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张晓辉译

失败者的胜利(代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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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蔚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1942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一百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璨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十个人能说出卡斯特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他热情还是冷漠？宽厚还是刻薄？爱不爱醇酒妇人？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也许学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每个人与生俱来又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概念：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胡须纷乱，蓬头垢面”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尔维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滩胶体”——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的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尔维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上抬起眼睛”，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尔维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补正》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微乎其微，不足挂齿”，只不过是一个“靠翻译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家糊口”的穷学者。他代表“横遭亵渎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就没有哪个印刷商胆敢印行这些书”；而随后，“他那些主要著作，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进，二百年和三百五十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案；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一九三六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卡斯特利奥：《论怀疑术》，一五六二年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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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则赴汤蹈火，而坚定勇敢；他虽则危在旦夕，而恪守信念。他从容赴死，留给敌人的惟有轻蔑暴怒的一瞥——战胜他的绝非人类，而是命运；他横遭不测，然而绝不被征服。最大的勇敢，往往是最大的不幸。因之凯旋的败绩，比胜利更得人艳羡。
——蒙田：《论食人部族》

“苍蝇战大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他驳斥加尔文的巴塞尔稿本上，亲手添加了这样一句话。初看起来，我们免不了有些反感，倾向于视为一种夸大其辞，那是人文主义者常见的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没有夸张，也不含讥刺。恰恰相反，这勇猛斗狠的战士，他不过意在把自己深切悲苦的信念，明确表述给他的朋友阿默尔巴赫——他深信，当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运动里，被狂热的教义所煽惑，把一个人置于死地，从而屠戮了良知的自由，这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对手挑战。

当卡斯特利奥挥笔从戎，一如骑士般挺矛出征，开始这一场险象丛生的角斗，他深知对那披挂了物质甲胄的独裁政体做纯粹精神的攻击，势必徒劳无益。因此他的战斗，是为了失败的事业。这手无寸铁的人惟有孑然一身，又如何企图打败加尔文，连同他千百万信徒做后盾，所有的国家权力为装备？加尔文，那组织艺术的大师，有本事把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转变成严格顺从的机器，而其中不计其数的公民，在此之前还是自由人。他有能力铲除独立精神，封杀思想自由，以利于他独断专行的教条。国家权力，就在他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色的权威——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捕快和监狱，写作和谈话，甚至隐秘的窃窃私语，都仿佛他手里的面团，听凭他的摆布。他的教条变成了法律，任何人胆敢置疑，立刻便有压制讨论的争辩，精神暴虐的争辩，加上监禁、流放和火刑，教给他在日内瓦惟有一桩真理才正确：加尔文就是先知。

然而那邪恶狂热的家伙，他邪恶的权力远超过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诸城视他为主要的政治盟友；整个的西方世界，新教徒封这“暴烈的基督徒”为他们的统帅；国王和诸侯竞相博取这好战的教士青睐一眼——而他在欧洲，建立的教会组织仅次于(如果还能说次于)罗马教皇的权力。若他不得与闻，政治领域里便一事无成；悖逆他的意志，惟有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可能得逞。冒犯这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恰如同冒犯君王和教皇一样的危险。

而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怎能以思想自由的名义，拒绝效忠于加尔文，一如拒绝了其他的精神暴君？审度这两人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把卡斯特利奥比苍蝇，而把加尔文比大象，绝非夸张之辞。卡斯特利奥，他微乎其微，不足挂齿，在公众当中毫无影响。况且他，一个穷困潦倒的学者，靠翻译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家糊口；他流亡异国他乡，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留权，几次三番辗转逃亡——只要世界因狂热的信仰变得疯狂，人文主义者们势必夹在争战斗狠的狂热分子中间，软弱无力，孤苦伶仃。

多年以来，这谦逊崇高的学者，生活在迫害和贫困的双重阴影下，经常面临着可怜的窘境。然而他的心灵却一派自由，因他不受制于宗派的羁绊，也不听凭自己受任何流行狂热的奴役。直到加尔文杀害了塞尔维特，他的良心因之感到义愤，才放下平静的工作，以横遭亵渎的人权之名，向那独裁者展开了进攻。他单枪匹马，可这适足以证明他是个英雄。他那卓有经验的敌手，有的是一长列忠诚的信徒；即便他们还不忠诚，严格的教规也会约束了他们。而卡斯特利奥，却得不到任何教派的支持，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没有王侯贵族起而保护他，一如保护着路德和伊拉斯谟。纵然有几个朋友和知己钦佩他的勇气，也只敢私下里说两句鼓励他的话。

当狂热分子们追捕异端，把异议分子送上拉肢架与火刑堆，公开捍卫那胆敢信奉受迫害事业的思想家，身家性命自会蒙受危险。卡斯特利奥的遭际，也绝非特殊情形；他拒绝那般权势煊赫的人，他们单单因为私人见解的缘故，便有权对任何人横加侵害。这是个集体癫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经常搅扰着世界；然而就有一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不受时新幻觉的左右，敢于把谋杀按其真正的名字，就叫做屠杀，而不管它假称什么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是人道的情感，迫使他发出孤独的呐喊，他说“我再没法保持沉默啦”，便呼告这人对人的残酷，他绝望的声音回荡长空。我们这族类的怯懦何其深重，以至卡斯特利奥如同其他反抗权奸的人一样，需要寻找些支持者——如果还找得到支持者的话。可到了紧要的关头，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后援。他所拥有的全部，正如那般作战高手惯常拥有的一样，只是坚定不移的灵魂当中坚强不屈的良心。

由于这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起初便知道，他的战斗势必徒劳无益。他明知道这一点；恰恰因此，他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神圣的顽强，使这“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永垂不朽。正因他勇于奋起反抗那世界范围的恐怖，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鏖战必将被永远铭记。进言之，就问题的根本而言，这历史性的斗争绝不局限于其所发生的时代。它并非争执什么狭隘可道的神学观点，亦非针对着塞尔维特其人；它绝不在自由派和正统派的新教教义之间明断是非。这斗争关系到更加深远的永恒问题。Nostra res agitur(我们的争执已经展开)。战斗已经打响；尽管名义有别，形式各异，这斗争却永无止息。所谓神学，不过是一副偶然的面具，戴上这样的面具，全因为神学乃是十六世纪日内瓦的时尚(其实别处也一样)。卡斯特利奥跟加尔文，象征着一场无形然而势不两立的冲突。不管我们如何给这冲突的两极来命名：宽容对不宽容，自由对监护，文雅对狂热，个性对机械划一，良心对暴力；说到底，这样的名字，就意味着一种由衷的个人抉择，选择那对我们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还是政治，是时代精神还是理性观念，是人性还是社会。

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能思的人，都需一再确定自由与权威的分野。因一旦缺乏权威，自由势必堕落为放纵，随之演化成混乱；而如若没有自由的调节，权威势必转变为暴政。人性里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望，希望把个人吸收到社会之中；而另外的一种信念同样根深蒂固，便是必能寻找到一种宗教、国家或者社会体制，它会权威性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便以无情的逻辑，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由的赠与；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懒，面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

像这样，为着永远解决行为之谜而对救主的渴望，便为大行其道的先知们打开了门户。当一代人的理想泯灭了激情，那般先知的风格和鲜明色彩，适足以叫那个装备了强悍思想的男人或女人断然宣称，他，而且惟有他，发现了簇新真确的法则，而芸芸众生将信心十足地接受这第n个救主的教诲。新的意识形态永远创造着新型的理想主义；毫无疑问，这意识形态必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一个人只消给旁人统一纯洁的新幻象，准立刻激得起人类最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热狂。成千上万的人仿佛魔咒加身，准备着举手投降，听任人家蹂躏自己，强暴自己。这样的天启者，这样的先知，向他们要求得愈多，他们便愈发心甘情愿地奉献出去。自由，仿佛昨天还是他们最大的美事、最高的乐趣，可为这先知的缘故，他们抛弃掉自由，毫不抵抗地追随着领袖，充满着塔西陀所谓“ruere in servitium(甘受奴役)”的热望。于是在整个历史当中，人民只因为渴望着安定团结，竟甘愿把脖子伸进轭里，而且对那给他们枷锁加身的手，他们还要亲上几口哩。

我们这古老幼稚而机械的世界，竟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思想一再创造出奇迹，观念一再变得强悍有力——观念，那曾是最无关紧要的势力呀。能思的人们思虑及此，必会情绪激昂。于是，我们禁不住诱惑要钦羡那般世界级的骗手，他们凭借精神的力量，竟至于成功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然而一经获胜，那般理想大师、空想巨匠，旋即表现出顶顶恶劣的骗手原形，这一点几乎无人例外。权力激励他们攫取包罗万象的权力，胜利导致他们滥用胜利。征服者绝不会因劝服如此众多的民众接受他们天字第一号的幻象弹冠相庆，也不会因收取一般甘为事业生死与共的信徒沾沾自喜。他们欲壑难填，企图将多数推广成全部。他们渴望将自己的信条，强加在不属自己宗派的人头上。在独裁者眼里，驯顺附庸，灵魂奴仆，趋炎附势，才不能满足他们。除非那些自由人，那些人单势孤的独立派，也拍他的马屁，受他的役使，他才能心满意足。为了叫他的信条普适众生，他会令国家铭记：不遵守成规，就等于犯罪。只有一桩倒霉事还能不断发展——对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乞盼，迫使他们在建立了独裁统治以后，立即堕落成暴君。可一个教士，一个先知，不再相信自己信仰和教义的内在力量，转而乞灵于暴力进行扩张，他便是在向自由宣战。不管那支配的思想是什么，只要是求助于恐怖做工具，强使异己的信仰趋于一律，这便不再是理想主义，只是件野蛮的行径。即便是最最纯洁的真理，一旦强加在持不同意见者的身上，就变成了对圣灵的犯罪。

这样的幽灵，这样的精神，真是好不神秘。它像空气一样无影无形，却仿佛融入了一切结构准则，简直所向披靡。它把那般性情暴虐的人错引入幻想，满以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压缩起来，顺当当关在密封的瓶里。然而每一次压缩，等量的反压力都会引起动态的作用；当压缩的力量相当强大，便会造成爆炸，因之压制性的举措往往引发反抗。幸而人类的道德独立性，最终依然无法破坏。独裁统治从来未曾在整个世界，强制推行起单一的宗教，或者单一的哲学。在将来它们依然做不到，因这精神总是从奴役状态下逃身出来，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拒绝遵命变得肤浅苟安，拒绝听任强加的千篇一律永远留存下去。企图将神圣的多彩多姿，退化成一个共同的特性，武断地把人类分成黑与白，好与坏，绵羊与山羊，真正的信徒与异端邪说，忠心耿耿与心怀贰意——依据的只是一个“原则”，并且以强力当作惟一的后盾，这是何其愚蠢，何其徒劳。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一些独立派，他们坚毅地反抗如此对于人类自由的一切限制，他们是这样那样的“拒绝服役者”。还没有哪个时代如此野蛮无道，还没有哪种暴政如此系统有序；但人们希望规避那叫大多数人噤若寒蝉的高压统治，捍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与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们宣称的“惟一真理”。他们自能做得到。

虽则与现今相似，十六世纪时暴力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上，自由而不受磨蚀的精神却依然存在。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们留下的书信，适证明了那般黩武的家伙造成的动荡何其痛苦难熬。一般教条贩子，在市场上大叫大嚷：“我们教的都正确，我们不教的全错误！”人文主义者们对这些欺世盗名的家伙满心憎恶，令我们大为感动。人文主义者信仰开明的世界主义，那般“改革家”的不人道行径让他们胆战心惊。西方世界曾经培植起对美的信念；而萨伏纳罗拉、加尔文以及约翰?诺克斯一干人，企图把美断送干净，把世界变成道德神学院——他们口沫飞溅，满世界宣扬自己凶暴的正统教义。人文主义者们以其预言家般的敏锐，早预见到这般偏执自满的家伙，必会给欧洲带来灾难。透过口舌的喧嚣，已听得见武器的铿锵；一场灾难惨重的战争，已经是迫在眉睫。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们，他们明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战。大凡人的长处，本来各有取舍；于是敏锐的人往往不擅行动，实干的人往往缺乏洞见。人文主义者们心怀悲悯，他们互寄的信件好不叫人感怀钦敬，他们也常常关上书房的门大诉其苦。然而对反基督者，他们绝不会公然抗拒。伊拉斯谟躲藏起来，时而放胆射几支冷箭。拉伯雷穿戴起小丑的衣帽，以他凶野的嘲笑做鞭挞。至于蒙田，这聪颖高贵的哲人，只好在《随笔集》里雄辩滔滔。然而他们全不想挥拳痛击，阻止那些臭名昭著的迫害与处决。处世经验害得他们小心谨慎；用他们的话讲，贤人总找得到比驾御疯狗更好的活计，而明达的人自应退隐后台，免得自己也变个牺牲品。
然而，卡斯特利奥虽则同是人文主义者，却束装上阵，直面命定的灾难。因之，他有资格获取不朽的声名。他英勇地支持横遭迫害的战友们的事业，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每日每时，他都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而他冷静自若，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高扬起信念的旗帜，坚信每人对宇宙性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此无人该向强力折腰。他宣布，所有尘世的权力，概无向旁人的良心行使权威的资格。他这样宣示，绝不以某教某派的名义，而是人类不朽精神的自发表现，于是他的思想，正如他的许多言辞，得以永不凋谢。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思想，一旦经过艺术家的塑造，便会永远保持砥砺之初的锋芒；一篇旨在促进人类团结的声明，自比那些分裂好战、教条主义的宣言更其长存。这人杰地灵，虽然遭人遗忘，他那非凡的勇气，特别在道德领域，却足为万世师表。当卡斯特利奥傲然挑战神学家，把遭加尔文杀害的塞尔维特称做“被谋杀的无辜者”；当他回答加尔文的诡辩，朗朗宣示不朽的话语：“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他在那远早于洛克、休谟、伏尔泰，并且比他们更加辉煌的《宗教宽容宣言》里，一劳永逸地宣告思想自由的权利——他明知由于信仰的缘故会危及生命。读者不要以为，卡斯特利奥对于处决米圭尔?塞尔维特的抗议，可比肩于伏尔泰抗议让?卡拉斯案和左拉抗议德雷福斯案这些更其煊赫的事件。这样的比较，绝不至贬低了卡斯特利奥的行为道德上的伟大卓绝。伏尔泰为卡拉斯斗争的时代更加人道；而他又是个名作家，能指望国王诸侯保护他。同样，左拉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做后盾，那便是欧洲乃至世界对他的钦敬。毫无疑问，伏尔泰和左拉要以名誉和安逸生活冒风险，但绝不至于殃及生命。卡斯特利奥就敢冒这个险。他知道，在他为人道进行的斗争当中，他那不幸的大脑必得专注于他生活其间的残酷世界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为他的英雄主义，必得付出充分的代价，便是倾其所有的精力去对抗糟粕。这非暴力的辩护士，本希望只用精神的武器，却被那野蛮的强力扼杀。诚如在他的身上一样，我们一再见到这样的人，除去道德的正直便毫无力量，却向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根本就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只要一种教条控制了国家机构，执掌了国家行使的镇压工具，它必是迅即建立起恐怖的统治。一切挑战其全能地位的言论都需镇压无赦，敢讲敢写异端邪说的人，往往还给扭断了脖子。加尔文从来就不想认真答复卡斯特利奥，只想给批判他的人堵上嘴巴。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明令审查删改，一经发现便要予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的缘故，周边各州也给说服，在其境内禁止他自由讲话。于是，只消毁了他抗议和批判的力量，一旦他连针对他的种种伎俩也无法说给人听，加尔文的仆从们便好无中生有攻击他。这再不是势均力敌的两方战斗，而是个手无寸铁的人给一伙暴徒残酷殴击。加尔文，他掌管着印刷出版，布道讲坛，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遭人跟踪，他的每句话都有人窃听，他的信件也给人拦截。谁会奇怪，这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轻而易举地击败那孤独的人文主义者？谁又会惊异，全由于卡斯特利奥死得太早，才叫他逃脱了流放与火刑之灾？那教条主义者高歌凯旋，他和自己的那般后继者肆无忌惮，还要对敌手的尸体滥施报复。卡斯特利奥已经死去，猜忌和卑鄙的咒骂却依然传播不息，如同生石灰销蚀着尸体，在他的名字之上乱撒灰尘。这孤独的人，不单反抗加尔文的独裁，也抨击横行于精神领域的独裁基本的原则；而对他的记忆，正如那般狂热分子希冀的一样，永远从人们的心里消逝净尽。

强力的这最后一招几近得逞。在生前，卡斯特利奥给人缴械箝口，束手缚脚；在死后，这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依然被有计划地压制，长年藉藉无名。时至今日，若是哪个学者从未听过、也从未提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大可不必羞惭。他那些主要著作，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几百年，学者们如何还能知道他？只要是加尔文的影响所及，就没有哪个印刷商胆敢印行这些书；到它们终于出版，靠它们来确立他先行者的声誉，已经为时太晚。到那时，旁人早接受了他的信念。这战役本由他发动，他也在这战役里蹉跌；而今后继的旗手们，已经把他的斗争继续下去。许多人命定生于阴影，死于黑暗——诸如乡巴佬汉普顿和无名小辈弥尔顿们便是如此。那些追随卡斯特利奥踵武的人，享受着他的声誉；每本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同样的错误，说洛克和休谟才首倡了宗教宽容。这错误重复又重复，没有人注意，就像卡斯特利奥的那本《论异端(De haereticis)》从未写过出过。作者道德的勇气给人忘掉，他为塞尔维特进行的战斗给人忘掉，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战大象”)给人忘掉，他的著作也给人忘掉。这些著作只有个天晓得的荷兰文全集译本；我们是在瑞士与荷兰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若干手稿，也知道了一些心怀感激的学生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一个人，当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那时代里最博学最高尚的人，这些却成了他的全部“遗物”。对这被忘却的战役，他们依然怀着极大的感激，他们吁求把这不公正纠正过来。

历史可没时间做得公正。她的工作是记录成功的事件，写一本不偏不倚的编年史，至于这些事件的道德价值，她却很少评价。她的目光只盯住胜利者，而把战败者晾在一边。于是那些“无名小卒”，无意间被倾进遗忘的洪泽。Nulla crux, nulla corona——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然而事实上，纯洁心灵的任何努力，都不会徒然无益；道德能量的每次消耗，也不会弥散长空，毫无反响。那些人们生不逢时，虽然失败，就其实现永恒观念而言却自有其意义；因观念要想在现实世界里复活，只能通过尽心竭力的人们在晦暗不明的地带勾勒成形，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从精神方面着眼，“胜利”和“失败”二词都有了新的涵义。自此以后，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第一章、加尔文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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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民们被一阵喇叭声正式召集到主要的广场。他们举起右手，一致宣布自此以后，他们将完全“按上帝之福音与言语(selon l'évangile et la parole de Dieu)”生活。
这宣告经过了公民投票，这种极端民主制度至今仍在瑞士盛行不衰。在前主教宫，宣布了改革后的宗教自此成为日内瓦惟一正当许可的信仰——这城市共和国的信仰。那老派的天主教信仰，不光要从这罗讷河畔的城里驱逐出去，还要将其粉碎，将其彻底根除，这简直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在暴民的威胁下，最后的一批神父，牧师，修士，修女，全给逐出了修院；所有的教堂一无例外，都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的象征。于是，五月里这确定胜利的节日终于来到啦。从这一天开始，新教绝非仅仅坐上了头把交椅，更执掌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在日内瓦城，这无羁无绊的激进宗教改革，主要由一个恐怖主义者推动，便是传教士法里尔。此人禀性狂热，长相褊狭，盛气凌人，冷酷无情。“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那样傲慢无耻的东西，”素来温和的伊拉斯谟也要这样说。这“法国的路德”，对民众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他五短身材，奇丑无比，一部红胡须，满头脏头发，在布道台上向百姓们雷霆般喊叫，那暴烈的性格激起他们感情的暴风骤雨。诚如政治革命家丹东，这宗教革命家法里尔，有本事联合起群众分散隐藏的天性，鼓动他们团结起来发动攻势。在胜利之前，法里尔上百次甘冒丧命的危险。他曾在乡村给人威胁拿石块砸死，也曾被所有的行政当局逮捕禁止。可这人精力超群，蛮横无理，却又信念专一，他便以强力粉碎了抵抗。他带了一批冲锋队员做保镖，径直闯进个天主教堂，那当儿教士们正在祭坛上面举行弥撒。他直冲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喝彩声中，痛骂反基督者。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用做他的第二武装；他煽动一群孩童，在礼拜时间突袭了总教堂，他们尖声呼啸，放声大笑，学着鸭子的声音嘎嘎叫，把天主教徒的祈祷搅了个一塌糊涂。到最后，追随法里尔的人越来越多，他也便更加胆大妄为。他动员自己的卫队发动最后的攻势，指挥他们闯进修院，从墙上扯下圣像，再把这些“偶像”烧毁。这野蛮暴烈的手段，竟取得了成功。一小批积极行动的人，靠他们超群的勇气，靠他们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决心，便能够吓倒多数人——只要这多数人虽则人多势众，却松松垮垮，不堪一击。天主教徒们抱怨这些捣乱行径，试图敦促市行政会管起事来；可总起来说，他们宁愿闭上嘴巴耽在房里，直到最后，主教把自己的教区拱手交给大获全胜的改革派，未还一手便仓皇逃遁。

然而如今，到了胜利的时刻，法里尔那缺乏创造力的典型革命家性格便暴露无遗。凭借着冲劲和狂热，他自能把旧秩序推翻；然而，他无能建立新秩序。论辱骂他堪称一等一的高手，却不具有组织才能，精于捣乱，而不擅建设。他能对罗马教会评头品足，煽惑愚钝的民众仇视修士修女；靠那渎圣的双手，他能够破坏摩西的律法。待到这一切大功告成，他却只剩下以绝望的困惑，凝视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片废墟的份儿——因他的心里没有目标。如今，在日内瓦天主教已然被扫地出门，新的原则将要取而代之，法里尔竟然一败涂地。他那颗心纯粹专注于破坏，造成的惟有真空而已；一个街头革命家，绝不会属于建设性的理智类型，破坏的完成，便是他工作的结束。

在关键时刻犹疑不决者，绝不仅法里尔一人。在德国，在日内瓦而外的瑞士其它地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面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得分崩离析，首鼠两端，不知所措。路德跟茨温利起初的计划，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于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引到对久经遗忘的福音信条的信仰。在他们眼里，宗教改革，便意味着开始对教会进行重建——或可说进行改善，进行净化，恢复其初期的诚信。然而，天主教会却是强梗固执，不思让步，他们无法从天主教会的内部工作，而只能转到教会的外部——这样的工作事不宜迟，因为一旦需要超越破坏，转入建设，分道扬镳的局面便就此出现。诚然，对这般宗教革命家，诸如路德、茨温利以及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最最合乎逻辑的惟有一端，便是为了新的教会，基于共同的信条与实践，兄弟般团结起来。然而何尝有上合自然、下应逻辑的事情，影响过历史的进程？世界范围的统一新教教会不曾建立起来，满世界倒是冒出了无数小规模的教会。维滕贝格对苏黎世神学家的话嗤之以鼻，日内瓦又对伯尔尼的实践弃如敝屣。每个城市，都想搞自己的一套宗教改革，有的是苏黎世的模样，有的是伯尔尼的风格，还有的则是日内瓦的精神。每一个历史性的关头，欧洲诸国民族主义者的傲慢，恰正预言般地宣告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傲慢。如今，路德、茨温利、梅兰克森、比塞、卡尔施塔特等等一干人，在刻毒的争论当中，在神学的琐屑分析和小册子当中，徒靡他们的精力——其实只要团结起来，他们的精力便足以瓦解教会世界的庞大结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望旧秩序的废墟，他只觉到彻底的无能为力；这真是一个人典型的悲剧，他攫住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然而这使命因而强加给他的责任，他却无力承担。

这不幸的胜利者偶然听说，加尔文，那有名的约翰?加尔文，正从萨沃伊回家，而将在日内瓦停留一天。法里尔高兴极了，便匆匆赶到加尔文下榻的客栈造访他，求那领袖给他重建教会的工作做些忠告和帮助。虽则加尔文还不满二十六岁，比法里尔足足小上二十岁，他已然获取了无可抗衡的权威。这位主教税吏和公证员的儿子生于庇卡底的诺庸，受的是蒙太古学院严格的教规教育，这一点伊拉斯谟和罗耀拉也是相同的命运。这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起初立志投身教职，而后又打算做律师。二十四岁上，因为倡导路德教义，他便从法国流亡到了巴塞尔。
流亡者一离开祖国，多半便丧失了内在的活力。然而对加尔文，这样的遭际反于他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坦途交汇于此，五花八门的新教教义相撞相突。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意义极为重要。日益增多的激进教义，正从福音信条的核心分化出来；泛神论和无神论，宗教狂与狂热派，开始使新教逾出基督教的正轨，变得面目全非。闵斯特城再浸礼派那骇人的悲喜剧演完了血腥可怕的尾声；新教恰似它那罗马天主教会的对手，面临着分裂为诸多宗派，由世界性权力沦为一国权力的危险。这二十五岁的人，他的自信有如圣灵充满的先知，立即认识到必得采取怎样的步骤，才阻止得了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定要在一部著作、一个规划、一份纲领当中具体胪列，福音信条的创造性原则需要条分缕析。这加尔文少年气盛，精神抖擞，他做法学家和神学家虽则藉藉无名，却自始便认识到这工作的势在必行。那般世所公认的领袖还在争论细节，他却坚定地着眼全局，在一年里写成《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信条原则的著作，于是它变成了新教的首要指南和典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Institutio(原理)》能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的十来部著作之一。自路德翻译《圣经》以来，这堪称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伟绩。书中那坚定不移的逻辑，不可撼动的结构，立时影响了加尔文同时代的人——它的质量，便使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宗教运动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又需要另一个天才去结束。鼓动家路德滚动了宗教改革的巨石；组织家加尔文则在这巨石摔得粉碎之前阻住它继续滚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Institutio(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两者都划定了决定性的界线，总结了过去的成就；两者都为一场疾风骤雨般的运动，夺去了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好给它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于是，武断演化成教条，自由引发了专政，宗教热情受到严格的羁绊。诚然，一旦革命遭到约束，其动力多半便会丧失殆尽。加尔文对宗教改革，便干下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使得自此以后，作为宗教上统一广泛实体的新教教会，只能同具有相同地位的天主教会平分秋色。

加尔文首次系统阐述的严格信条，他绝不软化纾缓；他那超群的力量，于此也可见一斑。他的著作，后出的版本只有对起初决定性认识的补充，而绝无修正。诚如马克思与叔本华，他年方二十五岁，还没有任何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哲学推演到结论。于是他平生余下的岁月，命定要看到他的哲学，由观念世界转化为现实。他的著述中重要的词句，他从不稍加修改；他不蹈人踵武，也不想跟敌手妥协。与这样的人交手，若不打倒了他，就只能被他打倒；做他的战友也罢，敌手也罢，就休想能够首鼠两端。若非跟他决裂，便只能毫无保留地向他俯首称臣。

初次见面，法里尔甫经交谈，便对这一点了然于胸，于此倒见出他的伟大。年纪上他自然大得多；然而打从那一时刻，他便将自己彻底依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看做领袖和主人，而他则变成这主人的仆从和奴隶。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对他主子的每一句话，都不敢稍有悖离。每次战斗，每个事件，他都投身加尔文一方，急如星火地听从加尔文的任何召唤，为他声援，替他作战。对加尔文，他从不怀疑，绝不批评，他那服从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实在是对加尔文如此献身的第一个门徒。他这样的下属惟有盲目狂信，把这当成做门徒的至高的责任。只有一次，他向加尔文提出了要求，便是在他们刚结识的时候。他要加尔文作为惟一有资格的接收者，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地位。于是这主人在日内瓦，便好以其卓越的能力构建宗教改革，这实在是法里尔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据加尔文后来透露，他曾久久地坚持拒绝应允这叫人瞠目结舌的吁请。像他那样的人，追随的是精神而非肉体，一旦人们要他们离开纯思，好投身政治现实主义晦暗纷扰的领域，那总归要做出个负责的决定才行。不消片时，一种神秘的畏葸，便攫住了加尔文。他犹疑不决，他举棋不定，说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他求法里尔叫他安静地耽在书本和疑难的世界里。到头来，他如此强梗地拒绝吁请，叫法里尔失去了耐心。于是这法里尔，带了种旧约先知一般的狂暴力量，吼叫道：“你在狡辩你研究的重要。可凭着全能上帝的名义，我要向你宣示，若你拒绝替主做工，追求尘世的事务而不追随基督，上帝的诅咒必会临到你！”

这激奋的呼吁打动了加尔文，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他便宣布，准备在日内瓦建立一种新秩序。此前他惟在勾勒言辞与观念，而今却变成为行动与工作。他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印在书上，而开始将其强加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

人们对生存其间的历史时代所知最少。那些极重要的时刻，徒然竭力要唤起他们的注意；一个时代的决定性关头，也难得给这时代的编年史家多惠顾一眼。于是乎我们读到，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而这将使得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书记员竟没有劳神记下名字。记录秘书干巴巴地写道，法里尔怎样建议“iste Gallus(那高卢人)”——那法国人——继续他教士的工作。仅此而已。何必费心问清楚那家伙的名字到底怎样写，好记在会议记录上？仿佛我们读到的，不过是件下三等的决议，涉及到给个外国教士菲薄的薪金。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才不相信，这会比任命什么下级官吏多出什么——他自会服服帖帖克尽职责，一如旁的低级官吏，比方引座员，副执事，抑或刽子手一样。

很难说这般高贵的市行政委员有什么学问。闲来他们根本不读神学书，也没法设想他们当中有哪个肯把加尔文的《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翻上几页。他们若是学者，一准会警觉到，他们已然把权力彻底交给了“iste Gallus(那高卢人)”，交给了那法国的教士，他在会众面前竟然这样讲：“我在此要详细论及教会赋予教士们的权力。他们既被任命为上帝旨意的管理者和宣示者，就必敢做一切事情，必准备迫使尘世的权贵俯首在上帝面前，供上帝役使。他们必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他们必在世上推行上帝的意旨，摧毁撒旦的王国，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他们必规劝训导顺从者，谴责消灭执拗者。他们可以强梗，亦可以宽松；他们可以挥闪电，振惊雷，而这一切全依《圣经》为则。”加尔文说的这些话，“教士们必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之类，日内瓦的市行政会委员们必是视而不见，要是他们有所察觉，势必不至于把无限的权力授给那讲话如此目空一切的人。那法国的流亡者给他们任命为自己教会的教士，他自始便立志要成为这城市国家的主宰；他们却从来不曾怀疑他，还给他职位、薪金和尊严。可从这时开始，他们自己的权力便寿终正寝；因为加尔文，靠他战无不胜的活力，将扬鞭策马，无情地实现他的极权主义野心。于是，他把个民主共和国，变成了神权的专政。

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体现了他远见卓识的逻辑和明察秋毫的目标。“我初到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停滞不前。人们仅只在此讲道，此外一无所有。他们把圣像收到一处，付之一炬。可这跟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一切，全杂乱无章。”加尔文生来是个组织家，对混乱恨之入骨。他禀性数学般精确，不规则和无系统会惹得他满心厌恶。大凡企图教育人民接受新信仰的人，必得教他们理解已经相信和承认的东西。他们得明明白白地分开，什么能够允许，什么必须禁止；精神的王国，跟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就向这个市行政会，提交了完整的教义问答手册，那二十一项条款，把新福音信条的原则规定得极尽精确，通俗简捷。于是这教义问答手册，这信仰声明——我们或可说，这新教会的十诫——被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下来。

然而加尔文这样的人，才不满足于冷漠的接受。他坚持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顺从这教义问答手册的每字每句。在他看来，单单规定下教规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依然给个人留下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教他们自行确定行为的界限和尺度。加尔文其人，却绝不容忍在教规问题与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任何自由。他认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就毫无平等的意见交流；关系到个人的信仰问题，决不能达成停战协议；而教会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强迫所有人——用武力强迫所有人无条件地顺从；惩罚冷漠的教徒，不妨残酷到惩罚公开反抗一样的程度。“旁人或有其它想法。可我决不相信，我们的职责竟会限制在如此狭仄的范围里，仿佛宣讲了道义，我们的责任便完事大吉，便可以袖手旁观事情自行其道。”而他的教义问答手册，既为真正的信徒划定了指导路线，更阐明了该城的法律。他要求行政会正式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民们逐个宣誓，公开接受他的信仰声明。在大教堂里，这些自由民要几十个人一组，给带到长老面前，一如学童带到老师的面前，由国务秘书大声将教义问答手册读给他们，而后他们举起手来，发誓毫无保留，一概接受。谁若拒绝宣誓，会即刻驱逐出城。这便永远清楚表明，从此日起，住在日内瓦城墙内的任何自由民，在精神事务方面，都绝不敢与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存在一丝一毫的悖离。在这行政区里，什么“基督徒的自由”，把宗教视为个人良心的事情，诸如此类的要求就此一去不返。理性战胜了宗教改革的气质，法律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如今加尔文进了城，日内瓦便再没有自由。独夫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没有武力，专政无法想象，也守不住阵脚。要想维持权力，必得掌握权力的工具；要想进行统治，必得有权施行惩罚。而今任命加尔文的决议，未曾给他任何的权利，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民逐出日内瓦城。行政会的委员们单单任命他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叫他可以向信徒们解释《圣经》；他们单单安排他做传教士，可以宣讲教义，引领会众走上真正的信仰。他们总觉着，施行惩罚的权利依然留在自己的手里；只有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别的传教士，才要对自由民的行为负全责。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罢茨温利也罢，试图将原本归给市政当局的权利抑或权力夺归己有。可加尔文生就独裁主义秉性，立时便着手将行政会沦为他的命令和条例的执行机构。他既无合法的权利做此类事情，便用开除教籍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权利。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神秘宗教仪式，转化为培植个人权力、给对手施加压力的手段。在那段时间里，加尔文派传教士规定，圣餐只给予那些道德行为叫人满意的人。不论何人，只要传教士禁了他的圣餐，他准给革出教门，开除市籍。这新武器简直就叫人无法忍受。任谁也不准再跟那犯过的人讲话，用学童们的话讲，他就给“当成了臭狗屎”，没人肯卖东西给他，也没人从他手里买东西。于是这仿佛纯粹宗教性的手段，该当由教会当局行使的，却变成了社会跟商业方面的抵制。若是这遭抵制的家伙公然反抗，不肯公开认错，加尔文便毫不客气，把他放逐了事。即便最受尊敬的市民，一旦惹了加尔文的厌，变成他的敌人，在日内瓦便休想立足。谁若公开与这传教士唱反调，便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公民身份。

诸如此类骇人的权力，使得加尔文可以消灭任何胆敢反抗他的人。只消放胆一击，加尔文左挥惊雷，右挟闪电，便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无缘分的不可挑战的至高地位。在天主教会内部，本有个由低至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僧侣统治集团。在教会最终决定将教徒革除教籍之前，往往可以向他们提出申诉。开除教籍的决定凌驾个人之外，全然超越个人的专断权力。然而加尔文，他的目标更加明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也更加无情。于是，他易如反掌一般，便强把革除教籍的权利收在传教士和宗教法庭的手里。他把开除教籍的骇人威胁，当成经常动用的惩罚，这便无限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他堪称心理学家，把这恐怖的效果深思熟虑，也猜度到那般生怕遭到如此命运的人心中的担忧。市行政会费足了力气，才算定下来每季度安排一次圣餐，不至像加尔文要求的，每个月安排一次。可加尔文绝不许这最最强劲的武器——开除教籍继之放逐出境——给旁人夺走。惟有用这件武器，他才得以开始他渴求已久的斗争——建立极权的斗争。

专政，刻板的教规和其后日益增长的好战狂热，所有这些固然带得来暂时的利益，却必得以牺牲多数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而无可避免，新立的法律定会冲击古老的自由。然而，要叫一个民族觉察这一点，往往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行。在日内瓦，便是过了好几年，公众意识才逐渐弄清了这一切。公民们青睐于宗教改革，这些独立的人们自愿聚在市场，举起手来表明承认这新建的信仰。然而他们对共和体制的自豪，却促使他们反抗捕快的监管。他们强烈反对给人像犯人般满城里迁来送去，反对被迫在教堂里向加尔文老爷先生颁行的每条法令宣誓服从。他们不同意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单因为喝了杯酒，高兴得唱首歌，或因为穿的衣服给加尔文老爷或者法里尔老爷觉得颜色太亮丽，式样太奢侈，他们便有剥夺公民权跟流放的危险！他们便开始问，这般如此发号施令的，都是什么家伙。他们是日内瓦人么？这城市的古老移民们，曾协助创造了它的伟大与财富；难道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那些爱国志士久经考验，足堪信赖，数百年来靠血缘和联姻，连结着至为优秀的家族；难道他们是这样的爱国志士？才不是呢；他们全是些新来乍到的人，从法国亡命出来的家伙。他们受到殷勤的接待，得着了吃喝用度，荫蔽场所，生财机会；这邻国税官儿的儿子，给自己筑了个暖烘烘的窝儿，接来兄弟，迎来妻舅。可就是这个人，竟敢对声名卓著的自由民辱骂欺凌。他不过一个法国流亡者，他们还给了他新官职，而他却擅自制订了谁能住在日内瓦、谁不能住在日内瓦的法律！

在专政初期，自由精神还没给打得服服帖帖，其他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也未被放逐。对抗的势力坚持了一段时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现如今，在日内瓦，那些倾向共和的人便宣称，他们不许给人“像小偷一样”对待。所有街区的居民，特别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都拒绝宣誓。他们执拗地低声抱怨，宣称绝不会服从个法国穷光蛋，绝不会对他俯首贴耳，离开家园。事实上加尔文倒是成功说服了小行政会，教他们效忠于他的事业，支持他把那般拒绝宣誓的人驱逐出境的法令。然而这些措施太不得人心，他还不敢冒险实行，因新的选举结果明确显示，日内瓦的自由民多半开始转而反对加尔文专断的法令。到一五三八年二月，他那些铁杆支持者在市行政会当中已经不再占据多数，因之日内瓦的民主派再次得以维护了自己反抗加尔文独裁要求的意愿。

