蔑儿乞部开战。
现实的利害冲突引起草原各部的分离聚合，失去了心上人的铁木真不得不寻找可靠的盟友。当时的草原英雄克烈部的脱斡邻汗（王汗）和札答兰部的札木合为他最初的振兴贡献了力量。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铁木真才打败了蔑儿乞人，夺回了妻子。在回军路上，铁木真的长子降生了，铁木真感到这是个不速之客，于是起名为“术赤”。实际上是他对术赤的血统产生了怀疑，从此埋下了父子兄弟不和的种子，从而引发出后来术赤和察合台兄弟之间的矛盾。术赤是长子，他是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骨肉，一直是后人争论的焦点。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掠走了9个月还是12个月。双方各执一词。本人在《成吉思汗传》中采取了前一种观点，也保留了对其中某些问题的疑问。这一矛盾也折射到成吉思汗和孛儿帖身上，形成了成吉思汗心理上的阴影，这个阴影一直伴随他走完自己的一生。术赤本人也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十分勇敢，立过很多战功，不失为一位草原英雄。可是由于常被人称为“野种”，以及其二弟察合台的不断挑衅，使他内心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在战时则转化为杀敌的勇气，而平时则不免有出世的消极意念，他的理想竟然是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牛羊！成吉思汗为了儿子们不至于因为争夺汗位而内哄起来，后来把术赤和察合台分别安排在花剌子模的新旧国都里当国王。术赤离草原故土最远，他的情绪更加黯淡，40余岁便忧郁而死。


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南下伐金

1206年，铁木真在蒙古的根本之地斡难河源头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宣告成立，这在蒙古史乃至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通天巫阔阔出以天神名义给铁木真上尊号为成吉思汗。铁木真分封功臣与诸子、诸弟和功臣，实行了具有草原特色的领户分封制——千户、万户与诸王制；并创造了畏兀字书，制定了法律制度；征服了林中百姓和畏兀儿族政权。蒙古草原统一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成吉思汗的圣旨（选自《成吉思汗陵》）
领户分封制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兵就有权，兵强则国固。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尤其如此。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封功臣、宗室，把在战争中已经实行的千户制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先后任命了一批千户官、万户官和宗室诸王，建立了一个层层隶属、指挥灵活、便于统治、能征善战的军政组织。成吉思汗把占领区的人户编为95个千户，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们，分别进行统治。《史集》和《蒙古秘史》一一列举了这些千户官的姓名、出身、主要经历以及各千户的组成情况，其中包括78位功臣，10位驸马，有3位驸马共领有10千户，因此当时实际分封的只有88人，这就是蒙古汗国历史上著名的八十八功臣。千户制的建立，标志着部落和氏族制的最后瓦解。这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是蒙古汗国统治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环。建立特殊功勋的那颜，还被授予种种特权，那颜阶层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蒙古人民的支柱。这实际上是用战争打败了原来各部的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又重新培植了一个新的奴隶主阶层，这是以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为主、各级功臣为辅的新的奴隶主阶层。
福神般的怯薛军成吉思汗分封完千户、万户之后，马上着手扩建中军护卫怯薛军。由于怯薛军分四班轮番入值，习惯上称为四怯薛。其中的护卫人员称怯薛歹，偶数作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怯薛歹是从万户官、千户官、百户官、十户官及自由民的儿子中挑选，这说明成吉思汗十分注意保障这支队伍的可靠性。成吉思汗规定，怯薛军的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护卫大汗的金帐；二是“战时在前为勇士”，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建立的怯薛军既是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又是一个分管中央日常事务的行政组织，它已发展成为蒙古汗国中枢庞大的统治机构。成吉思汗给了他们优越的地位：怯薛者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官；怯薛者的从者，地位在百户官、十户官之上。成吉思汗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维护汗权、巩固新生的统一国家、防止氏族贵族的复活和重新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它也是成吉思汗对外进行征服战争的有力工具。
成吉思汗时期创制了蒙古文字（选自《成吉思汗陵》）塔塔统阿创蒙古文字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只靠结草刻木记事。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太阳汗尊他为国傅，让他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让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铁木真又让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字书”。从此以后，蒙古汗国的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在蒙古本土还是“只用小木”。“回回字”就是指的“畏兀字书”。虽然忽必烈时曾让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但元朝灭亡后就基本上不用了，而“畏兀字书”经过14世纪初的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这在蒙古汗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颁布成文法和青册，而在他死后不久成书的第一部蒙古民族的古代史——《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畏兀字书写成的。
成吉思汗颁布大札撒（选自《成吉思汗陵》）
蒙古成文法——大札撒的颁布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还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成文法。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时，就命令失吉忽秃忽着手制定青册，这是蒙古族正式颁布成文法的开端。但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札撒大典》却是十几年之后，在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制定的。据《史集》记载，1219年，“成吉思汗［高举］征服世界的旗帜出征花剌子模”，临出师前，“他召集了会议，举行了忽里勒台，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这就是所谓《札撒大典》。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专门写了一章“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其中说：“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这些卷帙，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依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现在，《札撒大典》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还片断记载了其中一部分条款。俄国人里亚赞诺夫斯基曾汇集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得到成吉思汗的札撒条款36条、训言29条，以及其他有关蒙古法律的记述若干条。汉文史料中保存的札撒和训言也相当多，还有待于收集整理。根据以上这些不完整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成吉思汗法律的若干内容。在蒙古社会中，大汗、合罕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法律，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记录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训言”，也被称为“大法令”。


元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祭祀用的香炉

成吉思汗祭祀用的香炉
（选自《成吉思汗陵》）建立审理机构，完善相关制度军队和监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成吉思汗确立千户制、扩建怯薛军，主要是加强军队建设的话，那么他宣布各种号令，颁布大札撒，则是创建法律制度。法律既需要有人制定，更需要有人贯彻执行，因此“治政刑”的“断事官”首先从无所不包的怯薛军中分化出来，成为蒙古汗国最早的一批专职官员，于是审判机构、监狱应运而生了。蒙古汗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分封千户、万户，特将诃额仑夫人的养子失吉忽秃忽封为蒙古汗国的大断事官，这个大断事官不仅掌握全国的司法大权，而且掌握全国的户口青册，掌握财赋大权，同时还有权与大汗直接拟议，他所发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性质，别人不得更改。于是大断事官成为兼管司法和财政的官职，被人们称为“国相”，与汉族的丞相一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元朝设立大宗正府，大断事官才专主宗正府，治蒙古宗室事并兼理刑名，才不再是行政长官了。在大断事官之下设有若干断事官，为其僚属、下级。诸王、贵戚、功臣有封地者，也各置断事官管治其本部百姓。在失吉忽秃忽担任大断事官时，蒙古汗国颁布了户口青册和大札撒，逐步制定了一套案件审理办法，如规定“犯罪者除现行犯外，非自承其罪者不处刑”，目的是防止误审错判，防止出现冤、假、错案。成吉思汗建立的政治制度，当时还很不完善，尽管军事和刑法有了一定分工，但各种政权机构还很不健全。在南征和西征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从畏兀儿、西夏、女真等先进民族吸取了不少统治经验，于是又陆续扩充了一些新的管理机构，国家政权才逐步趋于完善。
蒙古汗国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北方草原长期的部落纷争，成吉思汗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蒙古草原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如果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西征中建立的大蒙古汗国还是不稳固的军事行政联盟的话，那么应该肯定的是，蒙古族成为一个有共同经济基础、共同风俗习惯、共同文化语言的真正统一的民族，与成吉思汗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南下伐金女真族原来是在辽朝统治下的弱小民族，但女真人向来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人一满万，天下无敌”，这是世人对女真人的评价。后来完颜阿骨打率领数千人起义，领导了对辽国的反抗斗争，只用了几年时间就灭辽国，建立了金国。随后又南下攻宋，俘虏了徽、钦二帝，中国北方出现了一个富庶强大的金朝政权。直到成吉思汗南下时，金朝人口已经发展到近5000万，比当时的蒙古多40余倍；军队也在百万以上，比蒙古多出10倍。因此当时有人曾说：“金国如海，蒙古如一掬细沙。”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一掬细沙”填平了“大海”。
综观蒙古与金的战争，其爆发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是蒙古各部反抗金朝的民族压迫；二是蒙古贵族要求对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掠夺；三是成吉思汗君臣希望入主中原，与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争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元史》及《宋史纪事本末》等书曾简单地揭示了成吉思汗伐金的原因，《宋史纪事本末?蒙古侵金》记载说：“先是，绍兴中，金人屡击蒙古不能克，遂与之和。金主尝遣卫王允济往靖州受铁木真之贡，允济奇其状貌，归言于金主，请以事除之，金主不许。铁木真闻而憾之。”《元史?太祖纪》说：“初，金杀帝宗亲咸补海罕（俺巴孩汗），帝欲复仇。会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定议致讨。”《元史?木华黎传》则说：“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杀戮宗亲，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师有名矣。’”《多桑蒙古史》分析成吉思汗伐金的原因，其中说成吉思汗出师以前，登上高山，祈天之助，解带置项后，脱其衣纽，跪祷曰：“长生之天，阿勒坛汗（指金帝）辱杀我诸父别儿罕、俺巴孩二人，脱汝许我复仇，请以臂助；并命下地之人类以及善恶诸神联合辅我。”《蒙鞑备录》从经济方面揭示成吉思汗伐金的原因，说是为了抢夺“繁庶”的民和物，因此史书上关于蒙古军队掠夺奴隶、抢劫财物的记载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而且在以后的西征中也有充分反映。而金朝柔弱愚鲁的永济继位称帝，正好为成吉思汗伐金提供了有利时机。成吉思汗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伐金的战略决策，于1211年秋，完颜永济集中金朝全国的45万主力，与蒙古10万军队在野狐岭展开了一场大决战。结果金军主力大败，后军溃逃，伏尸百里。正如一位史家所说：“此战也，金朝百年兵力销折溃散殆尽，其国遂衰。”野狐岭之战是金朝失败、蒙古胜利的大转折，又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由于金卫王永济的用人不当，一仗输了金国的元气，但他反过来却把责任推在徒单镒的身上，对败军之将胡沙虎等却赏罚不明，结果养痈遗患，反受其害。
不久，金将胡沙虎发动政变，杀死卫王永济，改立金宣宗。随后铁木真乘胜进攻金朝的首都中都，金帝被迫献出公主和500童男、500童女求和，成吉思汗撤兵。新皇帝害怕蒙古再次进攻，不顾徒单镒和太学生的反对，决定迁都南京（今开封）。成吉思汗包围了中都，1215年，中都被攻破。成吉思汗下令将中都城府库的财物运往蒙古草原，随后又下令允许蒙古将士入城抢劫。金中都陷入一场灭顶之灾，大火月余不息，一座繁华的都城变成了废墟。
回师草原成吉思汗称汗之前，曾亲口答应其功臣豁儿赤可以在部中选取30个美女作妻子。正是因为豁儿赤坚持要到林木中部落选30名美女，引起了秃麻部女首领塔儿浑夫人起兵反叛。为了平定这场叛乱，成吉思汗从征金前线回师草原，并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成吉思汗的义弟、四杰之一博尔忽战死。成吉思汗准备亲征，在众将劝阻之下，才另派大将率军征服了塔儿浑夫人。


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与长春真人西行

花剌子模讹答剌城的海儿汗杀死了蒙古汗国的450名和平商人，其国王摩诃末又武断地杀死了成吉思汗派去交涉的正使。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选自《成吉思汗陵》）
这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
如何看待成吉思汗西征，古今中外一直有不少争议。蒙古族是个马上民族，他们在马背上降生，在马背上成长，甚至在马背上死亡。成吉思汗是个马上皇帝，他跨马挥刀统一了蒙古草原，攻下了金朝的中都，又将马蹄所到之处视为自己的领土。掠夺奴隶和财物，为自己的子孙经营一片理想的领地，这确实是成吉思汗西征的真正目的。
出师前的争吵西征出师之前，成吉思汗诸子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长子术赤的出身与汗位继承问题的争吵：术赤是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骨肉，并非当时争论的焦点，其关键在于究竟由谁继承汗位。能否使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是成吉思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这场冲突中，成吉思汗确定三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主要就是从政治稳定和个人才能方面考虑的。同时它说明当时蒙古汗位的继承还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末期推举制的痕迹：从嫡子的“贤者”中选拔继位者，最后由库里台大会予以确认。正是这种汗位继承制度，导致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皇族的皇位之争。术赤是长子，当时关于此人是不是成吉思汗亲儿子的争论，在成吉思汗心理上留下了阴影，这个阴影一直伴随他走完自己的一生。察合台是孛儿帖生的二儿子，打起仗来不失为一个勇士，有不服输的性格。不过他生性鲁莽、好斗、残忍，成吉思汗知道他不是继承自己事业的材料。窝阔台是老三，论战功和勇敢他都不如两个哥哥。可是他比两个哥哥聪明，能体察成吉思汗的心思，为人也随和，从不参与兄弟之间的争斗，从不对继承汗位表现出任何热衷。正是这一点，使他得到成吉思汗的信赖，并把汗位传给了他。
扫清边界，中间突破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进攻采取了“扫清边界，中间突破”的战略。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马尔罕在不花剌以东，旧都玉龙杰赤在不花剌西北。国王驻新都，母后秃儿罕驻旧都。蒙古帝国征服的部落与国家（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首战的目标是攻取讹答剌等边界城市，同时亲率中军进攻不花剌，目的在于避实击虚，从中间突破，切断花剌子模新旧二都之间的联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场战争打得最激烈的地方就是讹答剌城，海儿汗最后被活捉。成吉思汗为了给被杀的商队和使臣报仇，融化了银液灌在他的眼睛里。
摩诃末国王之死花剌子模在当时的中东地区相当强大，他们的国王摩诃末算端，号称世界征服者。中东地区和相邻的欧洲诸国都十分惧怕他，连斡罗思的不少公国，也常常被他们袭扰，以致花剌子模的集市上常常有斡罗思人被拍卖。摩诃末不可一世、目空一切，他除了对母后有所忌惮之外，将西辽人、乃蛮人全不放在眼里。对于蒙古人，开始他知之甚少，太后的兄弟海儿汗贪财害死了蒙古商队，他并不赞成，也不知情，但因为太后支持国舅，他也只得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蒙古的使团。当时他真的相信那是一群野蛮的异教徒，骑着像兔子一样矮小的马，根本不堪一击。他第一次在西辽边境同者别率领的蒙古小股部队遭遇的时候，才领略了蒙古人的战斗力。成吉思汗使用的弓箭（选自《成吉思汗陵》）面对着蒙古大军的进攻，摩诃末国王拒绝了集中兵力决战的正确建议，采取了分兵把关、城自为战的被动挨打的战略。而当蒙古大军日益逼近时，他又放弃首都，放弃天险，率众逃跑，从未组织过一次像样的抵抗。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蒙古名将者别、速不台率军追击摩诃末。成吉思汗要求他们要像猎犬一样咬住自己的猎物不放，即使其躲入山林、海岛，也要像疾风闪电般追上去。躲入山林的秃儿罕王后被迫投降了，逃往海岛的摩诃末也悲惨地死去。
摩诃末死后，者别、速不台又挥军北上，进入钦察草原与斡罗思地区。因术赤与察合台意见不合，玉龙杰赤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命令窝阔台为前线指挥，最后才攻下玉龙杰赤城。不可一世的花剌子模被消灭了，钦察骑兵和斡罗思诸公国也一败涂地，古印度河、伏尔加河一带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花剌子模的王子札兰丁率领残部进行抵抗，在八鲁弯之战中一举消灭了近3万蒙古兵。但花剌子模大势己去，札兰丁被成吉思汗围困在申河边上，最后突围逃往印度。
回军路上接见长春真人在西征回军的路上，成吉思汗接见了中国北方道教全真派首领长春真人丘处机，日本学者称之为是为西征送去的一股清风。丘处机是道教全真派的掌门人，成吉思汗待他也如同朋友一般。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会时间不长，但是在成吉思汗人生道路上起的作用却相当大，使其性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丘祖殿
丘处机清楚地告诉他，人是不能长生不老的，只能养生。还告诉他一条治国之道，劝他要清静无为，不要滥杀无辜等。
回军灭西夏太祖二十年（1225）秋，经过了7年西征的成吉思汗回到了蒙古草原。因西夏背盟，主将木华黎含恨而死，成吉思汗不顾64岁高龄，坚持亲征西夏。途中围猎受伤，高烧不起，但他仍不退兵。西夏王被迫派使者求降。
成吉思汗病危，在六盘山休养，留下了三条著名的遗嘱。太祖二十二年（1227）秋，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附近的清水县。青海塔尔寺供奉的成吉思汗灵柩
（选自《成吉思汗陵》）他虽然未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灭掉西夏，更未能统一中华，却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了灭夏、灭金的方略。
特殊的葬礼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子孙为他举行了一个很特殊的葬礼，埋葬了这个世界历史上特殊的人物。他没有留下陵寝和宝鼎，只在他坟地周围30里处插上一圈箭簇，派重兵守卫这块禁地。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700余年，成陵的所在已经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而他不息奋斗，不断抗争，雄才大略，横扫千军的一生却为中华民族和许多国家的人民所关注，被人们评为“千年伟人”。正是由于他不息的奋斗、不断的抗争，才使部落林立的蒙古草原实现了统一，才初步结束了中国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成吉思汗是统一中华民族的英雄！


元太祖成吉思汗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1）

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七八百年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追封成吉思汗为元太祖
（选自《成吉思汗陵》）
成功者的典范——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千年风云第一人》（巴拉吉尼玛等编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的作者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敬重成吉思汗，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民族的骄傲，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在该书引言《成吉思汗创下了十二个世界之最》中，他们认为成吉思汗“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成吉思汗》一书中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故而他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亦且为世界古今不见俦匹盖世之雄也”。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是空前绝后的。”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亚历山大马其顿斯基，其英名也可以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但“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高官都是因为奢望帝王宝座而互相争斗，亚历山大的儿子遭到了逃亡的命运”。与之相反，“成吉思汗的儿子，没有受到任何继其父汗之位的影响，君临西起亚美尼亚东至朝鲜，南自西藏北至伏尔加的广阔领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支配了世界的一半（确切些说是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为此，他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皇帝”。伊儿汗国的重臣、伊朗著名史学家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甚至拿破仑本人也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蒙古和中国；前三部分由汗分别统治；最后一部分作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
孙中山先生说：“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朝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
毛泽东同志将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为“一代天骄”，将他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
东方战神——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组建了一支当时天下无敌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元太祖成吉思汗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2）

明代的成吉思汗八白宫（选自《成吉思汗陵》）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他非常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的部队运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虽然他毁灭一切，残酷无情，野蛮凶猛，但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种种不变的要求”。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3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帝国，印度之北部，韩国半岛，中央亚西亚之全域，俄罗斯帝国之大半，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1万6千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12万，小林高四郎说20万），在很短时间内（1207年到1227年共20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6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
有人曾经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
信仰自由——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经商与战争——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残杀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此“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1999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说：“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往来关系。”韩国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


元太祖成吉思汗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3）

我国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说：“成吉思汗在开始西征起，便……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完善的驿站系统，使“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
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怪乎有的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东西文化交流促成。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所以，我把成吉思汗的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成吉思汗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铁木真出生：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
属相：马卒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
享年：66庙号：太祖
谥号：圣武皇帝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加谥）
陵寝：起辇谷父亲：孛儿只斤?也速该
母亲：弘吉剌氏?诃额仑最得意：西征花剌子模
最痛心：父亲被塔塔儿人杀害，
妻子被蔑儿乞人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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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耀廷：《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
（2）［美］杰克?威泽弗德著，温海清、姚建根译：《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6。


元太宗窝阔台定都和林，开基元德（1）

继位大汗成吉思汗死后，少子拖雷根据蒙古族少子“守灶”元太宗像的传统，继承了成吉思汗统治的中心区域和主要军队，包括60多个千户军。而作为大汗继位人选的窝阔台只继承了4个千户军。正是这种亲中选贤的大汗推举制与“幼子守灶”的财产继承制，导致了蒙古汗国和元朝在汗位、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导致了蒙古汗国时期的汗位转移和元朝中后期的宫廷政变。根据惯例，大汗死后，继位者必须经过宗亲、贵戚和勋臣参加的库里台推举，大汗与臣属各自宣誓之后，才能算正式即位，合法地行使汗权。在这段汗位空缺时期，先可汗的幼子可以以大斡耳朵继承人身份监国，也可以由先可汗大妃监国，同时负责筹备召开选举大汗的库里台事宜。于是拖雷权任监国，掌握了当时蒙古汗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和中央政权，成为当时蒙古汗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时的汗廷重臣耶律楚材倾向于立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做大汗，他一方面要求拖雷坚决执行成吉思汗遗诏，另一方面又努力做当时的蒙古长王察合台的工作，希望他带头拥立窝阔台为大汗。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察合台同意了这一重要建议。同时耶律楚材“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在这次汗位继承问题上，耶律楚材发挥了关键作用，被窝阔台誉为“社稷臣”，从此更受到蒙古大汗的信任和尊重。朝臣跪拜之礼的确定，对蒙古汗国汗权的巩固发挥了重大影响。
现存于和林遗迹的龟趺（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
定都和林成吉思汗的根本之地在三河源头，即今蒙古国的大肯特山一带。当时他们逐水草而居，还没有首都可言。据蒙古国学者考证，大概在1220年左右，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曾经谈到：想在克烈部活动的区域建立一座首都。但和林作为蒙古汗廷，是直到窝阔台称汗之后的1235年才确立的。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色楞格河南面，其西面有一条小河从南向北注入色楞格河。周围有平缓的山包，山上有茂密的树林，而城的东南方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有山、有水、有草、有树，既适于放牧，又是大草原上一处易守难攻之地。从此之后直到忽必烈称汗之前，这里一直是蒙古汗国的大本营和首都。实际上，所谓首都，也不过是一座长约1公里，宽不足1公里的小城（一说方圆12公里）。城设4座城门，南北向与东西向两条大道交会于城中心并通向4门。城内建有大汗所居的万安宫，这是一座长60米、宽50米，由64根石基木柱支撑的金顶大殿；并建造了一些类似金朝和宋朝的官宦府邸。还有回回人区和汉人区，以及12座佛寺、两座清真寺和一座基督教堂。但在和林城内外，金顶大殿周围，还有若干个蒙古包，甚至像汗妃的斡耳朵（宫帐），几位亲王的营地，也仍然是蒙古包和帐篷，武装的蒙古兵（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
只是比普通的蒙古包大一些，里边的陈设更豪华而已。其他王爷、万户、千户们都各有各的封地，各有各的部众，当然也各有各的帐篷。蒙古腰牌（选自《成吉思汗陵》）它是从草原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时期的产物。
改定官制成吉思汗时中央官制比较简单，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汗廷政务的日趋繁多，在逐步接受周围政权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窝阔台开始进行汗廷和地方官制的改革。1229年，开始设立课税所。1231年，始立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这时中书省的权力虽然不能与隋、唐、宋朝的中书省相提并论，与以后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中书省也有所不同，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已经从内廷初步分立出来，标志着军政合一制开始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蒙古政权和元朝的一系列汉化即封建化改革。
再颁大札撒窝阔台继位后，曾经两次在库里台上颁行大札撒。如1234年曾在库里台上针对应召参加库里台的诸王、贵戚与首领们颁布了若干条礼仪和纪律，其中包括“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镞射之”等规定。
设置驿传从成吉思汗到元朝诸帝，都将置邮传当作立国的大计。国土的不断扩大，从人迹稀少的蒙古草原，通往中国北方、东方，再通往西域各地，使臣来往、商品交流、赋役征发、军队调动乃至军令政令传达，都离不开驿路和驿站。窝阔台大汗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为使诸王或合罕陛下的急使能够不断到达，以利于办理重要事务，在各地设立了驿站”。他要求诸王要分别派出负责官员，在各自的管辖范围之内，分开道路，分拨站户。另外还规定了驿站马夫和车辆的数量、站户的差发，以及使臣乘驿的标准等。《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条对此做了明确记载。
定立赋税制度在窝阔台即位之前，蒙古草原也有贡赋的征发，《蒙古秘史》上称为“忽不赤儿”，但对于征收的数量并无明确的规定，于是出现了“行无定制、取无限量”的情况。窝阔台即位之初，即依照中原和西域诸国的赋税制度，确定了草原税制：规定蒙古民有100匹马输牝马1匹，100头牛输牝牛1头，100只羊输羚羊1只，并定为永制。这种“百税一”的草原税制相对农业地区的“十税一”来说自然是一种很轻的负担，这与蒙古民族所处的统治地位不无关系。对于汉地和中亚地区的税制，窝阔台也采纳臣下的建议，做出了因地制宜的规定。


