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

第一部分民国开国史简论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中华民国元年（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公元1912年），1月1日（阴历十一月十三），夜10时，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的国民政府，曾为江苏省政协所在地），彩灯闪烁，军乐悠扬，时年46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先生，在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热烈的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幼名帝象，学名文，习医时取名日新，嗣谐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间，一度化名用日语中山樵，晚辈同志因此尊称之为中山先生，世称孙中山。孙公自己使用的正式名字，以及见于当时政府之正式文献者，则为孙文。在民国史上的正式纪录，应为孙文临时大总统。
上引孙文总统的这则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这一阵军乐，一片欢呼，一篇誓词，便把那已延续了四千余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地结束了。
回看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发展史，如上溯至传说时代，从公元前2206年夏禹的家天下开始，由一家统治一国，至此已4118年了。若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封建帝国称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2133年了。不管是封建诸侯也好，皇帝当国也好，由一家治一国都是行之数千年的制度。
它们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东西方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但以后的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地转化过来。
上述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孙文大总统，既然是我国历史上正在发展中的民治时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那么他这项最早的民主代议制度，是怎样创立的呢？这儿应该有补叙一下的必要。
第一部分采用美国制度为蓝本
原来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如火之燎原，一月内外，全国22省竟有17省宣布独立。11月9日，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组建临时政府，以便统一指挥。两日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亦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作相同建议。11月13日，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因上海地居要冲，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张，盖以军事与外交的需要为重，他尤其希望能争取外交团，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不横加干扰。上海方面则更进一步，希望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清帝国政府。这个将来的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他们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上说：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
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武汉方面的完全赞同，认为那确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开国元勋们之钟情美国制度，良非偶然。远在兴中会时期，杨衢云、孙逸仙等便十分醉心于美国的总统制。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李亦有意担任，后因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1903年那位语出惊人，引起神州轰动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其划时代著作《革命军》中，也主张中国政府全盘美国化。两年之后，当海外诸小革命团体合并，在日本东京共组中国同盟会，并选孙中山为总理时，该会亦采用了美式的三权分立制。
因此此次程、汤两都督之建议，实是迎合时代之潮流而已。
在此次通电中，他们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该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则代表该省原有之谘议局。那时由水陆两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难，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盖当时的轮船公司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对其乘客无权查问也。其时各省的革命情绪，皆甚为热烈。一经号召，代表们就纷集沪上了。至11月15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闽、鲁、湘诸省及上海、镇江两地区代表抵沪，代表会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订临时政府组织法，以及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大会自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第一部分以都督代表会暂代参议院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此已立国132年了，成绩卓著。如今既然要模仿美制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共和中国，立国伊始当然无法召开国会，所以只有变通一下，就由这个各省都督代表会暂时作为立法机构。开会时每省暂定一票，因此这个代表会在形式上，就颇像每州两票的美国国会的上院（senate，汉译参议院）了。
换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国国会的雏形便如同有上院而无下院、有参议院而无众议院的美国国会。这个开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国立国之初，也正是这样的。在上海首先组织的这个代表会除具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规章之外，也有权代表人民选举临时大总统（美国革命时，华盛顿总统也是如此这般选出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汉口诞生
可是上海这时虽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时革命战争的重心和早经组织的革命军政府毕竟还在武汉，而黎元洪的邀请通电也早于沪方，加以这时革命阵营中的第一号战将，声望仅次于孙中山的黄兴，也正在汉阳前线督战，因此后来在汉方代表要求之下，会中乃有动议把会址移往武汉。此议案通过之后，有人建议将原有会员人数一分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于上海以为联络。此一建议最初原是从权应变，不意竟伏下后来宁汉不和的种子，实非当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后话。
当沪方各代表乘轮船去武汉时，不意清军适于此时反攻，并于11月27日夺回汉阳，武昌全城均陷入敌炮射程之内，而汉方革命领袖间原有之暗隙，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误传为孙文之弟的孙武，竟通电诋毁黄兴，黄兴遂于翌日黯然离汉去沪，革命阵营内部从此就经常有不必要之龃龉了。迨各省代表多数抵达武昌时，革命军所拥有的地区，已无安全会议场所。然既来之，则安之，各省代表乃选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迁入汉口英租界之顺昌洋行，继续开会。
在汉期间，代表会之成就盖有两条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认，当时设在武昌的鄂军军政府为革命军的中央政府。其二为制定了一个包括三章二十一条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个《大纲》后来经过若干次修正，最后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史上简称为《民元约法》。它在民国初年竟变成政治斗争的重心所在，其后所发生的护国、护法两大内战，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以后我们再慢慢叙其原委。
第一部分从一军三旗到黄、黎易位
根据这个相当实际而可行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革命军当局乃急谋组建能统筹全局的民国政府，并选出一位大总统做最高领导人。正当各位代表忙于寻觅首都和最高领导人选之际，天不负人，江浙联军忽于12月2日攻克南京。龙蟠虎踞的南京，原为六朝古都。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于此。如今革命军既然克复南京，对那些正托庇于汉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决定，立刻组织中央政府，选举总统，定都南京，以彻底推翻清朝，取而代之。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后，沪、汉两地的各省代表，乃分别集会讨论总统人选及定都南京等相关要政。
汉方之代表会，在接获南京光复喜讯之后，乃决定于一周之内，东迁南京，从事制法与选举之要务。不意沪方各省代表，在江、浙两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怂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于12月4日在沪举行代表会议，票选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闻讯，立即通电，斥沪选为非法，而黄兴亦深为疑虑，不愿就任。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南京，乃又说服沪方代表，于12月15日在南京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黎虽首肯，而黄仍谦辞，以致迁延不能决。
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也。何以这时如火燎原之革命阵营，还有待袁氏来做头头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虚位原以待袁，中山变成黑马
