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
题记 揭密“哥德堡”号在广州的贸易 南腔北调 瑞典重新建造的古代贸易船“哥德堡”号今年十月二日从瑞典哥德堡出发，前来中国，预计明年六月到达广州，重温三百年前的贸易盛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通过考证大量的历史档案，揭示了当年广州贸易鲜为人知的许多历史事实。 瑞典东印度公司总共有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前来中国贸易。这次再造的“哥德堡”号的原船是其第十一次航行，于一七四五年回航后沉没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叙述的是第一次航行，“瑞典的弗雷德里希斯”（Fridericus Rex Sueciae）号，在雍正十年，也就是一七三二年，在广州贸易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就是这条“瑞典的弗雷德里希斯”号，雍正十三年和乾隆三年（一七三五年和一七三八年）又两度到广州贸易。领队的首席大班，还是《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苏格兰人柯林?坎贝尔。这两次航行，坎贝尔都带了一名助手，名叫查尔斯?爱尔温（Charles Irvine），专门管理远航贸易的财务。这位爱尔温先生当然也是苏格兰人，跟着坎贝尔闯荡天下。生性多疑的坎贝尔似乎对他十分信任。爱尔温先生也尽心尽责，事无巨细，都详细记载，并且逐一归档藏好。到爱尔温先生赚了一笔钱，退出东印度贸易之后，这些文件也随着带到了苏格兰，后来又在苏格兰移民潮中，随之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詹姆士?福特?贝尔基金会图书馆中，赫然收藏了十四箱爱尔温先生保存的一七三二至一七七四年的许多档案，称为“查尔斯?爱尔温文档”（Charles Irvine's Paper），全部和瑞典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有关。 在这些档案中，比较有趣的是爱尔温先生当年亲笔书写的一份供应品价目表，大概是专门用来给首席大班坎贝尔参考的。价目表上列出的，均是广州当时的买办可以提供的供应品，以及雍正十三年和乾隆三年分别的价格。这里所说的供应品，不是瑞典船购买的主要商品，而是用于船上百名左右船员的日常补给品，主要都是食物和日常用品，种类多达一百五十四种。 却说当年外洋大船到了广州之后，经过虎门口，驶入古黄埔港停泊；船上一应船员，按例只能在船上停留，只有做生意的几个大班可以坐舢板船到广州城外西南角的贸易镇上进行贸易。船上的供应品，概由一种专门的买办提供。这种买办，也属于从事对外贸易的专门人员，虽然充当买办不需要在官府申领执照，但是必须要由已经申领执照的通译进行担保，并由官府登记在案。除此之外，这些买办还要专门孝敬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和衙役，才能顺利地为外洋船提供服务。因此，一般的老百姓，是绝对不能涉足于这个专门行业的。 既然是专门行业，想来这清单上所列的物品，价格要比通常市面上贵出许多，这也不在话下。但是最有趣的是，爱尔温先生开具的价格清单上，居然有长条面包，黄油和牛奶这些典型的西餐食品，可供外洋船购买。雍正十三年，每斤黄油的价格是二分四钱银子，一条面包是一点八钱银子，每斤牛奶则是一点六钱银子，到康熙三年，面包价格涨到每条两钱银子，牛奶则是每斤一点八钱。 从当时的物价上看，这面包、黄油和牛奶等西洋食品，价格是很高的。当时一口上好的棺材，卖给洋人用于安葬死去的水手，也不过是二两银子。但是毫无疑问，鉴于当时广州贸易非常兴隆，广州当地已经专门有人生产长条面包、牛奶和黄油这些西洋食品，通过买办卖给欧洲商人。 从当时的贸易情况看，一年当中当有十七八条外洋贸易大船到港，每条船上的船员人数，当在一百至一百六七十人不等。比如“哥德堡”号上的船员是一百四十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大概有三四千欧洲人在广州生活。外洋船在广州停留的时间，平均也有六七个月之多，一般是阴历五月到八月之间到港，到春节前回航，这段时间，偌多的外洋之人，半年当中消费的面包、牛奶和黄油，当也不在少数。 由此可见，早在三百年之前，广州就已经生产面包、黄油和牛奶这些典型的西洋食品，可供来广州贸易的西洋船员食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广州贸易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专业化程度高，分工十分细致。 瑞典船的故事 桂民海 十八世纪，中国广州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欧洲各国纷纷派遣外洋大船，前来广州贸易。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一百三十二船次前来中国贸易，对瑞典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起到了巨大作用。瑞典重新建造的古代贸易船“哥德堡”号今年十月二日从瑞典哥德堡出发，前来中国，预计明年六月到达广州，重温三百年前的贸易盛况。相信“哥德堡”号到中国之后，在广州上海停留开放期间，将掀起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条》，正是为“哥德堡”号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作出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注脚。 本书既是严格的信史，又是生动有趣的文学故事。书中的原始资料，均为第一手的的古瑞典文档案和雍正朝宫中档案，通过这两部分档案的互相参比和对照，全面地揭示了雍正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首次到广州贸易时的历史背景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故事说的是公元一七三二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一条外洋大船到港，由广州的重要洋货行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充当保商。到港不久，瑞典首席大班就受到粤海关监督，二品顶戴的满洲大员祖秉圭接见；不料事隔几天，这位广州贸易的最高官员即因为贪墨而被明旨锁拿。同时广顺行的陈寿观和裕源行的张族观两名行商也被羁押审查；在广州贸易的外洋大班，纷纷趁机向广州总督衙门告状，要求免除百分之十进口税。一时之间，广州城内外，风云变幻。 《雍正十年：那条》第一次向世人解开了广州贸易之谜，以翔实充分的史料，首次提供了粤海关监督祖秉圭、以及陈寿观、陈芳观、张族观、陈汀观、黎开观等一批重要行商的历史事迹，在中外历史记载中，尚属首次。本书也以严格的治学态度，首次揭示了广州贸易中重大的保商制度，船只丈量仪式等规则的来龙去脉，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广东十三行的模糊认识。本书更以故事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发生在雍正十年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祖秉圭惩办孚德行的行商陈芳观，反被陈芳观一状告到北京，因贪墨被锁拿事件，洋人三次告状事件等等，使得这些历史事件栩栩如生。 虽然是严格的信史，但是由于资料充分，叙述轻松，笔法雅致出，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完全是一些引入入胜的故事。可从容读之，毫无历史著作的深涩呆滞之感。尤其是明年六月，当那条重新建造的瑞典船“哥德堡”号驶入珠江，并且在广州上海停留开放半年供人参观的时候，一系列的问号也随之产生：这种载重近千吨，船员上百名的外洋大船，当年到了广州，是怎样和中国的官府打交道的，怎样进行贸易，从谁手中购买货物，洋人在广州怎样生活，待遇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从未解答，也不是重新造船的瑞典人可以解答的。本书正是唯一可以提供这些历史答案的有趣读物。 “历史有什么用？” ——读过《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虞晖 合上《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孩子的问题：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就是历史学，当时的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历史学的唯一作用和任务就是寻求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后来继续上学又上班，改了其他专业方向，纯粹的历史便越来越成为工作间隙茶余饭后的东西，但却也是越来越离不开的东西。偶尔闲下来，我会想，历史于现在的我，究竟有什么用？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的儿子提出的。布洛赫在稍许的迟疑之后这么回答，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有什么用”永远只是个假问题，因为历史于个人应该完全是一种令人销魂的爱好，是兴趣聚集的源泉，与是否有用毫无关系。所以，布洛赫谆谆告诫：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不晓得阿海是不是也很赞同布洛赫的回答，但他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地验证了历史的这种功能。 雍正十年，本不是什么特殊的年份，现有的历史文献也没对这一年投以特别的关注。但这一年又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年份。双方社会发展大体持平，相互贸易稳步发展，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尤其是，向来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瑞典也在这一年派了艘船来贸易。这艘船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后者是瑞典历史上迄今为止赢利最好的公司，在其运营的75年间，近98%的亚洲航次是来中国贸易，对双方尤其是瑞典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但瑞典商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双方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专门的详细的记载。阿海的目光投向此处，用这条瑞典船作主线，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同时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 阿海从中瑞两方不同目的和主题的历史记录中寻找资料，从坎贝尔的《航海日记》，到郝玉麟的《广东通志》，从歇尔博格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到许地山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相互印照，仔细拼合，详加考证，据实以录。完善的研究让他有充分的自信：他所挖掘的东西，“属于严格的信史”。 另一样让阿海自信的是他的叙述。阿海用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这段历史，却采用了故事的方式来表达它，历史由此被置于充满想象和个性的缤纷叙述之中。整本书被阿海安排在冷静客观偶尔带些幽默嘲讽的第三者口吻之下，平实中时不时些微流露出属于历史学的狡黠。对于我这样的，“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看法”（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定义）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书具有天然的亲切感。 阿海表述这段历史的态度和方式让我相信，历史，对于阿海而言，首先是富有诗意的单纯爱好，是个人感情和想象力的最初起飞点和泊锚处。而他所描绘的历史，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则是培养个人精神感悟力的智慧体操，是表达个人爱好、体会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世界的源泉。 顺便说一句，那纸封面，我也喜欢。淡雅与浑厚，融合在大清的恢弘和北欧的质朴之中，正符合我欣赏那“令人销魂的爱好”时的习惯。 瑞典东印度公司和广州的对外贸易 ——《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序 公元一七三二年，清世宗雍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对太平、富足的年头。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间阶段，皇帝勤政，满朝文武官员也比较勤奋卖力，社会不断进步。雍正的新政，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一年，除了江苏昆山一带瘟疫流行之外，基本上风调雨顺。秋天，广东新宁县甚至还出现了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可谓吉瑞之兆。这一年，也是清朝前期铸钱最多的一年，达九亿多文。可见社会经济之繁荣。 这一年，世界上的大事也乏善可陈。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出生在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这也就是说，要再过四十二年，美国才正式独立。相对于大清帝国的繁华盛世来说，欧洲各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近代科学的列车刚刚驶出历史的站台。虽然物质繁荣程度比不上大清帝国，但是近代科技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强劲的动力。 大致说来，雍正十年正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时刻。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虽然各有胜擅，总体衡量起来，正是两相持平的时候。表面上，大清帝国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但是故步自封，缺乏变革的力量。欧洲国家却兴起了近代科技的发展潮流，不断推动社会变革。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近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因此，欧洲国家就有可能派遣远洋大船，前来中国进行贸易。 社会发展两相持平，互相又进行贸易，互通有无，自然是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的事情，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雍正十年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份，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进行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一方面，雍正年间朝廷对广州外洋贸易限制很少，基本上是鼓励促进的政策。因此雍正十年的广州贸易，正是清初开海贸易以来，非常成熟和富有成果的一年；另一方面，向来没有和中国有过任何关系的瑞典，从这一年开始，也派遣了外洋大船前来贸易。 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到雍正十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广州的国际贸易已趋成熟。到港的有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外洋大船，还有一些注册在印度的欧洲贸易船，总数近二十艘之多，贸易规模达二百多万两白银。雍正朝的大致岁入为四千万两，广州的对外贸易，就相当于当时岁入的二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广州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南京以南，各地的物产纷纷涌入广州，尤以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最甚。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七三一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当时瑞典因为在欧洲的大战中失败，国民经济基本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利润巨大的东印度贸易，是迅速恢复经济的一种手段。从一七三一年开始，瑞典东印度公司一共经营了七十五年，到一八零六年基本停止了业务，一八一三年正式关闭。在此期间，一共有一百三十五个航次前往亚洲，其中仅有三次前往印度，其余的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均是前来中国贸易。从利润率角度看，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瑞典历史上至今为止赢利最好的企业，从来没有一家瑞典公司打破过由瑞典东印度公司创造的赢利记录。 瑞典距中国路途遥远，文化差异较大，因此这样的远洋贸易是非常困难的。好在瑞典虽然战败，经济崩溃，但是造船技术高超，又有远洋航海的传统技能，因此从客观条件上，并不比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逊色；在此基础上，瑞典东印度公司又招募了一些已经来过广州的商人和船员，作为识途的老马。若干年以后，领导船队进行贸易的大班和航行的主要人员，都成了瑞典本国人。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也算为瑞典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远东贸易人才。 从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五年的十三年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九条洋船，计十七个船次，进行了十一次远航，其中两条船不幸沉没。 