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让人读的爽的历史：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作者：高芾 目录 政事本纪 紫禁城里小吃摊/ 3 那个逃席的人/ 5 现代启示录/ 8 翁某今日洗脚/ 10 康祖诒中举/ 12 一个状元的诞生/ 15 事关科举/ 18 科举好处说不尽/ 20 我儿子比你强！/ 22 古人抄得我抄不得？/ 24 把江苏分成两个省/ 26 像鸿毛一样死/ 28 虚拟的墨西哥危机/ 30 你我约定/ 32 监狱里的故事/ 34 首都/ 36 岳麓山上土馒头/ 39 宠妓/ 41 吃鸡不买田/ 44 民国催债第一高手/ 46 中了传奇的毒/ 49 一桩婚姻的意外死亡/ 51 政治宝贝/ 54 谁动了那些宝贝？/ 56 因父之名/ 59 末代皇帝/ 61 改判/ 64 快感与忧患/ 67 报人世家 扬州闲话/ 73 教父梁发/ 76 胭脂扣/ 79 警察故事/ 82 救命钱/ 85 发配新疆的理由/ 87 90年代的北京房地产/ 89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92 偷新闻的人/ 94 一堂新闻营销课/ 96 何处是我笔友的家/ 98 黄远生上条陈/ 100 我的野蛮同行/ 102 结婚启事/ 104 对抗舆论/ 106 “必使政府听民意”/ 109 薛大可下跪/ 113 萍水相逢/ 115 萍水相逢/ 117 听花捧角儿/ 119 汽车的故事/ 121 张恨水进京/ 123 看看什么是黑幕/ 125 不喝啤酒的唐纳/ 127 史量才的度量/ 130 到底是中国人/ 132 大学列传 校长们 那一跪的风情/ 137 老校长蔡元培/ 140 蔡元培在“五四”/ 143 胡适：尴尬的发言者/ 146 狂人傅斯年/ 149 学生们 众声喧哗说“五四”/ 152 傅斯年：这不是他要的“五四”/ 156 罗家伦：一笔写出“五四”潮/ 159 段锡朋：“学生自治”的“段总理”/ 163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66 匡互生：打进赵家楼的第一人/ 169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 172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76 王光祈：工读互助的梦想/ 179 大学三题 大学的自由/ 182 大学的作用/ 185 联大教授的生活/ 188 文坛行状 他们的李庄/ 195 若园巷，翠湖边/ 197 拿饭来换学问！/ 200 谁去妙峰山? / 202 不要鸡心式/ 205 有多少人懂得苏白？/ 207 当代柳永/ 209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211 他为什么跑警报/ 215 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 218 故事里的事/ 221 冰心的一元钱/ 223 林语堂：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227 革命时期的爱情/ 230 斯人也而有斯文/ 234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239 惊蛰时分梦犹存/ 242 关于本书，我交代……/ 248 紫禁城里小吃摊 “皇上到圆明园喽！”窗外这么一喊，二秃子爬起来就收拾家什，出门直奔西苑。不单是他这个卖烤白薯的，整个海淀镇，卖煎饼果子的，卖糖葫芦的，卖切糕的，卖羊头肉的……全都奔西苑而去。干吗？出皇差？皇上有御膳房，不吃烤白薯。二秃子们的主顾是随侍的众多官吏，尤其是军机处的老爷们。皇上在圆明园待多久，可没准儿，军机处都得在西苑的临时值庐候着，拟旨，办公事。饭当然也管，可内务府偷懒，老闹得一班军机老爷半饥不饱，这就做成了海淀镇多少小买卖人的衣食啊。 据二秃子说，照顾生意的不全是满语称“达拉密”的军机章京，那些大学士、尚书、侍郎什么的，也常自己跑到园子外来买吃食。夏天热的时候，有的老爷连朝褂也没穿。有的等不及，还没进园子就开始啃白薯。“这算什么呀？”二秃子得意洋洋地睨着旁边守红果摊的六狗儿，“我表哥，小顺子，知道吗？在宫里当苏拉，那买卖才叫常川生意呢！” 小顺子住在西华门内，正职是照管宫里消防用的大水缸，副业是卖豆汁儿烧饼。每日天还没亮，他就在午门北边侍卫房外面摆开他的摊子。早朝规矩是五点钟。四点来钟，主顾们就陆续来了，值夜班退下来的侍卫、上早朝的王公大臣、军机处轮值的章京，都喜欢来这儿喝碗豆汁儿，嚼个烧饼。小顺子这生意就趁个早点，不比那些太监卖糕饼水果的，一直到下午都有买卖。 一天，小顺子还没起床，听见外面有火枪声，然后是呵叱声、脚步声，火光映红了窗纸。小顺子吓得不敢起身。 天渐渐亮了。外面也没了声息。小顺子正想麻着胆子出门看看。突然，砰砰砰，门被拍得山响。战战兢兢开了门，一个侍卫满头大汗站在门外。 “有多少烧饼？全拿来！”存货只有二十多，都拿走了。还好，给钱，没拖没欠。紧接着又拍别的门，砰砰砰。一条巷子挨家挨户搜吃的。 怎么回事？谁都闹不明白。过了半天，隐隐约约听说，有反贼乘皇上不在京，闯进了宫内！那要咱们的吃食干吗？听说侍卫们守住西华门，没东西吃，庄亲王派护卫买咱们的烧饼充军粮呢！ 那反贼要是给剿灭喽，咱也算有功？大概吧。 也算经历了一件大事。小顺子记在心里，等平了反贼，回海淀说给家里人听听，不把他们吓掉了魂！ 时在嘉庆十八年闰八月，白莲教林清等人与宫内太监勾结，杀入宫内，事历五日五夜始平，史称“林清之变”。 一个状元的诞生 古话说：场中莫论文。科举考试这东西，和那诺贝尔文学奖仿佛，搜中的能人异士固然很多，漏掉的也不少。最牛的是状元，称为“大魁天下”，其实明清三百来个状元，真正成大器的甚少。因为中不中状元，实在与个人的才学无关。 清末有个状元叫张謇，后来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入民国以后也是政坛的风云人物。龙公（姚鵷雏）有《江左十年目睹记》，就是专门写此公的。他是怎么当上状元的？我可以 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 张謇的父亲是海门人，卖糖为业。后来迁到如皋，辛苦供儿子念书。张謇在如皋考秀才，属于“客籍”，需要当地学官作保。如皋有个马讼师，看张謇父亲有钱，勾结学官，勒索“印结费”纹银二千两。张家只肯出八百两，于是马讼师找了个姓张的，说他才是张謇的生父。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马讼师势力太大，一县人都知道张家冤枉，谁也不敢说什么。幸好，如皋地属南通州，知州孙大人很知道一点张謇的才学，干脆大笔一挥，让张謇附到南通州学来。这一下马讼师无计可施了，可是后世就只知道南通出了个张状元，谁知道张状元是如皋人？如皋人气不过，只好自嘲：“如皋连个状元都载不住，海门送来，又被马某送到通州。” 张謇的状元是怎么来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他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翁同龢。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是赫赫有名的甲午年（1895），翁同龢身为帝师，入值军机，坚决主张对日开战，俨然清流领袖，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年派的殿试阅卷大臣，翁排在第三位，首席阅卷大臣是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要说阅卷大臣有八位，各花入各眼，怎么就轮到张謇中状元呢？这就得归功于张謇门板都挡不住的运气了。 张謇殿试完毕，把卷子交给收卷官，巧了，收他卷子的人他认识，是翰林院修撰黄思永。黄思永一看，是张謇，有交情。先不交卷，打开看看再说。呦，这就出问题了，有个错字，张謇挖补了，这没问题，可是张兄呀，你忘了把正字填回去了。殿试最重卷面，要是就这么交上去，不用问，三甲最末。黄思永从怀里掏出笔墨，帮张謇把这字填上了———告诉你，历年的收卷官，都随身带笔墨，为了就是有机会帮一帮认识的新进士。这还不算，黄思永还知道张謇是谁的得意门生，可可儿就把这卷子递给了户部尚书翁大人。 说实话，考上进士，是考生的本事，因为卷子是密封的。谁中状元，那就全凭运气了。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除非准状元叫“王国钧”（亡国君），太不讨口彩了。按惯例，应该是首席阅卷大臣张之万来定状元，翁同龢也就能定个探花。可是翁坚持要让张謇中状元，张之万不干。别的大臣都不管，李鸿藻可向着翁同龢———他们俩都是清流的首领嘛。最后张之万只好让步，官衔资格，都是张高，可是翁大人势大，那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就这么，甲午年的荩张状元酷嗜艺文，图为他请梅状元诞生了。 曾国藩曾经自拟墓志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曾文正公的道德文章，我都不大佩服，但这句话实在说得好，他老人家立德立功立言，却要留下这句话，让成功人士别狂，不成功人士呢，也别泄气。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想到这句特宿命的话，我就能放下《财富》之类的杂志，心安理得地过我的穷日子。 科举好处说不尽 丘吉尔说，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一切制度选择，均当作如是观。科举这东西，就像葡萄，尝到甜头的都不吭气，尝不到的大骂其酸。我们有近百年不用科举，回头比一比，科举的好处真是说呀说不尽。 就说培养人才，目标不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科举做得到。先说德，从前说“场中莫论文”，论什么？论运，还要论阴骘。黄昏，号舍的门一关，就有号军在巷道间巡行，一边喊 ：“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再加上广为流传的科场果报故事，一灯如豆，阴风凄凄，能从里面站着走出来的，不是真正德行无亏，就是心理素质极强。 次说智。科举的关键是“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揣摩的功夫。这不容易，你得像秘书为大人物写讲话稿，想想他对于这个题目会说怎样的话，还不许提到圣人们死后发生的事情。过去常讥笑科举出身的人学问空疏，哪知道他们是自我封锁，免得一不留神让东周的人说了西汉的话，北宋的人通晓南明的典。而今的历史剧编剧要有这份功夫，才叫阿弥陀佛。 再说体。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你以为体质差的人能过关？四五平方米的号舍里，食宿在此，作文也在此。很多地方的考场没有顶棚，要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进场的时候得挎个大考篮，笔墨纸砚，衣食水米，全在其中，不亚于步行入藏的旅行者。最惨的是到了殿试，得自己背着考试用的桌子和凳子，从东华门一直走到保和殿。谁说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四体不勤”？ 不单德智体，还有美劳。基层考试有人抄朱卷还好，想殿试点翰林吗？写字得黑大圆光。不仅要苦练书法，还要懂得如何配制好墨，加松香使之凝，入锅灰使之润什么的。乡试会试都是三四天，又没有冰箱，不能都吃熟食，谁来为你煮米煮菜？还不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科举出身的人，起码不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非如今高分低能的大学生可比。 对社会而言，科举的一大好处是均衡贫富。看过《儒林外史》吧？范进一中举，就有人送银两，送房屋，送田地，还有夫妇来投身为奴。浑家一死，范进马上就成了富家的乘龙快婿。财富就这样通过科举在社会中自然流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因为它是实现公平“看不见的手”啊。 最后说一个科举养士最大的好处，也是千百年骂名所在：消磨意气。人才天生，但要成为栋梁，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经得起折腾。经过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一系列折磨（还可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终成正果，好比唐僧师徒八十一难后修得金身，浮躁之气尽去，沧桑之感顿生。将来为官一任，才不至于猛冲直撞，误人误己。相比之下，现今大学生所受挫折训练太少，不利于适应社会各种规则潜规则。只有考T考G拿OFFER被拒签再被拒签，差堪比拟。要不怎么说“海龟”才是人才呢？ 古人抄得我抄不得？ 相声《连升三级》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张好古被人愚弄，送了一副骂魏忠贤是曹操的寿联给魏九千岁。谁知这副寿联挂了一天，魏忠贤没来得及看，文武百官看见了不敢说。到后来崇祯扳倒了魏忠贤，张好古反而因为送过这副寿联，连升三级。 所以说艺术高于生活，现实中哪有这么好彩？八月初三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55岁寿辰，正好碰上总督大人一力创办的两湖书院落成，喜上加喜，总督衙门热闹非凡。贺礼寿文多如 牛毛，张香帅（张号香涛，人称香帅，与楚香帅无关）最喜欢其中的一幅寿屏，有什么重要客人来了，赶快引去看。这篇寿文通体用骈，典雅堂皇，尽括张之洞平生功业德行，人人赞好，用某大吏的话说，真是“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 偏偏张之洞幕府中有一个机要文案赵凤昌，在旁边冷冷地说了一句：“此作好像与龚定庵集中某篇相似。”