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膨胀时代的人性表演--大明朝的另类史
****************** 《大明朝的另类史 》 ************* ------------ 纵欲的困惑：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1） ------------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珍履三千，凄凉千载！ 这首《烛影摇红》丽词，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际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时伤怀之作。绮楼盛境，帝国繁华，转瞬间皆成梦忆，不能不让人扼腕慨叹。 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其实，欲望，绝非一个贬义词。人之所以为人，欲望乃基本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社会，从历史的经验大体上讲，一向对“人欲”采取优容的态度。遥想圣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使是给后世人以刻板说教印象的理学宗师朱熹，他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并不是板着面孔训斥一般士民来压抑基本的欲望。而且，明代以来，“童心说”、“性灵说”、“情教说”等哲学思潮，都是不断呼吁人们要打破禁欲的桎梏，鼓励众生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并竭力尊崇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可惜的是，抛开明代后期非君抑尊思想的进步意义不讲，明朝社会，自上而下，由始至终，爱恨骋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适，喜乐贪欢，最终皆归并成为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的无限放纵。 个体性和社会性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放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网四布的统治欲，明成祖朱棣骇人听闻的杀戮欲，明英宗朱祁镇、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负责任的嬉乐欲，明世宗朱厚璁、明神宗朱翊钧爷孙财迷心窍的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乐欲，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时，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中，李善长以营党欲，朱高煦以篡夺欲，王振以虚荣欲，刘瑾以把持欲，严嵩、张居正以求权欲，魏忠贤以变态欲，李自成、张献忠以残虐欲，吴三桂以私情欲，无遮无掩、放荡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间狂暴地躁动，横溢泛滥，莫有止息。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 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已贱人”的放纵。此种纵欲，竭性慢人，既非兼爱，又非尊身。各种人群在追求一已之利的同时，聚滴成潮，最终成为淹没一切的天下大害。而且，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纵观“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负性、好刚，使气、矜夸、孤傲、浮躁，成为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即使在他们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戾气而不是霸气，是狂狷任性而非个性张扬，是浮躁阴鸷而非明朗任侠，是纵情放荡而非率情求真。 于是，在纵欲快感喷射之后，迷惘、孤寂、苦涩、失落、忧郁、凄苦一涌而上，理性与克制成为了真空，道德感被从社会人群中抽离几尽。内忧外患之中，网罗高张之下，酒醉金迷之间，危机日甚，直至于亡。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中所描写人欲横流、穷奢极欲的社会现象，即使对于今天也极富警省性；“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277年历史（明朝年代计算有多种说法。崇祯帝死后，南明有福王、鲁监国、唐王、桂王等政权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即可延至于683年。但从“大一统”观念看明朝，其终止年代应为1644年）。近三百年间，处于晚期封建社会嬗变时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过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变”（1449年）的八十余年间，为社会经济重构期；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统治经济自我修复和调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际到万历中前期，乃商业经济新变化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末年（1644年）的半个世纪，乃社会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溃决期。 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固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奇来的内部崩坍和蛮族外力结束了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女真蛮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自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划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非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历，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赫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凤凰涅槃，而是陷于一种新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大辫子们这种“柔性”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摧灭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十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同趋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日也未全然散尽。 ------------ 纵欲的困惑：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2） ------------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步入一种昏噩的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类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赫赫中央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当然不是滚滚历史车轮中机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书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间艺人和戏剧演义的垢腻油彩，挥退尘封久远的历史沉积，我们会恍然发现那些已经格式化的并渐渐消隐于历史隧道中的面孔，却是那么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无情的帝王人生，其实他在立国“道德”层面上却无可指摘，得国最正；朱棣看似治国有道的雄才大略，却真正种下日后女真崛起于东北的深祸至忧；王振公公看似误国误民导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一切的一切竟然是出于乡儒衣锦还乡的虚荣心；明武宗看似嬉乐荒唐的不可饶恕的游戏生涯，其实有过赈灾免赋的为善之举；严嵩大学士看似“罪恶满盈”的一生，其实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误，而青年时代的严嵩原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士子；嘉靖年间看似喧扰一时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明神宗看似贪敛暴虐的统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征”的进取（当然还包括由此导致的巨额开销）；魏忠贤看似只手遮天的阉人阴险，其实暗中籍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阁臣士大夫之力，党争的病态使得士人内哄一发不可收拾；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据中原的“雄才大略”，仔细推究却发现大都源于投附汉人奴才们的怂恿；李自成、张献忠看似“进步”的农民“革命”意绪，其实不过是出于下岗驿卒和弃伍士卒的怨毒；吴三桂、李成栋看似皆“冲冠一怒为红颜”，原来各有各自的难言隐衷…… 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这样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伤痛悼惜之中，回首明朝，风流如梦，绮华成空。 苦涩之余，仅以陈子龙一诗述怀：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香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email protected]） ------------ 从头收拾旧山河：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 朱元璋，今人言及这位大名赫赫的皇帝，往往和“骇人听闻”四字成语联系起来，人们总是指斥他诛杀功臣的千古凶暴和个人性格方面的阴骘沉猜。确实，这位明朝的太祖爷以酷治国，尽揽朝中所有大权于己手，建立锦衣卫皇家特务组织，禁锢百姓思想。为了诛除功臣，他机关算尽，大肆罗织，戕害无数无辜人命。在朱元璋时代，帝王皇权不仅仅是被神化，也被推至于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顶尖地位。同时，文臣士大夫再无“尊严”可讲，随时会被皇帝或者太监一声令下，按在朝堂上当众击打“杀威棒”一样的“廷杖”。看见众臣士大夫在殿下哭滚哀嚎，朱元璋脑海中很有可能幻化出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影像：一位步履匆匆、惊惶四望、衣衫褴褛、手提打狗棒、四处乞讨的和尚。所以，看见自己的臣下们狗一样地被卫士们用大棒乱打，老朱那变态的心中，肯定会涌起无限的快意。 但无论如何，朱元璋皇帝在开国者最基本的“道德”方面，却无任何让人指摘的地方：明朝得国，正大光明！ 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之后，得国最正的，只有汉朝与明朝。刘邦与朱元璋，皆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拼打出国家，化家为国，由匹夫而成为天子。其兴兵之始，本来就是荒乱末世活不下去，原意并无欺上造反之心和狡诈乱世之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又不似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赵匡胤之流，那些人凭借在朝中的掌国大权，篡夺老主人的国家。 当皇帝后，朱元璋忌讳多多，惟独不忌讳自己“匹夫”身份的苦出身，在诏书中多次自称发迹前是“准右布衣”，总忘不了把他自己以刘邦自比。也甭说，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地），徙句容，再徙泗川。父（朱）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不知是否是老朱授意还是当时记实录的史臣“希旨”，连这位爷“老家”也与汉高祖刘邦同籍。 当然，时代在进步。史臣笔下，朱皇帝他妈不是像刘皇帝他妈是被“神龙”摁在地上弄那事才怀孕，而是“（朱妈妈）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而后寤，口余香气”，改吃神仙大力丸了，似乎朱老爹没做啥事就有了朱皇帝。古人每当涉及记载皇帝之生，想象力总是贫乏，刚刚在“神龙”“神虎”梦奸帝母的叙述上有些“改进”，笔势一转，又归流俗：“（朱元璋）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这些当然纯属瞎编滥造。老朱家穷得叮铛乱响，不可能连夜烧柴煮鸡蛋。果真数夜屋里发光，也早被元朝政府的“村委会”上报加以铲平。 无稽之谈，帝王附会，人们只得是信真疑假了。 ------------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1） ------------ 朱元璋自濠梁起兵以来，定东南，平“汉”、灭“吴”，击降方国珍，打败陈友定，收取两广，而后收拾队伍，鼎力北伐，平秦晋，取大都，继而收蜀取滇，十五余载苦战经营，终成大一统元明朝。“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匹，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颠抖。然而，这些黄金家族的爷们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蒙古人“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变为不堪一击。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反以后，全国动乱峰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爷取的，他原名叫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老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是按数码排列？老朱家当然不是数学世家，数代都是土生土长庄稼汉。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猫三狗四，日后皆成为人中龙虎。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就当然爆发传染病。老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无奈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小朱只得就近入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动乱的种子已经遍布。当地最活跃的“革命家”，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世为土豪，一直想趁天下大乱时机成王成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揉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酥（夷数）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但凡邪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政府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时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教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政府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邪教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入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2） ------------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给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阵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出现工艺方面的惊人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屠城，“幸免”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贷以及那种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不包括在内）。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萧，玉肉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苦怪大法的皇帝。 除“大喜乐”以外，元顺帝又是个天才木工设计师。凡是他左右喜欢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皆亲自动手，设计出屋宅的模型。当然，模型并非明清宫廷建筑师用夹纸板制作的立体“烫样”，而是按比例缩小的真材实料的模型，其中满嵌黄金珠宝点缀。元顺帝自画屋样，自削木构，制作模型宫房皆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如真，然后把模型交付匠人，嘱咐照此构建，为此，京师人戏称顺帝为“鲁班天子”。 侍侯顺帝左右的宦者们贪财，当皇帝向他们询问对自己“作品”的意见时，这些人常常拨郎鼓一样摇脑袋，不是说样子不好看，就是说城内已经有类似样式建筑。顺帝在“艺术”方向很执着，立即自己动手猛抡一斧子，把辛苦构制数十天的模型砸毁，重新构思另建。待他转身离开，内侍们便哄抢被弃模型上镶嵌的珍宝，皆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元顺帝不仅仅是有双鲁般一样的巧手，他在工程力学和设计构造学上造诣独特，《元史》中列举他自造龙船和宫漏（报时装置）二事，从中可以窥见这位皇帝建造学方面的“天份”： （元顺）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顺）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船）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龙船）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古代报时器），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 ------------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3） ------------ 巨大龙船的精巧自不必说，顺帝所造报时器的精密、复杂和有趣程度，如果西洋毛子们见过这位爷的设计和真品，估计清朝时他们再不敢把自鸣钟等“奇技淫巧”拿到北京卖给乾隆爷大骗银子。元顺帝几百年前的设计，其精绝程度，甚至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而且，现在的大头头们奠基、剪彩等事都是象征性地挖几锹土，动一下手中金剪（金剪刀其实也是高级行贿品），元顺帝从图纸到构件，皆亲力亲为，没有一丝掺假，从一点上，可说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皇帝的勤劳与智慧”。无独有偶，明朝的熹宗皇帝也是个“木匠皇帝”，但那哥们只喜欢操斧运锯干体力活儿，设计方面的天赋远远逊于这位元顺帝。 眼见元顺帝在宫内制作不息，皇后奇氏也心急，一次，趁顺帝高兴，她挽衣谏道：“陛下岁数不小了，太子也大了，希望您不要再天天埋头于造殿搭屋，应该稍事休息。后宫嫔妃众多，足可侍奉陛下，请陛下勿再沉迷于那些天魔舞女之辈，要爱惜身体啊。” 顺帝最听不得劝，闻言勃然大怒：“古往今来，就有一人如此吗！”言毕，他拂袖而去，两个月不到奇氏宫中。为此，皇后奇氏日后再也不敢逆拂“圣意”。 奇氏皇帝有些“善举”，并非证明她是什么好人。由于自己是端茶倒水的低贱高丽宫女出身，奇氏刚刚当上皇后时很“低调”，没事就捧本蒙文的《孝女经》苦读，遍阅史书，很想以历代皇后有贤行者为榜样，给人以“贤后”的印象。各地贡献奇珍美味，她马上选取其中最好吃的，遣使荐送太庙，然后自己才尝鲜。这一点有些做作，庙里的死人牌位又吃不了好东西，完全是演戏。但真的好事，这位奇后也做过，至正十八年，京都附近闹饥荒，奇氏自己出钱，让官员在城内设粥厂，救了不少人命。同时，她还让太监以她的名义安葬饿死者尸体有十余万之多（这也见出元朝末期社会动荡的严重性，仅京城附近就能饿死那么多人）。当然，越往后，皇太子渐长，奇氏皇后腰杆越硬。不仅她本人发生变化，在高丽国内的奇氏家族，也都怙势骄横。一向狼心狗肺的高丽王族也不再象元朝中前期那么软弱可欺，高丽王大怒之下，把奇氏一族杀得一个不剩。至正二十三年，奇氏向时为皇太子的爱猷识理达腊哭诉：“你已经长大，怎样不为我母家报仇！”于是，元廷下诏立在大都居住的高丽王族人为王，又以仅剩的奇氏一族男子三宝奴（元朝好多人叫这名字）为“元子”（王世子），此后，皇太子派遣一名大将率一万多精兵，并秘密联络倭人，准备夹击高丽。倭人奸滑，根本未发一兵一卒，观望伺机而已。元军刚过鸭绿江，高丽军伏兵四起，杀得一万多元军最终只剩十七个人逃还，为此，奇氏皇后大惭，再也不提这档子事。高丽蕞尔小邦，自尊心反而过旺，他们常常言及明成皇后什么的，很少有人拿出奇氏皇后显摆，其实，元朝是高丽人最值得显摆的光荣往昔：世代国王为大元驸马，还有一位高丽血统的皇太子差点成为大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出三韩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奇氏母子再显贵，毕竟是引倭夹攻“祖国”的敌人。 奇氏皇后虽无理国大略，却很有些怀恩施惠的小谋。她本人在大都蓄养成千的高丽美女，凡是大臣有当权者，奇氏则以高丽美女赐之。一时之间，京城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郎，然后才敢自炫为名家。这些经过精心培训的高丽女孩婉媚有心机，她们本来入达官家是以侍妾身份，不久皆因宠得嫡，夺去正妻的位子。而且，自至正年间以来，皇宫中的女官大多为高丽人，所以当时的大都及周边地区，衣服、鞋帽、器物，都依仿高丽式样。由此思之，早在数百年前的元朝，“韩流”已经来袭过中国。由于不少大臣知道忽必烈说过“我誓不与高丽共事”这样的话，见高丽女人充斥京师，他们深以为忧。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 刘福通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先是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不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忽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这位元将有勇能战，刘福通又使计，四处派人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想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想真正来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哄发生，赵均用杀毛贵；又过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部队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只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们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只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皆长着猪脑子，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贼，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上行下效，红巾军士们纷纷娶高丽女人为大小老婆，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革命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4） ------------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事起苍猝，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侯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前辘轱不转后辘轱转”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革命”战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惟独悼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大概交待了刘福通等“红军”和元顺帝，回来再讲朱元璋。 出外走动三年，乞讨三年，阅尽人生冷暖。此时的朱元璋，身在皇觉寺，心在众山间。外间动乱四起，“红军”到处拉杆子占城池，元军打不过“红军”，整日杀掠良民百姓邀赏请功，世道间怎一个乱字了得。于是，和尚更思人间事，小朱在佛前掷卜三次，终于为自己出去做“贼”找到了心理凭依。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元璋穿件破烂僧服，直抵濠州城下，要见当时占据此城的“城大王”郭子兴。 郭子兴，原籍曹州。其父乃一走方郎中兼算命师付，年青时为谋生在定远一带转悠，最后，他娶县中一老财瞎而胖的闺女为妻，家财益饶。腰中有了钱不算，瞎老婆还为老郭生下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就是日后的郭子兴。有个混混爹，郭老二肯定也是棵土豪的苗子，长大后，任侠好施，喜延宾客。如此的惹事精，赶上乱世，定为一方英雄。乱起之时，郭子兴聚数千青年人，一举攻克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时间声名大震。与郭子兴同为事头的，还有郭德崖等四个人，五位爷各称“元师”，这些人谁都不服谁。郭子兴本人土豪出身，另外四位百分百流氓无产者，粗鲁野蛮，日行剽掠，郭子兴很看不起他们。四人不悦，合谋想搞掉郭子兴。 濠州门兵见朱元璋这样一个粗头大脸的怪和尚要见元师，以为是间谍，立刻把他五花大绑通禀郭子兴。结果，郭子兴见来人状貌奇伟，聊了几句，很投脾气，大悦之下，把和尚任命为自己的贴身亲兵，立刻就让朱和尚当上十夫长。日后，凡有攻伐，皆让朱元璋打头阵。小朱运气不错，往往旗开得胜。由于当时郭子兴与四师倾轧，正需贴身卖命的心腹，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嫁给朱元璋为妻，正式为他起名为朱元璋，字国瑞。成为郭元师的乘龙快婿后，朱元璋在军中地位日益提高，人皆呼之为“朱公子”。至于他的老婆马氏，乃郭子兴老友宿州人马公之女，十余岁时父死，入郭家为义女。 “朱公子”个人事业有成，但当时“红军”的大形势却一派大坏：十月间，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兵马，在徐州大败义军“芝麻李”。赵均用、彭早住两部人马也被击溃，一起窜入濠州。赵彭二人喧宾夺主，入濠州后反而成为郭子兴等“五帅”的首长。“五帅”见风使舵，郭子兴尊礼彭早住（彭大），孙德崖等人拥推赵均用，各自拉帮结派。城外，脱脱派贾鲁（治河那位爷）率大批元军，把濠州围个水泄不通。 大乱当前，濠州城内诸人互相算计。孙德崖挑拨赵均用，说他眼中只有彭大。赵均用愤怒，设计诱执郭子兴，捆起来准备杀掉。朱元璋当时正在淮北带兵，闻讯大急，忙回濠州向彭大诉怨。彭大也怒，拍胸脯说：“有我在，你岳父肯定无事！”于是，两个人拥兵而行，直冲入赵均用府邸，把浑身枷索的郭子兴放出。麻杆打狼两头怕，赵均用没敢吱声。只有孙德崖心中暗恨没杀成郭子兴。 还好，濠州被围七个多月后，元军主将贾鲁病死，围解。城内的赵均用和彭大来了精神，一个称永义王，一个称永淮王，关起门当起王爷来。 朱元璋处于“创业”期，很注意招募人才，陆续得淮西二十四将为自己效力，这些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除汤和外，再除去明朝建国前战死的，其余皆在功成后被朱元璋整族诛除。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带着这些人，朱元璋南攻定远，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收降附近占山据寨的“红军”近三万人，“军威大振”。 不久，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又名冯胜）兄弟也率众来投。与其他若大仇深穷棒子不同，冯氏兄弟地主出身，读过书，特别是冯国用，很有政治头脑，向朱元璋建议道：“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您应该先拨金陵，定鼎之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施仁义于远近，切勿贪妇子玉帛之小利，如此，天下不难定也！” 朱元璋闻言大悦。 继冯氏兄弟之后，定远儒生李善长也来投靠。此人与朱元璋一见倾心，气味相投，马上就被任命为“掌书记”，军政大事，皆咨之而后行。红红火火之际，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来归。当时李文忠年才十二，牵着二舅的衣服不放，朱元璋感动：“外甥见舅如见母呵。”就把他和沐英等少年兵皆“赐”姓朱，养为义子。每逢大乱之世，诸将皆喜养“义子”自固。日后，朱元璋有“义子”二十余人，有名的除李文忠、沐英外，还有朱文刚、平保儿等人。这些“义子”并非只是充任朱元璋保镖那么简单，日后老朱“生意”做大，义子们又兼“监军”之用，在各大“军区”当政委，监视诸将。朱元璋庄稼汉出身，统驳人才很有一手。除“义子”外，他攻下金陵后又实施主将留家眷当“人质”的作法，逐渐成为制度，以防将领叛变。而且，冯氏兄弟、李善长等“知识分子”给予他很大启发，为防止手下大将身边也有“诸葛亮”出谋划策，朱元璋严禁诸将手下置儒生，只允设办事员一类的“吏”来处理公务。 濠州方面，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等人，窜往泗州。其间，彭、赵二人争权，士卒内斗，彭大本人竟中箭而死，没牺牲于“革命”阵上，竟亡于自己人之手。由此，赵均用一技独大，兼并彭大手下部伍，狼戾益甚，开始又打郭子兴算盘，时刻想整死他。 在外掠地的朱元璋闻之，遣人劝解：“赵王您当年落魄趋濠州，倘若郭公闭门不纳，必死无疑。入城后，赵王您又踞位其上，以势凌之。郭公乃无大略之人，容易对付，所可虑者，乃郭公手下驻滁州将领。” 赵均用思之，甚觉有理，加上收受朱元璋大笔金宝孝敬，便放郭子兴去滁州。 郭子兴人到滁州，朱元璋立刻率两、三万人马来归。老郭感觉很好，也想过下当王爷的瘾，想立刻称王。朱元璋劝阻：“滁州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求安立国之地。”郭子兴悻悻，但不得不听。 老郭的为人，枭悍善斗，本性刚强不容人，待人寡恩。每俟事急，老郭总召朱元璋谋议，亲信如左右手一样；事解，则马上轻信人言，戒备这位屡立大功的朱女婿。入滁州才一个多月，老郭听信谗言，剥夺朱元璋一切兵权，并要召朱女婿的文胆李善长为自己做事。老李厚道人，“涕泣不行。” ------------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5） ------------ 在这种危险情势下，朱元璋发挥其天性中的“大奸似忠”品质，对老丈人“事之愈恭”。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妻子马氏从家中拿出大把金银珠宝往自己干妈那里送。枕边风最硬，郭子兴老婆天天在老公面前说干女儿、干女婿的好话，终究使得朱元璋免于被杀的命运。 至正十四年（1354年）冬，元朝丞相脱脱率大军进攻高邮的张士诚，分兵围六合。六合守将心慌，遣人来求郭子兴出手相援。 张士诚本人不是“红军”系出身，郭子兴与六合守将大有旧怨，根本不愿发兵。朱元璋劝说：“唇亡齿寒，六合一破，滁州不能独完，奈何因小而忘大事！”郭子兴醒过味，连连称是，询问诸将谁愿领兵救六合。当时，元军号称百万，众人皆畏，无一人愿往。 朱元璋自告奋勇，提数千人东去，坚守瓦梁垒。元军势大，不久攻下六合，直逼滁州，朱元璋赶忙回防。其间，朱元璋用计，命部将耿再成佯败，引元兵来攻。元兵追击，朱元璋忽然反击，反戈一击，埋伏的兵马四起，滁州兵又冲出，大败了元军一仗。得胜后，朱元璋忙派人把缴获的马匹悉数还与元军，送酒送牛慰劳，表示说滁州城内皆是大元良民，目的是完城自保，对官军没有恶意。 元军有了面子，又攻不下滁州，就上报说“招安”了滁州，径直参与高邮围城战，放了郭子兴、朱元璋一马。 可笑的是，高邮城内张士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元廷内哄，顺帝一张诏书解除丞相脱脱兵权，散罢其兵。一时间，高邮围解。 朱元璋方面，又得到虹县壮士胡大海入伙，此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立即被任命为先锋将。归附人马日多，滁州乏粮，朱元璋就建议郭子兴南攻和州。郭子兴同意。于是，朱元璋派胡大海领兵，一鼓而下和州。郭子兴大喜，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至此，十夫长变成了“总兵官”，朱元璋终于有了发家的大本钱在手。为了经营“根据地”，朱元璋整肃军纪，严禁掠人妻女，于是附近百姓大悦，都把他的军队当成人民的队伍。 刚刚消停了几十天，濠州“五师”之一的孙德崖率部下涌至和州就食。朱元璋见老上司来，不敢不让他进城，连忙热情招待。身在滁州的郭子兴闻讯大怒，率众兵前往和州，想与老对头孙德崖火拼。老孙听说老郭气汹汹而来，心里也惊，忙指挥人马往外撤。 朱元璋觉得过意不去，亲自送部队出城，并让老孙率军殿后，镇抚已军，免得与老郭的入城先头部队发生冲突。不料想，郭子兴怒气冲冲来得快，正赶上孙德岸往城外走。仇人见面，分红眼红，两只友军登时交手，杀得你死我活，孙德崖被郭子兴活捉。 朱元璋闻变，策马欲逃，被孙德崖手下军将一棍子打落下马，捆个结实，拥之而行。半路，众人遇见孙德崖弟弟，一起商量，准备杀掉朱元璋泄愤。彼时，日后的朱皇帝命悬一线，只要有哪位急红眼的孙德崖兵上前给他一刀，日后所有的中国历史会全然改观。关键时刻，孙部中有一位张姓将领全力上前阻止杀人，认为现在还不知道孙德崖死活，如果杀掉朱元璋，主帅也必死无疑。 和州城内，郭子兴正高兴逮住孙德崖，准备千刀万剐了这个“老战友”以泄愤。忽听女婿朱元璋被对方生擒，老郭快乐顿成郁闷，顿感如失左右手，立即派徐达为“人质”换回朱元璋。又是那位张姓将领力争，孙部兵将释放了朱元璋。无奈之下，郭子兴只能放掉了孙德崖，不久汤和也从孙部得归。 此次遭遇，险过剃头，如无那位张姓将领，老朱早就被砍掉人头。可叹的是，这位张姓将领并未留下名字，日后再无出现于史书之中，一是可能在混战中死亡，二是可能隐姓埋名。否则，老朱就会和他儿子朱棣一样，也有一个“恩张”了。（事见朱棣传） 值得一表的是，作为堂堂一方统领，郭子兴因放走孙德崖一事郁闷至极，终日咬牙切齿，自己和自己叫劲。三个月后，老哥们酒后越想越气，一下子脑溢血，喀崩一下，死了。 当时，“红军”中势力最大的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改元“龙凤”。自然，刘福通以“大龙头”自居，行檄天下，也派使者到和州招抚，任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师（郭子兴有三子，长子战死；次子郭天叙，三子郭天爵），以张天佑和朱元璋为副元帅。张天佑是郭子兴小舅子。《明史》和《实录》等书上讲，太祖（朱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即拒绝接受刘福通的“任命”，“然念（韩）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这种讲话完全是日后朱元璋“阔”了翻脸不认人。当时接到这种任命，几个人乐得屁颠屁颠。与方国珍、张士诚不同，那些人有与同元朝讲条件受招安的“本钱”，而朱元璋等人当时的身份是“群贼”，翻来翻去想找一只粗腿来抱。他们巴结不上大元，好歹先靠上一个韩林儿这样的“皇帝”，混个名号，心里上也好受些，四处攻掠更有借口和凭恃。 郭子兴这两个儿子，从前在滁州时见干妹夫声名日盛，当时就想以毒酒害死朱元璋。老朱当时不说穿，按期与二人一起赴宴，中途忽然勒马跃起，往复再三，仰头向天空喃喃自语，煞有介事似在与“神人”谈话。而后，朱元璋变脸大骂：“我怎么对不起你们两个人，空中神人告诉我，你俩要用毒酒杀我！”这两人智商低，不察是消息泄漏，真以为有神灵佑护干妹夫，骇汗浃背，自此再不敢对朱元璋盟生害意。后来，郭天叙与另一个副元师张天佑均死于陈野先之叛。郭天爵被韩林儿任为中书右丞。朱元璋得势后，找个借口把这位干小舅子杀掉，由此，他干老丈人郭子兴就成了绝户。不过，郭子兴有一妾生女，后被朱元璋享用，封为“惠妃”，还生下蜀王、谷王、代王三个儿子。这样讲的话，老郭也有幸使血脉得延。洪武三年，朱皇帝追封老上司郭子兴为“滁阳王”，终于了却老郭当王爷的耿耿“宿愿”。 势之在起，人人从龙。虹县人邓愈、怀远人常遇春两位神勇之将即来投附。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很有政治权谋和驭人手腕。他知道常遇春乃武装头目刘聚手下，便说：“汝因部队无粮来归，然汝故主在，吾安得夺之。” 常遇春顿首泣诉：“刘聚剽掠盗贼，胸无大志。如能效力于您，虽死犹生！” 当时，朱元璋正要渡江发展，便激言道：“能相从渡江乎？取太平之后，归我未晚也。” 本来，朱元璋坐屯和州，一直想渡江开辟新领地，却找不到渡船。之所以忙着渡江，重要原因之一是军粮问题。虽只一江之隔，对面的太平路周围皆是产米区，鱼米之乡，如果部队得进，吃穿不愁，那日后的发展肯定就是硬道理了。恰在此时，廖永安、俞廷玉一伙人，率领一帮人马船只泊于巢湖结水寨自保，遣使向朱元璋表示投附之意。朱元帅大喜，“此天意也，机不可失”，亲自率兵至巢湖与廖永安等人会合。接着，他登舟前行，在黄墩大败元军水师蛮子海牙军队，打通了通向长江的水路。 1355年夏七月，朱元璋集结大军，直攻采石。常遇春身先士卒，在牛渚矶大显神威，单人持戈跃上岸边，所向披靡，攻克采石。大军乘胜，径冲太平（今安徽当涂）。元朝太平路平章完者不花等人弃城遁逃。 在太平，朱元璋定下取金陵方略，又得儒士陶安、汪广洋等人，开帅府，立规模，移文仍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俨然一支超正规的红巾军。但是，太平一点不太平，城四周元朝军队密布，元将蛮子海牙等人以巨舰拦截采石，中闭姑孰口。元朝地方民兵武装头领陈野先进攻最积极，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充当元军先锋，直杀太平城下。岂料，朱元璋早有准备，命徐达、邓愈出奇兵突出其后，在襄阳桥设下伏兵，一举生俘了陈野先。 ------------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6） ------------ 朱元璋释之不杀，陈野先表示降附，但他心中仍然想帮元朝灭红巾。于是，他写信给蛮子海牙等部以及屯于集庆路附近的元军“招降”，表面上是招降之辞，实则阴地激之，想激发这些人的血气和斗志反攻。不料，各路元军心怀贰志，见到这位陈猛将都投降了，略无斗志，一时间真有许多人前往太平向朱元璋投降。 自悔失计之余，陈野先阴嘱其老部下，待红巾军攻集庆时不要卖命，并声称自己有机得脱的话，一定复归元军。朱元璋闻之，也不强留，纵之使还。溧阳、句容、芜湖等地，皆在朱元璋掌握之中。 陈野先被朱元璋释放后，纠集旧部，在秦淮河附近集结，暗中与元军集庆主将福寿联络。此时，郭子兴儿子郭天叙与舅舅张天佑两人均领兵，先于朱元璋之前对集庆展开进攻。攻了几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陈野先部根本不卖力，郭天叙和张天佑手下又无猛将，双方在集庆呈胶着状态。 陈野先以商议军事为名，请都元师郭天叙和副元师张天佑来自己营中饮酒。二人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一落座，大刀横飞，两位主师前后脚进地府报到。 陈野先与元将福寿立刻对红巾军败军猛打，边杀边追，一直追击到溧阳。岂料想，溧阳的元朝地方武装只知道陈野先投降的事情，认定他是“贼”，听说有人打着他的旗号来，立刻准备上好的埋伏圈，正好把陈野先侯个正着。见到迎前的一伙人皆元军装束，陈野先还没在意，刚要张口打招呼，对方箭飞枪掷，老陈自己被弄成血蜂窝，死于马下。 即使有了陈野先的“前鉴”，朱元璋仍旧礼待元朝官员。太平陷落后，元朝贵族哈纳出（木华黎后人）被俘，天天郁郁不乐。朱元璋对他说：“人臣各为其主，何况你又有父母妻子，还是放你回去吧。”这些小伎俩，日后证明效果奇佳。 1356年春，大将常遇春又出奇兵，在水上大败元朝蛮子海牙的水军，自此，元军“扼江之势遂衰”。四月，朱元璋率领诸将，水陆并进，向集庆发动猛攻。朱元璋部下勇猛，又无陈野先这样的人诈降与城内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驻守城外的元军陈兆先部打得大败投降，得数万降卒为已用。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度，朱元璋故意从这数万降兵中挑出五百精壮之士为自己的护卫，并在夜间解甲而寝，安睡达旦，以示不疑。此计管用，新降兵士疑惧顿消，铁定心要为朱元璋卖命。 几天休整后，红巾军尽力攻城，冯国用将五百兵为先锋，在蒋山大败元军，直抵城下，诸军拨栅竞进。元将福寿督兵力战，终于不敌，兵败身死，集庆最后落入朱元璋之手。 元将康茂才率部投降，蛮子海牙逃归张士诚。 有了集庆（今南京）这块风水宝地，朱元璋终于为帝业奠定了最稳固的地基，不仅获形胜之地，又凭添兵民五十万。于是，他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设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上报韩林儿“党中央”后，“朝廷”升任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国防部副部长），不久索性让老朱做了“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诸将不少人也获封为“元帅”。 此时，元朝大军正和刘福通诸部周旋，所以朱元璋暂时还很安全。当然，应天府周围，东有元将定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将八思尔不花，北有元朝地方武装“青衣军”，而且东南还有张士诚势力，皆虎视眈眈，想不居安思危都不行。 ------------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1） ------------ 讲陈友谅，必定先要提一下“天完”政权。这一只湖北红巾，事主儿是“彭和尚”彭莹玉，主要执行人是邹普胜，至于被推为“领袖”的徐寿辉，本来布贩子一名，彭和尚见他相貌不俗，便推举他为王，老徐实则绣花枕头一个。 继刘福通起事后，至正十一年十月，彭和尚与麻城人邹普胜拥徐寿辉起事，攻陷蕲水和黄州路，彭与邹二人马上以蕲水为都城拥老徐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天完者，大元上各加一横一宝盖，“压”大元为主也。文字游戏，智短谋浅，“天完”，天要它完，能不完吗。 也甭说，天完政权初开张时，攻伐四克，不仅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大军，连陷饶州、信州以及湖广、江西诸郡县，未几又破昱岭关，攻克杭州。赵普胜一军也能打，连克太平诸路，声势大震。可惜的是，天完政权中，没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教他们长谋远略，得城多多，遂得遂失。闹腾一年多，所存广大地区一个一个丢掉，最后连“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下，“皇帝”徐寿辉只能跑到黄梅躲着。 彭和尚见势不妙，携带大笔珠宝不知所踪，日后此人再无露面，估计蓄发当起了富家翁。 节节败退之时，“天完”政权幸好有倪文俊能干，率军连接攻克沔阳、襄阳、中兴（江陵）、武昌、汉阳、蕲水等地，最终把徐“皇帝”迎驾到汉阳。 不久，天完政权内哄，陈友谅杀掉倪文俊，并统其军。 陈友谅，沔阳打渔人出身。本姓谢，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老陈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略通文义。青年时代有算卦人说他家墓地风水好，当出贵人，这使得陈友谅窃喜之余，一直怀有造反异志。徐寿辉起兵时，陈友谅正当小县吏公务员，即刻投笔从戎，加入造反队伍。他首先在倪文俊手下当小文书，不久自将兵出外发展，很快成为天完政权的一方军将。 倪文俊与徐寿辉相处了一阵，“君臣”不合，老倪想杀“皇帝”老徐，不成，只得跑往黄州自己老部下陈友谅处。谁料，陈友谅正愁自己手下人马不多，见老倪自己送上门，欢天喜地迎接。没过几天，陈友谅就在酒宴上杀掉老上司，并其兵马，自称宣慰使，不久有自称称平章政事。 陈友谅部与朱元璋部最早的“接触”，是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底（1357年）的事情。常遇春、廖永安等人率军自铜陵进攻池州，杀天完将洪元帅。陈友谅兼并倪文俊部队后，一路进击，连下江西隆兴、瑞州，并遣部下猛将赵普胜率军猛攻池州。赵普胜原是巢湖水贼，曾归附过朱元璋，后来叛去归徐寿辉。此人外号“双刀赵”，骁勇能战，一直以安庆为大本营。攻克池州后，他又进袭太平。朱元璋恼怒，急遣徐达等人突袭赵普胜的栅江大营，并夺回池州。 朱元璋深忌赵普胜勇武，派人携重金入陈友谅处行离间计，使其亲信陈说赵普胜有自立之心。赵普胜自己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每次接待陈友谅来使，皆扬扬自得大夸自己的功劳，很有“舍吾其谁”的架式。陈友谅正疑他，听使人如此说，终定杀心。于是，他以会师为名，从江州领大军忽至安庆。赵普胜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派人驾船，亲自带了烧羊美酒去迎接老陈。两舟交会，陈友谅一脸笑容现于船头，赵普胜连忙跨身上前见礼。老赵刚一低头，精光一闪，脑袋就掉在自己双脚之间，刹那间，他还挺诧异：这一揖做过头了不成？ 杀了如此勇将，诚为陈友谅一大败着。他兼并赵部后，即刻挑选精兵奔袭池州，被朱元璋手下徐达杀得大败而去。 徐寿辉“皇帝”听说臣子陈友谅在外边干得不错，又攻占了龙兴（南昌），觉得这地名不错，表示自己要“迁都”龙兴。陈友谅当然不想身边多出一个“皇帝”来，表示不可。徐皇帝也是死催，大草包带着几万人就从汉阳出发，直奔江州而来。江州乃陈友谅大本营，见徐皇帝自来寻死，老陈也不敢怠慢，伏兵郭外，把徐寿辉及其“禁卫军”迎入城中，即刻关闭大门，把数千人杀个精光，软禁了徐寿辉。 陈友谅自称汉王，置王府官爵。 1360年夏，陈友谅挟持徐寿辉，率水军直犯太平。朱元璋手下猛将花云守太平，人数只有数千，顽强抵抗。三天后，陈友谅乘涨水之际，巨舰直泊于太平城西南角，大船船尾高与城平，士卒蜂涌而登，太平城被攻陷。猛将花云被擒，不屈痛骂：“贼奴！汝辈现缚我，吾主必为我报仇，斩汝等万段！”他又奋力跃起挣开绳索，夺刀杀五、六人。 陈友谅大怒，派人把花云绑在大船桅杆上，命兵士万箭齐射，把花云射成个刺猬。 攻得太平城，陈友谅更觉“徐皇帝”再无用处，派壮士用铁锺击碎其头，胡乱抛尸完事。“天完”政权，这下真的彻底完了。 然后，陈友谅在采石矶一带的五通庙举行登基仪式，自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这位陈皇帝称帝太心急，“群臣”立于江边，草率行礼。突遇大雨，殊列仪节，狼狈不堪。最早拥立徐寿辉当“皇帝”的邹普胜，如今反成为陈友谅的“太师”。陈友谅以张必先为“丞相”，以张定边为“太尉”。然后，他率军还江州。 到了老窝后，他马上遣使送信给张士诚，约定共灭朱元璋。张士诚只想自固，没有应承。 在江州修整了数日，陈友谅引大军东下，直扑建康。 金陵城中，人心大骇，朱元璋手下人不少心意摇动，有欲降的，有欲逃的，有欲据钟山死守的，人心惶惶。 朱元璋问计于刘基。刘基心沉气稳，说：“天道后举者胜。我军以逸待劳，何患不克！明公您宜开府库，固士心，倾至诚，伏兵伺陈击敌。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一举。” ------------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2） ------------ 朱元璋遂意决。 当是时也，朱元璋文臣武将中多有出迎自保之心，估计连朱元璋本人也多夜睡不着觉，细想过是否当个“汉臣”。正是刘基一席话，终使朱元璋心稳神固。刘基于1360年春与宋濂、章溢、叶琛三人一起往建康投附朱元璋，此人精通天文、兵法、性理诸书，通才人物，很是有真本事。更引人注意的是，他乃元朝进士出身（元朝汉人中举者，百年间仅两千人左右，极其稀罕）。 这时，有人提议朱元璋先收夏太平以牵制敌方，有人建议朱元璋自己亲自指挥出建康御敌，均为朱元璋所拒。这位爷没读过什么兵书，属于那种天生有感觉的军事家，他说：“太平城濠堑深固，如果当时陈友谅没有巨舰，不能水上进攻，太平根本不会陷落。倘使我们现在去围城，不可能短时间拿下。而且，贼军水军十倍于我军，屯兵于坚城之下，进不能取，退不及援，肯定吃亏。如果我自己出城逆敌，敌军以偏师牵制我，牵着我们主力四处兜圈，陈友谅会以舟师顺流而下直奔建康，半日即可抵城下。到时，即使我们的步兵骑兵能够即时回援，也是百里趋战，精疲力竭，乃兵法大忌呵。” 朱元璋先派出胡大海直捣广信（今江西上饶）以制其后，然后招指挥康茂才议事。老康乃是先前降而复叛的陈野先属下将领，闻召立至。朱元璋开门见山： “听说你一直和陈友谅关系不错，今其入寇，我很想让他来快些。你假装充当他的内应，派人捎信给他约他速来，最好让他兵分三道来击，以弱其势。” 康茂才惟惟，仍旧有些摸不着头脑。“我家中有个门子，从前一直在陈友谅家中做事，让他送信，对方必无疑心……不过，我们如今多数人都害怕汉军到来，为何要引诱对方来找我们打？” 朱元璋一笑：“情况再发展下去，陈友谅必和张士诚联手，二寇谋合，何以对付！今先破陈贼，则张士诚闻之胆落！” 老康恍然，依计行事。 康茂才的门子化装进入陈友谅军，老陈得书大喜，问：“康公今何在？” 门子答：“正提军守护江东桥。” 问“桥是何质地？” 答：“木桥”。 陈友谅喜形于色，“你回去告诉康公，我很快就去那里，到达后则高呼‘老康’，让他闻呼而出。” 门子回来后，康茂才马上报知朱元璋。老朱大喜：“贼人入套了！”忙命李善长派人把江东桥木板拆掉，改成铁石桥，一夜之间，桥成。同时，听说陈友谅一军打探过新河口方面的道路，老朱派大将赵德胜在新河两岸筑虎口新城。 于是，朱元璋动员所有人马，命常遇春、冯胜等人率精军三万埋伏于石灰山侧，徐达等陈兵于建康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等人率水军出龙江关外，老朱本人亲统大军在卢龙山待敌。 他命令持旗信号兵分持红黄旗埋伏于卢龙山左右，“寇至，则举红旗；黄旗举，则伏兵皆发。” 陈友谅自恃有康茂才做内应，人马船只又多，果然引水军浩浩荡荡杀下，直进大胜港。 港湾窄狭，又有朱元璋大将杨璟严阵以待，每拔只能有三船并进，急得陈友谅跳脚，也不想分兵了，他马上从大胜港掉头，出长江之上，径直扬帆趋江东桥。 结果，船队大集出发，巨船大舟，本想一下子撞毁木桥直行，近前却发现桥身是大石砌成，绕以铁环，灌以铁汁。 陈友谅大惊，忙急呼“老康”，希望“内线”康茂才出来接应。喊了半天，根本没人应声，陈友谅忽悟自己中计。 迂回半日，费了牛鼻子的劲，陈友谅只能下令舰队再次掉头，直趋龙江。汉军势锐。他们绕了半天道，却都是呆在在船上，体力并未消耗。靠岸后，一万多精兵飞身下船，在滩头立栅，准备结阵进攻。 身在卢龙山的朱元璋看得仔细，下令击鼓举旗。红旗扬起，诸军争相趋前拔栅，与陈友谅汉军厮杀在一起，你死我活。正相持间，又一轮鼓声响起，山前黄旗又起，常遇春伏兵忽现，徐达率部杀至，张德胜的水师也一时云集。 内外合击之下，陈友谅登岸的兵士根本招架不住，争相往岸边的船上跑。恰值退潮，无数巨舰搁浅，汉兵被杀掉、溺毙无数，仅被俘虏的就有近万人，又有巨舰百余艘、战船数百皆为朱元璋所得。 坐在指挥大舟上的陈友谅见势不妙，忙乘小船逃走。朱元璋没有鸣金，下令诸将急追。追至采石，陈友谅纠结溃亡之众，复与朱元璋军大战，复被廖永忠、华云龙等人打得大败。 朱元璋军队乘胜之下，吓得陈友谅太平守军也无斗志，慌忙遁去。朱元璋收复了太平城。 汲取上次太平城西南临姑溪水道的经验教训，常遇春派人改筑城墙，往后移二十余步重筑，以免敌方巨舰可以直泊城头。 胡大海方面进展也不错，攻取信州。 有了这次大胜，朱元璋声名赫赫，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老朱并未见好就收，很快占据了长江上流要地安庆。安庆本来是陈友谅手下勇将赵普胜坚守，由于此人被老陈诱杀，将领皆有怨心，赵普胜手下将张志雄向朱元璋投降，尽告安庆城守详情，带着朱元璋军队一举攻克安庆。但不久，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率军突袭，又把安庆夺回。 1361年，朱元璋觉得火侯差不多，决定亲征陈友谅。他亲乘巨舰，自率水师进攻安庆。安庆城坚，数攻不下。刘基进言，要朱元璋舍安庆不取，直接进攻陈友谅的老窝江州。朱元璋从之，立刻率兵西上。 经小孤山时，陈友谅大将傅友德、丁普郎主动率部投降。朱元璋早闻傅友德的勇名，大喜过望，立刻把他擢为大将，派他去江西招谕诸郡归附。由于朱元璋行动迅速，陈友谅根本不知道对方径来江州施行攻击。 忽然之间，陈友谅发现朱元璋大型水师舰队在江州城外江面上密麻麻一大片，真如神兵天降。老陈仓猝间不能成军，只得携妻子率亲随逃奔武昌。苦心经营几年的老根据地，一朝为朱元璋所据。 大军乘胜，又攻克蕲州、黄州、兴国、黄梅、广济等地。不仅如此，形势逼人之下，为陈友谅守南昌的胡廷瑞见风使舵，派人向朱元璋约降。不废吹灰之力，南昌又入版图。虽然后来小有反复，南昌仍为朱元璋牢牢掌握。 此时此刻，陈友谅与朱元璋掉了位置。朱元璋一方咄咄逼人，陈友谅频频招架，疆域日蹙。愤恨之下，陈友谅大整水军，命人制作上千艘巨舰，皆高数丈，丹漆涂饰，上下三屋，每层可以驰马，又置马栅于其间。楼船下方，“设板房为蔽，置舻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可称是古代版航空母舰。更惊人的是，陈友谅巨船皆以铁皮包裹，极其坚实。他纠结六十万兵（不一定有这么多，但怎么也有四十万），尽载其家属官员，空国而来，直冲南昌，准备先拿下这一重城。 可见，陈友谅毕竟一鲁莽汉，净爱干孤注一掷的事情。 鄱阳湖大战，即将开始。 ------------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3） ------------ 陈友谅轻躁，大军甫出，却径自去南昌，想攻陷此城。当时的南昌守将，乃朱元璋亲侄朱文侄和心腹大将邓愈。朱文正派出各将校分守南昌各门后，自提两千精兵，往来指挥、策应。 陈友谅相中了看似容易进攻的抚州门，亲自指挥兵士进攻，并立于船上督战。守抚州门的正是猛将邓愈。汉兵准备很充分，各人手举箕状竹盾牌，矢石不能伤，加上威办巨大的撞墙机，一下子撞毁城墙二十余丈，汉兵呐喊涌上。关键时刻，邓愈守军一排人从墙后忽然站起，个个手持火铳，枪声响处，冲在前排的汉兵全被打倒。如果是箭驽，威力即使比火铳大，也吓不住汉兵。眼见敌人手持喷火冒烟的怪家伙，声音震耳欲聋，汉兵很少有人见过这东西，登时胆落，屁滚尿流而去。其实，火器早在南宋对完颜这水军作战时就第一次使用。宋元更迭之际，忽必烈把这些东西发扬光大。火铳之物，发明制作于元朝中后期，战争中使用得并不多。江南多巧匠，朱元璋属下大将邓愈脑子活，先人一步，把这些“玩物”用在战争之中，效果惊人。倘无此物，南昌城当时就会陷落。 一顿狂轰后，陈友谅督战队斩杀汉兵数人，剩下的活人咬咬牙，又重新冲向城边。守城兵士在城门处和城墙倒塌处一直争竖木栅，汉兵争先恐后攻击，朱文正督诸将死战，且战且筑，连夜把被撞毁的城墙又重新修整完毕。 酷战之中，南昌城内李继先、牛海龙等数名将领皆战死。 见抚州门难以遽破，陈友谅又督军转攻新城门。守城猛将薛显更出人意料，率领锐卒忽然先发制人，守城部队大开城门，首先向汉军发动进攻。陈友谅猝不及防，手下平章刘震昭被斩杀，死伤数千人，乃退。 情急之下，陈友谅增修攻具，想破栅后从南昌水关攻入城内。他下达死命令，退后者皆斩，于是汉兵冒死撞冲。 朱文正派兵士手持长槊，隔栅刺杀汉兵。汉兵此次有准备，几个人抱住长槊尖头，死命往回拉，夺槊后，汉兵又发动新一轮猛攻，使得近战中南昌守兵被杀不少。幸亏朱文正的临时兵工厂就设在栅后，他命令士兵把长槊槊尖放入锻铁的火岸中烧红，再伸出栅外刺敌。汉兵夺槊，一时间皮焦肉烂，哀嚎遍地，终不得进。陈友谅用尽攻击之术，但城中备御万方，汉军被杀伤严重。 见南昌攻不下，陈友谅分兵陷吉安、临江，把俘虏的几个守将徇于南昌城下，朱文正等人丝毫不为所动。陈友谅恼急，又挥兵猛攻官步、士步二门，朱元璋手下勇将赵德胜中伏弩身亡。 南昌被围攻，内外隔绝，音信不通，朱文正在派遣千户张子明赴建康告急的同时，又派出一名外号“舍命王”的士兵出城诈降，诉称稍缓几日，城内主帅要降。陈友谅无谋，信以为真，马上缓其攻势。到了约定“投降”日，南昌城上旗帜一新，杀声动天。陈友谅恨极，命人把诈降的“舍命王”捆在城前碎剐，本来这位爷出来就没想活着回去，不然就不叫“舍命王”了。 当时的朱元璋，正亲自率兵去解救安丰被张士诚攻击的小明王和刘福通。张士诚并非有意和陈友谅相互响应牵诱朱元璋，纯粹的临时性军事行动而已。激战中，刘福通战死，朱元璋赶到，打败了张士诚大将吕珍，“救”了小明王。至此，“皇帝”韩林儿变成老朱手中之物。 张子明报告陈友谅猛攻南昌，朱元璋真吓了一大跳，问：“陈友谅兵势如何？” 张子明答：“陈友谅兵势很盛，但攻城中战死不少。现今江水转涸，很快就不利于巨舟泊行。其师出已久，兵粮马上也会成问题。如果有援兵至，里外夹攻，必可破敌！” 朱元璋沉吟片刻，对张子明说：“你回去告诉文正，让他再坚守一个月，我将亲自率兵前往破敌！” 张子明得命而还。行至湖口，被陈友谅巡逻兵抓住。 陈友谅亲自审问，说：“如能为我诱降，不仅不杀你，高官厚爵任你选。” 张子明假装答应。 转天，汉军押张子明至南昌城下，守城将士皆凭城往下观望。 张子明站定，仰头高呼道：“主上令诸公坚守，大军马上就来！” 朱文正等人闻言，守志益坚。狂怒之下，陈友谅又在阵前剐杀张子明。 朱元璋调兵遣将，他立命正围攻庐州的徐达、常遇春还兵，共集水陆兵二十万，与自己一起共征南昌。进至湖口后，朱元璋先遣一万军屯于泾江口，又派一军屯于南湖嘴，准备一战全歼这个宿敌。 至此，陈友谅整整包围南昌85天，虽杀掉朱元璋14员大将，仍未能克坚城。 听闻朱元璋亲自来战，他马上解围，掉头杀出鄱阳湖，前来迎战。 朱元璋胸有成算，他率水军自松门入鄱阳湖，扬帆而来，与陈友谅军在康郎山附近相遇。 当时，乍从水军的阵容看上去，汉军占有明显优势，其巨舰高大威猛，铁皮闪烁黑光，虎虎逼人。 朱元璋仔细观察后，对诸将说：“彼巨舟首尾相联，不利进退，可破也！”于是，老朱命已方舟师列为二十队，其间以小船遍载火器弓弩，告诫诸将说：“接近敌船后，先发火器，再发弓弩，舟船相接后，则以短兵击之！” 由此，鄱阳湖大战拉开序幕。 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先发，驱船直逼敌人巨舰薄战。徐达表现最出色，他身先士卒，击败汉军前锋，杀敌一千五百人，并俘获汉军巨舰一艘，使得军声大震。 首战告捷，对于朱元璋一方军士的心理来讲起了真正的鼓舞作用。大将俞通海乘风发射火炮，又一举焚毁汉军巨舰二十艘，汉兵被杀被溺一万多，不少人身上着火在水中扑腾。当然，汉军并不示弱，以巨舟逼近，箭弩齐发，朱元璋手下两位元帅即当即战死。而且，汉兵船高，先施火攻，居高临下扔火把，连徐达的指挥船也被烧着。徐达临危不惧，边扑火边指挥，奋战得免。 陈友谅手下骁将张定也有勇有谋，他看见朱元璋的指挥舰居中，立刻率几只巨舰直扑而来。朱元璋心慌，掉头避逃时慌不择路，在近岸处搁浅。汉军一围而上，数艘巨舰及几千兵士包拢过来。 朱元璋手下猛将程国胜和陈兆先冒死抵抗，四跃奋击。情急之下，牙将韩成跪告朱元璋说：“古人言杀身成仁，臣不敢爱其死”，言毕，他穿上朱元璋本人的冠服，面对密麻麻进攻的汉军大叫一声，投水而死。 汉军见“朱元璋”投水自杀，喜跃高呼。消息传出，围攻之势稍缓，不少兵将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打捞“朱元璋”的尸体方面，准备捞上后剁成数块向陈友谅请功。混战之间，朱元璋指挥舰上大将陈兆先和宋贵皆战死。 危急时刻，常遇春指挥船队逼近敌将张定边巨舰，一箭射中正站在前甲板指挥的张定边，使得他本人的指挥舰不得不后撤。俞通海闻朱元璋被围，也红了眼，他从水战中抽出数艘船，一直冲向朱元璋的指挥舰，连挤带撞，终于把大船从沙中撞动，重新返入深水之中，老朱躲过一大劫。 ------------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4） ------------ 俞通海小船，“复为敌巨舰所压，兵皆以头抵舰，兜鍪尽裂，仅免。” 俞通海救了朱元璋后，又与廖永忠一起乘轻舸小船追击败走的张定边，边追边放箭，致使张定边身上中箭百余，完全成了一个刺猬，倒在甲板之上。 见天色已晚，朱元璋定定心神，呜铮收兵，召集诸将议事，总结首战一日的经验。为防止张士诚乘虚入寇，朱元璋命令徐达率一支部队回防建康。 转日，朱元璋亲自布阵，与陈友谅重新交手。 陈友谅急红眼，下令把所有巨舟接连锁串在一起为水中巨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壮观是壮观，老陈忘了“火烧赤壁”的故事。三国故事在元末成型，四处开讲，比现在百家讲坛还热闹，陈友谅以前应该在哪个场子中听过哪位说书的白乎过。 战事紧急，老陈很可能早忘了那些评话。他忘了，朱元璋没忘。 也甭说，面对如此水中浮荡的巨舰城，朱元璋船队短小简陋，仰攻多却，似乎面对铜墙铁壁。朱元璋怒恼，立刻下令斩杀退却的队长十多名，但仍然止不住退势。 正当朱元璋声嘶力竭下令杀人的当口儿，大将郭兴进言：“不是我方将士不用命，敌人舟船太高大，我认为一定要火攻才行。”这句话提醒了听过“三国”的朱元璋，他马上命常遇春等人分别调集七艘渔船，载满芦苇杆柴，以火药填充其间，等待时机投入战场。 待东北风起，时机成熟，朱元璋命士兵捆扎稻草人在七艘渔船上植立，衣以甲胄战盔，持矛在手，伪装成兵士的样子。然后，他又分募敢死士卒伏于船中划船。这样，陈友谅军士以为来船是普通战船，没有太多防备。 时值黄昏，七艘渔船竟然趁乱驶入汉军巨舰近前。敢死士卒乘风纵风，风急火烈，须臾之间已经冲撞到汉军舰队内，猛烈燃烧。火势迅急，数百艘船一齐着火。“燔焰涨天，湖水尽赤，（汉军）死者大半。” 这一把大火，烧死陈友谅两个弟弟陈友仁、陈友贵及大将陈普略。特别是陈友仁，号称“五王”，此人眇一目，多智数，枭勇善战。他的死亡，对陈友谅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当然，朱元璋军损失也不少，丁普郎等数员大将也战死。 第三天，双方又各集众大战。 汉军虽然损失惨重，战斗力仍旧不弱于朱元璋军，双方在湖上进行殊死搏斗。 文士刘基在朱元璋船上东走西望，一直不闲着，他忽然大叫“难星过，马上换船！”拉起老朱就跳上另外一艘船，甫坐未定，老朱原来所乘大船立刻被炮石击毁。刘基也是装神弄鬼，大白天哪里能见到“难星”，无非是观察到有敌船的大炮在向帅舰瞄准而已。虽如此，精神暗示作用很大，朱元璋及其手下均觉得有“诸葛亮”大仙在船上，勇气百倍。 陈友谅乘高，见朱元璋指挥舰被击碎，高兴得大叫。俄顷，又见帅旗高悬，朱元璋又出现在船头指挥，汉军将领皆相顾失色。 廖永忠、俞通海等人率六只战船深入，汉军联大舰拒战，“蔽之，舟若没。有顷，六舟旋绕汉军而出，势如游龙。诸将见之，勇气百倍，呼声动天地，波涛立起，日为之晦。” 打仗打的就是精气神，精神原子弹一爆发，想不胜也难。就这样，朱元璋军队以小打大，无数小船围着汉军巨舰，纷纷飞登敌船，待甲板上汉军被杀尽，底层摇橹兵士犹茫然不知，仍旧一个劲儿喊号子卖力摇橹。朱元璋士兵图省事，掷火烧船后，纷纷跳回自己小船上，摇橹汉兵尽被烧死。 战至中午，陈友谅汉军气泄，大败，“弃旗鼓器杖，浮蔽湖面。” 胡通海等人回来报功，朱元璋喜不自胜，赞赏道：“今日之捷，诸君之功也！” 俞通海进言：“湖水有浅有深，战船难以回旋。不如急入大江，据敌上流。”朱元璋颔首。水军先行抵至罂子口，横截湖面，把陈友谅军队堵在水道中不敢动弹。 这一次，老陈丧胆，再不敢轻易出战。不久，朱元璋又指挥水军连夜轻行至左蠡，扼控咽喉水道。 相持三日后，陈友谅最强的左右金吾部将领来降，更使汉军势弱胆丧。 见陈友谅龟缩不出，朱元璋写信激之：“陈公您乘尾大不掉之巨舟，殒兵敝甲，与我相持。以陈公平日之强暴，正当亲决一死战，奈何徐徐随后，似听我指挥尾随，此非大丈夫所为也！” 陈友谅见信大怒，下令尽杀交战中生俘的朱元璋士兵几千人。朱元璋一反其道，下令把所有汉军俘虏放掉，伤员发药疗伤，仁义得不行，又下令公祭敌死难者。 如此，人心向背，不言而明。 相持一月有余，朱元璋除写信激怒陈友谅逗他玩以外，“与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赋诗，意气弥壮。”并分兵连克蕲州、兴国。 陈友谅残军粮尽，遣精锐突袭南昌抄粮，被朱文正派人尽焚其舟，偷鸡不成蚀把米。 不顾朱元璋军水陆结营的严阵以待，陈友谅最终不得不冒死突围，绕江下流，准备由禁江遁回。朱元璋早有准备，指挥诸军尽锐出击，满纵火筏冲击敌舰。汉军舟船散走，朱元璋军队追奔数十里。 其间，陈友谅把脑袋伸出舷窗帘看形势，一只弩箭飞来，不偏不倚贯其眼睛而入，老陈一命呜呼。 朱元璋军士闻讯，大呼喜跃，斗志更奋，激战中又活捉了老陈的“太子”陈善见。不久，汉军“平章”陈荣等人率水军五万余人投降。 张定边趁天黑，乘小船装载陈友谅尸体及其另外一个儿子陈理奔还武昌。回武昌后，张定边拥立小孩子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朱元璋回金陵休整，不久，他又率大军亲征武昌。在城下安排围城事宜后，老朱分兵徇汉阳、德安州郡，“湖北诸郡皆来降。”见形势大好，朱元璋留诸将围城，自己率护卫军返回金陵。 ------------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5） ------------ 朱元璋称帝后，犹对自己亲征击灭陈友谅一事津津乐道：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起初压根没有坐大的打算）。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张）士诚恃富，（陈）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圆，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 当然，鄱阳湖大战胜利后，朱元璋也知道自己胜得侥幸，对刘基说：“我不该亲自去安丰（救韩林儿）。假使那时陈友谅乘我不在建康，顺流而下直捣巢穴，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今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出此下计，不亡何待！” 所以，渔贩子出身的陈友谅，毕竟不如种田娃出身的朱元璋。性格即命运，老陈的冒险轻躁，也决定了他失败的结局。 进围武昌四个月，城坚不下。1364年春，朱元璋从建康出发，再次亲自临敌指挥。其间，汉军“丞相”张必先自岳州率军来赶援，乘其立足未稳，朱元璋派常遇春突然中道攻袭，活擒了这位外号“泼张”的骁将。 常遇春押着张必先来到城下，向上喊话：“汝所特者，惟‘泼张’一人，今已为我所擒，尚何恃而不降！” 张必先也气沮，仰头向上，对张定边喊话：“吾已至此，事不济矣，兄宜速降为善。” 张定边“气索不能言”，本来就在水战中中箭百余，张定边一身箭疮，咬牙坚持。 见火侯差不多，朱元璋派俘虏的陈友谅旧臣罗复仁入城劝降，表示说：“陈理若来降，当不失富贵。” 罗复仁入城，与陈理抱头大哭，张定边也在一旁大哭。于是，转天大清早，陈理衔璧肉袒，率张定边等人出城，诣军门投降。这小孩子俯伏战栗，不敢仰视。朱元璋见其弱幼，心觉可怜，亲见掖起，握其手称：“我不会治罪于你。” 归建康后，朱元璋授陈理为归德侯，又授陈友谅的爸爸陈普才伯爵，封陈友谅两个弟弟伯爵。明朝建立后，陈理逐渐长大，朱元璋不放心，把陈理远徙高丽，命高丽王严加看视，又把陈友谅二弟迁往滁阳软禁，但都未加以杀害。老陈僭号称帝四年，未料想后代子孙天天倒去高丽天天吃泡菜渡日，福兮祸兮，自不多讲。 在来南昌生擒陈理之前，朱元璋已在建康称吴王。本来李善长等人劝朱元璋称帝，老朱一直记得六年前儒士朱升的规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以，他不着急称帝，以自己手中小明王的名义，自己先“任命”自己当了王爷。当时，张士称也自称吴王，所以，张吴就被称为东吴，朱元璋的“吴国”是“西吴”。 值得一提的，浴血奋战南昌八十五天的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很快为按察使李钦冰劾奏其“骄侈觖望”，又言其有“异志”。疑惧之下，朱元璋竟然亲自率水师至南昌城下查看虚实。朱文正惶骇出迎，立刻被逮捕，押回建康。老朱杀心大动，欲拿亲侄开刀立法，幸亏朱元璋妻马氏解劝：“此儿只是性刚而已，不可能有别的事。”由此，朱元璋才没有“显诛”侄子，史书称其“免官安置桐城，未几卒”，应该不是好死。朱元璋之猜忌，此时已显端倪。劾奏朱文正的李钦冰也没活多久，“以他事伏诛”，估计是老朱杀侄后又后悔，故而又杀李钦冰。朱文正死时，其子守谦才四岁，老朱抚摸小孩儿的脑袋说：“宝贝别怕，你爸爸欠家教让我不高兴，我不会因他之故而废你。”老朱视之为诸子，更名为炜。朱守谦（朱炜）被封为靖江王，世镇桂林。 ------------ 卧榻之侧不容鼾：击灭张士诚（1） ------------ 张士诚，小字九四，乃泰州人。他自年青时代起，就做当地盐场的帮闲记帐一类杂差，很能损公肥私，凭关系让三个弟弟干上操舟运盐的营生，顺便走私贩盐。这性质与现在派出所所长让亲戚开歌舞厅按脚房一样，不算什么大恶，却无职业“道德”可言。当然，盐铁在封建社会一直是国家严管专卖产品。由此，利润颇丰。手中有了钱，张士诚自然轻财好施，很似《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颇得当地“劳动人民”欢心。从人品上讲，张士诚为人是元末群雄中属一属二的“好人”，不奸险，能容人，礼待读书人，但乱世大伪，既然他没有杀妻灭子的“气魄”，根本就熬不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 由于张氏兄弟向寿州附近诸富人家卖盐期间多受陵侮，不少人户还欠钱不给，加上盐场一个保安（弓手）丘义没事就辱骂张士诚，惹得张氏兄弟杀心顿起。恰值当时天下已乱，于是他们便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夏天，忽然起事。加上张士诚和他三个弟弟，以及一个名叫李伯升的好汉，当时一伙人一共才十八位，起事时，他们并无远大理想，只是杀人泄愤而已。就这十来号人，先冲进盐场保安室把弓手丘义乱刀剁死，然后遍灭周围诸富家，放火烧掉不少大宅院。由于当时盐场工厂生活极其艰辛，苦大仇深，见有人带头挑事，纷纷报名加入，共推张士诚为主，百多人聚集一起，一下子就“攻克”了泰州。接着，他又破兴化，占领重镇高邮。胜利如此容易，张士诚便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开始过称王称帝的瘾。 转年，张士诚树大招风，大元朝的丞相脱脱亲自率百万大军来攻，把高邮团团围住，当时的张士诚，叫天不灵，呼地不应，悔得肠子都青，连扇自己嘴巴怪自己招摇惹事。最惨的是，他想投降都不行，脱脱铁定了心攻下高邮后要尽屠当地兵民，以在江南树威示警。人算不如天算，脱脱遭朝中奸臣算计，元顺帝一纸诏书把他就地解职押往吐蕃，半路毒酒赐死。至于那“百万大军”，一时星散，群龙无首，张士诚终能逃出生天，率一股人马逃出高邮当流寇去也。 在天下大乱的“革命”形势下，张士诚很快东山再起，并迅速占领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平江两个重镇。平江即苏州，粮仓，衣仓，钱仓，真正的大富之地。而后，张士诚势力发展极为迅速，湖州、杭州、诸全（诸暨），绍兴、宜兴、常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泗州以及朱皇帝的老家濠州，全部被其所占领。刘福通如此朱逼勇武之人，也被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包围于安丰（寿县），出战时被杀。如果朱元璋不来救，连小明王韩林儿也会被张士诚军队活捉。 有一点要弄清，张士诚打韩福通，不是所谓的“起义军”内哄，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派系。 江南群雄，分为两大派系，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军系，以及张士、方国珍的非红军系。红军系又分东西两派，东派名义上以“小明王”韩林儿为其主，实由刘福通掌握，郭子兴、朱元璋这一只其实就是东派红军系，在淮水流域四处闯荡。西派红军包括徐寿辉、陈友谅以及日后割据四川的明玉珍，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是汉水流域。“红军”之间，平时互相争得你死我活，所以，张士诚打刘福通（又是从开封被赶跑出来的败寇），可称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且，张士诚和元朝的关系也很好玩，起事当年他就受朝廷“招安”，还弄了个官做。但当元廷要他出兵去打濠州等地红巾军时，老张怕吃亏，推托不去，而是径直占了高邮当起自封的王爷来。脱脱丞相大军百万来攻，张士诚差点就被抓住碎刀凌迟。时来运转后，他改平江为隆平郡，开弘文馆，招贤纳士，提前干起“贤德”帝王的营生。后来受苗军杨完者部的打击和朱元璋的挤兑，老张又接受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木儿的“劝告”，再次投降元朝，当起大元的“太尉”来。扯虎皮做大旗，老张在几年间据地两千余里，北逾江淮，西至濠泗，东达至海，南连江浙，俨然江南一国。再往后，张士诚要当真王爷，元朝不答应，老张就自立为“吴王”，和元朝基本闹翻，连粮食也不往大都运送了。 朱元璋、张士诚二人的冲突，源于至元十六年（1356年）。本来降附朱元璋的“黄包军”（不是拉黄包车的，而是这些人以黄帕包头）头目陈保二忽然倒戈，逮捕朱元璋派来的将领，向张士诚投降。当时老朱正忙于西线做战，起先还不敢与张士诚闹翻，派人送信一封，以“隗嚣称雄”的字眼奉承张士诚，希望两家“毋生边衅”。张士诚左右不少文人，他自己也读书，深恨朱元璋信中以“隗嚣”比拟自己，如此，朱元璋就是“汉光武”刘秀了。就因这几句话，张士诚把老朱的来使扣压，不肯讲和。 于是，朱元璋派大将徐达进攻常州，张士诚派弟弟张九六来援。徐达设伏，活捉了张九六，“（张）士诚陷郡县，（张）九六力为多，既被擒，（张）士诚气沮。”不久，华云龙等将又在旧馆大败张士诚另外一个弟弟张士信。连败之下，张士诚与朱元璋书信，表示愿意送黄金五百两，白银三百斤以及粮食二十万石，双方讲和。老朱得理不饶人，复信历数其罪，要对方放人让他。结果，和议不了了之。 围了数日，朱元璋军队终于又夺回常州。徐达善战，又顺利攻克常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张二次受元朝“招安”。 怨家易结不易解。1358年春，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安、俞通海、桑世荣等人大张旗鼓去“讨伐”张士诚，并派出邓愈、李文忠、胡大海等人从徽州显岭关攻取了张士诚的建德路。张士诚大恼，复遣兵反攻常州、常熟，均失败而归。 东边损失西边补，这年秋天，张士诚以计杀掉元朝的苗军元帅杨完者。杨完者一部苗军乃元政府为了平息江南叛乱从湖广召来的少数民族部队部队。这部苗军烧杀抢掠，备极惨毒。在所有江南一带打仗的军队中，“天完”政权纪律最好，其下依次是刘福通红巾军、张士诚军、朱元璋军、元朝政府军、陈友谅军，最差的就是杨完者的“苗军”。所以元朝江南行省的达识帖木儿才与张士诚暗中约定联手做掉这个骄横滥杀的“苗帅”。 张士诚杀杨完者，不仅是为民除害，为元除害，也是为朱元璋除害。杀掉杨完者，张士诚很快占据杭州和嘉兴两处要地，益无所惮，再不把元朝的官员达识帖木儿放在眼里。 张士诚正在兴头上，派兵攻常州，被汤和击败，顺便又丢了宜兴。朱元璋手下水帅大将廖永安乘胜入太湖，深入追击，反而被张士诚大将吕珍侯个正着，生俘了廖永安。朱元璋想以俘获的三千张士诚兵将换廖永安一个人，张士诚不答应，他提出要以廖永安换自己弟弟张九六（张士德），朱元璋又不答应。害怕张九六乘间逃出为其兄凭添羽翼，老朱先下手宰了张九六。 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胡大海、李文忠又攻下老张的重镇诸暨州。张士诚遣将攻江阴，被守将吴良打得大败而去。“（朱元璋）得江阴则（张）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上金（州）、焦（州）。自是侵轶路绝。” 数败之下，张士诚不甘心，1359年秋天，他仍旧派人攻常州，又败；1360年派兵侵诸全，杀守将；又派大将吕珍入长兴，也败。1361年，朱元璋遣胡大海进攻绍兴，不克而还。同年冬天，张士诚大将李伯升率精兵十余万进攻长兴，水陆并进，先胜后败，最终遭朱元璋守将耿炳文和常遇春内外夹击，狼狈而去。 ------------ 卧榻之侧不容鼾：击灭张士诚（2） ------------ 否极也有小泰来。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守金华的朱元璋大将胡大海被属将蒋英、刘震杀掉。蒋刘二人本是苗帅杨完者部下，张士诚杀杨完者，二人向朱元璋投降。胡大海喜二人骁勇，置于麾下，待之不疑。二人日久思变，约定几个苗将，准备起事。他们邀胡大海到金华八咏楼观射弩。老胡很高兴，如约而来，想视察将士操弩演兵。还未下马，蒋英袖中突出铁锤，把胡大海脑袋击碎，然后，又杀胡大海儿子胡关住及金华数位文武官员。起事后，几个人心中也害怕，忙派人向张士诚投降，大掠金华而去。 趁乱，张士派其弟张大信和大将吕珍率十万兵马包围诸全。结果，守将谢再兴与朱元璋外甥朱文忠设计使吕珍分兵，又以炮铳等火器相攻，以少胜多，打得张士信苍惶逃走。 1363年，气急败坏的张士诚派大将吕珍集十万大兵进围安丰，约于杀掉了红巾军“革命领袖”刘福通。老刘辛苦数年，为老朱陈残去秽。张士诚杀刘福通，其实也是为朱皇帝做事前的“驱除”工作。由于名义上的“共主”韩林儿从安丰跑到滁州被吕珍追打，老朱不得不救，亲率徐达、常遇春移大军而来，终于击走吕珍。当是时也，险过剃头，如果西面的陈友谅倾国顺流直下建康，老朱玩完矣。 朱元璋正擦冷汗，忽然传来一个大坏消息：诸全守将谢再兴（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叛降于张士诚。 谢再兴之叛，缘自老朱待人太苛：老谢为了赚钱，暗中不时派军士私携银两往张士诚所占据的杭州买东西，带回来低买高卖。朱元璋怒，严责谢再兴，并下令召他回金陵，以他将替代其职务。此外，谢再兴二女儿在建康，老朱不打招呼，擅自将她许配给大将徐达，有如分配军需品，也惹得老谢恼怒。（日后谢再兴女婿朱文正不明不白而死，也可能是朱元璋恨和尚憎及袈裟而至）。谢再兴深知老朱杀人不眨眼，惶惧之下，杀掉知州栾凤，率诸全守军赴绍兴向张士诚投降，不久便率更改服色的“吴”军攻击东阳。幸亏李文忠闻乱后从严州急驰赶到，诸全方面才没出大漏子。 这时，老朱正在前线指挥军队与陈友谅干仗，无暇东顾。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秋，张士诚逼元朝江浙行省长官达识帖木儿自杀（前一年九月他已经自称“吴王”），基本上独立，不过年号仍用元朝的“至正”。 江浙富蜀地，竟成温柔乡。苏杭的“南京路”上，张士诚部伍没当成“好八连”，很快就从上至下腐化得一塌糊涂。方圆两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又据天下富庶胜地，老张不得不感觉良好。特别是其弟张九六（士德）在时，已经延致了不少著名文士，诸如高启、杨基、陈基、张羽、杨维桢等人，终夕饮乐于幕府之中，唱和往来。张士诚和张士信也一样，喜欢招延宾客，又向这些文人墨客们大赠舆马、居室、文房精品，远近潦倒的文人雅士，一时争相趋之。 张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其实是个见好就收的厚道人。“（张士诚）既据有吴中，吴（地）承平久，户口殷盛，渐骄纵，怠于政事。”其弟张士信和其女婿潘元绍特别喜欢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溢。日夜歌舞自娱。” 穷人乍富，也不是多么反常。可怕的是，张士诚手下军将也腐化至极，“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将帅）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军务为意。及至丧师失地还，（张）士诚概置不问，已而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相比之下，老朱兢兢业业，朝夕不寐，逮谁杀谁，从严治军，连他自己都说：“我无一事不经心，尚被人欺。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理事，岂有不败者乎！” 从前陈友谅要张士诚一起夹击朱元璋，老张不出手。现在，老陈已败亡，张士诚反倒来了精神。1365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春，他派大将李伯升与朱元璋叛将谢再兴一起，帅马步舟师二十余万，跨逾浦江，包围诸全之新城，造庐室，建仓库，预置州县官属，大作持久必拨之计。结果，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与大将朱亮祖等人以少胜多，把东吴军杀得丢盔卸甲，李伯升等人仅以身免。 朱元璋指挥若定，麾兵又克泰州，数月后又击下张士诚的发家之地高邮。 1366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徐达与常遇春会师攻淮安，克兴化，“淮地皆平。”五月份，又攻下于老朱来讲最有象征意义的“龙兴之地”濠州老家。 老朱亲自至濠州，“省陵墓，宴父老。”宴父老是真，省陵墓吗，纯属瞎掰。他一家皆葬乱坟岗，席烂土浅，“龙凤”之尸早已被野狗吞食，哪里还找得到。 大好形式下，朱元璋集团内部仍不少人高估张士诚势力，文臣之首的李善长就表示：“（张士诚）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多多积蓄，恐难猝拨。” 武将徐达深谙主子意图，进言曰：“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其所任骄将如李伯升、吕珍之徒，皆龌龊不足数，惟拥兵将为富贵之娱耳。居中用事者，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定！” 老朱大喜，立命徐达出师。 1366年9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万精兵，集中主力消灭张士诚。老朱多计，命二将不要先攻苏州，反而直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疲，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有如此伟大战略家，不胜也难。 二将依计，徐达等率诸将发龙江，别遣李文忠趋杭州，华云龙赴嘉兴，以牵制张士诚兵力。诸将苦战。在湖州周围，东吴兵大败，大将吕珍及外号“五太子”的张士诚养子等骁勇大将皆兵败投降，其属下六万精兵皆降。湖州城中的张士诚“司空”李伯升本想自杀“殉国”，为左右抱持不死，不得已也投降。 到了年底，在朱亮祖大军逼迫下，杭州守将谢五（叛将谢再兴之弟）也被迫开城门投降。如此，东吴左右膀臂皆失，平江（苏州）成为孤城，面临南西北三面被围之势。 平江城坚，一直打了十个月，才最终攻克。 在派军出发打张士诚的同时，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行于瓜州时，廖永忠入舱把韩林儿一刀砍死。然后把船凿沉，施施然回来复命。从此以后，朱元璋再也用不着打“龙凤”年号。杀韩林儿之事，当时后世不少人皆认定是朱元璋指使，但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此举实是廖永忠多事，丑表功媚主。朱元璋大可封韩林儿一个王号什么的软禁般养起来，用不着干这么“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小人事体。当时老朱算厚道，没有像司马氏对成济那样“嫁祸”于他，但估计他心中很是鄙薄廖永忠的为人。 