加尔文的这次冒险，走得太远，也走得太快。政治上的空想家，常倾向于低估精神惯性的力量，幻想着在现实世界里完成关键性的改革，会如同他们的设计一样快。加尔文发现必得放慢步伐，好争取来世俗政权对他的支持。他便采取了较温和的方式，因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定。新选出的行政会依然紧盯着他，然而并不真正怀有敌意。在这短暂的僵持时期，即便他最大的敌手也只好承认，加尔文狂热的基础，乃是对道德无条件的热忱；推动这激进分子事业的，绝非个人的野心，而是对伟大理想的热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年轻人跟暴民的偶像；于是只要加尔文同意表现出一点点策略的机敏，让他的革命性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民们不甚极端的观点，紧张的气氛便能轻易缓解下来。

然而这时，加尔文的顽固性格与坚强执拗，变成了他的障碍。终其一生，这彻底的狂热分子，除去一点点和解的愿望，就不想走得更远。中间路线的意义他从来不懂。在他眼里，仅仅存在着一条路线——便是他自己的路线。若非全部，毋宁放弃；若不是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妥协，那根本就无从谈起；他绝对地确信约翰?加尔文的观点正确无误，以至于没法设想一个对手竟会相信旁的路线正当笃定，也没法设想另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却跟加尔文老爷同样正确。他专职于教，旁人专职于学——以后这话竟成了句格言。他满心真诚，沉着坚定，宣称：“上帝启我传道，良心促我坚强”。怀着种可怖且凶险的狂妄，他把自己的观点比做绝对真理，说道：“Dieu m'a fait la grace de déclarer ce qu'est bon et mauvais”(上帝何仁慈，启示我善恶)。然而那着魔般的激情一再搅扰着他，叫他日益痛苦不堪。每当旁人跟他观点相反，信心却同样坚定，他便真正会义愤填膺。不同的意见，会害得加尔文精神疾病大发作。他精神太过敏感，以至影响了肉体的机能。一旦受挫，他便感到恶心，连胆汁也吐出来。对手提出的反对意见或许最最明智；可这对加尔文毫无意义，因他注意的惟有一件事情，便是旁人竟敢坚持不同的观点，于是必得把他们视为敌人——还不光是约翰?加尔文的敌人，也是整个世界和上帝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汪汪乱叫的狗子”，“野兽”，“无赖”，“撒旦的爪子”——这些便是这神经质的狂妄之徒，私下里向他那时代的一流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喷涌而出的名字。悖离了加尔文，上帝那体现“他的荣耀”的仆人也便遭到了贬低。只要谁胆敢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致力独裁，纵然这意见的相左纯属学术范畴，“基督的教会”亦会“横遭威胁”。在加尔文，他争论的意义惟在于——旁的宗派必得承认错误，转投他加尔文的阵营。终其一生，尽管在其它方面表现得锐敏隽智，他却从不曾怀疑，惟他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言语，惟有他才掌握了真理。然而，也亏了他傲慢的自信，亏了他预言家式的激奋，出类拔萃的偏执，加尔文在实际生活当中才能坚持下来。就是靠了种僵硬的冷静，靠了种冰冷而非人的刚强，他才在政治舞台上获得胜利。惟有那般对自己的沉醉，惟有那般对自己的异常满足，方使得人们在世界历史当中变成了领袖。要人民接受个意见原是易如反掌，而且不需要耐心，不需要正当，只消偏执狂们宣称他们手头的真理乃是惟一可能的真理，他们自己的意志乃是世俗法律的基本准则。

于是，加尔文纵然看到，新近选出的市行政会多半跟他相左，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请求，为了公共安全起见，莫采用野蛮的威胁和革除教籍，而应接受伯尔尼宗教会议较温和的观点，却丝毫不为所动。加尔文这样的家伙冥顽不灵，休想叫他妥协，放弃一点点利益。对这样的人，和解根本就毫不可能；正当市行政会同他抵牾的时候，这只要旁人对他的权威绝对服从的家伙，却漫不经心地对那合法的代表权力攘臂造反。他在布道台上口出恶言，抨击那“小行政会”，宣称“与其将上帝的圣体投畀恶狗吞吃，他毋宁去死”。另一个传教士，竟在公开聚会时宣布，市行政会是个“醉鬼大集会”。于是加尔文的门徒们设置了坚固的路障，来向当局挑衅。

市行政会没办法容忍如此挑战性的造反。起初他们还满足于发布个清楚明确的暗示，大意是讲，布道台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因那般在布道台上大放厥词的人，他们惟一的职责只有宣讲上帝的言语。然而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不理不睬，到头来，行政会只得禁止传教士们登台布道；他们还因煽动反叛的罪名，把最桀骜不驯的库尔托予以逮捕。这便表明，教会与国家的势力已经爆发公开的战争；于是加尔文迅即应战。他由一群支持者们侍卫着，强行闯进圣皮埃尔大教堂，坚定地登上那既经禁止的布道台阶梯。各派的代表刀剑在手，开始涌进教堂，一方是决意支持那横遭箝口的传道士，另一方则要阻止他讲话。接着演成了一场骚乱——这复活节的宗教仪式，险乎以一场屠杀而结束。
如今市行政会已经忍无可忍。最高权力机构——大行政会于是开会，要求驱逐加尔文和其他拒绝服从行政当局的传教士。接着是召开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免去那些反叛传教士的职务，限令他们三天内离开本城。此前的十八个月，加尔文谴责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民，驱逐他们，流放他们，而今这一切轮到了他自己。

加尔文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夺日内瓦的初次尝试就此失败。然而对一个独裁者而言，终其一生，挫折全是些暂时现象。毋宁说，对那般登上将授予无限权力的地位的人，刚刚出道时戏剧性的失败，几乎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革命魁首们，流放，监禁，褫夺权利，非但不会妨碍了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有所助长。谁若想给群众奉为偶像，先就得做个烈士。受一个可憎可厌的制度迫害，其惟一后果便是给人民领袖提供了群众支持的心理前提，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群众全身心的支持。要想成为领袖，则受到的考验愈多，民众愈易于把他视为神秘。一个领袖级人物，再没什么比转入地下更重要啦，因为暂时的消失，会给他的形象制造些传奇色彩。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云朵的灿烂跟光荣的晕圈里；一旦他的身影浮现出来，不要他花费吹灰之力，自会形成一种氛围，让他得以满足民众迅速增加的期望。许多卓越的人物，都是在流亡当中获得了权威；这样的权威，惟有那些影响超群、信心炽烈的人才行使得来。恺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第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因其消失，反比其在场来得更加强大。加尔文也是如此。

在下达了驱逐令的时候，仿佛约翰?加尔文已经满盘皆输。他的组织遭到破坏，他的工作遭到粉碎，除去回忆对强制性秩序的狂热追求，跟身边十来个可信赖的朋友，他便一无所余。然而，诚如所有在危险时刻由气质引领，避免妥协，躲进地下的人，后继者和敌手的类似失误帮了他的忙。一旦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给扫地出门，市政当局发现，难以骗到哪怕一两个奴颜婢膝的传教士。他们生怕把事做绝会有失民心，便不想拉紧缰绳，而更愿放松一下了。一旦这样的人占了布道台，日内瓦曾给加尔文有力推进的宗教改革旋即停滞不前，自由民们在信仰问题上面一片混乱，不辨善恶。于是，那般被禁的天主教会成员渐渐恢复了勇气，借助老谋深算的手段，他们尽心竭力，要替罗马天主教重占日内瓦。情况变得危急，而且不断变得越发危急。那些改革派，他们曾认为加尔文太嫌苛刻，也太嫌严格，现在也渐渐不安起来。他们问自己，不管怎样，铁的教规岂不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可求。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而今却强烈地要求将他召回来。市政当局终于看出，除去遵循公众的意愿，就没有旁的办法好想。起初寄给加尔文的函件，不过是些谨慎的征询；然而没过多久，他们便明确急切地表示，希望那传教士回来。这样的请求，随即变成了热切的呼吁。市行政会在请求加尔文返回，帮城市脱离困境的时候，他们不再在信上写致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是写致加尔文“Ma？tre(大师)”。到头来，那般不知所措的议员们彻底投降，他们写信乞求“他们的好兄弟和从前的朋友”恢复其传教士的职务。写这信件的人还宣称，他们“决意为他鞠躬尽瘁，好让他满意”。

要是加尔文天性委琐，一个廉价的胜利便能叫他心满意足，这两年前赶他出来，而今又哀求他回去的城市，必会叫他感到满意。然而一个人若渴求全部，便绝对不会拿出什么折衷的办法；况且在这神圣的事业里，加尔文从不为个人的虚荣所动。他要达到的是权威的胜利——他自己的权威。他再不想听凭自己的工作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要想叫他返回日内瓦，那里便只能实行一种律法，便是他约翰?加尔文的律法。
直到日内瓦紧缚双手，卑躬屈膝地宣称将甘心“俯首称臣”，加尔文才开始考虑，基于一个满意的立足点进行谈判。为了战术上的原因，他傲气十足，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建议。“我宁愿死上一百回，也不想再来一次先前悲惨的斗争，”他写信给法里尔说。他还不想向敌手做一丝一毫的让步。到最后，市行政当局跪倒在加尔文面前，以隐喻的方式哀求他回转来，他最亲近的朋友法里尔也不耐烦地写信给他：“难道你要等到连石头也哭着要你回来？”然而只要日内瓦未曾无条件投降，加尔文就依然坚定不移。直到议员们宣誓接受忏悔，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需的“教规”；直到他们写信给斯特拉斯堡城，求城里的兄弟们把这不可缺少的人让给他们；直到日内瓦不光在他面前、也在整个世界面前颜面扫地，加尔文才做了让步，宣称他准备接受他从前的职务——条件是他必须要获得绝对的权力。

于是，如同一个战败的城市准备迎接征服者进城，日内瓦便是这样准备迎接约翰?加尔文。他们竭尽所能，来纾解他的忿怒。从前那严格的律法急急地重加给人民，好叫加尔文的要求尽先得到满足。小行政会找了处合适的房子给加尔文，这房子带了个花园，给装修得漂漂亮亮——他们就是这样热切地盼着他出现。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布道台做了改建，以便他宣讲起来更有效果，也便于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看得见他。一个又一个荣誉摩肩接踵：还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便有个传令官从日内瓦火速派出来，在半途迎接到他，把城市的问候带给他。自由民们还出资，隆重地请来他的家属。到最后，在九月十三日，一辆旅行马车开到了科纳文大门。大群的民众聚集拢来，在欢天喜地之中延引这归来的流亡者进城。如今日内瓦到了他手里，听凭他像陶工塑造粘土一样随意塑造；他必得不懈地工作下去，直到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改变了这座城市。便是从这一刻开始，加尔文和日内瓦变成了两个密不可分的观念——加尔文跟日内瓦，精神与形式，创造者和碌碌的造物。




第二章、“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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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精瘦严厉的人进入科纳文大门，一个所有时代里至为重要的实验就此开始。国家需要转变成僵硬的机构；不可胜计的灵魂，拥有繁多情感思想的人们，需要紧紧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独特体系当中。这样以一种观念之名，把划一的服从强加于全体人民，在欧洲还是首次尝试。加尔文以有条不紊的精确，开始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要把日内瓦城变为地球上第一个上帝之国。社会上将不再有污染，不再有腐败、动乱、堕落与罪恶；城市将成为新耶路撒冷，传播世界拯救的中心。这惟一的观念，就体现在加尔文的生命当中；他将全部的生命，就奉献给这一个观念。这钢铁般的理论家，最认真、最神圣地对待自己极端的空想；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整整四分之一世纪里，加尔文就不曾怀疑过，当他要求追随者们“正当地”生活，他乃是将巨大的利益颁赐给他们——对他而言，所谓“正当地”生活，便意味着他们必得依从上帝的意志与诫命来生活。

一眼看去，这似乎简单得很，可细细考量一下，便叫人疑虑重重。上帝的意志如何能够认识？他的教导何处能够找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里——在那里，而且惟有在那里。上帝的意志，上帝的言语，便活生生地存在于永恒的圣经当中。这些圣典，因偶然的原因未给我们保存下来。而上帝明确地将口传的教义改变为圣书，以便他的诫命清晰易懂，永驻人心。这福音的存在先于教会，也高于教会；其它真理，再不能超越之、凌驾之(“en dehors et au delà”)。因此，在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上帝的言语，“la parole de Dieu”，便是道德、思想、信仰、法律和生活的至高体现；而《圣经》作为一部书，乃包含了全部的智慧、正义和真理。在加尔文，《圣经》既是开端，亦是终止；既是肇始，亦是完结。对于一切事物的一切决定，都必须基于《圣经》的内容才行。

于是，加尔文便把成文的言语，归结为世俗行为的至高权威。这俨然是在重复宗教改革尽人皆知的基本要求。可事实上，他远比宗教改革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且彻底冲破了原有的观念之圈。因为起初，宗教改革本是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保证和平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把福音交在每个人手里，而不加任何限制。造就基督徒品性的是个人的信心，而不是罗马教皇，也不是宗教会议。这“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基督徒的自由)由路德创始，却连同所有其它形式的精神自由，给加尔文从其信徒手里无情地夺走。在他眼里，上帝的言语绝对清晰；于是他颁布了法令，规定惟他一人可以解释上帝的言语，阐发神圣的教谕，旁人都绝不允许。诚如教堂的屋顶要石柱支撑，《圣经》的教谕亦需支持教会，俾使其永远坚如磐石。上帝的言语已不再起logos spermatikos(道之精髓)的作用，不再作为永恒创造性和改造性的真理，而仅仅作为一劳永逸地阐释日内瓦基督教律法的真理。

于是，加尔文创立了一种正统的新教，来替代那正统的天主教。可以很公平地讲，这新型的教条独裁，早带上了《圣经》统治的烙印。自此以来，这一本书便成了日内瓦的主宰与法官。上帝是立法者，而他的传教士，这般独占阐释神圣律法权威的人，某种意义上便是摩西天命的裁判官，也是凌驾国王与民众之上的裁判官，对抗他们的权力，便是自蹈罪恶。除去宗教法庭的解释，旁的解释概无效力；惟有这样的解释，才是日内瓦立法的基础，市行政会则是毫无地位。惟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裁定什么应该允许，什么该当禁行；有谁胆敢挑战它们的统治，便合该倒霉。否认教士独裁的正当，便是向上帝挑战；对《圣经》品头论足，会立即付出血的代价。这强力的统治来自于追求自由的运动；大凡这样的统治，其对于自由观念的反对，却往往比之世袭的政权更狂热。那般倚靠成功的革命取得官位的人，会最愚昧、最不宽容地反对进一步的变革。

一切的独裁者，起初往往企图将一种理想付诸实现，然而理想的形式和色彩，却会取诸那致力实现这理想的人。因之加尔文的教条，这精神的造物，便难免在外表上酷似它的创造者。只消看一眼他的长相，便足能预见得到，较之以往对于基督教义的任何注疏，加尔文的教条必是更加苛刻，更加乖戾，也更加暴虐。这加尔文的一张脸孔活像石灰岩，那仿佛一幅寂寥孤冷、苍岩嶙峋的风景，其中或许不乏神圣，然而绝不包含人性。只要有什么东西令到我们的生活丰富、快乐、美好、温馨、富于情欲(取这给人滥用的词语较好的意义)，这张苛酷孤僻、永远苦行的脸上就必定欠缺。加尔文这长长的椭圆形面孔严厉又阴沉，瘦骨嶙峋，阴郁悖拗。狭窄的前额严峻苛责，下面那一双深陷的眼睛，如同炽热的火炭一般闪闪发光。鹰钩鼻从凹陷的面颊中间专横地伸将出来，薄薄的嘴唇宛如脸上一条横向的切口，而那张嘴巴，也难得露出点笑意。黯淡苍白的皮肤，看不出一点血色。这脸孔便是这般的惨白病态，好比发了烧，脸上的血给吸血蝠之类吸个精光——除非盛怒之下，刹那间才会现出潮红。这先知的一部胡须(而所有加尔文的门徒和教士，还要竭力模仿他们大师胡须的式样哩)，徒然要在这躁怒的脸上，加一些男人活力的外表。稀稀落落的头发，一如它们附着的那张脸上的皮肤，没有一丝的生气；它们绝不像古画里摩西的胡须，庄严地下垂，倒仿佛一撮垂头丧气的灌木，稀疏地长在贫瘠的土地上。

这脸孔何其晦暗而惨淡，何其孤寂而紧张！很难相信，有谁想把这贪婪多嘴的狂热分子的画像，挂在自家内室的墙上。日常行动中间，若是觉到这警觉窥伺的目光老是盯着你，任谁也不免吸一口冷气。绝没有哪个人的快乐，能够与它对垒。祖尔巴兰或许最成功地将加尔文刻画了出来——这西班牙的狂热分子描摹的是苦行者和隐修士，这倒跟加尔文的风格正相一致——便是黑暗背景里的黑暗。那些人住在远离尘世的洞窟里，永永远远读着一本《圣经》，他们精神生活的用具，惟有骷髅与十字架；那些人身陷的，是寒冷漆黑、无法接近的孤寂。人类本有其无法接近的一面；而终其一生，守卫着加尔文的便是这一面。从少年时代起，他便着黑衣。黑色，那便是直遮住前额的四角帽，这种教士帽既类似于僧侣的头巾。也有似于战士的头盔。黑色，那又是长达脚面的长袍，这种教士袍仿佛法官的长袍，着这衣服的人要不断惩罚别人；这种教士袍又如同医生的长袍，着这衣服的人必疗治罪孽和溃肿。黑色，永远是黑色，永远是这严肃、死亡与无情的颜色。除去这职务的象征，加尔文就不曾听任自己穿戴成其它的模样；因他希望旁人对他望而生畏，只把他视做上帝的仆人，穿的是岗位上的战袍。他不想让人当一个人、一个兄弟那样去爱他。

然而若说他苛待世界，他对自己的苛酷也不稍逊。他守着最最严格的教规；对自己的身体，他仅仅听任为了精神的缘故，得到绝对是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里他只睡三小时，顶多也不过四小时；每天只草草吃一顿便餐，还要摊开一本书来读。他没有闲适的散步，没有任何的娱乐，绝不求松弛身心，特别是可能令他真正欣赏的东西，他避而远之。他工作，思考，写作，操劳，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属灵的事业；然而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他未曾用上哪怕一小时。

加尔文从来不知享受青春韶华，不妨说他生而成熟。他还有个根本的性格，便是全然缺乏声色之需。这后一种品质，对他的教义极其危险。旁的宗教改革家全嘴上宣讲，心里相信，人可以感激地领受上帝的赐予，并以此为神圣的目的真诚服务。根本讲来，他们健康而正常，这样的健康，这样有力量享受生活，叫他们很是高兴。茨温利在他的第一个教区便留下个私生子；而路德，有一次笑嘻嘻地讲，“老婆不要也罢，姑娘可少不了”——总之，他们都是男人，乐意开怀痛饮，纵情欢笑。相反，加尔文却完全压抑了天性里情欲的成分，或可说单单允许它们以最晦暗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以其狂热的理智，全然生活在言语和属灵的世界。对他而言，惟有清晰坚实、合于逻辑的真理，才是惟一的真理。他只懂得秩序，只容忍秩序，对纷乱则嫌恶备至。他理智得至于偏执，一切能令人陶醉的享乐，美酒啦，女人啦，艺术啦，以及世上旁的上帝恩赐的享受，他概不染指问津。平生里只有一次，他向人求婚——这也是依从了《圣经》的教导，相信结了婚他会工作得更好，并非受了情欲的驱使。他不是自己考虑决定，而是委托朋友为他挑选合适的配偶。结果这情欲的狂热敌人，险些儿误与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订了婚约。到头来，醒悟之余，他跟一个他为之改宗再洗礼的寡妇结了婚。然而命运不给他享受快乐的资格。妻子给他生的独子只活了几天便告夭折，没过多久，妻子又撇他去世。这鳏夫还不到三十六岁，尚有二十载的好年华，他还得处理结婚事务，也得和女人接触。然而他不再接近任何女人，把自己整个地献给了宗教、教权和教规。

不过，人肉体的需求绝不亚于心灵，那般忽视这需求的人，会遭到它残酷的报复。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表达着天然的需求，要将其自然能力充分使用出来。血液常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常需要更有力地搏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收缩，精液要寻到自然的终点。有谁经常听任理智去压抑这些活泼泼的欲望，拼命不叫它们满足，就早晚要面对这些器官的反叛。加尔文的肉体，因其厉行教规而受到的报复着实可怕。这禁欲主义者总要装做这些欲望并不存在，还要骗自己也相信这一点；然而神经不断折磨着这个暴君，以此强调欲望实实在在的存在。精神生活的大师里，或许很少有谁，比加尔文遭受更多肉体反叛带来的痛苦。大大小小的病症接踵而来。加尔文所写的每一封信，我们都读得到一种奇异疾病造成的有害侵袭。这一次他提到偏头疼，害他好几天卧床不起；下一次谈的便会是胃疼，头疼，痔疮，腹痛，重症感冒，神经痉挛，出血症，胆结石，以及痈疽，寒战，短期发烧，风湿症，膀胱炎。他得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如此虚弱，仿佛每个部分都会因紧张过度而垮掉，变成个反叛的中心。有一次，加尔文呻吟般地写道：“我的健康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死亡。”

然而，他践行着自己的箴言：“per mediam desperationem prorumpere convenit”(振斗志于绝望，披荆棘于先路)，不许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劳作时间。狂躁的身体，永远要盛气凌人的精神压制下去。有时高烧令他无法步上布道台，他会叫人用担架抬他去教堂，继续布道。有时他无法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他会召集委员们在他家里开会。有时他卧在床上，牙齿打颤，盖着四五条热被子，好叫他瑟瑟发抖的可怜身体暖和一点；他还要在房里留下两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指示。有时他跟个朋友到附近的乡间过上一天好换换空气，他的私人秘书们也会同车前往；没等他们抵达，信使们的马车早已开始在城乡之间往来奔波。每次疾病发作之后，他会马上抓起笔，恢复辛勤的生活。

没法认为加尔文不够活跃。他是个勤奋的魔鬼，每日工作不停。黎明之前很久，别人还在熟睡，他书房的灯已经点亮；午夜以后，整个日内瓦早沉入梦乡，他的灯火还要亮上几小时。谁要在早晨晚上抬头看他的窗户，会觉得这孤另的灯火彻夜不熄。他做出的工作多得惊人，简直叫人觉得他必是同时用着四五个大脑。毫不夸张地说，这身患痼疾的人实在做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工作。他主要的职务，圣皮埃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是他诸多职务中的一个而已；而这身兼多职的人，受狂热的权力意志所激励，逐步攫得了这些职务。虽则他在教堂的布道早已编印成书，塞满书架；虽则抄写员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抄录，却依然只抄得完他全部著作的极少部分。加尔文，他是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任何决定都做不出来。加尔文，他又是卷帙浩繁的神学与论争著作的编撰者，《圣经》的翻译者，大学和神学院的建立者，市行政会的常年顾问，宗教战争参谋部的政治官员，新教教会的最高外交官和组织者——这“《圣经》牧师”就这样指挥着他神学王国的其他神职人员。他管理着传教士们从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发来的报告，他指导对外的宣传工作。通过书刊印刷商和销售商，他建了个秘密机构，把触角伸到整个世界。他要与其他新教领袖讨论切磋，跟亲王使节会商洽谈。差不多每日每时，都会有外国的宾客前来造访。学生们和初露头角的神学家们，经过日内瓦时无不来问候加尔文，敬受他的教诲。他的家活像个邮局，是政治与私人事务信息的永久来源。有一次给朋友写信时，加尔文叹道，在他任职期间，他就记不起哪怕有两个小时，他能够连续致力于工作，而不受干扰。

从匈牙利和波兰之类最远的地方，整日里由他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发来急件，而他要向无数求助的人提出自己的忠言。这次是一个流亡者，想定居在日内瓦，还要把家属安置在一块儿。加尔文便发起场募捐，确保他同教派的人得到欢迎与支持。下次是什么人想要结婚，旁的人想要离婚——这两条路全要归到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不获他的批准，就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事情能够做得成。要是独裁统治的贪心能够局限于其正常的领域，局限于精神的事务，那该多好！然而加尔文认为，他的权力根本就没有限度。他可是执掌了神权政权的人呀！他觉得，俗世的一切事情，都必得屈服于上帝与圣灵。他便把包揽一切的手，凶暴地伸向城市国家的所有事务。几乎每一天，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都找得到这样的话：“宜就教于加尔文大师”。他那双警觉的眼睛，就没有什么东西逃得过；纵然这灵敏头脑不停的劳作，我们不能不视为奇迹，这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却势必带来无穷无尽的危险。只要彻底禁绝了个人的享乐，即便出于自愿也罢，准保会把这禁绝当作条法律强加给旁人，还要动用武力来推行——这对旁人固然不自然，对他可是自然得很呢。比之罗伯斯庇尔，可见禁欲主义者常常是至为危险的一类暴君。谁无法快乐地充分分享同伴的生活，就必会对他们毫不宽容。

教规与绝不容情的严厉措施，便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抬起脑袋真诚地打量四方，勇敢地在世界上阔步前进。他们必得永远活在“畏惧上帝”的阴影当中，笃信他们的缺陷绝无希望拯救，还要谦卑地俯首于这信念的前面。从起初开始，加尔文那清教徒式的道德，便导致他把快乐而无拘无束的享乐视同“罪恶”。凡有什么能带来鲜明的色彩，能给予我们尘世的存在以动力，凡有什么能使得灵魂愉悦，纾解紧张，能振奋精神，解放身心，减轻负担，在加尔文式的法典里面，准要给斥为浮泛空虚，多此一举。更何况，这般苛酷的判断也要加于艺术。甚至在宗教领域，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结合在一起，加尔文也要强力推行他索然无味的意识形态。只要引得起感官的兴趣，只要带得来感觉的柔软摇摆，一概无情扫除，绝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在靠近上帝宝座时万万不可有个艺术家般首鼠两端的灵魂，那里芬芳的香气会害他们耳迷目眩，音乐能欺骗他们，貌似神圣的绘画雕塑也可以令他们误入歧途。

惟有全然明晰的真理，才算是真理。上帝的言语，若非绝对简明，如何能视为上帝的言语！那末，便来把偶像崇拜丢开罢！教堂里的绘画雕塑，得抛将出去；五彩斑斓的法衣，得清除干净。我主的律法，要从弥撒书和镀金的神龛当中解放出来。上帝本不需要什么华美的矫饰。那些徒乱心灵的奢华宴饮，丢开罢！事主的仪式当中，不得有音乐，不得有洪亮的管风琴乐声。甚至教堂的钟声，自此以后在日内瓦也寂然无闻，因真正的信徒原不需那金属的铿锵来提醒自己的责任。虔诚，那本不靠外在于心灵的事物来维持，本不靠祭品与奉献，而端赖内心的顺从。清除教堂里繁复的仪式！清除寓意画和宗教典礼！消灭节日与庆典！加尔文一举之下，便把日历上的节日清除干净。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庆典，那还是早年基督徒在罗马的地下墓穴里创设的，在日内瓦也全被废除。圣徒的生日，一概不予承认；教会的成规旧习，一例遭到禁止。这加尔文的上帝不愿给人敬，不愿给人爱，而只愿遭人怕。

企图靠沉迷的状态，靠心灵的提升，来接近上帝，而非藉不断的崇拜自远处事奉上帝，对人而言这不啻一种狂妄。这里便涉及到加尔文式价值重估的最深层意义。加尔文希望把神提升得尽可能高于世界，便将尘世直打入最低的深渊。他希望把至高的尊严赋予上帝的观念，便将人的观念贬黜得卑微难言。这厌恶人类的改革家，把人看作些无法无天的暴民，看作些聚众滋事的罪犯。生命从千百种渠道，给那般生性不甚禁欲的人带来尘世的快乐；这些不断增长的快乐给加尔文打量起来，他永远怀着恐惧和厌恶。他一再叹惋，上帝的决定何其玄奥难解，他竟创造出那样的一批造物：既不完善亦乏道德，永远倾向于堕落与罪恶，对神圣无能认识，只会急不可耐地一再投身于罪恶的深渊。只要端详起教内的兄弟，加尔文总不免觉得作呕。或许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创始人，说起人类来会用他那样贬低的措辞：“bête indomptable et féroce(强梗凶暴的禽兽)”，或更糟，“une ordure(一群下三滥)”。在他的《Institutio(原理)》里面，他还要说，“若仅由天然一面视人，必觉其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即略有可嘉，亦不过来自上帝恩赐。……我们的所有正义皆为不义，我们的所有事奉皆为不洁，我们的所有光荣皆为耻辱。即我们体现之至善，亦常为肉体不洁所染，而沦于邪恶，混于污秽。”

显然，如果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视为上帝失败的制品残片，便会像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绝不愿承认上帝肯给这样的造物一丝一毫的自由与独立。全能的上帝必无情地将这般败坏贪婪造物的自决权利剥夺净尽，因“听任人类施诡计，灵魂惟欲为恶行”。这些亚当的孽种，必得彻底遏止他们的非分之想，以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与上帝和尘世的关系。这样的放肆行为镇压得愈严厉，愈束缚人们俯首帖耳，他们便愈得其所。去他的自由，去他的自由意志，因为人单单会滥用特权。必须强迫他们，在上帝的伟大面前谦卑如仪。要警醒他们，恐吓他们，遏止他们的非分之想，直到他们一无抵抗地接受虔诚驯顺的牧群身份，直到他们将自己融为牧群中的一员，个体与个性便将消失无踪。
要达成这种对个性的严酷压制，要实现这种利于集体的、对个体的野蛮剥夺，加尔文自有办法，便是著名的宗教“教规”。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设计过更加苛酷的羁绊，强加给人类的冲动和欲望。从甫建独裁开始，这卓越的组织家便是在条文律令的有刺铁丝网——即所谓“条例”——内，牧放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民。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去监督这恐怖道德的执行。我们说到的组织便叫做宗教法庭；他用模棱两可的措辞，把它的目的规定为监督教民或居民“彻底纯洁地崇敬上帝”。然而这道德检查机构的影响范围，可不像表面上那样，仅限于宗教生活的领域。因既把世俗生活与加尔文极权主义的国家概念密切结合了起来，独立的蛛丝马迹自会就此落入当局的控制之中。宗教法庭的巡捕叫做“anciens(前辈)”，明摆着他们得到命令，要监视日内瓦每个人的私生活。他们的监视绝不容松懈，且要求他们留意的，“非但包括说出的言语，亦包括观点与思想”。

这样对私生活的广泛控制一旦实行，在日内瓦便难说还有什么私生活存在。一次跃进之下，加尔文就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远远超到了身后。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经常靠的是告密者的报告、其它来源的告发，后来才派了些亲信和密探。然而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每个人从本性上便永远向恶而非向善，先天就具有罪犯嫌疑，于是人人必得容忍置身于监督之下。自从加尔文返回日内瓦，仿佛房门突然给大敞四开，墙壁猛可里换成了玻璃。每时每刻，不分昼夜，都可能响起敲门声，一批“宗教警察”不容你拒绝，便会宣布进行“家访”。富人也罢，穷人也罢，权贵也罢，草民也罢，每月一次，都要服从这些“police des m? urs(风化警察)”的盘问。既然条例宣称，这类的盘查须慢慢进行，总会有几个小时，那些白发老人、诚信公民，久经考验，深受尊敬，还是不免学童般遭到盘问，问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为何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哪次布道。然而这样百般盘问，千种训诫，家访可仍未结束。这般道德契卡，要染指每一件琐事。他们探摸妇女的衣服，看她们裙子是不是太长太短，外衣有没有多余的褶边、危险的开衩。警察会仔细检查发式，不能够太高；会数倒霉的人手上有几枚戒指，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会从卧室走到厨房的桌前，查是否比法定的饭食多了一汤一菜，是否哪里私藏了糖果与果酱。而后，这虔诚的警察会到别的房间接着检查。他盯着书架，盼着找到本没有宗教法庭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的书；他翻着抽屉，巴望发现幅圣徒像，或一串念珠。他会向仆人追问主人的行为，他会向孩子盘问父母的言行。

待到他走在街上，这加尔文独裁的走狗会竖起耳朵，细听是否有人唱小曲儿，奏音乐，沉溺于恶魔般邪恶的快乐里。从此在日内瓦，当局便永远搜索一切娱乐的蛛丝马迹，一切“paillardise(下流行为)”。要是抓住个自由民，干完了活儿，到酒馆喝杯酒好恢复一下精神，或者堕落到拿骰子扑克寻欢作乐，这人可就惨啦。搜索一天天进行下去，密探们工作过度，安息日也得不着休息。他们得一遍遍挨门逐户去家访，免得哪个懒蛋倒在床上，误了加尔文大师布道的教诲。在教堂，旁的告密者提高了警惕，准备痛斥那般前来上帝之家还要迟到早退的人。这些官方的卫道士，他们在一切地方不倦地工作。到晚上，他们在罗讷河边的灌木丛里窥伺，看有没有贼胆包天的情侣搂搂抱抱；在客店，他们翻查床铺，细检旅客的行李。每封进出城市的信件，他们都要开封；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监查，远届日内瓦城墙之外。驿车上，公共划艇里，过湖前往外国市场的船上，城市管区以外的客店里，到处都少不了密探在活动。一个日内瓦公民，可能正在造访里昂或巴黎，然而他道出的任何不满，依然会一五一十举报上去。然而有一种情形更加无法容忍，便是无数非官方的暗探，自愿加入那般正式任用的密探的活动。只要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自愿告密的有毒植物便会像可厌的莠草般滋生蔓延；一旦原则上容忍甚至渴望告密，其他正派的人们也会受到恐惧的驱使，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单为不被怀疑成“拒绝上帝，投身魔鬼”，加尔文独裁统治时的每个日内瓦公民，都会对他的同伴怀疑睨视。那“zelo della paura”——恐惧的狂热，促使他们争相告密，惟恐落后。过了几年，宗教法庭已经能够废止官方的监管，因所有的公民都自觉自愿地甘受控制。这无情的告密浪潮日夜奔流，推动着宗教法庭的精神磨臼飞转不停。

这样的制度下面，有谁会觉得安全，会肯定自己没有违反任何的禁令？因实际上，加尔文已经禁绝了一切令生活快乐有益的事情。他禁止了演戏，娱乐，公众节庆，以及一切种类的舞蹈和游戏。即便溜冰之类清白无辜的运动，也会叫加尔文大发雷霆。他惟一能够容忍的服装式样颇为朴素，几乎像僧侣的衣服。于是，非有市政当局的特许，裁缝们禁止依照新的式样去剪裁。未满十五岁的女孩禁止穿绸，十五岁以上不得穿绒。金银饰带，染金的头发，无用的纽扣褶饰，均在禁止之列；黄金的首饰及其它饰品什物，同样违反规定。男人不得蓄发，女人禁止卷发以后用梳子定型。花边要禁止，手套要禁止，褶边和开衩的鞋子也要禁止。禁止使用轿子和四轮马车，禁止家庭宴会邀请的宾客超过二十人。洗礼和订婚的宴会，规定的上菜道数不得超过；糖果和蜜饯亦不得供应。除去当地出产的红酒，不许喝别的酒；临到赛会，四足的动物，有翅的禽类，以及糕点，一概禁止。夫妻双方，在婚礼时不得互赠礼物，婚后六月内也是如此。不必说，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对禁止，即便已经正式订婚，也绝不容稍懈。

日内瓦的公民不得进入客店；不等念完祷词，店主人也不得向客人供应饮食。一般讲来，旅店的老板都要受命监视客人，严格留意每句可疑的话语、每个可疑的举动。非经特许，任何书籍都不得印行；向国外写信，也在禁止之列。禁止圣像，禁止雕塑和音乐。甚至赞美诗，条例宣称“务必留意”避免沉耽曲调，而不注意领会歌词的精神和意义，因“惟有活生生的歌词才能够赞美上帝”。加尔文驾临之前，公民们曾把自己视为自由民，而今甚至不容给孩子选个教名。尽管克劳德、阿玛迪之类名字早流行了几百年，如今却因其不载于《圣经》而遭禁止。虔诚的日内瓦人，得给儿子起名叫以撒，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祷告时禁止使用拉丁文，复活节与圣诞节时禁止开宴会。只要能使得现实减少点单调的灰色，就必遭到禁止；书籍言语里的任何一点点思想自由，自然也当禁止。批判加尔文的独裁统治，更是罪中大罪，禁止不贷。市里的公告宣读员由鼓手先导，严正警告自由民们“除参加市行政会而外，概莫谈及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其可憎的节奏！于是惊惧之下，人们便要自问，除去这许多的禁止，恩准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没有多少啦。允许他们生，允许他们死，允许他们做工，允许他们服从，还允许他们去教堂——这后一项，岂止允许而已哩，一旦旷勤，就必遭严惩。哪个自由民不去听所属教区的布道，可就有祸啦——这样的布道，每个星期天两次，一个星期里三次，还有教导儿童的特定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轭，便在主日也绝不松懈，仍然是一串的责任、责任、责任，丝毫不讲宽容。一周里辛勤操劳换来每日的面包，而后便是全身心奉献上帝的这一天。整个星期工作，星期天献给教会——这样，便是在罪人心里，撒旦也得不到保不住立足之地。于是自由和生活的快乐就此完蛋。
然而如今，惊惧之下，我们还是要问，一个共和城市，几十年来惯于瑞士式的自由，怎能够容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般严厉的独裁？一个南方民族，生性快快乐乐，怎能够忍受如此对生活欢乐的扼杀？为何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扫除掉成千上万的欢乐？加尔文的秘密并不新鲜，他的手段跟古往今来的独裁者们并无二致——那便是恐怖。加尔文的手段，算得上宗教式的恐怖。直截了当地讲，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人道冷嘲热讽，把人道讥刺为软弱的产物——这样的暴力，会迅疾变得压倒一切。一旦暴虐地将恐怖统治强加于人们的头上，个人意志会遭到瓦解，社会生活会失去作用。它如同毁灭性的病症一样吞噬灵魂，并很快成为神秘的中心，普遍的软弱到处为独裁者提供助手——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遭到怀疑，他自会怀疑自己的邻人，而恐慌之下，狂热分子的所作所为，会超过暴君的命令和禁则。

