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
隐面人 马库斯·沃尔夫 著 胡利平 译 马库斯·沃尔夫1923年生于德国，1933年随父去法国，后流亡到苏联，并加入 苏联国籍，直到1980年。1945年以苏联红军陆军中尉的身份，随乌部利希小组返回 德国，在东柏林电台当记者。1949年至1951年任东德驻莫斯科使团参赞，后回德国 协作组建东德国家安全机构。1955年升任少将。1952年以后，历任东德国家安全部 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局长、安全部副部长。1966年以后升为中将、上将，1986年退 休。 前言 第一章 拍卖场 第二章 掏出希特勒的魔掌 第三章 斯大林的学生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第五章 边干边学 第六章 启蒙老师赫鲁宵夫 第七章 混凝土政策 第八章 为了爱情 第九章 勃兰特总理的阴影 第十章 背叛这剂毒药 第十一章 谍报与反谍报 第十二章 特色任务 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第十四章 虎穴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第十六章 末日 第十七章 后记 隐面人 作者序 过去34年里，我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即使我的 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领导下的外国情报局是欧洲大陆上最卓有成效的情报机构。 我们搜集到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署的庞大军队的大量战略及技术情报，并通过 苏联情报部门转给设在莫斯科的华沙条约组织司令部。外界盛传，我了解到的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的秘密比它的总理还要多。事实上，我们的确在两位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总理的私人办公室里安插了间谍。此外，我们还有千余名特工渗透到西德的政界、 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许多间谍是出于信仰为我们工作的西德人。 我个人的一生像是一条长长的弧线。它的起点是一个无论用任何客观标准衡量 皆可说是宏伟的目标。我们这些东德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永远不 再重复德国在历史上的罪恶。首先，我们决心确保德国永远不再是战祸之源。 我们的罪恶和错误也是所有其他情报机构所共有的。如果我们有缺点，而且我 们也确实有缺点，那也是我方的特工人员过于追求圆满地完成任务，少了一点普通 人对生活持的豁达态度而犯的错误。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我恪守纪律。我们干得 如此出色，无意中竟葬送了现代德国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威利·勃兰特的政治生涯。 外国情报局归属国家安全部意味着，我本人及我的局既负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 内安全，又要与国际上的恐怖分子合作。 昔日的铁幕早已荡然无存。从我方的角度讲述这场情报战，从而能为一直生活 在铁幕另一边的人们所理解绝非易事。回顾冷战期间我亲身经历的这场独特的交锋 时，我作为输方的一员不寻求任何宽恕。我的一方曾为反对法西斯的复活奋斗过， 也曾为社会主义和自由奋斗过。这一崇高目标最后彻底落空了。但我仍然相信它是 可以实现的。我的信仰依然不变，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我本人的经历，我的观点 中已没有了往日的偏激。但我绝不是背叛者。我的自传也不是乞求宽恕的悔过书。 从50年代我接管东德外国情报部门起，一直到1979年西德偷偷搞到我的一张照 片并被我方一名叛逃人员辨认出来，西方始终不知道我的模样。为此他们称我是 “隐面人”。这一绰号给我们的情报工作和东西方之间的情报战蒙上了一层浪漫色 彩。实际情况并不浪漫。人们历尽苦难。生活充满艰险。这场主宰了20世纪下半叶 的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常常残酷无情。双方既不乞求对方的宽恕，也不宽恕对 方。不无矛盾的是，这场对峙却给欧洲带来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时间最长的和平。 双方在这场全球争夺中都犯有罪恶。和大多数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一样，我对此深感 悔恨。 通过这本回忆录，我试图从我方的角度尽可能全面地讲述一下我所知道的事实。 读者、书评家和历史学家尽可研究这些事实，或予以肯定，或提出不同看法。但我 不能接受德国国内一些人对我的指责，说我无权回顾并剖析我一生的成败功过。在 德国，有人企图借助法院及其他手段确保人们只听到历史的一面之词。我既不需要 道义上的理由为我辩护，也不需要宽恕。但在一场大战尘埃落定之后，现在该是交 战双方各自作出自己评价的时候了。 真正的历史决不能只由胜利者撰写。 隐面人 第一章 拍卖场 1990年夏天，两个德国在经历了40年的分裂和敌对之后准备统一。东西德的分 裂和敌对始于战胜国1945年建立的战后秩序，在随后的超级大国冲突中又进一步加 深。我亲眼目睹自己怀着社会主义理想而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顷刻间分崩离析。我 自己的国家东德因为有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号，处于被迫与欧洲经济 大国西德联姻的境地。结束一个独立的东德的过程已经启动。我虽然不知道一个独 立的德国对欧洲将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被通缉的 人。 统一的日子已定在1990年10月3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满目凄凉。昔日的祖 国以及这个国家的制度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被扫入垃圾堆。纪念品的搜集者们兴高 采烈地抢购着不久前东德人还自豪地佩戴和穿着的奖章和军装。我内心远没有这种 节日般的欢乐，甚至连怀旧的情致也没有。 虽然大家都是德国人，有着战后欧洲铁丝网无法隔绝的共同语言和文化，我们 之间的敌对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敌对。它不仅仅是兄弟阅墙之争，德国人反对德国 人。资本主义德国对社会主义德国的报复，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清算马克思和列宁的 遗产以及对打着他们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犯下的种种罪行的一部分。我的国 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分裂为两大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最生动体现。无论 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料想到这场分裂会结束得这样快。 我始终把领导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看做是冷战期间担负的一项特殊使命。为鼓 舞年轻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苏联歌曲谱写过一首歌，其中把他们的工作比做“看不 见的战线”。这决不是夸大其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里，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与纠集在一起反对我们的资本主义势力处于交战状态。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柏林。这里，两种制度在漫长的战后岁月里径渭分明，水火 不容。双方的战略学家和政治家均认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最有可能在 柏林打响。然而，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坍塌以及东德对世界敞开大门，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顷刻间土崩瓦解。我为之服务一生的国家轰然坍记。我做梦也 没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会是这样的结局。柏林墙倒塌的前4年，我对周围的官僚机 构的僵化深感失望，辞去了情报局的工作，转而从事写作。在重病缠身的昂纳克的 僵化领导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推行改革。然而东德局势的急转直下同样令 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终于降临时，许多人痛苦万分，向我倾诉内心的酸楚。 新闻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称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柱之一的东德安全机构的 成员是头号人民公敌。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垮掉 的政权的公民重新正视历史的痛苦过程。 1990年1月15日，愤怒的人群冲进位于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总部，发现了大 量通过特务手段搜集到的有关本国公民的档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已不复存在（我退休期间，曾有人把 我看做是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办法暂时躲开这个发着高烧的 国家。 我来到度过童年的莫斯科。这座城市曾庇护过从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来的我们 一家。我对莫斯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外界广泛流传有一个精心制定的应急计划， 帮我逃脱。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正在撰写关于1989年事件的回忆录。为此需要时 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而德国的统一很可能意味着我的被捕。东德垮台前 不久，西德正式发出了对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间谍和卖国罪。觊觎的鲨鱼正在 我周围游弋。 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西蒙诺娃安排我住在她的乡间别墅和位于莫斯科河边高 级住宅区的公寓里。从30年代起，这里就住着莫斯科高级官员的家属们。每次走进 这套公寓考究的大门，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在莫斯科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 所怀有的美好理想。忆往昔，我和父母为逃离法西斯德国而来到莫斯科。今天，眺 望着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种安全感。冬天凛冽的空气使我的头脑 格外清醒。我常常沿着阿尔巴特老区一带的狭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沧 桑，风云变幻，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德国南方孩子在不谙世事的年龄里来到这里，在 风华正茂时回到分裂的德国，再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个领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来莫斯科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摸清，东德垮台后，我们昔日在克格勃和克里姆 林宫的盟友想尽多大力量帮助我及我在情报部门的同事。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度日如 年，而莫斯科的朋友们并没有热情地伸手拉我们一把。和我们一样，他们对事态的 发展毫无精神准备。多少年来我们举杯共祝的所谓永恒的兄弟般的友谊，如今已名 存实亡。往日架设的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繁忙异常的电话热线，如今寂然无声，发 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尴尬的沉寂。 很多过去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同事给我写信，诉说国家安全部侵犯公民权利的真 相暴露之后，他们成了国人发泄愤怒的靶子，孤立无助。当遍布全国境内的监视机 构曝光时，东德人民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报总局内的工作从没有针对过1700万东 德人民，而是针对觊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可我知道，这会儿没人会有兴致搞清 楚斯塔思①下属各司局之间分工的细微差别（国家安全部被东德老百姓贬称为斯塔 思，我们情报局是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不会用这个词，我也 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们这些昔日苏联阵营中最出色的情报人员究竟能得到什 么样的帮助。 抵达莫斯科后，我照例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郊外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受到欢 迎。这里是克格勃外国情报工作的心脏。外国情报局局长舍巴尔申和他手下的高级 助手对我十分热情。我们的交情历经几十个春秋。他们拿出伏特加酒，关切得询问 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尔巴乔夫政权后期权力斗争的牵制， 克格勃再也无法给予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由于我与东德情报机构的军官、特工和鼹鼠的命运属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直接过问这件事。我获知，我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要通过费林。 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我非常熟悉他在苏德关 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受西德尊重的费林介入此事意味着我可能会带来政治麻烦。 费林接手的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既要照顾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恼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无路下投入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并未像 外界传言的那样，1986年离开外国情报局后一直与莫斯科的上层人士保持着正式的 联系。克格勃在柏林的负责人，开始是瓦西里·舒米洛夫，后来是根纳季·季托夫， 只跟米尔克打交道，避免与我接触。有人说，我和共产党内支持改革的汉斯·莫德 罗密谋策划一场政变，把昂纳克赶下台。我曾警告过费林和莫斯科的几位其他同事， 东德政权已摇摇欲坠。但我从来试图在昂纳克倒台之后对领导层施加影响，也没有 得到这方面的协助。昂纳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内一场政变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我退休以后，除了出于礼貌或昔日的情谊非请我出席不可的场合， 俄国人避免与我接触。每次我去莫斯科，与费林和舍巴尔申谈到我对东德的担忧时， 他们总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当时全神贯注于苏联的改革，已无暇他顾。柏林墙倒 塌后，事态发展一天一个样，几乎没人能跟上形势。1990年10月22日，我给戈尔巴 乔夫写信时恐怕已为时太晚。我在信里写道： 我们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贵国颁发的勋章。贵国曾称，我们为你们的 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我们处境艰难，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帮助我们。 我接下去问戈尔巴乔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东德间谍作为他同意德国统一的条 件之一。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已指示苏联驻西德大 使同科尔总理讨论我这一要求。实际上，大使只见到了科尔办公室主任特尔奇科。 1990年夏天，在西方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之前，戈尔巴乔夫曾与科尔讨论过对东 德间谍人员进行大赦的问题，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将 在高加索的阿雷西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最后敲定统一的细节。 这个答复并不让人乐观。我第一次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产生了怀疑。他总不至于把 我们这些毫无防卫能力的人交给我们的老对手西德人处置吧？ 1990年7月14-16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 的请求就同意了德国统一。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 人进行起诉的要求。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至于他也曾是 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 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 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40年来，为了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我们不 遗余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却遭到了他们最彻底的背叛。 随着东德的工业资产和各种机构开始合并或出售，另一场不为人知的拍卖也悄 然揭幕。这就是为我举办的拍卖，或者说，是为我所掌握的情报展开的拍卖。这场 拍卖的出价空前绝后：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来喊价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 宪法保卫局。就在这个机构里，我曾安插了鼹鼠和双重间谍，几十年里不间断地刺 探着它的机密。 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1945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受到波恩的科尔总理联合 政府坚强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上台执政。这是一届留守政府。它的任务是引导东 德走向与西德的统一并尽量缩小社会动荡。该届政府的内政部长是一个穿着人时、 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迪斯特尔。他起家于东德崩溃后成立的一个保守党。 此时，多年来担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我退休前的顶头上司埃里希·米尔克 已被逮捕。前东德情报机构的特工和官员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逼他们泄露机密。 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笔笔交易，以泄露东德的国家机 密换取免受起诉。他们担心，德国统一后，马上等待他们的命运将会是锒铛入狱。 每天我家的电话铃声不断，身陷绝境的人纷纷求我想办法。我得知，已有两名国家 安全部前高级官员自杀身亡。我女婿贝恩德曾在外国情报局里负责刺探西德反谍报 部门的情报。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于起诉外加50万西德马克的条件换取他们所 掌握的手下人员的情况以及他们所盯梢的目标。 他拒绝了。然而眼见自己真诚信仰的事业分崩离析，自己的政治生涯淬然结束， 他的内心受到重创，终于患了精神抑郁症并自杀未遂。和其他曾为这个失败了的制 度献身的人们一样，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他们的自信和政治 信念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塌陷。 就在此时，迪斯特尔给我在柏林郊外普伦顿的乡间别墅打电话，邀我去他家。 见面后，我看出他是在奉西德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指示行事。同其他新 政客不同的是，他不但没有对我的厄运幸灾乐祸，反而极力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气 氛。尽管前东德领土上已出现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党派（我和极端保守的迪斯特 尔先生在政治观点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他与我都曾是东德人这一背景使我们 之间残留了一丝旧情。 “一起吃顿晚饭，聊聊天怎么样？”他轻松地问我，并说他的助手会为此作出 安排。 几天以后，一辆天蓝色的宝马牌轿车来接我。宝马已取代了昔日共产党领导人 偏爱的雪铁龙和沃尔沃牌轿车，成为政治新贵们的新宠。我不禁好奇地想：这个司 机几个月前还不知给哪位东德领导人开车呢？出于礼貌，我没问。 有趣的是，我认出给我们上菜的侍者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人。“我有个建议，而 且是绝密的。”迪斯特尔解释说，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西德方面试图通过分 析前政府留下的资料掌握庞大的东德情报机构的情况，但进展迟缓。他们曾勒令19 86年我退休之后接替我的格罗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级官员菲舍尔协助分析这批杂乱无 绪的材料。但俩人既没有透露尚在潜伏的特工和鼹鼠的姓名，也没有简明扼要地说 出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西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对此极不耐烦，认为手下的调查人员 未能全面掌握我们的情况。 “东德的外国情报局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你使它运转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由 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迪斯特尔一边斟酒，一边说。他当然不 会让我白干。报酬是我将不会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诉．“坐我的车，咱们一 块儿去伯登的办公室（格哈德·伯登当时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头子）。告诉我们10 到12个至今仍潜伏在西德的重要间谍的姓名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保证你不 会受到刑事起诉。” 他告诉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见他，他可以保证我来去自由，不会 受到逮捕。显然，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建议。先由迪斯特尔出面热情款待我，然后 是伯登在几英里外等着欢迎我的光临。席间，迪斯特尔甚至还提到，我是否可以利 用我所知道的情况助西德反恐怖部门一臂之力。 该我提条件了。我首先感谢他们不起诉我的建议，但申明我要对从前的部下和 特工人员负责。 迪斯特尔很快对这场拔河失去了兴趣。“沃尔夫先生，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 们最终都得进监狱。惟一的差别是饮食待遇的好坏。”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曾效力于东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国已无权无势。至于 我，更有可能因为叛国罪而坐牢。 老实说，对方的建议对我充满诱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将意味 着牺牲那些曾为我们情报局献身的人们的自由。那些潜伏在西方的间谍一旦暴露， 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卖了他们，他们会怎么想我这个当年被他们称为“头儿” 的人呢？我对迪斯特尔的宴请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出卖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干吧！”我说。 “愿意干的人多得是，”迪斯特尔边说边转身离去。“如果你改变主意，任何 时候我都可以陪你会见伯登。” 喊价的人颇为不少。来自另一方的喊价令我愕然，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条逃往 自由之路。 1990年5月28日，两位美国绅士出现在我的乡间家门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自 我介绍说，他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献给我一个大花篮，外加一盒给我妻子的 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们送花篮用意何在，是对我表示祝贺呢？还是给我献的花圈？ 年长的那个人头发花白，面庞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装，衬衣熨烫得极平整，打 一条斜纹领带。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哈撒韦，是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韦 伯斯特之命前来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讲一口准确而略带官腔的德语。 我和妻子安德列娅退到厨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烟灰缸。安德列娇小声跟我 说：“一个官僚。”哈撒韦属于美国那种狂热的禁烟者。他极力劝我不要吸烟。我 开玩笑说，是检中央情报局内又在开展一项新运动？哈撒韦哈哈大笑，但笑声并不 热情，不过是勉强应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纪很轻，体格健壮，自我介绍说他叫查尔斯，是中央情报局柏林站 站长。可我觉得他的体格和举止更像一位保镖。他很少讲话，谈话期间从头到尾几 乎毫无表情，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懂德语。安德列娅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关越战的 电视片中看到的美国人。 他们非常谨慎，事先没有打电话与我联络，显然是担心克格勃或西德对我的电 话进行窃听。他们听说一位收集军服的美国商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出售一部分 东德军服。受东西方之间这种新的联系渠道的启发，他们决定前来拜访我。 柏林墙倒塌以后，我时常收到原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一名特工人员通过传真发 给我的信。信的内容总是非常友好，丝毫没有对我有所图的意思，完全是惺惺惜惺 惺的口吻。不过现在我不禁怀疑，他是否也在这一精心制定的计划中扮演了一个角 色。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某个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 埃伯哈德·迈尔的名字和住址，并与他取得联系，通过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待两位美 国客人。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从来不用有可能被截听的信件或电话与我联系， 而是通过种种其他办法，由我的助手传递信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让助手转告他们 到我的乡间别墅来见我。这儿比我在柏林市内的公寓更为保险。至于他们的来意， 颇费揣摩。我已退休4年，现在绑架我似乎有点为时过晚。除此之外，他们又想得到 些什么呢？ 由于不可能再得到情报机构的帮助，我不得不按照这一行的起码规矩，在房间 的夹板中安了一台录音机，将整个会面过程偷录下来。任何对间谍手段略知一二的 人都懂得，会见敌人时必须录下全过程，以免日后受到讹诈。 哈撒韦与我闲聊了一会儿，对德国统一后我的处境和等待着我的厄运表示同情。 他对我倍加赞扬，称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首脑之一。 我感觉到，他其实对我十分了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实面目。果不其然，他 用了情报这一行中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先主动透露了一点关于他个人的情况， 期待着我会投桃报李，透露给他更重要的信息。他说，50年代他曾被派驻西柏林， 密切跟踪我早期的情报工作。根据他的谈话我推测，他肯定还当过中央情报局驻莫 斯科站站长，虽然他没证实这一点。 “你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哈撒韦说。 我暗想，先来胡萝卜，大棒在哪儿呢？我们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还不顾客 人的反对吸了烟。他们显得很痛苦。最后，我的耐性终于磨没了。 “我说先生们，你们两位不辞辛苦，亲临寒舍，不是只为了恭维我吧？你们肯 定对我有所求。” 他们两人咧嘴笑了，为我的点破窗纸而如释重负。哈撒韦开口说：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不过，假如你想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话， 可以找我。没人会知道。作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不成问题。” 我的大脑一接触到这种隐语，就飞速转动起来。眼前是一位来自冷战时期我们 的头号敌国美国的使者。他表示愿意向我提供庇护，使我免受他们在北约组织中的 盟国、一个统一后的德国对我的报复。 接着，他又用流利的德语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我开玩笑说：“西伯利亚也不错。”当时觉得，真实生活中间谍之间的对话， 有时倒很像是来自间谍小说。 大家哄然大笑。这使我有短暂的时间思考一下。 “问题是，我不了解美国。对我来说，在美国生活很难想象。” 哈撒韦说韦伯斯特想请我去弗吉尼亚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他谈一笔交易。他 接着说：“你可以化化装，或做个整容手术，如果这样使你感觉更安全的话。” 想到我干了一辈子特工，晚年竟要重新拣起新手们玩弄的这种小把戏，我强忍 着才没笑出来。 “我对自己的长相挺满意。”我回敬了一句。 哈撒韦又干笑了几声。他接着又说，还会给我数目很大的一笔钱。我们没有讨 论细节。但我知道，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驻柏林站站长以100万美元的价码，要我 手下负责搜集美国情报的官员罗加拉向他们出卖他所掌握的情况。他拒绝了。我们 不失礼貌地谈论了共产主义失败的后果以及我主管的情报局享有的盛名。 “当然，”他说，“也得帮我们个忙。”哈撒韦说。 我担心他们会像西德人一样，要我用人名单换自由，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想出 卖任何部下。 “这样做当然对你也有好处。”哈撒韦说。 他的这番话不幸惹恼了我，也许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当年我自己曾用过的对付 间谍的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先生们，你们现在玩的这一套，我见识得多了。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 全知道。你们对伙伴的期待很高，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一个人要有点耐心。 一切谈成之前，通过交谈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我这是用最文明的语言表达了我内心的想法。我真想告诉哈撒韦，他全搞错了。 看他跟我说话那副样子，好像我是个可以任他买卖的无名小卒。我想直截了当地告 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像我俩这样的情报老手，要谈也要有个谈的样子。 “可你必须帮助我们。”哈撒韦又重复了一遍。 “如果是我主动找你们的话，你说的不错，”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恼怒。“那样 的话，你就可以问我给今晚的聚会带来了什么。可我并没有找你们，是你们来找的 我。” “对，对，”哈撒韦急忙说，“是我们上门来柏林找你。” “讨论这样的问题总有个限度，”我说。“我的底线是不出卖任何在我手下干 过的人，不提供任何姓名。假如你们还想和我谈的话，就正式邀请我去美国。那样， 我们就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正儿八经地谈。做任何决定之前，我先要看看你们的国家。” “可你在此地很不安全。”哈撒韦打断我的话说。他提醒我，如果我留在德国 的话，再有几个星期肯定会被逮捕。我深知这一点。 “俄国总是可以去的嘛！”我答道。 听到这话，他马上警觉起来，感觉到也许除他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对 手在争夺我。 “别去莫斯科，”他劝我。“那儿的日子苦得很。替安德列娅想想。到一个能 过舒心日子的国家去。你在那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和写作。依我之见，眼下你只 有去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与在德国坐狱相比，在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的阳光下，舒舒服服安度晚年的 确显得非常诱人。可我仍担心自己给中央情报局送上门去做人质。假如他们决定拧 紧我这颗螺丝怎么办？他们恐怕也给这次会谈录了音。一旦日后关系搞僵，他们随 时可以说这次会见是我捏造出来的。我希望深谈之前他们能作出更大的承诺。所以 我提出以某种形式邀请我去美国，也许可以由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出面。 我的客人不太喜欢这个建议。他们解释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规定，每年只能 请一定数量的外国客人，很难超额。实际理由恐怕是，他们担心西德方面会发现这 笔交易。事成与否姑且不论，美国人拉拢像我这样一位敌对阵营里的老资格高级官 员为他们做事，本身就是对其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的重大欺骗行为。我建议找一 家听话的出版社或电影公司，让它出面以作家身份邀请我访美。这是一条早已为时 间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秘密途径。当年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肯定 会这么干。中央情报局找到某个机构，通过它向我发出邀请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作 成交易，我的访问随即也就变成永久居留。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哈撒韦摇了摇头，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我无需直接背叛 手下的人就可以为中央情报局作出重要贡献。我慢慢意识到，他们和西德人不同， 对我在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我对克格勃和苏联情报机构 内部情况的了解。 “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央情报局哪个部门的，但我可以猜测。你们是不 是想从我这儿了解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想尽快结束这场开始令我感到厌倦的 谈话。 哈撒韦终于言归正传。 “沃尔夫先生，”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来找你是因为知道，你掌握的情报 有可能帮我们侦破一桩大案。我们正在寻找潜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一个鼹鼠。他给 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85年前后出了一连串的事。不仅在波恩，还有其他地方。 这些地方你都熟悉。我们损失了一些人，大概30到35个，其中5、6个是安插在对方 情报机构里的。” 哈撒韦似乎很熟悉苏联情报机构，知道谁主管外国情报工作。我由此推测他是 美国反谍报机构中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们不失分寸地聊起一些著名的苏联叛逃人员， 如佩尼科夫斯基、戈尔迪耶夫斯基和波波夫等。由于他们的背叛，美国人对苏联的 间谍活动一直了如指掌。哈撒韦对我的一位苏联同事，负责国外反谍报活动的基列 耶夫将军赞赏有加。我曾与他一道策划了针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哈撒韦好像 对我们的活动有所了解，想引我谈谈有关费利克斯·布洛克的情况。布洛克是一位 美国外交官，中央情报局怀疑他被莫斯科收买。由于缺少证据，一直未对他提出起 诉。我估计中央情报局已经仔细研究过我与克格勃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猜测我有 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寻找的这个鼹鼠的真实身份。 可我并不知道。苏联人对这类情报守口如瓶。同样，我也不会向苏联透露我手 下的重要鼹鼠或间谍的情况，尽管我们表面上是兄弟般的伙伴关系。充其量只会羞 羞答答地告诉对方，敌人阵营里有“我们的人”。仅此而已。 哈撒韦的率直坦言以及拼命想把我拉入美国阵营的劲头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自 己内部有鼹鼠感到极度恐慌，他们在这件事上有求于我肯定觉得很丢面子。况且， 他们来找我还冒着触怒西德盟友的危险。情急之下，哪怕是最牢固的意识形态朋友 之间也会出现裂痕。 5月29日，两人又一次登门。但在正式邀我去美国一事上仍毫无进展。哈撒韦表 示将向韦伯斯特汇报。如果我想继续探讨此事，可以找他联系。显然，他们指望我 在随时有可能被捕的情况下会同意现在的条件，投在他们的羽翼之下。这时，查尔 斯开始插话。他向安德列娅介绍了美国生活的诱人之处。临走前，他们留了一个直 通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免费电话号码，互相交换了今后接头的暗语。我没有向他们提 供任何情报，也没有做任何许诺。我知道，他们选择了等待。我的境遇只会每况愈 下。 8月中旬，西德通过迪斯特尔出面提出的交易已彻底流产。我的选择范围急剧缩 小。中央情报局显然也猜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同一渠道再次与我联系。我们又一 次在我的乡间别墅会面。哈撒韦重提他小心翼翼称之为我的“不利处境”。他告诉 我，韦伯斯特仍不同意向我个人发出邀请，但以帮助他们寻找中央情报局内的鼹鼠 为条件换取我在美国得到庇护这一条依然不变。这一次，查尔斯比上次话多。他解 释说，如果我决定寻求他们的帮助，就让我的妻子安德列娅去柏林市西面的动物园 车站，在那儿拨一个免费电话号码。接通后自称是格特鲁德，说：“我找古斯塔夫。” 柏林这边就会作出安排，帮我逃离。看来，眼前这个自称查尔斯的人在柏林负责我 的案子。 我从他的这番话推想，只要一提到格特鲁德这个暗号，马上就会同时接通中央 情报局总部及该局柏林站的电话。随后把我偷偷送出德国不会太难，很可能是坐飞 机，苏联就是用一架军用飞机偷偷把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送到了莫斯科。我禁不住 慨叹，19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我曾随首批东德共产党员从莫斯科飞回德国。45年 后的今天，假如我真的在美国人的掩护下飞离柏林，那实在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 局。 9月底，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是在我位于柏林市区的家里，但美方并没有 加码。 此时，西德的检察官急不可待地宣布，10月2日半夜将派警察上门正式逮捕我。 一家名叫《图片报》的小报派人找到我，提出替我支付律师费用，条件是由他们独 家报道我被捕的全过程。我答复说，可以考虑。我已看透，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马 戏，我无意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我告诉这家报社的记者，我没有离开德国的计划。 这也差不多是实情。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够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可无处可去。由 于我拒绝了波恩提出的出卖同事的要求，留在德国而又不受逮捕坐牢的可能性实际 上已经不存在了。 此事过去很久，我才知道让中央情报局如此头疼的这名鼹鼠的真实身份。他叫 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是美国情报史上危害最大的一个叛徒。艾姆斯专门负责侦破 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反谍报活动。他利用工作之便向苏联人出售美国间谍的名字，从 而导致苏联境内的美国情报网全部瓦解。9年中，他利用这一职务以及后来在禁毒司 的工作便利先后向苏共政权和叶利钦政府提供情报，共领取270万美元，成为有史以 来身价最高的鼹鼠。中央情报局派来见我的人绝不仅仅是威廉姆·韦伯斯特的特使， 而是加德纳·哈撒韦，前美国反谍报机构首脑。他在首次拜访我的几个月前刚刚退 休。这都是后话。 哈撒韦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资深官员。他刚上任一年，就不断显露出苗头，中 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身居要职的叛徒。中央情报局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美国在 苏联境内的特务人员损失惨重。10人遭处决，另外几十人被判长期徒刑。他们还十 分清楚，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叛徒仍在源源不断地泄露着美国的机密情报。哈撒 韦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略为做了点调查，哈撒韦这个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刚刚退休。作为一 个退了休的前情报官员，我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类人，无法在退休前 与退休后的生活中间划一条线。我们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当是做做园艺，度度假， 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哈撒韦退休后仍然一直试图解开在位期间没有解开的 一个致命的谜：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这个叛徒到底是谁？这个谜至今搅得他不得 安宁。我还记得他坦言中央情报局还未侦破此案时凝视我的眼神。亲自跑到柏林夹 请一个从前的敌人帮忙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极大的伤害。可他无论作为一名情报官 员还是一个普通人，已经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为侦破此案，他专门成立了一个 班子，起名为特别工作组，连中央情报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员主要由退 休人员组成，以防泄密。其中有一位妇女，任反谍报高级分析员。不管在中央情报 局还是任何其他情报机构，像她这样的人均不多见。她曾参与破获在中央情报局内 隐藏达30年之久的中国鼹鼠。这个班子里的人知识极为全面，给我印象很深。它的 人员少得不能再少，换了我也会这么做。使用退休人员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 情报局内苏联司的人有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把这个鼹鼠也吸收到班子里来。所有 这类反谍报工作都应遵照一个方针：蹑足而行。 艾姆斯最终是被中央情报局的对头联邦调查局挖出来的。我觉得，哈撒韦没能 侦破此案恐怕并非因为经验或知识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正如 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此人属于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责他没有挖出蛀蚀美国情报 机构的这条蠢虫。抓叛徒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事后人们总觉得这事没什么了不 起，各种线索似乎就摆在眼前，但这只是破案之后的感觉。 观察怀疑对象是否有反常行为是查找鼹鼠的正确办法。然而每一行里都会有人 酗酒、行为不轨、婚姻不和、怀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涩等问题，更不用说 神经高度紧张的间谍这一行了。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秘密环境中。 受此影响，他们常感到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不适用于他们，尤其像中央情报局内同 苏联打交道的人。他们对敌手的思维方式了如指掌，潜移默化地受到对方的影响。 特别是有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满腹怨气时，他对祖国和自己单位的忠诚就会一点 点地受到侵蚀。艾姆斯就是一个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苏联招募为特务后，负责他的人是苏联驻美大使馆内克格 勃的驻地代表安德罗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员）。一年后，伊万·格罗马可夫 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是克格勃德国科（第一总局第四司） 科长。我知道他懂德语，但一点不知道他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说他去华盛顿工 作后，颇感吃惊。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镜厚得像瓶底，天性快乐，喜欢高声大嗓地 为克格勃的成就举杯祝贺。我从未跟他谈过他手下的这个王牌特务，但不难想象， 刚在敌人心脏安营扎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门来会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为吃惊，没想到他出卖情报如此之久竟未被发现，也没想 到美国的反谍报机构无能到这个地步，万般无奈之中竟然请敌方的情报首脑帮助破 案。 或许有人难以理解，我居然愿意坐下来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谈。我并不想离开德 国，也公开宣布过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为冷战中胜利的一方用他 们的法律审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见，这种做法有报复之嫌。中央情报局建议的 诱人之处在于，我可以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日子里暂避风头。我清楚，统一后的头 几周或几个月里，报复的欲望最为强烈。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去俄国。逃到莫斯 科会给公众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不愿留在一个新的德国。国内要求审判我的人 会闹得更欢，借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为了把间谍的名字告诉苏联人。1990年我在莫 斯科逗留的两个月里，外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言。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最关心的 是争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干过的同事、特工和鼹鼠免受起诉，根本无暇在苏联人 那儿扮演中间人。 当初中央情报局如果愿意邀请我去美国，我是会认真考虑的。这不失为一条富 于戏剧性的出路，虽然对我来说只是权宜之计。然而我担心的是，假如不经正式邀 请就飞到美国，一旦交易谈不成，中央情报局可以说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并以此 要挟，逼我按他们提出的条件合作。中央情报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为我急于投 奔他们，不惜置自己于每一个聪明的叛逃者都力图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敌手的领土 上谈判条件。虽然哈撒韦9月26日就专程来到柏林，我们也备好了行装，但最后一次 会谈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无论美国人、俄国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注意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顾神不知鬼不 觉地加入到这场奇特的拍卖中来。此主儿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在 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身居高位是很不寻常的事。准确地说，我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 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但根据1936年颁布的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这一半的犹太血 统也会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们全家没有经法国逃到俄国的话。根据我所受到的意 识形态教育以及冷战造成的敌对与隔阂，我本来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可我始终对 犹太人的事很感兴趣。受家庭的影响，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虽然我并不信 犹太教。 我和特拉维夫的接触很晚才开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众集会并在 会上呼吁更换现任东德领导人。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艾琳·龙格的女人。她是 一位学者，也是犹太文化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80年代成立于柏林。在此之前的几 十年里，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东德国内的犹太传统文化 受到压制。我接受了艾琳的一次采访，采访内容登在一家以色列报纸上。我还应邀 作为来宾参加过她们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除此之外，我并没多想。 1990年夏天，她突然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犹太教士想结识我，他是 耶路撒冷犹太教正统派中的一位高级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安 息日在日落后就开始了，他来不及登门拜访我。但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我俩在电 话上互致问候，约定下次他来柏林时再见。时隔不久，他又一次来到柏林，称此行 主要是访问犹太人文化协会。我请他到我位于市内的家做客，他准时到达。此人50 开外，戴一顶宽边黑礼帽。此外，从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统教派犹太人。魏因 曼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犹太背景，昔日经历过的迫害，以及在德国面临的一场政治官 司的情况。对于我过去的职业，他十分谨慎，避而不谈，但问我是否愿意访问以色 列。我开始怀疑魏因曼对我的兴趣是否完全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 列《新消息报》的邀请，要我出访以色列。 我打听了一下有关魏因曼的情况。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说，他年轻时曾在摩萨德 里干过。魏因曼本人马上对此加以否认，说他曾在以军服过役，但从未搞过情报工 作。我俩之间于是电话不断。我期待着对以色列的访问，同时想象着波恩、莫斯科 和华盛顿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现的头条消息时，会是何等的沮丧。我猜想，摩萨德可 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关巴勒斯坦各派别以及他们活动的情报。其实，这方面的情 报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决定到达圣地之后再亮底牌。无论如何，访问以色列是一 条逃离德国的新途径。对一匹白送的马，就无需掰开嘴看牙口了。 德国统一前两周，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电话。听上去他情绪低沉，口气尴尬。 他告诉我说，访问以色列的事黄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书，批评摩萨德和它采用 的手法，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那家报社为此对我的访问失去了兴趣。这消息来的真 不是时候。我顿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刻胆怯了，显然是担心我的出访会损害他 们与西德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无论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也无法弥补这一损 失。又一扇敞开的大门砰然关闭，但特拉维夫并没有完全切断和我的联系。魏因曼 打过几次电话后，我又接到这家出版社的电话，提出晚些时候给我发签证并提供机 票。我让他们在维也纳准备好签证和机票。几周后，我打电话核实是否有我的签证 和机票，结果发现没有。如果在此之前确有一张机票的话，它也被人拿走了。 风声鹤唳，形势越来越危急，德国当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进监狱。天涯何处 能栖身？栖身的代价又是什么？我的面前没有一条可走的路。时间在飞逝！ 隐面人 第二章 逃出希特勒的魔掌 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88年生于莱因省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家庭。年 轻时，父母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犹太牧师。他不肯从命，非要学医。1928年时，他 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年他40岁。他选择这一信仰是曲折一生的结果。 他不属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那批德国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兼犹太 人的家庭背景我爷爷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深受托尔斯泰、斯特林堡、 厄普顿·辛克莱、尼采和克鲁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响，曾在和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之间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德皇的军队里服役，身负重伤。从军期间， 德国军官团的冷酷和骄横深深刺伤了他，助长了他的激进倾向和反民族主义情绪。 他对1918年试图建立一个正义、平等社会的德国革命者遭受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 最初几年的状况深感失望，于是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所宣扬的追求社会和经济和谐 的理想。 但是，我们家一贯有激进的传统。父亲常对我说，他的政治教育从5岁就开始了。 那年，他的父母带他观看德皇出席为19世纪德国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修建的纪 念碑落成典礼。四周的群众对皇帝欢呼雀跃，一个个伸长脖子，争相一睹纪念碑。 祖母把他举起来，绷着脸说：‘弗里切（弗里德里希的呢称），你看到的这个人根 本不是什么英雄，他是个射杀工人的好战王子。”她指的是1848年弗里德里希·威 廉对德国革命者的血腥镇压。我母亲埃尔泽也有反叛精神。她是莱因省一个金发碧 眼的女郎，比我父亲小十岁。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一个犹太人。 甚至死后，我父亲仍然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波恩南边有一个小镇叫新维德， 坐落在莱茵河畔。在小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块纪念铜牌，上面刻有我父亲的出生日期： 1888年12月23日。附近的一条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一百年诞辰。这块 铜牌在小镇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因为我父亲不仅仅是当地深孚众望的医生和 剧作家，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把他这样的人当做家乡英雄来纪念，在生活舒 适的西德小镇中并不多见。 东德垮台后，我终于有机会重归故里。漫步在位于自己国家另一半的小镇的街 道上，我心中一片迷茫。对于脚下这块土地，我所知颇多，所见却甚少。冷战期间， 我从未到过西德。任东德情报首脑的几十年里，只有偶尔几次到过社会主义阵营以 外的地方。每次都负有重要的情报使命，通常是与因安全原因无法来东德的间谍见 面。 1923年1月19日，我出生在黑兴根，一个位于德国西南部产粮区的小镇。当地居 民信奉天主教。我出生时，通货膨胀正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每次父亲的病人用 黄油、鸡蛋支付诊费的时候，父母都会偷偷松口气。我们的家庭气氛活泼快乐。在 不苟言笑的当地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有点古怪，可我们不在乎，搬到德国南部与瑞 士接壤的赫尔施泰格后，依然我行我素。 父亲是个健美狂，还是早期宣扬自然主义的少数人之一。受他的影响，我们的 家庭照中有不少父亲、我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康拉德赤身裸体地做屈体运动的照片。 同学们看了这些照片咯咯直笑，可我和弟弟觉得这很正常。我们的不少裸体照片在 父亲的著作《自然康复法》中还被当作人体解剖插图。该书是我们住在赫尔施泰格 期间完成的。父亲在书中谈到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一个人健康的影响。后来这些思想 极为流行，今天人们称其为预防医学。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被视为旁门左道，医学 界对他不以为然。父亲对许多病因的分析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以及穷人生活境况的广 泛关注，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然而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畅销数万册，几乎成为不懂医学的人的医学保 健手册。由于它流传甚广，后来竟逃脱了纳粹对犹太人著作的禁令。靠这本书的收 入，我们全家搬到了斯图加特一栋舒适的房子里。斯图加特是一座艺术气息浓厚的 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风气自由的宫廷时代。 我母亲性格恬静温柔。然而无论是纳粹粗暴的抄家，还是斯大林时代秘密警察 对我们的搜查，她都没有被吓倒，显示出她性格中刚强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 一个遭通缉的人住在家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坏。在 莫斯科躲避纳粹迫害期间，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在伏尔加地区被捕。母亲听说后， 马上从莫斯科赶去，把她接回家来。 父亲因为有外遇或政治活动，经常不回家。我们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但父亲常 写信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信对我影响 很大。毫无疑问，少年时代，他是政治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母亲为他的外遇痛苦 万分。他和这些女人生儿育女，给我和弟弟添了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 自己的孩子冷战时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由于父亲 当年的艳遇，我的亲戚遍及德国、俄罗斯和美国。 人们对父亲的婚外恋议论纷纷，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时候，父亲过 上一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又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对此，我 们早就习以为常。母亲对这些非她生养的孩子十分宽厚，把他们当做家庭一员。父 母的婚姻并未因父亲的婚外恋而破裂，一直保持到1953年父亲在东德去世。 父亲在政治上极为活跃。1928年，他退出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德国共产 党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斯图加特市议员，赢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1929年， 他写了一个旨在支持人工堕胎的剧本《氰化物》，为此坐了几天牢。他因这一事件 成了德国国内激进政治的代表人物。1931年他再一次入狱，被指控施行人工堕胎手 术以谋私利。法院撤销了对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后，他俩离开德国，前往苏 联。同年重返德国。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进一所参照当时思想开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针办的学校。 校方鼓励我们接触农村，大胆思考。因为父母那时都是共产党员，我和弟弟早在德 国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少年先锋队。我们自豪地戴着红领巾，倾听有 关“伟大苏联”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响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父母的素食习惯除外。同学们午饭盒里的熏肉和德国香肠令我和康尼馋涎欲滴。 弟弟说：“长大了，我非吃整整一头牛不可！”父母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身体健康 的重视，当然还有他们激进的政治观点，给我们留下了终身的影响。这反映在西南 巡回工人演出团上演的我父亲写的反映农民和工人斗争的剧本里。希特勒上台前后 的那些日子里，我整天东跑西颠，或为罢工的金属加工工人募捐，或参加宣传鼓动 活动，或挤在成人堆里听他们激烈地辩论政治，俨然觉得自己是一名政治斗士。 作为父母均是共产党员的德国孩子，斯大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既富于智慧， 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话故事里心地善良的魔术师一般。我常想象生活在 “伟大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苏联的正式国名。我 觉得这个国家一定是白雪皑皑的世界，人民善良，还有魔法师暗中相助。弟弟则更 善于形象思维。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画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肖像。他笔下的 斯大林看上去像是童话里的好汉。 1933年国家社会党人上台后，我们在德国开始度日如年。纳粹焚烧柏林国会大 厦后栽赃共产党人，德国各地随后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亲既是犹太人， 又是共产党人。为了躲避危险，他逃到奥地利。我家而后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 没好气地顶撞了一个褐衫冲锋队员。他把我按在墙上，威胁说，要是我不交待父亲 藏在哪儿，就把我送进“霍伊贝格”。霍伊贝格是我们这一带第一所集中营，政治 犯都关在那里。大人们对它窃窃私语。我却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当时我还 年幼，把纳粹和左派的冲突看做是两拨人打架。我深知这些身着褐色衫的人和我们 一家极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类人，并隐隐感到自己已经是一名小战士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首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一次，纳粹又来家里翻箱倒 柜。那伙恶棍冲进我们的游艺室，肆意践踏我们珍爱的玩具和图书。我和弟弟怒不 可遏。母亲竭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以掩饰内心深处的恐惧。事后，她骑车带我们跑 到斯瓦比亚绿树成荫的乡间，看望父亲的舅舅迈尔。我们跟他很熟，称他“老爷爷”。 老爷爷在这个小镇上素有行为古怪之称。他原是律师，退休后隐居森林，和养 的羊住在一起。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人称神医。父亲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才从 传统医学转向自然疗法，并把那本他著的关于自然疗法的书献给了他。我们去时正 值逾越节，他只能给我们吃未经发酵的面包。这样的食物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 直味同嚼蜡。虽然他没能让我们饱口福，却讲了许多摩西五经里有趣的故事，还告 诉我们犹太节日的含义。 几个月后，在瑞士共产党的帮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国共产党 此时已被宣布为非法。从瑞士，我们又到了法国。法国当局把我们当做是“不受欢 迎的外国人”，我们只好藏在布列塔尼一个小岛上的朋友家里。父亲随后也来到我 们身边，他在这里写完了剧本《马姆洛克教授》。这是描写犹太人在德国遭受迫害 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还没等这个用德语写成的剧本在苏黎士首演，华沙和特拉维夫 的犹太人剧院已把该剧搬上舞台。剧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极大成功，苏联还根据这 出戏拍了电影。1939年该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后，父亲的名字在美国也传开了。许多 年后，弟弟康尼也以此剧为蓝本拍了部电影。 纳粹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不用说，在纳粹政权下，该剧从未上演过。家里财 产遭没收，父亲的名字被当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单里。此后不久，我们 全家被剥夺了德国国籍。1937年，不仅父亲受到当局通缉，连母亲和我们兄弟俩也 受到通缉。我和弟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如果说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因一件 事而形成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被祖国视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话，我们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犹太血统的亲戚一样的 命运。他们的名字后来永远地镌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里。老爷爷就没能逃 过大屠杀的劫难。莫斯科的一名德军战俘告诉我，老爷爷后来被捕入狱，最后死在 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那年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 60年后，我漫步在黑兴根镇一尘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爷爷。看 着街上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们，想象着他们在纳粹政权下的表现，我不禁脊背一阵发 凉。这种感觉只有一个德国人才会有。对于纳粹暴行，他们究竟了解多少？内心深 处又隐藏了多少昔日罪恶的秘密？也许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迹，置身德国小 镇，我却无法排除对自己同胞产生的不愉快的念头。 纳粹此时已冻结了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并没收了全部的财产。苏联的庇护救了我 们一家。在一个剧作家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在莫斯科老城区一条建于19世纪的小街 上找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小街弯弯曲曲，曲径通幽。它的前面就是深受文人艺 术家们偏爱的阿尔巴特大道。1934年3月，我和母亲、弟弟随父亲搬进新居。 我们开始慢慢适应了这种陌生的语言和文化。同院孩子们的粗鲁让我害怕。他 们常跟在我们后面喊：“德国人，胡椒，香肠，泡菜！”，还笑话我们的短裤腿。 我和弟弟于是央求母亲，非要穿长裤腿的裤子。母亲拗不过我们，只好答应。她叹 口气说：“现在你们该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过，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欢上了周围的新环境。我们这两个在德国乡村长大的 孩子对繁华的城市生活感到相当刺激。那时候，人们还把葵花籽皮随地吐在人行道 上。马车咕隆隆驶过街道。莫斯科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子”，一个土里土气的城市。 我和弟弟开始上的是李卜克内西德语学校（这是一所为讲德语的孩子开办的学校， 以领导1919年1月德国斯巴达同盟起义的社会党人领袖的名字命名。起义失败后不久， 李卜克内西即在柏林遭暗杀），以后又转到一所俄国高中。等我们长到13或14岁时， 已经和当地孩子一样，讲一口带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语了。我们有两个特别要好 的朋友，乔治和维克多·费希尔。他们的父亲是美国记者路易·费希尔。我的别名 “米沙”就是他们给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后，也按康尼的发音起了个 俄国名字，叫“科利亚”。 在我印象中，30年代的莫斯科是个明暗交替的时代。城市变化日新月异。此时 我已是一个很爱思考的少年，斯大林在我眼里再也不是什么善良的魔法师了。然而， 莫斯科周围接二连三拔地而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马车的黑色 轿车确实让人有种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谁魔杖一挥，把一个旧日的莫斯科变 成了未来世界。美观大方的地铁站也投入了使用。车站的灯饰属装饰艺术派风格， 深入地下的楼梯式电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学后，我们常去观赏地铁站穹隆的屋顶。 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20年代的缺粮现象此时有所缓解。虽然盖了许多新楼， 父亲的朋友们，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里的人，却宁愿留在彼此为邻的旧家。每 年5月1日都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这一天的新闻常常包括当时重大的事件，如切柳 什金的探险队征服了北极后大胆地从北冰洋的浮冰群中脱险。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倾 注不亚于西方孩子对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或棒球队的痴迷。 我和康尼无比激动地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它相当于西方的童子军。我们学 唱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战斗歌曲和歌颂祖国的歌曲。每逢11月苏联革命节来到时， 少先队员们便排着整齐的队伍从红场前走过，向列宁墓上那个小个子高呼颂扬的口 号。周末，我们一家到莫斯科郊外的乡下采草莓和蘑菇。虽然住在城里，父亲依然 坚持热爱大自然的生活习惯。不过，我很留恋德国的精美食品。苏联人粗糙的饭菜， 比如作为主食的养麦面粥和酸牛奶，实在引不起我的胃口，日后我逐渐习惯，爱上 了所有俄式饭菜。我包的俄国水饺在西伯利亚以西这一带没人比得上。不过对于养 麦面粥，我始终没有好感，也许是小时候吃伤了的缘故。 夏天，我被送到少先队夏令营并被任命为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头儿。在给父亲的 信中，我抱怨夏令营的燕麦片粥如何难吃，营地纪律如何死板。父亲的回信充满了 惯常的乐观。他要我和其他孩子组成一个委员会展开斗争。“告诉他们，斯大林和 党不容许这种浪费现象。质量才是重要的。你作为一名优秀少先队员，尤其是一个 负责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吵架。你和其他小组的头儿应该一起找营地负责人交涉…… 孩子，不要为此垂头丧气。” 苏联现在成了我们惟一的家。1939年，我过16岁生日时取得了苏联国籍。父亲 从巴黎来信说：“现在你是苏联人民中的一员了。”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可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自己性格中并没有父亲那种乌托邦式的激情。我属于更 实际的一类人。当然，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大清洗的时代。昔日 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种种骇人的罪名，遭到处决或被流放到北极圈内的集中营。人 民内务委员会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撒下的大网正在我们认识的流亡苏 联的朋友和熟人身边收紧。对此，我们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来我们受到的 教育是，苏联是社会进步和人道主义的灯塔。 大人们的沉默和支吾瞒不过孩子的眼睛。我们隐隐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了解 周围的环境。在1936年至1938年，学校的许多老师先后失踪。德语学校也被关闭。 我们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们当着那些失踪者家属的面绝口不提“失踪”的人。不 用人教，我们马上自动遵守了这一怪异的礼节。许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一时期 共产党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斯大林个人应负的责任。但在当时，他是领袖，一个 父亲般的人物。学校教室的墙上高高悬挂着他的画像。那张有着方下巴，蓄着胡子 的脸好似一个预言家似地俯视着我们。在我们眼里，他和他的著作都是丝毫不容指 摘和怀疑的。1937年，这部杀人机器达到最高转儿。我们认识的一个熟人弗洛赫被 捕。他以前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及其他国家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他给妻子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同志对此完全不知情”。 当然，父母尽量避免让我们觉察到他们对这场血腥清洗的恐惧。尽管心中怀有 疑虑和失望，但他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仍视苏联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31年，他们首次访问苏联后，曾不无骄傲地这样告诉我们。 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时也发发可危。虽然妻儿因在苏联居住已成为苏联公民， 但他本人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并不是苏联公民。他仍可持德国护照旅行，尽管 德国已剥夺了他的国籍。他向苏联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请。他想以医生身份参 加正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法西斯势力浴血奋战的国际旅。纳粹军队在西班牙这 块土地上检验了他们可怕的军事实力，为日后侵略其他弱小国家做准备。欧洲各国 的左派志愿人士纷纷涌入西班牙，与反对西班牙军事叛乱分子的共和派并肩战斗。 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还把参加国际旅当做离开苏联、逃避清洗的一条生路。几十年 后，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父亲在谈到去西班牙的计划时说：“我不会乖乖坐在 这里，等他们来逮捕我。”虽然我听说此事时已是一个成人，这话仍让我感到内心 一阵刺痛。显然，30年代父母对我们隐瞒了他们深深的忧虑和真实的想法。我们因 此也无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许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亲最终没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请被搁置了一年，始终没有回音。在苏联的德 国人圈子里，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继失踪。父母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绝望般的痛 苦。一天晚上，门铃突然响了。一向举止沉稳的父亲一下子弹跳起来，歇斯底里地 骂了一句脏话。原来是一个邻居急着跟我们借一件家什，他这才恢复了往常的机敏。 但从此以后他的手总是颤抖不停。 也许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人保护了他。我知道这段时间他曾与其 中的一位领导人威廉·皮克通过信。皮克对父亲极为尊重。也许他不过是运气好而 已。1938年、父亲终于获准离开莫斯科，前往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 被当做敌国公民拘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国护照。19 40年夏天，纳粹入侵法国后，情况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关押在韦尔内集中营的犯 人将被转交给德国当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死无疑。这期间他好像有过一次机 会流亡美国，但为此他必须在表格上申明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放弃了。无论 何时何地，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三年中，母亲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当局批准父亲 成为苏联公民，这样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苏联这个他曾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方。 1940年8月，他终于获得了苏联国籍。 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们更是举日维艰。 苏联当局一直把我们当做遭受第三帝国迫害和追捕的对象加以保护，如今却接到指 示，今后要注意与希特勒的关系。像我们这样被纳粹赶出德国的人，对苏联领导人 同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尤其难以理解。上面向我们共青团员传达说，这是斯大林挽救 伟大的苏联的惟一办法。西方大国曾巴望这个共产党国家在纳粹的剑上“流尽最后 一滴血”。当时这个解释似乎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抵触情 绪。他们认为共产党跟多年来逼他们流亡的这个独裁者做交易实在令人作呕。 我和弟弟急于适应新环境，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俄国人。在学校，我们 整天讲俄语，晚上回家才听到德语。同学们叫我米沙我很开心，因为这样人们会以 为我是俄国人。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从广播里听希特勒讲话他声嘶力竭地鼓吹 第三帝国如何辉煌伟大。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开始攻读航空工程学。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 根据巴巴罗莎计划对苏联大举发起进攻后，我的学业猝然中断。1941年，德军步步 逼近莫斯科。作家协会成员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4000英里以外的 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市。时至今日，我对那次穿越乌拉尔山的长达三周之久 的艰苦旅行仍然记忆犹新。每隔一小时左右，我们的火车就要停靠到一边，给对面 开赴前线的军车让路。父亲一路上照顾体弱多病的俄国著名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 她的两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踪，一个儿子被关进监狱。经过批准，我负责每天给她 送饭。分配给她的口粮是400克黑面包，外加温开水。她躺在那儿，失神的脸上满是 倦容。昔日俄国文学之魂就这样被当局打入另册。但同车的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 对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图是个闭塞之地，根本听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消息 了。这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有40万居民。现在突然涌入100万前来避难的外地人，居 住条件变得拥挤不堪。1942年，康尼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航空工程专业的学生被 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没有被征入伍。虽然外面谣传红军损失惨重，我那时 少不更事，盲目乐观，想也没想弟弟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学习期间，我接受了军训。 我在班里个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华氏100多度的高温下扛着马克西姆重机枪沉甸甸 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500克。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次体尝挨饿 的滋味。好在从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识分子帮了我们的忙，尤其是莫斯科电影 制片厂的人。晚上，我们跑去找著名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听他朗读电影剧本 《恐怖的伊凡大帝》里的片断。电影开拍后，我们成了群众演员，扮演被击退的德 国武士。沾了过去受过跳伞训练的光，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都交给我演，报酬比一般 人高三倍。战时清苦单调的生活因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得到了一点调剂。 大学刚读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电报，署名“EKKI尔科夫”。“EKKI” 四个字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缩写。签署人是执委会干部部部长。电报命我立 即赶赴偏僻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首都乌法报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流亡的德 国共产党领导人已从重围中的莫斯科转移到了这里。 党决定送我上位于乌法40英里外的库什纳连科沃村里的共产国际学校。来自沦 陷的欧洲国家及朝鲜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做准备，并为今后的政治 任务接受培训。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已习惯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暗暗为自己无法 成为一名苏联飞机设计师而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我当时深信，抗击希特勒比我 的学业更重要，更光荣。 共产国际是一个宣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秘密。 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已完全长大成人。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观念早已在脑 海中根深蒂固。党要我们跳，我们马上问：“跳多高？”学校里施行严格的保密制 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我的假名是库特·弗尔斯特。我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带 劲儿。虽然学校里所有的德国青年早在莫斯科时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称。 这是我们早期接触到的一点秘密工作知识。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机枪、步枪和手枪， 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弹，以及秘密接头和传递情报等间谍的基本技术。政治教育 则着眼于战胜希特勒之后的日子。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学员日后将组成一个反法西 斯的民主力量统一战线。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宣传技能方面的全面训练。在一门课 上，老师让我们轮流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纳粹敌人的观点。另一些同学则 运用反法西斯的观点予以驳斥。我对这种挑战很感兴趣，绞尽脑汁想出赞成纳粹的 种种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学也许是害怕自己共产党员的声誉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 事地重复课本里的话。一次，老师严厉批评了我的同学未能有力地反击我提出的纳 粹理论。“真要有一天需要你们跟纳粹分子面对面地辩论，你们这些人岂不傻眼了？” 他大吼道。在这种展开意识形态交锋的辩论会上，我遇到的惟一劲敌是莱昂哈德。 1949年，他从东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后在德国以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成为 一名屈指可数的苏联问题专家。我的一生充满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莱昂哈德教授 最终运用他在共产国际学校里练就的本领反对苏联，而我却利用学到的知识一直捍 卫这一制度。 在共产国际学校，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米·施腾策。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 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亲施腾策曾是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在达豪集 中营被纳粹杀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我俩刚认识时，她有一位 西班牙男友。我们的相爱始于离开学校之后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欢她独立的 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时，她的母亲在一次对涉嫌从事反苏 活动的外国侨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后来被释放）。埃米从小在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城 市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的这种性格。 布莱希特在给妻子的信里谈到俩人之间始终存在的“第三因素”，即他俩共同 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们对这种看法似乎不屑 一顾。但在一个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狱或掉脑袋的年代里，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 中维系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纽带。尽管我与埃米在结婚将近30年后离婚， 以后又结过两次婚，她始终是我的一位知音，并且通过管理柏林我父亲的档案馆一 直与我们全家保持联系。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发生一次突变。这天，我们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 赫然写着：鉴于纳粹仆从国与热爱自由国家的情况迥异，共产国际及其学校将予以 解散。毋庸讳言，这一决定背后有政治背景。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西方盟国达 成的妥协。西方把共产国际看做是在他们的老窝里煽动革命的一个危险组织。 我分配的时机极其幸运。前一批毕业学员肩负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的使命被空 投到德国，却不幸中了第三帝国反谍报机构的圈套。德国的反谍报机构一直冒充抵 抗组织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而苏联当局对此信而不疑。结果这批学员尽数落入 盖世太保和军事反谍报机构的手中，全部罹难。他们的牺牲使我们这批人幸免于重 蹈覆辙的厄运。我们于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农庄里，搞机械维修，兼管给白采尔科 维河上的驳船卸货。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仍然令我们吃惊。老师不是总说，共产国际是永恒的，是 共产党的最高形式吗？但平时受到的教育都是让我们不加怀疑地绝对服从命令。我 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确的。于是，我们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许因为父亲是知名作家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德国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兼评 论员。党的领导人觉得我适合干这一行。该电台是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德国共产党的 喉舌。于是我回到莫斯科。20岁那年，我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并参加了在卢克斯饭 店威廉·皮克房间里举行的各次会议。皮克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 统。这家饭店在外国共产党人遭清洗的日子里曾处在风口浪尖上。正是在这儿，我 还认识了战后成为东德国家领导人的乌布利希和其他人。 与此同时，埃米被派往前线，通过麦克风用德语向德军喊话，对敌展开心理战。 她手持话筒沿着敌人的战壕走来走去，告诉德国士兵，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呼吁 他们缴枪投降。1944年9月24日，她在戈梅利受重伤。由于担心再次分手会是永别， 我们举行了婚礼。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俩始终天各一方。 翌年5月，终于迎来了胜利。法西斯德国被打垮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父亲与 莫斯科街头的人群一起欢呼雀跃的情景。康尼此时已在德国。他参加了攻克柏林的 战斗，并因作战英勇荣获六枚勋章。他写信给我们说，盼望在德国团聚。我开始收 拾行装。在共产国际学校的时候，人人都知道，送我们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将来盟 国最终战胜法西斯之后把我们派回德国。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隐面人 第三章 斯大林的学生 离开德国到莫斯科那年我11岁。11年后又重返德国。人们常笑称我是半个俄国 人，有时甚至带点批评的味道。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看做是对我的侮辱。俄国人的关 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在苏联度过的青少年 时代以及俄罗斯人民博大的气质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遇到同苏联人 发生争执时，我凭借与苏联非同一般的关系说话较少顾忌，也更有分量。 日后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机会，就从德国官员的身份中溜出来，像一个 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样漫步街头，与人攀谈。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对这座城市 和它的市民了解更深。我会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们住过的那栋楼。现在这座楼 的门口挂着一块铜牌，纪念父亲和弟弟。我还去探望住在阿尔巴特区的许多老朋友。 我和挚友阿利克一同穿过我们以前住过的小区，步行到高尔基大街。现在它又恢复 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维尔大街。阿利克在二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如今是一位德语 教授。学生时代，我俩常常排几个小时的队，为在著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看一场塔 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要么去看学校附近的一家犹太人剧场的主角上演的 戏。我俩都喜欢俄罗斯古典作品，还有19世纪欧洲大师的作品，如海涅、巴尔扎克、 高尔斯华绥和马丁·杜·加尔，以及文笔简洁遒劲的海明威。1941年夏天我俩重逢 时，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静的河弯处，一起背诵勃洛克和叶赛宁的诗。 离开莫斯科后的悠悠岁月里，这座城市常令我梦绕魂牵。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 朋友们不一样，从未打算在苏联过一辈子。德国仍然是我的故乡。再说党派我到共 产国际学校学习以及去广播电台工作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做准备。那时我23岁，踌 躇满志，对返回德国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我们在校时，意识形态教育占了很大 比重。训练的重点放在如何肃清战败德国的残敌上。然而，一旦面对国破家亡的同 胞、亲眼目睹了自己曾热烈拥戴过的大独裁者可耻覆灭，我受到的震撼难以想象。 我们这些从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启蒙者，决心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 国的苏联占领区内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是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法西斯同盟， 当然是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和所有的共产党人均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策略， 而且是绝对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惨痛教训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斩尽杀绝。实际 上，斯大林最初对在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虑， 他想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时有多种选择。 返回德国后的情形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痛苦压抑得多。许多年后，弟弟在他拍 的一部电影《那年我十九岁》中反映了这种痛苦的心情。电影描写了一群天真热情 的年轻人在得知极其野蛮暴行的真相之后的心理感受。年轻正直的主人公与他所处 的乱世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红军的迫近，各城镇的市长忙不迭地卷起纳粹旗子， 有的干脆把旗子中间自圈里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参与了在苏联占领区筹建一个新政权的工作，我随 党的机关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与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 小批人4月先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一个月后，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着崭新的西装 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军用飞机回国。从空中望下去，战后的土地满目疮痍。 我们这批人成分五花八门。既有老共产党员，又有父母是老共产党员的德国战 俘。回到德国后会是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有谱。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许共产党 在德国合法存在。没有人高谈阔论建设一个新德国。谁都知道，当务之急是解决德 国人的衣食住行，以渡过难关。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国。这是我们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国令我们既 激动又伤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国城镇千疮百孔。飞行途中，被夷为废墟的华沙 从机翼下掠过。整个城市荡然无存。瓦砾中灰烟缕缕，好像从烧死人的木柴堆里冒 出来的。我们这架飞机是在柏林刚刚开放使用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上降落的首架飞机。 三年后的柏林危机期间，这个机场成为盟国空运的交通枢纽。当时没人想到遭到如 此严重破坏的柏林还能重建。 我们这些共产国际的孩子受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纳粹历 史并真诚地相信，凭借在学校学到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能荡尽纳粹流毒，建立一个 新德国。然而，整天跟这些曾对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欢呼呐喊过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比我想象的难得多。大多数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纳粹在他们的助纣为 虐之下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了累累罪行。没有谁因纳粹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负罪， 或反省自己的责任。埃米有一次听到几个妇女议论我们电台播放的关于德国战争罪 行的报道：“德国男人绝干不出这样的事！”德国男人这种说法完全是鼓吹极端民 族主义的希特勒式的语言！这种论调她们听了整整12年。 许多德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不少人认为，我们从苏联搬回来了另一种独裁制 度。西方国家后来曾挖苦我们用红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 为。当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国人中，我们这些德国共产党人大概属于对斯大林 的罪行感觉最迟钝的，因为是苏联把我们从死亡或监禁中解救出来。对周围发生的 一切不管有何疑虑，也无法与希特勒残暴政权下的经历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是暴政。对于我和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支解 放力量。它的方式也许有些粗暴，但我们始终认为，归根结底它是一支代表进步的 力量。当时没有人可以说服我接受与此相反的任何观点。 这种态度日后决定了我们在冷战期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每当听到有人骂 我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说的是否属实？”而是“他们攻击我们是否有 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自我辩解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再也听不进批评意见。 那时我们非常幼稚。我以为，德国人从战败的重击下醒过来后，越来越多的人 会感激苏联人把他们从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并对他们的救星表示热烈的欢迎。 实际情况跟我想的大相径庭。在我住的居民区内，有一家纳粹分子被赶出了他们那 套宽敞的住房后，左邻右舍开始为谁有资格搬进去而争吵不休。德国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虽已垮台，而德国人仍为争夺个人的“生存空间”斤斤计较，我不无厌恶地想。 更令我气愤的是，有一家人声称他们从未加入过纳粹党，因此最有资格住进这套房 子。实际上，他们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当局出卖过5名共产党员！ 对当时宣传的建设一个人道主义的和热爱和平的社会与现实的矛盾，我怎么竟 然会丝毫没有察觉？我想那是因为我在苏联成长的经历使我成了半个俄国人，感情 上同情俄国人渴望对无恶不作的德国复仇的愿望。我以为，局势恢复平静后，报复 情绪会逐渐消失，从而在德俄之间建立一种谁也不谋求压倒对方的新关系。 回到德国后没几天，乌布利希-一接见了我们，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各自在苏联 占领区内的工作职责。我被分配到柏林广播电台当编辑。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占领区 内的一栋大楼里，这里曾是戈培尔主持的帝国广播电台所在地，现在掌握在苏联人 手里。开始我不想听从乌布利希的分配，因为我是学工程学出身，对宣传鼓动那一 套所知甚少，虽然小时候在抵抗纳粹运动中曾接触过宣传工作。我问乌布利希，什 么时候能让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学的学业。他不客气地说：“让你干啥就干啥。 现在不是考虑造飞机的时候。”刚开始时心里一点儿没底儿，干起来后却发现对外 采访和撰写外事评论其实极有意思（我的笔名是迈克尔·托姆斯）。我们的广播电 台位于远离苏占区的英占区，因而成了刚刚揭开帷幕的冷战中的一个前哨阵地。远 离位于东柏林的党的总部意味着我们可以相对独立地工作。不错，我手上是有一份 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时写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册子，里面强调了共同反对法西斯 的任务。可当初除了这本小册子外，我再无其他的政治文件。 我经常见到乌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个叫“民主论坛”的节目里，乌布利希代 表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是共产党，1946年在苏占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 讲了话。他尖厉的嗓音和浓重的萨克森口音严重地影响了播音效果。我当时完全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建议乌布利希以后让播音员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练练 发音。他听后，脸上一红，面露不悦。我初出茅庐就犯如此大错，以后居然能在东 德平步青云，实在出人意料。为了把节目办得更活泼引人，我们开设了听众问答专 题，回答听众对当时一些忌讳问题的提问。比如，苏联关押的几十万德军战俘的命 运如何？对纳粹下级官员是如何处理的？沿奥德一尼河划分的缩短了的德国新边界 是怎么回事？奇怪的是，电台里负责监审节目的苏联军官并未禁止这类话题。麻烦 的倒是如何对付他们要求没完没了地播放枯燥无味的讲话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苏联 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一次冗长的发言。 这次讲话成为莫斯科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的先兆。由于这类乏味的节目，许多 听众改听美占区内新成立的美战区广播电台。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不 能如实报道德国老百姓与苏联占领军之间的关系，或苏联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肆意 的强奸和抢掠。对战败的德国人的野蛮报复行为在德国，尤其在东普鲁土地区已属 公开的秘密。我们和所有德国人一样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觉得，德苏两国人民之间 实现和解的惟一办法就是揭露所有战争罪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们的想法大为 光火，因为苏联红军中一些官兵的恶劣行为已使我们更难赢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只 能把这些想法咽进肚子里。一些较有涵养的苏联军官私下也说，根本就不该容许这 类暴行发生。纳粹曾用“俄国人”这个词煽动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许多老百 姓一听到这三个字又一次浑身发抖。 身为德国共产党人，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对这类暴行提出抗议。这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入侵苏联时曾经大肆烧杀抢掠。作为一个德国人，对 红军后来在德国的暴行进行谴责就似乎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了。况且，我们当中一些 人当年被迫逃离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国。他们对甘当第三帝国走狗的本国同胞仍不无 憎恨。第二，意识形态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有人曾问我，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成熟青年怎么会对周围发生的大量 不快事件熟视无睹。事实上，当时我只是好奇地听人们议论这类暴行，一耳进一耳 出，并未真往心里去。在战后复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乱时期，不法行为比比皆是。我 们工作的重点是确保纳粹主义在德国永远不再死灰复燃。实际上，绝大多数听众来 信最关心的也是肃清纳粹流毒，而不是在这一过程有人可能会受到伤害。 苏联占领军大规模逮捕前纳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斯大林分子时，数千名反纳 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被一网打尽。不无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劳改的地方不 久前还是纳粹的集中营。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听到一些也以为是西方的恶意宣传。 例如，西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电讯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代号叫K－5的警 察机构在我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里审问并拷打犯人。对此，我矢口否认并指责该报 不仅捏造拷打的事实，而且还杜撰出一个所谓K－5的机构。调到国家安全部后我才 知道，确实有K－5这么一个机构，而且他们一直在那间地下室拷打犯人。 在我的一生中，对类似事件我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大而化小，要么为之辩解。 这里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我的思维方式是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当时认为，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以后，听了赫鲁晓夫1956年在 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的思想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 党内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一生的大 部分时间里，我毫不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一边。基于这 一信念，我们原谅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举行的装模作样的公审。今天，由于冷战 初期形势的需要，我们也将对迫害躲过纳粹魔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视而不 见。对个别人的案子，我曾尽力帮过忙。但这种事例极少。也许我觉得自己已经可 以不受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坚信，共产党的这部国家 机器永远也不会把枪口转向我她的孩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父亲也 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亲甚至还写信给斯 大林，抱怨说上面因为他是犹太人，不允许他回德国。当斯大林晚年臭名昭著的 “医生阴谋案”又一次引发了苏联国内的反犹浪潮时，我和父亲均未受到触动。无 论是战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里，还是战后的混乱时期，我都觉得不该 妨碍正在同邪恶做斗争的我们这一方。 当然，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罪行我当时就有所闻。任何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 知的人都在说谎。回首这段往事不会使我感到骄傲。我甚至同德国领导人谈过我的 看法。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未把共产党政权下的罪行和纳粹的罪行相提并论。 如果有什么原因使我坚信永远也不可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话，那就是纽伦堡审判中 所揭露出来的纳粹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1945年9月，电台派我去报道纽伦堡审判。在此之前，我对纳粹德国情况的了解 主要通过苏联的宣传机构。苏联的报道侧重德国共产党人的遭遇。通过从德国传来 的有关我们亲属的消息，以及父亲在信中讲到的日后被称为大屠杀的种种先兆，我 们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闻。尽管如此，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屠杀犹太人是国家 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的核心。纽伦堡审判仿佛一张手术台。解剖后的国家社会主 义在台子上一览无余。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杀的全貌。 身为犹太人，跟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栗。纽 伦堡从前有“德国的首饰盒”之称。如今却永远同种族主义的法律联结在一起。几 百万犹太人沦为这些法律的牺牲品。徘徊在纽伦堡的废墟之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 共产党人和其他反纳粹力量面对这场大屠杀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我暗自发誓，决 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德国的土地上重演！ 出于这一原因，战败后的德国人对苏联占领军抱有的敌对态度很令我气愤。在 给父母的信中，我不无幼稚地说：“人们总是牢骚不断，好像苏联红军帮他们是应 该的。他们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给德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也认识不到现在 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1948年，三个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后将三个占领区合并，成 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旋即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为了与此对抗，1949 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人们纷纷举着火炬游行，到处是群众集会， 高唱爱国歌曲。在一些更为敏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颇有点像过去纳粹政权 下的游行集会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却把这看做是德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此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见了我，通知选派我从事加强这一 纽带的工作。我将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东德大使馆任参赞。为了就任这一职务， 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又一次正式成为德国人。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 斯科。 从战后百孔千疮的柏林转到莫斯科大使馆从事舒适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为改 观。我们一家在莫斯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确实是一家。1946年我报道纽伦堡审 判时，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金发灰眼睛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叫迈克尔。 1949年又添了一个女儿，叫塔季扬娜。埃米很讨厌使馆里钩心斗角的事，借此机会 潜心研究起俄国并着手准备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论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任首席参赞时，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时隔多年， 这次经历仍然令我难忘。