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太祖吴元年，见围城三月不下，朱元璋也不着急，从建康发来“最高指示”：“将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便宜行之”。 徐达接书感奋，更加细心和卖命。 朱元璋见张士诚龟缩平江，志在必得，但也怕攻城死人太多。他原本之意就是围之困之，让老张最终不支出城投降。同时，老朱不断派人送书城内，以钱缪、窦融相比拟，劝老张自动归服。张士诚倔强，不报。 ------------ 卧榻之侧不容鼾：击灭张士诚（3） ------------ 延至七月，张士诚见城中粮余渐尽，他又是厚道好人，干不出杀人为食的恶事，便率绰号“十条龙”的上万亲军冒险突围。出城后，望见城左西吴兵队阵严整，心虚不敢犯，便转至舟门，向常遇春营垒杀来。这下可是遇到了煞星，常遇春有勇有谋，百战良将，挥兵直前，与东吴兵激烈厮杀。同时，他又指挥善舞双刀的猛将王弼从另路绕出，夹击东吴兵，把张士诚万余扈卫精兵皆挤逼于沙盆潭中，杀掉十分之三，溺死十分之七，张士诚本人马惊堕水，几乎被淹死。亲兵冒死把他救起，以肩舆扛上，复逃回城中。 过了十来天，缓过劲来，张士诚咬咬牙，又亲自率兵从胥门突出。出于玩命心理，张士诚军勇锐不可当，打得正面拦击的常遇春部招架不住。如此天致良机，本来能突围，站在城头上的张士诚弟弟张士信不知是坏了哪根神经，大呼：“军士打累了，可以歇兵”，马上鸣铮收兵。 张士诚等人楞怔之余，常遇春复振，掉头进击，把东吴兵打得大败，“自是（张）士诚不敢复出。” 形势危急如此，张士信这个倒霉蛋丝毫不知愁，总是没事人一样大城楼子上张盛宴，遍摆银椅，与亲信左右饮美酒，食佳肴。风度是大将的，计策是无脑的。仆从向他进献一个大水密桃，张士信欣赏久之，刚张嘴要吃，忽然城下发巨炮，恰恰打中张士信，这位爷脑袋被击烂，与桃汗一起四溅飞迸。 兵败弟死，张士诚仍旧很顽强，指挥城中兵民抵抗，杀伤不少西吴兵马。十月间，徐达展开总攻，百道攻城，东吴军终于不支，城陷。 张士诚在府邸中闻城溃，对其妻刘氏说：“我兵败且死，你怎么办？” 刘氏良德妇人，冷静答道：“君勿忧，妾必不负君。”言毕，她怀抱两个幼子，在齐云楼下积柴薪，与张士诚诸妾登楼，自缢前令人纵火焚楼。 时值日暮。大英雄张士诚真是日暮途穷，独自呆坐室中良久，望着齐云楼的大火若有所思。然后，他投带上梁，准备上吊自杀。张士诚旧将李伯升受徐达谕指，到处寻找张士诚，刚好发现前主人在半空蹬腿，忙上前解救下来，号哭劝道：“九四英雄，还怕不保一命吗！” 徐达立即押张士诚上船，由水路送往建康。其间，张士诚一直坚卧舟中绝食。 被押送建康中书省后，朱元璋派李善长“劝降”，张士诚大骂，两个人几乎动手。 当夜，趁人不备，张士诚终于上吊自杀。昔日拥强兵占胜利时，张士诚内怀懦弱，坐失良机；当其被俘为虏时，辞无挠屈，绝粒自经，也不失为一大丈夫。 对于吴地人民来说，张士诚为人宽厚多仁，赋税轻敛，因此吴人对他颇多怀恋。至于明人书中对他的多种指斥，均属狂狗吠人之辞，多不属实。张氏属下贪纵，但并不残暴，也没滥杀人，加之吴地殷富，即使东吴官员爱钱，也不是刮地三尺那种贪残。反观朱元璋，恨吴人为张士诚所用，他取大地主沈万三家的租薄为依据，格外加赋，高达每亩实粮七斗五升，并且以数年时间把吴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灭干净。明朝人贝清江记载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贫或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苏州当地人一直很怀念昔日张士诚轻徭薄赋的仁德，每年阴历七月三十日为张士诚烧香，托名为地藏菩萨烧香，实际上是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仔细分析，张士诚已经落入老朱之手，他还派人劝降，这种心理很难捉摸。很可能的是，老朱为了找感觉，想想陈友谅、刘福通等革命前辈皆死，终于抓住一个活的，如果看见对方葡伏自己脚下称臣，肯定是件很爽的事情。不料老张也是大倔头，宁自杀不哀求，老朱怒极，派人把张士诚尸身以大棍击烂，分尸喂狗。老朱的变态，从此可见一斑。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1） ------------ 干掉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在江南一带已无劲敌，于是他就在1367年底，派徐达与常遇春等人率大军开始北伐。北伐之始，朱元璋发表《奉天北伐讨元檄文》，乃大文豪宋濂手笔，气势磅礴，震灼古今，不得不全文录之：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承认元朝政权的正统性，为自己替代元朝找理论和“天意”方面的依据）。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这些指斥，按照儒家伦理，确实都有根有据）。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到了清朝，“胡虏”终于打破这一怪圈，长达二百多年的“运”）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日后孙中山的檄文，就是抄袭这几句，历久弥新）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告诉大家，只有我老朱才是正统，别的军阀都是刮民残众的贼寇）。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塹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丐，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高扬民族主义大旗，以圣明天子自居，在道义方面占领了制高点）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北伐，从精神层面上讲，朱元璋非常有优势，何者，他以汉人为正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在标榜“天命”的同时，自称是前去驱除“胡虏”，从道义上就明显占据了“上风”。而且，老朱在檄文最后也留个“尾巴”，表示只要“胡虏”诸族规规矩矩不反抗，一样可以宽大处理，成为大明顺民。 其实，早在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秋，听说察罕帖木儿平汴梁、定山西，尽有秦陇之地，老朱当时吓得心惊肉跳，忙派人从方国珍处搭船入海绕道去北方，侦察形势。不久，他又在两年后正式派汪河去察罕帖木儿处，明朝史书都讲是去“通好”，实际上是老朱派人携厚宝向元朝称臣。 天不祚元，最有能力中兴元朝的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降将王士诚刺死，其势遂衰，虽然其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骁善能战，却无其义父的政治远略。所以，当王保保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派人携书来“通好”时，老朱态度大变，拘其使节不遣。 在此，再回说一下元朝的事情。 正当元朝南方乱起一锅粥时，镇守北藩的蒙古宗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不帮忙反添乱，忽然带兵杀向大都。这位阳翟王，乃窝阔台大汗第七子灭里大王之后。由于红军乱起，元廷向北方诸王下诏，让他们起兵南来帮助朝廷灭寇。结果，阳翟王任务元朝国事已不可为，就乘间拥众数万，裹胁当地几个宗王一起造反，并派使臣入大都呵斥元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何不以传国玺授我，我来坐帝位！”元顺帝对宗族王爷很有帝王架子和派头，他神色自若，不恼不愠，对来使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并降诏旨谕劝，希望这位“黄金家族”的血亲不要再添乱。 阳翟王当然不听。元廷乃任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率军去迎击。这位秃坚帖木儿身知自己所统率的大都元兵战斗力不强，行至称海之地，强征当地哈剌赤部落万余人为军，并让这些看上去人高马大的当地人打头阵。这些哈剌赤人从未打过仗，被迫上阵后，双方刚刚站定，哈剌赤人忽然脱去兵服，扔下武器，一直跑向对方的阳翟王营中投降。元军扭头也跑，一万多人全部被杀，秃坚帖木儿“单骑还上都”。 元顺帝这次不敢怠慢，派能战知兵的少保、知枢密事老章调集十万精兵再往击阳翟王，并下令居于京师的阳翟王之弟忽都帖木儿从军，告诉他，你只要打败你哥，朕就以其爵位和土地转授于你。 老章和忽都帖木儿甫出发时就派出多人为密使，携带大量奇珍异宝买通阳翟王的手下和被裹胁的宗王，谕以血肉亲情。结果，老章元军还未与阳翟王军队交锋，他的部将脱欢（蒙元许多人也叫这名字）深知大势不妙，与其他几个心怀鬼胎的宗王私下一商量，忽然发难，把“事主”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绑上，捆成一团，迎前送与前来征战的老章。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2） ------------ 老章大喜，本来心中没底，不知道自己手下十万精兵打不打得过数万北方亲戚。这下省事，擒贼先擒王，老章把阳翟王全顺全尾押送大都。 元顺帝大喜过望，加老章为太傅，封和宁王；封脱欢为知辽阳行枢密院事；诏令忽都帖木儿袭封阳翟王，全盘接收他哥哥的土地、爵位、军队以及妻妾；加封重赐诱捕阳翟王有功的几个北边小宗王。其实，上述一切做的还不赖，但元顺帝在处置被俘的阳翟王一事上却犯了错误：依据旧制，宗王谋叛，一般是裹在毛毡中摇死、用马踩死或者用大弓弦绞死，名曰“赐死”，即不使黄金家族“神圣”血液沾污于泥土。元顺帝恨这个添乱的宗王入骨，又听说他到京师后一直骂不绝口，于是就下诏像处死平常囚犯那样把阳翟王押至闹市砍头。此举，一下子“冷了弟兄们的心”，北边诸王闻知后心生隔阂，极不满意顺帝朝廷对阿鲁辉帖木儿的处决方式，开始离心离德，日后基本上是对大都元廷援手不救。 再说大都内政。脱脱被贬死后，汪家奴任右丞相，此人多病，两个月后即由康里定住接任。他当了两年多，元顺定任搠思监为右丞相，以汉人贺惟一（蒙古太平）为左丞相。此前，太不花当过几十天的“右丞相”，但只是虚衔，因为当时太不花在山东统兵正与红巾军干仗。 太不花本人出身弘吉剌氏，世为外戚，官最贵显，以世胄入官。他最早入京大用，还多亏汉人贺惟一推荐。后来，由于脱脱误会贺惟一，太不花党附脱脱，一直想谋害贺惟一。脱脱被贬后，元廷把山东、河北两地的军政大权均交予太不花。 统军在外，太不花感觉上来，自骄自傲，不遵朝廷命旨，还大肆纵兵剽掠。不久，元廷调他去湖广行省，节制当地诸军捕讨各地水贼。听说贺惟一再任中书左丞相的消息，太不花意不能平，对属下说：“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贺惟一）乃汉人，今复居中用事，安受逸乐，我反而在外辗转受苦捱辛苦！”由此，元兵数次有全歼当地红巾军的机会，太不花均在关键时刻以“养锐”为名下令退兵，其实是“养冠”自重。 刘福通进攻汴梁，太不花仍旧逗留不救，元顺帝深恶之。待红巾军全占山东，顺帝无奈，下诏任太不花为右丞相，让他统兵进攻山东。渡黄河以后，太不花借口粮饷不继，上书朝廷要元廷派贺惟一亲自督粮送至军中，实则想趁机杀掉贺惟一。 贺惟一获悉其内情，先向顺帝告状，下诏削夺了太不花一切官爵，流于盖州安置。 刚当了两个月右丞相，忽然按到流放通知，太不花如雷贯顶，跑到保定去见昔日手下故将刘哈剌不花（汉人蒙古名）。 刘哈剌不花乃一介武夫，大张宴饮，慷慨言道：“丞相您乃国家柱石，我要亲自入京为您辩冤”。 老刘说到做到，转天就入京，先见到了左丞相贺惟一，把自己来意相告。 贺惟一脸色大变，吓唬他说：“太不花大逆不道，圣上震怒，你要敢妄言，小心自己脑袋！”听此言，老刘大惧。 贺惟一忖度太不花肯定藏在老刘军营里，便低声说：“你能答应把太不花押来大都，我马上让你面君，必得大功。”于是，贺惟一引老刘入见顺帝，“赐赉良渥”。老刘又见皇帝又得赏，恨不能管贺惟一叫亲爹，早把前日对老上司太不花的“忠勇”抛到九霄云外。 他回到保定，立命兵士把太不花父子捆上押送大都。不久，接到贺惟一的秘信，老刘又派一名校官快马赶上，大铁骨朵一抡一个，把太不花父子活活砸死。 贺惟一杀太不花，朝廷政治斗争而已，说不上谁好谁坏。贺惟一本人，其实还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其祖父贺仁杰、其父贺胜皆是元朝有功之人，他少年时代还曾从师于大名鼎鼎的赵孟睢Ｍ淹研奕罚嬲淖懿霉偈导噬暇褪呛匚┮弧Ｖ琳辏萜湮反蠓颉Ｔ凶嬷疲禾ǔ颊庋南院展僦啊胺枪詹灰允凇保匦胗擅晒湃瞬拍茏觥Ｎ耍车巯纶推涿懊晒盘健保裕脑肥椋彩撬车凼逼谏婕罢碌挠小疤健倍值模驳钠涫稻褪呛喝撕匚┮弧６涠坏庇邑┫嗍保匚┮痪偷惫筘┫啵鞘侵琳甑氖虑椤：罄矗淹训枚聪啵匚┮痪庸芏唷５淹烟湃搜裕晕匚┮挥胱约翰灰恍模思浒阉阆绿ǎ峄褂诩摇Ｖ琳迥辏匚┮槐辉⒏雌鹞阕筘┫啵痪酶呐山茨闲惺。ぞ昴笥殖裳粜惺∽筘┫唷：匚┮辉诘胤饺紊洗χ玫梅ǎㄆ亩唷Ａ侥旰螅直坏魅氪蠖嘉惺樽筘┫唷Ｊ蔽邑┫嗟氖谴蠹槌嫁魉技啵浼胰擞≈莆背蛔ィ滩勘鞠肓髂鞭魉技嘁黄鹱チ耍故呛匚┮缓竦溃担骸疤锰迷紫嘣跄芨烧庵质拢暮Ｎ胖笏鸸澹 奔词罐魉技嘁蛭背卤慧腊障啵匚┮换狗肿约旱馁郝桓晌饺手烈寰 ? 后来，奇氏皇后想与儿子迫使元顺帝“内禅”，很想找贺惟一帮手，就遣亲信太监朴不花（也是高丽人）去告知贺惟一。贺惟一不置可否，委婉拒绝。奇氏又把贺惟一请入宫中，亲自请他喝酒言及此事，贺惟一“依违而已”，仍然不明确表态。如此，加上别的一些小事，皇太子与奇氏皇后怀疑贺惟一泄密，便开始有意害他，数次在顺帝前说贺惟一。 老贺深知宫廷凶险，就称疾辞官，顺帝拜其为太傅，让他归居奉元（今西安）。行至半路，顺帝又想让他重返京师为官。皇太子怕事泄，派御史弹劾他“违上命”，下诏贬往陕西之西。这时，先前得过贺惟一恩典的搠思监落井下石，诬奏罪名，把贺惟一贬往西藏安置，不久又派人逼其自杀。 至此，大都元廷内为数不多的“正人”至此就差不多没有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理论在宫廷、政治中也很适用。 贺惟一的儿子也先忽都，“少好学，有俊才”，曾任“知枢密院事”，受老父牵连，也被外贬。日后，搠思监希皇太子意旨，构成大狱，把也先忽都牵连入老的沙谋反案之中，把他仗死在贬所。 这位干尽坏事的中书右丞相搠思监，乃蒙古功臣野先不花之孙，“早岁，性宽厚，简言语，人皆以远大之器期之”。他青年时代在地方任官时，“通达政治，威惠甚著”。至正四年，搠思监得拜为中书参知政事，不久就升右丞，开始在中央机关任事。在管理宗人府时，“宗王国人咸称其明果”。脱脱平徐州，他也随行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奉命进讨淮南红巾军，搠思监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中，“面中流矢不为动”。拜见顺帝，“帝见其面有箭疾，深叹悯焉”，很快就下诏拜其为中书左丞相，一年后，又进中书右丞相。 搠思监当了首相之后，当时天下四处乱起，在外则军旅繁兴，疆宇日蹙；在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如此危急情势下，这位爷一改昔日忠勇为国之态，公然收受贿赂，贪声著闻。他还暗中派人私印钞票。可见，权力对人的腐蚀有多么巨大。 由于元顺帝厌政，天天造楼打炮，政事皆为搠思监和太监朴不花所把持。朴不花是高丽人，是奇氏皇后的老乡，两人的老乡情意甚为胶固，累廷官至资正院使，主管皇后的财赋大事。他与搠思监相为表里，“四方警报、将臣功状，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然根株盘固，气焰薰灼，内外百官趋附者十之有九。”元朝一直没有宦官擅权者，此时倒出了这么一位高丽公公，为国大蠹，实为大祸之根。 在这种情况下，元顺帝的母舅、十“倚纳”之一的老的沙就想趁机排挤朴不花。老的沙本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他排挤朴不花不过是想遏制皇后、皇太子一系在朝中的势力。老的沙当时的官职是御史大夫。他不出面，窜掇两个汉人陈祖仁和李国凤上书弹劾。这两个汉官也是出于义愤，不停劾奏朴不花。陈祖仁上书说： “二人（朴不花与搠思监）乱阶祸本，今不芟除，后必不利。汉、唐季世，其祸皆起此辈，而权臣、籓镇乘之。故千寻之木，吞舟之鱼，其腐败必由于内，陛下诚思之，可为寒心。臣愿俯从台谏之言，将二人特加摈斥，不令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此二人始，将士孰不效力，寇贼亦皆丧胆，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优柔不断，彼恶日盈，将不可制。臣宁饿死于家，誓不与同朝，牵联及祸。”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3） ------------ 李国凤向皇太子上书，指斥其罪行： “（朴）不花骄恣无上，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骎骎有赵高、张让、田令孜之风，渐不可长，众人所共知之，独主上与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亲上，使少得志，未有不为国家祸者。望殿下思履霜坚冰之戒，早赐奏闻，投之西夷，以快众心，则纪纲可振。纪纲振，则天下之公论为可畏，法度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废举矣。” 顺帝知道此事后，大怒，他不是怒朴不花和搠思监，而是怒两个上书的汉官，立刻下诏把两人外贬。皇太子、皇后奇氏日夜在顺帝面前哭泣，说真正的幕后指使人是老的沙，讲他居心不良，想离间帝后与皇太子之间的感情。元顺帝耳朵虽软，对与自己多年来一直大被同眠的母舅下不去手，就封他为雍王，把他打发出大都。 结果，老的沙到达大同就留于军阀孛罗帖木儿军中。由此，又引发起一轮轩然大波。 元末大乱，地方军阀势力乘间而起。地方武装的兴起，一般来讲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最明显标志。这些人相争之初，还要从孛罗帖木儿的父亲答失八部鲁与察罕铁木儿讲起。 答失八都鲁是正宗的蒙古贵族，出身“一等人”；但是，察罕铁木儿属于“色目人”，族属方面，他或许是畏兀儿人，或许是党项人之后，“布衣”出身，元末大乱时纠集乡兵而成气候。答失八都鲁在河南与刘福通红巾军作战，屡战屡北。而察罕铁木儿自关陕直插河南，继之横扫河北、山西，所领“乡勇”凶悍无敌，屡战屡胜。 答失八都鲁败军之际，被刘福通施反间计，元廷不断派使谴责、督促，他忧愤成疾，一夕而卒。其子孛罗帖木儿继统其军，进驻大同，很快就因地盘之争与察罕铁木儿火拼。元廷的这只“正规军”与比“正规军”还厉害的“杂牌军”打得你死我活。双方主要为了争夺冀宁（今太原）等要地。最后，元廷下诏遣使谕示两方和解，双方愤愤而归。 说起这位察罕铁木儿，在元末他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传奇人物。自他纠集乡兵以来，立部伍，整纪委。在河南颖州沈丘奋起后，他与信阳地主武装头目李思齐合兵，出手就袭破罗山红巾军，武功不俗，被元廷授予汝宁府达鲁花赤。而后，察罕铁木儿转战南北，所战多捷。至正十九年（1359年），他率军分道出击，攻破汴梁，尽俘城内“宋”国官属五千多人，缴获符玺印章宝货无算，刘福通与韩林儿仅与数百骑遁逃，从此一蹶不振。四年后，身处安丰的刘福通受到了张士诚手下将领的攻击，刘福通阵亡，朱元璋把韩林儿“救”了出来，安置滁州。称帝前，朱元璋派人把小明王韩林儿扔进瓜步附近的河水中淹死。刘福通折腾十来年，把元朝闹个底掉，最终白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而已。 刘福通白忙乎，察罕帖木儿也是。1361年（至正二十一年）他率军进攻山东，当地红巾军头目田丰、王士诚投降，元军很快攻占济南。察罕帖木儿继而率军进围益都。胶着之间，已经投降的田丰、王士诚二人突然变卦，以请察罕帖木儿巡检营盘为名邀他入营，忽然剌杀了他。元廷闻讯震悼，追封其为忠襄王，以其义子扩廓帖木儿袭职。一直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地盘相互仇杀的孛罗帖木儿听闻其死讯，也大哭道：“察罕若在，省用我不少力气！”想起两人曾并力破红巾军，又借助对方牵制敌人，孛罗帖木儿不得不悲从中来。 扩廓帖木儿乃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其生父是汉人，原名王保保。为了容易区分，下文中就称察罕帖木儿为“王保保”。王保保袭父职后，衔哀讨贼，攻益都更急，终于克拨坚城，活剖田丰、王士诚两人心肝祭奠其父。“当是时，东至淄、沂，西逾关陕，皆晏然无事”，王保保驻兵于汴、洛地区，元廷倚之以为安。 好日子没消停多久，孛罗帖木儿与陕西地方军阀张思道联合，先联手进攻王保保的友军李思齐，进而袭占陕西。王保保大怒，立遣大将貊高与李思齐合兵，夺回奉元（西安）坚城。 顺帝母舅老的沙逃至大同孛罗帖木儿军中后，与这位军阀相处甚欢。朝中的皇太子、搠思监、朴不花当然恼怒，多次责斥孛罗帖木儿交出老的沙，不听。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皇太子派系以顺帝名义下诏，削夺孛罗帖木儿兵权，并把他发往蜀地安置。孛罗帖木儿手下皆“私兵”，当然不奉诏。元廷震怒，便下诏王保保出讨孛罗帖木儿。 不料想，孛罗帖木儿先发制人，领兵直向大都杀来。顺帝心里很害怕，先和稀泥，下诏把搠思监流贬岭北，朴不花流贬甘肃。这两个人皆受皇太子庇护，一直呆在大都没走。 观望一阵，见中央根本不真正“处理”自己的对手，孛罗帖木儿就派原先被皇太子贬斥的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为前锋，直捣大都。这位爷从前就是“国防部”的主管，会打仗，出马成功，在居庸关大败迎前的大都元军。 皇太子闻讯也吓坏了，赶忙率侍卫军出京，东走古北口，逃向兴州（今河北承德）。元顺帝无奈，只得把朴不花、搠思监二人派人捆上，交予秃坚帖木儿。秃坚帖木儿把两人“转送”孛罗帖木儿。 秃坚帖木儿本人并不想真造反，得到搠思监与朴不花两位“奸臣”后，他又托使人入宫索取元顺帝对自己“执缚大臣”和“称兵犯阙”的赦令。顺帝当然得给，甭说有这两条罪，秃坚帖木儿即使把皇太子弄死，顺帝也会出“赦令”给他，不得不给，不能不给。 手拿赦令，秃坚帖木儿本人仅带几个从人，入宫内见顺帝，哭诉道：“陛下遭左右群小蒙蔽非一朝一夕，祸害忠良，遗害社稷，如此下去，天下怎么能得治理！我现为陛下除去了两个贼臣，望陛下反省前过，卓然自新，置正人君子于左右，莫听妖言邪说，好好治理天下。”顺帝心里有气，表面惟惟。“兵谏”这招儿，臣子万万使不得，即使是果真出于义胆忠心，结局总难逃一个“死”字。出发点再好，兴兵犯阙，前提再“高尚”，总可称得上是“犯上作乱”。所以，依此推之，张学良算是遇到了蒋总裁这样一个厚道人，好吃好喝养活那么多年，遇上太祖啥的这样“沉猜”帝君，早就粉身碎骨再被踏上一万只脚。 孛罗帖木儿乍见两个被送到营中的“奸臣”，也笑，把他们好吃好喝养了三天。忽然一日，他把二人唤至帐内，变脸问搠思监，“从前我曾向你送厚礼，有一串七宝数珠，今天该还我了吧。”搠思监亡魂皆冒，马上派仆人回大都取回六七串价值连城的宝珠串，但孛罗帖木儿皆摇头表示“非我家故物”。最后，派人把搠思监府上翻个底掉，终于找出那串宝珠。东西找到，依理孛罗帖木儿该高兴才是，殊不料他大脸一沉，喝道：“皇帝身边都是你俩这样的贪浊之臣，我当率兵前往京城，以清君侧！”一起身，他掏出腰刀，一刀一个，把朴不花与搠思监这么两个贵臣剁于帐内。 而后，他与老的沙一道，拥大军向大都进发，屯于都城大门之外。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4） ------------ 至正二十四年阴历七月二十五日，孛罗帖木儿继秃坚帖木儿之后，率劲甲卫士入宫。元顺帝不敢不见。 孛罗帖木儿在大明殿中行礼毕，慷慨陈言：“国家现在所用之人皆贪婪软弱，不足以济天下大事。希望召也速来朝为右丞相，为臣我为左丞相，秃坚不花为枢密知院，老的沙为中书平章。如此，臣等竭心协力，大可整治庶政，重振朝纲！”未等顺帝表示要“考虑、考虑”，孛罗帖木儿已经把从人写好的诏旨交上来令顺帝左右“用玺”。不答应也要答应。 顺帝未及缓过神来，孛罗帖木儿又在殿上下令，把平日顺帝所喜的佞臣与几个“倚纳”一齐捆上，皆在阶下砍头。这帮人稀里糊涂，在家初见宫中有人来招，以为又是入宫与皇帝及成群美女来弄那天地一家春的“大喜乐”，纷纷服上春药为即将到来的肉搏贴身“大战”做身体准备，哪料想，三条腿梗梗着进了宫门，就被一帮面生的凶神恶煞般士兵绑上，小脑袋没用，大脑袋齐齐搬家。 孛罗帖木儿原本想派军立刻追击由元将白琐住扈卫的皇太子，倒是顺帝舅舅老的沙和稀泥，从中阻止，让他见好就收。皇太子便与白琐住一起，遁入前来“援救”的王保保军中。 孛罗帖木儿主政之初，驱逐教顺帝“秘戏”的西番僧人，尽罢耗扰天下的建作工程，并下令把皇后奇氏逐出内宫，软禁在厚载门外。 孛罗帖木儿第一次面见顺帝后出宫，就对老的沙说：“我平生天不怕地不怕，今天见皇帝，我心里发慌，似乎连话都讲不出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威难犯’吗？以后，凡是要入宫见皇帝的事情，你就替我去吧。” 孛罗帖木儿入大都后，几个月时间就腐化得一塌糊涂。这位蒙古人未读过什么圣贤书，又是武人出身，骄横跋扈，一天甚似一天。皇后奇氏为求活命，哀求说要把女儿嫁给孛罗帖木儿，相约某日成婚。结果，“良辰”未到，孛罗帖木儿就派人来催，急不可耐地要尝尝帝女的“新鲜”。奇氏皇后托称陪嫁物未准备齐全，孛罗帖木儿派来的人禀称：“先把人娶走，陪嫁过后送来不迟。”放下话后，士兵们抢人一样就把帝女运回了兵营，供孛罗帖木儿开苞。 估计羊肉吃得多，加上“权力”这种超常规意识春药的刺激，孛罗帖木儿性欲勃发，几个月内连娶四十名皇族宗室妇女。如果在军营或室内宣淫也就罢了，孛罗帖木儿每天早饭一定会与这四十名美女一进餐，左右伺侯的仆从达数百人，珍馐美味，恣其所欲。每次他上朝办公，也要和大阅兵一样，四十位美女盛妆饯行，花枝招展，每人托黄金酒盏，人各进酒一盏，痛饮四十盏后，这位大丞相才会纵马入宫。 王保保大军抵达大都附近后，怕有闪失，不敢贸然进攻，“驻大都城外，遥制孛罗，而不与之挑战”。 白琐住一军驻扎于通州城，孛罗帖木儿捡软柿子捏，派其手下勇将姚一百领精军攻打，结果一阵下来反被白琐住活捉。孛罗帖木儿大怒，自领二万大军出大部准备攻击白琐住。结果，刚刚走到通州，路上遇见一美色民家女子，孛罗帖木儿拥之于马上，浑然忘了打仗一事，勒军回京，直上逍遥床快活去也。 王保保深知孛罗帖木儿没有什么大作为，暗派一军忽然杀向大同，端掉孛罗帖木儿的老窝。 元顺帝方面，内心又急又恼又不敢发作，只得天天祈祷天上打雷把孛罗帖木儿劈死。初夏时分，大都天气反常，忽然大风刮来，空中落下不少尺把长的马鬃一样的白毛，估计是城外哪里乱龙卷风把驼毛刮上天。顺帝左右宦官们为安慰主子，忙跪倒称贺，说这是“龙须天降”。顺帝很信这一套，赶紧亲自收拾起这些白毛，装入宝盒，放在宫内庙殿内供奉，“祀之如神”。至正二十五年夏天，大都的天气确实奇怪，天降“龙须”过后一个多月，又来一阵大风，天下又掉下来无数一尺多长的活鱼，“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当时的人不知道有“龙卷风”之说，有的认为是吉兆，有的认为是亡国怪征，说什么的都有，反正是人心惶惶。 孛罗帖木儿得寸进尺，八月间，他派人入宫，向顺帝索要皇帝自己平素钟爱的几个妃子。要官给你，要宠臣的命给你，要自己的女儿给你，要金银财宝皆给你，现在，又来要朕心头肉，顺帝血性腾地被一下子激起。他开始暗中准备，要杀掉孛罗帖木儿这个“逆臣”。 此时，顺帝身边没有多少可信任的贵族，有名汉族秀才名叫徐施畚，“居家好奇谋，而平生恨汉人不得志于世”，仕途蹭蹬。由于他官微不惹眼，元顺帝便下诏召他为“待制”，徐学士得以混入宫中，日夕帮助顺帝谋划刺杀权臣孛罗帖木儿。有了这个出主意的，还需要出力气的。在徐施畚引见下，六名大汉入选为杀手：洪保保，火儿忽答，上都笃，金那海，和尚帖，木儿不花。这几个杀手很有大元帝国特色，蒙古人、汉人、高丽人，啥人都有，整个一个“国际”小分队。几个人天天皆挟刀在衣中，外皆穿宽衣，打扮如听事宦官，总是伺立于延春阁东北桃林内。 可能有人看到此处会问，皇帝不是有“怯薛”军近侍吗？元朝的“怯薛”皆由勋臣子弟组成，分成四队，每队值班三昼夜。“凡上（皇帝）之起居饮食、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长皆总焉”。这些人禁卫军把前朝太监干的事儿都干了，而且有元一代从未出过嫔妃与这些三条腿的军人红杏出墙的什么事。特别是每日皆有号称“云都赤”的皇帝帖身侍卫，肩扛铁骨朵，手按环刀，一般有八人，日夜不停在皇帝左右。即使是勋贵宰臣入见，没有“云都赤”在帝侧，他们也不敢入见。但是，孛罗帖木儿入大都后，早就解除了这些“怯薛”禁卫军的武装，派自己人把守宫城。在这种情况下，顺帝才不得不另找旁人。 终于有一天，孛罗帖木儿早朝，敷衍行礼后，转身就退班。顺帝派人把他叫住，说是宫内有新菜式，要赐饭予他。孛罗酒后口渴嘴馋（临出门他喝了四十盏酒），就果真留下。他在偏殿风卷残云，吃了个痛快。未待顺帝方面“准备”好，孛罗帖木儿已经抹嘴吃完，马上要出宫。 元朝礼制，“丞相将上马，带刀侍卫之士疾趋先出上马，侯丞相出。诸卫士起立于马上，丞相就骑，然后卫骑翼（护）丞相以行。”所以，看见孛罗帖木儿已往宫门外走，洪保保等刺客叹气，相顾言道：“这次又不成了”。 只要出了宫门，皆是孛罗帖木儿贴身的精甲卫士，根本杀他不得。徐施畚成竹在胸，摇手道：“还不晚，你们赶紧准备！”事先，他已经安排好人化妆成从西北归来报捷的使者，此时恰好疾驰入宫，迎着孛罗帖木儿就滚落下马，跪奏西北杀贼大捷。与顺帝一伙儿的平章失烈门连忙装得欢天喜地，对孛罗帖木儿说：“如此好消息，丞相您应该亲自上奏皇帝！” 孛罗帖木儿吃饱了犯食困，本不想去，推让失烈门自己去报皇帝，但被失烈门强拉着往回转：“这样的喜讯，我官卑职小，非丞相您亲自禀报不成！” 孛罗帖木儿被强无奈，可能他心想正好走一圈溜溜消消肚内食物，便随同失烈门向大殿走。路过延春阁时，忽有杏树枝梢垂拂，孛罗帖木儿头上的帽子落地，失烈门忙弯腰替他拾起，吹掸尘土重新为他戴上。 大权臣心头忽动，自言自语道：“奇怪！莫非今日要出事？”话音刚落，忽然有一人迎面跑来。 孛罗帖木儿忙扭头对身边的失烈门说：“平章，这人好面生，怎么从前没见过？”说时迟那时快，来人已经窜至面前，扬手劈面就是一刀。事出苍猝，孛罗帖木儿举手抵刀，半条胳膊刹那间就被砍落下来，他痛得跳起，大叫：“带刀侍卫何在？” 又有几个人冲出来，口中喊着“来也！”但这几个人不是冲着刺客去，皆朝孛罗帖木儿而来，其中一人刀快，横刀从权臣的左耳砍进，登时就削去他半个脑袋。红白狂喷，孛罗帖木儿死于延春阁旁。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5） ------------ 事起前，顺帝藏在御花园假山下的窟室中，约定刺杀事成就放哨鸽。悠扬的哨声在天际间响起，顺帝终于放下一颗心，马上下诏命京中百姓可立杀孛罗帖木儿军士。诏书一出，大家都恨这些平日强买强卖的军人，“上屋击以瓦石，死者填巷。” 孛罗帖木儿入朝时，老的沙也一同进去。孛罗帖木儿被留饭，老的沙只能自己先往宫门走，外出侯着。慢悠悠徜佯间，孛罗帖木儿被杀，顺帝手下人开始在宫内追逐杀人，并高声放话说王保保手下大将白琐住已入据内宫。老的沙脑子活，跑得快，屁股仍然挨了一箭。他跑出宫门，跳上马，孛罗帖木儿的数百护卫骑士见他屁股往下滴血，都很奇怪，就问：“我们主人这么久还不出来？”老的沙怕这些人冲回去救孛罗帖木儿，没人在身边保护自己，就骗他们说：“你们主人在宫内喝醉了撒酒风，砍了我一刀，先送我出城吧。” 行到距离城外的孛罗帖木儿大军营帐不远，老的沙才向这些军士们讲出实情：“你们主人已经被杀，王保保大军已占领西宫！” 一听此言，“孛罗帖木儿军大骇，散四走。” 老的沙也气，心想这帮王八蛋这么经不起事。忙乎半天，他才招集了千余名兵卒，往西北方向跑，去追起秃坚帖木儿的军队。先前，有蒙古宗王拉黎以为顺帝已经被弑，从边境地带率军往大都“征讨”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正是被孛罗帖木儿派出迎击这位宗王。 行到半路，秃坚帖木儿惊闻大都事变，忙提军往回走，半路遇见了带着残军追赶他的老的沙。两人忧心忡忡，合计半天，老的沙说：“今上（顺帝）脓团一个，死狗扶不上墙，不可辅之，小老婆的儿子（指皇太子）又非治国之器，我们不如径去赵王处，拥立赵王为帝，以定天下。” 这位老的沙，他从前是以帝舅加上“倚纳”的身份，宗王们见他都摇尾乞怜，亲手拍屁股的，尤其是这位赵王对他尤为恭敬。但是，现在他已成丧家之犬，皇帝“逆臣”，赵王的态度肯定会有所不同。当然，赵王起先还心里犹豫想入京替代元顺帝，但最终怕事不成，与部属们思前想后，又有阳翟王那个“前鉴”，赵王就把老的沙和秃坚帖木儿灌醉，然后把二人五花大绑押回大都。 顺帝此时恨透了这位帝舅兼狎友的老的沙，立刻发出一个字：剐！ 刑场之上，见行刑者往自己身上罩渔网（以便小块割肉），老的沙哀嚎求饶。秃坚帖木儿倒是条汉子，骂道：“求饶个屁！那脓包皇帝不是害我们，是在害他的国家社稷！” 特别可称的是，顺帝听说孛罗帖木儿被杀消息，他出来坐大殿，首先厚赏行刺权臣的六位刺客，然后又让人找一直是主谋的汉人徐施畚来，准备高官厚爵大元宝赏他。殊不料，此人一夕遁去，不知所踪，日后再无音信。功成身退，这位徐书生真是千古奇人。 杀了孛罗帖木儿，自然要大赏领军一直在大都附近的王保保。元廷下诏，封王保保为太傅、左丞相、河南王。 顺帝的皇太子先前奔王保保军中，就想仿效唐肃宗在灵武自立为帝的故事，希望王保保拥立自己为帝，以被孛罗帖木儿挟持的父亲为“太上皇”，王保保不从。 孛罗帖木儿被杀后，奇氏皇后从大都传密旨，命王保保以重兵拥皇太子入京，威逼顺帝禅位于皇太子。王保保很有正统思想，探知奇氏之意后，距城三十里，他就下令本部兵就地停止行进，驻屯当地。为此，虽然近期一直多受王保保保护，皇太子对这位不立自己为帝的大将也萌动了杀心。这位皇太子，本质上讲不是块好料。他少年时代习书法，专喜临宋徽宗字帖，谓之为“瘦筋书”。侍从谏劝：“宋徽宗乃亡国之君，不足为法。”皇太子很有口辩，说：“我但学其笔法飘逸，不学他治天下，没什么不好。”待后来顺帝派人教他学习“大喜乐”禅法，这位少爷慨叹：“李好文状元教我读儒书好多年，我总弄不明白其中意理。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通晓！”这是当然，只要腰间有那活，吃上几粒壮阳药，房中术对于身为男人的皇太子来说自然是一学便会。 王保保入京为相后，不习惯军旅以外的气氛，怏怏不乐。朝中蒙古、色目勋贵也看不起他（当然是暗中看不起他），私下议论他不是“根脚官人”出身。所谓“根脚”之说，出自文成宗大德四年的一道诏旨：“其为头廉访使，当选圣上知识，根脚深重，素有名望正蒙古人”，也就是说血统纯正的蒙古贵族才可称得上是“根脚官人”。王保保当然不是，他的义父也不是，自然为大都朝士轻视。 由于大都城内政治气氛压抑，王保保听从手下谋士孙翥、赵恒的建议，以“肃清两淮”为名，提军出京平叛。当时除中原仍听元朝号令外，江淮川蜀等地，均非元有。另一个情况是，皇太子一直向顺帝要求出外督师，顺帝怕这宝贝儿子出京后拥众“另立中央”，一直不同意，见王保保上奏，正好下台阶，让他代替皇太子出行，总领天下之兵，行讨各处。所以说，王保保仅在大都呆了两个月，就又提兵外出。 王保保有“河南王”的封号，出兵时“分省以自随，官属之盛，几与朝廷等”。整这么大动静离开大都后，想到朝臣和皇太子总想算计自己，王保保索性回河南，以守父丧为名屯兵不出，在彰德（今河南安阳）停留。 王保保手下都劝他：“王爷您既受朝命，出而中止，这样做恐怕不太好。”谋士孙翥、赵恒二人多谋，也劝告说：“丞相您总天子之命，总天下兵，准备肃清江淮。兵法曰‘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里白、孔兴、张师道四军（四个地方军阀）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您应下令，调此四军南去武关，与我们军士一起并力渡淮。他们如果恃力不听调遣，则应移军征伐，据有关中，如此，这四部军队可惟丞相所用！” 王保保深觉此议可行，欣然从计，立刻以“河南王”兼“总天下兵”的身份移札四军，让诸军阀听他指挥。 四部军中最强的当属李思齐一部，他接到调兵札后，当众大骂：“乳臭小儿，胎毛未褪，敢来发令调派我！我与汝父（指察罕帖木儿）同乡里，汝父进酒犹三拜而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今日大胆，公然自称总兵来调派我？”老李土豪一个，气粗胆壮，下令各部：“一兵一卒不可出武关，如王保保来，马上整兵迎杀！” 王保保闻讯大怒，提军直杀关中，“两家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分，而国家（元朝）大事去矣。”王保保本人，见自己的军队一时无力入关，便坐食彰德，因为此地一直蓄积粮草无数。 由此，顺帝本人开始怀疑王保保，对左右说：“王保保出京，本是派他总兵肃清江淮。他不向江淮进兵，反而与关中诸将杀伐。现关中混战，他又驻军彰德，难道是想窥伺京师，图谋不轨吗？”顺帝越说越气，越想越气，看见皇后奇氏和皇太子在身边，勃然大怒道：“从前孛罗帖木儿兴兵犯阙，今日王保保在外总兵，天下大乱不太平。你们母子乃误我大元天下的罪魁！现今疆土分裂，使朕坐守危困，皆汝母子所为也！”狂怒之下，顺帝操起卫士手中拐杖在殿中追打皇太子，挨了数棍，皇太子“走免”。 由于元廷催促进兵的诏旨雪片似飞来，王保保不得已，在至正二十六年年底派其亲弟脱因帖木儿（汉人蒙古名）及部将貊高在济宁、邹县一带驻兵。此行出兵以保障山东为名，但其实仍旧逗留不进。王保保得关中之意甚切，不断“增兵入关，日求决战。”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6） ------------ 李思齐、张师道等人日渐不敌，就数次派人入大都向朝廷求助。手心手背都是肉，元顺帝想半天也想不出太新的招儿，只能派左丞相袁涣等人带诏旨入王保保大营，希望他与关中诸将和解。由于王保保派人往京城袁涣家中送了大笔财宝，这位左丞相自然心向王保保，宣毕诏旨，他私下对王保保说：“不除张师道、李思齐二人，定为丞相您的后患！”王保保最爱听这话，又有大都来的左丞相在自己军中帮腔，他增兵死攻关中。但是，打了几个月，仍旧消灭不了对方。 谋士孙翥、赵恒又献计：“关中四军，惟李思齐一部落最为强大。如果攻破李思齐军，其余三部不战自服。我军入关中部队数目，现在大致与敌军相当，所以长时间以来师老财费，相持不决。应该抽调在邹县的貊高一军（当时这只部队正在那里准备抵御朱元璋的“南军”），让他们急趋河中，渡黄河后，直奔凤翔，出其不意，端掉李思齐老巢。这样一来，渭北之军可一战降之。如此，正依昔日（后）唐庄宗破汴梁之策，关中大定后，再倾军攻打南军，那时也不会迟。” 此时的元顺帝，再也顾不上在内廷中修行“大喜乐”和建房子，忧心忡忡，开始“勤于国事”，只可惜他醒悟的太迟。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元廷颁布了最后一道看似深思熟虑的诏令，内文不仅颇有文采，且语意沉痛，剖析事理，对关中诸将既指斥又安抚，对王保保并无过多指摘，只是一个劲“追忆”他义父察罕帖木儿的“忠勇”，详细给出了朝廷“肃清江淮”、“进取川蜀”、“进取襄樊”的战略安排，布署诸将分道四出，且宣示皇太子掌控诸军诸部的集中威权： “元良重任，职在抚军，稽古征今，卓有成宪。曩者（先前）障塞决河，本以拯民昏垫，岂期妖盗横造讹言，簧鼓愚顽，涂炭郡邑，殆遍海内，兹逾一纪（指因治河造成民变）。故察罕帖木兒仗义兴师，献功敌忾，汛扫汴洛，克平青齐，为国捐躯，深可哀悼。其子扩廓帖木兒（王保保）克继先志，用成骏功。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计安宗社，累请出师。朕以国本至重，讵宜轻出，遂授扩廓帖木兒（王保保）总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齐、张良弼等，各怀异见，构兵不已，以致盗贼愈炽，深遗朕忧（对关中诸将有所指斥）。况全齐密迩辇毂，傥失早计，恐生异图，询诸众谋，佥谓皇太子聪明仁孝，文武兼资，聿遵旧典，爰命以中书令、枢密使，悉总天下兵马，诸王、驸马、各道总兵、将吏，一应军机政务，生杀予夺，事无轻重，如出朕裁（要大家听从皇太子调遣）。其扩廓帖木兒，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统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与侯伯颜达世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相，本省驻札，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枝军马，进取襄樊；王信本部军马，固守信地，别听调遣。诏书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涤虑，同济时艰。” 王保保外战内行，内战却外行，马上听从孙、赵二人之计，下令调貊高军入陕。 貊高军中，多为孛罗帖木儿的从前老部下，军行至卫辉，这些人夜中秘密聚集在一起议事：“王保保为总兵，我们为他统下的官军，如果派我等与南军战斗，还应该听命。现在，他下令我等里夜兼程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去打李思齐。李思齐是官军，我们也是官军，官军杀官军，这事怎么说！”众将交换一下眼色，抽刀剁案，其中一人高喝：“不必多言。五鼓之后，我们拥扶貊高作总兵，不从就杀掉他，血洗城池而去！”结果，众将准时起事，冲进貊高大帐，讲明原由。貊高本人对王保保迟迟不出兵江淮也一肚子气，顺势与就众将齐了一条心，上表朝廷，申诉王保保有“不臣之心”。 貊高派出两路兵，一路袭彰德，一路袭怀庆。结果，往彰德之兵马少人精，一举而下；而袭怀庆一部军队马多兵冗，被守将发觉，闭城拒战，不能克城。当时，王保保手下的主要将官皆在怀庆，貊高调派不当，最终不能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当时，有识者就预见貊高此人难成大事。 元廷见貊高一军派秘使来大都，大喜，立刻下诏升貊高知枢密院兼平章，总兵河北。同时，又下诏严命王保保，让他率潼关内攻之兵进击淮南，诏李思齐等关中四部军出武关下襄汉，并诏貊高率河北军与在济宁的脱因帖木儿等人一起下淮东。脱因帖木儿乃王保保亲弟，不仅不听调，反而“尽掠山东以西民畜，而西聚卫辉”。王保保率手下河南兵北渡怀庆，也向卫辉方向移动。 貊高怕受王保保兄弟两人夹击，把卫辉城内抢掠一空，北归彰德，固城自保。朝廷对此，无可奈何。乱世之中，诸将不听调，元廷一点办法也没有。 病急乱投医。有人给皇太子出主意：“古者太子入则监国，出则抚军，太子应上奏皇帝，自立大抚军院以总领天下兵权。如此，军权归一，可以自内制外。”皇太子觉得此计甚妙，在大都开设“大抚军院”，“专制天下兵马，省台部院皆受节”，从而在大都城开始了“军管”。 为了奖励貊高一军，皇太子赐这部元军为“忠义功臣”名号，每人发块金牌。 恰恰就在这时，明军已先后消灭了张士诚和陈友定，进而入据山东。 王保保恨朝廷偏向貊高等人，不仅杀掉了朝廷使节，他攻入太原后，还把当地元朝所任命的官员全部杀掉，以此泄愤。 如此急火攻心的关头，元廷不仅不令诸将息兵共抵“南军”，反而在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公开下诏让各道军队协力，去平灭王保保。 当时，王保保之军被明军打得节节败退，正屯据太原。于是，关中李思齐等四将各派军兵组成一军，从西面发起进攻，貊高率军从东向王保保进攻。这几部元军服色相同，残杀数日，也攻不下太原城。 一日，貊高因城池久攻不下心焦，率数骑巡阵。赶上他倒霉，正遇上王保保派出一队骑兵出袭。众寡不敌，貊高被擒。 王保保派人把捆成麻花一样的貊高抬到阵前。貊高属下军人正在布阵，一看主将已经被人捉住，登时惊，四下溃散，除被杀的兵士以外，跑不及的人只得向王保保投降。 李思齐等四将见势不妙，向王保保发使送书，“告以师非出本心”，由于明军已经开始发动猛烈进攻，这几个人率军边大掠边后撤，准备保潼关。不久，四将散溃，被明军打得大败而归。 貊高败讯传至大都，元廷震惧，忙下诏罢去“大抚军院”，并杀掉出主意立抚军院的几个人，以此举向王保保“谢罪”。王保保自写书信，向顺帝自陈忠诚。顺帝见信，马上下诏“涤其前非”，恢复他以前的一切封爵。但，一切都太晚了。 可笑的是，王保保擒貊高后并未当即斩杀，反而派人来大都向顺帝请示如何处理。顺帝当然心领神会，诏书简捷：“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置”。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7） ------------ 王保保拿诏书给被押在刑场上的貊高看。貊高也苦笑，跪下低头，静等自己人的大刀片子落下…… 自孛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两军开始“内战”，一直到李思齐、高、王保保等人在晋地厮杀，整整八年过去，元朝的正规军与杂牌军一直在北方相互绞缠，杀得你死我活。正是由于这样，江南的朱元璋才能从容放开手脚，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人。除江南地区外，湖南和两广也尽入朱元璋手中。 在北方元军诸部人脑子打成猪脑子自相残杀正酣时，至正二十七年底，朱元璋正式开始了北伐。这位要饭花子出身的爷们儿很有远略，他并不主张直捣大都，而是这样向诸将布置：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于是，明军（两个多月后的至正二十八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才建立“大明”，此时应称为“南军”）二十五万人，由徐达和常遇春率领，浩浩荡荡杀向北方。 果然，一切皆按朱皇帝先前布置施行，明军所至皆克，迅速逼向大都。 眼见国家危亡在即，元顺帝下诏重新强调皇太子“总天下兵马的威权”，诏谕诸将，作了最后一番垂死挣扎而又详尽的“战略布署”：“复命扩廓帖木兒（王保保）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籓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具如前诏。” 王保保接诏，并未遵诏而行，而是向云中（今山西大同）方向进发。其帐下将有不少很狐疑，问：“丞相您率帅勤王，应该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在河间的也速一军合并，如此可以截阻南军（明军）。如果出云中，再转大都，迂途千里，这怎么能行？” 王保保敷衍：“我悄悄提军从紫荆关入袭，出其不意，有什么不好？” 倒是他身边谋士孙恒一语挑明：“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现在事急，又诏令我们勤王。我们驻军云中，正是想坐观成败！” 进言者听此话，只得默然。 可见，大都元廷急上房，王保保仍持坐观态度，元军其余诸部可以推想。 很快，明军打到通州。元朝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像条汉子，出兵力战，可惜兵败被杀。 眼看大都不守，元顺帝在清宁殿招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人，商议出京北逃。左丞相失烈门等人谏劝，一名名叫赵伯颜不花的太监更是跪在叩头哀嚎：“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在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卫士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 顺帝已经吓破胆，当然不听。1368年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间，元顺帝最后看了一眼元宫的正殿“大明殿”，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即率皇后、皇太子等人开健德门，出居庸关，逃往上都方向。八月三日，明军攻入大都城，元朝灭亡。 元朝的宫殿正殿，名字就叫“大明殿”，元顺帝临行前看着那三个字，肯定和我们后人想得一样：莫非这是“大明”取代“大元”的象征？其实，如同“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语一样，元朝的“大明殿”也是出自《易经》乾封的彖辞：“大明始终”；元顺帝逃走时所经的“健德门”，出自乾卦彖辞：“天行健”；厚载门出自坤卦“坤厚载物”；咸宁殿出自乾卦“万国咸宁”；等等，大多是根据《易经》为宫殿和宫门起的名字，至于日后与“大明”暗合，也是小概率的巧合吧。 元顺帝在一年多后因痢疾病死，终年五十一，蒙古人自己上其庙号为“惠宗”，他之所以被称为元顺帝，是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 元顺帝遁走，徐达上《平胡表》给朱皇帝： “惟彼元氏，起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率群胡而崛起。以犬羊以干天纪，以夷狄以乱华风，崇编发而章服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理。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而招荒亡，昧于竞业；作技巧而肆淫虐，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兵布寰宇，毒布中原。镇戌溃而土崩，禁旅颓而瓦解，君臣相顾而穷迫，父子乃谋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北门之车马。臣（指徐达自己）与（常）遇春等，已于八月二日，勒兵入其都城。” 百年汉族郁结之气，竟能在这一篇表章中一泄而出。 明朝历史学家权衡对元顺帝有过特别恰当的评价，以往治元史者皆未注意他的看法，现摘录于下： （顺）帝在位三十六年，当元统至元间（顺帝前期两个年号），帝受制（于）权臣，（权臣）相继或死或诛。帝恐惧之心驰，而宽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后，复兴科举，行太庙，时享赐高年之帛（敬老），益蜀免天下民租，选儒臣欧阳元等讲《五经》、《四书》，译《贞观政要》，出厚载门耕藉田（不忘天下农耕之辛苦），礼服祀南效（敬天顺人），立常平仓，因水旱盗贼下诏罪已（能自我批评），尽蠲被灾者田租。又命使（臣）宣抚十道，凡此皆宽平之心所为者也。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推论“根脚”。其余图大政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其实汉人贺惟一不在内）；居纠弹之首者（指御史大夫），又“根脚人”；莅百司之长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负大器、抱大才、蕴道艺者（指非蒙古、色目出身的汉人），俱不得与其政事。所谓“根脚人”者，徒能生长富贵，脔膻拥毳，素无学问。（这些人）内无侍从台阁之贤，外无论思献纳之彦。是以四海之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皆相率而听（从）夫（那些）脔膻拥毳、饱食暖衣腥膻之徒。使之（这些人）坐廊庙、据枢轴，以进天下无籍之徒。呜呼，是安得不败哉！……向使庚申帝（元顺帝，他生于庚申年，即延佑七年）持其心常如至正（年号）之初，则终保天下，何至于远遁而为亡虏哉！ 元朝，自顺帝跑出大都后，标志着蒙古人在中国统治的终结。日后再提及这个流亡政权，就只能称其为“北元”了（明朝称“鞑靼”或者瓦剌）。元朝虽亡国，但并没有灭种。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8） ------------ 元顺帝从大都出逃后，一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用了近二十天功夫逃到上都。但此时的上都宫阙府衙先前曾遭红巾军一部劫掠焚烧，根本不象个都城，到处残垣断壁，四处瓦砾。见此情景，顺帝一行人心凉了大半，本想再远窜和林，不久就听说明军并未有大部队来追，诸人方敢喘口大气。 元朝虽亡，当时的残余势力仍旧很让元顺帝觉得有重回大都的希望：辽阳有兵十万，云南仍旧在蒙古宗王手中掌握，王保保有大军三十万在山西，李思齐、张思道有数万兵在陕西，加上各地杂七杂八的零散武装以及集民自保的所谓“义军”，全部军队人数加起来有大几十万那么多。可惜的是，由于从前当众砍杀了宗室阳翟王，顺帝对西北诸藩的“亲戚”们不抱幻想，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夺回元朝政治统治的象征地大都。其实，早知如此，他当初就不应逃跑得那样苍促。 朱元璋是位懂谋略的帝王，他深知山西的王保保不除，元朝仍旧有死灰复燃之日。于是，他下令徐达、常遇春两人即刻统军去平山西，同时又增派汤和等人提军赴援。明军一路基本顺利，接连攻下泽、潞两州（晋城和长治），准备合围云中（太原）。 王保保在元顺帝的死催下正往大都方向赶，听说明军正要倾其老巢，他立刻回军。走到半路，明军已经拿下太原。双方对垒，王保保挑选数万精兵，准备拼死一决。结果，明军策反了王保保部将“豁鼻马”（估计是绰号），连夜劫营。元军刹时惊溃，王保保惊慌中跳上一匹马就跑，狼狈得脚上只穿一只靴子。由此，数万劲骑，王保保带走的只有十八骑，余众不是被杀，就是投降明军。 王保先逃至大同，惊魂未定，又驰往甘肃。由此，山西皆为明军攻克。 明军一鼓作气，稍事休整后又开拨，准备克复陕西。元顺帝思念大都心切，命右丞相也速率数万骑兵经通州攻大都。当时通州由明将曹良臣驻守，兵员不满千人，他只得使“疑兵计”，在白天夜里轮流不断让人摇旗呐喊击鼓不绝。以为明军人多，也速竟然惊骇退走，失去了进攻大都的最好机会。 朱元璋得知顺帝用意后，急遣大将常遇春率所部从凤翔急行军驰援大都（明朝已将大都改称“北平”），在优势兵力下，明军数战皆胜，连接攻克会州（今辽宁平泉）、大宁州（今辽宁朝阳）。偷鸡不成蚀把米，大都影都不见，现在顺帝连上都也呆不住了，只得逃往应昌（今内蒙克什克腾旗）。 常遇春明军势锐，一举攻克上都，斩首数万，降敌一万有余，得辎重、牲畜、粮草无数。 陕西方面，徐达一军直下奉元（今西安），元将张思道未战即逃，李思齐虽有十万大军，也不敢做象样的抵抗，西奔临洮。徐达与诸将异议，坚持己见，他认定要先拿关中元将中最硬的李思齐开刀，直下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巩昌（今甘肃陇西）、兰州。由于事先做过不少“思想工作”，李思齐向明军投降，附近元军残部皆望风降服。 张思道从奉元逃跑后，向宁夏方向逃跑，留其弟张良臣和姚晖等人守庆阳。到了宁夏，穷蹙势孤的张思道走投无路，只得向王保保“报到”。王保保这个气，张口大骂：“从前你这个王八旦与我争关中的勇气哪里去了？”马上把他押入囚牢关了起来。 庆阳方面，张思道之弟张良臣诈降，结果使明军受降部队损失惨重。徐达闻讯大怒，指挥四路大军围攻庆阳。元廷派出数道兵增援，皆被围城明军打败溃逃而去。坚守数日，庆阳城中粮尽，守将之一的姚晖向明军投降，张良臣等人跳井未死，被明军捞出后皆剐切于军营之前。 王保保得知庆阳失陷后，便集兵猛攻兰州。猛攻数日，难克坚城。愤懑之下，王保保率元军在兰州附近大掠泄愤。出乎他意料的是，明朝大将徐达来得快，在定西车道峪与王保保狭路相逢。 元、明两军中间隔一条深沟，各自树栅建鹿角，作持久相斗状。明军粮多兵壮，有持久战的本钱；王保保元军情怯粮少，先自慌了心神。 徐达使心理战，命令明军昼夜不停发动假攻击，使元军不得片刻休息。 闹腾了两天，明军忽然闭营假装休整，筋疲力尽的元军谢天谢地，终于有机会吃块军粮想歇一觉。殊不料，大半夜间，明军全军发动攻击，又累又乏的元军根本不敌，近十万将卒被生擒，王保保仅与妻儿数人北走黄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 这次，不仅他本人狼狈到家，基本上也把北元最大一份家底也赔光。 应昌方面，城池完整，但仍旧面临老问题：粮草不足，难以拒守。王保保等人一直上书顺帝让他离开这一危险地带幸和林，但这半老头子仍旧想回大都，希望元军会创造“奇迹”。 奇迹未看到，痢疾却先到。早已被“大喜乐”淘虚了身子骨的元顺帝又贪嘴，多吃了些不干净的牛羊肉，忽染痢疾。缺医少药加上抵抗力过弱，五十一岁的顺帝活活拉死。大元最后一代帝王，死得如此不堪。 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这回终于可以做皇帝了，他改元“宣光”，即杜甫《北征诗》中之意：“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颇有中兴大元之意。这位太子爷虽然一直是个“事头”，又好佛法又喜欢腐化，其实他的汉文化功底颇为深厚，除能写一笔潇酒遒劲宋徽宗体书法外，还会做汉诗。其诗大多散轶不存，只在《草木子》一书中存有一首《新月诗》：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清新可喜，就是没有帝王气象在诗中。（此诗有人误记为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所作） 皇太子帝位还未坐热乎，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已经统大军杀来。本来他是太将常遇春的副手，常大将军在攻克上都后得暴疾身亡，所以小李就成为这只大军的总指挥。听说元顺帝已死，皇太子还在应昌，求功心切的李文忠马上向这座城市发动进攻。结果自不必说，明军杀擒元军数万，并活捉了北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的皇后、嫔妃、宫女以及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新帝”腿脚利索，又逃过一次大难，最终逃往和林。 明洪武五年，朱元璋怕北元死灰复燃，派徐达、李文忠等人大军四出，统十五万精骑准备彻底消灭王保保和爱猷识理达腊。明军初战得利，但进至岭北，遭遇王保保埋伏，大败一场，死了几万人（明朝自己说是一万多）。“明年，扩廓（王保保）复攻雁门，（明太祖）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兵希（甚少）出塞矣。” 早在此次出军前，明太祖曾七次派使人往王保保军营“遣使通好”，王保保皆不应。最后，朱元璋派出王保保父亲的好友、元朝降将李思齐出塞，想以言语打动王保保归降。王保保对这位先前与自己关中大战的“老叔”很客气，又请吃饭又请喝酒，就是不提归降之事。呆了数日，王保保派人礼送“老叔”出境。行至塞下，送行骑士临别，忽然对李思齐说：“主师有命，请您留一物当做纪念”。李思齐很奇怪：“我自远而来，未带重礼。”骑士说：“希望您留下一臂以为离别之礼！”望着面色严肃的精甲铁骑数百人皆对自己虎视眈眈，李思齐自知不免，只得自己抽刀切下一条胳膊交与骑士。伤口虽然齐整，又有从人救护，难免流血过多，老李回来后不久即死掉，在新朝也没享几天好福。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9） ------------ 正因如此，朱元璋对王保保更是油然生敬。一日，他大会诸将宴饮，问：“天下奇男子，谁也？”大家皆回答：“常遇春所将不过万人，横行天下无敌手，足可称是真奇男子！”朱元璋摇头一笑：“常遇春虽人杰，我能得而臣之。天下奇男子，非王保保莫属！” 大起大落后，王保保在和林与从前的“皇太子”关系相处和睦，洪武六年又统军杀回长城边，但被老对手徐达侯个正着，在怀柔把他所率元军打得大败而去。洪武八年，正值壮年的王保保染疾而死，其妻毛氏自缢殉夫。 洪武十一年，爱猷识理达腊也病死，残元大臣谥其为“昭宗”，并拥其弟弟（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为帝。十年后，这位爷在捕鱼儿海（有说是贝加尔湖，有说是距热河不远的达尔泊）晃悠，被明朝大将蓝玉侦知消息，率十万大军前去攻击。明军杀元军数千，生擒近八万人，就是跑了脱古思帖木儿本人。此时的北元皇帝再无昔日的威赫声名和尊严。逃往和林路上，他被叛臣也速迭儿缢死。 百年之前，蒙古军队如同火山中喷流出的炽热岩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的滚滚向前。他们骑着蒙古矮马，身上除了那张弓有些不成比例的长大外，武器简单而实用。正是凭借这些头脑仍处于蒙昧时代的原始的冲动，蒙古武士以极少的人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征服，无数种文明皆似漂亮的琉璃一样粉碎在狼牙棒下。欧洲的重铠骑士们有命逃回城市的，便向主教和国王渲染黄色面孔海洋般集涌而来的恐惧，这就是“黄祸”一词的产生。实际上，这些骑着高头大马身穿精钢铁甲的大个子们无非是以敌人的众多来掩饰自己战败的无能而已，西进的蒙古军队虽然杀人无数、毁城无数、击败有建制的军队无数，但他们最大的战役从未使用过十二万人以上的兵力。当然，“黄祸”渲染者的谎言基本无人拆穿，因为已方的目击者基本上都已早怀着无尽的惊愕死在蒙古人的弓箭或者刀下。 光荣蒙古武士的后代，仅仅过了一百年，褪化如此严重，与从前相比，他们的战马更高大，身体更肥硕，打仗的行头要复杂数倍，但仍然被汉人军队摧枯拉朽般地一击再击，一退再退，终于回缩回青草漫天的草原。其实，蒙古战士的体魄并未因百年岁月而变得虚弱，惟一改变的，只是他们昔日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勃勃勇气！ 《明史》、《新明史》对“鞑靼”的记载混乱不堪，均列于《外国传》中。但“鞑靼”（即北元）系系相传。一直有二十八代之多，反观“大明”，不过才十六君而已。明成祖心中最拿蒙古人当成大患，亲征数次，仍旧不能把“黄金家族”的直系继承人连根拨掉。北元最昙花一现的荣光，当属脱脱不花大汗（权臣也先）时期，堂堂大明英宗皇帝，竟然成为蒙古军队的俘虏。明武宗正德年间，元朝正系后裔达延汗一举击败漠南蒙古西部的地方部落势力，基本上找回了昔日漠南漠北蒙古大汗的感觉。1570年，达延汗的曾孙俺答汗（又称阿勒坦汗）手下有十余万蒙古铁骑，为蒙古诸部之雄。张居正等人很有政治远见，封其为顺义王，从经济上给予蒙古人不少好处，但最终换来的是和平以及“顺义王”对明朝的朝贡关系。1632年，满洲人猛攻察哈尔，把蒙古最后一位光荣的大汗林丹汗打得大败，窜至大草滩急火攻心发痘而死。1636年，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汗国征服了漠南蒙古。时光流逝四百年，女真人的灭国之恨终于得报，现在反过来是蒙古王公要匍伏于女真人的马下舔靴尘了。1644年，满清在北京坐稳龙廷后，把蒙古诸部划分成四十九个旗，成吉思汗的子孙完全丧失了独立的领地。至此，他们祖先那宏阔帝国的美妙图景，永远永远地变成了昔日黄金般的回忆和静夜无人时焦渴的梦想。如果读者想研究北元数百年的历史，就只得去翻看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无名氏的《黄金史纲》、无名氏的《大黄金史》、善巴的《阿萨拉格其书》以及《蒙古源流》，这些书皆成于十七世纪那一百年之中，西藏人写“黄金家族”史是为凸显喇嘛教在元朝受尊崇的“神话”，蒙古人写民族史是抒发愤懑，追述列祖列宗以及各位大汗的无上光荣，这些，总能暂时抚慰他们在清朝高压下那些受伤的心。 可悲的是，明朝虽然号称是把汉族人从蒙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宋朝以来正常的定居王朝合理发展的势头已经被严重遏制和扭曲，中国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进取性，都极大限度地被停滞的重负所拖累。所有这些，表现在民族性方面，便是汉民族长时期对自己产生了某种心理障碍，缩手缩脚，畏首畏尾。明朝除了初期宣泄了残杀的劣性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了汉朝那种积极进取、努力拓疆的雄心，而是变得十分内向和拘谨，把自己的心理安全建立在一道长城之上。所以，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悲剧，其实早在明朝建立的那一刻已经有了某种征兆。帝国初立，已经有疲惫之态。 ------------ 再接再厉定国家（1） ------------ 再接再厉定国家：方国珍降、陈友定灭、两广归附、蜀地纳款、云南大定 甫灭张士诚，朱元璋迫不及待下令对方国珍动手。 方国珍是元末群雄中辈份最高的“革命”老前辈。诸多人中，属他起事最早，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他就聚众千人劫掠元朝运粮船，梗塞海道。此人长相也奇特，“长身黑面，体白如瓠”，仔细思之,也不奇，脸黑，是因为他“世以贩盐浮海为业”，太阳晒的；身体皮肤白，衣服拦住阳光，所以就白。无论如何，方国珍四兄弟横行海上，忽东忽西，让元朝伤透了脑筋。后来，对元朝他也是忽降忽叛，据有温州、台州等地，并受元朝诏命进攻张士诚，并且七战七捷。不久，张士诚也当上元朝的“太尉”，二人才停止相攻。 方国珍初作乱时，元朝很当回事，“出空白宣赦数十道，募人击贼，海滨壮士多应募立功。”但元地方政府官吏腐败，该赏官时向击贼者索重贿，对方只要不出钱，根本也得不到官，往往有一家数人死事最终不得官者。反观方国珍党徒，元朝一再招安抚谕，子弟宗族皆至大官，由此当地人羡慕他们，转而加入其中为盗，方国珍手下日益众多。 虽然起事早，方国珍并无大志。朱元璋攻取婺州后，他忙奉书送黄金五十斤、白银五十斤以文绮白匹来献，并派次子方关为人质向老朱“效忠”。朱元璋也会做，归还其质（子），厚赐而遣之，并派人委任方国珍为“福建行省平章事”。 方国珍阴持两端，一面受朱元璋印诰，一面仍派海船替张士诚运粮输往元朝大都。 朱元璋军队攻克张士诚杭州后，方国珍大恐，一面遣使佯称贡献侦察形势，一面暗中勾结王保保和陈友定等人，阴图互为犄角。朱元璋闻讯大怒，移书数其罪，并责军粮二十万石让他来献。 方国珍倒不是特别慌，海贼出身的他，日夜倒腾珍宝，大治舟楫，时刻准备逃往海上。 张士诚被灭后，朱元璋大军来势汹汹，台州、温州皆被攻克。方国珍自知不敌，率所部乘船遁入海中。但是，朱元璋手下也有“水贼”出身的将领廖永忠等人，率水军配合汤和等人的陆军倾力围巢，方国珍部下多降。 本来老朱十分恼怒这个三心二意的东西，但老方手下詹鼎写的“谢罪表”写得好，朱元璋览后顿起可怜之意： “臣闻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无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载之德旧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方主上霆击电掣，至于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将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润（拍老朱马屁，说自己早知道老朱是真天子）。而主上推诚布公，俾守乡郡，如故吴越事。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节目。子姓不戒，潜构衅端，猥劳问罪之师，私心战兢，用是俾守者出迎（从前的冒犯，我部知情，都是属下们干的，我一直孝敬）。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适与此类（这几句话最让老朱开心，看见比自己岁数还大的革命老前辈拿自己当亲爹来比拟，能不高兴吗）。即欲面缚待罪阙廷，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如果您杀我，可就是您的不厚道了）” 方国珍在信中把老朱比成亲爹，把自己比成犯事避仗逃走的“儿子”，不能不让老朱欣喜。于是，他表示说，方国珍虽然负恩实多，只要投降，我仍饶你一命。 方国珍至建康后，老朱当面责让：“你来得太晚了！” 老方装可怜，顿首谢罪。 老朱心中舒服，授他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而不之官，赐大宅院于建康，挂个荣衔养起来。 明朝成立后，老方还多次以“功臣”身份参加盛大宴会。一次预宴，他忽发脑溢血，“嗷”的一声就倒地了。 朱元璋对老方特厚道，忙授其二子官职，派人通知濒死的方国珍。老方欣慰颔首，死了。 如此导致元朝灭亡的大祸首，又落在朱元璋手里，竟然善终，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方国珍此人，也有一“花絮”可表。他割据一方时，其女儿年方妙龄，由于病痘，前往延庆寺祈福。庙中一个名叫竺月华的年青和尚风流轻佻，看见美人来庙内，便顺口吟诵《望江南》词，挑逗方国珍女儿：“江南柳，嫩绿未成阴。枝小未堪攀折取，黄鹂飞上力难禁，留下待春深”，词中很有些猬亵的意思。方姑娘人小心细，冰雪聪明，回家后就向父亲告状，说和尚调戏自己。方国珍大怒，命人立刻把“贼秃”捆来，准备装入“猪笼”内扔到水中淹死。见押来的和尚容貌俊俏，吓得浑身乱颤，方国珍又笑又气，仿效其口吻，也作词一首：“江南竹，巧匠结成笼。好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老方本来大字不识的一个粗人，此时倒很有幽默。临死之际，竺月华这个年青和尚还算镇定，表示说：“死即死耳，容我再作词一首。”方国珍答应。竺和尚吟道：“江南月，如鉴亦如钩。如鉴不临红粉面，如钩不上画帘头。空自惹肠愁。”见年青俏和尚以自己名字入词，“自我批评”自我贬损一番，方国珍转怒为喜，笑言：“这次就放掉这你个小和尚！”由此事可以见出，方国珍的确不是一般的憨人粗汉。 在发兵攻打方国珍时，1367年冬，朱元璋又派中书平章胡廷美为征南将军，会同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前去福建平灭陈友定。不久，又令汤和、廖永忠由海道进攻福州。 这位陈友定与陈友谅没有亲戚关系。陈友定，字安国，福建福清人，小商贩出身，在明溪驿任驿卒。由于善谈兵事，为元朝汀州地方官蔡公安赏识，授为黄土寨巡检，以讨山贼起家。元末大乱，英雄莫问出处，陈友定几年内就当了清流县令。至正十九年（1359年），陈友谅部将攻汀州，被陈友定击退，元朝政府让他为福建行省参政。与陈友谅打了三年，福建大部皆归陈友定所有，元朝的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徒拥虚名而已，陈友定才是真正行省党政军一把手。到了至正二十四年，大都方面诸道隔绝，只有陈友定每年向大都朝廷运输贡物，由于绕取海道，十次运物只有三、四次能送到，很有一番忠心赤诚。 ------------ 再接再厉定国家（2） ------------ 至正二十五年，陈友谅还受元廷之命进攻过朱元璋的地盘处州（浙江苏省水），但没得到便宜，匆忙撤军。 陈友定虽拥八闽之地，但各地守将心意不一，多有向朱元璋归降者，诸城相继被攻下，福州也被汤和所攻陷。陈友定无奈，只得拥兵死守延平（南平）。不久，漳州、泉州、建宁（建瓯）皆落入明军之手。 汤和、廖永忠先礼后兵，攻延平前派出使节去招降陈友定。陈友定杀掉来使，“取血置酒中盟诸将，慷慨饮之，誓以死报元（朝）。”但陈友定毕竟不是大军事家，总以为明军千里远道而来，诫使诸军毋出战，想待明军气泄兵疲时再出城攻杀。结果，固守愁城，将吏多怨。诸将被围急了，缺衣少吃，想冲出拼死一搏，也为陈友定所阻。在这种情势下，城内将士多有出城投降者，陈友定因疑心又枉杀一员能战大将，众心解体。 受围十日后，延平城内有炮声响，明军误以为是城中降将内应，鼓躁登城，歪打正着，很快就攻克延平坚城。 陈友定知大事已去，对左右从官讲，“公等善自为计，我为元朝死耳！”他独坐省堂，按剑仰药自杀。结果，明军来得快，灌水压腹，为陈友定排毒，把活人押送建康。 朱元璋起先对陈友定很敬重，诘问道：“元朝已亡，你为谁守城？” 陈友定虽遍身绳索，仍勃勃不屈，直斥道：“无须多言，除杀掉我以外，你又能干什么！” 老朱大怒，立命人杀陈友定及其儿子于闹市。 陈友定虽败亡，但对元朝忠心不贰，始终如一，父子骈首，慷慨赴死，不失为乱世大丈夫！“亦足愧智士之持两端，人臣之怀贰心者矣。” 相较方国珍和福建的陈友定，朱元璋平定两广就顺利得多。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朱元璋命廖永忠、朱亮祖二人从海道取广东，又命湖广行省的杨璟带兵进取广西。结果，廖永忠水帅甫到潮阳，就已经接到元朝广东行省左丞何真的降表。 何真东莞人，本为淡水盐场小管事。元末乱起，他结民自保城池，一步一步被元朝加官。此人很知“天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递降表后，亲自去惠州迎接廖永忠，又被马上安排入京见驾。 朱元璋大喜，赐宴，特赠白金千两，立授何真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并誉为“识时达变”的天下豪杰。何真降明，乱世自保而已，此人受元朝恩惠不多，投降又保全不少生民性命，无可厚非。 广西方面，明兵不是很顺利，围攻永州时死了不少军士。梧州方面还好，元朝当地的“达鲁花赤”，拜住（蒙古人好多叫这名字）率官吏父老迎降，藤州、容州相继而下。最难打的当属靖江（桂林），元朝广西行省平章政事也儿吉尼死守死斗，最终因城内将领叛降明军，靖江得陷。也儿吉尼逃跑未成，被擒送建康处死，成为为数不多的为元朝殉国的蒙古人。至此，两广归于大明版图。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与傅友德分头从湖北和陕西进兵，准备全取四川。 四川当时还存有一个地方政权，国号“大夏”，乃昔日徐寿辉手下大将明玉珍所建。 明玉珍在至正十七年受命外出抢粮，溯江而上，一下子就攻取了重庆、成都以及今天的贵州一部分，当上了“天完”政权的“陇蜀行省右丞”。至正二十年，听说陈友谅杀掉徐寿辉，明玉珍非常气愤，断绝与老陈的来往，并于至正二十二年春在重庆称帝，建元天统。此人虽无远略，“然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在四川“国”内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使安之”，可称是难得的宽明廉厚之主。其间，他与朱元璋也信使往来，颇为友好。老朱当时敌人多，卑辞下意，自比孙权，以明玉珍比刘备，双方很是亲热。 明玉珍人好，命不好，为“皇”五年即病死，明年仅三十六岁，当时是元至正二十六年春天的事情。 明玉珍死后，其子明升嗣位，年方十岁，诸大臣皆粗暴无礼，互相争权夺势，不肯相下。由此，大夏开始走下坡路。 朱元璋建明后，明升派使臣来贺。转年，朱皇帝怪明升“不懂事”，没有主动“归命”，就派人去诏谕。明升不从（此人还小，主要是左右大臣及其母后彭后不从）。如此，朱元璋下命诸将进攻。 蜀地虽险，也抵不住大明的虎狼之师。明将傅友道走当年邓艾袭蜀的老路，一路攻克江油、绵州（绵州）、江州（广汉）。汤和走水路，直落夔州，逼近重庆。 明升大惧，有大臣劝逃往成都，明玉珍老婆彭氏泣言道：“成都即使可以到，不过是迁延旦夕之命罢了。大军所过，势如破竹，不如早早投降以全活士民性命。” 于是，明升“面缚、衔璧、舆榇”，向明军投降。 朱元璋在建康见明升，怜其幼弱，没有依照孟昶降宋故事让他行“伏地上表得罪”之礼，授其为归义侯，赐第京师。转年，为长久安定之计，明太祖把明升与陈友谅之子陈理一起送往高丽施行高级别的软禁。小秋子吃惯了四川泡菜，这回要换口味吃高丽泡菜了。 有人见此可能问，高丽王数代一直不都是大元朝的驸马爷吗，怎么现在又听明朝使唤。确实不假，明朝初建，高丽国王是王颛，马上贡方物，进贺表，并上书请封。“事大”主义，是高丽能避免中原王朝打击灭亡的铁定规则。高丽王交回元朝所赐金印，敬用明朝新赐印章，贡献数至，孝敬恭谨。朱元璋见高丽贡使频来，挺不忍心，加之这些棒子们乘船来贡，每年都淹死不少人，就下诏：“高丽贡献繁数，困敝其民，宜遵古诸侯之礼，三年一聘。”洪武六年，高丽内政有变，国王王颛被权臣李仁人所弑。王颛无子，以宠臣辛肫之子王禑为义子，李仁人就扶这个傀儡王禑为国王。自那时开始，明朝与高丽的关系陷入僵局，但高丽政府一直死乞白咧巴结大明，又贡马又贡金，明朝却而不受。到了洪武二十一年，高丽王王禑上表称铁岭之地实属高丽旧地，乞求朱皇帝赏还与他。老朱断然回绝，坚称高丽一直以鸭绿江为界，警告对方不要再生诈挑事。这一点，老朱深明民族大义，不像后来的“高丽王”声称长白山是神山什么的，我们有人一可怜就分山一半与他了。 高丽王向明朝上表的当月，国中有事，他因怒杀大将李成桂之子。李成桂反攻都城，软禁了王禑，推立其子王昌为王。不久，又废王昌，立另外一个宗室王瑶。由于王瑶确属王氏高丽王族血系之亲，朱元璋遣使表示承认他的地位。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王瑶派儿子王奭来建康朝贺，结果，王奭未归，李成桂踢掉王瑶，自立为王。至此，高丽王氏自中国五代以来传国数百年，终于寿终正寝。 李成桂当了国王心中极不踏实，很怕大明派兵来攻，就上表“哀陈”自己迫不得已被众人推为国王，希望皇帝“原谅”。朱元璋认为高丽僻处东隅，也懒得生事，命礼部移谕道：“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朕又何诛！” 这样，明朝算是承认了李氏高丽，李成桂这才大咽一口气踏实下来。 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遣使来求更改国号，朱皇帝下诏，依据古义，仍称“朝鲜”。所以，从那时开始，明朝和朝鲜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并曾在它即将被倭人攻亡时伸手相援。 至此，朱元璋只剩下云南一地未破。 ------------ 再接再厉定国家（3） ------------ 云南之地，乃忽必烈之子忽哥的后代袭封，一直称“梁王”，当时的梁王是巴匝刺瓦尔密。洪武六年，朱元璋派王伟为诏使到云南，前去召降。王伟很擅说辞，在大殿上历陈天意人事，侃侃而言，使得梁王“君臣相顾骇服，颇有降意”，并好吃好喝厚待王伟。不久，北元太子在沙漠自立，派使臣脱脱（蒙古人好多叫这个名字）从西藏入云南征粮，策划连兵以拒明帅。脱脱打听到梁王有降意，便逼迫他杀掉明使以表对元朝的忠心。梁王犹豫，下不了手，就派人把王伟藏于民间。脱脱闻知后，讥诮梁王说：“国家颠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言毕，跃马驰去。梁王不得已，只得把王伟交出与脱脱相见。王伟虽为文士，铁骨铮铮，朗言道：“天命终结元朝，大明当代之！烟烬余火，敢欲与日月争光乎！汝早晨杀我，大明兵晚夕必至！”脱脱大怒，立杀王伟。可惜王伟奇才之士，竟死于“革命”胜利之后。 王伟说得对，也不对。对在明朝必占云南，不对在于没有“朝杀夕至”那样快，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一切准备停当，朱元璋才对云南用兵。 明军兵分两路，分由傅有德和郭英指挥，连下城池。傅有德手下又有猛将蓝玉和朱元璋义子沐英，兵强将勇，仅三个月就由遵义打到曲靖。当时梁王也不示弱，派出大将达里麻率十万精兵与明军大战，沐英督师涉水，气势如虹，直冲元军大阵。双方交手，元军根本不是个儿，横尸十余里，主帅达里麻被活捉。 梁王闻败讯，知道事不可为，忙挈妻子逃入普宁州一个军事据点，把自己王爷龙衣烧掉后，先驱妻子入滇池，他随后跳入，自杀身亡。 明军入昆明，秋毫无犯。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蓝玉、沐英等人进攻大理，生擒土司段世。同时，分兵取丽江，破石门关，攻克金齿，“于是车里、和泥、平缅等处相率降，云南悉平。” 想当初，在元世祖忽必烈最盛时，在这些地方屡遭败绩，大明军却能步步为营，屡战屡胜。同时，云南附近的缅国和八百媳妇国（元成宗曾在此大败）均上表请求内附。朱元璋设置“大理指挥使司”，派人统兵守之。委任将军沐英率军数万，留镇滇中。 沐英多次平定云南“百夷”的造反，最终卒于镇所，时年四十八，追封黔宁王。以后，沐氏世代镇云南，自明仁宗开始“铸征南将军印给之。沐氏继镇者，辄予印以为常”，与明同始终。“沐氏在滇久，威权日盛，尊重拟亲王”，但沐氏诸人活着时没有人当“云南王”的，据此说的都是演义也。沐氏基本都是明朝“公”爵，只有沐英和其子沐晟死后被追封为王。 ------------ 我的天下：“胡蓝之狱”及开国规模（1） ------------ 朱元璋以一平头百姓出身，无倚无靠，奋起而得天下，古往今来大概只有汉高祖刘帮与他有得一比。其手下儒臣文士，言谈话语中，也多以汉高祖来“鼓励”老朱。李善长初入幕府，即对朱元璋讲：“汉高祖布衣之士，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朱公你生长濠州，距沛地不远，如取法汉高祖，天下不足定也！”有了这种“说法”，老朱要成为“汉高祖”就成为一种心理暗示，步步习刘邦，处处效汉高。 首先是他在金陵建都一事，穷极壮丽，正是效当初萧何建末央宫之前例。未几，又迁江南十四万富户于中都，也是仿汉高祖时徙齐楚大户以实关中的事情。还有，就是封建子弟，本来“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为封建王朝敲起了警钟，真“封建”之事渐行渐远，结果老朱在这一点仍旧效仿汉高祖，大封子弟为王，最终种下儿子燕王篡弑之祸。 至于刘邦兔死狗烹诛韩信，杀彭希，老朱也有样学样，胡蓝之狱弄死四万多人，可谓青出蓝而甚于蓝也。 狡兔已死狗当烹：胡蓝之狱 朱皇帝诛杀功臣，并非一般人印象中刚刚建立明朝就大开杀戒。明朝甫立，天下未定，屠刀首举之时，当为洪武十三年开始对宰相胡惟庸的下手，而当时之事，胡惟庸确有谋逆之心，论理该杀，同诛者也不过陈宁等几个大臣。所谓“胡党”大狱，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族诛三万多人。过了三年，朱元璋又兴“蓝党之狱”，借诛蓝王之名，族诛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功臣宿将，芟夷几尽。胡惟庸阴险，当杀，蓝王跋扈，也该死，至于株连的数万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老朱借题发挥牵扯上的。他们都比窦娥还冤。而且，诛死的四万多人，不是后人牵凿附会瞎添数，当时的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胡案）、《逆臣录》（蓝案）记载得清清楚楚，所以数字方面没有一点夸大。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蓝玉等人并未入《明史》逆臣传，倒是胡惟庸名列《奸臣传》第一的位置。 明朝一代，有“丞相”之名的，只有四个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但徐达只是挂荣衔，真正理过事的只有三个文臣。 胡惟庸乃定远人，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和州时即来帐下投附。这样一个村学究，很快就成为老朱幕府笔杆子。早年，胡惟庸遭遇也一般，最多做到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此类的下级官员。由于善敛财，知道买官的门径，他向当时深受朱元璋信任的李善长献上黄金二百两，才能在吴元年进入“中央”当上了太常卿（礼部主事）。坐直升飞机入京，凡事就好办多了，机会也日益增多。为了巴结李善长，胡惟庸又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两家成了亲家，更增添了家族势力。 李善长作为朱元璋左右手，定榷盐、榷茶诸法，开铁治，定钱法，奏定官制，监修元史，规划明初开国的祭祀、爵赏、封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居功甚伟，被朱皇帝誉之为“朕之萧何”，称为“真宰相”。但老李由于当权日久，遍引亲信于朝，老朱也日渐冷落于他。李善长知道急流勇退，称病退休。朱元璋念起旧情，还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并在洪武十三年又起复他，与外甥李文忠一起“总理中书省等军国大事”。 李善长的丞相位置空出来后，朱元璋曾向刘基询问继任人的合适人选。当然，朱皇帝是自己提出人选，要刘基出主意拿捏。老朱首先认为杨宪合适，刘基与杨宪两人关系相当好，但他秉公直言：“杨宪有宰相之才，无宰相之器。当任宰相之人，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能置身度外，杨宪没有这种器量。”老朱又提名汪广洋，刘基摇头：“他比杨宪差远了。”老朱又提名胡惟庸，刘基更是竭力反对，认定此人小牛不能拉大车。 也甭说，胡惟庸虽然是“小牛”，在倾害人方面乃大老虎一个。他听说杨宪要入相的风声后，马上找到李善长，表示说这个山西人当了丞相，我们淮西人再不能当大官了。淮人集团在明初势力最大，乡里乡亲，文臣武将，遍列朝廷，里外上下一合手，果真最后把杨宪挤排得丢了性命，为朱皇帝所杀。杀了杨宪，加上李善长推举，胡惟庸“以曲谨当上（朱元璋）意，宠遇日盛”。洪武六年升为右相，未几又进左丞相。独相数年，老胡“生杀黜陟，或不奏（皇帝）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有）害已者（不利自己的奏章），辄匿不以闻。”于是，“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对此，大将军徐达曾向朱皇帝反映情况。胡惟庸阴险，用重利引诱徐达的门人想让他上告徐达谋反，结果门子反把胡惟庸托出，只不过朱皇帝当时没深究而已。 另外，深恨刘基说过自己不能为相，胡惟庸又以为刘基治病为名，派医生携慢性毒药治死了刘基。刘基一死，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胡惟庸定远老家宅院的旧井中忽生石笋，“吉瑞”突现，又有人告诉他祖坟中好几个坟头“夜有火光炽天”，坟头冒烟，老胡以为是天降吉兆，“益喜自负”，忖度自己又要“进步”了。官至丞相，再“进步”就只能当皇帝了。恰巧，当时有明朝功臣吉安侯陆仲亨擅用公家驿传，平凉侯费聚嗜酒好色，均为朱元璋节责重谴，胡惟庸看中二人戆勇无谋，便吓唬二人早晚会被正法。二人大惧，哀求老胡出主意。胡惟庸便让二人在外收集军马，以备“急用”。同时，他又在朝中与陈宁勾结，阅示天下军马图籍，很想把明朝取而代之。 为了成事，老胡还托李善长的弟弟、时任太仆寺丞的李存义说动老李也入伙。估计当时并未明说，李善长年老，也装糊涂，“依违其间”，其实是“婉拒”。胡惟庸确是很“庸”，造反这么大事，竟然让这么多人知道，而真正起作用的禁卫军军官他一个也没争取到，反而大老远派人携书向元顺帝儿子远在沙漠的旧元太子称臣，还派明州卫指挥林贤从海道借倭兵准备里应外合。甭说，林贤从日本还真“借”来了四百倭奴兵，按原计划，这些人准备在充当贡使随从时趁觐见之时行刺朱皇帝。具体方法是：贡使在大殿上奉巨烛，里面事先装填了火药和刀剑。试点时，巨大的蜡烛放出的不是芳香而是烟雾和刀剑，贡使趁机操兵，在殿上杀掉皇帝。结果，当这批日本矬子坐船抵达南京时，胡惟庸已经被杀，四百矬子刚上岸就被铁棍打翻，一齐押往云南深山老林去“劳改”。如果现在到云南旅游，看见有哪些人个子矮脸大肉多罗圈腿，没准是这四百倭人的后代。 胡惟康太自得，本来没着急动手，他一是想趁朱元璋外出巡视时动手，二是想等林贤与倭使朝见时行刺，但是，几件小事，让他狗急跳墙，不得不匆忙布置。其一，占城国入贡，胡惟庸未及时报告，朱元璋怪罪下来，他又转嫁责任，惹起老朱愤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其二，朱皇帝推究刘基死因，赐死汪广洋；其三，胡惟庸儿子乘马车遇“车祸”而死，老胡怪罪车夫，一刀把人砍了，朱元璋闻之愤怒，让他“偿命”。 ------------ 我的天下：“胡蓝之狱”及开国规模（2） ------------ 数事相加，胡惟庸越想越怕，对左右说：“主上任意杀掉有功大臣，我可能也不免。同样是死，不如先发，以免寂寂受戮！” 未等胡惟庸动手，本来与他一伙的御史中丞涂节关键时刻害怕，主动上变，在洪武十二年底向朱元璋告发了老胡。他的一个同事，同为中丞的商嵩由于被胡惟庸贬为中书省小吏，怀恨在心，也向皇帝汇报老胡的“阴事”，并涉及到御史大夫陈宁和最早上告的中丞涂节。朱元璋大怒，立刻逮捕胡惟庸等人审讯。御史大夫陈宁很早因文字才气为朱元璋任用，但“性特严刻”，在苏州任地方官时为催赋烧铁烙人，人称“陈烙铁”。