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慈禧

引子 印象慈禧


　　妇孺皆知的慈禧太后，在人们印象中历来是一个祸国殃民、狠毒凶残、腐化保守的一代妖后、恶女人形象。
　　近年来，这种形象在影视剧中开始软化和模糊。最初是被施以漫画式的喜剧、闹剧色彩，后来渐渐进展到探索“妖后”的人性与女性。
　　慈禧太后（1835年-1908年），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后抬入镶黄旗），父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入宫，时年十八岁，封兰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生同治，晋懿妃。七年封懿贵妃。十一年，同治即位，尊其为圣母皇太后，上尊号慈禧，时年二十七岁。曾于同治、光绪两朝三次垂帘听政，扶立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两个小皇帝，是为晚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22日病故，卒年七十四岁。翌年葬入清东陵定陵。
　　妇孺皆知的慈禧太后，在人们印象中历来是一个祸国殃民、狠毒凶残、腐化保守的一代妖后、恶女人形象。
　　近年来，这种形象在影视剧中开始软化和模糊。最初是被施以漫画式的喜剧、闹剧色彩，后来渐渐进展到探索“妖后”的人性与女性。
　　《少女慈禧》是较早的一部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慈禧的电视剧。其主题曲一唱三叹，反复描摹一个女人君临天下的得意与失落、欣喜与悲哀，荡气回肠。如下：
　　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倾国事迹数褒姒，临政唐朝武氏，问两者相比较何所似？男儿尽忠难变志。曾记否几许往事，凤踞高处玉龙失意，坐在帘后细把凤声转，屠龙正是她下旨。可笑是八尺昂藏，朝圣论尽国事。或者当初也曾经想过，孱孱弱质难展翅。
　　从女权主义立场审视慈禧，外国早有先例。I·T·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统治了大清帝国”，“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说她是19世纪后半叶最了不起的女人，这不算是夸张吧？”
　　2003年４月，电视剧《走向共和》热播。该剧于慈禧，宣称旨在将慈禧“还原为一个女人，一个政治家”。其编剧在接受采访时热切地连称慈禧“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优秀（出色）的政治家”，“是一个有着高雅情趣的老太太”。“她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她阴险也好，残暴也好，专制也好，都是为了这个”，“就国内的治理而言，她的官场之道、政治手腕等等是非常出色的”，她爱好昆曲、京剧，“这种爱好使当时的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京剧实际上是从她手里走向鼎盛时期的”。
　　与之同时，新加坡上演了一部为慈禧翻案的西洋音乐剧《慈禧太后》（ForbiddenCity-PortraitofAnEmpress）。该剧作者兼制作人李迪文接受采访时强调，《走向共和》与《慈禧太后》都涉及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前者将慈禧描绘成政治人物，而在他眼中，慈禧更多的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人。他关心的是作为母亲和妻子，慈禧的“内心感受是什么？她真的那么无情无义”？
　　而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南方都市报》载文指出：一个不清楚世界政治格局、只知道用阴险、残暴、专制的政治手腕来维护统治（最后还是统治不下去了）的统治者，不能称为政治家，更不能称为“出色”和“优秀”的政治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政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说，慈禧确实是“女政治家”，但政治家也有好坏之分。《走向共和》的审片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撰文道：慈禧太后掌权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大体而言，她精通统治之术，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权力。对洋务派，她容忍，特别是对李鸿章更是重用有加。但同时，她又严防任何个人、政治派别的势力过大。剧作家魏明伦认为，慈禧误国已是公论，“把慈禧作为一个立体的人写出她的复杂处不是不可以，但她哪里是个政治家？她没做过什么对国家有利的事。她误国、愚昧、腐朽，这点没有争议。”
　　对此，又有人表示反对。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学昭认为，历史上的慈禧执掌国家大权长达四十七年，三次发动政变，三次垂帘听政，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手腕不可能办到。慈禧身上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面，她有推行新政的想法，也考虑过立宪；且对西方文化很感兴趣，喜欢法国女装、高跟鞋和化妆品。她在1903年不顾很多人上书阻止，废除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科举制度，推行西方“新学”，这些均有史可查。但慈禧的文化程度不高、见识有限，导致她的许多决策失误，且新政、立宪都以不损害个人利益及统治为目的，带着浓厚的个人权欲，“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是慈禧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灾难的根本原因，慈禧执政前期擅弄权术、精于内斗，后期不知外情、外交能力差，以致造成丧权辱国的下场。《走向共和》审片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说，过去一讲到慈禧就是祸国殃民、卖国贼、妖后，这种认识就像毛泽东批评的——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实际上慈禧也搞过改革。慈禧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搞了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过去说这是欺骗，说迫于形势是对的，说欺骗实际上说不过去。
　　争论一直存在。
　　网上流传过一篇半真半假半戏谑的文章，内容如下：
　　慈禧太后的伟大与光荣
　　一、早年协助咸丰皇帝处理国事，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咸丰年间政策方针的实际制定者。开创了同光中兴的基础。同光中兴实际上就是慈禧中兴，在当时内忧外患情形之下，实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异彩。
　　二、智擒肃顺，内除权臣，维护了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擒肃顺意义重大，当中体现的大智大勇、艰难曲折，实在超过康熙，更说明太后的过人之处。
　　三、兴办洋务，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这个重大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四、英明决策，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千秋功业，莫此为甚矣。伟哉太后！壮哉太后！以当时的情势能做出这个决策，并能够贯彻始终，太英明了、太伟大了。当时朝廷的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全靠太后定策庙堂，顶住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的干扰和反对，挽救了中国，挽救了大清。
　　五、1906年下禁缠足令，开中国解放妇女之先河。
　　六、勇于并敢于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反抗外国侵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七、平捻乱、白莲教乱。
　　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并重。在太后的大力支持下，为体现同光中兴的伟大成就，建设了颐和园这一文化瑰宝，留存后世。后来有人攻讦说是挪用海军经费，这是推托战败责任的说法。历史证明，这个“挪用”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错误就是“挪用”得还不够。因为历史证明，即使再投入十倍的军费，依然改变不了被打败的命运。当时不“挪用”，结果只会是黄海海底多一艘残骸，而颐和园就不会有了。大家说，是要一艘残骸，还是要颐和园呢？
　　九、甲午战败责任主要在李鸿章，当时以李鸿章为首形成了一个势力集团，他们欺骗太后，把持了海军的建设和指挥大权，历史证明这是一帮祸国殃民的坏蛋。历史证明，内部的敌人比外部的敌人更可怕、危害更大。警惕啊，善良的人们！
　　十、还有很多很多。
　　也许有人说，太后腐败，太后卖国，我们说那些指责有很多是没有证据的，有很多是夸大的，还有很多是别人做的事情也安在了太后的头上。但是应该承认，太后也有她的局限性，太后也是人嘛！我们说她伟大，绝不是指她的错误和不足而言的，看问题要全面，评价一个人也要全面，太后的功绩是主要的，占七分；错误是次要的，占三分。在今天这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如何正确对待太后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真的希望你能多活五百年。
　　众说纷纭。
　　商家也乘势齐上。一时间，慈禧太后几乎进入出镜率最高的人物行列。网上有一则短文戏谑道：
　　某公司推出一种时间机器，能让古人显现荧屏回答问题。各朝各代人物竞相露面，出现率最高的是清代的慈禧太后。史学者向她询问垂帘详情；影视界向她打听宫闱隐秘；美食家向她了解御膳品名；化妆师向她索要养颜方剂……一拨人谈罢一拨人继续，荧屏上打出“即日起有偿提供信息”。老太婆一本万利做起生意，以秒计价，一律收取外币。虽说陵墓被盗一空，可于今她又有了大宗积蓄。
　　不少人给弄糊涂了。他们突然发现，原本自认为熟悉的慈禧太后再次变成了面目皆非的陌生人，需要重新认识了。
　　“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原来慈禧，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第一章 一朝选秀

　　身世谜团

　　慈禧的身世是一个谜。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记载，慈禧生长南中，少慧黠，娇艳无匹，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调，皆琅琅上口，因而得到咸丰帝的宠幸，从一个在内廷供人使唤的宫女，一跃而成为内廷主位之一的“兰贵人”。又说她垂髫时极好修饰。其父为正黄旗参领，因事褫职，贫乏不能自存，惟与候补知县吴棠有金兰之谊，常赖其接济。时慈禧伶俐过人，因拜吴棠为义父，欲得他一些脂粉和钗环衣履钱。后吴棠则由知县开府四川，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
　　《崇陵传信录》则云，慈禧之父惠征原为湖南副将，卒于官。慈禧姐妹归丧，甚贫，几不能办装。舟过清江浦，恰巧与县令吴棠一位新逝故友的灵船停靠不远。吴棠派杂役携银三百两代他祭奠故友。不料杂役将银两错送到慈禧姐妹之船。杂役回衙禀报，吴棠大怒，命杂役立刻将银追回。时有幕僚劝道：“闻舟中为满洲闺秀入京选秀女，安知非贵人？区区三百两结好一贵人，于公或有利。”吴棠从之，反命人抬一桌祭品，自称惠征生前好友，登船致奠。慈禧感激至深，将吴棠名刺置奁匣中，对其妹说：“吾姐妹他日倘得志，无忘此县令也。”不久，慈禧入选进宫，被咸丰帝宠幸，生同治帝；其妹亦为醇贤亲王福晋，生光绪帝。慈禧垂帘听政，为报吴棠恩，不数年即提拔他为四川总督。
　　金梁《四朝轶闻》又说，慈禧之父惠征为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因亏款被罢官，殁于归途。慈禧陪母扶梓归，贫穷不堪，无以为生。北京旧俗凡家有丧事，每雇妇女善哭者助哀，旧称号丧女子，亦曰“丧娘”。慈禧年少善歌尤善哭，遂充丧娘以资糊口。每哭，凄切动人，吊丧者大悦。
　　影视作品以这些野史、遗闻、逸事、笔记中言之凿凿的传闻故事为基础大加渲染，于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少年慈禧形象，进入了千千万万老少妇孺的脑海。
　　而这些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呢？有史学家回答：一言以蔽之，曰否。
　　那么，慈禧到底是哪里人？其家世又如何呢？
　　较盛行的观点认为，慈禧是满洲镶蓝旗人，出身官僚家庭。其曾祖吉郎阿，为嘉庆朝军机章京，补授户部员外郎，掌银库事务，后调任刑部员外郎，官阶五品。其祖父景瑞，以监生捐笔帖式，累迁至盛京刑部主事。慈禧之父惠征，也以监生任笔帖式，累迁至吏部郎中兼工部宝源局监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外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正四品。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三年三月，太平军攻至，携带饷银印信避至镇江，因被开缺。同年六月初三病死镇江，终年四十九岁。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慈禧垂帘听政后，将其父家抬旗，改隶满洲镶黄旗。翌年，追封惠征为三等承恩公，赐谥端恪。慈禧之母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父惠显（即慈禧外祖父）在道光年间历任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工部左侍郎，并兼京营右翼总兵，后调任归化城副都统，官居二品。慈禧祖上世代为官，虽称不上达官显宦，也算得上是一个富裕的官僚家庭。所以野史中有关慈禧早年丧父，贫不自存，不得不给人家做丧娘等故事，可能是以惠征死前曾被开缺而穿凿附会、信口雌黄。
　　至于慈禧的出生地，推测应当是北京。慈禧出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1835年2月），时其父和其祖父都在京城任职，其外祖父惠显则远在山西归化城，其母当与其父及祖父同住，所以慈禧出生地当在北京。而故宫档案记载，慈禧娘家住所就在北京西单牌楼劈柴胡同（今北京西单辟才胡同）内。
　　以上有关慈禧家世的记载应该无误。然而，慈禧家世不等于慈禧身世。上述慈禧出生地，是从慈禧生日与其父和其祖父的任官地点推测的。而事实上，目前还没有找到官方有关慈禧身世（从出生到入宫前的经历）只字片言的档案和其他记载，尽管清代自选秀到后妃封册均有、也均应保存相应的档案或其他记载。因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专家俞炳坤等人明确指出：慈禧身世的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不但表现在所记史实过于简略，留有许多空白，而且众说纷纭。慈禧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似乎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答案。
　　关于慈禧出生地，以往有五种说法：“北京说”、“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山西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汝丰表示，目前“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已基本排除，“北京说”和“山西说”可暂时并存。
　　“北京说”如上所述，依据的是有关慈禧父祖官方文献记载。
　　“山西说”则认为：慈禧是汉人，1835年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取名“王小慊”。四岁时卖给本县上秦村宋四元为女，改名“宋龄娥”。十二岁时，又被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征为婢，改名“玉兰”（小兰子、兰儿），因知府夫人发现其双脚心长有贵痣，收为养女。咸丰二年（1852年），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的身份应选入宫，从此平步青云，直至皇太后。此种说法源于1989年6月，长治市郊（原属长治县）上秦村村民赵发旺、宋双花、宋六则、宋德文、宋德武等人联名致信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说慈禧是上秦村人，他们是慈禧的五辈外甥和五辈侄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历史事实。由此，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奇开始进行慈禧身世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发表了诸多论证慈禧生于山西的著述。
　　“山西说”的主要依据是所谓慈禧遗迹、遗属、遗物和民间口碑传说史料。大致有六项：
　　1、长治县西坡村现有慈禧的四辈侄孙王培英。西坡村田花则老人旧宅西面有慈禧出生地遗址；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荒滩岸边有慈禧生母之坟。长治县上秦村现有慈禧五辈侄孙女宋双花、侄孙宋六则、宋德文。上秦村关帝庙后有慈禧童年住过的宅院，慈禧进宫当“朝廷娘娘”后，村里乡亲称之为“娘娘院”，至今保存完好。
　　2、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衙后院保留有“慈禧太后书房院”。慈禧小时候被卖给潞安知府做使女，后被知府夫人收为养女，并在府署后院设书房供其读书。这座书房至今基本完好。民国元年、二十七年，均有人在该院内见过绿漆刻写的“慈禧太后书房院”木牌。
　　3、长治县西坡、上秦两村及附近村庄，关于慈禧是本地人的说法百余年来世代相传。据调查，西坡、上秦两村700多户、3000多人，有口皆碑，都说慈禧是本村人。西坡、上秦两村附近各村年纪较大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写成书面材料的有150余人。即使在“阶级斗争”最严酷的文革期间，当地人仍坚持此种说法。
　　4、现存五件证明慈禧是长治人的实物。一是西坡村王培英家保存的“家谱”。内有慈禧乳名及“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等记载。二是上秦村宋六则家发现的慈禧寄给宋家的信（残片）。据考证，该信为他人代笔，但从熟知宫中情况看，确为宫中人所写。信中谈到慈禧本姓宋，后来进宫当了皇太后。从残信可知慈禧与宋家有信件往来，曾与宋家人见过面，捎过银钱。信封所写“宋禧余”是慈禧养父宋四元的亲侄、慈禧的堂兄。三是宋六则家祖传、光绪年间皮制清朝帝后宗祀谱。四是宋六则堂弟宋德文家保存、宣统年间皮制清朝帝后宗祀谱。上秦村宋家存有清廷所制帝后宗祀谱，表明其时属皇亲国戚。五是慈禧寄给长治宋家本人的照片。
　　5、慈禧生活习惯与言行有出身山西的蛛丝马迹。首先，慈禧爱吃山西食品：慈禧晚年吃的干鲜水果均来自山西人在北京经营的干鲜水果行。慈禧爱吃长治百姓日常所食的窝窝头、小米粥、“团子”。不吸关东烟，吸长治人爱吸的水烟。其次，慈禧善唱山西民歌，爱看长治地方戏上党梆子。咸丰帝曾问慈禧：为何擅山西民歌却不会满族歌曲。她说：因幼年随父在潞安府长大，故熟悉当地民歌。其次，慈禧信任山西、长治人，曾任用山西人杨殿栋及长治人原殿鳌做御前侍卫（原殿鳌之女、八十九岁的原玉喜口述），曾用长治小常村陈四孩做御厨（陈四孩之孙、八十一岁的陈臭狗口述），曾用长治七里坡村韩印则的二老奶奶做奶妈（韩印则口述）。再次，慈禧关心长治、照顾长治同乡及地方官。慈禧曾往长治避暑，暗示潞安知府在长治建一颐和园式的园林，并亲自以“颐和园”的谐音为其起名“义合源”，并曾计划将潞安府改建成“中京”（长治鹿家庄村八十六岁的秦氏口述）。最后，慈禧对汉官和汉民多方关照。她掌权后重用汉官，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汉官当了总督、巡抚、提督，掌握了清朝实权。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高阳在《慈禧全传》中所写：“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15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10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从前军机上一直是三满两汉，如今一满三汉”等。
　　6、一些史料及研究论著中有相同记载或说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内务府《差务杂录》存有慈禧祭奠惠征夫妇的档案，其中慈禧称惠征夫妇为“先考惠二太爷”、“先妣惠二老太太”，表明惠征夫妇不是她的生身父母。《中国历代皇帝》、《中国近代史新编》说慈禧生于山西。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所着《清宫琐记》说慈禧“生于潞安府衙西花厅”，潞安府就是长治。高阳《慈禧前传》说慈禧“只认识汉字，不认识满文”。给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撰《慈禧写照记》说，“外间传述，谓慈禧家世极为微贱，初仅为他家使女，厥后始选入大内，登宝位焉”。等等。
　　“山西说”的关键之一，是惠征有无可能在山西买长治上秦村“宋龄娥”为婢，后又收为养女。按“山西说”，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1835年2月）；四岁从出生地西坡村卖给上秦村第一个养父宋四元，由“王小慊”改名“宋龄娥”；十二岁又以“宋龄娥”被卖给潞安府知府，那一年应该是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但从惠征履历看，他一直任京官，没有做过潞安府知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始外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比“宋龄娥”卖到潞安府的时间晚了两年。但据史家考证，慈禧家与山西有关的人物还有一个，即慈禧的外祖父、归化城副都统惠显。然而，归化副都统也好，归绥道道员也好，均在雁北，长治却在晋南。归化与长治有什么关系？有无可能是惠征夫人住娘家时买的“宋龄娥”呢？或者如有人推测的那样，“宋龄娥”是被卖给了一个知府或知县，又由他们送给了道台惠征。至于为什么要收养女，恐怕“宋龄娥”脚心长有贵痣之说不大靠得住。有可能是，惠征原有爱女（慈禧之妹），买“宋龄娥”是为顶替己女参加选秀。而“山西说”另一个关键，证明上秦村宋家是皇亲国戚的皮制清朝帝后宗祀谱，在京城及别处并未见到相同之物。
　　但不管“北京说”还是“山西说”，慈禧均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入宫。其父惠征则于咸丰二年二月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咸丰三年六月，当惠征因临阵脱逃被开缺病死镇江时，慈禧是紫禁城中咸丰帝身边的兰贵人。扶灵归乡、家贫无以为生之事，当属子虚乌有。
　　一位晚清史学家描绘道：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是慈禧父亲惠征春风得意的一年。这年二月，他被道光帝圈定为京察一等，受到陛见。闰四月初，升任吏部郎中兼工部宝源局监督，紧接着又外放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元年（1851年），慈禧入宫候选秀女时，惠征尚在归绥道任上。咸丰二年二月，惠征奉调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这是一个鱼米之乡，事务虽较归绥道繁杂，却是个地道的肥缺。圣旨到达之际，惠征全家正为慈禧接受新皇帝的选美而大肆张罗。结果，慈禧被选中，封为兰贵人，命于五月初九日进宫。这对惠征来说，可谓是喜上加喜。送走宝贝女儿，他才携眷兴冲冲赶往江南，七月到芜湖，正式走马上任。而此时的慈禧早已身在绿阴掩映、雕梁画栋的储秀宫了。慈禧非但没有“生长南中”，而且一生中根本没有去过南方。至于刚当上咸丰帝岳丈、春风得意的四品大员惠征，又何必非要和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吴棠“义结金兰”呢？这些显然也是空穴来风了。

