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

　　寻找“北京人”（1）　［李鸣生　岳南］
　　故事梗概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但极其荒唐的是，在岁月烟尘雾土中委屈了50万年的“北京人”仅仅面世了12个春秋，便又突然神秘失踪……半个多世纪来，此谜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困扰着人类，人类对“北京人”的苦恋，寻找从未中断；直到今天，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机构，都开动了搜寻的机器……青年作家李鸣生、岳南近10年来加入了寻找者的队伍，经过艰难寻访，以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北京人”》纪录下了事件的全过程，以飨读者。
　　距北京50公里处的西南郊方向有一座山，叫西山。
　　在西山的东南山脚下有一个店，叫周口店。
　　这个叫周口店的小镇在70年前，除了当地附近的村民外，可以说世上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1929年那个大雪飘飘的下午，当一颗沾满了石灰和泥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从这里被发掘出来后，周口店这个名字很快便像那个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飘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人知道周口店这个名字，恐怕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对“北京人”的了解，或许就只限定在了小学课本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当然，有一个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即：没有“北京人”，就没有周口店。但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了解的是，“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紧密相关，甚至完全可以说，没有安特生便没有“北京人”；正是安特生的出现，才叩响了50万年前“北京人”的大门。
　　那是1914年的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通往中国的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此后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5月16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当时的中国，对初来乍到的安特生而言，可以说各方面都是神秘而又美好的。装在他心灵抽屉里的，不光有兴奋、惊喜与冲动，还有希望、梦幻与理想。尤其是首次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中国西部山川大漠的瑰丽壮美与奇峰异彩，并用自己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古文明的神秘与伟大。正如他后来所记述的那样，“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因此，他雄心勃勃，浮想联翩，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展宏图，大干一番！
　　但随着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安特生通过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接触交谈，发现许多问题和他想象的相差甚远。尤其令他费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近一个世纪，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当然清楚，田野考古学对古文明的发掘，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早在1830年，法国史前史研究的创始人戴乐维特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斋，奔向田野，其足迹很快散布世界各地。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图利希·谢里曼。
　　此外，1871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津巴布韦文明遗址，在欧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着，1882年美国学者唐纳利则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的”理论……
　　如果说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田野考古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令安特生教授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这同一时代里，无数外国学者和盗宝者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寻找与考察———有的简直就是强盗般的所谓田野考古行动，为什么也未能让中国的政府和学者们幡然醒悟呢？
　　的确，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在古老而又神秘的丝绸古道上，智慧勤劳的各民族祖先，曾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稀世的文化珍宝！这些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宝，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一笔丰富的遗产，本来是等着后来的子孙们去寻找、去发现、去挖掘、去整理、去研究，可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一批外国考古者们却翻山越岭，飘洋过海，纷纷闻风而来。在这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考古者中，我们不可否认确有为寻找祖先足迹而来的考古学者和专家；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又确有一批无耻的“文化强盗”！这批“文化强盗”深入西北大漠后，不仅毁坏了许许多多的古迹现场，而且还偷去了大批大批的文化珍宝，为后来中国的学者们对古文明的寻找和考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上述情况若是出现在瑞典本土，安特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令安特生深感遗憾的是，以地质学和考古学为先导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已被西方人用来在世界各地反复演示了上百年，而安特生既然不辞千辛万苦，不惧重重风险，志愿并乐意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当然就想做点实际的事情。他在帮助中国政府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及组建现代矿业的同时，还主动在北京当起先生来了：他给中国的同行介绍西方有关的先进科学知识，讲解西方田野考古的历史和先进技术。当他协助完成了中国最早开发的第一座现代化铁矿———龙烟铁矿的筹备工作后，又开始组织人员，背离书斋，走向田野，为寻找地下埋藏的古生物化石和远古人类遗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
　　1918年3月22日这天，安特生从北京安定门外乘坐火车，踏上了前去周口店考察的路程。
　　两天后，安特生离开周口店，回到了北京。他对这次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他终于在北京附近找到了一处可能存有“龙骨”的产地，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
　　1921年初夏时节，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怀揣着维曼教授的介绍信来到了北京。安特生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后，安排他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师丹斯基二话没说就去了周口店。而且，一去周口店后，他便很快在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一个破旧的寺庙里，建起了一个很有点声势的田野发掘指挥部。
　　事情到了1926年。
　　这年的夏天，师丹斯基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中明确地认出了一颗人牙。这颗人牙虽然有些残缺，牙冠却保存完好，没有磨损过，鉴定起来极为方便。经过一番考证，师丹斯基将这颗人牙鉴定为“真人”，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
　　1926年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10月22日下午2时正，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学术团体，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联合举行了欢迎瑞典皇太子的大会。
　　作为最后一个压台人物登场的，是安特生。他首先向中外学者表示了真诚的谢意，而后便代表维曼教授郑重宣布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类牙齿的重大消息。接下来，他又将研究论文《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在会上作了绘声绘色的宣讲：
　　……周口店动物群可能是上新世的。周口店发现的牙齿中有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得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生活在英国的皮尔唐，海德堡人生活在德国的茅厄尔。这些种类实际上是同时代的。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了同样远，并到达它们后来居住的地区。中亚高原的某个地方看来非常可能和上述种类的共同分化中心恰好是吻合的。所以，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几乎让所有的与会者都懵了。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竟然还没有人作出反应———也没人敢轻易作出反应。
　　的确，这突然而至的消息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力实在太强大了，即便是早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一带有爆炸性的大大出乎意料的消息，一时也很难适应。因为在亚洲大陆上还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可现在偏偏出现了，这怎不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呢！消息很快在北京和世界范围引起轰动，中外新闻媒介随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
　　“北京人”的现身，使安特生终于实现了叩见远古人类老祖宗的梦想，从而把他的事业推上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以致于多年之后，人们还会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读到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介绍。
　　1928年冬，为了更好地做好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频频磋商，决定用一项新的、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计划，来取代即将到期的周口店研究计划。此计划为期三年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共同进行，预算出来的11万美元的发掘经费，则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为避免日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步达生、翁文灏和丁文江还决心把刚刚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办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机构”，一个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使今后所有的发掘计划都由该研究室统一掌管。
　　1929年4月19日，中国政府的农矿部正式批准了这两个具有非凡意义的组织章程。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也通过北平协和医学院拨给了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从而使中国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研究室。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是因为具备了它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导致了一年之后那震惊世界、誉满全球的最伟大的发现。
　　转眼间，中外古人类学家寻找祖先的脚步不知不觉便跨进了1929年。到了这一年，当我们说到中国的周口店，说到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个叫裴文中的年轻人。
　　经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商量之后，负责周口店发掘“北京人”遗址的担子，便历史地落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1904年1月19出生的裴文中，当年挑起这副担子时，只有25岁。正是这一多少有些巧合与无奈的安排，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人类本已写就的历史，使原本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政治家的他，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年，裴文中怀揣家里为他拼凑的几十块银洋，心里铭记着父亲“做人要正，成绩要硬”的教诲，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地质系。1927年毕业后，来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1929年春，当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无人支撑时，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担子，搁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落日已经染红西山，发掘场地上，除了北风的呼号，便是荒草的哀鸣，虽然人人都感到寒意彻骨，但为了心中那份难灭的希望，大伙在连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下，仍坚持用最原始的运土办法，用绳子把一筐一筐的土从洞中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
　　由于天气太冷，已经冻得浑身发抖的裴文中准备下令收工。就在这时，远古祖先的大门“吱”地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他们很意外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神秘的洞。裴文中爬过去仔细一看，洞穴至多能容得下一个人，并且一部分已被砂土填满，仅为一个薄隙。“这个洞穴，会不会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呢？”敏感的裴文中顿时喜出望外，心里一阵窃喜。他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一边找来一截绳子拴在腰上，再点燃一根蜡烛和攥着一支手电筒，而后对周围的人说道：“你们将绳子的这一头拽住，我先下去看看！”
　　裴文中坠绳而下，进入洞中。
　　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跳荡，裴文中辩不清洞的长度，只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全身。他摸着洞壁往前大约走了五六米，便停下脚步，将弓着的身体慢慢蹲下来，然后瞪大眼睛仔细察看。这一看，简直让他惊呆了：一片片的白骨———远古动物的化石全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一块块的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像是上帝有意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
　　望着眼前的一切，裴文中那多少有点恐怖的心被骤然而来的兴奋替代了，这一极度兴奋使他忘记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当他猛地站起身时，脑袋竟撞在了洞顶那坚硬的石壁上，随着一声闷响，差一点使他昏倒过去。稍待片刻，裴文中在工人们的齐声叫喊中开始顺着绳子往上爬。他一边往外爬，一边用手电筒向洞壁的四周反复照射。说来真是奇怪，就在他的腿即将迈出洞口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凭一种直觉和多年的经验，他感到有重要的事情似乎马上就会发生，使他本来就很兴奋的心再度燃烧起来，以致于多年之后，跟他发掘的工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刚走出洞口时的情景———裴文中一手捂着凸起血包的头，脸上飘荡着因高度兴奋才有的红晕，语言极不流畅地说：“我……我感觉到这里将有很重要的发现！”
　　裴文中爬出洞口之后，把洞内看到的情况向工友们作了简单介绍，工友们听了后，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经过简短的商量，裴文中和工友们又把洞口开大了些，然后才与乔德瑞、宋国瑞和刘义山三位工友一起下到洞底。
　　裴文中他们平常在洞中发掘，一般是点汽灯，因汽灯比当时所有其他照明设备都好用。但由于这个洞穴的空间太小，他们每个人只好点燃一只蜡烛。他们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尽管四支蜡烛都在燃烧，都在跳动，但洞内却越发昏暗，惨淡的光亮使4名发掘者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由于裴文中的一只手上拿着蜡烛，挖掘时就只能靠一只手了。含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铲小心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此时此刻，山野中寒风呼号，零星的雪花在风的裹挟中无目的地乱飘乱荡，不时地洒落下来，给人带来几丝冷气；惨白的太阳从西方的山顶悄悄钻出云雾，向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便再也没有露面。
　　天就要黑了。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时候，周围显得异常的寂静。越发黑暗的洞穴深处，4个人不说一句话，全都屏住呼吸，沉寂中只有锤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才证明洞里还有四个高级生命的存在。
　　突然，刘义山大叫一声：“这是什么？！”
　　裴文中和另两个人同时哆嗦了一下，急忙放下手中的工具，围拢过去。
　　“小心，先别动！我看看再说。”裴文中将左臂轻轻举起，一豆烛光悠悠荡漾开来，照耀着洞底，映射出一个凸露的圆圆的东西———
　　“是什么？”三位工友齐声问道。
　　“像是人头？”裴文中有些迟疑地回答说。
　　“真的？”
　　“我看看再说。”
　　裴文中又仔细看了看，少顷，他突然惊喜地喊叫起来：“对，没错，是人的头骨！是人的头骨！”
　　“真是太走运了！”三位工友也高兴得一起喊叫起来。
　　而这一刻的裴文中，真是惊喜得简直有些忘乎所以了！是啊，藏匿了50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向她的子孙第一次露出了尊容———裴文中方才看见的那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原来竟是一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这块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已经露出了一大半，其余尚埋藏在坚硬的沙土中。此时此刻，她静静地躺在那儿，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如同一位刚从梦中惊醒的睡美人，正惊讶地瞧着眼前这位只有25岁的如疯似狂的年轻人。而裴文中也痴痴地注视着这位姗姗来迟的睡美人，她的“美”令裴文中热血沸腾，身心颤栗，甚至连碰也不敢碰她一下。因为凡是搞考古的人都知道头盖骨化石的重要性，它最能体现它所代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古人类的原始特征；原始人和现代人相比较，差别主要就集中在头盖骨上。
　　就在裴文中与那块隔了四五十万年的头盖骨相互注视的时候，天越来越黑了。有人提议，天色已晚，最好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坏了。再说，老祖宗已经在这里呆了几十万年，她哪里还会在乎这十几个小时呢，还是让她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先睡上一宿再说吧！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应该立即把它挖出来，万一晚上出点意外，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
　　裴文中没有回答，陷入思考中的他只摆了摆手，又摆了摆手……怎么办？是今天挖，还是明天挖？他想了想，又想了想，最后还是果断决定：由于夜间在野外放着不安全，今晚必须把头盖骨取出来。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慢慢操起了手中的铁锹……
　　当裴文中在微微的颤抖中做完一切后，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便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在这一时刻，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身心的颤栗和激动，面对这辉煌夺目的伟大发现，竟一时不知所措了。”他心里除了兴奋，就是忐忑不安；他明知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又怕这一切会是一个梦。片刻，他才找来一根小小的撬棍，轻轻插入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遗憾的是，由于头骨已朽化成石，撬动中造成头盖骨破裂。这使他非常后悔，但恐怕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用什么东西将头盖骨装上带出洞去呢？裴文中一时犯了难。是的，都是因为这个发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使最伟大、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断然不会想到这人类研究史上照耀千古的发现就在今天，就在眼前！最后，裴文中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于是他很快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地包藏起来，而后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躬腰走出洞穴。
　　“挖到宝贝了，这是真正的宝贝儿……”和裴文中一道走出来的民工，情不自禁地向等在外边的人争相传播着消息。众人听到喊声，目光“刷”地射向裴文中手中捧着的棉袄。
　　“到底挖出了啥宝贝儿？叫我们看看。”众人围住裴文中，眼里放出奇异的光。
　　裴文中急忙转了个身，几乎是哀求大家说：“大家不要抢，小心碰坏了。别着急，回去打开好好看，好好看……”
　　“走，快回去，快收拾东西回去看看这个人到底长的是啥样子。”民工们吆喝着收拾发掘工具。
　　夜幕降临了，起伏的山峦在沉沉的夜色的包围中，显得格外的肃穆而空旷。风已停歇，雪却下得越发的大了起来，看样子，一场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来了。衣着单薄的裴文中紧紧搂抱着怀里的头盖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回走着，走着，一片片的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他的头上、脸上、肩上、身上，还有那冷飕飕的风，裹着那浓浓的夜，如同细细的皮鞭一般不时地抽打在身上，让人生出一阵阵的恐惧与寒意。裴文中尽管冻得全身直哆嗦，可他的怀里像是搂着一团火，直撩拨得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多年之后，他对此情此景依然记忆犹新：
　　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更大得多。尽管是寒雪飘洒的冬夜，但我只穿了两个褂子的身体，却没有感到一点寒意，只觉得心在怦怦地跳，两腮和耳朵根热辣辣的。我怀抱头盖骨，在沉寂的山野中走着，思绪不住地翻腾。多少人的向往、梦幻和追求，今天终于付诸实现了，50万年前的人类就躺在怀中，实实在在地躺在怀中，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啊！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了不起的事情！想到这里，我的眼窝开始发热、发烫，最后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夜色中的裴文中摸索着回到当年师丹斯基和步林等人住过的乡村寺庙———也就是他现在的指挥部兼宿舍后，匆匆吃了几口饭，便将自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向北平的翁文灏所长报告这一惊人的发现：
　　尊敬的翁所长先生：
　　今天交了好运，我们在原发掘址第九层下边发现一个洞穴，经发掘得一猿人头盖骨，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我在现场就把它取出并安然无恙地带回。待稍作处理，我即携此头盖骨返北平面交。
　　裴文中敬上
　　1929年12月2日晚匆匆
　　翌日一早，裴文中派专人把信送去北平。送信的人前脚刚走，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接着便跨进了邮电所的大门，又急匆匆地给步达生拍了一封电报：
　　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北平方面接到裴文中的信和电报后，消息迅速传开。科学界在一片哗然之后。
　　是的，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周口店的发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并使一切怀疑和贬低裴文中的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此前，古人类学家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距今约一二十万年，属“古人”阶段。也就是说，在裴文中未发现这块“北京人”头盖骨之前，人类只有一二十万年的历史。然而这个世界却因年仅25岁的裴文中的出现，便使人类的“寿命”一下子多了几十万年！
　　很快，中国北平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传遍全球。全世界的人类学界、考古界都被震动了。北平城里的大街小巷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谈。与此同时，国外报纸纷纷登载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并以“地球人类的震撼”、“古人类研究史上的一道闪电”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概括了头盖骨发现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有文称：“北京人”遗骸是考古学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历史的转折，常常带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不难想象，如果撑饱了肚子的日本人在1937年没有发动侵略中国的这场战争，那么有关“北京人”的故事，肯定将是另一种结局，也是另一种过程。
　　然而，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周口店和“北京人”的命运也由此而被改变。而且，战争一旦发生，便势如破竹，难以阻挡，尽管许许多多的中国爱国将士对日寇进行了英勇而又顽强的抵抗，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
　　1938年后，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严重受阻。为摆脱其内外困境，以图“死中求活”，日本只好又将战火向东南亚丛林推进。而世人所知的南洋，是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和托管地，是石油、橡胶、锡、镍、茶叶、大米等重要物资的著名产地，且又处于欧亚两大洲及印度的海上咽喉要道，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日本对此悍然采取军事行动，无疑是拿英美开刀，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与在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权益。于是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由此加剧。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火突起。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日本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940年9月23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侵的第一步。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开刀侵略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对此，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刚刚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进驻珍珠港。
　　1940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西亚、新加坡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美国则急忙发出了远东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住远东的一切美国公民迅速归国。
　　1941年3月8日，日本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多次会谈。宾主你来我往，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尽管双方的关系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彼此都引而不发，各打各的如意算盘。美国方面企图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惜以牺牲中国以及荷兰、印度的利益，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并诱使日本进攻苏联，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南洋美国属地菲律宾，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静”。而日本方面的战略方针是，利用欧洲局势，诱使德国先同美国交手，拖住英美主力，并利用美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期在远东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然后再集中主力南下，对英美势力范围大打出手。
　　于是，太平洋上空，乌云密布……
　　面对如此险恶的日美战争局势，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了。因为如果日美战争一旦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而已晋升为新生代研究室具体负责人的裴文中，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着急。
　　于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怎么办？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怎样存放才能真正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便成为摆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有中外科学家们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1941年3月初的一个早上，北平协和医学院内一片冬来万物凋残的景象，树草凄凄，寒风瑟瑟，就连一地熙熙攘攘的落叶，也被风刮得缩成一团。不远处，日本人的警车在呜呜地叫着，而美国的星条旗却依然高高挂在医学院的门前，在寒风中缓缓无力地飘动着。虽然这时的北平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但相对而言，协和医学院就算是一块最安全的地方了。
　　一夜未眠的魏敦瑞顶着寒风，匆匆迈进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这位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1935年应聘来华，替任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几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走进自己办公室。
　　然而今天，魏敦瑞却破例没有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以来，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就一直忧虑不安。两个星期前，他和裴文中等人曾经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作过反复地商讨。当时，有人提出一种方案：把“北京人”化石连同魏敦瑞的行李一起，悄悄运往美国。这个方案提出后，魏敦瑞觉得有失稳妥。他说：“我认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我想，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是不是还是让化石留在原处，也就是说将它牢牢地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大家觉得魏敦瑞说得很有道理，也就否定了上述提案。
　　但两天之后，魏敦瑞又找到裴文中，认为由他将“北京人”标本带到美国去，存放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里，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局势看来会越来越乱，“北京人”化石只要在中国，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里，其安全都是很难保证的。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但这恐怕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而裴文中的内心，也左右为难，矛盾重重，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但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1927年2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因为此“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北京人”化石，却无权将这些化石带走。所以，裴文中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同意魏敦瑞的这一提议。
　　其实，早在年初，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曾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拟出了三个方案：
　　1．在北平找个秘密之地，把“北京人”化石藏起来，这样可以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2．把“北京人”化石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3．把“北京人”化石全部运往美国，委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
　　这三个初步方案尽管商定出来了，但“北京人”化石还是迟迟没有转移，也不敢轻易转移。因为这三个看似可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真要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重大，而一时又难以定夺，所以转移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麻烦就更大了。
　　现在，日本人进攻南太平洋已箭在弦上，日美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美国驻华使馆已经开始劝告、催促美国华侨尽快回国。魏敦瑞因为代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鉴于战争即将爆发，劝他马上改入美国国籍，去纽约自然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工作。但前提是：必须定居美国。
　　所以，魏敦瑞今天再次来找裴文中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裴文中同意他将“北京人”化石标本带到美国去———他经过再三考虑后，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也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了。
　　裴文中也正为此事心急如焚。近一时期来尽管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还是拿不出一个成熟的、两全其美的、肯定可行的具体办法来。他听了魏敦瑞的意见后，觉得确有道理，原则上同意魏敦瑞将“北京人”标本带回美国，条件是：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但这毕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情，裴文中个人是断然不敢作主的。所以，1941年3月初的一个下午，裴文中和魏敦瑞便一起来到美国驻华公使馆，请求美国公使馆的负责人向远在重庆的翁文灏发去一封他俩共同签署的请示电报。因为翁文灏是地质调查所的老所长，现在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部长，而当年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的合同又是他亲手所为，所以，如果没有他和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北京人”化石要想运出国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
　　北平情势日趋恶化，“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宜势在必行，不可再有延迟。余等再三思虑，转移方向有二，分别为重庆、纽约。最终去往何处，请指令。电报发出后，魏敦瑞和裴文中稍稍松了一口气。余下的事情，就是在焦虑中等待，在等待中焦虑。
　　然而，或许是由于战乱的缘故，或者出自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多月过去了，却迟迟等不到重庆方面的任何一点回音。
　　等不到复电的魏敦瑞每日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而时间却在一天天过去，战争的脚步在一天天逼近，北平的形势越来越坏，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几乎每时每刻，人们都能听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枪炮声。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现状，使这位几乎对“北京人”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科学家一想起“北京人”的安全问题，便忐忑不安，心神不定。他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在劫难逃，这笔几次轰动世界的人类财富，在不远的某一天完全可能会毁灭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可他纵有回天之力，也爱莫能助，这时的他若是再不尽快离开北平，很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做出先离开北平前往美国的决定。
　　历史需要铭记的是，这位极其精明的犹太人，这位极负责任的科学家，在临走前却为中国和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1年4月初的一天，魏敦瑞把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叫到办公室，极其严肃而又颇是伤感地说：“我马上要走了，非走不可了！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一天，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我们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可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力去改变它。惟一可以弥补的是，你现在立即把裴文中和贾兰坡发现的那几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赶做出来。”
　　胡承志说：“这几个模型可以做，但就是太费事了！”
　　魏敦瑞说：“是的，我也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为了‘北京人’及人类今后的研究事业，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那一天为止。”
　　“做好后怎么办？”胡承志问。
　　魏敦瑞说：“你用邮寄的办法，给我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去。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着你的成果。”
　　胡承志说：“您放心走吧，我做好后一定尽快给您寄去！”
　　1941年4月21日，在中国寻找、研究了六年祖先遗迹的魏敦瑞，如同前任几位外籍科学家，怀着深深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中国。
　　之后，胡承志按照魏敦瑞临别时的嘱托，开始昼夜加紧制作“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第一套模型他在8月便已完成，并及时寄给了远在美国的魏敦瑞教授，供他继续研究时使用。不久，魏敦瑞给胡承志回信说，他收到了“北京人”头盖骨模型，且完好无损，深表感谢云云。
　　接着，胡承志又给魏敦瑞寄去了第二套“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尽管胡承志既费神又费力，但他凭着多年给魏氏当助手的经验和自己不断练就的精湛技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制作模型任务。他所做的这些模型颜色得当，外形逼真，如果不是行家慧眼，仔细辨认，简直就和刚从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一模一样。
　　魏敦瑞离开中国后，便定居美国，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的研究工作，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猿人头盖骨》、《爪哇早期巨人与中国南方古猿》。尤其是在1946年出版的《猿，巨人及人》这本专著，综合了他一生的研究精华，创造性地论述了人及猿类之祖先的复杂关系，引起世界古生物学界、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称赞，被誉为研究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经典性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这位极富远见的科学家，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的战局下，离开北平的前夕居然对“北京人”化石命运的预感是那样的准确，并能很有预见性地安排胡承志做好所有“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为日后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北京人”后来丢失的缺憾。———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都应该向他致敬时间的脚步跨进1941年下半年后，世界的局势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同年6月22日，正当日美谈判争论不休之时，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短短的十几天，德军便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六百多公里，并有长驱直入之势。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面对瞬间骤变的世界局势，日本军阀摩拳擦掌，蠢蠢欲动。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动。日美谈判，由此宣告暂停。
　　10月下旬，日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之后，终于确定了对美作战的具体方案。
　　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度日如年的裴文中，还是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焦灼的等待，便是等待的焦灼。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的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而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烦躁的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依然杳无音信。
　　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自九年前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过好的时候。长年累月，东奔西跑，白天夜晚，加班加点，频繁的会议，杂乱的事务，扯不完的难题，理还乱的关系，搞得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重庆方面的各种矛盾，日渐增多，而他自己，更是完全陷入了一种极其苦涩而又难以自拔的煎熬之中……他感到自己精神的大厦，似乎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在1941年，身为国民党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错位的历史和历史的错位，就更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了。
　　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他早就收悉了。刚收到电报时，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的联系。由于局势很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但由于“北京人”化石早已享誉全球，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也难以完全作主。所以，为慎重起见，他又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本人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之去向。
　　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一个拳头要抗击小日本，另一个拳头还要对付共产党，再加之各种事务缠身，外交活动不断，即使很想顾及此事，也根本无暇顾及，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据说，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和比较，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如数归还中国。
　　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这才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应该说，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是比较周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1941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万有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不过，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是1941年的11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左右。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一下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撒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之后，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
　　“我们在未得到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北京人’化石标本。”美国公使馆的那位负责人语气十分坚定。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说。
　　斐文中当即便请美国公使馆负责人，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
　　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据说，中国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还同美国大使詹森签署了一份相关的协议书。