航次船名原文 启航日期 回航日期 1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2-2-9 1733-8-27 2 优利卡•艾罗诺拉 Ulrika Eleonora 1733-3-9 1735-2-13 3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5-2-251736-7-31 4 三王冠TreCronor 1736-3 1737-7-4 5 斯维西亚Suecia1737-2-1 1738-8-28 6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us Rex Swecia 1737-12-11739-7-13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1738-1 1739-7-13 7 斯维西亚Suecia1739-1 1740 沉没 哥德堡Gotheborg1739-1 1740-6-15 8 拉达胡斯特Riddarhuset1740-3-221742-10-18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1740-4-5 1742-10-18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印度)Fredericus Rex Swecia1740-4-5 1742-10-18 9 哥德堡Gotheborg 1741-2-161742-7-28 卡尔玛Calmar 1741-3-141743-8-25 10 瑞典女王 Drottningen af Sweden 1742-1-101744-7-25 11 哥德堡Gotheborg1743-3-141745-9-12沉没 拉达胡斯特Riddarhuset 1743-4-221745-9-12 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一幕，是公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九月十二日， “哥德堡”号远洋船从广州贸易归来之后，在离哥德堡港不到一千米的地方触礁沉没。当时，这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大的一艘远洋大船，载重量为八百四十三吨。因为近在港口咫尺沉没，因此沉没的原因相当特殊，二百多年来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成为瑞典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瑞典东印度公司产生的高额利润，对整个瑞典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一是十七世纪正是瑞典社会工业化和产业化的阶段，来自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转化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从欧洲大陆购买机器，在瑞典兴办工厂，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一个侧面促进了瑞典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二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造就了瑞典的一代商业巨富，如萨尔格林、查尔摩斯等等。这些商业巨富为回报社会，设立了不少机构：如瑞典的萨尔格林医院和查尔摩斯技术大学，都是在该时期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捐赠设立的。三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定下了一条规矩：所有货物在哥德堡拍卖所得的千分之一，用于救济穷人。比例虽低，但是基数庞大，因此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在长达七十五年的贸易当中，双方贸易总值达数千万两白银，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对瑞典的影响更大。因此，瑞典对此也非常重视，从海洋考古、历史文献、研究等方面，资料都相当完整。一九八六年，瑞典海洋考古专家又一次对“哥德堡”号沉船进行了打捞，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哥德堡”III号的项目，完全以民间的力量，重建一条“哥德堡”号远洋大船，前来中国，再现当年的中瑞贸易盛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条新造的大木船已经扬帆起航，驶往中国。该船到访中国的时候，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但是，瑞典方面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瑞典文的资料和档案，对于瑞典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语焉不详。而中国方面对于广州对外贸易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文献留存。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向有轻视商贸的传统，因此对于广州的贸易盛况，从未加以记载和叙述。从雍正初年至乾隆年间，只有在引起了严重的中外交涉的情况下，才有一些奏报。除此之外，广东的地方官员断不肯向朝廷汇报广州的夷务。 最早引起严重中外纠纷的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洪任辉案，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晓汉语的官员洪任辉带着船队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贸易，引起朝廷震动，遂强行规定外洋诸国此后只准在广州一地贸易，不得再赴宁波等地。但是洪任辉案引起的只是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并不能反映早期广州贸易的盛况。一七四四年，“哥德堡”号在广州的贸易情况，瑞典档案中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一七三二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条贸易船到港的时候，领队的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为了向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表面心迹，对其在广州贸易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这一年中外档案中恰好有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案的记载，两相对照起来，互为印证，好比是把一幅零碎的图画重新拼合起来，描绘出了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生动画面，这也正是本书的源起。 这本《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虽然是以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但是书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来自历史档案，属于严格的信史。相关事迹，均根据中文档案和瑞典文档案进行对照，据实记录；相关人物，除如升行的行商Mandarin Quiqua之外，都得以考证，查对出实际中文姓名和在广州贸易时所用的对外字号。Mandarin Quiqua是个重要的行商，其真实姓名不能得以考证，甚为遗憾。 《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其中有相关的广州地方官员，粤海关监督，海关监督衙门的家人、书办和胥役；有前来贸易的英、法、荷兰、瑞典、奥地利等国的外商大班，困守在黄埔的外洋水手，也有专门和外商贸易的福建籍行商以及为外洋船服务的通译和买办。围绕着外洋船的贸易活动，这些人物之间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引出了雍正十年瑞典商船在广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蓝旗国外洋船首次到港，黄埔港洋人水手日夜放枪作乐惊了秋闱；孚德行行商陈芳观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状，和广顺行的陈寿观势不两立，海关监督衙门查封孚德行等五家洋货行；陈芳观向总督衙门告状，直达天听，海关监督祖秉圭被革职查办；外洋大班趁机告状，蓝旗国外洋船黯然离开广州，无人送行，等等。 雍正十年在广州的贸易情况，也基本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乾隆九年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也正可以通过本书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值此“哥德堡”号再造号重新访问中国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可以为这一文化盛事作出历史学上的诠释。 蓝旗国的外洋船 虎门口的一阵枪声，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了 雍正十年，西历一七三二年，出夏入秋，一阵枪声，突然在虎门口附近的珠江水面上响起。枪声响了八下，又戛然而止。一艘停在虎门关前的外洋大船的甲板上站着八名高大魁梧、金发碧眼的洋人军官，手举西洋火枪，依次朝天鸣放。另一侧，一群绿营兵勇，簇拥着几个胥役打扮的人物，刚刚上了这条外洋巨船。 这是外洋船的惯例，鸣枪欢迎粤海关虎门口的官吏按例上船检查。雍正年间，西洋大船前来广州贸易者，每年有近二十条之多。外洋船到，先泊于澳门外的洋面上，派人前往澳门前山寨的海关关口投讯，并延请海关衙门的引水两名，其中一名上船引航，另一名则驾快船，先行至虎门口禀报来船的情况。 虎门地势独特，两侧山头虎踞，仿佛是老虎的两颗牙齿，拦住珠江水域。既为海防天险，朝廷向来驻有一协绿营水师，由一名协统，领左右各一营，兵勇数百，进行守卫；粤海关同时设虎门关口，外船到虎门，必抛锚等待，由虎门口的海关胥役，在绿营的 护卫下，清点船上的人员刀剑枪炮，逐一登记造册。检查毕，大船过虎门，泊于十数里外的黄埔锚地。 引水来报，这条船在前山寨投讯，自称来自瑞典国，系首次来广州；领船前来的洋人首席大班，叫做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却在雍正四年来广州做过贸易，所以也懂得前后规矩。果然，那艘自称为瑞典国的外洋船离虎门关不远，就抛锚等待检查；海关胥役上船，又鸣枪八响欢迎；看上去，他们和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荷兰）国的其他西洋贸易船，没有什么区别。 大船上的洋人，这时都上了甲板。这些洋人显然是第一次来广州，大都环顾四周，眼神中透着新鲜和诧异。那些洋人大多个子高大，头发金黄，脸膛儿很红，似乎也有点腼腆。为首的大班坎贝尔，则粗壮胖大，说话和做手势十分夸张。坎贝尔显然对胥役的套路，十分熟悉，故在胥役们清点之前，就命人端来一个茶盘，茶盘里面放有茶水，角上一块红布，包了几块银洋。银洋进了口袋，为首的胥役，用洋泾浜英语客气地和坎贝尔寒暄起来，其他几个胥役，就开始清点人员枪炮数量。瑞典船人数将近一百，火炮二十门，火枪也有不少支，清点造册，也花了少半晌工夫。坎贝尔耐着性子，等到清点结束，又命人给胥役和兵勇，送上四瓶洋酒，算是感谢检查顺利结束。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同样是八响，欢送海关胥役和兵勇下船。官兵们带走了引水，却在船上留下了两名胥役。 【蓝旗国外洋船遭遇台风，并终于找到了澳门 这条船悬挂蓝底黄十字国旗，船名是“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idericus Rex Sueciae）。彼时来广东的外洋船甚多，船名固然是繁复异常，旗号也有七八国之多；当地人为了易于辨别，大都按照旗号之颜色和形状，予以区别。比如奥地利，称为双鹰国，丹麦称为黄旗国。瑞典国旗以大幅蓝色为底，自雍正十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外洋船前来贸易，当地人即称之为“蓝旗国”。 这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是年阳历二月九日，自瑞典港口哥德堡启航，经过半年的航行， 堪堪于八月底，到了南中国海澳门一带的水域。从哥德堡到澳门附近，历时半年，尚算顺风顺水，靠的是强劲的信风，这个季节，正好由西向东。八月二十八日，船到澳门西南几十海里的地方，看到了一条正在航行中的中国帆船。外洋船上的大班、军官和船员们，都十分兴奋。好比是长途跋涉之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遇上了可以问路之人。 首席大班坎贝尔命令升起英咭利国的米字旗。想来他是考虑到瑞典国的外洋船首次来中国，这蓝底黄十字的国旗，对于中国的海员一定十分陌生，甚至会把他们吓跑。而英国船来广州贸易已历四十多年，这幅米字旗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坎贝尔同时命令船上的第二大班布朗（Brown）先生，带人坐舢板靠近这条中国帆船，前去了解澳门的方向和距离。 布朗先生受雇瑞典东印度公司之前，曾在英咭利国的外洋船上当过大副，不仅到过广州， 甚至能讲几句中国话。他成功地和中国帆船上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流，回来禀报坎贝尔说，澳门就在东北方向；而这条中国帆船，正好要驶向广州，可以顺便带路。知道了方向，自然是一件喜事。于是这条外洋船就跟着中国帆船，不断地向东北方向行驶，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名的岛屿。 大概跟着中国帆船，大海船的速度也快不起来，这段路程，竟足足走了三天。到九月一日晚上，坎贝尔和船长在甲板上，忽然看到西边的夕阳异样地火红，夕阳旁边，堆满了五彩缤纷的云彩。糟糕！富有航海经验的船长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这正是东南亚海域台风即将来临的预兆。于是，船长立即命令卸下主桅杆，落下风帆，并且迅速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 果然，从晚上十点钟开始，猛烈的台风就把这条外洋船卷入了滔滔的波浪之中。前面带路的中国帆船早已失去了踪影；四周一片漆黑，整个晚上，船员们都在船长的指挥下，不停地忙碌。如此猛烈的台风中，船早已失去了控制，只能随着波浪漂浮起伏；船员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让大船离岸太近，否则的话，非常容易触礁。 充满危险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虽然风势依然猛烈，但是至少容易看清楚陆地，这样也比较容易使大船和礁石保持距离。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光景，风势渐渐地弱了下来，但是这条外洋船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坎贝尔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个天然的小港湾，于是下命令将船驶向这个港湾下锚。大船停下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上，坎贝尔派了一条舢板，送了几名军官上岸，前去寻找当地人，打听这个地方的位置。上岸的军官还真的找到了两条中国的小渔船，就停在不远处的岸边。渔船上的几个中国渔民，跟着军官，到了这条外洋船上。坎贝尔等到过中国的人，搜肠刮肚，把所有知道的中国话都拿了出来，询问澳门的方向和位置。不知道是没有听懂这些洋大人的蹩脚中文，还是故意不说，反正这几个中国渔民，就是不告诉他们澳门的位置和方向。 无奈之下，坎贝尔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他拿出了锃光发亮的西班牙银元。足足四十块西班牙银元放在前面，渔民们的眼光里也放出了光芒，而且完全理解了洋人们的意思：把他们带到澳门去。台风过去以后，大海格外的蔚蓝和宁静。这条瑞典船在几位渔民的指引下，不过用了半天工夫，就远远地望见了澳门的大炮台城堡。离城堡二十多公里，瑞典船抛锚；那几个中国渔民，怀揣着许多西班牙银洋，开心地离开了。 外洋船大班雨夜坐舢板到黄埔 瑞典船来广州的前一年，雍正九年，广东总督郝玉麟奏请在澳门前山寨设立县丞衙门，“察理民夷，以专责成”。这等于把原来的香山县，一分为二，单独设立一个副县级的衙门，管理澳门口岸左近的中外事务。前山寨原设有海关的澳门关口，兼有关防和海关的功能，因此由一名旗人任防御总领，也驻有粤海关监督的两名家人和若干海关胥役，专司外洋船事务。 按照规矩，外洋船到广州，先泊于澳门关外，报关投讯，并延请引水。于是坎贝尔派了船上的一名大副，坐舢板前往澳门总口投讯。投讯大概是自报家门的一种形式，大致要说明这条船来自何处，船上的人员和枪炮等等情况。投讯以后，有引水一名，持红牌一枚，随同前来投讯的洋人，前往大船上领航；红牌上便写有这条船的情况，由引水在虎门口交验。交验之后，虎门关的胥役上船，继续持红牌，伴随大船抵达黄埔。这大抵是粤海关为了对外洋船，自澳门经虎门，到达黄埔锚地这一路的控制办法。 船过虎门口，经过检点人数、刀剑、枪炮和带来的货物，这条来自瑞典的远洋大木船，终于驶入了珠江水域。同时，虎门口的海关，立即将检查的情况，包括来船的国别、船员人数和刀剑枪炮情况，派遣胥役一名，骑快马从陆路赶往广州的海关监督衙门，通报情况。正因为如此，广州和外洋船相关的那些人，包括官府、商人和已经到达的洋人们，才能立即得到消息：又一条欧洲船到了。 雍正年间，到广州的外洋船，每年在十七八条之数。问题是每年的来船数量不尽相同。因为通讯不便，商人们通常会根据来船的数量，改变货物的价格。这种价格的波动，甚至会有相当的幅度。因此许多外洋船一过虎门口，船上的大班们就会急不可耐地坐上舢板，直奔广。这样可以和骑马的胥役差不多同时到达广州，在消息没有传播开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签下几单大的合同。 还在从澳门到虎门的这条路上，坎贝尔看到了一条停泊在洋面上的欧洲船。远远地看过去，旗帜很像是双鹰国公司的船。双鹰国公司，正式的名称是奥斯坦德公司(Ostend)，以比利时的港口城市命名。当时奥斯坦德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签发给了这个奥斯坦德公司非洲和远东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这个公司，悬挂的是奥地利的国旗，国旗上有两只鹰，故称双鹰国。 坎贝尔知道，双鹰国公司今年应该有两条贸易船前来广州。看来，这条停泊在伶仃洋附近的大船，一定是双鹰国公司的两条船之一。远远地避开了这条船的注意，坎贝尔决定尽快赶到广州进行贸易，至少要赶在这条双鹰国的大船之前，否则今年这么多的欧洲船到广州，肯定会造成广州商人抬高货物价格的格局。 因此，坎贝尔决定不等大船在黄埔抛锚，就立即坐舢板夤夜出发，争取以最快速度，赶往广州。随行的有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还有一位从虎门上船的海关胥役。舢板在黄昏的时候离开大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风雨交加，还夹杂着闪电和雷鸣。海关胥役不会引水领航，也不甚熟悉这一带的水路，结果这条可怜的舢板船在风雨之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甚至转入了珠江的支流水道。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一片抱怨之声，却又奈何不得。 晚上八点多钟，突然在前方看到了一星灯光。舢板上的众人一阵兴奋，以为到了黄埔，用力将舢板往灯光方向划去。划近一看，原来是一只中国帆船。这时候，从虎门上船的这位海关胥役拼命示意，让舢板上的人千万不可发出声响：这只中国帆船，八成是当地的海贼。