在两方紧锣密鼓，各议其议时，历史学家还得略叙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简单说来，那就是袁世凯政治权力的迅速蹿升，11月16日，终于拜命组阁，大权独揽。但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敌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所以他在东山再起之初，对交战双方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在两方都造成了一个非袁不可之客观形势，此一形势亦为两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之迅速就范，固无论矣；革命阵营中（包括中山在内之高级党人）亦早有虚位以待的公开声明。然袁氏狡狯，在众目睽睽之下，既不愿逼宫取位于寡妇孤儿之手，更不愿受大位于国民党之议会选举。渠一厢情愿之道，实为自组御用国会，劝清帝辞位，以禅让方式，举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还要耍一耍中国政治的老传统，自称德薄能鲜，三辞而后受命。这一套在现代西方政治圈中的术语，叫作征调或拉夫（draft)，做出一副“吾实不愿为也，国民公意，强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从天命也”的样子。这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最光辉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却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观的变动。上述黄正黎副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的偶然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这时革命阵营中需要统一领导。黄、黎两位大元帅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孙公既适时赶到，他就必然当选为第一任（那时叫第一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只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任大总统应该是孙文嘛！论功，论德，袁世凯怎能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呢？历史毕竟是公平的啊！
第一部分以孙文为首的政府架构
在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文就是了。但是章疯子只替历史学家说了一半。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事实上，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1912年以后一直未变也。
笔者曾根据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过，武昌起义时，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之后，乃兼程回国。途中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却未获分文之助。中山于12月21日抵香港。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赶来香港相晤，并以北方情形复杂难料为由劝其留粤。孙不可，且反劝胡汉民与其同去上海。二人于12月25日抵沪，四天之后遂以17票中的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也就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当国者。随后黎元洪亦以全票当选为副总统。
［附注］当时投票的17省是：直（今河北）、鲁、豫、晋、陕、苏、皖、浙、闽、赣、湘、鄂、川、滇、粤、桂、奉（今辽宁）。直隶原未完成独立，因系国都所在，而特设代表，享有投票权。黄兴亦得一票，传系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为黄之母省；江浙代表多系光复会旧人，与中山有隙而亲黄。
总统直辖的十部总长
前节已言之，在最早的学习美制时期，民国政府里是没有国务总理的。美制是以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为中央各部之首。战乱中成立的中华民国，则稍事变通，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众望所归，这一首要位置落在黄兴肩上了。这里，且将临时政府组织与负责人条列于下：
临时大总统：孙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人，46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48岁。
秘书长：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33岁。
陆军总长：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38岁。
次长：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28岁。
海军总长：黄钟瑛，字赞侯，福建人。
次长：汤芗铭，字住心，湖北蕲水人，25岁。
外交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31岁。
次长：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武昌人，27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52岁。
次长：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36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42岁。
次长：王鸿猷，字子匡，湖北咸宁人，34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字秩庸，广东新会人，70岁。
次长：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31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44岁。
次长：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29岁。
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59岁。
次长：马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32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人，55岁。
次长：于伯循，字右任，陕西泾阳人，33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43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30岁。
第一部分第一任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孙中山与黄兴等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
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原是基于清政府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取胜。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及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须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作伞兵司令）是很难的，甚或是无兵可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feudalistic remnant），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为将之必须，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无疑就是个光杆司令。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们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所以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中山不得已，只好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程氏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与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了。这个“拼盘”再加上一个立宪派的张状元季直（实业总长，1894年甲午战争那一年中的状元）和汤进士寿潜（1892年进士），那就成为“拼盘之拼盘”了——张、汤二人都是前清极负时誉的立宪派中坚。光复前，张、汤二人分任中国东南最具影响力的江、浙两省的谘议局议长，而汤且是杀害女革命者秋瑾的主谋。
教育总长原内定为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倨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会员，但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尚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1月14日枪杀于上海。此后两派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辣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己知彼也。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份，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按理曾为英属海外公民（British subject)。伍氏精通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后来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做一个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任外务部右侍郎（相当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成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第一部分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的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部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会员一举包揽。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青年骨干。
其实汤芗铭亦同辈中人，1904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17岁中举。后来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学堂，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1874～1918年，1903年进士，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此时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会员对汤曾有异议，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还有得说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渐趋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为代表的先锋人物中，除一位历史反革命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给民国以后的历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所谓的国务委员中，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着着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王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了关，但衡量一下实力，却不敢“王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国元年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非等闲之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的愿望已非常明显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确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年仅30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他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就通过约法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第一部分《民元约法》之诞生