　　奇怪的是，据裴文中本人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没有再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至今不得而知。从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我们只在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查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平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除了裴文中自己这一说法外，我们找不出其他任何根据。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似乎变得隐秘、复杂起来；而日美间的矛盾，更是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据有关资料表明，1941年11月2日这天，是个没有太阳的日子，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赫德上将一早起床，心情就极其烦躁。按惯例，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打太极拳。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赫德上将在打太极拳的时候，是任何人不许去惊扰的，也是任何人不敢去惊扰的。可这个早上的他尚未屏息静气、最后收关，一个军务参谋便急匆匆地将一份来自美国海军总部的命令送到了他的面前：
　　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务必迅速作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律宾群岛作军事集结。
　　赫德总司令当即停止手脚，匆匆奔向办公室。
　　自1927年起，美国海军便派遣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近几年来，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直至彼此水火不容、刀兵相见，但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而驻华美军虽然身处战争漩涡，却始终能够毫无顾虑和不受任何威胁与伤害地平安度日。
　　可现在，太平洋上空满天风险，战事眼看就要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不得不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官兵们越发地惊恐起来。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命运而深感不安，并随时都在作着各种时凶时吉的推测，密切关注着美国政府作出的关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虽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7月24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后续部队直接交锋。但血战在即，容不得有半点犹豫，何况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驻华的美国海军在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做着迅速撤离中国的准备。
　　而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了“范盘轮总统号”、“麦迪轮总统号”和“哈里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前来承载美军撤离危机四起的中国。当然，忙乱中的美军们不会想到，此刻的日本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1941年11月5日召开的御前会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后，终于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军令部便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站在佐伯湾长门号旗舰上，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
　　而这时在中国北平的美国官兵们，对日美上层之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统统浑然不知。他们除了胡思乱想、坐以待命外，整天无所事事。在此期间，驻上海美国海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曾先后赴驻华日本海军专员公署和舰队司令部，分别拜访了大冈少将、古贺中将、牧田少将———明为对日本驻华舰队过去的合作表示感谢，实为暗中窥探日本方面的动静与反应。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直到11月20日早晨，霍华德上校才接到一纸命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等，马上全部装车，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
　　11月21日，美驻华使馆又发出公告，督促美侨做好撤返准备，随第四联队一同乘船去菲律宾群岛，然后再取道回国。
　　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11月26日晨6时30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六艘航空母舰，盛载400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鸟号”两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一艘轻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三艘潜艇和八艘油船，共三十三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颇为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11月27日，美国驻上海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300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专车直驶新关码头，尔后列队登上了“曼马勒号”轮船。按原定计划，当官兵登上轮船后，要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但不幸的是，当这300名美国海军官兵刚刚登上轮船，天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告别仪式根本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轮总统号”巨轮。下午2时，“麦迪轮总统号”解缆拔锚，离开上海黄浦江，直驶菲律宾。
　　11月28日，美驻上海海军联队第一队450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巨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由于“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所以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必须前往秦皇岛，运载驻屯北平、天津的美国海军官兵，然后驶往菲律宾群岛。
　　于是，12月2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驻屯北平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目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一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
　　同日，美国驻华公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
　　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见险恶。鉴于此种情报，今再度通告在华驻平、津、沪美侨，速作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它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本国驻华使馆的劝告下，开始了大批的归国撤退行动。
　　一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及其他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卡车、轿车、人力车，来回穿梭，奔忙不停，反复运载着撤离的人群和各种行李。世界各地，狼烟四起。
　　中国北平，一片混乱。
　　“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北京人”要转移，首先得装箱。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胡承志的身上。
　　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士，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的模型，全都是由他亲手做的。1931年春，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发奋用功，不久就学会英文，而且还能读会说。后来，研究室就让他做“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开始，他什么都不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制作模型。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10美元的学费（这些学费当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这位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这位外国专家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的确，仅仅几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种化石模型的专家，技术之精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常常惊叹不已。据裴文中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他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做的模型寄给他时，他给新生代研究室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对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却连连称道，大加赞许。而贾兰坡后来也撰文说：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Ｂ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
　　然而，这位“模型大师”正因为承担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后的装箱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他是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当后来“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后，他的内心就比别的人更加痛惜，也更加难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模型大师”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潜藏在心灵的深处，令他有苦难言，备受折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家、记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化石丢失的情况时，他都一直缄默不语，不愿提起。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1999年1月17日下午2时，我们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这位“模型大师”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情况。由于“北京人”化石的装箱问题以及装箱后如何从中国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等等问题，在整个“北京人”丢失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胡承志作为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同样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我们又与胡承志先生进行了多次恳切、深入、细致而又十分激烈的长谈。特别是为了试图再现历史的原貌，我们还不得不针对其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细节，进行了无情的追问与探究。现将我们几次采访录音的主要内容公布于后，以供大家分析时参考。
　　笔者：胡老先生，“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没错，确实是我亲自装的箱。
　　笔者：据我们的了解，当时您在新生代研究室仅仅是一名技术人员，并无实权，装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作主，那么是谁指示您装的箱呢？
　　胡承志：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魏敦瑞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笔者：那么到了真正装箱的时候，到底又是谁叫你装的箱呢？
　　胡承志：是一个叫博文的美国人，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笔者：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笔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而您在1977年3月4日给贾兰坡的信中却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18日到21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觉得这些说法有点互相矛盾，因为如果按照裴文中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你们的回忆又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反正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笔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20岁出头，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笔者：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对我说：“博文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笔者：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笔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笔者：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的问题似乎算不上一个理由？
　　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
　　笔者：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笔者：但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笔者：那么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
　　笔者：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
　　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
　　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70厘米高，3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包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一些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ＣＡＳＥ1”和“ＣＡＳＥ2”的字样。
　　笔者：对不起，我们英语不行，ＣＡＳＥ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
　　胡承志：ＣＡＳＥ就是箱子的意思。
　　笔者：您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承志：大约2个多小时。
　　笔者：2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承志：因为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即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这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院Ｂ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笔者：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笔者：“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笔者：您可以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承志：当然可以肯定。
　　笔者：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承志：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笔者：（大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承志：博文的秘书。
　　笔者：秘书？男的女的？
　　胡承志：女的。她说博文交待过，她知道这事。
　　笔者：叫什么名字？
　　胡承志：记不清了。
　　笔者：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承志：还有两个秘书。
　　笔者：这两个秘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胡承志：也不知道。
　　笔者：那么您将箱子交给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承志：没有。
　　笔者：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为什么不亲自交到博文手上呢？
　　胡承志：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化石后来会丢失，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反正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送去就行了。不过，装完箱后，我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记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Ａ和Ｂ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听说博文就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Ｆ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笔者：箱子从博文办公室转移到保险库时，是您和博文一起干的吗？
　　胡承志：不是。博文转移化石时，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笔者：既然您不在现场，凭什么说两个箱子就一定是转移到了保险库呢？
　　胡承志：我是听人说的。
　　笔者：听谁说的？
　　胡承志：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笔者注：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Ｆ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笔者：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承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
　　笔者：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帮着推箱子的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常文学。
　　笔者：常文学是干什么的？
　　胡承志：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
　　笔者：说常文学帮着推了箱子，其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一个根据是博文说的。第二个根据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因为“北京人”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在日本宪兵审问常文学的过程中，常文学自己也承认确实帮着博文推过箱子。
　　笔者：后来的人们都说，箱子在地下室放了一夜后，第二天博文就把箱子送到美国公使馆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我当时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后来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笔者：问题是，有谁来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又有谁来证明博文的这个说法就一定是事实？
　　胡承志：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笔者：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公使馆的人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胡承志：是这样。
　　笔者：但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来看，中外有关人士没有任何人谈到美国公使馆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的事。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一般来说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抓美国公使馆的人。不知您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胡承志：我也是听说的。
　　笔者：那么后来博文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后，你们问过博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承志：我是在1947年才出差到北平的，并未见到博文。
　　笔者：那就是说，你并没有从博文那里问过“北京人”的下落情况。那么别的人又问没问过博文呢？比如裴文中，杨钟健等人。如果问了，是什么情况？若是没问，为什么又不问呢？因为“北京人”到底交没交给美国公使馆，只有博文和胡顿院长知道。
　　胡承志：我不知道他们问没问过博文。
　　笔者：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承志：不知道。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后来？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
　　笔者：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承志：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笔者：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承志：因为“北京人”只要一装箱，准出漏子。你们想想看，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正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
　　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弄走了，或者搞丢了，不光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
　　笔者：（听到这儿，笔者深为胡承志先生的精明而感到惊讶。因为在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人员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对“北京人”装箱后的命运和结局具有如此高明、准确的洞察和预测）您逃走后，又跑到哪儿去了呢？
　　胡承志：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每天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笔者：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承志：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而且，恐怕也再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的确，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北京人”的踪迹了。“北京人”的命运，从此紧紧攥在了美国人的手上。
　　据说，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仅在保险库里存放了一个晚上，美国人第二天便与其他重要物件一起，急急忙忙转运到了位于北平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为了确保中国的“北京人”化石能安全地转移到美国，美国方面从公使馆官员到协和医学院领导以及有关工作人员，都纷纷积极地行动了起来。甚至，美国公使馆还为“北京人”化石的转移问题，专门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转运计划。该计划明确规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北平撤退时，先负责将“北京人”化石护送至秦皇岛，然后再随同正从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北京人”化石负责安全护送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还是据说，12月5日凌晨5时，携带“北京人”化石的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在冬日寒冷的雾霜中离开北平，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悄然驶向了位于渤海边的秦皇岛。因为按计划，“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于12月8日驶达秦皇岛，接走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
　　然而，当载有“北京人”化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抵达秦皇岛后，12月7日突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紧接着，12月8日日军便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北平、天津以及秦皇岛等地的所有机构，载有“北京人”化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也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而美国的“哈里逊总统号”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舰追逐，最后在上海附近扬子江口触礁（也有说是被日本炮火击中），搁浅在了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最终未能驶往秦皇岛港，“北京人”化石自然也就没有装上“哈里逊总统号”。
　　从此，世界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下落不明。
　　在“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的同时，日美之间也在加紧进行着战争的最后准备。
　　8日正午12时，美军代表罗滨逊中校正式向日本军方作出答复：“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就地无条件解除武装，听从日本军队的安排。”
　　8日下午2时45分，驻平美兵营内120余名官兵全体集合，庄严、整齐地排列在美国星条旗下，在美国国歌的乐曲声中，由哈斯特上校亲手降下了悬挂了14年之久的美国星条国旗。
　　当美国国旗缓缓降落之后，哈斯特上校举手敬礼，以示告别。官兵们清楚地看见，哈斯特上校脸在抽搐，手在颤抖，两行混浊的泪水漫漫溢出了眼眶……
　　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进行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说。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也就是12月9日，美国、中国政府相继宣布对德、意、日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
　　惊心动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了。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包围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同时，对美国驻华公使馆以及燕京大学、育英、慕贞等大中小学校，也全部进行了封锁。北平协和医学院，自然也在劫难逃。接管协和医学院的日方负责人，是日军大尉军官松桥。
　　松桥曾留学德国洪德堡大学，获医学博士，他的老师，便是魏敦瑞的学生。此前，松桥曾多次作为日本学者，来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参观过“北京人”。由于他是学医出身，又对考古和人类学有所研究，所以日本方面特地派遣他来接管协和医学院，同时负责搞到“北京人”化石。
　　松桥带领的日本占领军在协和医学院的行动，比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干脆、利索得多，还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便占领了协和医学院的每个要点，并将住在协和医学院内的美国人全部捕获，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以及一名美国大夫和正在协和医学院养病的美国著名人士司徒雷登，也统统被拘押在了胡顿的住宅里。
　　然而，松桥这个穿着马靴、挂着战刀的“日本侵略者”，与别的日本侵略者似乎有所不同，他首先张贴布告一份：凡是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工，一律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一定要把图书馆和资料标本保存好！他说，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是亚洲第一流的医学图书馆，里面有很多极其珍贵的、绝版的图书，这些书不像设备、仪器什么的，丢了还可以再买，而是一旦丢失，就无法弥补。所以他明确规定：所有图书只能还，不许借。同时，他还下令将所有资料和标本全部封存起来，不许乱动，不许丢失。每天还到各个办公室进行检查，一旦有违规现象，立马处置。据说，有一天，协和医学院的一个中国人在办公室闲着无聊，正拿着一枚印章在一本英文词典上瞎盖，恰好被进来的松桥看见了，松桥当场便将这本英文词典没收了，说这是图书馆的书，不许随便损坏……正因为此，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后，不仅协和医学院的图书馆未遭毁坏，其他不少珍贵的资料和标本，也有幸得以保存。
　　当然，也正因为此，松桥后来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起来，和美国人关在了一起。其罪状有两条：一是接管协和医学院后对“北京人”追查不得力；二是对协和医学院的中国人太仁慈。据被关的美国人说，松桥被日本宪兵队整得够呛，受的苦比他们多得多。他被关了两年，才从宪兵队放了出来，但日方却不再管他了。他没地方住，没地方吃，最后还是美国人博文将他收留在协和医学院靠北边的一间房子里暂居下来。战后，松桥回到了日本，据说日子过得十分凄凉，但他心里却特别的踏实。他常常对友人说，在中国的那段日子里，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与松桥同时进驻协和医学院的，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的教授长谷部言人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长谷部言人过去对“北京人”就垂涎三尺，但始终未能如愿，故日本文部省对他在中国的表现极为不满，认为他是日本帝国派往远东最无能的一个人。但，就在他为“北京人”绞尽脑汁而又一筹莫展时，他得到了日军将要封锁协和医学院的消息，这对正处窘境中的他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因此，一到协和医学院，长谷部言人便带着两名手持大枪的日本宪兵，直奔掌握着存放“北京人”的地下室保险柜密码的息式白小姐的房前。
　　息式白小姐曾是魏敦瑞先生忠实的秘书，魏氏去美国后，她一个人留在了协和医学院，继续从事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保管工作。这个夜晚的她在黑暗中尚未完全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被日本宪兵从床上“请”了出来，而后挟持着来到了娄公楼地下室藏有保险柜的门前。
　　“打开！”一个日本宪兵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息式白摊摊手，耸耸肩，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息式白小姐”，长谷部言人道，“你不要再演戏了，我们非常清楚，这间地下室归你保管，也只有你知道里边那个保险柜的密码。你就赶快动手吧！”
　　“没有博文的命令，我无权打开这间屋子。”息式白辩解说。
　　日本宪兵冷笑道：“息式白小姐，你别再指望博文了，他和你们的胡顿院长都被我们抓起来了！”
　　“什么？！”息式白大惊，望着眼前的日本人，不知如何是好。
　　长谷部言人态度有些缓和地说：“息式白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日美战争已经爆发了，中国的北平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了！”
　　“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息式白双手捂住自己惊恐的脸。
　　“是真的，我们不会骗你。”长谷部言人伸手拍了拍息式白的肩膀，“息式白小姐，你不用怕，只要你打开房门和里边的保险柜，就没你的事了。”“我、我没钥匙。”息式白借口道。
　　“钥匙在哪里？”日本宪兵有点急了。
　　息式白一看抵赖已经没用了，只好嗫嚅道：“在我房间里。”
　　“走，马上回去取！”日本宪兵吼道。
　　两个日本宪兵押着息式白，很快便将钥匙取了回来。在两个布满杀气的日本人的逼视下，地下室的铁门在息式白的手上打开了。紧接着，无奈之下的息式白又被迫走到保险柜前，伸手按动了只有她和魏敦瑞才熟知的密码键盘。片刻，随着息式白那细长的手指在密码键盘上不停地旋转，保险柜的密码很快便被破译。而后，她抓住保险柜的把柄轻轻一拉，那足有15英寸厚的钢质大门在昏暗的灯光下“嘎”地叫了一声，才极不情愿地敞开了那不知有多少人朝思暮想的神秘之门。
　　长谷部言人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但他尽量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将脸贴在保险柜上，而后瞪着双眼，在保险柜中仔细查找起来。
　　他们先拿出一块磨光的鹿角，一盒獾的犬齿、一盒狐狸犬齿，接着又拿出4块石器和7本电影胶片……
　　然而，当长谷部言人等兴冲冲地将保险柜中的一切全被查找完毕后，这才发现，他们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已经不翼而飞，存留在保险柜中的不过是一具假的石膏模型！满怀希望的长谷部言人面对空空如也的保险柜，心猛地一沉，一下便预感到了事情的复杂和玄妙。
　　长谷部言人立起身来，两手交错，一边在保险柜前来回踱步，一边不停地拍着手上的尘土，而眼里不时射出的，却是一道道近似绝望的凶光。他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的息式白，带着仇恨似地逼问道：
　　“说，你把真正的‘北京人’化石藏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息式白这下倒显得冷静起来。
　　“你，快说，到底弄到哪儿去了？！”长谷部言人急了。
　　此时的息式白已完全清醒过来，知道了日本人的真正用意。她看了看眼前这位道貌岸然的日本“教授”，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想说。是的，她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不久前，她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这位一副谦恭模样的日本“人类学教授”，并多次友好地为他讲解过关于中国“北京人”的发掘、研究等情况。只是到了后来，当息式白听裴文中说到长谷部言人可能居心叵测时，她才对这位日本“人类学教授”冷淡起来。然而长谷部言人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依然一如既往地来协和医学院参观、访问、学习，还主动与她攀谈：“魏敦瑞的离去是‘北京人’研究的一大损失”；他“对魏氏的研究成果表示由衷的敬佩”云云。
　　现在，望着眼前这位气急败坏的日本“学者”、“教授”、“人类学家”，息式白小姐一切都明白了。她毕竟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何况她此时的愤怒，已远远超过了日本宪兵眼中的凶光给她带来的胆怯与恐惧。她斜视了对方一眼，轻轻摇了摇头，便背过身去，不再说话，用女人特有的藐视作为抵抗的武器。
　　站在息式白面前的两个日本宪兵，此刻似乎再也不需要掩饰什么了，因为整个协和医学院已归日本人所管。他们看了息式白一眼，冷笑了两声，说道：
　　“息式白小姐，你是说，还是不说？”
　　“我无话可说。”
　　“既然你不愿意在这里说，那就请你到别的地方去说吧。”
　　“去哪里？”
　　“别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不去！你们放了我！”息式白大叫着。
　　但息式白还是被两个日本宪兵带到了位于北京西城区一座被日本兵看守着的不知名的别墅里。日本人对她先是审问，后是威逼，再是利诱，但息式白还是什么也不说。但到了后来，当她经受了一番灵与肉的苦苦折磨之后，终于还是不得不作了如下陈述：
　　“北京人”化石已根据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指示，于12月5日装箱转移。这天上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派了一辆卡车来协和医学院将“北京人”化石拉走了，听说是要搭乘由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这属重要机密，“北京人”化石拉走后，是存放在美国公使馆里，还是已经被运走，我一无所知，实在无可奉告。
　　到此，日本人感到从息式白身上再也无油水可榨了，只得将她放了出去。
　　息式白释放后，仍回到了协和医学院。但她的工作和日常行动，始终处在日本人的秘密监视之中。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寻找，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很快又将关押在美军集中营的博文抓进了息式白刚刚受过凌辱的那栋别墅。
　　面对博文这种身份的美国人，他们先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好言相劝，最后便让日本宪兵拳脚相加。但被日本宪兵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的博文，在狱中对“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到底是怎么交待的，我们在采访中没有听到持有根据的准确的说法，也没查到可靠的资料，只是听几位相关的人士说，博文交待的大致内容是：
　　“北京人”化石由胡承志装完箱后，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很快又将它送到了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可“北京人”在地下室里只存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按照上面的指示，押送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12月5日，美海军陆战队又派人从美国公使馆拉走了“北京人”化石，并立即送往了秦皇岛港。据说，他们将在那里等待原定12月8日抵达秦皇岛港口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而后将“北京人”运往美国。但“北京人”现在到底在哪里，具体情况如何，我一点也不知道。
　　博文的这一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或半真半假，时至今日，无人知晓。比较可靠的事实是，几天后，被折磨得满身伤痕累累的博文，又被日本宪兵队重新送回了美军集中营。
　　就在息式白和博文在那间不知名的别墅里遭受毒打和审讯时，日本松桥大尉和长谷部言人指示日本士兵，也在协和医学院所有可能藏匿“北京人”化石的地方进行了反复严密的搜寻。然而，这伙日本人除了找到了一些类似他们在地下室保险柜中见到的“北京人”的石膏模型外，对真正的“北京人”化石依然一无所获。
　　那么到底是谁这么快就把“北京人”化石弄走了呢？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长谷部言人想到了另一个人。
　　长谷部言人想到的这个人，是裴文中。
　　作为新生代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的裴文中，在后期为什么没有参与十分重要的“北京人”的转移工作，至今也是个谜；而后来的所有文章———包括裴文中本人在内，对此也没作出任何解释。
　　我们只能由此推导的是，尽管裴文中密切关注着“北京人”的安危，但这时的他并不知道“北京人”已经失踪。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之所以要找裴文中，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要与裴文中切磋考古问题，而只有一个企图。那就是尽快想法从裴文中口中打听到“北京人”的下落。因为早在十几年前，当他们从日本的《考古报》上第一次看到裴文中那张手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满面春风得意的巨幅照片时，心里就很有“想法”了。今天，日本帝国的大炮终于为他们打开了通向中国的方便之门，他们当然很想把多年的“想法”尽快变成现实。所以，当他们突然出现在裴文中面前时，已完全失去了往日东洋帝国大学“教授”和“人类学家”的风度，张口就问：“裴文中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北京人’化石到哪里去了吗？”其口气既像是在询问，又像是在审查。
　　从来者的口气中，裴文中敏感地预感到“北京人”的命运可能不妙，但又转念一想，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在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前就由胡承志交到美国人手上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答道：“‘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上，你们应该去问美国人才是。”
　　“裴先生，实话告诉你吧，”长谷部言人说，“美国人还没把‘北京人’运出中国，就不翼而飞了。我想，‘北京人’现在身在何处，你不会不知道吧？”
　　裴文中一听“北京人”还没运出中国，而且已不翼而飞，心里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胡承志明明已交到了美国人手上，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北京人”化石曾藏身在北平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方式存活了几十万年，并始终默默注视着人类的变迁，而今，子孙们好不容易与老祖宗会了面，可丧心病狂的日本人不仅侵略中国，甚至连几个“北京人”头盖骨也不肯放过！“北京人”既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珍宝，也是世界考古学界的珍宝，若是真的丢了，其损失是根本无法弥补的！于是，看着眼前两张如饥似渴、恼怒不堪的脸，裴文中心里当即升腾起来的，是一股对日本人莫大的怨恨。
　　不过，裴文中转而一想，这“北京人”一时失踪，没准儿还是一件好事情呢。因为“北京人”不管落在谁的手上，都比落在日本人手上强！因此，他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不知道”，便再也懒得说什么了。
　　面对裴文中紧闭的嘴，两个日本“学者”无可奈何。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下，便很是客气地告辞了。不过，临走时还是留下了一句话：“裴先生，我们很欣赏你的记忆力，也相信你的记忆力，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再见，后会有期。”
　　“再见”后的裴文中，当然会好好想一想。但想到裴文中的，决不止一个日本人。
　　大约就在裴文中回到协和医学院上班后的第三天，松桥大尉忽然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松桥大尉进屋后并不急于坐下，而是先环视了一下四周，接着又和裴文中拉扯了几句闲话，然后才淡淡地问道：
　　“裴先生，你知道‘北京人’标本存放的地方吗？”
　　“知道啊。”裴文中朗声答道。
　　“在哪里？”松桥大尉一下显得兴奋起来。
　　“不就在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吗？”裴文中说。
　　松桥大尉摇了摇头，情绪陡然又低落下来。他看了裴文中一眼，一屁股便坐在了凳子上。而后，只喝水，不说话。
　　裴文中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拿起桌上的报纸，一声不吭，埋头看报。
　　松桥大尉坐了大概有几分钟，这才起身道别。出门后，他又转过身来，几乎是附在裴文中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裴先生，你没说实话！”
　　第二天，松桥大尉又向裴文中打来电话，约他晚上到他住的宿舍里“谈一谈”。
　　当晚，裴文中按时来到松桥大尉的宿舍。松桥很客气，让坐，倒茶，一切都是熟练的中国式礼节。而且，大尉虽是日本人，却能说一口比较清楚的中国话。两人“谈”了一会有关协和医学院的一些情况，似乎便再也没有多的话可说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有关“北京人”的事情，日本大尉只字未提，裴文中也就佯装不知。
　　局面有些尴尬。松桥大尉马上站起身来，提议说：“裴文中先生，我请您到咖啡馆去坐坐如何？”
　　“请便。”裴文中依然不卑不亢。
　　两人很快来到一家咖啡馆。松桥大尉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先请裴文中落座后，自己才坐了下来。此刻，已近午夜时分，咖啡馆里显得很是安静，在场的除了几个中国人外，几乎全是日本人。
　　松桥大尉端起咖啡，并没急于送进嘴里，而是先看了裴文中一眼，然后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裴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裴文中欠了欠身子，伸手端起了桌上的咖啡。
　　“您能不能告诉我，‘北京人’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裴文中喝下一口咖啡，故作镇静地反问道，“怎么，你们没去？”
　　松桥大尉的情绪有点激动了：“裴先生，实话告诉您吧，我们的人已经去过解剖系了，那保险柜里的‘北京人’化石是假的，而且还知道是美国人弄走了真正的‘北京人’标本。这骗不了我们。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我的办公室离那儿很远，确实不知道。”裴文中说。
　　松桥大尉急忙安慰道：“裴先生，说吧，不要紧的。协和医学院被我们接管后，我们仍然会对你格外照顾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不过———”大尉端起咖啡杯，继续说道，“我可要实话告诉你，这事如果军部不再有人追问，你还可以照常工作，我们只负责把协和医学院改为一所日本伤兵医院就完事了。至于其他事情嘛，也就顾不上了。但是，若是军部再要追问起来，你是逃脱不了责任的。知道吗？”
　　“知道。”
　　“那就请赶快告诉我实情吧，尊敬的裴文中先生，我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
　　“要说的，我已经说过了。”
　　松桥大尉一仰脖子，咕噜灌下一大口咖啡，然后突然改用日语说了声“再见”，便疾步离开了咖啡馆。
　　咖啡馆依然平静如初，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几天后，几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先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审讯，然后便对他厉声吼道：“拿出来！”
　　裴文中不解：“拿什么出来？”
　　“装什么糊涂，居住证！”日本宪兵冷笑道。
　　裴文中这才明白了一切，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受人旨意，来没收他的居住证的，其目的是要控制他的行动。因为没有了居住证，他是不能离开北平的，不仅不能出城，甚至连上街都是很困难的。但没有办法，他只好掏出了居住证。宪兵们几乎是一把从裴文中手上抢过居住证，而后匆匆夺门而去。
　　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只是据裴文中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有人告诉我，在北平的日文报纸以及日本的两家大报上，都在第一版用大号字登载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是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他们所知，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是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偷地运往美国了。”
　　于是裴文中想，“北京人”的事，日本人大概不会再追问下去了吧？
　　时间转眼到了1941年底。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改成了伤兵医院。美国的星条旗已不再是协和医学院的保护伞，全体员工只好发资遣散，新生代研究室也随之瓦解。
　　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不过，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裴文中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对他格外“重视”起来。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扣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而且生存问题，也成了这一时期他最大的问题。
　　为了养家糊口，裴文中只好放弃自己多年从事的考古事业，去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当起了“教书匠”。裴文中在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却只能买回20公斤玉米面。他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靠20公斤玉米面怎么过日子？没有办法，他和夫人只有去买更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连今天的猪饲料都不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的都是这种面！