坎贝尔等人也了解这里确有海贼出没，不禁噤若寒蝉，舢板船急忙改变方向，逃离这条帆船。 好不容易，既逃离了海贼的威胁，又找到了正确的水路，舢板船到了黄埔，抬头看到江中停泊了许多前来贸易的外洋船。近岸后，看到锚地的岸边，有毛竹搭成的简易仓库：这是外洋船用来临时存货的地方，通常有船上的洋人水手把守。布朗先生眼尖，一眼看到其中的一个仓库，属于一条英国公司的叫做“林讷”（Linn）号的外洋船。布朗先生正是在这条船上当过大副。 既然是以前工作过的船，布朗先生相信那里都是他的熟人。舢板船近岸，布朗先生就开始大声叫门。守卫仓库之人一听，问来者是谁，坎贝尔不知是有意隐瞒，还是无意随口回答说：我们是“弗雷德里克国王”号的。这下可惹出了麻烦，守卫们高叫起来，准备马上开枪了。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广州海域，根本不存在“弗雷德里克国王”号这样的一条外洋船。 布朗先生见到事态危急，连忙从舢板上，跃到了岸边。这可是非常冒险的行动：因为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用手中的火枪说话。幸运的是，守卫仓库的这几个英国人很快认出了布朗先生。这下轮到他们吃惊万分：这么晚的时候，这些人居然胆大包天，划着一条小舢板船，前来黄埔，路上还迷了方向，而且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 在这个英国公司的仓库里待了一会，坎贝尔一行了解了不少的信息，尤其是英国船的情况，包括谁作为英国公司的大班前来贸易，这多少也算是有价值的经济情报。但是另一个消息却让坎贝尔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本季来广州的四条英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阿布诺特（George Arbuthnott），向来是坎贝尔的老朋友，在离澳门不远的地方，死在了“林讷”号船上。他的尸体，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个小岛上被焚化了。这位阿布诺特，后面还要提到。 听了这样的坏消息，自己又狼狈不堪，坎贝尔决定无论如何，也不想麻烦英国人，在英国船上过夜。于是坎贝尔一行起身告辞，离开了英国船的岸上仓库。雨还在下着，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坎贝尔这些人终于找到了设在黄埔的海关衙门。衙门里的值班胥役，对这些洋人落汤鸡们，倒是十分热情，给他们泡了热茶，让他们暖暖身子。当然，也许是和体制不合，洋人不宜住入海关衙门；也许是这里的海关衙门的确没有可以过夜的地方，最终还是帮他们另外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这些洋人们被带到一条停在江中的中国大帆船上，让他们在船板和大木箱上睡了一个晚上。这条大船是做什么的，自然是不得而知。但是船上的中国人显然是十分淳朴憨厚：虽然不能表达什么，却总是好奇地看着这些老外，似乎是从来没有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一亮，坎贝尔他们对船上的中国人千恩万谢，道别以后，再一次坐上自己的舢板船，向广州进发了。 蓝旗国外洋船在黄埔下锚 坎贝尔们走了以后，那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也姗姗地来到了黄埔。雍正年间的古黄埔港，位于现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一带，在珠江的南岸。那个地方，根据番禺的地方志——《番禺县志》记载，明代的时候，便称为黄圃；雍正十年，是否已经称为黄埔，不得而知；好在黄埔和黄圃发音相同，外国的贸易者，把这个重要的地方，或者称为Vampo，或者Wampo，甚至是Whampoa，不一而足。 雍正年间，古黄埔港水域条件良好，一是平均水深达十七英尺，超过五米多深；二是河床下面的泥沙，特别适合于抛锚。如此良好的水域条件，离广州城又有一段相当的安全距离，因此外洋船向来准许停泊于黄埔。粤海关衙门，也在黄埔建造了一个关口，专司征税。湿淋淋的蓝旗国大班们，找到海关衙门，并且在那里喝了热茶，自然便是设在黄埔的海关关口，这也是粤海关监督衙门直属的正税口之一，称为黄埔口。 古代的黄埔港，周围的风景很好，岸边经常能望见金黄的稻田。往前不远，古黄埔港有个游离于陆地的小岛，因为形如琵琶，所以称为琵琶岛。琵琶岛上面，建了一座高塔，称为琶洲塔，据说是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迷信的说法，琶洲塔一带的珠江水面，常常有金鳌出没，光芒四射，所以琶洲塔也称金鳌塔，既镇妖孽，也是为行船导航的明显标志。对于欧洲人来说，首次到中国，看见这样的高塔，自然觉得十分稀罕和有趣，所以欧洲人但凡记录广州风物，必定提到这座美丽的高塔。有绘画才能的军官水手，也必定将这座琶洲塔，描绘下来。风景虽然很好，但是官府曾经有过明文规定，外洋船到黄埔，只能留在船上，不能自由下岸行走。想来黄埔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也是比较荒凉的。外洋船一来，海关衙门一造，渐渐地便有许多靠外洋船谋生的人，特别是买办和通译等人，迁住于此。荒凉的时候，洋人下船走走，大概也不成问题。但是一热闹起来，便有事情滋生出来，中外之大防，多少有点不牢靠。 雍正二年，上谕命两广总督孔毓珣，调查耶稣会士在内地传教，以及外洋船上的外国人和中国居民混杂的情况。孔毓珣彻查之下，发现洋人们在黄埔和当地民众打成了一片，显然是关系良好。为了让雍正皇帝大大地放心，孔毓珣发布命令，规定外洋船上的一应人等，在黄埔期间，一律留在船上，不得下船。另派军队守卫于船边，以防本地人上船。 禁令发表后，奏折递到雍正皇帝手中，雍正皇帝又有点担心起来了：如此一来，似乎对外洋来人，过于苛刻，毫无天朝大国的大度可言。何况皇帝本人，向来对洋人没有任何敌意。孔毓珣这个马屁，并没有拍得龙心大悦。他是否按照雍正的意思，略加放宽控制，也不得而知。反正从雍正二年起，理论上讲，外洋船上的洋人，是不许下船的。 第二年，这位总督大人再次给雍正皇帝写了奏折，说明当年共有三条英国船、一条法国船和四条港脚船港脚船称为Country Ships，虽然也是欧洲船，但是在印度注册，不拥有欧洲船那样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也没有明显的国别。到黄埔停泊；奏请派一支专门的军队，看守锚地，以严防普通的中国人上船。黄埔对于洋人的规矩，自此确立，有清一代，基本沿用。当然，从当时洋人的记录来看，规矩是理论上的，具体操作，则要宽松得多。 外洋大船在黄埔，不能靠岸停靠，而是在江中抛锚。一条大船购买的货物，至少有几百吨之多，货物如何入舱，对于当年这些靠风帆作为动力的木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行驶的稳便，必定要将重的货物，比如生锌和瓷器放置于底舱，而将轻的货物，比如丝绸放在最上面。所以外洋船不能买了什么货物便立即进舱，必须于岸边建立一个仓库，待货物买得基本齐整，才能分门别类地入舱。 这一情况，总督大人孔毓珣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如果他清楚这一情况，却给皇上写奏折说，外洋船上的一干人等一律不许下船，多少有点欺君之罪。当然这种欺君，无非是让皇上放心，并且开心。当官当到广东总督这个份上，哄皇上开心，自然是拿手好戏。所以孔毓珣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给皇上写报告，却是写得斩钉截铁：一干人等，一律不得下船。 严防中国民众上船，肯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不让洋人们下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除了皇上以外，大家都知道，洋人必定要下船，在岸上建造一个仓库，用于存放进舱之前的货物。既然是仓库，所以船上总是要派一些军官或者水手，看守仓库。生病之人，不适宜住在船上的，一般也都允许住到陆地上的这个仓库里来。 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总督大人向皇上撒了个谎，所以使得这些岸上仓库，一律不得建造永久性的建筑。每年夏秋，外洋船来，便开始建造，至秋冬之际，外洋船满载货物归国，又必须拆除。“1790年，英国公司的一位大班向海关监督申请建立永久性的岸上仓库，结果海关监督衙门予以拒绝。”如此年复一年地拆了建，建了拆，不亦乐乎。其实这种仓库，因为存放的货物很多，要求的面积也很大，如果建成永久性建筑，每个贸易季度出租给外洋船，自然要经济得多。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总督大人的小谎言，因此变成了一个必须瞒过皇上的游戏。 黄埔买办帮外洋船建造了岸上仓库 蓝旗国的外洋船在黄埔抛锚以后，也和其他的外洋船一样，第一要紧的事情，便是要找一个供应商，一是负责造这样的一个仓库，二是要采买大量的食品，既供应船上的船员，又要为返航作准备。这种供应商，也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充 当的：他们是一些特殊的商人，当地人称之为买办，洋人则一律称为Comprador，这个词汇在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当中，就是采买的意思。当买办，大概算不上是非常上台面的事情，因此要当买办，倒是不需要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许可。但是想要当买办，必须要有一个通译，也就是领有海关监督衙门执照的专业翻译，“具结”担保。具结担保的意思，就是让一个已经在衙门登记在案的通译，写张愿意为之担保的保证书，这样出了事情，一体承担责任。 找了愿意具结担保的通译，到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那里办过担保手续，买办的业务才能开张。在黄埔的买办，主要业务有两种，一是帮外洋船上的洋人造岸上仓库，二是给大船上的洋人，供应日常的食品，至外洋船离港之前，还得准备大量的返航食物。他们通常被称为“黄埔买办”。“黄埔买办”和在广州给夷馆供应食物，并且负责把货物从夷馆驳运到黄埔的夷馆买办，是不同的。瑞典学者歇尔博格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把“黄埔买办”和“夷馆买办”给区分开了。但是买办真正要接到业务，却多少要给衙门里的老爷们一些好处，尤其是海关监督的家人、书办和胥役；同时为了接到业务，也要和行商与通译们打成一片。后者和洋人接触最多，故此能够给买办介绍业务。手下则要有一帮人，通称苦力（Coolies），能够迅速地建造仓库，并且帮助洋人把货物进舱。 为瑞典公司的这条外洋船充当买办的，是坎贝尔到了广州以后，通过广州的行商找到的。坎贝尔和他谈妥的主要生意，就是让这位黄埔买办，在瑞典船停泊的岸边，先建造一座岸上仓库。双方谈妥的价格是九十两银子，大概是包工包料，一揽子的工程。照坎贝尔的话说，这比其他外洋船建造同样的一座岸上仓库，要便宜得多。 前来广州贸易的洋人，通常把这种仓库称为Bankshall，意思是“岸上的大厅”。岸上的大厅也好，仓库也好，总之是个简易的大棚子：大致的尺寸，长是三十五米半到四十一米半，宽是十米半至十二米半，面积有四五百平方。偌大的一个仓库，建造的材料，则全部是毛竹和草席。一般说来，这么大的面积当中，也隔出两个小的空间：一间用于守卫的住房，另一间，则是守卫队长的办公室兼卧室。 想来如此简易的大棚子，建造并不复杂，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何况外洋船急等着要用。那外洋船，万里迢迢，从欧洲远道而来，一路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和风浪。到了目的地以后，自然要进行全面的整修。整修伊始，先要把船上的来货、压舱铁、船帆，甚至枪炮，都要卸下来，放在这岸上仓库里。如果船上有患病的船员，这个时候也会让他们住到岸上，一是岸上生活毕竟对健康有利，二是可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传染给其他的船员。 雍正十年，外洋船上的枪炮是不用卸除的。有趣的是，和洋人不许下船的事情一样，船上是否需要卸下枪炮，也变成了一种哄皇上的游戏。是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上称，他如何命外洋之船，到港后即卸下大炮；如何禁止外洋之人，把火器带入广州，云云。在皇上面前大大地表功。 事情过了四年，到乾隆元年，刚继位的乾隆皇帝问起这件事情来，说是外洋船到港，一向是把枪炮卸下，这个办法好，应该继续实施下去。 皇上一开始较真，当大官的只好实话实说。乾隆元年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鄂弥达，这时候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承认卸下大炮的事情从来没有实施过。理由有两点：一是彼时珠江水面颇多海贼，外洋船需要枪炮，以震慑海贼；二是很多船上，大炮根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能卸下。这第二点理由，多少又有点糊弄皇上。那个时候的大炮，基本都是可以卸下的，比如瑞典船上的大炮，就可以轻易卸下。 这次蓝旗国的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只是一些呢绒布，而且数量不大。这且不说，长时间的航行，船身多少有点损坏，船帆也需要修补。这些事情，都要在到黄埔以后，抓紧时间完成，因为购买的货物，很快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运到。黄埔村那个地方，曾经有专门帮助“修整鬼船”的木匠铺和漆匠铺。见《世界目光两度驻停琶洲岛》，刊于《羊城晚报》2004年4月29日。但是雍正十年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这种服务，不得而知。想来早期的修船补帆的活，还是船上的瑞典海员自己干的。 洋人在黄埔的饮食和生活 下船干活和看守仓库的船员，毕竟是少数；大量的船员，还是要生活在船上。虽然都是职业水手，长期待在船上，想来是一件很憋闷的事情，好在不许洋人下船的理论，主要用于糊弄皇上。当地的官府，对这一条根本做不到的禁令，基本上是眼开眼闭。所以船员无聊的时候，大可以下船，在黄埔村一带，四下溜达。黄埔村也算个古老的村庄，早在元朝便有大户人家迁徙而来；当地有胡冯梁罗四大家族，也建有不少祠堂，这种有趣的中国建筑，想来也是十分吸引洋人的。 但是对于水手来说，最为美妙的事情，莫过于黄埔码头附近，有一个专门出售中国米酒的小店铺。欧洲人好酒，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瑞典水手来说，酒这种美妙的东西，乃是一天也不可或缺的。从瑞典带来的酒，毕竟数量有限，所以每天喝多少，也有限制。眼下在黄埔锚地，居然有一个卖酒的店铺，怎能不感到欣喜呢。于是乎，瑞典的船员和同在黄埔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大买其酒。 这家中国小店铺卖的酒，洋人一律称之为Samsue。这种中国酒，多半是一种米酒，但是酒性也比较烈，因为这些洋人喝了之后，变得醉醺醺的，整天吵架。吵架还不算，喝醉以后，还不分日夜，放枪取乐。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中提到，洋人日夜放枪，深为扰民。如此一来，这雍正十年的黄埔古村，又热闹，又有点乌烟瘴气。这年年底的时候，新任的海关监督大人一怒之下，下令禁止在黄埔开设卖酒的店铺。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蓝旗国的船员，在雍正十年的秋天，在黄埔基本上享受了一种相当宽松的环境。可以下船溜达，可以买酒喝，可以吵架，还可以放枪取乐。黄埔口海关的官员，基本上是和善友好的，除了不遗余力地捞好处之外，对这些洋人，并不十分管束。甚至对于瑞典公司的大班们，淋成落汤鸡的模样，深夜找上门来，也予以热情接待和帮助。话反过来，要管束这些在黄埔的洋人，必定要由他们的大班出面；而这些外洋船的大班们，正忙着在广州做生意，购买货物，未必有精力来管束这些桀骜不驯的水手。 黄埔买办，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建筑包工头：手下自有一班人，承揽一应事务。岸上仓库建造以后，或者在建造的过程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长途航行之后，船员们自然渴望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鱼肉：不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在船上很容易生病，这种观点，在雍正十年的时候，瑞典人已经十分明白。因此船到以后，黄埔买办就会向外洋船提供各种食物，形形色色，种类繁多。 从当时的购物清单上看，黄埔买办可以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和其他货物，非常丰富，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当然是食品为主，主要是鸡鸭牛羊猪肉、蔬菜和水果。在美国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的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找到的档案中， 1736年到1738年期间的一份价格单，显示黄埔买办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等货物，多达154种。 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除了通常有的鸡鸭牛羊猪肉，还有野鸡、鹅、鸽子、鹌鹑和兔肉，甚至是燕窝。海鲜有各种鱼虾、螃蟹和鳗鱼；蔬菜水果的种类也很多，黄瓜、胡萝卜、白菜，菠萝、香蕉、西瓜，应有尽有。看上去外洋船上的船员，比当代的瑞典人，吃的东西还要丰富。 有趣的是，这份清单上居然列着一些传统的西洋食品，牛奶、黄油和长面包。莫非雍正年间，黄埔村一带，已经由买办组织生产这些西洋食品了？由此可见，广州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的许多产业。更有趣的是，黄埔村除了酒铺之外，外洋船停泊的季节，还有大量的摊贩，不仅出售各种蔬菜瓜果，还提供剃头缝衣等服务。小贩们甚至能够操夷语，和洋人们大做生意。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巡抚杨永斌的奏折称：“洋船进口俱在黄埔湾泊其附近之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语者于洋船湾泊所处搭盖篷寮货卖蔬菜、剃头。”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除了食品之外，也供应一些灯油、蜡烛、木炭和劈柴，用于船上的日常生活。供应的货色虽然琳琅满目，足以满足需要，但是价格却要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出很多。黄埔的买办，显然是既要有实力，又要有点本事，能够组织到牛奶黄油这样的食品。更重要的还要有关系：一旦当上了买办，这生意就有些半垄断的性质，半垄断当中，利润固然可观，但是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还是要孝敬官府，上下打点。 公元一七三二年九月八日，雍正十年初秋季节，这样的一条来自瑞典的外洋船，停泊在了黄埔锚地。这也是这个国家垄断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广州进行贸易。虽然在靠近广州的时候，遇到了台风，也曾经迷失了方向，但是最终还是在中国官民的帮助之下，顺利地停泊在了黄埔。对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计一百三十二次的远东贸易航行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头。 