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哲学论
第一章 导论引言第一节 战争哲学的研究域引言 战争哲学，亦称军事哲学，它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战争观、战争指导和军事思维的方法论、关于战争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关于人与战争的辩证关系的知识体系和各门军事学科的理论基础。 战争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军事科学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并从整体上研究战争活动的普遍联系和一般规律。 战争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给从事战争人们以指导，从而能够正确地认识战争和更好地驾驭战争。一、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 战争哲学跨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具有这两门科学的双重特征。因而，它不是对于各种战争现象的简单描述和迥异战争观点的机械相加，而是对其观点、原理和方法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和逻辑上的论证，用专门的有着确定含义的概念或范畴来反映并反作用于战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的接触点上分化出特殊的战争哲学研究领域。 就战争整体而言，它包含客观的军事运动和主观的军事活动两方面，而这是由敌对双方对立关系构成，敌对每一方都为活动的主体，同时又是被作用的对象。人能否按自己要求驾驭战争——人与战争的矛盾，也是战争哲学的根本矛盾。这是由于：第一，人们所面临的战争，始终是一个人化的战争，这个战争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绝对观念”上的自在存在，而是社会、历史、阶级的产物，是与主体相联系的自为存在；第二，我们所指战争中人，不是以单个直观方式来看待的人，人存有自然属性的一面，要生存，有欲求和意志，人存有社会属性的一面，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人出生以后不光生活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中，也生活在既定的意识形态中，人不光呼吸物质的空气，也呼吸精神的空气，人存有精神属性的一面，这种精神属性表现为能动性、创造性、价值定向性和自我意识，人是连续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桥梁，人是战争哲学研究的中心和立脚点，各种战争哲学问题正是通过战争中人的问题才联系到一起；第三，人是战争附属品、奴隶，还是战争主人？它规定战争哲学的性质和决定战争哲学的本原和发展方向，军事领域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必须通过人与战争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而且在这一关系中，已经蕴含着战争哲学中的一切概念和范畴的萌芽，无论是战争实践，还是战争理论都以这一关系问题为中心。很显然，认识战争的必然王国应是战争哲学的研究逻辑起点，而指导战争的自由王国该为战争哲学的研究逻辑终点；人与战争的关系为战争哲学思考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战争哲学的核心。这些为我们确立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勾勒出轮廓。 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之所以能够界定，就在于战争哲学在探究战争这一历史的社会的特殊的现象时有自己的特定研究领域，而这一特定领域就是揭示出战争客观世界与战争主观思维两个系列运动共同遵循的一般规律，以便为人们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提供思想指导。这是因为军事各学科都是仅仅从战争客观世界方面去研究它的运动规律，或者从战争主观意识活动方面去研究它的运动规律，没有任何一门军事学科是从战争客观世界与战争主观思维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的，而这一运动规律仅仅属于战争哲学的领域。 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战争存在运动和战争思维运动的统一规律。 战争哲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展开就是其研究内容的体系。战争哲学研究内容体系是受其研究对象限定的。从研究对象中得知，战争哲学中存有战争存在与战争思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战争化人与人化战争的关系，战争客观存在与战争主观指导的关系，战争客体与战争主体的关系。战争哲学的基本内容都存在于这些关系之中，都应作为这些关系的具体表现来描述。 战争哲学将战争视为一个历史现象，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偶然现象，文明的变化对人类战争是有影响的，研究其起源、发展和消亡规律；战争哲学将战争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都存在必然的联系，而非是孤立存在之物，研究其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辩证关系，揭示战争本质和根源；战争哲学将战争视为一个特殊的、极其复杂的现象，战争双方各自为了达到目的或维护利益，力图运用以暴力为中心的种种手段而形成的矛盾，是战争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研究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中的一般规律。 战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它内在地包含着战争存在与战争思维的矛盾、人与战争的矛盾，即战争如何存在、人能否认识和怎样驾驭。 在以上战争哲学观的支配下形成的问题域确定了战争哲学理论体系的大致框架： 战争观，即战争哲学历史唯物论，提出战争的根本观点，研究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 战争认识论，揭示战争活动过程中的认识运动形式和规律； 战争方法论，关于人类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 战争主体观，研究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 战争辩证法，关于战争领域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 对于战争哲学来说，虽然也有个解释战争的问题，但它的基本使命是改变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哲学观的提出，不仅仅是以批判的眼光整理战争思想的资料结果，更重要是回答现实战争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结果。在这里，战争中人是战争机器运转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 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不断变化。战争哲学作为军事领域的基础理论，它只能从各军事学科具体知识的总和中提炼出来，具体知识制约着基础理论。认识的发展、分工的变化，结构的改变，必然影响战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也要跟着发生变化，相应调整本身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战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还受到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要随着社会基础的变更而变更，变更的结果不仅影响着战争哲学的观点、内容，在一定范围内也要影响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战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形式，也为影响战争哲学研究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二、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联系及区别 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并用以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它由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两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等学科。各军事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是军事领域中的某一局部、侧面和层次。例如，军事学术中的战略学，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用于全局的筹划、谋略和指导。这里说的全局，是从指导战争角度，对整个战争也只是一个部分，况且它不包括战役学和战术学这些层次。（一）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联系在于：战争哲学是运用哲学原理，对各门具体军事学科的抽象、概括和总结，并且超出已有的经验，从未来战争去理解和把握现实战争，指导人们的战争认识与实践，研究整个军事领域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而不是军事和哲学两门科学的机械相加，更不是对军事和哲学的简单重复。在这里，军事各学科为战争哲学的知识基础，哲学对战争哲学具有指导功能，为战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战争哲学位于哲学与军事各学科之间，起到纽带、桥梁和中介作用。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互相渗透，彼此交织，战争哲学、哲学和军事各学科均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都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离开实践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任何正确的战争哲学、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知识。 总而言之，战争哲学是军事与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对哲学来说，它是特殊，是一般哲学在军事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和表现，对军事各学科来说，它是一般，是各门具体军事学科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原理。 （二）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之间的区别 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区别在于： 战争哲学研究对象是关于战争存在运动和战争思维运动的统一规律。哲学研究对象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军事各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军事领域中某一局部、侧面和层次。 战争哲学是适用于军事领域的一般方法。哲学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军事各学科是适用于专门军事学科的特殊方法。 由于各军事学科与战争哲学研究对象存在形态上的不同，在把握对象的途径上也就不同。各军事学科以直接感观的军事实物为对象，以经验为出发点，通过逻辑的或非逻辑的（直觉等）方法建立自己的认识基础，再以此进行推理，得出一系列的具体结论。战争哲学以各门具体军事学科及人们战争实践的提供的知识或实证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抽象和概括，得出一般结论。 军事各学科知识是战争实践同战争哲学理论之间的过渡环节，是认识的列车从军事客观现实出发开向战争哲学殿堂的中间站。所以，战争哲学和军事各学科虽然都是战争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但这两种概括和总结相对而言，又有比较间接和比较直接之别，若用战争哲学代替和取消军事各学科，那就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堵塞了战争哲学同战争实践之间的通路，切断了战争哲学的源头。战争哲学特有的预测方式在许多方面为促进具体军事学科假说出现提供普遍认识的动力。 战争哲学和军事各学科，虽然共同疏浚着人类认识战争、驾驭战争的长河，但两者的研究方法各异。前者将战争客体放到与战争意识的关系中去研究，而后者只把战争当作客体加以实证研究，从不把它提到意识与存在关系面前去探讨。 战争哲学的一般规律虽存在于军事各学科所揭示的规律以及军事各学科在揭示这些规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认识规律之中，但战争哲学规律与军事各学科规律是在内容和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种规律，它们之间在理论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正是来源于两种规律的不同性质。用战争哲学代替和取消军事各学科，那就把丰富多彩的战争世界歪曲为空洞无物的框架，把繁密茂盛的战争知识领域变成一片荒漠，只剩下干巴巴、光秃秃、孤零零的几条枯枝。第二节 战争哲学的演变引言战争哲学的发展与战争实践的深入和哲学思想的变更紧密相联。战争哲学的演变适应认识战争和驾驭战争的发展和哲学体系的结构变迁。它的演变渊于东方武经，源于西方戎理，融经纬兵学精华为一体，汇古今哲学精粹于一炉。综观战争哲学的演变，大体可分三种形态——战争哲学的初级形态、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和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一、东方武经──战争哲学的初级形态 随着战争问世，战争理论接踵而至。原始社会的战争从两部分人群的徒步混战发展到利用兵器的掠夺财富战争，如传说：神农伐斧燧、黄帝逐尤、舜战三苗。殷代卜辞里载有战争参加人数、编组和队形，《令典》、《军志》、《军队》记了军事规律和原则，《易经》及《易传》中出现“以易演变”，《荀子》谈及军政、兵民等关系和战争在“兼凝”中的效用，这些是人类用于认识战争现象的最初理论思维。古代战争中的矛盾现象及其运动规律在人脑中最初反映所表现战争思想火花，由于时代局限没能按内在逻辑联系编织出对战争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花环”。 战争演升和哲学变演促成军事科学与哲学的结缘。在战争思维上出现两大分支：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国家，有关战争的实用方法发展较明显，中国式军事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发展占上风。在战争哲学发展史上，似乎出现这样景象，在欧洲以凯撒为代表的一代军事家后，直到彼得一世，约1700年，几乎没出现政治家。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芬诺的《远征记》、凯撒的《高卢战况》等古典军事奢作后，很长时间里，战争哲学著作寥若星辰。相反，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越来越频繁，其规模越来越大，战争中各种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为人们认识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百家争鸣，尤以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为战争哲学萌发和日趋系统化和理论化创造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批兵书，且每一思想家或哲学家的著说中，差不多都谈到战争问题。彪炳于世界军事典藉榜首的《孙子兵法》标志着战争哲学初级形态的出现。 孙武以唯物史观为体、战争规律为用、军事辩证法为相、极韬略之精、容哲理之华、融战争与哲学为一体，著成名冠古今的巨作《孙子兵法》。这一深奥奇书，不仅阐明了指导当时战争的许多具体军事理论问题，而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争哲学问题，其博大精深的造诣与战争并存，或许说，还没有哪一位的建树能使他的战争哲学黯然失色。他确实从其所处的时代最高思维位势上，看到了人类战争的根本性特征，提出了熠熠生辉的指导战争的正确观点。它揭示许多战争中的普遍规律，强调一切从战争胜负为出发点，以高度理智态度认识、判断和指导战争，首次提出战争的物质基础是经济，比较全面概括了“道、天、地、将、法”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认识到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首先确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和战争无神论。它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抓住本质，阐述了战争中敌我、奇正等一系列矛盾，由辩证察考和理性思维来把握战争已超出经验和直观，其活力对抗的谋略法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被用于政治、外交、市场等，如知已知彼、以实击虚、以众击寡、趋利避害、因敌制胜、因情定谋。它强调战争手段多样化，以此来有效达到战争目的，主张“伐谋、伐交、伐兵”等多种形式选择，坚持齐武令文、预揣必然、爱兵重人、严纪政通、慎战斗智、灵活谋计。它论述了“胜有道”的战争唯物论思想、“胜可知”的战争认识论思想和“胜可为”的战争辩证法思想，基本建立了古典军事理论框架，以致后世兵家难以超越，只有从中创造，其朴素而丰富的原始唯物辩证法在思想史上可与儒家相媲美。明代茅元仪曾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但是，孙子没能够进一步揭示战争本质，更没有进一步认识战争性质，其战争哲学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朴素的性质，而且在形式上也未从具体军事理论中分离出来，范畴群结构比较简单，有的阐述还存在经验归纳和直接描绘。虽然如此，不失为战争哲学的奠基者，正如孙中山所言：“孙子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转引自《孙子新研究》首页） 最先揭示战争本质和基本上接触到战争性质是《司马法》。《司马法·仁本》指出：“以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孙膑兵法》认为，战争既不是永远可以仗恃的手段，也不是完全可以避免采用的手段，“乐兵者亡，利胜者辱。” 尉缭子对政治、经济和军事三者的密切关系作了充分论述，在《尉缭子·兵谈》中指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治天下。” 《六韬》也阐明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军事基础，其中某些方面发展了《孙子兵法》。《文韬·文师第一》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为初级战争哲学形态园地中的一朵奇葩。这主要有；弱能胜强、后发制人、以奇用兵、曲折前进、骄兵必败等。 在封建社会中，还涌现了韩信、汉武帝、曹操、诸葛亮、李世民、岳飞、忽必烈、戚继光等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们继承和完善战争哲学的初级形态。但是，由于生产力状况和战争形式在主要方面（车马战、冷兵器等）没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哲学思想也未发生过历史性变革，知识总汇形式表现的“智慧”——古代哲学，没有走向瓦解，因而战争哲学还囿于初级形态。 西方中世纪，整个科学都没有什么重大收获，在战争哲学上更不能有大的飞跃。古希腊、古罗马、迦太基虽出现过一批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谈兵的辩论中反映出对战争的一些辩证思考（如公元前４１５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岛战争的三次大辩论），但是比较简单和幼稚。欧洲中世纪“寂寥”社会同中国封建变向“窒息”，使战争思维处于消沉凝固的边缘，大多崇拜统治和权威，借助古人学术和语言问世，向往来世无所作为观念占支配地位，其思想和创造力寄托在宗教上。统治阶级在文化、意识上的专制，使科学成为“婢女”，新的思想屡遭压制。为数可数的有为而光照后人的战争哲学耕耘者，使得黑沉的军事智慧天穹出现几颗耀眼明珠。 初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具有战争知识总汇性质。它是战争哲学之父，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尚未分化的认识，为战争本体论哲学。它不仅开创战争哲学研究先河，而且指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兵家朴素哲学思想，从孙子起以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研究和提出战争问题。它为后来战争哲学深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奠定了雄厚基础。二、西方戎理──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和大，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促进和开阔了资产阶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思维和眼界。中国发明的火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并用于制造武器，于是就出现滑膛枪和炮，进而引发军制的变革，使得作战方式产生质的飞跃。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大规模战争中，其本质和内在矛盾表现十分鲜明。加之哲学已由以知识总汇形式表现的“智慧”，演变成“科学之科学”的理论。这些必然导致战争哲学上的革命。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应运而生，其专著之多样、内容之丰富、认识之深广，远超封建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不无意义的。 克劳塞维茨不朽的巨篇鸿制《战争论》是一部较完整地阐述战争哲学的著作。克氏为那时真正具有丰富战争哲学思想的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哲学史作家。他首先运用德国古典哲学，将战争与哲学有机结合，对战争经验和事实进行观念化制作。他自觉地将牛顿理论的机械论哲学和数学知识运用于战争问题的研究，使得其战争哲学颇具时代科学的色彩，用力学原理描述战争现象，解释未知的因果关系，有“战争中的力学定律”之说。他的突出贡献是较深刻全面地揭示战争实质，为认识战争独辟蹊径，在克氏以前，无人能如此基本正确而又深谙战争与政治关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至理名言几乎人所共知，同时，又强调战争和战争理论的特殊性，要按战争本身规律进行思考，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在揭示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时，把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比作刀刃与刀柄，并认为主要精神因素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作为军队来源之民众的精神力量，这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他活用辩证法来分析和观察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胜与败、进攻与防御、歼灭战与消耗战等战争矛盾范畴，对此发表了：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视情而定攻防；每战要了解彼此政治情况、军队成员和装备之差别点、对方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敌我的资源情况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等高见。克氏自觉借助辩证法反思战争现象，并能对军事科学成果作哲学的提升，通过对军事科学的直接扬弃而达到间接性的战争认识，因而战争哲学抽象化程度较高，且有较强概括性和超越性。但是，我们从《战争论》中仍可看到唯心主义的痕迹，他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使政治抽象化、空洞化；他对战争手段的研究偏颇，对战争的某些对立范畴论述匮乏，有的甚至没提及（如他的眼睛主要盯在“打垮敌人”这一军事手段上，而其它手段及相互作用注意不够）；他在哲学结论不能说明实际问题时，就以经验、具体事物为根据而放弃哲学；他未能科学揭示战争根源、消灭战争的途径、将帅作用；他视战争如赌博，所有计算都掺杂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倒霉；他坚信战争运动是极端物质暴力相互作用的单值因果，忽视活力对抗的多值或然因果中介（如信息、智谋等）；他虽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和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唯物主义态度，但唯心主义思辩两面性的真理颗粒显得有些烦琐、费解和暧昧。不管怎样，法国革命战争沃土成长起来的拿破仑战争高僧不愧为高级战争哲学形态先行者，马克思赞誉克氏“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第２４８页）恩格斯称克氏在军事方面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１卷第２５８页），认为《战争论》“哲理推究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挺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５卷第４９５页）列宁称克氏为“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列宁军事文集》第３３４页）。 约米尼考察的战争艺术，强调按战争原理和规律作战方能取胜，认为战争不单取决于战场会战，要注意全面研究敌人，但他仅从战争史角度寻求规律，考察范畴关系重区别和对立，轻联系和统一，战争艺术规律绝对永恒化。 拿破仑的军事实践、口述回忆及对他人军事著作的评论，尤其是他对历史上一些杰出统帅活动的研究分析，均蕴含丰富战争哲理。 Ｌ·Ｇ·列耶尔打破禁固战争思维天窗，结束高超冥想，指出战争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律的社会现象，从整体范围判断战争利益，从多方面发展与相互联系中去认识战争，但他把军事科学与战争哲学划等号。 帝国主义时代高新技术的出现，尖端武器的运用，世界性、局部性战争爆发，打破以往思考军事问题的狭隘范围。“保守”和“制胜”的军事思想，“总体战”和“闪击战”的战法，这些“不结果的花”，给战争哲学带来了片面性和随意性，但也注入了战争哲学潮流应有的创新意识。赛勒斯在《哲学的方向与和平》一书中，探讨了核时代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的矛盾关系。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反对军事上的主观主义，承认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战争形式的互相转化和发展，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实现的可能性才行，主观又能动反作用于客观，但是，他在战争问题上是一杂拌哲学。 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对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产生过影响。蒋百里说；“政者，战之原。”（《蒋百里文选》第１７７页）这可说是蒋氏语言、克氏观点，蒋百里还强调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军事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顶点，经济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基础，但他避开战争总根源。孙中山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然革命需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孙中山选集》第５５２页） 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在总体上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已进入腐朽没落的时期。如果就其哲学思想而论，主观、偏颇和反动的确在一定范围内阻碍对战争哲学的深入探讨，但是，许多事实证明，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有其求实创新的思想和科学认识的精神，还不断出现一些令人瞩目、很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发展不能说无裨益。 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以《战争论》为代表，具有军事科学之科学的性质。它是战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亦已分化的认识，为战争认识论哲学。它不仅拓宽和加深了战争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层次，而且探索了战争主体认识战争的能力、方法和道路及如何驾驭战争。三、东西兵智──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及在军事理论中的运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军事领域斗争的日趋尖锐复杂，为最高战争哲学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东方战争辩证法与西方战争唯物主义高度合一推动了最高战争哲学形态的形成。 为了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军事问题，总结战争经验。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现成的战争哲学著作，但是为无产阶级战争哲学创立奠定了根基，揭示了若干适用一切战争的普遍规律和适用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特殊规律，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战争基本观点，首次将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牢固基础上。他们把战争同社会的经济制度、阶级社会中的革命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得出：私有制使掠夺战争成了经常的职业；暴力是实现阶级社会中的革命的必要手段；战争与政治不可分开，战争产生于政治，战争是一种特殊政治，政治孕育着战争，决定着战争，且影响战争的整个进程；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战争既可阻碍、破坏经济的发展，又可保障、促进经济的发展；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拥护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研究了当时欧洲各国的军事制度、军队编成、战略战术思想、武器装备、指挥方法等，批判地研究了战争史和大量军事著作，而且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各地的革命起义和战争，对有些还给予有力的指导，他们不仅从战争性质和目的上进行深刻评述，而且还从军事角度进行分析和总结。他们的《军队》、《欧洲军队》、《战争短评》等论著以及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条目里，都含有丰富的战争哲学思想，如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新的生产力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等。正是在如此精邃的哲学思想和坚实的战争实践材料的基础上，架设了世界观同战争观相互转换的理论链条，唯物辩证法与战争哲学彼此沟通的思维图式。 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并解决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辩证唯物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辩证法，具体揭示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关系。他们比较全面阐述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和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还提出建军的许多基本原则。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在战争哲学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比以往军事辩证法更丰富、系统和完整。它集东西兵学哲理之大成，首次提出并系统阐明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问题，阐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道路，使得人民战争思想更系统和完整。它深刻地揭示了战略战术中一系列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和阐述了军队建设的辩证法思想。它把主客体理论用于战争实践，认为人是战争实践主体，武器作为一种暴力意志的物化，相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客体，超越了马列主义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突出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它系统阐明了战斗力的矛盾辩证法，其游击战争辩证思想为世人公认之权威学说。所有这一切凝结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光辉的军事著作中。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不难领悟到东方哲学观为主体的孙子思想和西欧大陆的战争哲学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从肯定的角度引用孙子的语句，不像引用孔孟之语只作谚语，而是理解、消化孙子思想本质，直接采用其思想体系立场，故称毛泽东战法为孙毛兵法也是顺理成章的。毛泽东以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继续”原理支撑他的“动员人民战略”，将克氏“用武器解决问题”体现在他的“游击持久战战略”。 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两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哲学。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实是求是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解放思想和创新精神提出：实现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武器装备是重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三化军队；指出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是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提出并实行国防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队改革与国家改革相协调，从自身特点出发，积极稳妥地进行，等等。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质量建军构想，也为我们树立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战争哲学的光辉典范。 格鲁季宁著的《军事上的辩证法问题》和《苏联对军事哲学研究——辩证法与现代军事》，重点阐述了现代军事建设和武装斗争的辩证法问题，虽然带有唯武器论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为霸权主义涂脂抹粉的气氛，但不乏是在现代条件下战争哲学与新兴科学有机结合的一种有益尝试。塔布诺夫、Ｂ·Ａ·鲍卡列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从哲学原理的角度探讨了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问题。 最高形态的战争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战争哲学。它的形成是东方文化的认同与西方文化的求异在军事领域中的投影，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形态的战争哲学也叫战争实践论和战争意义上的哲学，它不仅研究战争认识目的的战争实践问题，而且研究战争实践目的的战争价值问题，也就是说，研究战争认识或实践的条件和本身问题，研究战争认识或实践的结果问题。马克思主义战争哲学虽然是最高形态的战争哲学。但不是终极真理，还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第三节 战争哲学的特性、功能及研究方法引言 战争哲学的发展具有继承性的联系，它在变化中仍然存有一定的稳定性质。战争哲学的特性决定了战争哲学的功能，而战争哲学的功能又直接关系到战争哲学的生命价值。研究战争哲学的方法应同战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相一致，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该理论能否取得预想的效果。一、战争哲学的特性 战争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其他意识形态关系既密切又复杂，往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战争哲学的特性就在于，它属于战争社会意识的最高形式和战争知识阶梯的最高层级，具有无限开放动态性、高维辐射深刻性和整体统控指导性。 （一）无限开放动态性 战争哲学反映一定的战争时期人们认识战争发展状况和所达到的水平，它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战争哲学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去把握战争，用无限性去观照有限性。在反思和再识中，通过对军事各学科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形成战争哲学，它服从由于战争实践的推动而不断前进的战争认识的发展规律，它在服从战争认识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受到社会关系运动规律的支配。作为战争智慧之学，它表现人们探求战争真谛，并非局限于简单地归纳和汇总现成的军事知识成果，而要超出已有的经验，不仅面对战争现实，还要瞩目战争未来，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超越性。战争哲学所形成的定势，导致战争哲学不是回顾哲学，而是展望哲学。 （二）高维辐射深刻性战争哲学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决定了战争哲学除了时空维还有人类社会维。战争哲学的深刻性在于战争哲学思维的特殊性，其表现有高度思辩和抽象，超越和时效。战争哲学的深刻性还在于，战争哲学联系着主观性去追求客观性，关注战争理论和战争现实、战争主体和战争客体之间的关系。战争哲学内容独具的渗透性和实践性，使它向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辐射，大到全球战略、国防战略和未来军事预测，小到战术的研究和军事行政管理的实践。 （三）整体统控指导性 战争哲学把军事各学科的任务终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它不但发现战争规律，解释说明战争，还要运用这种规律改变或指导战争。战争哲学是进一步研究战争的方法和人们统摄人与战争关系的一种具体思维形式，它向人们提供战争世界图景，总是试图说明战争各个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原则，并以这些原则来勾画整体画面。战争哲学思维是多线运动，它从各个不同方向刺向自己的对象，提供一种普遍认识战争动力。没有战争哲学指导，人们对战争的理解就会囿于经验的狭隘性与表面性之中，感到茫茫然而无所适从。战争哲学从运动和整体中来把握人与战争关系，不仅回答战争是什么，战争应该是什么样，而且指导人们战争实践，进行战争事实与战争心灵之间的理想协调。二、战争哲学的功能 战争哲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可对各军事学科建构过程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成功的解释，这既包括对以前战争理论所不能说明的事实进行解释，也包括对以前各不相关的理论进行重构，并对未知战争世界的探索有着预见未知事实的更深刻解释。 战争哲学理论是各军事学科发现过程的结果，又是各军事学科进一步认识的手段，它对各军事学科认识起定向作用，提示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人们综合辩证思维能力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帮助人们从战争整体和最一般规律上去把握战争。 战争哲学的功能还在于它是军事各学科思维的反补形式，为军事各学科提供科学的信念和理性的支持，提高战争主体整体预测、深层心理逻辑分析的能力。战争哲学把战争精神中各因素有序地组织起来，推动它们按一定程序、方式和方向协调地发挥作用。三、研究战争哲学的方法 研究战争哲学的方法是架设世界观、历史观与战争观互为转换的理论链条，是建构哲学、战争哲学和军事各学科沟通的思维网图。研究战争哲学的方法既是拓展战争哲学，又是特殊哲学特定方法的体现。 第一，运用理论的方法，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借鉴一般实用哲学理论和军事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战争哲学研究的具体指导主要有：辩证唯物论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战争哲学研究中，能够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克服主观主义，客观、全面、深刻地揭示战争规律；唯物辩证法提供的科学方法论，使战争哲学研究中，用普遍联系和发展观点去分析复杂的战争矛盾运动，分析其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从而科学地阐释战争指导规律；认识论指明的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的正确途径，使战争哲学研究中，根据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先从调研着手，周密而系统地了解信息，然后对此进行科学处理，实现理性升华，得出具有本质联系的认识，最后拿这种认识去能动地指导战争，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补充和完善；历史观提供的科学理论根据，使战争哲学研究中，用阶级的、群众的、政党的观点去考察错综复杂的战争现象；辩证逻辑提供的科学思维方法，使战争哲学研究中，能够运用抽象思维，以辩证推理的手段、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在扑朔迷离的战争现象面前透视活力对抗的“奥秘”。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战争哲学中的指导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从整体上看，它最集中最本质的作用是它决定着研究的正确方向，它是研究战争哲学的根本和生命线，贯穿于各方面和各环节之中。 一般实用哲学理论和军事理论成果，对于战争哲学的研究，有着直接的方法论作用，其借鉴和参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 第二，历史的方法与现实的方法有机结合。历史方法的运用，就是要通过考察战争史研究战争哲学。现实方法的运用，就是对现实存在进行考察，从而抽象出战争哲学研究的专门方法。 战争哲学同战争活动紧密相联，战争史同时也为战争哲学史。战争史向来为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同样也是研究战争哲学的实验室。战争哲学指导人们战争实践，战争实践又对战争哲学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这样循环反复，推动战争哲学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 由于战争在整体上不能进行试验，再逼真的演习是近似实战，而不是真正的战争。战争中的有些情况可知、可量化，但未知和不能量化的，只能根据以往经验和现代战争特点进行须测，这就带来认识上的困难，也内在要求有专门的方法适应战争哲学研究，这专门方法如矛盾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在运用历史方法和现实方法中，既要注重从某一专门领域或历史上某一军事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来总结战争哲学体系，又要防止局限性，并善于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战争哲学的实质和发展规律。既要往重理论的抽象，又要注重实证性研究，防止把丰富内涵简单化。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联结起来。 第三，面点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坚持从物到思想，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 具体说，首先占有丰富的军事材料，然后通过对大量军事材料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和抽象概括，从而获得战争哲学的理论。在这里，一要详细研究各门具体军事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即使不能全部研究，至少也应该对其大多数学科进行详细研究，否则战争哲学就会离开科学大道，变为空洞无物的理论；二要科学抽象和概括，这是战争哲学关键的一步，若将军事各学科中的结论和原则，原封不动地搬到战争哲学中来，则战争哲学就会失去普遍的指导意义；三要认真地分析和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哲学的优秀成果、处理好扬与弃、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四要克服拿一般哲学理论，再加上几句军事术语和词藻，或者把一些普遍的军事理论，甚至是一些军事史料罗列起来，不经过抽象和概括，仅加上几句哲学术语，冠以“战争哲学”的名称：五要避免抓几个论点、引几条语录、凑几个例子，硬拼堆积起来，互相孤立，没有必然逻辑联系的战争哲学理论。在战争哲学研究中，要坚持继承和发展、分化与综合、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第二章 战争化人──战争主体引言 人是一切文化成熟的唯一创造者，也是所有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战争是由敌对双方武装起来的人进行的活力对抗，因而人必定是战争之轴心和战争运动物质的载体。任何事物只有在同其他事物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特性才能体现出来。相对于战争客体而言的战争主体即是战争化人，因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内化为人的知识和能力，实现人的自我塑造使之本质日益丰富和完善，使自己的认识和行为更加合乎战争客观规律，在战争必然王国中实现人的自由。那么，人作为战争主体是怎样规定，又具有什么能力，且如何发展呢？第一节 战争主体是从事战争活动的人引言 战争主体就是从事战争活动的人。没有人的活动，便没有战争。战争活动是人们有目的地进行的客观的特殊物质活动，它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战争主体性就体现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即在人与战争关系内形成、表现和确证战争主体的地位。一、人在战争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战争活动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形式。人的本质力量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力，不仅表现在它与自然界和社会的能动创造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对这种指向客体的活动的自我观照、自我体验和自我反思。存于人身上的潜能素质和天赋欲望，是积极主动改造外部环境的体力和智力统一的自然生命力。人不仅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是战争历史过程的主体和战争力量的决定因素，而且应该在战争实践中确信自己具有驾驭的能力和按理想值调节战史车轮。同其他社会实践比，战争活动更为艰苦和危险，不仅要连续地负重行军作战，而且要随时经受各种恶劣环境和物质生活的极端困难的考验，甚至面临生死抉择。 战争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在和平时期，它为准备战争和制止战争而存在；在战争期间，它强烈地追求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目的，而不因为这种追求必然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放弃最后的努力。操作战争需要具有意识、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去追求目的的物质性实体和精神因素的统一。从事战争活动的人，既是主客集一身的双重体，又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还表现为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统一体。当战争活动中的人处于敌对双方这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中时，敌对双方便相互构成主客体关系；当战争活动中人处于内部集团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中时，则任何一方便都可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一）人的自然属性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 人的自然属性是生物本性与社会及文化经验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物质性实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２３页）人的自然属性所拥有的自然力，在战争中表现为人身体素质结构的体魄和体力。强健体魄为人的健壮体格和旺盛精力，是承受一切心理和生理负荷的基础，有效处理各种急剧变化和意外事情的资本。充沛体力即敏捷的应变力、高度的适应力、积极的抗击力，使自身沉睡着的为已所控的自然潜力发挥出来，在各种威胁和打击面前反应灵敏，行动迅速。作为自然力，又有个体和群体之分，是物质性的力量，个体表现为单兵体能，群体体现为武装集团一定数量和质量，也为衡量物质力量优势的一种尺度，也是作为一种战斗能力。 人的自然属性是与人的其它方面属性紧密相联和有机结合。战争主体的自然属性是其社会属性赖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社会属性制约着规定着自然属性。能动自然存在物生理生物的本能需求为人的其它一切属性载体。人的体质和体力是人的其他一切因素的基础和物质承担者。人的身体好坏，固然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因素，但却左右其他因素。但过于虚弱的体质，无论精神状态多么高、军事技能多么高、均难以得到很好发挥，产生很强的力量。体力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战争中有所不同。军人高大的身躯、健壮的体魄，在冷兵器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身体作为一种拼杀力量不十分突出，但人的体质重要性丝毫没减，只不过形式有变而已。外军研究发现，一个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的士兵，在战场的生存能力比普通士兵高出３０％。 （二）人的社会属性在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 战争中人的社会属性指的是从事战争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具有的一切属性总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的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１８页）真正的社会存在物带有相互依存性、交往性、合作性和道德性。社会性不仅是人作为客体的特性，而且是人作为主体的特性，正是主体的社会性决定了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战争主体中肉体和精神的本能需求，依一定战争关系结成严密的暴力对抗组织关系，并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和发育着。 战争中人的社会属性比其他人复杂得多。他们不仅仅在一定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而且还处于武装集团系统和战争领域各种关系的网络之中。因此，其社会属性具有双重性或两个方面的质：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由战争关系决定的暴力关系。这种暴力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敌我暴力对抗的关系，另一方面表明为人们依一定的战争关系而结成具有严密组织，并用最精良武器装备武装起来的军事集团。战争中人所具有的这两种质，既可能是同一的，也可能是对立的。这是由于，构成军事集团整体的成员，在阶级社会中，其阶级属性往往各异，从戎目的不一，固然对战争的态度和在军队中的作用会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况。一般说来，社会属性两质同一，即当军队中的某一成员所在军队的性质与他所在的那个阶级的性质一致时，他在军队中的作用就是积极的，对战争态度是热情的，其战斗力就表现为积极因素，反之亦然。当然，不是所有在两种质上相互对立的人，都会在军中起破坏作用或消极作用，而是只有具备了一定阶级觉悟的人才会如此。其觉悟匮乏低下者往往是军队和战争关系的质居主导地位，并且否定了由社会关系而决定的阶级关系中的质。尽管他所在的军队与他所属的阶级是对立的，他仍然会为这样的军队卖力。作为一个战争中的人，他的社会本质主要是由他所在的军队、战争的性质和他与这个军队、战争的关系所规定。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则与反动军队的本质一致。当然战争中人的双重质的矛盾，一般说来，在战争中是必定要起作用的，敌对双方所进行的政治攻势，正是主要基于这一点。战争中人的社会属性还是反映政治精神因素的基础。 （三）人的精神属性在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战争中人的精神属性与人们在其他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属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主要包括意识、政治思想觉悟、思维、积极主动精神、信心士气、英勇顽强、组织纪律性等。 战争中的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包括军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责任感、使命感、尚武精神、献身精神。地球上最美花朵是人的思维着的精神。人的生理机制和系统及其在实践和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具有反映物质世界的精神意识，这种意识为社会属性所制约，以自然属性为依托，其结构由认知因素和非认知因素组成。以理性思维为主导，意识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使意识呈现不同功能指向和层次。它为战争主体对认识结果的经验和知识；对认识对象的状态、结构、属性和规律的认识；对自身存在状态、属性、能力、心理、需要的自我认识和体验，使主体能对自身进行自我评估和控制。战争主体决策是军人意识活动系统中同人的实践活动直接相关联的中间环节，是对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过程的认识，它将指向外部的对象意识和指向内部的自我意识统一起来直接指导实践，使军人意识付诸实践。 战争中人的思维的根本特点是目的性，它在思维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思维主题的确定。思维主题的方向性、规范性、强制性和激发性，显示了思维的内在精神动力，激发主体的兴趣，使在波谲云诡、五光十色的战争中，不停留在毁书燕说的捕风之谈和表面解释。大脑神经中枢为主体思维提供“舞台”语言和逻辑及为主体思维提供手段。智力性和非智力性要素，监控和协调主体思维，提高思维活动的自觉性、独立性、批判性和正确性，控制思维活动内外信息量兼容，排除思维课题以外的干扰和暗示、多余和错误的因素，算无遗策，稳操左券，以此来促使思维效率的稳定增长。 战争中人的政治思想觉悟，集中表现在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和情绪上，为人的精神属性的核心，制约和影响着人的其他一切精神因素。政治思想觉悟不能靠自发形成和提高，而要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由于，人们常常不好弄清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他们所进行的关系，即使弄清了，也可能摆不正个人利益同阶级利益的位置。政治思想基础是人的社会属性，一般说，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战争的性质相一致时，政治思想觉悟就高，反之则低。 战争中人的积极主动精神具有巨大的作用。兔起鹘落、扑朔迷离的战争，要求指战员积极主动地把握战争。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充分发挥手中的武器装备，创造性地搞好协同，在困难情况下提高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政治思想觉悟是积极主动精神的灵魂，积极主动精神以政治思想觉悟为基础。战争中人的信心和土气是直接支撑人的活动的精神支柱。信心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士气是与信心相联系的一种精神现象。信心和士气不等于盲目乐观，也非天上掉下来，需有客观物质基础。它受制于战争性质、战争态势、作战效果、战争艺术、武备状况、对指挥员的信赖程度、个人战术技术水平等。 战争中人的英勇顽强品质是从戎的首要品质。勇敢是理智控制下的大无畏精神，摆脱随心所欲显示力量的倾向，非鲁莽的冲动和冒险或不受控制不听命令的个人英雄主义，遵守纪律和遵循规律，自觉的政治觉悟和勇敢顽强结合在一起，乃大智大勇。英勇顽强是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基础，它由政治、民族传统、教育训练等多种因素造成。 战争中人的组织纪律是保证武装力量统一的前提。各行其事的乌合之众是不能打仗的，更甭说打胜仗。异常残酷的战争需要步调一致、高度合成、严密协同，整体显威，更需严明章法来约束。 （四）人的军事素质在战争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 人的军事素质的规定性是区别军人和老百姓的重要标志，其战斗能力的形成主要通过人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体现出来。 科学文化知识是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基础。这是由于，军事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军事领域里的综合运用，各门具体科学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与军事知识和技能有联系。科学的军事理论是军事斗争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有正确的关于军事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才能使战争力量各因素在战争中得到合理的运用和充分的发挥。对于军事指挥员、军事理论修养与指挥能力尤为密切相关。战术水平是经过训练而形成的实际作战能力，它是由各种有关军事知识内化而来，是指挥员和战斗员都必备的军事素质。军事技能指军人的军事技术以及操纵和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它是战斗员的重要的军事素质，人与武器结合的连接点，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军事技能，才能使自己与武器结合起来，把武器中蕴藏着的力量调动起来。现代化武器装备，必须要有现代化知识和技能的人去掌握和使用。现代条件下战争，对人们的军事知识及技能和战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二、战争主体的有机构成──军和民，将与士 战争主体有着自己的内在结构，其结构是由从事战争活动的不同类型的人所决定的，但他们不是机械地排列或无序地混杂在一起，而是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系统整体。这个系统包括胜利之本的军和民、战争之神的将与士。（一）军队与民众军队和民众是战争主体的现实具体反映，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战争性的特殊映现，它直接影响和决定战争力量，战争胜败同民心向背、民力的发挥程度紧密联系。“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篇》） １．军队与民众的区别 军队既是国家大厦的柱石，也是战争机器主轴。战争双方一切政拾精神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潜力，都要军队在战争舞台上以前台主角通过直接交锋表现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军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不是最终因素和唯一因素。决定因素是民心向背。民众是相对军队而言，指军队外的人民群众，广义上讲人民军队中的成员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对战争胜负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７８页）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由于她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当中，它也包括在一定历史时期推动人类发展的某些剥削阶层。 作为战争的主要工具和手段的军队，其特殊作用就在于军队是一个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中，还没有哪一个人类群体能象军队这样具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体现和发挥整体武力。在这里，个人的意志、力量都对整体合力有贡献，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绝非许多单个力的机械相加。军队的优秀组合方式影响着这个不等式，也就是说，军队的整体的力量既可以远远大于又可以小于这些单个力量的机械相加。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它蕴藏着进行战争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民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和基础。“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子所去，虽大必亡。”《淮南子·兵略训》民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和基础。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故能得到人民支持，有取之不尽的兵员来源，即使是反动的军队，也是通过强迫、欺骗、利诱等手段从人民群众中得到兵员。当然，反动军队中的人民群众成份相对少些，这是由于人民群众并不甘心情愿参加这样军队，人民群众出身的士兵阶级性和军队属性相抵触反映了既要大量兵员补充又怕对立力量涌入而动摇反动军队根基。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对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只当作获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暂时利用手段，这也是反动军队的两面性。民众是战争物质的生产者和供应者，还直接参战和配合军队作战。民众拥护和支持战争的精神力量能够在战争实践中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可以分为自发和自觉。朴素的复杂心理，虽能激发民众的义愤，但总具盲目性和不持久性，群众对战争目的原因的巨大意义认识才是取胜保证。 ２．军队与民众的联系 清人刘璞著的《将略要论》中写道：“民为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俸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兵为邦捍，国家之威宝、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护，皆借于兵，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民失卫，如卵失壳矣，慎之重之！”马克思主义以前对军民关系论述具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没从根本上科学地加以阐明。 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在有阶级社会中本质上是阶级关系。任何军队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军队与人民群众在阶级本质上是一致的。劳苦大众之所以受剥削和压迫，直接原因是自己没有政权和军队。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谁也离不了谁，都是进行战争所不可缺的，只有真正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做到保卫人民。人民群众是直接参战和配合军队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战争物质和精神的重要来源，突出地表现在战争中的人心向背。 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内在要求搞好军民关系，军队爱人民，人民爱军队。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相互配合密切联系。人民军队的一切都是来自人民群众，人民军队的使命和宗旨是为了人民，而反动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会利用人民力量来进行战争，但不能实现广泛的人民战争，这是由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军队的两面性决定的。未取得政权的剥削阶级为摧毁旧的统治，其建立军队具有一定人民性，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军民之间可以形成相对密切的联系，但是，一旦新兴剥削阶级取得了政权，他们所建的军队就变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起义，有的成功的蜕变为统治阶级工具，有的失败了也就消失了。军民配合作战最基本表现形式如主力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 民众在不同性质的战争中作用不同。一般说来，正义战争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因而总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民众在战争中所应具有的积极性、勇敢性和坚决性，充分发挥出来。然而，并非所有正义战争都能如此，资产阶级以至封建阶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民众或民众的武装来从事战争，但他们往往又非常惧怕民众的力量，当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夺取政权就得使战争目的转化为奴役异民族和掠夺侵略。劳苦大众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和被调动。非正义战争中民众的作用会受到较大的削弱，用暴力阻滞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镇压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非正义战争，虽在反动阶级的蛊惑和驱使下，部分民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变态作用，但由于战争非正义性质与民众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暴露之日也就是反动营垒军心涣散和倒戈反击之时。 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中民众的作用不同。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同。重视民众作用是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前提。政治动员是尽可能发挥民众作用的关键。正确使用民众武装是充分发挥民众作用的条件。如各种有利的自然条件可以增强民众武装的抵抗力和打击力，在绵长的海岸线，利用制海权的“弹性”顽强的抵抗和灵活的打击敌人，在深林峡谷、河川纵横、丛林遍野等复杂地形，构筑坚强的防线；依据河湖港汉，演出使敌乏术的武剧。民众武装与正规部队相结合，分散抵抗与集中打击入侵之敌。“不知于国，不可出军”、“不和于军，不可出阵”、“不和于阵，不可进战”、“不和于战，不可决胜”。“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二）士兵与将帅士兵与将帅是军队的基本成份，按照从事军事活动人员所处的工作岗位和分工的不一，他们可分为直接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员和为军事活动服务的人员，前者指军队中直接从事和完成训练、作战任务的指战员，后者指军队中的后勤保障人员、军事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军事理论科学和军事技术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从事文体工作的人员等。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是兵与官的统一体。战斗员与指挥员的关系直接反映了军队的性质、面貌，影响着战斗力的强弱。 １．士兵与将帅的区别 士兵是军士和兵的统称。士兵是军队的基础，士兵对战场上的胜负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制约着将帅作用的发挥，但是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性质的军队和战争，士兵的作用和地位不同。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尉缭子》战威第四）军队之所以能打仗，固然需要有将帅，但更需要有士兵，一切战争的计划和目的都必须靠战争第一线的实践者的浴血奋战来实现。构成最基本军队要素的士兵是将帅的发源地，大多指挥员出自士兵。士兵为构成战斗力的基础，因而能够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历史上反动军队的有些军官也是很有才能，但败多胜少，究其原因很重要是士兵怠工避战、没兴趣努力作战。将帅制定的战略策略和作战计划，将帅的指挥方法，将帅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大小，都受士兵制约。我军革命战争时期很奇特战法其基础就是我们的士兵有着特殊的素质，拿破仑的战法之所以灵验主要是法国革命的士兵成份发生了变化。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战略战术的发展时说：“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士兵成分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８页）士兵是托起统帅高山的大地。许多破敌作战往往首先由士兵提出和解决。 士兵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具有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士兵的作用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反动军队的士兵受限大、反动军队宗旨与人民群众对立，士兵不会为此效力，不平等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士兵受摧残，聪明才智遭抑。 将帅是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员。将帅在战争中有重大作用。对军队建设、战争指导、使用兵力、统率力敌、战法运用和创新等举足轻重，但他受社会制约。 将帅为军队的组织者、教育者、管理者和建设者。军队要能打仗，必须有严密的组织，而军队的组织不会自发地形成，必须要由将帅、指挥员来组织实施。将帅的阶级属性和各种素质都直接影响着军队。《六韬·龙韬》上说：“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强将手下无弱兵。