入京为御史后，益加严苛，连朱元璋都数次责称他。陈宁儿子劝其收敛，他竟然操起大棒把儿子活活打死。朱元璋闻讯，深恶其杀子之举，说：“陈宁对儿子如此，心中怎能有君父！”闻皇帝此言，陈宁心惧，故而串通胡惟庸谋反。 据《明通记》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诡言其府中水井出醴泉，邀朱皇帝临幸。驾出西华门，有一太监云奇驰马冲驾，因气勃口不能言，比比划划。朱元璋怒其不敬，令左右乱棒击打，把云奇胳膊都打断，几乎当场打死，但英勇的云宦者仍然指划胡惟庸宅院做刀砍状。“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胡家），（见）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帝）即发羽林（军）掩捕。”此记乃小说家语，老朱半老头子，又没望远镜，不可能在宫城上看得见胡惟庸家中的情形。实际情况是，涂节上告，加上商嵩上告，他派人逮捕胡惟庸，自然一审即清。 案子定结，胡惟庸、陈宁，包括首先上变的涂节，皆拉入集市碎剐，族诛诸人，并杀老胡党羽、僚属以及一切与胡惟庸有关系的人（包括向他送过书画签过名的几个文人画家），共一万五千余人。名单中还有大文豪宋濂。由于他孙子与胡惟庸相识，不仅孙子被杀掉，连累得已经退休的老宋被械送入京要挨刀。幸亏马皇后解劝，言宋濂曾为诸王老师，又不知谋反事，被从轻发落流放茂州，但中途病累而死。 当时，群臣认为李善长知情不告，也应加罪，朱皇帝还装宽容仁义，说：“朕初起兵时，李善长即谒军门，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我意，赞画献谋，劳苦实多。陆仲亨年十七，父母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斗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立即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比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但是，过了十年，老朱为诛除群臣，又旧事重提，不仅赐死李善长，又族灭李善长全家以及陆仲亨等人，滥杀两万多，“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 李善长最冤，这位“萧何”不仅自己以古稀之年要上吊，三族被诛，只有当驸马的儿子李祺侥幸逃过一命。为此，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老李辩冤：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李）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李）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李）善长之子（李）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李）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由于这封大才子解缙代笔的奏疏写得过于合情合理，杀人如麻的朱皇帝竟然没生气，不了了之。但字里行间也虚透这样一个消息。朱皇帝迷信，不过杀李善长避天灾罢了。大功臣如此待遇，老朱也忒狠了些。 胡惟庸一案，除李善长、陈宁、涂节等人族诛以外，还有如下等功臣也牵涉入案被族诛：古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南雄侯叶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申国公邓镇以及诸将丁玉、李伯升等人。这些人名，读明朝开国史的人一定觉得很眼熟，不错，千百战役中，为朱元璋出生入死的，皆是这些人及其子弟家属。 再谈谈蓝玉一案。 蓝玉与胡惟庸一样，也是定远人，乃明朝开国大功臣常遇春小舅子。此人长身赤面，仪表堂堂。是个勇略双全的大将材料。他最早录于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后来，他跟从傅友德代蜀地，从徐达北征，与沐英一起定云南，功勋卓著。朱元璋册其女为自己的儿子蜀王为王妃。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又与大将冯胜北征残元军，在金山击降蒙古哈纳出二十万众，并顶替冯胜为大将军（冯胜在明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北伐大胜后，朱元璋借口他藏匿良马、向哈纳出老婆索求大珠异宝，诬之以罪，逮捕软禁于凤阳。诛蓝玉后两年，又下诏赐死于南京。）投降的哈纳出随傅友德征云南，中途病死。其子察罕倒霉，这位蒙古青年最后竟坐蓝玉案被诛。 蓝玉屯兵蓟州，在洪武二十一年统大军十五万，深入漠北，在捕鱼儿海大败北元可汗脱古思帖木儿（元顺帝之孙），俘获蒙古王公、妃、公主、将校以及兵卒八万多人，脱古思帖木儿仅与数十人逃脱。不久，蓝玉又领兵破蒙古哈剌率军，获人畜六万余。还师后，得封凉国公。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蓝玉率军平灭施南、都匀等地土人造反；二十四年，蓝玉总七万兵马，定西番，平灭月鲁帖木儿之叛。 功成还师，蓝玉被加衔为“太子太傅”。闻此，他怏怏不乐，说：“我的功劳难到不能当太师吗！”朱皇帝闻此，杀心大动。 蓝玉身为大将军，的确比较跋扈，平时多养义子，乘势暴横。朝中御史按察，他也敢驱逐这些“纪检”人员。而且，俘获北元可汗妃子后，他也敢入帐强奸，使得元主妃子羞愧自杀。 即使没有这些“过错”，以蓝玉的功劳和能力，他也逃不出一个“死”字。 洪武二十六年春，锦衣卫指挥蒋献上告蓝玉“谋反”，蓝玉被逮捕。只要进了大牢，没罪也要有罪，据狱辞上记载：“蓝玉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密谋为逆，将伺帝外出耕田举事。”这种“口供”，很可能都是屈打成招。 据《明通鉴》记载，蓝玉征讨纳哈出回京后，对太子朱标曾报说：“我观燕王（朱棣）在北平，阴有不臣之心，殿下应该有所防备。”蓝玉之所以亲近太子，是因皇太子妃是常遇春女儿，蓝玉本人是常遇春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自然倾向于太子一系。皇太子朱标天性孝友，自然不信，但燕王朱棣不久即得知蓝玉的一番说话。所以，朱标病死后，朱棣入朝，便意味深长地劝父皇“注意”蓝玉等人“尾大不掉”，“上（朱元璋）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 朱元璋、朱棣一对巨阴父子，两人合计，任谁也活不了。 ------------ 我的天下：“胡蓝之狱”及开国规模（3） ------------ 蓝玉一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谋逆之罪一般都是碎剐凌迟处死，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老朱心一软，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这样，刽子手把蓝大将军全须全尾整张人皮剥下来，算是留了全尸，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 要说朱皇帝真是天下大残忍人，洪武八年，杀德庆侯廖永忠（沉小明王那位爷）；洪武十三年，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十七年，杀临川侯胡美；二十五年，杀江夏周德兴；二十七年，赐死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以及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赐死宋国公冯胜：所有这些人，均为明朝开国浴血奋战半生。至于文臣方面，老朱也不手软，李仕鲁谏言不要佞佛，被武士掼死阶下；叶伯巨谏言诸王分封太侈，被拷死狱中；王朴廷辩，老朱怒其“无礼”顶嘴，乱棍打死；张来硕谏止取已婚配的少女做宫女，被当廷割肉而死；茹太素进忠言，被拿下去砍头，等等。加上日后的“空印案”及“部恒案”，朱皇帝诛死文臣无数。四十年间，根据老朱自己审定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统计，所记枭首、凌迟、族诛、剥皮、抽筋等共计一万多案，杀人上十万，以至于杀到后期连地方办事的官员都严重空缺，出现了罪官带枷坐堂办案理事的“奇迹”：倘使这些“犯官”不办事，政事就无人料理了。老朱不仅爱杀人，他还喜欢花样，不仅恢复了黥刺、劓刑，又新发明了去势、挑膝、抽筋、刷洗（不是洗澡，而是用竹批搓肉把人搓死）等新名目，极肆淫毒，以至于众官上朝前，皆象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惟恐上班就回不来了。晚上活命回家，阖家欢喜，庆幸又活一天！ 文臣武将中，第一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最忌吃蒸鹅。老朱闻讯，特赐“蒸鹅”一只，徐达不敢不吃，跪在床上谢恩，撅着屁股一口一口吃完，不几日病发身死。据笔者揣测，蒸鹅不一定能吃发了把人吃死，只不过皇帝已明确表明了态度，不死，就“辜负”了朱皇帝，弄急了没准族诛。为保全宗族，老徐只能舍已救人，服毒药“按时”过去了。真正幸免于难的，只有主动交兵权的老朱儿时玩伴汤和以及老朱外甥李文忠。有传李文忠被老朱毒死，其实不是事实。所以，老朱臣下最“幸运”的，当属早先病死的常遇春和邓愈，二人死得是时候，不仅死后封王，后代也得保全，早死而得“福全”，悲哉！ 为此，清朝历史学家就发过感慨： “汉高（祖）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信）、彭（越）。至栾布则因谋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又征讨。其余萧（何）、曹（参）、绛（固勃）、灌（婴）等，方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所以，以明太祖相较宋太祖，老赵“杯酒释兵权”，简直就是人间活菩萨！ 朱皇帝不仅诛杀文臣武将，还大兴文字狱，把元末明初的文人祸害得十死八九。由于他是个粗通文墨的小老粗，比不通文墨的大老粗更坏，咬文嚼字近乎变态： 浙江林学亮进表有“作则垂定”、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林伯璟有“仪则天下”，桂林蒋质有“建中作则”，澧州孟清有“圣德作则”，都是替府署进贺表撰写的马屁辞，老朱多疑，认定“则”为“贼”，觉得这几个人是讥笑自己。杀，杀全家；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老朱认为“生”字讥讽自己为僧，杀；怀庆府吕睿有“遥瞻帝扉”，老朱以“扉”为“非”，想远看老子的“不是”，杀；亳州林云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老朱认为“式”有“弑”音，杀；尉氏县许元有“藻饰太平”，老朱认为讥讽本朝“早失太平”，杀；德安府吴宪，有“天下有道”，老朱理会为“天下有盗”，杀；又有异域僧人学会汉语作诗显摆，诗中有句为“愚僧万里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卖弄典故，老朱拆字，“殊”字，“歹朱也”，称我为“坏老朱”，又言我“无德”，杀！ 老朱如此炽旺的杀心和疑心，只缘于其手下臣子一句提醒：“文人善讥讪，张九四请文人起名，儒生为其名曰‘张士诚’”。 老朱当时还不明白，此名挺好呵。 文臣解释，“《孟子》曰：士，诚小人也，儒士暗中讥讽，张士诚至死不知。” 老朱闻言，疑心大起，故以此无厘头杀人百数，均是州郡高级知识分子。 由此，文臣叶伯巨上书，称：“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追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差，不少顾惜。”这个章奏，极其实在地表现了当时的明朝朝廷，即不当官要被杀，当了官更挨杀，人人自危。 叶伯巨上表后，也被逮入狱，折磨而死。 惟一言事未见杀的，乃中书庶吉士解缙。老朱很喜欢这个才子，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就父子，当知无不言。”有这圣谕，人精一样的解缙才上万言书，遍及时政，大略有以下内容：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 近年以来，台纲不肃。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甚非所以励清要、长风采也。御史纠弹，皆承密旨。每闻上有赦宥，则必故为执持。意谓如此，则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阘茸下愚之辈。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是故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是最费功夫的拍马屁）。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夫罪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解缙虽对朱元璋当时政事多所指摘，但出发点是一个“忠”字，并把一切的一切皆归罪于“臣下乏忠良”，而非“陛下任喜怒为生杀”，因此，表疏一上，老朱连连称道，赏观不已，大叫“才子，才子”。解缙小骂大帮忙，说得痛快。 ------------ 我的天下：“胡蓝之狱”及开国规模（4） ------------ 后来,解缙入兵部找人干事，言语傲慢，为人所告，老朱便对来京朝见的解缙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儿子回家，十年后再来，朕将大用。”结果，八年后老朱就崩了，官迷解缙猪颠疯一样入京哭吊，被言官弹劾其违制，不守母丧，置九十老父于家不顾，贬为河州卫吏。建文帝待其不错，免责免罚，召为翰林待诏。结果，朱棣篡国，解缙一马当先迎侯这位燕王，大受信用，擢为侍读，以文渊阁阁臣的身份参预机务。而后，解缙得罪了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被诬称私谒皇太子。朱棣大怒，把解缙逮捕，下诏狱拷打，一关就是五年。最终，解才子被锦衣卫埋于雪中窒息而死。可见，老朱皇帝心中惟一的“忠臣”，还是这种急功近利、人品不好的解缙。 朱皇帝还首设“锦衣卫”，布置“检校”于各级部门，大行特务政治，这些手段最终为其子朱棣发扬光大，立“东厂”，荼毒忠良，惨不忍言。而且，老朱首先破除“刑不上大夫”的古制，大兴廷杖之风，有事没事就在上朝时把大臣活活打死，摧残士气，前所未有。 说了朱皇帝这么多“坏事”，也该说点他的“好事”。 “明（朝）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其开国规模，盛运弘略，可谓一代大有为君王，有心之人，可细观明史中《食货志》、《刑法志》、《职言志》等内容，进行了诸多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衣冠语言方面，明太祖也力挽狂澜，破百年胡风胡俗，一返中华之风：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垂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三） 此外，明初贡举制度大有可称道处，国学中培养了大批的政治人才，隆于唐宋。在沿袭元朝政治体制基础上，朱皇帝惩元朝权臣之乱，削弱相权，并以胡惟庸之乱为借口最终取消了宰相制度，把中书省六部之权全收于皇帝自己手中。（此举有利必有害，最终害大于利，造成君主绝对独裁）他还在洪武九年撤销“行中书省”，把地方大权一分为三，以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名官员分管行政、司法、军事，取消了从前行省参知政事大权独揽的局面，更利于中央集权。而且，军事方面的“卫所”制度，也是一种创新，深得唐朝府兵制度的优异传统和精髓。 老朱出身贫民，最恨官吏贪污，他在这方面下手很狠，力度很大，剥皮抽筋，以惩贪官。严刑峻法之下，明初地方和中央政府吏治澄清，官员治理各方面讲确实比较清明。此外，老朱又刻铁牌于内宫，严禁宦官干政，违者必斩（此牌在宣德年间由太监王振派人盗毁）。 可笑的是，明太祖防阉最严，而明代阉祸最烈，这是老朱始料不及的。 老朱皇帝杀人，动辄以数十万人计，不想在此赘言。笔者撷取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一则细事，来彰显这位变态君主那种猫玩耗子的残虐。皇帝诛杀大臣，屠戮功臣家属，历史上不乏事例。但是，一位九位之尊的帝王亲自审讯、刑求一个集市上面普通卖药的郎中，几乎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 事情大概原由是这样：锦衣卫监者有个厨子叫王宗，因犯小错，怕事发后被杀头，就让家人到卖药郎中王允坚处买一付毒药准备自杀。王允坚“即时卖与（王宗家属）”。从法理上讲，王允坚并非是故意想毒死别人性命，他所做之药无非是砒霜巴豆一类的大路货，有可能是可使老病难医之人“安乐死”的良药。不幸的是，王郎中生活在朱元璋的年代，出售毒药，本身就是必死的罪过。如果按罪杀头，杀了也就杀了。老朱阴暗心理发作，非要亲自鞠审这位倒霉的卖药郎中。 王允坚被押入内廷宫殿，已经吓得半死。老朱高坐于御座之上，喝令王允坚吞服自己制作的卖给厨子家属的毒药。“（王允坚）本人持药在手，颜色为之变，其态忧惊，犹豫未吞，久之乃服。” 见王郎中吃下毒药后，朱元璋问：“此药用何料制成？” 王允坚：“砒霜巴豆为主，以饭粘之成丸，裹以朱砂”。 朱元璋：“服后多久人会死？” 王允坚：“半天光景”。言毕，这位郎中泪下如雨。 老朱见状，狰狞一笑，问：“尔何以如此过凄凉之感？是怕死？还是眷恋妻子儿女？” 王允坚：“我一子在军队做事，一子出门在外，临死不见二人，所以心内生悲（原来他还是“军属”）。 朱元璋接着问：“此毒可以解吗？” 王允坚：“可以。” 问：“何物可解？” 答：“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以解毒。” 老朱也懂些医理，说：“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药毒？” 王允坚说：“粪清插凉水”。 ------------ 我的天下：“胡蓝之狱”及开国规模（5） ------------ 老朱大眼珠子滴溜乱转，马上派人取来凉水半碗，又用蛋壳装来粪清，放置于一旁。但他并非马上给王允坚解毒，而是煞有兴趣地等待这位卖药郎中腹中毒性发作，欣赏他倍受折磨的惨状。 果然，药性发作，王允坚在地上辗转呻吟，浑身上下抓挠，不停用手抚肚腹，眼神张惶。 朱元璋很愁闲地从御座踱下，站在王允坚身边问：“毒发时什么感受？” 王允坚边喘息边回答：“五脏不宁，心热血升。” 老朱又问：“这种毒药入体，伤摧哪种经络？” 王允坚汗如雨下，腹如刀绞，一边打滚一边回答：“五脏先坏，毙命后，全身发黑。” 朱元璋抚须微笑，又问：“几时可解，过多久不可解？” 王允坚几乎说不出话，被锦衣卫兵士猛踹一脚，挣扎回答：“过了三个时辰，就不能用解药救治了……” 欣赏毕王允坚中毒打滚全过程，朱元璋十分满意。终于，他命人把解药灌入这位郎中的腹中。 卫士把王允坚拖下殿，放在廷院。老朱神闲气定，远观这位倒霉蛋上吐下泻、捶胸揉腹，上下数窍在那里排山倒海一样“排毒”。 最终，“人复如初”，啥事都没有，毒性已解，又成好人一个。 朱元璋冷笑一声，下令：“押入死牢，明早闹市，枭首示众！” 折腾半天，这位卖药郎中仍然逃不出一个死字。 日理万机之余，朱皇帝能抽出数个时辰观看“医学试验”，不说明别的，只能说明这个人极其残忍、阴暗。为此，他还津津乐道，编入法律笔记一样的《大诰》。 《大诰》里洋洋大观，全文皆以“朕”第一人称记录，娓娓而谈，语言十分口语化。老朱的目的就是让他统治下的“人民群众”皆能读懂。 时过数百年，我们掀开发黄变脆的书页，仍觉冷气森森，骇人心目。 ------------ 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 ------------ 公元1421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 北京紫禁城内的御花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满目姹紫嫣红。六十二岁的帝王朱棣脸色阴沉，他扭着大肥屁股斜坐在龙椅之上，观看大戏一样，冷漠而又饶有兴趣的注视数百名宫女在庭苑内遭受惨酷的剐刑。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花样年纪的妙龄宫女，雪白的肌肤被手法纯熟的军士们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毕竟大多是未成年少女，她们对疼痛的忍耐力极其有限，哀嚎声响彻四周。由于不少受刑宫女是朝鲜人，姑娘们临死前的惨嚎和哀呼均以那种听上去很奇怪的母语吭叫而出。御花园内，侍立的兵士和宦者战战兢兢，有许多人吓得双腿打颤，不忍孰视。 此事因由，实则由一桩小事引起――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的宠妃王氏病死，老皇帝哀痛不已。忽然失去了一双能安慰自己老年肉身的白皙玉手，朱棣的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当然，两个儿子为皇储之位明争暗斗，鞑靼部阿鲁台数次侵边等事，也是让朱棣气恼上火的另外因由。烦躁之中，皇宫内有人告发宫人贾氏（朝鲜人）、鱼氏与宦者“通奸”（宫女和宦者结为夫妻一样的伴侣，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性行为，仅仅是相互慰悦、相互照顾而已，宫内称为“菜户”或“对食”）。朱棣闻之大怒，立命禁卫军把贾氏、鱼氏二人抓起来审问。二位宫人心慌，先行上吊自杀，算是躲过挨剐大劫。 朱棣闻讯更怒，派人把贾氏的几个侍婢抓起，严刑拷问。惨遭折磨不过，几个女孩就自诬说宫内侍婢等人想“谋逆”，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更多人的屈打成招。百连千扯，自承“谋逆”的宫婢侍女，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所有这些人，最后皆一个下场：剐！ 剐就剐了，大可秘密行刑。但是，性格阴险、变态的朱棣喜欢公开的杀戮，他亲自监刑，分批剐杀宫女，共杀了几天才杀完。这位皇帝以年过花甲之身，不顾胖硕的身坯，每日均孜孜操刀，亲手残杀这些没有任何过错、屈打成招的妙龄少女。当这老混蛋操刀细细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时，姑娘不顾刻骨疼痛，馔血而喷，痛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闻言更怒，在乱捅宫女致其死命后，又命兵士前去屠灭了这位女孩的三族。然后，他下令画工描绘贾氏、鱼氏两个宫人与宦者裸体相接“磨豆腐”的图画，遍示内宫，以为惩诫。 看着老皇帝身穿金黄龙袍亲自操刀割人，在身边伏侍他已久的老太监和老军将皆不感惊讶。这些人在二十多年间，看过老主子无数次惨酷杀人，特别是朱棣篡夺其亲侄建文帝皇位后，残杀建文大臣，曾对方孝孺有“十族”之诛。所以，朱棣当廷杀人剐人已是见惯不怪的“常态”。 明王朝阵阵的血腥气，在它的起始年代，就弥漫四出，经久不绝…… ------------ 独裁老皇帝咽气前的担忧 ------------ 凤阳（濠州）要饭花子出身的朱元璋，乱世撞大运，在诸位文臣武将支持下，于元末诸路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 洪武三年，大功告成之际，论功行赏，封十人为公爵，二十八人为候爵，丹书铁券，誓言历历。众人总以为“河带山砺，爱及苗裔”，然而，不过二十年间，朱元璋屡行大狱，诛戮功臣，牵连株引，从前为他血战沙场的武臣谋士不仅自身首领难保，三宗九族也在阴险毒辣的老头子诏示下被杀个精光，其间总共有四万多人人头落地，中间不仅有与朱元璋是儿女亲家的胡维庸、李善长，也有为明朝立功无数的大将军蓝玉，更有甚者，朱元璋连其亲侄亲甥等等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不放过，疑之必死，臆之必死，竞其因由，老头子不过是想其子孙后代安稳坐江山，一世、二世、乃至三世、万世，斩除任何危胁朱家帝系的微小可能因素。 另一方面，朱皇帝又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当时，他有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在对帝国各级官吏抠门紧缩要求“廉洁奉公”的同时，朱元璋对姓朱的皇族肆其所欲。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试想，光养活这些“饭桶”，就几乎可以把一个强大的王朝淘空。 同时，明朝打着反腐倡廉的旗号，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这些整日为大明帝国机器运转殚尽竭虑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估计天道煌煌有征，朱元璋六十五岁那年，其仁弱的太子朱标因病而死，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无限悲伤，亲御东角门，对群臣垂泣，第一次显现出其悲惶、苍凉的独裁者的惊恐。无奈之余，依据父子家天下的古礼，在群臣推拥下，懿文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备位东宫。 6年后，残忍冷酷至极的老坏蛋终于翘了辫子，估计闭眼蹬腿倒气之时，朱元璋心中还有那种天生小人式的心理慰籍：我老朱家皇脉嫡系相承，一世、二世乃至万世都是我老朱家正统相传的铁打天下。 又有谁能料到，数年之间，叔侄相争，同姓相残，大明朝文臣武将没有出来觊觎皇位的（稍有头脑和武勇的都被整家诛杀），反倒是朱老头子自己的宝贝儿子朱棣横里杀出，坐上了原为与他基本无缘的龙椅。 ------------ 不成熟的“正确”选择：建文帝削夺诸藩（1） ------------ 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太子朱标的嫡子，自小聪慧好学。朱标患重病时，朱允炆才十四岁，昼夜立侍其父懿文太子（朱标）床前，绝对是个仁孝的好苗子。想想现在中国家庭中与其年纪相仿的“太子爷”们，正是天天沉迷于花钱打游戏机、买一千多块一双运动鞋以及看电视睡懒觉的年纪，如果老爹老妈得病，肯定百分百没有朱允炆那份孝心。朱允炆端屎端尿，喂汤喂药伺候亲爹两年多，身子骨孱弱的老太子朱标终于命赴黄泉，朱允炆至孝之人，居丧毁瘠过哀，不食数日，真正体现了封建时代人子的纯孝之情。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哀不自胜，抚着孙儿的背，劝说道：“你真是孝顺呵！别这样悲哀不吃东西，会拖坏了身子骨，我还活着啊，让我怎么办！”朱允炆这才稍稍进食，收泪强忍哀痛，以使皇爷安心。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10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洪武二十九年，老皇帝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帝国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 以前，当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在刑狱方面多所减省，救回不少人命。当时，太子还惹得刻薄寡恩、天性好杀的朱元璋老大不高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效仿其父，凡事以宽大为怀。由于当时武臣谋士几乎被朱元璋杀了个精光，加上“隔代亲”的感情，朱元璋没有再对孙子发怒，一直“龙心甚悦”。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还根据《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七十三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天下称颂。洪武二十八年，明廷诏去黥、刺、剕、阉割诸刑，想必也是皇太孙劝老皇帝去严刑之效。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阴狠毒辣，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明帝为建文帝元年。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朱元璋儿子辈的诸王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黄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毕竟也是一仁弱书生，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自言自语道：“有这种谋略，我以后就不会担忧了！”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故元的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至亲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毕竟是穷和尚要饭花子出身，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那样理解得深透，想不到他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干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千百万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帝国。 虽然朱元璋喜怒元常，总以杀人为乐事，但其臣子中也不乏深思远虑、耿耿忠心之辈。早在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隐患： “《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在点明了诸候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 “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记今，昭昭然矣。” 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 “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锦衣卫兵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住大狱，五刑毕具，把他活活拷掠至死。 此后，就此事再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王八蛋龙，全身上下连屁股眼都是“逆鳞”，况且议论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城）。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他们这些“孝子”进京哭临。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建文帝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流言四起，多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招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历兵，很难一下子搞掂，他主张应该宜先取周王，剪去燕王手足，然后再图燕王不迟。 ------------ 不成熟的“正确”选择：建文帝削夺诸藩（2） ------------ 建文帝年青，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猝间就议定大事。于是，建文帝即位后的当年七月，下命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接着，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冬天十二月，建文帝又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为人告发“贪虐残暴”罪名的王叔交予蜀王看管，实行“双规”。 由于事出忽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废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这被逮的两个王爷“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 当时朝中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书削藩，倒是一位退修的都督府断事（高参）高巍上书劝谏，有理有节，言深意切： “我高皇帝（朱元璋）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居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乱。今诸藩骄逸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候而少其力’。臣愚谓今宜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策。可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诸王子北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北分封于西北，小共地，大其城，以分其地。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 高巍建议的这一方法非常得当，即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如此，诸候势弱，自然天子势强。建文帝嘉之，然不能采用施行。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又因岷王朱（左木右遍）有“不法事”，废其为庶人。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和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鞠审。 这位湘王朱柏挺倔宁，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自己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下诏齐王朱赙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 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倒有“事后诸葛”之见。他认为，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对这些小龙崽子们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一俟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依笔者愚见，谷应泰也是妄自忖度。朱元璋何其残暴之君，他一辈子心思用在防臣、防民、钳制人口、诛戮有功，怎么又会有人当他在世时敢指出诸如建“百孙院”的建议呢。即使有人敢于疏奏，老家伙定会追根潮源，追问臣下“所安何心”，稍有不慎，三宗九族，顿成齑粉！ ------------ 潜龙蜇伏：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1） ------------ 朱棣，正统史书（包括清朝修的《明史》）都讲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与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枫与周王朱（左木右肃）皆为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但正史中也有虚透消息之处，在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的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令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为此，再查周王朱（左木右肃），其生母是朱元璋的硕妃孙氏，据明清时的笔记史料记载，孙氏是高丽人。当然，败走沙漠的蒙古人（汉化的蒙古史家）也有记载说朱棣是元顺帝没来得及逃走的妃子弘吉剌氏所生。弘吉剌被朱元璋纳为后宫时已怀孕两三个月，这样一来，朱棣倒是元顺帝的后人了。当然，这种说法传奇性比较大，正如民间渲染元顺帝本来就是宋朝被俘末帝的血脉一样，是失败者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不过，史载朱棣“貌奇伟，美髭髯”，这种样貌和他窝瓜脸、贱人相的老爹朱元璋反差巨大，笔者倒深信他身上有北方高丽人的血脉因子。说一千道一万，什么时候开挖明长陵考古，验一验DNA，朱棣的真正身世一定可大白于天下。 无论朱棣亲妈是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他是朱元璋亲儿子。洪武三年，朱棣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朱棣于北平（今北京）开藩王府。大概久习战，长年在朔方征战，朱棣年青时就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洪武二十三年，朱棣和皇兄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枫一同勒兵进讨蒙古残部乃儿不花。朱樉和朱枫怯懦，皆逗留不进。朱棣倍道兼行，指挥所部士兵直趋迤都山，大败乃儿不花，缴获人口牛马无数。听闻儿子朱棣大胜的消息，朱元璋大喜，此后屡派朱棣师诸将出征，并令他节制沿边士马。可见，朱棣是个久习边事且弓马娴熟的善武王爷，并有近二十年独霸一方的经验。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皇太子朱标薨，朱棣已动窥位之心。日后朱棣篡位成功成为永历皇帝，承其命篡写的“国史“里，无聊的奴才文人们添油加醋，追述当时，描写说：“皇太孙（朱允炆）生而额颅稍偏，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人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朱棣），语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储”。这些小说家式的谎言，无非是讲建文帝长得不周正，无人君之貌。如果按样貌类推，历史上瘸麻瞎的皇帝真有不少，也被史臣个个附会成异兆龙征，不同凡响。建文帝倒霉失败，连因小时侧睡而造成“额颅稍偏”，也成为不能为帝的把柄，完全不能服人。此外，如果讲诗词歌赋，朱棣久于军旅，吟诗作对之才再怎么不凡也绝对比不上自幼就有一帮硕儒辅导的建文帝，大字不识几个的朱元璋也绝不会因对上一个好对子而生易储之心。永历帝属下谀臣无聊，确实让人难忍。 此外，明朝郑晓所做《逊国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命帝（建文）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太祖凄然久之，曰：‘必免于难’。”应该更是附会的小说家言。老要饭花子出身的朱皇帝不可能悟出此深奥的诗境，且诗意纤弱颓靡，不象硕儒教出来的皇太孙所作，倒象落拓书生所为。 为了烘托燕王朱棣有九五异兆，后来的小人儒还编撰如下故事： “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姚广孝）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燕王遂乞道衍，得之”。 “白”加“王”上为皇，与其说这和尚有识皇之眼，不如说朱棣早有不臣之心。 道衍和尚至北平后，又推荐相士袁珙。 “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与饮于酒肆。王服卫士服，偕卫士九人入肆沽。珙趋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轻如此？’燕王佯不省，曰：‘吾辈皆护卫校士也。’珙不对。乃召见，详叩之，珙稽首曰：‘殿下异曰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袁珙一介吃相面饭的鬼精灵之人，又有道衍和尚光前相“点醒”，加上朱棣大摇大摆的“高干”气质，傻B弱智才瞧不出他是谁。听说自己异日当为“太平天子”，乃疑乃喜，最后密召此人入私邸，无论这段记述真实与否，倒把朱棣做藩王时就已萌生的篡逆之心揭示得一览无杂。 建文帝即位，周王朱肃首先被逮，使得本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朱棣也知道篡逆是十恶不数大罪，勾引术士相人在身边无非是给自己以心理安慰，并对左右从人施以心理暗示。） 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戎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其次，派工部侍郎张芮为北平左右政使，任谢贵为都指挥使，随时就地侦伺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由此大见信用，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推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老实人，又值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朱棣多疑，殆似其父朱元璋。葛诚回来后，他觉察这个人神色有异，顿时起疑。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侄子建文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大庭广众之下，朱棣愤然抗然，显然不仅老奸巨滑，确实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监察御史奏劾其“不敬”之罪。建文帝仁厚，表示说“至亲勿问”。 户部侍郎卓敬再次密奏：“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朱元璋）。夫北平者，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建文帝览奏后变色，藏于袖中，不置可否。转天，他亲自召见卓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卓敬出言不凡，说：“隋文帝、杨广两人难道不是亲父子吗”？建文帝默然良久，仍旧下不了决心，只是摆之手说了声“爱卿不要再讲了”，示意卓敬退下。 四月，燕王朱棣归国。真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在南京如果想处置燕王朱棣，两狱卒之力耳，可以随便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先抓起来再说。可惜建文帝太过柔仁，让后人纳闷的是，也不知一直出主意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干什么去了，关键时刻不力劝建文帝下手，放虎归山，养虚反噬，悔之无及。 ------------ 潜龙蜇伏：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2） ------------ 当然，建文帝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派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又诏派宋忠率三万兵屯守开平，以备边为名，敕令燕府精兵护卫皆隶属宋忠。同时，他还密诏张芮、谢贵严备燕王的一举一动。 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对外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 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候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当时有参谋劝他不要把几个儿子都派入京师参加祭礼。燕王朱棣一语道破心机：“此举，只为令朝廷对我不再怀疑。” 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不可。疑而备之，不是好事。不如遣还。”秀才议事，思前想后，终无成者。倒是燕王儿子三兄弟的亲舅魏国公徐辉祖入殿密奏，表示说：“我这三个外甥中，惟独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又会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建文帝犹豫，向徐辉祖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问计。这两人平时和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饮酒纵马欢歌，自然都是说好话，建文帝就在仪式后把三人好好打发归国。朱高煦临走，还偷偷潜入舅舅徐辉祖的马厩，盗走最好的一匹马，其无赖之性暴露无遗。 本来，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不久，便忽然生悔，生怕三个小子被他们当皇帝的堂兄弟一网打尽。现在，看见三个人根毛未动、全须全尾无恙返回，朱棣喜出望外，大叫“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了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当属这位朱高煦。彼时，建文帝大叹“吾悔不用辉祖之言！”为时已晚。 既然已放虎归山，建文君臣已应该观变待时，不要激起朱棣急反之心。可是，建文元年七月，这位年青的皇帝遣人逮捕燕王官校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 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中狂呼乱走，夺人酒食胡吃海塞，胡言乱语，躺在地上打滚叫骂，一整天一整天地假装不省人事。 建文帝眼线张芮、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他们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 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幸亏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确也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密令张芮、谢贵等人相机行事。同时，明廷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军区司令）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任，命他亲自逮捕朱棣。假使张信受命，朱棣再大的本事，也不过一王府独龙，皇诏一下，众人放杖，逮送京师，故事也就至此告一段落。 历史偏偏就在关键时刻出现戏剧性。 ------------ 狂龙横飞：朱棣的“靖难”起兵 ------------ 张信手拿密敕，忧虑，不敢声张，只是愁眉苦脸地唉声叹气。他母亲疑而问之，张信以实相对。其母大惊，说：“不可。吾故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至此，朱棣一直在自己身边聚集和尚、道士、相士的“包袱”才在这关键处抖落。这老娘们肯定平时喜斋乐佛，常常走庙入观，听见不少流言，相信这位燕王是九五真龙。 亲妈的话不能不听，张信主意已定，决计向燕王摊牌。 张信策马至燕王府邸，为门人所拦，推脱说大王病重，不能见人，其实是朱棣害怕被人当面擒拿，外面来人一律免见。这张信也有办法，改乘一妇人小轿，乔装打扮，径入府门，再自报真实身份求见。 朱棣不得已，哼哼唧唧，歪在床上勉强“带病”接见。张信入室，纳头便拜。朱棣假装半身不遂，吱吱呀呀就会比划，假装不能言语。 张信说：“殿下您别这样装了。有什么要事请与在下商议。” 朱棣大着舌头，哆哆嗦嗦，说：“我病得厉害，不是假装。” 张信又说：“殿下如果不对为臣讲实话，我身上有敕令，您应该马上束手就擒，入京鞠讯；如您心中有意，请别瞒我！” 见张信如此推心置腹，朱棣不敢再装，连忙从床上滚落向张信，下拜，说：“您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随即，两人密语多时，又把和尚道衍召入一起计议起事。（朱棣称帝后，对于在战场上无尺寸之功的张信“论功比诸战将，进都督佥事。封隆平侯，禄千石，与世伯券。”无论是朝会还是平时见面，朱棣都呼张信为“恩张”，不仅如此，大凡察籓王动静等特务密事，皆命张信去办，对他一直荣宠不衰。） 与此同时，张芮、谢贵等人手执建文帝所下逮捕燕王府官以及削夺燕王爵号的诏书，率领北平七衙属吏及屯田军士把燕王府城包围起来。 有张信表示支持，朱棣心中稍安，他忙唤卫队长（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壮士八百人入衙府，以待急变。 张芮、谢贵等人率兵包围王府后，高声唤王府属官出门就逮。为了虚张声势，他们不停往王府内射上几箭。由于燕王府内兵少，朱棣也很惊惧，问左右：“他们的兵士在外面满街都是，怎么办呢？” 卫队长朱能出主意：“如果能先擒杀张芮、谢贵，别的兵士就容易对付。” 朱棣沉吟半晌，想出一计。“既然诏令是逮捕我府内官属，可以诳骗张、谢二人入王府，告诉他们诏令中要逮捕的众人已经在押，需要他们两人进府验看。” 于是，朱棣大开王府大门，在东殿端坐，对外声称自己重疾得愈。事先，他在殿门及端礼门内埋伏壮士，约定以令行事。然后，他派人召唤张芮、谢贵两人入王府。 起先，张芮、谢贵怕中计，不来。为了诳骗两人，燕王又派人拿着写有诏逮官属的详细名单送给二人观看，表明是请两个军官入内查验“犯人”正身。张、谢两人思虑再三，加上建文帝诏令只说是逮捕燕王官属，和这位皇叔还没完全撕破脸，踌躇片刻，便按剑前行。 临入王府大门，张、谢两人身边的众卫士被门卫呵止。由于朱元璋时代皇族高于天的余威，王府确实不能随意进入，本着惯性思维，张、谢两人也没有坚持带护卫入府。 进入燕王府大堂，看见朱棣曳杖而坐，俨然大病初愈的样子。两旁府属齐集，音乐声起，赐宴行酒。酒过三巡，有侍女端献精美漆案，上有瓜片排列齐整。“正好有人进献新瓜，今与卿等尝之。”说着话，朱棣站起身，亲身拿起两片瓜，朝张、谢两人走来。两人起身躬谢，正要伸手接瓜，不料，朱棣忽然变脸，大骂道：“就是平常编户齐民老百姓，兄弟宗族尚能相保全。我身为天子亲属，朝夕忧恐自身性命。朝廷待我如此，天下又有何事不可为！”言毕，朱棣掷瓜于地，嗔目怒视张芮、谢贵。 燕王府内顿时伏兵大起，众卫士拥上前把张、谢两人绑缚起来，葛诚等建文帝“内应”也被当即拿下。朱棣扔掉手中拐杖，大叫道：“我根本没病，是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为此计”。他把手一挥，叱出张、谢等人，皆斩于王府堂前。 张芮、谢贵两人的卫士从属多人在王府门外等了许久，都认为两人和王爷饮宴，稍稍散去。不久，听说张、谢两人被燕王杀掉，包围王城的明军群龙无首，应时溃散。只有北平都指挥彭二比较沉着，单人匹马于市中大呼“燕王造反”，集兵士千余人，猛攻端礼门。正指挥间，燕王手下两个健卒乘乱进前，把彭二砍落于马下，乱刀杀死，众兵迸散。 朱棣又急忙下令，命张玉等人率兵乘夜突击，攻夺北平九门。由于事起苍猝，八个门楼被一举攻下，只有西直门兵士顽强，一直死守。燕王派指挥唐云单骑谕降：“你们别自找多事，朝廷现在已经答应燕王自制北方。现在投兵，一概不问，稍有延迟，定斩不饶！”守门官兵一时惶急，不知真假，也都一哄而散。仅仅两、三日内，燕王朱棣已经搞掂整个北平城，朝廷派来的都指挥使余（左王右真）和马宣身边士兵寥寥无几，一个退守居庸关，一个逃往蓟州。 明将宋忠率兵三万自开平奔至居庸关，深惧燕兵勇猛，这草包竟然退保怀来。 至此，燕王朱棣援引明太祖《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称其军为“靖难之师”，正式举兵反叛。 建文君臣闻变，下诏削夺燕王属籍。双方开打。 朱棣起兵后，进军非常顺利。大军甫至通州，据守的明将房胜就举城降附。燕将张玉很快攻陷蓟州，杀明将马宣；又破遵化，下密云。不久，又攻陷居庸关，明守将余真因援兵不至，弃城奔往在怀来扎营的宋忠。 ------------ 龙虎决斗：“靖难之役”的六次大战 ------------ 朱棣毕竟不是笼里养出的娇鸟。他自少年时代起就随朱元璋征战，成年后又独当一面，是久娴军旅的师才。击走余真后，审时度势，朱棣认定明将宋忠拥数万兵于怀来，必会在建文帝诏旨催促下进据居庸关。因此，朱棣下令军队进前主动出击。 诸将不解，言道：“彼众我寡，难与争锋。不如乘关据守，待其来犯。” 朱棣力排众议：“宋忠部伍新集，军心不齐。应以智胜，不能力取。而且宋忠为人刚愎自用，轻躁寡谋，乘其犹豫首鼠之时，击之必破！” 言毕，朱棣率八千骑军精锐，卷甲倍道而行，直趋怀来。而且，他据鞍指挥，面有喜色。这些表现，均说明朱棣显然是成竹在胸。 本来，宋忠先在军中玩心理战，放言说明军在北平的家属皆为燕兵所杀，积尸满路，想籍此激怒属下将士死战。朱棣早已得知情报，他先派明军在北平的一帮子弟高举大旗为先锋，隔老远就呼兄唤弟，告知全家安康，阖门无恙。朱忠手下北平籍的兵将皆心中大喜，相互传语：“宋都督骗我们。”很快，绝大部分北平籍明军倒戈跑掉。 宋忠无奈，只得率余众苍猝列阵。阵形未稳，朱棣的燕军已将呐喊鼓噪冲过来，大呼向前。明军都指挥孙泰非常勇猛，策马迎着燕兵猛冲，杀伤不少燕兵燕将。朱棣忙找几个神射手上前，迎头就射，把孙泰射得遍体流血。孙将军一腔忠勇，不顾血流遍甲，奋呼陷阵而死。孙泰一死，本来心里就发虚的明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返奔入怀来城。燕军尾随追入，攻陷怀来，把宋忠、余真以及都指挥彭聚三人活捉，送至燕王马前。 此三将打仗虽不得力，却都是忠义之士，皆不屈被杀。见主将如此，被俘的一百多明军中级将校皆不肯投降，慷慨就死。明初将士，多忠义之人，绝对不象明末的武将已被太平岁月腐化了意志，逮谁降谁。他们虽然被朱明同姓的燕王所擒，也能保持效忠中央朝廷的大节，确令后人敬重。 燕兵攻克怀来后，势如破竹，开平、龙门、上谷、云中皆不攻自破。不久，又攻陷永平。至此，朱棣的北平大后方根据地已成稳固之基，再无太大的后顾之忧，可以锐意南下。 北方军情如此紧急，建文君臣并没有十分在意，认为燕王朱棣只是侥幸得胜。当时，建文帝正锐意文治，天天与方孝孺等大学者、诸文臣们讨论《周官》法度。 黄子澄虽是书生出身，却也能看出燕兵来者不善，劝谏道：“燕兵素强，不早御之，恐河北尽失。” 至此，建文帝才派长兴侯联炳文、驸马都尉李坚等人率师北伐，抵挡燕兵的进攻。黄子澄不放心，接着下令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以及十多位都指挥使数道并进，号称百万，直趋北平方向进军，并飞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助给军饷及后勤支持。 众将出发前，建文帝御大殿送行。如果是讲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官话废话都不打紧，偏偏建文帝饱读诗书，又是柔仁之主，他劝诫众将：“从前南朝梁国萧绎为了登上帝座，命令他的属下时有‘六门之内，自极兵威’（意思是怂勇他的手下趁乱杀掉他的三哥、侯景所立的简文帝萧纲）之语，这样的事情不祥至极。现在，你们这些将士将要和燕王对垒交战，千万注意不要杀伤燕王，不要使朕有杀叔父的坏名声留于后世。”：这种“谆谆”嘱托是建文帝一生以来最臭的一招棋。 燕王朱棣造反，危胁大明家国社稷，双方主力未接，皇帝竟讲明不能让这位“反贼”叔父有损伤，诸将投鼠忌器，兵士又不敢抱“擒贼先擒王，杀贼先杀头”之心，由此，就可以预见日后明军面对燕兵时的困窘之境。 ------------ 大战之一：真定之役 ------------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9月，明朝长兴侯耿炳文等人率三十万大军进驻真定，徐兵率兵十万驻河间，潘忠率数万军驻莫州，杨松率九千精兵为先锋进扎雄县，准备与潘忠会军攻打燕军。由此，明、燕两军的第一次大战：真定大战揭开序幕。 燕将张玉骁勇有谋，先行化装对耿炳文明军进行了一番实地侦察，回答后向燕王朱棣报告：“耿炳文所率明军毫无纪律，自恃人多，杂乱布营。潘忠、杨松扼我军南路，应该先吃掉这两个人的部队。”朱棣闻言大悦，亲自率兵至涿州。 他在娄桑稍作修整后，引军急渡白沟河。上岸后，他对诸将说：“今夜是中秋佳节，明军不知我军已至，必会饮酒作乐，乘他们不备，我们必破敌军！” 半夜，燕军静悄悄赶至雄县城下，缘城而上。城内明军丝毫没有准备，酒酣刚刚入睡，忽闻刀枪呐喊之声，个个惊起。毕竟这些明军是先锋兵，只是思想麻痹，战斗力意志力并不弱，纷纷死战，但最终因枪械刀器不及操持，不敌武装到牙齿的燕兵。结果，杨松与其九千明兵全部战死，其上好骏马八千多匹也全为燕军所获。 朱棣并未在雄县城内大摆庆功宴。他预料到在莫州驻军的明将潘忠知道雄县有事必会提兵赶来增援，急命将领率千余人渡月样桥，在水中埋伏。诸将问因由，朱棣讲：“潘忠想不到雄县城这么容易被我攻陷，我们半路埋伏截击，必能活捉此将。” 潘忠闻先锋兵受到进攻，果然率军望雄县杀来。刚过月样桥，忽然望见对面远处燕军迎面冲来。正惊愕间，路旁火炮大作，从桥下水中乱窜出浑身是水的燕军，举刀朝明军乱剁。 潘忠想后撤，月样桥已被燕军所据，进退失据，明军掉落桥下溺死无数，潘忠本人也被燕兵生擒。 连番胜利，朱棣自己也觉喜出望外，急询众将下一步该怎么办。燕将张玉出主意：“应该直趋真定！我军新胜气锐，乘敌立足为稳，可一举击破！”众人称善。 行至半路，耿炳文手下部将张保来降，告知说明军三十万部队中已有十三万先至滹沱河，分据南北两岸。 朱棣安抚张保，让他回转明营，以自己兵败被俘、乘间逃出为借口，作为燕兵进攻时的内应。 燕军诸将都觉不妥，认为应该乘敌不备，忽然袭取，不应该放回张保。朱棣老谋深算，讲出自己的计策： “明军分据河南、北两岸，说明他们已知道我军正往前进，有所准备。现在让张保回答告诉我们已经临近，明军必定把南岸的兵马全部调往北岸，并力与我军相战，这样我们可一举消灭南北两岸十三万明军。如果明军分屯南、北两岸，我军战胜北岸明军后，疲累喘息之际，南岸明军忽然进攻，我们必败无疑。而且，我们临阵向明军耀威，告知其雄县、莫县军队已经被歼，他们兵将定然气沮，可一举灭其威气。” 布置妥当后，燕王朱棣只率三骑至真定东门，突入明军运粮后勤部队，捉了两个“舌头”，一问，明军果然已经南营北移。 朱棣率数十轻骑，边呐喊边冲锋，绕出城西南，连搅明军两营。耿炳文闻讯，赶忙率兵出贼，燕将张玉、马云、朱能等人率燕兵冲前奋击，朱棣率数百奇兵循城从背后夹击，一行人虎狼般横贯明军南阵。 明军立足未稳，一时大溃，耿炳文见已军已败，连忙往后撤退。退至滹沱河东，耿炳文整残兵数万，重新列阵与燕兵对决。 燕将朱能举槊大呼，率先冲入明军阵中，燕兵也高呼狂叫，跟随主将入阵击杀。明军见敌人勇猛，各自掉头逃命，自相蹂躏，死者无算。 耿炳文策马逃跑，直往真定城内窜奔。剩余跑得快的明军惊乱之间，争门而入，又挤死踩死许多，最终只有少数明军入城，放下沉重的城门，乘城固守。 明将吴杰等来援，还未及至，听说耿炳文大败，明军皆抱头鼠窜。 野战可以凭籍勇气一冲而胜，攻城却是另外一回事。燕军猛攻三日，真定城内明军死守。朱棣见燕兵已疲，反正已经旗开得胜，军心已稳，就率军回北平休整。 败讯传回京师，建文帝大怒，说：“耿炳文老将，竟一战而摧锋，以后怎么办！” 黄子澄安慰建文帝：“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再调五十万军队，齐围北平，以众击寡，必能克敌。” 黄子澄又建议以李景隆替换耿炳文。建文帝亲自在江边为李景隆（李景隆父亲李文忠是朱元璋亲外甥，所以他是建文帝表哥）送行，赐其通天犀带，并诏令这位大将有专征杀伐之权。 ------------ 大战之二：北平之役 ------------ 曹国公李景隆春风得意，专征专杀专制大权在手，他这辈子幸亏燕王造反，才修来如此的福分和风光。他乘豪华的皇家驿车赶至德州，收集耿炳文的残兵败将，调集各路军马凑集五十万众，在河间扎下大营。 一直镇守辽东的明将江阴侯吴高也与耿瓛等人率军包围了燕军驻扎的永平城。 燕王朱棣乍听明军又有五十万兵马从来攻，起先很是忧虑。再听说是李景隆为主师，朱棣眉头顿展，哈哈大笑起来：“李九江（景隆小名叫九江）膏梁竖子耳！寡谋而骄，色历而馁，未常习兵见阵，（建文帝）辄予以五十万众，是自坑之也。” 燕军诸将不知虚实，从前也没和李景隆这位“高干子弟”打过交道，纷纷劝朱棣不要轻敌。 朱棣笑言道：“兵法有五败，（李）景隆皆蹈之。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兵衣单，不足披冒霜雪，加之兵无余粮，马无宿草，二也；不量险易，冒入趋利，三也；领而不治，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四也；部伍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五也。李景隆五败皆备，何能为也！” 同时，朱棣做出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李景隆知道我本人在北平居守，肯定不敢来攻。我现在要去驰援永平。李景隆知道我不在城里，必集大军攻城，到时我回师反击，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能破敌！” 燕军将领虽都认为燕王言之有理，但仍认为北平城军队太少，众寡不敌。朱棣又开导他们：“城中部队，出战则不足，守城则有余。我率兵在外，随机应变。我出兵并不是为了救永平之围，主要是赚李景隆来围城。江阴候吴高为人胆怯，我本人一到，他必从永平撤走，到时我就不会在外面耽误，立马杀个回马枪。” 临行前，朱棣严嘱居守的世子朱高炽坚守北平，切毋出战。 朱棣一直是奇兵取胜。当他亲率燕兵至永平时，江阴候吴高等人的明军还正在城外垒营。燕王猝至，吴高大败，数千明军被杀，退保山海关。 朱棣有勇有谋，认为吴高战斗之中虽然常怯阵，但为人行事缜密，善于城守。于是，他就使“反间计”，给吴高写信盛赞其作战有方、为人厚道。建文帝闻讯，马上下诏削夺吴高的候爵，徒广西安置，只令明将杨文守辽东。 1399年11月，朱棣置北平于不顾，乘胜又率燕兵直趋大宁。 驻守大宁的是朱元璋另一个儿子宁王朱权，他是朱棣的十七弟。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建文帝继位后，深恐宁王朱权与朱棣合谋，下诏削朱权护卫三军。朱权正郁闷间，忽闻燕王从刘家口间道直趋大宁，未来得及反应，燕兵已经攻克大宁西门。朱棣单骑入宫，极称自己受建文君臣迫害之状，兄弟二人抱头大哭。 朱棣奇袭大宁，此招是险中求胜，一举两得。因为当时大宁朱权属下的明军多是蒙元降附将士，战斗力极强，全都聚集在松亭关防御。这些将士家属都在大宁城内。朱棣入城后，厚抚大宁将士家属，松亭关的明朝蒙裔将士听闻子弟妇孺安全，纷纷暗中约结投附。 宁王朱权对外事一无所闻，天王和皇兄朱棣饮酒称冤，因为他本人并未造反与朝廷相抗。见诸事已了，燕王朱棣辞行，宁王朱权肯定要与皇兄送别。刚至郊外，正执酒送别间，伏兵四起，燕兵劫持这位泪眼未干的宁王，入关而西，直奔北平。随燕军后行的，还有未曾与燕军一战就降附的骁勇蒙古兵：朵颜诸卫数万人及战车数千辆。（福兮祸兮。这位宁王朱权被裹胁造反，糊里糊涂地被四哥连同世子嫔妃一干人众劫持入燕。朱权善谋，又会写文章，被劫持后就也死心踏地，常常亲自为燕王撰写檄文。朱棣当时答应他，成功后“当中分天下”。当然，这也就是说说玩而已。朱棣称帝后，朱权知道自己再要求回大宁肯定会受疑忌，就请求朱棣封自己在苏州或杭州为王。朱棣认为两地皆太近南京，不许，最后封其地于僻远的南昌。朱权深知皇兄嗜杀好疑，自构豪华别墅一间，整日读书鼓琴，朱棣在位期间也一直没有“惦记”他。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朱权倚老卖老，上书说南昌本来不是他的封国，要回大宁。明仁宗回信，抢白他一顿：“南昌之地，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碰了钉子之后，朱权索性不再想别的，天天与一帮文士饮酒赋诗，还撰《通鉴博论》二卷，善终于室。） 回头再说明军统帅李景隆。 李景隆听说朱棣本人自帅军队出攻大宁，非常高兴，连忙率明军进渡芦沟桥，直逼北平。桥上并无燕兵把守，李景隆沾沾自喜，言道：“连此桥也不派兵把守，可见燕兵将师没有见识！”其实，朱棣临出发前就进过：“就要使李景隆困于北平坚城之下”。因此撤掉芦沟桥的燕军守卫。 李景隆率明军把北平城围得铁桶一般，在九门筑垒，挥军猛攻北平。 明初虽有攻城火炮，但攻城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加之燕王起兵以来一直早有准备，深沟高垒，城墙加厚，五十万明军一时间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看着进攻的将士在城下“前仆后继”。 攻击北平丽正门的一支明军战斗力很强，已经有一股部队冲开城门，逼得城内一帮妇女都在城上掷瓦投石，帮助燕兵御敌。如果李景隆指挥有方，再派上数千后备队，丽正门必破无疑。坚城再牢，只要一门被攻破，很快就会全城陷落。但李景隆号令不严，已经登城的明军忽然撤退。可见，明军的战斗力不弱，约束力很差。攻打丽正门明军看见后面没有后援，就自作主张回到营垒休整。 受此警吓，北平燕军防守益坚。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严肃部署，用人得当。燕兵燕将还常常乘夜缒下城闯入明营中乱杀一气，明军扰乱纷纷。不得已，明军退营十里。 胶着期间，明朝都督瞿能奋勇当先，在他两个儿子的帮助下，率精骑一千多，乘乱杀入北平张掖门，锐不可当。攻入城门后，燕兵拥上厮杀，瞿能父子一面抵挡，一面派人飞速报告李景隆派兵增援。李景隆妒忌瞿能勇武，怕他夺取攻燕头功，不仅没派人支援，反而派信使阻止瞿能，让他们退出城门，说是等大队明军齐至时一起再攻入。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燕兵连夜在城墙上泼水，天寒冰结，转天早上整个北平城变成坚硬光滑无比的大冰墙，任明军再有天大本事也登附不上。 北平守军争取了宝贵时间，燕王朱棣回军路上也十分顺利。朱棣在会州还做了短暂休整，简阅将士，把军队分为五军，各以张玉、朱能等勇将为帅，并把在大宁的归附蒙古骑兵分编入各军。 1399年十二月，朱棣所率燕兵乘北河水冻结，突然对明先锋都督陈晖发起进攻，大败明军，败逃明军掉头逃跑，人多脚重，冰河大开，又淹死无算。 燕兵乘胜，奇兵左右出击，连破明军七营，直逼李景隆中军大营。燕将张玉等人部勒军马，列阵逼前，把明军逼得节节后退。 明军刚刚退至城下，北平城内城门大开，燕兵高呼从里面杀出，双方夹击。李景隆明军再也支持不住，他本人弃大营连夜逃跑。 转天早晨，固守九门营垒的明军奋力抵拒，仍被燕兵攻破四垒。惶急之间，大家又听说主帅李景隆不知去向，顿时星散，丢弃兵粮，晨夜南奔。 李景隆兔子一样，一直逃到德州。 建文帝隐约也听闻战事不利，就问黄子澄进展如何。由于李景隆是自己极力推荐，黄子澄匿败不报，回复说：“听说我军交战数胜，但天气奇寒，士卒不能忍受，现暂回德州，待明年春天再大举进攻。”同时，黄子澄派人急报李景隆不要以败讯上闻。 建文帝不知情，派下特诏加李景隆太子太师，兼赐玺书、金币、御酒、貂裘。 ------------ 大战之三：白沟河之役 ------------ 李景隆在德州召集整合各道明军。燕王朱棣也没闲着。他大集诸将，骁喻道： “李景隆在德州休整，肯定想等明年春天再大举进攻。现在要做的是诱出南军使其无暇休整。因此，我想亲自率军进攻大同。大同告急，李景隆肯定会派军去救援。南兵体力脆弱，大冬天在苦寒冰冷的北方往来行军，疲于奔命，因冻饿就会逃散不少。拖到明年春天，我们再依据形势击破朝廷主力。” 经过几次恶战，已经见识了燕王算无遗策，燕将没有一人表示异议，都表示完全同意。于是燕兵在朱棣带领下出直紫荆关，攻克广昌。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燕王朱棣又包围蔚州，不久明军守将投降。燕军兵不血刃，直进大同，声势甚猛。李景隆闻警，忙亲自率军救大同。明军这边从紫荆关进来，那边厢朱棣已经由居庸关回去，返回北平，兜个大圈，胜利回城。 其间，最苦的要数李景隆所带的南兵，一路饥冻而死有数万人之多，军队中被冻掉手指的士兵有十分之二三，战斗力大减。明军一路上随路丢弃铠仗，兵械损失，不可胜记。由此，春季攻燕的计划未能实施。 建文二年5月，李景隆会兵德州。明武定候郭英、安陆候吴杰等人也提兵至真定。李景隆率兵过河间，前锋将已先期到达白沟河。郭英等过保定，约定在白沟河与李景隆会军，合势而进。很快，几路明军汇合，共有兵六十万，号百万，在白沟河驻营，列下大阵，准备与燕兵一决雌雄。 面对这次气势汹汹、有备而来的南军，燕王朱棣仍旧波澜不惊。“李景隆匹夫之辈，惟恃人多势众。然人多势众也不可恃！人多易乱，击其前则后不知，击其左则右不应，将师不专，政令不一，甲兵粮饷，适足为吾资耳。”于是，朱棣先派大将张玉前往白沟，自己随后而行。 此次对阵，明军中确实不乏英才。前锋将平安从前曾做过燕王朱棣的旗下大将，多次随燕王出塞进攻蒙元骑兵，深晓朱棣的用兵之道。 两军对阵，平安马上率万余精骑直冲燕军杀来。平安本人身高体壮，骁勇善战，手持利矛，跃马入阵，一个人冲在明军最前面。瞿能父子也随后奋跃，所向披靡，杀伤不少燕兵。一波冲击过后，燕军损伤不少，小却。 危急关头，燕将谷允和一个名叫狗儿的太监非常勇猛，率两股燕军与南兵对冲。朱棣本人亲自率兵夹击，双方混战一团。战至天黑，双方才各自鸣金收兵。此次交锋，燕军损失不少，平安前锋明军仅损失百余匹战马。 由于明军在地里埋了不少土地雷，燕兵人马被炸死炸伤不少。双方夜深休息时，燕王朱棣仅率三骑殿后，中途迷路，最后趴在地上寻摸好久，找到河岸，才分辩出东西南北，磕磕撞撞回到营中。 回营后，朱棣令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共集全部马步军十余万，在黎明时分又向明军列阵而来。 明将瞿能得胜心切，率其子弟兵纵马直荡燕将房宽军阵。明前锋将平安也在旁边掩护，荡破房宽阵列，擒斩数百燕兵。 张玉等燕将见房宽败北，皆面有惧色。朱棣不为所动，鼓励说：“胜负常事耳！彼兵虽众，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言毕，朱棣亲率精锐骑兵数千突入明军大阵，张玉与朱棣儿子朱高煦挥军齐进。 明军和燕兵举枪挥刀，马步混战一起。双方大战百余合，死伤惨重。朱棣所骑马多中流矢，换马就换了三次。他身边所带箭矢，也射光了三筒。最后，这位燕王只能提剑奋击，最后拼得剑刃残缺，所骑马又被河堤绊倒，差点被明将瞿能一枪刺死。惶急之下，朱棣奔逃到堤岸高处，挥鞭向堤下招唤，佯装下面有自己的埋伏人马。 李景隆远远望见，怕遭埋伏，忙发号明军退后。朱棣换乘新马，又率兵转身冲入阵内击杀。 明将平安武艺高强，在阵中往来驰突，专捡燕将砍杀。不久，平安即斩燕将陈亨于阵，又砍断燕将徐忠的几个手指。朱高煦见事急，忙率精骑数千冲入阵中，与明军团团相杀，交缠在一起。此时，朱棣本人已经疲劳至极，只是凭着意志力坚持不下。 战至正午，明将瞿能又率守兵重新冲阵，口中大呼“灭燕”，斩杀燕兵数百。关键时刻，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明军中最显眼的师旗忽然被吹折，古人迷信，南军相视色动，许多人心中不由得惊惶失措。朱棣见状，师骑兵从侧翼突入明军阵中，驰击砍杀，与朱高煦合兵，混乱中竟把已经战至力竭的瞿能父子皆斩杀于阵。明将平安与朱能交阵，也被打败，兜马回走。于是，明军列阵大崩，奔走逃跑之声如雷。 燕军乘风纵火，烧毁明军营垒。见大势已去，李景隆等人各自逃命，明军被杀及掉入河中淹死的有十多万人。 燕军一直追到旧战场月样桥，明军又被杀被淹死数万人，横尸百余里。 各路明军悉溃，只有魏国公徐辉祖一军独全。 李景隆跑到德州还未喘过气，燕兵已经追至，于是他又跑往济南。德州终于落入燕军手中。 幸亏坚守济南的是建文帝忠臣铁铉，燕军兵锋才嘎然而止。铁铉本来是山东参政，负责催督军饷为李景隆军队做后勤保障工作。听闻明军大溃败消息，铁铉收集溃亡明兵，死守济南，任凭十余万刚刚得胜的燕兵轮番冲锋，巍然不动。 建文帝闻讯，马上升铁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并招还败军之师李景隆。接着，下诏以盛庸为大将军，陈晖为副。 李景隆两次大战，丧明军百万，由于他是与朱明皇族有至亲关系的贵臣，建文帝竟“赦而不诛”。保荐人黄子淳又悔又急，痛哭上谏：“李景隆出师观望，心怀二意，如果不杀他，何以谢宗社，励将士！”副都御史练子宁也在朝会上抓住李景隆，历数其罪，恳请建文帝诛杀这位三心二意、战意不坚的老花花公子，但毕竟是自己表哥，建文帝皆未应允。 ------------ 大战之四：东昌之役 ------------ 燕王朱棣十几万大军，包围济南城三月有余，连攻不下。诸策失效之后，燕军便堵堰城外各条溪涧及河流水源，准备积水灌城。济南城内守军、人民大惧。铁铉镇定自若，说：“别害怕，我有计破贼，不出三日，贼兵必遁！” 铁铉安排“诈降计”。他派壮士安装大铁板在城门圆拱上端，又让守城士卒大哭哀嚎“济南城快被淹了，我们就要死了！”不久，尽撤楼橹防县，派城中百姓长者代替守城军做使者，到燕王大营跪伏请降：“朝中有奸臣进谗，才使得大王您冒危险出生入死奋战。您是高皇帝亲儿子，我辈皆是高皇帝臣民，一直想向大王您投降。但我们济南人不习兵革，见大军压境，深怕被军士杀害。敬请大王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我们恭迎大驾！” 燕王朱棣不知是计，闻言大喜。出征数日，燕兵疲极，如果济南城降，即可割断南北，占有整个中原地区。因此，朱棣忙令军士移营后退，自己高骑骏马，大张黄罗伞盖，只带数骑护卫，过护城河桥，径入城内准备受降。 城门大开。守城明军都齐聚于城墙上往下观瞧。燕王朱棣刚进城门，众士卒高呼“千岁到！”预先置于门拱上的大铁扳轰然而落。幸亏朱棣命大，铁板稍落早了零点几秒，正砸中燕王所骑马头。燕王滚落于地，大惊失色，身边卫士忙给他换一匹新马，一行人掉转马头就往外跑。济南守卒连忙牵挽护城河浮桥，可惜年久桥重，费了牛劲只拉挽起一米多高，朱棣和一行卫士纵马腾逸而去。 狂怒之下，朱棣又挥兵攻城。铁铉伏于城头，大骂朱棣反贼。燕王大怒，搬来数门火炮对城内一顿狂轰。危急关头，铁铉亲书高皇帝朱元璋神牌，悬于四城之上。见有朱元璋神牌，燕兵不敢再用炮击，济南城得以保存。 相持之间，铁铉又常常出其不意，派骁勇军卒白天黑夜从城内突出，骚扰袭击燕兵，搞得这群疲惫之师无可奈何，多被杀伤。 朱棣愤甚，计无所出。和尚道衍劝言，认为燕兵师老兵疲，应回北平再图后举。朱棣听劝，班师回北平。 铁铉及明将盛庸等乘胜追击，收复德州等地，兵威大振。 建文帝下诏，擢铁铉为兵部尚书（齐秦当时已卸任），协助盛庸准备北伐燕军。 1400年10月，建文帝下诏，命大将军盛庸统平燕诸军北伐。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人屯于沧州。 11月，燕王朱棣听说盛庸向北平方向进发，便想先发制人进攻沧州，又怕明军有备，就对外扬言要出征辽东的明军。 燕军将士听说又要大冷天去辽东作战，皆郁郁不乐。行至通州，张玉、朱能等将入帐，劝说燕王：“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却提军远征辽东苦寒之地，士卒离心，恐怕师出不利。” 朱棣屏去旁人，对二将说：“现在明将盛庸驻军德州，吴杰、平安守定州，徐凯和陶铭在沧州筑固城池，相互倚持为犄角之势。我们现在出军，实际上是要去奇袭沧州。德州、定州城坚墙厚，肯定不能攻下。沧州城溃塌日久，现在天寒地冻，明军筑固城墙的速度肯定很慢，乘其懈怠，我们袭之必取！” 两将闻言，恍然大悟。 燕兵至天津，过直沽，朱棣忽然下令军队转而南行。燕兵大多不明就里，纷纷询问：“我们不是向东征辽吗，怎么又向南进军呢？”燕王朱棣装神弄鬼，一脸神秘，答道：“夜间我见有白光两道，自东北指西南，占卜一卦，卦象表示‘南行大吉’”。于是，他指挥燕兵急行军，一昼夜疾行三百华里，黎明时分，已至沧州城下。 明将徐凯一直听谍报说朱棣带兵去打辽东，因此正不紧不慢地督促明兵抬石头、和泥灰修筑城池。燕兵突至城下，明军才发觉敌至，大多兵士股栗哆嗦，吓得连甲胄都来不及穿。 燕兵不顾疲劳，肉薄登城，不久陷城。 徐凯等将慌忙逃跑，半路又遭早已埋伏好的燕兵截击，数将皆被活捉，明军被燕军斩首一万多，投降的数万明兵，皆为燕将谭渊下令活埋。 1400年年底，朱棣又命驻扎于直沽的燕兵乘大船顺流而北，满载缴获的辎重财物。他本人亲自率军循河而南，屯军馆陶，出掠大名，烧毁明军军饷无数。不久，燕王又率军至汶上，掠济宁。明将盛庸、铁铉避其锋芒，跟蹑其后，在东昌扎营。明军先锋将孙霖刚到滑口，即被燕军袭败，孙霖败走。 燕军大集东昌，准备向明军发动攻击。 盛庸、铁铉二人闻燕军将至，忙宰牛犒功将士，誓师励众，做足了“思想工作”，准备背城决战。 由于燕兵屡胜，已有轻敌之心。望见明军出城列阵，燕兵一哄而上。明军早已埋伏的火器、毒弩一时齐发，燕军死伤甚众。此时，明将平安又率所部明军杀到，与盛庸合军，双方大战起来。 燕王朱棣故伎重施，他以精骑冲左掖，突入明军中坚。明军厚集，围朱棣数重，把这位燕王天天包围起来。幸亏燕将朱能等人率劲兵轮番攻击明军阵地东北角，使盛庸等人撤西南角兵士前击抵截，包围燕王的明军稍稍减缓。 朱能率精骑突入阵中，奋死力战，保护朱棣冲出重围。燕将张玉不知燕王已安全撤走，拼死突入明军阵中想救主，最终力竭，被明军连人带马剁成数截。 明军乘胜进击，斩杀燕兵一万余人。燕兵大败，明军尾随追击，又击杀燕军数万。 此次大战，如无建文帝先前不许加害燕王的诏书，朱棣再有十条命也已报销掉。“是役也，燕王数危甚，诸将奉诏，莫敢加刃”。朱棣自己也得便宜卖乖，每战皆挺身而出，与明军短兵相接。加上他本人精于骑射，每次燕兵大败，他常常一人一骑殿后，搭箭发矢，毙伤追兵成百上千，使所部能安然得脱。这种不公平竞争，明兵明将只得自认倒霉，望人兴叹。 逃跑途中，朱棣儿子朱高煦又及时驰援，击退盛庸追兵。不久，燕将朱禄等人也赶到，众人合军，部伍稍整。听闻大将张玉败没，燕王痛哭，叹道：“胜负常事，不足虑。艰难之际，失此良辅，殊可悲恨！”日后朱棣称帝，以张玉为靖难第一功臣，追封荣国公、河间王。 建文三年春正月（1401年2月），东昌大捷消息传来，建文帝大喜，入太庙祭祖，告东昌大捷，并赏赐银物，褒奖将士。 ------------ 大战之五：夹河之役 ------------ 燕王朱棣返回北平，亲自撰写祭文，追悼张玉等阵亡将士，并在众人面前脱下自己的袍服焚之，以衣亡者，哭奠道：“虽其一丝，以识余心！”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很有效果，燕军将士父兄子弟见之，皆感泣不已。 “追悼会”开完，朱棣再集将士，总结东昌战役大败的原因，对将士说：“从前数战，我们燕军每战必胜，东昌一役，接战即退，遂尽弃前功。尔等奋不顾身，故能出万死，所谓不怕死者必生！此后，万勿轻敌，万勿退却，违者杀无赦！” 燕军又出师，次于保定。 当时，明军盛庸合诸军二十万驻德州，吴杰、平安提军出真定。 燕军将领建议先集重兵攻陷定州。朱棣表示不可。“野战易，攻城难。今盛庸聚德州，吴杰、平安驻真定，相为犄角，攻城未下，两部明军合势来援。坚城在前，强敌于后，胜负难判。今真定距德州二百余里，我军界其中，敌必出迎战，取其一军，余敌必破胜。” 众将不解，又问：“我军夹于两敌之间，如果他们腹背夹攻，怎么办呢？” 朱棣说：“百里之外，势不相及。两军相薄，胜败在呼吸间，虽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 4月，燕军次滹沱河。朱棣多派骑哨游兵绕走于真定、定州之间，迷惑明军。不久，侦骑报告朱棣、盛庸率军驻营于夹河，平安驻师于单家桥。朱棣率兵从陈家渡渡河逆迎而上，与明军相距四十里。 以前相战，多是燕王朱棣出奇兵，忽然袭击。此次大战，倒真正是fairplay。双方在夹河岸边布阵，各自准备充分。 朱棣仍旧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策马出阵，身后只带三骑随从，不急不忙，驰至盛庸明军阵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进仔细观察。映入朱棣眼帘的，是盛庸明军整齐有序的坚阵，以及阵旁的喷火车、巨铳和强弩。如果是其他燕将觇阵，别说是四个人，就是四百人，明军一声令下，劲弩狂发，来者肯定立马变成刺猬。燕王自己前来，明将仍旧遵从建文帝“不得伤害朕叔父”的诏旨，眼睁睁看着朱棣视察自己部伍一样从阵前游移而过。直到朱棣掠阵而过，盛庸才派人追击，皆被这位善射的王爷射却。 燕王回阵，挥手示意万余步骑直前而进，进逼盛庸明军军阵的左翼。明军举起巨大而艰固的盾牌（类似今天的防暴盾牌），抗击燕军矢刃。不料，燕兵对盾阵早有准备，他们事先做好六七尺长的大矛，在末端横贯铁钉，钉末又有倒勾刺，使第二排燕兵立定后掷标枪一样对着明军盾阵猛掷，然后拥上前拉后扯，这样一来，明军肯定会起身使劲挣脱，一下子，盾阵就露出不少破绽和缝隙，其余手持短兵的燕兵正好乘间而入，杀伤不少明兵。明军抵挡不住，纷纷弃盾后撤，燕兵蹂阵而入。 燕将谭渊见明军左翼大乱，马上率其部下乘势猛功。不料，斜刺里又冲来明将庄得，率众死战，填补住明军左阵缺口。并立斩燕将谭渊及其手下数百人。燕将朱能、张辅（张玉之子）也挥军而前。朱棣本人依恃南兵不敢向他射箭投矛，率一队劲骑竟从明军阵后自背突出，直贯阵前，与朱能军相合，如同一把利刃一样，把明军捅个透心凉。起先准备的火器、劲弩都来不及发射，明军一下子乱了阵脚，全部乱成一锅粥。混战之间，刚刚杀掉燕将谭渊的庄得又被燕兵斩首，而且，明军中最骁勇善战的榜样人物“张皂旗”也于阵中战死。此人是个高大健美的士卒，每次冲阵都手执皂旗先登，燕军十分畏惧此人，呼之为“皂旗张”。虽在乱战中身中刀剑砍刺无数，“张皂旗”临死仍“执皂旗不仆”。 双方酣战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各自敛兵回营。 为了拖住盛庸明军以图全歼，朱棣带十余骑紧迫明营，并“野宿”一晚。天明时分，众人一睁眼，忽见左右皆是盛庸的明兵。左右卫士恳请燕王快速逸去，朱棣仍旧从容，说了声“毋恐”，十分镇定地整理衣袍甲胄，然后翻身上马。“日出，乃引马鸣角，穿敌营，从容去。（明军）诸将相顾，莫敢发一矢。”此情此景，完完全全是当代武侠言情片最煽情最不令人信服的电影画面，一可想其在初升旭日下慷慨飞昂的飒爽英姿，一可叹建文帝“莫伤朕皇叔父”的愚腐。 燕王朱棣还营后，嘱咐诸将说：“昨天谭渊逆击太早，故不能成功。敌军虽败挫一阵，仍有战斗锐气，只有绝其生路，才能一举歼敌。今天双军交战，你们一定要保持阵形不乱。我率精骑在阵间往来驰突，一旦见到敌人有可乘之隙，你们就全力冲入奋击。两阵相当，将勇者胜，今日之战，全赖诸位将军勇武！” 双方复战。盛庸明军阵于西南，朱棣燕军阵于东北。朱棣不仅临阵督战，他仍率一队奇兵前后左右往来驰击。从辰时一直战到未时，两军互有胜负，忽退忽进，一时间还真分不出胜负。由于一直是饿着肚子拼死厮杀，双方将士皆疲惫至极，各自坐在地上喘气休息。忽然间，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沙砾击面，咫尺不见人，双方战士被刮得睁不开眼。明军多是南人，很少见过这种沙尘暴天气，加上劲风迎面而吹，登时慌乱无措。燕兵乘风势，大呼起击，朱棣派出左右翼的后备队一齐向前，钲鼓之声震天撼地。盛庸明军不敌，纷纷扔下武器飞窜而逃。 东昌大捷后，盛庸所率的明军自上而下皆有麻痹轻敌之心，众将士皆着锦绣衣袍，浑身上下满揣缴获的金银扣器，常常互相吹嘘“破北平后，我们开筵痛饮。”这次兵败，明军为了逃命边跑边扔东西，从前的“战利品”又成为敌军的“缴获品”。 “燕王战罢还营，尘土满面，诸将不能识，闻语声，始趋进见。”可见是役打得多么艰苦卓绝。 ------------ 大战之六：滹沱河之役 ------------ 由于连次大败，建文帝日益忧恐。“诏窜齐泰、黄子澄于外，令有司籍其家，以谢燕人。”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建文帝又派两个人去京师之外募兵。 建文三年（1401年）5月，明将吴杰从真定引兵出发，本想与盛庸合军。刚走出八十里远，盛庸败讯传来，吴杰急忙率军退守真定。 燕王朱棣确实善于识将。他说：“吴杰若婴城固守，为上策；或军出即归，避我不战，为中策；若来求战，则下策也。我料其将出下策，破之必矣。” 为了诱引吴杰军出击，燕王下令军士出营四处搜粮，但界定里数限制，不能离营太远。同时，他又派军士化妆成老百姓，怀抱婴儿逃入真定城，报说“燕兵四散出去寻粮，营中无备。” 吴杰果然上钩。他认为燕兵新胜，志气骄盈，便想以轻师掩其不备，率军从真定城出发，师次滹沱河，距燕军七十里。 燕王听说明军出城，大喜。时值傍晚时分，朱棣催促军士渡河。诸将皆劝说明早再渡，燕王不许：“机不可失。稍缓之，彼退守真定，城坚粮足，攻之难矣。”燕军骑兵从上流并渡，河水受遏，下流水浅，燕军大批步兵也趁机一涌而过，涉过河去。 由于天色大晚，惟恐明军遁去，燕王又率数十骑“逼敌营宿”，让明军将士看见自己的模样，牵制对方。 一大早，明将吴杰等人大排方阵于西南，严兵以待。 老于军旅的朱棣见吴杰四方阵，笑谓诸将说：“方阵四面受敌，岂能取胜！我以稍兵攻其一隅，一隅败，则其余自溃矣！”于是，朱棣先派兵士于三面呐喊佯攻，自己亲师精锐猛攻吴杰方阵东北角。燕将个个奋勇争先，督战甚力。燕王朱棣又使出出敌背后的招术，率一队人循滹沱河岸疾驰，绕出明军阵后突入，大呼奋击。明军矢下如雨，燕王侍卫所举大旗之上，积箭如猬毛。虽如此，燕军将士多被杀伤，燕王朱棣本人却没中一箭。 明将平安在阵中立一高数丈的了望台，登高以望燕军情势。望见平安将旗字号，燕王朱棣深知此人是明军军胆，便亲自率兵冲向了望台。平安眼看朱棣执枪纵马而来，心里也不能不慌，慌忙跳下，骑马遁避。恰值大风忽起，发屋拔树，燕军乘之，吴杰的明军大溃。果真奇怪，初夏时分竟又刮起狂风，命运之神再次在关键时刻青睐朱棣。朱棣麾兵四向逼蹙，明军被斩首六万余级。吴杰等人率残军退保真定。 至此，滹沱河一役，又以燕王大胜告终。 ------------ 终极目的：通往帝都的最后胜利（1） ------------ 燕兵此次大胜后，河北郡县多降，顺德、广平、大名等地皆附于燕。朱棣上书建文帝，要朝廷招还吴杰、平安、盛庸诸将，交战双方各自罢兵。 建文帝把燕王书信示于臣下，方孝孺出主意说：“我们诸军仍在集结，燕军久羁大名一地，夏日暑雨，不战自疲。