　　从秀女到贵妃

　　咸丰元年（1850年）春，咸丰帝大选秀女。
　　咸丰帝（1831年-1861年），满族，姓爱新觉罗氏，名奕詝。道光皇帝第四子，满清入关后第九帝，在位十一年，终年三十一岁。年号咸丰，死后庙号文宗。人们习惯称之为咸丰、咸丰帝、清文宗。
　　美貌动人的叶赫那拉氏应诏入选。经过繁复手续和精心挑选，直到翌年二月方正式公布选定之女。叶赫那拉氏中选，封为兰贵人，五月初九奉旨进宫，时年十八岁。后来独揽晚清大权的慈禧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些以野史、逸闻、笔记为基础的影视作品，为吸引观众，往往对慈禧的进宫、得宠、平步青云大加虚构，平添许多离奇色彩。大同小异的故事基本如下：
　　满洲世代与叶赫为仇。努尔哈赤攻灭叶赫时，几乎杀光了叶赫部所有男子。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终发誓：我叶赫那拉氏子孙即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要覆灭满洲！由是，清祖制宫闱不选叶赫那拉氏为妃，而慈禧却混入了宫闱。原来，慈禧年少时随父惠征在江南居住，出落得妖媚艳丽、倾城倾国，尤善唱曲。咸丰初年，慈禧被选入圆明园充当宫女，编在“洞荫深处”当差。一天，咸丰携妃嫔数人游乐园中，忽听有人轻歌吴调南曲，娇声婉转，绵嗲悦耳，心异之。过几天再去，歌声又起。咸丰问歌者何人，答曰“兰儿”。于是咸丰步入“洞荫深处”，命兰儿入见。兰儿，即那拉氏小名。汉女装束的那拉氏袅袅婷婷，秀目撩人，咸丰惊其绝色，由此幸之。翌日，兰儿被封兰贵人。从此仗着色艺，竭力承欢，不到一两年工夫，生下一个皇子，母凭子贵，炙手可热。
　　据考证，清代历朝皇后妃嫔中姓叶赫那拉的大有人在。努尔哈赤有姓叶赫那拉的孝慈皇后和一大妃、两侧妃；从皇太极至道光，有据可查的叶赫那拉氏后妃也有12名。咸丰妃嫔中，除慈禧外，也有三位妃子姓叶赫那拉。可见，所谓叶赫那拉氏不得入选后妃的清朝祖制并不存在。
　　慈禧出身满洲官宦人家，入宫之初，即封为贵人，例由4名宫女奉侍，不需要躲在什么绿阴深处，靠小曲来撩逗皇上。至于着汉女装束和得幸之途，更不符合历史事实。自乾隆以来，清廷严禁入选秀女着汉装。
　　咸丰前后共有皇后妃嫔19人。咸丰二年（1852年），新帝咸丰为其父道光服丧二十七月服除，开始册封后妃，到咸丰三年，共封后妃10人——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其中，兰贵人即后来的慈禧。那么，咸丰中意于其中哪一位呢？应该说，咸丰自即位之初直到临死以前，最爱敬的莫过于皇后钮祜禄氏，其次是丽贵人，再其次是兰贵人。并非如野史、逸闻描绘的那样，“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只钟情衣着入时、举止轻佻的兰贵人。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兰贵人那拉氏、丽贵人他他拉氏被晋升为“懿嫔”、“丽嫔”，同年晋升的还有婉嫔等。然五年五月，清军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后，咸丰只将丽嫔一人晋升为丽妃。以美貌和柔媚取悦咸丰的丽妃占了先机。当时咸丰喜住咸福宫后楹的同道堂，遂特将丽妃移住咸福宫，而懿嫔则一直住在较远的储秀宫。咸丰对丽妃的宠爱可想而知。但受宠的丽妃只生一女，反倒是那拉氏于六年三月得生皇子（即后来的同治皇帝），随被晋封为懿妃，从此母以子贵。咸丰七年，懿妃那拉氏再晋封懿贵妃，之后，地位略高丽妃一等。每逢宫中大宴，东边第一桌是后宫之主钮祜禄氏，第二桌是丽妃和琪嫔；西边第一桌是懿贵妃和婉嫔。
　　慈禧得宠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美貌。I·T·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一书中写道：慈禧太后身高中等偏低，但她穿的鞋跟很高，有的高达6英寸，再加上她穿的满族式服装，从双肩垂落下来，所有这些使她看上去浑身透露着帝王气度。实际上，她也的确颇有帝王气度。她的体形非常完美，走起路来步履轻快，体态优雅，而且单从身体外表来看，她的的确确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女人，与她皇太后的身份非常相称。她的容貌说不上是倾国倾城，但她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十分令人愉快。她的肤色稍带橄榄色，黑黑的睫毛下是一双漆黑的眼眸，这让她的脸颊光彩照人。在她漆黑的双眸里，时而带着微笑，时而闪过一丝愤怒。慈禧女官裕德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说，慈禧虽已届古稀之年，但她“的确还是一个很美丽动人的女性”，她的一双手“不仅白腻，而且是极柔嫩，决不在我们年轻人之下”。这些描述，或许有阿谀夸大之处。但由此推想慈禧五十年前芳龄少女之时，其美貌对咸丰具有勾魂摄魄的魅力，当十分可能。至于各种野史笔记对慈禧美貌的描述和渲染，更是如出一辙。
　　二是才华。慈禧在咸丰后宫中才华出众。慈禧属内慧外秀型的女子，以才见长。咸丰批阅奏章之时，慈禧时常侍候左右、红袖添香。她聪慧过人，耳濡目染加之处处留心，于政务渐至了然于胸。后军务倥偬、拆件极繁，能够协助咸丰清检封事、代为分类。及咸丰后期懒于理政，她便进一步代阅奏章、参与机要了。咸丰妃嫔众多，他唯独选中慈禧协理政务，可见慈禧政治上的才能。同治、光绪两朝，慈禧三次垂帘听政，时政局险恶，内忧外患，她“披览章疏，日以数百，某折某事，洞晰无遗”。长达半个世纪大权从不旁落，直到临死前一日，仍亲自料理光绪后事，扶立溥仪，且召见军机大臣筹议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上尊号的庆典活动，制定监国摄政王（即溥仪之父载沣）授职之礼，引经据典，丝毫不乱。
　　政治才能之外，慈禧还有文学书画才能。《慈禧写照记》中写道，人们只见慈禧政治上之才能，“而其文学知识遂为所掩，不知慈禧太后之文学才调，亦不亚于慈安太后也”。太后“平日最喜研攻中国之文学”，“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中国口语与书面语不一致，以文字表达实非易事，一般妇女尤难于此。“而太后独能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稀有之才。”故人皆以“文学太后”称之。“太后尤善书法，能做擘窠大字”，“笔力绝劲，不作一毫巾帼气。当挥毫时，其腕力之强，用笔之迅，令人赞叹勿及。兔起鹘落，大有心手相应之妙……”“太后不特能书，兼能为画。其所画着色之花草，神采如生，不减名家。”
　　慈禧又有戏剧才能。她酷爱并擅长京剧等北方戏曲，能编排戏词、纠正曲误。《慈禧写照记》说，“太后尤善编剧本。此则人所未知者。太后曾自出心裁，编成新剧本多种，情节离奇，唱腔高雅可喜，较之俗本，大有霄壤之判。予在宫时，曾见其手订剧本，一一推敲，煞费苦心。当演奏之际，太后凝神以观，极为注意。见有可改动处，则立刻饬宫监往后台，传旨矫正之。矫正而后，顷觉生色不少。此可见太后之多才多艺，无一不出人头地。”
　　咸丰亦酷爱京剧，擅长绘画、书法，与才貌双全的慈禧应该说有共同语言。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她为咸丰生了唯一的儿子。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4月），二十二岁的慈禧在储秀宫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时咸丰帝即位已七载，大婚已近十载，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中，终于有后，有了一个可以告慰先人的理由，其欣喜之情难以形容，当即封慈禧为懿妃。并赋诗一首：“敬感天麻祖考仁，佳音储秀报麟振。恩深德厚衷常慕，奕启载祥定名淳。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升香安佑昭慈佑，沉痛难胜永忆亲。”母以子贵，咸丰七年正月慈禧又被晋封为懿贵妃，后宫位次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