将帅的指导战争作用在于科学地预见战争的发生和发展、适时地组织军民作好战争准备、正确地制定战争行动指南，根据变化了情况加以修订和补改，及时发现和总结推广下级和士兵的经验和创造。领导的责任主要是用人和出点子，将帅左右用人，其果必应之为能否知人善政，称职如流。其武艺强弱、指挥当否，能直接影响战争胜负，晓兵爱士之将帅有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的功效。在处境十分危急，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将帅忽然出现在士兵和部下的面前，往往可以产生一股神奇的力量。将帅是军队的中枢神经，将帅的模范表率作用鼓舞下级士气、稳定军心、力避“暴虎冯河”，“磨励以须”，控制局势，特别在逆境中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沉着镇定的情绪、英勇果敢的行动、顽强坚韧的毅力等，产生神力影响。 将帅在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的巨大作用既要受到士兵作用的制约，又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战争中的创造，必须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军队状况为前提。时代造就将帅，因社会需要而出现，这是历史必然和偶然的统一。“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５０７页）以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军队的状况为前提所运用创新的战法是战争中的创造，非自由创造物，局限于一定社会关系内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将帅的社会制约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阶级性以及他们与士兵的关系上。士兵对将帅的对立越大，将帅发挥作用就越小，反之亦然。将帅的个人私利、偏见等恶习极大地扼杀着他们的聪明、果敢等品质。 ２．士兵与将帅的联系 任何军队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军队、军队内部的人与人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社会关系，而有自身特殊本质。 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是将帅与士兵之间的基本关系。将帅之所以为将帅是因为他们处于领导、指挥的地位，这种规定伴随权威性。不管这种权威的性质和力量如何，总是作为“服从”的对立面而存在。相对将帅而言，士兵处于被领导和被指挥地位，这就决定他们以服从为特征。军队要能打仗，必须靠权威与服从的统一来保证的有统一的军令、统一的步调和行动。当然，在剥削阶级军队中，官兵之间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具有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性质，在人民军队中，官兵之间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 官兵之间在剥削阶级军队中于存亡胜负上有时也有共同利益。但因官兵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导致权威与服从的根本对立，服从将帅命令与士兵的利益相悖，不服从命令权威，则与将帅及军队职能相抵触。在这些矛盾下，将帅要军队执行其职能就不得不实行强迫命令，残暴的体罚，驱使士兵违愿而行。在统治阶级各团体之间的战争中，驱使士兵互相残杀，在此士兵成为不同统治阶级集团争权夺利的筹码，将帅用士兵累累白骨筑起自己的统治宝座。反动军队将帅驱使士兵镇压人民群众，也会遭士兵抗拒，他们或消极避战，或哗变，使官兵矛盾的对立更趋尖锐化。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军队中将帅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反动奴隶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时，都需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来自人民群众的士兵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军队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与人民利益也有一致性。在对付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剥削阶级反动军队彼此的一致性和共同点，使服从与命令之间的对立缩小。剥削阶级军队中较开明的军事家“深谙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的官兵关系的重要性。“兵识将意、将识士情”，将帅“与众同好、与众同恶”，恩威并施，使用士兵“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对于统治阶级的军事家和思想家们关于搞好官兵关系的思想和做法，必须进行理智分析，既有合理点又有局限质。虽然其思想和做法可极大地影响士兵的作战热情，在进行非正义战争时，尤为明显。但是由于并非真正地站在士兵立场上，故实质只是驱使士兵为其卖命而已。 一般说来，凡人民军队其官兵关系在主要方面为一致。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人民军队中，官兵关系有所不同。太平天国军从洪秀全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繁复森严，不许逾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彻底地实现官兵一致。在这样的军队中，将帅是士兵的代表，将帅的权威来自全体士兵，代表着全体士兵的意志，士兵服从权威实质上是服从本阶级的意志。 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权威与服从的统一、将帅与士兵的统一，并非绝对。如有时将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或是士兵中的个别人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都会出现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威与服从的矛盾，这种矛盾，一面是非根本的、支流的，一面是根本的、主流的，要区别对待。将帅与士兵，权威与服从的高度统一，不是完全靠自发实现，而是要靠政治教育，必要的组织、纪律约束，只有官兵同甘苦共命运，极大调动士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才能实行权威与服从的真正统一。第二节 战争主体的规定性引言 战争主体能否依据自身具有的能力、条件（从主观出发）和客体固有的性质、规律（从客观出发），设定目标，从事活动；能否从主客的现实矛盾出发去从事二者统一的活动，是决定战争实践成败的基础。对战争主体规定性的把握应取认识和实践相统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战争主体的规定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同战争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自为超越性和自主创造性。一、自觉能动性 战争化人之所以为战争主体，首先在于他（她）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６７页），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意味着人在战争活动中，并非单纯受制于外物或他人作用的被动存在，而能意识到主客体关系并以此来反求和确立自我。也正是它把人从活力对抗中提升出来，将人与战争变成主客关系。 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性首先突出表现在主体观念模式的建构与转换，在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活动过程中，于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的三个环节上，预先在观念中创造出理想的存在，然而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把它变成直接现实的存在。第一，表现为战争主体活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即根据已知的事实，预先在头脑中形成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蓝图，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策划活动的措施、方式和步骤；第二，表现为战争主体反映战争事物的抽象性和预见性，战争主体不仅仅采取感觉等形式直观事物的外部形象，而且运用思维抽象制作，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循此推测未来，预测战争的发展趋势；第三，表现为战争主体活动的选择性和主动性。战争主体选择功能主要表现在认识对象感觉刺激的信息材料取舍；思维主体和空间定向对大脑存贮信息、实践观念模型方案选择；战争主体相符地反映客体必要的选择。借助对事物的认识，积极选择自己的目标、方法，善于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胜负联系起来考虑，合理地设计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在战争活动中按预定目的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按反馈的结果与目的差距，不断修正认识和行动。战争的必然性就是通过战争主体对战争客体信息有选择的接收，在各种偶然性的不断选择中实现的。获取信息就已潜藏着主体的选择，至于加工信息和运用信息，战争主体的选择性就更为明显。战争主体主动性在于战争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战争世界，主观见之于客观，在战争活动中确定主体地位。 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还突出的表现为主体能够自觉地把自我也作为客体进行改造、创新；超越自我需求，推动主体自觉能动性适度发挥和充分发展。战争主体不仅有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具有发展自身的需要。战争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所构成的战争史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既不能独立于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之外，又不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反过来制约着人的活动，成为人们从事对象化活动的客观前提。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又表现为自觉实践中。战争客体规律形成依赖于主体活动，战争主体对战争发展规律起到主导作用。然而，战争客体规律一旦形成，则又对主体活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由于，战争规律所揭示的战争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是单值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可以说在特定条件中，战争具体规律给人的活动提供的是一个由多种现实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而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又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最终是那一种现实可能性得以实现，则取决于人的自觉实践。战争规律的实现表现为无比的丰富多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这主要不是盲目的物质力量，而是体现了战争主体性自觉主导的活动力量。理性在自觉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但非理性在自觉实践中起到理性所不能替代作用。生理机能当然是人得以生存的自然物质基础，但它体现在人身上，已经发展成为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活动，成为包含于、从属于人的社会本性的东西，而决不能降低甚至归结为人和动物都具有的那些生物机能和本能。 毛泽东同志在说到战争主体能动性时，曾经说过：“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有人先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４５页）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首先，从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即认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形成认识理性。这种认识理性是战争主体在能动地“改造”战争客体的实践中形成的；是战争主体对于战争客体所提供的信息，根据战争主体活动的目的加以选择战争客体属性的着眼点，而不是被动地无选择的加以吸收；是战争主体对干本身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思维加工，经过一系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然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对战争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其次，根据认识理性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加上战争主体的价值观念，决定战争主体对待战争客体的态度，确定战争主体“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这就是提出行动的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等。我们可把这些称之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更加充分地表现了主体的能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它要解决的已经不是确定战争是什么，而是确定战争应当怎么样，以及如何变革它，以满足主体之需要。 再其次，“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即做或行动。通过做或行动，把实践理性变为现实，达到改造战争客体的预期目的。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１５２页）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推毁，便是这个意思。在战争活动中，除了要有正确的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作指导，主体的精神状态也是十分重要的，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革命的激情，都是赢得胜利成功的必备条件，都是战争主体能动性的具体表现。 认识理性、实践理性、实践活动，是战争主体能动性三个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重要环节。战争主体的能动作用十分重要，所以主体自身状况如何，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战争客体和“改造”战争客体，便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人们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思维方式是否科学、实践经验多少、文化水平高低、道德是否高尚、价值取向是否对头，等等，都制约着人们的战争实践和认识的水平。我们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要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道理就在于此。 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作用是以承认战争客观为前提和基础，战争客体虽然不等于战争世界的全体，但终究是战争世界的一部分，就其物质属性而言，仍然是不以战争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２００页）战争客体对战争主体活动有制约性。战争主体的发挥既可能从好的方面发挥，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可能从坏的方面发挥，从而导致战争失败。要使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从有利于战争活动的发展这个方面去发挥，就必须正确把握战争主客体的对立和统一，辩证地看战争实际，既不漠视或否认也不夸大或缩小，比较研究战争全部情况和要素，把主观指导和战争客观好好地符合起来。战争客体发展的程度直接制约战争主体的认识水平，当战争客体所包含的矛盾尚未暴露或者尚未充分暴露，战争主体的认识水平就会受到极大限制。战争客体的过程和阶段向前推移了，战争主体的认识也必须随着向前发展。人们只能顺应战争客体的规律，而不能违背它的规律。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不是任意的、无限的、绝对的，而是受制约的。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战争客体的物质规律制约性去抽象地发挥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二、自为超越性人之所以为人，其实质在于人的存在是超越的，动物的存在是宿命式。战争主体的自为超越性表现为时间性过程及所构成主体的历史规定。从动物是以自身的改变去适应自然环境，不可超越其种属的绝对限制这个意义上说，动物及其生命活动是预成的、规定的和封闭的。与此相反，人类进化主要是大脑结构与功能的进化、智力和思维的进化、人类文化的进化。人类特有的进化方式表明，自然界所给予人类的限制，不再具有绝对的意义，人的本质处在不断生成和建构中，向着未来敞开可能。 战争主体的自为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超越，即自我意识；二是外在超越，即对象意识。正是超前反映形成军事理论领域中的假说，预测战斗情况的发展，使战争人们懂得怎样处处、事事、时时把内在尺度运用到作战对象上去。战争主体的自我意识，是战争主体对“自我”所蕴含的内在尺度的自觉，将自身对象化和确立“优先性”、至上性。自我意识是一个树立自信、自强、自重、自爱意识的前提，是意识的核心。只有通过自我意识这一中介环节的反省，人才能了解自己本身。战争主体按己本质去衡量和估价人与战争的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意愿和需要来安排战争世界。具体地说，第一，战争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使战争中人从自我自在成为一种反省的存在，消解了自我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自在性。通过这种对“自我”的自觉设定，人获得了自为性。这就使得自我在与非我即对象的区别和对立中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意义，成为一种超越自在世界的完整的特殊存在。第二，战争主体自我意识能够使主体在时间结构中保持自我同一性。在整个宇宙中，唯人的存在才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借助自我意识，人类可以把自我所经历的时间过程的内在结构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表现出方向性、有序性和不可逆性。因而，战争历史性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呈现，最终有赖于战争主体自我意识所保持的“记忆”。第三，战争主体通过自我意识而确立自身，使“战争中人有可能自觉把握超越有限时空形式的价值尺度，从而突破“此在”状态对人的限制。这种自觉的战争价值理念对人的活动的支配，体现为超越当下存在而指向未来的终极值，超越有限个体而带有整体间的“类”价值链。 战争主体的对象意识为战争主体对战争客体对象的重构和意义的赋予，即由事实判断（“是”）与价值判断（“应当”）体现出来的战争客体的确立。具体为：第一，战争对象意识作为人类特殊认知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意味着认知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意味着认知对象的拆解和打开，即由战争客体的表象深入到它的内在关系和深层结构，以便使其本质向人类敞开并呈现自身。战争主体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战争规律模式的。第二，战争主体通过对象意识把外在事物纳入自己的视野，在“为我关系”的结构中为其定位，使之构成价值关系的一端，从而被赋予特定的“意义”规定。这一对象化过程尽管是以观念的方式实现的，但却使人类超越了外部事物非人化的中立性质，使其获得属人的意义。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在意识层面上的整合，构成人类的实践观念，成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主观条件和前提。作为战争主体的超越性的现实表征——战争实践的结果，是建构起一个人化的战争世界。人的战争主体性的实际确证恰恰是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及其统一的物化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战争中人的受动性将永远与主体及其存在相伴随，并制约着主体。受动性内在地包含着能动的因素，能动性含有受动性成份。这是因为，人类与动物之间历史地扬弃关系，决定了人类永远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摆脱动物性，战争理性思维本身作为客观世界的产物，它不得不受到物质的“纠缠”；人类文化的演进过程，不仅需要创造性，同时需要认同性，离开了认同，也就不可能有创造的积累、不可能有远离文化初始状态的加速发展，只有认同与创造互补，才能形成人类文化的完备结构。虽然战争中人内蕴受动与能动、宿命与超越，战争客体对战争中人的自我中心化的限约，但是，受动性毕竟不是战争中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因而不能成为战争主体范畴的本质规定。在理解战争主体范畴时，对受动性方面应予暂时撇开，以便凸显战争中人之为战争中人的那种特殊的更为深刻的规定，即战争主体超越性特征。受动性作为被历史地扬弃的规定恰恰构成了人类不断超越的对象，人类及其战争文化发展正是通过对受动性的不断扬弃而为自己开辟道路。 战争主体的自为超越性还表现为主观性。主观性是战争主体及其一切活动具有的根本性质，是脱离实际及违背客观与深入实际及改造客观的统一。战争主体的反客观性，起于心意以内的由己性，以自身的需求为基础去看待、对待战争客体。存于战争主体之内的主观性，属于主体的心意状态，如思维、情感、意志等。或者说，战争客观存在为经过战争主体内化以后的表象或意念的存在形式。内在性即非直接现实性，其存在形式与客观性的本质不同，它意味着具有对外界现实条件的超越性，突破所依赖的存在条件的限制，在头脑中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把不同的事物组合起来，创造全新的，在现实当中不存在，甚至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客观性的外在存在对主体而言具有不依赖主体为转移的自在性和自立性，但客观性客体为主体活动的对象，客体存在是直接现实性的存在。主观性的观念存在也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转化为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客观存在。只有使主观性适合于客观性，才能使它转变为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客观存在。贯穿于人们的战争活动中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意识，打上了战争实践烙印，体现了战争中人的目的和意志，它不仅能够把握战争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能够运用所掌握的战争规律。理性超越感性，透过世界的现象形态而把握其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思想超越现实，创造新的观念客体；实践超越现存，使目的取得直接现实性；主观要适应客观，最后还是为了使客观适应主观。扬弃理想世界中非现实的主观成份，使理想世界中具有现实性的主观成份变成直接的现实存在，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活动，在活动中也必然同时要扬弃当前存在中的自在客观性成份，建立起主客新的统一。 战争活动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决不是只要客观，不要主观，或者简单地使主观完全适应客观，恰恰相反，它是实现战争主观性的唯一手段。客观事物被反映到人的意识中，就成为带有主观性的东西，而对象不被反映到意识中来，又不能为人们所把握。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活动，就在于人是有目的活动，并且是意识到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活动。人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评价一切事物，发挥创造性智慧和力量求制服对象。如果人的主观性不具有这种超时空的创造性，人们的战争实践就不可能成为自觉的能动活动，而只是一种盲目的物质活动，如若不承认主观性这种超越战争实践的自由性，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并说明意识对战争实践具有能动反作用。战争主体活动是自动和受动的统一。战争只能依据自己所固有的本质和特点而自生运动、战争主体又要凭借外部条件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制约，顺应客观规律进行自控、调节、利用和创造条件，战争主体的一切活动目的，就是不断克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矛盾。三、自主创造性 自主性说明人对于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存在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有了独立、自由、自决和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必要与可能。创造性是主体自觉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其实质是对现实的超越，运用军事科学知识和技能，改变、控制和调节战争客体，以产生新的成果的实践活动。 对于战争主体来说，自主性意味着社会关系和战争设施等并非是在人之外的彼岸的东西，它们构成一种特殊的现实，而这是人所创造，为人生存和服务的。按照人的本质去估价，依据人的需要来安排，将战争置于人的控制之下。战争主体借助于战争实践，合理地利用自身选择和调控权利，唤醒自身沉睡的生理和心理潜能，有效地择约情感和意志，在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活动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思考和行动。自主性也直接影响着战争主体活动的积极程度和它本质力量的实现程度。只有当活动者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把活动看作是自己的活动时，他（她）才可能焕发热情，增强成就意识，精心考虑自己的情境、计算和权衡活动的后果。人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提供的现成条件来维持自己生存，而是通过由自己的活动去改造外部来满足自己需要。 在战争活动中，自主性对于战争客体来说是主体的自主，对于战争主体来说是主体的自由。人只有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才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若看作驯服工具则失去灵性。反之，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有助于巩固和强化战争主体的自主性。战争主体的自主行为莫不以主体的自主认识为前提。只有作用于人的观念系统被认同吸收，使之形成直接指导战争行动的自主意识，才能真正实现战争主体的自主性。战争主体自主性还可伸张主体自信、自立和自强，有助战争中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完善。 从战争活动构成角度来研究自主性，其功能系统主要包括：驱动系统，由战争主体意识要素所构成的自觉意识的有机结构。在战争活动中，主体自觉需求和价值意向为主的意识作用，将更精细确定或改变自己的认识目的，形成明确指向自觉能动的认知态势，有机结合系统能力要素。能力系统：由心理生理构成战争主体认识能力的自然基础、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神经网络系统解决战争问题的方法、进行判断推理的程序与原则等内化为认识图式；从事战争实践活动前提张力准备和有的放矢实施的依托。认识战争总是以已有的认识成果为起点，根据已知推测未知，不断扩大规模。在把握同化战争客体的过程中，逐渐失去感性外衣，先验预成态势，控制战争认识过程方向、速度，决定认识战争和驾驭战争的成果。 调节系统，以情感和意志为主并包括信念、理想、习惯、本能在内的各种非理性的心理要素。它通过战争中人的内心感受来调节认识战争和驾驭战争活动。人是知情意的统一整体，非理性的情感、情绪是衡量战争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外在尺度，受理性支配的高尚积极可强化从事战争认识和实践的动力，激发战争潜能，不畏艰险、复杂，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华。若同战争中人的理性同向，则会产生强大助力。调节理性意向为控制理性思维的方向盘，它通过意志信念来制约战争中人的参与战争过程。 战争主体功能中的驱动系统、能力系统和调节系统互相关联、交为一体。驱动系统对于能力系统的作用，它能把后者所潜在具有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能量充分调动、集中和发挥出来；能力系统制约和影响驱动系统提出及规定战争的认识和实践目的，而知识经验背景十分淡薄、思维模式十分呆板（缺少发育和新异）难以找到战争的认识和实践发展的“生长点”。调节系统对能力系统，以情感体验和意志信念的方式影响战争主体对真理和理想对象的追求；能力系统对调节系统的作用为，只有对战争知之愈深才能“爱”之愈切，处于最佳作战能力发挥状态，其情感中总渗透着理智的因素，其战争理论素养起着升华和规范战争主体人的情感内容并引起特定情感客体。驱动系统对调节系统的作用，加强、巩固、培植、扶持战争主体的意志情感；调节系统对驱动系统的作用，为制约主体的目的意识、强烈爱恨激情、追求探索欲望。 对战争主体来说，创造性意味着突破、表征着革新。只有不盲目接受既定的军事“天条”，战争主体才能为自己而从事创造战争社会文化的活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创造战争史。创造性思想作用大于勇气。战争主体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把战争物质东西改造制作成为战争观念的东西，把战争观念的东西转化为战争实在的东西。由于战争主体具有这种创造性，使得认识战争不会只停留在战争客体的表层，而是要植根于战争客观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科学预见，并把预见付诸实施。在战争主体创造性活动中，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应当向集体负责，靠组织和守纪律，同样集体应该对个人负责，激励、支持个人的创造勇气和主动精神，为满足战争主体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创造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起到凝聚的作用。个人的创造是真正集体主义的重要条件，集体只有在个人的创造力和才能的充分表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能巩固和发展。创造性既是衡量战争主体个性的尺度，也是表现战争文化程度的标志。 战争主体的创造性还表现为创新的过程和条件性、思维的联动和综合性。战争主体应用已有的战争知识去明智地参与的战争活动，在对指向战争客体自我观照、自我体验和自我反思中，明确主体结构缺陷，引进的知识要素，同化外界摄取物质，变为自身观念存在。从动物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即不是在人们的战争理想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战争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追求战争自由，用战争力反对战争力。不凭借任何条件的创造活动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人可以改变现存条件，通过这种改变条件的活动创造出以前从未有过，而且按自己变化也无法出现的事物来。战争主体活动所产生的奇迹，不是指非规律性或超规律性的产物，但战争主体可以或是自觉地不自觉地运用和凭借各种规律，利用规律所容许的偶然性的作用，通过自己有目的的活动创造出按照规律自己的作用无法产生出来的东西。战争主体已不再是外界自然条件盲目支配和随意摆布的存在物，这种自动（联动）性的存在系统，趋异、求新、突破其他一切非人存在物的所具有选择性的限制，使任何一种外界事物都能够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条件，从战争主体的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来说，这种选择是无限的。战争主体的任务不在于求知，而在于在实际活动中实现自己，丰富自己，战争主体作为理性的社会生物和政治动物是自由的，能按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战争主体按其本性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战争主体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天才军事家的战争创造思维体系，具有迅速寻找解答能力，预见能力及迅速与镇静、谨慎与勇敢、机警与稳定等品质的有机结合。合乎目的是战争主体自动联动性的首要特征，目的是希望的未来观念模型，是对战争行为结果映象期望的超前反映。战争主体在从事活动之前，活动的结果已经作为行动的目的观念地存在于他（她）的头脑中。战争中人的自动性不仅表现在目的明确，通过改变使“自然界”为战争主体服务，而且体现在随意运动，这种随意运动属于战争主观见之于战争客观，战争观念与战争现实之间调节内部意识转化为外部动作。 从战争化人的各种规定性中可知，主要表现在实现自己本质的活动之中的战争主体规定性，不是彼此孤立的，也非机械相加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每一种质（规定性）都影响和制约着其他质。如果战争主体在多种质上都很强，而在某几种或某一种质上很差，那么，他就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战争主体，是不会有很强的战斗能力的。 一切参战的人们，既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又包括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即包括在前线作战的人，又包括在后方支援战争的人，既包括国内的人，也包括在国际上以各种方式影响战争的人，都对战争有一定的作用，尽管各个人的作用不相同。但是，任何一个人的作用都必须在整体中才能得到发挥。第三节 战争主体的能力引言人的战争主体性在战争活动中外显为战争主体的能力。“人作为理性生物是自由的，它能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费希特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出版年第—页）战争主体能够从事认识和驾驭战争的活动，是以它相应的能力为前提条件的。一般说来，人的主体性战争活动的程度和范围，都直接取决于战争主体能力的性质和水平。这种能力既是人活动结果，又是人活动前提，在战争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定战争历史时期的战争方式既反映了战争中人的能力发展整体水平，又制约着战争个体能力的实现。一、战争主体能力的本质 战争主体能力通常指完成一定战争活动所具有的本领和力量，它包括完成一定战争活动的具体方式以及这一活动所必需的生理、心理素质条件。战争主体能力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是得以进行战争活动的主要依据，它的作用在于控制这种活动向活动者的目的方向发展。只有具备了顺利完成某种作战任务的本领和力量，才能从事或完成该种战争活动，反之则不然。第二，战争主体的一切能力都同人的生命机体紧密联系或息息相关，必定基于与之相应的心理、生理、社会素质。这种特殊活动对人的素质特殊要求，并非任何人均能胜任。第三，战争主体能力只是在战争活动中形成和显露，在战争历程中成熟、巩固和发展。因而若不以这种活动来考察战争主体的能力，则很难准确判断他有此种能力。第四，战争主体能力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战争活动对人要求不只是一种能力，而是多种相互联系的能力。战争主体能力作为一个系统，它不是孤立存在，在作为战争中人的个性一个特征时，它和个性的其它特征相互作用。战争主体能力的发挥和实现，又依赖于人们对战争知识和工具的掌握及使用。 对战争主体能力的深入探究，不但要研究它的要素和结构，还要研究它同情感和意志、知识和工具的内在联系。 （一）战争主体能力结构 战争活动的基本活动就是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相应的，战争主体能力主要划分为战争认识能力和战争实践能力。战争认识能力通常指属于战争心理过程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理解能力等。战争实践能力通常指一切改造、控制和驾驭战争的能力，由认识、知识和情感三要素及其相互联系渗透构成内控系统，解决战争实践的事先定向，控制战争实践的执行，对战争实践结果进行验证。在战争主体多种多样的能力中，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与操作能力构成战争主体的一般能力。这五种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战争智力系统的整体结构。这当中，观察力来自智力结构中的信息接受器，它的作用是接收各种外部信息；记忆力来自智力结构中的储存器，它保存与检素各种信息；思维能力来自智力结构的加工器，对各种信息进行加工改进；想象力来自创造性成果形成的机制，它把已获得的知觉材料，经过新的综合而创造出新的形象，即智慧之花与胜利之果映相生辉；操作能力来自智力结构中的效应器，它把观念的力量转化为实在的力量。 战争主体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般能力寓于特殊能力之中，特殊能力也反映出一般能力的质量和水平。一般能力愈是发展，特殊能力也就愈易得到发展，反过来，特殊能力的发展也积极地影响着一般能力的发展。一般能力是能力结构的核心部分或最高层次，特殊能力是中间层次，能力结构的最低一个层次是技能。 技能（包括心智和动作两种技能）的形成，从生理方面来说，是由于在大脑皮层运动中枢的神经细胞之间形成了牢固的联系，所以只要在一定刺激的作用下，一系列的动作便可一个接一个地、自动地产生出来。技能是人完成战争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它直接作用于活动的效率，不但将战争主体从活动的细节思考中解放出来，而且它无需意志的控制力，有利于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活动中的意外问题上来。技能是智力和特殊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它的高低促进或者抑制着智力和特殊能力的实现，如若战士没有射击、投弹等技能，怎么发挥战斗能力。 战争主体能力还表现在运用战争力量主宰战争客体，形成群体汇力的整合效应。战争主体能力靠知识来支持、靠情感意志来调节、靠工具来扩大。（二）战争主体能力与知识、工具和情感、意志１．战争主体能力与知识、工具（１）战争主体能力与知识 知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是认识活动的概括和总结。经验的知识是从感性直观所能达到的特性和关系方面反映客体的，理论的知识是从客体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性方面反映客体的。战争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是战争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加速发展的秘密所在，战争主体的知识越渊博就越能容易地定下决心。 战争主体的能力和知识密切相关，但知识本身并不等于能力。作为战争观念形态的知识，它的作用只能通过人的战争活动来实现。知识和能力互为条件，相直作用，能力是掌握知识的前提，一定知识是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知识的更新与能力发展成正比。知识是战争主体能力的基础，多掌握一门知识就多一条思路。丰富的战争知识、经验会聚变成透避的洞察战争问题的能力，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进行快速的思考和准确的判断，宽阔的知识背景，还会使人开明大度，择善而从。战争活动的效果与质量无不依赖于人们的战争知识。 （２）战争主体能力与工具 工具是战争主体能力的放大器，又是战争主体能力的指示器。工具是为了实现某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目的而创造和使用的人工制造物，是知识的物化、人的肢体、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延伸。工具能够帮助战争主体超越肉体感觉器官的局限，扩大其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人工智能”还能帮助战争主体处理和加工各种信息，部分地代替其脑力劳动，从而提高思维效率。比如：“数字化战场”可使指挥员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得到“正确的信息”。（３）人与武器技术装备 在战争中，人和武器技术装备缺一不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恩格斯语）人和武器技术装备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各自依靠对方表现自己、实现自己。只有人和武器技术装备的有机结合，相互适应，才能出战斗力。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第三章第二节进一步阐述。 ２．战争主体能力与情感、意志 情感意志同战争主体能力的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情感意志对理性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始终起着驱动作用，并受理性思维的支配。情感意志体现在人们的理想及其追求中，更加显示了它们作为战争主体的自我需求、自我评价、自我控制的意识的重要意义，而理想的确立又使情感意志得到升华，使之成为现实的强大动力。如若仅有渊博的学识，而无情感意志诱发直觉、顿悟思维的驱动力，确实难以设想在偶然的机遇中会做出惊人的作为。情感是对外界事物的态度、评价和体验的心理活动。意志是人独有的心理现象，这种物质反映以知情为前提、动力，又促进认识的不断深化，并控制情感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１）战争主体能力与情感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２０卷第２５５页）肯定的情感为强大的推动力，对战争主体能力产生推动和促进作用。一个人对他（她）所喜爱的活动能产生巨大的热情，他越是喜爱它，完成这一工作就越是兴奋、积极、顽强、愈产生灵感。反之，对活动本身的结果漠不关心，使思维过程失去紧张性，不会创造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积极的情感对失败和挫折不易陷入消极和沮丧，而会认真对待变作激励新思路。 情感是战争主体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表现为战争主体对战争客体是否符合自已的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心理反应。它基于认识又为意志的前提，为战争主体内部体验和潜在动机，在战争心理世界起着调节和定向作用。情感与意志一样，对战争主体能力必然产生主导性影响，促进或阻碍，加强或削弱。情感高尚和坚贞，心境深厚和清高，情绪稳定和持重，将使战争主体思维自如，妙计横生。情感作为一种能动的精神力量，为战争主体自我需求满足，向外部世界产生对象性的追求和选择。情感还直接影响战争主体的生理因素，良好心态会使人想象丰富、思维敏捷，创造之花随时开放。 （２）战争主体能力与意志 意志与情感紧密相联。在战争实践中集中精力于奋斗目标上，约束自己的某些激情和控制相互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力。可以想见，如若无顽强、坚韧、果敢和自制的坚强意志要完成艰巨危险的战争是无从谈起的，尤其是指挥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头脑和镇静态度，遇险不惊、自由行动。 军人要有灵活的意志。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科学决策，其确定的理想目标，在它的实现过程中，也不可能和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同时，人们对理想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和深化。为实现理想，人们必须从客观现实出发，在意志行动中对每一阶段或必经阶梯的具体目标需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条件认真及时判断并不断地和自觉地进行调整，使目标更具现实性，排脱僵化，看风使舵。 军人要有坚韧的意志。战争实践中主体与客体发生对立冲突，困难重重，犬牙交错，盘虬扭结。虽然理想的确定以现实为基础，但理想的实现则是改变现实的斗争。后者作为开拓性的实践，是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开辟新道路的过程。困难面前急需坚定信念，倾注全力，多谋善断，“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机智勇敢，即使出现失误和暂时的失败以及突然出现预料不到的困难，也会蹴然临之而不惊，面对纷忧而不动，百折不扰排万难，随时准备牺牲一切。抵御一切不符合理想目标的主客观诱因和传统、习惯影响的干扰。当来自战争客体特征信息十分混乱和冗杂时，战争主体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出最能表征战争客体意义的一定量倍息，当战争客体的信息不足时，战争主体一方面应积极想办法使战争客体信息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一方面充分利用原有知识经验大胆地对战争客体进行猜想和补充。 军人要有自制的意志。善于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感与言行，于不幸或困危急情下，忍受和克制生理和精神上痛苦，不感情用事，自觉地调节和控制不必要的无利行动，不为浮云遮望眼，不为虚火乱方寸，善于接受战争中的正确印象。要保持良好的集体心理气氛，主动协作团结向前。 总之，战争认识和实践方案不是现成事物的单纯记录，而是按照战争主体需要规定改造战争客体的长远目标与各个阶段的目标，因此，要有创造热情和准备付出代价以至作出牺牲的勇气，坚定和自觉的情感意志，饱满耐心情怀和不屈无穷毅力。战争主体的情感意志应力求受支配并适应于战争逻辑思维和创造活动，突破固旧失时的“模框”；战争主体的情感意志应有自控意识，为实现既定目标，对战争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信息反馈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对战争主体的生理、心理诸要素进行协调，调整心态到最佳程序，借以使行动取得最佳效果；战争主体的情感意志要有自我评价意识，内省性的自我心理体验对己行动目的的社会价值和实现可能性作出评估，而对主观需求和客观现实的矛盾、自身多种需求之间的矛盾、现实需求和潜在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目的的手段和现实条件的矛盾等，正确认识和评估，将意志情感转为实现目标的内在驱动力。二、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定的自然前提或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生理素质，生理素质是有机体以遗传为基质的解剖和生理特性，具有良好生理素质的人，往往在他们某些器官对外部影响的感受性上有出众的表现。战争主体能力主要取决于后天开发，人化战争环境所起作用完全包容于后天开发之中，先天素质和后天环境只有相互作用才能实际影响战争主体的能力，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战争主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一）影响战争主体能力的因素 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与内在因素、外附因素和活动因素有关。 １．内在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包括战争主体先天与生俱来的遗传素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人天赋，后天发展中个人特有的能动性。遗传天赋是战争主体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出发点，通过遗传（天生遗传和社会遗传），个体获得人类种族进化过程中具备的自然特征，完成自己的自然肉体组织发育，尤其是神经系统、感官和运动器官的发展，为战争主体能力奠定重要的生理基础。但先天因素为战争主体发展提供种种潜在可能性，倾向性和胚胎形式，而不能决定战争主体的发展全部过程和方向。先天素质的差异制约着战争主体能力发展的可能性和方向性。天赋本身不是天才，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但天赋素质即潜能的差异直接影响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战争主体能力发展的内在后天因素，是指战争主体出生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身心发展水平，包括战争主体的身体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以及他（她）的知识、意志、情感、态度、气质、性格、毅力等。这里有两点须注意。其一，战争主体过去形成的经验、认识、能力、态度等，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影响他（她）对周围环境信息刺激的选择方式和作用方式，从而影响他（她）今后的发展方向；其二，战争主体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会化作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激励战争主体不断地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发挥自己的潜力。显而易见，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战争主体的自然力、生命力和活动力，使其具有受动性、模范性和适应性，也为战争主体能力规定性的必要基础和逻辑前提。 战争主体能力既来自于心理素质，也表现在对于心理活动的自觉掌握和控制上。战争状态下人们的心理活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危险的情绪体验。战争是危险的代名词，战争中无时无刻无事无处不被危险包围。危险首先冲击生命安全，尤其是高科技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对军人和居民造成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和异常刺激。危险感容易使人产生心理紧张、生理失调、行动失控，使得注意力分散，思维停滞、记忆丢失，心理过程因抑制而影响作战效能，妨碍人们实现规定的目标。这种消极甚至产生战场上的惶张失措。其情绪体验表现为血压升高、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变态情绪的确是一个无形杀手，它不仅可以灭其志夺其谋，而且使勇者落坟墓、智者陷泥潭。 第二，恐惧的情绪体验。当生命受到威胁或预感到威胁，而引起担惊受怕心理。在战场上时刻笼罩着恐惧，恐惧与危险同伴。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中，人产生恐惧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如家常便饭。战时重要的不是有无恐惧感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控制和战胜问题。恐惧的产生多与情境的回忆、再现、想象等有关。还主要来源于心理有无准备，最易产生恐惧的还是战场上遇到某种前所未有的突然情况或危急景象，危险可怕的新情况和情境容易引起人的定向反射和防御反射。假若人不了解危险的性质、范围和程度，就会焦虑不安、产生恐惧心理，神经变得敏感而脆弱。具有恐惧内容的神经冲动一经发生，便会作用于人的器官组织和内分泌腺，使人的心理机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作用于大脑皮层，促使人的其他器官对各种恐惧的情景发生强烈的反映，使得恐惧感有可能扩散到整个心理区域。恐惧与人的多种内在因素有关，如遗传、健康、人格、主观经验等。在恐惧状态中，军人的智能、情感、情绪、意志过程都可能发生破坏，甚至产生无意识冲动，不可控制的行为，其结果必然会降低遂行战斗任务水平。 第三，紧张疲劳的情绪体验。紧张疲劳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仅可以引起士兵心理生理功能障碍，影响其工作效率和情绪，而且还易引起军人生理和心理的疾病，如自信心萎缩、决策犹豫、集体恐慌、意志消沉、疏忽、错误、烦燥、情绪不稳等。２．外附因素 外附因素就是战争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它为战争主体能力的发展既提供多种可能性，也作出一定限制。战争主体的生理、心理素质并非都是天赋，一成不变，后天环境也积极影响、改造着战争主体的生理心理素质，战争主体性的高低主要还是战争主体努力的结果及其后天环境熏陶和锻炼培养结果。环境影响战争主体，战争主体也在改变环境，战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战争主体的能力开发与增长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兵不娴习，不可当敌”。３．活动因素 活动因素即内外因素在战争活动中的交互作用，对战争主体的能力发展产生催化作用。战争主体在战争活动中，激活和沟通了内外因素，使之由静转动，交互作用发生差异和矛盾，使战争主体的能力发展得以不断实现。活动因素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物质、信息、精神交换中，活动效应在于活动本身的组织水平和发挥程度。 （二）战争主体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动因 战争主体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动因为战争主体能力何以发生、形成和发展。动因与原因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为了什么，问的是未来，向前看，要求的是一种预期效果，实践问题的需要，后者强调“为什么”，问的是过去，向后看，需要的是一种先前原因，认识问题的需要。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不是由什么外力推着走的，而是被它所想象或预期的结果拉着走的。战争主体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动因就是需要，利益和价值。 需要自始至终同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引导战争主体能力形成，规定战争主体能力发展方向和性质。需要对于战争主体能力形成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的有无、强弱，在关键时刻决定着能力形成和发展的成败。 利益是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又一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８２页）利益始终是需要在能力形成和发展中，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的必要环节。利益还表征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利益是由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特殊需要所决定。完全是为满足和扩大需要服务的。 价值作为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通过需要形成价值目标，推动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由对需要的“是如何”的事实判断和“应如何”的价值判断，构成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定向选择；第二，通过利益，形成价值理想，推动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价值理想，联系着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一切行动和思想，每一具体过程始终，观念地创造和超前反映“合理的”未来。第三，通过需要和利益，形成价值观念，推动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只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理想，这种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特有的希望什么的规范性见解，左右价值理想目标。（三）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战争主体能力通过战争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并成为战争主体能力发展过程的真正源泉和动力。由于战争主体的实践活动在其本来意义上就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战争主体能力规定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由于战争主体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延续，则战争主体能力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过程，贯穿一切战争历史时代的战争主体能力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才使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战争主体作为战争主体而存在。从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过程看，战争主体能力包含多样性的统一性，体现务种特性之间联系，这二者的融合确立了战争主体能力之所以为战争主体能力的根本特征。 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还在于身体和心灵的统一体的机能和属性。这种机能和属性在战争活动过程中得以体现，并服从于战争活动规律，形成和发展为战争主体效率系统根本和核心的意识能力、产生和发展战争主体的根源、基础和动力的生理能力，发挥战争主体其作用的中介和桥梁的实践能力。 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过程，又通过交往机制。交往的质量、效果，直接影响整个战争主体能力形成和发展。“认同效应”使战争主体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避免内耗，产生加速度。第三章 人化战争──战争客体引言 “人化”指的是人类产生后给原来无人的地球带来的根本特征。人化战争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战争化和战争的人化，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物化，凝聚在战争中，使战争发生合乎目的的改变，把自在的战争变为人战争。人化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存有多种不同质的相互作用，其因果联系是多质的，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并非一定达到极端。战争对抗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结构、功能、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属性通过信息传递给对方，同时任何一方又都在利用这些信息，不断地改善、提高自身的结构、功能和组织形式等。第一节 战争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政治目的──利用战争手段的最终缘由 任何战争都具有政治目的，但能否实现政治目的要取决于许多条件和诸方因素。战争必然是政治的继续，但政治不一定以战争来继续。战争虽然是政治的继续，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决定战争，战争眼从政治，战争又反过来作用于政治。政治目的是利用战争手段的最终缘由。 （一）战争的实质就是政治的继续 １．非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实质的认识 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实质的认识总的说来是不完全科学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 《孙子兵法·计篇》开宗明义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孙子兵法·形篇》中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兵令上》也谈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先哲们还探讨了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淮南子·兵略》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商君书·战法》言及：“凡战法必本于政胜。”《韩非子·五蠹》中说：“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战国策·秦一》中曰：“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在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家，隐约地指出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指出：“然此国家当可扩充而完备之军队即为当扩充之一端。苟无此，则外无以拒敌，内无以保民。”希罗多德剖析了波希战争的背景后，认为希腊城邦支持米利都和伊奥尼亚反抗波斯并非波斯发动对希腊各城邦战争的原因，而为波斯企图在希腊建立霸业的延续，“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585 页） 古印度《摩奴法典》述及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国王可以利用军队，试图取得他所渴望的东西；以警惕保持他既得的东西；保持它时，以合法的方法增大它，增大它时，慷慨布施。”“武力和政治手段相结合才能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识者为国家利益着想始终更加重视和平谈判与战争。” 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学者谈到战争实质时认为：战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政治紧密相联，政治会导致战争，战争为政治服务。而且还看到资产阶级对战争的重大政治作用，但战争与政治关系内涵的认识仍是模糊的，主要表现在：未能准确地表述战争与政治两者的关系；没有看到政治战略对军事战略的制约作用。这些我们可从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等找到佐证。 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拿破仑深刻理解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意识到利用法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建立群众武装的可能性，同时看到法国和反法联盟的战争是一场政治制度的较量。若米尼对战争实质认识不及拿破伦，他主要是从战争艺术的角度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认识到政治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在战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分析。比洛提出军事战略从属于政治战略，政治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仅认识到政治和武力一样，只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手段。上述朴素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军事和使用武力问题上，而是重视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明确地把战争和政治相联系。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将战争与政治视为平等关系，或者本末倒置，将政治作为战争整体的一个部分，更没有分析国家政治的阶级性质。 西方对战争本质的探讨要数克劳塞维茨。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因战争的进行而停止，战争是一种手段特殊的政治交往，政治必须适应这种特殊手段。克氏的观点既闪耀光辉，又展现迷惘。他对战争实质认识的不彻底性主要在于：只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未揭示政治的本质；仅谈国家与国家、国家集团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未提及国内战争。 ２．马克思主义战争实质说 科学地揭示战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一定阶级、民族、国家、集团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它是阶级、民族、国家和集团等斗争的最高形式。这种政治具有具体内容，其继续为逻辑上的继续，而不是时间上的继续。战争的政治内容，是理解战争实质的根据。政治本身决定于包藏在经济制度里深刻原因，而经济制度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阐述了战争实质，科学地揭示了战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驳斥了把国家说成是保卫所有公民利益的超阶级力量，论证了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他们明确指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各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对战争的态度，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 列宁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战争是阶级政治继续的观点。其一，战争是交战国战前政策的继续，交战国在战时实行的政治和政策，与其战前的政治与政策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和继续。其二，战争是交战国内外政策的表现。 毛泽东作出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论断，阐明了两者的一致性、差别性及辩证关系。他认为：政治是共性、普遍性，战争是个性、特殊性，这是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关于夺取或维护国家政权的行为，其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时时刻刻存在于阶级社会中，而战争是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流血的暴力手段；政治是目的，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一种特殊手段；政治是内容，战争是用于实现政治内容的一种形式。战争的实质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前者表现在社会上的一切战争，绝对是政治的继续，后者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进行的战争，是不同政治的继续，而且为了同一目的，以不同形式进行的战争，也表现出政治上的差别。战争的实质与其表现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但战争实质与其表现形式不是完全等同的。战争的实质是单调的，其表现形式则是复杂多样的。因此，认识战争必须从其各种表现形式中抓住实质，而不能被各种复杂的现象所迷惑。 战争的本质是通过战争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它不受战争手段以及战争技术的制约。武器威力的大小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不能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政治本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应用于战争，只能按其应有的性能为达成预定的政治目的而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用战争的现实结局否定战争的政治动因，战争的社会本质属性，本意是政治决定战争，战争反作用于政治，而非一定把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分歧的选择手段。核武器出现并不能改变战争为政治目的眼务的本质属性，不能改变人和武器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核武器的发展趋势看，战争（包括核战争）其政治性质固然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仍然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核武器能达到政治目的，这一点在美国于长崎、广岛扔下原子弹后已证实。随着科技的发展，核武器并非不可防御，核战争并非没有胜利者。技术上的原因，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出现战争狂人的可能性，均能引发核战争。战争危险孕育于当代政治母体，但并不存着一定会产生战争的政治母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恒定的普遍的意义，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却不具有普遍的永恒和规定。政治活动主体选择战争能否实现政治目的，那是主体选择正确与否或运用手段正确与否的问题，同战争的手段性和工具性并不相悖，从现代战争看，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虽难以如愿达到政治目的，但通过战争实现政治目的事物也不鲜见，如多国部队打伊拉克。仅说帝霸是战争根源已不能完全解释当今的社会现实，凡有利益冲突就可能发生战争。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数起战争。战争因果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多种制度并存，诸元势力抗衡，还谈不上彻底消灭战争；各种非对抗性矛盾处理不当，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世界霸权主义等有可能对某些国家的决策人造成严重影响，以致实行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的侵略政策，特别是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上的一些错误理论，有可能成为实现侵略政策的依据。不同国家、民族利益冲突可以高于制度的一致性，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战争是暂时现象。 对于战争本质可作这样解释：第一，古今中外战争可分（从进行战争的不同社会力量上看）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政抬集团与政治集团；第二，战争不能等同于一般斗争的形式，它是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敌对势力互相斗争最高形式；第三，这种最高形式斗争，主要发生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处于外部对抗，但不可忽视在其它社会发展阶段也存在程度不等，作用有别的最高形式斗争；第四，只要有利益冲突存在，这种利益冲突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对抗，只要这种冲突不能用和平手段加以解决，就存在战争。 （二）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１．战争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 （１）特殊与一般 战争是特殊，政治是一般。在人类社会中，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是普遍存在的，而战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政治斗争多种多样：政治罢工、游行示威、议会斗争、外交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等。而战争是“以剑代笔”和流血的特殊斗争形式。 特殊与一般是相互联结的。一方面，任何特殊都离不开一般，特殊之中就包含着一般。因此，任何战争都离不开政治，“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6 页）另一方面，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因此，战争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的政治之中，不能用政治代替。