一切看上去都按照这里的规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蓝旗国来船的情况，官方已经报知了在广州的海关总督衙门。船到黄埔，两岸风光秀丽。该建造的岸上仓库，也顺利建造起来。黄埔买办能够提供的食品，不仅能够补充一路航行已经吃空的货舱，而且十分丰富。黄埔的气氛也基本上宽松随意，船员们能够下船溜达，购买蔬菜瓜果，剃头缝衣，还可以买到美妙的中国米酒。酒喝得半醉，可以吵架，也可以放枪取乐。 和正常情况相比，这条瑞典公司的外洋船，到广州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因此，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未等大船到达黄埔，就匆忙带了几个大班和军官，还有那个自虎门上船的中国海关胥役，划着舢板船，夤夜赶往广州，希望能够用尽量好的价格，签下购货合同。而在广州，雍正十年的岁月，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 蓝旗国大班到达广州城外的外洋贸易镇 却说那晚，蓝旗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带领数个大班和军官，还有一位中国海关的胥役，夤夜从虎门附近赶往广州，途中遇到大雨，故在黄埔关的海关人员帮助之下，在停在黄埔的一条中国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他们告别了中国船上好心的船民，继续划着舢板船，向广州进发。 从古黄埔锚地到广州，路途不远，大概是十几里的水路。舢板船毕竟行驶较慢，大概是中午光景，终于到了广州城外的水面上。广州贸易向来的规矩，只准外洋大船上的数名大班，坐舢板船到广州；而且明确不得带火枪进广州。不过实际操作当中，在黄埔的大船上的船员，基本上都可以到广州来开开眼界，因为外洋船在广州建立夷馆之后，通常借口守卫夷馆，让船员轮流到夷馆来住上一些天，这是后话，表过不提。尽管如此，包括大班在内，洋人的活动，基本上都局限在广州城外。古代广州城的西门外，向来是外商聚集之处。关于广州城西门外的历代对外贸易情况，研究很多，雍正年间的珠江岸线，应该比现在的岸线要靠北很多。因此外贸区域旧址，应该在现在的文化公园一带。大致说来，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个地区是以一条和珠江平行的大街为中心，两边都是商行和店铺，实力雄厚的洋货行，通常建在靠水一边。这样的洋货行规模很大，靠街这边，有大门和铺面，铺面用于收购货物；行内靠江边，则建有小码头，或者称为驳口，专门用平底船，将货物驳到黄埔。船到广州，要先经过一个海关的关口，才能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关口，是粤海关的总关，称为总巡口。 总巡口就在海关监督衙门的眼皮底下，依水而建，这样从各个洋货行运出的货物，必定经过总巡口，便于稽查。但是珠江水系复杂，为了防止从其他水道走私货物，在建有洋货行的江岸西边，同样设立了一个海关的检查口，名称非常形象和直接，称为行后口。 这也就是说，在广州城西南靠珠江的一片区域，前后各有一个海关关口把守，中间沿着珠江，建造了一大片由洋货行和店铺组成的区域。这片区域，外国人通常称为镇子，Town，而把广州城，称为城，City，两者之间，区别十分清楚。但是中文当中，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广州十三行，概念十分模糊，既有指洋货行的，也有指区域的，更有指行商的。如此，暂且把这个地方称为贸易镇吧。外洋船到广州，带船前来贸易的领导人，也就是通常称为大班的，得以进入广州，在这个镇上开展业务。大班到镇上之前，先要找一家洋货行作保人，才能开展贸易，这是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规矩。所以坎贝尔等一众大班，未到镇上之前，就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讨论由哪个洋货行作保人的问题。瑞典大班们提出讨论的行商，根据坎贝尔的说法，一共是三家。当然这三家，都是大班们熟悉的洋货行。第三大班莫福德（Morford）提议应该找陈寿观的广顺行，因为广顺行眼下是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大的洋货行。坎贝尔对陈寿观倒也没有恶感，但是他想到今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下子来了四条大船，英国这样的大公司，肯定会找财大气粗的广顺行作保。这样一来，陈寿观忙着为英国公司的这四条船服务，岂非容易忽视瑞典公司这样的小买卖？因此，坎贝尔明确地否决了莫福德的提议。 上回坎贝尔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广州的时候，得以熟悉的洋货行，一共两家，一家是陈汀观的崇义行，另一家是张族观的裕源行。坎贝尔自认是张族观的老朋友，对张族观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所有行商里面，属于比较诚信的。尤其让坎贝尔感到得意的是，那条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并且在台风到来之前为他们带过路的中国帆船，先行回到广州。他们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告诉了张族观，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大班，带船而来。张族观闻讯，竟派人前去澳门等候。坎贝尔记录中说，在澳门上岸投讯的大副，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相认。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坎贝尔这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较明确的问题是，这个张族观固然是个好人，而且对首席大班坎贝尔先生相当热情，但是张族观的洋货行，一是规模不大，二是不靠江边。洋货行不靠江边，等于没有路通往黄埔。因为所有的货物，在镇上购买以后，都要通过平底船驳运到黄埔锚地，这样一来，岂非大费周折？所以张族观这个选择，也被否决。 雍正四年，坎贝尔和他的兄弟在一条港脚船上当大班，当时就以陈汀观的崇义行作保，而且就住在崇义行中。坎贝尔知道，崇义行规模不小，也正好依江而建，行里有十分便利的驳口。何况坎贝尔觉得陈汀观这个人，为人沉稳，性情很好，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为欧洲人做好服务。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坎贝尔和其他大班们一起，轻车熟路地划着舢板，过总巡口，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 洋货行行商为外洋船作保的规矩 早上从黄埔出发，中午时分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十几里的水路，竟也花了半晌的时间，也许过海关总巡口的时候，查验身份等事情，多少有点耽搁。瑞典公司的大班一到，而且为首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又是老熟人，行商陈汀观自然是热情欢迎。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洋货 行之间，向来竞争激烈，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突然找上门来，对于崇义行的老板陈汀观来说，几乎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美事，自然是喜出望外。 雍正十年，外洋船到，必须找一家洋货行作保，这是铁打的规矩。因为没有作保的保商，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史上，保商这个概念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外洋船到，洋货行的行商进行担保，是为保商；另一种是要充任洋货行的行商，必须有其他的行商担保，也称为保商。两者名称一致，意义却完全不同，应该予以区分。海关监督衙门就不予丈量船只，这样外洋船大班也就不能开展贸易。到雍正十年，这规矩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历史。从广州贸易的总体情况看，官府向来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门办事，所以外洋船到以后，申请丈量船只，征收关税这类事情，都要找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贸业务，而且身家殷实，出了事情受罚得起，自然非洋货行的行商莫属。 雍正十年，给外洋船充当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为当时有资格充当保商的，过数家实力雄厚的洋货行而已，并非所有的洋货行都可以充当保商。二是当了保商，就有眼前利益。一般说来，外洋船选定保商之后，必定要在该家洋货行内，租用夷馆。虽然外洋船的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记在案的洋货行购买货物，但是既然请了保商，甚至住在这家洋货行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少不得要向当保商的这家洋货行多买些货物。 话反过来，官府既然不愿洋人直接和衙门打交道，所以设了这保商的规矩：外洋船在广州，和官府之间的重大事情，都由保商一手操办。显然，外洋船的大班们也是不愿得罪保商的。比如缴纳货税，到衙门领取各种放关的部票等等，也必定要行商代办；保商要制约外洋船，应该是相当容易。也许正因为保商容易制约外洋船，所以官府对洋人的管理，也一体交给保商办理。出了事情，唯保商是问。 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一制度对洋货行的行商，要求不高。二十多年以后，随着官府对行商的管制日益加强，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找一家保商就显得十分困难。比如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有两条外洋船，“卡尔王子”号和“弗里德利希•阿道尔夫”号到港，当时就难以找到保商，陈寿观的广顺行等，拒绝充任保商。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后来勉强找到同文行的潘振成充任保商，估计还得倒贴银洋。歇尔博格认为，瑞典公司为此向保商支付工资。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雍正十年，广州外的贸易镇上，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风暴是风暴，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所以陈汀观还是欣然充当了瑞典公司的保商。另一方面，陈汀观也寄希望于这家新来的欧洲公司，年年来华，岁岁在广州做生意，这样能够长久地和这家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自然是财源兴隆，绵延流长了。 洋货行里的夷馆，外洋船的贸易办事处 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蓝旗国的外洋船大班，并且答应成为该公司的保商。老朋友寒暄之外，主要是讨论充当保商之后，马上需要着手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一是由保商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明已经充任保商。这是外洋船的大班们，到了广州城外这个镇上，可以开始贸易的第一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设立夷馆。 设立夷馆，就是要把这些外洋船大班们安顿下来。所谓夷馆，洋人向来称为Factory。Factory当然不是现代英语当中“工厂”的意思。从英语Factory的古老意义上理解，Factory等于是Factor的行馆意思；而这个Factor，则是代理人或者代办的意思，所以这样理解起来，夷馆就等于现在的外商办事处。 雍正年间的外商办事处，自然和当代的办事处不同。这个办事处，需要安顿大班们的住宿和生活，需要办公，也需要仓储；因为洋行的大班们收了货物，先要有个地方放起来，然后再用平底船驳运到黄埔的岸上仓库。除了功能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决定这种夷馆的形式：一是货物贵重，必须便于看守；二是清朝的对外政策很明确，所谓中外之大防，不能让洋人和中国人混杂，至少不能住在一起。 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夷馆的形式，属于洋货行里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既是洋货行的一个部分，又相对独立，便于守卫和同普通的中国人隔离。雍正十年，这种夷馆是不固定的，外洋船到，选好保商，照例在保商的行里租赁一个夷馆。这样，保商和夷馆，合二而为一。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大班们在选择保商的时候，要事先考虑到，这个行商的洋货行里，是否有靠江的驳口。因为有驳口的话，再将货物运送到黄埔去，十分便利。 雍正十年，崇义行的陈汀观，从规模和实力上看，仅次于广顺行的陈寿观，所以崇义行的规模也堪称庞大。行里专门建有不止一栋专门的建筑，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们。雍正十年，陈汀观不光给瑞典公司当保商，也给荷兰公司做保商。想来荷兰公司也在崇义行内，租了一栋专门的建筑，当作他们的夷馆，或者说办事处。 中国人把外洋船的广州办事处，称为夷馆，大抵也很有道理。夷馆虽然是中国人造的，拥有者也是中国的洋货行的行商，但是其外观和格局与普通的中国建筑区别明显。想来这是那些熟稔外贸业务的行商们，针对外洋船大班的需求，又多少根据自己的理解，特意为洋人造的。既然是专门为洋人造的，风格又有点特别，所以称之为夷馆，也算妥帖。 当时的中国建筑，一般的民居和商行，想来都是平房，但是所有的夷馆，一律都是两层楼。夷馆通常造得比一般的房子要好，而且都是两层楼。大概是因为这类夷馆，算是新生事物，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房子造得好：外墙用的是青砖和龙骨砖，楼板用的是木头，屋顶上的瓦片，则和西班牙建筑的西洋瓦片相仿佛。潘•乌斯贝克（Pehr Osbeck）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远航广州。乌斯贝克提到，建筑用的砖头，里面有木棍做的芯，这比较符合中国南方的那种空心龙骨砖的形状。更加明显的特征是，这种夷馆，通常向江岸上伸出一个大阳台；阳台下面，石柱直接打入水面。这看上去，既像中国的水榭，却又是露天的，想来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 乾隆十五年左右，蓝旗国的洋人描述的夷馆，规模已经相当齐整。显然，夷馆是个独立的院子，进门有照壁，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大门一侧，建有一个门房，门房门口，挂着竹编的灯笼。夷馆里面，是两栋平行的两层楼建筑，两层楼中间，用长条形的石板铺出一个庭院；庭院的石板上还有排水孔，下雨天雨水就通过排水孔排出到阴沟，再直接排往珠江。这样的图景描绘出来，洋货行的办事处，还是相当不错的。雍正十年，坎贝尔等人租用的夷馆，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不得而知。乾隆十三年，另一位瑞典公司的大班在日记中说，这些夷馆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样的。想来当年广州城外，专门有一家建筑行，为洋货行建造这 样的标准夷馆。所以雍正十年的夷馆，基本格局和形状，应该和十多年以后的这种夷馆一样。 从功能上讲，夷馆主要用于生活、办公和仓储。所以夷馆的两层楼，特别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性。楼下的空间，主要是用作仓库，但是在楼梯口，都设有厨房。楼上则是大班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有趣的是，夷馆一旦租下，从名义上讲，就不再称为洋货行的夷馆了，而是称为某国的夷馆，比如法兰西夷馆、红毛国夷馆和蓝旗国夷馆，等等。这和当代办事处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设立夷馆和夷馆买办 造几座功能齐全，甚至堪称漂亮的夷馆，在雍正十年前后的广州，既是洋货行招揽外 洋船的手段，也是行商们的生意经：夷馆功能齐全，出入方便，收货和发货快捷，甚至有个伸出江面的大阳台，然会吸引外商前来租用；租用和担保一体，这家外国公司的生意，大多落到这家保商手中，这也是洋货行的外商互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从夷馆本身来讲，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也是一桩生意经。夷馆造起来的时候，虽然耗资不菲，要花好几千两纹银，但是出租给洋人，收入自也不少。雍正十年前后，这等夷馆一个贸易季节的租金，以面积、条件等不同，当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纹银之间。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先到广州，花了八百两银子租了广顺行的一座夷馆；几天之后，第二条船“弗雷德里克•阿道尔夫”号又到了广州。大班们决定两条船共用一个夷馆，于是搬到了属于广顺行的另一个夷馆，规模更大一些，租金是九百两银子。 再说坎贝尔等人在行商陈汀观的崇义行租用了一个夷馆以后，立即着手进行安顿。安顿夷馆，靠的也是买办。这种买办，称为夷馆买办，和前者提到的黄埔买办，颇有不同。那外洋船，万里迢迢而来，在海上航行时间，需要半年至一年，船上自然有一应人等，包括厨师和服务生。但是在广州的夷馆，却只有若干大班和守卫仓库的军官水手，所以夷馆买办，不仅要为夷馆提供食品杂货，而且要派人照顾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起居和饮食。 如此一来，在这个镇上的夷馆买办，就不像黄埔买办那样是个建筑包工头，倒很像一个外商企业服务公司，手下有一批服务人员，一旦和大班们谈妥服务条款，一起进驻夷馆。进驻的人员中，有门房、厨师和佣人。通常有十名左右的服务人员，常驻在夷馆里进行服务。将近一百年之后，亨特在他的书中提到，官府于1824年发布命令限制这样的服务人员人数，规定每个夷馆不能超过八个。但是彼时的夷馆，已经和洋货行分离开来，成了独立的单位。等到洋人大班开始贸易，再派来一批苦力，帮助装箱和搬运货物。 雍正十年，外洋船的大班们向行商租用的夷馆，里面是空荡荡的，所以定下一个夷馆买办以后，立即需要让他提供夷馆内的各种物事。夷馆买办提供的物事中，主要是家具，却也包括很多杂物，比如床、桌椅板凳和厨房用具。有些东西非常琐碎，甚至包括木制的锅盖、风箱、将军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洋人之间，等级也十分森严：给首席大班睡的床，估计是十分豪华的，精工细作，所以要纹银二两，和一口棺材的价格相同；而给看守仓库的水手睡的，却是只值零点零八两纹银的竹床。两者相差二十多倍。 做生意的人，都要讲些派头，尤其是办事处。虽然办公只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也要布置得相当妥帖，古今中外，莫不能外。所以二楼的办公空间中，通常会布置一个漂亮的客厅，也兼作饭厅；除了家具以外，也挂上装饰画，摆上鲜花。