　　两宫皇太后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咸丰帝于承德避暑山庄病逝，年三十一岁。咸丰帝独子载淳即位，改元同治。同治帝嫡母、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同治帝生母、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时，“母后皇太后”慈安住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圣母皇太后”慈禧住西暖阁，故又有“东边的太后”（东太后）和“西边的太后”（西太后）之称，是为两宫皇太后。
　　历史上通常说法是慈禧太后揽政四十八年（1861年—1908年）、三次垂帘。实际上，其中慈禧与慈安共事二十年（1861年—1881年）；两次垂帘听政均是慈禧与慈安亦即两宫皇太后共同行事的。
　　慈安太后钮祜禄氏，生于满洲官宦人家。她之所以得到咸丰格外垂青，不到半年即两次越级正位中宫，不仅由于她与咸丰少年便结为夫妇，伉俪情深，更重要的是她美德出众，符合传统道德标准。如果说慈禧以“才”超人，那么慈安则是以“德”服众。据载，慈安为皇后时崇尚俭朴，常服布衣，所穿之鞋系督率宫女所做，且每年必亲手做一双鞋送给咸丰帝穿。外朝进贡的冠服、首饰，多命宫女拿出退还，说：“臣子多一分贡献，便是百姓多一分钱财，倘若收了他们的贡献，便是暗地里教他们去做贪官，所以臣子的贡献万万收不得。”皇后雍容有度，举止端庄，每次见皇上总身着礼服。咸丰对她十分感佩敬重，称她为“女圣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回天乏术，厌闻朝政，偶以游宴自娱，然闻皇后婉言规谏，未尝不从；外省军报及廷臣奏疏有寝阁者，闻皇后一言，未尝不立即批阅；妃嫔偶遭谴责，皆以皇后调停，不久又蒙恩眷。一日，咸丰因深夜寻欢晏朝。皇后听说后，立刻传唤侍寝妃嫔厉声斥责，命太监预备杖挞。咸丰退朝后，见后宫气氛不同往常，内竖肃悚，鸦雀无声，一问才知一向慈悲为怀、从不动肝火的“女圣人”正在训斥昨夜承欢的妃子。咸丰入内，问皇后此妃何罪，皇后跪拜谢罪，责己无德，不能督率后宫，使主晏起，称“恐外臣有议奴者，故召此妃戒饬之，无使奴受恶名也”。咸丰心有所愧，自认贪杯，表示今后少饮，皇后方起，环侍者莫不感佩。
　　咸丰死后，两宫并尊。慈安比慈禧还要小两岁，在人们的印象中，慈安生性懦弱，老实忠厚，且拙于言辞，听任慈禧摆布。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言，说慈禧得子后，恃宠而骄、渐至放纵，咸丰不喜其为人，每与肃顺言，欲废之，但终未忍心。因于病重之际密书一纸遗诏，交付慈安说：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骄纵不法，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按祖宗家法治之，立即赐死，以杜后患。有说咸丰死后，慈安即将此诏书拿给慈禧看了。慈禧震恐，小心谨慎以事慈安，几乎无微不至。一连数年，慈安以为天下太平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病逝于钟粹宫，时年四十五岁。谥孝贞慈安显皇后。据说，慈安死后，丧仪“甚草草”，27日后一律除孝服。慈禧本人竟不持服，大臣近御者仍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
　　对于慈安太后的暴卒，后人颇多疑问。有说，当时慈禧正在大病之中，已数月，慈安独视朝，健康无恙。去世当日上午还曾召见军机，有恭亲王、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慈安和怡无疾色，只两颊微赤。军机退。午后四时，内廷凶信出。百官皆以为是西太后慈禧，既而知为东太后，乃大惊诧。进宫见慈安已小殓，慈禧坐矮凳道，东后向无病，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诸臣仰慰顿首，出议丧事。以往后妃去世，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方才小殓，历朝如此，慈安死，其亲无预其事者，众皆叹为创闻。
　　有说，慈安死讯传来，首先表示怀疑的是御医薛福辰，他称慈安“微疾，请脉后，无需服药”，怎么会突然暴死？左宗棠、方擢也称：“早对时，上边清朗周密，何尝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
　　又有说，光绪两宫再垂帘，慈禧听政益纵恣无度。时慈安益倦怠，不多闻外事，常静摄不出。慈禧乃一人召见廷臣，有事竟不告慈安，慈安颇为不平。七年，慈禧忽患重病，征集中外名医医治，均无效，盖因误认为血崩所致。惟晚清启蒙思想家薛福成之兄御医薛福辰诊其脉，得知病之所在。他在脉案上仍书血崩症，但所开药剂则皆产后补养之品，结果奏效如神。慈禧病既愈，慈安知其病乃失德所致，想使她感悟，一夕置酒宫中，庆贺慈禧康复。酒至半酣，慈安摒去左右，忽慨然道：“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无话不谈。吾有一物，是当年先帝临终给付，现在无所用了。只怕一旦故去，失于检藏，被他人得到，致疑吾二人貌和好而阴妒忌，那不但是吾二人的遗憾，且大负先帝之意。”说完，从袖中掣出一函，交给慈禧。慈禧打开一看，正是咸丰临终给付慈安的遗诏，脸色顿变，惭不可仰。慈安将函索回，就着火烛烧了，一边说：“此纸已无用，焚了为好。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了。”慈禧惭愤交集，强为感泣态。慈安百般慰藉，罢酒而散。此夕后，慈禧对慈安执礼甚恭，不似往时骄纵。慈安暗自高兴，以为收到了效果。不料一日，慈禧命人给慈安送去几盒糕饼，慈安随意尝了一二枚，顿觉不适，然也没有太多痛苦，到下午，突然逝去。云云。
　　又有人添枝加叶，编造出许多毫无根据的离奇故事。如，咸丰死后，慈禧耐不住煎熬，想法弄了一个姓金的标致男子在密室里快活，不意被东太后撞见，从床后将那姓金的拉出来，命侍卫拖出去砍掉。慈禧又羞又恨，于是便和东太后结下生死冤仇。又如，大太监李莲英为讨好慈禧，将一个琉璃厂卖古董的带入大内，被慈禧留住一个多月后放出。不久，慈禧怀孕，被慈安侦之，欲行废后之礼。慈禧先下手为强，派人送去药酒，慈安猝死。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史家以为，这些都是抱着种种目的编造出来的风月文字。何况两宫并重二十载，其间慈禧揽权弊政，史信昭昭，果真有什么“遗命”，慈安何必等到同治帝死后七年，因宫闱传闻方拿出来示威？而权力欲极强又富有手段的慈禧要想除掉慈安，又如何能等待二十年？至于慈禧以禁城为淫乱之地，养汉生子等事更属荒诞奇谈。且不说慈禧二十七岁垂帘听政（时慈安二十五岁）时，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并未闻有风流韵事，到近五十岁反倒煎熬难忍、非找白面小生不成，只说宫门禁地侍卫森严，加之众多侍寝宫女和值班太监，如何躲得过呢？
　　东太后慈安，并非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生性懦弱、老实忠厚、拙于政事。咸丰初年正位中宫时，内外对她已有圣明之颂。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天下人称东宫优于德，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得心应手。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要西宫为她诵而讲之，有时一月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同治初年，东宫断然重用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陟，事无不谘，言无不用。所谓“中兴”之业于此发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因打败太平天国、收复金陵、苏浙，锡封侯伯，实际也出自东宫决断，而西宫同意。西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东太后“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西太后亦感其意，凡事必请示东太后而后行。东太后则更加谦让，事无巨细，必待西宫裁决，或委托军机处主持。人们猜测，她或许以为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所以益行韬晦之计。如此看来，东太后竟是大智若愚。
　　至于东太后之死，历来有“病死说”、“自杀说”、“被害说”三种说法。
　　其中“病死说”是官方说法，也得到史家较为普遍的认可。光绪朝《东华录》载慈安遗诏，中有：“初九日，偶染微痾，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所散遂至弥留。”而慈安并非初次发病，其前还有两次，均类于心血管急症。慈安死前数月，慈禧称疾，“不能视朝政”。时内乱频仍，外患纷至，朝廷事无巨细，均要慈安一人定夺，骤然加大的压力“无疑损害了她的健康”。4月7日（按：阴历为三月初九），慈安略感肺气不畅。翌日晨，曾召御医薛福辰把脉，然“微疾上宾”，未过傍晚，即病重而亡。
　　“自杀说”与“被害说”出自野史传说。“自杀说”是说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多年，慈禧表面上十分敬重慈安，即使她早已决定的事，也总千方百计让慈安先“领会其意”，然后“在群臣面前由其定夺”。但骨子里，慈禧只不过将慈安“当作一尊木偶，由她随意摆布而已”。慈安尽管无能，却清楚慈禧的虚情假意，为退出与慈禧的权力之争，慈安曾多次向慈禧和诸王公大臣表示：她不愿与慈禧一同继续听政。众人不允，慈安只得继续听政，但寡言少语，“一切均由慈禧做主”。慈安的退让正中慈禧下怀，于是她顺水推舟，有时干脆一人召见廷臣。然而，慈禧称病、慈安独视朝事期间，慈禧暗中诽谤攻击慈安，诬蔑她“卖嘱”索贿，“干预朝政”。一再退让的慈安无法忍受，恼恨之余，“吞鼻烟自尽”。然而，如了解上述东太后“大智若愚”的本来面目，这种说法应该难以成立。
　　“被害说”则基于慈禧与慈安结怨已久。这一基点，无可置疑。两宫皇太后表面亲热得如同亲姐妹，实际上矛盾微妙，刻骨铭心，甚至从根本上不共戴天。以慈禧的秉性，她有无数理由可对慈安恨之入骨。首先，同为咸丰妻妾，慈安是皇后，养尊处优，万事不用操心，却被咸丰敬重为“女圣人”。而她不过“母因子贵”，得不到咸丰真心的爱戴温存，只是被咸丰支使、视为抵挡繁杂政务的工具，还落下“窥政”、“揽权”的恶名。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夫之恨。其次，同为垂帘，慈安坐享其成，天下赞颂，做好人；她拿主意、理朝政，却众口微词，成恶人。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名之恨。再次，她自己亲生的儿子同治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对慈安。同治对东太后十分孝顺孺慕，东太后对同治也慈爱备至，二人竟像亲生母子。遇有东、西太后意见不一致，同治往往站在东太后一边。连娶亲这样的人伦大事，同治都不听作为生身之母的慈禧之话，而按东太后的意思选了慈禧不喜欢的女子为后。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子之恨。最后，慈安杀安德海。这本是一件小事，安德海不过一奴。但在慈禧看来，是慈安“持之甚坚”，小题大做，一方面借此沽名钓誉，一方面借此打击她，使她恶名远播。且“打狗不看主人面”，欲翦除她的羽翼心腹，这不能不使她与慈安“积有深嫌”。慈禧女官裕德龄在《御苑兰馨记》中写道：“慈安致安德海于死地这件事，永远没有为慈禧所宽恕。她从第一次见面时就不喜欢慈安，而慈安也一直在痛恨慈禧。到了光绪继续同治做皇帝之后，她们两人的仇恨更深刻到难解难分的地步。”矛盾、仇恨，尽管从根本上不共戴天，但发展到“毒杀”也还要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作案动机并不等于作案。“被害说”需要提供证据。这个证据，还有待于史学家继续发掘、考证和研究。在此之前，“被害说”则不能确定。