元太宗窝阔台定都和林，开基元德（2）

部署镇戍军成吉思汗命令木华黎偏师经营中原，其主力就是由几部兵员混编而成的探马赤军，当时号称先锋军。窝阔台则进一步将这类军队部署在已经征服的各个地区，负责对各地的占领和镇戍。从此探马赤军成为镇戍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建立后，各种军队的驻防地区大体上与民族分布区域相一致。原蒙古地区与东北地区由诸王统军镇守，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以蒙古、探马赤军屯守，中原地区主要由汉军镇守，淮水以南主要是汉军与新附军。在军队的分布上，蒙古统治者基本上采用了“以汉人治汉人”、“以南人治南人”的政策。
耶律楚材，开基元德在蒙古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耶律楚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尤其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掌权之时，耶律楚材利用自己在蒙古汗廷的特殊地位，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施加影响，促使蒙古政权由游牧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对蒙古政权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役制度成吉思汗时率主力西征，“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国家的“仓耶律楚材像（选自《图说北京史》）
廩府库无斗粟尺帛”，于是蒙古贵族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驳斥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窝阔台尽管对此还不大相信，却责成耶律楚材“试为朕行之”。耶律楚材设立了十路征收课税所，这是蒙古政权保护农业经济、实行封建赋税制度的开端。
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耶律楚材认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重用儒生。成吉思汗在世时，虽然采取了一些重用道士、禁止杀掠的措施，但并没有重用儒者来“治天下”。只是在窝阔台责成耶律楚材负责征收赋税工作时，才给他提供了一个提拔重用儒生的机会。十路征收课税所的正副长官“悉用士人”，并且都是“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当时共选用了20名天下著名的儒生，其参佐也全部任用熟悉封建制度的“省部旧人”。这是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做官，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才使耶律楚材征收赋税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窝阔台才在中央正式设立了中书省，将更多的权力交给耶律楚材，“即日拜中书令”，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耶律楚材祠（选自《图说北京史》）
从而出现了蒙古宗王、将领掌军权，大断事官掌司法权，中书省掌行政、财政大权的三权分立的局面。直到这时，耶律楚材才由掌文书、管占卜的必阎赤变成了蒙古大汗名符其实的亲臣、重臣。
军政分立，互相制约，削弱地方，中央集权，这是唐宋以来汉族封建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窝阔台上台的第二年，耶律楚材就向他提出了18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郡宜置长吏牧民，发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使军政与民政分开，由文臣牧民，万户总军，互相牵制。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之后，又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建议窝阔台：“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同时推举熟悉汉族封建传统的畏兀儿人镇海、女真人粘合重山“均与之共事”、“同握鞑柄”。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蒙古军事贵族的势力，而且推动了蒙古政权进一步向封建制转化。
1230年，耶律楚材提出：“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擅行科差者罪之。”主张征收赋税应由中央统一规定，反对地方违反上命，擅行科差。同时还提出：“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主张将刑法大权收归中央。后来窝阔台打算“裂州县赐亲王功臣”，耶律楚材根据汉族的历史教训，对窝阔台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只因当时窝阔台已答应分封，不便收回成命，于是耶律楚材建议由“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借以防止分封势力威胁中央集权。耶律楚材的建议，无疑对削弱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
1237年，耶律楚材再次建议选拔儒生做官，他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窝阔台同意了耶律楚材的主张，说：“可官其人。”第二年，蒙古汗廷派出宣课使“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在这次中选的儒士当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这是元朝统一中国前一次最大规模的选拔儒生做官的举动，可惜并没有形成制度。
反对屠杀政策，保护百姓生命早在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就不断宣传“好生恶杀”的道理，既反对蒙古军队的大肆屠杀，也反对“州郡长吏，生杀任情”。窝阔台南征金朝时，他又建议窝阔台下达了“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的诏令，并“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金朝首都开封即将被攻破时，大将速不台派使臣到蒙古汗廷，说：“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耶律楚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这时窝阔台同意了他的建议，“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当时汴梁城共有147万人，正是由于耶律楚材的建议才得以保全生命。“其后攻取淮汉诸城，因为定例”。从此蒙军屠城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元太宗窝阔台定都和林，开基元德（3）

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在早期的征伐战争中，许多被征服地的百姓变成了蒙古贵族的驱口，沦为奴隶。“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都，几居天下之半”。耶律楚材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提出“括户口，皆籍为编民”。但对于如何编户，朝内大臣也有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像蒙古和西域各国那样“以丁为户”。耶律楚材“独以为不可”，说：“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为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耶律楚材主张，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西域各国实行的是一种由商人包税的扑买制度，后来一些西域和汉族商人要求把这种制度搬到中原，“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说：“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从表面看，用耶律楚材征收赋税的办法，一年才能征收50多万两银子，加上其他收入，数目也不太大。而那些商人提出包税，一下子就上交国家140万两白银，确实有一定诱惑力。但耶律楚材深知，商人拿出140万两，就会向百姓加倍地征收赋税，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因此他不同意采取这种办法。当时，“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以至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这是打击高利贷剥削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蒙古贵族不仅抢掠奴隶、财富，还勾结回回商人经商谋利，往往借贷官钱作为本钱，实质上是挪用公款，借公物以肥私，既危害国家利益，又危害百姓。耶律楚材建议“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要求禁止官吏以公款官物经商取利。他还提出：“监主自盗官物者死。”“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对于后一条主张窝阔台说：“彼自愿馈赠者，宜听之。”耶律楚材说：“蠹害之端，必由于此。”
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1232年，当汴梁即将被攻破时，耶律楚材就建议窝阔台“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奉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借以争取大批儒生。同时“命收太常礼乐生，有诏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知圣人之道”。1234年，蒙古汗廷正式建立了国子学，“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在此前后，各地的庙学也逐步恢复，并得到了耶律楚材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尊孔兴学的同时，耶律楚材还注意搜集整理儒家经典。早在1226年，当成吉思汗的军队攻下西夏灵武时，“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可以使人了解圣人之道，而大黄药材却可以治病救命，它们比子女玉帛更重要。
1236年，他正式向窝阔台提出建议，在燕京、平阳两地设置了编集经史的机构：“八年丙申……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两个编集经史机构的设立，对保存儒家经典、传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对耶律楚材进行了充分肯定：“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信之有矣!加之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趋向之不同。蒙古军三次攻打金中都路线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若此时，非公则人之类又不知其何如耳。”作为被征服的一介书生，“孤立于”蒙古政权的“庙堂之上”，终于对成吉思汗父子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机会，使征服者最后被“圣人门徒”所征服。


元太宗窝阔台假道于宋，南下灭金

灭亡金朝是成吉思汗的既定方针，其在临终三条遗嘱中专门提出了，“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的“灭金方略”。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便发动了灭金战争。当时金已经摆脱了三面受敌的局面，可以集中兵力与蒙军进行较量。金哀宗时对金军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精兵，分为15都尉，作为直接隶属于枢密院的战略机动部队。选拔屡立战功的“今之良将”完颜合达为平章政事兼权枢密副使，又提拔支持哀宗继位的重臣移剌蒲阿为权枢密使，共同担任这支机动部队的统帅，立行省于阌乡，以备潼关。除此之外还有军队20余万人，总兵力尚有40余万，因此蒙古灭金也并非轻而易举。这场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29年秋至1231年春，主要任务是扫清外围，占领向开封进军的灭金基地；第二阶段从1231年秋至1232年春，具体实施成吉思汗的灭金方略：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灭金主力；第三阶段从1232年夏至1234年春，即攻克汴京，联宋灭金。
成吉思汗四子拖雷及夫人额希哈屯灵包（选自《成吉思汗陵》）
扫清外围，占领灭金基地太宗元年（1229）十月，蒙军由朵忽鲁率领进围陕西庆阳。金为缓兵之计，不仅送羊酒特意犒劳蒙古军队，还派使者至蒙古汗廷以缓和双方关系，遭到拒绝。第二年正月，金军在大昌原打败蒙军，解庆阳之围。这是蒙金战争以来，金军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窝阔台拜天9日，决定亲征。太宗二年（1230）“秋七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诸王阿勒赤歹、口温不花（别勒古台子）等，各率本部人马兵分三路，向金军发起进攻。八月，东路军汉族名将史天泽进围金军武仙于旧卫州（即汲县），“仙逸去，遂复卫州”。西路军由拖雷率领，南下与原在庆阳地区的蒙军会合，于太宗三年（1231）春围攻凤翔，“春二月，克凤翔”。窝阔台亲率中路军过黄河，占领同州、华州和京兆东南部分地区，牵制屯驻在阌乡和渑池的合达和蒲阿率领的十几万机动兵力。十一月派速不台进攻潼关、蓝关。金潼关总帅纳合买住、忠孝军完颜彝等率军拒战，速不台败归，此即金军所谓的“倒回谷之捷”。次年正月，速不台攻破潼关南小关，卢氏、朱阳等地皆残破。这年四月，合达与蒲阿两行省决定放弃京兆，令京兆守将将居民迁至河南，退保潼关。从此，潼关以西非复金地。蒙古军占领了向金朝首都开封进军的战略基地。
拖雷伊金旧址遗物（选自《成吉思汗陵》）
假道于宋，三峰山之战太宗三年（1231）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避暑，召集诸王众将会议，商讨灭金方略，做出了三路灭金的战略部署：窝阔台大汗亲率中路军由山西南下渡黄河，攻占河中府，入洛阳，直指开封；左路军进攻山东济南；右路军由拖雷率领，绕道宋境，下兵唐、邓，捣汴京之背。三军约定第二年春会师开封，灭亡金朝。七月，拖雷从凤翔南下之际，先派使者到南宋四川方面希望假道并约合兵灭金。结果使者刚到陕西青野原就被南宋守将杀死。拖雷大怒，于是破宝鸡后率军入大散关，进入宋境。南下席卷了大安军、利州、代州等地，又破武休关，经华阳等地取洋州，入兴元。先锋将领按竺尔向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假道，桂如渊被迫派向导引蒙军经凤关、金州（今陕西安康），取房州。蒙古军北上，在武当山大破金兵，到达汉水南岸的钧州。从钧州渡汉水，进入金朝唐、邓地区，完成了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的战略计划。中路军在窝阔台的亲自率领下，于这年十二月攻克河中府。太宗四年（1232）正月，窝阔台军由河清县白坡渡过黄河。这时，拖雷的信使送来了右路军已渡汉水的消息。窝阔台立即派诸王口温不花等率万余骑兵接应。
面临这种南北夹攻的形势，金朝省院官员上奏，主张固守各处城池，坚壁清野，使蒙军“欲攻不能，欲战不得”。金哀宗认为这种消极防守的方针无异于等待对方各个击破、坐以待毙，无可奈何地采用了孤注一掷、与蒙军决战的方针，命令合达、蒲阿率领15万金军主力，屯兵襄、邓，与蒙军拖雷部决战。拖雷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先是主动撤退，隐蔽军力，然后又用机动作战的方式，“散浸而北”，先后攻破了邓州以北的泌阳、南阳、方城、襄城等地，直到开封南边诸县，准备乘虚直捣汴京。合达、蒲阿为了保卫首都，只好率军15万从邓州尾随蒙军之后向开封进发。拖雷以3000军殿后，又以3000军尾随金军之后，迫使金军且行且战，既不得食，又不得休息。太宗四年（1232）正月，双方发生三峰山会战，“金军无一人得逃者”，诸将多死，惟武仙逃去。这年三月，窝阔台与拖雷撤兵北还，留速不台等围攻汴京，令国王塔思与大将忽都虎统兵平定河南州郡。
攻克汴京，联宋灭金速不台进围汴京，先派使谕降。金哀宗送曹王讹可为质，派出议和使者，但并无结果。速不台下令蒙军攻城，令俘虏及妇女用柴草填平护城壕，在开封城外筑城围150里，城上有垛口楼橹，并有深广一丈左右的壕沟，约三四十步设一兵铺，每铺设百余人守之，将汴京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先用石炮攻城，“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枝，更遽上下，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守城者则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震天雷、飞火枪，给蒙军以极大杀伤。速不台攻城16个昼夜，内外死者以数万计。速不台“知不可下，乃谩为好语云，两国已讲和，更相攻耶”?蒙军退守河洛之间，对开封做战略包围之势。这时金国的难民大量涌入，开封的人口一下子增加到200多万。这年五月，发生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这年七月，窝阔台派使臣唐庆等30余人入汴京招降，被金军兵士杀死，蒙金双方遂断绝议和关系。开封城内仓库匮乏，粮食渐尽，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金将完颜思烈、武仙等率军营救，又被速不台打败。金哀宗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决定放弃开封，“出就外兵”。从汴京出发时，尚有3万军队扈从。拔都的蒙古军攻击罗斯城
（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太宗五年（1233）正月金哀宗渡过黄河，进攻卫州兵败。金哀宗只与六七人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速不台听说金哀宗逃走，立即率兵包围汴京，并派出一支军队追击哀宗。金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死未及逃走的二相，派人向速不台请降。速不台进入汴京城，驻扎在宫城南门外的青城，派急使至蒙古汗廷，要求屠城。后被耶律楚材阻止。四月，速不台根据窝阔台“罪止完颜氏”的命令，处死了梁王、荆王和诸宗室男女500余人，将太后、皇后两宫送往蒙古草原。
太宗四年（1232）十二月，窝阔台派王楫出使南宋，商谈联兵灭金之事，双方约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第二年四月，南宋遵约派孟珙率军进攻唐、邓，打败武仙军。五月，金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派使者与宋讲和，南宋拒绝了金朝的要求。八月，由于蔡州城坚池深，蒙军久攻不下，又派王楫使宋，要求宋朝发兵运粮给以支援。十月，宋将孟珙率兵2万、运粮30万石支援蒙古军队。宋蒙两军联合对蔡州发动了猛烈进攻。太宗六年（1234）正月初，蒙宋联军涌入城内，金哀宗在幽兰阁自缢而死，金朝灭亡。


元太宗窝阔台圣水与拖雷猝死之谜

拖雷作为成吉思汗幼子、元世祖忽必烈之父，在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时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当时人认为“拖雷之功，著在社稷”。但这样一位战功卓著，在蒙古汗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在41岁时突然“英年早逝”，其死因究竟何在呢?《元史?睿宗传》记载说：1332年“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涤疾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一）”。《元史?太宗纪》记载：“九月，拖雷薨。”它说明拖雷之死距离他饮“圣水”的时间相隔已经3个月，导致拖雷死亡的“疾病”是否与那杯“圣水”有关，也不得而知。《史集》的记载与《元史》大同小异，只是比《元史》详细得多，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拖雷之死与那杯“洗病的水”有直接关系，因为正是在拖雷喝了那杯水才“过了几天，他就得病去世了”。而当拖雷的遗孀多次讲到拖雷是“为了合罕而去世”时，并没有遭到任何人反驳，包括窝阔台大汗也感到欠了拖雷夫妇的情。从《蒙古秘史》第272节记载来看，让拖雷喝下“诅咒的水”是巫师们有意安排的，又是窝阔台大汗直接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下拖雷不得不喝；而喝过这杯“诅咒的水”后只过了片刻，拖雷便留下了遗嘱，去世了，说明这杯“诅咒的水”是一碗置人于死地的毒水。
但以上论述仍然属于推论，拖雷的死因究竟何在呢?国内外史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说拖雷忠君爱兄，是真心实意地代兄领罪而亡，在《元史》、《史集》和《蒙古秘史》的作者眼里，拖雷生前死后都是一个值得效法的英雄，并没有对其死因提出疑问；另一说法认为，窝阔台和拖雷都是愚昧的，他们实际上是被那几个萨满巫师愚弄和陷害了，那杯治疗疾病的巫水正是一杯毒酒，但当时窝阔台、拖雷都被蒙在鼓里；第三种说法是窝阔台是知情者和主使者，他“害怕拖雷的威望和势力继续增高，构成对自己的威胁而设此骗局将拖雷害死”。


元太宗窝阔台宋蒙开战，远征钦察（1）

宋蒙开战宋蒙联兵灭金后，蒙古汗国并没有兑现将河南地归还宋朝的诺言，仅将陈蔡东南地区归宋。不少宋人对此感到不平，其中一些人产生了侥幸求胜的心理。淮东制置使赵癸与其兄两淮制置使赵范提出了“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建议，企图乘蒙古主力北还、河南空虚之机，收复西京洛阳、东京汴京和南京归德。宋理宗赵昀命知庐州全子才等率军合淮西兵向汴京进军，汴京守将李伯渊等杀崔立出降。不久赵癸也以淮东军队5万至汴京会师。当时河南地区经过多年战争破坏，到处是“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在蒙古攻金的过程中，蒙古军队曾经决开黄河大堤企图水淹金军，结果导致了黄河泛滥，道路难行，其水深及腰甚至有没人之处，宋军行军和运粮都十分困难。
宋将徐敏子领兵向洛阳进发，蒙古东道诸王塔察儿令守将设空城诱使宋军轻进。宋军鼓噪入城，居民来降者只有300余家。由于“水潦泛滥，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控制朝政的南宋奸相史嵩之又故意不供应军饷，致使宋军无法坚守空城。蒙军截击宋军，并向洛阳逼进。宋军虽未战败，但也只好撤兵。这件事发生在南宋端平元年，故而史称“端平入洛”。它不仅未能实现南宋“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战略计划，反而为蒙古南下攻宋提供了借口。
太宗六年（1234）底，窝阔台在答兰答八思建立行宫，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南下伐宋，并再次进行西征。南征之师兵分三路：西路军由阔端率领攻取四川；中路军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率领进攻汉水及长江流域；东路军由宗王口温不花率领进攻江淮。
太宗七年（1235）十月，阔端的西路军进至巩昌，出身汪古部的原金朝降将汪世显叛宋降蒙，并引蒙军南下。十二月，进围制置使赵彦呐于青野原，宋御前诸军都统制曹友闻驰援，蒙军撤退。第二年九月，阔端出大散关，破武休关，入兴元，欲进攻大安。赵彦呐急调曹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门。曹友闻提出，自己驻兵沔阳，敌人有后顾之忧，必然不敢越过沔阳而入蜀。如果离开沔阳而入大安，则是弃天险而就平旷，正是就敌骑兵之长，暴露自己步兵之短。况且众寡不敌，必然导致失败。赵彦呐不听，致使曹友闻全军覆没，曹友闻力战而死。从此，蜀门大开，蒙古军队长驱直入。一月之间，攻克了包括成都在内的54座城市。太宗十年，蒙军的一部还曾进攻重庆，东及万州、夔州。
太宗七年（1235）六月，阔出与诸王众将失吉忽秃忽、口温不花、塔思以及汉将史天泽、张柔等与原屯黄河沿线的塔察儿会合，渡河南下，接连攻下唐州、枣阳、光化军，原投降宋朝的金军将领纷纷叛宋降蒙，张柔等攻下郢州。不久，襄阳守军内讧，将领王曼投降蒙古，结果襄阳被蒙军占领。襄阳是南宋守卫疆域的重镇，自岳飞收复以来已经130余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钱粮在仓库者不下30万，弓矢器械24库。宋军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但宋将孟珙、杜杲、吕文德等合力抵抗，曾先后打败口温不花与察罕等人。后来孟珙还收复了信阳、光化军和襄阳等地。而窝阔台的爱子阔出也在进攻江陵时阵亡了。
这时，蒙古汗国还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重在劫掠人口财物，故而不少城市得而复失，包括成都等地不久又落入宋军手中。太宗十二年，宋朝以孟珙为四川制置使，他改革积弊，大兴屯田，使东川的局势大为改观。后来又任命立有大功的余玠为四川安抚大使，负责川中防务。余玠在四川积极改革，招揽人才，先后修建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几十座山城，“皆因山为垒，寨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积粮为必守之计”，各个城市又互相联络，形成一个有效的防御体系，蜀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远征钦察与长子西征太宗六年，在答兰答八思诸王大会上决定南下攻宋的同时，窝阔台还派出了两支西征军，主要任务是征服“成吉思汗未征服完毕而留下的百姓”：一支军队远征波斯等地，消灭札兰丁残余势力；另一支军队的任务是远征钦察、不里阿耳各部。征服波斯地区的军队进军比较顺利，札兰丁兵败逃亡，被曲儿忒人杀死。但远征钦察等地的军队却遇到顽强的抵抗，“因为那里的百姓难攻”，为此窝阔台根据察合台的建议组织了“长子西征”军。
蒙古军进攻匈牙利（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
长子西征的原因与军队的组成《蒙古秘史》详细记载了组织“长子西征”的原因：“斡歌夕合罕又说：‘这次派遣长子出征的规矩（约孙），是察阿夕兄长提出的。察阿夕兄长来说：‘可派我儿子中的年长者不里出征，增援速不额台。如果派长子出征，则军多势盛，力量强大。那边的敌人众多，敌国很多，兵锋坚锐。据说那些百姓愤怒时用武器杀死自己，他们的武器很锋利。’”窝阔台接着说：“这就是朕等商议的话，依着察阿夕兄长的热衷之言，可命长子们出征!可向各处宣谕命巴秃、不里、古余克、蒙格等宗王出征的理由。”历史证明，察合台关于组建以长子为主的西征军的建议是十分重要的，它保证了此次西征的胜利，巩固了成吉思汗西征的成果，促成了钦察汗国的建立，从而使大蒙古汗国有可能在历史上存在几百年。
对于各支贵族出征的人员以及西征军的领导，窝阔台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次出征者之中，凡管领百姓的宗王，应在其诸子中命其长子出征。不管领百姓的宗王们、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无论何人，也应命其长子出征。公主、驸马们，也应照规矩命其长子出征。”《史集?窝阔台合罕纪》则列出了成吉思汗四子名下诸位出征者的名单：“奉命出征钦察草原和那些边远地区的宗王（如下）：拖雷汗诸子中的长子蒙哥汗及其弟拨绰；窝阔台合罕家族中的长子贵由汗及其弟合丹；察合台诸子中的不里、拜答儿以及合罕的兄弟阔列坚；术赤的儿子们拔都、斡答儿、昔班和唐兀惕。蒙古伊尔汗国总督的墓庙
（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参加远征的还有）尊贵的异密速别台把阿秃儿等人。”这支西征军的总数在12万以上（一说为15万人），名义上的总帅是术赤系的拔都，而“中军出征者，以古余克（贵由）为首长”。