这样一来，夷馆就有了对外的公共空间，可以接待客人，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谈生意和签合同。 想来当时的夷馆买办，办事效率相当的高。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九月八日中午到达陈汀观的崇义行，晚饭以后，就在夷馆里面接待了客人。来访的是其他外洋船上的大班们；除了英国人以外，法国人，荷兰人，还有港脚船上的大班们，都到了瑞典公司的夷馆。瑞典公司虽然是一个新公司，却有点像新酒瓶子装陈酒，领头的大班当中，很多来自其他公司，包括首席大班坎贝尔，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既然是陈酒，他们自然和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陈酒之间，互相熟悉。 十八世纪初，充当欧洲各国外洋船和港脚船的大班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多半有点冒险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同时身强力壮，抗得住长期远航生活的风浪和艰险。除此之外，这些人还是一些高明的商人，能够同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大谈生意，并且取得丰厚的利润。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一个公司的大班到达以后，其他公司的大班前去看望，多少是一种惯例：一方面，他们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互相之间，表示一下亲热和友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生意上的考虑，探听消息。 外贸生意，信息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第二天，坎贝尔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带着其他的几位大班，又回访了各国公司的外洋船，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的夷馆。回访的时候，坎贝尔带着相当明确的目的，要探听今年广州贸易的价格情况。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信息，因为欧洲船的大班们，虽然大家都成了身在万里之外的漂泊客，但是本质上还是贸易竞争的对手和敌人。所以探得的信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蓝旗国大班觐见粤海关监督祖秉圭 正如坎贝尔所说，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办事十分稳妥，有效。也许就在瑞典公司的大班到达广州的当头，也许是第二天，陈汀观就到海关监督衙门进行了申报，说明已经充任了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是雍正十年广州最重要的行商之一，和衙门的关系，一定很好，是否上下打点，尚不可知。但是他在瑞典人到达广州的第三天，就带着这些洋人，前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 是日上午，坎贝尔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带着其他的大班和军官，前往海关监督衙门，按例觐见大清雍正朝钦命粤海关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二品大员祖秉圭。海关监督衙门，也在广州城外的这个小镇上，位于总巡口的后面，在洋货行所在大街东边。所以坎贝尔们在陈汀观带领下，很快到达了海关监督衙门。 说坎贝尔去觐见海关监督大人，十分精神和兴奋，是因为他这次到广州，身份和地位大大地不同。雍正四年他和他兄弟一起来广州的时候，虽然也是大班的身份，但是算不得重要角色，是否有资格觐见海关监督，也难说得很。但是坎贝尔现在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兼首航外洋船的首席大班，虽然瑞典人主要借重他的经验，好比是识途的老马，却是这次航行中最重要的人物。 除此之外，他在瑞典的时候，还通过公司的另外股东，从瑞典国王那里，讨得了一纸“瑞典国王特命前往中华帝国全权大使”的封诏。坎贝尔是个商人，眼下既然有了这么好听的官方头衔，自然是觉得非常自豪，也多少有点拿鸡毛当令箭，要展示一下这特命全权大使的派头。 到了衙门，二堂上觐见海关监督祖秉圭。祖秉圭倒是很客气，让他们坐下，并奉茶招待。坐下以后，坎贝尔就滔滔不地说了起来，说是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国家，受瑞典国王派遣，前来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因此希望海关监督阁下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和保护，这样瑞典国王陛下就会每年派遣大船，前来广州贸易，云云。 下面这段文字，标志着中国和瑞典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接触。“9月10日：今天上午，行商陈汀观同我们一起去拜见海部，向他致意。我们通过翻译（又称通译 Linguist）告诉海部说，我们受瑞典国王之命，远道而来，旨在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进行贸易；我们因而希望他能够给予我们一切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以使瑞典国王陛下建立的公司能够不断 地进行贸易，每年都派船只到这个国家来。海部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请我们喝茶。他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且保证我们将享有所有的保护和一切欧洲人在此的所有权益； 他也祝愿我们贸易成功和财源不断。他还送了我们一些丝绸作为礼物，这是以前的海部所不曾有的友好举止； 而显然，对其他的欧洲和港脚公司的大班们，他也有如此的礼待。我们称谢后就告退了。”坎贝尔的这番话，自然是向翻译说的。 当年这翻译的水平，是否足以把坎贝尔先生的话，源源本本地翻译给祖秉圭听，很难判断，想来大意还是明确的。问题是祖秉圭一是对瑞典，或者说蓝旗国，几乎毫无所知。按照粤海关的规矩，对和外国建立邦交关系，向来也没有兴趣；二是坎贝尔觐见祖秉圭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位海关监督大人心情最为不好的时候。广东总督和巡抚联名参奏他贪墨海关税银，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这正是瑞典船的故事中最核心的情节，下文自当细述。 祖秉圭虽然心情大大地不好，但是还是很有风度。按照坎贝尔的说法，他对蓝旗国外洋船的到来，表示高兴和欢迎；承诺蓝旗国的外洋船，也将一体享受其他国家贸易者在这里的所有权益。最后，他祝愿蓝旗国的外洋船生意成功，财源滚滚。又送了这些洋人大班们几块丝绸，作为礼物，旋即端茶送客。 祖秉圭官至二品，自然是官场老手，当海关监督也有数年，所以虽然不见得熟稔外交事务，却也说得十分得体。其对洋人大班所说，基本是一些套话，放在每个国家的外洋船大班头上，都毫无破绽。祖秉圭同时对坎贝尔提出的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以及他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顾左右而言他，不置一词，也算避开了这，一政策性的话题。想来这次接见，历时很短，属于礼节性的接待，海关监督大人，总共也没有说上几句话。否则依照坎贝尔的性格，肯定要在他的日记中，大大地写上一笔。 接见虽然简短，而且是礼节性的，这次接见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坎贝尔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货真价实，祖秉圭则是大清国负责外洋贸易的最高官员。所以尽管坎贝尔是曾经到过广州的陈年老酒，尽管他是一个刚刚加入瑞典国籍不久的前苏格兰人，这次会面，还是意味着中国和瑞典两个遥隔万里的国家，有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雍正十年西洋历九月十日这一天，也就翻开了中瑞关系史的第一页。 黄埔的丈量船只仪式 祖秉圭担任海关监督时的粤海关衙门，显得效率相对很高。就在坎贝尔等觐见海关监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就通知这些大班们，海关监督大人当天将派人前去丈量船只。于是，坎贝尔一众，大清早就急急赶往黄埔，蓝旗国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关监督衙门官员的到来。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和他们同船前往。 却说丈量船只，在广州的外贸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既体现了大清王朝对外洋来船的理论和政策，又是粤海关征收来船固定税的一种方法。广州一地，向来是中国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广州的对外贸易，多少带有一点中华属国前来天朝进贡的色彩。所以这个丈量船只的仪式，十分夸张和形式化：既象征着泱泱中华大国，怀柔夷人，泽被四海，又标志着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正式开始贸易的起点。 外洋船到黄埔抛锚之后，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这种丈量船只的仪式。比如乾隆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从黄埔下碇，到丈量船只，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尔”号则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第一次来广州，“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九月八日在黄埔下碇，十一日就举行丈量船只的仪式，自然是祖秉圭领导下的海关监督衙门，效率很高了。 既然是隆重而夸张的仪式，通常是海关监督大人亲自参加。早在西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咭利国的“麦卡费尔德”（Macclefield）号船和法兰西国的“阿拉巴”（Arab）号。船到港的时候，海关监督大人索尔弼，亲自跑到澳门，前去主持丈量仪式；晚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李永标担任海关监督期间，他一年当中到黄埔主持丈量船只仪式，多达六次。这些都说明，通常情况下，海关监督大人都要亲自出席丈量仪式。 前面说过，雍正十年是个多事之秋。尤其对海关监督祖秉圭来说，因和洋货行中的一个行商陈芳观不合，闹出许多事端来，眼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效率虽高，自己还是没有亲自来主持这丈量船只的仪式，而是派了一个家人，代表他来参加。所以九月十一日将近中午时分，祖秉圭的家人带着书办和胥役，到了黄埔，并且登上了停泊在江边的“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贵族，早年就官居广西巡抚，所以府中自然有许多家人。所谓家人，大都是满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们在内是奴才，在外则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经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权力。主人官当大了，也会提拔这种奴才，出去当官。有清一代，许多官至一品、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有名的年大将军年羹尧，便是一例。粤海关向来和内务府关系密切，所以海关监督，基本上都是满洲贵族，海关监督的家人统揽关务，代替主人行使职权，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连前来贸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洋人使用一个葡萄牙语的单词Pay de Casas， 来称呼海关监督的家人。坎贝尔还特意作了解释：“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认识，应是一种管家，或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军官头目。”这种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这一节，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关监督专用的关部官船，前来黄埔。这种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势的一条船，虽然不大，但是通体漆成红色，上有船楼，充分体现了官家的威风和派头。因为是正规而夸张的仪式，所以这条海关监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时候，从船上轰然响起了一阵炮声。通常是八响，或者是十六响。 外洋船相应的保商、通译和买办，必定提早来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座椅安置停当，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开始上船。上船以后，径直坐在这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座椅上。大人落座以后，这丈量船只的仪式，算是开始了。他手下的胥役，就会在通译的帮助下，对船进行测量。这种方法，说来也算简单，无非是量出大船的长度和宽度。长度是前桅到后桅之间的距离；宽度是中桅，或者说主桅杆所在的位置，量出船体的整个宽度。两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个数值；然后根据这个数值，来确定这条船，应该属于几等船，以此征收外洋船的固定税。这种固定税，粤海关称为“船钞”。粤海关按照前朝“丈抽”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从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数值单位的税率各不相同。前后桅之间长度乘船宽除十，得出的数值，超过154。当属于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该交的固定税，不超过纹银八百八十两。丈量以后，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登记在案；自有外洋船的保商，负责外洋船缴纳这笔“船钞”之税。 船不大，过程也简单，这丈量船只仪式的第一个项目，大概花不了多少时间。丈量完毕，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开始向外洋船的大班们赠送礼物。礼物通常是两头牛，几瓮酒，有时还有几束花。牛和酒，从来是中国人用来犒赏军队的必备之物。明朝制度，凡是外国来朝贡的人，也用这犒劳军队的“牛酒”，进行招待。这里用牛酒招待远客，完全是一种慰劳的意义。清朝开海贸易，在沿用了明朝丈量船只仪式的同时，也沿用了“飨以牛酒”的传统习俗。但是明朝的时候，招待外国贡使，非常实在，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肉，半瓶酒，一斤米，以及若干蔬菜。但是在雍正十年，这种“飨以牛酒”，却完全是象征性的了。 “飨以牛酒”，从名义上讲，是海关监督代表皇上，“御赐”给外夷的礼物。正是因为这是“御赐”之物，所以要把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搞得花团锦簇，隆重热烈。但是明朝的做法，是大包大揽，你外邦小国到我天朝上国来朝贡，哪怕只是用朝贡的名义，来做生意，大赚其钱，一律都管吃管住；甚至回程的路上，吃的东西也全部给你准备好。可谓天朝之关怀，无微不至。 雍正十年，虽然也用皇上的名义，给洋人送牛酒，但是两头牛，几瓶酒，不够大船上百十号人吃一二天的，所以送礼只是一个象征意义。操办牛酒的，却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供应的买办，八成是黄埔买办。黄埔买办事先操办这些牛酒、鲜花，可能还有甜饼，等海关监督和衙门一干人等到来，让他们以皇上的名义，送给外洋船上的洋人。这些费用，应该是官府出的，也就是日后到官府报销的意思。 但是中间过手的家人或者胥役，经常要占这些买办的便宜，甚至完全把这笔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比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法兰西国外洋船的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尧告状，说是自从李永标在乾隆十六年当上海关监督以后，他的家人和书办，从来也没有给操办牛酒的买办或者通译报销过这笔牛酒的费用。因为买办不敢得罪家人和书办，所以只好抬高供应品的价格，再从洋人身上捞回来。雍正十年，家人和书办的贪墨情况也比较严重，但是至少这项费用，还是官府出的。 雍正十年，这象征性的“牛酒”，价值不过是三四十两纹银，却给外洋船的大班们下了一个套子。按前明贡市之例，粤海关初建之时，这丈量船只的第三项程序，就是外洋船回赠礼物。比如康熙四十六年，总督奏报皇上，从外洋船收到的礼物为：一箱洋酒，一箱烟草，还有一些药，大概是金鸡纳霜之类。所以清朝前期，这种互送礼物，基本是对等的关系，价值对等；同时也是因为皇上送的“牛酒”，所以洋人送的礼物，也是快马直接送往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起，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到港广州的外洋船大增；海关监督大人，他的家人、书办、胥役等等，开始大大地敲起了洋人的竹杠。任何一桩事情，没有红包，根本办不成。大概是洋竹杠敲起来的时候比较爽，所以越敲越起劲，到后来，几乎是敲得一塌糊涂。收取贿赂，成了明文。洋人毕竟是远道而来，对于官府之水的深浅，丝毫不知根底，同样受害的行商、通译和买办，却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雍正朝赫赫有名的能员杨文乾，干脆把各种名义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固定税，名曰“规礼”，计纹银一千九百五十两，一律上缴粤海关。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对瑞典船的故事也大有影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但是自雍正四年以来，因为有了“规礼”这个名堂，所以丈量船只仪式上，这第三项活动，也就不再成为规矩。愿意送礼更好，不愿送礼也悉听尊便。反正送了礼，也是要给皇上送去的，不能进自己的腰包。 三项活动变成了两项，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时间就更短了。雍正十年西历九月十一日，海关监督的家人和书办、胥役一干人，丈量了蓝旗国的外洋船后，又到另一条外洋船上，再去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下船的时候，蓝旗国的船上，又是炮声隆隆，欢送这些衙门的大老爷们下船。