龚定庵就是龚自珍。正在兴头上的香帅一听，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头上。不会，万万不会！作此文者，是名重一时的翰林公周锡恩，不仅是我张某人的得意门生，连湖北臬司陈宝箴（陈寅恪祖父）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极为推重，他这么可能做下这等事来？ 不过，赵凤昌的话好像也非空穴来风，好在总督衙门无书不有，且取《定庵文集》来瞧瞧。是了，是这篇了，《阮元年谱序》，开头就有点眼熟……不像话，实在不像话，竟有三分之二与龚文一模一样，另外三分之一的格调句法也如出一辙！阮元的事迹，本来就和我很相似，翰林出身，封疆大吏，办海军，设书院，门生满天下，难怪他能抄得这么贴切！周锡恩啊周锡恩，本帅一向待你甚厚，你竟如此欺我！我还当着众宾客这样夸奖，让天下学人，看到此文，都来讥笑我张之洞不读书！幸好赵凤昌及时指出这一点，才免得我丢更多的丑… 从此，张之洞极疏远周锡恩，几乎从来不见，连周锡恩回京，照例的程仪，当老师的也不送。而且张之洞并不隐瞒此事，渐渐京师也有所风闻。那年翰林院大考，周锡恩的文章技压全场，末了居然只得了二等。为什么？阅卷大臣怕呀，万一又是抄的，那可不只是受人耻笑，皇上会给处分的！ 周锡恩受到这样的打击，当然怨恨老师张之洞，但他更恨赵凤昌。自从张之洞和他疏远后，对赵凤昌宠信有加，什么事都要和他密商，以至于外间人说赵是“一品夫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周锡恩终于逮着机会，狠狠连张之洞带赵凤昌都参了一本，几乎酿成官场的大风波。 最绝的是，周锡恩后来刻自己的文集，居然将这篇寿文收了进去。弟子们都劝他删掉吧，何必徒留话柄予后人。周锡恩也挺倔：《史记》、《汉书》里还有全篇抄别人文字的先例呢。收！ 首都 “建都的事情已经讨论了一个多月，还是没个结果。前天孙大炮，唔，现在还是临时大总统孙，向参议院递交的咨文说：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是各省代表所议定，不得更改。所以袁世凯要想当大总统，必须到南京来就职。” “定都南京，甭说北边不同意，这帮老革命里就有人不同意！” “谁说不是？也是前天，章太炎在《时报》上写文章啦，说什么迁都南京有五大害处，一旦袁氏南移，北方就会土崩瓦解。他还说，革命党在这个问题是争意气，是‘鄙夫倔强之谈’！”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老袁不肯离京，南方有什么法子？”“听说有人提议，干脆让黄兴黄克强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把北洋军收拾掉！” “哼，就为这事，还闹出了一场风波。” “哦？” “党内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宋渔父（宋教仁），他说亲自到北方看过，北洋军重兵把守直隶、山东，我军怎么可能北上？话音未落，‘啪’地一声，脸上就挨了个大嘴巴子！” “是谁如此野蛮？哪位将军？” “什么将军，广西才子马君武！他一巴掌打得宋渔父左眼流血不止，还大声骂他给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最后还是孙大总统当和事佬，让两人握手言和。不单如此，昨天参议院投票决定建都地点，28票，居然有20票主张建都北京，投南京的只有5票。这事儿把黄克强惹火了，他叫来身为参议员的同盟会员，拍着桌子骂他们为袁世凯张目，声称：议会必须在今天12点翻案，不然他要派兵冲进参议院，把议员们统统抓起来！” “这……这不是开了武力威胁议员的先河吗？”“更糟糕的是，今天议会重新讨论此事，竟然以19票对8票，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嗬……我以为此举不智。临时约法墨迹未干，革命党魁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黄克强不想想，你自己带头破坏议会独立性，将来议会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说是要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去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嘿，北京是人家的势力范围，老袁死不挪窝，你拿他有什么辙？折腾了半天，背个威胁议员的骂名，还不得让老袁在北京即位？” “这帮书生！” 宠妓 他是那种在历史的长夜中若隐若现的人物。那些和他擦身而过直接走进历史的人，是他点烟的火柴。哧的一点亮光，让我们一瞥他凑近的面容。然后，一切又沉入愈来愈浓的黑。 有多少人听过徐绍祯这个名字？当这个广东人接掌江北提督的时候，清廷气数已尽，乱世将至，多少枭雄在他麾下军帐中蠢蠢欲动。徐绍祯每日巡视大营，却想不到清晨吹响军号的号兵孙殿英，日后会炸开高宗纯皇帝和孝钦太后的陵墓，也想不到第四标那个满脸横肉的 士兵张宗昌，会成长为“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妾有多少”的狗肉将军。 我也是偶尔才会听闻关于他的一鳞半爪。 辛亥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徐任南京卫戍总督。南北议和后，孙中山为了酬功，送给他一百万公债。徐绍祯用两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用一万元遣散沈佩贞等人的“女子北伐队”，其余九十七万交还孙中山。孙中山说，你可以留着这钱搞政治。徐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追随您继续努力，所以不能有钱。”———我仔细地看了看手中书的封面，确实不是《徐绍祯纪念集》一类，姑妄信之。 津浦路陶局长回忆：徐率部起义后，统兵进攻驻在南京的代理两江总督张勋。城破之后，有人来报，在下关截获张勋宠姬小毛子。徐绍祯很奇怪：抓一个姨太太干啥？莫非要逼张勋当吴三桂？众将官上前禀报，听说张勋非常宠小毛子，每天都到她屋里几趟，而且，这个小毛子漂亮得不得了，大家都想饱眼福，请都督公开审理，也顺便污辱污辱张勋这个清廷的鹰犬。徐绍祯不干。可是小毛子这事儿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位名人专门打上海给徐绍祯写信说：既然不审，可也不能白抓，军饷匮乏，小毛子跟张勋之前就大有艳名，不如送到上海张园，收票参观，每票只要四毛，上海人那么爱新奇，一定万人空巷，到时候十万军饷唾手可得。徐绍祯不但不听，还决定派专人北上，把小毛子交还给张勋。 大家都不理解：我们不是革命党么？张勋不是清廷走狗吗？咱们干吗对他这么好呢？传出去不是笑话嘛！徐绍祯有他的道理：你们看看小毛子，那是一个标准的祸水哇，让她回到张勋身边，正好帮我们的忙。———书中交代，张勋复得小毛子后，不但没有速死，又娶了两个小老婆，还抽空演了一场复辟闹剧。 津浦路南段局长陶逊，觉得实在太亏了。他主动请缨，当送还小毛子的专使。陶局长很懂男性心理，他单身去徐州，回来带了一个车队！张勋一高兴，把抢走的十四辆机车、八十辆客车全还给陶逊。还是女人值钱，陶局长感慨地说。 徐绍祯退休后住在上海，几个老部下去看他。徐很高兴，在式式轩请大伙儿吃饭。赴宴之前，他把马弁叫来耳语了好半天。酒足饭饱，侍者送上账单，没想到徐绍祯盯着账单，满脸惊愕，半天说不出话来。大家看看不像样子，赶紧抢着付账，总算把尴尬局面化解了。 过两日，其中一位又碰到徐绍祯，都是老熟人，不免取笑一番。话音未落，旁边的马弁小周急得跳了起来，大声嚷道：“那天我们都督给了我一件老羊皮袄子，送到当铺去当了八块大洋，打算好好请各位吃上一顿。谁知道你们那么能吃，一下子吃了十三块八角。你说咋办？你说咋办？” 民国催债第一高手 要知道谁是民国催债第一高手，先得知道谁是民国赖账第一高手。赖账高手姓袁，名世凯，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他平生最大的赖账，是洪宪帝制发动前，组织了一个近千人的国民代表大会，一致推戴他当皇帝。这些代表们自以为拥戴有功，富贵可期，天天在北京城狂吃滥嫖，欠下烂账无数，净等着洪宪皇帝给他们埋单，不料老袁过河拆桥，上楼抽梯，每个代表只发一百元大洋。一时间哭声震天，怨声载道，代表们哪个不是当衣典裤才离开京城？以曹锟后来贿选总统时每票两万元计，这笔赖账足足有将近两千万袁大头。 等到帝制失败，老袁退位，这才轮到催债第一高手出场。来者何人？姓周，人称周妈。她的委托人，是其主人兼姘头，筹安会首领杨度的老师，湖湘第一才子王闿运。 还是老袁在谋划当皇上时，觉得王闿运乃大名士也，托人说项，请他列名为劝进领袖。王闿运以前曾劝过曾国藩称帝，有什么不肯？只是回信说：王某这个名字，每字要卖十万金！老袁一口答应，指令湖南都督如数拨给。不过，湖南借口现钱不足，先付了一半。 不料帝制取消，湖南独立，尾期自然扣住不发。王大名士年老力衰，只好委派第一号心腹周妈为代表，来京索债。 老袁只当钱已付清，谁知道还留了这么个尾巴！想致电湖南问问吧，那边已经独立，正在讨袁。只好回转来和周妈吃讲茶。对话精彩，不可不录： 袁：不管钱有没有到位，我的事业已经失败，你家主人怎么还能来要债呢？ 周：我们家老王列名，只是负责劝进，你成不成功，我们哪个能担保咯？我家老王八十多岁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天，现在派我来北京，已经十天了，不知道多想念我呢。你一个大总统，动辄耗财百万，不在乎这些个小数，做么子不把钱我，好拿回去让我家老王高兴高兴呢？ 袁（温和而诚恳地）：你既然怕主人孤寂，我这里一时款项又不充足，不如你先回湖南，我筹足款再给你寄过去如何？ 周（不高兴地）：老婆子奔走几千里，专为取款而来，现在两手空空回去，怎么对得住我家老王嘛!大总统，你行行好吧，把钱我，马上就走！ 这一顿讲茶，吃来吃去吃不妥。老袁想把周妈晾一边，可是周妈每天会去春藕斋吵闹一通，老袁躲开吧，她就遍搜各位姨太太的房间，反正她在袁府也住熟了。最后老袁发火了： 袁：我就不给你钱，你能怎么样？ 周：不给钱，我就不走！ 袁：你不走，我就不能赶你走吗？ 周：赶我也不走！ 袁（大怒）：莫非我就不能杀了你吗？周（亦大怒，撒泼）：你杀，我让你杀！你先求我家老王，现在不给钱，还要杀我，传出去才好听哩！你能杀人，不去杀西南诸省的乱党，倒来杀我一个老婆子，什么意思嘛？到时候外面都会说：袁大总统当不成皇帝，杀一个老婆子，赖掉十来万块钱，也是高兴的。莫忘了，我家老王还有一枝史笔，你就不想想你会在历史上成一个啥人！好，要么杀我，要么给钱，你决定吧！这该死的老王，他让我来北京送死……呜呜呜呜呜…… 结果呢，自然是周妈大胜，拿钱走人。老袁赖账不成，反被一个老妈子羞辱一番，没过几天就死哒。 一桩婚姻的意外死亡 历史学家为袁世凯的新形象辩解说，其实袁世凯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这是一句很没有必要的辩正。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从成本产出比来说，反正是窃，何不窃国？但是窃钩者每天都能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窃国者几千年就那么几个。所以窃钩与窃国，主要是才能的差异。像袁世凯这样著名的窃国大盗，若说他没有才能，简直是在污辱整个近代史。 袁世凯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对资源的运用能力。比如说：裙带关系。似乎没有必要像李敖那样直白地称之为鸡巴关系，因为在这种古老智慧的实施过程中，那话儿完全可以处在缺席的位置。如果不是像《官场现形记》中记载的那样，将自己的老婆或儿媳送给上司以博恩宠，那么达官贵人之间的通婚，更像是一次同仇敌忾撵ρ恕?/p> 袁世凯自己娶了16位夫人，却没有哪位是大家闺秀，他对裙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儿女亲事上。清朝外强中干，操控全国局势的主要是四大总督。袁世凯自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是他的儿女亲家，两广总督周馥也是他的儿女亲家。三位总督互为奥援，遥相呼应，所以袁世凯才能权倾朝野，直至夺清室之位而自立。 民国四年，袁世凯想要称帝，但他也知道这种干法不太得人心。端周二人都已是明日黄花，他需要寻找新的盟友，新的儿女亲家。这次他的目标锁定为副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确实值得争取。他是武昌首义的元老，但又并非孙文、黄兴一伙，甚至下令处决过革命元勋张振武。对于剿灭南方的二次革命也没有发什么杂音。如果他肯成为袁府的姻亲，帝制就不再是北洋一系在自说自话了。 上面放个屁，底下跑断气。风声一透出，北京上流社会就忙成一团，说媒的，作保的，听信儿的，发新闻的，合八字儿的，人人激动得不能自已。想想看，民国的大总统与副总统结亲啊，世间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合适的婚事了吗？ 黎菩萨黎元洪当然不会，也不敢，对这门亲事说不。但是他提出，要自己的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哪个女儿倒无所谓。可是袁府的意思呢，是要袁不知几公子，去娶黎副总统的闺女。这么着，两家拧上了， 婚事就暂时搁下了。 一搁搁到民国五年。袁世凯终于忍不住登了基，立即下诏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按家天下的说法，黎元洪和皇上家非亲非故，岂能封为亲王呢？莫非老袁对那门亲事还没死心？ 黎元洪没有接受这个封号，躲在光绪皇帝死过的瀛台死不出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老袁翘了辫子，黎菩萨扶正做了大总统。有人事后诸葛亮，说当时黎元洪非要当男家，就是不愿意和袁世凯合作的托辞。死无对证，只好随他说去。 可是老袁聪明一世，怎么就在这件事上不稍微让点儿步呢？这样看来，在裙带关系中，谁拥有那话儿，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政治宝贝 宝贝一词，在过去大致有三种定义：（一）珍贵的物件；（二）对孩子的昵称；（三）明清太监指称其命根子。