元太宗窝阔台宋蒙开战，远征钦察（2）

征服不里阿耳、钦察诸部1236年秋，贵由、蒙哥率领的西征军与拔都兄弟的军队在伏尔加河流域会师，进攻不里阿耳部。这是当地芬种、斯拉夫种与突厥种的混合部族，后被可萨突厥打败，分两支逃亡。一支留居在伏尔加河上游，一支西迁多瑙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城一向以“阵地坚固和资源丰富而闻名全世”，速不台军一举攻克了不里阿耳城，并大加屠戮，焚毁了这座城市。这年冬天，蒙军进至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钦察部驻地，其一部首领投降，另一部首领八赤蛮坚决抵抗，“他奔向各方，什么都抢”，“没有一个经常落脚的地方，因此蒙古军队无法捉到他。他藏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岸上的林中”，以森林作掩护，与蒙古军展开了游击战，蒙哥率一支骑兵，活捉了八赤蛮，不久附近的阿速部也被征服。蒙军占领了里海以北地区后，为攻入斡罗思打开了通道。
征服斡罗思，攻占莫斯科诸城太宗九年（1237）秋，蒙军进抵奥卡河中游的也烈赞（梁赞）侯国，并派出使者谕降，要求其贵族与百姓交出十分之一财富，被也烈赞人拒绝。于是蒙军发动了猛攻，双方激战5天，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攻克了也烈赞城，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据说全城残破，剩下的“只有烟雾和灰烬”。
太宗十年（1238），蒙军攻入兀拉基米尔公国，连续攻下了莫斯科等14座城市。随后蒙军撤至顿河流域进行休整。经过一段休整后，太宗十一年（1239），蒙哥的蒙古军队继续南进，经过3个月苦战才攻下阿速部的都城蔑怯思城。蒙古汗国时期的银币
（选自《成吉思汗陵》）又进攻太和岭北的薛儿克思部，杀其国王。昔班、不里等率军进掠克里米亚岛，别儿哥则进攻钦察部，4万库蛮人在其国主忽滩汗的率领下逃往匈牙利。
贵由、不里与拔都的冲突经过几年的征战，蒙古西征军“使十一国百姓归顺了。大家商议说：‘在凯旋之前，举行一次离别宴会吧。’于是搭起大帐，举行宴会。”正是在这次宴会上，贵由、不里与拔都发生了一场冲突。拔都认为自己比在座的宗王们都年长些，先喝了一二盏酒。没想到这件事却引起了不里和贵由的不满。二人“离开宴会，上马而去。上马离去时，不里说：‘巴秃与我们同样高低，为什么先饮酒?他只配与长胡子的老婆子比高低，我要用脚后跟踹他，用脚板踏他。’古余克说：‘我们把那些带弓箭的老婆子的胸膛打烂。’额勒只吉歹的儿子哈儿哈孙说：‘给他们接上木头尾巴吧!’”不里甚至抨击拔都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拔都的父亲就是蔑儿乞的私生子。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在这件事发生不久，贵由、蒙哥奉诏先回蒙古草原。
追击逃敌，攻入波兰、匈牙利太宗十二年秋，拔都率领蒙古军队继续前进，其进攻目标是斡罗思的乞瓦（今基辅），城破后进行了大屠杀。随后蒙军主力又猛攻兀拉基米尔城，国王尼丹尔逃亡到马札儿（匈牙利）。6天以后兀拉基米尔城被攻破。
太宗十三年春，蒙军以追击逃敌为由，兵分两路，一路由拔都兄弟率领，名将速不台为先锋直接进入马札儿境内；另一路由宗王拜答儿、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率领进入昔烈儿（波兰），作为主力军的掩护。当时波兰国王博列思拉夫三世去世一年有余，四子纷争，内战不已。蒙军乘势摧毁了波兰守军。1910年的大伊金霍洛全景（选自《成吉思汗陵》）西里西亚大公亨利集结了波兰、日耳曼和条顿骑士团共3万人，兵分5路与蒙军决战。蒙军进迫列格尼资，也兵分5路迎击。波兰与德国联军被打败，亨利大公被杀。蒙军从每个敌人的尸体上割下一只耳朵，据说共装了九大包。随后这支军队退出昔烈儿，前往马札儿与拔都会合。蒙军“在拔都和速不台指挥之下，分三路进入匈牙利”。第一路由昔班领导，第二路由拔都亲自统率，第三路由宗王合丹指挥。“4月2日至5日，将兵力，至少是部分的，集中于佩斯城的对面。在佩斯，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急将他的军队集合”，准备与蒙古军队决战。《风暴帝国》写道：“拔都在这次战役之前，像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登上高处，整个一昼夜在向腾格里、天神、蒙古人的上帝祈祷。双方军队对峙于撒岳河上。至10日与11日夜间，速不台令其军队”渡河，分两翼将敌人军队包围。“这次决定性的任务是由拔都的弟弟昔班承当。匈牙利人一败涂地，被屠杀或者逃亡。蒙古人占领并烧毁了佩斯城”。十二月，拔都“从冰上渡过多瑙河，占领了格兰城”。“这时，在蒙古的窝阔台大汗于1241年12月11日去世了。继承问题的发生引起蒙古人退出匈牙利”。拔都取道保加利亚，“沿着黑海，于1242年—1243年冬季，他经过瓦拉吉亚和摩尔达维亚回到他的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从那时起，在历史上他是以被他征服的国土命名被称为‘钦察汗’。”


元太宗窝阔台酗酒无度，猝死之谜

窝阔台之死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史集?窝阔台合罕纪》中专门写了一节《记窝阔台合罕的病及其去世》，其中说：“合罕很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在这方面无所节制。（这）使得他身体日益虚弱；无论近臣们和好心肠的人们如何阻拦他，（都）未能成功。相反地，他喝得（更）多了。察合台指派一个异密掌管酒食，不让（他）喝过一定的数量。因为他不能违背兄长之命，便不用小杯而用大杯来喝，使得（杯）数保持一定。而这个监护官也（自动）给他酒，并常举行宴会，以便（取得合罕的欢心）有机会成为倚纳（亲信）。他的效劳未带给合罕丝毫利益。合罕有一个宝儿赤（厨子），是被成吉思汗赐给怯台那颜的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姊妹亦巴合的儿子。每年，亦巴合别吉都要按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吩附，从她的乞台国（金国）的禹儿惕来侍奉（合罕），并且举行宴会款待（他）。在他即位后的第十三年，她照例来了，并且和自己的儿子，即合罕的宝儿赤一起，给合罕送上了（酒）饭。夜间，在睡梦中，合罕由于饮酒过（多）去世了。在哈敦和异密们的协同下，开始恶言恶语，说亦巴合别吉和他的儿子送上一杯（酒），大概给了合罕毒药。合罕的乳兄弟、札剌亦儿氏的一个有势力的异密额勒只带那颜说道：‘为什么要胡说?亦巴合别吉的儿子是宝儿赤，他本来就已经给合罕送上杯子，合罕也经常饮酒过多。为什么（我们）要污辱自己的合罕，（说）他死于别人的谋害呢?他的死时来到了。不许任何人再说这种话。”“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懂得饮酒过度和经常酒醉是这次死亡的原因。他知道，饮酒过度的后果会有这样大的危害”。
本来，蒙古大汗窝阔台是因为饮酒过量突然去世的。但窝阔台的哈敦（夫人）和近臣们却怀疑酒中有毒，而上酒人正是唆儿忽黑塔尼亲姐姐的儿子——大将术赤台之妻亦巴合的亲生子。而亦巴合又曾经是成吉思汗的妃子，后来被赐给了术赤台。亦巴合又是根据“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吩附”，每年从自己在金国的封地“侍奉（合罕）”。窝阔台的夫人和近臣们怀疑唆儿忽黑塔尼姐妹对成吉思汗及窝阔台大汗心怀不满，这才乘宴饮的机会，“给了合罕毒药”，毒死了窝阔台。这是蒙古史上窝阔台死因之谜。《史集》的记载与《元史》基本相同，认为饮酒过量也会导致一个人死亡。同时认为，说大汗死于非命，是对大汗的污辱。因此这些大臣坚决反对对此事进行宣扬和追查。估计其他宗王和大臣们也支持他的意见，于是这场窝阔台之死的风波才平息了。


元太宗窝阔台窝阔台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窝阔台出生：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
属相：马卒年：窝阔台十三年（1241）
享年：56庙号：太宗
谥号：英文皇帝陵寝：起辇谷
父亲：孛儿只斤?铁木真母亲：弘吉剌氏?孛儿帖
最得意：灭亡金朝，顺利西征最痛心：拖雷之死，自己饮酒过度而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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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邱树森：《元朝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2）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元定宗贵由汗位虚悬，乃马真专权

《元史?定宗纪》记载：元定宗贵由是太宗窝阔台长子，其母为六皇后乃马真氏。生于1206年，即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到窝阔台去世的1241年，他已经36岁。
监国公主铜印（选自《成吉思汗》）
汗位虚悬与乃马真氏摄政《史集?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记载了乃马真氏摄政的原因：“当窝阔台合罕去世时，他的长子贵由还没有从远征（钦察草原）中回来。”不久，另一位有影响的汗妃也去世了，于是乃马真氏“便狡诈地擅自夺取了国家政权，她用各种馈赠笼络亲属和异密们的心，他们全都倒向她那方面，听她摆布”。根据这一说法，乃马真氏摄政属于“擅自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是元帝国初期出现的一次政变夺权活动。《元史?后妃传》的记载则十分简单：“岁辛丑十一月，太宗崩，后称制摄国者五年。”并没有分析她长期“称制摄国”的原因。
脱列哥那乃马真氏本是蔑儿乞部首领的妻子，成吉思汗灭掉蔑儿乞后，将她赐给窝阔台为妻。相继生下了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等人。窝阔台共有7个儿子，除合丹、篾里为妾妃所生外，长子、二子、三子、四子、五子皆为乃马真氏的亲生子。“母以子贵”，这正是她“称制摄国”的资本。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称制摄国者五年”，除开始得到了当时宗室元老察合台的支持外，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她笼络收买了亲属和众大臣；二是由于蒙古汗国的男子长年出征在外，汗国的生产、生活管理乃至国事处理往往由妇女负责，由皇后主政也能被多数人接受，于是在此期间先后出现了乃马真氏、海迷失婆媳的长期执政，历史上称为皇后专权时期；鎏金铜菩萨像（选自《成吉思汗》）三是由于乃马真氏的几个儿子手握重兵，在蒙古汗国举足轻重，“在贵由汗到达母亲处以后，他也完全没有过问国事，脱列哥那哈敦照旧进行统治”；四是乃马真氏与后来的长王拔都在汗位人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大蒙古汗国的选汗大会迟迟不能举行。正因为如此，大蒙古汗国汗位虚悬的时间才延长了近5年，这也是乃马真氏“称制摄国者五年”的一个客观原因。
打击汉法名臣，重用西域商人乃马真氏既没有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又没有窝阔台的睿见英识。作为一个女人，她小肚鸡肠，只知道报复私怨；作为一位皇后和贵族的代表，她又只知道搜刮财物，尽情享乐。她并非一个合适的大国执政者，但在她执政期间停止了对外的征服战争，这对于即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来说倒是一个福音。
《史集?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记载，乃马真氏执政期间，重用西域女俘法提玛，包括封疆大臣所办的军国大事都要通过她做中介，并“按照这个心腹的意见，撤掉了在合罕时被委以重任的异密和国家大臣，并任命了一批不学无术的人来代替他们的职位”。这实际上是蒙古汗国初期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治国方针的斗争。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第7册中将这一事件视为“回回法派”与“汉法派”的一次较量，实际上这场斗争早在窝阔台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元史?太宗纪》记载：太宗十一年（1239）“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课银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这件事在蒙古汗廷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这件事是一位译史向丞相镇海建议的，是将中原课税从110万两增至220万两，即增加了1倍，同时又允许他加倍征收，税额高达440万两，中原百姓的负担一下了增加到4倍。因此汉法派重臣耶律楚材不顾一切地面折廷争，在窝阔台大汗面前“声色俱厉，言与涕俱”。但争论的结果是，窝阔台“姑令试行之”，耶律楚材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了。
脱列哥那执政之后，奥都剌合蛮更是如鱼得水。她听信法提玛的意见，为了进一步让奥都剌合蛮独揽大权，又罢免了大宰相镇海和财政大臣马合木?牙剌瓦赤。镇海等人被罢官后，乃马真皇后对奥都剌合蛮的信任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将汗廷的印章和空纸交给他，让他自行填写。耶律楚材坚决抵制，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乃马真后这才收回了成命。不久，她又颁发了一道旨意，说：“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耶律楚材说：“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预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断手乎!”耶律楚材如此强硬地与脱列哥那对着干，自然引起六皇后的反感。由于独木难支，不久耶律楚材即忧忿而死，年仅55岁。
脱列哥那乃马真氏掌权的几年，“由她发出有关国家的命令，撤换了一切大官。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掠取鹰鹘，驰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1242）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将蒙古汗国搞得内外交困，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元定宗贵由继承汗位，整顿纲纪（1）

汗位的确定1246年，在蒙古贵族和诸位大臣的强烈要求下，乃马真氏不得不召开库里台选汗大会。阿富汗仅存的巴米安城墙遗址
（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
窝阔台在世时，曾确定第三子阔出为大汗继位人，但阔出却死于征宋战场。窝阔台将阔出的长子失烈门养在汗廷，并曾说过“失烈门将成为大位的继承者和继任人”。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应该根据先可汗窝阔台的遗嘱，让失烈门继承汗位。但失烈门当时还是一个尿床的小孩子，根本不能处理军国大事。“脱列哥那要使她的亲生子贵由即位”，而拔都与贵由不和，认为拥立贵由不过是乃马真后的私意，于是拔都故意要使脱列哥那准备选举贵由为帝的忽邻勒塔大会迟迟不能召开，当大会终于召开时，他又借口“脚筋骨痛”，拒绝出席选汗大会。这年秋（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三日），选汗大会在距离和林不远的鄂尔浑河发源处的颗颗诺儿举行。在那里树起了2000多座帐篷，时人称之为“失剌斡耳朵”——黄色的帐幕城。经过反复协商，诸王、贵族和文武大臣们在汗位问题上达成了如下协议：“由于成吉思汗预定为合罕（继承者）的阔端业已去世（伯劳舍本作“不十分健康”；此处应指阔出），（脱列哥那哈敦则倾向于贵由），而按照（窝阔台）合罕遗命的（继位者）失烈门又未成年，所以最好还是拥立合罕的长子贵由汗吧。”“（贵由汗）战功卓著，脱列哥那哈敦又倾向于他这方面，大多数异密也与她一致。经过一番辩论之后，（全体都）同意拥立他（为汗）”。经过一番逊让和大家的一番恳请后，贵由终于登上了大汗的宝座。
当时，教皇英诺森四世派约翰?德?卜兰迦宾出使蒙古汗国，他参加了选举贵由为大汗的蒙古汗国的大聚会，并写下了自己的观感。贵由给卜兰迦宾的印象是他的严肃性，武士像（选自《成吉思汗》）拉施德也证明：贵由汗是有毅力的，是企图加强其政治统治的一位大汗。他认为窝阔台时代和乃马真氏摄政时期，中央汗权被削弱了；他要学习成吉思汗，加强汗权，理顺大汗与诸王贵族之间的关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处死女巫法提玛贵由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审讯法提玛。因为当时有一个波斯人告发：“说她对阔端行巫蛊，使他得了病。”而“当阔端的病加剧时，他派遣一名急使去告诉他的兄弟贵由，病的发生是法提玛哈敦施行巫术的结果，万一发生了什么事，请追究她。接着就传来了阔端去世的消息”。重新被任用的镇海向贵由提醒了阔端使者所说的话，于是贵由下令对这位民愤极大的波斯女巫进行审判。“当她在棍棒拷打下承认之后，就把她（身体的）上下之口都缝住，裹在一块大毡里抛进了水中”，她的左右侍从们也都被处死了。
处理帖木格斡惕赤斤的未遂政变1243年五月，西征前线的贵由尚未回到蒙古草原，蒙古汗国的汗位虚悬还没有解决归属问题。“成吉思汗的兄弟斡惕赤斤那颜就想用武力和勇敢夺取大位。他抱着这个目的带着大军前往合罕大帐”。由于“事起仓卒”，脱列哥那后“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耶律楚材建议：“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大乱。臣观天象，必无患也。”于是脱列哥那派出急使与帖木格交涉，说：“我是你的侄媳，对你存有希望。你这次带着军队和粮食、装备出动有何用意?所有的军队和兀鲁思都被惊动了。”同时她将在合罕身边做人质的斡惕赤斤的儿子斡台、孙子明里及其亲属和家仆统统归还给帖木格斡惕赤斤。“斡惕赤斤对自己的意图很后悔，便托词参加某人的追悼会进行辩解”。这时，“贵由汗已从远征中回到了叶密立河畔的大帐里。斡惕赤斤更加恼悔自己的作为，便返回自己的营地去了”。贵由上台后，着手调查斡惕赤斤事件，《草原帝国》记载了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其中说：“他先去调查他的叔父值得怀疑的帖木格斡惕赤斤的态度，因为后者曾企图攻击摄国皇后，并处罚了他的亲信们。”由于帖木格是守灶的幼子，属于皇族至亲，当时并没有将他处死，而是处死了其部下官员多人。
处死奥都剌合蛮，重新任用镇海等人贵由上台不久即处死了脱列哥那宠信的理财大臣奥都剌合蛮。《史集》记载，贵由给“奥都剌合蛮处了死刑，将汉地交给了撒希卜牙剌瓦赤（管理）”，并“恩赐了镇海，赐予他丞相之职”。《草原帝国》则说：奥都剌合蛮“因贪污而被诛，代之以马合谋牙剌瓦赤。克烈部景教徒镇海又重新被任命为丞相”。这里说明了奥都剌合蛮被处死刑的原因是“因贪污而被诛”。奥都剌合蛮地位的骤然上升，不单是因为他能给国库增加成倍的收入，还因为他是出身于穆斯林的著名商人，是由于脱列哥那皇后的亲信伊斯兰女巫法提玛极力推荐。丞相镇海虽然也曾经推荐奥都剌合蛮，但他毕竟是出身克烈部的景教信徒，毕竟是奥都剌合蛮推行回回教的一个障碍；而早已投靠了蒙古政权的牙剌瓦赤，信奉儒学和佛教的耶律楚材等更是脱列哥那和法提玛等人的绊脚石；这应该说是脱列哥那时期人事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贵由时期，法提玛和奥都剌合蛮先后被处死，镇海等人重新被起用，这不仅与贵由企图加强汗权有关，而且与贵由的宗教倾向有很大关系。《草原帝国》也记载：“贵由表示对景教的关怀”，“他的主要大臣，他的教师合答黑和丞相克烈部人镇海都是景教徒”。法提玛和奥都剌合蛮的被处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蒙古汗廷汉法派、回回法派和景教、基督教派争夺汗廷权力、影响汗廷政策的一场尖锐的冲突与斗争。
干预察合台汗国的汗位继承成吉思汗西征前，在确定窝阔台为大汗继位人的同时，要求其诸弟、诸位亲王位下也要确定一位继位人。察合台位下的继位人是察合台的长子木阿秃干。但木阿秃干却死在了成吉思汗西征前线，察合台十分悲痛，仿照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确定木阿秃干的长子合剌旭烈兀为汗位继承人。1242年，察合台临死前明确表示将他的遗产交给长孙哈剌旭烈兀。贵由继位后却出面对察合台汗国的君位加以干涉：由于他与察合台的幼子也速蒙哥有情谊，“把察合台的（汗）位授予了也速蒙哥，并加强了他的权力”。正是这次汗位的调整，导致了后来察合台汗国长期的汗位之争。


元定宗贵由继承汗位，整顿纲纪（2）

整顿诸王贵族的违法行为在乃马真氏摄国时期，诸王贵族失去了大汗的约束，任意征敛，横行不法，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百姓的灾难。贵由继位后立即着手对此进行整顿。不仅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认真的追查和严厉批评，对于唆鲁禾帖尼母子遵法守纪的模范行为则给予了肯定与表彰，并重申了窝阔台可汗颁布的“一切法令”，这等于在混乱中重申了法律，恢复了秩序。
派遣各路统帅，加强对已征服地区的统治贵由也想以祖父成吉思汗为榜样，继续征服世界各地；而且坚持蒙古汗国内部的统一，不允许诸汗国已经出现的分立倾向。为实现自己的战略设想，“他派遣速别额台把阿秃儿和察罕率领无数军队前往汉地和蛮子地区附近，派遣额勒只带率领着指派的军队到西方去，并且下令从驻在伊朗地区的军队中，从每十个大食人中间抽出两个人参加远征，把敌对地区征服，首先要征服的是邪教徒们，他自己也决定随后也去（征服那里）”。八思巴文银圣旨牌（选自《成吉思汗》）“他还把突厥斯坦和河中交给了异密马思忽惕伯，并把呼罗珊、伊拉克、阿塞拜疆、设里汪、罗耳、起耳漫、谷儿只斯坦和忻都斯坦交给了异密阿儿浑阿合。对于他们每个人统辖之下的所有异密和篾力们，他都赏赐了诏书和牌子，他们都被委任了职务”。而对于其他被征服的地区，他也根据自己的意见和汗廷的需要，改变和调整了那里的国王和首领。但由于贵由在位时间只有两年而且体弱多病又酒色过度，他来不及继续成吉思汗时期的远征，此次四处派遣征服军的主帅，不过是加强对先前已经被征服地区的占领和统治，并由代表汗廷利益的将领前去掌握当地的军政大权而已。实际上另一个主要目的则是想对蒙古帝国内已经出现的各自为政和分立行为进行制止和约束。