上一节已说过，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1911年12月3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立法部门亦在逐步建立。孙公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决定组建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之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1月28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皖、赣、晋、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17省参议员38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
这一着明显地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现在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逮，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其结果实非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巨细靡遗，法制粲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
袁世凯的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其政治方略可分三步，那就是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第一部分老办法的养敌自重（1）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所搞的那一套养敌自重的把戏，细说起来就像一部很复杂的政治小说，写在历史书上就稍嫌繁琐了。提纲挈领，大致是这样的：袁世凯在清末，自从1901年（是年，袁42岁）继李鸿章之后受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时起，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直至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为止，他在任内的成就，大致有军、政两大类。在军事方面，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的小站练兵时起，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与革命派有任何历史渊源，纵是吴有心革命，其部属亦皆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吴亦难指挥如意，这样吴才招致杀身之祸，而终无法撼动六镇的基础。
然袁世凯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有值得肯定之处。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包括汪兆铭和黄兴），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狡猾的袁世凯，当然更知道他自己的分量。所以他就要养敌、逼宫以取高位了。谨条列袁氏政治行为的大事如下，以见其关键所在。
袁氏养敌抓权取位始末时间表
1908年：袁49岁，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几遭不测。
1911年：袁52岁，应诏回京，东山再起。
·10月10日，武昌起义。
·10月14日，诏授袁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氏称疾不就。
·10月18日，诏促袁就道。
·10月20日，袁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
·10月25日，袁奏派冯国璋、段祺瑞领第一、二军赴武汉前线。
·10月27日，诏授袁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拨内帑百万两济武汉军事；清军击败民军于汉口。
·10月29日，袁致书黎元洪，首提和议。
·10月30日，袁自彰德南下。
·11月1日，诏授袁内阁总理大臣；袁辞，诏优勉。
·11月4日，诏准袁令前敌各路清军停进。
·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同盟会会员吴禄贞被刺，袁军无后顾之忧。
·11月8日，黎元洪复袁书，劝其附义，并允推为总统。
·11月13日，袁抵北京，诏令近畿各军，悉受节制。
·11月15日，袁授意刚出狱之汪兆铭与杨度等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提倡与革命军议和。
·11月16日，袁内阁正式成立，军政大权独揽。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3000人。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亲拨长途电话止之。
·11月29日，袁电武昌答应停战；汪兆铭承袁父子之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联合，清帝退位，举袁为总统，武昌军政府表示同意。
·12月1日，武汉停战。
·12月2日，江浙联军克南京，清军守将、袁之嫡系旧属张勋，连电内阁乞援，袁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议决，袁如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5日，摄政王载沣被迫引咎退位。
·12月7日，袁派唐绍仪为和谈代表去武汉与民军议和，暗示赞成共和。
·12月9日，袁令全国停战15日，后延长；黄兴回复汪电：袁如反正，举为总统。
·12月15日，各省代表于南京议选总统未果，虚位以待袁倒戈。
·12月18日，袁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晤于上海。
·12月20日，袁内调冯国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军统领；唐绍仪承袁意旨提议：先达成和议，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12月21日，孙文抵香港，胡汉民劝其留粤，孙未允。
·12月25日，孙文抵上海，大受革命群众欢迎。
·12月28日，隆裕太后从袁谏，下懿旨召集国会，决定国体。
·12月29日，各省都督代表会集会南京，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随即电袁，暂代临时大总统，随时让位。
1912年：袁53岁。
第一部分老办法的养敌自重（2）
·1月1日，孙文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职。
·1月2日，袁不承认南京政府，斥唐绍仪越权，准其辞职，暂留上海；孙再电袁：虽暂代，然虚位以待；清军将领冯国璋等护君宪主战；袁请辞，诏拨黄金八万锭，诏饬亲贵捐银行存款，估计有四千万元；袁入朝以民军优待皇室及旗民等条件密示奕劻，促主和议。
·1月3日，滦州起义失败，三将皆殉。
·1月14日，袁密电询：孙肯让袁，有何把握？孙再肯定让贤。
·1月16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从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乘舆出狩。
·1月17日，清廷御前会议。青年宗社党主战。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见溥伟著《清室让国始末记》）
·1月22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恳袁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50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
·1月28日，临时参议院于南京成立，到17省代表38人。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历时268年的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退位诏为张謇所拟，末段“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为袁所增。
是法统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从上列简明大事记，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双十变起，清室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
（二）袁世凯有实力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
（三）革命各派，包括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立宪派，也都体会到，推翻帝制，“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非有袁参加不可。
（四）除满族亲贵中的少数激进分子之外，全国也人同此心。
（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国，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义来另立法统，由他主动担纲，而不受革命党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注重的还不只是个法统问题，也是个面子问题。他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己的新法统之内。他这项腹案，老实说，与上述孙、黄一派要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的动机，并无不同。二者都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赛跑途中，第一面金牌被孙中山抢去了，他只得了个银牌，心有不甘，所以这也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历史学家平心而论之，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而他的对手方，孙、黄那一伙所争的，则是千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拋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使命（national mandate)，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是对这项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义，孙、黄等革命党原也寄厚望于他，并曾虚位以待，只是这时南方诸贤急于要组建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便立刻变成了黑马。参议员诸公既然不能举孙为大元帅，就只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以待袁氏“驱除鞑虏”之后，再来让贤了。袁氏后来虽不负所望，推翻了帝制，但却做了个继任总统，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国民党又对他不信任而防范兹严，约法改制，强迫他做了个虚君，使他也要来个困兽之斗，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之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论呢？我们的解释，只可说，这是历史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次历史转型，需时若干年，在这历时若干年的历史三峡中，道路总是曲曲折折的嘛，哪能老是直线呢？