现在“宝贝”好像专门用来称呼某类妇女，从上海宝贝到足球宝贝。 如果要推选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我选沈佩贞。 这个女人了不得，一张大名片，中间的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怎么个门生法呢？一问，她年轻时候读过北洋学堂，所以就认创办人袁世凯做老师，自行印刷了这么张名片。不过，袁世凯收到这张名片，居然也就点头承认，从此北京政坛多了一位竭力拥护帝制的“女臣”。 名片上还有一行小字：“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也就是说，她的籍贯是和民国伟人谁在台上密切联系的，反正她和现任总统是同乡就对了。沈佩贞后来下落不明，不然她肯定会再变为宁波人。 沈佩贞还是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的干女儿，朝中权贵，无不结纳，在北京城里风风火火，做下了偌大的事业。她有个闺中密友刘四奶奶，为了抢风头闹翻，结果京城警厅冲进刘府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自此以后，北京没有人不知道沈大门生的威名。 居然有人捋虎须！来者也非无名之辈，姓汪名彭年，乃是当年《时务报》老总汪康年的弟弟。汪彭年和筹安会首领杨度关系极好，在新闻界也是风云人物。他主持的《神州日报》居然登了一条消息，指名道姓说沈佩贞等人在醒春居行酒令，嗅脚闻臀一类的丑态，而且连登三天。沈佩贞何许人也，当下先要求汪彭年请酒、认罪、登报，汪不理，于是沈亲率二十余名“女志士”，江朝宗再派一名少将带着几十个卫士保驾护航，一路打上神州日报社去。 汪彭年是聪明人，一看来势不好，自己从后门溜掉，叫姨太太出去顶缸。沈佩贞果然女中豪杰，并不和女人为难，只是大喊大叫：把汪彭年交出来！还有刘四奶奶、蒋三小姐一干女志士随声附和，几十名精壮步兵在旁边扎起，场面蔚为壮观，和火烧赵家楼有一拼。 有一位江西的众议员郭同，因为和汪彭年同乡，寄居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出头来与沈佩贞理论，立即被众女将冲进室内，将家什物件打得稀烂。郭同气得破口大骂，好！众女蜂拥而上，抱腿的抱腿，捉发的捉发，还有捏鼻子掌嘴的，一声“滚吧”，郭议员已经被扔到院子的污泥里。 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发现裤腰带不知道被哪位女将抽掉了，只好提着裤子和众女对骂。双方污言秽语，甚是精彩。这些话，后来郭同控告沈佩贞，又被证人刘成禺在法庭上转述了一遍，听得检察长心惊胆战，连连摇头，旁听席上的官员要人记者们兴奋欲狂，大喊：“说下去，不犯法！……” 末代皇帝 前清的废帝溥仪，退位已经快十个年头了。 这些年，他一直住在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生活方式和历代皇储没什么区别。可是慢慢地，他也传染上不少亡国遗老的情绪，关心外面的时事，听见南北讲和，局势好转，就愁容满面，要是闹个风吹草动，出丑露乖，也不免有些幸灾乐祸。 他曾仿《陋室铭》作过《三希堂偶铭》，开头说：“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结尾则是“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讥刺民国的意味很明显。太傅陈宝琛早就给他献过一道策：“旁观者清”，语意双关。 可是民国六年张勋闹过一次复辟，那滋味并不好受，宣统的上谕，连京城报贩都知道“过几天就变文物”。他第一次觉得，世界不是像太妃和师傅们说的那样。皇城之外，该有另一个天地。 有人荐了个洋人师傅给他，叫庄士敦。一年教下来，师徒二人变化都不小。庄士敦戴上了头品顶戴，穿上了黄马褂。溥仪学会了骑自行车，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 宫里还铺了地板，安了电话。亨利每日无聊，乱打电话玩，叫全聚德送鸭子来。有一天随便拨了个号码，接电话的人说他叫胡适。 亨利请他来宫里走走。胡适答应了，过了两天，小太监递进“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 他走进养心殿，深深一鞠躬：“皇上。”他举手为礼：“先生。” 胡适的到来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不该去觐见废帝。胡适说，他并不是去见一位前朝皇帝，而是去见一个可怜的16岁少年。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赞同胡适的态度。清华大学国学门导师陈寅恪表示，对待溥仪，应该比较欧洲革命成功后对待王室的方法，让他流亡国外，顺便让深宫禁院长大的男孩亨利看看外面的世界。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周作人著文，不仅劝溥仪出国，而且劝他去研究希腊罗马的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又不用担心未来的工作，正是研究这类“无用的学问”的上佳人选。 其实溥仪真有些别的天赋。故宫博物院曾经收藏过一份溥仪的手稿，是他幼年接见蒙古使者的谈话记录（标点是我加的）： 溥仪：你们几时来京城儿？ 蒙古人：我们没有吃茶。 溥仪：不是吃茶，我说你们何时来北京城儿？ 蒙古人：呕，呕，臣才明白皇上问的是什么时候来北京呵！是不是啊？ 溥仪：为何不是呢？ 蒙古人：大前天早五点来的。 溥仪：我听说蒙古的地不安静，可有什么？ 蒙古人：皇上胡说！ 侍卫（大喊）：蒙古人敢口出不逊！这是皇帝！不准你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 蒙古人：是，是。 溥仪：不要紧，他没有见过我，偶尔说一两个不对的话也无须责备。 蒙古人：皇帝说得很对。 侍卫（又大喝）：皇帝二字是你叫的么？ 蒙古人：那你为什么说皇帝？ 侍卫：呸！呸！我不同此等混蛋说话！出去！ 这多么像老舍笔下的话剧，侍卫的仗势，蒙古人的憨。溥仪真要能去欧洲几年，难保不出息成一中国的康德，而不是满洲的“康德皇帝”。 报人世家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早没了当年盐商云集、财货辐辏的盛况。平山堂前桃花渡，瘦西湖侧柳絮红，景物依旧，却向哪里去觅风流太守风流诗？前些年有个大小说家李涵秋，作一部《广陵潮》，专写民元后的扬州，才见得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百代繁华，只剩得二分明月，与一座萧条衰败的旧江都。 几个月前，从江南哗啦哗啦地退下来许多兵，一气涌进扬州城，找房屋，征粮草，人欢 马炸，倒是给素常清净的街道添了几分喧腾。只是家家紧闭门户，反显出这一份热闹的诡异。这些年，兵来兵往，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扬州人大约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绅商维持得住，这些兵不至于烧城掠户，就随他们去吧。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此人叫许蔼如，是城东利源记当铺的少东，家境不错。许蔼如年轻时，曾经被家里送到上海读过两年大学，算是新文化人。回乡多年，日子倒也安稳，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见他跑跑衙门，或者在街头握一管笔，往本子记些什么。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见叫化子，照例是五六个铜元，家里生意虽不大管，也并没有坏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前的告示上，打了红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军在大胜关附近发现孙传芳军队乘坐大批民船渡江。从这一天起，十余万南北军队在长江两岸开始了长达七昼夜的血战。史称“龙潭之役”。 由于渡江中流遇袭，孙传芳虽有英国炮舰的掩护，仍然难逃一败，30日夜，孙军丢下一万余名俘虏和两万余支枪，溃逃回江北。经此一战，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没有及时收到孙军渡江的情报，众说纷纭。但就在8月24日当天，上海《申报》、《新闻报》都用三号字在头版登出了“孙传芳军队即将渡江”的报道。掐算时间，报馆得到消息时，孙传芳军队的船只还没有出发。 许蔼如在上海读的是商科，但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倒是每天读的《申报》和《新闻报》，让他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羡慕之心。回乡后，他主动去信上海两大报，愿意担任两报在扬州的访员。 当时上海的大报将全国各地区通讯划分为几个等级：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汉口、广州又次之。湖南河南这些南北交战的要地，不过是三等，小小一个扬州，既非战略重镇，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许蔼如有没有新闻稿寄来，大报馆的编辑根本不会在乎。只有许大少自己，总觉得有乖职守，一个访员，找不到新闻，算什么呢？ 孙传芳军队北撤，驻防扬州，百姓都怨气冲天，许蔼如倒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孙军驻防以后，扬州的邮电检查骤然收紧，有消息也传递不出去。等到孙军将要渡江的消息传来，许蔼如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冒险跑到电报局给上海发了个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孙军渡江”。 许蔼如的电文究竟是怎么通过宪兵的检查的？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渡江失败的第二天，就有人将许蔼如发电报的事，报告了扬州防守司令。 扬州防守司令刘士林，是孙传芳的外甥。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许蔼如。许家在扬州，也算是有头有面的大户，许太太到处请托，可是军队的事情，谁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后由本城商会出面，三百多家商铺联名作保，刘司令才松了口。 许蔼如是被担架从县狱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烂，人只剩了半口气。许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只顾劝：人回来就好，养伤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将来莫再和背时的报纸打交道啦。 许蔼如的背伤还没有换第二遍药，孙传芳到了老河口。 刘司令把许蔼如发电报的事，一五一十报告孙传芳，还添了句话：“要不是许某发这个电报，南京政府不会早做预备，我们也不会败得这七四报人世家样惨！” 宪兵们把许蔼如从家里床上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滩上，两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直到把许蔼如打成肉泥。孙传芳还下令，江边曝尸三日。 隔天，衙门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许蔼如充当奸细，出卖军情，现已依律正法，以儆效尤。 诛杀奸细，何代无之？不过，许蔼如与过往的奸细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 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90年代的北京房地产 没错，是90年代，不过不是20世纪，是19世纪，大清光绪年间。 那个彭翼仲，他不是因为得罪袁大头给发到新疆去了吗？辛亥后他又回了北京，接着办《中华报》，还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梅兰芳专门编《孽海波澜》歌颂过的维新报人，差点儿成为北京房地产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类的干活。 彭翼仲是江苏长洲人，他父亲把全家带到北京。彭老太爷做了几十年京官，也就凑合着在保定寺街有一所破房子一家子人自己住。穷京官就是这样，全靠外地进京的官员冰炭两敬，还有就是同乡举人的印结费过活，稍有点风吹草动，就得上当铺。这样的家底，禁得起折腾吗？可是天不佑德，屋漏还真碰上连阴雨。庚寅年（1890）阴历五月起，开始下倾盆大雨，一直下到六月，虽然比不上马尔克斯记忆中的百日大雨，但也下了五十多天，以当时北京城的排水系统，您可以想象成了什么样子，水像河流一样从城内往城外涌，街上深的地方能淹没大车轮子，浅的地方也能到马腹。连明朝带清代五百年帝都，从没见过这么大雨！ 彭家早就淋透了，彭翼仲让老爹打着伞坐在稍干的地方，自己蹲在墙角，结果半夜墙倒了，差点儿没把他砸死，没办法，手心朝上求人，借了长元会馆几间房安身。等雨停了回家一看，屋顶都还在，墙全倒了，十几间凉亭！修吧，得三百两银子，哥几个拼拼凑凑算是把这事儿了啦。怎么？老头子说这屋死过三口人，坚决不搬回去。您不早说？彭翼仲都快急死了。 还是朋友帮忙，给他们家再找一所房子，把原先的住处租出去。两边租金相抵，不也一样吗？彭翼仲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否极泰来了，有人要买他们保安寺街的房子。我猜老彭肯定碰上了个好中介，卖完一对账，除了原价和修房的钱，他净赚了六百两！ 