元定宗贵由西凉会谈，吐蕃内附

10世纪初，吐蕃王朝在奴隶和平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西藏地区出现了400年的割据混战，吐蕃进入所谓“黑暗时代”，更多的人皈依佛门，印度佛教进一步在吐蕃传播。经过与吐蕃原来本教的斗争、融合，逐步形成了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各地僧人与领主相结合，“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树一帜”，出现了众多的宗门与流派。其中著名的宗派有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噶当派等，此外还有一些小的教派如觉朗、希解、觉域、夏鲁等，号称“四大八小”。因其僧服或寺院标志不同，分别被称为“花教”、“白教”、“红教”、“黑教”等。政治割据与宗教分裂进一步导致了吐蕃地区的混乱与贫困，使吐蕃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窝阔台大汗即位之初，将原来西夏的部分地区分封给其二子阔端，令其率军经营河西走廊地区。太宗八年（1236），阔端奉命率西路军进攻宋朝的四川。后来又受命开府西凉，承制得专封拜，吐蕃自然成为其争夺的对象。
八思巴文金圣旨牌（选自《成吉思汗》）
13世纪初的蒙夏战争时期，正值西夏朝廷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因而使藏传佛教在西夏区域内的地位高于佛教其他宗派，这就为蒙古上层提供了最早接触和接受藏传佛教的机会。从宗教形式上看，藏传佛教的某些仪轨与蒙古早期信仰的萨满教和信奉巫师的传统比较接近，二者易于沟通。从教义上看，藏传佛教宣扬“佛我一体”的理论对蒙古贵族推进统一战争、建立和巩固统治十分有利。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而且随着统一战争的步伐有了一个大力扩展的环境。各教派高僧得以云游各地，讲经传法，聚集弟子，并为诸王子弟将臣讲经说教，译释佛经、著书立说、修缮及兴建寺院、创新教派等宗教活动得以大力开展和推广。
窝阔台之子阔端，受命统治西夏故地为西凉王，于元太宗十一年（1239）命其部将进军吐蕃。元定宗二年（1247），迎藏传佛教高僧萨迦班智达叔侄3人前来商谈吐蕃降附事宜，并在蒙古传经，阔端首先接受藏传佛教及灌顶仪式。他曾经派拖雷的庶子、忽必烈之弟木哥亲王分兵由甘南进军，以老将按竺尔为先锋，先后攻破宕昌、阶州等地，攻克文州，由古阳平道进入四川。这一带一直是汉藏杂居地区，按竺尔招降了吐蕃酋长勘陋孟迦等10族。阔端任命一些吐蕃首领为边州长官。元太宗十一年（1239），阔端又派道尔达率本部人马进入前藏，负责侦察西藏的军事实力。道尔达的军队到达拉萨北面，遭到黑教寺院武装的小规模反抗。淮海等处义兵千户所铜印
（选自《成吉思汗》）道尔达以武力攻占了黑教的热振寺，杀死僧众数百人，继而又焚毁了杰拉康寺，准备向拉萨进发。萨迦四祖萨迦班智达及时派人秘密会见道尔达，希望他放弃武力征服政策。从此，道尔达在拉萨一带留驻两年之久，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道尔达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当地的各种情况后，给阔端写了一份报告，认为“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具大法力，希望王爷遣使迎之”。这封信对吐蕃的归附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阔端接到道尔达的报告后，决定迎请萨迦班智达前来凉州王府会晤。不久，道尔达率军回到凉州，进一步向阔端王爷介绍了吐蕃的情况。乃马真后三年（1244），阔端派出使者给萨迦班智达送去一封邀请信，称他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希望他以蒙藏关系为重，毫不犹豫地前来凉州。如若拖延时日不肯前来，则将派大军进行杀戮。若为僧众及众生着想，尽快前来商讨吐蕃归属之事，将令其管领吐蕃僧众，并赏赐大批财物。萨迦班智达率年仅9岁的八思巴及其弟恰那多吉前往凉州，经过近两年的跋涉，终于在元定宗元年（1246）秋到达目的地。当时阔端前往和林参加贵由的称汗大会，留守凉州的道尔达等代表阔端对萨迦班智达叔侄进行了热情接待。
元定宗二年（1247）五月，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班代表吐蕃地方，共同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帝国的协议。阔端表示，今后不再对吐蕃用兵；萨班则同意吐蕃归附蒙古汗国。阔端表示萨迦派可以代管吐蕃政教事务，原当地官员的姓名及属下百姓户口数目，一律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份送阔端王府，一份交萨迦法王，一份由官员自存。愿归顺者保留官职，否则后果自负。双方还商定了贡赋形式和数量，各地长官负责征收，偕同萨迦金牌使者一起运到蒙古汗廷。在会谈过程中，八思巴以其聪明才智，一方面竭力促成吐蕃归附中央政权，另一方面也有理有节地为藏族争得了许多优惠政策。
錾花铜重甲（选自《成吉思汗》）
这次会谈后，萨班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指出：蒙古汗国军旅无算，目前金国、西夏、畏兀儿等均已成为其辖地，“顺彼者与彼共苦乐，心怀厌恶不遵功令而空言归顺则不许，且终有因而覆灭者”。并举例说：“畏兀儿主动归附，其境未遭涂炭而昌盛逾前，人畜由彼等自理，各级官吏也由彼等自任之。其他如金国、西夏等不遵功令，终遭覆灭，逃遁无门。最后还是不得不俯首归降。”他规劝西藏各地的领主和各派僧侣，“不要自以为部众剽悍，以为地险、人雄、兵众、甲坚就企图以战斗获胜，或者企图逃脱。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最后覆亡”。文书承认吐蕃是蒙古汗国的属地，蒙古政权则承认吐蕃各地官员可以保有原来的地位，但要经过蒙古汗廷委任，并向汗廷呈报户口，接待蒙古使臣，遵行蒙古汗国统一的政策法令。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符合吐蕃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萨班、阔端和八思巴等顺应历史潮流，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元定宗贵由四大汗国矛盾突起与大汗猝死之谜

元定宗二年（1247）冬，蒙古大汗贵由突然“病倒了”。“当新春到来时，他说：‘天气转暖了，叶密立的空气合乎我的天性，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
（选自《成吉思汗》）
那里的水也对我的病有利。’”于是其亲信到处散布大汗要率大军西巡，到其原来的潜邸叶密立（今新疆额敏附近）去休养，其大将野里只吉率十几万大军先行。唆鲁禾帖尼王妃和忽必烈兄弟得到密报，认为“他的仓促（出行）并非别无用意”，西巡的目的显然是要袭击其政敌、蒙古长王、钦察汗国的可汗拔都。于是唆鲁禾帖尼王妃立即派出密使向拔都通报了这一消息。拔都接到情报后，“守着边境，武装起来，准备与他作战”。
第二年三月，贵由大军到达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溘然长逝，一场战争避免了。这一事件，实质上是维护蒙古帝国的统一和主张几大汗国的独立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拔都从钦察汗国的实际和术赤系诸王的利益出发，对贵由大汗干预各汗国内政的行为不满，要求有更大的独立性甚至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他本能地反抗贵由汗加强蒙古汗国统一的措施，故而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窄檐式铁盔（选自《成吉思汗》）
圆顶式铁盔（选自《成吉思汗》）
对于贵由的突然死亡，史书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草原帝国》说，贵由大汗是“由于过早地沉溺于酒色而去世”；《史集》的记载支持了这一观点：“贵由生来体质虚弱，他大部分时间患有某种疾病。但是他大部分日子里昼夜纵情酒色。居庸关（选自《图说北京史》）由于纵情酒色成习，致使他的疾病加重，但他不能戒掉这一恶习。”但英国的道森在其《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关于贵由之死，我未能获悉任何明确的说法。安德鲁修士说，他是由于服用了给予他的某些药而死去的，一般怀疑这是拔都干的。但是，我听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贵由曾经召拔都前来朝见，以对他表示臣服，拔都当即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启程出发。然而，拔都和他的部下非常害怕，因此派他一个名叫思梯坎（昔班）的兄弟先行。当思梯坎到达贵由那里，并且正要向他献盏时，发生了争吵，他们两人互相把对方杀死了。”以上两种说法，一是说贵由服用了拔都给他的“某些药而死去”，二是说贵由是与拔都之弟昔班在大帐决斗而同时毙命。《出使蒙古记》的作者还写到，当他们途经钦察汗国时，“这位思梯坎的寡妇挽留我们一整天，以便我们能够进入他们的帐篷并为她祝福，这就是说，为她祈祷”。由此可见，他们是直接从昔班的寡妇那里听到的这一说法，应该说是当时的第一手材料或重要旁证，因此具有更大的可信性。


元定宗贵由贵由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贵由出生：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1206）
属相：虎卒年：元定宗贵由汗三年（1248）
享年：43庙号：定宗
谥号：简平皇帝陵寝：起辇谷
父亲：孛儿只斤?窝阔台母亲：乃马真氏?脱列哥那
最得意：吐蕃归附最痛心：其母乃马真后专权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法］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元宪宗蒙哥大妃监国，汗位转移（1）

斡兀立海迷失摄政贵由死后，他的大妃斡兀立海迷失暂时听政监国。史家多数认为，此人出身于斡亦剌氏，常乐站铜印（选自《成吉思汗》）其祖辈是成吉思汗的功臣与亲家，在蒙古汗国具有很高的地位。伯希和却认为海迷失出身于蔑儿乞部，是一位不学无术、喜欢争权夺势的女人。
根据斡兀立海迷失的懿旨，贵由的灵柩运往他的斡耳朵所在地叶密立。唆鲁禾帖尼王妃派出急使向海迷失皇后及其子忽察、脑忽等表示慰问与吊唁。拔都则停止前进，也派使者沉痛吊唁大汗的去世，并向贵由的寡妻海迷失表示了友好。海迷失处理完丧事后，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国政，也没有认真征求“镇海和（其他）大臣们的意见”，“把必须办的事办起来”。摄国称制的海迷失一方面像乃马真后一样，利用西域商人经商作交易，千方百计地搜刮财物；但另一方面却缺乏乃马真氏的政治才能，而将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萨满教的巫术活动中，叶密立一带被搞得乌烟瘴气。她的两个亲生子忽察及脑忽当时还是少年，他们不满意母后的迷信活动和聚敛财物的做法，但并不知道如何纠正母后的失误，而是公开拉出自己的势力与母后对抗。于是大蒙古汗国很快形成了三个政治中心。这时，宗王们也趁火打劫，他们“各擅自签发文书，颁降令旨。……异密镇海不知道该怎么办，谁也不听他所说的话和劝告”。名为右丞相的行政长官失去了应有的权威，蒙古汗国再次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汗位虚悬时期的矛盾冲突与实力较量这是蒙古汗国初年又一个汗位虚悬、汗位交替时期。选择谁出任下一任大汗，是当时蒙古汗国臣民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各派势力斗争的焦点。作为刚刚去世的大汗贵由的妻子，海迷失自然希望汗位保持在窝阔台一系手中，最好由自己的亲生儿子忽察或脑忽继位。十字纹铜牌（选自《成吉思汗》）但这两个儿子年少无知，既没有足以服众的战功和能力，也没有令人看好的先天素质，甚至海迷失本人对自己这两个儿子也丧失了信心。经过与其他谋臣商议，他们感到只有再次拿出窝阔台的遗嘱，由阔出之子失烈门继承汗位了。于是他们派人四处活动，包括派出谋士游说唆鲁禾帖尼王妃，唆鲁禾帖尼王妃表面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私下里却加紧了自己的活动。
蒙古汗国诸王中有资格、有能力争夺大汗之位的还有钦察汗国的可汗、当时的长王拔都。他是长子西征的统帅，十几万西征主力掌握在他的手中，同时他又是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位下的继位人，其能力和威望也足以服众。但他年老风痺，确有脚疾，行动不便；而且刚刚建立的钦察汗国国土辽阔，国事繁忙，因此拔都本人并没有兴趣参加此次大汗之位的争夺。但作为当时的长王，他却有资格召集和主持此次选汗大会，并在新任大汗的选举中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由于与贵由父子长期形成的积怨和矛盾，他自然不希望大汗之位继续保持在窝阔台一系手中；而他与蒙哥兄弟既是堂兄弟，又是姨表兄弟，他的母亲与蒙哥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是亲姐妹；在西征中，他与蒙哥也保持了友谊与亲情。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次选汗大会的取向。真正有资格、也有能力和威望争夺大汗之位的实力派人物是拖雷系的长子蒙哥。从军事实力看，当时蒙古汗国军队的主体部分仍然掌握在拖雷一系手中；从人心向背看，拖雷的盖世之功及其勇于献身的精神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评价和尊重；三尖铁法器（选自《成吉思汗》）而唆鲁禾帖尼王妃的严于律己及其对部众的严格约束又大大增加了拖雷系的威望；从个人条件看，蒙哥从小就被窝阔台大汗抚养，本来就有较高的威望；当时蒙哥41岁，正是年富力强之际；南下灭金，他曾协助其父王拖雷在三峰山消灭金军主力，为国家立了大功；尤其他曾亲自参加长子西征，勇冠三军，战功卓著。从他的资历、功劳、能力和威望各方面看，他都是此次蒙古汗国大汗的合适人选。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在术赤、拖雷系和窝阔台、察合台系之间展开了。
拔都召集选汗大会贵由死后不久，拔都就以长王的身份，向各地派出急使，召集诸王贵族到他的新驻地——钦察汗国东境的阿剌脱忽剌兀举行库里台，想“拥立一个能干的，我们认为合适的人登临大位”。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拒绝了拔都的邀请，据说他们曾派忽察、脑忽兄弟和和林的大臣帖木儿、八剌等人到了拔都的营地，但没有等到选汗大会正式举行，忽察、脑忽等却回到了和林，只留下帖木儿、八剌等作为代表参加库里台选汗活动。与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贵族的态度相反，唆鲁禾帖尼王妃接到拔都的邀请后对蒙哥说：“既然宗王们不听长兄的话，不到他那里去，你就带着兄弟们去探望一下他这个病人吧!”蒙哥、忽必烈与诸位谋士认真研究了贵由死后的形势，决定前去参加拔都召集的选汗大会。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木哥等几兄弟以及拖雷系的大将兀良合台和忽必烈的谋士们，率领精兵向西进发了。
拔都不顾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的不合作态度，按原计划举行大会，商定了选择大汗的标准与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历过事业中的祸福与安危，尝过人生的苦甜”；二是“曾率师远征近讨”能征善战的英雄；三是“在酒宴中享有盛名”。当时多数与会者的目的还是从共同的事业出发，希望选择一位能胜任蒙古汗国最高统治者职责和任务的人。经过再三思考，全体成员一致决定：“因拔都是诸王之长，是他们当中的首领，他对国家和朝廷的政事得失最有发言权，应由他来决定，要么他自己成为汗，要么推选另一人为汗。”正式推举大汗人选时，拔都的大将忙哥撒儿首先推举了蒙哥。蒙哥“辞谢”。拔都也认为：“在（所有的）宗王之中，（只有）蒙哥合罕具有一个汗所必需的秉赋和才能，因为他见过世上的善恶，尝过一切事情的甘苦，不止一次率领军队到（各方）作战，并且才智出众；他在窝阔台合罕、其他宗王们、异密们和战士们的眼中，都受到最充分的尊重。”他“亲身负过重任，总过戎机，并在克服困难和镇压叛乱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眼下成吉思汗的血统中只有蒙哥可汗，以他的机智和刚毅而知名，以他的贤明和英勇而著称。汗国的政事应由他盖世智谋的特长来整治，社稷和百姓的幸福应由他的英决和远识的祥瑞来保证”。到会的宗王贵族多数人也都拥护拔都的意见，大家反复劝说，一再向蒙哥“劝进”。但窝阔台、察合台系代表八剌、帖木儿一看大势不好，站出来反对拔都的意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会议不能违背先可汗的遗言。窝阔台在世时曾留下遗嘱，认为其孙失烈门可以继承汗位。现在失烈门年富力强，正可以出任大汗。而且当时各支宗王还曾约定，只要窝阔台系还存一块肉，就不能奉其他系宗王为大汗。忽必烈站出来批驳了这一意见，他说：窝阔台大汗的遗嘱的确不能违背，但究竟是谁违背了窝阔台大汗的遗嘱呢?是乃马真后和你们自己。你们早已取消了失烈门继位的资格，让贵由继位为大汗，今天还能归罪于谁呢?拔都为忽必烈的聪明机智而叫好，再次强调指出：“如今适宜于君临天下的是蒙哥合罕。成吉思汗家族中另外还有哪一个宗王，能够凭借正确的判断和清晰的思想掌管国家和军队?（能够胜任的）只有蒙哥合罕。”“大家都知道，按照札撒和蒙古人的习俗，父位是传给幼子的，因此，蒙哥合罕具备登临大位的（全部）先决条件”。著名将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论证了蒙哥应该继位的理由。东道诸王塔察儿、也松哥及脱虎兄弟也坚决支持蒙哥为汗。会议终于通过了蒙哥为大汗候选人的决定，并定于第二年在蒙古本土召开库里台，正式选举蒙哥为蒙古汗国大汗。“接着，拔都命令自己的兄弟别儿哥和不花帖木儿带着大军同蒙哥合罕一起前往成吉思汗的京都怯绿连河地区，以便在全体宗王们的参加下举行忽里勒台，让他登上宝座”。这说明，当时蒙古汗国两派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拔都担心贵由的子弟和近臣们万一采取极端手段，在路上截击拖雷的儿子们，于是派自己的弟弟和大将护送蒙哥兄弟回和林。


元宪宗蒙哥大妃监国，汗位转移（2）

汗位转移——蒙哥称大汗在窝阔台合罕和贵由大汗一系的一部分宗王、察合台的后裔也速蒙哥和不里等人的反对声中，元宪宗元年（1251）六月，蒙古诸王贵族在蒙古本土三河源头的阔帖兀阿兰之地召开库里台大会，拔都因病未能到会，委托其弟别儿哥主持会议。海迷失后仍拒绝出席，失烈门等答应到会但尚未到达。参加会议的有术赤系、拖雷系诸王、东道诸王，以及一部分察合台系、窝阔台系诸王，包括窝阔台嫡子（幼子）阔端之子蒙哥都、六子合丹、孙海都，以及察合台系的部分亲王。会议如期举行，别儿哥决定让蒙哥的兄弟拔绰和忽必烈坐在主席台上，让忽必烈协助他维持会场；让忽必烈的异母弟木哥亲王在大帐门旁守卫；让忽必烈的同母弟旭烈兀站在司膳和卫士面前，禁止任何人发表不同意见或大声喧哗；大将忙哥撒儿、兀良合台等率领卫队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在这样严密控制下，蒙哥顺利地被拥立为蒙古汗国大汗。但窝阔台系诸王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失烈门、脑忽、忽秃黑等率众前来，企图以祝贺为名，在宴会席上发动政变。这一阴谋被蒙哥汗廷一个名叫克薛杰的人偶然发现，叛乱被蒙哥挫败。
处置反对派继承汗位后，如何处理这些政敌，蒙哥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反复征求文武大臣们的意见。来自西域的谋臣牙剌瓦赤给他讲了一个亚历山大处理同类问题的故事：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各地之后，他的功臣们纷纷要求独立称王，不愿再听从他的调遣。亚历山大不知如何是好，派一个急使去向他的老师、当时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请教。亚里士多德一言未发，领那位使者来到花园，吩咐人们把花园里的大树挖掉，然后种上一批小树。亚历山大受到启发，处死了那些不服从调遣的将领，而将他们的儿子们安排到他们的位置上。蒙哥听后有了主意，任命忙哥撒儿为蒙古汗国大断事官，负责处理此次政变事件。忙哥撒儿根据蒙哥指示及大札撒的规定，下令处死了三王的亲信77人，杀死了贵由的大将野里只吉父子，失烈门等三王因是近亲贵族，未被处死，但被终身监禁。忽必烈欣赏失烈门的才干，向蒙哥和忙哥撒儿提出要求，希望将失烈门放在自己帐下，令其戴罪立功。蒙哥同意了忽必烈的请求，但告诫他不可大意。窝阔台汗国被划分为六个小王国，由其六子合丹、嫡孙海都等分别治理。其二子阔端因与蒙哥兄弟关系良好、又未参与政变阴谋，未被处罚。不久，蒙哥大汗下令处死了察合台汗国的可汗也速蒙哥，而由合剌旭烈兀出任察合台汗国的可汗。
如何处理贵由的重臣镇海丞相，蒙哥、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发生了尖锐分歧。蒙哥、阿里不哥提出，镇海作为贵由的丞相，参与了海迷失后及其诸子的夺权阴谋，应该像野里只吉父子一样处以极刑。忽必烈认为，综观镇海一生，他还是功大于过，不应将他处死，而应留用，发挥他的才能。阿里不哥坚决反对，别儿哥也支持蒙哥的意见，忽必烈的意见最后被否定，镇海终于被处死。
贵由后海迷失不肯认输，迟迟不向新任的大汗低头。白云观（选自《图说北京史》）蒙哥下令将她逮捕，双手缝在革囊中押到唆鲁禾帖尼王后的斡耳朵去审讯，失烈门的夫人也一起受审。唆鲁禾帖尼王后命令用处置贵族的不流血的办法，将她包在一个革囊中投入河中淹死了。失烈门的夫人也参与了政变阴谋，也被这样处死。周良霄先生在《元代史》中说：“蒙哥即大汗位，在大蒙古国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转折。它是大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的开始。黄金家族内部，第一次为争夺汗位而互相残杀。”


