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

　　黑土地上的如梦年华：黑白记忆 作者：肖复兴
　　这是一本回忆录式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在2004年8月重返北大荒 ，时隔22年后再重新踏上那片黑土地，面对曾留有自己青春痕迹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面对现在依然生活在那里的老农和老知青，面对那些永远留在那里的知青亡魂，作者的心灵再次受到冲击和震撼，感情的闸门再次被冲开，于是开始了一次追忆如梦年华的青春之旅。它既是作者的青春回忆录，也是一代人残酷的命运史，更是一段共和国颠簸的断代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序言
　　《黑白记忆》自序
　　之所以要写这么一本书，是因为在阔别22年后，我又重返北大荒。筹划这次重返北大荒，我们已经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于一代知青，北大荒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的字眼，它几乎成为了一代人宿命般的象征或隐喻，不可能如吃鱼吐刺一样，把它从自己的生命和历史中剔除干净。当年54万知青浩浩荡荡地开进北大荒，如今绝大多数已经返城。当青春消逝得越来越远的时候，重返北大荒，便成为了不仅是我们，而且是越来越多知青的一个梦。
　　去年7月最后一天的晚上，当我来到北京站的钟楼下面等候朋友们，重新踏上北上的列车，开始这次重返北大荒之旅的生活，激动的心里，弥漫着更多的是重逢的想像和怀旧的情绪，并没有一种明确的思想，让自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平常的旅行，更不是一次夕阳红的豪华旅游，这是一次追忆似水年华，你踏进的将是对自己逝去的甚至有些被遗忘的青春重新唤醒和追回的旅程。
　　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青春，当青春远逝的时候，能够重新走回青春、触动青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需要毫不遮掩的回忆和审视，而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回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容易成为一把筛子，筛掉一些现在不愿意再看到的，或筛掉一些被时光遗忘掉的，而这一切可能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垂下头来审视的地方。当我越来越走进北大荒的这片土地，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当年的老乡和老知青，越来越接近自己的内心和青春的内核的时候，我发现，记忆原来是这样的沉重。记忆可以是和过去相会的一种形式，记忆也可以是面对今日思索的一粒种子。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记忆在证明着你自己的历史身份的同时，无形中泄露你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一些秘密。此次重返北大荒，我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次怀旧老片子的温馨再现，而是自己残酷的青春，是一代人跌宕的命运，是一段共和国颠簸的断代史。同样的青春，知青一代衔接着上下两代截然不同的历史断层，其承上启下和前后对比的作用，使得这一代是那么的特殊而绝无仅有。我们无权遗忘这样的历史，轻易地将自己当年手中捧着的红宝书，变换为今日卡拉OK的麦克，在自恋和自虐中自我吟唱。
　　我在想，应该为这次重返北大荒写一些什么东西。把我看到的，想到的，把我自己的心境，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的回忆，我自己的羞愧，我自己的内省，写一些什么才好，就像普鲁斯特说的，让那些一直存活在过去的实际时间，化为自己的心理时间，才算是找回了我们自己。
　　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在读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和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这样两本书。完全是无意的巧合，这两本书都是有关记忆的。
　　奥斯特说记忆是种意象，“根深蒂固，插在记忆的泥泞之中，既没有被隐埋，也并非可以完全被唤回。每个意象本身都是一种短暂的复活”。他特别讲了记忆需要被唤回，哪怕这种唤回并不完全，只是一次短暂的复活。
　　哈布瓦赫同样也论述了这样的意思，只是他没有用“唤回”这样的字眼，而是选择了“恢复”这样的词汇。哈布瓦赫说：“如何定位记忆？我们的回答是：借助于我们总是记挂于心的标志。审视自己，考虑他人，将自己定位在社会框架之中，这对于恢复记忆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无论是唤回，还是恢复，也许，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同，在法文中，是一个意思吧？他们相同的意思是，记忆存在逝去的岁月那里，不是容易被我们遗忘，就是处于沉睡状态，如果不是经过我们有意识的去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就会永远沉睡在那里，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人们更容易将目光投向充满诱惑的眼皮底下和前方，唤回或恢复记忆，不那么容易，那是一种能力。习惯忘却，没有记忆能力的民族，便容易得过且过，暖风熏得游人醉，沉醉在现实的灯红酒绿中狂欢。
　　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应该写我的这本书。关于北大荒那片黑土地上纷飞着雪花一样的那些黑白记忆，并没有被我唤回或恢复。
　　我已经从北大荒回来好几个月了。
　　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我也没有想好怎样写，才能够释放自己这样纷乱如云的思绪。回来之后那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种晕船一样的感觉始终缠绕着我，虽然，脚已经上了岸，心还颠簸在那里。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画画，画了好多关于北大荒的画，全是这次回北大荒的情景，一幅幅，挥之不去，用以来排遣自己的心情。
　　直到有一天，本书的责编包兰英女士和我聊天的时候，我又说起了这次重返北大荒的心情和感受，她对我建议说：“你应该写一本书。别零散地写，写成连贯的一本书，并把你画的这些画放在书里，作这本书的插图。”
　　是啊，我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呢？她的话提醒了我。我是应该写一本书，不要零敲碎打，仅仅写成了怀旧的断章小品，而用长篇小说的叙事笔法和结构。这样才能够容纳一代人的青春，一段共和国的历史。不要回避自己的心灵，敢于面对事实，像鱼一样深入事实（facts）中去；而不仅仅面对的是事物（things），如蜻蜓点水一般去浮光掠影。
　　我应该写这样的一本书，为了这次重返北大荒，为了那片繁衍了那么多悲欢离合故事的黑土地，为了一代人烟花般一闪即逝的那么短促而无奈的青春，为了依然生存在那里如今已是一脸木刻般皱纹的老农和老知青，为了死去的那么多当年和我相濡以沫的当地老农，和那些当年年龄比现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还要小的知青亡魂。当然，也为了我们16个人，为了我自己。为我们的初恋，为我们的友情，为我们的理想，为我们的命运。新的一代，正在扑面而来，一代知青，已经走到了尾声，到了借助于总是记挂于心的标志，审视自己，考虑他人的时候了。
　　于是，我开始了我的这次唤回和恢复记忆之旅。
　　记忆，就这样纷至沓来。
　　2005年春节前夕写于北京
　　目录
　　1.36年后，重聚在北京站钟楼下的16名北大荒知青
　　2.记忆有时并不可靠：重新找回消失的往昔
　　3.两地知青在一锅老汤中乱炖出来的味道
　　4.富锦老城——凋谢的花瓣萎缩在木纹里
　　5.暮色中挥舞的红头巾：在吞吐过我们青春岁月的老路上
　　6.没有一个“爱”字的爱之小溪，流淌到了36年后的黄昏
　　7.男人之间的友情：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
　　8.眼前就是曾经让我惊心动魄的七星河
　　9.到三队去看老孙——烟像活了似的精灵
　　10.一个曾经的女英雄之死：飘散在遗忘的风中
　　11.底窑：神秘的林中老巫、老猫和那片林子都没有了
　　12.当年军务股空洞洞的窗子——青春告别的不同方式
　　13.一种伤感和悲壮：大兴岛上第一对知青的婚礼
　　14.荒凉泥泞中一朵洁白的莲花与无法忘却的大公鸡大黄狗
　　15.巧遇当年“大寨队”的老队长，不能不想起“大寨花”的命运
　　16.我的“三明治”学校宿舍与逝去的教育诗
　　17.杨老师：一个志愿军右派的动物园约会和秘密
　　18.邂逅“曹大肚子”的闺女：让我想起了荒原上的奇遇
　　19.屠格涅夫伴我度过在猪号的灰暗日子
　　20.雁窝岛传奇：冒险和恋爱是一样的
　　21.风雪中的那辆老马车——每人都有自己的伤心地
　　22.云层和云层后面的星星：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23.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
　　24.在多雪的冬天里，叶至善先生帮我走出了厄运
　　25.那一刻，我不敢再回头
　　26.黑龙江边女宿舍里响起的枪声
　　27.一场乌苏里江边原始森林大火的逃生者
　　28.相逢不如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
　　36年后重聚的16名北大荒知青
　　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的可笑
　　晚7点钟，我已经来到北京火车站靠东边的钟楼下。说好了在这里会师的，四周除了提着、拖着大包小包的陌生外乡人来来往往，还没有见一个伙伴来。抬起头看看大钟，只能笑自己来早了，8点30分的火车，自己有些归心似箭。
　　但是，心里一直在想，为了这次的重返北大荒之行，我们已经筹划了两年多，大家都在各自的单位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瞎忙，为了凑一个成行的时间，总是锣齐鼓不齐。还都想在这样7月底8月初的日子里出发，因为这是北大荒的黄金时节，便越发的难凑。去年，好不容易凑齐了人马和日子，又正好赶上“非典”，一耽误就是一年。今年夏天，大家决心怎么也得回北大荒一趟，好像在赶末班车似的，心和我一样的急切，便猜是不是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去，到候车室里排队了？
　　我拉着妻子走进拥挤不堪的候车室，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人，又转出时，看见了好几个人正站在钟楼下面笑着看我们两人。是老朱和佩莉两口子、建国和刘娜两口子、秋子和凤琴两口子、小陈和她的大哥，还有赵军和毛豆，除了小陈的爱人邓灿已经先行一步到了北大荒，就剩下李龙云一家4口没有到，我们一行16人自发组织的重返北大荒的回访团的人马基本齐全了。
　　36年前，1968年的夏天，我们就是在这里聚齐，告别了北京，奔赴的北大荒。那时，我们是多么的年轻，最大的老朱也就22岁，最小的秋子还不满18岁。那时，我们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渴望离开家门去远行，我们的心中膨胀着、燃烧着远大的理想，似乎都在那遥远的远方；那时流行的话语是经风雨、见世面，似乎那风雨与世面都只在那遥远的远方；远方充满着迷人的诱惑，远方就是远大理想的象征。我们就是那样斩断所有的牵挂和儿女情长，说死说活，大江歌罢掉头东，飞蛾投火一般，非要向那不可知的远方奔去。自以为少年心事当拿云，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左牵黄，右擎苍，东北望，射天狼。
　　自从北大荒来人到北京招收知青下乡，我们就坐不住了，应征者如云，报名者如潮，就像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招聘会上一样人山人海。对比插队去的农村，北大荒充满别具的魅力，最不一样的一条：每月有32元钱的工资。北大荒来人格外的牛，还要左挑又拣的，并不是扒拉扒拉脑袋，每一个人都要的呢。开始的时候，我和老朱因为出身不好，就没有被批准，得到坏消息，急得我们两人深夜里赶到北大荒来人在西华门附近的驻地，拍开了他们已经熄灭了灯光的房间，找到了当时北大荒负责招收知青的负责人邓灿，磨破了嘴皮子好说歹说，才感动了邓灿，网开一面，破例将我们两人补进到北大荒的名单里去。那一晚，我和老朱跟邓灿分手，没有回家，走出西华门不远，就走到了天安门，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和城门上方的毛主席画像，让我们感到那样的神圣，我们的心里洋溢着说不出的激情，任那一年7月的夜风吹散，在天安门广场上翻滚着激荡的浪花，一朵一朵的，我们都看得见，看得那样的清晰。第二天白天，我和老朱又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拿着照相机，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片。我们就是揣着这样一张照片，像是在怀中揣着天安门一样，神圣而庄严得不得了地去的北大荒。
　　是的，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的可笑。那时，我们激扬而时髦的口号是：不做笼中的鸟，要做云中的鹰。我们崇尚的是毛主席诗词里恢弘的意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今日何方，赣江风雪弥漫处。而我则在去北大荒的前一夜，在日记本上悄悄地却自以为是地抄下了两句古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我有辞乡剑，玉锋堪裁云。一句是晋陆机的诗，一句是唐李贺的诗。就像今天年轻的孩子认真而仔细地抄下了周杰伦或S.H.E的歌词一样。青春的本质和习惯动作都是一样或相似的。
　　36年弹指一挥间，真真是人生如梦。鬼使神差，我们竟然走了一个轮回一般，又聚会了在这里。北京站的钟楼如一个沧桑的老人，不动声色地望着我们。
　　其实，我们谁都知道，人生场景的重复，并不是人生真正的重复，一切可以重头再来，只是歌里唱的童话罢了。人生是一次性的，可以回首瞻望，却无法回脚重走过去的路。只是，这一次，我们偏偏要重走老路，有些不为而为之。在新世纪之初怀旧情绪如同蒲公英一样扑满世界的角角落落的时候，我们明知这样重新拾起的记忆，很可能只是一只只气球，色彩绚丽却是轻飘飘的，一触即碎，但是还是不可阻挡地迈上了这条老路。也许，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代人的命运，北大荒，酸甜苦辣，虽然一言难尽，却如同刀子刻下一般，刻印在了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记忆里和生命的轨迹里。撞了南墙，头上明明肿起了消不下去的大包，不死心，还要伸长了脖子再撞一次。有什么办法！
　　我们想打捞什么？
　　夏天的北京，7点多钟，天依然很亮，晚霞还在灿烂着，温暖地映照着站前拥挤而嘈杂的站前广场。还没有看见李龙云一家4口，大家说进去到候车室里等他们吧，便一队迤逦进去，谁知还没有进到候车室，就看见李龙云在大厅里正着急地找我们。他的妻子新民、弟弟来敏和他姐姐的孩子，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听说我们要回北大荒，非跟着来看看新鲜。在我们的一行之中，李龙云一家的队伍最庞大，但4人中，3人都曾经到过北大荒，最小的小伙子代表着下一代吧，说明他们一家两代人对北大荒的感情。
　　登上火车，天已经黑了下来。站台上，看不到星星，晚风吹来，有些燥热，夹杂着煤烟尘土的味道。到了北大荒就好了，就能够看到星星了，看到的天也蓝也高。不知谁在说。
　　站台上，很清静，没有什么人来送行。凤琴是来为秋子送行的，就显得格外醒目，也显得格外的安详而温馨。想起36年前我们离开北京的那次送行，可以说得上是惊心动魄，站台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拥挤成了一锅搅不动嘎巴了底的粥，人头攒动，旗帜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里一遍遍不停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那种热烈的劲头，几乎能够把火车推动让它如同飞机一样飞上云端。36年，仅仅是36年过去了，还是这个站台，已经无情而彻底地把我们遗忘，像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情场老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当年煽动起来并施与我们的热情，转手给予了新人。喇叭里正用一种软绵绵的声音播放着：开往哈尔滨的Z15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还没有下车的送亲友的旅客赶紧下车了……在寂静而显得空荡荡的站台上有气无力地回荡着，轻柔得如同一阵暧昧的抚摸。
　　只有凤琴一人为秋子送行，为我们送行。一切曾经热烈喧嚣的场面，都如同戏剧里转台上的布景，被迅速地置换，被打扫得那样的干干净净，连一点灰烬都不剩。站台上，只有孤零零的灯光在闪烁，虽然是在炎热的夏天，那被风拂动的灯光却让人感到如同凄清而冰冷的秋霜一样，一缕一缕地飘动着。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岁月是多么的无情。历史已经残酷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我们的青春已经彻底不在。无论我们是怎么费劲地打捞，也不可能打捞上来什么东西了。我们为什么还在做猴子捞月亮的徒劳的游戏？我们又为什么还在做着普希金那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打捞上来一条想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的金鱼的美梦？
　　蓦地，就在这一瞬间，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一次，你为什么说死说活非要重返北大荒？而且是一大帮人闹着吵着聚集一起去？真的能有什么意义吗？
　　是现在生活在北京已经吃饱得有些撑的慌了，要去那里消化消化食儿减减肥？还是不满足现实庸常的生活和琐碎的日子，厌倦了大都市里白日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和家里不断升级的鸡吵鹅叫、以及单位里波澜不惊的明争暗斗，而要去那里暂时找个合法又美丽的逃避？或者都自以为是成功人士，多少有些小人得志一般要去那里衣锦还乡，就像迪伦马特写的剧本《贵妇还乡》一样，找补回当年的狼狈不堪？
　　或者，真的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所说：“人类的一切不愉快都源于一件事：无法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于是，我们人心不足蛇吞象，迫不及待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臆想去一趟北大荒，走进那里的荒原去异想天开。但是，真的走进去了，就一定能够把不快乐甩掉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有的不快乐其实正是源于那片青春记忆中的荒原？
　　或者，真的如法国的另一位哲学家哈布瓦赫说得那样：现在的一代人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己的？我们不过是哈布瓦赫所说的那样现在一起参加一次纪念性的集会，在想像中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我们那顽固不化的思想，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来进行集体记忆？那种集体记忆，或许就是我们不可救药的怀旧？真的如哈布瓦赫早早就一针见血对我们预言的那样：没有我们这样的重返北大荒的集体集会，没有我们这样在激动的想像中重演过去，过去的一切就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地飘散？而那将是一代人的青春。是的，我们不甘心，我们渴望是通过这样的集体记忆，在顽强地希望重新找回失去的一切，但是，我们能够真正地找回来吗？早已经飘零在地上的落叶，可以拾起来夹在书中做一枚怀旧的书签，还能够上演如鸟一样重新飞回枝头的神话吗？
　　这样隐隐的一问，像针刺了我一样，让我有些吃惊，曾经有过的坚定与坚强，显得有些摇摇欲坠。看着大家正在开心，我不敢有丝毫的流露，心却有些沉甸甸的。
　　哥儿几个凑齐了多不容易呀
　　火车快要开了，凤琴还没有走，其实，她也是非常想回北大荒看看的，只是他儿子在北大荒出生时因为患有脑缺氧后遗症使得小脑损伤，需要人来照顾，她只好让秋子代她去了，可心里却恋恋不舍的，一直送进了火车的车厢里面。我们笑着说凤琴对秋子感情最深，凤琴笑着说那是我对北大荒感情深！
　　车票全部都是软卧，想想以前每一次无论从北大荒回来探亲，还是从北京回北大荒，坐的都是硬座，这一次，大家应该咸鱼翻翻身，享享福了。虽说稍稍破费些，但对残破不堪的青春，总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偿。
　　绿色的车厢，总能够让大家立刻想起从前的日子。那时，每一次回家，都先要坐上一个白天的汽车，才能够从大兴岛过七星和富锦，到达一个叫做福利屯的小火车站，然后坐上一天蜗牛一样的慢车才能够到佳木斯，在那里换乘到哈尔滨的慢车，再从哈尔滨换乘到北京的快车。一切都顺利的话，起码也要3天3夜的样子才能够回到家。路远、时间长，都在其次，关键是有很多的时候根本买不到票，而探亲假和兜里的钱都是有数的，不允许我们在外面耽搁，因为多耽搁一天，就多了一天的花消少了一天的假期。那是我们最着急的时候了。在那些个路远天长的日子里，火车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好的印象。在甩手无边的北大荒的荒草甸子里，想家、回家，成了心头常常念响的主旋律，渴望见到绿色的车厢，又怕见到绿色的车厢，成了那时的一种说不出的痛。因为只要一见到那绿色的车厢，对于我们来说家就等于近在咫尺了，即使路途再遥远，它马上可以拉我回家了；而一想到探亲假总是有数的，再好的节目总是要收尾的，还得坐上它再回到北大荒去，心里对那绿色的车厢就有一种畏惧的感觉，以至后来只要一见到甚至一想到那绿色的车厢，头就疼。
　　闹腾腾安置下铺位之后，李龙云让弟弟和外甥赶紧把啤酒和蒜肠、小肚和猪头肉拿出来，喝！喝！咱哥儿几个凑齐了多不容易呀！
　　他说得对，充满感情。虽说都在北京，凑齐了，特别是大家一起同回北大荒，同回当年我们插队的2队，真是不容易。我们这一行16人，除了小陈的大哥和李龙云的外甥没有到过北大荒，一老一小，是受了我们的感染专门要去看看北大荒之外，好像非要补补这一课似的，再有是小陈的爱人邓灿和李龙云的弟弟来敏，当年不是和我们在一个队上的，其余12位都是当年在北大荒大兴岛2队的知青。当然，当年在大兴2队的足有上百名知青，但是能够凑齐了这样12人一起重返北大荒，也真是不容易，更何况在12人里有包括我在内的5对是那里恋爱结婚的呢。是啊，是不容易，干杯吧！
　　火车在酒杯里啤酒泡沫的摇摇晃晃中驶动了。
　　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哭声
　　36年前，1968年的7月20日上午10点38分，我们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北京站，那一天，阳光灿烂。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样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就是火车像今天这样刚刚驶动，我们的车厢里就有一个同学失声哭了起来。那多少和当时热烈激动的场面显得不大谐调的哭声，让满车厢里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惊。谁都不会明白那刚刚离开北京的哭声，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我才多少明白一些，那哭声是对我们青春命定般的一种隐喻或象征。
　　36年之后，我们重走回头路，只有笑声，而那哭声却隐隐地滴泣在我的心里，像琥珀一样在逝去的岁月里凝结闪烁。
　　36年之后，就在火车刚刚驶动的时候，我们12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哭声，往事就这样显示了神奇的力量，一下子回黄转绿，鲜活如昨。
　　当然，在这一瞬间，往事被回忆起来许多，似乎火车的驶动突然具有了哈利·波特里的法老那魔法的功能，能够立刻让死灰复燃，让逝去的一切如同惊蛰的虫子一样，迅速地从埋在地层底下拱出地皮而乍起翅膀活了过来。那一瞬间，往事如潮水，立刻淹没了车厢，淹没了大家。
　　在这时，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李龙云，说他当年探亲假期满从北京回北大荒的时候，给哈尔滨的女知青周彦写了一封信，路过哈尔滨下车在人家里住了一夜。大家纷纷地向他开着玩笑，让他老实交代，那一夜成就发生过什么故事。幽默的李龙云只是一脸的坏笑，一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无辜样子，让大家尽情地猜测，让过去一段完全的单纯与纯洁，亵渎为今天添油加醋的浪漫和想像。当然，玩笑只是玩笑，只有在这时大家才又脱却了平日上班时的盔甲，显现出当年的率直与轻松。之所以开这样的玩笑，因为明天一清早，火车到哈尔滨，在站台上迎接我们的，首当其冲就有周彦。在我们此次重返北大荒之行，在哈尔滨为我们张罗的就是周彦，当然，还有刘树才和刘树华兄妹两人。从哈尔滨出发，周彦和我们一起回大兴2队，我们的队伍就扩大到了17人。
　　想到北大荒之行终于开始成行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些激动。那一晚，几乎所有的人，带了药的自己拿出了药，没带药的找赵军——正经医院的主治大夫兼门诊科主任，要来安眠药片才能够勉强地入睡。
　　充满冷气的车厢里，夜色浓郁，灯光如流萤一闪一闪扑窗而过，我久久没有睡着。柔软的枕下，铁轨咣当当地撞击中，间或听到火车头汽笛穿透夜色的鸣叫声，似乎将历史与现在、回忆和现实，剪接交织一起，有了一种错位和间离的效果。今夕何夕？飞鸿杳杳，流水茫茫，北大荒一下子变得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一般。
　　在一锅老汤中乱炖出来的味道
　　没想到能碰到的两个人
　　晚上的聚会，是哈尔滨知青筹备已久的，光是白酒就搬来两箱，近卫军一样先行威风凛凛地列队站在了那里；啤酒更是大兵团作战似的，排了一排又一排，一直挤到墙角，看样子，不喝个一醉方休是不会收兵的。知青的聚会，自从知青返城之后，便成为了一种青春祭奠的仪式，无论混得好的，还是混得不好的，在过去曾经生活过的插队背景中，没有了贵贱高矮，一律找齐。所有的一去不返，所有的一言难尽，所有的无可奈何的回忆，都随后化作了聚会酒桌上的一锅东北菜：“乱炖”，炖不烂在各自的心头，即使在以后再漫长的岁月里，也是消化不干净的，然后在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在那锅老汤中接着碴儿一次次地乱炖，无限的味道，都在其中了。