第一部分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
话说回来，袁世凯在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的竞选过程中，虽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政体，在两个月之内就不声不响地和平转换掉，也算是效率惊人了。那时袁世凯若真能如党人所望，早举义旗，搞个武装苦挞打（coup d'etat)，把朝中的寡妇孤儿、满城的王公亲贵一举而除之，他这样做，是否能得心应手，吾人未敢断言也。万一欲速则不达，弄得火光四起，尸横街巷，北京城内，玉石皆焚，试问对革命发展，究有何补？所以袁的稳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未可厚非。
再就个人的道德来立论，古人说无毒不丈夫，搞流血政变，把寡妇孤儿和满朝亲贵一举而诛之，干这种事的人，要心狠手辣。将人比人，袁氏那时就显得婆婆妈妈，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他多少还有点妇人之仁，对寡妇孤儿不忍下手。他多少还有点东方儒、佛两家的恕道。
再把话说回来，纵使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西方叫作end justifies means）这套下流做法，这种用流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是个问题嘛！试问，袁如杀了寡妇孤儿，是否比保留了寡妇孤儿，更容易达到篡位的目的呢？其效果显然是相反的。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己因此也丢掉了金牌，这是否就是个错误，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黄也。那么他在这两个月的动乱之中，究竟耍了些什么手法，怎样搞了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而达其目的呢？真历史比假小说要有趣得多，这儿我们倒不妨略述梗概。
第一部分太后念念不忘优待费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袁世凯是怎样说动太后也来赞成共和的。在上列大事表中，我们知道，袁刚出山，便把太后的私房钱，所谓内帑，逼掉了一百万两。跟清室亲王级的其他大贵族相比，可怜的隆裕只是个穷寡妇。她15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高压，里外非人也。磨到30出头，两宫晏驾，做了寡妇，但这个小寡妇究竟承继了多少遗产呢？在那个大酱缸里，她无由得知，也无术支配。但是她毕竟是个太后，绣帘之前的6岁小皇帝既然无法亲政，军国大事，表面上还要以她的懿旨为断。
君不见，光绪末年的袁世凯，原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两宫突然晏驾，小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一纸文书，便把他开缺，他不就乖乖地回籍养病去了吗？如今革命党造反，朝廷应付不了，军机一纸文书，袁世凯也就奉令东山再起了。（且看朝鲜战争后期的美国，卖领带起家的杜鲁门一纸文书，不也就把权倾一时、跋扈透顶的麦克阿瑟开缺了？）
所以在东山再起之后的袁世凯这个宰相，虽然万般专横，但是他发号施令，还得去说服那个颁发懿旨的可怜的寡妇。寡妇无知，把袁氏的话信以为真，袁氏才可挟寡妇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长话短说，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把这对可怜的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是花不光的。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哪里知道呢？等到自以为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氏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400万两，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以欺以其方，何况一个幽居深宫、糊涂无知的小寡妇。说穿了，袁世凯也是在欺君罔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弒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得多。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一节）。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是在演戏了。
据说老头子这时就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如何能和孙文打仗？寡妇太后一听，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无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孙总统只有银元10枚
这里另外还有一些真实情况，写历史的人，倒不妨秉笔书之：在孙文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见《胡汉民自传》）。
其实当时孙公一文不名，举国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罢了。袁氏军饷缺乏，全国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则知之极深也。斯时首都之内王公满城，腰缠千万者，所在多有，袁总理乃说动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太后极以为然，懿旨、圣旨也就照发如拟。殊不知此一发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盖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巨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他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他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遍地黄金的深宫大内，那就更不用说了。只不过隆裕太后不知其所以然罢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凯却了如指掌。
［附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最近重修开放。新近的展出中有唐人韩幹的《牧马图》，此《牧马图》著录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价值连城。画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钤记，当出自清恭王府。当时的恭王府中，这一等级的国宝真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诸醇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还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更是无法相比的！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哪能一下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因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什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作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只得终日以泪洗面。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400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400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皇叔祖）反而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世凯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祯皇帝一样，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像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己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既然都一致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在于弹指之间了。
第一部分高干子弟不知轻重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fundamentalists)，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之初，以禁卫军总统领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一些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划将袁暗杀之。
这种败事有余而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世凯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kick him upstairs)，调良弼为有名无实的军谘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领禁卫军。冯曾是攻杀革命军3000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世凯总归是他的靠山，袁说一，冯不敢说二。
军人干政，刺客横行
袁世凯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前文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1月16日谋炸袁氏不中，反增加了袁氏的政治资本。谁知10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当场身亡，良弼却腿断、血流，越日惨死。北京为之全城震动。
读者知否？辛亥年间，革命党的炸弹，是足令三岁小儿不敢夜啼的。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芜湖，在辛亥年间，就是被两个锡纸包的鸭蛋光复的。锡纸就是香烟盒子里层的衬纸。笔者儿时不乖，于今日还记得那时我的奶妈经常吓唬我说：“革命党来了。”她告诉我，革命党一个炸弹可以炸40里。这就是夸张了。
彭家珍烈士那时在北京一弹，真炸得全城亲贵狗走鸡飞。孙文那时在北京的声名，也是个红眉毛、绿眼睛的江洋大盗，他手下的梁山好汉，都是飞檐走壁，无孔不入的。五鼠闹东京，80万禁军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还有手枪炸弹！在那时的北京城里，《七侠五义》对社会的影响不在“四书五经”之下呢！一弹强于10万军，强横的宗社党被彭烈士的一弹炸散了。雪上加霜，清军将领42人（后增至50人），在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之下，也于是日通电全国，迫清帝退位。
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
［附注］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代史料的注释目录（annotated bibliography)，穷十年之功，积稿数十箱，始知虽白首穷经，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上世纪70年代转入纽约市立大学，乃做较有选择性之努力。有关辛亥革命这一专题，除搜罗海内外专门研究机构，如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史馆一类的公有收藏之外，复乞援于专治辛亥史之老友章开沅与谢文孙两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孙思白、李新众等权威。多承倾囊相助，以至个人所集书目文题，竟至四千种上下，真是叩感不尽。就笔者个人管窥，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界史学家著述最多的专题之一，任何学人白首穷经，亦难毕其十一，真是修道之士所谓的“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从何读起”。因此笔者个人平生无论是授徒课室，还是打字书斋，总思以最简明的通俗词句，试作不偏不倚的和成见较少的“半张纸”之言，让读者自作其客观之评论。世上未有历史学家没有成见者，但求其较少而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释，拟于另篇评述，此篇从略，乞师友读者教之。