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必然受制于政治，同时又有本身的个性和特殊规律。因此，认识和驾驭战争时，既要受到政治的一般指导，又不能用一般的政治方法来代替。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要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些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这方法，就是进行战争的手段和措施。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双方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２）部分与整体 战争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政治是整体。 在任何时候，战争都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即使在全面战争期间，战争也不会成为政治的全部内容。虽然两国开始处于战争状态时，往往首先断绝外交、贸易等方面的关系，但决不会断绝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切政治交往。就斗争形式而言，武装斗争也只是一部分，此外还有政治的、外交的、思想文化的等斗争形式。战争和政治之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说明了政治的主导地位。整体大于部分，整体的意义高于部分，整体支配部分，部分服从整体，任何部分都不能脱离整体。 （３）手段与目的 政治是战争的目标。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任何战争，都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不管战争的政治原因具有多样性、差别性和复杂性等，战争具有政治动因是毫无疑义的。政治是意图，战争是手段，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政治产生战争，意味着战争能够实现政治的目的。从实现政治目的诸种方式的相互比较看，战争虽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仍然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特别是与其它方式综合使用更有利于政治目的的实现。虽然当代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手段和工具，战争退居其次地位，但现代政治仍然孕育着战争危险。战争自身发展并没有完全改变战争特性，也没有完全泪除把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和手段的社会条件和基础。 ２．战争与政治的相互作用 （１）政治对战争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政治决定战争性质，影响战争的力量来源和士气，从而对战争的前途和结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决定战争力量的组合。 第二，政治领导战争，决定战争的总的指导路线和战略，规定和影响着战争的计划和进程，确定战争的最高指导观点，军队的组织形式、作战方法，战略战术运用，还支配战役和战斗。 第三，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决定着人心向背、军队的性质和战斗力发挥。政治规定和统率其它一切斗争形式，配合战争，保证战争。 （２）战争反作用于政治 第一，战争的结局可以影响或决定政治的进程和前途，加速、延缓、阻碍社会矛盾的成熟和解决。 第二，战争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修正或改变它的发起者所奉行的政策，战争的政治目的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战争有可能导致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给战时政策带来不同的特点，生死悠关的全面战争中，战争的胜败最明显、最迅速地体现政治的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就是最大政治。 第三，战争可以锻炼人民、教育人民，唤起人民的政治觉悟，促使人民进步。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巩固性和生命力，在战争中也必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二、经济利益──发展战争模式的直接动力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战争与经济之间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以政治为中间环节的联系。从性质上看，经济与战争的关系比政治与战争的关系间接一些，但却更深刻。要认识和驾驭战争，还必须深入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不仅根源于经济、依赖于经济，而且反过来作用于经济。经济利益是发展战争模式的直接动力。最正确的战争，将是为恢复不可争议的权利而进行，能使国家获得相当的真正利益的战争。 （一）战争根源于经济 战争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82页）从战争的起源看，战争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关系相联系；从战争起因看，经济因素是战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终极原因；从战争的目的看，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 １．从战争的起源看，战争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关系相联系 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资料是原始公有制，人间处在平等地位，劳动产品除了维持生活以外没有剩余，也无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更无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及其设施。虽然有时在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也发生一些暴力冲突，但是这种暴力冲突不是由专门的武装力量进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剥削和压迫别人，或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或为婚姻的掠夺和血族复仇，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第４７５页）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伴随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动，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０４页）这就是与人类社会成熟战争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的战争萌芽。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品的剩余逐渐增多，出现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出现增加了人们争夺的目标和机会；争夺促进了暴力的发展，暴力的发展又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和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又进一步促进了战争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剥削和压迫阶级为了掠夺财富，镇压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反抗，需要有专门的暴力机构和设施；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增多也为维持一定规模的常备军从物质上提供了可能。于是，作为国家机器的支柱——军队等武装力量就应运而生了。此后，战争就获得了本质，战争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以专门的武装力量来进行，为统治和剥削他人或集团，即以成熟形态面于世。 ２．从战争起因看，经济因素是战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终极原因 战争的起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一次战争的爆发都是各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等等。但要正确认识战争的起因，必须从众多原因中抓住根本原因，这原因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而经济关系和利益上的矛盾则是最深刻原因。 不可否认一些非根本的原因，如：信仰、复仇、国家领导人的秉性、维护荣誉威望等，对战争也起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一种诱因。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诱因是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被刺，可这诱因常常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没有这一诱因，可以借用另一诱因。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已经激化到非爆发战争不可的地步。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８１页）经济关系上的矛盾和阶级、国家、集团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是战争的根源。战争起源于经济，从属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是战争的最终根源。战争运动的利益轴心律或利益决定律表明，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由对抗矛盾双方的利益大小决定的。人类社会的本能创序导致人类战争，还未真正形成统一的社会体之前，无论哪种社会形态对于社会存在本身，它的自我发展对于它的外部环境来说，带有盲目性、物化和有意识。只要世上存有经济利益对立，就必然要产生出政治上的对立，进而又要产生出军事上的对立，则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受人类社会本身特有规律支配的社会的历史的特殊的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决不会永存。经济利益对立消失、新经济关系确立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之日，即军队存在无丝毫意义和战争绝迹之时。 当代战争的发生机制是复杂的，战争的直接根源是多元的，特别是霸权主义式战争根源，它不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而只是一种国家行为和国家对外政策。比如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最终导致的相互仇视和暴力行为而形成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同其它国家甚至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等等。认识和研究它，还须将利益冲突是深层，其它原因是表层统一于战争根源之中。 ３．从战争目的看，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恩格斯指出：“暴力不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９９页）战争爆发的原因和进行战争的目的总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各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战争、爆发的诱因、导因、起因多种多样，但经济关系上的矛盾引起了战争，战争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经济利益。战争的根本原因同根本目的联系一起。如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残酷地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在主要以游牧方式取得物质资料的条件下，侵略战争是以侵占牧场、掠夺牧畜和财富为目标。在农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时，侵略战争是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在社会生产中当工业占据统治地位时，侵略战争就以掠夺工业原料和商品销售、资本输出市场为目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的被剥削阶级进行的反压迫、反侵略的战争，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夺回和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二）经济力量是战争的物质基础 战争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而是力量的竞赛。不但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竞赛，还是经济力量的竞赛。事实上，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是紧密相联的，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首先依赖于一定的军事力量（即人的力量和物的力量），这两种基本要素的强弱，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物质基础。 １．军事革命的主要源泉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和物质生产水平 首先，战争中物的力量，不过是经济力量的转化形式而已。即使靠进口来改善自己装备的国家，也要靠经济和财政作后盾。正如恩格斯所言：“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２页） 如果说生产关系是决定战争性质的最终因素，那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是决定战争工具的最终因素。生产力愈发达、生产能力愈强、军事潜力愈雄厚，支持战争的能力就愈强。“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侈糜篇）掌握了高科技，控制了世界经济的生命线，就能制人而不制于人。 当然，一国军事实力还受制于该国政治制度等因素，军国主义、霸权主义往往拼命扩大军费开支，然而这种扩军若超出经济承受范围，就要被强制削减。 其次，战争中人的力量也必然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代表不同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人，在战争中的精神状态不一样。经济和生产水平不一，军队人员可达教训水平有差别。我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非常重视经济力量对战争作用。“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管子》重令第十五）。 现代高技术条件下战争，比之古代战争，对经济力量的依赖尤为突出。海湾战争打了不到两个月，联军耗资超过五百亿美元。1756年开始的欧洲七年战争双方共开支３．５亿美元。暴力需要巨额金钱，但不能铸造金钱，而金钱归根结底需通过经济生产才能取得。２．对于战争依赖经济力量的规律必须辩证地理解 战争要依赖经济力量，但要辩证地对待战争依赖于经济力量的规律。既要遵循它，又要善于在经济力量较弱的条件下战胜敌人。这是由于一切革命战争，往往不是首先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进行，而常常是在经济力量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经济力量弱的条件下战胜强大敌人，就必须采取两条基本措施。一是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搞好本身的经济建设。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要善于把经济力量弱小与战争依赖于经济力量的规律统一起来。在准备和打赢未来战争中，一方面，抓紧机遇、加快建设、迅速提高我国综合实力，以此来加强国防力量；另一方面，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以最小的消耗获取最大的成果，通过人民战争，利用一切手段缩小我与敌之差距。 ３．经济地理状况也直接和间接地给军事以一定的影响 由经济条件决定的交通好坏，对兵员的动员率和军队的战斗力产生较大影响。交通条件越好，可能征集的兵员数量就越多，否则即使征集了较多兵员也会由于交通不便而不能及时输送到前线，或者在输送途中造成非战斗减员。 从全局上说，领土愈辽阔，人口愈众多，物产愈丰富，生产布局愈合理，交通愈发达，其战争潜力就愈雄厚，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就愈有利。当然，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发展，领土辽阔给组织防御增加困难，发达交通也可能给敌人的进攻创造良好条件。物产中缺粮和某些关键战略物资，而其它方面再过剩亦于夺取战争胜利无补。 ４．经济因素对作战形式、战略技术及战略目标有很大影响 经济制裁为战争的一种工具，经济战是不流血的战争。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所引起的军队成分和武器装备的演变，进而决定了部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如新的军、兵种和专业部队不断涌现，新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应运而生，等等。另外，经济状况还可通过作战人员的成分和思想政治素质对军队的组织方式、作战形式等产生巨大影响。正由于战争对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打击和夺取经济目标对战争的胜负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经济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自动起作用的，而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一定的经济组织去实现经济潜力向军事实力的转化。 （三）战争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经济对战争具有决定的、基础的作用。战争又会反过来对经济产生巨大作用，不同性质的战争，它对社会经济所起作用不同，在一定条件下还表现其为主要作用。 １．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主要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实现 战争是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对每个国家及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所起作用往往鲜明、迅速地体现了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革命战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的巨大杠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领导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后自觉地建立。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也存在用正义战争保卫新的生产关系的问题。当然，这种决定性的反作用不是本原意义的决定作用，它仍然是在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有密切联系的。国防建设保卫经济建设成果，军事从根本上说是为经济服务的，国防的建设必须服从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但经济的发展又必须考虑到军事的需要。战时经济政策要求一切满足前线，迅速使国家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轨道，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军用和民用生产均受战争制约，服从战争需要。为满足战争需要，寻求新的战争手段，就必然要制造新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例如：美国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所谓经济奇迹，主要原因是战争促进生产，大发横财。 ２．战争对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能够起到加速或缓延作用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２５６页）“革命的暴力行为，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第６１页）反动的非正义战争，总是企图维护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必然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正义战争，摧毁旧的上层建筑，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战争能促进经济建设发展，但也对经济建设有巨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为满足战争需要的巨大消费能力可刺激和增强生产，为造出新武器，解决新问题，迫使人们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例如，控制论就是维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于防空部队需要，深入研究而创立的。战争中的军费开支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战争对经济建设造成极大破坏。三、 科学·技术·战争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和方法体系。技术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反复实践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虽然科学和技术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分离，但它们乃属不同的文化。科学的任务探索新的规律，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更好地理解事物，目的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成果表现为知识形态，增加人类的知识财富，其成果没有国界和产权问题。技术的任务利用已知规律设计有用的器具，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更好地控制事物，目的是设计和制造用于生产、战争、生活等方面的工具和手段；成果表现为物质形态，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其成果保密和存有专利问题。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功能方面，科学具有认识的、文化的、教育的、哲学价值，它的经济价值带有根本的、长远的、间接的性质，技术追求实用性和直接的经济效益。科学与技术是战争运作的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轮子。“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 页） 战争不仅是职业军人及武装老百姓之间的争斗，而且为科学发明家之间的角逐。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全面直接巨大影响所形成的催化效应为世人共识。 （一）科学技术构成战斗力的主导因素 战斗力是敌对双方的物质因素通过精神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战争中相互作用的双方都是武装起来的、自觉活动的人，所以战斗力的表现要比物理学上力的表现复杂得多。战斗力因素是与战斗力密切相关的一个范畴，它指可以直接用于战争，但尚未进入战斗过程的各种潜在因素总和，其中有兵员和武器技术装备的数量及质量、军事理论水平、武装力量的编制和体制、指挥、保障、利用能力等。从构成战斗力因素的各方面看，除精神因素带有随机性外，其它各种因素都有确定的量和质。但是，这些因素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各因素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发挥作用。战斗力因素和战斗力相互转化中既统一又不统一。从“质”上讲，它们均属战争力量，战斗力因素是战斗力发挥的基础，战斗力是战斗力因素的实现。从“量”上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战斗力因素与发挥出来的战斗力成正比。但是，战斗力因素和战斗力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力量，前者未转化成后者之前，对敌无实际打击的作用，且自身很易被对方摧毁。战斗力有直接打击对方和保护己方的作用，是直接决定胜负的东西。从战斗力因素发挥出战斗力的“量”来看，同一“量”的战斗力因素，在战斗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条件影响，所产生出来的战斗力的“量”有很大差别。战斗力因素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基础，但是战斗胜利的实现却要靠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造成战斗力因素与战斗力不统一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第一，战斗力各要素组成的整体根源于战斗力因素所构成系统的有机性和组合效应。要素作为系统整体中的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方能体现它具有部分的意义。系统的整体效应表现为整体对于它的组成部分具有“非相加性”，还表现为系统整体的性质或功能具有构成该整体的各个部分自身所没有的新的性质或功能。战斗力各要素组成方式最佳与否，严重影响战斗力强弱；第二，战斗力系统是时间的函数，它取决于系统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有机关联性即普遍联系。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减少了作用各方的自由度，相互协同使作用各方形成各自没有的东西。要素与系统整体结构越合理，每个要素在系统中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由系统效应而产生的整体功能就越好。在战斗力系统运行过程中不可忽视环境因素对系统状态影响，要不失时机地进行调节控制使其状态符合目标状态要求。所以，单位时间里的战斗力发挥效率，严重影响战斗力的发挥态势，同理，对战斗力辅助因素（自然力等）利用的程度，也会左右战斗力的沉浮，如周瑜火攻曹军、关羽水淹魏军。另外，作战对手不同，作战任务的性质不同也会使战斗力因素与战斗力的比例出现差别。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只是潜在的战斗力，当它一旦被运用于战争过程中，就会变成一种现实的战斗力，而战争能力的提高和性质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战争世界的变动和发展。科学技术战争化，使之构成推动战争变革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语）物质生产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起点和基础，社会关系是它们发展的条件。科学技术不仅反映出人类社会日益深入地认识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能力，而且反映出应用这些认识去发展生产和改变社会关系的能力。它还可以通过各种途经渗透到战斗力诸要素中去，使得战斗力跃迁，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战争发育，而且战争经常是对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利用得最多和最快的一个领域。 第一，科学技术对战斗力具有全方位的影响。恩格斯曾经指出，经济和科学文化“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兵士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４页）他还系统地考证了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同武器装备演进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同军队编制体制变化的因果关系。马克思也注意到，“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同上书，第５３页）科学文化可以使其拥有者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无文化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列宁认为在战争中“占上风的是拥有高度技术装备、组织性、纪律性和头等机器的人。”（《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１７７页）斯大林在总结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经验时也指出，要打败军队众多、装备精良、军官训练有素和供应良好的敌人，除了需要勇敢精神以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并且也是数量充足的供应。”（《斯大林军事文集》第３８７页）科学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军事始终是构成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利用最多、最快和最早的领域，现代战争打的是科学技术仗。毛泽东说过：“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３６１页）邓小平在论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谈到，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一个民族的前途是在科研中心锻造的。“科学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不能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２卷第４８８页）科学技术改善了作战物质手段，提高了人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一切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不是直接转化为军事技术就是对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它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发展，改进了人与武器的结合形式，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总之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述科学技术与战斗力的关系：战斗力＝（战斗力各要素的利用发挥率＋管理＋教育）×科学技术。 第二，科学技术对战斗力的全方位影响，尽管有时军事技术可能处于整个科技的最前锋，但也建立在整个科技发展基础之上，不能代替人的决定作用。战争最革命和最强大的因素与战争决定因素不是对立的。人是战争决定因素是指人与物的关系，人是战争主体，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性因素。人本身是智能与体力的统一体。就人的智能（包括科技水平）与体力因素而言，前者处于愈来愈重要因素的地位，它们不是并列的，因而也不是矛盾的。战争不仅是力的抗衡，更是智的较量。如何有效地运用并释放出已有的战斗力去实现战争目的，显然决定于人。科学技术的作用在于有效地运用并释放出已有战斗力、实现战争目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加速战争进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胜利。科学技术在战争发展中起着第一位变革作用，但科学技术还是要由人来掌握、运用，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作用。科学技术除了物质价值外，还有精神价值，科学技术与我军的政治优势是辩证的统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取决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３７页，第１６６页），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作为战斗力最活跃生成因素，对加强我军“硬件”建设起着导向功能，它与部队的“软件”开发构成互补有机联系，战斗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构成要素，而且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动性。战斗力潜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化为现实战斗力，主观能动性还是战斗力强弱转化的一个根本条件。在这里，决定因素和主导因素各得其所，不能偏废，协调发展以形成“硬”与“软”的辩证统一体。 第三，科学技术是重要的战争潜能。支撑现代战争要靠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作用过程，既是增强战争实力的过程，又是积蓄和储备战争潜能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战争的支持能力已表现为科技的储备能量，因为只有科技储备雄厚，战斗力量的再造功能很强，才能经得起持久的打击，并有足够力量适时转入反攻。科学技术还具有威慑效应。新的世界大战没爆发，重要原因之一是核武器本身的毁灭力量捆住了霸权主义手脚。威慑与实战并重成为各国军队建设追求的目标。科学技术是战斗力的倍增器，只有占据科技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才能确保不战而胜。战争潜力与战斗力因素既相统一又不统一。其统一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并能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战争潜力是军力的基础，战争潜力是与军力相联结而存在的，军力对战争潜力的影响还表现在它能够保护战争潜力。其不统一是战争潜力向军力的转化要受到国家动员力和时间的制约，战争潜力必须转化为军力以后才能用于战争。 科技通过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国家的军事战略，以及通过决定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的水平进而影响军事行动的方法，也可以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军人的素质和训练要求不断提高而直接显示出来。 （二）科学技术是战争思维跃迁的生长点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２１０页）过去的战争已经证明，现实的战争也已表明，未来的战争必将挑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国防发展思路的改进，进而必然导致指导战争的理论发生变化，自然而然也改变了人们准备和进行战争的一系列观念和认识。“技术——科学——思维”的连锁反应中，战争思维领地不可能是“世外桃源”。战争思维是人在战争条件下的思维机制及其规律，它具有超前性、灵敏性、创造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因此，战争思维不仅直接受制于思想水平，而且也与科学技术进步相关。它虽然不象战略战术受科技进步的影响那样明显但科技进步作为影响战争异常活跃、不断发展变化的因素，必然会在推动军事理论发展同时促进战争思维向新的层次跃迁。 第一，科技使得战争硬件质变，但并非降低战争软件的作用和地位。高新尖兵力兵器的鏖战对指挥员的谋略智慧对抗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谁能在智谋竞技中争先，谁就取得战争主动权。科学技术推动下的高技术战争没有改变战争的一般属性，同样存有“打不打”和“如何打”两大令政治家、军事家伤脑筋的难题，谁能在这上考出好成绩，谁就能有效驾驭战争。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属于战争谋略的慎战范畴的“打不打”问题，是敌对活力抗争和科技水平较量的第一着眼点，它要求从敌我友的综合实力出发，从区域乃至全球态势的整体格局上把握和审慎地预见战争果子及效应。“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子无算乎？”，属于战争谋略的善战范畴的“怎么打”问题，是高技术战争的第二着眼点，它要求源于传统作战模式高于传统作战模式，适情、适事、适势、适机地出奇兵求正合，在施谋定计上高敌一筹。 高技术使得战争谋略和决策思维的工具发生了质变。但老子的“先计而后战”的战争规律还灵。“指挥”是指定和运用谋略，指挥思想武器同谋略的思想武器具有同一性，即都为辩证思维，战争思维的要义在于创造。胜敌之着，以计为先。 第二，急速发展的科技变量，要求战争思维变通创新。寻求高技术战争思维是一创造过程，贵在创新，难在创新，成败还是在创新。这就要求人类在战斗力对抗的真理认识中，适应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上下苦功，以古为鉴，运用而不套用经典战争思维，“运用”和“套用”的区别在于变通。 同一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各有其特殊性原理。高技术与战争思维溶为一体，互相促进，是战争主客体通过高技术武器中间客体的一个特殊表现。一方面，高技术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谋略的物质基础，高技术战争实践产生相应的战争思维；另一方面，战争思维指导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高技术化的武器装备的作用发挥不会是自发的，还要加上人的自觉能动性。战争思维的创新与守旧，决定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最佳效能充分发挥与否。尽管科技的飞跃发展促使机器的智能越来越近于人脑，但电子计算机永远不具备人的意识能动性，高技术战争实践检验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指导上的主观努力如“诡道”、“用诈”，可使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但所需的还是创造性的战争思维。 第三，战争思维发展的曲线与科技发展的轨迹渐进。科技对战争思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战争实践间接发生。武器装备几千年无质的变化的冷兵器时代，虽然在战争思维大树上增添新叶，但陈陈相因为多，囿于一个水平上和框架内。重大进展的科技对战争产生巨大作用的热兵器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发挥创造性战争思维的有利条件，对未来战争超前认识、大胆预测、象海权论，空中制胜论均从军舰、飞机的新技术发明中主动设计未来战争。高技术兵器时代，一方面武器装备日益向高、新、尖、精发展。另一方面常备兵员向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传统的数量取胜由质量取胜代之。战争消耗不再按历史的线性关系发展。高技术成为抑制战争的催化剂。所有这些意味着战争思维中基本方向的转变。 人们在着眼用战争消灭战争的传统思维时，也有必要开拓在高技术条件下抑制战争的新思维，注重探讨战争规律和理论新形态的思维操作。高技术使战争弱化的方法增添了新手段，武器已从释放能量的量的变化转为释放能量的质的变化，战争与技术关系史上出现新质态，高技术不仅仅为战争服务，还拥有探测、开发、利用新资源领域能力，使战争获得地球利益的动因大大弱化。 战争消耗“突变”，使战争的破坏性从无限扩张转化有限控制。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它种过程的变动性则是绝对的。高技术时代是用收剑的武器释放收剑的能量，走到了用发散的武器释放发散的能量反面。高技术为节省消耗提供条件，使现有的物质使用效益大增。核武器具有巨大能量，它的威力越是向无限发展，其使用范围和机会便越向有限收缩。高技术的武器装备几乎可按人们的意愿有选择地打击敌方目标，而不致使攻击范围和事态扩大。高技术战争相对传统技术条件下能量大面积释放的战争，无疑是实现政治目的更可靠、更有效的手段。高技术的日趋发展，推动着能量时代向技术时代迈进，使技术不仅有释放能量的作用，甚至有削弱能量、克制能量释放的功效。使武器运用于战争结果，能够迅速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能够使战争局限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高技术常规有限战争可起到逐次释放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能量”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可以使战争发动者的理想与现实相接近，从而成为解决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工具。 （三）料学技术是战争演进的加速器 战争直到最后消亡之前不会停止自身的运动。战争的发展是随科学技术和思想的发展而发展。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的科学处于胚胎之际，人们就开始把仅有的知识和经验用来为战争服务。 交战双方都是使用戈矛剑戟一类武器的古代战争，战术技术简而异少，其军事强弱主要取决于数量，科学技术在导致军事上质量优势的作用不起眼。冷兵器让位于机枪、火炮和机动舰船等武器装备，密集火力代替密集的人力使战斗能力数倍甚至数十倍递增，科学技术导致在军事上质量优势崭露头角，但这种“质差”没有根本冲击数量优势。高新技术带来的现代战争，向人们暗示，战场分散，越来越不依赖集中的后勤支援，更加强调部队的机动、独立生存能力，作战的目的是从心理上击溃而不是从生理上消灭作战目标包括破敌文化和动摇民心。具有智能化特点的兵器作战效能非传统兵器所能比拟，应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联结成一个相互配合、运转自如的整体，其效能之高更是今非昔比。战斗力与科学技术不是一般的乘法关系，而是指数关系。未来战争的高新技术的密集使用为特征，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科学技术较量。这场新的武器革命，骤然间把兵器的档次拉开了，把军力的质量扩大了，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技术差，在战场上则表现为信息差、空间差、时间差和精度差，而这种整体质量上的差距，是很难用数量来弥补的。相反，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质量优势，却能有效地弥补数量不足。科学技术作为推动战争向前发展的有力杠杆，在战争史上所呈现的轨迹就是数量重于质量→数量与质量并重→质量重于数量。也就可以说，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决定的质量左右军队战斗力高下和对抗结局、能否实现军队自身价值。 高新技术兵器在战场显示的威力，更新人们对其的观念，开始刮目相看。透过渐变阶段的表面现象捕捉战争演变深层种种迹象和端倪，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寻觅未来战争蛛丝蚂迹的必然走向，严肃地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例如，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现实与未来的主要威胁，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正在悄悄地变革；未来战争中，“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之间的界限模糊，夺取战争胜利不仅仅是击败对方的军队，而主要是摧毁对方的综合实力；面向信息系统的战斗集体整体合力突出表现在灵活、精确和高速的作战体系对抗；作战样式主要有联合作战、机动作战和远战，制电磁权的争夺异常激烈；在信息主导型系统控制和指挥下的陆、海、空等一体化，隐身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复杂作战平台、空间系统决非遥远，远距离发射导弹的互不见面的拼搏，逐渐取代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格斗等等。这一切战争标本要求在军队改革上要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使我们的认识向发展中的战争客体贴近，也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提高军队科技“含量”，优化国防。必须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对增强战略防御武器和战术攻防兼备武器系统的“大脑”功能和“中枢神经”功能，将起根本性的促进作用，新武器与新战略战术结合可收到意想不到的军事效益。 科学技术的进步，正使战争手段走向完善，并在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武器质量不断提高使其威力迅猛发展和飞跃，其威力越向无限发展，其使用范围和机会便越向有限收缩，介于矛盾着的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之间夹缝，存有一种令人难受的危机，在夹缝中生存，用选择代替冲动。用武力决一死战的两种意识形态在未来变化面前值得重新思索，战争抑制力、和平战也许更为符合利益。军人的最终使命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人是环境之子，现伏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机器结构，同时也在改变着军人自己。军队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剑新性很强的领域。军事领域始终是对科学技术成就适用得最快的社会生活领域。军事抗争推动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深刻变革军队编组同时，注定要改变军人的能力，甚至改变军人大脑的物质组成和化学成份——如果有可能的话。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变革总是不断地对军人素质提出新的要求。数学方法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对军事科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而且给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以“超越”战争实践的有利条件。军事科技下层结构超高速发展和变化，难以稳定的原则，冲击着位移较小的战争哲学思想，不能靠僵化意识和浅陋意识对多样化的前景用单一观念去描述，也不能靠寻求万古不变的定律去适应未来。新的军事理论不能再满足于对战争经验的总结，而要走在战争实践之前，有超越现有装备的眼力，创造瑕不掩瑜的战争思维外化形式的最高境界。一定条件下适用的战争基本规律，在新的战争到来之前就产生出科学预见。 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未来战争的复杂性，即多元性、多变量、多样化将使未来战争变成光怪陆离和难以捉摸的魔术场，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预见力和控制力，奔向未来的骏马是不会脱缰的，随着人类能动性的提高，人们不仅能够循着历史的轨迹去预测未来战争，而且可以根据发展的趋势，去设计未来战场。 科学技术几乎给了今天军事家这样一种方便，未来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可以产生出相应的手段。而战争机器又反过来成了发展科学技术的助推器，军事家通过对未来战争的设计，也为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目标。溶为一体的军事与科学，使得人们可以自由设计未来战争。战争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竞争和理论挑战，成了一种真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和杠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扩散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军事家似乎不再囿于现有装备的硬壳去思索制胜之道，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去要求科学家制造出满意的新兵器。“皓首穷一经”的研究方式难以适应剧变的战争指导艺术。战争将由人力、机械力的搏斗，发展到物理能、化学能乃至人造智能的搏斗，军事抗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比赛。科学技术是各国在精兵之路上高技行驶的火车头。 同时，对战争与科技关系，我们要具体历史地分析，战争活动虽可促进科技，尤其军事科技为一般科技先导，但战争对科技发展也起消极作用，它通过破坏社会生产和文化建设进而影响或极大削弱科技。四、文化·意识·战争 （一）社会文化与战争的关系 “文化”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 ，指由人为的耕耘、培养、操作、教育而发展出来的东西，相对于自然存在事物而言。这种价值观念流或行为规范丛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通过社会传衍而来的“人工自然”要素，它标志一定社会区两个文明发展水平，各式各样形态的事物复合体所形成的社区的特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的意识发生的直接机制、人类追求和实现自由的手段，它一般蕴涵四个层次：反映文化整体水平的物质文化的器物层次，即人们因生产、生活和求知的需要向制造并使用的各种特定的工具、器具和物品；其文化整合中新的因素引起传统文化自身的根本性危机——“文化过敏”，连接意识和活动的中介为个性发展的主要因素，决定文化整体更迭，实现社会凝聚含即一切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自身内心认识综合软件的文化外化的精神智能层次，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自然及社会的经验和理论；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综合表现，认识能力和认识结果的体现心理积淀的文化内化的价值规范层次，即处于文化深层的特质核心的难易变更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如道德、风俗、习惯等），其直观研究方法导致天才的猜测与舛误的交织，囫囵思辩流的混浊为求知而研究无实用目的。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必然孕育出印有这种文化特殊胎记的战争，文化乃战争演进的调节器，战争指针摆动总与文化母体提供的时代区域条件息息相关。 １．战争是民族、国家间的社会文化冲突 不管是用自然性来解释战争，还是用社会性来说明战争，其战争理解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把战争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来考察或从文化角度来剖析战争本质。文化是人的战争意识发生的直接机制，战争活动形成的根本原因、具有意识的战争活动直接依赖于符号的创造和运用，文化是战争活动与战争意识的中介。 社会是文化利益凝聚成的，远比血缘关系结合至关重要。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集团并不是什么种族，而只是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由种属关系所引起的，均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对抗，而纯粹是文化上的对抗。人类社会发生战争的根源虽然纷繁复杂，但从内容到形式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争斗有着质的区别。动物物种之间的争斗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人类战争则是受属于有意识人的控制，人能够制造武器并使用武器，还可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战斗，而这动物是望尘莫及。只有把人类文化行为与动物的本能作用区分开来，才能揭示战争本质和找到消灭战争的可靠途径。如为获取更多奴隶和土地的侵略、掠夺与讨伐“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两者虽然动机不一，但体现的是文化对抗。 战争可以说是文化冲突和对抗的最激烈形式。战争基于文化（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基础上的暴力对抗，它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一致，差别仅在于从文化角度分析战争的根源和本质，其涵盖性较之后者要大得多。唯其如此，它不仅有助于解释阶级社会中的战争现象，还有助于解释非阶级社会中的战争现象。 人类文化最危险的成果——战争，其消灭和控制，有赖于文化上的努力。也就是说，唯有物质文化极其丰富，制度文化极其完善，精神文化极其发达，思想文化高度发展才能消灭经济利益对立，满足人类充分需求，确立共产主义制度，从而筑起永久的和平屏障。 ２．文化是战争演进的调节器 透过战争演进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到它的演进与文化的发展显示出某种内在联系。可以说，文化是战争演升的调节器。 第一，战争的性质与文化。蒙昧时代的战争起因比较简单，性质也不复杂，主要是氏族和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经济资源，如水源、草地等，以及婚姻的掠夺和血族的复仇而引起暴力冲突。当人类社会由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战争性质就复杂了，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等不同的社会文化组织、阶级社会各个政治集团组织利益和关系的复杂化，导致产生了这些集团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战争性质的复杂化。说穿了，战争是社会文明的不断进化所致。 第二，战争的工具与文化。战争工具从冷兵器经热兵器到热核兵器，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是社会文化在战争领域的具体体现。新的生产力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战争规模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手段。“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６页） 第三，战争的破坏与文化。原始社会战争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对人员（战俘）的残酷杀戮上，其主要原因也是当时物质文化不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能劳动生产的东西，还没有超过维持劳动者生存的需要的数量，是为生计所迫。原始作战工具的简陋，作战性能低下，战争时一般是双方人员的直接的肉体搏斗因而战争不会象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杀人毁物结果。进入文明社会，战争性质发生质的变化，以掠夺财富和阶级奴役为战争主要目的，战争中的被俘人员不再全部被杀掉，但是，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反而更重。越是文明时代战争，结果越不“文明”。例如，２０世纪以来战争死亡超过一亿人至于对人类用血汗和生命创造的文明成果破坏，更无法用金钱计算。同时，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战争破坏构成也日趋复杂。 第四，战争的样式与文化。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必将导致新的作战武器的产生，而新的作战武器的出现又会引起军队结构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战争样式伴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而改变。有关这点已在本节第三个大问题中有叙述。 第五，战争的演进与文化。战争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交流形式，（相对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静态文化交流），而且在历史上产生过特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为迁徒、贸易、传教、殖民、旅游、留学、图书往来、外交等或更为重要的世界文化交流的途径。一连串的战争促使华夏和夷、蛮、戎、狄各族及其文化大融合，终于使中国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艰难道路，它的主要完成形式，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和亲”、“通婚”之类的友好手段，而主要是暴力尤其是战争征服。这种征服打破各民族的封闭状态，并把落后民族卷入先进生产力和文明体系，融合先进的和落后的文化发展模式，给行将衰落的先进民族注入新的生机。例如恩格斯说的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日尔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征服、北魏孝文帝在战争胜利后所采取的汉化政策。 “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３６５页）当我们研究战争积极效应时，主要是着眼于战争所带来的历史效果——确实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作用，但从战争动机来说，这种积极作用却并非战争发动者之目的，而是一种伴生作用，甚至是战争的“副作用”。例如，西方殖民主义者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把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目的绝不是要发展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战争是以“恶”的形式充当历史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没有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战争的双重作用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一方面刺激与军事相关的科学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例如，出于战争迫害人才；重视军工、轻视其它，结果导致经济畸形发展。 （二）社会意识与战争的关系 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族、阶级、集团的思想理论和感情情绪的总和。其中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是最基本的内容。 １．社会心理对战争的影响 社会心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方式中感情、情绪、爱好、习惯、想法、激情、日常行为准则等因素的总和。它是群众在一般意识水平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是意识形态和个体心理之间连接的环节。它的主要特点：第一，它主要通过感情表象和情感形式来反映人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朴素的直观性；第二，它通过感情和情绪的交融，能使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性；第三，它是群众日常实践、经验及相互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意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第四，它是过去某些传统、习惯在人们心理深层的积淀，具有长久的稳定性。 在战争中，战争双方都很重视社会心理对战争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心理既是战争过程和内容的组成部分，又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手段。首先，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要“令民与上同意”。汤灭桀、武王伐纣就是利用了民心对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其次，精神力量的得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敌人的肉体可以被杀死，敌人的财产可以被摧毁，然而只有精神的被征服，才算是真正的失败。触发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进发的神奇火种是民族气节。第三，士气对战争的命运有重大影响。军队一旦失利沮丧，失去勇气，就会很快溃败。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和士兵的阶级感情、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唤起对敌强烈仇恨。要特别强调在战争中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把人民群众的阶级心理和民族心理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在因一战失败后使日尔曼民族地位受损的幌子下，德国人民民族心理被欺骗、利用，也就大大助长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心理战作为战争手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受到普遍重视。中国特色的古代心理战思想在世界心理战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位置。如“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社会心理对战争影响的根本机制在于：人的感情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因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具有肯定或否定的倾向，并且成为需要是否满足的一个指标。敌人强加的战争，必然带来人们需要的丧失，阶级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破坏。因此，也就必然形成人们的责任感、羞耻感等特有的感情，并将其诉诸到战斗行动中去。另外，社会的阶级心理和民族心理也有可能被敌人所利用甚至同化，这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２．战争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社会心理影响战争，反过来战争也影响社会心理。战争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基本渠道发生的。 （１）武器影响人们的心理 武器是一种杀伤力量，它能在消灭社会的物质财富和人的生命的同时，对那些幸存者造成心理精神上的巨大震荡，使他们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急剧发生变化。武器这种精神心理效应是以建立在人的心理基础上的危险性感情和情绪体验为根据的。本来，战争本身就隐藏着对人们生命的危险性，而武器的运用，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常规武器性能长足提高，使得这种隐藏着的危险性立即变现实。保全性命的欲望是处于危险中的人的一种自然反映，当己的生命受到危险威胁时，会自然地产生为危险担忧的恐惧心理和压力，造成心理紧张，由于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和压抑，引起注意力分散、思维停滞，行动失去控制，妨碍人们对既定目标的实现。当然，如果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牺牲的崇高价值，那么就能克制自己，甘冒最大的生命危险。 （２）战争中宣传鼓动影响人们的心理 宣传鼓动是传播思想激发激情的一种手段。战争中，借助口号、标语、书信、传单、军旗等形式，既可对敌也可对己施加情感影响，削弱或者加强武器的心理影响效果。它能把战争的情景和人们的感情通过活的形式迅速地沟通起来。人的情感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简单的情感通常是在人的机体自然需要是否能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如由战争的艰苦环境、生命危险引起的惊恐。由于各人的素质和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恐惧心理的表现也会有别。有的人心神不宁，有的怀疑、吓怕，更有甚者则丧魂落魄。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宣传鼓动，取得世界各种进步力量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涣散和动摇敌人的军心，使敌遭世界人民遗责和反对，对敌人可以增强危险感程度，对自己则可消减危险感程度。高级情感是人们对自己的祖国、对军队集体、对军人价值的认识和态度，是在是否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情况下产生的。集体感、荣誉感、责任感、羞耻感是这种情感的表现形式。战争条件下的宣传鼓动，对己可坚定崇高理想与信念，对敌则动摇其意志和信心。在战争环境中，还可通过宣传鼓动促使情感两极性向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生变化。 ３。意识形态与战争的相互关系 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于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十分明显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点和信念，也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政治思想对战争具有的特殊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思想直接维护战争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说明战争的目的，阐述战争与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第二，政治思相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军队精神力量的核心。无产阶级军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在于它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第三，政治思想在战争宣传上，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起论证作用。它论证己方战争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援，它揭露敌方战争对法律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违背，使敌受到社会的遣责和陷于孤立。 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以善和恶、光荣和耻辱、公正与偏私、诚实和虚伪、正义和非正义、权利和义务等道德规范，来评价和制约人们的行为，调整和改善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在战争中，评价论证己方战争的正义性、敌方战争的非正义性，按一定道德理想和原则训化军人，使之深明肩负义务和责任，不畏艰险、勇敢战斗、服从指挥。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们思想感情，以特有的感染力影响人们。艺术对战争中美好事物的歌颂和对丑恶现象的暴露，给人们以强烈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它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揭露批判敌人的重要手段，既能唤起我军的高尚情操及战斗锐气，又能唤醒敌军士兵走上摆脱、反抗罪恶战争的道路。宗教是支配人们的那些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以歪曲和虚幻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宗教本质上是宣扬顺从和忍受，用“天堂”的幸福来掩盖人间的苦海，以“地狱”的恐怖来压制人民的反抗，要人们绝对顺从“上帝”的旨意和安排，安于现世被奴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总要利用宗教来为自己服务，通过宗教活动宣传战争狂热，并为其侵略战争进行辩护，驱使人们成为侵略战争的工具，使他们由战争而引起的恐惧和绝望的情绪，能在对“上帝”的祈祷中得到安慰，通过宗教活动麻醉被侵国人民的斗志，灌输不属于所有人的“天堂”幸福，企图使那些毫无怨言地忍受贫穷、俯首听命的人们变成侵略者的顺从奴仆。当然，历史上劳动人民为反抗剥削阶级的统治，有时也打起宗教的旗号动员和组织群众。无神论者，反对反动的宗教，但承认爱国的宗教存在的现实。第二节 战争过程的矛盾运动一、战争发展的基本形态 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它的发生、发展和衰亡过程。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暴力的形式即战争，起源何时，其发展各阶段呈现形态怎样呢？ （一）非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起源说古往今来，世界名流或多或少对战争进行探求，其劳作既有偏见和困惑，有不乏勇气和智慧，因蜘蹰在一个离开人类社会发展去认识战争的封闭圈内，故始终未能找到或完全找到战争起源真谛。 神战争起源说认为，战争是神对人类的鞭达和报复。这种学说产生于奴隶制社会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人类受陌生，对立的和不可理解的大自然支配，出现万物有灵和崇拜天神，把战争称作神的旨意，以证明战争的合理性。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或者制造上帝。不仅为了欺骗，也为了给自己寻求精神寄托和超自然的力量。楚汉战争中的项羽，战前占卦取个胜负，乞求天神保佑，临前还说：“此天亡我非我之罪也。”《古兰经》说“战争是真主把恐怖放在不信道人的心中，因此你们（信道者）没有杀戮他们（指不信道者）而是真主杀戮了他们；当你射击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射击，而是真主射击了。（第八章［１２］［１７］）。这种从趋自然力中寻求战争动因，当然不能触及战争起源的实质，只能陷于客观唯心主义泥坑。 性恶战争起源说认为，战乱都是由性恶引起的。这种学说形成于奴隶制社会，以后各个时期均有发展。《墨子·兼爱上》谈到天下战乱时言“是何也？皆起不相爱”，把战争起源归之道德，只见战争中人们相互仇视的表面现象，不见这种相爱的社会深层本质，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恩培多克勒认为，“友爱”和“憎恨”两种力量使元素结合或分离。柏拉图用爱憎解释战争现象，认为“相亲而成一，交恶而成多”，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认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人们就永远在战争状态之中”。这种停留在人的抽象道德上，而不从人的社会性来考察，不可能客观地解释战争起源。 自然战争起源说认为，战争为人类永久同路者和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本能和欲望破坏了理想关系，《吕氏春秋·荡兵》中称“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鲍德温在《明天战略》一书中说“造成战争的是人的本性，而不是人所创立的那些经济的或政治制度”。这种超阶级的战争观，对澄清战争起源认识模糊的雾霭无济于事。 偶然因素战争起源说认为，战争由个别伟大的感性冲动，偶然事件引起的。《孟子·滕文公》中记述了商汤灭葛的故事。据说葛国的诸候不祭把祖宗。汤先后派人送去借给祭祀的米粟和牛羊，并派人为葛国耕田送饭。有一童子拿来肉送给耕田的人吃，葛人“杀而夺之”，于是汤“为其杀死童子而征之”，灭掉了葛国。事实上，商为当时最强的奴隶制国家。因杀童子而伐葛，则应在灭葛后息兵，然而，商汤趁势发动一系列战争。这种分析缘由停留在被割裂的表面现象上，以偏概全。因此末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找不到战争的真实动因。 经济利益战争起源说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有了国家之后才产生战争。战争发生根本原因是一些国家为物质利益而征服另一些国家。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罗马史》一书中，多次描述和分析了围绕土地进行的冲突。孟德斯鸠在战争起源问题上认为，只是有了国家以后才产生了战争。弗洛伊德说：“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普遍原则”，“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即使在一个团体的内部也是不可避免的。”（《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车文博主编第５００—５１１页）这种学说全然触及经济利益和阶级矛盾等实质性原因，但浅而辄止，未能深入，虽然已经接近了真理，但未能全面而科学地揭示战争起源。 （二）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起源说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归结于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就向人们提供了打开寻找战争起源大门的钥匙，打破了历史思想家偏见、困惑、战争认识上的封闭圈，揭开了战争起源之迷。人类首次科学地认识了战争起源。 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起源说，不仅是将战争和物质利益相联系，因为这早在古罗马时代的哲人已经提及，同时也不仅仅是将战争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因为以往的思想家也曾对此做过探索，尽管他们局限在现象的描述上，而且更为重要是：首先，战争起源萌发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成熟于阶级社会，消亡绝迹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及无阶级社会；其次，战争的根本动因是利益对立，这种对立具有多重本质。可表现为政治、经济、阶级、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等；再其次，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决定于对立双方的利益冲突大小，人们把复杂的矛盾控制在什么程度上，人与社会组织面对这种矛盾如何选择解决方式和引导行为方向；最后，战争行为出现远比私有制和阶级产生要早的多，战争起因除私有制，阶级根本原因外，还有民族、心理、传统、地理等因素。 （三）战争发展形态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萌发形态、成熟形态和衰亡形态。 １．萌发形态的战争 战争，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一点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它是一种特殊社会历史现象，是用以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 在出现文字以前的人类历史上是否有战争。目前尚无法考证，只能靠推测。人类出现文字之后，从大量描写战争的文字中，如：（战）（争）等，可以看出战争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态过程出现了。原始氏族社会，战争活动与生产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和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存。某种意义上可认为当时的战争实质上就是一种人类的生存的特殊生活活动。当时部落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单位。部落的男子即是生产者又是士兵。他们手中的工具既是生产工具又是武器。正象恩格斯所言：最古老的工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打猎和捕鱼工具，而同时又是武器。 萌发形态的战争出现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繁荣时期，它是战争历史发展第一个形态，标志着战争起源。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繁荣时期，每个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比较稳定的居住和稳固的组织，有共同的采集、狩猎和墓地，最高权力机关即氏族会议选出氏族酋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开始和已经出现：犁耕农业和畜牧业、剩余产品，由此贫富差别和等级分化产生交换成为可能；对偶制婚姻和财产继承关系；人的个性发展；专门的军事首领；胞族和部落联盟；俘获的敌人被吃掉的现象已大部消失，常常把他们收养入族，看作部落和氏族的平等一员，这是人类已经较多地摆脱了动物界，真活动并非纯粹的简单的非生产性劳动，部落之间的暴力冲突已明显地带有了自觉的目的性和较多的社会性。“他们不尽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１８３页）当然这时的交换是氏族部落间以氏族部落的酋长、首领为代表进行公有动产交换，与阶级社会交换有本质的区别。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说，美洲发现的易洛魁部落尚处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那时没有阶级但确实存在着战争。西班牙曾发现两幅石器时代的壁画，它们描画了原始社会中战争的情况。一幅是在西班牙勒文特悬岩上的作战图，该图里画有一君手持弓箭呈进攻态势的战士，另一君也是手持弓箭但处于守势；还有一幅绘在西班牙东部卡斯台龙岩棚壁上的作战图，图中描绘了两个集团用弓箭进行厮杀的情景。我国史书记载的传说中有：炎帝集团的共工氏与量尤族的战争、以量尤为首的黎苗族集团与炎帝榆罔的空桑之战、夏族集团首领黄帝与尤部落的汲鹿之战，等等。 萌发形态的战争的动因是争夺优越的生存条件和血族复仇。 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有时为争夺较好的水草地等较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往往发生矛盾，如果协商不能解决问题，那就由战争来解决问题。血亲复仇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战争行为。原始人复仇之风的强烈程度是文明民族所想象不到的。“红种人如有血仇未报，便会日夜感到烈火烧心。他们将新属被杀，民族成员被杀的记忆父子相传，即使是老妇人也不例外”（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６７页）在那个时期，倘若部落之间或部落成员之间发生了冲突甚至凶杀，就会遭到同等程度和同种方式的报复，而且往往是连环报复，这种缺乏明确经济动机，由原始平等精神臻造而成的部族排外心理的集体侵犯或集体自卫行为，具有浓厚血亲色彩。“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靠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１８０页） 萌发形态的战争虽然已经具有战争的共同属性——暴力性和社会性，但它毕竟还存有本身固有的特点。第一，战争主要是为了夺取优越生存条件和血亲复仇；第二，战争不具有奴役和掠夺的性质，也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还没有也不可能分为不同的阶级而战；第三，这种战争没有专业军事组织和专用的战斗工具，但某种“原始组织”是存在的，每个成年男子照例都是战士，至于武器，自己平时劳动的工具同时也就是战时的武器；其战争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氏族制度的狭隘性导致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且进行得非常残酷，致使一些部落在这种战争中被灭绝或被消弱了。第四，部落内部绝对没有战争，部落和氏族组织能够处理“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５４页） ２．成熟形态的战争成熟状态的战争不是突然出现于阶级社会，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可见到它的“细胞”形式，而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开始，直到最后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点的“富人对穷人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７４页） 私有制，阶级出现以后，战争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从以前以生存为主要目的演变为以掠杀为主要目的，并且战争的规模日趋扩大，组织指挥日趋复杂。正如恩格斯所言：现在进行的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战争哲学概念指称对象的矛盾双方为：主体——从事战争有关事业的人和组织，既包括军队和士兵，国家政府机关和居民；客体——这些人和组织所要接触的有关战争领域一切事物。 作为特殊行为的战争，必须有一定的主体承担者。它的要素有三；（一）基础，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或共同体形式都有相应基础，如政治性，经济性或军事性等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一致性；（二）规模，一个组织或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中的有艰存在，有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三个基本层次，如在亚国家层次中有阶级、民族、政治集团等，也包括原始社会就存在氏族、民族、部落及共联盟，在超国家层次中有国家数量不等的国际联盟或同盟；（三）结构，任何一个战争单位，都有自己的结构，都是一种程度不等的有序系统。 战争的行为方式是可变的，但行为的三个基本性质是恒定的。它的主体性承担者的三大要素是“随机”的，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战争行为是战争关系的直接体现，是一种至少有两个社会单位参与的社会行为。战争单位是战争关系中的主动者或被动者。对某一共同体而言，战争关系是对外的，战争单位是同属的、整体的。 战争在总体上和根本的意义上为，与非战争行为相对应的“专业性”、奉献与谋生相统一的“职能性”，损耗与刺激并有的“武装性”平战兼备的“存在性”。是人类思维对特殊社会现象——暴力冲突或武装斗争进行抽象的结果、认识的逻辑与历史的发生发展演化的辩证统一。 战争的暴力性是区别其它行为根本表征，其冲突性，标示着战争是一种互动性行为系统，这种“互动”不是相生或共生的，而是“矛盾”式的；其政治性，指明了战争在社会结构或社会行为网落中的“座标”。 原始人类，在变本能为自觉行动的过程中，首先“自然”地认识了暴力冲突的作用和意义。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人的狩猎”（战争）和“对物的狩猎”共同视为生存前提之一，即一种生产活动。当时，这两种“狩猎”在工具、程序和方式上基本一致，其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只有在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自觉意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反思“战争”的产生、发展、思考和运用战争规律，创造或准备战争条件，利用或消除战争后果等等。这时的战争对社会的生产、生活具有最高的规约作用，是构成社会一切行为的核心，也表明其社会正处在激化式自调节或自调适状态。战争作为一种萌发形态可以是全局性的，也可能是局部性的。 暴力发展经历了由职能性向结构性的发展过程。这种职能从生产职能中游离出来，逐步发展成为结构功能匹配的社会领域，相应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并存，但分野不是绝对的，结构和功能有互渗现象，特殊社会职业常备军中的个体是经常变化，但作为一种质的存在却是稳定的。战争领域的存在是对战争状态的应答，军事意义主要不在于本身，而在于为战争服务，一旦军事领域呈扩张趋势到战争，一到极限即社会全局或局部呈现军事化。战争的结局既可提高军事领域在全社会中的地位，也可能缩小军事领域的规模，还可能抑制以至有限消除某一组织或共同体内军事领域。军事领域的合理强盛，可能推迟战争的到来；反之如果军事领域的发展破坏了社会系统的稳定或有序，则有可能促成、诱发战争的出现，或使战争提前。战争虽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但在诸多手段中，战争是最基本，最具有强制力的形式，其它方式只有建立在一事实上的强制力基础上才有可能奏效。战争是军事实践最活跃时期和最高形式，也是军事理论最丰富的源泉和最有说服力的根本检验形式，是发展军事理论的根本动力。以战斗力的提高为根本标准，以实战为基本目的，直接出发点和归属。理性是立足并服务于阶级利益的，军事实力是阶级力量的体现，实力和理性一旦进入军事领域，就难以脱出这股张力的控制。推迟战争和终止战争的条件不同。 萌发形态的战争向成熟形态的战争“蜕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并且是以渐变的形式完成的，中间不存在任何鸿沟或断层。战争的发展变化就是社会发展变化在一个方面上的体现。当然，其中贯穿始终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得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因素、财产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工具由归个人使用或占有转为完全归个人所有；耕地随着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慢慢发展成交由个人或家庭固定使用，最后归个人私有；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男子所有，妇女成了家庭中的“奴隶”；财富进一步积累于家庭中，个体家庭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制度对抗；某些拥有财富向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自己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层。“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第５２２页）财富的差别刺激了人们的贪欲，日益膨胀起来的对财富的贪欲，又成了战争发展的“助推器”，“没有富人的这种无限贪欲是不行的，若没有这种贪欲，就不可能从贫困中引出战争。”（同上，第１６４页） 这个时期的战争，因私有财产和贸易行为出现，财产感性钻入了人类心中，激起了新的欲望，物质利益的追求使血亲复仇变得缓和。剩余产品出现预示着劳动力有新的价值，产生了对仇人不再杀死的念头，流血的代价也可以用财产来抵偿，捕获的战俘也可充作奴隶。“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６０页）“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页）与此相适应，“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０４页，第１６０页） 文明社会分裂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整整持续了三个私有制社会。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显示为人类间斗争最尖锐、最典型的形式，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充分展示出它的突出特征，这种战争发展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时也就走到了成熟形态的尽头。 ３．衰亡形态的战争 当一些国家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这是战争步入衰亡形态的开端。战争真正绝迹，恐怕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后，还要一段时期。因为，那时战争尽管不再是阶级矛盾的反映，但却可能是其它复杂社会矛盾引起的战争行为。这不等于说，战争永伴人生，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社会关系调节功能完善以及人的心理健全都达到相当高水平时，战争才会自然消失。 这一时期的战争表现为，帝国主义之间战争，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战争，等等。 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阶级根源，本不会进行这种“强迫”的“造福方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当人类社会多种社会制度并存，不同阶级共处之际，“无产阶级不会因为一完成社会革命就变得洁白无疵，保险不犯错误和没有弱点。可是，各种可能犯的错误（以及自私自利——企图骑在别人头上），必然会使无产阶级认识这个真理。”（《列宁全集》第２２卷第３４７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以及有的国家对外实行武力干涉乃至推行霸权主义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民族国家角色，在国际舞台上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特殊的利益，后者将引发战争。 作为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各国会产生特殊的利益要求，这种要求受到本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心理、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制约，受到不同战略地位、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和社会结构、地理条件、各自独特的发展途径、模式和方法的制约，也受到边界、领土等一系列历史遣留问题的制约。这种客观上的特殊利益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形成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和摩擦的客观基础，如果奉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就会使矛盾扩大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和对抗。 第二，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断受到旧世界残余的困扰。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先进制度，而且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共产主义新因素同残存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因素矛盾和斗争的历史过程。“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１页）不经过长期的坚决斗争，民族主义的传统是不会轻易消除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与推行对外使用武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三，建立新制度后产生新矛盾以及国家领导人在处理新矛盾时执行错误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之后，产生新的矛盾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产生的官僚主义，而霸权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外部表现形式，挑起社会主义国家冲突和采取军事干涉的“罪孽”。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出现差别（不平衡）和由于对这种差别的武断态度而引起的对立和对抗。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对外使用武力干涉没有必然联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这种引发战争由可能变为现实的机会就越来越小。二、战争过程的表现形式 战争过程是由不同情况下的具体作战形式来体现，进攻和防御是作战的最基本类型，而战争在空间上的流动幅度，时间上的持续程度及作战效果，又可分正规战、游击战、速决战、持久战、歼灭战、消耗战等。 （一）进攻和防御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无论是战争中的战略行动、战役行动，还是战术行动，都始终贯穿着进攻和防御的矛盾运动。战争运动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４页）战斗由攻防组成，军事上的其他作战形式和方法都以攻防为核心而展开。 １．进攻和防御既对立又统一 进攻是主动进击敌人的作战。其目的是消灭或击溃敌人，占领预定的地区目标，夺取战场的主动权，以获得战局发展的有利态势。它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对战争、战局起始、发展和结局有着重大影响。防御是抗击敌人进攻的作战。其目的是扼守占领的地区，大量杀伤、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辅助进攻或为直接转入反攻或进攻创造条件。 就攻防两种形式来看，它们的目的、性质、作用等都有对立性。很显然，攻防的对立使战争的任何一方，以进攻（或防御）为主就必然排斥以防御（或进攻）为主。当然这种主次地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采用攻防形式的根据来说，对于进攻有利的条件，对于防御恰是不利的，反之亦然。从敌对双方的攻防来说，更是对立的，一方的进攻是为了摧毁或突破对方的防御，一方的防御是为了抗住或打破另一方的进攻。正是攻防双方的这种对立形成了战争。 攻与防是对立中的统一，即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防中有攻，攻中有防。“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战争论》第２卷第４７６页）从敌对双方的攻与防来看，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没有进攻的一方，就不会有防御的一方，反之亦然。当然，也会出现双方对攻，即使如此，也必有一方实质是防，其攻是暂时或表面的。从战争每一方的攻和防来说，当进攻占主导地位时，必然是以防御的次要地位为前提，并依赖防御的辅助；当防御占主导地位时，它与处于辅助地位的进攻关系也是如此。现代战争中，攻与防的相互依赖表现得尤为突出，防御的一方要达到有效防御，首先需有很强的防护能力以承受进攻者先发制人的各种打击，同时，防御者不是等到敌方把火力全部发挥出来再还击，而在进攻者准备时就反击。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攻防方式和方法的发展，都是在攻防矛盾的推动下进行的。 积极防御的基本特征就是攻与防的统一，它既获得了进攻形式中的“主动”等特点，又获得了防御形式中的“能以少敌多”等优点，不仅把进攻和防御辩证地统一起来，而且把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积极防御的实质与其基本特征是密切联系的，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必须充分运用攻与防的优点和利益，以攻为防，以防为攻，用进攻达成防御，防御是为了进攻，并根据情况及时地使防御转化为进攻。 ２．攻防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转化，必须要有条件和根据。战争目的是攻防转化的重要根据之一，敌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是攻防转化的根本条件，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实现攻防转化的重要条件。攻防转化最关键的问题是时机，要做到适时，必须掌握攻防转化的“关节点”，对于进攻者而言，一鼓作气地进攻直至胜利的事情是少有的，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个“顶点”，进攻者应当在接近这个“顶点”之前就主动转为防御，方能掌握主动，由于进攻有很大的惯性，往往容易超过顶点，故必须当机立断控制攻防转折点。对于防御者而言，力量和态势的变化也有一个临界点，抓住这一点适时把防御转化为进攻是最理想的，如解放战争中我挺进中原，首战东北就是适时抓住了攻防转机。 战争中，不是任何一种防御（进攻）都能够转化为进攻（防御）。战略上能够转化为进攻的防御，必须是有发展前途的。战争后期被迫转入防御，很难甚至不可能再转化为战略进攻。当然，并非所有成功的防御都必定要转化为进攻。 攻与防的转化首先表现为在战争一方中攻防地位的转化，这种转化的外部表现，就是敌对双方之间攻与防的转化。攻与防的转化既有战略上的，也有战役战斗上的，前者是战略阶段转变的标志，它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性的意义。战略防御的一方，只有转化为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打败敌人。当然，并非说战略防御的一方一经转化为战略进攻，战役战斗上不需防御了，且还存局部由攻转防。战略进攻的一方，一经转化为战略防御，一般不可能再由防御转化为进攻，也就标志着它的失败。战略上的攻防转化与战役战斗上的攻防转化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战争全局上攻防转化的实现，要经过无数次战役战斗的攻防转化，在战略上攻防正在相互转化的时刻，往往交叉着战役战斗上的攻防转化。在战争中攻防转化是普遍现象，当进攻达到一定目的，需要巩固成果，控制某一地区，或需休整；战场情况有变，不再适用继续进攻；进攻失败了，等等由进攻转入（或被迫转入）防御。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转化为防御是必然趋势。当防御时打破敌人的进攻，削弱敌人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进攻的有利条件，做好进攻准备，等等由防御转入进攻。 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攻与防的相互转化都有一个过程。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攻防转化和样式的过程也不同或有的想转没转成。例如，双方力量相差太悬殊，双方战略上的态势始终没有转化，直至战争结束；进攻的一方受战争目的等因素的制约，由攻转防，而对方一直持防御态势至战争止；战争开始甲方攻、乙方防，然后双方互易，战争就结束了；第一阶段，甲攻乙防（包括退却）第二阶段，战略相持；第三阶段，乙转为攻（包括追击），甲转为防（包括败退）…… （二）运劲战与阵地战 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争形式运用于战争实践中又演化为各种具体作战形式，其中运动战和阵地战是主要从战争在空间的流动幅度上，攻防的具体方式上所反映的两种不同作战形式。 １．运动战与阵地战之间区别和联系 运动战亦称机动战，是军队广泛地运用机动（兵力兵器或火力的机动）而达到目的一种作战样式。运运战最大特点是，机动力为主，打击力和防护力为机动创造条件；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在流动的作战线上进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情况变化迅速，军事行动往往在较大的正页和纵深展开。核心是调动敌军于运动中加以歼灭。运动战的目的是避免与敌拼消耗，通过达成突然性来造成有利的态势，破环敌人力量的发挥，打击敌人的战斗力因素，或从精神上打击敌人。实行运动战的主要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围绕着“打”；积极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及时准确掌握情况，正确选择歼击目标、有利阵地、兵力兵器；出敌不意、不及，隐蔽灵活使用和变换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各个歼灭敌人；发扬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和困苦、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 运动战的关键问题是机动与歼敌的问题即表现为“走”与“打”的关系问题。走是手段，打是目的，走的作用就是要创造出用很小的力量就可以打垮强大敌人的条件，只走不打，即使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态势，也不会使敌人屈服。孙膑曾指挥军队“批亢捣虚，疾走大梁”，两次调动魏军从运动中予以歼灭，被称为“围魏救赵”的战法，正如《武备集要》言及“攻其受害受害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运动战讲了围城打援、釜底抽薪等二十七个具体战法问题，“四渡赤水”、“七战七捷”等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在运动战中的生动体现。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运动战由于战线不固定，在一定情况下会造成后方领土的不固定，就要影响到后方一切工作、生活的不稳定，影响战略要地的安全和战争潜力的发挥。这一点，对那些于后方和基地依赖性很大的军队来说，受限和防碍尤甚。因此，必须根据客观情况和作战目的审慎选择运动战。还有，现代条件下战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技术装备的高度现代化，提高了军队的机动力、突击力和纵深打击，垂直或立体包围的能力，从而使运动战出现了更加激烈的机动和反机动、火力袭击和反袭击；战场情况变化更加急剧，军队的前进与后退，集中与分散、进攻与防御转换更快，对集中兵力、火力和速战速决要求，更高、指挥、控制与协同越来越复杂，等等新特点。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要充实发展运动战理论。 阵地战是军队依托阵地进行防御或对据守坚固阵地或野战阵地之敌实施进攻的作战形式。阵地战的最大特点是，战线相对稳定，准备充分，各种保障比较严密，获得战斗效果一般较慢。阵地战是通过防守或夺取阵地实现作战目的，主要运用军队、武器的火力来消耗敌人，机动能力则被用于运输和配置火力，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因而，阵地战一般不能从态势上、精神上打击敌人，不能分解敌人的战斗力因素，而主要是从肉体上、实力上消耗敌人。 阵地战作为一种基本的作战形式，是随着新兵器、工程技术的不断发明使用和战争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冷兵器时代，防御者常依托深沟高垒的城、抵御对方的进攻，迫使进攻者长期围城（寨），以填壕、堆山、爬梯和白刃格斗的方法进行强攻。现代条件下战争，阵地攻防作战空间大，立体性、整体性、机动性增强，攻防作战转换迅速。攻方为摧毁对方坚固阵地防御而使用化学、生物武器，以坦克、武装直升机、空降兵、机械化部队突击，高速度、大纵深的立体进玫和垂直包围，防方采用多梯队（集群）、大纵深、隐蔽疏散的立体部署，掌握强大的预备队，增强防御的积极性、弹性和稳定性，使阵地符合打高技术兵器的要求。阵地战的积极性虽有一定的局限，但对某些防御战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作战样式，故在一定情况下是必须采用的作战样式。 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是辩证的。 第一，运动战与阵地战各有特点。运动战以机动为主要手段，阵地战以火力为主要手段；运动战象一种技巧一样，能使敌人力量分解、垮台，阵地战则常常是与敌人实力拼消耗，所以，从战争艺术来说，运动战应占主导地位，阵地战一般只有放在辅助地位。 第二，运动战与阵地战又是统一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可能是单纯的运动战或阵地战，它们相互依存和包含、相辅相成。在同一战争中，运动战与阵地战具有相互辅助的关系。 ２．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相互转化 运动战与阵地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故此，战争指导者应按战争情况的变化，及时主动地变换与之相适应的作战形式；其二，运动战与阵地战自身也可以相互转化，“运动战与阵地战，时常是互为变换的。如遭遇战，就是标本的运动战，但它一转到固着一地时，就变成了阵地战。如阵地战的阵地一被突破时，又变为运动战了。”（《刘伯承军事文选》第８３页） 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相互转化，有的是被迫造成的，有的是己方主动变化的。在实行运动战时，要彻底实现作战目的，往往是以转化为阵地战结束的，如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就是“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刘伯承军事文选》第５９７页）在有些作战中，运动战与阵地战往往要经过几次转化。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相互转化，有时还表现为二者处在不断交替的状态。 （三）正规战与游击战的联系与区别 １．正规战与游击战的区别 正规战相对游击战而言，动用相当大数量的正规军队，以运动战或阵地战为主要形式的作战。其任务是保卫或夺取地方，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的指挥，严密的组织计划，密切的协同动作，统一的后方补给，严格的战场纪律等。正规战随正规军队的出现而产生，随着正规军队的发展而发展，是人类战争史从主要战争样式，解决战争矛盾的主要作战形式。游击战相对正规战而言，使用的兵力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其队伍是由正规军组成的专门游击部队，或是民众政治斗争发展起来的民兵和游击队，或是两种成份混合编成，以游击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战争。其任务在敌人的后方，紧张、艰险情况下，利用有利地形于广大民众拥护和掩护之中袭击敌军，破坏敌交通线、奇袭敌后方机关、炮兵阵地、飞机场等，一般只发展扩大游击区，没有确保地方的任务。其持点是机敏灵活、出没无常、行踪飘忽、战法不拘一格，没有战线与后方，机断专行，独立指挥，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比正规战争具有更大的分散性、独立性、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决性和流动性。，在战争史上，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出现配合正规战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单独作为一种战争样式出现并不多见。游击战是群众性的人民战争的体现，它通常是人民革命力量在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而采取的一种武装斗争形式。“……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３６—３３７页）西班牙的游击队，使得拿破仑军队象黑夜中受到老鼠袭击的大象一样受到伤害，从而逐渐消耗下去。游击战通常不能决定战争命运，是解决战争矛盾的辅助的作战形式。它的战略任务是辅助正规战和把自身发展成为正规战，以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游击战争，都不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相比拟，这不仅因为它参战的人数多，范围大，有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与运动战、阵地战密切地配合，它不仅是战役战斗上的问题，而且上升到战略的地位。游击战中“游”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发扬自己特长，撇开敌人特长，其打法主要是袭击、按袭击方法不同又分“突袭”、“伏击”、“急袭”。 ２．正规战与游击战的辩证关系 正规战与游击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相辅相成，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游击战与正规战，它们趋利避害的原理是一致的，“走”与“打”和“游”与“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游击战与运动战在许多原则的运用上，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如两者均由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作战形式演化而成，都为消来敌人、保存自己等。正规战与游击战总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双方都是以对方某种发展为自己发展的条件，双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孤立发展。“我们有了民众的抗战而表现之于游击战争的条件，那我们就好进行运动战。如使游击战配合运动战，消灭敌人，那就使运动战的歼灭性质增大。如敌人在被消灭之后，集结重兵行动，则空出的地面更为广大，又是给游击队活动范围加宽发展，民众组织加快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互相为助的地方。”（《刘伯承军事文选》第９０页）正规战与游击战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互相贯通的。游击队在战争中不断成长壮大，同时战争发展要求作战形式由游击战变为正规战，这表现为游击战可转化为正规战，根据战争具体情况，自觉地把正规军分散作游击队，或者是我正规军被敌分割、打散后，分散人员坚持斗争，这表现为正规战可转化为游击战。有时，由于敌对双方力量的变化和战争形势的变化，由此发生正规战与游击战地位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新式武器技术装备不断出现，对正规战和游击战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四）歼灭战与消耗战 在进攻与防御中，从消灭敌人的效果及其程度来说，歼灭战是一种突变的形式，消耗战是一种渐变的形式。 １．歼灭战与消耗战是两种效果不同的作战形式 歼灭战是杀伤生俘敌人全部或大部的作战，它是依靠主要进攻来实现，其根据和条件就是我有较强机动能力和打击能力、敌处于孤立无援，往往与速决战相联系。它主要特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兵器，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各个歼灭敌人。战略上的歼灭战，通常是指战略进攻时的战略决战，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是在战争的一个地区或方向，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带全局性的目的，按照总的作战企图，统一使用指挥军队在一定时间内的歼敌作战。 消耗战是逐渐消耗敌战斗力的作战，它往往与持久战相联系。它主要特点是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弱敌人力量、消磨敌的意志。战略消耗战的达成，除了主要依靠战役战斗的歼灭战外，还要有战役、战斗的消耗战作辅助。战役、战斗的消耗战，有的是为配合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而进行的，有的则是单纯的战役、战斗的消耗战。 ２．歼灭战与消耗战的辩证关系 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在战役战斗上歼灭敌人，就等于在战略上消耗敌人。“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６８页）因为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是达成战略消耗战的最有效手段。歼灭战是歼敌有生力量的作战，给敌以决定性打击。歼灭战能从精神上给敌以沉重的打击，这种无形消耗使敌产生恐惧心理、士气沮丧，从而可大大地消弱其战斗力。歼灭战还可以大量获得敌人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补充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歼灭战与消耗战在作战效果上有本质的区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作战方法和思想，但以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可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因此，决不能把歼灭战与起配合作用的消耗战割裂开来。 战役战斗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所必需的。战役战斗的消耗战有三种情况，一是得大于失，二是得失相当，三是得不偿失。我们所说的消耗战主要指第一种，而对后两种应力求避免。小胜利积累多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转变战局造成影响。“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６９页）对于敌对双方力量大致相同的战争来说，消耗战会起更大的作用。防御的一方通过效果好的战役战斗上的消耗战，也能够改变被动局面，由消耗战转化为歼灭战，直至取得战争的胜利，列宁格勒保卫战证明了这一点。进行战役战斗上的消耗战常常是有必要的，而且有时客观条件要求必须这样做。“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７１页）这是因为战争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一切时间和地点上都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尤其是力量弱的一方，更不可能处处都造成对敌优势。当然，在执行消耗战的时候，不能机械地拼消耗，而要灵活运用战术，以较小的代价大量消耗敌人。 （五）持久战与达决战 战争运动持续的时间不同，就会出现持久与速决两种不同的形式。 １．持久战与速决战是持续时间不同的两种作战形式 持久战是持续时间较长的作战。通常是处于防御的一方，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采用的战略指导方针。速决战是在较短时间内决定胜负的作战。其基本条件是：力量的绝对优势、有准备、极为有利的时机和态势、敌方存有致命弱点等。通常是拥有优势兵力兵器的进攻一方所采取的作战指导原则。战争的持久或速决，是由战争的目的与各种客观条件决定的。对于持久战，单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说，久战不利，“潜师袭远，利在速捷。“……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０８页）而军事力量弱，战争潜力大，遭到强敌进攻被迫进行防御战时，应借持久战以争取时间利用空间转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从中渔利。“战斗的待久就是防御者的利益。”（《战争论》第３卷第１４６１页）防御态势一方要坚持持久战略，一般情况下，军事力量强的进攻者要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但是，在战役战斗上，除非服从战略全局需要，如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围困打击孤立无援之敌等，在条件具备时必须实行速决战。 ２．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 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战略持久战是战役战斗速决战的目的和基础，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和方法、手段。 持久战与速决战是对立的，但就某一军队自身而言，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又是统一的。“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３７８－３７９页）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坚持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尤其重要。在持久战中，除了以筑垒地域的坚守吸引一部分敌人外，主要靠在战场上实现局部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消灭或消耗敌人。以弱胜强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由弱变强的转化过程，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要坚持持久作战，必须避免不利决战。“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７４页）避免战略决战只是就敌我力量对比不利于我，破敌速决计划，使之不得不跟我持久战的情况下而言，一旦我之力量强于对手，在战略上也应主张速决战。 一般说来，战役战斗是要求速决的，但有时还有持久战。战役战斗上的防御战，一般都是要求持久的，这是由于战役战斗上的防御战往往是为了配合主要方向上的进攻，阻敌援兵、牵制、消耗敌人就是它的目的。离开主要方向的战役战斗速决，则战役战斗上的持久就失去意义。就一次战役或战斗的全过程来说，有时既有持久作战阶段，又有速决作战阶段。例如我军在全局范围向国民党军队实现战略进攻时，太原、大同、青岛、新乡等对局部地区采取持久包围战，最后再从容攻取。由此可见，短暂的围城可能吸引不了援敌，即使能吸引援敌，我打援部队要将其消灭也需一定的时间，围城越久，越利于打援速决，反之，打援速决，又有利于久围，最后胜敌。 敌对双方的持久与速决是对立的。战争的每一方，无论是采取持久还是速决，均出自具体条件和遵循趋利避害。于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必然不利。故此，双方采用针锋相对的作战方针，要不然，正中敌意。当然，如若双方都准备进行一次局部的、短时间的、小规模的战争，那么双方也有可能都采取速决的方针。敌对双方持久和速决的对立，还表现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上。一方实现了速决的意图，必然破坏了对方的持久，反之亦然。三、战争运动力量源 “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敢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１０页）由此可见，人和武器技术装备，是战争力量源诸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战争力量源的其他一切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人和武器技术装备及其相互关系之中。 （一）战争运动中人的因素 正如第二章第一节所述，战争运动中人也不失为一个整体，既包括军队，又包括人民群众，既有国内的人，也有国际上的各种方式影响战争的人，其因素是指与战争相关的人的一切因素的总和。这个整体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人的个体有多种规定性。其中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等，这些属性或素质性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个体人的统一体，个体人的统一体又构成整体人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构成战争运动力量源的决定因素。（二）战争运动中武器技术装备的因素 武器技术装备是人们“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０３页）的具有特殊属性和功能的工具。 １．武器技术装备的特殊属性 武器技术装备是从一般工具中分离出来，虽然有本身特殊的质，但作为一般工具的质仍然存在。这表现在：首先，武器技术装备是人们的劳动产品，是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物化，武器技术装备越先进，物化的劳动就越多，而人们在使用它时，费的力气就会越小；科学技术、生产力状况和社会生产能力，决定着武器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速度，决定着武器更新的速度。其次，武器技术装备与生产工具一样，是人们器官的延伸和体力脑力的增强，其状况也就成为人的战斗能力强弱、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 武器技术装备虽然具有一般工具的特性，但它与用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工具有本质的区别。武器技术装备的特殊属性表现在：它是用于战争活动的，直接传递人们作用于敌方的暴力意志和力量，以解决对立的阶级、集团、政党、民族、国家之间暴力冲突的矛盾，是人们暴力意志和力量的物质承担者。武器具有安全性、力量性、快速性、多用性、保护性。生产工具则不然，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意志和能力的物质承担者。 武器技术装备的特殊属性并不是它的天然本性，而是战争赋予它的一种特性。它的这一特性只有在人们暴力冲突中才具有，并通过人们对武器的使用而体现出来。就它本身而言，是无阶级性和倾向性，谁占有和使用它，它就体现谁的意志和为谁服务。也可以说，武器技术装备不是暴力的主体，而是暴力的附属物。２．武器技术装备的特殊功能 武器技术装备的特殊功能由它的一般工具属性和特殊属性决定的。武器技术装备的特殊属性即是人们暴力意志的物质承担者，人们的暴力意志，就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要消灭敌人，就必须使武器技术装备具有打击力，要保存自己，就必须使武器技术装备具有防护能力。 武器技术装备的打击力与防护力是人们制造它时赋予的，它直接与军事技术和军事生产相关。它的打击力和防护力是对立统一的，一般说来，打击力强的武器技术装备，防护力就差些，要提高其打击力，就可能降低其防护力，反之亦然。从敌对双方来说，武器技术装备的打击力和防护力是尖锐对立的，防护力是为了对付敌方的打击力，打击力是为了要打破敌方的防护，以便将其歼灭。另一方面，武器技术装备的打击力与防护力又是统一的，打击力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必然具有保护自己的作用；反过来说，防护力强，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就可以有效地发挥打击力。从敌对双方的武器技术装备来说，打击力与防护力巨为前提，相互依存和促进。 武器技术装备要保证其打击力与防护力的有效性，必须具备相应的机动能力，机动能力与打击力和防护力密切地统一在一起，是对它们的必要补充和加强。进攻时，武器技术装备的机动能力主要属于打击力，它可以极大地增强其打击力；退却时，武器技术装备的机动能力主要是属于防护力的，它能够增强其防护力。 武器技术装备的特殊功能，往往是在它们的系统中才能完全具备。其功能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使用之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置之不用时，其功能的内在矛盾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而在制造它时，它就观念地存在着。其功能的内在矛盾，是推动其发展的一种动力，当然，这种推力要通过战争需要，科技和生产发展来体现。 （三）人与武器技术装备的关系 在战争运动中，人和武器技术装备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人与武器技术装备”的系统是一个统一体。 １．人与武器技术装备相互联存 人与武器技术装备在战争运动中总是非常复杂地相互联存，这表现在： 第一，它们是对立面的联存。从双方质的规定性来说，战争运动中人和武器技术装备相互规定对方的质，同时，各自依赖对方规定自己的质。一方面，战争运动中的人之所以成为暴力者，是因为他掌握并使用了武器技术装备，也可以说，战争主体只有通过武器技术装备才能获得自己特殊的质。这一点是区别武装的人与一般的人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战争和其他斗争形式的重要标志，还表明在战场上不能用暴力的方法对待放下武器的人，而拿着武器的敌人就是暴力者，就必须用暴力对付他们。另一方面，武器技术装备通过作为暴力者的人，获得自己的本质。武器技术装备之所以成为武器技术装备，是因为人在使用它时把暴力的意志灌注于它身上。如果不把它用于战争，不用它传递自己的暴力意志，那它只是一般的工具而已。还有，从它们作用的发挥而言，二者也是相互联存。一方面，人只有借助于现代化的武器技术装备，才使自己的体力得到极大的增强，才会提高自己的思维活动能力和感觉能力。另一方面，武器技术装备只有通过人的使用才能成为有用的工具，结合主观能动性而发挥作用和活动起来。正如恩格斯说的，“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２１１页）武器中包含着人的意识物化因素，武器能否正确运用并充分发挥也决定于人的因素。 第二，人与武器技术装备的联存，是两个子系统构成一个“人——武器技术装备”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形成合理的结构之后，就能将人和武器技术装备各自的功能和优点统一在一起，产生了单个因素所不具有的功能，具备很强的打击、防护、机动和后勤保障功能，还具有指挥和自觉行动的功能。完善的人武系统其功能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作战中运用自如，克服了人的功能上的缺陷和武器技术装备功能上的不足。要做到人武系统的完善，就得有最佳的编制训练和可靠的组织指挥。在古代，人武系统整体功能与人这一因素的功能差别无几，如指挥功能靠人脑和人的直观、打击功能靠人的体力、机动功能靠人的脚和腿。而在现代，人武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功能与整体功能有天壤之别，它的指挥功能靠人脑和电脑，打击功能靠炸药和核能，机动能力靠各种燃料的运载工具，所以，其系统中，每一因素的缺陷都会使整体功能成倍甚至多倍地减小。 ２．人与武器技术装备相互影响 在人与武器技术装备的统一体中，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从本原上看，人与武器技术装备都是物质条件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客观存在的实体，在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第一性与第二性的问题，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把人和武器技术装备哪一方面的作用无限夸大，都会使推理走向极端。但两者在战争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相同的，相对于武器技术装备来说，人是战争实践的主体，决定着战争的发展方向。 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可能是多种多样，但最后形成的战争过程和结局，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武器技术装备要依靠人才能创造出来，要依靠人去使用才能发挥作用，实现暴力意志就要借助于人，军力和经济力要依靠人去掌握。如果把武器技术装备作为一种暴力意志的物化，相对人而言则是一种客体，它为人的战争目的服务，对构成战争发展模式，规范人们战争行为起到重要作用。 一方面，人创造和使用武器，并且按照自己的要求不断地改造和发展新的武器。当然，人们的这些改进和创造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受自身智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制约。人武关系不单由人来决定，为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尽管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但人仍然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武器技术装备，脱离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来考虑战争决定战争行动。 另一方面，武器技术装备一经被创造出来，就会反过来作用于人。人们运用武器技术装备的知识和技能，都要根据其要求来培养。在冷兵器时代，军人往往易与胸无滴墨的武夫相提并论，而热核兵器时代，军人只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赢得现代战争。武器技术装备的状况还决定着军队的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和人们的战略战术思想，如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队进行的方阵白刃格斗，热核兵器时代的多军种兵种进行的海空天地的多维、立体作战。它对人的素质和技能也提出新要求，当然人的素质和技能，军队的组织形式、作战方式和人们的战略战术思想又反过来对武器技术装备产生很大的反作用。武器技术装备是重要的因素，胜利总是属于战斗力较为强大的一方。武器技术装备越先进，对人的素质要求越高，同时两者功能互相适应，形成更强的战斗力。任何种类的战法都与当时的武器技术装备水平有关，并随着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而发展。要以武器技术装备为基础来提高军官的指挥艺术。人在战争中目的和作战方式革命要与武器技术装备相适应。敌方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又使我人员素质面临新问题。 ３．人和武器技术装备对战争胜负的作用 战争胜负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战争不仅仅是武器技术装备的竞争，决定于力量大小，更重要的是人的谋略和智慧的竞争，还决定于力量运用。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自然等条件，然而不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能力。任何天才的指挥员离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去企求战争的胜利只能是空想，然而有可能且必须在一定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夺取胜利。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自动、定向功能，是由人输入程序的结果，是人智慧和意志的体现，不论战争中的武器技术装备，作战方式、方法和规模与以往有多大的不同，战争仍旧由人驾驭。人和武器技术装备都是进行战争不可缺少的因素，但人武统一体中，各自作用不等。“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３７页） 第一，人是决定的因素。战争中的人，不是指个体的人，而是指社会整体，不是指人的量的关系或某种自然属性，而是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驾驭战争的智慧和能力。决定战争胜负的人，一要拥有武器，二要具有战斗技能，三要投身战争实践。人口数量对战争来说固然重要，人力资源是战争的第一个最宝贵的资源，然而对战争力量有决定意义的是人口质量。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非单靠人力所能及的自然作用，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企图战争的胜利，必须而且只有在相应物质条件下善于实践，尽管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但人仍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武器装备，每一代军人及参战者所享有的武器技术装备，制造和使用能力，都是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 人在人武统一体中永远处于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对于武器（物）而言，武器（物）不能自己去进行战争，而仅为人所用的战争工具和被动的死物，唯有人才能运用之去进行战争，故战争胜负决定于人能否正确运用武器。 真正决定战争命运的人，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统一体，人是具有意识的物质。人武结合的深层含义在于，投入战斗的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必须融为一体，因而人与武器技术装备这两个枢纽必须相互适应和促进。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武器技术装备对战役战斗的胜负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这些个别场合和偶然情况，不能说明最一般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的，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邓小平文选》第７４页）“战斗力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与“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两个命题，在范围、层次和意义上都不相同。前者说明了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竞赛中强胜弱败的规律；后者说明了在战争力量诸因素中，人占主导地位，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二，武器技术装备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卷第页）一切唯物主义的军事家无不强调武器的重要性。“器械功，则伐而不费。”（《管子》七法第六）“库无备兵，虽有义而不能征无义。”（《墨子》七患第五）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武器技术装备固有的效益达到最佳，而先进的武器技术装备又使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易得到发挥和体现。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一定限度的，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不能超过一定的武器技术装备质量差、更何况，在有限时间决定方向我们是以相对局部优势战而胜之。“手抢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也应当明了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１８１页）四、战争运动时空场 世界上没有离开空间和时间而存在的物质和运动。自然，任何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运动着的社会物质存在形式，都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存在形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敌对双方对时间和空间的争夺，充斥于战争的每一个行动中，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时空场是战争力量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发挥战争力量的重要条件。 （一）战争运动中的空间 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它是三维的、对称的。空间也表示物体彼此之间的并存关系和分离状态、物体的体积、形状、位置和排列次序等。空间的一般特性也体现在战争的空间中，但战争空间又有其特点，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由于战争运动是由双方活的武装人群展开的斗争，因而战争运动空间特性表现为占有性、变动性、两重性，其空间的广延性和伸张性严重地影响着战争。 １．战争运动空间的占有性、变动性和两重性 （１）占有性它指战争空间被分割和由敌对双方分别占有也就是说，无论敌方或者我方，无论是参战人员、武器装备和作战战场，都有它们的一定位置、体积、形状和活动指向，反映了敌对双方的关系和状态。为任何人所共有的客观存在的空间，在军事对抗中却各自占据着一定的部分，大如双方的领土、领空、领海，小如作战中的要塞、城市、制高点等。战争活动，经常围绕着空间上你争我夺来实现各自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 （２）变动性它指敌对双方占有的空间和展开斗争的空间并非固定不变的，具有动态的、发展变化的性质。这里面包含三层意思：首先，空间本身的存在状态是变化的。同一个空间，今天是这个样子，明天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不但有自然的白天、黑夜、气温、风向、雨雪、情雾等变化，而且还存通过人工的干预造成地形与气象的变化。其次，敌对双方对空间的占有是变动的。随着战争和军事矛盾运动的进程和结果，此时某些海域、城市等属于这方，彼时就可能被另一方所夺占，再过一段时间又可能呈现新的占有状态。最后，随着战争和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战争矛盾运动的空间也会随之而扩展。古代战争仅限于地面战争，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核潜艇、宇宙飞船、卫星等；使战争朝着水下、宇宙空间方向大大扩展开。如“海空天地一体战”理论所规定的作战范围和纵深，既影响地域、关心海域，还包括空中、太空。 （３）两重性它指空间作为军事活动的环境条件，所起作用是相对的、双重的。构成战争活动的重要环境条件，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军事行动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例如海军在海洋，陆军在陆上，空军在空中的行动各有各自特点，海军在岛屿、海峡、大洋又有各自不同的符殊要求。空间环境对敌对双方来说不可能存在绝对有利或绝对不利，因此，在军事行动中不仅要认真分析所处空间环境的特点，尤其要善于趋利避害。 ２．空间对战争的影响 空间对战争的影响，主要指空间的广延性、地形和气象对战争的影响 （１）空间对战争的影响 战争空间包括天文地理和人文地理。同一战争，在不同规模的空间里进行，会出现很不相同的情况。对战争空间大小，要进行辩证的分析。首先，国土广袤，可依战争所需合理市局工业、战争物资储备等，在战争爆发时，可利用空间赢得时间，以便军队及其它力量的动员和展开；可有广阔的后方不断地组织人力和物力支援前线；战时便于机动，回旋余地大；人力物力为应付战争的伤害而有效地疏散；小国侵占大国，即使能取得暂时胜利，但仍然难以占领它，这是由于兵力少与所要占领的空间大的矛盾是不易克服的。其次，领土广大，资源就会丰富，实力就可能雄厚。最后，国家空间广大，也有其不利战争之处。战争空间太大，易遭来自各个方向的袭击，而要保卫辽阔的疆域则需相当数量训练有素的军队，必然增加国家负担；如果没有足够的军队，就会出现空虚或兵分力弱，如若没有较强的交通运输能力，则会运转不灵；从战役战术上说，防御正面太宽就容易分散兵力兵器。 虽然空间的争夺是由敌对双方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其结果只能取决于对抗的结局。但也要看到，敌对双方对空间的占有状况，又是形成双方战争力、作战力和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不可忽视重要因素，军事地理条件于战争和战场环境条件及于战役、战斗皆然。任何军队在组织、计划作战行动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敌对双方所占有的地形状况和战场的水文、气象条件，尤其在战役、战斗中，除了要考虑战场的自然环境之外，还必须考察战场的人为环境，即人对战场空间所造成的、客观存在的非自然因素，象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交通状况、通信状况和人工改造状况等。 （２）地理对战争的影响 地理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的战略战术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地理学问题。地形能严重地影响作战样式的选择和战术的运用，战争的基本依托地理且影响到作战行动，如组织指挥、兵力机动、武器使用等，同时为实施正确战略战术的重要依据。 在分析和利用地形中，要坚持唯物辩证的的观点。第一，必须根据敌对双方的情况来分析利用地形。地形如若离开战争的具体情况，只是一片自然物，根本谈不上对战争的利弊。这是因为，一方所占据的地形是否有利，不只取决于己方所占地形本身，而且还取决于敌对双方的战争态势以及敌方所占的地形，处于进攻地位与处于防御地位的军队，对地形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必须坚持发展的思路来分析利用地形。地形的价值是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虽然在战争中地形的变化不如其他事物的变化急剧，但地形的自然变化也会对战争产生很大影响，四季变更，昼夜交替，晴雨变化，潮汐往来，以及由此而发的天候、水文、植被等方面变化，均会给战争造成不同的影响，从动态中把握地形对战争的可能影响。如诺曼底登陆成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水文气象的较好利用。第三，必须运用两点论来分析利用地形。地形对战争的影响往往是利弊同时存在，比如，便于荫蔽的地形，往往不便于观察和射击，反之也然。对于防守有利的地形，一旦转为进攻，就会弊大于利。地形对不同兵种、不同部队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作战要地既是防御者的防守之锁，反过来，又是进攻者攻破之钥匙。 （３）气象对战争的影响 气象能够影响战争活动和战斗力的发挥。气象对作战的时间、地点、对象的选择都有一定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充分利用天气之利，可以发挥出较大的战斗力。气象对战争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任何一种天气，对于战争来说都不会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空间、地形、气象对战争的作用是通过战斗力而发生的，战斗中人的自觉能动性决定人可以选择、利用和改造空间因素。我们既不可忽视空间在战争中的作用，又不能夸大它的作用。 战争依赖自然环境又破坏自然环境。离开自然界提供资源和材料，战争就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尤其是高技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打的是物资战。任何武器的使用不可能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作战训练也如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反复论证了建立山地、平地、河湖港汊等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明显，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不能不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使原生环境变为次生环境。 （二）战争运动中的时间 １．战争时间的特性战争时间是战争运动的存在形式。战争时间的特性是天文时间的一般特性在战争运动中的体现。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即物质运动的顺序性、间隔性和持续性。时间是一维的，它的流逝依次相继，永远向前，一去不复返。 战争时间表明了战争运动的顺序性，这一战争现象、事件、过程和另一战争现象、事件、过程依次发生的先后顺序，先后顺序是确定的，不能先后颠倒。 战争时间表明了战争运动的间隔性，一种战争现象的存在，一种战争运动过程有长短，战争中有初期、中期与后期之分，战役、战斗有准备阶段与实施阶段之分，各个阶段又分成若干个步骤，等等。这时期、阶段、步骤，即有前后顺序，又各占一定间隔。 战争时间表明了战争存在和运动过程的持续性，战争运动及各种表现都要持续一定的时间，战争、战役、战斗正是由时期、阶段、步骤持续地连接起来所构成的整体活动。 战争时间也是一维的，它供给无弹性，无法积蓄，不可逆转，不能失而复得。 战争时间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在敌对双方战争运动中呈现，始终同敌我对抗的条件与状况联系在一起，在价值、意义和利用上有其一定的特色，随着战争运动的速度、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不是由战争某一方的运动速度决定的，而是由敌对双方的运动速度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尽管天文明间是客观的、绝对的，敌对双方在天文时间面前完全平等，但双方展开斗争时各自实际占有和利用的有效时间却不相同。所谓有效时间，就是指能获得效益和战果的时间，它取决于敌对双方对抗的实际过程。战争每一方作战消耗的时间有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一是武装力量内部活动所消耗的时间，二是敌对双方相互对抗，即输出暴力、打击敌人所消耗的时间。敌对双方占有的有效时间和同一时间表现出来的价值与意义并不一样，谁的有效行动快，谁能争得更多的有效时间，或者说在同一时间里就能获得更大的行动效益。 ２．战争中如何赢得时间和捕捉战机 （１）赢得时间 对于天文时间总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流逝着，人们只能顺从它，利用它，而不能左右它。但军事上的有效时间却由敌对双方的行动所决定，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争取。 基本途径是：第一，“先”。即先于对手。明末学者揭喧在《兵经百篇》中解释说：“先——不落人后谓之先。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能使敌谋沮者，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辄早一筹者，先手也；不依薄击决利，而能预算必胜者，先机也；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亡，先天也。先为最，先天之用尤最，能用先者，能道全经矣。”（《智篇·先字》）这些说法不免玄而又玄，但也一定程度地道出了“先”字的内涵。 我们要认真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预先做好应付各种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措置裕如地采取有效行动。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力争先敌行动，先机制敌，先发制人。乘人诡，乘乱掩击，乘间取利。当然，先敌行动是有限度的，用此法能赢得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要掌握好时机所允许的范围。例如，国家过早转入战时体制，就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军队过早地行动，可造成疲惫、目标暴露等后果。 第二，“快”。即快于对手。事物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紧密相联。时间是以物质的运动来度量的。在同一运动过程中，运动的速度越慢，需要的时间就越多，反之亦然。在作战中，耗费的时间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行动准备时间，一部分为行动实施时间。由于只有行动的实施才能取得战果，因此必须尽量减少行动准备时间来赢得行动实施时间。但行动实施的效果又取决于准备得是否充分，这就要求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准备的时间。 提高指挥效率是争取时间的关键，获得胜利的关键。指挥员在战机允许的范围内，比敌人更快地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完成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并尽快、机断、灵活地将决心和计划付诸实施。