　　在这一晚上的聚会中，我没有想到能够碰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周彦的姐姐周静，一个是袁柏林。
　　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见到的是周静的女儿小琳，因为去年小琳生了一对双胞胎，孩子还小，周静得在家里照顾，腾出女儿来为我们的聚会摄像。周彦为了这次重返北大荒而刚刚买的一台索尼的新款DV摄像机，没有人会用，只有小琳会用，所以，小琳来了，周静没有来成。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错过见面的机会了。第一次，是在22年前，1982年的夏天，我大学刚刚毕业，和作家梁晓声、诗人郭小林等人组织的北大荒回访团，回了趟北大荒，回到阔别8年的大兴岛。当时，周静还在那里的7队当老师，没有像妹妹在知青返城高潮中一样回到哈尔滨。没有回来的原因很简单，她在1973年就早早地把自己嫁给了7队当地的坐地户，一个老实可靠的康拜因手。然后，是连续两年生下了两个女儿，1974年生下老大小颖，1975年生下老二小琳。周静读中学的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读书，写作，一直是她的梦，却因为婚姻和孩子的拖累，那年已经考上了大学也没能上成。也许，正是因为文学一直蛇一样缠裹着她，在她的心里吐着信子暗暗地作祟，那年我回北大荒的消息在大兴岛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之后，她从7队跑了18里地跑到场部，希望能够见到我。她大概是想找我切磋一下写作吧，可惜我已经回2队了，阴差阳错没有见成面。
　　她是1984年先到呼兰，1990年才辗转回到了哈尔滨，丈夫跟着她也辗转来到哈尔滨，康拜因开不了啦，只好干临时工，一干干到现在，颠簸几个地方，干了整整20年的临时工，就像现在年轻人里的“漂一族”一样，在陌生的都市里寄人篱下，含辛茹苦，和周静一起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周静还是一直在做她的文学梦，业余时间学完了哈师大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在哈尔滨第20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晚回家悄悄涂鸦。去年，二女儿小琳生下双胞胎，偏偏赶上小琳的丈夫意外出了车祸，一下子无法照看孩子，周静只好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替女儿照看一对双胞胎。可能，这就是周静的命，当初，为了丈夫，她牺牲了读大学；如今，为了女儿，她再一次牺牲自己。
　　也许，是我和她的缘分不够，这一次又没办法见面了。看到长得很漂亮的小琳，我在想像着周静，我一直没有见过周静，只能在小琳的身上猜想她的模样。年轻的时候，她应该和女儿一样的漂亮吧？青春的轮回，总是以失去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呀！历史车轮的前进，往往是以弱者作为牺牲品为车轮前进的润滑油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是，她为什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而且，又非要嫁给一个当地的康拜因手呢？也许，这样问，本身就不公平，康拜因手怎么呢？英雄从来不问来路，爱情更是本来没有原因和对错可讲的。事过境迁之后，只有我们旁观者才这样猜测和揣摩，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判断和隔靴搔痒的安慰或关心。我只是有时会悄悄地想，一个人的青春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爱情和婚姻以及生育，当然还有文学这样多少有些虚妄的梦，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滋润得充实美好，也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切割得痛苦零碎。一个个当年曾经伴随着泪水写下过的文字，成为了如今的一点点灰蒙蒙的尘埃，将岁月与人生一起尘埋网封起来，谁还会记起？她自己又还会对谁说起？想一想，没有梦的人生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一样，是可怕的，可有了梦的人生，就一定不可怕吗？就一定能够星光璀璨吗？
　　现在，周静还有她妹妹一样兴致勃勃的心境吗？也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一起重返北大荒，再到她的7队去看看吗？我猜不透。周彦告诉我，她姐姐活到现在还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虽然回哈尔滨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却好像和城市格格不入，没有融合在一起，总还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回忆里，生活在北大荒。我问文学呢？你姐姐还是那样的痴迷吗？周彦说，当然，那是她的一个梦，只是淡漠了许多。也是，再浓的茶，架不住时间的煎熬，几十年来，一壶水沏到这时候，茶也冲淡了许多。再美好的梦，哪怕灿若一天云锦，也会被风雨洗涤得颜色褪尽，薄如蝉翼，再也禁不起撕扯。北大荒，在那场天翻地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经造就了北大荒的版画和文学，阴差阳错地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家，却是以牺牲了周静这样许多人的文学梦和青春梦为代价的。虚妄而飘渺的文学，曾经成全了我们，却是害了她。
　　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袁柏林，是我在3队组建宣传队时认识的。那时，武装营成立，营部就设在3队的大道北面，营教导员是邓灿，他把我召去营部负责组建宣传队。人员基本以3队的为主，和我先后报到的，外队来的，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袁柏林。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精神的小伙子，哈尔滨知青，我知道他是打洋琴的，我们正缺一个打洋琴的。我和他睡在营部的一铺炕上，天冷，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亲如兄弟。在大兴岛乃至建三江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演出，大部分时间来往没有车，都要在那甩手无边的荒草甸子或弯弯曲曲的沙石路或泥路上走，都是我和他走到最后，我和他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用一个木棍抬着洋琴盒，路远无轻载，走的路长了，洋琴盒便显得很沉。大概是因为我总和他一起抬洋琴盒，让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我。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大爱讲话，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得并不是很多，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地走，但在夕阳下或在月光中，乃至在细雨蒙蒙或飞雪飘飘中，洋琴在盒子里似乎和我们彼此的心一起在唱，我们都感到很亲近。
　　那一年，武装营的宣传队要解散了，我分到场部当老师，他留在3队干农活。分手的那一天，他送我走到3队的大路口，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1974年，我离开了北大荒，我到3队和他告别，留给他我家的地址，对他说，如果以后到北京来，到家里找我。分手的时候，他又是到3队的大路口送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们再也没有了音信。谁想到，竟然在今晚的聚会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够再见到你，我一直在找你。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心动。我在问自己：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找他吗？真的，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人生匆忙和烦扰中，让我遗忘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记忆如同一件漆皮脆薄的家具，经不起时间的磕碰，斑驳脱落的，却往往是我最应该珍惜的呀！
　　他又对我说：我把你这些年出的书，在哈尔滨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我家里摆着你的书有一排。
　　这话让我感动，便越发的惭愧。
　　然后，他又告诉我：1982年秋天，他旅行结婚到了北京，怎么那么巧，到了北京的第一天，买了张《北京晚报》，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是想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写东西，怎么那么的巧，那天的报纸上正好登载着我写的一篇散文《北大荒归来》。那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写了那篇感想。真是阴差阳错，不是早一天，也不是晚一天，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理由
　　他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我知道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他说的话是出自真心，并非是过年话，虽然，这样的话，我是受之有愧的。我不知道，有时一个人看似的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样对我评价，我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北大荒，那是一段我狼狈不堪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得起我，但是，就是这样，在袁柏林毫不做作的言辞中，他的真诚，他的怀念，让我和他都彼此感动，让我感到那段日子并不都是轻飘飘的而有了些许的分量，让我感到被人惦记着的快乐，以及给予别人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快乐。其实，我也知道，虽然他总是默默地，却一直无言地给予我许多安慰和支持，我对他说，你的友谊我一直都没有忘。其实，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惭愧的，因为我毕竟并没有一直没有忘。
　　北大荒，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却因有袁柏林这样善良而注重感情的人存在，也是值得回去一趟的啊！我再一次想起在火车上曾经想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重返北大荒？也许，袁柏林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最平实却也最结实的理由。历史的沉重，让往昔的天空布满一片阴霾，但是，真挚的情感，哪怕轻如一茎羽毛，却能够浮上天空，现出一点亮色，让那阴沉沉的空中透明一些。时间毁灭一切，回忆却将那已经消失的一切搭救出来。
　　那一晚的聚会，一直到夜色阑珊。走出餐馆，街道上的行人已经很少，深夜里寂静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正在准备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晚风中，乐器调音和麦克调试的声音，正在从远处隐隐传来，嗡嗡的，像是蜜蜂的声音，那样的轻柔和动听。我的眼睛里一阵湿润起来。
　　我们乘坐的车子开走了，回头看，我看见袁柏林还在餐馆门口那里站着。车子开远了，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男人之间只需家常的粗茶淡饭
　　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
　　很多人知道。没错，到了建三江，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赵温。
　　1982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在建三江，也是如现在一样，一切安排好，服务员把我引到宾馆的房间，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建三江的朋友就对我说：告诉你两个事，一个是赵温已经从大兴2队调到了建三江粮食加工厂来了；一个是你们原来2队的队长因为喝知青的血贪污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工作组长得癌症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简直是22年那一幕的重演。我刚进房间，也是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房门敲响了，进来一位建三江的老朋友，见到我寒暄没几句话，就告诉我：赵温不在家。他早好心在我到达建三江之前就替我找赵温去了。
　　我的心一沉，莫非他到外地去了？来人对我说：他儿子说他去看庄稼了，说完又补充道：他承包了几百亩麦子地，现在正是要麦收的时候，他儿子说他在麦子地边搭了一个窝棚，夜里就睡在那里，看庄稼呢。
　　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外出，还在建三江，麦子地再远，也是能够找到他，能够见到他的。只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算了算，他早已经退休了，今年大概是70岁的人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住窝棚看庄稼，真是太辛苦。他有两个儿子，都干吗去了？
　　来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大了，结婚了，他原来在粮油加工厂的房子给了儿子住，他和老伴儿单独在加工厂旁的棚子里，四周种的都是菜。他是闲不着的人。
　　为了孩子，为了家，当父母的从来都是为儿孙当马牛。
　　来人又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他儿子了，说你来了，让他儿子去找他，他承包的那块地整得挺远，看他今晚上能不能赶回来。
　　想起上次到建三江，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他搬来不久的新家去看望他时相见甚欢的情景，还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晃22年过去了，一切真是恍然如梦。
　　我和赵温的友情，要上溯到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
　　想想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吧。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在北大荒，我21岁。全因为看到队里的3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3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3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3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硬说是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战火中建立的友情
　　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几个一起去北大荒的9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这“九大员”中，此次重返北大荒中来了我、老朱、李龙云、建国和秋子5个人）。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3个“反革命”的家里，想像毛泽东当年搞《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一样，也去调查真实的情况，撑起革命的旗帜，施展革命的抱负。
　　那一年刚入冬，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2队最北边的一间拉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3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中，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他就是赵温。我们2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3张大字报（我写了前两张，建国写了第三张），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3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3张大字报磁铁吸石一般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把那3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和李龙云是主角，特别是李龙云，他的口才与雄辩，他的慷慨与激情，连发炮弹一样，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为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的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我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边，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香烟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一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值夜班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却正猫在赵温家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队长指名要找到我必须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几分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的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3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在一天收工后的黄昏，李龙云找到我，悄悄地问我：你的日记里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东西没有？
　　我连想都没有想，对他说：没有。
　　他说：你还是先仔细看看，得留神那帮人。
　　果然，如李龙云所料，工作组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还有当时我写的几本诗。
　　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心里一下子灰暗下来，心想3个“反革命”没有能够平成反，我自己倒先折了进去，真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担心，我自己更是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只是知道，就是这时候，我和赵温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不可测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如果说最初对于赵温，我还多少有些普度众生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和赵温一起成为普度众生所需要搭救的共同对象。
　　从那以后，我和赵温的友情越来越深，保持到现在长达36年之久。
　　君子之交淡如水
　　1974年初，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秋子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们就那么站着，一直等到秋子赶来了一辆老牛车，我们一起把那两个大箱子抬到牛车上面，我和秋子坐到车上，秋子要赶着这辆老牛车慢悠悠地跑上18里，帮我把木头运到场部，明天和我一清早离开大兴岛，到福利屯坐火车回家。
　　我和赵温就是这样告别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在开阔而平坦的大兴岛原野上，由于无遮无挡，夕阳显得非常明亮，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直挂在西天的边上，迟迟的不肯下坠。
　　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30年，虽然，平常和赵温也没有什么联系，平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的友情，往往更能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始终相信，即使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信件或电话的往来，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区别于男女之间哪怕是再好的恋情的地方，因为男女之间可以好得如胶似漆，却也可以在瞬间反目为仇、不共戴天，甚至血溅鸳鸯。但男人之间的友情，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说，男女之间的恋情，必须要举行堂皇的婚宴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却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惯常的说法，爱情是白头偕老，友情是地久天长。白头偕老，是一辈子，而地久天长，则是永恒。
　　昔日重来
　　那一晚，在建三江宾馆里，我一直在房间里等赵温。
　　由于是22年没有回北大荒了，又一下子来了我们一共16个人，来宾馆看望我们的老人特别的多。许多逝去的往事和岁月，都纷至沓来，奔涌上心头，每一个房间内外连同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欢笑声，说也说不完地诉说着。那一晚，虽然因为宾馆断电没有热水，大家无法洗澡冲洗一天的疲劳和风尘，但是，大家根本顾不上了，故人重逢，旧事重提，都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朦胧，话语茫茫。那一刻，真的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岁月能够将人催老，却也能够把往昔的日子保鲜如昨，让我忍不住想起卡朋特唱过的那首动人的歌《yesterday once more》。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地层的立场，这是惟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而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那一晚，赵温始终没有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赶到大兴岛，开车之前，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影子。我等不到他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重返北大荒，我和他一定会见面的。
　　老孙：烟像活了似的精灵
　　撞入怀中的记忆
　　我一直这样认为，记忆是一种情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并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记忆，靠的不是历史典籍或自己的日记，以及那些发黄的老照片，而往往是一个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地方，一个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蓦然之间撞进你的眼里或怀中。这个地方，这个人，是记忆的必备的调料，它们能够迅速而神奇地将过去逝去的一切链接，让过去如同焰火，死灰复燃，含温带热，甚至活色生香。在这里，地方，是记忆的背景，让记忆有了连贯一致的方式，将过去断片的生活整合一起，让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记忆有了特殊的情境，方才能够得如惊蛰后的小虫子似的以复活出场。而人则是记忆的血肉，独个的人，构不成记忆，独木不成林，记忆必须连带别人，哪怕只是另外的一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俏皮的话：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有的地方，有的人，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存活在记忆里，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10里地，开到3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3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9里，是我们2队，往东9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许多都埋藏在这里了。因此，车子刚刚往东一拐弯，我犹豫了一下，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的响起，而且是那样的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3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
　　怀念铁匠老孙