老彭是聪明人，六百两够干吗？可是整个京城，被大雨冲塌的院子屋子有多少？像彭家这样无力修缮的又有多少？租人家房子，雨后没地儿住，急着买房的人又有多少？彭翼仲拿这六百两银子去买烂房子，修好再卖，随买随修，随修随卖，他自己说：“俨然一小建筑公司也。”报人世家每一处房子，至少能获利三倍。两三年下来，老彭赚的钱已经在一万两以上！ 要这么发展下去，彭翼仲兴许就不会办什么《京话日报》了，即使办，也能像美查、英敛之一样，弄出个《申报》、《大公报》那样的大报来。何至于困苦到除夕夜为了二百两银子的债差点上吊？可惜呀，他不是活在1995年，而是1895年。 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海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谣言四起，日本人已经占了威海卫，逼近锦州，就快入京了！大户人家纷纷外逃，京师十室九空，房价一落千丈。这场从朝鲜半岛引发的战争，成了19世纪90年代北京房地产界的“9·11”。而崭露头角的房地产开发商彭翼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业界生涯。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现在的办报刊者喜欢讲“分众”，打的旗号是尊重读者的不同需求与自由选择。撇开大众传媒的欺骗性，这么玩总比八亿人民八个戏要好。回顾历史经验，若是媒体的分众策略彻底到自说自话的地步，可以证明这是一个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这样的时代咱们有过，那就是晚清。 其时媒体分众的最极端表现，是狂热地使用方言，以颠覆之乎者也的大一统体系。很多 面对中下层社会的报刊，拒绝文言的稿件，欢迎纯净的白话，最热衷直接对各省民众的方言体。以此类推，用方言写啥的都有。有些作品，我只能用“后现代”来形容它们跨越语言和文体的大胆程度。 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各报争相报道，以上海《笑林报》的一则消息最让人过目不忘。这则消息，不但用白话填“词”，而且是用“白话”（广州话）填词。不但用方言填词，而且用词来报道时事！这首词的调子是《满江红》： 日本真狠，咁大胆居然开仗,何佢俄罗斯国,恶成咁样。佢啲贪心人尽识，要将细国全行抢。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 攻旅顺，全力量，波罗的（舰队名），赶唔上。试听佢里面，隆隆炮响。兵卒几多都弹死，尸骸满地有人葬。佢两家打得交关，咁都讲寄呀病。 不过这还只是偶一为之，真正交关厉害的是上海的另一家小报《方言报》，其特点是根据新闻的题材分别使用方言，有如下表： 朝报（京话） 舆论（官话） 市声（宁波话） 巷议（广东话） 情话（苏白） 几大方言萃于一纸，读者各取所需，才卖六文大钱。要说分众，没有比它更彻底的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晚清人对各种方言特性和使用环境的定位。 李欧梵曾经发愿写一部真正的“双语小说”，小说的语言在中文英文之间自由地跳跃。不过他在兴奋之余又很有些泄气，因为这样的小说怕读者也有限。所以阿英评《方言报》杂用各地方言是“优点在此，缺点亦在此”。这份报纸若是刊载一篇小说，怕会这样写： “夫人笑道：‘老爷，咱们俩方才谈论过朝廷和日本开仗的国家大事，跟住又倾过隔离嘅妹仔同人私奔件事，接下去你我夫妻叙叙旧罢，耐勿要忘记讲苏白，阿好？’” 这样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但是晚清小说里有的是叙述用官话，对话用方言（《海上花列传》、《海天鸿记》），有的是官人讲京话，妓女操苏白（《九尾龟》、《人间地狱》），所以这样“众声喧哗”的文字，大概也是“事或云无，理所必有”的东西。 偷新闻的人 光绪初年，上海滩头，同城报战，如火如荼。主要是两报对峙：《申报》与《字林沪报》。史称“上海德比”。 两种报都是英商的字号，各为其主，又恩怨甚深。《字林沪报》的主笔蔡尔康，就是申报馆出身，从一个小编辑一直爬到主笔的位置（在当时的洋报馆，华人最高也就到这份儿了），在报界风头无两。可惜后来跟申报馆账房闹翻了，愤然离开就职八年的《申报》，跳槽 到正在筹办的《字林沪报》任主笔。 这样一位人物，自然处处跟《申报》别苗头，《字林沪报》发刊一个多月，正好碰上朝鲜壬午政变，中日两国矛盾激化，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字林沪报》虽然刚创办，它可是背靠着大名鼎鼎的《字林西报》，外电外稿，两份报是同时刊出。《申报》没这个优势，时效性差了好多，一下子就被《字林沪报》抢了风头。紧接着中法战争爆发，《申报》立志打个翻身仗，辟出“越南军情”专栏，特派记者前往越南前线报道。可惜当时的法军和现在的美军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把中国去的随军记者赶了回来。《字林沪报》没派记者，就靠着路透社的电讯，报道比《申报人世家报》深入，分析也比对手透彻，这一场德比，《申报》又输了。 终于盼到战争结束，和平降临，《申报》的机会来了。这一年是乡试之年，全国举子云集北京，牵动全国。《申报》在北京驻有专员，乡试一发榜，立即用电报发送全部榜文，报纸上特意标明“本报馆自己接到电音”，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蔡尔康当然不愿吃这个瘪，可是自己报纸的洋老板不理解科举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根本不肯花这个钱！ 蔡尔康没辙，自个儿想招吧。他的招数是中国人的传统法宝——送钱。他买通了申报馆的排字工人，都是熟人嘛。每天工人下班，偷一份清样给蔡尔康，第二天《字林沪报》原样照登。问题出在《申报》有电码译错的地方，《沪报》也跟着照错。申报馆马上加强戒备，门警森严，报纸不出街，根本不让任何人出馆！蔡尔康，接着想辙吧。 好个蔡尔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去买通了电报局的电报生，要他们收到《申报》北京来电后多留一份。申报馆总不能把电报局的人也关起来吧？当然，此计也不能长久，人家不会把电报明码改成密码吗？再往电报局一告，这条路也断了。 蔡尔康太想赢了。这回他买通的是上海报贩的头目。他将自己的报纸编好后，留着头版的位置，不发。等报贩将凌晨领到的第一份《申报》火速送来，再抢排付印。虽然比《申报》晚些出报，到底报上的新闻不会晚上一日。 茅招？你说这些都是茅招？蔡尔康被同行称为“当日报界之人杰”，你以为是凭的什么？ 一堂新闻营销课 同学们，静一静，上课了！我们继续讲上海报业竞争史。 上海滩上的中文报纸德比，就像王小波记忆中的十次路线斗争，其中一方总是《申报》，另一方是谁，则需要死记硬背。这一次出场的是美商经营的《新闻报》。 《新闻报》算不得生逢其时，之前《申报》、《字林沪报》几乎已将上海小小的读者市 场瓜分殆尽。尤其是《申报》，树大根深，在内地它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新闻报》能够挤进来站稳脚跟，靠的不是优秀的主笔和访员，而是它的CEO斐礼思。 斐礼思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益于他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怎样把新闻“卖”出去，而且卖得比别人好。在三年之内，他实行了《新闻报》营销计划的三大步骤，使《新闻报》很快就获得了上海三分之一的报纸市场。这三大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低定价，高速度。当时《申报》卖十文，《字林沪报》卖八文，《新闻报》只卖七文。《新闻报》还雇用了一批失业的贫民和儿童沿街卖报。后来的新闻业发展证明，雇用报童是一种极易奏效的销售方式，他们会钻遍大街小巷，用各种惹人同情或引人注意的方式换取市民口袋里的铜板。《新闻报》的另一发明是雇用专门的挑夫和快艇运送报纸，这样该报送到长江三角洲各市的时间就比其他两份大报快了一天，一下子就打开了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市场。 第二步，争取广告客户。当时上海最大的广告客户是各戏园子，很多人买报就是为了看上面的戏目。但是那些戏园的老板只相信《申报》，连《字林沪报》都无法取得这一份额。《新闻报》刚出版时，斐礼思派人到各戏园抄录戏目，打算免费刊登来扩大影响。谁知戏园老板根本不肯向《新闻报》提供戏目。斐礼思一气之下，干脆命令排字工人将戏目随机乱排，按日刊登，这下造成了上海戏剧界的信息混乱。各戏园老板不得不请出有头有面的白相人跟报馆讲和，不但每天抄送戏目，还定期缴纳广告费。 第三步，制造新闻迎合读者口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自然形成了当年最大的新闻热点。上海各报纸主要依据头天的外电报道战况。中国读者当然希望中国胜利，可是每天的外电译稿都表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就有读者来信指责《申报》“助敌”，还有人出钱要求刊登“倭寇大败”的新闻。斐礼思在此关头展示了他的商人本色，他命令本报编辑杜撰清军胜利的消息，以及清军用“夜壶阵”打败日军之类的“战地趣闻”。于是《新闻报》在中日战争期间制造了一个奇迹，每天的报纸不到中午就卖完，第二天增印昨天的旧报纸，仍然一抢而空。 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布置的思考题是：从斐礼思的办报策略看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方向。下课！ 黄远生上条陈 黄远生，还曾是清朝的进士哩黄远生，民初名记者，《庸言》主编，《申报》、《时报》特派通讯员，撰写通讯脍炙人口，哄传一时，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买舟赴美。12月27 日，美国旧金山，他在回旅馆的途中，中枪殒命，凶手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不过，后来的消息却让他们一时哑然。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 误杀！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会悼念。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案情并未结束。解放后，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表面上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 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黄远生希望新闻能够规范，他也正死在“新闻不规范”上：杀他的华侨正是信了当地报纸的谣言，才拼死要翦除黄远生这个“袁党分子”。在民初的舆论环境里，要求“新闻法治”，可不是痴人说梦吗？ 张恨水进京 报人世家张恨水进京之前，已经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他当这么一份地方报纸的主编，自己觉得学问历练还不大够，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读书。于是，这个安徽小青年来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那时的北漂，比现在强的地方，是有各地的会馆收容他们。张恨水在芜湖会馆落下脚后，就托同乡朋友介绍，想到一家报馆做事。已经是老北漂的朋友给他讲：现在北京规模最大 设备最完善的报馆是顺天时报社，但那是日本人办的，去不得，去，他们也不收。最好呢，先进一家小报馆，将来再想办法进大报社。张恨水同意了。 他第一次去一家报馆见工，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出得门来，他悄悄地问介绍的朋友：“我们要在外省办一张日报，也要弄个营业部，一个杂务房，一个编辑部，一间排字间，一个机器房，一间会客厅，再弄几间房，报馆里人住的。怎么这里只有三间房，也能开一家报馆？” 朋友哈哈大笑，笑他不懂行。北京所谓办报，大多数根本不是营业的，最多印个几百份，还有印几十份的。最厉害的，只印两份，一份贴在报馆门上当幌子，一份上交给出钱办报的人，就完了。这样，一份报只要两个人，满可以撑得起来。 “那，谁去跑新闻？”张恨水还是想不通。 他们根本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的稿子一发，就完了。甚至有人直接把别的报纸的版面拿过来重排好，换个报头，反正只要瞒过出钱的大爷就成。 朋友还说，通信社北京城里有十好几家，可是日本人办的，英国人办的，要他们的稿子，都得出大价钱，小报纸根本要不起，只要那些不要钱的通信社发的稿子。 那些通信社怎么维持呢？张恨水又不懂了。 “自然有人津贴他们。”朋友神秘地一笑。“干几天你就明白了。” 张恨水后来进的报纸叫《益世报》，是天主教的资本，母报在天津，在北京又开了个子报。这在北方，就算大报了，光编辑部就有三间房子。张恨水进去，先是当校对，接着，就做了三四版的新闻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北京报界。 那是1919年，“五四”的前夜。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后来的小说名家，在古老的京城里，面对丑恶的现实，还做着“为民喉舌”和“直言谠论”的梦。 看看什么是黑幕 大学时读诸家现代文学史，提到“黑幕小说”都不屑一顾，不介绍，光骂。我就不明白，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后来看到一些似乎可以算作“黑幕小说”的，如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的确是以真人实事为基础点染而成，认得出来的有苏曼殊、姬觉弥、包天笑等，觉得也没什么呀，是不是文学史家们太言过其实？ 