现代战争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与高科技的武器装备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武器技术装备，主要还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行动的快速性还可以增加力量，使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军队的力量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第５３４页） 第三，“优”。即优于对手。敌对双方时间相对性原理告诉我们，战争上的有效时间，是敌对双方相比较和相争夺的结果。破坏敌人的准备和迟滞敌人的速度，造成敌人准备和行动的困难、阻碍，延迟敌人准备行动的时间，就意味着减少了敌人的有效时间而增加了己方的有效时间。另外，我运用科学方法抓紧进行安排，提高准备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要做到优于对手，除了保守我方行动机密，采取伪装、欺骗措施，松懈敌人的意志和准备活动，迷惑其行动方向等之外，还可采取积极的、主动的破坏、打击办法，使敌无法顺利进行准备和行动。 （２）抓住战机 战机是时机在战争中的特殊表现，即在“时间流”的某一点上出现了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能夺取最大战果这一“点”就是战机。 战机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时效性。“战争中的不速之客”在战争中并不是经常出现。由于战争时间是一直流动的，战争情况与时间一起流动，当时间的“这一点”流过，战争情况及态势就要发生变化，战机即消失。时间的迅速流动造成战机无常。看到战机一到转眼之间又消失了。所谓战机稍纵即逝就是对战机无常的描述。有时，努力捕捉能获战机，否则就没有战机。 战机是在敌对双方形势对比中显现的，一方的不利可能是对方的战机。战机既有客观情况突然变化而形成的，也有敌之失误而造成的，还有己方主动创造的。因此，指挥员不仅要善于捕捉战机、选择战机、运用战机，还要善于创造战机，观察战机。调动敌人就范，使敌失误，拨开纷乱复杂的“战争之雾”。 战机是战争时间问题的核心。无论是“先”“快”还是“优”，都以追求战机为目的。但追求战机一定要有度，恰到好处。真正驾驭战争时间。正如《登坛必究》中云；“见利宜疾，末利则止；取利乘时，间不容息。先之一刻则太过，后之一刻则失时也。”当然，“先”“快”“优”是抓住战机最有力的保障和手段，没有前者的保障，即使战机来了也会丧失。 因机立胜，掌握和运用战机是指导战争的最重要的艺术，放过有利战机是“犯了战争中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在态势上安危所系之处，战局的转折点，事情的紧要关头等战机上，牢牢抓住并充分利用，毫不迟疑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猛烈地打击敌人，最大限度地将战机本身转化为己方战斗力，同时抑制和破坏敌这战斗力的发挥。要善于在每个战机里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并全力抓住这个环节，掌握整个链条、准备稳步地过渡到下一环节。不能放过任何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利用一切战机。 ３．昼夜对战争的影响 天体运动造成昼夜之分，这既是时间问题又是自然环境问题。在昼夜这两种不同的时间里，战场的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因而对战争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夜间以它的暗幕遮盖了一切，给战争活动带来了困难，增加了不确实性。如观察联络，组织指挥协同不便，武器发挥受影响等。然而，黑夜也给作战带来方便，它有利于荫蔽行动，为部队调整部署，进行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巧妙地利用夜暗向敌进攻，可减少自己的伤亡，增加敌之恐惧，使敌增援加大困难。 夜暗在战争活动中的作用，对于不同的武装力量来说是不相同的。一般说来，善长夜战且夜视装备优越的军队，更利于在夜间战斗，尤其在本土、熟悉战场的情况下，更能发挥己长，扩大敌之弱点。现代条件下的战争，由于夜视、照明器材在战争中广泛应用，这要求我们认真地研究夜战新特点，不能囿于老办法对付新问题，但夜视器材再先进也不能把夜间变成白昼，夜战的一些本质特点不会轻易消失。世界各国军队越来越重视夜战，特别是夜视器材先进的军队更是喜欢夜战。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袭击利比亚、首攻巴格达，都在夜间进行。在未来战争中，既要发扬夜战的光荣传统，又要认真研究新条件下夜战的特点，在夜战的攻防结合上，老传统和新特点的有机溶合上下功夫。 （三）战争时间和战争空间的关系 战争矛盾运动中的时间与空间，始终是紧密相联的，对立统一的，它们联系的中介是战争的运动。不可能出现这种矛盾运动只在时间中或只在空间中运行的情形，只能是既在时间、又在空间中同时运行，即空间是以物质在时间中的运动来度量，而时间又是以物质在空间的运动来度量。战争中时空与运动的关系，同物理学上时空与物体运动的关系很相似，我们可以借用S=Vt（通常情况下物体运动的距离等于其速度乘以运动时间）来说明战争的时空与战争运动速度的关系。战争的运动速度一定时，那么，时间就等于空间，有了一定的时间，可以克服相应的空间。反之，有了一定的空间，可以换取相应的时间。当强敌攻来时，防御者为了保存军力，或为了争取时间重新调整部署，往往利用节节抵抗，坚守防御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和消耗其力量，用空间换取时间和力量，以扭转战局，夺取主动权，伺机反攻去夺取胜利。当军队的机动速度发生变化时，战争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必然要发生变化。武器飞速发展导致战争运动速度的巨大提高，开辟了战争新空间，陆海空天连一体。战争时间的持续性不断缩短，单位时间值增大，时间准确性提高，分秒异常紧张。在空间一定的前提下，军队的机动速度越慢，克服一定空间需要的时间就越多，反之则越少。 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随着速度的增长，沿着运动方向的空间伸张性会减小，而时间的持续性则会加长，这对战争领域来说，可根据基本粒子和场的相互作用原理研制激光武器和其它先进设备，依据宇宙空间客体运动规律解决通讯、导航等宇空战场中必然遇到时间、空间特性与物质运动紧密相联的理论与实践。 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应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时间与空间因素，使自己的行动与相应的时空场协调一致起来，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时刻不能忘了一切军事行动，皆是在一定的时空里，运用自身拥有的力量同对手拥有的力量所进行的对抗。无论是现代条件下的战争，还是未来战争，虽然时间明显呈增值趋势，而空间则相对贬值，但空间仍然是换取时间的重要基础。 第四章 认识战争引言 如何认识战争的必然，进而取得战争的自由权，这是战争哲学的首要问题。认识战争说到底就是解决主观指导如何正确反映战争客观，从而有效地“改造”战争世界的问题，也是实现战争主体和战争客体统一的前提和中介环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人们探求战争真谛的方式和过程。第一节 认识战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引言 认识根源于实践，受实践水平制约，但认识又有其特有的能动作用，规定着人的活动本质，制约着人的活动发展。认识战争不是战争主体直观地被动接收外界刺激所引起的，而是战争主体能动地作用于战争客体的基础之上发生的。认识蕴蓄于人的欲求之中，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能在此过程伊始实践结果表象观念存在于人，有意识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正是从事战争的人们具有认识战争这种特殊能力，才使得战争实践是自觉而非盲目的。一、认识战争的本质认识战争是战争的人化和人的战争化的表现及产物，当然也是战争主体（就是具有思维能力并运用一定物质和精神手段去认识和“改造”战争的人）和战争客体（就是战争主体认识与战争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通过两个方面和一个关系构成的相互作用，战争主体是主导和主动的方面，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物化，凝聚在战争客体中，使战争客体发生合目的地改变，创造一个为人的战争，人在变革战争客体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内化为人的智力和知识等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我塑造，使人的本质日益丰富和完善，使人们的认识和行为日益符合战争客观规律，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一环高于一环的认识战争的圆圈运动。 战争世界不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可以由正确的高明的方略加以控制和改变的世界，闻未及、见未形、知未始、意未能，独明而霸战争沧桑迹迁。战争是人类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较之其它社会实践具有更大的激变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残酷暴烈性，这是因为战争对敌我双方生死攸关，故各方极力保密，制造假象，迅捷暴露，使对方指导战争出现错误。它要求指挥者必须有高度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领导艺术。这显然也决定了认识战争的本质。 认识本质在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战争的本质就是反映、评价和决策在战争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反映是基础，它指战争主体以先天形成的感觉器官的感性形式和后天形成的思考判断的理性形式为手段，在战争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自觉地接受战争客体的信息。它在战争主体意识中复制、再现或生成同战争客体具有相关性或对应性的形象和概念的活动。它作为认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的一个要素，强调了战争世界对人们认识的决定作用：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只有战争客观实际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去，才能形成认识战争。评价是手段，它指战争主体认识价值关系，对战争客观进行科学评价，认为“应当是什么”在观念上先在地作出新的价值关系，使战争主体确立既符合自身需要和能力又符合战争客体状况的行动目标。决策是目的，它作为认识战争的另一要素，强调了主观认识对战争客观的能动作用，体现了意识相对独立性，它是指战争主体在认识战争领域内，在鉴别、筛选内储信息和外来信息的基础上，对己理解的信息进行有目的的组合和联结，在加工信息和经验中实现对目前尚不存在，但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出现的战争客体的超前和能动构造。反映、评价和决策在认识战争活动中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反映为基础，评价称手段、决策是目的。 认识战争中的观念表现形式有条件且近似地把握着运动和发展的战争规律，正是战争思维的创造性决定了主观认识与战争客观不可能直接同一，而是打上主体印记的辩证统一。认识对象必须包括构成战争的全部因素，敌我友多方情况，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二、认识战争的基本矛盾 认识战争自始至终贯穿主观与客观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人们只能在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中去认识战争，即从不一致中求取一致、从一致中求得不一致。相生相克，相吸相排。认识战争的基本矛盾就是主观指导与战争客观的矛盾。 在存在形式的性质上，战争观念根本不同于战争事物，前者是一种间接现实性的精神现象，其存在有赖于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存在，后者是一种直接现实性的物质现象，就其固有独立的性质而言不依于被反映和反映者而存在。反映是客观对象的主观映象，其意识、观念和思想并不具有实际的广袤性，虽然客体所具有的一切都能被反映，但某一客体形成的观念并不直接具有客体所具有的实际效用。 在运动过程的特征上，战争思维与战争存在是不一致，前者具有凝固性和抽象性，而后者则是生动和具体。战争思维对战争运动的描述，总是把对象具有的多方面的复杂属性和特征加以简化，处于运动过程的联系加以凝固及活生生的感性特征加以抽象。但是，远离现实的具体对象而更深入于对象必然会形成思维与现实的对立。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对象，思维又必须进一步突破自身，通过概念之间建立起转化联系，在更高基础上再现对象。所以，战争思维的根本特征不能绝对化，否则，会把主观指导和战争客观己有的对立固定起来并加以扩大，导致歪曲战争客观的本来面貌。 认识战争只有通过主观化并消除因主观化而带来的主观性才能正确反映战争客观。认识战争不仅依对象自身的状态为转移，还要受到主体自身所具有的主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认识战争还要灌注主体的目的、愿望和要求，故反映的不只是战争客观的现状，且包含创造性的内容和成份，从而形成一个主观化与客观的对立。主观化是认识战争的必要前提，但认识战争的任务又在于不断克服因主观化所造成的主观性，使之达到与客观性相统一。 认识战争与战争客观不可能是同步，它或落后于或超前于战争客观。这是由于，被反映者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而反映者对现有对象一经反映到头脑中来形成观念，就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性质，常常会使反映落后于战争客观的变化，出现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情况；同时，反映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仅反映战争客观的现象，而且能反映它具有的内在规律，不仅反映战争客观当下存在的样子，而且能反映它通过战争实践得到“改造”而可能成为的样子，这种超前反映，能够对战争客观的发展作出预见，形成战争实践活动的目标、计划、方案等。 认识战争的基本矛盾是认识战争对战争实践起指导作用的前提条件。认识战争要对战争活动起指导作用，就必须反映出战争客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争实践所要创造的那个对象的观念。认识的创造性以实践的改造活动为基础，实践的改造活动又以认识的创造性为前提，战争主体所以能在战争活动中，有意识、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制造产品”，能在产品未出以前形成观念的模型，就是由于认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 认识战争对战争实践的指导作用还在于它能够不断克服认识战争的基本矛盾。只有符合战争客观的思维能动性，才能引导人们在战争实践中达到预期目的。正是在主观和客观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过程中，人的认识与实际一致，从一个水平进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主观指导和战争客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推动认识战争的不断发展，把握战争客观形成真理认识以防陷入谬误。 观念改造和实际改造相辅相成，前者为前提，后者为基础。认识战争是解决战争主体和战争客体全部矛盾关系的关键，它不仅限于运用自然赋予的感觉器官去直接模写，而且能够运用人的大脑所具有的思维能力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形成的思维结构及其规律能动地反映外部世界。认识战争是战争主体和战争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认识战争中，即包括战争客体的内容，同时也不能不打上战争主体及所用工具的烙印，即对象化着主体的性质、状况、目的和需要。人们认识战争不仅是有选择的，而且可以把不同对象的因素在观念中结合起来，运用思维能力构造出现实尚不存在的对象。第二节 认识战争的过程和方法引言 认识战争过程是解决主观指导和战争客观之间的矛盾，即研究主观如何正确反映客观，从而对战争作出合理评价和有效决策的过程。真正做到在战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页）数中有术、术中有数。从深层机制揭示战争主体认识战争发展的辩证过程，以特有的感知思维方式把握战争客体刺激变量集，就要明确认识战争的方法。一、认识战争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 认识战争运行中，最基本范畴就是战争认识主体和战争认识客体。这对范畴构成认识战争活动的两极，是形成认识战争的前提和条件，是战争思维对战争存在永远无止境的接近。诚然，战争认识主体和战争认识客体的关系正确解决与否，要以战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同时，也不应把这对关系等同于战争主观和战争客观的关系。 （一）认识战争中的主体 认识战争活动的主体是由多种本质属性规定的。首先，从事战争认识活动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生物的特性，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次，作为战争认识主体的人是有意识的，特别是具有自我战争意识和战争思维能力，当人能够认识自身，把自己作为对象考察，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才能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去认识战争；再其次，战争认识主体是有实践能力的人，战争活动是使人能够成为战争认识主体的决定性困素，如果没有从事战争的能力或与战争客体不发生物质关系，也就不可能把对象反映到意识中来、发展自己的认识和彼此之间交流认识；最后，战争认识主体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０页）战争认识主体，不单是个体，更主要的应看到为社会群体，而非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 战争认识主体是由从事战争的人们本质力量所决定，是在战争认识主客体相互渗透并处于不断转化中的统一联系中形成的。战争认识主体在战争实践活动中将自身的因素投入并凝结于战争认识活动中，实现对战争实践中介手段的选择、过程的控制和结果的预测，将战争实践的诸要素按一定的目的、计划和方式结合起来，协调地发挥作用。 （二）认识战争中的客体 认识战争客体相对于认识战争主体，是战争主体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为进入主体认识和实践范围的战争客观实际。满足顺序性、间隔性、特化性要求为前提，执行着信息源功能。作为战争认识主体活动的对象，无疑具有客观物质性，但并不等同于与“意识”相对的“物质”概念。哲学上的“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总体概念”，它包括宇宙间离开人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一切事物。它通过中介和主体的能动活动由实在对象转化为主体头脑中的观念性存在物。而战争认识客体是指成为人的战争认识活动对象的那些部分、层次。整个物质世界都可能成为人类认识的客体，但是，尚未与主体相联系、相互作用的“自在之物”，尽管也是客观存在的，却未成现实的客体。“被抽象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７８页） 认识战争的客体是事实客体、价值客体和应然客体的统一。战争事实客体虽不同于纯自然形式出现的客观事物，但在战争客体的为人存在的形式中，仍然以扬弃的形式保留着战争客体作为物质实体自在性功能，具有可感性的外在结构与属性层次，它可以通过战争主体的感知活动系统进行具体加工和把握；对战争事实客体的深层结构即隐匿于可感性结构背后的战争客体的内在本质和规定，只能通过战争主体的抽象化活动即理性思维活动进行把握。人的认识突出特点在于不满足战争的直接规定性和对战争的瞬间状态的感知，而要进一步去把握战争客体更深刻的间接规定性，思考和“猜想”在对象大量的刺激信息中所包含的“意义”和“含义”剥离分解事实客体双重化结构。战争价值客体具有多维性、变动性和系统关联性，满足战争主体需要的效用。战争客体的多维属性虽然对战争主体居有利害，但在一定条件下是确定的。战争客体的价值取决于主客之间以实践为基础的具有变动性的效用关系。战争客体的某种客观属性具备对战争主体价值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单一战争客体的价值应放在同其它价值客体的联系中去考虑。应然战争客体，对其把握为决策性认识，在可能性上所应该具备的对人而言的一种理想状态，具有动态性和整合性。为人存在超越现实是人对事物自然发展过程的干预和改变。战争应然客体是在战争实然客体应然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满足理想追求、不违背客观必然性，始终体现战争主体对战争客体发展方向的干预、规范和选择，把目的性的因素注入到战争因果链条当中。 （三）战争认识主体与战争认识客体之间关系 从上面对认识中战争主体和战争客体的界定中可知，与物质和意识之间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不同，它们并非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战争认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前者为主动和主导地位，后者为受动和基础地位。 战争认识主体与战争认识客体之间关系主要有：第一，“改造”关系，战争主体对象化活动首先是“改造”战争客体的活动，人是通过有目的地“改造”战争客体的活动去认识战争客体；在战争主体和战争客体的关系中，不但战争主体设定战争客体，而且战争客体也以自己的本性规定战争主体，限制战争主体，迫使战争主体只能按战争客体所固有的本性去改造和占有，在战争主体对战争客体的观念把握当中，应当同时具有对于战争客体的自在属性和为人属性的认识和反映。第二，认识关系，战争主体要“改造”战争客体，就必须正确认识战争客体，否则不能达到“改造”战争客体的预期目的，而认识战争客体又是在“改造”战争客体的过程中实现，认识战争关系是在“改造”战争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又反过来指导“改造”战争关系，改造战争客体与改造战争主体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过程；第三，价值关系，不论是“改造”战争客体还是认识战争客体，都是为了满足战争主体的某种需要，是战争主体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是战争认识和实践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战争主体不但认识战争客体是什么？而且评价战争客体“应当是什么”？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决定“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二、认识战争的辩证途径 认识战争和战争实践是对立统一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的。实践是基础，认识是指导，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正确思想产生的源泉，理论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对实践有巨大指导作用，它往往走在实践前面，指志着实践活动的过程，有助于确定并顺利地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１８１页）为此，毛泽东同志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飞跃。“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４页）认识战争合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的总过程和总规律。 （一）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知己知彼”的感性认识发展到“运筹帷幄”的理性认识认识战争的真正任务是求得战争真理，解决主观对战争情况的无知或半知，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须把认识战争的孤立线段连成螺旋的曲线，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认识复杂的战争问题，一般从感性认识开始。感性认识是在战争实践基础上把战争客观主观化的第一步，也是战争客体中的可感性质与战争主体的感知能力相结合的整形化过程。整形化是战争主体运用感知能力对反映到意识中来的各种战争客体的可感性质加工整理，形成具有形象特征的感觉、知觉和表象。整形形成的感知是关于对象的个别的、现象的、生动的和偶然的具体形态。在认识战争的初级阶段，要尽可能地丰富整形范围，为战争主体的感知能力提供充分展开和不断提高的条件，即使战争客体性质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于对战争客体的整形把握；要提高整形精度，不断训练感知的辩别能力；要自控整形过程，取得正确感性认识的主动性，运用战争主体的理性能力，自觉干预整形，把各种干扰因素降到不妨碍如实反映对象的程度；还要摆脱战争可感性质，扬弃具体存在形态，运用理性能力把战争客体概念化，即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能够很好结合起来。 认识战争的高级阶段是在战争实践基础上实现战争客观主观化的第二步。它从感性认识中筛选出共性、本质和规律，揭示感知到的战争内在、普遍、必然的联系，使战争认识从状态描述深入到关系的揭示；在一定的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等逻辑化的基础上，去掉战争现存状态中的各种次要因素，构造一种纯粹状态，集中反映战争的本质联系和结构模式；对暂时无法纳入规范的逻辑系统和无法设计理想模型的战争进行定量分析；运用想象、直觉、灵感等非理性认识方法，打破抽象化循序渐进的过程，用跳跃的方式使认识突变。 认识战争活动中，往往难以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截然地划分开来，二者互相渗透。没有不含任何理性成分的感性认识，理性成分愈高，指导愈得力，感性水平愈高。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没有不以感性为前提的理性认识，即使前人认识成果，要发展新的理性认识也需新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要防止教条主义无的放矢“放空炮”和经验主义狭隘指导“马后炮”。对战争客体外部形态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反映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不但要反映战争表层，而且要深入战争本质，感性认识有待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依赖于感性认识。“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 －164 页）认识战争的高度智能活动和特殊机理，更深刻、生动、典型地体现了人类认识过程的辩证本性。从中可见，认识战争第一飞跃呈现两个阶段即科学反映和正确决断。 （二）从战争理性认识到实行战争 这个飞跃为用作战计划指导战争实践，达成作战目的的过程；同时也是继续认识情况的过程，为第一飞跃的展开和实现。如若不付诸行动，则再好计划方案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第二次飞跃仍以战争主客观的矛盾为主线，虽然起点在决策之中，但与前半过程有质的区别。前半过程主要是解决战争主观对战争客观无知的矛盾，战争主观要用战争客观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其地位较低，而在后半过程中；主要是解决战争主观对战争客观存在不满意这一矛盾，人决心用己行动来“改造”战争。整个认识过程就由以战争主观对战争客观的认识为主转到了对战争客观改造为主。人要按己目的来改变战场上的情况（主要是敌人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主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战争客观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若战争主观是正确，则战争客观最终要统一到主观上来，当然，要达此点，战争主观仍然要以战争客观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客观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战争的第一次飞跃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实行战争，把理性认识转变成指导战争的现实力量。第一次飞跃的理性认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第二次飞跃才能检验它。一般地说，凡是达到预期目的的且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检验了已经取得的理性认识，又开始了高一级的感性认识阶段，使原来的认识得到继续发展。 这次飞跃大致可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环节：一是部署兵力，这是用计划来指导作战的开始，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二是直接进行敌我双方活力对抗，也为实际的作战过程；三是考察效果，就是用战争实践来检验战争认识。这三个环节在认识战争过程中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争认识指导战争实践，另一方面是用战争实践来检验和发展战争认识。 认识战争的第二个过程（即第二次飞跃）中，要做到审时度势、以变制变、不怕反复和机动灵活。这是由于“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有的，全部的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4 页） 认识战争之所以会出现反复，是因为在战争认识第一个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认识战争的物质手段；战争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战争主体的肉体和精神；战争个体的知识、经验和观念；敌方的保密和己方的疏忽、失误；等等。又因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再周密的计划也存有先天的不可靠因素、不存在包治战争百病的良方。机动灵活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适时地修改、调整、补充和完善原有的认识，使主观指导紧紧跟上客观情况的变化，如在部署兵力时，既要按照作战计划，又要根据实时情况而定。“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方能牢牢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毛泽东一生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 认识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212 页）真理的发展过程，是从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由于战争本身的复杂性和发展的阶段性，这个“接近”是永无止境的。一方面，战争主体要对复杂内容深化认识；另一方面，战争主体要随客观事物由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的推移和变化，不断地去研究新情况。把每一个具体的认识成果，在新的战争实践基础上，看作是认识的起点，发扬正确认识，纠正错误认识，增加新的认识，不断向认识战争的高一级程度前进。三、认识战争的主要思维方法 认识战争是一个逻辑推理和思想跳跃相互促进的交替过程，探求战争活动领域的真知，必须坚持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在思考战争现象、事件与过程中的对立统一。理性使得战争知识的构造成为可能，非理性对认识活变流动的战争产生催化作用。客观事物既有多方面的联系，而又处于永恒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主观的形式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反映事物的运动过程，把客观辩证法转化为主观辩证法。当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和“改造”战争时，又必须实现主观辩证法再向客观辩证法的转化。 侦察，即获取情报。它是认识战争过程的起点和一系列认识环节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区别于人类其它认识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对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的认识，采用躬行、走访等，可获较为清晰印象，而对于战争却很难做到或行不通。侦察也不失为根据战争活动的目的、通过感觉器官或借助于观察工具、有计划和步骤地感知处于非侦方控制的自然状态与条件之下的对象、获取所需战争对手信息的主要手段。由于敌人的保密和伪装，掩其真相和制造假象骗我，使得侦察敌情成了一种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工作。但是，敌人再狡猾也总有朕兆可寻、端倪可察，这又使得侦察不仅可能而且可行。敌之真实情况、意图和活动规律往往要通过多种表现反映出来，在有些情况下，假象的东西更能反映出敌人的意图和行动规律。决不能忽视任何一个迹象。如若侦察到的情况一鳞半爪、浮光跃影，挂一漏万，或用想象代替事实，那就为正确决断蒙上阴影。要正确处理侦察情报的丰富性、准确性与及时性之间的矛盾。侦察情报要多种措施和手段并用，克服环境、生理和心理阈值的限制。运用物化与智化媒介，延长和扩展感官。侦察所得战争活动原生细胞，毕竟不可避免带有片面、表面和偶然性，经验和直观也导致错觉、误差和主观倾向。要使纷繁复杂的战争活动的侦察朝着深度和精度发展，必须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一些无关部分和排除种种干扰因素，除了要侦察敌情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部分，还要尽可能系统侦察敌情的各个阶段和全部过程的变化情况，有意激发和扰动敌情使其演变过程充分暴露出来，主动、深入、反复地侦察。 预见，根据战争规律和当前的客观情况，对尚未感知的现在战争事物、已知战争事物的未来发展变化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战争事物所作出的预计性见解。它旨在探索与战争领域有关的不确定的或未知的事象，对其发展作大估。它的理论依据为：充满盖然而不定的战争领域，隐含未来发展趋势的迹象征候，抓住迹象就能大致测定战争走向；战争有其铁一般的必然规律，执因素果、穷原究委，战争的相继性和相似性为从已知推出未知提供可能。先有曹刿“再衰三竭”的高招，后复孙膑“批亢捣虚”的类似谋略。认识战争中的预见，从形式上看是先于战争情况出现的思维成果，但从其实质来说，它也是战争客观情况的反映：一是它所依据的战争规律是从客观情况中获得；二是任何超前思维都必须靠事物发展的某些端倪和迹象诱发。预见既要依赖当前的战争实践，又要借助以往战争经验和材料。战争主体不仅凭借个体的感觉器官进行反映，而且凭借社会的认识器官进行认识。预见是以对战争运动规律的科学认知为前提的，认识与把握战争运动规律愈完善，愈精明，作出的预见就愈正确。恩格斯对普法战争的预见和分析就是典型一例。从历史和现实战争的特殊规律中找出一般规律，又在这个一般规律指财导下去认识未来战争的特殊规律，是科学预见未来战争的必由之路。超越一定社会存在的主观能动反映为战争预见的根本基础，利用已知条件善于弯通而不囿于一隅，既循恒定之规，又摆脱线性思维常规羁绊，克服惯性思维空时限制，凭藉想象力探求新规律，敏锐地跟踪新信息。战争预见不仅在战争全局上不可或缺，而且在战役和战斗中亦显非常重要，一切战争思维活动都是为下一次战争、战争的下一步骤或下次作战行动服务的。 直觉，是启迪战争智慧的思想酵母，把握生命冲动的桥梁，为人们在战争认识活动中，对于事实材料，感性经验和已有知识进行思考时，超越知觉、思维的内心体验，通过运用想象、灵感、理性直观等形式，直接领悟、洞察事物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如战争指挥者，在时间上不允许做逻辑推论而必须立即作出决策的场合，往往凭经验或情感的接触来决策，事后用逻辑思维来总结。直觉的创造性是经过直接观察而无需论证即可认识真理，不须事先进行逻辑推理而能够迅速决断的一种思维活动。这种体验置身于实在深处的真正绵延之中，它既不使实在凝固，也不使实在分解为要素，而是从整体把握实在，它把埋藏在潜意识中的思维成果同显意识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相沟通，从而使问题得到突发、顿悟式解决。它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迅速定下正确的决心，有“第六感觉”之称。这种思维特点，主要通过下意识活动形成，在非逻辑的思索中另辟蹊径，于自由神驰中获意想不到的颖悟，非逻辑为主，逻辑为辅，打破严格的逻辑思维程序和步骤，简化、跳跃、灵活变通，经过一系列闪念、联想、猜测而获取的一种突然萌生的灵感；一种在随机的外部因素和偶然机遇刺激下，把战争主体脑海里贮存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突然调动使之贯通起来，在十分短暂的时间里完成整个认识；它透过现象直观本质，一下子跨越从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鸿沟，看到新概念和原理的曙光，突然获取或形成对战争本质接近的明确观念。认识的突发性只能建立在长期认识量变积累的基础上，指挥员要有很强的直觉能力，除一定的天赋条件之外，还需掌握渊博知识，积累丰富的经验，获取大量的信息，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直觉思维是人类思维不受逻辑规则的约束而直接领悟事物本质非罗辑思维形式。它是经过长期的沉思之后受偶然因素的启发而迅速闪现出来的顿悟，只是同当下所关注或倾心研究的对象无直接联系的多维思考，而非纯粹偶然和不可捉摸，客观上不期而至的机遇或主观上不确定的心态，或两者交织而成的灵感诱因，使战争主体置身于对象之内，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和高度浓缩再识过程，从离散的信息中聚焦战争本质。直觉思维的实现，始终同各种偶然的、意外的因素触发有关，而这些因素的出现和对思维的触发作用完全是种机遇，谁也无法预先制造出机遇的环境与条件。在短时间内突然地出现，意外地闪现的兵智火花有可能偏向，故战争主体往往还要花费比较大的精力，从理论和经验的结合上加以论证，才能决定取舍。比较笼统的直觉思维原则和还需细化明朗的潜意识流，必须经受战争考验。直觉思维方法是非逻辑性和逻辑性、突发性和渐变性、随机性和必然性相结合，以想象、灵感与理性直观为机理，主要通过准备、酝酿、顿悟、整理和验证五个阶段进行思维活动的认识战争方法，要提高战争主体运用直觉方法能力，必须善于总结和积累实践经验，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进行发散式思考和勇于开拓。 运筹，运用数学理论工具和计算技术，对战争认识对象进行数量方面的分析、描述和运算筹划、从质和量结合的关系上把握战争认识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世上任何事物（战争也不例外），都是质和量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体，认识事物，一般都从区分事物的质开始，尔后对事物的量进行分析和描述，从而使认识逐步得以深化和发展。从战争活动的具体内容与特点出发，来进行数量与空间形式的描述、演算与推导，以揭示战争现象、事件及过程的运动规律。其内容包括定量解决战争问题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其特点充分体现明确目的性和高效选优性的战争活动特殊需要。对战争活动的具体因素进行量化和量析，多层而系统的复杂领域提供解决问题可能。高度抽象性、逻辑性、精确性特点的运筹方法和军事活动离不开定量分析的客观需要，决定了运筹在认识战争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借助运筹，获取现代战争活动所需的各种准确的、可靠的数据，及时有效地展开战事，还为战争认识行动提供量析和计算手段，为战争决策提供极为方便的认识途径，为科学的战争预测提供逻辑推理与证明的工具。如对于随机型——凡结果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战争现象、事件与过程；突变型——凡在发展变化中存在着不连续的突变情况的战争现象、事件和过程；必然型——凡服从确定性因果关系，呈连续稳定性变化状态的战争现象、事件和过程；凡不精确、不分明、非定量的战争现象、事件和过程；等等，提供数学模型。当然，定量分析必须同定性分析相融合，向综合集成方向发展。运筹战争问题，必须遵循明确问题和目标、设计方案、收集有关数据资料、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分析、评价等步骤要求，掌握坚实的数学基础知识，学会使用计算机，发挥量化分析长处。 系统思维，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从整体和全局出发，研究和处理认识战争中复杂特殊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解决战争认识问题时，必须着眼于系统的整体性与功能，即使是具体问题也应把它放到横向和纵向相关联的更高一层的系统之中，从系统的、战略的整体目标与效益出发来进行考察。战争作为敌对双方在一定时空和社会条件下进行武装斗争网络而成的对抗系统，物质、能量、信息交流的程度、频度异常活跃，表现出突出的动态特征，要运用系统控制和信息的观念，善于从动态中去打破旧的平衡和建立新的平衡寻求认识战争系统的可行解和有效解。运用军事信息方法，通过获取、传输、处理和使用军事信息，揭示战争认识过程本质；利用军事反馈方法，对认识战争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采用军事黑箱方法，对到处充斥着偶然性和敌对双方互相保密、伪装、欺骗的战争领域，通过考察和认识对象的输入、输出及其动态过程，定量地研究认识对象功能的特性和行为方式，进而探索其内部结构和机理。借用军事系统工程方法，使认识战争达到科学、高效、经济，并预测、评估和检验认识战争系统的行为与效能。 逻辑思维，就是综合集成逻辑推理、类比分合、归纳演绎、试验假说等的特长，交叉运用于认识战争中。在战争感知阶段，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逻辑，在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更离不开逻辑，指挥员根据情报对敌作战企图与部署的分析、要求掌握逻辑方法。这不仅可以避免自己犯逻辑方面的错误，还有助于自觉地揭露谬误。在认识战争中，主观方面运用逻辑思维这个工具和战争客体发生关系。运用战争比较方法，对照各个战争事物，找出它们差异点和共同点，从而揭示其特殊属性和一般属性。在比较中应注意：第一，在同一关系下对事物进行比较，一次比较中只能有一个参照系，而且这个参照系在比较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同一，与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同一的；第二，要有确定的比较标准；逻辑思维含有两种要素，一是观念性要素，看不见摸不着处在不断流动的概念、判断、推理，其中包括初级的概念或初步概括性、抽象性的表象。二是物质性要素，作为积累传递发展观念性要素的物质载体的语言和文字。两种要素联结成相对稳固的方式、方法、程序规则和推演下去的支架及杠杆。第三，就事物的内在关系加以比较。获取战争信息通过比较加以鉴别、辨认、整理，进行初步加工，尽量对战争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以求比较的全面性。运用战争分类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根据战争领域各种事物属性的异同点，将它们区分成不同的种类，反映战争客观各种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要做到正确分类，必须坚持分类的穷尽性原则和排它性原则。注意分类的层次性，要根据一个标准进行分类，以便研究使用。运用战争归纳方法，从许多个别事实中推演出一般原理。战争活动中并不能经常做到无一漏挂，穷举前提，用的较多是利用因果规律的简单枚举和科学归纳。前者是通过简单枚举一类事物中的部分事物都具有某种属性，而推出该类事物共同具有这种属性，但“以偏概全”的结论正确与否带有很大的或然性，为此，应尽最大可能枚举已知事实，其枚举事实应是在各种条件下获取，无见公认事实与结构不一。后者，在归纳时用了因果规律，不仅考虑了“是什么”、“怎么样”，而且要求在“为什么”上下功夫，其结论通常比较可靠。可用归纳从各特殊规律中获取一般性的战争规律和指导战争的原则，从信息加工研究中得到战争规律性的认识。但对那些非线性的、双向的、随机的战争因果联系无能为力。运用战争演绎方法，从一般原理出发推演出个别结论，这正与归纳的方向相反。只要前提真实无误，而且推理的形式符合逻辑规则，所获得的演绎结论就必然是正确的。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为认识战争的合理性、真理性提供逻辑证明的工具，对新发现的军事科学事实作出科学解释。运用战争类比方法，根据战争中两种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相似，而推出这两种对象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客观世界存在有同一性和差异性，同一性使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似，因而能进行类比，但差异性决定各事物间不一定有差属性共有的关系，因而类比为或然性结论。类比可对战争问题中的中性因子进行析究。类比法与归纳和演绎比，不仅可在同类事物之间进行广泛类比，而且可在不同类型的事物之间进行各方面对比，能起到较好的解释、启发、模拟和仿造作用。运用战争分合方法，把战争认识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加以分析，再把各个组成部分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从而把握战争的本质和规律。认识复杂战争系统，先须将各组成部分暂时割裂，分别加以析研，当然分割并非机械分割，尔后对空间分布的各要素、时间顺序上各阶段和功能特性上各方面属性等加以析研，最后，将分析所得各个方面的认识加以条理化、系统化，从而对战争形成总体上的完整认识。运用战争假说方法，根据巳知的科学原理和战争材料，对未知的战争现象、事件与过程，作出推测性说明。借助假说对感知的事实材料加以整理、加工、抽象和概括之后，在未对这种理性认识进行实践检验，达到真实的科学认识之前，把它们连接起来，作为战争理论形式的准备和先导。假说的理论解释和远见功能成为变革现实环境，自觉驾驭认识战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凭籍相关理论的逻辑，保持开放发散和严谨收敛思维之间的必要张力，力求探索与科学的有机统一。判断，是对于事物之间联系和关系的反映，为对事物是否具有某种属性而作判明和断定思维活动过程，是认识战争中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它通过对影响战争、战役和战斗的各种因素和情况的析研直接得出结论，通过对情报联贯思考洞察其真假认定其效能。认识战争主体如若不懂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则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尽管掌握大量的有关战争材料，也只能罗列现象，抓不住战争的本质和规律。“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战争上的判断是侦察的深化，又是形成决策的前提。互用计谋，粗细混合和真伪掺拌的情况要加以鉴别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战争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方法，对靠感官捉摸不透的要用心去想一想，把空洞填补起来，以致形成一很可靠的料测假定。去粗取精，料敌欲审，即去掉那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材料，抓住最能表现战争本质且能够说明问题的东西。当然，既不随便舍弃那些认为无关紧要的战争材料，又不被一些战争细徽末节所纠缠。去伪存真。即剥掉虚假东西，剔除错觉虚幻，抓住敌人真实意图和情况，不被假象所迷惑，但对反常现象要特别注意。辨别真伪是认识战争情况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是由于，再周密完备得来折战争情况的每个问题上存有不同程度的虚伪，更何况直接的情报极难得到或者根本办不到。由此及彼和由有及里，即把零碎、孤立的材料联结起来，互相印证和补充说明情况，这一条在分析战场情况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我们单独考察某一方面的情报时，往往被敌人的假象和伪装所蒙蔽，可是当我们把各方面情报联系起来考察，敌人的真实意图和情况就会昭然若揭。透过种种迹象及其事物的外部联系，抓住其内在本质和规律。在认识战争情况的过程中，指挥员的判断能力是很重要的，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能否对各种情况进行快速的思考和准确判断，对指挥员的智力和创造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是由战争判断的显著特点决定的，第一，它往往是在情况不充分、不可靠、材料不全、情况紧急、时间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第二，要求判断正确、迅速。战况决不允许指挥员因为情报不充分而推迟判断与决策。如若指挥员没有精邃的洞察力和强干的判断力，那么即使获得了丰富而真实的情报，也不会得出正确的判断。判断的正确与及时缺一不可，如果判断不迅速、及时，即使正确也会贻误战机而失去意义；反之，如果判断不正确，即使十分及时也毫无价值，反而会导致定下错误的决心。指挥员的思维要有灵活性和敏锐性，对情况应付裕如，善察端倪，见徽知著，在情报很少的情况下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判断。 决策，是以战争主体面临战争的矛盾和问题作为认识出发点，并将主观要求与客观状况统一起来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并从多种可能的战争行动方案中，选择一个反映战争决策者的利益和意志且预计能够实行的满意方案。它是从战争认识回到战争实践的中间环节，且以卓识的行动规划、设计和指令来指导战争实践活动，是形成、实施与控制几个方面的统一过程。我们的行动方案、方法，只能在辩证法的理论指导下从对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来，决不能从主观辩证法中现成地拿来。决策包括作战的决心和计划两层次，二者是一连贯过程。定下决心是战争认识的直接目的，作战中一切活动都要以决心为根据，都是为了实现决心。定下决心要果断，战情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当机立断其速度之快要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坐漏船，伏跷屋”，而犹豫彷徨为兵家大忌。但果断决不是武断，要强调决心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若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键时刻，应当敢于冒险，当然不是盲目无端的冒险，科学和理智的冒险与胜利是相通的，大的胜利往往是从大的危险边缘夺来的。敢于和善于在知其大略和要点的情况下定下正确的决心。决心作为认识战争过程两次飞跃之间的转折点，这种主观观念和意识主要说明了人们“要这么办”和“不要这么办”，使战争客观按照战争主观的要求来改变。决心进一步发展就是计划，它是整个认识过程的中介环节，既是前一过程的终点，又是后一过程的起点，在认识过程阶段的划分上，处于亦此亦彼的状况。从计划的产生来说，它与认识过程的前一阶段不可分割，而从它的性质来说，与认识过程的后一阶段密切相关。因为它不单纯对客观情况及其本质、规律的描述，而主要是对“实行战争过程”的设计和要求，是指挥员在头脑中对战争过程和步骤的创造，是“实现战争过程”的观念形态。战争系统的决策要求着眼提高战争整体效应，从全局出发，注意各个方面关联，照顾阶段顺序变化，把握战争实然客体向战争应然客体的转化。一般说来，对当前的行动计划要周密，对尔后的行动计划只能是概略。周密就要考虑到各种情况，照顾到方方面面，既要有基本的作战方案，还要有应付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的若干预备方案。虑不先定，不可应猝。当然，随着战争的时程，它必须根据战争情况的发展和对这些情况认识的加深，而不断地得到补充和修正。任何一个正确的计划，都应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抽象性和可行性兼容。作战计划与战争实践活动相比，仍然是抽象的，但不失为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的联结点。第三节 弄清战争性质是确定对待战争态度的充分必要条件引言 战争性质是战争所具有的许多质中的一个。战争性质与从整体上表达战争这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的战争实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战争性质决定人们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只有弄清战争性质，才能确定对待战争的态度。一、非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说 非马克思主义的哲人们对战争性质的阐述比他们对战争起源，战争实质和战争根源的阐述深刻而详细。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就存在一般公认的衡量战争性质的标准，即进行侵略是非正义的，为自由而战是正义的。这种标准具有朴素和模糊性，只从现象上划出两类战争的界限，但由于现象的纷乱驳杂而又变得难以捉摸。《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写敌对的希腊邦国柯林斯和科西拉代表在雅典的辩论中，就有侵略者是非正义的，被侵略者抵抗是正义的说法，但没挑明两者的界线，辩论双方都强调己是“被侵略的人民，”彼是“侵略者”，自己是“正义的”，对方是非正义的。这种认识缺陷不在于始终把自己作为正确的一方，而在于未能明确区分侵略行为与被侵略行为。在这一时代另外著书立说中也曾试图说明两类战争的界线，主要有：在国家之间，贪求其它国家国土和奴役别的民族是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内战中，维持专制制度一方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反对专制制度一方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一个民族在国内挣脱了反动的专制制度获得了自由，为这种自由而战是正义战争。这种划分战争的标准，虽然反映了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的那个时代的著作家看法，离开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奴隶与奴隶主战争背景而仅就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战争谈论国内战争性质的阶级偏见，对战争性质重视与留意不够和多现象描述极少现象分析的缺陷，但正视现实所提出的划分战争标准的一些原则有助于后人进一步认识战争的性质。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军事家对战争性质进行了精细研究和抽象概括，提出了正义战争与人民的关系和应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所持的态度。 首先，将战争进行分类，提出义兵与不义兵的概念。《吕氏春秋·卷七·孟秋记·禁塞》中有云：“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宇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宇不可。”《左传》称义战为师“直”，不义战为师“曲”：“师直为壮，曲为老（僖公、二十人年）。 其次，提出划分义战与不义战的标准。《淮南子·兵略圳》提出“利土壤”、“贪金玉”是不义之战，“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是义战。《诸葛孔明异传·卷三兵戒》简略地提出“诛暴救弱，谓之义兵”，“利土地，争利货，谓之贪兵”的义战与不义战划分标准。 再次，强调义战与人民的关系，义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义战才能取得胜利。《淮南子·兵略训》道：“固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因利相死，因情相成，因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荀子·议兵篇》强调：“用兵攻伐之本，在乎壹民。” 最后，突出以战制战，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司马法·仁本第一》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墨子反对侵略战争非常坚决，既以深沉笔记触述当时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又为“正义”不惜“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因而被同时代学者誉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篇》），这在战争性质的认识史上达到了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军事家虽然站在奴隶主贵族或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认识战争性质，有同情人民的疾苦，将人民的利益与战争的性质相联系，提出反侵略的主张，但并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只是在现实面前，理智地认识到这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有效途径。他们虽提出了义战与不义战的划分标准，但其适用有很大的随机性，划分标准也是模糊的。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家比，虽然对战争深层抽象分析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还不能从历史发展的方向上把握和区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 资产阶级学者未能根本突破上述认识的局限性，他们中的杰出者将战争进行分类，强调反对非正义性战争，也未能系统而客观地认识战争的性质。但是，资产阶级学者，不仅仅从一般道德原则上谈论战争的性质，论述中目光多投向现实，应值得肯定。维多利亚、阿亚拉、真提利斯、格劳秀斯等学者，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神学正义战争理论和现实集合起来进行论述，并从法律角度进行全面阐释，但他们始终没有从社会发展这个角度观察问题。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认为正义战争只有两类，一是为抗敌入侵而进行的战争，另一是为援救被侵袭的同盟者，且说明同盟者必须是正义同盟，非两民族间为压迫第三民族而缔结的非法盟约。孟德斯鸠与墨子“兼爱”消除战争的主张相似的爱憎与理想，将非正义战争归咎于违反道德原则，没从征服战争的社会原因去寻找根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指出：“想损害人类向求得自己利益的民族的打算最终是大错特错，肆行侵略的民族一向是以自己被奴役和被消灭而告终的。”他较深刻地论述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问题，把侵略作为人类利益的对立物，看到非正义战争的历史归宿，其分析既有历史的深沉感又有哲学思辩的智慧，可他不见不同的阶级政治对战争性质的作用，也无从对社会发展作用的角度来分析战争性质，在他手中仍缺少一条衡量战争性质的客观标准。 非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说，有合理因素，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战争性质区分上，不以是否推动社会发展作为衡量战争性质的标准，也没考虑阶级实质。二、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要弄清引起战争的政治经济矛盾，应将什么阶级进行战争，战争目的和具体历史条件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划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要看战争的社会效果，其两类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战争是促进社舍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把握划分标准的原则：第一，具体战争具体分析，这是因为战争是极其复杂的，每一战争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如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准确认识它的性质。第二，两种战争性质的主要根据是看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而认识这种作用则主要看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看是先进阶级还是落后阶级进行的。进行战争的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政治与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自然引起战争性质的变化；资产阶级在战争中的双重性决定其进行的正义战争后面隐藏着非正义战争倾向转化为正义战争。第三，变非正义战争为正义战争。 人类社会处于新旧政治格局交替时期，时代和时代主要内容均发生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走向全面衰落的总趋势没有变的情况下，尚在一定时期确实还具有一定生命力，而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待较长时期的有效正确发展，故两种社会制度还未到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刻。问题就是和平竞赛，让人民去做最后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邓小平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争，均是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决定战争性质，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要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继续。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辩证关系 坚持用辩证法分析战争的性质，即要反对那种把战争性质看成是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又要反对战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诡辩论。 （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是对立统一的 引起战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对立，决定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是互相对立的，其性质也相反。但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又是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总是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 有时，交战双方均为非正义的，这个时候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是否毫无联系呢？非也。首先，确定非正义战争的性质是相对于正义战争而言，其次非正义战争或迟或早总究要引起正义战争。 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相互联系还表现为，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中，会出现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相互渗透、相互交错。例如：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方面，有法西斯集团德、意、日进行的非正义战争；另一方面又有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 （二）在一定条件下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可以互相转化 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不是僵死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会发生质变，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可能改变其性质，两种战争互相转化。如十八世纪末法国所进行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集团对德国战争性质的演变。这是由于，战争不是孤立、静止的东西，而是政治的表现形式，当驱使战争的政治性质发生了变化时，战争的性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事物的辩证法要求人们以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战争性质，密切注视战局发展、注视战争的政治经济内容的变化。需要指出是，决定战争性质转化的因素，只能是政治性质和政治目的，其他任何因素都是不能作为根据的。决非战争地域的变化，攻防形式的转化等来决定战争性质的变化。当引起战争的那些性质和目的发生了局部变化，战争的性质就会发生局部变化；当这些政治的性质和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的性质就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两种不同性质战争的相互转化，不是简单地重复和循环，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正义战争必然要战胜非正义战争，直到最后消灭一切战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当然，这中间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反复斗争过程。战争性质的转化要有特定的政治条件向人们昭示，并不是任何一次战争的都会向反面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具体战争具体分析，并同战争问题上的诡辩论划清界限。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既要反对那种把战争性质看成是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又要反对战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诡辩论。 四、对战争应取的态度战争的不同性质决定着人们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人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及由此而决定的对于战争的态度，经历了由不自觉、比较自觉到自觉阶段。最初，人们往往视战争为上天主宰的神物，因而抱着迷信、崇拜和恐惧的心理来看待战争。后来，许多人基于战争灾难的感性认识而产生对战争的强烈厌恶感，但也有少数人，尤其是统治者，因战争掠得财而喜欢战争，甚至悦于掠夺战争。再到后来，当人们认识到战争为国家和民族兴亡所系，而主张慎战，社会各阶级不自觉地从其社会地位和利益出发，基本上是于出阶级本能来看待战争，决定对战争采取反对、支持或旁观态度。人类比较自觉或自觉对待战争，是由马克思主义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态度有以下基本点：一是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采取不同的态度，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对于错综复杂矛盾激化而引起的战争，而战争本身又无助于这类矛盾的解决，对此，宜对双方采取积极劝和的立场，促使尽快结束战争，求得和平公正解决；二是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说与现实战争结合起来审视战争性质，确定战争态度；三是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直到消灭一切战争是实现永久和平的主要手段，因为从根本上说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第四节 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引言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是人在战争活动中能动性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战争认识是战争实践的指南和深化，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战争思维的能动性、主观性和战争存在的客观性、根源性的交互作用，在“实践——认识——实践”的链条中向前发展，战争观念上预先对战争客体的“改造”和“超越”来指导战争实践。战争实践对战争认识有优先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战争实践淹没战争认识。一、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和源泉 战争实践活动是战争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化的物质力量的人化的双向过程。战争实践是人们为满足一定需要能动地准备战争和实行战争的创造价值的物质活动。 （一）战争实践的特点实践不仅和意识观念在主观方面相联系，同时还和客观对象相联系。物理、心理、生理相互贯通、合规律性、目的性、理想性。战争实践是正确战争指导产生的源泉，战争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检验认识战争真理性的标准，认识战争的目的。战争认识对战争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战争实践的基本环节是信息的传输和反馈，对战争理论有决定性影响。在战争实践中，准备战争的活动包括军事训练、军队建设、军事上的科学实验，以及战前的动员和准备等，实行战争的活动就是为了达到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目的而直接进行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活动，它包含侦察、指挥和作战等。实行战争和准备战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实行战争是战争实践的核心和最基本形式，军事训练、军事科学实验和研究、野战演习、沙盘兵棋对抗、图上作业和作战模拟等都是战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而且它们的效果、作用如何，最后也都要靠战争实践来鉴定。战争实践具有一般社会实践的基本特征，如客观性、能动性、社会性、历史性，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战争实践具有间断性。这是由战争运动过程的特殊性决定的。战争是政治性的行为，而政治有时表现为战争状态，有时又表现为和平状态。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必然形成战争的间断，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战争实践的间断。这一特点常常是造成军事理论落后于战争实践的重要根源。在和平时期，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是连续的，这就要求作战的方式方法随之发展，但由于战争实践的间断，它不能担负起及时地发展军事理论的任务，军事理论就跟不上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只有在战争实践中，战争意识才能超越自己的主观性转化为具有客观现实性的存在；客观对象才能变成意识的对象，转化为观念形式的存在，才能达到。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对象的客观性的统一。于是战争理论就可能落后战争实践的要求。“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０卷第５７３页）当然，由战争实践的间断性可能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过军事训练、演习等实践活动使这一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第二，战争实践独具暴烈性。战争虽然不是解决所有政治矛盾的一般手段，但为解决政治矛盾的特殊手段。战争实践就是要消灭对方，也就是特殊组织采用特殊方法，这样，战争实践的主体也免不了受伤害。 第三，战争实践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战争是政治性的行为。 第四，战争实践具有重复性少的特点。在战争中，决不允许为了获得某一认识而反复实践，多次失败。这是由于战争的暴烈性和残酷性，使每一次战争实践的失败，都要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争实践的失败，甚至会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集团的沦亡。在大的范围内，战争失败后，即使获得了正确的认识，也已经失去了意义。失败为成功之母，单从认识角度讲，或在一定范围内，对非决定性的战争实践而言，才具有普遍意义。 （二）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战争实践是实行战争意识能动性的根本途径。战争理论是关于战争和军事现象的系统化、概括性的知识，是对军事领域客观情况的反映。但是，战争理论的产生并非自然而然的，它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产生出来。通过接触到军事上的各种现象，抓住它们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说：“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来的。”（《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８８页）“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５页） 一切战争理论都以战争实践为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发展的动力。