当我们这些同龄人谈起当年的理想时，总难完全摆脱斯大 林的影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已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是当年红场上群情沸腾的游行 场面，还是如今已无处寻觅而当年却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形象？这一切曾使他在我 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实上，不管我怎么设法用成人的头脑冷静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无法完全 摆脱他给我带来的这种神秘的感觉。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始终提醒我，一 个独裁者的个人魅力可以对人们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他的邪恶暴露之后依 然不减。 在驻苏使馆的短暂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2月为来访的毛泽 东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当时，我正背对着正门人口处。突然大厅里鸦雀无 声。我转过身，看到约瑟夫·斯大林站在距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身穿人们熟悉 的制服，领子竖着。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或奖章。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矮胖，秃顶 闪闪发光，同电影和画像中的伟大领袖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我先是感到失望，随 后又有一种骄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个正常人。所有关于他个人崇拜的传说一定 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他本人并不知道，”我想。 我作为临时代办代表大使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坐在前排。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 互相祝酒。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讲话时，斯大林一根接一根地 抽劲儿很大的弗洛尔牌香烟（一种斯大林喜爱的用俄国烟纸卷成的加长纸烟）。后 来，他也亲自祝了几次酒。在一次祝酒时，他赞扬了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团结。然 后又举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天重返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在两年前，南 斯拉夫极富魅力的领导人铁托拒绝接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求在治理这个多民族 的巴尔干国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权，南斯拉夫因此被斯大林打入冷宫。我们这些来自 对苏联忠贞不渝的国家的人，对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铁托居然敢违抗斯大林的意 志！ 这位苏联领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圣旨一般令我们诚惶诚恐。在我和大部分 来宾的眼里，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我们 对即将发生的中苏分裂毫无察觉。但我还记得，当时心里也曾纳闷：整个晚会，毛 泽东一言未发，颇不寻常。我思忖着，这大概就是传说的中国人深不可测的性格吧？ 两年的外交生涯中，像这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并不多。一次，使馆内部 为庆祝东德成立两周年筹备招待会时起了争执。争执的焦点不是中苏同盟的破裂或 是一个叛逆的共产党国家，而是穿什么的问题。大使说该穿燕尾服，以示庄重。而 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没有燕尾服，要求允许穿西装。最后达成妥协，穿正式西装， 系黑领结。当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把黑 领结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拒绝佩戴。虽然我们日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成了有名 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国，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明显地带有其前身普鲁士 一丝不苟的遗风。结果那天晚上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这样正式。我们 简直狼狈极了。当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克鲁季茨基起身告辞时，我彬彬有礼地陪 他走到衣帽间。他的手在宽大的披风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掏出三个卢布，很严肃地 交到我手里，算是小费。 1951年8月，我接到紧急指示，要我返回东柏林向阿克曼述职。阿克曼的真名叫 哈尼施，是东德的外交部长，也是政治局里屈指可数的战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 接见了我。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让我在当天午饭后再去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某 个房间报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午到了那儿，看到还是那位阿克曼同志， 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我。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 安排是因为阿克曼一向强调保密，并主张党政机关分开。其实党政机关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组建一个政治情报机构。上面已确定调我到这个机构工作，担负起 使“年轻的祖国耳聪目明”的重任。说得更露骨点，我将成为一个间谍。又是一道 命令。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没想过这次调动对我的一生会有什 么影响。当年党送我上共产国际学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广播电台工作。还是 党，派我去莫斯科干外交。如果党认为我适于做情报工作，我绝无二话。党的领导 人信任我才派我参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 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种不讲价钱的纪律性。然而，不理解党对我们的绝对支配 权力，不理解党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就根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评 价我们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办公大楼外面挂上这 块牌子是为了掩护里面的东德刚刚诞生的情报机构。上班伊始，施塔尔曼就带我坐 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轿车转了一圈儿。这种型号的轿车在当时十分扎眼。负责创建 东德情报组织的施塔尔曼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长者。他的真名 叫伊尔纳。由于长期在共产党内从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 化名称呼他，结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国共产党内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1923 年当选为德共“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绝少谈及过去。 不过，他倒是跟我聊起过他在苏联、英国、中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美国执行 任务时的佚闻趣事。西班牙内战时，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称“游击队 员理查德”。他还是被纳粹指控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 洛夫的密友。盖世太保前来逮捕季米特洛夫时，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对粗暴的逮捕 和审问，他俩始终沉着应对，毫不畏惧。季米特洛夫以后称施塔尔曼是“马厩里最 好的一匹马”。由于他的这种老资历，新的东德领导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见。他同他 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当组建工作遇到障碍时，他就直接去奥托·格罗提提总理 家找他面谈，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问题不外乎是钱和经费的来源。早期我们现金奇缺，捉襟见肘。通 过官方渠道申请外汇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偶尔施塔尔曼登门找到财政部长， 回来时他那破旧不堪的公文箱里塞满了崭新的钞票。捷克斯洛伐克体谅我们的困难， 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送了24辆塔特拉牌小汽车后，施塔尔曼不知用什么法子 为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部门搞到了其中的12辆。别看我们办公条件寒酸，出门坐的 车却很气派。施塔尔曼懂得，这玩意儿有助于提高我们情报机构在政府中的地位。 处处省钱反倒会引起消减预算的人的注意。我们的首次会议是在柏林东南郊的博恩 施多夫召开的。谁也记不得这次开会的日期，也没有保留会议记录。以后我们把19 51年9月1日定为东德情报部门的诞生日。此后不久，我们搬到了东柏林潘科夫区从 前的一所学校里，距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很近。这一迹象表明，我们已变得 不可缺少。 起初，我们只有八个人，外加四名苏联顾问，包括一名人民内务委员会的高级 军官，叫“格劳尔同志”。格劳尔曾作为一名情报军官在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 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常围着他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过去的经历： 如何挖出鼹鼠，如何打入敌人内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员的英勇事迹。从他那儿，我们 学会了如何搭起一个情报机构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等。没 想到他以后的结局很惨。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这恐怕是特工这行的职业病， 同时也与当时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他和东德情报局的局长阿克曼 成了冤家。格劳尔怀疑阿克曼是间谍。后来，苏联不得不把他调回莫斯科。苏联情 报机构的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格劳尔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 想狂症。当年，凭着高度的警惕性，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军官。今天，他却沦为 这种警惕性的牺牲品。 我们情报局对内称为经济及科学研究总局。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隐讳，任何知情 人一看到“总局”这个字眼立即会联想到克格勃内负责间谍活动的“第一情报总局”。 1956年，外国情报局改名为“情报总局”。 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握有决定权。起初，各科 科长起草所有工作计划都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而这些顾问依据的是苏联政府部 门内的繁文礼节。这些章程之繁琐刻板简直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抄写各种规章制度 和文件外，还要花大量时间把它们装订成活页本。这种办法还是革命前沙皇的秘密 警察最先使用的。没人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也没人对此提出疑问。 我们情报局的结构完全是抄袭苏联模式。工作方针的用语一看便知是从俄语翻 过来的。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 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原子能、化学、电力工程和电子、航空及常规武器等方 面的科学技术情报，以及有关西方国家的情报，并摸清它们对德国和柏林打的是什 么算盘。 情报总局下面有一个人员精干、相对独立的反谍报处，专门对付西方的秘密情 报机构并设法打入其中。可它马上与国家安全部发生了冲突，因为安全部下面也有 一个负责侦听的司。1953年我们并入安全部后，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谍报部门一 直直属安全部。由于各部门之间的倾轧，我们往往对自己部内的情况茫然无知。特 别是以后反间谍部门的成员开始跟外国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是被蒙在 鼓里。 人们常常不解，为什么莫斯科要组建一个德国情报机构，与苏联自己的情报机 构竞争。斯大林正确地估计到，苏联的情报人员很难渗透到战后时期的德国。在当 初的德国苏占区内建立一支德国人自己的情报队伍会使我们这些人产生一种荣誉感， 从而更符合苏联的利益。一开始，我们把得到的所有情报都转给苏联顾问，甚至包 括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个间谍的情况。以后我们逐渐开始保护自己 的情报来源，只是有选择地向苏联联络员提供情报。 起先，我在罗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广播电台 工作时的同事，政治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与本职工作无关 的知识，如伊斯兰教，以色列建国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度次大陆上的宗教冲突等。他 是一个优秀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不要轻信下面情报人员报上来的材料。没多久， 我俩就得出一致结论，仔细阅读报刊杂志往往比看间谍提供的秘密情报更有收获。 我们自己的分析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报来源得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才能对搜集 到的原始情报的真伪优劣作出判断。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始终受益于这一见解。 科布不仅思想大胆，为人处世也十分洒脱。他谈吐幽默风趣，对在座的听取情 况介绍的要人们颇有不敬，而听众却感到津津有味。由于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气 扬的达官贵人，我俩于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对。尽管我们也是国家的忠实仆人，却 没有像某些政治领导人那样染上传教士般的狂热。 随着人员的急剧膨胀，我们不得不再次搬家，从原地点搬到东柏林市中心的一 座更大的楼里。我很快被提升为新成立的外国情报局副局长。局长古斯塔夫·辛德 有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 面对纳粹德国覆灭后几乎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西德情报组织，辛德和我都不知 从何人手。当年效命于希特勒的高级情报官员现在又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叫普拉赫的 神秘的小村子里为新主子服务。普拉赫这个名字刚开始在报上露面时，我们在地图 上找了好一会儿。对于敌手，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 岁月的流逝，我们后来对敌手的情况几乎了若指掌。 我是从伦敦的《每日快报》上首次看到西德情报机构第一任首脑赖因哈德·格 伦将军的名字。该报的大标题是：“希特勒的将军重操间谍旧业为了美元”。 该文署名德尔默，是个有英国情报机构背景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 英国反谍报机构主办的加来士兵广播电台的台长。德尔默的文章掀起轩然大波。它 不仅披露了昔日纳粹情报网依然完好无损的消息，而且还透露出联邦德国新成立的 情报机构里有大量前党卫军成员和纳粹军事情报专家。这些人曾在法国和其他地区 为希特勒政权从事情报活动。格伦本人就曾是纳粹军事情报机构中对付苏联红军的 头头。通过格伦情报局这条线，美国人得以把昔日的纳粹情报网抓到手里。和东欧 阵营里的俄国人一样，美国人在西德情报机构里也是发号施令的主儿。 关于乔治·巴顿将军扮演的角色也是谣言纷纷，传说他保护了一批德国高级军 官。我不无担忧地意识到，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欧洲的目标已经泡汤。敌我双 方都已子弹上膛。付出惨重代价后赢得的和平如今显得摇摇欲坠。欧洲陷入分裂， 敌我之间的断层横穿德国领土。 西德总理阿登纳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国的“实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导的击退共产 主义的战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二次大战结束 时，苏联的势力向西得到扩展。现在华盛顿打算聚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所有政治、 经济、情报，必要的话还有军事力量予以反击。格伦认识到这一新的冲突给他带来 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对政策直接施加影响。西德从中央情报局手里接管它的情报机 构之前，阿登纳曾召见过格伦，为他撑腰打气，并授予他广泛的权限，其中包括掌 管国内政敌的档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在议会里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 人的情况。在西德的武装部队和政府部门里，第三帝国的忠实仆人又一次身居 高位。前纳粹军官再次效力于格伦的麾下。 汉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最后官至总理府国务秘书。他的 名字成了纳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义词。他曾是希特勒政权下的内政部高级官员，对 纽伦堡种族法做过权威的评论。这部种族法使暴力的歧视行为合法化，并最终导致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格洛布克后来在阿登纳手下任国务部长达十年之久。 在这种疯狂的气氛下，50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维也纳，成为欧洲间谍活动的中心。 多达80余个情报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和掩护单位在柏林驻有情报人员。美俄两国的 情报据点用各种名义作幌子，从水暖公司，果冻公司直到学术研究机构。大批联络 官在这里从事发展和操纵间谍的活动。1961年柏林墙将柏林市和德国一分为二隔开 之前，这些间谍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国占领区之间以及后来的两个德国之间随意穿行。 那时西德的经济奇迹尚未出现，食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人们面对可以吃得 好一点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诱惑而当间谍。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们的经费却少 得可怜，只能从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我们在西德的许多跟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业 部门的鼹鼠，并非共产党员。他们替我们做事是出于消除德国分裂的愿望。他们认 为，西方盟国的政策加深了这种分裂。柏林墙修建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们分道 扬镳。在他们眼里，这堵墙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分裂的德国的象征。 着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事无巨细都要我过问。我的注意 力放在西方国家上，为熟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治动态，掌握它们战后情报机构的 近况花了不少力气。 我们亟待在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门发展我们的耳目。这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苏联人为我们情报局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条例。为了物色 到合格的间谍，必须对数干名被推荐的候选人逐一筛选。西德有亲戚的人不能要， 二战期间作为难民或战俘滞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时至今日仍有传言说， 我们明知有人是前纳粹分子，但照用不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们掌握了第三帝国时期部分纳粹党员的档案，并以此劝说西德那些隐瞒自己 纳粹历史的人与我们合作。更多的人主动要求为我们做事，声称想为昔日的罪恶赎 罪。这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他们的动机。实际理由很可能是，他们想确保自己在西德 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历史疮疤被我们揭开而毁于一旦。德语里用“双保险”（既为 将来，也为过去保险）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有一位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叫魏劳赫 （日后在西德的德国共同事务部任职），过去曾为西德共产党提供情报，而后向我 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报。我们发现他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任高级官员并犯有战 争罪行后，马上断绝了和他的来往。局内另一位前纳粹分子曾是前冲锋队队员，化 名莫里茨。他在我们对欧洲防卫共同体展开的政治攻势中出过力（欧洲防卫共同体 最终没有搞成是因为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梗，而不是我们情报局反对它的宣传）。 对于情报组织来说，一个人过去的历史是有力的武器。敌我双方都毫无顾忌地 使用了恐吓手段。正如我们通过揭露敌视我们的政治家或高级官员的纳粹历史把他 们搞下台一样，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一个由逃离东德的律师组成的反共 组织也如法炮制，在报上登出了隐藏自己纳粹历史的东德官员的名单。由于第三帝 国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高级情报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均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东德 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宣传战。 一些纳粹分子想隐瞒历史，改换门庭投靠我们。我刚上任不久，一位下属找到 我，局促不安地说，他注意到审讯处里有个人的胳膊上有党卫军的刺青。审讯处是 国家安全部里最粗野的部门。我可不想落到那儿的一些恶棍手里。可以想象，曾在 希特勒手下干这一行于得津津有味的人，在这里一定有如鱼得水之感。我不动声色 地把这人调走了。 恐吓是一种既卑鄙又危险的游戏。敌我双方都参与了这场游戏。西德的前纳粹 分子中，有的主动帮我们干事是出于真诚的悔过，有的是为了钱，或是为了隐瞒自 己过去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苏联人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缴获了纳 粹的档案，而且还抓获了像前党卫军成员费尔费这样的人。费尔费曾在纳粹情报机 构第三帝国安全局内任上校，战后被网罗进格伦的情报局，后来又成了苏联的双重 间谍。西德情报机构的所有重大机密经他的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给西德造 成的重大损失决不亚于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和奥尔德里奇·艾姆斯等双重间 谍。 德国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给我们提供了打入西方盟国情报部门的最初机会。19世 纪时，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为了对付德国皇帝的镇压，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经历 了血雨腥风的德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斯巴达 克同盟成员即惨遭杀害）仿效社会民主党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这一情报网很快 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苏联的秘密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本世纪德国共产党情报组织的缔造人是恩斯特·施内勒尔和汉斯·基彭贝格尔。 前者于1944年被希特勒杀害。后者死于1937年的斯大林肃反。德共情报网专门搜集 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情报，然后转交给苏联。希特勒年代，该组织是著名的情报团体 红色乐队的情报来源之一。 红色乐队是德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地下抵抗组织之一。它的少数成员是共产党人。 此外，还有少量来自苏联情报机构（人民内务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的人员。我面 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弄清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情报网是否可行。没多久，我即得出结 论，以旧的情报网为基础新组建的情报网不可靠。尤其是英国人成功地说服了一些 作为战俘被扣押的共产党人为他们工作。他们还在战时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中间以 及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网的新的年轻特工中发展了一些人做他们的间谍。 默库尔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这一情报网已受到严重破坏。默库尔的真名叫施洛姆。 我是在浩如烟海的材料堆里寻找西德情报机构的蛛丝马迹时发现了他。我查阅了他 的档案。上面说他与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有来往。此外， 他还认识许多波恩的政界人士。最近他向党提供的情报无论从细节、范围还是深度 方面均很有水平，包括西德议会里各政治党派的内幕，外交部和其他部的只许阅览 的材料，以及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内部组成。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间 谍。我于是派了一个人根据他的档案提供的地点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找 他。默库尔见到我们的人后说，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们与他联系，而且毫不犹豫 地同意来柏林。他是我打算招收的第一名间谍。 默库尔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我们在柏林郊区的一个隐蔽据点。他是个电机工 程师，30岁左右，细高个儿，一看就像是干这行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在汉堡上大 学时即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为党的情报组织搜集情报并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一个 右翼青年团体。以后逐渐爬到了帝国社会党主席弗里茨·多尔斯博士的私人秘书的 位置。我随后详细地盘问了他，可还是感到有点蹊跷。我们问到一些他说他认识的 人，可他的回答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符。我们让他回西柏林，第二天再来。我又 一次研究了他的档案。 第二天他来后，我和辛德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每当辛德对我们这位潜在 的间谍不耐烦时就大声呵斥道：“你小子给我放老实点！”默库尔越来越不能自圆 其说，最后终于交待，早在1948年英国就派他打入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现在仍在为 英国人工作。他向我们提供的材料都是英国人拿来糊弄我们的。 审讯默库尔一事随后转到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第二把手米尔 克手里，最终由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处理。国家安全部部长对我们情报局始终怀有 戒心，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早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同是战友的辛德就搞不 到一起。对我就更看不上眼了。米尔克以双重间谍罪名逮捕了默库尔，把他交付审 判。默库尔最后被判了9年徒刑。 默库尔一案不仅使西方警觉起来，而且也给我们自己敲响了警钟。根据对他的 提审以及他的交待我们得出结论，他对德国共产党情报机构以及它与其他组织的关 系了解甚深，远远超出了一个情报人员应知道的范围。为此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德 共地下情报机构总数为40到50的情报人员逐一仔细地审查甄别。好像破谜一样，我 先把派到西德的联络员和信使找来了解情况。这样可以避免走漏风声，传到这些情 报人员的耳朵里。他们向我反映了违反秘密情报工作纪律的现象。我开始怀疑这个 情报网已受到敌人的渗透。 我于是坐下来，画了一张草图，标明所有情报网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看上去像 是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我像当年学航空工程学时那样，在一张图纸上画了这张 我自称为蜘蛛网的草图，上面用线条把所有信使、秘密据点和类似的内容联结起来， 把可疑的双重间谍，情报来源和当地情报员分别涂成红、蓝、绿三色。各种方块和 线条还显示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对一些疑难处和可能与敌方接过头的 事例标有特殊符号。 对别人来说，这张草图好似天书一般。可它却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 轮廓，明确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和任务。弄清敌人对这一情报网渗透到何种程度至 关重要。 我最终得出结论，如果西德情报机构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情 报网一网打尽。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聪明到这个地步。但这种危险始终存在。 倘若这一情报网被破获的话，西德共产党面临的危险尤其大。我打定主意，与其等 敌人下手，还不如主动解散整个组织，断绝与西德所有共产党耳目的联系。 我夹着这张草图约见了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的所有情报部门都归他管。事先我 向他强调了这次汇报内容的绝密性质。他于是邀我去他位于潘科夫小区的家里面谈， 而不是在办公室召见我。潘科夫被东柏林人贬称为“城中城”。这位东德领导人家 中的陈设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审美观，中产阶级偏爱的结实耐用的家具上面刻有装 饰性的花纹。 我在乌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摊开草图，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的分析结果。我建议 断绝与西德境内的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切往来。凡是与之沾点儿边的间谍一概不用。 来见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谈过这一想法。他与我不谋而合。当时西德当局准备取缔 共产党是我们做出此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年，西德正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 织。乌布利希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同。从此以后，西德的德国共产党成了我们情报 局躲避的禁区。德国政治气氛宽松后于1968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产党同样也是禁 区。 1952年，我们召回了在海外的间谍。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也受到“别 墅式的软禁”和严厉的盘问。人们常好奇地问，我们对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么手段。 当时主要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这批人一向因为自己属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 成的集体感到自我的价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对他们表示信任，他们的心理马上 受到极大的压力，根本无需威胁或是正式逮捕他们。只需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审 问，根据他们的回答就足以使我们确认他们是清白的，而不是什么双重间谍。当然， 他们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释放前，他们曾受到警告，不得把这一切说出去。 所有的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表现英勇。有一个人甚至当年和我父亲一 起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一连几周，他被软禁在房间里，问题弄清后才被释放。有 的人领到了退休金，有的则被分配到各省份从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我们为大多数从西德撤回的 同志恢复了名誉，并授予了奖章。布鲁诺·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 抗组织并肩作战。撤回东德后，他被发落到马克思城的一家工厂当普通办事员。以 后他曾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检察长。他指责我解散德共情报网的做法与斯 大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式的残酷手法如出一辙。事实并非如此。日后他听说了像 默库尔这样的双重间谍案子后，终于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怨气未消。 少数几名“予以保留”的间谍没有被撤回，以后又重新启用了他们，但我们把 他们与新的情报网严格区分开来。为什么要留下这几个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发 现敌人渗透的程度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西德的情报人员并不比我们多什么绝 招。 隐面人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 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 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大楼看上去也 不大起眼。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即使在 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衣冠楚楚，蓄 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 的办公室。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共事过。她 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他以前见过我几次， 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题。他的一贯作风是谈吐简洁务实，而且从不直视对方眼 睛。 乌布利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外国情报局成立以来一直任局长的阿克曼因为健 康方面的原因请求辞职。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职并非身体不佳，而是乌布利希不喜欢 他提出的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德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阿克曼因一段婚 外情被乌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辞职。50年代的东德好似清教徒社会，婚外恋属大 逆不道。 “我们认为，你应当接管情报局，”乌布利希说。这个“我们”来头不小。确 切地说，它是指中央领导人。他既没问我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也没征求我对此 事的意见。我毫无精神准备。当时我年仅20多岁，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我问乌布利 希，外国情报局归党内哪位领导人负责。他让我直接向他汇报。 不到一刻钟，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脑袋里却仍是一片混乱。回到办公室，看到 阿克曼下台后担任代理局长的施塔尔曼正在等我。我内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对这项 任命会如何反应。像他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难道会心甘情愿地把权力 让给一个飞黄腾达的毛头小伙子？没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 打开保险柜，取出里面不多的几份文件递给我。研究文件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却 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施塔尔曼把一串钥匙顺着桌面推给我，说：“没我事了。 祝你好运！需要我帮忙，尽管说！”我赶忙出去买了套西装，准备第一天上任时穿。 想到马上要坐到这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内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挑选只有一年零四个月情报工作经验的我担任这 一职务。不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刚刚成立，它的各级官员只能边干边 学了。阿克曼显然推荐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与苏联干丝万缕的联系肯定 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时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在一个镇压机构工作。首先， 我并不认为情报局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责任感，党的纪律以及冷战时 期的需要也决定了我不可能拒绝这项任命。 50年代西方动辄指责我们不可能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理由是我们经历 过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觉出种种迹象。此话差矣。当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经历恰 恰产生了与此相反的效果。我们始终觉得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乃出于不得已。面对凶 恶的敌人，他不能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二三十年代苏联国内冤假错案波及面 之广，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以后捍卫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时，我 们无法识别种种谎言和狭隘的报复行为。 鉴于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处心积虑地阻挠我们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这一方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暧昧的做法。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 我们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做辩解，1989年才从梦中恍然惊醒。有 些人称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弥天大谎之上。我仍无法接受他们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我 不能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种种托辞之上的。 我接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后，乌布利希直接领导我们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1953 年春天时，我们局已归威廉·蔡瑟领导。蔡瑟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他阅历丰富，是一位受尊敬的东德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中国执行过 秘密使命。西班牙内战时，他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旅长。我们俩配合得很好。换 言之，他放手让我开展工作。每周他只给我一小时汇报工作。还没等我讲到存在的 问题，时间就到了。他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正在主持编辑新德语版列宁选集。 他更愿意讨论这部选集的翻译问题，而不是听我汇报。他的写字台上通常堆放着这 套选集的翻译手稿，而不是我们递交的情报。 1953年的复活节刚过去不久，我上任后的第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我们局内经济 情报处的官员克劳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个叛逃的东德情报官员。这件事后来被称 为火山事件。我个人受到沉重打击。我由此意识到，新组建不久的外国情报局的安 全还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克劳斯选择了一个假日周末叛逃，一连几天都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西德反谍报机构因而有足够的时间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掌握 的潜伏在西德境内的东德间谍的一切情况，并动手将他们逮捕。而我们仍未意识到 他们处境危险，更不要说想办法营救他们了。西德副总理弗朗茨·布吕歇尔在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克劳斯提供的情况，西德一共逮捕了35名间谍。他这是夸大 其词。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情报官员了解我们在一个敌国内如此多的间谍的真实身 份。原来西德反谍报机构为目己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手舞足蹈，极度亢奋中误捕了 一些无辜的商人。这些商人与东德有生意往来，可根本不是什么间谍。 克劳斯的背叛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至少6名卓有成效的间谍落入敌手，包 括桑代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片人，在这一职业的掩护下为我们搜集情 报。桑代克出身于显赫的汉莎家族。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打入汉堡有权势 的政治经济圈子里。克劳斯叛逃时他并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一 个小圈套使他落了网。西德反谍报机构给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妈病重的电报。他一 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 他回到东德，在我们这一边重新操起了拍电影的老本行。蔡瑟温和地责备了我一句： “米沙，你还太嫩了点。”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彻底整顿了情报局。物色合适可靠的人选是一件费力 耗钱的事。调查这些人选的政治可靠程度、社会关系和性格需要时间。我们寻找的 是有政治觉悟的青年，信仰社会主义，愿意为祖国和我们的事业献身。至于潜伏的 间谍人选在西德是否有亲戚我们并不在乎。这同总部工作人员的征聘政策完全不同。 后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海外关系。实际上，未来的间谍在西德有亲戚不是坏事。他们 可以借此直接进入联邦德国，无需经过难民营。 管一个间谍的训练由以后直接管他的人亲自负责。如果要搜集的情报涉及科技 方面，还要对他进行特别培训。在西德潜伏下来后，我们的间谍一般先找一份体力 活悄然干上一段，为以后在西德寻求职业上的更大发展做铺垫。因此，我们更喜欢 会一门手艺或在某一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候选人。几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国外的 学生和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机构或我们感兴趣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 卡尔斯鲁厄和汉堡的联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兰克福的美国人建立的巴特利研究 所。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国分公司，以及德国大化学 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尔。考虑到一旦反对德国军事化的浪潮过去之后，西德 的武器制造商早晚会恢复军工生产，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尔科这样的公司里也安 插了人。 我们的人有的打入了绝密部门，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还利用两 个德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官方和私人交往开展工作。当时的环境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 工作很有利。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两个德国的科学家对原子弹及生物化学武器的 危险忧心忡忡。这些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对原子弹产生的后果 深感震动。这批人尤其是我方间谍的重点发展目标。 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内一场激 烈的权力斗争。东欧各国领导层内人人自危。我和众多崇拜斯大林的人一样，听到 这个消息后无比悲痛，同时也感到迷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 现在他不在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实在难以想象。 乌布利希把宝押在斯大林身边的极端保守分子身上，以为他们会在这场权利角 逐中获胜。为讨好新的苏共领导人，他顽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政 策，即高税收，紧通货的政策。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业的发展，并把个体企业者推 向破产。突然发起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还给大农场和农业企业造成了损害。 宗教活动进一步受到限制。 以上政策遭到激烈的抵制。农民和小生产者要么消极怠工，要么根本停工不干。 1952年12月，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握警告说，国家将面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短 缺。然而乌布利希对此置若罔闻。他是透过正统的斯大林理论的有色眼镜看待对他 的计划的抵制的。根据这一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变革的不断深化，阶级斗争也会越 来越激烈。 1953年春天，政府下令工厂、重型企业、建筑行业的生产指标上调百分之十。 与此同时，还大幅度提高了基本食品价格。东德人民对上面强行规定的增产涨价措 施忍无可忍，公开在工厂和商店发泄不满。仅1953年头4个月里，就有12万多人逃离 了东德。36年后的1989年，同一幕还将再次重演。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头脑僵化 的东德领导人面对大出血只会空谈，或是打肿脸充胖子。当东德的工人、教师、工 程师、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后，据说乌布利希扬言：“阶级敌人走光了， 我们的队伍会更纯洁。” 由于担心东德的局势动荡会导致整个东德的垮台，乌布利希又一意孤行，莫斯 科于是插手干预了。当时忙于在斯大林死后的领导班子里争夺权力的贝利亚主持起 草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状况的措施》。在当时那个不知 改革开放为何物的时代，苏联承认东方阵营里存在问题这一点就颇不寻常。 苏联像对待顽皮的男生一样把东德共产党政治局的主要成员招到莫斯科，命令 他们尽快贯彻贝利亚起草的这份文件的精神。这将意味着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放弃 乌布利希的指令性经济政策，放宽他对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内部敌人”的严厉限制， 例如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东德领导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贝利亚的如意算盘是让 东德先富起来，然后再把这块肥肉转手西德，以换取西德的中立，甚至争取使它获 得非军事化的地位。 1953年东柏林爆发起义前夕，我正与家人在波罗的海海滨度假，读海明威之余， 跟孩子们一起玩耍。对于一个情报首脑来说，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 次难得的度假是我的上司蔡瑟一再敦促的结果。我有一次找他反映外国情报局经费 奇缺的情况时，他实在不耐烦了，没好气地甩给我一句话：“米沙，现在有更重要 的事等着处理！”随后他马上缓和下来，问我：“你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你先给 我开车去蓝色别墅，求我的事回来再说。” 位于普里罗的蓝色别墅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在波罗的海的度假别墅。被请到这里 度假是种殊荣。在这幢幽雅的政府别墅里，我从德共政治局6月16日发布的公报中感 觉到东德领导人的惊惶失措。政治局和政府在公报里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宣布取 消提高产量和食品价格的措施，削减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乌布利 希强行关闭的私人企业将获准重新营业。乌布利希这回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然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6月17日早上，美占区的广播电台报道说，建筑工人从斯大林大街游行到政府办 公大楼（第三帝国时期，戈林的航空部曾设在这里），要求废除新的生产定额，提 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防暴警察封锁了这栋大楼周围地区，气氛十分紧张。示威 者要求见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握。工业部部长弗里茨·泽尔布曼出面接见了示威者， 试图说服他们，但毫无结果。 西德情报机构，确切地说，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西德掩护组织在扩大这次事态方 面卷入到何种程度有不同的说法。工业部门里渗透了不少西德人员。对所有渴望东 德垮台，从而实现德国统一的人来说，6月份的局势发展显然是一次天赐良机。导致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的根本原因还是东德共产党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以及乌布利希的高 压政策。乌布利希最后还是露了面，但他不敢见示威群众。他们此时已喊出“打倒 山羊胡子！”的口号。这是指他下巴上蓄的列宁式的翘胡子。乌布利希选择了一个 更为安全的场合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露面表态。这一次他看上去全然没有 了往日生硬的专横，显得心神不定。 黄昏时分，美占区广播电台已成了整个事件的协调人，广播呼吁人们上街游行， 还提供了具体的游行时间和地点。一个接一个的工厂加入了罢工。各路示威者的队 伍汇集在联结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区的波兹坦广场。来自西德的人群也纷纷涌 向勃兰登堡大门，狂呼推翻共产党政府的口号。下午一点，东柏林的苏联驻军司令 下令戒严，坦克随即开进市内。 我决定返回柏林。我们沿着波罗的海海滨通往柏林的公路走到高柏林还有一个 半小时路程的新施特雷利茨市时，在苏联士兵设置的一个路障前受阻。我亮出特别 通行证，仍无济于事。苏军不顾我们的抗议，把我们连同其他的“可疑分子”关到 了指挥所的地下室里。被关押的几个小时里，我不禁想，在我们这部分德国领土上 到底谁说了算？！多亏我精通俄语，包括俄语里最粗野的土话，苏联士兵才终于允 许我见他们的长官。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后，他挥手放行。 我回到了位于东柏林潘科夫小区的家。东德领导人就住在这一带。一个集机床、 重工程和家用电器为一体的联合大企业的工人游行队伍从我家门前走过。父亲在市 中心险些遭一群暴徒殴打。他斩钉截铁地说，许多参加示威的年轻人来自西柏林。 这些人使他想起希特勒早期充斥街头的褐衫队的恶棍。他的话今天听起来好像是共 产党宣传的老一套。但不要忘了，这次事件距纳粹在德国的覆灭仅隔8年。借用贝托 尔特·布莱希特的一句话说，感到“刚下过崽的母狗仍在发情”并不为怪。 我们对周围人们的暴力行为和发泄出的仇恨感到震惊。像我这样的人属于新社 会里的内圈人士。这次事件使我猛然惊醒，认识到我们可爱的制度是多么不得人心。 这次事件中一共死了多少人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数大约在100到200人之间。我心里 清楚，东德领导人编造出的“法西斯冒险主义”或“反革命政变”完全是欺人之谈。 然而，我的信仰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我天真地想，我们可以从这次人民反抗中汲取 教训，更好地建设国家。 身为外国情报局的首脑，我的职责是查明是否有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了这次起义。 当时我就感到这不过是东德领导人玩弄的一种伎俩。一旦苏联人骂他们无能，他们 可以以此为借口替自己辩护。搜集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书籍以及其他文件材料 来证明美国和西德图谋颠覆民主德国并不难。当时国际关系的大气候就是这样。美 国思想家詹姆斯·伯纳姆在他所著的《挫败苏联帝国主义》一书里鼓吹对社会主义 阵营开展颠覆活动，包括利用“社会不法分子”寻衅闹事，或由我们的老对头，位 于西柏林的受中央情报局指使的“反对非人道行为纵队”和“律师调查委员会”带 头，共同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 我们从安插在美国军事代表团内的一名间谍那里获悉，起义前一周，美国中央 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和在国务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诺曾到过西柏林（这个间谍名叫比尔 克，任劳联产联驻西德代表贝克的翻译。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渗透到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的工会里。）我们还截获了《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沃尔特·沙利文发给 曼哈顿总社的一份电报。电文是：“如果没有美占区广播电台的鼎力相助，根本不 会有什么骚乱。从星期三早上五点起，美国设在柏林的宣传电台就开始向东德全国 各地播放详尽的指示。” 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有关这次起义的背景的情报。至于我们的领导人根据这些情 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就不是我们分内的事了。乌布利希极为重视的一条消息几乎没 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柏林工会组织计划在6月16日这一天的晚上组织一次游船活动， 并邀请了部分东德独立工会成员参加。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说，邀请不是通过信件 寄出的，而是电话通知。邀请人每次打电话时都提到“汽船”两个字。乌布利希马 上把这看成是6月17日起义的暗语。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事实的夸大。 不无讽刺的是，这次起义反而巩固了乌布利希的权力。经历了如此严重的动荡 之后，苏联人根本不可能会冒着让局势进一步动荡的风险把他搞下台。而且贝利亚 刚刚在斯大林死后的第一场清洗中被除掉。蔡瑟和德共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的 总编鲁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赞成改革。乌布利希于是有了把对手排挤掉的绝好借口。 俩人均被乌布利希的忠实追随者取代。乌布利希本人则以斯大林般的残酷无情开始 清除反对他的人。 从此，一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了东德。以后的年月里，东德人始 终生活在这一阴影之中。我当时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我的世界观和信念依然不变。 西方读者对此可能会迷惑不解。在亲眼目睹了街头流血和乌布利希对我们明知是正 直的人们进行清洗之后，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与他拉开距离或是进行抵制？根据列 宁死后所有共产党遵循的理论和实践，任何公开批评现任党的总书记的人，都是阶 级敌人的帮凶。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好比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上帝表示不敬。 遭清洗的人对乌布利希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罪名沉默无语。只有经历过斯大林时 代的大清洗，懂得党的约束力量的人恐怕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为自己辩护。 他们毕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现在与党抗争将意味着与过去彻底决裂。沉默还有另一 个原因。他们深知事情已无可挽回。开口申辩结果只能更糟。 赫恩施塔特和蔡瑟也加入了乌布利希巩固权力过程中众多受害者的行列。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赫恩施塔特曾效力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华沙建立了一个 出色的情报网。他吸收的两名间谍，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尔莎·施特伯和德国驻莫斯 科大使馆外交官凯格尔，曾及时提供了德国定于1941年进攻苏联的情报。得知自己 过去作出的贡献如今已被一笔勾销，他一定痛苦万分。我对赫恩施塔特满怀同情。 虽然他在东德被打入了另册，但在我的争取下，80年代我们拍了一部反映他在情报 工作上的卓越贡献的纪录片给年轻的情报人员看。尽管得不到官方的承认，至少他 在间谍中将受到怀念。 多年后，我读了赫恩施塔特在位于梅泽堡的国家中央档案馆工作期间写的日记。 人们可以从这本日记中感受到他苦苦思考一个不断出现的疑问：“难道我比党更聪 明吗？”虽然他受到党的迫害并对官方推行的那一套僵硬理论的后果看得很清楚， 这个疑问仍在折磨着他。和蔡瑟、阿克曼一样，他把种种疑问埋藏在心里，只在笔 记里记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代。在他之前，无数的共产党员默默地忍受了屈 辱。赫恩施塔特也不例外。他们都严守一条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永远不做对党不 利的事。 没有一个人想过向那些恶毒攻击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的敌人提供炮弹。知识 分子还要多一层精神负担。他们总是试图博得一个致力于工人阶级胜利的党的信任。 我父亲和其他作家、思想家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小心翼翼地回答严厉的质问。在东德， “知识分子”一词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安全部内都带有贬义的意味。许多人为了 表白自己没有“脱离群众”或“骄傲自大”，拼命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打着工 人阶级旗号所做的种种蠢事忍气吞声。不承认这种心态的巨大影响，就很难解释为 什么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信仰不变。 蔡瑟被解除安全部部长的职务后，我本人的工作以及我领导的局都发生了变动。 我仍留在情报局，被任命为新任局长沃尔韦伯的副手。沃尔韦伯很少过问具体的情 报工作，但对我们搜集的政治情报兴趣盎然。他身材矮胖，嘴上总是叼着一支雪茄。 每逢讨论政治情报时，他喜欢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不停地踱来踱去，推测西德各种人 物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是否有什么可乘之机。 沃尔韦伯同主管反谍报机构的米尔克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反谍报机构的任 务是肃清国内的特务。米尔克反对我主管国外情报工作。他把我看成是竞争对手。 无论我俩同级时，还是后来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成了我的上司时，他一直在背 后捣我的鬼。30年代，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内惩办纳粹匪徒的暗杀小组成员，对敌人 残酷无情。1953年，党决定审查他在处理1953年起义时是否工作不力。他因此一蹶 不振。我于是先于他被提升为沃尔韦伯的副手之一。他始终对我耿耿于怀。许多年 后，我才知道，沃尔韦伯被解职后，克格勃派驻柏林的人皮托夫拉诺夫和苏联驻民 主德国大使格奥尔吉·普希金与乌布利希讨论继任的人选。普希金说：“你们还找 什么？有一个现成的人嘛！沃尔夫。”但最终这一位置还是给了米尔克。他是乌布 利希的警犬。 即使是依照情报这一行里适用的独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米尔克也是一个性格 不健全的人，还是一个健身狂。他对搜集情报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不仅是他下令 24小时监视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还监视自己同事。他急于在领导人中发现隐藏 的叛徒，并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够从豆945年后存放纳粹档案的西柏林美国文件中心 搞到某种证据，证明有哪个东德政治家在第三帝国时期曾与纳粹同流合污的话，他 将授予我崇高的荣誉。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多低级趣味的材料他都要收进 办公室保险柜的红夹子里去。 一次，我下面的一个人颇为困惑地向我汇报说，他看见昂纳克（当时是自由德 国青年联盟的头头，后来成为东德领导人）在一个黄昏把司机打发走后，偷偷钻入 东柏林的僻静小巷中。我一听就知道，昂纳克一定是去和情妇幽会。那时他已结婚， 妻子也是一名国家干部。我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米尔克听。“这种材料无需放在档 案里，”我边说边准备随手将材料扔掉。“别扔，别扔！”这位反谍报机构的首脑 忙不迭地阻止我。“把材料给我。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用？”于是他的红夹子里收 藏的昂纳克一生中不甚光彩的材料当中又多了一份。几十年后的1989年，当检察官 搜查米尔克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份材料。 清洗一旦开始就难以止住。4年后，乌布利希施展手腕，又一次把沃尔韦伯免职， 安排米尔克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89年才下台。米尔克 的辞职犹如一场闹剧。他在东德议会上装模作样地和大家告别说：“我爱你们所有 的人。” 隐面人 第五章 边干边学 50年代初的德国像一张巨大无比的蛛网。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关系交织在一起， 错综复杂。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阵营里的人都有难言之隐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关系。 没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赖。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 活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怀尔德拍摄的反映美占区生活的电 影，尤其是《域外恋》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摄的反映俄占区初期日子的电影， 均捕捉到了这种气氛。 两个德国均称，它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鉴于战后德国的分裂源于战胜国 之间的利害冲突，我个人觉得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实现。1953年6月东 德境内的骚乱也坚定了华盛顿和伦敦的信心：击退苏联势力扩张的战略一定会奏效。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压力，统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装 西德，将其拉入西方军事同盟置于议程之首。尽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 人仍然死抱住德国统一的口号不放，全然不顾大批的东德公民移居海外。 我国领导人最关切的是设法使东德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无 法摆脱“第二个德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感。一种近乎于荒诞的爱国主义崇拜应运而 生。我们设计了自己的军礼服。我本人就有5套。对一个从未服过役的人来说，成就 可谓不小。在这期间，乌布利希鼓吹的一个颇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军事象征手 段。鉴于我们曾批评西德沿袭希特勒军队的好战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做法无异于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951年在东柏林举行的苏联阵营内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第一 次公开演奏了传统的军乐。我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对此深感不安。我们一直认为， 这种尚武主义与音乐的结合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温床。当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转过 身，问和我一起站在观礼台上的俄国犹太人作家爱伦堡对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 俄国人那样耸耸肩，回答说：“德国人一向喜欢正步走。” 与此同时，我们新成立不久的情报局正在埋头熟悉情报这一行。一个情报机构 刚成立时，难免会受到墨菲法则的影响。在科技领域尤其易于犯错误或是作出错误 的判断。 50年代期间，成千上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源源不断地通过当时几乎完 全开放的边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1953年6月的起义之后，外流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起义后的3年里，民主德国1800万人口中有将近50万人逃到西德。 我们的间谍混杂在人群里进入西德并不困难。他们通常年纪很轻，坚信共产主 义。日后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这批人铺的路。他们到了西德后，一般被收容在难 民营里并受到盘问。不过只要事先编好一个可信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亲戚， 夹在大批新移民里很容易蒙混过关。我们的人打出各种各样的幌子，如想隐瞒过去 曾是纳粹党员或党卫军成员的历史，但被发现了，或是发泄过对政府的不满言论。 我们甚至还把这类含有“污点”的材料放进其他部保存的关于此人的个人档案里。 即使西德反谍报机构设法搞到了哪个间谍在东德的档案，也难辨真伪。我们局不用 西德有亲戚的人，以防西德情报机构仿效我们的办法，也通过亲属关系打入到我们 内部。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间谍都执行一项预定的任务。间谍的培训采取人盯人的办法。 每名间谍的训练由主管这项任务的联络官负责。训练的内容仅限于情报工作的基本 知识以及获取我们所需情报的一些技巧。让他们掌握与自己任务无关的知识和技能 毫无意义。这样做有时反而使他们的任务不必要地复杂化，从而增大风险。时机成 熟时，我们还把间谍从西德召回东德，接受新的训练。 我们的间谍去的是西德，一个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和文化的国家。这显然是 一个有利条件。苏联派间谍渗透到美国就难多了。反之亦然。随着两个德国分裂的 日益加剧，派人潜入西德越来越难。柏林墙修建后，中间混有我们间谍的络绎不绝 的东德移民一下子变成涓涓细流。这意味着，间谍事先为自己编造好的履历更要滴 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还是处于劣势。因为从西德移居东德的人寥若晨星。这样 的人一旦到了东德，马上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过话说回来，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 东德。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大批对现实不满的东德公民中间收买人做间谍。 在西德站稳脚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机构的手续。为了应付这些手续，我们的大 部分间谍通常先找一份简单的体力活干上一段时间。具有某种手艺或在某个行业有 工作经验的人选因此更受欢迎。但不是所有的间谍都经过这一阶段。前面已提到过， 当时东德移居海外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理工科的学生都在我们感兴趣的公司或研 究机构里找到了工作。此外，我们还通过与西德科学家非正式的接触了解到一些情 况。他们中不少人对原子弹和生物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忧心忡仲。广岛和长崎遭到 原子弹的袭击使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批人成了我们套取情报的方便来源。 有些间谍设法打入了严格保密的单位。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然而， 刺探到作出重大决策的波恩军事与政治核心的内部机密则难上加难。 1953年的动荡过去之后，次年在波恩召开的西方盟国外长会议成为我们最关注 的对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国门口召开这样的会议。上面会要我搜集什么样的情 报，我心里没底。苏联人像往常一样要我们制定出一项具体的行动方案。抱着碰碰 运气的心理，我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希望我的部下能够搞到大量的高质 量的情报。 莫斯科派来的特别顾问仔细研究了摊在我办公桌上的草图，然后像一名找到发 动机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样对我说：“会议期间还需要有一个‘玛莉娜’。”我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玛莉娜一词在俄语里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说，我们的这位克格 勃朋友这里不会指水果甜食。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在俄语土话里还有妓院 的意思。他是指我们的人应设法把偶尔走出会场的官员引到妓院里消遣消遣。 当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报。此事过去多年后我才摸索出了一套办 法。可我不想在苏联同事面前显得自己幼稚无知，于是指示部下火速将位于东柏林 南面的一栋我们有时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个妓院兼陷阱。客厅里安装了窃听器。卧 室的灯具里面藏了一台红外线闪光照相机。当时这类器材还十分落后。摄影师不得 不龟缩在卧室狭小的衣橱里，直到屋里的人离开才能出来。 下一个难题是物色合适的妓女。我们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缉捕队队长的高级 官员（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东德与西德携手打击卖淫和色情行业。）。他一副不 修边幅的样子。尽管卖淫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在我们这个清教徒的新社会里转入了地 下，可他对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们了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们 带到了穆拉克贷。这一带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场中最差的。我那时的上司干了 一辈子情报工作，对这种事早已见多不怪。他打电话告诉我：“那儿的女人，一马 克让你玩你都不想沾她们的边儿。”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正统的理论置诸脑后，本能地求助于自由经济的刺激手段。 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一个牛奶饮食店里，我们遇到几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尽管 她们白天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表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愿意晚上再干一份不那 么正当的活儿。根据制定的计划，我们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闻中心以及外长会 议地点附近的餐馆和酒吧里，伺机邀请与会的官员或顾问共饮。如果谈得投机，便 把他们领回“玛莉娜”，参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会”。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然而午夜时分，我的电话突然响了。出现了一个“未曾 料到的情况”。有人要求对这些女孩进行卫生检查。结果发现其中一位并不像自己 所说的那样检点。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将她从这次行动中除名。 西方外长会议开幕了。我们布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没有一位客人上钩。 那一年西方部长们的幕僚们品行好得不一般，因为只有一位西德记者上钩，而且还 是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殷勤地陪着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 就各位。谁知杯盏交错中我们负责当晚行动的头头不小心误喝了为客人准备的搀了 春药的酒。当晚安排的最后一项节目是看黄色电影。这类电影在东德当然受到禁止。 不过每当我们需要时，原缉捕队队长总能给我们变出几盘来。喝了春药的这位头头 看得目不转睛。而他的猎物却对电影和姑娘毫无兴趣，躲到厨房里与女佣人聊起天 来。 第二天早上，那位记者是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 愿意为我们做事。这次行动总算有所收获，不过实在得不偿失。我们给颇为失望的 女招待付了钱，打发她们回家，并严厉警告她们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这次砸锅的行动。 此事后来还有一个奇怪的结局。我们派人去见这位记者时，他未露面。出来见 我们的是一位叫冯·努许斯的同事。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发行量很大的西德《明镜｝） 周刊工作。这种安排是他俩事先商量好的，还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策划的，我始终不 得而知。努许斯倒是极为热心，说他认识部长周围的人。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 过以后许多年里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同我们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相符。努许斯 后来当上了《快捷》画刊的总编。这份发行量很大的右翼杂志是东德的死敌。任总 编期间，他继续为我们做事。 我们开始利用莱比锡贸易交易会同商界人士发展关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保守的 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后者认为，与东德保持合作关系可以确保两个德国之间不 致爆发全面冲突。东西德商人在莱比锡交易会上达成的交易受到西方战略物资禁运 规定的严格限制。甚至像钢管这样的基本商品也在禁运之列。为了绕过这些限制， 商人们很自然地彼此建立了秘密的联系方法，偷偷做非法买卖。东德党中央下属一 个部，专门负责从事这类秘密商业交易。以后我们情报局接管了该部的大部分职能。 我常常借用滥了的高级贸易代表或部长理事会的代表的身份去莱比锡。 我和施泰因吕克就是这么认识的。他是西德的一位钢材贸易批发商，同一些工 业巨子私交很好，如奥托·冯·阿梅龙根。阿梅龙根家族拥有的钢材公司20年代初 期率先与苏联做生意，并参与修建了满洲里的铁路。一次我与施泰因吕克一起吃晚 饭，席间告诉他我是东德内政部的一名将军。我俩一见如故。第二天上午，在西德 钢铁联合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把我作为他的同事介绍给了联合会的董事莫姆森。 有施泰因吕克陪伴在我左右，这个诡秘的上层社会小集团里似乎没有一位绅士注意 到我的在场，更不要说介意了。施泰因吕克的妻子韦尔哈恩出身于资本主义德国最 显赫的家族之一。她哥哥是阿登纳的女婿。我听说后兴奋异常。她的嫂子是西德天 主教会头号人物弗林斯大主教的侄女。 我与施泰因吕克的关系经历许多春秋。为了不使联系中断，我隔一段时间就请 施泰因吕克吃晚饭，还为自己编造了一套关于我家庭的谎话。位于劳赫凡韦尔德的 一栋小楼充当我的家。东德电视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员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请施泰因 吕克来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随着军火交易越做越大，我与施 泰因吕克的交谈也越来越有价值。70年代中期时，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顾问，与 西德空军司令来往频繁，对巴伐利亚州的政治领袖、西德国防部长约瑟夫·施特劳 斯的活动也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发展他做间谍，也没有请他为我们搞情报， 虽然他应该可以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我俩之间最后断 绝关系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吕克的朋友鲍尔。 鲍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动物脂肪换取东德劳西茨 地区产的毛皮。干这一行当似乎很难发大财，而鲍尔显然很富有。我们的怀疑不无 道理。1945年前的某个时候，他曾在弗利克工业集团担任过高级职务。弗利克集团 战前拥有利润颇丰的劳西茨褐煤产区。我们找到了一张他在一次教会活动中与阿登 纳站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同他平时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两人。我们怀疑，他 的背后是希望德国有一天统一的西德大工业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们先在东德站 住脚。根据东德的刑法，他的行为既属于特务活动，又是颠覆行为。我于是有了退 鲍尔就范的砝码。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知道他同一个名叫汉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努斯 曾在德国中产阶级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之间穿针引线。掌握了 这一情况后，我决定与鲍尔全面摊牌。我约他在东柏林一家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约 翰尼斯霍夫大饭店见面。鲍尔长得又矮又胖，穿一件旧西装，简直难以想象此人是 个圆滑的间谍。施泰因吕克显然很欣赏自己新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见面前他告诉鲍 尔，我是内政部主管经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与鲍尔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其间我打出了一张又一张牌，但一无所获。无论问到什么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面 对我的步步紧逼，他从容不迫。甚至当我揭他的老底，告诉他我们知道他与美国人 有联系时，他仍然丝毫方寸不乱。这是我手里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然而却完全失 效了。 这个不修边幅的商人原来是只老狐狸。我这个年轻气盛的情报官远远不是他的 对手。由于他与上层社会关系很深，我们不便对他进行讹诈。通过这件事我吸取了 一条有益的教训：一名情报人员切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 我对鲍尔真实身份的推测很快得到了验证。下一次与施泰因吕克见面的日子到 来时，他没有露面。美国情报机构对他进行了极不客气的盘问，并告诉他我的真实 身份，警告他以后不要再与我保持联系。施泰因吕克认真记取了这一告诫。以后的 岁月里，他继续加深与德国和美国武器商的关系。当初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也恰恰 在于此。 由于我的冒失，结果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关系。施泰因吕克本来可以继续心照不 宣地为我们做事。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逐渐改进了收买人的方法。我们认识 到，劝说有可能为我们搞情报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于各种 各样的动机愿意与一个敌国的情报机构打交道。若要将这种关系明朗化，他们则会 避而远之。他们其实更喜欢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我告诫过手下的人：如果你觉得 对方的回答会是否定的，最好别问。切忌用官僚机构的繁文礼节来束缚活人。多年 来，我们逐渐废除了苏联祖师爷热衷搞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并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们还想方设法打入克虏伯这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王国并试图争取洪德豪森的同 情。洪德豪森是克虏伯厂的董事会成员，喜爱艺术。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 东德。对波恩政府压制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的立场他曾提出过批评。然而我们很快 看清了他的意图，他同我们拉关系仅仅是为了替克虏伯捞取好处。 在一次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大会上，我们与维德曼不期而遇。维德曼是德国统 一的积极鼓吹者，也是维尔特（魏玛共和国期间曾任参赞）的一位老朋友。维德曼 表示，光在口头上反对加强华盛顿与波恩的联盟还不够，并暗示我们资助他在波恩 开个公司。我听后十分欣喜，于是和他签了一个合同，其中规定了公司上缴给我们 的赢余部分。对我们情报局来说，涉足风险资本投资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在我们 的资助下，维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资收入劳动者提供经济援助事务所。这是一个游 说团体可以在政府各部门和其雇员中开展活动。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与鲁道夫·克 里勒搭上了线。克里勒是西德总理府内一个部门的头头，负责防务政策和军事联盟 问题。这位极有权势的官员经常光顾我们这家事务所，开怀畅饮莱茵地区产的葡萄 酒的同时还透露一些有关德国政治内幕的小道消息。 这次成功刺激了我们的胃口。我们打算将这个事务所扩大为一个非法巢穴（情 报行业里的术语，指一项长期潜伏任务）。东西德关系紧张时，它可以成为一个联 络点。我们在事务所里安插了一名特工，负责偷录来访官员的交谈，兼接受、处理 和向国内汇报情报。我们还吸收了维德曼的女友，给她起了个化名，叫埃里斯。她 的上司在西德总理府内工作。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难堪。虽然维德曼能言善辩，却 经商乏术。事务所的日常开支大大超过了它的收入。这种情况不可能对外界隐瞒很 久。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纳税记录。无需多久，它就会 纳闷，这家事务所的经费从何而来。一切结束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情报局总部里 的一个工作人员叛逃到西德。因为担心事务所里的这名特工会因此暴露，我们把他 撤回东德。 所幸还有埃里斯。不过她的上司后来从总理府调到科学教育部。我们对她的兴 趣也随之减少。她在该部工作的10年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政府资助的敏感的研究项 目的详细材料。据此我们制定了自己的窃取科技情报的计划。 50年代初期，除了维德曼的事务所外，还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板似乎也 极有发展前途。查阅东德准备大赦释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单时，苏珊这个名字引起了 我们的注意。1951年她参加莱比锡贸易交易会时，东德反谍报机构以间谍罪将她逮 捕并判处8年徒刑。她的档案里职业一栏填写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对她产 生了兴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将获释时约见了她。走进接待室，他看到眼 前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年龄约在34yo35岁之间，虽身着国服，眉宇间却透着倔 强和自信。对于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认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丝毫 不想取悦扣押她的人。同时，她还谈了自己对德国面临的问题以及阿登纳的亲美政 策的看法。我们的人问她，是否愿意换个场合继续谈下去。她被释放后，两人再次 在东柏林的华沙大桥上见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后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给她起了个 化名，叫莉迪亚。 令我们欣喜的是苏珊在波恩安了家，还办起了一家沙龙。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 里聚会，讨论政治和文化。通过苏珊，我们得到了有关西德政治党派中一个极右组 织的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名叫救援自由的组织的头目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名政 治家，叫巴泽尔。该组织通过海外人士插手东欧各国，并与奥匈帝国皇室的后代、 政治上极为活跃的奥托·冯·哈布斯堡结成同盟。巴泽尔日后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联 盟主席的宝座，并以此身份与勃兰特竞选总统。他坚决反对勃兰特试图给予东德外 交承认的努力，令我们头疼不已。 苏珊被东德逮捕之前曾与任柏林市长的勃兰特热恋过。勃兰特给她写过不少情 书。1961年议会竞选期间，勃兰特的政敌，包括施特劳斯向外界泄露了这批信件的 内容。以前我们一直把施特劳斯视为敌视社会主义的狂徒。他在公开场合也是这样 表现的。苏珊提供的情报促使我们第一次重新考虑对施特劳斯的这种成见。苏珊认 为，施特劳斯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劳斯和勃兰特约定 在她家举行私下会晤时，顿时谣言四起。人们纷纷猜测有可能实现一个大联合，从 而社会民主党人战后将首次进入政府。勃兰特在回忆录里证实确实会晤过施特劳斯， 但未提会晤的地点以及他与苏珊的关系。 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位妇女偷偷溜到柏林与我们秘密接头，并 向我们提供政治观点跟她更接近的组织和个人的情报。尤其是在此之前，东德曾以 莫须有的罪名将她逮捕下狱。她当然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是一名双重间谍 的话，她会设法打听我们的情报活动。可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她只收下我们为报 销她的开支付给她的钱。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为了给她去柏林找一个借口， 她还编造出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1961年修建柏林墙后，这条极其宝贵的消息来源突然中断。当时有几个一直向 我们提供情报的西德人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她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苏珊这个人并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迹象表明，她开始为西德情报机构工作，并同西德陆 军少校扎格纳一起消失在远东。当初苏珊就是从他这里听到救援自由这个组织的名 字的。在远东期间，扎格纳先后在几个国家担任西德武官。1968年时，苏珊已在一 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间谍控制的情报网内做事。朗格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眼线，欧 洲及远东都有他的人。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帮过我们的苏珊摇身一变，竟成了西德联邦情报 局驻香港站的站长，代号150。东京、马尼拉、雅加达和新加坡等地的情报分站均归 她管。70年代我们搞到手的西德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里提到，她曾一次得到9．6万 西德马克的报酬。由此推断，她该不是一般等闲之辈。1968年，克劳斯·金克尔当 上西德情报组织的首脑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冒牌间谍，废止格伦的莽撞做 法。尽管格伦之后又换了两任首脑，这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苏珊离开了西德情报 组织。据说她拿到30万西德马克，条件是不得透露联邦情报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内情。 从此她销声匿迹。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我仍是一 个谜。 经过施泰因吕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点：刺探联邦德国政治秘密的秘诀在 于四处撒网，广开情报来源，对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 关怀。右翼方面，我们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位爱国者，战前曾任国 会议员，因反对希特勒坐过监狱。后来参加了1944年试图暗杀希特勒的密谋集团。 格雷克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一些铁杆保守分子最终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他们反对阿 登纳企图借美国产婆之手接生一个新德国的政策，与他势不两立。格雷克公开会见 乌布利希，以表示他对阿登纳政策的不满。为此他被驱逐出阿登纳的政党。我们仍 然与他保持往来，把他作为了解基督教民主联盟圈子内情况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 他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 当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消息传出后，格雷克认识到波恩当局 十之八九也在着手准备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对亲美政策的人打成共产党间谍，把 他们搞臭。事不宜迟。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东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 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不过当时我们话说得很直率，他别无选择。如果阿登 纳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的话，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们安排他在东柏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格雷克解释说，他是出于 爱国才与我们保持联系。我国领导人对这次宣传上的胜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说有 点得意忘形。从此他们胃口大开，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时轰动效果，根本不考虑一 个没有暴露的优秀间谍胜过10多个弃暗投明的间谍这一点。以前我有一个人，化名 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维特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负责欧洲安全问题 的委员会成员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他的地位，他成了工业界 巨子们的红人，未来基民盟主席的人选。1954年夏天，我度完假后回来，看到沃尔 韦伯留的一张便条，通知我必须把维特马克撤回东德。我愤怒至极。为了出一次记 者招待会的风头，竟不惜牺牲一个向我们递送波恩加入北约组织详细条件的人。况 且我知道维特马克一定极不情愿放弃他在西德前途似锦的仕途，跑到东德默默无闻 地度过余生。但我无能为力。不管一个情报机构多么敏锐，它始终是政府手里的一 个玩意儿。 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维特马克这个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几条政治理由一点也 没有打动他。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部永不停转的宣传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没办法， 我只好谎称西德反谍报机构正在跟踪他。惟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东德。 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决定。我们推测，虽然他妻子知道他为东德搞情报， 但不会对移居东德兴高采烈。我们于是劝维特马克返回汉堡前先给她写封信。我们 的信使赶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汉堡，先把消息告诉了她，使她精神上对这一突如其来 的打击有所准备。面对要么丈夫受辱坐牢，要么在东德一栋临湖的漂亮房子安家， 开始新的生活，她选择了后者。 1954年8月26日，维特马克在东柏林的记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说，阿登纳在外交 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隐瞒。按照以往在这种场合的做法，我们还让他透露一些通过 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以增强宣传效果。这一口是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即 波恩正计划建立一支拥有24个师的陆军。这完全不符合波恩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的 立场。 维特马克被安排到外贸委员会当副主席。我始终为把他召回东德的决定感到遗 憾。我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为了一条大标题而葬送了一位未来的国防部长。格雷 克成了全国民主党内的一名干部。该党代表东德的退伍军人、手工业者和小企业家。 可怜的格雷克只好在这个闲差上度过晚年。 当年轰动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们策划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 是我们的什么情报来源。他的职业反倒是侦破我们的间谍。此公乃是西德反谍报机 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头子，名叫奥托·约翰。今天很难感受到这一事件在当时 掀起的波澜。那时，所有德国人的履历和忠诚仍受到他们昔日敌人的怀疑。左派人 士在社会上仍享有威望。 约翰本人反对纳粹。在参加了一次纪念1944年7月20日反对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十 周年纪念活动后，他从西柏林消失了。失踪前，有人最后看到他与一位老相识，妇 科科学家沃尔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区的苏联军事基地再 次露面。有证据表明，他俩同乘沃尔格穆特的车到了东柏林。 西德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责共产党情报组织蓄意挑衅，绑架了约翰。说 来也巧，正当波恩政府发言人宣称约翰不是自愿离开联邦德国的时候，这位情报头 子却在东德广播电台上斩钉截铁地说，他来东德完全是自愿的，因为阿登纳已沦为 美国人的工具。美国人“出于与东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拥抱那些丝毫没有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吸取教训的人。这些人正在等待时机，为1945年的失败复仇”。 他还披露说，西德情报网使用的人主要是纳粹分子。这番话出自他的口极有分量。 然而，和冷战白热化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样，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 单。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怪诞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于众。 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解开这一疑团的关键。战时他参加了纳粹反 谍报机构内一个密谋暗杀希特勒的抵抗小团体。通过别人的引见，他结识了后来暗 杀希特勒未遂的冯·施陶芬贝格。他接到的任务是弄清如果预谋者干掉希特勒的话， 盟国是否可以接受他们的求和。约翰当时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为德国的商业 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工作。他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特别是与美国武官霍恩 撒尔上校搭上了线。霍恩撒尔上校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最高层有熟人。约翰还通过 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向英国传递口信，寻求它的支持。 许多年后，约翰告诉我，他认为金·菲尔比扣压了他的口信。菲尔比是克格勃 安插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当时正权极一时。俄国人坚决反对德国国内的 反希特勒人士与西方盟国达成的任何交易，担心保守势力推翻希特勒后会团结一致 抗击俄国。“我交给菲尔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里什么地方了，”约翰对我说。 “伦敦八成根本没看到过这些文件。”此时菲尔比早已作古。 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流产后，密谋小组的成员受到残酷的捕杀。约翰设法从马德 里经里斯本逃到英国。记者德尔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广播公司里的评估部门给他 找了份工作。战后，在审判冯·布劳希奇、冯·伦德施泰特和冯·曼施泰因三位德 国陆军元帅时，约翰向英国提供的证据还被作为参考。考虑到这一背景，他被任命 为位于英占区科隆市的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就不足为奇了。 约翰与美国人扶植上来的外国情报局首脑，前纳粹分子格伦和阿登纳身边的其 他纳粹分子决算不上是天然盟友，与阿登纳本人也是貌合神离。阿登纳和许多西德 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斯道芬伯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约翰本来想在新 组建的外交部里任职。后来他告诉我，去外交部根本不会有任何出路。那里到处是 当年围着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转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伦的副手拉特克 被调到了反谍报机构，显然是为了监视他。1954年时，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 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在东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显得顺理成章。实际情况完全 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比这古怪离奇百倍。约翰压根儿就没想叛逃。身为苏联间谍的 沃尔格穆特博士决定趁他的朋友情绪低落时把他诱骗到东德。我的克格勃同事发誓 打赌说，他们没有授意沃尔格穆特这样做。但我可以想象沃尔格穆特对自己的联络 官说：“我可以把约翰拉过来。”这位苏联情报军官听到后一定半信半疑说：“好 啊。你把他领到这儿我才相信。” 有一点确凿无疑。最后见到约翰的人讲，他看见约翰坐在沃尔格穆特的汽车里， 深更半夜穿过边境进入东柏林。经过调查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我猜测约翰要么喝得 迷迷糊糊，要么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药。有人看到他俩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钻进一 个又一个夜总会，为怀念死去的抵抗运动朋友狂饮。等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觉醒 来时，发现已身陷苏联军营。这对西德反谍报首脑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我想苏联 人这一惊吃得也不比约翰小。因为他们叫来了克格勃驻柏林站站长皮托夫拉诺夫将 军，还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闻委员会的代表图尔加里诺夫，共同商量 怎样最大地利用他的价值。约翰深知，他已铸成大错。如今攥在了苏联人的手心里， 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条。不仅丢官，还要坐牢。 约翰公开露面给西德反谍报机构造成的震动逐渐平息下来后，苏联人和以往一 样，把损坏了的物品当包袱甩给了我们。约翰当时神情恍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给 他找一些朋友，从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们介绍他认识了东柏林市首席建筑师亨 泽尔曼，还有我在柏林广播电台时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认识约翰在反纳粹抵抗 运动里的一些老熟人。国家安全部为他提供了保镖，以防西德情报机构把他绑架回 西德。可这些保镖未尽到职责。约翰来到东德17个月后，和来时一样又一次悄然无 声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学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见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麦记 者。俩人钻进亨里克森的汽车，穿过伯兰登堡大门一溜烟地开回了西德。 此事发生在1955年。37年后，1992年4月的一天，我与83岁的约翰坐在一家餐馆 里。隔窗眺望，当年他逃离东德的地点洪堡大学一带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后，他因 背叛国家罪被判处4年徒刑。他说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实际上，他只服了18个月的 刑。这表明西德并不能确定他犯罪的严重程度。至于“叛逃”到东德一事，他告诉 我说：“我当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苏联军营。我从来没想过去东德。”约翰 说他在东柏林始终过不惯。一年后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设法找人帮他逃回 西德。 这些名噪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人员到头来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错，由于 一名西德叛逃人员的揭露，阿登纳不得不承认他正在考虑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昔 日纳粹分子在波恩政府内卷土重来的内幕经过大庭广众之下的曝光也上升为西德政 坛上讨论的问题。然而，西德还是很快加人了北约组织。我们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联 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甚至连延缓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 隐面人 第六章 启蒙老师赫鲁晓夫 和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多年后我才破除了对斯大林和斯 大林主义的崇拜。觉醒的起因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上发表的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秘密讲话。我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 痛苦的过程，很难说清开始于哪一天。5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不祥的气候。我对一 向信奉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大概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但和我们 这一代的许多共产党员一样，真正动摇我长期形成的世界观的事件还是赫鲁晓夫揭 露斯大林罪行的这篇讲话。在此以后，我们虽然仍可以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但再也不能说自己纯洁无暇了。 直到1956年2月，我的办公室里仍高高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照片上的他正在点 燃烟斗，一副慈父的样子。2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收到厚厚一摞西方报纸。我一 直阅读《纽约时报》和巴黎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借此了解美国思想动态。此外， 我还阅读许多西德报刊杂志，包括《图片报》。这份小报虽然在报道上哗众取宠， 可它透露的西德情报机构的内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报还要多。伦敦的《泰晤士报》 和法国的《世界报》也是我浏览的对象。阅览全世界各地的报纸是我这份工作的一 个特权。东德禁止西方报刊的发行，表面理由是它们里面含有鼓吹颠覆共产党政权 的内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员心里清楚，西方报纸对铁幕后面生活的报道往 往过于真实，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在苏共二十大上，赢得了斯大林死后一场血腥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 林的独裁统治，并揭露：1934年苏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 候补委员中，98名被逮捕处决。1936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 其中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幼年时，父母曾庄严地向我们讲述过苏共七大的经 过。赫鲁晓夫最后指出，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违反了一切革命准则。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法。在此之前，我们已习惯于粉饰 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点。今天，这一制度的僵尸已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任 人解剖。我们可能会觉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语言不够鲜明全面。但在当时，我 们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看完西方报纸上全文登载的这篇讲话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把斯大林的画像从墙上取下来，一脚踢到角落里。我对这篇讲话的内容并非完全没 有精神准备。昔日在苏联我对大清洗多有耳闻目染。然而得以窥见斯大林罪孽之深 令人极为痛苦，好比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宣誓献身的这一制度怀有的疑虑一瞬间成了 现实。 通过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人们之间的奔走相告，赫鲁晓夫富有爆炸性的讲话 在东欧各国不胫而走，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好似火上浇油。10月至11 月的匈牙利起义即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直接后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领袖是纳吉。 1943年到1945年期间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广播电 台台长。我是德国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下了晚班后，我俩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 纳吉留着典型的匈牙利式小胡子，圆圆的脸。他性情沉静随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 亡团体成员结成了朋友。我当时相信，纳吉与莫斯科领导人一定能找到办法，恢复 匈牙利的平静。起义的最初几天过去后，坦克撤出了布达佩斯。纳吉保证要推行自 由化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满足这一点。抗议活动和流血事件持续不断。 11月4日，苏军坦克返回布达佩斯。苏联人不停地通过我的紧急电话线翻来覆去地问 我同一个问题：北约组织将如何反应？我心里并没有数。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 北约正在秘密地针对苏联人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潜伏人员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 不打算动手，因为担心事态会升级。我心一横，回电给莫斯科：“北约不会干预。” 如果当初我判断错了的话，我这个局长十之八九要被撤职。这还是最轻的结果。 可我说对了。纳吉于是成了苏联人的替罪羊。苏联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馆里的纳吉 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证不会审判他们，但却食了言。他们把纳吉从南斯拉夫使馆里绑 架出来，带到罗马尼亚，经过闹剧般的秘密审讯后就地处决。苏联人的行径完全回 到了斯大林最黑暗时代的做法。日后，匈牙利外国情报机构首脑劳伊瑙伊向我坦白 说，他曾亲自参与对纳吉的审问，为此深感内疚。“米沙，这种事永远不应重演，” 他说。 暴徒肆虐杀人的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场惨痛教训。虽然莫斯科的教 条主义者借此事件暂时得以将改革者打为反革命分子，但对许多独立思考的共产党 人来说，这次起义的原因却是扑朔迷离，从中得到的启示也很复杂。列宁时代的老 问题不禁萦绕在我的脑际中：“我们难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风险吗？为了 谁的自由？自由的敌人又是谁？” 1956年3月，我们在国家安全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当时 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尔韦伯，他不像后来接替他的米尔克把会开得沉闷枯 燥。