组织完善的恐怖统治绝不会造不出奇迹。当加尔文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更是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方面，能胜于他的暴君想必屈指可数；也没有理由能讲，他的专制统治，像他的所有性格一样，乃是他意识形态的逻辑产物。可以说，这精神至上的人，这神经过敏的人，这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充满憎恨。诚如他公然承认的，他忍受不住目睹残酷的场面，尽管他统治期间日内瓦处决与火刑如此频繁，他却从未莅临。然而在这里，正存在着这般热切的理论家最大的缺点。又是像罗伯斯庇尔一样，这种类型的人绝无勇气目睹死刑，更不必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但只要他们觉得内心充满了“理想”、理论和体系，便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如今，加尔文将严厉对待“罪犯”视为他体系的关键；从他的哲学观点看，坚持不懈地实行这样的体系，便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因此，他要无视天性的怂恿，压抑一切同情的倾向，系统训练自己的残酷。他“练习”自己的强梗不屈，一如那是种精细的手艺。

“严格训练我身，以益于对抗世界之恶行。”无可否认，这钢铁一般的人在约束自身，勉力严酷方面成就惊人。他公然承认，宁知一个清白的人受罚，也强于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那数不胜数的死刑当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动作笨拙，竟至于延长成可憎的酷刑。加尔文便给法里尔写信开脱：“苟无上帝特殊垂意，已决犯无从受此延长之酷刑。”若“上帝的荣耀”攸关，苛酷强于宽缓——这便是加尔文的观点。除去严酷无情的惩罚，便无从使得人们的行为合于道德。

容易理解，有了这样的论点——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耀需要不断“保护”，结果便必是大开杀戒。一个尚未脱离开中世纪的世界，结局还能够如何？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消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的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私刑拷打叫人毛骨悚然，已决犯和嫌疑犯都无可幸免，以至犯人们互相折磨，更惨于刑讯室里的酷刑。到最后，行政会只好下令，“犯人宜日夜加戴手铐，以减少此类事故”。这样可憎可厌的事情，加尔文却不置一词。要建立他的“秩序”与“教规”，恐怖是这城市必得付出的代价；此前日内瓦从不知如此之多的死刑、惩罚、拉肢酷刑和放逐，一如加尔文以上帝之名统治这里时所做的那样。因此，倒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之法国革命最坏的血腥屠杀更可憎。“加尔文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加残酷。如若他的影响范围远届日内瓦之外，他必会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导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还不是靠这些野蛮的判决、死刑和酷刑，来粉碎日内瓦人的自由观念。他更倚靠的是系统而又琐屑的暴政，以及日常的恐吓手段。初看上去，我们读到加尔文有名的“教规”条款竟然如此琐碎，不免觉得有趣。然而若读者低估了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可就错啦！他老谋深算地结成禁令之网，那网眼细密之极，让鱼儿绝无可能漏网。这些禁令成心规定到琐事，于是任谁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激发起对于全知全能的当局长久的敬畏。在我们日常行走的路上，设置于我们前面的蒺藜愈多，自由无虑地寻路前行便愈困难。很快，在日内瓦已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

只消翻翻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便能看出这恐吓的手段何其巧妙。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了过去：判刑。几个工人早餐吃了糕点：三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民玩了九柱戏：判刑。另两个自由民掷骰子赌四分之一瓶酒：判刑。一个人不想让儿子的教名叫做亚伯拉罕：判刑。一个盲琴手演奏了舞曲：驱逐出城。另一个人夸奖了卡斯特利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溜冰时抓了现行，一个寡妇扑倒在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民奉献时请邻居吸了撮鼻烟：他们被召到宗教法庭训诫，再罚做苦行赎罪。如此这般，无穷无尽。几个开玩笑的伙计在主显日把一颗豆子包在了饼里：二十四小时只准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民说的是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不是加尔文“Ma？tre(大师)”，一对农民夫妇依照古时的习惯，出了教堂便谈起生意：判刑，判刑，判刑。一个人玩了扑克：把扑克牌挂在脖子上枷刑示众。另一个人在街上吵着唱歌：告诉他“可以到别处去唱”——这便意味着他被放逐出城。两个船员吵架，无人受伤：处死。两个孩子举止粗鲁，起初判处两人火刑柱烧死，而后减刑，强迫他们观看柴堆火刑。
所有这些当中最最野蛮的，要数对任何敢于挑战加尔文政治及宗教一贯正确性的人所施的惩罚。一个人公开抗议这改革家的预定论原则，便在城里的所有街口被残酷鞭打，而后放逐。一个印刷商喝醉酒骂了加尔文，判处以烧红的烙铁在舌上穿孔，再放逐出城。雅克?格吕埃只因把加尔文叫做伪君子，先受拉肢刑，然后处死。每一件过犯，即便至为轻微，也要小心记入宗教法庭的案底记录，于是每个公民的私生活，都可以确凿地拿来做控告他的证据。

如此警惕不懈的恐怖，到头来势必将个人和群体的尊严意识以及活力感觉一扫而空。一旦在国家组织当中，每个公民都必得接受讯问、侦讯与判刑，而他很清楚，那般看不见的密探正观察他的一切行为，记录他的所有言语；一旦他自己的住家，不待通知，不分昼夜，必得接受“家访”——这样，人们的神经便会屈膝投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普遍的忧心忡忡，甚至传染给最勇敢的人。徒劳的斗争，击碎了最坚强的意志。有赖于其著名的“教规”，加尔文的日内瓦城遂了他的愿望：没有欢乐，畏缩胆怯，无能对抗加尔文大师的意志。

这样的教规才实行了几年，日内瓦就现出全新的面貌。这城市曾经自由快乐，如今却仿佛裹上了尸布。色彩鲜明的服装消失了踪影，被划一的黄褐色取而代之。教堂的钟楼钟声不响，街道上再不回荡快乐的歌声，家家户户都像加尔文的礼拜堂一样单调朴素。客店空无一人，琴师无法再召人跳舞，九柱戏无法再玩，骰子也无法在桌上格格欢唱。舞厅空空荡荡；黑暗的街巷，曾有情侣们结对闲荡，如今也无人问津。惟有毫无陈设的教堂里，那一个又一个星期天阴郁死寂的聚会，才留给了他们。这城市正如加尔文一样满脸晦气，也日益像他一样乖戾乏味，邪恶冷漠——这或许出于畏惧，也或许来自对他的苛酷无意识的效仿。人们不复能自由明快地到处徜徉，目光不复能快乐地顾盼，那惊鸿一瞥单单表现着恐惧，因兴高采烈可能被误解为情欲。他们再不会显得无拘无束，满心只怕那从不知快乐的骇人的人。甚至在家里的私生活当中，他们也学会了窃窃私语，因仆人可能就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一旦恐惧变成了第二天性，被恐惧压倒的人们势必疑神疑鬼，不断防备密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绝不要惹人注目。要避免遭人疑，得保证被人忘。到加尔文统治的后期，日内瓦人只要办得到，便会坐在家里，因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四壁加门闩，还算能够防止他们给人窥视，遭人怀疑。可如若往窗外瞧上一眼，便看得见宗教法庭的巡捕招摇过街，那他们便惊惧地缩将回来——谁晓得邻居会不会举报了他们？要是必得出门，市民们裹在褐色的斗篷里面，目光低垂，鬼鬼祟祟，蹑手蹑脚，活像去接受布道，参加葬礼。即便小孩子，在这新教规下面成长起来，也给“教育课程”骇个要死。他们再不像生性健康快乐的孩童一样轻松地游戏，而是缩成一团，像只等着遭打的杂种狗。他们如同枯萎的花朵，从不知充足的阳光，只会在晦暗当中苟延残喘。

这城市的节奏，恰似时钟一样有板有眼，冷冰冰地嘀嗒作响，绝不被喜节佳期打断——单调乏味，规矩可靠。任谁第一次来到日内瓦，走在大街上，必会相信这城市正在服丧。居民们如此冷漠愁苦，如此沉默寡欢，精神氛围如此沉重难忍。可惊的是教规坚持不懈；而加尔文强加给日内瓦的这种不宽容的中庸，其代价是失却了一切神圣的活力——惟有保持着无限无碍的自由，这样的活力才能够兴旺茁壮。虽则日内瓦造就了无数虔诚的公民，杰出的学者，认真的神学家，他们使得这城市彪炳千古；然而，甚至在加尔文之后两百年，罗讷河畔的这座城市，依然出不来世界闻名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为平庸牺牲了卓越，为彻底驯顺的屈从牺牲了创造性的自由。过了许久，日内瓦才诞生了一位艺术家，他的一生，称得上对于人性桎梏的反叛。只是靠了这位最有独立精神的公民，靠了让?雅克?卢梭，日内瓦才得以从加尔文强加的羁绊当中解放出来。





第三章、卡斯特利奥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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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可以被人怕，却未必被人爱；人们屈从于恐怖统治，却未必认为它正当合理。毫无疑问，加尔文刚回日内瓦的几个月里，自由民与市政当局一例对他钦敬有加，仿佛各党各派，都对他情有独钟。因惟有一党一派，惟有一个至高的权威，所有的人们只能被迫屈服那独裁者坚定地推向他自己的目标。那般召他回来统治自己的人，多半被统一陶醉得忘乎所以。没过多久，较为质朴的气氛便建立了起来。召回他恢复秩序的人们在心底存了种希望，总觉得一俟完成了要他做成的事情，这凶暴的独裁者总该在他对道德的狂热方面少一点严厉。然而相反，“教规”却是日益变得更加严格。他根本不去放松桎梏，根本不因市民们放弃个人自由与快乐而作出的巨大牺牲道一声感谢，反而继续在布道时对他们大放怨词，竟至于宣称，必得有一千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给送上绞架勒脖子，这败坏的城市才建得起道德和纪律，这便让日内瓦的市民大为失望。他们总算认识到，敢情他们召来的，并不是他们希冀的那个能实现精神健康的人，他们请回城里的人将会给他们的自由镣铐加身，他所实行的强制措施也日益残暴，到头来，他甚至跟自己最为忠诚的门徒也疏远了开来。

几月之间，对加尔文的不满重新盛极一时；因他自吹自擂的“教规”毕竟算上个可欲的梦想，这总比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更加诱人。魅力和浪漫烟消云散，那般昨日兴高采烈的人，也开始低声抱怨。然而，动摇独裁者的声望，得需要显明易懂的理由才行；而加尔文提供这样的理由倒也不慢。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期间，一场瘟疫大流行令到日内瓦城惨遭破坏；就在这时，日内瓦人第一次开始对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产生了怀疑。那般传教士高声鼓噪着坚持，每个病人遭到痛苦的折磨，三天之内必得请来个牧师在床侧。现在，一个牧师给传染上了疫病，他们再不肯挺身而出，听任传染病院的患者咽气时得不到精神安慰。市政当局试图找到哪怕一个宗教法庭成员，愿意“造访并安慰隔离病院之不幸病患”，然而徒劳无功。惟有宗教学院的院长卡斯特利奥志愿前往，而他并非宗教法庭成员，故而不获任命。甚至加尔文，也要授意同僚们扬言，他加尔文“实难或缺”，公然坚称“不可因援手局部，削弱教会整体”。旁的传教士使命虽不及加尔文重要，却同样小心翼翼，置身危险之外。行政会向这般胆小如鼠的牧者呼吁，可是白费口舌。人们直截了当地批评这些传教士道：“这帮人宁可上绞架，也不进医院。”到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加尔文率领日内瓦新教的全体传教士，出席了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丢脸地承认，没人有胆子前往隔离病院，虽则他们明知道，凶险时也该与良辰吉日一样，那是他们服侍上帝最适宜的岗位。

如今，除去领袖们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再没有什么更能让民众振作精神。在马赛，在维埃纳，在许多其它城市，几百年岁月流逝，人们却依然记念那些在瘟疫时尽职尽责的英勇教士。百姓绝不会忘记表现出英雄气概的那些领袖，更不必说紧要关头的种种怯懦。日内瓦人轻蔑地盯着那般教士，对他们大肆嘲弄——这些家伙在布道台上，总惯于要求教众做出最大牺牲；而今要他们做一点牺牲，他们既无准备，也不乐意。接下来是一次减轻民众不满的徒劳尝试——上演了一出臭名昭著的丑剧。依照行政会法令，几个穷光蛋遭到逮捕。他们受到严刑拷打，直到承认自己用魔鬼屎制成软膏，抹在门闩上面，这样把瘟疫带进了城。这样的胡说八道，加尔文非但不去痛加驳斥，还要热切支持这中世纪的骗局，这更让他那骨子里的守旧习气昭然若揭。他甚至做得更损，公开宣称这些“semeurs de peste(瘟疫散布者)”简直坏事做绝，还在布道台上讲，大白天里，便有个无神论者给魔鬼从床上扯下来，投进了罗讷河。他注意到教众们许多绝不掩饰嘲笑的表情，这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忍受如此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在瘟疫流行期间消失殆尽——而这样的信念，又是每个独裁者权力不可或缺的心理要素。人们欢迎他返城时的热情成了昨日黄花；一种反抗的精神，在日益扩大的范围里蔓延开来。但加尔文毕竟运气不坏，因这范围纵然日益扩大，却没出现集中的敌视情绪。往往只有独裁者的暂时优势才能集中起来，在积极支持独裁者的人变成少数派以前，如此优势总能使得独裁者的统治稳定无虞。这般支持者有的是好战黩武的意志，这适表明他们的团体组织良好；而其对立面的意志，由各种势力组成，受各种动机推动，绝难汇聚成有效的力量。许多人自是为反抗独裁者的精神所激励；然而若他们的敌视情绪，尚不足以引他们投身统一的运动，实行共同的计划，他们的反叛势必徒劳无益。其结果，是自从首义挑战独裁者的权威，直到最终将他推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加尔文，连同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大量支持他的流亡者，代表了一个独立集团，一个约束严明的意志，一种集中而目标明确的力量。可他的敌手，却杂乱无章地从一切可能的地位与阶层吸收成员。有些是天主教徒，仍然秘密地固守旧日的信仰；有些是贪杯的酒鬼，对于关闭酒店深恶痛绝；有些是给禁止了像从前一样化妆的妇女。另一方面，在不满分子中间，也有一批卓越爱国家族的成员，因穷光蛋骤得大权而火冒三丈，觉得他们才在日内瓦混了几个月，竟便能搞来最最舒适丰厚的位置。于是，反对派纵然人数众多，却将至高最劣的成分兼容并包；只要不满分子们未曾集结力量追求一个理想，便只能无力地嘀嘀咕咕，他们的势能就变不成动能。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的却是一支军队；这是一批松散杂沓的不满之徒，面对的却是组织严明的恐怖——因此，他们自然毫无进展。最初几年，加尔文觉得束缚这些分散的集团，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它们从不能有效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便能将它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执掌了权力的理论家，主要的危险便在于有人鼓吹一种分庭抗礼的理论。加尔文这思想家本是头脑清醒，时刻警觉，于是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真正恐惧的惟一对手，是那些智力和道德绝不于他稍逊的人，尤其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这人的智力和道德定然超过加尔文，又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抗那独裁者的精神暴政。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像保留给我们，不幸手法拙劣。他的面容严肃沉思，高高的前额下面，是一双坦率的眼睛。要是叫一个观相家来说，能讲出的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能让我们洞悉他性格的深处，然而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依然正确无误地勾勒了出来——便是他的自信与镇静。若是把加尔文跟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看得出这两人精神方面的对立，一如他们长相之不同一样的鲜明。加尔文的面孔一片紧张，表现着痉挛病态的精力，急切无碍地要寻个发泄；而卡斯特利奥的面容，则一派温和自若。加尔文显得狂烈烦躁，卡斯特利奥则是平静安详。显然，这是急躁对容忍，冲动的热情对坚忍的决心，狂热盲信对人道主义。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正如对他的长相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于一五一五年生在瑞士、法国跟萨伏依交界处的多菲内，比加尔文晚了六年。他的家姓沙退隆、沙蒂永或者沙台隆；按萨伏依公国的习惯，或许就叫做卡斯泰里昂，或者卡斯提里昂。他的母语，仿佛是法语而非意大利语，虽则他这两种语言都很流利。没过多久，他的拉丁语便好得叫人叹服——那是在二十岁时，他入了里昂大学，在此彻底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接下来又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他的热情和能力都是卓尔不群，使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酷爱音乐，起初还靠教授音乐课挣得一点点收入。其后，他写了许多拉丁文的诗歌散文。不久，他又充满了解决当时问题的热情，这在他眼里，比之沉耽于往昔的古典文明更加重要。若是把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便可以看出运动的早期阶段虽则光彩夺目，欣欣向荣，却只持续了很短的期间，惟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几十年而已。在这期间，人文主义者们将其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上面。仅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青年们才会寻求实现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回复，认为这系统的文化足以拯救世界。时过不久，便是在古典学问的信徒眼里，在这一代人的领袖眼里，事情也已经昭然若揭：此时一场宗教革命如同森林之火横扫德国，千百万人受到了波及；而他们宝贵的精力，竟还浪费在阐发西塞罗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上面。在大学里，对于新旧教义的争论多过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争论，教授与学生研究《圣经》而非《学说汇纂》。到后来，政治、民族与社会运动吸引着人们；于是在十六世纪，欧洲的所有青年，都有种无法压制的热望，要思考谈论当时的宗教观念，为这伟大的运动做一援手。卡斯特利奥满心里也是同样的热情，而其个人的经历，又为他这样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目睹烧死异端；那时他的灵魂深处大受震动——一方面因宗教法庭的残酷表现，另一方面则因牺牲者的英勇气概。自此以后，他决意为新的教义生存斗争；在他看来，这教义必同时将自由尊为神圣。

不用说，自从卡斯特利奥在二十四岁时，决意信奉宗教改革的事业，从这一时刻开始，他的生命就面临了危险。一旦国家与体制强行压制思想自由，那些无法忍受暴力凌驾良心之上的人，他们的面前惟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恐怖统治而杀身成仁，这勇敢的道路为路易?德?贝尔坎和艾蒂安?多雷所选择，并导致他们走上火刑柱。不满分子若希冀保持内心自由的同时保全性命，也可以表面屈服，将心里的意见隐藏伪装起来；这便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的策略：表面上与教会、国家和平共处，穿小丑的彩衣，戴弄臣的帽子，灵巧地避开敌手的武器，埋伏起身体放毒箭，以俄底修斯的狡猾，智胜那般野兽一样残暴的家伙。还有第三个办法，便是做个流亡者；一旦在国内，内心的自由遭到迫害蔑视，就设法把这自由带出国，到一个能够无羁无绊地繁荣昌盛的国度。卡斯特利奥生性正直而温顺，便选了这平和的道路。一五四〇年春，就在目睹几个早期新教烈士遭到火刑之后不久，他离开了里昂，成了个传授新教的传教士。

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这与绝大多数宗教流亡者一样，是“propter Calvinum”——为加尔文的缘故。由于加尔文在《Institutio(原理)》一书的序言里面，勇敢地向弗朗西斯一世挑战，提出了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这作者尽管相当年轻，那些深受激励的法国青年却已把他当成了福音派教义的先驱和旗手。这些流亡者像加尔文一样横遭迫害，希望从加尔文学得如何更成功地表达要求，如何更明晰地设立方针，如何完成其毕生的事业。卡斯特利奥对自由的热望，自使他将加尔文视为精神自由的鼓吹者；于是，他成了加尔文的信徒，而且表现得热情洋溢。他急急地赶往斯特拉斯堡造访加尔文；加尔文的夫人在那城里为新教义的未来传教士们建了学生接待站，他还在其中住了一星期。然而期待的接近未能马上开始，因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格诺市行政会去。这样，第一次的接触，两人都未得到收获。但事过不久便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颇深的印象；加尔文刚被召回日内瓦，这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学者便受聘当上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这固然出自法里尔的举荐，然而无疑得到了加尔文的完全赞同。卡斯特利奥做了院长，指导着两个助理教师，还受托到日内瓦郊区的汪多瓦教堂讲道。

卡斯特利奥果然不负重望，他的教学活动取得了卓越成绩。为推进研读拉丁文，让拉丁文更具吸引力，卡斯特利奥以拉丁文和法文对照的方式，翻译加工了旧约和新约当中最生动的段落。此后不久，他薄薄的一本小书，本为日内瓦年轻人写的pons asinorum(解惑津梁)，成了整个世界的名作，其文学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或许惟有伊拉斯谟的《Colloquies(对话录)》差可比拟。数百年来，这本小册子一再重印，已超过四十七次之多；通过这本书，成百上千的学生学到了古典拉丁文的要素。在卡斯特利奥的人文主义努力当中，这小书固然不过算副业，纯属偶然产物，然而有赖此书，却使得卡斯特利奥声名显赫。

较之为学校的孩童写一本便利合用的小册子，卡斯特利奥的志向有着更高的目标。他并未将精力和学问费在这种琐事上，而放弃自己熟稔的人文主义。这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志在高远，要重践并超越伊拉斯谟与路德崇高的业绩。他决意起码将整部《圣经》译成拉丁文，而后再译成法文。他本国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获得全部的真理；正如通过伊拉斯谟与路德创造性的意志，人文主义者和德国人民获得了全部真理一样。卡斯特利奥怀着独特的顽强和沉着的自信，开始这巨人般的工作。每天晚上，他工作到深夜，尽管白日里还要辛勤操劳，挣来些微的收入好养家糊口。他便这样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计划——为这一计划，他甘愿献出生命。

然而刚一开始，卡斯特利奥就遭遇了决定性的挫折。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出版他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的第一部分。可加尔文不仅管理着心理与精神事务，他也是日内瓦权倾四野的独裁者。没有他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城墙以内就休想有什么书籍能够出版。书报审查制度，乃是独裁统治必不可少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便去造访加尔文——如同一个神学家敲别一个神学家的门，请求他同僚的许可。可人若有独裁者的性格，常发现自己的权力意志遭到所有思想独立的人讽刺，这会令到他们大为不快。加尔文当下的反应便是不悦，好歹没显得面带烦恼。他曾给一个亲戚的法文《圣经》译本写过序言，声称这译本某种程度上类似钦定本——那乃是经官方批准的方言版新教《圣经》。可这年轻人何其“放肆”，竟不承认加尔文批准并且参与其事的版本——这可是惟一经他授权的法文译本呀！卡斯特利奥就等于打算把这版本丢开，自己另起炉灶。加尔文给维雷写信，显然对那小字辈的冒失无礼颇为气恼：“刚听过塞巴斯蒂安荒谬绝伦的设想，叫我好笑又生气。三天前他来见我，请求准许他出版自己的新约译本。”这冷嘲热讽的语气，活脱现出加尔文对于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就不给卡斯特利奥无条件颁发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他提出个附带条件：他要最先读到译本，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之后，才可以颁发许可。

自负心理和自信过度，最有悖于卡斯特利奥的性情。他绝不像加尔文常做的那样——绝不宣称惟有他自己的意见才叫正确，惟有他对事物的看法才叫完美无瑕，无可非议。后来他为自己的译本写了序言，那堪称科学谦逊的典范。他率直地承认自己未能理解《圣经》的每字每句，因此提醒读者不可过于信任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其书晦涩难解，充满矛盾，这新版本的译者只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而绝非定论。

然而，虽然卡斯特利奥能以谦卑的精神对待他自己的著作，他却把个人的独立视为无价之宝。作一个希伯来学者，一个希腊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自知绝不逊于加尔文；于是他理当将这种傲慢的书报检查，将这种独裁当局要求的“改进”，看成是一种耻辱。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和学者、神学家和神学家都应该一视同仁；他不愿像小学生一样屈居加尔文之下，也不许他的著作给人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涂来改去。但他对加尔文非常尊敬，便希望找条摆脱困境的途径，好不至触犯了加尔文。他建议在加尔文认为最适合的随便什么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他说，自己准备着尽力因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而获益。然而我们说过，加尔文绝不去调和妥协。他从不商量，惟有发令。他径直把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拒绝了事。“我告诉他，即便答应给我一百顶王冠，我也绝不准备定个时间跟他讨论——为一个词，就可能搅上两小时。于是他悻悻而去。”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度交锋。加尔文明知道，在精神与宗教事情上面，卡斯特利奥远不会就此束手屈服。他意识到，藏在谨慎的谦恭后面的，是一切独裁的永恒敌手，是一个人的独立精神。从这时起，加尔文决计抓住头一个机会，便将那只听命于良心、而不睬旁人命令的人赶走。只要做得到，卡斯特利奥必得给逐出日内瓦。

口实是不愁找不到的，加尔文果然没有等多久。卡斯特利奥家累沉重，学院付给他的菲薄薪水难以为继，很希望得个合适又高薪的“上帝言语传道者”职务。自从逃出里昂城，这便是他的主要目标——做个《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这杰出的神学家在汪多瓦教堂布道数月，未曾引起敌意的批评。在日内瓦，提议任命他做新教传教团成员，该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其实，市行政当局也同意任用卡斯特利奥。在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行政当局一致通过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学识渊博，颇适于做教会之仆人，兹明令任用。”

可行政当局忘了考虑加尔文。什么？像卡斯特利奥这样精神独立的人，只会给加尔文找麻烦；而他们竟敢加以任用，也不呈递给传教士的首脑？特别是把个传教士委任为宗教法庭成员，便更其无法接受。加尔文立即反对；在致法里尔的信上，他躲躲闪闪地为自己辩解道：“反对此一任命的理由甚为重要。我只向理事会暗示此类理由，而未公开解释；同时亦留意不攻讦其名誉，以求保护之，而防止错误的怀疑。”
读到这些晦暗神秘的话，我们自会觉得可疑。我们怎会不觉得，准保有什么事情，于卡斯特利奥不利？仿佛他做错了什么，不配传教士的尊荣；仿佛加尔文明知道他的什么污点，却宁愿以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幔幕遮蔽起来，以“保护”他！我们不禁自问，这深受尊敬的学者，能犯上怎样的过错——需要加尔文宽宏大量地遮掩。越过国境时受了贿赂？和什么荡妇同居过？此前他明明纯净无瑕呀；莫非这声誉的后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失？显然，加尔文一准想借这种模棱两可的怀疑氛围，迫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而言，还有什么比这含糊其词的“保护”更糟心？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才不想得什么“保护”。他的良心一片纯净；了解到争取任命的努力落了空，他便将原委和盘托出，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前公开说清，何以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做传教士。如今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得说清楚卡斯特利奥犯了什么神秘的过错。这不就是么——加尔文曾巧妙地将这罪行遮掩了起来。这过错好不骇人，涉及到《圣经》文字的两处无关紧要的解释，对此卡斯特利奥的看法与加尔文小有不同。一处是卡斯特利奥宣称所罗门的雅歌并非圣诗，而是世俗的诗篇。书拉密的赞歌，说她的乳房“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纯属世俗的情诗，绝非颂扬教会的比喻。第二处分歧同样微不足道——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看法与加尔文有所不同。

看来这替卡斯特利奥“宽宏大量地遮掩”的罪名实在无关宏旨，而就为这样的过错，卡斯特利奥得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而这实际上重要得很，因加尔文那样的人，只要关乎教规，任何事情都绝不会微不足道。对他严整刻板的精神而言，既经在他的权威首肯之下，建立了教会当中的至高统一，则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分歧，其危险并不稍逊于严重的失误。在他以坚实的路线建成的逻辑大厦里，每块石头，每个小小的碎片，都须各得其所；在宗教领域，正如在政治生活与习惯、法律方面一样，他原则上拒斥任何形式的自由。如若他的教会还要存在，势必彻底保持独裁统治；如若有谁不承认他的至高领导，对自由心怀热望，在他的国家便绝不容生存。

因此，行政会传讯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公开辩论，届时来提供各自观点的书面证据，便成了徒劳之举。用不着老是重复，加尔文只希望教导，绝不愿聚拢来听旁人的教导。他拒绝跟任何人讨论，而只是发号施令。当他就此事首次发言，便要求卡斯特利奥得“回归我们的想法”，还警告他不宜“自以为是”，这会与教会实质性的团结相冲突。至于卡斯特利奥，正如加尔文一样的忠于自己。在他看来，良心自由乃是精神上至高的善，为这自由，他准备着付出一切世俗的代价。他知道，自己只需在这两个无关宏旨的细节上面占了加尔文的上风，在宗教法庭便可获取有利地位。

于是，卡斯特利奥便以其坚强不屈的独立精神予以答复。他说，任什么也不能导致他做出无法履行的承诺，因这承诺会使得他的行为有悖于良心。因此，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的一次公开辩论根本就无济于事；在此一特殊关头，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要求宗教事务全部自由的自由派宗教改革家，与正统派宗教改革家，便出现了对立。既经与卡斯特利奥进行了这场于事无补的辩论，加尔文这样在文章当中替自己辩解道：“基于我们的讨论，我只能断定，他对我意见甚多，绝难相信尚能相互理解。”

那末，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意见？加尔文在文章里道出了这一点。“塞巴斯蒂安总是以为，我渴望着支配一切。”可是其实，有什么比实际情形更加简截明确？两年以来，卡斯特利奥了解的情形尽人皆知——由于自己暴戾的欲念，加尔文只能容得日内瓦有一个人的意见，便是他自己；在他精神的影响所及，除去贝兹以及类似的信徒，时刻准备着在教规的每字每句上面悉听加尔文的指挥，其他的人便绝无容身之地。如今卡斯特利奥再无法呼吸这窒息的空气，再不能忍受这精神的压制。他自法国流亡，逃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绝非为着让自己委身于新教的另一个控制监督；他抛弃旧的教条，绝非为着变成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是将福音书视为刻板系统的法典；而在卡斯特利奥眼里，耶稣在人类当中最有人性，堪称伦理楷模，每个基督徒都应自行效仿，以理性之光谦卑阐发，而这便意味着那提出一种新解的人，绝非惟一掌握了真理的人。卡斯特利奥无法不愤怒地看到，日内瓦的传教士们注疏上帝言语时信心冲天，仿佛只懂得这样的态度一般。他们如此固执己见，如此信心十足，竟不断坚称他们受到的感召才是神圣尊严，旁人则一例是些可怜的罪人——如此种种，令卡斯特利奥大为震怒。一次公开会议，解经至使徒的话：“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卡斯特利奥起而要求“上帝的传信者们”遵守这试探的结果，而不要审问、惩罚、杀害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幸我们只能由加尔文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推测卡斯特利奥实际上讲了些什么——而加尔文，是只要占得了对手的上风，篡改起《圣经》的文字也是毫不犹豫的。然而通过加尔文充满偏见的描述，我们依然能够推知，卡斯特利奥公然承认，每个人都难免犯错，包括他自己也会有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则只是事奉自己。保罗耐心十足，我们则绝无耐心。保罗遭人不公的折磨，我们则迫害清白无辜的人。”

这次会议加尔文亦曾参加，仿佛卡斯特利奥的攻势令他大为惊愕。换上路德，那暴躁自信又好争论的人，一准忙不迭激烈地顶回去；而人文主义者像伊拉斯谟之流，更可能来一番学术争论，倒不至过于激动。然而加尔文永远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既讲策略，又重实效，很清楚如何压住自己的情绪。他自会发现，卡斯特利奥的话给与会者造成何其强烈的印象，也晓得立时予以反击绝不合适。于是他将薄嘴唇抿得更紧，不去反驳。“那时我一片平静，”他这样辩解自己奇特的克制，“我只想免于在许多外人面前，搞一场激烈讨论。”

难道事后他在亲信中间会说什么？他会把自己与卡斯特利奥两人之间及其观点之间的分歧讲讲清楚？他会把卡斯特利奥召到宗教法庭，向对手提出挑战，拿有名有姓有事实有根据的文件证明自己的指控？才不会哩。在政治方面加尔文从来不想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每次企图提出批评，都显得比之神学上的分歧意见更严重；这同时也是对国家的侵害，这正正就是犯罪。如今，这罪行必得借助世俗的武力来对付才行。卡斯特利奥未被传到宗教法庭，倒给传到世俗当局；于是这道德方面的争论，变成了法律处罚程序。加尔文给日内瓦市行政会提交了起诉书，其中说：“卡斯特利奥败坏了牧师的威望。”

行政会才不愿考虑这样的问题，也不愿传教士们大打出手。我们必得认为，宗教法庭僭取权力，令到世俗当局惴惴不安。行政会委员们延宕许久才做决定，而其最终的判决又是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虽受训斥，但未予惩罚，也未免职；然而在另行通知以前，他在汪多瓦的布道工作暂时停止。

或许人们会觉得，这个温吞吞的惩戒该让卡斯特利奥觉得满足。然而他另有想法。这事件只是强化了他先前的考虑，显然在日内瓦，有加尔文这样的暴君施行独裁，自由精神就休想存在。于是他请求行政会免去他的职务。通过这第一次的较力，通过考量对手的策略，他学到了许多，清楚那般政治党羽，一旦企图以真理听命于他们的政策，便会对真理肆无忌惮，任意妄为。他预见得清清楚楚，若他坦率果断地拒绝了高官显职，只会叫他的敌人大放厥词，说他卡斯特利奥由于行为不端，才丢了官职。于是在离开日内瓦以前，卡斯特利奥要求得到此事的书面报告。加尔文无从选择，只得在这报告上面签了名；时至今日，这报告还保存在巴塞尔图书馆的国家文件里。那上面说，单因为卡斯特利奥在两个无关紧要的神学问题上面持有分歧，他才遭拒绝任命为传教士。报告的最后部分原文如下：“无人可误解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去职之缘由。我们全体宣布，他实乃自愿辞去学院院长之职，且其克尽职守，慎始敬终，跻身教士，亦当之无愧。然情事难料，此绝非因卡斯特利奥稍有失检，其全部缘由有如上述。”

然而加尔文毕竟把惟一起而敌对他的人逐出日内瓦，这到底算得上他的胜利。不过这样的胜利，好叫他损失惨重。卡斯特利奥德高望重，许多人把他的离开视为本城的一大损失。人们公然宣称，“加尔文大大错待了卡斯特利奥先生”；在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面，人人都觉得在日内瓦，加尔文除去那般只会对他俯首称是的人，就容不得旁人。过了两百年，伏尔泰提到对卡斯特利奥的压制，他把这事件当做加尔文态度的关键证据：“我们可依据加尔文此事里卡斯特利奥所受的迫害，衡量出这暴君何其刻毒——卡斯特利奥之为学者远比加尔文伟大，而加尔文嫉妒成性，竟至于将他逐出日内瓦。”

以加尔文的性格，对批评乃是过分地敏感。他立即悟到舆论与他敌对，大家普遍认他该对卡斯特利奥的黜免负责任。他好歹遂了心愿，将那惟一的独立派成功逐出日内瓦；可卡斯特利奥因之陷入了艰苦困顿，而如此种种皆要他加尔文负责，思虑及此，他又不免苦恼万分。成功的喜悦，敌不过难忍的苦恼。真正讲来，卡斯特利奥的决定实在出于绝望；从政治方面讲，加尔文堪称瑞士最权倾一时的新教徒，卡斯特利奥却公然同他敌对，因此便无法指望，马上就能得到新教教会里的其它职位。他离开日内瓦的决定太嫌卤莽，竟使他沦于赤贫。这位日内瓦新教学院的前院长，而今饥肠辘辘，得挨家挨户乞讨口粮；而加尔文可算聪明绝顶，他清楚败绩的敌手一旦走投无路，总会背水死战。如今卡斯特利奥已经不在身边给他搅乱，于是加尔文便想给这穷途末路的人留条退路。在这当儿，他一准花了许多时间，一封接一封写信替自己开脱。他声称，卡斯特利奥已然穷困潦倒；为给他谋一个适当的位置，自己可找了不少的麻烦。(可卡斯特利奥为何穷困潦倒？还不全是加尔文的过错？)“我但愿寻得足够接济，当不惜一切，以成此事。”然而卡斯特利奥才不像加尔文巴望的，听凭人家封住自己的嘴。他告诉所有人，他被迫离开日内瓦，正因为加尔文施行独裁；这恰便触到加尔文的痛处——因加尔文从不公然承认自己是个独裁者，而总把自己说成个鞠躬尽瘁完成旁人交给他的艰难工作的人。
于是他写给朋友的信上口气陡然一变，再不对卡斯特利奥表示同情。“你真该知道，”他给人写道，“这条恶狗——我是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朝着我乱叫。他宣称因了我的专制暴政才被逐出职位，而我一心要做个至高主宰。”就在几月之内。这曾给加尔文说成担当上帝仆人的神圣职位亦受之无愧的人，成了只“bestia(野兽)”，成了只“恶狗”——仅仅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忍受极度的贫困，也不肯听任自己因受俸牧师的赠赐而卖身缄口。

这英勇的受穷，这自愿的遭难，令到卡斯特利奥同时的人们深为敬佩。蒙田就说，卡斯特利奥这样行事卓越的人，落在罪恶的时代实在悲惨。这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还说，许多人若是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艰苦劳顿，准乐意为他援手。然而，蒙田是太乐观啦。无人肯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哪怕是一点点的忙。一年又一年，这被迫离职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学识和崇高的道德稍有符合的职位。很长时间里，没有大学肯去邀请他，没有传教士的职位肯去授予他，因在政治方面瑞士诸城已经深深依赖于加尔文，没人敢向这日内瓦独裁者的敌手行方便。这遭受围攻的人，毕竟还能在巴塞尔的奥泊林印刷所里当上个低级校对，以挣取菲薄的收入；然而这工作并不固定，养活不了他跟妻子儿女。他有七八个人要养活，只好加班工作，当家庭教师。穷迫多年，害得他身心交瘁；他只好隐忍下来，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终于给这百科全书般渊博的人一个希腊语讲经员的职务。可这讲经的职位重在荣誉，轻于收入，远不能将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无止的劳役下面解脱出来。这伟大的学者(许多人把他视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年复一年地苟延残喘，连雇工的活计也要去做。他要在巴塞尔郊区挖土；他要通宵达旦校对样张，替旁人的文章修改润色，翻译多种语言的资料——只为他白日里的工作不足以养活家人。我们算得出，他替巴塞尔的书商，译过成千页的文字，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只为他需要挣得每日的面包。

