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魂魔影—盖世太保揭秘

　
　
血魂魔影—盖世太保揭秘
　
　
引 子 。。。。。。。。。。。。。。。。。。。。。。。。。。。血腥阴魂
第一章黑色魔影
第一节 。。。。。。。。。。。。。。。。。。。。。。。。。。。。神秘字
第二节 。。。。。。。。。。。。。。。。。。。。。。。。。一个危险的人
第三节 。。。。。。。。。。。。。。。。。。。谈虎色变的组织：盖世太保
第四节。。。。。。。。。。。。。。。。。。。。。。。 海因里希·希姆莱
第二章邪恶天使
第一节 。。。。。。。。。。。。。。。。希特勒的“皇太子”——海德里希
第二节 。。。。。。。。。。。。。。戈林发现：冲锋队的发展危及他的存在
第三节 。。。。。。。。。。。。。。。。。。。。。。摊牌的时刻即将来临
第四节。。。。。。。。。。。。 冲锋队领袖的愚蠢举动使海德里希欣喜若狂
第五节 。。。。。。。。。。。。。。。。。。。。。。希特勒决定先发制人
第三章倾轧
第一节 。。。。。。。。。。。。。。。。。。。。“枪毙！枪毙！枪毙！”
第二节 。。。。。。。。。。。。。。。。。。。。大清洗——“长刀之夜”
第三节 。。。。。。。。。。。。。。。。。。。。。当代最阴险的警察阴谋
第四节 。。。。。。。。。。。。。。。。。。。。。。。。。“人间地狱”
第五节 。。。。。。。。。。。。。。。。。。。纳粹德国似乎成了铁扳一块
第四章峥嵘岁月
第一节 。。。。。。。。。。。。。。。。。。。。。。。。。。。虎狼之争
第二节 。。。。。。。。。。。。。。。。。。。“谁想活下去，就得奋斗”
第三节 。。。。。。。。。。。。。。。。。。。。进行一场“有限”的战争
第四节 。。。。。。。。。。。。。。。。。。。。进攻：最有效的制胜手段
第五节 。。。。。。。。。。。。。。。。。。。。。满足希特勒的罪恶建议
第六节 。。。。。。。。。。。。。。。。。。。。。。。。。。。。。打击
第七节 。。。。。。。。。。。。。。。。。。。。。。。。。。干掉希特勒
第八节 。。。。。。。。。。。。。。。。。。。。。。。国防军的悲惨结局
第五章喋血欧洲
第一节 。。。。。。。。。。。。。。。。。。。。。。。。。。种族大屠杀
第二节 。。。。。。。。。。。。。。。。。。。。。“一世太保”——缪勒
第三节 。。。。。。。。。。。。。。。。。集中营的枪杀场面吓昏了希姆莱
第四节 。。。。。。。。。。。。。。。。波兰：盖世太保暴行的“实验地”
第五节 。。。。。。。。。。。。。。。。。。。。盖世太保的“奇耻大辱”
第六章铁血军团
第一节 。。。。。。。。。。。。。。。。。。。盖世太保的本性：阴险狠毒
第二节 。。。。。。。。。。。。。。。。。。。。。。。。“希姆莱方案”
第三节 。。。。。。。。。。。。。。。。。。。盖世太保奉命绑架英国国王
第四节 。。。。。。。。。。。。。。。。。。。。。。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
第五节 。。。。。。。。。。。。。。。。。邱吉尔决定对盖世太保进行报复
第六节。。。。。。。。。。盖世太保致电英国军官：感谢别动队的有效合作
第七章死神咆哮
第一节 。。。。。。。。。。。。。。。。。。。希姆莱自问：我该怎么办？
第二节 。。。。。。。。。。。。。。。。。。希特勒下令逮捕盖世太保头子
第三节 。。。。。。。。。。。。。。。。。。。。。。。。。。末日大屠杀
第四节 。。。。。。。。。。。。。。。。。。。。。。。。。“我必须死”
第五节 。。。。。。。。。。。。。。。。。。。。。。。。。。。。。逃亡
尾 声 。。。。。。。。。。。。。。。。。。。。。 下一批牺牲者会是谁？
　
　
　
　
　
　
引子血腥阴魂
　
　
　　1945 年5 月8 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1939 年9 月1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解放后的和平欢乐。胜利的礼炮，和平的烟火，映红了柏林城，照亮了整个欧洲大地。在这五年八个月零七天中，在一百多个战场上，在一千多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和波兰的死人坑的边沿上被杀害，这一切都是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结果。
　　如今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听不到穿长统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希特勒从扩音器里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了。
　　为了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一伟大胜利，在斯大林的坚持下，5 月8 日24 时，在柏林正式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参加仪式的苏方代表是朱可夫元帅和维辛斯基，仪式由朱可夫主持。西方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是：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德·塔西尼。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陆军元帅凯特尔，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和空军上将什图姆普弗。投降书宣布：“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并规定，该投降书从1945年5 月9 日零时开始生效。欧洲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经过十二年四个月零八天之后，这个“千秋帝国”已寿终正寝了。除了一伙德国人外，这段时明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违，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
　　玩火者必自焚。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的陈迹。那些骄横狂妄、凶残暴戾、杀人如麻的纳粹元凶们，一个个归案法办了。他们罪有应得，应当受到历史的严正惩罚。
　　在丹麦边境弗伦斯堡成立的邓尼茨残余政府，1945 年5 月23 日被盟军解散了，全体成员均被逮捕。5 月6 日，在莱姆斯投降的前夕，邓尼茨解除了希姆莱的职务，打算借此来赢得盟军的好感。这个曾对千百万欧洲人民长期操生杀大权的党卫队头子，在弗伦斯堡附近流浪了一个时期。5 月21 日，他同十一名党卫队军官企囹通过英美防线回到他的故乡巴伐利亚去。希姆莱剃去了短胡子，左眼上贴着一个黑眼罩，换上了陆军士兵制服。这帮人头一天就在汉堡与不来梅港之间英国的一个哨所被抓住了。经过盘问之后，希姆菜向一位英国陆军上尉承认了自己的身分，于是他就被押到在卢纳堡的第二军团总部。他在那里被剥去衣服进行搜查，然后给他换上一套英国陆军制服，以免他可能在他的衣服里暗藏毒药，但是搜查得不够彻底。希姆莱将氰化钾胶囊藏在他牙龈上的一个小洞里，当5 月23 日从蒙哥马利总部来的另一位英国情报官员命令军医官检查犯人口腔时，希姆莱咬破了胶囊，在十二分钟内便一命呜呼了。
　　希特勒的其余的亲密伙伴的寿命比较长一些。他们个个归案法办，在纽伦堡受审。过去这伙赫赫不可一世的战争元凶，如今在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样子大不同了，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心神不宁地坐在被告席上，再也没有从前那种耀武扬威的傲慢神气了。他们看起来像一群庸庸碌碌的蠢才。似乎很难想象，这些人曾经掌握过那样巨大权力，居然能够征服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大半个欧洲。
　　在被告席上共有二十一个人，这伙杀人魔鬼，曾以同样的次序坐在那臭名昭著的党代会的主席台上。现在，这里的被告席上仅仅缺三个人——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从开庭的第一天起，这些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就企图把“第三帝国”所有的滔天罪行，统统推到这三个缺席者身上。
　　坐在第一排首位的、身穿灰色麂皮空军制服的大胖子，就是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就是他放火焚烧了国会大厦；是他组织了“长刀之夜”：又是他秉承“元首”的意旨策划了对奥地利和捷克的占领，并公开扬言要将伦敦、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
　　坐在戈林旁边的那个干瘪的，颧骨突出的是鲁道夫·赫斯。在纳粹历史上，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而且相当凶猛毒辣的人物。1923 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他和希特勒一起创造了纳粹党的福音书——《我的奋斗》。飞往不列颠之前，他是希特勒在党内的首席助手。看来，希特勒派他作这次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和英国人进行谈判，以求单独签定和约，从而解除自己在西线的束缚，放手将所有的军事力量投入到对苏作战上。赫斯曾认为，这个“特别使命”能使他超越戈林，在法西斯官爵的阶梯上，从第三位一跃而跳到第二位。开始他装聋作哑，拒不回答问题。后来在大量事实面前，被迫用嘶哑而沉闷的声音说：“从现在起，我的记忆将为法庭效劳。我装病的理由纯属战术性质。”
　　被告席上另一个仪表堂堂的高个子，就是国际阴谋的推销员里宾特洛甫。这个掌管“第三帝国”外交事务的人，提着公文包在世界各地撒下了挑衅、离间、欺骗的种子。指控人提出的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里宾特洛甫通过一系列早已精心策划的挑衅、破坏、假谈判、假保证等系统地、坚持不懈地推行了希特勒的侵略政策。
　　在事实面前，里宾特洛甫竭力为自己辩护。他说，纳粹德国每采取一个侵略行动时，都使他陷入绝境，使他忧郁不堪。现在，不仅能从在座的人的脸上看到奚落的笑容，而且还可以从里宾特洛甫坐在被告席上的同事的脸上看出：他们似乎在说“他在瞎扯！”
　　尽管如此，这个装疯卖傻的伪君子满面愁容地宣称：“如果说德国不得不进攻同它签订过条约的国家，或者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那就是迫不得已，那仅仅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战争的威胁，”这个老奸巨滑的骗子，有意回避事实，置文件与证人的供词于不顾，几乎是按着一种原始的公式来回答问题。他们进攻所有的国家都是为了“和平”，为了德国自身的“安全”，而每当和平事业遭到破坏，就感到“痛苦不堪”。
　　随后，控诉人代表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对他进行质讯。他们的质问和反驳，迅速地抹去了这个老奸巨滑的纳粹匪徒脸上的虚假的油彩。里宾特洛甫在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他的手令、报告及电话记录等，弄得他窘态百出，渐渐地垂下了头，这个“和平鸽子”的虚假羽毛，一片接一片地飞落了下来。这个脱了毛的，满嘴是血的白兀鹫在法庭面前现出了原形，不得不在审讯将要结束的时候，说出与他开始讲的截然相反的东西。
　　帝国元帅、武装部队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与其他被告不同的是，他长着一张阴森的四方脸，头发梳得溜光。当人们对他的罪行进行揭露时，他只是笼统地说：“我是个老战士，只知道服从命令。”最后，当苏联总法官将他亲手下达的枪杀俘虏、赐杀和平居民和肆意掠夺的命令，一件一件的拿在他面前时，这个希特勒的超级战略家脸上涂的“老战士”的油彩，被一层一层地剥落了。到头来，这个穿着元帅服的欧洲刽子手现了原形——丑恶、凶狠，胆小如鼠，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了，如今像个跑了气的皮老鼠，呆软地坐在那里，听候军事法官的判决。
　　坐在凯特尔旁边的是那位头脑糊涂的纳粹”哲学家”罗森堡，看来他对现实开始有所醒悟了，这是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客观事件的功劳。
　　在被告席上，还有奥地利的卖国贼赛斯一英夸特、陆军元帅约德尔、海军元帅雷德尔和新任国家首脑的邓尼茨。希特勒的继承人穿着一身服装店做的现成衣服，活像一个鞋店的小职员，耷拉着脑袋，在听候历史的审判。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审讯的起诉书写道：“从德军1939 年9月1 日进攻波兰和1941 年6 月22 日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起，德国政府和德军最高统帅部执行了系统地谋杀和虐待平民的政策。”
　　这场大谋杀如同军事行动以及与谋杀相联系的对占领区的国家和私人财产的掠夺一样，是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的。整个东部战线的后方警察大权掌握在希姆莱手里。1941 年6 月6 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陆军元帅凯特尔签署了一项处置政治委员的毒辣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是被怀疑为政治委员的苏联士兵或苏联公民，均被立即枪决。1941 年7 月17 日，盖世太保命令搜捕所有的前政治委员、中央和中层的国家机关的全部领导人、苏联知识分子、所有犹太人、所有共产党员，并命令不要转送俘虏营，而在营外处决。
　　对主要战犯起诉书，列举了法西斯强盗令人发指的杀人罪行：
　　在迈丹纳克集中营有一百五十万人被杀害；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四百多万人被杀害；
　　在棱贝格地区有七十万苏维埃公民被德国法西斯分子杀害；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有七万人受到毒刑和屠杀；
　　在克里米亚有十四万四千名居民被驱赶到货船上，并被淹死；
　　在棱贝格地区的亚诺夫集中营里，在两个月之内就有八千名儿童被杀害；
　　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有两万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
　　在所有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里，都实行杀害人质的野蛮办法。法国的奥拉多尔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事件是法西斯杀害人质的遗臭万年的罪证。
　　法西斯强盗除了对数百万欧洲人的直接屠杀外，还通过掠夺、通过饥饿的办法间接屠杀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民。
　　德国康采恩的代理人紧跟德军之后，也进驻一度被占领的地区。以戈林康采恩为首，他们对苏联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掠夺。为此目的，希特勒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东方农产品供销中央贸易有限公司”。从纽伦堡对主要战犯审讯的材料中看出，到1944 年3 月31 日，这个公司的营业总额是五十六亿马克。这一“营业”总额中包括掠夺的九百二十万吨谷物和九百二十六万吨其他农产品。
　　这还不是官方有组织的掠夺的全部数字。另一个名叫“东方采办有限公司”的机构从苏联的工业企业中盗走机器，交给德国康采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共丧失了二十三万九千台电动机和十七万五千台工作母机。这些电动机和工作母机，有的被德国法西斯所破坏，有的则被盗往德国。
　　据苏联官方材料，法西斯占领军造成的破坏是：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工业企业、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一千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个机器拖拉机站、六万五千公里铁轨、四千一百个火车站、四万所医院、十二万七千个专科学校、大学和公共图书馆。
　　苏联的国民经济与苏联城乡居民蒙受的财产损失共值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
　　1943 年9 月7 日，希姆莱向乌克兰地区的党卫军与警察头目发出的一项命令，证实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破坏是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的。命令说，“必须做到：从乌克兰地区撤迟时、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仓粮食、一节铁轨；没有一间不倒塌的房子，没有一个能在几年内就恢复生产的矿井，没有一口无毒的井。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土，一片废墟。”
　　在铁证如山的大量事实面前，纳粹战犯们难以矢口否认。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是数不尽讲不完的。1946 年10 月1 日，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这些战犯们的罪行和受害国人民的要求，将赫斯、雷德尔、斯佩尔、邓尼茨等七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其余的战犯被判处死刑，这是历史的判决。当法庭宣布“判处戈林绞刑”时，刹时间，这个纳粹第二号头目.用他那锡制一般的眼睛凝视着大厅，他那嘴唇习惯地撇着；但是，他又醒悟过来，强制自己不作出任何别的表现，他揪下耳机之后，便走出去了。
　　里宾特洛甫现在像个泄了气的橡皮娃娃。他精神不振，耷拉着脑袋，他的脸面现出了棱角，双眼半睁半闭。当他听到他也被判以绞刑时，他手脚失常，一把抓住前边的木板架。在卫兵的搀扶下，拖着腿走了出去。
　　凯特尔当听到“处以绞刑”后，他微微地点着头，然后笔挺挺地，故意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出去了。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约德尔，在听到了判处死刑之后，扯下了耳机，一边向外走，一边恶狠狠地向法官们嘟哝着什么。
　　但是，希特勒的那些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全都成了一堆废物。罗森堡几乎站不住脚。汉斯·弗朗克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大门口。他走起路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东跌西撞。当他听到同样是“处以绞刑”之后，举起双手一拍，吓得尿了裤子。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似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子。他那两眼可怕地转着，太阳穴上的青筋高高地突起，嘴里流着唾液。真是令人作呕！
　　1946 年10 月16 日凌晨一点十一分，里宾特洛甫走上纽伦堡监狱死刑室的绞架，接着一个一个相隔不久上绞刑架的有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罗森堡、弗钥克、弗立克、施特莱彻、赛斯一英夸特、沙克尔和约德尔。
　　但是赫尔曼·戈林并没有上绞刑架。他骗过了执刑队，他在轮到他以前两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里的毒药。他同他的“元首”希特勒和与他争夺继承人的劲敌希姆莱一样，在最后也成功地选择了他自己的与世长辞的道路；而对这个世界，他也同他们两人一样，曾带来那样惨无人道的灾难。
　　至此，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第三帝国”彻底地毁灭了，他们的名字成了罪恶的象征，可耻的象征，将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第一章黑色魔影
　
　
　　●据说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
　　●一群粗野的乌合之众
　　●“数百万德国人在同自己捉迷藏。”
　　●戈林掌握了一种可怕的权力 　
　
　
　
　
　
第一节神秘字
　
　
　　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坐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摘自希特勒著《我的奋斗》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是个私生子，三十九岁以前一直袭用他母亲的姓氏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这个姓在母系和父系祖先方面都出现过。希特勒的外祖母和祖父都姓希特勒，或者音同字不同，因为这个姓的拼法常常不同，有时拼成希德勒（Hiedler）、有时是休特勒（Huetler，Huettler）、有时是希特勒（Hit1er）。阿道夫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堂甥女，近亲结婚，当时还得征求教会的许可。
　　这位德国未来元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下奥地利的一个县。这是一个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区，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的农田。虽然距离维也纳只有五十英里左右，它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十一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十一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希特动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显然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十岁刚出头的时候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中之一。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有一天——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着人群组成的巨龙慢慢地游过去，心中极感焦虑。”
　　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十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1918 年11 月10 日，一个阴暗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波麦腊尼亚小镇帕泽瓦耳克军事医院来对伤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一个月以前在伊普莱斯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硬咽起来。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憎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候都白费了；两百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我禁不住哭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据说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他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莱斯战役，英军阻往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修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三千五百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六百人了，军官只剩下三十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1916年10月7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1917年3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击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 1914 年12 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 1918 年8 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与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十五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会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人们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五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1916—1917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前线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背后中了暗剑”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月28日坚决主张“立即”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在10 月2 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四十八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剑”。兴登堡表示相信这个神话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 1919 年11 月18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背后中了暗剑’。”
　　此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不久，他加入了德国工人党。
　　党内有两个成员证明对希特勒日后的崛起是很重要的。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武的名叫恩斯特·罗姆，他是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的上尉，他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得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殴斗，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敢于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的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
　　罗姆不仅给纳粹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代利亚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和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无法施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代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对于希特勒的崛起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文人狄特里希·埃卡特，他比希特勒大二十一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说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艺术家荟集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样钦慕者面前，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个酗酒的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他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文化，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费雷德·罗森堡这样未来的助手。
　　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多次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称颂他是“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刨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十三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绅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上尉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三十一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着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但是他的工作经常碰壁，有一次他发出八十份请帖，而到会的仍旧是他们自己的七个人，他并不因此灰心。后来他筹集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一百十一人。”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主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说。但是，党的首脑哈勒表示反对，他认为，希特勒搞别的名堂还可能，但演讲却绝对不行，希特勒冒着失败的危险，试着讲了三十分钟，却收到难以预料的效果。他善于煽动的雄辩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大家捐献了三百马克在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这是纳粹党第一次获得的“巨大胜利”，从而暂时减轻了他们党在经济上的困难。
　　在这以后，希特勒的每次讲演都收到了可喜的成果，他成了他们中最会讲话的人，就这样，在1920 年初，希特勒就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他立刻开始组织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时间订在1920 年2 月24 日，会场假定在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其大可容纳两千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他也表示怀疑。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在这次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个纲领是德莱克斯、弗德尔和希特勒三人匆匆忙忙地拟写出来的。会上狂呼声、嘘叫声大都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发出的，纲领在会上获得通过。从此工人党名声大震。希特勒说，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的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0 年4 月1 日，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在这个期间，希特勒又发展了一些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党员。鲁道夫·赫斯是在1920 年加入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的儿子，十四岁以前是在埃及渡过的，十四岁后回来上学。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团服役，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当上了飞行员。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经济，但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獗的备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1919年5月1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负了伤。一年后在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参加了党，成了这位“领袖”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私人秘书。
　　赫斯写了一篇得奖的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赏识，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文章说：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扎根越深，他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因害怕流血而退缩。重大的问题总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
　　难怪希特勒喜欢这个年轻人，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当时的肖像，但却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而且是后来实现的肖像。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893年生于爱沙尼亚的塔林，后在莫斯科大学学建筑，二月革命后来到慕尼黑，通过狄特里希·埃卡特的介绍认识了希特勒。罗森堡在1919年底参加了纳粹党。希特勒对罗森堡的学识深为心折， 1923 年底派他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希特勒继续吹捧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
　　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到慕尼黑大学来学经济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国著名的“战时英雄”，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那么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名声比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的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跤手、屠夫的下手、有名的爱吵架滋事的人。“官廷摄影师”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御用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酒，嗜之若命。
　　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这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来是小学教员，从1922 年起，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个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所谓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祭祀杀人”的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
　　这些人就是希特勒开始要想当大日耳曼民族的独裁者的时候纠集在他周围的角色。
　　就是在这年风云多变的夏天，似乎长生不老的德国总统兴登堡身体一天比一天坏，8 月2 日上午九时，他终于逝世了，享年八十七岁。三小时后中午时分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定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誓词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牲牺生命。”
　　到1934 年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它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他们对希特勒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所谓“德国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成了希特勒横行侵略扩张的工具，把人世间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遗嘱。但是，在8 月15 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四天，纳粹党又玩弄了一桩骗人的把戏，说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四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且在投票前夕还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
　　“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国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
　　那么，德国人民呢？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披露，在8 月19 日，合格选民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投了票，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也就是三千八百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四百二十五万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投了反对票。难怪9 月4 日，希特勒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党代表大会上，神气活现，信心百倍，像旧日的皇帝迈着方步进入旗帜如林的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三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他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伐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希特勒的文告：
　　“今后一千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十九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一千年中，德国将没有其它革命！”
　　希特勒是个魔鬼，不是神仙、无法活到一千岁。但是，只要他活着，他就要力图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肆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 　
　
　
　
　
　
第二节一个危险的人
　
　
　　1893年1月12日，赫尔曼·“威廉·戈林出生于德国。他的母亲在巴伐利亚一所疗养所生下他六个星期以后，就把他托付给别人照管，她自己回到了海地任职的丈夫身边，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博士曾经是一名骑兵军官，任德国驻海地总领事。他第二次结婚时已四十五岁，在伦敦研究英国的殖民地管理。他的妻子弗兰齐丝卡是一位出身低微的巴伐利亚姑娘，婚后不久随丈夫去德属西南非洲。戈林博士在那里结识了策齐尔·罗德斯。他在那里还同一名曾为弗兰齐丝卡第一个孩子接生的犹太医生赫尔曼·爱彭斯坦结为知交。赫尔曼·威廉·戈林是弗兰齐丝卡的第四个孩子。这位总领事因结婚两次不得不抚养九个孩子。
　　1896年戈林博士即将退休以前，带着妻子返回德国，回到了他们的小儿子赫尔曼身旁。由于儿女成群，全家节衣缩食，在柏林市郊渡过了生活简朴的五年。赫尔曼是一个固执任性、难于管教的孩子。五岁时，父亲送给他一套海盗服装，他欣喜若狂。每当有军官来他家作客，老保姆总是把他们的佩剑和帽子偷偷拿到赫尔曼的房间里，让他玩耍片刻。这位未来的帝国元帅在那时候他已梦想当一名军官。
　　1922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一些有民族意识的人士总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不满。为了表示重振德国威望，甚至复辟君主政体的政治欲望，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建立起来了。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也在这时建立起来。当时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相当脆弱， 1922 年暗藏的暴乱者充塞着街头。
　　1922年秋，戈林初次聆听了希特勒的讲演。后来，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上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深刻印象：
　　“我打听到确切消息，知道我在星期一傍晚的集会上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说，因为那时他每星期一晚上总要举办集会。我赶到会场，希特勒正在谈论《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表示他断然拒绝《凡尔赛和约》的态度。
　　“希特勒谈到，像星期日那样的空洞抗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们必须把抗议当作一种通常的议事日程。有了能给予抗议有力支持的政权，抗议才会取得成果。在德国还未足够强大以前，抗议是没有意义的。
　　“希特勒的见解字字句句讲出我了肺腑之言。几天后，我直接来到纳粹党总部。那时，我根本不了解纳粹党的纲领，也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政党。我曾仔细观察过其它一些党派。国民会议选举时，我怀着完全脱离政治的见解选举了民主派。然而，当我看到我选举的是何许人时，我开始同政治若即若离。现在，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具有明确而坚定目标的人。我想先同他谈谈，问问我能否对他有所帮助。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凡赛尔和约》。我对他说，我的全部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为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进行斗争，在这点上他能够完全支配我这个人，支配我本人和我所有的一切。”
　　希特勒那种救世主的口吻和演说，使戈林对德国的未来重又充满信心。他并不计较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是一名下士，出身低贱，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而戈林自己却是一名外交官的儿子，在城堡长大，又是受过表彰的战斗机飞行员，还差一点同一位男爵夫人结了婚。戈林的未婚妻拥有一笔不算丰裕的收入，所以戈林还必需充任贸易代表以增加进项。同时，戈林从事政治活动占用他的时间越来越多。
　　希特勒显然需要吸收像戈林那样的人参加他的纳粹党，以提高纳粹党的水平。
　　当时戈林29 岁，他手下又开始有了一帮听命于他的人。但他们已不是德国空军军官和部队，而只是希特勒第一批主要从失业者招募来的冲锋队员（SA）。
　　希特勒谈到戈林时说；“我交给他的是一样粗野的乌合之众，但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建立起一支为数11，000 人的部队。”戈林自己这样讲：“至关重要的是，首先把冲锋队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训练成为一支服从命令并可以信赖的队伍，执行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发出的一切命令。”
　　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对德和约，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了德国的疆界。德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丧失了八分之一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的铁矿和百分之四十五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条约还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散总参谋部，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十万人，海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不准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等武器。德国还必须交付一千三百二十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
　　和约规定，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波兰。这是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的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在1923 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致力于实现“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的口号。2 月间，巴代利亚有四个右翼武装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 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五十三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全场热烈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而赫尔曼·戈林这样一个在纳粹阵营中最危险的人，在推行希特勒侵略政策中，更是拼尽全力，不择手段地去策划一些罪恶勾当。于是，欧州最恐怖组织的雏形不久就在他手里形成了。这个组织就是——盖世太保。 　
　
　
　
　
　
第三节谈虎色变的组织：盖世太保
　
　
　　1933 年4 月26 日，赫尔曼·戈林发布命令，建立一支由普鲁士内务部长，即由他本人指挥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盖世太保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的章程听从于它，它像一支军队那样不能容忍司法条例去挫伤它在斗争中的积极性。
　　在短短的几年里，纳粹党人控制了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当时，戈林对经济部长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二乘二等于五。”
　　尽管对那些处在盖世太保魔爪中受虐待的不幸者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当惶惶不安的谣言在整个德国流传的时候，有人就封住那些愤怒者的嘴，并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根据纳粹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拷问者和凶手；恰恰相反：谁对他们提出起诉，谁就被看作是叛徒并要受到惩罚。1938 年，随着纳粹军事行动的开始，这个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谁现在谈论，也就是说，谁现在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己的看法，谁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资料提供给敌人。这种论调容易被那些“忠诚的国民”所接受。不过，这些国民只希望什么都不知道。正象吉斯维乌斯所写的那样“数百万德国人甚至在同自己捉迷藏”。
　　这个政权的敌视者纷纷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吉斯维乌斯说得很对，极权主义和反对党在相互排斥。此外，德国反对党早在1934 年就遭到全面镇压。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在纳粹夺权后不久被破坏殆尽。这些组织本来是可以作为后盾为抵抗运动或地下运动服务的。适宜于重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逃跑。少数几个新的组织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政治作用，他们感到被人窥伺，甚至被他们中的一个人所出卖。反对党取得这样一个胜利使纳粹党人不能安睡。他们知道，平静和顺从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孕育着深仇大恨。流亡者，首先是共产党人把记载历史事实的反纳粹传革和小册子偷偷地运到德国，盖世太保追捕散发这些的人。谁要是被发现有这些东西，那他就是不死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一间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戈林确实对他手下的宠儿提出了这样的根据：“正像我所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一下子拘捕了数千名共产党的干部，从而在最初时刻排除了直接的危险，但是危险本身还远远没有被消除。主要的是去发现和不断地监视秘密的联络和联络网等。对此，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
　　由于秘密警察逐步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专业化”进展顺利。盖世太保甚至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施韦德尔不久这么写道“我们的政治警察”包罗万象，因为它是万能的，它坚定不移地用强制性措施进行打击，但同时要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纳粹法律学家休伯尔特教授指出：盖世太保“在公开行动中还未暴露身份就必须把那些倾向和意图消灭”。
　　1934 年4 月20 日是希特勒四十五岁寿辰。已成为第三帝国政治警察首脑的海因里希·希姆菜准备在这时大量裁减警察人员。通过对普鲁士警察局、尤其是对盖世太保的清洗，他清除了所有在他看来属于“戈林帮”的人。与此同时，他大力提拔和安插亲信：4 月22 日任命党卫队保安情报处处长海德里希兼任盖世太保首领；任命法学家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为盖世太保顾问；海因里希·缪勒则被任命为国内警察处处长，从1939 年起，又接替海德里希任盖世太保首领。
　　从此，盖世太保的基本任务是严厉制裁对纳粹信条提出异议的行为，消灭一切与纳粹主义为敌、对抗希特勒意志的人。
　　希特勒一开始就规定了盖世太保的特权范围：
　　“我禁止党的所有机构、各部门及其所属协会对属于盖世太保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进行调查和干预。所有政治警务性事件，除按党的渠道报告外，现在必须像往常那样立即报告盖世太保的主管部门。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以后一切党可能掌握的关于阴谋活动和叛国事件的情报都应该及时报告给国家秘密警察，党的任务绝对不是在这些事件上主动地去进行调查和研究，不管这些事件性质如何。”
　　作为纳粹党的一个机构，保安情报处主要负责搜集国内外的情报；盖世太保负责逮捕、搜查和审讯。海德里希是这两个机构的直接领导人，因而他实际上完全控制着舆论。通过党的各级行政机构，从区党部领袖到街道党小组长，海德里希以希特勒的名义掌握着几万名情报人员（虽不能说是“密探”）。在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重要战犯审讯时，美国总律师托马斯·吉·多德说得很明白：“他们掌握每个纳粹支部或小组的内部秘密。诸如某人调整收音机的频率；不满情绪的表露；神父和忏悔者之间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连神圣的婚姻秘密，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侦察对象。他们的业务就是侦察刺探。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过盖世太保的耳目。”
　　1935 年许多迹象表明，新政权对多数邻国怀有进攻的意图。只有军事上的成功和地盘的扩大才能巩固政权，才能提高民族地位，达到物质上的均衡，进而使德国人民承认纳粹党的专政。
　　1 月13 日，萨尔区的居民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回到祖国怀抱（投赞成票的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点三六）.这样通过凡尔赛条约而取得中立的萨尔区于1g35 年3 月1 日重新划入德国。
　　在全民投票表决前的竞选活动期间，保安处和纳粹党的特务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了一些反对把萨尔区重新划入德国的分子，因而施展恐怖绝技、散布谣言说，那些投票反对回归的人将作为叛国犯受到惩处。
　　盖世太保立即于3 月10 日在萨尔区兴师动众。自夺权以来，流亡者通过萨尔区把他们的文章偷运到德国秘密流传达十四个月，以唤醒集中营里反纳粹者的希望。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些最大胆的事情同样来自自萨尔区，它们的目的是散发反纳粹的标语，重建民主共和的秘密组织。盖世太保追捕国内敌人在萨尔区的帮手，逮捕反对派领袖，并且通过有关宣传煽动居民用私刑处死“叛国间谍”。
　　1935 年3 月，各种事件接踵而来。希特勒在1933 年10 月关上和谈大门，退出国际联盟，至此就清楚地暴露了他的野心。秘密推行的、以建设一支空军为借口的扩充军备工作从这时起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进行，3 月10 日在戈林总司令领导下宣布成立空军。这说明希特勒理解到空军在一场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空军实力从1932 年的三十六架飞机提高到1936 年的五千架和1939年的九千多架飞机），但是这也流露出，希特勒对那些将军们并不信任，所以他要把重建新装备的紧急任务交给其中一个最老的纳粹党人。
　　1935 年，国家预算计划中规定，纳粹党用于国外任务的费用为二亿六千二百万马克。其中二千九百万马克花在希姆莱的外国特务身上，相反，军队的开支却少得可怜。勃洛姆堡对此有些牢骚，但是希特勒回答说，盖世太保的特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军队的最好助手，并答应他在陆军参谋总部和希姆莱参谋部之间建立一个联络点，勃洛姆堡只好对这微不足道的安慰表示满意。
　　到了1935 年3 月16 日，希持勒的任何一项命令就好比贴在伤口上的膏药。一项命令下达以后，义务兵役制重新实施，紧接着在5 月21 日发布兵役法，同时把常备军的兵力配备到十二个军团包括三十六个师，人数达五十万。报纸庆贺这个事件是1919 年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从而洗刷了贡比涅的停战耻辱。这是清除凡尔赛条约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法国和它的盟国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但是人们还是照常举行规模巨大的庆祝会。
　　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现在已开始占据未来牺牲者的地盘，他们希望新的国防军能占领全欧洲，他们特别想占领法国。
　　当希特勒保证只追求和平的目的时，他们却想方设法为在巴黎建立各个局创造重要前提，同时也在这儿研究必须克服的困难。保密原则是盖世太保的主要原则之一，它已经渗透到德国官方的许多组织，而且在当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情报处甚至连最低等的警察局都知道，保密对他们的工作说来是多么重要。但是各局从来没有广泛遵守这个原则，有时保密措施达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些过份的措施留下了海德里希的痕迹，这种痕迹具有他内心的性格特点，在他性格内见不得阳光，装模作样，具有他爱好秘密的那种病态性的味道。
　　在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每个办公室里都张贴着这样的指示：“只许你知道本职工作份内的事。对你知道的事情必须守口如瓶。”
　　这些事务可分为“秘密”、“严守秘密”、“绝密事务”和“秘密的国家大事”，第四种最高保密级别只适用于呈递给国家最高当局或者指名道姓的人士。
　　1939 年5 月23 日，希特勒向所有军事和民事当局发布下列第一号令：
　　“一、任何人不应知道与己无关的秘密事情。
　　二、任何人不应知道超出完成任务所必须知道的事情。
　　三、任何人不应提前知道他所要接受的任务。
　　四、任何人，即使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可避免的话，也不得把应保密的任务过多地或过早地传达给下级。”
　　扩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组织、挑选合适的人员、确定原则和方法以及物质装备等项工作进行了两年多，这些工作使希姆莱的局和居民习惯于即将到来的适宜的“气候”：把德国所有警察合并在希姆菜的权力范围内。
　　这种合并分两个阶段进行。
　　1936 年2 月10 日，戈林以普鲁士总理的身份发布“盖世太保法令”。此令责成盖世太保在全国范围内去发现所有敌视国家的人，并规定盖世太保不受行政审判权的约束。最有启发性的是这个文件的第一章内容：
　　“秘密警察的任务如下：在全国范围内探听和反对一切危害国家的人，收集和利用调查得来的成果，向中央政府汇报，使其局不断了解重要的证据，并得到鼓励。”
　　这一章论述了盖世太保的真正的任务。盖世太保的任务与其说涉及到正规警察的领域，倒不如说涉及到道德和思想领域。盖世太保特务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大法官的作用，但是他们的任务是研究所有的“尝试”；同时他们又是纳粹当局的“忏悔神父”，因为当局给这些“神父”以种种“鼓励”。
　　根据同一天发表的，由弗立克和戈林签署的执行规定，盖世太保在全国各地获得了制订合法措施的权力。其中有一条规定：集中营必须由盖世太保“管理”。这一条是海德里希设法控制集中营的巧妙伎俩的结果，他这样做可以从中渔利。希姆莱对此毫不反对，这符合他通常的策略，他不直接给这位部下制造麻烦，因为他顾全到这位部下的虚荣心。他避免使用规章条文，而是委托党卫队特别队去管理集中营。
　　1934 年6 月17 日的那项命令证明了希姆菜的胜利，他被任命为全德国警察的首脑。从此以后，不论穿制服的，还是穿便服的警察都得服从“德国内政部的党卫队首脑和德国警察首脑”的命令。
　　自从希姆莱于1934 年春获得对各邦政治警察的控制权以来，警察的实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他们的首脑手里，但是这种集权只能由他手下的人去实现，不是任何一项命令部能实现的。不过6 月17 日的命令倒使全国的盖世太保有了法律基础。这条法令剥夺警察对各邦的管辖权，他们直接隶属于帝国。可是警察的薪俸继续由各邦支付，直到1937 年3 月19 日他们的工资和费用才从帝国的预算中开支。
　　从6 月17 日，盖世太保在形式上隶属内政部，随之而来的是帚姆莱成为真正的、独立的警务部长。如果在内阁会议上讨沦警务问题，必须有他去参加。这是希姆莱渴望七年以后所达列的，在攀登内政部高峰道路上的第一步。
　　全国警察的主人希姆莱重新整顿他的局，并把它们分成两类：穿制服的治安警察（Orpo）和保安警察（Sipo），他们包括所有穿便装的警察人员。希姆莱在走向灭亡期间曾经对一些人进行过考验，因而把这种高度统一化、集中化，军事化和纳粹化的警察任务托付给他们。
　　他根据党卫队和警察之间的合一君主制发布第一号令，确认纳粹制度下那些忠实仆人的作用并扩大他们的职权。治安警察由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上将库特·达吕格领导，属于治安警察的还有：巡警、行政警察、水上警察、海岸警察、消防队、防空队及其技术辅助人员。
　　保安警察由海德里希领导，它包括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
　　1937 年在慕尼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保安警察必须抵制国家敌人的各种企图，并把以下这些人看作国家的敌人：
　　1.因肉体或道德的堕落站在国民的对立面的人，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去损害那些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刑事警察对这些罪人采取行动。2.受纳粹德国人民的政敌的委托去破坏德国统一和毁灭国家政权的人。这些侵略者将由盖世太保处置。从那时起，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成为希姆莱的“光荣”，它们对“繁荣”纳粹政体共同起着作用。海德里希把盖世太保的领导权交给他的助手海因里希·缪勒，实际上他从1935 年以来就担任盖世太保的领导。此外，他把刑事警察的领导权交给那个老行家阿图尔·奈比，使他又回到了他原来干的那个行当。
　　将军们似乎对纳粹党在国家内部的新挺进并无反应。他们可能没有觉察到希姆莱权力范围内新部署的意义，但是他们很快会有机会相信这些措施是多么厉害。
　　1933 年1 月30 日晚上，寒气更加逼人。然而，柏林市市中心的大街上仍人声鼎沸，热闹非常。威廉街和威廉广场上聚满了人群。身着褐色制服的纳粹分子手执火把，兴冲冲地涌向街头，举行游行，庆贺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他们高举着巨幅红旗和印着字的纳粹党党旗，由军乐队开路，一队一队地从帝国总理府前通过。希特勒僵硬地站在总理府大楼的阳台上，伸着右手，额上垂着一络头发，嘴角上没有一丝笑容，茫然地凝视着远方。
　　第三帝国诞生了。
　　希特勒刚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从这天起落入以他为领袖的纳粹分子之手的德国其前途将会怎样呢？
　　戈林这时正以胜利者的激昂语调在帝国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狂热地吼叫着：“1933 年1 月30 日将作为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而载入德意志史册。这一天标志着我们民族已恢复了她昔日的荣誉，标志着一个抛弃了过去十四年的分裂、痛苦而耻辱的新民族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杰出元帅和他身旁的年轻的德意志元首将领导人民和帝国走向一个新的、美好的时代。让德国人民满怀信心，像眼前仁立在窗前的几十万柏林居民那样愉快地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吧..愿未来给我们带来我们曾长期为之奋斗而未获得的东西：我们同胞的面包和工作，民族的自由和荣誉。”
　　在这节日的夜晚，谁会想到一个恐怖的政权正在建立呢？然而，在德国电台演讲的“胖子”戈林在几个小时前已掌握了一“遭人蔑视的武器”。
　　2 月17 日，他宣称：“对恐怖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袭击不可掉以轻心。警察在需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开枪。我本人将保护动用武器的警察，不管他们行动的后果如何。”
　　几天以后，他在多特蒙德说得更加明确：“今天，掌握普鲁士的统治权力并承担领导普鲁士责任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凡是为国家尽职的人，凡是在执行我的命令时对挑衅者毫不留情地动用武器的人，都肯定会得到我的保护..现在，由警察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我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凶杀，那我就是杀人凶手..我知道有两种人：拥护我们的人和反对我们的人。所以我要实行两种法律。”
　　与此同时，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国会。3 月15 日举行了新的选举。戈林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警察为纳粹竞选效劳。他在2 月17 日的声明中这样说：
　　“我是凭借所有警察权力并显示出巨大政治革新力量同全国各党派和团体建立并保持密切联系的。此外，一切以有益于国家为宗旨的宣传行动都应得到完全的支持。相反，对于那些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则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打击或镇压。”
　　于是，德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形式的集会被禁止了；共产党的报纸被取缔了；社会党的报纸不久也被勒令停刊。
　　下达给警察的命令随即引起了骚乱和屠杀。在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天主教中央党举行的集会上，反纳粹的演说者遭到毒打。2 月份，51 名反纳粹分子被杀害。
　　2 月2 日，戈林又进一步强化警察组织，使其为纳粹服务。他命令组建一支由25，000 名冲锋队员和10，000 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后又吸收了15，000 名钢盔队队员。从此在柏林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政权，拷打、暗杀、肆意捕人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2月24日，戈林下令按查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警察在大楼地下室发现大量反纳粹宣传材料。于是，一场更为疯狂的镇压和逮捕开始了。冲锋队在奥里亚南堡设立了“秘密”集中营，而戈林的柏林警察局则在帕佩街哥伦比亚大夏建立了一座不受司法部长古特纳博士制约的“私人”监狱。
　　1933 年，纳粹党人为取得政权首先必须挫败共产党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准备向社会“证明”共产党人在策划一次政变。他们下令禁止了共产党人的竞选集会，还以每个共产党人都是新德意志国家的叛徒为理由，动用警察在街头殴打共产党人。
　　戈林在他的竟选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谈到这一点， 1933 年2 月17 日，戈林这样说道。
　　谁格守工作职责，谁服从我的命令，谁能最坚决地反订国家的敌人，谁能在受到攻击时毫不顾忌地使用武器，谁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和支持。与此相反，谁在争论中畏缩不前，或对使用他的权力优柔寡断，或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那么我就会立即把这种人庸除出去..现在，从警察手枪枪膛射出的每颗子弹都等于是我射出去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主谋，因为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我敢为此承担责任，我是无所畏惧的。”
　　共产党人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都不得不看到，在他们的竞选会场上，如果发生褐衫打手队寻衅捣乱，警察不再保护他们了，而这种街头殴斗和会场捣乱往往导致流血事件，意志脆弱者往往就会屈服于这种暴力。2月22日，戈林建立了一支由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队伍，他声称在危急时刻需要对正规警察给予支持。辅助警察在制服上佩戴便于识别的白色袖章，他们乘坐的车辆畅通无阻，谁也不敢阻挡。戈林还注重提高现有政治警察的地位，把他们置于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鲁道夫·迪尔斯的管辖之下。2月24日，戈林授意搜查柏林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当时，绝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逃走，戈林派去的人查封了材料，这些材料将来可以成为纳粹党人企图强加于共产党人的罪证之一。
　　纳粹党诬陷共产党人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33 年2 月27 日晚9 点5分，一名大学生经过国会大厦。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半裸露身体的男子手执点燃着的火把站在大厦二楼的一扇窗户后面。其他过路人也看到了这一情景，并且立即报告警察局。从大厦的一楼可以能看到灯光透过房间在移动。消防队在9点14分得到报警，9点21分赶到现场，但警察已在9点17分冲进国会大厦。当时，会议大厅已是一片火海，火势向四周迅速蔓延。到9点27分的时候，大厅里面发出一阵阵爆炸声，高高的火柱已把会议大厅的玻璃屋顶爆裂，直冲夜空。9点35分，戈林从普鲁士内政部办公室赶到现场。
　　这时，新闻界人士已汇集到现场。戈林像其他人一样被炽热的烈火逼得直往后退。他事后却声称曾听到有人喊“放火！”他说他当时设想到会有人纵火，以为这场火灾只是由于疏忽引起的，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背后有共产党人在捣鬼。十分巧合的是，在现场还确实为戈林的这种说法找到了证据。人们从着火的大楼里拖出了一个光着上身的青年人，在他裤子口袋里找到一张共产党员的党证。他是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个智力相当迟钝的年轻人。官方报道说他是被当场抓获的纵火者，然而没有任何人，至少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认真想过，如果没有帮手，这么高大的国会大厦怎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被烧毁。当巴本出现在现场时，他听到戈林声嘶力竭地叫喊：“这是共产党人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正在戈培尔家吃晚饭的希特勒也赶到了现场，他对这一事件评价说：“这真是天赐之福！”
　　在德国举行的、直到战争结束前最后一轮所谓的“自由”选举——尽管它几乎不配有这种称呼——的前几天发生的这次国会大厦纵火，对希特勒来说确实是一次天赐之福。选举那天，褐衫队队员排成纵队昂首阔步，行进在石砌的路面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纳粹党人使用了一切能够使用的高压手段，以保证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纳粹党及共同执政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人的选票突破2000 万大关，两党分别在国会中占有288 席位和52 席位，比法定多数超出18 个席位。
　　在权力竞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因素了。国会纵火事件以后，戈林下令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设立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这种集中营据说是按照英国人在南非布尔战争（1899 年—1902 年）中设立的战俘拘留营的模式建造的。戈林在情绪激动时常常忘乎所以。这位普鲁士内政部长发表的一些见解令人惊恐不已。他说：“我的措施从法律角度考察当然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我根本不想实施法律，我要扼杀和毁灭它。” 　
　
　
　
　
　
第四节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所有特工组织的最高领导是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
　　这个长相很像银行小职员的人，竟飞黄腾达成为希特勒最亲密、最器重的合作者，并且作了党卫军的首领，掌握大权，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重要人物。
　　他飞黄腾达掌握大权的过程的确令人惊讶。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领袖人物中没有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名字。在名次稍后的行列里可以找到他，可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有点浪漫的怪人。身为一个志愿队成员的希姆莱，与1923 年4 月9 日希特勒那次未遂的慕尼黑政变有牵连，在这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曾是纳粹党的组织部长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一名默默无闻的秘书。他在1926 年被任命为党卫军司令这桩事并不关紧要，因为当时的党卫军，不过像警卫队那样，只是在公共集会等场所负责保卫纳粹党内领袖的得力可靠的队伍罢了。1934 年6 月30 日以前，党卫军一直隶属于冲锋队参谋长。在20 世纪20 年代中，谁也想不到后来党卫军竟然如此强大。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 年10 月7 日出生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 号的3 楼里。他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当时35 岁，在慕尼黑一所中学执教，先前曾担任过巴伐利亚州海因里希亲王的家庭教师。格布哈德·希姆莱非常勤勉，颇有些学究气。他极珍视巴伐利亚州皇家给予他的社会荣誉。因此，他请求海因里希亲王屈尊担任这位未来的党卫军首领、他的二儿子的教父（大儿子格哈德生于1893 年，小儿子恩斯特生于1905 年），亲王接受了这一请求。
　　那么他是怎样飞黄腾达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切实的答案。正是海德里希把他提升列了最上层，使得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海德里希打的这个主意，就是把这个具有平庸之才、碌碌无为的人捧上去，最后时机一到，可以让他垮台，自己取而代之。希姆莱那样的庸才，长期没有为公众所发现，海德里希因为死得过早，没有能按照他所决定的计划走上最后一步。而到海德里希死时，希姆莱已经达到很高地位，从那里再继续提升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与个人能力无关。要干掉他需要一个有海德里希那样有地位和有才干的人，另外有几个人看穿了他，但他们无能为力，又不敢干这种事。
　　即使如此，把希姆莱看成仅次于希特勒的全国最有实权的人，仍然是不错的。他所攀登的重要位置即德国警察部队和情报组织的最高领导，后来又是内政部长和后备军的总司令，使他有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并且给了他参与决定德国政策的机会，但是这一切都停留在可能性的领域，在有关重大事件中，希姆莱很少真正运用职权。相反，他在从上至下使用他的权力方面，则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纳粹党的较低阶层和一般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希姆莱威风凛凛地扮演主宰命运和掌握生杀大权的主子角色。但是，至于反对希特勒和使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即使他头脑中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他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除了希姆莱的赫赫职权，更为重要的却是他的地位，那就是他与希特勒的“有力地位”。希特勒是否曾经看透这位党卫军司令呢？希特勒是否认为他真正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微不足道的人呢？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希特勒还没有了解希姆莱是什么样的劣等材料构成的，因为希特勒识人的本领是平庸的。
　　后来他才意会到希姆莱不过是海德里希手中的一个傀儡，并且逐渐把海德里希直接拉到自己的身旁。海德里希在希特勒眼中完全胜过希姆莱，并且接任希姆莱的地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这两个人之间无声无息的斗争由于海德里希的早亡而告终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在正常时如不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也要送进休养所去，现在竟然成了德国“元首”的左右手。尽管实情如此，任何人得知德意志帝国的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高人物希姆莱无可置疑地是个精神失常的人，毕竟是令人难受的。
　　但是在国家事务和他的日常行政范围中他的头脑却能完全合乎逻辑地进行工作。神经系统看不出什么病态的扰乱。他对自己的公务和政治活动无疑应该负完全的责任。
　　党卫军一向极力宣扬自己的高尚品格和正派作风，那么作为党卫军司令的希姆莱，大家就有理由希望他比任何别人更能充当一个表率。而他远非如此，从他在1944 年7 月20 日的事件中所扮演的那种声名狼藉的角色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希姆莱曾经由他所信任的僚属及其私人的参谋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介绍给柏林的律师兰格本博士。兰格本博士是普鲁士前财政部长伯比茨博士的密友，并且和他一样也是阴谋分子。决不能假定兰格本博士曾把自己所知的阴谋的全部细节告诉了这位司令。不管希姆莱还是沃尔夫都不可能不了解兰格本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和他接触、正在准备随时采取行动的反对组织讲话。兰格本和舒伦堡一样，都认为希姆莱是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把德国国家之舟引上一条新航线，并且把它驶到与西方国家媾和的避风港。兰格本同希姆莱及沃尔夫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用词慎重，可是意图十分明确。兰格本在谈话后离去时，他一定有这样一个印象：希姆莱同意他的意见，并且准备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不然的话，作为警察的头子，他当然应把兰格本当场逮捕了。希姆莱不但没有逮捕兰格本，反而和他连续磋商了几个月，并且还为他在1943 年和西方国家建立联系而到一个中立国去提供方便。在同年夏天，兰格本又和希姆莱及沃尔夫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庄园内秘密会晤了一次。几个星期以后，兰格本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来在1944年10 月被处死。当时希姆莱没有帮助过他。对于伯比茨博士，希姆莱除了把他从监狱里提出来进行一次非常机密的面谈以外，也没有力他做过任何事情。
　　希姆莱极愿和兰格本商谈，也许认为是可借以追踪整个阴谋的一种警察的妙计，但是即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卑鄙的手法。况且这也不是希姆莱两面三刀手段的唯一例证。人们常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别的方面向来那样干练的盖世太保，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7 月阴谋呢？其实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盖世太保早已深悉这个阴谋的底细。并且，虽然他们对于参加者及其意图没有得到确切的线索，他们还是完全知道它的领袖们是哪些人。到1944 年6月底，他们已经搜到那么多的证据，所以根据一切正常的警察和刑事程序的规定，盖世太保应该立刻逮捕贝克将军和戈台勒博士。但是因为盖世太保的首领卡尔顿布吕纳和缪勒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两个这样显要的人物发出逮捕证，就只好向希姆莱本人提出申请。尽管向他紧急提醒过不止两次，希姆莱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8 月上旬，当盖世太保已经处于7 月20 日事件所引起的骚乱当中时，那份申请书才被驳回，而上面批示的是：“申请逮捕证不准”——上面标的日期却是7 月17 日！
　　虽然盖世太保十分了解阴谋的底细以及阴谋分子准备采取的大致路线，然而他们在出事那天，却毫无准备。举例说，盖世太保总部里的武器仅仅有十一二支连发手枪。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一接到头一批报告，卡尔顿布吕纳就立刻飞往希特勒的总部，告诉缪勒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命令他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四点半时，一个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请求缪勒准许他离开柏林，因为他希望去拿一下丢在别处的换洗衣服。一向对于自己的下属毫不体贴的缪勒这次却立即同意。而请假者不是别人，正是负责管理阴谋分子个人档案的官员，对这样一个专门掌管情报将在以后几小时内有极重大作用的人，缪勒给了假，看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况且缪勒也是到7 月20 日很晚的时候才要求一队党卫军武装部队来加强盖世太保总部的警卫工作。
　　希姆莱和缪勒对于这件事的阴谋到底知道多少，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作权威性的回答，现在还为时尚早。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相当肯定的，就是希姆莱莱曾得到兰格本的许诺，说在推翻希特勒以后他将成为国家元首，希姆莱决定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缪勒则是归跟他的上司的领导。一直到好几个小时以后，刺死希特勒的计划显然已告失败，整个阴谋破产了。希姆莱和缪勒才决定动用他们组织的全部力量投入反对阴谋分子的斗争。
　　如果有什么比这更虚伪、更可鄙的行为，那就是希姆莱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行为。如前所述，舒伦堡曾竭力规劝希姆莱，说他有责任和西方盟国媾和，为此他必须首先夺取德国内部的全部大权。根据舒伦堡的意见，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他从汉堡找到一个占星术士，命令他拿出一张星象图，给希姆莱打气，使他相信命中要成为元首和德国人民的大救星。不仅如此，舒伦堡还把希姆莱的个人按摩师菲力克斯·克斯坦拉到自己一边来。克斯坦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是靠一个芬兰的医药学位的招牌进行工作的。他在句句言谈中都极其巧妙地把幻想和事实结合在一起。使他肯定是第一流的按摩师。希姆莱患过非常厉害的神经病，克斯坦为他解除了痛苦，结果是克斯坦对希姆莱的影响，胜过党卫军和警察首领影响的总和。希姆莱对他绝对信任，真是言听计从。
　　舒伦堡、沃尔夫和克斯坦同心协作不遗余力，逐渐使希姆莱相信自己真是命中注定要当希特勒的继承人，并且应该立即采取步骤取而代之。但是他在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停步不前。有几次，他坚定地声称他已经准备好采取决定性行动抢班夺权；然而他对希特勒的年深日久的盲目信仰忽然又占了上风，就又犹豫不决、畏畏缩缩，最终激烈地摈弃舒伦堡的一切建议和恳求。有一次他说为了德国人民的缘故他要行动起来，可是紧接着又声称他决不能下手谋害他的老领导。舒伦堡反驳说，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把希特勒处死，而只是让他交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希姆莱仍然满心狐疑，坚持不肯。
　　在1945 年4 月间，希姆莱的动摇更变本加厉了。舒伦堡认为星相术士和按摩师还不够用，又争取几位医学专家来帮助他唆使希姆莱采取行动。舒伦堡说服了他的好朋友、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德·克里尼斯教授告诉希姆菜说，希特勒正患帕金森氏病（即震颤麻痹症）。舒伦堡还设法使希特勒的一位前私人医师勃兰德教授同意这个诊断。与此同时，接替勃兰德工作的施腾普菲格大夫声明他也怀疑希特勒有精神病。施腾普菲格要求德·克里尼斯准备一些给希特勒服用的药，德·克里尼斯同意，并在自己的诊疗所里按照处方配好药。但是这些药从来没有下令服用。
　　希特勒和希姆莱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45 年4 月20 日，那天希姆莱去拜访希特勒，祝贺他的生日。同时，希姆莱同他学生时代的老朋友施腾普菲格有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别人在场，他们俩谈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舒伦堡宣称希姆莱试图说服其老朋友使用一种注射药来干掉希特勒，这个假设与后来的事件并不矛盾。4 月23 日那天，希姆莱又到柏林检阅他自己卫队的炮兵连。大家期待他到总理府去，但是他没有去，这件事情本身就极其意味深长。当时交通通信已经十分混乱，因此访问柏林确实是良机不可失，可以和希特勒会晤。的确，这已成为唯一令人满意的联系途径，并且这两个人之间的裂痕还没有发生。希姆莱对伯纳多特伯爵说的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句话：认为希特勒至多还可活两三天时间。这话是在4 月24 日的夜间讲的。希姆菜根据什么说出这话的呢？希特勒的健康状态不能成为他这样说的理由，当时军事局势还没有那样危急，以致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预料末日的来临。
　　舒伦堡认为希姆莱与施腾普菲格之间的谈话同希姆莱对伯纳多特的论断有某种联系，并且认为希姆莱得到了施腾普菲格的许诺在前面所说的那段时间内对希特勒进行那致命的注射。希姆莱会见了伯纳多特以后，立刻打了一次电话给柏林的施腾普菲格，谈话很久。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根据环境情况的推断，并不是证据，但是它确实使认为希姆莱正在考虑用毒药来干掉希特勒的说法可信。为什么这种设想没有实现，现在永远不会弄清了，因为希特勒是自杀的，这已无可争议，而这场凄惨可卑的戏剧中的全体演员——希姆莱德·克里尼斯、施腾普菲格——后来也全自杀了。 　
　
　
　
　
　
第二章邪恶天使
　
　
　　●海德里希的上帝：权力
　　●冲锋队头子说：我不是善良的人
　　●海德里希的杀人演出
　　●制定杀人名单成了角逐死人的游戏
　　●希特勒大叫：我要杀一儆百
　　●“就地磨快你的长刀” 　
　
　
　
　
　
第一节希特勒的“皇太子”——海德里希
　
　
　　1931 年6 月14 日，希姆莱在他离慕尼黑不远的瓦尔特鲁德林农场接见了由他在党卫军的朋友、合作者冯·埃贝施泰因男爵向他引荐的青年海德里希。海德里希当时刚27 岁，细高个儿，蓝眼睛，目光锐利，在那冷酷的厚嘴唇的大嘴上面长着一个又长又高的鹰钩鼻子。
　　希姆莱患有轻度的胃痉挛。此次见面以前，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迟了埃贝施泰因的这位朋友到瓦尔特鲁德林农场来的日期。事实上，这是因为他有某种自卑感，不愿与这位职业军官见面。他以为海德里希是海军情报部门的军官，其实海德里希只是通讯处里的人员。但是，希姆莱最后还是接受了男爵的坚决要求，同意会见海德里希。来客的身材使他感到难堪。希姆莱说话结结巴巴，决定测试一下这个青年。他对海德里希说：“我想在党卫军内建立一个保安情报处，需要一位专家。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胜任这一领导工作，请你在这张纸上写出你的打算。限你20 分钟交卷。”
　　海德里希一怔。他虽然曾接触过这类问题，但在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尽管如此，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却远远超过希姆莱。海德里希在20 分钟内勾划出了一幅归党卫军领导的国社党情报处蓝图。希姆莱大为震惊，海德里希正是他所需要的人。尤其在体格方面，他正是希姆莱所珍视的北欧人种的理想模特儿，而他自己在此方面则相形见绌了。”
　　帝国党卫军头子当下作出决定，责成海德里希负责建立这一新机构。可怕的党卫军安全和情报处就这样诞生了。海德里希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到1941 年，在许多人看来他似乎成了希特勒的“皇太子”。
　　这第一次会面表面看来似乎无关宏旨，然而事实上却导致了以后欧洲历史上长达十一年的可怕时期。仅一小时的功夫，希姆莱便被眼前的这个邪恶的天使吸引住了。党卫军的这两个恶魔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合作，于起专事破坏杀戮的罪恶勾当。
　　海德里希指挥盖世太保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然而他自己却有犹太人血统。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1904 年3 月7 日生于萨勒河畔哈雷市古特琴大街12 号。他的父亲布鲁诺是哈雷市音乐学院的院长和剧作家，母亲伊丽莎白·玛丽亚·安娜·爱玛丽·克朗茨是德累斯德一个教授的女儿。同阿道夫·希特勒一样，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种族出身令人困惑，似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克朗茨之家的母亲伊丽莎白·海因里希是一个犹太人，原名叫莎拉赫..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学业优良。他具有超群的智力，小提琴拉得极好，似乎是一个音乐奇才。他在体育方面也很有天赋：网球、游泳、舢舨驶帆都很出色。从11 岁开始，他又显露出击剑才能，几年以后便成为德国最可怕的击剑手之一。
　　海德里希从小受到他的双亲及老师们强烈的民族主义熏陶。1918 年战争失败后，继之而起的内战使他的家乡遭到蹂躏，这使他深为痛心。从16 岁起，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便参加了梅克尔将军的突击队并成为一名“传令兵”。后来他又加入哈雷突击队。然而，他的文娱和体育活动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17 岁那年，他通过中学毕业考试。鉴于当时德国的习惯，1922 年春天，他离开哈雷去基尔，考入海军军官学校。