　　就在我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2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并没有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样自信，以为全部都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要警惕苏修对我们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它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老朱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3个“反革命”一勺烩了。因为早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就已经弥漫开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上，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晚上了？
　　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惟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老孙，我们2队洪炉上的铁匠，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是一尊白雪的雕像。
　　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到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
　　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老邢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1982年夏天，我回北大荒那一次，回到大兴岛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8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后，从2队调到了3队。当时，他正在洪炉上干活，我找到了他，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就用井水冲好一罐子椴树蜜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
　　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今年的夏天，我和老朱、李龙云在内的十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再回北大荒一次，我的心里一直在想像着和老孙再次重逢的情景。已经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孙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一算，他有70上下的年龄了。我真的分外想念他、感念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前一天晚上，我在建三江宾馆里等赵温的时候，向人打听老孙，谁知，人家告诉我：老孙两年前去世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在我的印象中，老孙一辈子打铁，身体非常的硬朗，他和赵温年龄差不多，不该那么早就去世的呀。人应该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古人的话不该忘记。老孙不在了，我更该去看看他的家。所以，在路过3队路口的时候，我是真想立刻下车去看看他家。
　　场长先拉着我的胳膊说：别，等我和3队打个招呼，再说午饭我们都准备好了，下午再去吧。下午，我陪你一起去。
　　陪我们来大兴岛的建三江管理局的一位头头，和场长一样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即使现在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我们还是叫他的小名：喜子。他也愿意我们这样叫他，感到很亲切。他对我说，先到农场场部吧，场长都已经把饭准备好了，吃完午饭，我陪你去3队。
　　喜子当年也是我们2队农业技术员的儿子，后来在3队组建武装营，他和我都先后调到营部，我负责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是营部的警卫员。那时，营部是里外两间屋，营长和教导员住里屋，我们俩，再加上宣传队打洋琴的袁柏林，3个人在外屋的一面火炕上睡了一年多，要是场部演电影，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车梁上坐一个，后车架上坐一个，带上我们两人一起骑上8里地，记得那时看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都是骑着自行车这样去的。3队，也是他的3队，他陪我去3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千万就别惊动场长了。场长不干，非要下午陪我一起去，热情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他说，本来就是私人的事情，这样兴师动众，让我心里不好受。我开玩笑说，下次再来大兴岛，我可不敢再找你，我自己找辆车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他不像是开玩笑地说：那我就派人把你的车拦住，你可别忘了，我们是当地的一级政府。我笑他说：那你就是“当地政府”了？玩笑归玩笑，心里却想，下午，可千万别让“当地政府”跟着，前呼后拥的，像什么样子。
　　中午，刚刚吃完午饭，幸亏场长喝多了，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喜子悄悄地拉上我，躲开他，匆匆离开了住处。在还没有出场部的路上，我问喜子：商店还在原来的老地方吗？能买点什么东西？喜子说，原来的商店早拆了，路上有一个超市，到那里买东西吧。到了超市，一个比原来商店还小得多的店，私人承包，只有前后两排货架，不少是过期的东西，心里充满歉意，后悔昨天没有在建三江买好东西，带给老孙家，只好挑了挑，买了点儿吃的喝的，又上了车，往3队赶。一路风吹着，汗还是不住地冒，路两边的白杨树呼呼往后闪着，闪得心里怦怦的一个劲跳。9里的路，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3队，模样依旧，却又觉得面貌全非，22年的岁月仿佛无情地撕去了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只是顽固地定格在青春的时节里罢了。先在场院上看见了现在3队的队长，是当年我妻子在3队当小学老师时教过的学生，他正在鼓捣拖拉机，看见我们，一脸的陌生，似乎和喜子也不大熟，缺少了“当地政府”的陪同，喜子这样的管局的头头，也显得有些强龙难压地头蛇的感觉。喜子向队长介绍了我，他多少还记得，又问他铁匠老孙家住哪儿？然后催促他：快带我们去。
　　队长带着我们往西走，还是当年的那条土路，路两旁，不少房子还是当年我见到的老样子，只是更显得低矮破旧，大概前几天下过雨，地翻浆得厉害，拖拉机链轨碾过的沟壑很深，不平的地就更加的凹凸不平。由于是大中午，各家人都在屋子里吃饭休息，路上，没有见一个人，只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寂寞地吐着舌头或刨土啄食。记忆中，1982年来时，也是走的这条路，先去洪炉上找到的老孙，后去他的家。那时，这条路没有这样的破旧和冷清。也许，是老孙在，他放下手中的活，拉着我的手就往他家走，一路上洪亮的笑声，让我没有太注意路上的情景。
　　斯人已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就应该是老孙家，我不大敢保证，问了一下年轻的队长，队长说就是。正说着，走到老孙家前十来步远的时候，老孙院子的栅栏门被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老孙的老伴儿老邢，仿佛她就像知道我要来似的，正在出门迎我。我赶紧走了几步，走到她的面前，她有些感到意外，愣愣地望着我。别人指着我问她：“你还认识吗？看是谁？”她只是愣了那么一瞬间，立刻认出了我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俩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能够感到彼此的手都在颤抖。
　　走进老孙的家门，她才抽泣地对我说老孙不在了，我说我听说了，便问起当时的情景。老孙一直有血压高和心脏病，一直不愿意看病，更舍不得吃药，省下的钱，好贴补给他的小孙子用。那时，小孙子要到场部上小学，每天来回走18里路，都是老孙接送小孙子上学。两年前的3月，夜里两点，老邢只听见老孙躺在炕上大叫了一声，人就不行了。小孙子整整哭了两天，舍不得爷爷走，谁劝都不行，就那么一直眼泪不断线地流着。
　　我想像着当时的情景，开春前后，正是心血管病的多发期，3月的北大荒，积雪没有化，天还很冷，就在这间弥散着泥土潮湿地气的小屋里，就在我坐的这铺烧得很热的火炕上，老孙离开了这里，离开1959年他26岁从家乡山东日照支边来到这里就没有离开过的大兴岛。那一年，老孙才69岁，他完全可以活得再长一些时间。
　　望着老孙曾经生活过那么久的小屋，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22年前，我来看老孙时，就是在这间小屋里。22年了，小屋没有什么变化，和老孙在的时候几乎一个样。所有简单的家具，一个大衣柜、一张长桌子，还是老样子，也还是立在原来的老地方。一铺火炕也还是在那里，灶眼里堵满了秫秸杆烧成的灰。家里的一切似乎都还保留着老孙在时的老样子，只要一进门，仿佛老孙还在家里似的，那些简陋的东西，因有了感情的寄托，富有了生命，那些东西还立在那里，不像是物品，而像是有形的灵魂和思念。
　　一扇大镜框还是挂在桌子上面的墙上，只是镜框里面的照片发生了变化，多了孙子外孙子的照片，没有老孙的照片，我仔细瞅了瞅，以前我曾经看过的老孙穿着军装和大头鞋的照片，和一张老孙虚光的人头像，都没有了。那两张照片，都是老孙年轻时照的，挺精神的，老孙和赵温都爱唱京戏，老孙唱的是青衣，和赵温一起还组织过一个票友的班子，外出唱戏的时候在富锦照的相片。一定是他老伴儿老邢怕看见照片，触景伤情，取下了吧？
　　我问老邢：老孙的照片还在吗？
　　她说：还在。说着，从大衣柜里取出了一本相册，我看见在里面夹着那两张照片。还有好几张老孙吃饭的照片。老邢告诉我：那是前几年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照的。我看到了，炕桌上摆着一个大蛋糕，好几盘花花绿绿的菜，一大盘冒着热气的饺子，碗里倒满了啤酒。老孙是个左撇子，拿着筷子，很高兴的样子。那些照片中，老孙显得老了许多，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出一点病态来，他拿着筷子的手显得有些不大灵便。
　　我从相册里取出一张老孙拿着筷子夹着饺子正往嘴里塞的照片，对老邢说：这张我拿走了啊！
　　她抹抹眼泪说：你拿走吧。
　　我把照片放进包里，望望后墙，还是那一扇明亮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家的菜园，菜园里有老孙打的一眼机井，我那次来喝的就是那眼机井里打上来的水冲的椴树蜜。似乎，老孙就在那菜园里忙乎着，一会儿就会走进屋里来，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如果高兴，他兴许还能够唱两句京戏，他的唱工不错，队里联欢会上，我听他唱过。
　　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在走神。人生沧桑中，世态炎凉里，让你难以忘怀的，往往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是一些看似和你不过萍水相逢的人物，是一些甚至只是一句却能够足以打动你一生的话语。于是，你记住了他，他也记住了你，人生也才有了意义，才有了可以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我一直以为回忆的感动与丰富，才是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老邢不在屋了，我忙起身出去找，看见她在外面的灶台上为我们洗香瓜。清清的水中，浮动着满满一大盆的香瓜，白白的，玉似的晶莹剔透。这是北大荒的香瓜，还没吃，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
　　我拽着她说：先不忙着吃瓜，带我看看菜园吧。
　　菜园很大，足有半亩多，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荚……姹紫嫣红，一垄一垄的，拾掇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只是老孙去世之后，那眼机井抽不出水来了。空旷的菜园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午后的风也凉爽了许多，整个三队安静得像是远遁尘世的隐士。前排房子的烟囱里有烟冒出来，几缕，淡淡的，活了似的，精灵一般，袅袅地游弋着。远处，是蓝天，是北大荒才有的那样湛蓝湛蓝的天，干净得像是用眼泪洗过一样，安静得连蜜蜂飞过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一刻，我的心一阵真发紧。我才真正的发现，我此次回大兴岛最想见的人，已经看不见了。搂着老邢的肩头，我很想安慰她几句，说几句心里的悄悄话，才发现我的嘴其实很笨拙，说不出什么来，眼泪忍不住又落了下来。
　　倒是老邢握住我的手，劝起我来：老孙在时，常常念叨你。可惜，他没能再见到你。他死了以后，我就劝自己，别去想他了，想又有什么用？别去想了，别去想了，啊！你知道，我比老孙小整整10岁，我就拼命地干活，上外面打柴火，回来收拾菜园子……
　　离开老孙家，坐上车返回场部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老邢的这几句话。特别是她一连说起的那几句劝我也是在劝她自己的“别去想了，别去想了”，让我只要一想起，就忍不住想落泪。我不知道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后，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有机会来大兴岛，来3队，来看看老邢。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充满忧伤。
　　有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插在这里讲，也许不应该算是节外生枝。我去老孙家那天是2004年8月2日，星期一，就在那一天，《羊城晚报》发表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想念铁匠老孙》。那一天，就在报纸上印刷着这篇《想念铁匠老孙》的文章的时候，我正走在去老孙家的路上。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莫非世上真的有什么机缘巧合，有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规范着，我们是逃不掉的，是割舍不开的吗？
　　想一想，有时候，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时候，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怎么珍惜青春，年老了以后，我们再来谈青春，往往容易显得矫情和奢侈，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青春时节奠定的来自民间的立场，却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的。如果说我们的青春真的是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到什么时候，你也要相信，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返回到农场场部的时候，喜子从车上搬下来一大塑料袋子香瓜，放进我住的房间。我才知道，尽管人们说到场部也有好多香瓜，就不用带了，老邢还是坚持一定要把这些香瓜塞上车，让他们一定给我带回来。她说：你们的是你们的，这是我的。
　　我知道，那也是老孙的。
　　满屋子都是香瓜的清香。
　　一个曾经的女英雄之死
　　难忘的路口
　　离开老孙家以后，我让喜子把车在3队的路口停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路口的感情非常复杂。妻子陪我下了车，我们沿着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们把车停在树阴下，在车旁抽着烟，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弄不清楚我们两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下午的太阳，在没有树阴的地方，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田野里种着麦子的地方，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收了麦子后犁过的黑土地，被阳光照射得有些泛白，像是洗得褪色的衣服。路的两旁，种着厚厚好几排的白杨树，屏障似的把路夹在中间，分割开路和两边的田野，像是分割开一对三角关系的情人，让它们在相互的张望。路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安静得像是午睡中还没有睡醒，路和树叶都眯着惺忪的眼睛。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路的两旁没有这些白杨树，那时的田野显得更空旷一些，现在的白杨树给田野扎上了绿腰带，好像是为了给肥沃的田野紧紧腰身。现在的人们，谁能够知道这个丁字路口，是我们知青在收工后的晚上谈情说爱的地方呢？想想那时候，我们真的够可笑的了，没有青春的线条，一律绿军装或蓝制服，一律武装带或稻草绳，束缚并缠裹着我们的“三围”，像包起一层层粽叶的五角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青春的约会。就是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我和妻子当年没少在这里约会漫步，这里离我们住的武装营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钟就到了。刚才，我找了一下营部那一排红色砖房，喜子告诉我，前些年着了一场火，把房子给烧掉了（这个地方怎么总爱着火）。营部没有了，这个路口还在。敞亮无边的荒原上，没有公园的绿色长椅可以供我们喁喁情话；也没有通幽的曲径可以让我们低徊漫步。但一样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们在这里走着走着，就会迎面遇见好几对情侣，都是3队的知青，面面相觑中，略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丝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暴露给了对方，也袒露给了无遮无拦、一望无边的荒原。
　　1974年的初春，我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分手告别。由于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终于办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续，却面临着和妻子的分别，生活向命运撕扯起来，命运给了爱情一个考验。我们刚刚恋爱两年。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两人从场部乘坐的一辆敞篷的卡车（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办理手续，回2队3队和朋友告别，来回走了38里地），蜷缩在后车厢上。因为要去福利屯赶火车，卡车开得很早，经过这里时，也才是清早时分，晨雾还没有散去，阳光还没有出来，路上铺着一层初雪一样薄薄的霜。妻子只能够送我到这里了，她还要回3队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卡车在这里停下了，就在这里，从场部的方向过这个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弯，靠在路的东边车停了下来。我们匆匆地握了一下手，妻子跳下车，还没怎么站稳，连连向我挥了挥手，车子就立刻开走了。我站在后车厢上，扶着后车的槽帮，也使劲地向她挥手，老远老远的，还能够看见她站在那里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想起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定格一样，整整30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清新，仍然能够让我感到初春的晨风掠过我的脸旁时那清冽的样子。
　　此时，妻子就站在那里，问我：就是在这里吧？
　　我点点头：是，就在这里。
　　那一年她17岁
　　她向我挥起了手，像当年一样。30年，光阴似水，流淌得那样的快。她的背后是高大的白杨树，她的手臂和白杨树葱绿的枝干好像连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蓝天，像是要诉说什么。
　　喜子也在向我挥着手，他是在催我们赶紧回去，因为场部下午安排了座谈会，他怕人家在等。
　　我们走到了路的对面，那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是属于3队的地盘。当年我们在2队割大豆，一个人一条垄，从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能够割到地头，9里地长的一条垄，就是紧紧挨着这块地的。记得当年这块地种的是麦子，往北一直连着底窑的那片林子。来年的开春，地上的麦茬，干枯枯一片，加上长出的荒草，粘火就着，不知什么风一吹，就会迅速蔓延开，一般是很难扑灭的，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那一年，荒火就是从这里烧起来的，烈焰舔着火舌，火龙打着滚儿，比洪水还要猛烈，很快就向着底窑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谁也说不清它什么年代就有了。反正，闹日本鬼子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再早以前，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但绝对不可以说它的历史不久远。谁都知道那片林子的重要性。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兴岛惟一的屏障就没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队几乎所有知青都投入到扑灭荒火的战斗中。
　　就在这次扑灭荒火中，3队的刘佩玲被烧成重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晕倒在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的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该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她是哈尔滨的女知青，当时3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活泼漂亮、爱唱爱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我和妻子走到这块地边，浩浩的一片，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当时没有被烧成重伤，还可能和我们一样，也走在这个路口，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男知青恋爱、约会并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在夜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偷偷地亲吻拥抱，在有月亮的时候，望一望灿烂的星空，舒一口长气，做一点那时候哪怕是再傻气的幻想。这是一定的，她长得很好看，人又活泼可爱，早就会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她应该51岁。并不老，即使曾经有过磨难，哪怕身上存留着大火烧伤的抹不去的痕迹，起码她会有一个家，即使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至于让爸爸妈妈遭受晚年丧女那样沉重的打击。
　　可是，她死了。
　　她曾经是我们大兴岛的英雄，她的名字上过当时的报纸、电台，我还专门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领导和红头文件号召大兴岛所有的人向她学习。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表现出来的坚强，并不是因为染上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就可以被我们亵渎的，因为面对烧伤痛苦的折磨和命运残酷的打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她一样的坚强。她是烧伤后住院期间被批准入党的，入党的仪式，也是医院里临时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她是真正的火线入党，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在向党旗宣誓的时候，她要求能够让自己把眼睛睁开，为了是看一眼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她坚持着。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用手术刀割开一条缝，但是，这样割开，眼睛就再也无法合上了。她依然坚持。从此，她的眼睛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远地睁开着。
　　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说她幼稚，但我们不能说她可笑。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谁不幼稚呢？我们都曾经有过可笑的时刻，但我们都不曾有过像她一样的真诚和勇敢。没有这样的真诚和勇敢，一个弱小的小姑娘是不敢义无反顾地冲进大火之中的。
　　最终她选择了自杀