多年失业，破坏了他敏感过度的虚弱身体，然而他独立不屈的精神却毫不动摇。纵然辛勤劳作，卡斯特利奥从未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百折不挠，坚持自己毕生的工作——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操劳之余，他会组织辩论，撰写评论与对话。无日无夜，他不曾坚持辛劳的工作。他不知道旅行的欢愉，未尝过娱乐的快意，甚至不晓得声誉和财富之类世俗的报酬。他宁饮无尽贫困的苦酒，宁愿放弃睡眠，也绝不背叛自己的良心。于是他给我们一个精神英雄的光辉范例——这世界可以对他视而不见，将他遗忘于黑地，他却依然要为自己心中至为神圣的神圣事业而战——为他言论的不可侵犯，为他观点的不可毁灭。

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之间的真正决斗尚未展开。然而这两个人，这两种观念，已经彼此虎视眈眈，都清楚对手绝不会妥协。他们无法在一个城里、一种思想氛围下面共同活上一小时；然而，他们纵然各处一方，一住巴塞尔，一居日内瓦，却是在密切注视着对方。卡斯特利奥不曾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从未忽视卡斯特利奥；尽管他们绝不相互提及，这不过是伺机讲出至关紧要的话来。这样的对立，较过于单纯的意见分歧，而是两种哲学间的根本龃龉，绝无可能达成妥协。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下面，精神自由便无法恬然自安；而只要独裁统治的势力所及，竟存在了一种独立精神，独裁的统治也绝不能够怡然自足。然而这潜在的紧张，总需要些特殊的原因才能激化。直到加尔文点燃柴堆，烧死了塞尔维特，卡斯特利奥唇边的话才算一吐为快。惟当加尔文公然向每个精神自由的人宣了战，卡斯特利奥才要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向加尔文挑起一场生死战斗。





第四章、塞尔维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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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历史仿佛要从芸芸众生当中，遴选出一位杰出人物，好作为某种哲学观点的表征。这样的人物用不着一等一的天才，命运常满足于让一个没来由的偶然名字众所周知，就此便叫我们这族类永志不忘。这样讲来，米圭尔?塞尔维特绝非才华横溢，然而由于他骇人的命运，他的人格反更其令人铭记。此人颇有天赋，才气五花八门，然而这些天赋和才气，未免杂乱无章。他的头脑可谓机敏又有力，好奇又顽强，然而老爱从一个问题滑到下一个；他那誓将真理宣示于众的强烈欲望，却因其缺乏明晰的创造能力而打了折扣。他钻研过每一门科学，然而那浮士德式的智力，却令他无法对这些知识心领神会。他在哲学、医学和神学当中左冲右突，那大胆的言论常令读者眼花缭乱，然而会迅即沦于江湖郎中的自吹自擂。有次他得着先知般的启示，竟做了开拓性的观察，宣称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然而他从不劳神利用自己的发现，也不探寻其与现有科学成就的关系。于是他瞬息即逝的洞见，只成为当时黑暗当中一道短暂的微光。智力上他精力充沛，却无法追随自己的见识——然而惟有不懈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才能将能干的人变成富于创造性的天才。

每个西班牙人都沾点堂吉诃德性格，讲这样的话实在陈腐；然而这句话却实在跟那阿拉贡人米圭尔?塞尔维特严丝合缝。他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再加一撮修得笔尖的胡子，长得活脱便像那瘦瘦高高的拉曼查英雄；在心里他燃烧着堂吉诃德那辉煌而怪诞的欲望，要为了荒唐的理由大动干戈，向那现实的风车盲目进攻。他全不具备自我批评的能力，永远在发现崭新的事物，也笃信自己老在发现崭新的事物。这神学的骑士游侠，长矛在手，向一切可能的障碍纵马疾骋。能够叫他激动的惟有冒险，惟有荒唐、反常与危难。他一味争强斗狠，与意见不同的人大动干戈，论短争长；他决不参党入派，永远孑然一身，想象着善，臆造着恶——无处不独特，无时不偏执。

这趾高气扬的人物永远跃跃欲试，所到之处无法不四面树敌。他的求学生涯先在萨拉戈萨，后在图卢兹，那还算比较平静。在图卢兹大学他结识了查理五世的忏悔神父；神父请他做了私人秘书，先带他到意大利，后是奥格斯堡议会。这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只消涉及到宗教大辩论，便沉溺于压倒一切的激情当中。新老教义的冲突，激荡着他的心胸。举世争斗，这好战的家伙必定同样争斗；众人皆热中于改革的教会，他准要厕身其间。他性急又热切，只觉得此前每次有悖古代教会主张的教导和诠释，全胆怯冷淡，首鼠两端。在他眼里，便是那些能力卓著的改革家，像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等人，洁净福音时也做得太不革命，因他们未曾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这年轻人满心的毫不妥协，竟在二十岁时宣布尼西亚会议的决定大错特错，三重永恒人格的教条与神性的统一绝不相容。

这样的观点纵然激进，可那时宗教骚动的潮流风起云涌，竟不至于引人注目。只要价值正给人重新评估，法则正受到重新厘定，人们总会要求有权利打破传统，独立思考。可对塞尔维特讲来有一点灾难无穷，就是他得之于那般争强好胜的神学家的，除去沉溺争辩而外，还有他们那最坏的品质——便是狂热争论，泥古不化。他急着要告诉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对基督教义的重塑全不适当，惟有他米圭尔?塞尔维特才掌握了真理。他赶着去造访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在斯特拉斯堡，是马丁?比塞和卡庇托；在巴塞尔，是俄克兰帕狄乌斯——催他们在福音派教会的范围所及，迅速解决三位一体的“错误”信条。不难想象，有这么个西班牙生手闯进屋来，歇斯底里，无羁无绊，一口咬定旁人该立即痛改前非，马上接受他那套革命性论点——那般庄严稳健的传教士和教授该会何其暴怒嫌恶。他们直觉得他仿佛撒旦遣来的走卒，便大画十字，好祓除这狂热的异端。俄克兰帕狄乌斯赶走他那态度仿佛赶一条疯狗，叫他是“犹太人，突厥鬼，渎神灭祖，鬼迷心窍”。比塞在布道时讲，塞尔维特简直是撒旦的子民。而茨温利，则公然警告信众，反对这“西班牙罪人，一旦做得到，他谬误邪恶的教条，准会将基督的宗教一扫而光”。

然而，正如那拉曼查的骑士绝不因旁人的凌辱施暴摆脱了奇思异想，这堂吉诃德一般的神学家绝听不进争辩，受不住批评。如若改革领袖们听不懂他，如若谨慎隽志的人们不在书房听他的宏论，他必得在大庭广众下面启衅宣战。整个基督教世界，得读到他的文章才行。他要印行一部著作。于是二十二岁上，塞尔维特倾其所有，在哈根瑙把他的观点印行于世(《De Trinitatis erroribus libri septem[论三位一体之谬误七章]》，一五三一年)。这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比塞毫不迟疑，声称这无赖该当“活生生扯出他的肠子来”；从这一刻起，整个新教世界，便把塞尔维特看成撒旦活脱的帮凶。

不消说，一旦谁持有这样的挑衅姿态，一旦谁扬言天主教与新教教义一概大谬不然，他便无法在基督徒当中落脚栖身。自从米圭尔?塞尔维特犯下那奉行“阿里乌派异端”的冷酷罪名，他便像野兽一样，给人追亡逐北。他躲到后台，隐姓埋名；其实他舍此别无它途，因他早已经恶名昭彰。于是他回到法国，改名米歇尔?德?维尔纳夫，并以这假名在里昂的特莱许塞尔兄弟印刷所寻了个校对员的工作。换了新的生活范围，他那虽不专业然而极富想象的洞见，却迅即找到全新的刺激与论争。在校对托勒密《地理学》的校样时，塞尔维特昼夜苦读，竟至于学成个专业地理学家，还给这书写了篇详尽的引言。同样，当他校对一部医书，这灵活多变的人又学成了医生，并很快真的开始投身医学研究。他为此而移居巴黎，在维萨留斯附近工作，准备解剖标本，开设解剖学讲座。然而恰似从前在神学领域一样，这情急的人刚刚完成了学业，取得医学学位，便迫不及待地登堂授业，与旁人争强斗胜。而后在巴黎医学院，他宣布将要开设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占学的课程；然而大学里的医生们，给这掺杂了星占学和医学的大杂烩搅得火冒三丈，对他那自吹自擂大张挞伐。当局对塞尔维特—维尔纳夫斯开始冷淡；巴黎高等法院得到举报，说他用那套“天谴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捣乱滋事——这学问可是受到人法神律同声谴责的呀。这时还未曾揭露出，这“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便是那受通缉的异端米圭尔?塞尔维特，但为保命计，塞尔维特只得再次逃亡。于是教员维尔纳夫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法国，一如从前神学家塞尔维特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德国。很长时间里，没人听说他在做什么；待到重新出现，他已经换上了新面孔。谁会怀疑维埃纳的总主教皮埃尔?保罗迈耶，雇的个常任医师，竟会是个异端分子亡命在外，还被巴黎高等法院判为骗子？可米歇尔?德?维尔纳夫毕竟小心翼翼，在维埃纳再也不讲他那套异端邪说。他屈心抑志，忍气吞声；他上门替许多人治好了病，也大大赚了笔钱。于是当他外出散步，碰见有钱的维埃纳自由民，他们会以西班牙式的礼节，向总主教阁下的常任医师米歇尔?德?维尔纳夫大夫脱帽致敬。“瞧他多出色，多虔诚，多渊博，多谦逊！”

真正讲来，这激昂急躁的西班牙人，他的异端思想绝未泯灭。从前那穷根问底的不懈精神，依然激励着米圭尔?塞尔维特。一旦有谁全身心沉溺于一种观点，那情形活像患了热症：他的心里充满无羁无绊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与自由。每个思想家都会遇到那样的时刻，他有些迫切的想法免不了自寻出路，一如棘刺要从化脓的手指里排出来，婴孩要从母亲的子宫里爬出来，或者胀大的果实要从果壳里爆出来。人若像塞尔维特那样热情洋溢，信心过度，总忍不下自己独有的迫切想法给人长久压抑；他难以抑制地渴望着，要强迫这世界与他同步思考。新教领袖们不断宣扬其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之类教条；在塞尔维特看来，目睹这些显然谬误的教条大行其道，不啻每日的受罪。基督徒怎能还被这“反基督”的谬误污染了身心？为真正的信仰公开宣示自己的使命，难道这不是他的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些被迫箝口的岁月，塞尔维特在精神上必是备受了痛苦。纵使三缄其口，那些话语却激荡在他的心胸；然而身为亡命之徒，最要紧的便是安全，他得避人耳目，闭口不语。到头来，塞尔维特决定找个同情他的人通信，做一些思想方面的讨论。因在他目前的居所，他断不敢与任何人口头讨论自己的神学信念，这样的讨论只能秘密地书面进行。

然而在塞尔维特，要命的却是他太嫌盲目，竟选了加尔文当他可信赖的神学家；巴望这革命的勇敢改革家会准备同意他的观点，更加大胆地解释《圣经》。或许在与加尔文交往时，塞尔维特只是在跟个老相识叙旧，恢复很久前进行过的讨论。他们一准曾经在巴黎共同求学；然而直到加尔文成了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也当上了维埃纳总主教的常任医师，两人才开始通信，还拿里昂的学者兼书商让?弗莱隆作为中间人。塞尔维特首先写信，他急着向加尔文不断要求，希望自己反三位一体的观点能得到这宗教改革至为卓越的神学家支持。为这目的，塞尔维特不停地写信。起初加尔文回复的语气，全是在纠正对方错误的信条；他笃信自己有责任将迷途的人引回正确的道路，把走失的羊领回正确的羊群，于是竭尽全力要塞尔维特认识到错误。然而到头来，塞尔维特傲慢放肆的语气终于令他火冒三丈。加尔文本是独裁固执，最纤小的龃龉也常会令他怀恨在心；塞尔维特却给他写了这样自大的话：“我已经一再解释给你，你看不见三个神圣本质的重大差异，于是误入歧途”，这便触到那危险对手的痛处。最后塞尔维特竟敢送一本《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给它著名的作者——而且这西班牙人像老师批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空白处将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一一标记。于是不难理解，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傲慢，准会令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大为震怒。“塞尔维特抢来我的书妄加评论，把它搞得脏兮兮，像条狗叼块骨头啃个没完，”他便这样轻蔑地给朋友法里尔写道。为何他还要费时间，与这无可救药的白痴辩论问题？他一脚便将塞尔维特的论点踢在了一旁。“我不理这厮的言语，一如不会理睬驴子的傻叫(le hin-han d'un ane)。”

这背运的堂吉诃德，未曾及早料到自己软弱的长矛，要对抗顶盔挂甲的自满之徒，竟还要重启战衅。加尔文绝不想同他打交道，然而在他眼里，加尔文却比旁的所有人更可信任。用加尔文的话讲，塞尔维特简直就像“魔鬼附了体”。他未曾把加尔文当成顶可怕的潜在敌手而退避三舍，反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一部著作抄下一份送给加尔文——这部神学著作，单是书名就足以叫加尔文大发雷霆。塞尔维特给这书起名叫《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为的是向世界表明，加尔文的《Institutio(原理)》必得以《Restitutio(补正)》来抗议。在加尔文看来，这病态的好斗家伙热切地劝他改变信仰，加之那西班牙式的纠缠，而今都已经走得过了头。他便写信通知给他们充当中间人的书商弗莱隆，说他加尔文时间宝贵，不想费来读这妄自尊大的白痴写的信。与此同时，他写下的话便预示了日后的恐怖。他给法里尔这样写道：“塞尔维特不久前写信给我，除开这封信，他还给了我好一顿破口大骂。在信里他硬是从前那套叫人无法相信的傲慢，说我会在他的信里找到些前所未闻的大事情。他声称如若蒙我允许，他准备前来造访；然而我却不欲向他保证。若他竟来此地，则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

我们不晓得塞尔维特是否得知了这威胁，还是在一封散佚的信里，加尔文给了他含混的警告。仿佛这西班牙人到头来确乎悟到，他已经激起加尔文凶恶的仇恨。还是头一遭，他因“sub sigillo secreti(加盖私章)”送给加尔文的手稿而惴惴不安，因这手稿既在如此公然示怒的人手里，不啻一场灾难。“你既以为，”塞尔维特惊惧中给加尔文写道，“我是魔鬼撒旦，则我便不欲多做解释。那末，请退还我的手稿，随你做什么去罢。可若你笃信罗马教皇堪称反基督者，也定然确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就其为天主教教义之组成部分而言，亦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对此不做回答。他自是不想把塞尔维特的手稿返回作者，而把那异端的文字仔细藏在抽屉里，一旦需要，便可以对此痛下杀手。斗争的双方都心知肚明，待到他们将刻毒的言语宣泄干净，更其残酷的短兵相接势必无可避免；此时此刻，塞尔维特充满了黑色的预感，他给一位神学家写道：“我注定因这一事业而蹈死地，对此我非常清楚。然而这想法绝不至动摇我的勇气。我是耶稣的信徒，必遵循我主的踵武而行。”
卡斯特利奥，塞尔维特，以及其他成千上百的人，都需要了解到一点，便是如欲跟加尔文这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或是即便在微不足道的教规上面向他们挑战，都极端危险。在这一方面，加尔文堪称典型，他僵化刻板，有条不紊。他不似路德那般狂暴，也不至屈从于迸发的激情；他绝不粗鲁鄙俗，那原是法里尔之流的特征。他的仇恨有如利剑，正是一样的苛酷，一样的锋利，一样的尖锐：那绝非路德式的仇恨，得自于血缘、气质、激情与积怨。加尔文的仇恨顽强又冷酷，那乃是从他的头脑腾生出来；这样的仇恨，记忆力好得骇人。加尔文绝不会忘怀。德?拉?马雷牧师这样描写过他：“quand il a la dent contre quelqu'un ce n'est jamais fait(令彼怀怨，怨而无畔)”。若是有哪个名字，给他记到了记忆的书板上面，除非这人自动从生死簿上除了名，便休想给他抹了去。因此，尽管加尔文多年听不到塞尔维特的下落，这事情也便不了了之；然而加尔文，却一直把塞尔维特铭记在心。塞尔维特请求和解的文件，闭着嘴躺在抽屉里，给保管得安安全全；袋里的箭矢已经齐备，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之中。

塞尔维特好几年按兵不动。他再不去努力说服那说不得碰不起的人，一门心思发愤著书。这位总主教的常任医师，以最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投身于写作《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的艰辛当中；他希望这部著作的作用，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茨温利的改革事业。他们的改革在哪里犯了错，他则必会正确无误。塞尔维特的宗教改革，是要通过真正基督教义的传扬，来拯救整个世界。日后加尔文曾经嘲笑他是个“鄙视福音的独眼巨人”；然而塞尔维特绝非如此，倒是无愧于一个勇敢的自由思想家，一个无神论者，那些自信为他的追随者的人，时至今日依然歌颂着他。在宗教事务方面，塞尔维特永远恪守正轨。他何其热切地将自己视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必是准备着将自己的生命，献给那神圣的信念。在著作的前言里面，他发出下面的呼吁，他的热切于此也可以窥见一斑。“哦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天所赐，向你的仆人启示真身；这启示何其伟大，实能令我洞察。正是你的事业，我追随着神圣的要求，欲起而捍卫之。先前我已经预做尝试；如今时机成熟，我必得重整旗鼓。你教导我们，莫将我们的光放在斗底下。若我不宣示真理，愿我遭难！”

塞尔维特在为这书排字时采取的防范，适表现出这位作者相当清楚，他这书的发表必定招致危险。他身为总主教的常任医师，栖身于充满流言蜚语的外省城市，却要出版一本足有七百页厚的异端著作，这样的做法可算孤注一掷。不仅作者，甚至出版商和销售商，也把自己的性命赌在这卤莽的冒险上面。然而塞尔维特情愿倾其行医的全部积蓄，激励他那般首鼠两端的合作者。他专门为这目的，租了间偏僻的房子，好把印刷所从原来的地方迁移进去——想必这样的做法并无不便。于是在这里，便好不理睬宗教法庭，由些宣誓保密的可靠人等将那异端的著作排版印刷。书的末卷毫无标识，能认出该书在何地印刷发行。然而塞尔维特自酿灾祸，竟在版本记录页的日期上面，署下鉴别用的首字母M. S. V.(Miguel Servetus Villanovus，米圭尔?塞尔维特?维尔纳夫斯)，这便给了宗教法庭的猎犬们该书作者无可辩驳的铁证。
便是这种画蛇添足，让塞尔维特暴露了自己。因为他那无情的对手，表面上蛰伏不动，其实正给仇恨刺激得时刻警醒。加尔文在日内瓦缜密建立的谍报组织，犹如一张网眼日益密集的网，将其影响的范围扩展到邻国，在法国甚至比神圣宗教法庭更有效力。还在塞尔维特的著作实际发行之前，数千册成书还堆在里昂的仓库，或正在运往法兰克福书市的途中，而卖出的成书少得可怜——少到今日只留下了三册，加尔文便已经得到一册。这日内瓦的独裁者便立刻动手，好一举之下，把那异端连同他的著作一并消灭。

还很少有人晓得，加尔文展开反塞尔维特的运动，靠的是一种偷偷“清理”对手的手段——甚至比日后尚佩尔高地的成功更遭人厌。因为这样的书，加尔文自然认为极其异端；而研读之后，如若他希望将对手投畀宗教法庭的魔掌，他满可以选个公开诚实的办法。他完全可以在布道台上，警告信徒们反对这书；而宗教法庭里的那般仆从，也自会发现这坏书的作者——即令他藏在总主教府的深处也罢。然而这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为罗马教皇当局省了搜寻塞尔维特的麻烦，并且他做这样的事情，用的是顶顶背信弃义的伎俩。加尔文的辩护士们，甚至在这方面也要为他辩解；然而这样的辩解徒劳无益，因为此类企图，反见得他的性格更其阴险邪恶。在个人行为方面，加尔文本是货真价实的狂热分子，满心激荡着深切的宗教企图，如若他的教规遭人非难，或他自以为其“事业”存亡攸关，便会将道德置之度外。正如罗耀拉一样，为自己的信条，为自己的宗派，他准备着首肯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一五五三年二月，塞尔维特的著作还刚刚落到加尔文的手上，他的一个密友，法国流亡者纪尧姆?特里，便从日内瓦给自己的亲戚安托万?阿尼写了封信——这两个人，特里算上个狂热的新教徒，阿尼则是个同样狂热的天主教徒。在信上，特里先是泛泛提及在新教的日内瓦，镇压异端阴谋的工作如何卓有成效，而天主教的法国，却容忍这些莠草滋生蔓延。然后，这友好的调侃骤然变得严肃起来。举例说来，在法国就有个异端，一旦当局将他捉拿归案，准给烧杀不贷(“qui mérite bien d'être brulé partout où il sera”)。

我们自然忘不了加尔文的那句话：“若他竟来此地，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而加尔文的心腹特里写得更加清楚，连那异端的名字也点了出来：“我讲的是个西班牙阿拉贡人，本名米圭尔?塞尔维特，而自称米歇尔?德?维尔纳夫，现为医生。”接下来，他提供了塞尔维特著作的书名、目录，还有前四页的抄本。在信的最后，他还要悲悼这世界的罪孽。

这日内瓦的地雷，就巧妙地埋在了适当的爆炸地点。一切都按那告密者的计划进行下去。虔诚的天主教徒阿尼义愤填膺，立即把信呈交里昂的宗教当局；而红衣主教也同样迅速地去见罗马教廷的宗教法庭审问官皮埃尔?奥里。这样，加尔文滚动的石头，便挟着骇人的动量，直滚到了山底。二月二十七日，那封告密信从日内瓦发出；到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便在维埃纳正式受到控告。

然而他们的地雷到底未曾引爆；在日内瓦那般狂热的告密者看来，这准是一个大大的失望。必是有人伸出援手，割断了导火线。或许是维埃纳的总主教，及时给自己的常任医师做了暗示。一俟审问官来到维埃纳，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踪影，印刷工们赌神发誓，说从未排印过这样的书籍；而深受尊敬的医生维尔纳夫斯，也愤怒地断然否认他就是什么米圭尔?塞尔维特。奇怪得很，宗教法庭制造起一场抗议，便已经心满意足；这可怕机构异乎寻常的克制进一步表明，必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保护着那个被告。宗教法庭通常是拿拇指夹跟拉肢架开始工作，却对维尔纳夫高抬贵手；审问官一无所获，返回了里昂；而阿尼则得到通知，说他的指控查无实据。那日内瓦人企图假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尔维特，也就此失败。若非阿尼向日内瓦求援，求亲戚特里提供有关上述异端更有助指控的进一步材料，整个事情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希望宽大为怀，仿佛不妨这样设想：是特里一手策划，向他天主教的亲戚指控自己素不相识的作者；特里也罢，加尔文也罢，都绝想不到他们的告密竟会泄露给罗马教廷。然而司法机器已经运转起来，而日内瓦的那般狂热分子必定清楚，阿尼给他们写信要求进一步的资料，绝非出于无聊的好奇，而是来自宗教法庭的敦促，则对于自己设置的陷阱，他们准是了解得清清楚楚。那恐怖的天主教当局，用文火烤炙过好多新教徒呀；一个福音派牧师，就该怯于替这样的当局做个告密者？然而塞尔维特却很有理由向着加尔文吼一声：“身为福音的仆人，却替官方指控；利用职位之便，给人设置圈套——你难道不晓得，这样的做法邪恶歹毒？”

让我再说一遍，临到教规存亡攸关，加尔文便会将道德置之度外。塞尔维特必得给“清理”掉；既然加尔文生性记仇，他便绝不介意用了怎样的手段——而那些手段，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可耻。特里写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出自加尔文的口授，那活脱一个虚伪的杰作。作者声称，他的亲戚竟然把他的信交给了宗教法庭，这好不让他大吃一惊。“这信本来只想给你自己看，”他说道。“我唯一的目的，只是向你表明，那些自命为教会砥柱的人，竟然如此缺乏信仰的热情。”然而如今，他明知道柴薪已经堆起，却绝不放弃进一步向宗教法庭活动的想头。这卑鄙的告密者油滑地讲，既然大错已铸，绝无疑问，“上帝是意欲将基督徒们由这肮脏有毒的瘟疫当中拯救出来”。下面的话，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特里既已拉上帝之名掩盖人类仇恨的非人举动，便把他能够找到最为有害的材料给了自己的亲戚——便是塞尔维特的亲笔信札，连同那著作的部分手稿。如今，那般对异端不择手段的人，便好立即开始行动。

塞尔维特的一批亲笔书信，给转交于阿尼。可特里从未跟塞尔维特通过信，又如何把这些信件搞到手？真相定然无从掩饰。加尔文巴望躲在幕后，我们却必得将他捉到前台的聚光灯下面。塞尔维特的信件，以及他著作的几页手稿，全是塞尔维特本人寄给加尔文；出于怎样的目的，加尔文将这些文件从抽屉里取出，他自己心知肚明。他明明知道这些文件得送给何人——那是伙“教皇党”，平素在布道台上，他骂他们是“撒旦的崽子”；那帮家伙，惯于以拷打与火刑，对付他加尔文的信徒。然而他清楚，这些文件足以将塞尔维特送上火刑柱，这便够啦。

因此后来，他枉费心思，企图遮掩自己留下的蛛丝马迹。他诡辩道：“有谣传说我采取了些行动，来促成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仆从们逮捕塞尔维特。有人甚至称，我将他投畀信仰的死敌，让他落入狼巢虎穴，显得太不光彩。我倒要问问那般骂我的人，我如何能够突然间跟教皇的仆从接触上。实在难以置信，我竟会跟他们有所勾结，而他们竟会与我联手搞阴谋——须知他们之于我，恰便似魔鬼之于基督一个样。”可这样的遁词未免过于露骨；因加尔文自可以天真地发问，“我如何能够突然间跟教皇的仆从接触上？”有关的文件却给了他明确无疑的回答。在这事情里充当工具的，是加尔文的朋友特里；在致阿尼的信里面，特里公开承认，加尔文曾经参与其间。“必须承认，我颇费努力，才从加尔文先生手里取得下列文件。我无意于暗示，他不认为必得采取措施，来镇压如此可恶的渎神行径。他是觉得，他的责任在于以健康的教规说服异端，而非以正义之剑大开杀戒。”这拙嘴笨舌的信，显然经过了加尔文的怂恿，企图替那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然而这样的企图徒劳无益。信上写道：“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说给你，若无加尔文先生的帮助，交给我下面确凿的材料，人们会指责我提出了不实的指控。”

行动毕竟较辞令更能打动人。甘心情愿也罢，勉为其难也罢，加尔文毕竟将塞尔维特的私信交给了“教皇的仆从”，好叫他们拿来将作者置之死地。加尔文，惟有加尔文，要对特里致阿尼的信件负责——而且这封信，其实乃是写给了宗教法庭。同时，也惟有加尔文，能够让特里封寄那份控罪材料，并且在致阿尼的信件最后写道：“我想我给了你些无可辩驳的铁证，以便你再无困难将塞尔维特逮捕法办。”

根据记载，当屠侬红衣主教与奥里长老看到，提请他们关注塞尔维特罪行的铁证，竟然来自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不禁哄然大笑。其实很容易理解，这般红衣主教何以如此兴高采烈。特里的动机，还不妨讲在虔诚的借口之下，隐藏着善心慷慨、忠于朋友；然而下一个荒谬的事实却无可掩饰，便是新教的领袖竟然如此与人方便，帮助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问官(还是他们全伙人！)把个异端烧死。须知这些头面人物各信各的道，这样的礼尚往来在他们之间绝不常见，在这寰球的每地每处，他们总是惯于使用烈火利剑、绞台刑车相互毁灭。无论如何，经过了这段愉快的插曲，宗教法庭便又勉力做起自己的工作。塞尔维特遭到逮捕，受了严厉的审问。加尔文提供的信件与手稿片段真个铁证如山，被告再没法否认自己是那书的作者，也赖不掉米歇尔?德?维尔纳夫跟米圭尔?塞尔维特乃是同一个人。他的事业就此一败涂地。维埃纳架起柴堆，处刑的火焰就要点燃起来。

然而加尔文希望唤起自己的一批敌人，将另一个敌人置之死地的企图，俨然再度流产。或许塞尔维特医生受人爱戴，交了些权势朋友；也或许天主教当局宁愿善待那加尔文渴望烧杀的人——其实这后一点倒更可能。不管怎样，狱卒的看管马马虎虎。让个异端毛头溜之大吉，比之取悦日内瓦的异端头子，岂不善哉妙哉？对塞尔维特的看管松懈得很。通常对待异端，总得关进狭仄的监号，还要镣铐加身，锁在墙上。塞尔维特却享受了优待。每天准许他在花园散步一次，好放放风。就在四月七日，一次诸如此类的放风时，犯人不见了踪影，留给看守长的只剩了一件晨衣和一架梯子——他就用这架梯子翻出墙头，逃之夭夭。然而那柴堆毕竟派上了用场，塞尔维特的模拟像跟五箱的《Restitutio(补正)》，在维埃纳市场烧掉，替活人塞尔维特顶罪。那般日内瓦人预谋假外国的狂热分子之手，替他们除掉个敌人，好不至弄脏自己的手，这样的预谋就此惨败。自此以后，加尔文遭到所有高尚人士的轻蔑。他不断发起反塞尔维特的运动，他单为憎恨旁人的信仰，便决意将人置于死地，所有这些都要他承担责任。






第五章、杀害塞尔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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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特在逃出监狱之后，足有几个月踪影全无。没人知道在逃亡途中，他忍受了怎样的艰苦劳顿；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骑了匹租来的马进入日内瓦，下榻罗斯。闹不懂塞尔维特怎么会灾星当头(“malis auspiciis appulsus”)，竟然跑到日内瓦藏身。莫非他打算暂住一夜，而后乘船渡湖，继续逃亡？莫非通信既已失去效果，他是想通过一次会谈，跟他最大的敌手达成和解？或者，莫非他的日内瓦之旅，单单是神经过于紧张的病人特有的愚蠢做法？那般绝境中人，可是经常将危险视同儿戏呀。不清楚，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弄清楚。提及日内瓦事件的官方报告从未解释过，何以塞尔维特会来这里——在此地他只能指望，从加尔文手里得到最坏的结果。

然而那不幸的流亡者，他做的事情还要更愚蠢，更像是挑战。就是他抵达日内瓦的当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早上，他竟到圣皮埃尔大教堂参加礼拜。那时加尔文正在布道，而加尔文派的教众全伙在场。加尔文认得出塞尔维特，很久以前他们曾在巴黎一起求学。这样的举动绝无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除非出于一种神秘的冲动，一种有似于毒蛇的牺牲品被引向死地的蛊惑。

这样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监视，陌生人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便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接下来的事情，自然也是无可避免。加尔文认出那贪食的狼躲入他虔诚的羊群，便声色不露，向奴才们下达了命令。塞尔维特刚刚离开大教堂，便遭到逮捕；不出一个小时，这逃亡者便给镣铐加身。这样的逮捕既不奉行国际法，也违反了世所公认的好客准则。塞尔维特未在日内瓦犯罪，便不受该城司法权的管辖。他是外国人，是西班牙人，刚刚抵达此地，绝未犯下有理由遭到拘捕的罪行。他的著作，写作印刷都在境外，因此他的异端观点，对虔诚的日内瓦人毫无损害。况且，“上帝言语的传道士”在旁人未经控告审判时，绝无权利下令将其逮捕羁縻。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此事，加尔文之拘押塞尔维特，都只能是野蛮行使其独裁权力，这样的行径公然无视法律条约，惟有拿破仑逮捕杀害当甘公爵才能相提并论。两桩事件当中情形相同——逮捕之后的步骤绝非正当合法的审判，而是非法的谋杀。

塞尔维特未经任何指控，便被逮捕囚禁。接下来，必得捏造出一项罪名才行。想想看，要是叫那怂恿逮捕塞尔维特的人(加尔文不是承认“me auctore”——“在我的怂恿下”么？)走上前台担任原告，岂不合情合理？然而日内瓦的法律足堪称道，不鼓励告密行径。于是，加尔文若是自任原告，他自己也只好听由法庭的支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岂能喜欢这样的一幕！要是市行政会竟然宣布塞尔维特无罪，要是他加尔文由于无理指控而不得释放，他的处境只能是相当尴尬。对他的威望，这该是何其沉重的打击！对他的对手，这该是何其辉煌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手段高明，便指派他的秘书兼厨师尼古拉斯?德?拉封丹做个讨骂的原告。可敬的尼古拉斯向当局提交了一份足有二十三项之多的诉状(此文件自然出自加尔文的炮制)，便老老实实替他的主子进了监狱。一出骇人的悲剧，就拿如此的一出喜剧当楔子。法律先是给严重违犯，而后还要给事情一个合法的假象。塞尔维特遭到讯问，向他朗朗宣读了诉状的各项罪名。他回答得平静机敏，这是他的精力还未被长期的囚禁破坏掉。他逐一将指控反驳了回去。例如，人家指控他攻击加尔文的著作，他便回答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因攻击本是由加尔文一方展开，而他塞尔维特做的只有一点，便是指出加尔文并不一贯正确。若是加尔文指控他顽固抓住某些论点不放，他可以答辩说，加尔文的强梗原是毫不逊色。他与加尔文之间的全部差异，惟有对于若干神学问题看法不同；而这与世俗的法庭并无关系。于是，如若加尔文竟然逮捕了他，这必定出自于怨恨。这新教的领袖，曾经把他告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要是这位上帝传教士的话竟能奏效，他塞尔维特岂不早给处了火刑？

塞尔维特的反论果然合情合理，不容置疑，行政会里的气氛大大倾向于他。看上去，只会判给他一纸放逐令，再不会有更加严厉的决定。然而加尔文听到风声，说事情将对塞尔维特有利；他生怕到头来，这牺牲者会乘他不备，溜将开去。八月十七日，这独裁者出现在市行政会上，不参与的伪装就此放弃无遗。他表明自己的观点，再不否认是他控告了塞尔维特；他请求行政会参加嗣后的诉讼，借口“如此被告便能诚恳认错”。显而易见，加尔文的真正理由，是要施加他的全部影响，避免牺牲者中途逃脱。

自从加尔文专断地介入到被告与法官之间，塞尔维特的案件从此失败。加尔文本是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又堪称学识渊博的法理学家，比起他的仆人德?拉封丹，他的指控远能击中要害；于是塞尔维特的信心大受动摇。如今他的敌人就坐在法官们中间，冷酷，严厉，摆出副公平无私的面孔，连珠炮也似提出问题——然而背后那铁一般的决心，足能将被告置于死地，叫塞尔维特觉得寒彻骨髓。西班牙人显然阵脚已乱。他失去了防备，变得烦躁紧张，刻毒狂怒，充满了攻击性。他再不平静地固守自己的合法立场，再不坚持以他的外国人身份，除非违反了日内瓦法律，便不受本城司法权的管辖。相反，他听任加尔文引诱着他，落入神学争论的阴谋之中。这便为他的异端指控提供了大量证明。因为，哪怕举出他的一个论点，像魔鬼同样也是上帝本体之部分，也足以叫那般虔诚的行政会成员不寒而栗。待到他哲学的虚荣受了公开的侮辱，塞尔维特说起这些最有争议也最有危险的论题，更用上了无所顾忌的措辞。他忘了这些行政会成员作为神学家并无能力，竟在他们面前大谈其真理之类毫不相干的问题。他雄辩滔滔，又急于争论，害得法官们对他起了疑心。按加尔文的讲法，这外国人两眼放光，双拳紧握，对日内瓦教会的教义挑三挑四，一准危险地破坏着属灵世界的和平，没准儿正是个不可救药的异端——对这样的说法，那般法官们越发信以为真。把他交付彻底的审讯，无论如何总该是件好事。于是法庭决定，他应该继续囚禁，而控告他的尼古拉斯?德?拉封丹则获得自由。加尔文终于得逞，他愉快地给一个朋友写道：“我希望他被判处死刑。”

加尔文何以急着要将塞尔维特判处死刑？他为何不满足于更加节制的胜利，比方将敌手驱逐出境，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侮辱？加尔文之憎恨塞尔维特，并不强于他之憎恨卡斯特利奥，以及旁的反对他权威的人。不论是谁，只要教导旁人的方式与他的倡导不同，他必会充满憎恨，因他那样暴君般的气质，总会本能产生如此的仇恨。因此，若他对塞尔维特尤其愤怒，必欲抓住时机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绝非私人积怨，而全出于政治动机。这米圭尔?塞尔维特反叛他的权威，要给另一个反对加尔文正统教义的人充当替罪羔羊。那人便是耶罗尼米斯?巴尔塞克，前多明我会修士，加尔文也曾企图将他当个异端消灭掉，却幸而漏网，叫加尔文大为烦恼。这巴尔塞克当过日内瓦显贵的家庭医生，因之颇受尊敬；他使用伊拉斯谟攻击路德的观点，公然攻击加尔文学说当中最为薄弱易伤的一点——便是他僵化的预定学说。这两个“异端”都宣称，上帝既是一切善的本原，便绝不可能甘于成心驱使人类做坏事。人人都知道伊拉斯谟的推理如何令到路德大发雷霆；而这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这恶语咒骂的大师，又如何劈头向着那位年迈的哲人破口大骂。然而即便如路德那般粗野狂暴、凶猛易怒，毕竟要提出逻辑上的理由反对伊拉斯谟，没想过因伊拉斯谟向预定学说挑战，便将他拽到个世俗法庭去。可加尔文狂热地笃信自己一贯正确，在他看来，每个对手全得当成异端待。他觉得，不承认他的宗教教规，就如同犯了国事大罪一个样。因此，他绝不用神学争论回答巴尔塞克，而是将批评自己的人送进监狱。