现在，应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桥冲击北平。燕军必急回军以卫巢穴，我军蹑其后追击，必可一举成功。但是，为了缓其兵锋，慢其骄心，应下诏赦其罪过，使其部署因日久懈怠而军心离散。“ 于是，建文帝派大理少卿薛（上山下品）携诏书入燕营，赦燕王父子及诸燕军将士罪，仍复王爵，勿预兵政，归国息兵。 薛（上山下品）见朱棣。朱棣问建文帝有何言教。薛（上山下品）说：“皇上说，只要殿下早晨释甲，来谒孝陵，大军晚上即旋师。” 朱棣闻言嗔目大怒：“哼！这话三尺童子也骗不了啊。”燕王将士在帐中鼓噪，纷纷扬言要杀掉皇使。朱棣红脸使完，又充白脸。“奸臣不过数人，薛（上山下品）天子使臣，不得妄动！”然后，他带着薛（上山下品）在营中观射，耀武扬威，显示实力。 临行前，他对薛（上山下品）大言道：“汝归，为老臣谢天子……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唯陛下命之。” 朱棣何等人也，软硬不吃。建文君臣不得不再想办法。 燕军驻扎大名期间，明将吴杰、平安等发兵截断北平粮草运输线。朱棣以报还报，派六千轻骑驰奔徐州、沛县一带，装扮成南军，北后插柳枝为暗号，射过明军防守，直入济宁各仓，尽焚明军粮储。接着，朱棣暗中派兵潜入沙河、沛县，烧毁明军数万艘粮船，无数军资机械俱为灰烬，河水尽热。 由此，德州粮饷断绝，京师大震。 明将平安在真定不甘寂寞，准备主动进攻北平。他率军在距北平五十里的平村扎营，常出兵骚扰燕兵。燕世子朱高炽派使向燕王告急。 朱棣派大将刘江黑夜驰还，携火炮数十门，至城外即燃响巨炮，城中燕兵冲出，双方夹击，大败明将平安，斩首千余。平安走还真定。 其间，方孝孺还向建文帝出主意反间燕王父子：派使臣密至北平，赐燕世子朱高炽皇上御笔亲诏，“如归朝廷，许汝为王”。北平城内的太监黄俨与朱高炽不和，一见朝廷信使来，马上派人快马驰报燕王“世子将反”。朱棣犹疑，向另一个儿子朱高煦问计。朱高煦回答：“世子本来就和太孙（建文帝）关系很好。”几人正商量怎样除掉“叛父”的世子，朱高炽已派人，把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建文帝使臣和未启封的诏书送至朱棣营中。 燕王朱棣又惊又喜，看完书信后，大叹：“几杀吾子！” 1401年8月，明将盛庸檄令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侵扰保定诸县，并于易县西水寨驻兵。西水寨地处万山从中，易守难攻，可窥伺北平，相机而动。朱棣听闻此讯，深知保定是股肱郡，保定一失，北平必危，于是，燕军班师。 燕军渡过滹沱河，至完县，增兵镇守保定。行军路上，朱棣还派三万精骑邀击明将吴杰给房昭发去的大批粮饷，围困西水寨。 吴杰派人来援，快赶到金水寨时遭燕兵埋伏，被杀得大败，金水寨守军观此大骇，与真定兵俱一溃而逃。此战燕军斩首万余级，明军摔下山崖又死近万人，除房昭外，多名高级将校被生俘。 得胜之后，燕军还师北平。 1401年12月，建文帝又派忠心耿耿的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募兵四十万，驻军淮上以扼燕军。 至此，燕王朱棣起兵三年，虽然多次大胜明军，但所得土地仅永平、大宁、保定，旋得旋弃，战死者甚众。明军虽屡遭挫败，但军队分布频盛，时时有告捷消息。明军是拥正朔的正规军，名正言顺，从整体形势讲，打到这份上，朱棣并没有任何优势。如果战事一拖再拖，燕兵疲敞，人心离散，没准就会杀出几个军将剁砍朱棣父子人头以取富贵。 最最紧要关头，建文帝宫内的太监帮了朱棣天大的忙。由于建文帝御内臣甚严，不少宦官心怀怨望。建文帝禀承老皇帝朱元璋旨意，严防太监干政，只当他们是供洒扫的奴仆而已。同时，建文帝又严惩冒皇帝名义出外勒索的宦官头目，使得这些不男不女的家伙心中充满怨毒，纷纷派人到朱棣处示好，把“金陵空虚”的消息告诉燕王，建议燕军“乘间疾进”。 一席话点醒梦中人！朱棣决计直趋金陵，准备与建文帝临江决战，拼个鱼死网破。 建文四年（1402年）初，朱棣提兵出北平。燕军士气高昂，先在藁城破明兵，斩首四千，紧接着破衡水、下东阿、陷沛县，并在邹县以十二骑大破明军远粮的后勤士兵三多人，直围徐州。徐州明兵破胆，龟缩城内不敢战。燕军绕过徐州，径趋宿州。 燕军行至淝河，明将平安率军四万蹑随其后。观察地形后，朱棣判断道：“滨河地带多树木，敌兵必疑我军设伏，淝河地平少树，彼不疑，可伏兵。”他亲师精兵两万，持三日粮，至淝河设伏。临行，他嘱戒诸将，一俟燕兵与敌军开战，立即在一路上命未投入战斗的士兵齐举火炬，以惊吓明军。 平安明军将至，朱棣派数百燕军快马迎前。燕兵见了明军，故作惊慌状，丢下大批看似像金帛的袋子，掉转马头逃走，以诱引明军入伏击圈。明军士兵纷纷下马，争抢大袋子里的“货物”。打开一看，全是烂草。这样一来，明军骑阵稍乱。喧哗之间，已入燕军埋伏圈。 一声锣响，燕兵跃起，平安所率明军知道中计，掉头就走。平安自率三千骑兵奔亡于北岸，燕王朱棣仅以数十骑人马，横挡住平安去路。平安手下有员蒙古族勇将名叫火耳灰，先前也在燕王手下为将。入侍京师数年，被建文帝派到平安手下充当主力。火耳灰识得燕王面目，手执长槊就奔朱棣奔来。朱棣手下燕将童信一箭射中火耳灰的坐骑，燕兵生擒火耳灰。火耳灰的部曲哈三贴木耳也很勇猛，见主将被擒，立刻策马杀到，又被燕军射落马下生俘。明军见状惊恐，大败而去。 当晚，朱棣释放火耳灰等人，并以这些憨厚忠勇的蒙古人为贴身侍卫。诸将劝他小心，朱棣不听。北人质鲁朴实，朱棣看准了这点，故而用人不疑。 ------------ 终极目的：通往帝都的最后胜利（2） ------------ 朱棣挥师临淮，大破明军后勤部队。明兵部尚书铁铉率部来迎，燕军交战失利，危急之间，朱棣幸得火耳灰等蒙古侍卫翼护，有惊无险。（火耳灰报恩也真快） 1402年5月，明将平安在小河南岸扎营，燕军于河北岸驻营。各自准备后，双方于清早交战。 混战之间，平安左刺右杀，在北坂和燕王朱棣马头相对，此时，平安也顾不得“莫伤朕叔父”的诏令，举槊急击，数次差点刺中朱棣。遇见对方动真格的，朱棣身手再好，心中也十分着慌。幸亏燕军蕃骑指挥王骐赶到，跃马直冲平安，平安坐骑又蹶了一下，朱棣才逃得一命。 双方大战一整天，各有死伤。于是明军驻桥南，燕军驻桥北，相持数日。不久，明军粮尽，燕兵乘间袭击。恰适明将徐辉祖军至，双方又大战于齐眉山，“自午至酉，胜负相当”。 乱战之中，燕将王真、陈文、李斌等人都临阵被杀，诸将心生恐惧，纷纷劝朱棣：“我军深入日久，暑雨连绵，淮土蒸湿，疾疫多发，不如回军至小河之东，休息士马，再作打算。” 朱棣坚持前进，他说：“兵事有进无退！现在我军胜势已见，如果反而掉头北返，军心马上解体！”众人之中，只有燕将朱能坚决站在燕王一边，苦劝诸将再做坚持，莫生退心。 建文朝臣探知消息，知道燕军正在苦撑，败象已露，就劝建文帝说：“燕军很快就要败北，京师不可无良将。”建文帝不知兵，马上下诏召回徐辉祖军入卫京师，这样一来，小河战场只剩下何福所率一支孤军与燕军相持。 双方对垒期间，燕王朱棣令军士进行休整，广赐财物，收买军心。明军由于畏战，往往掘堑作垒为营，军士白日黑夜都不得喘息，虚疲人力，往往真到作战时全无体力。 由于日久乏粮，明将何福下令移营至灵壁就粮。当时，明将平安师骑兵六万人，护送大量运粮兵车前往何福营中。朱棣侦知消息后，派精兵万余人阻挡平安援兵，并派朱高煦伏兵林间，等候双方混战后明军疲惫时忽然杀出助战。 燕王朱棣安排停当后，率师逆战，两翼骑兵扇形排开，直杀明运粮援兵。平安引军突至，截杀燕兵一千多人。朱棣见状，忙命步军纵击，横贯明军大阵，截断其军。明将何福见仗已开打，就也率军出壁而战，与平安合击燕军，又杀燕兵千余，燕军小却。 朱高煦见双方打得火候差不多，趁明军喘息之际，忽然率生力燕军加入战斗，朱棣又率后退的燕兵急转身，一齐掩杀明军。何福等人大败，杀伤万余人，丧马三千余匹，燕军尽获明军粮饷。 何福所率的明军逃入营垒后，饿得双眼发蓝。众将集合议事，决定转天突围，闻炮声即开门冲出。没等天亮，朱棣已指挥大军进攻明营，诸将先登，兵士蚁附。燕军发三震炮，何福部下明军误认为是自己军营突围的炮号，争相推营门冲去。门塞不得出，明军自相纷扰，人马坠入壕堑，深沟皆满。燕兵乘势大击，明军一败涂地。 此战，除何福一人侥幸逃脱外，由于营中驰马不便，大将平安、陈晖都多名明将皆被燕军生擒。至此，明军主力几乎丧失大半。 看见被捆缚押入大帐的平安，燕王朱棣笑问道：“淝河之战，公马不踬，何以遇我？” 平安朗声大言：“刺殿下如拉朽耳！” 面对如此忠贞不屈之士，朱棣本人也不得不心生赞叹：“高皇帝（朱元璋）好养壮士！”命人送平安于北平关押，未加杀害。（平安，安徽滁州人，小字保儿。其父平定从太祖朱元璋起兵，与大将常遇春进攻元大都时战死。平安当初做过朱元璋养子，骁勇善战，力大无比。他以列将征燕，多次击败燕军。燕军有一勇将王真，朱棣常夸示人说：“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淝河之战，平安单骑挑王真于马上，勇冠诸军。因此，燕军见平安被擒，军中欢呼动地，纷纷大叫：“吾辈自此就安全了！”朱棣为收买人心，当时把平安械送北平。他称帝之后，还假惺惺以平安为北平都指挥使，不久就改授后府都督佥事（人武部长）的虚职。永乐七年，朱棣巡视北京，快入城时，见章奏中还有平安的名字，使对左右说：“平保儿尚在耶？”平安闻讯，知道朱棣仍怀嫌猜，马上自杀身亡。朱棣外宽内忌，由此也可见一斑） 从此，明兵情势急转直下。本来十万明兵从辽东赶往济南想与铁铉合军，走到直沽就被燕军截杀，主师杨文被擒，没有一个人能到济南（辽东明军之所以迟迟赶到，主要是朱棣约好鞑靼兵不断骚扰边境，牵制了辽东的明军，可见朱棣还是个有“卖国”嫌疑的反贼）。 1402年6月，燕兵至泗州，守军不战而降。 朱棣列大兵于淮河北岸，明将盛庸拥数万兵于南岸。未几，燕兵又施奇袭计，这群惯于骑马的北方兵竟能先派数百人乘小舟先入南军舰队中放炮，屡战屡败的南军惊骇至极，弃舰而逃。 燕军乘胜，当天就攻克盱眙，直趋扬州。 扬州守将王礼等人暗中通款燕王，把主管江淮的监察御史王彬捆住，大开城门投降。 接着，燕兵又降高邮、克仪真。此时，长江之上，遍插燕王大旗的巨舟往来穿梭，旗鼓蔽天。 金陵城内，大臣们见势头已变，各自心怀鬼胎，都以守城为名求出，致使都城更加空虚。 情急之下，建文帝派燕王堂姐庆城郡主入燕营请和，答应割地，与燕王中分南北，划江而治。 事已至此，朱棣当然不干，婉言拒绝。 建文帝惶急，忙问方孝孺：“今奈何？”孝孺书生，只能回言：“长江可当百万兵，江北船已遣人烧尽，北师岂能飞渡？” 7月，燕军大集合，于浦子口向明军发起攻击。明将盛庸与诸将逆战，竟也击退燕军，又赢得一次暂时的胜利。 至此，朱棣想与侄子议和北还。估计天气溽热，朱棣自己也有些顶不住，毕竟已得到一半国家，想先回北平休整一下再图后举。假如此次朱棣回北平，后来的事情还真难以预料。大胜大败，谁也说不清楚，况且建文嫡孙嗣位，正朔所宗，军心民心，道德的力量无比巨大，会在一夜之间可能突然令燕军兵败如山倒。 节骨眼上，朱棣能战惯战的儿子朱高煦率生力军赶来，见此，不由不使朱棣大喜过望。他一跃而起，全身贯甲，抚着朱高煦后背说：“勉之！世子多疾。”言外之意上要把继承权传给朱高煦。有这一句话，朱高煦活人被打强心针一样，铁了心死战。 建文帝本来派都督佥事陈喧率军增援盛庸，不料陈喧径直坐船过江投降了朱棣。 于是，朱棣装神弄鬼，祭大江之神，誓师渡江。燕军舳舻相衔，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当日天气万里无云，水平如镜，虽然盛庸水军沿江列舰二百余里，但明军看见燕军如此盛势，皆大为惊愕。仗未开打，明军心理上已经输掉。 燕军乘船迫岸，首先直冲盛庸主营。盛庸师溃，燕军追奔数十里。最后，杀得盛庸单骑遁，其余将士皆解甲投降。明军舟师如此之众，竟不战而降，至此可见燕军的兵威已经非同一般。（盛庸逃跑后，朱棣不久即攻下金陵称帝。盛庸以余众降，守命驻守淮安。不久，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铁铉被擒获，朱棣马上命盛庸退休。很快，朱棣就派人诬告盛庸“怨望有异图”，逼迫盛庸自杀。朱棣起兵后屡战屡捷，但多次败在盛庸和平安两将之手，因此一直记恨在心。） ------------ 终极目的：通往帝都的最后胜利（3） ------------ 抢渡长江后，燕军又攻下镇江咽喉要地，直奔金陵杀来。 当时，本来凤阳还有留守军队数万，但守将认为中都不能轻弃，死心眼固守中都。驸马梅殷在淮安也有数万兵，也因消息隔绝，不知所为。 建文帝到了这个地步，惊惶忧郁，天天徘徊殿庭间。不久，他招方孝孺问计。 方孝孺只是一大儒，兵事根本非其所长。他只能在朝班上抓住李景隆，说：“坏陛下事者，此贼也。”请建文帝下令杀掉他。群臣班中共冲出十八人，都咬牙切齿，愤怒之下，争相上去拳打脚踢，差点把李景隆当众打死。 把李景隆暴打一顿，火气稍消，方孝孺出主意说：“城中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应把城外居民尽驱入城，并把城外木材全部抢运入城，使得燕兵无攻城之具，日久就会自行撤离。” 建文帝从之。这一来，盛暑季节，老百姓毒日头下搬运巨木，饥渴劳苦，死者无数。大家为躲避拆毁自家房屋后运送房梁入城的苦差，许多人自己纵火烧屋，大火连日不息。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漏又遭顶头风。”好好的金陵城，东北角和西南角又无故崩塌，朝廷下忙派兵民抢修，怨天愁地，上下官民都昼夜不得休息。 惶急无计之下，建文帝一拨又一拨地派李景隆和诸位王爷出城，乞求燕王朱棣退兵，答应割地中分天下。朱棣当然不会退兵，一口咬定要逮捕“奸臣”，诸王个个碰了软钉子而回。 建文帝会群臣，当众恸哭。有人劝建文帝逃往蜀地，有人劝逃往浙江，有人劝逃往湖湘，意见纷纷，莫知所之。最早立议削藩的齐秦、黄子澄都早先出外“募兵”。至此，建文帝一筹莫展，天天长吁短叹，恨恨道：“事出汝辈，而今皆弃我去乎！” 燕王朱棣害怕四方勤王兵至，便派军队诸将日夜研究攻城计略，想尽快结束战斗。哨探侦知金川门是李景隆把守，朱棣便率先派军攻打。燕军一到，李景隆与谷王朱（左木右惠）马上大开城门投降。以兵部尚书茹瑺为首的数十个望风使舵的建文帝臣子也都纷纷投奔，叩请朱棣称帝。（李景隆是朱元璋重臣李文忠之子。李文忠是朱元璋亲外甥，连李景隆的名字都是朱元璋所起。此人相貌堂堂，“眉目疏秀，顾盼伟然”，其实是个绣花枕头美男子。他先前丢盔卸甲亡掉八十万军队，建文帝对其也没有加以诛杀。危难关头，他不仅不以死报，反而首先开城门投降朱棣，此人品性也真是至差至衰。朱棣即位后，李景隆得授“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增岁禄千石。朝廷每有大事，他还站在班首主持政议。为此，诸功臣皆不平。永乐二年，朱棣的兄弟周王告发李景隆在建文朝时强向自己索贿一事，不久，又有人告发他“蓄养亡命，谋为不轨”。毕竟姑表亲，朱棣不忍加罪，只是削夺他的勋号，以公爵身份归家停职。又过些时日，有大臣弹劾“李景隆在家坐受阁人伏谒如君臣礼，大不道；（李）增枝（景隆子）多立庄田，蓄童仆成千，意叵测。”朱棣这才下旨把李景隆父子连同家眷全部软禁，没收全部家财。老哥们耍赖皮闹绝食，十几天不死，也就又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寂寞荒凉之下，直到永乐末年才病死。） 建文帝惶急，“逊国而去。”（建文帝逊国是中国历史一大谜团。官方所修正史也讲“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葬之”，自己单方面宣布建文帝已被烧死。但他称帝后，仍然不放心建文帝，怕这位侄子日后东山再起，派人四处寻找。大太监郑和自永乐三年起（公元1405年）数次下西洋，表面上是宣示大明国威，一路挥霍金银无数，实际上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探访建文帝下落。当然，七下西洋，诚为我中华征服海洋的壮举，据说美洲也是三宝太监首先发现，比哥伦布还要早。2007年是郑和下西洋602周年，估计朱棣和臣下谁也没想到为了寻访一个小皇帝下落的“壮举”会带出日后那么多大动静来）。 建文帝嫡孙袭统，居正朔之位，竟败于起兵反叛的藩王之手，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结局。总结起来，建文帝失败原因不外如下： 第一，建文柔仁。燕兵将皆勇战骁勇之辈，建文帝竟于大战前下明诏“莫伤害朕之叔父”，不明之至，致使朱棣多次绝处逢生，假使明军在战场上能“擒贼先杀王”，燕军早就冰销败亡。 第二，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书生，苍猝行削藩之计，不知兵事，没有什么大的战略眼光，以致于误已误国，最后招致灭族惨祸。 第三，单用一将统师军队。耿炳文一人统三十万军；李景隆两次败北，一战统五十万，一战统三十万；盛庸一人统二十万。明军“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反观朱棣，单旅孤城，利于战不利于守，利于合不利于分。如果当初下令山东、河北诸将各拥众数万，凭城坚守，年深日久，以叛臣贼子起兵的朱棣胜一仗败两仗，又一直逡巡在河北、山西狭窄地带，熬过一阵熬不过两阵，军队人心最终会轰然瓦解。 第四，建文帝彷徨不决，总在关键时刻犯致命错误。如果当时朝廷不招徐辉祖回金陵，而是让他留在原地与徐福合击燕军，很可能挽转整个战场形势，给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燕军以致命的最后打击。 另外，纵观整个龙虎斗过程，建文帝一方除盛庸、平安外有些智勇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大师之才。这也要“归功”于朱元璋，因为所有有智有勇有力的名将早已连子孙都被株除干净，留下的全是三、四流将领，自然不是燕王朱棣的对手。 ------------ 壬申殉难：朱棣残杀建文臣子的倒行逆施（1） ------------ 朱棣入京后，立即揭榜（悬赏捉拿）黄子澄、齐秦、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宫人、女官以及内官无数，只留下一帮曾向他通过风报过信的没老二太监。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是被朱棣杀掉。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想必也是被朱棣派人弄死以绝后患。（也有记载说朱文圭一直幽禁在凤阳，至明英宗时才放出，已经五十七岁，尚不能分辩马牛，完全被禁锢成一个痴呆）。 朱棣派人扑灭皇宫大火后，首先做的就是召文学博士方孝孺来起草自己的继位诏书（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在北平时对他讲，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绝不可杀）。 方孝孺乃建文帝耿耿忠臣，身穿衰桎白衣大哭于阙下。朱棣召其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 朱棣劝说方孝孺：“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 方孝孺止住哭声，厉声反问：“成王安在？” “他自焚而死！”朱棣答道。 方孝孺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意指他自己） 方孝孺咄咄逼人，“何不立成王之弟？”（意思是建文帝几个弟弟都已成年），朱棣不得已，亲自下殿走到方孝孺面前，苦笑着说：“这些都是朕的家事啊，先生你不要为这些事费神。” 左右递过纸笔，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夺过诏纸，在上乱批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声叫道：“怎能让你痛快一死，即死，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 此时，朱棣已皇位在座，顿呈残暴本性。他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碎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四十六。 方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时至今日，几个号称笃信基督的“智识分子”肆口狂骂方孝儒的选择是漠视他人生命，这种歪论，真是歪曲时代和生命的价值观念，唐突古代仁人烈士。 建文帝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坐于御座，铁铉背立殿廷，至死不转身面对朱棣。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 铁铉历声回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于是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 怨恨之下，朱棣又把铁铉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对建文帝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由于责问不屈，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虽为文士，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建文帝右副御史练子宁，也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一百五十一人。 对建文帝兵部尚书齐秦，也是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赤其三族，凌迟处死。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监察御史巨敬，朱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建文帝大理寺丞刘端弃官逃去，被抓入殿。朱棣问：“练子宁、方孝孺是什么样的人？” 刘端笑答：“忠臣也！” 朱棣问：“汝逃，忠乎？” 刘端回答：“存身以图报耳！” 朱棣狼性大发，命人用刀割去刘端耳鼻，狞笑着问满头血污的刘端：“作如此面目，还成人否？” 刘端骂道：“我犹有忠臣孝子面目，九泉之下也有面目去见皇祖！” 朱棣狂怒，亲手用棍棒把刘端捶击而死。 除了多位建文帝忠臣自己或全家自杀外，朱棣虐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 “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话说回来，对建文忠臣杀则杀耳，杀之可成其千秋万世之名。王朝皇族更迭，诛杀前臣也不算太过份的罪行。“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着做妓女，死后便下旨“着抬出城门喂狗吃了”……：“此忠臣义士尤所为直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谷应秦语） ------------ 壬申殉难：朱棣残杀建文臣子的倒行逆施（2） ------------ 直到二十二年后，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才下诏称：“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终者，只有魏国公徐辉祖一人。朱棣召见，徐辉祖不出一语。由于他是功臣徐达之子，家有免死的誓书铁券，其弟徐增寿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杀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禄米，把他一直软禁在家。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很想又换张脸皮以“仁德”形象留诸后世。特别可笑的是，永乐二十二年的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最后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态，细细研读，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古文是竖版，所以两个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老混蛋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邢宽，乃“刑宽”的谐音，以此来显示永乐皇帝治下轻刑薄赋、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 这位动辄诛臣下“十族”、杀人过万眼都不眨、处心积虑把忠臣妻女送入窑子每日定量供人轮奸的凶戾变态之人，临老又忽然变得似乎连只蚂蚁都不愿踩死，连一“暴”字都堵心碍眼“仁德”之人，不得又让人佩服职业统治者的演戏才能，已臻乎炉火纯青之境。 ------------ 盖棺论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 ------------ 后世讲起朱棣，大多褒大于贬。对外方面，特别是他五征漠北，先后击败瓦刺和鞑靼诸部（元朝灭亡后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归顺明朝，大宁的朵颜三卫即是兀良哈部）。同时，他又在西北设“关西七卫”，增设贵州布政司，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对内方面，他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使国家岁粮收入大幅增加；同时剥夺藩王实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编篡《永乐大典》（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歌功颂德和篡改史实），对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因此，《明史》中对他赞扬道：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慕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细致地研究明代历史，却可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结论：虽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于万历，但一切深祸至忧其皆肇自这位“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对内，明朝正是从朱棣起开始大用宦官。因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金陵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得登帝位。篡弑成功之后，朱棣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这倒不是什么大坏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明祖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朱棣又恢复朱元璋本已废除的锦衣卫，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由此，宦官拥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坐镇、刺探等诸多大权。明太祖本来有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朱棣却一反其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对外，朱棣主要防备蒙古，尽坏朱元璋边疆政策的成制。本来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韩王在开原，辽王在广宁，沈王在沈阳。朱棣自己篡位后，深恐兄弟蹈习自己前路，尽迁五王于内地，致使东北无边备强兵，边疆严重内缩，山西等地也逐渐失去屏依。虽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设辽东都司的基础上又设奴儿干都司，但却用女真族太监亦失哈掌管大权。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历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仪”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璁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暴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使得明武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 有样学样：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1） ------------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4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8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太子即位，即明仁宗。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著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教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炽力保朱高燧不知情，救了这位一直倾陷自己的三弟一命。 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青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觉得机会来临，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自少年时代就“性凶悍”、“言行轻佻”。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关键战事也有奇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之国，说：“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不悦。皇太子朱高炽仁德，力劝之下，使这位二弟其能暂留宗师。封王后，朱高煦力求一支名为“天策卫”的御林军为护卫军，又乘朱棣高兴时增益两只卫军为护卫，由此，他常常自夸于人：“唐太宗曾为天策上将，我得之岂偶然呢。”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孙朱瞻基三人一起谒拜朱元璋孝陵。朱高炽一直体弱多病，是个素有足疾的大胖子。谒陵要步行，朱高炽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身强力健的朱高炽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当时“回顾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两肋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皇太子朱高炽又“力劝”，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明仁宗内心知之，待其愈厚，成倍增加这位弟弟的岁禄，动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内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 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其实，他的反谋未尝有一日忘怀。接着，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侄子皇帝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侄子皇帝与之一百二十；索要袍服，侄子皇帝又与之。 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朱高煦以为小皇帝怕自己，愈加恣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他让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惟惟。 ------------ 有样学样：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2） ------------ 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乃有特务任务，向皇帝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 “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同时，他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 至此，明宣宗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明廷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 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 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 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 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年青的皇帝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如此，明朝六军气盛，斗志昂扬。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发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但明军忽然发放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听到这么大动静，城中的朱高煦兵士皆股栗胆寒。 皇帝属下诸将请即攻城，不许。明宣宗依然敕谕朱高煦，要他主动投降，朱高煦不报。宣宗皇帝复遣敕谕之曰： “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 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对城中人民告以福祸逆顺。由此，城中人不少人想缚执朱高煦来献。 牛逼这么久，大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借一天，表示给自己一点，“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 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 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着一身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 “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好吃好喝，饮食衣服之奉，仍旧无改。 班师之后，宣宗皇帝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 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这样，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 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 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 宣宗大怒，立刻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 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 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抬来数百斤木炭，堆积于缸上，然后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 宣宗皇帝余怒未消，下令把朱高煦诸子全部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可以说是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老王爷为老不尊，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侄子皇帝亲征，根本未作有效反抗，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还能保全残年。岂料，这王爷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从此下三滥行径，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 明太祖朱元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提防宦官最严，两手抓，两手都硬。他死后，其子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帝位的过程中，深得南京皇宫内宦官的通风报信，开始信用宦官。到了明英宗即位，大太监王振“出手不凡”，不仅开始了明朝宦官的掌权时代，还使得堂堂大明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上演惊天大戏“土木堡之变”，明朝差一点在正统十二年（1443年）就变成“南明”。 其实，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入大同，五、六十万大军未同蒙古人交手，混乱中已因乏粮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如果及时撤兵，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不果”而已。偏偏大太监王振本人乃读书人出身，脑子里总有“衣锦还乡”的念头，非要拉着明英宗到他蔚州老家大宅子留住几宿，以博天子幸宅的千秋万岁名。如果真去了蔚州，可能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大军前行四十里，王振女人一样心思缜密，忽然又顾惜起“家乡人民”来，怕五、六十万大军路过老家时人踩马踏糟蹋庄稼，便又擅自发旨改行往东，终被蒙古人侯个正着。蛮族们这时候倒知道巧攻勇取，大败明军，并生俘了明英宗。明军被杀、饿死、自相践踏以及堕谷而死的，多达五十余万。 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御营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深怒王振祸国殃民，大叫“我为天下除此贼！”抡起大锤把大太监的脑袋砸得稀烂。这次，王振真的回了“老家”。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1） ------------ “仁宣致治”的修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人。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之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做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好人不长命，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还有喜欢床上运动的小毛病，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明朝政治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摄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所以，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青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时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纠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老朱皇帝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诸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可以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明宣宗也气愤，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明成祖本人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至于借兵吗，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上献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凯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与“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作了额森虎的“太师”。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了仇。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后，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2） ------------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废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蕞尔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政治”。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在床上用力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罢诸司冗费，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役夫（一）万七千人”。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的“开创”：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象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谨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契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便为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老朱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老朱皇帝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乃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青的叫“小太监”，其实，宦官等级森然，最高的一级才能叫“太监”，往下是“少监”、“监丞”，中级的有“奉御”、“听事”等，最低级就是杂役类，有“手巾”、“火者”之称。至于各个监局当中，除掌印太监、提督太监外，也有“经理”、“管理”、“监工”等职衔。那位看官不要笑，“经理”确实是宦官的一种称呼，单位哪位主管得罪你，多亲热地喊他几声“经理”就好了。 司礼监原本的职责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以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逐渐地，由于明朝皇帝的惰于政事，司礼监太监反倒成了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监内一般有八、九个宦官分别帮皇帝“御笔”批朱。对于自己想搞猫腻的宦官来说，他可以把内阁奉呈入内的阁票打返，令阁臣重拟内容。刘谨气焰最嚣张时，就把这些公文带回自己家中，与门客商量官员任命和处理意见，更改好以后也不交回内阁，直接以御旨名义发出，可谓做到登堂入室，随心所欲。有人观此可能产生疑惑，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学文化吗，怎么又有这些文人“宦者”呢。这种教宦官学文化的事情，首先始自明宣宗，他设置“内书堂”，专门派文官教宦者学习，内容为《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可惜的是，公公们忠孝节义入脑的少，奸诈使坏的心计反而因知识凭添了“力量”。入司礼监的宦者，一般必为“内书堂”毕业，入“文书房”办过事（“文书房”乃司礼监的“秘书处”），这样的公公，才能成为司礼监太监。但也有例外，比如魏忠贤几乎就是大字不识的老粗。 司礼太监有“议政”权，并非是关键，他们还掌管东厂、西厂等事，设想，一个衙门又管政事，又管监察，天下大事，皆入一司。东厂始设于明成祖朱棣时，一直至明朝灭亡达二百二十多年。这一“特务”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东厂的办事太监有时由司礼监主管太监兼任，有时由司礼监二把手兼任，全名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属下人尊称其为“厂公”或“督主”。东厂手下的“刑侦”人员和打手，均来自锦衣卫。有人可能以为锦衣卫也是宦官机构。错！锦衣卫始于朱元璋朝代的“拱卫司”。洪武十五年，正式成立“锦衣卫”，乃“上十二卫”中的一卫。“服飞鱼服，佩绣春刀”，是皇帝私人卫队，兼秘密特务工作。锦衣卫逮人，可以不经任何国家司法程序，他们不仅有逮捕权，还有审问权，不幸被逮的，即入“诏狱”或“锦衣狱”，十人入狱八九死，令人闻之生畏。锦衣卫下有十七个所，专门负责外出侦探的人员称为“缇骑”。人数最盛时，锦衣卫特务有十万人左右，加上各地流氓充当的“眼钱”，达二十万人。锦衣卫与“厂”并称，左称“厂卫”，但“厂”对锦衣卫有伺察之权。因为，太监多日夜在皇帝身边，一般来讲自然厂权要大过卫权。当然，厂卫权势此消彼长之际，相互勾结的时候为多，刘瑾、魏忠贤等大奸太监，均以自己的心腹亲信任锦衣卫使，完全把这些有鸡鸡的军棍当成大狼狗来使。刘瑾当政时，开设“内行厂”，把独裁发展到极致。他本人对厂卫“走狗”仍不放心，以“内行厂”的宦官来监督东厂和锦衣卫，但这一机构存在时间短，只有四五年而已。至于“西厂”，乃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设置，乃太监汪直用事期间的事情，约五年多。其后，明武宗在刘瑾窜掇下又重设过一次，也有四年多时间，以后就未再设置过。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3） ------------ 还有一事可供大家叹喟的是，明人笔记《酌中志》记载，东厂大厅左室供岳飞画像一轴，厅后又有砖砌影壁，雕有狻猊以及狄青杀虎的塑像。厅西祠堂内还有一座牌坊，上面有朱棣御书“百世流芳”四字。大英雄岳飞与狄青，竟被这些阉人宦竖供奉，真匪夷所思。不过，百世流芒是绝然不可能的，这些没老二的特务们只能“遗臭万年”。 说明了司礼监、东厂、西厂、锦衣卫后，正式转入本文的主人公：王振大公公。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入内书堂”；又有笔记中说他年青时一直读书，久考不中，才毅然发愤“自阉”，落榜男儿不落泪，仰头走入太监会。这种说法，是明朝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提到的，根据他讲，明成祖永乐末年，诏许国内学官考满无功绩者，如果有子嗣，就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净身，入宫训导女官。当时有十余位这样的“学官”净身入宫，但日后混出头的只有王振一人。不管怎么讲，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明英宗为太子时，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小皇帝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宦官最亲，并一直称王振为“先生”。 甭看王振没学过“儿童心理学”，他很能拿捏儿童爱玩爱看大排场表演的天性。英宗小皇帝刚刚继位，王公公就带着小孩去朝阳门外的武将台观看盛大的阅兵式，让诸卫和京中禁军的兵将们操弄刀枪，演习马术，射箭飞刀，把小皇帝乐得小手拍红。高兴之下，小孩子马上让王振管理司礼监，成为太监中的第一人。王振手中有权后，立刻矫旨，提拔自己的心腹纪广（原为隆庆右卫佥事）为都督佥事，对外声称说他在比武中获第一。这样一来，就让自己人掌握了禁卫军权。纪广的超级擢升，标志着以王振为启始的明朝宦官专政的历史起点。 明仁的皇后张氏，时为太皇太后，得知孙子皇帝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她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 太皇太后奶奶坐着，皇帝孙子只能站着，众臣也立于西侧屏息侍立。张太后指着五个大臣，对孙子说：“这五个人，是汝父汝祖留给你当辅佐的，言听必行。国家政事，如果他们五位不赞成，绝不可行！” 小皇帝忙表示听命。 停顿一下，张太后派人宣王振入觐。 王公公很怕这位皇奶奶，入殿后俯伏跪听，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良久，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 女官闻言，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公公身子一软，裤裆一热，尿了。 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 张太后见此情状，觉得威赫目的已经达到，缓缓言道：“皇帝年少，岂知此辈常祸人家国。这次我看在皇帝及大臣面上，饶王振一命，此后不可令他再干扰国政！” 这位张太后，乃一贤德明慧妇人。明仁宗作太子时，由于贪吃贪睡变成巨胖，加上他弟弟汉王朱高煦等人挑拨，明成祖非常厌恶这个不会上马击剑的胖太子，数次想废掉他。但儿媳太子妃张氏“操妇道甚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喜”，朱棣当年看在儿媳贤德的份上，才没有废掉胖儿子的太子之位（当然还有大臣的保举）。明仁宗继统后，张氏为皇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其子明宣宗在位，“军国大议多听（张太后）裁决”。但是，张氏并不干政，对自己母家非常严厉，严禁外戚预政。明宣宗崩后，英宗皇帝年幼，众臣请“垂帘听政”，张太后表示：“不要坏祖宗成法！”坚决不允。 但是，张太后仍旧是有妇人之仁，见孙子皇帝下跪为王振求情，心一软就后退一步，没有杀掉这个日后引出无数祸端的害人精。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死。 王振虽遭此大惊吓，并未收敛，反正有小皇帝撑腰，先让小主子高兴再说。他“老实”将近一年有余，胆子渐长，在正统元年（1436年）冬又在将台召开“比武大会”，“命诸将骑射，以三矢为率”。明朝京军万人受试，只有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十岁的英宗皇帝看得高兴，把自己手中酒杯赐与井源当“奖品”。一旁聚观者，均私下纷言道：“去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升大官；今日皇帝亲自主持，怎么只赐一杯酒喝？” 井源忙乎半天，只赚得御赐一盏银杯。通过这一幕，明显向朝内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想升官发财，非王振大公公不可，皇上赏识也没实惠！ 如此，又过了三年多，王振开始琢磨起几位顾命大臣来。 一日，王振赶上朝时，忽然问杨士奇和杨荣：“朝廷之事，全赖三位老先生。然而您三位年高倦勤，日后怎么办呢？” 乍受此问，杨士奇老头子一惊，矍然曰：“老臣我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不料，杨荣却讲：“吾辈年老，当推荐新进之人以侍君王。” 王振闻言大喜。转天，他就把侍讲学士马愉、曹鼐等人推荐入阁，参与朝政。 杨士奇很不高兴，埋怨杨荣与自己口风不一。杨荣劝说道：“王振讨厌我们，纵使我们苦苦坚持，他又能相容吗？一旦他以皇上名义出手敕任命某人入阁，我们也不得不听命。现在入阁的几个人，反正皆是我们的手下，也无大碍。” 杨士奇听此言，觉得有理。二位官场老政客，其实还是玩不过王公公。王振这种慢火煎鱼、由浅入深的功夫，是一步步卸掉“三杨”老臣的权力，让新入阁的人感念自己对他们的提拔。 品尝到当隐身“组织部长”的甜头，王振很快就算矫旨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这位王佑没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说第甜话，很会伺察颜色。王侍郎长的不错，小白脸一个，身上雄性激素少，面皮光滑无胡须。王振也觉搞笑，一日忽然问王佑：“王侍郎，你怎么不长胡子啊？”王佑一脸笑开花，诌媚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看见这么一个皮光水滑的“儿子”，王振开心，仰头大笑。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死后，王振终于长舒最后一口气，京城内再无让他心中生怯的人物了，从此益发无所忌惮。 老太后崩后，王振立刻派人盗走洪武年间竖立在宫内“宦者不得干政”的铁牌，秘密销毁，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大力消除一切不利自己专政的东西。同时，王公公又大兴土木，在皇宫范围内大起殿宇和寺观，在讨好皇帝的同时，也想为自己祈福。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4） ------------ 皇宫内新殿落成，依礼要皇帝亲自参加，大会公卿大臣摆宴庆祝。根据制度，宦官权再大，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会。真宗皇帝少年人，一刻不见“王先生”就心里发慌，马上让人看看王公公在干什么。结果，内使一进门，正瞅见王振发怒，大言道：“周公辅成王，我难道在宴会上一坐的资格也没有吗？” 小皇帝一听，马上让人开东华殿中门，迎侯王振。众臣屏息观望，王公公迈着鸭步慢踱而来。这一来，王公公面子大了去了。 权势熏炎之际，不少谄谀小人纷纷倚附王振得以升官。继王佑后，徐睎也被王振矫旨擢升为兵部尚书。“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大员），俱攫金进见（王振）。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连都御史王文等主管监察的大官，见了王振都跪拜迎侯。 当时，“三杨”中的杨荣病死，杨士奇退休，（其子在家乡杀人，有口实在王振手中，他不得不退休）。朝中只有杨溥，“年老势孤”，仅是个政治摆设罢了。 众人惟惟，也有正直不屈的大臣。薛瑄因为是王振老乡，被从山东地方上荐入中央，任大理寺左少卿。王振屡次派人致意，薛瑄一直不去拜谢，说：“我受皇恩得官入京，不能入私室谢恩。”王振知悉后，也无可奈何。一日，众臣在东阁议事，王振后至，公卿见大公公即跪拜，惟薛瑄一人傲然独立，倒使王振不得不先向对方作揖。由此，王公公杀心顿起。不久，他派人诬陷薛瑄，逮之入锦衣狱，准备处决。一日，王振见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人暗自流泪，便问缘故。老仆人说：“薛少卿要处死罪，所以我哭。”王振奇怪：“你怎么知道薛瑄其人其事？”老仆答道：“都是咱们蔚州老乡讲的。”然后他盛赞一通薛瑄的为人。得知“乡誉”如此，王振意少解，怕做事太绝日后不好回老家，息除杀心，把薛瑄除名遣返。 薛瑄走运，侍讲刘球就没这样的运气。这位帝师上书言事，得罪王振，被逮入狱。未经审讯，王振便派锦衣卫刽子手在牢中砍断其头；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入京，王振知其名大，派人示意他来见。陈敬宗表示：“为人师表而拜谒中官（太监），我不为也。”王振怒，使陈敬宗数年不得升迁；御史李俨见王振不下跪，立马被逮抄家，流放铁岭卫当苦力；锦衣卫兵卒王永在大街张贴揭发王振罪状的匿名大字报，很快被押上闹市凌迟；时任兵部侍郎兼山西、河南巡抚的于谦也倒霉。他每次入京均未登王振门行贿。中国的官场，一直如此。你送礼，长官可能记不住。如果你不送礼，长官一定记得住。恰巧，朝中御史有一个人与于谦姓名相类，常上疏与王振之议不合，大公公便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误为一人，一日性起，矫诏降于谦官职，把他贬为大理寺左少卿。后来，由于河南、陕西两省的藩主与民众争相请留，于谦的巡抚之职才未被削夺。 为了惩罚不与自己一条线的大臣，王振又“创造”出一种“荷校”的刑罚，即强迫大臣在长安门戴重枷以使这些“斯文”们“扫地”。大枷板很重，从二十斤往上加，最重达百斤，往往立枷数日，犯事的大臣当时不死，回去也要缓上几年才能恢复。 王振用事期间，在北方对鞑靼用兵前，在云南也连年用兵，史称“麓川之役”。 朱元璋定云南后，在元朝麓川路与平缅路的行政区域，重新设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以当地傣族头领思伦发为宣慰使，其实是一种变相“自制”。 明英宗继位时，思伦发的后人思任发跋扈，夜郎自大，自称为王，并大肆侵掠周围的缅地、腾冲等地，武装反明。 王振得知此事后，很想立功，于1439年（正统四年）下令沐晟、方政等人提兵攻击。方政为将无量无识，提兵深入，被叛军伏击身死。沐晟作为主帅，虽为大英雄沐英之子，但并不知兵，闻败，惭惧发病，病死于楚雄。 明廷又任沐晟之弟沐昂为征南将军，接其兄任。这位爷也无将略，到了金齿一带就畏惧不前，部下遇败又不救，被明廷招回京城贬官两级。 屡战屡胜的思任发更加嚣张，在孟罗等地大掠杀戮，闹得云南人心惶惶。王振专政，欲示威于荒远之地，当然不肯罢休。正统元年（1441年），他又派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总兵征讨思任发。同时，派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 甭说，这拔明军能干，接连大败思任发，又破其象阵，杀掉土蛮兵十多万人，“麓川大震”，思任发逃往缅旬。明军暂时班师。 转年底，蒋贵等人再发大军出征，直捣缅旬，索要思任发。缅人刁滑，表示说还人可以，但明朝要割麓川一些地方给自己。明军先礼后兵，见缅旬敢和天朝“讲价”，兴军进攻，并把思任发儿子思机发打得大败。 缅人知道明军不好惹，连忙把思任发妻儿家属及属从三十二人捆上，献与明朝派去当使臣的千户王政。 途中，思任发绝食，王政派人强灌米粥，把这位叛夷养“精神”了，在道中捡块平坦地，明正典型，砍下思任发脑袋，函送京城。 明军还师后，当地部落又拥思任发另外一个儿子思禄发为主，攻占孟养，喧扰一时。 明军师老兵疲，只得与思禄发讲和，相约以金沙江为界。思禄发见好就收，表示不再过江侵袭。明军“乃班师，以捷闻”， 其实，劳民伤财许多日，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实际上放弃了麓川。明宣宗弃交趾，明英宗废麓川，这对父子，开始糟蹋太祖、成祖的基业，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土木堡”之变： 明朝在北边与蒙古人干仗，老实说，还真不是王振挑的头。 蒙古瓦剌部本来有三大力量，其一马哈木，其二太平，其三把秃孛罗。永乐年间，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前文中提到，马哈木进攻鞑靼部阿鲁台被杀，其子脱欢被俘。日后，脱欢被放回，反戈一击，终于杀掉阿鲁台，为父报仇。他被明朝允许袭父爵，也称“顺宁王”。英宗正统初年，脱欢杀掉“贤义王”和“安乐王”，兼瓦剌各部，成一方强主。他本想自称可汗，但诸部多有不允，无奈之余，只得又捡出元朝皇族的一个后代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己当“丞相”。正统四年，脱欢病死，其子也先袭位，称“太师淮王”，实际上他才是北元真正的主人，脱脱不花挂名傀儡而已。每次向明朝入贡，也先和脱脱不花都各派使节，明朝也平等对待来使，没把“顺宁王”使臣置于脱脱不花使臣之下。脱欢、也先父子好玩，对内一个“公司”，对外两块“招牌”，不嫌麻烦。 也先地盘越来越大，不仅收服了“三万水女真”，向东挨近明朝辖下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 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集结沙州、罕东和赤斤蒙古诸部进攻哈密卫。明廷不仅不救，还敕令修好，怂恿了也先的野心。哈密重地，落入也先掌握之中。此后，他不断凯觎明朝西北边地。当时，巡抚宣府大同的明臣罗亨信上奏，提醒明廷在直隶以北战略要地增设土城防御工事，任兵部尚书的邝埜畏惧王振威权，不敢对此事拍板定夺。参将石亨性急，想要在大同四州七县范围内三丁籍一人为兵。罗亨信表示反对，认为边民疲于防守耕战，土地粮食不足，如按石亨之议行之，肯定民众会一时逃亡大半。 也先与明朝撒破脸皮的导火索，乃朝贡事件。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5） ------------ 瓦剌蒙古最早入明朝贡的使臣只有三、五十人，在北京等地总是受到明朝政府级别很高的接待，住高级宾馆，按人头赐银颇丰。一来二去，瓦剌觉得这种“打秋风”方式回报多且快，就不停增派“贡使”的人数。到了也先时代，每次均有一、两千人之多。明朝负责接待的礼部对此早有发觉，屡次告诫瓦剌贡使不能越来越多，但也先我行我素，不断增派。正统十四年（1447）年春，也先遣“贡使”二千人入京，这还不算，他又诈称人数是三千人，以冒取明朝的回赐。同时，他们带来向明朝“进贡”的马匹，也多疲劣不堪，以次充好。蹬着老二上肚脐，也先确实无赖。 王振得知此事后，脑门子上火，大骂蒙古人不识抬举，胆子越来越大，敢敲诈大明天朝。他告知礼部：“只按实来人数赐银，一个子儿也不多出。至于马价，以质论价，绝不能花买人参的钱买回萝卜。” 有大太监王振发话，礼部自然胆壮，依教行事，使得蒙古人大失所望。也先觉得十分没面子。 此外，在数次通贡过程中，明朝的各级“通事”（外交接待人员）收受了也先大笔贿赂，向蒙古人尽告国内虚实。也先曾要求明朝嫁公主于自己，明廷不知道，高级通事却已经拍胸脯答应下来。所以，这次“贡马”，也先让使者向明廷表示是“聘礼”，朝廷才知道下边有人“许婚”。 王振遣礼部以皇帝名义答诏，明白告诉对方，朝廷没有许婚之意。“也先益愧愤，谋寇大同。” 八月，也先联集塞外蒙古及诸番部落，分三路入寇。也先本人统中路军，率军直攻大同；“可汗”脱脱不花自兀良哈率军，侵入辽东；阿剌知院率军，进逼宣府（今河北宣化）。 数十年过去，明太祖、明成祖那一茬兵将老的老，死的死，明军战斗力远远不如从前。当也先瓦剌军进至猫儿庄（今内蒙察哈尔右翼前旗）时，明将吴浩迎战，交手即败，他本人也战死。四天之后，大同总督军务宋瑛率数万明军迎堵也先于阳和口（今山西阳高），本来兵势不弱，但监军的太监郭敬无勇无谋，胡乱指挥，使得明军大败，一军尽没。西宁侯朱瑛等人战死，只有“政委”太监郭敬躲在草从中才捡得一命。 这样一来，瓦剌军势如破竹，连陷塞外诸军事堡垒。而瓦剌的阿剌知院所率军队又从独石口南下，占据了马营堡（今河北赤城）。心惊之下，马营堡守将弃堡逃遁。阿剌知院乘胜，又攻下永宁城（今河北延庆）。 三路瓦剌军中，只有“可汗”脱脱不花一路表现最差劲，他率东路军进围镇静堡（今辽宁黑山），被镇守的明将赵忠迎头痛击，一点便宜未捞到，狼狈回返，途中只得攻屠明朝一些驿站、屯庄以泄愤。 诸路败报频传，北京的王振不忧反喜，觉得自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再立大功以示威，使自己在朝中威望更上一层楼。他先派出井源（驸马都尉，演武比赛中那位获奖者）等四个将领率四万多人先行去大同，然后，王公公走入大内，劝明英宗“亲征”。 明英宗此时已经二十三岁，他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王先生”这么一窜掇，英宗皇帝十分高兴，觉得应该效仿“祖宗”那样跨马出征。这小伙子黄毛未褪，也想横枪跃马，就如同现在毛头小孩打电子游戏玩攻略成专家，就以为自己可以带兵打仗一样。明太祖、明成祖一生戎马，屡经战阵，而明英宗仅仅是金笼贵鸟，哪里见过真战场。 消息传出，以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大臣纷纷怠谏，苦劝英宗皇帝千万不要“御驾亲征”。确实，也先几万人的敌寇，犯不着大明皇帝亲自出马。 王振不听，他私下合计，也先诸路加一块撑死超不过十万人，挟皇帝出兵，拥兵数十万，大不了用人海战术硬拼，比消耗，比人命，也能把瓦剌人打败。于是，他下令兵部两天内一定要调集五十万人马。“事出苍猝，举朝震骇。” 1447年阴历七月十七日，王振、明英宗率五十万胡乱集合的人马从京城出发，留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由太监金英“辅佐”）在北京留守。至于阁臣曹鼐、张益，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六部尚书，全部随驾从军。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政府要员，全部随皇帝而行。 当日，军行至龙虎台驻营，“方一鼓，众军讹相惊乱，皆以为不祥。”值此军国大事，王振自以为诸葛亮，忽悠两条小细腿跨匹大战马，很想“指挥若定”。但出军需要极其严密的布置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及时到位。五十万大军，随行役夫就应该有数十万之多，王振对这些“杂事”不屑一顾，加之催征太急，补给不足，光五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就已经使明军内部乱成一团。 秋雨时至。几十万大明军，冒着凄风苦雨，出居庸关，沉重前行，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鸾。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埜等人于草中长跪。见大公公天威震怒，成国公朱勇等人禀事时，“咸膝行进”。王振淫威，可见一斑。 阁臣曹鼐跪言：“臣子固不是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 王振回答：“如有不测，也是天命！” 王振恨这些人阻止他立不世之功，就下令群臣分编入各军，“悉令掠阵”，想让这些大臣当炮灰战死。 大同还未抵达，由于军中乏粮，明军冻死、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同为太监的彭德清也以天象不利为由，劝王振还军，不从。 阴历八月初一，数十万明军终于得抵大同。瓦剌部也先见状，佯装避去，实际是想诱敌深入。大同附近战场还未收拾，遍地是明军缺胳膊断腿无脑袋的尸首以及马尸、弃甲、辎重。王振大太监哪见过这些东西，阵阵尸臭入鼻，残尸蔽野，他内心骇惧。英宗皇帝也觉不妙，真战场活脱脱一幅地狱图，一点不好玩，哪能同京城内号角嘹亮、旌旗蔽天的演武场相比。于是，他同“王先生”商量，想先在大同城停驻一段时间再说。但是，王振听说也先“退军”的消息，登时来了精神，力劝皇帝立刻北向出击。恰恰此时，先行派出的井源等部明军，其实已经大败亏输。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6） ------------ 王振已成偏执狂，任谁劝也不行，一意孤行，非坚持进军。确实，事已至此，骑虎难下，无功而返，不仅狼狈，且脸面无光。 关键时刻，王振的心腹，老同事郭敬入见。这位郭敬在阳和口见识过瓦剌军的厉害，千辛万苦捡得小命，真正知道了轻重。他哭劝王振，为持重保身之计，千万不要冒进。他还告诉王振，也先绝非是害怕才后撤，而是诈术，就在不远处埋伏等待明军。 听此言，王振心凉。郭敬又劝：“趁也先退兵，正好以此为借口，我们现在退军，不算败绩。如果前行无功，那时候就不好收场。”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郭敬公公自己人，句句打动王公公的心。他显示出“果决”的一面，立即下令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真是“兵贵神速”。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中途，王振想衣锦还乡，拉着英宗还蔚州老家要显摆一下，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河北涞源）入京。结果，大军惊惶退走，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又变成“人道主义者”，怕老家的乡邻田地也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时，他老娘们儿一样又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蹑上来，又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 就这样，拖了八天之久，明军才退至宣府。同时，也先骑兵也不慢，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王振心慌。他接连派出成国公朱勇等四员大将率两路兵返头阻击也先，皆被打败，将死兵亡，损失惨重。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说来狼狈，五十万明军，被几万瓦剌军追撵。其实，如果明英宗等主要人马进入怀来县城，凭城暂避，还不至于败得太惨。但王公公要等他一千多辆大车的黄白财物，迟迟不走。 犹豫之间，兵部尚书邝埜又苦求英宗捡精锐部队拼杀突围，皇帝被说动，大太监王振偏执脾气又上来，坚决反对。 邝埜见不到英宗皇帝，想闯行殿亲自进行说服工作。王振大怒：“腐儒岂知兵事，再妄言，必杀汝！” 邝埜此时倒不怕王公公了，回言道：“我为社稷百年着想，干吗以死惧我！” 王振命卫士把这位尚书赶哄出去。 明朝窝里争执期间，也先的瓦剌兵马源源赶到，把明军包围在土木堡。 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土木”，不仅未有城墙护池，荒地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士兵缺粮还可以忍受，没水才是最要命的事情。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已经被也先派人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 八月十五这天，中秋月圆，数十万明军被围，又饥又渴，精神几乎崩溃。也先很有军事才能，他分出一支军马，从土木堡帝的麻谷口向明军发动进攻。坚守谷口的明军都指挥郭懋还算条汉子，死战一夜，瓦剌军未能攻破。但瓦剌后续兵马源源不断，给守口明军造成巨大压力。其实，当时人在宣府的明朝将领杨洪如果领兵向也先发起进攻，可以给瓦剌军来个反包围，内外夹击，说不定把也先军马尽数消灭掉，毕竟明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再不济，宣府明军进攻，明英宗也可以趁势突围逃走。杨洪过于“持重”，龟缩于宣府坚城之内，闭门不出。 也先这个人，不仅会用兵，还十分阴险，懂得“心理战”。为了麻痹明军，他派人进入土木堡，表示要与明朝讲和。明英宗、王振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雨一样，喜不自胜。忙不迭立刻让阁臣曹鼐拟写敕书，并派两个“通事”与瓦剌使臣一起前去也先处商谈和议。 明军士兵被围两三天，渴得要死，听闻双方终于讲和，一下子从精神上松懈下来，纷纷四出找水找草料，脱离了各个关键防御地点。 王振觉得大势不好，急忙传令移营，“逾堑而行，延徊之间，行伍已乱。”试想一下，五十万大明军，外有强敌，内部自己乱成一窝蜂，不倒霉才怪。 明军南行才三、四里地，瓦剌军队蜂涌而上，四面围攻。蒙古人打猎一样，用箭射死不少明军。然后，马军步兵一起上，刀砍斧剁，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他们已经饥渴了两三天，浑身无力，再让这些人冒死打仗，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混战之间，也先关键时刻派出后备队，皆精甲铁骑，冲入明军蹂阵。这些骑兵高举长刀，逢人就砍，并大呼“解甲者不杀”。明兵在心理上早已崩溃，纷纷解甲。瓦剌军高喊不杀人，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甲胄防护的明军个个都成了白切鸡，任由手持大刀的瓦剌军人屠戮，“（明军）众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人到一万，彻地连天；人上十万，无边无沿。五十万人，战场上估计就死了四十万。文武大臣，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阁臣曹鼐以及张益等数百人，皆在乱中被杀。特别是张辅，自年青时代随父亲张玉为明成祖东闯西杀，战功卓越著，历事四朝，尽心尽力。英宗出征，张辅已是七十五岁老翁，“默默不敢言”，只能从行，但王振不让他插手军政。至此，老头子竟不能善终于家。 至于众所周知的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王振之事，可能不是事实，乃时人为泄愤编说此事以求“大快人心”。《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 明朝随臣中，只有萧惟祯等少数几个人命大，连同数千军卒拼死逃得入关。 王振老同事郭敬命真大，这次又侥幸逃回北京，但很快就因王振的被清算而遭杀头之报。如此，他还不如死在阵上，怎么也称得上是“为国尽忠”。这郭敬公公也该死，他奉王振之命镇守大同时，为讨好也先，把数十大瓮箭头送与瓦剌，并大肆收受不良战马作为“回报”。阳和口大战，也因他挠兵沮将，使得明军大败亏输。 明英宗恐惧至极，在数百禁卫骑兵的扈卫下想突围，几次均未成功，身边人被杀的越来越多，无奈何，发昏当作死，他下马放剑，坐在地上发呆，周围仅有十余个剩下的禁卫军和太监喜宁陪同。 瓦剌军打扫战场，一个下级军官见明英宗身上那副黄金甲值钱，叱令其脱掉。明英宗吓呆了，又不知对方那一口蒙古语是什么意思，没有立即解甲，惹得对方提剑过来要砍英宗的脑袋。危急时刻，这个蒙古人的哥哥见明英宗装束不凡，忙制止兄弟动手，率数名兵士押着明英宗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 这时，明英宗缓过神，问：“您是也先？伯颜帖木儿？赛刊王？还是大同王？” 塞刊王见来人出语不同凡响，立刻飞奔驰见也先，报告说：“我部下俘获一人，举止言表甚异，莫非就是大明天子吗？” 也先立刻派曾出使过明朝的两位使臣去辩认。不久，二人猪颠疯一样跑回禀告：“正是大明天子！” 以几万人打败五十万明军，已经出乎也先本人预料。现在，竟然能活捉大明天子，也先的心情几乎就不能“喜出望外”四个字来表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7） ------------ 此次三路出军，也先不过是想趁秋高草壮马肥之余杀掠一番，一为寻些小便宜，二为出出气，哪料想一举就干掉五十万明军，连大明天子也擒于手中。于是，他仰天高呼：“我常常向天祈祷，求大元重新天下一统，真是上天保佑！”这时候，也先的野心，忽然被放大了无数倍，他想再造“大元”了。但是，对于怎么处理手中的这个大明天子，也先感到非常棘手。他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这么一个边陲酋长能逮个活皇帝。 他向左右部落头领们问计。有一个头领名叫乃公，大声嚷嚷道：“上天以仇人赐我们，杀掉算了！” 瓦剌部落的一个头领伯颜帖木儿大怒，上去就给了乃公一个大嘴巴，对也先说：“大人您身边怎么有这种东西！两军交战，人马必中刀箭，或践伤身死，今大明皇帝独全然无伤，对我等又态度平和，更无失态失仪之处。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赏赐，虽天有怒，推而弃其于地，但未尝置之死地。我等何能违天而行！如果大人您（也先）遣使告知中国，使其迎返天子，您岂不能博得万世好男子之名！” 蒙古众头领闻言，皆一旁赞和。 也先沉吟，终于点头。他倒不是想博什么“万世好男子之名”，而是觉得明英宗奇货可居。于是，他就委派伯颜帖木儿负责软禁明英宗，命被俘的明军校尉袁彬“陪侍”，照顾这位落难大明天子的起居。同时，也先派人去怀来城，告诉守将明朝皇帝被俘的消息，并索求金帛。 怀来守将不敢开门，以绳子把也先的信使吊上城，马上转送北京。八月十七日，百官在宫内集合，虽然都听闻大败的消息，一时不敢确实，也不知明英宗下落。也先使者来，大家才知道皇帝被人活捉，惊惧异常。 明英宗的皇后钱氏急眼，尽括宫中宝物，派人送至也先营中，想赎回老公。对方不报。 见赚不开怀来城，也先又拥明英宗去宣抚，以皇帝名义传谕守军开城。当时，宣大巡抚罗亨信在城内，派人向下喊话：“我们所守者，乃皇帝陛下城池，日暮不辩真伪，不敢开城。” 见此计又不成，八月二十三日，也先率部众就拥明英宗返头回大同索求金币，表示说只要金银送得多，大明天子即可归还。 负责大同城守的都督郭登坚闭城门，令人传达信息：“臣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闭城门。” 明英宗惶急，说：“朕与郭登有姻亲关系，他怎能拒朕与门外呢？”（郭登乃明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孙子，与明皇室有姻亲） 侍从明英宗的校尉袁彬见守将不开门，深恐也先拿不到金银会因怒杀人，就用头触门，大哭号叫。 明朝的广宁伯刘安、都督佥事郭登等数人见状，出谒皇帝，伏地恸哭，奉上黄金二万两以及宋瑛、郭敬等人的家财“孝敬”英宗。英宗把金银“转赐”也先以及救自己一命的伯颜贴木儿。 诸臣出迎，大同城却紧关大门，做足防御措施。也先见无机可乘，就挟持明英宗北行，回老巢休整。 于谦的北京守卫战： 英宗皇帝被俘消息传出，孙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召百官定计。她表示：“皇帝（英宗）率六军亲征时，已下令郕王在京监临百官。政务不能久旷，现在宣布，郕王正式代理皇帝之任，朝臣皆向郕王受命。”隔了几日，孙太后又下诏立明英宗年仅二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子，命郕王辅佐，基本上想维持住自己嫡子英宗皇帝一系的帝位。 郕王朱祁钰是宣宗妃子吴氏所生，本来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和皇位如此贴近。英宗亲征，他留守北京，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因为大半政府要员均随皇帝外出，他自己在北京只是充当一个象征意义的摆设，一切事务均由各部留守官员处理。谁曾料，英宗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了，一切压力目光，均集中在郕王身上。 郕王理政事，他不是皇帝，当然不能御正殿，只能在午门会百官。第一次主持会议，郕王就看见百官接二连三出班，异口同声，共同声讨王振倾危宗社，要郕王下令族灭王振。由于皇帝因王振被俘，群臣声泪俱下，现场气氛十分哀沉悲壮，哭声连片。 郕王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没见过这种阵势，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起身离座，想入内殿找嫡母孙太后商议办法。结果，未等宦官关上大门，众臣一齐涌入，非要当天讨个说法。郕王没办法，下令抄王振的家，并派指挥使马顺负责此事。 众人喧哗，高喊“马顺乃王振一党，应派都御史陈镒去主持籍没事宜。”传旨太监金英有点烦，叱令众臣退朝。百官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争相上前想扭住金英。金太监见势不妙，脱身逃入大内。 指挥使马顺狗仗人势，以为自己刚刚得了令旨，有话语权，便厉声喝斥群臣。 众人正愁找不着主凶泄愤，给事中王立右忽然扑上前，以拳猛击马顺的脑袋：“你这贼人往日一直依仗王振，今天怎么还这么胆大！”百多号人纷涌上去，你一拳我一脚，没多久楞把马顺这么一个大汉殴毙于当地。 这不算完，群臣又索求王振平素最信任的毛姓、王姓两位太监，金英公公怕牵扯到自己，立刻命人把内殿内开条缝，把王、毛二人踹出去顶缸。众人上前，拳打脚踏，立毙二人，并陈尸于东安门，“军士犹争击（尸体）不已。” 接着，王振的侄子锦衣卫王山也被人押来，五花大绑跪在中廷，众人争相上前击打唾骂。“班行杂乱，无复朝仪。” 由于当着郕王面未得令指殴杀三个人，百官“益忧惧不自安”。郕王也局促不安，不知事情发展下去要乱成怎样，屡坐屡起，很想返回内宫。 兵部侍郎于谦忙上前揽住郕王的袍服，进谏道：“殿下不要离开，王振乃罪魁祸首，不抄家不足以平民愤。众臣行为过当，皆一心为国，没有他意。” 郕王听劝，马上派人宣旨，表示马顺罪应处死，百官各归位司其职，不会追究责任。众人跪听旨意后，拜谢行礼有秩序退出，终未酿成大乱。 当日之事，全赖于谦挺身而出，临危不乱，关键时刻留住郕王，处置得当。所以，事定后，吏部尚书王直王老头拉着于谦的手叹息道：“朝廷正赖您才得定安！今日之事，虽有一百个我王直，也不知能干什么！” 由于表现出色，孙太后下诏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原来的尚书邝埜已死于土木堡战事）。 明廷清算王振，对老王家及王振徒党均行抄家，“（王）振第宅数处，壮丽拟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盘径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银十余库，马万余匹，皆没（于）官。” 王振之侄王山被押入闹市凌迟，“族属无少长皆斩。”王振光祖耀祖未成，三族皆成鬼魂。 延至八月二十九日，由于文武大臣纷纷上章劝郕王即位，边事紧急，国赖长君，孙太后不得多降诏，以郕王继位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这位朱祁钰便是明景帝。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8） ------------ 孙太后心里虽然不舒服，仔细一想毕竟嫡孙还是皇太子，只能放眼长远了。其实，史书《英宗本纪》中讲英宗乃孙氏所生，其实并非是她亲生，“（孙氏）亦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已子，即英宗也。”皇宫内殿气象森严，却总能发生些千古不能破解的离奇案子，明英宗至也也不知道自己生母是谁。知道这一天大秘密的，只有孙氏本人，她至死也未讲出真相。与她相比，宋朝的刘太后真贤惠善良好多。 有英宗皇帝捏在手里，也先胆大气壮，在给明朝的书信中言辞悖慢，索金索物。明景帝召大臣议事，兵部尚书于谦泣言： “瓦剌贼人无道，必将长驱深入侵掠，宜早为之备。先前京中各营精锐，基本皆随太上皇出征，京中军资器械，十不存一。当急之计，应召集民夫义勇，更替治河漕运官军，让他们一起前往神机营报到，操练听用。工部方面，也要马上日夜赶工，督造防守器械。京师九门，应遣都督孙镗、卫颖等人亲率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文臣方面，应派给事中官员等人分头出巡，以免疏漏。同时，还应把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内，以防遭瓦剌劫掠。” 于谦还救出因坐不救乘舆（英宗皇帝）之罪的宣府守将杨洪和万全守将石亨出诏狱，命杨洪回守宣府，石亨统管京营兵马。日后，石亨对于谦恩将仇报，那是后话。 明景帝对于谦言听计从，分派兵部要官守卫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派出数位文臣巡抚各地，抚安军民，招募兵马。由此，北京城内外，又有近三十万可用的人马。 也先修整部伍后，在同年十一月以送明英宗回京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合兵，入寇紫荆关，北京戒严。 此次入侵，也先仍旧是三道分出，他自己率主力由中路进发。首先，一行人到达大同，也先首先派被俘的明朝太监喜宁和指挥岳谦往城下叫门，说是瓦剌部队送明朝皇帝回家。 守将郭登上城大声回话：“赖祖宗神灵保佑，国家现在有皇帝了！”也就是说，他明白无误告知城下的也先：我大明已有新君，不要再用英宗要挟我们。 也先知道明军防备甚严，得不到便宜，便不攻而去，向紫荆关杀来。 明朝被俘的宦者喜宁本人就是鞑靼人，被俘后马上投降也先，尽告明朝国内虚实。