　　1924 年，海德里希已是20 岁了。他被正式授予海军少尉军衔。他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英文，法文和俄文这三门新课程的考试。和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海德里希也嗜好女色。由于具有几乎是完美的北欧人种的相貌，所以他在这方面可说是艳福不浅。1928 年7 月，24 岁的海德里希晋升为海军上尉，作为通讯军官登上舰艇。1930 年，他成为基尔海军司令部的参谋，情报处的通讯官，而不是有些人常在文章中提到的所谓情报官员（希姆莱就是这样认为的）。
　　1931 年4 月，海德里希突然被解除了在海军里的职务并被逐出海军部队，原因是他在一件桃色事件中“行为卑劣”。原来，基尔法本工业公司造船厂厂长（此人与后来的海军元帅雷德尔交往甚厚）的女儿声称因与海德里希私通而怀孕，但海德里希拒不承认。当时，他已和漂亮的金发女郎19 岁的莉娜·玛蒂尔德·冯·奥斯滕准备结婚。海德里希遂受到荣誉法庭的传讯，后来被解职。
　　1931 年7 月，海德里希正式加入党卫军。他明白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为自己平步青云的阶梯。此后不久，他指挥一个实力不太强的基尔中队。现在希姆莱对他注意起来了，他看出海德里希的非凡才能，因而于1931 年8 月1日任命他为冲锋队队长，同年秋天提升为突击队大队长（少校）并把他接到慕尼黑的参谋部。
　　1932 年7 月，希姆莱决定重新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并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他认为是内行的海德里希。同时任命他为突击团队长（上校）。自从党卫队建立以来，每个单位都有二人或三人从事于“保安”工作，即情报工作。
　　1933 年1 月以来，他一直着手弥补原保安处的一些缺陷。希姆莱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随即提拔他为巴伐利亚邦的警察局副局长，并于1934 年把他放在盖世太保的最高职位上。虽然海德里希不是“老战士”，但是他很早就在党内，那时他坐镇在柏林，既领导盖世太保，又领导保安处。
　　海德里希有他自己处事的准则，他不但没有任何基督教徒的道德准则，连最基本的道德感都没有。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国家，而是权力——个人的权力。他是一个来自罗马的凯撒时代的人物典型，在那个时代对权力的目标从来没有人表示疑问，而权力被看成本身就是目标。海里德希对于意识形态毫不关心，对其是否真实或有无价值连想都不去想，只是单纯地看成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左右群众。在他心目中，这一切都次于掌握和拥有权力。真与善对于他来说是没有内在意义的。只是用来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的工具，只要能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善良的。政治对于他来说也只是夺取和保持权力的手段。辩论一件特定行动本身对或不对，在他看来是太愚蠢了，于是他从来不过问这种问题的实质。
　　因此，海德里希的一生是层出不穷的谋杀：谋杀那些他所不喜欢的人；和他争夺权力的人；他的对手以及被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他的一生也是不绝如缕的阴谋诡计，它们正如谋杀一样险恶，而且用心叵测，更为狠毒。人的生命之光在海德里希眼中毫无价值，要是谁干扰了他的争权夺利，他就无情地使他灭亡。他的邪恶不只是机会主义者邪恶的欺骗，而是一种恶魔式虚无主义。他的罪行不是抑制不住的冲动的结果，而是由一种极高的智力所决定。这种智力完全不受良心启示的影响。希特勒把海德里希称为“铁石心肠的人”不是没有缘故的。有一句老话说：“好事糟了就变成坏事”。一个寻常的人总不能那样为非作歹无所忌惮，只有一个才智超群的人才能犯下这样滔天的罪孽。他的罪行不是为了某种伟大的事业，而是纯粹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所犯下的。他毫不关心德意志帝国是否强大，他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力。他没有为德国人民效劳的愿望，他只有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
　　1934 年4 月，稳坐“党卫队中央保安局首脑”宝座的这个男人是个性怪僻、使人着迷的人。他的个性、作用的重要性、活动范围之大以及他的无数罪行和由这些罪行而引起的恐怖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这个人所担负的可怕职务要求他神经紧张，因而容易失去自制力，他甚至经常会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并威胁他的下级。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发生。在他窄小的个人小天地里，他非常嫉妒他的妻子，一位冷若冰霜的美人儿，她怂恿丈夫“向上爬”，以此得到她不可缺少的奢侈生活。他对她不放心。为了证实她的忠诚，他派人监视着她。他同样嫉妒他的反对者和朋友们的成就。他追求的是影响、权势、荣誉、金钱，他一定要得到第一把交椅，他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来获得它。
　　他的口号就是“一切听从长官”。为了进行控制，他在主要共事者当中挑动这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他利用他们，但是当他竭尽全力从他们身上捞到好处之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甚至同他一起工作的，在他看来非常能干或虽然贪图功名，但是不会成为他的竞争者的那些人也难幸免。为了使他们互不受害，他用纳粹方式建议了一种相互监督制。
　　海德里希这个无视道德的玩世者，既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同志精神。他时常放声大笑，嘲弄这种温情。他毫不相信对整体的自觉忠诚，只有一个关系他认为可靠的，那就是了解别人的秘密。所以他发现并把身边僚属们的一切隐私和第三帝国领导人物的一切隐私，看成是无比重要的事。他认为知道这种事会使他对自己同类人物获得真正的管辖权，并且将间接地通往权力之路，控制政治事件之路畅通无阻。他无所顾忌地承认他是从苏联那里抄来的这种制度。
　　纳粹德国的许多领袖人物都知道海德里希在搜集一套能证明别人有罪的材料；因此人们对他又恨又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东西，而人人都多少有些需要隐瞒的东西。他轻易就能使那些在纳粹执政以后飞黄腾达的投机分子陷于恐怖状态。犯一个小错误，接受礼物、从前一件小小的不检点，这些都足以使一个人受良心的谴责，惴惴不安，唯恐失去纳粹党的恩宠。由海德里希一手操纵的那些秘密档案，是整个第三帝国中最令人畏惧的文献资料。
　　秘密档案无所不及，赫尔曼·戈林的阳萎，罗伯特·莱依的非雅利安人出身，库尔特·达鲁格的精神恍惚，马丁·博尔曼曾被判过刑，维瑟夫·戈培尔和捷克电影女演员丽达·巴罗娃的桃色事件，而巴罗娃“种族不纯和性生活腐化”，所有这些情报都记录在编辑细致的笔记本、书信、照片和录音带上。其中包括希姆莱的书信和窃听来的谈话录音，证明希姆莱保护了犹太商人戴维·海曼，海曼娶了希姆莱叔叔的私生女为妻（此系事实）。这些材料在海德里希同希姆莱的关系中占着特殊重要地位。
　　就连希特勒本人也摆脱不了这种体系的注目。可以说，海德里希是“研究希特勒的人”中最早的一个，并且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找出他的主子过去生活中一切细微末节。在这方面他十分成功，因为他在慕尼黑有一个特别亲信的特工人员，这个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去寻求希特勒早年同事和老友们的信任。这个特工人员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十分成功，特别是在几次豪饮的酒席上，这个人从那些毫不怀疑的牺牲者口中得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而那些牺牲者口中的大多数人本来都像憎恨瘟疫似的恨海德里希）。海德里希搞的那份希特勒的档案对将来任何一个为希特勒写传记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提供这些材料的那些老人，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过希特勒的军士长的玛克斯·阿曼。从纳粹运动初期到本世纪20 年代末一直是希特勒的最亲密的朋友的艾米尔·莫里斯，另一个也是他密友的赫尔曼·埃塞以及希特勒的著名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等。霍夫曼和希特勒的关系从很早就开始了，当时希特勒因为自己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之死而患失眠症，经常和霍夫曼辩论到深夜。此外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这也是一位希特勒的早年老友，他是有权利和希特勒谈话时不称“您”而称“你”的少数人之一。与他分享这种特权的只有几个人，他们是弗立德里希·韦伯博士、克里贝尔大使、冲锋队罗姆将军和一个姓施密特的战时老伙伴。所有以上这些人谁也有没想到套自己话的人是海德里希所派的特工人员。
　　他暗地里进行着各种剧烈的斗争，一心想的是一个“权”字。而他偏爱匿名却是出于一种自卑感之故。
　　他的部下几乎从不称呼他的名字，他们叫他“C”——一个古怪的绰号，只有了解他家庭秘密的人才知道这个绰号。他不敢正视他的对手，尽管他具有野兽的本能，也不敢正面攻击他们。他内心的活动同纳粹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他成为党卫队的种族论和行动准则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对他说来，首脑就是先知，他可以发布命令。可以为一切辩护。因此，由他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任务，不是去监视党卫队的“行为是否检点”，而是去监视它的“主义是否合乎潮流”。这个杀人犯经常戴着道德家的假面具。
　　海德里希耐心地在他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的办公室里编结着覆盖整个德国的巨大的蜘蛛网。对此需要花上五年时间，这五年将把德国引向战争的边缘，一些目光敏锐者早在1934 年就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已闪烁着战争的火花。 　
　
　
　
　
　
第二节戈林发现：冲锋队的发展危及他的存在
　
　
　　在为希特勒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冲锋队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三帝国的实权落入希特勒手中后，冲锋队的举动却使希特勒愈来愈不能容忍。
　　冲锋队头子罗姆从来就不掩盖自己的倾向。他说：“我事先说清楚，我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指望跟善良的人为伍。”他反对国家试图“通过法律以调节人类的本能，或将其引向其他轨道”，并针锋相对地提出里查德·瓦格纳的话：“狂想、狂想，到处都是狂想！”他还傲慢地对一位知名的民族社会主义人士的抨击进行反驳。他私下跟柏林医生海姆佐特博士说：“我跟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先生这个愚蠢的道学运动家势不两立。他的文章首先是指向我的，因为我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由此您可以看出，‘人们’和我在一起就非得习惯于民[族]社[会主义]圈圈的这种罪恶特性不可。”
　　自从罗姆告发一个名叫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柏林舞男偷窃他一只箱子后，他那伤风败俗的本性就在法院里无人不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1 月13 日晚，罗姆在柏林马里恩俱乐部邀西格斯蒙德喝啤酒，接着就按惯例子那种见面叙谈之后少不了要干的勾当。西格斯蒙德的供词说：“在我们还穿着衣服坐在旅馆房间里的时候，罗姆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盒，我发觉有一张纸条掉在地上，就把它拾了起来。约莫半小时后，我离开旅馆的房间，因为罗姆先生要求跟我进行一次令人恶心的性交被我拒绝了。到了街上，我才看清楚，我在房内检到的纸条是罗姆先生的一张行李票。”西格斯蒙德领取了这只箱子，发觉里面装着一包令人讨厌的信件。
　　希特勒也不是不了解罗姆的本性，但他执拗地认为，这纯属个人私事。罗姆刚就任冲锋队参谋长职位，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希特勒就在一项命令中通知党：冲锋队“不是培育名媛淑女的伦理学院，而是一支骠悍战士的队伍”，他认为控告“纯属私人范围”的人所难免的习性，是“要求过于苛刻，而予以彻底、严厉驳回”。
　　罗姆寻欢作乐决不仅限于“私人范围”。冲锋队里的心腹队员为他们的参谋长四处寻觅合适的对象，并且只要罗姆的一个宠儿流露出不忠实的迹象，冲锋队的行动队就棍棒交加地把他活活揍死。商店职员彼得·格兰宁格从1928 年起就是罗姆的男宠，并为他奔走物色对象，被安插在冲锋队情报处里以掩人耳目。他每月领取两百马克的报酬，以专门为罗姆物色新的对象，他在慕尼黑吉泽拉高级理科中学前面安下据点，猎取和挑选牺牲品。随后把他们介绍给罗姆，先后总共介绍过十一名学生和学徒。同时，罗姆的另一些臭名照著的朋友，也混到了由于施膝内斯叛乱而空缺的冲锋队高级职位上。罗姆在慕尼黑“格勒克尔熏香肠铺”有经常光顾的固定餐桌，是格兰宁格一帮人和具有相公癖的冲锋队领袖们了聚会的中心。像“格勒克尔熏香肠铺”店主卡尔·策恩特在格兰宁格家里（天文台大街24 号二楼，靠近托布勒）侍候格兰宁格一样，新上任的柏林冲锋队领袖埃德蒙·海因斯也是罗姆固定餐桌上的老伙伴。他在1927 年曾因搞鸡奸而被希特勒开除出冲锋队。而柏林冲锋队新上任的参谋长卡尔·恩斯特，则又是原火线分部上尉勒尔拜因的老相好，勒尔拜因本人又踉罗姆在柏林“克莱斯特俱乐部”和“侧面黑影像”等搞鸡奸的饭店的固定餐桌上碰头。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驱散这一帮性变态的冲锋队领袖。希特勒在对待人们责问罗姆的所作所为时，就以参谋长的鸡奸行为查无实据为遁词，并表示倘使有人向他提出确凿证据，他将作出结论。
　　这方面的证据一般都被罗姆及其所纵容的一支密探队毁掉了。虽然如此，罗姆的信件还是于1932年3月起开始被披露于众。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公布了罗姆有关鸡奸的信件。罗姆的一帮朋友为此惊恐万状。每个稍微规矩点的冲锋队领袖，都被怀疑打字复制了信件，并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前国会议员赫尔穆特·克洛茨博士等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希特勒派。罗姆被弄得晕头转向，竟派他的密友、冒险家、新闻记者格奥尔格·贝尔去执行一项对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来说极其罕见的使命。贝尔也为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纳粹党的情报，每月获得三百马克的收入，他不得不去找前少校卡尔·迈尔。1919年，迈尔曾和罗姆一起发现了希特勒这个政客，但后来又转向了民主派。
　　迈尔现在属于忠于共和的国旗队领袖，国旗队在最后一分钟还想阻止纳粹势力的增长。贝尔跑进马格德堡国旗队办事处去找迈尔，叫少校保证社会民主党报纸不再披露有关罗姆的信件。贝尔后来说：“迈尔对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罗姆也“告诉我，肯定那些混蛋想把我们置于死地”。可是不管将罗姆的信件投寄给报馆的“混蛋”是谁，——罗姆的褐色敌对者还是想按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当希特勒再次拒绝开除他的朋友时，党内同志就自己动手采取措施了，纳粹党内最高法官、民族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布赫亲自拟定计划：暗杀冲锋队参谋长及其四名最重要的同事。
　　前少校布赫小心翼翼地着手工作。他想起了纳粹党早期时代的一个老朋友，轮箍厂老板和原冲锋队旗队长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蔡森。他过去和丹蔡森在巴登建立了纳粹党组织。布赫告诉他，传说党内出现叛逆情况：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将冲锋队整个秘密工作人员联络网向警方告了密，在罗姆的心腹杜·穆林—埃卡特和施普雷蒂两个冲锋队伯爵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德意志一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打算攫取所有权力，同时由于他们的鸡奸丑行玷污了党的声誉。
　　丹蔡森领会了少校的暗示，并想到了自己的几个嗜杀成性的伙计。他组成了一个暗杀小组，委派一个遭到排挤的建筑师卡尔·霍恩当组长。丹蔡森为取得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场的辩解理由，已赴奥地利。1932年3月16日，霍恩获得丹蔡森以“维兰德第二”为化名发出的有关采取行动的详细书面指示。霍恩谈到：“行动要点：50号房间办公杜·M·伯爵系175。此人对其上级R.影响极大，由来已久。两人将由一个贝尔先生挟持，希姆湖畔格罗膝米尔，应以相同方式处置在同屋的参谋部头目乌尔。”由冲锋队军乐手格林施带八名队员伺机用铁锤将贝尔击毙，并把他吊起来，标上一个字。接着就轮到罗姆。丹蔡森告诉格林施：“伙计们，要尽你们的职责，可别忘了参谋长！祝伙什们好运道。W.Ⅱ。”
　　霍恩得到了指示：“50号房间，10时50分，开一辆大型奥佩尔牌汽车。它每天停在房子前面，车轮螺丝，着蓝色装配工服。”确切的意思是：冲锋队情报头子卡尔·莱昂哈德·杜·穆林—埃卡特伯爵在褐色大厦50号房间办公，每天乘一辆汽车上班。由霍恩制造一次车祸将他干掉。但是，当凶手在偷窥褐色大厦时，突然产生了顾虑。他没有去拧松奥佩尔牌汽车车轮的螺丝，而是向社·穆林自首，并供认了一切。再说，伯爵根本就不是具有相公癖的人，他突然一闪念：霍恩是不是愿意帮助揭露策划暗杀阴谋的所有幕后人物？霍恩表示愿意。
　　他给幕后策划者设下了一个圈套。霍恩找到了布赫在慕尼黑佐尔恩的私人寓所，给少校拨了电话。“我是霍恩”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我迫切需要跟您谈话。”
　　布赫：“您今天4 点15 分到霍尔茨基希纳车站来。”
　　霍恩：“我可不认识您。”
　　布赫：“我穿褐色裤子、褐色衬衫、褐色上衣、灰色大衣，戴灰色帽子，大衣敞开着。”
　　当然，他们在霍尔茨基希纳车站碰头时，布赫的表现比霍思想象的还要狡猾。他显然看穿了霍恩的把戏，因为少校告诉他，事情已经清楚，有关杜·穆林的情报不完全正确，希望霍恩立即替他拍一份电报给丹蔡森：“同海伦妮解除婚约。”第二天，三颗左轮手枪的暗杀子弹才使霍恩明白，布赫实际上并未放弃他的计划。枪击的时间是夜11 点，当时他正要走进埃米尔·丹蔡森在慕尼黑—莱姆的住宅。猜测谁是夜间行凶的主使者并不难。罗姆的副官施普雷蒂伯爵完全知道这个人：布赫头一天进行了侦察，看到霍恩从褐色大厦的参谋长办公室走出来。此后，冲锋队领袖将霍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但是，希姆莱擂手干预了。褐色大厦的保安处处长试图保护罗姆，使他免遭布赫的游击队的伤害。1932 年3 月24 日，希姆莱——如霍恩所记——“逮捕了布赫少校，进行讯问，从而使事情收场了结”。可是罗姆并不相信希姆莱的这套安抚术。他和贝尔逃往柏林，去跟政敌商量对策。4 月1 日，罗姆和他过去的战友迈尔会晤，向他索取控告冲锋队改组者保罗·舒尔茨的材料。罗姆错误地判断舒尔茨系谋杀的幕后策划人。八天后，贝尔跑到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编辑部，又一次讲述了谋杀经过的始末。《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记下了贝尔的故事：“他们的旅行是出逃，因为他们..将会被他们的自己人杀害。贝尔，他是接受委托将计划告诉我们的，如果计划真的实现的话，好让全世界知道这些罪人。”
　　希姆莱的影子又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罗姆逃到柏林的住所里出现的。党卫队头子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已无法使其具体地见诸于文字。但是希姆莱显然懂得如何劝说冲锋队参谋长返回慕尼黑。当然，保安处处长希姆莱也不可能阻止党内的丑行公之于众。冲锋队的两位伯爵杜·穆林和施普雷蒂神经错乱，跑到警察局，控告他们的党内法官布赫及其助手。埃米尔·丹蔡森于1932 年10 月以主谋暗杀罪被判六个月徒刑。布赫和霍恩的卫队免予处分。
　　对于冲锋队势力的壮大，戈林比希特勒和布赫更为忧虑。冲锋队控制着城市和乡村，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他们似乎认为，争名逐利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广泛地发展队员。新队员中有许多是老社会主义分子，甚至还有共产党人。这些人之所以加入冲锋队，是想借此向人们表明他们已和过去决裂，也是想在将来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惯于寻衅的罗姆公开说：“我认为，在共产党人中，尤其在‘老红色战士，中，有许多优秀战士。”
　　在谈到冲锋队的某些队伍时，戈林不无道理地指出：“他们称得上是牛排式的冲锋队：外褐内红。”在普鲁士，罗姆的冲锋队到处“扫荡”，根本不把戈林的警察放在眼里。一队队褐衫队员在城市和村镇的街道巡逻，肆意行凶，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只能袖手旁观，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干涉。他们时常闯入民宅抢劫，发泄个人私怨。这些冲锋队员曾为纳粹得势立下汗马功劳，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吗？
　　不久，他们便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式的行动了。他们开始干起绑架、凶杀之类的勾当来。他们常常把人劫持到地窖或树林里杀死。对其部下的这种暴虐行为。罗姆很是赞赏，他一再表示对他们的感激敬佩之情：“褐衫营曾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校..冲锋队为它的最高领袖希特勒取得政权开辟了道路。”
　　因希特勒和戈林的反对，罗姆不得不在1933 年7 月31 日提醒他的冲锋队员要守某些法纪。但他是怎样说的呢：
　　“我竭力在各方面维护和保证冲锋队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部队的权益..我同样以我的责任保护冲锋队仅仅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切越轨行动。在此情况下，假如某一个敌对组织杀害一个冲锋队员，作为受害者的上级领导就有权处死该组织的12 名成员以作抵偿。
　　这样做是得到元首许可的。它应在极短的时间内按军法执行。
　　然而我获悉一些确属罕见的情况，冲锋队的某些成员——我不愿称他为冲锋队队员，因为他们不配这一称号——犯下了前所未闻的暴行。其中有些纯属报私仇、非法劫持、抢劫、盗窃和掠夺。”
　　罗姆对这些“败坏冲锋队声誉的人”十分恼怒。他扬言“如果那些负有责任的冲锋队领袖对此麻木不仁或不进行无情的干预，他们将被立即处死。”
　　尽管鲁道夫·狄尔斯一再撺掇，戈林对与冲锋队为敌还是犹豫不决。
　　狄尔斯收到许多报告。这些报告证实了冲锋队对其敌人采取的暴力行动的严重性。一夭，他意外地闯进了冲锋队监禁犯人的几个地下室，他出来时心里就一清二楚了。受害者饥肠辘辘，脸面浮肿，四肢被打断，遍体鳞伤，而且已经受到感染。狄尔斯设法避开监狱看守，成功地用警车救出了几个人。他对戈林说道：“那些囚犯两眼无神、呆头呆脑，如同一些可笑的玩偶。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地坐在警车凳子上。看到这些地狱的逃犯，警察们十分惊愕，一个个哑然失色。”
　　谈到在冲锋队的另一座监狱—乌珀塔尔要塞—目睹的情景时，狄尔斯说：“那些站在我面前的囚犯满脸伤痕，伤斑五颜六色，有黄的、有青的、有紫的，没有一点人样。我仿佛遇到了幽灵，顿觉毛骨悚然。”
　　在这次察访时，柏林冲锋队的一个领导人恩斯特和他的随从身着簇新的制服，胸前和衣领上挂满闪闪发光的新旧勋章，又说又笑地走进这间阴森可怖的牢房，一看见狄尔斯，恩斯特便咆哮起来：“你们，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狄尔斯险些锒铛入狱。但恩斯特知道，狄尔斯是戈林的得力助手，因而不敢随意处置他。狄尔斯被放出后，便到戈林那里去告状。这位名义上的盖世太保首脑终于同意“扫荡”冲锋队的监狱。狄尔斯劲头十足，立即组织筹划这次行动，经过一番周折，关闭了冲锋队在松南堡、巴宁、柯尼斯武斯特豪森、乌柏塔尔、克马等地私设的监狱，使不少囚犯获释。
　　从此，罗姆与戈林和狄尔斯之间便结下不解之仇。然而，在嗜好同性恋的冒险家和普鲁士暴君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的同时，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发现，在他面前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对手。这个新对手虽不如罗姆势力大，但却同样危险，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反冲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秘密警察头子有时暗自感到这样作战考虑过于欠周。因为同冲锋队的矛盾愈是尖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徒也愈加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的戈林地盘。狄尔斯预感到，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的更大危险来自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即将进行的出击，比明火执仗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和考虑周密。”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已经在给党卫队制造了障碍。
　　党卫队对秘密警察头子抢走了被它抓到的一个俘虏耿耿于怀，这个俘虏曾经是它手中掌握的一发重磅炮弹：1931 年的冲锋队叛逆者瓦尔特·施滕内斯上尉。看来他已经注定必死无疑；但经过狄尔斯向戈林陈述利害，引起戈林对这个前冲锋队领袖的关注。戈林要求对方支出施滕内斯——于是上尉被关进了秘密警察的监狱。戈林在纳粹上台前的一次失败，是和施滕内斯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位前冲锋队司令在1931 年并非没有兴趣再度出任冲锋队领导，同施滕内斯串通一气，密谋反对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他至少曾向柏林冲锋队保证过，在慕尼黑代表它的利益。
　　当时，施滕内斯感到身受党卫队的威胁，斗争的矛头也已针对着希姆莱的党卫队。1931 年10 月10 日，接近施滕内斯的《每周实况》战报报道：“戈林主动声明，从现在起他将全力促使这一混乱局面的结束。他还断言..他也无惧于把党卫队全国领油希姆莱拉下马。”后来戈林也被反对派冲锋队员誉之为希姆莱的敌人，因为在施滕内斯暴动后，《每周实况》还报道说“戈林是力不从心，未能说到做到。”现在，这位普鲁士总理一心想弥补自己在1931 年未能做到的事情。他指示狄尔斯保护施滕内斯，以防党卫队对施滕内斯下手。1938 年秋，在施滕内斯妻子和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工作的某德国军训教官的帮助下，狄尔斯让这个前党卫队的阶下囚从荷兰边界越境潜逃。瓦尔特施滕内斯后来晋升为当时的中国国家首脑蒋介石的卫队长。不过，在同党卫队较量中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狄尔斯都一无所获。他始终未能砸开柏林党卫队刑房所在地的哥伦比亚大楼；他指挥的反殴打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即帕彭堡党卫队秘密集中营，也是在希特勒听了狄尔斯的报告后命令陆军部队炮兵“毫不留情地摧毁”这个营地及其全部坚持顽抗的党卫队时，才算被攻了下来。
　　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深感不安，即党卫队员既有戈林阵营的人，也有希姆莱阵营的人。这些人还能有几天忠于戈林的普鲁士呢？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品格，尽管有其个人原因没有参加希姆莱阵营，但他背后也有林派来的人监视。狄尔斯首先是怀疑脸色淡黄的刑事参议阿·奈比和身材细长的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前者是秘密警察中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员之一，后者专好向奈比打小报告。
　　奈比的野心在同行中是无人不晓的。“他有朝一日会变成大人物，要不就被绞死”，刑事警官利贝曼·冯·宗南贝格曾对他作出这样的预言。奈比身为秘密警察的行政负责人，爱听这样的传闻，即据说是他创造了一句名言：“没有信念，只有权变。”“不过奈比先生，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这是巴尔扎克作品中那个狱中囚犯伏脱冷说的呀！”一个熟谙文学的听众这样反问道。奈比的回答是：“您一定很清楚，他[狱中囚犯伏脱]后来当上了巴黎刑事警察局长。”可是通向这个职务的道路被鲁道夫·狄尔斯堵死了，德意志民族党的逃兵吉斯维乌斯鼓励他的朋友奈比反对顶头上司狄尔斯，因为他具有刚够中学毕业生水平的奈比所缺少的一切：学识、大资产阶级出身、牢固的社会地位和一股毫不在乎的劲儿，对此连戈林也有时为之感到愕然。有一次戈林大声对他说：“狄尔斯，我警告您，您是想同时脚踏两条船！”狄尔斯听了只是莞尔一笑，答道：“秘密警察头儿必须同时脚踏所有的船，总理先生。”
　　奈比认为恰恰是这种“无原则性”证明狄尔斯有可能实际上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他的朋友吉斯维乌斯又给这种怪诞想法添油加酱。“对狄尔斯这个反复无常、轻率行事的家伙..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斗，”吉斯维乌斯写道。这两个朋友收集了控告狄尔斯的材料，并劝说头脑简单的达吕格相信红色狄尔斯的幽灵在徘徊。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的眼睛偶尔也还算是明亮的，他对奈比和吉斯维乌斯说：“你们还想前门驱狼后门引虎吗？”但他不知道，奈比——估计还有吉斯维乌斯——早已与虎挂上了钩。希姆莱对于对于戈林的每一着棋都一清二楚。10 月初，他认为戈林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他可以开始冲击普鲁士要塞了。
　　就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党卫队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老搭档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党卫队队员冲进了秘密警察头子的住宅。狄尔斯太太被关在卧室里，接着帕克布施撬开了党卫队对手的书桌。但狄尔斯的妻子还是设法及时打电话找到了丈夫。几分钟后，鲁道夫·狄尔斯领着动物园警察局的一队警察，匆匆忙忙赶回波茨坦街自己的住宅。帕克布施抬头一看，仿佛是撞见了一个幽灵。他还没有握好解下的执勤手枪，就被警察抓住，并被带走了。
　　但是秘密警察头子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库特·达吕格就出场了，他向戈林说明帕克布施“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阴谋反对柏林党卫队，嫌疑重大。戈林感到对自己手下的警察头子看错了人，这个人叫他太猜不透了。他释放了帕克布施。狄尔斯吃一堑长一智，明白戈林并不想同党卫队拼到底。当秘密警察头子两星期后获悉，警察和党卫队奉戈林之命包围了他的机关，他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到国外，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观望等待。
　　这时，戈林挨过了党卫队的攻击这一关，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得到的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他可以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老朋友赫尔曼·贝伦茨博士搬到了柏林艾兴林荫大道。贝伦茨是基尔一家旅店老板的儿子，海军中尉海德里希早先曾常常在他那里下榻，暂欠房钱。贝伦茨建立了东部大区保安处，而海德里希的另一名心腹，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派驻秘密警察处的代表。
　　希姆菜打进戈林帝国的突破口并不很深。戈林告知刚回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不会到柏林来。”希姆莱甚至不得不同戈林握手言欢，同时并对党卫队敌手狄尔斯抚慰了一番。1933 年11 月9 日这天使鲁道夫·狄尔斯博士荣幸地穿上了党卫队旗队长的制服。但是，党卫队头目们在这个最奇怪的党卫队队员的人事表上记下了他们的看法：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发动的第二次冲击失败了。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普鲁士总督的盟友主动提出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出力：威廉·弗立克博士的中央内政部（RMDI），1933 年11 月12 日国会大选后，国家改革派弗立克决定，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内政部当权的中央集权派、前地方政府领导人尼古拉和部务主任梅迪库斯，设计了一套国家的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应有权对各邦政府发布指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过去的警察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至多不过通过国家对各邦警察的财政资助能施加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博士手下的中央集权派，在他们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即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都划归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内政部要求自己掌握德国所有的警察部队。从现在起，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发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干部（少校以上）。国家改革派想要实现希姆莱也曾向贝斯特博士谈到过的纲领：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指挥权。但是有一个区的头目拒绝内政部侵夺这份权力。
　　虽然除了中央内政部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尼古拉一梅迪库斯计划，但普鲁士总理戈林赶在中央巢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他在1933 年11 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给秘密警察处，隶属普鲁士总理领导。他任命一个督察员，代表戈林监督秘密警察处并自行确定一名秘密警察头子。国家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德国最大的一个邦逃脱了威廉·弗立克对警察的操纵。
　　但是，内政部长无力迫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无支配的权柄，也未博得希特勒的欢心，因为他过去曾经向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旗帜宣誓效忠。有如被魔法所迷惑，中央内政部的中央集权派都将目光投向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权。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就是救星！党卫队全国领袖手中有权：他掌握着党内警察：在德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朗以来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
　　弗立克的僚属，当然是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开始进攻。在中央内政部暗中配合下，希姆莱攫取了一个邦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1933 年11 月，希姆莱被任命为汉堡、卢卑克和梅克伦堡一什未林政治警察司令；1933 年12 月，任安哈尔特、巴登、不来梅、黑森、图林根和符腾堡政治警察司令；1934 年1 月，任不伦瑞克、奥耳登堡和萨克林政治警察司令。等到弗立克于1934 年1 月将他的“国家重建法”提交给唯唯诺诺的国会时，希姆莱已经掌握了除普鲁士和绍姆堡一利珀以外所有德国各邦的政治警察。当然戈林始终并未屈服，相反他收了收拳头，准备再次打出去。
　　1934 年2 月19 日，弗立克向各邦邦长发布一项决定，“德国各邦警察的直接指挥权”由他统一掌握。3 月9 日，戈林针锋相对地发布决定：他已接管普鲁士邦警察最高领导权，并将普鲁士内政部主管一切邦警察事务的警察处头子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戈林再次敲掉了对方手里的武器。
　　然而，吗啡狂戈林靠毒品兴奋了一阵子后，刹那间又陷入失望和颓丧的情绪之中。这位普鲁士总理逐渐发觉，他坚持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他自信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大祸临头的狼烟，其来势之凶，对他权力的危害之大，超过了弗立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1933 年春刚刚冒头的恐怖行动，现已蔓延全国。不计其数的纵队在行进，嚓嚓的脚步声越来越震耳欲聋；褐色营擂起了隆隆战鼓，四百万冲锋队吹响了嘹亮的号角，发出了战斗的停止号，他们找不到职业，政治野心勃勃，渴望再次革命的来到。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同弗立克和希姆莱缔和了。3 月底，他开始与中央内政部举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自以为得了大利，才答应将普鲁士各部纳入中央管理。除邦总理府外只保留了普鲁士财政部，其他内政职权悉归中央内政部。警察头子达吕格上调弗立克主管的部里，指挥全国所有穿制服的警察。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无疑作了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员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海德里希当上了秘密警察处处长，奈比接管了邦刑事警察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仕途生涯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不过几乎还没有时间来欢呼庆祝，历史并不因为希姆莱和戈林之间缔结了协走就万事大吉了。继强迫订婚之后，随之到来的却是流血的婚礼。1934 年4 月10 日戈林刚刚将新的主人们引进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 号，并把自己的心腹狄尔斯安置到科隆行政区政府头头的位子上，秘密警察处就接到报告，报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在它短暂的历史上已面临深重的危机。
　　所有报告反映，冲锋队内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片怨声。它那成员复杂的领袖团偏偏在一个问题上得出一致的看法，即深信“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1 月30 日以来奉行的整个方针根本不符合领袖团的意愿。 　
　
　
　
　
　
第三节摊牌的时刻即将来临
　
　
　　当希特勒的独裁政权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纳粹党头上乌云密布，一时又呈现紧张状态。究其原因，是由于三个互相关连的问题没有解决所造成的。这就是纳粹党和冲锋队“激进派”领袖继续叫嚷“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冲锋队和陆军之间的冲突问题；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问题；随着春天的到来，兴登堡的身体愈来愈坏，总统生命的垂危，更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矛盾。
　　冲锋队现在已经扩大到二百五十万人，它的参谋长罗姆并没有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阁员或“元首”在元旦给他友好的亲笔信而就此罢休。他在2 月间，正式向内阁建议，以冲锋队为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而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在军官团看来，再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罗姆和他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团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们听到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一批人腐化堕落的传说，更是大为震惊。他们坚决主张，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乱搞同性恋者参与重整军备的大事。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2 月21 日，还对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三分之二，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练习，也不武装。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促进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随着1934 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常常发生激烈争吵。3 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而在冲锋队集会的酒店里，也充斥着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怨言。如同1931年施滕内斯暴动前一样，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口号：“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所有冲锋队领袖都感到，受到多方赞扬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军冲锋队，已变成了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给冲锋队鼓动革命干劲，叫它为夺取政权这一天作好准备；可是当这一天和平地、表面上也完全符合宪法地来到时，党就不清楚该如何对待冲锋队了。人们终于给它提出一项令人放心的任务：负责“训练”青年，并和国防军配合组成一支强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军队。
　　从冲锋队成立时起，参谋长罗姆就把它视为一支新型德国军队的胚芽。“我是新型军队的香霍斯特。”他常常这样自我吹嘘，但这句话的后面掩盖着他的苦恼是，那些旧军官傲慢地不愿与他同伍。兴登堡总统拒绝跟他握手，这位陆军大元帅认为他既是一个有相公癖者，又是一个军人的的叛逆，总而言之，是个靠不住的人。罗姆亲身经历过西线战场上的持久阵地战，体会到旧普鲁士军纪规章已不适应于现代战争。他隐隐约的地感到：“必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一种新的纪律，一种新的组织原则，将军们都是些老傻瓜，他们想不出任何新的主意。”他自以为有了新的主意，即组织人民军，他的冲锋队就是新型的人民军。这支军队只需战斗力强，只需进行现代化的革命战争训练——之后，这一时刻就来到了：冲锋队接管国防军，并将他这个改革家恩斯特·罗姆一举送上统率新德国的新型国防军的权力高峰。
　　所谓新型的人民军干部早就存在。罗姆指挥着一支五十万人的大军，单从数量上说就五倍于国防军。这支军队分成五个冲锋队副总指挥大区（军区）和十八个地区总队（集团军）。罗姆领导着一个参谋部，由过去的军官担任其中的要职。事无巨细，罗姆都仿效军队的那一套。“巡视军官”负责检查冲锋队各突击队的执勤，冲锋队执勤条例模仿军队中的规章制度，冲锋队各旗队均沿袭前皇家军队的团一级番号。
　　冲锋队领袖们愈是自信地发号施令，指挥这支褐色大军，国防军也就愈是眼红地注视着罗姆的军事表演。职业军人们发觉，一旦国防军摆脱了凡尔赛强加于它的军备限制的束缚和恢复义务兵役制，冲锋队将是理想的预备兵源。希特勒指令这两支力量结合起来。但是罗姆碰上了一个对手，这个人可不是他所想象的“老傻瓜”，而是国防军中具有最现代化思想和最果断的军官之一。
　　这个对手名叫瓦尔特·冯·莱希瑙少将，他是运动爱好者和炮术专家，又是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尽管他右眼夹着单片眼镜，但却嘲笑普鲁士德意志军事传统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许多保守派的同事都认为他是一个功名心切的野心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是纳粹党员，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前国防军第一号高级军官、现任国防部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陆军大将，早在1933 牢以前就受到希特勒的信任。虽然冯·莱希瑞将军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必须将冲锋队有用的军事力量纳入国防军。必须遏制罗姆危害军队的野心；但为了使罗姆上钩，除75了迁就冲锋队外别无他法。莱希瑙提议，冲锋队首先着手进行的重要任务，是负责抓人民军以扩大国防力量的工作。特别是作为东部屏障的国防军的兵力奇缺，因此需要建立起一支对付波兰的所谓东部边防部队，它事实上是作为一种人民军形式列入计划的——据莱希瑙解释，东部是冲锋队大军的用武之地。此外，由冲锋队在国防军帮助下，对一切非武装部队团体进行入伍前的军事训练。1933 年5 月中旬，冲锋队和国防军缔结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德意志民族党的前线战士团“钢盔团”，均隶属国防部领导。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克吕格尔被擢升为冲锋队训练处（Aw）处长，并奉命领导一个由国防军教官组成的班子，每年训练二十五万名冲锋队员，作为日后国防军的后备力量。同时，由罗姆负责将各右派政党的军事团体，特别是纪律性强和人数众多的钢盔团并入冲锋队，不过莱希瑙对钢盔团却有自己的打算的。将军怂恿钢盔团领袖西奥多·杜施特堡把尽可能多的钢盔团成员塞进冲锋队，莱希瑙的作战计划是：让一百万名钢盔团成员集体加入冲锋队，这样就能通过人多势众来控制罗姆的冲锋队；如果再加上委派国防军军官担任训练处和边防部队里的要职，罗姆也就被制眼了。莱希瑙的盘算看来一开始进行得不错。克吕格尔的训练处和东部边防部队中的要职都被旧军官或现役军官占去了。但钢盔团未能顺利地打入冲锋队，罗姆对接纳工作考虑得很周到，他把冲锋队分为三部分，作用各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谓现役冲锋队——他安排了五十万名冲锋队员，而只吸收了三十一万四千名钢盔团成员。现在罗姆可以号称拥有一支四百五十万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他随即转守为攻。他要求扩大势力和掌握东部边防部队中的有职有权的领导位子。尤其是他还要求控制国防军认为最不能让别人碰的东西——德国东部地区的军火库。罗姆的要求触犯了德国将军们的铁的信念：除国防军外，决不允许国家还有任何其他的武器待有者。国防部决定，发誓不再跟罗姆的人民军挑逗调情。从1933 年12 月起原则上国防军只承认一种国防组织形式，即普遍义务兵役制。
　　但是罗姆继续走自己的路子。他于12 月1 日被任命为不管部长，立即指示冲锋队各副总指挥大区建立本部武装警卫，甚至拉拢外国参与其事：由于法国首先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同意德国加强人民军部队，罗姆自作主张地同法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商谈。1934 年2 月初，他还把自己的要求书面通知国防军。他的备忘录措词强硬，致使勃洛姆堡在一次司令官会议上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罗姆要求以全部国防领域作为“冲锋队的地盘”，叫国防军只是抓训练工作。
　　冯·勃洛姆堡大将随即提请希特勒裁决，逼使总理作出过去一直回避的抉择。从感情上说总理是倾向于罗姆的方案的，不过他也知道，要是没有军事专家，他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对外扩张计划。然而对希特勒来说，再没有比冲着他的朋友罗姆讲“不行”这两个字，更难于启齿的了。他试图调解：1934 年2 月28 日，希特勒将国防军和冲锋队双方的领袖请到国防部大理石会议厅，向他们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勃洛姆堡语）讲话，要他们保持和好。在他的督促下，勃洛姆堡和罗姆不得不达成一项协议，确认国防军是第三帝国唯一的武器持有者，并同意由冲锋队负责抓入伍前和退伍后的军事训练。在施坦达尔腾街罗姆的柏林总部举行的一次香槟酒早宴上，冲锋队和国防军双方的头目戏剧性地握手言欢。
　　但是，军官们刚刚离席，罗姆就骂开了：“可笑的下士宣布的那一套，同我们不相干。”他越来越气急败坏地咆哮道：“我才不会按协议办事呢。希特勒言而无信，少说也得去休假。”还更凶狠地说道：“要是希特勒不愿一起干，我们就撇开他来干。”在场的一位冲锋队副总指挥，听了罗姆酒后大放厥词，反对亲爱的领袖，吓得目瞪口呆。退役中尉兼汉诺威冲锋队副总指挥维克多·卢策嗅出了大逆不道的气味。
　　1934 年3 月初，卢策找到了“领袖副手”鲁道夫·赫斯，并悄悄地向他报告了罗姆骇人听闻地发表反对领袖的言词（“阿道夫胡说八道”）。但赫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卢策并未就此罢休。他专程去伯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作了报告。他还揭发冲锋队中存在的对第三帝国领导的所有不满情绪。但希特勒也只是含糊其词地劝慰说：“我们还得让事情成熟了再说。”由于希特勒对自己的朋友罗姆不采取任何措施，卢策便又托付一个第三者，将一封信送给当时正在布劳恩费尔斯进行野营训练的冯·莱希瑙少将，卢策在信中提醒参谋长警惕一次新的反国防军运动。莱希瑙感谢副总指挥给予这样宝贵的指示，等送信的冲锋队员走远了以后，嘲笑地说“卢策这家伙并不危险，好当参谋长。”
　　抨击罗姆的卢策并不知道，冯·莱希瑙将军连日来正跟一名党卫队旅队长合计着，这个旅队长对一举解决罗姆问题已有周密设想。盖世太保头子兼党卫队保安处（SD）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决心消灭以罗姆为中心的整个领导集团。他好久就争取海因里希·希姆莱支持他的斩草除根的计划。盖世太保全国领袖犹豫不决，这种踌躇却说明了心里存在阴郁的预感：消灭罗姆就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魔盒，其恶果将使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再无安宁之日。
　　希姆莱仿佛对即将到来的事变已有预感，他跟罗姆的对手敬而远之。这个早先的后补军官，对他同罗姆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难以忘怀。即使在民族社会主义年代的最初几个月里，希姆莱也不能设想不再和罗姆紧密来往。他们一道发表夸夸其谈的演说，一道在罗姆的柏林住所欢宴。他们一道策划过罪恶勾当：海德里希同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合作，武装起一支行动队，于1933年4 月3 日潜入奥地利，在社希霍尔岑附近一家旅馆里，杀害了失宠于罗姆的参谋长心腹格奥尔格·贝尔。去年罗姆过生日（1933 年11 月23 日），希姆莱“以军人和朋友”的身分祝愿他“事事将得到忠实的部属的支持。能够一直作为你最忠实的朋友，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无上的骄傲”。他们两个还是海德里希第一个孩子的教父，即使1934 年2 月28 日罗姆在柏林施坦达尔腾街发表反希特勒的长篇言论引起震惊之后，希姆莱还试图使冲锋队头子对希特勒和国防军持重相处，避免任何轻率行动。
　　但是，希姆莱对罗姆一再表白的忠诚，在1934 年春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动摇了：他感到，与戈林新缔结的同盟，其重要性超过和老上司的关系。因为这个同盟是盖世太保全国领导机关攫取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基础。从这里出发，一条道路直接通向海德里希的歼灭计划：没有戈林就无法掌握秘密警察，不疏远罗姆就不能同戈林合作。而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是民族社会主义所有显要人物中最害怕罗姆冲锋队的一个人。罗姆以其各地任警察局长的冲锋队成员和各级地方政府首脑身边的顾问的冲锋队成员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内部权力，同时阻梗着戈林充当国防军统帅的长远目标。
　　希姆莱改变初衷。这个谨小慎微的人所以能轻易地反戈一击，是由于轻率的罗姆同政权的几乎所有实力集团都闹翻了，各个集团都巴望罗姆集团的覆灭，从摧毁冲锋队中捞到好处：国防军和戈林摆脱了一个讨厌的竞争对手，党阀们和卫道士们除掉了一个声名狼藉、作恶多端的捣乱分子，盖世太保则可以最终使自己挣脱冲锋队的约束。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置人死地的演出开始了，纳粹党产生于自由团的暗杀时期，本身就是以从事犯罪活动作为政治手段；像这样的政党，对于无法解决的党内分歧，除了求助于暴力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更好办法。“暗中千掉一个人，我们并不认为是什么悲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工作。”格奥尔格·贝尔有一次谈到过这样的哲理，当时冲锋队凶手们还没有亲身体会证实他的论点的正确性。“我们说这是自卫，你们则说是——谋杀。如果出于道义的原因，为了党的利益而干掉一个人，我认为没有什么不正常。”
　　联系罗姆的情况来看，这就意味着：只有处死一个参谋长，才能确保执政者高枕无忧，再也不用对冲锋队担心。罗姆这个人是希特勒最早的和唯一的朋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纳粹内幕。如果按正常的办法将罗姆撤职，或是对这个在国内带头搞同性恋的家伙进行公开审判，那是不可能使掌权的领袖们放心的。罗姆非死不可！
　　显然，希特勒知道，兴登堡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早在4月间，当希特勒获悉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要在友谊和野心之间作出抉择。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出几乎任何让步。
　　同陆军进行秘密商谈的机会不久就自动出现了。4 月11 日，希特勒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的伴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从基尔出发，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在东普鲁士举行的春季演习。希特勒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后，直率地提出，要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据说，希特勒还向弗立契和雷德尔指出了陆海军大事扩充的前景。对于一味讨好奉承的雷德尔来说，他愿意支持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弗立契是个比较难办的人，他先要征求一下他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这次意见征求会是在瑙海姆浴场举行的。在把“德意志号协议”告诉他们以后，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希特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这个政治决定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顽固的老元帅去世以后，在霍亨佐伦王室复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后，一旦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时，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为了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付的代价不过是牺牲冲锋队而已。现在他有了一切权力，他就不再需要冲锋队了。冲锋队是一群乱哄哄的乌台之众，它的存在只会令他感到难堪。
　　但是，夏天来临后，希特勒的困难还远远没有克服。柏林笼罩在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中。“第二次革命”叫的更响了，不仅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甚至戈培尔本人，在演讲中和他所控制的报纸中，也发出这种叫喊。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们，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入、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
　　盖世太保头子兼党卫队保安处头子海德里希于1934年4月底着手进行工作。希姆莱出发巡视各地党卫队旗队，布置盖世大保作好准备向冲锋队出击；海德里希安装起扼杀罗姆手下爪牙们的绞索。首先，他需要取得对冲锋队领导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整个5 月，海德里希都在搜集材料，好叫希特勒和国防军相信所谓的罗姆叛国计划。
　　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当时身穿冲锋队副总指挥制服，作为训练处长，在冲锋队各副总指挥大区和地区总队派有“动员代表”。海德里希就通过他的情报机构收集罪行材料。任何反冲锋队的材料。任何反罗姆的帮手，都受到欢迎。盖世太保一个有名望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军、冲锋队名誉领袖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也参与了阴谋活动。就连反对纳粹的威廉·亚当中将（施菜彻尔派军官，当时任驻慕尼黑第七师司令，给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毛切尔提供有关冲锋队的情报）的帮助，海德里希也不加拒绝。
　　可是，搞到的材料相当单簿。除了冲锋队在柏林、慕尼黑和西里西亚等地军火库的一些情况外，为海德里希收集材料的人，只揭发了几个冲锋队领袖声称要以血腥手段进行革命的胡言乱语，这些还不足以构成叛国罪的证据。有些间接证据甚至倒说明冲锋队不可能反叛希特勒，布雷斯劳城防司令冯·拉本瑙5 月初判断说，冲锋队发难一说是难以置信的；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因斯听到戈林说国防军无意（海因斯担心这一点）进攻冲锋队，他当即让他本部警卫的一半人员去度假。
　　相反，罗姆倒认为，他的职责是激励警察和国防军对付政权的敌人。他派冲锋队旅队长于持纳去国防部，告诫人们当心前总理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对现政权搞反叛活动——就是后来一些所谓罗姆暴动野史的作者将其升格为参谋长共谋犯的那个施莱彻尔！“我活着是为了我的领袖”，独臂冲锋队领袖汉斯·彼得·冯·海德布雷克冲着作家恩斯特·冯·扎洛蒙大喊大叫，因为冯·扎洛蒙讽刺了希特勒。海德布雷克说：”想到他[希特勒]，这是使我活着的唯一力量。如果我不再相信我的领袖，那我情愿一死。”几天后，当他心目中的偶像将他依军法处决时，这个冲锋队员在行刑者的枪声中发狂地吼叫：“领袖万岁！希特勒万岁！”
　　罗姆没有看到，即使最善良的德国人也对他的这些槁法感到畏惧：冲锋队大军在准备夺取德国政权了。军人也必须把罗姆看成死敌——他们对参与海德里希的勾当不无兴趣。国防部谍报局长海军上校康拉德·帕齐希感到“简直令人毛骨悚然”，“那些作恶多端、不务正业的坏家伙”竟想把国防军从它传统的席位上挤走。这种思想是不难理解的：必须干掉冲锋队。多数军官和布雷斯劳城防司令抱有同感，他曾坦率他说，即使没有查出冲锋队举行暴动的计划，清除褐衫队这个“奥吉亚斯牛圈”也是当务之急。
　　同样，国防部首席政治战略家冯·莱希瑙将军的话也一点不含糊，他把海德里希视为情投意合的伙伴，是经常出入秘密警察处的常客，给盖世太保头子提供营房、武器和运输工具，来进行这次重大作战行动。他在1932 年向菲立克斯·施坦因纳上尉（后来是武装党卫队将军）作过怎样的预言呢？莱希瑞评论冲锋队说：“告诉您，他们总有一天会对我们低声下气的。”海德里希的行刑队业已组成，准备实现将军的预言。
　　6 月初，希特勒同罗姆摊了牌。据希恃勒后来在国会所作的报告，这次摊牌持续了五个小时，“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说，这是他想要同他的运动中最亲密的友人达成谅解的“最后一次尝试”。 　
　
　
　
　
　
第四节冲锋队领袖的愚蠢举动使海德里希欣喜若狂
　
　
　　戈林，希姆莱，尤其是海德里希费尽心机，力促希特勒作出他们所希望的决定：从肉体上除掉罗姆和冲锋队的其他主要头目。海德里希先设下圈套。在整个5 月份，他都在组建行刑队，核定杀人名单，广泛搜集冲锋队阴谋反对希特勒的“证据”。开始时收获甚微，只搜集到一些流言蜚语，只发现了几个小型秘密武器库，只刺探到冲锋队头头酒后发出的多少带有煽动性的几句言论..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指控罗姆有叛国罪。海德里希大发雷霆。嗣后，事情更是糟到了顶点：6 月4 日希特勒接见罗姆。海德里希通过他的盖世太保部下获悉，两位老战友的会晤长达5 小时，双方同意推迟解决冲锋队和国防军的关系问题，并商定由罗姆宣布冲锋队从7 月1 日开始休假一个月。8 月份再议..
　　盖世太保掌握的这些情报似乎比希特勒后来在7月13日的说法更为真实可靠。希特勒说，他曾试图使冲锋队领袖罗姆让步，但未成功。
　　会谈后的第二天，罗姆就宣布他将让冲锋队在7 月休假一个月。他本人则决定去维西浴场疗养。
　　海德里希的罪恶企图难道就此破灭了吗？冲锋队队员将分散到全国各地，甚至去国外，安静地亨受他们一个月假期。在这种情况下，海德里希是难以诬陷冲锋队准备发动政变的。但凶煞的海德里希诡计多端。没有证据吗？可以捏造！
　　在戈林的支持下，海德里希伙同戈培尔和鲁道夫·赫斯加速进行镇压冲锋队的准备工作，他们散布谣言，伪造有关罗姆及其党羽的材料。冲锋队休假被说成是用来麻痹警察的一种手段。冲锋队政变迫在眉睫的消息开始在军队中流传。通过精心策划，这一消息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
　　然而，希特勒似乎还在犹豫。他很可能对他的那些过分狂热的合作者（无论是戈林还是罗姆）都存有戒心。他习惯于在部属之间制造矛盾，使他们相互倾轧，勾心斗角。这样他便可以确立和巩固自己作为最高裁判的地位。
　　但海德里希已走得太远，以致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他必须赶在7 月1 日之前，时冲锋队迅速采取行动。
　　罗姆真想发动政变吗？虽说不掌握这方面的任何证据，但这种可能性不可排除。应该承认，有许多迹象表明他确有消灭希特勒的打算。不少历史学家试图在这方面低毁希特勒，过分地为罗姆辩白。这位冲锋队领袖井非正人君子。在谋求政治上发迹的重大转折时刻，罗姆可能（虽不说很可能）已准备再次使用武力以确保他自己的前程。至于对希特勒的忠诚，那是次要的，因为罗姆对希特勒正在建立的所谓自给知足的等级帝国十分蔑视，对根据希特勒的邪说、罗森堡的胡言乱语和希姆莱的狂想所臆造的优秀血统理论极为反感。他说：“这纯属条顿人的空想，低能儿的空想..”
　　他所希望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军事专制共和国，即一个由褐衫队队员直接行使权力的冲锋队国家。
　　希特勒和罗姆之间集中表现在国防军问题的矛盾比表面上的矛盾深刻得多。至于罗姆是否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对希特勒所说的那样打算迅速采取行动，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可以肯定的是，罗姆身边的那帮好佞之徒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发动“第二次革命”（这是罗姆所喜欢的说法）制造必要的心理气氛。
　　希特勒对罗姆所持的态度使海德里希大伤脑筋。他的一番苦心竟一无收获。如果希特勒仍犹豫不决，尤其是仍不同意把罗姆杀掉，那该怎么办呢？然而各种情况的巧合却推动了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三人的血腥计划。事态即将发生急剧变化。
　　首先是罗姆冒冒失失地露了马脚。6 月4 日会谈是，他向希特勒作出让步，让冲锋队休假一个月，但事后他又懊悔不已。干是，6 月8 日，他在报上发表了一份威胁性的公报：
　　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给冲锋队的敌人以应有的答复。假如我们的敌人以为冲锋队休假后就不再回来了或只有一部分人回来，那就错了。冲锋队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德国命运的主宰者！
　　这一愚蠢举动使海德里希欣喜若狂，他确信希特勒是不会对这一挑战漠然置之的。接着，一个国际事件也促使了事态的发展。6 月14 日，希特勒乘飞机取道帕多瓦前往威尼斯与墨索里尼会谈。消息公布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德国公众亦为之感到振奋。但对希特勒来说，这次访问却是一次失败。希特勒蒙垢忍辱口到德国。原来，6 月14 日和15 日会谈时，墨索里尼态度傲慢，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对希特勒进行开导指教。他要希特勒学会运用罢免手段，不时撤换一些下属，以免他们成为尾大不掉的对手。墨索里尼特意提到了罗姆的名字，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此人的厌恶之感，并对希特勒说：“回去后先进行内部整顿，把那些在国际舆论中危害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捣乱分子清除出去..”
　　两天以后，副总理弗朗兹·冯·巴本在马尔堡大学发表了带有基督教和君主主义色彩的重要讲演，猛烈地攻击希特勒政权。他指责希特勒对那些奢谈二次革命的狂热分子和饶舌者采取姑息和放纵态度，痛斥“一切假借德国革命之名，行营私利己之实”的行动。他还毫不掩饰地批评纳粹党党员“混淆魄力和残暴”以及“司法机关采取恐怖手段”的种种行为。这篇演说尽管受到戈培尔的封锁，但却像炸弹爆炸那样传开了。同一天下午，希特勒在吉拉（图林根）召开的纳粹党会议上反击说：“..所有这些自以为是的株儒们将被我们共同思想的强大威力所战胜。因为这些人（不管他们以为可以提出怎样的批评）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世界上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他们能到哪里找到新社会代替现存的一切呢？这条小爬虫竟然想与如此强大的人民复兴事业为敌，可笑之至！”
　　于是，所有其他的纳粹党领袖便对巴本的演说群起而攻之，他们警告纳粹政权的敌人——右翼（以巴本为代表）和左翼（以罗姆为代表）——不要错误地以为长期不会受到惩罚。6 月20 日，罗森堡在《人民观察家报》上撰文；6 月21 日，戈培尔在柏林发表长篇演说；6 月25 日，鲁道夫·赫斯又在科隆电台发表讲话，要求德国人民要无条件地忠于希特勒，作好迎接严重事件的精神准备。他说：“认为可通过造反进行革命的人是要倒霉的！阿道夫·希特勒是革命的伟大战略家。谁要是破坏他的战略部署，妄图超越他，是没有好下场的。这种人是革命的敌人，即使他们的用意是善良的。”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戈林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由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达吕格拼凑的关于全国冲锋队精神状况的材料。这份材料包括许多被查获的信件，冲锋队领袖之间电话交谈的窃听记录，各式各样的匿名揭发信，奉命监视冲锋队领袖行动的盖世太保特务的秘密报告..这份文件完全是由海德里希一手精心炮制出来的。它虽不涉及反希特勒的政变，也没有谈到谋杀和造反，但读后最使人担忧的是，冲锋队决不容许其他人剥夺他们的权力，而且他们确确实实准备打碎“反动党派和大工业家套在希特勒脖子上的枷锁”。
　　希特勒翻阅了这份报告。其中某些粗鲁的言词使他感到不快，他预感到冲锋队目前的情绪将导致内战。一想起1918年至1919年冬天那些充满血腥气味的凄惨日子，希特勒就气得发狂。他觉得必需先发制人，采取彻底的措施，粉碎这场酝酿中的反叛阴谋。他要在冲锋队休假期间采取行动：全面改造冲锋队。他支持海德里希拟定的镇压冲锋队的行动计划，但未确定具体执行日期。对打击他的老伙伴，他仍然首鼠两端。他希望不发生任何流血冲突就解决问题。
　　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三人急不可待。他们决定在6月30日采取行动，给希特勒造成既成事实。
　　6 月初，达豪集中营长官、党卫队区队长西奥多·艾克的部队，经过精心策划的演习，准备打击罗姆的冲锋队。当时艾克就带领自己的部队排练了6月30日的演出：出其不意地对慕尼黑、勒希菲尔德和维西浴场发动进攻。几乎在同一时候，慕尼黑盖世太保准备行动。党卫队第三摩托突击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马克斯·米勒，奉命组织好队员，检修车辆，待命迅速投入行动；米勒的突击队的任务是，在X日这一天到距慕尼黑已伐利亚政治警察处不远的土耳其兵营集中。同样，在利奥波德街10号盖世太保南德大区办公室里，也发出了准备信号。
　　从南到北，自西向东，海德里希调动起他的部队。他估计有四个大规模冲突的重点地区：已伐利亚、柏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包围圈越来越紧缩，冲锋队却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保安处头子紧张活动，进入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应该给谁以致命打击呢？海德里希派出心腹四处追踪罗姆的密友，指示心腹们制定杀害对象名单。
　　还在4月底，艾克就提出了一份所谓全国“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作为定于X日的消灭对象。显然，列入这份名单的人几乎全是冲锋队领袖。可是海德里希随即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既然动了手，那就索性乘此机会把最危险的政敌也一起干掉！周复一同，海德里希的处死对象名单越来越长。几乎所有各大区保安处都制定了枪杀名单，党卫队和盖世大保提出的对象一增再增。盖世太保成员伊尔格斯是一份处死名单的制定者，他向一个熟人说：“您知道什么叫嗜血成性吗？我现在感到，可以在血洗中为所欲为了。”
　　制定处死名单变成了局内人角逐死人的游戏。各人都有一张：戈林提了一张，纳粹党巴伐利亚区领袖瓦格纳提了一张，盖世太保、党卫队争相挑选处死对象。很快它们就对这个或那个是否真正需要予以消灭争执不休。巴伐利亚保安处头子瓦尔纳·贝斯特想勾掉“正派和忠实”的冲锋队副总指挥施奈德休勃的名字，而海德里希则认为这个冲锋队队员“像其他冲锋队队员一样危险”。戈林相反删去了他过去的盖世太保头子狄尔斯的名字，而狄尔斯自己却提出了另一份名单。
　　这时秘密警察处接到一个报告，打乱了海德里希精心安排的时间表。希特勒和罗姆出人意外地一致同意延期解决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问题。6月4日，他们俩举行了一次长达几小时的会谈，同意从7月1日起给冲锋队员休假一个月。此外， 1934 年6 月8 日《人民观察家报》登载了冲锋队总部新闻处一份引人注意的公报，公报中说，参谋长接受医生的劝告因病需要休假（去维西浴场碘疗）多周。
　　国防军松了一口气，它的将军们感到似乎罗姆吃了一次败仗。罗姆在“斗争时期”的老伙伴、陆军大学的赫尔曼·赫夫勒上尉把“陆军决策机关内存在的看法”告诉了他：“新闻公报的头一点内容（关于罗姆的病情）最清楚他说明参谋长的地位已经动摇，对此，即使后来作出如下..声明，也不会再有任何改变。”
　　陆军稍感宽慰，但是海德里希却惴惴不安，新的情况发展使他没有很多时间了，因为诬告正在休假中的冲锋队搞政变，那可不好办。柏林冲锋队领袖恩斯特已考虑好乘船去加那利群岛旅行，冲锋队总部政治处头目、地区总队长格奥尔格·冯·德滕准备去巴特维尔东根旅行度假——哪有什么风暴将临的暴动呢？海德里希要想在为时还不太晚的当口上演出这场冲锋队好戏，就得迅速行动。计划已经拟就，凶杀队已经组织好了，但存在着一个把握不定的因素：希特勒的反应，他刚刚还同罗姆达成了协议，看法尚不一致。
　　使当权者们看到，在保守的资产阶级中，还盘踞着一群没有被一体化的压路机所碾平的反对派。巴本演说引起的反响已经够清楚的了，虽然宣传部立即禁止报纸刊登这篇演说。希特勒起了很大的疑惧，如果冲锋队里的不满分子跟资产阶级中的不满分子勾结起来，这怎么得了？秘密警察暗探已经看到闪现在两个营垒之间刚搭上的线路。
　　这个威胁显然使希特勒感到担心，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为了要估量一下这个危及纳粹政权继续存在的危险和严重程度，希特勒第二天即6 月21 日飞到了纽台克去见兴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担心。接见他的是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立刻看出，他的这位国防部长平常对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突然变了。相反，勃洛姆堡现在成了个严厉的普鲁士将军，他硬绷绷地告诉希特勒，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希特勒，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见到了兴登堡，老总统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也证实了勃洛姆堡传达的最后通牒。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转折。不仅他继任总统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且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个人和纳粹党政府也将完蛋。他在当天飞返柏林时，暗自考虑，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履行对陆军的诺言，镇压冲锋队，停止冲锋队队长们所要求的“继续革命”。显然，有着兴登堡总统的支持，将军是不肯接受比这个还低的让步的。
　　次日，维克多·卢策在汉诺威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命令这个罗姆的告密者立即来总理府。卢策记述道：到达总理府后“领袖立即接见我，将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要我郑重宣誓，在整个事情未解决以前保持缄默”。接着希特勒向这个冲锋队队员介绍了“整个事情”：罗姆必须撤职，因为冲锋队内部多次举行了领导人会谈，罗姆亲自在场，决定武装冲锋队并命令它向国防军攻击，以便将所谓成了国防军俘虏的他这位领袖从军方手中解救出来。“领袖说，他一开始就知道我没有介人这件事情。”卢策在日记中写道“叫我从现在起不再执行慕尼黑的命令，只执行他本人的命令。”
　　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至迟在6 月25 日也已获悉，希特动打算使穿灰色制服的军队摆脱褐衫队的梦魇。希特勒告诉他，他准备召集所有冲锋队领导人到罗姆的休养地维西裕场开一次会议，他将在那里亲自逮捕冲锋队领袖，向他们“进行清算”。两天后，领袖警卫旗队长塞普·狄特里希来到国防部，请陆军组织处处长给他为执行一项“领袖委托的秘密的和十分重要的任务”准备武器。这是什么秘密任务，勃洛姆堡在6 月25 日就已知道了。
　　塞普·狄特里希奉命在所谓罗姆暴动这一天担任主攻任务。他奉命率领警卫旗队的两个连向南巴伐利亚进军，同达豪集中营长官艾克的队伍会合，奔赴罗姆的休养地维西浴场，对参谋长的最重要的部属进行突然袭击。可是警卫旗队缺少交通工具，也几乎没有武器。于是狄特里希同陆军商定，由国防军的一支车队在勒希河畔兰德斯堡附近一个小火车站，将乘火车南下的警卫旗队接运到维西浴场，此外这两个连均由国防军的兵营补充武器。
　　菜希蹈、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也商讨了围剿的最后细节。国防军、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同意采取共同行动对付罗姆，一切很快部署就绪。
　　然而在这场所谓的暴动前夕，军人们却是另一种想法。当时陆军处的科长戈特哈德·海因里希上校、在1958 年还回忆得起，在罗姆闹剧前两三天，他的同事中谁也不曾担心真会有一场暴动，他本人不曾听到任何有关冲锋队准备进行暴动的报告。“当有人”海因里希记述道，“把一支枪搁在我的办公桌旁，叫我必要时（对付冲锋队暴动分子）用来自卫时，我说：孩子们，你们别这样让人家笑话了。”他也记得他的领导弗洛姆上校当时简单明了地表示的看法：“冲锋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认为所谓的冲锋队暴动计划实在难以置信，擅自冒失行事，险些坏了莱希瑙和悔德里希的大事。当克莱施特被一连串冲锋队企图暴动的消息弄得晕头转向时，他的见西里西亚冲锋队头子海因斯，开门见山地责问对方为何阴谋反对军队。海因斯向他郑重宣誓，冲锋队做梦也没有想到采取行动反国防军，将军顿起疑窦：“我们国防军和冲锋队被第三者——我是指希姆菜——挑拨离间了。”他上柏林向冯·弗立契将军谈了自己的看法。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叫人把冯·莱希瑙找来，少将神态安详，透过单片眼镜打量着两位先生说：“可能是这么回事，不过现在已为时太晚这时海德里希对海因里希和冯·克莱施特这些怀疑论者施加巨大的压力，用接二连三的谣言、假情报和伪造文件来消除一切疑虑。必须使每一个国防军军官相信暴动确有其事。塞普·狄特里希给国防部看一份所谓冲锋队领导制定的处决各单；名单说明，罗姆计划消灭贝克和冯·弗立契将军以下的所有国防军高级军官，而其他盖世太保则向各军区和城防司令报送冲锋队拟定的名单，说明已经决定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资格较老的军官。
　　一个自称冲锋队副总指挥的人找第六军区（明斯特）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上校，提出要接管哈尔德的职务，理由据说是冲锋队领导将接管国防军。哈尔德上校没有答应，并向国防部探问；他感到享有蹊跷，这个冲锋队来访者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说就又很快离去，以后也没有再来。哈尔德估计，这个所谓的副总指挥根本就不是什么冲锋队队员，而是寻衅集团派来探听风声的人。
　　海德里希耍的另一花招，是四处散发所谓罗姆的命令，国防军大半对此置信不疑。但当某个某个冲锋队领袖查出假消息的来源时，盖世太保也会反咬一口，说冲锋队的辟谣是欲盖弥彰。
　　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有一天私下告诉原是冲锋队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首都到处流传着毫无根据的冲锋队即将暴动的谣言；他请达吕格设法安排他和内政部氏弗立克谈一次话，好让他驳斥对冲锋队的诬蔑。当时任内政部部务主任的达吕格紧紧把住弗立克的房门，怎么也不肯让恩斯特进去，相反他跑到国防部去报告谍报局副局长：刚刚有个冲锋队领袖向他透露参加了一次冲锋队讨论准备暴动的秘密会议，但自己有顾虑，因此想提醒国防军注意即将到来的危险。
　　直到6 月28 日，第七军区（巴伐利亚）的军官们还未就希待勒究竟是支持国防军抑或支持冲锋队取得一致看法。要是他们知道希特勒同冲锋队副总司令兼罗姆的副手里特·冯·克劳塞尔的谈话，他们还会更加把握不定。克劳塞尔在被处决前几小时，将自己在6 月29 日同希特勒进行的一次谈话，告诉了和他一起被捕的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卡尔·施赖尔。施赖尔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向他（克劳塞尔）保证，准备借冲锋队领袖在维西浴场开会的机会，向各地区总队长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消除一切分歧和误会。他承认并表示自己对冲锋队老队员关心太少，过意不去。希特勒对还在职的忠实战友恩斯特·罗姆也抱有很大希望和解的心情。”
　　一桩偶然事件帮了密谋分子的忙：6 月28 日清晨，希待勒在戈林陪同下，乘飞机去威斯特伐利亚，参加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民族社会主义通讯》后来写道，希特勒的西部德国之行“旨在对外给人以风平浪静的印象和不使叛变者们有所警觉”。历史学家们实际上接受了这种看法，他们认定：希特勒外出旅行，是为了让罗姆的对手们可以更好地悄悄动手。 　
　
　
　
　
　
第五节希特勒决定先发制人
　
　
　　希特勒刚于6 月28 日午后不久到达埃森，出现在特波文的婚礼盛会上，就被叫去听紧急电话，电话是希姆菜从柏林打给他的。这些角色安排得真不错：留在柏林的希姆菜将愈来愈令人忧虑的冲锋队阴谋活动的报告读给希特勒听，而站在希特勒身边的、忠实的戈林随时准备就希姆莱的报告加以解释和发挥。
　　这时，希特勒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要杀一儆百。”希特勒命令戈林和克尔纳回柏林，在柏林等接到希特勒的暗号后就开始出击，对象既包括冲锋队，也包括资产阶级政敌。戈林分秒必争，于6 月29日晨赶回柏林，命令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和“戈林将军”邦警察部队作好准备。
　　戈林执笔写了一封信，密封送给海德里希。海德里希将其转给保安处领导机关盖世太保小头目恩斯特·米勒，指示他将信件呈交东南大区党卫队队副总指挥。戈林的这封密信内容是：德国总理已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委托普鲁士总理戈林全权负责普鲁土地区；因此他（戈林）将西里西亚省的执行全权授予党卫队东南大区领袖、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乌多·冯·沃伊尔施。随后戈林命令冯·沃伊尔施逮捕列入名单的冲锋队领袖和解除所有冲锋队本部警卫的武装，占领布雷斯劳警察局井跟邦警察司令取得联系。
　　同时，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前士官总校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在夜12点到1 点之间，接到国防部紧急电话。值班队长把二百二十名队员赶，厂木床，随后两连人乘上汽车出发赶火车去考费林。狄特里希业已驱车向考费林进发，领袖警卫旗队派出的队伍也已经集合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到两个报告，使他跳了起来，并改变了计划。
　　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纳粹党领袖阿道夫·瓦格纳打电话告诉他：冲锋队员今晚在慕尼黑街头高呼反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的口号，大唱革命歌曲，其中有一首歌的叠句是：
　　“就地磨快你的长刀！”
　　瓦格纳提供的情况部分是真实的。但这位党的大区领袖夸大了事实。希特勒信以为真。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慕尼黑，然后再去维两浴场。
　　接着，柏林来电话找希特勒，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要亲自与希特勒通话。希特勒拿起话简，听着，听着，他的脸色刷地变了。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话筒差点从他手里掉下来。这时，他两眼贼亮，挂上话筒，转向戈培尔说，希姆莱报告，6 月30 日星期六，冲锋队进行总动员；盖世太保刚刚获悉，冲锋队要在今晚5 点攻占政府大楼。
　　“这是造反！”希特勒大声嚷道，接着又连连吼叫：“造反！造反！”希特勒越来越烦躁。他脸上露出凶残和忧虑的神色。对戈林、瓦格纳和希姆菜提供的情报，他似乎是绝对相信，没有丝毫怀疑。
　　希特勒对戈培尔说：“恩斯特本该去维西浴场，但他没有去。因此柏林的叛乱很可能就是他指挥的..”
　　戈培尔并未否认希姆莱情报的真实性。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卡尔·恩斯特已在前一天晚上离开首都前去不来梅了。恩斯待将从那儿乘船去特纳里岛和马德拉度蜜月，因为他刚刚结婚。在这个问题上，戈培尔的险恶用心是很清楚的。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帝国总理终于做了决定对冲锋队的进行一场大清洗。“长刀之夜”就要开始了。这次行动无疑是纳粹兴亡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第二章倾轧
　
　
　　●“我要去收拾这帮下流胚子”
　　●在慕尼黑开始的血腥镇压
　　●分裂苏联国家的机会
　　●希姆莱决定将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统统消灭掉
　　●盖世太保的兽行登峰造极 　
　
　
　
　
　
第一节“枪毙！枪毙！枪毙！”
　
　
　　希特勒终于下定决心要除掉冲锋队领袖罗姆。
　　据施伦堡回忆当时情形：大约凌晨一点，勃鲁克纳中尉找我来了。他神情严肃，对我说，必须打通通往波恩——安格拉机场的道路。该机场距戈德斯堡至少有15 公里。元首就要出发，他不想耽误时间。我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命令。阿道夫·希特勒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走出来。
　　他和饭店老板、老战友安东·德菜森握手告别。几辆·驰”停在有列柱的台阶前，元首和戈培尔钻进第一辆车，在后排就坐；勃鲁克纳坐在司机旁边。总理的轿车立即开动上路了。随后开来几辆卡车，那是运送警卫队的。我们坐上车。卡车紧随轿车在茫茫的黑夜里前进，直奔波恩——安格拉机场。元首的座机驾驶员汉斯·保尔已经在飞机旁湿漉漉的跑道上等候。这是一架容克—52 大型三引擎客机，当看到元首和共它6 人向飞机走来时，保尔便跳进驾驶舱，启动马达。希特勒带着戈培尔、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维克多·卢策及三个贴身警卫（勃鲁克纳、夏勃和施莱克）登上飞机。飞机慢慢飞离地面，向慕尼黑方向飞去。当时是凌晨两点钟。
　　据奥托·狄特里希后来回忆：
　　阿道夫·希特勒坐在前排驾驶员汉斯·保尔旁边，一言不发，驾驶员也默然不语。希特勒两腮凹陷，由于失眠，眼圈略显浮肿，额上挂着一络蓬乱的头发。他两腿交叉，把军帽搁在膝盖上，竖起皮大衣领子。他眯着眼睛，凝视着眼前黑沉沉的夜空，陷入沉恩之中。三引擎容克飞机全速向巴伐利亚飞去。当时是6 月30 日凌晨，天空慢慢地呈现出灰白色。天气十分晴朗。
　　凌晨4 点钟，我们在慕尼黑机场降落。
　　在离慕尼黑500 公里的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 号盖世太保总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从凌晨2 点一直呆在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在最后圈定即将被屠杀的人员名单，名单很长。他们等待着慕尼黑的消息。3 点45 分，希姆莱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纳粹党大区领袖瓦格纳从慕尼黑打来电话，告诉他：元首将在几分钟后到达慕尼黑；希特勒将亲自向帝国党卫军总监发出指令。当希姆莱将这一消息告诉海德里希时，后者冷冷一笑，说：“这下元首的威望将会超过他自己所希望的程度。”
　　在靠近德奥边界特格恩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里，一个光着上身的人——恩斯特·罗姆——正在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夜，对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全然无知。
　　晚上，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军官、副官、司机、警卫在一起围桌痛饮。他们举杯把盏、划举行令，还高唱赞歌和进行曲。一阵狂饮之后，这位褐衫队统帅回到自己房间的阳台上。如同这个时节的每个夜晚那样，一阵阵清凉的微风从草木苍郁的山顶沿着维沙克峡谷徐徐吹来。微风吹拂，特格恩西湖面荡起粼粼微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直到这时，罗姆还想着他的老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给他打来的电话。他从未对希特勒产生过怀疑。他刚才还要埃普去慕尼黑“四季”饭店预定晚餐。他要为希特勒洗尘，并打算明天与希特勒达忒关于解决冲锋队和国防军冲突的协议。
　　这个像牛一样健壮的粗鲁汉子打了一个寒噤，离开阳台，回屋睡觉去了。像往日一样，他只穿一条睡裤，赤膊躺到床上，很快就坠入梦乡。希特勒的飞机天明时在慕尼黑机场降落。
　　希特勒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很快走下金属舷梯，大踏步地走向轿车，没有向任何人致意。戈培尔拖着一条瘸腿走在后面，力图追上他。离汽车不远，希特勒发现停着一辆军用卡车。国防军的一些士兵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乘坐两辆装甲车前来保驾。当这支小分队的队长走到希特勒面前向他敬礼时，希特勒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请代我感谢第七军区司令亚当将军，感谢给予我的军事保护。但是，国防军不应干预现在和将要发生的事。它没有必要介入这场斗争。我再说一遍：不要介入这场斗争。”
　　接着他又低声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但请相信我是能够正确处理的。我马上要去慕尼黑，然后去维西..我要去收拾这帮下流胚子..”
　　他向前迈了几步。上车前，他命令道：“立即把我的话传达给亚当将军。”
　　天开始放亮，已可以看清大地上万物的界线轮廓。太阳还没有出来，早晨的空气有些凉意。希待勒由戈培尔陪同。登上汽车，对司机命令道：“去内务部！”
　　车门关上，汽车开动了。几分钟后，慕尼黑近郊的大楼便出现在他们眼前。家家的百叶窗还关着，商店也还没有开门，大街上行人寥寥。车队在内务部办公大楼前停下，希特勒第一个下车。党卫军的人已在那里恭候。这都是忠于希特勒的人。他们知道，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和阿道夫·希特勒在一起。在场迎接的还有艾米尔·莫里斯，布赫，埃塞尔等人。希特勒向他们致意，勃鲁克纳紧随其后。他们走进大楼。该区纳粹党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在希特勒左边，再次对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不用担心，至少眼下慕尼黑不会发生任何暴乱。
　　在三楼瓦格纳办公室的客厅里，冲锋队队长施奈德休勃上将正坐在椅子上打盹。一看到希特勒，他想站起来，但希特勒对他怒斥道：“叛徒，叛徒，把他押起来！”
　　在瓦格纳的办公室里，希特勒、戈培尔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拟定了逮捕名单。瓦格纳亲自打电话给冲锋队中将施密特，要他立即到内务部来，希特勒正等他。当施密特走进办公室时，希特勒便对他呵叱道：“叛徒！你被逮捕了，你将被枪毙！”接着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撕下了施密特的肩章。施密特吓得目瞪口呆，只是张了张嘴巴，未能辩白半句，因为希特勒一直骂个不停。当施密特被带到施奈德休勃跟前时，希特勒还在咆哮：“你将被枪毙！你将被枪毙！” 　
　
　
　
　
　
第二节大清洗——“长刀之夜”
　
　
　　6 月30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希特勒在戈培尔及其随行的陪同下，乘一长队汽车由慕尼黑抵达维西。当他们来到冲锋队下榻的汉斯尔包尔旅馆时，罗姆和他的部下们还在高枕酣睡。他们粗暴地弄醒这一伙，将正在床上鬼混的海因斯队长及其男宠拉下床来，押到旅馆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枪决。随后，希特勒单独走到罗姆的房间，希特勒一面用拳头使劲地捶着罗姆的房门，一面大声嚷着：
　　“开门！”
　　罗姆半睡半醒址问道：
　　“谁呀？”
　　“是我，阿道夫·希特勒。开门！”
　　“什么？是你呀，你已来啦？我以为你中午才到呢..”