奇怪的是，这些人听到炮声以后，又返回到船上，对蓝旗国的洋人说，他们不喜欢放炮，希望他们不要再放炮了。 丈量船只仪式，一部分是代表皇上，“怀远柔夷”，本来是越热闹越好的事情，向来的操作，也是如此。坎贝尔等人一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肯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他们当然不能理解，此时的粤海关，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风暴。海关监督大人不能参加仪式，包括命运和主人息息相关的家人不喜欢放炮，都和这场风暴有关。 对于蓝旗国的洋人来说，包括另一条举行丈量仪式的外洋船，或许是红毛国，或许是港脚船，丈量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始贸易了。这一点，意义匪浅，毕竟洋人们到广州是来做生意的，而不是来朝贡或者考察异域风情的。蓝旗国的外洋船首次来广州，几天之内，就做好建岸上仓库，找保商，设夷馆，丈量船只仪式这些重大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非常快捷和顺利。从前后到港的外洋船看，这样的速度，几乎是奇迹。 这种快速高效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祖秉圭领导下的粤海关对夷务十分熟稔，衙门的办事作风，也算不错。祖秉圭当海关监督已有数年，想来经验也有不少。虽然他大大地贪污了海关的税银，但是领导才能，估计还是有的；另一方面，蓝旗国也算是找对了人，因为这个保商陈汀观，的确是十分干练。这样，在丈量完船只以后，坎贝尔等人立即和陈汀观一起回到广州，开始贸易了。 茶叶 瓷器 丝绸 洋人大班们在贸易镇上，摆足了大人的派头 蓝旗国的外洋船，今年到港已经甚晚，而双鹰国的外洋船，到港更晚。等他们的大班赶到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已是雍正十年的阳历九月十五日了。和法兰西、英咭利国的外洋船六七月份就到了广州相比，要差了二三个月之多。到了这个时候，洋货行的行商都知道，今年不会再有外洋船到了，因为信风季节已过。 九月份，正是贸易镇上最热闹的季节。外洋船俱各来到，所有的外洋大班都已经租下了夷馆，开始贸易。外洋大班一进货，就会从船上调来十数名军官和水手，看守夷馆的仓库。因此贸易镇上，金发碧眼的洋人着实不少：来港贸易的，有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国、蓝旗国、双鹰国和几条港脚船，总数有十七八条外洋船之多；以国别建夷馆，每个夷馆的洋人连大班加上军官水手，当在近二十人左右，这样加起来，整个贸易镇上，来往的洋人也有上百之数。 雍正十年，洋人在贸易镇上，相当自由。大班们出入可以坐轿子，派头倒有点像中国的官老爷。学术界向来认为洋人不许在广州坐轿，而雍正十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坎贝尔记载：“这样，我们的轿子等在门口，我和其他的大班们一起去见海部。”官府虽然把洋人称为“夷”，比如“远夷”、“夷馆”等，这里的“夷”字，倒也没有歧视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见官居二品的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坐着轿子去不说，按例赐座奉茶。这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品级相当的官员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觐见结束，关部衙门鸣锣相送。这种排场，可谓礼遇有加。 洋人住在广州城外，一应事务，均由大班们自决，官府基本不加干预。只要不进城，既可以到处闲逛，也允许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进城也不算一件难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一个批文，写明几个洋人要进城；二是广州城内有人发出邀请信，即可获得批准，进广州城内访客，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国签证，通常分成旅游签证和访友签证两种。 外洋船的夷馆，在洋货行里面，却又有朝街的独立门户。贸易镇上的管理，想来也是很规范的，因为晚上闭门和早上开门都有一定的时辰；蓝旗国的大班规定，从船上调派军官和水手十二名，前来守卫夷馆，定期轮换。这样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领略广州的风情。如此一来，这夷馆也俨然很有规模：大门口有洋人把守，里面有夷馆买办派来的厨子、佣人甚至轿夫，大班们出入期间，自然也很有威势，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眼中，根本就是所谓大人的派头。 既然是大人的派头，这些洋人大班就像煞是中国的大人们，对于平头百姓，引车卖浆之徒，多少要摆点臭架子，甚至公开欺负。比如蓝旗国外洋船回程的时候，得知领航的引水，同时也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领航，结果把这可怜的引水给关在蓝旗国的夷馆里好多天，免得他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先一步领航，走在蓝旗国外洋船的前面。这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因为粤海关治下的引水不止一个人，这就好比要救一个死囚犯的命，却去把相关的刽子手给关了起来，多少有点好笑。 这无辜的引水莫名其妙地给关了起来，虽然没有受到虐待，吃喝供应一应俱有，却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到蓝旗国的外洋船一切准备妥当，让他领航出关的时候，想必他也只好忍气吞声，自认了倒霉。否则和洋人大班这种大人级的人物争执起来，未必有什么好处。弄得不好，还要到衙门里吃一顿竹笋烧肉：衙门里的老爷动不动就用竹板子打屁股。 另一方面，这些洋人大班，交往的也都是些大人。一是大班之间，二是和行商之间，互相来往，当面客气得很，背后做些小动作。粤海关的官员、关部正堂、家人和书办，自然不便和洋人大班来往：一是官体，二是名声。但是和外洋贸易无关的官员和士绅，也有和洋人大班交上朋友，你来我往，十分热络的。雍正十年，坎贝尔至少有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是盐运使手下的盐场主，另一位居然是总督衙门的把总。前者八成算是士绅，后者却是现役军官。 这位盐场主是个住在广州城里的富翁。盐是国家专卖品，盐运使也算得上是高官，所以这个盐场主的地位当然也不低。坎贝尔等人和他熟悉以后，也走动得热络，先是这位盐场主写邀请信出来，请蓝旗国的四位大班一起进城吃饭，饭桌上遇到了一位总督衙门的把总，坎贝尔等人又邀请他们第二天到蓝旗国的夷馆吃饭，结果盐场主没有来，把总却如约而至。 盐场主不说，总督衙门的把总是现役军官，能够和洋人大班套交情，喝老酒，来往密切，可见雍正十年，贸易环境非常宽松，并没有把这中外之大防，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再者，中国官绅以己度人，对于洋人大班，也是以大人的身份，予以尊重和礼遇。这和日后乾隆朝晚期，处处限制外人的情形，可谓有天壤之别。 洋人大班要买茶叶、丝绸和瓷器 人际环境宽松，十分有利于贸易活动。所以船只丈量仪式结束，坎贝尔等大班立即从黄埔回到广州城外，在贸易镇上开始做生意。洋人大班的下一步，就是要购买足够的中国货物，装满这条大船。购货的原则，一是要根据带来的资金，二是按照船舱的载重和容积，按最佳比例购入在欧洲畅销的中国货。 中国货当中，最重要的乃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宗物品，永远是广州贸易的主角。除此之外，用于压舱的生锌，数量也不在少数。余下的是胡椒、藤条、黄姜和中国土布。胡椒是传统的东方香料，前一百年就由西班牙人进口到欧洲。当时的欧洲，十分崇尚中国的艺术，所以外洋船通常也进口大量的藤条。藤条分量很轻，价钱也便宜。乾隆九年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广州买了三千七百四十八斤藤条，只花了一百零九两许银子。 藤条进口以后，一般用以做藤椅、藤篮、烟斗和绅士的拐杖。但是用来做妇女束腰和撑裙的骨子，既轻弹性又好，据说是十分时髦的事情。黄姜也算是一种香料，和姜一样，属于根茎状的植物。乾隆九年同一条外洋船“哥德堡”号进口了十一点四吨黄姜。天长日久，现在也查不出当时进口以后，用在什么地方。很有可能是用于酿酒的辅料。 但是这些货品，都可以暂时放一放，最要紧的，还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样东西。所以坎贝尔等人先四处询价，伺机而动。九月十四日，坎贝尔正要带着其他大班出门，前去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广顺行看货询价，一个胖乎乎的行商前来蓝旗国夷馆，登门拜访。来客正是远来行的老板，胖子陈远来。 雍正四年，坎贝尔在广州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这个陈远来，但是坎贝尔唯一信任的副手，第二大班布朗，却在以前来广州的时候，认识这个胖子行商。雍正十年，远来行是个小行，自己并没有多少货色可以提供，但是胖子陈远来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很好，远来行多少有点像广顺行的附庸。陈远来此次来拜访，也是来邀请蓝旗国的大班，前去广顺行看货。他说广顺行的茶叶，价格向来是最便宜的。 坎贝尔和陈寿观也不熟悉，现在有胖子陈远来穿针引线，自然是从善如流。到了广顺行，见到了陈寿观，坎贝尔自然鼓动如簧之舌，使出了谈判杀价的老一套。无非是先用吹牛之法，再继之以拼命贬低货物成色。坎贝尔并不知道，陈寿观眼下正处于危难的时候，风声很紧，日子过得心惊肉跳。所以陈寿观出的价钱的确很低，武夷茶十三两一担，绿茶十两一担。即使如此，坎贝尔还是扭头就走，连说太贵。 坎贝尔这样做，多少还是做个姿态而已。他回到夷馆，再三打听其他洋货行的价格，得知武夷茶还没有低于十四两一担的价格，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广顺行的价格最好。大概做生意的人，从来不考虑面子的，所以坎贝尔立即又带着全体大班，再次来到广顺行，谈来谈去，价钱是不能再低了，但是还是占了陈寿观的一点便宜，让广顺行承担包装木箱的费用。这样，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到港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签下了第一单茶叶合同。第二天，坎贝尔等人又和胖子陈远来签订了一单工夫茶的合同。想来这种工夫茶质量不错，所以市面上的价格通常要高于二十二两一担，而陈远来卖给瑞典公司的，只算十八两一担，而且服务质量很好：一担茶叶当中稍微有点发霉，马上予以更换。所以坎贝尔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胖子行商， 是所有行商当中最诚实的一个。 货比三家和私人回扣的冲突 生意做起来了。坎贝尔的策略，一是到处跟洋货行的行商吹牛，说今年我们第一次来，不过是为了打探市场，看哪个行商的服务最好，最是价廉物美，回头要派真正的大船来贸易。这是老套的吹牛法，反正蓝旗国的外洋船的确是第一次来，这牛吹的还是滴水不漏；二是东买一单货，西买一单货，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后者当然是一种好办法，所谓货比三家是也。 比来比去，比到了资元行的黎开观那里。坎贝尔大概是单独行动，自己先去资元行询价。黎开观的资元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行，康熙年间就在外洋船的大班们当中很有名气。 坎贝尔应该在雍正四年就认识黎开观，当年肯定也随着其他大班，到过资元行。这样，坎贝尔熟门熟路来拜访黎开观，礼节上是一件很过得去的事情。黎开观对坎贝尔很客气，递茶送水，一阵寒暄。接着，黎开观带坎贝尔来到一间内室，关上门窗，这样房间里面就显得十分幽暗。这是做给坎贝尔看的噱头，意思是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这个时候，坎贝尔大概明白，接下去要谈些什么了，但是他佯装不懂，只是问黎开观今年茶叶的价格。黎开观说，他这里武夷茶卖十六两一担，绿茶十三两一担。坎贝尔闻听价格如此之高，就又拿出他的那一套话来，什么初次来到，只是试探市场云云。黎开观沉吟了一会，问坎贝尔说，那么蓝旗国的外洋船这次要购买的茶叶总数是多少？坎贝尔道，这要看价格和茶叶的质量。 看上去双方都比较老奸巨猾。第二回合，黎开观开始单刀直入了。他对坎贝尔说，如果蓝旗国外洋船的所有茶叶都向资元行购买，那么价格不需要出得比其他国家的外洋船高，他就给坎贝尔个人，一个“非常漂亮的面子”。这话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生意上的个人回扣，三百年以前的生意，也概莫能外。 但是坎贝尔开始做作起来了。第三回合，坎贝尔把自己打扮成大义凛然的样子，严厉驳斥了黎开观的做法。坎贝尔说，“我看着他的奸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地对他说”，倘若把坎贝尔看得和其他欧洲的大班一样贪图私利，恐怕是弄错了；坎贝尔先生一点也不奢望，个人要得到什么“漂亮的面子”，云云。 坎贝尔这样说着，还直盯着黎开观的眼睛，使得后者哑口无言。这是坎贝尔的一贯做派：这位苏格兰贵族后裔，最是爱好表扬自己，批评别人。所以他说的这个故事，多半也加了一点酱油和味精，好把他自己的形象烘托得非常高大。当然这种形象，是给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看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是坎贝尔提到的这个小插曲，自然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但凡有生意的地方，这种吃回扣的办法，总也是有的。 雍正十年，青花瓷很少，茶叶货源充足 和茶叶一起，瓷器和丝绸的合同，也要陆续签订了。茶叶虽然是最大宗的货物，固然需要抓紧时间购买，但是瓷器分量重，适宜于放在底舱，所以要尽早购进，这样进舱的时候就会十分顺畅。瓷器当中，最受欢迎的，当是既漂亮又素洁的青花瓷。但是蓝旗国的外洋船到得比较晚一些，据闻英国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大班们已经买走了最好的青花瓷。即使如此，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的。 坎贝尔不喜欢黎开观，同样也不喜欢如升行的大官Quiqua。他送给大官Quiqua的名头，乃是“流氓”和“撒谎的无赖”。如升行也算是大行，雍正四年就是六家“行头”之一，实力不可低估。但是讨厌归讨厌，生意还是生意，这一贸易季节中，如升行的瓷器最多，所以也只好去如升行买瓷器。 坎贝尔最讨厌的敌人之一，是蓝旗国外洋船的第三大班莫福德，他是如升行老板的朋友，私交很好，这已经足够让坎贝尔也跟着讨厌大官Quiqua的了。在他眼中，莫福德和大官Quiqua在一起，好像是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一样，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疑。所以尽管第三大班莫福德和第四大班约翰•派克（John Pike）事先和如升行谈好，每套瓷器的价格是十二两银子，坎贝尔却坚持不肯按这个价格签订合同，场面十分尴尬。 最后如升行让步，以每套十两的价格签了一部分瓷器的合同。莫福德和如升行之间是否有私下交易，实在难说得很，反正坎贝尔对谁都十分怀疑，但是大班之间内部的矛盾，却对生意多有负面影响。那蓝旗国，虽然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士，却没有熟悉远洋贸易之人。所以首次到广州贸易，派出的四个大班，全部是前外国公司的大班。却不料原来在港脚船上服务的坎贝尔和原来在双鹰国外洋船上服务的莫福德，矛盾十分深刻。 坎贝尔是首席大班，和第二大班布朗先生亲如兄弟，莫福德势单力薄，自然要和双鹰国的大班们亲近些。坎贝尔就十分怀疑，莫福德是否把双鹰国的利益，置于蓝旗国的利益之上，当然也不放心后者和行商之间谈的生意，生怕莫福德趁机中饱私囊。这样的矛盾，在如升行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就进一步激化。 此后，坎贝尔等一众大班在陈汀观的崇义行购买瓷器，也是为了给这家充当保商的洋货行多做一点业务。这也是广州城外贸易镇上的规矩：给外洋船当保商，除了出租夷馆之外，并无其他好处；倒是在官府那里多了不少麻烦。行商所图的，就是要和所保的外洋船多做些生意。这本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瓷器价格稍微高点，也算是给保商陈汀观一个面子。 但是坎贝尔在如升行大大地驳了莫福德的面子，后者也不免耿耿于怀。如此一来，当蓝旗国四位大班在崇义行准备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莫福德便以牙还牙，百般挑剔崇义行的瓷器价格，足足达几个小时之久。这样令坎贝尔固然十分尴尬，连陈汀观这样沉稳的人，也不免勃然大怒。陈汀观想来不知道大班们在如升行里的过节，觉得莫福德这样做，不是在谈生意，倒像是在消遣他。原文是：“我们到了陈汀观那里，看中了几箱瓷器。但是却用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莫福德先生的争议和对价钱的斤斤计较，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都太贵，我觉得这是他同其他行商贸易时决不会产生的一种争议。这件事情持续时间之长，令我和布朗先生都感到非常羞耻。这纯属无理取闹，因为陈汀观的价格本身同其他人一样合理。这种态度也激怒了陈汀观，他说我们不是去买货而是去同他吵架的，说完就走开了。我深感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只得告诉大班们要么买货要么走人，没必要白白浪费时间。”见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B，第129～130页。这也为日后崇义行和蓝旗国的外洋船关系彻底破裂，埋下了伏笔。此乃后话。 再说丝绸，丝绸是广州贸易中，唯一不是现货供应的商品。外洋船到港，大班们要先在相关的洋货行看样订货，按照所需的花样和数量，签下合同，并且支付一部分定金。行商在签完合同以后，再去丝绸行订购，大概需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编织完成。丝绸价值高，分量轻，固然不需要考虑舱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签订合同，等其他的货物备齐，丝绸还不能交货，就会耽误回程的船期。 大概广州的各洋货行中，经营的货物也各有所长：比如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的数量很大，价格也低；而黎开观的资元行，却以经营优质丝绸著称。所以黎开观虽然也是坎贝尔眼中众多的“流氓”之一，坎贝尔还是前去资元行投石问路。结果一问之下，非常失望。黎开观的丝绸报价价格高不说，还明言不能保证在一百一十天内交货。这本来倒是做生意的正道，所谓言明在先，坎贝尔却认为别人的丝绸，大都可以在七八十天内交货，怀疑黎开观这样说，多少是在报复。 天下的商人皆多疑，但是坎贝尔却是商人中第一等的多疑之人。这且不说，但是丝绸生意还是不能等。九月十六日，蓝旗国的外洋船和胖子陈远来的远来行签订了一单丝绸合同。这单合同不大，但是陈远来出的价钱，却非常实在，这着实让坎贝尔十分开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这单合同会很赚钱，而是坎贝尔此后和行商们砍价的时候，有了一个证据确凿、如假包换的先例：某某某，给我的丝绸价格多少银子。