也先挟英宗皇帝入寇，也是这小子出的坏主意。 由于众寡不敌，紫荆关被也先部队攻破，明军指挥韩清等人战死。消息传来，“朝野汹汹，人无固志。” 大敌当前，明廷又放出先前在交趾大败被判死罪的成山侯王通为都督，帮助守城。结果，有人问王通有何好办法守城，这位败将只能想出在北京城外再筑一墙的馊主意，跟没说一样。 侍讲徐珵很有时名，太监金英召他问计。徐珵说：“我观星象历数，天命已去，皇帝当幸南京。”金英乃明宣宗时司礼太监，闻言大怒，厉声叱责，让人把徐珵轰出大殿。也正是这位徐爷，很有预见的“特异功能”，早在也先七、八月间入寇之初，他已经先让老婆孩子携带一切值钱的东西，除他以外，全家南迁。 转天，于谦得知朝臣中有人提议南迁，立刻上疏抗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集此地，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朝南渡之事，可为前鉴。徐珵妄言，其罪当斩！” 关键时刻，太监金英也在众前附和于谦，高声道：“死则君臣同死，有谁再敢言迁都之事，奉皇帝之命，立刻诛杀！” 这样，明廷就形成了“决议”，北京内君臣一心，坚决固守。 于谦很有远见，为了免使京城外各处粮食为也先所袭用，他立刻下令当地官员烧毁粮仓，免得资敌。 也先大军来逼，群臣有言守，有言战，意见不一。防御主将石亨建议紧闭九门，坚壁高垒以避瓦剌兵锋。 于谦大不以为然：“强贼势盛，如今我们再示之以弱，贼势愈张！” 于是，于谦命诸将四处，皆背门而阵，紧紧关闭各个城门，使兵士有必死之心。他本人身穿甲胄，在德胜门外建指挥中心，以示自己也有必死之心。同时，于谦下死命令：临阵将领不顾士兵率先后退者，杀主将；军士不听指挥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四处入营流泪激劝，以忠义鼓励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大敌当前，明廷内部终于总体上一致对外，抱成一团。 尚宝司丞夏瑄又陈说四策：第一，瓦剌军多骑兵，擅长野战，不擅攻城，开始时应坚壁高垒，以沮其气；第二，如果敌军深入，应该敢死队夜袭敌营，并在纵深地带埋伏兵马，以逸待劳，纵出杀掉追击的敌人；第三，瓦剌举国而来，退无所御，应命令防边士兵内外夹攻，敌人会因担心退路被截而惊溃；第四，明军本身依城为营，应保证退有有归，把军队分为三队，如果前队战退，严命中队斩前队退兵以警效尤，不斩退兵者，与退兵者同罪，后队突前斩之，此举在于使士兵生畏怯之心，反正都是死，不如死敌。……如此种种，明景帝皆“诏趋行之”。 内奸，是最凶恶的敌人。太监喜宁为也先出谋划策，窜掇也先开始假装不要进攻，以议和为名，索求北京城内诸大臣出来“迎驾”。如果主事大臣出城，一举擒获，城中群龙无首，自然就更容易攻打。 见也先有使臣来，明廷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便把通政参议王夏马上升为礼部侍郎，把中书舍人赵荣升为鸿胪寺卿，在城外的土城庙拜见英宗皇帝。 也先、伯颜帖木儿还算知礼数，英宗坐着，他们两个人站着，“擐甲持弓矢侍（太）上皇（英宗）”。虽然不失礼数，架式一看就知道是“挟持”。 王复等人入拜英宗皇帝，呈上两种文本的书敕。英宗读汉文版，也先等人读蒙古文版。 太监喜宁凑在也先耳边说了几句，也先明白过味来，厉声道：“尔等皆小官，应立遣王直、胡滢、于谦、石亨等人来见！” 明英宗此时还算有些心机，小声对王复说：“他们没有善意，你们赶紧走。”王复、赵荣辞拜。 眼看赚不出明廷大臣出城，瓦剌军四出剽掠，杀人放火，并焚毁了昌平的皇陵寝殿。在逼近宣武门的同时，瓦剌军南逾卢沟构，在北京周围四处掠杀。 明廷当然有动作。一方面下令辽东总兵曹义和宣府总兵杨洪各选精骑从外面夹击瓦剌，一方面又派人行离间计，伪造北京内大太监兴安太监喜宁的书信，内容是讲喜宁告知明廷他已经完成诱也先深入的任务，明军可乘其孤军深入一举歼灭之。 果然，此信被瓦剌巡逻队截获，也先对喜宁颇产生怀疑。恰巧的是，明朝宣府、辽东振兵皆及时赶到，明军军威大振，也反证了先前对喜宁太监的反间计。 也先列阵于西直门外，把明英宗囚禁在德胜门外一间空房子里以当要挟之用。 当时，明军共二十二万人，绕城列阵，旗甲鲜明，严威赫赫，瓦剌军胆怯，不敢轻犯。 毕竟先前在土木堡得过奇胜，也先派出小股部队骑兵来搔扰。于谦在空屋中设伏，派出骑兵诱敌。双方交手，明军佯装不支，扭掉马头往回跑。也先来了精神，麾万余铁骑追击。埋伏于空屋中的明军突出，箭弩开发，瓦剌军死伤数千人，大败而走。这一仗，时任瓦剌平章的也先弟弟孛罗毛耶孩也被打死。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9） ------------ 安定门方面，石亨与其侄石彪率敢死队，手持巨斧，主动出击，直杀入迎面瓦剌军中坚部分，逢人就砍，所向披靡，瓦剌军不得不后撤。石亨得胜不饶人，率军追战城西，一直把敌军追杀得向南逃窜。与此同时，石彪率精兵千余人，佯装不支，向彰义门方向后退。瓦剌军见这只明军人数较少，集中兵力合力来攻，半截正好遇上刚刚击溃瓦剌中坚的石亨，斜刺里扑上前，石彪又率佯败明军忽然止步，也掉头闯上厮杀，瓦剌军不敌，败走。 由于西直门是也先主力，都督孙镗有些支撑不住，其他诸门守御的明军各自忙于厮杀，无人派兵来振。幸亏都督范广率神机营在西直门，他们手中持有火炮火铳，火器厉害，杀得瓦剌军一倒就是一片，勉强抵抗住了敌军的进攻。 虽如此，瓦剌军狂攻，渐渐孙镗支撑不住，忙叩西直门城门让守军开城门，想率军队退入城中。负责监军的给事中程信文人无武略，忙打开城门让明军入城。结果，明军见身后城门大开，顿失斗心，纷纷往回跑。瓦剌军见状，突来精神，喊杀进逼，向城门处集结而来。城内的程信幸亏脑子还算活，见此情状，知道不能再开城门，如果瓦剌军趁势闯入，一切全完蛋。于是，程信急忙下令兵士把西直门大门重新关上，下死命令让孙镗回兵力战。 明军退路已决，复陷死地，反而激发出潜在的能量，转身扑向瓦剌军，殊死拼杀。程信又与王通、杨善等人率军士大喊鼓噪，架起火器朝瓦剌兵群中猛轰。未几，石亨也引援兵赶到，瓦剌军终于不敌，狼狈退去。 经此一天的激烈战斗，也先郁闷至极，知道北京城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攻克的。他趁夜移营，准备不声不响地撤围。 于谦从派出间谍的嘴里得知明英宗已被也先转移走，不在德胜门外。他马上令石亨等人高燃火把，以巨炮猛轰城门外悄悄卷帐拔木的瓦剌军，一时间血肉模糊，鬼哭狼嚎，万余瓦剌军人变成肉块。 也先大骇，北遁出居庸关；伯颜帖木儿挟明英宗出紫荆关；脱脱不花本来是来驰援，得闻也先败讯，连关也未敢入，率众掉头跑了回去。 在于谦指挥下，诸将追杀瓦剌军队，石亨、石彪在清风店破敌；孙镗、杨洪等人追击瓦剌于固安，大败对手，并夺回被掠民众一万多人。虽如此，瓦剌军先前在北京城四周郡县散掠，往往百余骑兵士驱万余百姓当前，“望之若万众”，明军不知底细，被迫分兵，由此被杀的也有数百人。 无论如何，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北京城解严。论功，杨洪被封为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固辞，表示：“京城四郊多垒，受围数日，士大夫之耻也，我怎敢邀功！”明廷不允。 总结这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无外乎两个字：民心。民为邦之本，明朝立国，虽对功臣多加屠戮，对士大夫多加陵蔑，但对老百姓来讲可谓深仁厚泽，使得在皇帝被敌生俘的情况下，民心军心均无离叛之意。敌国外患，反而激发起明朝军民旺盛的斗志，齐心协力，赶走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北京保卫战中，彰义门明军副总兵武兴战死，瓦剌军大举杀入，至土城，当地人民虽手无寸铁，但皆跑上屋顶，大声喊杀，乱投砖石瓦片击敌，终于等到明军来援，敌寇未逞。民心如此，安得不胜！ 当然，于谦的重要作用也功不可没。正是在他指挥下，“傲如石亨，怯如孙镗，懦如王通，无不斩将搴旗，缘城血战，追奔逐北，所向披靡。”史称于谦“当军马倥偬，变在俄倾，（于）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和机宜。僚吏受戒，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 明朝后来至万历末年，明廷榨取民脂民膏，不遗余力，民不聊生，内忧外乱，才终至国亡。 明英宗方面，被瓦剌军裹胁出紫荆关，“连日雨雪，乘马踏雪而行，上下艰难。”幸亏有袁彬忠心耿耿护卫，还有蒙古人通事哈铭尽心维护，才保明英宗未冻饿而死或被摔死。 中间驻营，也先战败后第一次来见明英宗。他命人宰杀马匹，拨刀割肉，燔熟一块上好马肉，亲自送给明英宗，说：“不必忧虑，终当送你归国。”食毕，也先辞去。 一行此北行，至小黄河苏武庙，伯颜帖木儿正妻阿达阿剌哈剌“令侍女设帐迎驾，宰羊递杯进膳。”不几日，恰值明英宗生日，“也先上寿，进蜞衣貂裘，筵宴。”最让人感动的，是袁彬、哈铭二人，事无巨细，二人竭忠竭力，侍奉落难的明英宗。由于天寒地冻，夜间营帐内酷寒，袁彬和哈铭天天要明英宗把双脚放入他们怀中，轮流为皇帝暖足。一日，早晨醒来，明英宗对哈铭说：“知道吗，昨夜你睡得死，一只手正压我胸口，我几乎透不过气，直到你睡醒我才拿开你的手。”并向哈铭讲述汉兴武与严子陵共卧的故事。哈铭蒙古人，本性质朴，闻皇帝此言，感动得一塌糊涂，顿首谢恩。由于他本人就是蒙古人，也能时时与伯颜帖木儿妻子等人说上话，让这些人劝伯颜帖木儿和也先放还明英宗。 袁彬、哈铭忠义君子，太监喜宁乃奸恶至极的小人。他见袁、哈二人竭力护持明英宗，怀恨在心，数次劝也先杀掉英宗身边这两个人，天天为也先出主意怎样与明朝讨价还价。一日，也先被喜宁的谗言激怒，派人拖出袁彬、哈铭二人要斩首，明英宗这时也急了，真的奋不顾身，扑到二人身上要与他们同死，这才救下二人性命。此外，喜宁还向也先出坏主意，让瓦剌军西攻宁夏，直捣江南，在南京立明宗为傀儡，与北京明景帝兄弟对峙，以兄制弟，夺取明朝江山。此招甚毒，但也先非志向远大之人，觉得此计可行性太差，施行起来困难，最终没有采纳。所以，明英宗对喜宁这个小人，恨之入骨。 于是，他与袁彬定计，派喜宁入京当使节，并派遣同样被俘的明军士兵高磐随行。事先，明英宗暗中叮嘱高磐如何行事，并亲写书信，缝在高磐的裤子里。喜宁挺洋洋自得，以瓦剌和明英宗双料使臣自居，入宣府与明军谈判。 明将出城，与喜宁在城下宴饮，高磐突然大声呼喊，抱住喜宁不放，声称太上皇有旨。招待来使的明将不敢怠慢，挥兵扑上，把瓦剌使团全部活捉，缚送喜宁入北京。 读了明英宗的亲笔信，听了高磐一番指控，明景帝君臣大怒，把太监喜宁送入闹市，三千多刀，碎剐凌迟而死，终于为明英宗除去一块心头大患。 ------------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10） ------------ 听闻喜宁被杀，也先也很恼怒，与其弟赛刊王等人分道入寇。打了数次，均遭败绩。与此同时，瓦剌内部开始分化。阿剌知院首先暗中与明朝讲和。瓦剌“君臣鼎立，外亲内忌。”他们合兵攻打明朝，“利得则多归也先，弊害则众人均受”，伤人损物不说，昔日每年都能从明朝得到大批金银绸帛的赏赐，如今一丝全无。后来，也先也知道了阿剌知院和脱脱不花相继暗中与明朝议和之事，他不甘人后，也马上派人同明朝讲和。 但是，这一次，明景帝回复漠然。原因很简单，双方讲和，肯定要送回明英宗这个“太上皇”，明景帝不知拿这个皇帝哥哥怎么办。 于谦方面，他针对群臣各持议和的局面，力拂众议，表示“社稷为重，君为轻”，派人持书申诫边将，不要擅自与瓦剌讲和，不要擅自接受瓦剌人送来的来信，甚至明英宗本人的亲笔信也不能收。如此，也为他本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 明英宗的“夺门”复辟（1） ------------ 景泰元年（1450年）秋，也先正式遣使议和。礼部尚书胡滢等人奏请迎太上皇，景帝不答。但是，面对群臣上疏的压力，明景帝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在文华殿大会群臣，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贼寇断绝来往，而卿等近日又屡屡上言议和，更欲何为？” 吏部尚书王直出班对奏：“太上皇蒙尘，理应迎回。希望陛下务必遣使交涉此事，勿使他日生悔。” 景帝闻言不悦：“我本人根本没有贪恋过帝位，卿等日前把我强推到这个位子上，现在又三心二意！” 听景帝此言，众臣心中惶恐，还真没人能接下这个话茬。 又是于谦出班，从容言道：“天位已定，孰敢他议！派遗使者入瓦剌，可以舒边患，又能侦察敌情。” 这句话让景帝开释，觉得自己帝位无忧，忙说：“从汝！从汝！” 于是，明廷派出李实为主使，携明景帝给脱脱不花（名义上的“可汗”）亲笔信，往见瓦剌君臣。 到了位于失八秃儿的也先大营，致礼通书已毕，瓦剌人带李实一行人去伯颜帖木儿营中拜见明英宗。 “（明英宗）所居毡毳帐服，食饮皆膻酪，牛车一乘，为移营之具”，见皇帝落魄到这个份上，连穿戴打扮都像北京城外赶骆驼的蒙古人，李实等人哭泣不止，明英宗也哭。 良久，明英宗叹息一声：“陷我于此，乃王振也。”问及太后，皇帝（景帝）等人后，明英宗又问李实等人是否带来中土的衣服饮食。李实一行人来得匆忙，根本未及准备这些东西，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衣食给明英宗服用，并表示道歉。明英宗摆摆手，苦笑道：“这不算什么，卿等为我办大事。也先想把我送回，卿等归报朝廷。如果我能得归，愿为黔首百姓，得守祖宗陵庙就知足了。” 明英宗肯定读过史书，知道宋高宗赵构拼死命拒绝“回收”其父兄的“事迹”，深知自己的归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弄不好现在的皇帝弟弟与也先做交易，把自己就地“喀嚓”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由于明英宗是落难皇帝，李实胆子也大，问了几个平素万万不敢发问的问题。 李实：“皇上居此，还思念从前所享用的锦衣玉食吗？” 明英宗：“当然”。 李实：“为何陛下您恩宠王振至此，而致身俘国失？” 明英宗：“朕确实不能明察奸臣。但王振当权时，群臣无一肯言者，今日却皆归罪于我。”这句话，十足说明明英宗仍无悔悟之心。 日暮时分，李实等人拜别明英宗，归于也先大营，受到对方设宴款待。蒙古人好客，“也先、伯颜帖木儿貂袭胡帽，其妻珠绯覆面垂肩。盘酪盂肉，更互弹瑟琶，吹笛儿，按拍歌劝酒。” 酒酣之余，也先开口：“南朝（明朝）乃我世仇（指明朝驱元朝入沙漠），今上天发威，使皇帝为我所得，我一直不敢怠慢，倘使南朝获俘我，不知如何对待？……皇帝在此，吾辈无所用之，欲奉之南还，南朝又不派人来迎，为什么？” 李实等人回辩，但均辞不达意，言说不通，被也先一句话顶了回去：“南朝遣汝等此行来通问，非为奉迎。若想皇帝回国，当遣重臣来迎。” 李实还未回京。趁脱脱不花遣使议合的机会，明景帝忽然又派出右都御史杨善出使瓦剌。 中途，杨善遇见回途的李实，具知他出使的详情，使得杨善成竹在胸，表示可以见机行事，奉明英宗返北京。 其实，明景帝派杨善出使完完全全是敷衍，总想迁延岁月，双方使来使往，把此事一直拖下去。而且，使节出行前，明景帝没有授意礼部给他们准备任何礼品，只让这些人带着嘴去。瓦剌人对收受银帛习以为常，如果见杨善一行人空手而至，没准大怒就更把明英宗留住不放：这可能是明景帝心内的小算盘。 杨善一出境，也先就派出汉人田民为“馆伴使”迎接，密伺虚实。田民招待杨善，屏去旁人，说：“我也是中国人，被迫留于瓦剌效力。我很好奇，前日土木堡之役，大明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杨善心中有根，侃侃而言：“那时候，六师劲旅全被征调南征（讨安南等地），太监王振想邀太上皇幸其老家，扈从不及，军内指挥不一，所以一战即溃。虽如此，瓦剌侥幸得胜，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如今，南征劲卒悉归，有二十万众，朝廷又特别在国内招募有搏击技能的新兵，得三十万人，全都进行神枪、火炮、药弩等军事技巧的专门训练。同时，我们大明在边境地带要害处加强防御，遍植铁椎，马蹄踏上立刻会被贯穿。为了防瓦剌再来，朝廷还招募数千飞檐走壁的刺客，这些人穿营度幕，敏捷似人猿，专为与敌相持时乘夜潜入敌营取上将人头……当然，依现在形势看，所有这些都将无所施用了。” 田民奇怪，问：“为何无所施用？” 杨善：“和议马上就达成，大明和瓦剌一定欢如兄弟，当然就用不着这些士兵和防御再动干戈了。” 杨善这张嘴真能说，既吓唬了对方，又留一个大台阶给对方下。 田民回也先大营，具实以告。也先不断点头，和议之意益坚，便决定在大营接见杨善一行使臣。 也先见杨善，咄咄逼人，立刻责问：“为何南朝减我马价？” 杨善：“昔日瓦剌使臣，不过三、五十人，近来多至三千余人，归时皆金帛器服络绎于道，满载而归，大明待瓦剌不薄。” 也先：“为什么拘留我数名使者？赐我布帛中，又常有裂幅不足数的情况呢？” 杨善：“布帛中有裂幅不足数的情况，乃奸诈通事所为，事情暴露后，已被大明明正典刑诛杀。不过，瓦剌所贡马匹矮劣，貂皮鄙旧，估计应该不是太师您的本意吧？至于瓦剌使臣有失踪者，或中途为人劫持，或被强盗所害，大明拘留这些人又有何用！”…… 你一言，我一语，杨善反反复复，“历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纵兵杀掠，上天大怒”，把也先说得心服口服。 最后，也先出于好奇，问了两个问题。 也先：“太上皇回国，还临御天下吗？” 杨善：“天位已定，不得再易。” 也先：“古代尧舜禅让之事如何？” 杨善：“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皆为善事。” 也先悦服。 气氛融洽之时，瓦剌平章昂克冷不丁断喝问杨善：“你们来迎上皇，带什么重礼来？” 杨善答：“如果我带重宝来迎上皇，后人会认定你们是贪图宝货才放人。此次我空手而来，归朝后书之史册，后世人皆会称赞瓦剌深明大义，不是贪图财礼的小人。” ------------ 明英宗的“夺门”复辟（2） ------------ 也先闻言不停点头，赞道：“好，好，让史家好好记述此事。” 转天，也先在大营设宴，引杨善见明英宗。也先本人与妻妾依次起立向被俘的明帝敬酒为寿。喝了好半天，也先忽见杨善一直站立，忙让他入座。明英宗见状，也让杨善入座。 杨善施礼进言：“虽在草野，不敢失君臣之礼！” 也先闻言顾羡，叹赏道：“中国真乃礼义之邦！” 酒宴结束，也先亲自送明英宗出营。四、五天之内，明英宗、杨善等人被也先、伯颜帖木儿等人轮流宴请，大吃送行酒。 临别时，“也先与渠帅送车驾可半日许，下马，解弓箭战裙以进，诸渠帅罗拜哭而去。”伯颜帖木儿更是依依不舍，一直送到野狐岭口才满含热泪依依惜别。明英宗也感动，大家相处日久，还真生出感情来。 明英宗被俘，乃大不光彩之事，即使落魄到这份儿上，明朝史臣仍旧渲染明英宗为“真命天子”，敌不敢害：“（英宗）初入敌营，也先有异志（想杀人），雷震死也先所乘马，而帝（明英宗）寝帷复有异彩，（也先）乃止。及上皇（英宗）至老营，每夜有赤光绕其（帐）上若龙蟠，也先大惊异，寻欲以妹进（给英宗当妃子），上皇却之，（也先）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心（一）进宴，稽首行君臣礼。”这种记述，三岁娃娃也骗不了。当然，也先献妹想和明英宗攀亲可能有其事，但身为敌俘，大冷天住简陋帐蓬，肥妹一身羊肉膻味，明英宗肯定没有色欲，顺水推舟当个柳下惠，这倒是人之常理。 “太上皇”被放回的消息传入京师，中外上下皆高兴，惟独明景帝一人郁郁不乐。 杨善先于明英宗回京，立下如此“奇功”，并未获升迁，平级调动，仍旧鸿胪寺任礼官。群臣从此安排中，已经感觉到明景帝的不快。 明景帝与朝中群臣你来我往，胳膊终于拗不动大腿，迎驾之事“一律从简”。明英宗也知趣，行至唐家岭时，就遣使入京“诏谕避位，免群臣迎。” 于是，明英宗先从安定门入城。明清两代，此门非常冷清，门外都是一望无际的大粪场和乱坟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定门本来还是大将出兵得胜的回师收兵之门。明英宗灰溜溜入宫，在东安门，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哥俩虽各自心怀鬼胎，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给群臣看。 于是，明英宗被迁入南宫“居住”，实则是软禁。群臣入见，一概被阻止，只允许孙太后前去探望。 说实话，明景帝这样对待大哥明英宗，虽不近人情，但现在的人也不应太苛求于他。天家骨肉相残之事，历史上数不胜数，景帝没把英宗一杯毒酒或一根长帛弄死，其实还是蛮厚道。 但景帝这个厚道人，在景泰三年（1452年）却做了一件不厚道的事情。他把立为皇太子的侄子朱见深废掉，改封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在朝臣中引起很大争议。天命无常，只当了一年多的皇太子，小孩子朱见济病死，明景帝又无别的儿子，皇储之位重新虚空在那里。群臣纷纷入奏，要求明景帝复立侄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不少人章疏之中理直气壮，大讲朱见济的早夭，乃“天命有在”，即本应明英宗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明景帝巨怒，廷仗数位朝臣，御史钟同由于在朱见济死后首上疏章，竟然被当廷杖毙。 但明景帝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诸事烦死，内火疾攻，很快他就身染重病。景泰八年年初（1457年），明景帝连到南郊行郊祀之礼也不能亲去，就派石亨代他本人去行祭礼。群臣见皇帝病成这个样子，不少人又出来劝景帝立太子。景帝闻言，连忧带气，离鬼门关又近了数步。 当时，主掌京营诸军军权的石亨见明景帝已至弥留状态，心内忽起异念，企图趁此机会拥明英宗复辟，以得泼天富贵。于是，他找到掌管营兵的都督张軏、内监吉祥以及太常寺卿许彬商议此事，许彬向石亨推荐徐有贞。这徐有贞不是别人，正是瓦剌入侵北京时首倡南逃迁都的徐珵，为掩羞，他才改名徐有贞，当时官为左副都御史。听石亨之言，这位投机文人立刻答应，并成为这一伙人出谋划策的“文胆”。 景泰七年（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春正月十六日，傍晚，众人毕集于徐有贞家。这老哥们撅着屁股爬上屋顶，假装去观星象，很快就急么扯眼下房，说：“事在今夕可成，机不可失！” 当时，正好有瓦剌扰边的警报传来，徐有贞对石亨说：“正好借边报名目，对外宣布受皇帝诏命，提兵入大内以备非常，无人敢挡。”于是，四鼓时分，石亨开长安门，身后率兵千人。宿卫士兵见是京营首长，皆惊愕不知所为，没有一个人出来喝问阻挡。徐有贞有心机，入门后，他把大门紧锁，把钥匙也扔入水中，说：“万一内外夹功，大事去矣。”于是众人皆听徐有贞处分。 夜色昏黑之间，石亨这样的武将也心惧，低声问徐有贞：“事情能成吗？” 徐有贞大言：“正是天赐良机，千万勿生退心！” 众人赶到英宗被软禁的南宫，宫门紧闭，扣门无应。徐有贞有胆识，马上派兵士取一巨木抬上，数十人持之，一齐猛撞宫门，同时，又派身体敏捷的兵士爬墙而上，入南宫收缴里面卫兵的兵械。 门坏墙塌，诸人终于进入南宫。明英宗吓一大跳，以为弟弟派人来杀自己，颤抖问：“尔等来此欲何为？” 众人俯伏跪言：“请陛下登位。” 明英宗这才定下一颗心。众人拥抬着这位本被闲置的“太上皇”，直入奉天殿。 入大内时，门卒喝问，明英宗回答：“我乃太上皇也！” 诸兵惊惧，见来人还真是“太上皇”，没有人敢出来阻拦。 于是，明英宗升座，大鸣钟鼓，开启诸门。 诸大臣早朝，本想拜见明景帝。入大内后，听见南宫方向人声喧沸，奉天殿上也人来人往。正惊疑问，徐有贞出现，大喝“太上皇复辟矣！”百官震骇之余，不得不下意识地挪步入贺。 明景帝昏迷中，也被钟鼓声惊醒，忙唤左右喊于谦来。左右宦官告知，“上皇复辟了。”良久，明景帝口中只说出“好，好”两字，又昏迷过去。 明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变”。徐有贞功最大，被授翰林学士，成为阁臣。石亨、张軏、曹吉祥，自然皆加官晋爵，封伯封侯封公，连太监曹吉祥的干儿子曹钦也被授与都督同知这样的高级军官。 帅出不能无名。明英宗与徐有贞等人商量后，立刻把兵部尚书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诬称二人在明景帝病重期间想拥立帝系藩王入京为帝。 ------------ 明英宗的“夺门”复辟（3） ------------ 明英宗恨于谦，是因为于谦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样的话，差点使自己不得返国。但是，他起先也不想杀于谦，并说“于谦实有功（指他主持坚守北京）”。但徐有贞马上接碴：“不杀于谦，此事为无名！”也就是说，只有定性于谦有拥立“外藩”之心，夺门复辟才有合理借口。明英宗终于答应。 英宗复辟后的第六天，大英雄于谦与王文被诬称谋立襄王之子为帝，杀于西市，并抄其家，家属全被流放苦寒边地劳改。至于明景帝，无人再管他，被活活饿了多日，含恨而死（一说是被明英宗拜宦官勒死），反正不是善终，年仅三十岁。 明英宗心量偏狭，杀于谦饿死弟弟景帝不说，还要把弟媳景帝皇后汪氏生殉，最终为大臣劝止。值得深思的是，日后明英宗临崩，遗诏废除嫔妃生殉制度，成为他一生中寥寥可数的“善举”之一（明朝自朱元璋起，帝王一直有殉葬制度。老朱皇帝死有46个妃子陪死；明成祖朱棣死后有16妃和数百宫女生殉；连明仁宗也有5妃生殉；明宣宗有10妃殉葬）。另一个“善举”是他下令放出被幽禁深宫五十多年的建文帝次子朱文圭，但那时这个“建庶人”已是一个傻子，出来后对现政权无任何威胁了。明景帝死后被以王礼草草埋葬，直到明英宗儿子朱见深即位，才下诏为叔父“平反”，恢复帝号： “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 为此，史臣叹息道： 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斋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猝，不克以令名终，惜夫！ 明英宗对弟弟明景帝不厚道，对弟媳汪氏怀恨在心。在大臣劝姐下，英宗想让汪氏生殉明景帝不成，就废其皇后之号，让她搬出皇宫到外面居住。由于时为皇太子的朱见深（日后的明宪宗）知道这位婶母当时力劝叔父明景帝不要废自己王储的位号，对她很是敬重，在父亲明英宗面前一直说好话，使得汪氏出宫时能够带走许多宝物。而且，汪氏与宪宗生母周氏妯娌之间关系一直很融洽，“相得甚欢，岁时入宫，叙家人礼”，见此，明英宗也就不想再怎么样这位弟媳。一天，明英宗忽然想起宫内有一条祖传的“玉玲珑玉带”，问及宦官。宦官回称，玉带由汪氏出宫时带出去。明英宗派宦官追索。汪氏性刚，见来人要玉带，她从匣中拿出这个宝物，走出屋门，扬手扔入井中，愤怒回声：“没有！”索物太监悻悻而去。汪氏对侍侯她的宫人愤愤不平言道：“我当了七年天子妇（景帝在位七年多），还消受不了这数片玉石吗！”明英宗闻之气恼，遣锦衣卫到汪氏住处进行软抄家，把所有珍宝搜个底掉。汪氏寿数长，正德初年才病死。 于谦与王文被判极刑时，王文不停申辩自己无罪，于谦坦然，笑着说：“此必石亨等人主意，争辩又有何用！”怡然受刑。于谦的死刑处决方式极其惨酷，先被剁去手脚，再被处死，几乎介于腰斩和凌迟之间。后世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于谦死状，是因为明英宗的儿子明孝宗替老子修实录时，为掩遮父过，让人删除了处死于谦的有关记述。当时，有兵将感于于谦的忠义，收取其遗骸殓之。一年后，其尸身才得以归葬杭州。 “惟有于（谦）岳（飞）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孙太后起初不知于谦死讯，数日后方闻，老娘们儿嗟悼累日，叹息良久。 确实，当时无于谦，这位妇人可能在北京城被攻陷后，像从前北宋的妃主皇后一样，被瓦剌人带至北边，天天供数十上百蒙古精壮汉子轮奸淫乐了。 于谦死后，石亨推荐党羽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即因收贿被抓，赃累巨万。明英宗闻之，愀然不悦，对大臣们讲：“于谦被遇于景泰朝，死时家无余资。陈汝言一样官职，所贪何其多也！”石亨等人惭愧，皆俯首不能对。不久，瓦剌复侵边，明英宗忧形于色。侍卫一帝的恭顺侯吴谨进言：“倘使于谦活着，当不令寇猖獗如此！”明英宗默然。 直到成化年间，于谦才被平反，赐谥“肃愍”。万历年间，明廷又改谥为“忠肃”。 于谦为人，太过正直，所以才触怒了徐有贞、石亨这两个小人，非要置其死地不可。对徐有贞来讲，当初他首议南逃迁都，于谦带头叱责，已经让他对于谦恨之入骨。后来，于谦为人善良，徐有贞求于谦在景帝面前说好话给自己迁官，于谦果真一口答应。但是，明景帝对徐有贞这个人“记忆”犹深，知道这个小人从前曾出馊主意迁都，坚持不答应升迁他。为此，徐有贞认定于谦不仅没有出力，肯定还在景帝前说自己坏话，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石亨，北京保卫战之前，他从大同战场逃归，本来被夺职，正是于谦保荐，他才得重新启用，且一战成功，暴得大名。当时，石亨为了“报答”于谦，就面禀景帝，说于谦之子于冕非常有才略，应该陛下亲自接见，破格提拔。于谦正派人，不允其子入京陛见皇帝，并责斥石亨不以公行事。这样一来，石亨大恨，与于谦结下梁子。人世间事，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徐有贞、石亨均是小人，怨毒满腹，所以他们才非要陷于谦于死地而后快。 可叹的是，明英宗复辟后，对导致一系列灾祸的大太监王振却念念不忘，下诏公祭王公公，招魂厚葬，并把王振从前主持修建的宏壮伟丽的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亲题巨匾，以“精忠”二字对王公公“盖棺论定”。 ------------ “曹石之变”及诸人结局（1） ------------ 明英宗复辟后，非常倚重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三个人。特别是徐有贞，很快又被升为兵部尚书，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并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食禄一千一百石，世袭锦衣指挥使。大权在手，徐有贞肆无忌惮，中外倾目，但有皇帝信任，谁也奈何不了他。 得志之后，徐有贞有意与石亨这么一个武将与曹吉祥这么一个太监拉开距离。他还常在明英宗面前诉说二人在外的贪横之事。“帝（英宗）亦为之动。”石亨、曹吉祥知道风声，大加怨恨，日夜聚议，密谋构陷徐有贞。 明英宗常与徐友贞二人君臣密议政事，屏除旁人。但身为司礼太监的曹吉祥有眼线，偷听了不少这君臣二人的“悄悄话”。一日，曹吉祥问明英宗某事因由，英宗大惊，急问你从何得知，曹公公答言，乃徐尚书讲给我听。自此，英宗皇帝开始疏远徐有贞。 不久，石亨、曹吉祥二人向明英宗泣诉，说徐有贞以内阁的力量想倾陷他们两个“忠臣”。英宗皇帝很讨厌徐有贞“泄密”，把他外放为广东参政。石亨等人恨极徐有贞，派人投匿名信，诬称老徐“指斥乘舆”，流放途中说皇帝坏话。明英宗恼怒，下诏把徐有贞发配到云南一带为民。一直到石亨等人事败，老徐才获召还，但未获重新使用，释归老家无锡。这位“短小精悍”的老头儿天天手持铁鞭起舞，想效廉颇复用，终不能重新被召入朝。灰心之余，老徐放浪山水之间，又活了十几年才病死，算是善终。 除去了共同的“敌人”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又开始狗咬狗，相互争权倾轧。 石亨美男子，生有异状，方面伟躯，美髯及膝，如果脸色再红些，活脱脱一个关羽再生。其侄石彪也美须髯，与石亨一样形状魁梧，当时算卦人说这叔侄俩皆有封侯之相。石亨袭其父职，为宽河卫中下级军校，特善骑射，能用大刀，每战辄摧破奋前，实为一刀一枪挣得的功名。 自从拥立英宗皇帝复辟后，石亨得首功，进爵“忠国公”，其家族男性成员冒功入锦衣卫为官者多达五十多人，四千多与他有旧的部曲和熟人皆冒领“夺门”之功而得官，势振中外。英宗皇帝对他眷顾特异，言无不从。一时之间，冒进小人咸投其门，势焰熏天。 石亨讨厌文人外放为巡抚监督武将，尽撤巡抚回京，由此大权悉归石亨。同时，凡是有言官上章弹奏他，均被他倒打一耙，数起大狱，把不少御史弄得家破人亡。 石亨武人一个，不知盈满，成日干预政事，有时向皇帝为手下人要官遭拒，悻悻然见于颜色。特别让明英宗动疑的是，石亨常常不待宣召而入宫，出来进去前呼后拥，耀武扬威。 时间一久，明英宗当然不能容忍，便问阁臣李贤如何应付。李贤答：“圣上应该独断！” 明英宗顿悟。他马上下诏给各门，武臣非宣诏不得入见。从此，石亨很少再有面见明英宗的机会。 如果此时石亨知趣，急流涌退，知道收敛，交出兵权，兴许还能善终于家。但他与侄子石彪各自蓄养军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国人为之侧目。石亨更不知自敛，在京城内大建华丽的府第，连明英宗在大内登翔凤楼都看得见这座耀人眼目的大宅，以为是哪位王爷的王府。 明英宗忍耐未发。天顺三年，石彪本人又想当大同总兵，窜掇人上书“保奏”他。英宗大怒，派锦衣卫把石彪等人逮入诏狱拷问，并在他家里搜出一些绣蟒龙衣及御床一样模式的“违制”之物。于是，明廷对石彪抄家，勒令石亨“退休”。 其间，明英宗还不太忍心对石亨下手，就问阁臣李贤，“石亨有夺门之功，我怎么处理他呢？” 李贤回禀：“天位本来就是陛下您的，称‘迎驾’则可，如何称‘夺门’，‘夺’则不顺，何‘夺’之有？彼时，万一石亨等人谋泄，不知陛下有多么危险！如果当时石亨等人不为贪功行仓猝之事，郕王（景帝）死后，大臣们仍会奉您平安复位。” 一席话，说得明英宗边连点头，石亨的命运，也就注定要挨刀了。 于是，受英守谕指，锦衣卫指挥捕逯杲上奏石亨阴谋不轨，下诏狱拷问。石亨身板再结实，也禁不得锦衣卫内狱卒的大板子和各种刑讯，很快就被活活打死在监狱中，其侄石彪也很快被人以谋反罪处决。 当然，这叔侄二人，虽与徐有贞、曹吉祥倾害于谦，说他们谋反确实冤枉，所以清人编《明史》，并未把他们放入《逆臣传》中，实为公允。尤其是石彪，史臣评价说：“（石彪）本以战功起家，不藉父兄恩荫，然一门二公侯，势盛而骄，各行不义，为帝所疑，遂及于祸。” 石亨一死，“夺门”三功臣只剩曹吉祥一个人了，这位公公不喜反忧，很有岌岌可危之感。 这位曹公公乃滦州人，一直是王振的亲信，在英宗初年数次出外当监军，畜养了不少壮士在家。明景帝时，他又负责监京营军，故而与石亨友善，并配合石亨迎英宗复辟。为了感谢这位公公，明英宗把他升为“司礼太监”，即太监第一人，总督三大营，权大势大，宫内无人可比。其义子曹钦还被进封为伯爵，侄子曹铉等人皆受封都督官衔，其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一时间权势与石亨相并列，时称曹、石二大家。 由于明廷已经定了调子，下令自今起章奏不可用“夺门”二字，从大原则上就否定了“夺门之功”。石亨被逮治，曹吉祥越来越如坐针毡。于是，他渐蓄异谋，想弑掉明英宗。 干这种惊天“大事”，没有军人帮助万万不行。曹吉祥开始天天在自己大宅院张宴，请在京军营及锦衣卫等各级中高级军官饮酒作乐，大散金钱谷帛，任由这些人取用。这些因曹公公保荐而飞黄腾达的军官们也怕老曹势败自己也受牵累，皆愿尽力效死。 曹公公的干儿子曹钦问门客冯益：“自古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吗？” 冯益答：“您老曹家魏武帝曹操就是啊！” 冯益没说谎话，曹操他爸就是认太监为干爹才改姓曹，这位魏武帝原姓“夏侯”。 曹钦闻言大喜，更坚决了谋反的决心。 天顺五年秋，曹吉祥因对家人施私刑致死，被言官弹劾。明英宗正愁抓不住曹公公把柄，命令锦衣卫指挥逯杲去按察，降敕遍谕群臣。 曹钦闻讯大惊：“先前降敕，石亨将军被捕，今天又来这一套，是想灭我们曹家啊！” 于是，诸人谋议，准备在七月庚子日动手。曹钦提外兵入大内，曹吉祥本人以禁兵接应。 定谋后，曹钦召诸位参加起事将校在晚间饮宴。半道，入伙的一个军官马亮害怕事败被诛三族，悄悄溜出，向值宿朝房的怀定侯孙镗与恭顺侯吴谨告发此事。 吴谨赶紧让孙镗从长安右门的门缝内塞进急报帖子，报告曹家谋反一事。 明英宗大惊，立刻派人在大内逮捕了大太监曹吉祥，并下敕皇城及京城九门皆严闭不开。 ------------ “曹石之变”及诸人结局（2） ------------ 曹钦发觉马觉逃走，知道消息泄露，连夜带人驰往锦衣卫指挥逯杲家，杀掉逯杲，并把阁臣李贤砍伤于东朝房，拎着逯杲鲜血淋漓的首级对李贤说：“就是这个逯杲要惹我啊！” 逯杲这个人，确实不是好人，他本来是石亨和曹吉祥推荐才当上锦衣为卫大官。但是，逯杲奉命按察曹家不法之事，曹钦绕道杀这个人，其实在当时完全是浪费时间。 由于事情败露，曹钦索性公开造反，率数千精兵强将猛攻东、西长安门。皇宫大门特结实，根本冲不进去。里面守门士兵又搬出准备修御河河堤用的厚砖砌在门后，更使宫门难以攻破。 曹钦等贼人乘乱纵火烧门，并在宫门外往来驰骋呼叫。 怀宁侯孙镗宿于朝房，本来是为了转天一大早他要带数千军马西征边境，特意来趁明天早朝向皇帝辞行。见事情危急，他忙派两个儿子召已经集结待命的西征军，进攻在东长安门烧门欲闯皇宫的曹钦。 曹钦从西长安门杀至东长安门，中途正遇向外跑的恭顺侯吴谨，一刀就削掉对方的脑袋，奔驰至东长安门。 由于贼兵纵火烧门，东长安门塌毁。门内守卫禁卫军忙搬取一大堆柴薪放在门口，风借火势，大火使得贼兵反而仍旧闯不进来。 天快亮时，孙镗手下的西征军杀至，曹钦手下贼兵渐渐不支，又多心虚，渐渐奔散。孙镗勒兵追击，杀掉曹吉祥侄子曹铉等人。 曹钦勇猛，率十余人杀出一条血路想从安定门逸出，但大门紧闭，门卒众多，他只得掉转马头逃奔家中。 孙镗等人率军追杀，曹钦指挥数百家丁仆从关门拒战，终于不敌。诸军大呼杀入。 曹钦见大势已去，投井自杀，终未当成“曹操”。 明廷下令，族灭曹家及其姻家，尽屠参与政变的党羽，并把大太监曹吉祥当众碎剐。只有出首告变的马亮好命，得授都督一职。至此，“夺门之变”三大“功臣”，一贬二死。 又过三年，明英宗在1464年正月病死，时年三十八。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次年改年号为“成化元年”。 后世历史学家不少人不辩史实，以土木堡之役为口实，大讲此役乃“明朝由盛到衰之始”，其实全然是无稽之谈。“英宗承仁（宗）、（宣）宗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前后在位二十四年，除土木堡被俘之事以王振擅权外，大局面并未坏掉，所以才有后来明宪宗、明孝宗的成化、弘治之治。这父子相承的四十年间，政局基本稳定，是明朝民力财力积累的承平治世。所以，称“土木堡之役”为明朝由盛到哀转折点，实为一叶障目之辞。 最后，提一下“土木堡之变”的另一位主角瓦剌首领也先。 也先放归明英宗后，当年仍旧来贡，忽喇喇还是三千多人，明廷盛陈大宴接待，同时也在席间幕后耀兵亮甲，给对方以心理威慑。当时处于幽禁状态的“太上皇”明英宗，也派人以自己名义赐也先大笔赏物。明景帝闻之不悦，便决定与瓦剌断绝关系，不再遣使回报。 尚书王直等人相继进言，谏说如果断绝关系，也先会重新挑起边衅。明景帝回言：“正是使来使往，才有磨擦生过节。昔日瓦剌入寇前后，不都是礼尚往来吗，还不是照样开战。”于是，明景帝亲笔写敕书给也先：“先前使节往来，难免因小人言语短长而使双方生隙。朕今不再遣使，太师（指也先）也不必再请，以免日后生事！” 这样一来，瓦剌人再不能从明朝政府方面得到好处。此后，也先数次犯边，但没有什么特别大规模的行动，小劫小抢，骚扰而已。 瓦剌对外无大战事，开始内哄。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之妻，是也先的姐姐，所以，也先就想让脱脱不花立自己亲外甥为太子，脱脱不花不答应。也先生气，本来以前他就恨脱脱不花与阿剌知院先于自己和明朝讲和，又怕这位汗爷日后势大于已不利，就先下手为强，突然出击，在1451年杀掉了脱脱不花，把他的部众分给瓦剌诸酋长。脱脱不花的弟弟阿噶巴尔济本来事先依附也先，想也先杀掉哥哥后立自己为汗，结果，哥哥刚被杀，也先就找上门。阿噶巴尔济狂喜，以为是拥自己为可汗，但刚出帐门就被也先当头一刀砍死，其子哈尔固楚克想逃，也被抓住砍头。 “可汗”兄弟子侄皆被弄死，也先便在1452年自立为可汗，以其次子为“太师”，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改元“添元”。“田盛”，即“天圣”之意。明廷当然不会称他为“天圣”可汗，回报书中只称他为“瓦剌可汗”。 也先当了可汗后感觉特别好，常常强迫蒙古诸部徙迁，日益骄横，荒于酒色。 自元顺帝逃出大都以来，蒙古虽然一直处于内乱之中，但蒙古大汗向来是由“黄金家族”后裔继承，正基于此，瓦剌部的也先势如中天之时，仍旧推脱脱不花为“幌子”可汗，这样才能以理服众，挟可汗而令诸部。如今，他自立为可汗，以非“黄金家族”成员身份登汗位，又依汉法建“年号”，自然引起蒙古诸部的公愤。 于是，与也先一直鼎足而立的蒙古头领阿剌知院率先发难，在1454年进攻也先。不可一世的也先，外战内行，内战却是大外行，加之内部离心离德，一战即溃，本人也在混战中被乱刀砍死，死得非常不堪。 阿剌知院没高兴多久，他自己又被鞑靼部的索来杀掉。 从此以后，瓦剌部群龙无首，东蒙古诸部（即鞑靼）死灰复燃，登上草原大舞台开始唱主角。“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属分散，其承袭代次不可考”。 索来杀阿剌知院后，立王子马可古儿吉思为可汗。另一位鞑靼首领毛里孩也不示弱，立脱脱不花的幼子脱古思为可汗（即摩伦汗）。这两部在向明朝进贡的同时，也相互在宁夏与兀良哈一带相互攻杀。明廷乐得其成，封索来为“太师淮王”（与也先一样），称他拥立的马可古儿吉思为“迤北可汗”。明宪宗成化年间，索来数次来明朝入贡，趁送骏马貂皮之机，大打秋风，获赐甚多。与也先一样，索来与马可古儿吉思相处一久生出矛盾，便杀掉后者，自立为汗（又有说是多郭朗台吉杀马可古儿吉思）。如此，自然失道寡助，毛里孩乘机攻击索来，杀掉了这位汗位未坐稳的老乡亲。 毛里孩杀索来后，一时称尊，便又与他所拥立的摩伦汗发生磨擦，双方大打出手，摩伦汗被杀，其部将斡罗出逃走。而后，鞑靼诸部相继攻略仇杀，你死我活，恰因如此，明宪宗边境才稍得休息，除因争夺哈密频发战事外，没有特别大规模耗财损兵的对外战争。明朝大将王越和余文俊二人都是非常有才干之人，鞑靼虽然有时能够进入河套地区骚扰，但很快就被逐出。 ------------ 人生一场戏：性情皇帝明武宗 ------------ 公元1518年，明朝皇廷内的的操场上，有一个为半透明丝织品围拢起来的帐幕，奇怪的是，帐幕的上面没有穹顶。猎猎罡风，把丝幕吹得抖摆做响。一群锦绣罗衫的宫人和披挂金银甲胄的御林军，正屏住呼吸，观看帐幕内部的“马戏”表演：只见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面容俊秀白皙，体格健壮。他头结网巾，赤裸上身，下身只着红罗蔽膝和一双乌色软皮靴。旁边的空地上面，散放着织绣着金龙图案的盘领窄袖袍和翼善冠。此人身手敏捷，跳来荡去，正在和一只吊睛大老虎周旋。那只百兽之王咆哮甩尾，冲来扑去，眼中凶光横露，嗷然有吞噬之意。但大虫剪翻舞爪，皆被青年人闪躲而过。擦身之时，这位细腰身乍背膀的体型优美的小爷，整个身体飞旋，侧飞一脚，正踢老虎咽喉，把大家伙踹得跌出丈外，哀嚎不已。旁观者齐呼“万岁”。 这位爷，不是什么皇宫内演杂耍的艺人，更不是类似古罗马的角斗士一样的逗兽人，乃是堂堂大明天子――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 ------------ 过渡性帝王明宪宗、明孝宗 ------------ 保泰持盈国泰民安：过渡性帝王明宪宗、明孝宗 明英宗死后，其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朱见深原名朱见浚，其父被俘时，他还很年幼，被大臣们和太后推上皇太子之位。明景帝坐稳帝位，想立已子为皇储，就把这位侄子废为沂王。明英宗复辟，朱见深又被立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小多灾多难。 从心理学角度讲，儿童时期精神受创伤的男孩，心理依赖感很强，所以朱见深一直宠信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明宪宗继位时，年方十八岁，万氏已经三十五。这个妇人心计很深，她能一直把比自己几乎年纪小一半的夫君皇帝紧紧拿捏于手中。得寸进尺之余，她进谗言，迫使明宪宗废掉皇后吴氏。有此妇人干政，可想而知，明宪宗时代的政治好不到哪里去。这位万贵妃不仅大用太监汪直，又奢侈无度，崇佛建庙，在宫中称魁，暗中害死不少明宪宗别的嫔妃生下的孩子。 宫内如狼穴。万贵妃是个阴险的母狼头。只有宫女纪氏稍稍幸运（此人乃广西贺州土司之女），她所生之子朱佑樘被宦官张敏藏起，终于能在宫内活到六岁。后来，这小孩子浮出水面，为明宪宗所知。万贵妃恼怒，很快派人毒死纪氏，但纸里包不住火，小孩子不能再放手弄死，她索性撒手不再管束宪宗皇帝的小鸡鸡，任他和妃子们生孩子。活一个是活，活二十个也是活，反正老娘肚子生不出，任这些宫女妃子们生子。这样，日后立皇储争储君的混乱节骨眼，再看老娘本事。 纪氏之子被立为皇太子后，宪宗生母孙太后亲自养育这个孙子。老奶奶把孩子天天关在自己宫里，怕遭万贵妃毒手。一次，万贵妃召太子到自己宫里“玩”，奶奶嘱咐孙子说：“到那里去，什么东西也不要吃！”孩子很聪明，蹦蹦跳跳入万贵妃宫，老娘们立即端出一大堆吃食儿。孩子摇头，说自己不饿。其实，万贵妃是想巴结这位“准皇帝”，此时她已经不敢明下毒。见孩子说不饿，她便又派人做碗鱼羹，让小孩子喝。这位皇太子眨巴着大眼睛，索性直说：“不吃，我怕有毒！”万贵妃闻言，又气又急，抚掌大哭：“这十岁不到的小孩子，竟然如此怀疑我，日后他当上皇帝，肯定要我命啊！”由此，万贵妃愤郁成疾。成化二十三年，恶妇病重而死。明宪宗震悼不已，辍朝七日，谥之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一直有恋母情结的明宪宗遭受不了打击，半年后也病死，其子朱佑樘继位，是为明孝宗，改元弘治。 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孝宗继位，有朝臣上书要追究明孝宗生母被万贵妃毒死之事，并要兴起大案，逮治万贵妃宗族家属。明孝宗厚道人，怕此事牵涉到后人对父皇的评价，下诏不问。 明宪宗时期，已经恢复了叔父明景帝帝号，并平反于谦冤狱，早期颇有善政。但是，由于他宠信万贵妃，太监汪直又开“西厂”特务机关，妇人奄祸，为害不少。可幸的是，宪宗一朝多有正直大臣，如李贤、彭时、商辂、韩雍、项臣、王越、余子俊、马文升等人，或文或武，俊才贤彦，终使成化年间的政局大体维持不坏。 明宪宗庸君一个，其子明孝宗正真是个贤德明君。这位皇帝“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在贤相徐溥、李东阳、谢迁等人辅佐下，罢黜佞幸，治理河患，编修会典，阻遏鞑靼，文功武绩，良可称道。可惜的是，明孝宗寿命不永，三十六岁病死。其长子朱厚照即位，时年十五岁，这位小爷，即大名鼎鼎的明武宗，改元正德。 明孝宗大好人一个，不幸的是，上有庸父明宪宗，下有狂儿明武宗，他本人反而在明史中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几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色。 明武宗在位的十五年，才真正是明朝由盛到衰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1） ------------ 明孝宗临崩前，弥留之际，勉力支持，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病榻前， 嘱托道：“朕遇病不起，也是天命。朕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爱卿诸人费心！” 他又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 “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有德明君”。 继位的明武宗朱厚照，他的“出身”方面讲，正的不能再正。其生母乃明孝宗正宫皇后张氏。而且，孝宗与张氏夫妇二人，乃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恩爱夫妻，“帝（孝宗）与张后情好甚笃，终身鲜近嫔御”。明孝宗由于不好色，儿子很少，除朱厚照以外，还有一个儿子朱厚炜，三岁时就病死。所以，明孝宗只有儿子朱厚照一个“根红苗正”的接班人。知已莫若父，对这个儿子的心性，明孝宗临崩前一语道明，可见他对少年儿子心中一直怀有忧虑。稍感欣慰的是，正臣在朝，天下不乱，明孝宗觉得儿子继位后，有大臣们匡正，应该能学好。 但在皇权极其专制的明朝，在根本制度上就只有皇帝大如天的弊病。如果赶上明君或者庸君，一般都不会闹出太多乱子；但如果赶上明武宗这种青春期继位的骚动帝王，异想天开，想啥干啥，国家可就倒了大霉。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初，太监刘瑾被委任为掌管“五千营”的重任。刘瑾，陕西兴平人，原姓谈，他与王振一样，属于成人后自阉入宫。这种人深知世事，坏起来就比一般自幼阉割的宦官坏得多。他在明景帝时代入宫后，认一刘姓太监为义父，故而改姓刘。明武宗当太子时，刘瑾在东宫伏侍，把少爷哄得团团转，斗鸡玩狗，须臾不得离开这位善解人意的刘公公。所以，明武宗当皇帝后，很快就对刘瑾加以提拔。 明武宗从太子东宫带入皇宫中的近侍宦官，除刘瑾外，还有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等七人，合称“八虎”。这八位太监都是人精，专门会逗十来岁的小皇帝开心，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此人颇通古今，心中常慕王振的为人，人生理想就是学习前辈王公公好榜样。多么荒谬，导致明英宗土木堡之败的王公公，竟然是后来的刘公公称羡效仿的目标。 刘瑾为了邀宠，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法、玩艺给小皇帝，又常常引诱明武宗“微服”出宫游玩，可以说是把皇帝教坏的罪魁祸首。 明武宗朱厚照，当时只是个十五、六岁一个少年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喜欢身边这些日夕与自己欢歌玩耍的公公，讨厌那几个终日向自己灌输仁义道德的大学士。明孝宗遗诏中，有要求罢免宦官出监各城门外任的内容，刘瑾均沮之不行。他还劝明武宗下诏，要那些在外监军的宦官每人上交“万金”的“承包费”，导引皇帝大兴敛财之念。同时，刘瑾又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民害物。 外廷方面，大臣们开始对明武宗从东宫带至大内的几个宦官们并未多在意，只以为是几个人逗皇帝开心在宫内乐乐而已。但是，这些人窜掇皇帝广置“皇庄”，四处捞钱，扰民侵利，大臣就不能坐观，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一时进谏，“不报”。 阁臣们累谏不听，尚书张升、御史王涣以及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等人纷纷上章论谏，亦不听。直到负责星象观察的杨源拿“星变”来说事，表示这几个太监作害已经上干天谴，明武宗才有所心动。 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与户尚书韩文等人接二连三上章，劾奏刘瑾等人，说这些人“置造伪巧，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伏俳杂剧错列于前，或导乘万乘之尊（皇帝）与人交易，狎呢惵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前古阉宦误国，汉（朝）十常侍，唐（朝）甘露之变，是其明理”。 大臣们希望皇帝把汉朝、唐朝的宦官乱政引以为戒，恳请明武宗下诏，把几位太监下狱，严加鞠问。 见大臣们如此来势汹汹，大有不杀自己的玩伴不罢手的气势，明武宗毕竟是个刚登帝位的少年人，为此惊泣不食，几个太监也“大惧”，一起抱头痛哭，觉得好日子到头了。时任太监“总司令”的司礼太监王岳也是明武宗东宫旧臣，可这位王公公是个好太监，本性刚直，对刘瑾等人诱引武宗皇帝偷鸡摸狗胡玩海乐的事情非常反感，支持大臣们法办刘瑾等人的疏议。 明武宗无奈，派太监李荣向上朝的太监们传话，表示说： “这些宦官奴才们伏侍自己日久，不忍马上处置他们。希望诸臣宽延，朕慢慢自会处理这些人。” 大臣们喧嚷不已，非要皇帝立刻下旨裁处。此时的刘瑾、张永等人，惊骇异常，自求发配南京安置，表示只要能饶自己的狗命即可。大学士刘健等人固执异常，表示“流放”不可以接受，强逼明武宗武下旨杀死这几个太监。司礼监太监王岳附和阁臣意见，希望武宗皇帝下诏立逮诸人入狱，严加惩治。武宗皇帝不得已，只能应允，只待转日发旨，逮捕刘瑾等人下狱治罪，给大臣们一个交待。 其实，朝中大臣此时大可给明武宗“情面”，先流放了入众太监，只要这些人离开皇帝左右，到时候想杀想剐，容易得很。但阁臣刘健等人，得理不饶人，非逼明武宗表态，立马要收拾刘瑾等得宠的公公，已经让明武宗很不舒服。惶急之中，刘瑾等人忧泣不知所为。其实，大臣当中，当时的兵部尚书许进就是个明白人，他说：“这些宦官被流放在外就足够了，如果逼急了他们，没准会有甘露之变那样的事情发生！”众人不听。恰巧，吏部尚书焦芳是个坏人，他一直与刘瑾交好，便把朝臣动向马上通知刘瑾，并暗中为刘公公等人出主意。于是，当天深夜，明武宗正在宴饮听戏之际，刘瑾、张永、谷大用等八个人忽然出现，向小主子跪头叩头不已，大声哭泣喊冤。 见此“惨”状，明武宗也起悯然之情。 ------------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2） ------------ 刘瑾哭诉：“陷害我们的，主凶是王岳！” 武宗皇帝不解：“为什么说是他？” 刘瑾：“王岳提领东厂，与外臣相勾结，里应外合，想陷害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朝臣们所说奴辈等买鹰进犬供陛下玩乐，难道只有我们几个，王岳没份儿吗？” 听闻王岳与朝臣里外交通，明武宗怒从心头起：“应该马上先逮捕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岳！” 刘瑾察言观色，深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进言：“狗马鹰兔这类玩艺儿，何损万岁您盛德！如今左班大臣敢于大言无忌的原因，是司礼监没有我们自己人啊。如果陛下您让自己人掌握司礼监，谁还敢嚷嚷！” 明武宗大悟，他立即传旨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并“提督团营”。这样一来，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不仅掌握于刘瑾手中，他还有了京城禁卫军的指挥权。（刘瑾为“总指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人掌管禁卫军营务，分据要地。）刘瑾连夜处分，太监可比朝臣们果断得多，他立刻逮捕王岳等不与自己一心的原上司，流放南京。大事忙了一宿，外廷大臣什么都不知道，皆被蒙在鼓里。 转天早朝，众官正要上奏逮治刘瑾等人，未等开口，有中官宣旨，宣布了皇帝对刘瑾等人的新任命以及对王岳等人的处治。 朝臣一时愕然。谁能料想，一夜之间，情况大变。 刘健等阁臣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只得上章求去。明武宗自然乐得清闲，交与刘瑾处理。刘瑾自然“批准”，勒令刘健、谢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一人看守内阁。 李东阳能留下，是因为日前阁议时，刘健拍案痛哭，谢迁大骂宦官不止，惟独李东阳一人反应不是很激烈，沉默无言。刘瑾耳目多，侦知此情后，才决定留下李东阳一人当障眼牌。 消息传出，山西道御史刘玉等人上书恳谏，要求武宗皇帝不要弃逐顾命大臣，武宗览奏大怒，把几人逮捕入狱，削职为民。看到皇帝如此表态，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于是（他们）同揣帝意，在外日以深文（峻法）诛求诸臣，使（大臣们）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 眼看刘谨主事后大臣们的奏章少了很多，明武宗感觉耳目清静许多，欢喜之余，他觉得刘公公办事有能力，深可信赖，大加倚用。 刘瑾当然不会放过老上级王岳公公，派人于半路追杀之。 刘瑾非常有心机，素善矫饰，对老同事谷大用等人办事也非常“挑剔”，以显示他的“公心”。这样做，既威慑了同辈，又在明武宗面前买了好，直称赞他执法公允。同时，刘瑾又擢升首先向自己告密的吏部尚书焦芳为大学士，入阁办公，表里为奸。“凡变紊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皆（焦）芳导之。” 外廷有了焦芳这么一个同谋，刘瑾羽翼顿丰，为事更加顺手。依据明代制度，吏部首长不能兼任内阁之事，因为内阁负责看详拟票，吏部负责官员铨选，如果二者由一人兼而有之，就相当于总理兼组织部长，把宰相的职责都拿到手里。明朝立国以来，一直禁行这种任命。刘瑾打破成法，由自己人“焦芳一人兼两任”，主要是为了他们办事方便。 由于先前户部尚书韩文也是率导众臣劾奏太监的带头人，刘瑾自然不放过他，日伺其过，找碴把韩文贬官，逐回老家为民。改任吏部尚书的许进与刘瑾意见相左，也被刘瑾逐出。只要有大臣上章疏提意见不符刘瑾心意的，轻则免官，重则入狱被杀。 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上书谏明武宗惩罚言臣太过，刘瑾览之大怒，矫诏逮王守仁入狱，狠杖五十大板，几乎把王主事活活打死，然后罚他为贵州龙场驿丞。流放途中，刘瑾派人在途中伺伏，想置王守仁于死地。行到杭州，王守仁怕自己被害死，连夜把衣服抛入水中，又写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想造成投水自杀的假象骗过杀手的追杀。这一招做得很到位，连其家人都以为他真死了，服丧告殡。王守仁隐姓埋名，窜入武夷山中，终于逃脱刘瑾的毒手。但不久，他又怕自己连累其父王华，只得重返“人间”，赴贵州龙场充当驿丞。王华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强逼他退休。王守仁终得不死，否则，中国思想史就少了一颗巨星。他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宗师，以“阳明”学派著称后世。 刘公公有东厂、西厂在手，大搞特务活动，“悉遣党阉分镇各地，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名……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瞻。” 刘公公爱搞创新，他开创“枷法”，有事没事就以皇帝名义把大臣们囚枷于长安门，战错队的大臣被枷死者甚众。对于关键部门，他要插自己人，超拜官秩，以刘宇为兵部尚书，以曹元为陕西巡抚……宁王朱家濠有不轨之心，派人送大批金宝给刘瑾，希望朝廷还回他的旧有护卫军，刘瑾立许。顺已者昌，逆已者亡。 兵部尚书刘宇原先只是宣大总督这样一个地方官，入京后为左都御史，马上向刘瑾送万两白银为“见面礼”。彼时刘瑾刚刚当权，期望值不高，不过数百白银的盼头，忽见这么多白花花银两，惊喜莫名，大叫：“刘先生待我太好了！”因此，刘公公投桃报李，手中有“组织”权后，立马就任刘宇为“兵部尚书”。所以，刘宇确实捡个彩头，押宝得当，识人的时机非常关键，在刘公公欲显未显之时，果断送大礼。当初这一万两白银对刘瑾的影响，日后几十万白银也换不来。司空见惯后，刘谨对银子这种见面礼的印象就不再深刻。这位刘宇是个人精，几年后，刘谨败前两月，见刘公公一直排斥正人，树敌无数，预感到公公要倒台，便激流勇退，告老还乡。当然，刘宇依然名列奄党，可他毕竟身家性命得以保全。且老刘当政几年来，收受白银成十上百万两，相比当初送刘瑾那区区一万两银子，绝对是个大好的买卖。值了！ 刘瑾之所以能把天下大事一把抓，招术并不新奇，但此招于太监们来讲屡试不爽：趁明武宗聚精会神看杂耍、歌舞表演或戎服骑射玩打仗游戏时，刘瑾总会捧着一大堆章奏要皇帝“省决”。一来二去，明武宗兴头被扫，叱骂道：“我要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拿这种屁事烦朕！”刘瑾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自己全权负责处理这些军国大事。 刚开始时，刘瑾还象征性地把章奏批复意见进内阁“拟旨”。内阁的办事官员不傻，纷纷逆探刘瑾公公的真实意图，然后按照他的要求拟旨。其事大不能决者，内阁官员先让堂侯官到刘瑾处请明，然后方敢下笔。到了后来，刘瑾索性这道程序也省略，全部把章奏文件带回自己私宅，由师爷张文冕一手操办。这张师爷松江胥吏出身，因犯法被通缉，逃入刘瑾府中，大受信用。由此，这么个“副股级”胥吏变成了真正有权操掌天下万机的“真宰相”。 ------------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3） ------------ 由于权势熏天，大小官员奉命出外及还京的，朝见皇帝后，肯定会赴刘瑾私宅辞拜。公侯勋戚，谒见刘瑾均行跪拜礼。 刘瑾办事，“当仁不让”，他自建“白本”，然后把大意写好后送内阁拟者，李东阳等人自顾不暇，皆惟惟诺诺，极口称美。诏旨中有言及刘瑾的，皆称“刘太监”而不敢写其“名讳”。在都察院的奏章中，有一次官员误写“刘瑾”名于其上，惹得刘公公拍案大怒，最后都御史（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屠滽率全体僚属向他下跪求饶。 为了进一步加强太监权力，刘谨矫诏“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并革除天下巡抚的称谓，让地方大权也被公公们牢牢掌握。 宦官不男不女，半阴不阳，非常记仇，果真是嫌隙之怨，易构难消。于是，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刘瑾命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布“奸党”人员及他们罪名，为首的“奸党”，就是最早想要“八虎”太监性命的大学士刘健、谢迁以及户部尚书韩文，共五十三人之多。名在“奸党录”中的人，在官者全被开除。 至于李东阳方面，刘瑾不忘旧恨，把这位阁臣构陷下狱准备弄死。但由于老李善于乱世浮沉，依违其间，加上刘瑾一直敬佩的大名士翰林康海到刘瑾家中说情，最终老李才捡得一命。此后，老李更加小心翼翼，委蛇避祸。他之所以一直未被刘瑾拔除，也是当时刘瑾阉党不想尽逐旧日阁员，怕行事太过会引起朝野更大的反弹，加之老李为人做事不是特别冲动冒失，平日又能为公公们写碑文进赞语什么的，所以他才被刘太监最终“包容”。 日后，刘瑾身败，李东阳被不少人誉为能识大体，夸奖他能在虎狼公公们当道时保全“善类”，这其实也是言之过当，老李不过是“恋栈”而已，没有什么对恶势利做斗争的勇气和实际举动。但李东阳为人廉谨宽厚，小心谨慎，又为明朝一代文学宗师，从本质上讲绝对不是什么坏人。上有昏君，下有阉党，他沉浮其间，殊为不易。 除焦芳以外，刘瑾在正德二年冬又任命张彩为文选司郎中。这位张彩虽也是佞幸小人，但他有真本事，乃进士出身，曾为吏部主事，因与焦芳关系好，自然为刘瑾所用。 张彩是个美男子，面貌白皙，身材修伟。见刘瑾时，张彩高冠鲜衣，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很是招人喜欢。刘瑾看见如此人才投奔门下，又敬又爱，执手移时，相见恨晚。他赞叹道：“张先生，真神人也，我怎么能得到您这种人才呀！” 这位张彩一路高升，不久入阁，并加太子少保。张彩很会来事。每次刘瑾公公休假期间，满朝文武公卿皆在其宅前等候，有时等了大半天也不见刘公公露面。但惟独张彩总是故意徐徐而来，缓步摇身，直入刘瑾小阁，与公公欢饮好久，才怡然而出。由此，大家更加畏惧敬惮张彩，拜见张彩的规格和拜见刘瑾一样恭谨。 张彩人精美男子，人品却真是极差。在官任上，他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此人生性好色，无所不为。抚州知府刘介是他安定老乡，张彩知道他有一个美妾，便升任刘介入京当了太常少卿这样的京官。然后，张彩入刘介府贺升迁之喜：“老刘你怎样报答我？”刘介惶恐：“我一身之外，皆是您张公之物！”张彩不客气，径入刘介后房，手牵其妾，洋洋自得载之而去。不久，他听说平阳知府张恕有美妾，便向对方求索。张恕不与。张彩恼怒，准备派御史诬称张恕有罪，准备加以逮治。张恕闻讯害怕，只得献出美妾，方才免祸。 张彩虽好色爱财，但为主子刘瑾尽心尽力，出过不少主意收买人心。见外官纷纷向刘瑾行巨贿，他私下对公公说：“这些人在地方上搜刮小民，然后献给您的不过十分之一，但天下之怨都归于您，应重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以昭示天下！” 刘瑾大声称善，一时间搞运动一样“反贪”，“反行贿”，使得行贿的地方官员因贿得罪入狱的有不少人。时人为此有段时间大受蒙弊，以为张彩能引导刘瑾为善。 正德三年（1508年）七月，明武宗上朝时，发现有人趁众臣朝拜时朝堂投匿名信。武宗皇帝眼尖，命人拾取，仔细一读，全是上告刘瑾不法说情的内容。青春期的武宗皇帝逆反心理很严重，他当着百官的面恶狠狠拿着匿名信说：“你们所说的好人，朕就是不用！你们所说的坏人，我一定要用！” 刘瑾更怒。他把当天上朝的三百多大臣皆驱至奉天门外，让他们集体东向罚跪。众臣跪了一天，因干渴当场就死了四个人。见酷署天众臣罚跪，太监李荣也看不过去，趁刘瑾不在时派内侍们向人群中扔冰冻西瓜以救渴，刘瑾见而恨之。太监黄伟也很义愤，话里有话地高声叫道：“匿名信中所书，皆是利国利民之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奈何枉累他人！”事后，刘瑾把李、黄二太监逐出宫并予以免职。最后，刘瑾准备把所有当天在场的大臣们皆打入诏狱拷问，大有不审出投匿名信的人绝不罢休之势。后李东阳苦劝，又有他亲信告称匿名信乃宦官内部有人投放，刘瑾才“饶过”众官一回。 除老同事管理的东厂、西厂、神机营之外，刘瑾又设“内行厂”，他自己亲自督理。这“内行厂”权利最大，是特务“王中王”，往往中人以微法，被“惦记”上的人本人及家族基本上是活不了几天。不仅仅常人能监察，连厂卫的特务和特务头子也在侦察之列。也就是说，刘谨对“老同事”们也不放心，对这些同类不断加强监视，惟恐他们不与自己同心同气。 正德四年，刘瑾得力心腹焦芳退休。刘瑾便升任心腹刘宇由吏部尚书为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迁吏部左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所以，当时的吏部、户部、兵部尚书，都是刘谨党羽。焦芳此人，居内阁数年，帮助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是一个大恶之人。他每次拜谒刘瑾，必称刘公公为“千岁”，自称“门下”。在阁中裁阅奏章，焦芳皆对刘公公言听计从，是真正的太监奴才。众臣向刘瑾行贿，首先都先向焦芳送大礼。他的儿子焦黄中，傲狠无学术，参加廷试，以为必得第一。李东阳等人持平，把他列为二甲头名，焦氏父子恨恨不平，径自找到刘瑾，焦黄中凭空立得“翰林检讨”的美官。但刘瑾也有“公正”时，见焦芳天天口中骂李东阳不停，便对他说：“你儿子有天在我家作《石榴》诗，非常拙劣，干吗总恨人家李东阳不取他第一！”从此，焦芳不敢再言。 日后，老焦与张彩有隙，惹起刘瑾愤怒，数次当众斥责焦芳父子，他这才不得不退休避祸。也幸亏焦芳出局早，刘瑾败后未被牵涉加以重罪，竟得良死。 ------------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4） ------------ 刘瑾除在京城抓权外，又广在地方生事。他多次矫诏遣人查盘天下军民府库，凡地方有存留的财物，皆强令解送京城。郡县积储，为之一空置；同时，他又对各外地入京朝觐官员下死命令，每布政司入朝，一定要献纳白银二万两；他还吃饱撑的慌，把京城客佣之人全部逐出（当时没有“暂住证”）；又下令全国寡妇必须出嫁，家里有人死亡不及时埋葬的立刻焚烧……等等。不一而足，天下怨恨。 盈满必亏。刘瑾身败，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宦官集团之间的内哄，外因是安化王朱宸濠之叛。 正德五年（1510年）五月，安化王朱寊磻造反。王爷造反，当然要有名义，他打出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檄文中列举十七条刘瑾的“大罪”。这位安化王当然“清君侧”是假，他要当皇上才是本意，但檄文中写明的刘瑾罪状件件是真。 刘瑾大惧，立刻安排手下绝对不许明武宗看见这份檄文，同时，他调兵去镇压这位王爷的造反。 思来想去，刘瑾对于这种军国大事自己拿不定主意，最终在阁臣等人的建议下，起用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为总督，提数万劲旅前去征讨。 刘瑾百密一疏，杨一清和张永均与他自己有大过节，虽然事后刘瑾忙派自己心腹陈震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身份赶往前线，想“总制其事”，但安化王寊磻的造反十八天即完蛋，功劳自然算不到刘瑾和陈震身上，倒被张永和杨一清得了头彩。 在此，交待一下刘瑾与张永、杨一清之间的过节。 张永，保定人，本来是与刘瑾铁哥们，均是“八虎”中的干将。明武宗继位后，张永总掌神机营。他与刘瑾通力合作，把司礼太监王岳、太学士刘健等人挤出朝廷。 利益永恒，友谊不恒。刘瑾当权后，作恶多端，却总爱拿捏自己昔日最铁的老哥们以示“公平”，时不时驳回张永等人的“建议”，并找茬抓张永手下宦官刑讯拷问。张永气恼，溢于言表。刘瑾就向明武宗进言，准备把张永打发到南京降级使用。如果是别人，哪怕他是大学士，也只得听天由命，自认倒霉，但张永可不。他本人即是内廷大太监，可以想见皇帝就见。听说此事后，张永直接跑到明武宗面前，哭诉刘瑾陷害自己。明武宗招来刘瑾对质。未及开言，张永扑前当面就给刘瑾一开花老拳，把气焰熏天的刘公公打坐在地。对明武宗来讲，刘公公、张公公都是自己东宫当太子时的老玩伴，手心手背都是肉，处理谁都于心不忍。于是皇帝当和事佬，让另外一个宠信太监谷大用做东家，宴请二人讲和。 太监心性，林黛玉一样，表面举杯互相致意，心中积怨日深。 至于杨一清，在正德三年他任总制三边都御史时，曾被刘瑾逮捕下诏狱。其实，他并未直接得罪过刘瑾，只是因为刘公公恼怒他不向自己送礼、不向自己表忠心站队，就诬称杨一清“冒破边费”（杨一清曾建议在延绥至横城一带三百里筑“长城”，明廷同意，拨银十万两修筑），逮下锦衣狱。幸亏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紧劝，言杨一清有“高才重望”，治罪会“影响不好”，刘瑾才放他一马，但仍然勒令杨一清致仕，打发回家。此次老杨重被起用，主要因为他晓悉边事战事。 张永、杨一清临行，明武宗一身戎服，骑马送二人至东华门，亲赐关防、金瓜、钢斧，给足了面子，可以说宠遇甚盛。一旁的刘瑾又眼红又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刘瑾本想趁张永外出期间陷害于他，但明武宗正依赖他平叛，再怎样也说不进话去。 至于安化王朱寊磻乃庆靖王曾孙，弘治五年嗣王位。他身在西北，天高皇帝远，身边又多佞妄之人，一直怀有不臣之心。但究其身边谋事之人，水平确实不高，只有宁夏的两个生员，一个叫孙景文，一个叫孟彬，其实是两个自不量力的穷酸，喝酒吃肉后就劝安化王应该雄踞西北造反，然后一统江山。更可笑的，这两人还未使安定王下安决心造反，有一个巫婆，名叫王九儿，是玩鹦鹉骗人的，她教鹦鹉说话，每见朱寊磻，鹦鹉就大叫“老天子”。朱寊磻见这五彩斑斓的大鸟都知道自己是“天子”，益怀不轨之心。 当时朱寊磻造反，在宁夏当地还真有“客观”环境。刘瑾派人在宁夏重新丈量田亩，征马益租，敲榨日酷，当地诸戌将卫卒皆怨恨满心。于是，安化王在王府中大摆酒宴，宴请诸边将，以言激怒众武夫，决定尽杀诸文臣，劫众起事。武将们头脑简单，又恨刘瑾手下人欺侮太甚，纷纷表示：“即使大事不就，死且无恨！”于是，都指挥何锦、周昂、丁庆等人皆参与谋反。 一日，朱寊磻摆下鸿门宴，杀掉了巡抚安惟学、总兵姜汉、少卿周东等人，放狱囚，焚官府，劫库藏，夺河舟，把庆府诸王、将军等宗室都抓了起来，勒索金币数以万计。接着，他又招平卤城千户徐钦引兵入城，伪造印章旗牌，四发檄文，以讨刘瑾为名，开始造反。 安化王造反时，派人去招时为宁夏游击将军的仇钺来与自己会军。仇钺很老炼，当时他正外出在玉泉营防边，根本不清楚情况发展。领兵还镇后，仇钺单骑归于私第不出。安化王以为这个人好欺负，没有再派人杀仇钺，只是把他手下军马全部劫走为已用。当时，京城人纷纷传言仇钺已经附贼造反，而时为兴武营守备的保勋与仇钺是姻亲，时人讹传保勋也是安化王的外应。 明廷毕竟还有不少明白人，不仅没有听信传言，还传令任仇钺为副总兵，以保勋为参将，让二率兵讨贼。保勋忠义之人，上疏朝廷，表示自己“恨不飞渡黄河、食贼肉以谢朝廷！” 仇钺处于被软禁状态，他假装得重病不起，暗中招纳游兵壮士于府，准备与保勋等人里应外合。同时，仇钺假装积极，派人为安化王出主意：“应急守渡口，防止敌人决江灌城，并阻遏东岸之兵，千万不要让他们过河。”叛将何锦等人信以为真，率数千叛军主力出城把守渡口，只留周昂等带领少数兵士守于城内。 ------------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5） ------------ 安化王死催。他出城出拜神，又让叛将周昂来请仇钺前来给自己当陪同。仇钺装出一病不起的样子，连唤数次都不出。安化王便派周昂本人亲自来催。这下被仇钺侯个正着。周昂刚到床前施礼问候，仇家的两个仆人就突出其身后，用大铁骨朵把周昂灌顶砸死，并立马割掉首级。 于是，仇钺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他身后有一百多壮士、家丁跟从，一行人直奔安化府杀去。由于叛军大多在外，王府根本没多少人守卫。仇钺来得急，手下又多神勇百战之士，一下子就冲进去，生擒了安化王父子，并杀掉为他出谋划策的孙景文等人。干完这些，仇钺又假传安化王命令，让守渡口的叛将何锦返城。何锦等人行至半路，便遭迎头痛击，狂逃至贺兰山中，不久皆被擒斩。 所以，这倒霉的安化王造反，自起兵到失败，总共十八天。 安化王父子被擒，是正德五月阴历四月二十三日，路遥水远，明廷并不知道这一消息。所以，张永、杨一清出师北京，是五月份的事情。也就是说，二人受诏提大军出发的时候，安化王造反已经失败了十几天，只是明廷没得到消息。 事定后，张永和杨一清仍旧驰往宁夏，抚定地方。当时宁夏盛传京营士兵将屠宁夏，人心不宁。二人入宁夏后，晓谕地方，镇抚民众，派人认真分别首谋、共谋、随从等罪犯，遣押安化王入京受审，保全了百多余被胁从的边将。由于恩威并行，宁夏大定。 安化王父子自不待言，入京伏诛；仇钺功高，得封咸宁伯。 恰恰是张永、杨一清在宁夏灵州共事期间，二人相得甚欢，定下了除掉刘瑾的谋略。 杨一清知道张永与刘谨有嫌怨。一日，二人饮酒，杨一清叹言道：“张公您神武明达，定宁夏易如反掌，但国家大患在京城！” 张永知道杨一清话中有话，反问：“杨公您指是谁？” 杨一清移至张永身边，在他掌上用指划定一个“瑾”字。 张永不停点头，但又很为难的表示：“此贼朝夕侍于帝侧，朋党遍朝野，根深叶茂，耳目众多。” 杨一清慷慨激昂地说：“张公您也是皇上信臣，今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圣意可知，对您极其信重。如今，功成奏捷，张公您如乘机以论军事为名，陈言帝前，揭发刘瑾罪恶，皇上必听您之言而诛刘瑾。刘瑾一诛，张公您可悉矫前弊，收天下人心，千古功业，在此一举！” 一席话，张永深为之动。但张公公仍旧有所顾虑：“万一事不成，奈何？” 杨一清激励道：“只要张公您肯在皇上面前进言，大事必成。万一皇上不信，您一定要顿首泣谏，做出剖心明志的姿态，力以死请，皇上必为您所打动。如获应允，立刻逮捕刘瑾，切毋迟疑！” 张永闻言，拍案勃然而起：“杨公此言是也，老奴何惜余年，定揭发巨奸，以报主上！” 由此，二人议定，也决定了刘瑾的命运。 阴历八月，张永回京叙功，杨一清仍留守，总制三边军务。 杨一清也真够受，成日提心吊胆，盼望张永事成，害怕失败。 刘瑾不知死。他获悉安化王造反被平定，竟侈然自以为功，矫旨给自己增加俸禄，又超拨哥哥刘景祥为都督。这位刘大哥福薄，刚接任命就病死，无福消受都督一职。 也可能出于某种不祥的预感，听术士说自己的侄孙刘二汉有天子命，刘瑾一时间竟起谋逆之念，在宅中广置甲杖，准备伺机起事。查其原意，本想借其兄刘景祥发丧时，百官送葬，他准备兴兵把众人一网打尽，然后率徒党弑明武宗，推侄孙刘二汉称帝。 其实，这位刘公公也是脑子一热发疯，侄孙当了皇帝，再怎样也不会让他这个没老二的太监爷爷当“太上皇”。 张永有心机，他先报称要在八月十五日入京献俘贺捷。刘瑾一边在京中加紧谋逆准备，一面让人告诉张永不必这么着急就入京。 张永闻此，公公们心意相通，更觉老刘要干大事，他就比预定日期更早一步，急急赶入北京献俘。 明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在东华门参加献俘礼，大摆宴席，犒劳张永等人。 君臣多日不见，倍感亲切，明武宗、张永两个边喝边唠，渐至深夜。 刘瑾一旁陪的厌烦，起身告退，殿中只留下张永与皇帝二人在席。事实证明，历史上，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忍住不睡觉，不该上厕所的一定要忍住不去厕所，否则，重则家族性命，轻则右派帽子，肯定没好果子吃。 见刘瑾退席还家，张永立刻从怀中取出安化王的檄文，指控刘瑾激变边塞，结怨天下，阴谋不轨。 对此，明武宗起初还敷衍，说：“算了，说这个干吗，喝酒吧。” 张永连忙跪地叩诉：“离此一步，老奴再无机会生见陛下！” 武宗闻此瞿然，问：“刘瑾想干什么？” 张永答：“他想取天下。” 武宗当时喝得很高，摇头一笑：“天下任他取罢了。” 张永大声疾呼：“刘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 听此言，明武宗稍稍酒醒，可允其奏。张永完全依据杨一清教诲，马上派禁兵连夜逮捕刘瑾。 刘瑾正在熟睡，宫廷禁卫军撞门而入，刘瑾惊起。军将也不多说，命令刘瑾立刻受逮入狱。 刘瑾倒不是特别惊惶，问：“皇上在哪里？” 军将回答：“在豹房。”（其实是和张永在一起）。 刘瑾对家人说：“这事真是可疑！”但有诏逮人，他不得不从。 转日，众臣上朝，不见了大太监刘瑾，交头结耳，似乎知道了他已经“出事”，但没什么人敢声张。京城内情势也很紧张，巡逻士兵大批大批骑马上街，交驰于道，严防刘瑾党羽生变。 起初，明武宗并没想杀刘瑾，毕竟多年老伴当，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也有疲劳。 听说要把自己发配凤阳，刘瑾写信向明武宗哀乞，说自己被捕时没穿什么衣服，想让家人回家捎两件衣服给自己，以此试探皇上意思。 ------------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6） ------------ 明武宗见帖，顿起怜意，命人交还刘谨故衣百件。刘瑾得意，对看望的家人说：“我仍不失为一富太监矣。” 张永知道这件事，心内大惧，知道不马上重办刘瑾，哪天皇上“回心转意”，刘公公又会卷土重来要自己的命。 于是，张永下令有司以最快速度对刘瑾家宅进行抄搜。结果，“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白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二百六十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清单送上，这些骇人听闻的财物，并未让明武宗感到愤怒。让他勃然大怒的，是看到下列抄家搜得的东西：盔甲三千，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最终要刘谨性命的，是搜得平日刘瑾在宫中陪侍皇帝时的一把扇子，让明武宗惊怒异常：扇骨内藏锋利匕首二枚！ “这王八蛋果真要造反啊！”武宗皇帝拍案顿喝。于是，他下令锦衣卫、法司把刘瑾押至午门，命朝臣廷讯。 刘瑾仍大大咧咧不在乎。在午门跪定，听闻给事中李宪也弹劾自己，他笑了，大声说：“李宪出自我门下，他也来弹劾我！” 刑部尚书刘璟素怕刘公公得紧，此时也噤口不敢开言。 见百官呆呆沉默，泥塑木偶一般，刘瑾更来了精神，大言道：“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审我？”众人闻言屏息。 此时，驸马都尉蔡震上前，扬手给了刘瑾一个嘴巴，怒喝道：“我乃国戚，不出汝门，待我审汝！” 此时，内廷又有武宗旨意传出，“打四十”。于是，五棍一换打，八名大汉轮打，一顿杀威棒，终于打消了刘瑾的嚣张气焰。 蔡震问：“为何家中藏甲？” 刘瑾：“用来保卫皇上。” 蔡震大喝：“藏甲于自己家中，如何保卫皇上！” 刘瑾语塞。这时，又有官员上前宣读抄家所得禁物，刘瑾知道事已毕露，只得承招。 由于又挨打又挨夹棍，最后画押时，刘公公连笔也拿不住，揉手半天，才颤巍巍画成一个十字，算是画招认罪。 “既上狱，（皇）上命毋覆奏，凌迟之，三日枭其首，榜狱辞、处决图于天下。” 至于刘瑾受刑挨剐的详情，正史皆略，但当时监斩官张文麟为刑部河南主事。此人文人出身，退休后写书，详详细细记录了刘公公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的经过： （刘瑾）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不知是怎样“科学”计算出的如此刀数），每十刀，一歇一吆喝（类似卖肉表演），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先剐零头，后来好计数）。（所剐之肉）如大指甲片（大小），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刀少，血易凝结）。（旁）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皆从此出（不知是否合医理）。至晚，押（刘）瑾至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数刻，（刘）瑾尚能食粥两碗（保留元气，留待慢慢剐），反贼乃如此。次日，则押至东角头（第一日在西角头）。先日，（刘）瑾受刑，颇言内事（泄露国家机密，骂领导人），（现）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奉圣旨，刘瑾凌迟数日剉尸免枭首……，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 张文麟目见耳闻，当可足信。但就是凌迟数与天数含混，他笔记中只记录凌迟当日和次日，依理应凌迟三天。第一天剐了三百五十七刀，而他描写次日时，“数十刀气绝”，不知是如何凑算成律定的“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可能是漏记，也可能行刑记数另有讲究，但有一点非常可信：刘公公以近六十之年受剐，死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想想他从前害死那么多人，四位朝中御史犯小过也被他凌迟，就觉得这也真是上天有眼，罪有应得。 行刑之时，昔日受害家属“争买其肉啖之，有以一钱易一脔者。”生吃仇人肉，也算替亲人报仇了。刘公公日日山珍海味，身上之肉味道应该不算质量太差。况且他又是阉人，定无膻气。 刘瑾不仅是一人被杀，其亲属，包括有“天子之相”的刘二汉，一共二十五人，皆被斩首示众。好在他哥哥刘景祥死的是时候，否则也被从家中拖入闹市砍头。至于刘瑾党羽，前大学士焦芳、刘宇以及现任户部尚书刘玑等人，皆被削籍为民。只有张彩最倒霉，他在刘谨败后被逮入狱，严刑拷打。 张彩大呼冤枉，狱中上疏，指斥阁臣李东阳等人也阿附刘瑾。 此时，张永大公公非常有定力，对众臣讲：“刘瑾用事时，我们这些人都不敢言声，甭说两班官员了！”言外之意，是保护李东阳。 锦衣狱内吏卒希旨，对张彩夹棍、脑箍、灌鼻、钉指、“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一齐用上，老美男子没几天就被折磨死，仍被“剉尸市中”。 诛杀刘瑾后，根据廷臣所奏，把刘瑾变易的“成宪”尽数更回，共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禁令各地镇守太监干预地方刑名政事，并罢内行厂与西厂。日后，特务机构之一的西厂未再重设。 这时候，明武宗已经是二十岁小伙子，不再是事事依赖太监玩伴的少年人。此后十年，他沉浸在“豹房”的天地一家春淫乐与四处巡游的玩乐中，诱导他失德的不再是内廷公公，而是外镇军官江彬一类人。 “阁臣自（刘）瑾党败后，所用亦非甚不肖，时士大夫风气未坏，特资擢用，所得亦多正人，而帝（武宗）之不可与为善，则童昏其本质也。”（孟森语） 刘瑾乱政，确实引起社会动乱。他被杀两个月后，河北地区就有刘六、刘七起事；四川保宁刘烈率众造反进攻陕西，不久廖麻子等人也自称“扫地王”，众达十余万，肆掠陕西、湖广等地；江西方面，也陆续有王钰五、汪澄仁、何积钦等人造反。可幸的是，明朝刘晖、王守仁、彭泽等人善战善抚，几年内陆续平乱，没对明朝政府造成伤筋动骨之患。 现在，该交待一下诛杀刘瑾的主策划杨一清和张永。 在张永援引下，杨一清在刘瑾败后入朝，拜户部尚书，不久改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明朝六部中，吏部权最重，连巡抚等官皆由吏部任用，吏部长官自可以“高下在心，予夺任意”。为报谢老杨，张永不遗余力。 杨一清为人精敏时政，爱惜士大夫，“朝有所知，夕即登荐，门生遍天下。（他）尝再帅关中，起偏裨至大将封侯者，累累然不绝。”他不喜金钱，馈谢之资，缘手即散，因此广得人心。明武宗后期，钱宁、江彬乱政，杨一清辞官回乡。明世宗继位，特别敬重杨一清，诏其以少傅之衔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宰相行边，实由杨一清而始。明世宗还下诏褒美，把老杨比之为郭子仪。再后，杨一清遭张瑰排挤，落职闲住，郁郁而死。 杨一清天阉之人，无胡须，容貌寝陋，但为人博学善权变，特别晓畅边事，可以说是明武宗一朝最有才干的臣子，不少人把他比为唐玄宗时的贤相姚崇。 张永呢，当时号称是“辑宁中外，两建奇勋”（把平安化王之乱和擒诛刘瑾头功都弄在他身上），其兄弟二人皆被封为伯爵。张永本来想自己受封为侯爵，因阁臣不同意作罢。正德九年，他督兵宣大，击败入侵的蒙古人。 明世宗即位后，御史弹劾张永与谷大用等人“蛊惑先帝（武宗），党恶为奸”。张永被诏令退职，“永不复用”。嘉靖八年，还是杨一清上疏直言，奏言张永有诛刘瑾大功，他得以重被起用，提督京城团营。由于年纪已大，张永不久即病死于任上，实为善终。 这个公公早期为太监“八虎”之一，作恶想必不少，但有主谋诛除刘瑾大功，其余就不算什么了。 ------------ 人生如戏荒嬉一生：明武宗的后十年（1） ------------ 明武宗剐杀刘瑾后，政局并未有起色。当时他已经二十岁，血气充盈，精力充沛，又天性好动，所以，武臣江彬，就宿命般进入了他的视野。 江彬是宣府人，军将出身，最早以蔚州卫指挥佥事这样的下级职务得以显身。正德六年（1511年）河北等地刘六、刘七等人起事，蔓延迅猛，北京城内明军懦弱不能制敌，明武宗就派太监谷大用与阁臣李东阳等人商议，想调边兵入京畿灭贼。 李东阳切谏，首先，他认为宣府等地乃防守漠北蒙古部落的重要防卫大镇，抽调劲军离岗，会对国防产生巨大威胁；其二，边军入调，京军出防，本末倒置。京军在内怯懦，出外又恃势淫占，让他们守边，肯定缺乏战斗力，大肆扰民带来祸害。而且，胡乱调换京军、边军，容易使军士思乱，很有可能造成变起中途的后果…… 说了半天，啥用没有，明武宗我行我素，转天降内旨调守边军队入京。 当时，江彬官任大同游击，随大同总兵张俊入调。“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明史》此说或存可疑，但悍将狡狠，已初露端倪。 江彬不是太监那样阴柔便佞之人，他作战勇猛，生死置之度外。在与农民军淮上交战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颊射入，镞出于耳，江彬手拔而出，拍马继续作战，确实是一员神勇猛将。 正德七年（1513年），各地农民军造反渐息，入调各部边兵还镇大同、宣府（这也说明明武宗当年决定是正确的），经过北京时，明武宗犒赏诸军，宴饮众将。由于江彬事先送大笔金银予明武宗宠臣钱宁，他有机会受到皇帝在“豹房”的近距离接见。 江彬美男子一个，还是那种魁硕阳刚型，身高臂长，相貌堂堂。特别是脸上那一道显疤，更让明武宗知悉了他“拔镞”击敌的勇猛，叹赏道：“江彬真是勇健之士！”