　　生活起居

　　慈禧是有名的“奢侈太后”。但正如曾给慈禧画像的美国画家卡尔女士在《慈禧写照记》中所说：中国皇帝之尊严，仅次于天。臣下以犬马声色奉者，自然穷奢极侈，惟恐不得主上之欢心。而皇帝则自以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区区数千百万金之供奉，自亦无所用其顾惜也。所以皇宫奢靡之习历来如此，并不仅仅是慈禧太后。有关慈禧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具体情况，史料中有不少披露，以下简要作一介绍。
　　饮食
　　清代管理皇帝膳食的机构有内务府下属的御膳房、御茶房、内饽饽房、酒醋房、菜库等。其中仅御膳房就有正副尚膳、正副庖长以下370余人及太监数十人。宫中膳食有份例规定。皇帝每日份例为：盘肉二十二斤，菜肉十五斤，猪油一斤，羊两只，鸡五只，鸭三只，时令蔬菜十九斤，各种萝卜六十个，苤蓝、干闭瓮菜各五个，葱六斤。调料玉泉酒四两、酱及清酱各三斤、醋二斤。8盘240个各种饽饽用白面三十二斤、香油八斤、白糖核桃仁及黑枣各六斤，芝麻、沙橙若干。皇后及皇贵妃以下妃嫔、皇子等依等次递减。如无特殊情况，严格按份例供应，不得擅自增减。宫中正餐为早膳（早6时至7时）和晚膳（午12时至下午2时）。晚上6时另有一次晚点。其他时间可随意加餐。御膳膳单需由御膳房在皇帝用膳数日前开出，交由内务府主管大臣审批，而后照单准备。皇帝独自用膳。用膳时由御前侍卫向御膳房传膳，御膳房将膳食放在膳盒里或膳桌上，由侍卫抬送至用膳地点。太监按规定布好菜点，经过验膳（插银板）、尝膳等程序后，皇帝始用。用膳时，皇帝坐北朝南，面前为一长方形上下两层大膳桌，桌上布满精美食具和菜肴，太监报菜名，皇帝有中意者，太监便盛入皇帝碗碟中。
　　慈禧太后用膳与皇帝类同。御膳房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厨工，又从各地采办“禽八珍”、“海八珍”、“草八珍”等，做成全国最好的名菜名点，供帝后享用。到慈禧当政的时候，御膳房更为她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菜肴、点心。每日两顿正餐，照规定需上100碗不同的菜肴。另有两次“小吃”，至少也有20碗菜，平常总在40至50碗左右。慈禧曾乘火车去奉天，临时御膳房即占了4节车厢，其中1节车厢装着50座炉灶，每灶负责做两种菜，共用厨师100名，杂差不等。每餐备正菜100种、糕点水果糖食干果100种。用餐时，慈禧一个人坐着独享，有时命身边女官裕德龄等陪她同吃，裕德龄等也只能站着吃。这么多的菜，除了靠近的几种，其他的菜慈禧很少动。慈禧若爱上了较远的某一种，就吩咐侍膳的太监端近前来。慈禧每餐尝过的菜至多不过三四品，剩下的待她用餐完毕，便一齐撤下。这些菜或当即扔掉，或由女官、宫女、高级太监等依次取食，其中十之八九还是完完整整的，像供祖先撤下来的祭菜一样。
　　裕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写道：“慈禧对于饮食的知识极为渊博，大概可以使当代许多专家吃惊。”慈禧爱吃清炖肥鸭。即将鸭洗净，加调味品装入瓷罐，隔水用文火蒸三天，肉酥骨软，慈禧则只食几筷最为精美可口的鸭皮。慈禧对鸭子似乎情有独钟，据《中国文物报》载：新发现一份慈禧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晚膳的食单，20多道菜式中，鸭肴就有“燕窝如字八宝鸭子”等七种。熏炙菜肴如烤鸭、烧乳猪、熏鸡、煨羊腿等也合慈禧口味。据慈禧自己说，她年轻时最爱吃酥脆如“响铃”的烧猪肉皮。晚年“樱桃肉”取代“响铃”，成为她特别中意的一道菜。
　　遇到节日，比如重阳节，御膳房还额外为慈禧做菊花、枣泥、八宝等各种花糕上供，还有各式饽饽。据说，这天慈禧要到颐和园排云殿吃一种她最爱吃的专用木炭和松枝烤出来的“烧饼夹烤肉”。慈禧小食爱吃小窝头、臭豆腐。小窝头，据说是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狼狈西逃时没的吃，见一群逃难的人正在啃窝窝头，一个足有四五两重，讨来一吃，十分可口。回宫后命御膳房做窝窝头，却再也没有挨饿时吃的那种美味。御膳房绞尽脑汁，用栗子面加白糖做出一两一个的小窝窝头，慈禧虽觉还是没逃难时吃的窝头那么香那么甜，也总算将就了，御膳中也就多了一品佳点。臭豆腐，必是王致和的臭豆腐，慈禧每顿饭都离不了，而且必须当天从“王致和南酱园”买来。
　　现流传有一份慈禧过生日的菜单：火锅二品：猪肉丝炒菠菜、野味酸菜；大碗菜四品：燕窝“万”字红白鸭丝、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字八仙鸭子、燕窝“意”字什锦鸡丝；中碗菜四品：燕窝鸭条、鲜虾丸子、烩鸭腰、溜海参；碟菜六品：燕窝炒烧鸭丝、鸡泥萝卜酱、肉丝炒翅子、酱鸭子、咸菜炒茭白、肉丝炒鸡蛋。只十六品（或者只列主菜？），菜名也无甚出奇，除燕窝外，以寻常鸡鸭肉为主，有如今日普通小菜馆都能吃到的家常菜
　　饮品，慈禧爱饮花茶。她嗜茶成癖，特别讲究。泡茶用的水是当天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所饮的花茶不是经过火焙的茉莉、玫瑰，而是刚采摘的鲜花，搀入干茶里再泡入茶盅，饮起来既有茶香又有花香。慈禧饮茶用白玉茶杯。金茶托上放三盏白玉杯，中间是茶，两边是花。两名太监双手将茶托共捧至慈禧面前，口呼：“老佛爷品茗了！”慈禧方才饮用。
　　服饰
　　慈禧御前女官裕容龄在《清宫琐记》中写道：“慈禧的衣服、首饰、衣料、绣花鞋等，都是分门别类地登在册子上，平常用的和临时赏人的物件归内库，由两个太监总管和四个首领共同管理。赏出去的东西都要写明年月日，赏给某，交到内务府注册。”
　　慈禧的服饰很多。她乘火车去奉天时，有专门一节车厢载运她的服装。她并不预备在那边耽搁太久，因此所带的衣服只是晚春时适用的一部分。但这已足以使她的御前女官裕德龄惊叹：“它的伟大和富丽几使人目为之炫，神为之夺。除却你能看见的一片彩云似的锦绣之外，你就不用想细细鉴别它们。因为它们委实是太多了，太美丽了！”衣服大概有2000件，鞋子不能算多，也有三四十双。好在太后走路的时候很少，平均一双新鞋可以穿五六天。慈禧既拥有如此之多的衣服，当然可以随时更换。但因为实在太多，就是每天换两三次，仍有许多衣服永远穿不到。而她身边人看到，她平常穿的四季衣服不是很多、很新，“只是她平常常穿的几件”，“观其真实之价值，亦不见十分高贵”。比如在冬天，她常穿的就是一件茶青色缎子皮袄，见客时就另换一件丝的或织锦的新旗袍。慈禧与多数女人一样喜欢检阅和欣赏自己的衣物。有些衣服虽是从不再穿，却因有纪念意义，如数十年前她为贵妃时穿过的衣服等，时常要叫太监取来把玩，追念往日的绮年玉貌、美景良辰。即使在出行途中，“每隔四五天工夫”，她也“总要把所有的衣服等等查看一番”。那些衣物每三袭盛放在一个朱红漆的木盘中，由两个太监抬到慈禧面前，全部看完，不啻上千百人的队伍。太后身高中等偏低，喜欢穿高跟的鞋，有的高达6英寸。她有一款大典时才穿的绣花鞋，鞋底很高，四周缀有小珍珠串，如同穗子一样。
　　慈禧的发式亦即清末宫廷后妃的正式发式——“大拉翅”，据说是她自己所创，后来官宦命妇、民间女子纷纷效仿，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戏剧舞台上。慈禧的“大拉翅”发髻，实际是一个高约一尺有余、内以铁丝为骨架、外包青缎青绒布做成的两把头冠套。摘戴自如，又可美饰头发。两把头的头饰有扁方、簪、头花、流苏等。慈禧夏天最喜欢戴的扁方是六十整寿时张之洞进贡的，用檀香木、金丝和小珠子镶成。头花是“大拉翅”发髻的主要首饰，大多以珠宝镶嵌而成。慈禧许多画像、照片中，都能见到她“大拉翅”发髻正中的大朵珠宝头花。慈禧不但喜欢珠宝头花，还喜欢戴大朵绒花。这是因为汉语“绒花”与满语中的“荣华”音近。她常应时节戴不同绒花，如清明日戴绒柳芽，端午日戴绒艾草，中秋日戴绒菊花，冬至节戴葫芦绒花等。
　　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画的油画像中，有一幅身穿黄底绣紫藤萝团寿字氅衣，头上梳的“大拉翅”，簪插了许多珠翠首饰：翠簪、凤钗、金扁方、宝石头花、珍珠头箍及下垂的一串串流苏，显得雍容富贵。但卡尔说，慈禧佩戴之首饰，种类虽多，而终不过珠翠二者。“据说宫里各种首饰都有，但我只看见过慈禧常戴的几种。她最爱的是一个翡翠戒指，一个碧绿戒指，还有头上戴的几朵珠花和一件珍珠串起的披肩。”“慈禧还戴一副小珠子耳环，永远也不摘下来。据老太监们说，这副耳环是慈禧进宫时，咸丰皇帝赏给她的。慈禧每次戴两副耳环，因为她有四个耳孔。”
　　住所
　　慈禧的住所当然首先是位于北京正中的紫禁城。慈禧大半生居住在西六宫。西六宫位于紫禁城中路后三宫西侧，总称内廷西路，俗称西六宫。原有十余座宫殿，清中后期改建为4个院落、8座主殿。除东南角永寿宫和西北角咸福宫外，东部的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及后殿丽景轩为一个四进大院；西部的太极殿、体元殿、长春宫和后殿的“怡情书室”为一个四进大院。同治、光绪皆只有4个后妃，东西六宫均冷落萧条，慈禧遂先后占据了西六宫大部分住所。
　　咸丰二年（1852年），慈禧奉咸丰谕旨，以“兰贵人”的身份入住紫禁城西六宫的储秀宫，在那里生下了同治。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慈禧等随咸丰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驻跸避暑山庄。庄内有烟波致爽殿，殿旁有东西两跨院，分别称为东所、西所，慈安住东所、慈禧住西所，加之在京城时慈安住东六宫的钟粹宫、慈禧住西六宫的储秀宫、长春宫，人们遂私下称为“东太后”、“西太后”，“东宫”、“西宫”及“东边儿”、“西边儿”。同治即位后至光绪十年（1884年）以前，慈禧住紫禁城西六宫的长春宫。光绪十年慈禧五十大寿，又移居储秀宫，耗银六十三万两（加上赏赐臣仆共计一百二十五万两）进行大规模整修，并将同治降生的后殿定名为丽景轩。
　　储秀宫改造后的四进庭院宽敞幽静，两棵苍劲的古柏耸立其中，殿台基下东西两侧安置一对戏珠铜龙和一对铜梅花鹿。回廊壁上刻满了大臣们恭写的《万寿无疆赋》。正殿装修精巧华丽，正中设地屏宝座，后置五扇紫檀木嵌寿字镜心屏风，上悬“大圆宝镜”匾。东西侧各有花梨木雕竹纹裙板玻璃隔扇，分别将东西次间与明间隔开。东次间、东梢间以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纹落地罩相隔；西次间、西梢间以一道花梨木雕万福万寿纹为边框内镶大玻璃的隔扇相隔。西梢间作为暖阁，是居住的寝室。慈禧住储秀宫时，在体和殿用膳，节日在翊坤宫接受妃嫔们朝拜，在翊坤宫为光绪选妃。
　　长春宫南面设有戏台，与体元殿相连。慈禧常和王公贵妃在此看戏作乐。
　　西六宫最前面、亦即最南端是养心殿。清代除顺治、康熙两帝住中路乾清宫外，雍正以后历代皇帝均以养心殿后殿为寝宫，在养心殿前殿处理日常政务。同治、光绪时，养心殿前殿东暖阁是慈禧垂帘听政的地方。听政时，小皇帝坐在前面宝座上，两太后坐在后面宝座上，中间挂一块纱帘。
　　紫禁城宫殿之外，有称为“西苑”的“三海”即中海、南海、北海。三海中有数不尽的楼台亭阁。慈禧常住中南海仪鸾殿，光绪住在附近的瀛台。
　　慈禧六十岁生日前后，常住颐和园的乐寿堂。慈禧在那住了许多年。
　　慈禧的寝殿有炕有床。德龄说，太后睡觉所用的炕也不怎么特别，只是下面铺的软褥比普通的厚一些，冬天要铺三重，春天铺二重，夏天也要铺一重——这也许是她年事已高，比较怕冷的缘故。软褥上罩着一条绸毯，每隔两三天更换一次。她的寝宫内，除却夏天，平常总得生一个暖炉，只是冬天烧得旺些，春、秋烧得弱些。德龄《清宫遗闻》都提到，慈禧有一奇枕，长约十二寸，其上有一个三寸见方的小洞，其中填以曝干之花。据德龄说，这是因有一次抓住了一个偷进颐和园想加害慈禧的人，其后，除加添卫士之外，慈禧还将枕头改成了这个样子。她认为，这样可以使她在睡觉时能听到附近的声息，便于防范。德龄曾亲自躺上去试过，觉得这枕上的一孔，确有几分扬声筒的功效。
　　车舆
　　慈禧出行，除传统的皇舆、凤辇、御船外，还增加了近代新式交通工具。其中有东洋车、火车、汽车。
　　慈禧常坐东洋车出游，“车制绝精美。其把手处盘以金龙二，作昂首遐观状。二轮为橡皮所制，轻快流利，得未曾有。一宫监在前曳之，又有一宫监则在后向前而推。太后坐其中，极以为快”，但慈禧说，还是不如乘轿舒服。
　　火车除慈禧曾改造了一列专车乘之赴奉天外，紫禁城内也设有短距离轻便轨道，起于宫门入口，终点为慈禧寝宫之外。车上一切设备俱全，只比平常者略小。然慈禧不喜欢坐火车出游，觉得机车声音过于震荡，车座又太狭窄。
　　大内所有汽车不下十余辆，都是清朝出洋官员进呈以博慈禧欢悦的。其中有一辆为黄色，绘以双龙，玻璃室内设宝座，是慈禧的御用汽车。但慈禧从未坐过，因为驾驶汽车的车夫须坐于慈禧之侧，就中国传统而言，此大为不敬！又怕有意外危险，故宫中诸人商量甚久，终莫能决。虽慈禧极欲一试为快，终为他人谏阻。
　　北京颐和园“德和园”现今停放着一辆袁世凯作为祝寿贡品献给慈禧的中国头号老爷车。这辆古典汽车是敞开式黑色木质车厢，两轴四轮，车轮车辐条均为木质，轮胎实心，铜车灯，酷似四轮马车。横置式气缸、10马力汽油发动机巧妙地置于座席之下，最高时速为19公里。据说，此车慈禧曾乘坐过一次，司机名叫系福龄。
　　起居
　　慈禧起居大致可分为两种：垂帘听政时期，早5点至6点即起，有时4点即起，夙兴夜寐，常恐王公大臣说闲话；还政时期，常驻中南海和颐和园，每天早过8点起，晚过子时睡。
　　信修明著《老太监的回忆》说：还政期间，平日，太后早膳后即出殿。在各处步行约半小时，回殿中踢毽子，有时静坐，念佛，或书或画，吃水烟，喝茶，在殿内稍稍活动。12点钟后，进寝宫歇午觉。午觉醒来，喝茶吃烟，然后出殿绕大圈子。下午五六点传膳，膳后仍绕一小圈，回殿掷骰子。玩法即旧时“升官图”变相，名“庆寿图”。八人各占一仙，会亲的王妃和格格均加入。如无会亲者，仅有四格格、元大奶奶、崔玉贵和当班的御前首领，人数不够，一人可兼二仙。司房太监执笔记点。如闻高喊，吕仙四豹子，那就是太后赢了。而后即准备归寝宫。有时，太后归寝后，与坐更人一起编戏，以升平署的昆腔高腔剧本为蓝本，翻成二簧。并命青年太监排戏，专为万寿及节令赏王公大臣听戏。当时有年轻即守寡、善诗文绘画的南方人缪嘉蕙（称缪太太）及另一宦妇选进宫中，侍奉太后编戏、读诗、绘画。又选江南女子、工匠数名，在中南海养蚕、缫丝，设绮华馆，织造绸缎。有会织布的太监李某唤“布李”者，太后命其为头目，率领太监中会织布的在中南海内集灵囿中设立了一个织布厂。太后驻中南海时，每日均到集灵囿中看织布，其积存的棉线与布，放在咸福宫同道堂有一屋子之多。
　　慈禧爱遛弯儿。据冯剑茹《慈禧爱遛弯儿》一文介绍，慈禧经过长期摸索，总结出了一个强身健体的独特方法：每年二月惊蛰一过，即顺应节令，开始遛早弯儿。早晨梳洗完毕，吃一小碗百合银耳，走出寝宫，由李莲英陪伴、崔玉贵跟随，带着四个侍女排成两行遛弯儿。这时太后几乎不说话，静悄悄地数着脚步走，不愿有任何事情打扰她的宁静。一边遛，一边还有规律地摆首、停步、吸气、调气。同样，晚膳后，太后也必绕寝宫巡行一周。慈禧太后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参与政事，执掌政权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与她懂得强身健体之法并旷日坚持锻炼有很大关系。
　　慈禧洗脚、洗澡都有讲究。金易、沈义羚着《宫女谈往录》说：“老太后洗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说深了，有点小病小灾的，洗脚比吃药还便当。”“储秀宫里把给老太后洗脚看成是很重要的事。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属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用杭菊花引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心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入三九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活血暖膝，使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如春。当然，根据四时的变化、天气的阴晴，随时加减现成的方剂，这也可以算是老太后健身的秘密了。”
　　费用
　　据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当年一天的宫中费用大致是纹银四万两。这意味着清宫半月之费可购甲午海战时日方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可装备一支居当时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据康有为调查，宫中一切用费都是三七开，这是例规。即报销十成之中，三成为实际费用，七成为层层分润。至于三成是否是真的花费，也并不一定。如慈禧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为防雨搭了个凉棚。这凉棚就报销了三十万两白银，三七开，实际花费是九万两。但一个凉棚无论如何奢华也是用不了九万两白银的。
　　慈禧时，宫中贿赂公行。皇帝每日问安一次，尚索贿五十金，后妃以下各有差别。百官就更不用说，《李鸿章年（日）谱》载，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受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不出，李鸿章代出。召见后，为奖有功，慈安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太监奉旨颁赐，按例又索礼金数千两，左宗棠宁肯不要眼镜，李鸿章又替他以半价买下了事。
　　清朝皇家财务与国家财政分开，前者由内务府掌管，后者为户部掌管。同治四年（1865年）定，大内费用由户部拨交内务府三十万两。仅过三年，同治七年，又加三十万两。后内务府每年常向户部支取二三十万两不等。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忽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粤海关每年供用三十万两，杀虎口、张家口、淮安关所收税课亦归内用。此外，户部每年奉太后十八万两、皇上二十万两，称作“交进银”。皇上的二十万两于二月初交，太后的十八万两，年下交八万两，端午、中秋各交五万两。