　　到了后来，随着物价的飞涨，全家人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裴文中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他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了。于是，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变得就愈加的“衣冠不整”了。家，眼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红木圆桌卖了，祖传手镯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窝窝头。然而裴文中一家人的肚子，却依然瘪得像鼓皮。
　　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然而，即使活得如此辛苦，裴文中也坚持要活下去。他知道，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战火弥漫、混乱不堪的年代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最高的成就！因此，即使再累、再苦、再饿，他每天也要坚持钻研考古方面的书籍，心里始终惦记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沉沉浮浮。他相信，周口店总有一天会再度辉煌起来，“北京人”化石也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
　　但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逐。
　　据裴文中回忆，就在1942年的8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位日本地质学家要找他谈话。当他如约来到饭店时，那位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他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京，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心里有数的裴文中只点了点头，却不作半句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高井冬二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裴文中说：“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日本大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多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说完，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又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着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所以他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位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最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只得带着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
　　此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又在北平活动了一个多月，并到周口店去过好几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周口店始终没有正式发掘；对“北京人”下落一事，不知什么原因，也没再问过裴文中。而裴文中自从被日本人弄到周口店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对“北京人”的命运又多了一份担心，一份牵挂。他想，日本人对“北京人”如此穷追不舍，照此下去，“北京人”有一天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上呢？但他一时又搞不清，那两个东洋“教授”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可以说，从1941年起，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就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大概到了1942年下半年，多年来踌躇满志、野心勃勃，而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的长谷部言人才感到大所失望。在极度的沮丧和懊恼中，不得不返回了东京。
　　回到东京后的长谷部言人当即上书日本文部省，将在北平搜寻“北京人”一事作了详细汇报。长谷部言人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文部省：
　　存放于协和医学院密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头骨已被转移，目前只存有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一些科学价值不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标本。经初步调查，是美国人转移了“北京人”化石，因为他们已预料到日本皇军将占领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我们的调查和估计无误，“北京人”化石应该还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藏匿着。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搜查之中，只要尚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最后努力！同时，我们请求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继续负责搜查“北京人”。
　　长谷部言人呈上
　　日本文部省接到长谷部言人的报告后，顿觉事关重大，当即便将此报告呈送日本裕仁天皇阅示。裕仁天皇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按照大卫·伯格米尼（ＤａｖｉｄＢｅｒｇａｍｉｎｉ）的说法，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战争首领。他不知疲倦，有奉献精神，细心、精明而有耐性。他继承了祖父的未竟事业，要将白人赶出亚洲”；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文化生物家”，把对帝国的管理职责留给大臣和海军司令，而将全部精力贡献给蘑菇和小虫子似的海洋生物。不管外界对这位日本天皇作何评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裕仁天皇对古物———尤其是对中国的古董字画和各种文物总是贪得无厌，格外欣赏。因此，当他看完文部省送来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后，马上便作了如下批示：
　　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待查实后，从速运往日本帝国。
　　日本文部省迅速将天皇指令交与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由陆军司令部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转达了天皇的指令。
　　至此，长谷部言人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历史使命，随后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周口店继续“从事”古人类的“发掘”与“研究”。而他多年来在中国苦苦经营却最终没有完成的搜寻“北京人”的“宏大事业”，则将由日本“北支总部”的一名著名侦探来接替完成。
　　日本“北支总部”的这位著名侦探，叫锭者。
　　锭者是个小个子，平头短发，留着一撮日本武士惯有的小胡子，看上去既精干又老练，而且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透射着一股阴冷的杀气。据不少人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个日本人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在山间的夜晚突然撞见了一只饥饿的野狼！因此，在日本同行的圈里，锭者享有“老狐狸”之称。
　　1942年底或1943年初的一个夜晚，带着一副宽边墨镜的锭者，从东京起程，然后在浓浓夜色的遮掩下，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中国古都北平。
　　锭者潜入北平后，第一个找的人，就是裴文中，可运气不好，锭者第一次去裴文中家时，裴文中不在。
　　裴文中回家后，家里人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锭者，还留下了一张名片。让你明天不要出门，有很要紧的事情找你谈。”裴文中拿起那张烫金的名片，斜了一眼，便随手扔在一旁。他想，跑不了，肯定又是来追问“北京人”的。
　　第二天一早，锭者再次来到了裴文中家。锭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见裴文中，便显得十分的客气和热情。几句寒暄之后，锭者果然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北支总部’的侦探，奉军部最高命令，为找‘北京人’化石而来，希望能得到裴先生的鼎力相助。”
　　“遗憾，我对你很可能无力相助。”裴文中不卑不亢。
　　“我已经知道保险柜中的‘北京人’真的已经被人偷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模型，同时我还知道盗窃者就是美国人。我想，这些情况裴先生不会不知道吧？现在，我非常希望裴先生能告诉我当时‘北京人’丢失的一些具体情况。”由于这时的北平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所以锭者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顾虑，所有的询问都显得干脆利索，毫无拖泥带水之感。
　　“我的办公室在西城兵马司9号，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者离得远，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裴文中答。
　　“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由谁掌管？”锭者问。
　　“我只知道是美国人，到底具体是谁负责，我也不太清楚。”裴文中答。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锭者问。
　　“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地下室。”裴文中答。
　　“你最后看见‘北京人’是什么时候？”锭者问。
　　“大约是日美开战的前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头骨来研究而进过保存‘北京人’的地下室。”裴文中答。
　　锭者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热衷于做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只要你肯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为尽快弄清‘北京人’的下落，从现在起你不能出门，至少两个礼拜内不能出门，要随时等我找你谈话。”
　　锭者不愧是个精干、狡诈的老手，从裴文中家出来之后，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协和医学院内所有与“北京人”有关和可能有关的人，全部审讯了一遍，甚至就连曾用小车帮助博文把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进保险柜的勤杂人员常文学，也没漏掉。
　　但锭者的“工作”，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最后，锭者把“希望”押在了博文身上。
　　博文，这个昔日风度翩翩的美国学者，在日本人长达一年多的拘禁中，此时已经明显地憔悴和消沉了。锭者这次找到他后，不分白天夜晚，一次又一次地审问他，有时还用种种毒辣的手段摧残他的身体，用种种卑鄙的伎俩污辱他的人格。渐渐地，博文的精神开始崩溃了，几乎很快就成了一个神经病。
　　据说，无论锭者怎么严刑拷打，博文只把“北京人”怎样装箱、装箱后怎样押送到地下室、而后又怎样交到美国公使馆等详情讲一遍，就再也说不出其他情况了；至于“北京人”现在到底在谁的手上？去向如何？就是打死也不知道了。
　　没有办法，锭者只好像扔麻袋一样将博文扔在了一旁。接下来，锭者在综合、分析了所有的调查情况后，又将追查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对于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来说，自1941年12月8日那场灾难从天而降后，境况越来越坏，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最新型的、最强大的战舰“勇猛”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相继被日军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眼望着它在太平洋滚滚燃烧；而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泰国也先后受到强大日本军队的攻击，于是新加坡沦陷了、香港沦陷了……日本陆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整个东南亚犹如山崩地裂，英美军队到处都在溃退、溃退。
　　太平洋海岸的战争消息，使这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军不寒而栗，而自身的遭遇更令人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恐惧。这些驻平、津、秦皇岛的美国海军，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在敌人占领的国度里，作为俘虏的滋味。
　　他们白天的一切事务自然被取消了，晚上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存在，限制上街，限制串门，限制彼此窃窃私语，限制相互交头接耳，甚至限制四处张望等等一切人的正常活动。只要日本士兵走过来，他们就得立即鞠躬，稍有怠慢，便是一记耳光，而且打得还特别的响亮。因为不给日本士兵鞠躬，则意味着对大日本帝国及天皇陛下的不礼不敬，不忠不孝。
　　锭者首先找到了驻华北美国海军司令官哈斯特上校。这时的上校司令官早已失去了往日神气傲慢的风采，他尽管依然身着军服并佩有日本人特许的长剑，然而却没有了半点军人的精神和气质，那长长的佩剑如同乞丐的木棍斜挂腰间，让人见后除感到可怜甚至滑稽之外，再也不能令人生出其他任何美感。是啊，事到如今，高等的白人终于被日本人折服，谁还敢不低下那高贵的头颅？
　　但锭者审问的结果，令他有些出乎意料。哈斯特上校坦言：他确实曾经接到过美国公使馆的指示，让驻华北海军陆战队负责转移“北京人”化石；但他并没有具体承办这项任务，因为当时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要等着他去处理。至于“北京人”到底是什么模样？是高是低？是胖是瘦？是三块骨头还是五根肋骨？是装在白色木箱里还是装在红色皮箱里？是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他从未见过，因而一概不知。至于派去拉箱子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拉的箱子？是拉了还是没拉？他也同样无可奉告。
　　锭者只好暂时又放弃了哈斯特上校。
　　根据新线索，锭者转而又找到了曾经去协和医学院运送“北京人”化石的美军上士斯耐德尔和中士杰克逊。锭者认为，不出意外，两位直接承办“北京人”化石的转运者，应知道“北京人”的去向。
　　然而，当锭者见到两位“知情者”时，情形却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棘手得多，同时也要尴尬得多。
　　斯耐德尔和杰克逊就站在锭者的面前，却紧绷着脸，不愿正面和锭者对视，因为这两个美国军人的不幸遭遇和未卜的前程，早就加深了对日本人的愤恨和仇视。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两位年轻的士兵虽身陷囹圄，却并不把眼前的这只“老虎”放在眼里。他们开始推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但后来在锭者的再三逼问下，才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去北平协和医学院押车装过一批“货物”，但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先将这批“货物”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之后又遵命押往秦皇岛，然后再放入了瑞士仓库。至于这批“货物”里面到底有没有红木箱或白木箱，红木箱或白木箱里装没装有“北京人”化石，则无从知晓。
　　“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锭者一听，好不容易搞到的线索有可能又将断掉，一下有些急了。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两位美国士兵并不示弱。
　　“转运‘北京人’是你们的职责！”锭者强调说。
　　“士兵的职责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两位美国士兵针锋相对，“而上级交待任务时并没有让我们知道箱子的颜色和形状，更没有告诉我们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都知道了箱子的颜色和形状，甚至知道了里边存放了珍贵的‘北京人’化石，那岂不意味着泄露了军事机密，违犯了军事纪律？”
　　尽管锭者对两个美国士兵软硬兼施，但最终还是不能奏效，只得匆匆收场。
　　锭者回到自己的住所，把近一段时间来所调查的结果细细分析了一番，而后便开始琢磨起来。尤其是美国人提供的情况，引起他高度的重视，尽管那些美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语无伦次，毫无头绪，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既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受美国公使馆的指令而去协和医学院转移过一批“货物”，那么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肯定就在其中；现在只要搞清“北京人”从协和医学院运出后，美国人将它藏在了什么地方，那下一步找到“北京人”就大有可能。根据两个美国兵的说法，“北京人”已被他们转押在了秦皇岛瑞士仓库，假设美国士兵的话是真的，假设“北京人”目前还没有同其他货物一起被转移至别处，那么“北京人”就应该还藏匿在秦皇岛瑞士仓库的某个地方。
　　锭者经过反复推敲，最后认定，可能存留“北京人”的地方只有两处：1．秦皇岛瑞士仓库（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最大）；2．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而要证实“北京人”现在是否存在，只有对这两个地方实施紧急搜查。
　　锭者当即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作了报告，得到准许后，锭者马上带领着一群士兵，首先冲向美国陆战队兵营。经过好一阵搜查，结果还是没有。看来“北京人”惟一可能存在的地点，只有秦皇岛仓库了。
　　锭者马不停蹄，又率队向秦皇岛火速赶去。
　　往日井然有序的秦皇岛，此刻已经完全乱套了！
　　12月8日，日本军队缴下了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的枪支后，紧接着便对美国在秦皇岛及市区的所有物资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这时的秦皇岛码头，从北平、天津等地运来的包装箱已塞满了整个货栈，偌大的瑞士仓库也早已满得几乎放不下一只脚了，整个码头耸立起了一座座由货物堆积而成的小山包———有的用白色篷布遮盖着，有的顶端搭上几块草席，有的干脆什么也没有，任凭风雪肆虐。这些货物大多是在等待即将到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装载的。但如前文所述，从太平洋上过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未能靠岸，就已被日军截获。因而码头上的货物便成了一堆堆、一群群既无人运走也无人领回的“流浪孤儿”。
　　由于战局不断恶化，秦皇岛港成为日军转运战备物资的专用码头。随着一批批军火的运进运出，原存放于码头和瑞士仓库的美国人的物资，有的被日军抛入大海，有的被运到大街上卖掉，有的被洗劫后则变成了日本人的私有财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地盘，以存放战争所急需的军火。
　　锭者赶到秦皇岛港后，立即将“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向这里的日军司令官作了汇报，并要求派兵协助搜寻“北京人”。
　　于是一时间里，整个秦皇岛港内港外，大小板箱统统以各种方式打开进行仔细搜查；整个码头、仓库和货栈，铺满了被从箱子中扔出的衣服、书籍、铁器、瓷器、木器等各色物品；日本士兵的皮靴在上边来回走动，几乎将这些抛散的物品碾成了一堆破烂。然而，锭者和他的士兵们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搜查，依然连一块骨头的碎片也没找着。
　　这位著名的东洋“间谍”的梦想，再一次落空了！
　　“这不可能，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搜查彻底！”当一个红着眼睛的日军大尉向锭者汇报搜查的最后结果时，锭者根本不顾眼前的事实，歇斯底里地咆哮道，“找，给我继续找！哪怕挖地三尺，也一定要给我找到‘北京人’！”
　　“前几天有一批美军的行李从这里运到了天津，‘北京人’会不会被藏在了那里面呢？”大尉想了想，随便嘀咕了一句。
　　“什么？你说什么？还有一批运走的行李？！”锭者喜出望外，阴忧的脸上立刻绽出激动与兴奋，如同一个溺水的孩子突然抓住了大人的手臂。
　　“是、是的，是根据派遣军司令部的指令运走的。”
　　“当时为什么要急着运走这批东西？”
　　“为什么要运走？这不是我应该知道的。”
　　“那么这批运走的货物现在放在什么地方呢？”锭者步步紧逼。
　　“大概还存放在天津瑞士总库。”
　　“真的？！”锭者几乎跳了起来。
　　“是真是假，你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锭者这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而后转身望着湛蓝的大海和来往如梭的船只，几乎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来：“‘北京人’，你休想从我的手中溜掉！”
　　据有关资料透露，锭者得知这一大好消息后，并没有直接去天津，而是先悄悄地返回了北平。为什么？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很重要的女人！
　　这个很重要的女人就是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魏敦瑞的秘书息式白。
　　在这之前，锭者为寻找“北京人”的下落，曾先后三次找过这位协和医学院的女秘书兼保险柜的保管人。这位聪明、漂亮而又性感的女人，给他留下的印象美好而又深刻。男人对漂亮而又性感的女人，总是多一份说不出的情感，说不出的温馨，说不出的缠绵；这样的女人一旦出现在面前，便难以抵挡，不可抗拒。更何况，息式白还是一位他很想利用也必须利用的漂亮女人！当然，他找息式白的主要目的，并非仅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是要让她和自己一起去天津。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只有这位女人亲自到场，才能辨认出“北京人”的真伪。
　　开往天津的列车喘着粗气在满目萧条的原野上爬行。锭者坐在窗前，眼望四处迷茫、翻腾的尘土和尖叫的狂风，那原有的兴奋和激动蓦地转变成一种恐惧和忧愁。连日来毫无收获的奔波，已使他这个尝够了表扬和赞誉的大日本帝国的第一流侦探，第一次遭到了上司的指责和不满。对此，他本人亦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辱和遗憾。他曾向上司一再保证，一定尽快查清“北京人”的下落，如果……他最终未能说出“如果找不到‘北京人’，就向天皇剖腹尽忠”这句话。但作为军人，一个赋有大日本帝国武士道精神的优秀军人，在他有辱了自己的职责和天皇赋予的神圣使命的时候，最终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是的，一切都要看此次天津之行了，要是天津的搜寻再没有希望，那……锭者闭上了眼睛，在隆隆的火车运转中默默在祈祷着上帝的保佑。
　　据息式白晚年回忆，锭者和她来到天津兵营后，很快与这里的日军指挥官松井少佐取得联系。当锭者向松井少佐讲明此次天津之行的目的和重大意义后，松井少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忠诚，当面表示说：“为了拯救这人类伟大的财富，我愿协助做一切需要我做的事情。”
　　翌日一早，锭者率领四名日本士兵赶赴天津瑞士总库，与经理罗契克拉经过一番交涉后，终于得到了可以进库搜查的允许。但对方要求说，在搜查时不得打乱仓库的正常作业；如果出现损失，应由锭者负责赔偿。显然，天津的瑞士总库不同于秦皇岛码头的货栈，可以任由锭者摆布。
　　在仓库监工的带领下，锭者、息式白和4个日本兵一同进入院中一座最大的仓库里。只见仓库的地板上，堆积着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大皮箱、小皮箱、内务箱和包装箱，从标明的地址和文字可以看出，这些货物的主人来自十几个国家，其中美国居多；而其余一部分货物，正是锭者要搜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行李。
　　“息式白小姐，你看这些行李箱中，哪两件可能装有‘北京人’化石。”锭者指着行李说。
　　息式白围着这堆行李转了两圈，却未说话。由于行李箱太多，积压严重，几乎无法辨别。但为了锭者的面子和表示自己也在尽心合作，息式白指了指几个行李箱，示意搬下来打开查查看。
　　4个日本兵钻进货堆，一一向外扯拽，但由于这些箱子都压在其他行李的底部，要安然无损地扯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经过一番折腾，一个个沉重的箱子还是被日本兵极其小心地抬到了仓库的走廊上，接着在监工的监视下，锭者用钳子和螺丝刀很快打开了箱盖。然而，当所有被怀疑的箱子一一打开后，除了只露出一堆堆衣服、书籍、儿童玩具以及美国士兵们一封封情书外，并未发现“北京人”的丝毫痕迹。
　　锭者的脸上马上露出一阵阵的紧张与失望；而息式白望着那些已经离开主人的箱子，禁不住伤感万分，泪流满面。因为这时的锭者和日本士兵，谁也不知道———或者说永远也不会知道息式白小姐深深爱恋着的一个男友，正是已被日军当作战俘看押起来的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锭者低声咒骂着，命日本士兵重新将箱子封好，然后在仓库监工的监督下，将箱子搁回原处。
　　也许是眼前的事实激怒了锭者，他不打算再听从息式白小姐的胡言乱语了。他感到这位漂亮的小姐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并无诚意可言，既然如此，还指望她什么呢？他开始下令，让4个日本士兵把美国人的箱子挨个打开，逐一搜查，直到最后一个为止。
　　于是，在锭者的亲自带领下，4个日本士兵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几十个箱子打开、封死，再打开、再封死，直至最后一个。然而，所有展开在锭者面前的，依然是些衣服、书籍、儿童玩具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北京人”最终还是以“避而不见”的方式拒绝了日本人的“来访”。
　　锭者长叹一声，一下蹲在了地上。
　　或许是仓库的沉闷，或许是由于锭者内心的悲切与恐惧，尽管外面飘落着零星的雪花，锭者的额头还是沁出了点点汗珠。
　　锭者望望满库的物资，又望望息式白小姐，仍不死心地说：“息式白小姐，你说，从秦皇岛运来的美国人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混入了其他的货堆之中？”
　　“也许吧。”息式白安慰地说。
　　“我看有这个可能。这样，明天我再多找些人，将这个仓库中所有的行李箱全部搜查一遍。”
　　“随你的便，但愿您能交上好运。”息式白小姐不冷不热地说。
　　随后的两天，日本士兵在锭者的指挥下，又对天津瑞士总库的所有行李箱、包装箱，进行了无一遗漏的开盖搜查。但还是没有找见“北京人”的影子。锭者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又下令将仓库的每一个角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搜查了一遍。但，还是没有结果。
　　锭者彻底绝望了。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锭者心情沮丧，神色恍惚，一言不发，只顾埋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浓重的烟雾掩遮着他那张蜡黄的脸，使息式白觉得眼前坐着的这位著名“侦探”，似乎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尊被人供奉已久的泥像。可惜的是，这位大日本帝国一流的侦探，终于在“北京人”事件上黔驴技穷了，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失败的痛苦之中。
　　列车鸣叫着驶进了北平车站。
　　锭者和息式白刚走出站口，就看到广场上挤满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而四周则是日军荷枪站立，正押送着美军向站内涌去。息式白没敢在此久留，尽管她很想弄清这帮美国兵的去向，但出于安全考虑，她与锭者匆匆分手后，便找了一辆人力车，回到了协和医学院的住处。
　　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了一则消息：《驻平美海军陆战队转往上海江湾战俘营，昨日已从北平前门车站登车起程》。在这条醒目的标题下，还配有大幅照片，显示出在日军的弹压下，美海军陆战队登车的情景。息式白小姐这才搞清楚，昨天在车站见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去向。
　　就在息式白小姐在住处阅读《晨报》，并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命运担忧———准确地说是替她深深爱恋着的那位陆战队员的命运担忧的时候，在西城一座华丽的别墅里，大日本帝国的著名侦探锭者，却正在悄无声息地一步步朝着死神走去……
　　锭者回到住处，一反常态，既不忙着洗手吃饭，也不像以前那样马上忙着向他的上司汇报搜查“北京人”的情况，而是端端正正地坐于桌前，而后慢慢静下心来，开始撰写一份关于寻找“北京人”经过的《备忘录》。
　　这个计划在他从天津返回北平的列车上就已想好了。从东京来北平之前，他没有想到“北京人”的搜寻会如此艰难———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也并未认为这件事就算得上有多么的艰难，只是战争所造成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氛围，使这件事情变得复杂了，棘手了，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了。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最终没有保持住一个大侦探遇事不惊的风度，而不得不像一只晕了头的苍蝇一样毫无目标地傻撞起来，以致如此快速地败下阵来。而这有辱大日本帝国和天皇本人赋予的重大使命的失败，对于他来说将意味着生命的到此终结。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失败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军的圣洁，有辱自己作为日本帝国一流侦探的声名，惟有一死，方能清洗掉所犯下的罪过。”
　　于是，他将在一夜之间所写成的《备忘录》密封好，交给一位侍从，命他务必亲自转交给北支派遣军司令部。
　　随后，他脱下自己身上那套精工做成的毛料军装，换上一件黑色礼服，跪在一个低矮的漆桌旁，面对墙上洁白明亮的镜子，在胸前慢慢划了一个十字，嘴里说了几句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话，便抓过一把日本武士军刀，慢慢对准自己的腹部，而后突然猛地刺了下去……正当锭者伏倒在血泊中，苦苦等待着生命的快快结束时，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前来拥抱他的，并不是死神，而是他的侍从。
　　这位侍从当即将昏迷中的锭者送进了医院。经过紧急抢救，锭者的性命终于保住了，但他的侦探生涯却从此结束了。
　　不久，锭者被送回了日本。送回日本的锭者很快便被关押了起来，直到二战结束，才恢复了自由。
　　据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盟军缴获的日军情报资料中，有人发现了锭者死前书写的那份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从而引起圈内人士的极大兴趣。至于锭者在这份鲜为人知的密文中到底对“北京人”的下落记下了什么秘密，埋下了什么谜底，却始终无人知晓。
　　当然，对锭者此次天津之行，也有传闻说，他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而对锭者自杀未遂一事，也另有说法：由于有人想从他的手上得到“北京人”，故他不是剖腹自杀，而是被人谋杀！总之，关于“北京人”下落何处的问题，由此再度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就在日本人绞尽脑汁、四处寻找“北京人”之际，1942年2月，中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则消息：
　　“北京人”神秘失踪
　　中华社2月21日电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化石和灵长类部分化石神秘失踪。这些来自周口店的古人类化石，经科学家鉴定，年代在50万年以上，为亚洲迄今发现的最古老之人类化石，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它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及远古人类的进化，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日美关系交战之前，这些化石于1941年11月初分装在两个木箱内，准备运往美国。12月5日，带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离开北平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向一艘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轮船预定于12月8日抵达秦皇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驶到秦皇岛。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
　　“北京人”的突然神秘失踪，如同当年突然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无数关心“北京人”的科学家纷纷致电、致信协和医学院的领导以及翁文灏、裴文中等，三番五次地询问“北京人”丢失的原因、经过和近况。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混乱年代，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谁又该来承担这份责任？
　　“北京人”刚丢失不久，魏敦瑞忠诚的女秘书息式白便给远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魏敦瑞先生寄去了一封很奇特的信：拉利失踪，迄今下落不明，经各有关方面大力搜寻，仍无结果。
　　信中的“拉利”，指的是什么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建立了一种只能写二十五个字的所谓“红十字信函”制度。这种制度允许在日本占领国土上的人，与在战俘营中或在“敌对”国家中的亲友进行通信，但来往的信函必须经过日军严格检查后，方可投递。息式白小姐发往美国的信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能把“北京人”失踪的消息尽快传递给美国的魏敦瑞，息式白在信中故意用“拉利”来替代“北京人”。因为她知道，日本人是看不懂“拉利”的意思的，只有远在大洋彼岸的魏敦瑞教授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据魏敦瑞的同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夏皮罗先生后来回忆，魏氏接到息式白的来信后，马上就明白了一切，他双手不停地颤抖着，眼睛却直直地望着东方，一直持续了足足有十几分钟。尽管魏敦瑞教授平时极具学者风度，是个自制力很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人，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大失风度。他独自走到窗前，久久遥望着东方，满含热泪，默默无言。最后，也许是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悲愤的心情，突然大声喊叫起来：“是谁毁掉了‘北京人’？是战争，是日本人挑起的这场战争！战争是个臭婊子！”喊罢，竟仰天长叹，泪流不止。
　　几天之后，魏敦瑞教授才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的魏敦瑞教授立即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打探“北京人”下落的消息。而此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也正为“北京人”的丢失而大为恼火，他们一边致电指责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胡顿等人渎职，一边通过各种渠道探寻“北京人”的下落。然而这时的北平已不再是美国人的天下，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得到的消息，总是道听途说互相矛盾：今天从北平发来的电文称，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日军占领秦皇岛兵营之前就已装上火车，向天津转移了，后来火车在中途被日军扣压，所有物件都经日军搜索后扔掉了，“北京人”当然也就在劫难逃；明天发来电文又改称，“北京人”化石已安全装上了“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正向美国开来，大约一周之后便可抵达美国；而后天发来的电文则称，“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被日军截获并租用后，不幸被美国军舰击沉，故“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已同“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一同葬身海底……
　　魏敦瑞被这些眼花缭乱的消息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但作为一名杰出的古人类学家，他却深知“北京人”对人类演变的历史具有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因此为了能尽快寻找到这稀世之宝，他最后下定决心，以一个科学家的名义，给美国政府写信，请求帮助寻找“北京人”，并希望政府要利用各种场合谴责毁掉“北京人”的凶手日本人。
　　魏敦瑞教授哪里知道，这时的美国政府早已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他写去的信如同泥牛入海，久久不见回音。尽管魏敦瑞教授每日焦虑不安，夜夜难眠，但这位痴迷的古人类学家却依然苦苦地等待着，哪怕一点点有关“北京人”的小道消息，也能引起他极大的兴奋。
　　而这时的北平、天津及秦皇岛等地的人们，对“北京人”丢失一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说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统统装上一只驳船，准备送到开往日本横滨的一艘货轮上去，但恰在这时，驳船被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毁，于是“北京人”沉入了秦皇岛不远的海底；或说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把“北京人”装上船，而早在劫持火车之后，连同其他的美军货物一同扔掉或被当作“龙骨”卖给了当地的中国商人；或说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已经到了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但还未来得及装船日军就突然占领了天津。是在一片战乱中“北京人”不翼而飞，去向不明；而有的传说更是哗众取宠，神乎其神：日本人扔掉“北京人”化石后，被俄国一位神秘的女郎认出，而后携带着“北京人”火速逃往了欧洲……
　　不管说法多种多样，也不管说法是否确切，所有的舆论矛头对准的，几乎全是挑起这场战争的日本人！
　　而正当世界各地、尤其是北平和天津的百姓纷纷议论“北京人”，并将“北京人”的丢失和日本人紧密联系一起时，英文版《北平时事日报》突然又爆出了这样一条热门新闻：
　　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骨被窃
　　有名的“北京人”被模型所调换
　　一个美国职员被怀疑为主要盗窃者
　　中华同盟社消息：约在50万年前居住在北平附近的人类祖先——著名的中国猿人的头骨发现被窃，在它原来的地方被运出而替换了一个模型。
　　这个惊奇的事情是被两位日本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长谷部言人和该系的助教高井冬二先生所发现。他们在1942年8月19日到达北平，在周口店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当这两位学者去参观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极为珍贵的原始人类化石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北京人”头骨已被模型所调换。该学院里的一位美国职员被怀疑曾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取走了真正的头骨，因为他预料到日本将以武力占领学院。
　　偷盗发生在两年以前吗？
　　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使备受战争摧残的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尽管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北京人”依然难以忘怀，并偶尔也投以关注的一瞥，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推进，特别是后来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失败，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毁掉了“北京人”的罪魁祸首小日本最终将是什么命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命运决定着“北京人”的命运，或者说关系到“北京人”的命运。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迅速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化为一片废墟。当晚，由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至此，中国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打败了日本人。
　　但打败了日本人的中国人，能找回“北京人”吗？
　　1945年11月19日，美联社自东京向世界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
　　在被日本军队送往日本又被占领当局取得的掠夺品中，有来自已知人类最早祖先之一的山洞中科学上的无价之宝“北京人”。
　　现在得知在取得这些掠夺物中，包括有粗糙的工具，雕刻的牙齿的装饰品和说明这些物品在1929年北平附近周口店石灰岩山洞中发现的位置略图。它们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保存过。
　　从被没收的信中泄露，“北京人”的遗骸曾被中国人很好地保藏起来，躲避了日本科学家三年的追寻。在日本当局通知了盟军总部后，这些物品在东京帝国大学内找到。
　　盟军总部的科学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职员怀特莫尔博士现在保管这个遗骸，并准备送回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这则新闻对世人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刚刚躲过了战争一劫的中国人来说，恐怕就不仅仅是一次震动，而简直就是一声飞来的福音，甚至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了！因为中国人包括不少外国人一直认为，“北京人”最大的可能是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而现在多年来渺无音信的“北京人”终于在日本露出峥嵘，这对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中国人尤其是科学家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安慰。
　　当然，这毕竟只是一则报道，但发自美联社的、事关如此重大事件的报道，难道还能杜撰不成！何况，西方一家报纸早有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怀特莫尔博士便奉美国国务院之命，以盟军总部科学顾问的身份专程赶往日本寻找“北京人”，这与现在这篇报道中提到的“盟军总部的科学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职员怀特莫尔博士现在保管这个遗骸”完全吻合。所以，多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对这则新闻的真实性坚信不移。
　　一个多月后，即1946年1月2日，英文版的《北平时事日报》又发表了英国路透社1月1日发自上海的一则消息：“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
　　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当作掠夺物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将归还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据东京大学报告说，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寻找了三年之后，日本科学家在北平找到了“北京人”，有一个专家负责监督把它运往东京。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
　　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1929年中国科学家在美国人类学家合作下于北平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在研究是“北京人”与“爪哇人”孰老的问题上，科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科学家们同意“爪哇人”可能较老，但是“北京人”在科学上价值更大，因为他更像人一些。
　　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科学家曾在发现过“北京人”遗骸的周口店附近进行过新的发掘工作，但是没有新的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被日本掠夺的宝物中首先将被归还的，但是中国爱国团体现在还正在设法取回其他被日本抢去的中国的古物和艺术的宝物。
　　如果说去年11月19日美联社发布的那条新闻多少还让有些人不太放心的话，那么这次英国路透社发布的这篇报道，则完全让人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尽管在日本发现的“北京人”尚未经过中国人的最后确认，但这篇报道已经明确说明，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想想看，倘若被发现的“北京人”没有经过有关专家的鉴定，美国美联社和英国路透社能凭空捏造、瞎编新闻吗？
　　于是，不少人积极提议，中国人应该尽快组织人马，到日本去拿回或者说寻找自己的“北京人”！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民国35年，即1946年3月31日，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了日本的领空。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便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被日军掠夺物资的接收等活动；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这架第一次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就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其团长就是朱世明将军；而代表团的顾问，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就李济先生当时的声誉而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前往日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这所谓“丢掉了的灵魂”，指的就是“北京人”。事后有人曾怪他“放着正事不做而出去跑江湖”，这显然是对他一时的误解。他此次日本之行，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签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教育部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并在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
　　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6时前后。这是1946年3月的最后一天，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10天，但下午6时的日本，仍是一片黄昏景象，在横滨这座大城市的附近，并不见与黄昏相随的万家灯火。
　　据李济先生后来回忆，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三十余里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刚恢复到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光；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统统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堆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柱烬等。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10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
　　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派了一位“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是他却错过了。日本的前一天，他去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又未到；到了东京的第三天，他又去找少校，少校却已飞往上海了。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他们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将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以及它的重大意义与他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了，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消息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报道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斯脱特的话决非儿戏，而是十分慎重。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李济先生与斯脱特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当然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1942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位曾经风光一世的教授顿时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听说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作出判断，也无法判断，只能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李济随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4月8日由上海返回东京后，4月9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他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