　　如果刘佩玲一直生活在大兴岛，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还没有离开北大荒，也许，刘佩玲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一个人选择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个曾经的英雄，在选择死前，肯定经历了更多痛苦的折磨。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猜想，一定是知青大返城，给刘佩玲雪上加霜，让她已经脆弱的心再也无法承受。她是和知青大返城先后脚回到哈尔滨的，就像当初奔赴北大荒时，返城一样都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她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命运对她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一个时代已经无情地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的匆忙的开始，暂时还来不及顾上她，安置好一个为扑救荒火而受伤的女知青。她只是一个残疾的女知青，她不再是一个英雄。她被迅速而无情地淹没在哈尔滨的茫茫人海里，找不到工作，因为那么多身体健全的知青还待业在家。她的那一身被荒火烧成的伤疤，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奖章，过去曾经辉煌的一切，已经逝去了，曾经歌颂过的她的歌，也已经被新的歌曲所代替。一切逝去得那样的快，那样的遥远，让她的心有些猝不及防。就像当时崔健的那首歌唱的那样，她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大兴岛还按月给她寄工资和全国粮票，她还能够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后来，农场换了好几茬领导和具体管事的人，新的生活像是奔涌而来的潮水，将过去岁月里的事情越来越冲得远，远得像是春天融化殆尽的积雪，最后没有了一点那晶莹洁白的影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那样干净利落。刘佩玲的名字，在大兴岛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她的工资和粮票也越来越被忘记寄来。为此，她还专门让妈妈陪自己回了一趟大兴岛，要求领导能够继续发放她的工资和全国粮票，这样的要求是多么的平常和正常，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们望着她，同情她，但毕竟已经显得陌生了。谁能够知道就是这个姑娘，为了扑救那场荒火，为了保护底窑的那片林子，献出了她自己宝贵的青春，献出了她漂亮的容颜，献出了她渴望中的爱情呢？她的双手已经被烧毁，她只能够靠脚来吃饭翻书、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她流着眼泪对大家说：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我现在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过下去呀……
　　即使在大火烧毁她全身一半以上皮肤住院动手术那最痛苦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哭过呀！她就是这样的被人们遗忘，被大兴岛遗忘，被3队遗忘，被我们遗忘。
　　如今，站在3队路口，眺望着这片曾经燃烧过荒火的土地，曾经跳跃过刘佩玲身影的土地，曾经我们演唱过歌颂过刘佩玲的土地，我的心里有一种揪心的痛。其实，不仅仅是工资和粮票夺去了刘佩玲的生命，是人们可怕的遗忘。人类最可怕的弱点就是遗忘，我们可能会狂热地对待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可能迅速地而且很有道理的理所应当地学会了遗忘，而且是遗忘了我们本应该牢牢记住的事情。
　　6年前，刘佩玲死去了。死得很凄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6年前的一次知青的聚会上。或许，我和刘佩玲真的有些什么心理感应，那天一清早起床，我忽然想起了她，心里叹了一口气，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这个想法有些没来由，只是一种不期而遇，马上就来无影，去无踪。晚上的聚会，我并没有提起她，一个朋友忽然告诉我：你知道吗？刘佩玲自杀了。我当时像是被雷击一样，完全愣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有些害怕，冥冥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们，你曾经做过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留下痕迹，你什么也躲不过。刘佩玲那双永远不会闭合上的眼睛，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呀，我们敢面对她的那双眼睛吗？
　　34年前的那场荒火都没有能够把她的生命夺走，在残酷的历史之中，她都咬牙活了下来，她靠的是什么？仅仅是那一份退色的荣誉和虚荣吗？今天，她却活不下去了，她又为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是什么一下子将她心中赖以存活的精神和信心掏空斩尽？让她曾经在眼前燃亮得如荒火一样炽烈的光芒，一点点地变得暗淡，直至最后完全的熄灭，连灰烬都被吹散在遗忘的风中？
　　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哪怕她曾经是一个英雄。站在刘佩玲曾经扑救过荒火的土地上，这种感觉袭上我的心头。大地还在，荒火还会再次烧起，而一个人却没有了。
　　我忽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开春时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仅大兴岛，在北大荒许多地方，类似刘佩玲这样为扑救荒火而牺牲的知青英雄也有不少，但为什么烧伤烧死的大多数是知青，而少见当地人和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们太年轻，年轻得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大火之中，老奸巨滑的荒火立刻就把年轻的生命吞噬掉了。
　　另一个女英雄李玉琪
　　眼前3队的这块地上的麦子，被风温柔地吹拂着，像是在和风调情。阳光在麦穗上尽情地跳跃着，麦子像金发美人一样，把阳光映照得也格外得金灿灿，在光影的闪烁中，和阳光相互追逐着，一起追逐到了天边。风无声，云无声，阳光无声，大地无声，四周没有一点声音。真的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眼前的一些即时性的光和影，和空气一样，和水一样，随时都可以飘走，流走。
　　我望着这片长满成熟麦穗的金色土地，心里在想，刘佩玲死去了，我们是幸存者，在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里，这里曾经藏有多少我们无法忘怀的痛苦的磨难，我们把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这里，而所有我们认为这重要的一切，已经被这里的许多人遗忘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对这里充满着情感，而不是诅咒它痛恨它？在这片曾经浸透着我们泪水埋葬我们希望的土地上，为什么对于我们依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诱惑力，让我们不远千里地重新回到它的身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踏上北上列车到走在3队的路口，一直在困惑着我，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喜子在催我们，我们向车走去，心里总有些依依不舍，3队的这个路口牵惹着我太多的情感和思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伤感。
　　车子又向场部方向驰去，一路上，我还在想刘佩玲，由她又忍不住想起大兴岛的另一个女英雄，我们2队的北京知青李玉琪。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领一班人到底窑挖沙子的时候，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中，窒息身亡。也是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惟一的照明。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憋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没，她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渺小。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通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刷刷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来，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因为她是我们2队的人，她的后事料理和下葬情况，我都比较清楚。她的父亲从北京赶来，补发了10个月的工资320元，她的姐姐（当时也在我们2队，姐妹俩是一起来到北大荒的）被照顾允许回京落户。同刘佩玲最大的区别，她不仅成为了大兴岛的英雄，还多了一个刘佩玲没有的称号：烈士。当时，她被下葬在大兴岛我们农场场部兽医站的后面，那是一片空地，有一片小树林环绕。因为她的埋葬，那里成了她的墓地，后来也成了大兴岛的烈士园和知青的墓园。在下葬之前，我们竖立了墓碑，还特意在她的墓前种了几株小白杨树。下葬的那天，六师师部特别来了一位副师长，宣布了悼词，并拿起铁锨为她的墓地培了培土。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将墓地围得密密实实，整个仪式还是很隆重的。我和2队许多知青都参加了这场追悼会，我们都为她洒下了感动的眼泪。
　　我之所以想起了李玉琪，是因为在想刘佩玲实在是够倒霉的了，英雄和烈士，虽然都是荣誉，也都是称号，但是，烈士比英雄多了一层可以实际操作的待遇，李玉琪有10个月的工资可以补发，刘佩玲不仅没有享受得到，而且最后连工资都被忘记寄给她了；同时，在李玉琪死后这整整34年来，她的母亲一直享有每月几十元或上百元的烈士抚恤金，刘佩玲的家人则是无法享受到，而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女儿自杀永远消失不去的阴影。而我无法知道的是刘佩玲是否会有“知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人们多不肯放弃自己的分寸利益，而社会就可以这样漠视忘却他人的牺牲吗？
　　无处寻觅的墓碑
　　刘佩玲和李玉琪，两个同样17岁的年轻姑娘，留给我的是同样美好的形象，对于我，她们应该都是英雄，也都是烈士。只是对于刘佩玲，我更多了一番感喟。最起码，她也可以如李玉琪一样，在大兴岛上有自己的一块墓地，有自己的一块墓碑，让家人让后人让大兴岛有个念想，让自己的魂灵有个寄托和归宿吧？面对刘佩玲，我感到羞愧。而哈尔滨、大兴岛、3队不应有更多的人感到羞愧吗？
　　那天，路过场部的兽医站，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我问一位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兽医站后面的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北京叫李玉琪的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你知道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是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
　　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
　　他没有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不要说34年，漫说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如今，长毛兔子重要了。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我本来想向农场新一茬儿的头头提这样的建议：应该把李玉琪的碑重新竖立起来，也应该为刘佩玲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烈士一样也刻上刘佩玲是什么烈士，烈士和英雄都不重要，只刻上关于她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提。我想，他们未见得采纳，也未见得高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实际的难处。
　　风雪中的那辆老马车
　　当年的北京大院
　　回2队之前，秋子跟谁都没有说，自己一个人先回25队去了一趟。他在那儿当过副指导员，也是在那儿结的婚。自然，对那儿的感情不一样。
　　25队离2队很近，几里地的样子，从2队的大道上往南望去，一马平川上，25队的那几排房子很清晰地立在田野里，在阳光照射下的一道暗影里，像剪影一样贴在蓝天大地之间，显得多少有些单薄。25队是新建的生产队，当初建它，为的就是开荒，在我们2队南面有一大片荒地，那时是不允许有一点荒地的，便组织人马浩浩荡荡地建起一个新的生产队。那时建一个新队，就像生孩子一样的容易。先搭起一座帐篷，再盖上几间拉禾辫的泥草房子，灶台里的火升起来，烟囱里的烟冒出来，人马和拖拉机一上去，开荒点就算立了起来，生产队给编个数码，就算名正言顺地建起来了，和新生儿剪掉脐带一样，哇哇一叫唤，新生命就算诞生了那样的简单。
　　秋子是直奔他原来家的那间房子去的，那是25队最早的砖房。1976年底，是秋子带领大家亲手盖了一排四间砖房，两间连在一起（像现在时髦的联体别墅），中间是菜园子（像现在屋前赠送的草坪或花园），每间虽然只有15平方米，但在当时已经算是豪华了。如果不是为了鼓励知青结婚扎根边疆，是不会花这样大的气力盖砖房的。4户北京知青在这里安了家，和老朱在场部的“北京大院”一样，这里成了25队的“北京大院”，一时间也是这里的显山显水的建筑。
　　1977年1月，秋子和凤琴回北京结婚，2月，过完春节，从北京回来就住在这里。那一年，他26岁，凤琴23岁。随着刚刚开出荒地上冒出的第一茬绿油油的麦苗，和他们家菜园子里的菜畦上长出来的第一抹鹅黄色的新绿，新的生活开始了。凤琴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嘴和手一样一时不停闲，爱说，也能干，家里家外一把手。秋子是个蔫萝卜辣心的主儿，什么事都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在队里领着大伙忙，在家里帮凤琴也忙。虽然开荒队生活艰苦些，小两口倒也苦中有乐，相互配合，你是有齿的耙子，我是有底的匣子，你不掉齿儿，我不掉底儿，你烧柴，我吹火，颇有些小红吹箫我唱歌的劲头，自得其乐的小日子过得让人羡慕。
　　如果不是秋子的母亲突然病逝，也许，秋子和凤琴的日子会一直就这样平稳而快乐地过下去。谁想到，秋子的母亲是在这一年的5月病逝的，他们两人在这个新搭起的家里仅仅过了3个来月，炕才刚刚焐热。好日子就是这样的不经过，总是显得那么短，短得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他们两口子匆匆地往北京赶去奔丧。他们都没有料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面等着呢。
　　被耽误的小生命
　　这时候，凤琴已经怀孕。本想既然回来了，干脆在北京仔细检查检查身体，就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正好有母亲可以照顾自己，也安心。谁让秋子是25队的副指导员，刚回北京没过多久，队里就开始催他回去，说是队里的事情多。肩膀上多了一个副指导员的头衔，像是驾辕的马脖子上多了一个套，秋子只好自己一人先回去了。没过两个月，秋子开始催凤琴也回去，一是想凤琴，二是母亲去世欠了一笔亏空，凤琴在北京，一分钱不拿，再坐吃山空，两家又都不富裕，回去农场起码每月有32元钱的工资，经济上可以宽余一些。凤琴明白秋子的心，但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天天的大，都能够感觉出孩子的小胳膊小脚丫隐隐在动呢。预产期在明年1月，算算，如果在北京生，还得等5个月，5个月的经济压力确实不得不考虑。
　　虽然母亲一个劲儿地劝凤琴留下来，说北京医院的条件好，还是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再走，其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凤琴还是决心回大兴岛，临离开北京前，她让妹妹陪自己到妇产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胎儿一切正常，她放心地回到了25队，和秋子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78年的1月，预产期到了，秋子赶着一辆老牛车，拉着凤琴，从25队往场部医院里赶。20多里地，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完后说还得好几天呢，你们也太着急了吧，先回家等着吧。秋子赶着牛车一路嘎嘎悠悠地20多里地又回到25队。
　　预产期过了十多天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还没有动静？秋子和凤琴都有些急了，那天晚上，凤琴终于要生了，25队是新建的队，年轻人和他们一样都没有一点关于生孩子的什么经验，大家都有些麻爪儿。两位刚刚培训毕业的女助产员，赶到了25队，接生了两天两宿，还没有接生下来，心里也不住地发慌，赶紧又从2队请来了一个接生婆，忙乎到夜里两点，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凤琴实在疼痛难熬，别再慎着啦，赶紧送场部医院吧。别人劝着，秋子这才醒过来似的，赶紧请来车老板，套上马车，拉上凤琴，就往场部赶。那天夜里，天还下起了雪，1月份的天，正是数九严寒，朔风如刀，雪花很快就扑满了一身，冻成了盔甲一般。马车本来就慢，颠簸得凤琴像摇起了元宵。20多里地的颠簸，赶到场部医院里，由于医院前几天刚刚着了一场大火，没有手术室，也没有大夫值班，都让他们赶上了，怎么这么倒霉！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大夫来了，羊水破了！大夫这样告诉他们两人。孩子迟迟就是生不下来，由于大火闹得，又没有办法剖腹产，急得他们真是叫天不灵，呼地不应。又过了两天两夜，孩子终于升下来之后，说孩子窒息，但看到是一个白白净净漂亮的儿子，还是挺令人高兴的。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宋坚，希望他能够坚强地长大。
　　也许，命中注定，孩子将和他们一起面临着坎坷命运的折磨。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是那样的短暂。1979年1月，孩子刚满周岁，知青大返城的风吹得很猛烈，他们两人带着孩子从北大荒办回到了北京。以为一切都会花好月圆呢，谁想命运横刀立目在前面正等着他们呢。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别人家的孩子都会说话了，都会走路了，可是，他们家的宋坚都4岁了，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他们两口子傻了眼，带着孩子跑遍了北京所有有名的医院，所有医院的结论是一样的：脑缺氧后遗症，小脑已经损伤，无法治疗。一个那么漂亮的儿子，就要落下终身的残疾，还能有比这样残酷的现实更能够给父母无情的打击吗？
　　站在25队自己家的门前，秋子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26年前的往事兜上心头，历历在目，让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就发生在眼前这块地方。那天晚上，就是从这间屋子里，他扶着凤琴出来，迎着纷飞的雪花，坐上了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的吗？就是那个漆黑的夜，雪白的地，茫茫之间，只有他和凤琴，只有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在风雪的呼啸中艰难地行走吗？如果不是那样的夜晚，哪怕没有下雪也好，哪怕不是马车而是一辆拖拉机也好，凤琴也不至于因路上的颠簸和时间的耽搁而闹得羊水破了呀。
　　当然，如果不是他一再叫凤琴回来，就让凤琴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如果没有一场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山下乡，不就更好了吗？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早知道尿炕，不就睡筛子了？谁知道在人的一生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命运就像一个瞎老婆子织的一个破渔网，谁知道哪个网眼连着哪个网眼，哪个网眼破了，会连带整个渔网不可收拾呢？
　　永远的伤心地
　　四周的麦子一片金黄，在8月的热风中散发着成熟的麦香，一眼望不到边，再远处，该是挠力河了吧？那时候，他带着队上的人开荒，一直能够走到那里。眼前的家，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家，熟悉中陌生的感觉，亲切中刺痛的心情，仿佛在看着一个再嫁的旧日情人。老屋还在，地基下沉了许多；菜园子还在，种的是别的蔬菜了；灶台还在，已经贴上干净的瓷砖了；原来只是用拉禾辫盖的圆形房顶，已经变成了尖顶，铁皮搭下来，鱼鳞瓦骑着房檐了……一切变化，哪怕是再小的细节，秋子都看得格外仔细。虽然，他和凤琴在这里只住了两年。但有时候在人的生命中，时间流逝的长短和事情难忘的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在我们的心里，时间是抽象的，而事情是具像的，它们在我们心里是以两种形式排列的，时间代表着已经逝去的日子，而难忘的事情代表着我们活着的生命，当事情难忘得和时间融为一体，那段时间便一下子被拉长，冲淡甚至挤压了别的时间段落。因此，在25队的那两年，无论甜蜜也好，痛苦也好，悔恨也罢，怨恨也罢，毕竟发生了他们一生那样多的事情：结婚成家、生孩子养孩子、返城回家、儿子落下终身的残疾……那两年的时间无法不变得那样的长，长得足够让他们用一生去品味也品不够，再走一生的距离也走不完。是发生过那些难忘的事情，让那两年的时间变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有了苦辣酸甜的滋味，有了总也无法挥去的梦境。
　　面对眼前自己的“故居”，秋子一言难尽。他甚至有点不敢走进屋子，生怕惊动了许多伤心的往事，踩着尾巴头就动，让那两年的日子，甚至拔出萝卜带出泥来，让那两年之后的许多日子相跟着一起，一天天都奔突着涌到自己的面前。
　　我们都知道，秋子和凤琴为了这个残疾的孩子所付出的努力，在宋坚4岁到6岁那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倒班，轮流送孩子到一个中医大夫家去扎针灸。两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整整700多次的针灸，一针一针扎在穴位上，也扎在他们的心里。真应了心诚石头也能开花的那句老话，在6岁多一点的一天，宋坚冲着秋子和凤琴，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着：“爸爸！妈妈！”突然得让他们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回答孩子，愣愣地站在那里。语言的畅通，像是疏通了许多淤塞的航道，让船有了重新起航的希望，给了他们信心。孩子只是小脑受到了伤害，大脑并没有问题。自从孩子生下来，6年了，还有比这更让他们激动的事情吗？
　　我们也知道，就在这时候，凤琴怀孕了。秋子当然想要下这个孩子，亲人、街坊、同事、朋友，包括我们在内，都希望凤琴要了这个孩子，宋坚虽然有了希望，毕竟还是残疾的孩子。但是凤琴在犹豫，真的再生一个孩子，对哥哥肯定不能像父母对宋坚那样好的，而父母也不会像是现在一心一意地只顾宋坚了。那不就太委屈宋坚了吗？他本来可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享人间所有的欢乐，只是因为我们到了北大荒，有了那样特殊的情况，才落下了残疾的呀。我们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就不要再让他受委屈了。考虑再三，凤琴怀着4个月的胎儿，还是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的手术。走出医院，她想哭，又哭不出来。回到家，她紧紧地搂住宋坚，宋坚啊宋坚，妈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无论受多大的累，吃多大的苦，妈妈一定好好地待你！
　　想起这一切，秋子真是说不出一句话来。现在，宋坚大了，已经26岁了，他已经知道26年前那个风雪之夜，那辆驮着他的父母还有母亲肚子里的他的老马车。有时候，他心情会很郁闷，会埋怨秋子，甚至和秋子吵几句。秋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他能说什么呢？埋怨自己当时到北大荒的狂热吗？还是埋怨当时那个同样狂热的时代？历史在审视过去的时候，巨手把一页轻轻翻过，就是10年甚至百年，每一页上那看似不起眼的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标点，很可能恰恰就是我们的生命流血之处啊！对于秋子和凤琴而言，就是一辈子只有一个的残疾的孩子啊！
　　我们这此的重返北大荒之行，是酝酿多年的，说心里话，秋子和凤琴都想回来看看，尤其是看看他们在25队的“故居”。秋子让凤琴去，凤琴却放心不下宋坚，秋子说我能够照顾宋坚，凤琴还是不放心。秋子说不就是一天三顿饭嘛，我能做。凤琴说：你说得那么简单？孩子现在大了，除了腿脚有毛病，心理生理上一点儿毛病没有，都25岁了，正常男人的事情，什么不想呀？他就愿意跟我说说，跟你说行吗？咬咬牙，凤琴还是让秋子来了。
　　凤琴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秋子把他们在25队的那个旧家多照几张照片，给她带回来。照那些照片，有什么用呢？照片会是童话里的宝贝，能够让那些过去的日子重新再回来吗？然后，他们再把宋坚脱胎换骨重新再生一次？她只是想让宋坚看看，然后指着照片告诉他：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从这间屋子里生活过的，又从这间屋子里走出来的，多大困难也好，多少痛苦也好，我们一家三口走了过来。
　　秋子房前屋后拼命地照相，阳光很好，快到正午的阳光，正直直地照在头顶，屋子、白杨树和菜园子里的菜，都没有一点影子，被阳光沐浴得光明剔透，干干净净，像是都在做着一个个的白日梦，把各自最好的笑颜和姿态，交付给秋子，好让他给凤琴和孩子带去。
　　因为我们都在等秋子，秋子没有再多耽搁，匆匆从25队赶回和我们会合。见到秋子，我们谁也没有问他，有些往事，是需要独自咀嚼的，就像是有一些幸福，不需要别人分享一样，有一些痛苦，也不需要别人分担。在幸福和痛苦的两极，都像是高台上的跳板，往往站不了那么多的人。需要其他人分享和分担的时候，往往是我们从这样的两极走了下来，冷静的风，能够吹平许多心灵上的皱褶，看到灿烂的阳光下照不到的地方。