第二章 三次垂帘

　　辛酉政变

　　慈禧的政治生涯与“垂帘听政”紧密相连。第一次垂帘是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二年（1861年—1873年），计十三年；第二次垂帘是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74年—1889年），计十五年；第三次垂帘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1898年—1908年），计十年。慈禧统治中国的四十八年中，有三十八年垂帘听政，另外十年号称“还政”，但重大决策仍是由她做主，实则是不垂帘的垂帘。
　　慈禧登上其主宰晚清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舞台，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慈禧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三十一岁的咸丰有家难归，病入膏肓，不久辞世。
　　当时，唯一的皇子亦即唯一可继承大统的载淳只有六岁；皇后钮钴禄氏亦即后来的慈安只有二十五岁；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亦即后来的慈禧只有二十七岁。咸丰临终口授遗嘱，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六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一切政务。并将两枚随身印章——一枚文曰“御赏”，赐给皇后；一枚文曰“同道堂”，赐给嗣皇帝载淳，由懿贵妃保管。两印为嗣皇帝下达诏旨的符信，“御赏”印盖起首之处，为印起；“同道堂”印盖结尾之处，为印讫。只有同盖这两方印，谕旨方为有效。
　　应该说，咸丰如此安排，是费尽心思的。后人评说，咸丰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了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
　　咸丰死后，皇后钮钴禄氏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分别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然咸丰遗诏尚在、尸骨未寒，他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便在两宫皇太后与奕訢合谋策动的“辛酉政变”重击下碎成了齑粉。
　　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肃顺最得咸丰的赏识和信任。肃顺是同为赞襄政务大臣的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兄弟。《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他年轻时状貌魁梧、眉目耸拔，终日斗鸡走狗，无所事事。后因人保举，以闲散宗室得官，接着步步升迁，成为身兼数任的权臣。史载他豪放不羁、仗义疏财，且机敏勤快，记忆力超常，“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句”。他所主张的“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颇合咸丰“以猛济宽”之意。在咸丰以不甘屈服的强硬态度与外国列强的交往中，他忠实秉承咸丰旨意，不畏怨谤、勇于任事。但他又恃宠而骄，飞扬跋扈，气势凌人。所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慎”，以他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没有把小皇帝和两位年轻太后放在眼里，这便犯了凌驾皇权之上的大忌。两宫皇太后于其中刻骨铭心地感到皇权旁落的危机和受人欺凌的险境，意识到必须扳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据说，两宫皇太后行苦肉计，借故将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杖责，“罚”回京师，与恭亲王奕訢联络。奕訢奔丧热河，叩拜咸丰梓宫（灵柩）。排除八大臣种种阻挠后，叔嫂得以相见。两宫皇太后泣诉肃顺等侵侮情状，与恭亲王奕訢联合起来，秘密商定铲除八大臣之策。而后，奕訢先行回京布置，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两宫皇太后则“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的兵权，力排肃顺等的阻拦，下令回銮京师。两宫皇太后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扈从，抄近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护送从大路进京。在恭亲王奕訢的策划下，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书两宫皇太后，吁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统带重兵的钦差大臣胜保亦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内外文武兼备，造成臣工共请皇太后听政之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胜保派亲兵接应两宫皇太后一行抵京进宫，当天即与奕訢会面秘商。决定首先诏解赞襄八大臣之任，尔后逮捕治罪，并拟定了新的中枢机构——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桂良、文祥、沈兆霖、宝鋆、曹毓英等人任军机大臣。翌日黎明，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就被事先埋伏两旁的侍卫逮捕。时肃顺扶柩抵密云，入驻驿馆。逮者到，砸开大门冲入，肃顺正于卧室拥两妾卧，咆哮詈骂，逮者又砸开卧室之门，将肃顺抓捕到案。论者以为，肃顺仅迟数日到京，如待他到后再动手，恐怕就不大容易了。然两宫皇太后车驾一到即下诏，办理神速，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外皆始料不及。随后，任命了新组成的军机处，宣布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大逆不道之罪，主要有：擅权揽政；目无君上、法纪；抗拒皇太后；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各国等。当即赐载垣、端华自缢，将肃顺斩首，景寿等五人分别被罢黜或遣戍。而后，载淳正式即位登基。以次年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这一年是辛酉年，故这一事变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也是慈禧本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人们通常认为，咸丰十一年的辛酉政变是慈禧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但有史家怀疑，这场政变的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其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
　　奕訢（1833年—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第六子，封恭亲王。参与辛酉政变，同治元年（1862年）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被慈禧等排挤出军机处。于光绪年间甲午战争时再次起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病故。因倡洋务、办外交，绰号“鬼子六”。
　　咸丰重病在身，却一直拒绝留守京师、身负重任的皇弟恭亲王奕訢前往探望；咸丰临终指定的赞襄政务大臣多达八位，却没有关系最近、最亲，在北京独撑残局的皇弟恭亲王奕訢，这都引起了时人和后来史家的猜测、探究。
　　咸丰与奕訢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咸丰生母是道光帝的孝全皇后。孝全皇后在咸丰十岁之时突然故去。咸丰丧母以后，道光帝将他交给奕訢生母静皇贵妃抚养。史载，静皇贵妃“舍其子乳文宗，故文宗与奕訢如亲兄弟”。咸丰比奕訢大两岁，兄弟俩年龄相仿，自幼朝夕相处、一同长大，亲密无间。咸丰慈孝仁爱，奕訢聪慧有才。传说，道光晚年立储之时，曾在二人之间有过犹豫。野史更载，咸丰用其师杜受田之计，不与奕訢较赛才华、能力和知识，只在道光面前示以不忍之心、孺慕之诚，使道光在感动感慨之余，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孝两全的咸丰，而破例在遗诏中封奕訢为亲王。一些人就此认定，清末有“贤王”之称的奕訢未能当上皇帝是道光的失误。
　　咸丰无能且兄弟阋墙，在内外交困中消极颓废、酒色戕身、过早辞世，给野心勃勃的慈禧制造了独揽大权的机会，致使清朝走向灭亡。这种传说并不可靠。事实上，咸丰的才华、能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均较奕訢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德人品更远胜奕訢，即位前期甚至赢得了“小尧舜”的褒称。
　　咸丰即位之初，非常偏爱和重用奕訢。清制亲王不准任军机大臣，“恐其恃宠而骄”、“渐开专擅之端”，咸丰打破祖制，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时奕訢才二十岁。但奕訢果然“恃宠而骄”、恃才傲物，引起咸丰不快。最终在其母封号问题上，兄弟关系出现了裂痕。奕訢生母静皇贵妃自认养育咸丰有功，不满足于康慈皇贵太妃的尊号，朝思暮想欲封皇太后；奕訢也企图通过生母封为皇太后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实是犯忌之事。不说皇权不宜平添掣肘，祖制也从无嗣皇帝尊养母为太后的先例，故咸丰迟迟不肯松口。
　　晚清王闿运《祺祥故事》对此有如下记载：
　　咸丰即位之初，尊静皇贵妃为康慈皇贵太妃。奕言斤则频以封皇太后言之，咸丰默然不应。一次，太妃有疾，咸丰前去问安。太妃正向内而卧，见床前影，以为是恭王。即道：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咸丰知她错了，遂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又一日，咸丰来探病，遇奕言斤自内出，于是问奕言斤太妃怎样了。奕言斤跪泣道：不行了，意待封号而瞑目。咸丰说：哦，哦。奕言斤遂径至军机处传旨令册礼上尊号。
　　据实录记载，咸丰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时，她确已染病，奕訢借此要求、或竟迫使咸丰上太后尊号，有一定的可能。但康慈皇太后七日后方去世，太后尊号至少不是在其病危弥留之际所上。后咸丰大为减省太后丧仪，说明尽管他怀念、敬爱康慈如同生母，尊封太后却不是他的本意。在将康慈梓宫安置好后，咸丰恼怒地发布上谕，撤了奕訢一切要职，命他在上书房读书思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时，清廷实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热河以咸丰和他周围肃顺等人为代表的强硬派；一派是北京以奕訢、桂良等人为代表的现实派。所谓强硬派的“强硬”是可悲可悯的，毋宁称之为“顽固”。咸丰战场上败了，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但他不能放下天朝大国之尊的架子，不能与各国夷酋同居一城，不能接受蛮夷的所谓国书。因此在各国夷酋尚有驻京、尚未言明拒其递交所谓国书的情况下，不能回銮京师，以免夷人再来挟制，又致出京。肃顺等积极拥护咸丰的决定，为解其闷，并召升平署人员分批到避暑山庄承差唱戏。其更有一深意所在，不回銮，即为他们排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了条件。留守京城的奕訢、桂良等王公大臣则希望咸丰尽快还宫，以定人心，并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咸丰一再推迟回銮时间，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纷纷上疏痛劾端华、肃顺等“茔惑”皇上。肃顺等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城的恭王等人借助洋人势力挟制朝廷，欲图谋反。
　　咸丰与奕訢的矛盾增加了新的内容。奕訢同洋人频繁接触后，认为其与以往蛮狄大不相同，并非为争城夺地而来，可以遣使通好，借师助剿，视为共讨“发”、“捻”的“与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并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还执意要去掉“通商”二字，欲统揽所有军国大事，明显有另立军机之嫌。所有这些，都是三人联名封奏，廷臣普遍回应，可见奕訢周围已形成了一股势力。肃顺等更密陈，巴夏礼被释放前曾劝奕訢自登大位；《北京条约》画押前，夷人提出让王公大臣跪迎奕訢以试探人心向背等。
　　可以看到，辛酉政变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以慈禧通过政变上台的历史偶然表现出来。
　　另有史家认为，辛酉政变中慈禧一方成功的决定性深层原因，是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赞襄政务八大臣虽奉有咸丰帝的煌煌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八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示出来。

　　失败的母亲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二十六日，同治十七岁，两宫皇太后撤帘归政。不到两年，十三年十一月初八，同治病危，两宫皇太后二次垂帘。
　　同治帝（1856年—1875年），姓爱新觉罗，名载淳，咸丰帝独子。在位十三年，年号同治，死后庙号穆宗。同治帝是清朝最后一位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一位史家说，同治的时代被时人誉为“中兴”，而中兴的辉煌事业却与同治无缘。同治一生都隐匿在其母慈禧的裙幅背后，属于他的只有一段可悲可叹无可奈何的风流故事。
　　同治六岁登基，两宫皇太后垂帘。除了读书、成长，锦衣玉食，同治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权欲熏心、志大才高的生母慈禧全副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国家大事上，完全忽略了同治的存在。也许她以为她给了儿子生命；她为了儿子皇位的稳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发动了辛酉政变；她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为儿子铺路……但她远远离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仅仅在于她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关心和看顾儿子，更在于她将儿子物化成了作为大清国家标志和符号的一个皇帝，以相应的标准衡量和对待他，特别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施恩者的姿态对待他，难得笑脸相迎，总是板着面孔、恨铁不成钢、无穷无尽地说教、苛求和训斥。