第二部分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2月14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通过决议接受他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4月1日始正式解职，但从就职到辞职，孙文先生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实际担当政务也只三个月。这不仅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在任最短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来。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2月13日下诏退位后第三天，也就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的第二天，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一章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他未能如愿，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就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出异议，对把南京作为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第二部分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2月18日授命，22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26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29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声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后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婉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1998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第41～44页）。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士，其后并在内阁相继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历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定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结果，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奠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第二部分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中山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一言九鼎，3月8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即咨请参议院认可，于是袁世凯于3月10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中山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孙公正式解职之前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了。但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
举例以明之：袁世凯就职之后，便立刻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做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与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这只是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第二部分袁政府与唐内阁的架构
袁世凯就职后，孙中山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同月29日，唐绍仪乃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府乃正式确立，南北一统。4月1日，孙中山遂正式解职。今且将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构，条列于下：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53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48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52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江苏上海人，41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53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47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54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42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31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44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30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36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35岁。
（原提名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后由施肇基递补。）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36岁。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
［附注］记得1948年笔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农业实验所访友，见一美国进口的全新高级房车，施施而过，车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气势逼人。好奇而询之，始知是国民党政府新任农林部部长左舜生之座车也。盖当时纵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高干，亦鲜有此高级新车。左氏因系青年党加入国民党政府，为内阁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车也。十余年后，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访问左公时，曾戏述往事，并以老农林总长宋教仁故事相比拟。左氏亦苦笑欷歔不已，并说他曾写过袁世凯，将来更要为蒋介石作祭文。谁知左竟先蒋而逝。左公病重时，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曾电余乞援，我也曾签请哥伦比亚大学当轴，想为左公申请若干研究补助费(honorarium)，以济眉急，后来据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实现否也？这都是国家动乱，知识分子一言难尽的悲哀，也是大时代的小掌故吧！故随笔记之。
袁总统既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唐总理因此就只是袁总统的一个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其背黑锅，不但任其劳，还能任其怨，鞠躬尽瘁，和其稀泥，死而后已。若不甘心和稀泥，要挂冠而去，那只有悉听尊便了。所以唐总理就职不过三个月，就真的挂冠而去了。据说唐绍仪在挂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说服，掷刀而去。此是后话。
第二部分唐绍仪是怎样一个人？
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同乡，长中山6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二人所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始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认识容闳（1828～1912）。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持幼童留学事务时，在香港就读英国学校、年仅14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1874年送往美国留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1874～1881）。21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命随总理衙门洋员，德国人摩伦道夫(PG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朝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23岁，长唐1岁）亦刚随军入朝，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后来袁氏在朝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累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痾，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做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一章。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唐绍仪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唐也于3月30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学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首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要部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的利益。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徴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 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候雇用。那些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有的甚至为此不惜丧权辱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腹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通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第二部分黄兴留守南京收拾烂摊子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今且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事实上是收拾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83天（从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仗，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处处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安徽拿两个“咸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两三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泛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闿杀了焦达峰；在武汉，黎元洪假手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这些都是当时革命阵营中自相残杀的例子。