然而，他本想拿耶罗尼米斯?巴尔塞克杀鸡儆猴，不料却遭到了败绩。许多日内瓦人都清楚，这学问渊博的医生敬畏上帝；诚如在卡斯特利奥事件里一样，加尔文在巴尔塞克事件当中的做法，适足以令人怀疑，他是想除掉一个不完全臣服他意志的人，好在日内瓦建立他的独夫统治。巴尔塞克在狱中写的抗诉状，以手抄本的方式大肆流传；而且，尽管加尔文大叫大嚷，市行政会依然害怕将罪犯判成异端罪。为逃避这恼人的决定，他们宣称自己无力处理宗教问题，拒绝越权审理神学事件。无论如何，行政会成员们指出，这问题太嫌棘手，必得求到瑞士其它改革派教会的正式意见才行。这请求便救了巴尔塞克，因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的改革派教会私下里早准备好，要给他们日内瓦的狂热同事一次挫折。他们一致拒绝将巴尔塞克的言论判为渎神。市行政会便宣判被告无罪；加尔文无法加害于他，只好满足于行政当局的一纸决定——将巴尔塞克赶出日内瓦。

惟有成功进行一次对异端的新控告，方能叫人们忘却加尔文的神学至高地位曾如何给人成功置疑。对塞尔维特的胜利，必是会补偿独裁者清除巴尔塞克时的失败；而对付塞尔维特，成功的机会更多。塞尔维特是个外国人。不似卡斯特利奥跟巴尔塞克，他在日内瓦没什么朋友，也没人崇拜他、帮助他。况且几年以来，他对三位一体的卤莽攻击，他那挑战式的风格，都叫各地的改革派教士们深受伤害。这没相干的家伙不存在后台，拿他惩一儆百便容易得很。从起初开始，审判便满带政治色彩；这是关系到加尔文是否能够统治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他是否能够作为精神独裁者推行自己意志的竞争。若是加尔文只想把塞尔维特当作私家仇敌和神学对手除掉了事，这简直易如反掌：日内瓦的审讯刚刚开始，法国司法当局便派了个使者来，要求把这流亡的人引渡到维埃纳，因他已在法国被判死刑，绞台已经为他准备停当。对加尔文而言，这诚为一个绝妙良机，既好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又能除掉他痛恨的对手。只消市行政会批准引渡，则在日内瓦，讨厌的塞尔维特事件便会就此结束，几世纪来对于审判烧杀这位独立思想家的公愤，也便会落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头上。然而加尔文反对引渡。在他看来，塞尔维特不是要给判刑的人，倒是一个目的，可借以明确表明他的教规不容侵犯。塞尔维特算不上个人，只是一个象征。因此，法国使者只好怏怏而回。这新教的独裁者决意将审判置于他的裁判之下，好教各色人等一概确信，忤逆他加尔文大师，会如何大祸临头。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朋友们，正如他的敌人们一样，很快便看出来，塞尔维特案件单单是这独裁者权力的一次试验。因此，他的那些朋友，自然跟敌人们一样，要尽力阻止加尔文得逞。在相互争竞的政客集团眼里，不幸的塞尔维特只是一件工具而已，他像根撬棍，兴许会把那暴君推翻。他们绝不关心，这撬棍是否会断在他们的手里。而那些塞尔维特最好的朋友，只是让他们保护的人处境更糟，因他们散布的那些不实情报，徒增塞尔维特歇斯底里般的兴奋；而他们秘密转给犯人的信件，还极力怂恿他强硬抵抗，这也不能不铸成大错。他们感兴趣的，惟有叫审判尽量轰动：塞尔维特越为自己辩护，对加尔文的攻击越狂暴，就越妙不可言。

天啊！实在不需要激励塞尔维特，叫他满心的疏忽大意。长期囚禁的痛苦，令到这动辄暴跳如雷的人大发雷霆，因加尔文不能不清楚，塞尔维特的待遇恶劣之极。虽则他认为自己清白无辜，然而足有几个星期，他像个已决的杀人犯，被关在寒冷潮湿的监号里，手脚都上了镣铐。衣服变成了碎片，挂在他冻僵的身上；没有内衣可以换，也不管他最起码的卫生要求。谁也不给他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帮助。痛苦之下，塞尔维特上书行政会，吁求较为人道的待遇。他写道：“跳蚤快要活吃了我；我的鞋子碎成片，也没有干净衣服能换洗。”

于是行政会打算改善塞尔维特的境遇。就在这时，一只神秘的手止住了他们——我们只能猜想，正是这只手扭转了方向。结果，这勇敢的思想家，这独立的学者，只好在监号里烂下去，如同一条癞狗趴在屎堆上等死。过了几个星期，犯人又发出了第二封信，其中痛苦的呼号更其悲惨，他直截说道，他自己的粪便快熏死他啦。“求你们为了基督的爱，像是你们会给予突厥人或者罪犯一样的待遇，也莫要拒绝给我罢。你们下令说要保证我干净，然而毫未实行。我的境况比从前越发的可怜。无法照料我身体的需要，这真是极端的残酷！”
然而依然毫无反应！于是，当他从那脏兮兮的窠里再度被带上法庭，他勃然大怒，这又何需吃惊？他镣铐加身，穿的是恶臭的布条，面前的法官席上却坐着他敌人的魁首——这加尔文，身上的黑袍干干净净，镇定自若，冷酷无情，美美睡过了一觉，早做好大战一场的准备；这加尔文，如今犯人正想着跟他讨论问题，而且是精神对精神、学者对学者地讨论；这加尔文，却把塞尔维特骂成罪人跟杀人犯——这样，面对着加尔文，塞尔维特怎能不勃然大怒？他们拿最最卑鄙恶毒的问题和暗示戏弄他，甚至问及性生活之类纯粹的私事；害得他大发雷霆，备受折磨，于是失去了控制，要以痛骂回答这般无耻的讯问，向他的原告口吐恶言，又如何能够避免？连夜不眠，害得塞尔维特疲惫不堪。如今，带给他如此非人待遇的家伙，只好领受他的一串痛骂：

“你否认是个杀人犯？我就来拿你的所作所为证明给你看。至于我，我坚信我的事业出于正义，我不惧怕死亡！瞧你尖声叫嚷，活像个旷野里的瞎子，因为复仇的怒火在你的心里燃烧。你说谎，你说谎，你个无知的诽谤者！你要把别人逼死，心里充满了愤怒。但愿你的全部巫术还留在娘胎里，我好能列得出你的错误！”

出于这冲天的愤怒，不幸的塞尔维特忘了自己的处境那样软弱无力。他的锁链叮当作响，满嘴唾沫四溅，他要求行政会，要求他的法官们，莫要判他的罪，而该给日内瓦的独裁者加尔文，判个破坏法律罪。

“他这样的巫师，不光应该揭穿他的罪行，判定他的刑罚，他的财产也该收来赔偿给我，因他害我受了损失！”

不用说，那般可敬的行政会委员，早被这样的场面和话语吓得胆战心惊；这清瘦苍白的家伙，胡须脏乱，目光如炬，操一口南腔北调的法语，竟然对他们的基督教领袖进行了可恶的谴责。他们只能认为他魔鬼附体，受到撒旦的役使。越听他讲话，他们对他的态度便越是不利。事实上审判已经结束，剩下的惟有给被告定罪而已。然而加尔文的那些暗藏的敌人，还想把这案件拖延下去，依然企图尽力阻止那独裁者成功将对手定罪的胜利。他们又打算竭力营救塞尔维特，便按照巴尔塞克案中的做法，去征询其它瑞士改革派宗教会议的意见。私下里，他们希望着还与上次一样，能够将加尔文教条主义的牺牲者，从这狂热分子的魔爪下面解救出来。

然而，加尔文深知他的权威已经遭到摇撼，很有崩溃的可能。对他而言，关键在于避免第二次受到挫败。于是他采取相应的措施，趁他的牺牲者还在狱中腐烂，便派遣了一系列使者前往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和沙夫豪森的宗教会议，对这些团体的意见施加影响。信使给迅速派到境内的各处，朋友们给调动起来，警告自己的同事，莫要协助这邪恶的渎神者逃脱审判。人人知道，塞尔维特破坏了神学世界的和平；同时，自从茨温利与比塞那时以来，新教的欧洲无不对这“厚颜无耻的西班牙人”深恶痛绝，因此加尔文的阴谋便得了助益。结果，是瑞士的宗教会议一致宣布，塞尔维特的观点错误邪恶。然而即令如此，这四个宗教团体，竟全都不曾直截要求判处死刑，更遑论赞同死刑判决。他们只是原则上认可任何可能采取的严厉措施而已。

苏黎世写道：“此人如何处罚，悉由你们明断。”伯尔尼则答道，日内瓦的法官可“借由智慧与力量之精神”，便能服务于他们的教会和其它瑞士教会，让他们都“自这一瘟疫当中”解脱出来。而提及此事是否要由暴力处理，信中以较为和缓的语气告诫道：“我们相信，你们决定采纳的行动，决不至不合乎基督教市行政当局之所为。”加尔文征询意见的宗教会议，竟全不敢公开要求通过死刑判决。然而这些教会毕竟通过了对塞尔维特的法律程序，加尔文便觉得，它们自会首肯那不可避免的后果；因为它们忸怩作态、模棱两可，这便令到加尔文的行动无所约束。一旦加尔文无所约束，他的打击便会冷酷果断。如今，各宗教会议的意见已经送达，那些暗中帮助塞尔维特的人还是徒然努力到最后一刻，企图阻止判决。佩兰和其他共和派，向最高权力机关两百人行政会提出呼吁。然而为时太晚，甚至加尔文的敌手们也觉出，继续的抵抗不啻冒险。十月二十六日，小行政会以高等刑事法庭名义，以多数票判处塞尔维特活活烧死，这一残酷的判决将于次日在尚佩尔高地执行。

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塞尔维特与外界隔绝，沉迷于过高的希望当中。他本来极富想象力，那般所谓朋友的私语更加叫他七颠八倒。他心里的幻想日益极端，竟至于笃信自己的判断正确无误；因此他满心觉得，不出几天，篡位者加尔文便将颜面扫地，给逐出日内瓦城。于是二十七日凌晨，当行政会秘书表情神秘地走进牢房，彬彬有礼地展开一卷羊皮纸，向他宣读判决，他惊醒过来，只感到何其恐怖。塞尔维特如同五雷轰顶。判决里通知他，就在当天，他将作为渎神者给活活烧死；他聆听着，然而仿佛一个字也听不懂。足有几分钟，他站立着，如同根本听不见、觉不到。而后，这不幸的人终于失去了控制。他开始呜咽呻吟，到最后，他用西班牙母语哭喊道：“Misericordias！(天啊！)”面对这些可怕的消息，他的傲慢全没了踪影。排山倒海的沮丧征服了他，他几乎垮了下来。而那般趾高气扬的传教士，同样满心幻想，相信既经对塞尔维特取得了尘世的胜利，他们也该当获得个类似的精神胜利，只觉得出于绝望，这犯人会逼得自愿认错。

然而真是奇迹。当那给打垮了的可怜人被要求抛弃观点，当他内心深处的信仰遭到挑战，他骄傲的火焰立时重新升腾了起来。若他们要烧掉他的肉体，便烧掉好啦；然而他的信仰，却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在这最后的时刻，这位科学的游侠骑士，升华到信念的烈士与英雄的水平。纵使法里尔从洛桑赶回，分享加尔文的胜利，塞尔维特却轻蔑地拒绝了法里尔的催促，他宣称，世俗法律的决定，绝不可接受为神圣领域正确与否的证明。人可以给杀死，却不能逼他信服。肉体自能置之死地，却未曾证明精神错误。法里尔威胁也罢，利诱也罢，都无法从这镣铐加身的死囚口里榨出一句的软话。塞尔维特依然坚信，自己绝非异端，而是个虔信的基督徒，他的责任是要跟哪怕最残忍的敌人求得和解。于是，他表示希望见见加尔文。

加尔文这次探监的惟一记录来自加尔文本人。死人是讲不出故事的。而加尔文记下他自己的行为，极妙地揭示了他的强梗苛酷。这获胜的独裁者走下牺牲者湿冷的黑牢，绝非为了向这折磨得濒死的人送一点安慰，道一句基督徒兄弟般的宽慰话。加尔文就事论事，平静地问塞尔维特干吗叫他来。不用说，他希望塞尔维特跪下身来，求这全能的独裁者撤消判决，至少是求得减轻刑罚。塞尔维特的回答简单得很；任何人，只要胸中还有颗人心，就不能不给他记下的话所感动。他说，他要加尔文来，惟一的目的是要求得宽恕。这牺牲者，还要对那送来判决的审讯官提出和解。然而加尔文满脸冷漠，他才不把政治和宗教上的敌手看成人，看成基督徒。

读一读他冷淡的记录里的话好啦：

“我只回答他，我对他从来不带个人的敌意(这倒是真的！)。”

加尔文不能也不愿理解塞尔维特最后姿态里的平和天性。他便说，他与塞尔维特之间绝无可能和解。塞尔维特必得不再囿于他自己，坦白认个错，承认对上帝犯下了罪——因这死囚否认过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性。有意也罢，无意也罢，总之加尔文这理论家根本不把那可怜虫当成兄弟，也绝不把他当成个人，即便就在这一天，他会给人当块没用的木头丢在火里。加尔文本是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在他眼里，塞尔维特单单算上个反对他加尔文上帝概念的人，因此他也便否认了上帝。在这最后的时刻，加尔文打算行使的惟一一项独裁权力，是要逼塞尔维特承认自己错误，惟他加尔文才正确。然而塞尔维特看出来，这钢铁般的狂热分子，是企图褫夺他这具破皮囊里惟一一息尚存的东西，褫夺这犯人视为自己不朽部分的东西——他的信仰，他的信心。于是他顽强反抗，坚决拒绝做那怯懦的认罪声明。他乐意宣布，愿与他的敌手达成和解，却绝没有什么能够诱使了他，牺牲他毕生奉献的信念给他的敌手。于是迫他改变信仰的企图就此失败。在加尔文眼里，再谈下去已经毫无用处。只要有谁在宗教事务方面不愿果断遵从加尔文的意志，他便再也不是加尔文在基督里的兄弟，而只是撒旦的崽子，只是个罪犯，对他侈谈友谊纯属浪费。何必要向个异端显仁慈？加尔文未置一词，转身离开他的牺牲者，竟然未曾友好地瞥他一眼。这狂热的原告便如此写完他的报告，那些话将永远判了他的罪：“既然辩论和警告全归徒劳，我岂能希冀比我主还要智慧。于是我遵守圣保罗定下的规矩，抽身离开那异端，好叫他对自己进行审判。”

在火刑柱上以文火烤杀，是所有死刑当中最为痛苦的一种。中世纪纵然以残酷著称，也很少让这种惩罚发展到极致。处刑时多半并不用火烧死。犯人先给绞杀，或用旁的方法叫他失去知觉。然而这还是第一次，由新教徒给异端判处了这样可恶的死刑；于是可以理解，人道主义者愤慨的呼声依然响彻在世界上，加尔文便要竭尽全力，一而再再而三推卸如此极端残酷地处决塞尔维特的罪责。塞尔维特的身体早化成了灰烬，他还要告诉我们，他跟其他宗教法庭成员曾经企图促成，将死刑由文火烧杀减为较温和的利剑斩杀。然而他们的努力落了空。(“Genus mortis conati sumus mutare, sed frustra [我们请求将死刑减得温和，然而无效。]”)在行政会的会议记录当中，我们找不到一字一句，表现这徒劳的努力；只要不带偏见，谁会相信，正是加尔文，在整个审讯当中，强迫行政会通过对塞尔维特的死刑判决，也终于达到了目的——而他，竟会突然变成一介无权无势的日内瓦平民，连定下个较仁慈的处刑办法也做不到？就后者而言倒是真的，加尔文真的曾打算减刑——然而惟有塞尔维特通过精神上的牺牲，通过最后时刻宣布改变信仰，才能换来这样的减刑。加尔文平生第一次向对手表现了温和，然而绝非出自人性的仁慈，而全是赤裸的政治考量。如若塞尔维特就在走上火刑柱之前，竟然承认自己错误、加尔文正确，对日内瓦的教条将是何等的胜利。这一胜利要逼那西班牙渎神者承认，他并非因自己教条的缘故而死，同时他也必得在全体民众的面前承认，只有加尔文的教条，才是世界上惟一正确的教条。

然而塞尔维特知道，任何让步都需付出代价。强梗只能换得来强梗，狂热惟有待之以狂热。他宁愿为自己的信仰死于未可言状的折磨，也不愿首肯约翰?加尔文大师的教条，好换来个较仁慈的死法。他宁受半小时的极度痛苦，以赢得烈士的花冠，从而给加尔文带上彻底野蛮的永恒耻辱。塞尔维特干脆拒绝照办，鼓起勇气好忍受自己可怕的命运。

余下的故事好不恐怖。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点，犯人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给提出了监狱。他眨着眼睛，最后一次看白日的阳光。他胡须纷乱，蓬头垢面；他锁链锒铛，步履蹒跚。清明的秋日里，他苍白的脸色活像幽灵。几星期的囚禁，害他几乎无法走路，要执法官推着他往前走；到了市政厅的阶前，便搡他跪倒在地。他低下头，听一个市政官向聚集拢来的人群朗朗宣读判决。判决最后说道：“兹判处你，米圭尔?塞尔维特，绑赴尚佩尔活活烧死，你印出的书及其手稿亦一并烧掉，直至你的身体化为灰烬。如此你的末日来临，以儆企图重蹈覆辙者之效尤。”
这判了罪的人听着判决，冷得牙齿乱颤。在生命的尽头，他匍匐前行，跪爬到台阶上的市政官员们面前，乞求他们开恩，先将他斩首，再付之一炬，“免得极度的痛苦会迫我放弃了毕生的信念”。他还说，即便他有罪，亦非出于故意，因一种追求神圣荣誉的思想不断驱策着他。
正在这时，法里尔闯到法官与跪着的犯人之间。他用很远的地方也听得见的声音，问塞尔维特是否准备放弃直接反对三位一体的鼓噪，好换来个较为温和的处刑方式。然而塞尔维特轻蔑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于是这在许多方面只称庸才的人，却借此表现出道德的伟大，表现出践行誓言的意愿，以及为了信念忍受最坏结局的决心。

现在，队伍向行刑的地点移动过去。总督阁下及其代表，佩带着各自等级的徽章，走在队伍前面；卫兵们手持弓箭，簇拥左右。看热闹的人群，跟在他们后面。队伍从城里穿过，到处挤满骇得默不作声的看客。法里尔挨在死囚的身边，与塞尔维特并肩前进，还不住聒噪着要他认错，公开放弃错误的信条。塞尔维特心怀坦荡的虔诚，回答道，纵然他们不公正地将他处死，他依然要恳求上帝，仁慈以待他的原告。这时，法里尔以教条主义者的狂怒，答道：“怎么？犯下最最可恶的罪行，你还要为它辩护？要是顽固到底，我再不陪你到咽气，我就离开你，把你交给上帝的审判！”塞尔维特再不回答他。刽子手，加上争强好胜的神学家，害得他恶心，不愿对他们再置一词。这所谓的异端和无神论者不住地喃喃自语，仿佛在安慰自己：“哦上帝，拯救我的灵魂罢，哦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罢。”而后他提高声音，求在场的人们和他一起为他祷告。一到处刑地点，见到火刑柱，他再次跪下来，集中精力于虔诚的沉思。然而那狂热的法里尔，生怕这著名异端纯然内心的举动影响了群众，便越过死囚的头顶，向大家叫道：“瞧呀！撒旦把一个人抓在魔爪里的时候，他多有权柄！这家伙顶有学问，他相信自己绝不错误。可瞧呀！撒旦抓住了他。你们全有可能变成这个样！”

与此同时，叫人恶心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木柴堆在火刑柱的周围，柱上还钉好了铿锵的铁链。刽子手把牺牲者的双手捆绑起来。这时，法里尔最后一次来到塞尔维特面前，见他只是叹息：“哦上帝，我的上帝！”便向他狂吼道：“你还有什么话讲？”这牧师太好争论，只巴望见到行将受苦的地点，会逼使塞尔维特承认，加尔文派的信仰才是惟一正确。然而塞尔维特答道：“除去求告上帝，我还能做什么？”
法里尔大失所望，离开了牺牲者。如今，只剩了另一个官家的刽子手，来把他可恨的活计做完。不幸的可怜虫消瘦的身体给推上火刑柱，再用铁链缚了四五道。刽子手的助手，在塞尔维特的身体和铁链之间，塞了他的著作和手稿——这是塞尔维特密封送给加尔文，征询他的友好意见的。而后，给牺牲者的额头戴上浸了硫磺的叶冠，聊示对他的轻蔑。准备工作就此完成，刽子手点燃柴堆，谋杀开始了。
当火焰在塞尔维特周围腾起，他发出的叫声骇人之极，许多旁观者转过脸去，不忍看那可怜的场面。浓烟立时笼罩那扭曲的身体，然而极度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一声尖声的哀求：“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罢！”与死亡的搏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而后烟消火灭，在灼热的灰烬上面，靠近烧黑的火刑柱，留下一堆漆黑焦糊、令人作呕的团块，一滩恶心的胶体，早失去了人形。这曾是地球上一个能思的造物，激情澎湃地向往着永恒；这曾是圣灵栩栩如生的断片——而今却缩成一团残渣，叫人生厌反胃。目睹此景，怕连加尔文也会想到，他僭越权力、审判杀害兄弟的行为，是何等的不人道。

然而在这骇人的时刻，加尔文又在哪里？或许要表明自己了无兴趣，或许要避免神经受到刺激，总之他耽在了家里。他留在书房，关上窗户，任刽子手和比他自己更其粗暴的畜生法里尔，干那监斩的讨厌活儿。只要追踪清白无辜的人，控告他，威吓他，把他送上火刑柱，加尔文都不愧为不屈不挠的班头。然而临到执刑，他便将活计委诸法里尔和雇来的助手；而他自己，真正意欲并指挥这“虔诚谋杀”的人，却谨慎地避而远之。然而到下个星期天，他身披黑法袍，步上布道台，向沉默的会众夸耀他的功绩，声称这功绩既伟大又正义——虽则他甚至不敢看一眼那可怜的场面。




第六章、宗教宽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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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五五一年

人们立即承认，塞尔维特的火刑，把宗教改革引入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年代早被无数的暴力行为所玷污，处决个把人看上去实在微不足道。从西班牙海岸直迄濒临北海的大陆，英伦三岛也不能例外，基督徒们为了基督更大的荣耀，把无数异端付之一炬。在“真正教会”的名义下(这样的名义多得数也数不清！)，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被拖往刑场，烧杀，斩首，绞死，溺毙。诚如卡斯特利奥在《论异端(De haereticis)》里所说：“且莫说屠杀了如此之多的马，便是如此之多的猪，每个王侯都会以为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既然遭屠戮的不过是男人女人，甚至没有人费心数一下牺牲者的数目。于是卡斯特利奥叹道：“我真怀疑，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哪个时期，像我们的时代一样血流成河。”

然而几百年来暴行不可胜数，却总会有那么一件，看上去不比旁的暴行坏，但显然激得起沉睡的良心。杀死了烈士塞尔维特的火焰，是当时最为夺目的信号；过了两百年，吉本还要宣称，这一次牺牲带给他的反感，远超过天主教宗教法庭大规模的火刑。用伏尔泰的话讲，处决塞尔维特，那是宗教改革干下的第一次“宗教屠杀”，也是第一次公然抛弃那伟大运动的基本观念。就新教教会而言，“异端”这词本身便荒诞不经，因新教是要求每个人均有权解释经义。因此起初，路德、茨温利和梅兰克森全都宣称，他们强烈反对使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他们阵营当中倾向于逾规越矩的人。路德便说：“我不喜欢死刑，纵然罪有应得也是如此；而这事件令我警觉，因它创下了一个先例。所以，我无法同意，将那般江湖郎中判处死刑。”他讲起话来，总是那样精辟：“异端绝不能以武力压制消灭，而只能以上帝的言语辩驳。因异端实属精神领域，无法动用尘世的火与水冲洗干净。”而如若做得到，茨温利甚至更会强调，在此类事件上面反对动用任何形式的世俗武装，反对使用任何的暴力。

然而这般为新教条战斗的人们，既然同时要将自己建成个“教会”，很快便认识到那个旧教会当局早已熟悉的道理——以长远计，没有武力，就保不住权力。结果，为避免那迟早难免的决定，路德提出了一项妥协，企图将“异端”与“煽动”、“抗议者”与“叛乱者”区别开来——他之所谓“抗议者”，指的是单单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与改革派教会意见不合；而所谓“叛乱者”，便真正“扰乱了和平”，他们向既定的宗教秩序提出挑战，还企图变革社会的秩序。对后者，诸如他之以为倾向公有的再浸礼派，他便主张官方动用暴力来镇压。然而改革派教会的早期领袖，绝无一人肯走上决定性的一步，把任何持不同意见的自由思想家委诸刽子手。当宗教革命家们为着信念与教皇和帝王展开战斗，他们便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最神圣的权利而战，这还不过是昨天的事情——于是起初，仿佛难以想象竟会建立新教的宗教法庭。

然而当加尔文烧杀了塞尔维特，他便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宗教改革曾经为“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基督教徒的自由)战斗，却给他迅即结束了性命。千百年来，如若单单因为坚持自己对基督教义的解释便将人活活烧杀，天主教会为着自己的荣誉，本也往往是踌躇不决，难以下手；加尔文却比天主教会走得更远。他的个人统治才不过二十年，便靠烧杀敌手建起自己的精神暴政；从道德观点观之，这行为或可比托圭马达的所有罪行更令人憎恶。塞尔维特之被杀，非因他是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他遭到牺牲，只因他拒绝了加尔文的一些论点。几百年后，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为自由思想家塞尔维特建立了纪念碑，于是靠把塞尔维特说成“时代的牺牲者”来替加尔文开脱，只能是徒劳无益。蒙田便处于那个时代，卡斯特利奥也处于那个时代。绝非彼时的盲目愚昧，把塞尔维特送上了火刑柱，而全因加尔文的个人暴政。愚昧迷信，缺乏诚信，或许称得上某一时代的表征；然而对一件特定的不端，却要由他自己对这桩罪行负责任。

塞尔维特刚遭牺牲，义愤的情绪便迅速增长起来。甚至加尔文的官方辩护士德?贝采也要承认：“那可怜人尸骨未寒，是否应该惩罚异端的刻毒争论便开始出现。有些人认为，他们自应镇压，但不宜处死。还有人认为，应将他们委诸上帝的惩罚。”可见德?贝采，平素对加尔文的所作所为本是称颂有加，对此也不免沉吟难言，则加尔文的其他朋友，势必更加犹疑不决。梅兰克森自己便曾对塞尔维特破口大骂，现在也给他“亲爱的兄弟”这样写：“教会感谢你，以后也将感谢你。日内瓦的官员处死这渎神者，堪称义举。”甚至还有个狂热的学者，名唤马斯库勒斯的，竟适时地写了首赞歌——一遍遍唱什么“trahison des clercs(此等教士搞背叛)”。然而衷心的赞扬惟此而已。苏黎世、沙夫豪森以及其它的宗教会议，远较日内瓦的希望来得缺乏热情。从原则上讲，他们固然会觉得，那般“过于狂热的”分裂派合该恐吓；绝无疑问，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因这是第一次新教的“信仰之举”，第一次消灭不信奉国教者，况且又不发生在他们的土地上，而要由约翰?加尔文承担这可怕决定的恶名。

但是，且莫说这般相同信仰的人除去怯懦的赞美而外便一事无成——他们很快便听到了反对的声音。当时最杰出的法理家弗朗索瓦?博杜安明确表示道：“我以为，加尔文无权对宗教教义的问题，开一个刑事诉讼的先例。”还不仅整个欧洲自由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义愤填膺，许多新教教士也公然宣称自己的反对。沃特距离日内瓦大门不过一小时之遥，却因伯尔尼霸主的保护得免加尔文的奴役；于是这里的教士便在布道台上声称，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处置，既反宗教，又违法律。而在日内瓦，加尔文也只能动用警察之助消弭批评。一位妇女公开宣称塞尔维特乃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殉难的烈士，因而遭到监禁；另有个印刷商坚称市政当局判决塞尔维特，是出于一个独夫的意志和愿望，他因此也遭监禁。一些外籍的著名学者索性愤然离开日内瓦，因这城市既然建立了专制暴政，威胁了思想的自由，他们再不能感到安全，只好尽快逃离该城。没过多久，加尔文便不能不认识到，塞尔维特的殉难，对独裁统治而言，要比之那西班牙学者的生命和著作更其危险。

加尔文对任何形式的抵触都颇为敏感。尽管在他的统治之下，日内瓦人唯谨唯慎，然而透过钥匙孔和紧闭的窗户，依然有抱怨传了出来，叫这独裁者发现，他的自由民们已经绝难抑制自己的愤怒。然而错已筑下，便是全能的上帝也无法挽救。既然逃避行为的后果已绝不可能，在加尔文，顶好挺身而出面对此事，公开说出他自己的责任。起初他的攻势何其带劲；而今不觉之间，却不能不退居守势。朋友们众口一词，认定既然塞尔维特已经付之一炬，加尔文总该替他那“信仰之举”找些理由才是。于是他勉强上阵，决计用塞尔维特事件给世界“启蒙”，便为烧死那异端写了一篇辩护辞。

然而在塞尔维特事件当中，加尔文感到理亏；而人若理亏，纵然他强词夺理，也难免理不直气不壮。因此非常自然，他那本名叫《捍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尔维特的可怕错误》的书，给卡斯特利奥说成这独裁者“在双手还滴着塞尔维特鲜血的时候”写就，便成了他的著作当中最软弱无力的一本。加尔文自己也承认，他写这书时“tumultuarie(心烦意乱)”——那是说，正是紧张不安，仓促草成。他召集日内瓦的全体教士，跟他一道在宣言上签名，好叫他们也分担些责任；这适足以表现出，在被迫采取守势的时刻，他只觉得自己的地位何其动摇不定。给人看做谋杀塞尔维特的教唆者，令他好不难堪，于是在这声明当中，便拙劣地把两种相反的观点揉在了一起。一方面，加尔文既受到普遍不满的警告，希望将责任推给“当局”；另一方面，他又要证明市行政会完全有权消灭像那西班牙人一样的“魔鬼”。他仿佛个最温文尔雅的人，对一切暴力都坚决反对，于是他那书里满是在谴责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残酷，说它们判决真正信徒时也不提供辩护的机会，而后便用最野蛮的方式将他们处死。(“那末你又怎样？”后来卡斯特利奥质问他道。“你又指定过谁替塞尔维特辩护？”)叫人目瞪口呆的是他竟说，他曾私下里尽力令到塞尔维特心境高尚。(“Je n'ai pas cessé de faire mon possible, en secret, pour le ramener à des sentiments plus saints.[我私下里不断努力，尽量引导他的情感走向崇高。]”)他声称，实际上是市行政会不理睬他要求宽大的意愿，坚持判处死刑，还坚持如此残酷的处决方式。然而加尔文自称替塞尔维特所做的努力，一个杀人凶手替他的牺牲者所做的努力，是“如此的私下”，竟无人相信这纯属虚构的故事。卡斯特利奥便轻蔑地列举了下面的事实：“首先是你的‘规劝’彻头彻尾的就是谩骂；其次，你把塞尔维特投入监狱，那西班牙人直到被送上火刑柱活活烧死，也未曾离开监狱一步。”

这样，加尔文既要洗净塞尔维特殉难一事上他个人的责任，同时又必得炮制出尽可能最好的证据，好开脱“当局”的罪责。和平时一样，若是为镇压进行辩解，加尔文总是能言善辩。他坚称，容许每个人有自由畅所欲言，这是最不聪明的事情(“la liberté à chacun de dire ce qu'il voudrait”)，因这样一来，享乐主义者、无神论者跟蔑视上帝的人都将要由衷高兴。必得宣示给人的，只有那真正的教条——或换言之，便是日内瓦的教条。这样的审查制度，绝不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不容异说的暴君们永远乞灵于同样的一套逻辑谬论。)“Ce n'est pas tyranniser l'Eglise que d'empêcher les écrivains mal intentionnés de répandre publiquement ce qui leur passe par la tête.(此非要对教会进行束缚，而是防止那般居心险恶的作家公开散布自己的想法。)”若我们还能相信加尔文和他那些应声虫的话，则谁说出与独裁者不同意见的权利遭到限制，他受的并不是什么强迫；他得到的待遇公平正当，这是要“为上帝更大的荣耀”立一个榜样。

加尔文必得对自己弱点进行的捍卫，还没有包含镇压异端的问题，因这样的做法，是很久以前新教从天主教手里抄来的东西。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权的人是否有权利杀害观点不同的人。在塞尔维特案中，加尔文自始便坚持这一权利，如今他的任务便是替这一行动辩解。他自然要在《圣经》当中找理由，竭力表明他的行为乃依从着“更高委任”的规定，服从于“神圣诫命”。便是这更高委任，便是这神圣诫命，引导他将塞尔维特从世上翦除掉。然而他从《圣经》里找不到可靠的例证，因《圣经》从未谈过“异端”的问题，而只是提及“渎神者”。可塞尔维特，是在火焰当中也要不断呼告耶稣之名的，可见他从不信奉无神论。加尔文永远急于征引《圣经》里能为他所用的一切辞句，却宣称“当局”所拥有的“神圣义务”，便是根除所有持颠覆(他自己的)当局观点的人。“诚如一个平常人，遇见教堂遭人玷污，或他的好友忤逆了上帝，他若不拔剑相向，势必当受谴责。则一个王侯，遇见恶行加于宗教，若视同无睹，这样的怯懦何其恶劣！”当局手中的利剑，当用于“上帝的荣誉”。因为以“saint zèle(虔诚圣徒)”之名挺身而出，其正确性早经证明过。要捍卫正统的宗教，要捍卫真正的信仰，便只能中断血缘的维系，放弃仁慈的统治。当撒旦驱策着人们背弃“真正的”宗教，纵然他是你最接近的好友，也必得将他消灭。“On ne lui [Dieu] fait point l'honneur qu'on lui doit, si on ne préfère son service à tout regard humain, pour n'épargner ni parentage, ni sang, ni vie qui soit et qu'on mette en oubli toute humanité quand il est question de combattre pour sa gloire(人若因他[上帝]的作为而自觉有负于他，便绝不欲喜悦关乎人性的一切。事关为他的光荣而战，人必绝不顾及亲朋、家庭与生命，放弃一切人道的温情)”——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令我们毛骨悚然。加尔文以其骇人的直截了当对我们讲，他眼里的虔诚，单单是为教义(他的教义！)的缘故压抑“tout regard humain(关乎人性的一切)”，这便是指所有人类的情感。这可怕而又可悲地表明，一个其它方面明晰无比的思想家，一个造诣精深的宗教信徒，如若被狂热蒙蔽了双眼，做出的事情会是何其离谱。他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血亲，只要在教义最小的细枝末节上面有悖于他，或与宗教法庭见解稍有不同，他会心甘情愿将其交付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他生怕旁人拒斥如此野蛮的争辩，便转而诉诸他素所喜爱的最后一招，那便是恐怖。据他讲，不论是谁，替异端做了辩解也罢，自己被控为异端也罢，都等于犯了异端罪，该当受罚。既然容不下不同见解，加尔文主张，要以塞尔维特的下场，儆示会滑到他对立面的人，威胁触犯了他的人。要是无法箝住他们的嘴巴，便将他们送上火刑柱。加尔文一心要从谋杀塞尔维特的烦人问题当中永远解脱出来。这事件必得告一段落才好。

然而，尽管加尔文大发雷霆，尽管他向世界狂呼乱喊着求开脱，谴责屠杀的声音却无法平息。他那份辩护词，连同其中一意孤行追猎异端的叫嚷，造成最不得人心的印象。那些最优秀的新教徒，看到在他们的教会内部，竟然会建成个天主教式的宗教裁判所，只觉得不寒而栗。有些人便说，若这可怕的论点，不是出自上帝言语的传教士之口，不是出自基督的仆人之口，而是来自市行政会，倒还能少几分讨厌。伯尔尼城执事泽钦图斯(后来他成了卡斯特利奥忠诚的朋友和保护人)打定主意，宣示了自己的观点：“我得承认，”他在致加尔文的私信当中写道，“我也算上个这样的人，希望尽量限制因信仰分歧处人死刑的权利，除非这样的错误出于蓄意，且经过深思熟虑。令我做如此判断的，还不是可援自《圣经》里反对使用暴力的篇什，而是在此地，在伯尔尼，再浸礼派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实例。我便亲眼见过八十岁的老太给人拉上绞架，连同她的女儿，有六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女人清白无辜，只是不想让婴儿受洗礼！依据这样的实例，我生怕司法当局无法限制在你定好的限度以内，生怕他们倾向于将微不足道的过失当成重罪办。因此我相信，当局顶好是多行仁政，慎动刀剑。如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当受死，我宁愿自己流血，也不想被他的鲜血弄脏！”