元宪宗蒙哥蒙哥继位，设立行省

强化汗廷权力《元史?宪宗纪》曾经概括了蒙哥不同于窝阔台父子的特点：“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糜，虽后妃不许之过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至是，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然后行之。御群臣甚严。”“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蒙哥处理了镇海等一批汗廷执政官员，自然需要有一批新的官员来处理日常政务，他立志改革贵由汗在位时的弊政，希望蒙古汗国能重新振作。除了任命忙哥撒儿为大断事官外，又“以孛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谨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以晃兀儿留守和林宫阙、帑藏，阿兰答儿副之”。《世界征服者史》称他们为“国之大臣”，孛鲁合的地位仅次于大断事官忙哥撒儿，故《也先不花传》直呼其为“中书右丞相”。铁可墓志（选自《图说北京史》）
他手下那些官员们“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吐蕃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
针对窝阔台以来汗廷重臣和诸王贵族以权谋私情况，蒙哥大汗对中央政府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中央政府官吏勾结商人放高利贷，不准他们贪污受贿，也不允许他们直接逮捕人；既不允许官吏私设公堂、鱼肉百姓，又要求他们对了解到的案情及时上报大汗，将刑法大权收归中央政府和大汗。
与窝阔台、贵由、乃马真氏掌权时官吏的组成有很大区别：第一，他不像窝阔台那样重用耶律楚材等汉法派重臣，而是重用自己上台时的支持者，或“卓有旧劳而据有权势”者；第二，他既不像乃马真氏那样重用伊斯兰商人，也不像贵由那样重用基督教徒，虽然继续执行成吉思汗以来的信仰自由政策，但用人行政的偏重点则更倒向蒙古草原的萨满教；第三，由于他的“刚明雄毅”，他当政时对“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所纠正，加强了中央的汗权；第四，在他当政期间，蒙古中央政权逐步从军政不分过渡到军政分工进一步分明，不同官吏的职责与权限也逐步明确；第五，蒙哥上台后，蒙古汗国军队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掌握在他们兄弟手中，从而结束了窝阔台父子掌权时对绝大部分军队只有征调权而无隶属权的状况，蒙古大汗终于成为集政权与军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蒙古汗位从窝阔台一系转移到拖雷一系，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变化，它在客观上为后来忽必烈的上台扫清了道路。
铁可墓出土的铜镜（选自《图说北京史》）
加强行尚书省对各地的统治据《元史?宪宗纪》记载，蒙哥大汗对全国各地的统治采取的是遍设行尚书省和亲王出镇并行的制度。以牙剌瓦赤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等佐之；以讷怀、塔剌海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阿儿浑充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等佐之。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开始在被征服的中原和西域推行了行尚书省制。蒙哥当政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一是委派大汗的亲臣近臣出任行省长官。蒙哥在惩治、撤换各地反对派的同时，精心挑选了政治上可信、经验丰富、能力卓著的行省长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各地的有效统治；二是清理长期以来诸王贵族以权谋私的行为，加强对诸王贵族和商人的管理。《史集》记载，蒙哥曾下令凡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合罕和贵由汗时代以来，从他们和其他宗王处获得的玺书、牌子，全部收回，今后宗王们未经请示陛下的大臣，不得书写和颁发涉及各地区事务的令旨。这既是对以往弊政的改革，也是限制诸王贵族权利、加强中央汗权的一个重要措施。而规定诸王贵族和使者们乘坐驿马不得超过规定的数目，“不得沿途夺取居民的马匹”，“不得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物”，则是对诸王贵族、各级官吏欺压、掠夺百姓行为的一种限制；三是清查户口，核定税收，减轻百姓负担。早在窝阔台七年（1235），蒙古政权就曾经进行过一场户口普查和登记工作。蒙哥大汗即位后的第二年（1252），铁可墓出土的影青玉壶春瓶
（选自《图说北京史》）派出使者到汉地普查户口，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所有人户均以现居登记入籍，与本处民户一体依例当差，违背者本人处死，财产没收。经过这次户口普查，全国户数比窝阔台时增加了20余万户。在斡罗思，他下令让拔都之弟别儿哥也进行了户口普查。在中东地区，则由阿儿浑进行了户口普查和赋税整理工作。
为了减少临时性的征派，蒙哥大汗规定，汉地每户每年纳银6两，称为“包银”。后来又改为每年每户征银4两，其中2两输银，2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史集》记载说：蒙哥大汗“规定了年税：在汉地各地区，一个富人应缴纳十个底纳儿，穷人则按比例缴纳一个底纳儿；在河中地区，缴纳同样的（数目）；在呼罗珊，富人缴纳七个底纳儿，穷人缴纳一个底纳儿”。“向牧地征收的名为‘忽卜出儿’的税，各种牲畜每一百头缴纳一头，不满一百头时，就什么也不缴纳。至于逋负，无论何地何人所欠，均不向居民收取”。对于各地百姓多年拖欠的赋税，蒙哥则下令免征。其“用意在于缓和臣民的处境，而不是增加国库的财赋”。他还曾经降旨：“命令收税人和文牍吏，不得徇私偏袒，不得收受贿赂。”以上措施对稳定蒙古汗国的统治，减少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元宪宗蒙哥远征西亚，攻占巴格达

蒙哥即位后，一方面承认了成吉思汗以来所封宗王的权力与地位，一方面处理了自己的反对派。窝阔台汗国不仅被一分为六，而且他们曾经掌握的8千军户也被剥夺了5千户。蒙古汗国的主要军力基本上掌握在蒙哥兄弟手中。他派自己的二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为南下伐宋做准备；不久又派遣同母弟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国和报达；其同母幼弟阿里不哥及庶弟木哥等则留在汗廷，成为他治理国家的左膀右臂。
布哈拉城墙遗址（选自《帝国草原成吉思汗》）元宪宗二年（1252）至元宪宗三年间，蒙哥大汗任命他的另一兄弟旭烈兀率军西征。从东西大军中每10人抽2人拨归旭烈兀。并派自己的一名幼弟去跟随他，还从拔都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驸马、诸王那里“调集一队将官”；又派人到中国北方“去取射石机和火油投掷手”，让他们“派来一个炮手、火焰放射手、弩手的汉人千人队”。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中东地区的两个宗教政权：阿剌模忒的亦思马因派王国——木剌夷和报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教廷和叙利亚等地。
元宪宗二年（1252）秋，由出身乃蛮部的怯的不花率领先锋军出发；第二年十月，旭烈兀率西征主力西进。元宪宗五年（1255）九月，抵达撒马尔罕。第二年初，渡过阿姆河，向伊朗推进。
灭亦思马因派的木剌夷国亦思马因是古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源自阿里的后裔、第5代教长之长子亦思马因。其子摩诃末继续传教，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教派。11世纪初，此派的传教士哈散撒巴到波斯传教，占据了里海以南的阿剌模特堡及其周围的360余座山寨，建立起一个与黑衣大食匹敌的伊斯兰强国——木剌夷。《世界征服者史》称其为“异端的诸堡”，《史集》称其为“邪教徒”，正统的伊斯兰教徒也称他们为“异端”。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7册说“木剌夷经常出外暗杀和抢掠财物，在波斯诸大城中造成恐怖。蒙哥随从拔都西征时，已经得知木剌夷的祸患，决意把他们消灭”。由此可知，木剌夷国是由古代的恐怖分子组成的一个特殊的宗教国家，他们用特殊的手段培养刺客，令其刺杀“未服之国”的国主，包括周围的伊斯兰国家，也包括蒙古汗国。正由于此，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国家黑衣大食视其为邪教、异端，蒙古汗国的大汗蒙哥则命令旭烈兀把他们“统统杀死”。成吉思汗西征时，木剌夷曾经投降了蒙古军队。但成吉思汗撤军后，它又宣布独立。此时的木剌夷国王阿剌丁既昏庸无能，又刚愎自用，国内一片混乱，其子鲁克鲁丁忽儿沙杀父篡位。当旭烈兀的大军到达时，鲁不鲁丁派人假意向旭烈兀表示投降和效忠，旭烈兀一方面与之周旋，一方面加紧了进攻的准备。元宪宗七年（1257）初，鲁克鲁丁被迫投降，被遣送和林，途中被杀，木剌夷国灭亡。
哈布图哈撒尔敖包（选自《成吉思汗陵》）推翻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即伊斯兰教逊尼派在报达（巴格达）建立的另一个宗教国家，中国史籍上称其为“黑衣大食”，其国王是伊斯兰教的名义领袖哈里发。当时已经传到第36代，正是哈里发谟斯塔辛统治时期。此时的阿拔斯王朝已经日趋衰落，所辖领土仅有伊拉克阿拉伯一带。其首都报达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处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既是伊斯兰各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
元宪宗七年（1257）九月十日，旭烈兀派急使到哈里发处劝降，经过反复交涉，哈里发仍然不肯出城投降。同年十一月，旭烈兀指挥蒙军分三路包围了报达。第二年二月十日，哈里发带领3个儿子和大臣出城投降。二月十三日，蒙古军队进城，“开始挨家挨户掠夺和屠杀”，死亡人数据说高达9万人（一说为数10万）。旭烈兀逼迫哈里发交出了暗藏的财宝，并下令运走了巴格达积累500年的财产。二月二十日，旭烈兀下令处死哈里发谟思塔辛，任命阿里八都儿为报达长官，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灭亡了。
元宪宗九年（1259）九月，旭烈兀按原定计划开始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战争。第二年攻陷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由于蒙哥死讯传来，旭烈兀将前线军事委托给大将怯的不花，自己返回蒙古。埃及算端调其主力在大马士革以南的阿音扎鲁德与蒙古军队决战。蒙军先胜后败，其主将怯的不花被杀，蒙军几乎全军覆没。埃及军队乘胜夺回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叙利亚全境及幼发拉底河以外尽归埃及所有，从此双方展开了多年争战，但蒙古军队始终未能征服埃及。


元宪宗蒙哥三路攻宋，命丧钓鱼城

三路攻宋元宪宗八年（1258）夏秋之交，蒙哥大汗开始三路攻宋。西路军由蒙哥大汗亲自率领，由陕西进攻四川；东路军由东道诸王塔察儿率领，从河南进攻荆襄；南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由云南出广西沿湖南北上，进攻檀州，意在与东路军会师于鄂州（今武汉）。蒙哥汗的西路军是三路大军的主力，大将纽邻任先锋，汗长子阿速台、亲王木哥、万户孛里叉、大将哈剌不花、乞台不花、浑都海，汉军万户刘太平、史天泽、刘黑马，汪古部大将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等随军参战，总数约10万人左右。战争一开始，西路军进军相当顺利，先锋纽邻在乞台不花、刘黑马等将领的协助下，在遂宁大败南宋刘整的军队，不久占领了四川重镇成都。纽邻令刘黑马留守成都，自己与副将乞台不花等率15000骑兵沿沱江南下，进攻叙州，活捉宋将张实。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至涪江，造浮桥，驻军桥南北，阻止南宋援军。蒙哥接到捷报，立即率主力由陇州入大散关，让木哥率军由泽州入米仓关，万户孛里叉率军由渔关入沔州。当年十月，就进驻利州北山，与前锋军的利州守将汪德臣兄弟会合，准备在嘉陵江、白水的会合处渡江。十一月，蒙哥的中路军进至大获山，宋将杨大渊率众投降。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则不断遇到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好不容易兵抵潭州（今长沙），蒙古军队攻城失利，士兵伤亡惨重，进展困难。东路军的进展更不顺利，塔察儿等诸王习惯于烧杀抢掠，将士任意掠夺，引起南宋军民的极大反感，一年多竟然没有攻下一座城市。当其进至郢州时，受到宋军张世杰部坚决阻击，只好退兵。
斡脱赤墓出土的影青瓷盘
（选自《图说北京史》）
郝经提出《东师议》对于蒙哥南征，忽必烈的谋士们在开平宫中进行了议论。郝经交给忽必烈一篇《东师议》，对南下攻宋提出了不同意见。郝经是个儒生，并无作战经验，他出语惊人，立即引起了忽必烈及众人的重视，他说：我蒙古军队以往之所以能所向无敌，一是靠蒙古铁骑披坚执锐，二是靠出奇致胜。所谓“奇”，即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这次蒙哥汗亲征四川，一来铁骑在水乡不能展其所长，二来六师雷动，实际上是舍奇而用正。郝经重点分析了蒙哥汗舍奇用正的弊病：四川一带，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径。我方乘险以用奇则难，敌方因险以用奇则易。况且双方力量悬殊，我方的战略意图明显暴露。敌方坚壁清野以待之，我无掳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最后完全丧失主动，兵势滞遏难前。其结果必然是再衰三竭。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故而他认为，征宋战争，失败在所难免。
蒙哥之死元宪宗八年（1258）秋，蒙哥命忽必烈代塔察儿总领东路军，继续进攻鄂州。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启行。十二月，蒙哥攻取四川大良坪。第二年二月，蒙哥进迫合州城下，西路军连下成都、龙门、剑阁、阆州、巴州、长宁、大良等大小城市10余座，可以说是战果辉煌。可眼看夏天就要到了，蒙军不怕寒冷，却难耐暑热。是继续前进，还是撤师北还，是当时蒙哥西路军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于是蒙哥在重贵山大帐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乘夏季酷热到来之前，迅速北还。至于占领的城池，则可以委派官吏治之。今后如何进军，等回到和林再从长计议。长驻军四川的汪氏将领认为不如取道关中，直临江汉。几位老将主张沿江东下，这样可以很快脱离四川险地。但蒙哥汗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于这年二月率军进迫钓鱼城下，被众志成城的10万宋朝军民阻止在钓鱼山下，战争进入胶着状态。这时由于天气已经相当炎热，蒙古军水土不服，疾疫流行，不久又出现了霍乱，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六月，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军支援合州，打败蒙古的涪州守军，进入重庆，并增援钓鱼城。蒙哥集中两万水陆大军，由大将史天泽指挥，拦击增援钓鱼城的吕文德军。元宪宗九年（1259）七月二十一日清晨，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进攻钓鱼城，为炮石所伤，不久死于军中。


元宪宗蒙哥蒙哥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蒙哥出生：元太祖成吉思汗三年（1208）
属相：龙卒年：元宪宗蒙哥汗九年（1259）
享年：52庙号：宪宗
谥号：桓肃皇帝陵寝：起辇谷
父亲：孛儿只斤?拖雷母亲：怯烈氏?唆鲁禾帖尼
最得意：被推举为可汗最痛心：未能灭亡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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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法］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


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是少数民族皇帝中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其文治武功可以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相提并论。从1251年起，忽必烈即受命统领漠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1）

开府金莲川可以看作是忽必烈事业的起点。史书上提到的忽必烈的王府，一是漠北王府，一是金莲川王府。在蒙哥称大汗之前，忽必烈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史书上称之为“漠北王府”。蒙哥即位后，由于忽必烈在其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民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为南下伐宋做准备，并允许忽必烈在这里开府建衙，这就是史书常提到的金莲川王府。忽必烈不仅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蒙古军，而且有原金朝统治区内的汉军几大万户，还有大漠以南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正是从金莲川开府建衙起，忽必烈逐步发展为一支独立于蒙古汗廷并最终取代蒙古汗廷的政治军事力量。
大驾卤簿图（选自《图说北京史》）
漠北问道，结识刘秉忠忽必烈潜邸招士是从海云和尚及其弟子刘秉忠开始的。海云俗名宋印简，金末为佛教禅宗领袖，金宣宗曾赐号为“通玄广惠大师”。后被蒙古军队俘虏，成吉思汗下令木华黎要优礼相待，并赐号为“寂照英悟大师”，居于燕京大庆寿寺。蒙哥即位后，曾令海云掌天下释教。刘秉忠本是邢州人士，生于金代“累世衣冠”之家，少年时从学于邢台西山，17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他感到自己出身名门，与其为刀笔吏，尚不如隐居深山以求其志，于是皈依佛门，法号子聪。后游云中南堂寺，“博学多才艺”。海云大师闻其名，召为弟子。
1242年，忽必烈将海云法师召至漠北王府，海云大师和子聪和尚一起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向海云询问佛法大要，海云认为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尊贤使能，尊主庇民，才是佛法之要。建议忽必烈将用人的重点转向“天下大贤硕儒”，向他们询问“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忽必烈发现子聪和尚也是难得的人才，希望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干一番事业。海云答应了忽必烈的要求，子聪被任命为王府掌书记，人称聪书记。从此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准备从汉文化中去了解“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去寻求“安天下”之法。
广延四方之士，积极招纳人才《元史?世祖纪》记载，早在蒙哥即位之前，忽必烈就已经在以唐太宗为榜样，开始有意识地招纳人才。其中刘秉忠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幕府，此后四方人才如潮似涌地流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之中。按《元史》记载，忽必烈所延揽的人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藩府旧臣，一类是四方文学之士。藩府旧臣可考者有燕真、贾居贞、孟速思及董文炳、董文用等。四方文学之士则以刘秉忠为首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邢台集团。这是一个以邢台人刘秉忠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其主要人物如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等，都是刘秉忠荐引的，多为邢州人，称为“邢台集团”；二是崇尚程朱理学的儒者。其中窦默在1249年被召，姚枢在1250年被召，杨惟中在1252年被忽必烈推荐为河南经略使，许衡则在1254年被征为京兆教授，赵复亦曾被召见。这一集团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许衡。他是元代的儒宗，一生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对元初政治与学术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三是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遗士集团。忽必烈在出王漠南以前，已明了汉地世侯是安定中原的柱石，所以屡加征聘。出镇漠南以后，关系更趋密切。1252年推荐史天泽出任河南安抚使，不久藁城董氏昆仲也先后入侍潜藩，济南张柔、东平严忠济则在1259年从征伐宋。他们所收揽的文士如张德辉、杨果（原属史天泽）、郝经、杨奂（原属赵天锡）、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贾居贞、刘肃（原属严忠济）等也都先后投奔忽必烈。
此外还包括西域人集团和蒙古贵族、诸将。西域人，主要有阿里海牙、孟速思、廉希宪、叶仙鼐（以上畏兀尔人）、也黑迭儿（大食人）、札马剌丁、阿合马（以上回回人）。这些西域人中，阿里海牙、叶仙鼐是战功彪炳的战将；孟速思、阿合马皆以理财著称；札马剌丁则是科学家。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当为廉希宪和也黑迭儿，廉希宪是一位汉化极深的西域人，他精通儒学，与中原学者并无二致，人称“廉孟子”。元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命廉希宪担任京兆分地的安抚使，在关中改革政治，推行汉法。他又极力招揽儒者如许衡等人，发展教育。后来在至元时代，汉人大臣拥护他以对抗阿合马，原因便在于此。忽必烈身边亲信的蒙古集团，乃燕、霸突鲁，皆木华黎之后；脱兀脱，博尔术之弟，阿儿剌氏；忙哥，忙兀氏；阔阔，蔑儿乞人；八春，不详。这些蒙古人目睹中原文明的昌盛，自不免由敬畏而钦仰，由钦仰而生仿效之心，便不会苦苦留恋于蒙古原来的游牧生活了。
耶律铸墓（选自《图说北京史》）
探讨儒家学说和“以儒治国”早在乃马真后三年（1244），当时北方著名的知识分子赵璧、王鄂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开始向他宣传孔孟之道。在子聪和赵璧等人的影响下，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离不开有真才实学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须实行孔孟的圣人之道。从此，不仅忽必烈本人对儒学深信不疑，还选择了10名蒙古子弟跟随赵璧学习儒家经典，并亲自检查他们的功课。忽必烈继续网罗人才，北方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张德辉、窦默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赏识，而张德辉又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观念，更使忽必烈树立了改用儒者治国的决心。在刘秉忠、姚枢等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在几十年的战火中处境恶劣的儒生们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奔走相告，忽必烈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传遍天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推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2）

关于“儒教大宗师”和治国必用“汉法”元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金末大学者元好问一起觐见忽必烈，恳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并建议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针，考选儒士，减免儒户兵赋等负担。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尊号，这等于公开宣布他将以儒学安天下、治天下。
忽必烈经常与元好问等人探讨金朝由盛变衰的原因，以及历朝人才得失的情况。郝经对忽必烈说：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可以为中国之主。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成为斧钺之质，土野之粪，将会无遗类矣。忽必烈上台前，刘秉忠、徐世隆曾向他建议说：“典章、礼乐、法制、三纲五常之教”乃“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只有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才能做中国的皇帝。他们想使忽必烈认识中原文化的实质和内涵，治理汉地便必须采行汉法，因此必须创建制度，才能恢复秩序重建中原。他们不愿意把游牧制度移植于中原，但也不敢奢望征服者能全盘汉化，他们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和中国治道，参照辽金遗制，制定一代之法。
忽必烈一生的事业，正是从金莲川幕府广招贤士起家的，一批有识之士很快云集到金莲川幕府来了。其中不仅有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初步完成了蒙古贵族革新派与汉人儒士以及汉人军阀之间的政治联盟，实际上金莲川幕府已经变成了忽必烈研究帝王之道的讲习所，从而为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准备了指导性理论和一批名臣和名将。
纵观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的指导性理论和治国方略，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积极寻找适合当时需要的治国之道，即寻找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点：“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其二是战略重点由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战争、统一战争，故而此后战略进攻的重点为大理、吐蕃和南宋；其三是依靠力量。由主要依靠蒙古千户军变为依靠多种力量，包括汉族儒生、汉军万户、蒙古改革派和西域人士，由主要依靠草原经济变为主要依靠农业经济和商业支持；其四是学习榜样。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学习榜样，目的是统一中华，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五是用人政策。广延四方之士，不拘一格选人才。
用“汉法”治理邢州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是从邢州开始的。《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刘秉忠与张文谦同为邢州人，他们一起向忽必烈建议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此次治邢人选，除脱兀脱外，张耕、刘肃、赵良弼等皆汉人，故邢州之治，实为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元史?张文谦传》也记载说：他们“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口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忽必烈大喜过望，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汉法。
治理河南地区当时的河南，与宋接壤，仍是交战地区，情形特别混乱。忽必烈有鉴于此，便请求蒙哥汗允许他在河南、陕西“试治”，以图挽救。《元史》记载：“壬子……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乃置屯田万户于邓，守城以备之。”河南经略司设置的意义和邢州安抚司不同。前者旨在开斥边徼，后者意在爬梳芜秽。所以他们在河南的主要措施，也具有军事意义，但主要仍不外恢复汉法以代替扰民的习惯法。史天泽等人推行的汉法，其一是“选贤才举幕府以清其源”，即对地方管理机构的改革。其二是“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通过设置监察官员，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整顿。其三是调整赋税政策，减轻经济剥削，这是实行德治、仁政的主要政策之一。其四是推行纸币制度，积极发展商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其五是在沿边地区西起邓州，东连陈州、桃源，屯田守边，设立粮仓，以保证军队粮食供应。“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乐，出于途商免其露处；观民俗则庶而有教，察军志则又知夫怯私斗而勇公战。威行惠布，阳开阴肃，内外修治，略无遗策，河远流润，卫亦复承平之旧，宋为堕其北门矣!”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3）