今年在一个网站上买到张秋虫的《新山海经》，列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说到 张秋虫，也算礼拜六派一大家，所谓“苏派以包天笑、周瘦鹃称雄，扬派以李涵秋、张秋虫为魁”。书买回来，有人抢去先看，看完扔回，还撇嘴道：“简直就是本黄色小说嘛！”我翻了翻，心下突然明白了，问她：“全书的大关目，是北京的红角柳蕙芬，和坤伶十月春相好，被十月春的旧相好季次青拿手枪打上门来，一个小报主编白五替他去挡，被打死了。柳蕙芬只好避走上海。你知道他在说谁？”她不知道。我就翻书给她看，这条叫“野狐张三之死”： 时有某大吏之子，与名坤伶某交甚密，花费金钱甚多。而某坤伶又欲委身梅郎，大吏子不能忍，拟以手枪对付……”某天梅兰芳到银行家冯耿光处，大吏子跟踪而至，正好大陆日报社社长张野狐也在，自告奋勇做调解人。张与大吏子乘车去寻那个坤伶不得，又回冯宅。冯耿光此时已电告宪兵司令部，说有强盗持枪抢劫。兵至，即向屋内开枪，将大吏子和张野狐一同打死。然后将大吏子的头悬在正阳门外示众，指为强盗。他父亲明知是自己儿子，也不敢去认。 记这件事的，是管翼贤（长白老人）的《北京报纸小史》。管是当时北京报界的名人，他对张野狐的死，认为是“报人不自检点，常与下等人为伍，张氏之死，诚不足惜”。但是他是史笔，所以比较客观。 到了张秋虫笔下，那就不同了。他的故事情节，倒是几乎与事实一模一样。可是他先大力渲染柳蕙芬和马二一班人如何荒淫，柳又和庄督办（应指张宗昌）又如何如何，后面又写白五（张野狐）如何帮堂子里姑娘办花报，人财两便，还有季次青（大吏子）怎么多次被女人勾引和抛弃。其间还穿插无数的男女苟且奸情，大多都是当时小报的新闻演化夸张而成。 那年梅兰芳离京来沪，上海的京剧名角，纷纷休假一个月，声势之大，并世无两。以梅兰芳的盛名，这种新闻事件，会引起社会多大的关注，可想而知。这样的小说题材，加上张秋虫的名头，销路如何，可想而知。对当事人的侮辱和伤害，也可想而知。偏偏张秋虫老兄，还要在“后记”里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白：“如果你跳起来自己承认是书中的某某，那只能怪你有相同的事实，不能怪我著书的，因为这不过是无心巧合，我哪里知道你会做这样的事。”这就太狠了！此书作于1929年，张秋虫不过27岁，他还说自己是“热血少年”哩。 到底是中国人 1930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个性很强，提了两个条件：（一）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他一个人说了算；（二）就职后先赴日本与欧美考察半年，研究科学管理。条件虽然苛刻，董事会也只能答应，毕竟像王云五那样又懂研究、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 5月，王云五到了美国。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内就 是王的好友，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云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业也有代表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一日，来到一个飞机场，这里的飞机专供游客乘坐。1930年，不要说国内坐过飞机的人不多，在美利坚这也是希罕物事。王云五一见飞机，豪兴大发，先问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谁坐过飞机？大家一齐摇头，这东西不牢靠得很，军队战机尚且常有坠毁的传闻，谁敢拿性命开玩笑？ 王云五大不以为然：飞机有什么？又不是没坐过！王某愿意上天去转一圈，诸君谁愿同往？在场的老美，立即坚决拒绝：MR WONG，我们很佩服您的勇气，抱歉我无法陪同您DO THAT。这话不用翻译，王云五颇有些失望。只有梅贻琦含笑不语。 这一下王云五来劲了，月涵，你可愿陪我一游？梅贻琦点点头。王云五大喜，立即询问登机飞行事项。机场告知二人，本机场不负责游客的安全，起飞前须签署自愿飞行文件，并声明如遇不测，须通知某处之亲友云云。王云五并不犹豫，抓过笔一挥而就，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回头问：“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呢？”梅贻琦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考虑一下吗？”梅贻琦摇摇头。于是登机。 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飞机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看见一个小黑点又出现在天边，嗡嗡声越来越大，渐渐看见飞机轮廓……继续下降……俯冲……着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脸出现在舷梯边，多少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两人，好像欢迎归来的英雄。梅贻琦脸色微微有点发白，紧紧握住王云五的手，道：“方才是患难朋友，现在又变了安乐朋友！”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 蔡元培在“五四” 建国以来，一向的说法，都是讲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支持和鼓励学生，为被捕学生的释放竭力奔走；这几年有议论称“五四运动大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有问题”，于是又有学者有鼻子有眼地叙述“五月四日清晨”，蔡元培如何亲自赶往北大，力劝学生莫要游行。这些前后说法，让人看了颇有些迷惑于事实真相究为如何。历史这东西，虽不见得如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却很像频频曝光的影视明星，总是向观众展示讨好的一面。 其实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得明白：“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为什么这次就不劝阻了呢？是不是蔡元培思想有所转变？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确实为营救学生不遗余力，但当5月8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后，蔡元培却于第二天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辞呈，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在如此紧张关头遽然离京，这个举动颇有可玩味处。蔡元培留给北大师生的便条上开头便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出自《风俗通》，意为路旁小儿赞马快，乘者喜之，乃驱驰至死。蔡元培自喻为马毫无疑义，然而“道旁儿”是指谁？有人说指游行学生，有人说指北洋政府。蔡元培后来自己也向外界说明，他的出走只是不满于政府。但从蔡元培后来的言行分析，“道旁儿”亦可能兼指学生，因为彼时政府是在弹压学潮，其行为与道旁小儿喝彩反致马死并不相类，只有用学生对蔡元培的期许来比拟才讲得通。 蔡元培长北大以来，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就是他的名言，1919年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天，他获悉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立刻召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告知此事。看起来，蔡元培在明确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确实有“将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的想法。因此他对学生游行并不劝阻，且有支持之意。 但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很快出乎了蔡元培的意料，火烧赵家楼这样的暴力行动显然不符合蔡元培的教育原则。5月4日当晚，他参加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翌日便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恐怕蔡元培已萌去意。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学生罢课的，我们不要忘了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后面还跟了一句“救国不忘读书”，像他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肯定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 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蔡元培就只能辞职离校了。据当时北大教务长，后来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他和其他师生代表赶到杭州，苦劝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但是这次看似相当成功的运动却给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留下了一个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因此蔡元培在受劝不过，终于答允回校复职后，即发表了《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大声疾呼：“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蔡元培这一担心后来果然被证实了。大大小小的爱国运动不算，1922年他竟因部分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而不得不再次辞职，最后事件以校方退让告终，证明了北大的纪律“今后将不易维持”。 蔡元培看到了学潮失控后对正常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当时“内外交迫”的局势下和学生“无可厚非”的“爱国行动”面前，对此徒唤奈何。他以一身之威望，半生之热忱，投身大学教育，虽也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但总是竭力劝阻学生过多地“牺牲神圣之学术”，他“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期望，虽然不容易为当时激进的学子理解，总该可以给今日的后人，留下一点教益。 胡适：尴尬的发言者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之先生，1919年4月底到上海去迎接自己在美国时的导师杜威先生访华。5月6日，他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他收到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陈独秀的北京来信，报告了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此时的胡适，恐怕还没有想到，这场学生运动，对于他，对于他回国后一直努力的事业，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虽然后来做了政治上的“过河卒子”，胡适1917年刚回国时，确实曾经发誓“二十年不 谈政治”。他从事的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在胡适看来不外乎两点：（一）“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因为“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而“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的等方面的大解放”（《谈新诗》）。（二）提倡“人的文学”，这个口号在胡适那里，又被具体化成“易卜生主义”，即“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重要，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主义》）。