在这狂热的年代，还有个低级市政官员能够如是说。许多人与他见解相同，却觉得不宜讲出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便是如此；而他的学生、可敬的泽钦图斯，也跟老师一样，在当下的争论当中绝不将立场摆明。他怯生生地对加尔文讲，他不愿公开地进行抗议。“除非受到良心的驱策，我绝不涉足争竞。只要我的良心允许，我宁愿保持沉默，而不去挑起争论，伤害旁人。”一个人若有人道的气质，便极易受到事件的驾御，暴力也就由此得到了好处。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其反应都略同于这杰出然而平和的泽钦图斯。他们坚决保持着缄默；这些人文主义者，这些教士，这些学者，一些人痛恨公开的争吵，另一些则生怕如若自己未曾虚伪地宣称处决塞尔维特值得嘉美，他们自己也要被怀疑成异端。事情竟至于如此的地步，仿佛所有人一片声地遵循着加尔文荒谬的要求，必须得将那异议分子处决了事。然而，孰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这声音加尔文熟稔于心，又切齿痛恨；这声音以横遭侮辱的人道之名，谴责加尔文该对谋杀米圭尔?塞尔维特负责任。这平静的声音便是来自卡斯特利奥；日内瓦独裁者的威胁从未将他吓倒，他依然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只为了拯救其他无数人的生命。

在精神领域的战争当中，最优秀的斗士绝不会激情洋溢，轻率开战，而势必沉吟再三，难以动手。因这些斗士往往喜爱和平，而他们打定主意，又往往颇为缓慢。直到穷尽妥协的一切可能，直到认识到诉诸武力在所难免，他们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强加的地位，重整旗鼓，防御敌人。然而正是那些最难下决心的人，一旦下定决心，在所有人当中却最为坚定不移。卡斯特利奥便是如此。他真正算是个人文主义者，绝不爱争强斗胜。他那宗教性情温和深切，更适于调和的方法。诚如他的精神先辈伊拉斯谟，他清楚真理具有多重的面貌，世俗的真理也罢，神圣的真理也罢，都无从避免；连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一五六三年写成但至今始告印行的著作，就冠以这样值得注意的书名：《De arte dubitandi(论怀疑术)》，也绝非偶然。卡斯特利奥不断省察自己，这让他避开了变成怀疑主义者；他谨慎行事，这叫他尽多考量旁人的意见，而非他自己的意见；他宁愿三缄其口，也不想过早介入绝不相干的争斗。为内心自由的缘故，他自愿放弃了高官显位，退隐出政治生活，宁可献身于精神领域里创造性的成就，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巴塞尔他找了个安静的栖身处，那城市称得上宗教自由的最后一块飞地。此处的大学里，还保存着伊拉斯谟的遗物；为这个缘故，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们纷纷逃来，好躲避那般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住着卡尔施塔特，他被路德从德国赶将出来；伯纳蒂诺?奥奇诺，罗马宗教法庭正在意大利搜捕着他；卡斯特利奥，他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驱逐出来；再加上列里乌斯?索里努斯，柯里乌斯?赛肯达斯?库里奥，以及再浸礼派的大卫?若里斯，这隐姓埋名的流亡者，给低地国家放逐出国。共同的命运，又同是遭受了迫害，促使这些流亡者们团结一心，尽管在宗教事务方面他们彼此绝不相同。然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并不需在教义的细枝末节上面达成共识，而后才谈得上建立友谊。那般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箝制过他们的精神，也束缚过他们的身体；既经与这些独裁者断绝了关系，他们便在巴塞尔宁静地隐居下来。这些人绝不向外界散发小册子，绝不办具有争议性的讲座，也绝不结党成派。是不幸将他们空前紧密地联结起来；独裁的权力，非但对人们的精神，也对他们的身体不断加强着淫威，这诚然该视之为一种不幸。借用日后反对任何教条恐怖的人得到的称号，他们是一些孤独的“抗议分子”，他们靠平和的博爱精神团结在了一起。

这些独立思想家，自然会将烧杀塞尔维特，以及加尔文气势汹汹替自己辩护的小册子，视为一次宣战。如此横蛮的挑战，令他们气愤，叫他们恐惧，他们抖擞起了精神。显然，这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如此滔天罪行不起而应战，便意味着欧洲思想自由的寿终正寝。强权会君临于正义的头上。然而“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宗教改革已经将“良心自由”的大旗高揭于整个世界，怎么还能退化回“昔米莱人的黑暗”王国？难道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他们的见解与加尔文不同，便要以烈火和利剑斩尽杀绝？在这关键时刻，在效法商培尔的成千处柴堆尚未点燃之前，便朗朗宣示，那些在精神领域与当权者见解不同的人，绝不应像野兽一样遭到追捕，像强盗和杀人犯一样残酷处决——难道这不是极端必要？纵然已经来迟了一步，但这世界毕竟应该明确地晓得，不宽容绝非基督教的精神；而如若这种不宽容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手段，便绝非人道的行为。为保卫受迫害的人，为反对迫害他人的人，必须直言不讳才行。

必须清晰地朗朗讲话——然而这还可能么？有一些时代，真理纵然至为简明，至为透彻，却需要乔装打扮一番，方能抛头露面；那时最为人道神圣的思想，不能不像窃贼一般戴了面具，蒙了面纱，从后门走私出去，因前门有当局的捕快和雇佣兵士在把守。在历史上，这种荒唐的景象一再重演：煽惑人与人为敌，挑动信仰与信仰对抗，这样的行为受到容忍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一切平和的观念，却视为可疑的另类，必欲借口危及到什么宗教或社会团体，而横遭镇压。他们被打上“逃兵”的烙印，就仿佛因其人文主义的普遍倾向，他们会败坏了虔诚的激情，爱国的热忱。因此，在加尔文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奥和他的同志们不敢公开宣示自己的观点。一个旨在宗教宽容的宣言，一次如他们计划的对于普遍人性的呼吁，恐怕刚一露头，就会被精神独裁的封锁手段扼杀掉。

因此，暴力必须回之以狡诈。一个名字，特为编造了出来——这名字唤做“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据说此人写了本新书。其实该书出自卡斯特利奥之手；扉页上写了假名字，和假的出版地点(实则在马德堡，而非巴塞尔)。这书的内容，表面上像篇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在呼吁，援救那些遭受迫害的无辜人士。该书仿佛颇有些学究气，一如博学的神学家跟旁的权威人士讨论问题：“论异端，他们是否应受迫害，应如何对待他们，援引许多博学的新老作者之观点予以说明。”诚然，只消把这书翻上几页，准相信它单单算上篇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书里找得见天主教大半最著名神父的观点——诸如圣奥古斯丁，圣克里索斯托，圣杰罗姆，他们的旁边便相安无事地摆着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跟塞巴斯蒂安?弗兰克，以及无党派人文主义者，诸如伊拉斯谟等人著作的选段。不用说，它单单是一部学术选集，摘引若干哲学家著作的法理及神学汇编，旨在帮助读者对这艰深的问题形成个公正无偏的观点。然而进一步考查便会发现，它所征引的惟有一面的观点，便是认为处决异端绝不适当的观点。这著作写得极其诚挚；它的狡诈，它惟一的恶意，只在于一端，便是在那般谴责对异端动用非常手段的权威人士当中，有个名字准叫加尔文暴跳如雷——那就是加尔文自己的名字。加尔文在自己也遭受迫害的时候，本来反对残酷使用烈火利剑；他这样的观点，也曾广为人知。加尔文本人，这杀害塞尔维特的凶手，竟在这样的文字里，给加尔文自己谴责成不合基督教义：“动用武力对待被逐出教会的人，不承认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权利，这绝不符合基督教义。”

然而赋予一部著作以价值的，在于它公然表达的内容，不在它隐而不见的意义。在致沃腾堡公爵的献辞当中，卡斯特利奥谈论得清晰透彻。这篇献辞的开篇和结尾，令到神学汇编超越于瞬息即逝的论战之上。虽则致公爵的献辞只有寥寥十几页，却首次要求，在欧洲思想自由拥有得到庇护的神圣权利。虽则他的文字仅是替异端讲话，这篇献辞却为日后所有因其政治或哲学独立精神遭受独裁者迫害的人们，做了生机勃勃的辩护。反对精神正义夙敌的斗争，反对企图镇压与自己党派不同意见的狭隘狂热分子的斗争，在此明确展开。一个观念，胜利地对抗那褊狭的思想；惟有这一个观念，能够在地球之上化解敌对——这便是宗教宽容的观念。

卡斯特利奥以心平气和的逻辑，清晰而无可辩驳地展开自己的论点。争论的问题在于，单因纯粹思想上的过犯，异端是否便应该迫害、处决。然而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卡斯特利奥诘问道：“在使用异端一词时，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对谁称之为异端，而不失其公正？卡斯特利奥答道：“我绝不相信，所有被名为异端的人，都是真正的异端。……今天，这名称已经变得何其荒谬绝伦，骇人听闻，且具备了辱骂的色彩，以至有谁要翦除私敌，会发现最便当的方法，就是把对手控为异端。旁人听到这骇人的名字，会吓得魂飞天外，避之不迭，对那些被指为异端的人，对胆敢替他们申辩的人，会盲目地大张挞伐。”

卡斯特利奥拒绝染上这样的迫害狂症。他清楚，每个时代都找得到一批倒霉的人，给集体仇恨充当出气筒。有时这出之于他们的宗教，另一些时候，则出之于他们的肤色、种族、出身，他们的社会观与哲学观。便是这些弱势小群体，变成了多数人发泄潜在精力的标靶。口号，理由，可以各有不同；然而诽谤，蔑视，消灭——这些方法却是一成不变。如今作者宣称，一个理智的人，绝不应容许自己被这些诽谤所蒙蔽，也不应因群众本能的愤怒而丧失理性。他必得胸怀对均衡和正义的献身精神，一次又一次寻求公道。因此，就异端问题而言，“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除非他能够充分把握这词语的涵义。

那末，异端又是什么？卡斯特利奥一再返回这一问题。既然加尔文与其他审问官都宣称，《圣经》乃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法典，贝里乌斯便以极大的细心，考查起《圣经》的字句来。看罢，在《圣经》里他找不到这个词，也找不到这个概念。得先有一套教条体系，一种正统，一套统一的教义，“异端”这样的词语才能得以流传；教会形成了制度，对教会的反叛才成为可能。真的，在《圣经》里面，的确提到不信教者，也指出该当惩罚他们；然而这不等于说，所谓异端因而便是不信教者。塞尔维特的情形，便提供了证明。那些所谓的异端，特别是再浸礼派，坚称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把救主尊为最令人景仰敬爱的典范。既然基督徒绝不把突厥人、犹太人或者异教徒称做“异端”，则异端只是在基督教内部犯下的罪行。因此，我们得出了新的公式：所谓异端，便等于那些身为基督徒，却不承认“真正的”教义，反以某种方式冥顽不灵地背离“正确”道路的人。

我们找到了定义？老天，在五花八门的诠释中间，我们怎能断定得了，哪个才是“真正的”教义，哪家才算对于上帝言语的“正确”诠释？瞧瞧天主教的解释，路德派的解释，茨温利派的解释，再浸礼派的解释，胡斯派的解释，加尔文派的解释，我们在哪里找得到“真正的”教义？在宗教事务方面，是否有什么东西绝对真确，永远能对《圣经》做到“正确”诠释？卡斯特利奥好不勇敢，他以谦逊的“不”字来回答，这便向狂妄的加尔文提出了挑战。《圣经》的意义，有时清晰易懂，有时却晦涩难解。“宗教的真理，”这极具宗教性情的人写道，“存在于其神秘的性质当中，虽历经千年，依然斗争不已。直到精神之爱启发了我们，呈现出最终之道，才能够消弭流血。”任何人对《圣经》的诠释都会有错误，因此宗教宽容便是基督徒的第一要务。“如若一切事物都如同上帝之存在一样清晰易晓，基督徒便易于在宗教事务方面万众一心，诚如所有民族都基于对上帝的承认而结为一体。然而一切既是晦涩难解，基督徒便应停止相互攻讦。如若我们比异教徒聪明，我们也该同时表现得更优秀、更有同情心。”

在文章里卡斯特利奥又前进了一步。任何人，纵然承认基督教真理的根本原则，其行事却不曾取悦于现存的权威，这样的人便被目为异端。因此，我们终于接触到事情的关键：异端并非绝对概念，而不过是个相对概念。在天主教徒眼里，加尔文的信徒自然便是异端；同样，在加尔文的信徒眼里，再浸礼派自然也是异端。谁在法国给当作真正的信徒，在日内瓦一准是个异端；相反的情形也同样成立。在一个国家得当个罪犯烧死，到邻国便会奉为烈士。“在一个城里他们奉你是真正的信徒，到下个城里就拿你当个异端。因此，如今谁想活得安安静静，他的信仰和宗教，得像城市与国家的数目一样多。”于是卡斯特利奥得出他最大胆的最后公式。“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这看上去简单之极，显明之极，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在那时能够说得如此坦率，便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这公式的意义相当重大，因那整个的时代及其领袖，王侯教士们也罢，天主教徒和路德信徒们也罢，全得到这一个断然的宣示：他们对异端的追捕荒谬之极，乃源自错误的幻觉。成千上万人遭到迫害，被非法处决，被绞死、溺毙和烧杀；他们本来清白无辜，因他们未曾罹犯任何反对上帝与国家的罪行；在行为上他们绝不稍逊于自己的同胞，只是在不可见的观念领域有所出入。可又有谁得到了指导旁人思想的权利，又有谁能够认为旁人最隐秘的内心信念触犯了法律？国家做不到，其它既定的权威同样做不到。《圣经》里有言，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卡斯特利奥又引了路德的话，说尘世的王国只管得了肉体，至于灵魂，上帝绝不希望任何世间的法律行使于灵魂之上。国家有权要求每一个臣民遵行外在的统治与政治的程序。因此，道德、宗教以及(让我加上)艺术信念领域的内心世界，只要不包含对于国家实体的明显背叛——用现代的话讲，只要不涉及政治煽动，则对这内心世界横加官方的干涉，便只能意味着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个人神圣权利的侵犯。因为内心世界的事情无须对国家负责，这是有鉴于“就此类事务而言，人人得自行吁告上帝”。国家当局与人们的见解毫无关涉。那末，人们遇到旁人哲学信念跟他们不同，干吗气得口沫四溅？干吗立即通知给警察？干吗恨得这般杀气腾腾？没有和解的精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惟有抑制住我们的不宽容，我们方能够和平共处。在达成信仰的统一之前，即便时时出现意见分歧，我们至少还能普遍理解，相亲相爱，和平结合。”

这些屠杀，这些污辱了人类之名的野蛮迫害，绝不应由“异端”们负责。他们本是无可指责。不应因旁人的思想和信念，而对他横加责难。这罪孽深重的世界横行着错误的观念，肆虐着狂热的混乱，那般盲目的信仰，那般理论家的急燥，不容许在他们的观念、宗教和哲学之外还有正确的东西存在，是他们才制造着罪恶。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这疯狂的傲慢。“人们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或可说，他们以虚幻的确定，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而置他人的观点于不顾。残酷与迫害生自狂傲自大，因此虽然如今，观点几乎就跟世上的人数一样多，人却不会容忍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见解。无一个教派不在谴责其它所有教派，并企图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正是因此，便出现了流放，驱逐，监禁，烧杀和绞杀；也是因此，那些打手们满心莫名的暴怒，他们不懈辛劳，想方设法要将我们的主子感到不悦的观点镇压下去——甚至他们镇压这样的观点，简直说不出个中理由！”一方的冥顽不灵，导致另一方同样的冥顽不灵。精神上的不能宽容，“干残忍勾当的野蛮兽欲，遂导致我们今日所见，哪个死刑犯先发发善心给绞死，而后点火焚尸，会惹许多人勃然大怒，觉得备受侮辱。”

惟有一件事情，能将人类从这种野蛮当中拯救出来——那便是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之大，容得下许多真理；若是人们心怀友善，便能够和谐同住。“让我们相互宽容罢，让我们不谴责他人的信仰罢。”对异端的追捕绝无必要，一如对观点的任何迫害同样绝无必要。既然加尔文为开脱罪责，恳求王侯们对待异端，要动用烈火与利剑消灭不贷，卡斯特利奥则求告当权者，“更应投身于温和一方，绝不屈从怂恿你谋杀他人的人，因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旁边帮助你；替自己辩解，他们已是自顾不暇。相信我罢，若是基督依然活在世上，他绝不会劝你杀掉呼告他名字的人，纵然他们在某些细节上面犯了错误，纵然他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如同有学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讨论了那一个棘手问题——所谓的异端究竟是否有罪。他将正反两方的理由仔细权衡一通；他要求建一座精神自由的城市，叫那些遭受追捕的可怜人得个避难所。他虽坚信自己的立场，表明其见解的时候却谦卑恭顺；不像那般褊狭的人，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吵嚷着叫卖自己的教条。这些理论大王心胸狭隘，全在布道台上尖叫不停，硬说惟他叫卖的才是真信仰，旁人的全是假货色；惟有借助他的声音他的话，才宣示得出上帝的意志。而卡斯特利奥的回答简单之极：“我绝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上帝遣来的先知，惟是个平常人来自民众中间。我厌恶争论口角，只愿宗教的树立不靠争斗，而靠富同情心的爱；不靠诉诸外表的作为，而靠心灵内部的礼拜。”那般理论大王相互讲话，恰像对学童和奴隶；而人文主义者相互讲话，便是人对于人、兄弟对兄弟。

然而，人若真具有人道的精神，目睹非人道的所作所为，便无法不深感震撼。一个诚实的作家，若当时的奇思异想强烈扰乱他的心，他的手便无法继续宁静地阐发教义；若正义的激愤震动他的神经，他的声音也只能颤抖不已。因此，长期而言，对于商培尔的屠杀，卡斯特利奥绝无可能约束了自己，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在那里，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受了莫可名状的折磨而就死地，这是以宗教之爱的名义，学者消灭了学者，神学家杀害了神学家。

塞尔维特受折磨的形象，加之对异端的群众性迫害，令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上抬起眼睛，去寻找是谁煽起了如此暴行，是谁徒然以上帝的虔诚仆人之名，辩解自己的不宽容。卡斯特利奥这样的话，准会令加尔文虎视眈眈：“纵使这些事件骇人听闻，那般罪人的罪过更其骇人。他们披了基督的外衣，倾力奉行不义，还要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基督的意志！”卡斯特利奥清楚，当权者总要诉诸宗教或哲学的观念，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然而鲜血玷污了导致如此暴行的观念，暴力贬抑了它要为之辩护的思想。米圭尔?塞尔维特绝非依据基督的命令被烧死，依据的惟是约翰?加尔文的命令，这该引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奇耻大辱。卡斯特利奥指出：“时至今日，那些自认为基督徒的人，给旁的基督徒以火、水与剑绝不留情地大肆屠杀，所受的对待更惨于杀人犯和强盗，又有谁甘愿做个基督徒？在今天，人若在细枝末节上面跟君临头上的掌权者意见相左，准以基督之名给活活烧死，即便像塞尔维特，在火焰当中亦呼告基督，且大声申明自己笃信基督，亦同样无可幸免。目睹此景，又有谁甘愿礼拜基督？将呼告耶稣的人付之一炬，这岂不比撒旦的所作所为更邪恶？”

因此，这可敬的人道主义者觉得，该适时地破除人们的错觉，以为那些殉道身死的人，单因为在智力层面与当时的统治者们有所不同。他看到统治者们总是滥用权力，而他孑然一身，势单力薄，却惟有他支持那些遭受迫害与追捕的人们的事业；于是绝望之余，便放开声音，以一首充满同情的乐章结束自己的吁告：

“哦造物主，世界之王！你是否看见了这些？莫非你变到如此地步，如此残忍，如此悖离你的本性？你活在世间的时候，无人能比你更温和，更仁慈，更能够忍受伤害。当你遭鞭打，受唾弃，挨嘲弄，戴荆冠，夹在两个强盗之间钉上十字架，身受如此屈辱，你还要替那些在你身上行恶事的人祷告。莫非你变到如此地步？我以圣父之名恳求你：这真是你的意志？将不懂你教训之伟大的人以水溺死，鞭打得遍体鳞伤，伤口上撒盐，以利剑肢解，以文火烤杀，折磨至死的手段，残忍到无所不用其极——如此种种，是你下了命令，是你做了首肯，哦基督？那般组织如此屠杀的人，那般将你的子民剥皮剁碎的人，真的是你的仆人？目睹这些暴行时人们高呼你的圣名，一如你渴望以人肉为食——此时你真的君临其上？如果你，基督，真下令做了这一切，撒旦将何所为？宣称你会下令做撒旦的恶事，这是何其可怕的渎神！那些事情，惟通过魔鬼的意志和炮制方能够实现，那般人们却将其归诸基督之手，这是何其卑下的狂傲！”

只要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仅仅写了《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的序言，或在这篇序言当中只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也能永垂人类的历史。因他的声音如此寂寞；这世界以武器的铿锵压倒了话语的声音，这世界最后的解决手段惟战争一端，像这样的世界，他的祈求要找到知音，几乎是绝无希望。纵使宗教导师和圣者一再申说，对健忘的人类而言，最人道的要求依然必是恢复他们的记忆。卡斯特利奥为人谦逊，他接下去说：“毫无疑问，我绝未讲过前人未曾讲过的话。然而将真理和正义重复宣讲，俾使人们能有所认识，这并不至于多余。”因在每一时代，暴力总会改换面貌重行出现，则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必得不断改变与之斗争的方式。他们绝不可借口敌对势力过于强大，转而寻求避难。因需要讲出的话绝不嫌讲得太多，宣示真理也不会徒劳无益。纵然上帝的话语未曾得胜，却毕竟晓示了其永恒的存在；谁在这样的时刻礼拜它，便成了一个光辉的例证，证明恐怖绝不能够控制自由的精神；即便在至为残酷的世纪，人道的声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第七章、良心对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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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企图残酷压制他人见解的人，对反对的意见总是过分敏感。因此，当世界竟敢普遍讨论对塞尔维特的处决，且不将它视为最取悦全能上帝的虔诚之举而热情首肯，加尔文便觉得这样的反应未免太不正当。此人甚是古板，单因为一个同志和他意见不同，便将他烤死；而他竟希望休要同情那个牺牲者，而该对他表示同情。“若你知道我领受的谩骂攻击的哪怕十分之一，”他给一个朋友写信道，“必会对我可悲的处境寄以同情。恶狗们从四面八方向我狂吠；种种难以想象的咒骂劈面而来。那般与我同一阵营的人满心嫉恨，他们对我的攻击，比之天主教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加尔文发现，他尽可从《圣经》当中寻章摘句，吵嚷着替自己辩解；可塞尔维特遇害以后，他总无法不受挑战，蒙混过关，这叫他大为恼怒。他良心不安，这叫他神经也紧张兮兮；于是，了解到卡斯特利奥与巴塞尔的其他人正准备着向他攻讦，他自会立时加倍地恐慌。

不论是谁，只要其性情独裁专断，其头一个想法准是压制住跟他不同的观点。刚听到巴塞尔的消息，还未及读到《论异端》一书，加尔文便坐到桌旁，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的发行。除此之外，必须停止继续的争论。日内瓦已经讲过，“Genava locuta est”；不论是谁，若还要执迷于塞尔维特事件，依据基本的原则，便会给判为错误，荒谬，欺骗，异端，渎神——因这便意味着反对加尔文。他的笔急急工作不辍；在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便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出了本书，扉页上用了假名；在书里卡斯特利奥和库里奥努力论证，异端不该以强力予以清除。这样的观点绝不应听任传播，因其“恶意要求宽厚待人，暗示着异端和渎神不应视为当受惩罚的罪戾”。快些，快些，将宗教宽容的倡议压制掉！“纵然已经迟误，我们教会的牧师依然可使这一谬见不至流传，此毕竟或可取悦上帝。”吁请了一次，他还嫌不够；于是次日，他的心腹泰奥多里?德?贝采，又写了封更加急切的信：“你们会发现扉页上已经标明，该书出版地点为马德堡；然而依我之见，这个马德堡必在莱茵河畔，许多此类的丑事皆源于此。我只能问自己，若人们‘宽容’这异端在序言当中满嘴胡唚，基督教又何能完好无损？”
然而这样的抗议，倒还做得公平。在着手谴责之前，先要对谬误进行批驳。待到第一本样书送到日内瓦，愤怒便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什么？真有人企图将人道凌驾于教规之上？那些人观点如此邪恶，竟还能以兄弟之心温文以待，而不送到火刑柱上付之一炬？难道能听任每个基督徒随心所欲解释《圣经》，而不将这特权委诸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对教会(自然加尔文这是指他自己的教会)而言这不啻致命的危险。于是一声令下，日内瓦便大嚷起来：“异端！出了个新异端！”人们一片声乱嚷；这是个顶顶危险的异端，“贝里乌斯派”。自此以后很久，这成了信仰事务方面倡导宽容的代名词，它本是源自马蒂努斯?贝里乌斯这书著名的署名——其实便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趁着地狱之火尚未燎原，我们务必将其扑灭，”提及这首度公开发表的宽容要求，德?贝采暴跳如雷，“自从基督的王国建立那天，这世上还没听说过如此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会议。是否该回答这项攻击？茨温利的后继者名叫布林格，日内瓦人就曾急急恳求过他，要他立即把那书禁掉；如今他从苏黎世发来一封信，老谋深算地讲，若不对此书大张挞伐，用不多久它便会给人忘到脑后，因此顶好的办法，是对它置之不理。然而法里尔跟加尔文总是急不可耐，坚持进行公开的反驳。既然加尔文近来的行动颇不顺利，他宁愿谨慎行事，躲到幕后，而安排自己的年轻门徒泰奥多里?德?贝采干那神学马刺的角色。这位德?贝采因曾对“恶魔般的”宽容学说大肆攻击，而颇得那独裁者的好感。

总起来说，这位泰奥多里?德?贝采还算公正虔敬，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诚不贰，终可以适时地接了主子的班。他极端仇视任何的精神自由气息，甚至比加尔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奴性的精神，总归会超过创造性的精神么。他讲过许多骇人听闻的话，从而在思想史上颇带了些邪恶的光彩。用他的话讲，“libertas conscientiae diabolicum dogma”——这是说，良心自由纯属恶魔般的原则。自由必须消灭干净。谁染上了可恶的独立思想，顶好用烈火利剑斩尽杀绝；“纵然残酷，暴政可是更妙，”德?贝采宣称，“比叫所有人随心所欲来得妙。……说不该惩罚异端，其荒谬可比肩于说弑父杀母不该处死；因异端的罪行更能邪恶一千倍。”由此一斑，我们自能窥见这小册子对“贝里乌斯派”的口诛笔伐，已沦于何其残忍愚蠢的地步。怎么？竟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以人道对待那般“monstres déguisés en hommes(人面怪物)”？绝不能；教义必得居于首位，人道云者只能靠边站。教义的命运存亡攸关，任哪个领袖都不能听任倡导仁慈；因这会是“charité diabolique et non chrétienne(魔鬼的而非基督徒的仁慈)”。于是，我们就在此遇见了这战斗理论，按这种理论，人道乃是种“crudelis humanitas(残酷的人道)”——德?贝采便是这样讲，而且这样的理论绝非最后一次出现。据他讲，人道乃是对人类的罪行，因为惟有通过钢铁的教规和无情的要求，方能引领人类走上意识形态的目标。“绝不能宽容那几条饿狼，除非我们准备着将全体良善基督徒投畀它们的利齿。……这种所谓的仁慈可羞可耻，因实际上它就是极端的残酷。”这样，德?贝采狂热地决计根除贝里乌斯派，他继续恳求当局，“de frapper vertueusement de ce glaive(以道德利剑予以打击)”。

卡斯特利奥满怀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向仁慈的上帝放声呼告，祈求这野蛮的屠杀终有个尽头。而今这日内瓦的牧师，满心激荡的仇恨，其热切绝不稍逊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他竟至于向同一个上帝求告，祈求这屠杀绝无止息，“并且充分赐予信奉基督的王侯以高尚和坚定，将那般恶贯满盈的家伙剿灭干净。”然而即便这样的剿灭，依然无法满足德?贝采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该当处死，处刑的过程必得尽力缓慢而痛苦。他以虔诚的感叹，替每种想象得到的折磨手段预先做了辩解：“若是根据他们犯罪的程度施以惩罚，我认为就绝难找到什么折磨的方法，配得上惩罚他们可恨之极的罪行。”这种辩护神圣恐怖的赞歌，这种申明野蛮行为的残酷论证，任谁读到，都不免感到作呕。然而此时，新教世界正听任自己受日内瓦的仇恨与狂热驱使，建成个新式的宗教法庭，从而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那些有思想的人不惜为宗教宽容拼将生命孤注一掷，其冒险行为极其大胆——虑及这些，对德?贝采的言行我们倒还能忍受。这德?贝采在那诽谤的文章当中还要求，为挫败这可怕的宽容思想，自此以后，必得把每个拥护这学说的人，每个替“贝里乌斯派”辩护的人，全当成“基督教的敌人”对待——必得当成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必教以我所论及的每一观点，那便是无神论者与异端必得由行政当局予以惩罚。”不用说，卡斯特利奥及其战友们该绝无怀疑，若他们受良心的驱策，继续为塞尔维特之类可怜虫进行辩护，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德?贝采笃定，假造的著者名字和出版地点，也无法叫他们逃得过迫害。“任何人都清楚你们姓甚名谁，清楚你们的计划所在。……我警告你们，贝里乌斯、蒙特福德及其一小撮人，时犹未晚！”

单从表面看来，德?贝采的小册子不过意在进行学术方面的争论，然而我们征引的威胁，却道出了它的真正意义。那些捍卫思想自由的人们终于晓得，只要他们要求人道的对待，他们的性命便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德?贝采要引得“贝里乌斯派”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轻率行事，情急之下，便责骂卡斯特利奥胆小怕事。这日内瓦的牧师讲起话来满带着嘲笑：“别的方面他倒是够勇敢，像这书里那样大讲什么同情啦仁慈啦；然而他如此胆小怕事，竟先拿面具遮住脸，才敢伸出头来！”或许这作者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为他的警告，变得小心谨慎，缩回幕后；也或许他就是想叫卡斯特利奥暴露了自己。无论如何，卡斯特利奥迅速起而迎战。而今日内瓦的正教推行着自己的教条，并将这可憎的行径正式实施；卡斯特利奥纵然狂热地热爱和平，这样的事实依然迫使他公开宣战。他看得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临。纵然塞尔维特已经身死，然而若不将他犯下的罪行诉诸所有的基督徒裁断，这第一次的火刑之火，势必用来烧死成百上千同样的人。这再不是一次孤立的谋杀行径，而将僵化为一个原则。于是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术劳作，致力于写作当时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犯下在商培尔谋杀了塞尔维特的罪行。这篇公开的诉状名为《驳加尔文书》；虽则它主要针对一个个人，借由其道德活力，却表明它实在是亘古以来最为灿烂的一篇檄文——旨在于反对以法律压制言论，反对以教条扼杀思想，反对以无限卑鄙的强力消灭无限自由的良心。

一年又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的对手，也熟悉了他的策略。他清楚，加尔文会将对他个人的进攻，转变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进攻。因此在《驳加尔文书》的开篇，卡斯特利奥便要摆明，对米圭尔?塞尔维特的观点他既不赞同亦不谴责，同时也不建议对宗教及解经的问题进行任何的判断，而只是针对那一个人，针对约翰?加尔文，做谋杀的指控。他决计不叫诡辩的歪曲引他离开自己的目的，以杰出律师精确的风格，为他要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今天约翰?加尔文享有重权，而我希望，比起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性情还要更温和。然而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活动，却是一次血腥的死刑，而后便是对大批虔诚人士进行的威胁。正是因此，我本来厌恶流血(岂非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也要依靠上帝的帮助，将加尔文的居心昭示天下，至少将他引入歧途的人带回正路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尔维特因其宗教信念的缘故，在日内瓦被烧死。煽动这次火刑的便是加尔文，该城大教堂的牧师。这次处决，特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引发了大量抗议活动。为回答这些抗议，加尔文刚出了本书，显然经过了最巧妙的着色处理。作者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辩解，在于攻击塞尔维特，也在于证明塞尔维特其罪当诛。我建议，对此书来一次批判性的考察。根据加尔文往日里喜好争论的态度，或许他会将我说成个塞尔维特的门徒，然而我希望没有人因此误入歧途。我并不为塞尔维特的观点做辩护，而单是批判加尔文的错误观点。我绝不想讨论受洗，三位一体，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甚至没有塞尔维特那本书，因加尔文已经将他能够得到的尽数烧掉；因此，我不晓得塞尔维特提出过怎样的观点。我所做的惟有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绝不涉及原则的分歧；我也希望让所有人清楚，这嗜血的人发起疯来是怎样的模样。我不会像他对塞尔维特那样对待他，像他那样将塞尔维特判了火刑，还将他写的所谓坏书一并烧掉——甚至现在，塞尔维特已经死掉，加尔文还继续对他进行辱骂。烧死了作者，烧掉了他的著作，加尔文竟然厚颜无耻，断章取义向我们提及这些著作。那仿佛一个纵火犯，先把座房子烧成灰烬，然后请我们参观房间里的家具。至于我，我不会烧死作者，亦不会烧掉他的著作。我要批判的书已经公诸每一个人，伸手可得，还有拉丁文跟法文两种版本。为避免可能的反对，我将在每处引文里加注章节的出处，而我对每段的批驳将标注于原书的同一页上。”

再没有哪次讨论能够如此坦率。加尔文既在那书里明确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卡斯特利奥便将这“展品”示诸众人，恰如同检察官使用被告的物证。他将加尔文那书一字不漏重印下来，于是无人还能够说，他批判时对敌手的观点进行了篡改，或者怀疑他删节了加尔文的文字。于是对塞尔维特案件的这再度审理，便比之日内瓦的初次审理公正许多——那时被告是关在潮湿的黑牢，拒绝了证人，禁止了律师的辩护。卡斯特利奥下定决心，要叫整个的人道主义世界自由讨论塞尔维特一案的全部细节，也要让案件当中的道德问题真相大白。

对若干基本事实，原不会引起争论。这一个人，在被火焰吞噬的时候，依然高声宣示自己的清白无辜，却在加尔文的煽动下，在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批准下，遭到残酷处决。卡斯特利奥便提出这样的问题：“米圭尔?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约翰?加尔文既无政治权力，而只掌宗教大权，他何能将这纯粹的神学事务，提交给市政当局？日内瓦的市政当局，又如何有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塞尔维特处死？最后，又根据何种许可，依据哪家法律，将这个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以死刑？”

对于第一个问题，卡斯特利奥为查清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考查了审讯记录和加尔文的发言。他能够找到的惟一指控，是讲塞尔维特“受某种莫名的标新立异渴望所驱使，轻率曲解了福音”。则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全部指控，便是那西班牙人独立不羁地解经，导致他塞尔维特得出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宗教教义表达的方式。于是卡斯特利奥进行了回击。在宗教改革的战士中间，难道惟有塞尔维特被目为独立不羁地解经？有谁敢说，既然他解经的方式颇为独立不羁，他便悖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个人如此独立地解经，难道不是宗教改革的一项根本要求？那般福音派教会的领袖，除去确立重解《圣经》的权利，还有什么至于忙忙碌碌？难道加尔文本人，还有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这些致力于由此重建教会的人们中间，岂非最为坚定勇敢？“不仅加尔文其人显得对革新过分热中，他过多的作为，竟令到人们产生了危险的抵触。十年来他所做的革新，多过天主教会六百年来进行的改革。”加尔文本人，便是顶顶勇敢的宗教改革家，他并无权在新教教会内部将新的解经观点诬为罪行。

“然而加尔文，既认为自己绝不会犯错，竟至于觉得自己的观点便正确无误，旁人只要跟他不同，便一定错误。”这就使得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是谁给了加尔文权力，叫他判断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诚然，加尔文对我们讲，每个作者只要不对他加尔文应声附和，一定是心怀叵测。因此对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他要求既禁止他们写作，也禁止他们讲话；这表明惟他个人有资格阐发他视为正确的观点。”而卡斯特利奥则希望坚持，并无任何个人和党派有资格讲：“惟有我们晓得真理，所有与我们不同的见解全错误。”一切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模棱两可，易于争议。“如若对惟上帝了解的秘密如此笃定，仿佛我们分有了他最隐秘的计划，这不啻一种放肆。同时，实际上我们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幻想能确切把握之，幻想倚靠想象代表之，这更无异于傲慢。”

自从世界诞生，教条主义者们便制造了五花八门的灾难。他们绝不宽容地坚持，惟有他们的观点与见解才算正确；他们狂热地要依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大吹法螺，大肆争论，搅得世界纷争不已，将本该并行不悖的思想，变成为杀气腾腾的敌对性争辩。卡斯特利奥便如此谴责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所有宗派，都将自己的宗教建立于上帝的言语上面；而每一宗派的成员，都认为惟有他们才掌握了真理。然而按加尔文讲，惟有一个宗派才正确，其它宗派都得服从于它。诚然在加尔文大师眼里，只有他自己的教义才真确。可其它的宗派，也同样笃信他们自己的见解。据加尔文称，旁的宗派全错误；而别人则说，加尔文才是错误。加尔文要做至高无上的裁判者，旁人的希望也完全相同。由谁来断定？无论如何，有谁任命了加尔文充当惟一有权判处极刑的至高仲裁？他那垄断地位基于怎样的授权？他援用上帝的言语，为自己进行辩护。然而其他人，也同样援引上帝的言语。或许他会信誓旦旦，说他的教义无可争辩。什么人看起来无可争辩？他自己看起来而已，他约翰?加尔文看起来而已。那末，真理若是像他讲的那样显而易见，他又何必卷帙浩繁地写书？为何他从不劳神写本书，证明谋杀、通奸就等于犯罪？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些罪行太明显。如若加尔文事实上将精神真理的每个领域揭示得清清楚楚，为何他不给旁人一点时间，好了解在他眼里如此显明的事实？为何他不给一个机会便将他们打倒在地，这便剥夺了他们像他一样认识真理的可能？”