对于米尔克来说，开会无非是对部下滔滔不绝训上个把小时的话，然后宣布散 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欢迎苏联同事敢于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并表示，多 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疑虑之中。现在终于感到如释重负。米尔克听了我的发言后大惊 失色。“我从来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他说，“我不知道沃尔夫同志是什么意思。” 接下去他又说，据他所知，苏联国内根本没有什么镇压行为，还特别补充道，东德 国内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 当然，解冻对东德不可能没有影响。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有罪的88名东德犯人 获释。还有700余名犯人提前获释。在党内，对阿克曼、达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 几位失势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员的整肃不了了之。各种改革方案突然从各级官 员的卷宗里跳了出来。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内，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 市场机制问题的讨论。这种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参加了 一个由不同行业的人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 安全等方面的专家。虽然我对经济问题一向一知半解，但却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各位 成员的发言。我思想上甚至开始倾向于接受扩大私有制的份额，并对言论自由与坚 持党的教诲的官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然而乌市利希继续捂住盖子。苏共二十大过去仅两个月，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即 表决通过一项决定，禁止再讨论过去的失误，以免给敌人提供攻击我们的炮弹。在 诸如“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缺点”这类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党内纪律。我和党 内许多同志曾希望换换脑筋，现在又一次在威力无比的党纪下臣服。尽管如此，苏 共二十大仍是迈向后来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漫长历程中的第一步。这一弦线起于苏 共二十大，止于1989年。我最终离开了情报局，摆脱了它对我思维的禁锢，完成了 思想上的转变。但在此之前，仍然还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赫鲁晓夫秘密讲 话后，波兰工人举行了罢工，遭到波兰军队的血腥镇压。波兹南事件、匈牙利起义 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又一次迫使我们从冷战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时的形势给我们的 惟一启示是，当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国试图奉行独立的政策时，分别受到了惩罚。莫 斯科教训了匈牙利。美国则敲了英国和法国一下。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我们当然 清楚自己属于哪个范围。 我在想，倘若掌权的是我，做法上会不会略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但并不肯 定。80年代初，我曾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过改革的问题。那次讨论的国家是波兰，而 不是东德，但问题是一样的。我问这位开明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他在这些问题上影 响如此之微。他回答说：“沃尔夫同志，不管谁当上总书记，你只有大约一年的时 间影响他。不久，他的身边就会围上一群亲信。这些人吹捧他如何伟大，每一举措 如何正确。到那时再想影响他就太晚了。”安德罗波夫还举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 的例子。齐奥塞斯库早年似乎走了一条不同于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堕落为暴君。 我耳边已经可以听到指责我的人嘲讽说，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才把内心想法化 为行动。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对冷战的看法完全基于以下的认识：西方及其制 度没有指出一条可行的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都不可能采取任 何步骤推动我国或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哪怕想都不会想到 这一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种种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 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更为优越的人类社会模式。每逢重大关头来 临之际，我认为决不能放弃我们在欧洲的影响，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做法越来 越怀疑。1968年，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话： “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形成了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有其自己 的规则和独立的存在，服从于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因素和利益。这些机构和其官员 有时会对人民滥用权力。他们的行为与革命的目标毫无共同之处。” 东德大多数有头脑的共产党员都无法摆脱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热烈地 信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心生疑虑。然而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扰人的问题埋在 心底，只盯着这一制度创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给诸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带 来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巩固之前，一切都要为它让路。当时不可能进行 改革既是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又与紧张的国际形势有关。在这种国际气 候下，任何改革的举动好比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这马上又会当做是西方的胜利。年 复一年，我们在这一怪圈里循环往复。 1956年的动荡过去后，赫鲁晓夫最关心的是化解东欧阵营内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从而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他列举出的一串 串数字和发表的乐观无比的讲话使他的不少同事感到好笑。但他确实相信，在他的 领导下，苏联不仅可以赶上，而且超过美国的繁荣。乌布利希的顾问们十二万分虔 诚地把赫鲁晓夫的这一想法翻译成牛头不对马嘴的“不用赶上即可超过”。我们的 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把这一口号挂在嘴边，直到有人斗胆向他指出，这种提法逻辑 上讲不通。 赫鲁晓夫对玉米的着迷也引起了人们窃窃私笑。他把玉米看做是解决幅员辽阔 的苏联长期缺粮的秘密武器。1957年他首次访问东德时，米尔克和我带他到马格德 堡地区盛产谷物的平原参观。他在当地会晤了农学家，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求教并认 真地记下所有的数字。我后来听说，他回国后，训斥手下的官员居然连东德的农业 产量也赶不上。手下的人狼狈不堪。 赫鲁晓夫粗俗的举止和冗长的讲话在苏联国内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对我们这 些注定得听鸟布利希老和尚念经式的发言的东德人来说，赫鲁晓夫的直言快语的性 格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所有苏共领导人中，他最受东德 人的喜爱。但他和戈尔巴乔夫不同，是一个朴实的人，对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 一种出自本能的理解。谈起他的家乡卡利诺夫卡，他可以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几 个小时，流露出对自己家乡的怀念和骄傲。与此同时，完全不去理睬外交上的礼仪 规矩。 我还记得赫鲁晓夫结束对东德的访问时的一个插曲。出席完在东柏林举行的告 别宴会后，两国领导人及其亲信随从随后来到苏联大使馆内大使的房间里继续再饮 几杯。年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几杯酒下肚后顿生困意，不想再回到郊区的国 宾馆下榻，想在大使馆就寝。乌布利希闻后大惊。他已经做好安排，明天国宾馆通 往机场的马路两旁将排满忠诚的东德人，夹道欢送客人。 米高扬和乌布利希于是激烈地争吵起来。赫鲁晓夫最后插话说：“阿纳斯塔斯， 你跟乌布利希争也没用。德国人就是这么吹毛求疵。”乌布利希满面通红，一语未 发。 米高扬被迫回国宾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他情绪低落。面对他的主 人执意安排的等候在机场路两边的东德人，他在汽车里沉入梦乡，以此来表示他的 抗争。赫鲁晓夫从他的座位上转过身，轻声对我说：“当初我在卡利诺夫卡工厂工 作时，有一个德国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携在德国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 时津津乐道地说，结婚前决不会碰她一个指头。这件事传遍全厂。我的一个朋友瓦 斯卡瞅见机会来了。整个夏天他跟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尔夫同志，德国人事 事较真儿未必是好事。” 无疑，赫鲁晓夫可以显得很粗俗。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有限，加之对世界其 他国家缺乏了解，他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严重缺陷。同时，他对秘密报告引起的广泛 后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到头来他仍牢牢地与旧体制及其思维方式挂在一起。但他 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官僚，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常常为了证 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牺牲外交上的优势。 到了1956年时，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很像是布莱希特在其话剧《大胆妈妈和她 的孩子们》里对30年战争的描绘：不推自动。双方的军火商、政客和情报机构在这 一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大受其益。 1956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佣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 “部长正在花园门口等你。”我马上警觉起来。透过窗帘中间的一条缝隙，我看到 楼下停着一辆大众汽车厂造的老式甲壳虫牌小汽车。我疑心更重了，因为东德的部 长们出门一般是不坐这种车的。我抓过放在床头柜上的上了膛的手枪，塞到睡衣口 袋里，然后走下楼梯，来到前门。 体态臃肿的沃尔韦伯站在面前，嘴里叼着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边向汽车走 去，一边问有什么事。他解释说，他也是被苏联人打来的紧急电话叫醒的。为节省 时间，从邻居那儿借了辆车，没有带警卫和司机。“快走，米沙。你简直想不到苏 联人的发现。” 我们开着这辆吱吱呀呀的老爷车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纳费尔德机场。 距美占区分界线大约500码的地方，借着灰蒙蒙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墙外有一小群 人。一半是苏联士兵，正在起劲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观看。我认出他们都是莫斯 科军事情报局驻柏林的高级军官。一条秘密隧道刚被掘了出来。 士兵已经挖出一条深沟。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跳进沟里，切开埋在土里的一个 管状的金属结构。里面露出一扇金属门。上面的锁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枪发出的高 温溶化。门被使劲地拉开了。士兵和排除炸弹人员悄然无声地跳了下去，检查洞内 是否有饵雷，但什么也没发现。修建这条通道的人当初没想到有人会发现它。先下 去的人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走进一间面积相当于宽敞的书房的屋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 子。四面墙上环绕着一股股仔细加以区分的电缆线，每股电缆上接回另一端的主电 缆之前安有一个扩音器。讯号经过接收和放大，被输送到500米外位于西柏林的一幢 特别建造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绝妙的地下监听站。 事后我才从苏联同事那里详细了解到这条隧道内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来美国人 发现这一带地下埋有战前铺设的通往如今是东德南部地区的主电话线缆。其中三条 线成为军用专线，包括一条联结莫斯科与位于柏林南边温俾多夫的苏军总司令部的 所谓韦切线（俄语“高频”的缩写）。 无需任何想象力即可看出，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梦寐以求的事。美国人可以借此 监听莫斯科国防部与苏军在东欧的最大的军事基地位于卡尔绍尔斯特的东柏林 基地之间关于武器装备、物资短缺、技术缺陷以及新研制的武器技术的代号等方面 的谈话。此外，还可以窃听到作战计划和苏军内部就一直面临的经费紧张互相之间 的争吵。 俄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韦切电话线路极为信任。他们研制出了一种新技术，在电 话线缆里面塞入里面充有压缩空气的细细的电线。电流通过这些细电线时若稍有减 弱马上会显示出来。不管多么先进的窃听器，只要一安在电话线上，电流也会有所 减弱。 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后，我从来不相信有窃听不了的电话线。今天我还是这样认 为，即使在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后，俄国人仍然对他们的电话专线笃信不疑。几年 后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我去拜访克格勃在东柏林的头子时，他兴致勃勃地 把电话听简递给我，让我与正在莫斯科办公室里办公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聊天。 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先在紧靠西德边境的一侧修建了一间小屋子，他们的人可 以躲在这里截听往来的苏联通讯。小屋子的房顶设计成圆型；看上去像是一个气象 站，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真正从事的地下活动吸引到屋顶上来。 为了解决窃听电话时电流会略有减弱的难题，英国工程师为三根大电缆中的数 百条电话线的每一条安了一个微型音频放大器。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我想，如 果不是通过克格勃得到线索的话，单凭我们自己是不大可能发现这条通道的。 借着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我们在漆黑寂静的隧道里摸索前进。一块白 纸板从我眼前晃过。我用电简对准了它。在这条隔开两个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地 下分界处，某个不乏幽默感的情报人员放了一小卷铁丝网和一张硬纸板，上面用黑 钢笔写着：“这里是美占区。”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敌手之一在这里居然欣赏 起了美国情报人员彼此之间开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 不是在做梦。 不过这一情报上的杰作有一点缺陷，哪怕是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 苏联人通过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优秀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掌握了 这通道的情况。虽然苏联人自己在谈话中注意保密，却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结果 我们毫无戒备，谈话被西方窃听。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的这种行为并不稀奇。对 他们来说，情报通常只是单向流动。 我隐约地感到，西柏林有一个身居要职的英国情报官员是苏联人的间谍。详细 情况苏联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们的一位将军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嘘说，英国情报机 构里有个重要的间谍归他管。苏联想让美国人完成这一杰作，以便可以对美国人的 技术水平作出评估。美国人果然中了自套。苏联情报机构对这个监听站监视了大约 卫年后，才戳穿了这一秘密。 1961年，布莱克被捕入狱。5年后，他从伦敦的监狱奇迹般地越狱达到苏联。虽 然他在莫斯科定居并建立了新的家庭，苏联人仍然不放心让他外出旅行。最后，他 们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了布莱克休假的请求，送他去东德安全部在波罗的海乌瑟多 姆岛上的一处疗养胜地。布莱克先后访问过4次东柏林，每一次都有克格勃人员陪同。 我请他跟我们正在受训的学员谈谈他的不平凡的间谍生涯，希望借此在共产党国家 的情报团子中培养一种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布莱克第三次来东德时，克格勃的陪同人员似乎不再那么紧张，允许他的俄国 妻子与他同行。布莱克还提出想单独见见我。我俩年龄相仿，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 他说话留有分寸的英国人的表达方式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俩在宾馆调侃 儿的同时，他的妻子外出采购，享受商品相对丰富的东德国营商店。布莱克是一位 出色的语言学家，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法语和荷兰语。现在又加上了德语和俄语， 不过可以听出英国绅士的口音。显然他是在剑桥大学时养成的。 布莱克告诉我，修隧道的主意最初是英国人想出来的。他曾任英国情报机构驻 远东情报站副站长。卸任后，他从朝鲜回到英国，参与了在维也纳搞的一项类似行 动，即从位于维也纳西默林大街上的英国宪兵司令部挖一条隧道，直通苏军代表处 驻地。这项计划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但似乎很有希望。因为他参加这项计划，上面 让他与美国人共同研究柏林隧道的可能性。 布莱克越狱逃到莫斯科后，我与他在我弟弟康尼拍的电影《妈妈，我还活着！》 的首映式上又一次见面。我弟弟也在场。这部电影讲的是关押在俄国的德国战俘的 故事。那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夜晚。我和布莱克畅谈俄国电影和书籍。虽然他已 离开间谍这一行，谈及以前的经历时，还是显得相当谨慎，不愿多谈。不过他向我 坦白过，在莫斯科有菲尔比这么个朋友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我当时强烈感觉到， 布莱克对别人把他看做是无情无义的间谍痛苦万分。他希望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还感觉到，虽然布莱克忠于苏联的事业，却不肯承认自己像 他的国家称他的那样真是一个叛徒。他好像不如菲尔比聪明。我同菲尔比也认识， 而且对他极为佩服。我理解他们俩人为什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我们对莫斯科 搞的所谓社会主义都看不惯。菲尔比和布莱克好像国寻到知音，可以倾诉衷肠感到 如释重负。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他俩就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我改革。 尽管菲尔比和布莱克都被安排在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然而尽人皆 知，在西方工作生活了这么久的间谍撤回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是回到像苏联这 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菲尔比比布莱克更外向，与人交往时显得潇洒自如。他也 曾先后几次来东德度假，一次与老朋友畅谈到深夜。在莫斯科生活了几年后，他对 苏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常当着我的面激烈地批评苏联经济一团糟，国家领导人 严重脱离群众。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先发现了诸如劣质消费品和官僚习气这类现象。 我觉得很可笑。菲尔比在莫斯科难得有机会与文化修养很深的人交谈。但我不 同意西方称他在莫斯科度日如年的说法。不错，除了莫斯科他无处可去。但菲尔比 比其他间谍更能随遇而安。 我感觉，克格勃安排菲尔比、布莱克这样的人去生活水准远远高出苏联国内的 东德和匈牙利等国家度假，是为了减轻他们内心的压抑。克格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 这些西方要人有一天会逃回祖国，令莫斯科丢尽面子。他们若想逃走的话，并不是 很难。菲尔比告诉我，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机构就曾通过种种途径几次邀他回国。 菲尔比喜爱东德的乡村。每次他来东德时，我俩都要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谈 书，谈思想，甚至谈烹调。我俩一起动手包俄国饺子，然后比较各自饺子的特点。 包这种饺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进自己想吃的馅儿。一次度假结束后， 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回忆录，扉页上写着：“尊敬的沃尔夫中将同志惠存。逗留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承蒙热情款待，不胜感激。金·菲尔比。”这本书是西德出 版的。他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版本的翻译水平大 有改进之余地。金：”也许他觉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赠送礼物时出于礼貌应当 批评西德几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后面补加的一句话很有趣。它反映了菲 尔比一丝不苟的学究气。 在世界情报史上，菲尔比和布莱克属于悲剧性的人物。人们对他们的政治观点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事业上成就辉煌。布莱克的遭遇尤其不幸。他不是一次， 而是先后两次失去家园。第一次是他逃离英国时。第二次是苏联垮台。他被迫在一 个背弃了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第二祖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经历了从西班牙内战以 来本世纪许多重大事件的菲尔比先于布莱克去世。也许他是两人中更幸运的一个。 我从未因菲尔比背叛他的祖国感到过不自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信念。他 从一开始就坚信，苏联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一生有信 仰的人，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遇到什么惊涛 骇浪。当然，每个人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有的人。如阿瑟· 克斯特勒，早年追求正义、平等等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来因为苏联的种种过火行为 心灰意冷。我的老朋友莱昂哈德就是这样。我以前感到很难理解这些人。不过我与 他仍保持着联系。我想现在我俩已彼此理解了。 随着冷战规则的逐渐明朗，对方的间谍也不再像是魔鬼的使者，而更像是东西 方游戏中的棋子或卒子。一旦落入敌国情报机构之手后，他们更有可能成为阶下囚， 而不是刀下鬼。不过处决间谍的事仍时有发生。通常是因为某个政治家想借此向本 国人民或敌国表达一种立场。情况的变化使我意识到，交换间谍有可能成为情报工 作中的一件有利的武器。我开始更为仔细地研究我方关押的间谍情况，看是否有可 能用他们换回西方关押的我方间谍。 通过在国际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柏林律师沃格尔和代表西德的律师施 坦格，两个德国就交换间谍形成了一套做法。随着岁月的流逝，铁幕两侧双方交换 间谍变得更加容易，即使交换的间谍被判长期徒刑也无妨。沃格尔通过在敌对国之 间穿针引线发了一笔小财。 东西方在国际上交换的首位重要间谍是1960年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侦察机 驾驶员鲍尔斯。这一事件令艾森豪维尔在政治上极为尴尬。由于处理不当，艾森豪 维尔与赫鲁晓夫原定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也泡了汤。坐在莫斯科富丽堂皇的工会 大厦圆柱大厅的观众席上观看鲍尔斯的审判，一种阴森感油然而生。30年代这里曾 是斯大林导演的一系列装模作样的公审的地方。我当时恰好因其他事在莫斯科，顺 便想去看看热闹。我坐在硬长条板凳上，头顶上方是彩色粉笔图案的天花板，上面 悬垂下来的晶莹闪亮的水晶吊灯更适于舞厅，而不是法庭。 这是斯大林死后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审判间谍。那年夏天，审判鲍尔斯一案是 莫斯科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围围观，想看一眼从苏联 空中掉下来的这个美国人。克格勃的同事们小声告诉我，总书记本人打算亲自核准 判决书。 鲍尔斯被带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 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习惯地拧成个 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我对这个敌人突然萌生了一丝同情。通 过一位毫无表情的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 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傻瓜！”我自语道。 结果鲍尔斯的天真和与苏联方面的合作态度恰恰正中超级大国的下怀，为它们 首次交换重要间谍创造了有利条件。鲍尔斯只被判了10年徒刑。我在克格勃的朋友 解释说，从轻发落鲍尔斯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莫斯科愿意交换间谍。 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上校文贝尔正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 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 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 来，化名戈德费思，对外以摄影和绘画为职业。他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租了一间画 室，以此为据点操纵一批窃取美国政治、贸易和军事机密的间谍。1956他遭逮捕， 次年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沃格尔牵线联系，苏联用鲍尔斯换回了他。 几年后，艾贝尔来到东柏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介绍他的经验。克格勃已提升 他为将军，主管苏联在英美的间谍网。除了请他给我们新招收的学员做报告外，我 还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级官员见了几次面。他可以谈笑风生，就看和谁在一起了。 我们互相举杯祝贺各自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后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险风恶浪， 甚至还谈起我父学的剧本。艾贝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喜爱化学和物理，对爱 因斯坦尤其着迷。他的画相当有水平。当初他在布鲁克林曾以做画掩护间谍行动。 他送给我的几幅小画我保存至今。1971年艾贝尔去世后，他的遗编为了能够在他的 墓碑上的克格勃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苏联人面前磨破嘴皮。苏联人保密惯了， 哪怕一位优秀的间谍已长眠地下也不例外。 1961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高峰会议上愤怒交锋之后，冷战出现恶性 升级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国后向军队发表了讲话，强调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 认识到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争吵的严重性。通过安插在英军驻柏林司令部和北约总部 的两位间谍提供的情报，我们获知，针对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锁柏林的前景， 美国人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措施。我翻阅着根据大批微型胶卷汇集而成的一叠保密文 件，意识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发战争。而且柏林将成为这场战争的爆发 地点。 1958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成立了一个绝密的美国机构，起名为活橡树， 专门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锁柏林如何反击。该机构最初归属于北约司令劳里斯· 诺斯塔德将军。一天，通过我们潜伏在驻德英军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诺斯塔德 将军签署的题为“对苏联意图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节副本。时隔40年后， 直到我写这本书时，这份文件在美国仍然没有公开。根据活橡树制定的方案，如果 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100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骚扰逐渐升级的话，即派出一支 军车队，以坚持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利，并试探苏联的反应。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广 泛的军事选择，从派出一个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编成的营沿走廊搜索前进，直至 三国以一个师的兵力沿走廊开向柏林，维护西方进入该城市的权利。只有美英法三 国军队参加这一计划，因为只有这三家才有权派部队通过东德领土前往它们位于柏 林西区的各自的占领区。 我一般不会对什么事惊惶失措。然而活橡树方案却令我不寒而栗。通过莫斯科 的消息来源我得知，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柏林，甚至还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 普森说，解决柏林问题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了解赫鲁晓夫逞强好胜的性格。他的这番话更让我坐卧不安。历史上大国为了维 护自己国君易受伤害的名誉多次兵戎相见。 当时我浑然不知，北约活橡树方案在内部遭到强烈反对。许多年后，中央情报 局公布于众的文件中透露出，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勋爵曾就这一方案警告过肯尼 迪： 派一个营沿这条走廊去柏林的结果会是什么？俄国人会在他们的前后方各炸毁 一座桥梁，然后卖票给那些寻开心的人前去看热闹。如果说派一个营是一场闹剧的 话，派一个师将会酿成一场悲剧。部队行进时为了不至于停下来，需要30英里宽的 正面。这将被视为对东德的入侵，并会引发全面战争。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英国的老兵还没有被铤而走险的活橡树方案冲昏头脑。直 到1987年，活橡树的成员才得到北约组织的承认，并获准像其他北约组织工作人员 一样，在军装上佩戴有SHAPE字样（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英文缩写）的徽章。该机构 一直保留到德国统一后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不想为本质上是 一个德国问题冒引发战争的风险。此后该机构在美国战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趋减弱。 赫鲁晓夫开始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混凝土对策。 隐面人 第七章 混凝土对策 许多年后，当后人把冷战看做是庞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时，当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在史书中只是一个脚注时，我的国家恐怕将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 墙这一事实名留史册。柏林墙不仅将一座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争夺人类未来的 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耸立的柏林场成了战后欧洲分裂，乃至冷战本身的残酷 与荒诞的最强大象征。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此后，我一直在这堵墙后面生活和工作，致力于保 卫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墙的这一制度。在我的眼里，这堵墙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虚 弱的表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坚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个大都市分 隔成两半，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们这 样虚弱和有着根本缺陷的制度才会有这样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开电视，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国 外旅行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首批东德人正在络绎不绝地穿过突然开放了的边境。 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末日已经来临。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安危全系于国内稳 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时钟仿佛一下子停摆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 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东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边界的无人区地带互相拥抱的画面。有的 人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好像在睡梦中间人这一即将决定德国乃至欧洲命运的不寻常 之夜。 当然，东西德边界从来没有完全关闭过。对于因公旅行的东德人，它是敞开的。 这些东德人首先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出差干部”的资格。也就是说，他们政治上 是可靠的，在西德没有直系亲属，而且接触不到任何东德的机密。70年代，随着两 德关系的改善，东德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允许退休人员出国。这样做是基于以 下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考虑：倘若退休人员滞留西德不归，东德经 济上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还可以因此少付一笔养老金。毋需赘言，我们在 国外的间谍以及给他们捎信的联络员也可以持伪造证件自由进出东德。 普通老百姓对可以出国的人极为羡慕。在这个没有旅游者的国度，人民极其渴 望有旅行的机会。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多数大学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 的评论员对共产党国家的特权阶层成员说东道西时常常把这一点置之脑后。尽管我 有种种特权，却从未有幸光顾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或是卢浮宫。 所有东德人的生活经历都很狭窄，虽然我比别人见的世面多一些。由于情报工作这 一行的需要，我先后去过东非，荒漠的西伯利亚，黑海海滨，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 有亚热带气候的风和日丽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车和一个私人 司机，还可以应东欧集团内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邀请去这些国家度假。但所有这一 切总是和我的工作与职务连在一起。到头来，我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样茫然无知。 虽然我们连西方普通殷实之家所享有的舒适和自由都没有，但我个人远不至于 和普通东德老百姓一样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继承了一套特权阶 层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这一制度始于1945年。当时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其他对共 产主义事业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们称为定量供应。以后这种做 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个叫“平安”的商店专门提供这类商品，它的店员后来增至 5000余人。通过以外贸部为首的一个关系网，我们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这套制度 的建立是为了保证国家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比本国生产的常常是质量低劣的商品更多 的东西。这套分配制度等级分明。政治局成员有供应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们挑 剩下的东西给我们情报部门，然后再是其他部委和贸易机构。这一切实行起来十分 简单。高级官员的日子为此过得很舒适。面对这些特权的诱惑，我没有力量说不。 多年后，学生质问我时，我老实承认了这一点。学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 们理解这些特权给人带来的难以抵制的诱惑。不用说，如果我政治上失势的话，这 些特权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我享有种种特权，去过一些奇乡异国，平常过的却是一个官僚的生活，一 个为我的政治主子服务的仆人。最初，我们和苏联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一样晚上工 作。这是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斯大林死后，米尔克改为白天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 常常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不过后来我觉得，他假装呆在办公室，其实人在其他地方。 情报局内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令我羡慕不已。他们执行特殊任务时自由自在， 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着上司的工作时间表转。 我每天早上6点30分到7点之间起床，然后跑步，做操活动活动后背。年轻时我 就有背痛的毛病。8点15分左右到办公室。一开始我有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后来增 为两个秘书，一个私人助理。我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 变动。我的私人秘书1954年到我身边工作，当时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刚3年。他跟了 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后我首先阅览重要文件，各科室负责人呈上的报告，有时还有间谍提 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后10年里，由于文件流量太大，我改为阅读分析处为我准备的 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机密材料，要闻和各新闻社的报道。 外国情报局下属大约20个处，分别主管以下事务：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门、政 党、工会、教会和其他机构里的间谍及他们提供的情报；军事情报；美国、墨西哥 和世界其他地区；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总部；反谍报；散布假情 报；从西德搜集科学和经济情报；窃取基础工业、电子和科学仪器工业以及航空航 天工业的技术情报；各国大使馆；边防；培训翻译等。此外，还有一个处专门负责 分析评估来自以上各部门的原始情报。 每周4至5天，我分别召见几位副手以及我个人直接管的各处处长，了解他们的 工作进展情况以及重要的活动。每份呈送给领导人的报告我都要过目。米尔克并不 修改我的报告，但有些报告被他扣压下来，没有送昂纳克，理由是：“上面看到这 些报告不会太高兴。”通常我在位于利希藤贝格区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大 楼的院子里与几位副局长和局党委书记共进午餐，利用吃饭时间交换情报，互通消 息。即使是在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部大楼内，我们提及间谍时，包括国外大使馆里 的“合法”人员，也只用他们的化名，以防他们的真实身份泄露出去，陷于更大的 危险。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极其乏味。情报这一行说到底其实十分枯燥，从浩 如烟海的杂乱无章的情报中筛选来筛选去，只为了找到一粒使人开窍的宝石或是有 启发意义的线索。为了换换口味，我坚持亲自掌管10到12名间谍。据我所知，世界 上各大情报机构首脑中，这样做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得以不时地溜出国家安全部大 楼，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安全据点或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与这些间谍会面。我个人更 喜欢是后者，因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们在国外的间谍被捕时，以上工作习惯自然被打断。 通常我们先从新闻中得到消息。由于新闻报道有时会把一名间谍的名字搞错，我们 必须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们的间谍还是其他国家的间谍。有时，某个处的处长 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幸的消息，特别是有人叛逃时。平时我们已养成了习 惯，遇到这种事时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图避免自乱阵脚。应付国家安全部部 长的追问已经够让人胆战心惊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后，当务之急是弄清还有谁会因此陷入险境，而不是追究责 任。我们会立即用密码发报给间谍，通知他们情况紧急。鉴于间谍不可能每天都打 开收音机听广播，有时甚至有必要直接给他们的家打电话，用暗语报警。例如，如 果一位间谍是商人，暗语可以是：“下一场会不得不延期举行。”我们避免使用像 “你在德累斯顿的舅母病危”这样明显的警告暗语。此外，还使用一些标记报警， 如在一位间谍每天经过的一颗树上钉个钉子，或是在一个邮筒上画个十字。不过这 种办法不适用所有的间谍。 我担任情报局长的最后10年里，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每周6天，天天 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时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不过我尽量做到每月至少看两次 话剧或听音乐会。访问友好国家的情报机构或接待他们访问东德的代表团对我来说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逛逛博物馆，去剧场看看戏。周末一般都在位于柏林 东北方向20英里的普伦登小村的乡间别墅度过。在此其间我尽量摆脱一切公务的纠 缠，过一天老百姓的日子。1985年，我在莫斯科时的童年伙伴乔治和路易斯访问柏 林时，看到我在乡村自由走动，不带任何警卫，颇感意外。米尔克有一名贴身保镖。 有一次还命令我也带一名，可被我想办法打发走了。我的司机出于保卫我的需要受 过特殊训练，但从来不带枪。我自己的枪锁在保险柜里。 虽然我对效力的制度心存疑虑，平时过的却是一种养尊处优，位高权重的生活。 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很难放弃这一切，主张改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认为任 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此话出自一个似乎有权有势的人之口，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 可我的权力只及情报局。只有这里才是我的一方小天地。 西德首任驻东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极强的人，对我们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曾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由个人小天地组成的社会。许多东德人对社会问题 漠不关心，对官方政策不闻不问，只顾忙自己的事，求得有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干扰 的小天地。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就是我主管的情报局，虽然听上去有点自 相矛盾。 听了我对自己生活的这番形容，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过的是一种可悲的官僚生活， 当初干这一行只为了贪图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错了。 我对情报局局长这份工作十分满意。我确信情报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并且全身 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我曾有意避开了担任更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职务的机会。 对上面提升我为主管新闻的官员的提议，也婉言谢绝。这一职务将使我掌管宣传工 作。甚至连我的孩子也劝我不要去，因为这会使我大接近政治领导人，从而不可避 免地产生磨擦。 1961年8月13日修建柏林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马上会有重 大举措出台。柏林东区的居民普遍悲观失望。每个星期，劳动力和商品短缺的情况 都在恶化。一天，我从一家商店外面排的长队旁走过，听到一位老太太带着浓重的 柏林口音骂道：“人造卫星可以送上天。时值盛夏却吃不上新鲜蔬菜。这就是向我 们宣传的社会主义。” 如果青年人选择在边境另一边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在西 德，他们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东德人望尘莫及。这些青年人不觉得自己背叛了哪 个国家。他们只不过移居到德国的另一半。多数人在西德有朋友或亲戚，可以助他 们一臂之力。 自从1949年东德成立以来，270万人逃到西德，其中一半人不满25岁。我不禁想， 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后代的话，是不是也会远走高飞。1961 年8月9日那一天，西柏林共接收东德移民1926名，创一天接受东德人数之最。东德 好似大出血。它的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地逃向西德。国家为培养这些人花费了大量 的财力。失去他们，东德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下降。我感觉，我们正在泥淖里挣扎。 我方公开提出的指控是，西德正在试图抽尽东德最后一滴血。这一提法听上去 显得不无凄楚。其实说白了就是，西德再现繁荣后，它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人 们宁愿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铁饭碗，告别家人，到前途未卜的资本主义社会闯荡。 毋需赘言，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官方对修柏林墙做的解释，即关闭边界是为了预防迫 在眉睫的入侵，或是阻止敌特的渗透。但随着这堵东德正式称为“反法西斯防御屏 障”，西德则称为“耻辱墙”的修建，所有人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 我不仅明了修建柏林墙的真正原因，而且还正式表态支持修建它。我认为，当 时舍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我们接管的一半德国历史 上一向不如另一半发达，因而一开始底子就薄，再加上后来经营不善，困难就更大。 此外，苏联军队还拆运走了东德的工业机床设备，甚至连铁轨这样的基础设施物资 也不能幸免。苏联把这些物资统统视为战争赔偿。而西德却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 重建了自己的国家。我曾幻想，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合理的国内改革，我们的生 活水平会逐步地追上西德。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迟早会显示 出来。我们那时戏言，终有一天，西德会接管柏林墙，以阻止西德人去东德。实际 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我们在西德的一些间谍和同情者提出疑问，是否还有 必要限制出国旅行。当时东德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大多数出国的东德公民都按 时归国。但退回到1961年，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不修墙，即投降。 老实说，1961年8月，我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后，和所有人一样大吃一惊。我 的坦诚肯定会损害我在东德国内的名声。我能想到的惟一解释是，参与筹划这次行 动的米尔克故意对我封锁消息。8月13日清晨，我和成百万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 修建柏林墙的消息，怒不可遏。我们与潜伏在西德的间谍联络的方式因柏林墙的修 建一夜间发生了巨变。鉴于我们的人以后仍需在东西德之间往返穿梭，这样的事理 应事先通知我。由于修建柏林墙的计划被捂得密不透风，我们甚至来不及事先跟边 防军司令部打招呼，允许我们的信使穿过这道突如其来的无法逾越的边界，去西德 与我们的间谍接头。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忙不迭地给我们局的人分发匆忙准备好的通行证，使他们 可以穿过边防检查站，按时到西德与我们的人接头。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 便利。间谍这一行里人与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这一条。一旦断了线，势单力孤的间 谍就会惊恐万状。搜集情报这台机器也会随之停止运转。 此后我们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须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边界另一边的警察会怀 疑，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西德，其他的东德人却不行。对西方情报机构来说，封锁边 界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关闭边界后，大批东德普通老百姓无法再去西德。西方各 国的反谍报机构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可以出国的少量东德人。他们通常是因公访 问的人员，如外贸官员，事先得到批准的学者等。偶尔还有一些因亲人有急事获准 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坐政府提供的轿车去东柏林市内各部门办事时，会让司机绕到柏林墙施工现 场，看一眼施工情况。面对正在修建的柏林墙，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 亲人都在东德，所以没有体验过骨肉分离的痛苦。但柏林墙造成了无数起荒诞的事 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亲一点儿边还涉及到我。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游船游览。游船从特雷普托公园驶出，最远可以开到毗邻 西柏林市的新克尔恩区，然后规规矩矩地返回东德的停泊地点。这批游船皆以德国 社会主义作家名字命名，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柏林墙竣工后不久的一天，弗里德 里希·沃尔夫号游船欢快地启航向西驶去，演出了一场那个时代不寻常的逃亡记。 一天傍晚，船上的厨师和他的家人把船长灌醉，诱他开足马力驾船全速驶过目瞪口 呆的边防警察，开进西柏林。大厨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获得自由。船长躺在甲 板上，醉得像一摊烂泥。酒醒后，他满脸羞愧地把船开回东德。 东德的边防军看见他又驾船回来了更为吃惊，因为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这位船长的妻子绝望中于是给任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档案馆馆长的我的母亲打电话， 向她求情。 当天晚上，母亲在饭桌上问我：“你不能帮他一把吗？”我知道，在父亲眼里， 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船外逃一事一定显得很滑稽。我于是请求从宽处理这 位可怜的船长。在我的干预下，没有判他刑，但还是把他调离了柏林，在一个远离 任何边界的工业区开普通轮船。对此我无能为力。 柏林墙修起后，我主管的情报局与负责边界安全的反谍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 紧张。间谍与反谍报部门的关系从来没有热乎过，凡是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邦 调查局之间钩心斗角的历史的人都明了这一点。至于东德，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此时已降至冰点。我拒绝提供一份需要过境的我们的间谍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单，担 心他们会因为我无法控制的部门人员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在某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上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才摸索出 一套新的运作方式。我们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还要严，而且更难有松动的余地。 这听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却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让我伤透脑筋 的一例。此公是我们在西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内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处隐去 他的名字是不想让他的家人知道，但瞒不过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雷迪属于 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会民主党决策圈内极有影响。与波恩上 层人士关系密切。他不是什么国王，而是幕后决定谁当国王的人。反正对我们来说 一样有用。第二次大战结束很久后，他才被美国人释放，返回德国。那一段经历给 他留下痛苦的回忆。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他就被吸收到党的情报系统里。 1950年，我们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劳弗派他打入了社会民主党内部。劳弗后来还 是潜伏在勃兰特办公室的间谍纪尧姆的联络官。 弗雷迪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里。由于对东德现状悲观失望，他 不再信仰共产主义。有段时间，我们以为失去了他。不过对于我们需要的人，我们 总是鍥而不舍。我亲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会民主党内在对东德采取什么样 的政策问题上的争执内幕。我相信通过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情报。但他坚决不 肯让我们录音，也不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他在社会民主党东德局内同事的情况。该 局设在西柏林，致力于在东德恢复社会民主。我们视它为柏林墙另一边最奸诈的机 构之一。每次我把话题引到政治问题时，几乎总是以争吵告终。弗雷迪大骂乌布利 希是一个死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的白痴。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于东柏林南部的一间公寓房子里会面。这里是情报局的一 个秘密据点。但会面的气氛一直很僵。1955年，我想出一个主意，把会面地点改到 一幢小巧、朴实无华的乡间别墅，并利用苏共二十大后人们的乐观情绪缓和我俩之 间的关系。弗雷迪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赞赏。他常以胜利者 的口吻说：“你瞧，我没说错吧？我跟你说过，不变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对 莫斯科的“新路线”的喜悦心情。我俩开始畅所欲言，从过去一直聊到目前党内存 在的种种问题，再到文化自由和经济。在烟雾缭绕的一间斗室里，我俩一聊就是几 个小时，辩论苏联和它的盟国的未来。我的良苦用心终于开始显出成效。我看出， 只有和弗雷迪结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们提供情报。有时，他和我开怀痛饮。他 50岁生日的前几天，我约他去位于劳奇坊斯维德的一所临湖小别墅。那次不成功的 玛莉娜行动就是借用的这栋房子。那是一个夏日午后，我俩对面而坐，咕嘟咕嘟地 喝着冰镇香摈酒。周围空无一人。喝到日头西斜时，又换了一箱啤酒。为了不扫这 位新朋友的兴，我不得不舍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嘱过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负 责开车接送我们，并确保无人打扰。等会儿送弗雷迪回西德时，我俩至少有一个人 的头脑是清醒的。 喝到此时，弗雷迪已滔滔不绝，无休止地发泄他对联邦德国日趋美国化的不满， 并嘲讽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兰特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将近午夜时分，我们开车返 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机把车停在距离边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脚低一 脚高地穿过静寂无人的特雷普托公园走向边界哨卡。刚走到边防警察可以听到的地 方，弗雷迪突然放声唱起革命歌曲，“我们肩并肩向前走”和“国际歌”。我一下 子惊醒过来，用很不够同志味的生硬语言喝令他闭嘴，然后吩咐司机把我们拉到另 一个边防站，让他下了车。我嘱咐他尽量别惹人眼目，遇到边防警察盘问，非说不 可时再开口。然后躲在阴影里，看他过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经完全醉了，根本意识不到他的言行会有什么后果。 我尤其担心西德一侧的某个边防警察会认出他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 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过边界。即使没人怀疑他是间谍，此事一旦传出去也会成 为丑闻，足以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摇摇晃晃走向边防站前又一次转过身，胜利般 地冲我招招手，喊道：“咱俩下次再喝个一醉方休！” 我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对他无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后的头几天里，我提 心吊胆地浏览报纸，看是否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可这酒鬼的运气好得出奇，啥事 也没出。 知名人士穿过官方的边防哨卡来东德见我们一向极具风险。弗雷迪后来逐渐改 变了对勃兰特的看法，成了这位年轻市长的亲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险在光天化日 之下来东德见我们，不管是醉还是醒。我们只好另辟他径，为安排同他的会面精心 制定了一个执行起来极为复杂的计划：利用西方盟国穿过东德领土到柏林的过境通 道。 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一定和我方一样，严密监视这条公路上的来往车辆。 双方的执法人员记录下每一辆车驶上这条公路的时间以及它离开公路，抵达西柏林 或西德边境的时间。同时，这条公路的时速严格限制在每小时100公里，从而几乎可 以准确地计算出从头到尾走完这条公路所需的时间。沿途除了短暂停下来传递一下 情报外，其他什么事也甭想干。 此外，我方的交通警察还通过摄像机监视沿途上的所有停靠站和弯道地段。我 极不情愿让反谍报部门插手我的具体工作，故决定不跟他们打什么招呼，让他们的 人在我与间谍会面时暂停监视。征得弗雷迪同意后，我们想出一个更刺激、更自在 的会面方法。这一方案是否行得通，我心里七上八下，并无把握。不过间谍天生爱 冒险，不管他职务有多高。偶尔有机会让我卷起袖子，冒冒险，仍然很有吸引力。 我们与弗雷迪商定，傍晚时分再从柏林出发，等我们见面时天色已暗。而且每次来 东德的时间定在去波恩出差的时候，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 弗雷迪动身离开西柏林前不久，我坐着一辆挂着科隆牌照的深蓝色奔驰汽车驶 离东柏林。司机携有伪造的西德证件。由于西德那边没人知道我的模样，因此无需 化装，只不过换了一身商人通常穿的衣服。出了柏林市后，我让司机在柏林一慕尼 黑过境公路上的第一个服务站停下来，给车加满了油。我买了一杯东德淡而无味的 咖啡慢慢咂着，直到看见弗雷迪的车从服务站前驶过。 这次经历甚为有趣。我给东德卡车司机递了几根西德产的香烟后，他们把我当 成了西德人，开始对东德的生活发起牢骚。我这个东德高级官员能听到东德老百姓 的真实想法实属难得。倘若他们知道听他们诉苦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高级官员， 一定会吓得半死。我记得一位卡车司机听说我是来自鲁尔区的一位推销商后，咒骂 起东德高级官员的特权。“我们国家的那些大官们八成活得不比你们差。不同的是， 你们还干出点名堂，那些人却一事无成。”听了这番话，真正的沃尔夫浑身不自在， 可仍点头称是。 弗雷迪按规定的100公里时速刚刚驶过服务站，我和司机马上在车上亮出特别标 志，表明我是一位那帮卡车司机朋友刚刚嘲骂过的高级官员，可以超速开车，以15 0公里左右的时速飞驰上路。根据事先对时间和距离的计算，我们赶上弗雷迪的车时， 正好离公路上一个专供森林卡车和警车用的出口不远。两辆车驶离公路，进人林子 里，避开了监视用的摄像机和公路上的其他司机。身躯硕大的弗雷迪悄然无声地以 最快的速度溜进我的车里。与此同时，我的司机坐到了他的驾驶座上。两辆车关上 前灯，驶离这一秘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摄影机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飞机完全 看不到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识到这次行动大功告成时，兴奋不已。“这比搞政治 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余兴未尽的样子。 因为可以超速行驶，我和弗雷迪在车上有足够的时间交谈。汽车沿着高速公路 飞驰。我俩边开边聊。弗雷迪递给我一些材料。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弗雷迪面授机 宜。下一个出口快到时，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另一处停车场停下车，等我的司机 开着弗雷迪的车追上来。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车开走。不过这一把戏有个问题。除 了我们外，玩弄这种招数的还大有人在。以后西德情报机构也开始加人了这一行列。 还有数十个把东德人藏在车的行李箱偷偷带到西德的组织。我方反谍报机构再度对 这条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务站高度重视起来，网越收越紧。我担心，高度警惕 的东德反谍报人员迟早会察觉我与弗雷迪的会面。没法子，我只好改变初衷，要求 有关部门在我或我手下的人与间谍接头时，暂时关上监测器。 这种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怀疑，西德情报机构已经找到了一种监视我们 的新对策。如果我方的监视器关闭10分钟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其中必然有诈。西德 一侧的边防站就会随之加强戒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做法，宁肯冒点风险， 也不再事先通知反谍报机构。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反谍 报人员始终被蒙在鼓里。不仅见弗雷迪用此法，见波恩的另一位有价值的耳目也照 此办理。这位名叫博尔姆的观点开明的政治家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议会的情报。 弗雷迪几年后因病去世。一次在过境高速公路上与我会面后，没两天即心脏病 发作。他的体质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极其繁忙的政治活动，大吃大喝的生活习惯以及 与我们的秘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尽管合作之初我们的关系疙疙瘩瘩，他从未流露出 海意。他干这一行干上了瘾，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惬意。作为诚实的雇主， 我们总是为间谍的妻子准备好一笔抚恤金，即使她们事先并不知情。弗雷迪就从来 没有向他的妻子透露过半点有关他与我们的事。为此我们只得派一个人把钱送给她， 硬着头皮向她解释因为她丈夫生前曾为东德效过力。她是否怀疑过弗雷迪，我无从 得知，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平静。我从情报这一行学到的一点是：女人对自己 丈夫的了解远比她们丈夫以为的要深。 柏林墙刚修起后的一段时间里，乡下的部分地段的边界仍有缝隙可钻。我不失 时机地向西德赶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报的间谍，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过充分的训练。 现在伪造身份更为困难。西德当局开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证明身份和履历的详细 材料。西德借助电脑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与其他国家或本国不同部门保存的档 案资料做比较。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刚想出对付我方渗透的办法，我们又有了新的 对策。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较量。例如，我方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的人可以冒 充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可谁也无法担保一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哪天不会突然 出现，戳穿我方间谍的假身份。随着西德反谍报机构逐渐扩大电脑联网并改进其功 能，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最终我们放弃了这种冒险的做法。 与此同时，我还要穷于应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统一档案的人。我的顶头上司， 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千方百计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间谍情况的综合材料， 但被我一口拒绝了。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我任 职期间，整个情报局内没有一份关于所有间谍的材料。我严禁用卡片索引或电脑光 盘储存所有情报活动的细节，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序。只有掌握了3到5个关键细 节后，才能确定一个间谍的身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在完全不了解其他细节的情况 下单独核实。我们的确建立了数十万人的档案卡片，其中包括许多酉德人。他们中 有联邦议会议员，企业巨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每个处还保存有我方人 员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过60到100人，包括间谍、信使、耳目等。每张卡片上记有 化名、地址、工作范围和档案号码。这个号码是指装有某个间谍详尽材料的全套档 案。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级军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阅档案都 必须向这个保管人说明理由。战时或局势高度紧张时，保管卡片的军官负责把有关 间谍的档案从国家安全部转移到临时的总指挥部内。 任何未经获准查阅这些卡片和档案的人为核对一个间谍的真实身份必须要在浩 瀚的文件堆里查找。为了把一个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如此明目张胆地查阅文件 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这些分散存放的档案都输入电脑光盘里，查找起来就 会轻而易举，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办法虽然麻烦点儿，可对我来说根本不 是什么问题。一批最重要的间谍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自从 我当初使用蜘蛛网模式理清战后德国现存的间谍网之间的关系后，每遇到新的间谍， 只需记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时候会记不清一位间谍的真实身份或任务是什么。档案 分散保管因此加强了我们的安全。遇到内部有人叛变时，叛逃的官员掌握的情况无 非是他亲自经手的案子，外加从同事那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平时我们严厉告诫部下 聊天时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个大机关里这种事终归难免。 50年代，我们争取到许多出身贵族家庭的西德人为我们做事。他们中间，有些 人为德国贵族阶层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内疚，想赎自己的罪。有些人战后感到 失落。新的联邦德国甚至禁止他们沿用世袭的封号。许多人对阿登纳采取的反德亲 美的立场深感不满。他们仍渴望参与国家事务。不少人似乎把与我们的合作视为某 种秘密外交活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马克斯·海姆出卖。海姆是情报局二处负责搜集西德 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情报的科长。柏林墙修建前两年，他叛逃到西德，和 盘供出我方掌握的有关波恩政府内各党派的情况，并协助西德反谍报机构破获了我 们的几个间谍。 冯·汉施泰因即其中一个。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显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 建立了联系。他的爷爷和爸爸均是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汉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辈一 样，当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学者。二次大战前，他靠写历史小说为生，小有名气。战 争期间，他拒绝应征入伍，躲藏了起来，最后被苏联人俘虏。在俘虏营里，他转而 信仰共产主义。以后他在德累斯顿定居，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冯·汉施 泰因夫妇奉命潜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顿的别墅和地皮无偿赠送给了国家。后 来这幢房子转给了国家安全部。定居波恩后，他凭借自己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家庭知 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个人权组织里担任了领导职务。阿登纳负责安全事务的特 别部长海因里希·克罗内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负责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部长莱 麦尔均是他的朋友。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民主党东德局的情报，并渗透 到众多其他的反共组织里。被西德逮捕后，他被判了6年徒刑。虽身陷囹圄，他仍不 肯闲着，发展了3名囚徒为我们工作。刑满释放后，冯·汉施泰因要求定居东德。1 965年，他在东德病逝。 海姆出卖的另一个人是冯·埃普伯爵。他的父亲早在纳粹运动初期就是希特勒 的支持者。埃普想通过为我们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耻辱。我对他的被捕当然感到痛 心，但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这位伯爵当初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接受从事恐怖活动 的任务。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秘密情报搞到手的谨言慎行式的人。 他听后大失所望。 1969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得的票数超过战后任何一次选举，从而为跃为 执政党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波恩政治风云的变幻。就在这个 节骨眼上，冒出一个古怪的间谍，工业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东德情报工作的各种 人都打过交道。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理想，有的是贪财。 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波斯特这样感人，甚至可以说是正直的人。他长得短小精悍， 精力充沛。我首先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俩交谈时，他只有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 眼在战争的最后一天被一颗在他前面爆炸的手榴弹炸瞎。 我们是通过波斯特的表哥卡尔·博姆认识他的。他俩从小在纽伦堡市一起长大。 童年时代，博姆在波斯特眼里俨然是一个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无话不说。 纳粹上台后不久，博姆因为是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在达豪集中营关了6年。少不更事 的波斯特不明白为什么把他崇敬的表哥从身边夺走，一直盼望表哥回来的那一天。 父母多次向他暗示，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有时是回不来的。但他仍不死心。 博姆刑满出狱后，波斯特的父亲在自己门脸儿不大的照相馆里给他找了份工作。 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勇气的举动。不过街坊四邻都知道波斯特的 父亲是个埋头苦干的生意人，从不沾政治的边儿。30年代，照相馆的生意越做越大。 战争爆发后，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红火，为身着戎装的青年拍下一张张照片。这些 照片往往是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保存的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第二次大战期间，博姆因参加过共产党被编入最危险的罪犯大队。纳粹把他们 认为思想上不可靠的士兵都编到这支部队里，派他们执行自杀性的任务。然而博姆 大难不死。波俾特则在前线的一支防空部队里服役。战后两人重逢后，商定一起成 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后告诉我：“博姆向我讲述了他对一个新型的和平社会的 憧憬。1945年后的日子里，社会上盛行虚伪之风。他却不怕受迫害，大胆陈述己见， 我感到痛快极了。博姆的为人体现了表里如一的品质。” 战后，博姆继续公开地宣传共产主义。美国占领当局因此拒绝给这对兄弟发营 业执照。博姆一怒之下，离开表弟，跑到东德。波斯特来到父亲的公司工作。他是 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规模10年内扩展了10倍。他用他的那 部分公司利润分成买下了位于纽伦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厂，西德成立后，它成了规模 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厂之一。 博姆事业上也很成功，虽然是在另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里。他在文化部 管辖的东德印刷行业里担任文化出版局局长。该局里派驻有情报局的人，一至两名 安全部出版处的官员。到底是博姆介绍他们认识波斯特的，还是像我当时听到的那 样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50年代中，这两位官员在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上结 识了年轻的波斯特。与他交谈后发现，他理解东德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关切。我们的 人于是建议他打入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向我们提供有关该党的情报。 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位惯于独断专行的企业家。波斯特约见了表哥，并向他表示， 他很乐于协助东德了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况，但不会当它的傀儡。说来也巧，我那 年夏天在捷克的温泉疗养胜地卡尔斯巴德刚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儿正接受降血压的 治疗。“我表弟个性很强，不会随波逐流，也受不了别人的指手画脚。可他想就两 个德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交换看法。你干吗不直接找他谈谈？”他问我。 我第一次见波斯特是在博姆位于东柏林郊外的周末别墅。波斯特不客气地批评 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状。我试图向他解释，许多过火行为都是对付西德威胁的 结果。他摇摇头，大不以为然，活像是视察一家经营不善的工厂的管理学咨询专家， 指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人为的。从边界警察粗暴地对待外国旅游者，到造成经济一 蹶不振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国营商店来说吧。如果交给我管， 我可以让它们和我在西德的摄影店一样，买卖兴隆，财源滚滚。” 当时，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对待一切社会主义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平 上，对波斯特如此尖锐的批评感到很难接受。听着他不加掩饰地-一数落我们的种 种失败和缺陷，我颇感恼火。然而在有些问题上，我不得不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如 我方宣传内容极端枯燥无味，而且以偏概全。 尽管波斯特对东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它 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传统比西德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他在自己的企业里推行 劳资合营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这种政治倾向。波斯特和我们的许多商人间 谍一样富于幻想。一分钟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国市场引进日本照相机和电器产品 作出全面严谨的分析。他正是靠这一战略一跃成为百万富翁。转眼之间，他又沉湎 在对一个更合理、更合乎正义的社会主义欧洲的幻想之中。 我对他日常的具体工作十分着迷，渴望从他这里更多地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对这一制度口诛笔伐，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它。而波斯特却想拉着我讨论马克思 主义理论。也许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的躯体内有个资本家拼命想挣脱出来。而波斯特 的情况正相反，一个社会主义者竭力想钻出一个资本家的躯体。反正我俩成了好朋 友。我们的友谊并不限于情报工作。 波斯特告诉我，他讨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军国主义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鲁士 价值观，实在做不到与这些人为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使他想起二次大战前保守 的天主教中间党。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该党毫无作为。他最后加入了自由民主党， 一个战后成立的政治上属于中间派的政党。企业家通常选择该党，作为自己政治上 的归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党员的身份，利用各种关系探听西德重要人物的观点， 如日后成为西德总统的瓦尔特·谢尔和自由民主党党魁蒙德。蒙德并没有怀疑波斯 特是间谍，但知道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联系。有些社会知名人士严守一条微妙 的界限：一般交往可以，替外国搞情报不行。 1963年，年迈的阿登纳终于被迫辞职。他的继任人维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阁。 蒙德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主张他的小党与保守党人的政府组成联盟。我知道蒙 德同情缓和的观点，于是劝说波斯特说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终同意进入内 阁，任德国事务部部长。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上更易受到我们的影响。 我们绝对不会笨拙地直接请一位部长当我们的耳目。只要他与为我们提供情报 的老友和同事无话不谈，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甚至还给蒙德起了个化名，叫埃尔 克。东德垮台后，像这样载有某知名人士观点的档案上起有化名的情况造成极大的 混乱。人们误认为，情报局档案里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着此人自愿做我们的间 谍。其实有不少人处于灰色地带，只被列入消息来源而已。我们不想过于强求他们， 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意识到不能背叛祖国，从此断绝与我们来往。 当初我们打算从西德外交部长根舍的经历中查寻是否有不利于他的材料时，也 给他起了个化名，叫郁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根舍自幼在东德的哈 雷市长大，对我们的手法比较熟悉。他猜到自己会是我们严密监视的对象，因此平 时与人交往格外谨慎。我们自然查了他个底朝天，阅读了他写给哈雷老友和家人的 所有信件。每次他来哈雷，均被置于监视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学时曾与苏 联占领当局有染后，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舍年轻时没有 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应我们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后不久，即向我们提出一项不寻常的请求。 他想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党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为此征求了熟 悉党章的同事们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严格地讲，一个不是东德公民的人不能成为 我们的正式党员。连党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为另一个组织注的册：西柏林统一社会 党。 我反驳说，对一个献身于我们事业的西德人，我们党不能拒之门外。于是破例 吸收波斯特入党。经过了两年预备期的考验后，他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成为 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百万富翁党员。我们让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红色党证， 但没交给他，而是锁进保险柜里，留在东柏林保存。他显得有点失望。我安慰他说： “党证可不能走哪儿带哪儿。万一你的钱包丢了，落到警察手里，发现大亨波斯特 居然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员那还了得！” 鉴于波斯特认识许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们决定给他派一名联络员，这样他可 以随时把情报转给我们。波斯特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也不会接受任何秘密工作 的训练。联络员化名奥普蒂克，假称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为了不引起外人对波俾 特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的怀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师。然而奥普蒂克远远 不止是一个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此外，德国工业学院和各企业家协 会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况外，他还加入补充。以后他俩提供的情报 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协助波斯特和奥普蒂克。 60年代初，我们开始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担心。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 诺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动。这步失着恐怕与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关。身为腰 缠万贯的企业家，雇有成干的职工，拥有数栋别墅，还有一架供他驱使的私人飞机， 他以为生活就该称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该忠贞不贰。可他错了。 不过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探讨如何引导产 业界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设置的障碍。根据 这一主义，西德不给予任何承认东德的第三国外交承认，迫使他们两者之间必选其 一。如此一来，大批国家纷纷却步，只有亲苏联的国家承认了东德。从某种意义上 讲，我们与波斯特这样的人保持往来有点像是一条与西德接触的外交渠道，尽管西 德当局并不知情。 当时西德的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缓和政策。波斯特建议办一份新闻杂志，促进两 个德国之间的缓和。我心里直嘀咕，一个门外汉能搞起来吗？出乎我意料之外，波 斯特居然办起一份电视广播报副刊，起名叫《RTV》，以此为一份发行量更大、政治 上更具影响的杂志做准备。 1967年，厄运终于降临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书诺伊曼出卖。令我们震惊的 是，出来为检察官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派去的奥普蒂克。无疑，这家伙是为 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后，在一项声明中仍坚持认为，他与我们的合作不算背叛行为。他 在这份富于戏剧色彩的声明中说： 不错，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既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党员， 又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党员。我捐钱给自由民主党人参加竞选的同时，又 向统一社会党交纳党费。 我家在西德，去过东德讨论政治问题。难道这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可惜他的这一逻辑没能打动西德检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个月的徒刑。整个审 判期间，波斯特始终举止安详。当问到与我的交往时，波斯特回答道： “沃尔夫将军待人和蔼可亲，又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他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各 种观点，哪怕是与官方观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和我是一类人，身着剪裁合体的 西装，谈吐风趣幽默。坦率地说，不是所有东德官员都像他那样。 以后许多年，他对我的这番描绘一再为各家报纸所引用，还附上一张看上去温 文尔雅的男人照片。此公当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许人，我始终不得而知。由于西德 人找不到我的照片，这些报纸只好随便找个人将就一下，演出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 今天，波斯特摄影连锁店的霓虹灯招牌在前东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 前西德领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连锁店毫无二致。我的这位朋友渴望市场经济有一天在 东德领土上蓬勃发展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俩一生的悲剧在于，实现这一愿望的 代价竟是我俩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关闭边界意味着，我们情报局的工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很不 幸，也更加昂贵。同提供情报的人接头，间谍的往来旅费以及发展新耳目都需要外 汇。而外汇却越来越难搞到手。向间谍提供技术帮助，购买侦听器材、高频无线电 放大器、译码机和其他我们迅速落后于美国和西德的设备也离不开硬通货。最佳的 办法是买一台最新设备，然后仿造。然而几乎所有这类设备都被列入美国人控制的 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单子里。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关系搞到这些设备， 又丝毫不留痕迹。此外，报销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各项花费以及拉拢潜在的告密人 也少不了外汇。这方面我从来不吝啬。西德人喜欢自己成为一国情报机构追逐争取 的对象。出手越大方，他们越有可能受宠若惊，答应我们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 在西德的间谍设法结识了波恩某个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并请他喝酒吃饭的话， 他去的餐馆不见得很豪华或时髦，但肯定有档次，属于那种趣味高雅的有钱人去的 地方。餐馆里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让任何思忖是否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身居要 职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与一个言而有信、财大气粗的机构打交道。我决不会像一 些苏联同事那么抠门儿。他们对钱斤斤计较是出了名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小家 子气。 早期，我们为了应付以上各种需要四处搞外汇，并没有固定的来源。随着情报 局编制的扩大，工作面也越铺越大。到了修柏林墙时，过去的筹款办法已不能满足 我们的外汇需要。正是出于搞到外汇的需要，我结识了东德的金融怪才沙尔克。沙 尔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宽胸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鲁克 将军介绍我认识了他。弗鲁克任国家安全部庞大的东柏林司司长期间，曾与两位东 德商人打过交道，一个叫戈登堡，另一个叫维施纽斯基。西德人一般以为东德没有 私人企业家。其实并不然。只不过东德的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居于不显要的地位， 并且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到头来大多数商人都听命于国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限的出口赚取到的外汇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它的外汇需 要。戈登堡和维施纽斯基提议，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作为交换 条件，他们向国家上缴一定份额的利润。沙尔克当时是两德间及对外贸易部里的一 位踌躇满志的官员，与两人达成了这笔交易。利润提成部分经沙尔克之手转交给统 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用于资助西德和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组织。然而聪明过人的 沙尔克决不甘就此罢手。从60年代末起，东西德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东德领 导人利用对外贸易部内负责这项工作的原班人马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由 沙尔克负责。该机构的任务非常简单：通过一切手段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搞到外汇。 我们需要有一个熟悉西德股票市场、金融规则和隐含条款的中间人。沙尔克无 疑是最佳人选。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与他打交 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儿知道，沙尔克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里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 老板是米尔克，同时还直接向接替乌布利希的党的领袖昂纳克和负责经济事务的政 治局委员冈特·米塔格汇报。沙尔克成了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军官”。通过与情 报局科技处的密切合作，沙尔克搞到了属于禁运物品的西德造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 产品。我们局帮助沙尔克判断哪些西德供应商有可能愿意卖东西给东德。东德的工 业部门和军方愿意出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的钱。 沙尔克把他一手把持的这个机构命名为商业集团，简称科科。这个名字起得妙 极了。不仅全名听上去体面，对西德人来说，简称听上去也很活泼引人，散发着时 代气息。在沙尔克的领导下，该机构迅速扩大。沙尔克本人不久即以“捞外汇的人” 远近闻名。 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政府及一些主要教会之 间的秘密谈判。我方要达到的目的非常简单：以人换货。对于到手的货，我们既可 以自己用，也可以转手卖给别人，赚取外汇。1964年到1990年期间，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一共释放了3万3千名政治犯和ZI万5千余名公民，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与此同时， 西德付给东德34亿马克。其中大部分钱经沙尔克之手。 1989年以前，除了酉德狭小的金融圈子内的人外，普通西德人对沙尔克的背景 一无所知，甚至连科科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东德人更不待言。我个人主要通过莱 比锡贸易展览会与沙尔克打交道。对我来说，这次展览会是从西德商人中物色潜在 的发展对象的大好时机。展览会期间，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部的所有 情报活动。弗鲁克摆出一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的神态，无视情报工作之大忌，在 豪华的阿斯托里亚大饭店进进出出，俨然一位贵宾。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他坐在饭 店餐厅深处的一张桌旁，身边簇拥着东德的商人和外贸代表，包括沙尔克。 沙尔克在国家安全部内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部门都有求于他，渴望从他 这里了解情况，捞到一些器材设备和经费。这中间如果有人利用财会制度上的漏洞 贪污易如反掌。1982年，米尔克和沙尔克同意加强对国家安全部与科科交易的管理。 以前是国家安全部的下属部门根据沙尔克的推荐直接与西德公司打交道。现在改为 统由沙尔克负责。每年，沙尔克和他的两位副手再加上我开一次会，研究下一年的 工作安排。通过科科我每年可拿到大约100万西德马克，用于特殊采购。这笔钱不到 我们局每年外汇开支的十分之一。其余部分来自国家预算。 国家安全部还利用沙尔克成立的数十个冒牌公司做掩护，从事各种活动，从进 口汽车到将东德政府收藏的艺术品偷偷运给西方的经纪人，以充实国库。国家安全 部的主要预算用于技术工作，如伪造护照、特殊用途的摄影室等等。上述公司则协 助我们搞到禁运物资，如化学品和微电子设备。东德领导人还可以从沙尔克这里弄 到小汽车、录像机、高级家具和其他奢侈品。 我和沙尔克关系一般，只与他在黑海海滨度过一次假。他谈吐风趣。想想他原 来不过是一名东德贸易官员（通常是些乏味平庸的人），如今一跃成为挣脱了无聊 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眼里，东西方之间的冲突 不过是给做生意添点麻烦而已。经商才是他最爱干的事。不管什么人，对他都有用。 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本质上为人冷酷。 1983年时，沙尔克已红得发紫。昂纳克和米尔克托付给他一项最敏感的财政任 务：挽救东德免于破产。昂纳克为了收买人心，增加了消费品的进口，并在他热衷 的住房建设项目上投入巨资。东德收支因此出现严重逆差。沙尔克谈成了一笔价值 10亿西德马克的贷款。东德得以用这笔钱偿还拖欠西德银行的债务。经过巴伐利亚 肉类进口批发商美尔茨兄弟俩的通融，施特劳斯同意为这笔贷款担保，条件是东德 放宽西德人去东德探亲的条件。美尔茨兄弟从东德进口优质牛肉（如此一来，牛里 脊肉几乎从商店绝迹，虽然东德牛肉产量很高）。沙尔克和施特劳斯成了政治上无 话不谈的朋友，常在一起谈论上层社会的轶闻趣事。沙尔克将听到的情况再向国家 安全部汇报。我认为，这桩集货款、肉类出口、进境条件和政治情报为一体的怪诞 交易毕竟还是利大于弊。不过，不少人恐怕在这期间利用规章制度的空子发了横财。 德国统一后，一些法院为了弄清这桩交易中哪些活动属于非法调查来调查去， 始终一无所获。一些人批评施特劳斯为这笔贷款担保，因为东德借此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导致东德最终覆灭的原因并非是火烧眉毛的财政困难，而是整个制度政治经济 上的破产和人民的背弃。 回首过去，我常想，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不关闭边境， 东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坚持到1961年后很久。经济上面临的巨大压力， 外加只是一个国家的一半所内含的脆弱性（而且历史上一直是德国较不发达的一半） 注定了我们的命运。然而我方沿边界线筑起混凝土墙之日，即埋下了东德覆灭的种 子。切断我国人民与更吸引人的另一半德国的联系不失为蛮横有效的一招，但只是 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这是一场灾难。西方借柏林墙这一发人深思的象征攻击东德 政权失道寡助，并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共呜。我认为，这也是决定了冷战结 局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我们这一方如何运筹帷幄，施展外交手腕或是极尽间谍之 术，都无法改变这一结局。 隐面人 第八章 为了爱情 爱情与情报工作之间的联系决不是我的发明。有史以来，情报部门就利用男女 关系接近它们感兴趣的人物。倘若我能在间谍史上留名的话，那恐怕是因为我将这 一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缘故。我手下的罗密欧式的间谍为了刺探一国的国家机密， 想方设法赢得掌握这些机密的女人们的爱情，为此在全世界臭名昭著。起初，我完 全没料到利用色情搞情报收获如此之丰。就我而言，色情手段只是一个既无资金， 又无经验的情报机构所能使用的多种手段之一。不过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很令人鼓 舞。 在摩西经第四卷里，上帝命令摩西派人去迦南搜集情报。摩西挑选了12个人， 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其中一个人是嫩的儿子荷西阿。他甚至还有一个化名，叫约 书亚。这完全是情报机构的做法。12个人探听到关于迦南的巨人以及这块富饶土地 上的农业政策的消息后，顺便砍下了一支结着累累葡萄的葡萄藤回国复命。因为太 沉，其中两个人不得不用一根杠子把它抬回来。约书亚成了摩西的继承人后，他派 到杰里科的两位使者溜到放荡的喇合家里过夜。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行业因而首次 相遇。杰里科国王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告诉他，有两个陌生人在喇合家里过夜。喇合 看见道德卫士走近她家时，赶紧把两名间谍藏到房顶，对前来调查的人坦白说，她 确实和这两位男士睡过觉，可他们已经走了。我不禁想，喇合救了两名吓得失魂落 魄的间谍的命。在爱情与间谍这一行中，喇合的一位后继人是玛塔·哈利，一位丹 麦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为德国出过力。不过她是一名蹩脚的间谍，1917年 受到法国人的审判并被处决。这种人我是不会用的。 本世纪里，妇女在情报机构里的作用已超出了扮演善良的妓女或勾引者的角色。 从前男人担任的要人秘书的工作已由她们取而代之。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她们自 己也当上了政府部长，政治家的顾问或高级学者，成了国家机密的知情人。罗密欧 式间谍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手下的第一位罗密欧始于50年代初。他化名费利克斯，真名至今无人知晓。 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我们定期派专人到下面各省去物色 潜在的间谍人选，挑选方法跟东德物色体育人材的做法差不多。其实派去物色体育 人材的人也属于国家安全部，只不过是另一个处。他们到小学操场上去选拔体操和 其他项目的运动员幼苗。我自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罗密欧式间谍中，我们情报局挑 选的罗密欧们名列前茅，完全不比选出的东德体育苗子逊色。 筛选过程极其严格。从党组织，大学或青年组织中选出的每100人中，经过我们 对他们的背景和档案的研究，只有10个人参加面试。最终，10个人中也许只有1人被 录用。 1952年春天，我和另一位高级官员一起来到德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费利克 斯当时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里主修工程学。他是一个聪明认真的人。当我们透露了 真实身份以及此行的目的时，他显得颇为惊讶，担心学业会就此中断，反应并不热 情。当时我们急需派人潜入西德，于是向他解释说，当间谍日子过得并不坏，绝对 比在国家机关的某个部门默默无闻地干一辈子要实惠得多。 像对所有新手一样，我们先派费利克斯出一次差，去汉堡，并且告诉他，这是 一次紧急任务，不是训练。我们将通过这次任务考核他在压力下的应对能力。 他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人接上头后，下一步应当去防波堤。等候在那儿的另一 个人会把情报交给他。出发前，我们已教给他各种办法判断自己是否被盯梢。费利 克斯仔细研究了示意图，上面标出了他有可能被监视的几个视角以及如何在人群中 避开某些位置。当然，不管研究多少份示意图，也不敢保证没人监视。我们有些具 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特工人员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被盯梢，而实际上已在敌人监视 之中而翻了船。干这一行的一条基本规则是，永远不要以为你没有受到监视，哪怕 是最老练的间谍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下火车就断定有人在跟踪他。他吓出一身冷汗，可怎么也甩 不掉这条尾巴。不管走到哪儿，这个穿灰大衣的人始终形影不离。到了桥上时，他 已感觉有整整一群穿灰大衣的人在后面盯梢。其实当时正值流行这种样式极一般的 灰大衣。可他并没因此定下心来，还是觉得每一个穿灰大衣的人都是对方的特工人 员。于是他向等候在桥上的接头人员做了一个事先商定好的警告暗号，并把腋下的 报纸换成某个角度，表明中止这次接头。情报也没取成。 后来，费利克斯成了潜伏在波恩的一名出色间谍。提起他的第一次砸锅，仍常 令我们捧腹。然而这件事在我考核新手试用阶段期间的表现时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 不是每个间谍生来就是詹姆斯·邦德（美国电影《007》中的男主角）。紧要关头， 只有经验丰富、谨慎小心、有条不紊的间谍才能做到处乱不惊，对面临的危险做出 明智的判断。 费利克斯利用假证件在西德安下身，开始在一家生产洗发剂和美容产品的公司 做推销员，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科隆。我们希望他能设法打入位于科隆的西德反情报 机构（俄邦宪法保卫局）。可他经常去波恩推销产品。我们于是很快将注意力转到 当时由一名前纳粹分子汉斯·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战后他和许多人一样， 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和阿登纳总理的心腹，也是喊叫得最凶的反共分子。 当时，来自阿登纳圈子内的情报质量极不令人满意。我们得不到任何真正有价 值的线索，甚至连了解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必不可少的内部办公使用的电话簿都没有， 更不用说关于电话簿上的人的情况了。为此，我们决定改派费利克斯打探总理办公 室的秘密。至于一个四处推销洗发剂的业务员如何渗透到如此戒备森严的地方，无 人知晓。但出于探听阿登纳虚实的需要，加上西德政府内部情报来源少得可怜，我 们别无选择，只有让费利克斯试试运气。 费利克斯本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每天下班的时候混在离总理办公大楼 最近的公共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看看是否能认识什么人。几次失败后，他终于认识 了一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黑发女秘书。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诺尔马。他俩成 了朋友，很快发展到热恋。费利克斯借此了解到总理办公室内的一些情况。 费利克斯与诺尔马的恋爱关系明朗后，他开始受到邀请，与她的其他同事一起 打保龄球，或是参加她的办公室组织的游览莱茵河的活动。费利克斯运用他的南方 人的魅力，或伴女士跳舞，或陪男士豪饮，成了聚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诺尔马为 自己交了这样一位男友而欣喜若狂。她长得一点不漂亮。对我们来说，她只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然而，人事难料。费利克斯对她动了真情。 他俩开始同居。不过通常我们绝对不允许间谍结婚。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一 般是顶替死人或移居海外的人。在西德，申请结婚的人要向政府出示他们的出生及 洗礼证明。诺尔马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对她的未婚夫的安全审查会格外严格。鉴于 此，我们的大部分间谍不得不推托说，他们属于不想结婚的那种人，或是和原来的 老婆尚未离婚，或编造些诸如此类的谎话。 我们的第一个罗密欧顺利地工作了几年。费利克斯从未向诺尔马吐露他的真实 身份。那样他们的关系就会告吹，也许结果会更糟。一天，安插在联邦宪法保卫局 的一名鼹鼠向我们通风报信：西德情报人员开始注意到诺尔马的男友，正在审查他 的背景。事不宜迟，必须火速把费利克斯撤回东德！一天，诺尔马下班后，发现费 利克斯已不辞而别。可怜的诺尔马对恋人不翼而飞一定痛不欲生。然而，面对要么 营救一个间谍，要么挽救他俩的爱情的选择，我不能心慈手软。 我又一次扮演了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辈。可怜的费利克斯返回东柏林后情绪低沉。 一天晚上，我和他在郊外的一处隐蔽据点喝干了两瓶伏特加，听他向我倾诉衷肠。 好在他虽然感情上痛苦不堪，大脑却没有停止运转。他向我透露了另一位女人的情 况。她中等年纪，喜欢享受，在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工作。费利克斯觉得 她有可能发展成我们的人。 他虽然讲不出什么道道，但凭着个人印象认为，假如有一个相貌英俊，举止潇 洒的男人接近她，她也许会动心。当时正值50年代，战后女人多，男人少的现象十 分严重。渴求男友的孤独的中年女秘书们尤其感到这一点。我们于是用自己一方的 合格的单身汉填补了市场上的这一空白。 翻来覆去研究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我们最后选定了赫伯特·泽勒，化名阿斯托 尔。他是一名业余飞机驾驶员，二次大战期间曾在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手下任参谋。 被苏军俘虏后，在战俘营里改信共产主义。由于他曾是纳粹党员，又同凯塞林手下 的旧部下藕断丝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满心欢喜，以一个 军人的干脆利索一口答应了我们要他打入西德的要求。 西德开始重整军备后，泽勒的几个朋友搬到了波恩。现在正是前军人在东德与 西德对峙中作出最后选择的良机。派他回西德并不难，尤其是1953年的起义失败刚 过去不久。人们通过这次事件看清，东德完全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许多原先举棋 不定的东德人此后移居西德。 泽勒来到波恩，找到一份做房地产的工作，还参加了附近的飞行员俱乐部。许 多热衷于周末猎奇的政府雇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没过多久，他就认识了古德 龙，即费利克斯提起的那位女秘书。古德龙是我们给她起的化名。很快我们如愿以 偿。古德龙对交上泽勒这样的男友心满意足。泽勒没费多久也掌握了阿登纳与西德 情报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之间来往的备忘录经过古德龙之手这一情况。他欣然 接受了这位女友。过了些日子，他向我们建议，他冒充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吸收她为 我们工作。咋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的直觉是对的。古德龙认为苏 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却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合法的民族国家。泽勒跟她 讲述了他的战争经历；希特勒军队如何残暴以及当年从战俘营里的俄国文化军官那 儿听来的有关俄德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决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偏远的度假地点吸收她为间谍。如果她不干， 我们可以带泽勒迅速撤离。一般我们尽量避免在西德境内同一个西德人谈这种事。 反谍报部门惯用的一招即跟踪可疑的敌方特务，并率先通知可能被发展的对象做好 准备，然后偷拍下整个过程，用作逮捕敌方特务的物证。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去东 德或其他地方与东德的高级情报官员会面还有一层用意，即最后考验一下发展对象 是否真的愿意从此与我们风雨同舟。走到这一步时，无需多说什么，再迟钝的人也 会明白这笔交易的性质。 这次我们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在昂贵的瑞士餐馆请古德龙吃饭。结果这一切拉 古德龙下水的手腕证明都是多余的。她早已拿定主意，这次见我们只不过是走个形 式而已。泽勒的口才一定不一般。不过我由此悟出，许多被她们所爱的男人发展成 间谍的女人其实早就感觉到情人是敌方间谍，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正视这 一现实罢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对女秘书有可能对我们的人起疑心这一点掉以 轻心。同时这还意味着，假如朱丽叶想洗手不干的话，罗密欧们必须有办法迅速安 全地撤回东德。 可惜泽勒后来染上了严重的肺病，无法再干下去。我们把他招回东德，之后不 久即病逝。我们又派其他的男间谍去勾引古德龙，但都失败了。有些女人对间谍工 作本身着了迷。与情人共享一项机密使她们兴奋，同时有一种俩人之间亲密无间的 感觉。对于这类女人，如果第一个情人出于安全原因销声匿迹，还可以派另一个男 间谍建立新的关系。有的女人只爱一个。对于她们，我们毫无办法。古德龙就属于 后一类。