　　“开门！”
　　罗姆拉开门栓。
　　他光着上身，显得很迟钝；他脸膛红红的，头发蓬乱，也许是因夜短睡眠不足，面部略显浮肿；他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望着这群贸然闯进的不速之客。希特勒满脸怒色，一边用河马皮皮鞭疯狂地拍打着自己的皮大衣下摆，一边对他的这位同志大声怒斥。刚从睡梦中惊醒的罗姆懵懵懂懂，木然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罗姆常见希特勒发脾气，但从未见他像现在这样疯狂，这样歇斯底里。他越想抗议，希特勒就越发暴怒。他把罗姆推进屋里，关上门，帝国总理压低了嗓门。人们听到他俩在激烈争吵，但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最后一次悲剧性会晤的秘密。罗姆突然恢复了镇静，激烈地反驳希特勒。房间的门又打开了。希特勒气得脸色发白，吼叫着走出穷门：“这猪狸对我不尊重，立即将他逮捕。”
　　罗姆站在门坎上，机械地搔着他那乱蓬蓬的头发。他赤脚裸背，只芽一条睡裤，睡衣搭在胳膊上。两个党卫军成员把他带到旅馆大厅。行动结束了。现在只需带着俘虏和死尸返回慕尼黑了。
　　7 点45 分，一些冲锋队突击队队员应罗姆之召，来到维西浴场，准备向希特勒和参加会议的冲锋队队长致军礼。希特勒走到突击队队长面前，以绝对命令的口气要他们向后转，返回慕尼黑。这位队长感到莫名其妙，但只得遵命而归。
　　希特勒和他的俘虏返回慕尼黑。途中，他们的车队遇上前来参加会议的冲锋队队长们的汽车。希特勒命令他们停车，并对车上的人考问：“你们是罗姆的部下吗？”如果对方回答“是！”他们便立刻遭到辱骂、被解除武装并被押往慕尼黑。如果回答不是，他们便应邀结队而行，一同返回慕尼黑。
　　这时，卢策和鲁道夫·赫斯从柏林乘飞机来到慕尼黑，在火车站布下罗网。来自柏林的冲锋队队员一下车，便被党卫军军官逮捕。乘火车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冲锋队领导人也被逮捕。所有被捕的冲锋队头头都被直接押到慕尼黑施德尔海姆监狱。
　　一到慕尼黑，希特勒就驱车前往地处市中心的火车总站，听取瓦格纳汇报任务执行情况。赫斯、戈培尔和卢策也在那里，一切进展顺利，随后，希特勒又去冲锋队总部——“褐衫队之家”。该总部位于布里纳大街，离火车站百米远。
　　上午10 点整，希特勒来到纳粹党总部。党部大楼由党卫军严密把守。国防军某部守卫着党部机关附近的街道，希特勒阅读了来自柏林的电文。根据“蜂鸟计划”，戈林和希姆莱按照指令，“扑灭”了所谓的“暴乱”。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向保安情报处各下属机构的领导人发布秘密指令，行刑队四处活动，恐怖笼罩全国。
　　下午，在慕尼黑开始血腥镇压，经过草草的审讯，冲锋队头头一个一个地被带到闷热的监狱院子里。行刑队由八名精心挑选的党卫军成员组成。行刑指挥者对他们发出口令：“这是元首的意志！嗨，希特勒！开枪！”
　　第一个就刑的是巴伐利亚冲锋队队长、纂尼黑警察局长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接着是萨克森冲锋队中将汉斯·海因，波美拉尼冲锋队中将汉斯·彼得·冯·海德贝莱克，慕尼黑冲锋队中将施密特。被枪决的还有弗里茨·冯·克劳斯纳将军·拉施上校和考普上校·埃尔文冯施普雷蒂怕爵·乌尔上尉·赖纳中尉等。
　　罗姆呢？希特勒说：“鉴于他过去的功劳，我免他一死。”
　　柏林也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在莱比锡广场大厦，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发出一道道命令。比如，戈林召开吉尔迪施，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将天主教行动党主席克劳斯纳抓起来，干掉他。”吉尔迪加上尉立即两脚靠拢，作了个立正姿势并扬起右臂喊道：“嗨，希特勒！”随即前往交通部，搜捕这个新的受害者。
　　勤务人员按时给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送来夹心面包和啤酒。盖世太保的警察则把一张张白色小卡片摆在戈林的办公桌上，卡片上写有一个或几个已被押往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被捕者名单。看到卡片，肥胖的戈林幸灾乐祸地嚷道：“枪毙！枪毙！枪毙！”
　　这种情形使当时在戈林办公室的吉斯维乌斯十分震惊。他追述道：“我突然感到惊恐得喘不过气来。周围一片仇恨、紧张、内战和血腥味的气氛，几乎所有的人，从卫兵到最下等的勤务员都显露出一种可怕的神情，宛如大难临头。”
　　据悉，被处决的人有：前帝国总理冯·施莱彻尔将军和他的妻子，冯·巴本部长的得力助手埃时希·克劳斯纳，冯·巴本办公室主任、顾问冯·博斯，反纳粹分子、前谍报局局长冯布雷多将军，冯·巴本的顾问埃德加·容，瓦尔特·朔特，福斯博士，卡尔·恩斯特，冯·德腾上校和优秀飞行员格德等。
　　带着手铐的囚犯一旦被押到利希特菲尔德兵营，便立即被带到一堵墙前面枪决。行刑队离他们只有五六米远。地上很快溅满鲜血。在莱比锡大厦，戈林仍在不断地嚎叫：“枪毙！枪毙！”
　　一名高级囚犯被押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监狱里。海德里希很快得到这一消息。他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并立即向戈林和希姆菜报告了这一“喜讯”：“我的部下已将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抓获。他现在押于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这个猪猡终于落得个马上就要完蛋的下场。”
　　“枪毙！”戈林说。
　　“不！”海德里希说，“如果您同意，径直给他一枪算了。对于这样一个恶棍，慎重其事地由行刑队处置，太抬举他了。”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是纳粹党的元老这一。他智力非凡，具有政治头脑。希特勒的发迹首先应归功于他，因为正是他出色地组织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入党。他之所以和希特勒分道扬镳，是因为他性格刚直、举止无分寸，而且敢于当着希特勒的面前直言不讳地斥责戈林、戈培尔、赫斯和希姆莱。因而，这些人对他仇怨甚深。他们总算找到这个报复的机会，对他进行情算了。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被捕时正在餐厅里和他的妻子、孪生儿子吃午饭。希特勒还是他的孪生儿子的教父。八个盖世大保巡观员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也未作任何解释，便给他带上手铐，将他带到盖世太保临狱，关进单人牢房。这间牢房的一个大天窗朝里面的走廊开着。施特拉塞一人呆在这间半明半暗的牢房里。他不明白他们何以这样对待他，也无人回答他的疑问。
　　几小时后，施特拉塞突然发现窗外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他本能在跳到一边，紧接着是一声枪响，子弹射到距离他头部30几厘米远的墙上。施特拉塞试图贴近开着夭窗的那道墙，那是他唯一能躲避枪击的地方。又射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他倒在床上。接着又有两颗子弹射进他的腹部和大腿，鲜血直流。这时门打开了，走进3个党卫军成员。他们用皮靴在他的脸上和腹部猛踢一阵后扬长而去。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虽受重伤，但还不是致命伤，他长时间地喘息呻吟着。对于他的死，海德里希曾特意关照“让这头公猪的血慢慢地流尽吧！”但到了晚上，一个党卫军成员走进施特拉塞的囚室，对他脑后开了一枪，这才结果了他的性命。
　　德国到处都在流血。纳粹分子的镇压行动已超出既定规模。戈林试图借机将他的私敌和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人全部杀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仿效行动，大肆杀戮。
　　除冲锋队头目外。在这次血腥镇压中惨遭杀害的还有党卫军队长安东·佛赖赫尔·冯·比希瓦尔德，前巴伐利亚政府首脑、 1923 年参予镇压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的冯·卡尔，慕尼黑天上教大学生领袖弗里茨·贝克博士，著名的音乐评论家维利·施密特博士（被误杀），希罗尼摩斯派神父、《我的奋斗》改稿人、希特勒过去的心腹人物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等。
　　6月30日星期六下午，希特勒离开幕尼黑前往柏林。在柏林但贝尔霍夫机场，政府各部官员正在等候希特勒的座机归来。他们看到一架小型容克飞机慢慢地降落在跑道上，向飞行指挥塔方向滑行，然后在盖世太保的一辆黑色“奔驰”牌轿车旁停下。党卫军成员吉尔狄斯克首先跳下来。接着，冲锋队上将卡尔·恩斯特由两名持枪的党卫军成员押着走出机舱。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是在不来梅度蜜月旅行途中被捕的。吉斯维乌斯后来叙说道：“这家伙似乎还很高兴。他蹦蹦跳跳地从飞机走到汽车旁，他微笑着环顾四周，好象向大家表明，他并不把被捕当作一回事。”
　　显然，这位冲锋队队长并不了解发生的情况。后来他在利希待菲尔德军校被处决时还高呼，“嗨，希特勒！”他也许不认为自己是某一“反革命阴谋”的受害者呢。
　　这时，希特勒的大型三引擎容克—52座机出现在柏林上空。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后徐徐降落，向着欢迎的官员们缓缓滑行。马达声停息后，希特勒出现在舷梯上。党卫军仪仗队像一排排木桩直挺挺地站立着。机场上出现了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
　　阿道夫·希特勒第一个走下飞机。他着一身深色服装：褐色衬衫，黑色领带，皮外套，高筒军靴。他光着脑袋，脸色苍白，胡子拉碴，面容既清瘦又略有些浮肿，两眼呆滞无神，前额挂着一绺头发..大家相互问候。希特勒一言不发地同围上来的官员握手。这时，勃鲁克纳、夏勃、塞普·狄特里希等走下飞机。他们神情严肃，至少是显得十分疲惫。最后才在机舱门口出现那个恶魔似的面孔——戈培尔。希特勒慢腾腾地、彬彬有礼地从仪仗队前走过。他吃力地拖着双腿，向停在几百米远处的汽车走去，步履蹒珊，像是随时都会跌倒在泥沼里似的。当走到戈林和希姆莱面前时，他停下脚步，听他们两人汇报情况。虽然这一天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电话联系。
　　希姆莱从袖口抽出一份弄皱了的长名单。希特勒一边看，戈林和希姆莱一边不停地在他耳边嘀咕着什么。希特勒顺着手指所指往下看着，眼睛不时在某一名字处稍稍停留一会儿。这时他们彼此热烈地互相耳语。在场的人都看到希特勒突然把头往后仰，虽不是表示愤慨，却显得十分激动。
　　深红色的染有神秘悲剧气氛的晚霞照着机场，给这血腥的一天涂上了它的真正色彩。
　　几天后，在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显然认为这个最后的举动是够朋友的。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他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据二十三年后，1957 年5 月在慕尼黑战后审判中一个警官的目击证词说，两个盖世太保军官进了牢房，对准罗姆开了枪。这个证人说：“罗姆当时想说话，但是盖世太保军官禁止他开口。于是罗姆就站得笔直，他上身给脱光了，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他就这样死去了，死况之暴烈不下于他生前的作为。对于他曾经大力帮助登上任何其他德国人所从未攀登的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个朋友，他只有轻蔑而已。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说，像那一天横遭杀戮的好几百个人一样，他一点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的一生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之中，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
　　这个冲锋队头子，在1923 年参加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曾在这里服过刑，这两个朋友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对于第三帝国的恐怖和堕落，比任何其他人起的作用都大。他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在发生危机、遭到失败、感到失望的时刻却总是在一起的。在历经十四年的艰辛患难之后，他们现在终于分手了。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这个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一百五十名左右冲锋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前，由盖世太保和党卫队所组成的行刑队枪决。
　　巴本比较幸运。他侥幸躲过了一死。但是，他的办公室被盖世太保搜查，他的秘书包斯在办公桌旁被击毙，他的秘密合作者埃德加·荣格几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杀死在狱中，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埃里·劳克斯纳在交通部办公室被杀，巴本的其余工作人员都被投入集中营。巴本本人也被软禁在别墅，割断电话线，在重兵把守下禁止同外界有任何联系。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这位德国副总理居然厚着脸皮受了下来。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竟再次屈尊，从杀死他的朋友的纳粹党人手中，接受了德国驻维也纳公使的新职。当时纳粹党人刚刚在那里杀了奥大利总理陶尔斐斯。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真实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过。希特勒7 月13 日在国会讲话时，宣布枪决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十三人因“拒捕”被杀，三人“自杀”，总共七十七人。
　　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情洗白皮书》中说，有四百零一人被杀，但它只举出了其中一百一十六人的姓名。1957 年在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一千多人。在这些人中，除了被镇压的冲锋队头目外，有许多人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受报复而被害的，还有的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内幕情况太多而被杀人灭口的，另有少数人则因为被弄锗而冤枉死去的。
　　到7 月1 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从慕尼黑飞返柏林，这时在总理府花园中举行茶会。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星期二，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勃洛姆堡并向全军发出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纳粹党的融洽关系。
　　国防军营房里发出一片欢呼声，军官食堂中香摈酒觥筹交错。“Allcatched”（一网打尽）——当最后看起来一批被捕的冲锋队领袖枪毙完毕时，冯·莱希瑙将军用蹩脚的英语给谍报局长帕齐希打了这样一份电报。“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参加。”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颂扬“领袖亲自出马打击粉碎卖国贼和叛逆分子，”前总理府国务秘书退役骑兵上尉埃尔漫·普朗克警告冯·弗立契男爵将军说：“您如果袖手旁观，迟早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的。”
　　后来的事实应俭了他的预言：冯·弗立契像罗姆一样，在类似的阴谋中栽了跟头，冯·维茨勒本被吊死在人民法庭的一个肉钩子上，而申克·冯·施陶芬贝格怕爵中尉也必须在1944 年7 月20 日为自己年轻时所犯的过失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也说过：6 月30 日只不过是“挤掉了一个脓疱”。连勃洛姆堡也很快就对自己部属为6 月30 日鼓掌喝采感到不快。据海因里希上校记述，勃洛姆堡向国防军各部门领导人作的一次讲话中有如下要点，“部队没有保持人们所期望的态度。对死去的人仍感到高兴并在食堂里纷纷谈论，这是不适当的。”
　　这位部长已经看出，6 月30 日的胜利者并不是国防军，获得全胜的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
　　1934 年6 月30 日给第二帝国的历史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痕。血洗冲锋队加速了希特勒的独裁和恐怖统治的进程，建立了戈林——希姆莱轴心（这个轴心直到战争爆发时在纳粹特权阶层的权力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井预示着对于未来的一个凶讯：盖世太保业已证明，它决心执行，而且是不折不扣地执行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切命令。当然，在党的权力大厦内部也同时绽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即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彼此已成为死敌。
　　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再也不会忘记他们忍受过的那些欺凌和屈辱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冲锋队事实上已沦为盖世大保的囚徒。最富于象征性的事实莫过于：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卢策必须偏偏委托盖世太保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负责整个东德地区冲锋队的清洗和改组工作。冲锋队领导的重要政治机构（政治处和部长办公室）被撤销。卢策还不得不下令：“兹委托盖世太保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负责清理包括接收所有属于冲锋队总部的物资（办公家具、办公用品、车辆等）。”
　　直到8 月初，冲锋队才重新成为自己大楼里的主人，并可自行清洗组织。
　　冲锋队地区总队长伯肯豪尔成立了一个冲锋队特别法庭，下设派驻各个有揭发所谓罗姆同伙及审查“一切事件”的地区的调查委员会；据1934 年8 月9日一项希特勒命令规定“凡冲锋队领袖由于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猎取名位、享乐至上、鲸吞中饱、酗酒放纵、骄横挥霍等等而不符合作为领袖军队的冲锋队标准”的一切事件，均属审查之列。这些机构刚刚开始工作，就把调查的主要内容翻转过来，它们不去追查罗姆的同伙，而是收集盖世太保在6 月30 日及其以后的表现的报告。
　　冲锋队的一份份报告吐露出他们的愤怒，表达了褐衫队队员们的气愤、仇恨和惊骇。1925 年参加冲锋队的突击中队民赫尔曼·贝克控诉说：“我一向为廉洁和正义而斗争，可现在竟有入扬言要逮捕我。我们这些为团体和德国国旗拼杀了多年的者冲锋队员，竟受人欺侮，被警察剥光自己的衣服，被他们敲掉饭碗，难道现在已不配称为中坚分子了么？难道我们现在再次沦为任人产宰割的地步了么？”第一百六十八冲锋队旗队长在7 月28 日报告道：“我反复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听从盖世太保的指挥..但由于部分年轻盖世太保成员对冲锋队老同志所持的态度，使所有老冲锋队队员心灵上都受到莫大的打击。”
　　盖世太保成了冲锋队永远痛恨的对象，这两支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军队再也不会言归干好了。从此以后，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相互尖锐对立——开始进行着一场默默的、看不见的战争。 　
　
　
　
　
　
第三节当代最阴险的警察阴谋
　
　
　　冲锋队被清洗掉了，盖世太保在德国国内的敌人已不堪一击，盖世太保人子海德里希可以腾出手来“关心”国外情况，其实他对国外情况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了获取更多的外国情报，他在盖世大保内部建立了一个奇怪的组织——“小猫沙龙”。
　　一天晚上，海德里希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主意，就是替安全局建立一个巧妙的机构，准备用慎重的布局，调和的气氛，和诱惑迷人的美女，来招揽外国的游客，借以搜集情报。在这种环境中，他想许多顽固的外国外交官可能因此被诱，情不自禁的泄露重要的消息。
　　外国的外交人员人数日见增多，他们的同伴都认为这地方差不多是社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场所。这个机构定名为“小猫沙龙”，当然，是透过不致妨害工作而身份普通的商人，在柏林最繁华的地区租下一所很大的房子。所有的家具与装璜，都由第一流的艺术家来监督布置。在各个房间里安装了长达数公里的暗线。大楼的每个角落都装上窃听器：油画背后、电灯里、房门的把手里、沙发下面、大衣柜上、床前床后，无处不有。然后特殊技术专家便在沙龙里筑起一个夹墙，为装设秘密录音器之用，此种录音设备，配有自动传导的录音带，可以记录整个沙龙每一间房子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有3 个经过宣誓的本局工作人员派来担任这些机器的管理。另外并聘请一位名义上的老板，和一些烹饪侍应人员，以朗供给最好的招待和最佳的酒肴。
　　另外一个问题，便是物色女侍应人员，海德里希的一个部属、刑警队长阿尔图·聂伯，他曾在下层社会中厮混过多年，同意担任这份物色女侍应员的工作，缪勒是他从欧洲所有各大城市中吸收网络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妓女。
　　“小猫沙龙”按海德里希的要求如期开张，开张之日，宾客盈门，设宴庆贺。海德里希很是得意，这特别是因为基蒂和奈比工作得很出色，挑选来的女人个个妩媚多姿。开张后门庭若市，政治家、外交官等纷至沓来，他们与年轻美貌的妓女或与为赚些零花钱前来悄悄取乐的良家女子寻欢作乐，
　　“沙龙”的开办虽与纳粹日尔曼的官方道德观念大相径庭，但却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的摇钱树，而且很快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情报来源地。
　　小猫沙龙确实是获得了很多成果，许多客人泄露了令人惊骇的秘密情报。这些主要都是外交上的秘密。依照海德里希那种诡计多端，自然要用来攻击里宾特洛甫及其外交部。不仅是里宾特洛甫本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小猫沙龙”究竟是准开设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和其他重要外交官员们到沙龙里来。
　　当然，海德里希不会放过对这座招待所进行他所谓的“亲自视察”的机会，但是，每逢他亲自视察的时候，他总是特别命令关掉偷听和录音的仪器。这又是海德里希特有的花招之一。
　　“小猫沙龙”的妓女们如果想逃跑，也只能跑到集中营去，因为她们对国宾的情况知道得大多了，例如她们知道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伯爵的情况。齐亚诺说话随便，无意中给德国人提供了很多材料，德国利用这些材料迫使意大利继续呆在轴心国里。
　　海德里希不仅限于关心德国国内的事。当初他就把持他的特工机关力求插手国外政治事件。他最成功的一个阴谋就是对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关怀备至”。
　　1937 年6 月11 日，苏联塔斯社宣布：内务部人民委员的命令，八个红军高级将领、国防部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司令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和约纳·埃马努依洛维奇·雅基尔、二级集团军司令臭古斯特·伊万诺维奇·科尔克、军长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军长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维托夫特·卡济米罗维奇·普特纳、罗伯持·彼得罗维奇·艾德曼和鲍里斯·米罗诺维奇·费尔德曼被浦，并很快被法庭判处死刑。他们都被枪决了。
　　什么罪名？..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他们有罪..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活动..
　　二十年之后，苏联检察院复查了这一案件，并向苏联最高法院提交了撤销对所有被告的判决并通过诉讼程序终止此案的结论，因为他们井没犯有上述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57 年1 月31 日裁决，撤销原判并终止此案。
　　这桩假案以1937 年5 月为肇端。关于在红军中存在一个似乎由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基他人领导的军事阴谋的第一批口供，是1937 年5 月8 日和10 日得到的。供诉人是前工农红军参谋部管理局局长米哈依尔。叶甫盖尼那维奇·梅德韦杰夫，此前他已被内务部人民委员的机构所逮捕。在5 月8 日的宙讯中，他供认，关于这个阴谋，他是在1931 年8—9 月份从一个同事的谈话中得知的，后来他好像打听到了，阴谋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普特纳、普里马科夫及其他人。以现已推翻的梅德韦杰夫的这些供词以及普特纳和普里马科夫在被捕9 个月后的供同为据，于1937 年5 月末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费尔德曼、科尔克、艾德曼、雅基尔和乌博列维奇。在最初的几次审讯中，他们都断然否认从事过任何犯罪活动。只是后来他们才供认参与反革命军事阴谋，通过检查确认，这些供词全是假的，是用非法侦讯手段获取的，如欺骗、恫吓和肉刑。
　　可见，所有侦讯都是力图达到一个目的——使被捕者自己承认有罪。之所以必须叫他们认罪，主要是为了制造公正审判的假象，对此叶若夫和斯大林也未必相信..受审者的供述不足为信，这些东西玄而又玄，空口无凭，矛盾百出，纯属臆造。
　　图哈切夫斯基在审讯中供认，早在1925 年他就曾把秘密消息传递给波兰特务多姆已尔。而在法庭上又宣称，他不知道多姆巴尔是特务，只知道他是波共中央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承认自己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而在法庭上却暴露出，他们对所谓由他们拟定的“宫庭政变”的细节一无所知。
　　可见，被告的供词完全是假的。案卷中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判定有罪的材料..
　　海德里希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出导致图哈切夫斯基垮台的罪恶阴谋的，很难确定的。但是这个主意大概是在1936 年圣诞节前他和希特勒、希姆莱一次决定性的会谈之前就有了。当时，他把图哈切夫斯基显然想夺权的意图首先告诉了他的同伙们。希特勒和海德里希可能都意识到这个分裂苏联国家的机会，会给予苏联一个决定性的致命打击。行动发展进程有两个可能性：德国可以支持图哈切夫斯基，这样可以帮助他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可能把图哈切大斯基出卖给斯大林，这样就会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看起来，每个可能同样可得到很好的收获。一方面，促使图哈切夫斯基垮台显然比支持他冒险推翻克里姆林宫当权者容易一些；但另一方面，德国参与消灭图哈切夫斯基从而削弱红军的力量，将会使德国和苏联军事力量一直共同合作的政策倒退。
　　苏德军事合作于1926 年就加强了，当时德国“十万人军团”参谋长冯·西克特将军寻求并得到了苏联人的技术援助。冯·西克特的两位继承人希巨将军和冯·哈默司特恩·艾夸尔特将军在德国国会、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下，遵循了同样的政策。在这个军事合作的背后，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概念。这些将军们要求的主要是军事技术援助，特别是要求根据条约德国国防军所不能得到的装甲车辆、飞机及其它武器的教练军官。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把德国军官团的经验和军事指挥基本原则方面的知识提供给红军，苏联人很可能把这看作是将来建立政治友好关系的起点，但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
　　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局面就立刻改变了。毫无疑问，他一开始就以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终生死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政治观点，从长远看来，排除了两国军队的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搞垮（或至少严重地削弱）“全世界敌人布尔什维克”的机会，主动（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当时图哈切夫斯基被认为正在准备发动的军事政变？提供任何实际援助，像前面所述的，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无疑会加强他行动的决心。可以肯定的是海德里希的介入，使事情向另一万面发展。他认力普鲁士德国军官团仍存在着传统的日耳曼一俄罗斯结盟倾向，而他对于这一种倾向所带来的政治意义及可能存在的后果做了过高的估计，他把这整个事态发展看作是一个对德国的真正危险。
　　在公众面前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最有成效的做法是，揭露他们两国军队领导入搞联合的实质是用来掩饰间谍活动和彼此出卖情报。这可以有两种办法进行，在德国或在苏联，把德国将军或者苏联将军当作被告，哪一个办法都可以，而海德里希对于诬控某些德国将军犯有“判国罪”是无所顾忌的。
　　但是总的看来，他认为选择莫斯科这个地点和图哈切夫斯基这个牺牲品比较有利，苏联当时国内形势提供了优越的方便条件，而在德国进行则可能要困难得多，而且把这案件放在莫斯科搞并指控一个德国军队的同伙人，可能会间接打击德国军队的领导人，而对于海德里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理想的，尽管是次要的目标。
　　整个行动是在极度保密情况下进行的（从1936 年到1937 年）。海德里希只向他的最接近的头头们作出具体部署，并且是为了需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才把必要的最少的事情告诉他们。除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本人外，科伦斯是唯一知道整个秘密战争如何进行的人。
　　开始时，海德里希企图将他的主要对手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拉进这件密谋计划里来。他要求卡纳里斯将他手头所有的关于军事合作方面德军统帅部和苏联人之间的往来的所有文件，特别是所有从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苏联高级军官那里来的原件通通交出来。但是卡纳里斯深知海德里希的为人，马上怀疑到这里有什么肮脏的行为，因此就找了一些借口予以拒绝了。可是海德里希——或者说科伦斯——未经卡纳里斯帮助，还是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他们是怎样搞到的，不大清楚。但至少有一次科伦斯闯进了德军统帅部去盗窃档案。
　　科伦斯得到了所需要的材料以后，于1937 年4 月到盖世太保司令部在柏林的一个隔离地下室去准备必要的伪造文件。为了伪造文件，他已建起一间配备有齐全的专门器械的实验室，并设置了专门挑选的警卫。同时海德里希招募了两名几个月前俘虏的的苏联秘密警察特工人员，“邀请”他们帮忙。还有一个自愿参加柏林盖世太保工作的第三个苏联特务，也被雇用来帮助伪造文件。
　　关于第三个苏联人，科伦斯的看法和海德里希有很大的分歧。他甚至断言，正是这个苏联特工人员，而根本不是海德里希，提出了捏造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主意，实际上海德里希是苏联秘密警察的不自觉的工具。
　　可以肯定的是，在阿尔伯列希特王子大街（德国街名）的这个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伙与德国高级将军们在大约12个月的时间里的来往信件。这些信件暗示图哈切夫斯基成功地从德国军队得到了他在发动反对斯大林的起义时支持的保证。这些文件很快地准备好了。5月初，希姆莱就把这宗档案材料交到希特勒的手里。卷宗里除了原始的信件外，还有各种文件，包括苏联将军们出的巨额现金收据，据说是从德国特务机关那儿收到的提供情报的报酬。
　　伪造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谋者的信都很逼真；表示冯·西克特·亨默斯坦因、卡纳里斯以及其他几个将军看过这些信件，把在边上有签名的笔迹，完全精确地复制出来，德国将军们写给苏联人信副本也包括在卷宗后面。最后为了把卡纳里斯也拖进这个阴谋活动中，伪造他写给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信，感谢他们提供了有关红军的情报。希特勒对准备这些材料的方式表示很赞赏，并同意把它们送交苏联特工当局。
　　原来设想把这些伪造文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据了解他们和苏联人有密切联系）传递出去。经过一个特工人员取得联络后，科伦斯用一个假名去捷克斯洛伐克安排必要的准备工作。可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不肯透露把文件送到斯大林手里的渠道，所以看起来不能保证文件在途中不会落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某个朋友的手中。海德里希认为这太冒险，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并宁愿直接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打交道。他和一个盖世太保的与大使馆官员取得了联系，并相当公开地把这些情报交给他们，那个苏联人马上飞往莫斯科，并且很快就和一个苏联秘密警察领导人叶若夫的特别代表一起回到柏林。这个特使声称，他经斯大林亲自授权来协商购买这些文件。
　　海德里希根本没有想到和苏联当局进行官方交易，更不用说他能把伪造的文件卖给对方；但是他很灵活地更改了他的策略，开价300 万卢布。当天晚上，他把他的计划报告了希特勒，并得到希特勒批准去进行这笔交易。第二天科伦斯把这个卷宗交给了苏联的代表，作为交换条件，收到了一个装有300 万卢市的包裹。
　　海德卫希把这笔钞票做为特务活动经费交给特工机关的苏联处使用。恰巧有三个德国特工人员在苏联使用其中一些钞票时，马上被苏联秘密警察抓去了。显然苏联人或者付了假钞票，或者在钞票上以某种方式做了记号以便易于识别，因此就立刻不再把这些钞票发给特工人员。以后几年，海德里希对苏联人用伪造的钱币支付他做得很好的伪造品，一直感到非常恼火。可以这么说，这对他的才干说来是丢脸的事，使他对这次的成功很不满意。
　　海德里希的机构运行得非常牢靠，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共谋者立刻被逮捕了。对他们案件的审判于6 月10 日上午10 时开始，当晚9 点就全部结束，诉讼从伏罗希洛夫的一篇关于军事叛国问题的讲话开始，跟着对被告进行审讯。根据苏联的报道，在大量证据和他们给德军统帅郡的亲笔信，被告被败诉了井供认他们的罪状。维辛斯基的总结只有20 分钟。他要求把被告们从红军中清除出去，并处以极刑。几分钟之内就作出了死刑判决。被告们的军领章和勋章马上被扯掉，在12 小时之内就被处决了。
　　海德里希每想到他伪造的玩意儿对判这位苏联元帅的罪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感到引为自豪。直到他死，他对自己所干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始终是深信不疑的。
　　可是科伦斯将军就不那么肯定。他开始同海德里希一样，冷酷无情，但当苏军在1945 年日益逼近贝尔格莱德时他曾对别人讲起他担心的事。他本人对所参与的这个伪造事件提心吊胆。在苏军打击下，德国所遭受的决定性的败绩，使他怀疑当初支持图哈切夫斯基推翻斯大林的试验是否会更好些。他在1944 年曾断言，图哈切夫斯基的垮台只是在短时期内推迟了苏军的建设，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基础仍未动摇和受到威胁。 　
　
　
　
　
　
第四节“人间地狱”
　
　
　　希姆莱决定将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统统消灭掉。
　　“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等等，此外还有所有纳粹分子个人的私敌。因此，大大小小的监狱很快就关满了囚犯。如前所述，自纳粹掌权之日起，冲锋队便开始建立自己控制的监狱和集中营。因作恶过甚，戈林下令把它们关闭了。但建立集中营的方针没有被否定。特别是根据希姆莱1933 年3 月22 日发布的一项政令而建成的达豪集中营还在继续使用。该政令由《新闻通讯》公开发表，其内容如下：
　　第一集中营应于3 月22 日星期三在达豪附近落成。该集中营可以容纳5，000 犯人。
　　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我们拒绝了对一些次要因素的考虑。我们深信，这一决定将使一切关心国家并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的人得到安全保证。
　　——慕尼黑市警察局长海因里希·希姆莱
　　希姆莱把达豪集中营交给一支长期服役的党卫军志愿部队看管。这支以骷髅为代号的特别警卫队的队员佩带有以颅骨和两根交叉的胫骨为图案的徽章。一个原正规军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西奥多·艾克任警卫队长，奥地利人阿道夫·艾希曼任副队长；从1934 年起又由后来担任奥斯成辛集中营警卫队长的鲁道夫·霍斯任副队长。
　　在盖世太保看来，什么样的人应当被关进集中营呢？主要是这样的五种人：政治敌对分子、“劣等种族人”、“从人种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发育低劣者”、“罪犯”和“不适应社会生活者”。
　　第二种人主要指犹太人、波希米亚人和茨风人。用党卫军的话说，这些“混蛋”是他们首要的打击对象。对波希米亚人，虽然人们谈及甚少，但他们遭受的迫害最为残酷：几十万人死亡，幸存者只有几十人，罹难看占该民族总人数的99.9％。
　　希姆莱在1937 年1 月所作的关于《党卫军和警察的性质及任务》的讲话中，首先就集中营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现在我想对你们谈谈髑髅队和集中营问题。我们在全国有这样一些集中营：达豪，萨克森豪森，利希滕堡和萨克森堡集中营及若干较小规模的集中营。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更多的集中营。现在，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达8，000。我要向你们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集中营，为什么以后还要有更多。共产党组织十分严密。它的一部分官员在国外，在国内的有的已被逮捕，他们现在被关在集中营里。工人群众如果不受其它敌对派别宣传影响的话，他们就会支持我们..但共产党的活动依然十分频繁。共产国际很有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每年支出13亿马克作为宣传经费。和我们毗领的国家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存在，我们处在他们的十字路口，这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所以经元首同意，我们已重新开始拘禁共产党的官员。我们还将更多地拘捕共产党人，以使他们由于缺乏活动分子而无法重建其非法组织。”
　　在分析集中营中被囚禁的人时，希姆莱对他们倍加诋毁：“你们首先必须确信，集中营没有关错一个人。这是一些罪犯，社会渣滓。要表现种族和遗传规律，集中营是最生动的形式。那里有脑积水患者，斜视症患者，畸形人，半犹太血统人和大量劣等种族人。对这些被拘禁的人，我们要区别对待：有些人，我们关几个月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另一些人则要长期监禁。总的说来，教育是按集中营的方法进行，但绝不向他们灌输任何观念，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只配当奴隶。”
　　希姆莱接着说：“在一个集中营里，我们关着500 名惯犯，每人至少已被判处8 至10 年徒刑。个别人已被判刑30 次。我每年对所有的集中营都要秘密视察一次。最近我看到一个72 岁的老家伙曾犯罪63 次。把这种人当动物对待也许是对动物的侮辱，因为动物也不会如此。我打算把第3 次或第4次作案的惯犯全部关起来。”
　　1943 年10 月14 日，希姆莱在总结前十年的成绩时这样说：“自1933年采取措施以来，刑事发案率不断下降。虽然这三年我们处于战争时期，但1941 年的犯罪仍然是第三帝国建立以来最低的一年。这是由于第三帝国颁布实施了新的法律。一方面，死刑判决的程序比过去更简单，一些罪犯破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他们对社会己不起危害作用了。监狱和集中营为我们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使罪犯能够为我们的战争服务。他们为我们的军工生产提供了千百万个劳动日。我们的治安也因此而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实际上，纳粹的敌人是很多的。然而，头号敌人却是犹太人。大家知道，各国的犹太人，许多被纳粹屠杀了。由于没有准确的统计，我们无法列出具体的数字。据行刑者供认，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不仅是在特莱勃林卡、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等灭绝营内被杀掉的，还包括在整个欧洲被枪杀和被用其它残酷手段迫害致死的），大约在150 万至600 万之间。即使是取最低数字（相当于法国在1914 年至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人数），也足以表明这是历史上最残忍的政治暴行之一。
　　但是，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并不是纳粹的唯一受害者。他们的囚衣上缝有一块黄色三角布。由于处决、虐待、医学试验、疾病和疲惫等原因而大批死于集中营的还有：囚衣上缝有紫色三角布块的茨冈人（40 万至50 万）；标有黑色三角的“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如拒绝去德国服劳役的法国人；标有红色三角的各国反对纳粹的政治家（包括德国政治家）；标有蓝色三色三角的西班牙共和国和国际纵队的成员：标有玫瑰色三角的同性恋者；也标有紫色的拒绝服兵役者，其中主要是那和华教的信徒：最后还有标有绿色三角的刑事犯。
　　被关进集中营的人有多少？多少人在集中营丧生，难以作出即使是大概的估计。集中营的大部分行政档案在战争结束时被党卫军销毁或在轰炸时被炸毁了。因此，所有公布的数字都不足为信。事后，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统计。应当承认，被囚禁和被杀害的人数多达几百万。重要的不是罹难者的人数，而是集中营制度的含义、它所采用的手段及它那荒诞不经的伦理观念。
　　这是因为，在集中营里，最坏的遭遇并不是死。在党卫军的种族政策中，灭绝暴行还伴之以残酷的凌辱手段。纳粹的根本用意是在囚徒中制造极端卑贱感，使他们始终在这种自惭形秽的精神压力下活着。一位在1940 年至1945年被囚禁的德国政治犯E·克虏伯菲尔一科贝尔维茨权威性地描绘了他在集中营监禁期间所受到的驯化乃至系统的精神蹂躏情景：
　　我们被分成若干小组，被剥夺了人的权利。他们用一些庸俗不堪的、荒谬的东西压抑我们的精神，使我们失去自我意识..我们被剃成光头。他们让我们穿滑稽可笑的条纹衣服。后来，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甚地感到我们是多么愚蠢：不会铺床，不会自己洗饭盒，也不会清理自己的橱柜。当我们学会了该怎样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我们没在党卫军成员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立，或者忘了扣上钮扣。作为惩罚，我们被迫下跪，有一个大学教授也下跪，那样子真滑稽！..
　　有时，他们要我们蹦跳，要我们跪着跳，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得把手伸向前方。有时，他们又叫我们在地上打滚，在泥泞里打滚..我们成了木偶。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每天都忍受着，这被说成是英雄主义行为。点名时，他们让我们光着脑袋站在雨里。第二天，我们还没有恢复疲劳，又迎来了这没有尽头的充满着凌辱和苦难的一天。晚上，一天劳动过后，我们又被迫在风里雨里站立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疲倦，困乏，饥肠辘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生活。我们还常常遭到宿舍或禁闭室的头头们的最粗鲁的殴打和辱骂。我们被折磨得精疲力尽，躲在床上，失去任何希望，更不敢想被释放的事..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一些面目可笑的人，把我们变成了一本注册簿，一本越来越残破的账本，直至腐烂，最后被烧毁。他们还嘲笑我们，说我们就象臭狗屎一样没有任何价值。对我们来说，他们唯一的仁慈就是他们的手枪。我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人，可他们硬要把我们变成另一种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昂首挺胸去接受他们的子弹呢？是因为我们珍惜生命吗？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他们享受枪杀我们的快乐吗？是因为我们还盼望有一天能被释放或得到自由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能侮辱我们的内心吧..
　　和希特勒所讲的“彻底解决”一样，纳粹党的领袖们后来在处理他们所认为的“犹太人问题”时，便使用了“全面、总体解决”等说法，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解决问题”的含义并不排除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对象的可能性。此外，在后来缴获的所有关于“最后解决”犹大人问题的文件中，德国人使用了一些含义与此相同的词汇表达他们的思想，如“斩草除根”、“消除”、“排除”等。1943 年10 月4 日，正值战争全面展开之时，希姆菜本人在彼森发表的极其恶毒的演说中，就使用了“排犹”、“铲除犹太人”等说法。人们可以而且已经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即纳粹分子一直用温和的词句掩盖其灭绝犹太人的真实意图。就算是如此吧。但是，第三帝国的反犹历史表明，虽然纳粹早有灭绝犹太人的意图，但也只是在1941 年至1942 年冬天美国人参战后，这种意图才开始被付诸实施。
　　集中营里的盖世太保正式称呼是“政治处”。它的中心设在奥斯威辛Ⅰ号集中营。
　　这是一个宗教裁判所样的组织，在犯人、雇佣人员和党卫军分子中都有其密探。它的爪牙时刻待在集中营里，并随时可能搜查突然碰到的犯人和在营中工作的雇佣人员。警卫人员乘坐摩托车和小汽车在营中来回巡逻，严密监视，不让犯人和党卫军或者雇佣人员进行接触。
　　盖世太保分子柏格尔、勃洛亚德和格拉勃涅尔尤为臭名昭著，他们屠杀了数千人。
　　有必要说明一下集中营内（包括奥斯威辛比克瑞灭绝营）盖世太保（政治处）的作用和任务。奥斯威辛，这是犯人，特别是政治犯人生命历程上的最后一站。这些犯人被盖世太保送到集中营时，都随身带有身份证明，上面写着：“不宜返回”。在这里，对于盖世太保来说，每个不宜返回的人都应该“消失”。怎样办？在什么地方？没有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盖世太保可按照集中营头头的“口味”便宜行事。纳粹分子的计划基于这样一种设想：政治犯人在集中营的犯人中间，较之在狱中或在军人牢房中能更快地暴露自己。
　　送到奥斯咸辛的“危险的”政治犯，都终身不得自由。这些犯人有特殊的档案。尽管他们中间也有犹大人，但是从来不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在保存在集中营档案里的有关他们的文件上，都有特殊的符号。
　　这些犯人被强迫和所有的囚犯一样干活。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夜监视，期望能发现他们的政治活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政治处的党卫军费尽心机地想找到各个抵抗小组，并跟踪那些“形迹可疑的”政治犯，尽管这种阴谋很少能得逞。
　　为了更有效地监视犯人，盖世太保采取了各种处心积虑的方法。他们用给干轻活和增加食品量的办法，收买某些犯人。而当这样的叛徒在犯人中间暴露时，他们就把他迅速送进毒气室。
　　党卫军分子还常常套上囚犯的衣服，混进犯人中间去，以便从判处死刑的犯人口中获取情报。这些死刑犯人关在奥斯威辛I 号囚舍。党卫军分子把他们送到这座囚舍，答应只要他们提供有关I 号囚舍的犯人们的情报，就让他们活命和自由。党卫军分子是很懂得判处死刑的人们的心理的，他们都想利用这一机会。他们知道，每个囚犯在狱外部有亲人，都想向亲人传递一点消息。通常，囚犯们在死亡面前都向同营的伙伴们但露自己内心深藏的秘密。但是，政治犯却保持警惕，如果有谁表现得不可靠，马上就疏远他。
　　政治处的爪牙们谨慎地保守着比克瑙的秘密，绝不让它越出集中营的墙壁，讲述在比克瑙所发生的一切是严禁的。
　　要是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警笛就把全体犯人叫来点名，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确定究竟是谁逃跑了。
　　点名通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犯人们要一直站着。同时，党卫军和卡保还要对全营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搜查。
　　如果逃跑者彼抓住，他就落到盖世太保的手中，遭到审讯，要供出逃跑计划和同谋者。如果发现逃跑者有钱和在营中偷到的物品，他们就要把他关到单人牢房里扣押好几天和好几周。
　　最机智的逃跑者是苏联人。1942 年10 月，一批苏联战俘实现了一次最勇敢的集体逃跑。晚点名后，一些苏联战俘在党卫军押解下对营区进行搜查，因为有一名犯人不是逃跑，就是躲藏起来了。当苏联战俘们一出现在高耸的了望塔旁，他们就高喊一声“乌拉！”推倒了望塔，塔上的党卫军被摔倒在地，于是他们就乘乱逃跑了。
　　后来，比克瑙又来了几列车苏联战俘。他们相互帮助，坚强地忍受着营中的恶劣条件。
　　苏联人通常是这样逃跑的：干活时，他们在地里挖掩体，在干活临近结束时躲到里面去。由他的一位同志把掩体封住。当夜色降临，逃跑者就从藏身处跑出来，爬过铁丝网，跑向东方，跑到前线去。
　　1944 年春天，警笛刻板地在5 点钟左右吼叫起来，宣告一名苏联战俘或者甚至是一组苏联战俘逃跑了。而苏联逃跑者被抓回集中营的事情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从居民对囚犯们抱敌视态度的集中营周围地区穿越出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女营中也发生了几次逃跑事件，参与者也都是苏联妇女。
　　1943 年初，一名逃跑犯人的两名亲人被抓到比克瑙。所有的犯人被迫列队从逃跑者的母亲和未婚妻的面前走过，这两个不幸的妇女手中举着小牌子，上面写着：死亡威胁着任何一个想从集中营逃跑者的亲属。
　　1944 年春天，党卫军又搞了一次这样的把戏：命令所有的犯人列队走过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的犯人的尸体。
　　根据囚犯地下组织的决定，要分批组织逃跑，逃跑要五人一组：在比克瑙干活的奥斯威辛Ⅰ号营三名，比克瑞的两名。一次，逃跑者藏在集中营的障碍物里面。同志们给他们拿来食物、指南针、地图、剪刀和两支手枪。
　　下午4 时，警笛宣告有人逃跑了，全体犯人被赶回营来点名，少了五个人，于是，党卫军和卡保搜查营区，犯人们不得不站到很晚的时候。下一夜，三名逃跑者在试图越过封锁线时被枪杀，另外两名不得不折回原来的隐蔽地点。翌晨，地下组织得知，其中一人受了重伤，需要医疗，另一名因逃跑的悲惨结局而沮丧。
　　一名囚犯医生想法来到了掩体。他检查了伤员，并告诉地下组织，他的病势没有希望。地下组织的成员秘密给逃跑者供应食物和饮水。三天后，伤员决定去向集中营当局自首，局势变得极其危急。于是，地下组织决定将他处死。这五个囚犯中最后只有一人逃了出去。
　　但是，逃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每一个犯人都知道，如果不逃跑，在比克瑙别无生路。从比克瑙逃跑的总计有数百名囚犯，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摆脱了党卫军的追捕。
　　一些犯人试图逃跑而被处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党卫军所用的奸细。
　　囚舍长施奈德尔就是这样一名奸细。他和犯人开诚布公地谈话，宽恕他们无关紧要的过失，帮着做一些“组织”工作，最后答应帮助犯人逃跑。两名波兰犯人为施奈德尔弄到了很珍贵物品，并和他谈妥：他将他们带过重重铁丝网。
　　一天，施奈德尔带着一纸提审公文来找他们。准备逃跑的两名波人跟着他走了，但施奈德尔并没有将他们带出铁丝网，而是带到“库房”里，交给盖世大保，并在那里声称：他们想逃跑，因而试图收买他这个党卫军人。于是，这两名囚犯受到讯问和拷打，最后被绞死。
　　如果不是一个被吊死的人“讲述”了这一切，这些犯人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抓获的，谁杀死了他们。在他的尸体上，囚犯们看见了用化学铅笔写的一行字：“囚舍长施奈德尔出卖了我们，为我们的死难报仇！”
　　还有另外一件党卫军的阴险勾当：有一位叫布洛·兰格尔的斯洛伐克人，在党卫军中发现了一个当囚舍长的中学时代同学，这个人答应帮助兰格尔逃跑。他只要求兰格尔掏出一些钱来。兰格尔和四个囚犯一起凑足了这个党卫军分子所要求的数目。
　　兰格尔建议他们也一起逃走，他保证说，这个党卫军分子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可以信赖，他们没有同意。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和兰格尔分手了，并瞧着他们怎样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干活。
　　这个党卫军分子和他的一名同伙来履行诺言了。他们来到兰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干活的地段，要卡保让兰格尔等到铁丝网外去干活。这些犯人在党卫军的押送下走出了铁丝网眼看逃跑就要成功。党卫军押着他们走了两公里，然后就背信弃义地枪杀了这五个人，并抢走了他们身上的财物。回到集中营，他们向长官报告，有五名犯人企图逃跑，被他们击毙了，为此，他们得到了奖金，还休息了三天。
　　惨遭不幸的逃跑者的尸体，黄昏时运回，放在集中营入口处的椅子上。犯人们收工归来时，随着一声“向左看！”的号令，必然要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集中营领班达尼什站在尸体旁边，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谁想逃跑，这就是他的下场！”
　　因企图逃跑，被杀死的还有一名党卫军分子彼斯迪克，他是罗马尼亚人。他和游击队合作，试图帮助几名囚犯逃跑。然而，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得犯人们的信任的。
　　1944 年5 月，捷克斯洛代克军队的军官、比尔森人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从比克瑙逃跑了。他是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和彼斯迪克一起离开营房的。
　　彼斯迪克后来又返回集中营来帮助其他的犯人逃跑。
　　比克瑙的前29867 号囚犯约瑟夫·海曼讲述了有关彼斯迪克的下述事情：“1942 年春天起，我被编进了清尸队。每天，我要跑遍各个集中营，清查在最近24 小时内死去的犯人数字，随后再用载重卡车把他们运进陈尸棚。这种工作使我有可能出入各个房，方便了逃跑的准备工作。
　　1944 年3 月，囚舍长彼斯迪克（我认为他和别的党卫军分子没有两样）对我说：‘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尽管我穿了一身党卫军的制服。我从不责罚犯人。我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每周有一次，我能到克拉科夫和卡拉维采去，在那里我要报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想搭救犯人’。我没有相信他，彼斯迪克接下去说：‘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你们，您是知道的。难道捷克犹大人家庭集中营里的惨剧对你们还不够吗？下一次该轮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决定吧，我能把你们带出去。’
　　我将波斯迪克的建议告诉了一位同志。他警告我，让我想想过去几次和党卫军分子的这种合作都是以不幸终局的。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就对波斯迪克说，我要是逃了，巨大的危险将威胁我的妹妹，还有一位亲戚，以及比克瑙的囚犯们。彼斯迪克理解我不信任的原因，试图再次说服我，但我还是没有相信他。
　　在我们谈话数周后，彼斯迪克不见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显然，彼斯迪克说的是真话，而我错了。彼斯迪克不仅给莱杰列尔搞到了党卫军制服，而且弄来一辆自行车，他们二人一起离开了集中营。这件事无论是对党卫军，还是对囚犯们，尤其是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我很懊悔没有听彼斯迪克的话，于是我继续做逃跑的准备工作。
　　5 月25 日，我得知，从前的党工军分子，现在的游击队员波斯迪克穿着党工军制服又回到集中营里来了，并在BⅡ营区的称为里西哥的尚未竣工的囚舍里等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走进集中营，一个看守朝我走来，进行搜身，同时把一张彼斯迪克的条子放到我的口袋里，条子上写着，他何时何地等我。
　　当我在彼斯迪克的藏身处找到他时，他举起两支手枪瞄准我说：‘我希望，这一次你该相信我了吧。要是想跑，就准备吧，11 点半我们一起走。’
　　除我外，彼斯迪克还想搭救其他几名囚犯。他们中间有长得极漂亮的少女列涅·海曼诺娃，她是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女犯。彼斯迪克爱着这个姑娘，显然，这是他再次回到集中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并在规定的时间年来到了指定地点。还在远处，我就发现，在彼斯迪克藏身的办舍发生了什么不顺当的事情。原来，彼斯迪克被党卫军发现了。要往回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迅速扔掉所有的物品，并脱掉身上的衣服。
　　刚刚换好衣服，我就听见，人们在集中营里到处找我。三名粗壮的党卫军分子走进了囚舍。他们一见到我，就嚷叫起来：‘彼斯迪克呢？’
　　“不知道”我回答说，为此，我被打掉了两颗牙齿。
　　他们将我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把我带进了望塔，在那里我看到了彼斯迪克，他被反剪双手吊在窗格子上。他们也把我吊在另一扇窗子上，照样反剪双手，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期望我们会单独谈些什么。
　　随后，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亲自对我进行审问。我什么也没有承认，他们就把我和彼斯迪克绑在一起，送进了奥斯4 威辛臭名远扬的11 号囚舍。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情景：一名浑身血淋淋的党卫军分子和一个犹太犯人，捆绑在一起，被送进了监狱舍，从这里极少有人能活着出去，进入这座囚舍意味着只有等待死亡。
　　彼斯迪克经受了无数次的拷问，一个月后被枪杀了。
　　而他们让我活下来是为了充当彼斯迪克“罪行”的见证人，以便好向上级盖世太保证实他们没有参与此事。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中止了审讯，宣判我在集中营终身监禁。
　　1944 年10 月26 日，我终于被装进一列满载囚犯的军车送到巴伐利亚去。弯曲的手指和拷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使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比克瑙。”
　　关于在所有的德国集中营里，自然，也包括比克瑙，所使用的惩罚手段，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各种惩罚都是按照德国方式巧妙安排并精心实施的。
　　除了各种惩罚和殴打外，盖世太保和卡保还对长官打专门的报告，集中营警卫长官对此从不加以审查核对，就宣布对被告犯人的判决。
　　最常用的刑罚是责打25 鞭。通常在点名时，当着全体犯人之面行刑，犯人们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必须脱帽肃立，受刑人被绑在一种“木山羊”上，然后由党卫军分子或卡保凶狠地、有节奏地鞭打。
　　这种在集中营内司空见馈的刑罚，通常是在有几个犯人都该受鞭答时一起执行的。犯人们在“木山羊”前站成一排，等待着轮到自己去挨打。皮鞭或者钢索抽打在皮肤上的呼啸声撕裂周围死一般的寂静。被绑在“木山羊”上的犯人的软弱无力的身驱在鞭答中抽搐。很快，犯人就皮开肉绽，满是鲜血的衣服碎片四处横飞..在整个行刑过程中，被鞭答的人自己要大声报数。要是有人疼得失去知觉，无法再报数，就要被重新鞭打。而在鞭答之后，犯人必须到集中的警卫长官那里报告：“长官先生，××××号犯人衷心感谢领受25 鞭。”
　　被“正式”判处体罚的犯人规定要接受医生的检查，以便查清他是否能经得住这种惩罚。
　　但党卫军医生从来不检查这样的囚犯，然而，报送柏林帝国中央保安局的行刑详细报告却都是由医生作证的。
　　在一种特别报表里，详细记载犯人挨了多少鞭打，行刑后身体情况如何，报告由集中营警卫长官和三名党卫军军官签署。
　　犯人们还常常在囚舍内受到“非正式”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由囚舍领班来执行。因为囚舍中没有行刑的“木山羊”，犯人不得不将头伸进炉口里去，而领班则用粗木棍来代替微不足道的长鞭。
　　犯人们还常常被饿着肚子罚站，在门外站上整整一天。在严寒季节，犯人们有时因此冻饿而死。
　　直到1943 年，在比克瑙为了进行惩罚，都使用了种特殊的笼子，这种笼子狭小得只能站两个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名活犯人贴着一个冻饿而死的人站立着。这个笼子放在BIb 营的3 号囚舍内。
　　对于整组整组的犯人或者整整一队的犯人，如果他们干活不好，或者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通常就使用一种叫“运动”的惩罚。盖世太保或者卡保强使犯人们迅速趴在地上，再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这种刑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多数犯人再也不能从地上爬起来，而其他人在如此“运动”后，数天内都痛楚不堪。
　　华沙人斯特凡·加尔巴尔斯基是一名老囚犯，对集中营生活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加尔巴尔斯基在厨房里弄到一锅汤。锅太沉了，他把它放在地上。几个饥饿的犹太犯人刹那间扑了过来。
　　加尔巴尔斯基生气了，动手把他们轰开，并叫喊说：“反正一样，大家都得进焚尸场！”
　　为了这句话，他可能送命，尽管他讲的是所有囚犯都知道的真话。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盖世太保分子抓住加尔巴尔斯基，把他带进守卫室，在那里进行记录，加尔巴尔斯基因散布关于焚尸场的谎言而被判处在仓库里监禁25天。
　　只是靠了在仓库干活的囚犯们的帮助，加尔巴尔斯基才活了下来。直到获得自由后，他还长时期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残酷地惩罚他，因为盖世太保分子是从来也不隐瞒他们仇视人类的计划的。
　　对细小过失的惩罚采取什么形式，全凭盖世大保分子个人的高兴，犯人们整理不好床铺或者干活不使劲，这都是过错。而如果搜查时，在犯人那里发现了亲属的照片，写给营中其他囚犯的信件、食物或者贵重物品，那他就要遭受可怕的惩罚。
　　转入监狱舍是对某些过错进行惩罚的常规措施。而来到这一囚舍就必死无疑。
　　监狱舍和所有其它囚舍隔绝，最初叫BIb 营1 号囚舍，后来改为BId 男主营2 号囚舍。党卫军说它是“教育舍”，而实际上，在那里，盖世太保的兽行登峰造极。
　　“铁的纪律”——盖世太保分子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侮辱和惩罚的。
　　在监狱舍，劳动条件最恶劣，卡保也最残酷。他们打死的人愈多，他们从营中出去的希望就愈大。
　　为了使囚舍的犯人和营中其他囚犯易于区别，在他们上衣的前后襟缝有黑圈，而对那些被怀疑企图从集中营逃跑的犯人，则缝大红圈。特别危险的政治犯还另外有“YM”两个字母的标志。意思是，他们无权离开集中营的土地。
　　被判处在惩罚队干活的犯人干的都是最昔的土方工程。他们在任何天气里都得在露天劳动。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们干活时都是一身单衣，一双木屐，不穿袜子。他们能否领到一份食物，全靠囚舍领班或者卡保的个人意志所断。在囚舍里，犯人们睡在没有垫褥的光板子上。夜里在监狱舍睡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那里通宵在拷打犯人。舍内根本不生火。直到1943 年，惩罚队的病人都不能去医院治疗。
　　集中营里的死刑是在所有的犯人面前当众执行的，刽子手是德国罪犯——卡保。
　　公开执行的目的是恐吓犯人，使他们永远打消逃的念头。
　　但是，在这个每天都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的集中营里，作出这种宣读由希姆莱本人签署的判决的戏剧性表演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死刑判决达不到目的，被判决的人表现得沉着坚定，反而鼓舞了其他犯人继续进行斗争。于是，在第二天，警笛又吼叫起来：又有人试图从集中营逃跑了。
　　32704 号犯人，后来回到祖国的亚历山大·埃森巴赫的经历是盖世太保这种审判的“人道”例证。
　　1944 年初，埃森巴赫在奥斯威辛的各个集中营收集尸体，并将它们集中到BIf 营的陈尸棚。他在集中营地区能相当自由地活动，所以他和三名囚犯想法要逃出去。
　　1944 年3 月2 日，这四名犯人消失不见了。在公路上发现了他们运送尸体的板车。逃跑者在一个木柴仓库里藏了两昼夜。
　　第三天夜里，他们试图跑往斯洛伐克，但在离比克瑙40 公里的地方被德国护林人员抓住了。他们被带回奥斯威辛I 号营，并交给了盖世太保。
　　1944 年3 月7 日，他们和其他两名逃跑者被绑到比克瑙的监狱舍。逃跑者们的沉重预感开始应验了。还在白天，他们就听说，厨房前立起了两个绞架。晚上，“绿标”卡保出现了。六名逃跑者被绑着手，在盖世太保的押送下带到了行刑地点。整个集中营的犯人早已集中在那里了。
　　向那两名犯人宣读了判决书，随后他们就被吊死了。埃森已赫和他的三名同志等待着对他们的判决。但是，使所有犯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四名逃跑者又被赶回了囚舍。这场极为残忍的滑稽剧就这样收场了，这些逃跑者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舍和惩罚25 鞭。
　　1944 年9 月15 日，在比克瑞处决了一名犯人，波兰人约瑟夫·雅辛斯基。判决书中指出，他从集中营寄出了一封信，谈到了比克瑙的生活条件。正如判决书所说，这“已经构成威胁，这封信可能被敌人所利用，来损害德国政府的良好声誉..” 　
　
　
　
　
　
第五节纳粹德国似乎成了铁扳一块
　
　
　　1935 年1 月23 日到24 日夜间，一个名叫鲁道夫·福米斯的移民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在普里邦的一家旅馆被人用手枪打死。捷克当局声称，这次谋杀很可能是两个德国籍的男人和一位德国籍妇女所为，但捷克当局并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许多德国的记者想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戈培尔把持的宣传部请他们不要管这件事：“对此事已没有任何更多的情况可以奉告。”
　　捷克人已经查出凶手，但不知道这次谋杀的原因何在。
　　虽然捷克人成功地查清了那位年轻女人的身份，但他们不知道阿尔弗雷德·格尔贝就是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而格尔特·许贝尔特则叫格尔特·格罗特。两人都是海德里希麾下的保安情报处特务。十几天以前，保安情报处处长海德里希在柏林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他的办公室召见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并密示给他一个男子的照片。这个男子身材修长，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一张媚人的嘴巴和洁白的牙齿；两眼镇定自若，炯炯有神。海德里希说：“他叫鲁道夫·福米斯，是一个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纳粹分子。元首亲自指示我找到此人。我答应将他活着带回柏林。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
　　海德里希转身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幅欧洲地图前，用手指着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地区说：“..他在布拉格以南大约40 公里处活动。我们无法精确地确定他的位置，因为我们的无线电测向专家与他相距太远。福米斯每天广播两次，晚间8 点和10 点，整个德国南部地区都能收听到，全是为奥托·施特拉塞领导的‘黑色阵线’进行反希特勒宣传服务的，不过，他的宣传手段并不巧妙。元首要我们制止这种宣传。现责成你全权完成一任务。重要的是行动要快。”
　　为“掩人耳目”，瑙约克斯邀请他的女友埃迪特·克斯巴赫与他同往捷克斯洛伐克滑几天雪。他丝毫没有向她透露他此行担负的使命。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埃迪特是一个身材匀称、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正指导一些担心发胖的实业家练习体操。瑙约克斯向海德里希谈了他的打算。海德里希揶揄他说：“多漂亮的主意，我亲爱的瑙约克斯。我相信你们将充分享受这次旅行之乐。但别忘了你还有个小差事啊。”
　　保安情报处配给瑙约克斯一辆在基尔注册的“奔驰”牌汽车和一对夫妇在冬季进行体育活动所需要的用品：滑雪板、食品采购篮、留声机、手提箱、远程望远镜、两架照像机、搜索地区的详细地图等。海德里希又对瑙约克斯说：“一旦发现了福米斯，你先监视他一段时间，然后回柏林取破坏无线电发射机用的器材。在发现福米斯的活动地点之前，我们不能冒险把这些器材藏在汽车里带出去。如果有人在车子里一搜，只要发现几叠一百马克的钞票就够我们受的了。”
　　瑙约克斯顺利地通过了边境。到达可疑地区后的第二天，当他的女友到查禾里旅馆喝咖啡时，一个男人正坐在餐厅的壁炉旁用早餐。此人就是鲁道夫·福米斯。瑙经克斯脑海里顿时闪出一连串问号：福米斯就住在这个旅馆里吗？他的化名是什么？他是单身一人，还是有同谋？旅馆老板是不是他一伙的？他是在旅馆播音，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播音？瑙约克斯很快证实，福米斯并没有注意他，而是被漂亮的埃迪特迷住了。埃迪特穿一条猩红色瘦长裤，上身是一件白色套衫，显现出她那健美的丰满隆起的胸脯。
　　福米斯主动上前自我介绍..瑙约克斯寻思，难道这是作梦？他乘机彬彬有礼地插问了几句，得知福米斯使用的是真实姓名，单身一人住在这家旅馆并不是出自特殊需要，而是纯属偶然。
　　瑙约克斯说他也很喜欢这家旅馆。埃迪特随声附和。这对假夫妻准备在这里住一周左右。早餐后，瑙约克斯和女友去白雪皑皑的乡间散步。不知为何，瑙约克斯向埃迪特泄露了真情，并说：“埃迪特，明天我必须回柏林一趟。你难以想象，这有多么重要。你监视着他，假如他要离开，你向柏林打电话找我，待一会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回到旅馆，瑙约克斯一阵狂喜。他突然发现离他们房间几米远的房顶上露出一节金属圆柱体。他那双内行的眼睛立即看出，这是一根高频套管式无线。它与其它电线不相连，说明发射机就在下面福米斯的房间里。
　　瑙约克期、埃迪特与福米斯共进午餐并陪他滑雪。晚上，他们一块参加晚会。福米斯在8 点和10 点时两次离场。情况果然不出瑙约克斯所料。
　　第二天早晨，他们三人又一起去滑雪。福米斯说，他中午将去布拉格，晚上回来吃晚饭。11 点刚过，福米斯驱车上路，两位新友为他送行。车子刚离开，瑙约克斯便回房间印取福米斯房间的锁模。接着，他换了衣服也匆匆赶往布拉格，然后从布拉格乘班机回柏林。
　　海德里希默默地听着瑙约克斯的汇报，随后，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说：“如此说来，你总是碰到好运气啊。”
　　“我想是这样。”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别过份乐观。不要忘记，如果不将福米斯话着抓回来，你的行动就算是失败。从各方面考虑，这是最关紧要的..你的女友埃迪特对福米斯‘有意思’吗？”
　　海德里希两眼闪亮，似笑非笑。瑙约克斯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可能..但我们没有必要..这样作。”
　　“为万无一失，格尔特·格罗特与你同往。他身体好，头脑冷静。你把福米斯门锁的模印留下，一小时后你来取钥匙。”海德里希说。
　　瑞约克斯和格罗特一同研究了行动方案后，带上磷粉、三氯甲烷、手枪和福米斯房间的钥匙，来到里贝尔霍夫机场，下午6 点15 分飞往布拉格。格罗特化名格尔特·许贝乐特，留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第二天再与瑙约克斯碰头。
　　瑙约克斯回到查禾里旅馆，埃迪特匆匆迎上前，拉着他的胳膊说：“你可回来啦。快到房间去，我有话对你说。”在上楼时，他们遇见福米斯下楼。他向他们点了点头，继续走下楼去。瑙约克斯一愣。“我可以肯定，他全知道了。”当周围无人的时候，埃迪特十分激动地对他说，“他从布拉格回来后，对我变得十分冷淡。他径直走进他的房间，直到现在才出门。”
　　瑙约克斯寻思着，福米斯是发现他们的身份呢，还是仅仅为了提防他们？他们是怎样引起他怀疑的呢，他去布拉格干了些什么？
　　晚餐平静地过去了。埃迪特心情越来越烦躁，勉强吃了点东西。瑙约克斯则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口一口地嚼着。福米斯没有来吃晚饭。他们发现他脸色阴沉，独自坐在酒吧问。看见他们走进来，福米斯站起身，言不由衷地道了一声晚安。
　　格罗特上午与瑙约克斯和埃迪特会面。他们向他介绍了情况。然后，瑙约克斯和格罗特商定了当晚的行动计划。
　　晚6 点，瑙约克斯和埃迪特回到旅馆。天已黑下来了，室外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四度。他们直接走进他们的卧室，没有碰见任何人，俩人静静地等待着。埃迪特躺在床上看侦探小说。瑙约克斯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
　　晚9 点，瑙约克斯打开窗户，把一根绳子的一端甩到窗外的院子里，满身是雪的格罗特攀绳而上，累得满头大汗，直喘粗气。
　　10 点差几分时，瑙约克斯从口袋里掏出福米斯房间的钥匙和三氯甲烷，接着低声说：“注意听着，如果准时，他就会马上去房顶拉天线，然后再回到房间括音。”
　　瑙约克斯站在门前，一只手抓着门柄，准备时机一到便立即冲出门外。埃迪特坐在床上，闭着眼，双手合拢，脸色就像她的羊毛套衫那样苍白。格罗特站在瑙约克斯后，咬着充血的嘴唇。
　　突然，门外传来他们期待的声音。原来是几个人登上楼梯，在他们门前停了一霎；接着，走廓里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像是有人从他们和福米斯门前走过，蹬上去房顶的楼梯。瑙约克斯数着步子：一、二、三、四、五..他知道共有六个梯级。等踏上最后一个梯级的声音响过，瑙约克斯走出房间，悄悄地站在福米斯门前。他轻轻地把假钥匙插进锁眼里，向前推着，轻轻地转动，尽力避免发出响声。他突然一惊，他发现锁的另一侧也插着钥匙！由此看来，福米斯在房间里，刚才蹬楼梯的是另外的人！
　　“谁啊？”福米斯大声问。
　　瑙约克斯支支吾吾，慌忙说：“是我，您的邻居格尔贝。您能..您能..借块肥皂给我吗？”
　　一阵寂静，接着传来脚步声，又是一阵寂静，这时门被慢慢拉开一道缝，露出一双疑惑地凝视着的眼睛，两个指头夹着一块肥皂递过来。
　　刹那间，一切如风驰电掣般地发生了。瑙约克斯猛地推开房门，伸手去卡福米斯的脖子。他被福米斯绊了一跤，跌倒在地。两个德国人疯狂地撕打起来，房间被搅得天翻地覆。三氯甲烷瓶打碎了。突然间，瑙约克斯看到福米斯从睡衣口袋里掏出手枪。三声枪响，瑙约克斯顿觉手和脚剧痛。这时又响起一枪。瑙约克斯感到对手的身子渐渐瘫软下去。格罗特握着手枪，站在门口，福米斯头部中弹毙命。瑙约克斯嚎叫着：“注意，马上就会有人赶来..埃迪特哪里去了？”
　　她出现在门前，瞪着两只大眼。一见福米斯躺在地上，她就像溺水者那样张开嘴巴，就晕了过去。
　　瑙约克斯的一切计划都化为泡影。他灵机一动，忍着伤痛跳到发射机前，将一瓶磷粉撒在机器上。磷粉一接触满屋子弥漫的三氯甲烷气体，马上引起强烈的爆炸，房间里顿时燃起熊熊大火。瑙约克斯很迟才发现黄磷粉在他血淋淋的手上燃烧着。他呻吟着，踉踉跄跄走回自己的房间，打开窗户。
　　旅馆里的人被吓呆了。格罗特握着手枪把他们赶到一堵墙前，然后又把他们关进地下室。
　　与此同时，瑙约克斯扯断电话线。在格罗特的帮助下，他把埃迪特背上床。为使她赶快苏醒过来，他给了她一耳光，埃迪特醒过来了。瑙约克斯命令道：“快！从窗户跳出去！大门已响起报答铃声，我们来不及把它切断。”
　　瑙约克斯的伤口痛得越来越厉害。对他来说，此次布拉格之行简直是一场恶梦。他们驱车跑了55 分钟。埃迪特在中央车站下车，她从那里乘火车回到柏林。两个男人直向边境飞驰而去。当看到边界哨所的灯光时，两个弃车步行。他们顺利地从供行人出入的小门通过边境，进入德国境内。
　　两人向一家旅店走去，瑙约克斯满手是血，他对旅店老板说：“我们刚才遇到车祸。我们的汽车停在边界那边。我们能在这儿过夜吗？您能找一个医生来吗”？
　　老板让他们住进旅店。一位医生来给瑙约克斯检查了伤口。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和住址，说是要报告警察。
　　第二天，瑙约克斯和格罗特找回汽车，一口气急速返回柏林。
　　瑙约克斯走进海德里希办公室，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始末。他没有得到上司的赞赏。相反，保安情报处长对他们的这种笨拙作法很不满意。毁掉发射台，他很高兴，福米斯死了，他也无动衷。但希特勒是要他抓活的回来，福米斯死了，这该怎么向希特勒交待呢？
　　出乎预料，保安情报处长汇报后，希特勒什么也没有批评，而是对海德里希消除了“黑色阵疆”的声音表示祝贺。可海德里希后来没有把希特勒的祝贺转告给瑙约克斯。纳粹的上层人物惯于如此..