因此，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加尔文僭取了他绝无资格的地位——那便是精神和宗教领域至高仲裁的地位。若他认为塞尔维特观点错误，他便该当告知塞尔维特在何处偏离了正路。然而加尔文并未理智友善地进行争辩，而是立即诉诸武力。“你先逮捕了敌手，将塞尔维特投入监狱。在审讯当中，除去那西班牙人的仇敌，你不允许任何人到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这般教条主义者，若发现争论趋于对他不利，便拒不听取对手讲话，还要堵住对手的嘴巴。如此求助于检查制度，恰暴露了教条主义者其人及其教义的岌岌可危。卡斯特利奥仿佛预见到自己的命运，继续申说加尔文的道德责任。“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若你因遗产问题与旁人争讼，你的对手却能从法官手里得到一纸裁决，称惟有你的对手有资格讲话，你的发言却被禁止——你难道不会立即抗议这裁决太不公平？己所不欲，你为何施之于人？我们是在就信仰问题进行辩论。那末，你为何要箝住我们的嘴巴？岂非你已经坚信自己一方太嫌虚弱？岂非你已经生怕结论会对你不利，害你丢掉独裁者的地位？”

卡斯特利奥将声讨中断片刻，好传唤证人。一位著名神学家被传来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他作证说，上帝的律法禁止世俗当局动用武力，控制纯粹精神上的过犯。这位伟大学者，这位著名神学家，便是加尔文本人；如今他被传来作证，只好不情不愿走进证人席。“由于加尔文看出到处一片混乱，他赶紧谴责旁人，免得他自己给人家怀疑。可显然只有一件事情，造成了这样的混乱——便是他那迫害他人的态度。在他的嗾使之下，做出对塞尔维特的判决；这不仅在日内瓦，更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与愤怒。如今他要将自己所作所为引发的谴责，转嫁到他人的身上。可他身受迫害的时候，唱的可是另一个调子。那时候，他也曾写了大量的文字，抨击诸如此类的迫害行径。为免得读我书的人怀疑我，我要从加尔文的《Institutio(原理)》当中抄一段。”

一五五四年时的加尔文，没准儿会将写下面一段文字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卡斯特利奥征引的一段《Institutio(原理)》讲：“处死异端，不啻一种犯罪。以烈火利剑结束他们的性命，有悖于每一项人道的原则。”可一俟取得了至高的权力，加尔文立即将书里对人道的呼吁删除干净。在《Institutio(原理)》的第二版当中，上面一段文字已经被精心改过；这就如同拿破仑，一旦当上了第一执政，便要留意将他年轻时写的雅各宾派小册子悉数收购销毁，日内瓦的教会领袖也是一样，一旦由受迫害者变为迫害旁人，便急于压住他从前呼吁温和的物证。然而卡斯特利奥绝不容加尔文从他自己的话里溜开去。他逐字逐句征引了原文，好进行辩驳。“现在，”卡斯特利奥征引之后说道，“就让我的读者将加尔文先前的声明，和他今日的文章及做法来一番比较。显然，他的今天和从前之不同，恰无异于黑暗之于光明。因为他处死了塞尔维特，如今他便要将所有观点不同的人悉数处死。他，一个立法者，竟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将观点不同的人处以死刑。……一旦加尔文害怕旁人揭露了他的动摇与蜕变，将其推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便要把人家置之死地——对此我们又何能吃惊？大凡做坏事的人，才害怕真相大白。”
可卡斯特利奥要的就是真相大白。他坚持加尔文有责任向世界解释，往日倡导思想自由的人，何以会在商培尔把那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因此，审讯还要无情地进行下去……

有两个问题就此解决。对事实不存偏见来研究，可见若说米圭尔?塞尔维特犯了罪，这罪行也纯属精神领域；进言之，即便这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心中正确的解释，这也绝不应当作普通罪行待。于是卡斯特利奥便要质问，何以加尔文要将纯粹神学的抽象事务，诉诸世俗权力，以压制与他不同的观点？在思想家之间，分歧惟有使用思想武器来解决。“若是塞尔维特操起兵器对付你，你自有权诉诸市行政会做你的援手。然而他既单单用笔当作武器对待你，你何以用烈火利剑攻击他的著作？你倒是告诉我，何以要动用市政当局做你的后台？”

在良心自由方面，国家绝不拥有管辖权。捍卫神学教义的工作只是学者的事情，市行政会绝无用武之地。市行政会的工作，乃是保护学者不受侵犯，一如保护着工匠、雇工、医生，或者旁的公民不受侵犯。惟有塞尔维特企图谋杀加尔文，市行政会方能应召干预。然而塞尔维特对加尔文进一步的攻势，仍不外理性的争辩；则加尔文对自己的辩护，也应该限于争论和理性的考量。加尔文企图辩解说，他的所作所为，乃诉诸更高的神圣命令；而卡斯特利奥的反驳，明确得不容置疑。他认为，基督的神圣命令，绝不可能纵容谋杀。加尔文诉诸摩西律，声称摩西律便命令以烈火利剑消灭不信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地答道：“老天在上，加尔文会如何执行他诉诸的律法？我想，他准把所有城里的民居、牲畜和家具统统毁掉才算完。若他调得来够他使用的兵力，他准会进攻法国和旁的所有国家，只消他觉得那里藏匿了异端邪说——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把男女老幼悉数杀光——连腹内的胎儿也绝不放过。”在辩护书当中加尔文宣称，若非负有捍卫基督教义使命的卫士们勇敢卓著，敢把坏疽的肢体截掉，基督教义的全身便要败坏。卡斯特利奥答道：“将不信者赶出教会，是教士们的权利；他们有资格将异端革除教籍，逐出会众，但无权将其置于死地。”福音书也罢，世上任何的道德论著也罢，都不存在如此不宽容的要求。“你可敢孤注一掷，声称是耶稣教导你烧死自己的同志？”于是卡斯特利奥发出怒吼，说加尔文，“他的手还滴着塞尔维特的鲜血”，竟写了篇好不愚蠢的辩护辞。既然加尔文老是在讲，他为捍卫教义，才不能不烧死塞尔维特，那全为保卫上帝的言语；同时，既然如同一切诉诸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次次狡辩，说他使用暴力，是为了什么超乎人类之上的利益——于是卡斯特利奥不朽的话，便如同一道闪光，刺破这最阴晦的时代长夜：“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日内瓦人处死了塞尔维特，这纯属杀人，绝非捍卫教义。不该以烧死他人证明我们的信仰，只该为我们的信仰，准备被他人烧死。”

“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这一句格言，何其真确明晰，何其人道不朽。对杀害塞尔维特的凶手，卡斯特利奥如此精辟地做出了判决。总找得到逻辑、伦理、民族、宗教方面的借口，辩解那将人处死的行径；然而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却无可推绾。流血的行径，总有些特定的个人要对此负责；抽象的哲学训诫，绝不能宽宥了对人的谋杀。真理可以耳濡目染，而不能强行灌输。教义不会因狂热的行为更正确，真理不会因狂热的行为更真实。靠吹法螺无法传布教义与真理；靠翦除出自良心拒绝那真理的人，也无法使教义和哲学更真确。观念和见解，都是个人专有的经验，谁若得不到，它们便不会为你所有。训练，控制，也休想叫人得到。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可以一次次宣称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却绝无权利毁灭他人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生命比任何教义都更其神圣。诚然在加尔文眼里，在教条主义者与宗派主义者眼里，速朽的人类，自应为不朽的观念而死灭，这实在无话可讲。卡斯特利奥却认为，每个因信念的缘故受苦就死的人，都是无辜的牺牲者。在精神领域里施行强制，非但构成了对精神的犯罪，也必是徒劳无益的事情。“绝不能强行约束任何人，因强制不会使人变得更好。企图强迫旁人接受真理，正如以棍棒把食物捅进病人的嘴里一样蠢。”因此到头来，势必沦于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镇压。“你们官吏们，免除你们动武迫害的权威罢。让人人有权自由地讲话写作，因这乃是圣保罗的旨意：‘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作先知讲道……你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不用多久，你们便会晓得，一旦从强迫当中得到了解放，自由的成就将会何其惊人！”

事实得到了考查，问题得到了回答。如今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着手进行总结，并以横遭凌辱的人道之名宣告判决。上帝的追随者，“un étudiant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的学生)”，米圭尔?塞尔维特其人，遭到了杀害。是加尔文对他提起了控诉，也是加尔文教唆了对他的审讯；而日内瓦市行政会，则负责实施了这项犯罪。对此案精神方面的复审，可见上述的两方，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都逾越了管辖权。市行政会“根本无权对精神上的过犯进行判决”，而加尔文则罪行更重，是他将这一责任，强加在市政当局的身上。“在你和你的同案犯们证词的影响下面，市行政会将此人处以死刑。然而在此一问题上，市行政会既无资格行动，亦无能力分辨，一如盲人无法分辨颜色一般。”于是加尔文犯了双重的罪行：教唆罪和那可憎行为的实施罪。且不论怎样的动机令他将不幸的塞尔维特投入烈火，他的行径却是罪大恶极。“你之处死塞尔维特，或因他思考了自己所讲的话，或因他依凭内心的信念，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若你单凭他讲出内心的信念便将他处死，这就是因他讲了真话而杀他——即便他讲出的东西有错误，因他不过讲了自信为正确的东西，故不失为正确。另一方面，若你单凭他观点错误便将他处死，则你的责任是在实施极刑前，先试图用你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服他，起码该从《圣经》当中找到证据，证明对那般错在信仰坚定的人，除去因他们的错误而一概处死，绝无他路可走。”加尔文毫无正当理由，便杀害了一位持不同意见者，这正是犯了罪，犯了有预谋的三重杀人罪。

有罪，有罪，有罪！如同号角三度震响，卡斯特利奥将判决公诸世界。人道，这至高的道德权威，已经做出了裁定。然而身后的补赎，无法令死者复活，因此恢复死者的荣誉，又有何裨益？不，如今的关键，是要将不人道的行径钉上耻辱柱，以保护生者，这样才能避免无数类似的行为再出现。绝非只有约翰?加尔文其人该当受谴责，他那些充斥着恐怖压制之类骇人教义的著作，也应判为不合人道。“你岂不看见，”卡斯特利奥问那受他判决的人，“你的著作和行径将会引向何处？许多人坚称，他们是在捍卫上帝的荣誉。自此以后，那般企图屠杀人类的‘上帝的捍卫者’，将会援你为证。他们会仿照着你走那灾难深重的道路，他们会像你一样以血玷污了双手。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将持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架。”这危险的狂热分子绝不孤立，这是狂热主义的罪恶观念；自由精神的人们，固然要反抗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反抗独断专行、嗜血成性，更要反抗乞灵恐怖来达到目的的观念。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写于百年宗教战争爆发之前，这使得他的话变成了预言。“靠你嗜血的祈求，早已是血流成河，而且远无止境，最残酷的暴君动用大炮，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怜恤可怜的人类，让王侯将相张开眼睛，停止那残忍成性的行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生性温和，力主宽容，然而虑及遭受追捕迫害的人们的苦境，仍无法置身事外。这痛苦促使他绝望地放声呼告上帝，祈求赐予这世界更多的人道。于是在我们援引的反驳当中，他那雷霆般的声音，诅咒着一切因其狂热的仇恨而破坏和平的人。在著作的结尾，他写了下面一段壮丽的祷文：“早在但以理时代，这种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便已经横行无忌。那先知的敌人们，发现他的作为无懈可击，便勾结起来，对他的信念展开攻势。今日的事件，正是如出一辙。一旦在敌人的行为当中找不见漏洞，人们便对他们的‘教义’舞刀动棒；而当权者没有主见，易于说服，令到这样的伎俩极尽机巧。于是那般高声倡导着‘教义神圣’的人，总是要压迫弱者。哦，他们那‘神圣的教义’，耶稣在最后审判日必会弃若敝屣，因彼时他必审判行为而非审判教义。当他们对他讲，‘主啊，我们是你的信徒，依你的教诲而行’，他便会答道，‘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第八章、暴力消灭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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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少有哪个精神暴君像加尔文一样，在卡斯特利奥的《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当中，遭受过如此激烈凶暴的攻击。不难想象，它那根本的真确与明晰，教给哪怕最冷漠的人，如不立即反抗日内瓦的暴力弹压，新教下的思想自由，乃至欧洲思想家的普遍自由，都将会丧失净尽。由所有方面的可能性判断，经过卡斯特利奥对塞尔维特受审被杀一事无懈可击的论证，西方世界的正直人士准会赞同他的判决。在这案件当中，如此可怕的攻击打倒了被告，害他定然一蹶不振；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必能结束加尔文毫不妥协的正统势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一切都平安无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势，这辉煌的宽容呼吁，俨然未曾产生丝毫的效果；那理由简单之极，也残酷之极——便是在当时，卡斯特利奥的《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未能获准出版。在加尔文的教唆之下，这书还未及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便给检查制度扼杀掉。

当该书的手稿，已由作者在巴塞尔的朋友之手传阅开来，日内瓦的统治者终于靠暗探的协助，晓得卡斯特利奥要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将是何其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还击，狠狠地还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要对抗孤立无援的个人，这真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加尔文只因塞尔维特与他的观点不同，便能逞起凶心，将他活活烧死；如今，靠了单方面的检查制度，他又能防止自己的凶暴行径遭指责。至于卡斯特利奥，希望以人道的名义抗议加尔文的暴行，他的话却无人倾听。诚然，一个自由市民，还是个大学教授，巴塞尔城本无理由禁止他展开书面的辩驳；然而加尔文实在算上个战术高手，却把一切操纵得驾轻就熟。他的工作，透过外交途径进行下去。于是由日内瓦城，而不由公民加尔文，拟就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专为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展开的攻击。结果，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便遇到个痛苦的选择：要么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工作，要么维护他的工作，而与最强大的城市之一相对抗。在这世界上，强权往往战胜了公道，权力每每征服了道德。巴塞尔市的议员们老成持重，宁可牺牲一介学人，不想拿脑袋去撞南墙。于是他们颁发禁令，不许出版任何算不上严格正统的著作。这禁令便使得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也令到加尔文兴高采烈：“Il va bien que les chiens qui aboient derrière nous ne nous peuvent mordre(疯狗叫哰哰，何必怕它咬)。”

一如塞尔维特被熊熊的柴堆窒息了声音，如今卡斯特利奥是被检查制度箝住了嘴巴。恐怖手段又一次保住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身遭重挫，无法写作——不，还要更糟，他被剥夺了替自己辩护的权利。凯旋的敌手以加倍的狂怒还击他，却不许他挥拳进攻。过了足有一百年，《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于是卡斯特利奥在这小册子里的话，毋宁是明确的预言：“己所不欲，你何以施之与人？我们争论的纯属宗教问题；那末，你为何要箝住对手的嘴巴？”

面对着恐怖统治，绝无呼告可言。卡斯特里奥沮丧委靡，只得忍受。那样的时代强力凌驾于精神，对被压迫者而言惟有一点聊以自慰，便是对得胜者的凯旋表现彻底的藐视。“你的言语和武器，不过是一切专制统治惯用的伎俩：它们能助你统治俗世，却无法帮你控制思想——你的统治植根于强制，而绝非上帝之爱。我不羡慕你的权力，也不妒忌你的武器。我有的是别一种权力，别一种武器——坚信我的清白无辜，坚信上帝会给我援手，赐我恩惠。真理或能暂时被世上那盲目的‘正义’所压倒，却无人能压制真理于永远。莫要瞩目那戕害过基督的尘世审判，莫要计较那只令暴力事业得胜的判决。上帝的王国，绝不存在于尘世之上。”

恐怖又一次得了上手。不幸的是事实上，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行而有所加强。编年的史册里，就找不到故事书里那般诗情画意的公正。我们得接受这一个事实，便是历史云者，这书面的万神殿，其作为本没有道德不道德之分。它不去惩恶，也不去扬善。因它的基础是强权而非公道，它往往将胜利分给那强大的人；于是在世俗事务方面，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总会助你成事，而绝不碍你手脚。

加尔文的严酷无情固然备受攻击，他却清楚得很，惟有一件事情救得了他——便是更加严酷无情地使用武力。历史上总找得到这样的法则：动用了武力，便无法适可而止；建立了恐怖，就必得登峰造极。塞尔维特审讯期间以及审讯之后对加尔文的反对之声，倒叫他对自己的想法坚信不移，认为以一个独裁统治者而言，惟有对敌手极力弹压、残酷恫吓，惟有对反对行为无情扑灭，方能巩固极权的权力。起初，加尔文是限于控制选票，好令到市行政会里的少数共和派陷于瘫痪。行政会的每一次会议，都有一批法国来的新教流亡者，给批准授予日内瓦的公民权，于是便可以参加投票——这般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本是惟加尔文的马首是瞻。于是市行政会的观点，就被加尔文的意志取而代之。他的门徒塞满公职，共和派的影响力逐渐瓦解。老派的日内瓦爱国分子们倒是很快发现，举荐那般外国人的工作进行得颇有系统；然而这些民主派人士，当初曾为日内瓦的自由事业洒过热血，而今感到不安，却已失之晚矣。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如何能从那清教徒的魔爪之下，拯救残存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日益紧张，本地人和移民间的街头斗殴日益频繁。诚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为重——只有两人被石块击成轻伤。

然而加尔文就是在等一个借口。如今，他便能开始他蓄谋已久的政变。小小的摩擦，被夸张成“骇人的阴谋”，据称“惟靠上帝的恩惠”，才得以平息。独裁者的另一次打击接踵而来——他逮捕了共和派的各位领袖，也不管他们与骚乱绝无关联。他们被上了拉肢架，直到独裁者取得他希望的供述——据说，那般反对加尔文的人，正计划进行一次大屠杀。他们要杀掉加尔文及其信徒，将外国军队延请入城。这所谓阴谋的“坦白交代”，乃得之于残暴之极的刑讯；“叛逆大罪”一经“证实”，刽子手便有了用武之地。所有反对加尔文的人全被处决，即便那分歧意见微不足道——惟有逃出日内瓦的人，才幸免一死。到“正义”成了事，城里只剩下了加尔文一派的政党。

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既经清洗，加尔文既已高枕无忧，他总该变得宽宏大量才是。然而读过史书行传的人都晓得，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与普鲁塔克的时代以降，得胜的寡头总要更其严酷。这便是暴君们永远的悲剧——谁若具有独立的精神，总会叫他们胆战心惊，即便那人给他箝口缴械，他的畏惧可是不减。对手或许已经一败涂地，一声不响；可只消他拒不厕身暴君佞臣奴才的行列，留他在世总不免叫人烦恼。如今加尔文既已翦除了全部政敌，余下的惟有一人——于是这神权统治者，他的一腔愤怒便集中在这一人身上。那便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然而向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卓有成效的进攻却殊非易事，除非能诱他打破自己谨慎的沉默。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绝少能持久战斗下去。那党派分子惯用的伎俩，连同他对改宗者的不断追捕，在他们眼里实在不配个智者。既经把真理论证完毕，他们便觉得一再的抗议纯属多余。他们绝少能做个宣传家。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卡斯特利奥讲出了要说的话；为记念那殉难的西班牙人，他做过了绝好的辩护；对暴力压制良心的行径，他进行了当时最最有力的谴责。然而时机不利；他总不至于看不见，强力总还会煊赫一时，不知尽头。因此他决意等待下去，直到得着进一步的保护，能重开宽容与不宽容的争战。他深受挫折，然而信念依旧，便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巴塞尔大学到底让他当了教授；他自视为平生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的工作，也即将完成。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偃旗息鼓，绝不撰文论战。
然而，加尔文与日内瓦人从暗探那里得到消息，说他在大学里朋友的小圈子当中，还继续散布着人文主义思想。他的双手已遭束缚，却还有自由讲话的可能；那般不宽容的十字军，发现在学生中间，他反预定论无可辩驳的论证越来越有市场，不由得大为恼怒。一个人只消活在世上，其力量便足以发挥无与伦比的道德影响，因他的精髓会传播至辽远的范围，他的信念会如同投石入河，将涟漪传扬开去。卡斯特利奥既然不肯低头，就必得将他消灭。他们便设了个圈套，要诱他重回“异端”的战场。他们找了个他的大学同事，此人愿意充当挑起争论的角色。他写了封友好的信件，暗示他的问题纯属神学范畴，要卡斯特利奥就预定论发表意见。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场公开辩论；然而听众里有人跳起来骂他异端，害他几乎无法讲话。卡斯特利奥立刻晓得出了什么事。他不再替自己辩解，免得落入圈套，给敌手提供指控的口实。他中止了辩论，那同事也不想继续反对他。然而日内瓦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又生了一计。他们一次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置之不理；他们散播谣言，发表文章，企图逼使卡斯特利奥公开应战。敌人们嘲弄他译的《圣经》，辱骂他写了匿名黑文章；最可憎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活像一声令下，暴风骤雨便从四面八方向他兜头落下来。

狂热分子们处处肆虐不已，令到所有不抱偏见的人文主义者心里清楚，这虔诚的杰出学者，不仅给褫夺了言论自由，他们还企图加害他的肉体生命。恶毒的迫害，唤起许多对他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前辈梅兰克森，投身于支持卡斯特利奥的阵营，而且简直做得颇为卖弄。如同早年时的伊拉斯谟，如今梅兰克森同样惹些怨气冲天的人生厌，因他不像他们一样，认为生命的意义植根于争斗而非和解。他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信，其中讲道：“冗事所累，一直未与你通信。令我缄口不言，个中原因还有一端，便是我极遗憾地看到，那些聪明高尚的朋友何其深切地误解了我。然而因你作品的风格，我对你永远极尽尊敬。谨以此信表达我对你的全面赞同，并证明我诚挚的同情之忱。我相信我们将基于永恒的友谊团结起来。

“你正当的控诉，既针对当前的意见分歧，亦针对某些人对真理之友进行的野蛮攻击，如此种种，令我满心的忧虑日益加深。古人传说，巨人族乃生自泰坦的鲜血。同样，那般企图支配朝廷、家庭与群氓的新派诡辩家，相信学者是他们实现目的的阻碍，他们乃生自僧侣的谱系。然而上帝会清楚，如何保护他余下的羊群。

“我们必像哲人那样，对无力改变的一切隐忍以待。我觉得对我的痛苦，年龄不失为一剂解药。我只盼不久便进入天国，好远离如此残酷搅扰尘世教会的狂风暴雨。若我一息尚存，我会很高兴与你讨论各种问题。再见罢。”

梅兰克森这封致卡斯特利奥的信，立即传出了无数的抄本。他希望写这封信，能有助于保护卡斯特利奥，并且警告加尔文，不要再疯狂迫害那伟大的学者。绝无疑问，梅兰克森对卡斯特利奥的赏识，影响了整个人文主义世界；甚至加尔文的若干好友，也劝他达成和解。比方说，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索瓦?博杜安便给日内瓦写信道：“如今你们该晓得，你们对此人的迫害令梅兰克森痛苦，他也绝不首肯你们那些自相矛盾的话。你们老是将卡斯特利奥说成撒旦二世，同时又夸梅兰克森是天使，如此种种有何意义可言？”

然而对一个狂热分子，教他懂事，劝他息怒，都只是徒劳之举。奇怪得很，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的作用恰好相反——他的拥护，反令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更其敌意重重。其实这颇为合乎逻辑。加尔文非常清楚，比之罗马当局，罗耀拉，以及耶稣会教士，这些和平主义知识人，对他的军事独裁来得更加危险。那些团体纵然与他敌对，却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语对言语，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是自由，加尔文觉得，这里有的是对他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有的是对统一权威观念的攻击，有的是对正统教义根本意义的攻击。一旦开战，指挥总部里的一名和平主义者，就要比公开战场上的众多敌人更可怕。正是因此，梅兰克森的信既提高了卡斯特利奥的声望，加尔文此后的一大愿望，便是将卡斯特利奥彻底毁掉。这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一如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当战斗转成了歼灭战，加尔文便撇开挡箭牌尼古拉斯?德?拉封丹，自己仗剑出马；如今，一旦计划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他便将自己的雇工德?贝采打发开去。他再不管什么是与非、对与错，再不管什么《圣经》，什么解经，而是一心将卡斯特利奥快快置于死地。然而一时间，他却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向卡斯特利奥发难，因卡斯特利奥早已退出论战，复归自己的研究工作。既然找不到正当的理由，好歹得造一个出来才行。要揍这可恶的卡斯特利奥，操的是哪根棍棒，又有什么关系？加尔文抓着个借口，说他的密探打从个过往商人的包裹里，找到一篇匿名的讽刺文章。就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卡斯特利奥是作者；其实，卡斯特利奥也真的没有写过。可既然定下来，“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迦太基必须毁灭)”——换言之，就是卡斯特利奥必得消灭，加尔文便狂暴地破口大骂，非要讲卡斯特利奥写了那文章。加尔文的论战文章题为《Calumniae nebulonis cujusdam(流氓毁谤论)》，那早不是神学家之间观点的得体讨论，而全是场疯狂大发作。文章里使用烂醉的水手那般卑劣的语言，说卡斯特利奥是个小偷，流氓，渎神的人。堂堂巴塞尔大学的教授，给说成大天白日里偷柴火。这野蛮的短文一页页越发庸俗下流，临了还来了句狂怒的叫喊：“上帝灭了你，撒旦！”

加尔文这诽谤中伤的小册子，不妨视之为一个最明显的实例，显示党派的积怨，如何能令到一位卓越学者，一位文学大师，堕落得这样不堪。它亦可以警告政客，一旦无法约束自己的情绪，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会如何愚蠢。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觉出来，一位可敬的人受到可怕的错待，便将先前对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出版禁令予以撤消。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学，忍不下自己延聘的一位教授，当着人文主义世界的面，给骂成小偷、无赖和流氓。显明得很，这样的攻讦绝无关乎什么“教义”的讨论，而彻头彻尾就是卑鄙的毁谤；于是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进行一次公开的反驳。

卡斯特利奥的回答，堪称人文主义论辩的极好典范。他本性宽容，敌人的仇恨无法使他的精神受毒害，对手的下流不能令他甘心居下流。开战伊始，他便一派出类拔萃的镇静。“我绝不热中于投身这场公开的讨论。我更愿以基督的精神，与你达成兄弟式的谅解，而不取相互攻讦的粗笨方式，徒然损害了我们教会的名声。然而你和你的朋友既粉碎了我和平共处的梦想，则身为基督徒，我若一味克制，拒不回击你狂暴的谩骂，这势必与我当负的责任殊不相称。”接下去，卡斯特利奥便来揭露加尔文的欺诈伎俩——这加尔文，在他《Calumniae(毁谤论)》一书的第一版里，曾经公然声称，卡斯特利奥便是那篇匿名小册子的作者；然而时间既已证明他的指控大谬不然，日内瓦的独裁者便在第二版撤回了指控，却听任事情不了了之，不去坦率承认，他对卡斯特利奥的指责太不公正。卡斯特利奥却将对手的谎言揭穿无遗：“是我，抑或不是我？难道你不知道，说我写了那小册子，这绝无根据？我能说你什么？或许你明知这纯属子虚乌有，还要提出指控；若是这样，你便是欺骗。又或许你尚不确定；若是这样，你的指控未免太嫌轻率。无论如何，你的所作所为都堪称卑劣，因你的每部分论点都彻底错误。我不曾写那小册子，也不曾送到巴黎印刷它。若是传播该书构成了犯罪，则其罪在你，因通过了你，它才开始变得广为人知。”

既经揭露了加尔文攻击他的借口何其捉襟见肘，卡斯特利奥转而嘲笑他粗鲁的咒骂。“简直就有个骂人用语大仓库供你用，说着激动，便说岔了嘴。你拿拉丁语的粗话侮辱我，一口气便是这一堆：什么渎神者，诽谤者，犯大罪，癞狗叫；什么无知野蛮，乡野村夫，窜改《圣经》，邪恶成性；什么嘲弄上帝，愚不可及，藐视信仰，不知羞耻；什么唐突讨厌，心术不正；还有脏狗、无赖跟‘mauvais sujet(刁民)’。你有八次管我叫流氓——我觉得这意思至少有似于‘nebulo(游手好闲者)’。这些恶毒用语，你情愿用来充斥你那书的两印张——还给它起了个名，叫《流氓毁谤论》。书的最后一句话，道是：‘上帝灭了你，撒旦！’从标题到结论，全书的风格便诸如此类，虽然人人都夸此书的作者满心使徒般的诚挚与基督一样的温和。那般追随着你的人，设若他们也染了那样的情绪，设若这适证明有其师必有其徒，愿他们有祸了。然而这样的辱骂，无法损我分毫。……总有一天真理会得胜，而你加尔文，得向上帝讲清楚，你朝人家劈头谩骂，怎么就拯救了人家，一如基督以自己的死拯救了你一样。或许你不知羞耻，或许你记不得耶稣的话：‘凡无缘无故地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这时，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情感激励着卡斯特利奥，他转而为加尔文最严重的指控，说他在巴塞尔偷窃柴火，替自己冷静地辩护。“诚然，”他嘲讽地写道，“我要是偷了柴火，那罪名可就大啦。然而诽谤他人，那罪也绝不在小。姑且假定那指控属实；据你的理论，我是预定在先，才真偷了柴火。你何必因此骂我？既然上帝安排我命该如此，因此我就无法不偷，你何以不来同情我？若是如此，你何以漫天价播扬咒骂？要防止我偷下去么？可要是我因神的预定变成了小偷，你该在书里说我无罪才是，因我的所作所为乃出于被迫。想想看，你非讲我偷东西情不自禁，如此的指责于我何有哉？”

既经嘲笑了加尔文荒谬绝伦的指控，卡斯特利奥开始解释，那指控的基础何其脆弱。原来莱茵河暴涨的时候，他跟好几百人一起，拿抓钩将河里的木材拖了上来。法律准许拖上的木头归个人，市政当局还要特别请求巴塞尔的市民去捞取，因一旦洪水暴发，浮木会危及桥梁。卡斯特利奥都拿得出证据，表明巴塞尔市政当局为“偷盗行为”，付给他和旁的“小偷”“quaternos solidos(一大笔钱)”作报酬。读过这言之凿凿的反驳，连日内瓦的狂热分子也再不想重提这可笑的诽谤——是加尔文，而不是卡斯特利奥，才为这诽谤丢尽了颜面。

弥天大谎也罢，虚以委蛇也罢，都救不了加尔文出乖丢丑。这独裁者急于千方百计来弄权，好清除自己的政敌；像塞尔维特事件当中一样，他不惜窜改真理。卡斯特利奥的品格，却是洁白无瑕。“让人们随意判断罢，”他给加尔文写道，“只要这判断不带偏见与仇恨，任谁的意见我全无惧怕。那些自童年便了解我的人，清楚我常常生活匮乏，这一点许多人都能证明。我还得召个证人不成？你岂不知道我过去的生活？我的行为端正高尚，绝无丝毫可疑，对此你的学生们都绝对承认。这便是真相；惟一加给我的指控，不过是我的教义与你不合，因之我必定错误。然而你又何敢将如此恶意中伤的谣言散播出去，还要连带着呼告上帝之名？加尔文，你的指控全靠仇恨与愤怒所煽动，这样的指控竟要呼告上帝做见证，你岂不看见这有多可怕？

“我同样可以呼告上帝；你既呼告过他，好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指控，我同样可以呼告他，因你对我的指控太不公正。若是我在说谎，你讲了真话，求上帝按我的过犯，给我相称的惩罚，也求我的同胞褫夺我的生命和荣誉。然而若我讲了真话，而你的指控出于虚假，求上帝助我免于敌手的圈套，也求他在你死前，赐你机会痛改前非，免得你犯的罪过危及你得到拯救。”
这语气和加尔文何其不同——那是精神自由的人，公正无私的人，他的语气同狂妄自信的人，自有极大的差异。人文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永远具有正相反对的气质；与世无争，波澜不惊，只想保住拥有自己观点的权利，与独断躁动，专制成性，只愿整个世界对他俯首帖耳，这两种人格永远具有正相反对的表现。谁若良心纯净，讲起话来自有节制；而那般狂热分子，却只会散布威胁与仇恨。精神若是被仇恨遮蔽，自无法清澈如水。狂热分子做不来真正精神领域的业绩；惟有沉默镇静、温和自制的人，方能在精神领域有所建树。
然而那般党派分子才不关心正义，一心只想着胜利。他们死抱着自己的观点，绝不想承认旁人的看法。卡斯特利奥的反驳刚发表，对他的新一轮攻击立即开始。诚然，骂卡斯特利奥是“狗”是“野兽”的人身攻击，偷柴火之类荒谬的无稽之谈，全悄悄收了回去。便是加尔文，也再不敢重蹈此类的覆辙。攻击的战线迅速转至神学领域；日内瓦人重新转动印刷机，这回又是泰奥多里?德?贝采打头阵。为了对主子的忠诚，他不惜背叛真理，竟然在一五五八年日内瓦官定本《圣经》的序言里面，对卡斯特利奥极尽恶毒攻讦之能事，那腔调读来活脱便是个渎神者。“撒旦，我们的夙敌，”德?贝采写道，“既已晓得无法像往昔一样，阻遏上帝言语的进程，便用上了更加危险的伎俩。我们久已缺乏《圣经》的法语译本，至少尚无译本名副其实。而今撒旦找到了许多译者，多得宛如轻浮无耻的心灵；若非上帝及时阻遏这般的译事，撒旦的斩获还会层出不穷。如若读者要列举个例子，我将提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拉丁文及法文《圣经》译本——卡斯特利奥其人，因其无耻负恩，亦因引他改邪归正的种种徒劳之举，我们教会里早已人所共知。因此，我们以为，我们良心之责任，在于打破从前的沉默，警告所有基督徒反对此人——此一撒旦的选民。”

要把个学者骂成是异端，怕找不到什么措辞能说得更加显明。然而“撒旦的选民”卡斯特利奥用不着再缄口不言，因靠着梅兰克森来信的鼓励，大学评议会恢复了这横遭迫害的人表达意见的自由。卡斯特利奥对德?贝采的回答，带了种深切的悲苦——我们简直可以说，那悲苦几乎是颇为神秘。那般声称献身精神事务的人，竟会受制于如此不羁的仇恨，思虑及此，他只会觉得悲哀。他非常清楚，加尔文主义者们绝不想播扬真理，而只欲维持自己教义的垄断地位；若非像从前清除那些神学及政治敌手一样把他从路上清除掉，他们绝不会甘心。至于他，则绝不堕入那仇恨的深渊。“你煽动当局，企图致我死地，”他预言般地写道。“若非你的书令到所有读者洞若观火，纵我确信事实正是如此，也并不敢做此断言。你清楚只要我死掉，便无法再给你答复；你发现我继续活着，那宛若你的一场梦魇。你既发现当局不会上你的当，纵你施加压力也做不到，于是你想方设法，制造众人对我的仇恨，让我在世界面前名誉扫地。”卡斯特利奥绝对肯定，他的敌人要取他性命，却惟愿诉诸他们的良心。“请讲给我罢，”他向那般所谓基督的仆人说道，“何能证明你对我的态度，系出于对耶稣的呼告？即便犹大将耶稣交在当局仆役的手里，他依然仁慈地同那假门徒说话；便是在十字架上面，还要替那些置他于死的人祈祷。而你做了什么？我是在若干教义和观点上面与你有所分歧，你便到处迫害我，唆使旁人同样恶毒对待我。在内心的深处，你清楚这样的所作所为，将受到耶稣基督彻底的谴责，会觉得何其痛苦！他讲过：‘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圣经》的真理简单明瞭，通俗易懂；谁的精神摆脱了神学的曲解，领会那神圣文字时必能够接受。而你，你这口蜜腹剑的人，为何不将这样的原则，用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上面？”

卡斯特利奥清楚得很，德?贝采不过是个先行官而已。而加尔文，他在现实世界一如道德领域一样的专制成性；对卡斯特利奥的切齿痛恨，置他死地的叫嚣，加尔文才是真正的后台。于是卡斯特利奥不去理睬德?贝采，径直写给加尔文。“你自称基督徒，你诉诸福音书；你追随上帝的言语，你夸口全心致力于实现上帝的意志。你笃信自己彻悟了《圣经》的真理。可你要教导旁人，何不先教导了自己？你何敢在布道台上大叫，骂那般做伪证的人，你自己的书可还把伪证做下去？显然你意欲击破我的自尊；何以骂我的时候如此狂妄自信，仿佛就坐在上帝的旁边，他将心中的隐秘都告诉了你？趁时犹未晚，反省你的内心罢。尽你的可能，试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尽善尽美，那样的话，旁人见到的你才能见到。丢掉你的自负罢，那只会毁了你自己；丢掉你对如此众多的人心怀的仇恨，特别是丢掉对我心怀的仇恨罢。我们来以友爱之心相互争竞；那你会发现，说我不敬神，就如同你强加于我的那些可耻过犯同样的不合事实。容忍我们之间有关教义的些微分歧罢。两个虔诚的人，观点或有不同，其心则归于一致，这何以无法做到？”

面对着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的攻讦，却答以更其人道和解的精神，难道真有这样的人？这可不光停留在嘴上；在卡斯特利奥，面对强加给他的斗争奉行宽容，他本人便是个活生生的典范。他绝不以轻蔑对待轻蔑，以仇恨对待仇恨；他写道：“我知道，若我对你的指控，如同你对我的指控一样多，我便再无任何国家能够容身”，于是他企图重新努力，展开他心目中学者之间那种善意的争论。纵然对手正向他磨刀霍霍，他却要再次伸出和平与友谊之手。“为基督之爱，我求你尊重我的自由，别再用不实的指控压我屈服。让我保持自己的信仰不受压制，一如我完全同意你保持自己的信仰。别再相信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必定错误，该以异端罪判处火刑。……看到众多虔诚的人，解经的方式与你绝不相同，这令我对基督的信仰更其坚定。绝无疑问，我们二人当中必有一人错误，这却无须妨碍了我们彼此相爱。总有一天，主会将迷途的羔羊带回正路。惟有一件事情我们自然知道，我们也应该知道——那便是有责任奉行基督教的博爱。让我们奉行博爱；由此，我们的敌人将哑口无言。你笃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旁人也笃信他们的观点正确。好罢，就让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表明他们也最有兄弟之情！让我们不因自己的智慧而傲慢！上帝全知全能；我们当记住，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当我的心中充满对爱的渴望，我写下这些话语。我献给你爱，献给你基督徒的和平。我吁请你示我以爱；上帝和圣灵在上，我这样做，乃发自我的内心。”

“若你无视我所做的一切，继续以心中的仇恨攻讦我，若我无法劝服你，以基督徒的兄弟之爱对待我，我便只能保持沉默。让上帝在你我之间，按我们事奉他的忠诚，做我们的裁判罢！”

简直没法相信，如此令人感动的和解呼吁，竟会毫无效果。然而我们的道德本性却有个矛盾在，便是那般理论家囿于一种狭隘的观念，会对其它观念一律视而不见，因此这样的呼吁纵然充满人道，他们却不会为之所动。思想的偏见，势必导致行动不公正；一旦个人或民族被视野狭隘的狂热分子攫在手里，便再不存在相互理解与宽容的空间。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加尔文竟然无动于衷。这仅仅是一个人急于讲和的吁求而已，算不上说教，谈不上辩论，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旁人——不就是这样么？虔诚的日内瓦牧师把这呼吁基督教和平的声音，视为“可怕的”事情。他便给卡斯特利奥再涂一层魔鬼的色彩，又以蔑视和煽动的毒气进一步推进下去。他编造出新的一批谎言，好叫卡斯特利奥蒙受怀疑——至少要叫他变成笑柄。加尔文发动的攻击当中，或许顶数这次最算背信弃义。尽管在日内瓦看戏有罪，加尔文的门徒还是在日内瓦神学院演了出“虔诚的”校园喜剧，其中卡斯特利奥被扮成De parvo Castello(瘦子卡斯特洛)，给说成是撒旦的仆役领班，还要这样讲：

Quant à moy, un chacun je sers
Pour argent en prose oy en vers
Aussi ne vis-je d'aultre chose. . . .