　　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前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作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及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
　　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的问题。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失，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满口答应，因为这也正是中国此次日本之行的计划内容之一。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当即赶往京都。他们在京都共住了七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便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史克门少校多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很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也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的东方学者，所以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自然，他们各自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对此都很理解，彼此心照不宣。但一般说来，史克门少校是很同情中国的愿望的。
　　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
　　1．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2．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3．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即（1）从“珍珠港事变”算起；（2）从“七·七”事变算起；（3）从“九·一八”算起；（4）算到甲午战争那一年。对此，史克门少校认为，自“九·一八”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
　　史克门少校的这些意见应该说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不过真正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困难。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ＧｏｒｄｏｎＢｏｗｌｅｓ）的高级美国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西藏考过古，与李济是旧相识了。两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最好，不要推到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ｕｎｃｉｌ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已心中有数。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不应该成问题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再者，去年11月19日美联社就曾向世界发布了“‘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的消息，今年1月1日英国路透社又发表了“‘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但现在，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对“北京人”到底找到没找到，找到后到底在谁的手里，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显然，“北京人”还在日本人手上，或者遗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是完全可能的；但谁又可以断言，美国就一定没有从日本人手上将“北京人”揽入自己的腰包呢？
　　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作了汇报。朱世明将军听了后，感到问题比较复杂，也很棘手，便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一份《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和其他人类学标本之下落。该《备忘录》原文如下：
　　备忘录
　　致威娄柏中将
　　参谋长助理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
　　1．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1）“北京人”标本，包括7个头骨，12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2）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3）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4）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
　　（5）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2．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2）和（3）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Ｃ．Ｉ．Ｅ．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3．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李济博士。更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
　　4．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1946年4月30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1．“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2．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3．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缴还代表团；
　　4．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先生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5月5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先生离开了日本。
　　5月24日，李济给裴文中复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李济的信全文如下：文中先生：
　　5月21日手示敬悉。弟于5月5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撰安
　　弟济手启卅五．五．廿四
　　本来，此前裴文中曾致电在重庆的翁文灏，希望能随中国代表团亲自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但翁文灏不久回电说，国民政府已决定派考古学家李济随团赴日。所以，裴文中便给李济写去一封信，嘱他在东京寻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要回“北京人”的标本。李济从日本回国后，裴文中又迫不及待地给李济写去一信，询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所以才有了李济的这封回信。
　　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见到了李济。当裴文中详细问及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时，李济告诉裴文中说，在东京他曾通过中国驻日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代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询问“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军总部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长谷部言人已迁往乡间，住址不明；高井冬二可能在东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询不着。
　　裴文中听后颇感奇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是两个响当当的人物，既有知名度，又有详细地址，怎么会找不着呢？他认为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显然是美军总部欺骗了李济。
　　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的同时，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也十分关注中国此次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当得知李济先生从日本回国后，魏敦瑞博士马上催促美国方面，赶紧与中国取得联系。
　　1946年7月12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怀特莫尔寄来的一封信：
　　尊敬的裴文中先生：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陆军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物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
　　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提供东京任何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
　　你的亲爱的怀特莫尔
　　1946年7月12日
　　怀特莫尔曾在1945年从美国动身去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裴文中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对裴文中说，他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盟军总部工作，同时又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接受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遗骨，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裴文中当即给他回信一封，信中告诉他说，他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他们可以供给他最后和最可靠的消息。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就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还是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怀特莫尔的这封来信？更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怀特莫尔在信中说：“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的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但是不能这样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不说他在东京的寻找没有成功，或者说他在东京的寻找失败了，而偏偏要说“他不能这样做”？很显然，怀特莫尔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这苦衷和难言之隐是什么？
　　按理说，怀特莫尔是盟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可为什么他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不能这样做”的呢？为什么开始让他专程去日本“做”，后来又“不能这样做”了呢？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
　　而且，怀特莫尔在信中对他在日本询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到底见没见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见着了，这两人对“北京人”的下落怎么说？若是没见着，为什么？难道也是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来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就得找到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而找到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会有一个说法，即使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避而不谈，怀特莫尔也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为什么怀特莫尔避而不谈有关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一点情况，而只简单而含蓄说他“不能这样做”？怀特莫尔这句很微妙的话，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的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据悉，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后，美国曾经特派专人代表洛氏基金会去东京进行了秘密的接收，事后却对外宣称，只接收了一些拍摄周口店的电影片。美国方面派去接收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派去接收的人到底接收了什么东西，接收了多少东西，也不清楚；而在接收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没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数人之外，则更是没人知道。
　　因此，裴文中反复看了怀特莫尔的信后，脑子里闪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不过，根据怀特莫尔的建议，裴文中还是决定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善克是盟军军事地质调查组的组长。此前，威娄柏陆军中将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备忘录》之后，便将《备忘录》迅速转交给了善克中校，并明确指示由他负责调查“北京人”以及其他化石的下落。同时，在魏敦瑞的反复请求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协助善克中校全力寻找“北京人”。所以，裴文中与善克取得联系后，为善克提供了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情况，希望善克中校尽快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
　　于是，中国人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刚刚结束，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在秘密中拉开了序幕。
　　据美国方面留下的资料表明，善克中校是个相当精明而又十分能干的人。受领任务后，他很快组织起一个调查组，并按照计划，立即开始了行动。
　　善克首先率领调查组仔细研究了由盟军总部转交过来的有关中国“北京人”的若干资料与情报，接着又对日本侦探锭者生前书写的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进行了一番研究。当对“北京人”失踪的前后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他立即启程，首先赶往关岛美军医院。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被日军所俘。1941年12月中旬，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日军分别从北平、天津送往上海江湾战俘营，不久，又被转送到了北平丰台的一个集中营。哈斯特上校同他忠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江湾和北平丰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又被日军于1943年9月分两批押往日本。而后，哈斯特上校和一部分陆战队官兵被送到了日本北部的一个废铁矿，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从事挖掘铁矿石的苦力；而另一部分美军则被送往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继续关押。
　　战争结束后，关押在日本集中营的战俘陆续遣返回国。原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由于长时间的关押和日军的百般折磨，有四分之一的队员已死于非命；剩余的人员则因痢疾等疾病而导致了其他各种慢性疾病，个个生命垂危，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于是，美国军部决定：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在遣送回国之前，先送往关岛美军医院接受治疗。
　　善克中校一行抵达关岛后，便驱车直奔美军医院。他们一路顺风，很快找到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哈斯特上校和大部分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员。善克简直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年，罪恶的战争便使哈斯特上校完全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精神恍惚的干瘪老头；而眼前这些活下来的陆战队队员也个个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目光呆滞。
　　“哈斯特上校，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善克中校一脸真诚地说。
　　哈斯特上校苦笑了一声，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早已大彻大悟：“没有什么，作为一个军人，命运就是如此。”
　　“我这次专程赶来，是为寻找中国‘北京人’一事。希望上校能多多关照，把您所知道情况尽可能说得详细一些。”善克中校说完，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
　　然而，哈斯特上校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意料，他既没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未提供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回答的内容与4年前在北平给锭者的说法大同小异。他只承认他受美国公使馆的委托，派人到协和医学院取走了“北京人”化石并运往秦皇岛。至于具体方案、办事经过、转运途径、存放地点、最后去向等等，他一概不知，无可奉告。
　　善克中校大失所望。
　　双方一下陷入沉默。
　　“哈斯特上校，”片刻，善克中校又问道，“您作为驻北平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为什么对‘北京人’的转运没有负责到底呢？”
　　哈斯特上校一下激动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勾起了他的痛处。也许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真实性，他大声强调说：
　　“那时天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
　　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彼此倒也十分坦诚。
　　根据哈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耐德尔上士———即前文日本侦探锭者曾经找过的那位美国士兵。
　　两人见面是在一个晚上，窗外有星星，还有一轮似圆非圆的月亮，整个关岛沉浸在战后的寂静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许许多多有关生生死死的事情。这位在北海道历尽苦难总算幸运地活下来的美国海军上士，在接到医院有关部门通知后10分钟，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首先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拐杖，顺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里却吝啬得没吐一个字，表情也显得出奇地平静。
　　中校直截了当，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认真听着，还是一言不发。当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上士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上士这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诗作，又像是一个老到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总之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他好像已经在关押期间打了5年的腹稿：
　　1941年12月4日上午十点钟，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至于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因为在这之前许多美国驻北平机构都在忙着向外抢运东西，陆战队兵营也有大批物资开始运往秦皇岛港。因此这次去协和医学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
　　当我们开车走出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天空布满了阴云，不时飘落下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到车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并不影响我们的视线，更不会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驾驶卡车从东交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协和医学院。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卡车的尾门放下后，医学院的苦力开始将台上的板条箱和包装箱向车上装。由于我在车上指挥装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两个带圆铜锁的红木箱，并指挥苦力把这两个箱子放在了车厢的最后边。现在看来，那两个箱子装的也许就是“北京人”化石。
　　车装好后，我坐上驾驶室，杰克逊坐在车厢里以便于监视，防止万一出现差错。当我们返回陆战队兵营大院时，这时兵营已经开饭了。
　　“怎么才回来？”麦克里迪中尉端着饭盒听完我的汇报后有些不高兴地问。
　　“箱子太多，医学院的那帮苦力又不肯卖命，总是磨磨蹭蹭的，真他妈见鬼。”我答。
　　麦克里迪中尉点点头，看样子已经理解了我们的苦衷，口气有些温和地说：“快吃饭吧，吃完饭准备卸车。”
　　当我们吃完饭后，发现一群士兵正在麦克里迪中尉的指挥下进行卸车。卸下的箱子分别用红色油漆写上了哈斯特上校、罗宾逊中校等陆战队军官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清楚也没有去问麦克中尉。不许随便问上级的规定，是美军的纪律，这你是知道的。
　　箱子上的名字写好后又重新装上了车，并用油布盖好，因为这时天空仍飘荡着雪花。当我们要回营房休息时，麦克中尉走过来说：“斯耐德尔和杰克逊，你们两个明天早上7点，押送运载这一车物品去秦皇岛，下午赶返平的火车回来向我报到。”
　　尽管我们不愿意执行这项无聊的差事，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这天夜里，雪开始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旧下个不停，卡车的油布上足足积了两英寸的雪。我们将车上的雪扫掉后，急忙钻进了驾驶室，卡车在艾斯顿中士的驾驶下很快来到前门火车站。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辆装载陆战队兵营物资的卡车。
　　通过火车站的苦力，两辆卡车的东西被卸下后又装上了北平至秦皇岛的列车。列车的第8节和第9节车厢归我们陆战队专用。
　　大约1个小时之后，火车出了前门车站向秦皇岛方向驶去。我和杰克逊还有另外两名陆战队员怀抱卡宾枪，爬进各自的车厢开始了这趟押运的征程。
　　没有暖气的闷罐车厢里，湿漉漉的冷得让人直打哆嗦，尽管我们带着毛皮手套，但手指还是很快被冻僵了，几乎握不住枪。路上的积雪时常将列车堵住，为了扫除障碍，火车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待铲除轨道上的积雪，直到黄昏的时候才总算到达秦皇岛。
　　借助港内专管搬运的苦力，我们监督着把物品从车上卸了下来，再用小车推进货栈和瑞士仓库。这时从天津和北平运来的各种包装箱已堆成了山，整个港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放满了，它们都在等待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的到来。
　　我们总算去掉了一件心事，只是下午去北平的列车早就开走了。回营房已不可能，我们只好搭乘一辆黄包车，来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霍尔库姆营地过了夜，第二天才返回北平。
　　善克中校听完斯耐德尔的叙述，和同行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沉默了大约二分钟，然后才问道：
　　“你确实在霍尔库姆营地住过一夜？”
　　“是的，这不会有错。”上士答。
　　“从日本侦探锭者留下的资料来看，此事你并未向他提起过？”
　　“是的。我今天向您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您不是出于一种公心，如果您不是远道专程而来，如果您不是一名称职的美国军人，那么对不起中校先生，您也将永远听不到这个动听的故事。”
　　“那个叫杰克逊的下士现在还在医院吗？”
　　“他在北海道患了肺炎，死了。”
　　“什么，死了？”
　　“是的。杰克逊下士死了，还有麦克中尉，也死了。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对不起，中校先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上士结束了他的精彩叙述。
　　善克中校似乎还是很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北京人’的失踪，会出在哪个环节上？”“这该死的‘北京人’，我想……是在秦皇岛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之前。”斯耐德尔上士摇晃着浮肿的脑袋说完后，马上转入沉默，不再肯说哪怕一个字。善克中校点点头，对上士的合作表示谢意。而后搀扶着斯耐德尔上士，走出会客室的大门。当晚，中校一夜难眠。他把斯耐德尔上士的话回味一遍后，认为上士提到的霍尔库姆营地倒是一个新的线索，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霍尔库姆营地呢？
　　第二天，善克中校又找来几个曾驻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希望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新的情况。但这几个美国士兵对“北京人”丢失的事似乎并无兴趣，他们想的大概只是如何尽快回国和家人团聚。所以当得知中校是为寻找“北京人”而来时，他们当即表现出一副十分扫兴的样子。
　　“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谈谈1941年12月8日前后霍尔库姆营地及港内的情况。”中校的话说得很诚恳。
　　“我们只是从窗子里看到日本兵在港区乱翻乱砸，有关‘北京人’转运的具体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很快也被俘了，先是关在营区，后又押到天津。至于‘北京人’的头骨，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
　　几个士兵对中校的提问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后，再也无话可说。中校又问了几个不关痛痒的问题，感到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草草结束了与士兵们的对话。
　　但善克中校是一个办事执著的人，他的调查到此并未结束。他随后又在关岛美军医院查询了一个星期，当感到此地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后，便毅然决定亲自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再做一些更详尽的调查。于是，中校把在关岛调查到的情况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记录，而后马上又率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匆匆飞往中国北平。
　　中国的北平此时已是一副深秋景象。抗战结束后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长期蛰伏的睡眠中醒来后，此时又焕发出了它原有的活力。当年一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医务职员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虚弱的身体经过战后的营养补充，很快就开始变得精神焕发起来。整个协和医学院上上下下，几乎全都陶醉在战争胜利后的兴奋和喜悦之中。
　　中国和日本———战胜国和战败国，毕竟是两种氛围，两种感觉。善克中校一踏进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便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之感。他找到协和医学院的领导人，说明来意，协和方面非常高兴，马上便给他做了很好的安排。
　　……
　　善克中校在协和医学院对几位当事人员一一进行了查询，而后又像当年日本侦探锭者一样，直赴秦皇岛，再去天津城。当该找的人找了，该去的地方去了，该查的疑点查了，所有的调查都到了该中止的时候，善克中校依然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最后，善克中校找到裴文中，将上述情况作了说明后，才不得不带着万分沮丧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中国。
　　善克中校回到美国后，马上着手为盟军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中校详细地叙述了他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对“北京人”失踪这一悬案的分析与思考。其中，他认为有的问题是个盲点；有的问题是个问号；有的问题是个死结；有的问题简直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一团糟！而善克中校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北京人”的最后推测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没有运到秦皇岛便已丢失，后来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枪托和皮靴下化为一片碎骨。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无论何种推测，美国中校和日本侦探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没有搞清“北京人”的下落和去向；不同的是，美国中校没有像日本侦探那样剖腹自杀。
　　大约是1946年底或者1947年初，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将军接到了由盟军总部转来的关于善克中校调查“北京人”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后，立即呈送国民党政府，并要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实施调查。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在筹划全面内战，哪有空闲顾及什么“北京人”。尽管朱世明、李济和裴文中等人几乎每天都在盼着上面的音信，上面却迟迟没有回音。
　　而这时，大洋彼岸另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大师，也在与死神的艰难对抗中，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哪怕任何一点有关“北京人”下落的消息。
　　1948年7月22日，纽约上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魏敦瑞大师躺在纽约医学院的一张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犹如一尊人体雕像。尽管魏敦瑞自知病入膏肓，却依然死也不肯瞑目。自7年前那个落日的黄昏，大师得知“北京人”失踪的消息后，内心便一直忐忑不安，并一直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方式帮助寻找“北京人”。本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准备重返中国，亲自到那片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土地上去寻找“北京人”，谁知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便如此，大师也始终心有不甘，直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他还连续两次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打听“北京人”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能派他的助手、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费尔塞维斯前往日本寻找。可惜没有结果。之后不久，费尔塞维斯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梭罗人化石的事迹公布于世，大师为此备受鼓舞，立即拖着病重的身体找到华盛顿当局，请求派他和助手一起去日本寻找“北京人”。遗憾的是，他的这次请求受到了同样的冷遇。
　　就这样，大师卧床不起，整日躺在床上，且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但此时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惟有一件事情却实在无法舍弃，这就是：“北京人”！现在，他惟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最后的呼吁。
　　于是，在那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颤抖的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的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想法继续寻找“北京人”！
　　多年之后，我们查到了这份报告：
　　内政部：
　　在科学上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它的丢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世界古人类研究科学上的重大损失和不幸。凭我的预感，这些化石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下，并很好地藏匿在某个地方。上月，美国地质调查所费尔塞维斯先生，成功地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了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从印度抢掠的梭罗人化石。这个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北京人”的发现已为时不晚。
　　为此，建议内政部成立一个“北京人”化石调查小组，由富有经验并熟悉情况的费尔塞维斯先生率领重返日本国土，进行不同于任何以往形式的探寻。如“北京人”能重新面世，那么美国政府的行动，无疑将对世界科学做出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古人类研究者都要感谢美国政府在日本人的魔爪下，拯救了人类这伟大的财富。
　　大师的这份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后，同他此前所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大师写完这份报告的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了。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古人类学的世界级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北京人”。他留下的惟一的一条遗嘱，就是请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部主任夏皮罗博士继续寻找“北京人”！
　　大师谢世后，全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同仁们无不为之深感悲痛不已。大师一生的言行以及在科学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尽职精神，使熟悉他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而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夏皮罗博士恪守了他的临终遗言，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对“北京人”无休无止的寻找。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人类学会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博士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夏皮罗博士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直共同坚持研究从北京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上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博士对寻找“北京人”之事都有着莫大的热情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能寻找到“北京人”，也是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夏皮罗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加紧动手整理和研究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准备一有机会，便马上动身亲赴中国。
　　然而，正当夏皮罗力图说服美国政府派他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线索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鸭绿江畔的隆隆炮声和熊熊战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寻找“北京人”的脚步。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一份1950年3月21日的香港《大公报》摆在了他的面前，其中一篇文章，看后简直令他目瞪口呆：“北京人”被劫美国
　　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
　　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
　　［本报北京通讯］“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纽约。
　　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1929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从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1943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50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平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
　　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账本等。
　　……这个把戏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会把毫无价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给麦克阿瑟总部（“北京人”的模型曾制作了若干份，分送给世界各国，所以模型并不是极珍贵的）。那个地质学者（笔者注：指美国的怀特莫尔），前后都给裴先生来了信，中间一段却总无回音，也就说明其中的诡计了。我们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后密不宣布，后来被麦克阿瑟总部“接收”，就运到美国纽约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宝是漠不关心的。裴先生当时曾托“军事代表团”中的李济在东京查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两人，麦克阿瑟总部的答复是，长谷部在乡下住，不知详细地址，高井虽然是在东京，但“住址不明”，“无法查找。”而我们知道，长谷部言人是“学士院”的副院长。高井当时是东京帝大讲师，裴先生的学生在东京都曾见过他们。因此，日帝与美帝所表演这套“双簧”是极为拙劣的。
　　但是，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个水落石出，追到物归原主的。裴先生说，“北京人”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辛苦所得，个人对它的重视有如生命，在沦陷时期，曾不顾性命的来保卫它。在过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国合谋掠夺而去，我们虽然气愤万分，却没有办法。现在只有尽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在朝鲜以及亚洲赶走了美帝，并希望对日全面和约的早日缔结，我个人愿意到东京或纽约去尽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篇文章尽管充满了那个年代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字措词上也显粗糙，但它却旗帜鲜明地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对全世界的考古学界，无疑于一颗横空炸响的原子弹！它不光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更让美国人感到震撼。尤其是对夏皮罗来说，简直就是惊恐万分了。但，未等夏皮罗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将美国和夏皮罗推到了审判席上。
　　帝国主义野心毕露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是1929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平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1941年12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平，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
　　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联助班”？
　　新校长说：就是从孩子上初中起，我们就以一中名义跟这些初中班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办好初中三年教学，之后凡初中出现的好生优秀生他就得给我送到咱一中来！
　　老王一听，拍案叫绝：这招好！家长和初中学校都会欢迎的。
　　新校长站起身说：那我回去就这么干了。
　　于是，某市高考的抢生竞争便又向纵深发展了一大步，初中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考的“黑色七月”的硝烟味开始向他们飘去……
　　赶时———决胜关键是两招
　　啥叫赶时？当然是赶时间呗。赶时间又有什么奥妙？奥妙太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访过的所有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入高三毕业班后，差不多所有学校全都没了新课程。这怎么可能？按教学大纲规定，高三的课程因高考的重点之重点内容呀？高三不教课，高考能取胜？
　　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该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作出了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后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个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的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让你一无所获而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高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委太近了，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是考生一生命运的分水岭，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所以说，谁把高中三年的教课时间提前量加大，谁抢得的高考复习时间就越多，复习越充足，准备也就越有保障，高考成绩随之跟着越有把握。
　　因此他想，也许这个线索能帮助夏皮罗彻底弄清“北京人”的真实情况，从而洗雪罪名，摆脱困境，同时也了却导师魏敦瑞博士临终前的遗愿。当费尔塞维斯的电话在夏皮罗的家骤然鸣响时，夏皮罗同样没有起床。一听完费尔塞维斯的报告，夏皮罗兴奋难抑。是的，夏皮罗现在对于“北京人”的渴望，已经不仅仅只为实现魏敦瑞博士的临终嘱托了，还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传来，都会令他激动不已。
　　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拨弗利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接话的人是戴维斯。
　　经过与戴维斯简短的对话，夏皮罗立即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的信息出现。他虽然还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先生会面的想法，并希望会面越快越好。
　　很快，对方同意了，并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9点。
　　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上一台袖珍录音机，接着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然后兴冲冲地来到了纽约东68街弗利博士的办公室。
　　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以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的到来。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所以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言归正传。
　　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
　　于是，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在静静在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
　　那是1941年秋季，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一名司药中士，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17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哈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12月8日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
　　在11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12月8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物列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
　　12月8日，纽约时间12月7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冲向我们的营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划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非常感谢你，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
　　“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
　　“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况，也许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
　　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