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谣传的那样，胁迫她们干下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她们悔恨交加中很可能会重新投入西德的怀抱，控诉我们逼迫她们当间谍，从而为 西德提供攻击我们的上好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斩断了同古德龙的联系。 然而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我们终于可以动手收拾格洛布克了。在我们的宣传攻 势下，格洛布克1963年被迫辞职。这一行动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除去了一个 敌视东德的顽固分子，又引起西德社会对众多的前纳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职现象 的注意。 我对手下的罗密欧们发展的女间谍能提供一流的情报的信心与日俱增。不过这 种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被察觉的风险也就越大。肥皂泡迟早会破裂。但我没想到拖 了这样久。直到1979年，事情才败露。西德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代表团的女秘书英 格里德·加尔贝因替东德搜集情报而遭逮捕。西德新闻媒介将这起案件冠之为西德 历史上最大的叛国案。实情是，加尔贝的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但并非不可缺少。 我们还有其他间谍。然而她是一位妇女这一点似乎让人想起了玛塔·哈利。“情人 间谍”这个提法于是应运而生。报界对此兴致勃勃，连篇累犊地加以报道。 3月，各家新闻社报道了北约组织秘书处的成员乌泽尔·洛伦岑叛逃到东德的消 息。北约的同事们看着她突然出现在东德的电视屏幕上，宣布要将自己掌握的北约 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在那儿可以接触到总部的 各种计划文件以及处理危机时的详细计划。我们对她提供的有关形势分析室的工作 方法的情报尤其感兴趣。涉及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所有报告均汇集到形势分析 室进行分析。北约组织起草的最重要的评估报告东西方势态研究也出自这里。 洛伦岑前脚叛逃，北约总部的一名比利时女秘书费雷特后脚也要求到东德寻求 政治庇护。东德的领导人对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我却为此极为恼火。 这些女人在东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满足东德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对情报部门 来说却意味着情报来源的丧失。诚然，北约组织的雇员避难东德自然要比东德人跑 到西德定居更令我们开心。然而，她们继续留在敌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机密情 报远比图一时的痛快重要的多。 1979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时，听说一个名叫赫夫斯的妇女和她丈夫双双被 捕。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的一名秘书。知道她叫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帮助。 因为在总部我们只用间谍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我不想冒险通过 电话向东柏林查询她是我们的哪一个间谍，于是急忙赶回总部。路上一面收听西德 电台的报道，一面猜测暴露的究竟是哪一个。 赫夫斯失踪一周后，各报头版头条又刊出波恩另外两位女秘书失踪的消息。英 格·戈利亚特在沃纳·马克斯手下工作。后者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家研究外交、 国防、欧洲事务和两个德国之间的政策的智囊库的头头。过去10年里，她一直向我 们提供有关西德国防战略及冷战政策方面的文件。鉴于局势吃紧，我们决定将她撤 回。第二天，《图片报》头版便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库尔特·比登科普 夫的秘书也失踪了！比登科普夫是颇得人心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该党的副 领袖。一张比登科普夫和他的笑容满面的助手布罗斯策的合影赫然跃入每个人的眼 帘。接到撤离指示后，布罗斯策镇定自若，丝毫不露声色。分手时，她高高兴兴地 朝自己的上司挥挥手说：“我去理个发。明儿见！”从此一去不复返。 各家报纸均称布罗斯策是一位“超一流秘书”。在打字和速写两项秘书专业比 赛中，她总是名列前茅。她的良好素质不仅令比登科普夫和他的两位前任极为满意， 对她从事的间谍工作也大有稗益。由于布罗斯策曾先后为三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 席工作过，时间跨度相当长，西德方面无法查明布罗斯策到底了解多少情况，造成 了多大危害。一周后，财政部高级官员曼佛雷德·莱恩斯坦的女秘书黑尔佳·勒迪 格也轻松自然地与她的老板告别，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东柏林。勒迪格是宝贵的 情报来源。她的老板莱恩斯坦是一位研究欧洲共同体货币结构的专家，也是施密特 从财政部长升为总理期间的亲密顾问。 潜伏人员的撤离路线总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离的间谍，经 由风险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或瑞士到达东德边境检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 德护照封皮，里面空空如也的假护照。边境官员知道这一事先约定的暗号。卫兵叫 来指挥官，指挥官做个样子，挥手放行。然后把逃回的间谍领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用一台专线电话机通知我们。 我大惑不解。大多数女秘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 名在西德定居的东德间谍。这些男人通常顶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个逃 跑的朱丽叶大概都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西德当局究竟是如何发现她们 是我们的间谍的？ 显然，西德人摸到了我们渗透方法的一些规律。过去我们一直傲慢地认为这些 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当机立断，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并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决定， 招回更多的女间谍和她们的罗密欧。可惜，对于赫夫斯和她的丈夫，这道命令到得 太迟了。夫妇两人受到审判并被判2年徒刑。 后来才知道，1979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联邦宪法保卫局（西德反谍报机构）首脑 更迭的结果。理查德·迈尔博士接替京特·诺劳任局长以后，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 的业务水准。成绩之显著颇令我伤脑筋。他明示部下，想升迁就得兢兢业业，光靠 关系玩儿不转了。他还搞了一套甄别制度，对所有背景有疑点的人仔细审查。 起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连串的挫折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笔记中，我这样写 道： “西德情报部门开始对所有回国定居的归侨或来访者再一次进行全面甄别。过 去，我们一直认为西德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现在的甄审令我们伤透脑筋。不论结果 如何，我们今后必须有所收敛，暂不派人打入西德。还要时刻牢记：我们正在冒巨 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斗！敌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里蕴含着 极大的危险。间谍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承 受这一切压力，同时仍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我始终牢记，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信任我们并不惜豁出 命去的人。一个情报首脑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当儿戏的话，用不了 多久就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我们的间谍继续纷纷落网。我仍然无法解开西德究竟采用了何种侦破手段这一 谜团。通常，一个间谍在西德被捕后，我们会在总部展开调查，弄清伪造证件的部 门里是否混入了敌人的鼹鼠。这种猜疑对一个情报机构来说是最致命的毒药。它损 害了情报工作赖以生存的基础信任。有时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查明，我们 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继被捕原来是西德抓获了我们派过去的联络员，对他们进行审问 的结果。面临惨重的损失，我们被迫撤回大批间谍。然而我们渗透的秘密究竟是怎 样被西德发现的仍然是个谜。 最初，我们手头的唯一线索是从某个渠道得到的消息，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 机构开始全面重新审查所有入境人员。负责为国外来访者和回国定居归侨办理手续 的部门里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员，其中多数人已退休。这些老爷爷们仔细查阅个人档 案，寻找某些特点。至于是什么特点，我们无从知晓，只注意到从西德收到的所有 情报里都多次出现“甄别”一词。我成立了一个直接向我汇报的工作组，负责查明 西德到底依据什么标准肃清嫌疑分子。 我们已知，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单身男性旅客如果携带少量手提行李，或服 饰发型与身份证不完全吻合时会受到盘查。但过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报部门嗅到 了东德人的某些特征。当时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东德却受到压制。西德小 伙子喜欢留长发，尤其在外出旅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培训特工的教 员们却留着短发。即便同是短发，东西德的发式也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些教员能培 养出训练有素的特工，可要他们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主要火车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报告，立即对下车的嫌疑犯的一举一动进 行监视。例如，在东德长大的人一下车都会情不自禁地走进车站附近的商店里，为 那五光十色的商品所吸引，而西德人则对此兴味索然。类似这样的细微差别格外受 到西德情报机构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困惑之后，我们终于弄清了西德新的甄别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泄露这一秘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迈尔本人。他作为反谍报机构首脑走马上任后， 一心想有所作为。于是大张旗鼓地逮捕了16名由第三国混入西德的东德间谍。据各 家报纸报道说，还有40个人正在受到审查。以前我们总是怀疑西德人是否有能力从 成千上万的旅客中认出混在其中的极少数几个东德间谍。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不 再怀疑。迈尔的炫耀实际上等于把侦破我方间谍的方法和盘托出在我们面前。尽管 损失惨重，我们还是安全撤回了许多处境危险的间谍，暂时停止了渗透活动。倘若 迈尔对破获的案子不声不响，我们极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他蒙在鼓里。如 果他只是有选择性地逮捕一些间谍，或是等他们与所有潜伏特务接上头之后再收网 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更加惨重。一个情报首脑炫耀自己的结果是个人出尽风头，而 工作受挫。 如同这类大规模心理战惯用的手法那样，西德内政部不失时机地向我们的间谍 劝降，呼吁他们自首投诚，以免遭逮捕。在东西德间谍战中，这种敲山震虎的手段 已司空见惯。但这次收效甚微。大多数的耳目和间谍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关系， 对他们采用恐吓手法一般不起作用。我们的大部分间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 都受过心理战训练。再说，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总是不愿投诚自首的。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企望坏事不至于落到自己头上。多数时候也确实如此、倘若厄运真的降临， 逃也逃不掉。 蒂奇曾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位高级官员，1985年叛逃到我方。她告诉我们， 过去10年里科隆共查出200起伪造身份证的案子。根据我的估计，1972年到1982年间， 我们共有30余名间谍爆炸（在西德被逮捕）。还有百余人被及时撤回。由于间谍一 旦撤回便再也无法派回原处，迈尔搞的甄别行动使我们损失了大约100名出色的情报 人员，可谓损失惨重！ 尽管迈尔爱出风头，可他想出来的这一套破坏我方在西德间谍网及控制点的办 法还是相当厉害。下一步他开始把矛头对准我个人，到处散布我已“来日无多”的 言论。《国际先驱论坛报》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米沙·沃尔夫是不是没咒念了 对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另一份西德报纸的大标题是：《沃尔夫一筹莫展》。 实情并不像报纸上渲染得那么耸听。我们的工作照旧进行。针对甄别行动我们 对原有做法进行调整的同时，并未减少间谍活动。化名为汉内洛蕾的黑尔佳·勒迪 格就是一例。当初吸收她为间谍的那个男子由于整日惊恐不安，不得不召回。为了 不失去她，我们研究了人事档案，找到另一位罗密欧候选人，一个化名格特的年轻 特工。他已经顶替一个名叫克雷斯的西德公民潜入西德境内。真的克雷斯早已移居 新西兰。 我决定亲自出马为他们穿针引线。原因之一是我很想见见这位给我们出了大力 的黑尔佳女士。另一个原因是，她说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随顶头上司调到财政 部去，要么留在总理办公室。她通过东德的联络员给我们发了一封密电，问如何是 好。面对如此干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左右为难。总理办公室有我们的人确实至关 重要。但另一方面，黑尔佳同她的上司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他对她极其信任，把有 关预算和国内政治的材料交由她处理。若要留在总理办公室，她是否还能享受这种 待遇可就难说了。 1976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给我们这次会面提供了很好的掩 护。黑尔佳在奥运村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见面之后，黑尔佳表示愿意接受已在西德 的另一名特工充当她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格特马上出来与她见面。晚宴上，我满 怀希望地察言观色，可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一见钟情的迹象。不管怎样，我们最后决 定她去财政部更稳妥。于是，她调到了财政部，继续向我们提供机密情报。 日久天长，黑尔佳与格特陷入情网。这一次的爱情既非逢场作戏，也非昙花一 现。1979年我们被迫召回黑尔佳后，格特也被撤回东德。两人终于可以结婚了。婚 礼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韦尼格罗德举行。我这个媒人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受到邀请 的主宾。 不难想象，我的罗密欧们成了西方情报界绞尽脑汁研究的对象。外界也开始流 传各种各样关于他们的传说。《图片报》刊登了12位为我们工作过的妇女的照片， 旁边的大标题是：《为了爱情当间谍的女秘书》。一份周刊的封面是一个半裸的上 身，胸前佩戴着一枚东德勋章。我意识到，情人间谍的成功正使西德情报机构惶恐 不安。显然，他们试图通过新闻媒体在公众面前塑造出一群受害的羔羊的形象，大 肆渲染这些女秘书如何可怜，如何被人利用。她们年龄大致相仿，单身，渴望爱情， 在孤独无助的情形下被人推向歧途。 为了更加耸人听闻，西德国家安全机构还硬说，我们的罗密欧们冷酷无情地玩 弄这些女人的感情，稍有危险便逃之夭夭。然而，当时西德反谍报机构的第二把手 赫伯特·海伦布罗赫在一份内部报告里却说得相当坦率：“多数时候，这种恋爱关 系并非是受到压力或恐吓的结果。金钱也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些女秘书为东德工 作通常是出于政治信仰，或是陷入情网难以自拔。” 实际上，发现类似故事《小红帽》里那个小女孩的弱小女子，然后千方百计拖 她下水的情况实属罕见。除非像派泽勒前那样，事先有人向我们提供线索。通常的 做法是，派一个小伙子去西德搜集某一方面的情报时会对他交待一句：“你会和其 他人一样有自己的私生活。不过如果一个女秘书爱上你，而且还是一个在要害部门 工作的女秘书，那就更好了。”其余怎么做就是他的事了。当然，不是每一个男间 谍都会自动迷上一位女秘书。不过别忘了，我们的间谍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组织 忠心耿耿。为了信仰作出牺牲或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根本不在话下。 我们的间谍并没有像外界盛传的那样，在东德受过什么勾引异性的特殊训练。 有的人在这方面本来就比其他人技高一筹。这些机灵鬼悟出，花前月下，大有可为。 无论是经商还是搞情报，此法一样灵验。原因很简单，谈恋爱比其他任何办法都见 效快。 当然，我们的男间谍也曾卷入到一些奇特而不幸的事件中。只有将其详尽披露， 读者才能看到全貌。我们有两个超级罗密欧。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执行的任务也不 一样。第一个叫罗兰，是个多情种子。 安娜贝格是坐落在厄尔士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市。罗兰在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小 剧院任院长。那些被大城市的剧院认为政治上太危险的有才华的演员或编导常在这 里落脚。罗兰因在歌德的剧中出色地扮演了浮士德而成名。浮士德渴求尝试人生中 的一切，诱惑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纯朴姑娘，使她失身。罗兰的聪敏英俊和作为演 员的表演才华使他成为一个绝妙的罗密欧候选人。我们局在卡尔·马克思城（德国 统一后重新改名为开姆尼茨）设有一个地区办公室，其成员出名地胆大妄为。罗兰 的才干以及他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1961年，他被派往波恩，任 务是设法接近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她在北约指挥中心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任口译员。当时该中心设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 鉴于工作环境属于国际组织，罗兰冒充一名丹麦记者，叫彼得森，讲一口略带 北欧口音的流利德语。这对一个上乘演员来说不成问题。玛格丽特是一位可爱的单 身姑娘，虔诚的天主教徒，工作勤奋，很少交际。我们曾先后三次派人引诱她，均 未打动她的铁石心肠。罗兰比她还硬，居然撬开了这块石头，拉她一起去了趟维也 纳。在艺术历史博物馆里，他向这位羞涩的姑娘介绍里面陈列的意大利画家画的极 为性感的裸体像，陪她到西班牙马术学校学骑马，最后把她带到昂贵的德默尔咖啡 馆品尝美味糕点和维也纳咖啡，完全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不用说，这一切费用都 记在了我们的账上。主管此事的官员有时觉得，即便是为争取像玛格丽特这样重要 的对象，罗兰的开销未免也太高了点。不过，此人很明智，他清楚地知道，间谍工 作使罗兰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还有一大笔钱可以用来享受在清苦的东德所享受 不到的奢华生活。 一天，罗兰和玛格丽特在维也纳国家剧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玛格丽特 回报给他一个热吻。“你是第一个让我这么开心的人。”她说。当夜两人同床共枕。 第二天早上，罗兰向玛格丽特倾吐衷肠，多少也有点真话在里头。他自称是丹麦军 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军官，并解释说，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常有被北约冷落之感，因而 需要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玛格丽特相信了他。他告诉她，因为工作关系他会常到巴黎去，以后可以经常 在巴黎见面。玛格丽特欣喜万分，答应向他提供北约的秘密。俩人隔段时间就在一 家小旅馆幽会。玛格丽特详细告诉他最近参加的会议情况，尤其是有关北约军事演 习的部署和评估方面。这使我们对北约如何评价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极好的了解。 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制定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玛格丽特还提供从负责 海军和地面部队的部门得到的后勤方面的情报。她经常去这两个部门做口译。 可是这些情报仍不能满足苏联人的胃口。不消说，我们把情报都转给了他们。 他们梦寐以求的情报是：北约军队的部署计划和对东德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时间和 目标。苏军驻东德部队总司令科舍沃伊元帅有时想用激将法从我这里套出北约的核 战计划。 “你们（指东德人）这些人如此神通广大，难道不能再搞到几组坐标吗？”他 问我。他是指北约基地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一旦发生冲突，苏联首先要摧毁这些 基地。“我们不需要你们提供什么文件。有这些坐标就够了。在基地上扔上一颗原 子弹，我们就能长驱直入打到西德。”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部门能够提供深入的分析性质 的情报，而不仅仅是一张标出位置的地图。尽管我们竭力帮助莫斯科搞到所有位于 欧洲的战略要地位置图，但始终未能掌握全部情况。很有可能五角大楼明智地对这 类核心机密严加保密，没让他们的西德盟友知道。美国人觉得西德方面极易泄密。 他们这样想确实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和歌德故事里与她同名的姑娘一样，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 恰如这位伟大的德国戏剧家描写的那样，她坐卧不安，良知啃噬着她的心。当初说 服她为我们提供情报花了不少功夫，虽然是给她所爱的人，而且是一名无害的丹麦 情报部门军官。此外，继续与罗兰保持这种未婚同居的关系也使她这个虔诚的天主 教徒感到十分不自在。 我们的间谍与流行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喜欢妙龄女郎，喜 欢去昂贵的地方游山玩水。于是这一对去了瑞士风光秀丽的度假胜地阿罗萨，在那 里度过了1962年的圣诞节及1963年的新年。度假期间，玛格丽特告诉罗兰，她必须 向一位神父忏悔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继续为他干下去。而且她也不愿意继续这种关 系，除非他答应结婚。罗兰说，结婚根本不可能，他为丹麦情报部门工作意味着随 时可能被长期派驻外地。 至于玛格丽特想要仔悔的事，罗兰知道罗马天主教会规定对仟悔人的仟侮绝对 保密，但他懂得一个优秀的间谍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他于是请玛格丽特耐心等几 天，好为她找一个可靠的丹麦神父。当然，他不会去丹麦找，而是找到我们在马克 思城的分局总部。分局总部的人立刻忙作一团。平时应急的招数是不少，可没有一 条能马上变出一个会说丹麦语的神父。那头儿罗兰已经答应了玛格丽特。一个情报 机构就像一位绅士，为了不让它手下的人失信总是竭尽全力。 我们于是演出了一场真戏假做的把戏，派一名特工装扮成军队里的牧师，事先 教会他如何主持忏悔。可他对丹麦语一窍不通，于是又赶紧突击学习丹麦语，掌握 一些送往迎来的词汇，以蒙混过关。最要紧的是得去掉他浓重的德国萨克森口音， 代之以北欧口音。我们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上物色了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座清静的 小教堂。趁月明星稀之时，这位特工潜入岛上，溜进教堂，坐在忏悔室里神父那一 侧。罗兰随后把玛格丽特带了进来，在神父面前袒露灵魂。毋庸赘言，我们的这位 神父对她的行为表示出非凡的理解，并鼓励她在主的祝福下继续干下去。 我本来担心，整个安排可能以闹剧结尾，弄得不可收拾。没想到，这一招居然 成功了。干间谍这一行，有时稀奇古怪的花招倒能奏效，简单易行的办法却行不通。 至于道德方面，今天常有人问我，是否为这种手法感到内疚或羞愧。总的来说，我 的回答是否定的。回首往事，有些做法确实过于出格。但在当时，我们认为，为达 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罗兰被撤回东德之后，玛格丽特断绝了和我们的联系。撤回罗兰是因为我们怀 疑他已受到西德的注意和监视。玛格丽特曾跟新派去的罗密欧合作了一段时间，但 两人的关系终未能持久。她答应当间谍只是为了罗兰。他走了，她也再无心干下去。 另一位超级罗密欧和罗兰不同，属于另一种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对女人有魅 力。他叫赫伯特·施勒特尔，在德语里是个俗气的名字，人长得恰如其名，又粗又 壮，宽肩膀扛个大脑袋，嗓门粗。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 让女人着迷。反正他总有迷人之处，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两位在要害部门工作的聪 慧过人的女秘书为我们提供情报。不幸的是，对于爱上他的女人来说，他是个灾星。 两位女秘书均遭逮捕下场，而他每次都化险为夷。他的故事表明，利用罗密欧勾引 女人做间谍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或真心相爱，白头偕老；或以悲剧告终。 60年代初，我们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语协会。这个组织号称是秘书的摇篮。因 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多被送到这里学法语。赫伯特在这儿认识了19岁的格尔达，一 个苗条、聪明的姑娘。两人堕入情网后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实身份。她于是 同意想办法调到外交部，为我们通风报信。以后她积极地为我们搜集情报，成绩卓 著。1966年起，她开始在泰尔科工作。这里是波恩外交部译码中心。西德所有驻外 使馆发回的电报均在这里解译。赫伯特在波恩的掩护身份是商人。 泰尔科的内部制度说得轻点也是管理不严。那时使馆发回的报告都在收报机纸 带上。格尔达常常把成卷的纸带塞进她那极能装的手提包里，带出大楼而无需经过 任何安全检查。1968年，她被派到华盛顿工作三个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驻 美大使馆里当译码员。这段时间，她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最多，比如波恩与华盛顿之 间的关系现状以及西德大使对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评价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后， 继续和赫伯特一块儿干。5年后，她被调到华沙。两地分居后，她和赫伯特的关系变 得紧张起来，并开始酗酒。由于担心赫伯特去华沙会引起怀疑，我们仍让他留在西 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个记者。后来证明他其实是波恩的 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诉了这位男友。他劝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与赫伯特 的旧情，及时打电话通知了他。她发出的信号是“去找咱们的朋友，有要紧事儿！” 这是预先商定好的警报。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对方收网前逃到东柏林。 后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间谍小说里常有这类描写，实际情报工作中却极为 罕见。赫伯特侥幸逃脱，回到我们这边。格尔达被藏在西德大使在华沙的别墅里， 防止她与前东德官员发生任何联系。我们得到消息，两名西德情报官员已抵达华沙， 准备提审格尔达。 那天晚上，我的紧急电话线铃声不断。我仍抱一线希望，也许格尔达会回心转 意，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同波兰外国情报机构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尽全 力阻止她离开波兰。这次行动并不简单。每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到两个德 国的间谍战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兰人。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 我们监视他们与西德的关系。早在团结工会出现之前，东柏林与华沙之间的关系就 十分紧张。我猜想，如果这次营救行动失败，我的波兰同事，波兰情报局局长米列 夫斯基肯定会教训我一通。他是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担任波兰内政部长。 我们设置了最后一条“营救防线”。当西德驻波兰使团副团长亲自护送我们的 目标来到机场，即将通过最后一道边防关卡时，一位波兰特工走到格尔达面前，告 诉她波兰可以给她政治庇护。格尔达一瞬间犹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吓呆 了，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因为眼睁睁让一个自首的间谍逃到共产党一边而成为外交史 上遭人耻笑的话柄。但格尔达最终摇了摇头，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格尔达一回到杜塞尔多夫的家，就因“特别严重的间谍案”受到审判，并被判 3年徒刑，但由于她详细交待了过去为我们搜集过什么情报而受到从轻发落。我们尝 试了一次大胆的营救，但失败了。这使我极为恼火。我觉得，在处理格尔达和赫伯 特的爱情问题上，我们过于掉以轻心，以致酿成大错。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 一大难题。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在总部工作。再说格尔达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 露了身份。为了有时间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旅游胜地度假。 几周后，他回来见我。“我恐怕又给你找了个有用的女朋友！”他兴高采烈地 说。我不禁大吃一惊。 度假期间，他在海边结识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叫达格玛。他用了另一个假 名做了自我介绍（许多年里，他换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 这次他又摇身变成里希特。达格玛告诉他，这次来度假是为了弥合一次痛苦的离婚 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赫伯特马上说，他也是离了婚的人，完全理解离婚给人带来 的痛苦。随后，两人堕入情网。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间浏览那一周的新闻杂志， 忽然看到一篇报道格尔达受审的长文，还有一张他与格尔达的合照，一看就是他。 他不由得大惊失色。文章绘声绘色地把他描写成一个邪恶的化身，一个毁灭女人生 活的恶棍。他别无选择，只有向新交的女友说了实话。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诚感动了她，他们继续相爱。由于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欢 迎的人，我们只好在周末请达格玛到东柏林来。她当时给慕尼黑的一位新闻记者当 助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们的周末款待深表谢 意，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我们建议她学法语和速写，并为她付了学费，甚至 还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学校。 达格玛应我们的要求搬到了波恩。但学习结束之后仍无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门的 工作。我们没有就此罢手。所有情报机构中，我们大概属于最耐心的。达格玛先给 一位大学教授当助手。一年后，1975年秋天，靠了这位教授的关系，在施密特总理 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受雇的最初几周，我们在东柏林极为紧张。每逢我们的人混到这一步都是如 此，新工作单位的安全防范更严了。试用期的10周内，新雇员的履历和社会关系受 到审查。达格玛很顺利地通过了检查。不用说，我们无法再邀请她来东柏林，但安 排她去维也纳，日内瓦或因斯布鲁克与赫伯特会面。 她化名英奇，连续几年向我们递送了反映施密特班子内部的运转情况以及波恩 政府成员的情绪的文件。其中一份报告很有意思。它透露了施密特首次会见吉米· 卡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时气氛极为紧张。达格玛工作勤奋。同事们都知道她常常 主动加班。谁因家中有事无法上晚班，或假日不能值班时，她都乐于相助。趁办公 室人少之际她抓紧复印材料，或趁没人注意时偷拍下重要文件。 虽然她与赫伯特两地分居，但两人感情笃深。达格玛恨不得马上结婚。根据惯 常做法，我们劝她为安全起见不要急于结婚。由于担心她会为此洗手不干，我们又 一次演出了一场假婚礼。我们给她搞了一张使用她婚前名字的身份证，让她从波恩 飞到维也纳，再换机到东柏林。我们带她来到利希腾伯格区的一个婚姻登记处。这 里距诺曼大街国家安全部很近。 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了。主持婚礼的官员分别问达格玛和赫伯特是否是自愿结 婚，然后照例讲了一通祝愿白头偕老、忠贞不渝的套话。在婚礼进行曲中，两人互 换了戒指并在结婚登记册上签了字。他们刚一离开，这页纸就被抽走销毁了。不过， 他俩还蒙在鼓里。达格玛被逮捕后发现她的结婚证明因为手续不全而无效时愤怒至 极。 1977年，由于别人的原因，她的间谍生涯结束了。她在西德的联络员彼得·戈 斯勒受到怀疑。彼得和他妻子古德鲁恩是化名潜伏在杜塞尔多夫的东德间谍。两人 先去伦敦，在那儿摇身一变成了一对名叫安东尼·罗吉的英国夫妇，然后去西德定 居。一次，西德反谍报机构用电脑对海外归侨的档案进行突击检查。戈斯勒夫妇引 起了他们的注意。西德反谍报机构监视了他们一段时间。在一次搜查他们的房间时， 查出了藏在蔬菜篮子里和浴室内的文件。其中包括施密特同英国首相卡拉汉密谈的 记录。记录里写道，卡拉汉抱怨白宫不了解欧洲的现实，还用“傲慢、愚蠢”等字 眼形容美国人。 调查人员很快就查出了这些记录从何而来。他们偷偷拍下了戈斯勒和达格玛的 接头场面。戈斯勒夫妇又一次出门后，他们的家再次受到搜查。这一次查出了施密 特办公室为1978年伦敦经济首脑会议准备的阐述西德立场的文件。达格玛受到逮捕 和审判，被判4年零3个月徒刑。我本人受审期间，在杜塞尔多夫的法庭上遇见一位 年长的看守。他曾见过我们的一些女秘书间谍，其中达格玛给他的印象最深。他告 诉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至于赫伯特，他的好日子就此完结，被迫 在东柏林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再也无缘去度假胜地谈情说爱。 加布里埃莱·加斯特是西德联邦情报局中级别最高的妇女，任负责苏联和东欧 地区的高级分析员。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这一行业里，她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她对 东方阵营各国动态所做的有见地的分析摆在了科尔总理的办公桌上。科尔和她在西 德情报部门里的上司没想到的是，这些分析材料也同时躺在我的办公桌上。 加比（加布里埃莱的呢称）为我们工作最初也是起于罗密欧，但我不想把她说 成是朱丽叶，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妇女，她的行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她 出生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大学时参加了基督教民主青年运动一个极其 活跃的右翼组织。1968年，她来到了东德，为她的一篇论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 的政治作用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在卡尔·马克思城，她结识了一个名叫施密特的汽车修理工。20年后，她才得 知他的真名叫施奈德。他俩的邂逅绝非偶然。施密特是国家安全部在萨克森地区的 军官，后来晋升为少校。他的粗狂性格对来自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极有 魅力。她觉得他的名字太老式，亲呢地改称他为卡尔利施克。施奈德契而不舍地对 她发起进攻，携她同游乡下。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夏天。这时，施奈德透露 了他的真实身份，把她介绍给他的上级，一个叫施拉姆的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 加比对意外地窥到东德的秘密兴奋不已。当她的新识请她合作时，她犹豫不决。 他们告诉她，如果她不答应，以后将再也见不到卡尔利施克。她终于同意了。加比 回到西德，继续在亚琛完成学业。不过每三个月来一次东德，接受间谍训练并与男 友会面。 起初，负责她的东德官员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只想协助她在波恩找一份工作， 比如在政府的某个部。就在此时，幸运之神降临了。我们并不是唯一对加比感兴趣 的人。指导她做博士论文的老师是一位研究东欧问题的知名教授，叫克劳斯·梅纳 特。他同西德情报部门有来往。据信他是为联邦情报局物色学者人选的招募人之一。 加比是她的得意门生。1973年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马上在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联 邦情报局下属的普拉赫研究所找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任政治研究员。 对此，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没有食言，让加比继续同卡尔利施克约会。不 久，两人在东德一处隐蔽地点庆祝订婚。施拉姆亲自到场祝贺，为他们开了一瓶俄 国香摈酒，还带来一盘录有当地情报部门首脑对他俩的祝福磁带。我们对这种关系 中含有的爱情成分始终非常重视。 加比干得漂亮极了。她使我们准确掌握了西方对整个东方阵营的了解程度以及 所做的评价。80年代对付日益强大的团结工会时，这方面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加比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知道我们会对什么材料感兴趣。她自己就是一位出色 的分析员。她常常在博览西德有关东方阵营和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机密材料之后， 把我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整理成要点。 需要原件的时候，她就用微型相机偷偷拍摄下来，藏在假的洗涤剂瓶内。一开 始，我们指示她把胶片藏在慕尼黑开往东德的火车上的厕所水箱里。后来觉得这种 办法风险太大，且无法全部送出她提供的大量情报。于是改为派一名女联络员在慕 尼黑的一个游泳池与她接头，两人利用改换房间的机会递送情报。我们事先从东柏 林通过发报用暗语告知加比具体房间号码。 与我们多年合作之后，加比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同时，她还继 续利用节假日与卡尔利施克约会。对这对成绩卓著的相思鸟我们极为慷慨，送他们 去阿尔卑斯山或地中海岸度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当初引她下水的卡尔利施 克热情降温。我想，她一直没跟相貌平平的卡尔利施克断交的原因恐怕是同他保持 关系仍给她带来快感。她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不愿循规蹈矩，在西德找个丈夫 结婚生子。 此外，她还背负着另一个精神负担。她的嫂子收养了一个严重残疾儿。后来夫 妇俩的经济条件实在难以支持。加比不忍心看这孩子再被送回残疾院，于是不顾自 己异常繁忙的工作，承担起抚养的责任。因为担心自己有一天东窗事发，孩子无人 照看，她陷入极端苦闷之中，几次流露出想洗手不干的想法。 我决心不惜一切留住她。1975年，我破例亲自到南斯拉夫和她见面。开始，气 氛有些紧张。因为迄今为止，西德没有登过我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里不过是陌生 的东德情报机构头子。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和我热烈地讨论起东方政策和东 德的国内形势。她对东德的看法非常现实，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询问了她个人的 情况，当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卡尔利施克当时也在场。我们还讨论了她如何 在联邦情报局内争取晋升的机会。我向她保证，在我的部门里她的身份绝对保密。 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协助。以后，我们又在其他地方会面，如位于南斯拉夫达尔马 提亚海边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里。这儿是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休假的地方，不 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来这儿同样没什么风险。 面对西德舆论对我个人的恶意攻击以及要把我方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 吓，她反而不再动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在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越加坚定。和众多 经历过1968年抗议运动的西德青年一样，她坚信西德没有真正反省纳粹的历史。一 次，她寄给我一本介绍纽伦堡的书。纳粹曾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战 后，战胜国在这里以战争罪审判纳粹战犯。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旧秩序仍然隐 藏在新秩序的后面。纽伦堡审判30年后，必须继续为争取新社会而斗争。” 最初与卡尔利施克相识的兴奋过去之后，加比是否还真的爱着他，无人知晓。 但我确知，她对我们的情报部门产生了感情。与我们的合作对她来说有一种浪漫色 彩，给她带来感情和事业上的满足。听上去有点怪，其实不然。一个情报机构对一 个出色间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起到谈情说爱的作用。对加比来说，这种体 贴关怀尤其重要。我们注意隔段时间就请她来东德，以奖励她的出色成绩。这样的 会面给她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与我们的两位高级官员关系甚笃。他们像父亲一样关怀着她。其中一位去 世后，她请人代她向他在东德乡村的墓地献了花。至于她和我的关系不太容易说清。 她需要感到我对她格外重视。我于是常对她表示关心。她的聪敏很惹人喜欢。我从 未和一个间谍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偶尔她会在信中流露出隐隐的委屈，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恋人。但东 德之行总给她一种在自己国家感受不到的所属感。她会在距巴伐利亚边界不远的风 光秀丽的福格特兰地区与卡尔利施克幽会。这里既有清新的田园风光，又有19世纪 浪漫主义情调。东德的一些偏远地区常可以看到类似景色。一个叫林达的女房东照 料她的起居。林达难懂的方言和松软的当地风味的饺子都让她喜欢极了。在这里， 她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东德方言，吃到了从未品尝过的风味饭菜。我们请到东德来的 西德人常为这种体验激动不已。不时地请加比到东德来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 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风险也越来越大。西德规定在要害部门工作的 人，尤其像联邦情报局这样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不得到东德旅游。我们潜伏在这类 部门里的间谍每次来东德都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渐停止这种做法， 不再请她来东德。她为此情绪低落。 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担心随着她在西德情报局内的地位 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她渴望得到来自更高一级的保证，于是 邀请她来东德。她在回信中说：“不管风险多大，只要能在那种亲切的气氛中见到 你，和你交谈，再难也值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得不面对这 一事实：加比虽是个出色的间谍，但不大好伺候。她为我们工作期间，我先后共和 她见过7次面。 我发现，这种所属感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小团体，某个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 的由优秀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对于那些出身中上层阶级，个性强而复杂的西德人 尤其重要。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吸引了大批这类家庭背景的人为我们工作。 部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理想与为之献身结合起来的 机会。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并不常见。 80年代期间，加比倾注全力分析北约组织在东西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 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她和我一样，为安德罗波夫1984年逝世后苏联 阵营内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 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它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影响。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70年代末起，加比开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发的改革运 动有可能扩展到波兰以外的其他卫星国。她的看法尤其令我惊愕，因为它与我自己 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但那时我还不愿，也不能公开我的看法。现实高官 方的宣传越来越远，与马克思的理论也南辕北辙。我对时局感到困惑，尽量强迫自 己不去想这些事。 加比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极大信任。1986年，她 奉命为西德总理准备一份关于西德公司涉嫌参与在利比亚建造一座化学武器工厂的 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西德情报局苏联阵营政治司 副司长。这是由妇女担任的一个极为高级的职务。我们让她自己决定提供什么情报。 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专家绝对信任。 生活在这样一个镜子世界里，人们自然会问：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员？我 可以说，她既为我们，也为西德情报局提供了完全客观的分析。她知道我们的兴趣 所在，三言两语就把我们需要的情报归纳出来。她的报告一般不超过4到5页。也许 她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扑在研究上，不管是为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最重 要的是，通过加比，我们掌握了西德情报局在东欧及东德问题上的思想动态，从而 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加比为我们工作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但和潜伏 在其他要害部门的间谍一样，只有为敌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根据加比提供的消息，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可能潜伏在东德的西德情报局特工人 员的线索，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西德的所谓“黄 条情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黄条情报是指西德情报局搞来的关于自己 盟友的情报，主要通过西德设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尔一加的斯附近的一个代 号“北极海”的监听站得到的。“北极海”建于30年代纳粹与佛朗哥政权关系密切 时期。这项代号为“佳肴”的监听行动监听美国大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地面站使用的 欧洲与西非和南北美之间的通讯线路。西德情报局里所有涉及其盟国的情报上都加 有一条黄线，确保它们不致被误转给盟国，以免在伙伴面前泄露天机。受过专门训 练的西德情报人员和警察用解码技术可以破译14个友好国家的无线电信号。西德情 报局和土耳其情报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西德是惟 一能够替英国破译阿根廷无线电通讯的国家。由于西德的这种技术能力，加上我们 通过加比和其他间谍对这种能力的利用，我们搜集起情报来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 摸摸干着这种窃取美国盟友情报的勾当，我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之后，加比暴露了。我后悔莫及。当初让她早点脱身就 好了。那样她可以隐藏得更深一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出半点纰漏。1990年 初，当我们认识到德国统一势在必行时，我的继任人把她叫到萨尔斯堡通知她，我 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所有涉及她与我们合作的文件已经销毁。 然而，统一临近之时，一些曾在东德情报局干过的人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西德 的起诉，不惜出卖他人。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卡尔·格罗斯曼上校（与接替我的 外国情报局局长沃纳·格罗斯曼同性）的背叛最为恶劣。虽然他并不直接了解加比 的身份和活动，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尔听到的一次谈话，即西德情报局内的 一位高级女官员是我们的间谍，她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这点线索足以置她于死地。1990年下半年，她正要跨过德奥边界，最后一次与 主管她的东德情报官员见面时被捕。东德情报部门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长期服 务奖。直到最后，她还对这类显示我们对她的尊重的活动极为重视。 不少人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书刊更 是层出不穷。她们在加入我们组织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部门里工作的西德公民。有 些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但大多数人不过是堕入情网，爱上一个男人之后才 答应为我们工作。她们深知，有一天她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家人，放弃西德优越的生 活条件，逃到东德避难。东德对她们极为陌生。它在外界的名声也并不那么好。可 她们中的不少人在离开间谍这一行之后在东德确实又开始了新生活。 赫夫斯因为拒绝收回要求移居东德的申请，在联邦德国一直服满刑期。最终被 获准与她在东德的丈夫团聚。布罗斯策和她丈夫在东德的图林根地区定居并收养了 一个孩子。以后这对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子。布罗斯策为此欣喜异常。英格·戈利亚 特与丈夫在柏林附近的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黑尔佳·勒迪格和丈夫一起搬到柏林。 丈夫去世后，她仍住在那里。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1996年夏天的一次生日晚会上。 自然，要这些曾为我们工作的女人逐渐适应另一种社会制度相当困难。我们的 政策是安排好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过得舒适而又尽量不引人注目。在为一个机密情 报部门工作多年之后，这种结局显得格外冷清。布罗斯策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整天缠着当地党的负责人，要求给她分配工作。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难做的差事， 到一家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她在那儿抨击“大锅饭”造成的效率低下，并根据自己 在西德的经验对工厂的管理做了许多改进。 我并不认为我们成功的秘诀与西方外国情报机构的窍门有多大的不同。利用罗 密欧搞情报的情报机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西德情报局在美国安插了一个间谍，化 名卡尔·斯托尔兹。1990年，他想办法认识了波士顿一家国防工业公司里的高级女 秘书。诱她下水后试图吸收她为间谍，为波恩搜集美国在基因切片技术方面的情报。 他偷偷把她同意为德国窃取工业情报的谈话录了音。当她胆怯退缩时，他拿出录音 带恐吓她。结果她自杀未遂，弄得无法收场。 1984年，西德情报局的另一位罗密欧被派到巴黎去勾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 工作的一位东德官员的妻子，然后胁迫她递送有关东德政府政策以及东德在联合国 表决前立场的情报。我们在大使馆的安全人员察觉之后立即将这对夫妇送回国，没 有造成任何损失。与此同时，奥斯陆还出了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挪威的反谍报机构 通过窃听电话得知，东德驻挪威大使的妻子与一位挪威妇女有同性恋关系。我们从 其他渠道获悉，西德情报人员准备以此要挟大使夫人。无奈之中，只得把这对大使 夫妇匆匆撤回东德。 这一章讲述的罗密欧并非风流浪子唐璜，更不是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阿多尼斯。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走在街上可能不会引起路上行人的任何注意。回想他们为 我们作出的贡献以及由此付出的代价，令人感慨万分。其中几位付出的代价尤其沉 重。他们的正常生活被打乱，爱情被葬送，事业毁于一旦。令我至今悔恨的是，罗 兰与他的玛格丽特的关系发展得太深太久，而我们却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阻止。 我们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并非回回无懈可击。但西德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肆谴责我 多么不道德实在令人生厌。只要世上还有间谍这一行，就会有罗密欧去勾引接触机 密的轻信的朱丽叶。毕竟我主管的是一个情报机构，不是寂寞男女俱乐部。 隐面人 第九章 勃兰特总理的阴影 勃兰特总理是一个有勉力，有思想，为人正直的人，在战后德国历史上堪称是 一位杰出人物。他很善于因时因地作出恰当的姿态。访问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时，他 双膝跪地，悼念被杀害的犹太人亡灵。他还真诚地致力于弥合东德与西德、共产主 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裂痕。但我们还了解他的另一面。当年任柏林市长时，他 曾是冷战中的一员反共大将。出任西德总理后，他开始推行与东方和解的政策，即 所谓东方政策。这里的东方既指东德，也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不言而喻， 我们希望百分之百地确认，他确实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真心想成为我们的伙伴。 勃兰特总理的私人办公室内潜伏有东德间谍一事曝光后，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结 束。对此我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他已与世长辞，此事始终折磨着我。我永远无法回 避人们的质问和责难：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是对勃兰特？斯人已去，我现在能为 已故的勃兰特所做的惟-一件事就是详述这桩战后德国最大的间谍丑闻的来龙去脉。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总理。8年前，他还是柏林市的年轻市长时， 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墙的突起。出任总理三周后，一个叫京特·纪尧姆的男人找到 勃兰特办公室主任，自我介绍说，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莱贝尔推荐他在新总理手下当 一名低级助手，负责与各工会团体及政治组织的联络。勃兰特收下了他。就这样， 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头号敌对国的总理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 我们始终伺机打入波恩心脏，可谁也没想到我们的人竟会潜伏到西德政府首脑 的身边。化名汉森的纪尧姆也不是我想象中能完成这一间谍史上的壮举的人。京特 原在东德的一家国家安全部办的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命 潜入西德，与移居那里的大批东德人混杂在一起。克劳斯特尔的母亲是荷兰公民， 定居在法兰克福，并开了一家烟草店。克里斯特尔总使我想起一个干练的秘书所具 有的品质：踏实肯干，缺乏想象力。京特则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善交际，和什 么人都能谈笑风生。 凭着克里斯特尔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亲住在法兰克福这一有利条件，纪尧姆夫 妇避开了专门收留东德移民的安置营地，绕过西德政府为协助情报机构审查新移民 而设置的障碍。我们决定，纪尧姆夫妇应当设法在社会民主党内求得发展，以此做 掩护开展工作。夫妇两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后，政治生涯青云直上。打入最高层并不 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当初我们只打算让他们夫妇充当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耳目的 联络官。没想到我们大大低估了他俩的精力和智谋。 纪尧姆夫妇在法兰克福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在当地开了一家复印店，还生 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皮埃尔。夫妇俩都很勤奋。纪尧姆兼作摄影师，多挣一点外快。 在当时左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内，观点保守的纪尧姆很快引起 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尔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60年代初，她被任命为比克尔 巴赫办公室主任。比克尔巴赫属于那种任何政党里都缺不了的人，关系广，神通大。 他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自己 家乡黑森州的国务秘书，可以接触到像“模拟战争”这样的北约组织的战略文件和 应付核危机的各项计划。 纪尧姆用微型照相机拍摄下这些文件，将胶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里，然后交给 假装到他岳母商店买东西的联络员。每个月，我们与他和克里斯特尔在指定的日子 和时间里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初期时，双方往来发报频繁。后来加强了保密，减 少了往来发报的次数并经常更换频率。纪尧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说，捕捉我 们的发报回回让他绞尽脑汁。 1959年，社会民主党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不 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后，我们对该党更为注意。修改了党纲后，社会民主党的从政 前景大大改善，将来有一天成为政府的一员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事。我们指示纪尧 姆先在政治上求得个人的发展。1964年，他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随着 纪尧姆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我们意识到以后跟他联系要格外小心。当年他跟西德 当局讲，他是从东德逃出来的。既然如此，他跟东柏林不该有任何联系。这是他伪 造履历中的薄弱之处。一次，他坐车去东柏林一处秘密公寓跟我们见面。途中在一 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一位当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从他车前走过。假如他抬头 看见早已叛逃的纪尧姆就在眼前，会怎么想？皮埃尔和所有孩子一样，因为说话无 遮无拦常令父母难堪。不止是难堪，还有可能无意识中出卖自己的父亲。一次纪尧 姆去东德，一位说话带浓重萨克森口音的军官带皮埃尔去动物园玩。返回西德的路 上，皮埃尔模仿只有东德境内才有的这种口音并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那个人这样 说话。纪尧姆一瞬间紧张得透不过来气。他和所有间谍一样深深感到，他已没有了 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习以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后不再秘密来东柏林情报总局与我们 会面。 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纪律，忠于我们的事业。他当上了法兰克福市议会的议员和 议会内社会民主党团主席。当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理论大变动的时候，纪尧姆 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坚定的保守派观点引起了莱贝尔的注意。莱贝尔是建 筑行业工会主席，后来在1966年至1969年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 政府中担任过运输部长。他正需要一个干练的人帮他对付自己选区内年轻的左派人 士福格特的挑战，确保得到竟选议会的提名。莱贝尔是社会民主党上层中一位受人 尊敬的人物。尽管如此，这次争取竞选议会提名仍面临一场苦战。党内的左派人士 受1968年激进思潮的影响，决心与自己的党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基督教民主联盟组 成的联合政府为敌。 在纪尧姆全力支持下，莱贝尔在1969年9月的选举中稳稳获胜。社会民主党人战 后首次成了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这对纪尧姆可以说是太有利了。他帮莱贝尔获胜 的选区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西德面对的最困难的选区之一。莱贝尔马上许诺带他去波 恩工作。我们从东柏林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对这一结果忧喜参半。纪尧姆从前在东 柏林出版社干过的经历不是什么秘密。再说我们知道，在西德一个政府部门任职不 同于当初仅仅是社民党法兰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受到的审查要严格得多。 我们指示纪尧姆夫妇暂时按兵不动，不要急于在新政府内为自己谋求一官半职。 他俩于是静以待观。不出我们所料，西德安全部门对纪尧姆进行了详尽的审查。日 后担任西德外国情报局局长的海伦布罗赫证实，对纪尧姆审查之严超过了在他之前 的任何人，但没有发现任何疑点。然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分析 人员仍有两点疑虑。负责人事的勃兰特办公室主任埃姆克决定亲自找纪尧姆谈一谈， 澄清事实。 纪尧姆神情坦然地解释了当年在东德大众与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况。埃姆克所 有疑虑顿消。纪尧姆暴露后，埃姆克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有一个人始终对纪尧姆心 存疑虑，即勃兰特最亲密的顾问、东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贡·巴尔。巴尔告诉埃姆克， 他对调纪尧姆到勃兰特身边工作很不以为然。“也许我冤枉了这个人，可他的过去 实在让人不放心。” 最后还是没有听取反谍报机构对纪尧姆所持的保留意见。理由是，当时移居西 德的东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许多移居西德的东德人觉得为了向西德政府证明他们的 反共诚意，只有揭其他东德人的短。再说，西德政府中的几位高级官员，如勃兰特 的内政部长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党党员均来自东德。那位自民党党员尽管原是东德 人，政治上仍负责西德的反谍报机构。 其他社会民主党人讨厌纪尧姆是因为他平时惯于阿谀奉承，而且讨论不关他的 事时总喜欢凑在一边。今天回过头来看，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新的一届政 府决心刷新政治。埋头苦于，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的人比旧日按资排辈在官场混的 人更吃香。这种新风气对纪尧姆这样既没受过高等教育，官场上又没靠山的人十分 有利。当然，大人物的赏识和提拔也不无作用。纪尧姆的后面有与他情投意笃的莱 贝尔撑腰。因此最后选中了他。1970年1月28日，我们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在西德 总理办公室安插了我们的人。 纪尧姆似乎是个理所当然的人选。莱贝尔和其他的工会领袖希望总理府内有一 个心腹，帮助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后来勃兰特也想同工会建立 一条联系渠道。纪尧姆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负责与议会、政府各 机构和教会联系的总理首席助理，一年后，又升为高级文官，直接归总理办公室主 任埃姆克领导。不过，虽然埃姆克觉得纪尧姆很能干，但始终对他存有戒心。 人们常常问我，我们情报局是否因纪尧姆的帮助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意义做 出了清楚的判断。换言之，为了搞到这些情报，是否值得冒有可能殃及勃兰特东方 政策的政治风险？我们对总理办公室内安插的人的最大期待是：国际危机尚在酝酿 期间他能够及时向我们发出警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纪尧姆的工作要义。他调 到波恩前，我曾对他和其他间谍讲过，我们并不期待勃兰特的新政府偏离北约的政 策，或是放弃重整军备的道路。但我认为新政府有可能会采取步骤，缓和欧洲的紧 张局势。这一事态发展值得高度关注。 我们给纪尧姆的任务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通过他随时掌握勃兰特政府的情况。 该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内部的钩心斗角。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尤其是对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员众说纷纭，各持己见。1970年3月勃兰特与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东德首次会晤前夕，纪尧姆搞到了西德的部 分政策文件。加上通过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我们对勃兰特的意图和忧虑有了更 好的了解。 纪尧姆的价值越来越高。1970年5月中旬，社会民主党计划在萨尔布吕肯召开全 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需要在当地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室，处理日常国务。纪尧姆担 任了该办公室主任。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竟一下子成了该办公室与西德外国情报局 之间的联系人！纪尧姆毫不费力地主持了办公室的工作。对他的干练和过人的工作 精力，大家众口一词。此后，他又获准接触所有的机密。 然而对于东德来说，他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的政治嗅觉。根据纪尧姆的判断，我 们得以很快得出结论，勃兰特新近奉行的东方政策虽然内含种种矛盾，但却标志着 西德外交政策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我们心里因而有了底，确信勃兰特和其盟友并非 居心叵测。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尧姆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促进了缓和。纪尧姆继续福 星高照。负责社会民主党竞选事务的主任罗伊申巴赫当时正在竞选议员。他建议19 72年大选前由纪尧姆接替他的工作。勃兰特1969年才出任总理，距任职到期为时尚 远。然而西德议会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基本条约的信任投票险些流产。我 们暗地里付给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施泰纳5万西德马克收买他的选票，帮助勃兰特渡 过了难关。面对如此微弱多数，勃兰特宣布于1972年4月27日提前举行大选。社会民 主党人乘竞选专列在西德全国游说时，我们这位机智勤奋的助手始终不离勃兰特左 右。 竞选期间，纪尧姆与勃兰特的关系日益加深，并有机会冷眼旁观勃兰特性格上 的缺陷。尽人皆知，勃兰特极其风流。整个竞选期间，他一直与女记者布伦谈情说 爱。勃兰特的挪威妻子鲁特不在专列上时（她在的时候住在勃兰特隔壁的房间）， 纪尧姆和勃兰特的房间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纪尧姆很快意识到，勃兰特经常和不 同的女人一起厮混。这时他已是勃兰特周内的一员。惟一让我们不放心的是，他和 政治上的密友们杯盏交错中会不会因贪杯误了正事。据我所知，整个社会民主党这 部机器似乎都是靠红葡萄酒润滑着。不过一名出色的间谍懂得如何饮酒适量。 在1972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组成的联盟出人意料地大获 全胜。西德历史上一个不含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的政府首次在议会占有明显的多数。 这意味着东方政策将得到贯彻执行。电视转播社会民主党在大选结果揭晓后举行的 庆祝大会时，我们看见纪尧姆和勃兰特班子的其他成员一道满面春风地为新总理祝 酒。 那年秋天，我们的另一名间谍格罗瑙在西柏林被逮捕。他是我们最老的关系之 一，当时任西德工会联合会东德局局长。被捕时他正与东德来的人接头。不清楚是 他还是东德来见他的官员引起了西德情报局的注意。 纪尧姆和格罗瑙平时工作上有来往，不过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东德间谍。按照规 定，我们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彼此之间根本不该认识，更不要说交往了。可生活中一 定存在某种迄今科学家尚未探究的法则：不该认识的人到头来一准碰到一起。格罗 瑙实际上还向我们建议过，纪尧姆是条大鱼，也许可以考虑把他争取过来！我们这 些总部的人听了又好笑又担心。当时我们正想方设法把这两人分开。就在此时，西 德反谍报机构动手抓了格罗瑙。可怜的格罗瑙从此从舞台上消失。 由于他俩彼此认识，又从事类似的政治工作，调查格罗瑙的西德人员也找了纪 尧姆了解情况。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反常。纪尧姆担任勃兰特总理的亲密顾问 一事清楚地表明，当初录用他时残存的一点疑虑早已冰释。 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和议会内社民党团领袖现在每次开会纪尧姆都在场。勃兰 特喜欢在小范围内与人交谈。每逢此时，纪尧姆龟缩在不弓！人注目的角落里，沉 默不语，暗自把听到的一切记在心里。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保护纪尧姆的安全措施。 与他的联系减到不能再少。他过生日时，也不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特别重要的情 报他才给我们，而且是口头汇报。 1973年7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的首轮谈判揭开帷幕。当时任尼克 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从战略角度出发走了一着棋，抛出一个《大西洋宣言》。 其主旨是北约组织内的欧洲成员国同意在制定欧洲大陆的防御战略时接受美国超级 大国的地位。华盛顿为了推行这一方针背着其他北约成员单独与伦敦和波恩谈判。 事情泄露后，北约组织内部顿时大哗。法国人反应尤其强烈，认为这是有意孤立他 们。 因此毫不奇怪，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度假期间收到的有关外交政策的电文大部分 都是涉及北约内部对《大西洋宣言》展开的讨论。当时有关这一宣言的谈判正处在 关键时刻。纪尧姆负责跟踪来往电传，并为勃兰特准备每天早上他与报纸一起看的 文件摘要。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小组来到勃兰特总理位于哈马尔不远的度假胜地拍纪 录片。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站在解码机旁阅读刚刚收到的一份电传的纪尧姆，做梦 也不会想到对面这个人是个王牌间谍。这段时间纪尧姆共复印了3份极其重要的电文。 第一份是尼克松用英文写给勃兰特的信，时间是1973年7月3日。信中他请勃兰 特和美国一道对法国人施压，迫使他们签署《宣言》。信上盖有“私人函件”的戳 记，并有尼克松的亲笔落款。第二份是西德驻美大使对西德和美国之间秘密会谈的 详细汇报。西德外长谢尔在会谈中告诉基辛格和尼克松，这一宣言是尼克松计算好 的一着棋，想在欧安会谈判之前加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他看不出欧洲人为什么应当 乖乖地就范。基辛格和尼克松则表示担心，苏联的核战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如果不从技术方面加强北约的话，美国恐再也无法保证对苏联发动的地面进攻进行 首次核打击。纪尧姆从勃兰特私人电传机上撕下来的第三份电文载有勃兰特私人顾 问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敦促勃兰特不要理睬美国人的压力，继续与法国保持良好 关系。 北约组织内的欧洲盟国对美国人的不满言论继续源源不断地从电传机上落入纪 尧姆的手中。他浏览了英国对美国这一战略方针的反对意见。巴黎的措词更为激烈。 法国外长米歇尔·若贝尔指责美国人扮演消防队，先放上一把火，然后借机冲上来 灭火。 该是勃兰特给他的外交部长写信阐述他的立场的时候了。可他对手下顾问从波 恩发来的草稿不满意，一连几小时在这份稿子上改来改去，用一杆绿色粗头水笔划 出应强调的重点并修改原来的措词。勃兰特把改好的稿子交给纪尧姆，让他用总理 的保密电传机发回波恩。纪尧姆借口原稿太乱，无法交电传室，用打字机打出了一 份干净的稿子。谁也没想起问勃兰特的那份初稿到哪里去了。 日后，在对纪尧姆的审判中，检察官特别指出： 向苏联递送涉及北约组织内部分歧的情报有可能在苏联人眼中削弱北约的威慑 力量。这种威慑力量的基础是其成员国齐心协力参加一项共同防御计划；联盟内部 的精诚团结以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在战略上的势均力敌。其后果有可能导致苏联基 于政治和战略上的考虑采取步骤分化西方联盟，并逐步演变成采用政治高压手段…… 纪尧姆后来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写这本书的用意之一是为了利用这件事取笑波 恩（我们情报局对原稿做了仔细的润色。一是散布假情报以保护其他的情报来源， 二是宣传我们工作的业绩和意义）。纪尧姆在回忆录里也渲染了这种印象，即我们 把勃兰特的文稿搞到手是苏联阵营内情报机构的一大胜利。他在叙述勃兰特总理在 挪威度假的那一部分的结尾处说： 波恩的绝密文件现在到了我们柏林的机要文件保管员手里。 他是指，复印完这几份文件后，他把它们放进手提箱交给联络员带回了东柏林。 人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谁想到多年后他的这番夸口却给我慧来麻烦。 迄今为止从未透露过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拿到这 批载有华盛顿与其欧洲盟国的分歧详情的有趣文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3年 夏天，我们开始为纪尧姆夫妇的安全担心。挪威度完假后，克里斯特尔开始感到有 人盯梢。起初我们对她的担心将信将疑。间谍有时会患多疑症，哪怕是这一行的老 手也不例外。明明一切如常，他们也会疑神疑鬼，觉得有人跟踪自己并拍下他们的 一举一动。 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克里斯特尔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在接头地点之一 的波恩一家餐馆的后花园里，她明显觉察到有人在一旁监视。两个男子坐在邻近的 一张桌旁。其中一个朝她坐的方向打开公文箱时，她一眼瞥见里面的照相机镜头。 那天她恰好刚与信使安尼塔接过头，把挪威度假期间搞到的文件微型胶卷交给了她。 好在这两位男子走进餐馆前胶卷已经易手。她们俩不愧是老手，轻松地喝完饮料后 相互分手。安尼塔提着装有胶卷的手提包来到街上，确信刚才餐馆里的两个男子中 的一个在跟踪她。她搭慢车到了科隆，然后换了几次有轨电车，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可后面的尾巴始终甩不掉。她急走几步，暂时把盯梢的人甩到后面，转过街角 走到河边。为保险起见，她顺手把微型胶卷扔进了河里。海因里希·伯尔把他的最 后一部长篇小说《河边的女人》献给了莱茵河和默默流淌的莱茵河水中蕴藏的所有 秘密。我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告诉他一件真人真事。 审判纪尧姆时，检察机关认为这批挪威文件已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指示纪尧姆 保持沉默，让西德人继续保持这种错觉。同时也是为了不伤害纪尧姆的自尊心。他 对自己被判长期徒刑十分气愤。但一想到自己现在成了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德国间谍 大王，又不无安慰。纪尧姆是个爱虚荣的人。经我们首肯，他在回忆录里编织了一 个神话，即在挪威搞到的这批文件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辉煌顶点。 一个情报首脑偶尔吐露真言时也没人相信。我在这里可以明言，在我们的档案 里寻找勃兰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1989年被 销毁了。柏林墙倒塌后，人心惶惶。大批文件被销毁。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 本轮不上立即销毁的份儿。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它们。档 案里又怎么能有？我们对此事的一知半解还是西德方面在纪尧姆的审判中无意泄露 出来的。与原件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只鳞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谍报机构完全有理由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怀疑。一名反谍 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纪尧姆是 格罗诺的朋友。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人之间有联系，可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 国名字总是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尤其致命的是，与格罗诺在西柏林同时被逮捕的 那个来自东德的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规则。他身上带了一张纸条，上 面写了几个关键的字，以备遗忘。其中就有纪尧姆的名字。记下纪尧姆是因为我们 让他敦促格罗诺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我们当时感到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纪尧姆最终还是栽到了他这个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尔茨的话， 或许还能逢凶化吉。祸不单行，另一起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这位注意到几起案 子中均出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恰好与一位专门研究 收信人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两人聊起最近的工作。这一偶遇决 定了纪尧姆的命运。 50年代期间，我们情报局使用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 谍联系。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 借用电脑早已破译了这套密码。一旦知道每个数字代表我们潜伏的一名间谍，就可 以对截收的电文进行登记，归类。电文内容先记录下来，最终也被破译。对每个收 报的间谍都建立了档案。敌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报人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换成具体 的人名。 1959年，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同时还做出规 定，发报时不得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或接头时间。我们重新审查了一遍发给海外 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可惜，我们忽 视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视为重要的日子里发出的例行祝贺电文。德国人很 看重这类日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假 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远也发现不了纪尧姆。 1957年，西德截获了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 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说：“祝贺第二个男人。”16年后，在科隆 的那家餐厅，始终换而不舍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电文的那位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 绍后，猛然想起有一个代号叫G的间谍一直没有破获。此人50年代末开始活动，与社 会民主党有联系，而且还收到东德头头们的祝贺电文，显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监听无线电通讯的这位官员找出档案，查到了这几份吊人胃口的电文。那份用 隐晦语言提到第二个男人的电文最令他头疼。其实这份电文是祝贺纪尧姆夫妇第一 个，也是惟-一个儿子皮埃尔的出生。两人为了搞清第二个男人指的是谁冥思苦想 了好一阵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俩仔细查阅了涉及其 他案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事档案。查到格罗诺一案时，果然看到了纪尧姆的名字。 即使到了这一步，纪尧姆仍有一线生机。后来我从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头号鼹鼠库 龙那里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员否决了G可能就是纪尧姆的说法。理由是他只有一个儿 子，而根据电文，新生儿是第二个儿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亦或是一个老实巴交 过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亲在一个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个男人，长子自然是第二个 男人了。 下一步是决定如何搜集证明纪尧姆是间谍的确凿证据，同时避免使西方利益进 一步遭到损害。西德反谍报机构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即动手搜集证据，尽快完 成侦查。再一个是稳住纪尧姆，监视他与什么人联系。他们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为 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尔置于监视之下。他们正确地推断，纪尧姆 与东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她进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报交给东德联络员的镜头， 自然铁证如山。 迄今为止，一切无可指摘。而后发生的事使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 治家都替勃兰特着想。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诺劳向内政部长根舍 汇报了纪尧姆一案。后来这两个人在西德议会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对 诺劳的汇报内容各执一词。根舍和他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日后历任情报局长、 司法部长、根舍退休后又任外交部长一口咬定，诺劳只说纪尧姆可疑，并没有 详细解释反谍报机构搜集到的任何证据。根舍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勃兰特作了汇报， 并转达了反谍报机构的建议，暂不惊动纪尧姆，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可他反映以上 情况时，显然轻描淡写，并未引起勃兰特的重视。诺劳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说，他 曾发出过强烈的警告。不过最终他还是引咎辞职。内政部长和国内反谍报机构首脑 作证时各执一词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根舍是否有意对他所掌握的纪尧姆一案的情 况的重要性轻描淡写，期待这一灾难给勃兰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响，如同实际发生 的那样。 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一切？第一种说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兰特的政府 遇到麻烦开始打起自由民主党的小算盘，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他已经开始与 科尔碰头会晤。也许是这样。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诺劳出于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暂时 按兵不动，等待纪尧姆自我暴露，然后掌握确凿证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根本不 应当让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这个敏感的位置上担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兰 特的话，首先会对根舍大发雷霆。 事实上，从西德反谍报机构告诉根舍他们正在监视纪尧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 一天，除了已有的证据外，半点新证据也没找到。整整一年，纪尧姆继续可以看到 绝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对西德总理身边有一个间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接触 他们本应保护的国家机密。虽然埋下干柴的是我们，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场将勃兰特 烧得通体鳞伤的大火的却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克尔。而且火起之后，他们不是 急于灭火，而是隔岸观火。 纪尧姆被捕后，根舍在议会上声称，挖出了整整一个间谍集团。为了掩饰自己 在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谓良苦。只有这样说，才能解释为什么迟 迟没有逮捕纪尧姆。我现在已没有任何隐瞒的动机，在此可以声明，所谓的间谍集 团纯系子虚乌有。纪尧姆夫妇是一对独往独来的间谍。 收到克里斯特尔的报警后，我们指示她和纪尧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动。为什么没 有马上把他们撤回东德？无疑，这是我们的一步失着。除了疏忽大意外，还有其他 的原因。我曾反复思考过要不要撤回纪尧姆夫妇。鉴于监视克里斯特尔的手法十分 拙劣，我们误以为西德方面眼下并没有对她丈夫起疑心。莱贝尔现在已任国防部长， 并建议克里斯特尔到他的办公室任助手。我们知道为此她会受到严格的安全审查， 因此把她受到监视当成莱贝尔调她去他的办公室工作的结果。最后我们让纪尧姆夫 妇自己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如果他们觉得处境危险的话，可以马上溜回东德。俩人 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于是我们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这时我向米尔克作了汇报。前面已说过，我 与他的关系很一般。为了不让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门，重要的间谍均由我直接抓。只 有当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危及国家领导人时，我才征求上司的同意。鉴于纪尧姆的位 置政治上极其敏感，通报国家安全部部长显然是明智之举。米尔克同意，现在最好 是坐以待观。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把这件事告诉昂纳克或其他人。 一连几个月毫无动静。1974年2月，纪尧姆夫妇建议恢复秘密工作。我主张再冷 却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再说。 当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觉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后面跟了整 整一串法国和西德密探的车子。但他开车穿过巴黎和比利时返回西德时，尾随的车 子不见了。此乃天赐良机。他凭着直觉和受过的训练本应意识到，此时不逃，更待 何时？！此刻主动权仍操在他的手里。 纪尧姆夫妇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我大吃一惊。在机场候机时听 到这一消息的勃兰特也是一样。当时他刚结束对埃及的访问，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 纪尧姆落网时的表现可谓大义凛然，不过却不是我们期待手下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 应作出的反应。西德警方凌晨来到纪尧姆家，向他出示逮捕证时，他大叫：“我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 这句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等于还未听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就供认了有罪。有 了这句话，西德反谍报机构和刑事部门得以避免因缺少确凿证据而可能引起的尴尬。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百思不得其解。1981年纪尧姆回到东德后，经上面同意开始 撰写回忆录。他在书中解释说，当时是凌晨，儿子又在场，所以才有那样的反应。 自不待言，皮埃尔在纪尧姆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当父亲的不得不对儿子隐瞒自己的 真正信仰和从事的工作，这对于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尔这时已长大，是社会民 主党左翼的一名青年社会主义者。他把父亲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纪尧姆内心 深处渴望告诉儿子：“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有一次我曾同纪尧姆谈过被捕的 可能，并告诫他一定要“镇定自若”。也许在凌晨睡眼惺松中，在皮埃尔惊奇的目 光下，纪尧姆才乱了方寸。 然而无论怎么解释，这种行为也不可原谅。一名间谍随时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 这方面我们对特工人员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一旦被捕，他们应该根据西德的法律告 诉对方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后要求与东德驻波恩的外交使团取得联系。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东德使团然后会请一名有经验的律师。如果严格遵守这条 纪律的话，证明有罪的责任完全在西德一方。 有一件事我们一直保密至今。早在纪尧姆被捕之前，他与克里斯特尔的婚姻已 濒于破裂。他有一个情妇。为了不牵连她，他从法国南部赶回西德，把自己的东西 搬出她家。这是一步严重失着，也是对这个女人做出的徒劳无益的姿态。这个女秘 书听说纪尧姆国间谍罪被逮捕后，自杀身亡。 纪尧姆被关在科隆的监狱候审。身陷囹圄外加监狱的严酷环境折磨着他。但我 们这位暴露了的间谍被关押期间拒绝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诱惑，不肯为了求得从轻发 落出卖其他同事，以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失。 纪尧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自己难道没有错误吗？我们难道不是忽视了最 初觉察到的他们夫妇受到监视的迹象了吗？间谍引起的恐慌中，真正的间谍和无辜 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受到监视是常有的事。有时让人觉得，波恩市的一半人都在监 视另一半人。在纪尧姆一事上，盯梢人的笨手笨脚麻痹了我们。但我们受骗的最主 要原因是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我们觉得，让一个已知的间谍长时间留在一 位国家领导人的内圈里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勃兰特和我有同感。他在回忆 录里抱怨没有将纪尧姆从他身边调开，并辛辣地说：“联邦总理不但没有受到保护， 反而成了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诱饵。” 我和手下的同事犯的错误属于另一种性质。分析纪尧姆夫妇面临的危险时，我 们完全忽视了15年前给纪尧姆发报的内容。当时已知它们早被西德破译，可把这件 事忘到了脑后。等到西德方面着手调查时，才醒悟到昔日发报内容的致命之处。经 过长达几个月的审判后，位于杜塞尔多夫的高级法院判纪尧姆夫妇有罪。克里斯特 尔被判8年徒刑，纪尧姆13年。换了其他国家，这一判决可能显得很轻。但在德国， 这已属重刑（考虑到两个德国之间互相刺探情报比较容易引人上钩而且频繁，德国 对间谍的判刑一般很短）。受审期间，这对夫妇自始至终没向外界流露出两人关系 破裂的任何迹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这一情况，很有可能会借此对俩人进行分化打 击，套取口供。 纪尧姆的儿子皮埃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的父亲急得几乎精神失常， 频频给我写信，恳求我照顾好这个孩子，教育他成为无愧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 民。说来容易，做到这一点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为了照顾好这孩子，我手下的人忙 得团团转，恨不得单为他设一个处。当然，这不是孩子的错。他以前生长的环境与 东德截然不同。西德社会蔑视权威，鼓励个人通过服饰、言语和行为表达自己的个 性。谢天谢地，这股风没有刮过柏林墙。东德的中小学校仍然保留了昔日普鲁士讲 究秩序的遗风。我们设法找到一所最适合皮埃尔的学校。该校女校长已习惯于跟东 德惯坏了的高干子弟打交道。我们还跟几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和选自安 全部门认为可靠的家庭的自愿者打了招呼，让他们主动跟皮埃尔交朋友。可这一切 毫无结果。皮埃尔根本不去上课。偶尔去学校，也是捣乱生事，不好好听讲。之后 不久，他表示想回波恩。我们听后大惊失色。他的女朋友家在波恩。她父亲是保守 党人，在内政部工作。每次皮埃尔去西德监狱探望父亲，我们都担心他会一去不复 返。 为了留住他，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皮埃尔对摄影发生了兴趣。我们局为他买 了最新的摄影器材，还安排他在一家最好的彩色杂志社实习。慢慢地，他交上了一 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东德姑娘。她父亲是情报局的军官。我们不禁如释重负。不料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约一年后，他俩双双申请移民西德。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告， 两人仍然执意要走。既然留不住，我们尽快为他俩办好了出境手续，在边界与他们 挥手告别。为了不对纪尧姆食言，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纪尧姆听到这个消息后极 其失望。许多年后，这对父子才弥合了过去的裂痕。 我们转告纪尧姆，让他在狱中安静等待。我们正在积极争取与西德在幕后达成 交易，用被我们关押的西德间谍换回他。然而1974年勃兰特被迫辞职后，迅速换回 纪尧姆夫妇的前景日益渺茫。勃兰特的继任人施密特坚持纪尧姆必须服满刑，“一 天也不能少”。这一案子成了政治足球，不仅涉及两个德国，连华盛顿和莫斯科也 卷了进来。正在狱中的苏联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也成了交换纪尧姆的潜在 人选。提出的交换方案换了一个又一个。时间一年年过去了，纪尧姆的释放仍然杏 无音讯。我们的年轻间谍的士气不禁受到影响。全力营救被捕的间谍不仅从道义上 讲义不容辞，也是使目前或将来执行危险使命的间谍放心的一种重要手段。 1981年3月，在一次牵扯到数名间谍的交换中，克里斯特尔获释。此时距纪尧姆 服满刑还剩8年。这次出狱的一名西德人指责波恩政府没有尽力营救被东德关押的间 谍。幕后的交易随后加快了步伐。当年秋天，纪尧姆终于出狱。 一个灰蒙蒙的10月的日子里，纪尧姆回到了25年前为了祖国利益而离别的家乡。 我安排在乡间一处秘密地点为他举行欢迎会。为了使纪尧姆感到回家的温暖，我们 派原来主管他这一摊的官员专程去边界接他，直接把他带到欢迎会场。纪尧姆身穿 一身狱方临别时送给他的不合身的普通西装，还没有完全从重获自由的惊喜中醒过 来。我们把他回国的经过拍成一部纪录片，起名叫《凯旋而归》，作为训练课目的 一项内容。我知道，纪尧姆对拖至今日才得以出狱仍心存怨气，所以竭力想让他清 楚地感受到，我们把他视为英雄。 多年的狱中生活，加上对家人的思念使他看上去面色苍白虚弱。我祝贺他说： “欢迎你回来，京特。一切终于过去了。”他答复说：“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 我马上指出，应当感谢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接下来大家没完没了地彼此感谢来感谢 去。 纪尧姆瞥见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边。尽管此前两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 再次陷入危机，两人同时扑向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我们给他俩安排了一处舒适的住宅，让他们独处几天，处理好自己的关系。克里斯 特尔已经告诉过我，她不想再回到纪尧姆的身边。纪尧姆知道后深受刺激。在狱中 度过的漫漫长夜里，他曾满怀希望能与克里斯特尔破镜重圆。 虽然纪尧姆情绪低落，身体欠佳，他的期望却很高。他可能觉得自己会被任命 为我的副手，时不时地从走廊对面的办公室到我屋里小坐，为指挥潜伏在西德的间 谍出谋划策。可他脱离这一行时间太久了。我记得问过给他治过多种疾病的医生， 应该怎么安排他才好。这位医生曾给国家领导人中的几个老人看过病，对他们的能 力有清楚的认识。他是个相当幽默的人。当我叹口气说，惟一能让纪尧姆满意的是 安排他进政治局时，他回答说：“多一个少一个反正都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身边有个女伴很有帮助。我们于是给纪尧姆派了一名讨人喜欢 的中年护士，表面理由是随时观察他的肾和心血管系统是否正常，其实也是想试试 他俩是否能产生感情。这一着还真灵。两人很快结了婚，在东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适 房子里安了家。这所房子是为了奖励他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提供给他的。 研究纪尧姆的西德人士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像 纪尧姆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同时为两个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务，而心理上又悠然自 得。为了完成赋予他的使命，一名间谍改头换面后必须牢记当初引导他投身这一行 的信念。纪尧姆成功地潜伏到勃兰特的身边，完成了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但这并不 妨碍他尊敬勃兰特的为人以及他的领导才干和成就。在制定东方政策过程中，纪尧 姆坚信他在这一位置上为加深两个德国之间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纪尧姆被捕后不久，勃兰特于1974年5月4日宣布辞职。我始终认为，纪尧姆事 件不是他辞职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借口。勃兰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身边亲信 里混入一个敌方间谍本不应成为他辞职的主要因素。依我个人之见，导致勃兰特下 台的根源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以及该党领导层面临的信任危机。造成这种现象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民党内的三足鼎立的尴尬局面。勃兰特是一足；当时任社民党 议会党团主席的赫伯特·魏纳是另一足；财政部长、后来接替勃兰特任总理的施密 特是第三足。纪尧姆提供的情报清楚地表明，勃兰特内阁内的政敌已经对他虎视眈 眈，用心之险丝毫不亚于我们从东柏林派去的间谍。其中最大的敌手无疑首推魏纳。 魏纳长得其貌不扬，说话尖刻。他是仍然在世的战前德国左派的几个元老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左派分裂成彼此势不两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魏 纳还是一名年轻共产党员时曾为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做过秘密情报工作。30年 代，他曾在共产国际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才知道，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向 人民内务委员会出卖过身边的一些同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瑞典被捕，随 即把他所知道的德国国内的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情况一股脑告诉了瑞典警方。由于他 的叛变行为，德共1942年将他开除出党。战后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西德高层政治 家中，惟有他一人战前就认识东德领导人，包括昂纳克。然而悠悠岁月里，他与昂 纳克天各一方。分别身为东德与西德的政要又使他们身不由己。对德国的分裂，两 人互相指责，尽管如此，往昔共同的信仰仿佛一条特殊纽带，把两人连在一起。借 助这条纽带，他俩克服了冷战造成的隔阂。 尽管魏纳举止吓人（据有人半真半假地说，每次电视荧光屏上出现他的镜头时， 家养的小猫小狗都被吓得钻到沙发底下），他却十分同情德国分裂给人民带来的家 庭不幸。1973年5月，魏纳通过一次与昂纳克面对面的会晤，简化了双方交换被俘人 员的手续。战时在苏联度过的岁月使他患上了恐苏症。一次他坦承，第一次动身去 莫斯科前，他吓得浑身发抖。然而他和昂纳克都发现，年轻时同为共产党员的经历 缩短了他俩的距离。两人很快建立了一种近乎于朋友的关系。甚至可以说，魏纳从 共产主义转向社会民主的心路历程使他晚年时更接近东德，虽然意识形态上他一直 与东德相左。原因是他觉得，昂纳克领导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他的党更亲切。 从一开始，勃兰特对魏纳与我们接触就疑心重重，认定这位同事正在背着他跟 我们谈判。我猜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50年代起对这类秘密接触已有所闻。至于 勃兰特到底了解多少，我无从知晓。勃兰特怀疑魏纳在联邦议会的心腹维南德是克 格勃或我们情报局的间谍。他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德国统一后，检察机关对曾在 西德议会里任社会民主党秘书的魏纳提出起诉，说他是东德的间谍。他的审判于19 96年夏结束。受审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家均出庭作证，证实他们知道魏纳 通过维南德与我们有来往。然而他们中间谁也不知道这类接触的详情。 实际上魏纳和昂纳克并没有策划于密室。魏纳与苏联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 的勾当。尽管如此，勃兰特仍感觉受到背叛，疑心越来越重，几近于妄想狂。正如 一句古老的谚语说的那样，精神病人也有敌人。魏纳知道西德刑警对勃兰特的私生 活暗中监视这一不同寻常而且违反宪法的情况。毫无疑问，纪尧姆一案曝光后，魏 纳出于政治目的就此大做文章。纪尧姆暴露后，联邦刑警厅厅长黑罗尔德根据对勃 兰特身边保卫人员的调查，提出一份关于勃兰特私生活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他与多 位女记者、萍水相逢的女郎和妓女之间的风流韵事。这份报告指控纪尧姆帮勃兰特 找女人。 不用说，我们经常从纪尧姆那儿听到勃兰特的艳史，因而有可能借此对他进行 讹诈。可我们从来没打算这样做。我们深知，在波恩这个盘根错节、利害交错的政 治环境里，报界避讳这类新闻。再者，这样做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并不想毁 掉他，尤其是我们对他已相当了解，学会了与他打交道。所有的情报机构均信奉一 条：与其重新熟悉一个新魔鬼，不如与已知的魔鬼打交道。我们也不例外。 平时生活犹如清教徒的魏纳首先意识到勃兰特桃色事件的意义，开始趁火打劫。 他找到勃兰特提醒他，倘若纪尧姆在法院上公开总理性生活的富于刺激的细节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魏纳还警告勃兰特，东德现在讹诈他易如反掌。其实魏纳本人未 必真的认为勃兰特会受到讹诈。要挟勃兰特对我们没什么好处。魏纳比任何人都更 了解昂纳克，知道讹诈勃兰特不符合这位东德领导人处世谨慎的作风。勃兰特身边 早已觊觎总理宝座的施密特在这件事上不像魏纳那样咄咄逼人，但也没怎么帮勃兰 特。在国际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勃兰特在党内结果落了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意识到， 不仅他上台后身边一直潜伏着一名敌国间谍，而且本国的警察和情报机构还对他乱 搞女人的事了如指掌。他的政敌随时可以利用这批材料来反他。勃兰特已陷入穷途 末路。惟一的选择就是辞职。 我事先估计到东欧集团和莫斯科可能会对我们在勃兰特身边安插间谍一事作出 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反应，于是起草了一份题为《联合政府危机的事态发展及勃兰特 的辞职》的报告，呈送给了昂纳克。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当时声称，他对 纪尧姆一事感到不快，还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更不要说他从事的间谍活 动了。昂纳克后来也这样讲。也许他们讲的是实话。然而勃兰特辞职仅一个月，米 尔克告诉我，莫斯科同意我的观点，即这一丑闻的根子在西德的国内政治。勃兰特 在东德的普通老百姓中有大批的拥护者，因为东方政策意味着他们可以与西德的亲 人团聚。勃兰特的下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新施特雷利茨市，有人在街头交 通标志牌上涂写了勃兰特街几个大字。勃兰特1970年首次踏上东德土地的爱尔福特 市内出现了匿名大字报，谴责在他背后拆台的行径。北部城市居斯特罗的邮局截获 了一封三位年轻姑娘试图发给勃兰特的慰问电报。上面说：“我们希望你的继任人 有勇气完成你开创的事业。”无论东德还是西德，皆把勃兰特的下台看做是一场灾 难。我主管的情报局成了众矢之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纪尧姆打入西德总理办公室是我一 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勃兰特的崇拜者们前东德不乏其人不能原谅我在他 下台一事上起的作用。为了以正视听，我必须在此特别说明，我把纪尧姆一案视为 当时我们遭受的最大的失败。我们在勃兰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将足球踢 进自己的大门。我们既不希望，也没有策划勃兰特下台。然而一旦事态发展起了连 锁反应，就难以再制止。我又该在哪个节骨眼上喝令停止呢？ 政治与情报工作之间的关系常常别别扭扭。从安德罗波夫上台一直到戈尔巴乔 夫时期，我们遵循的一项基本方针是：间谍活动不应妨害缓和。与此同时，我们又 面临搞到北约秘密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正应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成语：既要给熊 洗澡，又不能弄湿了它的皮毛。在此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最佳办法就是无所事事。 我的一些同事很了不起，一生成绩平平，风平浪静。成功者既会得到奖励，也会受 到惩罚。 勃兰特辞职两周后，我试图振作起来，在日记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勃兰特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生硕果累 累。现实政治的弊端更衬托出他人格的可爱。而我们无意之中却扮演了复仇女神的 角色。 人们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问，让纪尧姆留在勃兰特的办公室难道不是代价 太高，风险太大了吗？凡事自然要从最坏的角度考虑，从一开始就应想到一旦失败， 会付出什么代价。但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吗？走到哪一步应该罢手不干？照此推论 下去，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得关门。可我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至少是 现在还没有。 多年后，我还将有机会亲自感受到勃兰特的宽宏大量。1993年他去世前不久， 在一次宣布出版他1991年撰写的回忆录的法文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反对对我进 行刑事起诉。我本来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见到我或是纪尧姆，回函 说：“那样会使我太痛苦。” 1995年夏，纪尧姆久病不愈后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马察恩墓地参加了他的葬 礼。墓地周围是一群高层建筑，如今成了昂纳克梦想中的工人共和国的混凝土遗迹。 简短的葬礼就要开始了。这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人旋风般地走了进来。我转 过身，希望进来的是克里斯特尔或皮埃尔，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 个假象。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然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隔 阂已经铸成。间谍活动毁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 所受到的伤害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克里斯特尔和皮埃尔都没有露面。两人拒绝出席葬礼。旧日深深的创伤难 以在纪尧姆去世前弥合。刚刚走进来的人是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我们挑选 照顾他的那位女护士，也是他余生所爱的人。她默默地坐着，对人们好奇的目光视 而不见，沉浸在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回忆里。对她来说，他不是什么赫赫有名，抑 或臭名昭著的大间谍纪尧姆，而是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一个眼看自己熟悉并为之 献身的制度分崩离析，试图找回人生意义的老人。我和埃尔克一起走了出来，来到 无人照看的墓地，看着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传统习惯，我将一支红 玫瑰投入墓穴。 隐面人 第十章 背叛这剂毒药 背信弃义绝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常 令我们失望。工作单位里，亲密的同事因为利害冲突或反目为仇，或暗射冷箭。这 是生活中丑恶然而却是可以预料的一面。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背叛祖国是一种公 民所不齿的行为，无论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种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 叛徒打过交道。他们背叛祖国的动机从崇高到卑鄙，前面讲述过的男男女女也不例 外。他们或出于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动机，或纯粹出于个人目的向外国出卖机密 情报。 有一类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齿冷，特别值得研究。这就是身为一国谍报人员而向 外国谍报机构出卖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为，干谍报这一行的人平时对同事就没有 什么信义可言。一朝自己内部出了叛徒，也不会大惊小怪。其实不然。背叛对任何 一国谍报机构来说都是一剂毒药。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却十分有限。 一个谍报机构的心理文化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员为了某个宏 大目标或出于一种认同感凝聚成一个整体，不管这种认同感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其 他方面的。一旦他们中间出现缝隙，猜疑的毒水就会渗透进来。潜伏在敌国的间谍， 即使自己的工作与叛逃者毫无关系，下次走近秘密投递点（秘密投递或接受信件、 口信或微型胶卷的地点）时，或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总部发来的密码指示时，也会心 有余悸，战战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发生后，征募新成员也变得极为困难。 背叛事件对于谍报机构的头头来说后果同样严重。一旦出了事，谍报机构马上 成了本国政治家注意的目标。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后引发的地震几乎使中央情报 局完全陷入瘫痪。谍报机构的一员叛逃时，背叛的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男男女女，而 是这一谍报机构的所有成员。当然，有各种办法可以尽量缩小这种风险。比如，可 以在单位内创造一种浓厚的战友般的气氛，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协作精 神。要么是利用童年时结下的友谊，无论是源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是 小时侯在一起长大的经历。任何想叛逃的谍报人员会觉得这样做无异于背叛自己。 中央情报局由大量来自美国东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国谍报机构内的牛津 和剑桥小圈子也好，苏联谍报机构内子承父业的现象也好，均是防范背叛的手段。 