但是，一个人能否创造出战争理论，不仅在于他是否有直接的战争实践，更重要的是他是否能正确地总结战争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能否把握战争实践的发展趋势。动态结合的战争理论与实践，是不断解决战争认识和战争实践之间的矛盾过程。认识战争本身是发展过程。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战争真理和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历史证明，指导战争的巨匠未必都是创造战争理论的巨匠、也有战争理论见长而在战场上见短，前者如拿破仑，后者如孙武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认识上这个特点决定了，指挥员不可能完全在战争这种血与火的环境中对其实践经验进行加工制作，且指挥上的天才未必都具有对战争经验进行加工制作的能力和条件。更何况一个人的战争实践毕竟是有限的。 战争理论具有超前性的特点，不仅是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形成的，而且还必须对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找出规律来。战争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指导当前和未来的战争。实战是战争理论的基本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因为实战只是战争实践的一种主要形式，而非唯一形式。和平时期，军队的锻炼，新的军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靠军事训练、演习、军事科学实验等。在和平时期，战争实践和理论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是，由于武器技术装备和其他各种作战手段的发展，又要求下一次战争的作战形式与之相适应，因而人们必须在新的战争到来之前，解决新的实践与旧的理论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既不能靠主观想象也不能靠纯粹的理论推导，而必须靠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演习和军事科学实验。 卓有成效的军事演习和实验，不仅能够使军队学会如何打仗，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军事理论和战法。当然，军事演习和实验也有其局限性，即它与实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往往容易被掺上一些主观主义杂质。这种距离和差别的大小，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假若训练不严按实战要求，而凭主观意志设置敌情、确定战法，让敌方来适应自己，则这种军训就不能有效地锻炼部队，学会正确的作战方法，更不可能产生出新的军事理论。中途岛海战前，日方的军事演习带有很浓的一厢情愿，这为后来惨败的原因之一。反之，如果人们能严按战争规律和逼真情况搞训练，就会大大地缩小训练与实战之间的距离和差距，大幅度提高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获得新的军事思想和战法。不然，即为近似实战的演习，也不能与实战完全等同，而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往往使人刻骨铭心。 人们的一切战争理论和知识，归根到底都是从直接经验中发源的。但是，对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代人来说，不可能，也没必要一切都从实战中学习，除了直接经验外，还可以而且应该从间接经验中学习。实践经验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学习间接经验，利用训练和演习进行创新更不能忽视。因为间接经验最初也是发源于实践的。如果拒绝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间接经验，一切都到作战中去摸索，那是非常愚蠢可笑的。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经验，但还应该尊重自己过去的经验。学习间接经验，一是学习军事理论，二是研究战史和战例。当然，要从战史中获得军事理论，要想接受他人的经验，必须对战史进行系统研究，人的智能即非单纯的先天机能的自然成熟，也非单纯后天环境所决定，而是二者统一于实践基础上发生发展。意志、情感、幻想等非理智因素对认识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辩证地历史地而不能用现代眼光去剪裁它。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之所以能创造出伟大的军事理论，是因为他们除了有一定的战争实践之外，还大量地借鉴了前人或别人的军事理论，深刻研究大量的战例，全面总结各方的经验。毛泽东说“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八十诞辰纪念文选》第８８页）研究战例，不仅要研究古代的，尤其要研究现代的；不仅要研究成功的，尤其要研究失败的，从中找到原因，以史为鉴。学习军事理论，既要学习与自己的军事思想类似的，又要学习和研究与自己的军事思想不同的，尤其要将敌方研究透。要善于以敌为师，在与敌方理论的对抗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５页）二、战争认识是战争实践的指南和深化 战争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又能够指导战争实践。战争实践产生出战争理论，又需要战争理论指导，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１．战争实践必须有战争理论作指导 认识错误损失大于行动错误损失。“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１页）认识愈全面，理论愈深刻，其预见性就愈深远，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都产生出新的理论，同时，每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战争都有伟大的理论作正确指导。军事理论对战争的指导，既有战争全局上的，也有战役战斗上的。一个不懂得战役战术理论的人，是不可能指挥好战役战斗的。战争中的理论指导，比在其他任何活动中都重要。即使是军训和演习也须以战争理论作指导，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军事学术水平与军训和演习的水平同步。 战略的涵盖效应具有不可逆性。如果说战术上的疏漏尚可纠正，那么战略上的失误却难以挽回。战略的放射效应，正确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放大，错误的其效应越来越小，战略的长期效应，由于惯性而加重。战争是一种合力，这种合力不是若干单个力量的相加，而靠科学合理的结构。把战争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并非易举之事。尤其是把一种新理论付诸实施，更是遇有不少阻力和困难。它甚至比理论的创造与获得不知要难多少倍。这是由于，理论的创新可由少数人来实现，而要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需要有大量的实践者和实现这些理论的手段，且先要使军队（特别是上层军政领导）接受这些新理论。这些条件具备，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故此，有了先进的战争理论，并不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实践；新理论创造者，并非肯定是新理论的首先运用和推广者。也有这种情况，理论创造者的一方，由于只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会被他们的“学生”用这些理论把“先生”打败。即使那些准备使用的理论，要真正地付诸实践也需很多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情况好好结合起来。２．战争理论要指导实践必须从实际出发战争理论要正确地指导实践，必得与战争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决不能从理论和观念出发。战争理论和原则，只是研究战争情况的基本线索，而不是现成的行动方案。“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陪同他们上战场。”（《战争论》第一卷第１２２—１２３页）对待各种战争理论，要取而研之，析而学之，思而创之，择而用之。当理论与客观实际发生矛盾时，理论必须服从客观实际，而决不能相反。要真的发挥战争理论指导实践作用，就必须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与战争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战争实际中的具体情况出发，用军事理论来分析和研究这些情况，然后产生出具体的计划和方案，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这既是战争实践的需要，也是战争理论本身的要求。 ３．战争理论在战争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战争理论指导战争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检验和发展军事理论的过程。战争实践是检验战争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推动着战争理论的不断发展。 检验一个战争理论或原则是否具有真理性，就是要看其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一般说来，在战争实践中获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战争理论，则证明它与战争客观实际相符，因而是正确的。反之亦然。检验战争理论的标准会因战争实践形式不同而出现情况各异，和平时期的军训、演习和实验对战争理论检验有一定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因为，某一战争理论、方针、策略能否用于指导战争，应该在战争到来之前就有所判定，这样可以在新的战争中一定程度地减少行动上的盲目性和不确实性；实战是检验战争理论的最大权威，“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６４４—６４５页） 任何战争都不是为了检验战争理论而进行的。战争实践的特点决定了对战争理论的检验只能看成是指导实战过程的付产品。战争理论回到实战中去主要是为了指导实战，它要求每一个回到实战中去的理论都具有相当的可靠性。这也使得新理论难以被及时采用。人们因对新理论不能过早定论而弃之非用，当在实战中发现旧理论已经过时新理论正确时，这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遭到失败。实战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标准，与军训、演习相比有较大的确实性和可靠性，然而就它自身来说，也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二重矛盾。说它确定是因为一切战争理论最终要在实战面前裁定，说它不确定是由于其所检验过的理论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正谬。 战争理论在指导战争实践的过程中，正确的得到了证实，错误的被否定，不完全的得到了补充，肤浅的得到了深化。任何一种先进的战争理论，都必须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战争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为战争理论提出新课题，推动人们去研究，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改进武器装备的要求，使得军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必然要引起战争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基础、手段、目的三者共存于战争认识活动中，三者互相作用构成能够指导人们战争实践的认识成果。三、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的统一 战争意识能动性与战争对象客观性的矛盾，是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矛盾的具体化，主客观的矛盾靠认识和实践的矛盾的解决而解决。 １．战争指导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使主观和客观、战争认识和战争实践相统一 “……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仗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３页）也就是说，用脚踏地，不做无根浮萍。无论是战争指导上的错误，还是在执行作战任务上犯错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都是主观与客观，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相背离，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与客观实在不符，不对头，如在战术行动中攻击点选在敌之钉子上而不是薄弱处，结果攻不进去。要解决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如在战斗中攻击时机选择适当，预备队使用不早不迟，各种战斗处置，战斗行动利我而不利敌。 战争实践是战争主观指导与战争客观实在转化的桥梁、战争主体与战争客体联系的纽带、战争思维与战争存在统一的中介。在战争实践活动中，意识才能超越自己的主观性转化为具有客观性的存在，客观对象才能变成意识的对象，转化为观念形式的存在。战争实践活动是依据一定目的，运用相应手段，把客观对象改造成符合战争主体需要，将观念的东西经物化变成客观的存在，客观对象经意识活动转化为观念的存在，是战争主观客观矛盾产生总根源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础。２．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的统一是一个过程 战争中，客观情况的变化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的统一，也不是在一次完成中就可达到的。在任何时候，这种统一只是相对的，而要达到完全的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绝对的统一只存在于战争认识的无限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在某一时期中，战争认识与战争实践达到基本的相符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如毛泽东说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在“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３页）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不能去奢求完全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使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程度不断提高。一般而言，无论是战争理论、作战原则、还是作战计划、方案等，它们与战争情况和规律的符合都是近似的、相对的。要使它们无限地接近战争的客观情况和规律，必须经过无数次的认识和实践。四、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战争认识和战争指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兵不预谋，“不备不虑，不可以师”，不可以制胜。 １．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由战争认识规律决定的 战争认识过程的规律说明，通过认识过程第一次飞跃获得的计划，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全正确。因而在第二次飞跃中，改变计划的事是难免的。“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计划，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６４页）在实现战争过程中计划完全符合实际，无需任何改变的事是少有的。相反，部分地改变计划的又是常有的，全部改变也是有的。这是由于，人们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不可能经过一次认识就制定出完备的计划，而要经过多次反复。其一，制定计划所依据的情报可能不可靠，不充分。一方面，由于敌人使用计谋、制造假象、保守秘密，为我侦察和识破敌情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在制定计划时，由于敌对双方的抗争尚未充分展开，情况尚未充分暴露。因此，不可能充分掌握敌人的全部情况。其二，人们对情报的加工制作可能会出现偏差。我们知道，对情报和材料的加工制作展一个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等思维活动的过程。通过这一复杂的过程才能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在这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出差错的可能，如果出了差错，必然会影响到计划的正确性。其三，即使战前定的计划是正确的，由于战况的发展，计划中的某些规定可能会过时，因而在执行计划时仍然要灵活。战争情况的变化比其他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急剧，敌对双方都企图通过主动变化自己的行动来达到出敌不意。却使我们在战前完全把握了敌人的情况，战争一展开，敌人可能立刻改变原来的部署，或者更换了原来的攻防方向；或者更换了战术和战法；即使我们在计划中已经预计到敌人的这些变化，但是，预计的只能是大概轮廓，很难指明具体细节和预计到各种偶然的、意外的事情发生。因此，仍然需要靠灵活性来处理这些问题。其四，计划只能是一般的规定，决不能把各种特殊情况都包括在其中；而执行计划和实践所要解决的是各种具体问题，这就必然会在计划与实践中出现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就要靠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灵活性是贯穿在实行战争的整个过程中的，但在不同的环节中，灵活性的意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部署中就灵活地使计划中的错误或不足得到及对地修改和补充，要比在作战展开以后再修改或补充计划具有更好的效果。 计划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范围里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军事行动的范围越小，计划中所能规定的东西就越少，灵活性就应该越大。小部队的行动主要靠机断行事。对整个军队的行动来说，每一步都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其所规定的东西就越多。 战争情况既具有确实性、稳定性和必然性，又具有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前者是战争计划的基础，它为人们制定计划，运用计划提拱了可能。有了这一基础和可能，战争计划才有可靠性，才能对战争实践有指导作用。后者，则对人们提出了灵活机动的要求。“由于战争情况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3 页） 战争情况及其规律的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稳定性与流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这就决定着计划性与灵活性必须统一。若不承认统一而将它们割裂之，则陷入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之中。相对主义片面夸大了战争情况的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把战争情况看成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的，因而忽视计划的作用，主张单靠灵活在战场上取胜。莽撞蛮干的人往往在战场上处处碰壁。绝对主义则片面夸大了战争情况的确实性、稳定性和必然性。把战前制定的计划绝对化。认为计划一经定下，一切照办就行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变化。这样来指导战争，遭到失败也是必然的。 ２．计划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定”而“不死”，“活”而“不乱”，这样才能正确指导战争。 第一，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目的和周密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的，并非盲目、仓促应付，战争尤应如此。“计未定而出兵，则战而自毁也”，（管仲语）凡事预则立，不立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６２页）计划可以对作战行动进行预先安排和规定，从而在作战实施时，对于预料之中的情况可以在已有准备的基础上有秩序的处理，对于意料之外的事，也有对付的措施，不致于手足无措。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有利条件，创造可能条件把把战争情况及其发展过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战争向着己胜敌败的方向发展。计划作为军队行动的蓝图，能够起到统一步调，协同动作的作用。从战争的过程来说，它能够把战争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协调起来。一个好的计划，总是能把战争的全过程有机地联结起来。从战争全局来说，作战计划可以把战争的各个局部、战争力量的各个部分、各军兵种的行动统一起来，充分发挥总体的威力。相反，作战无计划，就会被战争牵着鼻子走，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行动起来没有统筹安排和逻辑次序，走一步看一步，前后矛盾，左右冲突，各部分的行动相互牵制，力量相互抵消，有时还会出现自己打自己的情况。 第二，执行必须灵活。“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６０页）审时度势，运用之妙，就是灵活地运用作战计划和军事原则。灵活性决非是随心所欲的妄动，而是以计划为线索，以战争中的客观情况为依据。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原则得根据其时机、其地点、其部队三个环节。在作战过程中，如果计划没有违背战争情况，就不能轻易改变，而要坚决执行。在计划的基础上灵活机动。若发现原有计划与客观情况不相符合，或不完全相符合，就应及时修正或补充，并在作战指导上根据情况灵活处置，不受计划束缚而“机断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灵活性比计划性更为重要。由经验丰富、善于机断行事的指挥员采取果断的行动，往往比预先的计划更容易取胜。死守计划，即使有了周密的计划也必败无疑。 第三，计划中有灵活，灵活中有计划。制定计划时，既要鲜明地确定计划的主要内容，不能似是而非，含糊其辞；又要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考虑到战争情况变化的多种可能性，为灵活处置各种情况留有余地。并且要估计到意外事件的发生，对于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要多做几手准备。执行计划时，既要坚定，又要灵活，计划一经定下，在情况未发生根本变化时，就要坚决执行，不能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不能死搬教条，计划规定的东西都是较一般，描述的大都是战争行动的大概轮廓，故执行计划，仍然有灵活处置情况的余地。在充分发挥灵活性的时候，也要以计划为基础，即使原有计划全部不适用了，也不能完全不要计划，而要及时地运用备用计划，或及时制定新计划，在新计划的指导下行动。第五章 驾驭战争引言 人通过把客体的内容、本质和规律映射到主体中，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又能够把自身的需要以目的的形式贯注到客体的内容和本质中去，把观念的东西转化为物质的东西，从而使客体变成从属于主体需要的存在。人不是客观规律的玩偶和工具，而能够运用和驾驭规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驾驭战争即筹划指挥战争和运用战争力量，就是要实现战争主观与战争客观的统一、占有客体与占有自身在战争中统一。这两个统一表现在通过战争认识活动实现主客观在主观形态中的统一，通过战争实践活动实现主观性与客观性在客观形态中的统一。第一节 对战争活动规律的把握引言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运动形式，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战争活动规律就是影响和决定战争及其战争运动的各种因素和现象之间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战争活动规律与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相关，与人们的战争活动紧密相联，战争规律寓于战争运动的过程中，影响和决定战争的各种因素只有通过人的战争实践才能联系起来。一、战争活动规律 （一）战争活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战争运动是由成群武装着的活人按照一定目的剧烈对抗而形成的。两股活力都企图在战争中“改造”对方，又使自己不被“改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调整和控制人和战争社会。它与其他事物相比，有更大的变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实性。虽然战争活动规律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展现出来，但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人们的战争活动都有思想、目的和意志的支配，但人们的这些思想、目的和意志的支配以及整个战争运动都要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地理、国际环境和社会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制约。战争活动规律是可知的。战争情况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由于战争是在敌对双方相互保密，欺骗中进行，因而它比其它任何事物具有更多的偶然性，极不稳定、极富多样性、计划多变、情况不确实和难测，但是在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背后总隐藏着某种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的补充和表现形式，任何偶然都有必然的因素。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依存的。战争中的偶然性背后有客观的必然性可察。我们承认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的“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界的一种必然运动，人们可以通过许多偶然情况发现其必然，可以把握它的客观规律性。战争中概率论的运用，就是通过对战役战斗中的大量的同类偶然事件和现象统计来发现作战中一般规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事件避免不利的偶然性。但指挥员决不能把立足点放在偶然性上。 战争活动反应的绝对流动性中有相对的固定性可寻。敌对双方企图以变制胜的能动活动，造成战争情况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有量变和质变两种形态。数量变化，质量不变时，战争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质的稳定性，这就有规律可循，而在数量和质量这两种流动变化中间，也是有常规性可察。达到了一定的关节点，数的流动就变成了质的流动，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固定性。 战争活动由于敌对方双互用谋计、欺骗、保密等以达成对方错觉和不意，使战争活动带有冒险色彩，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变幻莫测的复杂因素下，战争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66）战争既有不确实的一面难于把握，又有确实性的一面可以把握。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无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之一方比较地确实，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任何本质总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假象也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也可以曲折地反映本质，无论怎样巧妙的伪装，都不是无隙无缝。深入调查，见微知著，把握趋势是能够做到的。当然战争情况和规律的不确实性，使战争指导原则具有不确实性和变动性，这要求人们对战争指导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墨守成规的态度。 （二）一般战争规律与特殊战争规律 战争规律根源于战争情况的复杂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矛盾体系，战争诸规律不是互不相干、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而是一个互相联系、作用、制约的规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规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有自己特定的范围、地位和作用，但又紧密地交错在一起，以总和的方式起作用。战争自身的各个层次，要素之间，战争的各个发展过程和各个发展阶段之间，战争与其周围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因果联系。 １．战争的一般规律 战争的一般规律是各种战争共性。战争共有的本质和内在的联系，是对许多不同类型战争的共性和本质的概括。它抓住了战争的一般规定性、舍弃了各种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定性和差异、并贯穿于一切战争之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如战争中的知彼知己，攻其不备；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等。战争一般的规律表明了各种不同战争的统一性，认识和掌握战争的一般规律，就可找到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方向和一般方法，总体上来把握各种不同战争的联系。只懂战争一般规律不行，还须掌握战争特殊规律。 ２．战争的特殊规律 战争的特殊规律是战争个性。指某一特定的战争或战役战斗所特有的规律。任何一次战争或战役战斗，总会有自己的特点，都是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产生、进行的，都有区别于其他作战的特殊方法，属性和情形。没有在作战企图、实施、性质等方面都完全相同的战争。时间、地域、性质等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者必须重注对战争特殊规律的研究，尤其要花大力气对所面临的战争特殊规律进行研究，在作战中结合自己的特殊素质和行动特点，既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具体行动规律、又要随时注意它的变化。硬套一般规律于特殊规律之中，只能是犯削足适履错误。３．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 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的规律，互相联结、互相转化。战争一般规律寓于战争特殊规律之中，通过战争的特殊规律来表现自己，战争特殊规律又与战争一般规律相联系，并受战争一般规律的制约。凡是战争，都是具体的，都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人们进行任何战争，都遵循战争一般规律，又要遵循战争的特殊规律。要掌握战争的特殊规律，必须了解战争的一般规律，在一般规律的指导下，遵循正确方向才能真正认识和掌握战争的特殊规律。而要真正理解战争的一般规律，又必须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是相对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战争的一般规律由于范围的不同，它们在共性的程度上是有很大差别。有些是反映战争最高共性的规律，如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有些则是反映某一类战争共性，如必须依靠广泛的人民战争这一规律，只有在正义战争中才具有一般性。凡是称得上规律的东西，都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只是它们“普遍”的程度有不同。通常称之为特殊规律的东西，对于更加特殊的规律来说，又具有一般的意义。革命战争中的某些一般规律。与整个人类战争的一般规律相比，是特殊，但它与某一国家的革命战争的规律相比，又是一般的。如果把关于革命战争的最一般规律的理论搬到某一国套用，就难以解决战争的实际问题。由于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在上次战争中表现为特殊规律的东西，在下次战争中可能上升为一般规律。而在上次战争中表现为一般的规律，在下次战争中可能表现为特殊规律。 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们驾驭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种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首先，人们可以抓住上次战争或近期某些局部战争出现的萌芽和征兆，来预见下次战争可能出现的普遍形式和状况。战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而有规律的事物，正确认识与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作战指导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要认清和处置战争中的高技术要素与基本要素、不利条件与有利条件，当前形势与尔后发展，等等；其次，可以通过战争的某一局部，来认识和揭示整个战争的规律。再次，当人们认识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后，可以以此为指导，去研究和掌握某些战争、战争局部和战役的特殊规律。战争规律蕴藏于战争客观实际之中，它可能是已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也可能是未被人认识和掌握的，战争指导规律则是已被人认识和自觉利用的战争规律。 （三）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１．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同一和区别 战争规律是战争指导规律的基础，战争指导规律是对战争规律的描述和正确反映。人们掌握和运用战争规律，一般要通过战争指导规律来达到。 战争规律的主观表现与战争指导规律是直接同一的，战争指导规律的内容基本上与战争规律相符。战争规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客观的，战争的客观辩证法（反映战争规律和应用战争规律的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在形式上却是主观的，内容上是客观的战争的主观辩证法。战争规律被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人们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把它们表达出来，才能成为战争指导规律，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不断趋近，但绝对不能等同。战争规律决定着战争指导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反作用于战争规律。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人们认识与否，它都自发地强制起作用。战争指导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而是既能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战争指导规律是能动的反映论在战争中的具体体现。任何一条战争规律，都会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它们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形。而战争主体思维在表达它们的时候，只能给予抽象的描述，只能反映战争规律的基本方面和一般情况，不能描述它们的具体细节。任何战争指导规律都只能大致地反映战争的客观规律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等特点，而不能把战争规律的全部内容完全地、毫无遗漏地反映出来。战争指导规律是已被认识并自觉应用的战争规律，而战争规律本身却是丰富多彩的。 ２．运用战争指导规律 战争指导规律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一方面，由于一切正确的战争指导规律其内容都与战争的客观规律相同一，人们遵循它即遵循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故可获得战争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任何战争指导规律都是与战争规律有差别的。它只能反映战争规律的一般情况和大致轮廓，不能反映出战争规律的一切具体细节和特殊表现，不能穷尽战争规律的全部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战争情况的变化，战争规律必然要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反映战争规律的战争指导规律也必须随之变化和发展。战争规律的变化是比较活跃的，战争指导规律往往不能及时反映出这些变化。要适合客观实际，都不能永恒不变。 战争指导规律是已被人们正确认识和运用的战争规律，具有真理性、可行性、系统性，也可说是战争大海的游泳术，指导实践的一系列战略战术。运用战争指导规律时，既不能忽视和随意违反它，又不能把它绝对化。当战争指导规律与战争情况和规律相矛盾时，要敢于改变或打破，根据新的情况修改补充订出新的。不拘泥于战争指导规律，要灵活运用、出奇制胜，只有坚持原则，才能灵活运用，只有灵活运用，才能真正领会原则。 一般战争规律指导作用在于：人们对战争认识循着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手段，先认识许多特殊战争规律，从中概括本质的东西，然后才认识一般规律，在一般战争规律指导下再深入探讨特殊的战争规律。掌握一般战争规律之后，就会在研究特殊战争规律中避免走弯路和迷失方向，可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为探索新的战争领域开辟道路。 要把握战争规律阈值。规律是各种事物、客体、过程和现象之间本质的必然的、普通的、稳定的、客观的、重复的联系。这些联系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并且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任何规律都有阈值，既规律藉以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的最低和最高需求极限。战争规律只能在这个客观可能性空间内发生作用。一旦客观条件超出极限，规律便失去原有的约束力。“知道，胜，不知道，不胜”，道就是战争客观规律。 越过战争规律作用的规范性就会夸大规律的作用。要根据对手不同有选择地运用战争形式，如若不加区别地强调一种战争形式，无疑是胶柱鼓瑟，削足适履。理论研究如果无视战场范围“人”、“物”关系的新变化，就等于避开战争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对战争的研究也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本本水平上。任何具体事物，过程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任何单一的事物过程都是和其它事物、过程处在相互联系中，任何客观规律都是在具体事物运动变化的具体过程中发生作用的。 战争遵循的是优胜劣败原则，然而，以劣胜优又常见不鲜，前者是必然因果关系的规律，后者则以统计形式出现的概然性规律。它们对立统一于战争史中，成为历来战争双方依据各自处势分别践绳的法则和思考的焦点。武备差值被限制在同一文明时代武器系列范围内，其战斗或战争的结局便有了逆转的可能。在客观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上，规律的客观性表现为规律不依人的意识、意志为转移，任何规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规律不能创造和消灭，并不意味着人在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的意志和行动是起重要作用的。战争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可能性空间”，就存在于战争双方武器装备作战性能差值从极大值向极小值滑动的区间。这一规律有三个特点，其一，由于它更多依赖于武器装备以外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条件，因而对战争、战役、战斗进程的支配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其二，双方武器装备的差值愈小，规律发生作用的其他需求条件愈少，胜利的代价也相应较小；反之则愈大、愈高。其三，上述双重制约，限定了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可能性空间”，使它只能存在于劣势一方的主观能动因素或战争潜力足以弥补武器装备差值的战争中。差值超过了主观能动性所能克服的极限，则必须在综合条件中给予更大满足。否则，规律的阈值就被突破、而向它的对立面转化。 武器装备是人的主观意志的物化，又是战场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物质基础。任何新兵器投放战场，都会加大双方武器装备性能的差质，使优势者的意志得以延伸，并反迫对方意志，改变战争面貌，改变规律作用的具体形式。战争普通规律，正在于它所表现的是战争多种特殊规律中的那种最一般的本质联系，一切军事科学规律中，也都揭示出了事物本质某种关系。高技术兵器铸技术、战术于一体，大大提高了反应速度和攻击效率，降低了目标遭受首次攻击或连续攻击后的生存概率，侦察技术的高分辨率减少了作战过程的不确实性。传统的作战指挥手段已无法适应这种新变化，劣势一方欲摆脱这种武器装备差距的限制，使属于它的物质条件再度活跃起来，就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调动新的手段。 客观具体全面研究战争事件。考虑与其相联系的多种多样，过去的残余、现在的基础、未来的胚胎，正确评价过去，了解现在，预见未来。二、战争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战争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是整个战争领域的重要问题，战争目的与战争手段是一个多层次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 （－）战争的最高目的及手段 战争的最高目的就是政治与经济上的目的。不管是“为了使敌人屈服”，还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最终还是为了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不同阶级、国家和集团在不同情况下追求的政治经济目的有所不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战争的最高目的无非是建立、维护自己的统治，或者掠夺、压迫别人，在取得政权后并走下坡路的时候，掠夺、压迫人民，延缓本阶级统治的灭亡。一切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为了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与殖民主义的奴役、压迫和剥削，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推翻一切剥削阶级，而且是为了彻底消灭战争。这后一项只有无产阶级提出和做到。而历史上虽然也有一些军事家和政治家看到了用战争来平息战争，但没有把战争作为彻底消灭战争的手段，更没提出彻底消灭战争。即使是无产阶级以前的被剥削阶级，也没提出彻底消灭战争这一目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战争问题上提出代表人类的最高目的，并把自己的最近目的与最高目的结合起来，为实现最高目的而努力。 实行战争最高目的的手段是指以武力为中心的各种手段。战争不单是武力冲突，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斗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思想文化的等手段中，军事手段是基本的。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的军事打击，它表现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是物质性的；二是军事威慑。它是通过心理影响来起作用，这是精神性的。但军事威慑是以一定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和平时期的军事威慑在限制敌国于世界活动对别国产生一定压力、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军事上的威慑作用与实际打击的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军事上有实际打击能力，就必然有威慑作用，威慑作用以实际打击的效力为基础，是从实际打击作用中派生出来的。“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核武器出现使军事威慑的作用产生质的飞跃，可在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威慑是相互的。故核战双方均保持克制。威慑作用一般不能独立使用，它更需要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等手段相配合。政治手段是政治谋略和策略，必须同军事打击结合，政治打击即确定战争目的，明确打击对象及联盟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己方的力量；争取联盟的力量及可能中立的力量；化解、消耗敌人的力量。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不仅要联合自己的直接同盟军，还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把动摇不定的中间势力和敌人阵营中的力量拉过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之力量，增加我之力量，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坚持“有利、有理、有节”。开展政治攻势、优侍俘虏、瓦解敌军、借力攻敌。 外交手段是外交策略和外交活动，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基础，在利用谋略和外交斗争的同时，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若能用外交的方法解决，当然最好不用战争。外交不是万能，外交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还要诉诸武力。战争与外交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外交在战争孕育过程中，它能够推迟或加速战争的爆发，当然对形势起决定作用的是武装斗争。外交在战争爆发后，能影响战争的进程，可找到加速停战的途径。外交为处理战后问题的重要手段。外交谋略可配合军事谋略，达成战争的突然性。战争对外交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对外交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经济手段是指经济实力以及经济、贸易上的政策和策略，它可以对经济和贸易的支配与控制来服务于战争。通过经济制裁或贸易禁运，利用经济援助、经济利害上的诱惑、威胁来破坏敌方的联盟，削弱对方的力量等。 思想文化上的手段，即一方面充分调动、运用己方军队和人民精神力量、民族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敌方军队、群众及下层军官中的不满情绪，厌战心理等，并用我之意识形态对敌方施加影响，使其改变思想、信仰。 战争中利用的各种手段，每种手段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于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又有区别。一般说军事手段是实现战争目的基本手段，无论什么战争，只要敌方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就不会甘心放弃或改变自己原有的政治经济目的，更不会接受对方的意志。同时，实现战争目的各种手段，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战争中各种手段同时并用。当重点使用某一种手段时，也决不能忽视或放弃其他辅助手段，要相互配合和协调。 （二）战争的最高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 战争的最高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即政治经济目的决定着手段的使用，手段又会反过来影响目的的确定和实现。 实现战争的最高目的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用等，都要受其目的制约，都应根据目的的需要来确定。反之，手段对目的也有很大的制约性。战争目的的确定不能随心所欲，不应该要求手段去做它无法完成的事情。必须考虑到有的或可能的手段的状况。目的与手段之间必须协调一致，否则，目的就不能实现，手段却要受到很大损失。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调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战争的最高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有时是人为造成的，有时是客观存在的。当在手段不能很快达到目的，而目的又不能缩小的情况下，可以先实现过渡性的目的，以此为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持久地向总的目的迈进，分阶段实现目的。战争最高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有些是相对的，有些是绝对的。相对的矛盾可以在战争中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绝对的矛盾无法在战争中解决，不可能达到战争的目的。因而，从逻辑上说，后种矛盾下的战争一般不能发生，当然，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违反理性而挑起战争。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政治经济目的有战争的要求，就不能彻底排除战争。要处理高技术战争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就得重新调整战争目的与手段关系。采取新的比较适合当前战争目的与手段关系的战争形式。 战争最高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绝对矛盾可以变为相对矛盾，这种变化一经实现，战争的发生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若战争是为了彻底摧毁敌方武装力量，则军事手段最为重要。其它手段只起辅助作用，若战争要从精神上，心理上征服对方，则政治、思想文化、精神心理等手段就为主要，当然，它们的运用离不开军事手段的辅助作用。如诸葛亮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战争的政治经济目的决定着军事手段使用的程度，如果政治目的很坚决，那么就要求较彻底地打垮敌人。如果战争双方在政治上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这种战争所用的消灭敌人的手段，也往往是不坚决的。战争目的和手段在性质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非正义目的下战争，不择手段，这些手段也都是不正义的；正义目的下的战争，手段都是有选择的。 （三）战争的直接目的及手段 １．战争的直接目的 敌对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经济目的，在军事上就要使对方屈服，要使敌人失去抵抗力，这就要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双方这种斗争一展开，就形成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斗争。这一斗争对于政治经济目的来说是手段，但就战争自身（武装斗争）来说，又是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页）。消灭敌人作为手段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哉也”，消灭敌人作为目的时，要求大量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胜利。一般而言，敌不屈服有力量抵抗，更不会服从对方的意志，这样消灭敌人目的和手段就有了直接的同一性，即使敌丧失抵抗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作为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战争的最普遍规律。贯彻战争活动始终，普及战争事物全体。首先，无论何种战争，都贯穿着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对战争事物的其他一切矛盾起着规定和制约。正因为如此，不同性质的战争所用的战略战术，就有互相借鉴的可能。其次，敌对双方武力对抗的一切行动和战斗力因素，都要围绕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目标而展开。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要在战争直接目的下发挥作用，并彼此密切联系起来。再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是贯穿战争始终的，战争的各阶段，军队的编制体制，战略战术的制定等，都要受到战争直接目的制约。 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是辩证统一的。首先，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既有一致性又有对立性。即“相反相成”，一致性表现是，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为了保存自己，必须努力消灭敌人，即使处于防御的地位，也不能单纯地、消极地保存自己，而应该寻找一切机会积极地消灭敌人。反之，为了消灭敌人，必须注意保存自己，在自己力量的存在受到威胁时，要进行必要的退却和让步，否则，如果自己的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就难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又是对立的。完全保存自己是不可能的，企图不付出任何代价，不做出任何牺牲就达到消灭敌人，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反之，要保存自己，就不能只顾消灭敌人。当然。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对立中有统一。局部的暂时的牺牲正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不牺牲，少部分兵力的牺牲可换来绝大部分兵力的保存。军队付出的一些牺牲可换来人民的生存。个人的牺牲可换取大多数人的保存。军事指挥的艺术和要求，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尽量把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统一起来。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还有互为手段的关系。“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5 ）若把一方看作单纯的手段，把另一方看作是单纯的目的，则会把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割裂开来，就会只顾一面而不顾另一面，其结果必然是既不能很好地消灭敌人，也不能很好地保存自己。 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两方面不能平分秋色，它们在战争中的地位是有差别的。从战争的总体来说，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两点之中找重点，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主次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巨相渗透。保存自己也可以上升到第一位，消灭敌人可以变为第二位。例如，当我之力量生存受到很大威胁或经不起消耗的时候，就应该把保存放在第一位。“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因为这时能否保存自己是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承认保存自己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主要的，第一位的，这与“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并不矛盾。这是由于，在战争某一局部上，把保存自己放在第一位，正是为了在全局上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全局上消灭敌人仍然占第一位；在战争的某一阶段上，把保存自己放在第一位，正是为了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有效地消灭敌人，这是实现“消灭敌人为第一位”的步骤。而且在以保存自己为主的某些阶段阶段中，它的一些局部和战役战斗，仍然要把消灭敌人放在第一位。另外，保存自己也会有消灭敌人，消灭敌人中也会有保存自己。敌对双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斗争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一为最理想的——既消灭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已；二是同归于尽；三是最坏结果——既未消灭敌人，也没保存自己；四为虽未消灭敌人，但自己也未被消灭，这主要出现在威胁性的行动或没有激烈对抗的行动中。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消灭敌人很少，付出的牺牲却很大这将导致战争的失败；二是消灭敌人很多，付出的牺牲很小，即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 实现战争直接目的的手段 实现战争直接目的的手段，亦可称为作战手段。它是指可以用于作战的力量、条件（如人、武器装备、空间地理、经济力量、后勤保障等）以及运用这些力量和条件的形式和方法（如作战形式、方法、战略战术原则等）。作战的力量和条件中最基本的手段是人和武器，其他因素都是通过人和武器而起作用，作战形式方法，战略战术原则中最基本的手段是进攻和防御。其他的作战形式、方法、战略战术原则均通过进攻和防御而与战争目的相联系。 一般而言，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它又不是单纯消灭敌人，因为消灭了敌人，也能够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防御直接为了保存自己，但它也不是单纯为了保存自己，不是保存自己的唯一手段，而是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手段。进攻和防御，有时防御的目的是为了进攻，战略上的防御是实现战略进攻的手段，把防御转为进攻，就是目的。反之，有时的进攻是为了防御，如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是达成战略防御的手段。攻防在形式上的互为目的、互相转换，只是一种最近的、暂时的目的，是一种作战形式转化为另一种作战形式的目的。就达成目的的手段而言，既是进攻的手段，也是防御的手段，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其中有的还是“矛盾二结合的新式武器”，如坦克就是其中一种攻防兵器。 （四）战争的直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战争的直接目的与手段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任何一个军事行动的目的或目标，都不能随意确定，必须与手段相适应。如若不顾手段的限制，强行去做不仅目的落空，而且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手段的内在矛盾总是要影响到目的中的内在矛盾。如武器的打击力与防护力的矛盾必然要影响到进攻和防御的矛盾，武器的打击力与防护力的矛盾，攻与防的矛盾，又都影响着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矛盾；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矛盾，又会影响到战争的政治目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根据它们的政治、军事目的进行的。要注意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配合使用，在一定目的下，选择什么手段，如何运用这些手段等等，都是由目的决定的。换句话说，作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需要有什么样的手段，就需要打什么样的仗。要打什么样的仗，就需要有什么样的武器和方法。战争的直接目的与手段，既可能相一致也可能相矛盾。主要有两种：一是目的的要求低于手段所能达到的水平，以致不能充分发挥出手段的作用，不能获得应有的胜利。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是由于军事指挥员过于谨慎或不理解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不明确自己所拥有的手段。二是目的的要求超出了手段的能力，以致手段无法达到。这种情况的产生，有时是指挥员的决策不当，有时是由于政治目的对军事手段要求过高，或战略对战役战斗要求过高。解决的方法是：（１）缩小目标，即当军事目的或目标过大，难以达到时，可以根据当时所拥有的手段，先取较小目标，尔后一步一达到目标。（２）增强手段，即当手段不符合目的需要时，为达到目的，就要根据可能，增强武器、军队，使用新的方法等。例如，为了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要根据目的的要求来研制新式武器，建设军队，研究战法训法等。（３）当既不能缩小目的，又不可能立刻增强手段时，就应既保持原有的目的，又立足现有的手段，用现有的手段先争取最近的较小的目标或目的，然后把所达到的最近目的作为实现原有目的手段，逐渐地以使手段与原有目的从矛盾到统一，从而实现目的。 （五）战争的全局和局部、过程和阶段之间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１．战略、战役和战斗之间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战略、战役和战斗的目的，既相统一，又有区别。它们都受到政治经济目的支配，追求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总的目的，并紧紧围绕着这个目的而展开运动。战略目的是直接体现战争总目的的，而战役战斗的目的则是要通过战略目的来体现战争总目的的。战役战斗的目的要受到战略目的的影响和制约，战略上，总是把战术成果作为自己的手段，通过它来实现目的。战役战斗服从战略，为实现战略目的服务。战斗也是达成战役目的的手段，因此，就某一具体战斗来说，为了战役全局目的的实现，它自身不在于单纯地追求消灭敌人的多少，更重要的是看它对全局的配合作用如何，必须把它的结果放在战役战略的全局上来衡量。虽然出现了导弹、核武器等后战争有了自己的直接手段并可在一定范围内利用这些手段直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战略与战役在目的上的关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战争全过程与阶段之间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战争的全过程，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的。但是，战争过程的各个阶段，除了有总的目的以外，还有各自的最近目的或分目的。各个阶段上的最近目的或分目的，是战争全过程总目的的一部分，有时又是总目的的手段。战争过程前一阶段的目的，有时也会成为后一阶段的手段。战争的各个阶段必须关照全局和统筹兼顾。战争的前一阶段必须关照后一阶段，战争后一阶段必须利用前一阶段。 ３．战争过程中歼灭敌人与攻占地方的关系 战争过程中，歼灭敌人与攻占地方也常常表现为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夺取军事要地、要塞、某一海区控制权及城市等，是歼灭敌人的手段，是为了以此为依托，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军事上来说，歼灭敌人是主要的，攻占地方是次要的，因为敌人被消灭后，地方自然可以得到。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夺取地方就是目的，歼灭敌人是手段。有些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掠夺别人的领土，或者是维护或夺回自己的领土。 总之战争的目的与手段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层次上的目的之间、目的与手段之间，不同层次的手段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而且目的与手段可以互相转化。不同条件和范围，目的与手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目的支配手段，手段服从目的，但目的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与手段相结合。确定一个计划、一个目标，以现有的手段为根据，否则就会滑向唯心主义。反之，目的又不是消极地适应手段，它要积极地影响手段创造手段，寻求新的手段。目的与手段相比，目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手段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实现同一目的，可以采用多种手段，这就为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以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就要优选手段，但各种手段并用，更能加速目的实现。三、战争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驾驭战争中蕴涵着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战争中的关系、事物、过程不是偶然就是必然，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必然东西是偶然的，偶然东西是必然的，“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171 页）必然性是事物在其联系和发展中，由自身矛盾所规定的、在一定条件下确定不移的趋向，它是事物或过程中的一种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它通过许多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偶然性是事物在其联系和发展中的不确定的，并非必定如此的趋向。它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只出现于必然过程的交点上，必然性与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必然性由规定着事物及过程本质的矛盾及其内部机制所规定，这种矛盾的展开和机制的形成使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并决定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只有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质，才能认识和把握必然性。现实过程的必然性总是受某些非根本矛盾或外部条件的影响，有形形色色的摇摆和偏离，通过偶然性实现和表现自身。偶然性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出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无限个性。偶然性既有根据，又没有根据，有根据是因为自身非基本矛盾展开，不是外在或主观附加，没根据是因为非本层规定的展开和表现及其程度，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 既然偶然性因素不包含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所以偶然性因素既不能产生战争，也不能取消战争。但每一种偶然性似乎都与造成战争可能性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有关。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形式，偶然性能够加速或延缓发动战争的过程。偶然性既可能是敌人的意外行动造成的，也可能是某些失误造成的，还可能是未料到的天候变化等造成的，有时还可能是几种原因同时造成的。例如：雷达的假信号、自发的核爆炸、曲解或误传的命令、侦察机关的错报、外交上的失误等。战争不仅仅是一些偶然性的堆积，尽管战争局势战斗情况千变万化。要充分发挥战争主体主观能动作用，尽可能消除不利偶然性和利用有利偶然性的作用。如派预备队解决突如其来的情况和任务。四、战争中的全局与局部 战争全局与战争局部的关系处理好坏，关系到掌握整个战争的指导艺术。战争全局指战争总体，即战争的各个方面或各个阶段总和，战争内容在时空上的整体统一。战争局部指战争总体中的某一部分或战争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总体构成中相对独立部分。两者各以对方为前提，又有自身确定的含义和规定 （一）战争全局的一般特征 １．整体功能性 复杂的战争事物是一个多层结构的动态系统。战争中各种因素、各种力量作用的发挥，都不是以孤立、散在的形式存在着，而是协调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整体功能取决于构成要素的强弱和组合形式的完善程度，不是诸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诸要素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新质。全局是局部的有机组合，如果局部间的结合方式完善合理，则全局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总和（如战斗中武器装备的使用就会由配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相异的效力）２．统一目的性 敌我双方全局的组成和改变都是建筑在一定的作战意图这个基础之上。全局的目的统一性的直接表现，就是某一范围、某一阶段里军事活动所要实现的总体意图。统一目的性是全局活动过程的起点和归宿，区分彼此全局、全局与局部的基础。 ３．发展有序性 战争全局作为动态系统，具有不同阶段间的构成关系，这种关系发展的客观过程就表现出它的有序性，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瞬间完成的，总是表现为不同过程、不同阶段的总和。战争中各个阶段的组合、推移，不是偶然的连接、盲目的延续，而是有着一定的构成方式和前后顺序。由此使全局在时间的展开上呈现出一种内在规定。这种规定以纵向结构的形式和阶段间的相互效应影响着全局的系统功能。有序性的一般要求是把各个阶段作为战争全过程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什么动作应该在前，什么动作应该在后，上一阶段怎样为下一阶段创造条件，在什么时候实现阶段和过程的转换。 ４．存在对抗性 全局的这一特征是在敌我双方的联系中表现出来的，把敌我双方的战争活动作为全局、其对抗性是十分明显的，如再细分，把我方作为一个全局，把敌方作为又一个全局，其中每一方的全局又都以对方的全局规定自己，又以破坏对方系统的稳定、平衡为目的。我之作战系统完全是为了对付敌之作战系统，必须针对敌之全局来构成和完善我之全局。因此，战前摸清敌兵力兵器的配备情况，各分队之间的联结方式，主次方向及作战意图等，均为我形成最佳全局配系之依据，同时要特别注意隐蔽自己全局的真实面目，使敌之全局配系失去针对性。 （二）战争局部的一般特征 １．从属性 战争局部只有在与战争全局的联系中才是它自身，否则就会失去行动的方向和存在的意义。战争各个部分（各个结果）同战争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局部的从属性要求战争中的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个构成部分，都要服从整体，从大局出发。 ２．差异性 构成战争全局的各个局部各有自己的地位、功能和特点，局部的差异性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它把此一局部和彼一局部区别开来，全局是不同局部的统一，战争指导艺术表现为差异的和谐，差异性受全局所规定，为全局所必需。 （三）战争全局与战争局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战争全局决定、统帅、制约、协调战争局部。战争全局决定战争局部，不仅因为它较之战争局部是更高一层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支配、制约着局部、给局部以决定性影响，处在统帅地位。第一，全局规定局部的地位和作用。各个战争局部在战争中处于什么地位，具备怎样的作用，是不能自我确定、任意发挥的。从整体功能的需要出发，确定各个部分位置，规定其作用，以便在诸种局部的相互联系中形成。有机整体，这是战争系统存在的共性要求。第二，全局规定局部的任务和行动。