　　弗利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
　　“就从你参与转运‘北京人’化石开始讲起吧。”夏皮罗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却是一副沉思状。他停了片刻，便开始说道：
　　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负责这几只箱子的。1941年深秋，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的官员经过与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事反复商量，决定先把“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护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承担运送任务。后来我考虑可能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的关系。我那时在中国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务，决定准备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到马尼拉，然后再从那儿转道回美国纽约，这可能便成为让我护送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适的理由。
　　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等关口的检查。
　　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
　　12月4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让我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大约长度为50英寸、宽20英寸、高10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内，然后装在军用提箱里，四周塞满了棉花、木屑之类的杂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后来这些箱子写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写着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写有上校名字的那个军用提箱也装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陆战队员的护送下运往秦皇岛，我也随之回到天津家中准备撤离。
　　后来，战争爆发了。就在12月8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陆战队员一样，被驻天津的日军松井部队逮捕，并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兵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日军知道我是一名军医并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就准许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还可以在城内走动走动，但不许出城。这种情形维持了约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从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运来的私人衣箱和装有化石的军用提箱。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箱子没有被打开过，但当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原装在箱子中的几个解剖用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时我又想打开那几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军用提箱，可又考虑到这不属于我检查的范围，就取消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给我而不送给那些在营地的陆战队队员。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军界的习惯吧。到底日本人打没打开过这几只箱子？假如打开了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形势越来越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预感到自己将可能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别想在短时间内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北平运来的几只军用提箱交给几个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箱子则交给了我平时最信赖的两个中国人。
　　事实不出我的预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并重新送到陆战队俘虏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上午我们被突然告知要转往上海，并马上起程，于是已成为战俘的陆战队员赶紧收拾行装，被日本人用卡车送到天津西火车站在那里候车。记得那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刚过，天时阴时晴，并不断地飘落着点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风，刀子一样在脸上划过。我们在寒风中堆挤在一起，手和脚很快就冻僵了，整个身心都在颤栗。想起以后不知要在残暴的日本人手里度过多长时间的战俘生活，或许这一辈子永远也回不到家乡了，甚至连尸骨也运不回美国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越发地感到悲哀和绝望，甚至有好多士兵在凄冷的寒风中竟低声抽泣起来。正在这时，从北平驶来的火车鸣着长笛呼呼隆隆地进站了。
　　我们和从北平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车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个俘虏营。在那里我向一同被关押的哈斯特上校报告了写有我的名字的装有化石军用提箱的情况，他听后没有说什么，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丧。一天，我又见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诉我，那写有他的名字的军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虏营，这只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这只箱子里到底装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箱子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受我们的公使馆或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先生委托的缘故，每当日军检查我们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时，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设法把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蒙混过去。
　　后来，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湾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时，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所必须经过的例行检查。至于采取的什么奇特方法，上校没有告诉我，当然那时也没有心思问得太具体。后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行李又被转移到北平附近的丰台。在那次转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来，这只军用提箱三度避开了日军的检查好像是一种奇迹，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上校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这只历经风险而保全下来的箱子，最后还是失踪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时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处旧铁矿，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奶酪驰名于世，可那里的恶劣气候也同样举世闻名，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国为止。
　　……
　　夏皮罗后来撰文说，弗利的这次谈话，对他是一次很大的触动，但有的问题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还是向弗利提出了一个疑问：“弗利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于你。”
　　“什么问题？讲吧，不用客气。”弗利很坦然。
　　“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几只箱子装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你从日本遣返回美国后，没向美国当局报告这只箱子的前后情况？”
　　弗利对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样，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级，越级报告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夏皮罗先生，这您应该知道。”
　　夏皮罗一时无话可说。
　　从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出来后，夏皮罗快速返回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疑团，立即打电话将费尔塞维斯找来，然后关上门窗，打开录音机，请费尔塞维斯和他一起认真听听戴维斯和弗利的谈话。
　　随着录音带沙沙地转动，戴维斯和弗利那从容镇静的谈话声便在夏皮罗的办公室里顺着岁月之河清晰地流动起来。办公室很静，四周也很静，屋里除了录音机里的谈话声，便是两人的呼吸声，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细微的音响。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后，费尔塞维斯和夏皮罗才将录音全部听完。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费尔塞维斯刚刚听完录音便对弗利的证词首先提出了疑问。夏皮罗认为费尔塞维斯所提出的疑问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赞同。两人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为有关“北京人”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但一时又深感迷惑不解。是的，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北京人”的调查线索到这里已经出现了迷茫和紊乱。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与质疑：
　　第一，按照弗利的说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里，然后再装在军用提箱里的。这一方面与夏皮罗之前所了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细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围填上棉花，然后再放入军用箱内”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与亲自装箱的胡承志所讲“北京人”先是装在小箱子里，然后再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说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样包装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这个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确定，后面的结论就无法成立。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说，是装在了玻璃罐里，那很可能这玻璃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坚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贵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装到玻璃罐里的，不但转运途中极为不便，即使放在陈列馆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会装在玻璃罐内。更何况，“北京人”将由中国转运至美国，需远涉重洋，历经坎坷。除非是傻瓜，否则是决难想出如此下策的！
　　第二，按照弗利的说法，包装“北京人”化石的是军用提箱，而不是两个木箱，而且至少应该是四个军用提箱；另外还有一只标有哈斯特上校名字的军用提箱。对此，夏皮罗和费尔塞维斯之前曾访问过已回美国定居并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女士，息式白肯定地对他们说，包装“北京人”化石只用了两只军用提箱。而中国的胡承志也对笔者亲口说过，包装“北京人”化石用的肯定是两个木箱，而不是什么军用提箱，更不是四只军用提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胡承志亲手装的两个木箱经博文交到美国公使馆或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美国人为了便于携带和转运，又将木箱换成了军用箱。但从“北京人”化石的性质和数量来看，这“换”谈何容易！何况军用箱也很难盛下“北京人”的所有化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弗利所说的那几只军用提箱呢（如果弗利所言是事实的话）？莫非弗利所说的几只军用提箱里所装的压根儿就不是“北京人”，或者只装有部分“北京人”？因为从夏皮罗在美国大使馆查到的一些原始资料来看，这些原始资料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和上层遗物一同运往美国”之类的记载；而根据中国的贾兰坡先生所言，当时除了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装箱外，对别的化石也装了好几十箱！而且，这好几十箱化石也和“北京人”的命运一样，有的被日军捣毁，有的被日军运往了日本，有的则下落不明。
　　第三，按弗利的说法，他在天津收到从秦皇岛转来的行李后，打开自己的私人衣箱时发现有两样东西被盗。却并没有打开军用提箱检查“北京人”化石是否还在。弗利的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足够的不合理性。因为军用提箱里装的是“北京人”化石他是知道的，其重要性和他自身的职责他也是明白的，那么为什么明明发现自己的箱子已经被盗，却依然无动于衷，不去打开军用提箱检查一下“北京人”化石是否也已被盗呢？再者，弗利所说的那两位“平时最信赖的中国朋友”又是谁呢？如果弗利真的是将箱子交到了那两个“最信赖的中国朋友”的手上，那么箱子就应该不会丢失。因为凭借两个中国人的智慧，在自己的国家里藏住两只箱子，躲过日本人的视线，是不应该成问题的。
　　第四，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和哈斯特上校在北平丰台分手后，哈斯特上校还拥有那只军用提箱。而美国记者普鲁勃在1952年发表的那篇报道中却说，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后，哈斯特上校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并且哈斯特上校在去世之前也从未提到过那只箱子的事情。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哈斯特上校并没有参与“北京人”化石的包装和运送，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哈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兴趣和爱好来看，他对此事也不会过分热心。因为作为运动员出身的哈斯特上校在华任职期间，除了对中国的艺术品稍感兴趣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更像一个武士。
　　第五，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回国后之所以没向美国当局报告箱子的事，是因为不能越级报告。弗利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稍加琢磨，便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据夏皮罗此前的调查，哈斯特上校从日本遣返回国后，于1952年不幸去世。哈斯特上校在去世前，未向美国当局报告过箱子之事，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按照夏皮罗的理解，“北京人”的整个转运计划和过程是由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秘密协商而定的，哈斯特只不过是请去帮助完成这项非军事行动而已，所以转运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的事并非哈斯特上校的本职工作，因而“北京人”失踪后主要责任自然也不在他身上。哈斯特回国后，美国当局并未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追查，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引火烧身，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哈斯特上校未向美国当局作报告（或者还没来得及去报告），似乎算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是，哈斯特上校去世后，尤其是中美之间上演的那场到底是谁偷走了“北京人”的指控与反指控的闹剧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后，作为这方面情况的惟一的知情者的弗利先生，无疑有责任、也应该向美国当局报告。可弗利先生却一直未向美国当局透露只言片语，直到今天，才将在内心深处已经冻藏了30年之久的情况说出，这又是为什么呢？
　　……
　　经过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夏皮罗带着诸多的疑问，又来到了弗利博士的诊所。当他向弗利和戴维斯提出一些疑问并请二位给予解释时，却遭到了弗利婉言谢绝。弗利明显有些不快地告诉夏皮罗说，他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错，那一定是别人而不是他和戴维斯。
　　继续谈下去是不可能了，夏皮罗只好离开了弗利的办公室。
　　夏皮罗的这次调查尽管留下了一些遗憾和疑团，但弗利和戴维斯的出现，毕竟使他又得到了一些有关“北京人”丢失前后的第一手背景材料，为下一步寻找“北京人”提供了新的线索。而这些新的线索，他认为对探索“北京人”的下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尽管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证。
　　当然，夏皮罗博士也深深感到，如果说“北京人”的故事是一部怪诞的戏剧的话，那么弗利便是剧中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物如同一团来无踪去无影的谜，既让你感到历历在目，伸手可触，又让你觉得飘忽不定，神秘莫测。于是，为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关心、探讨“北京人”失踪之谜，夏皮罗将这次对弗利的调查情况写成了一篇题为《奇怪的“北京人”化石》的文章，发表在1971年11月的美国的《自然历史》杂志上。
　　夏皮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为此，夏皮罗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对近期调查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线索作了公布，希望大家共同关注“北京人”。一直对“北京人”下落十分关心的《纽约时报》，很快登载了此文的详细摘要和夏皮罗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提要。在短短几个星期中，夏皮罗博士便收到了许多的来信，并向他纷纷索要该文的打印本。
　　此时的夏皮罗博士当然不会忘了中国的科学家。还在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为了让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尽快了解到有关“北京人”的最新线索，他曾打印了好几份，通过美国科学院外联部一位访华的好心官员传送给了中国，希望中国的古生物学家或古人类学家们看到此文后，能给他写信，交换一些看法和意见，或者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然而，令夏皮罗深感失望和不解的是，曾在五十年代就“北京人”下落问题与美国唇枪舌剑，因而风云一时的中国考古学界，却始终没有给予只言片语和一点回音，仿佛对“北京人”之事一下显得漠不关心了。
　　美国的夏皮罗不可能理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知道，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数亿中国人包括红卫兵小将日夜寻找并要打倒的，是“帝修反”，是“封资修”，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至于全世界都仰慕不已、引为骄傲的“北京人”，早被打入了“封资修”的冷宫，别说想法去寻找，连提都没人提起，也不敢有人提起。
　　197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一间普通的书房里，毛泽东与尼克松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握手，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冰冻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从此将翻开新的一页。
　　当中美建交的消息公布于世后，许多美国人便立即表现出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热情和兴趣。尽管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在不到两个月中，就收到了40多万份发自美国的签证请求，但美国芝加哥的克里斯托弗·贾纳斯先生还是首先得到了特别的关照。他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间仅用了两个星期，便顺利地收到了他本人及其四位随行者的签证。贾纳斯先生时年64岁，是美国芝加哥的银行家兼商人，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主席。希腊遗产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该会的宗旨是搜集和保护世界各地具有珍贵价值的古代文物和古代建筑以及其他有文物价值的东西。贾纳斯是个热情奔放、精力过人、乐于交际、善于交际而又偏爱古文物的人。他每年都要把一些对古代文物颇感兴趣而又有一定造诣的商人、学者集合起来，到世界文物集中的地区考察3至4个星期，然后再进行一些探讨和经营活动。贾纳斯凭借着希腊基金会雄厚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调查了远东、希腊和南美等古文物的集中地，并取得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成果。
　　远东中国，自然早就在贾纳斯瞄准的视野之中。还在中美没有建交前，贾纳斯便对神秘的中国充满了极度的向往之情，每当和朋友们一谈起中国的故宫、长城、敦煌、周口店，便如同一个3岁的孩子，兴奋得手舞足蹈，不能自抑。并且，他和朋友们早就有了到中国考察古文物的打算和计划。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贾纳斯的中国之行迟迟未能实现。中美建交后，贾纳斯立即作出了前往中国考察访问的决定。他想，如果他的考察中国的计划能够实现，一定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假如在考察期间又能为中国发现和寻找到一些失落的珍贵的文物，则更将为希腊遗产基金会带来莫大的声誉和世界性的影响。
　　为此，贾纳斯开始了他出访中国前的频频奔波。
　　贾纳斯活动的第一站，是华盛顿。他匆匆飞往华盛顿后，首先拜访美国政界官员和科学界的专家。他和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恳谈，特别是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等背景情况，他更是做了认真而细致的了解。最后，他又特意将电话打到白宫，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了交谈。他除了把自己考察中国的计划简单向基辛格谈了谈后，还征求基辛格的意见：到中国后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在中国帮办？基辛格只告诉他说：考察的事情你自己把握，只有一点需要注意，要试着加强美中的友好关系。
　　1972年5月13日，贾纳斯连同四位基金会职员来到北京，以私人的身份开始了他在中国首次考察的历程。
　　贾纳斯先试着在北京附近的几家工厂和村子转了一圈，然后向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自己准备考察古代文物和古建筑的设想。当中方向贾纳斯介绍说周口店成立了一个新博物馆时，敏感的贾纳斯马上引起注意，并当即表示说，很愿意去看一下。于是，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贾纳斯及随行人员很快来到周口店，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摆着各种化石的陈列馆。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自1937年停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恢复。为了方便日渐增多的来访者，1953年春，中国科学院正式拨款一万元，在原来的地点新盖了一个陈列室，将周口店所发掘的化石摆出来陈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陷入瘫痪，陈列室也奉命关闭。到了1972年，中国科学院再度拨款，在原来陈列室的背后又盖起了一座比原陈列室大3倍的陈列馆，并对外开放。贾纳斯这次所见到的，正是这个刚刚落成不久的陈列馆。
　　陈列馆内，放着一个5英尺长的木板，木板上的文字简要地介绍了周口店的发现、发掘概况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贾纳斯一边观看，一边认真地听着翻译人员的讲解：“这是65万年前至55万年前人类的发展时期；这是最早使用火种的原始人之一‘北京人’；这是生活在山洞中以烤肉为食的、甚至可能穿制兽皮的‘北京人’；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盖骨模型……这些化石被尊为中国的‘国宝’。”
　　在此之前，贾纳斯尽管听说过中国的“北京人”，但对其科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却知之不多；而对“北京人”的发现、发掘，乃至丢失等一连串的故事，更是知之甚少。通过这次参观，使他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从陈列馆出来后，意犹未尽的贾纳斯借休息之机，又请该博物馆的馆长给他详细讲述了“北京人”失踪的经过。
　　馆长以极其痛心的心情讲完后，还很诚恳地对贾纳斯说：“贾先生，你回国后还请督促你的政府帮助寻找‘北京人’。我确信这批化石还在世间，也许就秘密藏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北京人’就肯定藏在美国，但它是在美国人手中丢失的，却是勿庸争辩的事实。我们有1941年12月美国人转移‘北京人’时留下的收据。”也许是贾纳斯为“北京人”的故事所感动和吸引，也许是为了加强中美友好的关系，贾纳斯当即向馆长表示，回国后一定想法把中国的这层意思，转告美国有关部门，而他自己本人，也一定尽最大努力，力争找回“北京人”。
　　“北京人”的重要性和中国人对它的格外关注，使得贾纳斯一返回美国后，便全力投入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当中。一天，他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了夏皮罗刚刚发表在《自然历史》杂志上的《奇怪的“北京人”化石》，才得知夏皮罗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并一直在寻找“北京人”的下落，于是便冒昧地给夏皮罗打去一个电话，说自己刚从中国回来，得到了一些“北京人”的信息，愿意和他交换一下意见，并约他共进午餐。
　　夏皮罗尽管与贾纳斯素昧平生，从不相识，但一听说有“北京人”的消息，便爽快答应了。于是二人很快见了面。在愉快的午餐过程中，贾纳斯将自己这次在中国调查“北京人”的情况向夏皮罗全盘托出，并希望在寻找“北京人”的过程中，能得到夏皮罗的帮助和指点。夏皮罗听后非常高兴，进一步向贾纳斯强调了“北京人”的价值和意义，并鼓励贾纳斯一定要把寻找“北京人”的事坚持做下去！
　　于是，贾纳斯回国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并特意强调了中国人决心找回“北京人”化石的迫切心情。最后，他还以他宏大的嗓音当众宣布了一个惊雷般的新闻：“如果有人知道中国‘北京人’化石的消息，请尽快通知我，我将以5万美元的酬金作为悬赏！谢谢诸位的合作！”
　　第二天，美国新闻界便纷纷报道了贾纳斯召开新闻发布会议的消息以及悬赏“北京人”知情者的美金数字。极具声名的美国《时代生活》报，还专门为此设立了一个“北京人信箱”，并发表了贾纳斯的一段内心独白：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我选做中间联络人，并且我自己突然决心探求我们这个时代最异乎寻常又最令人困惑的谜底。但我确信，即使没有我的参与，这批伟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依然在人们心中永久不灭，并由此产生重新寻回的欲望之火。因为，“北京人”不仅属于中国，它更属于世界，它是全人类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我感谢每一位了解“北京人”化石情况的人对这历史性的搜寻所做出的努力和表现的热情，哪怕我们的人民对这一搜寻提供点滴的相关和不相关的信息，都是值得感谢的。
　　让我们行动起来，重新寻回这一离去了30年的人类共同的祖先。“北京人信箱”热切地期待着那个将震惊于世的伟大时刻的到来……
　　很快，“北京人信箱”便收到了数百人的信函和电话。这些信函和电话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位中学生不知是出于对父母的愤恨，还是出于对寻找“北京人”事件的嘲讽，首先寄来了一封令人捉摸不透的信：“你们可以把我的父母拿去，可以白送你们，不要钱。”信的署名是“夏伦·波莱。”
　　华盛顿一位姓萧的先生在来信中说：“我有一位在台北当高级官员的朋友掌握你们要找的‘北京人，化石，如果能出15万美金，我愿意当中间人，从中抽取25％的酬金。”
　　一位叫艾力斯的小姐在来信中说：“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北京人’化石在菲律宾马尼拉，如果先付给我7．5万美元，我将提供化石所在地。”
　　加利福尼亚州的艾斯特里拉夫人在来信中说：“我近来心神不定，当手握《时代生活》时，就产生一种强烈的特异功能，这种特异功能使我透过时光和空间，看到了‘北京人’。‘北京人’向我含泪诉说自己在天之灵不能安息，除非把它送回祖国。‘北京人’选择我把这个希望代转给‘北京人信箱’，只要《时代生活》将5万美元的支票寄给‘北京人’合法的代理人艾斯特里拉夫人，‘北京人’将答应讲出它目前的隐藏地。”
　　一封来自印第安纳拉法莱特的信，署名是西穆斯·米勒神甫。这位神甫在信中用极端尖刻的语言指责贾纳斯提出用一笔酬金来寻找“北京人”，是故意在制造骗局，以此愚弄美国公众。西穆斯神甫还在信中扬言，要向美国当局控告贾纳斯和《时代生活》。
　　还有一封来信是红色信封，从上面的邮戳来看，此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开西米，复信地址是“金三角”，信封下面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信上的字用描金写成。
　　其内容是：“把我们伟大祖先的遗骸迁移到一个秘密地点是我一手策划的，为的是不让任何一个野蛮的民族和野蛮的人对它进行亵渎和毁坏。我郑重宣布，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请立即停止你们的搜寻，否则，将大祸临头，招来举家灭顶之灾。”信的署名是“龙夫人”。
　　在所有来信中，最具恐怖色彩的是这样一封：“既然你们胆敢搜寻‘北京人’，就要把它搜寻到，否则，你们的人将遭到暗杀，《时代生活》办公大楼将被炸掉。凡参与搜寻‘北京人’的一切机构和人员，将从地球上统统消失。”信的署名是“人间老人”等等。
　　面对这些或轻率或浮浅，或严肃或认真的来信，贾纳斯没有丝毫的震惊和困窘。因为这一切，正是他所希望和渴求达到的社会效果。
　　据有关资料透露，早在贾纳斯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他就想到了如何巧妙地利用寻找“北京人”的事件，提高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希腊遗产基金会”的知名度。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即让美国政界要人看到了他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为中美友好关系做着努力，同时也让中国方面了解到了他贾纳斯是如何信守自己的诺言；不管寻找“北京人”的最终结果如何，他贾纳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都是一种谋求全人类利益的良好形象。
　　于是，贾纳斯的名声几乎同当初“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和遗失一样，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希腊遗产基金会”也由此不断收到一笔笔可观的“赞助”经费；而贾纳斯作为一项文化专题的发起人，这一时期也在公众场合频频抛头露面，出尽风头。他想，既然帷幕已经拉开，这幕“戏”无论如何也得“演”下去，直到剧目的尽头。至于剧终时如何向热情得近乎疯狂的观众“谢幕”，则是一件用不着现在过多考虑的事情。
　　1972年6月9日上午9时左右，暂时寄居在纽约哈佛俱乐部的贾纳斯刚刚活动完身体，正在兴致勃勃地阅读一份晨报，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
　　62岁的贾纳斯尽管手脚显得有些迟缓，但还是急忙放下手中的报纸，迅速拿起了电话。近一时期来，他的电话骤然剧增，而这些电话无疑都是关于寻找“北京人”的。不过，令贾纳斯颇感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电话为他提供了他最想得到的线索，所以他希望今天这个电话能给他带来好运。
　　果然，贾纳斯刚拿起电话，话筒里便传来了一位略略有些沙哑的女人的声音，这声音虽说并不十分的温柔，却显得有些神神秘秘：
　　“是贾纳斯先生吗？”
　　“是的，我是。”
　　“贾纳斯先生，我是……”
　　对方刚说了一句，便突然停住了。
　　凭从话筒里传来的一种信息，贾纳斯感到今天这个电话的确有点与众不同，至于怎么不同，又说不出来。
　　大概过了几十秒钟，对方才继续说道：“贾纳斯先生，我是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队员的遗孀。我的丈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北方服役。我的手上现在有……”
　　“有什么？”还未等对方说完，贾纳斯便急不可待地问道，“是不是‘北京人’化石？”
　　“不错，贾纳斯先生，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手上拥有当年我丈夫从中国带回来的‘北京人’化石。”
　　“那太好了，我愿意马上和你见面会谈。”贾纳斯兴奋地说。
　　“在什么地方？”对方问。
　　“在我的房间，或者到您的住所，怎么样？”
　　“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理想的会谈场所，先生。”对方婉言谢绝道。
　　“要不，我们在曼哈顿酒店或加利加斯咖啡馆会面？”贾纳斯以征求的口吻说。
　　“先生，对不起，还是不合适。”
　　“那就请您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好吗？”贾纳斯尽量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如果您愿意，我想把会谈的地点选在帝国大厦第102层观光台上。”
　　“那……好吧！”虽然对方选择的这个地方既奇怪又出乎意料，但贾纳斯还是同意了。
　　“你必须在我们约定的时间内赶到。”
　　“好的，我会照你说的去做，不过，到了那里后，我怎么知道是你呢？”
　　“这你放心，只要我认识你就行了。”说完，对方很利索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贾纳斯有几分激动，几分迷茫，还有几分说不出的忧虑。是去还是不去？他想了想，最后还是特意换上了一件漂亮的礼服，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帝国大厦第102层的观光台上。
　　帝国大厦坐落在纽约第5大道的第34街口上，这是一处著名的■望点，站在上面，几乎可以鸟瞰整个纽约的全貌；倘若天气晴朗，还可以看到远处纵横交错的河流、气派非凡的海港以及近郊的名胜美景。所以，来自世界各国的手持相机的游客每天都络绎不绝。
　　贾纳斯在观光台上转了一周，却未发现他想急于见到的那个女人，也没有哪个女人过来主动打招呼。他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比约定时间已超过了5分钟。
　　会不会是一场骗局呢？贾纳斯开始担心起来。又过了5分钟，正当心灰意冷的贾纳斯转身欲走时，一位满头乌发、一身黑衣的女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请问，您就是贾纳斯先生吗？我就是今天早晨给你打电话的人。”黑衣女士说着，主动伸出了手。
　　“是的，我就是贾纳斯。”贾纳斯兴奋地接住了黑衣女士的手，并快速地打量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陌生之客。黑衣女士大约近50岁年纪，尽管脸上过重的护肤霜仍然难以掩饰岁月馈赠的衰老，但看上去还是姿色未减，风韵犹存。她身穿一件黑色的大衣，手提一只黑色的皮箱，脚蹬一双黑色而光亮的皮鞋，周身上下除了那张涂有白色粉脂的脸，似乎全被笼罩在了黑色之中，给人一种极其神秘之感。
　　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马上便切入正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已故的丈夫带着一只箱子从中国回到了美国。”黑衣女人娓娓说道，“我丈夫带回的这只箱子，里面装着‘北京人’化石，他把这只箱子称为‘战利品’。我丈夫在世的时候，曾多次叮嘱我说，这是些非常危险但又十分值钱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把此事向外传，否则会招惹事端。”
　　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实情，黑衣女士还从箱子里拿出一张3×5英寸的照片递给贾纳斯，说：“这就是‘北京人’遗骨的照片。”
　　贾纳斯接过照片看了看，无法肯定黑衣女士所提供的照片就一定是“北京人”化石的照片。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
　　“你有什么条件？”
　　“我想得到50万美金。”黑衣女士毫不客气地说。贾纳斯未急于表态。他决定进一步询
　　问详情，以便尽可能做一个比较真实的判断。
　　可就在贾纳斯刚刚准备与黑衣女士继续交谈时，黑衣女士突然从贾纳斯手中一把夺过照片，惊恐地向着电梯口跑去。
　　贾纳斯被黑衣女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搞得不知所措。不过，他愣了愣后，便立即尾随黑衣女人跑进了电梯。
　　“你为什么要突然跑掉？”电梯里，贾纳斯抓住黑衣女士的胳膊，不解地问。
　　“怎么？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些带照相机的人正在给我拍照吗？”黑衣女士怨气冲天地说。
　　贾纳斯这才明白过来，急忙解释说：“我尊敬的女士，你放心吧，没有人盯梢你。那些拿照相机的人，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游人而已，他们拿照相机是为了拍摄自然风景，绝不是在给你拍照。这一点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黑衣女士听了后，情绪似乎稍稍好了一些。可她还是有些惊恐地看着贾纳斯，死死抱住提箱一言不发。电梯很快开了，黑衣女人头也不回，疾步走出电梯，而后向着楼梯口快步跑了起来。
　　贾纳斯知道继续会谈已无指望了，却又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便扯着嗓子大声喊道：“喂，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过几天我会给你打电话的。”黑衣女士听到喊声，放慢脚步，回头说了一句，便随即消失在了人流之中。
　　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黑衣女士既没有给贾纳斯打电话，也没有抛头露面。贾纳斯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决定先寻找她的住址。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贾纳斯有理由认为她是住在纽约地区。于是，1972年8月4日，贾纳斯在《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寻找“北京人”。洽谈地点仍为帝国大厦102层观光台。价格从先，毫无折扣。请打电话通知Ｃ·Ｇ·贾纳斯。
　　果然，两天后，黑衣女士打来了电话。但她拒绝与贾纳斯再次约会，并抱怨贾纳斯是有意让人为她拍照。
　　“你能不能把‘北京人’化石先给我看一看？”贾纳斯要求说。
　　“不行。”黑衣女士的态度十分坚决。
　　“那……你能不能把那张照片先寄给我？”贾纳斯几乎是在央求对方了。
　　“我答应你，但有个条件，你千万不要对外声张。”黑衣女士很严肃地说。“好的，我答应你。请你一定尽快给我寄来。”
　　几天后，黑衣女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照片寄给了贾纳斯。贾纳斯收到照片后，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还是难以断定化石的真伪。
　　最后，贾纳斯决定，去找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专家夏皮罗先生。
　　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计划，此时仍在进行之中。尤其是随着尼克松与毛泽东的握手，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日趋正常化，他的寻找计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线索。只是，突破性的进展仍然没有，这是夏皮罗近期来感到最不安的一件事情。
　　对于贾纳斯近一时期寻找“北京人”的一系列举措，除黑衣女人一事之外，夏皮罗早已有所耳闻，并为贾纳斯的这些做法感到担忧。尤其是贾纳斯悬奖“北京人”线索知情者一事，夏皮罗更是坚决反对。此事当初刚一传到夏皮罗耳朵时，他便对贾纳斯说过：“如此可观的奖金，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极端分子洪水般的信件和电话。我劝你不要采取如此下策。”但贾纳斯没有听从夏皮罗的忠告。
　　这天，当贾纳斯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夏皮罗的办公室，向夏皮罗详细讲述了他所遇到的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的经过之后，夏皮罗认真想了想，而后说：“这事看起来像真的一样，但我认为缺乏依据，经不起推敲。”
　　“为什么？”
　　“根据弗利先生的说法，这批化石不可能被认出并秘密带出中国。你想想，如果有人要伪造一个装有散乱骨头的箱子的照片的话，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将此事披露出去为好，特别是那位黑衣女士索要50万美元的事，千万别讲。”
　　“又为什么？”
　　“因为如果披露出去，就很可能会促使一批亡命之徒为了获得重赏而对其他有价值的化石采取不法行动。”
　　“那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可能的话，”夏皮罗说，“我倒想去趟中国。如果能在中国科学家的协助下，到天津的瑞士总库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旧址去做一番认真的调查，很可能在那里找到弗利当年存放的军用提箱。虽说位于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营地旧址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地方，但也不可忽视，两处都值得去认真寻找和发掘。”贾纳斯说：“夏皮罗博士，我在北京期间就已经和中国方面作了协商，准备将在10月安排一个30多人的调查小组访问中国。我希望到时您能加入这个小组，一起调查一下弗利提供的线索。”
　　夏皮罗一听，有些激动起来：“我当然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哪怕是能再发现‘北京人’化石的一小块碎片，也将是我们的一大贡献；倘若再能让‘北京人’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上，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相信魏敦瑞博士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安息了。”
　　贾纳斯见夏皮罗满脸的高兴，便进一步说道：“在我近期所有的来信、来电中，有三条线索最值得深究：第一条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军官；第二条是侨居美国的一位中国商人；第三条就是我刚才向你讲到的那位神秘的黑衣女人。前两位都声称他们知道‘北京人’的下落，而黑衣女人则说‘北京人’化石就在她的手上。”贾纳斯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那张黑衣女人为他提供的化石照片的复印件。
　　夏皮罗看了看照片的复印件，有些疑虑不定。贾纳斯说：“夏皮罗博士，我看你最好亲自鉴定一下。”
　　“好的，你稍等一下。”夏皮罗说着，拿起照片走进了自己的工作室。
　　夏皮罗将照片放在显微镜下，经反复查看，发现这张照片虽然不完全是他所预想的，但他确实在照片上看到了一只像是黑颜色的被打开了盖子的箱子。箱子的底部，散乱地放着一堆骨头。夏皮罗一看，便断定这堆骨头不是“北京人”化石，并且其中有几块骨头在周口店就根本没有发现过。但是，放在这堆骨头中间的一块头盖骨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夏皮罗后来撰文说：“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件头盖骨的顶部，虽然要进行我所希望的实验还有许多地方要靠猜测，但头骨的大体形状已经能够保证进行仔细研究了。在显微镜下，我看到了典型的‘北京人’式眉骨，高高地突出于双眼的上部，这是识别‘北京人’的重要特征；此外，一根枕骨也同样具有‘北京人’的特点，看上去是扁平的。”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夏皮罗认为这块头盖骨虽然不是“北京人”，但也不可能是“真人”（笔者注：“真人”即指现代人）。本想再进一步做出准确的结论，但在只有一张效果欠佳的照片的条件下，显然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他只作出了“很像‘北京人’”的结论。
　　当夏皮罗将这一结论告诉贾纳斯后，两人都十分地兴奋。夏皮罗鼓励贾纳斯说：“你要继续同那位神秘的黑衣女人保持联系。因为在这个女人出示的人骨中，起码有一件人骨值得追踪！当然，还需要做更仔细的调查。”
　　贾纳斯听后大喜。第三天，他就在纽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贾纳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他与那位神秘的黑衣女人接触的经过，因而使这个本来就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显得愈加的神秘起来，让人听了既感到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特别是贾纳斯把夏皮罗“很像‘北京人’”的结论当众公布后，在夏皮罗的同行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当然，也许有人认为夏皮罗这一举措多少有些轻率）；而在美国公众当中，却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年之后，国际人类学会在芝加哥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大都是一些对“北京人”十分了解的著名学者。就在这次会上，贾纳斯报告了他寻找“北京人”的一些线索，并当众出示了那张由黑衣女人提供的照片。所以，尽管夏皮罗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与会代表听了贾纳斯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报告，特别是亲眼看到了那张照片后，兴趣很快转移到了寻找“北京人”的问题上，使此次会议无形中改变了中心议题。
　　会议结束后，贾纳斯专门给夏皮罗送去了一份会议报告，并详细地介绍了此次会议的反响情况；而夏皮罗的老朋友、哈佛大学的豪威尔教授，则给夏皮罗写来一封长信，告诉他看过那张照片后的感觉，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当我刚一看到那些骨头时，就对那位女士产生了怀疑，但注意到那只头骨后，才产生了兴趣。现在，我相信它就是‘北京人’，并且我确认它就是魏敦瑞博士所定的第6号头骨。”
　　芝加哥国际人类学会议结束后，使寻找“北京人”事件再起波澜，新闻界针对黑衣女士突然销声匿迹和夏皮罗为照片上的骨头作鉴定的问题，大作文章，各地报纸电台也掀起了寻找黑衣女士的热潮，甚至有的报纸还公然宣称：“找到了黑衣女士，就等于找到了50万美金！”
　　与此同时，贾纳斯又获得了另一条线索：一位住在华尔街的姓张的中国商人，打电话要与他会谈。张某在电话里说，他在台湾的一个朋友拥有“北京人”化石，索价是100万美金！贾纳斯迅速将此消息告诉了夏皮罗，建议由他和张某会谈，这样可以直接把问题搞清楚。夏皮罗同意了这一建议。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按事先的约定，夏皮罗和张某会面了。出乎意料的是，当夏皮罗向张某提起“北京人”之事时，张某却矢口否认他知道台湾的朋友拥有“北京人”化石这件事情。听张某说话的口气，夏皮罗明显感到他是害怕引火烧身，想尽量逃避这一事件。所以尽管夏皮罗一再追问，张某仍坚持说：“我的关系很不可靠。我只知道有人晓得所谓的化石拥有者，但我本人却不知道具体情况……”
　　夏皮罗感到自己受到愚弄，愤然指责这位中国商人出尔反尔、不讲信誉。但张某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反而十分诚恳而又激动地说：“夏皮罗博士，你太书呆子气了，你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危险！”
　　“你说什么，危险？”
　　“我可以实话告诉您，任何拥有‘北京人’化石的人，或者知道‘北京人’下落的人，统统都有生命的危险！您可千万要注意！”
　　夏皮罗听了后，的确吃惊不小，却仍不死心。他对张某真诚的提醒表示感谢后，希望张某讲一讲他和贾纳斯的谈话内容。但还是遭到了张某断然的拒绝。显然，这位中国商人是受到了什么人的恐吓，才如此小心谨慎，出尔反尔。无奈之下，夏皮罗只好礼貌地结束了这次会谈。
　　在经历了一场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闹剧、喜剧、丑剧之后，夏皮罗感到自己应该坐下来，静下心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了。他觉得目前包括贾纳斯在内最急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究竟是谁，而不是守株待兔，慢慢等待她自己送上门来。于是他找到贾纳斯，说：“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和那位黑衣女士联系上的话，可建议她去请一位律师。这样，可以打消她的顾虑，保证她手中的化石受到法律的保护。”