这样有功于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30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30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10万精兵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裂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其实不然。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岗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裂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一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中山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无事可做。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30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250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两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占西藏，俄国要占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但是它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后来，列强以义和团杀了洋人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白银8500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3500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两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个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关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专篇处理之，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请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第二部分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公此时微近中年（46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的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后来赴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4月初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香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公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虽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霸王项羽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4月中离汉赴沪，22日南巡抵福州，25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27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6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6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复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知音太少，弦断无人听，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复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 ；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 ；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未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氏(Henry George,1839~1897)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 ，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1912年4月4日其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于1966年台湾版《国父全书》，第496页；其他随行者，如胡秘书、汪外办、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颇为自信地开出自以为会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10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 。不用说中山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生不渝的。
第二部分革命尚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1998年，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几十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学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话说回来，在1912年6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6月14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中，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当今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30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袁氏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然而却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大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 power) 转成有限制的权力(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
第二部分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6月15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徴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飞扬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附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什么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了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位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试问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与康熙、雍正、乾隆等，哪一位是虚君？相反，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现，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的地方官。因此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气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势弄权，由宰相晋升做假皇帝，然后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徵、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 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国外的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分，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学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灾异是自然现象，劝神宗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富弼列传》，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书万言，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连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肯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委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债一事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时，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唐氏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接着就失踪了。说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但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径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学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