　　同治理所当然地投向了温柔慈爱的慈安，对她孝顺孺慕，如同亲生母亲。对慈禧则敬畏有加，暗暗滋生了越来越强的逆反心理。
　　同治与慈禧第一次公开对着干，是擒杀安德海。安德海原籍为历史上的太监之乡——直隶南皮，早年自宫入内当了太监。他机灵乖巧，擅长溜须拍马，没几年便得到慈禧的喜欢，成为慈禧心腹。辛酉政变时，他行苦肉计，回京传递两宫密信，成为铲除肃顺一党的“功臣”、慈禧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后，安德海仗势骄狂跋扈，“渐干国柄”。他屡进谗言，使慈禧夺了奕訢议政王之权；又笼络朝野，招降纳贿，使文武百官奔走于其门下，势焰骎骎，有如明朝权宦魏忠贤。同治最讨厌安德海那种小人得志的下贱嘴脸。安德海狐假虎威，竟成心当着慈禧，用教训的口吻劝导他好好读书，还派人监督他，将他的一言一行全都报告给慈禧。同治曾因事斥责安德海，安德海转身便到慈禧那里告状，使慈禧责罚他，让他益加痛恨。同治年龄渐长，情窦初开，喜欢上慈安宫里的一个宫女，那是青春期男孩的一种炽烈、清纯的情感。安德海为讨好主子，将此事添油加醋密告慈禧，说皇上为了那个宫女，三天两头往那边跑，所以来这边的次数越来越少，读书也不上心了。还说，此风不可长，皇上长大了，什么都由着自己性子来，将来可怎么得了云云。慈禧听了火冒三丈，立即移驾慈安宫中，拉下脸儿说了一番大道理，将那个宫女指婚发出了宫。同治又气又痛，对安德海恨之入骨，经常在宫中用刀砍小泥人的头，边砍边咬牙切齿地说：“杀小安子！”
　　同治八年（1868年），同治已十四岁，两宫皇太后颁旨为他筹办大婚。安德海向慈禧讨了到南边采办大婚物品、监制龙衣的差使。这事非同小可。清朝入主中原后，鉴于历朝宦官干政的流弊，在宫中立下铁牌，严禁内监过问政治、交接外朝，不准出京，如有违反，一律处死。安德海仗着慈禧的喜爱，仗着自己替主子做过大事，根本没把清朝的祖制家法放在眼里。他大张旗鼓、耀武扬威，带着诸多随从、远近亲戚、买来的老婆、保镖、女乐、僧人，载了十几大车的箱笼物什，浩浩荡荡出了京城。在通州上船，共计大平安船两艘、小船五六艘，大船船头挂一面“日形三足乌”大旗，取“三足乌为西王母取食”之典，一路招摇，进入山东。不料，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勘合、假传圣旨、擅自出京并搜出十数箱珍宝及外官请托密函为由，一举拿下。同治早就等着这一天。他兴奋不已，觉得此次杀安德海有十分把握，母后慈安、六叔恭王、军机大臣肯定都会支持。丁宝桢的折子到时，慈禧恰巧受了点凉没到养心殿，这折子便被同治一把抓到手里。他命人请六叔恭王带军机处、内务府的人一齐来，又去找慈安来听折子。随即，同治将此事知会慈禧。道：小安子胆大包天！我见额娘休息未起，赶紧传了六叔、军机处和内务府的人来商量怎么办，然后赶来请旨……慈禧一听脸色大变，刚要发作，同治又急道：额娘息怒，犯不着为这混账东西生这么大气！这混账东西不说为额娘争光，反倒给额娘脸上抹黑！不收拾他，倒像咱们没有祖宗家法似的，额娘千万别气坏了身子。慈安也道：妹妹别着急，不是有顺治爷留下的规矩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小安子自找，让咱们白疼了他！于是，安德海人头落地。慈禧咬碎银牙往肚里咽。
　　同治与慈禧第二次公开对着干，是选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两宫皇太后主持为同治挑选后妃。经过反复筛选，只剩下了四位，刚好是一后一妃二嫔之数，关键是位次如何排。本来说好，主意由皇上自己拿，但十七岁的同治还是要听两位皇太后的意见，而两位皇太后的意见却不一致。慈禧中意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出身满洲正黄旗，端庄秀丽，更重要的是性格柔顺，小同治三岁。慈禧喜欢老实听话、低眉顺眼的儿媳，可减少婆媳间的矛盾和摩擦，在迎合自己心意、顺从自己指使的前提下，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慈安则中意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琦的长女阿鲁特氏。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不很出众，还长同治两岁，但雍容端庄，气质高贵，娴熟诗书，德才兼备。俗话说，“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同治即将亲政，但他毕竟只有十七岁，需要一个稳重、有主见的贤内助统率六宫，如果比皇上还要年少柔弱，这一双孩子如何挑得起重担呢？还有一层，这阿鲁特氏是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端华身后无子断了香火，况其获罪因肃顺而起，慈安总有怜悯、不忍之情。同治本人原没有什么定见。但他知道若要选色，皇帝定制六等妃嫔，将来还有的是机会，皇后则不同。亲政在即，届时自己一个人掌管天下，若娶个比自己还没主意的小媳妇，岂不还要为后宫多操一重心？他听说阿鲁特氏是个才女，长相二等，德性一等，隐隐有了一定的倾向。慈禧、慈安的做法也不同。习惯于事事做主、特别是为儿子做主的慈禧，自认自己是生母，给儿子挑媳妇是天经地义之事，自信自己完全是为儿子好、尽心尽意为儿子考虑，儿子没有理由不听自己的，她没有想过儿子的想法和感受，也没有想过要了解儿子的想法和感受。慈安则把儿子的想法放在了首位。她专门绕到同治的住所，问儿子的心意，和自己一样最好，不一样也别事到临头难为他。不料儿子的思路竟与自己不谋而合，欣慰之余，她感到儿子确实长大了。
　　正式选定后妃之前，慈禧当着慈安的面，以不容争辩的教训口吻叮嘱同治：立后是大事，皇帝须好生考虑。这四位姑娘，凤秀的女儿是满八旗世家，当年乾隆爷孝贤后就是富察家的女儿。论家世、论人品都是没得挑的。崇琦的女儿相貌平常，大你二岁，且是蒙古八旗。自康熙爷到现在二百来年，皇后都出在满洲世家，这个例儿可不可以破，你可想好了。同治逆反之极，几乎立刻就作出了对着干的决定。慈安瞧了出来，知道大事不好。她了解慈禧，谁要负了慈禧，这辈子再甭想过好日子。慈禧必定会迁怒同治所选之皇后，后宫将永无宁日。
　　正式选定后妃的程序，是设一铺明黄色桌围的御案，案上放一柄如意、一对大红彩缎荷包、两对镶黄边绣鸳鸯的荷包，作为皇家的定亲信物，由皇帝亲手将其分别交到中意的候选者手中。其中如意代表皇后，大红彩缎荷包代表妃，镶黄边绣鸳鸯荷包代表嫔。候选者接过定亲信物就算定了终身，只等着大婚的日子迎进紫禁城了。两宫皇太后与同治就座后，四位名媛被引导进来，请完安后侍立一排。慈禧拿起如意，郑重地递给同治，又一次加重语气叮嘱道：皇帝，你可想好了，瞧中了谁，便把如意给她吧。同治答应一声，双手接过如意，转身径直走向阿鲁特氏，毫不犹豫地将如意给了她。慈安赶紧拿起大红彩缎荷包递给同治，一面向他示意凤秀之女。同治会意地接过荷包递了过去。又分别将另外两对荷包交给了余下的两位姑娘。选妃结束。阿鲁特氏成了大清第十代皇后。
　　一位历史学家曾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慈禧当时的感受，征引如下：
　　慈禧突然觉得，天地之间有个什么东西塌了下来。不偏不倚，一下砸在她的心上。一股热血从心底里冲了出来，像奔突的烈焰刹那间便填满肺腑胸间，然后往上一下子涌到了脑门。左额头的青筋不由得猛烈跳了起来。她突然看不清眼前所有的东西了，皇上、名媛、命妇、太监们全成了一片血晕，血晕之中的儿子突然变成六岁时的模样，咧着嘴笑着，伸着手向自己走来，走到一半，突然调头向慈安走去了……转眼又变成刚刚生下的婴孩，张着嘴，不知是哭还是笑……
　　有好几天，慈禧心里都是凄凄凉凉的。人都说儿子是自己的亲，可是自己要强了一辈子，偏偏是自己的儿子不给自己争气，连平民百姓娶媳妇嫁女都是凭父母一句话呢，何况自己是掌管天下的皇太后。居然管得了天管得了地，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这多让人伤心。更让人伤心的是，儿子竟听慈安的话。平日听她的也罢了，毕竟是她把他从小抱大，脾气又比自己好，也就不计较了，可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听她的。传出去叫自己多没面子，不跟没有儿子一样了吗？十月怀胎，那辛苦谁能理解，生孩子时受的苦痛谁能体会！这往后，大事小事都听她的，那自己还有什么意思。不成了摆设！眼看着立后完了就是亲政，他们两人要是拧成了一股绳，凡事不听自己的，再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局面抛到一边另搞一套，岂不寒心！到时候自己靠边站了，连话也说不上了。那不得活活气死！
　　……她本能地站到了儿媳妇的对立面。她嫉妒这位状元女儿的才华，嫉妒她的出身，嫉妒她可以入大清门、行御道。这是唯有册立中宫的皇后才有的特权，而这一切对慈禧来说都是永远不可能有的……也许换一个婆婆娶了这样一个体面的儿媳会高兴得发疯，可慈禧一点都不高兴，她不允许这世上有比她更尊贵的女人。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中，同治大婚。五天之后，两宫皇太后颁布懿旨，命钦天监于翌年正月择吉期，举行皇帝亲政大典。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两宫撤帘，同治亲政。
　　同治亲政的一年多中，他似乎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修园，一是冶游。修园，本出于孝心，想为两宫皇太后营建一方颐养天年的乐土，一方面安慰归政后落寞无依的可怜母亲，一方面稍稍转移母亲的恋权之心。冶游，则出于逆反之心。同治对后妃本无所偏心，慈禧却延续选妃时的矛盾，固执地偏向位于第二的慧妃，几次三番、无端地讽劝皇帝广沛甘霖，“眷顾”慧妃，同治索性发狠不召任何一位妃嫔侍寝，独宿乾清宫。然同治毕竟年少、不耐寂寞，加之修园为贪官所骗，朝上亲王重臣哭谏，朝下两宫太后数落，他自卑到了极点、心烦到了极点，于是破罐破摔，听从佞臣宵小的教唆带引，微服冶游，放荡于琉璃厂、八大胡同、茶园酒肆、青楼妓院，狎邪淫乐……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同治病了。前因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群臣激烈反对，修圆明园改为修三海（北海、中海、南海）。这一天，同治亲行巡视三海工程还宫后，自觉不适，本以为劳累所致，稍息即愈，不料竟发起烧来，太医院用药无效，一连三日不退。第四日，同治耳后颈项四肢出现了大批丘疹。侍候于旁的太医院首领庄守和、李德立惶惧战栗地在脉案中写下了沉重的两个字——“痘症”。
　　“痘症”便是天花，是清人畏之如虎的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传播迅猛，危害极大，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办法，只能听天由命。染病之人畏寒高热，全身出痘，汇浓溃烂，绝大多数死于非命，只有极个别人靠自身抵抗力扛过去，落一身痘痕（俗称“麻子”）。为预防此病传播，清朝特别按“已出痘”、“未出痘”的标准划线，规定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朝觐的方式、地点和时间，并规定居京出痘者全家迁出郊外等。但防不胜防，仍有大量的人染此病丧生。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即因患天花而亡，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脉案呈上，懿旨即传，命宫内外照旧例供奉痘神、张灯结彩、花衣悬红，民间百姓禁炒豆、禁当街泼水……同时，经过几天酝酿，两宫再次垂帘。
　　同治悲凉失落至极——亲生母亲总以权力为重，并不顾自己的儿子患了要命的病症。尽管如此，同治的病症却逐渐平稳见好。痘症最忌痘发不透，痘毒内陷，同治则满头满身的痘都饱满成熟、出了脓头，这标志着痘症最险的关口已经闯过，如不出现大面积感染，就只等结痂痊愈了。然而不料，十一月十九日后同治病情突然转危，“湿毒承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头顶、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六天后，腰部溃孔与臀部脓疮连到一起，溢出的脓每天多达一茶碗。十二月初五，同治病故。
　　各种传闻立刻不胫而走，最多的是：同治并非死于痘症，实是死于梅毒。《清朝野史大观》说，皇后阿鲁特氏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同治深爱之。但“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同治于家庭无乐趣，乃出而纵淫。因害怕臣工撞见，不敢至外城著名妓寮，专觅内城下等私娼取乐，久之毒发。传太医院看视，太医院不敢言，反请示慈禧是什么病。慈禧传旨说，恐怕是天花。于是太医院按天花治，无效，同治躁怒，骂道：我没患天花，为何以天花治！太医院说，这是太后的命令。同治“乃不言，恨恨而已”。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时太医院御医李德立的后人说，他家相传，同治皇帝患的是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按痘症治。其大曾祖李德立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痘症。慈禧大怒，将头上钿子掷下，大曾祖即摘帽磕头到地。另有一种说法，是说同治病重时与其师傅李鸿藻及皇后阿鲁特氏相商，口授了立嗣及防范慈禧专权的遗诏，李鸿藻慑于慈禧之威，出卖了同治，将遗诏笔录交给了慈禧，慈禧大怒，立碎之，掷于地，命尽断同治医药饮食，任何人不许入同治寝宫一步。不多时，同治死讯传于外。等等。
　　从留下的脉案和宫中应对天花的措施（如供痘疹娘娘等）看，同治确实患了天花。而同治微服冶游，也是不争的史实——醇亲王所掌神机营精确指明了皇上私出的时间地点，这就使其感染梅毒之说具有可能性。从同治病势原已好转又转危殆以及临终前的病状看，最大的可能应该是痘症、梅毒两症并发所致。慈禧有无为了保皇家和自己的颜面，故意讳疾忌医，不惜牺牲儿子生命，或竟促其早赴黄泉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慈禧御前女官德龄认为，说同治为慈禧所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慈禧深爱自己的儿子同治，到了“崇拜”的地步。然德龄看到的是晚年的慈禧，又安知这不是伴随慈禧一生对唯一儿子的深深愧疚而产生的忏悔呢？
　　不管怎样，同治只活了短短的十九岁。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悲剧人物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慈禧。慈禧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可怜的亲生儿子的煎熬中生活。四十多年后，慈禧的御前女官德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舐犊情深》记载，每逢同治生辰或忌日，太后均整日静坐，脸上满堆着阴沉愁苦的颜色，眸子里盈满两眶苦泪，回忆同治和他每一件琐事的细节。一次，太后在放置同治遗物的宫殿里一件一件摩挲着那些小袍小褂，口中喃喃对德龄道：“他的仪表的大方和华贵真是人世间所不易见到的”，“相貌的好看，还是不值得称道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孝顺和守礼。”太后心上格外地伤感，好半晌不能说话。“要是我们的孩子还活着的话”，太后又发出和软、怅惘的声音，“我想凭他那样的聪明果敢，必然大有作为，我们的国家在他那样一个贤能的人君的统治之下，也必不致如此糟法！屈指算起来，到今天，他已有五十六岁了。”