由于叛逃后果极其严重，稍有可疑迹象就要认真对待，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从 来没幻想过，我手下的人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我跟东欧国家的谍报机构打交 道时认识到，谍报首脑极不情愿承认他们内部可能埋有定时炸弹。 社会主义各国的谍报机构中，彼此关系最难处的当属东德和波兰。不管波兰共 产党人对莫斯科和它的盟国多么忠心耿耿，欧洲历史上波兰人对德国以及俄国强权 的憎恶注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没有伤痕。我们与波兰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娴熟的谍报 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从隐藏在西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那儿获悉，波兰内政部的一个高 级官员向波恩驻华沙大使馆解码处的一位官员表示愿意为西德当间谍。我决定微服 私访，亲自向波兰同事通报这一消息。波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拉赫齐茨早就请我 去波兰国家安全部专用的上西里西亚动物保护区共度周末，一起狩猎。我于是借此 机会前往。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躲在树丛中等待公野猪出现时，我告诉了他这个 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最佳办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谍报机构的首脑一起设一个圈 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诱他到某地接头，然后把他当场抓获。 见到波兰反谍报首脑时，我才发现，什拉赫齐茨为了向我显示他多么重视这件 事，还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与会，协助我们制定具体方案。不消说，厨师多了反倒 毁了一锅汤。我们设了一个圈套，然后在预先定好的接头地点一家花店守株待 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约会他又没有上钩。显然，波兰国家安全部内有人走漏 了风声。后来听说这个怀有二心的波兰叛徒改投英国人。我无意从头到尾再走一遭， 把这案子交给波兰人自己去处理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们情报局固若金汤。通过早期的叛变事件我已经领悟到，我 手下的人并不比其他谍报机构里的人圣洁。但我认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信 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战后两个德国的谍报机构都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在其成员中 树立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内部变节的风险。这 方面我们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谍报机构看做是文职政府部门的一部分， 不像我们那样，培养谍报人员彼此以战友相待。考虑到谍报工作的危险，引入战友 意识十分恰当。 每一次叛变都有前因后果，给人的教训也各不相同。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叛变 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欧洲紧张局势达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报局内 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处之-科技部下面B处的一名军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与当地的谍报首脑开 会。会议刚开始，就有电话找我。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位副手。电话里明显可以听出 他声音的紧张。“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废话都没有。我听后一怔，随口骂出 一串儿脏话。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国的谍报首脑遇到这种事八成也会作出同样的反 应。“头儿，还有更糟的呢，”电话另一端的人接着说。“保险柜打开了。有些文 件已不见。而且边界特别通行证也他妈的没了。”他指的是每个处的工作人员需要 去柏林主要边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边防站办事时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 一个。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这一证件的人到该边防站西德那一边。 就在两天前，我还按老习惯在新年之初给我们局的负责官员讲了一次话。“同 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当时我这样讲不 过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为震惊。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 事发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落在西德后面，谍报工作再出 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时对该部的工作特别关心。 询问边防军后才知道，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头一天晚上9点30分。等到有人 觉察时，叛逃者早走了12个小时了。叛逃的时机是深思熟虑过的，一个冬天的假日 周末。位于诺曼大街上的戒备森严的情报局总部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急着查看 B处人员的休假安排，然后一一给他们家里打电话，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个人是 叛徒。 他们拟了一个可疑者名单。3小时后，我返回东柏林时，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 负责核物理、化学和细菌学的第1分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 一，为人随和，富于自信，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委第一书记。通常只有特 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毫无疑问，施蒂勒的叛逃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 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从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那里刺探情报的马克斯·海 姆少校叛逃，导致我们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 官员沃尔特·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动为此夭折。两人均定居西德，不时 应西德谍报机构的请求为他们出谋划策。） 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立即采取了一切应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 谍和耳目发出警报，指示他们果在家里，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与此同时， 我们局的分析员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速度的竞 赛。西德谍报机构动手捕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人。 我们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载有告密者名单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个科技部 参考的关系名单、一些间谍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单凭这些， 还不足以知道这些间谍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点。然而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通过 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坦率地说，施蒂勒这家伙确实 胆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走这批告密者的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逃到西 柏林后可以给对方献上一份见面礼。显然，他是铁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后处 死的风险。这说明他要么早已被敌人收买，要么打算叛变投敌。 就在我觉得昏天黑地之时，专线电话机响了。另一端的米尔克惊慌失措地告诉 我，保险柜里装有他讲话稿和指示的几个纸箱也不见了。他平时讲话喋喋不休，不 得要领。丢失这批材料无非是让人有点难堪，根本算不上什么天塌地陷的事。可部 长大人不这么认为。他在热线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不肯放下电话。“那些坏蛋都 拿到关于我的什么材料了？”他翻来覆去地咆哮着。“真他妈的乱到家了！以后干 脆邀请敌人出席我们的会议算了！你们这帮人真让我倒胃口！” 我真想对他吼上几句，可还是紧咬嘴唇，压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气耍惯了， 我听任他把火发泄完。随后从另一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套他的讲话稿，派人送去。 里面夹了一张便条：“随函附上落入敌手的您签署过的文件。”这使他有机会在我 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兴高采烈地通过新闻界将这批材料公之于众之前有个思想准 备。 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科技情 报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于50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 负责追踪西德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几位西德高级物理学家和生物学 家出于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忧虑转告我们说，西德境内正在建造的核电站中，燃烧剂 和分离同位素的加工厂可以很快转于军事用途。 东德与西德之间已经在核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攻汗战。重整军备有可能延伸到 生产核武器的任何苗头都令公众惶恐不安。跟踪西德暗中发展核技术的活动已经让 我们忙个不停。它提取钚的技术突飞猛进。同时，战后西德新一代企业家加快了与 一些暗中想成为核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亚、巴基斯 坦和南非。 核技术在东德同样属于敏感问题。我国并没有在苏联的核能计划之外另起炉灶。 战后，苏联严密控制了东德铀矿的生产，一直到1990年东德垮台，德国统一后才结 束了这种控制。总部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AG公司名义上是一家德苏合资企 业，其实是苏军控制下的一个独立王国。德方的经理、工程师和科学家均为苏军工 作。所有其他的德苏联合企业均交还给了东德，惟独这家企业苏联一直不肯撒手。 加上苏联人出于自己的军事需要掠夺东德的宝贵资源，开采铀矿因而在东德成为政 治上最敏感的课题。 我国能源供应本来就很紧张，加之政府财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时有人呼吁 制定我们自己的核能发展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诸如核科学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 福克斯因把西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透露给莫斯科而被英国人判刑坐牢。出狱后来到 德累斯顿定居。福克斯认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耍滑头，用低价购买东德的 铀。我感觉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情报局于是夹在了中间，左右 为难。一方面，我们将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报转给了苏联人。另一方面，东德的 科学家又提出，只有我们自己大力发展科技，才有可能与西德竞争。东德领导人对 不同类型的反应堆的评估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局的科技部为此亟待搞到这方面的情 报。与此同时，又不能走露半点风声，让苏联人知道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贝格，请他指点一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应从何处下手。此 公是个十足的学者。国家安全部内大部分高级官员都是战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一 代共产党人，个个有着不平凡的经历。魏贝格在他们中间显得不是一路人。他惟一 的政治经历就是作为一名酷爱自行车运动的选手参加过红色体育运动。机关里盛行 的等级之风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拒绝享受职务带来的种种特权，坚持每天骑一辆 旧自行车上下班，为此成了机关里中高级官员的笑柄。他们喜欢在自己的上司面前 炫耀自己开的进口车，如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和美国的福特。 魏贝格非要把有关核电站的所有已知细节从头到尾讲个明白，不管我听得懂还 是听不懂。平时各处处长向我汇报时都是简明扼要。可魏贝格惯于长篇大论地做报 告。我只好洗耳恭听，上了一堂研究生水平的应用物理课。魏贝格力主采用西德正 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核反应堆。魏贝格对这种类型 的反应堆隐含的危险看得很清楚。“要建反应堆就得选最新型的，沃尔夫同志，” 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指政治局），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东德的核能发展计划始终未上马。我们情报局得以松了一口气。主要原因是费 用太昂贵。同时东德领导人也担心与莫斯科闹翻。这件事过去几年后，西德由于无 法解决冷却钠的难题，也放弃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我上的那堂核科学速成课 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间出了点名，成了无所不通的人。既 精通谍报工作，又懂科学。一次访问距伏尔加河畔列宁诞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不远 的核研究中心时，我借助从魏贝格那儿学到的知识，问了几个内行人问的问题。该 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克格勃同事汇报时，对我掌握的关于这一课题的知识大为吃惊， 称赞不已。 60年代中期，东德在技术革新这一更广阔的领域上明显落伍于西德。西德在研 究和开发上投入数百万元的经费。而我国领导人除偶尔因一时兴起对某个偏爱的项 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线经费捉襟见肘的现象并不重视。有限的经费转用于满足 消费者的需要，以避免公众骚乱。 一次，我同牢骚满腹的科学界里的熟人交谈后，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 间谍既然可以渗透到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里面，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呢？虽然 搜集政治情报是我的拿手好戏，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科技部的潜力却越来越入 迷。家里的人开玩笑说，童年时期我憧憬在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梦，现在终于有 个机会圆了。我仍然订阅所有能订到的航空杂志，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 国家的。 我看到，由于西方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技术，加上东德科学技术人员 出国机会有限，我们在化学工程、微机械学、机械工程和光学领域的一批出色的科 学家在高科技领域辛苦的结果等于重新发明轮子。我琢磨着，通过非法手段设法搞 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们能在减少本国工业部门 的亏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话，也许国家领导人会更重视我们谍报机构。 不用说，我们局当时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与情报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讨论 了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间招一批人。施蒂勒 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卡尔·马克思大学里的一名成绩出色的物理专业学生。我们 在当地的征聘人员看中了他。通过了当地政府的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 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 的全部力量”。他还仿照年轻时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人的惊险小说里的人物，选择了 施塔尔曼这个化名，德语里意为“铁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这个化名。签名 的笔迹未干，他与两位负责他的官员已干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兰地。 施蒂勒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劲。我 没有跟他这样级别的人亲自打过交道。不过他后来常吹嘘说，他认识我。就他的性 格而言，他属于那种工于心计的人，而不是我们用的另一种有坚定信仰的人。施蒂 勒被分配到科技部第1分处。该处负责跟踪西德的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并监视在西德 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统。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10余名告密人以及7名西德间 谍，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学家多贝廷。《注》、在位干卡尔斯鲁厄的核 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级研究员菲勒、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以及在汉诺威的核工业部 门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施蒂勒的叛变，西德还破获了在哥廷根大学任原子研究 部主任的豪费教授。他是克格勃发展的人，但由我们在东柏林控制。 除了重点搜集最新核技术外，科技部还扩大了搜集工业情报的范围，设法了解 西德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业的情况并寻找愿意绕过西方禁令与我们做生意的商人。这 方面我们干得最出色的间谍之一是阿诺德，化名施托姆。年轻时即被派往西德，奉 命长期潜伏。如今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职，利用工作之便将 公司内部有关新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资料递送给我们。阿诺德这个人有点让人琢磨 不透。政治上他早与我们拉开距离。我们给他的钱，他也不收，但出于对东德感情 上的依恋继续向我们提供情报。 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 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 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 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 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仕途正看好。据 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为了追求西德更舒适的生活。他跟老婆已离婚，有一个在东 德当服务员的情人，叫黑尔佳。她有一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 报机构接上了头，时间大概是70年代中期。他与西德谍报机构做了一笔交易：他向 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潜在的叛 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问题是，一旦敌方谍报机构诱使对方人员下水后， 它更希望新发展的间谍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提供宝贵的情报，而不是逃到自己 这一边来。叛徒当然不这样想。尤其是日久天长，他暴露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结果 通常是一场意志上的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试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 施蒂勒背运的时候到了。1978年，负责肃清国内敌特的东德反谍报机构发 现了他寄到西德某处的一封密码信。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西德外国情报局的秘密地 点。反谍报机构的首脑无法破译这封信的密码，也查不出发信人是谁。他下令今后 对发自同一邮政编区的所有信件一律进行检查。果然，几个月后，又截获了一封发 往同一地点的电报。这一次我们的反谍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电报说：一无法 满足你们的要求。”笔迹辨认专家判定电报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事后得知，这次是 黑尔佳替施蒂勒转告负责他的酉德谍报官员，他无法递交一批微型胶卷。 如果施蒂勒不跑的话，本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对他产生怀疑。只有一次， 反谍报机构的人碰巧看到他和一个陌生人会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与他自已汇报的 和已知关系接头的时间地点对不上号。有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结论。1976年， 由于西德对我们潜伏的间谍突然收网，我下令除最必要的活动外，所有在西德的活 动一律暂停。我们开始限制施蒂勒去西柏林，但仍允许他去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与 他负责的一位西德耳目会面。他借此机会偷偷通知西德外国情报局，我们利用计算 机分析法加上暗中监视已逮捕了他们打入东德军队里的几个间谍。 1978年底，施蒂勒已是惊弓之鸟，担心自己随时会暴露。后来我才发现，他的 担心不无道理。可惜为时已晚。他与西德外国情报局摊了牌。西德方面最后同意他 叛逃，并保证安排好他在西德的生活。不知是成心还是疏忽（西德情报局的马大哈 作风无论在我们圈子内还是在中央情报局都是出了名的），西德给他的伪造证件粗 劣得根本没法用。施蒂勒决定持科技部的边境特别通行证自己逃出东德。 每个处的这张特别通行证由该处处长亲自保管，任何需要去弗里德里希大街边 防站办事的人每次使用时都要签字。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是东西德之间在柏林的 主要过境点，也是谍报活动最猖獗的地方。迷宫般的一条条走廊两侧是一排排的锁 柜（投递情报的绝好地方）。严格地说，该边防站位于东德、实际上它却划分为东 德和西德管的两部分，中间由巡逻的边防军隔开。任何在该站西德一侧坐上火车的 东德人仍然可以被东德当局逮捕归案。 科技部的人曾抱怨说，每回领特别通行证去弗里德里希边防站办事时都要签字 的规定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心想，你们愿意这么想我也没法子。可事儿还 得这么办。科技部主任为了省事，把这张神奇的通行证交给自己的秘书保管，由她 登记用卡或还卡人的姓名。每天都要检查当天用卡的情况。不过如果是一位她熟识 和信任的官员找她要卡，她会爽快地把卡给他，好像它只是一把卫生间的钥匙。 反正施蒂勒凭着自己的狡黠和训练有素的逃生本能逃出了东德。他没用西德为 他准备的质量低劣的伪造证件，而是打开了科技部的保险柜，窃走特别通行证和该 部一批最有价值的文件，作为献给西德的礼物。他还假造了一张科技部的公函，指 示他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那一侧，把一个小匣子存放在其中的一个出租锁柜里。对 于那天晚上该边防站检查来往东德人的值班官员来说，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施蒂 勒过去因执行类似公务曾数十次往返此站。 我查阅了这一事件的调查报告。灾难降临的那天晚上，施蒂勒与这位官员就恶 劣的天气开了几句玩笑。为了转移该官员的注意力，施蒂勒开玩笑说：“没准儿我 会申请调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整天躲在暖和的小窝里，这活儿倒真不错。”边防官 员翻了翻施蒂勒递上的材料：一张盖有“绝密”戳子的公函，单位出入证，特别通 行证和护照。看到施蒂勒把所有材料一应俱全地准备好，他不再细看。这个叛徒于 是穿过两道金属门走到西德那一边。两道门关门时间相隔8秒。倘若这位边防官员突 然改变主意，觉得还是应该核对一下所有文件上的戳子是否吻合，仍有足够的时间 按下一个锁门钮。可他脑子里根本没动这根筋。 施蒂勒平静地穿过金属门，来到弗里德里希站西德一侧的站台上。他知道这里 始终有东德的反谍报人员徘徊，于是佯装走向出租锁柜。听到火车进站的轰隆声时， 他疾步走回站台，就在车门上方红灯闪烁，提醒乘客“车门马上就要关上，请赶快 上车”的一刹那，闪进车厢里。火车恍当此当地在东德境内走完最后10分钟的路程 期间，施蒂勒一定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那时他仍处在东德的捕捉范围内。火车在 西德境内的第一站，破旧的莱尔特站停靠后，施蒂勒知道他自由了。 他又坐了几站才下车。换了几次车后，下车直奔最近的警察局。这里是赖尼肯 多夫市的郊区，住的都是些中下阶层的人。施蒂勒彬彬有礼地向值夜班的警察道声： “晚上好！”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军官， 刚从东柏林叛逃过来。请通知普拉赫（西德谍报机构所在地）。”值班警察平时见 惯了喝醉酒的卡车司机、打架斗殴者或盗车嫌疑犯，听了眼前这位衣冠楚楚的小伙 子这番话，不禁大惊失色。 当天晚上，施蒂勒就被送往普拉赫。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飞虫钉在墙上，目睹他 怎么当着西德人的面打开塞得满满的公文箱。那里面全是从科技部保险柜里窃出的 文件。惟一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尽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他终究不过是一个中级官员。 借助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保密制度可以断定，除了直接归他掌管的7个间谍外，他并不 知道其他间谍的身份。然而他从保险柜里带走的文件会给西德反谍报机构提供一些 线索，危及另外的20到25名间谍。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这些人除名。 眼下当务之急是通知与施蒂勒接头的耳目和间谍。核反应堆专家科珀和妻子危 急关头镇定自若，得以脱险。警察来到他位于汉堡市的家，敲门问他是不是科珀时， 他告诉警察敲错门了，那位先生住在楼上两层。他和妻子随后抓起几件衣服溜出家 门直奔波恩，躲进苏联大使馆。苏联人后来把夫妇两人偷偷送出西德。西德反谍报 人员接着遇到一件令他们困惑的事。科珀是个铁路迷，平时收集了10余个国家的大 量火车时刻表。更麻烦的是，他家里的地上还有长长的一列火车模型。西德特工不 厌其烦地把火车车厢-一拆开检查，看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线索，但一无所获。日 后，为了奖励我们这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我吩咐手下的人在西德拍卖这列火车模 型时将其买下，寄给科珀（米尔克听说后吃惊不已，认为表达这种哥们义气毫无必 要）。科珀在他面积小得多的东柏林新家里重新装好这列小火车。新家虽小，日子 过得却很舒心。 施蒂勒负责联系的另一位耳目，在卡尔斯鲁厄核反应堆工作的菲勒的遭遇更加 惊险。他接到我们打来的报警电话时，已在家中被捕。车到警察局后，几个警察押 他从停车场去警察局的路上，其中一人在结了冰的路上滑了一跤，头重重地磕到地 上。菲勒撒腿就跑，甩掉了尾随在后的另一个警察，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威斯巴登 市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苏联人随后把他送到东柏林。菲勒过不惯东德的生活。 两年后，他设法与西德的反谍报机构接上了头，在他们的协助下又一次逃回西德。 撤回的间谍如果日子过得不开心，我们一般都知道，也会猜到他可能想再次逃回西 德。但在菲勒一事上，我们决定让他走好了。他回到东德的时间不长，西德从他身 上反正榨不出多少油水。可在这种事上谁也无法保证会受到宽大处理。施蒂勒手下 的另一位间谍，在汉诺威一家核研究中心里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劳法伊森接到我们 通知后逃到东柏林。1981年，他想再次逃回西德，在匈牙利边境试图进入奥地利时 被捕。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开刀，杀一儆百。虽然他曾是东德的间谍，却因在东 德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徒刑。 我觉得很对不起劳法伊森。他为我们情报局效力长达20年之久。我试过把他交 换给西德或是减免他的刑期，但没有成功。1987年，他在狱中病逝，成了施蒂勒叛 逃一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幻无常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施蒂勒叛逃后，我方渴 望复仇的愿望极其强烈。结果本来应该由施蒂勒受的罪，劳法伊森代他受了。 由于施蒂勒的叛逃，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还有一个无形然而却是 极其重要的收获：终于知道了我长得什么模样。施蒂勒逃跑前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 已达20年之久，但西德没有一个人搞到过我的照片。为此，我有了“隐面人”的美 称。其实西德联邦情报局有我一张照片，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一次我去瑞典会 见西德社会民主党内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耳目克雷默博士时，西德人趁我不备偷拍 下了这张照片。为了在中立国领土上见克雷默，1978年夏天我来到瑞典。我们经常 利用瑞典、芬兰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安排秘密见面。这次来瑞典一是为了见克雷默， 二是想借机从总部溜出来，和妻子一道去外国换换环境。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我 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见隐藏在北约总部内的一个间谍。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为这次重要会晤保密上。也许是这一缘故，任务完 成后，轮到见克雷默时，我们的警惕性有所放松。没想到这下害了克雷默。这些表 面上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气氛。它们的反谍报机构好像也不 那么过度热心。但我心里清楚，它们和西德是一家。我前往坐落在斯德哥尔摩西面 的宏伟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与手下的人会合。定在这里碰头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引 人注目地融入游客的人流中。事后我想起曾注意到停车场有一对老年夫妇坐在车里。 车子挂的是西德的牌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值得怀疑的地方。我继续去城堡见我 手下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已安排好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克雷默。 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未到。为了消磨时间，我一人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闲逛。一 对情绪激动的夫妇，也许是匈牙利人，跑到我跟前比划着告诉我，有人偷偷拍我的 照片。我心里沉了一下，可觉得此事与停车场的那对老年夫妇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干是仍按原定计划，在当地民主德国大使馆为来访官员准备的下榻之处会见了克雷 默。 我们这次错就错在选择了从瑞典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卡琅尔入境。根据我们一贯 的谨慎做法，间谍避免直接从自己的国家去接头地点所在国见人。为此，我们先去 芬兰，然后转道去瑞典。从芬兰进入瑞典无需出示护照，我们入境时也是一样，这 样就避免了留下任何记录。船到港后，东德大使馆内情报局的人前来接我。瑞典反 谍报机构原来也没闲着。他们把我们租的这辆车的牌照输入电脑，然后一路跟踪我 们到斯德哥尔摩。 我们在当地的人为我的到来精心布置住房的举动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对来自东德 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们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了西德谍报机构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 的领土，即被罩在两国谍报机构编织的大网之下。西德人员带着这张在斯德哥尔摩 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没人能猜出这个神秘的东德人到底是谁。 西德把我的这张照片和拍摄的其他难辨身份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 在一个小盒子里。施蒂勒逃到西德后，西德谍报人员像以往那样，把所有这些照片 摆在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从那一天起，西德新闻界再报道我 时，终于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敌人知道我方谍报首脑长什么模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收获。然而知道我的 相貌对西德却颇有稗益。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环绕我们情报局和我个人的神话。 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个隐面间谍，而是一个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于克雷默的被 捕，加之我的身份也已暴露，我们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与北约组织内的那个耳 目的接触。这本来是我们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断了这条线才是施蒂勒叛逃给 我们造成的最痛心的损失。 施蒂勒叛逃后，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给中央情报局两年。据我所知，美国人把 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时机地抓紧机会学习英语，并拿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证书。 他这号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穷困潦倒。返回西德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兰克福 市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很快即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以上情况。一位特工甚至搞到 了他的住址，并表示如有重赏他可以把施蒂勒带到边境。米尔克马上把我召到他的 办公室，粗鲁地问：“那个乌龟王八蛋施蒂勒，难道就没法子把他弄回来？”他的 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采用50年代双方互相绑架对方情报人员的惊险离奇的手段。 可如今已是实行东方政策和缓和的80年代，政治上不允许再这样蛮干。部长大人只 好作罢，气鼓鼓地听任施蒂勒逍遥自在下去，在法兰克福经营自己生意兴隆的公司。 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几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惟一的赢家。 好在突发事件并不总是灾难。198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东德驻波恩大使馆的邮 箱里躺着一个大信封。里面夹有一封写给外国情报局第9处处长的信。负责渗透西德 情报机构的第9处是情报局内第二大处，仅次于科技部，也是最忙的处之一。我与这 个处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数投上门来的人（指主动找到敌方谍报机构要求当间谍 的人）不同，写这封匿名信的人准确地使用了我们内部的通讯地址。这表明他对东 德情报局的内部结构很熟悉。 信封里夹有一张20元的西德马克。显然，此人意在把这张钞票上的号码作为今 后与他联络的密码。匿名者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熟知西德谍报工作内情的专家， 愿意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报。条件是一次性付给他15万西德马克，外加相当于现 在西德情报局付给他的月薪的两倍的月酬。这封信是用很大的大写字母写成的。为 了吊吊我们的胃口，他还透露说，西德方面正预谋把施蒂勒在科技部的上司施特罗 伊贝尔拉下水。 这封信出自何人笔下，我们茫然无知。东德驻波恩大使馆外面的监测器只留下 了一个镜头。一个把自己包得严严的人往信箱里投了一封信。虽然正值夏天，此人 的帽檐却压得低低的，一条围巾遮住了半个脸。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就是匿名人那 相当有力的方方正正的大写字母的手迹。 最后查明笔迹来自何人完全是运气。我们情报局与西德谍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 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游戏里周旋。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我们在西德的一名化名为维兰 德的间谍。他的真实姓名是约阿希姆·莫伊茨海姆。 莫伊茨海姆以前是耶稣会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苏军俘虏。1979年起在 科隆一带为我们搜集情报并试图在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发展一个关系。 此人叫卡罗勒斯，在总部里负责一台叫纳迪斯的计算机。该电脑里储存有一个花名 册，列出哪些人可以参加机密工作，哪些人不能以及他们的人事档案。莫伊茨海姆 请卡罗勒斯帮美国人查一个人，答应事后给他1000马克作为报酬。卡罗勒斯觉得此 事蹊跷，因为他知道中央情报局可以直接通过纳迪斯电脑查人，于是向上级检举了 莫伊茨海姆。 西德反谍报机构里还有两个人知道莫伊茨海姆的行动。一个是聪明过人的高级 官员克劳斯·库龙，另一个是担任反谍报机构安全保卫处处长的汉斯·蒂德格。两 人专门负责肃清科隆反谍报机构里的东德特务。蒂德格和库龙邀莫伊茨海姆到一家 饭店会面，然后亮出他们掌握的莫伊茨海姆试图发展卡罗勒斯的证据，并威胁说， 如果不同意为西德当双重间谍就要判他长期徒刑。莫伊茨海姆被逼就范。由于担心 我们会很快察觉，西德一开始不想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假情报，而是给了他有 关800多名西德人的内容丰富的秘密材料。其中包括西德反谍报机构有可能发展的对 象以及同时参与几项国防项目的人员名单。这是西德人的一大失误。我们因此受益 匪浅。 莫伊茨海姆每个月拿着西德付给他的2000马克工资，内心却仍隐约有身在曹营 心在汉之感。他告诉我OJ，蒂德格和库龙想把他变成西德间谍，并表示愿意为我们 当三重间谍。他帮我们辨认出，信封上的大写字母正是主管他的库龙的笔迹。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需要绝对的谨慎。任何一个谍报首脑与双重间谍打 交道时（更不用说三重间谍了）一向慎之又慎。如果某人叛变过，人们不难推测他 还有可能再次叛变。我们跟西德谍报人员玩的这场游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莫伊 茨海姆向西德反谍报机构内主管他的官员假称他在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人秘密接头， 然后再把这一切汇报给我们。与此同时，我们要这位三重间谍从西德反谍报机构的 心脏向我们提供真正的情报，探明商界里我们怀疑与西德谍报机构有染的人的虚实 以及西德谍报机构怀疑是我方间谍的人的背景。由于我们本不该知道科隆的西德反 谍报机构已了解莫伊茨海姆作为一个三重间谍与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西德方面不 得不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一些真实情报，以免受到我们的怀疑。否则，他们可 能会担心，我们开始怀疑莫伊茨海姆是否已被西德发展为双重间谍。可我们不可能 回回知道西德通过科隆计算机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这 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莫伊茨海姆从前在耶稣会受的教育倒是派上了用场。 西德反谍报机构则急于通过我们向莫伊茨海姆提出的问题判断我们对他们到底 了解多少。为了使莫伊茨海姆不至于引起我们的怀疑，西德经他手提供了大量情报。 有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其中也混杂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珍品。眼下，两个敌对 的谍报机构之间的这场斗智一波三折之外又起一波。主管莫伊茨海姆的西德谍报官 员库龙也想为东德干！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云诡波诡的谍报这一行里也不多见。 库龙是条大鱼。他在反谍报机构的心脏部门工作，深受上级信任。打入这种要 害部门是每个谍报机构梦寐以求的事。倘若可以把库龙拉过来，就可以掌握西德对 我方谍报活动的了解程度，并据此改进我方的防范措施。这好比是破坏了西德反谍 报机构的中枢免疫系统，堪称成就之最。但在一个充斥着双重间谍和三重间谍的世 界里，我们必须确保，库龙投上门来这一举动本身不是一个圈套。 事先约好的时间一到，库龙分秒不差地按密码号码拨通了给我们的电话。我们 跟他见了面，并派人从房顶上偷偷录下整个会面的情景。如果日后发现这是西德人 精心设置的圈套，我们可以拿出库龙先找到我们的证据。库龙与莫伊茨海姆打交道 时化名克卢格（德语里意为“机灵鬼”）。名如其人，库龙不愧是条老狐狸。 时隔不久他转告我们，说不想操之过急。随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 他才同意在维也纳与我们见面。以后每次与他联系均使用最初他寄来的那张钞票上 的数码．只不过重新排列组合一下而已。考虑到他是西德情报局里的高级官员，我 们把与他联络的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每次他想找我们时，可以使用几个电话号码 中的一个。通过收听短波广播，他记下一串串密码数字，然后再从中对出钞票上的 数码。任何其他人几乎不可能破译这套联络办法。虽然库龙已同意接头，那个周末 我仍然坐卧不安，等待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库龙迈出与我们合作的最后几步之前， 仍不能排除这是一场阴谋。我们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的安排。第9处副处长（该处的 工作包括分析西德反谍报机构的活动）卡尔·格罗俾曼带一位年轻助手去奥地利。 与此同时，又分出一支人马，由9处的第二把手内尔斯带一位充当联络员的下级官员 去维也纳，暗中观察这场交易。相比之下，描写维也纳扑朔迷离的间谍世界的著名 小说《第三个人》里的情节简直不算什么。 会面地点定在维也纳的舍恩布鲁恩公园的入口处。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这里曾 演出过一幕幕的阴谋与爱情。我们的人分头来到公园。每个人都仔细观察了四周， 确保没有受到监视。格罗斯曼在公园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落了座。 约好的时间刚到，体格健壮，身板笔直的库龙跃入了他的眼帘。与此同时，内 尔斯也走向公园大门。这两个来自敌对谍报机构的陌生人擦肩而过时彼此热情打招 呼，好像是一对老熟人似的，随后消失在皇宫的花园中。看到自己的猎物安全抵达， 格罗斯曼钻进一辆出租车，赶到约会地点与库龙和那个联络员会合。三个人来到一 家僻静的餐馆。库龙坐定后，绷紧的神经开始放松。 他向我们的人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志，对自己的叛变行为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像 他这样自觉怀才不遇的人，任何政府部门里都可以找到。库龙出身贫寒，没有上过 大学，在西德情报局里温到这个地步完全凭个人的勤奋。所有的同事对他的出色业 绩都很钦佩。然而没有大学学历意味着失去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靠这份48000马克 （当时约合25000美元）的年薪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决谈不上奢华。他深知，现在 挣的这份工资已经到头了，以后不可能再涨。 “这件事折磨了我很久，”他说。“谁都知道我工作出色。可我在事业上却不 会有任何新的发展。”稍顿，又不无怨文地轻声说：“西德自称这里人人享有自由 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等机会。我不这么认为。甭管我工作多玩命，到头来仍是 个卖苦力的。而有的人本事虽不大，靠老子的钱读完大学后一来到情报局马上前途 似锦，不管干好还是干坏。我实在受够了。” 库龙最关心的是他的4个儿子将来是否上得起大学，因为他出不起政府奖学金外 的那部分学费。德国统一后，他的叛变随之曝光。西德新闻界把他描绘成一个有着 魔鬼般冷酷和贪婪的间谍。我对他叛变的动机持不同看法。我认为，他决定为我们 当间谍的举动说明他深谙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真谛，并且肆无忌惮地去追求金 钱，不惜把其他一切置于脑后。看到周围那些春风得意的达官贵人凭借金钱升官发 财，他选择了在他熟悉的推一市场上出卖他的知识。 有些叛徒会有一种一仆二主的幻觉，觉得从敌国领取报酬的同时仍在为自己的 国家工作。至少他们自己内心是这样想。然而库龙与我们见面时，已完全丧失了自 己是西德情报局一员的感觉。日后法院传他在审判我的案中作证时，他告诉法官， 他对酉德情报局除了恨以外，再没有任何留恋。像他这样死心塌地投靠敌国并同意 留在原单位的鼹鼠是每个谍报首脑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不常发生。然而一旦遇到 这样的人，多破费点也值得。大多数主动找到敌国，要求当鼹鼠的人只想干上不长 的一段时间，然后像施蒂勒那样以此为资本叛逃到敌国。 我能想到的推-一个可以与库龙比美的人就是艾姆斯。后者向克格勃泄露的机 密同样丰富。艾姆斯心理上与库龙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他在中央情报局里也感 到怀才不遇，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两人都贪图金钱和享受，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得 到应有的报酬。他们对自己情报局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如果谈交易时谨慎小心， 会受到敌国谍报机构的严密保护。 库龙成了我们的超级鼹鼠。须知，此人平时干的正是把东德和苏联的间谍变成 为西德做事的双重间谍。现在他愿意向我们出卖这方面的情报。不错，他开的价码 是不低，而且要求把钱直接汇到第三国银行的一个匿名账户里。可他对我们具有巨 大的潜在价值。库龙不愧是一名间谍高手，谈交易时还要求加上几条“例外条款”， 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谈判拍一部电影的交易一样。同时还要我们保证，不逮捕他 告发的双重间谍。这并不表明他为人特别慈悲。库龙深知，这些双重间谍如果接二 连三地遭到逮捕，迟早会使人对科隆的反谍报机构产生怀疑。我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一巨大收获令我们兴奋不已，于是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施塔尔（也是明星的 意思）。库龙的真实身份属于绝密。我们从来不提他的真名，哪怕是在我自己的绝 对安全的办公室里也是一样。维也纳那次会面后，我们又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 意大利和突尼斯与他接头。库龙将叛变西德情报局的东德间谍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库龙和我选择见面的地点极其谨慎。每次接头都在人们一般消闲度假的地方。 下一步是答应库龙提出的条件。库龙坚持这笔交易要得到我的亲自认可。我报 请米尔克批准支付这笔钱之前，想先见见此人。我们给了他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外交护照，派了一架飞机把他从维也纳经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接到德累斯顿。我 的女婿贝恩德在机场接上他，开车送他到我们在乡间的一处秘密地点。库龙属于那 种可以很快适应环境的人，哪怕是敌国的隐蔽据点。我们以典型的德国人方式谈成 了一笔精确的金钱交易。他退休后，甚至还可以领取一笔养老金。付给他的工资相 当于东德情报局内的一名上校。当天，他即告诉我，我们手下的两个人，加劳和他 的妻子格林德已叛变西德。这对夫妇在西德为我们当联络员，负责向东德间谍传递 情报。 加劳把他知道的东德间谍姓名告诉了西德反谍报机构。为了不暴露加劳的双重 间谍身份，西德并不逮捕这些人，而是监视这些特务在干些什么，见了哪些人。被 监视的人暂时并没有什么危险。如今有了库龙，西德谍报机构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 掌握之中。 正事谈完后，我们为库龙举行了晚宴。国家安全部里经过严格审查的服务员在 一旁伺候。库龙讲了一些笑话。我请他看了几部东德的风光纪录片，并表示希望今 后能在东德经常见到他。库龙提到上司蒂德格时，这个名字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以前他的脑子还是蛮好使的，”他开玩笑说。“他是个挣俩花仨的人，没有酒就 活不了。”当时我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细节，以备以后用，哪里会想到贪图享受的 蒂德格有一天也会自动送上门来。 被库龙这样的人出卖的间谍和鼹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就我所知，东西德的 谍报机构都没有出于报复或防止情报泄露的目的下手干掉哪个人。然而双方都无法 否认他们使用过勒索或腐蚀的手段。例如，为了胁迫莫伊茨海姆当双重间谍，西德 方面冷酷地让他在长期坐狱和叛变之间做出选择。换了我们，十之八九也会这么做。 50年代以后，东德不再判处间谍死刑，叛变的东德谍报官员除外。对我们来说， 把西德的重要间谍关起来更有价值，以后待时机成熟时可以用这批间谍换回关押在 西德的我方间谍。只有背叛祖国的谍报官员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科技部的特斯 克。1981年，他把部里的文件藏在家里洗衣机的事败露。他原来计划携带这批文件 叛逃到西德，以此作为卖国求荣的礼物。 1981年，特斯克被处决。他是东德政权下处决的最后一名犯人，从而为历史加 了一个悲剧的脚注。下令处决特斯克的原因至今对我仍是一个谜。人们常指责我这 个外国情报局局长置特斯克于死地，或至少没能救他一命。我对他的死是否感到有 责任？坦率地说，我必须区分各种责任的大小轻重。 特斯克企图叛逃的事败露后，反谍报处与审讯处联手将他逮捕。这两个处均归 米尔克管。像所有被东德抓获的间谍一样，他被送上不公开审理的军事法庭。军事 法庭的这一性质令他的处境极为不利。案子到了这一步已不归我们管。不过80年代 初时，根据刑法应判死刑的犯有重大叛变罪的人常常被减免为无期徒刑。我知道特 斯克的下场不会太妙，可没觉得他一定会死。更奇怪的是，他的死刑是1981年6月在 莱比锡的一家监狱里执行的，事先没作任何声张。处决的方式仿照苏联人的做法， 趁他不备朝后脖颈开了一枪。处死特斯克很难说是为了杀一儆百，因为连我们情报 局的人都不知情。我觉得这反映了东德走向没落时思维不清的状态。 一年前，1980年，东德军事谍报机构里的一名海军上尉扎尔科佐夫斯基向西德 人出卖了几个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米尔克听说后暴跳如雷。1982年，在一次我 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厉惩办投敌分子。“（东德建国）32年 后，再出现这类事件是不能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完全一致。我们中间 也会出现败类狗杂种。如果我知道是谁的话，会让他一辈子不得再次为害！” 米尔克这番话表明，他对司法机关宽大处理叛逃人员极为不满。名义上法院独 立审理这类案子。但在涉及某个具体案子时，上面是可以施加影响的。特斯克被处 决也许就是上面的旨意。此案还有一处令我费解。根据东德的法律，只有证明特斯 克确实有投敌行为时才能处决他。这方面甚至还有一个先例。一个叫特伦的官员准 备叛逃时被抓获。法院驳回了检察官提出的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要求，理由是虽 然被告有明显的叛逃意图，却没有实际的叛逃行为。因此，即使根据东德的严厉刑 法，处决特斯克也是非法的。 有人指控我对特斯克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但我必须承 认，面对一个过于依附于政府并受其操纵的司法制度，我沉默得太久了些。每一位 东德的谍报官员都懂得，叛逃的下场很可能是死刑。他们当初参加工作时自己曾宣 过誓：“如果日后我违背了这一庄严的诺言，甘愿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严厉制裁和人 民的唾弃。”直到1987年东德才废除了死刑。 和平时期处死间谍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经历过的叛逃事件中既有东德人员， 也有西德人员。今天仔细想一想，觉得死刑起不了什么威慑作用。一个人投敌的动 机很复杂，通常还掺杂了本人的一种自信或自以为是的心理，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 海。 至于臭名昭著的“湿活儿”，即谍报这一行内秘密处决的做法，这种事的确有 过，而且今天也照样有。我在这里-一举出在中央情报局手下失踪的人的例子无异 于引火烧身，反会被人倒咬一口，指责我如何隐瞒苏联谍报机构的多次不法行为。 50年代时期，保加利亚和波兰的谍报机构素有冷面杀手之称。东德的反谍报机构在 这方面也不干净。这里我要再次说明一下，流传甚广的绑架处死叛逃人员的事件其 实多半是绑架时强力安眠药用多了的结果，而不是蓄意谋杀。 可以说，杀害叛逃人员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表现。对于这种水平极低的勾当， 我不屑一顾。间谍小说里绘声绘色描写的湿活儿其实是一种很笨的办法。相比之下， 我们对莫伊茨海姆这样人的利用要高明实惠得多了。先把他当作双重间谍，以后又 变成三重间谍，从而得到最佳结果。我们的过失在于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贪婪。然 而这样做的并非东德谍报机构一家。 库龙为我们干事非常认真，常常在合同规定以外的事上帮助我们。鉴于他的价 值极高，我特别做出安排，无论白天黑夜他都可以通过一个专用电话号码找到我们。 遇有紧急情况时，他可以随时通风报信。库龙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深受信任，可以 接触到西德策反东德特务的大部分机密。通常他先不哼不哈，静以待观，等西德方 面得手后再通知我们。过早地打草惊蛇会引起西德的疑心，于他于我们都没有好处。 只有一次例外。几十年来，我们在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里科尔的党 有一名间谍。早在科尔在莱茵省从政时期，他就是科尔的一位老朋友。此外，他还 兼为弗利克大企业集团做事，从1981年起一直作为该集团的代表游说执政的基督教 联盟政府。波恩的政界与产业界之间的那些肮脏勾当他全知道，不失为我们了解西 德国内政治内幕的宝贵渠道。 一天夜里，正在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值班的库龙听一位同事说，一名东德间谍嫌 疑犯与这位政治鼹鼠接头时受到跟踪。两人走进一座公寓楼后，西德特工人员布下 天罗地网，很快就要动手收网捕鱼。库龙立即意识到，如果两个人当场被抓获的话， 我会失去一个在西德的极有价值的政治消息来源。他于是当机立断，拨通了紧急电 话号码，用暗语通知我们：“你们的人在安德纳赫大街受到监视。”我们采取了极 其冒险的做法，直接给两人所在的房间打电话，用一种口音假称拨错了电话，实则 是通知他们逃跑的暗语。 我们判断，现在监视他们的人已经快下班了。另一拨人午夜后换班。如果动手 抓人的话，应该是凌晨时分。两人于是假装熄灯入睡。午夜刚过，我们的这名间谍 通过地下车库逃出大楼，经瑞士回到东柏林。第二天，这位鼹鼠离开公寓后，西德 特工人员冲进房间捕人，哪里还有那个不速之客的影儿，也没有找到任何从事间谍 活动的证据。 日后这个鼹鼠终被挖出，受到审判并被判处短期徒刑，缓期执行。鉴于对其他 鼹鼠的判刑都较重，我猜想波恩政界里一定有他的熟人替他求了情。 连续6年，库龙向我们提供了一流的情报。在他不知情的十几岁的儿子的协助下， 库龙想出一种办法，以极快的速度把计算机信号录在普通录音电话的磁带上，从而 大大改进了我们以前的方式。过去发报时加密过的字母发出的僻僻啪啪的声音很容 易被对方的反谍报机构监听到。库龙的办法大大加快了传音的速度。人耳听上去不 过是声音略有一点走调，或是一两下短促僻啪声，和电话线上的小故障没什么两样。 在另一端，库龙发出的信号通过编好的电脑程序转录到一盘磁带上，然后以发报速 度的几分之几放出并解译。库龙后来又研究出一种更简便的办法，发出的信号可以 直接转到一张电脑光盘上。我们这边的分析员只需插入光盘，经过许可后，即可直 接从电脑荧光屏上看到发来的情报。这将译码所需的时间又缩短了宝贵的几分钟。 我们与库龙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89年。它表明，如果一个谍报机 构内部管理不善，技术上的优势是有限的。技术知识可以用钱买到，而出色的组织、 严明的纪律和正确的直觉是买不来的。例如，库龙周围的同事本该觉察出，他的消 费水准超出了他的收入。这种迹象以后越来越明显。不过库龙不像艾姆斯那样花起 钱来大手大脚，而是极其小心谨慎，总是找出各种借口做掩护。他同我们联系时做 得很漂亮，丝毫不露马脚。平时生活也很节制。此外，科隆西德反谍报机构总部里 的保卫处处长蒂德格是个酒鬼，家庭生活一团糟，还因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哪里 还顾得上库龙。 1985年夏天，我打点好行装正准备去匈牙利度假时，电话专机响了。电话是从 与西德接壤的马格德堡专区打来的。一个自称是塔贝尔特的男子不邀而至，要求见 外国情报局的人。库龙早已告诉过我们蒂德格的化名是塔贝尔特。我下令不要再盘 问什么，从速把他送到柏林。想到边防人员通常对访问东德的人很不客气，我又嘱 咐给他一瓶啤酒并安排他用餐。卡尔·格罗斯曼专程去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路口接 他，以确保他坐的车穿过柏林市时万无一失。格罗斯曼曾成功地跟库龙打过交道。 他主管的第9处已渗透到西德的反谍报机构里。 我知道这回送上门的是一条大鱼。西德方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要千方百 计把这位重要的谍报官员弄回去。蒂德格叛逃我方极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的心血来潮。 我们在位于东柏林附近乡间的普伦登为他找了一幢安全住所，安排他住下。我自己 的乡间别墅也在这里。几百米外就是为政治局成员修建的地下掩蔽室。如果美国人 真的扔原子弹的话，政治局成员可以躲到这里。这一带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西德 谍报机构要想把我们这位新朋友从这里抢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蒂德格想直接见我，但被我婉拒了。当时我正准备退休。考虑到这是一桩大案， 波及面会很广，我想最好还是让接替我的维尔纳·格罗斯曼接手此案。我感觉，首 先出面接待蒂德格的人会赢得他的最大信任。由格罗斯曼直接处理此案可以避免中 途再换人。 我们的人温和地盘问了蒂德格。他看上去狼狈极了，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眼 睛布满红丝，一点不像是西德谍报机构的高级官员。为了不致搞错，我们要他出示 身份证。身份证证明他确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成员。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汉斯约阿 希姆·蒂德格，并且解释道：“我是来投靠你们的。”我打电话告诉了米尔克这一 好消息。即使是听到敌国重要人物叛逃过来的消息，米尔克最关心的仍是他的地位。 他极为不满地抱怨安全部在马格德堡专区的头头没有马上通知他这一消息。“今后， 凡属失物招领情况的，一律先送到我这里！”他用带有浓重柏林口音的粗哑嗓门厉 声说。 蒂德格证实了我们从库龙那里了解到的有关他沉沦的情况。他染上了赌博和酗 酒的恶习。一次，他和妻子在家喝醉酒后打架，妻子不慎丧命。事后对他进行了调 查，看是否应接杀人罪对他提出起诉。最终他妻子的死被定为意外事故。他的几个 孩子因为母亲的死一直对他怀恨在心，根本不眼他管。工作上，他因为个人生活无 度受到处分。他心里明白，让他留在反谍报机构里的惟一原因是为了堵住他的嘴。 在上司的监视下，他不至于把知道的机密讲出去。蒂德格觉得自己已丧失了基本的 尊严。“假如上面就一个类似我这种情况的人问我的意见，我会建议立即开除他。” 他坦承道。 我后来阅读盘问蒂德格的记录时，不由得产生一种感觉：堂堂一个西德谍报机 构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头子更像是电视肥皂剧里的人物。按理说，于这一行的人 应该洁身自好。而眼前这个人精神上完全垮了。对他来说，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自 杀，要么叛逃。“可我没有勇气自杀，”他坦率地承认。 许多人对蒂德格的叛逃感到扑朔迷离，怀疑他早已叛变。我可以首次明确地说， 他叛逃前不是我们的人。对蒂德格逃到东德的举动，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奇。我 倒有过一种预感，没准儿哪天他在科隆实在混不下去了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但我们 并没有主动去找过他。是他一天晚上搭乘火车跑到东德找到了我们。蒂德格是个少 见的说话不转弯的叛逃者。他可以说是我遇到过的惟-一个称自己是叛徒的叛逃分 子。他不想用什么改变信仰之类的托辞为自己的决定涂脂抹粉，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我在第二个德国日子会比在第一个德国好过点儿！”此话干真万确。我们为彻底 治愈这个踉跄跑过来的酒鬼煞费苦心。当初刚把他带到安全地点时，他体态臃肿， 面色苍白，眼睛周围一圈深深的青晕，看上去活像一头大熊猫。我们给他派了一名 医生，一名护士，外加一名健身教师。在他们的帮助下，蒂德格戒了酒，1个月体重 减了30磅。由于再也喝不上酒，平时又严格按照减肥食谱控制饮食，他需要从其他 方面得到慰藉。我们发现他的性欲极为旺盛。波茨坦地区有一些女党员是当地谍报 机构的关系户。她们会应我们的请求与对方叛逃过来的人交朋友，谈恋爱。这种事 经常发生。大多数男人在审查期间精神上受到极大压力，需要女性的关怀和体贴。 我们确保请来的女同胞已做好与这些人发生性关系的思想准备。 她们不是什么妓女，而是为人实际，忠于祖国的女党员。为换取我们过去称之 为的祖国对她们的答谢，比如分到一套较好的房子，或是等待买车的名次排前一些， 她们愿意做这种事。尽管如此，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女士没呆几天就因受不了蒂德格 而逃之夭夭。第二个是位女教师。她总算坚持了下来。我们不禁松了口气。蒂德格 这种男人极不讨女人喜欢。记得当时我曾想，这位女教师爱国爱得可真够意思的。 不过即使是最让人恶心的故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愉快结局。蒂德格与女教师后来结 成伉俪，直到我写此书时还生活在一起。 蒂德格有着电脑一般的记忆力，各种人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过脑不忘。他填补 了我们的许多空白，但并没有他本人以为的那样多。他哪里想到，他的同事库龙也 是我们的人。蒂德格叛逃后。新闻界披露了他在任期间的种种不称职行为。西德反 谍报机构的形象为此一落千丈。不仅如此，蒂德格在反谍报机构里的上司和老朋友 ．新上任不久的联邦情报局局长海伦布罗赫在指责反谍报机构内部人员不称职的浪 潮中被迫辞职。看着西德那边乱开了锅，我们开心极了。不过后来我感到海伦布罗 赫在西德情报机构中还是一位较正直的首脑。想到我手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鼹鼠 拆他的台，一丝同情油然而生。 蒂德格逃到东德后，我们有了收拾加劳这对夫妇的借口。库龙早已告诉我们， 这两个人被西德收买。由于不想让西德觉察出自己内部有个鼹鼠，我们一直没有动 这两个人。现在西德反谍报机构会觉得是蒂德格出卖了他们。加劳和格林德双双被 捕。1986年12月，加劳被判无期徒刑。格林德4个月后被释放，但受到警告不得对任 何人提起过去的事。1988年夏天，她丈夫死于包岑监狱。格林德硬说是我下令杀死 了他。 事实并非如此。加劳是一个性情敏感，自尊心很强的人。阶下囚的日子尤其让 他难以忍受。我相信，他是在得知他的名字没有列在西德要求与我们交换的间谍名 单上后才在狱中自杀。由于他先后被自己信任的西德谍报人员出卖过两次，人们后 来对他萌生怜意。可在我眼里，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间谍。虽没有死罪， 判他坐狱一点不冤枉他。 1990年10月5日，两个德国统一后的第三天，库龙来到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一位高 级官员讨论他的去处。当时人们争相自保，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我手下的一名爱将 抵制不住西德方面的诱惑，答应帮他们破获我方的间谍。此人正是当初发展了库龙， 接待了蒂德格的卡尔·格罗斯曼上校。出卖他人的人最终轮到自己被人出卖。奉命 保护我们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两名头号鼹鼠的人结果自己也成了叛徒。面对眼前 的一幕幕，我感到一种被嘲弄的苦涩。 格罗斯曼的背叛意味着库龙和为我们干事的其他重要间谍的戏已经唱完了。库 龙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默默无语地从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手里接过付给他的最后 一笔钱10000马克，并同意接受东德外国情报局当时为保护它的炭发可危的间谍所提 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把他介绍给克洛勃。在苏联谍报机构的协助下，或许他可 以逃到莫斯科。 苏联当时一门心思改善与西德的关系，对我们极为冷淡。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 局长的维尔纳·格罗斯曼与他们反复交涉，刚柔并用。最后克格勃终于同意，我们 的重要间谍中的任何人只要愿意，均可去苏联避难。库龙最初同意去苏联，时隔不 久又改变了主意，担心一旦去了苏联就再也出不来了。 库龙佯称需要回科隆与妻子商量一下是否去苏联。一到科隆后即给西德反谍报 机构的保卫处挂了电话，称他有要事相商。他打算再要一次花招。他告诉上司说， 克格勃想拉他做间谍。他提议以双重间谍的身份为西德工作，帮助西德反谍报机构 了解苏联人对什么情报感兴趣。长期以来这正是他为我方做的事。在当时库龙面临 的压力下，一个曾克服了巨大心理障碍投靠敌方的叛徒往往会再次回到自己人一边。 危急关头库龙试图孤注一掷。不过这一次他的运气到头了。 库龙刚来到自己工作多年的科隆反谍报总部的办公室，即被拘留并受到审问。 当天晚上，东西德所有间谍中最狡黠的人终于举手投降，供认他实际上一直只为一 方工作东德反谍报机构。由于库龙出卖过大量情报，西德方面虽有来自我方的 格罗斯曼相助，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搜集完起诉库龙的所有证据。1992年，他被 判处12年徒刑，关在劳席德监狱。直到最后，他都不肯服输。他对自己下场的评论 是：“有些人一辈子天天与灰色的文件柜打交道。跟他们过的这种枯燥无味的日子 比，我等于活了5辈子。” 蒂德格于德国统一前夕逃到苏联，靠着克格勃及其后换汤不换药的俄国谍报机 构的资助，过着吃穿不愁的生活。传说他又帮助俄国人搞西德的情报。我对此表示 怀疑。通过与苏联新旧谍报机构里的朋友交谈我得知，经历了德国谍报史上最后几 年的反反复复之后，俄国谍报机构对两个德国的谍报人员都心存猜忌。冷战临近尾 声时他们感觉，弄清一个德国间谍到底为哪边干简直不可能。今天，他们仍持这种 看法。 隐面人 第十一章 谍报与反谍报 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事后诸葛亮很容易当。什么苏联如何笨拙啦，在许多方 面如何不如其头号敌人美国啦，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啦等等。然而在整个国际关系 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所主宰的40年里，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恰恰相反，西方 国家忧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实现赫鲁晓夫发出的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 誓言。受此恐惧心理的驱动，西方的谍报与宣传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运转着。 此外，苏联谍报工作的成就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想象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 谍报与反谍报工作则源于对西方奉行的击退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后来里根发出的星球 大战的威胁的担忧。无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西方阵营均怕对方夺得战略上的优势。 身为举世公认的共产党国家中最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的前首脑，由我总结一下 东德谍报工作的成败功过恐怕再合适不过了。 在东西方谍报人员的圈子里，我素有社会主义阵营内莫斯科的心腹之称。这种 说法也对也不对。如果它是指我每个星期一早上给克里姆林宫或克格勃打电话，与 他们商讨一周的工作安排的话，则纯系子虚乌有。如果是指我从斯大林逝世后一直 到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时与苏联的一些当权人物关系不同寻常的话，那倒是真的。由 于我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又是在苏联度过的，因而具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既以一个目击者，又以一个局外人的双重眼光审视整个冷 战时期苏联的思维方式以及它的秘密谋报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苏联谍报机构在美国和欧洲的收获最丰。当时它可 以依靠这些国家内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英国， 但也包括美国。苏联仿佛是一座灯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坚定地投身到它的谍报机构 之下。这段时期发展的一批间谍是最优秀的。在他们的协助下，苏联得以在核竞赛 中赶上对手。甚至经历了麦卡锡时代以及1945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后，他们 中仍有许多人没有暴露。 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把谍报工作视为一种光荣的职业。过去反法 西斯斗争中的著名间谍建立的丰功伟绩和积累的经验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如 索尔格与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维尔纳和克劳森。维尔纳战时曾为苏联在中国、但泽、 瑞士和英国搜集情报。克劳森曾是索尔格的发报员。此外，还有隐藏在纳粹外交部 心脏的伊尔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军里任军官，同时又是红色乐队的头头的舒尔 策·博伊森。该小组成员还包括哈纳克和库克霍夫两对夫妇。我们情报局里就有很 多第三帝国时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如我的几届前任蔡瑟、施塔尔曼、科 布和沃尔韦伯。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我意识到，向新参加我们队 伍的人宣传老一代人的事迹，使其懂得谍报工作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所起的作 用十分重要。我们还给这种做法冠以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继承光荣传统。社会主 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在谍报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们称呼自己的语言上。 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局按文官制度给每一个成员定级。而我们则仿照苏联的一贯 做法，在情报局实行军衔制。国家安全部部长是四星将军，然后依次往下排。我们 甚至谱写了自己的战歌。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个合唱团，通过歌曲表达我们永远忠于 党的事业的决心。有一首俄国歌曲歌颂了战斗在敌后的间谍。我把它翻成了德语。 这首歌的歌词开头是： 我们是祖国的眼睛和耳朵， 我们是无名战士。 我们的功勋无人知晓， 时刻与敌人周旋…… 随后是雄壮的合唱，歌颂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人。看不见的战线一词源于 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契卡。我们从来不称自己是间谍，而是用侦察 员这个路德时期的含有褒义的德语词形容自己。“特务”一词只指敌人，从来不用 于自己一方。这些不过是语言心理学方面的起码常识，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种气氛。 受此气氛影响，东德的谍报人员常怀有一种浩然之气，视敌人为丑陋的小人。 这里要说明一下，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相比，军事化的组织手段绝对是第二 位的。西方谍报机构根本不搞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报局也好，英国的军事情 报6处也好，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好，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成员无论对 自己的工作还是对自己的看法非常实际，无半点浪漫色彩。我不是说这些谍报机构 的人员不称职。他们其实都是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我是指这些谍报机构的成员并 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神圣，不过是辛辛苦苦搜集情报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 的小职员罢了。我们恐怕走了另一个极端，引入了一套军事组织结构，严格限制个 人的生活习惯并向部下灌输我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的观念。然而通过以上做法我 们的人员强烈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从而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忠诚。没 有忠诚，任何谍报机构都无法运转。 我一向认为，很少有人纯粹为了钱当叛徒。中央情报局总是喜欢用钱去收买人。 克格勃也是一样。克格勃后来很难找到出于信仰为它当间谍的人，尤其是在美国， 只好用钱去收买。苏联最后几年谍报上的重大收获均来自自动投上门来的贪财之徒， 如头号间谍艾姆斯，而不是为了打入敌方某个部门事先挑选的特工。我们情报局通 常早在潜在的特工人员还是学生时就开始培养他们。 当然，对库龙这样的来自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叛逃者，我们不惜重金收买。可这 种情况实属例外。一些更有头脑的苏联谍报人员认识到，在西方发展潜在的鼹鼠时 必须牢记，除了钱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我喜欢称为社会主 义国家的诱人之处。我不是指有时为了帮助客人消磨时光向他们提供的妓女服务或 黄色录像带，而是这些客人在铁幕的另一边受到款待时感受到的刺激。有时，我们 邀请拉拢对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苏联访问，尽管这类访问毫无必要。易受影响 的西德人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选好的），常常为其所见所 闻深深打动。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会党内一位高级人士上钩。我们给他起的化名是尤 利乌斯。他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很有社会地位，结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兰特和党 内的其他大员。当时他应邀参观苏联的一家发电站并考察坐落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 林格勒。我恰好在伏尔加河这一带休假钓鱼。我猜想他喜欢猎奇，于是拉他上了一 条小船，驶到一个工人家。工人一家热情款待了我们，烧了鲜美的鱼汤请我们品尝。 我充当尤利乌斯的翻译。他询问了工人一家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斯大林格勒战役的 经过这位工人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及政治经济现状。这位工人批评 了莫斯科。我们在一起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缺陷。尤利乌斯对我们的直言不 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访苏时准备好的 别墅。这次访问最后流产。我在来宾签字簿上签了我的全名：马库斯·沃尔夫中将。 尤利乌斯显得有点不自在，因为他的签名紧挨着我的名字。 我们建议尤利乌斯投身到苏联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在敌国腹地度过的这一 短暂假日打消了他的种种顾虑。同时，他还感到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以后，他成 了我们在西德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政治消息来源。我们补贴了他私人办公室的部分 开销。类似这样的政治行贿基金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里也很常见。 我常对俄国同事说：“你们这些人，最有力的武器反倒放置一边不用。你们只 领客人参观发电站，不让他们接触当地人。他们也许住得很简陋，可给外国人留下 的印象胜过任何参观项目。” 苏联谍报机构曾是我们的榜样，早期也是我们在外国谍报这一行的老师。从50 年代中开始，我们常去莫斯科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会晤苏联的外国情报局负责人，并 听取克格勃首脑的情况通报。那时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在主人眼里，我们不过是来 自一个自豪的帝国前哨阵地的下属而已。 苏联方面安排我们住在专门用于接待外宾的一栋小楼里。这里曾是维克多·阿 巴库莫夫住过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可怖的苏联军事反谍报机构史墨 斯的首脑，血腥清洗了斯大林实际和想象中的敌人。1953年贝利亚死后，他也被枪 决。 这栋小楼一共有三层，属于苏联革命前奢华的建筑风格。里面有几套房间，一 部电梯，数个壁炉，还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卫生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老式浴缸。 餐厅一侧的餐具柜里摆满了精美的瓷器餐具和酒杯。一张漂亮的椭圆餐桌摆在正中， 上方低悬着一盏吊灯。我们围坐在这张桌子旁，与主人讨论世界形势。所有的窗子 挂着厚厚的窗幔。小楼里还有一个收藏俄国经典作品的典雅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极 少有人动过），一个台球室，一间电影放映室。即使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来到这里 也禁不住咂舌。这种旧日的资产阶级情调与暴发户粗俗的铺张浪费的混合体很合他 们的胃口。据说，阿巴库莫夫亲自拷打犯人，而且学贝利亚的做法，在大街上看到 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就将其惊到家里奸污。天晓得我们受到盛情款待的这栋小楼昔 日是多么的阴森恐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情报局的新闻处设在这里。 米尔克喜欢受到苏联人隆重盛大的款待。我更喜欢在莫斯科郊外密林深处的别 墅里度过的时光；它使我想起童年。米尔克始终没有摆脱出身贫寒带来的不安全感， 非要我陪他睡一屋，称一人睡太孤寂。也许四周的林子让他感到有点害怕。晚上他 酣声如雷。我本想借到苏联出差的机会休息休息，结果苦不堪言。 1953年后，由于斯大林的去世以及他的打手贝利亚被处决，苏联领导层内出现 动荡。我们与克格勃的关系为此受到影响。接替贝利亚的克鲁格洛夫被撤换掉。新 上任的克格勃头子是谢罗夫。他曾负责在东德组建苏联的机构：在柏林开设了一个 庞大的克格勃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安插克格勃代表并在波茨坦成立了一个 规模庞大的军事情报部。谢罗夫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自己的谍报与反谍报机 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一次苏联阵营国家谍报官员参加的会议上。 他是个不脱军装的人，无论是从衣着习惯上讲还是思维方式上讲。他在发言中强调 了我们所有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国。我的苏联恩师是帕纽什金。 他曾任驻美大使，后来在苏共中央里主管外国干部工作。 有一次，我同谢罗夫和克格勃派驻柏林的头子科罗特科夫乘火车去距柏林40英 里外国家安全部的狩猎区打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罗特科夫曾化名埃德曼，在 柏林当红色乐队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员。他们两人在车上回忆起当初一起参加镇压 匈牙利起义的往事。从他俩的交谈中我感到，克格勃里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参与过对 这次起义的镇压。 谢罗夫之后任克格勃首脑的是谢列平。他的高压政策只持续了3年（在此期间， 他批准了在慕尼黑暗杀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并亲自给执行这一 任务的特工人员授勋。）1961年，骄横而又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因卷入一场反对赫鲁 晓夫的未遂政变而下台。待人和善的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首脑。此前，他曾担 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 别看谢米恰斯特内外表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头脑敏锐，意识形 态上态度强硬的人。1964年赫鲁晓夫最终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时，他见风使舵， 及时站在新领导人一边。此后在克格勃内扶摇直上。他这个人整天担心社会主义制 度会受到苏联艺术家和作家的腐蚀，从内部变色。正是他一手主持了对帕斯捷尔纳 克及其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围剿。他对外国谍报工作不感兴趣，交给萨哈罗夫斯 基去管。萨哈罗夫斯基在部下中很有威望，我对他也十分敬重。由于我俩年龄相差 很大，他待我如同父亲一样。 我竭力使东德情报局与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谍报机构的“过火行为”拉开 距离。这些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奉克格勃为师。间谍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中充斥着暴力 和谋杀。实际谍报工作中，暗杀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是什么家常便饭。我觉得任何 一方并不想蓄意杀死对方的人。死者大多数是因为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而致死， 尤其是遭绑架时。50年代西方国家拍了一些纪实黑白纪录片，大肆渲染这类死亡事 件并借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鉴于这种事自己人之间一般不愿张扬，我们常常借助 西方新闻媒体了解这类案件。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使用严厉手段的时候。由于50年代中期情报总局并入 了国家安全部，加之仿效苏联谍报工作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局与反谍报机构之间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如果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第20司对某个“异己分 子”（借用反谍报机构的一句术语）不放心，我们情报总局恰好又有此人邻居的档 案，我们会让这位邻居监视此人并向我们打小报告。任何与政府政策唱反调，持异 议或稍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异己分子”这顶可伸可缩的帽子。这是斯塔 思使用的最恶劣的迫害手法之一。如果我们情报局了解某个旅居海外的东德作家的 活动和与他来往的人的情况的话，我们会把这些材料转给反谍报机构。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反谍报机构了解东德居民在西德的社会关系。 以上在情报方面互通有无的做法；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均属正常工作方法， 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样。有人称，由于外国情报局与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机构沆瀣 一气，我因此也参与了国家安全部对东德公民的监视和镇压活动。我不想否认外国 情报局与这类活动有牵连，但国家安全部内各部门之间的严格分工意味着我们局根 本就不该介入国内的反谍报工作。情报总局始终是一个专门负责外国谍报的机构。 虽然我们与反谍报机构有着政府部门之间常见的合作，涉及逮捕或判刑的国内案件 从来不归我们管。不过对这些镇压活动以及反谍报机构常常采用的严厉手段，我们 是知情的。情报总局与国家安全部下属的反谍报部门在以后的合作期间，使用暴力 手段十分少见，绝非普遍现象。高级官员既没有下令，也没有同意过这种行为。不 过确实对不同政见团体进行过分化和恐吓。这类手法对人心理造成的损害恐怕比肉 体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 精神摧残术几乎可以说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科学家哈夫曼就曾受过这样 的折磨。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曾被希特勒政权判处死刑。苏军把他与昂纳克 从同一监狱中救了出来。60年代末起，哈夫曼公开批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领 导人，呼吁对停滞的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如临大敌，封锁了他在柏林附近格林 海德的家周围的大街小巷。他的家人及前来探望他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各 种诽谤他们夫妇的谣言四起，包括确有的或编造的婚外恋传闻。我们局的一位特工 沃伦贝格还奉命混入哈夫曼的民主改革人士团体内，伺机破坏捣乱。 诗人兼歌唱家比尔曼经受了同样的摧残。他是哈夫曼的朋友，也是改革派团体 的一员。一次他访问西德后，东德拒绝让他入境，并非法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 温克勒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兼歌手，也是哈夫曼和比尔曼的崇拜者。1979年，当 局以捏造的所谓“大庭广众之下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逮捕判刑，随后又把他驱逐 到西德。温克勒后来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坐狱期间心理上受到的折磨。1989年，我 俩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一次呼吁改革的群众集会上相识。此后也许还成了朋友。19 93年夏天，我出庭受审期间，他赶到法庭声援我。第二年，温克勒不明不白地在地 中海溺水而死。 甭管什么监狱，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损害。然而犯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负责预审的人以及案结后遇到什么样的狱卒。我听手下的人说，坐过西德监狱 的人向他们讲述了单身监禁对精神的折磨。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德的监狱，但可以想 象，里面的条件一定非常恶劣。温克勒对自己被驱逐前1年零1个月的受审及狱中生 活的叙述表明，犯人的尊严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过狱的人皆有同感。温克勒 后来组织人参观国家安全部及它管辖的监狱。我俩逐渐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沟通。 听了温克勒的经历后，我再次为国家安全部内丑陋黑暗的一面感到无地自容。 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遇到扬卡时，我也是满面羞愧。他是 一位老共产党员，父亲的战友。他诉说了1956年动荡后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狱中的经 历。他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包岑监狱。1989年12月，我和扬卡主持了德共全国代表大 会，试图把统一社会党改造成一个民主社会型的政党。我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斯大 林时期以及东德历史上所犯的罪行的报告，并向东德人民表示道歉。在以后的岁月 里，我和我的继任人格罗斯曼多次说过，我们情报局不能回避自己在镇压国内人民 中应负的责任，并希望能够得到人民的宽恕。 利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对付持异议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国公民，完全践踏 了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时至今日， 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沉默感到内疚和痛苦。 我极不赞成任何蛮干的行为。可我们有些“友好”谋报机构却不这样想。一天， 我接到保加利亚柏林站站长打来的电话，请我找个可靠的医生，帮他们处理“一件 难事”。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只肯说：“有点货想出手，担心坏掉。” 我马上明白了。保加利亚人一定是绑架了谁，而且给他注射了麻醉剂，可忘了 监测麻醉剂的药劲。我们找到一个为国家安全部做事的医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亚使 馆。这种人见过世面，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吓着。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 “太晚了！那伙笨蛋给他注射的剂量杀死一匹马都有富余。他们把人塞到汽车行李 箱里。一没空气，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不死才怪呢。” 电话铃又响了。这回保加利亚的这位站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微微发颤。刚刚不 慎结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现在他自己的脑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们刚把藏在西 德的此人绑架出来，准备送回索菲亚审判。 “能把货留给你们处理吗？”他请求说。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绝了他。 我俩在电话上争执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把问题提交给米尔克。米尔克说，处理 尸体是保加利亚人的事。趁尸体未僵前，我们赶紧让保加利亚人把它拉走了。不管 我怎么解释，人们似乎也不相信我没干过这种事。我在本书中通过一些实例已经解 释了我们的手法。显而易见，一个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不需要卷入不得体的“湿活 儿”一类的行当或使用什么安眠药。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现实生活中确有 邦德（扮演007的男主角）这种人的人才会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 不过我知道，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仍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 暗杀办法。连克格勃内的许多人都不大清楚有这么一个部门。除了用有毒子弹射杀 了班德拉外，克格勃还在柏林绑架叛逃人员特鲁奇诺维奇未遂时将他干掉。特鲁奇 诺维奇是俄国流亡海外人士组织全国工人联盟的领袖。有一回克格勃派了一个 人到东欧各国巡回兜售他们的秘密武器，如不留痕迹的神经毒气，涂在门把儿上的 触摸式毒药等。我从他那儿拿来的惟一一样东西是一小瓶“诱供灵”。他活像一个 走家串户的推销商，滔滔不绝地夸这药是“一绝”。多年来我一直把这瓶药放在私 人保险柜里，从未动过。 一天，我突然对这瓶药萌生了好奇心，请一位可靠的医生化验一下药的功能。 他回来见我时连连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这种药用后倘若身边没有医生观 察的话，你想套出真话的这家伙要不了几秒钟就得玩儿完。”他告诉我说。我们从 未用过“诱供灵”。 不论哪一方的间谍都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冷战初期，叛逃人员一经抓住，下场 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审判并被处决。我听说的第一个被处决的东德间谍是个叫埃 莉的妇女。她是东德总理格罗提握的秘书。1948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前， 格罗提握曾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老同事始终抱有一线希望，他 也许会与苏联人分道扬镳，从而造成东德执政党的分裂。西德一直盯住格罗提握不 放，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可格罗提渥丝毫不为所动。西德于是开始打他秘书的 主意，派了一名男间谍诱她下水，并给她起了个化名，叫“戴西”。就我所知，这 是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谍报机构首次使用罗密欧式手法去勾引一位政界要人身边的 随从做间谍。 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发前，罗森堡夫妇刚刚在美国因偷窃原子弹机密被 处死刑。谍报这行和冷战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讲的是对等。她在与波兰接壤的法 兰克福市被处以绞刑。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下，我一开始就对这场游戏的冷酷有充 分的认识，对东德国内的种种黑暗现象也看在眼里。50年代人们动辄被捕，共产党 内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变的罪名。 196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首脑后，情况大为好转。我终于遇到一个让我敬 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礼节，不搞小动作，与前几位克格勃首脑形成鲜明对比。苏 联人一般都很骄横，觉得自己的伟大帝国固若磐石。安德罗波夫身上却没有这种狂 傲。莫斯科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独具慧眼，认识到1956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 预以及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苏联的虚弱，而不是强大，并渴望今后 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安德罗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又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在 历届克格勃首脑中堪称一枝独秀。他的兴趣之广超过了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国内政 策还是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理论问题，他都可以领会其精髓。他不仅认识 到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体制，还看到改革蕴藏的风险和潜在后果。 我与安德罗波夫的首次深谈是在1968年。此前不久，苏联军队刚刚镇压了布拉 格之春。他本来计划那年夏天访问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恶化迫使他延期。最 后成行时已是深秋时节。当时我们对这一事件仍感到头晕目眩，不知说什么好。我 参加过无数次大同小异的国宴，惟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是在位于东 柏林北部潘科夫区的国家安全部的一处宾馆内举行的（东德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 都住在这里的一幢小楼里，彼此是邻居。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才于50年代搬到郊外 的万德利茨大院里）。 选择这个宾馆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它美观典雅，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客人的应有 尊敬，同时又不过分富丽堂皇，以致超过苏联人为我们举办晚宴的场所。参加晚宴 的德方人员是米尔克，国家安全部的11名负责官员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气氛十分轻 松。这也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带来的新气象。50年代期间，尽管赫鲁晓夫推行了解 冻政策，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仍然没有消失。人们活得战战兢兢。这种恐惧心理此时 已烟消云散。安德罗波夫彬彬有礼，几杯酒下肚后仍不失态。他的许多同胞都做不 到这一点。周围所有人，连头脑简单之徒都明显地松了口气。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 聚会。甚至连服务员都是从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务员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清一色男侍。 不出我所料，饭桌上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尔克始终对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耿耿于怀。在他眼里，社会民主党人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 偏差”的罪魁祸首。这次宴会对于他乃是天赐良机，可以发泄一下对社会民主党人 的怨恨，并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德共坚决支持苏联一举粉碎布拉格改革运动的 立场。他站起身讲了一通，强调需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理论的“腐蚀”。布拉格改革 派就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轮到安德罗波夫发言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 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一我们当时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坐视捷 克斯洛伐克与我们分道扬镳。前者会给我们脸上抹黑，后者则会给东欧带来严重后 果。这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抉择。” 他呷了一口水。一桌人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找出隐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 日子不会太好过。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恐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与他们的关系， 弄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安德罗波夫的一席话冲破了不少政治禁区。首先，他没 有单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张研究该国存在的实际问题。 他实际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对人民的不满情绪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 措施缓和矛盾。其次，安德罗波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流露 出的担忧与官方宣传口径截然相反。后者称广大奉公守法的人民群众对恢复局势稳 定以及共产党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权欢欣鼓舞。结尾时，他表示赞成与所有社会民主 党人接触的几句话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东德领导人与西德左翼的第一大党之间 不共戴天的现状。他的批评颇具远见。第二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即开始推行旨在 加深两德之间了解的东方政策。安德罗波夫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 吹捧和空谈连篇的场合直言不讳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这番话的影响， 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斟满了酒杯。 这不是最后一次听到米尔克的奇谈怪论。直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为斯大林祝 酒。面对态度越来越冷淡的听众，他照旧邀所有人一起“为我们的导师干杯”，同 时强烈暗示苏联搞的非斯大林化是一大错误。不过这都是当着自己同胞的面说的。 苏联人在场时则换了副面孔。 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主要对外交政策和外国谍报感兴趣。他改革 了克格勃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了一套更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外国谍报工作方面， 他很快意识到，往驻外使领馆、贸易代表团或其他驻外机构派驻谍报官员的传统做 法不是最佳的办法，因为这些机构受到所在国反谍报机构的严密监视。根据过去我 通过派驻华盛顿使馆的谍报官员开展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不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人 刚一迈出使馆大门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后，我遇到克格勃派驻华盛顿 的头子格罗马科夫时，他却声称，联邦调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觉，从来没有妨碍过 他与间谍接头。披着外交官外衣搞谍报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报复性外交驱逐。 也就是说，安插在使馆或类似机构里的谍报人员，极有可能在时有发生的这类驱逐 中被赶出驻在国。苏联驻外使馆人员大大超员。有一年英国一次就将苏联驻英使馆 的105名有特工嫌疑的人员驱逐出境。安德罗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员（派遣改头换面、 持假证件或编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工潜入敌国）的做法无疑更有益于谍报工作，但下 面的人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更喜欢有个靠山做后盾。 而我们迫于形势的需要早已完成了这一转变。直到东西德签署基本条约之前， 西方世界拒绝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我们反正也不具备利用使馆搜集情 报的条件，因而主要依赖非法渠道（连这个词都是从昔日老布尔什维克的词汇表里 搬来的）。安德罗波夫仔细研究了我们的做法后得出结论，今后需要减少躲在驻外 机构的安全岛里从事谍报活动的人员，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员打入敌国，独立开展工 作。他还深人地研究了东德谍报机构的发展过程，要我准备一份详细的材料，举例 介绍一下我向国外派遣间谍的做法。我不胜荣幸，欣然从命。 我们与苏联人从不交换自己间谍的名字。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谍报工 作的第一要则：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这种合理限制是为了防 止有人叛变时，各部门之间互相推倭指责。 安德罗波夫乐于听取来自克格勃以外的情报，因而对苏联驻外使馆内外交官与 谍报官员之间的矛盾了解甚深。克格勃有时不把驻外机构放在眼里。为此，许多馆 内大使和克格勃头子搞得很僵。加上克格勃倚仗充足的经费，财大气粗，双方的关 系更加紧张。克格勃人员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车，而使馆只有高级外交官才有自己的 车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馆提供的班车。克格勃人员伙食费的报销标准也高于职 业外交官。这些待遇上的差别不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还使外国反谍报机构易 于辨认出披着外交立外衣的克格勃人员。 至于安德罗波夫在政治上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日后据为己有的许多改革思想实 则出自安德罗波夫。他认识到，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实行 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军工部门和民用部门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在美国和其 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对军工联合企业的巨额投资顺利开 发先进的民用高技术，如喷气式客机和电脑。而苏联国内一切严格保密的做法严重 地阻碍了民用部门的发展。与苏联军事部门打过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部长们 在这方面有切肤之感。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目前正打算落 实这一想法。为此，已成立了数个由军事和文职人员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 比较研究两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利弊。安德罗波夫把谍报工作视为汲取西方好的经验， 从而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他愿意研究他国做法的开放思想与周围环境的 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的某些人士所鼓吹 的以社会民主为标志的“第三条路”，安德罗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镇压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期间，他在私下场合仍与人讨论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试 验以及经济自由化的思想。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能呆上10年，而不是病魔缠身的 短短几年，他会做些什么。毫无疑问，他不会走戈尔巴乔夫的路。安德罗波夫生前 曾希望能够摸索出一条路子，把社会化的财产置于市场经济之下，并推行政治上的 改革。无疑，改革的步子会迈得更稳健。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安德罗波夫从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 继任人契尔年科那样盛气凌人。科切马索夫回忆道，他被任命为驻东德大使后，安 德罗波夫嘱咐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 总督。”至于苏联摆脱了昔日俄罗斯帝国颐指气使的习气后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制 度成功的改革，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 也许我在这里谈到的有关安德罗波夫的片断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他怀有的困 惑。一方面，他被描绘成不露声色的开明人士，甚至还是爵士音乐的爱好者；另一 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难以把这种看法与他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强硬态度联在一起。 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我可以证明，安德罗波夫确实赞成改革，但不会照搬西方民主 那一套。他会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混乱。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 改革，伴随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性。但我认为，这种改革会更加有条不紊， 更见成效。 我对安德罗波夫的敬佩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1978年我设法通过双 方交换被捕间谍救出纪尧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当时揣度，波恩只有从苏联那边换 回一条大鱼，恐怕才会交出纪尧姆这会抬高他们作为全球外交游戏中主要一员的身 价。同时，考虑到西德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搭上几名被捕的西德间谍， 以增加这笔交易对西德的诱惑。我在一个信封背面漫不经心地写下可能交换给西德 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关键，也是难题，系于夏兰斯基。更确切些说， 系于克里姆林宫与他结下的不解之仇。 夏兰斯基连续5年为争取苏联犹太人的权利奔走呼吁，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 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疾恶如仇的索尔仁尼琴著有描写政 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萨哈罗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苏联 的原子弹之父，后来投身人权事业。夏兰斯基获此名望既是个人魅力的结果，又有 幸运的因素。他碰巧遇到对他深表同情的记者。像他这样执著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 又何止几百。可他们却默默无闻。这名腼腆的学者因为名扬海外成了克格勃和苏共 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对付敌人的做法，知道他们常常以驱逐不喜欢 的人了事。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了飞机，送到西德。萨哈罗夫被流放到国内的高尔基 城（安德罗波夫的决定）。所以干吗不照章办理，把夏兰斯基也驱逐呢？然而安德 罗波夫不这样想。 “沃尔夫同志，难道你看不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回答 说。“此人是个特务（安德罗波夫认为夏兰斯基与中央情报局有染）。更重要的是， 他是犹太人，在为犹太民族说话。我们国家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多了。倘若现在 对犹太人让步，下一个又该轮到谁？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还是卡尔梅克人或车臣人？” 安德罗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园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将潜在的敌人 从他们的故土上连根拔掉。克格勃用“异己分子”一词形容这些少数民族。我以前 从未听到过这个词。苏联领导人觉得这些少数民族心存不满，脑后有反骨。据安德 罗波夫估计，这批人的人数高达850万。 “在眼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轻率地试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如果同时打开所有阀门的话，人民发泄起不满来会势如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安 德罗波夫又解释道。安德罗波夫终于向我吐露了真言。苏联人在人权问题上顽固不 肯让步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害怕，害怕过去斯大林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会 激化苏联的民族矛盾。夏兰斯基于是不仅是苏联犹太人的象征，而且也会成为许许 多多“异己”民族的象征。 今天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兰斯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然而当年安德罗波夫 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尤其没有任何必要对我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 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民族 问题，令我大为吃惊。安德罗波夫接下去说：“夏兰斯基会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一面 旗帜。由于过去斯大林的排犹行为，这些人对苏联国家积怨甚深。他们在国外还有 着势力强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释放他的时候。”谈到苏联的衰弱时他同样坦率。他 提起14年前我俩见面时他曾说过，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下坡 路。 我几次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同意交换夏兰斯基，都失败了。一听到夏兰斯基的 名字，他就变得焦躁不安，大声说：“他是个特务。没什么好讲的。”我们的谈话 就此告终。 最终，纪尧姆还是因健康欠佳的缘故提前获释（他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患有肾病）。 不管西德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倘若纪尧姆死在狱中，他们用这具 尸体是换不回己方有价值的间谍的。