这是用来压价的一个好办法。当然行商们会马上戳穿坎贝尔的话：这肯定又是那个死胖子陈远来。 黄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枪作乐 蓝旗国的外洋船，虽然也有点颠三倒四的小问题，总的说来，在九月底之前，生意还可谓进展顺利。陈远来的远来行，货优价低，但是规模比较小，所能供应的货物不多；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很多，价格也算不错，所以茶叶的购买也不成问题。瓷器主要靠如升行，丝绸除了远来行以外，也在张族观的裕源行订了不少，想来也不至于影响回航的船期。 除了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签好购买合同后，陆续验货装箱，送到夷馆的仓库之中。仓库中一进货物，夷馆买办就开始用他的平底船，陆续从行里的驳口运出，再进入黄埔的岸上仓库。黄埔的岸上仓库虽然简陋，但是面积甚大，一般是先把货物存起来，等到生锌装满压载舱，大船足够稳定以后，才开始将瓷器装入底舱。 在贸易镇上的夷馆买办，手下一般都有数条平底船，专门用来在广州和黄埔之间驳运。货物驳运是一个方面，前后关口都要查货验关，所以夷馆买办也算是专业人士，既负责短途运输，也熟悉验关程序，甚至还要提防海贼的袭击。雍正十年，广州贸易规模巨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当在二百万两纹银以上，所以行业分工也甚为细致，夷馆买办，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行业。 却说大班们正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将生意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埔的大多数洋人却十分憋闷：十七八条洋船，洋人有好几千，大都却只是在船上船下活动。黄埔村小得很，虽然新奇，转来转去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因此，这些军官和水手唯一的快乐源泉，就是黄埔村那家卖中国酒的小酒铺了。想来这家小酒铺，必定是大发横财。 嗜酒如命，本来就是水手的特征，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后，未必就不再憋闷。中国官府因为当时珠江水域海贼猖獗，所以也没有收走船上的火枪，于是这些水手就放枪取乐，日夜不停。若是往年，黄埔地处偏僻，也就罢了；恰好雍正十年，是三年一试的秋闱，也不知道为什么，省城的闱场，正好选在黄埔附近的江边。那些老少秀才们，进了考场之后，耳边只听得从江中传来阵阵枪声，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 情况反馈到海关监督衙门，海关监督自然是命行商前去告知洋人大班，不得再在船上放枪。别国的外洋船倒还好，大班的管束还起点作用，唯独红毛国的洋人，大班们正在争权夺利，不亦乐乎，所以红毛国的军官水手，任凭为他们作保的行商苦苦相求，继续不停地放枪，而且在船上大呼小叫，喧闹无比。劝告而无效，主持乡试的考官就一状告到了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鄂弥达本来已经具名严参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海关税银，只是朝廷还没有反应。这件事情一出，对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折参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关总督衙门，斥责其对外夷教化不力，则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没有面子，一口恶气，自然出在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译身上：陈汀观被叫到衙门，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这位行商向来和祖秉圭关系不错，所以也不好太过于为难他。 骂完陈汀观之后，海关监督大人下令所有给红毛国夷馆服务的中国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团团围住红毛国夷馆，不让任何中国人靠近；接着，又将红毛国外洋船的通译，捉到黄埔锚地，枷号示众。可怜的通译估计还被打了一顿屁股，无比凄惨地被锁在红毛国洋人看得见的地方，以此告诫这些“远夷”。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滑稽。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 雍正十年，与其说中国官府怕洋人，毋宁说是外洋远夷怕中国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们就很怕什么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国的皇帝，不许他们再到广州来贸易。从洋人大班的记载中看，当时督抚和海关监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颇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关监督的这些年，对远夷洋人礼遇有加，也算是礼貌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关监督衙门，就是不肯直接和远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问题的关键。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行商和通译转达，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烦，而是唯行商和通译是问：抓来打屁股，或者杀鸡儆猴。这样一来，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译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来越放肆，好像中国官府只会惩治中国人，而不会直接抓住他们打屁股。有清一代，这种规矩，日后遗患无穷，给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烦恼。这是后话，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崇义行的陈汀观却弄得十分懊恼。无端惹了这种麻烦，可见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关监督大人还算给他面子，没有把他也同通译一样，给抓起来枷号示众，算是保住了脸面，可见和海关监督大人的交情，还是十分重要。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广州城内外，已经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气氛日益紧张，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陈汀观唯一希望的是，这蓝旗国的外洋船，能够平安无事，多多在崇义行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罢了。 海部大人 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和海关监督衙门 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衙门，在广州城外贸易镇的东边，和镇中间的大街连在一起。衙门前面有个广场，广场上一杆“粤海关监督关部祖”的大旗猎猎招展。广场前面是凭珠江而踞的总巡口，稽查往来船只。清初开关贸易之前，海关监督衙门原是广东省的粮道衙门，本身规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修缮扩充，最后改成了粤海关监督衙门。 康熙朝为了平定台湾，一是禁海，二是迁海，将广东福建沿海居民，迁离海边。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湾，疆域统一，沿海的民生已经十分艰难。康熙皇帝为了恢复民生计，下旨开海贸易。地方大员有反对意见，也受到康熙皇帝严词训斥。康熙二十四年，我们的故事发生之前四十六年，设立了粤海关。 上文说到，粤海关初设之时，外洋船前来广州贸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才渐次增多。外洋船大量来港，已经是雍正年间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关监督大人，更换频繁，大多数是八旗的满洲战将，丝毫不懂夷务，所以海关监督任上，几乎都没有建树。具体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书办。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兼海关监督一职。年希尧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尧。但是年希尧的官声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干。海关事务，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们，无不知道海关监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书办胥役，一应官府之人，竟将这外洋贸易，当作了大饱私囊之天赐良机，敲诈勒索的本事，可谓机智奇巧，层出不穷。 海关监督大人不谋其政，推动外洋船贸易的动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任何事情，只要红包一到，就顺风顺水；红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办不成。雍正元年，海关监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过行商陈寿观，用一个七百二十五两银子的红包，打通关节，向两广总督上书，走了一个大大的后门。红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镜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升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是重臣杨宗仁之子，向来有能干的名声；本人既当过一省的按察使，又当过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钱粮，和前任的那些满洲将军比，自然作风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杨文乾在任上三载多时间，也是第一任居官超过一年以上的海关监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这个“抚院海部”的名头，在外洋大班当中，十分响亮。 雍正年间，广州贸易的通用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即最早的所谓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虽然词汇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语的词汇，却以广东话作为语法基础。奇妙的是，广东话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并无很大差别，所以这种英语也大为流行，行商、通译、买办，也有个别衙门里的胥役，都用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泾浜英语，乃是因为语法简单，词汇量少，简单而通用。比如海关监督衙门发的部票，无论是引水持的红票，允许卸货的货票，还是最后放关的部票，一律称为Chop。对于洋人来说，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许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进行催促的意思。以讹传讹，筷子也变成了Chopsticks，在英语中使用至今。这是题外之话。 再说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全名经过简化，到了洋泾浜英语那里，就变成了Hoppo，中文再翻译回来，勉强是“海部”这两个字。研究广东十三行历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误导，把Hoppo说成是“河伯”，甚谬矣。这个名词一发明，在洋泾浜英语里面，使用的范围和频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关监督大人，也指海关监督衙门，甚至一切和海关有关的人和物，都称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关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关衙门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货行的字号和行商名字一样，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烦记的，海关监督，一律都称海部；万一要加以区别，就加上个前缀，基本上和称呼行商的办法是一样的。杨文乾的称呼，就是“抚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实兼署粤海关监督的巡抚甚多，只是杨文乾独得了此名，可见他对广州的外洋贸易，影响巨大。 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点也不领杨文乾的这个情。敲诈勒索变成了统一的“规例”，临到办事情的时候，该要被勒索的还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难，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去润滑一下，何以解决？所以杨文乾这样一来，等于凭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两的费用，而且是上交衙门，一点人情也买不到。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最刻薄的，是这位抚院海部，居然规定将所有的番银加一征收。 康熙四十七年，粤海关出台新的政策，对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税。洋人大班们虽然非常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何况带来的货物毕竟是在少数。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对进口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进口附加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文乾的第三项改革的内容，却是把这项附加税增加到百分之十，并且适用于外洋船带来的所有银元。这就是著名的所谓将“番银加一征收”案。 附加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带来的银元加一征收。前文说过，一条像蓝旗国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带来的银元之数，就合纹银八万两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带的银元要合到十四五万两。平均说来，每条外洋船带来用于购买货物的银元当在十一二万两左右。这样一笔巨大的数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响十分巨大。 番银加一征收，名曰“缴送”，对洋人大班来说，实在是官府对外洋船的巧取豪夺，忍无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们也和广州的上下官吏一样，对杨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开始，洋人抵制这个“加一征收”税的行动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凡是能够告状伸冤的机会，从不放过。雍正四年开始，在企图扳倒杨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们也出了一份大力。 官吏和洋人对杨文乾切齿痛恨，洋货行的行商们夹在中间，日子也并不好过。本来和外洋船之贸易，用红包进行润滑，效果很好。虽然粤海关税银收入很少，但是贸易上却有行云流水之感，十分顺畅，外洋到港之船，也逐年增多。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并不过于关心外洋船贸易事务。家人敲诈勒索来的银子，兴许也少不得先给海部大人奉上，这海部大人也乐得在一年的任期当中，眼开眼闭，顺便捞上一票。偏偏这个对皇上忠心不二的杨文乾，弄出了这些要命的名堂。 眼下官吏上下和外洋大班两相怨气冲天，中间没有任何润滑剂的作用，摩擦起来，倒霉的肯定是行商。因为收缴这新设之税银，责任就落在行商的头上。外洋大班如果不肯缴纳，行商就要给拉到衙门吃苦头，轻则痛骂，重则拿老大的竹板子打屁股。至于六家“行头”之外的其他洋货行，痛恨杨文乾的心思，必定也不小于官吏等人。所以大多数行商们，也和官吏、洋人大班站在一起，反对杨文乾的改革。 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广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杨文乾， 却说雍正四年始，广州城内外，一片要扳倒杨文乾的呼声。如此到第二年，杨文乾就有点顶不住了。年初的时候，杨文乾找了一个借口，上疏向皇上请假，回籍葬父。乞假葬父，当然是个借口，因为其父杨宗仁在杨文乾当上广东巡抚不久就得病身亡，上谕杨文乾在任守制。《清史稿•列传七十九•杨宗仁子文乾》。在任守制，自然也不用再有葬父之举。事隔将近两年之后，却乞假葬父，当是吃不消这官民上下的切齿痛恨，暂避锋芒。 杨文乾虽然暂时避开了是非之地，但是广州官民要扳倒杨文乾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杨文乾请假期间，广州的众人罗织好杨文乾的罪名，居然说动了福建巡抚常赉出面，向雍正皇帝狠狠地参了他一本。奏折上说，杨文乾设了六家专门的洋货行为“行头”，私下得银二十余万；贪污粤海关羡余银五万余两；放纵绸缎出洋，得银万余；番银加一征收，得银四万余两；选外洋船上的奇巧之物入署，让“行头”代卖，又得银二万余两，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不能不让雍正皇帝重视起来。 这一本，参得的确厉害：贪墨的总数加起来，达三十多万两银子，超过粤海关当时一年的关税收入数倍之多。如果所参属实，杨文乾的脑袋必定不保。但是雍正皇帝对杨文乾十分信任，收到这样的奏折，一不派钦差调查落实，二不下旨查办，居然只是上谕把杨文乾臭骂了一顿，“令愧悔痛改”。如此而已。 皇上这样处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可见雍正皇帝对广州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有可能是他出的主意，却让忠心不二的杨文乾来担这么一个恶名。把杨文乾臭骂一顿，也是安慰一下广州城的官民而已，该收的规礼和缴送，一文不少，还是照收不误。