　　贾纳斯认为夏皮罗的这一见解很有道理，便在征求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看法并取得同意之后，在《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则寻找黑衣女士的重要启事。其大意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北京人”化石受美国法律保护。如果您愿意向我们提供化石或将化石进行展览，将不会对您本人及对化石的拥有权造成任何损害。在可能的情况下，您可以找一位律师作为法律保护人。希望您能与我再次联系。
　　不久，贾纳斯就接到了纽约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对方说，黑衣女士曾找过该事务所一名律师，但双方尚未谈出结果，黑衣女士突然又不辞而别了。
　　黑衣女士的忽隐忽现，时有时无，越发激起了夏皮罗设法搞清她的真实身份的决心。根据黑衣女士的行踪，夏皮罗首先肯定她就是纽约人，因为如果她是外地人的话，安排在帝国大厦会谈是极为不便的，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贾纳斯在《纽约时报》上登的寻人启事，更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和贾纳斯取得联系。如果黑衣女士确实是从她已故的丈夫那儿得到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那么她的丈夫就应该是美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据弗利大夫所说，他收到的日本人归还的军用提箱并没有打开过，而他装有私人衣物的箱子却被打开搜查过了，而且还丢失了东西。因此，在“北京人”失踪的许多可能性中，有一种想法始终在夏皮罗的脑海里不断出现，这就是：很可能运往天津美海军陆战队营地的军用提箱被日本兵打开过。但检查箱子的日本兵根本不认识“北京人”化石，对其价值和意义更是一无所知，所以打开箱子后一看是一堆死人骨头，就把“北京人”化石扔掉了，或将其中的一部分扔掉了；而在这个时候恰巧被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看见了，并认出或者说猜到了这些骨头就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于是便将它们重新收藏起来，然后设法带回了美国，继而落在了这位黑衣女士的手上。
　　这个推论看起来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据夏皮罗的调查，当年美国陆战队中确有一位队员见过这批化石。这位陆战队员当初认识一位在实验室工作的姑娘。有一次，他例外地被姑娘领进了实验室，有幸参观了这批文物。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的是：当这位陆战队员在参观过程中或者参观之后，这位姑娘有可能会告诉他这批化石就是珍贵无比的“北京人”化石；由于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这位队员回到营地后，有可能向他的队员们吹嘘一番看到“北京人”化石的传奇经历。这样，有关“北京人”的故事及其重大价值，就有可能在霍尔库姆营地一部分陆战队员中流传开来，因而后来有陆战队员辨认出“北京人”化石并私自带回美国长期隐藏，似乎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夏皮罗的结论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徘徊不定。但他坚信那个神秘的黑衣女士的丈夫在中国得到一件或一部分“北京人”化石，并设法带回了美国，是存在可能的。至于这位陆战队员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把化石巧妙地运往美国，他却无法搞清。
　　带着诸多疑问，夏皮罗决定再找戴维斯聊聊，因为戴维斯当年曾是霍尔库姆兵营的医生，凭着这一特殊身份，他几乎认识兵营中的每一个人。何况，后来戴维斯和这些士兵又共同熬过了4年的铁窗生涯，彼此间的了解肯定有增无减。据悉，战后美海军陆战队员还成立了联谊会，戴维斯作为其中颇受尊敬的一员，每年都要参加一次聚会，并和当年不少的陆战队员保持着长久而密切的联系。
　　当夏皮罗把神秘的黑衣女士的情况以及由此引出的推论向戴维斯讲述后，戴维斯认为上述的推论难以成立。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俘后立即进行了看押并很快送往俘虏营，日本军队是在他们走后才进行检查的。即便再假设美军陆战队离开营地时，他们当中有人将“北京人”化石藏在了被允许随身携带的一只用于装日用品的箱子里，但也很难设想，一个小小的旅行箱怎可能盛得下如此众多的化石？！
　　不过，戴维斯告诉夏皮罗说：“家住在纽约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有两个，而且这两人都还健在。倒是住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的一位陆战队员已经故去，听说还留下了一个寡妇，但我却不知道这位寡妇的确切地址。”
　　那么这位寡妇会不会就是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呢？
　　通过戴维斯的介绍，夏皮罗马上给有关部门写信进行打听。接着，夏皮罗又写信给政府，向他们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他们帮助查清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以及几位陆战队员的情况。几个月后，政府人员通知夏皮罗说，新泽西州确实有一位陆战队员的寡妇，但这位寡妇不是他要找的那位黑衣女士。此外，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了许多前驻华美海军陆战队队员，但最终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在无数次碰壁之后，夏皮罗只得把寻找“北京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而就在这时，即1973年9月25日，贾纳斯从芝加哥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在10月20日左右随“希腊遗产基金会”组织的访问团到中国，亲自对“北京人”进行一次认真的寻找。夏皮罗听了后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夏皮罗将所需的一切材料全部准备就绪时，可芝加哥方面却忽然传来一个令他十分尴尬的消息：他的护照出了问题！夏皮罗急忙找到贾纳斯，让贾纳斯想想办法。贾纳斯当即给中国方面打了越洋电话，将有关情况作了说明，希望能取得中国方面的支持；同时，贾纳斯还特意去拜访了在加拿大的中国官员，希望他们从中斡旋，促成夏皮罗的这次中国之行。但不知什么原因，贾纳斯的一切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奏效。
　　于是，夏皮罗20多年前就想去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不得不再次化为泡影。尽管这样的挫折夏皮罗完全可以接受，但他不明白的是，作为他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古人类学家，出入世界各地考察从来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在通往东方中国的路上，却是如此的困难重重？！
　　在美国的寻找陷于绝境，到中国的计划又被搁浅，夏皮罗决定暂时放弃对“北京人”的寻找，先专心于学术的研究，好好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
　　可这平静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一阵“旋风”又骤然而起。
　　一日，夏皮罗正在研读一份资料，贾纳斯从芝加哥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一封现住俄亥俄州的一个叫“比满”的前霍尔库姆兵营陆战队员的来信，信中提供了“北京人”化石有可能在台湾的信息，希望夏皮罗对此能够给予帮助。夏皮罗听后很高兴，让贾纳斯尽快将比满的信寄给他，以便研究处理。
　　几天后，夏皮罗收到了贾纳斯寄来的信的复印件。他当即认真的阅读了此信：贾纳斯先生：您好！
　　如果我刚接到的消息准确的话，你将在台湾的国家博物馆内找到“北京人”化石和其他一些珍宝。它们是国民党人逃离大陆时带去的。化石很可能还是原封未动。
　　这个消息是我在日本官员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听到的。这位官员曾在中国的一个空军基地担任了三年联络官。我想通过他了解一下当时侵占霍尔库姆兵营的日本兵的情况。
　　在赴宴的客人中，有一位在同一基地工作过的国民党官员魏上校。他曾在国民党空军干了三十年。在交谈中，我告诉他我对“北京人”很感兴趣，并问他是否听说过“北京人”？他说他知道，并且说他还曾看到过一则消息，说一名国民党将军把一箱未经开启的骨头从大陆带到了台湾，这批东西很可能就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大，因为日本人肯定知道，处理这批掠夺物的最好办法是经过中国人。当然，能买得起的人只有那些有钱人，最有可能买的是那些国民党要员。而且，从军队到军队的可能性更大。当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一直不肯展览这批从大陆运来的文物，或许他们怕失盗，但这种小心的做法很可能说明“北京人”的神秘性。我认为它们很可能完好无损地放在国家博物馆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呼吁，造成国际压力，以使“北京人”化石能供科学界进行研究……
　　前霍尔库姆兵营陆战队队员比满
　　1973年10月2日
　　比满的这封信带给夏皮罗的，有惊奇，有思考，也有疑问。他不得不承认，比满的这一说法为寻找“北京人”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对其真实性一时又很难确定。说“北京人”在台湾，目前还缺乏依据；说“北京人”肯定不在台湾，又未免有点绝对。解放前夕，国民党人把一批珍贵的文物从大陆装箱运往台湾，已是众所周知，但将“北京人”化石也一同带走了，夏皮罗还是首次听说。凭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可靠资料来看，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虽然是把许多文物劫往台湾，但那是1947年的事，离“北京人”化石的丢失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如果国民党在撤离大陆时就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那么，当时在北平的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人一定会知道此事，例如翁文灏、裴文中等。而且，这个消息也肯定会通过新闻媒体马上传遍世界。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任何材料，来证明确有其事。
　　还有，大概是几年前，台湾的馆长包先生曾给他写过信，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保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北京人”化石模型，以作展览之用。他满足了包先生的要求，事后包先生还给他寄来了一扮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试想一下，如果台湾方面有真正的“北京人”化石，又何必写信向他求援呢？
　　当然，夏皮罗也承认，这只是出于一种良好愿望的推测，“北京人”被有的中国人暗中带到了台湾，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比满的这封信带给贾纳斯的，却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火热般的激情。贾纳斯决定亲赴台湾，对“北京人”查个水落石出。当然，他在向夏皮罗大讲去台湾的必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请夏皮罗博士为他写上一封去台湾的推荐信。
　　两天后，贾纳斯带着夏皮罗的推荐信和几位随从，匆匆飞往了台湾。
　　由于“北京人”本是台湾和大陆的同一祖宗，台湾科技界对“北京人”的丢失同样深感惋惜和痛心。所以贾纳斯到达台湾后，凭借着手中夏皮罗为他写的推荐信，再加上近一时期来他在美国寻找“北京人”的一些影响，因而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台湾当局对他在台湾寻找“北京人”的活动极为重视，科学界还专门派出有关人员，陪同他到所有存放化石和可能存有化石的地方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并对寻找“北京人”的资金方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遗憾的是，正如夏皮罗所料，贾纳斯通过几天的寻找，在台湾历史博物馆没有发现真正的“北京人”化石，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未找到“北京人”新的线索。但贾纳斯并非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轻易罢休的人，他认为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就不能悄然无声地回到美国，而必须继续调查下去，直至“北京人”有个结果为止。
　　于是，贾纳斯马上在台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他向听众介绍了他的中国大陆之行和在美国寻找、追踪“北京人”化石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下一步寻找“北京人”的宏大计划。最后，他还向台湾各界人士发出强烈呼吁，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共同拯救这伟大的国宝！”
　　贾纳斯极富吸引力的演讲，倾倒了在场的听众。台湾的各种新闻媒介，当即以最快的速度作出了反应。当时的《中国新闻报》、《中国邮政报》率先推出了这样一则报道：
　　美国芝加哥银行家、“希腊遗产基金会”主席贾纳斯先生，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下落，已决定把酬金提高到15万美元。据悉，贾纳斯先生在众多的线索中已选择出了最重要的一条：一位名叫阿拉克斯的俄裔美国人，1938年至1945年曾在上海教授生物，他告诉贾纳斯说，“北京人”化石被一艘俄国船运往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去了。这对贾纳斯来说，无疑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新线索，贾纳斯已指派“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一名会员到雅尔塔调查此事。
　　几乎与此同时，台湾别的许多家报纸也都相继报道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消息。有一家报纸还如此宣称：“贾纳斯先生在台湾已会见了400多人，发现了395条线索。”
　　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台湾大众的瞩目，许多关于“北京人”化石的线索，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了贾纳斯的手里。而贾纳斯也乘机借助这些新的线索和消息，不断扩大事态，使寻找“北京人”的活动在台湾逐步升级。于是，小小的孤岛台湾，很快刮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旋风。
　　然而，热闹是热闹，“旋风”过后，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据贾纳斯自己说，此次台湾之行，线索虽然很多，但几乎“没有一条线索取得了成效”。
　　最后，贾纳斯把自己的名声留在了台湾，带走的则是一大批热心寻找者捐助的资金。
　　就在贾纳斯客住台湾大出风头，各界人士为此喧哗不已时，当年魏敦瑞的秘书、现在已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终于走出了自己20多年来几乎与世隔绝的寓所，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亲自登门拜访夏皮罗先生。
　　息式白拜访夏皮罗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北京人”。
　　从有关资料获悉，息式白于1947年离开北平协和医学院回美国纽约定居后，先是在一家公司担任经理秘书兼翻译，随后辞掉工作，自己办起了一个咖啡馆，自任经理，却不主管经营。从此，息式白深居简出，不问政事，除了偶尔照管一下生意上的事情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撰写自己在中国的回忆录了。对夏皮罗和贾纳斯寻找“北京人”一事，息式白一开始便注意到了，并一直在自己的关注之中。这不仅仅因为她是这个事件中的一个角色，并为此吃够了苦头，还因为她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北京人”失踪一案的纪实小说，所以哪怕是有关“北京人”事件的点滴消息，都会引起她极大的兴趣。当息式白从夏皮罗那里得知那个和贾纳斯会面的黑衣女士忽隐忽现时，也在苦心孤诣地思索着这个黑衣女士的真实身份和可能居住的街道，并为此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记忆仓库和想象的才能。但由于她所掌握的线索毕竟少得可怜，最终还是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然而，就在昨天晚上，当她偶然翻阅从中国带回的书信时，一封早已发黄的短短的信笺却一下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她一连将此信阅读了三遍，又经过一番回忆与推理，而后决定拜访夏皮罗先生。
　　息式白和夏皮罗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便从包里取出那封书信，送到夏皮罗的手上。这是一封纸页发黄并且多有皱褶的信，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夏皮罗还是能够看得清楚。息式白小姐：
　　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你还在并能收到这封信，对于我来说则是最幸福的事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我做梦都想回到北平和你及乔治蒂·赫本他们团聚。但是，战争使我们远隔万里而不能相见，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好在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相会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我和其他的队员一样，现在在关岛医院休养，待休养之后将回到美国本土。这里当然比战俘营好多了，食品丰富，有热水淋浴，逍遥自在。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后，看到这里净是白种人，街上没有黄包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新奇了，也太不习惯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将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家园。
　　息式白小姐，你能告诉我乔治蒂·赫本小姐的住址吗？我给她写了无数次信，但都没能见到她的回音。我现在迫切地需要和她联系，因为在她那里还有我的一份东西，一份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要让她还给我。如果你知道她的住址并能转告于我，将十分感谢。希望不久将收到你和她的来信。祝好！
　　你的朋友斯耐德尔
　　1946年2月17日
　　夏皮罗看完后，不解地望着息式白，问：“这能说明什么呢？”
　　“是的，仅凭这封信，是不能看出什么的，但是如果当你了解了斯耐德尔和乔治蒂·赫本的情况后，也许您会兴趣大增。”息式白解释说。
　　“那就请你先谈谈吧！”夏皮罗说。
　　“赫本和斯耐德尔都是我在中国时结交的美国朋友。”息式白缓缓说道，“赫本在一家商行工作，主要充当中美双方生意上的中间联络人。斯耐德尔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就是1941年12月4日开着卡车到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那个海军上士。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赫本与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一名职员和斯耐德尔都同居过，而斯耐德尔与北平协和医学院一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关系也十分密切。在这名中国女职员任讲解员期间，曾经带斯耐德尔到实验室看过‘北京人’化石。这就是说，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职员以及赫本、斯耐德尔、中国女职员这4个人，均有单线联系或者彼此都相识。由此可以推论，他们4人都可能知道‘北京人’化石和转运的时间以及这批化石的价值。当然，这些情况还不能令我们怀疑他们参与了‘北京人’事件，只是当我重新发现这封信并为此思考时，又让我想起30多年前我未放在心里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能讲讲吗？”
　　“当然可以。”息式白说，“1941年12月4日那天，当斯耐德尔驾驶卡车来到协和医学院的装货台时，他按响了汽车喇叭。当时我正在靠装货台一幢楼房的二层房间里做事，听到喇叭响声后我向下看去，斯耐德尔正从汽车驾驶室跳了下来。
　　“当我走出房间欲回实验室时，看到货物包括装‘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都装上了汽车，并且盛化石的箱子放在了汽车的最后头。因为我对这两个箱子比较熟悉，一看就知道是装‘北京人’化石的那两个。同时我还看到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正站在汽车旁和斯耐德尔说着什么。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我当时没有想得更多，只是急着处理自己的事务去了。
　　“那天，我记不清从实验室出来要上街办一件什么急事了，只记得当我乘坐一辆黄包车路过南河沿14号时，看到斯耐德尔的卡车停在了路旁，而卡车不远处是赫本的私人住宅。当时我没有看到斯耐德尔，也未见到赫本，尽管黄包车载着我一闪而过，但我的记忆告诉我，那辆卡车就是斯耐德尔刚从协和医学院开出来的。”
　　说到这里，息式白停止了叙述。
　　“后来呢？”夏皮罗追问道。
　　“后来？后来‘北京人’就失踪了。”息式白略带幽默地说。
　　沉思片刻，夏皮罗又问道：“你接到斯耐德尔的信后，告诉他赫本的地址了吗？”
　　“告诉了。但我当时只知道赫本已离开北平去上海了，具体地址和她干什么工作都不太清楚，我向斯耐德尔提供的惟一的一点线索，是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转交的。“后来斯耐德尔再也没有给我来信，估计已经回美国了。当然，我也一直未能得到赫本的消息。至于斯耐德尔后来是否与赫本联系上了，以及‘那份珍贵的东西’赫本是不是还给了斯耐德尔，我也同样一概不知。你知道，中国内战不久，美国人又开始大批地回国了。”
　　“你的意思是说，是斯耐德尔中途劫持了‘北京人’化石，或者说是使用了调包之计？”夏皮罗有些惊奇地问道。
　　“难道你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吗？”息式白自信地说，“我总在这样琢磨，为什么海军陆战队正好派了对‘北京人’化石有所了解的斯耐德尔到协和医学院去装运化石？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在斯耐德尔装车过程中出现，是在真的谈情说爱还是有别的企图？斯耐德尔中途违犯纪律私自将车停在赫本的家门口，又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份令斯耐德尔惦念不忘，并四处打听赫本的下落，大有非要追回不可的‘珍贵的东西’，如果不是‘北京人’化石，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此刻的夏皮罗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站起来，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着，一边无限感叹地说道：“历史真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现在，我们似乎可以作如下的推理：在转运‘北京人’化石之前，斯耐德尔和赫本很可能通过协和医学院姓张的中国职员和美国公使馆的职员知道了‘北京人’即将转运美国的消息，于是，他们两个便秘密制定了一个劫持‘北京人’化石的阴谋，这个阴谋或许那两个有意或无意提供情报的人并不知道。当海军陆战队要派人去协和医学院装运‘北京人’化石时，斯耐德尔首先踊跃报名把这个差使揽了过来，因为据当时一些在中国服役的美海军陆战队员们讲，像这样的公差大多都是靠自觉报名参加的，除非在没有人愿意去干的情况下，才由上司指派。
　　“斯耐德乐的报名被批准后，便驾车来到了协和医学院，再用汽车的喇叭声将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呼了出来，而后斯耐德尔采用闲聊的方式，从姓张的嘴里知道了是哪个箱子装有‘北京人’化石，并在装车时故意将它放在了车厢的最后。当然，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并不知道斯耐德尔的阴谋，如果知道的话，我想她是不会透露的。
　　“斯耐德尔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装好后，便将车开出协和医学院而后直奔南河沿赫本的家门，紧接着按照事先和赫本商定好的计划，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抬进里屋，用早已准备好的螺丝刀或别的什么锐器，将箱子撬开，然后取出了朝思暮想的‘北京人’化石。接下去，他们再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玻璃瓶之类的医疗仪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装进原来的空箱里，再按原样封好，然后重新装上停在门口的卡车。这个过程如果事先准备得很充分的话，我想只需15分钟。”
　　“问题是，夏皮罗先生，当时和斯耐德尔一起去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还有陆战队的一位下士。这该如何解释呢？”息式白插话道。夏皮罗想了想，继续说道：“至于如何对待那位下士，我想斯耐德尔肯定早就想好对策的，或利诱？或威胁？或暂时将他引向一边？总之，斯耐德尔想法迫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法讲出这个事实。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臆想和推测。”“那么往后的事情又是何以发展的呢？”息式白再次插话道。“也许由于斯耐德尔曾去协和医学院拉过‘北京人’化石，所以前往秦皇岛押送‘北京人’化石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上。当然，也许他是通过什么办法主动争取到的。后来，由于意外地爆发了战争，使斯耐德尔还未来得及处理那批劫持的‘北京人’化石就遭到被俘，接着又匆匆押往日本。正是因为战争的突然爆发，使斯耐德尔与赫本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忘记那批掌握在赫本手上的‘北京人’！于是，战争结束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向你写信打听赫本的地址。息式白女士，你看是不是这样？”
　　息式白笑了笑，说：“我在中国时学了一句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看来我们很有共同之处。”
　　“不过，这个推理虽然有些道理，但毕竟是一种推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篇侦破小说。”夏皮罗严肃地说。
　　“不论像什么。我想这总是一条不可舍弃的线索，何况不少侦破小说就是根据实际案情写成的。”息式白同样严肃地说。
　　“只是我们尚不知斯耐德尔和赫本后来联系的情况，也不知这两人现在居住何处。”夏皮罗说完，望着息式白。
　　“看来要想找到赫本是有些困难，但我想斯耐德尔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的，比如说通过海军总部，或者原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不管他和赫本联系的情况怎样，只要能找到他本人，这件事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息式白依然颇为自信地说。“但是，如果斯耐德尔真的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一案，事情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夏皮罗说，“所以我建议，还是请美国联邦调查局插手这件事为好。”
　　“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能插手，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这样吧，息式白女士，你回去后尽快将我们刚才的谈话内容打印一份《备忘录》给我，然后由我出面督促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此案。”
　　“好的。再见。”
　　5天后，夏皮罗将息式白打印好的《备忘录》连同斯耐德尔那封已经发黄的私人信件，一同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驻纽约机构。
　　一周后，夏皮罗意外地得到答复，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立案侦察此事。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率是用不着怀疑的。在高速旋转的侦察机器的配合下，他们只用了大概三四天时间，便将现供职于纽约对外贸易总公司的斯耐德尔的情况尽握手中。很快，他们将斯耐德尔“请”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而后由调查此案的侦探巴利哈顿对斯耐德尔进行了首次审讯。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查到了这次审讯记录：
　　巴利哈顿：“斯耐德尔，你和乔治蒂·赫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斯耐德尔：“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具体日期已记不起来了。”
　　巴利哈顿：“你是否有东西放在她那里保管？”
　　斯耐德尔：“有的。”
　　巴利哈顿：“是什么东西？在你离开中国之前她还给你了吗？”
　　斯耐德尔：“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件军服和几套普通的中国茶具而已。因为我很快被俘，没来得及拿回和带走这些东西。我想她也许早就扔掉了，你知道那时的北平已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巴利哈顿：“现在你知道赫本居住在哪里吗？”
　　斯耐德尔：“不知道。自从1941年12月我在中国被俘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她的音信。”
　　巴利哈顿：“你在关岛疗养的时候，给息式白女士写过信吗？”
　　斯耐德尔：“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清了，可能写过，也可能没写过。那时我想的是尽快养好身体返回本土。”
　　就这样，巴利哈顿的首次询问毫无结果。
　　正面进攻无效，巴利哈顿决定暗查。从斯耐德尔的眼神中，巴利哈顿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的一丝惊慌，这种惊慌说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斯耐德尔的确参与了劫持“北京人”化石的事件；另一种是没有参与但又害怕把事情弄到自己头上，因为他毕竟是参与装运“北京人”化石全过程的唯一健在者。巴利哈顿认为，如果是第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在调查局开始注意他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或设法销毁罪证，或为掌握“北京人”化石的人通风报信，或转移化石的藏匿地点。而要及时掌握他的这些行动，就只有用秘密监视的方法予以对付。于是，巴利哈顿很快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
　　果然，5天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据息式白后来撰文说，1974年10月31日早晨，斯耐德尔和往常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公寓，驱车驶向大街。躲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巴利哈顿侦探亲眼目睹斯耐德尔消失于人流半小时后，便将电话打到了斯耐德尔的办公室。当斯耐德尔拿起电话时，巴利哈顿说了声“对不起先生，拨错电话了。”又很快将电话扣死。之后，他驾车来到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外一家高层酒店，独自登上13层客厅，然后开始暗中向外窥视。这间客厅的窗子正好和斯耐德尔办公室的窗子相对，这是巴利哈顿早在5天前就选好的地方。
　　这天早晨纽约上空阴云密布，大约9点左右，天空便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雨越下越大并伴有冷人的寒风。当天的气象预报说，下午和夜间将有大雨，并伴有小雪，气温将继续下降。
　　暗中监视了一天的巴利哈顿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当看到了斯耐德尔在收拾提包和办公桌时，他瞥了一眼手表，正是下午6点半。于是，他快步走出酒楼，闪身钻进自己那辆“费尔兰”牌小汽车，然后随时准备跟踪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汽车。不一会儿，斯耐德尔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巴利哈顿紧随其后，眼望着斯耐德尔进了自己的公寓，巴利哈顿才把车停在不远处，而后到前面的一个小吃部买了一个汉堡包，又回到车里坐定，看斯耐德尔夜间到底有什么活动。
　　大约8点30分左右，斯耐德尔身穿一件皮毛领子的翻皮外套从公寓走了出来。他把一堆东西放入车内，又站直身子一边搓手一边望望四周，然后迅速钻进汽车，随着一声轻微的引擎声，“查韦”牌汽车启动了。
　　巴利哈顿并没看清斯耐德尔往车上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见斯耐德尔的车启动后，也让自己的车跟了上去。但是，巴利哈顿在风雪交加中已很难分辨出在他面前行驶的汽车，到底哪一辆是斯耐德尔的“查韦”牌小车。
　　巴利哈顿决定回到布鲁克林区斯耐德尔的寓所等待。
　　巴利哈顿醒来时，已是早晨7点左右。他推开窗子，只见外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雪，对面的停车处没有车胎轧过的一点痕迹，这说明斯耐德尔的汽车昨晚既没有开回来也没有开出去。看来，斯耐德尔是真的一夜没有回家了？
　　巴利哈顿走出旅店大门，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一边在雪地上散步，一边收听新闻。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昨夜的大风和结冰的马路与桥面使汽车驾驶极为危险。据报道，纽约市的街道和公路发生的事故很多。在布鲁克林区的米尔贝森桥上，发生了一起汽车相撞事故，其中有5人死亡。一辆开往布鲁克林区的小车显然由于路滑而失去控制，撞在马林大街桥的桥座上。驾车人已不幸死亡。以下还有其他交通事故的新闻……
　　巴利哈顿结束了15分钟的散步，回到旅店，匆匆洗罢脸，用过餐，又重新坐到了昨晚坐过的位置上，继续观察对面斯耐德尔寓所前的情况，并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行动。
　　大约到了10点左右，仍不见斯耐德尔的踪影，巴利哈顿只好叫来一杯咖啡，要来一份当天《纽约时报》，随便看了起来。可其中一篇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他刚看了一半，便惊呆了：
　　昨夜风雪突然袭击
　　造成多起交通事故，数人死亡
　　……
　　威廉·斯耐德尔，49岁，住址是布鲁克林区海克斯街195号。当他驾车向布鲁克林区行驶时，在结冰的马林大街桥上滑到桥旁，撞在桥座上，当场死亡。斯耐德尔先生在纽约对外贸易公司工作。事出后，当局已通知他的公司及其亲属。
　　……
　　巴利哈顿这才恍然醒悟，斯耐德尔为何一夜未归。震惊之余，巴利哈顿马上想起了斯耐德尔小车后箱中那两个布袋。他当即打电话到报社，报社回复他没有任何消息；他又向马林大街交通事故分局打去询问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在整个汽车里，除当场毙命的驾驶者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更没见到什么布袋。”
　　巴利哈顿相信交通事故分局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在斯耐德尔的汽车里发现了“北京人”化石的话，早晨的广播节目和《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恐怕早就被换掉了。但问题是，斯耐德尔昨晚为什么要冒着漫天风雪将车开到偏僻的马林大街？他那两个鼓鼓囊囊的布袋里到底装的都是什么玩艺儿？他在出事前又与哪些人有过接触？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此外，斯耐德尔究竟是死于车祸，还是他杀？
　　此后，尽管联邦调查局又作过些调查，但随着斯耐德尔的死，最终还是没有查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斯耐德尔事件，由此成为“北京人”失踪之谜中的又一个不解之谜。
　　就在斯耐德尔事件渐渐平息不久，美国《纽约时报》有一天用大幅标题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融家贾纳斯寻找“北京人”被指控有欺诈行为
　　芝加哥路透社2月25日电：芝加哥金融家克里斯托弗·贾纳斯为寻找遗失的“北京人”遗骨，今日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有欺诈64万美元之嫌。
　　联邦大陪审员指出，贾纳斯先生现年69岁，根据法律第37条款控诉他为寻找“北京人”化石活动而筹集的款项大部分被他据为己有。
　　起诉书说，退休的银行家贾纳斯先生从银行借款中得到52万美元。另外从投资者手中得到为了寻找和摄制“北京人”影片的美金12万元。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多年来一直苦苦忙于寻找“北京人”的贾纳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无从查询，难做定论。倒是听人说起，这一指控后来并未将他送进监狱。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斯耐德尔事件的不了了之，随着银行家贾纳斯的被起诉，在美国七十年代掀起的这场寻找“北京人”热潮，在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息式白再次来到了夏皮罗先生的寓所。当两人谈起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以及贾纳斯的案情时，彼此都显得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夏皮罗才说：“我看这是一篇没有结尾的侦破小说。”
　　“是的，看来我不得不用纪实小说的形式来完成‘北京人’的故事了。”息式白有些伤感地说。
　　“不过，我还是抱有希望的。”夏皮罗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去的话，我一定要到北京、天津等地好好找一找！”上帝能给这位老人一个机会吗？
　　在七十年代，当美国寻找“北京人”的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民间，寻找“北京人”的传闻也时有发生。而且，居然还出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公安局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故事。
　　这个对“北京人”进行立案侦查的公安局，就是天津市公安局。
　　……
　　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弗利这个所谓的美国医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只军用提箱存放于法国人开办的巴斯特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特研究所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位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位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与所长关系甚密，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位中国情人，通过多次追问，这位“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而且她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曾在北平的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这位所长的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他们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园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都没见到过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位所长的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特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未在原巴斯特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特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平常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解放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故被打成了反革命。
　　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专案组人员分别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于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化石，而说这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500元美金。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500元美金，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背靠背的办案形式，而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人员再度陷入困境。
　　不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察“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产。
　　然而问题是，弗利当年留在中国友人家中的这两个箱子早已时过境迁，他为什么还要声称前来中国寻找呢？他执意要来中国寻找的，究竟又是什么呢？莫非其中真有关于“北京人”的什么秘密？
　　七十年代的弗利终究没有踏上中国的国士，但到了八十年代，弗利要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听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医。1941年11月间，当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国时，据说护送化石的任务就落在了弗利的头上。但弗利还来不及将化石带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于是弗利便成了最后接触、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人物。
　　然而，美国的大夫弗利终生未能了却到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心愿，美国的人类学家夏皮罗却终于实现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
　　1980年9月16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70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从纽约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就在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罗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个箱子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位美军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个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1939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他寻找“北京人”的欲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平静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阵阵波澜。他觉得不管此事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这样长久而被动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去中国寻找一次“北京人”，否则，愧对祖宗，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
　　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撩拨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先生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这样，中国方面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黑延易馆长以及中国古人类学家黄维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计划。几经查访，他们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来到兵营旧址后，夏皮罗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的照片，然后，他一边拿着照片查看，一边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夏皮罗最后确认，这个地点与照片上的地点完全吻合。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昔日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踪影不见了，如今留下的尽是校园内中国少男少女们的纯真与欢笑。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原来美军陆战队兵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6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他们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6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因为那位老陆战队员告诉他说，箱子是埋藏在地下室的木板下面，所以只有先找到木板，才可能找到箱子。
　　那位负责人说：地震前，他们没有发现过6号楼地下室铺有地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但性格倔强的他在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身边的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这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出来。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维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访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人士，这位人士想了想告诉他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就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6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6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他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听了这一情况后，绝望的脸上又露出喜色。于是怀揣着一线希望，他们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6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未发现过什么箱子。
　　但颇有经验的夏皮罗并不肯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7号楼说：“这7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6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7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7号楼里我们能看出一点什么。”
　　馆长和黄维龙觉得夏皮罗言之有理，便又来到了7号楼。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别观察。按理说，如果7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6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他们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细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即：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为低一点。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19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们来到了天津，在黄维龙先生的引导下，走进了7号楼的地下室，只见赤身裸背的民工们正躺在那儿酣然大睡。经仔细查看，我们发现地下室的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略低点。那么这儿原来是否确实曾经有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后改成了水泥地呢？”）
　　从7号楼地下室出来的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看后，指了指对面一栋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经过就近一番询问，确实是如此。夏皮罗便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于是他们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那儿，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沉痛而又遗憾的心情对黄维龙等陪同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美国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甚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而一直未被发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作一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我会重新找到新的线索！”