　　在大兴岛，我们来的这些人，都和秋子一样，每人都有各自的伤心地，比如对于我就是猪号。青春年少的时候，那样的伤心地，没有来得及咀嚼出滋味来，就匆匆地在它的身边走了过去。现在，回忆把它一个抛物线一般抛到眼前，让我们蓦然回首，和它不期而遇，逼迫得我们去仔细咀嚼。只是我们人类缺少牛一样的反刍功能，咀嚼的能力显得很弱。更何况我们谁也赶不上秋子和凤琴经历过那样多的磨难，也赶不上他们两口子面对磨难时的那种达观和勇气，以及对未来从未丧失的信心，我们的咀嚼能力便显得更弱，甚至忽略了咀嚼而容易去囫囵吞枣。悬挂在我们青春记忆里，会有许多如秋子一样的伤心地，那常常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个醒目的标志，让我们触景伤情而怀旧是绰绰有余的了。但是，怀旧并不等于反思。回忆和怀旧是容易的，反思却不那么容易；或许，咀嚼也是容易的，但咀嚼出的滋味，却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甚至南辕而北辙。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老李头死了好几年了
　　回2队，是我们这次回北大荒的重头戏。赵军和毛豆在北京就买好的各种北京小吃，一路沉甸甸地带到了2队，准备和2队的乡亲们聚会时边吃边聊。插队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回北京，没有少从乡亲们家里拿豆油瓜子之类的东西，我们从北京回到这里，也没少如现在一样带回北京的特产让乡亲们尝尝鲜。这是一种家的风气和感觉，只有自己的家，才会这样做。那些东西真正是礼轻人意重，味道不在东西里面，而是在心里。
　　2队新修了一座院墙和大门，围起当年的场院，改建成了今天的队部和停放农机具的地方。方方正正的，很整齐。我们的车刚刚停在大门前，鞭炮就响了起来，响得让我感到有些突然，隔着车窗，弥漫着爆竹的硝烟，模模糊糊的，看见乡亲们在下面冲我们招手，还看不清脸的模样，眼睛就已经湿了。我们跳下车，看清了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虽然过去了20年、30年，但依然那样的清晰，一切好像和昨天刚刚见过的一样，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似乎时间倒退了36年，也是这样的夏天，我们刚刚到这里来安家落户一样，也是刚刚跳下汽车，只是没有鞭炮声，只是没有眼前的阳光灿烂。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我和老朱安置停妥，就分别借了两双高腰雨靴，踩着一脚的泥泞，跋涉了18里地，跑到场部，找到比我们早来半年的同学，还特意在康拜因前照了一张相，赶快给家人和朋友寄去，以为照片上那样的背景，才证明我们真正地到了北大荒。
　　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充满全身，36年前的那个夏天，像是一个分散的童年的小伙伴一样，心情急迫，顾不上一切，光着屁股向我跑了过来。
　　新队长和副队长，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那些老乡亲们，我们是都认识的。特别是猪号的老王和菜园子的老赵，他们是我们2队的元老，都已经80多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老赵特别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衣，翻出来咖啡色的领子，还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像是一副年轻人的打扮。老朱对我说：那年佩莉生孩子，大冬天的，老赵和他的老伴儿坐着马车从咱们2队赶到场部去看我们，还提着一篮子鸡蛋和一袋小米，一个劲儿地嘱咐佩莉，不许出门，也不许洗脚……暖融融的乡情，缩短了时间的距离，一下子就跌入了过去的情境之中，许多沉睡的记忆立刻苏醒了过来，花开一般，缤纷着五彩的影子。
　　如果加上马号的老李头，我们2队的三大元老就聚齐了。可惜，我打听老李头，老赵和老王都告诉我：老李头死了好几年了。
　　老李头的死，让我感到难过，但并没有让我感到惊奇，因为老李头毕竟年龄摆在那儿，也得是80岁的人了，而且他身体一直就不好。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的是，当我问起老李头的女儿现在在哪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也死了。
　　我真的惊讶得很，她的女儿现在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去世了呢？我忙问：怎么死的？
　　他们告诉我：是神经病。
　　像针扎了我一样。
　　访旧半为鬼
　　在2队，小学校里缺老师，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教复试班。是那种一个班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有的班，语文数学地理自然历史美术体育，什么课都得是你一人去拳打脚踢。这样的班自然很难教，常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那帮学生那么老实听凭你一人摆布？班里最老实的是老李头的女儿，上五年级吧，瘦小的还像是刚上学的孩子，坐在教室里，整天一句话不说，就那么望着你。我教她还没到一个月，她就不来上学了，说是帮家里干农活去了。那时，我一腔热血，自以为可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怎么能够让这样贫下中农的好孩子不上学呢？一天晚饭后，我摸黑找到她家，走进屋，我什么话也甭说了，屋里破烂得跟猪圈似的，她妈妈病歪歪地躺在炕上，家里不靠她靠谁呢？
　　那天，她提着一盏马灯送我出来，一直送我很远。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让她回去，她不回，一句话也不说，还是送。送了半天，突然，她站住了。我不知她要做什么，她的背后是北大荒苍茫的夜空，没有月亮，一天的星光辉映在她瘦弱的肩头。我刚要问她有什么事情吗？她突然问了我一句：“肖老师，你说学地理课有什么用？是不是以后走路就不迷路了呀？”
　　30来年过去，连这孩子的模样我都记不清了，但这句话却总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想起来就让我难受而无言以对。我在前几年曾经写过一篇《地理课》的散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我忽然想起了老李的女儿那句关于地理课的问话，心里禁不住一紧。在北京，或在任何一座城市里的孩子，或许对于地理课都不会特别的在意，而在偏远的北大荒，地理课是和外面世界联系的特殊的一座桥。地理课能够给予他们许多想像和向往，那一个个对于他们陌生而永远难以到达的地名，是藏在他们心里的一朵朵悄悄开放的花。”我以为这次来大兴岛，即使见不到她，也能够打听到她的消息。但是，她却悲凉地死去了。
　　乡亲们扳着手指头给我挨个的数，2队已经死了整整40个人了。回想起我们在2队的那些日子里，是和这些乡亲们在一起的日子，如果失去了他们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立场，那些日子的意义至少减少大半。而我们回来的意义，其实一半也就是为了看看他们的呀！
　　在重逢的喜悦中，一缕惊悸和哀伤，在我的心里蔓延。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真是我没有想到的。虽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事情，一个也就百十号人的2队，整整40人死了，实在是太多了！毕竟像是屋子一半的墙坍塌了一样，青春记忆里的2队的天空，也黯淡下了一半。心里暗暗地想，我们自己也老了，我们的青春也无可奈何地老了呀，老得已经不堪回首。只是我们自我感觉有时候那样的良好，良好得让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差出去老远。
　　我最关心原来在农工班里的曹永本和张玉钦。可以这样说，在北大荒，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不起他们两位。那一年，我没有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两人却倒了霉，成了工作组的刀下祭品。似乎工作组不揪出几个反革命没有法子向上向下交代一样，他们在我的身上没有抓到预想的那些过硬的材料，不得不放过了我一马，却不容分说地把他们两人给揪了出来，在60年代末为了开荒组建2队而调来的两位带头的共产党员，如今铁证如山似的，说他们两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曹永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党的组织关系，张玉钦的档案里也缺少入党的证明材料，派人出去外调，他们两人提供的入党介绍人，一个也找不着，假党员，更是板上钉钉了。在那个年月里，档案神秘得很，档案里哪怕一张小小的纸条，都能够要了人的性命。他们两人就这样被理所当然地揪了出来，一下子成了过街的老鼠。而那时候，我被当成了可以教育的对象，于是工作组给了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为宣传队写节目，反映2队揪出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墙倒众人推，把许多莫须有的罪状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其中一条是他们对知识青年的拉拢腐蚀。我写了一个小话剧《小张跑了》，主要说的是这事。不仅我写，而且，我和老朱还上台演出过。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可悲，刚刚死里逃生，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而把屎盆子往他们两人的身上扣，让工作组演出了一场借刀杀人的收官好戏。因为这之后工作组就大功告成，拍拍屁股地走人了。
　　当然，我可以这样为自己洗白，当时我们确实不了解情况，说他们档案里的问题，足以让我们轻信，不清楚其实工作组既然可以曾经想陷害于你，也就可以栽赃于他们两人。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可以让自己得到原谅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样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是专横政治对人的戏弄与迫害？云层后面是有星星的，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云层压迫过来的浓重而逼人的阴影，而忽略、躲避，甚至不敢正视云层后面的星星的光亮？我所写的那个小话剧，实际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两人。虽然，几年之后，事过境迁，证明他们两人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成为了好朋友，但是，我是不应该因为他们对我的原谅而原谅自己。无论怎么样，天真和软弱，展开了双翼，让自己从当时的泥沼里飞起来了，却将沉重的阴影压向他们两人。那个小话剧，像箭一样盲目而准确地射去，让我愧对于他们两人。
　　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在以后的日子里，返城待业的那一年，我读到雨果的《九三年》，有一段话，总让我无法忘记。在描写1793年法国那场大革命的时候，雨果写西穆尔登和郭文那场“剑与斧的对话”。西穆尔登把那场革命中出现的恐怖与暴力比喻成狮子，他强悍地表达：“这些狮子就是良心，这些狮子就是观念，这些狮子就是主义。”郭文反驳他的老师西穆尔登说：“这些狮子造成恐怖政治。”然后，郭文接着说：“打掉一切王冠，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
　　这些话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我想起了在2队的那段日子，即使说不上那样血腥的恐怖，却也是够残酷的了。工作组残酷地整完我们知青的时候，又开始借助我们知青的手，整曹永本和张玉钦这样普通的老党员，笼罩在2队上空和我们每一个人心头的，都是这样残酷而恐怖的政治气氛。
　　让我总想起雨果这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其实都是相信狮子的理论的，相信那些狮子就是良心，就是观念，就是主义的，而投身到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去的，我们不懂得，便也根本没有思考过，革命其实应该是和谐，而不是恐怖，打掉一切王冠，不是为伤害人民，而应该是保护百姓。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不懂得和谐，我们崇尚的是那种狮子的哲学，我们不仅成为了2队工作组的枪手，也成为了那场革命的枪手和炮灰。我们让曹永本和张玉钦在流泪，就等于让我们自己流泪；我们伤害了曹永本和张玉钦的心，其实也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心。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可悲，是多么的可怜，而我们却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伟大的事业，而成为了他们棋盘上微不足道的几粒棋子。
　　我迫不及待地问起有关曹永本和张玉钦他们两人的情况。大家告诉我：曹永本就在大兴岛场部的东边住着，今年78岁了，身体一点毛病没有。可惜，他领着老伴儿到外地旅游去了，我们无法见到他了。而张玉钦在两年前得的癌症去世了。
　　一下子说起了他们两人，话稠了起来。曹永本的命真是够大的，他遭的罪比张玉钦还要大，却挺了过来。他们告诉我，那年为了找回他自己党的组织关系，他硬是从2队逃走了。当时，他还被看管着，他就连夜逃走。他是山东沂蒙山老区人，解放战争参的军，给团长当警卫员，在淮海战役中随三野一起出生入死，1946年就入了党，怎么现在一下子不是党员，还成了反革命？他想不通，一定要回老家弄个明白，就趁着对看守他的人说去解手的机会跑了出去。
　　工作组发现人跑了，赶紧派人去追，好几台拖拉机轰隆隆地开着，亮起明晃晃的车灯，像探照灯似的，把2队前通往场部的道路和周围的田野都照得通亮。曹永本就躲在田里的麦垛里，躲过了这些扫来扫去的灯光，没有往场部方向而是往底窑方向跑去。那天夜里，老天爷似乎也怒了，刮起了9级大风，场院上的晒棚都被刮倒了，一步就能够被风吹出几米远，人就像是在风中飞，他终于逃出了大兴岛，那惊险的劲头，不亚于当年的战争场面。
　　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还真的找了回来。他是跑了4个省22个县，最后从县委那里找到一张字条，是当年留下来的，纸字早已发黄，上面模模糊糊有一行字，证明着他当年在那里入的党。这不，以后他才算真正地被落实了政策，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党籍给恢复了，那时，你早都已经回北京了。
　　落实政策之后，那年的春节，他用一根柳条穿起了两条手指那么大的小鱼，找到当年整他的头头家，说是给人家拜年来了。人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心里也有愧，赶紧说我陪你回2队给你平反。他说不对吧。人家说那你说怎么办好？他说好，你终于听我一回了，那我可就说了算了，你得在全建三江替我平反。人家说那得农场党委研究。他说你整我的时候党委研究了吗？人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最后说那样吧，你就再说一句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假的！人家说不出一句话。
　　这段精彩的对话，很显示曹永本的性格。他让我感到对他的敬佩之外，也让我为当年自己那个话剧而感到渺小和惭愧。
　　他们还告诉我，曹永本从2队退休后，就回老家沂水了。回老家待了一阵子，想大兴岛，他的两个儿子那时还都在大兴岛，他也想儿子，就和老伴儿又回来了。儿子在场部给他买的房，
　　他身体好，闲不着，自己跑到离场部东边10多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生荒地，硬是像当年开荒一样把地开了出来，足有十来亩，种上了大豆，每天来回走上20多里地，跑到那里种地，自得其乐。一年下来，居然打了14麻袋豆子。
　　不管怎么说，没有看见曹永本，知道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心里也多少得到些宽慰。
　　沉甸甸的纪念章
　　张玉钦就不如他了。老张的脾气不如他那样的外柔内刚。老张是四川人，性格像川菜里火锅一样的火爆，把他打成假党员的那阵子，他特别愤怒，常常火冒三丈。他是一个志愿军的老铁道兵，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随着10万转业官兵一起来到的北大荒，不求升官，不求发财，只求老老实实地种地过日子，怎么就成了假党员？说下大天来，他也不明白这个世界是在哪儿出了毛病了？他也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假党员啊！他和工作组去讲理，人家不理他；他回家发泄，和家里人嚷嚷，家里人只能忍气吞声。万病都从心上起，肯定就是从那个时候，病就悄悄地爬到他的心里了。
　　1982年，我来2队，还曾经到他家看望过他，那时，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一头白发如银，显得苍老了许多。那时他的大闺女桂英还是年轻的姑娘，坐在灶台前为我烧开水，看见我有些害羞地冲着我笑。现在，我看见桂英，忍不住总想起她爸爸。他们父女俩长得很像，她的白头发也那么多，和她爸爸一样。不仅头发像，脸庞也像，一双大眼睛也像，瘦瘦的身材也像。她显得有些老，倒是她妈妈还是以前那样，很开朗、很活跃、很精神的一个老太太。
　　在队部里我问起她爸爸的时候，桂英一直跟在我的身旁，但她什么话也不说，就那样看着我们，听我问，听别人说。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衬衣，新剪的头发，显然都是特意准备的。算一算，她今年40出头了，她生在2队，长在2队，嫁在2队，她一生最宝贵的青春都在2队里度过了，在这40多年里，有十来年，她是和我们知青在一起的，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她最难忘的时候。因为她家里的孩子多，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很小就开始干农活，帮助她爸爸妈妈来操持这个家。那时，她和我们在一个农工班里，她没有上过学，不识一个字，是大家帮助她认字，还教她唱歌，向她讲述外面的世界。她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都叫上我们去她家里打牙祭。在她家里，她就坐在一边，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说，只听我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她什么话也不说，我也知道她的心里在想着什么。我们知青像炒熟的豆子一样，一个个蹦出了锅沿，离开了这里走了，回北京了，她的心里像是走空了。她和以前的姐妹们一样，也嫁给当地人，生养孩子，花自开放花自飘零一辈子。
　　大家提议，要到2队的各处看看，便拥挤着走出队部。纷乱的人流中，忽然见不到她了，我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还有好多的话没有来得及问她。我张望着，在人群中找到了她的影子，走到她的身边，想说什么，却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忽然有些心酸，我禁不住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搂住她的肩膀，看到她的那双大眼睛正在望着我，一下子，我的眼泪快要流了出来了。我赶紧扭过头去。
　　我想起前年的夏天，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女知青从北京回到2队，那时候，张玉钦还在，已经是癌症在身，只是家里人谁也没有告诉他，桂英心里很难受，悄悄地告诉了这个知青她爸爸得了食道癌〖HT〗。那一次，听说这个知青是自己花钱买的车票专门回2队看看的，老张突然火气来了，一下子暴躁得莫名其妙，他冲着老伴儿和桂英大声地嚷嚷：她是来看咱们的，咱们不能让她自己花钱，你们知道不知道？于是，桂英和妈妈娘俩赶紧跑去联络了各家，凑足了400多元的路费。这个知青哪儿能够要啊？娘俩又到各家去说，人家不要咱们的钱，咱们就送她点东西吧，让她带回北京，也是咱们的一点心意。每家凑了两个鹅蛋，一堆鹅蛋，亮晶晶的，却是怕磕怕碰，她怎么拿呀？只好谢谢大家的好意，连连推辞。没有办法了，她们娘俩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各家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可是，一番心意，总是要表达的，却又找不到一点能够表达的法子来，真是烧香找不着庙门，急死人了。
　　这时候，就看老张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闷头抽烟，谁也不敢和他说话。突然，他像笼中的狮子发怒一样站了起来，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弄了出来，扔得炕上地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桂英和妈妈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谁也不敢问，不敢劝。自从他患上癌症之后，脾气更是暴躁，常常没有来由地发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家人都只能看着他，不去管他，由着他的性子来。桂英和妈妈以为他急得又是病在发作呢，因为她们娘俩知道，他这时已经病入膏肓。
　　谁想到，他从箱子底翻出了一个小包裹来，那个小包裹包着一层层的旧布，他打开那一层层像是卷心菜一样包裹着的旧布，桂英和妈妈看见最里面的一层包着的是一枚纪念章，她们仔细看了看，是一枚志愿军的纪念章。别说桂英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老伴儿和他结婚了这么多年，也一直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么一个宝贝。她们娘俩惊讶地望着老张，明白了他的心意。
　　这是他那年志愿军复员转业的时候得到的一枚纪念章，快50年了，他把它带到北大荒，悄悄地珍藏着，一直没有舍得给任何人，也一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一辈子没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惟一值得纪念的东西了，那上面有他的青春的纪念，也有他最光荣的一段历史的纪念。他对桂英他们娘俩说：真的没有什么再好送的了，只有把它送给她吧！
　　这枚纪念章沉甸甸的压手呀！这个女知青从2队回到北京，给我给好多人打电话，告诉我们这枚纪念章的事情。她说：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收着，太沉，我觉得这是张玉钦送给咱们大家的，先放我这里保管着。
　　想起这枚纪念章，我的心里非常地感动。他把这枚纪念章送给我们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就去世了。我无法诉说我内心的悲痛，面对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我们以往动荡的政治生活中和传统文化里，从来都只是被轻视的，不是为我所用的把他们膨胀成最大的公分母，就是把他们简约成最小的公分母。当他们无辜受到伤害的时候，其他的人，不是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而心安理得，就是选择站出身来为表白自己参与其中的伤害而不知羞愧。可悲的是，那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后者。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给予他的伤害，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宽容，他从来都没有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他到死对我们都是那样的有情有意，把哪怕是最后的一点关爱也给予了我们。
　　有时，我会想起我们曾经从小就景仰的共产党员，一般都是那些英雄烈士或做出过丰功伟绩的人物。张玉钦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把自己的一生一半献给了朝鲜战场、一半献给了北大荒的共产党员，一个最后只剩下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比那些英雄烈士差，他一样也应该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我同时也想起曹永本，一个194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一个身上留有国民党的枪击后的伤疤、脖子上留有我们2队链轨板挂上后的印痕的老党员，一个复员后在县委当了干部却辞去工职不干跑到北大荒来开荒种地的老党员，一个在最后平反党委派人找到他，要他填写任何一个数字都给予他经济赔偿，他却一分钱也不要的老党员，我真的确实无比的感动。我怎么也忘记不了，为了补写这一段的结尾，我终于辗转找到了他，他亲口对我说的话，他说：当时我问他们要补偿给我的这钱叫做什么钱？他们告诉我说是“血钱”，因为我毕竟为此流过了血，应该得到补偿。我说我不要，我说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战友身上流的血洇红了一片地，战友的尸体把战壕都填平了，身上的血得是流干净了最后才死的吧，他们要一分钱了吗？我不要，我怎么能要呢？
　　我能够不感动吗？除了感动之外，就是惭愧。我见过许多党员，有些才真正是假党员，而曹永本和张玉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不为人们所知，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尺。
　　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萌发在知青的岁月里，成长在如今的日子里。
　　如今，看到曹永本，我想起当年他和他的战友攻打孟良崮时候的情景。那时，他才刚满20岁，他是多么的年轻。
　　如今，在张玉钦的家里，我们只能够看到他当铁道兵时候的照片。那时，他还不满20岁，他是那么的英俊。
　　年轻的时候，竟是这样快就风流云散了。
　　云层依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云层的后面依然会有星星。我们往往只看见了云层，而张玉钦和曹永本他们往往在看见了云层的同时，也看见了云层后面星星的光亮。也许，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差别。
　　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
　　豆秸垛
　　在2队，我对那些堆放在房前屋后的，充满着格外的感情。