此外，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 题并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决，否则他也许会限制交换俘虏以及两德之间 家庭成员的团圆。 1980年，我随米尔克飞赴莫斯科，借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30周年之际向克格勃 的一些高级官员授奖章时再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东欧集团各国的 情报机构均非常重视这类仪式。双方基本上是一来一往。每逢他们纪念日时，他们 向我们授勋。轮到我们的节日时，也向对方人员授奖。苏联阵营内各国之间彼此授 来授去，最后没人记得克格勃的头头脑脑得到过多少奖章。克格勃总部专门雇了一 个人，负责确保出席这种场合的克格勃官员不至于戴错奖章。我们这一次授给安德 罗波夫的是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克格勃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在过去30年中的兄弟般 的合作。当时他正住院，但还是在医院里接受了这枚奖章。 1980年是苏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一年。北约组织声称，由于苏联在俄罗斯西部和 东德部署了SS-20机动导弹，它必须对此采取反措施。1979年下半年，北约决定， 除非1981年12月底以前苏联通过谈判同意从我国撤出这批导弹，否则它将在4个欧洲 国家部署核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将使冷战双方直接受到近在飓尺的可以打到欧 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导弹威胁。此时北约规定的期限已过，东西德一片愁云惨雾。 一些评论员把当时的形势比做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战争乌云密布的 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保守派人士把这种看法斥为左派的危 言耸听。但我知道，施密特会晤昂纳克的特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人们对可能发生一场核对抗忧心忡忡。施密特私下会见昂纳克的经济顾问、在 两德事务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米塔格时抱怨说，华盛顿正在给西德施加越来越大的 压力。“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联系。”施密特还告诉米塔格，恐 慌会急剧升级。但昂纳克应该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西德一方 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 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 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 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 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 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 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 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 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 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 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 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 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 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 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通过波恩的情报渠道获悉，西德与北约的关系颇为紧张。当初莫斯科和华 盛顿不与各自的盟友商量，单独就限制洲际导弹力量达成协议时，是施密特首先提 出欧洲防御的问题。如今他弄得骑虎难下，自食苦果。卡特呼吁西德和美国一道抵 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施密特本来就貌合神离的政府分裂 成赞成抵制和反对抵制的两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告诉我们，施密特可以以辞职 要挟，迫使内阁批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门 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获悉，施密特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极为恼火。美国对苏立场趋 于强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对东柏林的访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与 东德保持联系，对参加超级大国的游戏不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宣 布取消预定的东德之行，而不是设法把昂纳克逼到不得不主动撤回对他的邀请的境 地。 一旦谈判破裂，我主管的情报局负责向莫斯科提供美国将于1982年在欧洲部署 的美国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及技术参数的情报。说句老实话，我对美国核 战略的了解远胜于对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导弹的了解。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北约组织内 部的头号间谍鲁普。虽然我们是莫斯科的头号盟国，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线的导弹 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但苏联人机动式SS-20导弹的部署地点对我们也严加保密。 苏联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恼并疏远了不少本来对其忠心耿耿的东德人。只有 举行假想北约对我们实施首次核打击时的特别备战演习时，才叫上我们情报局的人 参加。 随着美国重新扩充军备以及更为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苏联伙 伴焦虑不安，担心会遭到核导弹的袭击。俄语里称为核袭击。东德情报局接到指示， 查明西方是否有这类突然袭击的计划。为此，我们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 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 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 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 争。但我的确认为，世界两大敌对制度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对抗会进一步加 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 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 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 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 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 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 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 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著名核战略家私 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 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 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 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 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战争。这不是什么新 发明。中子弹就是专门为鲁尔区和柏林设计制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样信不过卡特。 倒不是怀疑他居心叵测。问题是他什么都想试试。这种态度很容易引出乱子。” 前面提到过，我认为魏纳知道他的助手与东德有染。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制度早 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们暗示，为了捍卫德国的利益， 稍有核冲突的苗头，他会立即通知东德，不管他本人会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他还 通过安排双方交换间谍的律师福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最 终魏纳对昂纳克的信任恐伯超过自己党的领袖。我们甚至通过西德方面的人得知， 魏纳留下遗嘱，他死后私人文件存放在东德。 美国政策不可理喻的转变令我们忐忑不安。与此同时，这段时间苏联外交政策 的反复无常也令我们头痛不已。昂纳克思想上刚刚转过弯子，准备根据新的东方政 策调整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时，莫斯科即发出了刹车的信号。 专门负责与我个人联系的苏联谍报官员布达欣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尽管两国 官员频频举杯祝酒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莫斯科与东柏林的关系注定是聋子的对 话。建造一条穿过东德领土的汉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条东西德航运河道 也好，或是与西德的产业巨头克虏伯或赫希斯特谈判生意也好，每次苏联人都表示 怀疑和反对。通常这会导致又一次推迟双方期待已久的昂纳克与施密特的会晤。 昂纳克有一种幻觉，以为他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这类问题。加之东德国内模仿 苏联对其领导人搞的个人崇拜对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飘飘然。他从魏纳处得知苏联 人与波恩背着东德秘密会谈后，漫不经心地说：“没有我们在场，他们什么也决定 不了。”历史证明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我自己也是棋错一着，过分依赖苏联而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苏联是我生 活学习过的地方，我对苏联毕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苏联谍报官员交情颇深。受此 影响，我以为克格勃把我们情报局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我知道莫斯科从我们这里 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他们正面之敌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国家安 全局编写的电子侦探的技术手册，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姓名与工作方式以及数量惊人 的科技情报。由于忙不过来，这位苏联联络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帮助处理收到的 这些情报。而我们从苏联人那儿得到的情报则少得可怜。不过苏联谍报机构的高级 官员对此状况供认不讳，并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改变这种现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变 革都是步履蹒跚，我竟昏昏然认为莫斯科始终会把我们置于他们外交政策的首位。 斯大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一直是这样。因此，1989年戈尔巴 乔夫决定把我们交由北约组织处置时，我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瞠目结舌。 话说回来，对苏联人俨然以占领国自居，毫不顾忌东德人感情的行为，我们已 习以为常。昂纳克常常向莫斯科表达他对在东德领土上集结大量的武器、军队外加 现在的核导弹的关切。然而他实际具有的影响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大。对这一点， 我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可自欺欺人当时恰恰是我们这 个苏联帝国前沿阵地的生活特点之一。1979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导弹之争愈演愈 烈。苏联威胁说要在东德部署更多的导弹。一天，米尔克对我说：“我们才不会花 费巨资为他人做嫁衣裳，砍树伐林，为坦克和导弹发射器腾地方。等着瞧吧。什么 事也没有。无非是继续谈判罢了。” 不用说，当运载体积庞大的苏制SS-20导弹的车辆借着夜幕的掩护伪装成运载 木头的汽车隆隆开进东德时，东德马上乖乖地伐林开路。 也许我不适当地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毋庸赘言，他当然做过错事。即使钦佩他 的人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接受。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也好，将萨哈罗夫流放到 高尔基城也好，不肯释放夏兰斯基也好（这些都是他本人做出的决定），皆出于同 一心态：维护苏联的稳定高于一切。他对不出格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兴趣仅限于旁 观匈牙利“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其他国家半嘲半讽地给它起了这个名 字）的实验。与此同时，在苏联国内照旧实行严厉的统治。不过他在中央委员会内 推行改革时比戈尔巴乔夫更为谨慎。他一手倡导的反腐败运动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 度继任人中无人企及。 安德罗波夫将克留奇科夫提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的决定虽在情理之中，却 不明智。从1956年安德罗波夫在布达佩斯工作时起，克留奇科夫一直跟随在他左右。 安德罗波夫知道克留奇科夫熟悉外交政策，一定觉得把外国情报局交给他一手栽培 的这个人可以防止情报局的人看问题鼠目寸光，再次陷入钩心斗角之中。 克格勃卷入阿富汗之后，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内的威信日益增高。苏军入侵后， 他组织了随后的一系列特别行动，获得好评。但他缺乏安德罗波夫的洞察力，气质 上也不适于做第一把手。一旦得不到师傅的指点，这位聪明称职的第二把手马上会 茫然不知所措。1982年我去苏联祝贺他出任克格勃首脑时，克留奇科夫流露出对安 德罗波夫近乎崇拜英雄似的景仰。晚宴上，他向我背诵了安德罗波夫写的几首诗。 我这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原来还写诗。诗写得很有水平，调子忧愁而悲伤。风格上似 模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主要是感叹逝去的青春或旧日的爱情。听了这些诗，我 对安德罗波夫更加肃然起敬。不过一个克格勃首脑忙着背诵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写 的爱情诗总让我感到有那么点滑稽。 每次我去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里，给 我倒上满满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问：“有什么情况没有？”米尔克在场时， 就远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了。双方都要走一遍政治过场，没完没了地为伟大的革命成 果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干杯。这两个谍报首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各自国家的 情况并不妙。这些话出自他俩口中让人感到有点怪兮兮的。 每回见克留奇科夫都免不了看一场戏。他是剧场的常客，为看过莫斯科上演的 主要剧目颇为自豪。每次看戏，他都要拿一份节目单。收集的所有节目单一律存放 在他的办公室里。因此落了个兴趣高雅的名声。其实他频频出入剧场同他的收藏嗜 好不无关系。80年代中期一次他访问东德时，我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时魏玛国家大 剧院正在上演《浮士德》。尽管克留奇科夫的德语十分蹩脚，却非要看一场演出。 无疑他知道这是一出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戏。《浮士德》演出时间长 达8小时，连我这个母语是德语的人都没有耐性把它看完。不过为了德苏友谊，我甘 心舍命陪一回君子。开演大约一小时后，我偷偷溜了一眼身边的客人，发现他正闭 目打盹儿。显然，歌德也让他吃不消了。第一幕演完后，他显得懵懵懂懂，一副没 看懂的样子。“这个剧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下面的不用看了，”他对我说，然后 紧攥着节目单离开了剧院，对自己的收藏中又多了一份节目单感到心满意足。 虽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罗波夫那样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处得很好。1991年 8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听到他为推翻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拙劣的政变的消息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联谍报机构和苏共党内有不少人对戈尔巴乔夫打算给 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广泛的自治权限极为不满。所以我对政变本身并不感到惊奇。让 我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政变手法的滑稽可笑。克格勃里的老熟人向我发牢骚说，他们 事先甚至没有接到通知。政变发生后，一切显得杂乱无章。政变的策划者束手无策。 无怪乎我的这些老熟人们拒绝公开对它表示支持了。 克格勃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的成员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谍报机构组成的 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头重脚轻的党的官僚 机构以及克格勃内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当推为首。后者反映出，尽管安德罗波夫和 克留奇科夫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阴影。 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员灌输自己是优秀分子中的一员的观念只反映了它的一 面。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对出生入死为它工作的间谍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这些间谍常常在失去价值之后被克格勃抛弃或冷落一边。苏联阵营谍报这一行内以 信义著称的东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几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都被莫斯科推给 了我们。这给我们增添了财政上和安排上的负担。因为苏联阵营内的财会制度总是 对苏联有利。每次苏联把一个没用的间谍推给我方时，他带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付 给他找一套舒适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费用。 克格勃和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手下都有为它们干的东德人。虽然我 们两国和两个谍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可苏联人仍喜欢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对我们 守口如瓶。只有事情败露后，我们才获悉某个间谍原来是东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 约组织为苏联搜集情报。这些人服刑期满或用被俘的西德间谍交换回来后，苏联人 期待我们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这种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间谍在西方暴露，就再 也无法派往国外。再说我也不想让这些人在可以接触到机密或是可以旁听到敏感消 息的国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门工作。 最让人伤脑筋的是，这些人通常患有忧郁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苏联对他 们个人做出的牺牲既无感激之情，又对他们弃之不理。许多人受此冷遇后，感到苏 联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网。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于安排他 们与苏联联络员（西方称信使）接头时不够谨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头出了叛徒。 苏联人对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们饱尝艰辛，却往往连一枚 奖章也得不到。 窃得原子弹秘密的福克斯就是这样一位间谍。我对他极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 核战略的贝利亚提供了英美在钚弹和铀-235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为苏联研制原 子弹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帮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弹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他为躲避纳粹移居英国，在哈韦尔研究中心研究核技术。福克斯和索尔格、菲尔比 属于同一类人。和他们一样，福克斯自愿运用自己的知识为苏联服务。三个人都深 信，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福克斯听到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 原子弹的消息后，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机密透露给苏联。 福克斯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国 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就在现场。事后他迅 速将这一消息捅给了莫斯科。仅仅8天后，战胜国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杜 鲁门总统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引人注目 地没有显出吃惊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国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在此后的30多年里 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写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哪怕是苏联或东德新闻机构的采 访也一样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被英国释放后，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顿。然而此后很 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到了70年代，苏联人终于同意我们 情报局的科技部可以偶尔向他咨询一下能源方面的问题，但不得涉及他过去的谍报 业绩。 这个曾为窃取核机密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今却在东德闲居，不时应我的同事的 请求回答一些比较各种冷却系统优劣或核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功 绩却只能三缄其口。每想到此，我内心极为不安。我曾组织人员将我方优秀间谍的 生平和业绩拍成电影或写成传记。一是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二是借此在情报局内培 养一种集体荣誉感和继承传统的精神。福克斯无疑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我当然不能 在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人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找他。经过我再三做工作，昂纳克终于 同意由我出面说服福克斯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拖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获准拜访 他。和我同行的还有情报局内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级官员。自从他定居东德后，我们 俩是除克格勃和格鲁乌外唯一获准采访他过去经历的人。1983年我们采访福克斯还 有一个前提，即采访内容只能供情报局内部使用。我们说服福克斯接受给他录相。 这盘录相带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唯一一盘采访他的实况录相。 采访地点是柏林市的一家宾馆。当时，作为德共中央委员正在出席党中央会议 的福克斯在这里下榻。他的外貌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级间谍。他属于漫画家笔 下那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宽宽的额头，戴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警觉的 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听我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所有见过他的人，包括 他在英国爱丁堡研究核理论时的恩师和同事博恩教授，对他那凝视的目光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记得，福克斯上大学时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一双大眼 睛透着忧伤。可一谈到理论物理，他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目光变得炯炯有神。 他可以一连几小时滔滔不绝，阐述量子学理论以及他本人在研制原子弹上做出的杰 出贡献——找到了钚弹内心聚爆的变分法。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福克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 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 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 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 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1941年，福克斯通过他的朋友，经济学家库琴斯基与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 取得了联系。此后，军事情报局给他派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变化，他最喜欢的是 库琴斯基的妹妹乌尔苏拉，化名鲁思·维尔纳。足智多谋的维尔纳在外人眼里不过 是一位家住牛津，有着两个孩子的性格恬静的母亲。实际上她是苏联在英国的最重 要的间谍之一。日后她被授予苏联上校荣誉军衔，成了得到这一殊荣的惟一一位女 性。维尔纳常和福克斯一道骑车到邱吉尔家族位于布莱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里接 头，把福克斯交给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车的椅垫下面。福克斯没有受过任何情报工作 的训练，也不肯学无线电密码或用微型照相机拍照。需要的资料他要么复印一份， 要么自己查阅有关资料后，凭着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能力复写出一份。传递情报的 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以谍报人员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说是稚嫩。没有什么秘 密投递点，情报一律都是亲手转交的。倘若反谍报机构在一旁冷眼监视的话，这会 是送上门的礼物。所幸的是，当时英国没有对福克斯产生任何怀疑。福克斯对俄国 人的联络员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不像鲁思，和我在一起时显得很紧张。尤其是 其中一个，不停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这种事上纯属外行。可像他这 样东张西望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后，维尔纳居然设法逃出英国，回到东柏林。日后我俩成为好友。 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她曾扫了一眼福克斯交给她的机密材料，可一个字也看不 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号，而且写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书没什么两 样。” 而苏联正是凭借着这些天书般的符号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而改 变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个人在苏联研制原子弹中 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莫斯科才明确告诉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 拖得这样久是为了给西方造成一种假象：为苏联窃取核机密的间谍不止他一个。其 他人仍在潜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宫允许出版库尔恰托夫教授的回忆录后，才不再隐 瞒事情的真相。库尔恰托夫在书里证实，根据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他得以借鉴美国 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的成功经验，从而将研制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时，马上意识到我触到了一块30年 未愈的伤疤。福克斯在我们面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面部表情的紧张和不时 的抽搐反映了内心感情的剧烈波动。说到被捕的情形时他显得悔恨沉痛，仿佛在做 第二次忏悔。 我相信，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自从1959年获释以来，一直没有机会当面 与负责他的苏联谍报官员谈谈他的发现。我不理解，为什么过去20多年里莫斯科从 未表示过愿意见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苏联方面既不予以承认，也没有显示出 一丝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连他被捕的原因问都不屑一问。他为苏联工作完全出于 信仰，并为此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学家的前程。苏联对他保持的沉默仿佛一块压 在心头上的巨石，叫他喘不过气来。 福克斯对自己遭受的冷遇没有说什么。我猜测苏联人对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 是怀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国反谍报机构军事情报5处审问时出卖了派去跟他联络的人和 其他间谍。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证明福克斯叛变的证据。 福克斯告诉我，他意识到英国人开始怀疑他后，自信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视线。 1946年英国科学家阿伦·梅因间谍罪名被捕后，英国的反谍报机构找他谈过话。但 他的印象是所有认识梅的科学家都受过盘问，而且自己回答问题时没有露出任何破 绽。“1950年，风声越来越紧。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头头几次召我谈话，英国谍报 官员也在场，”他回忆道。“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会出问题。不过从他们知道 我父亲来到东德定居这一点看得出，他们已对我立案侦查。这也是盘问我时间到的 一个问题。问到最后，他们开始提及从纽约得到的情况。显然中央情报局把我的材 料转给了英国人。” 这种难堪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联人为什么不在哈韦尔的头头已怀疑福克 斯的情况下设法把他从英国救出实在令人费解。我猜测他们是想继续在哈韦尔中心 淘金，通过福克斯窃出尽可能多的核机密，所以才没有及时将他撤出。他的安全被 置于一边。此事过去这么多年后福克斯仍然创伤未愈的原因也在于此。 福克斯最终栽到了简单的心理把戏上，而不是确凿证据上。哈韦尔核研究中心 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他有间谍嫌疑的问题。这位朋友 直截了当地问福克斯有没有这回事，并强调说，如果福克斯否认对他的指责，哈韦 尔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会坚决站在他的一边，维护他的清白。 我估计这是英国反谍报机构借助它的一整套出色的个人心理分析手段精心想出 的一招。他们看出福克斯不怕盘问。再问下去，也不会打开什么缺口。于是决定完 全改变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们感觉福克斯这人极重友情。这才请副主 任出马，借他之口问了上面的问题。他们知道，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对于福克斯来说 会很痛苦。英国人这着棋没算错。 面对朋友的追问，福克斯难以启齿撒谎，支吾了几句后便哑口不语。“从那一 时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为了把这件事甩在脑后，我拼命工作。同时，也有一些 有利的迹象。哈韦尔中心的所有保卫官员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绝再对我调查 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福克斯对谍报这一行的无知令我吃惊。他甚至没想到搞清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 处。“我仿佛在梦中一样，沿着一级级台阶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们问我：‘你知 道如果判你有罪会是什么下场吗？’我回答说：‘我想是死刑吧。’因为我以前不 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过，间谍都被判死刑。他们说：‘错了。是14年徒刑。’我听后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不会死，还有出狱的一天。” 9年后，他被释放出狱。苏联人把他送到东德。他一定曾期待苏联人起码会去监 狱接他。可从迈出监狱大门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包袱一样被甩给了东德外交官。 1983年我采访过他以后，昔日莫斯科负责他的两位官员巴尔科夫斯基和费克利索夫 才获准探访他，向他转达了苏联对他过去所做贡献的一份迟到的感谢。 福克斯是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不具备从事谍报活动的素质。他不肯对朋友 撒谎固然反映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但对于一名间谍来说却是一大弱点。福克斯的 行为应了英国作家福斯特说过的一句话：“叛国易，欺友难”。 隐面人 第十二章 特殊任务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其描绘共产主义制度的发人深省的剧本《措施》中，对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而采取的一些极端做法做了如下的辩护： 为了铲除卑鄙， 手段卑鄙又有何妨？ 倘若可以改变世界， 又何必前思后量？ 去改变世界吧， 哪怕要跳入泥淖， 或是拥抱刽子手！ 世界需要改变！ 虽然我的部下中恐怕没人知道上面这段话，但在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 社会的过程中，以上思想已在我们脑海中深深扎根。我们觉得，只要对我们的事业 有利，几乎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具体地说，我领导了一个名为“特别任务小组”的人员精干的机构。该小组的 政治任务是削弱西德在国际上的地位，打击鼓吹在外交上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 阻止西德重整军备的努力。我们工作的重心不是“撒谎”或“误导”，而是泄露丑 闻。权且称此为心理战。当然，撒谎的肮脏勾当我们也干过，但那不是我们工作的 主要内容。我们将真假情报混在一起泄露给外界，借此加强我们的政策，削弱西德 的政策和各种组织并打击一些人。希特勒的军国主义冒险政策导致德国一败涂地后 不久，联邦德国政府即着手推行一项重整军备计划。前纳粹分子在西德各界纷纷受 到重用。这一时期并不需要散布什么假情报。西德新闻界也很乐于刊登政治上的丑 闻。 “特别任务小组”归属情报局第10处。该处成立于1956年，专门负责影响西方 的舆论界，并在西欧和美国制定针对苏联阵营的政策时迷惑敌人。这方面工作的创 始人是一个叫阿加扬兹的足智多谋的谍报行家。以后接替他的克格勃人员连给他系 鞋带都不配。 冷战期间，德国是从事这类活动的最佳场所。无需赘言，两个德国之间有着共 同的语言和历史。社会民主党的东德局应美国谍报机构的请求向我国境内放气球， 撒传单。所以说，从一开始这样干的就不止是我们一家。波恩的国防部还设有一个 “心理防御”处。其实它跟防御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开展心理战。这是我们从西 德一位前驱逐舰舰长赖兴堡那里得知的。他在该处工作期间曾向我们提供了机密文 件。1978年退休后，他担任了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国防政策工 作小组的主席。1984年，赖兴堡被逮捕，罪名是过去14年里为了金钱向我们出卖情 报。他被捕前，我们曾试图向他和其他与他联系的人发出警告。我们与他约好在阿 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里陈列的伦勃朗作品《夜巡》前接头，但这次接头最终流产了。 虽然我方折损一员，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一位负责官员却因与赖兴堡关系密切而下台。 从我方角度看，这也算是搞臭西德谍报机构活动中的一次意外收获。 五、六十年代期间，中央情报局也有一整套的心理战方案。它与诸如自由欧洲 广播电台和美占区广播电台这样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是尽人皆知。冷战时期，西方 为了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采用了种种手段，其中最有成效的要数这两家 电台。它们根据持不同政见团体和因意识形态不合逃离卫星国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 供的情况，出色地开展了针对我方的反宣传。不仅如此，每当东欧集团内显出动荡 的苗头时，它们会闻风而动，及时详细地报道事态的发展。反对我们的人据此可以 迅速对局势做出反应。而共产党国家的新闻机构却要么遮遮掩掩，不予报道，要么 轻描淡写。 40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对这一行相当熟悉。现在这方 面的经验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这个电台是仿效加来士兵广播电台建立的，播音的内 容是呼吁德国听众起来推翻希特勒。加来士兵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在德尔默的主持 下办得有声有色。德尔默的方针是报道尽可能属实，但在报道真实事件的同时掺入 一些假消息，夸大德国军队、纳粹党及准军事的冲锋队内反希特勒团体的力量。广 播员使用的语言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语言，甚至包括纳粹分子挂在口头上的陈词滥 调和平时开的玩笑。而莫斯科国家广播电台的播音内容全是照本宣科地宣读官方那 一套，枯燥无味。我们通过战俘和截获的德军士兵信件得知，广播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动摇了德军官兵对纳粹头子和战争的信心。 我们决定仿照德尔默的风格改造德国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方式，并设法给人造 成一种错觉，电台设在德国本土而不是莫斯科。为此编造了电台与德国地下抵抗组 织来往的种种神话。我们还参照德尔默的做法，报道内容有真有假。经过反复摸索， 终于找到了真假消息所占的最佳比例。我觉得我方广播电台的播音效果后来一点不 亚于战时的美英两家广播电台。 情报局第10处的工作方法与此十分相似。我们四处物色合适的西德记者，不过 一般尽量不去沾派驻东柏林的外国记者的边儿。这些人多半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注 意对象。我们把物色的重点放在自由职业记者身上。他们不大在乎跟什么人打交道。 只要有文章可做，谁给他们文件都照收不误。 甚至连《明星》杂志社性情古怪的海德曼也跟我们有来往。80年代他伪造了希 特勒的日记。当时我们对此毫不知情。刚认识他那会儿，只知道他对寻找传说中的 纳粹埋藏的财宝一事感兴趣。据说随着盟国军队逼近柏林，德国人在覆亡前夕把这 笔财宝装上飞机运到国外。海德曼确信亲纳粹分子将这笔财富埋在德捷边境的某个 地方。他与东德国家安全部秘密达成了一笔错综复杂的交易，获准在靠近德捷边境 的地区进行挖掘。忙活了半天，最后连财宝的影儿也没见着。不过他却借和东德关 系不一般出了名。日后，他利用这层关系突然抛出所谓丢失已久的希特勒日记，声 称是在莫斯科找到的。这场骗局最终被人戳穿。西德的一些大出版社和著名历史学 家因为上当受骗而名誉扫地。 虽然我们情报局与这场骗局无关，以假充真却是10处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不管 我们的目标是西德政府，还是大公司企业、出版商或政党，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 的：动摇公众对这些新成立的未曾检验过的机构的信心，从而对整个西德政治秩序 产生怀疑。10处的头头们情不自禁地受到德国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那句名言的影 响：一条谎言要想显得真实并披上真理的光环，需要七条谎言的烘托。” 尽管如此，我仍坚持新闻报道尽可能属实这一方针，尤其是现实生活中有大量 的素材可供10处使用。我们揭露了西德众多的重要政治家与法官曾与纳粹勾结的历 史，其中包括西德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曾在戈塔尔宣传部里干过的西德总理库 尔特·基辛格、巴登一符腾堡州的总理汉斯·菲尔宾格。菲尔宾格在纳粹时期任审 判长时，曾将士兵和其他许多人判处死刑。 搞奥西德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谍报官员首先对窃听到的西德政府部长之 间或银行总裁之间的谈话内容进行分析，看看在诸如武器出口或党派斗争等敏感问 题上是否有对公众隐瞒的地方。一旦发现有不可告人之处，即将搜集到的有关材料 整理成厚厚的卷宗，然后通过潜伏在西德或西柏林的间谍透露给那些会对此刨根问 底的记者。我们力图造成窃听电话源于西德的印象。据我们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局 在西德的窃听活动十分猖撅。这类被隐瞒的真相一旦曝光后，涉及到的人往往狼狈 不堪，根本无力招架我们编造的其他更为不利的指控。 可惜专业性极强的这一行到了后来失去了控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谍报官员能 将西德数百个不同机构的公文特点模仿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为此十分得意，常常利 用自己的专长干出一些蠢事。为了不给这些想象力丰富的人泼冷水，我对他们的行 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按谍报这一行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出了 格。例如，1977年被红色旅绑架的德国工业家汉斯·施莱尔遇害后，10处编造了施 莱尔向红色旅交待内容的记录。不无讽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后，编造出 这份供词的布雷默是最早向新闻媒体出卖他所掌握的秘密的人之一。 我的一些同事干起这种事来劲头十足，满脑子的点子。我内心深处觉得靠这种 办法并不能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屈膝投降。我认为宣传战的主要用途在于搞臭一些顽 固敌视东德的死硬分子。他们对政策和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在这场斗争中，报 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施普林格的帝国包括发行量极大的《图片报》 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报》。他本人强烈反对给予东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认。 直到80年代中，他拥有的报纸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词的德语字母缩写DDR上打上 引号。施普林格借自己的报纸大肆攻击承认德国分治现状、促进实现两德之间商业 正常化的各项条约。我国领导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以及伴随这种承认而来的 贸易和外交上的往来，为此指示我们谍报机构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击西德敌对分 子。 西德发行量极大的杂志《快捷》周刊和施普林格的报纸持同一腔调。不过这回 我们极为走运。《快捷》的总编是冯·努许斯，就是当年我们设下假妓院圈套套住 的记者介绍给我们的他的同事。50年代期间，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波恩 政治内幕的宝贵情报。60年代中，他逐渐停止为我们工作。努许斯愚蠢地以为这段 历史从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为敌国谍报机构做过事的精明的 西德人觉得谁也奈何不了他们。任何人只要与一个谍报机构沾上边，就甭想让它再 忘掉你。它可以出于自己的需要随时抖出这段历史，直到你进棺材那一天为止。） 外国情报局一向为效命于东德的告密者严守秘密。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 向外界透露这家恶毒攻击与东德签署的各项条约的杂志的总编本人就曾多年拿着东 德的钱为东德做事。我们准备借调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这一消息。 博斯在波恩认识不少要人，访问东德期间死于一次车祸。他的确与东德的谍报机构 有些来往。这次来东德还拜访了一些谍报官员。开车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面湿滑， 汽车失控而丧生。事故发生后，马上谣言四起，对这个与东德和西德有着神秘往来 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测纷纷。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中的一位助 手维南德。其实博斯不过是死于意外的车祸。我们急于尽快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 是，倘若人们怀疑他死因不明，我们在西德的人以后就不敢再来东德寻求指示或递 送情报。为此，我们特别邀请《明星》画刊派一人前来调查这次车祸，并允许他参 与尸体解剖并参阅其全部有关资料。 我们利用《明星》画刊这位记者的东德之行略施小计，引起了他对努许斯的兴 趣。做到这一点没费什么力气。一般持温和观点的《明星》画刊是《快捷》周刊的 主要竞争对手。《明星》画刊果然不负我们所望，将此事曝光。努许斯被《快捷》 解职。但《快捷》周刊指责《明星》画刊的报道不属实，与《明星》画刊打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官司。法院历时数载才做出了《明星》画刊胜诉的判决。这件事表明， 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源于云诡波诡的谍报世界的争端有多么不易。 在德国，一个人的经历有时会有最稀奇古怪的结局。东德垮台后，国家安全部 档案中有关努许斯背叛行为的详细材料公布于世。不久后的一天，我翻开一份报纸， 一篇署名为努许斯的文章豁然跃入眼帘。此人一向善于见风使舵。如今又摇身一变， 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和外国情报局方面的专家。 世界上任何一位谍报首脑都晓得，散布“假情报”的部门一旦运作起来就再也 收不住，正所谓请菩萨容易送菩萨难。这些部门里的专家没有知足的时候，总想尝 试更大胆的设想，编出更离奇的新闻。直至今日，我对主管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处 干的一件事仍感到无比内疚。该处并不归我管。在这件事上，参与此事的人受了莫 斯科的怂恿。80年代初，由于担心东德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人会受到西德新纳粹分子 的影响，该处模仿新纳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里的风格编写了挑衅性的宣传纳粹 主义的材料，并将这些传单和小册子邮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对此信以 为真，再度陷入对纳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联邦议会还就新纳粹分子一事进行了 辩论。我觉得这场让人倒胃口的闹剧极其危险。想出这个主意的某些苏联人为了达 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让我们参与组织新纳粹分子的集会。 苏联阵营内的谍报机构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时刻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必 须找出西方罪恶行径的证据以供我方对敌宣传用。冷战期间双方的宣传战披上了一 层善恶之争的道德外衣，从而掩盖了冷战实则是一场技术和军事竞争的实质。为了 争取铁幕两边的公众，双方拼命把对方说成是魔鬼。如此一来咱己则是替天行道， 而对方却是无恶不作。 这种做法产生的一个最恶劣的后果是，一些谍报官员为了向总部证明他们对敌 人进行了有利的反击，有时竟然弄虚作假。比如，苏联驻外使领馆里的谍报官员为 了向总部表功，有时谎称，他们与某某间谍或耳目接头。其实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 来的。 这种把戏在外国情报局内用不了多久就会露馅。情报局收到间谍和耳目递送的 情报后，立即送交有关人员仔细加以分析。对来自各条渠道的一手情报比较对照时， 这类胡编乱造极易露出马脚。相比之下，反谍报机构人员更容易弄虚作假。米尔克 为了向苏联人和我国领导人表白，肃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西德特务全靠反谍 报机构的努力，不停地给下面的人施加压力。1979年，这种局面终于引发了ASA事件。 有时候，叛逃到西德的东德军人发现那边的生活并不像电视里看到的那样轻松 诱人，于是又跑回东德。这种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方面，考虑到可以把这些人作 为绝好的反面教员，给潜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钟，东德允许他们返回。另一方面，政 府却不再信任这批人。为了得到像样的住房和工作，他们不得不接受严厉的盘问， 证明自己这一次决不会再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用不着懂弗洛伊德的学说即可看出， 这批人此时极易受人摆布。 盘问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谍报机构中征募特务的官员是否曾经找过 他们。如果找过的话，又采取了什么方式对他们进行拉拢的。可惜安全部第9处在苏 尔地区的分处（第9处负责审讯）什么也没问出来。当地谍报官员盘问过的人中，没 几个人见过西德征募特务的官员。即使见过，也不过是一般官员，9处的头子觉得根 本引不起东柏林总部的注意。 一天，两位中级官员汇报说，他们刚盘问过的一名东德叛逃军人供认自己被美 国人收买。这比找到一个只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据这两位官员讲，此人 在收容叛逃的东德人的营地接受了美国人的从事颠覆和破坏行动的训练。多年来， 我们一直宣传西方密谋在东德境内搞破坏。现在这种宣传可算开花结果。此人还交 待说，美国人称每个受过训的东德人为“特殊使命特工”，德语里简称ASA。 这个词本应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首先，它听上去德国味很浓，不像是美国人 用的。说得具体一点，它很像是东德使用的那种没有档次的虚浮文体。返回的叛逃 人员对审讯人员的暗示心领神会，明白他们的交待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 的宽大处理。于是趋之若骛，纷纷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总部的9处以及它在各 地的分处也先后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波罗的海罗斯托克地区的9处人员甚至称一名A SA分子交待了有关一艘神秘的潜艇的情报。 米尔克听说后喜笑颜开。他一直警告说西方国家试图在东德内部兴风作浪，并 主张对东德人民严加监视。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一次米尔克在我陪同下与安德罗 波夫会晤时炫耀说，他掌握了西方计划对东德搞破坏的重要情报，然后将一份有关 美国一艘小型潜艇行踪的绝密文件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他警觉地瞥了我一眼，强调 说，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谍报机构搞到的，与我们外国情报局无关。 谁也没敢问苏联人如何看待这份文件。因为这次会见后不久，东德国防部军事 情报局里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说，马上会爆发一场丑闻。国防部里海洋及战略方面的 专家分析过这份材料后指出，美国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能力把一艘潜艇派 到这名ASA人员声称他见到它的水域。随后，ASA分子交待的供词如多米诺骨牌纷纷 不攻自破。发现这一切纯属虚构的不是反谍报机构内的调查人员，而是大名鼎鼎的 律师福格尔。此事败露前，上面指派他担任不幸的ASA人员的辩护律师（这些叛逃人 员因供认参与了所谓的ASA活动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审判）。福格尔 仔细阅读了这些人的案卷后发现，大部分供词都是9处人员自己加进去的。更有甚者， 9处的高级官员看来根本不相信有ASA这回事。然而面对下面人员的纷纷报喜，又为 了取悦喜欢听到这类供词的反谍报机构总部里的上司，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及时制止 事态的发展，以致后来越演越烈。 米尔克闪电般地将9处处长解职，并指派专人调查此事。他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告 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要奉公守法，始终尊重公民的权利，并呼吁加强对调查人员的 监督。“供词不能取代独立取证，”他吼道。“我们决不能搞宁肯错捕一个，不使 一人漏网那一套。”我们大家听后面面相觑。这话是从米尔克嘴里说出来的吗？不 过他训完话后结尾的几句令我们放下了心。“同志们，敌人就是敌人。对他们决不 能有丝毫怜悯。”至少我们知道米尔克精神没出毛病。 米尔克自己是否认识到ASA闹剧是他向部下施压的结果，我不得而知。9处在苏 尔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均被悄悄撤换。不过应对此案负责的人中没有一个受到惩罚。 显然，部长大人觉得还是不声张为好。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无论东德还是西德政府均面临巨 大压力。原本对抗议活动不感兴趣的公民出于对核冲突的担心，反核情绪日益高涨。 30万人涌到波恩，参加抗议北约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和平示威。西德国内的这类反 核活动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会给北约决策人带来复杂的政治因素。西德的领导人 面对这种政治压力常常十分恼火，转而指责我们煽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操纵和 平运动。 事实上，西德境内的和平示威活动的确得到了东德的资助。与此同时，我们自 己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既要设法支持西欧的和平运动，把它作为反对华盛顿的宣传 武器，又要竭力压制本国的和平团体，把它们的宣传斥为“意识形态上的旁门左道”， 处境颇为尴尬。像在波恩和英国的格里纳姆一康芒举行的那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 动，苏联阵营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过我们意识到，和平运动已在我们各自国 家内生根，构成了对苏联势力的挑战。和平这一主题尤其令东德领导人坐卧不安。 他们一向认为，和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1980年苏联在东德部署SS-20导弹后，当 地东德居民忧心忡忡。对核导弹的共同憎恨开始使长期分割的东西德人民走到一起。 和平课题还使人注意到东德社会中人民更广泛的不满情绪。教会的不少教士成了和 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躲在幕后出谋划策，打着反对核政策的幌子积极引导抗议 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仅如此，和平运动还把一批积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知名 文人学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剥夺了国籍 的东德著名歌手和诗人比尔曼、西德、诺贝尔文学获奖人海因里希·伯尔等。苏联 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局担心，人民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对共产党政权发难。西德 和平运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令我头痛不已。自从1975年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人权 协定后，东欧国家越来越难于拒绝这样的人入境。 作为熟悉西欧政治气候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研究裁军运动对北约国 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探讨东德如何利用西方国家在这一牵动感情 的问题上产生的裂隙。 西德经历了1968年的学潮后，一批与德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国和平 同盟。这并非是我方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与东柏林很乐于 看到左翼积极分子成立这样的团体，然后静观其发展。连我也为这类团体宣传的观 点在社会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惊奇。我在二份给下属的备忘录中写道： 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社会上的这部分人 来说，个人的荣华富贵越来越不重要。关心人类的命运，声援正义事业并追求一种 “同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同感”是指同属于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理 想截然不同的团体。 西德青年价值观的转变给我们发展间谍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 决定不在和平运动内部发展间谍。干谍报这行，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如果人们发 现反核抗议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受了我们的利用，他们就会威信扫地，被追随者和公 众视为苏联的小走卒。有几次我们确实试探过有可能为我们做事的人。如果他们同 意，我们会建议他们今后避免过多地卷人反核运动。这样做还有一个明智的理由： 主张裁军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国反谍报机构的监视，看他们是否与可疑的人有来往。 在这场核威慑理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较量中，公众舆论如何看待莫斯科和华 盛顿的意图至关重要。我们的重点是反击美国人宣传的苏联威胁论。有一个组织在 这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组织名叫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听上去简直自相 矛盾。它不过是和平运动中一个小小的分支。别看它人数寥寥无几，对裁军问题却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成立干1981年，其成员是因对北约的核理论不满而退役的陆 海军将领。他们中包括：出身贵族，在波恩社交界和军界颇有影响的退休西德陆军 少将冯·鲍迪辛公爵；英国的哈博特尔将军；美国海军上将马歇尔·李；法国海军 将领桑吉奈蒂；荷兰的冯·迈恩费尔特将军；意大利的帕斯蒂将军和葡萄牙的戈麦 斯将军。不久，新退休的西德精锐的第12坦克师师长巴斯蒂安将军也加入了他们的 行列。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前线受过伤。战后曾任国防 部顾问。被任命为第12坦克师师长前从上校一步步升至准将和少将。面对西德军队 里旧疾复发的倾向以及周围高级军官逐渐流露出的对纳粹时代的怀旧情绪，巴斯蒂 安将军忧虑万分，坚决反对美国在西德部署核武器。1980年他退役后，一心扑在和 平运动上。私人生活方面，除了多年患病的妻子外，他还新结识了一位女友，叫凯 利。凯利雍容大方，哪怕是最气势汹汹的鹰派人士受她魅力的感染也会耐心倾听她 陈述更温和的政治观点。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智囊和主将是一个叫卡德的人。他曾是西德海军陆战队的 一名军官，后来成为汉堡大学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论述和平问题的多产作家。他 对德国和美国军界和军工界上层人士之间的瓜葛做过认真的研究。国防军工业部门 视他如鲠在喉。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宗旨与欧洲形形色色的争取裁军的组织无甚不同。但呼吁 和平的示威者一向对军人十分崇拜。这9位将军很快发现，他们在和平运动中几乎被 崇为偶像。9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数人身上还留下了伤疤。这使他 们具有一种和平示威运动的年轻领导人所不具备的权威。他们在自己生涯的巅峰时 期还参与制定了核威慑理论下的战略计划，从而说话更有分量。谁也无法指责他们 信口开河。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主要是靠卡德和冯·迈恩费尔特一手筹办起来的。其实卡德 的许多想法和点子源于莫斯科。东德外国情报局还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以及其他 方面的协助。卡德在这一组织内外的朋友和同事一直被蒙在鼓里。倘若知道的话， 一定会大惊失色。 我并没有指示部下渗透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中。我不需要这样做。第10处内特 别工作组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以迂回手段帮助西方任何可能为我所用的 团体。考虑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反北约的立场，加之它在公众中享有的威信以及在 新闻界的知名度，选择它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1980年年底，一名下属向我汇报了他们处的一大收获。他们通过汉堡的一个关 系与卡德接上了头。卡德提出与我们见面。我们外国情报局于是派了两名官员以政 策与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见他。我们偶尔利用这块招牌做掩护。它的好处 在于，一个西德人如果对东德稍有了解或是哪怕多点常识的话，也会猜出他是在与 东德外国情报局打交道。这样可以避免对方因我们公开身份感到尴尬或害怕。我们 隐蔽自己的手法既有暗的，也有明的。不像美国人，好像动不动就亮出自己是中央 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人。 见过几次面后，我的下属给卡德起了个化名，叫超一流。这不意味着已把他当 做一名间谍。按照惯常做法，对我们正在秘密调查的人，均以化名称呼。不过根据 给卡德起的这个化名判断，我的部下认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笔交易。卡德谈到了将 军争取和平运动，表示需要经费公开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影响公众舆论。经过协商后 我批准每年资助他们一笔钱款。 这笔钱直接付给卡德。虽然数额有限，但由于该组织人数很少，也算得上是一 笔可观的补贴，用于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费用。与此同时，卡德还同苏联国家安全 部的外国情报局牵上了线，并根据同克格勃人员商讨的结果起草了宣传要点。这一 文件确立了该组织活动的基本方针。 这并不意味着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成员都知道卡德与外国谍报机构的关系，或 者该组织的所有文件和声明都是受了莫斯科或东德的影响。这批将军的所作所为皆 出于信念。不过他们的确常常采纳卡德提出的观点。以巴斯蒂安1987年在东柏林接 受电台采访时的回答为例： 采访人：你是否认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发言有助于巩固和平的势头？ 巴斯蒂安：是的。我认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建设性。希望西方国 家能够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只不过目标还不够 明确。希望今后再进一步，在本届总统任期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具体的一步： 从欧洲撤出核武器。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经费来源，我无法确知。但与卡德关系 密切，从一开始就参与筹建该组织的迈恩费尔特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东德安全部 插手其间，如果不是知情的话。 自从1992年巴斯蒂安和情妇凯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双双自杀以来，研究人员、 朋友和记者围住我不放，追问巴斯蒂安自杀并杀死他的情妇是否与公开国家安全部 的档案有关。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档案里除了他们访问东德时观察到的一点情况 外，没有别的内容。他俩在绿色运动里的一些盟友怀疑涉及他俩的档案已被销毁。 对此我想指出，1989年＊月至1990年1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报档案被销毁。据我所 知，这批档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间谍或耳目。巴斯蒂安与凯利的档案不属于这一类。 1995年12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终不承认他与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有染。 死后他以一名研究人员和倡导和平人士留名后世，如愿以偿。 毋庸赘言，不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赞助人至关重要。它的感 召力就在于，它既不属于北约阵营，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阵营。卡德最终说服苏 联也派一名将军参加这一组织，使它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本组织内其他与本国政府 和军队拉开距离的将军不同，这位苏联将军只不过是被抽调来扮演和平将军的角色， 因此很不热心。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在国际上出名后，东德各部门纷纷争相邀功。尤其令我们气 忿的是，昂纳克的女婿，能力不强却靠着家庭背景当上党中央主管对外宣传的头头 的法伊斯特告诉东德的这位领导人，成立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是他的主意。 我们试图影响的不只是将军。博姆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反核导弹的示威 活动中经常可以在前排看到他的身影。纳粹时期，他曾是柏林一家工厂的厂长。以 后不知为什么被东德逮捕，判了10年徒刑。也许是因为他同英国谍报机构一直关系 密切的缘故。50年代末，坐了9年牢的博姆被释放出狱，在西柏林定居。每次释放出 狱的人名单都给我们情报局送一份。我决定与他建立联系。以后我俩成了好朋友。 博姆显然属于传统的自由经济学派人士，性格保守，孤傲。靠着同济会宣扬的正义 和平等思想的支撑，他熬过了艰苦的狱中岁月。坐狱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 著述，发现自己的看法与书里的观点十分接近。对我和其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 他十分尊重，但自己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65年，博姆以西柏林地区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联邦议员。此后， 他与当时任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密切合作，在反对冷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负担了他的议会办公室的费用。他向我们提供了自由民主党内的情况以及勃兰 特根据东方政策与波兰和苏联签订的条约详情。这些消息与派驻外国的外交官了解 到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可当时东德在波恩没有外交机构。博姆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 说，赞成勃兰特打开与东德的关系并支持1972年签署的承认两个德国的基本条约。 根舍抛弃社会民主党人，率领他的不左不右的党转而支持科尔时，博姆拒绝跟着转 舵。我们为了不失去自由民主党的这条内线，力劝他跟根舍走。可他不肯放弃原则， 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党。它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成立后不久即宣告 解散。当博姆开始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时，他随即失去了情报价值。我们知道西 德的反谍报机构今后会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不管怎样，博姆当初是靠着我们的资 助才爬到这个显赫的地位。我们相信他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1987年9月2日，他 不幸逝世，享年92岁。 许多人真诚支持过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并在反对核威胁的斗争中受到它的启发。 倘若有人问我是否对利用了这一部分人感到后悔，我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在这件 事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忽然良心发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不是我们发起的。面对 白热化的军备竞赛日益升温，一些军人不无道理地担心军备竞赛会失去控制，于是 成立了这一组织。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向他们提供了部分经费，指导了一下工作。当 时广大公众普遍对军备竞赛感到担忧。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他们采取这一立场完 全是正直的举动。对这些不顾自己周围军官的愤怒以及亲朋好友和家人的反对，坚 持自己观点的人，我仍然怀有深深的敬意。自不待言，80年代初核大战阴云密布的 日子里，我们中间谁也没想到这场军备竞赛的终结不是伴随着核爆炸的一声巨响， 而是苏联解体的啜泣。 隐面人 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白宫草坪 上签署了一项协议后两只手握到了一起，从而在实现中东和平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一步。一年后，这两位领导人在奥斯陆同时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人 们不禁为此欢欣鼓舞。然而在此之前的岁月里，任何人只要与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 沾点边，马上会招惹上同情甚至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恶名。然而两年后，1995年11 月4日，倒在一名以色列恐怖分子枪口之下的却是拉宾。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现在流传一种说法，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支持恐怖主义的 国家之一。我本人及我从事的工作在席卷而来的批评浪潮中备受指摘，美国人的言 辞尤为激烈。当年他们自己曾长期扶持残暴的独裁政权，公开或秘密地颠覆合法政 府，从推翻伊朗的摩萨台、委地马拉的古斯曼和智利的阿连德，到支持尼加拉瓜的 索摩查家族独裁政权以及世界各地许多类似的政权。如今他们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好像忘得一干二净。 无论是西方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结成这些不甚光彩的联盟皆出于冷战的需要。 公诸于世的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无疑表明，外国情报局隶属的国家安全部曾与巴解这 样的组织合作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支持了一些出于政治目的搞恐怖活动的团体。 由于我是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我对东德政府与恐怖 分子之间的所有来往一清二楚。我也确实知道东德与西方视为恐怖组织的不少团体 眉来眼去，但正如下面要解释的那样，我并不了解重要的运作细节。我主要负责谍 报工作，即搜集情报，最好是机密情报。这属于谍报活动，不是恐怖主义。我个人 从未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的谋划或实施。 一国谍报首脑对本国与国外组织的关系茫然无知似乎解释不通。为了说明这一 点就不能不谈谈另外两个问题。第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如何与冷战纠缠到 一起。第二，国家安全部内山头林立的现象如何导致各部门之间钩心斗角，处处设 防。 我的解释不是为过去的行为辩护。我想说明，我这样做的目的也不是为我本人 开脱责任。不可否认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谋报机构向它视为合法的组织提 供了技术和资金上的帮助，其中的一些组织参与了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东德 还庇护了逃离西德的恐怖主义分子。这方面的工作属于其他部门，不归我管。他们 于他们的，我于我的。再说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也不希望我卷进来，这样我可以 埋头于从国外搜集秘密情报的工作。今天看来，这未尝不是一桩幸事。 若论责任，敌我双方都有一份，各自也不无内疚。西方国家打着与共产主义作 斗争的旗帜同样干了不少坏事。这场地缘政治的争夺落下帷幕后，越南、中美洲和 非洲的一些国家已是百孔千疮。有些地方的较量就是如此的惨烈。但我要强调指出， 不管西方于了些什么，决不应成为为我们自己的不法行为辩解的借口。虽然我没有 教唆过恐怖主义分子，但我们的确培训过一些人。其中有的人日后滥用了我们教给 他们的技能。 此话出自一个东德人之日听上去似乎显得颇为虚伪。大赦国际组织的报告经常 批评东德虐待被监禁的政治犯。我不想说我国国内的审讯和拘审程序无可指摘。我 当时也没有积极呼吁过改善这些犯人的恶劣处境。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一个因 采取了过火的国家安全政策压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政权，与一个动辄采用酷刑惩罚 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在第三世界，过火行为常常演变为野蛮行径。 我们和西方都曾有意无意地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是否清楚，我方提供的帮助 也许会被滥用？当然清楚。但我认为昂纳克，甚至米尔克从未有意地认可针对平民 的恐怖暴力活动。身为外国情报局局长，对以上行为我是有责任的，但却没有犯罪。 我希望读者能够从道义上做出这样的区分，这样才有助于对过去的极端行为有一个 全面正确的认识。 近几年来，关于“罪责”与“责任”定义的辩论日趋白热化。从历史的角度看 待这个问题，只有少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下犯下的暴行有罪，而所有心甘情愿生活 在纳粹政权下的德国人对这类暴行都负有责任。做出这一区分并不只具有学术上的 意义。罪行属于法律范畴，而责任则属良知范围。就法律而言，西德的一批检察官 查阅了全部公开的档案后，仍无法找到任何表明我曾参与暴力活动的线索，更不用 说证据了。我还先后三次以诽谤罪起诉了几家称我知道国家安全部庇护西德恐怖分 子的报社，它们的报道完全是捏造。更有甚者，美国国务院拒绝给我发访问签证， 理由是我曾与恐怖分子有来往。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值得一提 的是，1990年中央情报局请我去美国时丝毫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不过时隔6年后国务 院拒绝发给我签证时恐怕并不知道有这回事）。 以上所举事例表明，即使是一国政府内的不同部门，哪怕像处理外交与外国谍 报工作这样关系密切的部门，也不一定了解各自在干些什么。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 的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是华盛顿特区雾谷的国务院也好，抑或位于曾是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首都东柏林的外国情报局也好，都不例外。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讲述给 读者，由他们去判断我是否有罪。至于我本人，我承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不承 认有罪。 我们是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卷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受此背景影响，我们 对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解放组织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切， 颇有在所难免之感。但当时并没有看出这种必然性。事情还得从非洲说起。那时东 德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刚走完了一半路程。1964年1月18日，东非海岸只辖两个岛屿的 弹丸之国桑给巴尔共和国宣布独立。这算不上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当时，宣布 独立的非洲殖民地如雨后春笋。除了收集稀少邮票的人外，桑给巴尔没有引起多少 人的注意。 然而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桑给巴尔宣布给予东德 外交上的承认，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外第一个不理睬哈尔斯坦主义的国家。根据哈尔 斯坦主义，西德迫使除苏联外的所有国家在承认西德或是东德之间做出选择（西德 不把莫斯科包括在内是为了强调它的观点：我们仅仅是莫斯科的傀儡。只有苏联人 才有权同时与两个德国保持关系）。桑给巴尔选择了我们。我们并没有选择桑给巴 尔。很有可能桑给巴尔的总统卡鲁姆受了本国青年组织内某些在东德留过学的成员 的怂恿才决定正式承认东德。对这一选择的外交含义，他未必清楚。 一个非洲国家承认我们除了具有广泛的外交意义外，还给谍报工作带来了新机。 也许卡鲁姆总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桑给巴尔正式通知我们这一决定的同时 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请求我们给予经济和安全上的援助，尤其是在搜集国内情 报和边防方面。显然我们在以上领域的名声已名扬四海。不过为此而扬名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 米尔克对桑给巴尔的承认喜出望外，开始物色一名人选，担任桑给巴尔新成立 的谍报机构的顾问。最后挑中了马克特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纳粹的布 痕瓦尔德集中营坐过牢，战后成为一名高级警官。此时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地区首 脑。鉴于当时东德与其他非洲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米尔克和我决定派一个熟悉外交 事务的人与马克特同行。我灵机一动，提议派我去。 对一国谍报机构的首脑来说，穿过与北约关系密切的国家，去一个真实意图尚 不清楚的地方是个极为大胆的念头。米尔克犹豫片刻后终于答应了，但喋喋不休地 反复强调需要绝对保密，并嘱咐我不得跟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我的副手。他还亲 自负责安排我的保卫工作，甚至还审定一项紧急营救方案，以防我这次误人圈套。 我和马克特各携数本姓名不同的东德和西德的假护照。护照上的年龄也做了改动。 更有趣的是，我俩还被送到一位化妆师那里，为我们做了假面模。米尔克坚持要我 们一路上戴着它。不用说，我们的假面模与伪造护照上的照片是吻合的。护照上我 们的身份是成人教育专家。 1964年2月，我们启程前往桑给巴尔。第一站是开罗。马克特和此次出访的货真 价实的东德外交代表团团长坐头等舱。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冒小小的一等秘书龟 缩在经济舱。飞往开罗途中，因遇到沙暴，不得不改在雅典降落。米尔克担心我会 在北约国家境内被捕看来不无道理。马克特和我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旅馆过夜。大家 当时颇为紧张。我们心里清楚，在一个北约国家，靠一本东德护照得不到任何保护。 第二天早上，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用胶水把假胡子粘在脸上，看上去多少也与护照 上的照片沾点边儿。 此后，我们又先后在开罗、亚的斯亚贝巴和摩加迪沙做长时间的逗留，最后终 于到了内罗毕。肯尼亚当局没收了我们的护照，拒绝让我们换乘飞机前往目的地。 我们猜测离开开罗后的一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这个团。因为在开罗时，我们为 了得到东非联盟（包括桑给巴尔、坦噶尼咯、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签证，必须向当 地英国官员填表申请。在机场等待期间，我们全团人员神经高度紧张。多亏肯尼亚 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奥金加·奥廷加救了我们的驾，免于再次受到详细 盘查。奥廷加的儿子正在东德留学。他在我们一行人的名单中认出了熟悉的东德副 外长基塞韦特的名字，于是下令给我们全团放行。抵达桑给巴尔时，政府官员倾巢 到机场迎接。仪仗队仍然身着大英帝国时的军服。一支警察乐队奏起《维也纳圆舞 曲》。主人事先曾要我们给他们带一份东德国歌的五线谱。可他们学会演奏之前， 我们只能将就着用施特劳斯。这下可苦了我国这位副外长。他不得不合着轻快的 《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检阅仪仗队。 身为东德人，来到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桑给巴尔实在是令人愉快的事。每逢该国 重大节日，如专门为我们而设的“五一”劳动节，人们马上认出我们是东德人，把 我们簇拥到人群中间。他们对政府的宣传笃信不疑，对我们抱有莫大的期望。人群 中领唱的歌手自编歌词，歌颂美丽而又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显然，当地人民 把东德想象成童话故事里的富饶之乡。 尽管人民群众对我们载歌载舞，我们在桑给巴尔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 曾想建立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但毫无结果。常常是开会时间到了会场后，才发现 原来的人已被解职，换上的新人一点不了解情况。不过刚到桑给巴尔那会儿，这些 小小的不便都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熬的是热带国家的漫漫长夜。桑给巴尔政府为 我们修建了典雅的别墅。周围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 墓地。为了消磨晚上的时光，我们常常出去散步，沿着球场和墓地一直走到市区外。 那里是当地人住的泥瓦小屋。太阳快落山时，男人们坐在自家门前抽着烟聊天，妇 女却在地里忙着农活。 最初我们与后来任桑给巴尔谍报首脑的马孔古的关系很别扭。我们需要他坦诚 地介绍一下本国的实际需要。可总统指示他与我们交往时严守秘密，同时尽量摸清 我们的底细。马孔古保密竟保到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告诉我们的地步。他经常用 斯瓦希里语在笔记本上神秘地涂涂写写。一次我从他遗失的一页纸上才得知他的名 字。纸上写的是取消一场预定的会议。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工作艰巨而又秘密。 辛巴。”我问厨师辛巴是谁，结果不仅问出了他的真实姓名，还了解到他过去的部 分经历。厨师告诉我，殖民时代马孔古曾在当地英国警察局里的特警队干过。 在东德，执政党的所有党员均团结在党的既定方针下。如今置身于一个政府成 员政见不一、利益各异的国家，感到十分陌生。有些官员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虔 诚的穆斯林对他们和我们这些东德人显然疑心重重。然而无论哪一派，跟我们伸手 要东西时毫不羞涩。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马上对我们横加指责。他们常常忧伤地 带我们去看英国人遗留下的破裂的船只，陈旧的电台和磨损了的电话线，期待我们 帮他们重建全国的基础设施。 桑给巴尔的领导人分为几派。一派以卡鲁姆总统为首。他以前是海员工会领导 人，讲起话来活像一名英国工会会员。另外两派的首领分别是他的两位副总统汉加 和恩巴布。曾留学苏联的汉加狂热地支持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恩巴布则是中国模 式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恩巴布为了显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每逢国宴必要放国际 歌。唱片虽已磨损，音量丝毫不减。桑给巴尔之所以选中东德作为它的主要伙伴， 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政府成员意识形态五花八门上。没过多久，我就摸清了底细。请 我们来原来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上的考虑。鉴于东非联盟国家经济上依赖与英 国的传统贸易和金融往来，与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公开交往都是不明 智的。而东德经济上相当发达，完全有能力提供谍报方面的咨询及基本器材。与此 同时，它在国际上又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不至于惹恼其他的财东。 我们来后没几个月，岛上开始盛传桑给巴尔将与坦噶尼喀组成联邦。我们对此 深表关注。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与伦敦关系密切。如果两国真的结成联邦，估计 英国政府会向桑给巴尔施加压力，迫使它中止与我们的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本 来是被请来做谍报顾问的，可东道国的谍报官员一个个却对我们守口如瓶。 1964年4月24日，我们获悉两国确实要合并。新成立的国家起名为坦桑尼亚。就 在前一天，政府官员还向我信誓旦旦地发誓没有这回事。我于是飞到较小的奔巴岛， 视察当地新建的谍报机构。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与一群新招收的谍报学员在落日的 余辉下围坐在一起，回答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气恼 地中断了这次访问，飞回主岛。一艘东德货船为了把我接回推迟了启航时间。辛辛 苦苦干了3个月后，我不甘就这样悄然离去。我想弄个明白，桑给巴尔到底会不会背 叛我们。此外，这还牵涉到我们在桑给巴尔的经济利益。我们为该国的边防部队建 立了一支小小的船队，并派船员和机械师去东德接受培训。结果证明我们的担心是 不必要的。两国合并后，桑给巴尔的确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政府部门大楼里，悬 挂的尼雷尔画像总是比卡鲁姆的画像低那么一点。 当时我们是诚心诚意帮助桑给巴尔，不像后来与第三世界打交道时那样掺杂了 私心杂念。我们坚信，援助桑给巴尔可以为非洲人民的自由做出贡献，使他们过上 更美好的生活。不过坦率地说，能够在英国和西德谍报机构一直把持的世界这一地 区开展工作，我们这些东德谍报人员感到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们长途跋涉后， 来到美国在桑给巴尔建的一个卫星地面跟踪站。地面站外面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士 兵，肩扛一杆大枪。我们走近他想自我介绍一下，他摘下枪对准了我们。不过最后 还是放我们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居然又钻进一个美国人 修建的卫星地面站里！ 当时我们十分天真，对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后果缺乏清楚的认识。东德派来 的训练有素的联络官和专家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积累的谍报工作经 验传授给了桑给巴尔。在我国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桑给巴尔的谍报机构迅速膨胀到 可笑的地步。按人口比例计算，它很快超过了东德谍报机构的规模，而且还在不断 地扩大。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卡鲁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狡猾，善于挑动大国互相 争斗。1965年，中国人大批涌入桑给巴尔。我们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侵蚀。尤其令人 气愤的是，我们应桑给巴尔政府的请求刚刚给他们搞到一批拖网船，一个携带农具 的中国代表团即抵达该国。这批援助为此黯然失色。更让人难堪的是，后来发现这 批拖网船不适于在当地的水域作业。 中国人精明透顶，很快就站住了脚。不出几周，公共场所的乌布利希画像要么 被摘走，要么在其旁边更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更大的毛泽东画像。莫斯科对这种象征 性的做法极为重视，要求我们上报一共挂了多少幅毛泽东画像，都在什么地方。我 们于是开始了这项毫无意义的统计。 记得离开桑给巴尔前还和一个美国人有过一面之交。当地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 木薯。每到收获季节，岛上的外国人都受到邀请，参加收获木薯的劳动。到了地头， 先是乐队奏乐，士兵跳舞表示欢迎。随后开始收割，一直干到腰酸背疼为止。我旁 边是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一个个头不高，目光警觉，精力充沛的人。当地人把我 俩带到一边，尽可能婉转地解释说，我们错把纤小细嫩的木薯当成了杂草，将其连 根拔出后扔进了垃圾堆里。我好奇地想，这位叫卡卢奇的美国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许 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后来一直做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尽管我们帮助桑给巴尔纯粹出于公心，扩大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活动的基本动机 并没有因此消失，即继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到了19 69年时，访问东德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叙利亚和 埃及不顾哈尔斯坦主义，打开了与东德的关系。苏丹、南北也门、刚果（布）、柬 埔寨和罗得西亚解放运动紧随其后。接待一次埃及内政部长意味着要按照米尔克的 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两遍。国家安全部大楼的院子里还要排列好仪仗队和青 年合唱团。我开始感到这种关系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不管访问奇乡异国多么富于刺 激。米尔克和我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我们在欧洲谍报战中的优势，而参加这些送往迎 来的活动占用了我们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今一些中级官员 却被派往人地两生，政局不稳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工作。烦恼归烦恼，发展这方面 的关系乃是我国领导人的旨意，不是我能决定的。对此谍报机构只有贯彻执行。 有一段时间我们尤其重视与埃及的关系。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纳赛尔总 统通过他的内政部长戈马将军表示，他希望与我们交换情报。我的副手访问了开罗， 受到隆重的接待。原来纳赛尔想请我们帮助查出隐藏在埃及政府和军队中的以色列 特务。他认为这是埃及战败的原因。 我们告诉纳赛尔，东德在以色列没有间谍。他听后大失所望。可我们说的是实 话。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东德始终未能渗透到以色列的谍报机构里。在 莫斯科的督促下，早期我们曾试图从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发展我们的人，但一直 没有得手。我们所需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大致上可以通过美国和西德的渠道以及 后来巴解组织谍报机构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担心会陷到中东里面，无法自拔。可苏联人与以色列这个敌人较上了劲 儿。我决不会仅仅为了帮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出口气而花费气力去搜集情报。在 我眼里，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我看到渗透活动事倍功半时，马上停止了 在以色列发展间谍的活动。 再说有迹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换情报时藏了一手。我们表示希望了解北约国 家在中东地区的谍报活动。埃及谍报首脑穆罕巴拉为此接见了我们。此公为人狡黠， 首次会面时用的是假名。我们知道他跟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 一手，以免他把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告诉美国人。为了增加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埃及 谍报官员领我的代表参观了一家制造火箭的秘密工厂。这是一家奥地利企业在前德 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一位同事皮尔茨的帮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认为工厂里有人 搞破坏，想请我01协助侦破此案。我不想让人觉得我of情报局好像是一个谍报方面 的咨询机构，哪个国家出钱雇我们，就替它解决国内问题。因此回绝了埃及人。 我认为，在海外开展谍报工作必须要找与我们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赞成与那些 和苏联及东欧不是一条心的国家做临时性的交易。时隔不久，我们看出与埃及的合 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结束了这种关系，但与戈马本人和他主管的内政部仍有来 往。1970年纳赛尔死后，新上台的萨达特指责戈马是叛徒。我们情报局在开罗的成 员减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内任联络官员。他主要负责大使馆内和馆 员的安全保卫工作。搜集有关美国、西德和其他北约国家谍报人员在埃及活动的任 务落到了合法驻外人员的身上，即一国驻外使馆内伪装成外交官的谍报人员。我们 在开罗的人将情报送回国内情报局主管中东事务的第3科，然后再上转负责第三世界 事务的第3处处长，由他交给我的副手耶尼克将军。耶尼克只向我汇报他认为确实重 要的内容。我们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也是一样，先把情报报回主管 美国的第2处，然后再转给第11处处长，由他交给耶尼克。 1969年5月，距纳赛尔去世前几个月，一批进步的军官在苏丹军事学院院长尼迈 里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我们置桑给巴尔的教训于不顾，觉得苏丹是个很有希望的 国家，有可能成为我们打入中东的一个瓶子。夺取政权的苏丹革命指挥部渴望建立 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并请东德提供谍报及经济上的援助。 我对苏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该国北部人民有着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传统。 苏丹人不信任埃及，因为它曾长期扮演英国在这一地区代理人的角色。苏丹北部的 穆斯林与南部地区信奉泛灵论的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国家陷入混乱。从刚果、扎伊 尔和埃塞俄比亚涌人的难民进一步加深了苏丹的贫困。由于位于战略要地，苏丹吸 引了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及雇佣军。这些人为所欲为，常常和自己一方也不是一条 心。 苏丹革命后不久，我访问了该国。显然，我见到的这些青年军官对他们现在需 要捍卫的社会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参加革命出于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国 家独立，战友之情或是换一种名义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一位军官不无自豪地告 诉我，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因为每个星期五他向穷人提供免费餐。我与尼迈里的 会晤不带个人色彩，只涉及公务。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只见他从吉普车 上一跃而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讲演期间，尼迈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 的呼喊声打断，中间夹杂着事先安排好的捧场喝彩。随后他跳上吉普车，一溜烟地 开走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和内政部兼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哈马达拉更熟。 苏丹的警察和谍报人员大多是英国或埃及人统治期间训练出来的，一副英国人的派 头。进出房间时，他们会在拳头和肘弯处夹一根短棒，转身时迈正步走。 我第一次见哈马达拉是在他家的花园。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肤泛着光亮，显 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抚摸着牧羊犬，一手招呼我进来。我与他促膝交谈。哈马达拉 冷静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坚强、不 偏不倚的安全部队的重重困难。除我俩外，桌子旁还坐着一个身材略矮，身穿卡其 布军服的男人。见面时哈马达拉只是简短地介绍了他一下。他的名宇听上去像阿拉 伯人。以后东德开始与南也门打交道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尔， 是南也门安全部门的首脑，以后任外交部长。后来因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在狱中被 毒死。 哈马达拉是少数几位与我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的非洲政治家之一。 他去东柏林看过我几次，对自己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之间 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苏丹革命前他从未去过社会主义国家，但对非 洲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有着令人惊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担心尼迈里会解散革 命委员会，投靠西方。“在这件事上你们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 他阴郁地说。 哈马达拉的预测很快成真。1970年，尼迈里掉转航向，将哈马达拉和其他左派 人士逐出革命委员会。第二年，左派人士发动政变未遂后，尼迈里将政府内所有社 会主义者悉数逐出。当时哈马达拉正在伦敦。他不顾我们的劝告，决定飞回祖国， 重整旗鼓与尼迈里斗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飞机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 迫降在利比亚。卡扎菲马上将哈马达拉和一名随从引渡给苏丹。哈马达拉被判处死 刑。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临刑前，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与卫兵平静地交谈。 一小时后即被处决。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又一位朋友在正义的斗争中献出了生 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认为，哈马达拉的牺牲使苏丹失去了它的最优秀的儿子之 一。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国人。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我 们无法继续作为谍报顾问在苏丹工作下去。1971年，我们撤回东德，再也没有返回 苏丹。 撤出苏丹前不久，我还和本世纪最臭名昭著的雇佣军头子之一的斯坦纳打了一 次交道（和我们贿赂过的西德联邦议员斯坦纳不是一个人）。斯坦纳1933年出生于 慕尼黑，是个地道的雇佣军头子。他干这一行始于法国外籍军团。在越南争取独立 的战争中，他所在的特种部队曾与胡志明的部队交过手。1954年法国战败后，他又 跑到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1962年，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国，赢得了 独立。斯坦纳首次独自涉足雇佣战争是在尼日利亚。1967年，由于不同石油利益集 团的冲突，尼日利亚爆发内战。该国盛产石油的地区打出比夫拉的旗号，宣布实行 自治。斯坦纳训练了比夫拉的突击队员，从此与欧洲、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谍报 机构搭上了线。在斯坦纳的协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西德 和其他国家的军火商向这一地区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 眼镜蛇式和罗兰式导弹。斯坦纳本人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部队，打着画有骷髅和交 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险尝试失败后，斯坦纳又投入苏丹南部叛军的怀抱。这一举动引起 英国谍报机构的注意。英国前驻苏丹武官、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的老板巴纳德和他的 一位同事杜瓦尔向斯坦纳提供了地图和无线电电台等设备。杜瓦尔名义上为西德人 道主义组织工作，实则是英国谍报机构在当地的官员。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斯坦纳靠这条线与中央情报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报局 想借他之手推翻尼迈里政权。斯坦纳通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个邮政信箱向美国 驻乌干达大使馆内的一名叫普雷斯顿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单。斯坦纳自称是向 南部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非洲协会代表，在这一幌子的掩护下装备训练了一支杀 人不眨眼的游击队，在苏丹南部滥杀平民百姓，并对苏丹军队和警察发动袭击。斯 坦纳将司令部设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还修了一条跑道。朱巴是苏丹南部的重 镇，又是来自乌干达的人员和军火的集散地。当时乌干达政府得到了以色列军事顾 问的帮助。一次当地人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点和舞 蹈者的旋转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个赤裸的身上涂抹了灰炭的老人冲我们跑了过 来，一手持短矛，一手挥舞一条鱼。我前面的几位保镖一跃而起，一个用身体挡住 我，另外两个制服了那个人。事后得知，我躲过了一次反叛分子谋划的暗杀。康拉 德在他所著的小说《黑暗的中心》里描写了非洲世界的扑朔迷离和刺激。这一次总 算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回。 我们在喀土穆与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帮助他们擒拿斯坦 纳。我方谍报人员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内他的确切行踪。此外，乌干达迫于非统组织 的压力不再支持斯坦纳。借助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终于擒住了斯坦纳。 斯坦纳被捕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处决。应苏丹政府的请求，我们答应参与对他 的审讯。我的主要任务是让苏丹人懂得，审讯犯人（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其他人）的 目的是从他口中得到仍在进行的或正在策划中的叛乱活动的情报，不是通过恫吓或 拷打进行报复。可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桑给巴尔也好，其他与我们多年保持密 切关系的国家也好，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无一例外地滥用了我们传 授给他们的技能。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做法强调孤立敌人，对之晓以利害， 而不是严刑拷打或恐吓。可是真正做起来时，这些国家的审讯人员很少有不出格的。 传授审讯方面的技巧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派往桑给巴尔的东德专家中没 有一名审讯方面的专家。我们试图让桑给巴尔人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证据支持的 口供没有法律价值。靠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没有丝毫价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 保卫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东德的审讯人员均受过专门的法律方 面的培训。主管审讯的第9处直属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不清楚他们法律培训的具体内 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证手段要合法的原则。当然，审讯技巧也是培训的部 分内容。他们让一个犯人开口讲话的方法恐怕与西方同行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拷打 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现象，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依赖非法手段逼供的 事西方肯定也干过。一次，苏丹革命委员会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给 巴尔骄傲地告诉我说，总统的一名敌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给自己掘一个墓穴， 然后让卫兵冲天放上几排枪。结果他乖乖地就范。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最为残酷。犯 人常常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肆意处死。这方面的消息令我们触目惊心。和西方国家一 样，我们也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在非洲当权者的眼里，警察和谍报机构不过是他们 在部落、种族和个人恩怨冲突中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了解情况的手段。 在如何对待斯坦纳一事上我向苏丹人耐心解释，像斯坦纳这样死硬的人，只有 他觉得自己会受到公正对待时才会开口说话。他们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让两名民 主德国的审讯员去见他。此前斯坦纳受审时态度一直十分顽固。看到两名德国人来 到他的囚室与他交谈，斯坦纳显然松了口气，虽然这两个人来自信奉社会主义的那 一半德国。他在世界各地曾与共产主义为敌。我觉得对付他的最佳办法是动之以情。 他的妻子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设法从她那里搞到了他们的结婚相册，并安排他的 一些亲戚给他写信。我们的这一姿态缓和了他的抵触情绪。斯坦纳讲述了自己在苏 丹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终我们从他这里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 伪装的组织和谍报机构在苏丹境内编织的这张大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努力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西德和其盟国的谍报机构也没闲着。 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尼迈里最终倒向西方。斯坦纳也获释，到西德定居。 苏丹和斯坦纳的例子说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谍报活动作用十分有限。我们 每卷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都要对战略、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归分析， 我们和西方国家一样，卷入第三世界首先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争夺势力范围， 并试图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红色。久而久之，我们认识到靠提供谍报和军事援助换取 外交承认代价过于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报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员会里主管谍报工 作的官员就已看出，我们原封不动地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收 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后，无论是我们还是受援国都获益不大，完全是得 不偿失。由此换得零零星星几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外交上的承认实在意义不大。 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我们因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的联盟以及在那里 展开的工作不禁有点飘飘然，以为我方在冷战中占了上风。我们觉得，由于自己的 努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将使全球权力平衡向我方倾斜。勃列日 涅夫坚信，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化。他试图在中东阿拉伯 国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项支持激进左派政府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想法与昂纳克的心态不谋而合。1972年与波恩签署的基本条 约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昂纳克于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为止对 我们关闭的国家和地区。对此他显示出孩子般的热忱，并萌生了成为一名国际政治 家的念头。昂纳克竭力使东德参加世界事务的心情不难理解。他这个人缺乏眼光， 但自尊心很强，渴望作为一名改善了东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领袖而名垂青史（直到临 终前，他仍可以一口气说出在他执政期间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卫生间）。他深知， 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永远超不过他的前任、东德首位领导人乌布利希的地位。 东德外交局面打开后，他打算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超过乌市利希的成就。 我们内心很清楚，昂纳克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系列互访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 以访问华盛顿、东京和波恩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但我 们这个小国正是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这句口号绝妙地反映了集 愚蠢透顶和小肚鸡肠为一体的心态：“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门里一些胆大的人把这一口号当做笑话互相传诵。 一方面，昂纳克寻求扩大我们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出于 好胜心理，渴望被苏联人视为东欧集团内最卓有成效和大胆的谍报伙伴。我们是靠 外国谍报工作赢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尔克最初对我们开展的这方面的活动并不热 心。