在总的作战意图下，才有局部的任务和行动，局部以自己的活动方式和达戍效果服务于全局。第三，战争全局的主、被动从根本上决定局部的主、被动。战争全局的主动被动与战争局部的主动被动并不总是直接统一，有时表现为相反相成，但这并不否定全局在争取主动权中的决定地位。从战略高度看问题，要想赢得战争胜利，没有全局的主动是绝然办不到的，全局主动，局部也就相应地很少为敌所制，相反，全局被动，尽管可争取某些局部上的主动，但总难从根本上取得自由权。战争局部反作用于战争全局，战争全局离不开战争局部。战争全局由局部构成。局部虽为全局所支配，但它本身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消极，总以己的活动方式和效果积极影响且反作用于全局，从而推动全局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第一，局部功能的强弱影响全局功能的强弱。战争全局的整体功能的强弱由两方面因素决定，即各构成部分功能的强弱和构成方式的完善程度。第二，关键性的局部对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处在重要地位局部的发展变化，不但能引起全局的发展变化，影响和控制战争的中心环节，甚至会使全局从根本上改观。一步走好、全局皆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第三，局部变化超过一定限度会使全局改观。战争全局也是质和量的统一，局部的质变从全局来看是某个全局方向上的量变。这种变化，只有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全局质上的稳定，否则，构成战争全局的绝大多数战争局部发生了同向变化，全局就会发生质变。积小胜为大胜，战争中若无局部变化的量的积累，是不舍实现全局上的质变的。 （四）战争全局与战争局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全局和局部的差别和对立，只有在特定的战争范围和过程之中才是绝对的。随着人们研究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角度的改变，它们的区别就显示出相对的意义，相互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由于时间、地域不同，在此时此地为局部性问题，到彼时彼地可转化为全局性问题，反之亦然。任何一个战局对它所从属的更大层次范围、事物来说，它为局部，对隶属于它的更小层次来说，它即为全局。某个局部性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展为全局性问题，全局性的问题随时间、条件、地点的推移变化，亦会转化为局部性问题。（五）正确处理战争全局统一性和战争局部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全局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属于全局性的大政方针问题要由全局来掌握，各局部要有全局观念，了解全局和服从全局，在全局的统一组织计划下开展活动。局部的独立性，就是要求全局承认各局部都有各自的特殊情况，给局部以适当的独立自主权。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全局利益要适当照顾局部利益。全局是众多局部内在联系的反映。它概括了各局部的共同本质和利益，有时为了全局必须牺牲局部。要区别对待各局部的特殊性，充分发挥局部的优势和特长，注意局部力量的有机搭配，考虑到多数局部发展对全局影响。 指导战争要全局在胸、统筹兼顾。解决全局与局部矛盾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及时把战法提到战略高度，注意力重心始终放在关照全局上面，主要功夫是处理好局部间的内在关系，找出全局构成的最佳方式，形成完善、平衡能够应变的作战系统。要善于照顾战争、作战全过程和各方面，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高度指挥战斗。 抓住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重点部位是全局横向联系中的主要矛盾，要抓住战略枢纽和要害去部署战役、战斗。随着敌我情况的改变，重点的转移，相应调整部署，转移自己的注意中心。关键环节是着力于全局纵向发展中的要害局部（如战略战役上的首战）。慎重初战，首战放在战争过程的全局中加以考虑，充分准备有把握后动手。解决的战争发展各阶段间的连接和转换，对战争全过程有一总体上的设计，对敌我在战争中的发展变化心中有数，能够预见战争发展方向和适时实现战争阶段的转变。如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指挥的三大战役，就是一个成功范例。五、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 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 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战争胜负的关键问题。主动权是有意识地争取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主动和被动是与战争力量的优劣分不开的，它来自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与实践。 人们对战争的客观规律认识和运用的差别，战争中就分出主动和被动。任何时候战斗力的第一要素是人，尤其驾驭整个战争战役战斗的指挥员。能正确的认识和运用战争的客观规律，则军队处于主动地位，若被客观形势所左右，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则军队沦为被动。 承认战争客观的必然性，并依此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军队获得行为自由的先决条件。其行动自由又取决于人们对必然性认识的程度，人们的认识和所采取的行动，愈是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性，行动就愈是自由。盲目采取行动、主观随意作出决定，结果都要陷入被动。被动或犹豫不决是以无知为基础。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主动被动的客观基础。单纯的物与物对抗，一般总是优胜劣败。当人的因素（特别是谋的因素，加进去以后，就可能出现以劣胜优的奇迹。战争是在精神、意识指导下的物质力量的竞赛，以强击弱，是争取主动和胜利的根本。从战略和发展的观点上讲的以弱胜强，也是以全局的劣势中取得局部的势为前提，在局部的以强击弱中逐步取得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任何具体的战役战斗都是拥有战争力量的强者胜，弱者败，以强击弱、以实击虚是胜利的根本。一般说来，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劣强弱首先表现在敌我双方兵力兵器数质上，其次是一个国家的潜在战争力量。 弱者主动是以局部的强为条件的。以弱胜强不是因为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的，以弱胜强是在总体的劣势中，造成局部的优势对敌人的局部劣势，从而以强击弱取得局部的胜利，致而掩云，捣虚敌随，巧妙的使用兵力来造成局部优势。以弱胜强，不是一次行动，而是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弱御强、由弱变强，以强胜弱的发展过程。以劣对优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优势和主动。 主动与被动的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要实现主动与被动的转化，必须依靠人的努力。主动地位与被动地位的区别是相对的，两者只有在相互联系中比较，才能展现自己的特点，表现出主动与被动。主动与被动是互相渗透和包含的，强弱优劣之势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战争力量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各种因素的构成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强中有弱，弱中有强。人工造成局部的优势，若主观努力不当，有可能使战争力量在战争发展过程中改变其原来的形态。在被动的形式中包含着主动的内容，在主动的形式中也包含着被动的内容。全局的被动中包含着局部的主动，全局的主动中也包含着局部的被动。全局主动不等于所有局部也必然是主动。一般说来，有了全局的主动也会有局部的主动，但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就会产生全局与局部的差异。在全局的被动中，人的因素发挥的好，就会出现局部的主动。有时有了全局的战略的主动，而局部、具体战役战斗中却失去了主动。 战争是一种特殊物质力量的运动，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是争取主动的关键。战争力量的优势，是争取主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的现实，要把主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必须经过人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经过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竞赛。在这里，我们可以讲，主观作用是决定的。 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指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人的自觉活动和努力，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或环节即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能动地指导和实行战争，做到知行统一。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性，正确地认识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是争取主动的前提。立足现在，总结过去，预见未来，不断探索新的作战指导规律，指导未来战争。充分发挥人的实践能动性，就是要能动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进行正确的军事处置，计划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作战计划就是作战指导规律和敌我双方情况的具体结合，计划性是实现灵活性和争取主动的必要条件，无周全计划和正确指导，是不会有正确的军事处置，更不可能掌握主动权。灵活性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随着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发生变化的一种能力。“审时度势”神机妙算，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作战方法。克服轻举妄动、随心所欲，主观随意，避免陷入被动。 争取主动的中心问题是进攻。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最有效方法，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手段。保持优势的军队采取进攻，把主力引到有利的地点，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或歼灭性的打击。在防御中要有积极主动的进攻，防御的目的是为了反攻和进攻。争取主动的根本是集中优势兵力兵器，“集中”是作战最高准则、集中则势长力强心坚。优势的军队要集中兵力兵器，劣势的军队要争取主动更要集中兵力兵器，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强大、压倒敌人优势的兵力兵器，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和战略奥妙之所在。争取主动的保证是正确的机动。机动就是巧妙地运用部队，及时地集中或分散兵力兵器，使部队保持最大的机动性和活力。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优势的兵力兵器。机动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行动，使敌分散，我集中，寻找和制造敌人的弱点，寻找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兵器以对付敌人的弱点，它调动敌人、创造和捕捉战机，及时进退，使自己脱出被动，立于主动。争取主动的重要方法是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就是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运用敌人预想不到的战法，以迅速突然的行动打击敌人，斗智斗谋。“兵不压诈”，“以兵代谋”，以战争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最大可能的条理、光明和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就是要迫使敌人造成判断上和行动上的错误。诱敌深入，逼敌分散兵力、声东击西，造成敌判断错误，广泛袭击，弄得敌草木皆兵。争取主动的条件是要有充分准备和尽可能的优势为基础。只有充分准备，才能争得主动，没有事先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是不能获胜的，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为克敌制胜重要前提。有备无患，才能恰当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和突然事变。我们要努力尽心建设精干顶用的战争力量，面向战争对手而不败。优势而有准备，才能真正达到主动。第二节 战争力量的辩证运用引言 战争胜负不仅决定于力量的大小，更重要的还决定于力量的运用。“用兵之法，主客无常。”力量与力量运用不同，力量是物质的、有形的，是个确定值，力量运用则是艺术、方法、谋略，是主观指导，是不确定值。在战争活动中，有形的力量只有和无形的力量运用相结合，并在无形的力量运用的指导下，才能成为真正的战斗力，成为活力。两人气力相等，用同样长的杠杆，却固各自选择支点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攻效。 人具有意识与行动的能动性决定能够克服束缚——彼此间制约，即支配它们一切活动的必然性、规律性，成为自己活动的主人，把可能自由转化为现实自由。战争活动的自由性意味着超越战争的因果必然性链条，但没有完全摆脱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对人的战争活动起着制约和决定的作用。在既定战争条件中如何利用条件对战争主体说来有选择自由，但个人意志必须认识和顺应无数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选择中形成的客观趋势。战争规律是必然和偶然、因果规律和统计规律的统一。在战争中，选择的偶然性就是面对多种可能的自主决断，偶然性并不是未认识到的必然性，而是人意识到人的自由余地后的抉择；战争必然性就是由大量的自由选择促成的。无数偶然的自由选择以概率方式形成，宏观的因果规律由微观的统计规律形成。人们认识和驾驭战争的实践活动既是实现自由的基础，也是实现自由的条件。运用和依据战争客观规律，达到对战争的驾驭与控制。人不能超越战争规律的制约，但人在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超越战争对人的限制。一、虚与实用兵打仗无不出于对虚实的认识与运用。对虚实的认识与运用，是军事谋略的基本内容，也是战争斗智的重要表现。 （一）战争上的虚与实 战争上的虚大体包含两大类。 一是谋略运用上的虚。此虚以虚假为特征，可能是事实上的“实”、外表上的虚，也可能是外表上的实，实际上的虚。通常讲的假情况、假象、假情报等等，均属此类。这类虚的识别和运用、需要有很高超的艺术。通过示形、诡诈、伪装、欺骗等手段迷惑、麻痹对方、给敌人造成错觉和不意。 二是客观存在的虚。这种虚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空虚，军事上讲的空虚，是一种特定的空虚，不是绝对的“空”或无，此处无设防，彼处不一定无设防；某一地方无军队，不等于任何地方无军队；某一时刻无准备，不等于任何时候无准备。第二，隙，如空隙、间隙、破绽、失误、协同不周，还比如“骄可乘，劳可乘，懈可乘，饥可剩，渴可乘，乱可乘，疑可乘，困可乘，险可乘。”（《白豪子兵》卷二·乘字），这些可乘之处，都是隙。第三，弱，弱与虚连用，虚弱与“隙”有许多共同点，但它们反映问题的角度不同，虚弱主要从力量大小来讲，通常说，兵员素质差、武器技术装备不强、地形不利、内部有矛盾，补给断绝，土气沮丧、懈怠疲惫，骄傲麻痹、指挥不当、进攻受挫、态势不利等，都会造成虚弱。 战争上的实也大体包括两大类。 一是真实有。这主要是从人们战争活动的确实性上来讲的。知敌虚实而不让敌知我虚实，就是指这一类，做到这点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真实包括真实情况，真实情报，敌人的真实企图，敌人活动的真实时间、地点等。 二是坚实。它主要表现为战争力量强。力量强弱是各种战斗力因素的综合体现。比如，军队素质好，武器技术装备强，地形有利，内部团结，补给充足，士气正锐，戒备森严，指挥得当，协同周密，态势有利等。 （二）虚与实的辩证关系 战争上的虚与实，从性质上说，它们是正相反的两个方面，但是，它们又是对立统一的，互相依赖，相互渗透。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１．虚与实互相依赖 第一，虚与实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互为对方而言，单纯地提虚或实是没有意义的。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和运用虚实时，决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分割开来。 第二，虚与实是相辅相成的。从虚与实的巧妙运用来说，一方面，虚必须以实为本，以实作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战争是两个对抗集团的力量竞赛和较量，只有实力、方能给敌以致命打击，虚而又虚的东西，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战争问题。虚的运用成功，也必须以实为基础和后盾。否则，虚就迷惑不住敌人。例如诸葛亮在阳平空城计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虚对实又有很大的辅助作用。为达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效果，必须把自己的真实企图和实际力量隐蔽起来。在以实示虚的同时，配合以虚示实，用以虚示实来掩盖以实示虚。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来装模作样是危险的，没有虚的辅助，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实是不坚的。虚若不起辅助实的作用，就失去它的意义。 ２．虚与实相互渗透 第一，在谋略的运用上，虚与实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没有一条绝对的界线，使人难分难辩。虚里往往含有实的成分，实里也含有虚的因素。任何“虚”的运用成功，必定有实的表现。黄盖诈降之所以能骗了曹操，与他自愿挨周瑜的毒打是分不开的，他挨了毒打，就使他的诈降具有几分真实的迹象和因素。诺曼底登陆战役发起前，英、美轰炸航空兵加紧轰炸加莱和布伦一带的桥梁，护岸工程和雷达站，投弹量超过诺曼底地区的两倍，模拟军队大规模集结，在加莱、布伦对面的英国多佛尔设立“司令部”等等，在虚假中增添一些真实，以取信于德军。同理，实中也含着虚。马岛之战中，阿军因把荚方的“封锁区”看成是绝对实的，相信英军的军事行动不会扩大到阿本土，结果吃亏上当。 第二，从战场上兵力和火力的情况来看，虚与实也是相互色含、相互渗透。空虚之处并非绝对空虚，而是虚中有实，故击敌虚弱时，切忌疏忽大意、麻痹轻敌。敌之防御体系无论多么坚实，也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击，而是实中有虚，关键在于找准敌之间隙和虚弱以攻破防御。 ３．虚与实是不断变化的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与实不会是僵化不变的。对虚实谋略运用者来说，必须因时、因地、因敌而变，以我虚实之变制敌虚实之变。如若将己某次成功经验照搬新的战法之中，则离失败是不远的。要懂得虚实之变和善于运用虚实之变。 战场上军事力量也处在不断的虚实变化之中。敌之虚实变化，既可能是由敌方的情况变化和自觉的运用而至，也可能是由我方的调动而造成，而后者更具重要意义。为对付敌之虚实之变，于乘敌之隙、击敌之虚时，必须及时、快速，一般讲、乘隙击虚经过的距离越近、用的时间越短，就越有成功的把握。有时，乘隙击虚的机会只有短暂的时间，打早了，打不中要害；打晚了，变为啃硬骨头。（三）虚与实的辩证运用 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用法。对虚与实的研究和利用，其宗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对敌要避实击虚，二是使敌不知我之虚实，核心问题是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敌以不意的攻击，善者为兵，敌若据虚。 现象和本质对立统一的原理为虚实之用的哲学根据。认识事物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事物根本性质，深藏于事物之内，人们无法用眼看到，而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决定了人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是可能的，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艰巨任务，因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并不是直接合一，与本质比较起来，现象既是个别的、片面的、表面的东西，而且又是多变的、易逝的，不稳定的东西，并且在现象中既有正面直接表现事物本质的真象，又有从反面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事物本质的假象。客观性和人为性，现象表现本质的复杂性，为人们在战争中弄假隐真制造假象提供了可能性。战争的偶然性、流动性和不确实性，既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困难，也为人们施计用谋提供了条件。虽然战情稍纵即逝，双方互为保密，深入观察难上难，但事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些东西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逐步形成了认识的规律、程序和方法。如果反其道而用之、在相反中求相成，常可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这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活动受到心理过程和认识习惯的制约，在思维过程中常常出现形而上学的“直线惯性运动”，先入为主、习以为常、常见不疑的经验习惯性，经常导致人们失误，感性直观性易使人们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学会辩证思维，突破形式逻辑框框，进行跳跃性的不规则思维，广泛的联想思维和反向思维。灵活地变换虚实，反常规而行动。 １．实而虚之 我本具有优势或实力较强，却示以虚形，故意逼真地卖出破绽、诱敌上钩。其表现多种多样。 隐真示假，以有显无，这在战役伪装和兵力兵器集结时常用。既防而示之不防，攻而装作不攻，设置种种虚假的间隙地带，引敌打伏击。以强示弱，以众示寡，纵骄敌人，进而胜之，如马陵之战。以智示愚，以盈示怯，能示之不能，使敌放松警惕，把自己那些肤浅的谋略看成是高人一筹的，不注意深谋，我从而以谋制敌，如韩信用兵中的“背水之战”。 以上列举的实而虚之的方法，常常与虚而实之交互运用。 ２．虚而实之 虚而实之是实而虚之的反用，通常为弱对强所采用，目的是牵制或威慑敌方。没实力虚张声势；力量不足显示力量有余，不打算采取行动，故意装出要行动样子，以虚假情况蒙骗敌人，但不能弄假到底，要由虚变实，或实而虚之配合运用。 虚而实之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以无示有、以弱示强、以假示真、设假目标、设疑兵、佯攻等。虚而实之的关键是掩虚掩得住，示实示得象。虞诩“增灶”胜羌军的以弱胜强法、檀遵济田沙冒充粮食的以无示有法，南宋将领毕再遇“悬羊击鼓”的以退示进法等均为虚而实之的巧妙运用。 ３．实而实之 实而实之是利用人们的思维惯性和心理变化特征来惑敌受骗的计谋，实而实之，敌人反以为虚，人们总是认为，敌人口中无真言，敌之真实情况是隐藏着的。当敌人上过以虚示实的当以后，他就可能把示实看成虚的。 以实示实，是以巧妙的方法有意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情况，使对方形成“以假示真”的错觉，越是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和意图告诉敌人，敌人越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欺骗和讹诈。刘伯承在七亘村的“重叠设伏”，诸葛亮的智算华容道正是实而实之的成功运用。４．虚而虚之 由于实可以示虚，这一方法用多了，就成为军事上的常识。平庸之辈往往把它教条化，认为凡是示虚，必定是实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懂得一些兵书，并且生性多疑谨慎，对待这些人，就不能简单地套用以虚示实的方法，而可以根据情况采用以虚示虚的方法。例如，防御者对于那些难丢难设的地域，有利于设疑兵的地形等处，均可据情用以虚示虚。当然虚而虚之是迫不得已情况下临时对付敌人的一种计谋，运用要适度。 ５．虚而再虚，尔后用实战争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再地用虚和假，久而久之，敌之就麻痹了，对这种虚假不再注意，这时，突然用实，也可以达到出其不意之效。如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假伞兵”，上甘岭战役的掷响动之物等。“行兵之要，不外奇正”。 ６．实而再实，尔后用虚战争中若一而再尔三地用实，容易被敌觉察，这时如果虚之，在敌没来得及转变思维之际，以冷不防使敌上当。 ７．避实击虚避实击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战法。谱不可以尽奕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古今中外，凡是出奇制胜，以弱胜强者，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避实击虚的原则。为什么避实击虚能够克敌制胜呢？这是由于：虚弱之处好打，“攻占之法，从易者始”，“攻坚则轫，乘瑕则神”，“声前掩后”，虚与实是互相依赖，二者相互结合成一个柔中有刚的体系，把敌人虚弱的地方打下来了，实处就失去了稳定平衡，也孤立了，实处也就变得虚弱了，整个体系也就动摇了。相反，若攻实处时难以立刻得手，则虚弱之处就可戒备，可以与实处相互支援，保持了稳定性，因而虚处也就变实了。 要避实击虚，必须首先知敌之虚实。要知敌之虚实，直接手段是侦察，而掩盖已方虚实的主要手段是伪装。侦察与伪装作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包含。相辅相成。侦察需要有伪装，有时伪装也能起到侦察的作用。在有些军事活动中，既有侦察的作用，又有伪装的作用，孙子就主张五间（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并用。当然，用间要科学，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唐李问对·卷中》同任何事物一样，欺骗与诡许也都具有两面性，用得成功，可使敌自投罗网，但用得不成功，就会伤害自己。“将计就计”足以道出诡诈、伪装。欺骗活动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像一把剑能两面伤人。侦察无论采用什么样方法必须虚实并用来探敌虚实，诡诈、欺骗要伪装巧妙，无形可窥、无隙可击，更重要的是，还要能料到敌人是否能信以为真。在侦察与反侦察、诡诈与反诡诈的斗争中，莫重于秘。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中，注意区分敌自己造成的无备和不意及由我主动给敌造成的错觉，要充分利用后者，以争取更大主动。要攻其空隙，避强击弱，避众击寡。二、集与散 集与散即战争中军力的集中与分散是驾驭战争中的重要课题，它既包括军力集中与分散的使用，又包括军力集中与分散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一定时空里进行的，且在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一）战争中军力的集中与分散 １．战争中军力的集中 集中军力，就是根据作战意图将分散配置或行动的兵力兵器调集到一个方向或地区。从性质上说，有“集中军力使用”与“集中军力过程”，其中，集中军力使用是核心，集中军力的过程是为集中军力使用服务的，要集中军力使用，就必须首先把军力集中起来，从分散到集中需要一个过程。从范围上说，有战略上的集中、战役上的集中和战斗上的集中。但是，无论什么性质与什么范围上集中，都表现为一定时空的集中，这就出现了空间的军力集中与“时间上的军力的集中”。 集中军力的实质，就是要在某一时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造成合理的对敌优势，从而战胜敌人。这是由于，拥有的军力和实际起作用（使用）的军力不是一回事。正确地运用集中军力的方法可使敌对双方实际使用的力量的强弱，兵员的众寡，武器装备的优劣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合理的分散使用军力，即使拥有的军力比敌方多，实际起作用的军力反而会比敌人少。战场上对决定胜负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使用的军力，而不是所拥有的力量。 对于力量强方说，若能合理集中军力使用，就会强上加强；如果平分军力或过度地分散军力使用，就会将全局上的强变成局部上的弱，虽然拥有的军力是强和优势，而具体使用起来就会变成弱和劣势。 对于力量弱方说，若分散使用军力，将会弱上加弱，如能集中使用军力，就会使全局上的弱变为局部上的强，虽然所拥有的军力是弱和劣势，但实际使用起来就会变成局部的强和优势。集中军力使用的实质和特点，决定了它的意义和作用。首先，可通过在局部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来改变敌我形势。这表现在：战争开始时，强方攻势凶猛，弱方被迫退却，但当弱方集中优势军力之后，就可在局部改变退却形势，取得几个局部胜利后，还可改变全局形势；可改变攻守态势，原来防方集中优势军力于局部，把全局防御变为局部进攻、积小胜为大胜进而逐步达到全局上攻守形势的改变；可改变内线与外线的形势，往往处于被围的弱方，当集中优势军力后，就可在战役战斗上对敌形成包围。其次，有利于抓主要矛盾，击敌要害，决定全局。战争全局是一复杂的矛盾体系，在许多矛盾中，必有其一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从作战布势来说，敌之要害通常为敌布势之核心，进退之依托，指挥之中枢，最重视、最敏感地方，若打中敌之要害、重点和主要方向，就会使敌整个态势失去稳定性、平衡性、丧失原有的主动权，并向着不利方向发展。要给敌毁灭性决定性打击就要集中优势军力，要集中优势军力，确保抓住关键环节，不惜牺牲局部利益。 ２．战争中军力的分散 军力分散，就是根据需要把军事力量分散开来。它包括军力的分散使用和分散过程。在军力分散使用中又有与集中相统一的合理的分散使用和与军力集中使用原则不相容的平分军力或过度分散。当然，这两种分散使用军力情况，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合理地分散使用军力、在作战中不可或缺，而起着积极作用。第一，集中军力本身包含着分散，分散能使集中军力合理、适度、避免拥挤，有利于军力展开和减少敌火力杀伤。第二，分出一部分军力，在次要方向上阻击、钳制、扰敌、破坏敌人，示形以迷惑敌人等，可起到分散敌人，破坏其集中的作用，达成以我少量的分散造成敌人大量分散的效果。第三，在那些不便利于集中军力，以及不分散行动将要危及军力保存的情况下，可化整为零，专门从事分散、游击活动，以消耗、疲惫敌人。 平分或过度分散军力，消弱或丧失军队的战斗力，丢掉主动权，必然对作战产生消极作用。 （二）战争中军力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 集中相对分散而言，没有分散就没有集中，集中与分散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但要真正把握军力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只从战争的一方来研究还不够，还必须研究敌对双方军力集中与分散的相对关系。 １．作战单方军力集中与分散的关系（１）军力集中与分散的对立 军力的集中使用与分散使用，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用兵方法，前者是军力集中与同一时间和地点上使用，后者是把军力分别在各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使用。军力集中与分散的运动过程，也正好相反，一为“集零为整”，一为“化整为零”。 军力的集中与分散的对立性和不相容性表明，要集中使用军力，就不容许平分军力和过分地分散军力；而过分地分散和平分军力就必然会破坏集中军力。即使那些必要的分散，也会使集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为在次要方向上阻击、牵制敌人，就要分出一些军力去，这种分散虽然是必要和不可缺少，当次要方向的分散超过一定量，主要方向上的集中就被破坏。 （２）军力集中与分散的统一 集中中把握分散，分散中不忘集中。军力的集中与分散除了对立性，还有统一性。 首先，合理的军力集中寓于合理的分散之中。集中使用军力，并非把军力密集地堆放一起，战略上的军力集中，包含各个战役上的分别用兵；战役上的集中也包含不同战役方向和不同战斗分别用兵；即使战斗上集中用兵，也为不同波次，突击和攻击中的分别用兵。合理的分散是造成合理集中的重要方法。要在同一时间内，某一地点上集中较大军力合围，须把军力相对地分散在某一点的各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军力，向心发起攻击，而不是集中在一块实行一面平推。 其次，军力的集中与分散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若没次要方向上的分散军力，则我难在主要方向上顺利集中，也不能有效破坏敌人的集中，所出现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是难以造成对敌优势。有时分散自己以诱使敌人分散，然后，突然集中自己，在敌来不及集中时打垮它。通过分兵发动群众来扩大革命队伍，把零散的防守交武装群众，把本来担任地方防守的部队集中到用于机动作战的部队里去。还有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与集中军力打正规战更为相互依赖。集中用兵的方法、时机、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着分散用兵的方法、时机、数量、任务等。次要方向上的分散用兵可以增强集中用兵的效果，集中用兵取得的辉煌成果，又可补偿在次要方向上因分散用兵而受到的损失。分散用兵的作用是辅助的，没有主要方向上的集中用兵，不仅不能取得胜利，而且自己的分散活动也支持不了很久。军力分散对于军力集中而言，只是手段，通过分散达到集中，造成对敌优势才是目的。 最后，军力的集中与分散是相对的。无论是军力的集中还是分散，都有一定的数量界限。军力的密度并不是同作战能力永远成正比，当军力超过一定密度时，增加军力不再发生作用。军力集中是与军力分散相比较而存在的，集中军力使用时，不是绝对完全的集中，分散军力使用时，不是绝对地分散，只是相对于集中军力使用来说它是分散的，就它自身而言，仍然既有集中又有分散。 ２．敌对双方军力集中与分散的相对关系 作战每一方军力的使用，都会出现集中与分散，敌对双方的军力集中与分散的相互作用呈出出复杂的相对关系。（１）以集中对分散 己方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了军力，同时迫敌分散了军力，形成“以石投卵”的对敌绝对优势。在强调集中军力时须把它与分散敌人的军力结合起来，以达到各个击破，即“按左右”。在与强大敌人作战时，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军力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当然，这里不是说作战方向只有一个。在一定条件下，有数个作战方向，同时又突出主要作战方向，能够更有利于在主要方向上造成以我集中对敌分散的效果。一点突破自然可集中较多军力，但我于一点突破敌防御时，敌可使用预备队的主要力量来堵口子，而不需他顾。多点突破又突出主突方向，当敌不知我何处是主突方向时，就会分散军力，造成我主突方向上的对敌优势，如若敌把我助攻方向当作主攻方向，那更能造成我主突方向上的以集中对分散。通过部队的机动把猥集的敌人拉开、拖散，或主力行动能同时威胁敌数个目标，使敌人不得不在数处防备，从而造成其军力的分散，这时我突然地向某一较孤立之敌打去，求得速战速决。 一般说，以己集中对敌分散是最为有利的形式。但这点是相对的，敌过于分散，不利于我大量歼敌，我过于集中，易造成拥挤。尤其是对小股分散装备强、训练有素，对小股分散之敌，比对付强手更难。（２）以分散对集中 我分散对付敌，即使敌不集中军力，也会对我形成优势，如敌再大量集中，则会形成对我绝对优势，这情况对我极为不利，若出现在关键性的时间和地点更为糟糕，但在一定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为配合主要方向作战，在次要方向上就要以少量的、分散的军力拖住大批敌人，“以弱耗强，以散耗集，以强灭弱，以集灭散”。 （３）以集中对集中 作战中，如果我方集中了军力，但是，不能分散敌人的军力，或者分散敌人的目的未达到，就会出现集中对集中。这对于全局上力量强方来说，可取得某种意义上的胜利，如果弱军对强军作战则必然要遭到挫折或失败。当然，对于集中对集中的方式也不能全盘否定，在有些情况下是必须采用的。例如，在防御作战中，某些与安危相关的地方，敌必集兵来攻，为守住要地，我方必须集兵对付之。虽然可以通过调动敌人使其分散，但立足点应放在集中优势军力挫败敌人进攻。 （４）以分散对分散 我之分散对敌之分散，很难谈得上全歼速决，这种消耗战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危害更大。但分散对分散并非完全消极，例如，我军在深山老林搜剿残匪就得采用此法，现代战争，为避免火力的大量杀伤，分散对分散的活动也许会增多。 （三）集中与分散的辩证运用 １．军力集中与分散的变换过程 （１）军力集中与分散变换过程的基本内容 战争力量的运用，要求军力集中与军力分散这两种状态不断地相互变换。战前分散到战时集中再到战后分散，实现这一过程，从形式上说就是改变军力与时空的关系，而时间的影响可转化为空间的影响，反之亦然。运用时间和空间在集中与分散过程中的这种联系，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 （２）实现军力集中、分散过程的方法 军力集中和分散过程的实现，应根据敌情、我情、时间和地点，以及各次战役、战斗中的不同特点而采用之。 第一，提前集中。即在战役、战斗打响之前，已经完成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这种集中的方法，要依赖有利地形，能够隐蔽，从战场上的形势来说，较适于内线作战。 第二，在战场上集中，即各个方向上的军力向中心进击，边作战边集中，分进合击。它较适合于外线作战。 第三，逐次集中。它可能是从一个方向，也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向，按照作战任务，将部队分成若干个梯队，根据作战情况，按先后顺序，逐次集中，这种样式在突破中常常使用。 第四，转移分散。战斗结束后采用转移方式分散军力，由于现代武器射程和杀伤威力成倍增大，有时军队集中状态比分散状态的危险性还要大，做好打了胜仗后的转移分散很重要。 集中作战力量 集中作战力量既不是单纯的人员集中，也不单纯是人与武器的集中，而是包括一切战斗力因素的集中。为造成对敌优势的战斗力的集中，既包括物质力量，也包括精神力量。 既要集中足够作战力量造成对敌优势，又要避开敌火力的重大杀伤，既然要各个歼灭敌人就得要有比对方高的机动能力，这对我们在集散用兵上提出了难题。 首先，正确处理军力集中，分散与时空间系，如适时集中，巧妙利用作战时间，多路开进等。 其次，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处理好防御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关系消除空间对集散的影响，根据不同情况建立合理的防御体系，采用有效的防御形式，例如在空间大、军力少时集中足够的军力扼守要点，以点控之，掌握强大的预备队，以便在关键的时刻集中使用到关键的地点上，分散配置军力时各方向各地点的军力能够相互支援，形成一体，并使各部分能在较短时间内向一点集中。例如在空间小集中军力时，就要采用分散敌人和发挥我之火力的办法来打击敌人。 再次，为在时间上造成合理的集中，也必然有相对分散的使用。根据需要和可能适时因情进行集中。如，在机动能一定的前提下，集中军力越多，用的时间就越长，就越可能失掉战机，不如在较分散的情况下用兵。当然受敌方影响和其它各种条件制约较小，就要尽可能集中使用一切力量于同一时间，集中优势，各个歼敌。三、迂与直 （一）战争中的迂与直 １．战争中的迂 战争领域的“迂”，是指为了达到战争目的或某一军事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曲折的、间接性的途径、方法和战略。迂回的实质就是要选择一条敌人意想不到、抵抗力最小的线路，从而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以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它主要有以下内容： 战略策略上的迂回。即不是直接地采取军事行动，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外交、谋略等途径，加上军事上的威慑作用，从而间接地实现战争要达到的一定目的。 对军事目标上的迂回。即不是径直夺取一个军事目标，而是首先攻取与直接目标密切关联的其它方向，从而使目标不攻自下，垂手可得。 作战方法上的迂回。即绕向敌人翼侧和后方的机动，是在敌人的防御部署有暴露翼侧或大的间隙的条件下实施的。它可以与正面行动的军队进行协同，以围歼敌人。 时间上的迂回。即为了尽快地击败敌人而采取的持久战，以避免欲速则不达。 ２．战争中的“直” 战争中的“直”与战争中的“迂”相对应，是人们为达到战争目的或某一军事目标而采取的一种直接性的方法或途径。这种“直”，从战略策略上说，靠的是实力和强大的打击来直接达到目的，运用暴力手段时，直趋目标来达到目的，从达到目标的途径而言，它是通过径直的方法、途径趋敌正面。 一般说，敌人的正面，往往是敌人的强点和“实”处，而且突击敌人的正面往往是敌已预料或容易发现，故所遇敌之抵抗力最大，达到作战目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最大。但是，敌之正面必然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或是敌之防御的依托，或为兵家必争之地，即使是要付出较大的打击代价，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迂与直的辩证关系１．迂与直相互制约和联结 只采取正面的直接行动，往往是敌人预料之中的事，难以做到出奇制胜；特别是对那些坚固的防御正面，直接地硬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能取胜。唯有迂回，敌人无腹背受敌之忧，可从容地掉过正面来对付我之迂回，甚至可能把我围困在迂回途中的复杂的地形里，可见，单纯地正面直攻和单纯地迂回，都是有缺陷的。“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以控御也。”（《阵纪》卷二）只有把迂与直辩证地统一起来，使二者互相补充、互为辅助，才算是最好的方法。 迂与直的相互联结、相互制约是多方面的。首先，就军力部署而言，“直”的方面用的军力多，迂的方面必然要少，反之亦然。其次，从迂与直的任务和作用看，它们既有各自的任务，又有统一的任务，否则就会出现分散用兵的错误；二者的作用既是相辅相成的，又不是平分秋色的，其中必有一个起主攻作用，另一个起辅助作用，主攻方面靠辅助方面配合，辅助方面靠主攻方面最终地根本解决问题；正面吸引敌之注意力越大，迂面压力就越小，成功率就越大，反之，正面作用越小，敌就越有精力顾及它的身后，当我正面作用无效时，敌就会转过头来全力对付迂面；迂面给敌威胁和打击，使敌不得不后顾，为正面减轻压力。当正面主攻时，迂面要做到及时地在敌人的指挥通信系统，后勤保障系统、以及敌侧后实施打击，削弱战斗力，以便直面歼敌，当迂面为攻击重点时，直面就要牵制，威胁和吸住敌人，配合迂面稳准打敌后背和翼侧。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的压力越小，它们任务越艰巨，就越要想法把敌人拖住。再次，从迂与直的目标、方法、时机、步骤等看，它们之间互相影响，迂回目标与直接目标联系愈密切，其作用就愈大，反之亦然；迂回行动越大，需要正面牵制的时间就越长，反之亦然；当以迂回行动为重点时，则正面牵制力量的配置，牵制时间的长短等，都是由迂回的一方制约的；平行追击的迂回线路受直接目标、正面追击制约的，若离开了直接的路线搞无限制的迂回，弯子绕得过大，就可能把敌放跑。 ２．迂中有直，直中有迂 在战争中，迂与直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它的相互包含，即无纯粹的直，也没纯粹的迂。 其一，从迂、直的途径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来看，有些迂回的道路，往往是获胜最径直的路线，这就是为走直路而走弯路，迂中含直的缘故。红军长征，看起走了许多弯路，但这是达到目的，摆脱危局的最直接、最迅速的道路。 其二，迂与直作为两种对立的途径和方法，它们本身也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一方面，迂中若无任何意义的直接性，则此迂就永远达不到任何目标，而成为一种盲目的走弯路或自我兜圈子。在采取迂回行动时，找到迂中最直的那条线路，用最直接的方法和一系列相连的直线达到迂回的目的。选择捷径实施迂回，可达后人发而先人至，出敌不意的效果。另一方面，直而又直的途径在战争中是不存在的。直接打击敌人正面的时候，也要找到其中的迂回性和间接性，避免“顶牛式”的战法。要通过一系列小的迂回行动，如建筑对方的空隙和破绽，向其弱点、结合部、突出部等穿插迂回。 其三，迂与直合二为一。一路军队能够同时威胁敌人数个目标，使敌处境左右为难，在敌犹豫不决中，我可直取近的目标，也可突然迂回袭击较远的目标、均可获取出奇制胜效果。 ３．迂与直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迂回的一面可以变为直接的正面进攻，直接的正面进攻可以变为迂回袭击。迂与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当敌之虚实发生变化时，则对付虚实的迂与直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某一时刻内，当我们确认了敌之正面及侧背位置，并以主力迂回袭击之，但若敌人察觉到了我之意图，抢先变换了军力部署，把正面转过来，就由原来的背面变为正面，由原来的弱点变为强点了。这时，我迂回部队就变为直接的正面进攻了，而我原来正面进攻的部队就面对敌之侧后，因而具有迂回的意义了。 当甲方发现乙方的迂回行动时，它不仅可以转过面来，而且还可以派快速部队威胁正在迂回的部队侧后，于是，就有迂回者被迂回的危险。但是如果乙方把迂回攻击和正面牵制统一起来，那么，迂回者被迂回的危险性就大大减小了。这是由于，甲方可以被乙方的正面牵制所迷惑，把大量的注意力和军力都放在正面忽视侧后。即使它已知有被迂回危险时，既要顾及侧后，又要照顾正面，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难以对乙方的迂回部队实施反迂回。如若它不顾一切地对乙方实施反迂回，那么乙方在它正面的一路实施猛烈攻击，就会使甲方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故使用所有军力实施迂回要特别谨慎。 战争的进程的不断变化，必然引起迂与直的互相转化。一方面，迂回部队到达目的地后，还是要通过一定程度的正面交锋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直接攻击敌正面时，当敌暴露了弱点和翼侧，我正面进攻则可以马上变为迂回，向敌弱点处突击。当敌溃退时，我直接攻击之部队，又可据情变为迂回行动，以包抄敌之退路。 现代大纵深防御，采用支撑点、多阵地、多地带，要打破此种防御，既要有突击能力，又要有迂回机动的能力，乘隙迂回和正面突破必须交互运用。 （三）迂与直统一的表现形式 １．在时间上的表现形式 在时间上，迂与直的统一主要表现为同时性。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迂与直的统一也有非同时的。例如，为调动敌人，我主力先进行一些大的迂回佯动，尔后直接打向计划中的目标。我先在敌正面抗击，尔后突然放弃正面，并在敌人迷惘、犹豫或误以为获得胜利的时刻，迅速迂回到敌人后方，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先迂后直或先直后迂的形式，虽属非同时性，但也必须注意二者在时间上的紧密联系。 ２．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其一，由一路构成的迂与直的统一，这是一种特殊表现。例如：假正面与全部力量迂回相统一的形式，“先直后迂”与“先迂后直”的统 其二，由两路构成的迂与直的统一。即，由一路打正面，一路打迂回。打迂回的一路，是要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攻击，同时，还要做到与正面一路紧密配合，形成“钳形攻势”“两面夹击”，这样能够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当然，并非所有两路进攻都是迂与直的统一，有些虽兵为两路，但迂回一路没有做到出敌不意，或两路没有配合起来，成了易被各个击破的两路分兵。 其三，由三路构成的迂与直的统一。从各路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讲，其中一路直接攻击敌人的正面，其它两路迂回敌之侧后，三路之间统一协调，向心攻击。这种迂与直的统一方式，也称三面包围，常常表现为一个正面（不是一路），与两翼迂回的统一。其四，由四路构成的迂与直的统一。即正面一路直接攻击敌人，同时，其它三路向敌侧后进击。这种四面相互配合并在敌侧后出其不意的“四面合围”，“围三阂一”等，向敌正面、侧面、背面同时进击，或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以小的代价达到全部擒敌的效果，以免铁桶合围时困兽犹斗，弄不好使敌突围成功。 迂与直统一的关键不在于采取几路进攻，而在于各路之间分工是否能够明确，互相协调，达到真正的统一。现代战争是合成军协同作战和主体战，迂与直统一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除了地面上以外，还有空中、海上、空间等。迂与直统一在空间的表现形式上，出现了许多新花样，如“大纵深”、“空地海天一体”“迂回和突破相结合”等，这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对待。３．在军力部署上的表现形式 其一，以大部军力打正面，以小部军力打迂回。在这种情况下，迂回军力的主要任务是袭击敌人的侧后、补给线、指挥机关，通信联络系统、退路等等，使正面之敌在精神上和防御的稳定性上都受到震撼和打击，从而大大消弱战斗力。小部军力打迂回，比单纯正面攻要高明，但它对敌侧后打击是有限的。 其二，以小部军力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迂回敌侧后的军力越大，对敌打击越深重。“使用若干军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9 页）此法特点是，把主要打击目标选在敌侧后虚弱而又要害之处，在此实施猛烈的攻击，能有效地断敌退路，迅猛击破敌防御体系，剥夺敌阵地依托、以便合围歼敌，在小部军力牵制，调动敌人下，保证我主力迂回成功。 其三，以佯攻正面直接牵制敌人，以几乎全部力量实施迂回。这种情况，看起来是单纯的迂回，无迂与直的统一可言，其实不然。从物质性的力量来看，只有迂回的一面，但从精神的力量来看，却有一个强大的正面的直接牵制和威胁着敌人。为加强正面牵制的力量，又不减少迂回的军力，就要搞一个假正面，如通过示形、佯动、伪装等，千万主力要从正面直接进攻的假象，把敌人的力量紧紧地钉在正面上。要使大规模的迂回获得成功，就得使成功的假正面与主力的迂回很好地统一起来。四、进与退进与退是和“迂与直”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退却是一种大的迂回。战争中的进与退，主要是反映军队运动方向，进是向前的运动，退是向后的运动。当然，战争中的进与退，决非单纯的前进和后退，而是与其它战争活动紧密相关。 （一）战争中的进与退 １．进的形式和内容 进，即前进。战争中与前进相关的术语有很多，比如：开进、推进、挺进、向敌前进、侧敌前进、径直前进、迂回前进等。战争中的进是攻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何种形式的进，均与攻相联，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攻。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是形式，攻是内容，进是为攻服务的。 当然，进本身这种积极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时的前进，内容和形式也会相矛盾，在积极的形式中会包含着消极的因素，例如：冒进、盲目前进等。 ２．退的内容和形式退，在形式上表现为向后运动，一般说来以防御为内容的，它包含退却、后退、退行、溃退等具体行动。 退却，就是避开敌人，脱离战斗，单从形式上看，是防御中较为消极被动的作战形式，但它也可包含积极内容，既可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完全败退的形式，又可表现为形式与内容从矛盾到统一的以退为进的胜利的进攻形式。退却，根据其目的的积极与消极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为诱歼敌人而实行的退却。这种退却称为“后退歼敌法”，是既灵活又积极主动的战法，它往往是在交战之前应实行，比如：为把敌诱于我有利的战场（包括预设战场），为了拖垮敌人，为将敌诱出其坚固的阵地即调虎离山。 后退歼敌是劣势军队战胜优势军队的一个重要方法。灵活巧用此法，可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主动有计划退却，可使己养精蓄锐，使敌沮丧疲惫；可以集中己方军力，同时分散敌人军力；可以选择对己方有利的地形或利用预设战场；可以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拉长敌人的补给线，以乘敌之隙；可利用空间换取时间等。主动退却可以造成的这些有利条件，往往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它们虽不一定同时出现，但只要具备其中的某几个条件，就可使敌我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 第二，为了摆脱危险而进行的退却。这是在不得不退却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既有战略上的，也有战役战斗上的，它的积极性是有限的，但是自觉进行的，例如，已经受到敌人的正面压迫或侧后迂回；友军已经失败，整个形势不利，为了避免被歼，保存力量；为了重新部署自己的军力。 第三，作战失败后的有计划退却。它主要出现在战役战斗上，是被迫实行的，是没有主动性的，因而，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比较消极。但是，由于指挥不同，消极的程度不同。失败后无计划的散乱的退却，是极端消极的，是与胜利无关的，相反，有计划的成功的退却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包含着胜利的因素。 第四，盲目的退却。即失败后，军队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以利再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前进而后退。盲目地流窜实际上跟逃跑没有区别。 （二）进与退的辩证关系 １．进与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必然既有进又有退，失去一面，他面就不存在。 第一，处于进攻的一方既有进也有退：“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倘使有过，也是例外。”（《列宁全集》第３３卷第７５页）在战争、战役全过程是前进的，而在战争过程的某一阶段可能是退却的，在战役上处于前进，在某一战斗上可能是退却的，在战略上属于进攻的一方，但在某一战役战斗可能是退却的。 第二，处于防御地位一方，也必然既有退又有进。全局上是退，局部上可能要有进；战略上是退，战役战斗上可能是进；开始阶段是退，最后阶段可能是进，战役上是退，战斗上可能是进，等等。对于防御者来说，正确的退却，可保存军力，使敌失误和疲惫，从而改变敌我态势，化被动为主动，为尔后前进创造条件。 第三，进与退还具有相互渗透的性质。比如：在战役战斗的行动中，军力的转移，就是变换军队的作战方向或作战地区，从某一方向或战场来说是退，而从另一方向或战场来说是进。进与退的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要求军队真正学会进与退，正确地前进，失败中退却而不至于溃散和逃跑。 ２．进与退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进方被对方挫败就可能转化为退。有时达到了战略或战役战斗目的，也可能要转化为退。就是打了胜仗也常常要有退。进方若进得过度或节奏过快，也会转化为退。这种过度和过快表现在进的速度超过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许可，脱离主力而被敌逐退。从战略全局上看，进也是有限度的，进得过分，耗尽了大部分力量，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并且被迫转入退。 反侵略战争的一方，往往开始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先让一步，实行退却，当敌对双方的力量变化到一定程度时，敌方就会由进转化为退，己方就会由退转化为进。进与退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告诫人们，在敌强我弱，一味追求进，最后必然被迫转入更大退却，应当在需要退却之时，积极主动地退，并在退中努力创造条件，当条件具备时，就要及时地把退转化为进。 （三）进与退的辩证运用 战争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的碰撞，较强的一方，不但可以抵消对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迫使对方作反方向运动。进与退是敌对双方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相对运动，但战争不象两个机械物体碰撞那样简单，战争的目的也非单纯地竞赛谁前进和谁后退，而要通过进退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进与退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它是敌对双方根据战争情况，正确把握进退辩证统一关系，欲退形以进，欲进形以退。灵活巧妙运用来创造战争话剧。 １．以进为退与以退为进有时为利于撤退，在撤退之前先向敌发起进攻，或实施冲锋，使敌人搞不清真假，从而使自己顺利地实现退却。在这种以进为退的战争行动中，进是手段，退是目的，其进必须围绕着退而灵活运用，不一定真正的先前进再后退，只要造成进的假象，也可达成以进为退的目的。 有时前进遇到阻力，继续前进难以成功，而先行退却，再行前进，反而可一举成功。在这种以退为进的战争行动中，退是手段，进是目的，退既然是为了进，那么，退却的时机、终点等都必须有利于尔后的前进。假若时机过早，不能有效地消耗敌人，不能改变力量对比，时机过迟，自己的力量会受到很大的消弱，态势造成很大的被动，形成败退。要做到适时退却，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有较准确的估计，必须在退比进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实行退却，而在有些情况下，“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３８１页）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竞赛，也是精神力量竞赛。因而，在关键时刻，决不能退。退却终点，在不同时期和情况，选择应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均应根据作战目的，具备有利于我大部条件，或尽可能多一点地具备有利于我的条件。 以进为退和以退为进，表现了它们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关系。既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又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但是，从总体上说，退是手段，进是目的，即使在全局上退却时，也只是一种手段，只有把退转化为进，才能达到彻底消灭敌人的目的。 ２．敌进我退与敌退我进 敌进我退，一般是在敌人占优势，我方占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在战役和战斗中，处于优势的一方有时也可能退却。敌进我退中既包括我主动退却，也包括被迫退却，前者我握有主动权，后者受制于敌。退却会产生自己部分国土沦陷、人民遭殃、精神不利等消极后果，但要正确对待，因为退却是当强敌向我打来时，我避敌锐气，击其惰归、争取主动的需要。 敌退我进，一般是我强敌弱或我处主动情况下出现的。当然，有时敌人也可能是主动退却的。在前者情形下，实施坚决的反攻和进攻，于后者情形下须谨慎从事。 ３．敌进我进与敌退我退 敌进我进是敌对双方的对向运动。在敌向我方前进时，我也向敌方前进；敌向我正面进攻时，我向敌后方前进；敌人侵占我区时，我乘机进攻敌占区等。一般意义上说，敌进我进就要形成进攻对进攻的正面交锋和会战。当然，也可灵活运用敌进我进，创造出如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挺进大别山等形式的对进。把内线作战转化为外线作战，达成防御中的进攻的游击战法。敌退我退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有时，在战役战斗结束时，双方都已达到目的或改变作战目的，可能会出现敌退我退。有时，在作战过程中，当敌惧歼而退，我为纵骄敌人，使其前进，就要退却，当敌为改变进攻方向而后退时；我为在新的方向上迎击敌人，也可能随着敌人的撤退而撤退。五、统与分 统与分即统一指挥与分散指挥及其相互关系，是关于指挥方式、方法和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影响指挥的效率和质量，进而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一）战争中的统一指挥和分散指挥 １．统一指挥和分散指挥 统一指挥即集权指挥，它包括指挥权的统一和指挥过程中的统一。这两方面在实现的过程中是同一的，即有了指挥权的统一和集中，才会有作战过程中的统一指挥，作战过程中的集中统一指挥，依赖于指挥权的统一；它包括对隶属部队的集中指挥，对互不隶属的数个部队，因协同作战的需要，由指定首长及其指挥机关实施统一的指挥。 分散指挥亦称分割指挥，它包括指挥权的分散——上级赋予下级一定的权力，每一级指挥机关或指挥员都有相应的指挥权；指挥过程中的散，下级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独立自主地指挥部队完成任务，这两方面在实现的过程中也是同一的。 ２．统一指挥和分散指挥的基本内容 （１）国家最高领导机关高度集中的统一步署、协调和领导指挥，与各方面和各部队相对独立分散行动。在平时，把战争准备纳入整个国家建设的计划，减少军方、政府及其它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在战时，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总体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和调动各战线、各部门和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２）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和指挥。一方面，各种武装力量向着总的目标，在统一计划下协调一致行动。另一方面各种武装力量根据自身的性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完成任务的能力等，在统一计划前提下，相对独立和分散的领导和指挥。 （３）军队内部的指挥体制、方式和方法，更应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统一的原则。 首先，指挥机构和权限上，集权与分权相统一。战争双方对抗是以整体的功能和效果来决定胜负的，所以战争行动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需高度的统一的协调指挥控制来保证，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而且只能有一个最高指挥机关或最高指挥官。但是，最高指挥官或机构受限于“可控性定额”，不可能对广大部分的军队进行直接合理具体指挥。过分集中会现呆板、机械、适应性差和多层次信息传输造成低效率等害处。所以指挥一个庞大复杂的军队，必须实行多级合理递阶控制，即把整个作战系统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孙系统等，各级指挥官或机构直接指挥相应数目的对象。我说的合理递阶控制，指的是指挥层次不能划的太多，也不能划的太少。层次太多，虽然灵活性增大，但上传下达复杂、困难，因每一层次都是一个环节，实施指挥时，每一环节必占用一定时间，甚至使原有的信息增加一些失真。层次太少，虽上传下达较易，但军队的灵活性减少了。集散相统一的指挥原则，既使得下级指挥系统受上级指挥系统的制约，又不失相对独立，各司其职能，各负其天责，这样可避免各指挥机关在执行同一指挥任务时出现重复现象，减少指挥系统中情报和信息的流通，提高指挥效率。 其次，指挥方式、方法和过程的统与分。为达整体上的集中指挥，上级首先要给下级规定目标，赋予任务，说明意图，规定完成任务的时限，通报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指出协同的必要规定。为充分发挥下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级对下级完成任务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手段，不宜作僵硬的规定，甚至可以不作任何规定，以便下级机断行事。相对于上级，下级指挥员主要是分散指挥，但必须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统一的原则，严格按照全局的统一计划行动，完整准确地理解上级的意图，在具体指挥上，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对战场上变化着的情况作出灵活反应，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不能机械地去执行上级指示，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地有创造性地指挥，绝不能机械地执行指示。在紧急情况下，若来不及请示，需独断专行，应边行动边报告，战事后向上级报告，切忌消极，犹豫和等待。３．统一指挥与分散指挥的辩证关系 统一指挥与分散指挥，二者相互包含相互依存。在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分散指挥本身就是统一指挥所包含的内容，分散指挥的每一个步骤和方面，都可以看作是统一指挥为增强效果而在局部上的体现。下级能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执行统一的计划，它的行动的主动权就越多，发挥的创造性就越大，也更有利于上级总意图和计划的实现，，使上级指挥程序更干练和重点突出。 集中统一指挥必然要限制分散指挥，分散指挥也可以消弱集中统一指挥。过度的统一指挥，必然扼杀分散指挥，过度的分散指挥，必然破坏集中统一的指挥。当下级的意见与上级的命令和意图不一致时，若按己见行事，必与上级命令和意图不一，若照上级命令和意图行事，则与己见相悖。要正确处理和解决统一指挥和分散指挥的矛盾，一要有合理的指挥体制，科学的指挥方法；二是上下级之间必须相互了解，三是上下级之间齐心协力。下级既要有机断行事的能力，又要具备全局思想，为大局利益而勇于抛弃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上级善于下放权力，不要事无巨细一概包揽。熟右下级，积极培养放手使用。 ４．统一指挥与分散指挥矛盾的解决 （１）正确处理计划与灵活的关系 任何军事行动都首先要有为军队各部分行动依据的计划，但是，军事行动计划只能描述行动的大致轮廓，不可能对每一具体复杂的下级行动有完全、详细和明确的规定。因而，各单位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必须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处理现实情况。战争是十分暴烈的活动，充满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经常会出现意外复杂的突发事件。当被敌打散，通信联络和指挥中断，部队出现“失控”状态时，各部队必须主动能动地贯彻总的作战意图和计划。灵活处置和对付当面情况，尽量摆脱被动和减少损失。 尤其在高技术战争中，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协同复杂、技术装备种类繁多和使用复杂、战场范围大和整体性强，任何局部的失误、混乱和差错，都会给全局造成巨大损失，甚至是致命损失。这就要求，必须实行高度统一的集中计划指挥。但是，战争战情变化急剧，战机稍纵即逝。一旦出现上级预想不到的情况，若还按步就班上传下达，恐怕与有效指挥不符。虽然现代自动化指挥可以极大地提高指挥效率，但战场信息的增长和膨胀甚至要超出自动化指挥的发展。更何况通信系统是打击重点。所以，必须赋予各级指挥员一定的随机行事，临机决断的权力。 （２）搞好整体指挥，发挥系统要素功能。 军事指挥是个复杂的大系统，它有司控系统、受控系统和沟通两个系统的信道。在这两个大系统中，又包含着许多子系统和孙系统等。除了最高指挥机构外，其他指挥机构既是司空系统，又是受控系统。军队的指挥过程是由若干环节、子系统共同发挥作用而构成。要使指挥系统整体有最佳功能，就必须首先使它的各个子指挥系统有较大的灵活性，这是由于：指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以其各个部队、要素等为基础。但是，各个部队、要素的功能和灵活性的相加不等于指挥系统整体的功能和灵活性，整体指挥必须在各个子系统发挥各自作用的基础上实行统一指挥和协调。 军事信息论的“等级管理”论表明，由于指挥员的权限地位不同，进行作战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不相同。指挥员级别越高、所需信息来源的面积就越大，因而高级指挥员并不一定要具备指挥具体军事行动的一些具体知识，不能陷入各个局部的具体信息中，越俎代疱，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去管下级该管的事。而是要以各个子系统对信息的处理结果为基础，搞好整体指挥。无论哪一级指挥员，重要的是管好自己的岗位。 （３）区分不同范围和情况 一般说来，在战略上统一指挥，在战役战斗上分散指挥。在划分战略战役战斗战略时，注意差别的相对性。凡是战略问题，都是带有全局性的，必须由最高指挥机关集中统一指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下级指挥员都不能擅作主张，必须根据上级的计划、命令行事，在执行过程中情况如果发生根本变化，必须向上级请示、报告，接受上级指挥。凡是战役战斗问题，都是局部性的，一般要分散指挥。 情况万分危急和困难，主要实行集中指挥，从而使各方面的步调高度一致，而在情况比较顺利时，可以较多地实行分散指挥。 在主要方向和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那些局部，都要集中指挥。而在次要方向和对全局影响不大的局部，通常实行分散指挥。集中行动，因其最高领导机关能够了解和掌握较全面的情况、随时沟通上下级的联系，故适用集中指挥，而在一个部队或兵团分散行动时，则适于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指挥。当然，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是相对的。 （４）要适应军事斗争的发展 军事斗争的方式方法，以及为达到军事斗争目的而设置的军队编制体制，所使用武器装备，决定着军队指挥方式。如何实施集中指挥还是分散指挥，必然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例如，指挥自动化系统把战场上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高级指挥机关可对大至整个军队，小至单舰实行全球范围指挥。另外，电子化可使集中式指挥变为分散式指挥。六、打与走“打”是作战双方在战役战斗中直接交火的行动，包括各种攻防性质的冲突形式。“走”是作战各方为达到某种战略的、战役的或战斗的目的，而从一地（阵地或战区）向另一地（阵地或战区）有组织的机动，如行军、接敌等。打与走互为对立和依存，是战争中一对矛盾，强调或偏向任何一面，不仅不能实现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 （一）打与走相互排斥 １．“打”在空间具有相对住止的特性，敌对双方在打时，常处于滞留、对峙的状态，而“走”则表现为明显的位移状态。在通常情况下，要“打”就需中断“走”，要‘走”就必须摆脱“打”。当然也有边打边走的特殊情况。当着需要“走”时，如若恋战，不适时退出战斗，就会使“走”处境不利，甚至有可能使整个战略的战役战斗的计划和部署流产。当着条件具备，需要及时转“走”为“打”时，如若继续游移，也将丧失战机，使“打”失去成功的可能，招致失败。 ２．“走”又往往因为无阵地支撑和依托、军力未展开，战斗准备不足，地形不由选择，使己处于“打”的不利境地，相反，却给了敌人以好打的机会。而且，“走”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难以避免非战斗减员，如若连续的、在困难条件下的行军，就更易出现大量减员，从而损害和消弱部队，甚至有可能严重丧失战斗力，导致“打”的失败。 ３．正确认识和估量“打”与“走”的这种相互掣肘作用，采取对策趋利避害使两者的对立和互为损害的作用对自己一方降至最小程度。巧妙地利用敌方“打”与“走”的矛盾和冲突，采取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伏击冒然运动之敌和立足未稳之敌。故意制造假象，向敌人示弱，吸引敌人前来袭击，然后有准备地消灭敌人。（二）打与走相辅相成 １．打是目的，走是手段 打与走其地位是不平衡的，一般情况下，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它们相对于战争的一般目的而言，均为手段，就本身所组成的矛盾范畴讲，“打”是目的，“走”是手段，“走”服务于“打”，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身的对立方面转化。 打和走是有条件的 打与走矛盾主次地位的转化受条件制约。不要乱打，即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不要仓促从事，依据情况的变化，及时恰当地变更计划。将战争的相对确实性和战争绝对变动性有机结合，从最困难处着想，反复推敲，精心组织，争取尽可能好的结果。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批亢捣虚”；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为敌之佯动、假象所迷惑和箝制； 速打速决，首突要重，集全力抓利机，充分准备，宁可失之缓不可失之急； 打而非即决，则不再打。不好打时不硬打；走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走时才走； 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走，紧密结合防止逃跑和拼命主义，保存军力，战略退却，适时转移，寻机歼敌，变不利为有利。七、强与弱 战争力量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表现出强与弱。它们既包含着战争力量强弱变化及其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又包含对战争力量大小评估。战争力量的强与弱，既有相对性的一面又有绝对性的一面，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一）战争力量中的强弱分析 战争力量综合体现的强与弱，只有通过对战争潜力、军事力量及其发挥能力的系统研究方能把握。国家潜力表明了国家的威力，从可能性而言，综合国力的战争化所产生的威慑力强且发挥得好，则现实战争力量强。战斗力是指交战过程中发挥出来的具有实际打击和防护效应的战争力量，其强和弱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在这个意义上，强胜弱败是一条普遍规律。 分析战争力量的强与弱，要从人与武器的结合，军队的编制体制、军队的指挥和保障等方面考察，从其质和量的统一上把握，军队的质和量在战争中是相互作用的，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质”可以弥补“量”的不足；在一定“质”的基础上，“量”可以弥补“质”的缺陷，数量和质量的综合值高，战斗力则强。