　　一个宣传反纳粹的叛逃分子被消灭了，海德里希又开始与谍报局明争暗斗，力求扩大盖世太保的权力。
　　1935 年1 月1 日，一个海德里希非常熟悉的人、前海军上将威灵·卡纳里斯被任命为国防部谍报局（隶属于德国武装部队的谍报和反间谍机构，不受党卫军制约）局长。对谍报局，海德里希早有盘算，即使不能将它吞并，也要尽可能插手它的活动领域。就卡纳里斯来说，他深知他的前任、海军上校康德拉·帕齐希因为与党卫军不和而吃尽了苦头，深知同党卫军相处的困难，因而他希望与海德里希达成暂时谅解。
　　卡纳里斯与海德里希的第一次会晤采取对等原则。他们是在柏林一家称为“中间地带”的饭馆内会见的。会谈是友好的，至少表面看来如此。
　　这位前海军军校的学生非常高兴地会见了他青年时代崇拜的长官。但海德里希已是今非昔比了。他现在踌躇满志，目空一切。他把人分成两类：一是权势超过自己、自己在无力量与之抗衡之前必须谨慎对付的人；二是必须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尽快消灭的人。他自信对这位绰号“海军小元帅”的人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此人精明、能不，但又认为，他虽善于社交，但欠灵活，谨小慎微，甚至有些畏首畏尾。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第三帝国的社会里，海德里希这只猛兽认为，自己用不着费多大气力就可以将他制眼。通过对这位“海军小元帅”的控制，海德里希认为必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武装部队的权力，大大扩张党卫军在各情报领域里的势力。他知道，国防军没有自己的警察执行机构，它必须依靠党卫军领导的政治警察进行逮捕、搜查及其它类似行动。这将使他的野心得以实现。他还知道（这是至关重要的），卡纳里斯的上峰冯·勃洛姆堡元帅和冯·莱希瑙将军，如当时人们所说，“带有褐色”。他们一心想避免与希特勒如此亲近的党卫军领袖发生冲突，希望谍报局新任局长亲自与政治警察疏通，达成谅解。因而在卡纳里斯面前，海德里希自忖处于优势。但他低估了对手。随后，他发现这位海军上将确非寻常，便警告他的部下：“卡纳里斯是一只老狐狸，与他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
　　卡纳里斯像“年长的老同志”那样亲切地对待海德里希，这曾一度使海德里希感到高兴。但海德里希被海军开除后始终耿耿于怀。他有些自卑，并因此产生了对海军军官和所有军官强烈的仇视心理。卡纳里斯很快发现，自离开他以后，海德里希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这家伙现在野心勃勃，盛气凌人。卡纳里斯对他的精明有着强烈的印象，同时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海德里希长着一双近似蒙古人的眼睛，目光冷酷、犀利，使人如同看到蛇蝎那样，不寒而栗。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对手，卡纳里斯感到必须谨慎行事。作康德拉·帕齐希的继任者不容易哟！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海德里希是一个狂热的野蛮汉子，很难与他进行忠实的、开诚布公的合作..”
　　卡纳里斯很快发现，“对门人家”（他这样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盖世太保总部）的真正老板是海德里希，而不是希姆莱。卡纳里斯与希姆莱很少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向冷淡。卡纳里斯根本瞧不起这位帝国党卫军总监。在他眼里，希姆菜只不过是一个追名逐利、权欲熏心的小官吏。希姆莱为人残酷而虚伪，但同时也懦弱而愚蠢。在卡纳里斯看来，战胜他要比战胜海德里希容易得多。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未来对他来说可谓凶险莫测。1935 年2 月底发生的海德里希一吉斯维乌斯事件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于盖世太保的到处插手，政府刑事警察厅顾问耙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早就几乎是公然地表示愤懑，作为内务部顾问，他更是反对盖世太保和国防部直接联系。他不无道理地认为，这种联系应通过内务部进行，特别是当涉及到间谍问题时，吉斯维乌斯对党卫军的敌视态度，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早有风闻，但他们的实力还未强大到足以能对政府顾问进行公开攻击。他们还需等待时机。
　　卡纳里斯担任谍报局局长后，谍报局参谋长、激烈反纳粹者奥斯特上校告诉吉斯维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值得信赖，可与之畅所欲言。因此他急切希望同卡纳里斯谋面，以便宜言不讳地向他倾诉自己对党卫军的厌恶之感。他与卡纳里斯会晤时，谍报局三处（反间谍处）处长鲁道夫·班莱也在场。吉斯维乌斯毫无顾忌，直抒胸臆。卡纳里斯表示非常理解，但有几分怀疑。显然，他当时还不认为党卫军成员会象吉斯维乌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十足的恶棍。他还想与他们合作..卡纳里斯和吉斯维乌斯哪里知道，班莱少校已迫不及待地把他们的谈话报告了海德里希。
　　翌日，保安情报处长打电话给吉斯维乌斯，挖苦他说，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获悉顾问先生前一天“光临”国防部新任谍报局局长办公室。吉斯维乌斯则反唇相讥，对海德里希说：“遗憾的是处长先生没有亲临赐教。”又说，“有人汇报问题，常常是歪曲事实真相。”海德里希立刻改变腔调，在电话里怒吼道：“你干的事，我一清二楚。你打什么主意？你是不是想取我而代之？”
　　“哦，处长先生，你看锗人啦。你不是不知道，我既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党卫军成员。”
　　“是的，是的，我根清楚我在和谁打交道。我了解的情况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但是请你记住，我能把我的死敌赶进坟墓。”
　　“海德里里希先生，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对你的坦率，我十分感激，我一定立即向我的部长弗立克博士报告。”“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愿意。”
　　“我一定报告。”
　　“谢谢。”
　　“不客气，”
　　吉斯维乌斯真的跑到内务部长弗立克那里报告了。弗立克大发雷霆，对海德里希严加训斥。后者缩了回去，但怀恨在心。两人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多年，直至海德里希丧命。
　　卡纳里斯得知此事后，对“对面人家”产生了如下看法：
　　1、消息灵通；
　　2、他们反击迅速；
　　3、他们并不像他们自己企图使人相信的那样强大；
　　4、与海德里希和吉斯维乌斯这类人打交道必须谨慎。他们正进行着种种较量，结局难卜。
　　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卡纳里斯有意回避吉斯维乌斯。
　　在与海德里希谈判过程中，卡纳里斯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一步一步地放弃了一些次要阵地，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寸步不让。既然他受命与党卫军达成妥协，他就要与之和睦相处。但他设法使提出的协议内容含糊其辞，以便以后能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终于达成十点协议——后来被称之为“十诫”。在这次关于各自活动范围的调整中，谍报局原则上保留了谍报和反间谍权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关系注定是无法处理好的。现存的和日趋加深的对立只是国防军和党卫军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的反映。自希姆莱试图通过建立党卫军武装部队来打破国防军在军事领导的一统天下后，这种紧张关系便很快成为悲剧性的了。盖世太保对“政治可疑”分子的监视和侦察，使它经常涉足反间谍领域，这就越发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因海德里希的坚持，协议明确规定：虽然根据“十诫”，谍报局应保留谍报特权，但这种谍报特权也只能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如系政治案件，谍报局特权无权干预。作为交换条件，保安情报处同意将可能获得的军事情报交给谍报局有关部门。
　　然而，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的界线不是恒定不变的，实际上不可能划分明确的界限。卡纳里斯对海德里希的意图一清二楚。协议上的签字墨迹未千，保安情报处长便目无谍报局，插手军事领域的谍报活动。海德里希无意对部下加以任何限制，特别是当他们发现有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某些成员的情况时更是如此。后者因海德里希的不光彩历史，曾公开表示过对他的蔑视。
　　同样，卡纳里斯也不愿只限于收集军事方面的情报。事实上，这位海军军官早就成为政治家和外交官了。为不致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并能向自己的军事长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真实情报，卡纳里斯认为可以灵活而谨慎地在国外政界开展活动。后来事情的发展证实，他的这种自信是有道理的。
　　但就在此时，海德里希准备利用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的国外军事间谍活动方面取得的辉煌胜利，4 年后，当德军向苏联发动进攻时，这一谍报和反问谍事件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1936 年初春，即德军占领莱茵兰后不久，卡纳里所买了一栋房子。房子不算大，坐落在齐伦道夫区施拉赫滕湖附近，旁边是格鲁内瓦尔德森林。海德里希一家也发现齐伦道夫区风景优美宜人，便举家来到这里定居。恰巧，谍报局长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柏林警察局长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道夫伯爵、政府顾问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刑事警察局长阿图尔·奈比和国外保安处处长瓦尔特·施伦堡也都住在这里。
　　施伦堡是海德里希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班底中最年轻的成员。施伦堡1910 年生于贵族家庭，精明，富有教养，举止文雅，身体健壮，且雄心勃勃。他那讨人喜欢的脸，深沉的目光和微笑对于女性有一种不寻常的诱惑力。施伦堡和海德里希太太很是亲近，但他们之间除了友谊之外，似乎不存在其他暧昧关系。年轻的施伦堡常把他的隐情倾吐给美丽的莉娜。她觉得他热情，关心人，不像她的丈夫那样忙忙碌碌。但海德里希吃醋了，虽然他本人常常放荡不羁，从不把夫妻之间的忠实当作一回事，一次，施伦堡与莉娜从普伦湖郊游回来，他同施伦堡大闹了一场。施伦堡以荣誉担保，说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位丈夫发火的事情。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从此以后施伦堡，他就避免单独与莉娜呆在一起。这种谨慎使他后来一直得到海德里希的提拔和信任。他常常和海德里希夫妇一起出现在柏林上流社会。他们一起去看戏，欣赏音乐，逛艺术博物馆；下午和晚上，他们常在那“亲如一家的气氛中”玩桥牌。一天，施伦堡在海德里希家与卡纳里斯一家邂逅。这位年轻的党卫军成员被海军上将的举止所吸引。两人从此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夏天，施伦堡经常参加在卡纳里斯家草坪上举行的棍球比赛。他还常常在蒂尔加滕的跑马场上与这位谍报局长骑马井户而行，谈论各自单位的公务。
　　1937 年1 月初，在一次骑马郊游时，施伦堡与卡纳里斯谈起苏联，谈到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在苏联红军中恢复军衔制和设立“苏联元帅”军衔等问题。随后，施伦堡又说起苏联最年轻的元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卡纳里斯说，他从未见到过这位元帅，但常常听德国将军们谈起他。1922 年，图哈切夫斯基和苏联军官代表团来德国访问，德国某些将领曾陪同他观看帝国军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德军参谋部为红军军官举办的训练班上，某些德军将领曾为他授过课；还有些将军在负责监督执行1923 年协约的德苏军事委员会中与他共过事。
　　“是啊，”施伦堡说，“图哈切夫斯基对我国非常熟悉。从1925 年至1932 年，他曾五次来柏林。他和我们的某些将军关系密切，他似乎非常亲德..”
　　“他给勃洛姆堡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卡纳里斯说，“当然不是由于他的技术能力，而是由于他的社交风度。他的风雅举止似乎与他的同事们的粗俗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次交谈到此结束。
　　几天以后，海德里希以某种借口邀请谍报局局长共进午餐。吃罢午饭，海德里希也谈起苏联，他表现出对苏联的政治军事体制全然无知的样子，并声称他喜欢搜集资料。他极想了解红军领导人的情况。他知道这位海军上将可以方便地取得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卷宗。他能否把纳粹上台前某些曾访问过德国的苏军将领的案卷拿给他看几天呢？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卡纳里斯认真地听着。他回想起同施伦堡的谈话。盖世太保又在搞什么阴谋呢？海德里希搜集资料是想加害某些反纳粹的将军，指控他们叛国呢，还是另有图谋？海军上将支吾其词。海德里希一意坚持，因为这对他太重要了。卡纳里斯巧妙地回避了。他本可以毫不费力地满足对方的要求。因为他刚刚收到了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最新的令人感兴趣的情报。一年来，通过与海德里希的谈判，卡纳里斯深知，此人秉性狡猾残酷。他对此人的疑虑越来越重。对于海军上将的这一态度，海德里希毫不掩饰地表示失望：“上将，我知道，根据我们达成的‘十诫’协议，军事谍报和反间谍是您权限范围内的事情。但眼前的事情不涉及军事。元首希望取得有关现任红军领袖政治方面的准确情报。他责成我向他提供这些情报。”海德里希说。
　　“我很遗憾，”卡纳里斯回答道，“没有元首签署的明确紧急指令，我不能调阅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档案。”
　　在后来的几天里，卡纳里斯没有听到有人提起有关苏联人档案的事。但一天早晨，他听说前一天夜里，国防军总参谋部和谍报局办公大楼发生了火灾，损失十分严重。当赶到现场时，卡纳里斯惊奇地发现被烧的办公室正是保存有关苏联问题、特别是与德军有过交往的寻苏军将领案卷的档案室..这次纵火显然是海德里希所谋。卡纳里斯既气愤又沮丧。怎么办呢？向希特勒告状吗？希特勒不会相信。最好还是看一看海德里希在玩弄什么花招，到那时再决定采取什么对策。
　　这些行动，只不过是海德里希在蓄意制造众多罪恶勾当中的一件而已。
　　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忠实地执行希特勒的严令，对反纳粹分子进行坚决镇压。对共产党进行排挤，对犹太民族实行灭绝政策，整个国家的权力落入了一个独裁者子中，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帝国，一个士兵，一个元首，纳粹德国似乎成了一块铁板。士兵们在鼓乐声中开赴前线，征服世界。军官们头带钢盔，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他们身跨战马，在嗒嗒的马蹄声中飞驰。1940年夏天，当年曾在凡尔登作战的老兵们正体味着这复仇的快乐。德国国防军在挺进.. 　
　
　
　
　
　
第四章峥嵘岁月
　
　
　　●盖世太保发现，国防部长的新欢是一个下等妓女
　　●“生活中必须始终是一个权威，一个领导者。”
　　●“要扩大生存空间，只有发动战争！”
　　●“国防部长一职只能由元首担任。”
　　●一颗定时炸弹放进了希特勒的座机 　
　
　
　
　
　
第一节虎狼之争
　
　
　　盖世太保——帝国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统辖的秘密警察一直对国防军虎视眈眈。准备不择手段，妄图将陆军取而代之。
　　一次次秘密会议，一个个败露的阴谋，组成了导向这场不可避免的大战的序曲。这场战争始于1936年3月的一天对莱茵河左岸的军事占领。
　　在幕后，浅薄、顽固而又奸诈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不断地策划着新的阴谋。他始终认为应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是消灭原帝国军队军官团中的反动派：二是建立一支代替国防军、完全忠于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武装。
　　他手中握有两件武器：盖世太保和武装党卫军。但是他的行动只有通过希特勒和将领之间的争斗才会渐渐被人们所认识，盖世太保与国防军的格斗归根结蒂只不过是党和军队相对垒的一个侧面。这是一场凶猛的恶斗，是虎狼之争。这场争斗是残酷的、无情的，尽管他们仍为吞噬母羊而伉瀣一气——但纳粹与国防军的仇怨由来已久。
　　早在1914年亘战后，希特勒自愿加入巴伐利亚军队。他是一个军人，更是一名战士，他只是在受伤住院后才离开前线，并始终拒绝休假。他的卑微的下士军街和他的一级铁十字勋章是在成火中赢得的。他对1918年的停战痛切肺腑，气恨难平。他活着就是为了洗刷这一耻辱，阿道夫·希特勒首完是一个拒不承认失败的败兵，他要把一切都献给德意志祖国，因为他自认为他的一切都属于德意志军队。没有这种大兵热情的人对此是难以理解的。他对将军们的仇恨是一部失望的爱情史..
　　他认为政治如同克罗兹维茨所说是采取加一种手段的战争的继续，直至有朝一日政治又成为战争，完全的战争、胜利的战争或自取毁灭的战争。
　　1919年9月16日，根据其上级的命令，他在慕尼黑与一个名为德国工人党的小组进行了接触。经同意，他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并且给党的名称增加了两个形容词“国家的一社会主义的”。他以一名老战士的身分代表其他前线士兵为其撰写了第一篇政治纲领。
　　但希特勒和他的“同志”对1918年停战和1919年的革命痛心疾首，1920年2月5日他宣称：我们要求解散雇佣军，建立一支民族的军队。
　　国家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自介入德国的政治生活之日起就反对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被减为10万的德国职业军，是因为他们认为军官团已成为一个比传统主义都更为反动的等级集团。与此相反，职业军人们则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混为一谈。
　　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政变，尽管得到前德皇军司令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的支持，他还是遭到身着“绿色警察”制服的国防军士兵的弹压。 16 名纳粹分子在陆军统帅部前的元帅纪念碑前毙命，对此，阿道夫·希特勒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饶恕。然而，他在受审时却预言：“两个对立的集团——党和军队——合为一体的日子就在到来。”他为此等待了10年。在这10年中，国防军始终以既关心又敌视的态度注视着纳粹党的发展。
　　自1925年被从监狱释放后，阿道夫·希特勒在谋求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曾两次遭到国防军将军们的阻挠。
　　1932年4月13日，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签署了一项关于解散纳粹党所有准军事组织的法令。几个月后，新政府首脑冯·施莱彻尔将军与纳粹党最危险的变节分子、北德“黑色阵线”，创建者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密谋扼杀纳粹运动。
　　希特勒觉察到将军们在干预政治，在策划反对他，每当他的党徒与军人发生冲突时，他虽然对其进行劝阻，但他内心里也深深地感受到国防军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粹）的威胁。直至希特勒取得政权的前夕，冯·施莱彻尔还派冯·哈麦斯坦将军会见兴登
　　堡元帅，请求他不要任用阿道夫·希特勒。1938 年1 月12 日，柏林冰封大地，寒风飕飕。一面面印有的巨幅红旗在阵阵朔风中颤抖，其鲜红的色彩在帝国首都灰蒙蒙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在班德勒街国防部大楼里，几个身着簇新制服，脚穿黑色短靴的参谋部士兵，把大厅收拾得干净整齐，地板擦得光亮如镜，以备在这里举行奇特的仪式。少顷，他们悄悄离去。这天上午，玛斯（传说中的战神）和维纳斯（传说中的女神）要在大厅里举行结婚典礼。玛斯就是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他面颊丰满、红润，神情怡悦，他身穿元帅“军便服”。胸前挂满铁十字勋章和银质功勋勋章，使他显得格外端庄。部长试图遮掩使他发愁的肥胖。他那件饰有肋状盘花纽的淡绿色上衣看上去比平时更加合身随体。似乎像乡村的新郎那样，元帅显露出某种羞涩的神情。新郎官不断地微笑着，以掩盖他此刻内心的激动，虽然他是一个再婚的鳏夫、一个已有3 个大孩子的父亲。维纳斯照例微笑着。维纳斯就是埃娃·格鲁恩。她肌肉丰满，肢体健壮，作一个军阀的妻子真是太合适不过了。这位国防部秘书具有日尔曼女性的美。她满头金发，臀部肥硕，一双眼睛灵动俏媚。用指导纳粹新国家生活的种族法来衡量，人们对她丝毫无可指责。她出身于平民家庭（这正是纳粹政权所承认的贵族阶级）。她淡装素裹，而且几乎有些过分。她身穿一件白色开领绸衬衣，露出丰满的胸脯，那件灰色毛外套显得十分朴素，近乎一般老百姓的衣著。新娘的妆饰十分素雅，没有点缀一件首饰，只有胸前的一束红玫瑰与元帅的淡绿色制服比较协调，使这阴沉的气氛添了几分色彩。尽管她微微一笑露出满口白牙，埃娃·格鲁恩却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但人们知道，她的外表虽然显得那样冰冷，可内心却蕴藏着一团火..这对未婚夫妇默默不语。此时正是11 点3 刻。户籍登记处职员拿来登记簿。3 个副官伫立在国防部大楼的窗前，窗户上挂着几颗霜花。主婚人还来到场，需再等5 分钟。这时，一辆轿车驶来，如同信号，嘎然停在大楼前。阿道夫·希待勒最先走进大厅。他身穿褐色上衣、黑裤子，嘴上挂着微笑，但笑得勉强。他对这类仪式十分厌烦，尤其不乐意到这个只把下士当传令兵使用的国防部来。然而，他那佩带在金质党徽下方的一枚铁十字勋章却使他在此场台显出英雄的气派。走在他后面的是高大肥胖的戈林，他一个人似乎堵住了整个大门。今天他穿着一套银灰色空军上将制服，胸前挂满了他在帝国战争年代荣获的勋章，高傲地打量着他一直鄙视的参谋部军人。冯·勃洛姆堡赶忙迎了上去介绍：“这是弗罗莱茵·格鲁恩，这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以典型的奥地利礼节深深地鞠了一躬。依照他的说法，他喜爱妇女。因为妇女是士兵的母亲。
　　婚礼很快结束。
　　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新郎和新娘在结婚登记薄上签名。与第三帝国所有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接受了一套印有金色橡树叶的黑色封皮书：《我的奋斗》。
　　每个人都走到新婚夫妇跟前向他们表示祝贺。国防部长的结婚仪式办得十分简单，既不举行招待会，也没有设午宴招待宾客。只有他们胸前的两朵鲜花。
　　客人们一一告辞，走出大门。现在大厅空无一人。只有一本《我的奋斗》放在褐色的台布上。新婚夫妇忘记带上它去度蜜月了。
　　冯·勃洛姆堡元帅结婚了。勃洛姆堡事件也就由此开始了。
　　尽管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以主婚人的身分出席了婚礼，可国防部长的婚事保密得出奇，报纸上只用了几行字予以报道，连婚礼的照片也没有刊登一张。这与第三帝国对即便是一件小事也要大加渲染一番的做法开始在柏林形成奇特的对照。
　　元帅的婚礼刚结束，各种奇怪的谣言便开始在柏林流传开来。冯·勃洛姆堡元帅与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结婚”了。
　　1 月24 日，即婚礼以后的10 多天，凯特尔将军向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倾吐了他的忧虑。这位普鲁士人和“希腊人”一样都是循规蹈矩的老派军官，格守习俗礼仪。他们认为一个军人无权与“随便什么人”结婚。
　　在一个农民和军人的国度，一个乡绅如与一个农妇在树林里幽会不会使人大惊小怪，假如他要与她结婚那就不合适了，而且会遭到种种非议。
　　狡猾的卡纳里斯问一触即怒的凯特尔：“可有人向你提供过详细情况吗？”
　　“还没有。但我想已有人向戈林说了..”
　　“为什么要让党插手这件只与军队有关的事呢？”“可戈林首先是一位军官，其次是一名纳粹党员啊。”使这位谍报局长感到疑惑的是，凯特尔为何不把这些流言告诉元帅亲家（他的儿子恩斯特是多罗泰·冯·勃洛姆堡的未婚关）。尽管在旧帝国军队的等级观念仍根深蒂固，但他们两人交情笃深。新时代的潮流还没有打破旧德皇军军官们的团体主义精神。
　　凯特尔宽慰卡纳里斯说：“我确信戈林能解决这一问题。”海军上将也持这样的看法。但他担心戈林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事情果然急剧恶化。第二天，在柏林总参谋部中流传着种种谣言。有人开始把它称之为“勃洛姆堡事件”。人们指责元帅的新妇不仅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而且是一个娟妓。这就比一个普通的门第不相称的联姻严重得多了。
　　主要材料是由风纪警察提供的，似乎确凿无疑的：部长的新欢是一个下士埃娃·格鲁恩出生干柏林最普通的努科伦居民区。她的母亲曾是一家按摩院的老板，曾因卖淫和充当教唆犯而被两次判刑。小埃娃毕竟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又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想必很快就开始从事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
　　她喜欢在家里，而不爱在马路上接客。她的专长是善于组织今天称为“集体淫荡”的聚会。女郎们与有钱的男人聚会，任他们淫亵取乐，以索取若干报酬。埃娃·格鲁恩便是这种“放荡聚会”的名星之一。
　　柏林警察局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把埃娃·格鲁恩的档案移交给阿努尔·奈比。奈比是刑事警察局局长，和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国内情报处处长奥伦道夫及国外情报处处长施伦堡一样·也归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他是一个专业人员，一个杰出的刑法学家，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闻名遐迩。
　　奈比最先觉察到泄露冯·勃洛姆堡夫人档案之举包藏着险恶的用心。他甚至认为是盖世太保有意把一个他们知其底细的女人送到元帅怀抱的。他还断定，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这一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奈比向冯·赫尔道夫建议，与其报告希姆莱倒不如报告戈林，况且前者肯定已获悉此事..
　　戈林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决定亲自负责处理并报告希特勒。1 月20 日晚，他来到总理府，受到副官霍斯巴赫上校的接待。
　　“一些讨厌的差事总是要由我来负责处理。”戈林说。
　　“什么事？”
　　“大家谈论的那件事呗..我真担心这位冯·勃洛姆堡夫人会引起可怕的公愤。”
　　一名勤兵走进来说：“元首在等您”。
　　戈林叹了一口气，向阿道夫·希待勒办公室走去。两入关上门。今天他们处理的的国家大事是一桩桃包事件。
　　喜剧的第一幕已告结束，现正酝酿着一出悲剧。第二天，一个新的客人来到希特勒官邸。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盖世太保又有一份新的材料需呈报总理..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霍斯巴赫在接待室寻思着，党卫军又在策划什么阴谋呢？他们使冯·勃洛姆堡“上了圈套”，现在又在打谁的主意呢？
　　他很快便得知，受害者是冯·弗立契将军。制造陷害的口实既巧妙又卑鄙。
　　自罗姆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对同性恋深恶痛绝。刚才得悉的关于陆军司令的情况使他怒不可遏。他把霍斯巴赫喊来，向他表示他的愤慨，“第三帝国第一元帅的可耻行为发生后，我已预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不！这太过分了。”
　　霍斯巴赫上校此时方知道希姆莱送来材料的内容：冯·弗立契将军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并已落入一个讹诈者之手。
　　“我能看一看材料吗？”
　　希特勒把它递给副官。这是一份普通的警察案卷。材料捕风捉影，缺乏证据，难以使人信服。霍斯巴赫表示怀疑并试图为冯。弗立契辩护。但是希姆莱的论据似乎已打动了希特勒。希特勒突然打断谈话：“我要求你不要告诉冯·弗立契。”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不过他会知道别人对他的指控。”
　　希特勒似乎已感到厌烦，未作回答。
　　这天傍晚，霍斯巴赫来到冯·弗立契官邸，向他叙述了一切。陆军司令十分气愤：“卑鄙！这一切全是谎言..我知道这又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捣鬼..”
　　霍斯巴赫上校也这样认为。他憎恨党卫军。他认为这份材料纯系伪造，完全是由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盖世太保所炮制。该怎么办吗？反击，向谁申诉呢？向希特勒本人。霍斯巴赫答应让冯·弗立契第二天早晨去见希特勒，努力扭转局面。使霍斯巴赫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希特勒比他原来想象的要通情达理得多。总理似乎平息了些，并认真地倾听了副官的解释。他甚至还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假如冯·弗立契是无辜的，他为什么不可以接替冯·勃洛姆堡担任国防部部长呢？”
　　可是，这时又有两人登门求见希特勒。他们又一次使希特勒改变了主意。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穿着一身紧裹腰身的黑军服。在总理府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们准备发起新的进攻，这次是一场争城战。
　　下午、第三帝国的主宰又一次召见霍斯巴赫。希特勒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受骗了。冯·弗立契不但堕落，而且是一个撤谎者。”希特勒大发雷霆。霍斯巴赫觉得已无法搭救陆军司令。他提出最后一个建议：“我们不可以组织一个荣誉陪审团吗？”
　　“我认为这无济于事。不管怎样，我要停止弗立契的职务。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容其中辩就判他的罪。让他来总理府。”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会见是悲剧性的。应阿道夫·希特勒的要求，赫尔曼·戈林也参加了会见，希特勒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军人在他身旁以解决陆军司令的问题。戈林感到为难。他不愿意扮演这种角色，虽说空军嫉炉正统军人并远比正统军人笃信纳粹主义，戈林默不吭声，撇着嘴，两目木然若滞。希特勒绷着脸。冯·弗立契一进门，他便毫不客气地说：“你被指控违犯刑法第175 条。”
　　“这不对。您没任何证据。”弗立契反驳说。希特勒不作回答。他知道证据在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原告的证人是一个惯犯。但对于希特勒来说，一个流氓的话与一个将军的话具有同样的价值..
　　此人走进办公室。这是一个从盖世太保魔掌中放生的人。他名叫汉斯·施密特，是个有名的同性恋者。他以单调的声音重复着事情的经过：“1934 年11 月的一天晚上，这个人（他用手指着弗立契将军）在利希菲尔德车站附近尾随着一个年轻的鸡好看。我决定对这个人进行敲诈（他又用手指了将军一下），他答应给我钱。第二天，他真的给了我1500 马克。在几个星期中，我又向他勒索了一些钱。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冯·弗文契，而且我一眼就能认出他。”
　　将军气得脸色发白。“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从未见过此人。”希特勒打断他的话说：“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名誉。给我滚蛋！”
　　“我是清白无辜的，我要求军事法庭审判。”
　　“我给你无限期休假。你的案件只能由民事法庭审理。”谈话就此结束。但希特勒一天的工作还未结束。夜晚，他把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召到总理府，他了解贝克的反纳粹情绪，但他却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此外，他希望冯·弗立契从他的同僚们的头脑中消失，从而砸碎军官团。
　　肥胖的戈林一直呆在他的身边，默默不语。
　　几个小时之前贝克与霍斯巴赫持有同样的态度。他说：“我不相信盖世太保的指控。我要求将军由军事法庭审判。”
　　最后冯·弗立契一案由司法部长古特纳审理。两名军事顾问和一名文职顾问负责进行调查。文职顾问是汉斯·杜那尼博士。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至交，是纳粹政权的最坚决反对者之一。但希特勒命令盖世太保同时进行调查。
　　将军的辩护人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十分忧虑，缪勒的打手们又工玩弄什么花样妮？然而律师发现了一卷使人发窘的材料。有一个名叫冯·弗立施的上尉住在距讹诈犯施密特活动地点不远的利希菲尔德区。此人被找到了。他承认他是罪犯，并承认他的一次搞鸡奸被人发觉后，曾屈从一次讹诈。
　　盖世太保得悉此事。他们已对冯·弗立施作过调查，并审问过他。但将军无辜的证据并未使盖世太保放弃指控，因为他们陷害弗立契将军是蓄谋已久的。
　　然而，弗立契将军为自己辩护十分不力。他甚至同意下去盖世太保总部，而在一处偏僻的别墅里会见一个可怕的秘密警察。别墅的四周布满了身穿便衣和佩带武器的年轻军官。人们担心党卫军借这次审问将冯·弗立契“干掉”，然后将这一谋杀说成是自杀。但盖世太保的这位特务只是问了问将军的政治观点，而未及问他“作案”的情形，因为他们心中有数..
　　冯·弗立契将军的朋友们抓获了与他名字相似的冯·弗立施上尉。弗立施受到盖世太保的虐待，但他坚持他的口供。他才是真正的罪犯，而且警察在抄他家时发现他付给讹诈犯现金的收据。
　　希姆莱被召到希特勒办公室。他对案件又提出一个新的巧妙的说法：“即使这个冯·弗立施是罪犯也不能证明冯·弗立契将军是无辜的..军官团里为什么不可能会有两起这样的腐化案呢？”
　　似乎这样太过分了。军人和党卫军之间面临一场冲突的危险。奥斯特上校最为激动。他主张攻打盖世太保办公大楼和利希特菲尔德的党卫军营房..
　　冯·勃贺希契将军劝他冷静，不可莽撞。至于弗立契将军本人，他只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十分严肃的声明：在任何时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把这样的叹辱强加给自己的陆军司令。我将把这一切公布于世，使人们在将来知道， 1938 年一个军队的司令曾受到怎样的对待。这一事件对我本人、对全军都是不体面的。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感到他们走得太远了，法庭将宣判冯·弗立契无罪。但现在军人们不肯就此甘休，他们坚持要他们的老司令出庭，以便证明他无罪，冯·勃劳希契将军更是赞成这样作。在同别人私下交谈中，他毫不掩饰地把盖世太保称作是强盗窝。
　　审判定于1938年3月10日进行。赛尔迈博士充任庭长，陪审员有戈林、冯·勃劳希契和雷德尔。但就在这一天，德军入侵奥地利。军人们合力投入了这次闪电行动，对他们老司令的官司也就无暇顾及了。法庭休庭。3月17日继续开庭，18日审讯以宣判被告无罪而结束。
　　辩论时，讹诈犯施密特在法庭上暴露了作为盖世太保的工具面目，但审讯中没有提及海德里希的名字，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开展要求保安情报处头子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
　　希特勒预料到样的审判结果。但是他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在审判后十几天，他还禁止报纸公布这一无罪判决。他没有恢复弗立契将军的职务，而只是给弗立契写了一封信，对判决结果表示祝贺、并对弗立契在军事方面的建树表示敬意。
　　冯·弗立契将军要求恢复工作。他担任了一个小小的炮兵团长。与此同时，讹诈犯施密特失踪了，很可能是由于他诬害失败而被盖世太保除掉了。
　　冯·弗立契离开了社会舞台。波兰战争开始后，他死于团长的职位上。他好象是自杀。死前不久他曾这样写道，“在希特勒的德国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
　　勃洛姆堡辞去了国防部长一职，陆军总司令也换了人，盖世太保阴谋得逞，然而顷轧仍在继续。 　
　
　
　
　
　
第二节“谁想活下去，就得奋斗”
　
　
　　自1920年创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来，阿道夫·希特勒一直在按照军事原则（六年来他所遵循的生活原则）对党进行组织。这些原则是实现他青年时代的幻想的精神支柱。
　　这位前维也纳的流浪汉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他在战壕里悟出了一条作一个独裁者的原则：生活中必须始终有一个权威，一个领导者。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这始终是他奉行的信条。所以他以铁的手腕驾驭着党。党很快建立了自己的部队，即人所共知的冲锋队。
　　20年代是德国内战危机四伏的时期。在大街上，常常发生随意开枪杀人的事件。为使自己能出人头地，就要把政治对手打翻在地，踩在脚下，准军事化组织林立：左翼的如斯巴达克联盟，右翼的如突击队。夜间，他们在城郊大街小巷相互开枪射击。
　　纳粹运动兴起后，希特勒任用前上尉恩斯特·罗姆指挥冲锋队。罗姆和希特勒一样也是一个一心想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人。
　　1925年至1930年，罗姆流亡玻利维亚。从此，他树立了一种南美政治生活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诉诸大刀和皮靴。既然国防军的“政客军人”一心想维护和扩充他们那支10万人的军队，不愿参加建立德国的战斗，那么，冲锋队的“政治军人”就应该取代他们..
　　早在纳粹取得政权之前，职业军人和褐衫队之间的冲突就公开化了。罗姆不无道理地攻击职业军人当官作者爷。褐衫队声称自己具有德国的尚武精神，可他们从未受过训练，也缺乏严格的纪律。
　　国防军官们认为，军人是一种职业。而冲锋队的头头们则认为，军人应履行自己的职责。罗姆说：“军人就是为某一事业而奋斗至最后一息的人。”
　　阿道夫·希特勒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在巴伐利亚种族主义小团体的空想主义者和前帝国军队普鲁士将军们之间进行艰难的转圈。前者希望重建一个神秘的日尔曼帝国，而后者则执意要为在两条战线上遭受的失败复仇。
　　希特勒正处在十字路口。国防军形成了一个不可取代的军事技术贵族阶级。但是，只有党才能动员群众，提供大量兵员。无论这位前下士的战友与军阀之间相互猜忌甚至仇视，他们彼此仍然是互为需要。
　　其实，无论是保守的将军，还是纳粹分子，他们都一致崇尚希特勒地《我的奋斗》中所表述的人生观。他们承认“优者和强者应该和有权夺取胜利的铁的法则”。他们完全赞成希特勒的这一名言：谁要想活下去，就得奋斗！谁如果拒绝在这个以永恒斗争为法则的世界是奋斗，谁就不配活着。
　　自1933年1月30日晚就任总理以来，阿道夫·希特勒拒绝在党和军队之间作出选择。他根据自己的经验采取了这样的解决方式：党给军队以人民，人民给军队以士兵。党和人民由此给德意志帝国以国内和平的保障和自强的力量。
　　然而，希特勒在实际上已将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区别开来。如果说军队应该使德意志青年学会根据现代战争的规律进行战斗，那么，要培养青年的尚武精神则须从童年时期做起。
　　纪律是世界上所有军队战斗力的保证。因此， 10 岁以上的少年和“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无论在一年和劳动服役期间还是在冲锋队党卫军和国家社会主义摩托团等党的组织中，都要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他们必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以此激发起军人的责任感、牺牲精神和“同志”感情。
　　第三帝国的所有“平民”组织都是准军事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人们的进攻精神甚至发展到远远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正规军队。
　　一种新的道德观念风靡德国。其实，那只不过是普鲁士的传统道德。在普鲁士，每一个儿童都要学习了解德皇腓特烈二世时代优秀将士的行动准则和战绩。
　　1934 年3 月10 日，在普鲁上军国主义的摇篮波茨坦，戈林毫不隐讳地道出了新德国固有的武士精神的本质含义：“如果没有武士精神和皮靴，可以揶揄波茨坦士兵们的步伐，但人们不应该忘记，正是靠这种武士精神才能征服全世界。外国人称我们是皮靴民族，我们应引以为自豪。我们知道皮靴意味着什么；我们也知道随着普鲁士精神和责任感的恢复，德意志也恢复了她失去的荣誉。”
　　上台后的第二天，阿道夫·希特勒来到一个兵营，向国防军的士兵们发表演说。他要以一个士兵的身分向其他士兵发表讲话，以此作为他当总理的第一个正式活动。
　　国会纵火案发生将近一个月后，新产生的纳粹政权受到了那场熊熊大火的启迪。纳粹分子利用这一事件迫害共产党人，从而博得了军人们的欢心，因为军人们对战后斯巴达克联盟的暴乱记忆犹新，每每谈虎色变。新政府还乘机合并了所有的准军事组织。
　　1933 年9 月，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胜利的代表大会”上宣称：在革命时期，假若没有军队支持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有此盛会。
　　但是，当时冲锋队已发展到300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都配的武器，恩斯特·罗姆对国防部长的职位觊觎已久。危机看来已不可避免，结果终于导致了1934 年6 月30 日的“长刀之夜”。
　　恩斯特·罗姆死了。国防部长之职没有落入一位褐衫队长之手，而是由旧军队的军官冯·勃洛姆将军荣膺了。军阀们可以松一口气了：阿道夫·希特勒似乎在利用军队来对付党。300 万冲锋队员从此千起为冬季募捐救济的差事，或在纽伦堡体育场上列队接受一年一度的检阅。从此，新德国的真正力量已属于军队，并且只属于军队。
　　将军们还未发现，他们的真正敌人也许不是满脸伤痕、性情乖戾的下级军官恩斯特·罗姆，而是那个行刑队的组织者海因里希·希姆莱。
　　此人只有34 岁，没有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考验。军人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这个带着夹鼻眼镜、两眼老是眨巴着的屠弱青年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一阶层，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爱幻想、一个普通的警察。军官们似乎认为他的身穿黑色制服、配戴髑髅符号（摹仿骠犄兵服装）的五万徒众。并不是什么可怕的竞争对手。
　　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一些警察。可就是这些警察，在1934 年6 月30日毫不留情地枪毙了自己的政治斗争年代的老战友。但这些警察对阿道夫·希特勒却忠贞不贰。希特勒向将军们允诺，他们是唯一的武器持有者；既然希望希特勒以罗姆和其他许多老战友的鲜血立下这一誓言，将军们也就放心了。
　　自然，他们对纳粹取得政权后党卫军向原柏林帝国军校学生营房派驻120 名元首警卫队员感到不快。元首卫队代替国防军的待遣队守卫帝国总理府，但这不过是一支卫队，他们并不比守卫巴黎爱丽舍宫的共和国卫队好战。
　　1933年9月召开“党的胜利的代表大会”时，党卫军总部警卫队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其人数从一个连扩充到一个营，对此，德国军界仍没有以任何重视。
　　和恩斯特·罗姆相反，卫队长塞普·狄特里希行为得体，从不摆将军的架子。然而，他的经历颇不平凡：1911年，他19岁时就进入第一野战炮团，编入一个冲锋营，后来又进入坦克部队。停战并未使这位好战之徒放下武器，不久他又加入了“奥伯兰”突击队，在上西里西亚与波兰游击队作战。
　　塞普·狄特里希干过各种行当：警察和咖啡店跑堂、肉铺的店员和海关职员。他时常把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并把杯子砸到反对者的头上。他算是纳粹党的一个“老战士”了。
　　狄特里西五短身材，脸色红润，头上戴着一顶齐耳的军帽。他醉心于把“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变成世界上最气派的仪仗队。这些彪形大汉身扎白色牛皮带，头戴黑色钢盔，真是威风凛凛，气度不凡。但他们只有几百人，远不足以使真正的军人感到不安。在党卫军和陆军之间还没有发生任何斗争。
　　负责看守集中营的党卫军渐渐趋向军事化，对此，军人们并未感到惊恐。他们对党卫军的这一表现是那样的藐视，以至拒绝把这支装备着手枪、步枪甚至冲锋枪的党卫军髑髅队看成是可能的对手。
　　然而，髑髅队的力量从1934年开始扩充，不久便增加到3个团：驻守达毫的“奥柏拜恩”团，驻守奥拉宁堡的“勃兰登堡”团和驻守布痕瓦尔德的“图林根”团。
　　军人们没把这些非战斗性的警察部队放在眼里。髑髅队与处于半秘密状态的整个镇压机器密切配合，暗中加紧活动。将军们把他们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恶魔。谁也没有想到髑髅队的头子、 1934 年6 月30 日清洗的执行者之一西奥多·艾克后来竞成为东线装甲部队的优秀指挥官之一。
　　然而，这支部队战前已达一万人，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了一支精锐部队。
　　“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和髑髅队在血腥镇压了试图与国防军为敌的冲锋队后，取得了掌握武器的权利。军人们没有觉察到他们实际上都属于巴伐利亚警察局长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希姆莱正竭力把帝国的全部警察，首先是把令人毛骨悚然的盖世太保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第三节进行一场“有限”的战争
　
　
　　当1934 年8 月1 日兴登堡元帅与世长辞，阿道夫·希特勒就已正式被称为“帝国元首和总理”，成为德国的绝对主宰。
　　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和统帅部长官、陆军司令冯·弗立契向他宣誓效忠。
　　在帝国各兵营里，士兵和军官排成方队举行宣誓仪式，重述着下述这段话他们永远必须恪守的誓言：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士兵，我愿永远恪守誓言，虽死不渝。
　　兴登堡元帅的葬礼十分隆重。这样作意在向人民表明，再也不存在两个军队（革命的军队和传统的军队）了。现在只有一个军队——元首的军队。
　　送葬的队伍缓缓向位于克罗尔剧院大街的国会大厦走去。街道两旁是两堵人墙，一边是国防军队的士兵，另一边是冲锋队和党卫军。
　　兴登堡将在塔南堡下葬。二十年前，即1914 年8 月，他曾在那里战胜了俄国人。
　　这一仪式标志着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埋葬了元帅，也就是埋葬了一个旧德国。希特勒绷着脸直立在那里，周围是一大群身穿褐色或黑色制服的亲随和身着战前条边军服的德皇军队幸存者。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希特勒希望由此创造一个使党和军队和解的新气氛。罗姆死了，兴登堡也死了。德国的新的军事力量能够把武装的人民和军事贵族这两股社会势力融合在一起吗？
　　在“上帝黄昏”的哀乐声中，灵柩运到元帅塔。礼炮鸣101 响。希特勒独自一人垂头站立着。
　　1935 年3 月16 日，如同一声霹雳，传来了一个不仅事关德国而且事关欧洲和全世界的消息：希特勒签署了“国防军重建法”。从此，国防军不复存在，新的武装部队诞生了！这是德军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
　　义务兵役制恢复了。从此，军队不再是国中之国，通过扩充兵员，纳粹分子纷纷加入军队，以便有效地控制军人。盖世太保和军队之间的冲突就要开始了。
　　阿道夫·希特勒赐给将军们的是一份带毒的礼品。但礼物包装不俗，且附有一句十分庄重的宣言：从今天开始，保证帝国荣誉和安全的任务再一次落在德意志民族军队的肩上。
　　与德国过去的所有军队相反，新军队是一支民族的武装。1935 年5 月21日的一项新法令最终确定了武装部队在第三帝国的地位。
　　新法令一开头就宣称，服兵役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荣誉。它还指出，在战时，每个男子和每个妇女都必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新军队不再是一支职业性军队，而是人民的军队。
　　至于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从此由“帝国元首兼总理”担任。
　　最初，武装部队由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将军指挥，陆军司令冯·弗立契将军、海军司令雷德尔上将和空军司令戈林将军辅助他工作。
　　法令规定成立10 个军区，每个军区统辖一个军（三个师）；此外，建立世界上第一批装甲师。这些独立的装甲部队是第三帝国的真正的“打击力量”。
　　1935年10月15日，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关闭的军事学院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帝国元首和总理”出席了这一典礼。
　　恢复义务兵役制的同一天，阿道夫·希特勒建立了“党卫军预备队”（SS —Verfugnstrppen）。该部队配有武器，在兵营驻扎，处于常备动员状态。
　　这次要比建立“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和髑髅队更为郑重。黑衫队终于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正式军事武装。
　　随着盖世太保对武装部队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的开展，党卫军建立了一支与武装部队并列的武装，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以“革命”的军队取代正统的军队。
　　党卫军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1936牢3月首先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的是武装党卫军。这是一次象征性的军事行动。希特勒把这次行动的前锋任务交给了塞普·狄特里希的部队，而没有交给勃洛姆堡的武装部队。这样，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巴伐利亚的雇佣兵便跑到普鲁士贵族的前面去了..
　　这是对正统军人自尊心的又一次伤害。但征集几十万德国青年加入身穿灰色制服的陆军。也就大大地补偿了因对希特勒对黑衫以的青睐而对陆军造成的不利影响。
　　还有更为严重的事情，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1936年10月1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决定成立“党卫军预备队”监察局。该机构隶属于党卫军参谋部，其任务是监督预备队的管理工作和军事训练。盖世太保头子找到一位“真正”的军事顾问。
　　他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保尔·豪塞尔56岁，普鲁士人，长着一张瘦长脸。他为人冷酷、精明。这位天才领导人有着可以向人炫耀的戍马生涯。他在军营和战壕里步步高升，军阶直至少将。 1932 年退役后，他从未再参与政治。他具有旧德皇军队爱国思想和保守观念。后来，他加入钢盔队，并很快成为柏林和勃兰特堡地区的领袖。尔后，保尔·豪塞尔和他周围的人那样，成了一名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在用盔队与冲锋队合并后，他被选定为上校，其军阶要比他原来的低。
　　海因里希·希姆莱正是需要这样的人。他要把他的党卫军建成一支精锐的部队。他不相信无产者，不信任那些寻衅闹事分子和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他需要干部，如能从军界招募，对他说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保尔·豪塞尔被任命力不伦瑞克党卫军容克学校的首任校长。这个培养未来党卫军军官的学校设在一座巴罗克式的城堡里。城堡内装有水晶吊灯，抹灰天花板，犹如法国圣希尔军校和政治学院。学生接受“北欧思想”教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座大修道院..
　　保尔·豪塞尔出色地组建了这所学校（后又在巴伐利亚洲的巴特——特尔茨建立了一所分校），使之成了与波茨坦军校相匹敌的军校。
　　这位前德国皇军军官培养了一批可怕的容克分子。他们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优于武装部队的年轻军官，同时他还在欧洲30多个国家招募当代最狂热的政治军官。
　　最终保尔·豪塞尔晋升为少将，恢复了他原来的军衔。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卫军联在一起了。三十年后，他是武装党卫军重要领导人中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后来写了几本为他的战士歌功颂德的书。
　　他虽然一直在学校供职，然而在盖世太保和武装部队的殊死搏斗中，他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保尔·豪塞尔在尚武的神秘的气氛中训练着他的容克分子。这种被日尔曼异教徒推崇的军人气氛再现了条顿骑士的时代。
　　每年有四百名年轻军官从不伦瑞克毕业，随即被派往党卫军预备队各部队。这些部队编制虽小，却是无所不备：干部配备强，武器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官兵思想狂热。
　　党卫军预备队已不再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去执勤。他们和一般党卫军明显地被区别开来，后者的人数在战前超过二十五万人。保尔·豪塞尔首先组建了两个团。一是“德国”团，驻守慕尼黑，由菲立克斯·施坦克因纳指挥；二是“日尔曼”团，驻守慕尼黑、由卡尔·德姆胡贝尔指挥。
　　这是一支真正的职业军队。士兵服役四年。士官服役十二年，军官服役二十五年。挑选的种族标准和思想标准是极其严格的。
　　从1937 年开始，党卫军预备队改穿陆军作战服，但在营房和接受检阅时仍穿黑色制服。但他们不愿意与正规军相混淆。他们的字鹰徽标佩带在上衣左袖口上而不是在右胸衣袋的上方。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他们运动衫外的罩衣领上总是饰有两个代表党卫军名称的银质北欧古文字母。
　　正当未来的武装党卫军在悄悄地发展时，阿道夫·希特勒一再对军人发表讲话加以宽慰。在布尔格布罗一次会议上，他对慕尼黑政变时的老战友谈及党和军队的关系时说：“在我已完成的全部事业中，我最感自豪的、后代对我感激下尽的是，我不但没有听信某些错误的意见把拥有十万人的国防军队解散而是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把它改造成了一支德国人民的新的军队，并使所有本来可能成为我们敌人的人终于与这支军队合作。”
　　他认为各自的任务是明确的。他说：“党是国家的保证，我们的军队是国家的保卫者。德国要建立一支世界上第一流军队。否则就等于没有军队。”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
　　从理论讲，一切都十分顺利。约斯特少校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军事政治革命》一书写道：“军队的根本任务是负责军队的教育、军事训练和保卫国家。对人民和国家进行领导和政治教育是党的职责。”
　　在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第三帝国，军队不介入政治却成了绝对的规则。法律明文规定：军人不得进行政治活动；纳粹党党员以及纳粹外围组织和团体的成员在服役期间不得以他们原来的政治身分进行活动；取消军人的表决权和参加帝国公民投票的权利。
　　军队不得干预党的事务，所以某些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也愿意在军队中享有思想自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享有言论自由。
　　军人有自己的法庭。国家关于对政府监督和提拔官员的法律不适用于武装部队。
　　从理论上看，阿道夫·希特勒绝对相信军队的政治忠诚。他是真心相信吗？不管怎么说，他十分重视所有军人对他个人的效忠誓言。
　　宣誓是德国新军队的重要行动中一把双刃刀子。希特勒长期对将军和元帅们的背叛行为视而不见。总有一天他会以背誓罪名惩治他们..但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尽管海因里希·希姆莱不时向他转呈一些盖世太保的报告，他仍假惺惺的表示相信，在举世无敌的武装部队中，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在年轻的军官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如同战前的部队是拥护君主政体的军队一样，今天的军队是、而且也应该是拥护国家社会主义的军队。”一位年轻军官这样说。
　　1937 年11 月5 日，阿道夫·希特勒召集德国军界要人开会。参加这次绝密会议的只有六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总理府，一个个面部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他们的脚步声在高高的长廊里回响。长廊里岗哨林立，一排排党卫军卫士在新总理府颇具希腊建筑风格的列柱前站立着。
　　与会者在会议大厅的大桌旁就座。国防部长冯·勃莱姆堡元帅显得颇有些自命不凡。他的旁边坐着三军长官：双眼戴着单片眼镜的陆军司令冯·弗立契将军，身着朴素的蓝色制服的海军司令雷德尔上将和身着崭新的灰色飞行员制服、胸前挂满耀眼勋章的空军司令戈林将军。外交部长·牛赖特是参加会议的唯一文职官员。他圆圆的脸膛，蓄一道花白胡子，外表与周围的军人颇不协调。霍斯巴赫上校因是应邀参加会议的副官，坐在稍后一点的位置上。
　　希特勒开门见山，他对与会者说：“我要对你们讲的问题非常重要，以至我不想把它提交内阁会议讨论。”
　　他们频频点点头，好象是感谢他对他们的信任。
　　阿道夫·希特勒以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向与会者一个一个地扫了过去。他继续说道，“四年来，我担任共和国的领导。现在我要向你们透露我的政策的长远目标。假如我离开人世，我请你们把它看作是我的遗训。”
　　这几句话使与会者充分意识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接着说：“这一政策目标是保证德意志广大人民的安全的繁衍。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空间政策。我国人民居住得像我们这样拥挤和处于我们这样的境地。这就迫使我们要扩大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地盘。”
　　他提出了一个奇妙的用语：“生存空间”。阿道夫·希特勒扼要指出，在缺乏原料和粮食资源的情况下，他不相信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同时他也认为，不能推行计划生育和降低生活水平的政策，扩大对外贸易也是幻想。“只有一个办法：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他说。由于德国周围没有无主的领土，因此必须考虑使用武力。
　　他还说，必须在1943 年至1945 年以前行动，否则就太迟了，因为1945年以后德国将失去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因此，首先必须考虑尽快并吞奥地利，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认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可能进行干预，因为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地中海地区的形势，意大利在该地区的扩张和西班牙革命对他们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次长时间讲话的结论对于参加总理政府会议的六位大员来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发动战争，但仅是一场“有限”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对象就是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在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中间搞颠覆活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苏台德山区地带居住有300 万日耳曼血统的人，这些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希特勒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起了重要作用。可是一开始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多数不是国社党人，而且身为体育教练的苏台德区领袖康拉德·汉莱因也不是国社党人。而且这个地区活动的两个右翼政党——即德意志民族主义党和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分歧。
　　苏台德区的国社党没有取得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德国相对等的重要地位；在1933年初，它力求加强活动，并且依照纳粹的组织改组自己的机构。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进行干预，也没有遭到多大的反对；按照德国突击队的形式组成的人民运动协会被解散了，其领袖被判了几年劳役徒刑。德国民族主义党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唯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取类似的行动，它们就自动解散了。
　　1933 年10 月1 日汉莱因呼吁建立一个各党派苏台德区德意志祖国阵线的声明，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不是旧政党的掩护组织。发起人来自青年运动协会，其领袖汉莱因本想借助旧政党的支持，团结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这企图失败以后，才决定发出这个呼吁的。
　　呼吁的反应震动极大，最初几个星期，新成立的祖国阵线吸引了大批拥护音纷纷加入，以致捷克斯洛克政府犹疑不决之后，迫不得以就认可新组织存在。不久后它下令逮捕一批领袖。这种镇压手段只是提高了运动的威望，这样参加的新成员源源不断。原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弗朗克乘机利用苏台德区德意志祖国阵线的某些领导人被监禁而巩固他及其党羽的地位。
　　在1935年5月26日的新议会选举中，苏台德区祖国阵线在苏台德区德意志工人党的名义下参加竟选活动。在初次尝试中，这个党就获得苏台德区日耳曼入全部选票的2/3，而成为议会中最占优势的一个党。紧接着一个步骤是苏台德区德意志工人党提出一个苏台德区日耳曼人自治的提案，占大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否决了这个提案。
　　那时候，汉莱因对德国国社工人党的态度，是极其保守的，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领袖们的确在30 年代初期没有设想把自己的国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甚至在最机密的会议上，他们对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讨论过，而绝大多数苏台德区日耳曼人也没有归向“帝国大家庭”的愿望。
　　这以唐，盖世太保“不懈努力”，到次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发生了变化。
　　现在局势已极其复杂，而且在3月9日和13日之间，情势比前更加复杂了。现在有两个斯洛伐克政府，每个政府都自称是合法的政权。虽然绝大多数斯洛伐克主张独立的人都拥护提索，但他们并没有想尽方法支持他，而这种消极态度，对希特勒的计划是一大障碍。根据海德里希的提议，希特勒命令把几个党卫军突击战士非法地送往斯洛代克，并且用一系列恐怖暴动在迟疑不决的斯洛伐克人中间煽风点火，布拉格政府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不久就坚持不下来了，这使得局势进一步混乱。希特勒没有再继续发出指示。
　　德国人决定利用提索作为同伙。3月9日，提索引退到他的教区，他感觉到在那里较安全，不致被逮捕。3月12日至13日夜，施伦堡作为德国特工局两个人员之一，访问了提索，建议他应该与普雷斯堡的其他斯洛伐克领袖建立联系，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新政府，并宣布在德国的保护下保持斯洛伐克独立自主，提索接受了这个提议。3月13日清晨，他与其他斯洛伐克领袖达成了协议，并且说准备宣布斯洛伐克独立。
　　一个古怪的事件接踵而至。3月8日已宣布禁止在斯洛伐克公开集会。布拉格警察当局决定驱散13日那次群众大会。因此，服服贴贴、心平气和的斯洛伐克人民就各奔东西了，直到最后一瞬间，斯洛伐克独立的庄严宣言无声无息，并没有发生流血的悲剧。德国党卫军突击队员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要求他们采取行动。
　　根据提索的要求和哈查总统及其外交部长的批准，斯洛伐克会议在3月14 日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这次会上，斯洛克政体宣告独立了，提索被选为总统兼总理。
　　德国所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政体，是为了向布拉格进军找一个借口。一直到3 月14 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人员才被希特勒接见，15 日，他们缔结了一个条约，捷克人民也被置于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之下，德国军队顺利无阻地完成了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占领，在几个月之内捷克斯伐克共和国
　　已不复存在了。 　
　
　
　
　
　
第四节进攻：最有效的制胜手段
　
　
　　没有一个军人比贝克将军敢于疏远国社党了。贝克是在德国皇军参谋部成长起来的正统军官，他活着就是为了复辟霍亨索伦王朝。“长刀之夜”罗姆受诛，他没有多加介意，但施莱彻尔被谋杀却使他耿耿于怀。他憎恨阿道夫·希特勒，比任何人都更加鄙视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党卫军。在他看来，正在准备的这场战争将是一场灾难。
　　他毫不踌躇地对霍斯巴赫说：“德国没有能力冒险在中欧进行一场战争。在物力方面，它的军队无力承受任何战争。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贝克决定向冯·弗立契将军呈送一份备忘录，逐条批驳希特勒的论点。特别是他还决定联络的最神秘、最重要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军队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校。这位被称为“海军小元帅”的人，周围有一批怀有反纳粹情绪的军官。他们的反纳粹情绪对任何人说来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纳粹上台后，盖世太保就一直监视他们。
　　贝克和卡纳里斯的助手奥斯特上校以及莱比锡市市长、半公开文职反对派外交官和具有君主主义思想的军人保持着联系。从1938 年初开始，所有这些反对派人士定期聚会，交流观点，并试图干“几件事”。陆军司令弗立契将军也毫不踌躇地参加这些聚会。这等于给密谋分子打气、壮胆和提供担保。
　　盖世太保正监视着这些可疑分子的行动。它甚至掌握了一个小小的阴谋，一百一十名保皇派军官在斯托尔普聚会庆祝威廉二世的生日，宴会是根据旧军官团的传统进行的。祝酒时，他们宣布克龙亲王为德国皇帝。
　　虽然义务征兵使大批冲锋队队员乃至党卫军队员加入了武装部队，虽然大部分年轻军官拥护新政权，但在上层高级人士中存在一股反专制的敌对势力。
　　诚然，这一切还不甚明朗，因为将军们从心底里赞同希特勒的打算，他们也梦想称霸世界，但是他们在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上却与希特勒的意见相悖。
　　最后，反对派通过几位将军向冯·勃洛姆堡元帅提出交涉。这几位将军对元帅说，“我们感到十分担心，总理推行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冒险性。我们对此不能置若罔闻。只有您一人能对他提出规劝。”
　　冯·勃洛姆堡皱起眉头，劝他的部下安分守己，他说，“武装部队不应在政坛上冒险。它的任务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讨论命令。”
　　元帅指出，武装部队能够谏净元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最后生硬地说，“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不要介入政治。”
　　海因里希·希姆莱已得悉这一活动。一份份盖世太保的报告经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手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海德里希被逐出军队，他欲借此机会对军官团进行报复。
　　对冯·勃洛姆堡，他们比较放心了，但他们知道，这位元帅性情软弱，不会始终不渝地卫护希特勒的主张，摈斥他和其他军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向希特勒报告了总参谋部策划的谋反阴谋，希特勒当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在谈到军队将领时，他对戈培尔说：“几个世代以来，他们接受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教育，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这种教育的可悲后果。”在与汉斯·弗朗克的一次谈话中，他的态度更为明确：“这伙自命不凡的容克分子，实际上不过是一帮没有头脑、徒有愿望而一事无成的庸碌之徒..我被他们欺骗了..他们毫无所知，却自以为什么都懂..总参谋部是我没有解散的最后一个共济会。”
　　时机已经到来了吗？
　　1937年11月8日是慕尼黑政变纪念日的前一天，党卫军队员将在“血旗”（慕尼黑政变后，黑衫队始终警卫着这面旗帜）前宣誓。
　　帝国党卫军领袖、德国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召集党卫军的高级军官开会。他的讲话标志着纳粹党和军队关系史上决定性的转折。他发出了真正的宣战争：“今天，预备队已准备与武装部队在同样的条件下作战。”
　　他这样说有些夸大其词。事实上，只有“德国”团能够开赴战场。“日尔曼”团和警卫队还只是仪仗部队。然而除这些部队外，还成立了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工兵连。一支包括各兵种的部队正在诞生之中。
　　这支部队是按突击部队的设想建立的。教室、体育场和练兵场代替了营房和枯燥无味的训练。军官和士兵打成一片，吃、住、训练在一起。保尔·豪塞尔把菲立克斯·施坦因纳看成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得力助手。施坦因纳也是职业军官。 18 岁时作为步兵中尉开赴俄国前线，参加了塔南堡战役。在里加对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后来，他被调到法国，参加前线（努瓦荣和阿拉斯之间）战斗。
　　和豪塞尔一样，对施坦因纳来说，大战的结束并非是战斗的结束。在恩斯特·冯·索洛蒙《被排斥的人》一书中所描绘的时代，他加入了彼罗的海突击队并在库尔朗德前线战斗。
　　在国防军的戎马生涯使菲立克斯·施坦因纳脱离了政治。但这位圆脸膛，浓眉大眼、精力充沛的普鲁士人希望实施革命的教育理论。党卫军向他提供了与兵营观念决裂的机会。他的战士简直是些地地道道的运动员，能全副武装在20分钟内走3公里。他们研究肉搏战，用连发手枪和手榴弹而不是用步枪作战。
　　施坦因纳和分管训导的军官认为，进攻才是最有效的制胜手段，通常的军队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了。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突击精神，即小规模机动部队灵活主动而又勇敢的作战原则。
　　新国防军的将领们为招募到大批新兵而沾沾自喜，却丝毫没有注意“预备队”在军事方面的发展。海因里希·希姆莱却心中有数目标明确。
　　在具有中世纪风格且景致奇异的韦尔斯城堡举行的一次黑衫队领导人会议上，希姆莱透露了一些秘密。他说：“一切革命都要控制军队，并向其灌输革命思想。只有达到这一目的时，革命才算取得了胜利。”
　　党卫军的将领们一声不吭地端坐在长桌周围，黑色制服领上的银色橡叶形徽章闪闪发光。他们知道，新的德国军队虽已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但并不完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这只是两种解决办法。”希姆莱以他惯用的既冷漠而又和善的语调进行了阐述。他总是要别人把他的主张看作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不管他的想法多么荒谬，其后果多么可怕。“第一个办法是全部消灭军官团。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为应付即将发生的严重事件，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夹取代他们。”他停了一会，接着又低声说：“让这些先生们等着吧，少不了有他们的好处，我很快就要将这些贵族出身的反动分子处理几个..”
　　令人不可捉摸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坐在一旁微笑着，他掌握着（一旦他需要）可推翻整个总参谋部的材料，他知道不存在的东西，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捏造。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基督教徒认为，最坏的罪恶奠过于蓄谋罪。他怀疑将军们居心叵测，对国家社会主义怀有敌意。
　　希姆莱环视四周，从与会者表情上看出他的话得到党卫军权贵们的赞同后，又继续说：“第二个办法从长远看是有利的。我们要庄党卫军内部培养一支武装力量，使之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
　　方案就这样确定了。决定由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头子缪勒等人负责清除军队中的反动分子和保守分子；由豪塞尔，狄特里希和施坦因纳等人负责建立一支新式的革命军趴——武装党卫军。
　　自此各人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将之付诸实施了。 　
　
　
　
　
　
第五节满足希特勒的罪恶建议
　
　
　　冯·勃洛姆堡元帅没有像冯·弗立契保护自己的荣誉那样热情地维、护他妻子的荣誉。他没有要求查阅档案，而且毫不迟疑地提出了辞职。
　　1 月29 日，他来到总理府。这时，他已穿着一身便服，准备偕同他的新夫人前往罗马和卡普里岛。希特动接见了他，但只字未提他离职的原因。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谁来继任国部长呢？
　　“我建议由冯·弗立契..”勃洛姆堡说。
　　“啊，不！”希特勒大声吼道：“这不行。况且他也要离开冯·勃洛姆堡没有发问，他装着不知情的样子。再说，几天来，由于过分被私事烦扰，他已无暇顾及都属的命运了。
　　冯·勃洛姆堡提出戈林的名字，希特勒厌烦地拒绝了。
　　元帅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他这是心血来潮呢，还是逢迎？）：“在此情况下，国防部长一职只能由元首亲自担任了。这可能是统一国社党和武装部队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满足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愿的罪恶建议。
　　但还需找一个人接替冯·弗立契担任陆军司令。冯·勃洛姆堡于是提出一个人的名字：威谦·凯特尔。
　　希特勒对这个主意感到满意。他认为：对这位忠贞不贰的炮兵将军可以给予完全的信任。他赞赏凯特尔，并宣布了对他的任命，“我信任你，你必须永远站在我一边。”
　　两人一致决定调离霍斯巴赫上校，由施密特少校接任副官。
　　1938 年2 月4 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该法令标志着纳粹思想对保守思想的胜利，也确认了盖世太保的胜利。
　　“从现在起，我亲自对所有武装部队直接行使指挥之权。原国防部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改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并直接听从我的指挥。”
　　现在必须任命新的三军长官。瓦尔特·冯·勃劳希契被任命为陆军司令，他虽是普鲁士贵族，但人所共知，他对新政权十分恭顺。他与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及刚晋升为元帅的空军司令戈林皆由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领导。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他可以依靠凯特尔。后者的忠诚是无条件的，他将给予纳粹政权一支元首用以推行其政策的武装力量。
　　制服军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事实虽没有象希姆莱所冀望的那样将整个军官团清除，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清洗：十六名将军被解职，四十四名将军被调职。
　　军事行动可以开始了，虽说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一次“散步”。1938 年3 月11 日，德军进入奥地利支持合并。由塞普·狄特里希指挥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的一个营一马当先，风驰电掣般地向维也纳进发。
　　塞普·狄特里希现已是党卫军上校。从此以后，他在军事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指挥这一运动的装甲兵司令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古德里安当时被认为是最忠于纳粹政权的军官之一。
　　到达奥地利后，党卫军便开始招兵买马。毋庸置疑，奥地利不乏经过地下斗争锻炼的坚定的纳粹分子。他们像狂热的新教徒那样加入黑衫队。武装党卫军预备队第三团随之建立。该团被命名为“元首团”，在维也纳和克拉富根一线驻防。
　　1938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颁布法令，确认了武装党卫军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这项法令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满足了希姆莱的要求，但也没有过分损害将军们的利益。法令说：和平时期，武装党卫军由党卫军总监、德国警察总监指挥，他将根据赋予他的国内政治任务全权负责这支军队的组织、训练、武器配备和调遣。
　　相反，所需的武器、弹药、装备和教科书由武装部队通过财政方式提供。应征加入“党卫军预备队”与加入武装部队一样，都属于义务兵役制。对将军们的唯一让步是：他们可以“视察”武装党卫军各部队的军事训练。
　　在战时，这些部队可以参加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国外，它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在国内，归党卫军总监指挥。希特勒试图成为这种含糊状况的唯一主宰。事实上，对武装党卫军各部队的调动使用大权由希特勒一人独揽。
　　对海因里希·希姆莱来说， 1938 年8 月17 日颁布的法令无疑是他取得的一大进展。 11 月8 日，在慕尼黑政变传统庆祝日的前夕。他再次召集党卫军军官开会，会上，他以毫不掩饰的自豪口气说：“组织‘预备队，是为了参加战争，为了开赴战场作战。在前线流血牺牲将使它在道义上赢得打倒国内破坏者和懦夫的权利。”
　　武装党卫军既是民兵、警察，也是军队，更是一所大学校。它是按军队体制组建的，有自己的参谋部和突击队：完全摩托化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三个步兵团，两个摩托化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和一所野战医院，总人数达15，000完全是一个师的建制。
　　9，.. 000名髑髅队也完全军事化了。它现在有四个“团”，每团有3个“营”，每营有3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
　　自占领苏台德区后，武装党卫军随时准备与正规部队同时介入军事行动。
　　六年以后，在这15，000人的基础上，武装党卫军成了拥有100多万人的、用以取代武装部队的军队，对这支与武装部队并列的军队的出现，最高统帅部未明令表示可否。至于那些试图反对武装党卫军的将军们，自有盖世太保去对付他们。 　
　
　
　
　
　
第六节打击
　
　
　　冯·勃洛姆堡事件和冯·弗立契事件后，总参谋部贝克将军成了盖世太保注意的目标，他终于在1944年7月22日流产政变后被除掉了。
　　然而，路德维希·贝克既不是贵族出身也不是普鲁士人。这位军队的参谋长出生于莱茵河畔。从他的家世看，他是一个与正统派军人和容克毫无关系的小资产者。如同这一集团的其他新成员一样，他选择了军官团作为自己的立身之地，颇有一番为它“增光”的宏愿。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正直的军人。他自认为是一个重要人物，并以为从此他是军队中一切反纳粹势力的代表者，贝克从未加入国社党。然而在纳粹夺取政权前。
　　他曾为他团里的两名军官施林格和卢丁辩护过，这二人由于试图在军官中建立秘密纳粹支部而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如果说1938年他曾反对战争，这首先是由于他认为发动战争为时过早，且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他首先指责希特勒的是：过于急躁。
　　但是贝克感到战争日益迫近，他不能再贻误时机；他与谍报局的汉斯·奥斯特上校和冯·杜那尼等人频频接触；他们又与戈台勒和彼比茨等文职官员重新取得联系。一个阴谋开始酝酿。
　　贝克以参谋部军官身份向勃劳希契呈送了一份条陈，其观点十分简单：“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可能引起一场其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全面战争。”
　　冯·勃劳希契与贝克会晤时，两人讨论得十分激烈。希特勒很快便获悉这一情况。他感到反对派努力在发展。他只有一种对付办法：打击。
　　希特勒把主要军事长官召集到贝希特斯加登的伯尔霍夫。在这座豪华的别墅里，他将用几小时为他们“洗洗脑子”。事情发生在1938年8月10日，当时正值盛夏时节。“鹰巢”四周的山巅上终年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阿道夫·希特勒喋喋不休，指责军事长官们的失败主义情绪。最后，他以严厉的语调说，“请你们记住，我要你们对我绝对服从。”长官们齐声应诺。对将军们的这种态度变化，贝克无可奈何，他自己经过一番考虑，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决定：辞职。
　　这一举动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没有任何人跟着他自愿提出辞职。盖世太保似乎还不打算立即对他采取行动。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无足轻重的人。贝克感到非常恼火，他觉得一切都完了。
　　然而他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接替他担任参谋长的弗朗北·哈尔德将军赞成他的部分观点。弗朗兹·哈尔德也不是普鲁士人，而是巴伐利亚人。他出身于军人家庭，不是国社党成员。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1930年从玻利维亚回国后，哈尔德与他多有交往，且关系密切。罗姆喜欢玩弄男人，哈尔德则爱追逐女人。他们两人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爱搞阴谋。
　　“长刀之夜”清洗后，哈尔德将军失去了一位朋友。对此，他永远不能饶恕党卫军，但是他还保留着原来的职位。路德维希·贝克辞职后，始终在秘密准备起事，他通过奥斯特上校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保持着联系。 　
　
　
　
　
　
第七节干掉希特勒
　
　
　　不少军界人物参与了谋反行动。人们在私下议论的参与谋反活动的军事长官有：柏林—勃兰特堡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波茨但卫戍区司令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伯爵，卡尔·冯·施图尔纳格和海因里希·施图尔纳格。甚至连柏林警察局长、前冲锋队领袖冯·赫尔道夫伯爵也与阴谋分子相串连。他还拉上了另一个老资格的纳粹分子弗里茨·冯·舒伦堡伯爵，他们打算一旦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就采取行动，绑架希特勒，把他押上“人民法庭”，并从帕泽瓦尔克军事医院的保险箱里取出确诊希特勒患有精神错乱症的病案，这是近乎荒诞的行动。
　　贝克对他的解决方案沾沾自喜：“法庭一定会确认元首是一个疯子，并且会将他永远关进疯人院。”
　　“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怎么办呢？”
　　“由军队掌握政权。”
　　当时西班牙战争正如火如茶，德国的某些军人，首先是考迪洛的老朋友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却在考虑采取“弗朗哥式”解决办法。
　　在此之前，哈尔德接替了贝克的总参谋长职务。可怜的哈尔德左右为难，他既要顾及与密谋分子的友情，又必须服从纪律，认真制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这一切都必须在几小时内进行。他答应一旦确知发动军事进攻的日期，就立即通知密谋分子。
　　但是西方也必须决心遏制希特勒。如果没有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西方再一次让步，那么，德国人民以及德国的将领们就永远不会理解密谋分子所采取的态度。
　　必须派一名使者去伦敦。他们选中了老保守分子埃瓦尔德·克莱施特。克莱施特像一个“脖子上套着绞索，但还想最后一次求生的人”到英国首都去。
　　几天以后密谋分子的第二个使者——汉斯·包姆一特尔巴赫上校——到了伦敦，请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
　　但在西方人士看来，采取强硬态度支持一个军事集团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知道，德国的将军们是爱国者并梦想复仇。他们推测，德国密谋分子首先指责希特勒的是：在还不可能取得胜利之时发动战争。他们还认为，这些满脑子军官团思想的人怀有个人怨恨，对纳粹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十分反感。总之，柏林的密谋分子是一些复仇主义者，他们只是在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方法问题上与希特勒存有分歧。
　　盖世太保在监视着将领们。现在还不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肯定，希特勒对这些反叛行为已有风闻。但他只是把他的将军们臭骂了一顿：“我绝不容许批评、犹豫和失败主义。”
　　这一顿训斥又取得积极的效果，军人们俯首听命，特别是总理的外文政策已取得了不容量疑的成功。而此时，慕尼黑会议正在筹备中。
　　会议取得了成功，政变计划化为泡影。
　　占领苏台德区后，德国不但“收回”了三百多万日尔曼血统人，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防线，这是真正的军事胜利。大部分军阀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是正确的，约德尔将军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那些怀疑论者，那些软弱的人和畏首畏尾的人现在转变了态度，希望他们永远如此。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虚构。
　　自从1943 年起，形势进一步逆转，希特勒内外交困，犹如一个狂徒站在面临深谷的悬崖上。这一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苏德战场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座机里，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在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颇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1942 年11 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经亲自劝说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动。这位动摇不定的将军刚接受了“元首”的一笔厚礼。在他六十岁生日时，，希特勒送给他一张二十五万马克的支票。当时，他虽勉强答应了戈台勒的请求，但过了没几天就又胆怯起来了，他写信给在柏林的贝克将军，要求别把他算在他们里面。
　　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保罗斯将军。这位将军所率领的第六军团正被围在断大休格勒，他们估计他对“领袖”一定极度失望，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希特勒本人。他们想诱使他发表一个告全军官兵书，号召他们推翻这个把三十多万德国士兵量于死地的专制魔王。贝克将军亲自写了一封呼吁他这样做的信，由一个空军军官乘飞机把信送进这个被围的城市。但保罗斯的回答是问他的“元首”发出了雪片似表示效忠的无线电报。直到他成为苏军的俘虏到了莫斯科之后，他才有所觉悟。
　　对保罗斯的希望破灭以后，密谋分子曾经有几天又把希望寄托在克鲁格和曼施坦因身上。这两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飞到腊斯登堡，据说是去要求“元首”把苏联战线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们。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为在柏林发动政变的一个信号。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又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
　　“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级憎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严格说来，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远在前线的时，当希特勒遭受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城市。
　　1943 年2 月，密谋分子计划在3 月份发动政变。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奥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苏联作战的中央集团参谋长冯·特菜斯科将军，两人在1 月和2 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弗洛姆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希特勒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 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边·冯·施拉勃伦道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但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而且还为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颗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人员中，，他是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专供盟国特工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1943年3月13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波斯拉格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执行这一任务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勒还有许多党羽，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和报复。”
　　在3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向集团军高级次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我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希特勒的飞机就要立即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匀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三十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平安无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炸弹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工夫办这件事情。特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用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然后，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发现：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只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虽然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杀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3 月21 日在柏林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听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的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 月20 日晚上，格斯道夫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十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苏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后来，格斯道夫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他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一个带十分钟信管的炸弹。格斯道夫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但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准备只用八分钟或十分钟参观展览。因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十分钟。这个最后的一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这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菜览厅只停留了
　　八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在这个期间，不仅军队中的密谋分子非常活跃，在青年学生中也掀起了反纳粹的浪潮。三十年代初期，在希特勒蛊惑人心的愚弄和欺骗之下，不少大学生曾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1943 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大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严生纳粹主义的城市，但如今它又成了学生反对纳粹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二十一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利用称为“白攻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举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联系。
　　1943 年2 月里的一天，巴代利亚纳粹党头子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学生们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服军役的男生将被分配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他还下流地说：“如呆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够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代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流氓语言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纳粹头子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的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
　　事后，舒尔兄妹被警察逮捕了，他们被拉到“人民法庭”上，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审时，沙菲·舒尔被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有一条腿已经打断了。但是她英勇不屈，对庭长法赖斯勒的野蛮恫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为什么你这样卑鄙，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勇敢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他们的导师、哲学教授休伯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以死刑。
　　舒尔兄妹之死，更加激起了德国人民对法西斯的愤恨，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密谋分子除掉希特勒的决心。在11 月里，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选了二十四岁的步兵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的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苏联前线他的连队12 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杀，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待他，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 年2 月11 日，但到这一天，希特勒又以某种原因没有来，结果谋杀计划又流产了。 　
　
　
　
　
　
第八节国防军的悲惨结局
　
　
　　希特勒再次打击反对派的时机已经到来。盖世太保的报告促使他作出了新的决定。1938 年10 月31 日，他决定让德军高级军官的元老格德·冯·伦斯德元帅退休，并将他始终不信任的威廉晋当将军解职。相反，凯特尔则被亚升为上将，后来更是步步高升。
　　希特勒决定起用哈德尔将军，并责成他拟定占领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的作战计划。冯·维茨勒本被调职。贝克茕茕孓立，他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平民无可奈何地眼看着他的老战友日益与他疏远。
　　军队的一号人物冯·勃劳希契刚刚离婚，几个月后又娶了一个名叫沙尔劳特·施密特的女人。她是卡塞尔市一位法官的女儿，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的“褐色”蜜月便是他对一切阴谋突然持保留态度的原因。
　　哈尔德后来也退职了，他在等待时机，只有在战争的危险明朗化时他才肯着手行动。
　　3 月14 日，德军进攻布拉格。世界舆论对这一暴力行动漠然置之。唯一的评论是：“希特勒交了好运。”
　　最高统帅部经济和军备处处长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自1934 年6 月30日施莱彻尔被杀以后，就开始敌视国家社会主义，卑劣的冯·弗立契事件使他更加坚决。战争爆发前夕，他是最后一批策化反对元首计划的人士之一。1939 年8 月中旬，托马斯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准备呈送凯特尔。他已与顽固的反对派贝克、戈台勒和原经济部长沙赫特讨论了备忘录的内容，整个文件的基本思想是：速战速决是绝对的幻想。
　　托马斯向最高统帅部长官阐述他的见解，凯特尔听着，但面有恼色。
　　“进攻波兰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全面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将变成一场消耗战。我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为什么？”凯特尔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们没有强大的盟国，没有充足的储备，没有原料..”