话说回来，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哪会有影子呢？
大略言之，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为首的革命派斗争中，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政府之内，可说是被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22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如果想卷土重来，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于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第二部分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都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都在为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而紧张地忙碌着。
按参议院制定的、由袁大总统于1912年8月27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22行省，每省各10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27名、10名、3名；另由中央学会（中央学会是一个由教育总长领导的，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专家学者公会组织，享有8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迄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选出8名；各地华侨选出6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做选举人。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274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80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10人，人口不足800万的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22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46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10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596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841人，当时媒体戏呼之为“八百罗汉”（见上引钱端升书。原档载民国元年发行之《政府公报》6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80年初版，第680~747页）。
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女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有影响的人，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什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她们闹了一阵，未闹出什么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庙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弄得个天翻地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80%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20%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意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说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时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余家（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1985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33页）。何以有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第13页，引自《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584页之巨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因而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第二部分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旺盛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划。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孙公乃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64页；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还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必须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眼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坚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30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应袁世凯之约，于前一日刚抵北京，当天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1130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二。
第二部分“孙大炮”与20万里铁路计划
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世凯日夜盘桓。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13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国父年谱》（1965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第137页，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其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
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务。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一说10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地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让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20万里的伟大计划也。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账之处。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怂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但他1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内地史料，今年（1998）3月铁道部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确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8万公里；到2002年，突破7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2450亿元，营运里程7万公里》，载199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7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第二部分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军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意儿，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392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成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可参阅张玉法著前书，第531～566页，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民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1912年10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各省党员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遯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1913年2月1日（农历壬子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主张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3月9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词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多不及者。因此宋之党中同志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其他文献材料，保存得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因为这时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笔者在《晚清导论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了。因此袁氏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他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教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赠宋50万金以维持其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引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下册，第426页）。更早时，袁曾送宋教仁一本某银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82页）。袁之对宋，可说是优礼备至，而宋不为所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这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a 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