　　说罢，夏皮罗转过身去。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夏皮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后，又对相关的人士和相关的地方作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周口店。那天，他站在周口店当年裴文中发掘第一个头盖骨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对中国同行们说道：“人类的历史真是有趣极了，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人’好不容易在这儿被寻找到了，没想到一场罪恶的战争又给搞得下落不明。也许，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没完没了的寻找史。等着吧，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中国寻找的！”
　　可惜的是，带着一腔遗憾回到美国的夏皮罗，直至1989年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领土。
　　饮憾而去的，不单单是美国的夏皮罗，还有中国的史前考古大师、“北京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
　　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静静地躺在了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
　　这是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大师似乎什么也不牵挂，惟一牵挂的，便是“北京人”。
　　“文革”中，由于裴文中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生活上的突变，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肉体上的迫害，使得本来身体强壮的老人变得极度虚弱。可在1970年，尚未得到解放的他竟然拖着病躯，跋山涉水，赴往鄂西考察巨猿。粉碎“四人帮”后，裴文中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刚一获得解放，他便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忧愁烦恼、恩怨是非统统忘于脑后，而抓紧生命中最后不多的时间，积极投身于对古人类文明的寻找与探索之中。1978年，他与青年人一起前往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参加挖掘工作。在那里，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这话，后来成了好多老科学家的座右铭。
　　1979年，裴文中出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这时的他虽已年迈，却仍不改年轻时的习惯，星期天也常去馆里转悠，或替观众“排忧解难”，或与有关人员一起制定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帮助解决具体疑难问题。这年，适逢“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从12月7日至12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讨论会，又一次隆重纪念他在50年前的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尹赞勋分别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和闭幕式上致词。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还亲临会场并讲了话。已是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裴文中，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并发表了他和学生张森水一起刚刚完成的关于“北京人”石器再研究的重要论文。
　　由于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并开创和推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和推崇。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推选他为荣誉常务理事。之后，他又被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荣誉委员。这是他继1957年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后，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国赢得的又一崇高的荣誉。
　　可是，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工作的繁忙，裴文中的身体日渐衰弱下来。
　　1980年2月，他因脚趾头突然疼痛，住进了阜外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了下肢血栓。这是一种较危险的病，可他并不在意，经中药治疗了两个月，便出院了。
　　出院不久，他由学生陪着，便去了内蒙古考察。
　　1980年9月，即刚从内蒙古回来不久，他又东渡日本讲学。
　　就在这次日本讲学期间，百忙之中的他还对“北京人”的下落情况进行了寻访，并听说了一点有关“北京人”的线索。从日本回国后，他便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资助他寻找“北京人”化石。这封信的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的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77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这“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裴文中的这封信发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复信，同意资助他去寻找“北京人”。裴文中看完信后，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便开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了，再加上身体又不是太好，若是出门寻找的话，行动肯定多有不便，若是万一有个闪失，谁也担当不起，于是都不同意他去。
　　当他的夫人把这个意见对他讲了后，他却有些生气地说：“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呀！但国家起码应该重视这件事情！”
　　由于生命的衰老而使他无法了却心头这桩最大的心愿，他的情绪多少受到一些影响，渐渐开始低落起来。他常常在家一边踱步，一边叹息，整日不肯多说一句话，脑子里好像总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家里人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只摇摇头，叹叹气，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写一封信。信写好后，他并未急于发出去，而是反复修改了好几次，等改到他认为比较满意了，才郑重其事地用毛笔把信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然后再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六个大字：胡耀邦同志收。
　　他在这封信中首先简略地介绍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想干成这件事的意见，希望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促成到美国寻找“北京人”化石一事。
　　如果这封信当时能顺利地发出去，并能顺利地到达胡耀邦同志的手上，那么依据胡耀邦同志的性格和为人，中国派人到美国去寻找“北京人”一事，很可能会成为事实。何况，胡耀邦对裴文中是熟悉的：1975年胡耀邦到研究所时，就亲自看望过裴文中；就在前不久，在政协礼堂召开茶话会时，胡耀邦还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过亲切的慰问。
　　遗憾的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这一计划再一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来自单位领导的反对，也不是来自社会的直接压力，而是来自家庭的过于谨慎。他的夫人说：“这封信我看不用发了。就是发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儿子裴申也说：“这件事你跟胡耀邦说什么？胡耀邦同志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来管你这件事？你要是把信发去了，不是给人家中央领导添麻烦吗？我看这信就别发了吧！”
　　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还是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第一位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大师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对“北京人”的寻找，却并未因此中断。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的某医院里，一位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便急召亲朋密友前来身边，对有关后事一一作了安排。而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先生。
　　当晚，这位日本老兵与久三枝先生进行了一夜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北平，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大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平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焦急、恐惧而又万般无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藏匿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2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然后挖坑埋藏了。当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为了便于日后查寻，他还特意用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划掉了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来日辨认。当这一切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罪恶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1部队的日本大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而从不肯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终于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而且，当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这个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即将撒手归天之际，他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这个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便很快撒手人寰了。而剧作家久三枝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久三枝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腾刚清。
　　嘉腾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七十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并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情。于是为了证实那位原日本731部队大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着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嘉腾刚清告知他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院东南侧2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位原日本大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着本世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
　　中国科学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并引起重视。因为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
　　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教授，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3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先生会面，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的传输，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可能多少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后，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在这种情况下，叶捷和张森水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此台每边长五丈，台面原为红色琉璃砖铺砌，象征太阳。到了清代，则改用方砖铺砌，台四面均有台阶，分为九级。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掩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20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点。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二人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位原日本731部队的大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先生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满亲善”，故破坏神道与当时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他们还是认为仰木道之先生所提供的线索毕竟还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谁也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莫大的告慰；何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找，总是一件好事情，找，总比不找好。因此，叶捷和张森水还是将此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研究员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定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
　　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地震局体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于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出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指示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一事。没想到，日坛公园的负责人却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同意借助给古树复壮的机会搞点小规模的发掘。
　　于是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为了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与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日方顾问仰木道之先生签定了一个《关于发掘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可疑埋藏地点的协议书》。
　　该协议书主要就发掘物的归属、录像、照片等版权事宜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一、如果发现的确是“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相关的古人类化石，归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有；二、如果发现的是金银、瓷等物，则献给国家文物部门；三、电视录像、照片等版权归双方所有，双方共享发表权。
　　6月3日上午8时整，发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里，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腾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三位日本朋友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还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作了动员讲话：
　　“‘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55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作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作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
　　秦大河说完，由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长张青吉介绍了发掘点的保安措施和应注意的事项，随后大家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室，随即登车向日坛公园奔去。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长领着三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当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1996年6月3日上午10时，发掘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便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4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露出地层剖面为：0—1．3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1．5米—1．9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1．9米—2．2米为灰绿色细砂岩；1．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要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但众人于心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12时58分。2小时零58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惯有的平静。
　　历史，似乎又再一次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
　　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不知道。
　　当然，这位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到底是确凿的事实，还是骗人的谎言，仍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也许我们探测的仪器还不够先进；也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也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发掘寻找，虽以无结果而暂时画了句号，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寻找，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思考。
　　当历史的脚步跨进九十年代后，随着科技大潮席卷全球，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探讨的愈加深远，同时也随着世纪末一天天的到来，人们对“北京人”的渴念与寻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更加执著，同时也更加迫切了。作为继裴文中之后曾在11天之内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先生，自然也不例外。
　　贾老今年92岁，在人类的生命史上，这无疑是个少有的年纪。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贾老能活到这个年纪，自然算得上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了。想当年，贾老去周口店时才20来岁，后来小贾变成了老贾，再后来老贾又变成了贾老。没想到，72年一眨眼便过去了！如今的贾老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又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没有一张大学文凭，却能夺得“三个院士”的头衔，这如同他92岁的生命一样，能说不是又一个奇迹？
　　进入九十年代后，贾老的生命意识里更是有了一种非同往常的紧迫感。他虽已离开岗位，归隐书林，却依然很忙。然而很忙的贾老，始终念念不忘的，惟有周口店和“北京人”！
　　多年来，我们对贾老不知有过多少次拜访；对周口店的保护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更不知进行过多少次交谈。每次交谈中，贾老除了流露出对周口店与“北京人”深深的关切和难以割舍的眷恋之外，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隐忧。
　　如今的周口店早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已是门可罗雀，名不副实；“北京人”至今下落不明，音信渺茫。作为亲自发现过“北京人”头盖骨并把一生都交给了周口店的贾老，心里自然着急。于是，如何设法保护好周口店现有遗址，尽快找回丢失的“北京人”，便成了贾老生前最后一桩心愿。
　　多年来，为寻找“北京人”的下落，贾老做了大量繁琐的工作。1998年夏季，当北京电视台发起一个关于寻找“北京人”的“世纪末最后寻找”活动时，已是90高龄的他还积极响应，并与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封寻找“北京人”的公开倡议信，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共同携手寻找“北京人”！该信全文如下：
　　斗转星移，记载着无数光荣和苦难的20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来迎接新的世纪？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的几位杰出的科学家，根据一些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的线索，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日复一日地苦苦寻找了多年，终于导致了一个伟大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诞生，而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的”这一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事实，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之前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斥之为奇谈怪论。但是，当“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其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生活遗迹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切就都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从1929年12月2日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出土的那一刻起，人类真正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了。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这一伟大发现中最珍贵的部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在中国发现的其他重要灵长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下落不明了。
　　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化石丢失的线索尽了心力。随着世纪末的临近，随着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或年逾古稀，我们寻找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希望，愈来愈急切。
　　我们在想：这样一件发现于本世纪初的人类科学珍宝，在世纪中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遗失，而今天人类将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它们仍然不能重见天日。即使它们已经损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人？
　　当年“北京人”化石的失踪涉及到战乱中多个国家的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要的线索可能流失于民间。现在，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关心此事的人士一直在查访有关的线索。
　　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需要我们大家各尽所能，提供自己所知的线索和其他一切有用的支持，一起来帮助寻找。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向全世界所有热爱科学、进步的人们呼吁：在本世纪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也许这次寻找仍然没有结局，但无论如何，它都会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线索和历史资料。并且它还会是一次我们人类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过程，因为寻找的不仅仅是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人类的良知，寻找我们对科学、进步和全人类和平的信念。
　　让我们行动起来，继续寻找“北京人”，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出自己的贡献。
　　贾老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这封倡议信公开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这代表的不仅是以贾老为首的14个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心愿，也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心愿！于是，不少中外人士或打电话或写信件，提供线索，发表意见，纷纷开始加入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之中，从而使九十年代的中国，继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热潮。
　　寻找“北京人”的热潮掀起后，让一位多年埋头于书斋的“老学究”，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秘密。这位“老学究”，就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副教授何振明。
　　何振明教授今年54岁，陕西西安市人，已在北大执教近20年。何教授除完成自己担任的地理课程外，平时还研究中国历史以及学识深奥难懂的《易经》、《道藏》等历史典籍，是个学富五车，知识颇广的知识分子。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和探究，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尤其是对“北京人”下落问题的探究，有着非常奇特的方式与见解。
　　早在1963年，何教授还是西北大学地理系的一名学生时，他就亲自到过杨钟健和裴文中发掘蓝田人的现场，对“北京人”进行过探寻。1979年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一次，路过陕西武功县的一个窑洞前，发现一块非常奇特而又很硬的石头，热爱考古的他，居然将这块沉沉的石头带回了北京。后经北大考古系的一位专家鉴定，这是一块相当古老的石头，上面还有猿人留下的痕迹（此石至今仍存放在何教授家中）。此后，何教授对猿人及猿人遗址更是厚爱有加。
　　1998年7月7日，何教授看到贾兰坡等14位院士为寻找“北京人”而发表的倡议信后，一夜难眠。作为搞学问的他，深知“北京人”对人类远古历史之研究的重要，便想法找到了贾兰坡的通讯地址，给贾兰坡先生写去一封亲笔信，首次披露了自己多年来对“北京人”下落问题研究的秘密，并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再次拜访贾兰坡先生时，深知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为寻找“北京人”之事而苦苦奔波的贾老，慷慨地将此信转交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征得何教授本人同意并请何教授对此信重新作了订正，现将这封信公布于后，请大家一起来看看，何教授在信中究竟是如何推断“北京人”下落的：贾兰坡先生：您好！
　　“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已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但“丢失在美国人手里”似成定论。而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当时任教于燕大的“林迈可（译音）”先生似曾染指此事，配合某“行动”的似有原协和医学院任职的大夫及杨××，及当时的校工白××等人。其地点：①北大未名湖畔数处均有可能；②慕田峪长城段；③红螺寺；④李莲英“鸡蛋坟”（文革中被破坏）；……时因燕园（今北大校园）乃光绪皇帝父奕□之私宅之一，史载为蔚秀苑一带，苑中埋有许多无法展示于世的“古物”；其中有“石榴园”的古人类遗物（地点在正建的“理学楼”），是戊戌政变后清室“军机处”成员埋建的，时有“燕山猿人遗骨”和元代宗室离京时掩埋的波斯古物及历代陶器（均已毁，部分残片在我处），一部分被夏鼐之子夏正楷先生和考古系某教师分别收藏，原物被基建人员毁已散乱，实在可惜。因笔者解读有关文献和碑文，恰在基建挖出之后（晚十二天）未能及时保护。上述部分人质，尚有清王室后裔。对“燕山猿人”（最早为努尔哈赤时代发现，传至康、乾，先后被供奉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和圆明园基地，后两次遭八国联军等毁坏，才被移至奕□私邸———燕园暂埋，未及整理，天下大乱，清王室便倒台……）及祖传“十二盘龟甲”（也是努尔哈赤从其父手中接下来的……）和非洲“祖母手臂骨”一起曾几经周转（防止日伪人员，俄、德、英、法等情报人员劫掠），分别安置在雍和宫、国子监、西黄寺、燕园等地。
　　直到“北京人”经协和美国人之手“丢失”前，清王室后裔早已认定与“燕山猿人”同属其祖先，故多次买通有关人员，在燕园等地分别“掉包”给藏匿了起来。因当时日本特务（日伪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清王室后裔）等一致认为上述“猿人遗物”也是他们的“祖先”，故染指了“北京人”……
　　总之，上述“北京人”遗骨可能有以下几个去向：
　　①一名日本军人“井村”（音“松村”）亲自押运（从天津港至日本某“湾”），偷偷“供奉”在某地秘密神社。
　　②一艘英国邮轮运抵马来半岛，后受“伯希和”委托，曾运抵越南河内（法属）东方文化学院图书馆，又乘法军空军港地参谋长专机运抵欧洲某帝国图书馆（作为“伯氏”的“手稿”专运）。时因欧战，未及交“伯氏”，1945年伯氏去世，其亲人遵其遗嘱，被当作“手稿”收藏或藏于其墓或其他秘室。
　　③一艘美军“舰船”载“知情人”押运一批“古物”（“骨物”），其中一部分战后转运抵法国某地；而另一部分被运抵美国费城博物馆（连同慈禧的油画像一起转运）。可查证此事。
　　④由清王室某后裔携带一部分去了承德……因沈阳已被日本人占领。
　　何振明
　　1998年7月7日夜
　　对何教授在这封信中的种种说法和新提供的线索，圈内人士有各种议论：有人说是一家之言，值得注意；也有人说是奇谈怪论，不足为信……而我们认为，是对是错，可信不可信，有待专家、学者和历史去作验证，我们在此只作探讨，不作定论。虽然我们对他的某些观点，同样不敢苟同，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何教授对寻找和探究“北京人”的执著精神和痴迷态度。
　　何教授对“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于北大未名湖畔数处以及其他几个地点推断的主要依据，是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多种碑文。北京大学校园现有碑文数十块，大多刻于满清和民国时期。这些碑文看上去都说明了一件或几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其语句也极其简单明了，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供研究和破译。但何教授却解释说，这些看上去极其简单明了的碑文，其中却内含着丰厚的隐秘，这些隐秘现在看来既让人惊心动魄，又有些不可思议。当初立碑时，古人故意以秘写的手法，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隐含于外表看来极其简单明了的语句之中。现代人要真正读懂这些碑文，就必须了解古人的秘写方法，只有了解了古人的秘写方法，才可能真正理解碑文的确切含义。
　　何教授说，他为了破译北大校园内的碑文，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总算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就包括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线索。经过他的一些实际调查，这些被发现出来的线索有极高的可信度。
　　为搞清何教授所谓的破译的依据，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我们希望何教授能让我们实际感受一番。何教授欣然同意，领着我们来到北大未名湖畔，一一观看了翻尾石鱼碑和乾隆诗碑等。于是，在1998年那个奇热的夏日的傍晚，在火球般落日的映照下，我们从一块乾隆诗碑的碑文上，读到了这样一段尘土斑斑的文字：
　　诗作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乾隆十三、十四年事。十三年九月，“诣畅春园恭请皇太后圣安，即视事于观澜榭，引见于大西门”，“爰亲御孤矢”，“连发二十矢，中一十有九”。十四年，“陈马技以娱慈颜，亲发十矢，复中九，且破其的三焉。”此碑当为畅春园之遗物。
　　当我们问及此段文字如何解读时，何振明教授有些神秘地说，我的解读方法须请众多专家、学者认真鉴定后，方能公布。故，我们无法知道何教授到底是用怎样的一种方法破译碑文的。他只说按他的破译方法，类似以上的碑文都隐隐约约地暗合有“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之说。写说明的人就是他在致贾兰坡信中所提到的杨××之子等人。所以，何先生推断“北京人”的下落与杨××等人似有关。
　　当我们问及信中所提到的白××时，何先生的解释是，白××之子原为北大校医，退休后在北大考古博物馆守护。白××本人原为燕京大学校工，是专看大门的。某日清晨，白××尚未起床，突然听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他急忙披衣走出传达室借着朦胧的灯光一看，只见任教于本校（燕京大学）的外国人林迈克先生坐在一辆小型卡车的驾驶室里，正起劲地按着喇叭，样子很着急。林迈克在中国是颇有些名气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受宋庆龄委托，购买了一批药材和仪器送往晋察冀边区，后被誉为“国际友人”。当年的著名记者斯诺，正是通过林迈克夫妇的帮助才到达延安。斯诺曾在燕大当过讲师，和林迈克夫妇相识并结下了友谊。由于白××和林迈克平时熟悉，所以一见之后，便借开门之机顺便问了一句：“林先生这么早就要出去？”林迈克只是略微地点了下头，便急踩油门，驾车急速冲了出去。
　　“林迈克汽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我们问道。
　　何教授说，他曾经专门询问过白××的儿子。白××之子告诉他说，其父没有看清，只猜想是一些贵重的东西，要不然，林迈克是不会亲自驾车并那样紧张和不安的。
　　“那么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你为什么会想到找白××之子了解林迈克的情况呢？”我们又问。
　　何教授说，因为我一直根据自己的解读法在对《红楼梦》进行解读，在一次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偶然在北大的一块碑文上发现秘写着这段历史的秘密：“北京人”头盖骨曾藏于北大未名湖畔某处，林迈克接到转移的命令后，要将这些东西转移出去。但同时美国人在承德避暑山庄还秘藏着一批货，要同“北京人”一同运走。当从燕大开出的车走到古北口时被日本势力所挡，于是载着“北京人”头盖骨的汽车又折道驶入慕田峪长城附近。
　　汽车到慕田峪长城附近后，又驶往了何处？何教授说，碑文的秘写语句中断，并告知要看下一块碑文才知后事如何。于是他找到下一块碑文，经过解读，只破译出放了一个什么木头箱子。但木头箱子的形状却未说出。他同时还破译出，林迈克的汽车在慕田峪长城下停了一夜及林迈克的心情十分焦急等内容。但碑文至此再度中断。他只好再去解读其他碑文，这才发现，林迈克在慕田峪长城下停了一夜后，于第二天驾车返回，并在红螺寺停留。碑文至此再度中断。后来，他又从北大未名湖畔一块上书“自动化污水井”的碑文中解读出，林迈克驾车返回后，将部分东西埋藏在了现在的斯诺墓地和花神庙附近。至此，关于记载此事的碑文全部终结。
　　按照何教授的推理，现在的北大，也就是原燕京大学，其校长是美国著名人士司徒雷登。校内有不少美国人任教，整个局势完全被美国人所控制，同时燕京大学位于北京城外，除环境幽静外，外界干扰相对城内也少得多。或许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负责人，在接收了“北京人”之后，鉴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北平各城门被日本人控制的事实，才想起了燕京大学这个相对僻静之所，于是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其他的贵重物品，匆匆转移到燕大校园内某处暂时藏匿起来。之后，随着战争的日趋紧张，中国国内局势的越发混乱以及日本人的步步紧逼，美国驻北平公使馆以及司徒雷登等人，才决定由林迈克转移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大批珍宝，于是便有了北大看门的退休老人白××在那个凄冷的冬日的清晨，看到林迈克慌忙驾车冲出校门的一幕。
　　何教授由此推断道，当林迈克从慕田峪长城以及红螺寺返回后，将“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其他珍宝藏于燕大校园另一个可能的地点，就是校东边的石榴园故址（在今北大理科中心楼群下）。这个故址原属圆明园的一部分，里边有一口古井，这口古井名字称井，其实是个秘密洞穴，元至清朝、民国期间，里边藏有很多贵重珍品。在这个地洞的不远处，是著名的方楼（现遥感中心楼北），日伪期间，日本741部队曾在这座楼旁的烟炉多次焚尸（此烟炉1998年初已被拆除），故又称焚尸楼。其中所焚烧的有日本军队情报人员死于中国的，也有被谋杀和暗害的中国人。按照何教授调查了解的情况，日本侵华军队中，共有7支秘密部队，番号从711一直排到771。何教授说，现在人们对731这支细菌部队有所了解和认识，但对其余的6支秘密部队却不甚了解。而驻于燕大东门及西黄寺内的这支番号为741的秘密部队，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各个方面的情报，同时搜集清皇室的文献秘籍和文物。当时中国的情报以及清皇室大量的情报和珍贵文献落于日本人之手，与这支秘密部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九十年代中期，位于焚尸楼不远的北大理科楼决定扩建整修，就在这次扩修中，民工们在石榴园挖地基时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不但有金、银、铜、铁、瓷等器具，还有破碎的人头骨、骨骼、鹿角、镀金玉佛等物。其中一个民工见到这些挖出的宝物后，私藏一颗用波斯文嵌刻的金印偷跑回河南老家，企图转手倒卖给文物贩子，后来这颗金印被北大保卫部门追回，现藏于北大考古系。至于挖出的头骨等已被民工们砸烂捣碎，无从寻找。按何先生的推断，这些砸碎的头骨，不可排除有内含“北京人”的可能。
　　……为对上述有关问题进行核实，我们曾拨通了何教授家的电话。何教授解答完我们的问题后，又兴奋地说：“最近我又再次做了推测，‘北京人’并没有离开中国，还在北京大学校园附近。而且，我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什么新发现？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有些好奇地问。
　　“当然可以。”何教授说，“我刚刚从一秘文中解读到，魏敦瑞的那个女秘书（指息式白），可能是个特务；她在通知胡承志装箱前，美国人其实已经使用调包计将真正的‘北京人’事先隐藏起来了。也就是说，胡承志装进箱子里的‘北京人’头盖骨，是假的模型，而不是真品。”
　　听罢何教授这个有些耸人听闻的观点，我们大吃一惊，马上强调说：“胡承志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北京人’头盖骨最熟悉不过了，相信他装箱时不会把模型当真品。”
　　何教授道：“正因为胡承志先生对‘北京人’最熟悉，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最容易引起疏忽。你们可以进一步考证一下，最好是亲自去问问胡承志先生，当年那位女秘书通知他装箱时，是不是有脸红这一细节？”
　　真没想到，“北京人”不仅上了网，出了国，进了北大校园，而且漂泊流浪了半个多世纪后，现在居然又绕到了当年最后为它装箱的胡承志的身上。
　　那么，“模型大师”胡承志又会是什么说法呢？
　　我们再次来到胡承志先生的家中，是一个秋日的下午。
　　我们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先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证实北大何教授提出的“北京人”在装箱前是否已被调包的问题，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从胡老先生手中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有关的秘密图！
　　关于这张秘密图，10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便听说了，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后来，我们又听说，这张图就在中国胡承志先生的手上。所以，10年来我们一直很想亲眼看到这张图。可由于胡老先生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采访“北京人”之事，故这张被他视如珍宝的秘密草图，自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有幸的是，后来胡老先生不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且通过几次交谈，对我们的友情和信任与日俱增。至于那张图的事儿，尽管我们也曾婉转地与胡老提起过，但胡老似乎没有拿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为了掌握事实根据，搞清历史的某个疑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很希望这次能在胡老先生家中亲眼目睹到这张图的神秘与风采。
　　走进胡老先生的家门，胡老已经为我们沏好了一壶上等的花茶。胡老今年已86岁有余，依然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尤其是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连半个多世纪前的每一件细小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问候寒暄之后，谈话便开始切入正题：
　　“胡老，有人怀疑息式白可能是个女特务，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知道。我对此不作评说。我只知道息式白当时来新生代研究室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息式白来新生代研究室，并不是凭什么真本事，而是走的后门。她是犹太人，魏敦瑞也是犹太人，她的父亲在南京行医，和魏敦瑞熟悉，就通过魏敦瑞的关系把她弄来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听说她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过。1947年4月，我在东单还偶然碰见了她，她问我日本宾兵队是如何对待我的？我说我逃掉了。后来，她到了美国，听说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教书。七十年代，还写了一本关于‘北京人’的书，我看了，尽是胡扯，里面居然还说当初是我帮着她装的‘北京人’的箱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前不久，我听说她还给贾兰坡来了一封信，要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写什么了。”
　　“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我们又问了胡先生第二个问题。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
　　“有一个。”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惊喜，因为在我们的采访中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里，还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胡老说，“他大约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Ｂ楼呆了6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后，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呢？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呆了6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于是我们问胡老：“‘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怪。我不知道。”满脑智慧而又经历过“文革”的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持谨慎态度，从不作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们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1941年4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待，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准确地说是57年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方所有当事者和西方部分人一致的说法是：博文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而后再送陆战队。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几乎都是“听说”———贾兰坡听胡承志说，胡承志听裴文中说，斐文中又听王锡炽说，王锡炽又听博文说……就是缺少一个能支撑这种说法的根据。而我们又听说，胡老手中的那张图好像与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有关，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若能亲眼见到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也许能从中破解和领悟到一点什么。于是我们再一次试探性地向胡老问道：
　　“胡老，您手中的那张图……”
　　“不错，我是有一张图，大概已保存了快20年了吧。”胡老说，“这张图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还从来没给人看过。”
　　“胡老，那能不能……能不能请您把这张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见胡老兴致不错，便很谨慎地提出了请求。
　　“可以。”真没想到，胡老竟然慷慨应诺。
　　片刻，胡老便从里屋取出一个大纸袋。那纸袋鼓鼓囊囊，里面装的大概都是与“北京人”有关的重要信件，或重要资料。胡老将纸袋放在茶几上，一边解着袋子，一边说：
　　“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信，谁写的信？”
　　“皮特森。一个美国人。你们想看的这张图，这是他寄给我的。”
　　“是吗？那太好了。”
　　胡老接着告诉我们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皮特森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1971年，皮特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时，还找见了那个曾到中国来寻找过“北京人”的日本著名侦探锭者。据皮特森说，锭者的确没死，还活着，只是日子过得不太理想。但锭者对“北京人”的事，仍念念不忘，一直在寻找。锭者还对皮特森说，他很想到中国来找我，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还在，地址也不清楚。因为当初他把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我。但我没有理睬这件事情。
　　胡老说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信纸已略略发黄的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们看不懂，只有听胡老说。胡老视力极差，英文却极好，他拿起一个微型放大镜，将脸匍匐在信纸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对了，这封信是皮特森1982年12月13日写给我的。”
　　“皮特森怎么会和您联系上了呢？”我们问。
　　胡老说，皮特森找“北京人”找不着，就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猿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他向孔尼华谈起他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让他给我联系。
　　“孔尼华又怎么知道您的通讯地址的呢？”