由此，立蒙皇帝赏遇，他与宣府守将许泰等人皆被留在京师皇帝边身，不再回去当边防军。 江彬确实是个人才，不仅马上腾转如飞，骑射一流，又会谈兵，常常在明武宗面前讲述战事，眉飞色舞，把武宗皇帝说得身如亲临，又想往又叹服。数日之际，明武宗就擢升江彬为“都指挥佥事”，这位“中校”一下子就成为了“上将”，成为皇帝的贴身亲信，出入豹房，与皇帝同卧起。 江彬大大咧咧之人，与武宗下棋，竟敢与皇帝争子，不许悔棋，语出不逊。禁卫军将周骐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人，在一旁叱责江彬。 江彬怀恨，暗地谕指锦衣卫中与自己亲近的官员，诬周骐以罪，下狱拷掠而死。经此事之后，明武宗左右之人皆知道了皇帝“大红人”的份量，皆畏服江彬。 江彬得宠，最早荐他面君的钱宁心中渐渐不悦。钱宁本云南穷苦家子弟。太监钱能在云南任监军时，少年钱宁被卖给钱太监当家奴，故而姓“钱”（其本姓史传不载）。入了太监寓，自然干叔干伯都是大公公。钱能死后，推恩其家人，钱宁得封“百官”。他特会巴结刘瑾，所以多年被推荐到武宗身边当差。由于有“开左右弓”射箭的绝技，钱宁大受宠幸，武宗皇帝干啥荒唐事都带钱宁当随身。明武宗遇宴饮喝醉，往往枕钱宁肚腹大睡。百官侯朝时，往往站了半天不知皇帝所在，大家只得伺察钱宁的行踪和出动迹象，以此推知皇帝所在。所以，他一个小小侍卫，竟然成了皇帝起居的风向标。为此，诸大臣也争先造谒送礼给钱宁。群臣有谁小拂其意的，这位小人马上中伤害之。 正德八年底，明武宗下诏钱宁掌管锦衣卫，赐姓国姓（朱姓）。当时，太监张锐掌东厂，钱宁掌锦衣卫，合称“厂卫”，权倾一时。钱宁自制的名片上自称“皇庶子”，俨然以皇帝儿子自居。当初武宗在大内建“豹房”大淫乐之地，正是钱宁的主意。由于他出身下层阶级，世事皆晓，陆续引荐戏子臧贤唱曲、回回人于永进春药、西藏密宗淫僧献“双修”秘戏，恣进声伎为乐，又时时诱引武宗皇帝微行出外瞎胡闹。可以说，最早让明武宗知道皇宫以外的世界“很精彩”，就是钱宁。特别是他主管锦衣卫后，更是恃势横行，贪污受贿，掠人妻妾、诬人致死的坏事干过无数件。 江彬得宠之日，也正是钱宁登峰造极之时。 本来，江彬根本不能与钱宁相抗衡。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小事，钱宁与江彬在武宗皇帝心目中的位置，突然调了位置： 明武宗体格棒，常常在内宫纵虎豹等猛兽入笼，他亲自擒捉为戏。这种“极限”高级运动，自古至今，除了古罗马被逼上场的角斗士，还真没有几个人敢玩。大概那天送来的老虎体型巨大又生猛了些，几个回合搏斗下来，明武宗体力不支，身上多处被猛虎抓伤。小伙子气喘吁吁，急唤钱宁入笼帮忙。人，只要有官有钱有大宅子，胆子就会变小。钱能一时间踌蹰不前，没能在最关键时刻一表“忠心”。眼看大老虎嗷的一声跃起，大爪子扑向明武宗，一旁侍卫的江彬当仁不让，飞身跃入笼槛中，一个飞脚踢在猛虎脑袋上。明武宗趁势扑上，双手狠扼猛虎咽喉，制服了猛兽。当时，他脸上还挂笑，对钱宁说：“这事我一人足能对付，还用得着你吗！” 内心深处，这位帝王对生死危急关头钱宁不救，已经大起嫌憎之心，自然觉得江彬是耿耿忠臣，又给足自己面子。所以，日后钱宁在全面前讲江彬坏话，根本入不得他的双耳。 江彬察觉到钱宁不能容自己，京中又都是这位锦衣卫头子的党徒，势单力孤。于是，江彬想借边兵自固，就对明武宗盛赞边军骁悍英勇，应该与内地军队互相换防操练。 明武宗爱玩，更喜武事，马上下诏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兵入京，号称“外四家”。从此，武宗皇帝多了一件大乐之事，即上万人在大内操演，旌旗招展，铳炮齐鸣，兵士们花团锦簇，摔跤搏斗，射箭击打演习，喊杀阵阵。 明武宗本人常常身着黄金软甲，跨高头大马，与江彬并骑巡视，“铠甲相错，几不可辩”。玩得高兴，明武宗命江彬领神威营，许泰领敢勇营，赐二人国姓，并在北京不远处把原先的太平仓改为镇国府，凭空新设了一个军事单位，专供这些供他玩乐的边兵居住。 不久，明武宗下诏让江彬兼统四镇大军。皇帝玩耍，规模很大。明武宗常常自率会射箭的数千小太监为一营，号为中军，“晨歹驰逐，甲光照宫苑，呼躁声达九门。”他几乎天天阅操，诸边军全副黄罩甲披挂，江彬等人皆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威风凛凛。万人万马，锦锈灿烂，因此明武宗把阅兵称为“过锦”。这种感觉，当然要比站在小吉普上挥手低叫“同志们好”过瘾得多。 由于军将充斥京师，大内地方不够用，明武宗下令强拆积庆坊、鸣玉坊的民房，推平后在原地建立“义子府”和专供他们一行人嬉玩的“皇店酒肆”，时时游乐其中。他还常常与江彬等人一起微服出京，在京郊等地游逛。群臣进谏，皆不听。 明武宗虽然稍稍疏远钱宁，但江彬知道老钱的势力盘根错节。为了使皇帝在相当长时间内远离钱宁，江彬便又想出劝皇帝出外巡幸的办法。于是，他不时在武宗耳边讲，宣府的乐工技艺高，当地美貌妇人多，又可以四处巡边，瞬息之间奔驰千里，干吗皇上非要整日郁郁居于大内之中为廷臣所烦扰呢。明武宗不住点头，游兴大发。 ------------ 人生如戏荒嬉一生：明武宗的后十年（2） ------------ 正德十二年秋（1517年）的某一天，明武宗在江彬引导下，神秘兮兮地仅带几百人，“急装微服”飞驰至昌平，准备出居庸关而去。不料，巡关御史张钦坐镇城楼，任凭江彬等人威胁恐吓，坚称来人无关文，就是不让守卒开关门。明武宗一行只得悻悻而归。 数日之后，明武宗先下旨让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之职，一大帮人连夜出京，“顺利”过关，飞抵至宣府。 江彬早已派人在宣府兴建了奢华骇人的“镇国府”，并把豹房内的珍玩奇物与美姬乐工运到这里“伺侯”。不仅如此，君臣兴起，多次大半夜到官民之家“临幸”，只要发现有漂亮女人的，不管未嫁已嫁，皆一把搂住，屏去其家人，马上开干。此种入民家频频淫污妇女的帝王，中国历史上这位正德皇帝系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诚为“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但从旧时代的“理论”上讲，“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妇女，莫非王妾”，臣民妻女让天子“幸”了，还不好说什么，跪送谢恩高呼“好再来”而已。 武宗皇帝大乐之，乐而忘归，称宣府为“家里”。试想，明武宗居北京二十多年，从未这样爽快过。且民间妇女百态奇花，也非宫中木讷嫔妃能比。 十月间，江彬陪同武宗自宣府驰奔大同，在阳和附近游猎。恰巧有蒙古诸部数万骑寇边，大掠应州。边将王勋等人知皇帝在附近，拼死力战，蒙古人败退而去。至于明武宗本人，率一哨人马，江彬陪驾，正好在途中遭遇一股蒙古兵，双方拼杀。大战近一个时辰，蒙古骑兵挡不住明军扈卫精骑，留下十六具尸首遁走。明武宗马上功夫了得，竟然以九五之尊，交战中手斩蒙古兵一人。从前的打仗作戏，今天果然得以实用。观诸史籍，多言此战失多获少，声称明朝官军死数百人，笔者觉得是史官（嘉靖朝写实录的人）撒谎，实际是想抑压明武宗战绩。有明一代，皇帝亲征不少，明英宗大草包不说，明太祖、明成祖多次出征，但皆是亲自指挥而已，能以皇帝身份置生死于不顾纵马挥戈杀敌的，仅明武宗小伙儿一人而已！ 此次实战，可把明武宗乐坏了，比王石花几百万登上珠穆郎玛峰还要有成就感。自此，他改换身份，自称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所驻跸称军门”，实实在在融入真实游戏的角色中，并派人把“朱寿”大将军的胜捷喜报送达京城。凡国内军国大事，武宗皇帝一概交予江彬。江彬不是权臣，又不是喜欢弄权的太监，所有奏章报入后，这位爷一概不处置，“或壅格至二三岁（年）”。朝廷大臣前后切谏不已，皆不听。典膳官李恭上疏，严劾江彬诱帝出行之罪，被江彬派人逮捕，拷死狱中。 过了二个多月，明武宗回京过春节，主持了一些礼仪祭祀之事，但他一颗玩心常在宣府塞外。正月间，借郊祀机会，他又与江彬出关游玩，在密云、黄花一带游逛。江彬知道皇帝精力旺盛又喜欢民女，沿途强征良家妇女数十车跟随，其间有数位出“车祸”摔死，扰民良多。 得闻奶奶辈的太皇太后王氏病死，明武宗才不得不回京主持丧仪。回到大内，他首先下诏，命大将军朱寿（就是他自己）统率六军，以江彬为副将军，封为平虏伯，并荫其三子为锦衣卫指挥，还升赏许泰等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只要皇帝高兴，万事不惜血本。 到了夏四月，明武宗借送太皇太后灵柩之机，又一次出关巡幸。听闻宁夏有边警，明武宗高兴，急忙回京，召大臣议“北征之事”，准备派“大将军朱寿”与江彬一起率军“御敌”。众臣明知皇帝给自己下诏，自己任命自己为将出征极其荒唐，又不好说破，只能群跪谏止。明武宗不悦，集大臣于左顺门，召大学士梁储当面令他草制。 梁储倔将，高声道：“其余事皆可顺从，此制我绝不起草！” 武宗皇帝闻言大怒，仗剑而起，“如不草拟制书，当吃此剑！” 梁储伏地，叩头泣谏：“臣逆君命，实有罪，愿受死！倘若为臣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僵持久之，明武宗虽荒淫，但非残暴之君，骂骂咧咧掷剑于地而去。自己让人撰写诏命，不再走行政部门的过场。 制令虽未下达，但阻止不了皇帝自己出关。明武宗由江彬陪同，自大同渡黄河，在榆林游玩数日，扎营于绥德，纳总兵官戴钦之女为妃。 回程中，一行人经西安过偏头关，抵达太原，在城内大征美女及乐工。也正是在这里，明武宗看上了乐工杨腾的老婆刘氏，一见倾心，爱极了这位有夫之妇，携之而归。江彬近诸近侍皆“母事之”，称为刘娘娘。估计后世戏剧《游龙戏凤》，正是据此情事所改编，只不过女主角由刘氏变为“李凤姐”，地点由太原变为大同。 明武宗确实荒唐。延绥总兵马昂因罪被免官，但他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妹妹，能歌善舞，骑射之余，又解诸蕃“外语”，已经嫁给军官毕春为妻，且有两个月身孕。为保官职，马昂在江彬“协助”下从妹夫毕春家抱走了妹妹，献给明武宗使用。甭说，武宗皇帝小伙儿性趣多多，喜欢pregantsex，马小妹也喜皇上年青风流英俊功夫好，二人如漆似胶，不顾蚌珠在腹，日日巫山。高兴之余，明武宗马上升马昂为右都督，赐其二弟蟒衣，下令盖大宅子让马昂兄弟居住。一日，闲极无聊，武宗皇帝亲自去马昂家，看见敬酒的马昂一妾甚美，命马昂献出。马昂犹豫，武宗怒起离去。这可吓坏了马昂，忙通过太监张忠把美妾里外打扮一新送入宫内。转天，有旨传出，马昂二弟皆升都指挥一类的大官。欣喜过望，马昂“又进美女四人谢恩”。朝臣有知此事，骇恐异常，生怕小军官的骨血成为日后“储君”，狂上奏章。 武宗也烦，不久又玩腻了肚子日大的马小妹，便遣之出宫，终未酿成狗儿变龙子的大事。 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明武宗自太原还归宣府。“帝（开宗）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体格真棒。小伙儿又渔色又长途奔波，竟丝毫不觉劳累。 回京后，歇了一个月，明武宗又下诏“命令”，“镇国公朱寿（他本人）南巡”。由于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久蓄逆志，天下皆知，群臣死谏，一百多人伏阙痛哭拦阻，惹得武宗皇帝怒起，当廷杖责大臣。锦衣卫兵士手下不留情，竟然杖死十多名大臣。金吾卫指挥张英为义气所激，光膀子挟两大袋土拦路哭谏，不从，即拔刀自刎，血流一地。侍卫见张英未死，叱问他挟土袋想干什么，张英道：“恐血污帝廷，以土掩血”。言毕气绝。 如此折腾，明武宗没了兴致，江彬等人，“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惮之”。 七月，江西的宁王朱宸濠造反。消息传至北京，江彬欣喜，意图劝明武宗亲征，并下令说，敢有进谏者，处极刑。 于是，九月间，明武宗率江彬、张锐、钱宁从北京出发。行至半路，太监张锐与江彬皆禀告武宗皇帝说，钱宁一直与宁王暗中勾结，武宗点头，以留钱宁监察皇店为名，阻止他随驾。不久，钱宁事露，明武宗遣人立刻逮捕他，并查抄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两。”但钱宁此人在明武宗时代未被处决。明世宗继位，钱宁被凌迟于市，其养子十一人皆被斩杀，幼子下蚕室割去小鸡鸡。以太监之奴起家，儿子复为阉人，钱宁这个云南苦孩子折腾半世，终于获此结局。 明武宗一行人“亲征”，行至半路，江西的王守仁已经活捉了造反的宁王朱宸濠，但明武宗不让他献俘，继续自己的南行旅程。年底，大部队抵至扬州，强征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妇女、寡妇，猎色不已。可幸的是，陪同武宗出游的“刘娘娘”很贤惠，常哭谏武宗不要过份扰民，他才稍稍收敛。 正德十五年（1520年），明武宗到达南京，终于坐在南京的龙庭上找了一把昔日明太祖的感觉。 江彬所率数万北方边兵，跋扈特甚，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把南京城整得个乌七八糟，人心惶惶。不久，明武宗还想幸苏州，下浙江，遍游湖、湘，南京众臣苦谏，随行北方诸将又不乐南行，所以才未成行。 七月间，明武宗在牛首山一南游玩。期间，军中夜惊炸营，使得众臣惊骇了好一阵。当时宁王朱宸濠一直被逮系于江上的船中，民间纷纷讹传宁王将为人劫持生变，武宗皇帝也觉不踏实，在阴历闰入月时从南京启程，回返北京。 至此，再掉头详细交待一下宁王朱宸濠叛乱以及王守仁率兵平叛的详细过程。 ------------ 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1） ------------ 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大太监刘瑾就在收受宁王朱宸濠重宝之后，矫诏恢复这位王爷在江西一带的屯田护卫，使之拥有了自己的一支武装。 宁王一系是皇室近亲，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太祖诸子中，“燕王善谋（朱棣），宁王善战（朱权）”，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宁王本来的封地在喜封口以外的大宁，朱棣起兵篡夺时，设计挟制了这位十七弟。称帝后，朱棣便把这位善战的弟弟改封于江西，让他远离边陲，无法再发展。同时，朱棣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特别严禁他们拥有武装力量，以免他们有样学样，仿效自己昔日之举重新上演“靖难”篡夺大戏。天顺年间，当时的宁王多有不法之事，连护卫亲军也被削夺，改为南昌左卫。 由于刘瑾收贿后“通融”，宁王朱宸濠得以把南昌左卫军又变回为自己王府的护卫军，终于得到一只象样的武装。高兴没多久，三年后，刘瑾倒台使他所有昔日作为皆被逆转，兵部又把宁王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如此倒腾，宁王朱宸濠异心更炽。转年，他就把其生母葬于西山的青岚，这是一块所谓的“龙兴”风水宝地，明廷曾严令禁止在此建坟。 古人迷信，宁王自不例外。有算卦先生李日芳常讲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宁王在当地建“阳春书院”，实际是把这地方当“离宫”，以应“天子气”。又有术士李自然为骗钱，三番五次说天降神谕，宁王有“天子”命。这些“鼓励”和“上天”转达的暗示，都使得宁王朱宸濠摩拳擦掌，非要整出个名堂来不可。 大臣陆完任江西按察司时，巡抚地方，宁王日夜延其至王宫，好吃好喝大元宝，奉承说：“陆先生他日必为京中公卿大臣！”陆完心中暗喜。宣德九年，陆完果然被召回北京任兵部尚书，投桃报李，替宁王找关系打通关节，通过钱宁的努力，终于又重新拥有了“护卫屯田”的权力，为日后起事奠定丰厚的人员组织基础。 不过，宁王非是那种城府极深的巨滑之人，离“天子”之位还一万八千里，他就开始自称“国主”，以护卫为“侍卫”，把王爷令旨改称“圣旨”，给时人留下诸多把柄。同时，他派手下人在江西招募大盗杨清等百余人入王府为自己效力，号称“把势”。鄱阳湖上打家劫舍为生的贼头杨子乔听闻此事，也立刻积极投靠宁王，在水面陆地肆行劫掠，帮助宁王训练手下。打仗干活的人有了，举人刘养正这种“文胆”也被招入王府。刘举人通晓古今，见宁王当日，就大讲特讲昔日宋太祖“陈桥兵变”之事。宁王朱宸濠大喜，自认为刘举人很懂事，以宋太祖喻已，将在世间“拔乱反正”。 宣德十年（1515年），感觉超好的宁王一日因江西都指挥戴宣因事惹怒他，他竟然擅自命手下人用大棍把戴宣当场击死。这事可闹大了，明朝的王爷再牛逼，也不能擅自杀掉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时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的胡世宁马上奏了他一本，“（朱）宸濠颇惧，委过近属以自解”。毕竟朝中有钱宁等人帮衬，宁王本人不仅没事，他还反诬胡世宁“离间皇亲”，使得当时已升任福建按察使的胡世宁被逮入锦衣狱，拷掠几死。 由于明武宗荒淫，一直没有儿子，宁王闻之心动，便准备无数银金财宝送与北京的钱宁等人，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入京到太庙进香，实际上是想劝使武宗皇帝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廷议上，大臣多有反对，明武宗自己也没拿这事当事，不了了之。 朱宸濠诸多异常，一般人不敢明说，但巡抚江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燧与巡抚南赣等地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守仁早就心中有数。特别是孙燧，由于他本人就驻派南昌，深知大变将作，就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渐次削除不利于朝廷的赋税，侦逮奸党送狱，以削剪宁王的羽翼。虽如此，有胡世宁前车之鉴，孙燧只能暗中行事，不敢明奏朝廷宁王要造反。 到了宣德十二年（1517年），宁王府中的官员都有几个人上奏朱宸濠不法之事。又是通过京中的钱宁，宁王把这些人发配的发配，下狱的下狱，并因怀疑属官周仪告密，指使贼人屠灭周仪家，杀六十多人。 朱宸濠加紧了造反前的物质准备工作，招募巨盗数百人，四处劫掠军民财货物资，收买皮帐，制作皮甲，私制刀枪，赶制佛郎机（火铳）等火器，“日夜造作不息”。为了能有广泛支撑，他派人秘密联络漳州、汀州以及南赣一带的少数民族，约好起事时群起响应。这年年底，太监毕贞被朝廷派来监抚，此人乃钱宁一伙，到江西后与宁王臭味相投，附之为逆。宁王以进贡方物为名，派出多人驰往京城，沿途设置健步快马，限十二日把京中之事报知自己，侦伺京城动静。 江西巡抚孙燧日夜忧心宁王突然造反，便以防盗为名在进贤、南康、瑞州等地修建新城，并在九江兵家重地增设防备，各设通判官，以备苍猝。为避免宁王起兵时抢劫南昌武库，孙燧又以讨贼为名，把卫城兵库内的武器皆调派到外地，他笑对手下人讲：“宁王造反，即使我灭不了他，他也会因为我现在的安排而最终为朝廷所灭。”由于孙燧率兵捕盗甚急，宁王手下的巨盗不少人被杀或落网，急得这位王爷忙找到“老关系”陆完，让他串通钱宁等人想办法，把孙燧调走。 孙燧见情况紧急，数次上奏朝廷，大概有七次之多，均急报宁王逆行加速，但送书人皆于中途被害。由于宁王本人是明廷皇亲近宗，孙燧不敢先下手为强。 宁王一伙人本来还有耐心，准备等明武宗哪天出游时摔死或在豹房玩乐时被虎豹咬死后再趁机举事。但是，北京方面，太监张忠、江彬等人与钱宁争权，又都知道宁王与钱宁私下不法勾结的事情，就想趁揭露宁王逆谋之事把钱宁搞下去。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先前曾收受宁王大笔金宝，但得知这位王爷实有反心，怕日后事发牵连自己，也落井下石，一起进奏朱宸濠“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形已具”。 明武宗见这么多人如此说，立刻派太监赖义及驸马崔元等人携带敕书往南昌，警告朱宸濠，并削其护卫。 由此，宁王朱宸濠只得提前造反。 ------------ 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2） ------------ 宣德十四年阴历六月十三日，朱宸濠生日。他正在王府大摆酒宴，款待来贺生日的镇抚三司官员。席间，宁王预设的京中密探飞报，朝廷已经派人来责罪，并要削除护卫。宁王大惊，忙招刘养正等人密议。 刘养正首先建议：“明早镇抚三司官员必定依礼节来入谢，可趁此机会尽擒众官，杀掉不与我们同心的人，然后发兵起事！” 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否则只能坐以待擒。于是，宁王等人连夜布置，召集平素豢养的贼盗吴十三等人，让他们在厅堂左右设下伏兵。 转天一大早，众官来拜谢昨日的生日宴请。刚刚起身，突然从外闯进数百带刀兵士，把官员们团团包围。 众人愕然间，宁王起身高声宣布：“正德（指武宗）乃孝宗皇帝从民间捡来的孩子，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 辽抚孙燧未料到事起如此苍猝，但事至此时，他知道这位王爷是真要造反了，他独前喝斥：“太后密旨安在？” 宁王一楞，他没想到孙燧会这样质问他。呆了片刻，他扬脖高喝：“不必多言，我今欲往南京，你保驾否？” 孙燧嗔目大骂：“天无二日，臣无二君，有太祖法制在，你是什么东西！” 宁王朱宸濠大怒，立叱卫士把孙巡抚捆绑。 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呼：“孙都御史，乃国家大臣，汝等反贼，真敢擅杀大臣吗！”同时，他扭头顿足对孙燧说：“我早就劝君先下手，你不听，今受制于人，后悔无及！” 宁王派兵士拥上，把许逵也绑了，问他是否跟从自己起事。许逵大骂：“狗贼，我惟有赤心报国，怎肯从尔等为逆！”并大喝：“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尔等逆贼！” 于是，孙燧、许逵二人，皆被宁王遣人押往南昌惠民门外斩首。二人临刑不屈，破口大骂。城中人民闻之，无不流泪叹息。 一不作，二不休。宁王命人把众官中与自己素不相偕的十多人关入大狱。 在刘养正策划下，宁王挟持了南昌当地退休的前侍郎李士宝，劫持镇抚三司一些官员，“称咨府部，传檄远近，革正德年号，指斥乘舆（皇帝）。”从当时理论上讲，宁王造反的口实还真不少，可以称是“清君侧”，可以称是“逐昏君”，但他本人就是大恶之人，所以号召力就不强。 啥事未成，宁王就委任李士宝为左丞相，刘养正为右丞相，派几个贼头顺流夺船，四处收兵。开始时候，叛军还挺顺利，南康、九江俱被攻陷，当地守官守将逃走。 最早声讨宁王罪恶的，是当时正提督南赣军务的王守仁。而他这次所以能幸免于南昌之难未与孙燧、许逵等人一起被杀，还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有远见。王琼知道宁王早晚要反，恰值福州有三卫军人小规模叛乱，他就把王守仁暂时派往福州处置此事。王琼对手下讲：“福州军人乱，本是小事，不足烦王守仁如此大才之人去平定。但他可以借此掌握一军，又有敕书在手，以待他变（指宁王随时可能的造反）。” 结果，王守仁果然因外出，未被宁王在南昌宴会时逮住。 宁王六月二十四日正式造反，六月十五日王守仁在丰城知道消息，立即往江西回赶。临江知府欢喜无限，忙把他迎入城中商议对敌之策。 王守仁虽为文臣，极晓兵法大略，他说：“宸濠若出上策，会直捣京师，出其不意，则社稷可危；若出中策，直趋南京，则大江南北一时会尽为其所据；如只据守江西省城，则出下策，可一举擒灭之！” 于是，他立即派人令在通往北京、南京的要害处设置疑兵，又伪造朝廷早就派兵严备的假公文，故意让宁王的手下人拾到，造成各处皆有准备的假象。宁王朱宸濠中计，没敢立即出兵击袭。由此，就给了王守仁非常多的调动和喘息时间。 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会兵后，商议道：“兵家之道，急冲其锋，攻其有备，皆非上计。我们现在假装在各个城府自守不出，宁王不久就会集大兵自南昌出发，到那时，我们再尾随蹑追。依我之计，宁王兵出，我等应该立刻发兵收复省城南昌。他闻老巢被收，肯定回救，我们恰好集结兵力在他回军途中邀击，此乃全胜之道。” 时在北京的兵部尚书王琼接到王守仁飞奏宁王造反的消息，对众宣言道：“有王守仁在，大家不用担忧，不久当有捷报。” 明廷得知宁王朱宸濠反讯后，根据江彬等人的建议，很快就逮捕了钱宁、陆完等人，下狱抄家。 侦知江西王守仁等人据城不出，宁王朱宸濠胆子愈大，仅留数千人守南昌，他自己与刘养正、李士宝等人率领六万人，号称十万人，出江西，“声言直取南京，载其妃媵、世子（朱）从，总一百四十余队，分五哨出鄱阳（湖），舟田舻蔽江而下。” 造反大军，先攻安庆。安庆城里，守臣守将勇武，宁王朱宸濠数日不能攻克。 王守仁得知宁王出南昌的消息，知道一切皆在预料之中，便与伍文定在临江樟树镇会兵。“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临江，徐琏引兵自袁州，邢洵引兵自赣州，通判胡尧元引兵自瑞州，通判谈储等人，各以其兵至。”六月十八日，大家齐集丰城，商议如何出兵事宜。 听说王守仁欲攻南昌，不少人有疑意：“宁王一直谋划造反，南昌留备必严，恐怕难以一日攻拨。今宁王攻安庆，日久不克，兵疲意沮，不如以大兵逼之于江中，与安庆守军夹攻之，必败敌人。宁王一败，南昌不攻自破……” 王守仁摇头，说出自己的意见：“不然。我军如舍南昌不攻，与宁王必定相持于江上。安庆守军仅能自保，不可能抽兵增援我们。此时，宁王南昌守军可以乘间断绝我们的粮道，而南康、九江贼军又可合势出击，我们腹背受敌，肯定要吃大亏。宁王集所有精锐之兵齐攻安庆，南昌防御必薄。加上我军新集气锐，南昌定可一攻而克。宁王闻我军攻南昌，必会自安庆解围，还兵救其老巢。待其回军，我方已克南昌，宁王闻之必然夺气，首尾牵制，必为我擒！” 果然，七月二十一日，大军齐集南昌城下，王守仁下达死命令：“一鼓附城，二鼓登城，三鼓不登者诛，四鼓不登者斩其队将！”于是，号令一下，士兵蚁附秉城。城上虽设守御，皆闻风倒戈，城门多有不闭者，打兵遂入。 南昌如此坚城，由于宁王暴虐，人民不附，守将怯懦，几乎没怎么招集，就被王守仁大军攻陷。入城后，王守仁安抚士民，籍封府库，城中遂安。 ------------ 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3） ------------ 当时的朱宸濠正因安庆久攻不下而着急上火，亲自督兵填濠堑，竖云梯，期在必克。听闻王守仁帅兵攻南昌，宁王大恐。李士宝等人多谋，劝宁王舍安庆不攻，径攻南京。如果登帝位，自然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可使江西等地自服。宁王短视小人，惦记老窝的金银财宝，没有听从李士宝建议，马上要回援南昌。他从安庆撤围，立刻派二万精兵先发，他自率四万军随后继之。 听闻宁王朱宸濠大军还攻江西，明军内部有人建议：“宁王兵盛，凭其愤怒，乘众而来。我方援军未集，势不能支，不如坚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 王守仁自有其独特见解。“宁王兵力虽强，但以威劫众，所至焚掠，不得民心。虽兵马势众，但宁王部伍从未遇旗鼓相当之军与之相战。其部将本来想待其称帝以取富贵，今其进取不能，巢穴又失，沮丧退归，众心已离。我军以锐卒乘胜击之，彼将不战自溃！” 果不其然，七月二十三日，王守仁率诸将在樵舍迎击宁王朱宸濠叛军，败其前锋。转天，黄家渡一战，又大败叛军，“追奔十余里，擒斩二十余级，溺水死者万计。贼气大沮，退保八字脑。” 至此，宁王的先遣军，已经完全被消灭。 宁王本人乘舟夜泊，泊地名为“黄石矶”。他问从人当地何名，南人“黄”、“王”二音不分，对曰“黄石矶”，宁王听成“王失机”，大怒，立身挥剑，把答话人脑袋砍掉。叛军见兵败，军心已经溃散，逃兵日多。 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要死撑到底。宁王朱宸濠大赏将士，奖当先者千金，受伤者五百金，并招南康、九江贼兵前来江合，并力合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叛军拼死前冲，杀掉官军数百人，战阵不稳。吉安知府伍文定虽是文臣，提剑监军，急斩先退者数人以徇。他身先士卒，站立炮铳之间，大火焚其须髯，伍文定坚守不动。见伍知府如此，众军勇气倍增，殊死抵拒，兵势复振。 明军铳炮齐发，宁王朱宸濠所乘指挥大舟也挨炮着火，贼众大溃。不得已，宁王率残兵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准备做垂死挣扎。 正当贼王贼将为如何处理败将争执不下之时，官军已经发动火攻，大军四集，争相进击，贼军终于四散而逃，大势去矣。 时至此刻，宁王朱宸濠万念俱灰，与嫔妃泣别，成百绝色佳人知道造反被抓没什么好结果，皆赴水自杀。至于宁王本人、其世子，以及李士宝、刘养正等数百贼头，皆被生俘。此战，叛军溺水淹死的就有三万多，“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水上战场真是“壮观”得很。 官军把朱宸濠一行人押上囚车返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 入城后，王守仁阅视俘虏，宁王老着脸还哀呼：“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还能当个庶民老百姓吗？” 王守仁心中冷笑，脸上不动声色，回答道：“自有国法处置你。” 这边宁王已被活捉，京城内的明武宗高兴得心急火燎，借“亲征”之名南巡，以尽游玩之乐。 大军刚行至良乡，王守仁捷报已至，并表示要献俘阙下。明武宗连发数檄止之，如果宁王被送来北京，他就不能“南巡”游乐了。 阴历九月间，明武宗至南京，王守仁又欲到南京献俘，仍不被允。江彬、张忠等人深知皇上爱玩的心性，想让王守仁把宁王一行人放归鄱阳湖，以使明武宗能亲自率军与其“交战”，而后再奏凯论功。 王守仁不得已，连夜过玉山，押解宁王一行叛将取道浙江以进。这时候，大太监张永在杭州正等着王守仁，准备让他纵俘鄱阳湖，以使皇帝能亲自“打猎”。 王守仁见张永，苦求道：“江西之民，久受宁王荼毒，今经大乱，又继以旱灾，加之供京军粮饷，困苦已极。如再有苦压，一定会啸聚山谷为乱。如果此时放宁王入湖，兵连祸结，何时有个结局啊！” 张永即是昔日诛除刘瑾的首谋太监。听王守仁一席话，也深以为然，缓言道：“我此行杭州，因为群小（指江彬等军人）在君侧，不得已侯你于此，非为掩功而来。但皇上之意可顺不可逆，群小若乘其怒激之，大事不好。” 王守仁听此言，稍稍心定，便把宁王一行贼人转交张永，连夜返回江西。老王学乖，再上奏疏，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即把大功归于武宗皇帝及其左右。 张永回南京后，见武宗皇帝，极言王守仁忠臣，良可信赖。本来，江彬等人事先已经在武宗皇帝前进谗言，讲王守仁本来依附宁王朱宸濠，后来见其不能成功，才反手一击击擒宁王。经张永大公公一番释疑解惑，武宗皇帝终于相信王守仁是“好人”。于是，他下诏命王守仁巡抚江西，并擢升吉安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司使。 年底，宁王一行俘囚槛车至南京。武宗皇帝想自以为功，就与江彬等诸近侍戎服骑马，大列队伍，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 宁王朱宸濠被囚一年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底才被赐死，并被焚尸扬灰。宁王之乱，终于尘埃落定。 王守仁方面，平宁王之乱，立下如此殊勋，但终武宗之世一直未叙功。明世宗入统，很想招王守仁入朝，并下诏封其为“新建伯”。但是，王守仁与兵部尚书王琼关系好，阁臣杨廷和与王琼不睦，不少大臣嫉妒王守仁功劳，皆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名，阻止他入京。虽然稍后任命他“南京兵部尚书”这样一个虚衔，“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忧恨之下，王守仁拒不上任，病辞归家。未几，其父病死，因丁父忧，他只能闲居于乡，郁郁数年。 ------------ 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1） ------------ 耽乐嬉游体疲身乏：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 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玩够了猫捉耗子游戏的明武宗终于率军往北京回返。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不会闲着，自瓜洲过长江，登金山，游镇江。在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鳞潜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见鱼多，明武宗大乐，尽力挽提，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掉入水中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回，但水呛入肺，加之惊悸惶怖，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自此身体就不行了。 导致他大病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武宗皇帝呛水后引致肺部高压，使血液中的水渗透入组织间隙，造成肺部换气障碍，进而引致肺部积水。另一个可能，是受惊加秋日着凉，引发肺炎，才击跨了身体特棒的皇帝。今天，肺炎乃一般病症，大剂量消炎药加上保养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途中耽搁几个月，正德十六年（1521年）春正月，明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文武百官在正阳桥南接驾。武宗皇帝身体困疲，仍强自支撑，入城时大耀军容，把俘虏的贼将贼臣以及从逆者家属数千人皆五花大绑，皆令他们在辇道跪于两边，“生者标其姓命，死者悬首于竿”，特别不吉利的是，路两旁皆标以白帜，数里不绝，一派发大丧的排场，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祥。 明武宗仍旧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入宫中歇息。老小伙子又发烧又咳又胸闷，还有心气和精气神玩阅俘的把戏，真正是荒唐到底。 正月十四日，明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大礼不得不终止。 拖了近两个月，正德十六年阴历三月十二日，武宗皇帝处于弥留状态，对司礼太监讲：“朕疾不可为也。告知皇太后。天下事重，望太后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崩于豹房，时年三十一。 其实，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十足坏人一个，但相比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他并没有坏到哪里去。只是继位为帝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出于私愤，明世宗在实录编撰中下令史臣皆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使得武宗皇帝荒唐之行天下人皆知，且“万古流芳”。 明武宗为帝，北征南巡以外，不是没有干过好事。史不绝书的，是正德一朝多次赈灾免赋，而且，刘瑾之诛，宁王、安化王乱平，北边御蒙古，皆是正德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代的臣子有不少能干贤才，皆从侧面反应出这位帝王治下的总体治略的可称道之处。再举数个小事以彰显正德时代的“好事”：其一，宁王造反，武宗亲征，行至山东临清，传令当地官员进“膳”。由于人多苍猝，武宗本人面前竟然忘记放筷子。他笑道：“怎么这样怠慢我！”话虽如此，并未发怒，吓得尿裤的地方官未得任何怪罪；其二，太监黎鉴向都御史王頨索贿被拒，便跪于武宗面前哭诉王頨虐待蔑视自己，武宗笑言：“肯定是你要人家东西没要成，王巡抚怎敢惹你这样朕身边的红人。”；其三，武宗皇帝一行至扬州，江彬等人欲夺富人宅院为“威武将军府”，知府蒋瑶坚执不可（现在某些官员还不知明朝这位爷，专替开发商强拆老百姓房屋）。江彬伺机报复，正好明武宗手钓大鱼一条，戏称价值五百两银子，江彬就强卖给在一帝侍立的蒋瑶，让他用库钱购买。蒋瑶屁颠颠从家中跑回来，把老婆的耳坠头簪献上，说：“官库无钱，臣所有惟此。”见此，武宗皇帝也是“笑而遣之”；其四，武宗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崩，百官送葬时，正值大风雨，泥地中众人欲下跪时，明武宗遣人谕止……诸多小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武宗本人并非残虐淫暴大恶之君，他这辈子坏就坏在一个“玩”字上。 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 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想造反。 大学士杨廷和文人老姜，亲自与江彬寒喧，常常没事人一样笑谈，使得江彬不觉有异。明武宗崩后，杨廷和密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派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 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祭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 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 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 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涌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拨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数记。 凭实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已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的乱政五年，远远不及。 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耿耿忠臣，绝无为已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什么“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 最后，再表一个与本文离题不是很远的真实历史“花絮”。刘瑾大公公，千古坏人，铁案一件，一万年后也翻不了案。但他没干过什么好事吗？一件好事也没干过吗？回答是否定的。 京剧折子戏《拾玉镯》（全戏为《法门戏》），刘大公公就是最终扭转冤案的正面人物。 故事发生在今天宝鸡市的眉县（戏文中改为“眉坞”），线索大致如下：正德初年，眉县金梁乡有位世家公子傅朋，其母给他玉镯一对，让他择中意之人成婚。傅公子心高气傲，总想娶个卫慧才，嫦娥貌的女子，日久未成。一日，有友自京城来，二人至西村游玩，巧遇村姑美女孙玉姣。这位姑娘乃村内孙寡妇的独生女。二人一见倾心，互传爱慕之意。公子临别，假装把一支玉镯遗落于地，孙玉姣会心拾起，含羞入户。此情此景，被邻居刘媒婆看个满眼。 傅公子刚走，刘媒婆就走入孙玉姣家，自告奋勇当媒人，想趁机赚几两银子花。孙玉姣羞涩之余，拿出一只绣鞋作为信物，应允刘媒婆为自己做媒。不料，刘媒婆之子刘彪乃流氓大恶之人，以为傅公子与孙姑娘有奸情，自己想趁机尝尝鲜。于是，他先持绣鞋去傅公子处，想敲诈几个钱花，被公子的家人们乱揍一顿赶出。 ------------ 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2） ------------ 怒从心来，色从中起，第二天夜里，刘彪手持绣花鞋，想偷入孙玉姣绣房实行奸淫。赶巧的是，孙玉姣的舅父屈环生和舅母贾氏在孙家借宿，住在孙玉姣房间内。刘彪摸黑，色胆包天，潜入房间后，趁黑往床上瞎摸。屈环生夫妇惊醒，与之扭打一团。刘彪又惊又急，掏出尖刀，杀掉屈环生，并把其妻贾氏人头割落，提之于手，夺门而逃。 花分两朵，各表一枝。眉县县城内，有个穷生员宋国士，中年丧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名宋兴儿，女名宋巧姣。由于借高利贷商人刘公道的钱不能及时偿还，宋国士就让儿子宋兴儿在债主刘公道的粽子房当伙计还债。一大早，刘公道搅锅煮粽子，忽然发现大锅中有个人头，登时大惊，引得一旁帮忙的宋兴儿也来瞧。这少年不经事，大叫“杀人了！”刘公道大怒，怕宋兴儿高声引差人抓自己打官司，抽了少年一个大嘴巴让他收声。其实，这个人头，正是流氓刘彪慌忙逃跑途中扔入锅内的。左思右想，刘公道怕宋兴儿把此事说出去给自己惹祸，竟然用斧头劈死少年，抛尸于枯井。 早晨时分，孙寡妇发现弟妇夫妇二人被杀，忙入眉县县衙报案。知县赵廉不是贪官，但是个固执的自以为是的人。他实地勘察后，发现了刘彪丢弃当地的孙玉姣绣鞋一只，便认定谋杀案与奸情有关。于是，他先严审孙玉姣。孙姑娘见此“信物”，也以为是傅公子夜入自己房间，就把拾玉镯定情之事和盘托出。 不必讲，赵知县立刻派人抓来傅公子。大刑伺侯之下，傅公子屈打成招。问他人头何在，傅公子只得说自己抛入渭水之中。至此，案情虽“大白”，但“尸首无对”。 刘公道方面，怕宋国士日后找自己要儿子，就恶人先告状，声称宋兴儿昨夜盗物而逃。赵知县一听，联想丰富，又马上揣测是宋兴儿昨夜入户杀人，便命人马上抓宋国士父女来堂受审。 宋国士书生，很怕见官。他进到衙门后，见县官大老爷威赫声声，衙役们如狼似虎，吓得张口结舌。这种神态，使得赵知县认定他把凶手儿子匿藏起来，便狂拍惊堂木，非逼他交出人来。一旁的宋巧姣虽是女儿家，见父亲冤曲情状，心有不忍，抗言力辩，一连串反问赵知县，使得这位县太爷恼羞成怒，喝令宋国士回去凑十两银子先赔偿刘公道失误。然后，他下令先把宋巧姣当人质收监。 宋巧姣在监狱，由于不是人犯，比较自由，狱吏们也多对她抱同情、保护态度，得以随意行走。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被押于死牢、浑身是伤的傅公子。细问情由，宋巧姣才知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勒索这样一个关键情节，便决心找机会越衙上告。 可巧的是，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在大太监刘瑾陪同下在扶风县法门寺上香。宋巧姣知道后，手持诉状，跪于寺外称冤。张太后仁德妇人，命刘瑾把小女子带入堂内详细询问情由，下令刘瑾根据宋巧姣诉状细审。 刘公公得旨，马上把眉县知县赵廉叫来，先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让他重审案件。 有了刘彪这个新“线索”，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刘彪供出他把人头抛在刘公道的粽子锅中。由此，刘公道杀宋兴儿一案自然也得查出。赵知县方知审错案子，愧恨交加。他忙命人放出蒙冤入狱的傅公子和孙玉姣。然后，他亲自押解刘彪、刘媒婆以及刘公道三人来法人寺复命。 刘瑾亲自坐堂鞠讯，判刘彪死刑。同时，他撮合姻缘，命傅公子娶孙玉姣、宋巧姣，两头大，皆是正妻，三人完婚。张太后闻知，也非常满意。所以，在这场人间大戏中，刘谨大公公，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事。 在戏剧中，见佳人才子携手而去，刘公公还唱道： “少年为官粉面郎，二位佳人交凤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透鼻香！” 值得大提特提的是，以此故事蓝本，自清朝中叶起，秦腔《宋巧娘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缘》等不少折本在民间演出，后来又纷纷被搬上京剧及其它地方剧种的舞台上演出，流传甚盛。但这个故事的原型，绝非文人写的传奇剧本，而是发生在眉县的真实故事。 民国三十二年，当时的县教育局职员还发现过明朝时期眉县县衙的宋巧姣原状实物，但当时的县令真名是李镒，其人也确是清官，他平生只审错过这一件案子。至于傅朋公子与宋国士及其宗族家人，一行数人随刘瑾入京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刘公公得罪皇上，最后倒台完蛋，这两家人也跟着倒霉。傅公子本人也被杀头，二位夫人的命运不知下落。 人生有时真如戏，福兮祸兮，波谲云诡。 ------------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说起唐伯虎，肯定会马上使人想起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风流倜傥，浪漫非凡，不是“三笑点秋香”，就是周星驰戏巩俐，典型一个正面“西门大官人”加上狂傲“柳三变”的合成体。其人玉树临风，白面朗目，风花雪月之中，花丛锦绣陪衬，让人绝对联想不到“穷愁”、“厌世”、“潦倒”、“蹇涩”、“痛哭”、“渲泄”等诸多用于失意之人的词语。唐寅又好书画，工“春宫”，如此戏谑孟浪大家，恰恰又赶上“资本主义萌芽”得如火如荼的明朝中晚期，让不少后世失意文人遐想连翩，总觉能混上唐伯虎一样传说中的好生活，也真是不枉一生白活了。特别是冯梦龙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更是把唐伯虎的传说定型，其后无聊文人及小说家们附会穿凿，所有“倜傥不羁”的风流事物都算在这位大才子脑袋上。 果真如此吗？ 察看清朝大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只是在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中才能看到唐伯寅的名字，而在这篇《文苑二》中，50多人的文士乱传中，唐寅排倒数第十六，只有短短二百一十三个字，内容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唐）寅，下诏狱，谪为吏。（唐）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朱）宸濠厚币聘之，（唐）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朱）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唐）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据此，可见唐伯虎是个倒霉地牵涉进“考试舞弊案”后一蹶不起的落魄文人，即使有皇族大官人欣赏他，还是个最后被杀头的“志大才疏”王爷朱宸濠。幸亏唐寅还不象李太白那样异想天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傻不叽叽地附和永王李璘一样去搅浑水。他装疯卖傻，与宁王宴饮时，假装喝醉酒，东倒西歪，连老二都露出来，才免于被这个草包王爷进一步“青睐”，最后被宁王爷“放归”。不久，宁王造反，本人和全家很快被抓杀头。由于未唐伯虎涉入案件，他终于未被朝廷“秋后算帐”。老唐虽然最后穷死，却能善保首领，免于闹市人群中在看客的笑骂声中被大刀片子砍头。幸夫？悲夫？ 由于唐寅“文才轻艳”，“传说者”均“增益而附丽之”，平生未作过多风流事，却枉博如许风流之名，悲哉！ ------------ 出身寒门聪颖超俗 ------------ 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唐伯虎生于苏州，名寅，字伯虎，后字子畏，号六如。其父唐广德是做小生意的苏州市民，母丘氏也是小家碧玉，在讲究门户出身的封建王朝，这种出身决定了唐寅只有努力奋发，通过科举才能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方能光宗耀祖，青云直上。 唐寅少年时代很聪颖，过目成诵，苦读经书，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排遣。十九岁时，唐寅娶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此时的唐寅生活平静，读史观书之余，或是幻想自己成为汉唐边塞击敌立功的将领文士，或是沉醉于目前安恬的“春江花月夜”之中：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能始横行。将相李都尉，一夜出平城。（《侠客》） 陇头寒多风，卒伍夜相惊。转战阴山道，暗度受降城。百万安刀靶，千金络马缨。日晚尘沙合，虏骑乱纵横。（《陇头》） 上述两首诗，均仿募唐初边塞诗人的语义，虽空为“悲歌慷慨”，诗句确不乏壮志豪情。 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时流粉气，夜水湿裙罗。 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 （《春江花月夜》） 此诗虽难比初唐大诗人张若虚，却也蹈其诗境，加之诗人小康身世，亲历江南盛景，真的读之让人如身历其境。 唐伯虎二十五岁那年，一年内父、母、妻、妹相继去世，对他精神打击很大，深感死生无常，对释理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悲痛之余，唐寅更加努力读书。此间，他的《白发》、《伤内》两首诗最为发自内心，前者哀父母，后者悲亡妻，感情真挚、自然： 清朝搅明镜，元首有华然。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忧思固逾度，荣卫岂及哀，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凉风中夜发，皓月经天驰。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白发》） 此诗不仅感怀人生寿夭无常，也有李长吉式的凄然与古诗十九首式的壮烈感兴。 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哀谢，桂枝就销亡。迷途无往驾，款款何从将？晓月丽尘梁，白月照春阳。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飘扬。（《伤风》） 由此，可见其闺实悼亡之诗，清丽伤感，直追潘岳和元稹。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唐寅乡试中解元（第一名）。其时，他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不仅自信心倍增，声名也名震江南。恰恰在唐寅人生的巅峰时刻，命运的阴影也悄然袭侵而来。 正当唐寅“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之时，他进京会试。在路上，江阴巨富徐经徐大公子与这位唐大才子结成莫逆之交（徐经虽是个有钱无才的主儿，他的曾孙徐霞客因《徐霞客游记》而万古名传。不过，至徐霞客时，徐家已中落）。据明人笔记《共山堂外纪》中记载： “江阴举人徐经者，其富甲江南，六如（唐寅）举乡试第一日，（徐）经奉之甚厚，遂同舟会试。至京，六如（唐寅）文誉籍甚，公卿造请者填咽街巷。徐经有优童数人，从六如（唐寅）日驰聘于都市中，都人属目者已众矣。况徐拥厚赀，其营求他径以进，不无有之。而六如（唐寅）疏狂，时漏言语，竟坐削籍。” 从此片语，可以窥见唐寅当时也是年青疏狂，因文名显赫颇为自得，经不住一掷千金的富贵公子徐经奉承，两人一同乘船进京会试，而且终日高头大马往来，还有俊仆优童陪同，非常招摇，已经惹起不少人暗中反感、嫉恨。“世路难行钱作马”，徐大公子大把金钱掷向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人，连“高考”试题都一窝端来，自然考卷做得上等。但还没有享受金榜题名的喜庆，不久就为人告发，双双锒铛入狱。 封建王朝晚期已是非常黑暗，但在科举考试方面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皇帝、政府可以大肆公开卖官鬻爵搞“创收”，但常人花多少钱也不能“捐”个进士或解元。可以讲，在古代中国，“八股”科举虽然是中国文人的“桎梏”，但也是惟一清白的“净地”。对于泄题漏题的主考官，结果都会为皇上亲自下旨杀头，中国最后一个受腰斩极刑的人就是雍正年间的福建学政俞鸿图，此公因为小妾收人钱财，把试题外泄，竟让一个“戏子”中举（封建社会优伶与娼妓地位相等），引起世人喧然大哗。最后真相大白，虽不是俞鸿图自己泄题，这位可怜虫仍被腰斩。由于一刀砍下后，人体上半身主要器官还“健康运转”，俞鸿图上半身辗转于地，用手沾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十一个“惨”字才咽气……。由此可见，凡是涉及科举舞弊案，无论哪朝哪代都是不得了的重罪（现在没事了，大官都是博士“回购”）。徐家此时只能搬动金山，又大洒银两，加上最终案情也不明不白，自然不会再挨什么皮肉之苦，只是徐公子后半辈子只能回家做富翁了，仕进之路想也甭再想。最惨的，当属我们这位大才子唐伯虎，被逮入狱，大刑伺候，在他与好友文征明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详述了当时他的悲惨境状：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缋丝成网罗，狼众乃食人……海内遂以（唐）寅（我）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不久前还锦衣玉马的唐解元，本以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赏尽长安花”，殊不料锒铛入狱，身被刑具，还要面对如狼似虎的胥吏审问呵斥，遭受世人的指责唾骂。经过一年多的审讯，虽然最终没有判定唐寅是本次考场舞弊案主犯，但干系是摆脱不掉的，他被除掉“士”籍，发配到浙江为吏。这种污辱，全然不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从“人事局”划归“劳动局”管辖那么简单，几乎就是撕掉读书人赖以生存的“精神脸面”。 无论明王朝的统治机器多么残酷、多么毫无人性，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辱”的气节仍残存于我们这位柔弱江南文士的血脉之中。在抱怨自己“筋骨脆弱，不能挽强执锐，揽荆吴之士，剑客大侠，独常一队，为国家出死命，使功劳可以记录”之后，唐寅向好友表明心迹：“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大才子奋然攘袂，顿足而起，断然坚拒“臣妾意态间”的官府“办事员”一职，愤然出走，开始了他漂泊的、辛酸的、不俗的、而又传奇的后半生！ ------------ 欲将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 唐寅31岁出狱后，而立之年却“倒立”，傍徨郁郁，既坚辞不去浙江当“吏”，又不好意思回家，就索性带着随身仅剩的几两碎银远游庐山、洞庭，盘恒一年有余，虽感“近乡情更怯”，最后也不得不回归故里。此后又气又累，大病一场，科举已经全然无望，因为他这么鼎鼎大名的才子，已经列入“黑名单”中的前几名。宋朝时，柳永还可以换个名字赶考。明代资讯已经非常发达，想效迹前人已是万万不能够。穷愁之余，估计唐才子也想过“Tobeornottobe”类似的问题，最终还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开始卖文卖画为生，并且性情大变，破罐破摔，狎妓聚饮，无所不为。 回乡之初，大才子遭此巨变，本来无眼光明的前程变成过眼云烟，加之世态炎凉，冷眼迭加，失落之余，也写过不少劝世警世的诗作。 ……即如我辈住人世，何荣何辱？何乐何忧？有时邯郸梦一枕，有时华胥酒一瓯。古今兴亡付诗卷，胜负得失旧松楸……君不见，东家暴富十头牛；又不见，西家暴贵万户侯。雄声赫势掀九州，世界欲动天将浮。忽然一日风打舟断蓬，绝梗无少流。桑田变海海为洲，昔时声势空喧啾。呜呼！何如浅浅水长长流？（《世情歌》） 浅俚警省之中，蕴藏着那么多的无奈与哀愁。不仅如此，唐寅还做《白忍歌》以“劝世”： 百忍歌，百忍歌，人生不忍将奈何？我今与汝歌百忍，汝当拍手笑呵呵！朝也忍，暮也忍。耻也忍，辱也忍。苦也忍，痛也忍。饥也忍，寒也忍。斯也忍，怒也忍。是也忍，非也忍。方寸之间当自省。……心花散，性地稳，得到此时梦初醒。君不见如来割身痛也忍，孔子绝粮饥也忍，韩信胯下辱也忍，闵子单衣寒也忍，师德唾面羞也忍，不疑诬金欺也忍，张公九世百般忍。好也忍，歹也忍，都向心头自思忖。囫囵吞却栗棘蓬，凭时方识真根本！（《百忍歌》） 搜出前世英雄豪杰达官宿儒无数“忍”事迹，一并表明此时唐寅自己的心态，可见文人的内心承受力不错，总能自我疗愈病痛。 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成反成羞。有伸脚处且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地宅方圆人不在，儿孙长大我难留。皇天老早安排定，不用成忧不用愁。（《叹世》） 但凡行事要知机，斟酌高低莫乱为。乌江项羽今何在，赤壁周瑜业更谁？赢了我时何足幸，且饶他去不为亏。世事与人争不尽，还他一忍是便宜。（《警世之二》） 去年残花今又开，追思年少忽成呆。数茎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有药驻颜真是妄，无绳挚日转堪哀。此情莫与儿郎说，值得儿郎自老来。（《警世之四》） 上述叹世警世的劝诫，好似一受尽打击压抑的穷儒小心翼翼之作，与几年前唐寅得意之时给吏部官员写的信相比，无论气势和内容都有天壤之别。我们看看当时的大才子是怎样目空一切的豪情： 若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列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士之一快，而寅之素斯也！（《上吴天官书》） ------------ 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1） ------------ 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已经三十六岁的唐寅续娶沈氏，建桃花庵别墅（当时地价与房价皆是中等人家都可负担，非与今时可比。）卖文卖画之余，已经逐渐从人生了低谷走出的唐寅决定开始新生活，幸亏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已成，城市的繁华已经使文人毋需只死钻仕进一条路，卖文卖画也能生存立足。 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旗队看迎春，又见鳌山烧火树。千门挂彩六街红，凤笙鼍鼓喧春风。歌童游女路南北，王孙公子河西东。看灯未了人未绝，等闲又话清明节。呼船载酒竞游春，蛤蜊上市争尝新。吴山穿绕横塘过，虎邱灵岩复元墓。提壶挈盒归去来，南湖又报荷花开。锦云乡中漾舟去，美人鬓压琵琶钗。银筝皓齿声继续，翠纱污衫红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人如玉。一天火云犹未已，梧桐忽报秋风起。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雁过又中秋，桂花千树天香浮动。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洞庭有。满园还剩菊花枝，雪片高飞大如手。安排暖阁开红炉，敲冰洗盏烘牛酥。销金帐掩梅梢月，流酥润滑钩珊瑚。汤作蝉鸣生蟹眼，罐中茶熟春泉铺。寸韭饼，千金果，鳌群鹅掌山羊脯。侍儿烘酒暖银壶，小婢歌兰欲罢舞。黑貂裘，红氆氇，不知蓑笠渔翁苦？（《江南四季歌》） 似乎一觉醒来，惊悟周遭的人生是那样纷繁美好，惊喜之余，难免发出“白驹过隙”的感慨：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为，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美景良辰徜遭遇，又有赏心并乐事。不烧高烛对芳樽，也是虚生在人世。古人有言亦达哉，劝人秉烛夜游来。春宵一刻千金价，我道千金买不回。（《一年歌》）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燃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看一度埋芳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年无人扫。（《一世歌》） 既然已经明了李长吉的“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的深意，唐大才子索性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起来： 吾金莫放金叵罗，请君听我进酒歌。为乐须当少壮日，老去萧萧空奈何？朱颜零落不复再，白头爱酒心徒在。昨日今朝一梦间，春花秋月宁相待？……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进酒歌》） 人生七十古来有，处世谁能得长久？光阴真是过隙驹，绿鬓看看成皓首。积金到斗都是闲，几人买断鬼门关。不将尊酒送歌舞，徒把铜汞烧金丹。白日升天无此理，毕竟有生还有死。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古稀彭祖寿最多，八百岁后还如何？请君与我舞且歌，生死寿夭皆由他。（《闲中歌》） 明朝经济，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经济，在成化年间已经完全摆脱了元末战争的重创，得以完全复苏。不仅文人的“商品意识”日益增强，他们还卖画、卖字、卖文以博快乐人生，大臣、宦官、军官、百姓，无不下海。特别是江南之人，“吴中绪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沽，其术倍勊于齐民”，经济意识、商品意识旺达，连士大夫之家也不耻言利。同时，经济繁荣又极大地带动了消费，人的欲望，无论是皇帝过于平民，日益膨胀。以吃为例：“龙肝凤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獾炙，象约驼峰，虽间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北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涌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产之家不能办也”（谢肇猘）。很可笑的是，与今天“励志类”、“管理类”图书到处充斥书坊供人学习“经营”之巧一样，明代妨间也一样四处贩卖教人“乍富”的“励志”书，如《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宝货辨疑》、《恩寿堂三刻世事通考》等等，如欲知当时详情，读者自可找冯梦龙等人的《拍案惊奇》一类书细观，虽然是小说，其中有无数细节反应的皆是明朝人的生活内容。 当然，所谓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所谓的“商业意识”，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乃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经济”，并无崭新生产方式的出现，真正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东西寥寥，仍是专制主义社会的虚假繁荣，绝不是什么先进“代表”。 唐寅三十八岁时，桃花阉别墅建成。虽仕进无门，毕竟身有所托，加之又值壮年，美景逸思，皆咏为诗，为其诗词中最著名的一首：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在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宝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庵》） 此外，诗人还趁兴写下欣慕李白的对月歌，飘飘欲仙：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诗。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把酒对月歌》） 良辰美景奈何天，加上万树桃花，新词一曲酒一杯，诗人确实乐在其中，只是不知如此胜景能持续多久。 得意快活之时，仍然少不了青楼美女之乐。 与本朝一样，明朝太祖年间严禁文武官员及士子嫖妓。但是，穷棒子出身的朱皇帝很有经营头脑，为了“创收”，他在南京尽纳全国各地的妓女，兴建起规模空前的官京妓院，号为十六楼，即石城楼、鹤鸣楼、来宾楼、重译楼、清江楼、醉仙楼、乐民楼、讴歌楼、集贤楼、轻烟楼、鼓腹楼、淡粉楼、梅研楼、柳翠楼、南市楼、北市楼，只允许商人“企业家”入内嫖宿，并规定，如有现任官员嫖娼的，行杖六十，“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 ------------ 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2） ------------ 世易时移，到了明宣宗时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妓楼妓院遍地开花，“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辄）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娼妓）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到了正德时代，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官员士子均津津耽于青楼。所以，像唐伯虎这样的高才之人，当然不能免俗，玩世自放，纵欲狎游。整个明朝社会在中后期皆从开国时期的拘谨制欲走向放荡纵欲。当然，官方的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天天“仁义道德”四代表，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均以昔耻为今荣。有一点需要加以阐明的是，明朝中后期文人士大夫沉溺于青楼，也是某种意义上不与黑暗政治合污的姿态，不能全然把狎妓行为说成是道德沦丧。而且，那时的名妓多有国色天香兼艺文双绝者，不是今日之人想象中的按摩房女郎那样直抵中央的低俗。另一种“积极”意义，是丰富了中国近古文学的表现题材，涌现出文人创作的无数种与妓女相关的小说、戏曲、民歌、诗歌、散曲等，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解放运动，打破了情况僵硬“礼法”的桎梏。 世事灯前戏人生水上泡 浓情过后，乐极生悲，心火转凉。不惑之年的唐伯虎又沉迷于禅理佛境的哲学思考： 地水火风成假合，合色声香味触法。世人痴呆认做我，惹起尘劳如海阔。念嗔痴作杀盗淫，因缘妄想入无明。无明即是轮回始，信步将身入火坑。朝去求名莫求利，面作心欺全不计。它人谋我我谋他，冤冤相报不曾差。……拼却这条穷性命，不成此事何须惜？数息随止界还静，修愿修行入真定。空山落木狼虎中，十卷愣严亲考订。不二门中开锁纶，乌龟生毛兔生角。诸行无常一切空，阿耨多罗大圆觉，一念归空拔因果，坠落空见仍遭祸。禅人举有着空魔，犹如避溺而遭火。说有说无皆是错，梦境眼花寻下落。翻身跳出断肠坑，生灭灭兮寂灭乐。（《醉时歌》） 纸帐空明暖气生，布衾柔软晓寒轻。半窗红日摇松影，一甑黄梁煮浪馨。残唾无多有滋味，中年到底没心情。世人多被鸡催起，自不由身为利名。（《睡起》） 还丹难成药，粘日苦无胶。沽酒衣频典，催花鼓自敲。功名蝴蝶梦，家计鹧鸪巢。世事灯前戏，人生水上泡。（《偶成》） 乍看之下，竟有看破红尘、世事皆空之想。尤其是在《和沈石田落花诗》二十首以及《解惑歌》中，张扬潇洒的唐才子好似又变身成为一个佛学和宣扬仁义忠孝的政治教员： “纷纷眼底人千百，或学神仙或学佛。学仙在炼大还丹，学佛来寻善知识。彼要长生享富豪，此要它生饶利益。忠孝于其道不同，且把将来挂东壁，我见此辈贪且痴，漫作长歌解其惑。学仙学佛要心术，心术多从忠孝立。惟孝可以感天地，惟忠可以贯金石。天地感动金石开，证佛登仙如芥拾。” 此诗满眼穷酸腐臭，冬烘味道十足，令人感觉可笑、可怜！ ------------ 今日给孤园共醉古来文学士皆贫 ------------ 1509年，明正德四年，唐寅四十岁。此后十年间，似乎诗人的生计不时陷入困窘之中。不象现在的名画家，炒作出名后，作品会越卖越高价，再往后就可以让学生、专业枪手代笔，自己临了修改几笔签个名照样大笔银子入袋。明朝的市井文人即使名气再大，总摆脱不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正德皇帝朱厚照是明朝第十个皇帝，为人聪明过人，仪表清俊（从帝王画像上看朱家皇帝只有他一个人长得漂亮，其余都是朱元璋显性遗传不可更改的暴戾怪相），可他为政却极其荒唐古怪，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荒诞天子。正德皇帝在位十六年，却有七年在西北等地游荡玩乐，把大同称作“家里”，亲自给自己封赠“大将军”名号，并在边境邀击蒙古骑兵，竟也手刃过力大剽悍的蒙古人。他又不时微服私访，数入贵臣勋戚之家，随意巡幸，即使路边小店的美娇娘也照幸不误，后世文人据此撰有《游龙戏凤》的历史名剧。这位混世魔王还亲搏虎豹，宠养一帮武艺娴熟的“哥们”，同时，以贪污在历史享有盛名的大太监刘瑾也出在他在位期间，可以想见，正德期间明朝已是从盛到衰的加速期，加之这位皇帝于正德十四年春为了寻花问柳“南巡”，致使苏杭、南京一带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所有这些，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当时以文画谋生的唐伯虎的生活状况。 田衣稻衲拟终身，弹指流年了四旬。善亦懒为何况恶？富非所望不忧贫。山房一局金藤着，野店三杯石冻春。只此便为吾事办，半生落魄太平人。（《言怀之一》）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言怀之二》） 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内园歌舞黄金尽，南国飘零白发长。髀里内生悲老大，斗间星暗误文章。不才剩得腰堪把，病对绯桃检药方。（《漫兴之一》） 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秋榜才名标第一，春风弦管醉千场。跏趺说法蒲团软，鞋袜寻芳杏酷香。只此便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阳？（《漫兴之二》） 久遭名累怨青衿，不变贫交托素歆。去日苦多休检历，知谅音少莫修琴。平康驴背驮残醉，谷雨花坛费朗吟。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漫兴之三》） 平康巷陌倦游人，狼藉桃花病酒身。短梦风烟千里笛，多情弦索一床尘。黄金谁买长门赋？黛笔空描满额颦，惟有所欢知此意，共烧高烛赏余春。（《漫兴之四》） 落魄迂疏自可怜！棋为日月酒为年。苏秦抖颊犹存舌，赵壹探事囊没钱。满腹有文难骂鬼，措身无地反忧天。多愁多感多伤寿，且酌深怀看月圆。（《漫兴之五》） 在这些诗中，再也看不见满纸云霞，看不见达意潇洒，多的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没钱”，而且终于意识到自己“落魄迂疏自可怜”，不仅如此，大才子开始哭穷抱怨，以“贫士”自居： 贫士囊无使鬼钱，笔峰落处绕云烟。承明独对天人策，斗大黄金信手悬。（《贫士吟之一》） 贫士衣无柳絮棉，胸中天适尽鱼鸢。宫袍着处君恩渥，遥上青云到木天。（《贫士吟之二》） 贫士灯无继晷油，常明欲把月轮收。九重忽诏谈经济，御彻金莲拥夜游。（《贫士吟之五》） 尤其是奉寄老友孙思和的八首绝句，把当时诗人自己一家的贫赛窘涩描述得细致淋漓： 十朝风雨苦错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之一） 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嫌斗栗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之二） 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笑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之三） 白板长扉红槿篱，比邻鹅鸭对妻儿；天然兴趣难摹写，三日无烟不觉饥。（之四） 邻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之五） 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之六）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之七） 儒生作计太痴呆，业在毛锥与砚台；问字昔人皆载酒，写诗亦望买鱼来。（之八） 钱，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重要！ 明人薛论道在其笔记《林石逸兴》中，有一小曲，题目就是《钱》，细致淋漓刻划出明朝士人对钱的“深刻认识”： 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财，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细思量多少伤怀，铜臭明知是祸胎，吃紧处极难布摆。 人为你亏行损德，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 人为你东奔西走，人为你跨马浮舟，人为你一世忙，人为你双眉皱。细思量多少闲愁，铜臭明知是祸由，每日家蝇营狗苟。 人为你招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锅臭明知是祸苗，一个个因他丧了。 唐伯虎吗，当然也是现实中的“肉身”，自然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Nomoney，Nohoney! ------------ 偶随流水到花边便觉心情似昔年 ------------ 知命之年，年华老去的唐才子大半辈子风霜雨雪，愁情寒意，经历过后，胸臆又峰回路转，渐趋开阔，反而变得旷达、闲适： 偶随流水到花边，便觉心情似昔年。春色自来皆梦里，人生何必尽尊前？平原席上三千客，金谷园中百万钱。俯仰繁华是陈迹，野花啼鸟谩留连。（《寻花》） 不结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感怀》）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伯虎自赞》） 谢却尘劳上野居，一囊一葛一餐鱼。早眠晏起无些事，十里秋林映读书。（《题画》） 人为多愁少年老，花为无愁老少年。年老少年都不管，且将诗酒醉花前。（《老少年》）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防？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伯虎绝笔》） 胸中无数才华，平生万般磨难，最终皆为怡然的达观所稀释，再不见激越愤慨，再不见书生意气，只有清新淡远，真正到了“明月松风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的境界。自傲、自欺、自负，都消隐一空，吟咏之中，胸襟开朗，笑傲江湖，竟也超越了儒释道，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连地府也无所危惧，把死后大事当成又一次不经意的放浪漂流，如此高超的人生玄思，是何等的哲学超悟和精神解脱啊。 ------------ 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 有关唐伯虎轶事，以冯梦龙《唐解元一笑姻缘》篇幅最长，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三笑”点秋香。此外还见诸明朝一些非常不出名的文人笔记，如《蕉窗杂录》、《皇明世说新语》、《戒庵老人漫笔》、《风流逸响》、《诗话解颐》等，篇幅极少，往往只有几十字一个段落。据清朝学者考证，唐伯虎从未自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图章，存世之印确系伪造。 至于他其妻妾成群的传说，很可能因其续娶的夫人名叫沈九娘，后世无聊小道文人望文遐想，把“九娘”附会成“九个美娇娘”。最早对唐伯虎才能做出评价的最著名人物，当属明朝“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1568—1610），他这样写道：“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故余之评骘，亦不为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专以诗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为欲吏乎？ “子畏之文，以六朝为宗，故不甚慊作者之意。 “子畏之诗，有佳句，亦有累句，妙在不沾沾以此为事，遂加人数等。 “子畏小词，直入画境，人谓子畏诗词中有几十轴也，特少徐吴辈鉴赏之耳。” 袁宠道还为唐伯虎诗文专门进行评点，有《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共大约四卷刊印（似乎今已不存？）。 此外，唐伯虎的书画在当时已经备受推崇，与他同时代而又稍晚些的大画家徐渭也非常叹服这位前辈的绘画功画（徐渭，1521-1593，浙江绍兴人，字文长，唐伯虎死时这位狂放的大画家才两岁。徐大画家一生屡遭厄运，以至于精神失常，还因误杀妻子几乎被处死。徐渭一生放荡不羁，以共罹“奇祸”被后人把他与唐伯虎并列，称为“唐徐”），在他的《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诗中也对唐寅前辈赏叹道：“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但无论怎样，诗、书、文、画这样的“雕虫小技”其实均非唐寅自傲之资，封建时代读书人最大的梦想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考取功名，封妻荫子，流名万世。因此，他死前不久的《梦》和《夜读》两首诗中，才使这位才子的心事暴露无遗：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仍旧残灯照半床。（《梦》） 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对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夜读》） 五百余年后，日光灯下，笔者细读唐解元留存下来的几篇八股制义，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等，佶屈聱牙，不忍卒读，文中虽然经意娴熟，八股运转自如，结构搭配巧妙，切题恰到好处，但终究读之令人感觉索然无味。即使是众多中举高官的明代文人，虽生前显赫，过后都无比落寞，其声名连唐伯虎一根毫毛也不如。 如以“与其身后万世名，不如手中一杯酒”论，两者相较，不知假使唐伯虎九泉有知，该做如何感想？ ------------ 万事浮生空役役：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 ------------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贴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然而，正像电影《天下无贼》中刘德华的那名台词：“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其实，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 “大礼仪”：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1） ------------ 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璁继承皇帝位子。这位小爷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祐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璁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璁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璁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璁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入宫先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璁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 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璁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璁坚执不可。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璁，只得授意群臣劝进。 朱厚璁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样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 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吗！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仪”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微末节”，傻呵。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四项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是指如果以叔母名义想见，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独长子），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 “大礼仪”：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2） ------------ 看见张璁这篇东西，郁闷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场，但毕竟年少读书不够多，没有“理论”依据。至此，如获至宝之余，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礼监宦官把疏议送内阁，传谕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这种想法！” 杨廷和见疏大怒：“书生焉知国体！”这阁臣马上持张璁之疏复入宫内，想给皇帝摆事实讲道理。嘉靖帝趁机，把张璁论疏重头到尾细读一遍，欢言道：“此论一出，吾父子之情肯定得以保全了！”于是，他不理会杨廷和的反对，降手敕给阁臣：“卿等所言，俱有见识，但至亲莫过于父母，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杨廷和身为首辅，很是坚持原则，封还皇帝的手敕，上言道：“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岂不知《礼》中所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顺旨。”接着，几位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也交谏张璁议疏的偏狭，希望嘉靖皇帝“戒谕”张璁这等躁进之人。 由于刚登大宝，少年皇帝不敢太与大臣们较劲，只得让礼部继续商议此事。 延至十月，嘉靖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行至通州，由于名号位号未定，自己儿子又当上了皇帝，老娘们再无当初小心谨慎之情。她听说廷臣们想让儿子尊明孝宗为“皇考”，大怒道：“怎么这些人竟敢把我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泼妇本色顿现，就赌气呆在通州不往前走了。 嘉靖皇帝闻此，涕泣不止，忙入内宫对明武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张后表示“愿避位奉母归养”，以撂皇帝挑子来软威胁，众臣为些惶惧不安。 见施压起到了作用，少年皇帝独断：“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生母宜称兴献后”，并诏示大臣开大明中门奉迎他的生母蒋氏。当然，嘉靖帝也做稍许退让，没敢再坚持让生母谒太庙。本来明廷有祖制：妇人无谒太庙之礼。 朝臣之中，如兵部主事霍韬等人，见张璁这么一个新科进士因巧言得达帝听，也思奉谀升官，开始上疏附和张璁疏奏。嘉靖皇帝观此，追尊本生父母的决心日益坚固。 首辅杨廷和很讨厌张璁这样的幸进小人，便外放他为南京刑部主事。张璁怏怏而去。 嘉靖帝得寸进尺，追生父为“兴献帝”后，又下御札，批示礼部在兴献帝、兴献后的称呼中再加上“皇”字。杨廷和等人力争，嘉靖帝抬出明孝宗皇帝张氏，说是这位太后指示自己这样做。杨廷和见争之不得，自请罢归，不报。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官员上章进谏，表示不宜对皇帝的本生父母加“皇”字，不听。恰巧，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清宁宫发生火灾，杨廷和等人上言，认为这是“天意示警”，小皇帝心动，古人自上而下都迷信，一时间他不敢再有进一步举动，便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明孝宗皇帝张氏为“圣母”，并称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朝廷消停了几日，巡抚湖广的都御史席书上疏劝嘉靖皇帝在改元之际把兴献帝定为“皇考兴献帝”，在大内别立一庙加以崇祀，祭以天子之礼。