　　现在的2队，这样的豆秸垛似乎少了许多，我看见的零星几个，被扒拉得到处散花，像是披头散发的埋汰女人，少了些清爽的生气。我们在的时候，每家的房前屋后最起码都要堆上这样一个豆秸垛的，我们知青的食堂前面，左右要对称地堆上两个豆秸垛，高高的，高过房子了，高得快赶上白杨树了。圆圆的顶，结实的底座，像是金字塔，在阳光照射下，如一个高个子又挺拔的女人似的，丰乳肥臀，那么给你提气。用豆秸，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会用的和不会用的，差别大多了。会用的，一般都是用三股叉从豆秸垛底下扒，扒下一层，上面的豆秸会自动地落下来，填补到下面，绝对不会自己从上面塌下来，坍塌得一塌糊涂。就是一冬一春快烧完了，豆秸垛还会保持着原来那圆圆的顶子，就像冰雕融化的时候那样，即使有些悲壮，也有些悲壮的样子，一点一点地融化，最后将自己的形象湿润而温暖地融化在空气中。因此，垛豆秸垛，在北大荒是一门本事，不亚于砌房子，一层一层的砖往上垒的劲头和意思，和一层一层豆秸往上垛，是一个样的，得要手艺。一般我们知青能够跟着车到收割完的豆子地里去拉豆秸回来，但垛豆秸垛这活儿，都得等老农来干。在我看来，能够会垛它的，会使用它的，都是富有艺术感的人。在质朴的艺术感方面，老农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我对北大荒的豆秸垛，始终充满格外的感情。
　　那一年，就是工作组整我，说我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时候，一时，我成了不可救药的坏蛋，2队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理我，躲我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那一年开春时节的一天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双眼睛聚光灯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什么，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抬头一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站在我前面不远的食堂的豆秸垛的围栏旁等着我。是的，就在那个豆秸垛前等我。那个褐色有些像是经冬后发旧的鹿皮的豆秸垛前，被晚霞照得格外灿烂，晚霞无遮无拦地从西边的天际挥洒在豆秸垛上，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红。
　　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里都探出了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要演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笑了笑，我才注意到她的脸上绽开了一对漂亮的酒涡。
　　那时候，我知道，工作组找她谈过话，让她交代出我对她讲过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没有说什么。工作组请来了场部保卫股的人，腰里别着手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找到队部的办公室里，突然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拍着桌子让她交代问题，非要她说出我和她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她还是没有说什么。她觉得她没有什么问题，她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她不想平白无故地落井下石。他们拿她没有办法。我记住了这些人的卑鄙，也记住了她的勇敢和可爱。
　　那时候，她才仅仅17岁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的手里拿着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的饭盒，但我记不得她都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时候还和一头早晚要杀的过年的猪那么亲热地讲话，就不怕沾包儿吗？
　　什么叫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记住了这句成语，也记住了她和那个北大荒落日的黄昏，并且记住了那个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样的豆秸垛。
　　土豆花
　　在2队，我对那片开着淡蓝色的土豆地，充满别样的感情。
　　我们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土豆花开得正旺，但是，土豆花不大，也不显眼，要说好看，还赶不上扁豆花和倭瓜花。扁豆花，比土豆花鲜艳，紫莹莹的颜色，而且是一串一串的，梦一般串起小星星，紫嘟嘟的，随风摇曳，很优雅的样子，不那么大众化，好像自以为是的假贵族似的。倭瓜花，黄黄的颜色，本身就跳，格外打眼，花盘又大，远远的就能够看见，而且常常会有蜜蜂在它们上面飞，嗡嗡的，好像它们自己很得意的在唱歌。土豆花和它们一比，就比了下去，一下子就站在下风头。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也忘不了2队的土豆花。在别处许多地方，我见过无数次扁豆花和倭瓜花，乃至其他菜的品种的花，离开2队这么多年以来，我还就是一次也没有再见过土豆花。
　　来北大荒插队之前在北京，我常常吃土豆，从来没有看过土豆花。到北大荒第一年的夏天，也是现在的季节，队上的朋友们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台照相机，拉着一起照相，照遍了队上的角角落落，把自认为好景色的地方，都当成背景照上了。最后，来到队里最西头，是菜园子的地边上了，这里长着一片绿色的叶子中间，开着星星点点的淡蓝色的小花。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们就是土豆花，只是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拉上李龙云和老朱，蹲在地头上照了一张相。然后问别人，才知道这是一片土豆地，也才认识了土豆花。
　　那时候，我们2队有女知青暗暗地看上了老朱，老朱人长得帅，又是好脾气，自然有好人缘。看上老朱的肯定不少，只是能够敢于表露的，当时只有这么一位，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那是我们来2队的第三年，土豆花开的时候，这位女华侨听说老朱病了，特意在食堂做了一碗病号饭，其实就是一碗热汤面，端着碗到处找老朱，老朱先躲到老农家里，又躲到更远的土豆地里，不敢露面，一时传为笑谈。
　　前两年，老朱出国到法国，回来路过香港，老朱这个人念旧，知道这个女华侨现在定居在香港，心想买卖不成情意在，毕竟在2队曾经一起待过，好不容易路过香港一次，应该去看看她，并还特意买了一套景德镇的瓷器，从北京带到巴黎，又从巴黎带到香港，准备送给她作为阔别重逢的小小的礼物。到了香港，老朱给她打通了电话，说是到她家拜访，她连连说她家远，你人生路不熟的，还是我来看你。老朱觉得她说得也对，想得也周到，便牺牲了和同事一起到女人街买东西的时间，开始等她。却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了星星出来了，一直等到月落西天了，人家也没有来。
　　这一路上，我没少拿这件事和老朱开玩笑，我说他：我一直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不买别的，偏买怕磕怕碰的景德镇瓷器。你买这玩意儿，就预示着不吉利，没见成人家是必然的了。佩莉就会在一旁呼应我，指着老朱的鼻子说：是，他一厢情愿。得，让人家给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儿！
　　这次回到2队，我以为菜园子还在最西边的地头，土豆地也应该在那里，便老马识途似的一直往西边走。谁想到，现在土地都承包给个人了，也就没有必要整个队上种一个大菜园子了，像当年一样专门还得由老李头一个人负责侍弄，现在都是各家自己房前屋后种的小菜园子了。没有走到西边的地头，早早就看见了一块地里种的是土豆，看那叶子，我是看不出来，但那淡蓝色的土豆花，立刻泄露出它们的秘密。我忙叫来了老朱和李龙云，赶紧站进土豆地里，让别人给我们哥仨照张相。
　　照完后，我问起30多年前，我们哥仨在土豆地照的那张相片，当时那张底片一式三份洗印了3张，我、李龙云和老朱，一人一张。一问，他们还都保存着呢，这让我们都很开心。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叠印在我们共同的岁月里，默契一般，获得了某种特许权似的，破例允许进入我们相同的记忆里。
　　泥草房子
　　在2队，我对那些拉禾辫的，充满特殊的感情。
　　我以为年头过去这样久了，我们都离开2队30来年了，这样的房子该不会剩下多少了。没有想到在2队我看见那么多的拉禾辫的房子，还顽强地站立在那里，我们走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当年我教过书的小学校，还在那里，被一家从富锦来的麦客住着，似乎30来年的日子像数码照相机里照过的相片，可倒片回放一样。
　　在北大荒，那些拉禾辫房子的房檐，一般都会留得比较大，因为每年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房顶上的积雪和房头的冰凌，化开之后，都得从房檐流下来。房檐留的窄，冰水滴答下来，就打在自己的门前和窗户上了，出门不小心会滴答到自己的头上，也会把门前弄得很脏。冰水流得离门和窗都远一点，好清扫，也显得干净一些，毕竟开春的北大荒化雪的时候是埋汰的季节。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宽绰一点的房檐，有一天对我们竟派上用场，而且让我们是那样的难忘。
　　那一年，也就是工作组整完我们“九大员”之后，他们撤兵了，我们“九大员”被分到了六个地方，打得七零八落，如星云散去，省得我们聚在一起惹事。那时，李龙云和同一台康拜因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有那么一点意思，临别的时候，对那个女知青说：我走以后希望你能够给我写信。那个女知青连想都没想，几乎是本能反应一般脱口而出，回答的实在有些拙劣：你要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写。这样的回答，很让李龙云心里搓火。什么事呀，本来挨整让人家给棒打分散心情就不好，还是鼓足了勇气才对你说的这番话，你倒好，拿着豆包不当干粮，还说什么我给你写信你就给我写信！
　　李龙云到了59队后，没有和她再联系，彼此的自尊，都像是一把钝锯拉扯着时间和距离，时间一长，只好大家帮忙，从中做一番穿针引线的工作。那时，李龙云已经从59队调到了建三江的宣传队，我和老朱自告奋勇，过七星河去找李龙云，当一回蒋干过江的说客。李龙云心里并不情愿，看着我和老朱大老远的来了，没有驳我们两人的面子，只好跟着我们回到了2队。
　　秋子当时在25队，晚上，就把我们3人和那位女知青一起拉到25队，把李龙云和那位女知青放在他们队部办公室里，让他们两人交谈，我们其他人都跑到外面边聊天边等。正是夏天，我们在野地喂蚊子还好说，那天晚上，偏巧突然下起的暴雨劈头盖脑地向我们浇来，25队是刚刚建起来的新开荒点，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躲都没处去躲，一下子非常的狼狈。四周寻摸了一番，惟一可以躲雨的地方，就是拉禾辫盖成的办公室的那个比较宽敞一些的房檐下了。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觉得人家正在里面进行重要的会谈，躲到那里去，是有些不大合适，但是，面对越下越大的暴雨，而且看来一时半会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后，我们不得不跑到那房檐下躲雨了。
　　其实，那一夜莽撞如牛的暴雨，已经把我们淋得浑身连裤衩都湿透了，再躲在房檐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毕竟那房檐下有灯光从屋里透过来，给了我们一点温暖，远处传来的隆隆的雷声显得不那么可怕。暴雨如注，敲打在荒原和房顶上那激越如鼓的声音，也显得温柔了许多。
　　从在北京出发的列车上，一直到在2队，我们和李龙云多次说起这段往事，开玩笑地说他那时候雨下得多大呀，你们两人在里面愣是不知道外面下雨，把我们淋得跟落汤鸡似的。而别人则替李龙云说：你们躲在房檐下是想偷听吧？欢笑和玩笑，掩盖了当时我们多少的尴尬和无奈。
　　许多往事都只是如烟过去而没有踪影，许多事情都只是无花果而没有结局。我们的青春的初恋，大部分发生在北大荒，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那时的感情真的是格外清纯。在那个并不清纯的革命年代里，许多毫无人道与人性的残酷事情，在我们的眼前频频发生着，我们的爱情却是那样对比鲜明的清纯，像是惟一可以安慰我们自己那开放在污浊中洁白的睡莲。那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并追求那种清纯，清纯中含有的天真，单纯与清白，可能使我们的青春显得有些质地单薄和色彩单一，但我还是无限怀念那时的那种清纯。在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列宁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常常地想起。列宁说：“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每逢我想起列宁的这句话，我都忍不住在后面加上一句：“你单纯得就像婴儿的眼泪一样！”
　　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
　　你单纯得就像婴儿的眼泪一样！
　　我的2队的豆秸垛！
　　我的2队的土豆花！
　　我的2队的拉禾辫泥草房的房檐！
　　叶至善先生帮我走出了厄运
　　苦闷中的写作
　　祝英建带路，带我向猪号走去。他知道，猪号是我回2队最想去的地方。我知道，他一直在跟着我、等着我，好让他给我带路。
　　开始他告诉我：猪号早没有了。他不说，我也知道没有了，1982年，我来2队，猪号就已经没有了，那时是荒草一片，掩映着猪号几乎看不出来的那一堵断壁残墙。
　　他又对我说：烀猪食的那个饲养棚，和你在猪号住的地方，现在盖起了新房子，我就住在那里。
　　我说：那你也带我去。
　　他笑了笑，看看我，又看看其他人飞鸟归巢一样，纷纷跟着别的人家飞走，寻找各自在2队的老窝去了，只剩下他、我和我的妻子。刚才喧嚣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正午的阳光，热辣辣的，很执著地只照着我3个人。风中扑满植物的叶子、灶台里柴火以及泥土和牛马鸡鸭粪便散发出来的混合气息，这时候，好像藏了好久才从喧嚣中脱身而出，让我嗅到。这才是2队的味道，原来我在2队的时候，就是弥漫着这样的味道。
　　祝英建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老了许多，白头发很多，皱纹也爬上了鬓角和眉梢。1982年，我回2队，要离开的2队的时候，他领着他的儿子使劲地跑，一直跑到大道上，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见到我，非让他的儿子给我鞠一躬。那时候，他的儿子不大，也就几岁的样子。他儿子的那满90度的一躬，让我惊奇，让我感动，也让我难忘。
　　祝英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恩。我们刚到2队的时候，他和赵温那三个“反革命”一起，都在挨批斗，同样17斤半的拖拉机链轨板三块，一样挂在他的脖子上，那时，他也就十七八岁，比我还要小好几岁。他是从山东来北大荒支边的青年中最小的一个，调皮，一肚子坏水，经常搞一些并不高明的恶作剧，主要的罪过是一次他给地里送饭，他愣是往一桶菜汤里尿了一泡尿。一下被打成了“坏分子”，和赵温他们一锅烩了。我们都挺同情他的，这泡尿固然可恨，但没有人认为这泡尿的罪过就得一定非要挂三块链轨板来批斗，自然就为他鸣不平。那时候，我们就是那样的年轻气盛，自以为是，包打天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的心里明镜一般清楚，等落实政策以后，他对我们知青一直很好，常常和我们套近乎，总希望能为我们做点什么事情才好。比如，我们夜里要是到地里干活了，或者跟着马车外出得很晚才能够回来，一般都是他自己或是他和打更的小雷一起，在马号里、场院里点亮一盏马灯，或者在地头烧起一堆篝火，等着我们回来。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意，彼此心照不宣，这样的事情过去了许久，还能够记得很清楚。
　　这就是猪号了！祝英建指着前面的一排房子对我说。
　　我认不出来了。2队民居的房子已经蔓延到了这里，我在的时候，这里是很偏僻的。眼前，几间砖房前，是一人多高厚厚的木板搭起的围栏，横七竖八的，不那么规整。大概是风吹的缘故，有的木板前被顶上了大木头柱子，才勉强地使那围栏虽然东倒西歪还不至于倒塌。房子是比原来的好多了，但周围的凌乱，远不如原来猪号那样的干净整齐，而且具有规模。也许，只是我自己的想像，在想像中，什么东西都在无形地变了样子，涂抹上今天的色彩了。
　　祝英建指着最西边的那间房子对我说：现在这是我的家，原来的饲养棚。
　　原来的那口井呢？那时，我们都要从那口井挑水喂猪也喂人。
　　早都填死了。
　　然后，他指着他家旁边的那间房子说：你原来住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
　　是的，就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冬一春。那些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那些个春花烂漫的夜晚，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度过的。我很想走进那家人家里去看看，可惜，主人不在家，门锁着。
　　许多眼前的事情，忘得很快、很干净，许多遥远的事情，却记得很牢，就这样不请自到。猪号，是我的一个伤疤，现在看来，那伤疤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当时对于我却意味着伤口很深，你以为后来它愈合了，其实那不过是结痂而已，只要稍稍一碰它，还会如葡萄一样无可救药地流出汁水来。猪号，就这样成了我的一个越系越紧的结。
　　那些个大雪封门的夜晚，我无处可去，只好闷在猪号里，随着雪飘来风打来，寂寞无着地一天天数着日子过。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光阴，特别是对付常常夜晚睡不着觉时袭来的心灰意冷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雪扑窗的嚎叫，我找了一本学生做作业的横格本，拿起了笔，买了一瓶鸵鸟牌墨水，开始写东西。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可敬的叶至善先生
　　我一直认为，爱情和写作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处于压力和压抑中的知青的两种最好的解脱方式。在没有爱情的时候，我选择了写作。收完工，把猪都赶回圈，将明天要喂猪的饲料满满地烀在一口硕大无比的大铁锅里，我和小尹也喂饱自己的肚子，我就开始拿出我的那个横格本写作了。每天开始写的时候，小尹都帮我把马灯的捻儿拧大，然后跑到外面的饲养棚里，往烀猪食的灶火里塞进几块南瓜。当他把烤好的南瓜香喷喷地递到我面前时，往往是我写得最来情绪的时候。那真是一段神仙过的日子，让我自欺欺人地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几乎与世隔绝，只沉浸在写作的虚构和虚妄之中。
　　我把那个横格本写满，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10篇散文和小说。放下笔，合上本子，写作时候的那种快乐和由此漫漶的虚妄，忽然一下子消失了。因为那时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已经被停办，所有报纸上也没有了副刊，我有一种拔剑四顾茫然一片的感觉，找不到对手，找不到知音，我写的这些东西也找不到婆家。它们的作者是我，惟一的读者也只是我。我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它们是不是我想像中的文学，还值不值得再继续写下去。如果这时候能有一个人为我指点一下，那该多好。但是，那时，我能找谁呢？我身边除了小尹和这群“猪八戒”，连再见一个人的机会都没有，离农场场部穿小路最近也要走18里地。窗外总是飘飞着大雪，路上总是风雪茫茫。
　　一个熟悉的老人，这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就是叶圣陶老先生。其实，我和叶老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我能找他麻烦他老人家吗？我读初三的时候，因为一篇作文参加北京市作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叶老先生曾经亲自批改过这篇作文，并约请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他家做客。只是见过这样一次面，好意思打搅他老人家吗？况且，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人家是在被打倒之列，这不是给人家乱上添乱吗？
　　但是，我不死心。最后，我从那10篇文章中挑选了其中的第一篇《照相》，寄给了叶圣陶老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先生。当然，这更有些冒昧。因为我只是在初三那年拜访叶圣陶老先生的时候见过叶至善先生一面，他只是在我进门的时候和我打了一个招呼，送我走进叶圣陶老先生的房间而已，甚至我们都没有说过什么话。但我知道他那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自1945年就开始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和叶至诚、叶至美三兄妹合写过《三叶集》一书，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他写的科幻小说《失踪的哥哥》。于是，我跑了18里地，把信和稿子寄了出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还记得8年前曾经到他家去过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没有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接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回信。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们的信件都是邮递员从场部的邮局送到队部，我们再到队部去取。那天黄昏，是小尹从队部拿回来的信。他老远就叫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信。到那时我也没想到会是叶先生的回信。接过信封，看见的是陌生的字体，但下面一行却是熟的发信人的地址：东四八条71号。我激动得半天没顾得上拆信。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只是一个倒霉的插队知青，天远地远的，又在那么荒凉的北大荒，叶先生竟然这么快就给我回信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说来也巧，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时赋闲在家，正好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他和叶圣陶老先生都还记得我，他对我能够坚持写作给了很多鼓励，同时，他说如果我有新写的东西，再寄给他看看。我便立刻马不停蹄地把10篇文章中剩余的篇章陆续寄给了他。他一点不嫌麻烦，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以他多年当编辑的经验和功夫，对我先后寄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结构，到语言乃至标点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我修改后再把文章寄给他，他再做修改寄给我。稿件和信件的往返，让那个冬天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写作也来了情绪。收工之后点亮马灯接着写，写好之后给他寄去，然后等待回音，这成了那些日子最大的乐趣和动力。他从来没有怪罪我的得寸进尺，相反每次接到我寄去的东西，都非常高兴，好像他并没有把我对他的麻烦当成麻烦，相反和我一样充满乐趣。
　　每次他把稿子密密麻麻地修改后寄给我，总会在信中说上这样的一句话：“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这话让我增加了自信，也让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的高兴。
　　那些珍贵的信
　　让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接到他一封厚厚的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到他这样厚的信。我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他将我的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大卸八块地修改了一遍，还怕我看不清楚，亲自替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寄给我。望着他那整齐的蓝墨水笔迹，我确实非常感动。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可以说我接受了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两代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帮助，他们都是做了这样大量的工作，给予我如此看得见摸得着的指点。可以说是他们手把手地引领我步入了文学的领地。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难得的无私和真诚，那种对文学和年轻人由衷的期待和鼓励。他们那一辈人宽厚的心地和高尚与高洁的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以企及的。
　　当初叶至善先生写给我的那些珍贵的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
　　复兴同志：
　　寄来的四篇稿子，都看过了。
　　《歌》改得不差，用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上可以‘定稿’。我又改了一遍，还按照我做编辑的习惯，抄了一遍。因为抄一遍，可以发现一些改的时候疏忽的地方。现在把你的原稿和我的抄稿一同寄给你。
　　重要的改动是第二页，把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改成：‘寻找作者，了解创作思想。’文章结尾并没有找到作者，可是这支歌的创作思想似乎已经说清楚了。这样改动勉强可以补上原来的漏洞。