(至于我，替谁干还不都一样得了钱，写什么还不随他娘于是我，任凭它一叶把眼障……)

这下流的污蔑，将毕生使徒般贫穷的人说成鬻文生财，将宗教宽容的辩护士说成罗马教皇的雇佣煽动家；这样的污蔑，得到日内瓦领袖们的批准——或可说，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旷日持久，害他们辨不出真理和诽谤。他们念念不忘的，惟有褫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的教授席位，再亲眼见他的著作给烧掉——要是办得到，连他也同样付之一炬。

这般满心仇恨的人，如今交了好运。有一次，日内瓦进行挨门挨户的例行家访，发现两个自由民在专心读一本书——书上竟没有加尔文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扉页末页不署作者的名字，也未曾印上出版的地点。何况这小册子《Conseil à la France désolée(悲切吁告法兰西)》，闻上去就一股子异端味儿。两个念书的人马上给带到宗教法庭。他们生怕夹手指、拉四肢，很快承认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将这本《Conseil(吁告)》借给了他们。猎手们迅疾追随这新的线索，盼着到头来将猎物赶入绝境。

这本书“因其错误连篇，故甚是邪恶”，它倒真是卡斯特利奥的新著。他是又堕入了老“错误”当中，竟要在狂怒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冲突，可见这伊拉斯谟式的愿望真个无药可医。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经开始有了血腥的斩获；而新教徒受到日内瓦的煽动，正武装起来反对天主教，如此种种，令他无法再保持沉默。如同他能够预见到圣巴托罗缪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在那危急关头，他只觉得不能不说，这样的流血实在是徒劳无益。他解释说，任何一种教义，其自身并无错误可言；然而企图强使旁人接受他不信的信仰，才永远是错误和罪行。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forcement des consciences(对良心的强迫)”；那般狂热分子嗜血成性，心胸狭窄，他们一次次卷土重来，要强行对良心进行压制。然而卡斯特利奥继续讲，企图强使旁人宣称接受他本该反对的信仰，非但不讲道德、不合法律，而简直就是愚蠢荒唐。靠征丁抓伕聚拢来的杂牌军，去支持某一种哲学或信条，罗致来的只能是些伪君子。拇指夹，拉肢架，或旁的任何强迫手段，只能叫党员的人数疯长。改变信仰的人争取到了手，代价却是统计数字方面弄虚作假；这固然欺瞒了整个世界，也叫真正的信徒受了骗。卡斯特利奥的话，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谁企图争得尽多的支持者，活像个笨伯有个大酒桶，里面的酒却少得可怜。他便把酒桶装满了水，让酒变得多一些。结果，酒没有增加，反倒弄糟了笨伯先前的好酒。对那些被迫皈依某种信仰的人，谁若以为他们真的相信口头的誓言，这真是愚蠢之极！若叫他们自由依从自己的倾向，他们必说：‘我实在相信你们暴虐而且不义，你们强迫我所立的誓言亦为虚假。’坏酒无法靠强迫人喝就变成好酒。”

于是卡斯特利奥一次次坚定地重申自己的信念：不宽容势必导致战争，惟有通过宽容方能达致和平。哲学也罢，宗教也罢，本无法靠拇指夹和战斧火炮来实现，而只能靠影响他人不受强制地接受这信念；惟借助真正的理解，才能够免除战争，让观念联结为一。因此，就让想做新教徒的人做他的新教徒好啦，让真想做天主教徒的人还做他的天主教徒好啦，别强迫这一些人，也莫威逼那一些人。经过了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敌对教义的双方，才在他们的坟墓之上达成南特协议——而此前整整一代，便有位孤独悲伤的人文主义者，预见了这一为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的敕令。“我要向你呼告，法兰西，停止了强制、迫害和对良心的谋杀罢；与此相反，你应该准许每个基督的信徒以自己的方式去信仰。”

不用说，在日内瓦建议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达成和解，必是要视为滔天的罪行。在那时，加尔文正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使用武力。他的教会政策本是充满侵略性；这与卡斯特利奥人道的和平建议形如水火。这独裁者采取了一切措施，只为把卡斯特利奥的《Conseil(吁告)》压制住。他迅速将信使派到势力所及的每一处，给各新教当局带去告诫的信件。加尔文的组织卓有成效，竟至于一五六三年八月，改革派教会的宗教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教会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Conseil à la France désolée(悲切吁告法兰西)》一书之出版。此书极端危险，特警告信徒予以警惕。”

这般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这部“危险”著作发行之前，再次将其压制下来。诚然，书是压了下来，至于作者——这沉着坚定的哲学家，这教条教规的敌人，又如何处置？必得把他结果掉才行。箝住他的嘴巴还嫌不够，他的脊梁也得给打断。这一次又是泰奥多里?德?贝采来当刽子手。他那篇《Responsio ad defensiones et reprehensiones Sebastiani Castellionis(答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捍卫与谴责)》题献给巴塞尔城的牧师们，说给他们——设若按这题献所讲，只是给他们——该采取何种的步骤对付卡斯特利奥。“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德?贝采暗示道，“宗教之正义将处置这一异端及其狐朋狗党。”这虔诚的神学家，把暴雨也似的诽谤朝卡斯特利奥泼将下去，嘲笑他撒谎，渎神，亵渎教义，谄媚逢迎；说他是邪恶的再浸礼派，非但保护着所有异端，更保护着一切通奸和犯罪。到最后，德?贝采骂他是刺客，在撒旦的锻炉里打造了凶器。一怒之下，这德?贝采不分青红皂白，把五花八门的恶言秽语一古脑儿抛将下来，彼此勾销了也不管。然而这暴烈的喧嚣，毕竟显明供认出，他们的决心已定——只要可能，便取掉卡斯特利奥的性命，好一劳永逸箝住他的嘴巴。

狂热分析们已经明显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将卡斯特利奥交付异端审判；这样的谴责毫不遮掩，没羞没耻跳到了台前。一篇告白，简截明了，送达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手上，敦促市政当局立即动手。卡斯特利奥将给当做公敌，逮捕法办。然而不幸得很——依然有一点小小的障碍，害得这可爱的图谋一时无法得逞。按巴塞尔的法律规定，若无书面控状提交给当局，控罪便无法进行，仅有一本书的观点不获赞同，还远远不够。显然在此种情形下，正常的程序该是由加尔文和德?贝采出面，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指控。然而加尔文的战术屡试不爽——他宁愿躲在幕后，叫旁人首当其冲。最合适的办法，便是在维埃纳和日内瓦对付塞尔维特那一套。于是一五六三年十一月，德?贝采的书刚刚出版，就有个全无资格的家伙，叫什么亚当?冯?博登斯坦的，向巴塞尔当局提交书面控状，指控卡斯特利奥是异端。可以肯定，要找个人扮演捍卫正统教义的角色，这亚当?冯?博登斯坦实在最没有资格——他的父亲，便是声名狼藉的卡尔施塔特，此人的狂热倾向颇为危险，给路德逐出了维滕贝格大学。与此同时，博登斯坦的老师，又是显然敌视宗教的帕拉塞尔苏斯。因此，叫这位博登斯坦诚实无欺地替新教教会做栋梁，可实在荒谬绝伦。他那指控，只不过将德?贝采书上混乱不堪的观点重复了一遍，把卡斯特利奥同时加上一堆的恶名：天主教徒，再浸礼派，思想自由，亵渎上帝，再加上保护着通奸和犯罪。且不管指控是真是假，既然呈递了书面诉状(该诉状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法律方面的要求便已经完成。如今巴塞尔当局无从选择，只能动手控罪。加尔文及其同伙遂了愿，卡斯特利奥必得悔罪认罪。

像这样的指控，卡斯特利奥替自己辩护，岂非轻而易举？博登斯坦热心过度，他对卡斯特利奥的指控矛盾百出，荒谬昭彰。何况在巴塞尔，人人清楚卡斯特利奥平生无可指责。结果是被告未曾像塞尔维特那样，立刻镣铐加身，锒铛入狱，遭受虐待，而是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召到评议会去回答指控。

他实话实说，指出控告他的博登斯坦不过是一介傀儡。他坚称，加尔文和德?贝采才真正教唆了此一控告，他们必得亲自出面。“我既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我真诚地求你们给我机会替自己辩护。如若加尔文和德?贝采行为诚信，让他们到法庭来，证明我犯了他们指控的罪行好啦。如若他们相信自己行为公正，又何必惧怕巴塞尔的法庭？因他们在整个世界面前，对我轻率攻讦。……我清楚控告我的人颇有势力，然而上帝更其力量超群，他的审判绝不因人而异。我知道自己藉藉无名，身轻势微；然而上帝瞩目于卑贱者，若他们遭到不义的戕害，他会要求偿还。我承认法庭的裁决；我要说，若我犯了任何他们指控的罪行，当以生命为抵！”

如此直率的要求，加尔文和德?贝采绝不愿遵行。他们都未曾出席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看上去这恶毒的指控即将烟消云散；就在这时，卡斯特利奥的敌手们却得到一次意外的助力。有一些迹象显示，怀疑卡斯特利奥是异端的看法颇有道理，他还跟旁的异端过往从密。原来一件奇特的事情，给揭露了出来。有位有钱的外国人，好像还出身贵族，在巴塞尔区的宾宁根城堡住了二十年。他叫做让?德?布吕热，在资产者的圈子里面深受尊敬与爱戴。一五五六年他去世了，当灵柩安放于圣伦纳德教堂的墓穴里，巴塞尔人倾城出动，参加他豪华的葬礼。过了几年，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说这杰出的外国人，不是贵族，也不是商人，竟是个声名狼藉的异端头子给放逐了出来！他本叫大卫?若里斯，写过本名叫《论奇迹》的书；对再浸礼派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他从佛兰德斯神秘失踪。敢情巴塞尔人在他身前身后，都不恤给他甚高的荣誉，他竟然是真正信仰的死敌——清楚了这点，好不叫人大为尴尬。为补偿对这骗手误施了殷勤，当局煞有介事地对这过世已久的罪犯进行了审判。异端的尸体给掘了出来，一团狼藉地在广场的绞架上面挂了几天，再连同一大批异端著作，在巴塞尔的市场付之一炬。成千的看客，观看了那骇人的场面——而卡斯特利奥出于不得已，必是跟其他大学教授一起，目击了这一情景。请想象他的感受罢。大卫?若里斯亡命巴塞尔期间，与卡斯特利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携手援救塞尔维特；或许若里斯也参加了伪称“马蒂努斯?贝里乌斯”的《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的写作。基本上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从来就不曾相信，住在宾宁根城堡的那位流亡者，像他自称的是个商人；他也必定早就清楚那所谓让?德?布吕热的真名实姓。卡斯特利奥在实际生活当中，正如他的著作一样的宽容，他绝不会去告密，也不会拒绝向旁人伸出友谊之手——虽然普天下的教会和世俗当局，都来驱赶那位大卫?若里斯。

卡斯特利奥同那名声最臭的再浸礼派之间的可疑关系揭露得不合时宜，因这颇能够支持加尔文之流对他的指控。显而易见，对这个异端头子，卡斯特利奥曾经予以保护。那末，他怎么就没有保护所有的异端？而且祸不单行，就在这时，有人提出证据，说卡斯特利奥曾经与另一个邪恶的异端伯纳迪诺?奥奇诺过往甚密。这奥奇诺曾是个方济各会修士，又做过托钵僧的代理主教，他的布道在意大利全境享有盛名。后来，他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门，亡命瑞士。在瑞士他做了改革派教会的牧师；即便这时，他依然以其进步的观点惊世骇俗。特别是他的最后一篇著作《对话卅集》，包含了对《圣经》的一种新解；这种解释，整个新教世界无不认为亵渎了上帝——这伯纳迪诺?奥奇诺援引摩西的律法，断定多配偶制度非但理论上可以接受，亦为《圣经》所认可——虽然他还不敢建议实行。

这书里便包含了如此丑恶之极的观点，其倡导的其它观点亦为正统派视为无法容忍。问题是这篇异端著作以拉丁文问世，由卡斯特利奥将原本的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是卡斯特利奥无疑要对传播那最“可恶的”观点负责任。对奥奇诺的诉讼已经展开；在那种形势下面，翻译的人自然也得视为同伙，当受的谴责绝不轻于那意大利的作者。于是加尔文和德?贝采开始不停地含糊其辞，硬说卡斯特利奥是这些顶顶危险的异端的中心人物；既然揭露出他与大卫?若里斯、伯纳迪诺?奥奇诺之流过往甚密，这便为加尔文等人的指控提供了证据。再也休想指望巴塞尔大学还能对这样的家伙假以援手；不等审理开始，卡斯特利奥的案件已经满盘皆输。

一个倡导宽容的新教徒，能指望从当时那般毫不宽容的人手里得到什么，卡斯特利奥只消看看他的朋友伯纳迪诺?奥奇诺的命运，自会一目了然。直到卡斯特利奥辞世，奥奇诺那不幸之杯依然未曾满溢。这位牧师曾由意大利亡命到苏黎世；但苏黎世到底将他驱逐出境，当局甚至不准他缓期的请求。他已经七十六岁，贫困潦倒，新近丧妻；然而如此的不幸，得不着任何怜悯。那般虔诚的神学家，高兴逼迫他伴着无辜的子女，重新亡命他乡。十冬腊月，大雪封山；他的敌手却认为好得很哩：要是那不幸的老头儿瘐死路边，他们才兴高采烈呢。嘿，他总得在世界的不拘什么地方，找个栖身的所在罢？那般狂热分子赶走了他，还决意在他的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他们生怕好心人多给他和他的子女解除寒冷、提供庇护，便赶在他前面发出信件，警告那些良善的基督徒，休将这可怜人放进门去，要把他当个麻疯病人待。这年迈的学者像乞丐一样离开瑞士，顶着大雪，夜宿茅棚；他取道向北，横穿德国到达纽伦堡。这里的新教徒同样对他提出警告，但允许他短暂逗留；他最后的一丝希望，是能在波兰找到些好心人，肯给他和子女吃食与住处。然而便是在波兰，不宽容的教徒仍然对他大肆迫害。他逃到摩拉维亚；一五六四年和一五六五年之交，他死于赤贫，并给人像流浪汉一样埋掉，连埋葬的位置也无人记得。

卡斯特利奥清楚朋友奥奇诺前一段的颠沛流离，也知道他极可能遭到相同的命运。他会当个异端受审讯；像他那样的人，惟一的罪过便是太嫌人道，在如此不讲人道的时代，就休想得着人道与同情。他曾替塞尔维特做辩护，而今相同的命运也会临到他的头上。十六世纪的不宽容活像扼杀旁人的人；对它最危险的对手——那些宗教宽容的使徒，它绝对不恤扼住他们的咽喉。

然而幸运得很——那般狂热分子们本想见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死于监禁，死于流放，要么死于火刑，这最大的胜利终于没有得逞。是死亡，把他从那些无情的敌人手里救了下来。长期过度的操劳，毁了他的身体；他的体力无法再抵抗如此之多的悲哀与刺激。他在大学和书斋里奋战不辍，徒然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到头来他只能卧床不起。他开始呕吐，止也止不住，直到负担过重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以四十八岁的年龄去世——于是如同一位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已结束之后所说的：“天帮忙，算救他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他的死终结了那场毁谤之战。他那城市的公民们到底认识到，对于巴塞尔居民当中这最高尚的人，他们的保护何其不力，然而为时已晚。他些微的遗产，适表明这伟大的学者贫困到何等地步。房里根本找不到一块银器。他的朋友们得垫付丧葬费用，偿还零星债务，还要扶养他的几个孩子。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葬礼，算得上道德的胜利；对把他控为异端的无耻行径，这仿佛一次补偿。那般胆小如鼠的人，在他被控为异端之后对他躲避不迭，如今却急着显示对他何其热爱尊敬。大学的全体师生跟在灵车的后面，学生们将灵柩扛到教堂，埋在墓穴当中。他的三百名学生出钱，为他建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学识，记念他纯洁的一生。”






第九章、两极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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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长空净 乱敉人寰青
哀野息兵燹 生民初和平
追悼命危浅 处处闻悲声

——玛格丽特?德?奥特里什之歌

表面看来，斗争已经结束。加尔文除掉卡斯特利奥，便翦除了惟一敢与他作对的杰出智者。与此同时，他也箝住了日内瓦政敌的嘴巴，这独裁者便得以无羁无绊地将政策推广下去。独裁者们在统治之初，如若平安度过了不可避免的危机，总觉得可以做到长治久安。这便如同人体的器官，既经过暂时的不适，总会对新的生存环境有所适应；一个民族，自能同样适应新的统治措施。老一代会怀念往日的宽松，并痛苦地比之眼下政权的凶暴；然而他们既已过世，年轻的一代对往昔毫无印象，他们成长自新的传统之下，将这新传统视为天经地义。终其一代，他们受到一种观念决定性的塑造；于是加尔文的神权政体统治二十年，这独裁者的新十诫，便从神学的概念，演进为物质的实体。公正讲来，得承认这卓越的组织家，从获胜伊始，便深思熟虑地开始工作，将他的体系逐渐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制度。他在日内瓦建成的那铁一般的秩序，在行为方面足称典范。改革派教会的成员，从西方世界的四面八方到这“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这堪得赞美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迭。严格的教规，斯巴达式的坚忍，都已竭力实现到极致。不用说，追求单调划一，便牺牲了生机勃勃，丰富多姿；愉悦的生活，也必得让位给数学般的精确。然而日内瓦的教育，却获得了人文科学当中相当煊赫的地位。学校，大学，福利机构，都出色得无与伦比；科学事业得到勤勉的扶植；日内瓦学院既经建立，加尔文非但建成了新教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更建成个有似于他从前的学生罗耀拉所创耶稣会一样的团体——正是一样逻辑般严明的教规，一样钢铁般苛酷的意志。传道士们，煽动家们，装备了精良无比的神学武器，由日内瓦派往世界各地，去传布加尔文的教义。这大师早打定主意，决不把他的权威和教诲，局限于瑞士的这一弹丸之邦。他那追求权力的意志，迫他满世界推行自己的统治，只企图整个欧洲——不，整个世界，都接受他那套极权主义体制。靠他的特派员约翰?诺克斯之助，苏格兰已经入他彀中；荷兰，丹麦，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的一部，早充满了清教徒的精神；在法国，胡格诺教派正在重振旗鼓，要来一次致命的打击——如若走运，《Institutio(原理)》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加尔文主义会成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与行动的惟一方式。

加尔文主义影响所及，便立即成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可见这样的胜利，势必根本改变欧洲文化的面貌。只消日内瓦教会能够强制推行道德与宗教上的独裁统治，纵然这统治或许瞬息即逝，国家生活也不能不打上其特殊的烙印。臣民们会变得一心“纯洁”履行道德与宗教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会变得驯顺，控制得有条不紊；生命的色彩，也变得阴郁单调。一个强大有力的人，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竟会如此的有效而持久，即在今天，若有哪座城市曾遭加尔文派的统治，游客走在街上，也看得出加尔文主义久而不去的影响——举止上一定是端庄克制，衣着行为上一定是千篇一律，甚至建筑风格上一定是庄严素朴。只要统治所及，加尔文派必是到处约束个人主义的冲动需求，到处加强权威的控制力量，惮精蓄虑要造出一种优等的奴仆，造出行为端庄且毕生服从社会的人——概言之，造出一种一板一眼、完美无缺的中产阶级样板。工业主义的成功，根本有赖于赤裸裸的服从；造成这样的品质，再无哪一种因素，比之加尔文主义的推动更其有力。这样讲绝无不确，因加尔文主义向青年不断灌输的内容，正是宗教方面的义务，以及对平等和机械进程的绝对接受。莫要忘记，国家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靠的惟有将臣民坚决组织为一体；那些坚韧不拔、省吃俭用的航海家和殖民者，是征服开发新大陆的功臣，而这些人，起初的荷兰人也罢，后来的英国人也罢，多半清教徒出身。这些清教徒世系，帮助塑造了北美的特征；于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出生自庇卡底的那位教条主义传教士的教育工作。

四百年前，伊拉斯谟离开了人世。也是在四百年前，加尔文莅临日内瓦，那城市决定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言语生活。如今已是一九三六年，显然可喜可贺的是，那著名的“教规”未曾以其最为有力的方式，在整个的新教欧洲成功建立起来。加尔文主义者对幸福、生命和美深恶痛绝，于是面对生命灿烂的涌动，面对艺术豪奢的盛况，免不了暴跳如雷。他们井然苛酷的制度，禁止了创造性的阐发，扼杀了生动多采的火焰；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生动，曾使得西欧雄霸文明的历程。在日内瓦，他们阉割艺术已达数百年之久；一俟统治了英国，他们立即将世界精神最美丽的花朵——将莎士比亚剧院践踏脚下；他们将教堂的绘画雕塑清除净尽，还要灌输对上帝的畏惧，以取代人间的愉悦——于是在全欧洲，他们便规定下来，激情云者，惟作为引人接近上帝的虔诚，方能予以容忍。其它形式的激情，概不符合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解释，一律该当痛斥。若他们竟达到了目的，这世界该变得何其古怪。欧洲精神历经衰微，会自行满足于神学的琐屑论证，再没有永无止境的发展转变。惟有以自由和欢乐来浇灌，这世界才不至贫瘠不毛；如若强加以苛酷制度的束缚，生命会变成僵冷的死尸。

有幸欧洲绝不容许自己教规化、清教化，不容许自己“日内瓦化”，一如拉栖戴蒙以外的希腊人绝不会屈从于斯巴达的严厉。加尔文主义的苛酷教条，只是在欧洲很小的一部获得了胜利；即便这里，他们的统治也迅速消亡。加尔文的神权统治，根本无法长久强加于任何国家；待到这独裁者一死，强梗的现实便要将他无情的“教规”缓和几分的严厉。到头来，适证明了温和的情感比之抽象的教条更有力量。它那生机勃勃的精力，会渗透过缚它手脚的企图，突破每一个羁绊，缓和所有的严酷。一如肌肉不能无限期紧张下去，激情无法长时间高昂下去，精神领域的独裁统治，也无法永远保持其无情的激进主义。其实，要维持一代以上，都做得难乎其难。

于是加尔文不宽容的教规，缓和的速度比人们的预期还要快。过了一百年，就没有哪种教规，还跟它宣布伊始一模一样；于是谁以为后来的加尔文主义，就等于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这实在是个大错误。没有疑问，便在让?雅克?卢梭时代，日内瓦人依然忧心忡忡地争论，是不是该当禁止戏院；他们也在问自己，所谓“美术”，究竟意味着人类的进步，抑或意味着人类的毁灭——然而此前很久，加尔文主义尖锐的棱角便已经磨平，对上帝言语的僵硬解释也按人类的需要重新写过。发展的精神清楚得很，为了自己神秘的目的，该如何重塑自己的造物。永恒的进步，惟从制度汲取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部分一概丢掉，就如我们丢掉了水果皮一般。在人类伟大的计划当中，独裁者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力量；谁企图将生命的节奏局限于机械反应的范围，也只能得逞于一时，因这会导致生命寻得更加有力的出口。于是加尔文主义虽狂热决意打击个人自由，经过奇特的和缓过程，竟促成了政治自由观念的诞生。荷兰，克伦威尔时的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这三国最先设计出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它们为国家的自由民主观念开拓了宽阔的领域。近代最为重要的一份文献——美国的《独立宣言》，便产生自清教徒的精神；而这篇宣言，又转而对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的制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遇，称得上最奇特的转化过程。那些最彻底浸淫着不宽容的国度，变成了欧洲宗教宽容的中心。那些加尔文的宗教施行过统治的地方，却终于实现了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加尔文曾经因为塞尔维特竟敢有不同于他的观点，便在日内瓦将这西班牙人付之一炬；而这城市，竟为个活生生的反基督者——“上帝的敌人”伏尔泰提供了避难所。毕恭毕敬地延请这“反基督者”的，便是加尔文的后任，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各位传教士，他们绝不犹豫同这位渎神者，进行哲学方面的讨论。又是在荷兰，一班再找不到栖身地的人，譬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却得以在这里著书立说，将人类从宗教和传统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勒南绝少谈论奇迹，然而他指出，若能叫僵化的新教徒推进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才真算得上奇迹。然而这样的奇迹，竟然真的发生。其它国家因信仰和观点遭受迫害的人们，都跑到加尔文主义的树下找荫庇。于是对立的两极就此相遇。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百年，这两人的不同要求——一方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则是宗教，却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并肩和平共处。

卡斯特利奥的理想，也和加尔文的理想一样，比之创立这理想的人活得更久。人若去世，俨然有一段空白时期，他的言行变得空无一物；人们几十年不去提他，世界变成了他的棺椁。没有人会提及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的朋友们要么去世，要么消失了踪影；他的著作，本来便少有出版，也逐渐难以找到；其它未出版的的著作，没有人敢去印行。仿佛他的战斗不过是徒然，他的生平不过是虚幻。然而历史前进的道路奇特无比；卡斯特利奥敌手显然绝对的成功，竟激发了他的复活。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的胜利太嫌彻底；那般传教士都由日内瓦学院的狂热教派打造出来，只觉得在这新近征服的国度，该当推行远超过加尔文的严厉。然而这些强梗之士，曾经成功对抗过那般宣称同时有权统治新旧世界的人；没过多久，他们便开始起而反抗。荷兰人忍不下刚刚得到的政治自由，被良心领域的教条压制所扼杀。一些教士开始抗议加尔文主义的极权要求，以后他们便被叫做“抗辩派”。他们寻找精神武器，好对抗严厉的正统教义；这时，他们忽然记起一位先驱，此人眼下简直变成了传说。于是柯恩赫特与其他自由派新教徒发掘出他的著作，自一六○三年起，以原本与荷兰文译本开始印行。这些著作得到广泛的注意，引起日益增长的钦敬。

显然，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并未在坟墓里腐烂，而是活过了凛冽的寒冬。而今，这理想以崭新的活力，绽放出花朵。那些热爱宗教宽容的人，出版大师的著作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派人前往巴塞尔，找到他遗留下的手稿带回荷兰，出版了原本和译本；于是卡斯特利奥去世不过五十年，在豪达便出版了他的全集(一六一二年)。卡斯特利奥既经复活，旋即变成争论的中心，也初次有了大批的信徒。他的影响纵然往往不著姓名，却是流传深远。他的思想，乃活在他人的著作和斗争当中。阿米尼乌斯教派对新教自由改革的有名倡导，主要便得之于他著作当中的论证。有个再浸礼派教徒在许尔被控为异端，那时格里松的传教士冈德内，便极力为被告进行辩护，在法庭上他手里拿的竟然便是“马蒂努斯?贝里乌斯”的著作。尽管尚无文献证明我们的假设，然而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很可能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奥观点的影响，因为在荷兰，卡斯特利奥的著作已经家喻户晓。无论如何，宗教宽容的事业已经不独为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奉为圭臬。低地国家的人民疲惫神学论争，厌倦宗教 阋墙，他们也逐渐拥护宗教宽容的事业。及至乌得勒支和约，宗教宽容的观念变成为管理国家的武器，超越了抽象的领域，有力地植根于坚实的大地。卡斯特利奥曾经向王侯们热切呼吁，要他们尊重旁人的观点；如今自由的人民听从了他的呼告，并将其体现在法律当中。宗教宽容的观念，从这块领地开始，征服着每一种信条与观点，直到整个世界，都成为它的疆域。一个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教诲，痛斥对于宗教与哲学观点的迫害。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个人权利最终得到了保证。它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申明自己不受限制的信仰。接下去的十九世纪，这样的过程继续推进；于是自由的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观念，终于被文明世界接受为不可剥夺的最高准则。







附录一、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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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著作，除《论异端》一书的法语重印本(Martinus Bellius，《De haereticis》，“Magdebueg”，1554)而外，近期尚无新版问世。该法语版原出版于鲁昂，同年并有拉丁语原本出版；该书于一九一三年在日内瓦重印，由A. Olivet编辑，Choisy教授作序。亦见英语版《Concerning Heretics》，并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及大卫?若里斯论宗教自由的文章节录，由Roland H. Bainton摘录于一九三五年，载《Records of Civilization》第八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版。《De arte dubitandi》(1562)一书迄未出版，但已由Elisabeth Feist博士根据罗马学院的鹿特丹稿本编成一个版本。本书引文，部分出自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原版，部分出自目前为止仅有的两部有关卡斯特利奥的重要著作：

(1)《Sébastien Castellion, sa vie et son oeuvre (1515-1563)》，两卷本，Ferdinand Buisson著，巴黎Hachette版，一八九二年(该书包括其出版日期前的详尽书目)；
(2)《Sébastien Castellion et la Réforme Calviniste》，Etienne Giran著，巴黎，一九一四年。就散布全书的材料，我要感谢维塞涅的Liliane Rosset女士和日内瓦牧师Jean Schorer先生。

我还要特别感谢巴塞尔大学图书馆，该馆惠允我使用馆藏的卡斯特利奥手稿；感谢苏黎世中心图书馆，以及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览室。

附录二、十六世纪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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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年 约翰?弗里特生于肯特的沃斯特哈姆。
一五○五年 约翰?诺克斯生。
一五○九年 七月十日，加尔文生于庇卡底的诺庸。
一五○九年 八月三日，艾蒂安?多雷生于奥尔良。
一五○九年 一作一五一一年，米圭尔?塞尔维特生于图德拉(纳瓦尔)或维拉诺瓦(阿拉贡)。准确地点及日期均不确定。
一五一五年 卡斯特利奥生于多菲内地方的圣马丁-德-弗伦。
一五一七年 路德反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于维滕贝格。
一五一九年 六月二十四日，贝采生于韦泽莱。
一五二○年 路德被革除教籍。
一五二一年 沃尔姆斯宗教会议召开。

一五二八年 教皇认可嘉布遣会。
一五二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路易?德?贝尔坎以异端罪在巴黎受火刑。
一五三一年 塞尔维特的《De Trinitatis erroribus libri septem(论三位一体之谬误七章)》出版于哈根瑙。
一五三一年 十月十一日，茨温利死于卡培尔之役。
一五三二年 托马斯?摩尔爵士以异端罪下令逮捕约翰?弗里特。
一五三三年 七月四日，约翰?弗里特以异端罪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
一五三四年 《至上法令》颁布，亨利八世由此成为英国教会的首脑。
一五三四年 伯纳迪诺?奥奇诺成为托钵僧，时年四十七岁。
一五三五年 七月六日，托马斯?摩尔于希尔塔被处死。

一五三六年 三月，加尔文的《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于巴塞尔出版。
一五三六年 五月三十一日，日内瓦市民会议宣布，决定自此以后，完全依照上帝的福音和言语生活。
一五三六年 七月十二日，伊拉斯谟逝于巴塞尔。
一五三六年 七月，加尔文前往日内瓦。
一五三六年 九月五日，加尔文被任命为日内瓦“读经员”。
一五三八年 经过公民投票，加尔文和法里尔被责令，自四月二十三日起三天之内离开日内瓦。加尔文定居斯特拉斯堡。
一五三九年 六月二十四日，法国发布反路德派的普遍法令。
一五四○年 一月，三名路德派信徒在里昂受火刑。
一五四○年 春，卡斯特利奥公开改信新教，离开里昂前往斯特拉斯堡。

一五四○年 加尔文《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一书法文译本首次出版。
一五四○年 耶稣会为教皇批准。翌年，罗耀拉成为第一任将军。
一五四一年 九月十三日，加尔文以特别邀请重回日内瓦，受到群众欢迎。
一五四二年 三月二十三日，卡斯特利奥被任命为日内瓦学院院长，并正式任命为日内瓦郊外汪多瓦教堂的传教士。
一五四二年 年底，卡斯特利奥的《神圣对话四篇》以拉丁文和法文出版于日内瓦，署一五四三年。
一五四二年 伯纳迪诺?奥奇诺被天主教宗教法庭判为“路德派”，逃出意大利。
一五四二年>>一五四七年 奥奇诺在巴塞尔和奥格斯堡。
一五四三年 日内瓦爆发瘟疫。加尔文与其他传教士拒绝造访传染病院。
一五四三年 十二月十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通过卡斯特利奥的传教士任命。

一五四四年 加尔文发动六个月之久的反卡斯特利奥运动，终于迫卡斯特利奥辞职。
一五四四年 七月，卡斯特利奥在汪多瓦教堂任传教士的正式职位被撤消，他日内瓦学院院长的任命亦告取消。
七月和八月间，卡斯特利奥离开日内瓦前往伯尔尼，后移居巴塞尔。
一五四六年 二月十八日，路德逝世。
一五四六年 一月或二月，塞尔维特开始给加尔文写信。
加尔文因塞尔维特对《Institutio(原理)》一书的公开批评而震怒。同时，塞尔维特未发表的《Restitutio(补正)》一书的手稿抄 本，亦令他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加尔文写信给法里尔：“若塞尔维特竟来日内瓦，我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
一五四六年 八月三日，艾蒂安?多雷以异端累犯在巴黎处火刑。
一五四七年 一月二十八日，英格兰亨利八世国王逝世，爱德华六世继位。
一五四七年>>一五五三年 奥奇诺在英格兰。
一五四八年 焦纳多?布鲁诺在诺拉处火刑。
一五四九年 比塞经克兰默举荐，被任命为剑桥的神学教授。

一五五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比塞逝于剑桥。
一五五三年 七月六日，英格兰爱德华六世国王逝世，玛丽女王继位。
一五五三年 塞尔维特的《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秘密出版。
一五五三年 二月二十六日，加尔文授意纪尧姆?特里，向里昂宗教当局写信，指控米圭尔?塞尔维特。
一五五三年 四月七日，或许出于当局默许，塞尔维特逃离里昂的主教团监狱。
一五五三年 六月十七日，塞尔维特的模拟像连同其著作《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在里昂被烧掉。
一五五三年 八月十三日星期日，塞尔维特在日内瓦被捕。
一五五三年 十月二十七日，塞尔维特在日内瓦附近的商培尔处火刑。
一五五四年 诺克斯前往日内瓦造访加尔文，前往苏黎世造访布林格。

一五五四年>>一五六三年 奥奇诺在巴塞尔和苏黎世。
一五五四年 二月底，加尔文就其在塞尔维特事件里的行为，发表第一篇辩护辞《Defensio orthodoxae fidei de Sacra Trinitate, etc.(捍 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及法文《Declaration, etc. Contre les erreues détestables de Michel Servetus(反对塞尔维特的 可怕错误)》。
一五五四年 三月，卡斯特利奥出版《论异端(De haereticis)》。
一五五四年 三月二十八日，加尔文给布林格写信，论及《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
一五五四年 九月，德?贝采出版《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a puniendis libellus, adversus Martini Belli farraginem, etc.( 论异端当受民事当局之惩罚，兼驳马蒂努斯?贝里乌斯书)》。
一五五四年 卡斯特利奥写作《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以应本年出版，但延至一六一二年始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一五五六年 三月二十一日，克兰默在牛津处火刑。
一五五六年 诺克斯重回日内瓦。
一五五六年 七月三十一日，罗耀拉逝于罗马。

一五五八年 十一月十七日，玛丽女王死，伊丽莎白女王继位。
一五六○年 四月十九日，梅兰克森逝世。
一五六○年 诺克斯的信仰声明得以接受，苏格兰议会正式废止罗马天主教。
一五六二年 卡斯特利奥写作《论怀疑术(De arte dubitandi)》，但未能出版。
一五六二年 十月，卡斯特利奥发表《Conseil à la France désolée(悲切吁告法兰西)》。
一五六三年 德?贝采的著作《Responsio ad defensiones et reprehensiones Sebastiani Castellionis(答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捍卫与 谴责)》出版于日内瓦。
一五六三年 奥奇诺的著作《对话卅篇》出版。
一五六三年 十一月，指控卡斯特利奥为渎神者的书面控状呈递给巴塞尔当局。

一五六三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卡斯特利奥逝于巴塞尔。
一五六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加尔文逝于日内瓦。
一五六四年或一五六五年 伯纳迪诺?奥奇诺逝于摩拉维亚。
一五六四年 贝采继加尔文任日内瓦牧师。
一五七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一五七二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约翰?诺克斯逝世。
一五九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布鲁诺以宗教法庭下令，被捕于那不勒斯。
一六○○年 二月十七日，布鲁诺于罗马鲜花广场处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