　　“孔尼华1938年就来中国了。后来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大概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他写信给贾兰坡，想找曾经和我一起装过箱的吉延卿，他以为我不在了。贾兰坡就把信转给了我，让我给他回信。后来我和孔尼华相互就有了通讯联系。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接着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我们期盼了10年之久的所谓“秘密图”，缓缓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一张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很普通的草图：一张16开的纸上，画了10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字；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11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尽管这张图已在世上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看得出，由于保管者的慎重与精细，图纸依然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们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草图。
　　果然，胡老一边用放大镜看着图纸，一边解说到：“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平查寻‘北京人’时（笔者注：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很有可能就是前文中写到过的美军善克中校。因为从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他美国军官前来中国插手过‘北京人’之事），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后，从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美国。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位美国调查官员手上得到了这张图。”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
　　“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10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2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您们看———
　　我们随胡老所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
　　胡老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给我们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我们基本明白了这张图的大致意思。简单说来，这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北京人”的去向示意图。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原文个别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考核，此人应是协和医学院的人）；第二息式白；第三德日进；第四裴文中；第五蓝玉田（看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何博礼（协和医学院的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博文；第八胡顿；第九×××（外国医学博士，名字个别字迹不清。）；第十马文昭；第十一松桥（日本医学博士，接管协和医学院的负责人）。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怀疑对象：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去处的路线图。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地下室保险库，然后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再其后“北京人”可能有6个去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先某仓库再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原始的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但我们看完这张草图后，脑子里当即迸出两个疑点：一是58年来所有涉足“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可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美海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有过什么美国公使馆，这是为什么？二是这张秘密草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能将中文和英文同时写得如此优秀，可能吗？
　　我们先向胡老请教第一个问题，胡老说：“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1947年，我出差来北平，听裴文中和其他教授说，博文若遇到人，只要一提到新生代或‘北京人’的事，他就心有余悸，像犯神经质似的一惊。”
　　当我们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后说：“我也觉得奇怪，这图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来都不像是日本人写的。”
　　“那您看像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我看有点像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我们很是吃惊。“您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呢？”
　　胡老说：“没有根据。我只是感到这字不像日本人写的，因为日本人写的字笔画很硬，而这上面的中文字写得很潇洒，很漂亮，英文字也写得很帅！一般的日本人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英文的。从英文的笔体来看，有点像搞财经之类的人的手笔。”
　　显然，如果这张图上的字不是日本人写的而是中国人写的，这个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当年若是没有参与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搜查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画出这张草图的，更不可能准确地写出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姓名。那么，画出这张秘密草图的中国人———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又是谁呢？他或她当年在搜查“北京人”的过程中，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张秘密搜查图出自日本著名侦探锭者之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锭者的中文写得如何，但他的英文十分了得，却是众人皆知的。
　　看来，若不认真研究一番这张草图是不行了。于是我们试着问了一句：“胡老，我们给这张图拍张照，行吗？”
　　胡老想了想，说：“不用拍了，拍的不清楚。这样吧，既然你们觉得对寻找‘北京人’有用，我就给你们一份复印件好了。”说完，胡老将草图的一份复印件递到了我们的手上。
　　苦苦寻找了10年的这张秘密草图，就这样终于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除了感激胡老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无话可说。
　　谢别胡老出来，已是日暮时分。我们当即走进北京舞蹈学院对面的一家餐馆坐了下来，而后展开那张来之不易的秘密草图，在现代都市的一片嘈杂声中，再次进行反复分析。最后，我们认定：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博文手上后，博文并没有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直接送到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其理由根据是：1．图上只有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到美海军陆战队兵营的路线图，没有地下室到美国公使馆的路线图；2．日本宪兵队列出的14个追查人员名单中，也没有一个是美国公使馆的人；如果博文确实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话，公使馆肯定会有具体的接收人，这位接收人也肯定会出现在这个黑名单中。因此，半个多世纪来关于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的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能再找到别的旁证，我们又电话告知胡老，希望他就此事能再查阅一下有关信件。两天后，胡老告诉我们说，这两天他又仔细查阅了皮特森给他的所有通信，皮特森在一封信中告诉他说，据那位美国调查官员讲，博文没有先将“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
　　至此，半个多世纪的谬传终于得以澄清，我们为此长长出了一口气———为了找到这张图，我们毕竟用了整整十年！
　　然而问题是，谁来证明，博文是如何向日本宪兵队交待的？博文若是真的说了他把“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这话，他为什么要撒谎？撒谎目的又是什么？这一错误的说法，为什么竟然能够流传半个多世纪？还有，博文释放出来后，中国方面究竟有没有人追问过博文到底把“北京人”弄到哪儿去了？若追问了，结果是什么？若没追问过，又是为什么？
　　不错，这张封冻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草图的确为“北京人”的去向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解开了关键的一环，可遗憾的是仍不能就此推断出“北京人”的真正下落；而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日本宪兵队当年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的确下了一番苦功，找到“北京人”的可能性也最大。
　　但，“北京人”是否就一定在日本呢？
　　岛国日本，确有情况。
　　1998年10月28日，在日本东京的一座公寓里，已是80高龄的中田光男正在书房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家人将几份刚收到的报纸送了进来。中田光男顺手拿起一份《朝日新闻》，当他刚翻到国际新闻版时，一则消息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则消息是《朝日新闻》驻华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电传稿，标题是：《揭开世纪之谜，寻找“北京人”化石》。文中说：中国科学院91岁的贾兰坡院士仍没放弃在有生之年找回遗失的“北京人”的愿望。日前他联合14位中国院士在新闻媒体上呼吁全社会都要关注“北京人”的下落，积极提供有效线索，力争让“北京人”早日回到现代人类的怀抱……
　　据中田先生后来说，他看罢这则消息后，不知什么原因，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周身的血液仿佛都快沸腾起来了，压抑已久的思绪不由自主地便回到了52年前那段往事之中，再也无法安心写作了。
　　我们后来得知，这段往事对中田先生这样一位曾被无数中国同胞和苏联人民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特工”来说，的确是太奇特了，也太沉重了：
　　1945年8月，随着“蘑菇云”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升起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崩溃。日本关东军除大部分被苏军俘虏外，剩余的军政要人和官兵则只有仓皇逃命。侥幸未被苏军俘虏的中田光男，也因此与溃败的队伍一起，踏上了狼狈而又艰辛的逃亡之旅。
　　在这次逃亡中，与中田光男紧紧相随的，是他的一个部下山口本秀（笔者注：因真名不宜公开，山口本秀为化名）。途中，二人几经商议，决定先去长春山口本秀的岳父家暂避一些时日，是为上策。于是，经过几个昼夜胆战心惊的颠沛流离，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终于辗转逃到了长春，在山口本秀的岳父远滕博士家中暂时隐居下来。
　　远滕博士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留学美国，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他被派往中国担任伪满洲自然博物馆自然科学部部长，专门从事地质、考古、古人类学研究。此次中田光男和女婿的突然到来，既为他带来一份惊扰，也为他平添一份乡情。而正是这位古人类学家和两位间谍的意外相逢，才演绎出后来的一连串故事。
　　且说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在远滕家中躲藏了三天三夜之后，感到这样下去毕竟不是最佳办法，因为远滕家中以及远滕本人也同样陷于了危险的旋涡，整个东北乃至中国已不可能再是日本人的久居之地。鉴于如此局势，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经过一番密谋之后，决定化装成商人先离开长春，而后再由大连乘船逃亡日本。这个计划得到了远滕的赞同。
　　但就在临行前的晚上，故事发生了。那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夜晚，远滕与中田光男、山口本秀二人交谈至深夜，主要话题自然是关于那场战争、日本的败局以及各自今后的命运与归宿等。据中田光男后来回忆，这个晚上他们三人的脸上都刻满了惊恐与悲壮，对今后各自的命运谁也没有把握，每个人的心里仿佛都压着一块石头，沉重得让人难以喘息。可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远滕突然对他二人说：“我拿一件稀罕的东西给你们看看。”
　　远滕说完，起身走进他的书房。不一会儿，他便搬出来一个半米见方的木箱子。未等二人问话，远滕已麻利地打开了箱子，并从里头取出一个30公分见方的用白布包裹着的盒子。借着幽暗的灯光，那包裹着的盒子在远滕的手中被层层揭开，当最后一层白布揭掉时，蓦然出现在二人面前的，竟是一个茶色的骷髅！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由于事先没有心理准备，被眼前的骷髅惊得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远滕望着二人惊恐的样子，微微笑了笑道：“别怕，这可不是你们关东军司令官的头，他的头没有这么宝贵。告诉你们，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50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真的？！”中田光男顿时惊愕不已。此前，对中国的“北京人”他虽早已久仰大名，但“北京人”头盖骨到底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却一概不知。后来由于他所学的专业和特殊工作性质的关系，“北京人”的事儿也就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了。没想到自己在这生死未卜之际，竟有机会一睹“北京人”头盖骨的尊容，真是三生有幸！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它带回日本。”远滕继续说道，“在这之前，这件东西我是从来不让外人看的，今天晚上你们看到了它，这是你们的福气。不过你俩要发誓，今后不管日本政局和你们本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不测，都不许告诉其他任何人。”说完，远滕脸上的笑容很快被另一种复杂的神情所替代。
　　面对远滕那既信任又警觉的目光，中田光男不知道该如何好，愣怔了好一阵子，才缓缓说道：“远滕先生，请您放心，我们会按您说的去做的。”接着，站在身旁的山口本秀也跟着咕噜了一句。
　　这时，只见远滕捧起头骨，轻轻贴在自己的脸颊旁，对着下额部亲吻了数下，然后取来白布，重新小心翼翼将头盖骨层层包裹起来。当一切都恢复原状后，远滕这才将头盖骨重新放入木箱之中。这时，站在一旁的中田光男清楚地看到，大概是为了保护好头盖骨，箱子的四周塞满了脱脂棉等物……
　　随后，远滕博士又邀请中田光男出门散步。当时，长春市内的治安很坏，日本人一般都不敢在夜间行走，但由于中田光男懂俄语，可以与苏军沟通，所以二人并不感到可怕。当二人走了大约30分钟后，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位年轻女子伫立路旁，远滕向中田光男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请不要告诉我的妻子。”凭直觉，中田光男当时就意识到，此女子与“北京人”似乎有一种很神秘的关系。
　　长春之夜在远滕家的这一幕虽说突兀而又短暂，却给中田光男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半个多世纪来他始终记忆犹新。第二天一大早，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便离开长春，向大连方向逃去。之后，二人又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历程，终于在1946年初回到了日本。
　　1998年，已是80高龄、满头白发的中田，除继续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的研究工作外，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就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50年前的长春之夜在远滕家看到的那一幕，反而随着年岁的增大、时间的久远，越来越清晰地在他脑海活跃起来，致使他常常因此而从梦中突然惊醒……
　　所以，当《朝日新闻》登载的这则中国科学家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突然出现在中田先生的视野时，他禁不住站起身来，情绪激动地在书房里踱开了步子。片刻，当他走向阳台，望着阳光照耀下的东京楼群时，脑子突发奇想，蓦地闪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自己何不立即行动起来，响应中国科学家的号召，去帮着找回那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类至宝“北京人”？“北京人”是1941年失踪的，自己是1946年看见的，应该是“北京人”失踪后的第一见证人！也许，那个在自己心中隐藏了53年的秘密到了应该公布于世的时候了，“北京人”这一全世界关注的谜案说不定就在自己的手中得以解开。
　　想法一旦有了，80高龄的中田先生便秘密地开始了行动……
　　作为积极倡导寻找“北京人”的贾兰坡先生，对中田光男先生提供的这一线索和中田光男的中国之行，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对我们说，中田光男提到的那位远滕先生，确有其人，而且他还见过。日本侵华期间，远滕作为伪满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持和参与发掘过一大批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在中苏边界的内蒙古发掘的那几个扎赉诺尔头盖骨化石。后经鉴定，“扎赉诺尔人”跟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基本相同。这些发掘出来的扎赉诺尔头骨化石，除裴文中从远滕手中要回一个放在新生代研究室供研究以外（笔者注：胡承志说，1947年他在新生代研究室看到的是两个扎赉诺尔头骨？），其他的一直由远滕保管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二战结束后，这批扎赉诺尔头骨下落不明。贾兰坡还说，在1941年前，远滕曾多次从长春来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也曾来过，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根据贾兰坡的说法，既然裴文中能从远滕手中要回一个（或者两个）扎赉诺尔头骨，可见远滕与裴文中或其他中国科学家是相识的，甚至关系非同一般，否则就无法解释裴文中能要回扎赉诺尔头骨和远滕经常到协和医学院来作课题研究这一事实。当然，远滕先生和挪野中将，彼此也可能相识。
　　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日本考古学家松崎在《北京人》一书中关于挪野中将前来协和医学院取走了所谓“北京人”头盖骨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只不过挪野中将拿走的很可能是扎赉诺尔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而远滕发现的扎赉诺尔头骨除送给了裴文中一个以外，剩余部分仍保留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里，因此，中田先生当年从远滕手中看到的，很可能是经过远滕修复之后的扎赉诺尔人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然而问题是，远滕作为一位颇有名望的古人类学家，自己明明只有扎赉诺尔人头骨，为什么非要在中田先生面前炫耀自己手中握有“北京人”头盖骨呢？其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有这个必要吗？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据贾兰坡说，远滕本人在“北京人”丢失前夕曾来过协和医学院搞研究，那么他在这段时间里到底都“研究”了些什么？是否也染指过“北京人”呢？
　　因此，在事实尚未完全搞清之前，也很难否认远滕手中确实握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何况，贾兰坡和胡承志至少也承认，中田先生当年在远滕家中看到的装有头骨的箱子内塞满了脱脂棉这一细节，与事实吻合；“北京人”化石被业内人士收藏，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作为一名日本的“老特工”，中田先生对中方的种种反应，似乎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从周口店返回北京后，他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是又在北京走访了几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就掌握的线索再作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支持他寻找计划的合作伙伴。同时，他还委托周季华教授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联系，希望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一些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进行交谈。遗憾的是，由于贾兰坡院士当时身体欠佳，面谈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81岁的中田光男先生的到来，还是在北京各界引起了震动。中田先生离开中国前表示，回国后他还要为此而不断努力，尽量说服日本有关部门和远滕的家族打开墓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再来中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等专家会面，直到揭开远滕儿子的墓穴之谜为止。
　　墓穴之谜，真能解开吗？
　　历史的脚步转眼走到了20世纪的尽头。
　　然而，岁月的流逝不能泯没周口店“北京人”这一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北京人”丢失这件令全人类尤其是古人类学家为之忧伤和悲哀的事情，更是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于是，就在20世纪的晚钟即将敲响的时候，一股探究、寻找“北京人”的世纪末旋风，又从古老的中国悄然刮起，并随之向着世界席卷而去。
　　1999年10月12日，“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科学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等中国方面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法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巴西、韩国、瑞士、波兰、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尼西亚、斯洛文尼亚等20多个国家的近70位著名专家和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围绕周口店和“北京人”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展开了开诚布公的研讨，也满怀崇敬的心情对“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以及为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作出不朽贡献的中外先驱们：安特生、步达生、师丹斯基、魏敦瑞、德日进、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等作了纪念性的发言，同时还亲临周口店，对周口店博物馆和“北京人”文化遗址一一作了参观。
　　当然，无论在会议期间，还是饭后茶余，或者旅游途中，大家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人”的下落问题。由于这次来的都是研究古人类学方面的中外专家，难得有这样一次聚集交流的机会，所以各种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种种传闻纷至沓来，举不胜举，谈论、交流、分析、推测“北京人”失踪之谜，成了人们的一大快事，继而在不知不觉中便拉开了新世纪寻找“北京人”的序幕。
　　受中国“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邀请，日本中田光男先生也出席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上次中田先生来华时，就受到了中国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还引起了企业家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未能会面。所以中田先生此次来华，除了要在中国继续做有关寻找“北京人”的工作外，就是很希望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会面，就他所提供的“北京人”线索问题，作一次认真地探讨。
　　在“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中田的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只是双方的这次会面很是奇特———既不是在温馨的家里，也不是在严肃的会场，而是在宽松自由的网站。那是1999年10月14日上午，91岁的贾老在儿子的搀扶下，首先来到了新浪网网站聊天室，随后，81岁的中田先生和86岁的胡承志先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三位老翁———当年的“冤家对头”，今日的“中日好友”见面后，相互握手，彼此问好。而后，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围绕着中田先生所提出的“北京人”的新线索问题，面对网友，开始交谈。
　　贾兰坡先生首先发言。他说，“北京人”头盖骨丢失了几十年，大家一直在寻找。中田先生本来是与此无关的，但他一直为此在奔波。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希望今天在此，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接着，是中田先生发言。他说，我是从日本来的中田。我当年是做苏联情报工作的，在参谋部工作。我是在1946年1月4日在现在的长春看到“北京人”头盖骨的……
　　再接着，胡承志就“北京人”有关装箱等问题，作了介绍和说明，对中田先生提供的线索，也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后，中日双方就中田先生看到的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滕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甚至他还推测，挪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洲自然博物馆保管，所以就到了远滕手中。而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中田的线索基本给予了否认，认为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不过贾兰坡最后也表示，虽然对中田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寻找还抱怀疑，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滕手中掌握的是扎赉诺尔人头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寻找都是很有意义的，应当努力去找。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线索，了解外国科学家及学者们对寻找“北京人”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我们利用会议的间歇，对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及学者进行了采访：
　　1999年10月16日晚，我们与中田先生相约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会面。中田先生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我们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随后，他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扎赉诺尔人”，都算是我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点贡献。据我到中国来的了解，中国方面非常关心“北京人”失踪的每一个线索。既然中国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伟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找回“北京人”这一愿望呢？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但在共同寻找“北京人”这件事情上，应尽量统一，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北京人是一定能够找到的，至少我对此满怀希望。所以我很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谈判，进行一次寻找“北京人”的大行动。上次我回到日本后，把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又和众议院议员平沼纠夫先生作了汇报，他仍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量提出来，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都是可以的。就我本人的心愿而言，是希望中日组成一个寻找“北京人”的联合调查组，在日本展开工作。如果认为我的推测还有合理性，就尽量促成对远滕儿子墓穴的发掘，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中国方面愿意派人到日本去，我可以协助发邀请函，并作经济担保和提供相应资金。我期待中方尽快行动，将“北京人”这一人类至宝重新找回。我回去后也还要努力，决不轻易放弃。
　　当然，对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线索一事，日本国内本身也有不同意见。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长谷川善和先生当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是高井冬二教授的博士生。他说，就我的分析推断，“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或学者不会马上就到协和医学院去抢“北京人”化石。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材料看，当日本人到协和医学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时，已经没有了。再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其余则放在后头，对古代的人类化石并不感兴趣，即使拿走了，也会还回去，这一点跟西欧一些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占领别的国家后，喜欢把抢夺而来的东西作为艺术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还补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流传于世界各地，远腾手中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为一个模型去掘开远腾儿子的墓穴，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当然，“北京人”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应该努力去找。因为古人类化石毕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
　　美国人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自然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伊安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十几年前我曾与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弗利就‘北京人’失踪之事专门作过交谈。弗利很肯定地对我说，‘北京人’化石在向美国转运的过程中是由他保管和负责的，后来那装载化石的箱子转移到了天津。至于后来是不是被日军查获，再转移到了长春的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腾手中，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同为美国人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夏皮罗的学生维思教授则显得热情而又温和。他对我们说：“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获的可能性没有证据。我的老师夏皮罗先生直到1989年去世时还坚持认为‘北京人’化石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不过，我认为‘北京人’肯定是在战争中被摧毁了，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长春看到的只是一个‘北京人’的模型。但模型毕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别，为了一个模型而去发掘远腾教授儿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而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约赛夫则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女士。1997年夏天，她曾率领美国六所大学的十几名人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周口店，专门进行实地考察，她对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感情和兴趣，似乎大大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我们在周口店与她相会的那个夜晚，正赶上周口店停电，古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徐钦琦教授亲自为我们点燃一支蜡烛，于是在极富诗意的烛光下，约赛夫女士侃侃而谈。她说：“周口店是古人类研究最神圣的地方，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
　　约赛夫女士还说，“10年前，美国自然博物馆搞了一个古人类化石展览，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差不多都在那里展出了，可非常遗憾的是，惟独没有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人’化石。虽说我们现在仍然保存了这件化石的仿造件，却不可能当真的来研究，所以说‘北京人’的丢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不幸，也是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谜团。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它或许在美国，或许在日本，或许在中国，或许被什么国家的人秘密藏了起来，这个谜团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也许还活着，但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或她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件珍宝送还给我们，还要等待时机，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个时机。
　　据我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很厚的，转移时又作了很好的包装，不管它落入何处，要全被毁掉是不可能的。想想看，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50万年都没有毁灭，‘北京人’才失踪了50多年怎么就毁灭了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我的学生和学生的下一代也应继续寻找，直到有个最终结果。”
　　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相比，以浪漫而著称的法国人的确要浪漫得多。就在学者们围绕“北京人”问题议论纷纷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棒思先生语出惊人，对“北京人”失踪之谜又有了新的注解。当我们的话题转到“北京人”身上时，棒思先生一边小心地收起手中的照片，一边说：“我是个很严肃的人，但也喜欢开玩笑。前些时候我跟几位国际同行谈论到‘北京人’失踪之事说过，如果‘北京人’当时已经运到了船上，而这艘船后来又被击沉了，那么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找到这艘沉船并把它打捞上来时，便会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既有男性的‘北京人’，又有女性的美国海员，那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情爱故事哟！”
　　棒思先生幽默与浪漫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片刻，棒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而后手扶着酒杯认真而又严肃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北京人’的丢失都是人类宝贵财产的损失和遗憾，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否则，我们将很难面对后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作最大的努力。”
　　棒思先生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他呷了口啤酒，接着说道，“关于‘北京人’丢失这件事，我思考几十年了，并为寻找它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我认为，‘北京人’的命运无非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彻底摧毁了，或在火车上，或在轮船上，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理由是，‘北京人’化石在转移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笼罩在战争的烟雾之中，其混乱的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混乱局势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北京人’也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毁掉是置于‘混乱’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的。
　　“第二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发现，或被利用，或存放于某处，但‘北京人’的拥有者却毫无意识。也就是说，拥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珍贵的‘北京人’……
　　“第三种可能是，‘北京人’已经被发现，并被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收藏了起来。也就是说，拥有者知道他手中的那件东西就是全世界都在找的‘北京人’化石，只是处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目的，并不急于公布于众。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在以上三种设想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道被谁囚禁了起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有希望找回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许一年、十年，也许一百年或者更远。所以，今天和今后的人类要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
　　棒思先生一口气说到这里，双手紧紧攥住玻璃杯，两眼直直地望着头顶的灯泡，被酒精熏得微红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同时也透出了几分痛苦与不安。
　　这时，我们插话道：“棒思先生，有人怀疑‘北京人’是被美国人弄去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棒思先生摇摇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至少美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干这件事情。前几年，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被文物贩子倒卖到美国一个收藏家手中，美国政府知道后，主动收购并将这件头骨还给了印度尼西亚。所以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相反，我倒怀疑过我们法国人。”
　　“法国人？！”我们听后大吃一惊。此前，我们曾怀疑法国大科学家德日进与“北京人”有关，但那只是一种假设，一个闪念而已。没想到棒思先生作为法国的一位大科学家，也怀疑起了自己的同胞！这在中国，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我们试探性地问道：“棒思先生，您指的这位法国人，是不是被称为‘法国达尔文’的德日进？”
　　“是的，正是德日进！”棒思先生爽朗一笑，一脸轻松。
　　“真的？！”
　　棒思先生见我们极度惊讶的样子，连忙微微点头道：“是的，德日进你们是知道的，他是法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是全世界敬仰的大科学家，他在中国工作了近20年，对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德日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自然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这一刻，我脑海里竟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收藏了起来？我进而还作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甫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平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又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于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皮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真的是皮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能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甫，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种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袒护才这么干的，而决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棒思先生”，我们插话道，“您的推测固然大胆、浪漫而又精彩，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比我们更知道证据两个字的重要。”
　　“是的，”棒思先生严肃地说道，“正是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作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查，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通信在法国一个神甫的家中被发现，这位神甫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查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最后，我们问棒思先生：“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棒思先生以一种很遗憾的口气说道：“当然很有意义。因为古人类化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发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这类化石并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珍贵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研手段如电子扫描仪等去获取它更多更隐秘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中去。”
　　结束了对棒思先生的采访，一个悬念却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这就是，德日进是否真的卷入了“北京人”失踪事件？为了搞清这个有点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新闻”，第二天，我们又专门找到了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利。尽管德伦利的年龄和棒思相近，但由于没有太显眼的胡须以及并不浓密的白发，所以看上去要年轻一些，而就其性格和举止来说，德伦利则显得更稳重，更谨慎。
　　当我们的话题一开始便触及到德日进是否参与了转移或藏匿“北京人”的问题时，德伦利先生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吃惊，他很平静地说：“德日进虽在中国工作了20年，但他本人却一直属于法国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尽管我不太相信作为德日进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会干出隐藏‘北京人’的事来，但1981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时，还是组织全馆人员对馆内包括德日进原办公室在内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检查，希望能通过德日进遗留下来的哪怕一张纸条、一本书、一个信封或一块布片，找到与‘北京人’下落有关的点滴信息。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三天的努力除了清查的范围比棒思先生更广更彻底之外，结果还是一所无获。”“当然，德日进的遗物有两个地方保存，”德伦利接着说道，“一个是设在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另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1971年2月我来中国访问时，还看过德日进的几封信件，后来就没有了。据贾兰坡先生说，七十年代法国共产党曾和中国政府交涉过，具体怎么交涉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只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搜集整理德日进的信件，并让杨钟健负责。这样德日进当年给中国同行的信就交给了法国共产党。但就我这些年通过对‘北京人’失踪事件的研究来看，我仍坚持认为这件东西还在中国。因为装运‘北京人’的火车压根就没到秦皇岛码头，前来接应的轮船也没靠岸，而已做了日军俘虏的美军陆战队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将‘北京人’偷运出去。所以我认为‘北京人’没有离开中国，要寻找就要沿着火车运行的沿线去找，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最大。这个观点也是我这次向热衷于寻找‘北京人’的同行们表述过的。”
　　采访完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利先生后，我们又找到了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安娜·丹比科女士。安娜女士既漂亮而又热情，一笑一颦，都透露着法国女郎的浪漫与纯情。但她对德日进是否与“北京人”有关问题避而不谈，对棒思先生的看法也不置可否。她只是说：“法国科学界对‘北京人’失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并积极投入了寻找活动，我作为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正在为周口店古生物、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做努力。要尽快找回‘北京人’，还要请大家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并寻求支援；如果有人发现了积极的线索，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也是愿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帮助。‘北京人’的丢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幸亏当时留下了复制品，否则就没法研究了。我希望有一天把‘北京人’找回来，这一点我同许多人一样，只要‘北京人’有一点希望，也该继续寻找。”
　　可见，寻找“北京人”，不仅是中国人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然而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寻找始终还是寻找，希望依然还是希望……
　　亲爱的老祖宗———“北京人”，你到底在哪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