　　有些地方改得简单了一些，如第一页，既说‘到处可以听到’，似乎不必再列举地点。谁唱的这支歌，后文已经讲到，所以也删掉了。有些地方添了几句，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些。
　　关于老团长在南泥湾的事迹，我加了一句。用意在于表现一个普通战士，经过革命的长期锻炼，现在成了个老练的领导干部。
　　有些句子，你写的时候很用心思，可是被我改动或删去了，如‘歌声串在雨丝上……’，‘穿梭织成图画……’两句，不是句子不好，而是与全篇的气氛不大协调。
　　要注意，用的词和造的句式，在一般情况下要避免重复。只有在必需加强语气的时候，才特地用重复的词，用同样的句式。
　　《歌声》改得不理想，也许我提的意见不对头，也许是对要写的主角，理解还不够深。是不是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和我提的意见一同寄给我，让我再仔细想想，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有没有再做修改的办法。
　　《树和路》也不好，写这种文章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没有什么情节，又不能说空话，即使是华丽的空话。是否暂时不向这个方向努力，还是要多写《歌》那样的散文，或者写短篇小说，作为练习。
　　《球场》那篇，小沫（叶至善先生的女儿——肖注）说还可以，我觉得有些问题，让我再看看，给你回信。
　　这三篇暂时留在我这里吧。
　　想起《照相》，我以为构思和布局都是不差的。不知你动手改了没有。主角给‘我’看照片的一段要着力改好，不要虚写（就是用作者交代）的办法，要实写，也就是写主角介绍一张张照片的神态和感情，这种神态和感情，主要应该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希望这篇文章能改好。如果再寄给我看，就把原稿和我提的意见一起寄来。
　　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愿意像你一样下功夫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寄些文章给我看看。我一向把跟年轻作者打交道作为一种乐趣。
　　祝好。
　　叶至善
　　在那个多雪的冬天，盼望着叶先生的信来，是那个冬天最美好的事情了。
　　作品发表了
　　在叶至善先生具体的帮助指点下，我在那个冬天一共完成了两组文章：“北大荒散记”和“抚远短简”。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2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在搞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的活动，征文成为了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我先拿出了那10篇文章的第一篇《照相》装进信封里，并在右上角剪一个三角口，不用贴邮票，先寄给了我们当地的《合江日报》。真的像叶先生说得那样：“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很快就发表了。花开了，春天真的来了。新复刊的《黑龙江文艺》（即《北方文学》），很快在复刊号上也选用这篇《照相》（当时《北方文学》的编辑后来的副主编鲁秀珍同志亲自跑到我喂猪的猪号找我，拿走了这篇文章，我应该记住她）。以后，我写的那两组文章中不少文章也发表了，尽管极其幼稚，现在看起来让我脸红。但是，令我永远难忘的是，在我最卑微最艰难的日子里，叶先生给予我的信心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以及超越文学之上的友情与真诚、关怀与期待的意义和慰藉。
　　记得是那样的清楚，《照相》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我的厄运终于走到头了。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已经不在猪号了，调到武装营组建宣传队。那天黄昏，武装营部旁边的小学校里跑出一个女教师，手里扬着刚刚到的一张报纸，推开营部的窗户告诉我：你看见了吗？你的文章发表了！
　　那个女教师，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
　　现在，她就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走进祝英建的家。家里没有人，我问他的儿子呢？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提起他的儿子，他挺自豪的，指着墙上挂着的镜框里的照片告诉我：前年征兵，两个儿子报名后检查都合格，两个儿子都想去当兵。不能都走了呀，就剩下我们两口子，得有人帮我们干活呀。我就到富锦找到那里的征兵处，这不最后留下一个儿子，和他妈到地里干活去了。
　　从祝英建家走出来，沿着他家的围栏往西走，就是2队的边缘了。当初也是，现在还是。不同的是，当初我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原，现在已经开出荒来，绿油油一片。不过，眼前的开阔，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眼能够望到天边，平铺到地平线的大豆，浓绿色豆叶，取代了原来的凄凄荒草，在风中摇滚着层层的绿浪，一样芳草碧连天的劲头，是惟一像原来猪号的感觉了。
　　走上了一漫不高的小土坡，往下看，突然是一片姹紫嫣红，除了玉米高高的正在秀穗，屏风一样站在最外面，其余种的都是矮了一截子的菜和瓜。架子上的茄子黄瓜西红柿和倭瓜，满地爬的西瓜香瓜萝卜洋葱和卷心菜，红的红，黄的黄，紫的紫，白的白，随意而恣肆地疯长着，周围也没有一点围栏和遮挡，真是开阔而自由自在。让我忍不住想起萧红写过的她家的后园里，那些想爬上架就爬上架、想爬上房就爬上房的倭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的黄瓜，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的玉米……
　　这符合祝英建的天性，也是当初我们的天性。可惜，那时，我们把这样的天性扼杀了，我们便没有像祝英建这样在猪号旁边开出一片菜园子。
　　远处大豆地里像海一样翻滚的豆叶，绿浪从天边涌来，涌到菜园，涌到我的脚下，喃喃自语似的，诉说着今天对昨天的问候。
　　那一时我不敢再回头
　　不敢回头
　　从原来的猪号出来，我让祝英建带我去老王家。老王原来是猪号的班长，他先后领导老朱和我在猪号养过猪。想想，也真是有意思，我从建三江宣传队回到2队，李龙云去了建三江宣传队；我回到2队的猪号，老朱从猪号调走到了场部的宣传队——我们三人像是让人给玩了一把跳棋的游戏。
　　老王是好人，不爱说话，不管外面“棋盘”上的风云变化，只管养他的猪，我和老朱谁去了他那里，他待我们都很好。在他的眼里，我们还都是孩子，而且也应该说是有正义感和有才华的好孩子。这是他心里牢靠的定海神针。
　　想起老王，我就想起猪号的那口井。冬天，我最怵头那口井，井沿结起厚厚的冰如同火山口，又滑又高，我打水时常常把水桶掉进井里，都是老王帮我再捞上来。我的尴尬面对的常常是他抖动结满冰霜胡碴儿上宽厚的笑。
　　我也想起那年的冬天，呼啸而至的暴风雪在半夜里吹开了猪栏，猪崽子跑了出来，老王带着我和小尹追猪，一起掉进荒原的雪窝子里，冻成了雪疙瘩，老王的老婆抱着在自己家热炕头上早就烫好的大衣裹着我焐热我。
　　那是我人生的冰封季节，有着老王一家给予我的暖流，抵御着外界的寒冷。
　　通往老王家的路，我已经不认识了。2队的两条南北大道，连接着人们的住房，格局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拉禾辫的旧房子之间，盖起了新的红砖房，新旧杂陈，将历史和现实交错在一起，显得错位一般。似乎主人忘记了，应该在客人来之前把旧的东西收藏一些才好，还是让它们那样大大方方地亮在那里。路上没有一个人，清静得像是走在冥冥的梦里一样。有小孩子抱着篮球，趴在自家的院墙上好奇地看着我走来，两眼乌黑，一声不响。正是正午时分，各家的烟囱冒出了袅袅的炊烟，柔和地飘浮在湛蓝的空中，然后再不动窝，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里。
　　老王已经搬了家，在我的印象中，他家应该是2队的西头，现在却搬到东边。祝英建对我说：没错。就领我迈过一条水沟，跨进了老王的院子，径直走进老王的家。他的家很奇怪，厨房在前，住房在后，穿过厨房，刚进家门，老王的老婆迎了上来，直问我是谁啊？我走到她的身边，告诉她：是我，我是肖复兴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连连说：是你呀，我眼睛不行了，看不清了。然后，她告诉我：老朱刚才也来了，老王和他们到队部去了，那边催他们快去呢！
　　我知道，那里已经备好了杀猪菜，2队为了迎接我们，特意杀了一头猪，二胖主厨，现在2队上的红白喜事，都是他亮手艺。中午大家要在那里好好聚聚。家里只剩下了老王的老婆一个人。她用眼睛凑近我，仔细瞅了瞅，对我说：你模样没怎么变。我问她：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她摆摆手，说：我的心脏不好，眼睛也不好，你看，我的这只眼睛是假的了，我不敢和老王去队部看你们。
　　我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看见她昏花而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我看见她家还是老样子，简陋的陈设，还顽强地站立在以往的岁月里，掉了墙皮的灰白的墙上，挂着的还是那个老镜框，里面还摆着我和同学们当年在这里照的照片。我的心里一阵发热，忽然明白千里万里地回来为了什么，遥远的2队正因为有老王和他老婆他们这样的人在，才让我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来，但也只是回来看看他们而已，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他们却一辈子在这里，在这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做不了什么，就别那么轻易地忘掉，我们的青春是和这些人对我们的关爱连在一起的。
　　队部来人，催我们赶紧过去，我只好和老王的老婆告辞。走出老王的家门，我看见老王的老婆也跟了出来，她眼神不好，走得磕磕碰碰的，我赶紧回去搀扶着她，说：您不用送了，您眼睛不好，又有心脏病，别再磕着哪儿！
　　她向我摆手，单薄的身子在我的手中挣巴着，非要坚持送。
　　刚刚送出院子，我见她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毕竟70多岁了。我赶紧扶她起来，想送她回家，她摇摇头说：让我送送你，送你到路上，我看不清，能感觉着你走远。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她就这样一直把我送到队里的土路上。走了很远，我回头看见她站着站着，一屁股又坐在土路上，向我使劲地挥着手，又使劲地摆着手。
　　那一刻，我不敢再回头。
　　猪头的典故
　　回到队部，我的脑子里全是老王老婆站着站着突然一屁股又坐在土路上使劲挥摆手的情景。好半天，没有缓过劲来。
　　菜热腾腾地一道一道地上来了，盘子摞着盘子，和大家的情绪一起在高涨。二胖的手艺不错，全都是猪肉炒的菜，一头猪上上下下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用猪血灌的血肠和猪下水一起炖的一锅汤菜，是最正宗的东北菜，叫做杀猪菜。由于是刚刚宰杀的猪，鲜美的味道，在北京再好的东北餐馆里也是尝不到的。我想起那年国庆节前2队杀猪，猪杀完了，猪头不见了。全队开始到处找猪头，但到处也找不着。队长气急败坏地嚷嚷：太不像话了，抓住偷猪头的人，一定要毫不留情的好好处理。猪头是让一个北京知青悄悄地藏在水井里面了，上哪儿找去？以后，2队每次再杀猪，事先，队长都要指指还活着东摇西晃的猪头，给我们知青敲敲警钟，别再动它的歪脑筋，想自己多吃多占！猪头，成了我们2队的一个典故。
　　我没有想到，二胖学到这样一手好厨艺。我们在2队的时候，二胖还小，他没有我们知青大，但和我们知青一起干活。在2队，他还有一个叔伯哥哥，我们管他哥哥叫大王，因为他长得比他哥哥矮一点，又胖一点，就管他叫二胖。前几年，二胖带着大王的儿子外出干活，给人家去安装电线，大王的儿子被电死了。后来，大王郁闷而死。虽然大王并没有责怪二胖什么，但毕竟是自己带着哥哥的儿子出去干活时电死的，大王父子两人相继而死，二胖心里更加不好受，闷在心里的一肚子心事无处排泄，就学会了这种厨艺，让心情释放在煎炒烹炸之中，这多少也是个转移。
　　由于队部没有厨房，二胖只能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忙乎，炒好了菜，再由别人（都是2队老人们的女孩子）端着盘子跑到队部里来，一个个接力似的。穿着花衣裳的女孩子们，端着盘子穿梭在二胖家和队部的土路上的情景，是道很好看的风景。我们只是见到二胖炒的一道道菜次第上来，却见不到二胖本人。大家吃得美，喝得美，开始招呼二胖，一定要把二胖给请出来，好感谢感谢他。一个女孩子只好跑到他家，把他叫了过来。一脸热汗珠子的二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干了几杯北大荒酒，不住地感谢大家的捧场。
　　1982年，我来2队那次，也是在早晨杀了一头猪，分在两家灶台前忙乎，男人们去接我，女人们在院子里摘菜洗菜、切肉剁肉，热闹得像过年。吃饭时候，聚集在一家，炕上、炕下、院子里，分别摆了几桌，里里外外，人头攒动的劲头，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好像是在办喜事。只是那天多了这样一个小插曲：聚会到了尾声的时候，院子里传来粗葫芦大嗓子的一声喊：肖复兴呢？肖复兴在哪儿？声音还没停，人已经撩开门帘走了进来。是2队的车老板大老张。我坐在炕上，忙站起来叫他：老张，快过来，你怎么才来呀？他扬着手中的几条鱼，冲我说：听说你来，我一大清早到七星河给你钓鱼去了呀！这鱼还真不好钓，钓到现在，你瞧，才钓上来这么可怜的两条！说罢，他扭头出屋，给我炖鱼汤去了。那天饭桌上上来的最后一道菜，就是大老张的鱼汤，是鲫鱼，鱼不大，整条炖在汤里，浓浓的汤，炖得奶一样的白，里面有几个红色的小辣椒，跟小金鱼似的在游动，还有几根嫩绿色的香菜，绿得那样清爽。那真是色香味俱全的一道鲫鱼汤！以后，我真的再也没有喝过那样美的鲫鱼汤。
　　那天的聚会，我请当时还留在2队的一个北京知青从家里拿来录音机，让每一个在场的老人对着录音机说上几句话，录了一盘磁带然后，我带回了北京。我把大家召集到我家，放给他们听。记得无论在北大荒录的时候，还是回北京放的时候，抽象的思念变成了震动的声音，让说不出道不明的心情和感情，蹦出了声来，一下子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近便，那样的可触可摸。无论录完的时候，还是听完的时候，屋子里都是鸦雀无声，能够听得见大家的心跳声。那时候，我还特意依此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叫做《抹不掉的声音》。
　　一晃22年过去了。还是在2队，大老张不在了，好多老人都不在了，可声音还在，还是抹不掉；笑容还在，还是忘不掉。
　　大家已经吃饱喝足，饭桌上收拾利索。二胖累了，坐在一旁抽烟。新队长带着人把切好的西瓜和香瓜端了上来。场长开始登场了，他已经酝酿了老半天，要把这次的聚会推向高潮。他亮出了主持人的身份和气派：咱们的联欢会该开始了！首先，他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从建三江来的喜子，看到2队前的那条路还是原来的老路，愿意代表建三江管局出资10万元，修好这条路。回建三江，他就落实这件事！先声夺人赢来热烈的掌声，算是给联欢会的正式演出前暖暖场。场长接着说：30多年，咱们2队的北京知青没有回来了，得让他们先表达表达心意，演个节目！
　　有魔力的歌声
　　第一个节目，当然是得由李龙云的夫人新民来演，她原来是建三江宣传队当家花旦，当年演《红灯记》时，她扮演李铁梅，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她当仁不让地唱了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惹得满场喝彩。
　　场长站起来兴奋地说：李龙云夫人刚才唱的戏，让我们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时代，那时候，建三江宣传队演《红灯记》，七星农场宣传队演《智取威虎山》，大兴农场宣传队演《沙家浜》。咱们2队的宣传队也是响当当的，当年打着红旗，在大兴岛各个队是闪亮登场！那时候，2队还自己的队歌，是咱们肖复兴写的吧？说着，他竟然背诵了起来，他的记性还真是惊人，那时候，他也就十来岁吧！知青的记忆，也烙印在他的心里，凝固在那段岁月里。如何评价那段岁月，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是坚信，那是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含有现在就能够一眼望穿的致命的毒素，也含有多种现在一时无法辨别的微量元素和多种维生素，在解毒着我们自身，也营养着以后的日子。我们试图彻底斩断以往这段岁月的纽带，企图把它剁碎剁烂，统统地抛向遗弃的土中，让它尘埋网封起来，但这时候才会发现这条纽带原来是那样的富有韧性，是无法斩断，更是无法剁碎剁烂的。即使能够把它尘埋网封起来，它也不会如生物和人体一样在厚厚的土中腐烂，而还会在某种特定的时刻死灰复燃，重新唤醒生命。我不知道，这是知青的一种自我安慰，还是一种自我欺骗？是对过去的一种涂脂抹粉，还是对历史的一种有益的启示？
　　场长还在兴奋异常地喊：下面是不是由2队宣传队的知青出个代表，来演一个节目？
　　李龙云站了起来：我记得场长说的我们2队的那个队歌。那是肖复兴写的，后来由我们在内蒙的一个同学谱的曲子。歌词是这样的。接着，他背诵了一遍。他的记性也真好，比场长背诵得还要完整，可以说是一字不差。如果不是他背诵，我自己写的歌词，自己都不大记得了。这就是我写的歌吗？我都不大敢相信。但那确实就是我写的歌，我赖不掉，那首歌，就像印在生猪屁股上的龙胆紫的印章一样，印在我的也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脸上和屁股上，告诉历史，也告诉后代，我们就是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无论那个年代是成全了我们，还是败坏了我们，我们就是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虽然走的姿势不那么好看，身上带着的也不那么好看甚至被污染了的痕迹，但我们就是这样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了今天。
　　李龙云拽起了我，对大家说：下面就由我和肖复兴一起为大家把这首歌唱一遍。
　　我们两人唱了起来——
　　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女，
　　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
　　革命理想鼓舞我们前进，
　　四卷宝书指引我们向前。
　　今天，我们像种子撒向在北大荒，
　　明天，鲜红的果实要映红祖国的蓝天。
　　前进，奔赴祖国边疆的战友，
　　前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青年！
　　歌声忽然像是变得具有了奇妙的魔力一样，让往昔的日子纷至沓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那段岁月里了。我们竟然为自己的歌声而感动。歌声结束了，似乎还在回荡着，那一刻，歌声像是万能胶一样，弥合着现实和过去间隔的距离与撕裂的缝隙。窗外是绿色的植物，再远一点，是2队边上的白杨树，其实都不是原来的了，只有静静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那时，我们才20岁出头，可今天，我们都是往六张上奔的人了。
　　是的，没有不散的筵席。再怎么样的难舍难分，分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我早早地坐进了车里，我害怕看到分别时候的眼泪。这样的分别，在2队我已经经历过一次。
　　车窗都敞开着，窗前挤满的是一张张的脸。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都在流泪，还在拉着手。车子驶动了，向前晃了一下，拐了一个很大的弯，离开了2队，驶上了通往3队的大道。我不敢回头，因为我知道，在车子后面一定还有人在跟着车跑，在落泪，在招手。来的时候那鞭炮的响声和硝烟，似乎还没有散尽，对比的感伤，让我一时无法接受。车子开得很快，似乎一会儿的工夫就开到了3队的道口，再往北一拐弯，就要开往建三江去了。2队，很快就是尘土飞扬中消失了影子。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远处只有那一片白杨树绿蒙蒙的影子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惆怅和忧伤。我就这样离开2队了，我渴望回到的2队就这样离开了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头看它一眼？千里万里的赶到这里来，为了什么？一路上，这个问题，总是在困惑着我，我总是在问自己，又总是回答不出来。其实，我早已经过了问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2队？我已经来过两次了，每来一次之前，心里虽然充满着困惑，却也充满着期待。每一次来之后，心里总是充满着悲伤，充满着恍惚。我无法平衡来时和去时这样两极的颠簸，那种类似晕船的感觉，总让我无法适应。我也无法回答自己内心的迷惑与苦恼，一种荒谬一般复杂的纠缠，总是如荆棘一样充斥在心。2队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即使下一次我还能够再来，那么我能够见到的老人还剩下谁呢？除了人，我又还能够见到一些什么别的呢？同时，我还能够重新拾回一些什么记忆呢？谁，或者哪个地方和哪个东西，还能帮助我找回当年的记忆呢？
　　知青，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只有有心人善良地去抚摩，才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但是，谁还会有这样的耐心与诚意呢？愤青，更是只成为了对比如今新一代实用主义青年而存在的傻子的代名词，一个带有讽刺贬斥意味的昵称，已经沦为和傻B一起相提并论了。知青，只是成为了一个老得快要掉了牙的故事，成为了一段残缺不全过了时跑了调的歌曲，在电视里肥皂剧里做为煽情的情节段落，在知青的聚会中做为怀旧的下酒小菜。
　　忽然，一丝悲观和悲凉袭上心头，莫非刚才在2队的激情演绎，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情绪抽搐，激情是有的，却是盲目的，是无谓的，是一次性的吗？
　　车开得飞快，快得像是想赶快地逃离过去、逃离现场一般。我的心里是那么的不甘！
　　到达建三江，已经是黄昏了。我忽然发现，这一天我穿的一件黑色的体恤衫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白，白得那么明显。2队的太阳真是厉害，仅仅不到一天的工夫，它就能够褪去你身上那么多那么重的颜色！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厉害，便也常常忘了抬头正视一下它的光芒的存在。
　　女宿舍里响起的枪声
　　惊心动魄的开江场面
　　在北大荒，原来组建的6个师，现在分布的6个管局中，建三江是最得天独厚的地方，它拥有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三条江。三江平原和建三江的名字，都是由此得来。有水的地方，都应该是有福的地方。
　　我们从哈尔滨一路逶迤而来，都是和松花江一起由西向东淌来。可以说，松花江一直伴随在我们的左右。但要想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必须要再往东北走，走进建三江的深处。从地图上看，那里就是共和国版图上宛如引吭高歌的公鸡的鸡头那个地方。30多年前，王少白师长带领我们向荒原进军，就是那个地方。那里曾经是旌旗漫舞，歌声嘹亮，拖拉机轰鸣，马灯光闪烁，绿帐篷星罗棋布的地方。一代人的青春，就是在那个地方挥洒殆尽。不知那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是我们此次重返北大荒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建三江管局的领导特意为我们安排的。因为虽说我们当年都是建三江的人，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走到建三江的腹地，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边去过。我们的青春所能浸透的，不过只是大兴岛如邮票那样大的一点儿地方。
　　先去黑龙江。
　　过了同江县的三江口，就是黑龙江。路还是这样的走，但是路已经变得宽阔而平坦，成为了全国最长的一条一级公路，叫做同三公路。从同江可以直达海南的三亚。只是原来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两旁那么多茂密的树木和缤纷的野花，见不到了，都被整齐的白杨树替代了。远处的坡地和山丘上，能够依稀见到一些白桦树柞树和青冈树，稀疏地散落在那里，像是当年遗留在那里残缺不全的旧梦。
　　同江已经是边疆的重镇，松花江到这里，到了尾声，前面马上就要和黑龙江汇合。江边到处是蘑菇一样的漂亮的商亭，里面摆满俄罗斯的各种小商品，木制套娃比比皆是，异域的风情，可以嗅到那么一丝味道了。三江口的赫哲村还在，那里是赫哲族人辈辈打鱼生存的老村子，那片老林子还剩下一部分，在外面又新种下了整齐的小松树，其余的地方就变成了旅游景点，四周被围墙围了起来，中间建起几尊雕塑，要买门票才能够进去了。赫哲人的鱼皮衣和桦树皮画，都已经陈列在商店里出售，价钱不菲。
　　再往前走，就是抚远，那才是真正的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的三江口。当公路变得越来越宽，地势越来越低，车子像是飞机着陆俯冲似的往下不住倾斜的时候，抚远古镇就在眼前了。傲岸的古城墙还巍峨地挺立在那里，北边的黑龙江像是一条巨龙一样，在我们的下面雄伟地流淌着。因为隔着宽阔的堤岸，听不到它的声音，但却能够感觉到它的气势，在阳光下静穆地迸发着沉郁的光泽，像是一位伟岸的大将军，目不斜视地所向无敌地向前流淌着，根本不把簇拥上来的六宫粉黛放在眼里。这里才是祖国的最东北角。祖国幅员的辽阔，乃至祖国的概念，到了这里才分外的明显和强烈。
　　对岸是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当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管它叫伯力。现在，停泊在黑龙江边的每天来回一班的轮船，就要返航回哈巴罗夫斯克去，拎着大包小包的俄罗斯人正在向码头走去。那时，中苏关系紧张，黑龙江主航道中也常常会有俄罗斯的轮船出现。我们站在江边，故意向他们挥挥手。他们也会向我们挥挥手，有时候，还能够听到他们在船上拉手风琴的声音飘过江面，很悠扬地回荡着。但是，江中的巡逻炮艇可就没有那么多柔和的手势，炮艇上灰绿色的僵硬的线条，笔挺的军礼似的充满着火药味。
　　1971年的初春，那时候我在建三江宣传队，奉命来到黑龙江江边，写反映兵团战士反修防修、保卫边疆的节目。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黑龙江，那场面真是让我终身难忘。说是惊心动魄，一点都不夸张，正是开江时节，江面上，大块大块的冰块冲撞着，灵魂出窍似的，激起冲天的浪花。撞成了那些中型的冰块和小的冰块，漂浮着，流动着，然后谁也不服气谁一样，又冲撞在一起，再激起新一轮的浪花，发出震撼人心的回声，轰鸣着，能够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据说，附近农场里的知青，在深更半夜里第一次听到这样开江的声音，还以为是对岸打炮的声音呢，就急急忙忙穿起衣服跑到外面集合备战去了。