　　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没有让托马斯继续说下去，突然打断他的话说：“既然说不会发生世界大战，这一切都毫无关系。如果我们进攻波兰，谁也不会干预：法国太软弱，英国太衰败，美国又无动于衷。”
　　凯特尔没有提及苏联。他知希恃勒首准备与之谈判。几天来，柏林的传言让人惊诧。人们在谈论着一个重大的意外外交行动。
　　8 月20 日上晨，冯·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
　　几个小时后签定了德苏条约。
　　阿道夫·希特勒来到贝尔霍夫，在他喜爱的长满冷杉和终年积雪的避暑胜地举行了一次军事巨头会议。
　　他从来没有这样乐观。这种乐观情绪也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感染力量。他说：“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具这样大的权威和赢得德国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因此，我的存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我随时有可能被一个罪犯或疯子杀死。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战争必须在我活着的时候进行。”
　　在这第一次旨在鼓动将领们的会议之后，希特勒又召集他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这一次，大家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计划很简单，发动进攻的日期：8月26 日。时间：凌晨4 时30 分。目的：消灭波兰目前现有的军事力量。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然而据会议记录记载“几个犹豫不决的人保持沉默”。
　　后来行动推迟了几天，人们甚至认为和平可以得救了。但这不过是暂缓而已，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坚决，他对冯·勃劳希契吐露了心里话：“假如迫不得已，我甚至准备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贝克向他的上峰呈送了最后一封信，但无任何效果。托马斯试图进行最后一次活动，也无济于事。新的进攻日期已经确定：9月1日。
　　武装党卫军将参加进攻波兰的战斗。他们的人数不多，却表明了一支独立于武装部队的军事力量的诞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德国”团，“日尔曼”团，党卫军炮兵团，党卫军工兵营和党卫军侦察营将接受战火的洗礼。甚至连髑髅队的一支部队——但泽自卫队步兵营——也将开赴战场作战。
　　随着德军在波兰的胜利推进，党卫军别动队在后方大肆进行清洗，他们的手段极端残酷。希特勒曾告诫军人，在被征服国家的领土上采取的某些措施“可能不合德国将领们的兴趣”，但他们不应在这方面进行干预，他们的行动“应严格限制在完成军事任务方面”。
　　为了回避最高统帅部可能作出的反应，有关武装党卫军和警察人员的案件只由直属于希姆莱的黑衫队法庭受理。尽管如此，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还是控告了髑髅队的种种罪行。冯·勃好希契表示支持并要求会见希姆莱。党卫军领袖感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采取强硬态度。他安抚说：“我们在实行种族政策中将尽最大可能考虑周到并尽量减少流血。”同时，他甚至还向将军们保证：“谈不上建立一支与武装部队并列的武装党卫军..”然而，这正是他坚持不懈推行的计划。
　　现在，希姆莱已拥有一支将近25，000人的军队。自然，要与很快发展到100个师的正规部队相比，这还算不了什么。
　　那时，希姆莱以加强治安管理为幌子，极力加强髑髅队并使警察军事化。自1939年11月底开始，除人数为一个团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外，武装党卫军已发展到3个师：预备师（后来成为帝国师），髑髅师和警察师。此外，还有武装党卫军的14个髑髅团。
　　党卫军领袖计划的第二部分是直接动员青年加入党卫军。他发现戈特洛勃·伯格尔是一位难得的助手。戈特洛勃·伯格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突击队队长。他后来在苏台德领导“汉莱因”突击队。伯格尔禀性粗鲁，但擅长交际，粗中有细，他建立了与武装部队征集系统并列的党卫军征集系统。
　　与军事长官们的谈判是长期而艰巨的，武装党卫军的成立有悖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提出的这一原则：武装部队是全国唯一掌握武器的组织。
　　不久，将军们惊愕地发现，髑髅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3万。虽然这些人是法定的官员而不是士兵，但他们电参加军事行动，并以残酷而著称。
　　将军们不愿意触犯党卫军领袖、全国警察总监希姆菜，而宁愿实行鸵鸟政策，听之任之。他们甚至容许髑髅队队员不再穿黑色制服而改穿土灰色陆军军服。
　　伯格尔加紧招兵买马。他大量征集未达征兵年龄的17、 18、19 岁青年及28至39岁的壮年男子。他还特别在国外招募志愿兵。自1940年1月底起，有100多名斯洛伐克人加入了武装党卫军。
　　西线战役使武装党卫军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所有部队都参加了战斗。1940年5月10日凌晨5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的一个战斗分队率先在德波普越过荷兰边界。在德军向西班牙边界的进军途中，党卫军摩托团始终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德国”团、“日尔曼”团、“元首”团和新建的髑髅师战绩辉煌，就连尚未摩托化的警察师也是这次大规模进军中的优秀部队之一。
　　这些部队的鲁莽和狂热使武装部队十分震惊。这些人不但勇猛而且极端残酷。在法国北部的巴拉底，髑髅队在战斗结束后枪毙了100多名英国战俘。这一行动激起了武装部队军官们的愤慨，甚至党卫军的某些军官也要与这一屠杀行动的指挥者进行决斗。
　　从此，武装党卫军便以勇敢和残暴而著称。但是，对于充满民族主义偏见的正统军官来说，也许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事：党卫军决定招募外国人。
　　自1938年起，希姆莱的党卫军陆续接受了一些美国人、瑞典人，特别是操德语的瑞士人。随着战争的爆发，党卫军的国际性质越发明显了。从1940年4月底起，一支命名为“党卫军北方守卫团”的部队招募了一些自愿从军的丹麦人和挪威人。几个月以后，又有一些荷兰人和佛来米人组成了党卫军西方守卫团，一批芬兰人及来自罗马尼亚的德意志人也加入了党卫军。这就是武装党卫军国际化的开端。
　　由第一批芬兰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和佛来米人组成的北方守卫团和西方守卫团与原“日尔曼”团合编成武装党卫军的一个新的师，命名为“威精”，由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指挥。
　　自此以后，希姆莱广泛征集兵员，竭力向士兵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希特勒对此十分满意，第一次公开对武装党卫军表示赞赏，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是对他曾信誓旦旦恪守的军事原则的背弃。
　　1940年7月19日，国会在克罗尔剧院举行会议。希特勒向刚在西线战役中立下卓越功勋的部队表示祝贺。他说：“在这些部队中有作战英勇的武装党卫军各师团。”他还指出：“德国装甲部队在世界历史上挣得了地位。武装党卫军的将士也为赢得这一荣誉作出了贡献。”
　　希特勒甚至还向党卫军后备队表示敬意，“没有他们，绝不可能进行前线的战斗”。他向“党的同志”希姆莱表示祝贺，赞誉他“组织了我们帝国的整个安全保卫系统及党卫军武装部队”。
　　对盖世太保头子的如此颂扬表明了一个重大的转折。1940年的胜利，就另一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党卫军武装部队的胜利..
　　从1936年起，海因里希·希姆莱就盘算一步一步地消灭国防军的军官团并以由党卫军学校培养的容克分子为骨干的、完全忠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军队取而代之。
　　在战争处于最严峻的阶段，即在德国战败前的几个月，希姆莱才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对1944年7月10日谋反事件后的镇压行动使他得以对那些多年来一直在阴谋推翻纳粹政权的将军们进行彻底的清算。
　　新军队，即武装党卫军，在战争结束时已有30多个师，与1935年武装部队成立时的部队数量相符。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一狂热的、令人可怕的、旨在最终代替正规部队的武装力量。其大多数成员不是德国公民。在它的100多万人中，有40 万德国人， 30 万德意志血统的外国人，8 万“日尔曼人”，4 万来自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人，10 多万西欧和中欧志愿兵，近10 万人来自东方，至少有5万亚洲人。
　　当盖世太保无情地搜捕所有反对希特勒的军官时，最后一批被俄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包围的为第三帝国作战的却是武装党卫军的志愿兵。
　　这就是国防军与盖世太保对抗的悲剧的结局，为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殉难”的竟然是一些外国的雇佣军。他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忠诚是无条件的，他们似乎不知道1920 年2 月25 日纳粹宣布的纲领：我们要求解散雇佣军，建立一支民族的军队。 　
　
　
　
　
　
第五章喋血欧洲
　
　
　　●缪勒要建立起每个活着德国人的私人秘密档案
　　●犯人正一批一批被枪杀，观看枪杀的党卫队首领希姆莱竟然死人一样地瘫倒在他的高背靠椅上
　　●希特勒说：“波兰将从地球上消失” 　
　
　
　
　
　
第一节种族大屠杀
　
　
　　起初，盖世太保并不想把可能落入他们之手的欧洲犹太人杀掉，只是想把他们从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中赶走。从法律方面来说、一切是从史学家们称之为“纽伦堡法”的制定开始的。“纽伦堡法”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次年会上通过的。每年的大会都有一项特别的议题。
　　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曾举行过“胜利的党代表大会”。1934年“长刀之夜”后，召开过“意志胜利的党代表大会”，翌年在纽伦堡还举行以“血统和种族”为中心议题的“自由的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国会在纽伦堡（不是在柏林）举行会议，通过了三项法律，其中一项涉及到保护德意志人的血统和荣誉问题。
　　其内容如下：
　　序言：确信德意志人血统的纯洁性是德国人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本着保证日尔曼民族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国会一致通过如下法律：
　　第一条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与同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为规避本法津而在国外缔结的婚约一律无效。并由总检察长起诉，宣布无效。
　　第二条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与同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姘居。
　　第三条犹太人不得雇佣45岁以下的德国公民或同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佣人。
　　第四条禁止犹太人举德国国旗或升挂德国国旗。但他们有权升犹太旗，国家保护犹太人行使这一权力。
　　第五条违反本法第一条的，处以强迫劳动；违反本法第二条的，处以强迫劳动或监禁；违反本法第三条、第四条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罚款，或处其中的一种处罚。
　　第六条本法由内务部部长偕同元首代表和司法部长负责实施。
　　第七条除第三条从1936年1月1日开始生效外，本法从颁布翌日起生效。
　　纽伦堡1935年9月15日
　　这项法律没有提及德国犹太人佩带黄色星符。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解释这一新法律时的讲演值得特别注意。他说：这一法律是通过立法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尝试，如果尝试失败，这一问题将由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依照法律彻底解决。
　　此外， 1935 年颁布的纽伦堡法毫不令人惊奇，因为那只不过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确认。从1933年1月30日开始，德国的犹太人可以说已成了二等公民。在几个月时间里，由于恐怖，但也常常是由于普遍自发地与周围的非犹太人疏远，他们几乎完全与非犹太居民隔绝。德国的犹太人甚至认为，纽伦堡法对他们是有利的，从此，他们不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犹太人当时甚至提出合作“解决犹太人问题”。
　　希特勒、希姆莱和罗森堡一直主张将全部德国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这一主张与今天各国排犹分子反对犹太聚居区的犹太人，但赞成建立以色列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希特勒时代，还不存在以色列国。最糟的是，英国人强烈反对建立以色列国，并千方百计阻挠（包括使用武力）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英国人曾受国际联盟委托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 1938 年12 月，沙赫特博士曾想争取伦敦同意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但未能如愿。
　　1935年，阿道夫·艾希曼被派到盖世太保新设的犹太问题组任职，他的顶头上司是党卫军少校菜奥波德·埃德勒·冯·米尔登施泰因。他开始同犹太负责人进行接触。此时，同化主义者正谈论所谓伟大的“犹太复兴”及“德国犹太人的伟大的建设性运动”，他们就犹太人移居的时机问题进行争论，好象这完全取决于他们似的。
　　艾希曼就任以后，他的新上司（冯·米尔登施泰因）命令他阅读特奥多尔·黑尔茨尔的《犹太国》，艾希曼读了这部犹太古典文学巨著便很快信奉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似乎是他读过的第一部严肃的著作。《犹太国》深深地打动了他。因而（他后来在法庭上一再申述），艾希曼主张“政治解决”（与“肉体解决”相区别，前者意味着驱逐，后者意味着消灭），并设法为犹太人争取一块安身之地于是，艾希曼通过讲演和写文章开始在盖世太保内广泛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他学了一点希伯莱语，这使他能马马虎虎地看懂意第绪语的报纸。他很容易地获得了成功，因为意第绪语是一种用希伯莱文字母书写的德国古方言，每个讲德语并学过几十个希伯莱文字母的人都能看懂。艾希曼还读了阿尔道夫·波霍姆垢《犹太复国主义史》（在法庭上，他把它与黑尔茨尔的《犹太国》混为一谈了）。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他本人承认，除报纸外，他从不愿意阅读任何书籍，也从不翻阅家庭藏书（这使他父亲非常失望）。
　　艾希曼与犹太知名人士（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初步接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据艾希曼本人说，他的“理想主义”导致对“犹太问题”感兴趣。与他一向憎恶的同化主义分子和使他讨厌的正统犹太人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艾希曼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艾希曼认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而活着的人，一个准备为这一信念而牺牲一切的人。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是艾希曼结识的犹太人中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在流放匈牙利犹太人时，他与卡斯特纳进行了谈判。两人当时达成一项协议。艾希曼让几千犹太人“非法”去巴勒斯坦，作为交换条件，将被遣往奥斯威辛的几十万犹太人在集中营中须保持“秩序和平静”。此外，这几千幸免于难的人将从这一协议中得到好处。这些人是犹太名流和青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员。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未来犹太国的“最佳生物原料”。
　　1937 年，艾希曼陪同党卫军少校冯·米尔登施泰因的继任人霍伯特·哈根前往巴勒斯坦视察犹太人的安置情况。
　　1938年3月，艾希曼从巴勒斯坦回来后被海德里希派往维也纳，以一种新方式组织移民。当时在德国流传说、想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可以离开，但也并非必须离开。在新近并入德国的奥地利，艾希曼所承担的任务则是：组织“强迫移民”。“强迫”一词把事情表述得再确切不过了：所有的犹太人，不论其意愿和国籍如何，都必须迁走。实际上，他们是被驱逐。
　　在审判中，艾希曼回顾起他这十二年的生涯，总是口口声声地把他在维也纳的一年说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成功的一年。调维也纳任职是他什途中第一个重要阶段，在此之前，他的晋升十分缓慢。他功名欲极强，所取得的成就也十分惊人：在不到十八个月的时间里，奥地利“扫除”了近15万人，占奥地利犹太人的60％。他们都是“合法”迁移的。
　　1938年，4万名德国犹太人也移居巴勒斯坦。翌年，又迁去78，000人，而另外789，000人也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迁往希望之乡。由于艾希曼的努力，总共有35 万8 千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些人是未来以色列国的主要国民。须指出，这次由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和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拿赫共同组织的大规模“合法”移民是用船只秘密运送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开英国为阻止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而进行的拦截。1939 年大战的爆发，突然结束了这一犹太人秘密组织和盖世太保的奇怪联盟。
　　艾希曼是怎样组织这次大规模移民行动的呢？如同海德里希在和戈林的一次会谈时所说的那样，其基本思想是既简单又具有创造性的：
　　我们应当从要求迁移的犹太人富户身上诈取一笔钱。只要他们交一笔钱（外加一笔外汇），才能使穷人离开。这是因为，让富人迁走是不成问题的，但要穷人迁走却不那么容易。
　　还需解决行政手续问题。正是在此方面，艾希曼首次显露了他的才干。他设计了一种真正的“流水作业”法。为出“成品”——护照，所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包括警察、财政部、税务局官员都必须亲自到场为要求迁移的犹太人“服务”。后者无需从一个机关跑到另一个机关办手续，这样他们就可以免遭侮辱性的挑剔，也无需行贿。“流水线”进行得十分成功，以致艾希曼“邀请”了柏林的犹太团体负责人前往参观。参观后，这些负责人无不感到惊愕，他们说：
　　这简直是一个自动化工厂或面包店的磨坊。那些还拥有一些财产（一个工厂、一爿商店或一笔银行存款）的犹太人被带到大楼的一端。他们依次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室走进另一个办公室，穿过整座大楼。当他们从大楼的另一端走出时，已是两手空空，失去了金钱，失去了权利，所得到的只是一本护照。护照上写着：你必须在15 天内离开奥地利，否则你将被关进集中营。
　　然而，在艾希曼头脑里，一切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是极其混乱的。后来，他在被审时对法庭庭长这样说：
　　在维也纳，我把犹太人看作是值得尊敬的敌对分子。我想寻求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平解决办法..那就是为犹太人找一块他们借以生存的地方，一块归他们所有的土地。我很高兴地为寻求这一办法作出了努力，这也是犹太人自己通过他们的组织表示赞成的办法，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艾希曼如不健忘并得到辩护人的帮助的话，他在法庭上本可以列举某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他对历史的说法。这些事买大概可以证实，纳粹起初实行的犹太政策无疑是倾向于犹太复国主义的。
　　战前，在纳粹分子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些通“情理”的犹太人，他们也具有民族意识。因此，纳粹当局毫不犹豫地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签订了一项他们感到十分满意的“移民协定”。根据协定，允许移民把他们在德国购买的东西运往巴勒斯坦，以便到达后换取英镑。这很快成为犹太人带走金钱和确保在“希望之乡”定居的唯一合法办法。
　　同一时期，巴勒斯坦犹太人密使没有与他们认为过分温和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联系，就与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进行了接
　　触。他们谋求通过各种秘密办法促使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表示乐于帮助。与艾希曼在维也纳谈判的犹太人密使说他“头脑冷静”、“有礼貌”。艾希曼交给他们一些农场。他们把这些农场办成未来的基布兹职业培训中心。在那路撒冷法庭上，一位证人说：
　　有一次，为了给犹太青年一个实验农场，他赶走了一个修道院里的修女。还有一次，他在盖世太保负责人的帮助下，为犹太移民准备了一列专车，把他们运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南斯拉夫兴办的实验农场。这样，他们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边界。
　　这些巴勒斯坦使者希望挑选“合适的材料”，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公开讨论双方利益的人。总之可以肯定，他们也是第一批能够在集中营里挑选“年轻的犹太开拓者”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纳粹的恐怖行动才得以迟一些时候出现。
　　当战争爆发后一个月，海德里希把艾希曼召回柏林。海因里希·缪勒被任命力盖世太保首领，艾希曼接替他任帝国犹太人移民中心（盖世太保B 科4 组的变形）主任。从此，他不再认为向外移民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了。
　　战争爆发后，在欧洲运输移民十分困难。由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已完全不可能再向巴勒斯坦运送移民。此外，帝国刚刚武装占领了波兰，这又增加了250 万犹太人移民，即使是用当初实验过的“流水作业”法组织移民，现已过时了。
　　当海德里希要求艾希曼制定一项替代解决办法时，艾希曼仍只是考虑给犹太人一块定居的土地。
　　似乎是受到他在维也纳的上司施塔勒克博士的启发，这位新任帝国犹太人移民中心主任提出了“尼斯科方案”：即在被吞并的波兰境内划出“一块尽可能宽广的、与其它地区隔绝的地方，将之建成犹太人自治保护国”。
　　艾希曼和施塔勒克主动前往波兰进行勘测。他们来到离苏联边界不远的萨恩河畔的拉多姆县，看到一片辽阔的土地。这里有村庄、集市和城镇。他们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地方，首府可设在尼斯科”。
　　新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势在必行。艾希曼和施塔勒克征询了海德里希的意见，后者表示赞同。主要来自奥地利的几十万犹太人（约30 万）被乱糟糟地流放到盖世太保军官埃里希·拉雅科维奇所说的“元首赐予的新祖国”。拉雅科维奇后来被责成流放荷兰的犹太人。他在对将被流放到尼斯科的犹太人讲话时说：
　　“那里没有住宅，没有房屋。如果你们自己动手建造，你们就会有一个窝。那里也没有水，周围的水井里病菌滋生：有霍乱菌、痢疾菌、伤寒菌等。但如果你们自己掘井，你们可以找到水源。”
　　看来，这个“新祖国”是块美好的地方啊！可艾希曼在受审时说，此事没过多久就遭到纳粹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阻挠。弗兰克跑到柏林告状说，这块土地是“属于他”。迁徙工作因而遇到障碍：弗兰克想独自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不愿意犹太人进入他的辖区，到达波兰的犹太人应立即驱逐出去。
　　他们确实被驱逐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1940 年4 月13 日起，几万犹太人被遣返到德国和奥地利。在被遣返回维也纳的犹太人档案中可以看到“从职业培训中心返回..”等字句。
　　为了给犹太人找到一块生存之地，艾希曼又作了第三次尝试。他提出了“马达加斯加方案”：把4百万犹太人从欧洲流放到非洲东南海岸附近的马达加斯加岛。这个法属岛屿面积为36. 4227 万平方公里，土地贫瘠。岛上住着447万土著人。这一设想起初是由外交部提出的，并呈报了海德里希。
　　1940年6月18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宣称他“可能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一个犹太国。”
　　在入侵苏联前一年中，艾希曼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实施这一计划。然而，除了艾希曼和几个小人物外，真正对“马达加斯加方案”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该方案只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事实上，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此时正盘算着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无论排犹主义者怎样紧跟希特勒的思想，无论他们是多么有诚意，他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希特勒的要求。因此现在必须使他们明白，只有全部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除此以外，任何特别立法、任何犹太区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样，在一年后，当宣布“马达加斯加方案”“已经过时”之时，人们在思想上已经适应了新阶段。既然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以容纳犹太人，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消灭。
　　但“巴巴罗沙”行动（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扰乱了德国反犹主义政策的执行。随着武装部队进军苏联，希特勒命令特别人绝小组（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负责“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领袖人物（由于荒谬的混淆，他们一贯被视作苏联的犹太人）。这就向实施“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政策又推进了一步。此项政策是何时确定的呢？在纽伦堡法庭上，有人出示了戈林在1941年7月31日给海德里希的一项书面指示。他这样写道：“我授予你全权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最后解决在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在法庭上戈林狡辩说，“最后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消灭”或“灭绝”。
　　后来，纽伦堡法庭在审理其它案件，特别是威廉街一案和纳粹组织（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盖世太保..）各案时，发现了一批新的材料，尤其是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记录。但这一奇怪记录的正式译文，无论是法文本还是英文、俄文本都违背原意。例如， Die Zuruckdrangung der Judenaus dem-lebens raumdes deutschen Volkes，其本意是：“把犹太人从德国人的生存空间撵出去”。但却被译为“把犹太人消灭在德国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对于犹太人问题，在德国各部门似乎存在着两派意见：“激进派”（最后占了上风）拒绝拖延等待，认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才能解决；“温和派”则倾向于在进行交易以前先使犹太人“冬眠”起来。推行灭绝政策的最高权势人物希姆莱有时也不得不对“温和派”的反对态度作出让步。
　　海因里希·缪勒于1942年12月写道：应把凡是其亲属在美国有影响的这些犹太人都关进一个特别集中营，让其活下去..这些犹太人是我们的宝贵人质。我打算留1万人。
　　然而，奇怪得很，从所有缴获的文件和公布的证词看，盖世太保似乎并不是这旷古未有的罪行的策划者，而只是执行者。“最后解决”（其含义是灭绝）这一主意既不是出自希姆莱也不是源于海德里希，而很可能是戈培尔博士的创造。盖世太保曾对纳粹党粗暴的反犹主义，尤其是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反犹主义提出异议。《黑色团》于1935年6月5日撰文写道：“这是一种低级的反犹主义，它只能损害我们及德国的声誉。”
　　但大规模屠杀各类囚犯（此外还有突击队在东方占领区对斯拉夫人的杀害）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恰恰是由盖世太保于1942年在各集中营执行的。1941年11月，希姆莱对他的按摩师费立克斯·哀斯顿说：
　　“我知道最后解决措施将带来的痛苦，但美国人过去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消灭了只要求在自己故土上生存的印第安人。伟大的悲剧就是踩着尸体开创新的生活道路。土地只有在经过净化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正肩负着这个沉重的责任。”
　　这种所谓的“责任”，最具体的表现在集中营中，而奥斯威辛就是一个血腥的见证。
　　奥斯威辛，由三十三个集中营所组成。全营分为三大区：
　　奥斯威辛Ⅰ号——主营。行政机构是盖世太保中心，为德军服务的军用经济企业部位于这里。
　　奥斯成辛Ⅱ号，官方称是比克瑙。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中进行大规模屠杀。它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布达的农业营、加梅泽的养禽营、赖斯科的蔬菜营和一些化学实验室。奥斯威辛Ⅲ号，亦称布纳，是建筑和生人造胶和汽油的大型企业。它也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负责挖煤和生产水泥。
　　奥斯威辛Ⅰ号营于1940年春天创建。同年，5月20日，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第一批盖世太保分子和卡保来到这里。
　　1945年战争结束后，全世界有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都在询问：“我们的爸爸、妈妈、姐妹、妻儿、丈夫和兄弟在哪里？”
　　他们只知道，在1942、 1943 和1944 年，他们的亲人被送到东方，送到波兰的某个地方去了。一些人是从“比克瑙劳动营”得知亲人们最后的消息的。
　　比克瑙集中营位于奥斯威辛西边两公里处。
　　法西斯分子为他们最大的死亡工厂、虐杀数百万人之处选择了一个怎样的地点呢？
　　比克瑙位于沼泽地带，气候恶劣。死神在那里到处向人们窥伺。疟疾、伤寒、痢疾和其它疾病无情地折磨着早已奄奄一息的身躯。高烧病人无休止地受着干渴的折磨。而在比克瑙没有饮用水，到处都排立着警告牌：“严禁饮用”。但，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病人都不得不饮用这种不宜饮用的水。在酷暑和干旱季节，黑压压一片蚊虫包围着比克瑙，连飞鸟都要逃离这个地方，似乎感到在这片死寂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比克瑙集中营计有二十五万名犯人。它建筑在原先是宁静的农村的土地上，而现在那里成了一座巨大的奴隶城堡，周围都是铁丝网。在这座城堡里，囚徒们要耗尽所有的体力和心力。随后。他们就被送进焚尸场。比克瑙有四座焚尸场。它占地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分为下述几个部分：
　　营房，即关押犯人的地方。一些由东而西的公路将它分为三个区（BI， B Ⅱ和BⅢ）。 BI 区包括两个营，建于1941 年。BⅡ区有七个营，每个营里有二万名以下的犯人，从1944 年夏天起BⅡ区关押了二万六千名匈牙利妇女，BⅢ区于1944年始建，本是准备用于消灭战俘的，没有全部完工。
　　焚尸场——集中营里的主要建筑，总共有四座，编号是I、Ⅱ、Ⅲ、Ⅳ。焚尸场里有26座焚尸炉和8间毒气室。在最大的Ⅰ、Ⅱ号焚尸场里，毒气室建于地下，而在Ⅲ、Ⅳ号焚尸场里则在地上。
　　淋俗消毒站，位于Ⅱ、Ⅲ号焚尸场之间。那些被认为有劳动能力，而不送毒气室的人们从军事列车上下来就被直接送到那里。人们走进消毒室，而从里面出来就成了奴隶。
　　农业院，在这里劳动的都是妇女和儿童。
　　清除站，一座圆形建筑，位于Ⅱ号焚尸场和消毒之间。焚尸秽物在这里烘干和储存，以便用作农业肥料。
　　从上面的简短描述可以看出，比克瑙集中营和所有其它的集中营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杀人集中营，一个屠杀东欧各国居民的法西斯中心。一切都证明，比克瑙正是一座巨大的死亡工厂。
　　开到比克瑙的每一列火车都是精心策划的。法西斯分子在被占领的国家中组织了所谓的招募局，搞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鼓吹向东方移民，首先诱骗犹太籍居民到那里去。而德国人在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当地的条件以不同的方法行事。例如，在希腊和荷兰，他们发放到新土地和庄园去的应募证。为此，“移民们”要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交给纳粹分子。而在比克瑙等待“移民们”的却是骇人听闻的意外遭遇。只是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明白，他们受骗了，被抢劫一空，让阴谋带到了一个谁也不能重返家园的地方。
　　1947 年，在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盖斯的华沙审讯中，证人们指出，而且被告本人也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按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铁路的布置，都是选作消灭首先是苏联战俘和犹太居民，其次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中心的。
　　32046 号犯人、威廉·尤尔科维奇医生讲述说；
　　1942 年5 月，我开始在奥斯威辛的监狱医院里工作，并在那里待了两年半，所以，我对犯人生活的物质、卫生、心理条件、死亡情况以及纳粹治疗方法的实质了解得很清楚。
　　在奥斯威辛的医院里，病人被分为两个组。那些在纳粹医上看来，或者是无法医活、或者是虚弱到恢复健康需要太多时间的病人，划属第一组；那些可经过短暂治疗能回营和干活的人，列入第二组。
　　第一组病人被扒光衣服，赶进20 和21 号囚舍间的场地。再从那里一个个地赶进20 号囚舍。党卫军医生在一间专门的小屋子里，给他们往心脏部位注射酚剂，结果，几秒钟，最多一分钟，犯人就死亡。这是一种不需要花大本钱杀害人的极迅速的方法。两名担当护理工作的犯人把尸体堆码起来..
　　医生对病人从不诊断。他瞧着脱得精光的犯人，凭最初的印象，就判定他们是适合治疗，还是处死。
　　囚犯们害怕生病，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纳粹医生要拿什么样的人进行酚剂‘治疗’。令人感兴趣的是，犯人们认为这样死去是可耻的，而宁愿在试图逃跑中捐躯。
　　用酚剂杀死的主要是犹太人，其次是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对于杀害其他民族的犯人很少使用酚剂。
　　1943 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区内，建立了一个生物武器研究所，负责人是盖世太保分子维贝尔。他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热心于‘科学’研究，为了自己的试验不择手段地利用人肉和人血。在这个实验机构工作的有一些捷克犯人：布尔诺人托巴舍克教授、布拉格人雅诺什博士和马科维奇卡博士、科恩博士、彼特尔舍克和我。实验室的条件可以进行各种反应（细菌学的、血清学的和血液学的）和从事多项实验。
　　在这个机构的围墙内，人们利用人肉来作细菌的培养基。人肉到焚尸场领取，那里每天从各营区运来大量的尸体。实验用血从病人身上，或从刚刚被枪杀的犯人身上抽取，在集中营里，永远能弄到大量的人肉和人血，而这一切又都是厚颜无耻地悄悄进行的。
　　肮脏和饥饿，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悲惨的生活和永无出头之日的处境，常常使犯人很快坠入集中营里称之为‘穆斯林’的状态之中。‘穆斯林状态’，这是集中营里绝望和恐怖的情景：犯人们极度衰弱，疲惫不堪，只剩下皮包骨头，失却了力量，勉强能挪动脚步，穿一身破布片，浑身是虱子，被慢性胃病折磨得十分痛楚，眼睛塌陷。‘穆斯林状态’威胁着所有的犯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他能否逃脱一个被强劲的风暴所卷走的人的命运。这样的命运对于已经习惯于集中营生活变幻无常的老囚犯来说，是没有什么威胁的，但对于新犯人，它却是可怕的。
　　到1944 年夏天，在奥斯威辛，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发现有传染病。那时，医院里既无隔离室，又没有药品。如果说这种灾难般的状况得到某些改善的话，那只是由于犯人们自己想法搞来了必需数量的药品和医疗器具。大多数犯人医生利用他们所经手的药品，对治疗犯人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我们得以保护了许多犯人的生命。我们不仅医治好病人，而且骗过盖世太保，不泄漏对他们的真正诊断。隐瞒发生传染病的真相，使许多犯人免于进毒气室、苦役，有时甚至使他们免于体罚。
　　比克瑙首席党卫军医生、突击队中队长门格勒的活动，在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怕的篇章。这个医生曾因自己的‘功劳’而荣获铁十字勋章，是纳粹残酷和狡诈的化身。犯人们只要看到他一出现，就害怕得浑身发抖。当他在其双生子生物学的‘科学’工作中需要犯人医生的协助时，他对犯人的疯狂乖戾就会混杂着一种狡诈的殷勤。他以种族理论为依据，‘研究’环境对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的人们的影响。
　　来到比克瑙的所有儿童，都被直接从火车站送进毒气室。门格勒博士在他们中间挑选他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双生子，把他们安置在医舍里，有时还给他们补充一些食品。他进行各种人类学的测定工作以及各种临床和实验研究。有时，为了这些儿童，还让他们的父母活下来。双生子生物学领域全部‘研究’的唯一积极结果是：有数十名儿童活了下来。此外，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下述事情可以证实门格勒博士的‘活动’。有一次，一个他所研究的孩子‘自然地’死亡了。在尸体解剖时，发现不知是肺部还是心脏有某种不正常现象。门格勒博士决定要弄清楚在其他双生子身上有无类似的现象。于是，他驱车来到营肉，用巧克力糖将一个孩子骗进了汽车，答应带他去兜风。当汽车一驶进焚尸场的院子，门格勒博士就掏出手枪，对准孩子的头部开了一枪。他命令他的助手去进行解剖，以便确定双生子是否有器官上的类似不正常现象。
　　刽子手门格勒负责选送犯人进毒气室。而每一次，当数千、数万人在死亡时，他的脸上总是出现极端残酷和淫威得到满足的表情..
　　第一座女集中营于1942 年3 月在奥斯威辛Ⅰ号营建立。在此之前，这里是一座男营，有一堵高砖场将其隔成两半。约一千名德国妇女，主要是些妓女，从拉文斯布鲁克妇女集中营转移到奥斯威辛来。在营里，她们的衣服上缝有黑三角。
　　大男营中，监视人员的角色是由“绿标”德国罪犯充任的，而在女营中，则是“黑标”德国妓女，民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它使她们在营中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
　　奥斯威辛的女营很快就被军用列车运来的新犯人塞满了。尽管死亡率很高，但在1943 年年中，这里仍有12， 000 名囚犯。所有的囚舍都超员。
　　从男集中营透过高高的栅栏，可以看见头发推得净光的妇女。但是，瞧她们是禁止的。每当在公路上，男囚们遇见女营干活的队伍，盖世太保分子就喊“向右看，向左看！”男囚们就要转过头去，不能看这些妇女。
　　如果违反，不管是男犯人还是女犯人，都要被抽打25鞭。
　　1942年8月16日，女营从奥斯威辛Ⅰ号迁到比克瑙。
　　集中营当局利用这一机会大批地消灭囚犯：8， 000 名妇女转到了比克瑙，4，000名送进了毒气室。
　　在比克瑙，妇女们陷入了更为恶劣的条件之中。囚舍没有地板、窗户和最起码的设备。根本没有饮用水，而为了涮洗，全囚合一千多人只有一个水桶。从一个囚舍到另一个囚舍去极为难走，比克瑙的地面积水多洼。
　　1942年11月，一些男囚头一次有机会到比克瑙的女营去。那里的条件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怕的印象。
　　妇女们推成光头，挨饿，生病，像一些死亡的幽灵在囚舍间游荡。受伤的和生病的光脚穿着沉重的木展陷在可怕的泥泞之中。看着这些披着可怜的破布片的妇女、她们在徒劳地挣扎，要从臭味难闻的滑溜的泥泞中拔出脚来，因而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的情景，真叫人揪心裂肝。在监工的抽打下，她们迳直摔倒在泥泞里，躺在沟渠的旁边，甚至都没有力气叫喊一声。
　　来到这个女营的，有从军用列车上挑选出来的犹太妇女，她们是些政治上危险的人，蹲过监狱，还有从受到苏联军队进攻“威胁”的国家撤离出来的妇女，她们都带着孩子在一起。
　　在比克瑙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妇女：在她们中间有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从战俘营逃出来的苏联的女军官、捷克和波兰人。
　　关于1944年夏天来到集中营的128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事是无法忘却的。她们拒绝脱下军装，但是，挨饿和沉重的劳动迫使她们这样做，结果只有12名妇女活了下来。
　　1942—1944年期间，从被法西斯分子于1939年占领的斯洛伐克，运到奥斯威辛的超过66， 000人。只是从1942年3月底到8月，来到奥斯威辛的就约有47， 000 斯洛伐克人。后来，到1944 年9 月，一度中断，而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立即运来了14， 000 人。此外，还有许多来自斯洛伐克的军用列车开往了其它的集中营。
　　从斯洛伐克往外运人的工作，由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府中的希特勒参赞维斯利采尼负责。他的活动就是敲诈勒索和进行恐吓。他是“金钱或是生命”运动的发起人。只有财主们才能参加这种游戏。维斯利采尼和“政府”高级机构的斯洛代克法西斯分子有联系。他们拿到高额赎金，就放出原定要送往奥斯威辛的人。
　　送往奥斯成辛的66， 000 人中，生还斯洛代克的不到300 人。
　　在比克瑙有一大批囚犯，他们长期在衣背上别有“SU”的标记。这是些苏联战俘。除他们外，还有一批苏联公民落入了集中营。这些战俘都有些孤独和谨慎。据说，他们中间有高级军官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名字一直不为人所知。
　　1941年，在各个大集中营开始大规模杀害战俘。起初，是枪杀，后来就改为在毒气室处死。为了淹没机枪的射击声，在杀害战俘时，都要强迫营里的所有犯人唱歌。一小时后，卡车就将尸体运往焚尸场。囚犯们开始猜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连盖世太保分子也常常拒绝使用这样杀害苏联战俘的伪装办法。
　　拯救营内的苏联战俘是不可能的，因为还在他们来到集中营之前，党卫队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处理”。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是根据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命令进行的。
　　在一份指令中说：“在帝国内养活、安置和在各项工作中利用2， 500，.. 00O 名苏联战俘，是摆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面前的新的巨大任务。根据以前颁布的命令和指令，在被占领的较大部分土地上要建立德国殖民基地。为此，我们需要能够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人。
　　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早在1941 年秋天就开始了。10 月，12， 000 名苏联战俘来到奥斯威辛。纳粹分子决定把他们饿死。战俘们被送去修筑比克瑙集中营和法本公司的工厂。许多人经受不了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死去。
　　盖斯认为，枪杀大批犯人是不经济的事。他在寻找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方法。艾希曼把盖斯派到特雷布林卡的死亡营去“实践”。在那里用二氧化碳毒杀人的方法，对他来说是太原始了。 1941 年9 月15 日，盖斯组织了用氰化氢毒杀人的第一次尝试。他为此目的从奥斯威辛医院中挑选了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波兰犯人，把他们锁在11号办舍的地下室里。窗户被堵死，然后，将氯化氢晶体直接从门里投进去。第二天，盖世太保分子帕利契走进地下室，许多战俘还活着。所以，又继续进行毒杀人的试验。
　　在第一次试验后，开始用毒气来系统地杀害犯人。为此目的，在比克瑙拨出了两座木头房子。
　　最后一次大规模毒杀苏联战俘是在1943年11月28日进行的，当时，一列载有苏联战俘的军车，从爱沙尼亚集中营开到奥斯威辛。军列上总共有334人，基本上是些重伤员和冻伤的士兵。他们被装上了有通在卢布林的伪装通行证的汽车，随后就送进了毒气室。
　　卡尔滕布龙纳和海德利希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帝国中央保安局中盖世太保的头头阿道夫·艾希曼被授予特别的全权，负责解决包括匈牙利犹太人在内的犹太人问题。
　　在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之后， 1944 年3 月，艾希曼在一大队益世太保的护送下到达布达佩斯。他在那里和匈牙利政府成员开始“政治谈判”，着手准备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咸辛，在那里第一批进行“特别处理”，根据和匈牙利政府的协议，艾希曼开始将2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集中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他们被安置在一些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这些地区被称之为“Getto”（犹太人区）。转移犹太人的工作则从1944年5月开始。艾希曼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匈牙利行动小组是在1944 年3月初组织的，其成员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挑选和训练的。小组的名称是：“艾希曼特别任务队”。
　　送往奥斯威的共约有45万匈牙利犹大公民。送往别处的约有5万人。这50万匈牙利犹太人在艾希曼行动后，活下来的只有4万人。
　　在强力推行“新秩序”时期，希特勒匪徒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他们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苏联战俘、波兰集中营的男女，进行各种各样所谓“试验”。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压”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抓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正如一个党卫队的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的：“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永远不能生育。”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是专门搜集大量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大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为此他写信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说他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骼，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一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要是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纹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柏尔格的证人在纽伦堡法庭上提供了如下的情况：“所有纹身的囚犯奉命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它家具上的装饰品。”这些嗜杀成性的纳粹匪徒们，就是这样以杀人为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的。
　　在奥斯威辛，科尼格博士为了作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疽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西劳博士则专门对6 个月或7 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葬炉。 　
　
　
　
　
　
第二节“一世太保”——缪勒
　
　
　　1938 年，纳粹德国发生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双重事件，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司令弗立契均被免职，国防军遭到沉重打击。这一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就是被誉为“一世太保”的海因里希·缨勒。
　　缪勒是从巴伐利亚警察中低微的地位上开始发迹的。海德里希发现他是个好同僚，随时准备同他合作进行任何一种邪恶的犯罪活动。缪勒建立了一套以不违反公共道德原则为基础来监督改善谍报的体系。他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组织。由于缪勒的活动，德国人民被压垮了。缪勒不但在一有任何反对运动的迹象，就立即加以扼杀，而且他对纳粹党的党员也一直实行那种雷厉风行、咄咄逼人的控制，以致谁也不敢担保自己不受到盖世太保的密切监视。
　　缪勒野心勃勃要建立起一个卡片索引中心，让每一个活着的德国人都要有一张个人卡片，当然，对于任何“可疑的情节”，不论是多么细小，都要有详尽的记载。1939 年以前，缪勒不是一个纳粹，后来他虽然正式入党，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纳粹。他判断人的原则不是纳粹党判断人所依据的原则。在缪勒看来，决定的因素是个人是否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或者这个人是不是表现出任何独立思考或行动的倾向。缪动只承认一条法则，就是国家万能的法则。他的狭隘的警察头脑认为这就足够了。只要一个被怀疑即使在精神上对国家有所抗拒的人，缪勒也把他看作敌人，那些对缨勒十分了解的人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里面所包含的严格的国家纪律吸引了缪勒信仰这种主义，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对缨勒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他在1933 年以前一直为巴伐利亚人民党服务和1945 年以前一直为国社党服务一样，他完全准备作为一条忠实的警太为任何雇用他的政权服务。
　　缪勒的同事们中有些人断言他在1944 年已经同苏联有接触，还说在德国崩溃以后，缪勒成功地投奔了苏联人，这决不是凭空想象的说法。盖世太保有一个特别的部门，它的工作就是使用已被捕获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无线电机发报，仿佛那些原来的发报者仍然照常进行工作，盖世太保时常用这种方法把谬误的情报传递给苏联最高司令部，他们使得苏联人做出后果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部门的名字是“无线电游戏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部，到1944年时，它的组成人员已有300 名左右。缪勒在德国最终崩溃之前使用了这么多的秘密线路之一来和苏联人进行接触，乃至供给他们真实的情报，都决不是不可能的。缪勒不但担任德国家秘密警察首领多年，而且随着德国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而扩大自己的警察组织，因此他有最宝贵的东西可以卖给苏联人，那就是他的广搏的知识。缪勒是以他的神奇的记忆力闻名的，他能够随时凭记忆说出甚至处在海外一个小镇里某一个不重要的特工人员的姓名。肯定没有哪个警察专家对各种人物的情况像他直截了当那样渊博，也没有人对政治事件像他那样熟悉，尤其对今天还很重要的事件的详细节会像他那样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证据证实缨勒曾为苏联人工作。不过人们知道在希特勒死后，缨勒就和他的知心朋友舒尔兹一同离开了总理府，从此不见踪影。而舒尔兹正是由缪勒委派主持“无线电游戏部”的。 　
　
　
　
　
　
第三节集中营的枪杀场面吓昏了希姆莱
　
　
　　1941年12月15日清晨，素有“百塔城”之称的布拉格上空阴云密布，鹅毛大雪徐徐飘落，给马路的广场铺上了一层晶莹的雪花，来往的车辆在雪地上留下了扑朔迷离的乌黑印迹。
　　大教堂广场用一根黑白红三色的警戒绳圈出了一块地方，禁止行人通过，绳子悬挂在带有铁盘的住子上，每根立柱都装饰有第三帝国国旗标记的盘形雕刻。这块禁地呈长方形，三色警戒绳以外的石板路面上画着100多个黄色的大圆点。破晓以来，有一个残膏老人不停清除着大圆点上的积雪。他的上司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积雪盖住这些大圆点，因为它们“对举行仪式至关重要”。
　　在教堂对面的禁区之外，一挺机枪架在低矮的平台上。枪后放着一包沙袋，是机枪手的膝盖垫。其后是一座用木板和帆布搭起的亭子。那里排放着五把雕花座椅，几个大人物将要准时出场，坐在这里亲自观看这次为他们安排的专场“表演”。
　　除那挺机枪以外，整个场面似乎是欢乐的，甚至带点儿圣诞节的气氛。装缀亭子的字旗悬挂在木杆上，纹丝不动。老清道夫不时把扫帚靠在立柱上，沿周围走一圈，把字旗上的雪花抖掉，然后又继续打扫黄色大圆点上的积雪。远处传来有轨电车的隆隆声，大教堂传出一阵阵微弱的管风琴演奏的亨德尔的一首乐曲，广场所有的入口处都由双岗卫兵严密看守。他们迈着正步；来回巡逻，为了暖和身子，有时还把手臂高高甩到胸前。
　　主持这天上午“仪式”的党卫队副总指挥库尔特·沙赫特伊塞里斯在笔记本上潦潦草草地记录了这次活动的细节，他的笔记本里还记载着其它活动的情况。战后，他被俘以后，这个笔记本落到了盟军审判官手中。
　　组织一场屠杀，对沙赫特伊塞里斯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他老练地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严格遵守时刻表，有意安排戏剧性效果。这天上午沙赫特伊塞里斯将欢迎几位贵客来临：帝国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总督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沙赫特伊塞里斯并不指望得到他们的好评。
　　沙赫特伊塞里斯出身于图林根的法勒斯列本， 33 岁，长着一张邪念十足的大脸，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歪嘴，大鼻子，一双小耳朵紧贴在头部，从右眼角到颚骨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12点45分，沙赫特伊塞里斯支走了清道夫，最后一次巡视亭子，确信那里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反背着双手迅速走到广场甫侧的警卫楼，命令值勤官率领部下列队欢迎贵宾。
　　值勤官的集合令在广场上空回响，士兵们正步进入广场，沿主要通道排成欢迎贵宾的两行队列。几分钟以后，一支由两辆摩托车组成的警卫队先行飞驰而来，后面是载有希姆莱、海德里希、民事管理局局长康拉德·亨莱因、德国驻捷克党卫队首须和警察局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等人的两辆大型奔驰车。
　　汽车停在亭子前，沙赫特伊塞里斯向贵宾致德国式敬礼并呼喊“希待勒万岁”。贵宾们有亭子里入座，沙赫特伊塞里斯把他的座椅稍稍往后移动一下，以示他对等级辇别的重视。
　　12点整，布拉格钟声响起。警卫楼的大门又重新打开，长长的一队死囚由手执冲锋枪的士兵押送，从里面走了出来，队伍的两侧也都有哨兵监视，这些死囚是一群很普通的平民百姓，是每天都可以在街头巷尾遇见的布拉格市民。他们所有人的卷宗都已经过盖世太保之手锁进了希姆莱的文件柜。案卷中注明他们的身份分别是职员、大学生、家庭妇女、公务员和工人。他们是在任何大城市里都能遇的各式各样的人。年龄最大的死囚74 岁，最小的仅17 岁。
　　他们共同的罪名是曾用某种方式反对德国占领当局，因而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他们的所谓颠覆言论均被窃听器窃录下来。法庭上播放了录音，控告人又巧妙地把每句话都加以歪曲。为了搜集和整理这些“证明材料”，盖世太保费时长达十五个月。
　　希特勒的军队于1939 年3 月13 日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宣称，从这一时刻起捷克斯洛伐克就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了。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德国的保护国，因此张伯伦也不再需要遵守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到外来侵略，英国将提供援助的诺言。与此同时，匈牙利却分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东端的一片土地——当时的小俄罗斯，希特勒以此报答匈牙利的亲德政策。
　　但是，希特勒在布拉格建立的政权根基脆弱，对付不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所以希特勒指示采取措施惩罚那些敢于反抗第三帝国的“少数捣乱分子”，以做效尤。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在其它国家一样，那些敢于反对占领国的人非常机警，决不会公开从事鼓动工作，因此要搞到他们的罪证困难重重。但是，帝国党卫队首领属下的盖世太保官员并未因此罢休，相反更疯狂地进行工作。
　　十五个月之后，即1940 年6 月，盖世太保官员终于搜集到这些罪证材料，据此逮捕了100 人，由法庭判处他们颠覆国家罪而加以处死。眼前的死刑执行是为了杀鸡敬猴。将来谁要乱发言论，就有杀身之祸。
　　现在，死囚们各自站在标有黄色大圆点的位置上，他们的目光越过警戒线呆呆地盯着亭子里的人，岗哨分成两组，走向广场的两侧，把卡宾枪对准死囚。囚犯即使冒险集体突围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全副武装的党卫队还是开进广场以防万一。
　　没有一个囚犯企图逃跑，沙赫特伊塞里斯后来回忆说：“从亭子望出去，无法认清和辨别死囚的面孔。他们中间有两个裹着头巾的老妇和几个穿着男靴的姑娘。男人头上戴着有护耳的鸭舌帽，其中一个男人戴着浆过的毡帽，其他人戴着软毡帽，还有几个人光着脑袋。许多人没有穿大衣，不过因为他们即将就难，冷暖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把一份打印清晰的名单贴在一块板上，还在上面涂了一层清漆，以防下雨把名单淋湿了。帝国党卫队首领最初要求对囚犯逐个点名，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一要求。悔德里希给我一个信号，要我继续进行，我随即从警卫楼叫出一名机枪手执行枪决令。他把冬大衣像一件斗篷那样披在身上，趾高气扬地走过广场，显示出自己将在这场戏中扮演主角。他在机枪后面单膝脆下，又一次环顾周围，扳开枪机、上好子弹，等待“开枪”的命令。”
　　此刻哨兵们退场了，他们挎着枪支撤退到警卫楼里。哨兵们拥挤在警卫楼窗口前，把脑袋贴在窗玻璃上，几乎把鼻子都压扁了。沙赫特伊塞里斯后来写道：“这情景令人联想起惊奇地盼望圣诞老人降临的儿童。他们先呵气，然后用衣袖擦掉窗玻璃上的白霜，等待这场木偶戏的开演。”
　　这时离12 点15 分还有几分钟，雪还在下，囚犯们仍然站在黄色大圆点上，与其说他们害怕，倒不如说他们有点狼狈。他们跺着脚，不时把手伸进口袋里又拔出来。脸上时而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一个中年妇女咳嗽不止。很难判断他们是在昂首挺胸、视死如归，还是麻木不仁、丝毫没感到死亡将至。除了这种带侮辱性的列队方式使他们感到有些狼狈以外，他们对一切都泰然自若。
　　值勤官举起右手站在那里。他又举起左手看看表。教堂的钟声响了，这是12 点15 分。值勤官立即放下右手，刽子手开枪射击，机枪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扫射，枪口不断喷出火焰、射出子弹。
　　这种屠杀方法的后果并不理想。沙赫特伊塞里斯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理想的情况是由六个射手来执刑，每个士兵瞄准一个囚犯两眼之间射击，这样就能立即击毙。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方法太不讲究了。要求行刑队把一百名囚犯挨个枪决，远远超过了士兵们的正常工作。由于连续射击，后坐力震得士兵们的同膀都红肿了。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因而向值勤官诉苦。这种状况甚至可能引起士兵哗变。因此，使用机枪虽然是速战速决的办法，但却是一种机械化的笨办法。”
　　这次就是使用了这种笨办法。机枪手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机枪的威力。要想达到与六个射手一起行刑的同样彻底效果，机枪手显然扫射得太快了。密如雨点的枪弹穿过囚犯们的头部、胸膛、下腹和手脚，当机枪手从左到右扫射时，多数囚犯立即倒下，以这种非常走运的方式摆脱了苦难。当机枪手从右到左扫射时，又有一些人倒下之后，这个机枪手停了下来，他也许接到了休息的命令，也许是以观赏重伤者的痛苦为取乐。到底如何，由于事过境迁，谁也说不清了。不过，机枪手确实是歇下来鉴赏他的“杰作”。
　　刑场上的情景令人毛骨惊然。约有三分之二的囚犯倒在地上，但并没有都立即死去，有些人撕碎了自己的衣服，发出刺耳的叫声；有些人还在尸堆中蠕动；其余三分之一囚犯奇形怪状：痛苦万分的脸上鲜血淋漓，血肉模糊的手，像木偶那样抽搐的四肢。“正在休息的机枪手不动声色地考虑是否应该再扫射一遍。但是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亭子里出事了。坐在希姆莱背后的沙赫特伊塞里斯看到，帝国党卫队首领竟然无力地瘫倒在他的高背靠椅上，一只死人一样的手耷拉在座椅的扶手上，旁边的海德里希看到希姆莱脸色刷白，眼镜歪在一边，牙齿紧紧咬住嘴唇，感到十分诧异。沙赫特伊塞里斯描写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海德里希正注视着广场禁区的另一端以及按照海德里希的命令进行屠杀而自己却昏厥过去的宗教法庭庭长。
　　“海德里希的脸上带着一丝鄙视的表情。他和警察局长一起抓住希姆莱的肩膀，把他的身子往前推，直到头部夹在两膝之间。希姆莱的眼镜掉在地上，发出了轻微的叮当声。与此同时，机枪又哒哒响起，刽子手把机枪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
　　这次不再剩下辗转蠕动的肉体了。这与其说是命中率高，不如说机枪手干得很彻底。
　　两辆载重五吨的敞篷卡车得到命令急驶而来，车上坐着两小队受人看管的囚犯。三色警戒绳已经取下，卡车可以直接开到由尸堆成的人墙旁边。
　　由囚犯组成的这支队伍开始把死囚尸体抛到卡车上。第一批尸体在碰到铁皮车帮上发出沉闷的声音，这两小队囚犯显然已经习惯干这种差事了。也许他们来自屠杀犹太人的某个集中营，也许还将回到集中营，自己也将被处死。
　　在这期间希姆莱已经恢复了元气，勉勉强强可以站起来，他的手挽着海德里希的臂膀。
　　“一个有力的支柱。”希姆莱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当他离开亭子登上“奔驰”车时，竭力避免再观看广场。他虽然与海德里希一起离开了广场，但刚才向卡车上抛掷尸体的沉闷撞击声却一直在希姆莱脑际间回旋，像幽灵一样驱赶不掉。
　　这次事件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重返柏林以后发布命令说：今后枪杀妇女和儿童时不要使用“精神上的折磨”，目的是让所有已婚的男突击队员不再把妇女和儿童当作枪杀的目标。一种典型的纳粹思想方法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去想禁止处决妇女和儿童，而恰恰相反是要他们加倍忍受那些枪杀令，结果从那时起，有更多的妇女和儿童遭到枪杀。
　　为了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党卫队的一个工程师正在着手研究一项工作。那些称为“S 载重汽车”的可怕的机器都是由这个纳粹技师、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贝克尔博士设计出来的。
　　奥仑道夫对这些机器作了如下的描述：“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毒气车有何用途。实际上它们是封闭式的载重汽车。它们装置得非常巧妙，马达起动后，毒气就被吸入车内，大约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以后就会导致人的死亡..汽车载着殉难者，然后驶往安葬场，这种安葬场同大屠杀时所使用的安葬场通常是一模一样的，运送囚犯尸体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载重汽车的造型大小不一，一般可容纳十五人到二十五人。要是把妇女和儿童押上车，就得编造出一个借口，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只要车门一关上，那么完全密封的车内就成了一间正在行驶中的毒气室。
　　贝克尔在完成自己的设计工作之后，委托突击队大队长、德国中央保安局运输科科长劳夫及其助手茨瓦培尔去执行这项工作。绍雷尔载重汽车厂接受了制造这些车辆的任务。车上都标有“S”记号，同时说明特殊用途和制造厂，这些汽车最早出现在1942 年春，是用来装备特别队的。负责制造这些杀人汽车的是贝克尔工程师，而劳夫则是负责汽车的保养。
　　可是与贝克尔和希姆菜的期望相反，“S 载重汽车”根本没有解决杀人问题，居民们很快知道，登上一辆这样的汽车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久就称呼它们是“死亡车”。为此必须玩弄一些迷惑人的花招。贝克尔写道：“我在小汽车两旁安装两扇百叶窗，看上去像乡下农民的住房，这样S 组的汽车可伪装成居住用的大篷车了..我认为，汽车可以伪装，但不能长期隐瞒。..用毒气杀人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尽快完成这项行动，司机一律开足马力。由于采取这项措施，那些被处死者不是按规定那样死于催眠，而是死于窒息。我的指导奏了效，一旦正确地校准操纵杆之后，死亡很快就来临了。这时，囚犯安详地睡着了，以前所看到的那种因中毒气而走了样的脸和大小便的现象此时再也看不到了。”
　　人们可以想像得出，党卫队的一个司机坐在这样一辆汽车的方向盘旁边，驾车在一条被国防军的装甲车压坏了的乌克兰大街上隆隆驶过，而在他的后面却有二十五个妇女和儿童挤在密封的、令人窒息的毒气铁牢里摇摇晃晃地死去。当他们到达最后目的地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已经塞满了许多僵尸的土坑。
　　不久，司机和突击队员发牢骚说，他们得了严重的头涌病，而且断言，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打开车门时吸进了大量毒气。他们在车年看到的一切实在令人可怕，说真的，他们对“这种肮脏的事”表示不满，可又不得不把那些缩成一团的、弄脏了的尸体拉出来，看来这是他们所不愿意干的事情。
　　纵然如此，S 车队还是行驶了几个月，而且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使用过。罗兹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布劳恩菲施供认说，驻扎在切尔诺的库姆霍夫特别队在行驶着的毒气室里消灭了三万四千名犹太人。使用这些车辆始终是保密的，特遣队的全体人员有责任对他们的全部行动，尤其对S 载重汽车的作用绝对保密。在明斯克，有一个司机在醉意之中谈到了他的汽车，结果被党卫队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过关于这类肮脏事情的文件在德国档案中已经找到，并在纽伦堡公布于众。
　　最后，由于发生多次意外事件，不得不放弃S 载重汽车，仍旧恢复采用枪决和绞死的手段。 　
　
　
　
　
　
第四节波兰：盖世太保暴行的“实验地”
　
　
　　1939 年8 月22 日，亦即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翌日，希特勒向簇拥在他周围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对波兰的觊觎之心。他向他们说：“波兰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希待勒向希姆莱发出更明确的指令：“绝不可使波兰复活。为此，必须消灭波兰的贵族，消灭从小学教师至专家学者的波兰知识分子。这样，波兰人就会沦为奴隶，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希特勒还表示，他现在还不想灭绝犹太人，犹太人现在甚至还应受到相对的优待。他进一步说：“应采取紧急的但并非是最终的措施，反对波兰的犹太人，即反对作为波兰犹太民族的300 万波兰人。”
　　希姆莱由此得出结论：“东方属于党卫军”。党卫军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东方将是“日耳曼狼”的猎区。它们将在那里散布死亡，使之充满难闻的尸体腐臭气味。
　　希姆莱立即委托海德里希着手组建特种部队，以控制被德军占领并已划归第三帝国版图的重要地区。事实上，这些特种部队的雏形已经存在。第一队建于1938 年。当时正值奥地利合并到德国，他们在奥地利大肆抢劫，无恶不作，其行为令人发指。由戈特洛勃·伯格尔将军指挥的另一队在次年进驻苏台德地区，使其所作所为略有收敛。
　　对于波兰，侮德里希决定成立五个特别行动队，给参与“白色方案”的每个进攻性部队配备一队。每一特别行动队包括五个特遣队，每特遣队约150人。这样，每个特别行动队的人数就是750 人。特别行动队负有双重的使命：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秘密抵抗运动或游击地带的形成；二是负责组织情报活动，以配合希特勒提出的“将波兰从世界地图上抹去”的计划。
　　特别行动队自9 月1 日起开始“扫荡”。他们的行动规模很大，以致遭到武装部队长官们的反对，一位陆军上将在写给参谋部的报告中这样说：
　　繁重的重建工作因党卫军各部队的干预而变得愈加困难。他们负有特殊使命，不受地方军政长官的管辖和制约；他们到处插手，妄图搞独立王国..他们几乎在所有大城市大肆进行杀戮。受害者是他们随意抓来的。他们的作法令人作恶，不可理解。在好几个地方，他们的反犹措施引起了极严重的后果。
　　1939 年9 月8 日，国防军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曾因党卫军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菜扬言要每天杀死200 个波兰人一事向国防军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表示过愤懑。4 天之后，卡纳里斯在希特勒的专列里与凯特尔交谈时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全世界舆论会要求德国开头部队对这些无耻的行为承担责任。”
　　党卫军保安情报处所属的各特遣队早就大干起来。随着德军在波兰的推进，海德里希命令下属开始抓人。他们抓走大批教师、大学教授、官员、商人、医生、修遭士、地主等。例如，赫尔模一佩尔普林教区的690 有518 人被抓，其中214 人被杀，该地区的政治犯被集中到索尔答沃的一个集中营里，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他们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处死。盖世大保对这些犯人通常施以“特别处治”，对外则说“他们在越狱时被击毙”，600余名波兰知识分子就这样在索尔答沃死于非命。
　　1939 年9 月27 日，海德里希在谈到党卫军保安情报处在波兰的行动时提到，“在我们占领的地区，波兰的杰出人物已只剩下3％了。”
　　制造此类凶杀惨案者，不只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还有一些民团部队。这些民团部队是由在波兰和西普鲁士的德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组成的。驻但泽的一支由纳粹大区书记福斯特指挥；西普鲁士的民团部队由党卫军准将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指挥。
　　然而所有这些似乎并未使希姆莱满意，在他看来，被清洗的波兰人太少了。于是，这位帝国党卫军总监便在1939 年11 月中旬向波兰派遣了一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的增援特遣队，由党卫军上将乌东·冯·沃伊尔施指挥。该特遣队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海德里希告诉德军驻波兰参谋长爱德华·瓦格纳说，党卫军在波兰的政策将因沃伊尔施特遣队的进驻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他命令，应把住在但泽、西普鲁士、波斯那尼和上西里西亚地区的50 万犹太人集中到波兰的犹太人区，以便以后将其押送到海外。这时艾杀曼一直在为欧洲的犹太人寻觅生存之地，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想到可把他们押送到马达加斯加。也就是在此时，许多波兰的犹太人开始与党卫军建立的“治安”组织合作。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似乎是为了解这一情况，才对如象集中营的医生门格勒这样的人物免于追究，给于宽大处理。
　　10 月中旬，希特勒亲自向凯特尔谈了哈尔德将军后来称之为“有关波兰的罪恶性方案”。希特勒说：“要毫不留情地降低波兰人的生活水平，只要他们不致于饿死就行了。这样做是和我们主张的原则相矛盾，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不过..”