编制体制先进与否，就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发挥人与武器的作用。军事力量的发挥要通过军事指挥，而军事指挥又是以一定的军事思想、理论为指导，正如《淮南子兵略训》中指出：“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势侔则有数者擒无数。”后勤保障也会影响战争力量的强弱主要表现在后勤供应充足、及时等方面。在以弱御强中，要转弱为强，以强胜弱。 战争潜力及其动员发挥能力是影响战争力量强弱的十分重要的方面。政治及其潜力严重地影响着战争力量的强弱，战争是由人来进行，凡有人作用的地方，就有政治影响，它不仅体现在官兵和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态度上，而且还体现在能否得到国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上；不仅对军事力量的发挥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经济力量及其潜力、科学技术潜力、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潜力的发挥，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状况及其潜力，国家的大小、人口的众寡，也影响甚至决定着战争力量的强弱。思想文化、民族精神和传统、国际条件、盟友多寡也是影响战争力量强弱的重要方面。战争潜力要通过、动员和发挥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战争转化能力强，时间短，则相应战争力量强。 （二）强与弱的辩证关系 战争力量的强与弱，既有相对性的一面又有绝对性的一面。 １．强弱自身的绝对性 强或弱始终处于绝对的运动变化之中，无论是总体，还是它的构成要素，都不是绝对静止的。绝对的强或弱都是客观存在，具有实在的内容，这是无条件的，不会因为人们不承认而不存在。有时战争双方力量差别悬殊，强弱的对比值非常大，弱者无论如何努力也抵不上强者，这是强弱绝对性的又一种表现，这种强弱绝对的情况，往往在战争或战役的结局时存在，但是，如果在战争开始时，某一方力量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的综合值比对方大得多，那么这种强弱差别也是绝对的。还有，战争双方某种因素的强弱对比也有绝对的情况，如在人口上，战争性质上等。２．强弱自身的相对性 强与弱是通过敌对双方力量对比表现出来的，这本身就有相对的意义。强或弱及其构成要素，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都互相渗透，强中有弱，弱中有强。虽处于绝对的运动变化之中，但它们都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无论是量的或质的都是如此，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它们的现实的可能性，如若不然，它们就成了不可捉摸之物。 ３．强与弱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敌我双主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强，而弱者终弱，如两相消，则消极必败。强与弱的相对性在战争过程中展开，就可能出现强与弱的相互转化。强与弱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内在根据在于他们之间具有同一性，强与弱之间，强弱与其构成要素之间、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互相依存、联结、包含、渗透、贯通。实现转化的条件关键是人的斗智，还有武备的改善。全局上战略上的强可以变为局部上战役战斗上的弱，全局上战略上的弱可以变为局部上战役战斗上的强。这种转化是指挥员对力量的运用造成的，它的基础是“拥有的力量”与“使用的力量”的差别；力量的聚与散的差别。实现上述转化的主要条件是集中使用军力或分散使用军力。弱军全局上虽然是弱的，但它把优势军力集中起来对付敌人某一个局部，在这个局部上，就变为强者了，敌人则变为弱者了。在此局部上以强击弱，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拣弱敌打，也为实现把全局上的弱变为局部上的强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拣弱敌打，弱敌被歼后，强敌孤立了，因而整体上逐渐变弱了，又成为我歼灭的对象。反之如果先打强敌，我就变得更弱了，敌则更强了。 局部上强与弱的相互转化有两种情况：一由于战斗力因素发挥的程度不同而造成的，二由于强弱与各种作战条件相联系。前者如军力强的一方未得到很好发挥、产生战斗力反而弱，而军力弱的一方由于得到很好的发挥，并破坏了敌人的发挥，产生的战斗力却强于对方。强军断了补给，遇到了不良的地理条件和天气，受到劳累和斗志松懈，指挥上失误和协同上不周等，则由强变弱；而弱军得到了有力增授和及时补给，利用有利地形和天气，得到休整和激励斗志，指挥得当和协同好等，则由弱变强。 全局上战略上强与弱的相互转化指敌对双方经过较量之后，在全局上强者变为弱者，弱者变为强者。这种情况一般在战争后期出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战争将要决出胜负。弱方变为全局上的强者，首先要把自己军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战斗力，多打胜仗，以小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其次要发挥潜力，把战争潜力迅速、及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力量，破坏敌之潜力发挥，利用一切可能把敌人的力量变为自己的力量。 弱强相互转化的条件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对于客观条件，强与弱必为同一性和相对性，而弱变强的条件是政治上必须是进步的正义的，有较雄厚的战争潜力。对于主观条件，弱变强的条件为主观能动性。 ４．强弱相互转化的过程 强与弱的相互转化是一个构成自身要素和相互间对比的统一量变质变的辩证过程。强弱转化的过程是敌对双方力量消长的过程，它是在双方较量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敌对双方的较量中，弱者的力量不断向上变化，强者的力量不断向下变化，这种量变渐渐接近转化关节点或为相向变化的相遇点，其点为一个敌我双方对比的量，量变突破“关节点”，但强弱变化作为一个量变质变的完整过程，还役有结束，要决胜负，必须在新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扩张。以足够的量变达到切实的质变。 （三）以强胜弱与以弱胜强的辩证统一 强胜弱败若是从在交战过程中发挥出来的力量而言，则强胜弱败是一完全正确的命题，即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发挥了比敌人强的政治、心理或谋略上的威力。强胜弱败若是从未发挥的力量来说，则强胜弱败并不是必然规律，强可能胜弱，弱也可能胜强。因为在发挥过程中，力量的强弱可以发生变化。既要看到交战前与交战后的力量在质和量上的差别，更要看到这两种力量的转化。决不能把战前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强弱看成是唯一的和不变的，并在这个意义上只承认强胜弱败。 以弱胜强和以强胜弱是统一的。这是由于，军事上的以弱胜强，要由其它方面（政治、精神等）的以强对弱来支持；战略上全局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靠局部上战术上的以强胜弱来达到。孙胺的“李代桃僵”战法，使得田忌赛马赢齐威王。就是以弱胜强的好例子。弱国胜强敌要经过一个“以弱敌强，由弱变强，以强胜弱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２１１页）八、主与次主与次即战争力量布势上的主要作战方向与次要作战方向。作战方向是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行动方向。战争力量以空间为其存在形式并通过不断的运动改变自身的空间位置，呈献出各种不同的方位指向。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是按作战中的地位轻重划分，其区分随战争的发展而变化，以此保持军队行动自由。 （一）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的区别 １．主要方向 主要方向是对作战全局关系紧要的作战方向，与次要方向相比较而存在，是全局中的主要矛盾。在战斗中又可具体分为主要进攻方向和主要防御方向。主要方向的产生源于部队生存空间的各个方向在全局中的地位轻重不一，战争力量使用在方向上不平衡的结果，以一定力量采取不同空间形式作用于敌的不同部位，产生不同行动方向价值。主要方向对敌方危害最大对我方影响最大。主要方向指向敌最为敏感和要害部位，打乱其全局部署，破坏其系统平衡，使敌不能相互策应，随之丧失整体功能；摧毁敌军事力量的支柱、断敌退路使之陷入惊慌混乱之中；显然，主要防御方向，必为敌重点进攻，必争之地，所付代价和投入军力最大；主要方向的成败得失从根本上规定着全局发展的基本趋势，其运行具备实现全局总意图的主要手段。 ２．次要方向 次要方向是对主要方向起配合和辅助作用的作战方向（如围绕主要方向在不同空间位置上进行的助攻、佯攻、阻援、箝制等。由于作战行动是由各个方向的行动构成，且各行动相互弥补和制约，所以次要方向的存在不但为全局所必须，并有力地影响着全局的变化和发展，其价值在满足主要方向的需要中表现出来。 次要方向与全局利益间接同一，但对敌危害常常不能直接表现出来。次要方向的辅助地位限制了它对全局的“贡献”，同时也就消弱了它对全局的危害，即次要方向与全局在利益的得失上不完全是同方向运动，反而呈献出相反相成情形；次要方向为主要方向创造歼敌战机，其军力部署相对分散，以弱临强，以少对多，作战勇猛和指挥灵活来“掩饰”和弥补力量的不足，设法完成力所难及（不及）的任务，尽量引起和加大敌对我次要方向的注意和畏惧；次要方向隐含在对敌全局整体联系的破坏中，保护我主要方向行动侧翼安全，并派出箝制部队威胁敌人，使敌退缩或不敢轻举妄动，小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吸引调动敌主力。 （二）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判断 １．从敌人的作战意图上加以考虑 作战方向是军队行动企图的空间指承器，特别是主要方向一般与全局目标直接统一。作战意图产生于作战行动之前，这为我依据其意图制定其主次方向提供时间条件，但作战意图是隐蔽的东西，必须根据当时当地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和战场态势，站在战争全局，努力搜集敌情报信息，搞清敌行动目的。 ２．从敌人部署的虚实中抓住本质 用辩证的头脑，善于在敌我对抗的全局上看问题，注重现象背后的东西，甚至要超常思维，把敌人估计得“聪明”一些。准备对方出奇兵，预有对策，多案权变。从敌兵力兵器部署不同上加以分析，对其兵力兵器总量有一个尽可能准确的估计。 ３．在科学判定基础上进行正确选择 在我作战行动的可能空间里，针对敌态势抉择主次方向。保证一定空间容量和较大的行动灵活性，正常展开，有机动弹性，不窒息策应和反突击能力；最大限度地代表我全局利益，对敌威胁最大；主次方向保持适当的空间距离，互为依托，次要方向配合主要方向中行动默契和有力。 （三）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相互作用与转化 １．主次方向相互作用的性质和途径 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都是全局中的局部，二者的关系是同一全局中两个局部之间的对立统一。不管是主要方向对次要方向的作用，还是次要方向对主要方向的作用，首先是通过影响全局来影响对方的，即作用的传递一般采用间接途径，以全局为枢纽，实现转换。另外，主次方向的作用直接传递给对方（如主要方向大量歼灭敌人直接鼓舞次要方向士气） 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相互作用的形式 主、次方向以配合、互助为其主要作用形式。向心互助；产生合力，两面夹击；钳形攻势；四面包围；一个主攻方向，多个次要方向；主要适用于进攻围歼，防御中的袋形防御。离心互助：产生分力，指向不同目标；向外伸张，主要适用于环形防御；割裂分离敌力量，有时也适用进攻。３．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相互作用的效能主要方向对次要方向有决定性影响，与次要方向相比，主要方向在全局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规定着次要方向的作战目的、使用力量和行动手段。次要方向对主要方向有重大的反作用，次要方向是主要方向不可缺少的左右臂，它的行动和得失有力地反作用于主要方向，它可以扩展主要方向的作用范围，增大主要方向作用的灵活性和可行性，加速或延缓主要方向的作用进程，增强或减弱主要方向的作用效果。 ４．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相互转化 在战役、战斗发起前，由于我对敌情了解的增多、认识的深化而改变了自己的主、次方向。敌可能判定我原主攻方向，调整部署，预有准备，我因敌变而变；原定主要方向不够合适，需要另外选择，以便更好地发挥武器威力。 在战役、战斗进行中，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主次方向不能使既定计划贯彻下去，这时也需要改变作战方向，如在进攻中，主要方向进展受阻，打不破僵局，实现不了原来意图，而次要方向上却提供了有利形势，就应该果断地实行方向转移。 在战争过程的阶段性转换中，由于作战任务的改变，原来的主要方向也可能变成次要方向，次要方向也可能上升到主要方向。一个人转身时容易失去平衡，旧的关系正在抛弃新的关系尚未形成之机为不稳定期，要抓此时机攻敌，我也应注意主攻易位，力量变动过程与转换企图的隐蔽。第三节 指导和控制战争引言 军事家和政治家所达到的战争思维水平和指导及控制战争的能力，是通过把握和运用各种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作出正确的军事决策的实际能力来表现。战争实践观念模型是战争理论向战争实践复归的转折点，是对战争的看法、思想和战争思维活动的结果，战争主体全部知识和创造力的浓缩。战争的最后结局通常是由敌对双方的指挥官头脑，而不是由他们的士兵躯体来决定。军事家不能在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人通过对战争的能动态度和战争实践活动，打破战争的天然秩序，从而使战争为人的目的服务。人们控制战争意味着在必然战争中实现人的自由。一、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既对立又统一，既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状态，又相巨依存和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战争与和平是战争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两种社会现象的交替运动构成了社会激剧动荡和平静变化相统一的社会历史进程。 （一）战争与和平的对立 战争与和平是属于不同质的规定性的事物和现象。一般意义的战争除了其政治的本质之外，还有其暴力的本质。正是“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４７页） 和平则不然，它不具有暴力本质，是对战争的否定，主要是对战争的暴力方面的否定。和平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状况。基本有四种：一是原始社会的和平，由于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其战争为萌芽状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它与政治、战争都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二是阶级社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与战争相伴随、相交结的。它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于两次战争中间，其政治经济上的矛盾和阶级斗争，有时很激烈和尖锐，但尚未采取明显的暴力斗争手段和形式，而多采取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外交的、思想的、文化的等非暴力手段和形式。这种和平可孕育出战争，我们说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主要指这。三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和平，它是永久性的和平，也可说是绝对的和平。四是暂时休战。实际上没有暴力对抗，但理论上还处于战争状态。 战争与和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前者是对立双方的暴力冲突，后者是对立双方的非暴力冲突。社会的战争状态或和平状态，是就该社会的总体情况而言，判断一个社会究竟处于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不是看这个社会中存在战争与否，而是看何者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决定影响。 战争与和平都在时间中运动，因此，它们的对立还表现为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对立。战争时期是指充满战争的急剧动荡时期，和平时期则是社会没有关系到全局的大的战争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成为双方斗争的最主要形式，因此，社会上一切力量都围绕夺取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和平时期，对立双方虽有矛盾但斗争往往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等形式，双方的中心任务都是努力加强自身力量的建设。 战争与和平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战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反动的、非正义的战争是社会发展的严重羁绊，另一方面，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又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段，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8 －309 页）和平通常是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一般讲，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安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向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二）战争与和平的统一 战争与和平的统一，表现在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实质上看，战争与和平又有同一性，即都是政治的表现，在一定历史时期，受同一政治支配，且在时间、性质和逻辑上也有紧密的联系。 在阶级社会，战争与和平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包含。这是因为战争与和平是社会统一体中的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包含着共同的政治本质。“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列宁选集》第２卷第915 页）战争是以暴力的手段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集团早在战前（和平时期）就在执行的那一政治。战后和平的第一个标志——和约，就是以战争时期的政治为根据，以战争时期所造成的交战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为条件而产生出来的。战争与和平各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各在对方中获得自己的本质。 战争与和平的相互渗透也是明显的。主要有；第一，总体战争状态下可以有局部和平，总体和平状态下可以有局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战火蔓延欧、亚、非三大洲，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约五分之四的世界人口卷入战争，但仍有少数国家沉浸在枪炮声绝迹的桃源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没爆发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从未真正间断过，如朝鲜战争、海湾战争等。第二，战争过程中的暂时休战与和平时期的暂时冲突。战争的运动发展过程，是双方战争力量的竞赛，各方都要最大限度或有效地使用力量，但要使自己力量同时发挥作用又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较大规模战争中，双方都不可能一下子战胜对方。另外，战争双方几经拼杀后，均需要新积蓄和补充新生力量，调整部署，以利再战。尤其由一系列战役和战斗组成战争，其间必然会出现一些暂时的和平时期。同佯，在和平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或方面的矛盾激化，也会导致短暂的涉及范围较小的武装冲突。第三，战争手段与和平手段同时并用。战争手段主要表现为暴力的使用，但不绝对排斥和平手段的利用，相反，它常常总是以和平手段作为自己的必要补充，以求达到用战争手段所达不到的目的。如三国时期的吴蜀联合抗魏。同样，和平手段是和平时期解决政治矛盾的主要手段，它也并不绝对地排斥使用暴力。武力镇压，就是和平时期常用的暴力手段。和平手段之所以能得以实行，常常以暴力手段为后盾，“不战而屈人之兵”，“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就是这个道理。第四，战争中包含着实现和平的因素和力量，和平中潜伏着战争的危险。正因战争中含有和平因素，故能在战后出现和平，正因为和平中会有战争因素，故能在和平时期出现不同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对立的战争危机。战争中所含的实现和平的因素和力量，可以是战争中的某一方，也可以是战争双方以外的第三者。在正义战争中，侵略和压迫的一方往往是使战争持续进行的力量，被侵略被压迫的一方是实现和平的因素和力量。在非正义战争中，非正义的双方往往都是导致战争持续进行的力量，除非一方战胜了另一方，或双方同时灭亡，或双方都感到自己难以战胜对方而妥协，否则，战争就不会停止。无论是什么战争，从根本上说，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历来是在战争中实现和平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力量。 （三）战争与和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战争与和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内在根据就是它们之间的同一与斗争。 第一，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依存和互相渗透，为其相互转化提供了可能，并决定转化的基本趋势。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社会两种不同存在状态和发展时期，也是解决同一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决定了两者转化，只能是双方各向着自己反面转化，而非任意转化为其它事物。 第二，战争与和平的相互斗争，使其相互转化成为现实。战争与和平两种对立因素和力量始终存在着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战争与和平自身因素和力量的消长变化，从而推动战争与和平各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正是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有机结合及其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必然性。 在阶级社会中，和平向战争的转化，是社会大系统从有序向无序的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第一，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矛盾和发展不平衡是和平向战争转变的根据。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的主要内容，政治经济矛盾的激化，可以引起其他社会矛盾和现象的激化，从而造成社会动荡、混乱和纷争，直至发生战争。第二，战争的目的与手段及其相互关系，制约着战争爆发的可能向现实发展。这种制约是多层次多因素的，其对战争制约的性质和作用各异。敌对双方政治经济目的对立的状况是决定战争爆发与否的根本，有矛盾和对立，但未激化，也不会发生战争。矛盾和对立已经激化，但激化的程度和解决矛盾的手段不同，对战争爆发的制约不同，用非暴力手段可以解决或用军事威慑加其他非暴力手段可以解决。就是到需用暴力手段时，也要看敌对双言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及进行战争要付出代价与获得利益的关系。当然，有时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反逻辑运动。 人民群众坚持斗争是战争转化为和平的根本条件。有时由于通过战争行动一方吃掉了另一方，或双方互相妥协，或两方同败俱伤，或双方同被第三方消灭，都将导致战争向和平转化。 总之，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既对立又统一，既要看到两者区别，以防混淆，又要看到两者联系，以防割裂；既要在战争中看到和平的力量和希望，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又要在和平中看到战争因素和危险，“居安思危”，对战争危险保持高度警惕。战争与和平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战争与和平的对立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战争与和平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与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运动，推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转化。根本上实现战争的社会向永久和平的社会转变是消灭一切战争根源。二、客观条件与主观指导的辩证关系客观条件与主观指导是战争主体与战争客体统一的主要范畴。客观条件为武器、物质因素和客观条件三个套在一起的圆圈中最外一层，主观指导为人、精神因素和主观指导三个套在一起的圆圈中的最内一层。 （一）武器、物质因素和客观条件的涵义 武器指武器技术装备。 战争中的物质因素是指影响战争的一切物质条件。它包括武器技术装备，人的物质属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战争性质，国际条件，国内的生产水平，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国家的物资储备，科学技术水平，空间地理条件等等。任何一种具体形态的物质，都不能代替物质因素这个范畴。例如：武器虽然是战争中重要的物质因素，但武器不能代表全部的物质因素。如若把武器与战争中的物质因素混为一谈，把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与物质因素的作用混为一谈，就会把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命题与唯武器论混为一谈。这是由于，战争的物质因素的概念是战争中各种物质条件和因素的抽象，是从各种具体物质的特殊形式中抽取的一般属性。 战争中的客观条件是指离开指挥员头脑之外的一切客观存在。毛泽东说过，“客观实际包括敌我双方，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 页）客观条件不仅包括通常讲的“物质因素”中的一切内容，而且还包括军队的士气、勇敢、觉悟等，因为军队中士兵的士气，群众的情绪等，对于战争指导者，对于敌人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存在于指挥员的头脑之外，不以某个指挥员的头脑和意志为转移的。一切战争不仅要从客观物质条件出发，而且还必须从群众的情绪、士兵的精神状态的实际出发。战争中的客观条件不仅包括己方的物质条件等因素，还包括敌方的一切物质因素，军队的精神状态，指挥员的脾性、能力等。 （二）人、精神因素和主观指导的涵义 战争中的人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复杂的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而且也是物质力量，正如第二章所言。 战争中的精神因素，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主要是指军队官兵的思想觉悟、战斗热情，英勇顽强、积极主动的精神等。它以战斗员的情绪和意志为主要内容。如果把战争中“人”的因素与精神因素混为一谈，结果就把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混同为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 主观指导主要是指指挥员的军事思想、谋略，战略战术的理论水平以及组织指挥能力，还有果敢、沉着、机智等等。它以指挥员的智慧和实践活动、精神状况为主要内容。 （三）客观条件与主观指导的对立统一 １．主观指导必须以客观条件为基础 一切有关战争指导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产生的。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页）毫无根据的怪想是没有生命力和价值可言。指导战争的理论、计划等要得以实现，达到预期的目的，还必须在战争的实践中始终与客观条件保持一致。要符合军队的实际情况，符合战士的身体、精神和技术状况，符合己方的一切物质条件。同时还必须符合敌方的实际、天侯地理、时间等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指导战争方可避免碰撞。主观指导作用的发挥程度受制于客观条件，同一个指挥员，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指挥才能发挥的程度会有很大不同。 ２．主观指导对客观条件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战争中主观指导的作用，比在任何其他活动中都显得重要，因为战争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它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战争指导是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不允许反复实验，只要理论和指导不正确，就会立刻导致战争的失败，就要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 主观指导对客观条件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确的指导可以把一切客观物质条件充分地发挥出来，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换句话说，既使有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它自身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唯有通过主观指导去运用和发挥，客观条件才能发挥其作用。不以法为导，而以法为用。当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时，能否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主观指导就成为决定性了。历史中上曾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也就失败了。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总是比行动上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大。二是主观指导能够一定程度地改变客观条件。也就是说，主观指导并不是只能消极地顺应客观条件，而且还可以能动地创造一些条件。创造性思想优于勇气、天才，理智比机遇更能影响战争的结局。历史上凡以劣胜优，都是与正确的主观指导分不开的。比如，我在战争中通过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我通过正确指导，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开战前必需知道用战争达到什么，在战争中能得到什么。赢得战争靠的是智力和体力，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强化人的主体地位，创造好的态势，等等。 ３．战争主观指导与战争客观现实之间的转化 实现战争客观向主观指导转化，消除主观与客观的外在对立状态。在这种统一中，一方面是清除原来战争主观的空虚性，以战争客观性内容充实战争主观；另一方面，是消除战争客观的异在性、外在性和自在性，改造战争客体的存在形态，使之具有战争主观的形式。战争客体从客观形态向观念形态的转化，并不是把客体原封不动地搬进主观，简单的空间位置变化，而是一次质变、飞跃。主观性既是客观性的反映，又不具有现实的客观性，而要使它具有客观性，就必须把它外化，使它变成直接现实性的存在，使战争主客观的统一由观念形态的统一进入现实物质形态的统一。战争主客观的统一，直接和现实的内容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要实现两者的统一，就必须消除理想存在的抽象的主观性，使其在战争现实中以客观形式实现出来，即把理想存在由主观形式变成客观形式；同时必须消除现实存在的自在性，异己性把主观观念纳入其中，使其成为获得主观规定的非现实存在。三、指导战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总是和周围的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要善于观察和分析。认识战争必然，指导人们趋利避害。战争指导者必须以丰富的战争实践和客观物质力量为基础，主观符合客观为主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有：客观的观点、全面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实践的观点。 （一）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 １．客观的观点 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两者既不能混淆又不能绝对对立，在充分肯定存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意识对存在的巨大能动作用。首先，必须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找出规律的东西，以此作为战争活动的向导，而决不能唯书、唯上、唯心。如若根据预想的观点来从事实中找证据，用最新的信息和实践经验去证明有的结论正确，用这些被剪裁的东西，就要犯军事错误；其次，既不能随意增加一个与该战争无关的因素，也不能任意减少一个对该战争有作用的因素。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都不能随意夸大或缩小敌情。认识自己一方的情况和识断战争环境，也必须客观、准确、既要看到战争的高技术因素，又要看到战争的全部基本因素。既要看到战争的不利条件，又耍看到战争有利条件。 要从战争的客观事实中引出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战争的客观实际决定战争的理论、思想和作战方法。要做到驾驭战争，就必须抓住战争的本质和规律。驾驭战争者，应该具备战争实践、战争认识和自我意识调节能力，在治军和作战中，对战争客观规律和眼前实际的认识上，自觉控制和纠正由自身情感和品格等非理智因素所造成的偏差，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理中有情、情中有理，不要孤芳自赏、自厚薄人，要冷静理智，处事客观。引古理通今情，吸古训巧治战。 本质决定客观事物具有各种表现的报据，是内容和形式中决定性的东西，是客观事物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方面，事物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内容的更新，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式，多变和易逝的、个别和表面的东西。因而在观察战争、分析战争和战争实践中，应首先注重事物的内容，讲求实效，不能脱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形式。战争既是一个统一整体，又以他物的存在为条件，总把他物做为构成自身因素并包含于自身之中。要运用理性思维从个别、丰富、易变的现象中，去寻找一般的稳定的本质。战争中，敌对双方总是主动地制造各种假象，来掩盖己方的真实情况、真实意图，以迷惑对方。如若搞不清假象与本质的区别，那就必然要上敌人的当。本质和现象又是统一的，这使得我们可以从分析战争的现象入手，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获取大量的现象材料，然后进行分析和综合，从中揭露出本质。（比如高科技革命引起军事革命，使得武器技术装备和战法产生质的飞跃）从直接性的认识走向间接性的认识，从对事物的外表认识走向对事物的内容认识，从差别性中寻找共性，从排他性中寻找统一性，从多中寻求一，从一中寻求多，从同去理解异，从异去理解同。从单纯地认识事物的自身关系，引向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立胜之法在因机。事机为事物发展关键，对事刚露头，就能抓住它，顺应它。控制势头向一定方向发展，因情机可行勇。 ２．全面的观点 不能视战争为儿戏，要从全部总和和互相联系中去掌握战争情况。只有全面、充分地占有材料，才能抓住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不仅分析战争的性质需要坚持全面的观点，而且分析战场情况、作战态势、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研究战略战术等，也应如此。否则，通过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研究战争的每一个问题，都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弄清战争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战争出现的情况也不相同。必须考察战争的全部因素。战争的各种因素，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为中介，相互联接、相互作用地构成了战争的整体。战争各因素的联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等，其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坚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而不把各种现象机械地罗列到一起，才能抓住战争的本质和规律。 ３．系统的观点 解释战争复杂现象不仅要通过它们的组成部分，而且要估计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总和。战争是一个活生生的开放系统，系统与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它可一维发展、也可多极跃进。当自身某一因素在反馈中不断增大，原结构又无力控制这一波动时，旧的平衡以至整个系统就会出现解体的危机，推出一个全新的更高级的结构，其稳定需要更复杂的条件来维持。战争真理只有一个，而通向真理的道路却决不仅此一条，战争形式的多样化，决定了用兵育兵多样化。系统的观点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密切相关的。系统的原理是把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原理具体化，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系统的方法是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部分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考察，精确地描述事物的运动状态和规律，达到最佳处理问题。战争领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部分，除了自己作为一个系统外，还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战争的每一方都是一个系统，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两个系统的对抗。战争领域布满关系网络，战争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整体不等于它的要素机械叠加，各要素良益耦合作用，会使整体力量远远大于各个部分、要素之和。在军队中，同样数量和质量的人与武器由于结构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力量。乌合之众决不能战胜具有合理编制、协同动作的军队。这就证明了，从整体上打击敌人是战争指导中的最重要原则。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东西的。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用整体来统帅各个部分，战争的各个阶段和部分，必须服从战争的全局。在考察战争的某一局部或战争力量的某一要素时，必须把它放在它所处的有机整体——它的系统中去，要考虑到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系统是由许多要素的相互联结所构成，要素的功能、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结构方式决定着系统。因此，应根据战争力量各要素的变化和战争情况各部分的变化，对战争中的系统进行调节。 军事系统的结构表现为：军队的编制体制、作战中对军事力量运用和部署形成的态势等。前者为后者相对静止的状态，后者则是前者展开的状态。军事系统的功能是指军事系统在战争的特定环境中发挥出来的作用或能力，它通过系统与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战争是敌对双方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哪一方能适应战争环境，作用于对方的能力强，哪一方的功能就强，就能获得胜利。军事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故此应以结构谋功能，以功能促结构的优化。 就战争力量而言它的每一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必然要影响和依赖其它要素，与其它要素形成一定的联结形式。必须把它们按照其固有的联系组成一个有机体，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它。只有将分析的系统结构重新进行系统综合，才能把握军事系统的整体，揭示出各个部分和要素在分散、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才能弄清军事系统的内外联系。军事决策和作战指挥往往要经过系统综合到系统分析再到系统综合这样的过程。 系统最佳化效应就是使军队有最佳的编制体制，实行最佳管理，使作战系统获得最佳功能和效果，战争力量的部署具有最佳结构，指挥作战选择最佳方案和决策等。要达到这一点，先要明确目的，尔后制定方案采取相应行动。目标确定后，即在达到目标可能有的多种方法途径中，系统分析，综合评估，定其利弊和价值，选其优决策之。战争作为一个规模大、单元多、变化迅速的大系统，要迅速、准确地确定最佳作战计划和方案必须由过去一般的经验决策上升到科学决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４．发展的观点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质变和量变相统一的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且其运动、变化和发展更加迅速和急剧。战争双方都是在主观指导下能动地进行活动，因而，驾双战争应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战争中的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发展是事物在过程中的所发生的根本性质的变化。战争的产生和灭亡、爆发和结束，就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既要看到当前的战争情况，又要看到尔后发展的战争情况。战争是由和平变化而来，它又可以变为和平。度是质和量的特定统一，主观认识和战争活动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度，不能主观随意地去超越度、破坏度，“注意分寸”“掌握火候”。在和平时期，认识考察战争因素的变化和发展，可以预见到战争的发展，在战争时期，根据各种情况的发展变化，可以预见到战争呈现出的各阶段以及战争的全过程。完全重复不变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战争的客观变化，必然要求军事学术、作战原则和方法以及作战方式随之变化。要适应敌我情况无穷的变化，决不能采用僵死的观点和默守成规。在战争全局上变化相对慢一些，在战争局部上要快一些，而战场上的敌情及敌我所处的态势更是处在急剧变化之中，只有找到情况变化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成为战争的主人。 在战争领域中，量变与质变是普遍存在的。量变是度范围内不显著非根本性的缓慢变化，没有量的积累就不会有质的飞跃，质变是属范围外显著根本性的急剧变化，统一物分解，平衡静止等破坏状态。量变一旦突破临界点就舍引起质变，质变必然引起量变。要促进事物的发展满足于单纯的量变细小的进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条件具备时及时实现质变。和平变为战争，是一种质的飞跃，但是，这一质的变化，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不是骤然发生的。战争爆发前的战争孕育过程，就是由和平到战争的量变过程。在这个量变过程中，从形式上看，是处于平静的和平状态，但是，从实质上来看，战争的因素往往在不断增长着，引起战争的政治经济矛盾在不断的尖锐化。当战争因素的量增长到接近爆发战争的“关节点”时，就成为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小的事件或现象，就可能使量变突破关节点，导致战争的爆发。现代战争往往是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但是，无论怎样突然，总是有征兆可察，只要和平在向战争发展，就必然会有量变的表现，只是其表现有显著与不显著的区别。战争进程也是按照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发展，敌对双方力量强弱转化，攻防转变，等先从量变开始，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为量变开辟道路，最后决定战争的胜负，战争发展过程结束。作战原则，军队建设、武备的发展等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们在驾驭战争中，不仅要把握事物的质，而且还必须把握事物的“量”和“度”，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把握事物的质量界限，在行动中掌握好火候，作战行动适度，是战争指挥艺术的最高体现。 战争领域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复杂曲折的。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否定旧事物，此时，也必然要受到旧事物的反抗和阻碍，刚问世的新事物因其欠成熟和柔弱感，其缺陷和不足增加了发展中的困难。思想保守者往往抓住新事物的某些弱点和不足来大做文章，或者全盘否定它。老武器、老办法往往比新东西强一些，因为它们曾经是有过黄金时代的新事物，人们使用曾经获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已很习惯和得心应手。即使这些旧武器和旧方法早已失去生命力，但它们仍然还会有存在的稳定性，而对新事物的挑战，还会有很强的力量来阻碍和压制。谁能在新的战争到来之前就抛弃了过时的东西，掌握了新的东西，谁就会处于主动的地位，反之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然，还须保留过去各个时期积累起来的、现在和未来仍然有价值的一切东西，这样才有利于战争新事物的发展。战争过程的发展也是往往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只有用矛盾的观点才能理解发展过程的本质。只攻不防，只进不退的战争是不存在的。 ５．矛盾的观点 驾驭战争，就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内在矛盾的运动，并根据其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正确认识与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作战指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知道战争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战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而有规律的事物。运用矛盾观点正确地理解和处理战争中矛盾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问题、具体地分析战争矛盾，正确地认识战争矛盾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阶段上的不同方面的不平衡性和差别性、具体性，实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战争和作战指挥领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矛盾体系，战争中充满了矛盾，各种矛盾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战争的总体，其中有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等。一切对立面之间无条件地都具有转化的联系，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的实现都是有条件的。只有转化结束对峙，使矛盾解决，才有事物发展。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都力图用以暴力为中心的各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经济政治目的。武装斗争是战争基本矛盾的表现，同时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手段。这一手段有两个方面，一是战争力量，二是战争运动过程，前者是武装斗争的基础，后者是武装斗争的实现。战争的任何一方，耍使战争的基本矛盾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并解决，就必须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通过战争的运动来打垮敌人的武装力量，迫使敌方改变其政治经济目的。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状态不仅是矛盾存在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少的阶段，而且是发挥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促进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矛盾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矛盾己达完全成熟，这时才需要促进对立面走向转化，具备转化条件才能实现让位于新矛盾。由此而产生了战争运动过程的矛盾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矛盾，前者主要表现为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展开，就出现了攻防、军力的集散等，其统一、斗争和转化，达到战争基本矛盾的解决；后者主要表现为战争的政治、军事目的与战争力量、军事理论之间的矛盾。军队建设就是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同时又受这些矛盾的制约，要通过军工生产，军事训练和科学实验，军事思想学术的研究，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部科学的发展来实现。战争中的矛盾除了具有矛盾的一般属性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每一对范畴自身的矛盾与敌对双方之间的矛盾相互规定、相互表现。绝对东西存在于相对东西之中，相对东西贯穿着绝对东西，斗争性只能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不能离开斗争性而存在。矛盾斗争性不需要条件，矛盾同一性在一定的必要条件下才能形成。例如进攻和防御，战争的任务一方都具有攻与防的矛盾、同时又有敌对双方之间的攻防矛盾。这两种意义上的矛盾相互规定、相互表现和相互联结，形成一个完整的攻防矛盾体。在战争中，每一方自身的攻防矛盾通过敌对双方的攻防矛盾体现出来，敌对双方的攻防矛盾是战争双方各自内部的攻防矛盾的表现，同时又制约影响甚至规定着战争各方自身内的攻防矛盾。 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不能单纯地藐视敌人或重视敌人。而应即藐视敌人又重视敌人。要把作战计划建立在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上，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而在作战中，不论是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对敌人、对自己都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把革命的胆略和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逆境中不忘前途，顺境中不存饶幸。６．实践的观点 实践由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矛盾所构成。观念的东西转化为现实的东西，现实的物质的东西也转化为观念的东西，实践既消除了精神的片面的主观性，也消除了自然物质的自在的客观性，精神被物化了，物被精神化了，由此形成了主观与客观更高的统一关系。实践的基本要素是目的、手段和结果。目的就是实践过程之前，在人的头脑中预定的活动结果，体现实践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形成对自身需要的意识，消灭外部对象当前的自在客观性。正确的主观目的以意图、动机的形式，主体的能动性及其与客体的观实关系为根据，规定人们的活动目标。手段就是为实现某种主观目的，主体对客体采用的作用方式，是目的在客观对象中实现自身的中介。只有符合主观目的要求的自然物才能成为手段，实现不同的目的必须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手段，不管手段的客观运动过程多么复杂，必然有一定的心理逻辑过程与之对应。超人的心理控制的自然过程，即使偶然地也达到了人的某种目的，但仍然不能成为主体实践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的区别是相对的，人们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往往首先必须把实现这一目的手段作为目的，为了实现全局性的目的，在局部上必须把实现这一目的手段当作眼前目的。结果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现实的统一，实践结果检验着主体的理论认识，坚定、修正或扩大主体活动的目的及其能力。 理性在实践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人类要获得实践的功能，必须认识和利用外部对象的规律的通过精神活动的机制作用。主体只有具备一定的理论理性才能从事实践，必须运用逻辑思维分析实践结果，了解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从中认识自己的本质和能力，检验原有的理论是否正确。运用理论理性以更客观的形式、批判地审视实践。设想实践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理智地指导实践。 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实践理性是发挥主体能力、使用手段进行实践活动的控制中心，实践理性反映非埋性因素，以理性的方式，把盲目的冲动转化为实践的意志，对朦胧的情感、欲望进行审视、强化或抑制，把情感和欲望付诸实践。任何实践都是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的统一。当然作为实践系统的总体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人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因而是不依每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人的意志总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和合力，每个意志对合力有贡献。 在战争这个系统结构中，主体与客体不是作为孤立的要素而存在着，而通过系统整体化，彼此规定对方，又却为对方所规定。认识活动的改造活动的转化中，必然性是认识事物的依据，应然性是改造事物的尺度。实践既能超越主观观念，使主观转化为客观，又能超越客观对象，使客观转化为主观，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现实统一。 战争实践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一名优秀指挥员在作战指挥中的成功，往往是两次战胜敌人的结果，先是在思想上，后是在现实中。任何作战方案，都很难通过实验的方法检验其优劣。但是，借助想象力、进行思想实验，却是必要的、可能的。强烈的富于创造性的想象能使指挥员更好地理解上级意图，正确估计形势、预见作战进程，定下合理决心。在作战计划和作战决心形成的过程中，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辅相成。发达的逻辑思维必然伴有生动的直观形象，而生动的直观形象只有在严密而清晰的逻辑思维中才能产生。 （二）战争指导艺术 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其奥妙在于，除了双方的物质条件外，指挥或战争指导艺术是个决定性因素。高超的指挥者既表现于熟谙战争的一般指导原则，更精于把握作战的特殊规律，非按图索骥而在作战中妙用。战争指导艺术的根本在于，要把知识、经验和战场情势巧妙地结合起来。既严循法度，又富有创造。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首先懂得战争活动特定的本质和规律，对不同的作战活动有足够的理性认识，并在理性认识指导下，洞悉具体战役战斗的关节要害。 １．战争指导者要有超人的洞察力、判断力作战决策的前提是察敌和料敌，“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居茅庐而经略全国。”科学预见敌我态势的变化、发展，既能抓住战争每一阶段，又能跨越某些战争发展阶段，在把握战争结局中，制定军队的作战方针。善于因时因势，以变应变，以非凡的胆略和精深的辩证思想、正确择敌，趋利避害。像疱丁解牛一样，解析强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诡道使得战争信息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判断、抉择都不是在知其全部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就使得战争活动常常存有很多危险。尤其是关系越重大的战役战斗，越可能波谲云危、险象从生，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战争指导高敌一筹是真知灼见、英雄胆魄和巧用作战手段，使得战役战斗的构思及行动方式充满机智的规定。 ２．战争指导者最紧要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关照战争的全局上面关照战争全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能左右全局的“命门”穴位上，即对作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节点上。把握关节是个抓主要矛盾，加速和推进战争进程问题，善于根据每次作战的具体情况，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孤立中抓联系，从静态中抓发展，把握每个关节点表现的形态特征。要以全局利益为重，整个战争和战略全局犹如一盘棋，相对而言，各战场、各方向乃至各个部分如盘中棋子。小至战术行动、大至战略方针，都为战争全局的一部分，每投下一个棋子，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整个态势的发展。 战争指导者必须统筹全局，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掌握抓住枢纽带全盘的艺术，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疲于应付为高屋建瓴。 ３．战争指导艺术是识、胆、谋的统一 识就是方向盘、谋就是发动机，胆就是燃料油。识给人以正确的思维向，使基明了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胆给人以勇气和毅力，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敢于犯难克险，勇往直前，谋则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法，推动作者活动向前发展。 识、谋和胆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活”字面做文章。活是战争指导者最为精彩的一笔。活，重要的在于对战争指导原则的灵活运用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深刻理解。巧妙地运用和变换战法。活，就得发现机遇和抓住战机。机遇作为战争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有着许多特殊的规律和特征：偶然性，战争史上，任何一次机遇的出现往往具有突然性和偶然因素，故要善于从大转折，非连贯性及突然出现断裂中，预见把握机遇；模糊性，战争中的机遇仿佛总是戴着面纱而来，如若等到完全看清后再采取措施，机遇可能早已从身边消失，故要有预见和准备、勇气和胆量；共享性，机遇对作战双方都是公平的，机遇一旦被对手利用，对己无疑是不利的，古人云“兵之交、将争谋、帅争机”。 ４．作战指挥的关键是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 辩证地分析战争情况，既不漠视或否认，也不夸大或缩小。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着眼特点、发展和变化，备有多种方案。把握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积小胜为大胜。 ５．正确把握战役枢纽 枢纽，是一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部位。战役枢纽是战役指挥员依据全局意图，结合战役实际，所选定的对战役胜负具有重大乃至决定影响的关键问题，一旦抓住了它，满盘皆活起来。只有将全局了然于胸，用战略眼光，战役枢纽才能选准。辽沈战役首战北宁线，打下锦州，就把抓住了东北乃至全国战局的主要矛盾，正好击中敌之要害。要从战役战场的环境来把握枢纽。综观战史，凡精明作战指挥者，无不深谙此道。孙膑先知马陵之险，尔后才定下入魏之计。从战役发展的时间概念来把握战役枢纽，时间就是胜利，攻取某地其本身价值不大，但在何时吃掉该敌，则至关重要。要协调好战役发展的各阶段，促使战役转折适时出现。 ６．统筹好战役战斗自身的全局 首先要明确战役战斗全局所含内容，然后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其次，正确认识战役、战斗在战争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解决对战略全局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再其次，坚定不移地贯彻全局的意图和上级指示，自主积极负责地完成任务。只要战略需要，战役战斗再困难也要打胜。 变通、创造和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通就是在于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遥制”，同时给战役战斗指挥员“临时处置一切”权利，为战争全局利益而机断行事。创造就是战役战斗指挥员从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出发，善于在上级总意图下，积极而富有创造性地组织与实施战役战斗。建设就是考虑全局得失，大胆提出对战略全局有利的建设性意见，即使可能与上级指示精神相悖。 ７．战争指导者要精心谋划、权衡决策 多看几步，这是谋划和决策的基础。用兵如博弈，棋高一着者胜。要眼光敏税，在时隐时现、朦朦胧胧的条件下看到真情，切忌情况不明决心大。 多想一想，这为求得计划周全。用心去想，才能产生出正确的贴进实际的方案，每临大事有静气，不忽视细节，意外情况往往出在细节上，当然多谋还需善断。 多案权衡，是为解决择优问题。要想把仗打好，光有一个方案不行，要从多方面设想，权衡利弊。多手准备，为防意外。战情多变，变化急剧，要多预计几种结果。作多手准备。 ８．战争指导者要善于创新路用奇招 《兵经》说：“克敌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术误之也。”要想让对手去做你所期待的事情，那就应当先去做对手所期待的事情。要想让对手听你调遣，最好的办法是朝着与自己目的相反的方向去行动。在活力对抗中寻求制胜之策，不仅要注意从相辅中求相成，更应学会从相反中求相成。在斗智场上，对抗双方都不愿做对方所期待的事情，但由于一方的行动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反行动；一方的对策必以另一方的行动为根据，这就使双方的目的在相反中包含着相成，双方的对策在相背中包含相容，在排斥中存在吸引。“正面文章反面做”，给彼方制造出一个错误的决策根据，使对方朝己所期待的目标走去。 在知己知彼、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敢于从奇处着眼，险处动手，在不可能中寻觅可能。利用敌之不意和不备，以小代价换大胜。面对若明若暗的战场情况要善设疑问。疑要恰到好处，不能多疑不断和疑问被惑。要用发展联系的多向思维去接通一个个“因果环”，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中，善于发现“路转桥溪可见”的新途径。四、控制战争战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控制现象，它标志着人们对解决社会矛盾的行为进行选择与控制的程度。人类有毁灭自己的能力，但不应有自毁的权利。人们对战争的控制能力，不是自选择的演化过程，而是控制主体与被控制客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它有多种通道可供选择，存有多种可能性。当人们面对激化的社会矛盾而无所选择或无力控制时，战争才会爆发，反之，如若还有其他解决社会矛盾的选择或能够把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控制在“临界点”之内，战争一般是可以避免的。 战争是多因素集合的动态社会现象，其运动规律不完全是事先严格确定，而是由发展过程中某一较高的事件概率所决定。战争形成中会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以致产生出大量偶然的事件，这些因素和事件在宏观一体的运动中，最终导致多种偶然性倾向相互抵消，形成总体上的平均值，战争走向是由这一平均值反映出来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因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而不是循环的）社会过程。现实战争只是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其一的结果，而不是必然如此。人们真正有所作为的地方不在于如何解释战争，而在于如何控制战争。人与战争构成的双向选择信息通道，不仅战争在选择人，而且人也在选择战争。人们不能随意选择自已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矛盾，却可以在既定的历史舞台上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控制社会矛盾的演化，这是人在社会必然中不断获得自由的根本原则。 战争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周围环境有着相互依存和作用。开放程度如何，直接决定战争效能大小。战争进程的发展，总是由不平衡的状态，进入相对平衡状态，再发展到新的不平衡状态。这也是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在战争中的表现。战争开放系统的非平衡、非线性涨落和突变等方面现象和规律，决定了战争时刻离不开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环境。吸收负熵流、排除正熵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战争的自组效应和非线性关系，决定了它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而且还决定了系统发展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和选择性。对战争必然的认识愈深刻、准确、全面，人的战争活动自由自觉程度即自由度就愈高。人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人的意志和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否则会遭规律惩罚，导致活动失败。人在规律面前决不是消极被动，无能为力的，在正确处理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上，人的意志、行动起着重要作用。人虽然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但可以通过认识和掌握规律，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历史条件和表现形式，促使规律的作用为人的自觉目的服务。 人与社会矛盾的相互作用表明，人是战争过程中的控制者，客观社会矛盾只是人们的控制对象。人们不能选择控制对象，却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目标和条件选择多种控制方法。对激化的矛盾通过控制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稳态，战争形式及以后的情况可能不会发展。如若人们对虽不尖锐社会矛盾过程发展失控，也可能触发战争。资本主义国家无战事，并不等于无矛盾，而是他们的社会控制机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战争来自社会控制的两个方面：第一，客观社会矛盾的存在与激化；第二，人与社会组织对客观矛盾如何选择行为方式。战争是一个相对的控制过程，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绝对过程，一切取决于主客体之间的控制程度（这是可以量化的），而不单单在于社会主体因素如何，或社会客观矛盾如何。战争不仅是一种社会控制现象，而且是一个不断改变社会控制机制的历史过程。战争并非单一轨迹，因果分明的客观必然过程、纯主观产物。战争是否爆发取决于战前客观社会矛盾与人们的行为组合。人类不会沉溺于对战争的必然结论中而无所作为，他们在社会进步中将不断提高自己对战争的认识与控制。 战争的突变和激变为人类社会连续渐变引起飞跃的特殊现象。揭示其突变规律，并进行分析和预测，为控制战争所必须。 从一种稳定态到另一稳定态的跃迁，把握事物的质量互变过程，为人们认识战争突变过程的形成、发生、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战争系统存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上千个变量，且互相之间存在强烈的非线性耦合作用。战争系统也有稳定态与非稳定态之分，在微小的偶然扰动因素作用下仍然能够保持原来状态的是稳定态，一旦受到微扰就迅速离开原先状态的则是非稳定态。非稳定态不能保持，因为偶然的微扰实际上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总是不断变动着，直到达到某一稳定态才告一段落。因此，从非稳定态到稳定态变化，是战争系统运动变化的一种趋势。战争系统的各种状态，在外部控制因素的影响下是相互交错。战争系统因素变动的函数图形可分为单值区域和多值区域，在单值区域，一定的控制因素对应于唯一确定的稳定态，在多值区域，一定的控制因素对应于若干个状态，其中既有稳定态，也有非稳定态。战争系统状态变化的函数图形，可分为稳定区域、非稳定区域和两者的分界线，如状态开始处于稳定区域、在控制因素连续变动时，状态也随之连续变化，当控制因素变动到一定数值（临界值）时，状态就会达到稳定区域与非稳定区域的分界线（临界曲线），这时虽然不再变动控制因素，但由于微扰的不可避免，状态仍然会迅速离开临界曲线，跳跃式地变化到某一新的稳定态。 战争是渐变还是突变，完全取决于其中间过渡态。即在严格控制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质变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不稳定（或稳定），则它将是一个突变（或渐变）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只要改变控制条件，一个突变过程可以转化为渐变，反之亦然。战争爆发时，常常是一种突变，向和平转化时往往要经历一个缓慢过程。这也暗示，相应的战争模型中有一折叠区，战争爆发时各种因素将战争行为推入这个敏感折叠区，和平时各种因素又使战争行为绕开折迭区，并沿着曲面的边疆部分回升，从而表现出渐变。当控制战争变量不变时，状态变量处于稳定状态，当控制战争变量变化时，状态变量也随即变化，一般呈渐变状态；当控制战争变量达到某一数值时，状态变量原有的稳态消失，发生突变。判断战争是渐变还是突变，关键看其经历过渡态是否稳定。 战争是由大量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影响，又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协作，在与外界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开放条件下，各子系统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所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效应，使战争系能在自身涨落力的推动下自动出现稳定当外界控制变量达到一定阈值时，战争系统就在临界点发生质变。 信息战争的问世对控制战争提出了新课题。信息战争根本不同于以往的火力战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在战争中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信息武器基础上，构成信息网络化战场，进行全时空的信息较量的一种战争形态，并以战场信息的控制权来影响和决定战争胜负。 信息已成为继人、武器技术装备及作战时空自然条件后又一战斗力基本要素。原来的人、武器技术装备、作战时空的自然条件结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