他本人是干反谍报出身，兴趣一直在侦破隐藏在东德内的敌特，不管是真的还 是假想的。与克格勃首脑会晤时，他常夸耀东德的反谍报机构抓获了多少敌特。苏 联人对此不感兴趣，抓多少也不会让他们吃惊。苏联人对我们的器重取决于我们通 过外国谍报活动得到的有关北约国家的情报和我们在非洲，以及后来在中东取得的 成果。 因此，我们从卷入非洲逐渐发展到涉足中东，并与一些靠恐怖活动引起国际社 会注意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南也门日益成为连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桥梁。1969年 南也门革命政权成立后，我们向亚丁派出了一个人数庞大的顾问团。我们与南也门 之间的合作范围超过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经济技术和教育援助 外，还派出了国内国外谍报领域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整个南也门任我们驰骋。当年 东德的谍报人员培训期间都曾先后被派到南也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开玩笑说： “去学学骑骆驼。” 亚丁对我们的到来张开双臂表示欢迎。这与我们在中东其他国家受到的对待大 相径庭。当时南也门正在同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邻国北也门展开一场异常激烈的 谍报战。由于我们来自一个分裂的国家，也在与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场谍报战，亚 丁的领导人坚信，我们是最能理解和帮助他们的伙伴。苏联人为了从这一动荡地区 得到可靠情报并支持它的亚丁盟友，鼓励我们大举卷入。 此外，还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1975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垮台后，信仰马 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上台执政。我们与苏联和古巴一道进入了莫桑比克。 罗得西亚和南非白人政权支持的抵运（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叛乱分子不断对新 政府发动袭击。我们对扭转局势满怀信心。东德为莫桑比克培训大批的谍报人员、 军官和警察。6年中国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1000多名莫桑比克学员。我们主要向他们 传授反谍报、加强边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识。莫桑比克境内的培训由我们情报局 派驻该国的首脑负责。我只去过一次莫桑比克，不过通过下属的汇报对那儿的情况 大致了解。对我们来说，卷入莫桑比克的内战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我们首次面对 严酷现实：由于站在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一边，我们自己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1983年，8名东德农业专家被抵运的叛乱分子杀害。我在此事发生前一年访问莫桑比 克时，形势已经相当险峻。 眼看这场冲突渐渐失去控制，苏联军方与克格勃在应对的策略上争执不休。莫 桑比克政府内的权力斗争因此愈演愈烈。我认识到，我们就加强各方之间的配合提 出的建议再好也白搭。苏联人那头没人爱听。我们于是开始收缩在莫桑比克的活动， 但仍继续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一直到1987年才彻底停止了这类援助。 在安哥拉，我们向该国抵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三个派别之一的人运（安哥拉人 民解放运动）给予了谍报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人运成立于1961年，信奉马克思主义。 军事方面，我们乐于让古巴人在这场政治背景复杂的战争中负责战略的制定。古巴 人刚到那会儿士气还是很高昂的，对卡斯特罗派他们到世界另一个半球打仗感到骄 傲。他们肯动脑子，对游击战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战争始终难见 分晓。安哥拉人民饱受战火，国家遍体鳞伤。中央情报局和得到苏联支持的古巴人 各支持一派极有可能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苏联和古巴谍报机构觉得我们不过是潜在的武器来源而 已。莫斯科的立场是尽量满足埃塞俄比亚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秘密贸易 机构“科科”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还向东德支持的几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介绍了 什么样的西方技术和电子武器最适合非洲严酷的气候。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还通 过“科科”直接为它们搞到了急需的装备。 我们在安哥拉化险为夷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却日益恶化。和苏联人和古 巴人一样，我们没想清楚目标是什么就卷入了这个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两 场战争。一场是同邻国索马里的战争。索马里原是苏联的盟友，1977年转而投靠美 国人。另一场是同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这两场惨烈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 史渊源，远非我们所能影响，更不要说左右了。我们对越来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 血腥争端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个悲剧说明了这种困境。 197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派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和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 部长马尔科夫斯基会埃塞俄比亚，力促交战各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了显示 善意，第一步先争取使厄立特里亚人坐到谈判桌旁。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 两人于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动身前往埃塞俄比亚。 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从的黎波里乘直升飞机前往卡扎菲扎在沙漠上的帐篷去 拜访他，希望说服他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施加自己的影响。飞回的途中，直升飞机 不幸坠毁，两人同时丧生。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和他们很熟。早在戈尔巴乔 夫出现之前，他们就是党内领导人中赞成改革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尤其是兰贝茨， 东德知识分子和许多年轻党员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接昂纳克的班。 由于兰贝茨丧生的地点颇不寻常，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次事故也许是有人暗 做手脚的结果。我也深为关注，亲自审阅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查明，利比 亚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具备夜间飞行的资格，但兰贝茨坚持要他当晚送他俩回的黎波 里。事故看来确实出在这里。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响，我们更不愿意与利比亚建立直接的谍报联系。不过后来 的黎波里请我们帮助搞到军事技术时，我们根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满足了 这一要求。利比亚是这一地区少数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为索求的技术知识或特殊 装备慷慨解囊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和利比亚只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合同： 由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提供保镖的司在东柏林郊外的一个秘密营地训练卡扎菲的私人 卫士。 东柏林为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举行完葬礼后，我的副手和党中央的另一位官 员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试图完成牺牲的同事未竟的事业，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 由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强烈反对，他们此行一无所获。这实际是一个苗头， 预示着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凶多吉少。我们本来是埃塞俄比亚正式请来培训他 们的谍报人员的。可时隔不久，我们说话已没有人听。残暴无比的安全机构内是怎 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为埃塞俄比亚出力更大的苏联人处境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社会主义阵营内惟一似乎能在埃塞俄比亚玩得转的国家就是古巴。随着古巴人 信心日增，经验日丰，他们成了非洲大陆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古巴人懂得非洲人 的心态，对形势有更好的把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莫斯科卷入埃塞俄比亚之初即犯了一个错误：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它在 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错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极端 落后，地形地貌复杂，军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们和古巴人认为，如果达不成政治 解决办法，开展游击战收效会更大。另一点分歧涉及我们卷入的规模。我觉得，集 中力量援助一国，如埃塞俄比亚，比四面撒网效果会更大。其实到头来怎么做都无 关紧要。我们也好，苏联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无论其政 治色彩如何，最终都按自己的治国设想行事。我们纵然有各种打算和手腕，也难以 改变这一点。70年代末，我们减少了卷入的规模。回想起来，我们投入了如此大量 的人力和财力，收效却如此之微，令人不胜啼嘘。 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陷入众多难以取胜，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冲突中不能 自拔。连美国的公众舆论都常常认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在争夺第三世 界的活动中，我们比西方多一点点优势。由于我们这些国家的议会毫无实权，新闻 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干些什么本国人民无从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协助 他们在这个遥远的部落国家搜集情报。这一次我不再退让。我告诉米尔克，我们在 海外已经力不从心。卷入阿富汗的冲突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口回绝莫斯科提出的 任何请求是极不寻常的做法，但这一次我们达到了目的。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避 开这个烂泥塘是多么明智。我们的援助仅限于在阿富汗建了一家医院，并在东柏林 为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与莫斯科在喀布尔的代理人纳吉布拉安排会谈地点。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记得列宁在他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被处死后说过的一 句话：“我们另走一条路。”我们信奉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理论根本不提倡 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在我们眼里，这种行为和扔块砖头砸碎银行的玻璃没什 么两样。也许当时感觉很开心，可第二天银行照旧开门营业。70年代末，国家安全 部和外国情报局与一些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组织搭上了线。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里奇·桑切斯（不无讽刺的是，他用了列宁的 名字），人称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称为红军派（RAF）的西德恐怖主义团体。它的两个 头目分别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人们因此也称它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团伙。我们与 这类组织的关系依具体情况有深有浅。但当时我绝不可能如实把这些关系的深度抖 搂出来。 1969年，我们驻开罗使馆里的谍报官员开始与巴解组织的阿拉法特和更激进的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头目哈巴什秘密接触。当初开始这类接触完全出自对民族解 放运动的同情。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中，只有巴 勒斯坦人民未能实现自己合法的民族权利。不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约旦也剥夺了 他们的家园。由于我们当时在民主德国孤陋寡闻，对阿以冲突的复杂渊源几乎一无 所知。虽然在东德尽人皆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径，可连我这个犹太人对以色列 建国的历史都不清楚。 1972年底，东德正式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昂纳克在东柏 林接待了阿拉法特。这次会见刚结束，我们情报局即收到与巴解组织互通情报的指 示。莫斯科对此欣然支持。当时巴解组织即将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的地位。苏联非 常希望同巴解领导人发展多方面的合作。 然而苏联人和我们热衷发展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因一件事蒙上了阴影。1972年8月 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一个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团体的成员闯入以色 列运动员的住地，当场打死两名试图抵抗的运动员，并将其余9名扣为人质（我们和 全世界各国一样，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当时任西德内政部长的根舍组织了一次 营救，但因计划不周惨遭失败。所有人质连同恐怖分子均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事后 这次营救行动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强烈抨击。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这一事件（即使 是在另一个德国）对我们东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剂。我们认识到，恐怖分子在国外发 泄他们的不满简直太容易了。为此东德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从巴解组织的政治立 场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运动的诸项目标并提出一份政策性文件。我们情报 局也有人参加了这一小组。东德给予巴解组织内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 地位似乎不失为防止我们自己成为这类袭击的目标的妥善做法。我们尤其重视确保 即将在东柏林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安全。 阿拉法特和东德情报局内主管阿拉伯国家的处长在莫斯科举行了进一步会谈。 我们同意帮助巴解组织，条件是它必须结束在欧洲的恐怖活动。阿拉法特一口允诺， 并指定阿布·阿亚德（真名叫沙拉夫）今后负责与我们联系。此后不久，巴解战士 来到国家安全部在东德乡村的秘密营地，接受谍报与反谍报，操作枪支、炸药以及 游击战术方面的训练。通常向民族解放组织提供的培训无外乎这些内容。除我们情 报局外，安全部的另外两个局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一个是HA-2局（负责反谍报）， 一个是主管军事使命和军训的AGM局（国家安全部部长工作组）。 作为提供援助和培训的交换，我们希望得到巴解组织掌握的有关美国谍报机构、 全球战略以及武器方面的情报。我们非常欣赏巴解组织搜集政治情报的能力。阿亚 德夸耀说，美国政府核心部门、北约组织和军火贸易圈内都有他的人。我们对此深 信不疑。巴勒斯坦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散居世界各地，不只限于中东。巴解组织称， 通过这批人，他们在全球结成了一个情报网。我们信以为真，期待能从巴勒斯坦人 那里得到大国首脑会议的详细情况，打开新的消息渠道，了解苏联人一直对我们守 口如瓶的情报。总的来说，我们颇为失望。与巴解组织合作期间得到的惟一有价值 的情报是以色列与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前的幕后活动情况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 不过在巴勒斯坦人的点拨下，我们的确对中东地区政治上的阴晴冷暖和各国之 间的恩恩怨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丰富了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与巴 解组织建立正式的关系还给我们在大马士革和亚丁的谍报人员提供了方便。通过他 们，我们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和西德在这一地区从事的秘密活动及其范围，还有他们 派驻这一地区的谍报官员的身份。这方面的情报非常有用。日后他们在外交官身份 的掩护下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时，休想再瞒过我们的眼睛。巴勒斯坦人还告诉我们 哪些人是西方谍报机构的耳目，我们借此可以弄清谁是哪方的人。 我们能够向巴解组织提供的情报少得可怜。他们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过任何有 关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我们的头号目标仍然是冷战期间 的正面之敌西德。而巴解组织对西德并不感兴趣。不过我们的确给巴勒斯坦人上过 课。主办训练班的部门请我们局的高级官员向来访的巴勒斯坦人讲授了搜集情报及 译码和解码的技术，并介绍了我们在反谍报方面的经验。我们当然猜到这方面的知 识有可能会传到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突击队或培训他们的教官那里。 1982年以色列疯狂围攻贝鲁特期间，我们在当地人数不多的谍报人员发挥了超 常的作用。当时贝鲁特一片火海，有段时间莫斯科与它在当地的大使馆和克格勃人 员完全失去联系。只有东德的谍报人员仍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并可 以见到他们。我们的人扮演了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奉命向莫斯科转达巴解对事态发 展的态度和反应。他们在炮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会见巴勒斯坦的谍报人员，传递信息。 虽然他们对中东地区充斥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情绪早已不陌生，但以色列血洗萨布拉 和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以及大批平民死于战火仍令他们震惊不已。 我们的爱憎已经受到莫斯科亲阿拉伯路线的影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我们这 些人更加同情阿拉伯人。当然，东德国内并不提倡深入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的漫长历史。是否熟悉圣经（这一点在路德后的德国一直受到重视）在社会主义东 德的学校里无足轻重。由于我的犹太血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点 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国家与纳粹德国勾勾搭搭的历史我也有所耳闻。在中东访 问时，骑在骆驼上的人和街头小贩一听到我说德语，就跟在后面喊：“嗨，希特勒！” 每当这时，我心里便会感到阵阵刺痛。 由于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米尔克除了偶尔拿犹太 人开个玩笑外，例从来没有过任何反犹言论），米尔克骨子里并不信任我。此外， 国家安全部内人人守口如瓶的保密风气注定了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深交。我这个 局长能做这么久是因为米尔克知道，我深受克格勃首脑的器重。不用说，这层关系 对他也有用。得罪了克格勃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在米尔克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善 于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行家。至于当年他在柏林街头经历过的那种真刀实枪的阶级斗 争，我却不是干这个的料。一有机会，他就把我排除在外。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 起，他就把特工处负责敌后破坏活动，如破坏输油管及核电站置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而在苏联，这类职能归第一总局，即外国情报局管。我退休后，该处划 归给外国情报局的新局长。 因此，出面与恐怖主义团体打交道的不是外国情报局，而是国家安全部内的第 22局。米尔克手下的4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之一，主管边防部队的内伯将军兼管该局。 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情报局平行的从事反谍报工作的部门，并不归我管。内 伯逐渐接管了军队和警察部队里的反谍报工作，后来还负责国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 义活动。他为人极其和善，手下管着不少豪华宾馆。每次外国谍报机构的代表团来 访时，都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他不是那种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冷血动物，但无疑 是一个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德国统一后，他被指控参与了加腾施莱格尔被处 死一案。加腾施莱格尔先后四五次偷越边境，而且还破坏了几处边境设施。 内伯直接对米尔克负责。他的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反恐怖机构。1979年以前， 该局人数并不多。上面做出决定，扩大与所谓“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的交往后， 该处编制迫于需要迅速膨胀。短短几年里，它的人员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 东德与恐怖团体交往内情的不过20余人。如今已知，与该局打过交道的组织包括爱 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埃塔和豺狼卡洛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活动， 而且也从未见过卡洛斯或是其他扬名海外的恐怖主义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 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化名为罗舍尔的中东问题专家（这里不想用他的真名）。罗舍尔 与巴解组织的官员、谍报机构成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个 人联系。但他同阿布·尼达尔和卡洛斯完全没有来往。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他是通 过巴解组织里的熟人听到的。罗舍尔避开尼达尔和卡洛斯是因为我曾指示过部下不 得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沾边。就我所知，他一直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至于第22 局的关系户，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选择地告诉他的，“热”关系户根本不告诉他。 “热”关系户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险的恐怖分子和团体。第22局里只有极少数 人知道这些关系户。我们局里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方面的活动。 罗舍尔认为得到的情报对我们的谍报工作有价值时，才向我汇报消息的来源。 通常对方会提出要我们提供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报给米尔克， 由他拍板决定。此后就没有我什么事了，因为具体培训由别人负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借阿拉伯国家外交官 身份的掩护进入东德的。这方面的事不归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于政治上的考 虑。我担心它的活动可能会对我们局产生不利的后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第 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盘。世界上任何一国官员对此都会理解。它等于是又一个与我们 平起平坐的从事外国谍报活动的机构。我料到它对我本人及国家都没有好处。日后 果不其然。 天长日久，我们看出巴解组织不过是想利用我们。我们想约束他们活动的愿望 亦成为泡影。我们还担心，站在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一边会招致其他派别的报复，为 此逐渐开始接纳并训练巴勒斯坦各派的战士。最终阿布·尼达尔也包括进来。罗舍 尔通过阿拉法特手下的谍报人员了解到，阿布·尼达尔一派手段残忍。根据他的建 议，我拟定了一项备忘录，反对与尼达尔有任何来往，结果石沉大海。东德的教官 向他讲授了发射苏制火箭的技术。 每当我们想做出友好的姿态，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时，就采取邀请对方来东德度 假或留学的方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顿有一套房子，每次他来探望在当地科技大学上 学的女儿时就住在这里。 1979年，米尔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员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关于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以及他们设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参与谋划对西欧国家采取的暴力活动的企图》。报告列举了我们正在援助的组织所 从事的大量恐怖主义活动，并指出，巴解组织及其盟友正计划利用他们进出东德的 便利，从这里对他国发动恐怖袭击。东德与西柏林近在飓尺的地理位置和进出西柏 林的方便对他们极为有用。日后，前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迈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里透 露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指责我纵容恐怖主义。但他巧妙地省略了报告中最重要的 结论部分。结论告诫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这类活动会带来政治上 的风险并损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米尔克要求起草的这份报告因此非但没有对这类活动表示赞成，反而提出了警 告。 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几位领导并没有讨论过这份报告，也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第 22局的工作或是我们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我偶尔听到过有人发牢骚。 显然，在东德与潜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内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人只是 服从命令，并不去多想教给巴勒斯坦人或南也门人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 人提出异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担心自己惹一身臊。米尔克非常害怕我们与巴勒斯 坦人的关系在外界曝光，尤其担心东德与其他国家举行敏感的首脑会议前夕我们培 训支持巴解组织的消息走漏风声。为此，我们常常临时接到通知，暂停这类训练活 动。同时还恳求伊亚德放弃暴力。这种办法临时用来抵挡一下尚可，但从长远讲不 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东德本土成为开展恐怖活动的基地。然而自从国家安全 部认识了豺狼卡洛斯后，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得到保证。卡洛斯是我们所有客户中最 难对付的一个。1979年，他通过与南也门的关系首次来到东德。他本不是什么了不 起的人物，可善于哗众取宠。西方媒体于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我们情报局根 本管不了他，而且据我所知，连见都没见过他。下面我想讲讲这个卡洛斯，以说明 我们干了件多么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它。 我们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欢东柏林。十之八九是因为同他栖身的其他地方相 比，东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适，夜生活更丰富。他在东柏林的帕拉俾特饭店开了一个 套间。这家饭店是西方游客喜欢下榻的地方。我方保卫人员为此提心吊胆。卡洛斯 出国旅行持一本叙利亚的外交护照。他惯于来东德前一两天才通知我们。实际上国 家安全部后来限制了他来东德的次数。 我和手下的同事对卡洛斯很不感冒。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他属于那种富豪 子弟转而成为恐怖分子的人物，说话咋咋唬唬，做事毫无顾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 常常招惹上麻烦。他在东柏林期间，东德的反谍报人员一直对他的行踪严加监视， 并劝他老老实实呆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可他全当耳旁风，晚上一人跑到酒吧开怀 畅饮，与女人调情，还大模大样地在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所有妓女都向国家安全 部汇报。尽管如此，抛头露面对他仍有风险，我们还怕别人认出他来。 我们巴不得让他尽快离境。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和卡洛斯这样的恐怖分子 打交道最棘手的一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常常颠倒过来。最初卡洛斯对 我们的协助表示感谢。一当他感觉到我们对他来东德不够热心时，马上恼羞成怒。 他开始像威胁敌国那样威胁我们，警告劝阻他来的人说，他要把东德在海外的机构 作为袭击的目标。1982年，他的西德妻子马格达莱娜被法国逮捕后，他要我们协助 她越狱。遭拒绝后，他威胁说要攻击我们驻法国大使馆。结果我们落到不得不加强 驻法使馆防范的可笑地步。 为什么我们会容忍参与恐怖活动的人？亲自与他们打交道的米尔克认为，“在 最紧急关头”也许用得着这批人。他是婉指爆发一场与北约的全面战争。我从来没 有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讲过。他的理论似乎是，我们结交或庇护的恐怖分子，如 红军派，可以成为敌后的一支力量，开展针对西方的破坏活动。倘若有人征求我对 这种鲁莽之见的看法的话，我肯定会表示反对。和平时期我们尚不能约束像卡洛斯 这样的人在东德境内的活动，战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可以靠得住 或是用得上？依我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我觉得米尔克实际上是受了两方面的影 响。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苏联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 症，想在国际上受人重视，为此不惜同巴解或红军派这样的组织搅和在一起。 尽管巴解和其他组织向我们保证不从东德领土上发动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样的 事情还是发生了两起。1983年法国在柏林的领事馆被炸。1986年拉贝勒夜总会又被 炸。这两次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允许恐怖分子偶尔把东柏林作为一个活动基地的必然 结果。米尔克压根儿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然而这些恐怖分子现在根本不服他的管。 国家安全部对这类组织的活动能够稍加限制的一个办法是规定他们能够带进或 带出的物品。’这类组织的成员和所有入境的人一样，在机场要接受安全检查，而 且常常被查出携带或转运武器。鉴于枪不离身已成了这些人的第二天性，边防部门 决定允许他们携带枪支。 1986年4月5日，位于西柏林的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两名美 国士兵和一名妇女被炸死，150余人受伤。美国人声称利比亚驻西柏林的使馆策划了 这次袭击，并报复性地轰炸了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和可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白宫 还称东德政府事先至少知道利比亚人有此打算，如果不是具体细节的话。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实际上也是国家安全部严重玩忽职守和怯懦行为的结果。 内伯负责的边防军曾报告说，利比亚外交官进入东德时行李中夹有炸药。我们对他 们的真实身份以及和同恐怖主义分子的关系已了如指掌。中东地区的东德反谍报人 员在此之前已经向我们报告说，利比亚计划在西柏林搞一次爆炸。因此完全有理由 怀疑这些炸药正是为这一用途做准备的。 德国统一后，经调查证实，我负责的外国情报局对拉贝勒夜总会爆炸事件和19 83年法国驻西柏林领馆被炸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但至今仍有一个谜未解：美国人事 先究竟掌握多少情况？他们是否有可能避免拉贝勒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后不到一天， 里根总统即宣布美国掌握了利比亚参与这一事件的确凿证据。虽然这些所谓的确凿 证据不过是俄国人提示的结果，仍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这次爆炸的主要策划者， 一个叫什里迪的人在美军查理检查站加强戒备期间多次在东西柏林间自由穿行。尤 其不祥的是，安全部内所存文件援引巴解组织人士的暗示，什里迪决不单单是一名 利比亚恐怖分子，而是秘密受雇于美国人的特务。 里根总统讲话后10天，即下令对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报复。160架飞机一共投下6 0多吨炸弹。这次空袭的目标卡扎菲本人虽然安然无恙，数十名无辜的平民却因此丧 生，百余人受伤。袭击拉贝勒夜总会的行为令我们不少人感到厌恶。但有谁能判定 下面哪一桩是更严重的恐怖行为：杀害西柏林的士兵和那位妇女，还是杀害人数远 远超过他们的利比亚平民？ 第22局除了保护在东德的外国恐怖分子外，还负责照顾东德庇护的红军派成员。 红军派产生于6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德国政治传统中的暴力倾向。该派从事恐吓、 暗杀西德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经济界要人的活动，试图以我们东德共产党人早已 放弃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红军派领导人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在西德监狱里自杀。然 而时至今日，他们的追随者仍认为，他们是被当局害死的。德国统一后的年月里， 我的名字和这些红军派成员连在了一起。如同我本人和外国情报局对阿拉伯恐怖分 子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我们对东德庇护红军派一事也同样两眼一抹黑。 在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下，一些红军派成员改名换姓，在东德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阿尔布雷希特、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西德指控阿尔布雷希特把一个暗杀小组领 到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德累斯顿银行首席执行官蓬托的家里。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则 参与了绑架和杀害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施莱尔。3名红军派成员，菲特、尼古拉和西 普曼从西德逃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征得他们同意后通知了东德。最终我们根 据米尔克的指示把他们接到了东德。 许多同情红军派的左翼人士在西德发表声明，宣布与它断绝关系。此后的一年 里，该组织走向败落。红军派的头目担心当局会大规模逮捕其成员，于是做出决定， 任何人如果不想干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第22局的一个小组负责具 体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参与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字一律对外保密，连我也不知 道。外国情报局同重新安置红军派成员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米尔克一向喜欢把只 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里。从工作角度上讲，他没有理由对我保密。但鉴于第22 局直接归他管，他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离红 军派成员越远越好。他们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谍报机构收买，借机混入我方内 部。 如果确实存在红军派恐怖分子从东德领土上对西德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危险的 话，我肯定会从反谍报机构那里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可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鼓 励这些前成员在东德尽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个恐怖分子都为自己在东德安身准 备了一套托词，如因为参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抗议活动受到西德警方的骚扰， 或东德有年迈父母，想和他们住得近点，等等。事先他们都受到警告，不得泄露过 去参与恐怖活动的历史。可人毕竟是人，总想找谁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些人在东德 成家后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过去在红军派里干的坏事。这批人在东德的工厂 和机关里与周围的新同事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他们丝毫不掩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例如，1989年东德垮台后，报上报道了马格德堡市一个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厂 的党支部成员过分热衷于与西德统一货币！与恋人在东德顶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贝克 向我们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厂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话。大家底下窃窃私语，猜测她是 从西德撤回的国家安全部特工。 决定庇护前红军派成员恐怕是出于同一心理，即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袭击 的目标。不过在处理红军派的问题上，米尔克还有一层用意。他想通过窝藏这些前 恐怖主义分子令西德难堪。一些红军派成员在叙利亚和南也门接受了使用更先进的 炸药和武器的训练。每年还举行一期特训班，训练他们使用苏制RPG-7型反坦克炮。 东德还在自己境内为仍住在西德的前红军派成员举办了培训班。已公开的资料表明， 1981年到1982年期间，一小批人还接受了扫射奔驰轿车乘客座位的训练。一头活的 牧羊犬被系在座位上充当靶子。结果是犬被击毙，汽车被炸毁。教官然后告诉受训 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现场。 起初米尔克觉得通过红军派成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西德。与此同时，把他们请 来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步棋。然而国家安全部训练前红军派成员的例子证实了我的 看法，米尔克仍然没有打消在一场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中利用这些人的念头。他觉得 完全有可能爆发这样一场战争。 西德谍报机构当然猜到这些照片被张贴在邮局的通缉要犯躲到了东德。看到这 些叛逆社会的西德青年，昂纳克和米尔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们昔日在德国秘密反抗 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不过和这些人相处一段后恐怕就不会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觉。他 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中上阶层家庭，骄横任性。反抗的方式也缺乏当年德国共产党及 其谍报机构在纳粹德国坚持开展秘密工作时显示出的勇气和机警。在狱中服刑的红 军派成员波尔据信是该组织恐怖活动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东 德受训的情况时说：“那些理论课程和宣扬世界和平的说教真让人受不了。与其听 这些课还不如去读《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我们与东德教官之间的 关系一直很紧张。到了后来，双方恐怕都互相厌恶透了。” 如何区分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我们曾向南 非境内的解放运动非洲国民大会提供军事和资金上的援助。对此我终生不 悔。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我们并不期待他们有朝一日会上 台执政。我们认为，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正义的解放斗争。许多年后，当我看 到曼德拉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时，对当年的判断不禁哑然 失笑。 不过帮助非洲国民大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我们希望加强该组织内的左 翼力量。具体做法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加剧解 放运动内部自由派与亲共派的分裂，反而对一贯反共的白人政权有利。我们和莫斯 科一致认为，争取非洲国民大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办法是尽量做到有求必应。 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事业中的盟友。 从70年代中开始，东德开始训练非洲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这属于军事合作范 围，而不是谍报合作，由AGM（国安部长工作小组）和肖尔茨将军主管。两批人数在 40到50之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战士在位于东德乡村的一所党校接受了训练。不隶属 于外国情报局的东德军事谍报机构负责安排他们的行程。不用说，他们的行程属于 机密。一般经坦桑尼亚或安哥拉飞伦敦，然后换乘东德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东柏 林。我们的人觉得，这是一条摆脱南非谍报机构监视的最佳路线。事实证明果然如 此。 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员在东德接受军事训练的消息始终没有走露过。70年代末我 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通过东德党中央请我们帮助培训少 量的非洲国民大会反谍报人员。他解释说，非洲国民大会内部有可能会混人南非政 府的特务。而他们对反谍报一窍不通，无法建立一支反谍报队伍防止渗透。昂纳克 办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转给了我们，信上批有一行字：“总书记已经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法律学院。我们在该院的一个特别 系为8至10名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提供了培训。建立这所学院是我们情报局想出来的主 意。它有多种用途，都与国家安全部有关。退休的谍报官员在此讲授各种课程，从 基础国际知识到反谍报技能。在一位从反谍报局借调过来的将军的细心指导下，这 些非洲国民大会的学员学习如何发现潜在的鼹鼠，如何迷惑敌人并将他们抓获，同 时又不暴露自己。 培训班每隔3到5个月办一期。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敌方谍报机构采用的种种手段 以及审问心理学。这些南非学生学起来如饥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培 训内容还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员们非常客气地表示，这不 是他们前来培训的目的。此时我们已经通过这类合作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把我们 的世界观强加在合作伙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本来期待着通过与非洲国民大会建 立联系，有朝一日能够使我们派往国外的间谍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设想是，我们 可以先派他们去南非，然后在我们当地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改换身份。1988年前后这 种办法刚刚开始有点眉巳因而无从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时，尤其是法国领事馆和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无法回避个人的责任或罪责。死者 并不是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倒下的战士。他们既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甚至也不同 意我flJ高度重视的安全理论。这类袭击，如1993年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爆炸世界贸易 中心的行为，显示出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应负的责任。然 而这些都是事后之见。我们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是一 个复杂的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我个人参与了这一谋略的制定，对此要负个人的责 任，而且也深知这一点。开展这类合作是东德领导人的旨意，它们与过去卷入第三 世界的活动一样，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冷战期间，双方在这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冷酷的对峙中也曾怀有一些良好的愿望。 审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以及和许多人视为恐怖组织的关系时，我希望我方 的良好愿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不应因卢蒙巴、切·格瓦拉、阿连德、拉宾 以及千千万万只有亲属才记得的受害者洒下鲜血而却步不前，而是应该从曼德拉当 选为南非总统以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 隐面人 第十四章 虎穴 就道德而论，东西方的谍报机构都属于灰色范畴。他们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 为常常有违人伦。鉴于这一行的特点，一中央情报局的处境似乎颇为不利。为了不 违背美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它不得不装出遵照民主程序办事的样子，不管这些宪 法条款是否与谍报工作有关。无论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谍报机构都不可能是 民主的，也不可能随时敞开自己的大门，任人审查而不影响其工作。中央情报局的 高级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文件和工作总结报告以应付其他部门的质询。政治家 和报界会怎么说始终是他们不能不防的一个因素。 我们这一方犯的错误恰恰相反。虽然我们也要向各级领导提交报告和文件，也 就是说，我们的谍报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监督，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是不存在的。 我国领导人的地位极其虚弱。为此，凡与威胁到他们地位的潜在危险有关的情报他 们都想要，至于怎么搞到这些情报他们毫不在乎。昂纳克惯于在他极力拉拢的西德 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语说，东德谍报机构已接到指示，不对他们搞谍报活动。一回到 东德，他马上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这些人的材料，而且强烈地暗示，这方面的情报 以后多多益善。 我在书首讲述了与中央情报局反谍报人员打交道的一段亲身经历。我感觉，他 们让人相信中央情报局内没有鼹鼠的劲头比找到鼹鼠还大。1985年哈撒韦在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上称：“中央情报局核心部门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苏联间谍。也许这些特 务隐藏得很深，躲过了我们的眼睛。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此后不久，两年前因吸 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报局开除的霍华德叛逃到苏联，把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的谍 报活动告诉了克格勃。直到一位克格动高级官员尤尔琴科叛逃到美国后，霍华德的 事才败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哈撒韦的话倒也没错。霍华德向苏联人告密时已经 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过于绝对。我见过这个哈撒韦。此人给我 的印象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谍报官员。我内心思忖道，为什么他甘于粉饰中央情 报局的弱点呢？我有一种直觉。哈撒韦担心名声已经不佳的中央情报局经不起新丑 闻的折腾了。 中央情报局为推翻卡斯特罗搞的未遂政变以及在中美洲的种种莽撞活动，使它 在保守党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站的谍报人员对美国70年 代和80年代谍报机构的评价表明，它的威望远远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谍报 人员因此士气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学专家都会指出这一点。在公众眼里，中央情报 局不仅行动诡秘，而且管理无方。前一种看法对于一个庞大的谍报机构来说很正常。 而后者的恶名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背不起。谍报机构是心理不稳定的地方。其内部 心态很快会反映到工作人员的行动上。有关叛徒艾姆斯的报道表明，中央情报局内 存在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自我厌恶情绪。艾姆斯不仅不喜欢自己所在的单位，而且鄙 视它。苏联的叛逃人员恐怕就没有这种感觉，例如戈尔迪夫斯基。他们变节常常出 于意识形态或个人方面的原因。虽然他们对克格勃内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并 没有因此失去对它的敬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报局雇用的第一个庸人。70年代时，美国有一个间谍，化名 蒂勒曼。他的任务是结识访问西德的东德外交官、商人和学者，并从中发展间谍。 应该说，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些东德人出国访问的机会拉他们下水的想法并不坏。这 比在东德境内搜集情报风险小多了。1973年，我们着手对中央情报局在波恩外的谍 报活动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和分析。通过监视在鸡尾酒会、体育俱乐部、酒吧和 咖啡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什么人主动找东德出国人员攀谈，我们很快拟出了一个中 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名单。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们查出他的真名叫福尔肯。而他和中央情 报局还被蒙在鼓里。起初我们只是派人跟踪他，看他找什么人接触，从而弄清他想 搜集哪方面的情报。慢慢地我们开始用自己的人诱他上钩，向他提供了一些无足轻 重的秘密和假情报。目的是将美国人的反谍报工作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摸清我们 的真实意图。可怜的福尔肯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发展了这么多了解情况 的东德人当特务。一次他对一个密友炫耀说，因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报局给他晋 级加薪。国家安全部内的反谍报机构听说后忍俊不禁。福尔肯得到的大多数毫无价 值的情报就是由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杜撰出来的。 识别在波恩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 发展潜在对象前必须精心准备，具体做法上要循序渐进，不露声色地接近对方。中 央情报局的人可好，总是明目张胆地拉拢我方人员。我们诱其上钩的人常常抱怨说， 这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东德的经济困难十分无知。由于他们对东德的情况一知半 解，我方人员很难决定用什么样的假情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 美国特工的素质极差，工作毫无章法。我国领导人不禁担心美国不再重视东德。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关东德的重要数据美国是通过设在西柏林和西德的电子监 听站得到的。鉴于美国需要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可以通过截获无线电波得到，中 央情报局仍派一些无能之辈到处嗅来唤去有点让人费解。不过我本人的体会是，再 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优秀的谍报人员和他们做出的判断。中央情报局内肯定有人 同意我的看法，尽管他们自己成绩不佳。你可以窃听一次电话的谈话，但如果不熟 悉谈话的背景的话，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一张卫星照片可以显示那一瞬间导弹 的准确位置，而隐藏在司令部里的内线却可以告诉你这些导弹移向何方。技术情报 的弊端在于：它基本上只有情报，没有分析。它只能记录下已知事实，而无法预测 未来。间谍却可以刺探关于各项计划的情报，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弄清各种文件和 谈话的具体背景。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谍报官员平时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花 在埋头于浩繁的资料堆中寻觅丁点儿金子。过分依赖技术手段搜集情报也许会有双 倍的收获，而为此需要筛选的数据量肯定会相应增加3倍。虽然技术谍报手段的作用 会日益增大，并将取代昔日由人冒极大风险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取 代间谍。一个谍报机构的成就来自它的成员，而不是它拥有的花里胡哨的高技术手 段。 80年代末，我们已确知，东德境内的所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要么被我们变成双 重间谍，要么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他们根据我们的指令，向美国人提供经过仔 细筛选后的情报或假情报。我们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内主管东德的官员霍华德了解到 的这一情况。中央情报局将福尔肯召回总部，奖励他在东德工作成绩卓著时，他俩 见过面。霍华德从福尔肯那里得知，中央情报局在东德境内只有6至7名间谍。这几 个人全部是我方布下的诱饵。日后中央情报局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东德垮台后， 它坦承以前在东德的特务都受国家安全部的操纵。 1987年至1988年期间，霍华德访问了东柏林，并向外国情报局主管他的官员详 细介绍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以及它所侧重的东德军事设施和研究机构。此时他已住 在莫斯科，受到克格勃的保护。从他这里我们第一次得知，中央情报局有一个名单， 上面列有东德经济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申请访美签证，美国 国务院的领事部门会把他或她的名字转给美国的谍报机构，然后输入一个巨大的数 据库里。此人访美期间，受到监视的电话、传真或电传中只要出现此人的名字，地 方当局都会录下音，然后交给中央情报局加以分析。东德因搞窃听和特务活动臭名 远扬。然而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跟美国人比，我们在这方面自叹弗如。 美国谍报机构体制上的弱点之一是，它极易受到政治压力。艾姆斯一案突出反 映了这一点。近几年来，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有点像是一支职业足球队的教练，一 个赛季没打好就被一脚踢开。这纯粹是做给人看的，为的是使公众觉得改换了门庭。 几年后，新换上的人又被斥为无能。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不可能靠这种办法改进它 的工作。发生重大叛逃事件或内部有敌人间谍时，尤其需要保持领导班子的连贯性。 我从来不认为大批撤换人员就可以解决问题。 施蒂勒叛逃后，我只建议撤换他的顶头上司一人。无论是我还是国家安全部部 长都没有受到要我们辞职的压力。我们辞职又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大家留下来齐心 协力找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办法。顺便提一下，我觉得中央情报局的人好像 从来没有坐下来认真研究过如何亡羊补牢。中央情报局里的有些部门，尤其是主管 苏联部门的谍报活动简直让人替他们捏一把汗。倘若霍华德叛逃后中央情报局在其 内部进行彻底调查，或许可以早一点发现艾姆斯。 遇到像艾姆斯这样的事曝光，谍报机构如果屈从无知的政客的压力撤换首脑的 话，对自己毫无好处。我内心深处一直很同情海伦布罗赫。因为蒂德格的叛逃，他 这个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被迫下台。此前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海轮布罗赫接管外 国情报局的时间并不长。他同西德新总理的某些顾问（尤其是金克尔）在一些问题 上有分歧。蒂德格事发后，他成了替罪羊。其实问题出在他的前任用人不当，而且 情报局内缺乏一项谍报机构应有的严密防范措施。 冷战时期我与美国人是冤家对头，最后竟以与哈撒韦会面这一古怪的结局收场。 我任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美国一直是一个遥远而且充满敌意的国家。我 们仿效苏联同事，用“头号敌人”这个词形容美国。在莫斯科眼里，因而也在我们 眼里，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邪恶的发源地。但我个人对美国并不怀任何恶意。当然， 对麦卡锡参议员的疯狂反共活动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地区干的坏事，我不仅知道， 而且深恶痛绝。不过因为从小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下长大，我没有像许多社会主 义者那样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热症。我对美国的了解源于羁旅莫斯科时从美国朋友那 里听到的情况，在柏林当广播电台记者以及采访纽伦堡审判时的亲身经历，外加每 日必读的西方报刊。当然，我是带着厚厚的意识形态滤色镜阅读这类报刊的。我的 工作就是驳斥西方报道中的种种政治观点和结论，并尽可能令人信服地为针锋相对 的苏联立场辩护。因此我与像菲希尔这样的美国朋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第二 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作为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常来柏林。我俩重逢后 分外高兴。然而双方都有互不信任之感。 我对美国人的政治思想、意图和忧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两位美国人。他们是我 吸收的首批美国间谍，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虽然今天这两人已经作古，我仍无意在 这里说出他们的真名，权且以化名称呼。一个叫马勒（“画家”），另一个叫克拉 维尔（“钢琴勺。两人均出生在德国，年轻时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而且都是犹太 人。在纳粹的白色恐怖下，他俩从德国逃到美国，并在这里读完学业。一个成为经 济学家，另一个当了律师。由于他们是德育，专业知识又对口，两人双双被中央情 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录用。50年代初麦卡锡参议员掀起迫害浪潮时，战略情报局 被斥为左派知识分子的老窝。不无讽刺的是，斯大林借口菲尔德与战略情报局有染， 于1951至1953年期间对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迫害。 根据我听到的关于菲尔德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是什么间谍，而是一位天真 的理想主义者，出于帮助反法西斯主义阵线的目的才一直同战略情报局保持联系。 不过他的例子表明，斯大林和贝利亚以他为借口在东欧国家搞清洗的翻云覆雨的手 段是多么的卑鄙无耻。 在这种气氛下，我们的许多谍报官员都不敢沾美国人的边儿，担心日后会落个 误入美国人圈套的罪名。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美国人的想法。通过马勒早年在纳粹 德国上学时的一位同学，我们与这位经济学家搭上了线。他俩同是一个犹太人抵抗 团体的成员，曾策划过在一次纳粹展览会上搞爆炸。该团体的大部分成员被逮捕， 其中35人被杀害。马勒设法逃到美国。他的朋友被关进了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 如今是东德金融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通过他，我们结识了马勒。当初是想利用马 勒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建立起的老关系。 结果发现，马勒在美国的路子更广。这些关系对我们一样有用。他思想深刻， 有独立见解，仍视自己为共产党人。华盛顿不少身居要职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应我 们的请求，他带着一封杜勒斯的介绍信径直到美国驻西德大使馆登门拜访大使和驻 柏林的美国使团长。最有价值的是，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任西德德意志内部关系部 长（即与东德打交道）的莱麦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是外国报社驻柏林 的记者）与一些谍报机构的关系，从位于法国和瑞士境内的谍报机构一直到俄国谍 报机构。我从来没有拿莱麦尔这方面的材料做过文章。不过在我保险柜里有一份他 签过字的与克格勃合作的保证书。马勒很有钱，从来不要我们付给他工作报酬，只 肯接受我们报销他用于工作的开支。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暴露西方的阴暗面。 马勒主要搜集欧洲地区的情报。克拉维尔虽然派驻德国，却对美国国内谍报机 构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是一个逃到美国的学法律出身的德国人。起初他在美国当律 师，后来加入了战略情报局。目睹西德境内的纳粹战犯逍遥法外，他内心愤愤不平， 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学家透露了他了解到的内幕。我们答应永远对他妻子保 密后，他才同意为我们工作。他的妻子是西德人，用他的话说，与东德不共戴天。 克拉维尔并不拒绝我们给他钱，而且用这笔钱在瑞士建了一栋房子，准备退休后住。 纽伦堡审判期间，他是检察官的助手之一，为起诉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的案子做准 备。当年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崛起正是靠了克虏伯雄厚财力的支持。战时纳粹战争机 器也是因克虏伯的支持才得以运转。克拉维尔担心纳粹主义在西德悄然复活，所以 答应帮助我们。看到昔日的纳粹分子战后纷纷回到司法、产业和金融部门官复原职， 他感到忿然。 克拉维尔的犹太血统对他的政治观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将审判克虏伯一案 以及以色列审判艾希曼一案的全部经过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给了我。从他身上 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父亲当年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深受自己是 一名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影响。克拉维尔还是大名鼎鼎的记者李普曼的朋友。李普 曼与肯尼迪家族关系密切。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举行首脑会议前，李普曼和克拉维尔 聊天时告诉他，肯尼迪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持强硬立场。克拉维尔把这一情况告诉了 我们。我们又转告了莫斯科。至于是否对这次会谈产生了影响，我不得而知。在这 次首脑会议上，结果赫鲁晓夫的态度比美国人还要强硬，令肯尼迪猝不及防。 我极为重视从外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们常常比西方外交官消 息更灵通，观点也不那么僵硬。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曾试过在英美记者中发展耳目， 可一直没有得手。为我们做事的都是德国记者，而且大多来自不甚重要的报社（我 们觉得直接在东德的记者中发展间谍不妥。不过东德通讯社和各家报社在国外的分 社社长一般需要同我们驻外使馆中的谍报人员通报情况）。我不像反谍报机构的首 脑，并不反感外国记者在我国各地跑来跑去。我觉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骚扰外国记 者的做法弊多利少。这批外国记者很有可能个个是间谍。我们应当设法用假情报迷 惑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而不是把他们气跑。 70年代初东德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后，直接了解美国的情况比过去容易了一些。 在我们的协助下，柏林的洪堡大学和外交学院分别设立了美国研究系和美国室，其 负责人均听从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不过我们深知美英两国反谍报机构（分别为联邦 调查局和军事谍报5处）的厉害，向这些国家派遣间谍时格外谨慎小心。 就谍报价值而言，我们把英国划为二类国家。主管英国的处同时还兼管法国和 瑞典。我们有几名特工通过西德在爱丁堡的领事处成功地混入英国。爱丁堡的领事 处比西德驻伦敦大使馆审查得松。不过鉴于我国政府希望与伦敦搞好关系，尤其是 考虑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极易受到超级大国政治的左右，这些非法谍报人员很少有 人长期潜伏在英国。国际大赦组织是我们渗透的目标之一。米尔克认为它是一个搞 颠覆活动的组织，梦寐以求地想派人打入其中，探明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有关苏 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消息的，可一直没有得手。我们没有花费气力刺探英国的情报还 有一个原因（东德驻英国大使馆内外国情报局谍报人员的活动除外），波恩有我们 的耳目。从70年代中开始的大约10年里，我们通过在西德外交部任政务参赞的布劳 博士可以看到西德掌握的一切有关英国的情报。他是我们在西德外交部内最出色的 耳目之一。布劳娶了个日本妻子。以后他被派到驻日本使馆工作，继续向我们提供 有价值的情报。 一直到70年代初，哈尔斯坦主义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恩拒绝承认任何给 予东德外交承认的国家。因此，东德与美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正式交往。我们在美 国本土上的谍报活动主要是增加对美国科学技术的了解。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 联邦调查局对付可疑的外国人很有一套，只是手段粗暴了些。由于我们在美国没有 大使馆或任何其他代表机构，一个想在美国定居的东德人马上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 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国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划，具体实施上格外谨慎，以免把我们 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为报复性驱除对象。冷战期间，互相驱除对方驻外人员的做 法成了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特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用冒名顶替的办法在美国安插了少量非法谍报人员。 也就是说，他们的履历都是仿照实实在在的人伪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经作古。这样 可以防止美国谍报机构随意抽查时发现他们顶替的人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这些间 谍冒充的人都是确有其人，只不过是两人顶一个名字。他们必须在一个审查不严的 第三国先取得合法身份。通常我们选择澳大利亚、南非或拉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 住上两年后再移居美国，以免引起怀疑。我们还指示他们刚到美国后暂时不要急于 发展任何人。有时我们开玩笑说，等到这批人站稳脚跟后，我们早已忘了他们是谁， 或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了。 这种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70年代末西德反谍报机构成功采用过的侦 查手法识破。美国谍报机构通过一套甄别办法找出了一些特点，如单身男子，中等 年纪，在不同国家改换过职业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可以大大缩小侦查范围。我们 潜入美国的不少谍报人员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其中包括极富潜力的间谍之一吕蒂希。 1979年他被捕后，同检察官达成了认罪辩诉协议，把了解的我方情况向美国人全盘 托出，换取从宽处理。吕蒂希的叛变后果尤其严重。潜伏美国前，他曾是东德谍报 机构里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员。我们对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汉堡安下身，在当 地一家国际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后又走关系将他调到纽约。他在美国主管我们 一些处境极为困难，随时有可能暴露的谍报人员。此外，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告诉我 们美军的运输路线，并发展了一些耳目，把美军和物资的调动情况泄露给我们。 1979年，在一次美国和西德谍报机构的联手行动中，吕蒂希被捕。他出卖了负 责传递东柏林指示的一个西德人的名字和地址。更糟的是，他告诉西德人及美国人， 东柏林可以通过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发报机向潜伏在美国的间谍单向发报。研制 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发报机花费了我们几十年的时间。它大大改善了我们在全 球范围的通讯联系。 冒名顶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对夫妇潜伏国外十分罕见，因为同时编造 两个人的假身份极其困难。我们一般只派单身男子，指望他们娶个美国妻子，改善 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运用的得心应手的罗密欧手法到了美国却屡屡碰壁。情 报局内主管美国的头头向我解释说，80年代末时，美国妇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轻易 结婚。而且她们好像还有一种本领。我们这些男间谍跟她们交上朋友后常常会良心 发现。从谍报工作的角度看，这种心灵深处的仟海却是一场莫大的灾难。有些人未 经允许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规定，只有俩人爱得难舍难分时，我们才 允许对恋人讲实话。到了这一步后，她们心甘情愿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双重身份。 美国是一个盛行忏悔的国家。受此风影响，我们潜伏在美国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 对这些人，我们只能断绝关系。他们大多在假名下继续生活在美国，从事当初我们 为掩护他们的谍报活动而为他们找的职业。 吕蒂希被捕后，我决定撤回在美国的所有谍报人员。这意味着在美国的谍报工 作需要从头开始。驻美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内的谍报人员除外。我怀着沉痛的心 情下令召回很有潜力的间谍。有一对夫妇已在美国住了5年，在密苏里大学为几位从 事科研和教学的教授当助手。还有一位与吕蒂希情况差不多的单身特工。 至于我们情报局在驻美使馆里的人，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费用却十分高昂。 根据我们的经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监视得极严。他们很难有机 会发展间谍或是和没有戒心的知情人拉关系。尽管我们在使馆里的谍报人员可以说 是微不足道，由于美国人视我们为极端危险的人物，仍布置了大批人马对我们驻外 使馆人员的活动严加监视。我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始终未能通过这一途径与消息 来源保持联系。我们情报局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员为此主要把注意 力放在保护东德外交官不受敌人的拉拢，检查美国是否在使馆内安装了窃听器，确 保秘密交谈不被窃听，等等。东德外交官也向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部门反映情况， 但绝不是什么洞悉了美国真实意图的石破天惊的消息。偶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的 谍报人员会向我们汇报一些旁听到的里根或布什总统的只言片语，参议院里的逸闻 趣事或是某个产业大王的真知灼见。诸如此类的消息，通常过几天在报纸上也可以 看到。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在美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感觉。苏联人对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做 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同美国人打起交道来更加得心应手。可苏联人仍认为，我 国地处欧洲前沿的战略地位以及比邻柏林美占区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在渗透 美国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从50年代开始，克格勃请我们帮助搜集有关“头号 敌人”的情报，并监测美国与西德的关系以及在西德内的活动。虽然我们在美国本 土上的谍报工作收获甚微，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在家门口的西德发展了 一批可靠的情报来源。60年代反战运动以及反传统的社会思潮风靡一时。这对我们 在欧洲的美国人中间发展间谍极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喜爱的政治哲学 家赫伯特·马库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单维人》。美国在西德的驻军雇用了大 批美国人，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庞大的外交使团。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发展对象。而且 根据盟国签署的柏林市地位协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自由出人东柏林，不会因去东 德受到任何怀疑。 美军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同在这里工作的人拉关系也很 容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海外服役期间通常缩在本国人的小圈子里。而美国人却喜 欢交际。遇到不熟的人请他喝酒吃饭，聊聊美国人在欧洲的生活感受，一般来者不 拒。我们还发现，美国人喜欢贪便宜。苏联人干起这种事来比我们老辣得多。他们 认为，美国人答应为一个外国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质上的诱惑，即使他们自己很有 钱。我们注意到，美国谍报人员拉拢东德人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时，往往一上来就以 优厚报酬作为诱饵。而我们发展间谍继续打政治信仰这张牌。有时也利用人的报复 心理。当两者都不奏效时，或者发展对象显然就是冲钱来的时，我们才用金钱这一 招。 通过一个名叫耶尔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们使用金钱手段收买了几个人。耶尔 德勒姆是美军在柏林基地的汽车修理工，在修理厂干活时经常与技术专家在一起调 侃。谁挣多少钱都瞒不过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么样的汽车。据 此他可以请到哪个人对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满，有可能出卖情报捞点外快。通过他的 引见，我们认识了美军中的几个潜在人选。 耶尔德勒姆介绍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内从事电子谍报活动 的专家霍尔相比。美国政府对这一通讯机构严加保密，甚至指示其工作人员否认它 的存在。国家安全局的人开玩笑说，该局的英文缩写（NSA）是“没有此局”的意思 （英文中“没有此局”的缩写也是NSA）。倘若能够渗透到这个局里，收获之巨可想 而知。耶尔德勒姆挑中霍尔是因为霍尔对美元贬值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满腹牢骚。他 建议我们试试这个人。 霍尔在位于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柏林地面站工作。我们称它为美国的大耳朵。该 地面站建于西柏林附近的一座山顶上。山顶上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毁于 战火，因而有“魔山”之称。专家认为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适于接受电磁信号。美国 人给它起了个不疼不痒的名字，叫柏林地面站。其实它是美国在欧洲的电子监听心 脏。各种先进的侦听天线如蛛网密布，触角一直伸到东德与西德交界的地区。该站 共有1300余名高级技术人员截听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他们对截听到的内容加以分析 后分成不同种类，然后将其中有价值的情报转给美国和北约当局。华沙条约国的侦 听活动根本无法与此相比。因而对苏联来说，对抗西方电子侦听的最佳办法是尽可 能了解西方的侦听手段，然后想出反侦听的对策。 认识霍尔前，我们通过托伊费尔斯贝格里的几条内线多少知道一点该站的内部 建制。它的成员包括美军第6912电子安全小组和英军的第26信号股。但我们对该站 能接收多少讯号，以及这些讯号发自何方几乎一无所知。我OJ知道，该站是截听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内电话通讯、东德空军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以及国家安全部来往电 讯的中心。以后又发现，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我方使用的无线电密码。每天向党中 央汇报国内国外政治形势时用的就是这种密码。可惜发现得太晚了。 主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政策的米塔格同我国核心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通 讯渠道也受到美国人的窃听。这好比是每天把东德最新的经济动态拱手送到美国人 面前。西德人多次要求美国人允许他们接触这类情报，但屡次碰钉子。美国人不相 信西德有能力确保这些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落到我们手里。美国人的这一决定看来还 是正确的。话说回来，倘若西德人可以直接看到送给米塔格的报告的话，再加上他 们对两个德国之间贸易状况的了解，恐怕很早就会得出结论，东德经济上已经垮了。 有了霍尔这条内线后，我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有关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机密和 绝密情报。霍尔和耶尔德勒姆都是贪得无厌的人。外国情报局第9处副处长艾希纳负 责评估霍尔提供的情报，有时也直接向我汇报。我非常器重他的直觉和周密的思考。 “这下可发了，”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只要此人小心谨慎，可以一直干下去。” 霍尔为我们干的5年中，我们一共付给他10万美元，超过他的工资收入一倍还多。有 段时间他提供的情报尤其丰富，一年就拿了3万。对我们来说，这笔数字相当庞大。 不过同他向我国政府和莫斯科提供的价值连城的情报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在这期 间，霍尔被提升为电子谍报分析处里的一个小头头。他提供的情报质量随之上升。 1985年，他回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之后被派到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美国第5军军事 谍报营工作，最后一直做到第5军内主管电子及讯号谍报工作的头头。 霍尔选在法兰克福的PX百货商场与耶尔德勒姆接头，以购物作掩护将一个装有 文件的塑料袋交给他。耶尔德勒姆随后独自驾车来到霍尔在市内租的一小套公寓房 子，把这批材料复印下来。有时要一直干到晚上。干完活后这个土耳其人开车返回 柏林。霍尔再把文件放回原处。为了多赚钱，霍尔向我们提供的文件越来越多。由 于数量太大，情报局的分析员处理不完，叫苦不迭。我这才建议把这批材料转给苏 联人。这些材料中不仅有东德感兴趣的细节，还有大量对莫斯科更有用的具有战略 意义的情报。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苏联人这批材料的来源。 由于这批文件涉及的大量技术细节超出了我们局分析员的能力，我们还请安全 部无线电谍报与反谍报处处长予以协助。他后来得出的分析结果中包括了一条当时 不为我们所知的重要情报，直接关系到军事部署。他发现，借助ELOKA电子战系统， 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可以精确地知道华沙条约组织指挥部的位置以及东德与苏联之 间的部队调动。换言之，尽管华沙条约组织的将军们竭力遮掩部队和武器装备的调 动，可每次重要的调动都没有逃过托伊费尔斯贝格的眼睛，并立即传给华盛顿或布 鲁塞尔。 我们从霍尔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国家信号情报手册”。这份 文件长达4000页，里面解释了如何使用“信号情报”手段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我 们从中得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认为自己在哪些领域不甚了解情况。了解这一 点极其重要，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美国人会增加哪方面的活动，并采取相应的反措施。 另一个重大成果是搞到了一份代号为“天蓬”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一旦爆发全面战 争时，北约为破坏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指挥中心将采用的各种类型的电子战手段。 而且详细说明了如何破坏苏联最高司令部向其武装部队下达命令时使用的高频通讯。 我们把这一情报转给苏联人后，他们在通讯线路上安装了干扰装置并采取了其他的 防范措施。 由于霍尔提供的情报数量太大，我们担心会引起怀疑，建议他悠着点干。有一 回他一次就交给我们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谍报与安全指挥部的13份整套文件、指令和 工作计划，还有美国今后10年准备研制的无线电谍报技术的详细方案。此外，霍尔 还提供了里根宠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机密材料。美国军事谍报 机构在美国国内的出色表现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托伊费尔斯贝格它显 然失于疏忽。霍尔调回国后，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可惜他大贪心，为了多捞一份 外快，又把同样的文件出卖给了苏联人，结果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988年12 月，他与耶尔德勒姆来到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一家饭店，与一名扮成苏联谍报官员 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接头。俩人随即被逮捕。法庭上宣读的列举霍尔罪状的起诉书 证实，6年中，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电子侦听活动由于他的泄密受到严重的破坏。霍尔 对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的10条罪状供认不讳，被判40年徒刑。拖他下水的魔鬼耶尔 德勒姆也因间谍罪受到起诉。 我们从化名孩子的卡尼那里得到的有关美国电子谍报技术的情报也极其重要。 卡尼是一名空军中士，在西柏林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任语言和通讯专家。美国空军把 这一机场当做空军基地。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与在法兰克福 的欧洲分局和柏林一托伊费尔斯贝格有直线联系。根据卡尼提供的情报，我们详细 地了解到这一通讯系统如何能够在战争爆发后的短短几分钟内精确地测出数十个华 沙条约组织脆弱目标的方位。该系统的某些能力我觉得简直有点邪乎，为此不得不 请专家做出评估，然后用浅显的语言向我解释。例如，西柏林有一小批人专门监视 位于东柏林东北部大约28英里的埃伯斯瓦尔德苏联空军基地。卡尼的文件表明，美 国人已成功地破译了该基地的地对空通讯系统，并正在研究如何在俄国飞行员收到 地面指示之前来个偷梁换柱，代之以美方从西柏林发出的指令。如果搞成的话，米 格飞机的驾驶员就会从敌人那里接受指令！这听上去像是科幻，但我方的专家认为， 美国空军凭借其巨额经费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做到这一点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名间谍，卡尼的弱点在于他柔弱的心理性格。他是同性恋者，患有急性 妄想狂症，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禁止同性恋的美军会利用他是同性恋这一点在军队 里搞臭他。1984年他返回美国后，向我们提出要来东德避难，声称和他同在通讯部 门工作的向性恋伙伴死于浴池内，头上套着一个塑料袋。他含糊地说，这是一个想 对他下毒手的谍报机构干的。我们担心他随时可能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浴池谋 杀案是真是假，他恐怕已受到监视。倘若他此时试图离境，很有可能会被逮捕。怎 样才能把他从这种危险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呢？我们决计来个瞒天过海。这一招只有 紧急关头才用，而且回回灵验。卡尼持伪造的古巴证件从美国飞到哈瓦那，然后再 途经莫斯科飞到东柏林。 救出卡尼后，下一步要做的是尽量使他过得愉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德 的生活沉闷乏味，消费品和娱乐活动也远不及美国丰富。我们竭尽全力防止他陷入 忧郁症，哪一天走进美国使馆坦白一切。为此，我们安排他监听在西柏林的英美使 馆和各研究所发出的英语无线电讯号，把他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详细记录下 来。这称不上是什么重要的谍报工作，但至少使他有机会能听到祖国的音信。我觉 得他的精神状态不适于接触机密。再说他这个人也靠不住。 1989年，东德的末日即将来临。情报局内主管他的官员和美国科科长需要立刻 想出一个安置他的办法。我们建议他移居南非，所需费用由国家安全部出，但被他 拒绝了。他对莫斯科也不感兴趣。没办法，我们只好在东德南部的苏尔地区给他找 了一套房子，付给他一笔生活费。呆在这里至少目标小一点。1990年初，卡尼从苏 尔失踪了。我们局的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报局 的人发现他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在他们的劝说下，卡尼自愿返回美国。如果追捕 卡尼的人曾许诺过从轻发落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兑现。当年下半年，卡尼被一个美 国法院判处38年徒刑。 霍尔和卡尼这两个人显然向东德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机密。受到审判的最后一位 为东德当间谍的美国人舍维茨的情况却不那么黑白分明。他为谁搞情报，或者更确 切地说，为谁搞得更多始终是个谜。1976年，舍维茨作为一名和平运动的活跃分子 来到西柏林的肯尼迪自由大学美国研究所任职，后又在位于波恩的外交政策协会做 客座研究员。1980年到1994年，他在位于卡尔斯鲁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从19 76年起，他一直向我们递送情报，包括西德削弱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活动以及东西方 贸易统筹委员会管理高技术出口的种种规定。舍维茨自己称，这些情报来自科尔总 理府内的一位前谍报首脑，可又说从一开始他就是美国的双重间谍，与他联络的美 国官员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斯通。东德和西德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和记者 常在这家研究所聚会。舍维茨称，斯通曾向他许诺过，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报 局会出来证实他是自己人。可斯通1991年已去世，身后没留下任何有关舍维茨的只 言片语。法院驳回了舍维茨的申诉，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1年零6个月的徒刑， 而且还是缓期执行。 我并不了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报局知道斯通与中央情报局有染，但他们之间 的关系并不像舍维茨影射的那样。我们确信，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内容常 常被录下音，转送给中央情报局。至于斯通与舍维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 们也搞不清。 冷战期间，除了对美国开展谍报活动外，我们对北约组织的战略计划也极感兴 趣。我已经讲述了60年代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工作的马格丽特的事迹。我们还 十分幸运地发展了一名在北约组织工作的西德官员做间谍。他叫鲁普。在长达17年 的时间里，鲁普在英国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协助下向我们提供了北约组织的一些最 为敏感的机密情报。 鲁普是个典型的60年代的青年。1967年，西德总理基辛格和副总理勃兰特同意 伊朗国王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后，成千上万的西德青年愤怒地涌向街头，抗议这一 决定。这位国王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秘密警察为所欲为。 反对伊朗国王访问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现暴力。混乱中，一名叫奥内佐格的学生中 弹身亡，60余人被捕。学生运动由此诞生。当时在杜塞尔多夫主修经济的鲁普参加 了这股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议浪潮。在一次游行中，走在他旁边的一个中年人邀他 活动结束后一起喝啤酒，吃顿饭，顺便聊聊政治。这个自称库特的人和鲁普一样， 对右翼极端分子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两人越谈越投机，对实行民主制的西德为了 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国王这样的杀人犯的虚伪行径气愤不已。 突然，库特将话题从街头抗议活动移开。“有时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一支军队，” 他单刀直入地对鲁普说。这是一次发展鲁普做我们的间谍的大胆尝试。结果成功了。 鲁普很快意识到，他的这位酒友来自东德。至于他是否知道库特是我们在波恩 地区的一名特工，我不大清楚。这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22岁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库特 的邀请，来到东柏林与他深谈。其间情报局的另外两位官员也与鲁普见了面，对他 的才华极为欣赏。鲁普能说英语和法语，智商出众，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有研究。我 们的一位官员建议他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里谋个职。鲁普当时并没有想 好大学毕业后去哪里，于是同意了。为了便于日后在北约找工作，他离开了杜塞尔 多夫大学，选择在布鲁塞尔修完最后一个学期的课。鲁普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大学 毕业后，应聘去应用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这里再跳到北约十分容易。没过多 久他就在北约组织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研究军火工业对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鲁普通过信使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他在北约总部内了解到的其他情况转交给了东柏 林。我们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约工作期间，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 结了婚。她对跑到东柏林过蜜月一事的含义似乎没怎么多想。 婚后，鲁普在北约组织里步步高升。时隔不久，他开始向我们提供关于北约各 成员国防卫能力的详尽情报。他的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此时已明白丈夫频频往阿姆 斯特丹跑是与东德特工秘密接头，对丈夫躲在家里阁楼上偷拍文件的举动也都看在 眼里。她成了他的好帮手。安妮一克里斯廷在北约综合系统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 后，也为我们窃取那里的情报。1977年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她洗手不干。鲁普一直 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干到1989年。在这期间，他交给我们一批价值连城的北约文件， 如《危机手册》、长达300页的《武装部队计划》、《预防措施最后文件》等等。s b年代初，他还提供了有关北约国家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报。然而对我们来说， 鲁普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并以浅显的语言解释了我们称之 为北约汉语的北约组织内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缩略语。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对鲁 普提供的文件赞叹不已，甚至问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说，北约将军 阅读过的文件，我也阅读过了。 我曾希望鲁普为我们工作的事永远石沉大海，本书中无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 世事难料。昔日我们的绝密档案如今被置于一个灰飞烟灭的制度的停尸板上任人研 究来研究去。不过像这种因东德外国谍报活动被公之于众而导致重要间谍暴露的事， 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时，我没有看出鲁普有暴露的危险。 同我们在西德境内的间谍相比，他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工作更加安全。我坚信，即 使西德方面怀疑北约组织里有我们的人，他们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最后是布施 博士出卖了他的化名。布施是我们情报局内的一名军事情报分析员，1990年起开始 向西德联邦情报局透露他所了解的情况。布施知道鲁普的化名，但不知道真人是谁。 1994年，鲁普因出卖机密被判12年徒刑，罚款30万马克。法院称，一旦爆发战争， 他出卖的情报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依我之见，鲁普向我方 提供北约的情报促进了缓和的气氛。如果没有鲁普，我们对北约组织就会惧怕甚于 了解。 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判鲁普有罪显然是非法的。国际法和德国宪法里均有一 条原则：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和平统一后，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间谍可以安然无恙？如果以前坐过敌人的牢，甚至还可以领到一 笔赔偿金。而为另一个国家效力的间谍却被判长期徒刑，兼罚以巨款？对有些间谍 来说，冷战终于结束。而对于其他一些间谍，冷战仍在继续。 隐面人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不用说，我自己决不会自愿冒险去美国。然而由于命运的使然，我却来到了纽 约。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停留在布莱希特的诗歌、魏尔的音乐和洛尔 主演的反映黑帮团伙的电影上。那是1965年。4年前，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政权被 推翻。应古巴的邀请，我飞往哈瓦那，帮助卡斯特罗政府组建一个有效的谍报机构。 日后，古巴和捷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谍报机构中均成为佼佼者。可当时古巴在这方 面还是个白丁。我的任务是从头教起，从谍报工作的基本知识到建立安全的解码和 档案系统。古巴不久前的革命胜利令人振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启程前往位于资本 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叶社会主义孤舟。从东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飞布拉格， 然后途径苏格兰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尔克坚持我坐的飞机甚至不得在一个北 约国家着陆。“天晓得他们掌握了有关你的什么情况！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他 说。于是我改飞莫斯科，搭乘俄国人定期飞哈瓦那的直达航班。 1965年1月6日，我在两名助手的陪伴下飞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 气温降至华氏零度以下。我们一行3人穿过谢列梅捷沃机场，钻进等候在一边的汽车 时冻得浑身发抖。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和他手下的外国情报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 正等着与我会晤。见面后，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古巴内政部的情况以及已在古巴的克 格勃人员和他们开展的活动。 当天晚上，我们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安-124型客机再次启程。 这种型号的飞机是苏联民航中最大的一种。空中小姐玛丽亚对我们这个人数寥寥的 代表团照顾得无微不至。看得出，她是克格勃的人。飞机上的大多数乘客要么是苏 联海军军官，要么是携家眷一道去共产主义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军事专家。大家 都有一种创业的感觉。惟一两位其他国籍的人来自中国，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 他们就坐在我们前面，皮包带紧紧缠在手腕上，目光几乎一刻也没离开过脚下的皮 包，似乎生怕我们一跃而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邮袋偷走。机舱后面空空如 也，后排座位一律被拆掉。乘务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减轻飞机负荷，确保有足够的 燃料飞到8000英里以外的目的地。我们听后不禁松了口气。 飞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凭窗远眺，加拿大海岸线跃入眼帘。几小 时后，我估摸着快到古巴了。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刮了胡子，为抵 达哈瓦那做准备。这时，我发现太阳的位置不大对头。强烈的气流使飞机剧烈摆动 起来，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飞机一头向下扎去。只见大海迎面扑来！ 由于驾驶员并没有告诉我们飞机出现异常，我不禁一阵慌乱。这大概就是飞机失事 前的瞬间感觉。转眼间，飞机在跑道上降落，飞旋的轮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声嘶 力竭的叫声。我贴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现一行大字：欢迎光临肯尼迪国际机场！ 所有的人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飞速地推测着：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是燃料不够了？还是突遇险情，紧急迫降？或者是苏联驾驶员突然 觉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们这些来自一个东欧国家谍报机构的使者本来是去 帮助世界另一端孤立无援的盟友，结果却被抛入敌营心脏美国。我一时全然不 知所措。 发动机渐渐停止了转动。成串的警车飞驰而来，将飞机团团围住。警笛呜呜叫 个不停。“真他妈的！”我旁边的人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我们做好了警察冲上飞机 的准备，可等了好久，不见一点动静。一连几小时，我们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里， 如坠五里雾中。我紧张地推测各种可能性，没有一种能让人宽心。我们这个代表团 的3名成员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护照，然而此时东德尚未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 在美国境内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帮助我们。我随身携有一个小文件袋，里面的文 件显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多亏苏联民航对行李限制不严，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 边过道上一个婴儿车的垫子下面。 此时，蜂拥而至的摄影师和记者把飞机团团围住。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记者证 夹在帽檐上，和《头版》报社的记者一模一样。他们正与美国警察交涉，要求允许 他们上飞机。我暗自祈祷警方千万不要放人上来。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 的头版上，天晓得东柏林会急成什么样。当时西方仍不知道我长什么模样。事后才 知道，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这还是苏联飞机首次在美国本土降落。我们 这架飞机的不期而至在当地引起了轰动。透过窗子我看见摄影记者打手势让我们冲 他们挥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记者急得上窜下跳的样子，我们不禁觉得滑稽可笑。 这种时候，有点幽默感可以说是最好的伙伴了。我们几个人开始猜测米尔克听说他 的外国谍报首脑及其他两位高级谍报官员被困在肯尼迪机场跑道时的反应。他八成 会跟苏联人抱怨说：“同志们，当初让他们乘你们的飞机是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 现在可倒好，他们身处险境不说，简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是早晨时分。机库后面的高速公路上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我开始胡思乱想起 来。倘若我是一个普通乘客，抵达纽约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能凭外交护照穿过海 关，然后打电话给菲希尔，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明斯吗？在莫斯科住在 阿尔巴特小区的日子里，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亲被关在法国期间，靠了明斯 的帮助才得以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卢卡斯应该也住在纽约附近。他是父亲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间我忽然 有一种常人皆有的轻松自由感。由于历史、个人经历和信仰方面的种种因素，我的 大半生过得谨慎小心。 胡思乱想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我很快又回到现实中来，推测起意外来到美国的 种种可能后果。假如美国人查出我是谁，会以什么罪名指控我呢？美国人仅仅满足 于扣留我，还是就地审判我？当时我们正在训练一批优秀的间谍，准备让他们改名 换姓潜入美国。所幸的是，此前由于外国情报局内负责监视西柏林美国机构活动的 处有一人叛逃，潜伏方案暂停执行。一名间谍也未派出。我们的一些人因这一事件 被捕。其中一人是美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的翻译。他向我们提供了华盛顿对东西德 采取的政策的秘密情报。情报出自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诺、杜勒斯本人和国务院另一 位专门负责制定对柏林政策的高级官员访问西德时的谈话记录。这名翻译因为把这 个饶舌妇说的话告诉了我们，被安上了叛国罪名判了重刑。倘若我落入美国人之手， 他们又得知此事的幕后策划人正是我，结果可想而知了。 正想着，坐在旁边的同事轻轻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国人。只见那两个外 交信使打开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里面成摞的文件。我们不禁为他们忠于职守 的精神而感动。显然，吞食文件是他们对付阶级敌人的惟一武器。可文件很厚，又 没有水帮助消化这食之无味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应该发扬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主动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后一致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构成对中 国内政的干涉，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大家因此松了一口气。 机舱内的温度不断下降，舱内通风全靠从机外吸进的新鲜空气。温度计上的水 银柱早已降至冰点以下。由于原目的地是位于热带地区的古巴，乘客们个个身着单 衣，冻得发抖。又挨了几小时，当地的苏联领事终于露了面，给我们送来了热茶。 “莫斯科正与华盛顿交涉，”他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说。从他 那儿我们才知道，飞机迫降是因为燃料将尽。1961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过后，美国为 了制裁卡斯特罗，中止了与苏联阵营国家签署的飞往古巴的飞机可以在美国着陆并 加油的所有协议。熬过漫长的18个小时后，面容姣美的克格勃女服务员终于小声告 诉我，华盛顿将允许飞机加油后续飞，条件是让两名美国空军军官作为观察员同行。 不用说，这两人一定接到指示，仔细记下所有乘客的相貌特征。 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国人。没想到他们反倒更加惊慌。这时他俩的消 化功能已达到极限，不得不轮流去厕所销毁剩余的文件。趁厕所门关上前的一瞬间， 我朝里面窥视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个人站在洗脸池前，用一块苏联造的粗糙的肥皂 拼命在一张薄纸上蹭来蹭去。看来这一定是一封密码信函，说不定是发给拉美国家 游击队的指示。许多这类游击队直接听命于毛主席。这些指示现在只有靠口头传达 了。每隔5分钟，抽水马桶便震耳欲聋地轰鸣一阵。约午夜时分，飞机再次起飞。这 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陆。除了高速公路外，什么也没看着。 天亮之前，眼前终于出现了“欢迎光临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大幅标语。 可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古巴方面事先不知道机上有两名美国军官。接下来又是漫长 的等待。古巴人拿不定主意，是让我们下飞机呢，还是把所有乘客如数遣送回莫斯 科。 最终，古巴的安全官员设法把我们一行3人救了出来。其余的乘客还得继续留在 机舱里等消息。一辆宽敞的别克牌轿车在夜色中载着我们飞驰进城。首都布满碎石 子的街道上穿梭着老掉牙的美国汽车，极为有趣。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一幢乳白色 小楼前。陪同我们的安全官员翁贝托介绍说，革命前这座小楼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宅 邸。翁贝托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白衬衣上系一条领带，不像是热带地区的打扮。 “革命前”一词我们一天听了不下十几遍，每次都是用来与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权 带来的新气象相对比。鉴于东德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苏联红军打败希特勒后强加给我 们的，我对古巴人民自发地选择革命道路充满敬意，和他们在一起倍感亲切。翁贝 托称司机恩里科是古巴最好的射手，并认真地告诉我们，在古巴期间无需为安全担 忧。 尽管旅途极度疲劳，我们还是难以入眠，不约而同地来到屋外的花园里。夜色 凝重，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异国他乡才有的甜丝丝的味道，美妙无比。四周花草繁茂， 蝉声卿卿，星空仿佛像天鹅绒般柔和，令人陶醉。我们3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个感慨万 分：“真是不可思议。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在这种地方！”对他来 说，天堂也不过如此。我不像他那么易动感情，不过想到这个美丽岛国的人民凭借 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压迫，也是激动不已。 抵达古巴后的第二天，和所有官方邀请的客人一样，我们被带去参观古巴国父 何塞·马蒂的纪念碑和停泊在距古巴海岸不远处的美国军舰。它有力地提醒人们： 这个国家时刻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中。每天都能听到人们回忆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时的 经历。墙壁上，弹洞清晰可见。古巴人对外国人的接待不像苏联人或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那样千篇一律，而是相当地不拘一格，好像巴不得能与外国客人分享他们的经 历。我们遵照主人的吩咐穿上迷彩服，来到奥连特省的科罗拉多海滩。1956年，卡 斯特罗和他的82名战友穿过墨西哥在这里登陆，打响了争取古巴解放的第一枪。我 们还参观了猪秽湾。主人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架美国B-52轰炸机扭曲变形的残骸。 在此没有必要赘述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现。一个拥有西方世界一流战略 分析家的谍报机构居然在策划人侵古巴一事中表现如此蹩脚实在令人惊讶。我一向 不赞成善恶相对论。不过当美国记者盛气凌人地质问我们情报局与解放运动中恐怖 分子的关系时，我忍不住反问道：难道美国指使人在古巴四处纵火搞破坏就代表了 公民社会的理想吗？ 古巴的谍报首脑皮内罗属于大胡子帮。这些人当年跟随卡斯特罗翻越马埃斯特 腊山，在山区历尽鏖战，直至攻占哈瓦那。卡斯特罗的弟弟、政治局第二号人物劳 尔·卡斯特罗和内政部长巴尔德斯一心扑在谍报机构的筹建上，希望借此可以及时、 准确地掌握美国人对古巴的企图。巴尔德斯和许多古巴领导人一样，给我的印象是 一个爱好冒险的谍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我OJ一起去外地时，他让司机和警 卫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轿车的后排，招呼我坐到驾驶座旁边，然后以时速100英里的 速度在公路上飞驰。