从这些主张我们不难想见，胡适之博士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以学生民众对抗政府的群体性风暴中，会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胡适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绝对算不得激进，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陈独秀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样的武断，也没有钱玄同提出“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那样的尖刻，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当时舆论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荆生》和《妖梦》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前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陈独秀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无关个人，但仍在20世纪40年代回顾“五四”的文章中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使胡适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写“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五四”以后，社会上谣传“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的一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可以用来分送路人。但刚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回忆五四》） 一星期后杨振声被释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国留学。但是作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潮头人物之一，“五四”在杨振声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后对“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五四运动爱国和反封建的方面，杨振声一直是肯定的。《回忆五四》一开始就讲了“小时候的两件怪事”：嫁给牌位的新娘和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当他在美国学成归国回蓬莱看望我们的祖父、祖母时，当地的美国传教士想见他，被他拒绝了，他对我们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来传教、办学校、开医院，真正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杨起《怀念我的父亲》） 1918年，杨振声参与创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五四”前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到1920年的《贞女》，杨振声作品的特点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后的著述中，杨振声开始对“五四”的文化意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在发表于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发表的《“五四”与新文学》一文中，杨振声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几乎达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时期文化的地步。他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杨振声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原因是“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他觉得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这些批判当然是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也不乏作者的亲身体会。 对于这种种弊端的起因，杨振声认为看似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环境不一致，但实质上是相合的：“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结论是：“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1)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少年时被人称为“书痴”，本来就不大关心外界事物，加上又进了清华，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当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对自己在代表团中的作用也颇感自豪：“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并告诉父母，他决定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学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梁实秋《谈闻一多》）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2)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读书，后来又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人物，“五四”时大多是热情的参与者。但梁实秋是个例外。他在“五四”时并没有足以为后人提及的个人行为，后来关于“五四”的评论也颇有批判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窥见梁实秋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轨迹。 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当时的清华还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僻处城郊的海淀，纪 律严明而且重外轻中， “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清华八年》，下同）。“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华学生和外界，和城内学校的联系都不太多。因此“五四”当天，并没有清华学生参与游行。 但是清华并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的梁实秋，对清华内部的状况，也同样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实秋自小家庭规范极严，他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但梁实秋对充斥清华的对中文的轻视不能无所感触。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梁实秋开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拿饭来换学问！ 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我没有翻查《历代文学家大辞典》，但这应该是事实。清末的一天，陈独秀在东京访章太炎，就提到这个问题。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这两省，不用说，近代出的大人物加上脚指头都数不完。可是它们的邻省湖北———那会儿还没有“武昌首义”，谁知道黎元洪黎菩萨？何况谈的是大文人。 不料纸壁那边有一个声音咆哮起来：“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未必就不是我！” 说话的，是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黄季刚。 古文字研究到现在，一共有两大宗，一是“罗王学派”，罗振玉、王国维，一是“章黄学派”，章太炎、黄侃。黄侃和他老师一样，早年是革命家，民国后才废政从学。今日硕儒，当年游侠，正是那代学者的独有风神。 章太炎是“章疯子”，黄侃呢，也是个“妙不可酱油”的人。 他进北大，比蔡元培还早。蔡元培长北大后，章门弟子很是得意，什么三沈二马，周氏兄弟，朱希祖，钱玄同。可是黄侃跟他们都不同调。他看不惯北大聘吴梅来教戏曲，认为简直是丢北大脸，他更看不惯新派教师（主要是他的同门）围着蔡校长转，骂他们“曲学阿世”———这就给了蔡元培一个外号，叫“世”。当然，他最看不惯胡适之的提倡白话。胡适说白话文“痛快”，他就说“喝醉了酒被刀子砍头最痛快”。 他看得惯谁呢？刘师培，这个先出卖革命派，又参与筹安会拥袁的“民国罪人”。刘氏三代治经，可是就快没了传人。为了让刘氏经学能传下去，黄侃毅然跪下磕头，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岁的刘师培为师。“士大夫耻相师”是自韩愈写《师说》时就有的风气。大家都是北大教授，黄侃这个头，磕得古往今来多少人汗颜！ 黄侃在风气一新的北京毕竟待不惯。五四运动后，他就南下到了保守派大本营南京。在中央大学的黄侃，不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他的学问传了下来。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他上课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这顿饭学生请没请，于史无征。有人说这是黄侃师德上的瑕疵，我倒觉得，季刚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知识有它自己的尊严。反过来看，黄侃磕头拜师得来的学问，为什么就不值一顿饭？ 季刚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们拿饭去换一顿学问的老师太少。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鲁迅的伟大是公认的。从前的定评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现在头一项不大提起了，而对末一项，则是连他的敌人如陈西滢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称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对颠扑不破的重镇”，而在汪曾祺看来，中国现代至今的散文无非是两条路：鲁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冲淡。说文学家的鲁迅是自中国有白话文学以来数一数二者，大约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对鲁迅的诟病主要来自他不计其数的笔战对手，前些年又鞭尸似地被某些海内外“精英”翻炒过一阵。总括起来大致有三：一曰峻急，二曰刻薄，三曰多疑。 鲁迅对社会和人的批判确乎颇不合时下流行的“宽容精神”，但这种并非为了要报私仇或快速成名的峻急，只能让自己加速沉入无边的黑暗中去，成为“二六时中，没有已时”的“毒蛇”、“怨鬼”。鲁迅曾说，他的吃鱼肝油，保养自己，倒不是为了他的爱人，而是为了敌人，“要给他们美好的世界增添一点不愉快”，心理“阴暗”到这种地步，难怪会让讲求“闲适”的文士们大摇其头，在利己主义睥睨一切的当世自然也不合时宜之极。也许正因如此，鲁迅所期盼的自己文章的“速朽”，到今天也未能实现，现在重读这些六七十年前的文字往往会惊异于与当下的合拍，这是鲁迅的幸抑或不幸？ 说鲁迅的文字刻薄，大约是有道理的，因为曾让提倡“平和的趣味”的梁实秋至死余恨犹存。然而我以为一个并未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激烈的批判时刻薄甚至刻毒一些，似乎也无妨。徐志摩、陈西滢一干人常以自由主义相标榜，却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为“刀笔吏”，我觉得不好这样乱比，鲁迅的笔并无随意判人生死的权力。并且，别的不说，鲁迅的敌手中，对自身的反思剖析，少有如鲁迅一样的大胆和深刻，对社会的黑暗，也少有如鲁迅一般敢于直面，倒是逃避的居多。以此观之，鲁迅似乎不乏刻薄的资格。 至于多疑，对于我们这些比当时的人拥有更多苦难记忆的现代人来说，应该更容易理解。虽然没有经历20世纪人类两大劫难──“二战”和“文革”，但鲁迅过人的洞察力使他清楚地看到人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堕落着，对人类的绝望导致了他在生活中多疑得让人有时难以接受，他自己也多次检讨（如杨树达事件），但他在少年时代即确立的对人的不信任却始终无法改变。 然而，即使在对身处的世界如此的悲观中，鲁迅却从未放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鲁迅年轻时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甚或称“民国以后，我们是做了奴隶的奴隶”，然而穷其一生，鲁迅所做的仍然是“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但当增田涉问及“是否后悔做一个中国人”时，他“眼里含有泪花，低沉着声音答：‘不，我爱中国！’”