治理关中河南是蒙军进攻襄樊一带的根据地，关中则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当时关中混乱的情形一如河朔。“关中新被兵，城郭萧条，不见人迹。残民往往鼠伏山谷间，相与捋草实，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强梁啸聚，伺隙相攻”。元宪宗三年（1253），蒙哥“以中州封同姓”，忽必烈受封关中。当时京兆8州13县户不满万，而蒙古驻军除杀人越货、抢劫民女外，又在城内大修府邸，经营安乐窝。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忽必烈果断地分派诸将到诸州去戍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宣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1254年）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忽必烈向汗廷要求“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即首先保证军费来源，加强边防守卫；又设置屯田，以其收入供应军食。派王府尚书姚枢设京兆宣抚司，先是任命有经验的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后又任命年轻官员廉希宪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以姚枢为劝农使，督民耕植；许衡为京兆提学，兴办教育。立行部于秦州以任转漕，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同时废除荼毒平民的羊羔利；贯彻解放奴籍儒生的命令；延访耄宿，待以师友之礼。元世祖后像（选自《大汗的世纪》）数年间，先后任用杨惟中、廉希宪把城郭萧条、不见人迹的关中，整顿得焕然一新，改善了政治，繁荣了经济，从此“关陇大治”。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地区的治理既是他用汉法治汉地的开端，也为他将来治理全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仅使忽必烈的势力与声望与日俱增，而且对此后忽必烈战胜蒙古保守势力、统一中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皈依萨迦，南征大理大理国是以白族封建主为主体、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都城在今云南大理。国土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加上四川的西南部。唐朝末年，南诏改国名为“大礼”。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这就是戏剧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第一代“段王爷”。到忽必烈南征时，大理国已经有300余年的历史了。末代国王段兴智，为人善良但懦弱无能，朝廷大权完全把持在权臣高祥、高和两兄弟手里。
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蒙哥汗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忽必烈。第二年夏，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及诸王50余人和汉族谋臣子聪、姚枢、郝经等人的协助下，驻军六盘山。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吐蕃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24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也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做贡献。这是吐蕃归附蒙古汗国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元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
金刚铃、金刚杵（选自《成吉思汗》）
元宪宗三年（1253）九月，忽必烈在忒剌（今四川松潘）召开南征大理的军事会议。其军事总督为兀良合台，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进入吐蕃地区，忽必烈自率中军随之穿过吐蕃，诸王木哥、塔察儿、阿必失哈等则率东路军由白蛮向大理趋进。由于得到吐蕃僧俗百姓的支持，忽必烈的三路人马顺利地通过了雪域高原，又在吐蕃向导的带领下顺利地翻过雪山草地，横渡大渡河，进入大理，三路兵马在金沙江东岸会师，10余万大军一齐向大理城逼近。专权的高祥、高和兄弟挟持段王爷弃城逃走，百姓献出城门，蒙军进入大理城。忽必烈命诸王守卫大理，亲自率军出龙尾关（下关），进抵赵睑。命诸将追击高祥，将其擒斩于姚州。兀良合台父子率军追击段兴智，段兴智投降，大理全境平定。忽必烈任命任时中为宣抚使，班师北还。五月，回到六盘山。
修建开平城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名为“开府”，其实也就是多立了几个帐篷。10余年来，夏季在金莲川或六盘山；冬季为了避寒趋暖，要迁到抚州或奉圣州，不少汉臣纷纷建议忽必烈建造一座新城。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子聪师徒负责勘察地形，参照各国都城的样子，修建一座新城。子聪和尚与谢仲温认为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岗是一块风水宝地，宜于建城。忽必烈就任命谢仲温为工部提领，具体负责修城工作。
新城建成后，有人建议：此城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可定名为“开平”，暗含“开天下太平之世”之意。当年夏天，忽必烈就将金莲川幕府迁移到这里，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的一个参谋本部。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对于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蒙哥理算忽必烈大张旗鼓地行施汉法，在漠南汉地的权力和势力迅速膨胀。征服大理后，他回到金莲川，又令刘秉中等营建宫城，以为驻跸之所，定名为开平府（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50里）。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对忽必烈的做法极为不满。这一斗争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春突然趋于激烈。据《元史》卷159《赵良弼传》记载：“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蒙哥汗下令解除忽必烈的兵权，派遣其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京兆、河南等地全面清算钱谷，设钩考局，大行钩考（清查）财赋。这次钩考，表面上是检查京兆与河南的财赋，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清查的对象集中在忽必烈所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阿蓝答儿等颁布了清查条例《一百四十二条》，几乎所有忽必烈藩府的旧臣都被罗织在内。由于姚枢献计献策，才使忽必烈躲过了这场灾难。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4）

宗教大辩论蒙哥即位后继续执行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虽然他本人信奉萨满教，但对佛教、道教、景教等也没有任何偏见。开始他任命海云和尚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令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后来又封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为国师，掌天下释教。当时道教全真派弟子凭借成吉思汗的支持，在燕京、河北及晋北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欺压佛教徒，甚至将400余所佛寺改为道观。与此同时，有些所谓“道教学者”又编造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说什么当年老子骑青牛西游，最后到了古天竺，投胎于佛祖母亲腹中，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实际上是想借此在佛道两派之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他们不仅在民间广泛散布，甚至“上播朝廷”，“遍散朝廷近臣”。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佛门弟子的不满。宪宗四年（1254），蒙哥令阿里不哥主持了一场宗教辩论会。据《鲁不鲁乞东游记》记载，当时蒙哥派了3个书记官，宣布了辩论的规则，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联合在一起对道士们进行批驳，鲁不鲁乞则乘机大力宣扬他有关“上帝”的理论，全真派道士只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蒙哥大汗既不偏袒佛教，也不偏袒基督教，而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他认为欧洲传教士所说的“上帝”，也不过是蒙古萨满教所说的“长生天”而已。对于全真派以势压人的做法，蒙哥大汗也不认可，当阿里不哥向他汇报了宗教大辩论的结果时，他曾于1255年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佛教代表福裕等召到自己身边进行面讯，“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在具体落实蒙哥的命令时，道士们又阳奉阴违，尤其不愿意交还佛门的庙产，而《老子化胡经》照样在社会上流传。
元宪宗七年（1257）秋天，蒙哥南下，那摩国师与蒙哥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于次年初，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佛道大辩论。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真人（当时李志常已经去世）、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200余人。忽必烈手下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200余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子聪和尚因已皈依佛门，只以旁听身份参预了这次佛道大辩论。规定双方各有17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胜利，17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17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结果道家失败，如约行罚，派使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带到龙光寺削发为僧，焚毁道教伪经45部。天下佛寺为道教所占237区，命归佛教所有。


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1）

北归还是南下元宪宗八年（1258）秋，忽必烈的使者赶赴四川前线，向蒙哥大汗汇报了佛道大辩论的情况。蒙哥大汗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命忽必烈代塔察儿总领东路军，按原计划继续进攻鄂州。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启行。第二年五月，在小濮召开谋士会议。忽必烈根据宋子贞等人的建议，决定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作为东路军南征的旗帜。这7字方针，不仅对忽必烈东路军的顺利进军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成为忽必烈此后作战的指导方针，帮助他打败了南宋的几十万大军，最后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八月，忽必烈率军渡过淮河，不久传来蒙哥去世的消息，有人建议忽必烈回师和林夺取汗位，忽必烈认为不能草率收兵，仍率主力攻克了大胜关，其汉军主将张柔父子等攻克了淮南五关中最为险要的虎头关，蒙古名将霸都鲁与淮南宋军主力决战于挂车岭，提都控印（选自《图说北京史》）
宋军大败南逃。忽必烈的军队抵达长江北岸，与九江隔岸相望，准备强行渡江。这时，南宋内部也展开了一场和战之争。权相丁大全主张迁都以避蒙军之锋。而贾妃族兄贾似道，却大搞政治投机，公开反对迁都，坚持抗战，从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宋理宗任命贾似道为丞相兼枢密使，率10万禁军支援鄂州，扼守长江冲要。南宋将领吕文德则率军从重庆顺流而下，进援鄂州，乘夜突围入城。九月，木哥亲王送来了蒙哥大汗去世的正式讣告，并请忽必烈撤军北上，“以系天下之望”。究竟是立即北归，还是继续南下，这是当时忽必烈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赦经上《班师议》，全面分析了忽必烈的处境，提醒忽必烈应该像木哥亲王所说的那样，立即班师北还，以系天下之望。但与诸位谋士及蒙汉众将商议的结果相反，忽必烈并没有立即北归，反而加强了对鄂州城的攻势。十月，忽必烈指挥蒙军三路并进，包围鄂州。
和林的阿里不哥进一步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一面派出数路使者，通知诸王大臣会丧和林，并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一面派亲信脱里赤等到燕京一带征兵征粮，企图将忽必烈的领地控制在自己手里。郝经等再次建议忽必烈及时班师，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凡事应该以祖宗为念，以社稷为念，以天下苍生为念。奋发乾刚，断然班师，亟定大计，消祸于未然。如此则大宝有归，社稷安矣！当时忽必烈有10万大军屯兵鄂州城下，三面都有宋军，想做到全师而归，是相当困难的，为此，郝经为蒙军制定了周密的撤军计划。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准备撤军北归。但为了迷惑敌人，却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声称要发兵直趋南宋首都临安。贾似道大惧，立即派使者宋京求和。宋答应将长江以北划归蒙古，向蒙古称臣，每年纳贡20万两匹银绢。忽必烈立即把东路军兵权交给霸都鲁、兀良合台，令其率军撤回江北，自己则轻装简从，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日夜兼程，奔回北方。在北归途中，他进一步了解到阿里不哥企图夺权的迹象，立即遣急使到鄂州，命令霸都鲁、兀良合台立即撤围北归。同时采纳廉希宪的建议，派廉希宪去游说东道诸王领袖塔察儿等人。
开平称汗忽必烈北归燕京后，并没有像原来郝经建议的那样前往和林会丧、参加和林的选汗大会，而是立即解散了阿里不哥的亲信脱里赤所召集的军队。支持忽必烈的耶律铸和木哥亲王也逃离和林，来到开平，投奔忽必烈。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三月一日，忽必烈率蒙古劲旅抵达开平。西道诸王合丹，东道诸王塔察儿等前来会合，忽必烈召开库里台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以木哥亲王为首的诸弟，以塔察儿、也松哥为首的东道诸王，以阿必失哈、合丹、合必赤、蒙哥都为首的西道诸王共40余人，还有以霸都鲁、兀良合台、失吉忽秃忽为首的蒙古大将，以按陈为首的几位驸马，以及刘秉忠、姚枢、郝经、王文统、廉希宪等各族谋臣，史天泽、张柔、张弘范、李璮等汉军7大万户，以及吐蕃和大理的代表等。会议共进行了24天，诸王贵族一致同意拥立忽必烈为蒙古汗国大汗，并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
建国定制郝经、王文统、刘秉忠、王鹗等成为忽必烈夺权及政权建设的主要设计者。王鹗起草了即位诏书，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表示要实行一条与蒙古族祖先不同的治国路线。忽必烈一上台就依照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以即位诏天下”，不再自称“大汗”，而改称皇帝。其即位诏书开宗明义，表示要“建极体元，与民更始”。几个月后，又建元中统，改变了蒙古国不建立年号的传统。11年之后，忽必烈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下诏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经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蒙古汗国以族名为国名。忽必烈根据汉族的古文献《易经》，改国号为“大元”，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蒙族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中华民族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了。
元朝的政治制度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基本上确定下来，忽必烈根据汉族谋臣的建议，采用了唐宋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发展。元朝的中央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由太子任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等，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对金朝尚书省的沿续和改造。元初中书省、尚书省曾一度并存，尚书省专管财赋，不久并入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沿宋金旧制，设枢密院，负责全国军务。枢密院的设置，标志着元朝军事制度的逐步完善。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为了纠正“任职者多非其材，政事废弛”的现状，根据汉人张雄飞、西夏儒生高智耀的建议，仿效前代，在中央设立御史台，“为天子耳目”，负责“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政治得失”。
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对金制的继承和改造。金朝尚书省臣去地方直接统领军政，称“行尚书省事”。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派中书省臣去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以后“行中书省”就变成固定的官府名称，又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简称行省或省。行省制度是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发展，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奠定了明清以来直到今天省区的规模，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2）

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吐蕃地区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管理，宣政院还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同时设立了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台湾。吐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则是从元朝开始。台湾在这时已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
但在北方和东北地区，元朝还承认蒙古诸王的权利，中原各地的贵族食邑也可以照样世袭。蒙古原来的斡耳朵制、怯薛制和投下制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郭守敬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诸王、封君和行省并立的局面。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并立，它反映了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服从中原地区的社会现实，又反映了他们对蒙古贵族不得不实行妥协。
以农为本在忽必烈刚刚当上皇帝的中统元年（1260），就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并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第二年又以姚枢为大司农，并在各路设立了劝农司，从中央派出8名通晓农事的官员为八路劝农使，由他们分头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接着又发布了官吏升降的条例，明确规定“户口增”、“田野辟”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至元七年（1270），在中央正式成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颁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其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使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忽必烈不仅在中央和各地设立了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机构，而且专门派出了督促农业生产的官员，责成各级官吏、各有关部门甚至包括提刑按察司都要过问农业，并把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官吏升降的主要标准。这是一种各级官吏督促农业，全国上下大办农业的政策，这种重农政策对元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元朝出现了3本有名的农书，即《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辑要》是由元朝司农司组织农业专家集体编写的，它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我国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专书。其中有20多种作物是《齐民要术》没有记载的，尤其是关于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记载得十分具体。它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封建政府出面组织编写农书，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农桑辑要》（选自《图说北京史》）
为了达到“田野辟”、“户口增”的目的，忽必烈还颁布了一系列命令，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屠杀及其他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元史?世祖本纪》中几乎年年都有关于这类命令的记载。1271年，忽必烈颁布了《户口条画》，对全国户口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百姓追查出来，让他们编籍为民。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还对各地灾民实施救济。自忽必烈上台以后，各种救济也是史不绝书。甚至还采取奖励生育的措施，如中统二年（1261）九月，“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命有司量给赡养”。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手增加了，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就会不断提高，国家的财政就会得到可靠保证。经过30年的努力，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朝的户口达到13196206户，58834711人。《元史?食货志》在说到户口和垦田面积的迅速增加时说：“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又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重商政策与理财四大臣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惟有元朝既重农又重商，重视商业，信任商人。不仅国家直接派人经营多种官营商业，实行政府专卖，垄断专利，而且蒙古贵族也多与商人相结合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或进行高利贷剥削。同时，元朝政府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因此元朝的商业、交通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比较发达。
万岁山（今北海白塔山）
元朝统治者所以重视商业，无非是为了解决“民生”与“国用”的问题，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从成吉思汗时起，蒙古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在战争过程中主要进行掠夺，在平时则十分重视通商。畏兀儿及西域各国的商人对蒙古贵族的征服战争都曾经做出过很大贡献。到忽必烈掌权时，面对接连不断的战争以及迫切需要恢复的各项事业，财政问题成为新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只靠农业税收难于维持，因此发展商业、信用商人成为忽必烈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身汉族的财政官员王文统、出身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吐蕃人桑哥以及汉族商人卢世荣等，才先后以理财、经商爬上了高位。在忽必烈掌权的35年中，有近30年都是利用这些人理财经商，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朝廷积聚财富，支持了忽必烈的征服战争，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却又得罪了其他官僚和汉族地主阶级，因此他们又先后被杀，做了牺牲品，而在《元史》中都被列入了奸臣传、叛臣传。这反映了儒家功利派与义理派的矛盾、西域商人和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重农抑商的“汉法”和重商的“回回法”的矛盾。忽必烈为了解决实际困难，实行实用主义的用人政策，信用这些理财经商之人，但又屈服于汉族地主阶级和汉化较深的蒙古贵族的压力，处罚功利派。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一直是元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兄弟之争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立即派出一个百人使团，向阿里不哥“告即位”。阿里不哥自然不会承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扣押了这个百人使团，并立即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在和林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推举自己为蒙古大汗，随后派两支军队南下讨伐忽必烈。忽必烈只好御驾亲征，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双方在和林郊外摆下了战场，阿里不哥战败，被迫退至其领地乞儿吉思之地，派使者向忽必烈假投降。忽必烈留下军队保卫和林，自己回师开平。
中统二年（1261）秋，忽必烈因贾似道背信弃义，扣押了蒙古汗国的议和使团郝经一行，准备南下伐宋，并颁发了一份讨宋檄文。阿里不哥乘机再次叛乱，双方相持半年，阿里不哥因为缺少粮草供给，渐渐支撑不下去了。为了摆脱困境，阿里不哥派使者率领一支军队到察合台汗国去征集财物、牲畜、马匹与武器。察合台汗国可汗阿鲁忽向忽必烈表示，不愿与阿里不哥一起反叛，愿意诚心拥戴忽必烈为大汗。阿里不哥放弃和林，率军攻进察合台汗国。进入察合台汗国后，阿里不哥的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蒙哥汗妃和她的儿子们也对阿里不哥极为不满，向其索回传国玉玺投奔了忽必烈。陷于绝境的阿里不哥只好又投降。


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3）

平定李璮之乱中统二年（1261）秋，乘阿里不哥攻占和林、忽必烈亲征之机，汉军万户李璮在山东地区发动叛乱。李璮的父母本是山东义军红袄军的领袖李全和杨妙真。李全夫妇曾一度投降宋朝，成吉思汗南征时被打败，方才归附蒙古汗国。窝阔台大汗在位时，李全在一次与宋军作战中战死，李璮承袭父职，领益都行省，已经30年。后来王文统投靠李璮，唆使李璮借南宋以自重，趁机扩充军事实力。李璮以他为谋主，企图独霸山东。后令其子李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又将其女嫁给了李璮，从此二人成为姻亲。后来忽必烈任命王文统为中书省平章政事，李璮则企图与王文统里应外合，伺机造反。在忽必烈大军从和林往开平撤退时，李璮正式发布讨蒙檄文，举兵造反。“至元通行宝钞”纸币（选自《成吉思汗》）他指挥自己的军队全歼了当地的蒙古守军。同时派使者到临安，向南宋献涟、海等三城，请朝廷派兵配合支援。忽必烈派出蒙、汉军直接转师南下，前往山东平叛。又派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配合军队共同讨逆。鉴于山东、河北诸地守军空虚，忽必烈下旨允许各地皆可征兵守城。如果兵员不足，可括木速蛮、畏兀儿、也里可温（基督徒）、答失蛮（伊斯兰教徒）为兵。李璮率军攻占了济南，并计划从济南北伐。这时阿术、史枢的平叛先锋军已经兵临济南城下。随后，右丞相史天泽也兵进山东，完成了对李璮的包围。李璮几次带兵突围，都被挡了回来。同时，李璮的南宋援军夏贵与青阳梦炎一进山东，发现蒙军、汉军人多势众，吓得不敢继续前进，悄悄撤了回去。济南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成为一座死城。最后，济南被攻破，李璮被杀。
李璮作为汉军世侯、地方大员，专制山东30余年。不仅王文统嫁女于他，塔察儿亲王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室。据了解，在他叛乱之前，曾分头写信给山东、河北世侯，企图得到大家的支持。此事牵涉面甚广，如处理不当，会引起天下大乱。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人建议，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善后方针。除王文统严惩外，山东、河北世侯与李璮有联系者，除举兵从叛者外，其他一概不问。此后，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父兄子弟并仕同途者，罢其子弟；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同时颁发“禁民间私藏兵器”的命令。时隔不久，忽必烈又颁布了一份诏书：“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一规定确定了蒙古人在全国各地的政治领导地位，也注意发挥汉族地主和回回人的作用，建立起了蒙、汉、色目人的联合专政。但同时也为元朝的四等级制埋下了伏笔，最后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元朝短命而亡。这大概就是李璮事件给忽必烈带来的负面影响吧！
特殊的选官制度和学校科举的缓慢恢复元世祖时定制：“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从中央到地方，从元初到元末基本如此。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任官制度：由政治经验不多的蒙古贵族担任长官，处于“监临”地位；由汉人官吏办实事，负责日常行政；同时配备一位权位相当的色目官吏进行防范和牵制，这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在用人政策方面的制度化。与这种制度相适应，又形成了元朝选官的特殊途径：第一是根据家庭出身选官，即主要看出身成分，不是看实际才能；第二是从吏员选官，元代称为“吏进”。据元朝人的统计，由吏升官的官员占元朝官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元制规定，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元朝州、县官多在外铨选，即使由吏部或中书省监督，各级官员的权力也很大。因此吏员要升官，只要能讨上级喜欢就行了。这就为请客送礼、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上勾下连创造了条件，元朝的吏治腐败、政治黑暗与此有很大关系。
忽必烈重视儒学，希望由儒学培养一批“经国安民”的人才，让人们遵守“三纲五常”之道，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元代尊孔碑（选自《成吉思汗》）但在整个元代，儒学并未提高到独尊的地位，在佛、道、儒三教中，儒教一直被排在第三。元朝的皇帝一般都不习汉文，朝廷大臣中的蒙古勋贵，也很少有人留意儒学，因此在元朝，学校的恢复是十分缓慢的。《元史》记载，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中央才正式“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这时离成吉思汗建国已过了81年，离元朝统一也有8年了。元朝在中央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学习的内容是用蒙古文翻译的《通鉴节要》等，学员学有成就，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回回国子学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立，学习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主要任务是培养波斯文翻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元朝的书院大部分具有地方官办学校性质，虽其学术作用并不太大，但它对元代文化的普及和理学的传播却有较大贡献。民间的书院，则为各地乡邻子弟提供了学文化的机会，主要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做普及工作或为科举做准备。
元统治者对科举的作用认识得更慢，恢复得更晚。元世祖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元世祖虽认为“此良法也，其行之”，但因朝廷大臣反复讨论多次，意见不一，遂“事不施行”。至元二十一年，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认为“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后来许衡又议学校科举之法，主张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元仁宗时虽然推行了科举，但在政治生活中并没占多重地位。因此有人认为，元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仅占百分之四。元朝有“九儒十丐”之说，人分十等，儒生被排在第九位，只比乞丐处境好一些。这种说法反映了元朝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下的事实。
修建大都早在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之孙霸都鲁就曾向忽必烈建议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开始萌发以燕京为都城的想法。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新任丞相安童和刘秉忠等人也建议以燕京为首都，认为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的和林，即使开平也不宜定为首都，一是因为开平初建，人口稀少，农、牧、手工业都不太发达，很难满足一个大国首都的物资需求；二是交通不便，定都开平，也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于是建议：可以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这年下半年，忽必烈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至元四年（1267）正月，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作为一位精通儒学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刘秉忠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而明清北京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辨方正位，为天下本元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9条大街，其中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也符合“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