至于嘉靖帝生母蒋氏，也不应再以“兴献”二字加之，应称“皇母某后”；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表，力劝嘉靖帝“当继统而不继嗣”，改称明孝宗为“皇伯”，称生父兴献帝为“皇考”。 二人疏上，杨廷人等人沮之不报，恨二人媚上多事。 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这位青春期的皇帝更有主见，不顾群臣反对，在安陆的兴献帝庙祭祀时行用太庙一样的“八滫”大礼。年底，人在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与张璁二人经过谋划，又上疏再言“大礼”，同时，他们附送先前未达嘉靖皇帝御览的席书和方献夫二人疏奏作为“声援”。 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窃念皇上在兴国太后（指嘉靖皇帝生母）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宋）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称皇）考（于）兴献帝，母兴国太后（以生母为本生母），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乃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原疏以闻。 一番“忠勇忘身”丑表功，句句打动嘉靖帝心扉。他览之大喜，大言：“此事关系天理纲常，文武大臣集议之！” 为了展示追崇本生父母的决心，且坐帝位已稳，嘉靖帝罢免了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大学士杨廷和。在此种情势下，仍有礼部尚书汪俊等朝中大小臣工二百五十多人独署或联署八十多篇奏章，请求嘉靖帝依部议行事。反观张璁、桂萼一方，只有寥寥四个人声气相同。嘉靖帝很恼怒，忍了数日。不久，楚王朱荣诚等人及锦衣卫千户聂能迁等人想讨赏讨官，上书附和张璁。嘉靖帝感觉到了这股“支持”力量，下诏调桂萼、张璁二人由南京来北京。 时值嘉靖帝生母蒋氏生日，嘉靖帝大摆宫宴，命妇们纷纷上笺祝贺。只过了几天，又遇明武宗生母张氏生日，嘉靖帝偏心，下旨免命妇入宫朝贺。此举引起在朝官员不平，纷纷上疏进谏，均被嘉靖帝下旨逮入诏狱拷讯。张太后为人其实很贤德厚道，在嘉靖帝入宫初期，她完全有能力与阁臣一起下诏废掉这个侄子。此外，她为人又不会来事，对待以外藩王妃入宫的嘉靖帝生母不是特别客气，引起当今皇帝小爷的怀恨。日后，张太后弟弟张延龄被人告发不法之事，坐法当死，张太后敝襦席藁作姿态向侄子皇帝请求饶弟弟一命，遭到严辞拒绝。不仅如此，嘉靖帝还把太后的另一个弟弟张鹤龄也逮入诏狱刑讯致死。张太后惊恐过多，不久暴崩。嘉靖帝复下旨杀她活着的弟弟张延龄。由此，可以见出嘉靖帝此人本性极差。向使当初张太后反对他入统，皇帝这位位子绝非他能坐上。 四月间，嘉靖帝下令，称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生母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为此，礼部尚书汪俊求去，嘉靖帝不让他平白“致仕”，切责后罢其官职。 ------------ “大礼仪”：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3） ------------ 由南京而来的张璁、桂萼二人行至半途，见到诏书后，又起新点子，认为诏书内有“本生”的字眼是礼部官员阴谋，佯为亲尊，实则疏远，应该直接称嘉靖帝生父为“皇考”，前面不宜带“本生”二字的帽子。嘉靖帝认为他们说的很对，按章修改，去掉“本生”二字。廷中众臣闻言，深恶桂、张两人小人多事，纷纷扬言说二人入北京后要杀掉他们。这两个书生闻言，入北京后就装病，不敢出门，怕被群臣当众殴打。 吏部尚书乔宇、杨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等人纷纷上言，劝嘉靖帝罢免张璁、桂萼二人以平息“邪说”，结果，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任张、桂二人为翰林学士，切责乔宇、杨慎等人。 张璁、桂萼二人得到新官职后，益加肆无忌惮，忙不迭上疏言“大礼”，有十三条之多，均为嘉靖帝采纳，并命礼部官员施行。 激于义愤，杨慎在下朝后对群臣讲：“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家纷纷响应，几百人一齐跪在左顺门，还有不少人边大哭边高叫“高皇帝”、“孝宗皇帝”，声达内殿。这一来，惹得嘉靖帝暴怒，命司礼监宦官把哭宫的所有大臣名字全部记上，然后命锦衣卫按名逮人，第一天就把一百四十三人下狱，其余八十六人待罪。拷讯之后，下令杖罚五品以下官员，编修王相等十七个人被活活打死，并把杨慎等人谪贬远荒之地。十月，嘉靖帝下诏改称明孝宗为“皇伯考”，布诏天下，还准备把他生父兴献帝的灵寝迁入北京，有官员劝说“帝魄不可轻动”，这才没有搬动死人入京。 可叹的是，杨慎当时三十出头正当年，此人浊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状元郎，中举时年仅二十四岁。由于带领群臣哭宫，他被杖打后，又由嘉靖帝下旨贬往云南永昌卫。偏偏倒霉的是，杨公子赶上这位嘉靖皇帝寿数长，在位四十年，瘴山雾水凄凉地，三十六年弃置身。杨爷这一流就是几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于贬所。这位十一岁即能诗的大才子，一生创作诗歌二千多首，并著有诗歌评论名著《升庵诗话》。古稀之年，本来回家探亲想在四川老家多呆些时日，杨爷竟被“劳改局”官员派人强押回云南，凄沧之余，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郁恨之余，病死异乡。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宫内为其生父“兴献帝”立“世庙”，迎其神位于观德殿。此时，群臣因高压反对意见日稀，纷纷表贺，并献《世庙乐章》。又过了三年，《明伦大典》撰成。始作俑者张璁被封为谨身殿大学士，由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平时奋斗几十年才能当上首辅，由于他首议“大礼”，六、七年功夫就窜至权力的顶端。 “大礼仪”之争，如果书生气地讲，实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正统派与王阳明“新学”之间的较量。以杨廷和、杨慎父子所代表的旧臣集团以程朱道学为宗，强调“义理”，而王阳明学派主张“天理”，应向“人心”和“人情”倾斜，把“理”拉向“气”。但从当时实际来讲，旧臣一派虽然理论僵化并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多正人君子，非为谋已谋身；张璁一派虽近“情”，但多是见利忘义贪图官爵的小人，（王阳明当时还活着，张璁一派的席书、方献夫等人均是他的学生辈，但王先生深知官场险恶，并未对“大礼仪”明确表态）。就事论事，张璁在“大礼仪”问题上起了一个坏头，这个人日后表现多有善举，刚明果敢，廉洁自律，罢休天下各地镇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贵族豪强隐匿的土地，拒腐反贪，干过不少好事。所以说，历史上的个人，极难以“好”“坏”加以绝对性区分。 而且，张璁当时举人出身，总让人误觉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实老哥们时年已经快五十岁了，是个七考不中的倒霉蛋。日暮途穷，潦倒的中年知识分子投机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与他臭味相投一同钻营的桂萼，也是官场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见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烧，很想搏一把以出人头第。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张璁为人善钻营，日后又觉自己名字中的“璁”与皇帝名字“厚璁”犯讳，主动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钦赐其名为“孚敬”，字茂恭，所以，读明朝史有时看到张孚敬，其实那个人就是张璁。 交待了“大礼仪”，就该讲严嵩了。 ------------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1） ------------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1480年（威化十六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乡间好学的风气，才使得这个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学而优则仕”，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纵观严嵩的发迹，其实他属于“为霞尚满天”类型，六十岁后才飞黄腾达。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中进士举，得入翰林院，时年二十六。小严当时考试还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也就是说是乙丑科那一批进士中的第五名，成绩优异，一丁点儿不掺水。正当他作为朝廷青年官员后备梯队准备大干一场时，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转年，其母亲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为先，不以我们现在宣扬的优秀干部父母临咽气根本见不到甩膀子干革命的子女，严嵩从当时的礼制和道义上必须回家守丧三年。所以，小严许多晋升机会就凭白错过了。福兮祸兮，明武宗正德年间的政治，笔者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前五年有刘谨大公公干政，后十年江彬乱政，朝廷人正人直士几被排除殆尽。严嵩正好没赶上趟浑水，实际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斗争，也免遭政治迫害。所以，严嵩借守丧之机，在老家钤山读书，一隐就是八、九年，整日埋头写诗著述，颇著清誉。彼时的严嵩，可以说是极富政治智慧。特别是刘谨在朝期间，如果他迁延不去，只有两种结果，其一是抗衡被杀，其二是同流合污，哪一种结果都是一个“惨”字。而且，刘谨陕西人，其心腹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焦芳河南人，极其排挤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学浅遭受江西籍大臣彭华的讥讽，恨和尚憎及袈裟，所以极恨江西人），所以，身为江西人的严嵩，自然在朝左右逢源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严嵩在老家诗酒自娱，并非真隐，一直敏锐地保持政治嗅觉，与朝野名流李梦阳、王守仁等人往来密切，诗文唱和。古代为官为吏都要有真本事，不似今天什么司机、保健医生出身只要伺侯好大领导就能当总经理、董事长一样。科举取士，决定了一个人想在官场混，必须是经过十年（或数十年）寒窗苦读，头悬梁，针扎腿，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没有真才实料，只凭捶腿揉腰送东西，还真不能弄来乌纱帽带，更不能与名流递上话。 严嵩何许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详今，自然是名誉日隆，又博清誉赞诩，广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刘谨、焦芳一帮人倒台几年后，他才重入朝廷。此时的严嵩，已经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静待机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这样清闲之地居“闲职”，想急于出头也没太多机会。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嘉靖时代来临。很快，就是“大礼仪”而引致的纷争，杨廷和父子等旧臣纷纷被贬斥，朝臣面临全新洗牌的局面。经过数年争斗，嘉靖帝与张璁一派大获全胜。由此，还要表一下张璁、夏言等人，然后才能把严嵩接上。 张璁、桂萼二人得手后，嘉靖帝追崇其生父的事情得以阶段性成功，但也不敢马上擢拔二人入阁。他们岁数虽不小，资历太轻，声望又低，皇帝本人怕再遭阁臣封驳和言官疏论。当时的首辅费宏是官场老油子，表面上他不似杨廷和那样锋芒毕现，内心却极鄙张、桂二人，常暗中使绊。张、桂二人挟恨，便劝嘉靖帝招前朝重臣杨一清入阁替代费宏任首辅。杨一清就是当年和太监张永设计干掉刘谨大公公的主谋，为人名声好，又曾经入过阁，嘉靖皇帝在当王子时就对这位杨爷仰慕已久，自然御笔照准，由此老杨重入内阁。但依明朝政府内不成文的律例，首辅一般都要是中举时三甲的中选人士，费宏是壮元出身，又是现任首辅，杨一清把他即时顶下去，从情从理说不过去。正好，费宏儿子在老家犯法被关，张璁等人抓住这个“软肋”，联合几个言官劾奏费宏。费宏只得自己上章求辞，嘉靖皇帝反正不待见他，很快御批准辞，费宏只好灰溜溜走人。 杨一清任首辅，虽然感激张璁、桂萼推举，但他和嘉靖帝都知道，依照“廷推”的办法使张、桂二人一同入阁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位名声确实很差。但此时首辅是“自己人”，事就好办多了。嘉靖帝先后以“中旨”自任二人入阁，命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内阁机务，命桂萼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这样一来，二位“大礼仪”功臣终于成为核心“阁臣”。 凡是入了官场的人们，皆似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不久就会相互刺痛对方。杨一清与张、桂二人相处日久，因处理锦衣卫指挥聂能迁一事意见不同结下梁子，最终发展到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相比之下，杨一清在嘉靖帝眼中“道德”形象的份量更重一些，一怒之中，他下诏把张、桂二人削职。但毕竟是自己“心头肉”，没过多久，嘉靖帝把二人先后召还入朝。郁郁之下，杨老头愤然退休，老姜终于不敌新葱。 经过一次忽然打击，张璁“乖”了许多，对嘉靖皇帝更加谨慎小心，并取代杨一清当上了“首辅”。屁股决定脑袋。“国务总理”的位子坐好，先前属于“激进派”的张璁，一改昔时面目，凡事以因循为准则，不想也不必要再搞什么哗众取宠之事。后来，嘉靖皇帝日益沉迷道教，又要搞“天地分祀”，张璁不愿多事，非常“持重”地劝皇帝没必要弄“分祀”。 殊不料，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朝内任给事中（七品言官）的夏言上疏皇帝，大力赞同进行“天地分祀”。张璁闻之大怒，如今角色互换，他变成了昔日杨廷和一般的保守派，便示意心腹霍韬等人拟文肆意辱骂、驳斥夏言。一伙人渲泄畅意，很是痛快。可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嘉靖皇帝与夏言二人意见相同，骂夏言，实际上就是不给皇帝面子。果然，嘉靖帝览文震怒，在把霍韬投入大狱的同时，对夏言升官晋爵，以示殊宠，并破格把他擢为侍读学士。此官虽不是太高，但得以时常面见皇上，属于高级秘书那种人。夏言为人仪表堂堂，口齿伶俐，进讲之时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风，很让嘉靖帝欢喜。 从朝野两方面讲，张璁先前兴“大礼仪”搞事，得罪人无数，独霸朝局，与桂萼联手整治异已，又结下无数梁子，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气势熏炎的“黑老大”。夏言扬眉剑出鞘，无知者无畏，敢于与当朝首辅叫板，大家都倾心于他独行侠般智斗张璁的勇气，根本没人去想这位夏爷要皇帝进行“天地分祀”其实也是拍马屁。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张璁知晓了什么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朝议清议已势如潮水，老哥们感觉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顾，只得悻悻然辞去，退休回家。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张璁虽去职，并未惹嘉靖帝深恨，毕竟他是这位皇帝初入皇宫时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张璁患重病，皇帝还不时遣宦官到其家中送医送药，并赐皇帝自己平时服用的“仙丹”。又过三、四年，张璁终于病死于老家。嘉靖帝闻之震悼，认为这位臣子当初能“危（已）身奉上”，定其谥号为“文忠”，追赐太师。 ------------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2） ------------ 张璁一去，按顺序阁臣翟銮升居首辅。夏言于转年入阁，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虽然排名在他前面的有崔銮和李时，可夏言如日中天，翟銮又是一个像皮图章加橡皮泥一样的官场“老好人”，因此，实际主持政务的非夏言莫属。 经过“大礼仪”、杨一清主政、张璁执政，再至夏言入阁，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牵涉无数人员的利害关系，时而制衡，时而联动，派系和山头林立。当一个朝代趋至鼎盛后，政治中心内部肯定会因权力分配滋生门户党争，量变、质变，最终侵蚀王朝的机体。 夏言当了实际的首辅，他又是江西人（贵溪），同为老乡的严嵩自然感到了机会。在中国，同乡情谊是所有官场关系中最易结攀的条目之一，“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的老乡“政治”，其实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具体而微者。此时的严嵩，经过官场多年历练，读书人的散淡早已凝结成趋炎附势的势利和“臣妾意态间”的柔和。低眉顺目加上老乡之间交谈中的亲切乡音，使夏言这样一个从中下级官员直窜入阁的性格执拗之人一见倾心，刻意对严嵩加以提拔。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老夏提拔小严，而是小夏提拔老严。严嵩从进士入科方面讲是夏方的“前辈”，比夏言早四科，入仕当然早得多。而且，从“成绩”方面讲，严嵩是那一届进士第五名，夏方的排名在他那一科一百多以后，如在“学历”方面比，夏言要差严嵩好多。但机遇不同，命运不同，严嵩入仕正值正德年间，一下子就耽误近十年。夏言出头就打“纸老虎”张璁，一下子深得帝眷，后浪新人，反居其上。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皇帝生父“兴献帝”在安陆的显陵，回奏时大称在当地看到的数项“吉瑞”之兆。好吉兆的嘉靖帝大喜，升其为南京礼部尚书。严嵩本人虽然不在政治中心，但他在新帝心目中的印象一直特别好。 由于欣赏严嵩对自己诚惶诚恐，恭顺有加，夏言便把这位老乡搞到北京荐拔为礼部尚书。听上去是部长级别的官员，其实当时也可有可无的角色，替夏言这个“国务总理”打杂而已。但“打杂”弄不好也出事。嘉靖十七年，严嵩差点惹火上身，激起皇帝的恼怒。这年夏天，嘉靖帝心血来潮，又想让自己生父兴献帝像正式皇帝一样称“宗”，把神位迁入太庙供奉。当然，过场还要做，他就把此事下礼部集议。此时的严嵩精神上还残留些书生正气，知道张璁先前“大礼仪”之举在朝野留下“媚君要宠”的骂名，但如果明白反对，肯定官帽不保。好歹在官场混了二十多年，严嵩想打马虎眼，上疏言事时模棱两可，与礼部官员议事时也推三阻四，想以“拖”字诀把事情搁置下来。 嘉靖帝眼里不揉沙子，大恼之余，勤奋创作，亲写《明堂或问》一文，遍示群臣，气急败坏地书面质询大臣们“为何朕爹不能入太庙？” 严嵩吓坏了。惶恐揪心地节骨眼，毕竟转舵快，他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皇帝生父入太庙的立场，并详细考订古制，撰写入庙礼仪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从优从崇，使得“入庙礼”盛大而隆重，终于博取了嘉靖帝的欢心。 礼成后，严嵩获赐金币，深得皇帝眷宠。一不做，二不休，严嵩又上疏，建议“尊文皇帝称祖（朱棣），献皇帝（嘉靖生父）称宗”，皇帝采纳，朝廷下诏，尊太宗文皇帝朱棣为“成祖”，嘉靖生父献皇帝为“睿宗”，这个王爷生前只是王爷，沾了儿子与严嵩的光，死后得以进入太庙与明朝诸帝一起大吃冷猪肉。 此次以后，严嵩铁定心要以皇帝为指南针，知道所谓的“正直”是不能升官的累赘，“清议”如同凉风吹过后就无用处，惟有皇帝的眷念和呵护才是脚跟立稳朝堂的最佳保险。 嘉靖帝生父神主入太庙大礼后不久，严嵩上奏说天上出现“庆云”，认定是皇帝孝德感动上天。他奋笔疾书，呈上两篇马屁文章《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嘉靖览之甚悦，命人把两篇文章珍藏于史馆之中，并加严嵩太子少保。不久，严嵩从幸做陪臣参加各种礼仪，获得的赏赐数目已经与几个阁臣一模一样。所以，迎和嘉靖帝追崇其生父，也成为严嵩政治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凡人，皆有酸葡萄心理。夏言见严嵩如此受宠，心中很不是滋味，开始对这位老乡疏忌起来。严嵩深知现在还不能与夏言闹翻，事之愈谨，每每置酒，邀夏言宴饮。夏言常不理不睬，有时答应去，严嵩宾客请柬都发齐了，众僚满堂，老夏又忽然推拖有事爽约；好不容易夏大爷亲临一次，“薄暮姑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让严嵩丢尽了面子。严嵩恨得牙根痒痒，仍旧一脸诚敬，大事小事皆拿给夏方参决。一次，有紧急公文需待夏言批复，恰值这位夏爷有小病在家休养，严嵩屁颠颠亲自把文件送上门去。夏言心情不好，推辞不见。老严颤巍巍派随从在夏言内宅的院子里铺上席子，高捧公文，“跪而读之”。隔窗望见年近花甲的半老头子直腰跪在那为自己朗读文件，弄得夏言心中好不落忍，也觉自己过份了些。同时，他心中踏实下来，觉得自己荐擢的老乡确实一直把自己当恩人，从此不再特别存心刁难、整治他。 严嵩方面，上有帝宠，下有群僚请他办事，连宗藩王爷请恤乞封也要送大笔金宝予他，自然腰杆日硬。同时，他还有个极会走通关节、联络关系的儿子严世藩。小严一时间在府上收钱办事，捞得不亦乐乎。御史、言官们当然不会闲着，纷纷交章弹劾严氏父子纳贿等事。严嵩很会来事，每次为人办某事他都会事先在嘉靖帝前有意无意的透露，所以，皇帝认定诸事严嵩皆关白过，言臣捕风捉影而已，反而更信任老严办事得体，没有事情瞒着自己。实际上，当时的严嵩收钱胃口并不多，几千两银子而已。最“危险”的一次，是共和王死后，其庶子与嫡孙二人争袭王位。共和王庶子乃小老婆所生，暗中送严嵩三千两银子，老严就答应他袭爵。结果，共和王王妃认定嫡系的孙子当承袭，派人入北京大理寺击鼓喊冤。事情败露后，严嵩忙入见嘉靖帝，“坦白”了自己收受银两的事情。由于严嵩先前干事一直卖力，嘉靖帝很可怜这位能臣一脸惶恐的样子，对他说，“你安心做事好了，不要介意这件事”，明白表示原之不问。 当然，嘉靖皇帝对严嵩的眷宠，绝非仅仅是好印象或者严嵩能依顺已意办事麻利，最最关键之处在于：严嵩擅长撰写嘉靖帝醮祀时必用的“青词”，他是好道的皇帝须臾不可或缺的大能人！ 现在的人，如果把“青词”是什么讲给他听，肯定不屑一顾甚至可笑：所谓青词，就是嘉靖帝在拜礼道教“上帝”时表达自己敬崇“心声”的表章，一般用朱笔恭写于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皇帝本人恭读后，礼拜，然后把“青词”焚烧，以使这些谀谄道教天帝们的表忠心辞语上达天听。虽然“青词”纯属诞妄无聊的东西，但撰写这玩艺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那种类似汉赋骈体长文的功夫，不是一般只读经学文章的文人所能写出的。再者，嘉靖帝本人文化修养极高，又五迷三道地迷信道教，对“青词”要求非常高，绝对是既要有华丽的词藻做形式，也要有深刻的实在语言表达他自己的“心声”。每次醮祀，“青词”均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拜礼时念出，可称是“字字珠玑”，所以，对大臣们来说，撰写几万字的军国大事建议书，反而不如绞尽脑汗写千把字“青词”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后世人一说严嵩多坏多谄媚，往往拿“青词”说事，讽刺他是“青词”宰相。殊不知，就连好称“清正”的夏言本人，起先也是因赞同“天地分祀”、以撰写青词才深得皇帝青睐，当初夏言没这一手，也没有日后入阁的可能。 ------------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3） ------------ 说起嘉靖帝沉溺道教，还有好大一段可讲。入宫的第二年，嘉靖元年夏天开始，年方十六岁的小皇帝已经开始对寺观佛道等事感兴趣，但他当时的宗教观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定型。转年，有暖殿太监崔文，他本人信道教，便引诱嘉靖帝参观各种道教仪式，声称信道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嘉靖帝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尊崇道教的路程。他先以乾清宫为“大本营”，不时在宫中建醮，日夜跪拜祈祷，并下令道士训练十数个小太监尽习道教诸仪式，赏赐无算。当时，首辅杨廷和就上疏规谏，不报。“大礼仪”稍稍告一段落后，自嘉靖五年（1526年）起，嘉靖招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入宫，封为“真人”，日夜大兴醮礼。当时的大学士杨一清，曾进言说皇帝不宜在宫内祀天，嘉靖帝稍稍收敛。杨一清致仕后，张璁依承上命，在钦安殿为皇帝建醮，祈祷早生皇子。夏言得进，也正是因为他受任为“醮坛监礼使”，大写“青词”，给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嘉靖十五年，宫内大兴隆寺发生火灾，御史以“天变”为由谏劝。为此，嘉靖帝竟然把火灾原因“嫁祸”于佛教僧人，令大兴隆寺僧人还俗，并把明成祖朱棣军师和尚姚广孝的神位从太庙配享中撤出。同时，他又加邵元节道号为“致一真人”，官为二品，岁给高俸，赐田三千亩，并派锦衣卫四十人供其差遣。这位邵元节其实是个气象学家，会观天气，常常假装祈祷得“雨”得“雪”，故为嘉靖帝所重。可巧的是，这一年年底皇帝真有儿子生出，一切又都归功于众人的“醮祀”，邵元节首当其功，官至一品，加授“礼部尚书”衔。崇道的同时，嘉靖帝大肆打击佛教，在皇宫禁城尽撤佛殿，并把宫内数代收藏的金银铜像尽数拆除熔毁，共重一万三千多斤。同时，又下令把“佛首佛牙”之类的“灵物”“舍利”一类的东西尽数从宫内撤毁。本来夏言建议把这些东西在京郊野外找地方一埋了事，嘉靖帝倒有“远见”，表示说：“朕观此类邪秽之物，有智者必避之不及，但小民愚昧，肯定会内心以此为奇异，偷挖出后找地方供奉以招诱百姓献财，不如在京内大道上烧毁，使百姓尽知！”可悲的是，毁佛方面嘉靖帝“唯物主义”得非常到位，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对道教沉迷得不行，以一害易另一害，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有人奇怪，怎么大凡皇帝崇道，必毁佛；皇帝崇佛，必毁道。道理很简单，尊道的皇帝身边一群道士“真人”，自然对自己的“传统”竞争对手大肆抨击；尊佛的皇帝，宫内必罗致不少“高僧”“大德”，肯定要“揭发”道教的荒妄。所以，佛道两家，多年来一直没有“和平共处”过。 嘉靖十八年，“真人”邵元节“升天”了，正在裕州巡幸的嘉靖帝闻之“大恸”，敕以官葬，丧仪如伯爵。这位能“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大家，怎么也逃不了一个“死”字。老邵死后，嘉靖帝又招方士陶仲文（又名陶典真）入宫，一心迷崇道教。 严嵩在一心一意讨好嘉靖帝的同时，时刻准备倾陷夏言。夏言有所察觉，就嘱托自己当言官的党羽上章弹劾严嵩。但是，当时的严嵩深为嘉靖帝所信任，御史、言官们越弹劾他，皇帝反而愈信任他，认定老严正是因为他不遗余力站在自己身边，这才惹来言官的攻击。 在喜欢严嵩的同时，夏言越来越让嘉靖帝不待见。这位帝君常在宫内西苑斋居，入值官员进见，皆像道士一样乘马而入，惟独夏言摆谱，每次皆让人抬肩舆把他抬入苑内。嘉靖帝不悦，隐忍未发。同时，嘉靖帝爱戴道士们所戴的香叶巾，就让尚衣局仿制五顶沉水香质地的小冠，赐给夏言和严嵩几位尊显近臣。夏言不识抬举，上密疏表示：“此冠非人臣法服，我不敢当”。这下可把嘉靖帝惹得怒火中烧。反观严嵩，老哥们每每于召对之日，头顶香叶冠，并在上面罩轻纱以示自己对皇帝赐冠的诚敬，使得皇帝龙心大悦。严老头也是老美男子一个，长身挺拔，眉目疏朗，香叶冠那么一带，轻纱那么一飘，举止潇洒，仙风道骨，嘉靖帝看着就舒服。另一方面，夏言身居道辅之位，政事繁多，自然对皇帝交予的“青词”任务就难免有怠慢，不仅词采失色，有时竟然图省事把几年前写过的内容杂揉一下又献上去哄弄皇帝。偏偏这嘉靖帝记性特别好，每篇青词他都亲自朗诵过，见夏言如此敷衍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同时，严嵩又与皇帝身边老道陶仲文关系搞得又密又近，陶老道常在皇帝面前说严嵩的长处以及夏言的短处。为了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二人同时入对时，严嵩常故意惹夏言不高兴，老夏每每勃然，当着嘉靖帝训孙子一样叱责老严。见此状，嘉靖帝心中更是不平。结果，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六月的一天，君臣二人交流融洽之机，嘉靖帝向严嵩询问他对夏言的看法。老严早就等着这一天，卟咚一声跪地，泪如雨下，老脸哆嗦，尽诉夏言种种跋扈欺凌之事（夏言先前与外戚郭勋不和，互相倾轧，也引起嘉靖恼怒），大怒之下，嘉靖帝立刻手写敕令，历数夏言“罪状”，指斥他把持言路，轻慢君上，诏令夏言“落职闲信”，连个“巡视员”差事也不给。一朝首辅，直落为民，夏言可谓丧尽脸面。 夏言一去，严嵩得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时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阴历秋八月。花甲老头，终于实现了他人生的“理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现在的人，读书浮躁，总爱望文生义，以为“大学士”就是当朝“一品”大员了。非也！明代自始至终，大学士秩止“正五官”，其官仍以本人所兼的“尚书”一职为重，他们挂牌署衔也是本衔在下，兼衔的尚书官名在上：“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明初废相后，设内阁大学士，其实当时只是给皇帝当高级笔墨顾问和秘书。由于这些人得在大内授餐，侍天子于殿阁之内，故称“内阁”。而“内阁”一词真正定型的，出于明成祖之后明仁宗始，“内阁”权力逐渐加重。最初明朝大学士共“四殿”、“两阁”。四殿者，中极殿大学士（原为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原为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严嵩即以此名。西阁者，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严嵩入阁后，引起很大争议，给事中沈良才和御史童汉臣等人文章劾奏这位新相爷奸险贪污，不堪大任。严嵩以退为进，自己上章求去。嘉靖帝当然不允，手诏百余言慰留，并亲书“忠勤敏达”四个大字赐于严嵩。为示殊宠，嘉靖帝又为严嵩家中藏书楼赐匾曰“琼翰流辉”，道教祈祀阁匾曰“延恩堂”，并加严嵩“太子太傅”，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位青词老臣。为了安慰严嵩，嘉靖帝不久又把上章弹劾的童汉臣等人外贬。 花甲翁入阁后，精神亢奋，天天朝夕在内宫西苑简陋的报房值班伺侯皇帝，“未尝一归洗沐”，风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老严不停奋笔疾书代替皇帝“创作”妄天的青词，达宵不寐。当时的名义首辅是翟銮，但嘉靖帝总是把严嵩当首辅对待，崔銮惟惟而已。很快，严嵩又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组织”大权落于严老头手中，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翟銮虽是个木偶，严嵩仍不能容他，嘱心腹言官以其二子有罪弹劾他，老崔竟被削籍而去。这一点，严嵩确实不厚道，刚拗如张璁，激越如夏言，都容得老翟当摆设，轮到严嵩，竟对这个“老实人”也不相容，显然过分。 ------------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4） ------------ 严嵩入相的这年冬天，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夜，皇宫中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谋弑事件，以宫女杨金英为首的十多名小姑娘，竟然在深夜准备把皇帝勒死，幸亏几个人慌乱之间把绳子结成死节，踏进阴曹半只腿的嘉靖帝才最终得活。对于此事的经过，《明史》中的《后妃传》中简单记叙了几句，《明实录》中也是草草叙述，大概是为尊者讳，不想多说。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属当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合。张合文人，退休后著书《宙记》，记载了此事的详细经过：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方皇后的命令）：“好生打着问！”得（逮捕）杨金英，系常在、答应（低级宫婢）供说：“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长（指王嫔、曹妃即端妃，这是方皇后冤枉她，此人因貌美被嘉靖帝宠幸，对谋弑之事根本不知情）在东稍间点灯时分，商（量）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皇帝）手里！’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听说，杨玉香就往东稍间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总搓一条。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将绳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花拴套儿，一齐下手。姚淑翠掐着（嘉靖帝）脖子。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淑翠，蒙在（嘉靖帝）面上。邢翠莲按着（嘉靖帝）胸前，王槐香按着（嘉靖帝）身上，苏川药拿着（嘉靖帝）左手，关梅秀拿着（嘉靖帝）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嘉靖帝）两腿，姚淑翠、关梅秀扯绳套儿。张金莲见事不好，去请娘娘（方皇后）来。姚淑翠打了娘娘一拳。王秀兰打听（当作发）陈菊花吹灯。总牌（宫女官名）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来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出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了。” 嘉靖帝被数个宫女这么一勒，当时处于休克状态，方皇后唤来数位御医，没一个人敢用药，都怕担责任被诛九族。最后，太医院使许绅颤巍巍调了一副“峻药”，给已成死人的皇帝灌下.就这样，数个小时后，嘉靖帝吐淤血数升，缓过命来，静养多日，才能视朝。其间，方皇后自作主张，认定曹妃和王嫔二人率宫女作逆，把数人凌迟辟割处死。嘉靖帝病好后,听闻自己美貌的曹妃被片片割肉而死，心中对方皇后产生极大怨恨。五年后，皇宫内发生火灾，宦官们请示皇帝要去救方皇后，嘉靖帝不吱声，任由方皇后被烧成一截人肉炭。这位方皇后，是嘉靖帝第三个皇后。他第一个皇后是张氏，因妒忌失礼遭夫君足踹，流产血崩而死。他第二个皇后也姓张，以色得幸，嘉靖十三年，色衰而废，两年后郁郁而死。这样，方后得以立为皇后。想当初第一个张后被废，正是因为方皇后和第二个张皇后（二人当时为妃）伺侯嘉靖帝喝茶，淫帝起淫心，抚摸二妃玉手玩弄，惹得坐在一帝的张后投杯而起，结果嘉靖帝暴怒下猛踹一脚。方妃成为方皇后，小老婆变大老婆，比从前大老婆更狠，竟能趁乱令人把美貌情敌绑付法场刀刀碎剐，真是天下最毒妒妇心！ 对于几个宫女想谋弑嘉靖帝一事，后世学者或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其因由，一般人读到此处，也总觉是事起苍猝的“忽发”变故。其实，细细钩沉当时人的笔记，才发现真实原因：嘉靖帝希求长生，身边聚集了不少道士为他炼丹药，这些丹药中有不少属于春药。中国古代春药配方很奇怪，其中一味名叫“天葵”，即少女处女初潮经血，此物可提炼出一种名为“红铅”的粉剂。嘉靖帝后宫“饲养”了不少这种产“药”的少女，为了大量采集她们的经血，御医、道士们又强迫她们吃药，使她们经血过频过量，以供皇帝“炼丹”。最有可能的是，宫中已经为此祸害死许多少女性命，杨金英等人觉得反正是死，不如先弄死这魔头皇帝再说，情急之下，才想出用绳勒帝的下策。只可惜，死节不能收勒至紧，又有人临阵逃脱告密，数位奇女子终于未得成功。试想一下，十几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齐心合力在大龙床上想勒死一个三十六、七岁正当壮年的皇帝，此情此景只能用“壮烈”二字来表示，但是如果上镜头上文学剧本的话，就稍显暧昧。所以，即使在极左年代，也很少有人渲染此事。现在的年青编剧们又不懂古汉语，连号称要PK易中天的天涯网写明史的一个“点击率之贼”到处抄白话八手资料挖戏肉，也没能挖出宫女弑帝的所以然来。最终，此事由笔者“钩沉”而出，也算是还历史真象于现实吧。 严嵩当政三年多，同为阁臣的有礼部尚书张壁、吏部尚书许讃，张壁病死，许讃又被严嵩排挤，削籍而去。嘉靖帝是昏君，绝非庸君，他逐渐觉察到严嵩在朝内遍植党羽，行事蛮横，便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底重新启用夏言。夏言自回老家后，当地小官待他也傲凌不礼。老夏悒悒不乐，每逢元旦、皇帝生辰之日，他肯定上表称贺，自称“草土臣”，嘉靖帝“惭怜之”，便又召回了这位昔日宠臣。 夏言卷土重来，不仅尽复原官，又加太子少师，位在严嵩之上，重新成为首辅。经过一次大起大落，夏言根本不吸收教训，以为大权重掌，对严嵩的态度变本加利。 朝上，凡是军国大事草章拟旨，根本不和身为次辅的严嵩商议。同时，他大兴报复，逐个搜捡严嵩安插在政府内的心腹，尽数逐去，且声言要追查深究。慑于夏言声威，严嵩不敢出面相救，内心衔恨至极。特别让严嵩感到可怕的是，严嵩之子严世藩当时任管理财赋的“尚窦司少卿”，招财纳贿，克扣贪污，被夏言侦知得一清二楚，凑足证据后准备自己直接上奏给皇帝。严嵩闻之大惧，领着儿子亲自到夏言府上乞求首辅放自己父子一马。夏言称病，不见。多亏严嵩以大笔金银买通夏言门人，父子二人直入夏言榻下，长跪泣谢，一把鼻涕一把泪哀求首辅手下留情。夏言妇人之仁，见老乡这么低三下四的孙子样，心一软，又想把此把柄捏住日后更好调度严嵩，便把案件置之不报。“严嵩父子愈恨之”。 另一方面，锦衣卫都督陆炳因触猛法禁，夏言准备严办，吓得这位特务头子也不得不亲自入宅跪求夏言法外开恩。大学士无长虑，挥挥手斥出，表示这次就算了。鹰犬小人当然得罪不得，陆炳由此深恶夏言，并渐渐和严嵩父子搭上线，时刻准备着搬倒夏言。 夏首辅为人自视甚高，嘉靖帝常遣小宦官们来递送文件，他对这些人爱搭不理，视如奴仆。反观严嵩，每次有小公公到来，无论官阶高低，他一定亲迎出门，执手延坐，并信手把几大锭黄金塞入公公们袖中，让诸人感觉如沐春风。这样一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们平日家长里短，没一个人讲夏言好坏，但皆齐口赞颂严嵩“仁德”。 嘉靖帝小人心态，时时遣小宦者们偷偷去看阁臣们在干什么。严嵩自然事先知悉，每每大半夜还正坐于值房，挥笔凝神，白头发丝乱动，为皇帝撰写“青词”。至于夏言，小宦者们便回报说，夏大人总是早早回家，与宾客饮酒欢宴。长久已往，嘉靖帝日益对夏言不满。 严嵩本人的“处世为人”，并不属于嚣张狂妄类型。特别是对于内廷宦官，老严竭尽“礼貌”。一宦者曾对朝臣讲：“我辈在大内日久，见时事凡有几变：昔日张璁先生进朝，我们要向他打恭；后来夏言先生入宫，我们只平眼看他。今日严嵩先生来，都要先向我们拱手拜礼才入宫。”这一记述，一直被各种史书转载，以证明明朝太监的日益跋扈。其实，转载者大多不明就里，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如下事实：嘉靖朝是除朱元璋时代以外，宦官最“老实”的时代！那位宦者所说，不过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严嵩为人的阴柔罢了。 过了两年多，严嵩看准时机，以“河套之议”的机会，终于扳倒夏言，并把这位比自己年岁小的“老”上司送入鬼门关。 ------------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5） ------------ 当时，都御史曾铣总督山西，此人很有军事才能，数次领兵打败侵入河套地区抢掠的蒙古部落，便上疏提出恢复整个河套地区的计划，永逐“套寇”。疏上，夏言觉得自己二次入阁，怎么也要在任上弄出点真格的大动静，以彰显自己能耐，便立即推举曾铣，向嘉靖帝进言恢复河套。帝王自然都有扩疆拓土的虚荣心，嘉靖帝心动，就多次让夏言拟旨褒赞曾铣，准备给他增兵增饷，立下不世之勋。但是，开边动武，后果难测，一直沉迷于道教的嘉靖帝行事后心中又后悔。 严嵩揣摩到嘉靖帝心意，极力陈言不可兴开边衅，并搬出明英宗时代的陈年老事，连蒙带吓唬，弄得嘉靖帝十分后悔，便生气夏言当初出这种馊主意。 夏言不知道嘉靖帝心理上已经发生了九十度大转弯，不停上言，催促皇帝下旨出兵，并要求赐与曾铣誓书御剑，给他以专戮节帅的职权，以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览奏，嘉靖帝心甚恶之。 可巧，北京忽刮大风，澄城山地震山崩，迷信的嘉靖帝觉得这是上天示警，更绝了兴兵的念头。其实，当年夏天，陕西已经发生过山崩和地震，这种大灾大难在旧时代皆被看作是“上天示警”，地方官立即上报，皆被严嵩扣住不发，他要等到最佳时机上报。所以，趁着北京大风的当口（大风这种灾异，古人认为是边地开战的预兆），看准了嘉靖帝正欲静下来做祈祷长生的斋醮仪式，严嵩马上连同陕西地震山崩当“天警”一同奏上。见到天警报告，吓得迷信的嘉靖帝心慌意乱，忙问严嵩有何办法可以“转祸为福”。 严嵩老人精一个，下跪自劾道：“复河套之议，实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行穷兵黩武之举，上干天怒，为臣不敢反对夏言，一直没有依实上奏，请皇上您先处理我的失职。”嘉靖帝不仅没处理严嵩，还挺感动，觉得严嵩是铮铮直臣，同时他更恨夏言和曾铣没事找事。 很快，言官们纷纷上言，极陈不可开边衅。由于先前已经连下数诏褒扬曾铣，嘉靖帝一时找不到台阶下，便手诏示问廷臣：“今逐套贼，师（出）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否？成功可必否？一（曾）铣何足言，如生民涂炭何！”手诏一出，群臣立刻嗅出味来，从前依违夏言的官员们也“力言”不能挑起战事。 夏言这时才感到害怕，上疏谢罪，并指称：“严嵩在阁中一直与我意见一致，现在他却把一切过错推于臣身。”嘉靖帝见疏，更怒夏言推诿责任，并斥他“强君胁众”，命令锦衣卫把陕西的曾铣逮入京师。这时候，先前夏言得罪过的锦衣卫都督陆炳终于找到时机，与严嵩在刑部的心腹一起捏造罪名，以边臣向辅臣行贿和“结交近侍”的罪名，杀掉了曾铣。隆庆初年，曾铣得以平反，赠“兵部尚书”，谥“襄愍”。 此时，嘉靖帝对夏言还未动杀心，只是尽夺其官阶，下令他以尚书身份退休回家。行至通州的夏言听说曾铣在京师问斩的消息，惊吓得从马车上掉下来，大叫道：“唉，我这番死定了！”情急智生，他忙上书给嘉靖帝辩冤，声称一切皆是严嵩倾陷他。此时，写这些东西，对嘉靖皇帝不啻火上浇油，他马上严命众臣集议夏言之罪。刑部尚书喻茂坚不忍置夏言于死，便奏称夏言应该论死，但身为辅臣，可以援引明律“八议”中“议贵”的条目免于一死。嘉靖帝大怒，斥责喻尚书党附夏言。更倒霉的是，恰巧有蒙古人部落入侵居庸关，严嵩抓住这个碴子，坚称夏言兴挑边衅，导致国家不宁。这样一来，夏言自然逃不出被杀的命运。他被锦衣卫从老家抓回京师，弃斩西市，时年六十七。堂堂大明首辅，竟在闹市被切。此后，朝中大权，悉归严嵩一人。 夏言被杀，其实当时还有不少人拍手称快，因为此人的个性过于张扬。身为官场老人儿，此种霸道张扬的为人处事之道，肯定会得罪许多人。严嵩与夏言之争，绝非是日后严嵩败后说成的“正邪之争”，仅仅是“正常”的官场恶斗，谈不上“正义”站在哪一方上面。 所以说，官场是个大梁缸，在极权制度的圈子里面，即便上本性是正人君子，如侥幸不败，也只能大多浮沉取容。否则，轻的是贬官，重的则是脑袋搬家。 ------------ 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1） ------------ 严嵩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八日为相，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去位，二十多年来，最大的过恶如下：其一，信用心腹赵文华，使东南倭患愈演愈烈；其二，清除异已，继杀曾铣、夏言之后，又在嘉靖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使明朝首先开杀谏臣之恶侧，随后又杀沈鍊和王忬，命令虽然皆出皇帝“圣载”，主谋皆是严氏父子；其三，贪污纳贿，在朝内结党营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侵袭明境，严嵩向兵尚书丁汝夔授计说：“地近京师，如果兵败难以掩盖，一定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敌交战，他们饱掠后自会离去。”可见，严嵩作为相爷，在军国大事上确实没什么远计和魄力。丁尚书傻不拉叽，惟严相国所指，传令诸将勿战。本来明朝大多数军将饮食终日，皆怯于战斗，有了兵部长官的命令，都大松一口气，互相戒嘱传言：“丁尚书讲不要与敌交战。”这下可苦坏了百姓。他们饱受蒙古人烧杀抢劫，官军皆龟缩于坚城之中，不做任何御敌的行动，连姿态也不做。民间大愤。 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撤走后，老百姓纷纷上万民书，矛头直指丁汝夔畏怯无能，明廷下令逮捕他。严嵩怕老丁说出自己事先为他出主意，假意安慰道：“你别怕，我自会保你无事。”丁汝夔大傻一个，有严相爷给自己打保票，刑部鞠审时他很“配合”，没有多作辩驳。他就等相爷向皇帝说好话直接把他赦免了。 结果，不久，一帮狱卒就从狱中把他提出，老丁还以为是走个过场后就把他释放。一行人直接把他押至西市，刽子手持大刀正等着他来。直到自己被踹跪于地，丁汝夔才恍悟被相爷所卖，大叫“王八蛋严嵩误我！”话音刚落，头也随之落地。 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鍊因严嵩御寇无方，抗疏历数这位当朝阁臣“十大罪”：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严）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严嵩）曰：‘由我赏之’；罚一人，（严嵩）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餽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疏上，严嵩没怎么反应，嘉靖帝先倒恼了，认定沈鍊诋诬重臣，立即派人逮之于廷，当众杖责，然后罚他去保安为民。沈鍊进士出身，为人嫉恶如仇，与锦衣卫都督陆炳关系不错。陆炳是严嵩同党，常常带沈鍊参加严氏父子召集的宴饮。沈鍊心中憎恶严氏父子，更恨严世藩纵酒虐客强灌别人，每每箕踞坐骂，小严惟独惮惧他，从不敢对他强灌于酒。按理讲，凭借上司陆炳的关系，沈鍊巴结严氏父子升官很容易，但此人正直出于天性，不吐不快，最终却落个被谪为民的下场。沈鍊在保安“劳改”期间，当地父老知其清名，纷纷派子弟向这位先生求学。他以忠义伦常教导学生，又时时缚三个草人，分别写上严嵩、李林甫、秦桧姓名，手持弓箭射之泄恨。几年后，当地守官是严嵩心腹杨顺，为了巴结严氏父子，他向严世藩报称说：“沈鍊在保安当地阴结死士，击剑骑射，准备伺机刺杀大人父子。”严世藩大怒，立遣党羽巡按御史李凤毛去抓沈鍊，把他的名字窜入该杀的白莲教匪首名单，乘间上报。兵部下文，沈鍊被处死。这还不算，严氏党徒为了更使严世藩高兴，又杀沈鍊二子，籍此获得升迁。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嵩误国，突然草疏了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奸”，言辞激烈： 高皇帝（朱元璋）罢丞相，设立殿阁之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严）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他）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严嵩）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严）嵩，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 陛下用一人，（严）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故罢之”。陛下宥一人，（严）嵩曰“我救也”；罚一人，（严嵩）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严）嵩甚于感陛下，畏（严）嵩甚于畏陛下。是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主陛下陛下有善政，（严）嵩必令（严）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又以所进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议》，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严）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 陛下令（严）嵩司票拟，盖其职也。（严）嵩何取而令子（严）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诸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代拟？题疏方上，天语已传。是（严）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严）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 严效忠、严鹄（严嵩二孙），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严）嵩先令效忠冒两广功，授锦衣所镇抚矣。效忠以病告，（严）鹄袭兄职。又冒琼州功，擢千户。既藉私党以官其子孙，又因子孙以拔其私党。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 逆鸾（仇鸾）先已下狱论罪，贿（严）世蕃三千金，荐为大将。（严）鸾冒擒哈舟丹儿功，（严）世蕃亦得增秩。（严）嵩父子自夸能荐鸾矣，及知陛下有疑（严）鸾心，复互相排诋，以泯前迹。（严）鸾勾贼（蒙古俺答汗），而（严）嵩、（严）世蕃复勾鸾。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 前俺答深入，击其惰归，此一大机也。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严）嵩，（严）嵩戒无战。及汝夔逮治，（严）嵩复以论救绐之。汝夔临死大呼曰：嵩误我。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 郎中徐学诗劾嵩革任矣，复欲斥其兄中书舍人应丰。给事厉汝进劾嵩谪典史矣，复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内外之臣，被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 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严）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严）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毒遍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 自（严）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者为练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盖（严）嵩好利，天下皆尚贪。（严）嵩好谀，天下皆尚谄。源之弗洁，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 ------------ 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2） ------------ （严）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严）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严）嵩阅竟，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严）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严）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严）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推官、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餽饣尽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严嵩）。是陛下之耳目皆贼（严）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笼络，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严嵩）子（严）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 百密一疏，见杨继盛奏文中援引两个王爷为人证，严嵩大喜，以为可以因此为罪，就在嘉靖帝前构称杨细盛无故把宗室牵引入纠纷之中。帝果然大怒，立刻下令当廷杖打杨继盛一百，并命刑部定罪。刑部不敢得罪严嵩，断成死罪，系之于狱，但拘押三年。嘉靖帝一时也不想杀掉这个学问深厚并享有天下清名的直臣。有人劝严嵩不要杀杨继盛，免得招众怨，严爷心动。无奈，其子严世藩及党羽非要置杨继盛于死地，天天劝说严嵩下手。于是，在第四年秋决时，严嵩揣知皇帝深恨的所谓“抗倭不力”的都御史张经和巡抚李天宠肯定要被处决，便阴附杨继盛之名于二人案卷之后递呈上去。嘉靖帝不细省，御笔勾决。杨继盛终于被杀，时年四十。他临刑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知与不知，皆涕泣传颂之。 杀杨继盛，严嵩可谓是把天下人都得罪。其实，早先时候，杨继盛在皇帝前敢抗言疏指丧权辱国的咸宁侯仇鸾，而严嵩一直恨仇鸾不附于已，就非常欣赏杨继盛这位耿直才子，亲自提名，把他连升数级，直接提拔为主管兵部武选司的主管。孰料，杨继盛只思君恩，嫉恶如仇，讨厌严嵩更甚于讨厌仇鸾，不仅不到严府“谢恩”，而且马上就上疏曝其罪恶，可以说是耿直至极的一个正人君子。但以实论之，杨继盛弹文中第一条，其实站不住脚。朱元璋废相权，是政治上的一种倒退。明仁宗时代开始逐渐加重大学士权位，渐成祖制，所以拿严嵩握宰相权违背“祖制”说事，应属是这位杨爷时代和意识的局限。 严富父子仗恃皇帝的信赖和手中的权势打击正人，排斥异已。如果大家熟谙中国的官场政治，这些其实算不上什么大奸巨恶。那些在官场子里面混的，谁的手也不干净。但是，严嵩滥用只会诌媚滑顺的小人主持方面大政，于国于民是真正做了大坏事。比如，任用赵文华，使东南倭乱愈演愈炽，诚乃严嵩的大恶之一。 赵文华此人，乃嘉靖八年进士，本性狡险，得官后考拨不及格被外贬。举进士前，幸亏他在国学读书时结识了当时担任祭酒的严嵩，二人很是投缘。由于严嵩知道自己树敌太多，父子多有过失，便想安插自己心腹在关键部门，以便日后出事好有照应。于是，他就与赵文华相结为义父义子，把他擢为刑部主事。进步了还行更进步。不久，赵文华知道嘉靖帝好道爱神仙，就自己私下进媚皇帝，上献“百华仙酒”，表示说：“臣下师父严嵩正因饮此酒而长寿体健！”嘉靖帝试饮，醇香浓厚，味道好极了。估计美酒里面有植物兴奋剂，陆然间让嘉靖帝神清气爽。他非常高兴，立下手敕，向严嵩询问此酒制作工艺。 严嵩接敕大惊，咬牙道：“赵文华安敢这样做！”确实，这狗儿子瞒着自己向皇帝献好酒，让皇帝感觉自己有好东西舍不得奉献。如此，赵文华自己做好人，倒让老严巴结皇帝落于人后，这真让人窝心。恼怒归恼怒，严嵩也不敢发作，婉转上奏道：“臣生平不食药饵之物，臣活这么久，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绝非饮药酒而及。” 回阁房后，严嵩盛怒，立刻召来赵文华大骂责斥。小赵跪泣久之，老严怒不可解。不久后，严嵩休假归朝，群僚进见，严嵩仍怀恨赵文华，让从吏把他推出门外。 这一来，赵文华真怕了，携大笔金宝跪献自己干妈（严嵩老婆）。一日，严嵩夫妇家宴，严世藩以及众义子侍立两侧，一家人其乐融融。赵文华事先跪伏于窗外，观察动静。良久，严嵩老妻佯装不知这对义父子二人不和事，问老严：“今日全家欢会，怎么独不见我儿文华？”严嵩轻蔑一笑：“阿奴负我，怎能在此！”严嵩妻忙温语相劝，诉说赵文华诸多“孝敬恭顺”事情。严嵩听着，面色转和。 赵文华见时机已到，立刻急趋入房，长跪涕泣不已，连声叫爹，于是父子二人和好如初。 东南倭患昌炽后，严嵩禀报嘉靖帝，派赵文华在祭海神的同时，前往那里主剿倭寇。赵文华无略小人，胡乱指挥，冤杀总督张经等人，向朝廷妄报成功，得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幸亏有胡宗宪、俞大猷等人能干，平徐海，俘陈东，使东南倭患大有收敛。当然，这些成绩，赵文华皆据为己功。为此，明廷加其太子少保，荫其一子为锦衣千户。 赵文华在东南倭患中的种种劣行，笔者将在后面平倭的文章中详述。 赵文华自恃立功而得宠遇，日渐骄横，连严世藩也不放在眼里，拿宫中大小太监也不当回事。特别让严世藩生恨的是，赵文华曾向他进献一顶金丝编织的幕帘，小严稀罕当作宝贝。后来他才得知，赵文华有美妾二十七人，人人有这样的金幕帘，这让小严深以为恨。宦官方面，由于赵文华手紧，不再出金银，大小太监根本从他那里再也打不到秋风。于是，这些人回宫后，就总是向嘉靖帝汇报赵文华接受皇帝赐物时倨傲不礼。特别让皇帝生气的是，赵文华进献西域春药，嘉靖帝饮服后效果特好，一夜连御数女。药丸食尽，他又向赵文华索要这种西域“伟哥”，但老赵皆自己享用，回称没有。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嘉靖皇帝大恨。一日，他上宫城远眺，见西长安街新起一高楼，耸入云天，就问左右：“谁家宅第，如此豪华？”左右称：“赵尚书新宅”。其中有一人被赵文华得罪过，阴不拉叽来一句：“工部贮存修宫殿的巨木，大半都被赵文华盖新宅了。”嘉靖帝闻之脸色大变。稍后，嘉靖帝就找茬让他“回原籍”修养。又过些日子，嘉靖帝怒发其罪，黜赵文华为民，并贬其子为小兵戌边。赵文华当时真得了病，遭此大谴，病势转沉，腹溃而死。 严嵩晚年，思维迟滞，再不像初时那样对一直在西苑“玄修”的皇帝所发诏旨做出敏捷反应。嘉靖帝大道家，大文学家，手敕往往辞旨玄奥。这时候，只有严世藩能刻意揣摩，并达无不中。一方面是由于严世藩智商高，二方面因为他“情商”也高，总拿大把银子贿赂皇帝左右宦官侍女。所以，嘉靖皇帝喜怒哀乐，宫内的耳目们纤悉驰报，他们每次均能从小严处得到大笔“情报费”，故而严世藩成竹在胸，想皇帝所想，急皇帝所急。 严嵩最后当政时期，诸司上报事情要他裁决，他均说“与东楼议之”。“东楼”，严世藩别号也。早年，由于有妻子欧阳氏规劝，严嵩对儿子管教甚严。欧阳氏病死后，小严再也无人管束。而且，由于缺儿子不行，严嵩上表皇帝，请皇上允许儿子留京伏侍自己，让孙子代之扶老妻之丧归老家。 ------------ 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3） ------------ 严世藩服丧期间，大行淫乐之余，在家中代老父处理诸司事务。由于他身有丧服，不能入值朝房，这让老严嵩就作了难。有时嘉靖皇帝派宦官急扯白咧，狂催老严拟旨草文什么的。可怜严嵩老眼昏花，老脑袋已经转不动，奏对多不中旨，使得嘉靖帝大为恼火。 此外，道士蓝道行以扶乩为名，用沙盘代替“神”言，极陈严氏父子弄权跋扈之状。嘉靖帝问：“如果此事为实，上天何不殛杀二人？”蓝道行答：“留待皇帝正法！”嘉靖帝默然心动。 老严还有另外得罪嘉靖帝的地方。嘉靖帝自居的西苑万寿宫因火灾不能住，暂居狭窄的玉熙宫，因此郁郁不乐。他招问严嵩，老严劝皇上还大内居住。这可触动了嘉靖帝的忌讳。正是由于嘉靖二十一年皇帝本人在大内宫中差点被宫女们勒死，这位一向信邪迷信的皇帝再未回去居住。严嵩此议，正触霉头。不久，严嵩又请皇帝还居南内，那地方又是从前明英宗被软禁的地方，此议让嘉靖帝更怒。 这时候，关键的时候，好好先生徐阶出场了。 徐阶，江苏华亭人，嘉靖初年进士出身，乃当科探花郎。史书上称他“短小白皙，善容止。性明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入翰林后，他本来远大前程一片光明，却得罪了当时的皇上大红人张璁，徐阶被贬出京外。过了好几年，昔日春风得意又秋风失意的小徐才得以重返翰林，并受夏言授引，一步一个坑，最终当上了礼部尚书。从“站队”方面看官场，严嵩整掉夏言，肯定要“惦记”徐阶。可这徐尚书经过从前的蹉跌，深知当朝一把手惹不得。他从不当面顶撞严嵩，把老严奉乘伺候好得不行，所以严嵩除掉他的意思就不那么迫切。更庆幸的是，夏言虽倒，徐阶因一手漂亮“青词”，哄得嘉靖帝对他大加青睐，须臾不可或离。如此，严氏父子想搬除他，倒是非常非常之难。当然，此前有一事，差点老严要了小徐的性命：一日，嘉靖单独召严嵩问话，征询他对徐阶的看法。严嵩想了想，说：“徐阶缺的，不是才能，只是心眼太多些！”这句话要命，老严是讲先前徐阶力争嘉靖帝早立太子之事。嘉靖脸色险沉，幸亏后来未对此事深究。正是由那时起，徐阶对严嵩益加恭敬，并弹精竭虑撰写青词给嘉靖帝，以图保身。 嘉靖帝想造新宫，问严嵩，没结果。他就召时为次辅的徐阶。徐阶一口应承，表示先前建殿，余留建筑材料很多，如果下令营建，几个月即可造成新的宫殿。嘉靖帝大悦，立即下诏任除阶儿子尚宝丞徐墦兼工部主事一职，主持建新宫。结果，仅仅三个月多一点，宏伟雄壮的新宫建成，嘉靖帝当天就迫不急得搬入“新家”，名之曰：“万寿宫”。追过经事，皇帝对徐阶另眼看待，深以为忠，进其为太子少帅，兼支尚书俸禄，并超擢其子徐墦为“太常少卿”。 严嵩知悉帝宠已移，又开始装孙子，率儿子严世藩一群子孙家人到徐阶家中，表示说：“老夫活的也差不多了，我死后，徐大人善待这些人！”徐阶装得更象，立即还拜，表示自己受严相爷提拨，对他绝无二心。 严嵩一行人刚走，徐阶儿子徐墦进屋，对父亲说：“大人您这些年一直受严氏父子欺压，该出手时侯一定要出手！”岂料，徐阶拍案大骂：“没有严相爷，我们徐氏父子哪里有今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死了狗都不吃你！”原来，严氏父子耳目众多，徐阶家人中就有几个严世藩重金豢养的“间谍”。徐阶的“表现”，立刻传到严氏父子耳中，从此老严对徐阶完全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身为御史的邹应龙忽上奏章，弹劾严世藩贪污受贿等不法之事。但奏章当时未敢即连严嵩，只讲他“植党蔽贤，溺爱恶子”。历史上有些事，发端有时离奇近乎荒诞，邹御史之所以敢于忽然间挺身而出，并非直接受徐阶指使，而是缘于他所做的一梦：他梦见自己骑马出猎，看见东边有一高楼，土基宏壮，顶覆秸杆。邹应龙拉弓而射，大楼轰然坍倒。醒后，邹御史鼓励自己，这是我搬倒“东楼”（严世藩）的吉兆啊，于是他奋笔疾书，立写弹文。 嘉靖帝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又有道士们一旁窜掇，便下诏逮严世藩入大理狱，命严嵩致仕，“仍给岁禄”。 发现皇帝对老父严嵩没有一棒子打死，严世藩深知事情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挽救。他通过早先交结的内保太监，奏称道士蓝道行与邹应龙里外色结，陷害大臣。嘉靖帝各打五十大板，命人逮捕蓝道士送入牢房审讯。严嵩嘱托刑部的心腹，严刑拷打蓝道行，最终目的让他诬攀徐阶为幕后指使。谁料，蓝道士挺“英勇”，坚决不承认受徐阶嘱指。由于严氏父子势力根深固结，最终蓝道行获罪被处死。 朝中独相十余年，严嵩党羽力量确实大。但是，如果不处理严世藩，又无法向皇帝交待，法司最后就“裁定”严世藩受贿八百两白银，上案于御前。廷议后，判决流放严世藩于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戌边地。 嘉靖帝念严嵩旧情，特宥严世藩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侯严嵩起居。 严嵩离朝后，没人再与自己谈玄论道，加之蓝道行又被处决，年已半花的嘉靖帝追念老严过去二十多年的赞玄之功，悒悒不乐。于是，他把已经升任首辅的徐阶叫来，表示自己要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准备在西内一心拜道。徐阶极陈不可，谏劝皇帝不要搁挑子。“好，既然如此，你们一定要与朕同辅玄修，努力崇道，日后再有谁敢上疏劾奏追论严嵩、严世藩父子，朕一定下令把他们与邹应龙一同送斩！” 远在江西南昌的严嵩闻此，知道帝意仍有念旧之情，就趁嘉靖帝生日，在铁柱宫使道士建醮为皇帝祈祷，亲自撰写《祈鹤文》献上。皇帝优诏答之。见有回信，严嵩登老二上肚脐，上疏乞求皇帝准许自己被流放的子孙回南昌能给自己养老。对此，嘉靖帝没有答应。 事已至此，严世藩也不消停，惹事不断。他被明廷下令流放雷州，但是，刚刚行至半道，他便擅自回返，在南昌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别墅。更危险的是，他常常酒后宣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老头的人头，邹应龙也跑不掉！” 徐阶得闻，忽起斩草除根之心。严嵩听见儿子如此放话，叹息对左右讲：“此儿误我太多。圣恩隆厚，我得善归。此儿虽被遣戍，遇赦也可得归。今忽忽大言，惹怒圣上与徐阶，我严氏家族，横尸都门那天，想必不远矣！” 合该有事。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公事路过严嵩府宅，看见一千多工匠正大修府邸。严府仆人作监工，望见郭推官根本不起身见礼。郭谏臣大怒，上状于御史林润。这位巡察御史先前劾奏过严嵩党徒，很怕日后严嵩父子重起遭到报复，见此状大喜，立刻添汕加醋，上奏严世藩在江西阴聚徒众，诽谤朝议，图谋不轨。同时，他还奏称小严聚数千人（一下把数目扩大几倍）以修宅为名，阴谋造反。 疏上，嘉靖帝大怒，命林润诏逮严世藩等人入主京审讯。 ------------ 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4） ------------ 林润得令即行，一面下令捕人，一面又上奏疏，半真半假，把严世藩一案渲染得活灵活现： （严）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严）嵩与（严）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喻指严氏父子僭越制度自以为王爷）。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严）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楧，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朱）宸濠（喻指严氏父子想效仿朱宸濠造反），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严）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严）嵩。（严）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严）嵩不能无罪也。现已将（严）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严世藩落到这地步，仍旧嚣张，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几个被一起关押的党朋见严爷这么镇定，连忙问计。严世藩说：“通贿之事，不可掩遮，但圣上对此并不会深恶痛绝。“聚众通倭”罪名最大，可以派人立刻通知朝中从前相好的言官，在刑部把这一条削去，增填我父子从前倾陷沈鍊、杨继盛下狱的‘罪恶’，如此，必定激怒圣上，我辈可保无忧！” 结果，这招真灵，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受传言欺弄，又有言官做手脚，他们撰写罪状辞中果真把严氏父子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事情写入，且大肆渲染。 待他们持状入见首辅徐阶，这位徐大人早已成竹在胸，随便看了诉状一眼，置于案上，问：“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齐声曰：“当然是要杀他！” 徐阶一笑。“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鍊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皆当今圣上亲下诏旨。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圣上忌讳。如果奏疏上达，圣上览之，必定认为法司是借严氏父子这案子影射皇上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肯定要翻案。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款款轻骑出都门，且日后说不定又重新能得以大用！” 几个人一听，如雷轰顶，均惊立当堂。良久，他们才讲：“看来要重新拟状了。” 徐阶怡然，他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立即按此抄一遍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那样，别生枝节，大事就不好办了。” 众人唯唯。 发稿示之，见徐阶所草罪状，重点在于描述严世藩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果然，疏上，嘉靖帝拍案狂怒。他最恨倭寇和蒙古人。见小严和这些人勾结，那还了得，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 严世藩等人，很快得知徐阶所拟的“罪状”，相聚抱头大哭：“这回死定了！” 狱成，严世藩等人被斩于市，严氏家族被抄家。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多为皇宫内府所无。不久，严氏党徒在朝中的诸人，也皆为徐阶等人清洗出去。严家大树，连根被拔。 至于严嵩老爷子，白发苍苍八十老翁，一身破衣烂衫，满脸污脏，日日持一破碗，在田野间的坟间转来荡去，捡那些上坟的供品充腹活命。捱了一年多，老头子苍凉死去。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宰相，落得如此下场，想来也令人鼻酸。中国的政治生态，永远如此，风光时可以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只要谁政治上倒台，身败名裂，无论你是堂堂相爷还是“国家主席”，总逃不出空腹惨死的结局。 从实而言，严世藩死有余辜，但徐阶玩的这种政治手腕，也过于阴狠，非要编造莫须有的通倭谋逆大罪来搞严家，其目的就是一定要牵连上严嵩。谋逆大罪，株连抄家发泄绝对难免，徐相爷非要置政治对手老严和小严永世不得翻身。对于这一点，明朝当时及日后多有人不平，认为徐阶的手段，使严世藩的罪名不能服天下人心，刑非所犯，于理不称。 天道好还。日后徐阶下台，又被“后浪”高拱怨恨算计，以其二子乡间怙势犯法为由，把徐老头二个儿子罚往边地“劳改”，老徐自己差点与老严前辈殊途同归，在风烛残年孤独而终。幸亏不久张居正把高拱又拱下去，老徐才得保令终。 作为徐阶弟子的张居正还算厚道，他当政后，派江西地方官员收拾严嵩枯骨，修坟安葬。严爷再怎样也是堂堂大明一代宰相，总不能和要饭花子一样的死法、葬法。 嘉靖一朝，正因为无大奸太监，方显严嵩柄政的“罪恶”。其实，许多军国大事方面，嘉靖帝乾纲独断，最大的坏事都就是皇帝拍板，严嵩依惟而已。 ------------ 中空的王朝：嘉靖年代的最后岁月 ------------ 严嵩身死前后，荒淫的嘉靖帝也“崩”了。这位君王的末年，沉溺道教尤甚。宫中宦官为了“安慰”他，常常趁他呆坐时从旁边扔落一个大桃，报称“天赐神桃”。为此，嘉靖帝会大喜连日，又兴“报恩”醮礼数日，耗费金银无数。即使是兔子生下两只崽，或者殿庭阴凉处生出几枝大个狗尿苔（灵芝），在宫中也令被当作“祥瑞”来庆贺一大番。 嘉靖四十五年初，户部主事海瑞的上疏，道出了这位皇帝崇道废财的真实情况：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指嘉靖帝听从道士劝言，不与自己两个儿子见面），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老道士），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嘉靖帝览疏狂怒，非要马上杀海瑞。幸亏一名名叫黄锦的太监谏劝：“此人素有刚直痴名，上疏前已经与妻子相诀，购买棺材待死。如皇上你现在杀了他，适成其名。” 因此，海瑞只被收监论死。 可巧，这年底，嘉靖帝就崩了。其子明穆宗继位第二天，海瑞即得释，且被视为忠耿直臣。 嘉靖帝死因，也是死在“道”上。道士王金献“仙丹”，药方诡秘不可识。药性燥烈，估计都是矿物质剧毒物和大麻等麻醉药的混合品，吃下去一会儿很舒服，连服就会肾衰竭。“大力丸”吃了一个月，这位荒淫帝王就“升天”了。 嘉靖一朝，内有权臣，外有海患边患，他本人又媚道崇道，奢侈无度，倾竭天下人民膏血以供一人迷信之用，国内经济情况日益恶化，真正把大明帝国带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特别是财政方面，嘉靖帝屡建宫殿、道宇。“中年（嘉靖中期）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给，黄白蜡至三十余万斤……沉香、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晴、祖母绿石、绿撒索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钢铬、朱蓝石、紫英石、黄甘石，无所不购。”除此以外，军费开支巨大，沿海和近蒙古部落的境都有战事，督抚大臣趁机贪污，军费达至天文数字。举嘉靖三十一年为例，当年户部所奏岁入只有二百万银，而军费开支一项却高达一千多万，严重超支。由于国内矛盾激化，各处起事不断，农民、矿工、盐徒、各种民间宗教团体纷纷揭竿而起，按倒葫芦又起瓢，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大明帝国，已经成为“大暗”帝国。 此篇写至此，笔者感严嵩大学士之死，念其青壮年时代诗歌的清丽，真让人心中感慨无限： 闲客请宵抚玉琴，露凉新月在高林。凭君洗净松风耳，无限人间郑卫音。（《听琴》） 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师歛堂》） 山塘深且广，逦迤抱山麓。隔浦见人家，依依桑柘绿。日落烟水寒，绕塘飞属玉【山塘】 石磴盘秋萝，危亭出峰树行人上山道，望望云飞处。洞口晓钟声，林僧独归去。【仰山】 【扬州】观忆琼花色，桥怜万柳阴芜城今夜月，怀古一悲吟。胜迹那堪问，长江独至今.波间饰龙舰，早晚翠华临。 殊俗聊相值，空堂谁与同。灯明深雪里，岁尽漏声中。野暗孤城柝，庭高古树风频年远为客，此夕意何穷。【全州岁夜】 我还喜其与诗友亲切赠和之作，雅人深意，情意涓涓： 天南岁晚更依依，朔雪寒云绕树飞。投馆惊看风土异，临觞怅忆故人违情同漓水仍西注，身似春鸿向北归想见邮亭频驻马，独吟千嶂已斜晖。【暮次灵川怀寄师舜天益二乡丈】 溪上梅花玉作林，溪边茅屋苦寒侵孤山倚棹逢诗兴，颍水移家见客心。日暖渔歌来浦溆，雪晴花色上衣襟。风尘拥传劳为郡，时向沧洲寄一吟。【萧子卜居梅林赋赠】 累朝望重经纶地，五亩怡情水竹间。天下正须安石起，雒中犹放涑翁闲。诗寻丁卯桥边宅，舟放金焦寺里球马烨如尊俎胜，隐园高会渺难攀。【寄寿少傅邃翁先生】 文酒高怀强自宽，风烟异域若为欢。哀歌漫引冯驩铗，感遇空弹贡禹冠。梁月渐低回远梦，塞鸿初至得新翰。春愁只恐销容鬓，莫向天涯重倚栏。《见用修赠张生诗和以寄之》 即使与老恩人、老仇人夏言，严嵩当年也有真诚的诗作相赠： 灯烛通宵晃禁庐，雾窗云阁近宸居瑞烟入座香浮苑，寒影窥帘月到除。缑岭乍闻丹凤吹，穀城先访赤松书。归来未向人间说，天语亲承燕对余。【无逸殿直舍和少师夏公韵】 经营一生，操劳一生，费尽心机一生，终是一场空忙。严嵩 最终死于荒丘，恶名播于万古，正应了他早年《铃阁秋集》中一句诗： 万事浮生空役役！ ------------ 被遗忘的盗贼：盗据澳门的“佛朗机” ------------ 我居住在深圳，有一哥们和我老友鬼鬼，关系很铁。他老婆在香港工作，每次过关前总爱买一些“葡国蛋挞”回来。一次，哥们塞了我一盒让我带回家吃。过后问我，我当然说好吃。此后，每隔十天半个月，哥们就会通知我到他家里去取“礼物”。于是，每次我的车中数个小时内就一直散发着葡国蛋挞那呕吐物一样甜腻腻发酸的味道。这种东西，我其实很怕吃。我的几个女同事倒嗜之如命，每次的“礼物”，其实都进了她们肚子。特别有一次，哥们去澳门小赌怡情，回来马上打电话：我们给你从澳门带来了真正的葡萄牙蛋挞！ 手捧那盒“葡国蛋挞”，我心怀感激，但也忍不住问哥们：“喂，你知道佛朗机吗？”哥们还“海龟”呢。他摇摇头，思索了一下，说：“我只知道佛朗哥，上世纪中后期西班牙的独裁者。”我苦笑一下，只能低下头，当着哥们夫妇面，盛赞这葡国蛋挞好吃，绝了。 “那你就趁着新鲜现吃一块啊！”哥们老婆殷切地说。 ------------ 被明清史臣弄混的国家：“佛朗机”的由来 ------------ 佛朗机，在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著作中又写作“佛郎机”，不少书中都指称是一种铳炮。明代在中国传教的耶酥会士艾儒略（Aleni，瞧这名字起的，显证洋鬼子崇受天朝“儒略”）在其《职方外纪》一书中很详备解释了铳炮为什么叫作“佛郎机”：“以西把尼亚（西班牙）东北为拂郎察（法国，源于“法兰克”一词），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人）概称西土人佛郎机，而铳（炮）亦沾袭此名。” 但是，《明史》中《外国传》上记载的“佛郎机”，是这样写的：“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也就是说，明人和日后根据明人记述撰写明史的清初史臣，把佛郎机误认为是满剌加的邻国。其实，佛郎机，乃葡萄牙，由此一来，明人把欧洲的国家，一下子搬到东南亚来了。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谬误呢？ 明朝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肯定的是，此译音来源于到中国朝贡作买卖的东南亚回教徒。阿拉伯、土耳其等地泛指欧洲为“佛郎机”，即对“法兰克”（Frank）一词的转读。转来拐去，发生音变，到了中国就变成“佛郎机”了。其实，法兰克人也只是公元六世纪左右征服法兰西的一个日尔曼部落名称，并非代表整个欧洲。 再进一步分析，《明史》中提到的“满剌加”，位于今日的马来半岛，控扼马六甲（满剌加）海峡，乃大明王朝一个藩属国，明清学者之所以认为“佛郎机”地近满剌加（马六甲），完全出于误会。公元1509年，葡萄牙殖民者塞克拉率六艘战舰登陆葡萄牙。两年后，十八艘葡萄牙军舰大举入侵，热兵器对冷兵器，满剌加（马六甲）人大败，苏丹本人也跑到了今天新加坡东南的一个小岛上躲避，而满剌加国遂为葡萄牙人占据。葡萄牙之所以垂涎满剌加，一是为这里乃太平洋重要门户，香料贸易重要集散地；二是因为当地多矿，物产丰富。葡萄牙乃欧洲古国之一，1143年正式成为独立王国，而后两个多世纪靠舰船起家，成为海上强国，在全球到处扩展殖民地。但它于1580年为西班牙侵并60年，中间独立一段时间，1703年又沦为英国的附庸。直到1891年，葡萄牙才有了“第一共和国”。连列宁都说过：葡萄牙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穷人”。至今在西欧，看门人职业大多由葡籍人提当。葡人个个一脸憨像，圆乎乎、红润润的泥土芳芬脸，加上澳门回归顺利，我们中国人对他们印象不错。殊不知，有明一代，佛郎机（葡萄牙人）乃最最穷凶极恶的一群，沿海倭寇盗患，他们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葡萄牙人占据满剌加以后，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乘船到广州怀远驿，冒充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骗过中国官员，得到贸易凭证（勘合）。但是，这些西洋人鹰鼻凹目，金发绿眼，根本不像广州官员印象中的“满剌加人”。为了掩遮狐臭和“鬼”样子，他们在打扮上把自己伪装成穆斯林，白布缠头，个个一袭长袍。广州官员对于“外国人”见得多，很快发现这些所谓的贡使连基本礼仪都不会。破绽露出，这些人不敢不说实话，就承认自己是“佛郎机人”。广州官员索要“国书”，这些人也拿不出。朝廷闻奏后，毕竟中国一贯充大头显摆大国风范，下令地方政府好吃好喝好招待，收受“贡物”点数后，折价付银，打发这几艘船回国。同时，允许他们派几个入京汇报情况。因为，在明朝人自己的《大明会典》中，没有“佛郎机”这样一个藩贡国，朝廷也想弄清这些相貌古怪的串种家伙到底从哪儿冒出来。当然，他们被安排学习礼仪，未能立即成行。 中国对葡萄牙人不熟，他们对大明倒熟，先前已经有好几批亦商亦盗的海上商贩在明朝沿海靠岸，获利颇丰，并买回美仑美奂的中国瓷器回国，上献王室，深受嘉赏。 但是，在广东沿岸的佛郎机船队并未回国，美妙东方新世界令这些西方野蛮人眼馋了，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这一帮家伙就沿海停停走走，自恃手上有铳炮，不时上岸唬人抢劫商旅。对此，明人著作中说他们“烹食婴儿”。吃小孩之事可能有些夸张，但掠卖人口完全是事实。他们与两广奸民海盗勾结，掠走了少当地人民为奴隶，然后海上贩卖。 由于滞留于广州的使节买通了当地任监守的太监，几个人很快得到批准可以入京。当时，正德皇帝正借亲征朱宸濠为名在南京游玩，葡萄牙使臣佩雷斯便往南京面君。荒唐皇帝对这个回回打扮红头发蓝眼珠的“番人”很有些好印象，因为他的样子很像皇宫中的波斯猫，就饶有兴趣与他交谈了一会儿。大明皇帝当然不会用国际语、英语或者什么葡语与他对话，都由“火者”亚三当翻译，大家相谈甚欢。翻看礼物后，正德帝又试射了几下手铳，很觉好玩。 打发佩雷斯离开后，正德皇帝把“火者”亚三留下，一方面向他询问域外的风土人情，一方面不时让他教自己几句西洋“鸟语”为乐，可以说，正德皇帝是最早学习“外语”的中国皇帝，不知当时他的水平够几级。可能现在的人对“火者”二字不明其意，“火者”，不是烧火的人，是当时广东、福建一地富豪家人驱使的阉奴。在中国，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阉人宦官，但闽粤名家富商，家趁人值，也怕俊仆秀奴搞大自己妻妾的肚子，就常常私阉穷人子弟为奴，称为“火者”。正是因为亚三本人也无小鸡鸡，所以他才方便入皇宫天天伺侯正德皇帝。亚三之所以得留，还在于佩雷斯当时给了正德帝宠臣江彬不少奇异洋物。有江大将军引荐，亚三入宫，自然也是佩雷斯大的“眼线”。 这位亚三有样学样，跟随正德帝回北京，狗仗人势，见了提督主事梁焯也不下跪见礼。梁提督生气，立即叱令左右绑上这个奇装异服没胡子的东西，鞭之数十，打他个鲜血淋淳。江彬听说后，赶忙过来“救人”，大骂梁焯：“亚三乃与天子嬉戏近臣，又怎能向你这样的小官下跪！”结果，正德帝转年病死，江彬被诛，亚三也被捕下狱。经过审问，他承招为佛郎机的人作探子，窥伺虚实。于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火者”亚三来不及找装小鸡鸡的匣子，就在闹市被“喀嚓”，尸体焚毁。那位佩雷斯也没走出国，被明廷下令逮捕，流放西北地区，下落不明。他的后代，估计现在正在哪里放羊吧。 ------------ 请狗容易送狗难：赖着不走的葡萄牙商盗 ------------ 正德死后，其堂弟嘉靖帝继位。这时，明廷接到满剌加使者的申诉，请示大明帮他们复国。礼部经过调查后，报称佛郎机人假借满剌加名义挟货通市，久滞不去，有窥伺之意，主张沿海官员把这些人尽数驱逐出境。明廷认可。 诏令下后，广州官员马上通知佛郎机人离开。但葡人卡尔佛带着几只大船仍死皮赖脸不走。于是，地方官员就把他弟弟瓦斯科以及几个葡商抓入监狱。 卡尔佛怒恼，招来近海的几只船入湾，据险顽抗，并向明军开炮，想最终占据南头一地。 明朝官员非常气愤，敢在大明地方撒野，真是活腻烦了。