　　悲剧重演

　　慈禧唯一的儿子同治帝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2日）崩逝。为继续操纵朝廷大权，慈禧选了同治同辈、年仅四岁的载湉即光绪帝继承皇位，然后以皇太后的名义继续垂帘。
　　光绪的父亲是咸丰七弟醇亲王奕譞，母亲是慈禧亲妹婉贞。四岁的光绪连夜被宫中法驾迎入大内。第二天一大早，又被太监摆布着进出一座座宫殿，拜见东太后慈安，拜见西太后慈禧，拜见同治后嘉顺，最后被带到东暖阁跪拜同治遗体。面对先帝灵床，四岁的光绪号啕大哭，又蹦又跳，以致需好几个太监将他死死按住，才能抑制他“过分的悲伤”。光绪天性文静，这进宫后第一次失常态的大哭，不会是出于“过分的悲伤”，而是出于受了过分的惊吓。恐惧感，为他以后三十四年的与慈禧相处的生活奠定了基调，拉开了他个人性格心理悲剧的序幕。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太和殿举行新帝登基大典之后，被威严宏大的典礼场面、礼乐礼炮、百官拜舞、山呼万岁折腾得惊魂甫定的光绪，跟随两宫皇太后接见他的父亲醇亲王。一见醇亲王，光绪再也忍不住，两步走到父亲身旁扑通跪下，使劲摇晃他的胳膊，哭道：“阿玛，咱们回家……”可父亲连正眼也不敢看他一眼。一种被冷落、被抛弃的孤独感、恐惧感，使他的眼泪如泉水般涌出，终致无可抑止的号啕。
　　恐惧，是人生最初、也是最深刻的体验。现代心理学认为，恐惧的对象、程度，与年龄和对世界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在陌生的环境中，特别是三四岁的小孩，非常容易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一般情况下，人的恐惧感产生在一定环境内。事过境迁，恐惧感消失，心态逐渐恢复平衡。然如一个人对特定的境遇产生了难以克制的恐惧并伴随极度焦虑和回避行为，则证明其患有恐惧症。
　　光绪是在幼年受到惊吓，产生了恐惧。恐惧严重损毁、抑制了他性格、心理的正常发展，经过时日的强化，逐渐转化成抽象恐惧即对任何事物都惶恐不安的恐惧症。光绪从小的恐惧，正是慈禧带来的。与同治一样，慈禧的阴影笼罩了光绪的一生；也与同治一样，在光绪心中，慈禧是有恩于己的母亲，这就使他的心灵扭曲矛盾，有负罪感。慈禧与同治这对母子的悲剧，又与第二次垂帘相始终，在慈禧与光绪身上重演了。
　　同治小时候，慈禧在清宫地位尚不稳固。像她这样必欲出人头地的女人，很自然将全副心思用在了咸丰身上，并不关心养育孩子的琐事。她成功了，代价是丧失了亲生母亲与唯一儿子之间那种特有的亲密关系和影响力。同治怕她、恨她，故意与她作对，反倒与性情随和的慈安亲密得像一对母子。慈禧固然是个性情冷酷的“铁女人”，但她毕竟是母亲，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儿子死后，慈禧非常悲痛。《清稗类钞》载，她曾说：“自此我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正于此时，瘦弱、敏感、年仅四岁的光绪进宫。光绪是她亲妹妹的孩子，长相气质很可能会有与她相似的特征，使她感到亲切。她萌发了重做母亲的想法，试图将小皇帝塑造成自己亲生儿子的化身。
　　德龄《瀛台泣血记》载，光绪进宫以后，太后反复嘱咐服侍光绪的人天天向光绪灌输：他已不是醇亲王福晋的儿子；他应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去太后这个母亲，他再没有旁的任何母亲。慈禧则将作为母亲早年未曾给予幼年同治的应有的关怀和照顾，尽数给予了光绪。光绪进宫不久，慈禧便亲自包揽了他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光绪肚脐有病，慈禧天天给他擦洗身子，衣服一日三换；光绪身体瘦弱，慈禧命御膳房合理搭配荤素，每日改换花样，少食多餐；光绪怕雷，每当闪电响雷，慈禧便让他钻入自己怀中，紧紧搂抱着他，拍他入睡……光绪五岁时，慈禧亲自为他启蒙，写纸片教识字，并口授四书五经。后经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闻名遐迩的翁同龢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视察；光绪放学后第一件事是到慈禧宫中向慈禧背诵当日功课。每个女人都有母性，面对幼小单薄的光绪，很难断言慈禧内心不会涌动温柔的波浪。
　　一位学者用人格心理学分析慈禧和光绪。他说，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范畴：生本能和死本能。一个人如果有杀人欲望、崇拜暴力、虐待狂倾向，憎恨生活，希望回到无知和原始生活中，把人的价值视为物的价值，即表明这人的死本能占了上风。用弗洛姆的话说，这人具有“恋尸定向”。恋尸定向者的基本作为是控制别人，在控制中摧残生命。慈禧是比较典型的具有恋尸定向的女人。她对光绪的怜爱与关注目的很明确：切断其同生身父母的情感纽带；在他心中树起慈禧是他实际母亲和绝对权威的形象。所以，她虽然没有采取明显的方式伤害光绪，但却软硬兼施，控制他。她多年不让他回家，不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其母曾多次带着光绪喜欢吃的零食进宫看望，不准，母子唯有号啕。直到多年后其母病危之时，光绪才获准回家探望。她还每日通过跪安向光绪显示威严。无论光绪从课堂里回来还是从温和亲切的东太后那过来，无论他兴高采烈还是踌躇满志，每天都有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战战兢兢来到慈禧的处所，下跪请安，面对一张威严死板的面孔，听凭一个自我无法抗拒、至高无上的威权发落。慈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却没料到她越是性急粗暴地想制服光绪，光绪就逃得越快。光绪首先感到的是恐惧，被每日必有的惩罚吓破了胆。跪安时自然流露出来，慈禧见了更气，更要发泄她的虐待欲，少不得讽刺、呵斥，甚至责打。太监也落井下石，对之进行恶作剧般的刁难。小孩恐惧感本来就强，对温和与凶恶的分辨既清晰又敏锐。光绪自幼瘦弱，又有些神经质，眼前这个凶恶的女人，使他产生毛骨悚然的强烈恐惧感，天天必见的强化，又发展成了抽象的恐惧亦即恐惧症。据载，后来光绪不但到慈禧处跪安时浑身发抖，甚至听到锣鼓、物体碰撞声、吆喝声也心惊肉跳，被称为“小胆天子”。
　　光绪在少儿时本与慈禧心有所隔，于是更加内向和懦弱。不断遭受的讥讽、白眼、惩罚和虐待，损毁了他的自信心、扭曲了他的性格。自卑、缺乏能力、没有自信伴随了他一生。但皇帝的地位，使他虽然懦弱却有极强的尊严感。光绪对慈禧本能地反抗，最积极的反抗行为便是发奋读书。他走路时、睡觉前都在背诵圣贤之书。慈禧赞他“实在好学”。老臣一致认为他是嘉道咸同以来最勤勉的皇帝。他以发奋读书、确立发展自我、成为有道明君的方式反抗慈禧的虐待和摧残，这就使他行为的另一极是更深重的内疚——不自信、犹豫不决、行为常猝然中止。因而他始终底气不足，做不到使自己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和慈禧一决雌雄、至少构成反向威胁的地步。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尚在进行期间，慈禧与奕譞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平庸的礼亲王世铎及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等人，醇亲王奕譞“遥总其成”，史称“甲申易枢”。慈禧去掉了政敌，奕譞以为此举为光绪亲政铺平了道路。实际并不尽然。史载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用事，聪颖弗逮其兄訢，爽劲过之”，但他在慈禧面前却只会唯唯诺诺。他从内心希望光绪早日乾纲独断，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却又不敢以此触犯慈禧利益，反而对其一味迎和，留下了许多后患。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颁布懿旨，宣布明年为光绪举行亲政典礼。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光绪的控制，慈禧又强行将自己弟弟桂祥的女儿立为光绪皇后，“一则于宫闱之间可刺探皇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立后过程，众所周知。慈禧安排了一个由皇帝自选的场面——在她的监视下，让光绪在瞬间从五位女子中选择终身伴侣。五位女子中有慈禧之弟桂祥的女儿，她略显高大，皮肤白晳，长脸尖颌，朱唇皓齿，只是有些倒挑眉；江西巡抚德馨两女，细挑身材，袅袅婷婷，粉面桃腮，大眼睛顾盼生辉；礼部左侍郎长叙两女，年长的举止落落大方，年幼的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是根本性的，要他当着慈禧的面，立刻于不知底细的陌生女子中选择决定自己终身幸福的妻妾，显然过于艰巨，更加加重了他的心理压力，激化了他内心的矛盾——既想获得幸福，又不想招致慈禧反对，而且对自己从来没有信心。慈禧将如意交给光绪，以热切的目光高深莫测地扫过光绪的脸，重复着当年对同治说过的话：皇帝，你可想好了，瞧中了谁，便把如意给她吧。光绪脸一红，口称“儿子的婚姻大事，但凭皇爸爸做主”。慈禧微笑着点了头，却故作开通之态，几次三番鼓励光绪自选。光绪从将信将疑到有些信以为真，脸更红，迟疑了一下，向德馨那对美丽娇艳的姐妹花走去。正在这时，慈禧在光绪背后以气急、责难和威严的口吻大叫一声：“皇帝！”光绪本能地打个寒战，惶恐回身，只见慈禧沉下脸、拧着眉，向自己用眼神示意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光绪出了一头冷汗，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感到疲倦已极，不假思索将如意递给了桂祥之女。他并非在选择终身伴侣和幸福，纯粹只是为了尽快结束精神极端紧张、痛苦的选择过程而完成了一个机械动作，此时此刻在他意识中选择的对象是谁已无关紧要。光绪嗒然若丧地回到座位，竟忽略了递荷包选嫔妃的程序。慈禧见状，索性代庖，命她跟前的荣寿大公主直接将荷包交到长叙家两姐妹手中。选妃结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封为皇后，长叙家两位他他拉氏长封瑾嫔、次封珍嫔。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光绪大婚。这是慈禧归政前，经她之手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她要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两年前就成立了大婚礼仪处，由醇亲王奕譞负责。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为筹备大婚，清廷从户部和外省藩司银库中共提京饷银五百五十万两，占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并大开捐纳，集资敛财，以造成盛况空前的声势和排场。
　　光绪大婚是清朝皇帝中最盛大、最奢侈的，记用黄金四千一百余两，白银四百八十二万四千余两，制钱二千七百余万串。婚礼的程序十分复杂。上一年选定后妃后，即行纳彩礼。由正副使率大队人马将内务府办齐的礼品：全鞍文马十匹、甲胄十副、缎一百匹、布二百匹及各种金银器皿等，浩浩荡荡赉送往方家园皇后宅邸。皇后父母桂祥夫妇接迎，行纳彩礼，设纳彩宴，大宴宾朋。迎娶皇后前，行大征礼。再向皇后母家送礼，包括黄金二百两、白银万两、金茶筒一具、银茶筒两具、缎千尺、全鞍文马二十匹、闲马四十匹、驮甲二十副等。举行婚礼时，凤辇经大清门、天安门、端门进宫，由九凤曲柄伞盖前导，进午门、太和门、乾清门，停在乾清宫阶下。光绪穿戴一新候在宫前，像个傀儡，听凭人们摆布他完成一项项繁缛的礼节：射桃木箭三支，接过十全命妇金钥匙打开凤辇，牵着大红彩带将蒙着红盖头的皇后引进坤宁宫东暖阁，合拜天地祖宗、寿星灶君，坐在五彩百子大红缎子帐下、铺着五彩百子大红缎子被褥的喜床上，喝交杯酒、食子孙饽饽汤圆、进合卺宴、吃长寿面……当洞房花烛、夫妻相对时，光绪没有任何正常人那种迫切、兴奋的初夜激情，他只觉得极端的疲倦和厌恶。慈禧为了政治需要和永远控制他，粗暴地强加给他一个不喜欢的女人，使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又一次遭到了毫无道理的挫败。按照清朝礼制，在册立、奉迎皇后典礼完成的翌日，皇帝还要在太和殿举行宴请后族的盛大宴会，在京满汉大员作陪庆贺。心绪恶劣的光绪，竟然借口有病，将这场规模盛大的例宴取消了，后来旨令将宴桌分送王公大臣时，“却未提后父后族”。尚属年轻气盛的光绪，潜意识中无非想借此发泄一下对这场丑恶婚姻的愤懑之情，然这种无奈、无力、无谓的“抗争”，只能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更大的不幸。
　　光绪大婚后不久，慈禧颁布懿旨撤帘还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举行亲政大典。然而，光绪大婚及亲政之前，慈禧与光绪父亲醇亲王奕譞暗中达成了作为交换条件的协定：亲政后，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皇上批阅传旨后，发交军机大臣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每日外省折报，皇上朱批发下后，由军机大臣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简放一般官员由皇上裁决，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后，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慈禧于十五日批示“依议”，交军机处永远存档。这使慈禧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把持和最终裁决合法化、制度化。奏折未提何时终止，实际只要慈禧在世，永远有效。亲政后的光绪，依旧是个傀儡。
　　在后宫生活中，皇后比光绪大三岁，阅历多，见识广，有充分理由看不起光绪。光绪则不能不对这位他不爱却不敢惹也惹不起的名义上的妻子采取冷淡态度。德龄写道：“我在宫里头听许多人说，自从婚礼举行过之后，光绪和静芬（即隆裕皇后）从不曾有过半点亲热的态度。他们只像同处宫中的两个陌生人而已。除非逢到什么令节，或是参加什么典礼，使他们实在不能不开口外，平时简直绝对没攀谈过一次。”光绪逐渐爱上了天真可爱、健康活泼的珍妃。与光绪一生有关的女人中，生母醇亲王福晋除外，慈禧使他恐惧，皇后使他自卑，瑾妃使他拘束，只有珍妃带给他欢乐和自信。珍妃受到皇帝专宠，少不得引起以皇后为首的后宫的议论、妒忌、起而攻之和明枪暗箭。慈禧最初对此不以为然，女人凭本事笼络男人，嫔妃也是一样，有本事的邀皇上专宠，没有本事的活该独处空房。她甚至一度喜欢和欣赏珍妃——在珍妃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当年侍奉咸丰时的影子，因而没有过多干预光绪与珍妃的恩爱生活。但是，光绪亲政后，在接连发生的诸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中，慈禧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光绪周围逐步形成了敢于同自己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帝党。而珍妃的胞兄志锐、老师文廷式，恰恰是前期帝党中的活跃人物。慈禧深知光绪的性格特点，因而首先从后宫狠下辣手。于是，珍妃媚主专宠，对皇后无礼；无视祖制留宿养心殿；女扮男装，照相取乐；僭越乘舆等都成了罪状。而最大的罪状在于她“颇能建言”，惑主干政，以及通过门下太监卖官鬻爵。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日，慈禧以不遵家法、干预朝政、卖官鬻爵诸罪，痛责珍妃。责罚珍妃细节，清档未载。但从所存十月二十八日一份完整的珍妃病案，可知梁启超所说“褫衣廷杖”竟非空穴来风。珍妃受责后“人事不省”，“六脉沉伏不见”，“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筋惕肉颤”，“痰中带血”，二十余日方逐渐恢复。紧接着，慈禧将珍、瑾二妃降为贵人，下令内廷制作木框黄绫裱糊蓝绫镶边长一尺的禁牌两块，分别悬于二妃宫中，上书：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嗣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涉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厉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妆饰衣服，具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不准私自呈进。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钦此。
　　同时，慈禧毫不手软地打击帝党官僚。其中与珍妃有关之人，她的哥哥志锐被撤差后贬斥乌里雅苏台，另一个哥哥志锜逃亡上海；她的老师文廷式托病告假、避祸出京，第二年回京销假时仍未躲过去，被革职逐回原籍，永不叙用。
　　慈禧发动的这场宫廷大难，完全是借题发挥，其重点在于以残酷手段打击帝党，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教训光绪，让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不可无视她的存在，动摇她的地位，觊觎她的权力。同时顺便整肃宫闱，捍卫代表她的侄女——皇后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
　　慈禧的目的基本达到。但整个过程中，珍妃以直言抗辩表现出的骨气，以反唇相讥、质问、暗讽慈禧干预朝政、卖官鬻爵表现出的勇气，使慈禧看到了又一个阿鲁特氏。尽管一年多后，珍妃从嫔位恢复为妃，然从那时起她已犯下了绝大忌讳，种下了日后被置于死地的祸根。戊戌变法失败后，珍妃冒死为光绪求情，被慈禧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出逃前夕终将被囚三年、年仅二十五岁的珍妃推落井中。
　　有人说，“光绪一生，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慈禧将光绪培育成为一个人格心理有严重缺陷的人，突出表现为懦弱自卑、犹豫不决、自觉无能、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而后来维新变法的失败远远超出了光绪个人挫折的范围，其影响所及，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更为深重的灾难。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慈禧长期囚禁在北京中南海瀛台，生不如死，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酉时，光绪于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天未时，慈禧于中南海仪鸾殿去世。
　　光绪之死，成为清末最大的疑案之一。
　　“正常死亡”的说法是，光绪自幼体弱多病加之长期精神抑郁，造成了严重的气血两亏。他遗精频繁，有时一月达十几次，到最后肾亏严重得已排不出精血。而旧有的结核症又波及到肺、胃及其他器官，引发了诸多综合病症。光绪发病在光绪三十四年年初。七月，光绪卧床不起，杜钟骏等六位名医会诊，均认为他已病入膏肓，所开药方无非静养补身而已。十月初十，慈禧患了痢疾。太监崔玉贵等怕慈禧死在光绪之前对己不利，遂进谗言，诬告光绪听说慈禧有病面露喜色。太医早将光绪不治、不过捱时日的诊断结果告诉了慈禧，她摇摇头，凄然道：“只怕皇帝要走在老身前头了。”果然，二十日光绪咳血不止，二十一日痛苦地告别了人世，终年三十八岁。光绪的死，应该对慈禧有所冲击。同治死后，她将母爱全给了光绪，一手抚养他长大。现在最亲的儿子和最恨的对手均化为乌有，她顿觉失去生命所依。二十二日，慈禧在仪鸾殿从容交代后事，宣醇亲王载沣子溥仪入宫嗣位，由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监护，摄政王载沣监国。之后，亦故去，终年七十四岁。
　　“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清末名医屈桂庭《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中说，光绪临死前三天，肚子痛得在床上乱滚，脸颊发暗，舌头又黄又黑，不是所患之病应有症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他从一个名叫李长安的老太监和内务府某大臣一位后人那里听说，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脉案中脉象极平常。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有人见到他像健康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清稗类钞》、《崇陵传信录》等载，慈禧自知己病不治，不愿光绪重掌大权，又听说光绪闻己病面露喜色，因咬牙切齿地说：不能死在光绪之前。遂密令亲信太监扼毙光绪。
　　《清室外纪》、《瀛台泣血记》、《我的前半生》或说是李莲英，或说是袁世凯，怕慈禧先死光绪掌权后与自己算账，而先下手为强害死了光绪。
　　一位史家分析道，光绪虽被囚禁，但他没有放弃再度执政的想法，一直进行着准备，他暗暗关注并认真思考国家和世界大势，努力学习英文，了解世界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等。似乎要以三十多岁的年华为唯一资本，与七十多岁的慈禧进行生命的赌赛。他是在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天。生性敏感、老谋深算的慈禧，又何尝想不到这一层？依她的秉性和一贯做法，她绝不甘心、也绝不能容忍给已被击败的对手留下任何翻身的机会，她要做永远的胜利者，否则，死不瞑目。
　　“正常死亡”说主要依据的是清宫遗档、脉案。从中可见光绪病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不容忽视，光绪的整个治疗过程全部掌握在慈禧手中。当时清廷命奕劻主持皇帝治病事宜。未经批准任何医生不准进入瀛台光绪寝宫，开出的处方也须奕劻过目。而奕劻正是慈禧最得力的亲信大臣，如若伪造“脉案”那实在是很容易的事。事实是光绪确患重病，但病情不至于导致突然死亡。再有，十月二十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发了两道谕旨，一命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一授载沣为摄政王。也就是说，那时慈禧即已预先知道，光绪会死在她的前面。唯一可以解释的，正是她本人决定和操纵光绪的死期。