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4）

太庙位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也体现了《考工记》“左祖右社”的原则；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体现的正是“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原则。
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也是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体现了惟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封建皇权思想。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的，其中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元大都是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明清时是从外城最南端的永定门北行，依次通过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端门、午门、皇极门（清改称太和门），抵达皇极殿（清改称太和殿），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体现了皇城“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北京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有些专家学者曾经做过实地测量，他们发现，从大明门到景山内万岁山距离为2500米，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庭院中心的距离是1545米。二者相比，其比值正好是黄金分割率的0618。古代的设计师将太和殿放在这个最佳位置上，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真可谓是匠心独运了。
象天法地，敬天法祖元大都的规划和皇宫的建筑设计都蕴含着象天法地、敬天法祖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元明清的皇宫都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象征的正是三垣中的中垣——紫微垣高居中天、永恒不变，体现了帝王的至尊、皇权的至重；双塔庆寿寺（选自《图说北京史》）
中垣受众星拱卫，皇宫受天下朝贡，体现的则是万众所归、人心所向；皇城之内旧有积水潭，皇宫附近有北海、中海、南海，则取象于紫微宫后的天河银汉；三海之上建有琼华岛、广寒殿，又有瀛洲、太液池之称，象征的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壶、瀛洲；紫禁城中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正应三垣之数，而东西六宫则象征周围的12颗星辰；紫禁城中的乾清宫为皇帝所居，此地位于宫城之中，又属禁地；而天市垣在紫微垣之北，因此元代建城时市场设在紫禁城北面。
阴阳八卦，天地相合元大都城的规划布局，紫禁城的设计建筑，乃至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思想。比如，刘秉忠建造北京城时设计了11个城门，有的学者认为刘秉忠出身于佛门，当过和尚，认为北京地区原来是一片苦海，苦海中有孽龙存在。要镇住孽龙的惟一办法只有请托塔天王的三太子哪吒。他有三头六臂，北京城的南3门相当于哪吒的三头，东西城的6个门相当于他的六臂，而北城的两个门则相当于他的两只脚。《可闲老人集》有诗云：“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如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像，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周易》中“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天数1、3、5、7、9和地数2、4、6、8、10，取“天地之中和”，即将天位数的中位数“5”与地位数中位数“6”相加，合为“11”。因此，北京城11座城门的设计含有天地相合之意。从地理方位上看，南方为阳为天，故而南面城门为三，取象阳数；北方为阴为地，故而北门为二，取象阴数。其意也是与天地相合。
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选自《图说北京史》）
龙的世界，君权神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子孙号称“龙的传人”，而皇帝则被说成是“真龙天子”。龙是皇权的象征，因此皇宫就建成了龙的世界，龙无处不在，天子的威仪也无所不在。据统计，仅太和殿一处，就有龙12654条，若是把整个皇宫内的龙加起来，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了。皇宫内的屋顶用黄琉璃瓦，三大殿台基高达8米以上，甚至大门门钉的数目也是最多的，这些都是皇宫最高地位的体现，是帝王“九五”之尊的表现。大都城是封建宗法礼制的象征，代表着帝王的权威，成为我国古代一处既具实用性，又有极强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群。
阴阳五行，象形化生阴阳五行学说在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的设计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紫禁城宫殿整体上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为阳，在布局上有三朝五门，多用奇数；内廷为阴，在布局上有两宫六寝，多用偶数。两宫为乾清宫和坤宁宫（交泰殿为之后增建），六寝为东西六宫。外朝中路的三大殿坐落于土字形的汉白玉台基之上，土为阴阳五行之一，居于中央。把三台建成土字形，表示这里是天下的中央，同时，土也代表江山社稷，表明希望江山永固，社稷安定。“南三所”为皇子的宫室，由于幼年属于五行中的“木”，生化过程属于“生”，南三所的方位又是在东方，故都施以绿色琉璃瓦屋面。绿色为春天树木萌芽之色，象征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出皇帝对其后代所寄予的希望。而后宫中的太后、太妃的生化过程属于“收”，从五行上说，属于“金”，方位在西，所以太后的住所如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都分布在西路。
元大都海运与运河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城门宫殿，取意乾坤《日下旧闻考》记载：“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


元世祖忽必烈南下灭宋，统一中国

在贾似道一伙的把持下，南宋日益走向腐败和衰落。泸州骁将刘整率军民30万投降忽必烈，并向忽必烈提出了进军襄阳，从中间突破，攻占临安的灭宋方案。忽必烈接受了这一方案，任命刘整为都元帅，与大将兀良合台围困襄樊。阿合马以7万水军，配合史天泽攻陷樊城，合围襄阳。宋军守将吕文焕开城投降。为庆祝对宋战争的胜利，忽必烈采纳群臣建议，颁布了建国号诏，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准备对宋朝进行全面战争。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的联席会议上，大家共同推举伯颜为灭宋战争统帅。这时，宋度宗去世，贾似道立其幼子赵为小皇帝。贾似道率领的13万宋军被伯颜歼灭，震动朝野，贾似道被削职为民，后被押送的军官所杀。太皇太后下哀痛诏，动员各路军民勤王。江西的文天祥散尽家财召集了5万义勇军，向临安开拔。而当政的南宋朝臣却以文天祥的义勇军是乌合之众为借口，将其拒于临安城外。宋蒙焦山之战，南宋大将张世杰的10万水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南宋元气大伤。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令伯颜发动对宋朝的总攻，三路大军很快进至临安城下。南宋丞相陈宜中等逃离临安，不知去向。文天祥被太皇太后任命为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大营议和。他要求伯颜存其社稷，并从临安撤军。伯颜扣押了文天祥，南宋太皇太后等不敢继续抵抗，将传国玉玺与降表送至元营。伯颜决定将南宋皇室及众臣送往大都。文天祥中途逃跑。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在崖山被歼，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文天祥被俘，被押解回大都。忽必烈亲自出马，劝说文天祥出任元朝的宰相或枢密使，但文天祥誓死不投降元朝，后被处死。元朝统一中国，符合了各民族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


元世祖忽必烈大元帝师，总领释教

颁布珍珠诏书，开通万里驿路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为巩固蒙元帝国对吐蕃的统治，将萨迦五祖八思巴封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派八思巴与白兰王一起返回吐蕃，一是开辟一条从吐蕃至燕京的驿路，二是正式建立吐蕃地方政权。八思巴建议仿照内地的驿站制度，从青海起直至萨迦，清查沿途人口、物产、道路情况，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忽必烈答应了这一要求，命枢密院派一位将军率3000人马协助白兰王修建驿路。这年五月一日，忽必烈颁发了著名的珍珠诏书。
八思巴、白兰王一行从上都出发，带着大汗诏书、国师法旨，以及从御库领出的大量赏赐品和筑路所需物品，前往吐蕃。他们依次来到朵八思巴铜像
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朵甘思、卓多桑珠、后藏，直至萨迦等地。沿途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朝廷诏书和国师法旨，组建筑路大军。白兰王在蒙古将军的协助下，先后修建了27个驿站，其中包括朵思麻7个大驿站，朵甘思9个大驿站，乌思藏11个大驿站，并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事项。
建立萨迦政权八思巴回到萨迦后，吐蕃各地的政教首领纷纷前来求见。经过与各地政教首领商谈，八思巴开始筹建吐蕃行政体制。至元三年（1266）春，在新落成的大金顶殿，八思巴召集吐蕃各派僧俗首领大会。除花教外，红教、白教、噶当派以及黑教都派人出席。八思巴宣布：依赖佛祖释迦牟尼的恩德和圣祖成吉思汗的威力，吐蕃正式成为忽必烈大汗治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大汗“四海一家，因俗而治”的主张，吐蕃实行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在中央设立总制院，由国师兼任总制院使，其副手由国师推荐，统领天下释教和吐蕃事务。皇上的珍珠诏书与国师的法旨并行于西土。国师兼任萨迦派法王，乃吐蕃地区的最高政教首长。其下设本钦官，负责全藏俗民事务。将全藏居民划分为俗人民户——米德和寺属民户——拉德。米德即世俗领主所属的民户，他们不仅需向自己的主人交纳贡赋和承担劳役，还要承担朝廷派遣的劳役如驿站差遣，以及其他贡赋。拉德则是各教派所属的民户，他们像僧侣一样可以免除朝廷的兵役劳役和各种贡赋，但必须承担寺院的贡赋和劳役。全藏人口，大概米德占十分之四，拉德占十分之六。全藏分为13万户，在万户的户口册上只登记米德人口。每万户设万户长进行管理，万户下分设千户、百户，由千户长、百户长管理。将全藏分为三个宗教管辖区：即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地区，分别由花教、红教、白教、黑教管辖。
八思巴文铜钱（选自《图说北京史》）创“八思巴文”，受封大元帝师八思巴一行在前藏、后藏及西藏各地巡视，进一步协调与各个教派的关系，在各地修建萨迦派寺庙，扩大萨迦派影响。在巡视西藏各地的同时，八思巴通过研究藏文和畏兀字书，在精通各种文字的桑哥帮助下，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方型竖写的拼音字母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其字共1000多个，包括字母41个。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其要点是以谐音为宗。
八思巴谒见忽必烈（选自《图说北京史》）至元五年（1268）春节前，八思巴抵达大都。真金太子率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离城一舍（30里）迎接。二月，忽必烈下诏，颁行八思巴文于全国。为了推行八思巴文，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七月，立诸路蒙古字学。次年四月，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至元八年，正式建立元朝，于是八思巴成为第一任大元帝师。同年十二月，诏天下兴建国字学。至元九年（1272）七月，和礼和孙奏：蒙古字设国子学，而汉官子弟未有入学者。诏自今凡诏令并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学。至元十二年（1275），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至元十五年，诏虎符易以国字。
元朝实行了别具一格的帝师制度：从八思巴起，元朝皇帝从萨迦派高僧中遴选一人为帝师，主持皇廷的重大佛事活动。皇帝即位前需受佛戒9次，后妃也需接受灌顶；帝师乃全国佛教最高领袖，在中央设宣政院（原总制院），由帝师兼任宣政院使，与中书省等平行，帝师可自任官属。宣政院负责管理全国佛教和吐蕃事务；诸路府州县皆设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管理各地佛寺僧徒。在江南设行宣政院；在吐蕃设乌思藏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辖13个万户府。
八思巴负责主持皇室的佛事活动，称为“内廷佛事”，即将藏传佛教超度亡灵的做法用到祭祖上来。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十八日，命国师荐佛事于太庙7昼夜。造木质金表牌位16个，设大榻金椅奉安石室前，此为太庙荐佛事之始。次年十月，忽必烈又令宗庙祝文书以国字（八思巴文）。除此之外，八思巴还组织皇帝、后妃、官民、百姓、军匠、僧人参加大规模佛事活动：游皇城。每年二月十五日开始，至十六日结束。不亚于汉族的元宵社火。其弟子胆巴被派往五台山学习佛法，后一度成为五台山住持。
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梁河边。由阿尼哥负责工程建设，后由八思巴弟子胆巴任护国寺住持。
忽必烈利用藏传佛教顺利实现了对全吐蕃的统一。藏传佛教在蒙古帝王的崇信和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从而战胜蒙古人原始信仰萨满教的阻力，使藏传佛教的思想文化，逐渐与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蒙古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八思巴佐世祖辅治吐蕃，实现了元朝对吐蕃地区有效的政治统治，奠定了藏族统一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础。


元世祖忽必烈诸王纷争，平定叛乱

海都、昔里吉之乱诸王之乱是困扰元朝的几大难题之一，这是蒙古汗国的诸王分封制度、幼子守灶制度、库里台选汗制度遗留的恶果。每个黄金家族的男子，只要有一定能力，都以为可以被推举为大汗，至少可以多得到一些权力。而分封制又使之得到了部分土地、百姓、财富和军队，从而为其兴兵叛乱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北方诸王，又对忽必烈用汉人、行汉法一直抱着对抗的态度，因而诸王叛乱在整个元代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至元六年（1269），当忽必烈南下灭宋的关键时刻，《马可波罗游记》译本
（选自《图说北京史》）海都与察合台后王八剌、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大会于塔剌思河上，结成联盟，准备共同对付伊儿汗国。约定得手后，三分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归八剌，三分之一归海都和忙哥帖木儿。并派遣使者至上都，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甚至提出，忽必烈若不改弦更张，他们将联合起来对其进行讨伐。后来八剌进兵阿姆河，海都等违约未至，八剌被伊儿汗国阿八哈可汗打败，含恨而死。海都乘机吞并了八剌的势力，从此成为雄踞漠北的一大势力，企图将蒙古汗国的大汗之位从拖雷系手中夺回到窝阔台系。正是为了对付海都，忽必烈诏皇子北平王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那木罕打败了察合台汗的军队，海都乘机援立八剌之子都哇为察合台汗国可汗，其力量进一步加强了。
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朝廷下令追缴海都和八剌的金银符印，取消其宗王资格。但同时又派贵族昔班为使者，劝海都罢兵，海都不予理睬。不久，诸王火忽叛变，与海都联合，南疆一带，几乎尽为叛王所有。那木罕不断从阿力麻里派急使入朝，马可波罗像（选自《图说北京史》）
希望朝廷迅速调兵遣将，进行北征。同年，马可波罗叔侄从西方的威尼斯来到元大都，他们经过海都占据的阿力麻里城，带来了那木罕的亲笔信件，还带来了更为可怕的消息。据马可波罗说：“海都共有6万骑兵，其部众皆善战之士，训练有素，号令专一，赏罚信明，部队勇于作战。”年轻的那木罕根本不是海都的对手，建议忽必烈派老将前往。忽必烈认为，漠北是本朝的根本之地，不能落到叛王手中，于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命伯颜领兵迅速攻克临安，灭掉宋朝。同时派右丞相安童辅佐那木罕，共守北边。
至元十三年（1276）夏，随从那木罕北征的蒙哥之子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明理铁木儿、玉木忽儿以及曾经叛降过诸王的蒙军将领脱里帖木儿等发动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主，拘系那木罕，捕安童送于海都处。忽必烈调南征军主力北上，汉军都元帅阔阔带、李庭，大将阿术、相威等大败叛军；伯颜、土土哈在鄂尔浑河畔大破昔里吉军，收复了和林。后来，叛王内部发生分裂，伯颜大军又加强攻势，从叛诸王无以自存，先后于至元二十年（1283）归降朝廷。
乃颜之叛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哥的玄孙，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之孙。他继承了帖木哥和诃额仑夫人的份地和塔察儿的封地，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其国土占东道诸王领地的十分之九，军队号称12万，军力强盛，一直不肯向忽必烈称臣，一心要自立为大汗，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动叛乱。其他东道诸王哈赤温后王纳合儿、合丹，哈撒儿后王失都儿，以及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后王也不干等都参与了这次叛乱。他们还与海都等西北诸王联络，构成了对元朝中央的严重威胁。忽必烈不顾70余岁高龄，决定御驾亲征。他先派钦察名将土土哈进军土拉河畔，肃清了也不干等叛王；又派伯颜进驻和林，切断乃颜与海都的联系；同时派出使者做东道诸王的工作，劝说他们与乃颜解除联盟。元代疆域图（选自《大汗的世纪》）这年五月，忽必烈自上都出发，亲率40万蒙汉大军，带病亲征乃颜。乃颜听说忽必烈御驾亲征，急忙命令军队退至撒儿都鲁一带，在那里集结兵力，准备与忽必烈决战。乃颜是一位基督徒，他的旗帜上绘有十字架。他有12万兵马，号称40万，以战车环卫为营。忽必烈令汉军以步兵持长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双方炮火连天，箭矢如雨，喊杀声惊天动地，士兵、战马死伤累累。马可波罗记录了当时战场的情况：“由是双方部众执弓弩骨朵刀矛而战，其迅捷可谓奇观。人们只见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双方骑卒坠马而死者为数甚众，陈尸满地。死伤之中，各处声起，有如雷震。”结果，乃颜兵败被杀。乃颜余党合丹等继续北逃，流窜辽东、辽西、高丽间，皇孙铁穆耳与土土哈、李庭等率军进击，至元二十八年（1291）将其最后消灭。


元世祖忽必烈历史功绩，千秋不朽

忽必烈在位35年（1260—1294），主要历史功绩是建立元朝和统一中国，统一的范围规模超过汉唐盛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第一，它拓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元朝继隋唐之后，将一些边疆地区又一次纳入中国版图，其疆域超过隋唐。一些自秦汉以来的羁縻统治区域也被元朝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台湾、云南、吐蕃，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元朝统一后，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元世祖出猎图（选自《大汗的世纪》）
许多汉人迁到蒙古、西域、东北、云南地区，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为适应大一统的局面，元朝在各地设驿站、修驿道。驿道四通八达，有利于物资交流和商业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第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元朝皇帝名义上一直是大蒙古汗国的宗主，并把自己看做整个天下的当然主宰，因此他们并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战争基本结束以后，他们还企图通过和平交往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元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开放的，这对于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朝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既属于蒙古贵族内部的关系，也包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元朝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属于内部问题，而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却逐步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元朝与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两个汗国都由蒙古贵族统治，所以元朝与他们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十分密切。这两个汗国都有驿站直通大都，互相之间不断有使节往来，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着经济上的交流，使者及其随从则趁机贩运货物，每一批使者实际上都是一支庞大的商队。与时同时，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大批来到元朝，斡罗思、钦察草原和伊斯兰各族人民有的被掠夺到中国，有的移居到中国，在元朝他们被称为色目人，其中不少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元朝军队，如阿速卫、钦察卫、斡罗思卫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是当时的第二等级。从此逐渐形成了我国的一个新的兄弟民族——回族，他们是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后裔。中国内地的手工业者、医生和其他学者也有人移居到这两个汗国，元朝和两个汗国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各方面互相影响。中亚城邦中所习用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曾传入中国，在中国内地推行。元代中外交通贸易路线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丞相拉施德在编写世界历史名著《史集》时，曾有中国学者参加编纂。《史集》中关于蒙古及元朝的一些史实，主要得自出使伊儿汗国并留在那里的元朝丞相孛罗的口授。
元朝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与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如至元十五年（1278），生长于大都的景教徒骚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至元二十三年（1286）受伊儿汗国国王之命出使罗马，船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后又前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利浦四世的接见，并到了巴黎，参观了巴黎大学，会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欧洲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在这时来到中国，在中国整整生活了17年，并曾出任扬州的地方长官，任职3年。他所写的行记称为“世界一大奇书”，他第一次把中国的文明介绍给欧洲人，从而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眼界，引起了欧洲人寻找中国的强烈兴趣。


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忽必烈出生：成吉思汗十年（1215）
属相：猪卒年：至元三十一年（1294）
享年：80庙号：世祖
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蒙语谥号：薛禅皇帝
陵寝：起辇谷父亲：孛儿只斤?拖雷
母亲：怯烈氏?唆鲁禾帖尼最得意：灭亡宋朝，统一中国
最痛心：太子真金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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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


元成宗铁穆耳元成宗铁穆耳

元成宗铁穆耳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后的第六代大汗，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二代皇帝。作为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当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忽必烈去世之后，选择一位什么样的君主，是关系到这个王朝能否存在下去，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元朝初年的汉法派花费了很大心血培养太子真金，目的就是希望他继往开来，希望他用儒家思想建立一个太平盛世。至元二十二年（1285）真金太子英年早逝，这不仅对汉法派是个沉重打击，对忽必烈也是一个沉重打击。成宗之立完成了元代从开国阶段到守成阶段的平稳过渡，它虽然没有使元代进入太平盛世，但毕竟也是元初政治家们的一次成功之作。


元成宗铁穆耳权臣谋划，明智选择（1）

真金太子去世时，忽必烈已经年过70岁高龄，但他却迟迟没有再立太子。这其中自然有他的为难之处。当时有资格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的主要有4人：一是忽必烈的幼子那木罕，二是太子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三是真金太子二子答麻剌八剌，四是真金太子三子铁穆耳。职官印章——元帅左监军印
（选自《图说北京史》）
根据蒙古族“幼子守灶”的传统，那木罕作为元世祖的幼子，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且他本人的确曾经寄希望于继位，并因此曾受到忽必烈的尖锐批评，被忽必烈疏远了。真金去世的前一年（1284），他与安童抚军北方，又被叛王昔里吉等俘虏，被海都等叛王关押了几年。故而被确定为太子的竞争性就大大减弱了。而根据汉族的皇太子继承制，“有子立子”，无子方能立弟。太子去世后，只要太子有子就应该被立为皇太孙，而不能再在太子的兄弟中选择继承人。故而朝中汉法派大臣都倾向于从真金太子的几个儿子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从史书记载看，忽必烈对这3个皇孙都很喜欢，一时不能决定由谁来继位，这可能也是忽必烈迟迟不再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原因。真金太子的这3个儿子，能力都很强，长子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被封为梁王，至元二十九年改封为晋王，率兵镇守北边，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与达达的军马、国土，在蒙古诸王贵族中很有影响。二子答剌麻八剌一直被留在真金和忽必烈身边，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才受命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但不曾到任就患了病，后来在大都去世。三子铁穆耳曾经随从忽必烈讨伐东北叛王乃颜，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乃颜败亡后，同党合丹继续与朝廷作对，铁穆耳受命征讨，合丹败亡。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的协助下抚军北边，防御海都。
据《元史》卷119《博尔术传》附《玉昔帖木儿传》和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完泽传》记载，早在忽必烈去世前，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伯颜、完泽、不忽木、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等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铁穆耳继位，并且得到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和忽必烈的支持。其中的完泽，还是同受遗诏的托孤之臣。
但《不忽木传》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其中说：忽必烈病重期间，“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泽至，不得入”。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及复原图
（选自《图说北京史》）这里说完泽不得进入忽必烈病房，也不是接受遗诏的3个人之一。后来完泽将此事告诉了太子妃阔阔真，阔阔真向3人询问，他们却说：“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所为。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并没有告诉阔阔真遗嘱的具体内容。
对于忽必烈去世之后的情况，《元史》的纪传也有记载，但互相矛盾。《元史》卷18《成宗本纪》和《阿鲁浑萨理传》记载，太子妃阔阔真的确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因此才派人催促他早日回上都继位。《显宗传》记载：“世祖崩，晋王闻讣奔赴上都。诸王大臣咸在，晋王曰：‘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于是成宗即帝位，而晋王复归藩邸。”这里是说晋王主动让位，并没有记载玉昔帖木儿的劝告。但《玉昔帖木儿传》却记载：“三十一年，世祖崩，皇孙南还。宗室诸王会于上都。定策之际，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宴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工艺品——玉人雕刻（选自《图说北京史》）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皇孙遂即位”。这里明说，在上都的宗王选汗大会上，开始时晋王甘麻剌并没有主动让位，但听了玉昔帖木儿的劝告后，才当众表示同意推举铁穆耳继承帝位，故而铁穆耳得以顺利即皇帝位。
《伯颜传》对于此事的记载与以上各传都不相同，云：“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讳言，伯颜提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伯颜提剑而立殿陛，自然代表的是朝廷军事力量的权威，含有军事威胁之意。但他“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又是在解释忽必烈的遗嘱及其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诸王才同意立铁穆耳为帝。


元成宗铁穆耳权臣谋划，明智选择（2）

《史集》第2卷《铁穆耳合罕传》又记载：忽必烈去世时，铁穆耳的母亲、真金太子的长妻“在大异密们的赞同下，立即派遣伯颜（此处指赛典赤伯颜）去追铁穆耳合罕，通知他关于祖父的情况并让他返回，以便让他登临帝位。在铁穆耳合罕到达之前的一年中，阔阔真哈敦主持了一切重要国事。在他顺利到达以后，召集了大忽里勒台”，诸王贵族、朝中大臣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由阔阔真主持，会议进行了12天还没有结果。“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他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口才极好，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于是铁穆耳“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这一记载说明，在库里台选举大汗之时，铁穆耳及其大哥晋王甘麻剌的确有一次较量，其母阔阔真明显地倾向于铁穆耳，不仅事前做了准备，而且在选汗大会上进行了一次有利于铁穆耳、不利于甘麻剌的临场测试，在这种情况下铁穆耳才占了绝对优势。这里没有记载伯颜的提剑而立，但太子妃与诸位大臣事前已经形成默契，并在会上操纵会场，形成多数，却是大同小异的。
有的学者说，成宗的继位是蒙古族“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相对于忽必烈曾经确认的皇太子制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即向蒙古旧传统的让步。我认为，铁穆耳与甘麻剌相比，虽然他是真金太子的幼子，但还不能将成宗之立简单地视为“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在这场皇位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诸位汉法派大臣和太子妃阔阔真，他们选择铁穆耳继位主要不是考虑他是幼子，而是考虑他“仁孝恭俭”，包括甘麻剌也承认“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而《史集》记载的那次临场测验，实际上是测验二者的政治才能。从总体看，铁穆耳的政治才能优于甘麻剌，而从军事才能看，甘麻剌似乎略胜一筹。蒙古诸王之所以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讳言”，大概主要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而从守成的角度考虑，当时元朝更需要一位倾向于实施儒家政治的国君，这应该是诸位汉法派大臣选择铁穆耳的主要原因。
而从确定皇位的形式看，忽必烈确定的皇太子制似乎并没有被诸王贵族认可，因此还必须在上都举行库里台由诸王贵族选择皇位继承人。但在这次选汗大会上，皇太子制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玉昔帖木儿用以说服甘麻剌的就是“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就说明先帝已经有了立铁穆耳为帝的明确意向，因此甘麻剌才同意让步。卢沟运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而伯颜、不忽木等人是否接受过忽必烈的遗嘱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元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它可能是诸位大臣与太子妃的一种政治上的默契。在选汗大会上影响最后决议形成的却是伯颜的“提剑立殿陛”或阔阔真的临场试题，它说明在此次皇位转移中权臣与主持朝政的皇妃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元朝，皇太子制一直没有真正确立，每次皇权转移都要走一下库里台选汗的形式，实际上权臣尤其是军队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导致了元朝后期的多次宫廷政变和军事冲突，成为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以及元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成宗铁穆耳酬谢功臣，安抚异己