我假装惊恐状，大叫：“没有祖国毋宁死！”这是古巴人的革 命口号。他一听更来劲了，车子越开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来。他酷爱棒球，非 拉我去看他钟爱的球队比赛。球打得不好时，他就怒气冲天地跑下场，撵走那个最 差的队员，自己取而代之。 巴尔德斯的职业兴趣在于搜集和分析政治和军事情报。他对我们能够提供的技 术援助抱有极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为难。巴尔德斯的办公桌上堆放着 大批西方国家的产品介绍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窃听和遥控设备，远距离录音的超敏 感话筒，隔墙录音机，微型无线电发报机，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实用的东西， 如喷射毒液的钢笔，可以藏在鞋后跟的匕首等等。迷信这类玩意儿说明他对谍报工 作的认识还很幼稚。这些器材完全无助于判断面前的强大对手会采取什么行动。无 论古巴如何努力，也远远赶不上美国强大的技术实力。我耐心向巴尔德斯解释，一 个小国若想在这场谍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另辟蹊径。再说，向古巴传授技术 知识是苏联分内的事，本不该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负责。然而我的苦口婆心并没有 说服他。他对我这个谍报设备推销人越来越失望。 早期，古巴人对苏联顾问的工作讳莫如深。巴尔德斯闭口不提他们在做些什么。 我建议他找苏联人要设备时，他显得很不自在。在东德，我们常常邀请苏联谍报官 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古巴人则不同，尽量避免让前来帮 助他们的人出头露面。也许这是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特罗说了算的印象，从而加 强他在公众中的威信。 一次，我想找一位克格勃人员。途经莫斯科时，克格勃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古 巴人极尽阻挠之能事。最后我不得不略施小计，甩掉跟在后面的尾巴，直奔苏联大 使馆。日后我们与古巴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古巴与苏联疏远的另一个原因是：古巴 导弹危机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巴尔德斯谈到赫鲁晓夫为了化解危机决定从古巴撤 出核导弹时，怨艾之情溢于言表：“关键时刻超级大国只顾自己。我们这些小国应 该抱成一团儿。” 当年古巴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尚没有能力扼杀党内的不同意见。我在岛上旅行 期间，感受到古巴共产党老党员和老工人运动成员对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帮的反 感。老共产党员不赞成卡斯特罗搞个人崇拜。他们认为，卡斯特罗被身边的一群部 长包围，缺乏更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返回哈瓦那见到巴尔德斯或劳尔·卡斯特 罗后，我马上意识到有人已向他们汇报了我在外地与人交谈的内容。我不禁觉得十 分滑稽。我这个谍报头子大半生干的就是核对和分析有关他人的这类情报。可古巴 人对此面无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话反倒显得失礼。一次，巴尔德斯主动提及我在乡 下问的一个有关卡斯特罗政权内部是否稳定团结的问题，接着不厌其详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随时竖起耳朵，捕捉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忍不住跟主人开了个 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楼，几个同事捧着鲜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来。那 瓶酒还是他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买的。原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来古巴后一直沉 浸在亢奋状态中，早把生日忘到脑后。同事们却记在心里。不过即使没忘，我也不 想声张，害怕让古巴人知道了而为我正式庆祝一番，没完没了地祝我身体健康，生 活愉快。我们几个人喝了几杯伏特加酒后各自上床就寝。第二天，警觉的翁贝托缠 着我们问昨晚为何事庆祝。我装出一副面容严肃的样子，郑重地告诉他，东德刚刚 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众所周知，只有一颗人造卫星，还是苏联人几 年前发射的。翁贝托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取来一瓶酒和几个酒杯，就东德的航天项 目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讲话，表示它标志着古巴与东德关系的一大发展。至于为什 么会是这样，他则含糊其词。 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重大的消息他一点没听到，我们又是怎么知 道的呢？我让他保证绝对保密后解释说，我们是通过一台特殊微型收发报机得知卫 星上天的消息的。收发报机小到可以装进口袋里，功率却大到可以接收发自东柏林 的讯号。我给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发报机起名为“戈戈风”，并告诉轻信的翁贝托， 这台收发报机存在本身乃属于最高国家机密。世界上仅有这一台，目前仍处在测试 阶段。翁贝托指天发誓，决不告诉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内政部长举行的宴会上，所有人都向 我们打听有关东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说，在古巴难得听到国内的消息。在座的人 意味深长地沉默了片刻后，皮内罗脱口问：“不是有戈戈风吗？”我不得不告诉在 座的人，这是跟翁贝托开的一个玩笑。此后，可怜的翁贝托落了个戈戈风的外号。 天长日久，我与皮内罗的交情越来越深。早期颇为稚嫩的古巴外国谍报机构迅 速成长壮大起来。凭着我与古巴上层领导人的老关系，有时可以把我们的人藏在古 巴。作为报答，我为皮内罗采购他所需要的窃听、解码和特殊摄影器材。1973年智 利阿连德总统遇害后，皮诺切特将军疯狂捕杀左派人士。我们协助智利朋友逃到古 巴。昂纳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智利人，因此东德挺身而出，帮助智利的反对派人士。 昂纳克喜欢看到东德向处境困难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时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 一片白色恐怖。军人极右政权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这些国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 救援之手得到了东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年代东德援助拉美国家 的举动使它赢得了人心。 皮内罗还向我讲述了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他俩最后几次交谈的情况。切·格 瓦拉对苏联决定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以结束危机的行为失望至极。“切以为他可以在 其他国家重演古巴的胜利，从而为我们减轻压力，”皮内罗说，“可古巴的情况十 分特殊，不同于其他国家。他走之前我们大家就看到了这一点。”1967年格瓦拉在 玻利维亚遇害时，还有一位年轻的东德姑娘塔玛拉与他同时罹难。塔玛拉的父母从 德国移居到阿根廷时，她还是个孩子。一次她作为翻译陪同一个东德青年代表团访 问古巴，之后未经允许留在古巴，爱上了格瓦拉，并与他一道踏上了最后的征途。 这段爱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为东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玛拉死后，我的副手 提醒我，我们第一次访问哈瓦那时曾见过她一面。在古巴内政部入口处，他曾停下 来与一位身穿军装的秀美姑娘交谈了几句。她就是塔玛拉。此后不久她即和切·格 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测当时皮内罗正在帮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维亚的准备。不过我 在古巴期间，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格瓦拉。古巴人已经学会遵守谍报工作的第一要 义：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该知道的事。 劳尔给我的印象与皮内罗和巴尔德斯截然不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沉稳， 有政治家风度。劳尔不像一些同事那样爱感情用事，而是从战略的角度冷静地分析 古巴的处境。我从来没有听他暗示过疏远苏联或是流露出对苏联的失望。所有古巴 同事中，只有劳尔最守时，每次约会总是准时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这一点。劳尔 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时习惯开玩笑，称他是普鲁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间，劳尔潜心研 究马克思理论和军事原理。每逢会客时，乐于向人显示自己熟知共产主义理论问题 以及军事知识，尽管古巴与苏联和东欧远隔千山万水。 1985年，应尼加拉瓜内政部长博尔赫的邀请，我从古巴前往马那瓜访问。访问 期间，宾主共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胜利6周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 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古巴人还是尼加拉瓜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国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两国人民 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动不已。在东德时，经常听到周围人们对现实牢骚满腹，怨天尤 人。在这两个国家却极少听到有人发牢骚，至少在那个年代里。我非常羡慕那些靠 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我深知，东欧各国人民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占领他们的国家，强迫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政府始终心存怨恨。 古巴人回访东德时，我们始终为他们的安全提心吊胆。卡斯特罗喜欢出国访问。 随着国内公务日趋繁重，访问千里迢迢之外的友好国家令他感到心旷神恰。当然， 热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与我们这些北欧人大相径庭。卡斯特罗访问东德期间， 负责他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安全的警卫人员一想起那通宵达旦的饮酒作乐就不禁心惊 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请陌生人，通常是在东柏林留学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 地一同聚会。我听说一次卡斯特罗拗不过陪同他的东德官员，佯装上床睡觉。待四 周无人，偷偷溜出房间，顺着下水道爬到楼下，跑到其他聚会地点继续狂欢。此事 发生后，我们考虑最好还是想个办法，晚上让我们的客人玩得更尽兴。有人提议邀 请东德电视台芭蕾舞团的女团员同古巴人一道联欢。果然，此后再没有出过事。每 次听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返事，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贫乏，每天像所有德国人 那样，只知道尽忠职守，埋头工作。 我们与尼加拉瓜的合作远远不及与古巴的合作。古巴人常向我们抱怨说，马那 瓜简直像个筛子，什么秘密也保不住。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不管什 么人，只要参加过武装斗争就被政府当做自己人。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猖 獗一时。原因之一就是尼加拉瓜安全部门审查制度松松垮垮。我们在职务最稳定的 安全官员中寻找可以共事的伙伴。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名声不佳，这些人与我们打 交道时极为诡秘，坚持在室外，而不是内政部大楼里会晤。 我方为加强尼加拉瓜安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它训练总统和各部部长的保镖。 这几乎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个看家宝。东德保镖质量之高举世闻名。拉美和非 洲国家纷纷邀请我们派专家为他们训练贴身警卫。一般来说，我们是有求必应，巴 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既可以帮助处境困难的盟友，又无需卷入他们国内的治安工作。 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少量的技术援助，如特殊洗像和放像器材。每次我们回访时， 主人都十分骄傲地将精心保养的这些器材拿出来给我们看。送给非洲国家的物资的 下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全力以赴相助的国家是智利。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 变时，东德在圣地亚哥没有任何谍报人员。两年前，我关闭了情报局在智利的据点， 派驻当地的两个人也被撤回。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两眼一抹黑。年初时，我们情报 局曾警告过阿连德和共产党领导人科尔瓦兰，一场军人政变迫在眉睫。可他俩以为 智利军队有着服从文职政府的长期传统，不会插手政治，把我们的话全当耳旁风。 我们是从西德谍报机构那里得到这一消息的。西德人在智利树大根深，对反叛分子 和中央情报局的企图了如指掌。 圣地亚哥市内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人民团结阵线”的部分领导人来到东德使 馆避难。他们中间最知名的要数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此前，东柏林已 断绝了与智利的外交关系。这意味着，由东德政府出面交涉这条路已经走不通。然 而昂纳克此时渴望扩大东德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增加在国际上的影响，因此决 心帮助智利社会党人逃出虎口。昂纳克的女儿嫁给了阿尔塔米拉诺的一位同事。对 他来说，逃亡的社会党人的生死存亡不仅有着战略意义，而且牵动着个人情感。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于是揭开了帷幕。一批最优秀的东德谍报人员从东柏林 风尘仆仆赶到智利，分别查清智利各机场、瓦尔帕莱索港口以及与阿根廷接壤的公 路过境点的边防检查情况，并临时在阿根廷制定了一项外逃方案。逃亡人员藏在构 造特殊的汽车里被偷偷送出国。这和帮助东德人逃到西德采用的办法没什么两样。 陆上边防站突然加强过境检查后，这种办法风险太大成frJ又改换手法，让东德货轮 改道去瓦尔帕莱索港停靠，将部分逃亡者藏在水果和鱼罐头的麻袋里运上船。我们 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把阿尔塔米拉诺救出智利，经阿根廷来到古巴，然后赴东 柏林。 我们在智利的营救活动并没有逃过美国谍报机构的眼睛。沃格尔与美国人讨价 还价后用苏联关押的异己作家布科夫斯基换回了被捕的科尔瓦兰。智利阿连德的教 训对古巴人刺激很大。劳尔·卡斯特罗告诉我，智利政变后，哈瓦那的领导人紧张 万分，扩大了全民防御体系。同时，他和卡斯特罗不再一起外出，或是在同一公共 场所露面。 昔日的古巴给人以希望。今天人们却心灰意冷。回想这一切，令人无比感伤。 1985年我重访古巴时已感触颇多。那次访问距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已相隔 20年。所到之处，商品匮乏，经济凋零。古巴人民对未来悲观失望，言谈中流露出 孤立无援之感。“如果美国人入侵我国，现在有谁会帮助我们？”一位古巴高级谍 报官员愤愤地说。他的话一语破的。莫斯科背上了阿富汗这个沉重的包袱。戈尔巴 乔夫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政策意味着古巴得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我搭乘的飞机临 近哈瓦那时这回中途没有突然迫降纽约一阵苦闷和失望涌上心头。现实生 活中的共产主义似乎与我青年时代的理想越来越远。1945年，我正是怀着这一理想 返回德国。而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政治家的一厢情愿与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的现实 差之千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曾给人带来一线曙光。我默想，也许莫斯科的这一变 化会有助于古巴和尼加拉瓜找到新的办法，克服它们因比邻美国的不利地缘政治位 置而面临的困难。 哪里想到，戈尔巴乔夫新路线的结果是古巴的彻底孤立和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 瓜的失败。实际上莫斯科已不再管拉美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克里姆林宫第一次明 确表示，它接受并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我以为今后的气氛 会更加宽松，会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从而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来新的生机。结 果是大错特错。 我最后一次访问古巴是1989年春天。当时东德国内问题成堆，已令我焦头烂额。 许多问题在古巴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都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开放和经济 改革的路线。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的商店前排起的长龙，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无法想象卡斯特罗政权可以支撑下去。然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几个 月后土崩瓦解的却是东西方分析家一致认为比古巴稳定得多的东德。莫斯科拒绝向 昂纳克提供长期庇护。曾向受迫害的智利社会党人伸出过救援之手的昂纳克被迫流 亡智利，并于1994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 环顾四周，社会主义的理想纷纷破灭。在智利，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被埋葬 在血泊中。古巴革命后建立的多元化社会和种种创举曾令我耳目一新，如今也不复 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专制政权。我半是好奇，半是痛苦地关注着卡斯特罗试图靠 自己的力量改革振兴古巴的努力。苏联甚至连装装样子表示支持都不肯。卡斯特罗 一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在古巴问题上，我和在世的最伟大的德国作家 京特·格拉斯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写道：“我始终反对古巴实行的不切实际的社会 制度。然而今天这一制度行将灭亡之际，我看到除了巴蒂斯塔外，没有另一种制度 可以取代它时，又决定支持卡斯特罗。” 隐面人 第十六章 末日 1980年，波兰成立了以瓦文萨为首的独立的团结工会。整个东欧阵营为之震动。 比邻波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感受尤其强烈，担心波兰局势的动荡会殃及自身。波 兰工会在民运中的带头作用令波兰共产党上层坐卧不安。工人罢工后，波兰共产党 再也无法自称代表所有劳动人民了。 70年代末，根据外国情报局提供的准确情报，我们了解到波兰社会不满情绪日 益蔓延。瓦文萨圈内有我们的耳目。波兰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米赫尼克身边也有人向 我们通风报信。不过波兰与东德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始终别别扭扭。即便我们告诫 波兰当局有可能爆发骚乱，他们也听不进去。 眼看地平线上乌云密布，东柏林的国家安全部及与波兰接壤的东德各省国家安 全局分别成立了关于波兰问题的特别工作组。对外国情报局来说，当务之急是摸清 支持团结工会的西方政府、政党、谍报机构以及诸如工会之类的民间组织的真实意 图。波兰谍报机构的同事请我们帮助监视流亡海外的波兰人组织，尤其是位于慕尼 黑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在巴黎办的《文化》杂志。波兰骚乱最严重的时候，我们 征得波兰内政部的同意，直接在波兰国内搜集情报，并制定出种种宣传方针，积极 引导波兰国内的舆论。同时，我们还掌握了西德谍报机构内负责波兰海外人士部门 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从而可以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 然而我们预先发出警告也好，波兰政府加强对人民的防范也好，均于事无补。 团结工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过去一向认为，任何改革必须 以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为前提。团结工会却反其道而行之，罢工工人处处与政府作 对。后者显然心虚胆怯，步步后退。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全国实行军管只不 过延缓了局势的恶化。 1981年，我萌发了退休的念头。一来事业上已功成名就，二来1972年签署的基 本条约步履蹒跚，成效甚微。昂纳克成了又一个死抓住权力不放的年迈领导人。有 人劝我竞选中央委员，继而争取进入政治局。然而在这种气候下，我无意寻求政治 上的进一步发展。再说米尔克会不遗余力阻挡我。我把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 日记里写道： 米尔克不明白，我对政治上的升迁已无兴趣。一则这会给自己再系上一条绳索， 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二则我们选出的权力机构徒有虚表，在里面干只会白白耗费精 力。干吗还去当那个官呢？ 我开始博览群书，对各种新观点以及对我国自称的“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 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批评敞开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著的《抵抗之美学》。魏斯在 此书中夹叙夹议，回首往事的同时还剖析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弟弟康 尼正打算拍一部名为《三个人》的电影或写一部同名小说，讲述童年时代他在莫斯 科与弗洛赫、维克托·菲舍尔和乔治·菲舍尔结下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30 年后，4个人在美国再次重逢。康尼参加过苏联红军，日后成为著名电影导演，东德 艺术学院院长。弗洛赫的父亲是著名德国共产党人，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此后 弗洛赫返回德国定居。1939年德苏同盟破裂后，他参加了德国空军，对苏作战。战 后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筑商。乔治是美军上尉，我猜测他也许与美国谍报机 构有瓜葛。尽管3人信仰不同，经历迥异，冷战却未能熄灭他们内心对童年友情的怀 念。 1980年康尼着手准备拍这部电影时已身患癌症，并于1982年3月病故。现在只能 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业。每天，我携带他的笔记和提纲来到办公室，一面记下我 的读后感，一面四处查找资料。我很快感到，这项工作比继续干谍报这一行更有意 义。以前发展新的间谍或策划谍报活动让我兴奋异常。如今只有埋头在这本书里时 才有这种感觉。 （我在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当 然地认为，我会接着康尼的剧本写下去。他们对此充满希望。对认识康尼的人来说， 早日看到这本书乃是他们的一大心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的紧迫。此事再也不 能拖下去了。 1983年初，我窥探到了华沙条约组织已病入膏盲的实情。隐藏在北约组织内的 头号间谍鲁普设法搞到了一份北约分析东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报告。该报 告对苏联体制的种种弱点以及它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我心里清楚，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的问题所做的分析相当准确。我同样清楚 地知道，那些“花岗岩脑袋”对现实不满的人送给我国年迈的领导人这一绰号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变现状。形势似乎无可救药地一天天恶化下去。我情绪低 落消沉，深感再干下去意思不大。 我将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见连同报告交给了米尔克。米尔克再通过克格勃头子切 布里科夫把它转给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我们的这份“评论意见”既不能掩饰北约 报告描绘的这幅黯淡图景，又不能显得我们在一旁看笑话。为了把握好调子，我找 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助手苦思冥想。 1983年2月，我利用访问莫斯科的机会告诉米尔克，我已开始考虑退休。那年我 满60岁，米尔克75岁。我俩都该考虑找人接班的问题了。米尔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不肯退让。他沉吟了片刻后终于原则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诉我，具 体退休时间要由他定。他已听说了我打算写完康尼开了一个头的《三个人》剧本， 嘲讽地说：“哪有谍报首脑写剧本的！”不管怎样，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 上。 东德社会上蔓延的不满情绪透过国家安全部厚厚的围墙，开始在我们内部弥漫。 国家安全部内有专供高级官员使用的桑拿浴室。在这里说话往往更随便些。一次和 外交部的两位高级官员洗桑拿浴时，他俩流露出对莫斯科和东柏林年迈迟钝的领导 人极其失望，并透露东德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非晴空万里。契尔年科对昂纳克接近 科尔的举动疑窦重重，担心西德人想培养一种泛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取代社 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1984年东德与苏联在莫斯科举行高峰会晤时，契尔年科警告 昂纳克，这样搞下去最后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不要忘了，东德与西德 发展关系时必须把苏联的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他补充道。 这一警告显然是给昂纳克打算正式访问波恩的计划泼冷水。这两位外交部官员 告诉我，两国首脑的会晤在冰冷的气氛中结束。昂纳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 东德代表团驻地后，他一反常态，大发脾气，骂契尔年科颐指气使。返回东柏林后， 昂纳克对米尔克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无奈和不满，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对，他决心 实现访问波恩的计划。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开始大肆攻击昂纳克。 由于我精通俄语，在莫斯科又有许多熟人，上面让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给切布 里科夫打了电话，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这种事属于党务。谍报机构无权过 问。 昂纳克访问波恩的计划搁浅后，我们与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 阴影，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两位领导人谁也不想先找个台阶下。为了安排昂纳克与 契尔年科直接通一次电话，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通过窃听 电话，我们偷听到波恩政府发言人伯林与另一位西德高级官员讨论莫斯科与东柏林 顶牛儿的部分谈话内容。“这件事越来越热闹。《达拉斯》和《王朝》两部电视剧 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评论说。 1984年8月，昂纳克与契尔年科的首脑会议只开了一天，并以失败告终。结果这 位总书记和数百万东德公民一样，无法访问西德。他被迫在西德问题上刹车急转弯， 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目前的大气候”不适于召开一次东西德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因此必须暂时搁置一边。昂纳克紧绷着脸，对助手平静地解释说：“暂时搁置不等 于‘取消’。” 昂纳克觉得苏联人不仅在外交上，还在经济上处处与他作对。莫斯科逐渐削减 了向东德出口的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石油。“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纳克 常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对东德一没有足够的财富，二没有实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 实视而不见。为了跟莫斯科斗气，他搞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动作，如同中国改善关 系。 此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的有识之士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意识 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大约就 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德累斯顿地区党的领导人莫德罗。莫德罗头发灰白，说话轻 声细气，待人彬彬有礼。他平时生活俭朴，只有一套三间住房，开一辆普通小汽车， 从不去享受党内领导人拥有的种种特权。莫德罗以讲话坦率而著称，与许多头脑简 单、自以为是的党内高级干部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惯于掩饰事实真相的党里，像 他这样直抒己见的人实属罕见。“付我这份工资不是让我去弄虚作假，”莫德罗曾 对我说过。我在苦闷之中总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俩谈到冯·阿登，一位出身贵族的杰出的物理学家。阿登摆脱了种种羁绊， 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潜心从事科研。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 因为政府部门的研究所远远赶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对国家乃至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深为关注，担心我们在与西德的科技竞赛中已被远远甩在 后面。而输掉这场竞赛的后果将是亡党亡国。 莫德罗不过是党的地方领导人，能否进入政治局并不清楚。显而易见，只要昂 纳克在位一天，我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对党的路线施加什么影响。阿 登又年纪太大，况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毫无兴趣，只求保证自己的 科研不受干扰。我们于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莫德罗身上。 后来有人捕风捉影地把我与莫德罗的会晤说成是我们这些党内改革派人士密谋 把莫德罗扶上台，在东德实行苏联式的改革。其实我们并没想走这么远。1985年3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我和莫德罗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可喜变化。我在日 记中写道：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老态龙钟，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新的总书 记。人们又一次怀有希望。与以往比，这次苏共领导人的更迭似有本质上的不同。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自挖墙脚。我们内部的无能、无知、自吹自擂、以及严重脱 离人民群众等恶习给自己造成的损害乃是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 此后，我与莫德罗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面，彼此交换看法。但我并没有为他上 台在幕后积极奔走串联。如果确有此事，我现在会骄傲地公布于众。令人痛惜的是， 我和莫德罗都没有及时袒露自己内心的绝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 起时，我俩毫不掩饰对现状的不满。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积极地去推动改革。和 众多人微言轻的人一样，我与莫德罗坐等党内出现一位救世主取代昂纳克，为我们 开辟一条新航线。 我想退休还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理由：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安德烈姬。我的 第二次婚姻濒于破裂。一次我去妻子克丽斯塔家乡卡尔·马克思城出差，结识了安 德烈娅。1985年，她与丈夫又来我家做过客。年轻时，安德烈妞因试图逃离东德坐 了4个月的牢。此事虽已过去多年，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感受到本 国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向觉得外国情报局局长干的工作和国内镇压并不沾 边，属于正当职业。然而看到本国异己分子以及那些无非是想移居海外的人受到如 此粗暴的对待，我不禁羞愧难当。 1986年初，我找到米尔克，向他公开了与安德烈娅的关系。他听后火冒三丈。 米尔克在两性关系方面是个老古板。火消之后，他竭力劝我至少表面上维持目前的 婚姻，并表示可以把安德烈娅调到我的身边。在爱情方面，米尔克不是个有见地的 人。他最关心的还是保密。我妻子是国家安全部在卡尔·马克思城的工作人员，对 我的工作所知颇多。米尔克生怕我妻子一怒之下会向西德泄露有关我个人及情报局 工作的内情。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与安德烈姬结婚。米尔克气得要死。有同事透露说， 米尔克下令窃听我的电话。我现在开始体会到受到政府怀疑的普通东德人遭受的种 种不便。克丽斯塔也被置于24小时监视之下，恐怕她会投敌叛变。一次在保加利亚 度假时，她还是设法甩掉了跟在后面的尾巴，结识了一位西德商人。米尔克断定此 人是西德谍报机构派来勾引她的罗密欧。当初我想出的罗密欧手法今天反用到我的 前妻身上，真让人哭笑不得。那段时间，我做好了精神准备，说不准哪一天西德的 一家小报会突然登出前妻的照片以及我们婚后生活的细节。最后，在国家安全部答 应给她一笔钱并安排一个称心的工作的诱惑下（也许她本人也不无理由地猜到了西 德谍报机构正试图用罗密欧之术拖她下水），克丽斯塔选择了留在东德。 1986年春天，我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沃纳·格罗斯曼表示已准备就绪后，米尔克 终于批准我退休。我任情报局局长将近30年，今朝挂印而去无疑是情报局内的一件 大事。我们都希望这次人事更迭尽可能顺利平稳。我与米尔克就退休后的待遇达成 了一揽子交易，其中包括在一栋俯瞰施普雷河的柏林公寓里为我新分了一套房子。 至今我仍住在这套房子里。尽管党政高级官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受种种特权，可 说到底这些特权是与职务连在一起的。国家给予的，同样也可以收回。为了撰写回 忆我的谍报生涯的材料以供国家安全部参考以及《三个人》的剧本，我请国家安全 部为我提供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并在国家安全部大楼里留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交 换，我的继任人和米尔克可以随时找我咨询。 1986年11月，国家安全部隆重地为我的退休举行了欢送会。米尔克想按传统的 苏联提法简要地做宣布：“沃尔夫同志，由于身患重病……”我身体好好的，不想 以谎言开始我的新生活，因此坚持换一种更接近事实，尽管听上去有点诡秘的提法： “根据本人的愿望，沃尔夫将军从沙（国情报）总局退休。”僵硬死板的正式欢送 会后，我个人又在小范围内举行了一次风格调异的告别会。面对彼此可以掏心窝子 的同事，我颇为动情，衷心感谢他们与我的多年合作，并隐约提到过去几十年里经 历过的恐惧、无奈和艰辛曲折。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同感。我还引用了布莱希特说 过的一句饱含讥讽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头戴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敌人的子 弹打的。” 我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场的人不禁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我国领导人 一直避而不提改革开放。最后，我引用了父亲写的一首题为《一个凡人的自白》的 诗结束了发言。这首小诗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我觉得它也是对我的真实写照。 诗的大意是： 假如我恨得太深， 爱得太疯狂， 原谅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凡人。 圣贤与我生来无缘。 我和安德烈妞隐居乡下，埋头阅读整理康尼描写三个人经历了冷战后仍未混灭 的友情的初稿。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坦然。《三个人》一书隐含地批评了 斯大林主义，歌颂了超越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深知该书出 版后，会在东德产生相当大的反响。我决心提出一个东德国内从未公开讨论过的课 题：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大逮捕年代的疯狂。借助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东风- -昂纳克拒绝仿效苏联在东德推行开放政策，东西德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本 书。 与此同时，我和一位导演朋友还合作拍了一部描写我父亲一生的电影。《一个 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将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内容因涉及斯大林的罪行需 要删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国期间，影片中的这部分内容还是被砍掉了。 对这种隐瞒历史（由此类推，也是隐瞒现实）的荒唐行径，我忍无可忍。同大多数 东德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可以见到总书记。我找到昂纳克，向他反映 了这一情况以及听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类似遭遇。他们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 的问题被武断地删来改去，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和以往一样，昂纳克待我十分客气， 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诉我和其他作家就删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随后他承认，删掉 电影中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肯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我抱怨说，不提斯大林的罪行就无法描写30年代苏联的那段历史。昂纳克回答说： “你难道没看出来？如今苏联那边，历史一天一个样。这都是让开放政策搅的。” 我不肯就此罢休：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宣传苏联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突然来个一百八 十度大转弯，怎么跟人民交待？戈尔巴乔夫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说他的做 法是错误的难以服人。受他的开放思想的影响，东德人民联想到本国的舆论政策， 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个问题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昂纳克扬起下巴，倔强地说：“我永远不会允许东德境内发生苏联正在发生的 事。”我问他是否了解示威抗议的队伍正在日益膨胀。他们得到了东柏林和莱比锡 路德教会的支持。几个月后，这批人成了东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间力量。 “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对付他们并不难。”昂纳克说。 1989年3月，在东德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个人》与 读者见面了。此前，东德政府刚刚查禁了一期苏联《人造卫星》杂志。这一期上登 有新近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于 是公开化了。如今东柏林反过来倒对苏联实行新闻检查。 我决定利用这本书在东西德同时出版的机会公开站出来支持改革，反对病入膏 盲的现政权。我表示不赞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卫星》杂志。当西德的一位电视 台记者问我对戈尔巴乔夫怎么看时，我回答说：“我为苏联有他这样的领导人感到 高兴。” 第二天，我听说我成了政治局成员在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讨论的话题之一。米 尔克打电话通知我，政治局认为我的表态是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并决定我不得在 即将举办的莱比锡书展上就《三个人》一书接受新的采访。借用美国政治中一种粗 俗却入木三分的说法，我在帐篷里往外尿了一辈子后，现在开始体会到人在帐篷外 往里尿尿的滋味。我没有去正面顶撞政治局的决定，而是继续在全国各地巡回推销 我的书。此时正值国内危机日益加深。人民对5月份选举中统一社会党靠操纵选举程 序得以继续执政越来越反感。 当年夏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新开放的边界潮水般地涌入西德。我和其他几位 深诸国家安全部的有头脑的同事一样，十分担心会爆发流血事件。酝酿了几十年的 积怨已接近沸点。我找到昂纳克的当然接班人、身材结实然而缺乏想象力的克伦茨， 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动用已呈如惊弓之鸟的国内安全部队对付示威者，流血事 件恐怕在所难免。这些部队只从手册上见过这种场面，根本没有对付它的经验。我 递给他一份备忘录，里面解释了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克伦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这个我懂，米沙，”他说，“政治局里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写的这篇东西， 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个字，第二天我这个委员就得给人橹了。别忘了，戈尔巴乔 夫在前三任总书记期间沉默寡言了几十年才自己当上总书记的。”他的这番话与我 多年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 10月18日，昂纳克和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在众叛亲离之后被迫下台。没有 哪一个人出面对此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没有米尔克的积极参与，任何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领导人是不可能被撵下台的。克伦茨被扶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在电视台发 表了一通不痛不痒的呼吁和解的讲话。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他显得力不从心。 布莱希特有个精力充沛、深明大义的孙女，叫约翰娜·沙尔。她邀请我参加定 于11月14日在东柏林开阔的亚历山大广场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这是一次呼吁和平 变革的集会。我深知现在已不是谨言的时候了。参加这次集会的还有作家沃尔夫、 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对派团体“新论坛”的领导人博莱和赖希。面对眼前晃动的要求 结束一党专制的标语牌海洋，我心里明白，统一社会党独揽大权的末日已经来临。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就此完结。我仍然认为，如果有一个既奉行 社会主义政策，又允许人民享有广泛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及财产权利的政府，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可以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竭力劝说参加集会的50万人以及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数百万人不要使用暴力，并 谴责了目前不分青红皂白，把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一位成员当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 替罪羊的气氛。这时，人群中开始发出嘘声。他们根本没心思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 前将军高谈阔论什么斗争要有理有节的大道理。 我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逃避过去是枉然的。我必须习惯为国家安全部的所作所 为以及我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阴暗面承担责任，虽然我对这类行为既不知情，也 没有同意过。当然，对人群中有人哄我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不过那一天总的感觉 是痛快极了。我为自己终于站出来讲出心里话感到如释重负。晚上回家后甜甜地睡 了一觉。这是我几周以来睡的第一个好觉。 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项10点计划。此后，特别是 12月4日这一天在莱比锡每个星期一举行的集会上，开始出现零星的呼吁德国统一的 标语。然而那一天在东柏林，没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讲演人和参加集会的群众各 自阐述了对祖国未来的不同想法和观点，但大家有一种强烈的同舟共济的感受。今 天想来，那一天恐怕是我们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末日。此事过去5天后，我在波茨 坦的一家作家俱乐部正在参加《三个人》一书的讨论会时，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 小伙子喊道：“边界开放了！”沧桑之变，竟在这一瞬间。一夜之间，我毕生献身 的世界土崩瓦解。当天晚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播放出柏林墙坍塌的画面。这道 曾巩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混凝土屏障没过多久沦为一块块碎石，被人们当做纪念品 收集。从现在起，我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迄今为止，它一直是我的敌人。 在这个世界里，我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逃难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备而来的，冲进我曾服务过的 国家安全部内，抢走了里面的档案。这批材料随后落到西德谍报机构手里。其中部 分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由于一般老百姓只听说过米尔克和我， 每天针对我的攻击谩骂之声几乎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红军派的恐怖分子受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一事上。对于攻击我的人来说，找不到可以证明我个人与红 军派成员打过交道的证据无关紧要。凭我在国家安全部里的一个部门干过这一点就 足以给我定罪。 夏天，报复空气越来越浓。一项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人员大赦的法案在 波恩议会上受到阻挠，未获通过。我毫不怀疑，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也是 我被捕入狱之时。征求了律师和朋友的意见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希 望能够在国外继续想办法保护我的老部下。他们中最后一批人于1990年4月离开国家 安全部。动身前；我给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外交部长根舍及勃兰特分别写了信，表 示决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国是我父母的祖国。经历了海外的长期漂泊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 己的事业和追求。柏林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和弟弟。对我来说，德国是我奋斗过 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爱过恋过的地方。我在德国这块土地上既做出过 贡献，也有过失误，做过错事。我在写给联邦检察官冯·施塔尔的信中说：． 我和东德谍报机构的其他成员参与冷战的方式与其他谍报机构成员没有什么不 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冷战似乎还在继续，非要决出个输赢胜负不可。败者的下 场就是受到无情的报复。 我想清楚无误地说明，虽然我可能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一旦得到可以受 到公正审判的保障，我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德国。与此同时，我还把这一决定告诉了 克格勃柏林站站长诺维科夫。他微微一笑，说克格勃已经知道西德当局企图以免于 起诉我为条件换取我向他们泄露机密，并对我拒绝合作的立场感到欣慰。他没有透 露克格勃是怎么知道的。诺维科夫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们会晤的情况。几天后，我收 到他的一个口信，说任何时候我遇到危险都可以找克格勃。 我和诺维科夫一致认为，危急关头我和妻子自己想办法逃离德国，以避免造成 苏联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时，我可以拨一个秘密电话号码，克格勃会助我们一臂之 力。事到如今，这已是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大协助了。我当时仍心存一线希望，在欧 洲避上几个星期的风头后，待德国国内的迫害浪潮平息下来即可回国。 9月28日，距德国统一还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点好行装，动身去奥地利。 我们持的是真护照，开的也是自己的车。我可不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违法行为被 人抓住，因此出国旅行从来不持假证件。我们像夏末去山区度假的旅游者一样，驾 车驶向德奥边界。边防警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俩的证件，挥手放行。待车子驶 到警察视线之外后我停下车，与安德烈姬紧紧拥抱，好似一对寄宿学校逃学的顽童。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安德烈哑开车在奥地利乡村转来转去，专拣小旅店或私 人出租房间住宿。有时，奥地利左派圈子里的老朋友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我和安 德烈娅都没有化装。10月3日我逃离德国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的头版经常可以看 到我的照片。不消说，旅馆大厅和服务台都摆放着这些报纸。奇怪的是，似乎没人 想到我就是这个失踪的“头号通缉犯”。有几次安德烈娅注意到有人仔细打量我， 或有人小声惊叹。这种时候，我们便立即转移他处。这段经历极不寻常，既让人提 心吊胆，又其乐无穷。说来也怪，我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不过我深知我俩不 可能像美国的邦妮和克莱德这一对年轻罪犯一样永远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们想再试试能否去以色列，但没有结果。以色列人曾许诺过给我签证，可到 了维也纳后又杏无音讯。我不想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在奥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 别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报》报社邀请我与一批 摩萨德的退休官员会面并会见前总理沙米尔）。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娅在下榻的 一个奥地利村子吃晚饭。望着她那张楚楚动人又忧心忡忡的脸，我意识到眼下只剩 下去俄国这一条路了。我当时仍抱有一线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在他的朋友科尔面前 为我们求情。我在奥地利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90年11月， 我翻出逃离德国前克格勃在柏林给我的那个秘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 是个俄国人。我按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告诉他，需要克格勃帮助的时刻已经来临。 两天后，一位俄国代理人在匈牙利边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娅，开车横穿匈牙利平 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开车经乌克兰驶抵莫斯科。虽然浑身精疲力竭， 却有如释重负之感。逃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抵达莫斯科后，舍巴尔申在位于亚塞涅沃的外国情报局总部设宴为我们接风。 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安然脱险。然而席上的气氛却显得颇为拘谨。主人为我没有 得到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帮助感到尴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没有出面见我，只通过费 林和苏共中央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这位克格勃首脑告诫我不要回德国。显然，苏 联上层内部对我投奔苏联一事内心不无矛盾。一方面，出于过去的情谊，他们感到 向我提供庇护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又不想张扬此事，以免损害与波恩这一更重要 的关系。 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莫斯科各部门开始给我吃闭门羹。或者说，按照俄国人的 惯常做法，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在苏联受冷遇。为了写这 本书，我需要查阅一些旧日的北约文件。这批文件当初还是我手下的间谍搞到的， 并由我转交给莫斯科。到头来这批文件我连个影也没看到。当然，俄国人并没有一 口回绝我的请求，只是婉转地告诉我说，“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拿到当初我 亲手交给莫斯科的这批文件。 逗留苏联期间，我竭力为以前的老部下、间谍和我本人寻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帮 助。此外，还走访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并为撰写一本烹调书收集俄国菜谱。我儿 子萨沙当时由安德烈娅与前夫生的女儿照管。他也不时过来看望我们。 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 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 两样。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 度假。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作为苏联领导人 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日。正是在这里，一个由部分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代表团不期而至， 向戈尔巴乔夫宣布免除他的一切职务。策划这场政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克格勃首 脑克留奇科夫c 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克格勃首脑。可我万万没想到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居然 会卷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动之中。无需是谍报首脑即可一眼看出，这件事从一开 始就是一场闹剧。政变的失败意味着我已山穷水尽。在此之前，我的律师曾两次找 到我，商讨返回德国的时机。做出离开苏联的决定已迫在眉睫。显然，戈尔巴乔夫 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叶利钦很快就会大权在握。我根本不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 帮助。 8月底，惊魂未定的戈尔巴乔夫返回克里姆林宫后，我约见了暂时代理克格勃首 脑的舍巴尔申。名誉扫地的克留奇科夫这时已被逮捕。舍巴尔申面对形势的骤变显 得迷惘不解。苏联国内局势乱成一团。克格勃内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两派。这 种时候，他自顾尚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我？不过兴许他会念及过去共事的旧情， 最后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尔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国的想法。他认真听我说完，然后两手一摊， 做了个俄国人典型的无可奈何的手势。“米沙，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们虽是 老交情，可眼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谁料到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愿上帝保佑你吧！” 我和安德烈娅决定返回德国前先在奥地利歇歇脚。一是为了松弛一下过去几周 紧绷的神经，二是在这里更便于与我在德国的律师取得联系，为我尽可能不声张地 返回德国做好安排。可惜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苏联人在我离境后发表的一项正 式声明中泄露了我的去向。他们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奥地利 警察和谍报机构接到命令，将我逮捕并移交给德国当局。 可我无意让摩拳擦掌等我回国的新闻界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于是又一次在奥地 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报界评论员和漫画家先是感到滑稽，随后开始对奥地利当 局的无能冷嘲热讽：在自己小小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退休的谍报头子都抓不到。 报上天天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后来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我和安德烈娅于是来到 维也纳，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奥地利警察客气极了，安排我们在一个避开记者 的地方住下。离开德国将近一年后，我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德国当局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我悄然无声地回国。我们来到位于拜恩一格梅因 的德奥边界后，德国一侧的警察已恭候多时。他们客气地示意我下车，敷衍了事地 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员面有难色地解释说，这是为了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 大儿子麦克尔赶到边界为我们送行。我和安德烈娅跨过边界后，被带入一辆奔驰防 弹轿车。我们自己的车交给了麦克尔。我坐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奔驰防弹轿车，里 面坐着检察官和我的律师。 德国当局安排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的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准备了小吃和饮料。 检察官在旅馆大厅神情肃穆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卡尔斯鲁 厄最高法院所在地。虽然抵达时间已很晚，检察官还是设法获得法院批准，立即将 我下狱。午夜前不久，我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监狱里惟-一间上有双重铁栏杆的囚 室。11天后，律师把我保了出来。检察官定的保释金高得吓人，而且条件非常苛刻。 借助朋友的帮助我才筹到了这笔钱。 我先后两次去莫斯科，并呆了较长的时间。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从 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国。外界谣传说，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档案材 料交给了克格勃。由于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们猜测纷纷。于是有了以上的传言。 可惜情报局的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东德垮台时，我已退休3年。新局长是我一手挑选 的格罗斯曼。他工作勤奋，深受局内年轻人的喜爱。我从未打算退休后继续垂帘听 政。格罗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牵制。偶尔，他会就我在任时经 手的一些活动征求我的意见，但绝大部分时候喜欢自行决定。不过我把办公室的钥 匙交给格罗斯曼时特别叮嘱过他一点：万万不可把间谍档案存入电脑光盘。电脑热 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里，局里一些机灵鬼抱怨说，情报局的档案存储系统太笨，使用 起来极不方便。我没理他们的茬儿。由于新闻界危言耸听的报道，现在几乎无人不 晓，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档案库里存放的档案长达几英里。我并不否认，东德国家安 全机构染上了一种癖好，四处搜集整理本国公民和海外敌人的黑材料。不过我要提 醒撰写头条新闻的记者们，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电 脑化程度极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恐怕不比我们少，不过肯定都储存在电脑软盘或 磁带上了。 前面已讲过，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颇为复杂的相互参照查索系统。按照这 套制度，任何人若想从我们档案中确认一个间谍的身份需要了解3至5个（取决于保 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关的细节，还要经过保密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三套相互关联 的文件。总登记簿里面贮存有间谍（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点排列）的档案以及 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搜集的几十万人的材料。每个处单独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 多不超过60至100名间谍。每个间谍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记有化名、地址和所属单位， 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单位。卡片上从来不写间谍的真实姓名。每个处的这 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级官员保管。局势紧张或爆发战争时，他负责把这 摞卡片从国家安全部带到我们的临时总部。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若想搞清一个间谍的 身份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来找去。如此明目张胆地试图把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 上号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把这些分开储存的档案都存入电脑光盘， 查找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这种办法虽然费点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 些最重要的间谍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当年我借助蜘蛛网模 式已理清了战后德国各家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后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费 力地记住此人属于哪个谍报网，很少有记不清哪个间谍或他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把这类档案储存在电脑里，安全主要靠暗语和不同的保密等级来保障。专 家们试图说服我，一个电脑化的存储系统万无一失。每回他们都讲得天花乱坠。然 而几周或几个月后，某家报纸却报道说，一个12岁的孩子在自己卧室里以“黑客” 手段侵入了军方的电脑网络。我从来不相信电脑。 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是加密的卡片总索引。查询某一间谍的身份和任务绝 对离不开它。这套卡片总索引到了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东德垮台时，我若仍在 位的话，很可能会把它转移到莫斯科。然而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国家崩溃时如何处 理这批档案。情报局以为，一旦爆发战争，这批档案肯定会被转移到位于柏林市东 边格森的战时总司令部里。不过每个处都有自己的紧急藏匿地点。1989年时，如何 安置这批档案取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俄国人如果拿到这批卡片索引会做多大的文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外界纷纷 猜测，莫斯科会收下这批间谍，利用他们的知识继续刺探西德的情报。这批人对西 德的了解可谓透彻。我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换了我是俄国外国情报局首脑的话， 我会觉得这批间谍使用起来风险太大。最后几年的风风雨雨清楚地表明，社会大动 荡时期，平时显得忠心耿耿的人也会叛变。德国的统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好似晴天 霹雳。每一个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东德情报局的特工、官员和耳目很 难推断。1990年夏天，他们已经看出苏联人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莫不义愤填膺。 每次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来我家串门聊天时，必然会提到莫斯科的背信弃义。想当初 曾和苏联人在一起于过无数次的杯，如今我们处境危急，他们却在一旁见死不救。 1990年下半年，我从克格勃内部得到消息，存有东德外国情报局高度机密资料 的光盘落到了中央情报局手里。中央情报局组织大批人马正在突击解译这批材料。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批档案被转录到了光盘上。此后不久，鲁普和维南德等人相继 落网。能够泄露这些人身份的原始材料只能来自我们情报局的卡片总索引，其中包 含了有关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的种种细节。 这批材料是从何处搞到的？是不是被转录到了光盘上？80年代初，战争气氛十 分浓厚。东德制定了细致的疏散转移计划，甚至还在格森地区修建了一个特殊地下 掩体，供我在这里继续指挥手下的间谍，好像爆发核大战后我仍可以通过无线电或 其他手段找到他们似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颇为荒唐。这个地下掩体我只去过一次。 真的打起核大战来，反正也来不及躲进来。我相信，就在紧张备战的热潮中，所有 间谍的登记卡被汇总到一起并存人电脑光盘。是谁下令这样干的，我无从得知。此 后，高级官员若想复制含有间谍名单的光盘就容易多了。 我由此推断，一定是情报局内部有人为了得到一大笔钱并免于受到德国当局的 起诉出卖了这批资料。不要忘了，东德情报局美国处处长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用100万 美元换取这批资料的建议。我之所以觉得这批资料直接落入中央情报局之手，而没 有给俄国人的一个原因是，报纸上刊登出了东德谍报机构把这些档案通过克格勃柏 林站交给了俄国人的消息。出于各种原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禁怀疑 这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试图掩饰中央情报局与一名东德谍报官员之间 达成的幕后交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谍报机构收获最丰的一次。西德 人已不再隐瞒，用于起诉10余名东德间谍的证据中，不少是美国人主动提供给他们 的。在调查我和其他人时，检察官显然有一个间谍化名名单，并千方百计想知道这 些人的真名。例如，情报局的一位前分析员布施1990年受到盘问时告诉检察官，北 约总部里有我们的一个人，并说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1993年夏末鲁普的真名才 暴露。此前，德国各家报纸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允许德国谍报机构查看它单独保存 的一批档案里的名字。 西德人是在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里看到这批名字的。早在两三年前美国 人就搞到了这个名单。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等了这样久才告诉西德人？显然，美国人 这一次如此兴师动众决不是为了侦破东德特务。破获的东德间谍不过是顺手牵羊的 结果。他们猎取的目标就在美国国内，即找出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年复一年泄露 美国机密的鼹鼠。他们知道此人就隐伏在自己身边，而且危害极大，可就是查不出 他是谁。1990年春天哈撒韦找到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1991年，我们隐藏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内的优秀间谍、身居要职的加比被送上法 庭。显然，她被出卖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时西德的出价也比后来低得多。她的男友 卡尔利施克为求自保将她抛弃，不肯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并公开说，与她继续保 持关系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卡尔利施克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由于他是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法院判处缓期执行（所有国间谍罪被判刑的东德人都 获缓期执行，只有我一个人例外！）。加比因为是西德人，被当做出卖祖国的叛徒 判了6年半徒刑。卡尔利施克获释后，跑到法院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大吃大喝了一 顿，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与此同时，与他好了20余年的女友被带到慕尼黑附近的一 家女子监狱服刑。显然，卡尔利施克既不忠于女友，也不忠于我们。对他来说，当 初干这一行不过是为了谋生。 这一时期背叛事件层出不穷。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加 比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被东德谍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出卖而怒不可遏。 我对此深感内疚。过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远不会泄露出去，而且我们会 一直保护她。没想到一个犹大出卖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无能为力，我心如刀 绞。一想到加比在国室里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内心受到自责的煎熬，耳闻 目睹西德新闻界肆意歪曲她的动机和行为，我痛苦至极。 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是帮助加比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加比担心昔日我打的保票 不过是逢场作戏，目的是说服她为我们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许诺会变得 一钱不值。我给她回了一封信，重申“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只把你当作齿轮上的一 个齿，或是这场巨变中的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在这场大变动中，我们大家或多或 少都深受其害。这一切在信上是很难讲清的。我自认为很了解你，但我俩的经历毕 竟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不过共同的命运却把我俩连结在一起。我的安慰 决不是敷衍你的陈词滥调，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我与加比恢复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励。她常常给我打电话并表示，通过与我的 交往，她有了正视过去的勇气。加比还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尽早结束对其他东德间 谍的起诉的团体。这些间谍的案子一直拖着，无法定案。如今我与加比通信用不着 使用密码，也无需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我们这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间谍结果成了 朋友。 虽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东德公民免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同一规则却不适用于 我。1993年5月4日，我来到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级法院，接受对我过去毕生事业 的清算。法院外面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群众。我和安德烈娅在一左一右两位 律师的陪伴下艰难地从人群中挤过。仰头望去，法院塔楼上是一只象征旧日德意志 帝国的张着双翼的老鹰徽记。这种德皇时代的遗迹在战后的德国已十分罕见。法院 门口簇拥着一群迫不及待的记者，等着这场好戏开场后好做文章。一看到我们，呼 啦一下子涌了过来。 我们穿过法院正厅，走向位于地下一层的法庭的路途中又与从后门涌入的一批 记者迎头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楼来到安静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对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诸位检察官。自奥地利边 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后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简短听证，我对这些 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里座无虚席。 我坐在这间法庭里充满了讽刺。身为前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我却因在联邦德 国从事间谍活动受到统一后的德国司法机关的审判。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间法庭正 是1975年审判纪尧姆夫妇的地方。当年审纪尧姆时，西德政府的部长以及联邦情报 局和宪法保卫局的高级官员先后来此作证。证词一律予以保密。为了确保作证内容 不被人窃听，特别修建了这间地下法庭。选择这样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地点开庭绝 非巧合。卡尔斯鲁厄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特别要求在杜塞尔多夫法庭审理我的 案子。早在纪尧姆事件之前，杜塞尔多夫法庭就以判决之严厉而闻名。该法院的法 官在西德同行中属于最铁面无私的。对我提出的指控书长达389页。开庭前我的律师 已屡屡碰钉子。现在又收到了这么一份起诉书。等待我的是什么可想而知。5位法官 鱼贯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对我的正式审判终于开始了。预审期间，我 曾仔细打量过法官席上这4男1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库龙受审期间出庭作证时曾见 过他们一面。 库龙的受审预示着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看到他瘫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苍老。 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国统一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我默想。上次出 庭，我作完证就可以走了。这次却要呆在这里，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审判。他们身披 黑袍，坐在一只巨大的老鹰徽记下面，看上去怪诞阴森，犹如博斯油画作品里的人 物或是来自戈雅画的梦魇世界。随后漫长的7个月里，我熟悉了他们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 首席法官瓦格纳有一张宽宽的脸庞，警觉的眼睛，行动迟缓无力，活像一头老 猫头鹰。他外表沉静，谦和。然而一个证人如果毫无防备的话，随时会被他饿虎扑 食般地扑倒。坐在瓦格纳和一位瘦脸女法官（她好像拼命想记录下审讯过程中听到 的每一个字）之间的是一位年纪较轻的法官，脸色惨白，急于表现自己是瓦格纳手 下的第二号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给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几乎轮不到他讲话。 第四个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时找出有关的证据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积成山的文 件堆里翻来找去。第五个法官让人难以捉摸。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偶尔脸上浮 现出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凝视着这些在我眼里只能是敌人的司法机关的代表，不禁浮想联翩。我的一 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厄运源于我的成功。正是因为我领导了欧洲大陆上最卓 有成效的情报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师首先提出，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最高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做 出我是否应受到审判的裁决之前，暂停审理此案。在此之前，负责审理接替我任外 国情报局局长的魏尔纳·格罗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统一后的德国 法院审判前东德谍报人员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做出裁决之前，拒绝受理格罗斯曼 的案子。我因此怀有一线希望。然而宪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绝了我的律师的申请。 下一步我和律师打算通过证人的证词以及政府档案中的证据说明，东西德谍报 人员的活动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审判我的主要依 据向克格勃递送情报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类推，我们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自己辩护：西德联邦情报局也同样卖力地向它的美国盟友- -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 不幸的是，我和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做这种比较。法官裁决，西德联邦情报局的 活动不属于他的法院审理范围之内。检察官于是揪住一点作为指控我的主要依据： 东德情报局充当了一个非正义政权的工具。他据此声称，我们情报局本性是侵略的， 而冷战期间另一方谍报机构则是防御性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据是 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据该法，西德声称对前德国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杜塞尔多夫法院驳回了我的律师的申请后，我马上决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以 节省法院的时间。检察官称，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显而易见，证明这一点无需任何证据或证人。首席检察官还称，他握有我犯罪的证 据，可以证明我曾亲自会见过间谍并向他们面授机宜。我不需要麻烦法院去-一调 查这些会面是否属实，因为我根本不想否认这类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谍报首 脑，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官僚。对此我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 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德语里“叛变”一词按字面解释是“叛国”的意思。稍有常识的人不难看出， 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头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个国家？毋庸讳言，我当然 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出卖过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国的罪名把我 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据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随后的7个月里，检察官指控我亲自操纵了30余名重要的间谍。其中一些人还被 传到法庭上作证。我从而有机会再次见到并观察许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与我共事 多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应该感谢法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亲 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改初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奇不有。他们中既有东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经历各不相 同，向我们出卖情报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在法庭上与加比见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 她走进法庭时，扭过脸避免看到我。报道这次审判的新闻记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她 与我决裂的一种表示。其实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加比是个极其冷静的证人， 拒绝顺从检察官的意思，把我说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过要挟和其他高压手段 迫使妇女充当东德的间谍。她看上去因内心痛苦而面色苍白，竭尽最后的力气对付 法官的提问。我深知这对她有多么不容易。她和库龙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 认识到，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 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这位希望利用与我们的关系促进两德关系正 常化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当年西德政府认为，与东德的任何接触都是犯罪行为。 德国统一后，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见到波斯特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 如今坐在证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仍主 张两德之间应该实现和解。当年他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为东德做事。他称指控我叛国 的罪名荒唐无比。 出庭作证的人中还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级罗密欧”，施勒特尔。他使我回想起 往日荒唐的计谋和大胆的把戏。检察官一一列举了施勒特尔的成绩后质问他：“你 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 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 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 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 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 有可能再次受审。他这才被迫同意出庭。当检察官问他对多年欺骗勃兰特作何感想 时，纪尧姆平静地回答说：“我这一生为两个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过：马 库斯·沃尔夫和威利·勃兰特。”纪尧姆重提他曾把勃兰特的挪威文件转交给我们 时，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骚动。我不禁冲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和律师事先已商量 好，不说任何可能对他不利或导致重新审判他的话。两个老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就 此事争吵绝非我俩所愿。 鉴于勃兰特倒台时金克尔在内政部任职，之后又担任过西德谍报首脑，我的辩 护律师要求德国统一后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出庭作证。金克尔在幕后参与了倒勃兰 特的卑鄙勾当。时至今日，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对我的审判中被当众抖搂出来。我 与金克尔同出生在黑钦根镇。小镇附近有一座霍亨索伦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堡。 我们这两位东西德谍报机构的首脑终于在法庭上见了面。我因为干这一行成了 被告，而金克尔日后却成了一位高级政治家，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受到欢迎。 至于他过去干过谍报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在乎。金克尔的助手事先处心积虑地做出 安排，确保我俩去法庭的途中不会碰上。我知道金克尔内心对我厌恶至极。世人看 到我俩在法庭对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们这两个谍报首脑从事的活动无所谓谁善谁 恶。一想到此，他一定恼怒不已。为此金克尔一直拖到马上要开庭时才露面，坐到 了证人席上。对我的存在，他故意视而不见。过了片刻，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 于是冲我点了点头。 金克尔不过是回答了几个不甚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与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说 是德国统一后东德人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东德人过去的一生被置于台面上， 任凭拿着手术刀的西德人随意解剖。西德教师仅凭东德教师在另一种制度下执教这 一点就可以全盘否定后者，不管他多么称职，或是多么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种新 的说法，东德外交官因为“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丢掉了工作。而不久前还和他们 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 德间谍却在证人席上。 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 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决我有罪。我 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1995年6月，宪 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 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 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 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当时 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 在其中起的作用。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著，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 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无视这一点，就无法 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我生活和 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 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这一制度最终 被人民所抛弃。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 一无是处。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用“正义国家”和“非正义国家”这 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冷战是一场 无情的较量。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 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 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当代著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 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 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 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 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 隐面人 第十七章 后记 在我的谍报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尝过。既经历过巅峰时刻的辉煌，又 因我们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视坠入过情绪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机构都免不了的日常 琐事带来的烦恼。每天的头等大事往往是向国家领导人报告坏消息。冷战期间敌方 的高级谍报官员回首自己度过的一生时一定也有同感。当然，他们与我们有一点不 同。他们一方是赢家。我这一辈子不仅参与了冷战期间不为人知的谍报战，而且还 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肆意滥用权力的行径。 我们在谍报这一行中的老前辈的光荣事迹始终激励着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励 我的部下。无论是总部的谍报人员，还是潜入敌后的间谍，都把这些老前辈视为自 己的榜样。但有一件事始终缠绕在我心头。希特勒上台后对世界虎视眈眈。索尔格、 舒尔策·博伊森和特雷佩尔这样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苏联发出过警告：德国正在暗地 磨刀霍霍。倘若这一情报引起苏联重视的话，本来可以避免惨重的损失。然而斯大 林却把他们的警告当做耳旁风。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剧在于：他们效力的制度不允 许人们有自己的见解。一切决定和判断都只能由一个人做。一个不能容纳异见的制 度也不会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的制度最终沦落到了这 一步，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或独立见解。 日后，我曾寻访过红色乐队的部分幸存者。从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关 这一地下抵抗组织的详细报道，而国家安全部里却查不到这方面的档案。米尔克把 纳粹时期的档案抓在自己手里，把它们交给调查司下面的一个特别科保管。我想尽 办法也没能看到这批档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这批人究竟是如何 投身于反抗希特勒的事业中来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疑虑和恐惧？他们不 顾周围环境的险恶，毅然同一个魔爪无所不在的野蛮政权做斗争的内在力量又来自 何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刊物一般回避探讨诸如此类涉及个人道义和历史责 任的问题。 就事业而言，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没有昔日反抗纳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 如果我对自己一生的叙述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谍报工作的局限性。回顾所做的 工作，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而恰 恰是相反的理由。由于谍报机构的存在，双方的政治家不用担心会遭到敌方的突然 袭击，从而为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时间最久的和平做出了 贡献。 双方的政治家，也是我们的主顾，并不想承认这一点。情报价值的大小同间谍 为搞到情报显示出的勇气和做出的牺牲实在毫无关系。根据我的体会，一个谍报机 构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决于收到情报的人在情报不合自己胃口时是否仍会重视它。 问题是，通常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到秘密情报，而且他们的决策方式也极不科学。 由于收到的情报数量庞大，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认真消化。最终做出的决定明智与否 基本上取决于向他们递送情报的官僚机构。政府部门与谍报机构之间常常互相保密， 好似隔着一堵墙。我在任期间，几乎没有机会向上级解释哪些情报最重要。到头来 我手下的官员和间谍的工作成果只有米尔克随意指定的极少数人知道。 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判断上的失误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的 讨论常常冗长无比，而且空洞无物。国家安全部偶尔召开全体大会时，米尔克会滔 滔不绝讲上一大通，随后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西方的民主社会似乎也没有找到判断情报价值大小的可行办法。猪秽湾惨败一 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蹩脚的外国谍报机构为了应和冥顽政客的主观愿望，向 肯尼迪总统建议采取这一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行动。据我所知，可以看到联邦情报 局送给总理办公室的情报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视其为废纸，不屑一顾。纪尧姆 事发后上台的施密特总理任职期间，常常因类似案件恼火不已。一次他当着东德驻 波恩大使麦克尔·科尔的面挖苦说：“你们能不能别再搞这些谍报活动了？搞到的 那点情报都是些陈仓烂谷子，反正也没什么新玩意儿。真正有用的军事情报我们谁 也搞不到，重大机密早就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捂得严严的。把钱花在谍报上毫无必要， 只会使谍报机构自我感觉良好，证明自己需要这么多经费和人。” 说归说，施密特照样把西德情报局抓在自己手里。这位总理及他的办公室主任 经常光顾位于普拉赫的情报局总部。1977年，我在日记里写道：谍报机构“的确自 成一体。不管是否搞到货真价实的情报，双方谍报人员神通广大的名声确实产生了 一个效果：谁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动都不可能长久保密。仅这一点就为和平 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保证了国际义务切实得到遵守。” 这席话听上去很像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人们可能马上会觉得我过高地估计了我 们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我常常对自己工作的价值抱有疑虑，尤其 是每年庆祝东德国庆时。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刚过，我在日记里写道： “在讨论谍报机构的作用时，除了什么人得益的问题外，越来越多的人还思考另一 个问题：这些谍报机构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们这些深谓内情的人中，有 谁能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有此问题的不止谍报机构一家。武装部队耗费的资金更 是不可计数。然而北约组织那些上面盖有‘机密’或‘绝密’戳子的文件到头来还 不如卫生纸值钱。” 还有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把我们这些谍报机构的活动比做孩子的游戏。克格 勃的特工冷眼旁观中央情报局、西德情报局、摩萨德或英国谍报机构的特工跟踪克 格勃人员。一位人士评论说：“为了达到目的，应召女郎主动投人外交官的怀抱， 伞尖上涂上了毒药，东德的年轻骑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书献上花束。世界上没 有一国认为可以不要谍报机构。可这些庞大的谍报机构平时干的无非是互相拆台罢 了。德国人在自己分裂的国家里干得尤其出色，堪称这方面的冠军。一次次胜利之 后，双方遍体鳞伤。” 在普通人眼里，谋报世界一定显得荒诞不经。谍报工作往好的方面说是一场毫 无意义的游戏，往坏的方面说就是邪恶。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人们正在用比以往 更开阔、更解放的眼光评估谍报工作的价值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央情报局 受到的指责尤甚。人们批评它耗资几十亿后也未能预先看出苏联行将解体，而且还 出了一个鼹鼠，导致苏联境内的整个谍报网遭到破坏。 我认为，双方庞大的谍报机构各裁减一半丝毫不会影响它们的效率。不错，在 人造卫星和电脑“黑客”的时代，搜集情报当然离不开昂贵的技术手段。但这不能 完全取代人。技术手段只能帮助查明某一瞬间的情况。至于各种秘密计划、选择和 其他的考虑，哪怕是最先进的卫星也无法察觉。 此外，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与总部人数的多寡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可以说，任 何一国优秀间谍的数量与其谍报机构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时即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国家安全部其他部门的做法则相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最后达到8万余人。 对一个只有1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对东德的生存没有起到 任何作用。我始终与帕金森定律做斗争。1987年我离开外国情报局时，我们局有30 00多人。4年后它解散时，已涨至4000余人。与此同时，潜伏在西德的间谍人数却一 直没有变化。最后几十年里，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人数不过1000余人，其中真正有价 值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因此，虽然谍报机构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确它们的使命的话，可以大大减少 其人数。毫无疑问，谍报机构可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世界上猖极的毒品贩子集团。 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也绝对离不开各国之间的合作。不过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 探刺探竞争对手的秘密，政府部门的间谍在搜集工业情报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 疑。 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对谍报机构加以精简的话，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难 以抵制暗中监视、控制自己人民的诱惑。谍报机构按其工作性质本来就不民主。毋 庸讳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谋报机构会成为践踏公民权力的 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会里的立法机构也难以驾驭谍报机构。由于谍报工作的秘 密性质，通常很难要求它们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公开汇报自己的工作，接受监督。 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此。即使是经过挑选的少数议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也无法了解 到最核心的机密，例如西德联邦议会和美国国会。所有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国家里层 出不穷的丑闻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存在政治冲突，只要武装部队负有解决这类冲突的使命，任何一国都离不 开一个侦查潜在敌人的意图及能力的机构。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充其量只能争取 确保谍报机构严守事先为它们规定好的职责，不得卷入其他活动。然而暗中的较量 会继续下去。无论谁胜谁负，这种较量绝不是什么游戏。它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 有人会为此坐牢，有人身败名裂，甚至有人为此丧生。而他们搞到的情报并无法决 定一国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许只能施加些许影响。无疑，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干了一辈子谋报工作后，我不禁思忖，这一代价是否值当？ 杜塞尔多夫法庭结束对我的审判时，我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一个年愈70的老 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过。审判期间，‘叛国罪’一词不绝于耳。我扪 心自问，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无 比珍惜这些原则。今天我认识到，我们过去频频失误，犯了许多性质严重的错误， 而且往往是已铸成大错时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当年我们满腔热情去改变世界 时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 通过讲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说明，我从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 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无论我还是我的朋友们做出的决定有时多么有争议，无论我 们给自己或是别人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大，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一生碌碌无为． 回顾青少年时代在苏联度过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俾大林的罪行，也不是 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的条约，而是战争年代的生活情景。对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件。谢天谢地，这场大战终于埋葬了希特勒的 第三帝国。凡是反对过希特勒政权的人有谁会认为自己是德国的叛徒？我自己和亲 人为这场斗争做出的贡献虽然微不足道，但仍令我感到骄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致力于揭露纳粹暴政的根源，它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以及西德上层内隐藏的前纳粹分子。对这一切，我同样感到自豪。希特勒阴魂不散 是我同意加入谍报机构的原因之一。这不是叛国。 姑且不提这段反法西斯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怀有的忧虑，我仍然有理由感到 骄傲。欧洲现状得以维持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这种现状也许有时剑拔弩张或冷若冰 霜，但它最终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核大战。 不过我的骄傲是打了折扣的。尽管我觉得有必要呼吁人们客观地评价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的历史，尽管我更愿意强调它诞生在反法西斯烽火之中这一事实，我决不 会对它过去的阴暗面熟视无睹。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有大量污点，包括 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迫害，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我对此应负的责任。我是这一制度 的一部分。假如人们把我当成国家元首加以攻击谴责（实际上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干 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经历了1989年的巨变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下场如此 之惨？是不是我沉默的时间太久，没有及时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缄 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抗议根 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议只会招致更严厉的镇压，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 的压制。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在一个统治者整日惶惶不安，无法做出理智决定的 国家，任何人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只会受到压制。我感觉，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头 来会更有效。我这种看法是否错了？很有可能。可惜时间无法倒流，让我另择一条 路。我常常想起1944年父亲写给弟弟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弟弟，任何时候都 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必要的时候，一个人还要敢于坚持 己见，哪怕为此受到迫害。我现在懂得，必须始终尊重他人的观点，决不能搞一言 堂。然而我这一生中，包括担任情报局局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却选择了耐心等待变 革。 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如何焦急地等待苏联领导人的更迭，深知这必然会给东德带 来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终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我比任何人都激动。 可我们没有看到，改革来得太迟了。开放政策已于事无补。1917年在俄国诞生的乌 托邦理想气数已尽。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 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 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 为社会主义信念太强，而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斯大林所犯的罪行不 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践踏。强迫个人无条件服从党的理 论，随意整人，伪造历史都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位于铁幕我方一侧的大多数国 家竞相效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悲惨结局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而不是民主和社会 主义。这也是东德最后窒息的原因。我承认，虽然东德社会有优厚的社会保险，我 们的制度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多数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从东德的衰败中我悟出一 条重要的道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同我们引以为豪的其他成就 一样重要。 德国统一后，大部分东德公民的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就业困难， 房租昂贵。许多人深深怀念当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生活的安定。以理想的社会 主义社会标准衡量一个像德国这样的西方民主社会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我知道，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能接受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社会。美国人民对 自己的国家和她取得的许多成就理所应当地感到骄傲。但我不明白他们何以能对至 少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的现象熟视无睹。一想到未来的社会和文明有可能 只信奉金钱至上，我深感不安。金钱的威力不次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其作用同样 无情，只不过常常不易察觉罢了。在社会主义阵营，滥用权力始于歪曲理想。在资 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常常不过是用来掩饰富人利益的幌子。即使在“赢得了”冷 战的国家里，许多人对现存政治体制极为不满，觉得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原因也 许就在于此。 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许多青年人仍在 憧憬一个人人幸福的未来，渴望未来的世界比今天更人道。我认为乌托邦思想不是 什么胡言乱语，而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东西。人类如果没有一点理想，很可能会 倒退到野蛮人时代，最终因其残暴毁灭整个地球，而不是哪一国。我相信，年轻的 一代及其子孙后代一定可以找到办法，实现我过去珍视，而且今天仍然珍视的美好 理想。 距我柏林家不远处耸立着一个马克思一恩格斯纪念碑。1989年秋天，东德末日 来临时，一些年轻人用喷漆在纪念碑上喷写了“无罪”一词。他们说得对。我暗自 想，这些青年人和我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蕴藏着无穷潜力。冷战已经结束，我也 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我的一生丰富多彩，既做过有益 的事，也犯过错误。孩提时代我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会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现在 我踏上了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我常常翻阅瑞士科学家齐格勒写的一本书。 书名极好地反映了20世纪行将结束时我内心的感怀：明天见，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