鲁迅对中国的爱和沈从文那种“不可言说的温爱”是不同的。沈从文是个浪漫主义者，终生都葆有儿童般的天真；而鲁迅是眼前连路也见不到的“过客”，是“于绝望中看见希望”，要“于无希望处得救”。拥有希望而竭力追求其实现，固属可贵，却非难能，唯在完全绝望之际仍能摸索前行者，允称大智大勇。这才是鲁迅，不朽的鲁迅，虽然身为“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却依然能在弥天的黑暗与遍地的污浊中，昂起头，“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去”。 这就像艾略特那句不朽的诗行：“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 现在王府井的新东安市场，是六层楼的商厦。旧东安市场不是这样，倒是有点像农贸批发市场，一排排的平房，五花八门，卖蔬菜、果品、旧书、古玩、衣料、西餐……要嘛有嘛。这种地方的秩序相当混乱，所以才会发生著名的沈崇事件，让恪守英美法治精神的胡适先生彻底失掉了全国青年学子的拥戴。 这里说的是旧东安市场发生的一场车祸： 本报讯日前，一位男青年急匆匆地骑乘摩托车到市场购物，在市场外和一辆汽车相撞，男青年身受重伤，送协和医院医治，医生称可能会留下腿部终生残疾。车祸原因正在调查中。 各位编辑大人，这条消息该放在什么版？社会新闻？还是尾条？好的，不过我要告诉各位，这位青年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大公子，清华大学高材生梁思成。怎么样？是否可以移到“重要新闻”一栏去？ 我还想说明，撞人的汽车也有个不一般的主人，他曾经被北京学生以爱国的名义痛打———没错，该汽车所有权属于前驻日公使章宗祥。怎么样？这条新闻不简单吧？ 你说这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要把它放到政治新闻版？先不要冲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章宗祥是要借此报复梁启超挑唆五四运动的仇怨。而且梁公子赶到东安市场，的的确确是一个偶发事件。 据知情人称，事发当日，正在西山养病的前外交次长女公子L小姐，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橘子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车自西山驶出。在事故现场，确曾留下一包精心捆扎的橘子。显然，摩托车技术超群的梁先生拔得了赌赛的头筹，如果不是发生了车祸的悲剧…… 你知道L小姐就是林徽因？咳，你知道就好了，不必登在报上吧。 现在你总算明白了，这则新闻最适当的位置是在：娱乐版。不但是头条，而且还可以作连续报道。据我估计，梁先生虽然因车祸留下了终生遗憾，但赢得L小姐芳心的机会却大大增加，不信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其他人有戏没戏！ 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待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 冰心的一元钱 冰心去世。和朋友掐指一算，经历过五四运动的，在文学史上留得下名字的，又还健在的，居然已经没有了。更别说还是女性作家。台湾的苏雪林比冰心年纪大，但五四运动发生时她在安徽老家，还只有向往的份儿。 年轻总是气盛。许多新锐说起冰心，都一脸的不服气：不就是比别人早写文章早出名吗？（张爱玲深有感触地说：“出名要趁早。”）尽是些爱呀美的，太浅了。不错，冰心似乎 永远也学不会深沉和世故。前些年看报道，讲冰心和萧乾会面，一见之下，两人就互相吻了吻。这有点儿奇特，但不奇怪———冰心指着萧乾说：他是我的小老弟，我总叫他“小饼干”（冰心的逝世与伤心萧乾的离去有无关系？）———总好过冰心握着萧乾的手说：萧乾同志哪，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呀。 接下来冰心就很气愤地对萧乾说：“作协有些人真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然用公家的车办私事！真太不像话了！”看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又怀疑记者是不是在生安白造。都什么年代了，她老人家还在为这种连腐败都算不上的假公济私大光其火？若是真的，证明冰心老人还和五四时代一样纯。 冰心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其实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读过中小学的人，一定学过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读到大学中文系，多多少少要读她的《春水》、《繁星》、《超人》、《斯人独憔悴》、《去国》这几篇，还有文学青年都热爱的泰戈尔，最通行的也是冰心的译本。可是冰心常常被我们忽略，几乎再也没有人肯承认自己受冰心的影响，她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文学老祖母”，一个新文学的象征。八九年前冰心写过一篇小说《远来的和尚》，被《小说月报》安排在当期的头条，写国内的饱学之士饱受排挤，外国来的不文之辈却被敬若上宾。很简单的不平。岁月给文笔添上了淡泊，却洗不去“五四”那股忧世伤怀的气息。这跟同期的正在狂飙突进的操练先锋的小说距离多么遥远啊。因此这种安排理所当然被视为一种尊重、一种致敬、一种对开创草莱的前辈的报答。 说实话，我也不爱读冰心的小说。我们已经被20世纪教得太复杂了（以赛亚·伯林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一个世纪）。如何还能容忍这样的简单？要热血报国，但家庭不允许；对人生绝望，被世界遗弃，贫穷、不公、自私、愚昧在世上横行，让人们窒息———是的，这些几乎是永恒的问题，可是我们能否接受冰心给的答案？她真诚而无力地喊着：爱吧，像母亲一样地爱吧，爱是征服一切的力量。可信吗？可爱吗？可笑吗？可怜吗？堂吉诃德面对巨大的风车，手里举着一根柳条，那是他想象中的长矛。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轻视冰心和她的时代。但是且慢，自大的现代人，让我们“回到现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每个人都指责用公车办私事，还是愿意自己也钻进某位亲友弄来的公车？你是愿意热血沸腾充满道德激情地为理想呐喊，还是愿意灰心丧气缺乏目标地在忧郁中生活？你是愿意坚信世上有是非的存在，坚信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还是愿意看不见正义邪恶的界限，在道德边缘徘徊？你是愿意梦想“她也一定会好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的结局（《小桔灯》），还是愿意被迫接受“正因为绝望，我们才被赋予希望”（阿多诺）？你是愿意不断为人类的进步而欢呼，还是愿意看人类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如果让冰心老人来选择呢？ 某期《天涯》上登过一位百岁老人的语录。她摸出一元钱来给小保姆：“帮我买一斤肉，要半精半肥的。还买点葱、姜、蒜籽。剩下的钱给你买糖呷。买不得？咦哩？未必这钱有假？”我觉得，“爱”和“理想”就是冰心的一元钱。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一次次将它从口袋里摸出来，却一次次被告知“买不得”。不知道冰心有没有怀疑过“这钱有假”？ 冰心晚年一直想刻，终于还是刻了一方图章，文曰“是为贼”。据说起初连王世襄这样的达者都不愿为她刻。咦哩？未必冰心只是在故示豁达？不然为什么大家不肯让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呢？她一定很累了。从北大学生傅斯年高呼“坐车的都该枪毙”的年代，活到大学女生宿舍前停满高级轿车的今天，也真难为了冰心。 冰心走了，剩我们这些后辈还活在世间，活在这毫无希望、又不得不努力追寻希望的世间。 林语堂：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金宏达的前言是这样写的：“出过《周作人评说80年》、《张爱玲评说60年》之后，犹如做一副对子一样，自然想到要出一本《林语堂评说70年》了。”为什么？因为“三人都有些‘另类’，围观者多，评说纷纭，在现代文坛上，比起别的圈子，好象（像）另有一番热闹”。 这样说大抵不错。不过，比起周作人和张爱玲，林语堂的“另类感”要强得多。在20世 纪中国文坛，林语堂不是像鲁迅、穆旦那样的“叛逆者”，也不是像郑孝胥、陈衍那样的“卫道者”。他是一个“闯入者”，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成长，又返归到中国文化中来的游子。论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和为西方人熟悉的程度，能和林语堂相比的只有一个胡适。但胡适是有“清儒家法”的，出国前旧学已有了相当底子，他的出国如同凤凰的涅槃。林语堂则不然，他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九岁已经上台讲道，教会小学教会大学这么一路读上来，年轻时“几乎中断中文学习”。虽然他出国留学时已经24岁，可是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远胜中国文化。林语堂的文化气质更近似于“生于南洋，长于西洋”的辜鸿铭和在日本成长的苏曼殊。 林语堂的特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或曰“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编《开明英文读本》，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目的是将西方的绅士品位引入中国社会。他先后引发的两次大争论（《子见南子》的演出与《尼姑思凡》的英译），都是为了他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的古人古事。他因为周作人的介绍喜欢上袁中郎，于是大肆提倡“性灵”，其原因如陈平原所言，并非只为了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古人，更是因为性灵派文论与西方表现派文论“异曲同工”，给了他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接口。他将“HU-MOUR”译为“幽默”，鲁迅等人很不同意，因为这个来自屈原的语词太容易被误读成“静默”，但是林语堂更反对将幽默理解为中国固有的“滑稽”或陈望道译的“油滑”。这两种翻译思路的差异在于将哪种文化作为本位文化。从严复到鲁迅，都是将“信”放在第一位，宁愿突出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好对中国文化动一个彻底的手术。林语堂的翻译主张则更接近于传教士，只顾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觅得一条便捷的途径，运输损耗在所不计。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林语堂在西方暴得大名，“美国知道他的人比中国还多”。他的《吾国与吾民》占据畅销书排行榜首52周之久，他因《瞬息京华》（即《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是林语堂在中国，名头并不是那么响亮。《语丝》时代他跟着鲁迅，《论语》时代又跟着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并无独到的贡献。人们尊他一声“幽默大师”，其中总带着几分揶揄。他的中文委实不算好，所以《瞬息京华》自己不敢译，要请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代译，可是人们认定他是个文化贩子，连带怀疑他的英文水平。他们还讥笑他的犹太商人式的精明，不见钱不给稿子，兄弟拿几件旧家具还要算钱……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例子，现在还有不少（如高行健）。倒不一定是偏见或傲慢，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以为中国就是辫子与小脚的西方人眼中，林语堂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东方之门，苦心营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中国幻境。反过来，林语堂在中国谈西方倒还罢了，他竟然大谈特谈明人小品、性灵文章、李香君的画像、院子里的竹树和梅花！新派骂他反动，旧派笑他肤浅，浮浮沉沉几十年，林语堂始终未能被加上大师的冠冕。 然而林语堂毕竟是重要的。在那么多人汲汲于向国内输入西方文明的火种时，他反向的写作，将“文化中国”的概念灌输给西方读者，影响了几代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当林语堂赞美中国的种种好处，也许不单是出于文化自尊心的驱使，也蕴含着要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寻觅一套更合理的生活法则的意图？读完70年人们对他的种种批评、忆念与论说，林语堂的形象似乎更为模糊。这恰恰构成了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更同情地了解这位文化进出口贸易从业人士的最大理由。 