新大汗继位之后，对诸王贵族进行大规模赏赐，这是蒙古汗国的一个传统。成吉思汗时就有统一分配战利品的规定，窝阔台分封诸王贵族时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规定诸王贵族的份地要由朝廷派遣达鲁花赤进行管理，不允许他们直接征收赋税，要由朝廷官吏统一征收，“年终颁之”。这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的一种形式。除年终颁赐之外，新的大汗继位、诸王朝见照例都有赏赐，窝阔台、贵由、蒙哥继位时的赏赐都很丰厚，赏赐的仪式也很隆重；忽必烈继位时开始无物可赏，后来还专门责令王文统、阿合马筹集钱物，在与阿里不哥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包括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叛王们也在受赏之列。此次铁穆耳继位也不是一帆风顺，通过赏赐酬报功臣和支持者，安抚反对派自然也是缓和内部矛盾、争取天下安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元成宗君臣倾府库之所有进行了一次超标准的赏赐。
就在元成宗即位的第一个月，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予，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即赏赐金银分别为原来的5倍与3倍。根据这一原则，第一批赏赐了3位驸马：蛮子带银76500两，阔里吉思15450两，高丽王王昛30000两，共计121950两。五月，第二批赏赐了国王和童金250两，功臣月儿鲁150两，伯颜、月赤察儿各50两，银、钞、锦各有差，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万锭，赐也速带而、汪惟正两军将士粮5万石。内外官府增置，在京食禄者万人，诏议增官吏禄。赐畏兀儿亦都护金550两、银7500两，合迷里的斤金50两、银450两。
当年六月，中书省臣上言：“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接到这份上书之后，元成宗不仅没有控制赏赐的数量，反而立即制定了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儿等人的赏赐标准，各赏黄金500两、银5000两、钞2000锭、币帛各200匹；诸王帖木儿不花等，金各400两、银4000两、钞1600锭，币帛各160匹，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规定。
八月，因国库空虚，元成宗下令动用钞本：“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元初发行纸币以银为本，开始阶段不允许发行无本之钞，对于国库和各地平准库的钞本分文不动，因此当时物价稳定，纸币发行相当成功。后来从阿合马起开始多造纸币，即发行无本之钞，引起了货币贬值。元成宗因滥赏导致国库空虚，为弥补国库空虚而大规模动用钞本，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货币一再贬值，最后导致经济崩溃。
这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再次提醒元成宗要严格控制赏赐数量，其中说：“国赋有常数，先帝尝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元代水磨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成宗“从之”。这就是元成宗第一年大量赏赐诸王贵族导致的结果。
尽管中书省臣不断上书，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具体数字提醒元成宗，但在其掌权的13年中，对诸王贵族的赏赐并没有得到控制。比如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见于本纪记载的大规模赏赐各有3次，而大德三年增加到4次，大德五年则多达6次，大德四年3次，五年6次，六年3次，七年4次，八年2次，九年7次，可以说只要诸王、驸马、宗亲到大都、上都或到其行在朝见，照例都有赏赐，总之是不让这些贵族空手而归；除赏赐诸王、驸马外，赏赐较多的还有各地将领、驻军，有时也赏赐有功的大臣，甚至对皇后的隆福宫也有赏赐。“国赋有常数”，元成宗的赏赐一下子增加到3至5倍，自然会造成国库空虚。
针对以上问题，中书省臣几乎年年谏诤，元成宗虽然每次都虚心接受，但一直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如元贞二年正月，中书省臣上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元成宗还是“从之”，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又过了两年，大德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虽然“帝嘉纳焉”，实际上还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又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支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又是一个“帝嘉纳之”。但直到元成宗去世，各种赐予还是史不绝书。元成宗这种挥金如土式的赏赐，刺激了诸王贵族贪得无厌的本性，也导致了国家“向之所储，散之殆尽”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理财失宜，钞法亦坏”的现象。
元成宗拉拢诸王贵族的另一种方式是分给他们尽可能多的份地与军队，利用诸王出镇的办法，使他们享受“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独立王国的待遇。比如对他的竞争对手晋王甘麻剌，元成宗不是打击陷害，也不是监督限制，而是给他很大的权力。《史集》记载说：“他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去，并让该地区的军队受他节制。”“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们制成了已故祖先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宗王阔阔出和合罕（忽必烈）的女婿阔里吉思被派到了海都和都哇的边界，脱欢被他授命率领军队前往蛮子守卫的该国（南宋地区）”。虽然他们得到了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但从总体上还是处于元朝中央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能够一同执行元成宗交办的各种任务，“齐心协力地管理一切国事”。从这一角度看，元成宗对诸王贵族的重赏与分权，对协调元朝内部皇权与王权的矛盾、调动诸王贵族的积极性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成宗铁穆耳协调各派，相辅相成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是元朝中央的中枢机构，看一下元成宗时“三公”和中书省成员的组成情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的守成政治。
铁穆耳继位，主要靠朝中汉法派蒙古重臣的支持，因此在其即位后，也给了这些重臣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尊重。比如在他继位的第二个月，即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伯颜于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去世，玉昔帖木儿于第二年十二月去世，三公中只剩下月赤察儿一人，至大德四年（1300）六月，月赤察儿升任太师，完泽以右丞相任太傅。完泽死后，哈剌哈孙继任右丞相，至大德十一年进入三公行列。瓷观音（选自《图说北京史》）三公虽然只是一种虚衔，本身并无实权，但它却标志着当时朝臣中最尊贵的地位，而且他们又都兼任丞相、知枢密院事或御史大夫，实际上是当时元朝决定政策的核心人物。在中书省中，掌握实权的是右丞相，元成宗时前后担任右丞相的是完泽和哈剌哈孙。此外，担任左丞相的先是哈剌哈孙，后是阿忽台。
以上6人是元成宗时的决策人物，他们都出身于蒙古族，其中5人应该看作是汉法派重臣：伯颜是功臣阿里黑之后，旭烈兀手下名将，虽然生于波斯、长于波斯，并受洗为基督徒，但来到元朝后逐步成为一名汉法派儒将，不仅与当时的汉法派大臣刘秉忠、姚枢、安童、史天泽等关系融洽，还是坚持汉法的太子真金的拥护者，他南下灭宋，指挥若定，其战法既体现了成吉思汗以来骑兵作战的特点，也吸收了汉族兵法战策的优良传统。他长期担任元朝左丞相、右丞相、知枢密院事等军政要职，又成为仅有的几位托孤之臣，他身上寄托着忽必烈的希望，也是朝中汉法派老臣的主要代表和希望所在。
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袭封右手万户，驻军阿尔泰山。于至元十二年（1275）即担任御史大夫，在元世祖时期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曾赐号“月吕鲁那颜”，汉语义为“能官”。他一直站在朝中汉法派大臣一边，包括与安童一起处理阿合马事件、南台御史事件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职位，接替伯颜的“和林分院”职务，并与伯颜、不忽木一起接受忽必烈顾命。
月赤察儿是成吉思汗义弟四杰之一的博尔忽之孙。博尔忽在北征林中百姓时阵亡，月赤察儿之父失里门则死于南征大理的战场。月赤察儿作为功臣之后，从16岁时起就在忽必烈身边当怯薛，后来出任宣徽使兼领尚膳院、光禄寺，因告发桑哥及协助郭守敬修惠通河立有大功，据说也曾以近侍之臣成为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成宗对他的评价是“尽其诚力，深其谋议，抒忠于国，流惠于人”。
完泽也是蒙古功臣之后，其祖父在窝阔台时担任都元帅，其父线真在忽必烈时曾担任中书省丞相。他本人先是担任真金太子府的右詹事，忽必烈末年曾任尚书省右丞相、中书省右丞相。他十分尊重汉法派诸臣，担任右丞相期间曾“与儒臣论定朝仪”，“革桑哥弊政，请自中统初积岁逋负之钱粟，悉蠲免之，民赖其惠”。成宗继位后，主张罢征南之师，坚持“恪守成宪”，成为元成宗时期主要的守成派大臣。
哈剌哈孙是成吉思汗功臣乞失里黑（邢州哈剌罕）的曾孙，父亲在蒙哥对宋作战时阵亡。至元二十二年（1285）担任大宗正，即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后任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成为元成宗时期的重臣。他坚持用儒家思想作为行政执法的指导方针，“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
左丞相阿忽台也出身于蒙古族，但后来支持卜鲁罕皇后和安西王阿难答，估计是一位倾向于伊斯兰教或支持色目派大臣的人物。
元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任职两年以上者共有9人：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其中梁德珪为汉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7人均属于色目人。中书右丞、左丞任职两年以上者有5人：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为汉人，儒家派人物。琉璃釉道士像
（选自《图说北京史》）参知政事中任职两年以上者共10人，其中汉人6人，出身蒙古、色目族的共4人。
平章政事中不忽木虽然出身康里部，但其父燕真为忽必烈潜邸旧臣，深得忽必烈信任。不忽木事太子真金于东宫，并师事名儒王恂、许衡，成为元初著名的汉法派大臣。虽然身为平章政事，却是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阿鲁浑萨理出身畏兀儿，曾受业于国师八思巴，“既通其学，且解国语”。后来忽必烈令其“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主张“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忽必烈曾经“遣使求贤”，也是一位汉法派人物。赛典赤伯颜乃治理云南的元初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后，其主要特长是理财。但他曾经受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之托，向忽必烈提起确定皇位继承人一事，支持铁穆耳继承皇位，因此在平章政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与汉人梁德珪、色目人八都马辛等负责朝廷财政，人称赛梁秉政。他们清理户籍，整顿税课，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还多次劝止元成宗过分赏赐，对从经济方面坚持守成政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有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认为“三凶不诛，无以谢天下”。而“迷而火者、阿里等与之同恶相济，浊乱朝政”。实际上仍可将其视为阿合马、桑哥之后回回理财的延续。
以上共计30人，其中核心人物6人，前朝旧臣11人，出身蒙古族者7至8人，出身色目族者10人左右，出身汉族者14人左右。蒙古、色目与汉人的比例大概是2∶3∶5。《元史》卷85《百官志》讲到元朝的任官原则：“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从元成宗时中枢机构官员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看法：第一，当时朝廷的决策人物为蒙古族汉法派重臣，体现了“其长则蒙古人为之”的原则；第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前朝老臣，体现了“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守成原则，说明元成宗时不仅制度政策未变，朝廷主要官员也未换，这应该是元成宗守成的一个主要特点；第三，色目官员位居第二，多为理财方面的官员。因此蔡美彪先生曾说：“成宗用蒙汉儒臣执政，色目官员理财，汉法与‘回回法’并用。”这一说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色目官员多为平章政事等重要的副职，似乎比汉人官员地位还高出一筹，它是忽必烈后期以来重用色目派官员、对汉人采取控制使用政策的反映；第四，此时中书省已经没有南人任职，因此《百官志》所讲的“汉人、南人贰焉”已经不符合成宗朝官员任职的实际，而应该改为“色目、汉人贰焉”。《元史》卷187《贡师泰传》曾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成宗中书省人员的构成，则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从总体看，成宗时的中枢机构是忽必烈晚年班子的延续，它体现了蒙古族、色目人、汉族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体现了汉法派、色目法派与蒙古“国法派”的协调，蒙古族汉法派重臣决策，色目人官员理财，汉族官员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参知政事，从而形成了三族官员的联合专政（在地方政权中，汉人、南人自然仍占多数），这是一个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班子，也是一个体现了守成政治的班子。


元成宗铁穆耳倡导德治，网漏吞舟（1）

“尊孔崇儒，倡导德治”是元成宗君臣实行守成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元成宗刚刚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即“诏中外崇奉孔子”，公开向天下臣民表示朝廷执行的是尊孔崇儒的政治路线。王祯像
《元典章?圣政》记载了元朝前几代帝王实行儒家政治的诏令与政策，其中成宗朝相关诏令明显地体现了其执法行政的方向性。比如《饬官吏》条要求各级官吏“爱恤元元”，“抚安百姓”；《守法令》条强调，世祖朝“典章文物大备”，本朝事宜“钦依先皇帝累降圣旨条画施行”，如有涉及“民间利害”有需兴除者，“中书省续议奏闻”，即由中书省商议，上报皇帝后方能执行，再次申明了其守成政治的基本方针；《举贤才》条指出“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者也”，要求朝廷及地方行省各部门“各举廉能识治者”3至5人，“务要皆得实才”；《劝农桑》条记载了成宗时期的4条相关诏令，强调“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农桑衣食之本”，要求各级官吏“仰依已降条画常加劝课，期于有成”。“农桑衣食之源，经费从出，责任管民官劝课，廉访司提调”；《安黎庶》条强调“民者国之根本，军国之用度一切财赋皆所自出，理应常加存抚”，禁止军马牧养之人向当地百姓“取要饮食钱物，非理搔扰，纵放马匹践踏田禾”；《重民籍》条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要将非法占有的驱口还籍为民，各色民户则要“各务本业”，禁止别投贵族名下；《均赋役》条强调各色人等要合理负担赋役，诸王公主驸马不得影占百姓，权要之家不得沮坏原有体例；《复租税》、《减私租》条则提出，在国家减税的同时，地主也要相应减免地租，如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上书：“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税如故，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选自《图说北京史》）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成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大德八年专门制定了一条制度：“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薄税敛》条提出“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并明确提出“仍禁诸人扑买”；《息徭役》条强调“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救灾荒》条记载了成宗年间朝廷开仓救灾、控制粮价、动员富户救济灾民等一系列诏令。《完泽传》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成宗本纪》则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情况；此外尚有《贷逋欠》、《惠鳏寡》、《赐老者》、《赈饥寒》、《恤流民》等条，提出减免历年所欠赋税或高利贷负担，优惠鳏寡老病之人，赈济饥民、流民等。所有这些诏令都是根据儒家德治、仁政的要求制定的，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农桑乃衣食之本”、国用之源；强调轻徭役，薄税敛，适当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受灾的百姓给以适当救济；甚至强调要延续前代圣主先帝的制度政策等，元成宗君臣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也是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德六年（1302）六月，元朝“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这是有关元朝正式在大都建立孔庙的最早记载。成宗时的重臣哈剌哈孙非常尊重儒学者，崇国寺《圣旨白话碑》
（选自《图说北京史》）“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又说：“京师久缺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这说明在元朝正式建立孔庙后，根据“左庙右学”的传统，元代的国子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宗本纪》大德八年（1304）二月记载：“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为之。”据《耶律有尚传》记载，耶律有尚“笃志于学，受业许衡之门，号称高第弟子”，至元晚期曾任国子祭酒，“大德改元，复召为国子祭酒”。当时，耶律有尚已经年老，因葬父还乡里。“朝廷思用老儒，安车召之于家，累辞不允，得起为昭文阁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是以诸生知趋正学，崇正道，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身为学者师表数十年，海内宗之，犹如昔之宗衡也”。它说明在元成宗时期，儒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即宣扬程朱理学，用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培养人才，使其“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这些人才逐步进入元朝各级政权机构，自然会对当时的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这种守成政治、以德治国也带来了另一种消极作用，即姑息养奸、网漏吞舟，导致了官员队伍的日益腐败。据《成宗本纪》记载，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这说明，当时官吏贪污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元成宗一方面颁发诏书打击腐败，另一方面对于大臣的腐败现象却姑息包庇。比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为阿合马党羽，御史台弹劾其有“不法”行为，元成宗说：“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据《史集》记载，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珍宝装饰品，名义上说将这些宝物卖给朝廷。其中书省大臣“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巴里失）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后来有人揭发，这批珍宝的实际价值不过30万巴里失，成宗“有旨重新估价”，“珍宝被估价为三十万巴里失。《岁数碑铭》（选自《图说北京史》）合罕下令把商人和旧货商人抓起来。他们招认曾给予每个异密若干钱。以此之故，异密和丞相们也被抓起来了”。这一巨大贪污受贿案涉及中书省平章政事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鲁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张斯立等，数额巨大，证据确凿，成宗不得不“治罪有差，诏皆罢之”，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九月，“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中书右丞，迷而火者复为中书左丞”。而那位有“不法”行为的阿里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也一起提拔为平章政事。南宋末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降元后负责元代海运，曾为南粮北运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二人也因此成为巨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自然会采取行贿的手段。“监察御史杜肯构等言太傅、右丞相完泽受朱清、张瑄贿赂事，不报”。此次受贿案直接涉及到朝廷的首席大臣完泽，元成宗干脆来了一个不闻不问。总之，元成宗对朝廷重臣的贪污受贿、政治腐败行为基本上采取的是姑息养奸、网漏吞舟的态度，这自然不能遏止腐败行为的发展。
铁蒺藜（选自《成吉思汗》）


元成宗铁穆耳倡导德治，网漏吞舟（2）

在大臣中，对于官吏的腐败犯罪行为也采取一种姑息态度，甚至用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干预案件的处理，为姑息罪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朝廷重臣不忽木，“人称其平恕”，其本传记载了他的具体主张，其一是：“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复上下之分矣。’”其二是：“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忽木曰：‘风纪之司，以宣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其三是：“枢密受人玉带，征赃不叙，御史言罪太轻，不忽木曰：‘礼，大臣贪墨，惟曰簠簋（古代盛食物的用具）不饰，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在这里，不忽木强调的是父子之情、主奴之义，强调的是所谓“励风俗”、“宣政化”，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这些都是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在这种旗号下，他们可以置任何法制、公理于不顾，其结果却是促使官吏队伍进一步腐化，并不能达到“宣政化、励风俗”的目的。当时就曾经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内而朝廷，外而州县，无一事无弊，无一事无病。”从此，元代政治的腐败就更加严重了。


元成宗铁穆耳以战求和，诸王罢兵

《元史》卷119《博尔忽传》说：“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哇据之，不奉正朔五十年，时入为寇。尝命亲王统左右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自从蒙哥继位之后，以海都为代表的窝阔台后王就一直与蒙古汗廷对立。忽必烈继位后，海都等人先是参加了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战争，阿里不哥投降后，他们仍然与元朝处于战争状态；直到忽必烈去世，北方叛王问题仍没有最后解决；元成宗继位后，他们仍然“不奉正朔”，即不承认元成宗的正统地位。元成宗之所以将晋王甘麻剌、安西王阿难答、宁远王阔阔出、驸马阔里吉思以及名将、名臣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派往北方，正是为了对付海都等北方叛王。
元贞二年（1296），海都、都哇内部分裂。这年年底，阿里不哥之子玉木忽儿以及兀鲁思不花、大将朵儿朵哈等率12000军队投归元朝。为此，元成宗于第二年二月将元贞三年改为大德元年（1297），并特意颁发《大德改元诏》，其中说：“朕荷天地之洪禧，承祖宗之丕祚，仰尊成宪，庶格和平。比者玉木忽儿、兀鲁思不花、朵儿朵哈等去逆效顺，率众来附，毕会宗亲，释其罪戾。适星芒之垂象，岂天意之儆予。宜规一视之仁，诞布更新之政，可改元贞三年为大德元年。”欢迎叛王“去逆效顺，率众来附”，希望能够早日达到天下“和平”，正是元成宗改元“大德”并布告天下的深意。
大德改元不久，钦察王子名将土土哈病死，其子床兀儿承袭父职，领兵西逾金山，进攻海都占有的八邻部之地，大败敌军。大德三年（1299），都哇实行突然袭击，宁远王阔阔出失于防备，致使驸马阔里吉思孤军应战，求援不及，战败被俘。元成宗以阔阔出驭军失律将其撤换，改令其二哥答剌麻八剌长子海山总领漠北诸军，在老臣月赤察儿和床兀儿协助下讨伐北方诸王，同时责令玉木忽儿等领兵自效。都哇在撤军途中与玉木忽儿等遭遇，被玉木忽儿等打得大败。
大德五年（1301），海都率窝阔台、察合台系后王40余人大举东犯，海山与月赤察儿等率大军“五军合击”，与海都等决战。海山率军先与海都战于和林北迭怯里吉之地，海都被打败。两个月后，海都悉率其众以来，海山与之“大战于合剌合塔之地”。开始，海山军失利，海山“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悉援诸王驸马以出”，“海都不得志去”，在撤军的路上病死，其子察八儿继立。
两位阿拉伯“筛海”墓（选自《图说北京史》）
大德七年（1303），叛王“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等相聚而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嫡孙，吾与谁争哉？且前与土土哈战既弗能胜，今与其子床兀儿战又无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土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于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孙者矣。’”都哇等人的使者来到海山军中请求臣附，月赤察儿对海山及诸将说：“都哇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伐，无有已时矣”，应“许其臣附”。海山及诸将采纳了月赤察儿的意见，先接受了都哇等人的投降，然后派人上报朝廷。元成宗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说“月赤察儿深识事机”，同意与叛王讲和，此后叛乱者“相率来降，于是北边始宁”。
大德十年（1306），都哇与察八儿发生内讧，海山乘机率军越过阿尔泰山，大败察八儿。察八儿无路可走，降附于都哇。都哇乘机兼并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窝阔台汗国从此不再存在。同年，都哇死，元成宗令其子宽彻承袭汗位，为元朝藩臣。
北方叛王同意罢兵，同意与元成宗“通一家之好”，这是元成宗“以战求和”政策的胜利，也是元成宗鼓励叛王“去逆效顺”、强调以德服人政策的胜利，可谓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大成果。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铁穆耳崩于玉德殿，在位13年，享年42岁。“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庙号成宗。《元史》本纪评价说：“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元成宗并非历史上的明君，但其守成政治的成功经验却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元成宗铁穆耳铁穆耳个人小档案

姓名：孛儿只斤?铁穆耳出生：至元二年（1265）
属相：牛卒年：大德十一年（1307）
享年：42庙号：成宗
谥号：钦明广孝皇帝蒙语谥号：完泽笃皇帝
陵寝：起辇谷父亲：孛儿只斤?真金太子
母亲：弘吉剌氏?阔阔真最擅长：守成
最痛心：大臣贪得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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