第三章 千古评说

　　甲午战败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1895年3月），中日经历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宗藩朝鲜沦于日本之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宝岛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准许外国侵略者对华资本输出……甲午战争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俄、法、英、美、德诸国紧步日本后尘，纷纷向清廷提出领土要求，攫取在华利益，抢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清王朝何以走到这一步？谁应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过去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考虑的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妥协、投降和卖国，其代表人物下是李鸿章，上是慈禧。
　　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甲午战败的责任、特别是慈禧的责任呢？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慈禧已归政五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准备她的六十大寿。按说战争胜负与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所共知，慈禧不但与这场战争有关，而且发挥了较大甚至极大的影响。
　　评说甲午战争中慈禧的作用，一般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的问题；一是和战问题。
　　在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问题上，人们普遍以为，慈禧为了个人的享乐不顾国家安危。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慈禧竟然拿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甲十余舰，至是尽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辗转扣克，到工者实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日本，实由于是。”
　　人们指出，北洋海军有大小战舰25艘，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然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10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时速23海里的吉野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发展之迅速，足令欧美震惊，其世界排名从末位迅速窜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早已在清朝海军之上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清朝海军竟然“未购一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日双方之形势已是箭在弦上，户部却征得海军衙门同意，正式宣布，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吧。朝鲜局势吃紧时，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20尊替代各主要舰艇的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暂且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海军官兵积愤。
　　那么，为修颐和园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言人人殊，难究其详。据说将清漪园改建成颐和园的初期预算竟为白银一万万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而实际估计达一千万至三千万两。具体项目，人们举出，李鸿章与奕譞以所谓“建军祝寿”，在颐和园万寿山修建工程中挖“昆明湖”，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共计二百六十余万两，存于天津洋行生息。
　　然近年来，清史专家王道成等教授认为，慈禧太后并没有挪用那么多的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对海军建设影响不大。
　　首先，光绪九年（1883年）清廷并未为海军筹款三千万两，终光绪一朝也未曾有过这样的事；光绪元年（1874年）规定北洋、南洋海军每年各四百万两的经费，从来也未全部兑现过。有时“仅及原议拨四分之一”，有时“大半无着，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即便全部挪用，也不足人们印象之数。
　　其次，颐和园为海军衙门承修，经费也为海军衙门筹措，但并不等于海军经费全部或大部均用于修建颐和园。从史料上看，修建颐和园的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从海军军费中拨给。据总理海军事务的奕譞、奕劻等的奏折，如海军经费每年果能全数拨给，则可勉强支撑，腾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费用大约在每年二十万两左右，但这是他们的设想，有无实行，目前没有史料证明。二、海军巨款息银。即上述李鸿章与奕譞以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实是“筹银”）、存天津洋行生息的银两。时两广认筹银一百万两；两江认筹银七十万两；湖广认筹银四十万两；四川认筹银二十万两；江西认筹银十万两；直隶认筹银二十万两等，称“海军巨款”。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至十八年三月解往天津存入洋行生息。至甲午战前，这笔“海军巨款”本金一直未动，息金数额及颐和园如何动用史料未载，按上表累计本银一百多万两，息银三十多万两，可供参阅。三、光绪十五年后的“新海防捐”垫款。所谓垫款是要由上述“海军巨款息金”归还的。“新海防捐”每年约收一百八十万两左右，为颐和园垫了多少，后来还了没有，不得而知。从现在保留的颐和园算房56项工程（占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二）工费料费三百一十六万六千余两估算，颐和园工程修建经费大约在五六百万两白银。
　　再次，颐和园修建经费所花费的这五六百万两白银，是光绪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86年—1895年）间陆续支出的。而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奠定规模，大小舰船25艘全部于光绪二年至十四年（1876年—1888年）间购置。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没有添置舰船、装备海军，并不等于就是为了修颐和园。当时清廷财政困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深刻，李鸿章等是以湘、淮军起家，代表地方势力进入上层的实力派，不能不受到多方猜忌。他曾大发慈禧的牢骚：“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实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云云。慈禧限制北洋海军发展另有深意，不能简单归结为修造颐和园。
　　但是，慈禧个人的生活享乐，确实对甲午战争的进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这就是她的六十庆典。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寿。按中国传统，六十为一个甲子，非寻常生日可比。慈禧六十庆典成了当时清朝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连发动战争的日本侵略者都看到，“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庆典加紧筹备之时，中日战争爆发。而当有人提出撙节庆典费用以供战费所需时，慈禧怒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必令彼终身不欢！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对此细节有精彩的阐述：
　　“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后清军接连失利，黄海之战北洋水师严重受挫，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慈禧不得不停办颐和园受贺事宜，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六十岁生日。但仍奢华已极，九月二十五日全国各地开始呈进万寿贡物，十月初一庆典正式开始，十七日结束，其中唱戏三天，前后将近一个月，共用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当时户部给前线的战争筹款却只有二百五十万两，不足庆典一半。史家叹道，如果当时没有慈禧六旬庆典，全国上下全力对日作战，战争结局或许全然不同。
　　十年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又过七十大寿。章太炎做了一副对联，如下：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明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在和战问题上，人们以光绪为主战派；以李鸿章为主和派；认为慈禧起初主战，后来转而支持李鸿章主和。
　　光绪主战，十分鲜明。朝鲜东学党起事平息后，清廷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日本不予理睬，并不断挑衅、制造事端，战争一触即发。对此，光绪主张坚决回击。他给李鸿章的上谕道：“现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庸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击沉了清朝增援牙山的运兵船“高升号”。二十七日又向牙山的清军发动猛攻。七月初一，清廷向日本正式宣战。同一天，日本对清廷宣战。然而清朝主持前方战事的李鸿章采取保存淮军实力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俄、英等国的调停上。光绪则明确表示，“不宜借助他邦”，要以本国军力战胜日本。但他没有实际经验，不了解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所指定的作战方案含有不少空想成分，加之清军武备废弛，指挥失当，结果“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然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日军攻陷旅顺，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迫不及待要求议和，不惜割地赔款时，光绪仍表现了鲜明的主战态度，对作战不力、贻误大局的李鸿章严加惩处，“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告诫他“旅顺既为敌据，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可往来无忌……着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巡逻，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
　　慈禧开始亦主战。这与她一贯的思想和做法是一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时为懿贵妃的慈禧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触怒了咸丰，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后奕訢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曾劝咸丰废约再战，因咸丰病危作罢。此次战争初期，慈禧与光绪一样估计不足。光绪事事均请示慈禧，慈禧的态度主战无疑——光绪对诸大臣说：“朝廷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也主战”。然随着战场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慈禧由主战转向主和。促使她转向主和的决定因素有二，一是旷日持久的战事，势必影响她的六十庆典活动，一是帝党的形成。其中第二个因素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甲午年中日开战前后，围绕着“主战”，光绪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整顿军机处；一是筹措巨额战费。如前述，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与奕譞合作发动“甲申易枢”，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平庸的礼亲王世铎及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等人。面临战争，这个班子明显运转不灵，难担重任。光绪果断任命主战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务，军机处重要事宜都须与翁同龢、李鸿藻协商。战争爆发后更直接授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后又鼓动词臣上书，吁请十年前被罢黜的奕訢重新出山，使奕訢得以“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在内廷行走”。在慈禧看来，改组军机处，那是夺取她控制朝政的大权；停建颐和园，那是藐视她的存在，触犯皇太后至高无上的尊严。
　　八月，平壤之战，清军失利，左宝贵等将领壮烈牺牲，统帅叶志超一夜狂逃三百里，仓皇渡过鸭绿江退回中国境内；黄海之战，中日战平，邓世昌等壮烈殉国，中方损失4艘战舰，李鸿章抛出所谓“保船制敌”的方针，命北洋水师全队避入威海卫港内，不准出港与日军交战。慈禧终于站到台前，公然干预光绪的执政了。
　　她先发懿旨，表示今年庆典仍在皇宫举行。而后连续召集重臣会议，提出议和，派翁同龢赴津要求李鸿章设法媾和。每次会议，光绪支持的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与慈禧支持的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等均发生激烈争执。慈禧索性抛开光绪，通过奕訢、李鸿章两条线加紧开展调停、议和活动。与之同时，她痛下狠手，教训光绪、整饬后宫、打击帝党。于是发生了前述珍妃一案。十二月，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本求和，翌年（1895年）正月初抵达日本。时日军正在准备进攻威海，决定彻底消灭北洋海军、给京津造成直接威胁后再谈，以进行最大限度的勒索，遂照会清廷，以张荫桓非全权特使、官秩稍低为由不予接待。慈禧当即议和的愿望没有实现。十八日，日军攻陷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朝派出李鸿章乞和。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在日签署的《马关条约》文本送到北京，须由光绪“用宝”（签押）后，再送往山东烟台与日本换约。这是从未有过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赔偿军费二万万两；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日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等。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外省封疆大吏纷纷致电、上奏坚决反对；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拒和迁都，毁约再战”的呼声震撼朝野、震撼人心。二十九日，光绪如常召见军机大臣。孙毓汶将文本呈给光绪，称：无论如何应在今日批准。光绪说：条约要割台湾。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称：前线屡战屡败，如不签约，倭人将犯京师，奈何？光绪大怒：此约关系重大，汝欲逼朕签约不成？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不料，慈禧称病闭门不见，在这个时候又做出“已归政”的架势，冠冕堂皇地说：“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光绪“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四月八日，光绪最终颁谕批准《马关条约》。回到读书的毓庆宫后，光绪与师傅翁同龢“战栗哽咽，相顾挥涕”，痛不欲生。十天以后，光绪下令大小官员一律到内阁观看他的一篇朱谕。这是他对战败的交代。他字字血泪地说，嗣后“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勿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他只说要增强军事力量，他没有说和约的签订是因为慈禧已“意有所归”。

　　戊戌政变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仕宦家庭，以理学传家。光绪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戊戌变法前后，他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并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一岁成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后师从康有为，先后领导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共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并著《变法通议》，倡导变法，时人将之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康有为熟谙西学，洞察外情，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尚属一介布衣时即曾伏阙上书，认为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六七年后中日必将一战，战则中方必败、必致辱国丧权。当年康有为的上书到了翁同龢手中，但翁同龢胆小没有上达光绪。《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光绪看到康有为递上的《上清帝第三书》。整个奏折长一丈多，共一万多言。书中详陈变法图强的方略，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严惩主和派与战败者，破格起用新人，变法图强，练新军、选新将、用精械，筑铁路、开矿山、建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革官制等。这些闻所未闻的精辟论说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了光绪的目光，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痛创后的光绪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存记，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时时展阅。后光绪在朝臣章奏中发现了不少类似章奏，遂命军机处将康有为等九个条陈发到各地督抚将军处讨论。这已是变法改良的先声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之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俄、英、法、日亦虎视眈眈，伺机瓜分中国。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心头。康有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指出：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切。这封上书也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燮为此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法的意见。康有为遂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谕令王大臣会议，王大臣请得慈禧“尽管驳议”的旨意，逐条驳回。康有为于是转而鼓动群众性的变法运动。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
　　光绪拟要实行的变法维新，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就其触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和传统的“祖制”而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个政治家，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种政治势力会有清醒的认识，会预先考虑到变法维新将会遇到怎样的局面，出现各种情况时应如何应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证方能付诸行动，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如没有把握就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但光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被慈禧造就出来的有严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轻书生。他的一切思想认识，包括仅有的一点自信都是从读书中得来，对中国的现实和官场则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准备不足，却急欲有所作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亲信荣禄私下活动，打算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连，号召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后党逼光绪退位的举动，使光绪忍无可忍，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地付诸行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9月12日）。诏书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领域。
　　这些变法诏令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但仅凭一个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的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维新派看到他“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实际他早已丧失理智，不再考虑策略，一味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日，光绪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9月5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等。这种做法操之过急，过早地激化了矛盾，无疑是向慈禧发出挑衅，导致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与光绪有声势无实效的措施相比，慈禧这几招，招招是隐含杀机的辣手。开缺翁同龢，无异是去掉了光绪的主心骨，抽掉了帝党的顶梁柱；要新任之官向太后谢恩，实际是慈禧通过抓人事大权而干政的信号；荣禄的任命，更等同于慈禧在军事上控制了京畿。经过数十年的虐待和摧残，慈禧了解光绪个性深处的懦弱、战栗、不知所措和无抵抗主义，单凭感觉就知道如何制服他。她做了上述部署，就不再做什么，仍旧在颐和园里写字看戏、静观事态发展。不出慈禧所料，光绪“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本抱着慈禧支持的侥幸心理，但慈禧上述措施在他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的天真和懦弱使他有预料却无防备，也无法防备，于是突出了意料之外。但他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大力推行变法维新，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光绪的分歧越来越大。9月14日，光绪第11次赴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办事，拟安插维新派康有为等为懋勤殿顾问。这是康有为的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议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如此一来，军机处将被架空。有说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上看，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有说慈禧被激怒，痛责光绪坏祖宗之法，要把祖宗家业葬送在康有为之手。光绪虽当时硬顶：“儿宁可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后人耻笑。”但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自7月以来，京师便流传着“换皇上”的谣言。光绪得知自己将在9月间陪慈禧一起到天津阅兵，不禁揣测那是否是慈禧以其心腹荣禄发动兵变、废立皇帝、解决新党的一着将军之棋呢？9月15日，光绪担心后党近期内要采取非常行动，于是带给维新派一道密诏，如下：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说他已感到皇位不保，要求杨锐等迅速筹商一个既可以使旧法“渐变”，又不违背太后“圣意”的两全之策。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于9月初上密折建言：“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他分析了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后，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可为“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是，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将聂士成军调驻天津、董福祥军调驻北京长辛店，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秘密到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希望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激昂，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他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
　　而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新派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派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吏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9月20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9月19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9月19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并怒气冲冲指着光绪道：“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9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人。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被捕牺牲。
　　关于慈禧为何发动戊戌政变，众说纷纭。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是顽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始终站在顽固、守旧立场上阻挠和反对变法。这是几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和光绪嫌隙已深，现在光绪要自主，她内心愤恨，便想索性废掉光绪，于是一开始便做了部署，最终发动政变。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如光绪因其上书受阻曾怒罢礼部六堂官的王照，即是这种看法。他说，戊戌政变，“许多外人误以为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所致，其实，慈禧是个只知道权力却没有什么政见的人。光绪皇帝和慈禧的争论，纯粹是家务之争。所以要依我的看法，如果把主张变法的名义奉送给慈禧，让慈禧太后在名义上成为改革旗手，那么光绪搞改革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康有为坚持“扶此抑彼”，认为慈禧“是个万万不可造就的东西”。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慈禧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不应把慈禧简单划归为保守派之列。她早年曾力排保守权贵的势力，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她与光绪还是有亲情的。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她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溥仪《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变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各个派系之间妥协的产物，是他们面对清王朝所处的实际困境而共同寻求的解救之道。”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慈禧即曾对光绪道：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国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如能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你可放手为之，我绝不从中作难。但如日本那样，连衣服皇历都学洋人，“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只不过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而已”。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慈禧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但由于政治变革过急过剧（三个月的变法措施足够当时中国消化三十年）而超出了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使社会秩序处于极端危机的状态中。加之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采取了错误的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结果使以怀塔布、刚毅、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原先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有限地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孙家鼐等为代表的原先曾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出于对激进的变法政策的共同不满而联合起来，最终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清末新政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剥夺了光绪全部的权力，将戊戌变法淹没在血泊之中、变为短命的“百日维新”。然而，仅仅两年多，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一系列历史巨变，慈禧自己也走上了“变法”之路，推行“清末新政”近十年，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于西安（1900年庚子事变西逃）发布了实行变法的上谕，此为清末新政之始。全文如下：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夜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翦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卜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目短，遂不愿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而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说如今皇太后和皇帝“母子一心”，“一意振兴”，实行变法，“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此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就如何变法各抒己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为“变通政治，力图自强”，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七月，下令自明年起科考取消八股文。八月初，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将各地原有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又命各省选派学生，以官费送出国留学，学成后将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的头衔。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策论，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戊戌政变后即被慈禧否定，现重新恢复。各省派遣公费留学生，则是百日维新还未提出过的。
　　慈禧为首的清廷在这个时候决意变法，当然首先有讨好列强、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慈禧回到北京后，从1901年到1905年，先后颁布30多道上谕，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有：
　　一、改革官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应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为适应“新政”的需要，光绪二十九年着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光绪三十一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等“冗衙”，并宣布裁汰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虚衔、封典、翎枝、贡监”等除外）、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自隋唐以来传统的六部建置至此瓦解。
　　二、改革经济。由前一年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考察的宗室亲贵载振任商部尚书，管理商、工、矿业和铁路。并制订商法，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以及《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奖励公司章程》后经修订，还公布了《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绅”阶层开始崛起，他们不仅跻身于传统“士绅”的行列，而且有取代“士绅”地位之势。
　　三、改革教育。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大、中、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朝廷再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东、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当时以留日学生最多，许多留学生在国外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以后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学生章程。此时已实行了对各级学堂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的办法，而且规定按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会试的人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光绪三十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近代学制，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宣布自翌年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科举的废除加速了学堂建立的步伐。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万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万所，学生达156万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西学之后，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光绪二十九年，于北京成立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又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领导各省编练新军。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清朝末年各省新军亦在此时开始形成。为培养新军官兵，光绪三十年，颁布《陆军学堂办法》，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各主要城市建立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事。清廷的军事改革，有利于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进程，但新军并没有起到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许多新军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鼓动下，投身反清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五、改革法律。光绪二十八年起，清廷参照西方各国法律，修改《大清律例》。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废除枭首、凌迟、黥面等酷刑。此外，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并开始编纂新法典。等等。
　　这些，又同时反映出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自救意识。
　　对慈禧推行新政应该如何认识，史学界亦众说纷纭。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实行新政，纯粹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采取的“让步”措施。慈禧并非什么“中国近代化的最大保护神”，如果要给慈禧定性的话，只能说她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一个封建制度的顽固保护神。慈禧实行新政首先是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其次是想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最后是为安抚要求立宪的官僚。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有合乎时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她面对新事物、新问题，并非绝对死守传统、顽固不化。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前提下，她并不反对改革，能够降诏求言，重用人才。
　　一种意见以为，铁的教训使慈禧认识到，为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可变、必变，否则只能“愚昧贫穷软弱”。慈禧新政的一些改革措施，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她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因为正是她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新政与百日维新二者在骨干构成、历史前提、提出形式及主要内容等方面不存在本质差别，慈禧新政同样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总的来看，慈禧在新政的名义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许多都是戊戌变法内容的具体化、实践化和延伸化。无庸讳言，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新的气象和起色。如果说当年光绪依靠康有为等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社会上层中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那么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负担为背景，相同内容的重演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效果了。赔款、练兵、新政所需的巨额“筹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带来的些许希望。慈禧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依靠其支持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更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实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变革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作为异族势力的满清王朝企图竭尽全力左右这种变革，然而，反清的思潮、军队的涣散已在所难免。事实上，最后灭亡清朝的恰恰就是这些军队。政府在国外培训的留学生，国内训练的新军队，它所鼓励的从事国内经营的商人，各省组织的谘议局，所有这种种势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转了矛头，直指清王朝。”
　　清末新政，是慈禧的最后一幕。而慈禧在开始实行清末新政的时候，已使我们感到，她的政治生命行将终结。
　　让我们以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段话，结束对“原来慈禧”的描述。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再无人认为1780年的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了。”“20年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