　　1939 年12 月初，波兰陷于一片混乱。海德里希驱使波兰的犹太人向“犹太人区”迁移，同时又强迫大批的波兰人由西往东迁往设在总督辖区（由华沙的纳粹分子建立的波兰傀儡政府）的集中营。希姆莱则在这时，强迫原波兰境内的所有日耳曼族居民（包括当时居住在和德国人达成协议被俄国人占领的地区的居民）往西迁到德国在波兰领土上设立的但泽一韦斯特普罗森、瓦尔泰兰德、奥伯施莱辛三省。
　　希特勒最早的伙伴之一汉斯·弗朗克，被任命为驻华沙总督，他不得不向柏林要求增加4 万名官员替他维护总督辖区的秩序。黑衫队到处行凶作恶，以致引起了国防军的不满，上将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在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危害社会治安，败坏风纪，必须立即制止这种随意杀人的现象..”
　　著名的冯·莱西瑙将军尽管一向对希特勒忠诚不二，也对黑衫队提出抗议。汉斯·弗朗克也参与其间，他向鲍曼告状，为的是让鲍曼向希特勒转述。他写道：“这是荒谬的。假如每有七个波兰人被杀我就要贴一张告示，则罄击波兰之森林恐亦不足以为布告造纸！”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推彼助澜。德军占领区军事长官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甚至向波兰人保证：“德军不把波兰平民视作敌人。德军此来是为保护居民的财产，保护居民享有的公民权利。”暴徒的罪行愈演愈烈，军人们的不满情绪也随之与日俱增。柏林的局势日见紧张。在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上校的鼓动下，德军参谋部的军官们要求“立即解散黑衫队，解除党卫军领导人的职务，以便尽快结束这种败坏德国人声誉的糟糕局面”。
　　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通知陆军的将军们说，黑衫队将继续存在下去，甚至还要加强对波兰人的镇压：“我们不能因种种合法和非法的道德说教而
　　影响我们的战斗..在波兰问题上，我们的手段是应该和我们的原则相背离的..绝不能让一个波兰知识分子进入政权，要把大帝国的犹大人和波兰渣滓清除干净..”
　　1940 年9 月7 日，希姆莱在梅斯向“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作报告时，承认了他们在波兰进行种族大屠杀的罪行：
　　“这没有什么神奇的..但当人们具有某种至上的信念时，当一个党卫军队员心中燃起圣火时，当人们专心于他们的事业时..我的党卫军队员们，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我们都是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我首先是一名党卫军成员，然后才是帝国党卫军总监。对于身着黑色或绿色制服的人，不管他是萨克森某小城的党卫军成员还是盖世太保成员或警官，你们都要支持他。但在我们之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展开批评..当我们的人离开波兰时，波兰人并没有怀念我们。我这是说的实情话，自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可以这样说。在某些地方，有时出现过真正的游击队活动，这比我们通常进行的战斗更难对付。因此，我们需要士兵，需要经过思想训练的部队和人员，以巩固我们占领的地区，就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那样..我向你们讲一件事。在波兰，‘迁移’工作是在零下40 度的严寒中时行的。我们得把数十万波兰人赶走；我们的作法想必是残酷的，但我们不得不如此。你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事实，但要立即将其忘掉。我们曾无情地枪毙了数千名有身份的波兰头面人物；我们不得不如此残酷..我要对你们再说一次，甚而对你们大声宣告：在许多情况下，带领一连人冲锋作战比较容易，而要制服那些没有教养的对我们怀有敌意的老百姓，把那些歇斯底里哭号的妇女从家里撵出来并把他们处决或流放，让德国老百姓越过俄国边界并保护他们，则要难得多..你们应该想到，安全部门或保安警察的行动，是我们总体行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如你们行军时必须携带武器一样。你们被人羡慕，是因为你们作出了成绩；一支部队如赢得荣誉，人们就会以敬佩之情谈到它，它也由此而名扬海内外，这在其它情况下是颇不容易作到的。自然，我并不想低估你们行动的价值，但在我看来，这种不被人理解、不事声张的行动，作起来是极困难的。” 　
　
　
　
　
　
第五节盖世太保的“奇耻大辱”
　
　
　　1941年初，海德里希开始消灭捷克的地下活动。德国的无线电侦破部门发现了“国内抵抗中央委员会”，这是布拉格一个很厉害、效率很高的间谍组织，同伦敦有联系。这个组织就是由“三位大王”掌握的。1941年4月22日，盖世太保在袭击一所公寓时，抓住了第一位“大王”，他是一个叫巴拉班的捷军中校。5月13日，在另一次袭击中，盖世太保抓住了第二位“大王”，捷军中校马辛。德国人闯进了公寓时，“斯巴达一号”正在向伦敦发报。第三位“大王”瓦克莱·摩拉维克也在公寓里监督发报，当马辛和盖世太保展开枪击时，摩拉维克——弗兰塔的唯一知情人——和无线电报务员“斯巴达一号”逃了出来。马辛在楼梯上击倒了三个盖世太保后，绊了一跤摔倒了，他的腿卡在楼梯栏杆中间，折断了。盖世太保们一拥而上，但是没有杀掉他，他们需要抓活的，要口供。马辛经过多次严刑拷问，什么也没说，被行刑队枪毙了。摩拉维克和“斯巴达一号”把天线绑在房中的沙发上，下滑四十五英尺逃到大街上。“斯巴达一号”马上就被抓住了，他像马辛一样，什么也没说，也遇难了。但是摩拉维克却逃脱了，他的一个手指被天线切断，只剩下一根腱在连着，他用刮胡刀片将这根手指割下来，丢在抽水马桶里，然手赶到“斯巴达二号”的电台。他在那里向伦敦报警说，盖世太保正在逼近弗兰塔和他本人。事实上，海德里希的特务已经查到弗兰塔的身份是“保罗·斯泰恩伯格博士”，但是他们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实姓名，而且他们也没有他的地址。
　　伦敦对摩拉维克的警报反应强烈；在捷克流亡政府的要求下联合情报委员会批准了一个飞往布拉格干掉海德里希的暗杀计划。暗杀行动的代号是“类人猿”，枪手们于1941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跳伞着陆。此时，海德里希已经知道了“斯泰恩伯格博士”的真实身份。他是保罗·图梅尔，萨克森人，是纳粹老卫队的队员，曾得过金质党务奖章，他受谍报局派遣，在布拉格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地区和近东部门”的负责人。图梅尔被捕了，这又一次强烈地刺激了伦敦，“类人猿”小组受权在可能情况下，推迟暗杀海德里希，先营救图梅尔。这一行动由摩拉维克领导；弗兰塔将被带到英国。图梅尔显然不单单是一个间谍；在通常情况下，间谍一旦暴露，就可以牺牲掉——除非他们的情报工作对英国实在重要，值得为了完成其它的任务而营救他们。
　　1942年2月22日，图梅尔被很有礼貌地带到盖世太保的司令部；他的军衔和在纳粹党内的地位都非常高，不允许对他有任何粗暴的举动。他在那里的一个军事法庭上解释说，他本来在努力通过摩拉维克打入捷克国内抵抗中央委员会，以图瓦解整个组织。他抱怨说，正当他就要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却被捕了。但是，他否认他是弗兰塔。这个案子被报到希姆莱那里，希姆莱在一次会见卡纳里斯时，相信了图梅尔的说法，下令把他释放。他于3月2 日获释。但是海德里希不满意，所以，图梅尔只有在一个盖世太保同他住在一起的情况下，才被许可回到他的公寓。
　　与此同时，伦敦向摩拉维克表示对弗兰塔的命运极其关注。但是，摩拉维克还未来得及回答——或者说，未及发动“类人猿”行动把弗兰塔带出国，他自己就被抓住了。3月22 日傍晚，图梅尔再度被捕，盖世太保得知，摩拉维克要在布拉格的洛雷塔女修道院旁边的一个小公园里，同一个抵抗中央委员会成员见面。当晚七点钟，盖世太保的一个无形警戒线包围了公园，摩拉维克正坐在里面一个板凳上，等着这位抵抗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叫斯坦尼斯罗·雷哈克，人称“丹迪”。当“丹迪”在七点十分走近公园时，盖世太保跳了出来。雷哈克被抓住，戴上手铐，从公园拖走了。摩拉维克跳进灌木丛中，一手拿一支枪，开了火。盖世大保进行还击，摩拉维克腿部中弹。但是他还能跑，并且试图从靠近布拉格军事学院的地方逃出公园，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熟悉那个地方。但是未等他逃脱他就倒下了，他腿上的那颗子弹打断了他的主动脉。盖世太保赶上来时，其中一个把手枪时准了他的太阳穴，开了枪。这个盖世太保还不解气，又冲着他的脖子把剩下的子弹全部打光。
　　捷克国内抵抗中央委员会土崩瓦解，“类人猿”行动一败涂地。图梅尔以叛国嫌疑被扣押，海德里希得到了他反对卡纳里斯谍报局所需要的证据。但是卡纳里斯可不会轻易就范，他亲自来到布拉格，保护他自己和他的情报机构免遭海德里希的毒手。
　　两人于1942 年5 月21 日在海德里希的司令部赫拉德昌尼古堡会晤，这个巨大的哥特式建筑位于一座小山的山顶上，俯瞰着布拉格和伏尔塔瓦河。在那里的一个装饰华丽的沙龙里，卡纳里斯这个“狡猾的奥德修斯”面对中世纪野蛮力量的支持者海德里希。据记载，海德里希指责谍报局“政治上不可靠”，这个罪名接近于第三帝国的最高罪行叛国罪。海德里希继而几乎带着歉意声称，谍报局的“某些级别的机构”“令人遗憾地效率不高”。他向卡纳里斯“建议”，由党卫军保安局负责反情报工作，并且还“建议”放松不让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局调查和过问军事情报案件的禁令。卡纳里斯像往常一样敏捷机智，莫测高深，他接受了第一条“建议”，却回绝讨论和明确答复第二条——这一条“建议”使盖世大保和党卫军保安局可以审讯他们怀疑属于“黑色乐队”的谍报局人员。
　　在这次会晤中，这两个德国特务头子基本制订出后来的所谓“海德里希十诫”，即一个将情报工作与反情报工作分开的工作协议。这个协议多少向党卫军保安局出让了谍报局在情报界的部分管辖权，尽管会议一结束，卡纳里斯就悄悄地口头命令他的下属对这个协议不于理睬。但是，他却第一次在一个势力更大的角落遇到了麻烦——这就是希特勒本人。
　　卡纳里斯和谍报局根据他们的主子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不仅负责搜集盟军的秘密，而且负责保护德国的秘密不落入盟军手中。直到1941 年至1942年冬，希特勒还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在这时，一个新的因素加入了秘密战，这就是英国突击队。这些穿一样制服的精锐部队，采用布尔人、易洛魁人和美国芝加哥匪徒所知道的一切赤膊格斗术，袭击德国前哨阵地，特别是孤零零的前哨警卫，而且越来越狠，越来越凶。在希特勒的新帝国围墙以外站岗的普通德国士兵，对这些袭击感到恐惧，在这些袭击中，致人死命的都是刀子、绳索。希特勒对此怒不可遏，因此在他计划和指挥有成百万人参加的俄罗斯大草原上的大战役时，他也常常在最高统帅部的中午会议上，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场秘密战。奇怪的是，突击队的袭击对希特勒有一种和参加人数及伤亡数字根本不成比例的影响。希特勒对在俄国损失一万人几乎可以安之若素，但是突击队一有什么举动，他就勃然大怒。
　　接着，英国伞兵部队在1942 年2 月27 日至28 日夜里，袭击了布律瓦尔的一个孤独的前哨哨所。这是英吉利海峡的一个陡峭的海角，上面有一个灯塔，离勒阿弗尔不远。这次袭击的意图不止限于骚扰，因为布律瓦尔装有德国重要的维尔茨堡雷达系统。自从法国沦陷以后，英国的雷达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德国雷达的性能，以便采用某种无线电或电子干扰，来保护英国袭击欧洲的轰炸机群，而且待入侵时机到来时，使希特勒的雷达防御系统盲目或失灵。这是一场新水平的斗智。空中侦察确定出这种维尔茨堡雷达安装在布律瓦尔六百英尺高的岩顶上，伞兵便在这套装置后面着陆，成功地拆下了关键部件。他们在密集的枪击中，爬下岩石，来到沙滩，由若干船只接应，匆匆渡过海峡回国。维尔茨堡装置被“抢”走了。
　　英国上层对这一胜利欣喜万分，因为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保护欧洲的电子防御系统的关键设备。希特勒大本营的反应可截然不同，暴跳如雷的希特勒责问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能够进行这些袭击，而谍报局就不能。卡纳里斯已经为组织突击队式的袭击成立了一支特种冲锋队，即“勃兰登堡师”。这支部队在哪里？它为什么不袭击英国沿海来进行报复？希特勒咆哮道，英吉利海峡不过是一道壕沟，可是照谍报局从英国搞出来的情报看，这个海峡却像亚洲那样宽阔！现在是把情报工作从参谋总部军官们的手里夺过来，交给党卫军保安局这样可靠的党务部门去搞的时候了。卡纳里斯对英国的雷达有哪些了解？希特勒要求看看材料，而当他得知谍报局对这种技术问题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时，他又一次大发雷霆。他派人把希姆莱找来，下令今后搜集技术情报的工作由党卫军保安局负责。
　　这是结束卡纳里斯在国外军事情报领域一统天下的开端。诚如党卫军将军瓦尔特·施伦堡所说，这也是卡纳里斯倒台的开端。因此当海德里希经过图梅尔事件的刺激，构想出统一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局的大计时，希特勒也愿意听取这个意见了。这个庞大的官僚工作的蓝图制订出来了，而且本来是可以付诸实施的——要不是海德里希遇刺的话。
　　无论如何，“类人猿”行动也是极端冒险的。它的目的，即暗杀海德里希，这会使捷克人感激涕零，因为海德里希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保护长官”，其残忍野蛮，甚至连希特勒也要自叹弗如。英国人也把他看成是一个特别恶毒的敌人；在海德里希的指挥下，党卫军已经成为秘密战中一个十分有效的恐怖武器。但是，谋杀第三帝国里最强大的人物之一，必须要激起对捷克人的大规模报复，对这一点，英国情报局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这一工作，那么英国情报局肯定会自食其果。但是，也许还有一点值得考虑一下。英国谍报领导孟席斯可能很有理由认为，干掉海德里希后，卡纳里斯和“黑色乐队”的其他密谋分子行动会更加自由。意味深长的是，孟席斯曾经相当起劲地阻挠英国暗杀卡纳里斯的计划，硬说他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而当他同意重新开始“类人猿”行动时，他却义无反顾地签署了海德里希的死刑判决书，如果说英国人对政治性暗杀曾经有所顾忌，那么现在这些顾忌已经荡然无存了。
　　“类人猿”是捷克人扬·库比斯和约瑟夫·加拜克，他俩都领取英军的津贴。1941 年12 月，他们带着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个由巴托斯中尉领导的。由另外三个捷克人组成的密码小组，从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哈利法克斯”号飞机跳伞，借着半圆月的月光，在一个利迪斯的村子附近的彼希米亚山着陆了。全体人员安然无恙，并且迅速潜入捷克的地下组织。他们在那里呆了六个月，待机而行。营救图梅尔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在抵抗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耐心地、悄悄地观察海德里希的行动，终于比较清楚地掌握了他们的行动目标的日常活动。
　　接着，“类人猿”们凭运气了解到海德里希1942 年5 月27 日的行踪。不久，海备里希办公室里的一座古董钟出了毛病，他的秘书叫来一个捷克修表匠把钟修好。约瑟夫·诺沃特尼把钟放在海德里希的写字台上，就在他把钟后背取下来时，他注意到桌上有张纸，上面打印着海德里希在27 日的活动安排。诺沃特尼把这张纸拿起来，团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他修好钟就走了，几分钟后，一个叫玛丽·拉丝奈洛娃的清洁工走进海德里希的办公室，把字纸篓里的东西全倒进了她的麻袋。几小时之内，这份活动日程表就到了比斯的手中。他们惊愕地发现，海德里希要在27 日长期离开布拉格。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计划这次袭击了。但是他们确实而详细了解到海德里希那一天会到什么地方，走哪条路线。他们决定在布拉格郊区的霍列肖维斯进行袭击，因为在那里，德累斯顿一布拉格公路有一个U 字形的急转弯，直下特洛桥。这是海德里希从他在帕内斯克一布莱施恩的乡村别墅驶往赫拉德昌尼古堡的必经之路。海德里希的武装警卫很少，而在这里，为了转弯，他的车就不能不减速。
　　27 日早上九点半，库比斯和加拜克穿着雨衣，衣内藏着冲锋枪和一些手榴弹。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枪手，他们在拐弯处分开埋伏。加拜克的女朋友雷拉·法费克有一辆汽车，按计划，她应该开车驶在海德里希车的前面，如果海德里希没有警卫她就戴上一顶帽子。另一个站在弯道附近的篱笆中，待海德里希乘坐的曼赛德斯牌汽车驶近时，就用镜子打出信号。等到海德里希进入弯道，加拜克就用冲锋枪打死悔德里希和司机，库比斯则抢走海德里希的公文包。
　　十点三十一分，雷拉·法费克戴着帽子，开车拐过弯来。几秒钟后，出现了镜子信号。加拜克跳上公路，瞄准弯道。海德里希的曼赛德斯驶入视线，加拜克扣动了板机。可是枪却堵住了——枪栓里夹进了青草。就在海德里希和他的司机都跳起来向加拜克射击时，库比斯抽出一颗炸弹，向汽车扔去。炸弹在汽车附近爆炸，把车门炸碎了，海德里希扔掉了手枪。弹片和碎石打在库比斯的脸上和眼睛里，但是他还能跳上他那辆坤式脚踏车，骑着跑了。另外两个枪手也脱了身。
　　海德里希在汽车边踉跄了几步就倒下了。他被送到医院，在那里，人们起初以为他的伤势不重；经X 光透视，发现他断了一根肋骨，胃部还有一些碎布片和金属片。烧焦的皮沙发碎片和军装碎片钻进了靠脾脏的地方，胸膜也嵌进了一些小碎片。海德里希于6 月4 日一命呜乎——不是死于伤势，而是死于坏血病。接着就是阴郁的入葬仪式。海德里希的尸首上穿着党卫军藏青夹银色的礼服，放在一口铜和银的合金棺材中，在一辆炮车的尾座上拉到赫拉德昌尼古堡的前院。在那里，党卫军守卫着这个德国恐怖制度头子的尸体，直到它由一辆披黑纱的火车运到柏林。
　　“类人猿”行动成功了，但是德国人进行了百倍疯狂的报复。在布拉格，对捷克人发动了一场大搜捕。一万多人被捕，至少一千三百人被处死。最野蛮的报复行为发生在利迪斯村，这个小小的煤矿村庄座落在一个山坡上，村里尽是沙石墙红瓦房，围着一座古老的巴罗克式教堂。盖世太保错误地认为，这个村的村民掩护过“类人猿”。党卫军和军队在半夜袭击了村子，借着附近钢厂高炉的火光，把全村老少赶到村中广场。十六岁以上到七十岁的男子统统被带到一块地里就地枪决。妇女和儿童被卡车运走，除了个别例外，其他人此后再也没有下落。随后，村子被烧光炸毁，夷为平地。
　　“类人猿”们藏在布拉格旧城里斯尔街上属于希腊东正教的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的地下室里。他们利用那些存放教士尸体用的狭窄的石头壁龛为栖身之地，等候捷克地下组织的成员为他们订出一个逃到摩拉维亚山的计划，他们到那里后，就可以被撤到英国去了。计划是这样的：在这所教堂里为盖世太保大清洗的一些牺牲者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丧礼，然后把“类人猿”们放进棺材，偷拉出去。无线电台和密码小组，即巴托斯和他的助手波杜切克，仍然和伦敦保持联络，并且选定1942年6月19日，把“类人猿”从教堂撤到山里。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个叫卡雷尔·库尔达的捷克人就为了贪图盖世太保出的一千万克朗（合二十万五千镑，或六十万美元）的赏格，把他们出卖了。库尔达领着盖世太保在房里找到了他的战时日记，上面记载了他同伦敦联系的所有副本。盖世太保据此找到了巴托斯的一个助手阿特亚·摩拉维奇。他们严刑拷问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据说，当审讯者割断了他母亲的头，拿给他看时，小伙子受不住了，说出了“类人猿”的隐藏地点。
　　当掩护“类人猿”撤走的送丧行列来到查尔斯广场时，抬棺的人发现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已把这个地方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被赶了回来。不到一个钟头，党卫军的冲锋队就来攻打教堂了。他们抓住教堂司事，强迫他从边门把他们带进教堂。但是，正当党卫军冲锋队从一排排长凳中寻路而行时，从唱诗班的楼厢向他们迎头打来一梭子子弹，库比斯和其他一些人正藏在那里。一颗手榴弹将库比斯炸死了；巴托斯服了毒，而且不等药片发作，又朝太阳穴打了自己一枪。党卫军的人想到地下室去，搬开了一块石板，又吃了一顿子弹。接着，盖世太保叫来了消防队，把地下室灌满了水。里面的人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子弹彼此朝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开枪，最后一个人自己打死了自己地下室战斗结束了。但是报复还没有完，当天有一百一十五人被杀害，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总理。只有菠杜切克，那个无线电报务员，还侥幸活着。他隐藏在莱扎基村。他在6月26日向伦敦发报，报告了这场灾难，并约定6 月28 日二十三点再次发报。可是他没有发成。他被抓住枪毙了，“类人猿”行动便随着他的死去而结束了。
　　海德里希的棺材到达柏林后，放在炮车的尾座上，由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支队护送到威廉街的帝国总理府，准备国葬。希特勒穿上他的浅灰色军装，戴着黑纱，把一个兰花做的花圈放在尸首旁边，声称海德里希“是我们的大日耳曼理想的最伟大的捍卫者之一，..是个具有铁石心肠的人”。希姆莱把“骑士团”——党卫军的首脑人物们——召集到灵柩旁边，发表了一通演说，要这些党卫军的领导人记住“你们这位被谋杀的首领”。希姆莱说，对他人追念，应当使他们竭尽所能将工作做好，特别是在国外情报工作领域内。他对这些首脑人物们说：他们“在这一特殊领域”的工作成就，“尚不能和英国的间谍活动并驾齐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尸首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希姆莱接着对党卫军将军瓦尔特·施伦堡作了几句评论，由于海德里希被刺，施伦堡作为党卫军国外情报处处长的权力必须扩大。希姆莱说，他是“我们领导班子中的宠儿”，并且命令首脑们支持他，而不要计较他多么年轻。施伦堡是萨尔一个钢琴商的儿子，他一手策划了文洛事件。这时他刚刚三十二岁，就开始接管海德里希留下来的情报工作了。
　　送丧的行列移向墓地。盖着字旗的棺架上，放青海德里希的面部塑像，这个塑像揭示出“不可恩议的灵性和完全堕落的美的种种骗人特征，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红衣主教’。在墓前的大批帝国显贵中，还有卡纳里斯。他那天蓝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声音“激动得发噎”，他对施伦堡说：“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在了，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
　　德国情报部门再也没有从海德里希的谋杀事件中真正恢复元气。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次袭击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海德里希活着，把卡纳里斯搞掉的话，那么关于盟国入侵法国的情报战演义可能就是另外一番写法了。海德里希遇刺时，正要前往巴黎，就任党卫军在法国的首脑。施伦堡的“几乎近于女性的伤感使他像再也没有成功把握的电影明星一样忧郁”而且他对盟国和卡纳里斯都不那么危险，卡纳里斯暂时得到了缓刑。
　　海德里希或许是英德之间无情的秘密间谍战中最引人注目的牺牲者，但他决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单在英国，就有三十个德国特务被处绞刑。在其它地方，有些人死得也很神秘，德国谍报局高级特务乌利希·冯·德，奥斯但就是一例。奥斯坦持“唐·朱利奥·洛佩兹·利多”的假证件，于1941 年3月在美国洛杉矶登陆；他于当月16 日在纽约塔夫旅馆登记投宿，不出两天，就死在贝尔维尤医院里了。原来，他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保安协调局，英国情报局在北美以洛克菲勒中心为总部的组织的盯梢。他离开旅馆去时代广场的儿童饭店吃饭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到，受了致命伤，另一个叫简·维伦·塔·布拉克的人死得也很离奇，他的真实身份已无从查考。在英国剑桥的一个防空洞里肮脏的水泥地上，发现他被击毙，身边是手提箱式无线电收发报机，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也无从知道。
　　海德里希的死并不神秘；这是一次公然的政治暗杀。而对职位较低的德国特务，除非别无他路可走，英国人一般是不主张处死他们的；因为，诚如马斯特曼写的：“活的间谍..就像一部参考书，总有用处；死了的间谍就毫无用处了。”尽管好几次考虑过暗杀盟国的头号敌人——希特勒，但每次次计划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最后被取消了。但是海德里希自从掌握了党卫军保安局以后，他就被画上了批。不能让他活着；他对孟席斯所做的盟国的事业，还有对卡纳里斯，实在是太危险了。 　
　
　
　
　
　
第六章铁血军团
　
　
　　●希特勒对德国人民提出了“争取生存空间”的要求
　　●当滑板触及到头盖骨的一刹那，这架“测量仪器”就会自动朝犯人的颈部开枪射击
　　●德国人高唱：“我们要打到英国去！”
　　●盖世太保为英国人派遣的间谍选择空投地点 　
　
　
　
　
　
第一节盖世太保的本性：阴险狠毒
　
　
　　自从1936年6月17日由希姆莱担任德国警察首脑以来，它的组织已经进行了多次改组。1936年8月28日作出规定，从10月1日起，各邦的政治警察均命名为“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而地方当局命名为“国家警察”。这种统一命名和无形中所包含的从属关系使进行了三年的一体化得以充实。9月20日，一份通报——这一次由德国内政部长弗立克（一个挂名的警察部长）签署中规定，各邦的盖世太保首脑应置干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监督之下。
　　为了使恐怖工具更加发挥作用，为了加速对德国居民的镇压，弗立克干1938年1月25日把采取保护性拘留的提议和权力交给盖世太保。在此之前，盖世太保所作出的决定一定要通过内政部批准。可是从这时起，连这种微小的、最后的控制也没有了。“保护性拘留”，弗立克的指示中这么说，“在秘密警察看来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目的是要防御所有敌视人民和国家的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而危害了人民和国家的生存和安全。”
　　保护性拘留的规章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讨论。它也不是由哪个行政当局或法律当中所规定的，而且不准法庭干涉盖世太保的内部事务。为了使被害人自己心中明白，在逮捕令的上面作了附注：“被捕者对所宣布的保护性拘留无权提出抗议。”里面列举了一些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写几句话。例如：“有损害国家活动的嫌疑”或者“有帮助逃兵的重大嫌疑”或者“因为与一名流亡者有亲属关系，如果放任自流，他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危害帝国”。
　　此外，弗立克在：月25日的法令和9月14日的指示中要求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组织同盖世太保进行合作。
　　盖世太保就这样无限制地并终于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所有与它保持密切关系的干部都成了德国官员。从此以后，海德里希手下遍及整个德国的局，包括：
　　五十七个盖世太保地方局，分为：二十一个国家警察分局，三十六个国家警察所。
　　1936年以来同盖世太保一起组成保安警察的刑事警察拥有：
　　六十六个地方局，分为：二十个刑事警察分局，四十六个刑事警察所。
　　海德里希领导全局，因此他感到由衷的满意。虽然他已经是国家保安警察的首脑，但还一直领导着他原来的党卫队组织。
　　至于党卫队保安处，尽管他作了努力，保安处仍然是党的一个机构，这一点使他对有些行政部门不满。 1938 年11 月11 日终于颁布了一项法令，它使保安处成为纳粹党和国家的情报局。保安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国家保安以英国情报局为模式，它在海德里希的严密控制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辅助机构，倒不如说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情报处，或一个谍报处。
　　战争爆发时，保安处是国家的情报处，始终是纳粹党的一个机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后。保安处尽管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统一领导，但是同希姆莱的其它部门分工不同，因而不断招来麻烦。在部署混合特遣队出征波兰时，这些因难已暴露出来了。因此，希姆菜决定在夏天重新组织这个整体，这样在1939年9月27日作出规定，成立“德国中央保安局”
　　（RSHA）。希姆莱把他的一些主要部门重新分为“局”，置于它的领导范围内，这样刑事警察的所有部门同政治警察一样出现了联合的局面。这项措施的最终结果是，党卫队总部进一步加强对全体警察的控制权，因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从成立起就是德国内政部的一个政府机构，是党卫队最高领导的一个主要机构。这种双重的从属关系——一种完全符合纳粹风格的烦琐的行政部门——通过统一指挥得到了加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第一法律顾问卡尔·瓦尔纳·贝斯特博士费力地用一句非法律的行话解释各部门间的联合：
　　“党卫队和警察不仅在组织机构上，而且在发挥作用方面都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下属的各个部门不会失去各自的专业性，从另外的观点来看，也不会失去在党政机关这个更大的统一体中安插各自力量的机会。”
　　同时在9月27日，这些局的头头得到了任命书，海德里希成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首脑。
　　真正从法律上来看，这种合并是愚蠢的。“德国中央保安局”这个名称只是一种伪装形式，它可以让众所周知的“盖世大保”这个名字消失掉。出于同样原因，那引起依附于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特务和干部（不管他们属于盖世太保还是属于刑事警察）都佩载着“保安处”的佩章。保安处的证章只表明，当事人属于党卫队保安处特别队队员，与党卫队结为整体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人员大体上都参加这个特别队。
　　德国中央保安局是一部庞大的警察机器，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发现敌人的活动，摸清情况，然后向那个统治者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报告。接着，这部机器把统治者最小的要求逐级传达下去，把他的命令传达到纳粹世界最偏僻的角落，并保证迅速执行命令。
　　事实上，德国中央保安局只不过是一个相当臃肿的机构。过细的专业分类和保密条例强加在局和处之间，使他们相互隔绝，发挥不出效能。另外，情报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隔阂，以及经过许多层次才能到达上级去的这条漫长的道路致使他们所利用的材料有时往往失真。这些特别队必须从各部门送上来的一大批情报中去伪存真，编成综合性的集子，由于特别队人员往往都是由脱离现实的官僚主义者所组成，所以手中的报告内容在送到上级去的途中一再失去生命力，到达首脑人物手中的只是内容空洞的综合报告，往往同现实不相符合。对警察工作持官僚主义观点是许多错误的根源，甚至是许多行之无效的措施的根源。而国家中央保安局组织的“完美性”自相矛盾，恰好成为它失败的原因。
　　由于国家中央保安局组织的多样化，因此有必要对所有在那里工作的特务进行特殊训练。 1940 年5 月18 日，海德里希规定，每个参加国家中央保安局的年轻特务必须在各个局工作一段时间，新提升的党卫队员或者参加过法律学考试的大学生首先要在刑事警察部门工作四个月，熟悉警察业务的基本知识和初步的刑事学概念，接着在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分别工作三个月。这样他才能了解正在开展活动的一些局的工作全貌，并且知道各个局当时在想些什么，最后根据他个人的才能和工作需要被分配在国家中央保安局七个局中的一个局工作。
　　盖世太保被编为第四局。
　　国家中央保安局把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被占领和被并吞的国家。在那里建立的分支机构从小范围来看，都是总部各局的翻版，在这方面盖世太保几乎闻名于整个欧洲。
　　盖世太保获得这样一种听来令人发抖的名声决不是偶然的，它的这种名声远远超出国家中央保安局的其它机构和实际上不出名的国家中央保安局本身。盖世太保是整个纳粹政权唯一的执行工具，是该政权中的最可怕的主要机构，是其它部件环绕它旋转的机器轴心。只有在盖世太保内部，文件的加工、各种情报的收集和评价以及对其它局进行“科学”和“有计划”的调研才有其意义和目的。那里不断地变换着统计数字和别的地方送来的一大批人的花名册，那些人像野兽一样遭到追逐、吊打、虐待、奴役或消灭。如果说盖肚大保这四个字沾满的血泪比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名字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1944年春，盖世太保活动最为猖獗，它在国外拥有二十五个分局，六十五个所以及三百个分局中的“天线”和八百五十名边防警察局的警官。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任国家中央保安局首脑作为海德里希的继承人直至战后为止，他在纽伦堡诉讼中供认，盖世太保在1944年底大约有三万五千至四万名“固定”成员，不过仍有入控告说，据一份比较全面的人数分配材料来看，”自本来的人员为四万五千至五万个。这个数字看来是正确的。因为盖世大保在1944年下半年曾经吸收了一定数量的人员，他们在此以前参加其它组织的分支机构。
　　早在国家中央保安局成立的时候，盖世太保就把保安处的某些部门占为己有。缪勒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支持下推行这种政策。 1941 年底和1942年初，缪勒力求把他的特务活动范围扩大到没有被占领的外国领土，并且对保安处外事局的权力提出要求。虽然他的计划失败了，但是有权直接同在国外的官方或秘密的“警察专员”通信，向他们索取情报，而且不通过第六局（保安处外事局）的媒介向他们发布指示。
　　为了保证自己的优势和控制权，盖世太保在战争爆发时把必要的干部提供给新成立的、由最高统帅部领导的秘密战地警察（GFP）。之后，当五千名秘密战地警察被分配给盖世太保的时候，海德里希可能依靠那些人员的帮助，机敏地吸收了被占领国的秘密战地警察。这样一来，“原来”的盖世太保队员的数字也就提高到三万五千人。
　　1944年10月1日，希姆莱发布命令，把属于德国内政部领导的保护关卡边境的官员置于盖世太保的领导之下。
　　边防警察早就被吞井了。“没收”税吏只是盖世太保首脑“渴望攫取”行政权的一个先例，接管谍报局的一个部门（军事情报处）倒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如果纳粹政权不在几个月之后崩溃的话，那么这个步骤今后很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这种合并标志着纳粹为谋取特权而对谍报局进行斗争的结束。
　　希姆莱为了设法控制他手下的每一个特务，于1940年初特别动用了全部德国警察继续作战，并且把他们置于党卫队的管辖之下。这样做可以使任何一名警官今后避开法庭在预审时所作出的正式判决。事后，这些案件完全由党卫队领导的一个特别机构负责。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从外部来的控制都失去效力，希姆菜可以以党卫队首脑的名义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为所欲为：任意决定调查或不调查，中途停止调查，对判决施加影响，取消判决，禁止执行判决，赦免或严惩犯人。1940年初，希姆莱在六年前锻造的那件可怕的工具因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多亏这场战争它才打到一个它所合适的活动地盘。 　
　
　
　
　
　
第二节“希姆莱方案”
　
　
　　由于希特勒的侵略政策节节获胜，纳粹分子无需考虑改变他们的方法。1938 年底，希特勒决定消灭波兰。当然，被凡尔赛和约隔离在波兰领土中间的但泽自由市可以用来作为最好的借口，此外，在波兰问题上，希特勒的目的并不在于像过去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波兰应当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应当成为占领“生存空间”的第一阶段。自从纳粹主义产生以来，希特勒对德国人民提出了“争取生存空间”的要求。
　　1939 年5 月23 日，希特勒向应召来总理府参加讨论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宣布：“在波兰问题上不要犹豫不决了，而是要有决心在最适当的时刻进攻波兰。”
　　对波兰发起进攻的行动计划称为“白色方案”（对捷克进攻的行动计划称为“绿色方案”）。这个方案制订得精确无误，符合要求。希特勒把9 月1 日规定为最后的进攻日期。
　　为了引起冲突事件，希特勒当然想起那个专干坏事的“专家”——海因里希·希姆莱。
　　早在“苏台德区运动”和“布拉格行动”时，希姆莱就曾向希特勒建议制造一系列事件，借以在不利的情况下，在世界舆论面前掩盖他们侵占捷克领土的罪责，这一策略后来表明是无益的，但等到解决波兰问题时希特勒又采用了它。入侵方案，即“白色方案”已制定好了，为不致过分触犯世界舆论，还需把进攻说成是反击。
　　1939 年8 月4 日，海德里希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他的办公室召见了党卫军保安处最能干的军官之一、党卫军准将赫伯特·梅尔霍恩。
　　海德里希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告诉梅尔霍恩说，元首已决定对波兰进行清算。希特勒根本不想冬天在波兰平原上作战，
　　所以他要采用闪电战术，力求最多在数周年达到目的。将军们已拟好了作战方案。希特勒要求党卫军保安处和卡纳里斯上将的谍报局配合行动，必须保护维斯杜拉河上的迪尔斯绍大桥免遭炸毁，以确保与东普鲁士的交通畅行无阻。同时必须尽可能保护波兰上西里西亚地区的矿产和工业。
　　此两项任务由谍报局承担，海德里希现在向梅尔霍恩口授党卫军保安处的任务：
　　“在德波边境附近，有一个叫克罗依茨贝格的村子。在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晚上，身穿波兰军服，外表看像是斯拉夫人的一连士兵将在克罗依茨贝格村东与一支德国部队‘交火’。这些
　　‘波兰人’洗劫边界哨所。在哨所里，我们安排了几个摄影师，被当作是波兰战俘。你在克罗伊茨贝格村的东边制造这一预备性事件。”
　　梅尔霍恩表示吃惊和犹豫。海德里希不容他讲话，以粗暴的口气说：“这是元首的命令！”
　　梅尔霍恩要么服从，要么重新被投到集中营（如不服从命令，进集中营还算运气好的），此外别无选择。他屈服了。海德里希送他走出办公室，又说：
　　“还要制造一个事端，具体方式还没有最后确定。以后会告诉你的。嗨，希特勒！”
　　“嗨，希特勒！”梅尔霍恩回答。
　　当他走到大门口时，海德里希又大声说：“不用我说，梅尔霍恩，你该明白，我刚才对你说的是国家机密..”
　　梅尔霍恩望着海德里希那严厉、冷酷的直射目光。海德里希像是在示意说，“如果你要对人言传，就别想活命了！”梅尔霍恩作了个立正姿势，毫不含糊他说：
　　“是，长官！”
　　“好！赫伯特·梅尔霍恩准将。”
　　海德里希提及的另一事端将由党卫军少校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组织。1939 年8 月5 日，海德里希召见了他。
　　那天早晨，海德里希笑吟吟地接待他，瑞约克斯也报以笑脸，不过他的微笑略带一点怀疑色彩。这两人彼此很了解，但与其说他们是朋友，倒不如说他们是互相串通、互为利用的伙伴。
　　“阿尔弗雷德，”海德里希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海德里希郑重其事地称呼他的名字，这确实有些不寻常）：“我有一件事，看起来似乎是特为你设计的。”
　　他突然停下并一直微笑着打量有些困惑不解的瑙约克斯。他接着说：“这次，没有一个保险公司会答应给你派一个警察，不管你出多少保险金，但我确信你是能够完成这次任务的最好人选。事情是..”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档案并用他那细长的手指翻弄着，接着说：“..‘希姆莱方案’。我不能对你解释为什么这样叫。这一想法不是希姆莱提出的，而是出自最上面，即出自元首本人。”
　　海德里希突然严肃起来，目光也变得冷酷逼人。他又说：“这次任务比我们处迄今作过的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尽管这也只是特遣队的一次突然袭击行动。它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因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瑙约克斯坐下，他知道这次谈话将是长时间的。海德里希接着说：“事情很可能暴露。假如真是那样，那将是我们的一大罪过。不管怎样，元首对这一行动高度重视，既不允许讨论也不允许修改方案。我的命运就取决于你了，我可以说，我本人是极讨厌这样作的。”
　　海德里希用他那猛兽的目光直盯着瑙约克斯，像是要把他送入地狱。他见对方默不作声，又继续说：“这是一次有关波兰的事件。下一周我们就要打仗了。但我们首先必须找到挑起战争的理由和借口，这就是你所要作的。你知道，在前几个月，在边界发生过几十起挑衅性的事件，比如首先在边界放枪，通常的外交抗议等。这都无关紧要，不足以引起冲突。现在要由我们自己制造冲突，把导火线点燃。”
　　“照此说，就要我去擦火柴点火？”瑶约克斯不胜惊讶地问。
　　海德里希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大地图前，用铅笔指着边界上的一点，以激动的口吻不连贯他说：“这儿有一个叫格菜维茨的地方。当然，格莱维茨属于德国，但恰好在波兰边界上，好。现在我们假定：波兰军队进攻这地方的一个电台，并在占领电台后广播一篇揭露希特勒是战争罪魁的广播稿，然后就逃走了。这将是一次极为严重的挑衅，是不是？显然，这是波兰人在寻衅，尤其是在出事地点还将发现两具尸体；如果凑巧，德国无线电广播网还转括波兰人的演说，并向全国播送。”
　　海德里希从容地问道：“你认为你能够组织这样一个事件吗？”
　　堪称“打手”的瑙约克斯被这场即将发生的、不同寻常的“赌注”惊得目瞪口呆。但在海德里希面前，他始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
　　“怎么样啊？”海德里希已失去了刚才那股热情劲，冷冷地问。
　　“好吧！”瑙约克斯回答并委婉说道：“我愿意向你作出保证。但在仔细对这一方案进行审查之前，我可以当面实说，失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你信任我，我自然竭力而为。”
　　“单是竭力而为还不行。如果失败，那将使整个计划和数千人几年来的努力化为乌有。此外，那将是德国的耻辱。我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该不会认为这一计划不道德吧？”
　　瑙约克斯微微摇了摇头。海德里希非常满意，他发现了瑙约克斯的的弱点。
　　“不，当然不会。”瑶约克斯皱了皱眉，略显出一种言不由衷的样子。
　　“你该知道，我对你是绝对相信的。我想你会了解这一事情的重要性。对你说来，绝不存在拒绝的问题，你应该坚持到底。现在就让我们来商定一下细节吧。”
　　在此后一周内，因忙于紧张的准备工作，瑙约克斯忘记了他的忧虑。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他的办公室里，他正在研究边界地图和边界的航摄照片，看有关格莱威茨电台的报告，他精心挑选了4 个助手。海德里希又给他派了两个专门负责伪造广播的电文。这两人中一个是无线电专家，另一个是能讲一口流利波兰语的广播员。
　　瑙约克斯知道在边界还要同时制造其它的事件。看来他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挑动的事件要被广播出去。假如一切进展顺利，所有有收音机的德国人都可以听到波兰人侵犯挑衅的“罪证”。
　　谍报局向党卫军保安处运来一批波兰军服，瑙约克斯查点了件数后，觉得足可够一连人穿。有人将这些衣服放在衣橱里，还放有波兰的香烟和火柴，用波兰文写的几种笔体的信件和证件，这些都是准备放在制服口袋里的“文件”。
　　穿这些制服的是德国人，但不是一般的德国人，而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或具有双重国籍的德国人。他们被分成3 个行动小组，和先头部队一块进入波兰（如可能，他们甚而要赶在先头部队之前），占领波兰的重要的军事或政治目标，这要赶在波兰人将其摧毁之前进行。
　　8 月10 日傍晚，两辆V8 黑色福特汽车开进格莱维茨，在上西里西亚饭店大院前停下。从车上走出7 人。他们提着手提箱，走进刚竣工的大楼。
　　7 人中的瑞约克斯向招待员说明来意，说他们的伙伴是煤矿的工程师，前两天矿上向这座饭店预订了房间。这7 人在卡片上填写了他们的姓名、职业和籍贯。他们将在这儿住两天。在这两天内，他们装模作佯地采集边界的石头、土壤标本，然后返回柏林。
　　在最高统帅部的会议厅里，瑙约克斯一伙的行动已被视作是既定的成功事实。布雷斯劳地区电台的两位总工程师接到要在8 月31 日夜广播一则惊人的消息。他们必须亲自值班操作并使这一消息由德国国家广播电台转播。
　　8 月28 日，瑙约克斯和他的6 位同伙又来到格莱维茨。这次，除了旅行包外，他们还带来了两个挂双锁的箱子，瑞约克斯很快得到了有关格莱维茨电台的最新照片和每个人的现场观察报告。他估计，除非发生意外，这次行动将不会遇到什么困难。还没有搞清楚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地警察的人数（大概不多），他推测，事发之后，他们将被突袭所制服。
　　在大队人马出发之前，瑙约克斯再次来拜会海德里希，这次他向上峰郑重起誓，保证对“希姆莱方案”绝对保密，了解这一实请的另外30人也全都发誓保密。
　　海德里希交给瑞约克斯一份将由特遣队播发的手写的广播稿，瑙约克斯对之下感兴趣，只是扫了一眼，此刻他关心的是在第一次会议上，有人只向他提过一次的一个细节问题。
　　“可尸体呢？”他问。
　　“这件事有人专门负责。”海德里希冷冷地回答说，“一个就足够了。海因里希·缨勒会在适当时机把尸体给你们送到出事现场。”
　　事实上，当瑙约克斯回到办公室时，一份电报正等他拆阅。电报发自离柏林70公里的奥琅伦，是由缨勒签署的，瑙约克斯立即乘坐他的V，黑色福特轿车来到奥琅伦。
　　盖世太保头子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
　　“我亲爱的瑙约克斯，”缨勒拉着他的胳膊亲热他说，“我听到许多人对你的行动方案表示赞赏。应该说，上边挑了一位能完成这次任务的最合适的人。”
　　缪勒在他办公室靠里边的大皮沙发上坐下，又请瑙约克斯坐下，对他说：“我临时借了这个办公室，以便于那天夜里的行动。我要作的只限于向你提供罪证。”他笑了笑接着说，“假如波兰人发动一次这样的攻击而没有一个人丧命。我们的警察就会被人说成是懈于职守，是些蠢货。我现在就要告诉你我将做的事情。8月31号晚，战斗开始后2分钟，即19时30分，我将在电台楼前的人口处放一具尸体。尸体是刚被杀死的，自然是穿波兰军人的制服。我知道，你在开始行动之前，等候一个无线电信号。一旦我宣布尸体已被安置好，你马上就会接到这一信号。我预祝你走运，瑙约克斯，一切都为你精心安排好了。还有，请你不要为受难者的事担心。他是从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的，是个犹太人..”
　　1939年8月31日下午4时，瑙约克斯在上西里西亚大院7号房间将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预定的这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将由他点燃战火。他只能冒死以进，因为一切退路都被切断了。他有些烦躁不安，一个念头老在折磨着他：这一夜过后，他将永远是一个罪人，一个背弃了历史而被人唾骂的人；他知道的东西大多了，人家还会让他活下去吗？一般说来，掌握“国家机密”的人是不会在世长久的..此外，他的6个同志中说不定谁在明天的这一时刻也许就不在世了，对他们说来，成功和失败很可能都是凶险的。
　　当瑙约克斯正在焦思苦虑时，他的6个“同志”走了进来，并在房子里各自寻位坐下：2个坐在床上，3个坐在椅子上，最后1个背靠壁炉坐下。瑙约克斯坐在窗台上。瑙约克斯和众人打过招呼后说：“我们的人都到齐了。2个箱子在我的汽车里。第1个装了7套波兰军服。今晚19时，我们要到离我们的攻击目标几公里远的拉迪布尔树林里去，我们在那儿换装。”随后，他又对海德里希给他派来的无线电专家说：“卡尔，你把放在另一个箱子里的电台接通，在19时30分之前等候我们开始和行动的信号。过一会，我告诉你波长， 19 时30 分，我们准时换衣服，除去所有表明我们身份的物件和痕迹，然后就去占领电台，控制电台的人员（至多五六个值班人员）。你们不要说一句话，设法使电台的人相信我们是波兰人。一到里边，卡尔和海因里希就跟我一起行动，”海因里希是讲波兰语的广播员，他也是由海德里希指定参加这次行动的。
　　瑙约克斯接着说：“卡尔，你要预先和柏林接通联络。海因里希，我在那儿将给你一份广播稿，由你对着麦克风宣读。在你播讲时，我将向空中放枪我先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到时候因不了解情况而惊慌。在我们占领电台几分钟后，将开来一辆黑色“奥贝尔”轿车，在电台的主要人口处停下，一具死尸将被扔在台阶上。你们不要管这事，这是另一个部门干的，在电台，我们至少停留5 分钟，但愿我们不会碰到敌对行动。如果出现警察，你们可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设法逃走。假如你们中有人被捕，就说自己是波兰人。柏林总部已预先考虑到这一情况，将要求警察把俘虏交总部处理。你们记着：在今晚19 时30 分，你们将成为波兰人；谁要试图阻挠你们，就向他开枪，不管他是什么人，即使是被你们打死，也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这是命令！”
　　为打破他讲完后出现的沉默气氛，瑙约克斯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讲演稿。他把信封交给海因里希，海因里希立即读起来，随后又提出几个问题，会议到此结束。
　　至于他的同伙对这次行动有何想法，瑙约克斯毫无所知。他告诉他们晚18 时30 分再到饭店会齐，随后，他到楼下喝了一杯酒，借以振作精神。
　　傍晚，这7 人又重新回到饭店聚齐。他们热烈畅谈，个个都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对这次行动的展望使他们轻松下来，消除了因等待而产生的紧张之感。
　　瑙约克斯检查每个人是否喝过酒（可他自己却喝了两杯），随即命令：“出发！”
　　这7 人走下楼梯，分别登上两辆轿车，尽力装出平静而自然的样子。
　　瑙约克斯和卡尔以及海因里希乘第一辆汽车，其它人坐第二辆。两辆汽车相距不远，快速向拉迪布尔树林和边界方向驶去。他们选择小路从格莱维茨电台的右侧开进树林。车子在林间的一块空地上停下，此处极隐蔽，从路上看不到车子。瑙约克斯先下车，示意他的同伙别说话。他从车子上搬下两个箱子并将其打开，在第一个箱子里有7 支新“鲁热尔”手枪，枪管上还涂着油脂，还有7 套波兰军服。他们毫无声息地快速换好衣服。在他们检查手枪时，卡尔打开放在另一个箱子里的无线电电台，戴上耳机，等候从柏林来的信号。当收到信号时，他看看表，时间19 时27 分。
　　瑙约克斯立即登上汽车，轻轻地关上车门，除还在摆弄电台的卡尔外，其他人也都上了汽车，人们忘记了通知他该上车，可此时不是计较这些细节的时候，卡尔丢下他的机器，在瑙约克斯汽车的后座位上坐下。两辆轿车重新开上大路并尽力保持安静。过不多久，在一声尖锐的汽车轮胎摩擦声中，汽车在电台楼前停下。
　　天黑下来了。在通向大玻璃门的6 级台阶上，瑙约克斯看到右边的玻璃窗内有灯光。这太好了，因为他由此知道里边有个值班。
　　瑙约克斯轻轻推开房门，两个同伙紧跟在他身后。这时，里间的小屋里走出一个穿兰色海军制服的人，看到他们后便立即停下，还没等他喊出声，海因里希便紧紧地把他抓住，并把他的头狠狠地向墙上碰了两下，那人一审没哼就昏了过去。
　　瑙约克斯又转向右边的楼道，寻找那个他透过窗户发现的人。他看到那人在第二间小房子里，此时正在俯身于一个文件柜上。还未等他转身，瑙约克斯就给他一枪托。那人当即倒下。这时，从楼道尽头，从大厅的另一端传来一阵喊声和脚步声。瑙约克斯急忙从小房间走出来。他碰上卡尔。卡尔对他说：“快，从这边走！”两人匆匆向绿门走去，绿门上写着“肃静”二字。
　　海因里希走进括音室。这是一个摆有几样浅灰色办公家具的小房间，房子的正中是工作台，上边摆着麦克风。在正对着门的墙上，有两个朝另一个更小的房间开的窗口，窗口上安有厚玻璃。即将用波兰语向布雷斯劳电台播音并向整个德国转播的电台就在这间小房子里。
　　海因里希坐在工作台前，一手扶着麦克风，一手拿着已被揉皱的广播稿..他在等候命令。
　　透过与调度室连通的玻璃窗口、瑙约克斯和海因里希看到卡尔先开动机器，他把操纵手柄一个一个地拉上又放下，显得很慌乱。瑙约克斯走到他近前，问：
　　“怎么回事？”
　　“找不到与布雷斯劳电台接通的手柄。”卡尔没好气地回答。
　　“笨蛋！你应该接通线路！听明白了吗？我以为你应该熟悉自己的业务！”
　　卡尔没好气地回答：“是应该这样。可要操纵它，需要先找到它。”
　　今晚无论如何要把消息发出去，可事情又是这样不顺利。窗口的另一边，海因里希也显得焦躁不安，他拿着广播稿的手直哆嗦，脸上冒着冷汗。
　　“至少你可以先向本地区广播吧？”瑙约克斯有些泄气地问。
　　“是，”他回答，“但只可用长波，这远不够，因为除了附近的村子，其它地方都听不到。”
　　“好了，就这样做吧！总之一定要把这份稿子播出去！”
　　瑙约克斯随即又回到括音室，让卡尔重新操动手柄。
　　“见到信号，你就开始读。”他向海因里希说道，“你要大声点，因为我马上就要放枪，制造混乱。”
　　在卡尔接通线路前二三秒钟，瑙约克斯心里说：还好、没遇到任何外来的干扰。海因里希于是开始广播。他的声音极大，近于大声吼叫，瑙约克斯甚至不愿听他播音。这份讲稿他已看过几次，内容是，德国的领导人要把欧洲推向战争，和平的波兰受到威胁和侮辱，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希特勒。但泽是波兰人的..
　　瑙约克斯寻思：这是谁写的？多半是海德里希，也可能是希特勒本人。
　　瑙约克斯开始放枪。他连放了3 枪，还一边嚎叫着。等候信号配合行动的海困里希听到第一声枪响仍紧握话筒，但因恐慌而把稿子读锗了。在瑙约克斯愤怒示意下，他立即改正过来。瑙约克斯又向墙放了一枪，然后示意站在窗口旁边为刚才发生的这场戏所吸引的卡尔关机。
　　几秒钟后，3 人离开烟雾弥漫的播音室，急速向电台院门跑去。在门口，他们找到了另外4 个同伙中的2 人。然后一齐持枪逃跑。
　　就在这时，瑙约克斯可能想到了他的上峰们的一幅幅惊愕相。他们恩必坐在收音机旁，焦急地等候着。他们是希特勃恶毒阴谋的见证人。他想像着布雷斯劳电台的2 个工程师此时可能正在他们的控制室里狂乱地拨动着操纵杆；而希特勒则可能在他的办公室里破口大骂，唾沫四溅..瑙约克斯觉得
　　自己背上流着冷汗，他仿佛看到绳索已套在他脖子上，像“一条犹太狗”一样和他的6 个同伙一齐被吊起来。他在下楼时差点被他的第8 个“助手”拌倒。原来这是一具死尸，已在几分钟前就被缪勒用汽车运来撂在楼梯台阶上很可能是缨勒亲自将其杀害的。
　　瑙约克斯停下，向这具尸体扫了一眼。这是个男人，高身材，金发，约30 岁。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瑙约克斯供认。“他当时还活着，但已失去了知觉，像临终的人那样奄奄一息。我没有看到枪伤，但他脸上布满了血污。”
　　有人为瑙约克斯打开车门，汽车已发动起来，另一辆轿车跟在这辆轿车之后。瑞约克斯上车坐下，随即汽车便风驰电掣般地急驶而去。从汽车后视镜里，瑙约克斯看到在电台前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有些纳闷，心想很可能是没有人听到格莱维茨电台的广播，也没有听到他的枪声和吼叫声。他用眼寻找那条通向林间空地的小路..从离开到返回仅用了15 分钟。这似乎难以令人相信。确切说来，这次行动仅用了4 分钟。
　　9 月1 日凌晨，到处都可听到电话铃响，人们在通过电话传播着重要的最新消息。
　　在华沙，惊人的消息同爆炸声同时传入人们的耳朵。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突然从睡梦中惊醒，马上与参谋部接通电话。他脸上露出惊恐。他收到的第一批情况通报表明惨剧正在扩大。德国军队正在从波罗的海和南喀尔巴阡山脉两线向波兰发动全面进攻。波兰的空中到处是德国的飞机，而刚收获了的田野里则是弹坑累累，满目疮痍。无须参谋部介绍，上校已经明白，德国空军占了上风。他已听到戈林的轰炸机在华沙上空轰鸣，已听到首都的大楼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倒塌的巨响。
　　4 时45 分，在前一天晚间开进但泽海面的德国海军的装甲巡洋舰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开始向波兰海岸炮击。8 点，纳粹大区书记福斯特宣布，但泽及其所属地区是德国的领土。于是，整个城市到处都写着字。
　　这是千真万确的战争。不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华沙，部长们都立即聚集在一起开会，下今进行总动员。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波兰驻伦敦大使拉仁斯基和波兰驻巴黎大使卢卡斯维茨分别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和法国外交部长庞纳进行了同样的活动，提醒他们履行两国签定的关于一旦波兰遭受侵略，就立即提供援助的同盟条约。
　　英国和法国会马上进行军事干预吗？这两个民主国家在迟疑了好一阵后，干9 月2 日晚才作出决定。
　　1939 年9 月1 日晨7 点，瑙约克斯走进海德里希办公室。他懒得刮脸，身上也很脏，还患着偏头疼。他越来越感到恐惧，不禁愁肠百结，忧心忡忡。
　　一向显得漂亮端庄的海德里希平静地注视着他。瑙约克斯低着头，两眼盯在地毯上，一动不动，等候上级对他的训斥。当海德里希向他表示祝贺时，他才惊奇地抬起头来。海德里希接着说：“出现了意外情况，很遗憾。但我想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说实在的，当我在19 时30 分没听到任何消息时，我很有些担心。可你们用不着感到不安。重要的是你们把讲稿广播了，而且没有一个人被抓住，这就算完成了任务。”
　　瑙约克斯既惊奇，又疑惑。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位上级的称赞，而且也从未见海德里希夸奖过他手下其他的人。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他在凌晨3 时才写完的报告。他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说：“一切都写在这上边了。我们没有遇到麻烦，因为当时在楼里只5 个人。晚6 点后，格菜维
　　茨电台除了广播新闻和气象预报外，只限于转括其它电台的节目。我们看住了电台的这5 个人，没有人能发出警报或打电话。这些都进行得很顺利。我感到不满意的是没有能够与布雷斯劳电台接通。”
　　海德里希大声说：“希特勒在今天早上5 时召见了我。他说他非常高兴。”原来这就是令海德里希感到满意的原因。 　
　
　
　
　
　
第三节盖世太保奉命绑架英国国王
　
　
　　在纳粹党各位领袖的脑袋里萌发出来的那些离奇荒诞的方案中，绑架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并诱说这位前英国国王和希特勒合作以便和英国媾和的想法，无疑是最令人惊愕的一个方案。
　　这个主意出自希特勒，得到了鲁道夫·赫斯的赞成。这两人在194o年夏极想同英国和解。希特勒向里宾特洛甫谈及此想法时，后者亦表示赞同。他说：“温莎公爵是我遇到的最富有经验的英国要人之一；他关心社会问题，很有见识。”
　　在希特勒的授意下，里宾特洛甫立即把党卫军国外保安处的头子瓦尔特·施伦堡找来。他在这位年轻的对话者面前将温莎公爵称颂了一番，并保证说这位前国王对德国始终抱有好感。他说：“如果形势有利，他不会反对摆脱英国特务机关对他的严密监视。元首认为他的这种态度具有重大意义。鉴于你的长相极像英国人，我们认为，让你以德国元首代表的身分预先同公爵进行接触，这再合适不过了。”里宾特洛甫又说，“元首考虑。如果时机相宜，你可以向公爵赠送某件礼品。从现在起，我们准备在瑞士储存5， 00O 万瑞士法郎。若公爵本人能公开表示他同英国王室决裂并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这笔钱将作为他的生活费。虽然他也可以往在其宫中文国家，但元首希望他住在瑞士，条件是必须将他置于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之下。”
　　施伦堡惊愕地看着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他后来说：“我以为这是在作恶梦，是里宾特洛甫在发疯，还是希特勒在发疯？他们这个想人非非的计划使我目瞪口呆。接下的谈话更使我惊骇万分。”
　　里宾特洛甫接着说：“假如英国的特务机关试图阻挠温莎公爵接受这一协议，元首就将责成你破坏他们的计划，必要时可用武力，甚而要你不惜冒生命危险。不论怎样，要把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安全地护送到他们自己选定的居住国家。元首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经过精心考虑，他认为：假如公爵犹豫，必要时你可采取强制、威胁，以至武力手段迫使他下决心顺从我们的意愿，但同时你必须绝对保证公爵和公爵大的生命安全。”
　　施伦堡越听越惊，他提出：
　　“但，阁下，我是否可以..”
　　里宾特洛甫打断他的话：“让我把话讲完：”施伦堡只得继续听他讲下去。
　　“公爵”，里宾特洛甫说，“过不多久将接受西班牙朋友邀请出外打猎。这给你提供了与他接触的极好时机。从猎场，可以把他马上带到另一个国家。为完成这次任务你可以采取任何方法和步骤。昨天夜里，我和元首重新就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决定不给你规定什么框框，一切问题由你自己决定。不过元首要你每天就事情的进展情况向他汇报。我以元首的名义命令你马上执行这项任务。”
　　为了争取时间，施伦堡问。
　　“阁下，为把问题搞清楚，我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请讲得简明扼要些！”里宾特洛甫回答。
　　“请问，你依据的那些秘密情报可靠吗？”
　　“这此情报来自西班牙社会最可信的人士。”
　　“还有呢？”
　　“你现在先不要急于知道这些报告的详细情节。以后如需要，你可去马德里向我们的大使冯·斯托雷先生了解。”
　　施伦堡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公爵拒不听从我们的安排，那我可否用武力把他带到你所说的那个国家？我似乎觉得这件事不会很顺利。是否一切取决于公爵自觉配合的程度？”
　　“是这样！”里宾特洛甫回答，“元首认为，武力应首先用来对付英国的特务机构。至于公爵，只有在他因过于害怕而变得犹豫时，你们才可以对他施加压力，让他服从。当他摆脱了英国情报局的监视，成为一个来去自由的人时，他是会感谢我们的。至于供他支配的钱，5， 000 万瑞士法郎不是最大数额，元首准备出更大的数目。其它情况，你不必担心。你要坚定信心，尽力完成任务。我要向元首报告，说你已接受任务！”
　　施伦堡点头表示同意，随即起身准备告辞。可里宾特洛甫把他拦住了：“请稍等..”
　　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希特勒。他把第二个耳机递给施伦堡。当耳机里传出希特勒那嘶哑的声音时，里宾特洛甫向他简要汇报了他与施伦堡的谈话情况。根据希特勒的声调判断，施伦堡知道元首并不十分满意。希特勒的答话十分简要：
　　“是..当然..好！..同意！..”
　　希特勒最后说：
　　“施伦堡不可忽视公爵夫人态度的重要性，他应设法取得她的支持，她对公爵有很大的影响。”
　　“您说得很对，”里宾特洛甫回答，“我要施伦堡尽早乘专机去马德里。”
　　“好！”希特勒说，“我授予他所需要的全部权力。请以我的名义告诉他，我信任他。”
　　里宾特洛甫站起来，在电话机旁弯腰屈身，显出十分恭敬的样子，说：“谢谢我的元首。就这样。向您祝福！”
　　从威廉大街里宾特洛甫家走出来，施伦堡又来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海德里希家。海德里希冷冷地对他说：“里宾特洛甫在有这类想法时，总想用我们的人。你实在是太能干了，我不能就这么傻呵呵地在这次行动中失去你。从哪方面讲，我都不赞成这一计划。可只要是元首想作的事，就很难使他改变主意。里宾特洛甫尽出馊主意。你该知道，你将直接与我们的对手打交道。我绝不让你单独去，你要带上两个可靠的、有经验的、能讲西班牙语的、最好还会讲葡萄牙语的人作助手，这样你就至少有一种保护。因为，假如我是英国情报局的局长，那我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整治你。”
　　听了海德里希的这些使人放心的话以后，施伦堡便向海德里希告辞，去为国外之行作准备。
　　为不致作德国人的俘虏，作为英国驻法国军队最高司令部军事代表团成员的温莎公爵于1940年6月偕同夫人来到西班牙。
　　6月23日，职业外交官、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埃伯哈德·冯施托雷打电报给柏林：
　　西班牙外交大臣请示如何接待将于今天抵达马德里的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看来，公爵和公爵夫人将取道里斯本回英国。外交大臣认为把公爵扣留在这里和他建立可能的接
　　触，也许对我们是有益的。请回电指示。
　　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回电作了指示。他建议把温莎夫妇“在马德里扣留两周”。但他又警告说，绝不可使他怀疑“此建议来自德国”。
　　过了一天，即6 月25 日，施托雷回答：“西班牙外交大臣答应尽一切可能把温莎公爵留在这里一些时候。”
　　外交大臣胡安·贝贝台尔·伊·何蒂扎上校会见了公爵，并把会见的情形告诉了德国大使。大使于7 月2 日用绝密电报向柏林汇报说：“除非承认公爵夫人为王室成员并给公爵一个重要的地位，否则温莎公爵将不返回英国，并将在佛朗哥政府给他的一所古堡里住下来。”
　　大使又说：“温莎曾向外交大臣及其他熟人表示，他反对丘吉尔，反对战争。”
　　7 月初，温莎公爵前往里斯本。7 月11 日，德国驻里斯本公使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公爵已被任命为巴哈马总督，但是他打算尽可能长地推迟动身时间..以期局势发生对他有利的转变。他深信，如果他仍然是国王的话，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称自己是坚决支持同德国媾和的人。公爵肯定地认为，猛烈地轰炸最终将使英国愿意清和。”
　　这个情报促使里宾特洛甫在同一天即7月11日深夜从富许尔发给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一份“特急、绝密”电报。他希望把公爵送回西班牙，最好由他的西班牙朋友送回，以阻止他前往巴哈马。
　　里特洛甫进一步说：“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告诉公爵，德国是希望同英国人媾和的，但遭到丘吉尔集团的阻挠。如果公爵本人愿意进行其它形式的谈判，那是一件好事，德国决心用各种办法迫使英国媾和。如可能，德国准备满足公爵所表示的任何愿望，特别是使公爵和夫人来担任英国国王和王后。如果公爵另有打算，而又愿意为建立德国和英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合作，我们也同样准备保证他和他的夫人有一笔生活费，使他能够过和国王同样的生活。”
　　第二夭，也即7 月12 日，德国驻马德里大使会晤了西班牙内政大臣、佛朗哥的内兄雷蒙·塞兰诺·苏纳。这位大臣答应把佛朗哥也拉进这一阴谋，并答应执行下述计划：西班牙政府将派公爵的一位老友、马德里长枪党的领袖、若瑟·安托尼奥的兄弟米古埃尔·普里摩·德。里维拉前往里斯本。普里摩·德·里维拉将邀请公爵到西班牙来打猎并同政府商谈关于英国一西班牙的关系问题。届时，苏纳将把英国特务阴谋杀害他的消息告诉公爵本人。
　　德国大使接着说：“随后将劝说公爵和公爵夫人接受西班牙的接待，可能还有经济上的资助。也可能用其它办法阻止公爵离开。在这整个行动中，我们将一直隐藏在幕后。”
　　据威廉街的文件透露，米古埃尔·普里摩·德·里维拉于7 月16 日第一次访问温莎公爵夫妇后从里斯本回到马德里。他给西班牙外交大臣带来一封信，外交大臣把它转交给了德国大使，大使又立即将信发往柏林。信上说，丘吉尔给公爵写了一封“非常冷淡和毫无商量余地的信”，在信中任命他为巴哈马的总督，并命令他立即前去就职，如若不去，“丘吉尔威胁说，那就要将他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封信还说，西班牙政府同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公爵不要去任职”。
　　7 月22 日，米古埃尔·普里摩·德·里维拉第二次从里斯本访问后归来。
　　第二天，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把拍电报汇报给里宾特洛甫：
　　他（里维拉）曾同温莎公爵作了两次长谈，最后一次交谈时，公爵夫人也在场。公爵毫无拘束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政治上，他同英王和目前的政府愈来愈远了。
　　公爵正在考虑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后对英国的现行政策并与他的兄弟决裂..公爵夫人表示，他们很希望回西班牙。为了便于此事的进行，大使己和苏纳作好安排，派遣另一个西班牙密使前往葡萄牙劝说公爵离开里斯本，装作乘汽车作长途旅行，然后在布置好的地点越境，那里的西班牙秘密警察一定会设法让他们夫妇安全过境。
　　两天后，大使又拍电报把米古埃尔·普里摩·德·里维拉提供的其它情况报告给里宾特洛甫：
　　他劝告公爵这回西班牙，不要去巴哈马，因为公爵很可能会在英国政治中起重大作用，甚而有可能登上王位。这时公爵和公爵夫人显然感到惊讶。两人回答说，根据英国的宪法，在逊位后是不可能再复位的。然而当密使表示说：战争的发展有可能引起一些变化，甚至有可能改变英国的宪法时，公爵夫人似有所思地陷入了沉思。
　　德国大使在这份电报中提醒里宾侍洛甫说，米古埃尔·普里摩·里维拉不知道“德国在这件事中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个西班牙人显然认为他是在为他自己的政府服务。
　　施伦堡乘飞机从柏林经里昂、马塞和巴塞罗那飞往马德里。他一来到西班牙首都就和德国大使商议，然后准备去葡萄牙。7 月26 日，冯·施托雷以“特急、绝密”电报向里宾特洛甫报告阴谋的梗概：
　　..可以假定公爵夫妇已决心返回西班牙。为了加强他们的这个决心，今天己派出第二个密使，带给公爵一封写得很巧妙的信。信内附有经过周密准备的关于越境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公爵及其夫人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山区，对外说是去避暑，实际上是在打猎的过程中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越境。在计划规定的时间内，第一个密使（普里摩·德·里维拉）将与布置在适当地点的
　　西班牙军队在边境守候，并保证安全。施伦堡一行根据同一计划，在里斯本外围地区活叨。为此目的，在前往避暑地点的旅程中以及避暑时，应在一个可靠的葡萄牙警察长官的帮助下进行，以掩人耳目..为使整个计划能顺利实施，西班牙外交大臣选择了一名女特工人员，她在必要时可以和另一名特工人员进行联系，也可以必要时向施伦堡提供情报。
　　同时也作了准备，使公爵夫妇能够乘飞机到达西班牙，以防万一由于英国谍报局干预而发生意外。如系这种情况，就像执行第一个计划那样，首先必须对公爵施加巧妙的心理影响，使他愿意离开，而不要造成仓皇逃走的印象。办法是利用他对谍报局的不安心情和他在西班牙领土上可以自由进行政治活动的前景。
　　除了在里斯本的护卫工作以外，考虑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恫吓行动，使他愿意离开。可把这种恫吓行动归咎于英国谍报局。
　　这个“恫吓行动”由施伦堡负责执行。一天夜里，他安排人员和温莎夫妇的别墅的窗房投掷石头，然后在仆人中散布谣言说，这是“英国特务机关”
　　千的。他让入送一束花给公爵夫人，所附的一张名片上写道：“谨防英国特务机关的阴谋。一一个真诚关心您的葡萄牙朋友。”他在向柏林发出的正式报告中说：“预定在7 月30 日晚上打枪（打碎卧室窗户的一种无害的行动）没有进行，因为它对公爵夫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只会加强她离开的愿望。”
　　时间已经不多了。施伦堡在7 月30 日报告说，公爵的一位老朋友、英国政府的重要官员华尔特·爵士已到达里斯本。华尔特此行的目的显然是催促温莎夫妇，快前往巴哈马群岛。同一天，冯·施托雷拍电报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根据在里斯本的一名德国情报人员的情报，公爵夫妇计划在8 月1 日离开。鉴于这种情况，他问里宾特洛甫，“我们是否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从我们所处的幕后地位走出来”。
　　第二天，7 月31 日，冯·施托雷又拍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说：“公爵夫妇虽然对于英国阴谋伤害他们的消息和他们个人的安全很为关注，但他们打算在8 月1 日乘船启行，不过温莎企图“隐瞒实际的出发日期”。
　　里宾特洛甫立即作出反应。7 月31 日，午后，他打电报给德国驻里斯本公使，要求通过葡萄牙银行家森豪尔·伊斯比利多·桑托·席尔瓦把下列情况通知公爵：
　　德国基本上希望同英国人民媾和。丘吉尔集团堵塞了这条和平道路。在元首又一次发出的理智呼吁遭到拒绝之后，德国现在决心以一切力量迫使英国媾和。如果公爵愿意为此进行谈判，那将是一件好事。在此情况下，德国愿意同公爵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并为公爵及其夫人所表示的任何愿望扫清道路..如果公爵及其夫人另有意图，但又愿意在建立德国和英国的良好关系方面进行合作，德国同样准备同公爵进行合作，并按照公爵夫妇的愿望为他们的前途作出安排。
　　这位德国外长的紧急电报在午夜前不久送到了驻里斯本的公使馆。德国公使当晚会晤了伊斯比利多·桑托·席尔瓦先生，要他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贵宾。这位银行家在8 月1 日早晨照办了。据公使馆的电报说，公爵深受感动。电报说：
　　公爵赞扬了元首的和平愿望，这种愿望同他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坚信，如果他是国王，决不会进行战争。他欣然响应向他发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合作，建立和平的呼吁。然而，他目前必须服从他的政府的命令。不服从命令会过早地暴露他的意图，引起公愤，使他在英国威信扫地。他还深信，目前让他出面还为时太早，因为英国还没有同德国进行商淡的意向。但是，一俟这种情况改变，他就准备立即回去..届时，或者英国要他回去（他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或者德国表示愿意同他谈判。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部愿意效劳，并准备作出个人的牺牲，而毫不抱个人的野心。
　　他将同他以前主人继续通讯，并约好一个暗号。他在接到约好的暗号后将立即回来。
　　这期间，施伦堡在作什么呢？他并不完全同意那些外交官的说法。他深知：虽然公爵对英国特务机关对他的严密监视极感厌恶，虽然他对被任命为巴哈马总督一点也不感兴趣，虽然他愿意留在欧洲，但他却丝毫不想到中欧的某个中立国家或敌对国家安身。但不管怎样，作为党卫军国外保安处的头子，他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柏林在不断催他汇报情况。
　　施伦堡突然收到里宾特洛甫的一份电报：元首命令必须立即组织绑架。
　　怎么办？第二天，他又收到一汾电报：在7 月31 日之前，务必使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过境，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柏林的这份电报是在30 日早上发出的，几小时后，又送来了第三份电报：由你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施伦堡耸了耸肩膀，对德国驻里斯本公使说：“里宾特洛甫对情况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为使元首赞成这一最愚蠢的做法，他甚而对我的报告进行了伪造、歪曲。”
　　8 月1 日，傍晚，施伦堡来到德国大使馆钟楼的大厅里，用望远镜看着公爵和公爵夫人登上一艘将他们送往巴哈马的轮船。华尔特·蒙克顿爵士陪送。在日落时分，轮船拔锚启航，随即开入宽阔的特菇河港湾。
　　施伦堡快侠不乐地回到住处，思忖着柏林方面在此之后对他的态度。8月2 日，他从陆路抵达马德里，又从这里乘飞机回到帝国首都。里宾洛甫极冷淡地接见了他，说：“把情况向我讲一下！”
　　施伦堡平静地叙说着。他讲完后，里宾特洛甫以单调疲倦的语气说：“元首仔细研究了你的报告并要我告诉你，尽管他对整个事件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还是同意你的决定，并对你的作法表示欣赏。”
　　施伦堡很是惊愕，如释重负。午后，他又向海德里希作了汇报。海德里希对他频频点头，以示赞许，最后说：“确切他说，这是一次缺乏组织配合的行动。我提醒你，不要让里宾特洛甫把你紧紧拴住。我始终认为你不应该接受这一任务。你肯定一开始就已预料到事情将怎样结束。可以说，你很巧妙地使自己脱身了！”
　　在有关这一事件的德国文件公布之后，公爵通过他的律师在1957 年8月1 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指责里宾特洛甫同德国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使的通讯“完全是捏造事实，一部分则是歪曲真相”。温莎解释说，当他在1940 年在里斯本候船前往巴哈马时，“某些人”。（他发现这些人是纳粹的同情者）试图说服他回到西班牙，不要去担任他的总督职务。他说：“有人甚至向我暗示，如果我和夫人前往巴哈马，将会有生命危险。在任何时候，我都从未有过要照这种暗示去行事的想法，而是蔑视它，对此不屑一顾。”
　　随后，英国外交部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说公爵在战争期间对英国的忠诚从未动摇过。 　
　
　
　
　
　
第四节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
　
　
　　1941年7月，德国公共国防局局长赫尔曼·莱因纳克将军、战俘局的布罗伊尔、谍报局处长埃尔温·冯·拉豪森将军和代表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盖世太保头子缨勒之间举行了会谈，根据希特勒指示的精神，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决定在东部发动战争。
　　1941年9月8日，这项决议上这么写道：“..布尔什维克士兵由此失去了按照日内瓦条约享受荣誉士兵待遇的任何权利。
　　..因此，对待有一点点反抗迹象的、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必须下令对他们采取无情而有力的措施。抗拒者、积极或消极的反抗者必须立即使用武器（刺刀、枪托和枪炮）予以全部消灭..