革命时期的爱情(1)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要被算作当代文学经典的了。曾有人指出余永泽者，即近年赫赫有名的“大散文家”张中行。于是读者饶有兴趣，看看这位北大三老之一，与书中那个落后分子究竟有何相似处。 这件事前几年引发了一场风波，是因某杂志对杨沫的访谈而起。可惜当时的原文现在找不到，也没借到杨沫夫妇后来出的回忆录 《爱也残酷，爱也温柔》，但大致情形，也不出张中行《流年碎影》中提及的：“她（杨沫）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落后云云，是杨沫的看法，负心，则好像没什么佐证，因为不单张中行从未谈到，《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也没有什么别的艳遇———有的话，我觉得杨沫一定会写。至于到老还强调离开此人是正确的，是有点怨毒了。这就难怪写过《顺生论》的张老夫子也难以八风不动，在轻描淡写的笔法中透出了他的嘲讽： 认定是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以谅解的。 嘲讽是因为恼怒。而恼怒，恰恰证明了未免有情。张中行平铺直叙地讲说故事，但还是藏不住对过往的眷恋，如他描摹初见杨沫的印象：“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前面都是肯定的褒词，“富于感情”却加了一个“像是”，个中情怀，不问可知，对应的是后来的“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说到后来，张中行给这段感情的评价竟是高得惊人，全不像他回忆得那么平淡：“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显然是感于前而怨于后。张中行是“胡适之的大弟子”，自然讲的是行端品睿，立身方正，不能留世以话柄，有时就像方遯翁写日记，把自己的牢骚让给人去发。《青春之歌》出版后，他的情绪不会不波动，所谓“室中人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很难让人相信。 杨沫对这段感情自然也不会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对之进行重新书写。在《青春之歌》中，进步落后之争的音量被调到了最大。她强调了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是因为感激救命之恩，当然还有他对自己抗争的赞许和对海涅诗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华的青年！”她还以全知视角描写余永泽的心理，一开始就是打算占有、羁笼这匹“难驯驭的小马”。为了让后来林余二人的分手显得更自然，杨沫让林道静一直对余永泽的甜言蜜语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静为什么还是会倒向余永泽的怀抱呢？杨沫实在无法说清楚，所以林道静在恋爱中的性格就显得摇摆而分裂，简直是弱智：前一分钟还在痛斥余永泽“跟你在一块儿就不算寄人篱下？你别老对我讲这些啦，你再说，我真怀疑你是乘人之危……”并且“嘴唇哆嗦着”，“竭力压制自己的愤怒”，而且，她还“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学生余永泽一说“我爱你，永远永远地爱你”，道静就“笑了”，听起来像是中了迷药。可是林道静并不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在杨沫对这段感情的重新书写中，余永泽是与革命的正面敌人不同的另一个革命的对立面。他象征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余永泽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可厚非。他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爱情逻辑来读解林道静：“爱可以改变一切，为了爱我们奉献一切”，所以他认为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诱她”，因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他满怀着情人的嫉妒来看待林道静和她的“革命”：“啊！在这样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别个男子亲密地约会着、来往着。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泽的直觉并没有错，林道静确实爱上了卢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所以她才会将江华作为卢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接纳为自己的情人。余永泽不懂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逻辑。一方面，革命要求将爱情理智化，千百年强调的忠诚、宽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须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苹略带讥讽地对林道静说的：“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在林道静看来，余永泽这种“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够容忍？与余永泽的相处让林道静明白了： 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革命时期的爱情(2) 如果说，林道静曾经也接受过余永泽的爱情逻辑，“美丽无边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银波”曾让她热爱并怀念，那么，她从革命中看到的是热血和火药，是燃烧的青春，这是与余永泽的长袍和马褂格格不入的。杨沫暗示，因为林道静是“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混合”———她的母亲是被地主逼奸的佃农女儿，所以她会在两种道路徘徊，既不是像余永泽那样归顺“旧”，也不能像卢嘉川那样全心投入“新”。“她既爱将来，又不能忘掉过去。在她的心灵深处，未来和过去是两个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极端，但却同时在她心里存在着、混淆着。” 余永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去理解林道静的爱情逻辑：“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应当理解她，原谅她。”为此他将谴责卢嘉川破坏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炉，“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业”。对于余永泽来说，这确实非常了不得，因为他试着用一种新的爱情逻辑来推导问题，但没有持续多久，当他想从枪声中寻找林道静时，他被一颗子弹吓回了图书馆。也许是丑化，也许是事实，反正，那样的生活不是余永泽想要的，他最后用更古老的逻辑解释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祸水！……” 据张中行交代，他和杨沫的结合是属于他归纳的“不可忍”那一类，“不可忍”的特征有四：一、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二、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见有大分歧；四、生活习惯有大分歧。张中行说他和杨沫除了道德修养方面外，其他三方面都“宜于分”。那么两人之间，除了进步与落后外，应该还有别的纷争。但按照张中行、余永泽的爱情逻辑，分手以后也是不作兴讲对方坏话的，抒发一下怀恋之情才是“情之正”，所以有了《沙滩的住》末尾叙述走过大丰公寓（张中行和杨沫初见的地点）时的心情，似乎是对那段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一个总结： 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随想录”（或随感录）是个好名字。 帕斯卡尔用它来展示如何做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陈独秀和鲁迅用它来反击无所不在的黑暗传统。巴金用它来说出一些令人惊异的真话。 它们的共同属性：来自思想的深处，说出一些很明确，却为别人所说不出或不肯说的话 。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金，一位负载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百岁老人？ 可曾见过装在摇臂上的摄像机？对于被看的对象，它有时从上看，有时从下看，有时推近，有时摇远。一切视乎表现的需要。 必须仰视巴金。走过两个世纪，他身上沾染了太多的尘埃和沧桑，他也为他的时代奉献了太多的爱。为此我们将他铸成巨大的铜像，以瞻仰来传达巨大的敬意。 必须平视巴金。对于一位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重新考量他作出的结论，把他真正变成人类智慧阶梯上一块砖石，而非装饰。 必须俯视巴金。我们并无评判的资格，却有后来者的权利。我们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审视：巴金和他的同代人，走过怎样的道路，有过怎样的挣扎。个人与社会，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可能？ 谁在阅读巴金？ 一位姓程的老人。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金刚开始闪耀时发现了他，自此变成了他的忠实读者。他把巴金的《家》列为家庭重点藏书，并在扉页上题：“凡是程氏儿女子孙，空闲时可读读这部《家》。” 一对受命监视巴金的红卫兵。他们在完成任务时，频繁讨论《家》、《春》、《秋》中的一些人物，为那些不幸死亡的青年妇女叹息。“有一天夜里，小的一个红卫兵来迟了，一来就抽抽泣泣不成声。那大的说：‘哪个打你的呀？你说！我喊一队来给你报仇！’这个小的说：‘不是！是鸣凤死了！’———说着又哭起来。大的红卫兵听到鸣凤死了，也跟着哭起来了。”记录这个故事的沙汀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讽刺。” 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妇。嶋田恭子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嫁人后全职做家务。她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从巴金的小说中找寻答案。她从香港买来了能找到的所有巴金著作，并冒着风险给巴金写信———那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这封日本来信给了巴金莫大的鼓励。 一个不知名的提问者。巴金访问巴黎时，在最大的书店弗纳克与读者见面，有一位中年法国人站起来，谈到了他对中国阴阳学说的见解，认为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那么，“巴金先生，您在《家》中描写的那种大家庭就难道没有任何价值吗？”听了译者高行健的传译，巴金回答：他反对那种封建家庭，这种家庭需要彻底清除。中年人还想继续和巴金辩论，却激起了周围巴金热爱者的愤慨。大家制止了他的发问。 《家》据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品共五次，还不包括话剧和地方戏），而且改编都相对成功。 因为这部作品够简单。一部能够感动各个阶层读者的作品，感情一定要强烈而明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巴金在法国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 说，他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在颁给巴金荣誉博士学位的赞词中说：“为表扬他的道德勇气和求知求真的精神，为表扬他对中国人民在这狂风激流的世纪中追求进步所做的有力呼吁。” 巴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人文知识分子担当时代的良知，他们明辨是非，知道何谓善，何谓恶，可以一往无前地为理想和道德呐喊。每当在一桩善恶莫辨的事件中，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就只剩下了永远的怀念。 文学大师、世纪良心、文化灵魂……多少帽子在巴金头上飞舞。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这一切毫无意义。分享这些纪念和意义的是我们这些后辈和旁人，我们需要一个见证，一种指引，一位楷模。 说说我对巴金的看法吧。我想起了布莱希特的名剧：四川好人。 我喜欢巴金对朋友的忠实，我钦佩巴金对爱情的坚贞，我羡慕巴金说真话的勇气，我欣赏他一生旅居上海，却从未改变的一口成都方言。我希望能像巴金那样，做一个不忘本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