终雍正一朝，对外洋船带来的番银加一征收，都没有废止，却在乾隆元年，由乾隆皇帝下旨罢收。可见这件事情，多少和雍正皇帝有直接关系，也有可能是君臣联手，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却说皇上把杨文乾骂了一顿以后，又立即委派他到福建当钦差大臣，查办仓库亏空之事。参奏杨文乾的福建巡抚常赉，调任广东巡抚，去接手广州城内外的这个烫手山芋。杨文乾对于查办仓库亏空之类的事情，想来是拿手好戏，未几就有了结果。皇上又把杨文乾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他是“秉公无瞻顾”云云。前后对照起来，这等于是把上回骂他的时候，丢的面子给找回来了。 皇上和杨文乾演双簧，或者是对他特别信任，让广州城内外的官民，好生失望。但是皇上也知道，杨文乾和其他官员的关系，已经恶劣到了极点。前任广东总督孔毓珣，后任两广总督阿克敦，都和杨文乾格格不入，双方递上了大量奏折，互相攻讦。广州城里凡是有资格给皇上写奏折的，都将参奏杨文乾的奏折，雪花似的寄往朝廷。事隔两年之后，余波未尽。 雍正六年，杨文乾应召到北京，据说是向皇上和满朝文武解释他在广州的政策。为了有效地为自己辩护，杨文乾带了六家“行头”之一，如升行的行商，大概是有过功名的大官Quiqua，同上北京。想来杨文乾在朝堂之上是滔滔不绝，把自己的改革措施等等，说得滴水不漏，何况带来了有力的人证。这样一来，皇上自然是龙心大悦也。 皇上的龙心大悦，很是表现在实处：上谕常赉仍回福建当他的福建巡抚，重新让杨文乾回广州当巡抚兼粤海关监督。这下可是给足了杨文乾的面子。杨文乾凯旋而归，更加是腰板挺拔，无所不管：他一边巩固他的改革成果，一边继续和同僚争斗不休。同年，杨文乾参奏两广总督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广东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等等，结果这两个人到反而被他扳倒。两个人都丢了官不说，雍正皇帝还指示前广东总督孔毓珣，会同杨文乾进行彻底调查。 然而，孔毓珣还没有到广州，杨文乾却突然暴病身亡，死在了任上，也算是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隔三百年，到底是怎么死的，也不得其详，想来也不至于是被海关的胥役毒杀的。这且不说，皇上失去了一位能员干将，多少也有点悲切之情，上谕赐祭葬，也就是皇上派官员前来致祭，读一篇翰林院学士做的呜呼哀哉，伏维尚飨的文章，表示哀悼。有清一代，这也算是当官的死后殊荣之一。 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 巡抚出身的，有专折密奏之权 杨文乾的事迹，本来是雍正三年至六年的事情，但是讲到雍正十年的故事，却一定要交代杨文乾的事迹。杨文乾的三项改革，对雍正十年的故事影响甚大不说，他在广州闹得翻天，一省甚至数省官员对他怒不可遏，加上他带着行商到北京解释前因后果，使得皇上和朝中的大臣们对广州的外洋贸易，益发地重视起来。杨文乾的暴病身亡，却引出了一个人物，乃是雍正十年这个故事中的主角，继杨文乾之后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祖秉圭。 祖秉圭出身是汉军镶黄旗的包衣奴才。雍正初年，算是满洲青年当中，相当有培养前途的下一代才俊。雍正皇帝大概是非常喜欢青年祖秉圭的，两年之内，就把他从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迁道台，一直提拔到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连升四级，可谓神速。祖秉圭上折谢恩，雍正皇帝在他的奏本上批了许多诚恳殷切的话，完全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弟，加意培养。在祖秉圭的谢恩奏折后面，雍正批道：“受破格知遇之恩，当思出色之报，天经地义。 君臣之分且莫论，即常人受惠负恩尤招恶报，何况国恩乎？今已用你按察司员，竭力勉为之。少有悖恩放纵，祸不旋踵。”又借年羹尧的例子，戒之曰：“年羹尧、傅鼐朕尚执法不惜，何况尔等乎？勉之！慎之！真诚做好官之外，余无良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皇帝御批真迹》，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想来彼时年羹尧案新出不久，雍正皇帝很希望培养一些自己的心腹爱臣，祖秉圭当是上好人选。 祖秉圭的官运实在亨通，按察使没当多久，又迁布政使，当上了从二品的大员；雍正五年十月，任贵州巡抚，同年十二月改任广西巡抚，终于成了权重位高，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雍正皇帝加意提拔祖秉圭的意图非常明显，祖秉圭从知县当到巡抚，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如此升官之法，多少也有些出人意外。 祖秉圭自己，大抵也有点吃不透圣上的意思，多少有点骄傲起来了。从十月到十二月，贵州巡抚只当了两个月，就出了纰漏：当时贵州苗民造反，皇上知道祖秉圭不会打仗，所以委了祖秉圭贵州巡抚不久，急忙调了会打仗的张广泗任贵州巡抚，由贵州提督、名将杨天纵提兵平叛。张广泗还没有到任，祖秉圭在教场阅兵，放出话来，说要尽剿诸苗。苗民一听官军要尽剿，纷纷殊死抵抗。 朝廷对于苗民的政策，向来是抚剿并用，连哄带骗，只求苗民不造反，就万事大吉。祖秉圭刚刚当上封疆大吏，要抖一下威风。但是他几年之前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重大国策，想来是不懂的。他这一抖威风，在熟知苗务的将军杨天纵眼里，纯属是“不谙事机”，或者说是添乱，苗民殊死抵抗，就要发大兵征剿，兴师动众，朝廷不知要花费多少银子。 杨天纵忙于兵务，和张广泗一起终于平定了苗疆。这时候，祖秉圭在广西巡抚任上已经一年有余。但是苗疆平定，杨天纵却翻起了老账，把祖秉圭如何不懂苗务，如何在教场阅兵的时候胡说八道，如何成为这次不得不对苗民兴兵的罪魁祸首，着实参了一本。杨天纵是康熙朝就征战沙场的老将军，又刚刚平定了苗疆，立下新功，皇上对他所奏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给点面子。所以好言安慰杨天纵，说祖秉圭果然不能胜任其职，已经下旨罢退。 祖秉圭的广西巡抚当得正起劲，不料在贵州的两个月时间，居然惹下了祸根，旨意一到，无端就丢了广西巡抚的官，只好回北京闲居，闷闷不乐。但是话反过来，雍正皇帝对这件事情，也没有责怪祖秉圭，罢他的官，倒有八成是为了安慰劳苦功高的老将军杨天纵，所以用了不痛不痒的“罢退”二字。杨天纵当时已经十分苍老，至雍正九年退休，第二年就亡故了。此乃旁枝侧节，表过不提。 却说雍正七年，祖秉圭丢了前程无量的巡抚一职，在京闲居。皇上对他固然没有恶感，他也少不了动用上三旗宗亲当中的三大爷四大妈，走动人情，盼望再次起复，重新当官做老爷。事也凑巧，这年广东巡抚兼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暴病身亡，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出了缺，对于本身就是巡抚出身的祖秉圭，自然是十分眼热，上下打点的情形，估计也是有的。 上文说到，雍正皇帝通过杨文乾的官声和事迹，引起了对广州城内外的外洋船贸易的相当重视。眼下杨文乾亡故，所以要拣派一个心腹之人，前去管理这等同外洋远夷贸易的事务。这祖秉圭年纪尚轻，罢退之后，闲居在京，想来这番挫折，对他也有所教训；再者祖秉圭行军打仗自然不行，平定苗疆的事情出过洋相，但是他却一路当过知县、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处理内政，应该还是有一套的。 这是面上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粤海关监督一职，向来名义上是户部的属员，其实却是内务府所派。内务府的事情，等于是皇上的家里事情，上三旗满族宗亲当中，未必有比祖秉圭更合适的人可以充任。雍正皇帝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起用祖秉圭，任为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但是不兼巡抚，品级和巡抚相同，也是正二品，领监察御使衔，有密折上奏之权。 雍正七年起，粤海关监督不再由广东巡抚兼任，单独设立，自祖秉圭始。雍正八年，另外派了原贵州布政使鄂弥达任广东巡抚，但是祖秉圭虽然只有粤海关监督一个实职，地位却和广州的督抚并无高下之分。虽然不称封疆大吏，但是官品和巡抚一样，又可以将密折装在专用小盒子里直接上达天听，实在是一个可以和督抚分庭抗礼的官职。 祖秉圭虽然没有再次当上巡抚，但是皇上以自家人相待，又允以密折奏事之权，等于算是皇上的心之一，品级地位和巡抚一致；而粤海关又是一个和内务府紧密相关的机构，外洋船来往贸易，银钱多多，必定是个大大的肥缺。想来启程之前，皇上又秘密地有所嘱咐。如此这般安排停当，祖秉圭肯定是兴奋喜悦，带着不少家人随从，拍马前来广州上任。 祖秉圭的当官经：大量贡品、礼物送往北京 雍正七年八月，祖秉圭到任，正式署理大清粤海关监督衙门。却说杨文乾之改革，虽然勇猛精进，把外洋大班激得暴跳如雷，但是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外洋船来往广州贸易，利润丰厚，通常要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欧洲的有钱人，正对中华艺术和器物，趋之若骛，所以尽管加收“规礼”和“缴送”，外洋船到港的数量，却有增无减。 祖秉圭靠皇上大力提拔当上了大官，到底有多少管理水平，也难说得很；但是初来乍到的时候，夷务是肯定不懂的。不懂夷务，一点也不意味着当不了专管夷务的大官，这是官场的规矩。好在唯一懂夷务的能员杨文乾已经一命呜呼，祖秉圭也大可以照虎画猫，将手脚施展开来。当官的诀窍，还在下面不造反作乱，上面能够糊弄过皇上，便是上上大吉。 祖秉圭其时，也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一是外洋船到港甚多，贸易繁荣，出入银钱很多；二是杨文乾将该立的规矩都立了，该得罪的人也全部得罪完了。祖秉圭照虎画猫的时候，只要不出新招，就不会得罪于人。和杨文乾相比，祖秉圭秉性绝对不是那种狷介之人，甚至可以算是相当圆滑。无端得罪人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这当中，糊弄住皇上，是第一等的大事情。所以祖秉圭到任不久，就用心搜罗奇珍异宝，能工巧匠，源源不断地送往内务府。雍正七年，祖秉圭到任后的第一年，就选送了牙雕匠陈祖章进内务府造办处供职，后者在雍正乾隆年间，成了著名的宫廷艺术家。祖秉圭的进贡之物，有稽可查者，有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围屏二架，计二十四扇。皇上想来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 祖秉圭充当海关监督的这几年，给内务府送的西洋奇珍当不在少数。内务府的规矩，像祖秉圭这样的外放大员，一年当中当送四节：春节、冰敬、中秋和圣诞。所谓圣诞，当是皇上的生日，而不是西洋的圣诞节。祖秉圭既然是自己人，这一节自然要格外重视。祖秉圭的差使，以肥著称，西洋玩意，比如钟表、大块玻璃、呢绒布、短铳火枪、鼻烟和鼻烟壶，更是多多益善。祖秉圭也颇有机巧之心，尽选当时最时髦的摆设，就是用西洋玻璃绘画，配上广东木匠精工细作的围屏之类，中西合璧之作，使得王公贵族也趋之若骛。 雍正年间，宫中已经开始安装大块平板玻璃作为时髦，这些平板玻璃，大概就是祖秉圭年代陆续进宫的。比如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见到祖秉圭懂得孝敬，龙心不禁大悦，这也不在话下。 哄好了皇上，这官就能做得四平八稳。有史以来，粤海关监督的官，从来也没有像祖秉圭这么长的任期，想来皇上是给哄得极好的。雍正十年如果不出那场变故，祖秉圭的官恐怕还能继续当下去，何况从官声上讲，祖秉圭也不算差。自祖秉圭署理粤海关以来，关税银的收入稳步增长，雍正七年，是二十二万余两，八年升至二十八万余两，雍正九年，更是破天荒地达到了三十七万多两，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前引书。具体数据为：1729年（雍正七年），222 116855两，1730年（雍正八年），280 903734两，1731年（雍正九年），374 453233两，雍正十年无数据。这和雍正初年，粤海关的关税银收入仅有几万两的情形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粤海关关税银收入大增，其实是杨文乾打下的基础。可惜杨文乾拼着恶名播下种子，却由祖秉圭来收割庄稼。祖秉圭于关务上面，却是典型的照虎画猫，照的是杨文乾这头老虎，画出来的猫，倒也像模像样。杨文乾任用六家“行头”，乃是将官府的责任，推到洋货行头上，这样的好办法，祖秉圭自然是照做不误。他也任用了五家规模较大的洋货行，作为外洋船到港以后的保商，只是改了一个名称，称为总商，听上去更加文雅好听些。 名称好听，实质还是一样：行商们一要负责洋人的行为，二须承担外洋船缴纳关银的事项，三要帮助海关监督大人顺利完成一年四节的贡礼，四是大人辛辛苦苦来广州当海关监督，俸禄又不十分高，多少也要让大人的私人钱包有点面子。这是行商的责任，而那些总商则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洋人在广州贸易环境宽松自由 祖秉圭对洋人大班谦和礼貌； 祖秉圭为人大概是谦和的，特别是和性格狷介、爱钻牛角尖的杨文乾比较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作为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政府最高官员，性格沉稳谦和，倒是非常妥帖的一桩事情。雍正十年，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们受到他的接见，事后说起来，对祖秉圭的印象很好，说他是既文明，又客气。这样的评语，对于清初的满洲大员来说，也算是十分难得。 为人谦和是一方面，处事并不十分迂腐是另一方面。康熙朝对外洋远夷，甚是器重，固然不假，但是满洲大员当中，大端架子，看不起汉族同僚的顽固之人，也不在少数。对于洋人，特别是外洋远夷，或视为洪水猛兽，或自视天皇贵胄，不屑与之打交道，或格外苛刻，百般限制，把所谓中外之大防，看得比女子贞操还要严重，种种迷信和无知，殊为可笑。与此相比，祖秉圭算是相当落拓，从不拘谨苛刻。 洋人大班同上一任的“抚院海部”杨文乾交恶，均有怨恨之心。祖秉圭到任，基本上是采取绥靖安抚的政策：该交的船钞、规礼和缴送是一文不能少，但是其他方面，一是办事效率甚高，洋人也算满意，二是对洋人限制很少。做生意固然自由，洋人可以和任何一家洋货行签约购货，广州城外贸易镇和黄埔锚地，也任由洋人自由活动；洋人在中国店铺买酒，放枪作乐，爬上高塔鸟瞰广州城，不是特殊情况，都由得他们。 洋人大班最敏感的一点，乃是祖秉圭在礼节上，充分尊重这些贸易者，也就是以己度人，对领导整个贸易的大班们，以“绅士”相待。这里所谓的绅士，也就是中国概念中的大人。贵为二品正堂的祖秉圭大人，中国的老百姓一见面就要跪下磕头，但是祖秉圭却十分尊重这些洋人大班：接见的时候，设座奉茶，并送一点象征性的小礼物。洋人大班们自然感觉很好，对祖秉圭也多有溢美之词。 尊重和客气，甚至小恩小惠，当然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洋人大班们关于“规礼”和“缴送”的抱怨，从来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洋人大班自雍正四年起，一直觉得抚院海部规定的“规礼”和“缴送”，是让洋人蒙受了“冤枉”（Grievance），皇上肯定是不知道他们的冤情的，所以他们也千方百计要在大人面前喊冤。祖秉圭到任，这种冤枉也不知听到了多少，但是这位海部大人一律装得听不见。 洋人大班并不知道，加征“规礼”和“缴送”，本来就是雍正皇帝和杨文乾之间有默契的事情，因此，这份冤枉，就是喊破了天，也绝无昭雪之可能。祖秉圭装聋作哑，当然是上上之策，不会再进一步得罪这些洋人大班，至少使得贸易能顺利进行下去，粤海关税银不断增加，奇珍异宝源源送进宫里去。这是他当官的唯一关注。 祖秉圭虽然落拓，对洋人远夷的态度也堪称平等尊重，但是仍然脱不出中华上国故步自封的老套。雍正年间，广州对外贸易规模已经十分巨大，每年贸易总量超过数百万两白银；海关监督大人受命于皇上，是和外洋远夷直接打交道的最高官员，何况对前来广州的洋人大班平等相待，本来有一个十足的好机会，了解世界，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尤其是对欧洲国家，这是第一个知彼知己的机会。 广州城的大小官员，很多是两榜进士出身，祖秉圭是否是科场出身，查无凭据。但是毕竟和老一辈的满洲贵胄一刀一枪博得的功名不同，应该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祖秉圭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就是对外洋国家的国情不感兴趣。那些行商们，虽然能操熟练的洋泾浜英语，和外洋大班的私交很好。人之常情谓之好奇，肯定了解了一肚皮欧洲国家的情形，可惜他们一不是知识分子，二没有功名地位，皇上那里，没有任何话语权。 这是非常脱节的一种情形：一方面对外贸易进行得热火朝天，过程繁复之极，中外之间沟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上至朝廷，下到海关监督和地方官员，对外洋诸国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对于欧洲的国情，基本上是无知无识。对外洋来船，除了以旗色加之区别外，向来视为一体；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红毛远夷，不予细加区别。 再者，朝廷从来也没有把其他国家，置于和中国对等的地位：外洋船到港，仍然要搞这劳什子的丈量仪式，好像都还是来朝贡一样；瑞典国外洋船到，祖秉圭接见货真价实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根本也是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好生让这满心要和中华帝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失望。 雍正乾隆年间，广州民间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既有和瑞典人交朋友的，也有生意往来十分密切的，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证据。洋货行的行商对瑞典的认识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签订合同的时候，明白地写作“（口）瑞国”。乾隆四年，坎贝尔帮广顺行的陈寿观把一些丝绸带到欧洲卖掉，再帮他买好呢绒布带回来，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C，第55页。可见双方互相信任，关系亲密；坎贝尔回去之后，就托其他的外洋船给陈寿观带礼物，包括几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烟。美国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1740年2月10日，编号1740～31a。 民间交流这么多，但是官方对瑞典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在瑞典船的故事发生将近一百年之后，中文典籍当中，才第一次出现关于瑞典的简单介绍。双目失明的通译谢清高，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一本《海录》，里面有关于瑞典的语焉不详的几段话，这本书写作的年代大概在一八二零年。可惜的是，瑞典船的故事中，祖秉圭没有这番心思，而对欧洲各国比如瑞典已经有了相当了解的行商们，也没有能够留下片言只语，否则，我们今天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语焉不详”和“无从考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