　　无论谁在执行下达的命令时，不使用或者不够有力地使用武器，谁就要受到惩罚。
　　对逃跑的战俘不必喊停即可开枪射击。对苏联战俘使用武器，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绝对不许采用鸣枪警告的方式。”
　　那时在盖世太保内部成立了一个战俘特别科，又称第四队，由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弗兰茨·柯尼希豪斯领导。 1943 年初，它同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长汉斯一赫尔穆特一沃尔夫的第四科合并。
　　这个科向战俘营中的盖世太保代表下达指示。实际上，在所有战俘集中营里，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问谍大部分是用化名伪装自己的。根据缨勒的一项指示，明确地命令他们去追踪“所有政治犯和刑事犯，或由于其他任何一个原因而不受欢迎的分子。以及“所有可用来重建被占区的人士”，其目的是要消灭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特殊处理”。除此之外，问谍们应该在俘虏当中发现看来是“可以信任”的人，这样就能利用
　　从1940 年起，德国最高统帅部仿效纳粹党，采用政治方法杀人。 1940 年12月23日，卡纳里斯同三个谍报处的头日和远距离侦察处主任比尔克纳海军上将举行了会谈，并向他的伙伴们揭露了这一情况：凯特尔曾明确地命令他去干掉当时在北非的魏刚将军。凯特尔担心魏刚利用那里完整的法国军队建立一个抵抗中心。因此，慎重地命令凶手把他杀死。但是那时在谍报局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希特勒的核心，而且卡纳里斯借口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执行而回避了这项命令。
　　早在1941年11月22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就作了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逃跑的苏联战俘都必须交给秘密警察”。
　　与此同时，缨勒命令盖世太保分站在头目们把已经交给他们的囚犯安置到毛特豪森集中营里，井通知集中营的司令官，这是有关“子弹行动”的一次押送。这项命令犹似宣判死刑，它确实意味着，那些受这项“子弹”命令支配的军官和下级军官在到达毛特豪森后，一定会立即遭到颈部枪击而死去。
　　第二项“子弹”命令是对那些再次企图从劳动营里逃跑的民工采取同样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毛特豪森的俘虏被看作是“K 俘虏”；他们不必进行登记，也不编号。而是立即被带往集中营监狱。那里的人送他们进淋浴室，命令他们脱去衣服，借口说，要量量他们的身材，叫他们站到一架伪装的测量仪上，当滑板触及到头盖骨的一刹那，这架测量仪就会朝牺性者的颈部开
　　枪射击。如果“K 俘虏”一下子到达太多，则用淋浴室里的管子任意把水或毒气放进去，把他们毒杀在里面。
　　毛特豪森的集中营司令官也可使用自己的方法。1944 年9 月初，有四十七个英国、美国和荷兰的空军军官到达毛特豪森；他们的飞机在德国上空的一次空袭中被击落，他们是用降落伞跳下来的。十八个月以后，他们作为“K” 记号的人被押送到毛特豪林。集中营司令官没有立即处死他们，而是把他们送到毛特豪森的采石场里，许多被拘禁的人就是在那里被残酷地折磨死的。
　　采石场是一块巨大的盆地，有一条用八十块粗糙的岩石垒起的阶梯通往那里。这四十七个俘虏光着脚，只穿着衬衫和短裤，抱着或扛着二十五到三十公斤重的石头往上走，还时时不断地饱尝拳打脚踢的滋味，甚至被人丢石头。到了上面还没来得及放下重担，又要赶他们快点跑下去，强迫他们把更重的石头往上搬。第一天晚上，四十七个俘虏中就死了二十一个。第二天用老方法对待其余的人。第二天晚上只剩下一个人活着。
　　1944 年9 月，希姆莱也视察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暴徒用处死五十个苏联军官的“精采节目”向他作了表演这就是纳粹党人着重谈论的“士兵荣誉”。
　　这种大肆声张的做法引起了另外一起战俘事件：大批战俘从萨冈逃跑。
　　还有两项其它的任务重新由盖世太保承担。一项巨大而又不太引人注目的任务就是帮助德国战时经济不断需要的大量劳动力。从法国的一个交款数字就足以窥见纳粹警察在被占领国家中活动情况的一斑，为德国招募志愿工明显地遭到了失败。因此，只得转而采取征集工人的办法。盖世太保采取多种形式，从释放战俘转而成立强迫劳改处，这个处招募大批年轻人并送他们去德做工。甚至连征募劳动力的为首分子、行政长官蒂林根斯和“雇佣劳力的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也承认，五百万外国工人中只有二十万人是志愿者。多数人逃避征募，当许多男人收到应征入伍通知单时，就悄悄地投奔到游击队那一边去了。最后有八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二个法国工人被遣送到德国。如果把1942 年底在战争中所俘虏的一百零三万六千三百十九个法国人以及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押送的人加在一起，那么当时就有二百多万法国人由于各种原因和各种关系成为纳粹的俘虏。
　　盖世太保的第二个新任务是建立一个不平常的、从事于所谓“医学试验”的组织。
　　拉舍尔是空军后备队司令部的医生，他是通过比他大十五岁的妻子尼尼才认识希姆菜的。1941 年初，当时已经加入普通党卫队的他奉命去参加空军行政区第七队（慕尼黑）的一个医学班。讲课时特别谈到了在高度飞行时的心理生理影响。1941 年5 月15 日，拉舍尔写信给希姆莱：
　　“..现在，我接到命令去慕尼黑空军行政区第七队参加医学选修班。在这次学习期间，研究飞行高度至为重要，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还不能用活人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很危险，没有人自愿挺身而出，因此，我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可以谨请提供两到三个惯犯进行这些试验？..显然，被试验的人员在进行试验时可能会死去，不过这些试验将在我的参加下进行。它们对研究飞行高度至关重要，但不要像以前那样，在猴子身上进行试验，因为猴子对试验的反应是与人完全不同的”。
　　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牲所提出的要求，从字面上看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战争初期所推行的、披着“科学”外衣的无痛致死术总算得到了发展，它能使医治不好的病人和精神病患者无痛苦地死去。早在1938 年10 月和11月就有一名叫扎梅斯施特兰的博士在一些人的身上，即在德国人的身上进行了首次试验，上级授权他利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德国囚犯进行那种冷冻试验如今这种试验在达豪业已恢复。
　　拉舍尔奉承希姆莱的“科学”狂的建议就这样被愉快地采纳了。于是希姆莱的秘书卡尔·勃兰特在1941 年5 月23 日回答拉舍尔说：
　　“..我可以通知你，为了研究高空飞行，希姆莱显然乐意提供囚犯。”
　　因此就在取之不尽的人鼠后备队的中心——达豪建立了一间负压室，拉舍尔开始了实验。实验的结果是骇人的。拉舍尔把拘禁在达豪的一位医生安东·帕霍勒格博士当作助手使用，据他说：
　　“我通过负压室的观察窗亲眼看到了一个俘虏忍受着真空的压力，直至他的肺部爆裂。有些试验会在头脑里引起一种压力，以致那些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的压力而出现神经错乱和头发脱落的现象。他们用手指和指甲在自己头上、脸部拼命抓，发狂地残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去撞击墙壁，声嘶力竭地喊叫，设法减轻对鼓膜的压力。一般说来，到了完全真空的时候，被试验的人就会结束生命。完全真空的试验无疑会导致死亡。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把负压室用作例行的枪决，而不是用它们来作试验。”
　　这些可怕的试验持续到1942 年5 月。大约有两百名囚犯被利用来进行这种试验，其中八十个人死在负压室里，其余入多多少少患有严重疾病。经过这些稀薄空气的试验以后，拉舍尔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有关冷冻作用的新试验。新试验的目的是要为那些经常在北海上空被击落的、担任轰炸英国任务的飞行员找到最好的飞行服。他们中间有许多入本来可以在水上进行自救，但是当他们携带游泳工具泡在水里数小时后，就给冻死了。
　　拉舍尔让人在达豪安装特殊浴缸和冷却器，陆军和空军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他的工作。拉舍尔要求配备助手、在他接受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雅利希、基尔的霍尔兹洛纳和辛格尔三位教授之前，要求盖世太保对这三位医生进行仔细的调查，以证实他们“在政治上也是无可指摘的”。拉舍尔想得到对他的试验给予保守秘密的绝对保证。一般说来，他对这些试验的真正性质不抱任何幻想。冷冻试验从1942 年8 月继续到1943 年5 月。在试验干冷的作用时，不幸者整个裸着身子忍受着德国的寒冬腊月，当他们的体内温度下降到二十五度时，把失去知觉的试验囚徒拉进来，进行复苏、回温的试验。希姆莱坚持使用“肉欲的热量”，为此从拉文斯堡叫来四个妇女。她们把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压在一个不幸者的冰冷的身体上，设法使他苏醒过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余的，因为对冻僵的人采取迅速加温的方法早在一八八○年就由俄国医生列帕钦斯基解决了，纳粹“研究者”对他的著作也许是一无所知吧。
　　“对象们”光着身子或者穿着飞行服装侵在冰水进行湿冷作用的试验。里面放上一只救生圈，以免他们淹死。帕霍勒格博土对这样一种试验也作了报道：
　　“在两名俄国军官身上进行的试验是达豪集中营进行的所有试验中最惨的一次。这两名军官从牢房里被带出来，禁止他们说话..拉舍尔叫他们脱去衣服，光着身子躺到浴缸里。两小时以后，他们还有知觉。我们请求拉舍尔给他们打一什，但是白费劲。到了第三个小时，其中一个俄国人对另外一个俄国人说：‘同志，请你同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这个人回答道：‘你别想从这狗那里得到什么！’”
　　“一个年轻的波兰人用温和的语气把这些话翻译完毕之后，拉舍尔到他
　　的办公室里。那个波兰青年想用氯化物毒死他们，但拉舍尔又折了回来，用手枪威吓我们说：‘你们别管，不要接近他们。’当试验把他们折磨至死，至少持续了五个小时。尸体被运到慕尼黑进行解剖检验。”
　　集中营里被试验的人员是用之不尽的；在囚徒身上试用新药；在奥拉宁堡进行挨饿和口渴试验；在布痕瓦尔德进行人造荷尔蒙的试验；试验血浆用来治疗坏疽；试验药膏用来治疗磷火引起的烧伤。此外，还进行血液和血清学的试验，在达豪，人为地引起了蜂窝组织炎炎、溃疡、败血症。他们试验如何使用磺胺药，如何对骨头、神经和肌肉系统进行外科手术，用注射碳酸方法进行无痛致死术的试验，注射这种碳酸针以后，不到一秒钟就会置他人于死地；他们观察有毒子弹的作用（临床的描述是骇人听闻的）；研究一种把污染毒气的水进行解毒的方法；研究生物碱和未知的毒药；让囚徒服用毒药胶囊后进行试验，纳粹头目们在最后时刻就是服用这种胶囊自杀的。此外，还进行了有关化学毒气武器的试验。
　　有时候，希姆莱在给集中营间谍下达的命令中指定牺牲者，例如命令中规定，在奥斯威辛使用波兰的抵抗运动战士，以便对传染的黄疸病进行试验，或者为了进行拉舍尔的冷冻试验，在达豪使用俄国军官，因为他们具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此外，为了满足纳粹解剖研究所需要的人员，盖世太保进行了必要的“选择”。甚至把集中营也当作选择人员的储藏所。他们在这里所犯的、荒唐而可怕的罪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与一个为满足自己病态的研究欲望，而进行疯狂杀人的学者所编导的某些恐怖电影相媲美。
　　大脑研究所从属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的研究所，它的三个分所分别设在慕尼黑、格廷根和迪伦堡。大脑研究所由哈菜福尔登博士领导。
　　有一天，当哈勒福尔登博士得知可以用二氧化碳杀死病人时，他马上想到，这样做对他的工作有利。他找来了一些负责人，按自己获得的情报对他们说：“听着，朋友们，如果你们杀了所有这些人，那至少要把大脑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问他：“你能检查多少人？”“数字不限，多多益善，”他回答。
　　在多数研究所里，医生的数目寥寥无几。因此，他们让男女看守来挑选该杀的病人，因为他们要么忙得昏头转向，要么压根儿不感兴趣。谁要是总感到疲倦，或者看守者认为，这是一种‘病例’，他就会被写到名单上，接着，被送迸死亡中心所。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受人虐待。看守人员挑选使自己感到讨厌的人，然后把他们写到名单上去。
　　当时，这个研究所拥有的大脑超过其它研究所研究的数量，也许哈勒福尔登此刻在想，多亏纳粹主义才保证了他科学的前途。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1941 年，它表明了纳粹主义的教条也许在研究的领域上合乎逻辑。此时，他们不再像哈勒福尔登那样，满足于利用死者的尸体进行研究，而是完全为了把尸体用作研究材料才杀人的。并吞埃尔萨斯以后，纳粹党人占领了施特拉斯堡大学，并在医学院里安插了他的一位心腹、突击队大队长希尔特博士，他遵循纳粹准则在那里执教，当然他的固执的念头是种族问题，希尔特制定计划要在施特拉斯堡创立一间犹太人骷髅和头骨的收藏室，这间收藏室由于收藏丰富多采，因而是独一无二的。他写信给希姆莱，向他提出了下述这些要求：
　　“几乎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学使用的犹太人的头颅则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不太容易对它们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一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文献。”
　　这样双方达成协议，凡是犹太苏联政委今后都应活着交给军事警察，受他们监督，直到有一个特使到达时为止。然后由这个特使给他们拍照，对他们进行人体的测量，以及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所有资料，以便把他们杀掉并把他们的头颅保存起来送往施特拉斯堡。
　　“在根据档案材料处死犹太人之后，应把他们的头颅保护好，然后叫一个年轻医生或者医科大学生把头颅从躯干上肢解下来，用防腐剂把它放在特制的密封金属容器里送往指定地点。”
　　这项指示忠诚地被执行。施特拉斯堡大学从那时起就可以获得稀罕的“货物”。
　　诚然，这些头颅再也满足不了希尔特，他要求的是完整的骨架，是“犹太一布尔什维克政委”的骨架。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命令，向希尔特提供一百五十副骨架。由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把骨架制成标本，而希尔特也不想对这些躯体进行测量，所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着的“对象”送到施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魏勒集中营。 1943 年6 月由盖世太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一百五十个囚犯到达纳茨魏勒。8 月份又到达八十个。党卫队大队长雅衙布，克拉默尔过去在大多数的集中营里工作过，当上贝尔根一贝尔森的司令官之后得到了“贝尔森刽子手”的绰号。这次他接受杀死这些殉难者的任务。他用氰来毒死他们，这种方法无损于尸体，而且希尔特还可以把温暖的尸体放到解剖台上。对此他感到十分满意。
　　当美国和法国部队逼近施特拉斯堡时，希尔特收藏的解剖体已包罗万象了，纳粹党人心里感到有点害怕，因为施特拉斯堡大学地窖的冰箱里还藏着八十具尸体，弄不好会泄露秘密。希尔特请求给予指示。难道要他保存所有的收藏品吗？把它们部分销毁？还是全部销毁？此事看来只能从尸体身上割下肉来，以便使人认不出尸体的真面目并可以随便解说一下，这是法国人留下的尸体。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遗传研究所主任西韦斯最后于10月26日向大家保证，收藏品已经分散了。可是这份报告是假的；希尔特的助手们并不能很快地解剖尸体，因而当盟军部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时，这些尸体还放在希尔特的“储藏室”里。法国第二装甲师的部队发现了它。希尔特本人早已溜之大吉，直到今天还是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属于逃避调查，并在纽伦堡“医生案件”中除了他们同事之外，不受审判的纳粹党的少数实验者。 　
　
　
　
　
　
第五节邱吉尔决定对盖世太保进行报复
　
　
　　伦敦，唐宁街10 号。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沉恩着，同时看着被他刚丢进烟灰缸里的烟头慢慢地熄灭。在这次战争期间，首相常穿一件带拉链的外衣。这身打扮使他那粗壮的身躯显得耸肩缩颈，犹如一个出色的机械师。
　　1940 年7 月19 日，英国这个被围困的孤立的要塞，第一次遭受到德军持续近一周的大规模空袭。从北海角到比达索瓦河，到处都飘扬着字旗。拉芒什海峡似乎只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水渠。德国人占领了所有港口。连日来，他们随时准备登陆，还高唱最近谱写的进行曲：“我们要打到英国去！..”
　　在英国德文郡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乡村，银行的小伙子和公共汽车司机自盟邦法国沦陷后，就很快被动员起来，由一些留着棕色小胡子、曾在孟加拉服役的满脸皱纹的老士官带领下进行持枪军事训练。这些新兵还没穿上军衣，他们的枪大部分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索姆用过的老式武器。
　　唐宁街的这位老“雄狮”发誓要寸土必争。英国人决心要战斗到底，要把海湾的每一块地方都变成抗击德国人侵略的战场。
　　然而在此时此刻，丘吉尔考虑的并不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他刚制定了一个反击侵略的方案此方案对当时的大英帝国是如此重要，以至使他因此而名垂青史。
　　在第三帝国可能武装侵犯大英帝国的前夕，丘吉尔决定以可怕的看不见的部队在欧洲大陆被占领的地区进行回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要在整个欧洲大陆创立真正的“第五纵队”，对德国进行报复性的还击。
　　作为一个特殊组织，“第五纵队”的根本任务是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以破坏和颠覆为手段在大陆上对敌人采取各种行动。
　　计划简单，思想明确，需解决的只是器材和人员问题。
　　丘吉尔想为他的这支最秘密部队取一个简单的名字。他又点起一支雪前，吸了几口，觉得越简单越好。他脑袋里闪出了三个字：别动队。
　　要使他的别动队闻名于世，还需要很长时间，不需要流很多血。
　　3 天前，阿道夫·希特勒草拟了一份名曰“海狮行动”的绝密登陆命令：
　　由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妥协和解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上继续作为对德作战基地的条件，必要时印全部占领之。
　　然而，希特勒需玩弄最后一次和平伎俩。就在丘吉尔成立“别动队”的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他的长篇演说不时地被掌声所打断。其间，他还向他的12 名战功卓著的将军授予陆军元帅节杖。
　　他突然提高了嗓门，郑重他说：
　　“现在，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它国家的理智和见识发出呼吁。我认为我是有资格发出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失败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在此发表讲话的胜利者。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把战争持续下去。”
　　3 天以后，英国战争部向他作了答复：
　　“我们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至自由在全世界得到保障。”
　　在德国和英国这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从此展开了全面的战争，殊死的搏斗。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兄弟民族间的残杀又开始了。
　　于是，在英国领空展开了“鹰的决斗”，在大西洋的波涛下进行着“鲨鱼之间的厮杀”，在昔兰尼加沙漠出现了“鼠斗”。这就是身穿军服、头顶帽徽的军人之间所进行的面对面的战斗。这样的战斗虽然危险，但目标十分清楚。在这公开战争的后面，还有另一个战场。在那里，“狐狸”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角斗。双方特工人员脱掉军服，改名换姓。他们身穿便衣，潜入“地下”，进行着隐蔽的活动。
　　在这种阴森可怖的舞台上，空降的别动队队员和党卫军保安处警察，英雄和叛徒，在暗中周旋角逐着。有些人昨天是英雄，今天就变成了叛徒。
　　继德军谍报局之后，盖世太保不断地破坏别动队的联络网。但别动队又不断地将其重建恢复，并重新派出新的间谍。从来没有一支军队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以至能够活着叙说他们的使命的结局的人是极少数。
　　某些文章曾零零星星地记述了偶尔在被占领欧洲的森林里或大街上发生的战斗。这种处于隐蔽状态的战斗比任何光天化日之下的对垒作战都更激烈、更残酷。
　　一个外表优雅高贵的秃项的老人，英国战争经济部长胡格·达尔东博士自“别动队”成立时就主动提议承担领导任务，战争部长和外交部长亦表示愿领导这支部队。
　　身为工党党员和爱国主义者的达尔东对这场战争持有一种特殊的见解，他认为要推进战争，既需要有正规作战部队的作战，也需要破坏分子在敌人后方进行骚拢破坏。丘吉尔对此表示欣赏，他对达尔东说：“这并非君子之作战方式，但我们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赢得战争，那就这样干吧！”
　　达尔东拿起笔，撰文阐述了行动方针：“我们应该在敌占区组织开展与爱尔兰新芬党、与中国抗日游击队、与惠灵顿战役时的西班牙民团武装或与纳粹自己在世界各国建立的恐怖组织相似的抵抗行动。”因此，别动队可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方式：破坏和谋杀，因为这可以消耗敌人的实力。
　　敌人是谁呢？首要的敌人当然是德国。但开战之初，遭到空袭的伦敦笼罩着一种不是胜利就是灭亡的古怪的心理气氛。因此，敌人还包括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影响。
　　如不预先掌握情报，怎么能打击占领者呢？这就涉及一个至今别人无权插手的部门，即英国情报局。在1940 年，英国情报局已不再是侦探影片的主题，而是成了一个其特工人员步战败军队的后尘，被德国警察追赶得散乱不堪的部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崇尚政治阴谋也是英国人的敌人。
　　别动队必须考虑到大陆抵抗运动的各个派别和移居伦敦的侨民的各种心理状态。各类情报网遍布被占领的欧洲大陆，但其中有些人对是否“为英国人”服务犹豫不决。在英国，军人则对赋予文职人员如此重要的任务多表异议。
　　别动队的第一任队长、著名的下议院保守党众议员、57 岁的弗兰克·纳尔逊爵士曾是原印度军队的军官，他善于组织精干的情报队伍。他物色并重用的第一个对象是查尔斯·汉布罗爵士（此人在1942 年5 月接替了纳尔逊爵士的职务）。汉布罗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身材魁梧，有点像丘吉尔。他曾是伊顿市的板球队队长，塞迪一家银行的经理。他在1914 年至1918 年间，有一段颇使他荣耀的戎马经历。1939 年至1940 年间，他曾在北欧诸国执行过几次秘密任务。
　　相反，他的助手格林·古宾斯将军（1943年9月接替了他的职务）则是一个职业军人。古宾期也是苏格兰人。他浓眉毛，留着一道像刷子一样整齐的小胡子。他那生硬的举止与查尔斯·汉布罗爽朗和谐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这两人都是能推行丘吉尔“燃起欧洲战火”战略原则的强有力人物。别动队总部各机关设在歇洛克·福尔摩斯（柯南道尔小说中的主人翁）所住过的贝克大街的几座大楼里。
　　该组织的成员、老资格的英国密探E·H·库克里德格曾这样说：别动队队员给他们的组织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仅限于他们内部使用）——“网球拍”。该组织向被占领的欧洲派遣近12， 000 多名特务从事反对德国人的殊死斗争。他们在法国、荷兰及所有被第三帝国占领的国家同德国国防军谍报局，继而同盖世太保进行了无情的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盖世太保终于完全控制了情报和对抵抗运动的破坏活动。这方面的专家陆续从国防军转到党卫军保安处，抵抗运动成员不得不同德国占领军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然而对手则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狡猾了。
　　是的，这的确不是属恪守道义的君子所进行的战争.. 　
　
　
　
　
　
第六节盖世太保致电英国军官：感谢别动队的有效合作
　
　
　　1941 年10 月，雨果·布莱彻42 岁。他戴一副大玳瑁架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并不很像一个军人。但他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的下巴使人一看便知道他是一个倔强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国步兵服役，后在凡尔登被俘。在战俘营里，他学会了英文和法文。他因具有翻译才能而被调到瑟堡任职。
　　那座拿破仑当年曾打算将之作为入侵英国的基地的灰色小城，现在驻满了德国士兵，在争夺拉芒什海峡的激战中，地处前沿的海军军火库以及在奎尔克维尔和毛佩尔突斯的两个飞机场，如今正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德国人放弃了登陆到英国作战的打算，开始担心他们的大陆基地会遭到英国空军的轰炸。
　　东方战场的帷幕刚拉开几个月，德军便在西线开始撤退。第三帝国的部队渐渐转入防守。混凝土工事纷纷建立，海岸上架起了大炮。如同其他在阵地待命的所有部队那样，德军患了恐谍症。
　　士官布莱彻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处处保持着谍报人员特有的警觉。他得知，一个女人想获得有关德国空军汽油储备的情报。这个女人不露声色，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向法国工人，甚至向德国士兵打听情况。
　　作为一名忠于职守的战士，布莱彻向他的顶头上司作了汇报，后者又报告了战地秘密警察。设在巴黎吕泰迪饭店的谍报局分局，很快得知了这一情况。
　　瑟堡依然是德国军事设施的重点。谍报局的头领们当即作出决定：
　　“马上派博彻斯处理。”
　　上尉埃里奇·博彻斯是一个出色的反间谍专家。他一来到瑟堡便会见了布莱彻中士。等级的差别淡薄了，两人很快发现彼此都对秘密战争充满热情。他们决定立即行动：“逮捕这个女人。”
　　这位女间谍很快就承认她试图获得军事情报。
　　“你为谁工作？”
　　“保尔。”
　　“保尔是谁？”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1941 年11 月3 日，“保尔”按约定从巴黎来到瑟堡，向他的“接头人”索取情报。火车进站时，两名德国人正在那里等候他。
　　博彻斯和布莱彻很快就把这个重要间谍抓获。他们对“保尔”进行了搜身检查，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了有关德国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兵力设施的密码情报。
　　“保尔”的真名叫拉乌尔·基弗。他是前法国空军驾驶员，几个月前开始为英国服务。他还是盟国情报网（隶属于英国情报局，而不是隶属于别动队）“D”科的科长。
　　基弗被递解到巴黎，随后又被押送到圣日耳曼昂莱。从他身上搜出的文件构成了确凿的证据，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间谍活动。布莱彻决定对他施以恐吓：
　　“你被出卖了。我们知道你们情报网的全部情报。我们还知道你的所有同伙。”
　　基础弗很快就动摇了，他答应与德国人对话。布菜彻假惺惺地说：
　　“我希望你回答我们的问题。你现在是落在谍报局千里，在我们之间一切都好说。”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突然改变腔调说：
　　“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把你交给盖世太保。”
　　一听说盖世太保，基弗可吓坏了，他立即答应交待。更为糟糕的是，他自愿为布莱彻充当一名奸细。后来，他在为德国人效劳方面与他不久前为盟军作事时表现得一样卖力，一样富有成效。不久，他以假名“基基”作掩护，成为谍报局的、后又成为盖世太保的一名凶残的辅助警察。
　　这位抵抗动动的“老战士”一开始便供出了他领导的市列塔尼情报网的20余名成员，其中有他的助手克里斯蒂昂，随后，他又告发了他的顶头上司：
　　他叫‘阿尔芒’，住蒙马尔特街莱恩街里别墅8号，”“阿尔芒”，即罗曼·柴尔尼柯夫斯基上尉，是在波兰被占领后逃出的波兰军队的情报军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他携带一部电台成功地来到巴黎， 1940 年圣诞节后开始与伦敦联系。联络顺利，“阿尔芒”于1941 年9 月乘飞机抵达伦敦。他在伦敦呆了一周，后来又被空降到法国，回到巴黎原来的岗位上。
　　阿尔芒有一个他完全可以信赖的女合作者。不久前，他在图卢有兹与她相遇。她随他来到法国首都，与他在这种危险、艰苦的秘密生活中共患难。她的名字叫玛蒂尔德·卡雷。他则称她“沙特”，即“猫”..
　　1941年11月17日凌晨3时，巴黎的大街上还是空荡荡的，只有巡逻的德国兵在活动。突然，4 辆汽车急速驶来。布莱彻命令：“去蒙马尔待。”汽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在菜恩特里别墅8号前停下。“阿尔芒”被捕了。
　　拂晓，一个一头棕发的年轻女人出现在栅栏门前。她受到德国警察的“接待”。“猫”于是落入德国人的圈套中。
　　博彻斯上尉向布莱彻中士祝贺：“干得很漂亮。但这个人不肯讲话。”
　　尽管遭受酷刑摧残，“阿尔芒”除告诉德国人他的姓名和军阶——柴尔尼柯夫斯基、上尉——外，什么也没有说。
　　博彻斯看样子很是生气，说：“从这个波兰人身上什么也得不到..”
　　布莱彻笑了笑，说：“让我和那个女人谈谈。”布莱彻给’猫”在爱德华七世饭店找了一间房子。他请她吃晚饭，审问变成了上流社会人士的交谈。德国中士成功地使用他使“基基”上钩的方法，对她说：“如果你不肯为我们工作，我们就把你和你的朋友交给盖世太保。我敢说，那样，你会后悔..”
　　“猫”动摇了。搜查莱恩里别墅颇有收获。谍报局的人似乎已完全掌握了他们情报网的活动。布莱彻进而对她发动进攻：“你和你的联络员在潘一潘有一次约会是不是？那么，我们一起去吧。”
　　“猫”屈服了，她投到另一方。德国人每月发她6万法郎的工资。
　　由于“猫”的叛变，盟国的这个情报网的所有成员都先后一个一个被捕。布菜彻还得到了比人更为重要的东西——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机器正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已被调好，可与伦敦联络。这些高质量的电台把布莱彻迷住了。他向博彻斯上尉请求要会见谍报局序列巴黎分局的头子赖尔上校他想出了一个极恶毒的主意：
　　“我们可以继续利用这些电台和英国联系。假如我们获得成功，英国情报局就会直接向我们谍报局报告情况..”
　　赖尔上校并不全同意这样作。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在英国训练的无线电报务员都会使用密码呼号，告诉对方他们是否是在被迫情况下发报的。”
　　“要是他们完全愿意为我们工作呢？”
　　“要叫他们背叛，可不容易..”
　　布莱彻中士没有费力便取得成功，自“猫”之后，他又得到情报网另外两名成员的合作。这两人，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亨利·搭贝，另一个是叫雷纳·鲍尔尼的女人。她曾留居“阿尔芒”家中并成了他的情妇。
　　3个法国人与谍报局的6个德国人同住在圣日耳曼昂莱一所豪华的别墅里。
　　“猫”完全依附于德国人，十分卖力地为他们效劳。她对德国人的那股热情忠顺劲儿使她的新主子大感惊奇。她报告伦敦说，“阿尔芒”已被捕，现由她自己领导联络网。她又取了一个假名——维克多。在布莱彻授意下，她向英国情报局提供了一些真情报，以免引起伦敦方面的怀疑。
　　玛蒂尔德·卡雷后来起了更坏的作用，德国人怀疑一位名叫布劳特的律师与别动队的谍报人员有来往。但他们并没有逮捕他，因为他们还不掌握这个可怕的英国组织的任何情况。
　　1941年12月26日，“猫”和布劳特在乔治五世大街一家饭管吃晚饭。陪同他们就餐的还有一个化名叫“吕卡斯”的人。“吕卡斯”的真名叫皮埃尔·德·沃梅古， 1941 年5 月10 日被空投到夏托鲁地区。一个叫乔治·贝古的人先于他几天到达。自他之后，又来了一个名叫罗杰·科丹的人。他们3 人立即组织了第一批别动队联络网。但到了秋天，他们因他们的一位无线电报务员被捕而中断了与伦敦的通讯联系。皮埃尔·德·沃梅古十分高兴地得知他的朋友布劳特有一部与伦敦联系的电台。律师兴致勃勃地向他叙述了“盟国情报网”的情况：
　　“您将发现，这些小伙子真了不起。在他们中有些人是波兰第一流的军官。”
　　这个可怜的糊涂虫还不知道，早在一个月前，盟国情报网的波兰人就已被谍报局的德国人取代了。
　　1942年2月13日，天气寒冷。河道和沿海圩地结了冰。荷兰就像是凝固的冰冻之中。天空低沉而灰暗，党卫军的巡逻卡车在大路上把积雪压得吱吱作响。
　　一群头戴钢盔的士兵敲击着莱德附近的瓦斯纳尔大街一家的大门，因有人匿名告发，他们要对这家进行搜查..
　　“德国警察！”
　　党卫军保安处警察闯进克赖迪特博士的家，立即搜查起来。他们一面核对身份证件，一面厉声喝问。对方慢慢回答。此时正好有两个人呆在这儿，立即引起德国人的怀疑。党卫军保安处的小队长命令：“把他们带走！”
　　在盖世太保驻地，党卫军对这两人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最后，两人不得不交待他们的身份。一人说：“我叫约翰尼斯·塔拉克，是在1941 年9月空降的。”另一人说，“我叫维里阿姆·范德尔·雷丹，是在1941年11月从海上来的。”
　　前者在降落时把电台摔坏了，后者则把电台丢入了海里。这两个英国别动队成员潜伏在克赖迪特家里。范德尔·雷丹成功地把塔拉克的电台修好了。
　　德国人还是第一次缴获到正在使用申的电台。他们还得到了密码，他们想找一个报务员。
　　塔拉克拒绝合作。范德尔·雷丹虽然在青年时代曾加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在别动队的“爱国学校”受训时，已向英国和荷兰的调查人员承认了这一历史。
　　与其他人相反，范德尔·雷丹拒绝接受斯雷德和吉斯凯斯轮番对他进行的劝降。他向伦敦发一份电报时，故意将3 个密码呼号中的一个漏掉了。
　　德国人进行的第一次欺骗活动失败了。
　　但不到一个月，德国人又给了抵抗运动第二次更为沉重的打击。
　　1942 年3 月6 日，天气越来越坏，雪越下越大。海牙似乎被冻僵了。狂风卷着飞雪满天飞舞，人们蜷缩着身子，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大街上行人寥寥。
　　在费赫林海特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别动队军官休图斯·劳弗斯正在用他的收发报机和伦敦联系。此时正是他每周一次的联络时间。留劳弗斯住宿的荷兰预备役中尉特勒显得有些不安。他说：“我在街上看到许多德国人的汽车。”
　　近几个月来，吉斯凯斯少校早就想把这一情报网搞掉。他的一个密探已成功地打入其内。今晚，他决定动手。他把他的打算告诉他的“同事”——党卫军少校斯雷德。盖世太保和谍报局将联合行动。
　　他们计划将发报员当场抓获。但休图斯·劳弗斯多了一个心眼，他决定这晚不发报。他请特勒夫人把电台藏在院子里，然后同他的房东一块迅速走了出去。
　　两人在费赫林海特大街上仅走了几米远，党卫军队员就来了。“德国警察！”他们试囹逃跑，但来不及了。然而这并不是1942 年3 月6 日晚所发生的唯一缉捕事件，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谍报局密切配合，还在全国各地对抵抗运动成员进行大肆搜捕，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是的，成果惊人，利伯·卡麦拉德·吉斯凯斯。”党卫军少校斯雷德狂笑着，得意地向他的同事吉斯凯斯少校吹嘘他们的战绩。就在这晚，武装抵抗运动最大的情报网的领导人范丹贝格上尉被捕，由英国秘密派遣与荷兰抵抗运动联系的别动队军官达考尼斯已暴露。此外，还逮捕了数名普通谍报人员。许多武器物资被德国人查获。
　　围绕劳弗斯那台收发报机所展开的活动，无疑是这场搜捕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德国人虽把劳弗斯的电台搞到手，但没有特殊的“钢琴手”，又不知道秘密呼号，这样，电台便毫无用处。因而，他们需要把劳弗斯从监狱里“请”出来。
　　盖世太保分子斯雷德提议由他完成这件差事，而谍报局的吉斯凯斯却坚持由自己来干。劳弗斯被关在施维宁金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8 天后，一个穿少校军服的德国军官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他对劳弗斯说：“我是来救你的，因为你非常勇敢，令人钦佩。我不只是救你，还要救你们情报网的全部同志。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你需要答应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条件？”
　　“向伦敦发你被捕的那天晚上想要发的3 份电报。”
　　劳弗斯犹豫了一会儿回答：“我同意。”
　　事情仅仅是开始，他知道随后德国人还会让他发其它电报。但劳弗斯有他的主意：他故意漏发了秘密呼号，借以使他的别动队的上司知道他是在德国人的强迫之下发报的，这样伦敦方面就会有所警惕，想办法对付德国人。可这位不幸的报务员压根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特别暗示竟没有引起贝克大街收报员的注意，反而被误解。他们甚至认为在危险情况下工作的报务人员有时疏忽一下是情有可原的。就这样，吉斯凯斯和斯雷德便成功地和伦敦直接取得了联系。一位德国人戏称这一不寻常的行动力“英国人招徕生意”。
　　从此以后，党卫军就可以为英国人派遣的间谍选择空投地点了！第一个落入德国人圈套的是一位名叫阿诺特·巴森的别动队军官。他降落在施泰因维克以北的沼泽地里。斯雷德和吉斯凯斯亲自来“迎接”。英国人一着陆就被3 个荷兰人抓住，并将他带到他俩面前。
　　这个可怜虫还蒙在鼓里，说：“你们开这种玩笑，可有什么意思？”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由盖世大保和谍报局头子押上车，被送到监狱里。巴森曾是一位喜剧演员，这次无疑是他一生中所演的一个最为悲惨的角色。
　　尽管德国人抓住了巴森，但他们并没有把全部无线电台搞到手，也没能把别动队的人都抓起来。他们只不过是抓获了其中的1/3。英国人带往荷兰的3 部电台中，德国人仅控制了1 部。然而主要的空投联络却是通过这1 部电台。
　　英国人显然是在向自己的脖子上套枷锁，因为伦敦用电台向德国人报告他们派遣特务的隐匿地点和接头地点。别动队的人很快被抓获，其他两部电台也相继被发现了。英国人为他们的“生意”又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伦敦方面似乎始终不知道劳弗斯故意漏发密码呼号的意图，继续用电台向德国人通报消息。
　　英国人送上门的生意“越做越兴旺”。被德国人控制的电台不断向伦敦报告詹布劳斯教授的“好消息”，同时又不断要求提供物资援助以装备纯粹是盖世太保臆造的抵抗部队。
　　就这样，党卫军从空中得到了15 吨炸药、5000 支手枪、3000 支冲锋枪、200 挺机枪、50 万发子弹、20000 枚手榴弹、75 部收发报机和50 万盾（荷兰货币）..唯一的困难是说服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不要攻击前来为盖世太保运送物资的英国飞机。
　　凭着英国人这一愚蠢的“协助”，德国警察得以利用各种掩护手段巧妙地与荷兰的抵抗运动取得联系。为能打入情报网内部，斯雷德和吉斯凯斯便利用完全忠于占领者的那些荷兰人。其中一个叫安东·范德瓦尔斯的人竟还成了由社会主义进步记者莱沃纽斯·范洛瓦领导的一个情报网的重要成员。
　　盖世太保很快就掌握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名单。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范德瓦尔斯的上司给他配备了一部无线电电台，他当着其抵抗运动朋友们的面发报。但抵抗运动的人不知道。他是以吉斯凯斯为他指定的频率、波长发报的，吉斯凯斯收到电报后将电文修改删节，再转发给伦敦。
　　到1943 年初，在被占领的欧洲，盖世大保已完全取代了谍报局。从此以后，党卫军取得了绝对权力，导致了警察控制军人的局面。
　　吉斯凯斯少校和党卫军少校斯雷德虽然保留了他们的职务，但从此之后却受制于两个年轻上司（谍报局的狂热纳粹分子路德上校和党卫军保安处的以凶残著称的诺曼少将）的管辖。
　　他们命令下属：“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同伦敦对话上了..要彻底消灭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1943 年4 月1 日，党卫国进行了一整天的疯狂的大规模擅捕。这次重要行动算是“英国人送货上门”的最后结局。然而，骗局最终还是败露了。1943 年8 月31 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到盖世太保驻地。事情出自哈伦神学院。哈伦神学院早已被盖世太保变成了监狱，被抓获的别动队的大部分人就囚禁在这里。事情是这样的。斯雷德少校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少校拿起电话没好气地问：“今天是星期天，为何要打搅我？”“社莱因和乌宾克逃跑了。”要把他们抓回来是不可能的，德国人想出了一个鬼主意。通过他们控制的电台，他们通知伦敦，说这两个人是被德国人收买过去的叛徒，他们试图返回英国，从内部破坏英国情报机构。结果，贝克大街别动队的领导人们又上当了。这两位抵抗战士经过千辛万苦，5 个月后逃回英国，却立即被投进了监狱。3 个月后，又有哈伦监狱的3 名犯逃了出来，直到这时，英国才明白了真相，知道他们是被德国人欺骗利用了。在伦敦，别动队荷兰科的科长宾格哈姆少校被解除了职务，在此之前，他和荷兰谍报机关及英国情报局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他收到斯雷德和吉尔斯后来的最后一封电报，不胜懊梅，德国人在电报中说，他们认为同“英国人的生意不能再做下去了。”德国人主动结束了这场持续4 年之久，并给荷兰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灾难的骇人听闻的欺骗“游戏”。
　　德国人还在这份电报中感谢别动队的英国军官的“长期的、卓有成效的合作”。 　
　
　
　
　
　
第七章死神咆哮
　
　
　　●希姆莱的权势达到了顶点
　　●一个可怕的接待委员会
　　●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
　　●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的德国陆军元帅
　　●骇人听间的残忍待遇
　　●亿万人民乐于听到的一声枪响
　　●德国各地到处流传着专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第一节：希姆莱自问：我该怎么办？
　
　
　　1944 年秋，希姆莱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顶点。戈培尔的助手塞姆勒写道：“除希特勒（可能还有马丁·鲍曼）外，已没有人不害怕希姆莱了。戈培尔曾说，希姆莱建立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权力机构。
　　然而，事实并不尽然。患有巨人症的黑衫队虽然表体强大，实质上却很虚弱，一些组织，尤其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陆军、空军、冲锋队都对党卫军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甚而可使其瘫痪。即使像军备部长施佩尔这样的中间派居然也可以迫使希姆菜取消某些保安决定。例如，他迫使希姆菜释放了V，试验中心的核心人物沃纳·冯·布朗及其合作者。这些人是于1944年3月4日因对帝国政府有过激言论而被希姆莱批准逮捕的。此外，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尤其是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情况的变化。黑衫队远没有形成如有些人认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无数事实表明，党卫军自身的一些领导机构，尤其是党卫军武装部队的领导机构黑衫队内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此外.希姆菜表面看起来强大的权势因鲍曼权力的增大而迅速跌落。对这位元首秘书的狡猾手段，党卫军领袖并不十分清楚，可他觉察到鲍曼有野心。在战前和开战之初，鲍曼得到希姆莱许多宝贵的帮助。但鲍曼随着自己渐渐博得希特勒的信任（尤其是自赫斯去英国之后，他成了希特勒的心腹谋士），便处心积虑地控制党卫军总监，并搜集反对他的“武器”。
　　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希姆莱和鲍曼之间的友情深厚，配合默契，以为“亲爱的马丁”（希姆莱对鲍曼的称呼）和“海因里希大叔”（鲍曼对希姆莱的称渭）具有共同的信念：作“元首的无私的战友”。此外，赫德威格（希姆莱的妻子）和格塔（鲍曼的妻子， 10 个孩子的母亲）彼此也非常要好。他们的孩子在一块玩，两位爸爸也参与他们的游戏..这是一幅多么融洽美妙的情景啊！格塔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不敢想象，假如海因里希和你，你们不把一切都管起来，事情将会是怎样。元首一个人永远也不能管这么多事情。”
　　是赫德威格无意中向鲍曼提供了整治她的丈夫的口实。党卫军总监和纳粹的其他头子（比如戈林）不同，并未以权势为自己谋得多少财富。为了安置赫德威格和他的两个孩子，他需要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借8万德国马克。“亲爱的马了”假装关切，私下向“希姆莱大叔”答应了这个数目。随后，希姆莱便得知，鲍曼不只要他付利息，而且还以告知希特勒相威胁对他进行挟持。希姆菜极爱脸面，生怕失去其廉洁奉公的好名声。现在，鲍曼则不失时机地使希姆莱意识到，整个党卫军不能不依附于希特勒而存在，而他，“元首的秘书”，不但不受黑衫队的监视，而且还对其享有指挥权。希姆莱曾将其视为心腹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自1944 年1 月起，开始参加希特勒参谋部的会议以监视希特勒的各位助手，可他自1942年起就成了鲍曼的人。狡猾的帝国长官（鲍曼）事实上早就允许盖世太保的这位大头目不通过希姆莱而直接与元首接触。希姆莱对此知道得很清楚，可他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他认为，希特勒对鲍曼及其工作方法过于相信，所以人们是无法冒犯鲍曼的。 1944 年10 月，希姆莱对瓦尔特·施伦堡说：“我曾力求重新和鲍曼取得和解，尽管我认为他对元首的许多过错负有责任。”
　　总之，尽管有许多头衔，希姆莱已觉察到自己在受人控制，甚而在无可奈何地受人摆布。难道是为了进一步取宠于希特勒（世界上他唯一放在眼里的人），他才想方设法要在野战部队中谋得一个指挥官之职吗？
　　当时，德军在阿登的攻势正处于停顿状态，鲍曼意欲让党卫军总监在军事上承担指挥失误的罪责，便向希特勒建议，让希姆莱担任一新建集团军的指挥，并让这支部队集结在卡尔斯鲁瓦和瑞士边界之间，通过在南部发动强大的对敌钳制行动，援助在阿登发动的攻势。希特勒接受了鲍曼的建议。可希姆莱对鲍曼的险恶用心毫无觉察，反而认为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信任。
　　希姆莱想把盟军从阿尔萨斯驱赶出去，便带领他的党卫军武装部队向早日进军，冀望在莱茵河上为希特勒打个大胜仗，借以改变西线战场的被动局面。希姆莱想重新攻占斯特拉斯堡，于是在1945 年1 月7 日发起进攻。他的部队在战事上取得了无容置疑的进展，这使他们收复了阿尔萨斯北部地区，并严重威胁到斯特拉斯堡。对此，戴高乐将军深感不安，他拒不执行艾森豪威尔要他的部队撤退的决定。德国军队自此则停滞不前，没有实现他们的进军计划。1 月20 日，盟军展开反击。三周之后，希姆莱的军队退到莱茵河右岸。但是党卫军总监已没有时间细想自己的失败。
　　1 月12 日，苏联军队在东线对德军展开了强大攻势，300 万士兵向德军阵地猛扑过来。经过几天的顽强抵抗，由75 万装备极差，失去坦克和大炮支援的德国士兵固守的阵线终于被突破。柯尼斯堡和但泽受到威胁。瓦尔特高被占领。
　　古德里安向希特勒建议组建前线防御部队，并推荐陆军元帅弗雷里尔·冯·威克斯任总指挥。希特勒接受了他的第一建议，但不是任命弗雷里尔·冯·威克斯，而是让“亲爱的希姆莱大叔”担任“维斯杜拉河集团军”总指挥，希姆菜于是离开西线，把指挥部安置在靠近法尔肯堡附近豪华的罗怕壮特·莱伊部长的别墅里。他想方设法把各处的武装党卫军部队聚集起来。但党卫军的师只相当于旅，团只相当于营..
　　希姆莱要把在维斯杜拉河驻防的党卫武装部队（6 个不完整的装甲师）派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并以如下的战斗口号激励他们：
　　前进，不论是下雨还是下雪！前进，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为解放我们德国的领土，前进！..
　　1945 年2 月16 日，战斗打响了，一开始，他们出师顺利，在阿恩瓦尔德地区重创朱可夫指挥的第四军并将其驱赶到南部地区。在那两夭，希姆莱幻想着一举扭转战局，可惜4 天之后，鲍曼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海因里希大叔’的反攻失败了，这就是说他们没能像预先计划的那样挺进。他们的几个后备师应派往其它战区。这说明他随时都要变更作战计划。”
　　自2 月28 日起，驻守在维斯杜拉河两岸的德国集团军被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反攻截成两部分。3 月1 日，朱可夫又从前方出击。红军已打到奥得河。
　　在多瑙河平原上，战斗继续在猛烈地进行。布达佩斯的陷落没有使希特勒放弃重新夺回多瑞河一线地带的计划。当时，红军离柏林仅50 公里。在喀尔已吁山脉和德拉瓦河之间有4 个德国集团军共30 多个师，其中塞普·狄特里希的第6 装甲军是从阿登调来的。这个军于3 月6 日在巴拉顿湖和威朗茨之间发动攻击，成功地突破了苏联的防线，但几天之后便因缺少燃料（当时德国石油产量很小），不得不停止攻击。
　　3 月20 日，苏联人向德军包抄过来。党卫军第6 装甲军只是由于撤迟（尽管希特勒不允许这样作）迅速，才不致于全军覆灭。希特勒得知这一情况后，大发雷霆，他立即打电话给刚回到维也纳（当时希姆莱正在维也纳纳粹党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的办公室里）的希姆莱：
　　“希姆莱！党卫军第6装甲军在巴拉顿湖败北，是我平生最感失望的事。你的党卫军队员，这些威金人、这些髑髅队员，甚至连‘阿道夫·希特勒警卫军，队员也在敌人面前逃窜了！这是耻辱！我命令你收回这支部队的所有军官佩戴的勋章；我禁止党卫军队员、战士、士官、军官继续佩戴他们团或他们师的臂章..”