而且，当时葡萄牙人的火器远远不如明末清初时期西洋炮火那样厉害。在葡商船上服务的中国人杨三等人又知晓民族大义，半夜下船，教授明军制造铜铳的方法以及弹药配方。 经过充分准备后，海道副使汪鋐指挥水军向葡船发动进攻。明军先用火攻，用了几只破船遍载柴草，浇以膏油，顺风纵火，一下就烧掉了葡萄牙人的两条大船。同时，明军派善潜水者入江，凿沉了对方一般大船。然后，明水军驶近攻击。 葡萄牙人使出决胜法宝，搬出铳机向明军猛轰。不料想，明军大船贴进，炮火轰轰，以同样的铳炮回轰对方。葡萄牙人吓坏了，放弃抵抗，掉转船头就跑，明军穷追猛打。 最终，仅有三艘葡萄牙大船逃回满剌加，其余皆被焚毁击沉。这一仗很漂亮，佛郎机盗寇偷鸡不成蚀把火，悻悻而去。 转年，嘉靖元年（1522年）秋，又有一批葡萄牙殖民者灭掉了苏门答腊沿岸一个小国“巴西”之后，奉葡王之命，他们驾五艘巨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广东珠江口。此来，一是报复，二是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永久军事基地。在新会的明朝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组织水军，在西草湾一带拦截敌舰，猛攻侵略者。 此战，明军斩首三十五级，生擒四十二名葡人，俘获两只大船，其余三艘船逃掉。 嘉靖帝下旨，把所获夷兵就地斩首示众。四十二颗红毛脑袋，悬于广州城门楼上。不仅如此，明朝官军缴获数筒葡萄牙原装船用炮铳，名之为“佛郎机”，上献朝廷，这就是“佛郎机”当作火器名的起始。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六、七十年前）已经从走私的西洋船上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 据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他还讲到有通事（翻译）献手铳（早起手枪），射程百步，也是一样的武器原理。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胡宗宪还说：“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这句话不错，火器由宋朝已经在战争中所用，元朝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制造工艺，只是当时没有过多重视，乱哄哄中就亡国，铳炮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在不少战役中使用类似火器，效用明显，有几次成为战争中决定因素。但肯定一点的是，至正德、嘉靖年间，西洋制造方法肯定优于明朝，他们的“佛郎机”比“大将军”什么的火炮威力更大，很可能当时的西方制造工艺比明朝要先进。 此事之后，葡萄牙人被明朝打怕了，好久不敢想武力入侵的法子，就上书要求与明朝通商。由于朝臣们普遍认定“佛郎机”人乃“贼虏之桀”，皆建议朝廷拒绝与之交往。但不少人希望明朝恢复与东南亚诸通贡国的贸易，因为海禁对广东番舶收入大有影响，大多数商船都驶往福建沿海去做买卖了。后来，巡抚朱纨严禁通番，整治海防，葡萄牙人赚不到钱，就开始杀人明抢，做起无本“买卖”来。 ------------ 气急败坏成巨盗：杀人劫货的葡国海盗 ------------ 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早大爆发。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番，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吃里扒外，纷纷与葡萄牙人勾结，上岸杀人放火，地方官不知实情，上报说是“倭寇”入侵，其实最早的盗贼们根本不是真倭，反而是由海而至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王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由于时人总以“倭寇”称呼这些贼徒，反而后来很少人知道葡萄牙人是最早的罪魁。 特别可恨的是，葡萄牙人在放火烧杀抢劫财货之外，他们与“倭寇”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大量俘掠平民，转送海上贩卖为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盘踞双屿岛的葡萄牙、日本浪人、中国海盗的据点被明军攻克，这伙贼人暂时退出浙江，逃往福建的金门（当时称浯州屿）集结，转至福建为祸。不久，即发生了在诏安附近的走马溪之战。 走马溪位于诏安县东南，里面有一个避风港，名曰东澳，大批走私海盗船常在此聚集，故此又称“贼澳”。明军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六日，从走马溪发兵船，进剿这批海盗。葡萄牙等盗贼先是持“鸟铳”上山阻击，但被明朝伏兵打下山去，只能逃回船上。明将卢镗亲自擂鼓督阵，指挥水军进攻，包围了七只敌船。经过激烈战斗，“生擒佛郎国王三名，倭王一名”以及其余“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在明朝人的眼中，这些人“俱名黑白异形，身材长大。”可见，除葡萄牙白人外，其中还有充当他们奴隶打仗的黑人俘虏。明朝人当时很少见黑人，看见这样的人种，自然视为异形“黑番鬼”。但所谓的“佛郎机国王”和“倭王”，不过是海盗高级头目。同时，被杀海盗中还有数十名中国人。 由于朱纨巡抚的举措触犯了闽浙豪氏富商的利益，这些人在朝中又有不少亲贵作靠山，便有御史弹劾朱纨杀掠来明朝进行正当贸易的“满剌加人”。明明是佛郎机（葡萄牙）盗贼，朝中御史颠倒黑白，诬称朱纨滥杀与明朝有藩贡关系的贡使和商人。 明廷下诏逮朱纨入京，朱巡抚悲愤自杀。“自（朱）纨死，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先前在走马溪战役中指挥得力的卢镗等将领，也被逮捕下狱。 海禁解除后，明朝沿海贸易飞速发展，特别是浙东一带，海盗、商人角色互换十分快，赚大钱就当“商人”；如果赔了，他们就干没本买卖做“海盗”，一时间乱七八糟。 明廷发觉这样下去会出大事，只能把卢镗等人从监狱放出来，调兵遣将，在两浙闽广江淮一带四处征兵集饷，准备打击海上侵扰势力。结果，人心思乱，沿海贼民纷纷入海，“倭寇”大起。所谓“倭寇”，其实真倭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间也有不少葡萄牙人。对此，笔者会在下篇专门讲平倭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绝对是最早煽诱“倭寇”的主凶，他们流窜到哪里，哪里就会冒出“倭寇”。在浙江、福建受挫后，葡萄牙人只能窜至广东谋求“发展”。这些贼人，沿海乱泊乱窜，杀人放火强奸的同时，掳掠平民，可谓是坏事作绝，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番鬼”（现在广东人仍称洋人为“鬼佬”）。 ------------ 掩人耳目费心机：窃据澳门的“佛郎机” ------------ 澳门，在明朝时称为“壕境”，有时也作“濠境”，其实原名是“蠔境”。大家都知道“生蠔”是壮阳美味，“蠔镜”本指蠔壳一处滑润部分，因其平滑如镜，称为“蠔镜”。而壕镜澳，正是因为当地地形似“蠔镜”而得名，明人有时也称之为“香山澳”。此地之所以又被称作“澳门”，是因为，“澳者，泊口也”，此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两山相对，峙立如门，所以称为“澳门”。但是，澳门英译为“Macao”，葡译为“Macan”，白话为“马交”（音为“马考”），这又是如何而来呢。原来，葡萄牙人初入澳门，见有大庙，当地人称“妈阁”，即妈祖庙。“妈阁”一词由“娘妈角”庙转音而成，葡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便以白话答说是“妈阁”，葡人就认定此地叫“Macan”。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话事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蓬，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蓬，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佛郎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机”。只要有利可图，自己称作“大狗鸡”也可以，葡萄牙人当然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一伙人出卖，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住当地。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特别该道的，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洋美人加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便宜卖乖，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冯秉正（peredemailla）等人，均牛逼说澳门是中国政府为了奖励葡萄牙人帮助驱除海盗而送给葡萄牙人的。后来，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应该叫藤田王八才好），假装研究钩沉一番，宣布说确实葡萄牙人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了“张四老”海盗。但是，遍查中国史籍，根本没有“张四老”这个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危协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政府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炮“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交税，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得船只出入。见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干，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往昔。”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他认为“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作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 明朝人从未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无印之勘合，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过。明朝官员识穿了他们就是“喜则人，怒则兽”的佛郎机人，坚拒他们入贡。舔了半天，葡萄牙人连当孙子入贡天朝的资格也没得到，悻悻而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后起之秀荷兰有二百多人分乘两艘兵舰突然出现在澳门海面，狗咬狗一样与葡萄牙人干了一仗，却失败逃走。荷兰海军司令（NanWaerwijk）大怒，率一只大型舰队来攻，结果遭遇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喘口气，忽然发现明军数十舰从福建方向驶来的巨舰，荷兰人吓得慌忙逃跑。 经此一役，澳门葡萄牙人找到了借口，以防御荷兰人为名，开始在当地兴筑炮台和垣墙等工事。当地中国人愤怒，民众自发而起，先把耶酥会士修建的堡垒付之一炬，并相传“佛郎机人”要造反谋逆。葡萄牙人吓坏了，立刻派人携重宝到广州向当地官员道歉，声称葡商良民大大的，绝无造反之事，这事才得缓息。 由于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直做两广总督的大贪官戴耀一直对葡萄牙人姑息纵容，使澳门的葡人趁机发展，窃据已成事实。后来，张鸣同继任后，仍旧姑息。他主要是吓唬葡萄牙人不要引进倭寇入广东，违者严办。他还威胁说，葡人如果再掳掠人口贩卖，将被赶出澳门。毕竟葡人经商已获巨利，就大有收敛。 但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后，葡萄牙人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空子，以修缮“旧建筑”为名，大兴炮台，葡萄牙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台建立“总署”，俨然治外一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东北满州努尔哈赤崛起，辽东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转向。大臣徐光启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炮，并派人来澳门向葡萄牙“教门兄弟”购买大炮。 天启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虏”，在澳门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人雇佣军，准备派他们携大炮往东北帮助打满州人。可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人还配备两名中国仆人伺侯。 他们行至半路，刚刚走到南昌，因朝廷内部多有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些家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们凭空骗取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地方政府也好玩，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开支。彼时的葡人还慑于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哑巴亏。毕竟听从明廷使唤，又派人遣物，中国官员至此就不大防备这些葡人，使得他们加紧了在澳门的“经营”。 从1580年起，葡萄牙本国国内已经衰落不堪，沦为西班牙附庸，被人牵着加入与荷兰、英国等国的恶斗，民疲财耗，许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国所夺。所以，母国疲弱，澳门的葡人也无底气。他们占据澳门，也就低调许多，对于当地只是窃据而已，没敢再挑出大事端来。 时光流逝，一去就是几百年。葡国蛋挞，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为国人的口味所接受。 ------------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 ------------ 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付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莹（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干部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显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口辨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应该叫“犬养裕仁”、“尻后直养”、“山本五十六”之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王直”？这名字如此中国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1） ------------ 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成层面的宽松，八十年代后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增长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者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其实，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禁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长诚、方周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杀烧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还未完全实施海禁，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赫。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恰恰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老朱皇帝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这样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他属于大觉寺皇帝系统。借将军幕府内部发生内讧之机，他想推动“倒幕”来使自己的虚位变实。结果，幕府将军一派先下手，把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歧（今岛根县）转而拥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后代光严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与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发起倒幕战争。开始时，怀良亲王一派非常顺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从隐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将足利尊本来是奉命镇压，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后醍醐天皇，回军灭掉了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如此一来，光严天皇退位，后醍醐天皇复辟，实行天皇亲政。 君臣相处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干掉，可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后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继位。后醍醐天皇跑到吉野，与光明天皇并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后醍醐天皇一派转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称为“北朝”。这种对峙，一直延续五十多年。当然，大明不知道日本还有什么“天皇”，暮尔小邦，不过是募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称谓，自娱自乐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数，多数来自日本列岛的萨摩、长门、博多、鹿八岛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贡道路一样，由高丽趋山东，在四、五月间趁东南风沿海扬帆而至。所以，山东、辽东半岛的倭患在明初最严重，其次是浙江。当时受倭患困扰最大的，还有明朝的藩属国高丽（朝鲜）。但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好转，倭寇连连受挫，就把入侵重点转向中国沿海。 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因为此案涉及日本人参而面龙颜大怒，对日本深恶痛绝，遣使痛责。不料，南朝的怀良亲王觉得山高皇帝远，派人送来表文，语意傲诞无礼： 臣闻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2） ------------ 老朱皇帝阅毕，气得哇哇大叫。但最终还是以元朝征倭失败为前鉴，没有发兵征讨这个海外狂妄小国。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偏狭之人，由些对倭人满心痛恨。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并以太政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日本实际的主人。他派人主动来向明朝示好，皆被老朱拒绝。当然，朱元璋不敢轻视海防，他下诏“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备倭（为）名。” 陆陆续续下来，几十年间，洪武一朝共在辽东、山东、南直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五十八卫及八十九所，置兵数十万，有兵舰千余艘，严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义满忙趁机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国王臣源（道义）”的自称，也就是以藩国身份向大明称臣。建文帝厚报使者，热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节再来明朝时，大明皇帝已经变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虽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对日本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他非常热情，特别是足利义满的“称臣纳贡”，让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为此，明、倭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约定日本十年一入贡，人数每次不超过二百人，并给予日本人“永乐勘合”。 现代人听见中国古代四周的小国纷纷入贡，觉得倍儿自豪，泱泱大国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满足。其实，这些蛮夷小国的所谓“入贡”，变相打秋风捞便宜而已，真正的称谓应该是“贡舶贸易”或者“勘合贸易”。以倭国为例，其使臣所携“贡品”，中国肯定要依其价值“回赐”金银，往往是一根萝卜换回人参钱。只要你小国承认我大明为天朝，我们就厚赏金钱买脸面；使臣们除“贡品”外，又搭载不少官方货物在当地贩卖，为体现“天朝”宽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关税”对待，即不对货物“抽分”，以此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最后，来使们个个夹带私货，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佣，都揣私货来贩，天朝当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货殖取利。所以，各个蛮夷小国特别喜欢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声爷爷能换那么多好处，傻瓜才不干。所以，虽然规定“十年一贡”，每次二百人为限，但日本贡舶船一年就来几次“入贡”。 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义满也在国内搜捕倭寇，并派兵到对马诸岛，全歼了数百劫掠中国沿海的贼人，获贼头二十人。而后，趁永乐三年入贡时，把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处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兴，对足利义满予以重赐，但他拒绝收倭虏，让日本使节自己处置。 日本使节很“懂事”，回行至宁波时，他指挥手下，把二十个倭寇头子全部入放立于海边的大铁锅内，统统小火蒸熟，然后抛入海中喂鱼。自然，此举又获明廷赏赐大笔金银。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断绝了两国的正常关系，倭寇来犯加频。但后来随着足利义教的继任，日本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所以，自永乐至正德的近一个世纪内，中日官方关系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时有发生，日本各地大名诸侯或武士、浪人集团常常冒充贡使贡船，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抢掠。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一战大败倭寇，斩首千余，活抓数百，一时间倭寇的活动大有收敛。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军不备，忽然发动袭击，在浙东杀掠官兵平民数万人，登陆后焚屋掘坟，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一伙真倭把婴儿挑挂于竿头，用滚水浇烫，以听小儿惨嚎为笑乐。每当他们抓到孕妇，鬼子们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赌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用刀剖开视看以为戏耍。当是时也，浙江许多地区“流血成川，积尸如陵”。种种恶行，在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中，这些倭寇的后代们变本加厉，又在中国重新上演。对此，明朝政府极其重视，派重分守要地，增置堡垒，添置大船，在沿海严备，使得“寇盗稍息”。 明朝与日本政府官方之间，仍旧保持贸易往来，但也都是薄来厚往的不平等贸易，日本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以日本刀一项为便，这种刀器，品质好的在日本国内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万文卖出。由于刀剑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好携带，日本的“贡使”们纷纷爱带这种货物进入中国。事实上，刀剑等武器本来是严禁作为商品入口的。明政府还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候，明朝官员偶尔因日本使臣携带刀剑太多表示拒绝购买，日本人就会威胁说：“如果大明嫌弃我们的货物，我们国王肯定大大的不高兴，到时候海寇闻风而至，不知谁能担此罪责？”由此，明廷在与日本的贸易中，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加上对这些罗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费”，明廷确实有苦难言。日本人是那种欺软怕硬的典型，这些持有勘合的商队在中国各驿站被好吃好喝伺侯着，仍旧不知足，时常凌侮驿官驿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殴死中国人。过分到这种地步，明政府总是息事宁人，谕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带回自己国家审讯，以示“朝廷宽宥怀柔之意”。中国人一向有此传统，即对外国人无比“宽大”、“宽容”、“博爱”。二十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后，我们仍旧把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战犯锦衣玉食地供养，而我们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杀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们都对日本人表现出超出人性范畴的“宽仁”。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日本战犯流泪忏悔。结果，这些矮子们被放回国后，马上著书立说，基本最后都变成最凶狠的右翼势力。 从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见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结果。明廷当时并非断绝了市舶贸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并非是“闭关锁国”。 ------------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1） ------------ 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以及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这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是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折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各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涌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佛朗机）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诞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走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汪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佛朗机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为暴利纷纷从倭，以致于“倭寇”来势汹汹。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黩，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他们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时代的平倭过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数位：王忬、朱纨、张经、赵文华、胡宗宪、余大猷、戚继光。可叹的是，今人谈起明朝倭寇的平灭，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当时比他抗倭早、名声大的武将还有不少。以俞大猷为例，当时就人称“俞龙戚虎”，无论资历功劳，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纨 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大内氏、细川氏。双方皆垂诞于对明贸易所获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贡物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窜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开始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素卿等人。明朝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宗设谦道一行人杀烧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其间，明朝却指挥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事闻，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事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那样的话，好处就损失大了。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贡的琉球世子代转陈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入贡。明朝回复，让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祸的宗设谦道。幕府当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没有恢复与日本正常的入贡往来。 为了便于约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们拥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换发新勘合。由于权不一出，日本方面无能为力。嘉靖三十年，大内氏头子大内义隆被手下人刺杀，勘合俱失，延续了百年的日明市舶贸易正式终结。也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贼人们方兴未艾，金子老、李光头等中国人勾结佛朗机（葡萄牙），王直、许栋勾结倭人，他们四处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设立“根据地”，准备大干一场。 从嘉靖十八年起，倭寇们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均以华人贼寇为向导，或冒夜窃发，或白日行凶，鬼影一样突然冒出于富邑大城，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属浙江）入台州（今浙江临海），攻杭州；二十四年，数十艘倭寇战舰泊于晋江（今福建泉州），四处抢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带海域专抢收过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抢宁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迁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防，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个兵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朱纨，正德十六年进士出身，久历地方，很有远略。他到任后“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同时，由于他布置有方，明朝将领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已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们看见朱纨严行海禁，搜杀内贼，极其骇怕，纷纷托人上告，诬称朱纨捕获的许多海盗是“良民”。朝中与沿海豪民有关系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纨“举措乘方，专杀启衅”，说他阻止了正常的对外贸易。 朱纨闻之激愤，上书争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指地方豪强）尤难。” 明廷不辩是非，罢朱纨官职，派人到军中审问。朱纨慷慨流涕，表示：“我贫且病，又负气，肯定不能忍受审讯之辱。纵使皇上不想杀我，闽浙奸豪势力也要置我于死地。如此，我自决之，毋须他人！”于是，在兵部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仰药而死。朝廷不罢休，逮捕先前打仗卖力的卢镗等人，均送入死牢严加看管。 自朱纨死后，朝廷又罢地方巡视大臣，于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们弹冠相庆，迎来了他们走私贩掠的大好时光。 ------------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2） ------------ 远见卓识的王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在象山、定海一带大掠。这时的“倭寇”，主角其实皆是中国人，其中以王直最为“著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雇佣兵”，甚受日本浪人爱信。而且，王直几大帮倭寇的中级指挥官也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盗。反观他们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捍者。”这些发型丑怪、奇形异状的壮矮汉子，确实对明朝军民有一种心理威慑。所有这些“倭寇”集团中，大的数千人，小的有数百人，王直最强，徐海居次，其余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个海上匪帮。他们往来近海，为害日烈。这些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还善设伏兵，常常以少击众，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当时王忬正在山东巡视，闻命即赴浙江。由于浙江本地军人“脆柔不任战”，王忬便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征调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垒，严阵以待。 由于知人善任，指挥得当，转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军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仅使用俞大猷、汤克宽这样的智谋勇略心腹，他还上奏朝廷释放出因受朱纨案牵累下狱的卢镗。同时，他发银犒兵，激以忠义，所以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这样，官军合力，夜袭倭寇巢穴，首战就斩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毙的也有两、三千人。本来此役可以一举擒获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风，官军水营大乱，王直趁机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团活动改为分散袭扰。此后，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均不时受到啸然忽至的倭寇杀掠，大为当地之患。 由于汤克宽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苏州等地。这些地区一直以富庶喜称，倭寇们饱掠八方，满载而归。其中以华人萧显为头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势十分嚣张。不久，此部倭寇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无极。最终，还是明将卢镗能战，率部掩击，阵中斩杀萧显，其残余倭众遁入浙江，被俞大奠部明军完全歼灭。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陈璋率兵在独山破倭寇，斩首千余人，余众乘船而遁。年底，倭寇啸集两、三千人，齐攻太仓州。攻城不克，他们便分掠四境，当地居民惨遭荼毒。明朝官军围追堵裁，效果不明显，而沿海走私成习惯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势化装成倭寇模样，四处抢劫杀人，“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转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从太仓州溃围而出，抢夺民船入海。他们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门等州县，又把明朝在当地的盐场焚掠一空。其中，有数艘贼船上数百倭寇因海上大风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带，这些人上岸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山东大震。 倭势看上去似乎很盛，实际上在王忬的打击下只剩下虚火。王忬严格监察沿海通倭的华人土豪，建筑堡垒，广发间谍，使得倭寇头子们很难摸清岸上明兵布置的虚实，往往乘船漫无目的漂于海上，粮食吃光后，他们只能遁返日本诸岛或窜至荒岛。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劳苦，对王忬常常让他们持兵登城守卫的轮流值班很恼火，抱怨他扰民，上奏朝廷，说他数举烽火吓唬人。明廷不深究，从表面上看到倭寇四处窜扰，认为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就调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改派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为右金都御史，暂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带倭患复炽。 庆幸的是，王忬离开之前，留下了两位重要的抗倭大将，即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 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户科都给事中出身，作言官时多有论劾。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两广军务，大败藤峡贼；继而抚定安南，进为右都御史。不久，因丁忧回籍。复起后，被明廷任为三边总督。还未赴任，即有朝廷言宫劾其在两广任上克扣饷银，明廷为调查此事，追回对他的任命。调查一阵，查无实据，但对张经仕途已产生不利影响。他被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为南京兵部尚书。 鉴于沿海倭寇猖獗，张经有深厚的作战指挥经验，明廷便在把王忬调走后，派张经为总督大臣。当时，给他的权力很大，“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张经到任后，首先征调两广一带少数民族狼兵和土兵入浙江等地，想凭借这些人的战斗力一举剿灭倭寇。 明朝征兵未至，倭寇却先一步大举入侵。五月间，大批倭寇自海盐出发，直趋嘉兴。幸好当地有猛将卢镗守侯，贼寇稍却。第二天，倭寇与明军在孟宗堰大战，中途佯装不胜败走；明军追击，正中埋伏，官军被杀四百多，溺死几千人。倭寇乘胜，入据石墩山为大本营，然后分兵四掠。不久，寇众聚集，合攻嘉兴府城，明将陈宗夔率兵抵御，把倭寇击退，烧掉敌方不少船只。 倭寇遁入乍浦，几股人马合集，在海宁诸县游走杀掠。数日之内，贼寇们东掠入海抵至崇明，夜袭得手，攻破城池，杀崇明知县。接着，倭寇乘以锐势，进逼苏州，在四郊大掠大杀。 七月间，另一批倭寇从吴江出发，直抵嘉兴。王江泾一战，明朝官军大败，都指挥使夏光阵中被杀。而包围苏州的倭寇抄掠至嘉善，转掠松江，然后扬帆出海，准备把“胜利品”运回海中的岛屿分肥。他们行至吴淞，被总兵俞大猷截击，明军小胜。 九月间，参加李逢时、许国在嘉定附件的新泾桥与倭寇相遇，明军初战时取胜，但二将争功，冲锋时遭受埋伏，反而被倭寇击败。此战，明军被杀、淹死数千人。 ------------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3） ------------ 明廷闻报，不思筹画御敌击敌的方略，反而跑出一个严嵩党羽赵文华。这位身任工部侍郎的奸臣上言：“倭寇猖獗，请派臣去祷祀东海以镇之！”如此荒唐之举，竟然马上得到崇信道教的嘉靖帝批准，下诏让赵文华到东南沿海一带请道士做法事。如果仅派老赵跳大神、烧神纸，也不会出大乱子，嘉靖帝还让他“督察沿海军务”，这样一来他成了口含天宪的钦差大臣。 这位老小子到浙江后，凌辱官吏，胡乱指挥，公私受扰，益无宁日。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田州瓦氏土兵率先抵达。土兵兵锋正锐，皆欲速战。张经持重不可。不久，东兰土兵等少数民族兵相继到达。张经皆把这些人分来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属下掌管，分别屯军于金山卫、闵港、乍浦三地，分军抗倭，互成犄角，并想等永顺军、保靖军二军汇合后一同戮力进伐倭寇，争取以打大仗的方式尽快、更多地对倭寇实施灭顶式打击。由于张经谋略远大，加之他以前的战功卓著，当时“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都认为他的成功指日可徒。 三十四年（1555年）春，枳林一带的倭寇大集攻掠杭州一带，蹂躏诸村镇，使得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川。先张经来浙江的巡抚李天宠手中兵少，无可奈何，只得坚壁清野，烧掉城外民居建筑，以免使倭寇踏房攻城。 奸臣赵文华新至，很想立功。他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友善，二人商议后，赵文华就死催身在嘉兴的张张经立刻出兵进击倭寇。张经持重之人，力言不可，非要等永顺军、保靖军到来后一起合击倭寇。 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皆不听，他自以为资历比赵文华老，但他忘了赵文华在朝中有严嵩撑腰。 赵文华恼怒，马上写密疏送予嘉靖帝，诬称张经如下罪名：“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待倭寇掠足遁逃之机剿余寇报功”，竭力请求朝廷立刻逮治张经。 朝中，由于赵文华是自己干儿子，严嵩立刻进言于皇帝，指称张经在苏州等地劳师费饷，扰民乱政。嘉靖帝大怒，下诏逮捕张经以及当时守卫杭州的李天宠。 当赵文华密奏张经“不作为”时，永顺军、保靖军皆已抵达嘉兴。见时机已到，恰好有大批倭寇来犯，张经指挥卢镗、俞大猷等人，先于石塘湾大败倭寇，又在王江泾复大败倭寇，斩首数千，贼寇淹死数千。剩余倭寇见势不妙，慌忙逃回老巢柘林，纵火尽焚所掠财物，然后驾船二百余艘往海上逃窜。“自而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 捷报上闻。但逮捕张经、李天宠的诏书已发下。兵科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能让张经将功赎罪，留任于当地继续抗倭。嘉靖帝先前听严嵩之言，此时怒气未消，骂道：“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上章劾奏，他才勉强一战，此人不可轻饶！” 过了几天，皇帝又觉不对味，唤严嵩入朝究问实情。严嵩自然全力为赵文华回护，表示说：“大臣徐阶等人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也说张经养寇不战。至于近日大功，乃赵文华、胡宗宪二人合谋之力，张经只不过是冒功罢了。”有了老严这句话，实际上是判了张经死刑。 张经被逮入朝后，备言进兵始末，并称自己任总督半年，前后俘斩五千倭寇，乞求皇帝原宥其罪。 嘉靖帝偏执，认定张经欺君，并于当年秋决之时处斩了张经以及巡抚李天宠。“天下冤之。” 张经死后，都御史周珫接任。他上任仅三十四天，就为赵文华所劾，杨宜代其任。由于赵文华督察军务，杨宜知道自己两个前任一死一贬，非常小心，天天曲意奉承赵文华。虽如此，赵文华还朝后，仍觉杨宜不是自己人，推荐胡宗宪代杨宜为剿倭的总指挥。杨宜由于伺侯小心，只遭“夺职闲住”的处分，没有遭遇大祸。 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倭寇入侵，明朝苏松地区的巡抚共有十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任丁忧，（陈）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屠）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周）珫。继珫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其实给予了倭寇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严嵩、赵文华一伙人的背后拆合，加上张经死后入江、浙一带的狼兵、土兵不听调遣，倭患逐渐转剧。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间，百余倭寇自上虞登岸，在当地造成巨大惊扰。同时，又有一伙倭寇百十号人突现杭州，西掠于潜、合化，直至严州。在明军围捕下，这伙人突入歙县，沿路剽掠，径直太平。很快，他们忽然东向，直犯江宁，杀明指挥朱襄等数百人。特别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拔倭寇到江宁时人数不过八、九十人，竟然冲破千余名明军防守的秣陵关，流劫溧水、溧阳等地，趋宜兴、无锡，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里，杀抵浒墅关。明军拦截，死伤数百人，只杀掉倭寇十九人。接着，这伙狂贼又往太湖方面奔，准备在水上夺船逃跑。幸亏明军数千人大集，在杨家桥一带包围了这几十号人马，终于尽歼其人。可叹的是，这百十号倭寇，自绍兴开始流劫各地，经行数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猖狂八十多天，才被彻底消灭，可见明军的指挥和战斗力何等糟糕。 由于从各地征召的少数民族狼兵、土兵扰民剽掠，明廷下令遣送这些人回乡。虽然俞大猷等部明军小有斩获，倭势并不减弱。 赵文华回朝复命，为了彰显已功，便上奏“水陆成功”，谎报军情，最终使倭患更加严重。 迁延数日，嘉靖帝渐知赵文华没有据实上报，屡次质问严嵩。严嵩曲为回护，赵文华顺势把过错皆推诿他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廷以胡宗宪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各地兵民抗倭。 ------------ 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1） ------------ 后世言及平倭，总是讲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人，其实，平倭最得力、立功最大的，非胡宗宪莫属。可惜的是，他为人油滑，在朝中交结赵文华、严嵩，致使后人对他的品行大打折扣，影响了他平倭的勋劳。 胡宗宪，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此人为官，一步一个脚印，由知县、御史、巡按，这样，他不仅在地方历练，军队中也久经“锻炼”（巡按宣府、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巡按浙江。当时，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巡抚，这两个人对朝廷派来祭海兼督察军务的赵文华皆不买帐。惟独胡宗宪深晓官场三味，一心奉迎赵文华。赵文华大喜，与胡宗宪暗中谋划，齐力倾陷张、李二人，并最终把他们送上法场。但实话来讲，明军王江泾大捷，虽然总体上讲是张经指挥有方，胡宗宪本人出力不少。当然，报功时，最终在赵文华的陈说下，大功皆归于胡宗宪一人，他被超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后来，也是在赵文华努力下，胡宗宪竟能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总督一职，取代杨宜。 胡宗宪任上一直很卖力，绞尽脑汁想平定倭患。他先派出手下人蒋洲、陈可愿到日本活动。这两位爷乃胡府门客，皆能讲一口流利倭语，是纯熟的外交人才。二人入日本，首先见到王直的养子王滶。由于大家是大同乡，自然一见意气相投，并由王滶引见，蒋陈二人得与王直会面。 王直并不在日本本土居住，他占据日本沿海五个岛屿，拥众自保。他手下财物山积，人员上万，俨然一方国王。王直最初在日本吃得很开，岛民们纷纷在他率领下侵入中国沿海杀掠，获利颇丰。后来，由于明兵征剿，死人多多，甚至出现过一个小岛上几百男性倭人出海无一人生还的事情，倭人逐渐对王直产生了怨恨情绪。为此，王直心里不踏实，所以他近年一直居于自己能控制的海中岛屿上。 凭借与王直同乡的关系，胡宗宪首先把关在金华监狱中的王直老母和妻子释放出狱，好吃好喝养起来，供奉甚厚。如今，蒋洲、陈可愿又来致意，王直心动，对二人讲：“正是俞大猷对我下手太重，想赶尽杀绝，我才跑到这里。如果朝廷赦免我，恢复通市，我肯定会归国效力。” 于是，蒋洲自己做人质留在岛上，王直派养子王滶与陈可愿一起回国。 王滶并不是单身与陈可愿回到沿海，而是率一只千余人的船队回去。胡宗宪面见王滶，激以忠义，厚赏财宝，让王滶“杀贼立功”。 结果，深晓倭寇行踪的王滶出手不凡，在舟山等地大败倭寇（王滶本人和他的手下人，无论是华人或倭人，皆倭寇打扮，所以容易迷惑对方）。 胡宗宪把捷闻送达于朝廷，以“中央”名义赏赐王滶等人财物，并做出言之必信的姿态，听任王滶等人受赏后扬帆回日本。 王滶又喜又感激，回去后积极做工作。不久，他就派人送信给胡宗宪，告诉说另三个倭寇头子徐海、陈东、麻叶三人要来攻袭沿海。 果然，徐海不久就率大隈、萨摩西岛的真倭万余人分掠瓜洲、上海、慈溪等地，并集兵猛攻乍浦。 胡宗宪在塘栖立营，与巡抚阮鹗，互为犄角。慑于倭势，他们也出迎击敌。阮鄂手下游击将军宗礼敢战，率兵进攻徐海部倭寇，三战三捷，可最后不幸中伏而死。倭寇乘胜机，包围了身在桐乡的阮鄂。 胡宗宪见情势紧急，忙抽兵回撤杭州。同时，他派指挥夏正持王滶的书信劝降徐海。徐海见王滶手书，大惊：“怎么，老船主（王直）也要归降吗？” 王直在倭寇和海盗中名气巨大，加上徐海本人在阵中受伤，他心中颇动降意。由于不知事情深浅，他也不敢立刻答应，推托说：“我们这批人三路进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还有陈东、麻叶两位。” 夏正依胡宗宪嘱咐，骗徐海说：“陈东已经和我们有密约，现在就看您的意思了。” 徐海闻此言，立刻怀疑陈东与明军早有秘密协议。 陈东方面，也听说有明使入徐海大营密谈，吃惊不小。由此，二人嫌猜日深。 在夏正劝说下，徐海遣使向胡宗宪谢罪，但索要大笔金银“犒军”。胡宗宪即刻施行，派人送银送酒送肉，这可让徐海喜出望外。于是，他马上释放二百多明军俘虏，并从桐乡撤围。由此，明朝巡抚阮鄂才捡得一命。 徐海解围后，回到大本营乍浦休养。 胡宗宪派人送信，劝说徐海：“徐大人已经内附大明，吴淞江倭寇贼盛，何不击之立功！而且，那伙贼人财物有数百船，您可以率兵掠之以为军资。”徐海缺心眼一样，信以为然，很快就率军逆击昔日的“战友”，斩首三十余级。 而恰恰趁他出军时，胡宗宪遣俞大猷乘间带兵出发，放火烧毁了他的老巢乍浦附近停靠的许多大船。 徐海心惊，忙派其子徐洪为人质，向胡宗宪“孝敬”飞鱼冠、坚甲、名剑以及金宝无数。胡宗宪投桃报李，回赠徐洪更多的金宝，还让他捎话给徐海，争取徐海能把陈东和麻叶两个贼头缚送明军。 徐海见胡大人如此“仗义”，非常感激。他很快就把麻叶抓住，五花大绑送至胡宗宪门下。 胡宗宪非常有心计，他对麻叶亲解其缚，许以大官，诱使他写信给陈东，要对方下手除掉徐海。胡宗宪得麻叶亲笔信后，送与陈东，赚得对方回信，却又派人转送徐海。 徐海见信大怒。同时，徐海的两个美妾翠翘、绿珠也受胡大人派人收买，日夜不停对徐海讲陈东要害他。枕边风不得了，徐海立刻派人携重宝送给陈东的主子、萨摩岛主的弟弟。倭人见利忘义，看见金宝无数大喜，立刻让人绑了陈东送与胡宗宪。 由此，陈东、麻叶二人在明军监室中得以相会。 陈东、麻叶被逮，吃亏最大的其实是徐海。如果他真正事实上降附了明朝，自可无忧。但他并未得到赦令和官封，此时羽翼已失，势单力难，很是尴尬。 ------------ 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2） ------------ 徐海傻不拉叽，自忖绑献陈东、麻叶有功，对胡宗宪无丝毫防备。于是，双方约定日期，徐海准备正式投降。 谁料，徐海投降心急，提前一日赶至杭州，把大部队留在城外，他自己率日本海岛酋长百余人贯甲仗剑而入。当时赵文华和阮鹗都在，闻之心惊，怕徐海以降附为名赚城杀人，急劝胡宗宪拒绝对方。 这位胡大人临危不惧，安慰赵文华勿惧，立刻派人开帐接见徐海。其实，徐海是真降。他入帐之后，率众贼首叩首谢罪。胡宗宪离座，亲自扶起除海，表示朝廷一定会“宽大处理”，希望他日后“戴罪立功”。 胡宗宪话这样说，心里很为难。徐海这种在沿海杀掠多年的巨寇，朝廷一直要他项上人头，胡宗宪本人并无给予特赦的权力。 于是，胡总督先安排徐海手下近万名降附的倭寇住下，在沈庄扎营。沈庄有河，把庄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徐海手下降倭居西，胡宗宪的明军居东，隔水相望。 晚间，安排妥当，胡宗宪唤来被软禁的陈东，让他写密信给住在西庄徐海营中的老部下们，称徐海与官军合谋，晚上要尽杀倭寇以立功。 消息传出，倭党大惧，乘夜向徐海营帐喊杀而来。徐海当时正搂着两个美妾做美梦，忽然惊醒，忙令其手下卫士拼命抵拒。贼人们互相残杀，徐海本人大腿中槊，勉强支撑。 混战间，明军已把倭寇团团包围。 凌晨，见自己营盘众倭弟兄们死伤殆尽，明军在周遭合围喊杀，徐海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绝望中投水自杀。 明军此次不费功夫，大获全胜，连日本大隅岛主的弟弟辛五郎也被活捉，只有少数残敌奔遁舟山。胡宗宪即刻命俞大猷追击，雪夜焚其栅垒，倭寇尽被烧死。“两浙倭渐平。 嘉靖帝大悦，行告庙礼，凌迟麻叶、陈东、徐洪、辛五郎等贼头，诏命加胡宗宪右都御史，赐金币奖赏。 说句实在话，胡宗宪计谋虽好，却不太厚道了些。怎么说徐海也是降附，杀降不祥，不知胡总督是否知道此说。 徐海、陈东等人解决掉，下一个目标就是倭寇大头目王直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听说“老战友”徐海等人皆死，王直顿起兔死狐悲之感，携手下三千多百战倭寇乘船至宁波岑港，大掠四境，然后撤回海上观望。 虽如此，由于先前蒋洲等人做“工作”，王直杀人不多，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增加与明朝谈判砝码。 胡宗宪派人通知蒋洲，蒋洲转告王直，说：“如果王公您降附，朝廷会委任您都督一职”。蒋洲不知胡总督这是一计，与王直歃血为盟。 老王异常激动，奋言道：“我当为朝廷肃清海波，赎家庭性命！”他先派手下贼头毛海峰、叶碧川随蒋洲出发，自己随后率大部队跟进。 但是，蒋洲几个人到杭州后，王直迟迟不来。明朝官员纷纷称疑，觉得王直使诈，很可能是乘间再发攻袭。于是，明廷巡按御史王本固下令把蒋洲抓入监狱，严审他是否通倭卖国。 蒋洲又冤又气，辩称：“王直肯定要投降，他违期不至，很可能因海上风大。” 蒋洲说的不错。王直所乘大舟刚行一天，正遇海上飓风，一行人几乎丧命。他只得派人折回重发一船新船，故而迟来。 王直此来，又在宁港岑港靠停。浙江一带居民听闻倭寇船只上百艘数千人靠泊岑港，大惊大骇，传言纷纷。 朝廷诸臣闻之，也都私下认为胡宗宪引狼入室，必酿东南大祸。 王直远来，忽然发现明军在岸上不远处盛陈军容，森然壁垒。对此，他非常不高兴，派义子王滶上岸质问胡宗宪：“我等奉诏而来，专为息兵安境，不料您胡大人严禁舟船出海，又摆大军严加戒备，不是要哄骗我吧！” 胡宗宪心中焦急如焚，但有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一旁伺察，他不敢行事太过，只得派人回复王直，表示朝廷“万分欢迎”他归顺。同时，他让被软禁的王直亲儿子写信给他爹，劝王直马上上岸投诚。 王直接信苦笑，复信只几个字：“吾儿何其愚也！汝父在，朝廷厚汝；父来，阖门死矣！”但是，事已至此，王直毕竟要和明廷谈判，就要求蒋洲登船或明军派一有身份的人来已军中当人质。蒋洲本人来不了，他被巡按御史关在牢里，正大刑伺侯拷问着。于是，胡宗宪就派一直与倭寇打交道周旋的指挥夏正手持伪造的朝廷赦免王直的批奏去见王滶（其实他确实写了奏疏，只是还未获批准）。 王滶不知是假，回去兴冲冲转告王直。老王很高兴，庆幸自己劫掠杀伐大半生，终于在“祖国”有正当身份了。兴奋之情，无异于赖昌星回国当地委书记。 王直深信不疑之余，把部伍安排妥当，便大大咧咧上岸，身边仅带数名随从。 聚观百姓很好奇，见老王半大老头子气宇轩昂，一身华丽的明服，而他身边侍从，个个是脑袋秃几块的倭寇发型（其中有华人有倭人），非常惹眼。 胡宗宪热情得不得了，待王直以宾礼，在杭州挑一处豪宅安置老王住下，又派卫兵又派轿夫，和接待外国领导差不多。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胡宗宪本意确实是想朝廷赦免王直，以倭寇击倭寇，自可肃清沿海大患。疏上，明廷的言官王国祯等人力持不可，称王直是倭寇元凶，绝不可赦。 本来，胡宗宪还要上疏抗辩，但当他听说朝内不少人声称他本人接受王直大笔贿赂，故而力争赦免这个海盗头子的大罪。宦海沉浮多年，胡宗宪惊出一身冷汗，忙撤回原先的疏奏，改称王直罪大恶极，应立即正法。 王直锦衣玉食多日，在杭州大宅子翘首期待朝廷的任命。平时，他还细细研究海图，准备随时以“都督”身份出海杀捕“倭寇”。一日，忽听门首喧哗，王直以为有任职诏命，忙衣冠一新，出门迎接。岂料，来人并非老乡胡宗宪，而是巡接御史王本固带着许多衙役凶巴巴到来。未及开口，王直被差人们一顿乱揍打翻在地。转眼之间，他已从座下客变成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王直不傻，很快明白过来，冷笑一声，叹道：“胡公误我！” 王直的案子毋庸细审，他先前的罪恶够他死一万次了。不几日，王直和他老母、妻子等宗族数十口均被押至杭州刑场处决。干了这么多年海上杀人劫掠的勾当，王直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人，临刑神色不惊。 王直惟一感怀的，是自己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竟然最终被看似忠厚义气的老乡胡宗宪骗到。大刀砍下之时，王直一声怒吼。 王直被杀，岑港停泊的三千多倭寇悲愤异常。这些人皆百战死士，跟随王直浴血奋战多年。老东家一死，他们自觉无所归依，个个按剑而起，憋足了劲要与明军大战。 ------------ 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3） ------------ 最倒霉的是，当属明军派去做人质的指挥夏正。王滶听闻义父被明廷诱杀，气得双眼通红，立刻把刚刚还在一起欢饮的夏正绑在船头，破口大骂明军无信。然后，众倭寇冲上前，碎刀割剐了夏正。 夏正是条汉子，至死一声不吭。可这位也憋曲，骂不出声，只能沉默就死。因为他知道，朝廷诳杀王直的招术，太过于理亏。 王直之死，造成了倭寇新一轮疯狂的报复。他手下三千多狂倭杀红眼，一路在海上漂，一路狂杀。嘉靖三十七年初，这些人先攻潮洲，杀伤不少明军后，又扬帆直犯福州。刚刚从浙江被调至福建任巡抚的阮鄂不能敌，竟出下计，从库银中调出数万两白银，连同明军新造的六船大船一起，送与倭寇，以“买”自己一方的“安定”。 这帮贼寇收银收船后，掉头进攻福海，连当地县令也杀掉，大肆抢掠。 不久，数股倭寇忽来忽往，在台州、惠安、长乐、漳州、泉州等地登陡，极尽淫毒。 由于新倭大至，海患复起，明朝严旨切责胡宗宪，并把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人的军职一概消夺，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先荡平岑港的倭寇。 王直残部在舟山严设防守，阻岑港而战。明军虽勇，但倭寇们恃凭有利地形，对明军杀伤甚众。 另一方面，各路倭寇源源而至，不少打着为“老船主”王直报仇的旗号，气势异常。 从前，明军还有剿和抚两种手段，如今骗杀了王直，任你说破大天，各路倭寇也不会向明朝官军投降。 胡宗宪急得如热锅蚂蚁一样。由于不少倭寇侵掠福建，许多福建人就声称是胡宗宪故意纵倭南遁，想把倭患引出他自己所在的浙江一带。在朝中，福建籍的言官李瑚上书劾奏吴宗宪。 气急败坏之余，老胡怀疑手下的总兵俞大猷（也是福建人）与上面通气，就首先出招，上奏说俞大猷治军不力，纵倭南逃。这位俞总兵倒霉，数年来出生入死与倭寇血战，结果却落得个被逮入京城拷讯的下场。好在他从前立功多，朝中不少官员搭救，才没被处死，发往塞上守边。当然，俞大猷免于一死的最关键处，在于他朝中的一些福建老乡凑钱，送三千两黄金于严嵩之子严世藩。小严一高兴，片纸一张，就保下了俞总兵的项上人头。 以后几年，福建、广东、江北等地倭患频频，但就实来讲，“（胡）宗宪虽尽督东南数十府，道远，但遥领而已，不能遍经画。”因此不能就此就讲胡宗宪指挥无能。毕竟沿海防线太长，倭寇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让明军防不胜防。 为了保官保位，胡宗宪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由于他通过赵文华得与严嵩父子相结，平日里不停孝敬这二位无数金银异宝。有了严氏父子在朝中帮他讲话，老胡“威权震东南”。同时，胡宗宪又喜欢养士，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故而誉言四起，人人称善。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位胡大人额外加赋，竭力搜刮，民间怨声载道。 不久，有言官奏称老胡侵占国帑三万多银子，还销毁帐册，其罪彰明。胡宗宪上疏自辩，表示自己挪用公款是为国除贼之用。这话有一半倒是真的。他派人离间，收买倭寇，确实要花大笔“公关费”。嘉靖帝对他本人印象也好，倒不是因为他平倭有功，而是他常常进献白龟、五彩灵芝等“吉祥物”，使得崇信道教的嘉靖帝龙心大悦，不仅不罪，反而晋升他为兵部尚书。 严嵩失势后，朝中言官弹劾胡宗宪结交严嵩以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嘉靖帝本人仍然替他回护：“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朕拨用他八九年，都没什么人拿他说事。正因他多次上献祥瑞之物，引起邪人憎恨。如果加罪于他，日后谁还为朝廷卖命！” 毕竟不少罪证确凿，但胡宗宪因为嘉靖帝“保护”，得以从轻处罚，夺职闲住。 老胡不耐寂寞，在老家赋闲也不闲着，趁嘉靖帝生日上献十四种“健身延年”的房中术。皇帝大悦，准备重新起用他。可巧，御史查抄严世藩贼党罗龙文家，发现了数篇胡宗宪的亲笔信，是他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的。信中，他乞求罗龙文替自己在严世藩面前说好话，大讲自己对严氏父子的感激与孝敬。由于严世藩等人当时的罪名是“通倭不轨”，嘉靖帝恨之入骨。这样一来，他对胡宗宪的好感忽然消失，下诏逮治胡宗宪。 万念俱灰之下，入京后，胡宗宪在狱中横刀自杀。这位胡大人，有勇有谋，有胆略，有见识，在抗倭前线，常常一身戎服立于矢石之间亲自督战，怡然自若，诚为大勇之人。特别是他智擒徐海、陈东、王直等倭寇巨头，功莫大焉。可惜的是，胡宗宪为人过于精明，最后反被精明所误。还好，他在万历初被“平反”，追谥“襄懋”。 清朝历史学家谷应秦说得好：胡宗宪虽引刃自杀，却应该无颜见徐海、王直二巨贼于地下！言而无信，欺诈立功，终不得好报。当然，胡大人之功绝不可没，倘若二贼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 ------------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1） ------------ 论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应该排第二，只不过由于最露脸的平海灭倭大战，戚继光居首功，俞大猷反而居于次功。再后，戚继光又于北地守边，劳苦功高，多兵书著作，又深为张居正委用，故而在后世反而以他的破倭之名最高。 其实，从明朝嘉靖年间的平倭战争以及个人“奋斗”进程中仔细观察，无论资历、战功、声名，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老成持重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史载，他自幼喜读书，但并非传统儒学典籍，而是沉迷于《易经》。当然他读《易经》不是现在“教授“们目的是为富人或者妇人算命挣挣银子摸摸玉手啥的。俞大猷读《易经》，在于“推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深得兵家阴阳道数之后，他又投入当时剑术名字李良钦门下习武。“家贫屡空，意尝豁如”，他确实是个坦荡奇男子。 其父病死后，俞大猷并未按照老爹遗愿报考功名，而是承袭“百户”的世职。可见，他父祖辈也是明朝中下级军官出身。 明朝时期有武举。俞大猷在嘉靖十四年代应试成功，得授“千户”一职，守御金门。当时，沿海一带已经不断有小股倭寇骚扰不断，俞大猷向巡按御史上书献计。 明朝有与宋朝相仿佛的风气，重文轻武，巡按御史大怒：“小校安得上书言事！”派人找到俞大猷，打一了顿板子后削职。 但小俞年轻气盛，百折不挠。不久，兵部尚书毛伯温正拟征安南，俞大猷复上书言事，并自请从军效力。毛尚书大以为奇，可惜不久罢兵，俞大猷未派上用场。 嘉靖二十一年，蒙古的俺答汗大举入寇山西，朝廷下诏在全国荐选勇士。俞大猷憋足一肚子气，诣巡按御史处自荐。还好，这任御史没打他，并把他的名字上报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的名字很熟悉，立即荐他入宣大总督翟鹏帐下听用。 帅帐之中，众将满座，翟鹏召见俞大猷，与他议论兵事，探视其才艺。血气方刚的俞大猷侃侃而谈，有理有据，数次驳倒翟鹏。结果，翟总督起身离座，上前亲执俞大猷之手叹道：“我真不该对待武人一样对待您呵。”为此，一军皆惊。虽如此，翟鹏可能心中仍觉小俞纸上谈兵，真打仗时根本不敢用他。 久住无聊，俞大猷辞归。毛伯温闻之，把他用为汀漳守备（城防司令）。有了一个舞台，俞大猷得以施展，他在与诸生文会赋诗的同时，天天教习武士剑术，并出手不凡，首战就打败著名的海贼康老，俘斩三百多人，由此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一战成名。 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巡视福建，提拔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当时，恰逢安南的贼臣范子仪多次派人入侵明朝钦州、廉州等地，明廷便先派俞大猷去击安南。钦州一战，俞大奠追敌数日，斩安南兵一千余级，生擒范子仪亲弟范子流，最终逼使安南一方杀掉范子仪，函首来献。 如此大功，皆为当朝的严嵩所掩，仅仅赐银五十两了事。俞大猷并未气馁，仍旧一心为国，继续率军镇压了琼州五指山的黎族反叛，并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当局在海南建筑城市，派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感化土人。结果，海南大定。他的举措，比起设置什么民族自治地区来，理念要先进许多。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明廷调俞大猷为参将，协助清剿。几年下来，他参加多次海战，屡建功勋。特别是张经指挥的王江泾大捷，俞大猷立功颇著。可惜，功劳皆为赵文华、胡宗宪所掩，不他仅未得领功，还因“不服从指挥”被贬官。 俞大猷毕竟是饱读诗书的武将，他仍旧尽心竭力为朝廷卖命打击倭寇，在陆泾坝、三板沙、莺脸湖等战役中数败倭贼。大名鼎鼎的柘林（广东饶平）倭寇，被俞大猷等人连打连击，几近灭顶。由此，嘉靖三十五年，俞大猷被明廷任命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数郡，成为一方军区司令。 他不负所托，冒寒顶雪，率明军死战，一举扫平舟山倭寇。而后，胡宗宪以计擒斩王直，致使新倭大至，大扰福建一带。为了推御责任，胡宗宪嫁祸于俞大猷。朝廷震怒，把俞大猷逮捕入京，几乎杀掉他。幸亏朝臣相救，俞大猷得以出狱，以白衣身份发往大同效力。 这位干将，放哪哪行，大同巡抚李文进非常重用他，使得他有机会多次立功塞上，并在战场首创独轮车、拒敌马等新型战器械。李文进把这些新器械介绍到北京一带的京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 嘉靖四十年，广东饶平贼人张琏造反，攻陷数郡。朝廷重新起用俞大猷到南赣，总汇福建、广东的明朝部队前去征剿。于俞大猷而言，镇压这些反贼易如反掌。他很快就平灭了张琏等贼人的造反，并被提拔为福建总兵。此后，他又与戚继光（此时戚继光是俞大猷副手，为福建副总兵）等将领一起光复兴化城，大破倭贼（详情见后面的戚继光事迹）。这次大捷乃戚继光部先登，故而受上赏，俞大猷只获赐银币等物“表扬”。 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徙镇广东。当时，潮州倭患极烈，有真假倭两万多人，与沿海的峒蛮诸部相互勾结，大掠惠州、潮州。福建方面，又有峒蛮酋长程绍录和梁道辉在延平、汀州一带色结倭寇大掠。 俞大猷虎胆雄威，以堂堂总兵的身份，单骑入贼酋程绍录营中，晓以利害，说服对方率土蛮兵回原籍。惠州贼酋伍端连败当地官军，气势正盛，听说俞家军至，吓得他忙掉头回撤。双方较量，伍端被擒七次，均被俞大猷放掉，让他不服再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事是小说，俞大猷七擒伍端见于正史。最后，土酋伍端心服口服，自缚入军门请罪，请求杀倭自效。 俞大猷用人不疑，以伍端所率少数民族军为先锋，向倭寇发动进攻，围敌于邹塘，一日一夜连克倭寇三个巢穴，斩杀四百多真倭，进而大破倭寇于海丰。倭寇虽百战之士，心中也惊，遭遇如此勇武之土蛮与官军相混合的部队，只能逃字为上。 于是，潮州倭遁向崎沙、甲子诸澳，夺渔船入海。也该他们倒霉，海上大风，淹死倭寇数千，剩余的二千多人还保海丰的金锡都。 俞大猷不急，挥兵包围两个月有余，倭寇食尽，冒死突围，基本被明军歼杀殆尽。潮州倭寇，至此几息。 后来，降而复叛的吴平所率一部倭寇在广东、福建沿海四处骚扰，俞大猷统水军，戚继光统陆军，在平南澳夹击吴平，大败对方，吴平仅以身免。可惜的是，由于贼头吴平夺舟出海，闽广巡按御史上章劾奏俞大猷失职，老俞竟因此被夺职。 很快，河源等地有贼人造反，俞大猷又被起用。他率十万大兵，直捣贼人老巢穴，俘斩一万多土贼，夺回被抢的良民近十万人，因功复职，得授广西总兵官。 隆庆初年，俞大猷在广东、广西等地立功多多，分别平灭海贼曾一本、古田壮蛮韦银豹等，“百年积寇尽除”，威震南服。 万历元年，俞大猷病死，明廷赠左都督，谥“武襄”，褒誉甚隆。 俞大猷为将，廉而不贪，驭下有恩，先谋后战，珍惜士兵生命，忠诚为国，老而弥笃，确实是明朝难得良将。当时名将谭纶曾经写信给俞大猷，对他的评价非常中肯： “节制精明，公（指俞大猷）不如纶（谭纶自称）；信罚必赏，公不如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刘显，当时另一抗倭明将）。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大受！” 也就是说，俞大猷身上，汇集了诸人全部的优点，不愧古名将风范。 ------------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2） ------------ 飚发电举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登州人。其父戚景通，做过都指挥一类的明朝中级军言，后入京城神机营为官。十七当时，父亲戚景通病死，戚继光得以嗣职，后被擢升为都指挥佥事，在山东沿海备倭。后来，他又改任浙江沿海，抵御御寇。史载，戚继光自幼“倜傥负奇气”，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可称是武将世家不多见的文武双全好苗子。 嘉靖三十六年，他合同俞大猷一起在岑港包围王直属下倭兵，久攻不克，倭贼多有遁走，与俞大猷一起被免官，“戴罪办贼”。不久后，毕竟王直寇平，戚继光得以复官，改守台州、金州、严州三郡边务。 初入浙江时，他深觉卫所的职业明军战斗力太弱，而浙江金华、义务两地民风剽悍，于是就在两地招募士兵三千人，精挑细选，教以击刺格斗以及使用长短兵器的技巧，日日操练，精习他自创的“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终于把这三千人炼成抗倭的“王牌军”。 根据沿海地带多水洼崎岖地形，戚继光因地制宜，不求快马驰驱，专门训练兵士熟悉当地形编制战斗策略，演习阵法，务求进退有方。而且，在他操练下，这数千军人的战舰、火器、兵械等物皆精益求精，旗号鲜明，时人称之为“戚家军”。但是，在嘉靖四十年以前，“戚家军”皆配合俞大猷等部作战，不是十分出名。 嘉靖四十年，大批倭寇集团出击，杀掠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闻讯，提军直趋宁海，控扼桃渚，在龙山一带大败倭寇，一直追至雁门岭。 倭寇的情报系统很灵，得知戚继光出军后台州空虚，一大股真假倭混杂的倭寇直扑台州。戚继光即刻回军，与入围台州的倭寇展升殊死战，临阵手刃贼首一名，倭寇大败，不少人堕入瓜陵江淹死。刚刚料理完这一拔，坼头的倭寇又随后进攻占州。不料想，戚继光先发制人，迎头邀击于仙居，使这群自送上门的倭寇无一人逃脱。 一月之间，戚继光九战皆捷，俘斩倭寇千余人，淹死的倭寇成千上万，由此他声名大噪，浙江倭患渐息。 倭寇们见渐江立不住脚，纷纷窜入福建，北自福州、宁州，南至漳州、泉州，千里沿海，骚扰不绝。于是，胡宗宪命令戚继光率6000多人自浙入闽，在福建杀倭。 自温州赴闽的倭寇联合福宁、连江一带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赴闽的倭寇与福清、长乐诸倭合陷玄钟卫，大田、古田、蒲田等地岌岌可危，形势非常严峻。 宁德城外十里处有一横屿岛，四面皆水路险隘，倭寇千余精兵，裹挟数千良民，在岛上结营，气焰嚣张。明朝当地官军一直不敢进攻，相持逾年。而且，陆续而至的新倭又在营田、兴化一带结营，与横屿倭寇互为倚援，一方大震。 戚继光到达后，下决心先啃下横屿这块硬骨头。 横屿与陆地之间可涉地面退潮后皆是淤泥。戚继光观察地形后，果断下令，命手下兵士人人持草一束，边进攻边投草，稳扎稳打，逼近岛上倭寇大营。 倭寇没有心理准备，拼死顽抗，被戚家军打得大败，二千六百多人被杀不说，横屿老巢也连锅被端。 戚继光一鼓作气，乘胜至福清，击败牛田倭寇，倾覆其巢穴，余贼遁走兴化。戚家军死追不放，乘夜拨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余级。依理，戚家军可以乘间作大休整。但戚继光善出奇兵，旋帅回福清，在东南澳正好迎击刚刚登陆的一支倭寇，击斩二百多人。此时，明军刘显一部在福建也屡屡破倭，众倭散逃，“福建宿寇几尽”。 大胜之下，戚糨光在平远台勒石细功。 年底，戚继光率浙军离闽返浙。 好景不长，听闻戚家军还渐，散逃于海上的倭寇们汇聚，重新反攻福建各地。 嘉靖四十一年底，近万人的倭寇精锐部队包围了兴化城，围城一月之久。兴华由于是府城，墙高砖厚，倭寇很难攻入。不幸的是，明军刘佥一部有个八人小分队到兴华送情报，途中被倭寇截杀。倭寇派队伍中的华人穿上号衣，化装成刘显手下入城。半夜，八名贼人乘黑斩杀城门明军守将，大开城门。城外倭寇一哄而入，攻陷了兴华府城。入城后，倭寇杀伤不少明朝守军，明军只有一两名守将逃脱。 倭寇占据兴化城后，日夜杀人奸掠，荼毒两个月后，放一把大火把兴化城烧成白地，突出合兵，攻陷平海卫。如此凶狂，八闽皆震。 嘉靖帝大惊，立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让他们汇合福建当地的刘显一部明军合力灭倭，并派右佥都御史谭纶巡抚福建。 刘显所部明军数量不多，在平海卫只得坚壁不出。俞大猷率兵抵达后，出于持重，只指挥手下部队与刘显部合围倭寇，仍旧没敢进攻。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戚继光率生力军浙军抵达。于是，巡抚谭纶自领中军，俞大猷将右军，戚继光将左军，并力齐攻平海卫的倭寇。毕竟训练有方，戚继光率部先登，诸军继之，一举破敌。此战下来，斩倭寇两千多人，夺还被掳民众三千多。更可称的是，如此大捷，明军本身仅阵亡16人。 谭纶上功，以戚继光为首，他得以接任俞大猷为总兵官。 转年，戚继光率明军在仙游城下击溃万余倭寇，斩首数百，倭寇堕山崖下摔死几千人。幸存的倭寇，苍惶之余奔据漳浦县的蔡王岭。戚继光把手下士兵分为五哨人马，皆身持短刀缘崖攀上，突现于狼狈不堪的残倭面前，大战一场，俘斩数百人，余贼奔溃，入海掠渔舟逃去。 至此，入闽倭贼基本被肃清。 再后，戚继光与俞大猷合作，在广东南澳攻败倭寇贼头吴平，广东倭寇几无遗类。 “（戚）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故）士无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俞），而果毅过之。（俞）大猷老将，务持重，（戚）继光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其）名更出（俞）大猷（之）上。” 当然，戚继光后世之所以大名越于前辈俞大猷，还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人名字真怪）两大寇，并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3） ------------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此人在抗倭早期立功）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军事专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实为博大精深的系统性军事专著，当时日后，广受尊崇。 可叹的是，张居正死后，其政敌死打穷追，认定戚继光乃张居正死党，把他调换广东。郁郁不得志之下，戚继光不久谢病离职。但张居正政敌仍不放过他，纷纷上奏弹劾，戚继光被罢官遣返老家。 三年后，既贫且病的戚继光由于没钱抓药，病势转沉，郁郁而亡。一代大英雄，竟落得如此不堪结局。 值得一讲的是，张居正所犯的痔疮，实为吃了戚继光所献的海狗鞭壮阳药所至。张相国割痔感染，竟至要命。他这一死，戚继光在朝中倒了后台，自己也开始了倒霉的历程。人性就如此复杂，一般人可能会大惊小叫：戚大英雄这样人，也会做出给长官送壮阳药的事情吗？当然，人情所在，英雄不免。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充满了黑色幽默般的玩笑！ 嘉靖后期近十年的倭寇之害，自浙江开始，继而流窜淮扬吴越。闽中两广，无不惨遭荼毒，“（倭寇）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十余万。虽时有胜负，而转漕军食，天下骚动。”所以讲，倭寇之害，流蔓甚广，绝不是一些浅识陋见所讲什么倭寇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倭寇乱炽，浙闽等地富殷繁华城镇，半为丘墟，人民被杀无数，沿海奸民与倭人、佛朗机人勾打连环，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劫物。他们的劫掠，严重破坏了明朝沿海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发展，真不知有什么“萌芽”会蕴于血火刀剑之中。 当然，明朝沿海倭患渐息，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因素外，日本国内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因为，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在1585年（万历十三年），日本的羽柴秀吉平定四国，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被“天皇”任命为“关白”，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乃大志倭人，稍后征服了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成为日本烈岛的真正主人。而日本的统一，使得丰臣秀吉在上台初期下大力气整治国内政治、经济，他严令打击海盗，巩固他本人为主的“中央集权”。这些，皆在客观上从源头阻遇了日本列岛“倭寇”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