　　通话时在场的还有巴尔杜·冯·席腊赫和“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的指挥塞普·狄特里希将军，当时，希姆莱脸色苍白，两眼闪出愤怒和耻辱的光芒，他生硬地反驳道：“我的元首，要是让我摘去党卫军第6装甲军全体官兵佩戴的勋章，那我就只能到巴拉顿湖死尸身上去取。我的元首，如那样，即使是一个党卫军队员也不能向你贡献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东西了！”
　　希姆莱挂上电话。他脸色铁青。塞普·狄特里知道了希特勒的命令，他用力将闪闪发光的铁十字骑士勋章从衣领上扯下来，摔在地上，然后大步走出屋门，没说一句话，他的副官弯下腰，拾起铁十字勋章，跟着他的上司走出去。
　　希姆莱和巴尔杜·没冯·席腊赫目睹这一情形，毫无表示，没置一词。他们两人都被吓呆了。
　　对希姆莱说来，这大过分了。这次，他决心与希特勒决裂。如同党卫军武装部队那样，他以为他已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当海因里希将军来到他设在维斯杜拉河岸上的司令部，并同他谈起德国的政治形势时，这位党卫军头子悄悄他说：“我亲爱的将军，和我们的西方对手进行谈判的时刻到了。我的谈判代表已开始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他没有说到的，是希特勒全然蒙在鼓里。
　　希姆莱终于对他的希特勒失去了信心。他对希特勒的幻想破灭了，另一个更为荒唐的打算在引诱着他，即和西方盟军进行和平谈判。希姆莱早在1943年底，就委托邓克斯·埃贡·霍洛厄亲王，让他在马德里与佛朗哥接洽商议谈判之事，因为佛朗哥当时正热衷于在西方盟军和德国之间说和。为使欧洲免遭苏军侵犯，他竭力主张双方休战言和。不过，这件事只为极少数人所知。正如乔达纳将军（当时西班牙的外交部长）的办公室主任杜西勒凯透露的，如果盟军接受单独和谈建议，希姆莱就废黜希特勒，取消国家社会主义。他的意见被传达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参赞阿瑟·迁肯，事情无任何效果，希姆莱于是转变态度，继续效忠希特勒。1945年2月，希姆莱在狡猾的瓦尔特·施伦堡和他的按摩医生克斯顿的影响下，重新走上反叛的道路。然而，这一次他似乎仍没有认识到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勇士的对话者”。
　　瑞典红十字协会的代表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于1945年2月来到柏林洽谈有关向该组织移交和挪威的战俘问题。2月19日，施伦堡在靠近首都的霍亨里亨军事医院安排了希姆莱同伯纳多特的会晤。会谈中，党卫军总监显得很谨慎，怕招惹祸端，不肯贸然行事，他对伯纳多特说：“你将发现我是个重感情的人，甚而有些愚蠢。我曾发誓忠于阿道夫·希特勒。作为战士，作为德国人，我不能背叛我的誓言。”
　　伯纳多特伯爵又第二次来到柏林，于4月2日在霍亨里亨与希姆莱再次会晤。这次，党卫军总监显得消沉沮丧。他说：“战争想必能正常持续下去。”
　　他还不能完全摆脱希特勒对他的影响。两人的会谈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
　　据瓦尔特·施伦堡讲，希姆莱再次见到他时，对他说：“我的一切全靠希特勒提携。我怎么能背叛他呢？我建立党卫军就是以此对他表示效忠。我不能放充弃这一根本原则。”
　　4 月16 日，希姆莱接见他先前的参谋长、现为意大利警察和党卫军领袖的党卫军上将卡尔·沃尔夫。希姆莱知道沃尔夫曾在瑞士与美国特使艾伦尔·沃·杜勒斯作过商谈，并觉察出沃尔夫有反叛的打算。他问：
　　“你真的与杜勒斯进行过几次会晤吗？”
　　“是这样！”沃尔夫回答。他已接受投降井试图拉拢德国驻意大利武装部队总司令凯塞林和冯·菲延霍夫大将一起入伙。沃尔夫又补充说：“我只是和他谈过有关交换战俘的事。”
　　希姆莱正准备进一步向他的下属发问，海德里希的继任者、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突然走进来。他直言不讳地发问：“总监，我刚才从党卫队保安处我的一个警察那里得知，党卫军上将卡尔·沃尔夫曾和红衣主教舒斯特在米兰讨论在意大利的德军的投降问题。你知道此事吗？”
　　希姆莱顿时扑向沃尔夫，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被逼到绝路的沃夫决心先发制人，在可能的调查以前采取行动。他说：“我和红衣主教舒斯特从未因私事打过交道。那种说法是无耻的谎言。请你们和我一起到元首那去。我要当着他的面把问题说清楚，并让他对此作出评判。”
　　希姆莱脸色苍白。他毫无心思参与这种事情，他说：“卡尔登鲁勃纳陪你去就行了。”
　　4 月18 日早晨3 时，沃尔夫和卡尔登勃鲁纳来到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避弹室。一小时后，他们被接见。一见面，希特勒便问沃尔夫为何要与美国人串通在一起。沃尔夫便向希特勒回顾说，2 月6 日，当着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面，希特勒曾亲自命令他与盟军谈判，以便为正在研制中的秘密武器在不能投入使用之前争取一段时间。他又补充说：“我的元首，今天我高兴地告诉你，经艾伦·杜勒斯多方斡旋，我已获得成功。我们有可能同丘吉尔和杜鲁门对话。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今后的打算。”
　　希特勒欣然应允，并要他下午再来。在第二次见面时，希特勒将他以后的荒唐打算全盘向沃尔夫端出。最后，希特勒伸出颤抖的手送别沃尔夫，并说：“继续和他们交涉，力求争得最好条件。向我的朋友、“领袖”（墨索里尼）问候，祝你成功。”
　　4 月20 日，希姆莱来到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避弹室，今天是希特勒56岁生辰。可那天的情形极不妙：美国人刚越过易北河，已抵达纽伦堡；英国人从西面逼近德国首都；苏联人从南面逆多瑙河而上，从东面逼近柏林城下。在避弹室里的人有戈林、里宾特洛甫、斯佩尔、戈培尔、鲍曼、希姆莱、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场的所有人都确信希特勒应离开柏林去上萨尔斯堡，在那儿重新组织抵抗。希姆莱赞成这一意见，极力撺掇希特勒离开。希特勒有些犹豫。他只是指出，如果德国被盟军分割成两部分，邓尼茨可担任北方军的总指挥。
　　祝寿后，戈林前往上萨尔斯堡，施佩尔去了汉堡，里宾特洛甫在柏林市郊过了一夜，凯特尔、约德尔和元帅邓尼茨回到最高统帅部，唯有戈培尔和鲍曼留在希特勒身边。希姆莱是最后一个向希特勒辞行的。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
　　4 月22 日，星期天，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苏联人已进入首都市郊。
　　盖世太保大楼，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 号号子1945 年2 月于一阵猛烈的炮击炸毁。德国中央保安局（它的各个处因飞机轰炸首先疏散）总部自1945年1 月起先是迁到靠近捷克边界的茨维考，后又迁到办公条件较差的蒂罗尔坚持工作。3 月底，艾贝特·施佩尔指出，警察和党的官员不得不向军备供应越来越困难的部队发放武器；盖世太保的强制权大大削弱，而且正在落入希特勒青年团、人民冲锋队、“狼人”几个团体中的狂热分子手中。
　　关在艾伯莱特亲王大街的犯人随同德国中央保安局迁往南方，除2 月2日被绞死的戈台勒等囚犯外，大部分没有在柏林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押送到巴伐利亚州弗洛森堡灭绝营、达豪集中营或赖希瑶营。4 月9 日，星期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在弗洛森堡集中营经过多次酷刑摧残和滑稽的审判后，与他的5 个同伙（其中有奥斯特将军、牧师邦霍弗尔等）一起被绞死的。对卡纳里斯几本日记和他的旅行报告后由希特勒作出，由卡尔登勃鲁纳传达。
　　在前往吕贝克的路上，有人向希姆莱报告了希特勒当从宣布他要在柏林的废墟中与帝国共存亡的激动人心的悲惨情形，格布哈特教授在回答希姆莱的问话时说，希特勒向他致以问候。他又补充说：“柏林的人一个个都发疯了！他们谈论着那仅存在纸上的施坦因纳将军的部队..他们希望出现某神奇迹，或在整个德国陷于灾难时一死了之。”
　　“我该怎么办呢？”希姆莱自言自语，大声问道。
　　4 月23 日，即戈培尔在电台宣告希特勒决定亲自组织柏林保卫战的那天，瓦尔特·施伦堡在弗伦斯堡碰到伯纳多特。就这时，在上萨尔斯堡，戈林正考虑打电报给希特勒，要求希特勒根据他在1941 年6 月29 日的命令同意为元首的继承人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
　　4 月23 日至24 日，在吕贝克，希姆莱在施伦堡的陪同下将再次与伯纳多特会谈。这次他就不是犹豫不决了，他将明确地提出就西线德军投降问题同英美进行谈判。
　　4 月23 日，希姆莱来到吕贝克，走进埃森布科大街23 号，即瑞典领事馆的大楼。吕贝克已停电几天，会谈是在烛光下进行的。希姆莱向伯纳侍多声明，“德军已决定向西方的盟军部队投降。”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元首已经死了。”希姆莱接着说，“即使他还活着，也逃不过明天或后天。既然这样，我就要解除对元首的忠诚的誓言，总之，我是自由的，我可以作出合乎时局发展的决定。我决意在西线投降。使英美部队尽快与俄国人会师，但决不在东线向俄国人投降。”
　　当时伯纳多特表现得特别慎重。他拒绝充当希姆莱和艾森豪威尔的中间人。但如果德军也向挪威和丹麦投降，伯纳多特同意让瑞典外交部转达这一意见。然而，他向这两个德国人指明，英国和美国决不会同意这种单独媾和。在凌晨3 时，伯纳多特和希姆莱分手。党卫军总监一边登上他的防弹汽车，一边向伯纳多特吹牛：“我要去东方战场！”
　　事实正如伯纳多特在他的回忆录中以讽刺的语调所谈到的：“我们都知道，他根本就不想把这一大胆的方案付诸实施。”
　　艾贝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说，4 月24 日，他去拜访希姆莱，发现希姆莱正在忙于“组阁”和筹划同盟军谈判；元帅凯特尔信誓旦旦，表示对这位“未来的总理”希姆莱无条件的服从，由衷地敬慕。
　　4 月27 日，瑞典外交官再次来见希姆莱，告诉他西方盟军拒不接受任何单独讲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第二节希特勒下令逮捕盖世太保头子
　
　
　　1945 年4 月28 日临近22 时，希特勒在他的地下避弹室里知道了党卫军总监背叛的消息，目睹当时情形的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后来写道：“他气得脸色发紫，变得几乎无法辨认。随后他就象疯子一样大发雷霆，咒骂这个他一直视作最忠诚者的人在掩体的男男女女听到这个消息无不骇然，人人都作了最坏的打算。”
　　希特勒当即命令陆军元首里特·冯·格莱姆去逮捕希姆莱。“一个叛徒决不能继承我的元首职务！”他吼叫着。
　　但希特勒这时对希姆菜已无可奈何，他决计对唯一尚在他掌握之中的希姆莱的合作者、希姆莱派在元首身边的联络官、希特勒情妇爱娃·勃劳恩的妹夫、党卫军中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进行报复。菲格莱因事先化装成平民擅自离开地下避弹室。他一被抓回来，希特勒就下令将其处决。
　　迄今为止，人们所了解的菲格莱因事件的梗概是这样的：1945 年4 月25日（星期三），菲格莱因乘汽车离开柏林去霍亨里亨希姆莱的司令部进行例行访问，由于道路被前进的苏联军队切断，25 日当天他乘飞机返回柏林。此事他没有向暗堡报告。最后，在27 日，发现他已经不在暗堡了。27 日晚上，在他公寓房间里找到了他，就把他带回暗堡进行军法审判，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他处决了。据汉斯巴尔说，指控他的罪名是擅离职守。但是，当着手调查时，却出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情况。
　　菲格莱因被带进来时，与菲格莱因同住一屋的汉斯·巴尔正在新总理府的副官厢房里，巴尔被惊呆了，他看到四个愤怒的将军架着这位奸诈的、大祸临头的军官正沿走廊向孟克将军的指挥所走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巴尔见到菲格莱因被带上手铐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地下室，之后他就擅离职守受到军法审判。
　　孟克将军对于已经发生的这场擅离职守的军法审判，提出了强烈的异议：
　　“巴尔将军对菲格莱因回来的描述是相当准确的，但是巴尔不久就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现场，我想他离开那儿的理由是，作为一位将军他认为我会请求他在特别的审判员席位上就座。菲格莱因可以被他的同僚们审问，但为了避开一些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希特勒作为总司令解除了菲格莱因的军职，使他降为士兵。非格莱因仍然是党卫军成员，但现在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我的书中，这种行动是不合法的。4 月27 日（星期五）的那天晚上，当希特勒得知逃兵菲格莱因已被拘捕回总理府的时候，我很倒霉，正好在下暗堡。希特勒命令我立即设立一个法庭，尽管他剥夺菲格莱因一切职务的行动至少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我还是必须亲自负责办理。于是。我决定这个被告人要由高级军官们审判，审判员应该包括四位将军——布格道夫，克莱勃斯、腊登休伯和我。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图尔·阿无斯曼和赫格尔上校（腊登体伯的副指挥）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
　　巴尔说他看见把菲格莱因架到我的指挥所，这也是确切的。那时，我们确实专心致志地进行审问。但是，巴尔说他在大约一小时之后看见菲格莱因带着手铐被带走，这一点却是似是而非的，完全是不真实的说法，他同样是在重复暗堡故事的传闻。事实上，从来没有进行这样的审判。
　　真实情况是，军事法庭就设在我的指挥所隔壁房间里，有入找出来一块绿色台面呢桌布，把它镭在一张长桌上。我决定按常规执行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我们这些军事审判员就桌旁坐，把标准的德国军法手册放在面前。我们刚一坐下，处于被告地位的菲格莱因就蛮横地闹了起来，以至使审判无法开始。
　　菲格莱因，咆哮的醉汉，恶狠狼地瞪着两眼，眼珠来回地流动着，首先蛮不讲理地向法庭的权力挑战，他不停地哭闹说，他是对希姆菜，而且仅仅是对希姆菜负责，并不对希特勒负责（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种滑稽的观点）。菲格莱因有权找辩护人，但是，这时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拒绝为自己辩护。他姿态可怜——哭闹，哀嚎、呕吐，颤抖得像一片白杨树叶子，他竟然随地小便起来。他真是个醉汉，并不是假装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读到早先的一些材料，人们认为是我告诉菲格莱因说，元首已经将他降职成为一个一般的党卫军士兵，并且是我扯掉他的肩章、奖章，把这些扔在他面前的。
　　其实，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是菲格莱因扯掉了他自己肩上的同章，并把官仍在地板上，他把我们所有的人称之为一群德国蠢驴。
　　当时。我面临一场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方面，根据所有能得到的证据，包括他本人以前的证词，对一个军官来说利用糟糕的借口当场开小差，其文字意思就是，“临阵脱逃”。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军队对这种罪行的惩处都是迅速而又严历的，阿道夫·希特勒作为总司令，完全有权命令进行这次审判。他无意容忍一个党卫军将军的这种行径，而这种行径即使是对一个士兵以是不能宽容的，更不能说我们这些人了。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陆军手册明确规定，德国士兵，只有在健康状况良好，能够听取对他的证词和提供、理解为他所作的辩护才能出庭，否则不受审讯。为确实起见，我又核查了规定的细节，并征询我的同行审判员们的意见。我感到除了中上审判和解散法庭之外，另外无选择。我和我的同僚军官们的意见是，赫尔曼·菲格莱因不具备接受审判、甚至出席审判会的条件。我终止了这次诉讼进程。
　　我需要所有的战士奋勇前进。于是我把菲格莱因转交给了腊登休伯将军和他的安全小队，此后，我就再也未见过菲格莱因了。”
　　对此事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新描述，它也和已有的出版物对这一事件的说法相矛盾。但没有理由不相信孟克，如果孟克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菲格莱因是被处决必然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擅离职守，当菲格莱因来到法庭之前，他也许不再是作为将军，而是作为一名士兵一直在武装党卫军关押着。此外，孟克对法律程序非常认真，他通常不大可能将任何一个军人交给腊登休伯。这是不合乎情理的。虽然腊登休伯具有与孟克同样的头衔，但他的确不是一个军人。作为总理府一级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他对希特勒的个人安全负有责任。但是孟克毕竟还是把菲格莱因交给了腊登休伯，这是为什么呢？
　　“是的，我承认那是不寻常的。菲格莱因是扣押在我这儿的，但腊登休伯将军从元首暗堡来到我这儿，他要求立即将菲格莱因并交他关押，我欣然同意了。后来，腊登休伯告诉我，菲格莱因的命运在希特勒一爱娃·勃劳恩结婚之前在内部就已决定和解决了。”
　　4 月25 日（星期三），菲格莱因在黎明时分就离开了柏林，前往霍亨里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最后司令部。霍亨里亨在柏林西北大约九十英里的梅克伦堡。他短暂地访问了霍亨里亨以后，就出发去在该地区的其他几个司令部——陆军元帅凯特尔在瓦伦的司令部，约德尔将军在克拉姆皮茨的司令部和菲尔斯膝贝格党卫军的司令部。那天下午，红军的坦克巡逻队突然出现在瑙恩和柏林之间的主要公路上（瑙恩在柏林以西，距这个德国首都十英里），菲格莱因回柏林的路已经被切断了，他不得不乘飞机返回柏林去。就他的官衔来说，他还不够资格享用私人座机，是希姆莱从该地区的雷奇林空军基地给他派来了一架容克—52型飞机和一名驾驶员，送他回柏林去。在白天乘坐这样缓慢和隆隆作响的飞机飞行是很危险的，因此他在雷奇林一直等到晚上大约九点钟才起飞去柏林，在加托夫降落，飞行员又返回了雷奇林。
　　如果菲格莱因的动机只是为了逃离希特勒暗堡，从而避免等待着希特勒王朝一帮人的厄运的话，他在4月25日以前显然是能够做到的，即使是在红军突然包围柏林的情况下，他也能够逃脱红军的抓捕的。譬如说，他可以不飞回被包围的柏林去，而乘汽车返回霍亨里亨，加入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身边装备精良的队伍。菲格莱因一直使希姆莱随时了解笼罩着暗堡的“疯狂气氛”，希姆莱也许了解他的背叛行为。希姆莱本人也期待希特勒随时死去，他相信他有把握成为“继任人”，戈林已经退出了竞争，而他也已经通过中间人、瑞典的伯纳多特伯爵向英国和美国发出了和平试探。
　　但是，有一件事——或者说，正像即将要看到的，是和某人的约会，使赫尔曼·菲格莱因急切地返回柏林。正像我们从阿尔贝特·斯佩尔，汉娜·莱契和冯·格雷姆将军的飞行所知道的，菲格莱因的这次飞行毕竟是一次冒险的飞行，如果不是莽撞的活。确实，他这次返回柏林，并没有对他元首的业已失败的事业表示忠诚的意思。在菲尔斯膝贝格的军官餐厅里，有人问菲格莱因，暗堡里怎样？据党卫军分队长马克斯·于特纳说，菲格莱因说他无意参加暗堡里这些狂人的任何集体自杀仪式，“英烈祠的贡品是为拜罗伊特节准备的，而不是为我准备的。戈培尔扬言党卫队要用梯恩梯把整个暗堡炸毁，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疯人院。”
　　菲格莱因在4 月25 日（星期三）晚上回到柏林，正好赶上暗堡里的午夜会议，但是他没有出席。他作为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的一个联络人员，在最近乱哄哄的两个星期，经常不出席这样的例会，他没有参加这夭的会议并非不正常的事，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但是，4月26日（星期四）整个白天，菲格莱因仍然没有露面，希特勒也忙于其他事务，事实上直到第二天、4月27日（星期五），他才记挂起菲格莱因，并且注意到他和希姆莱联系的党卫队联络官，现在已经连续六次无故未参加情况汇报会。如奥托·根舍少校叙述的，“希特勒要核查菲格莱因，这本是件日常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简直记不起它是怎么回事了。我认为它与希姆莱的优秀卫队士兵有关，他们被派往动物园前沿阵地去参加保卫柏林的战斗。希特勒和我都想起在暗堡的两天没有见到菲格莱因了，希特勒找不到菲格莱因，他突然怒火中饶，面色铁青，就打电话找腊登休怕将军。”
　　菲格莱因没有报告，没有留下条子说明去向，没有他的柏林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是菲格莱因的一个酒友根舍少校有个印象，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几个星期前一个晚上，他们去城里寻欢作乐，菲格莱因顺便给过根舍一个电话号码，说“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那里找到他。
　　近一年来，菲格莱因与一个迷人的、高高个子的女人同住在勃赖伯特劳大街10—11号一座墙上布满蔓藤植物的公寓大楼里，他们的房间陈设朴素。
　　勃赖伯特劳大街在夏洛登堡中产阶级自治区里，距上层社会的库菲斯膝丹大街不远，离总理府只有几英里的路程。这座公寓楼是少数未被炸毁的大楼之一。菲格莱因和他的情妇原先住一座豪华的公寓，后因轰炸逃了出来。他的新住址是以菲格莱因一个朋友的名字注册的，菲格莱因现在就隐居在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处所。
　　4 月27 日（星期五的下午），腊登休伯由于没有报告菲格莱因缺席而受到希特动的严厉斥责，腊登休伯垂头丧气地从希特勒的书房出来，请求根舍帮助。只是在这个时候，根舍才提到电话号码的事，并找出他草草记有电话号码的笔记本。这位侦察队长立即就要罗胡斯·米施中士在电话交换台查找这个电话所在的确切街道地址。米施照办了，于是腊登休伯就拨号打电话，菲格莱因本人接电话。菲格莱因对他安适的隐身处被发现确实感到惊恐，但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即恢复了镇静，他对腊登休伯说，他刚喝了点酒，还有些醉意，他得刮刮脸，但两小时以内一定去报到。腊登休伯要菲格莱因立即就去刮脸后出发前来。腊登休伯还告诉他，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就给他派辆车去。菲格菜因以一个德国军官的名义保证两个小时以内去报到。菲格莱因下午五点过后还没有来，腊登休怕就派了一个四人小分队乘坐一辆吉普车去找菲格莱因。这个小队由党卫队上尉赫尔穆特·弗里克率领。弗里克是个富有战斗经验和立过功勋的军人，是希特勒警卫队的成员，选择他是出于明显的军事形势。当时战线已经移到柏林市区，到前线去是一项危险的差事。在和平时期，一般地从总理府的伏斯大街到勃赖伯特劳大街驱车只有十至十五分钟的路程，这时，为避开街区战斗要通过维尔默施道夫区绕一段很大的弯路，弗里克花了一个小时。弗里克和他率领的几个人不得不三次下车躲避，在萨维尼广场附近同苏联狙击手的激烈交火中还有一名党卫队中尉负重伤。上尉没有逮捕将军，弗里克上尉并没有受命逮捕菲格莱因顺从地跟他去会见希特勒。弗里克到达时，他看见菲格莱因单独一个人，没有穿军服，没有刮胡子，正在喝酒，桌子摆着三个科涅克酒瓶。菲格莱因竟无理地试图诱使这位上尉逃跑。弗里克是忠诚的军人，即使是他单独一个人执行任务，也不会逃离的。经过半小时激烈则无效的争论，弗里克和他的一帮人驾车返回总理府。街道上的战斗虽然不那么激烈了，但是红军大炮的轰击并没有缓和，他们回来的路程也还是相当危险的，吉普车遭到了弹片的袭击，两个轮胎也被打扁了，颠簸得很厉害。车里有个军官受伤了，然而菲格莱因将军仍然没有在车上。
　　马丁·鲍曼这时在场，他责备腊登休伯派军衔这样低的军官去执行这项重要的使命。经过两次长时间的讨论，决定派一位名副其实的上校、党卫队的分队长、腊登休怕的副指挥赫格尔带领一个大一点的六人突击队去。他们乘一辆武装装甲车出发。当时大约晚上十点钟，柏林已经天黑了。弗里克再次参加了突击队，因为他既熟悉道路，又了解苏联人的阵地位置。
　　赫格尔上校是不是被派去逮捕菲洛莱因，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孟克坚持说不是去逮捕菲格莱因的。在纳粹党内部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总理府集团更甚。无论如何，当时在场的只有孟克和腊登休伯两位党卫队将军，孟克显然不能离开他的战斗指挥岗位，腊登休伯没有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到柏林街去的欲望。但是，去逮捕一个将军，作为一个上校并不会比一个上尉有所作为。赫格尔接受命令的矛盾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不是去逮捕菲格莱因的，但他也清楚把他需要的人带回来又是极不明智的，赫格尔在希特勒身旁的时间已很久了，他了解希特勒。
　　这一次到勃赖伯特劳大街又用了将近整整一个小时。当时浮云遮月，突击队员们只开着车前小灯在柏林阴森森的街道上穿过碎石烂瓦迂回前进。总算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到达。
　　正是在这一点上事情出现了差错。像赫格尔这样有经验的人，应该是从背后接近目标，包围建筑物，在处边至少设两个岗哨。相反，他们全部通过正门进去，拥上了二楼。菲格来因在房间里进，他已穿上军装，敞开着领子，脸已经刮过，和一个年轻女人一起站在红木圆桌旁边，正忙着捆扎一个女式手提旅行包。赫格尔喀嚓一声立正敬礼。有礼貌而坚走地提醒菲格莱因将军，元首的命令依然有效，要他立即回总理府。仍然醉醺醺的菲格莱因亮出他的官衔，抗议他们粗鲁地闯进来。菲格莱因终于同意跟着走了，这使赫格尔感到宽慰，正式逮捕这个棘手的问题终未发生。
　　关于逮捕菲格莱因一事，这种方式看起来很简单，但赫格尔上校的神经却似乎非常紧张。赫格尔清楚地知道，菲格莱因由于与爱娃·勃茵恩的亲属关系而在纳粹统治集团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精神上的踌躇也许说明这样的事实，不仅赫格尔忘记在房子周围布置岗哨，并且他还忽视了对那个年轻女人的警惕，因而她在他们谈话过程中迅速地从起居室溜走了，菲格莱因客气地请客人们喝过科涅克酒之后，她手里端着放有空玻璃杯的茶盘到厨房去，像是去取水的样子。赫格尔专心致志他说服菲格莱因，其他人全神贯注地在旁静听，当菲格莱因同意跟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全都放松了。就在这时，有个侦缉人员醒悟到这个女人还没有回来，他听见厨房里有放水声，就走过去查看，结果那个女人不见了，窗子敞开着。他拧上水笼头，关上窗户，只是报告她已经不在了。赫格尔很快拿起那个手提包就打电话给腊登休伯，说他已带着菲格莱因启程了，但是他没有提到那个女人。很明显，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打开手提包检查和登记其中的物品。
　　突击队员用了他们去菲格莱因公寓的一半时间就返回了总理府。即使是在这最后几天的夜间经常发生的巷战这时却沉寂了，苏联人露宿了。4月27日（星期五）的午夜前后，赫格尔的小队回到总理府，赫格尔本人和两名战士把菲格莱因带到了他在新总理府的住处。
　　随后，这位上校就带着手提包穿过长长的地道从新总理府到元首暗堡，当他下到暗堡，他大吃一惊，在他面前的站着一群人，不仅包括预料到的腊登休伯将军和根舍少校，而且还有马丁·鲍曼、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和戈培尔，一个可怕的接待委员会。
　　赫格尔上校敬了礼并报告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但无论是鲍曼还是腊登休伯，都没有向他表示祝贺。在赫格尔莱因带到他住处、又回到暗堡的大约十五分钟里，接待委员会同与赫格尔一起去的其他人进行了交谈，知道了在勃赖怕特劳大街劳大街公寓里所发生一切。当赫格尔带着那只手提包报告的时候，鲍曼迅速地抢过手提包，把其中的东西倒在老会议室的会议桌上。
　　手提包里有一个小皮包，里边是一些钻石，紫水晶石，红宝石，一个蛋白石，一只钻石别针。几只戒指，一串珍珠项链，三只金表（其中一只是爱娃·勃劳恩交给菲格莱因修过的）。105，725 德国马克，3， 186 瑞士法郎，两份签发给这个女人的护照（即两份护照上名字不同，但却贴着相同的相片），还有几张交通地图。
　　这些东西说明一点，客观存在是柏林某一对有钱的夫妇在首都将要隐藏、转移去西方之前积攒起来的，在总崩溃时这么大量的金钱和宝石作为交换物品是足够的了，如在1945 年混乱时期，德国马克的表面价值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日益下跌，这些瑞士法郎比德国马克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瑞士货币并不意味着这对情人必然要去瑞士，这是应急的货币，——任何地方都可以用）马丁·鲍曼还看出了另外的问题，一份英国的护照，这意味着菲格莱因策划与之逃跑的这个女人不仅是德国人，甚至很可能是一个敌国人。鲍曼像头受伤的公牛，两只拳头捶着桌子吼叫着，当面申斥赫格尔，“赫格尔，你这个十足的白痴，‘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不把她带到这儿？而要回这个无用的手提包？菲格莱因是个卖国贼，这个女人是个英国人，敌人的代理人。菲格莱因和这个间谍同床共枕，把什么都泄漏出去了，她就是那个漏洞。”
　　根舍是这样描写的：“菲格莱因的这个情妇比他接近的其他女人都漂亮，我能记起的只是，她长相好看，高高的个子，装柬打扮人时，金色的头发闪闪发亮，大约三十来岁，讲德语有种特殊腔调，至少还能讲两、三种语言。听说她叫玛塔·奥哈拉，有丈夫，可能是住在城外的一个外交官。我遇见过她两、三次时间都很短暂，在酒吧她和菲格莱因都是快饮，即刻离去。他们有一次谈话的话题就是马，菲格菜因是个骑兵嘛！”
　　同样见过这个女人施中士说，他认为这个女人是苏格兰人，嫁给了一个匈牙利人。孟克记得这个女人是个外国人，但说她是丹麦人。而已尔却认为她是爱尔兰人，是爱尔兰国籍。
　　这时，鲍曼亲自监督着并命令另外两支摩托车队返回菲格莱因的公寓去，赫格尔和缪勒这时率领两支车队用不同的路线同时都在五分钟之内到达。但是鸟儿并未飞回笼子，房间里空空如也。很可能是缪勒从分寓房间里打电话给腊登休伯，下令要他把菲格莱因转交给盖世大保，因为对赫尔曼·蕙格莱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审问。这次询问是在4 月28 日（星期六）.持续了一整天。
　　那么，玛塔·奥哈拉是不是成功地逃脱了？她也许今天还活着。在那时柏林及其周围的危险形势下，人们只能推测她那天晚上逃脱的可能性如何。已经确切知道，有七名情报人员在这两于之后离开暗堡的，他们经东西轴心大街，通过奥林匹运动场，朝哈韦尔河下游走去，最后安全地逃到了西方。他们全部是男人，并且都穿着军装，有更大危险性呢！最后还知道，有几个妇女在希特勒死后离开暗堡突围，除一个人在柏林失踪外，其余几个人也都安全到达了西方。
　　对于住在柏林的一个外国籍女人来说，强行出走显然是很危险的，甚至比狂轰滥炸和巷战更为可怕，有经验的女人都是尽力寻找一个隐身处。当玛塔·奥哈拉从窗户逃出来时是只身一人，她那时根本不可能再通过无线电发出情报。柏林的德国反间谍机构侦察秘密发报机的地点是非常内行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用“无名信件投递处”来交换情报的。在当时，“无名信件投递处”很可能是一个中立国的大使馆。对她来说，紧迫的事是到那里去。但是，许多大使馆，包括爱尔兰和匈牙利大使馆内，都座落在战斗越来越激烈的、连遭轰炸的动物园区，虽然从勃赖怕特劳大街到动物园仅相距一英里路程。但她要经过的这条大街却被切断了。像这样一个善于随机应变、头脑冷静的女人，可能会交上好运的。她毕竟没有护照（通行证），没有旅行袋，没有手提包，没有钱，没有交通工具，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尽管可能
　　性不大，她还是可能在最后时刻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如果她穿过柏林的心脏地区，那么死于巷战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自那以后就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任何踪迹都没有了。
　　赫尔曼·菲格莱因的命运如何？汉娜·莱契传出来的消息说他已被处决，这是1945 年希特勒暗堡里出现的首要事件之一。汉娜·莱契是4 月28 日（星期六）很晚才同里特·冯·格雷姆一起离开暗堡的。她说，就在她离开暗堡之前，菲格莱因已经在埃伦霍失彼处决了，暗堡的目击者可以证实，因为就发生在希特勒——爱娃·勃劳恩婚礼之前。据米施中士说，婚礼仪式事实上推迟了至少二十分钟，就是因为希特勒与缪勒、腊登休伯去商谈“核实菲格莱因死亡的事”。
　　星期六的晚上，远在旧金山发生的一件反常事件最终决定了菲格莱因的命运。在旧金山，一名机警的路透社记者发出一则消息：海因里希·希姆菜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和平试探。在北部的波罗的海之滨，希姆莱正在与伯纳多特爵进行秘密商谈。这则重要的内部消息由所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节目广播了。暗堡里的人是在晚上九点钟左右收到这些消息的。宣传部的海因兹·洛伦兹当时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通向暗堡的地道里有一间舒适的办公室，他抄收了这条新闻并把它交给了马丁·鲍曼，发生在德国境内、距柏林仅二百英里的事，竟然要通过八千英里以外一家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稿才知道，这简直是大本营情报中荒诞可笑的事。
　　希姆莱是个卖国贼！据汉娜·莱契说，希特勒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向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展示这一份新闻稿”。结果产生了混乱。鲍曼早就猜疑希姆莱的两面派行为，但由于他需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取代戈林，当时没有必要去指挥希姆莱和通过希姆莱指挥他的联络官菲洛莱因。冯·贝罗上校说，为了增加歇斯底里气氛，“布格道夹将军喝得像只山羊，在走廊里上窜下跳他说，希姆莱有项计划，要把希特勒的尸体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他表示诚意的保证。他说，这份文件已经被揭露，具体是由希姆莱的联络官菲格莱因从元首暗堡把元首死后的尸体搞到手，并把它弄出去。”
　　在这种到处疑神疑鬼的情况下，像冯·贝罗这样头脑不大冷静的人都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负有绑架尸体任务的人会首先不在暗堡呢？一般逻辑，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可能挽救菲格莱因。一个电话、一架推迟起飞的飞机、一则来自旧金山的电讯，使这个花花公子、党卫队的将军的命运完蛋了。
　　就希特勒关心的问题来说，勃赖伯特劳大街事件弄清了那个令人烦恼的漏洞，但是反对元首本人的阴谋——至今最坏的是针对他的遗体、神圣骨灰的残忍的阴谋——终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怎么说，谣传毕竟没有多少实话。鲍曼很快注意到，布格道夫将军把夺取尸体的计划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希特勒命令对菲格莱因紧急处决。他就被移交给巴尔，以后就没有人再在总理府见到过他，他就是在这儿被处决的，而不是在埃伦霍夫。希特勒经常下令处死那些密谋反对他本人的人，只有盖世太保才有这种特殊处死的器械一用细纲丝悬吊，挂在屠夫镶嵌在墙上的血淋淋的肉钧上，令其慢慢地窒息。 　
　
　
　
　
　
第三节末日大屠杀
　
　
　　到1944年初夏，几乎每一个德国将领不得不承认：战争失败了。俄国入已经在一月份攻克列宁格勒，二月份到达波兰东部边界，七月上旬占领了明斯克、维也纳和格罗德诺。东部战线已在一年之内向帝国本上后退了几百公里，东普鲁士将成为红军攻击的第一个德国省份；在南线，英美部队已于6月4日开进了意大利罗马。
　　6月5日，在西线，狂风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冲击着大西洋海岸，卷起两米高的浪头。气象和军事专家们一致指出，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入侵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其间，盟军的军舰和飞机已经作好了出征准备。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项命令中明确告诉他的部队：“如果你们看到头顶上有飞机，那就是我们的飞机。”
　　当日午夜，两个英国的和两个美国登陆师的空降部队过了海岸。地面上雾气腾腾，天空浓云密布。进攻开始的第一天英美空降部队的十五万六千名士兵就在五个地方相继着陆。
　　在这一关键时刻，谁也不敢叫醒因服药而将昏睡至中午的请特勒。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替他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动员国内驻防军来对付盟军的先头部队。理由是，从表面上看这种空降似乎是一种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在下院发表长篇演说，他指出：“现在，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希特勒终于醒了，他同意约德尔的决策，然后立即从萨尔茨山驱车去克莱斯海姆宫。在那里举行的军事形势会议上，他站在一幅巨大的诺曼底地图前指出：“他们是来向巨浪送死的。”
　　不久，在难以维持的、从荷兰到法国南部的漫长战线上，希特勒只剩下了六十个装备不全的师，而盟军每天都在向法国运送大量兵员和物资。陆军B 集团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在盟军登陆前就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过，如果西线得不到他所要求的增援，那就意味着战争失败。这种形势现在已经开始。
　　在这种毫无指望的形势下，一个三十六岁的受勋军官进入了历史的画面，他决心结束这个已经失败的战争。在1944年7月20日至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期间，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其曾外祖父是格奈泽瑙，父亲曾经当过符滕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施陶芬贝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的那汀根，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孪生哥哥。三兄弟都才华横溢：亚历山大是历史学家，贝托尔特是法学家，克劳斯几经波折后决定加入国防军当职业军官。自小体弱多病的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一表人才，好学不倦，头脑冷静，思考周密，善于说服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闪光的人物”。
　　和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他在斯图加特上过埃伯哈尔德——卢德维希文科中学，青年时代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加入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中学毕业后当了第十六骑兵团的骑手，这是一支有着光辉传统的部队，驻扎在班贝格。
　　1930年，施陶芬贝格晋升为少尉。后来成为坦克将军的哈索·冯·曼陀菲尔曾经当过他的上司。有人说， 1933 年纳粹上台时，年轻的施陶芬贝格
　　曾带领一群欢欣鼓舞的人上街游行，这是个居心叵测的传说。班贝格，这个号称具有中世纪和天主教精神特点的“德国罗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褐色潮流的影响，因为班贝格的骑士们遵守了军人不参加政治游行的规定。当然，施陶芬贝格和几乎所有的年轻军官一样，也赞同希特勒党的某些政纲。
　　传记作家约阿希姆·克拉马茨写道：“毫无疑问，他曾经一度努力把思想和现实加以区别。在当时的德国，很多有声望的人为了稳走局势而不得不暂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非道德论。这也许就是施陶芬贝格当时的想法..虽然施陶芬贝格对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野蛮的、没有教养的、有时候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感到反感，但是由于出身和职业的原因，一种强烈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支配着他，使他同情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运动。”
　　1933年，施陶芬贝格升为中尉，1937年升为上尉。1938年，班贝格的犹太教堂也被烧毁，砸玻璃窗之夜的事情对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施陶芬贝格升为校官后被派往乌珀塔尔的第一机械化师任职，先后出战过波兰、法国和北非。1943年4月7日，当时是第十坦克师作战参谋的施陶芬贝格在加斯非附近的盟军低空扫射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德国，他所在的师全部被俘。在慕尼黑军医院，医生们久久不能断定，他是否能度过死亡的难关。
　　这位伯爵毅力过人，他甚至拒绝服用镇痛剂和安眠药。“看到他被打得千疮百孔，实在令人心酸。他的母亲照料着他..虽然肢残伤痛，但是施陶芬贝格仍然不屈不挠。”
　　他几乎还未痊愈义要求奔赴前线，后被安排在柏林陆军部办公厅当参谋长。这时候他早已成了希特勒的坚定反对者。他以精辟的论点加入了密谋分子的行列：”将军不行就该用上校。”
　　这位伯爵不仅展示了智慧和不怕死的精神，而且在他的陆军补充军的新岗位上找到了达此目的的可能。他借口镇压千百万外国劳工的暴动，制订了一个以“女武神”为代号的计划。施陶芬贝格决心实施这个“女武神”计划，从1942年初开始。“狼穴”宜至希特勒为了逃避俄国人而迁移到柏林后仍然在扩建。在几千名工人当中也有很多久国人，他们受到了希特勒外勤警卫营部队的监视，住在故意维持原状的营地边上，但是即使在严格监视下也能够经常进入内圈。 1944 年6 月，那里共有两万八千名工人，其中有几百人在希特勒地下避弹室所在的一号禁区内工作。
　　这个地方的保安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也经常出现差错。1942 年底，有一个上校在去十八公里外的茅尔瓦尔德最高统帅部的途中在交通车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进了一号禁区，而这里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能进入。他下车后走进军官食堂，欢迎他的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那斯科·冯·普特卡默尔。当普特卡默尔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时，这位上校还不信，直到他看见窗外经过的希特勒时他才相信。
　　更为危险的是， 1942 年7 月9 日，一个波兰劳役企图越过铁丝网，被当场击毙，人们从他的装面包的口袋里搜出一把作案用的折刀。还有一次，人们从里宾特洛甫的副官厄亭格上尉的公文包里搜出了一颗手榴弹和一瓶汽油，引起了一阵恐慌。这位军官声称，这是用来在万一情况下销毁“国家机密文件”用的。
　　保卫希特勒方面的漏洞还有很多，如那个治胃痛的药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瓶子（往往是无人照看的）就放在希特勒的餐桌旁，只有他一人服用这种药品。那些在挖空心思研究如何才能消灭这个独裁者的密谋分子们，本可以找到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即设法在这瓶胃药里放人一种迅速有效的剧毒药品。多年来，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却无人这样想过。一些人有用武力结束希特勒生命的勇气，但是却无足够的杀人想象力，一度受博尔曼的委托记录希特勒席间谈话的亨利·皮克指出，凡是能够进入元首大本营的坚定刺客“都有足够的以这种方式杀死希特勒的机会”。
　　中午一点钟，希特勒准备接见后备军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上将及其陪同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元首堡垒的人口处，他们和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和空军将军卡尔·博登沙茨聊了几句。军官们进去后，希特勒向他们样子致意。这次军事会议时间很短，从一点十分开始到一点四十分结束。接着开其他会议。
　　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这次又未出席合议，不过即使他今天在场，施陶芬贝格也无法进行这次谋杀。炸弹虽然放在他的公文包里，柏林的同谋们这时也已过早地执行了“女武神”计划（本来只有弗罗姆才有这种权利），但是这位伯爵没有夹破这个至少需要十分钟才会引起爆炸的酸液信管的机会。在会议室，在希特勒的眼皮底下，他设法这样做，就这样，他的第二次尝试又失败了。但是这位连连失败的刺客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他还有7 月20日两次去东普鲁士汇报后备军可以向东线派多少人员的机会。
　　柏林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撤销他们的戒备措施。弗罗姆获知背着他所千的事后极为恼怒。他是个两面讨好的骑墙派，密谋分子经常向他提出暗示和要求，但他从不加以指责；另一方面，这位把安宁的生活和正常的睡眠置于良知之上的上将，依然执行着希特勒的各项命令，但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绞死的命运。
　　还未做好准备占领广播电台和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上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警卫的盖世大保总部，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中解救出几个密谋分子的，如尤利乌斯·勒贝尔。他们也没有去逮捕柏林大区党部书记戈培尔，尽管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早已深深陷入密谋集团之中并急待做些工作。”
　　四点钟左右，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泽将军终于下令出兵占领政府驻地，他派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奥托·恩斯特·雷默尔少校率“大德意志”警卫营出发。班德勒街的气氛是压抑的，甚至是悲观的，那位深孚众望、然而根本不适应密谋活动的埃尔温·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的态度犹为典型。他耽误了几小时，虽然也全副武装出现在现场。他对混乱的局面极为恼火，于是先回到了措森，后来又跑到他的庄园，最后终于被盖世太保的暴徒逮捕。
　　在“狼穴”，希特勒的武士们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在互相指责。海军上将邓尼茨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和空军的无能；戈林称里宾特洛甫是外交上的低能儿；希特勒听着，默默地吞服着莫雷尔的各种药片，然后突然跳起来大发雷霆，扬言要把这些罪犯的老婆孩子统统斩尽杀绝。
　　在气氛紧张的柏林，谣言四起，但是广播电台仍然还在沉默。元首大本营正在准备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讲话，但是奇怪的是，那里竟然没有转括设备。这位独裁者必须要等到从柯尼斯贝格派来一辆转播车后方能发表讲话，但这要花去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看来，在7 月20 日当天就向德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是不可能的了。
　　在帝国首府，“女武神”行动方案的第一个措施终于付诸实施了。柏林的警卫营先遗队已经出现在勃兰合堡门附近，并在继续向政府驻地挺进。这时，在班德勒街的臭尔布里特将军的办公室里，政变军官们的马拉松会议还没有结束。会议气氛直到有人报告施陶芬贝格的汽车已经到达院内时才出现一丝轻松。
　　这位从“狼穴”归来的刺客显得很轻松、兴奋和如释重负。他安慰同谋们说：“按常情判断，希特勒已死无疑。”五点钟以后，班德勒街的所有进出口都已被封锁，只有持施陶芬贝格亲自签发的桔黄色通行证的人方可进出这座建筑物。
　　五点三十分，密谋分子向武装部队各部发了一份由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签署的电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去世。一个由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的党魁们组成的伤夭害理的集团，企图利用眼前的形势向正在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从背后插上一刀，同时力图攫取权力以达到营私的目的。在这一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法制，井委托我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
　　和以往一样，在巴黎的冯·克卢格元帅还有动摇，存在设法疏远叛乱分子。但是现在他说：“历史的钟声已经响。”他建议参谋们立即开始同英美谈判西线停火的问题。当他后来收到凯特尔的“元首安然无恙”的电报后，他又再次改变腔调。但是已经大晚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早已替他采取了行动，已发出了逮捕在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队员和保安处人员的命令。整个行动只用了几个小时。历史学家威廉·冯·施拉姆写道：“二十二点三十分，第一警卫团突击队征服了盖世太保。这样，这一行动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取消了。如果这一行动在最后时刻被取消，那么这在德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事实首次清楚他说明了陆军和国家秘密警察之间的对立程度，同时也说明，那些恐怖制度的高级干部自己被抓后也不那么坚强。他们那么喜欢对手无寸铁的人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而今这种办法也被用到他们头上来了。到午夜时，在巴黎的街头就再也看不见黑色领章了。”
　　在柏林，施陶芬贝格要求弗罗姆上将公开加入叛乱。
　　“我已和凯特尔通过电话，”这位后备军司令答道，“希特勒没有死。”
　　“凯特尔在撤谎！”施陶芬贝格上校说。
　　“施陶芬贝格伯爵，”上将说，“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
　　这时，奥尔市里希特也敦促这位后备军司令行动起来。但是善于骑墙的弗罗姆宣布逮捕在场的军官。
　　“你已经逮捕不了我们了，”奥尔布里希特反唇以对，“你是在自欺欺人，现在是由我们来逮捕你。”
　　弗罗姆和奥尔布里希特扭打起来，上将占了上峰。施陶芬贝格不得不去劝架，但是脸上挨了一记耳光。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贝格不得不拔出手枪。弗罗姆被制服，卸下枪后被拖到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里。
　　在巴黎，逮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在柏林的班德勒街，侧乎也一切顺利；在燕提树下大街的城防部队，冯·哈泽将军尤为大胆。
　　雷默尔少校已开始封锁政府大楼，用冲锋枪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已出现在总理府周围，并在继续向政府各部进发。雷默尔和施陶芬贝格一样，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军官，在前线作战时曾多次负伤，这是这两位校官之间唯一相同的情况，此外，两人在出身、教育、智惫和道德上都绝然不同。雷默尔少校习惯于执行命令，不提任何问题，英勇无畏，处在骁勇和呆头呆脑之间。
　　雷默尔忠实地追随希待勒，但是军人的教条“命令就是命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一定会服从冯·哈泽中将的反对希特勒的命令。
　　雷默尔的民社党指导员汉斯·哈根中尉（也在宣传部担任工作）怀疑希恃勒己在党卫队发动的叛乱中遇刺的说法，于是乘摩托车到戈培尔那里去打听真实情况。
　　这时，雷默尔营长也接到去宣传部逮捕戈培尔的命令。临走前他对副官说：“现在是要我的脑袋了。”
　　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施佩尔正好也在那里。部长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汗流满面地打电话。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军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他最后的希望是，但愿广播电台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
　　雷默尔少校（哈根称他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军官”）一进门，戈堵尔就开门开山地要他好好想想他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
　　“但是元首现在已经死了。”少校说。
　　“元首还健在。”宣传部长反驳说，“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默尔又说，只有他能亲自听到元首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雷默尔感到庆幸，但仍似信非信地瞧着我们发愣。这时戈培尔要雷默尔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已落在他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者抛开它，现在就看他自己了。这时见到雷默尔的人，见到他听了这番话后所发生的变化的人，都知道戈培尔已经获胜。但是这位宣传部长这时又使出了他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您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您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销了您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用稍带讽刺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然后，他叫通了拉斯滕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希特勒大本营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这位少校。雷默尔立即听出这是传说已经死去的希特勒的声音，他手里拿着听筒，不由地马上立正。我们只听他不断重复地说：‘是，我的希特勒..是！’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位少校已经受命接替哈泽，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
　　雷默尔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并开始着手镇压将军们的暴动。他首先撤回了警卫营，该营在班德勒街的士兵已经在傍晚晚些时候撤退。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也报告，元首将对德国人民发表讲话。
　　接着放进行曲。
　　在巴黎，牢房已经关满了人，但是此刻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却请求他的军官说：“先生们，请别把我牵扯进去！”
　　这一天还有一些意外的偶然事件。最翠众望的陆军领袖隆美尔元帅（即使他不是7 月20 日事件的同谋，也是一个知情人）三天前在一次低空扫射中负了重伤，现在正躺在陆军医院里不能动弹。他的声望本来足以使民众投入到这场总起义中去。
　　曾经解救过墨索里尼的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采尼要去维也纳，火车刚要开动时他获悉希特勒又度过了一次暗算，并立即表示愿意听从调遣。这个身高两米的人去拜访中央保安局。保安处驻外部主任瓦尔特·舍伦贝格告诉他，局势非常严重。约翰·托兰写道，“他脸色苍白，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作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说，‘如果他们来，我就在这里自卫。’他的神色很古怪，斯科采尼差点儿笑出声来。他建议舍伦贝格把手枪拿开，以防不小心伤害自己。”
　　接着，舍伦贝格也开始介入。他乘车去城郊的一座党卫队学校，要求给予增援。傍晚晚些时候，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命令他立即去班德勒街支援雷默尔，警卫营已经包围了这幢大楼。
　　希特勒的广播讲话一直还未开始，在巴黎，党卫队头目全被抓获；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密谋集团的余党也在活动；在班德勒街，非叛乱军官起先静观了一夭，当他们嗅到哪一方将会胜利后，也拿起了武器。
　　其中八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陶芬贝格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向他打出一排子弹。
　　施陶芬贝格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诸位先生，”这位后备军司令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被凯特尔解职，其职务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代替，“现在，我要以你们今天下午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他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我是你以前的上级，”贝克上将答道，“你不能这样要求我。”这位原来为抗议希特动而退职的前总参谋长伸手去摸手枪。
　　弗罗姆抢先开了枪，但子弹只擦伤了贝克的头皮。“请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弗罗姆命令两名解救他的军官。但是他们拒绝执行命令。贝克倒在椅子上，呻吟着，流着血。这时弗罗姆上将以自封的临时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对这些密谋分子说，你们可以给家属写一封简短的诀别信。
　　弗罗姆去自己的办公室，不到五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的命令：“一个由我组建的临时军事法庭现在以元首的名义宣布判决，判处总参谋部的冯·默茨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指了指施陶芬贝格，“还有这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上校和冯·哈夫滕中尉死刑。”
　　施陶芬贝格对企图以此保全自己的弗罗姆极为愤恨，他表示愿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说，所有其他人只是作为他的士兵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弗罗姆暗示了一下房门，被判刑者捆绑着一个接一个默默地从他身旁走过。在此期间，贝克第二次开枪自杀，但又未击中，一名上士把他拖到走廓上，在他颈上加了一枪。
　　处决是在班德勒街的院子里进行的。奥尔布里希特第一个死，施陶芬贝格排在第二，但是枪响时他的副官冯·哈夫腾上前挡住了子弹，所以施陶芬贝格第三个死，死时高呼德国万岁的口号，零点三十二分，默茨也被按军法处决，身材魁伟的弗罗姆上将站在班德勒街大楼的阴影之中。他作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他说，“感谢天意拯救了元首的宝贵生命。”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了这个凄楚的现场，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拟了一封电报交给班德勒街的通讯中心，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平定，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戈培尔将他逮捕。他对自己同事的态度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优待， 1945 年3 月他也被枪决。
　　在死者被运往舍内贝格的巴特海姆教堂公墓安葬时，时钟正敲午夜一点。广播电台传出了希特勒的声音。
　　“德国的男女同志们！”希特勒声嘶力竭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对我策划并进行暗杀行动了。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由一些野心勃勃、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昧无知的军官组成了一个很小的集团，台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来自十一个机构的四百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人生还，施陶芬贝格及其朋友的尸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在农田里。戈林甚至建议把骨灰撒在臭水沟里，因为农田对他们来说太干净了。
　　大部分害怕受到死亡耻辱的人，虽然有同纳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但这次却无法预料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样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还不如当初也被按军法处决为好。
　　“圣巴托罗缪之夜”又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迫害者们根据偶然发现的军事谍报局的文件，拘留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少将。在巴黎，那些刚刚逮捕了党卫队首领的军官们在拉斐尔饭店惊悉，柏林暴动已告失败，德国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己反而落入了他为希特勒的打手们设置的圈套。在这一危急关头，军官们想出了一个应急措施。他们和两名被捕要人，党卫队高级军官和警察首领卡尔·奥贝格和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谈判。
　　两人被带出监狱，调停人奥托·阿贝茨大使打断一开始的交锋说：“在柏林，一切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里是法国。诺曼底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里的所有德国人必须精诚团结。”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抓人的和被抓的达成了协议，联合反对希姆莱和国家中央保安局。所以巴黎密谋分子的处境相比之下要好一些。
　　当然，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后来罢免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职务，并要他去柏林汇报情况。途中，他去看了凡尔登北部的马斯河古战场，他让司机开车先走，自己企图开枪自杀，但未打准，动手术后被捕，后被绞刑处死。看风使舵的克卢格在回德国途中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服了氰化钾，但是在给希特勒的信中仍然表示效忠于希特勒。这是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屈服和狂妄之间的德国陆军元帅。
　　只有少数人知道，由于自己参与了这一密谋或者知道这一密谋的内情终将被送交荣誉法庭、被判徒刑乃至枪决，企图隐藏起来。
　　他们希望敌手们也会遵守荣誉的传统。这样，他们在惨败后再次低估了纳粹运动。这个政权不仅要他们死，尤其要他们惨死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被捕的家属中，年龄最小的是格德勒的孙子，还是个哺乳婴儿；年龄最大的是施陶芬贝格的堂伯，八十五岁。
　　事到如今，在密谋分子当中还有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如费尔雷贝尔将军。他是个主要密谋份子，在暗杀事件过后几分钟还曾看见过幸存的希特勒。在7月20日的混乱中，他（那时还未受到怀疑）曾多次出现在希特勒身旁。他知道，他的参与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本来完全可以在施陶芬贝格的行刺失败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枪杀希特勒，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准备象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宿命论的方式去承担后果。当天下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去“狼穴”，也就是说要逮捕他。
　　他的通讯官和亲信黑尔穆特·阿恩茨博士中尉问他，是否有手枪。
　　“只要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愿自杀，而是想向战时法庭公开申述自己的理由——战争罪行的必然结果。临别时他对副官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一声：‘再见’。”
　　但是费尔吉贝将军在被捕后没有申诉的机会，他进了盖世太保的行刑室，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待遇。
　　密谋集团的驱动机——特雷斯科企图逃脱这种命运。7 月21 日，他来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前沿无人地带，如他所说的那样，想亲眼看一下前线的败局。就在苏军防线附近，他用两支手枪制造了一个交火的假象，然后拉响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由于特雷斯科的作用还未被揭露，他的英雄般的死在武装部队的战报中作了突出的报道。其家属获得了把他的遗体运回德国的特许，并以军人的荣誉安葬在特雷斯科庄园里。几个月后，这位将军被查出是“七·二○”事件的罪魁之一，于是已经半腐烂的尸体被取出棺木，用作审讯其朋友时的恐吓武器。
　　维尔纳·施拉德中校在营房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进监狱，不让别人折磨我。”然后开枪自杀了。总参谋部的汉斯·乌尔里希·冯·尔岑少校在柏林霍亨佐勒坦的军区司令部里被扣留。他的供词自相矛盾，因此被勒令交出手枪。这位军官要求上厕所，他在那里烧毁和吞下了有关文件，回来的路上他在消防沙桶里藏下了两颗手雷。
　　7 月21 日十点钟左右，冯·厄尔岑少校再次要求上厕所。途中，他取出了一颗手雷，举到头边爆炸。他受重伤倒地，看守也被炸伤，现场立即被封锁。医生认为厄尔岑已死，所以就无人管他了。他苏醒后挣扎着爬到消防桶旁取出了另一颗手雷，用嘴咬住，然后拉响。他的上司，忠于希特勒的约阿希姆·冯·科茨弗莱施将军说：“少校的死至少是体面的。”
　　国家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最初特别忙于“侦察”7 月20 日事件的工作。黑尔多夫伯爵被捕后，他的同谋行为再也隐瞒不住了。这位德国的首席刑警写了一份绝命书，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象，染了发色，和吉泽维乌斯一起隐居起来了。1945 年1 月16 日，内贝终于被捕，后被绞死。吉泽维乌斯得以在一周后用假护照逃到了瑞士。
　　炮兵将军弗里茨·林德曼也隐居起来了，虽然曾以五十万马克悬赏缉拿，但是直到九月才被发现。他企图从监狱的四楼跳窗自杀，但被狱警及时发现，腹部挨了一枪被击倒在地。人们给他开刀取出子弹的目的是要把他绞刑处死，但是林德曼因伤势过重，于9 月21 日死亡。五名曾隐藏过他的帮手们分别被处以绞刑。
　　纳粹行刑手们想出了狼多惨无人道的刑罚，这一政权很少这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面目。希特勒本人也多次强迫使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残虐刑罚。他把被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赖斯勒召进大本营，对他说，对这些要判决的人决不能采用任何仁慈的办法，特别是不能让他们保持理智，这位独裁者指示，要像宰“肉畜”一样绞死被判刑的军官。
　　为了把这些军人交给人民法庭审理，“荣誉法庭”必须先把他们开除军籍。唯命是从的凯特尔、古德里安等人为了讨好希特勒把这些军人一一削职为民。1944 年8 月7 日和8 日，人民法庭首次开庭，被告们被弄得极为狼狈：满脸胡子，衣衫褴褛，没有腰带，提着裤子，甚至被拿去了假牙。他们就这样站在穿着红袍的“法官”面前，字旗后装有摄影机。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家伙，”这个德国的维辛斯基对前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大声吼道，“为什么老弄你的裤子？”
　　维茨勒本虽然外表寒酸，但军人的威严不减。他对这个嗜血的法官道：“你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不出三个月，愤怒和受磨难的人民将要向你清算，把你活活地扔到街上的污泥中去！”
　　被告们虽然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受过严刑拷打，家眷们都掌握在这帮暴徒手中，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法庭上都表现出了临危不惧的态度。
　　当弗赖斯勒无意地用“伯爵”来称呼舒伦堡时，冯·迪·舒伦堡伯爵立即纠正他说：“是舒伦堡无赖。”
　　律师约瑟夫·维默尔警告庭长说：“如果我受绞刑，那么害怕的将不是我，而是你。”
　　“你马上就要进地狱了！”这个身穿血红色长袍的恐怖分子说道。
　　“如果你也紧跟而来，对我来说倒是一种乐趣，庭长先生。”被告回答。
　　遭到非人虐待的费尔吉贝尔甚至建议庭长赶快去上吊，以免被告们朱死他倒先被绞死。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刑罚也日益残酷。曾以他的坚贞不屈而救了很多朋友性命的施拉布伦多夫写道：
　　“他们提醒我，这是招供的最后机会。当我坚持不招时，他们又对我进行拷打。这种刑罚共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我的双手被反绑，然后套上一个装置，十指分别夹住，装置内有铁刺，外有螺丝，螺母扣紧时铁刺扎进手指肉里；
　　第二步，我被捆在一个像床架一样的刑具上，脸朝下，头上被盖上一条毯子，每条赤裸的腿上套上一根炉管样的东西，管子内壁有尖钉，外面有螺丝，扣紧后钉子扎进大腿和小腿；
　　第三步，我和刚才一样，被捆在床架式刑具上，头也被盖住，‘床架’可以缓慢分开，以致被绑住的整个身体随着这一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动作一起拉长；
　　第四步，我被捆在一具特制的刑架上，弓着腰，身体既不能向后也不能向两侧活动，然后行刑手和警卫长用粗棍从后面抽打，每打一棍我的头就重重地憧击地面，旁观者们在一边高声狂笑。”
　　施拉布伦多夫曾休克过一次，醒来后继续受此摧残。但是这种刑罚没有奏效，他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们把他带到刑场，押解人作一手势说：“现在你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准备给你选择另一种命运的机会。” 　
　
　
　
　
　
第四节“我必须死”
　
　
　　到1945年4月，苏联人已逼近总理府。希特勒自知大势已去，于是在一派阴郁的气氛中举行了与爱娃·勃劳恩的婚礼，随后决定在4月30日早上2时，与夫人勃劳恩一同自杀。
　　下午三点钟刚过，新婚的希特勒夫妇在下暗堡的主走廓里最后一次露面。自从四十个小时前在在凄凉的午夜举行婚礼来，他们很少在一起。他们向总理府成员道别，在场的有戈培尔、鲍曼、克菜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海军武官伏斯中将、魏纳·哈斯教授、腊登休伯少将、赫格尔少校、高级侍卫官海因兹·林格、奥托·根舍少校、三名秘书：克里斯蒂妥夫人、荣格夫人和克鲁格尔小姐（鲍曼的秘书）以及曼切阿莱小姐和维尔纳·瑙曼。只有飞行员汉斯·巴尔、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司机埃里奇·肯普卡和玛格达·戈培尔不在场。
　　这一正式的告别仪式只进行了几分钟。嗣后，谁也回忆不起有什么不朽的言词。在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之后，林格终于得到示意，打开了通向希特勒私人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一个礼貌的姿势让爱娃走在他的前面。在永别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转身面向海因兹·林格，同他握手，说，“林格，老朋友，我现在要你参加突围小组。”
　　林格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我的元首！”
　　“去为我的继任人效劳。”希特勒说。
　　不管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它终究是希特勒在暗堡成员面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希特勒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关上了房门。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后立即负责处理他们的尸体。这就是他在进入准备自杀的房间之前说的话。“他告诉我，要我们等十分钟，如果听下列声音的就进去。”根据其他在场的人说，这时林格再也沉不住气了。也许，在这样一种受压抑的时刻，他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但是不知是什么明显的原因使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一口气跑完四段很陡的楼梯冲向太平门跑到炮火连天的院子里，随后又迅速地跑下来，瞪大着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所有其他的人只惊异地注视着他的古怪行动。
　　接着奥托·根舍少校离去了，他把在上暗堡的元首警卫队的几名青年军官找在一起，向他们布置任务。他们的紧急任务是把两具尸体抬出下暗堡。根舍很快又返回来，站在希特勒住房门口的正前方，两腿叉开，把手枪紧紧地握在胸前，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随时发生的结局。大家都竖起耳朵等待着一声或许是两声枪响。作为一个军人，根舍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能从沉重的拱形铁门听到枪声，而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事实上，枪声要通过两道门，因为在希特勒卧室前面还有一同小门厅。
　　希待勒有两支手枪，火力较大的是口径为7. 65 毫米的标准瓦瑟手枪。从4月22日，也许更早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把这支手枪放在他的短上衣口袋里，他的高级侍卫尤利乌斯·夏勃曾经见到他从卧室保险柜里拿走那支手枪的。比较小的一支手枪是6.35毫米的瓦瑟。他带在身边多年，塞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人们认为这支枪只是为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这支较重的手枪。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尺，爱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她有两位胶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张小圆桌上，随后把她的6.35 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以及一条山茶色的绸子手绢也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胶囊放入口中。
　　就像哈斯教授对欣克说的，希特勒说过他俩一道死是他的最终的愿望——“当我们必须死时，我们俩希望一块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谈之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爱娃住所嘱咐她：“一听到枪响就立即咬破胶囊。”显然她是这样做了。因为她担心看到她死去的爱人会动摇她的决心。所以，只有爱娃·希特勒一个人听到了亿万人民乐于听到的这一声枪响。事后，哈斯教授同欣克交谈时，他还不大清楚爱娃是否准备使用手枪。这要由她选择。她想用手枪的话，肯定她确实相当熟悉怎么开枪。但哈斯建议她一定不要用手枪。
　　事后证实，希特勒采纳的不仅仅是哈斯教授的办法，而且也是他的高级军事人员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的建议，希特勒把他的黑色瓦瑟手枪对准他的铁灰色的右太阳穴，然后咬破胶囊，同时紧扣扳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他这样做显然需要集中一切意志力采取最后的猛烈行动。所以，这一枪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一声枪响。还在冒烟的手枪从希特勒的右手滚落下来，掉在他脚下的地毯上。这是氰化钾毒剂很快起作用的迹象。因为多数用手枪自杀的人一般是紧握自杀工具的。一种辛辣的火药昧和氰化钾的苦杏仁味混杂在一起，充满他不通风的小屋，但还没有渗到门厅和外边的走廓。
　　爱娃·希特勒躺在她吞下毒药前所坐的舒适位置上，小手枪放在她的颜色鲜艳的子绢旁。希特勒的躯体颓然倒下，但仍然躺在蓝白色天鹅绒沙发上。血从他的右太阳穴不停地涌出来。那天早上才插上温室里采来的郁金香和白水仙花的小巧的德累斯顿花瓶，倒在爱娃大腿旁边，水溅在爱娃的蓝色春装上。花瓶掉在地毯上并没有打破。林格作为一名侍卫，总想把一切东西放整齐，他拾起花瓶，看看有没有裂纹，把掉在地上的花枝重新手入花瓶，又放在桌子上。根舍说，“至少有两分钟（这是非常长的两分钟），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或做什么，只是看着林格摆弄花瓶。”根舍终于从恍馏状态申清醒过来，他要林格把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搬开，把两床军用毛毯铺在地板上。然后他才离开房间去找附近警卫室里待命的元首警卫队的三名青年军官。在这个时刻，第六名目击者军医施通姆费格上校才来到。他检查了两具尸体，宣布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已经死亡。戈培尔、鲍曼和阿克斯曼都默默无言地旁观着。
　　与此同时，盖世太保最大的头子希姆莱离开了吕贝克，和他的最后的一些同伙来到荷尔斯泰因的玛朗特古堡安身。4 月30 日，在与奥托·奥仑道夫经过一整天的激烈争论后，希姆莱将一个大沙发推到壁炉近前，奥仑道夫不断地向壁炉里投放劈柴。在党卫军领袖身旁的一个路易十五世用过的独脚小圆桌上，放着一台收音机。希姆莱脸色阴沉。午夜，当听到柏林电台播发的一则消息时，他惊得目瞪口呆。收音机音响效果很差，但希姆莱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元首已去世..元帅邓尼茨接任帝国总统..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被任命为帝国总理..”竟没有提到“忠诚的海因里希”！帝国党卫军总监气得脸色发白。面对着同样被惊呆了的奥托·奥伦道夫和也来听广播的城堡女主人，他大肆攻击、谴责他以前所崇拜的偶像所作的这一令他大为恼火的安排。其言词之激烈，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他还不知道希特勒在遗瞩中提到的对他的判决：在我死前，我要将党卫军总监、内政部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解除他的一切职务。戈林和希姆莱擅自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阴谋夺取政权..这是背叛，大逆不道，变节..是与国家为敌的罪人.. 　
　
　
　
　
　
第五节逃亡
　
　
　　德国各地到处流传着令人毛骨惊然的消息。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来自东方的难民讲述着一桩桩极其可怕的见闻。他们说，妇女被强奸，被俘的军官被拷打，伤员被无情地枪决。在柏林，党卫军队员和盖世太保分子被捕后立即处死，人们用铁锤把穆瓦森步枪的弹壳钉进他们的后脑。
　　在德国中央保安局，人们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保安处特务和盖世太保警察是最少抱有幻想的人。由于罪行累累，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他们休想得到宽大。
　　当第一轮审讯开始时，保安处和党卫军的各种组织被宣布为“犯罪集团”。不管个人是否犯有罪行，只要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就被视作罪犯，并给以法律制裁。
　　在此之前，作为职业情报人员，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官员每天都能了解到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任何宣传部不能粉饰他们收到的报告。自1944年初，他们就已坦率地承认，前途难卜，败绩惨重。
　　在末日即将到来之际，纳粹党的权贵们也沉而于悲观颓丧之中。那些没有完全被昔日的政治热情所驱使、对帝国命运稍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认真地思考着保证自己及其家眷的逃命方法问题。
　　但是，他们的种种计划遇到了比当初想象的大得多的障碍。
　　首先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警察网。在整个德国，盖世太保的官员和职员不下45， 000人，安全警察65， 000人，保安处的情报人员10万人，隶属于库特·达吕格领导的穿制服的治安警察280万人。党卫军的告密分子、临时密探和间谍还不在其数。在纳粹党与武装部队，武装部队与党卫军，党卫军与保安处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帝国专员与纳粹党大区领袖争权夺利，常常进行着紧张的角斗。总之，依照一个通常的说法，人人都在受人监视，人人都在监视别人。
　　利沃夫集中营的幸存者、 20 多年来专门从事追捕纳粹罪犯的西蒙·维森培尔在他的新著（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中提到：战争结束时，盖世太保的主要成员都曾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专门机构为他们伪造了新的身份证。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于1945年1月搬迁。保安局大部分“专职人员”后来迁移到位于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山区的阿尔多塞镇附近。那里的办公用房十分简陋，人员数量受到最大限度的压缩。不可想象，他们在那里拥有系统地制造伪证的器材设备。
　　如果真是这样，纳粹党和保安局的领导人甚至参谋部的某些军官理应是优先获得假造证件的人。然而，他们并未获碍。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以及希特勒的贴身侍卫官缨勒和沙德尔不愿在失去元首后继续活下去，都以戈培尔为榜样各自独立核算了。希姆莱在被捕时只有几张业余运动员的假证件。戈林在审讯后，也自杀了。最后一任空军司令冯·克莱姆元帅1945年6月24日在斯拉兹堡医院服毒自杀。
　　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早就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前5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
　　鲍曼原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 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取代了他。从此，他便顺利地步步高升，并因此而招致许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终是胜利者。此人外貌不扬，有着一副呆板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和一双伪善的眼睛。检察长弗里茨·鲍尔说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这位帝国长官决意不使自己成为帝国的陪葬。1944年他对他的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帮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计划。那个神秘的人物虽鲜为人知，却起着决定性的作为。他就是瓦尔特·罗夫。
　　1942年圣诞节，罗夫途经柏林时，卡尔登勃鲁纳召见了他。
　　“鲍曼希望见见你！他明天接见你。”
　　无人知道他们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也无人知道罗夫接受了什么样的使命。但他一返回岗位，便匆匆将他的指挥部从迦太基迁到突尼斯。他的办事机构突然得到加强，其工作人员由原来的48人增加到200多人。与此同时，他与驻突尼斯总代表、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和非洲长枪党的法国人进行接触。
　　几个星期后，罗夫命令逮捕50 多位最杰出的犹太知名人士（犹太教教士、律师和医生），并用卡车把他们押解到迦太基。他说：
　　“我刚接到一项命令，要我马上开始组织流放突尼斯的犹太人。然而，我来到突尼斯几个月后，我发现，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此外，我本人对你们没有任何恶意。我的任务是艰巨的。可以说，我是请求你们帮助我完成任务。”
　　在场者目瞪口呆。罗夫隐晦地向他们提出一笔交易。这难道是真的吗？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终于在深夜达成协议。经双方商定，突尼斯犹太人向罗夫缴纳半吨黄金或以外汇相抵，罗夫保证犹太人不受迫害。
　　“赎金”确实分几次交付了，但从没有文字记载。德国空军也从未接到将黄金运往柏林。只有鲍曼和卡尔登勃鲁纳知道事情的结果，显然，他们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
　　这笔财富成为1945 年以后盖世太保分子赖以后命的资金来源之一。在5名保安处成员和2名非洲长枪党法国人的协助下，罗夫亲自出马把这批黄金运藏到可靠的地方。一条小渔船在靠近马萨的一个小海湾装上黄金和外汇后，驶回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保安处驻丹吉尔的一名特务验收了这批黄金和外汇，并转运到得土安。瓦尔纳·勃洛克道夫证实，黄金后来被运到葡萄牙熔化后，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了。
　　1943年秋，罗夫成为保安处驻意大利北方组织长。这一职务也是鲍曼为他谋得的。这时，他居住在米兰，在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不太宽敞的房间。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由千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锗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以应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螺旋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鲍曼、罗夫及雇主协会的十几名代表。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3 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得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已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施米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到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家，土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枯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缪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有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待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缨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完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前往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了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馈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年12月23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前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的撒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月2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威廉鲁区。他在海备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壕沟里，躲开了巡罗部队。5月7日，他们来到霍恩到森，10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必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
　　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域游戈。帝国的某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 1946 年，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5月12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号的小房子里度过一夜。第二天清晨，4 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4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格拉夫却低声哼着小调：
　　“再见！小妹子！
　　我的心肝，你在这里等着吧，
　　等着我归来！
　　今天我们出海去远航..”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一个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月船员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这年8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千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1946年4月，鲍曼决定去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月4日，鲍曼来到日内斯。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 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他。“终于见面啦！”
　　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有的寓所。后者人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必须有耐心。”
　　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从那时开始出现的有关“帝国秘密金库”的传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由。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大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年3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岁的米兰少妇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1947年3月6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4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
　　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船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英国一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尼茨将军麾下任职。
　　科林对他们说：“你们最好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与以色列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
　　“不要这样认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的屠杀。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
　　“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们工作，其他人正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考虑考虑吧。”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退到了北非。 　
　
　
　
　
　
尾声　下一批牺牲者会是谁？
　
　
　　当第三帝国面临崩溃之际，希姆莱开始走上了他最后的歧途。他离开吕贝克以后，就象一头落入陷井的野兽来回地绕圈子，事实上，这块逐渐变得狭窄的土地与陷井并无两样，它牵住了任何一头危险的野兽。他首先驾车朝柏林方向驶去，但是要到达目的地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驶向北方菲斯滕贝格总部。
　　4 月26 日，他在那儿听到戈林“背叛”以及关于下令逮捕“帝国元帅”的消息。
　　希姆莱加快速度再次向丹麦边界驶去，以便重新与施伦堡会面。他委托施伦堡陪同伯纳多特去弗伦斯堡，并继续寻求“谈判”之路。四月三十日，施伦堡从丹麦来到弗伦斯堡，他在那儿获悉，自己也被解除了官职。党卫队保安处政治处处长江克中校和军事处处长斯科尔兹内中校替代了他的职务。
　　施伦堡不是那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恢复官职，驻守在特拉弗明德。五月一日上午，他在那里得到了关于希姆莱自杀和邓尼茨接任的消息。
　　不久以前，希姆莱在吕贝克附近的普勒恩的邓尼茨司令部里同邓尼茨进行了谈话，并决定与他“商量”现在应该采取的措施。
　　施伦堡陪他去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触，晚上飞往丹麦继续进行“谈判”。他在急勿匆地返回普勒恩以后，马上飞往斯德哥尔摩。在那儿出现的投降使他感到吃惊。
　　希姆莱自己则去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追随新政府。五月四日，新政府在那儿的海军学校里开始办公，一群无头苍蝇在“帝国总统”的身后相互碰撞。凯特尔、约德尔和其他高级军官都说，战争会在挪威继续下去。邓尼茨把帝国委员特波文和包姆以及林德曼将军召集到身边，探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的起义的途径。一批党的达官贵人试图对固执己见的休息室里的战略家们加以干涉，他们不知道那些战略家已被消灭了，而且当不断的空袭每分每秒都要造成无谓的牺牲时，他们对如何减少由于一场无情的战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民族的痛苦也很少关心。
　　希姆莱躲在那些喜欢听信谣言、动摇不定的群众中不露面，直到最后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议时为止。那一天，这个罪责难逃的党卫队首脑从政府中被撵了出去，现在，希姆莱意识到，他直接受到了威胁，于是便不知去向了。五月八日深夜，各条战线停止了敌对行动，自1939 年9 月1 日起，大炮首次沉默下来。
　　没有人知道希姆莱在哪儿，也许他同一些忠实的党卫队员一起躲藏在一个不安全的隐蔽处，这些队员都像他一样考虑如何逃避报复。盟国的特工人员对他擅寻了十五天之久。他们推测希姆莱在弗伦斯堡的周围地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他的照片被分发到那里的占领军手里，要是许多德国人知道希姆莱的隐蔽处，他们很可能早就报告了。
　　这种局势不会拖延得很久。5 月20 日，希姆莱决定进行一次尝试，同他的一小撮党卫队军官一起到达巴伐利亚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5 月21 日，一支小分队正在密切注视着通往不来梅的不来梅沃德公路，当时有一批从战场上被驱逐的逃兵试图采用步行或者乘坐稀奇古怪的车辆回到他们的故乡去。
　　这里全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一个被浑水浸透的、布满小松树的贫瘠地区，火车停在“魔鬼沼泽地”的附近。逃兵不得不逐个地经过英国的监察站。他在左眼上扎着黑色的绷带，与大多数逃兵一样，穿着杂色的服装，普通士兵所穿的一条便裤和一件军装。他的不安的举止和一些人（他们绝大部分根本就没有证件）中间的这张全新身份证使人对他产生了怀疑。两个英国士兵为尽职起见，挟着他的胳臂，把他带进了警卫值班室。然后他们向第二军的保安机关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军的司令部设在吕内堡。他们把这个人带到附近的军营，把他关在牢房里。没有人怀疑到，这个眼睛上扎着绷带的男子汉就是可怕的希姆莱。他刮去了小胡子，把眼镜藏进了衣袋里。
　　希姆莱自己知道，他很快会被人们认出来，于是决定孤注一掷，他请求同军营指挥官作一次私人谈话。当他还没有被带到那里时，他就揭去了眼睛上的黑色绷带，并自我介绍说：
　　“我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现在重要的是，我想立刻探访蒙哥马利元帅。”
　　难道他还一直相信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或者指望在有可能作一次旅游时偷偷地溜掉？正像他所指望的那样，结果是：他很快被带到了吕内堡的司令部，然后转到了保安处。
　　在吕内堡，人们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犯人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把他的东西非常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在一个衣袋里找到了一个装有氰化钾的大安瓿。希姆莱披着一件旧式的英国制服，被安置在一间牢房里，直到蒙哥马利情报处的墨菲上校到达为止。墨菲没有审问希姆莱，而是检查已采取过的那些措施。他问下属，有没有检查过希姆莱的口腔。绝大部分纳粹分子把毒药藏在舌头底下或者一颗假牙里面。墨菲认为已找到的安瓿也许是假的，真的可能已经转移了。
　　医生准备对希姆莱再进行一次检查，当医生命令他把嘴张开时，他苦恼地紧闭着嘴，咬碎了一点儿东西，由于吞咽下去的毒药奏了效，因而像被雷电击中似地跌倒在地。
　　医生立即把希姆莱的冒液吸干，但是这也无济干事。德国党卫队头子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结束了生命，四肢僵直地躺在地上，周围站着英国士兵，盟国战地新闻记者拍下了死者的照片，然后尸体被埋葬在一个秘密的场地。
　　死亡在等待着以希姆莱为头子的益世太保的得力干将和忠实部下海因里希·缪勒，但是他似乎已经是死里逃生了。他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失踪。据许多在苏联被俘的德国军官在被释放以后回到家乡时作证说，缪勒去过莫斯科，继施伦堡之后，缪勒利用“红色乐队”事件与俄间谍取得联系，而且协助他们来摧毁德国。许多德国警察为了生存而尽力为美国、英国乃至为法国谍报机构工作，许多人也的确达到了目的。缪勒选择了为苏联人服务的活动。虽然他在调查“红色乐队”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杀性，使人难以接受他此时的做法，但又不能完全排斥它。根据同样的消息来源，缪勒于一九四八年死于莫斯科。
　　最近有一则（未证实的）消息说，缪勒和鲍曼一起居住在智利。
　　卡尔登勃鲁纳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前，戈林站在他的旁边，两人在经过十一个多月的审讯之后，于1946 年10 月1 日被判处绞刑。
　　10 月16 日，与卡尔登鲁纳一起被绞死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罗森堡、约德尔、弗朗克、弗立克、赛斯英夸特消克尔和施特莱彻。戈林通过一党卫队大队长兼警长巴赫齐列夫斯基的帮助，成功地弄到了毒药。他在绞刑之前的两小时像希姆莱一样咬碎了毒药。
　　德国劳工阵线的首领罗伯特·莱伊在纽伦堡开审以前就在监狱里自缢。
　　奥伯格和克诺亨企图躲藏起来。1945年5月8日，奥伯格化名为阿尔布雷希特·海因策住在蒂罗尔基布厄附近的基施贝格村，可是到了7月底，美国军事警察就逮捕了他。8月7日，他在维尔德巴德被转交给法国当局，这是法国当局要求引渡的。
　　克诺亨更加机灵，他隐藏在格廷根，所以逃避了对他进行调查达七个月之久。1946年1月14日，他为了转移到美国占领地，离开他的隐蔽处，这是很愚蠢的。只有寸步不动，才能保存自己。1月16日，他在拜罗伊特以北五十公里的克罗纳林被美国军事警察逮捕。他被监禁过好多集中营，主要监禁在达豪集中营。在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案件中作过证词之后，他也被移交给法国当局。1946年11月9日，他到达巴黎。
　　法庭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调查，并对奥伯格审讯了三百八十六次，1954 年2月22日在谢尔什一米迪监狱里军事法窿开庭，奥伯格和克诺亨出庭，有关他们的旁证材料共收集了九十多公斤，起诉书不少于二百五十页。已经拖期的主审不得不再次延期进行，而同一法庭进行的第二轮审讯到9月20日才以判处奥伯格和克诺亨死刑而告终。
　　1949年，前大使阿贝茨被判二十年强制劳动，但是到了1954年，他根据大赦令获释。
　　奥伯格和克诺亨两人一面相信这件事情的经过，一面在听了对自己的判决之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因此《巴黎人解放报》于当天报道：“这一宣判是对那些在德国警察统治法国的黑暗岁月里遭到枪杀或流放的牺牲者的一种纯道德上的忏悔。”
　　一开始就预料到的宽有行动直到1958年4月10日尚未实现，就在这一天，在总统的公告上把死刑改为终生强制劳动。1959年12月31日，鉴于判刑后服过役，因而又把这种终生强制劳动的刑罚减为二十年强制劳动。
　　要是这样的话，奥伯格和克诺亨就得在1974年11月8日释放，然而法国政府没有说明原因就提前释放了他们。两个人被秘密带到米尔豪森监狱。1962年11月28日，根据最后一次宽有行动，把他们转交给德国当局。
　　克诺亨回到了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家。奥伯格怎么办呢？他也可以回到他在汉堡附近的家。但是法庭对他提出了起诉，说他与1934 年6月30日的事件有关。
　　1934 年6 月，奥伯格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担任党卫队中队长（少校），实际上是海德里希的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在准备“清洗”时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法庭的起诉似乎没有使奥伯格感到特别的不安。1957年5月，审理重大刑事案件的慕尼黑法庭对6月30日血浴中的两个罪犯前党卫队将军塞普·狄特里希和达豪集中营的前党卫队司令官迈戈尔·利伯特进行了审理。有人控告利怕特同另一个党卫军成员一起在罗姆的牢房里谋杀了罗姆，因此法庭判处两个罪犯十八个月的徒刑。
　　这个对数百万无辜者负有直接责任的阿道夫·艾希曼长期逃避了法庭对他的起诉。 1952 年他逃往南非，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周游了三年之后，于1955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他的夫人和儿子随后也到达那里。他伪造了一张名叫里卡多·克勒门特的假身份证，然后在一家名叫梅塞德斯本茨的工厂工作，但是，他装出来的那种善良的小职员的外貌并不能拯救他：1960 年5 月13 日，在他下班回家的路上，以色列的特务抓住了他，并且秘密地把他劫持到以色列。他站在那路撒冷的法庭面前受到公开审判，审判从4 月11 日持续到12 月15 日，最后判处他死刑。
　　1962 年6 月1 日，艾希曼在拉米监狱被绞死。尸体被焚毁，骨灰也在当夜被撒入大海。
　　最后还活着的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与艾克一起销声匿迹了，上了西天。
　　在盖世太保这出历史剧是，大多数主角都落得了他们应有的下场。这是他们生存的那个血腥时期里唯一闪烁着道德之光的一个侧面。
　　错综复杂的盖世太保组织是纳粹的主要支柱和诱饵，这随着纳粹的崩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在技术上的拿手杰作：包括整个欧洲的宠大的人名索引卡片以及保存着几百万人的机密档案，当时都在地毯式轰炸德国城市的火焰中燃烧殆尽，或者从颠簸的卡车上落到了垃圾堆里。然而，有些完整无损的材料落入胜利者的手中，因此对那些非常谨慎的去收集这种材料的人来说恰好成为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恶梦苏醒，四肢感到困倦疲惫。重新获得自由时的心情与尸体和眼泪的滋味交织在一起。要不断地去回忆那种恐怖的工具，它带来了无数的尸体、眼泪、悲哀乃至耻辱，因为盖世太保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中的人，它迫使我们相信，确实有像盖世太保这样的人。
　　纳粹的罪行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罪行。残酷、热中于暴力、崇拜权势和残忍好杀的种族狂既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时代的特征。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它们。这些本能都有着生根物上和心理上的根源，它们之所以存在那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它们。
　　人是一种食肉动物，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的阴谋活动是在地下进行的，而且受到常规、习俗、法律和所有文化与文明标准的约束。但是一旦得到了政权，他们不仅抑制不住可怕的冲动，而且可以从中渔利。在那个戴了多少世纪的薄薄的文明的假面具后面露出一副残暴的嘴脸。一旦把这个假面具撕去，就突然发出那已彼遗忘的时代里致人死命的咆哮。
　　用盖世太保方法表现的纳粹主义企图要实现的事和几乎成功在望的事，就是毁灭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人类，这一点我们已对它有所认识。纳粹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王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在那里，漫柔、善良、同情、尊重法律和尊重自由的思想统统不再是道德行为，而是不可弥补的罪过。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只能卑躬屈膝地服从，听命去杀人，如果他不懂得去附和多数人的意见，那么他甚至就会默默地死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以杀人为乐趣并把杀人犯视为英雄。这似乎像人们想要忘掉的恶梦一样，已经很遥远了，然而有毒的生面团会随时出现，人们没有理由忘记得这么快，绝对不能忘记。
　　可怕的冒险活动把德国变成一片废墟，遗留下来的是个支离破碎的、蒙受耻辱的德国，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可以侵占它。如果一个民族屈服于不停地进行宣传，恐怖、全面军事化、告密以及严密监视的政权；如果青年人牢牢记着纳粹的错误原则；如果一个民族不讲仁义道德而且还要人们相信，这是经过挑选的民族——优生民族，那么结局肯定就是这样。哪一个民族过去反对过这样的政权？又有哪一个民族会在明天去反对这样的政权？
　　问题毕竟存在着，而且将远存在下去。
　　可以引为警戒的德国实例已经消失了。纳粹的幸存者和那些思念家乡的人把死亡的种子抛向高空，让它们随风飘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人类缺乏记忆力，即使环境有利，全是时间概念混乱或者缺少防身符，那么血腥浪潮还会重新冲击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批的牺牲者会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