　　冰块之间，能够看到流淌的江水，幽深得像是冰川下的深谷。它们显得不动声色，发出一种钢蓝色的颜色，和海一样深邃的颜色，和那些白色的冰块与浪花作着有意的对比，仿佛是告诉我它们才是黑龙江真正的生命，而冰块只不过是在做最后的挣扎，马上就要被它们全部吞没了。至于那些浪花，只不过是冰块发出的最后几声喘息，转瞬即逝而偃旗息鼓。想想，就是一个月前，江面还结着厚厚的冰，可以在上面跑十轮汽车，那时，它是多么的平静而温顺，而现在，它就一下子舒展了腰身，扬眉吐气一般，剑拔弩张，昂昂乎，巍巍然，呈现出另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容颜和姿态。
　　之所以难忘，因为是第一次，以后虽然也来过黑龙江边几次，但都没有赶上初春的开江时节，便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的壮观。我一直以为，黑龙江最壮观最值得一看的，就是它开江的时候。那是真正的雄性的姿态，真正的大自然的交响，就是大海也无法比拟的。
　　之所以难忘，还因为那一次，我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情，给我的震撼，只有黑龙江开江能够相比。
　　女宿舍的枪声
　　自珍宝岛事件之后，边疆战备紧张起来，组建起的武装连队，每个队都发了枪。那大概是知青最得意最辉煌的时刻，大家可以享受军人的待遇了，而不再仅仅是知青。那时候，我到的黑龙江江边的一个队里采访，就在这个队里，一位北京的小伙子，干得不错，就要被评为五好战士了。也许，就是这个即将到手的五好战士的称号害了他，他给队上一位姑娘写了一封信。他早就悄悄爱上了这个姑娘，也许他觉得自己这时有了资本，才鼓足了勇气写下这封信。这封信写得多少有些缠绵，真情流露自然言词就有些烫人。那时他应该知道，队上不允许知青谈情说爱，发现谈恋爱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要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在全国东西南北几乎如出一辙。他自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而那位接信的姑娘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他光想着自己的感情，没有想到姑娘的心情。
　　姑娘接到信后，没有像他想像的那样心荡神驰，相反很害怕，鬼使神差，竟把这封信交到了队上的头头手里。这个头头如果拿到了信找他谈谈，哪怕严肃地批评他，他可能不会出事。但是，这个头头立刻召开大会，当着全队所有人的面，竟然将这封信有声有色地念了一遍，不仅当众羞辱了小伙子，而且，五好战士也没了他的份。我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里，夹有几句诗，是几句很动人的诗，是普希金的诗。头头却因普希金把他骂得更为狗血喷头，那时，外国人一律更是资产阶级的化身。
　　就在这天夜里，小伙子端起冲锋枪跑出男宿舍，一头闯进女宿舍，抱着冲锋枪朝着炕头就是一通扫射。正在熟睡的姑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好几个人中弹了。其中一个是班长，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第一个跳下炕，想要阻止他，却被他一枪撩倒在地。然后，他跑出去，一直跑到有好几人高的豆秸垛上，拉响一颗手榴弹自杀了，引燃得豆秸垛蹿起冲天的火焰……
　　其实，到死他也不知道，女宿舍有两间屋，他闯错了屋门。他想复仇的那位将信上交头头的姑娘，是住在另一间屋里。至今，那位姑娘还好好地活在世上，早已结婚有了孩。她会和我一样，找个机会专程来一趟黑龙江边，并在偶然之间想起那封夹有普希金诗的信吗？她会想起那个写信的小伙子，和那个代她受过而无辜死去的女班长吗？
　　如今，我站在黑龙江边，没有了冰块的冲撞，没有了激扬起的浪花冲天，午后的阳光温煦地照着江面，对岸的村落和树林也平静得如同一幅俄罗斯巡回画廊派的油画。谁会想到30多年前就在江边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过比战争还要恐怖而可怕甚至更刺激人心的枪声呢？时间在流逝，而一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超出时间之流，礁石一样，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并不因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水流走了，哪怕流光了，它们还在，还矗立在那里。我们常常会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感慨我们在该读书的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权利；我们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失去了谈恋爱的权利；甚至在该玩儿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旅游这个词，我们只会拉练。
　　有些记忆是苦涩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不因苦涩和痛苦，在甜蜜的新生活中，我们就觉得它们不合适宜或有碍观瞻，而应该把它们忽略掉或忘掉。在摧毁旧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做到出奇的一致，而让新的历史有着各自爱好的偏移，将过去的记忆删繁就简成为了一种缩写本。在此次重返北大荒的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大荒，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当年一共死了多少名知青？还存有他们的具体名册没有？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即使在正在筹备中的北大荒博物馆，我问起这个同样问题，也依然没有答案。
　　我一直这样以为，知青之死，在北大荒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如我们队的李玉琪那样因公牺牲的英雄，一种是如3队刘佩玲那样忍受不了寂寞与不公正折磨的烈士，一种是在意外事故中或因疾病致死的默默无闻者，一种是莫须有罪名屈死冤死的无辜者，还有一种就是因种种原因而寻短见的自杀者，比如这个因爱而拉响手榴弹死在黑龙江边的知青。也许，我们更容易记住英雄，而容易遗忘后面的几种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人心也总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地向着时代的英雄，我们确实应该记住他们。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了后几种死者。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他们都是死在北大荒，死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北大荒那块土地所含有的成分，想弄清楚北大荒那块土地如今或丰富发展或水土流失的变迁史，想探溯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命运沉浮的知青史，我们就应该记住他们。历史，需要恢弘的手笔，也需要细节，就像北大荒这里有参天的大树茂密的原始森林，也有矢车菊和达紫香这样的自生自灭的花草，不应该因为他们只是自生自灭，我们就可以随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
　　但是，谁还会记得他呢？一个仅仅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仅仅因为爱一个姑娘和爱普希金的诗就死掉的小伙子？还有那个代人受过无辜而死的女班长？也许，她才是更加的冤屈，到死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接到过一封情书。
　　我真的不知道。黑龙江水平静地流着，我再也看不到在初春时节它开江时，冰块冲撞着冰块那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了。
　　一场乌原始森林大火的逃生者
　　最恐怖的大火
　　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前停了下来。绿色的路牌上指示着，往西是银川，往东是抓吉。这样的路牌，在公路上常常可以见到，谁也没有太注意，只有妻子探出车窗的头稍稍地动了一下，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抓吉？显然，这个抓吉的地名，像针刺了她一下，似乎不敢完全地确定。她问司机：这个抓吉是原来东方红农场在的那个抓吉吗？司机肯定地告诉她：是，就是那个抓吉。然后就打了一下方向盘，把车一弯，从主路拐到了往东的土路上。
　　妻子显得一下子激动起来，连连问司机：您这不就是往抓吉开吗？咱们真的能够路过抓吉呀？
　　司机告诉她：没错，咱们必须经过抓吉镇，然后才能够到乌苏镇。
　　这是我们的行程，到乌苏镇看乌苏里江。那里有东方第一哨，是祖国最东北角的边防哨所。那里也是最先能够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妻子有些情不自禁地对一车的人说：我刚来北大荒的时候，到的就是东方红农场一队，就在抓吉！
　　司机回头告诉她：待会儿就路过你们东方红一队。
　　她没有想到，今天的行程中竟然有这样的巧合，让自己和青春相逢一把。此次重返北大荒，因为抓吉这个地方太远，远得到了乌苏里江江边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小镇上了，怎么可能去那里呢？她是想都没有想到能到这里来。这可真是有福之人不用想，得来全不费工夫，让抓吉一个跟头似的就跌进她的怀中。
　　这时候，车行进在漂亮的林间小道上，两旁的小白桦，夹道次第迎来，一株紧接着一株，密密实实，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树干并不粗，也不高，却是那样的清新爽目。天虽然有些阴，但白桦树洁白的树干，还是明亮得闪着光，亭亭玉立的姿态格外的秀气。迎风摇曳的叶子，迎着光的一面，被树干映得泛白，背光的一面，绿的特别明朗。在此次重返北大荒一路几千公里的路途中，这是我看到的数目最多也是样子最漂亮的白桦林了。可是，妻子却说：原来的树可比这多多了，也好看多了！就是这路和原来的差不多，还是土路，一下雨，翻了浆，根本没法跑车。那时候，我们只有用拖拉机拉着爬犁出来办事或买东西。就是拖拉机也打误。有一次，拖拉机在泥地里趴了窝，你不知道，以前这里的林子里有许多沼泽地，拖拉机趴了窝，越动陷得越厉害，一点儿办法没有，只能等再来一台拖拉机帮着把这台拖拉机拉出来。那天，我们就在这路上，缩在拖拉机里等了整整一宿，连拖拉机都不敢下……
　　说起以前的生活，她来了情绪，兴奋地站了起来，和大家讲起她的东方红农场。那是当年祖国最东北角的农场了。
　　1969年的春节刚过，她和几个同学从友谊农场来到了这里。那时，王少白带领大家向荒原进军，从各个农场抽调人马组建新的六师，浩浩荡荡开了进来，像突然的入侵者一样，进军到了这里的深山老林。那是建三江的腹地了，紧紧挨着边防线。东方红农场就是这样新建的农场，东方红一队就是这样新建的开荒点。那时，这里除了抓吉镇和乌苏镇有少数当地人和几个温州知青之外，几乎荒无人烟。也许因为太荒凉了，这里倒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童话世界。特别是冬天，这里是真正的林海雪原。白桦林是那样的高，那样的密，高得像是和天连在一起一样，密得像是根本走不到边似的。皑皑的白雪厚厚的有腿那么深，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来，跳跃在雪上，映得雪像是染上了一层绿色，特别的明快。偶尔能够看到从林子里窜出的小松鼠或狍子，一串串小脚印印在雪地上，花瓣一样像串起的一个个花环。
　　这样美丽的童话，注定是长久不了的，只能在森林里自生自灭。春天来了，白桦树叶绿了，雪开始融化了，一片片金黄的蒲公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但灾难来临了。
　　那一年的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我永生难忘。那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恐怖的大火了！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全车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绝无仅有的奇迹
　　那天中午，我因为在林子里抬木头压伤了肩膀没去干活，我的一个好朋友肚子疼得也没有去，我们两人正好做伴躺在帐篷里休息。正聊的高兴呢，就听到一声变了调的喊叫，像伐倒的一棵大树似的压进帐篷里来：“不好了，大火烧过来啦！”是我们杜队长的声音，他牙疼得脸肿了好几天，那天中午，大夫来给他拔牙，拔牙之前他出去方便一下，一走出帐篷看到东南边的天都黄了，马上意识到老林子那边的荒火烧过来了，也顾不上牙疼了，一边向帐篷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大家快出来呀！大火烧过来了！……”我穿上鞋钻出了帐篷，立刻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森林大火冒着浓浓的黄烟，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八方朝我们的驻地压了过来。我们驻地两个帐篷就建在林中的一块小高地上，帐篷左侧的一个小棚子是伙房，帐篷前坡对面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两个油罐。关键是这两个油罐，火要是烧到油罐，油罐一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几头平日里四处闲溜达的老黄牛“哞哞”地叫着，恐惧万分地直往两个帐篷之间钻。所有留在家里干活的和我们两个病号一共十几个人都吓傻了眼，不知所措地站在帐篷前。我当时心想：完了，我们肯定没救了。跑，火从我们的后面追过来，我们跑得过它吗？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这时候，只听杜队长一声喊：“快回去拿脸盆、拿水桶……救火！”我们一个个下意识的箭步冲进帐篷，拿起脸盆跑了出来，跟着队长舀起了帐篷边泡子里、草丛里、草墩之间的水向火泼去。幸亏开春雪化之后雪水积满这些地方，不过心里却想，这么大的火，就我们这十几个人，能救得了吗？可是，当我端起一盆水向火泼去，眼前的一小片火被我扑灭时，我一下子震惊了，一下子感觉有希望了。大家就像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士兵，跑着，爬着，跌跌撞撞的不顾一切的把一盆一盆的泥水泼在帐篷周围的火上。一台拖拉机正好也在家，一个师傅迅速地启动了机器，开足了马力在油罐周围跑着，草被压倒了，形成了一圈一圈的泥水道，也就是一圈一圈的防火道。记不得用了多长时间，那汹涌的大火从我们的帐篷旁边，我们的身后，油罐旁形成的水道边转了好几圈，不敢也无奈再窜过来了，打着旋儿跑走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还活着。大家拥抱在一起，我们几个女的都哭了。再看看我们每个人，各个都成了泥猴，泥水顺着两条裤角往下流，有的人的裤角已经被撕成了两个大片，扇风耳似的，带着泥水来回地甩。脚上穿的鞋，也没有了一点儿鞋样，整个一个泥包。有的人还在奔跑中甩掉了鞋子，一直在光着脚，也没有觉得。只是很短的平静，大家马上又紧张了起来，因为在林子里伐木的那些人，还都没有回来呢。
　　后来在林子里伐木的那些人都怎么样了？
　　大家都揪着心，纷纷地问。车正在白桦林中行走着，天阴得突然厉害起来，浓密的乌云说来就来，无声地流动着，压迫着林子。林间的土路上越发的昏暗，风把树枝和树叶摇摆得飒飒作响。抓吉的这条老路似乎和她一起在回忆，想起那场大火，也禁不住动了感情。
　　她接着说：杜队长叫司务长把队里仅存的一些“农田鞋”发给大家。我们换了衣服，齐刷刷地坐在帐篷前，脸朝着远处林子的方向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说话。炊事员做好了饭让大家吃，也没有人应声。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去林子里伐木的那些人怎么样了。天渐渐的黑了，人们依然坐在那里，可心随着夜色一起往下沉。在林子里伐木可不像我们现在的驻地一样，周围有一些湿地，从草窠子中间很轻易地就能够舀出水来，那可是一片原始森林呀，里面没有一点水，他们怎么救火？怎么躲过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呀？越想越不敢想，心紧张得提到了嗓子眼儿。
　　到底怎么样了呀？有人沉不住气在问，有人叹气不住地摇头。大家都知道，那段开荒的日子，是最容易出事的日子，特别在开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荒火，曾经夺走了多少知青的性命啊！
　　天已经是彻底黑了的时候，拖拉机的隆隆声从远处传来，隐隐的能够看到爬犁上坐着的模模糊糊的人影，我们所有的人都从帐篷前跳了起来，欢呼了起来。真的，就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人们欢呼胜利的情景一样。我们欢呼着，跳跃着，拥抱着，都哭了。
　　后来我听同伴们说，在林子伐木的那些人，面对突然大火，当时也跟我们一样，吓得团团转，有人说爬树上去吧，有人也像我们一样想顺着风跑，但都被带班干活的老师傅制止住了。他是从友谊农场来的有经验的老农垦，是他指挥大家迅速地把自己待的一片地先放火烧了，烧出一条防火道，然后让大家抱着脑袋，赶紧趴下。大家抱着头刚刚趴下，那无情的大火就呼啸着从他们的头顶上，从他们烧过的地方的周围冲了过去，一眨眼的工夫，就席卷到别的地方去了，像是没看见他们，饶了他们一命。我们全队30多人，在那场大火中都活了下来，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她讲完了，松了一口气。车上静得出奇，大家都像沉在水底的鱼一样，憋了好大好长的一口气，半天才缓了过来。只听李龙云叹了一口气，问她：这件事你对肖复兴说过吗？
　　乌苏里江
　　我理解李龙云的意思，他想说这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写过呢？
　　司机也一直在听，他对我说：那年那场火，真是大，吓人啊！
　　我问他：那年你在这里干过活？
　　是，我也在这里。那时，这里附近百里，一直到乌苏里江边，全都是原始森林。那林子老了去啦，现在你们看的都是这些年来后补种的树。那年那场荒火把这片林子几乎都烧光了。好家伙，那火烧的，从这里一直烧到了乌苏里江边，滚着火龙，愣是滚过了乌苏里江的江面，烧到江对岸。你说厉害不厉害吧？
　　也许，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感受那场大火的惊心动魄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那时讲究的是斗争哲学：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斗争的结果，伤害了自然，最终伤害的还是人自己。其实，大自然是神，它是需要保护的，这亲它便也会保护我们。当我们多多少少明白了一些的时候，这片那么美那么密的原始森林已经没有了。
　　不是在这场大火之后，就是在这场大火之后不久，王少白在建三江向荒原进军的计划收缩了。当时有这样一则传说，曾经广泛流传，几乎每个建三江的知青都听说过。说我们兵团司令员到这里视察王少白领导我们六师开荒的时候，就是在东方红农场，司令员上厕所，那时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厕所，两块木板搭起了一个蹲坑，司令员一脚没踩稳，掉进了茅坑里，一怒之下，撤消了这几个开荒点，说就这样的条件，还想开荒？当然，这只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包括东方红农场在内的几个已经深入抚远的农场都被撤销了却是事实，是司令员颁发的命令。我的妻子就是在那时候从这个叫抓吉的地方来到了我们大兴岛。
　　车驶过抓吉小镇的时候，雨已经下了起来，而且越下越大。几间农屋一闪而过，过去的记忆，也迅速地闪在后面的一片风雨迷蒙中了。
　　车开到乌苏里江江边，正是大雨滂沱的时候，天低浪高，雨急云飞，所有的雨都泼洒在江面上，江面却只是一片苍茫，烟波浩淼，处世不惊的样子，显得很平静。所有的雨都被它吸纳进去，变成了它清澈的江水了。这样的情景，很让我吃惊，这是我看到的三江中最清的一条江。雄浑中的肃穆，涛声里的安详，乱云飞渡中的从容，也是三江中最让我感动的，最让我感到亲近的。江边的山丁子树结满红红的小果子，是给乌苏里江最明亮的点缀了，仿佛是献给这条江的礼物，或是这条江自己心情最美好的展示。
　　别人去参观展览馆或爬瞭望塔了，我和妻子一同来到乌苏里江边，这里离她当年在的东方红农场很近，她和伙伴一起来过这里。她指指高高的瞭望塔边一个矮矮的瞭望台，告诉我，我们爬上去过，当时觉得挺高的，现在显得这么矮。
　　江风猎猎，豪雨飘飘，站在江边，左边是黑瞎子岛，对岸是俄罗斯的大赫黑齐乡，由于雨太大，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雾气浓重的影子影影绰绰。裹胁着瓢泼一样雨水的江水，从遥远的地方能够一直拍打到我们的脚下。非常奇怪的是，从江心翻涌而来的汹涌的江水，抵达这里，已经逐渐地平缓，将那击筑弹笳一般的壮怀激烈，化作了绕指情柔。那种感觉，真的是在别的江边，没有过的。
　　我们又想起了那场旷古未有的大火，真不敢相信就是在它的江边发生过的，蔓延开来的。当曾经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变成了可以讲述的故事的时候，其实，那曾经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一切，也许已经就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了。或者说，那种惊心动魄只是成语词典里书面语言的意思了。我已经越发地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此次重返北大荒的过程中，一点点地回忆，一点点地沉思，一点点地反刍。但也会在回到北京的日子里，一点点地淡漠，一点点地忘却，一点点地抛弃。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这次重返北大荒的过程中，留存在心里一点什么而没有让一切成为过眼烟云的话，那么，这样的记忆才有价值，才会在从一个记忆跳跃到另一个记忆中，连接起一些仍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死去的生命。在那些纷至沓来的相同或不相同的表征中，让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关于我们昨天的回忆，不如说是我们今天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的本质必然是一种记忆。这样，能够拥有记忆，才是幸福的，我们此次重返北大荒才不会无功而返。那场曾经发生过乌苏里江边的大火才没有白白地燃烧。
　　乌苏里江，我知道，也可能我还会有机会再来到你的江边，但这一次重返北大荒，已经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相逢不如长相忆
　　北大荒之行就要结束
　　明天一清早，我们就要离开建三江，这次重返北大荒之行也就结束了。梦也该醒了。
　　却似乎一切还在恍惚之中。来时的激动和期待，这时的怅然和惘然，冲撞在一起，也抵消了彼此。聚也如云，散也如云。该见的都见了，不该见的也见了，没有想见的也在意外中邂逅了。收获应该是超出了节目单，加演了许多分外的赠品，塞进了记忆里的缝隙。
　　晚上，建三江管局在家的领导都出面，为我们饯行。餐厅里摆着三张大圆桌，只是最外边的一张桌子一直是空的，凉菜和酒已经摆满，却没有一个人。本来那里应该坐满当地的老人的，不知怎么搞的，是没有通知，还是忘了通知到，或者他们不想和那么多的领导凑在一起吧，反正都没有到。没有了我们刚来的头一天他们都来时的那样的热气腾腾。
　　老人里，只有赵温一个人坐在我的身边。
　　我终于见到了赵温。那天，因为太晚，他儿子没有去地头找他，第二天找到他告诉他后，他再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大兴岛了。他把儿子好一通责骂。
　　他已经70多岁了，牙都快要掉光了，木刻似的皱纹深深地爬满一脸，瘦削的身子，像是一只枯叶蝶一样，瘦得让人心痛。不过，他告诉我，他的身体还不错，要不也不能那么大年纪还睡在地头的窝棚里看青，一个人侍弄那么多亩地的庄稼，闲暇时，也会和老伙伴们一起唱唱京戏。
　　晚饭前，他就来到了宾馆找我，一直坐在我的身边，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我记得以前他是抽烟的，而且抽得挺厉害的，现在他不抽烟，也不喝茶，就那么静静地听别人讲话。灯光的暗影里，他像打坐入定了一般，那样的安详，瘦削的剪影贴在了白墙上。
　　一直到要吃晚饭了，他对我说：你去吃，我在这里等你。我拉着他说：走，一起去吃！就把他拉了去。在饭厅里，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的旁边坐着建三江管局的局长，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了。我向他介绍着赵温，告诉他这是我们大兴岛2队的一个老人，我们的感情很深。他很
　　热情地微笑着冲赵温点点头。赵温有些木然，没有什么表情，岁月让他久经沧海难为水，对于当官的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和拒绝。虽然一直是他手下最基层的兵，但似乎从来没有见过面。这也是可能的，1982年，我来建三江的时候，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孙英接待的我，临告别的那天，是另外一位局长出面宴请的我。22年来，建三江走马换将很多，这是新的一任年轻有为而且英俊的局长了。
　　我看见喜子坐在旁边的另一张桌前。我猜想他大概是有意躲开我，并不仅是因为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要分开两桌坐，出于礼貌的安排他才坐到了那里。本来就是知青的聚会，民间性的色彩，没有利害关系，没有等级差别，也没有所求或所应，便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官场和商场上花样繁多的讲究。
　　昨天晚上的饭桌上，喜子和我挨着坐在同一桌，快要散席了，我刚想走的时候，喜子突然站了起来，后退了两步，晃晃悠悠地指着我，对我说道：肖复兴，我告诉你，3队那个老孙的老婆子什么都不是，别看你为她哭，你看她家弄的那样子，鸡食都上了锅台……我知道他是喝多了，他手里握着的酒杯还在不停地晃，酒都晃洒了出来。但是，他的这一番话，还是让我惊愕，并把我惹火了。我走到他的面前，打断了他的话，问他：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是什么？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今天，也许，喜子是对昨天酒醉之后说的话有些后悔，不大好意思了，坐在一旁去了。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过去和他说几句话，毕竟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这里了，而他是我在武装营时的老朋友，是我们看着长大起来的孩子。但是，昨天他的话实在让我生气。无法原谅他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亵渎了我和老孙老邢之间的感情，更在于他在2队也是和他们一起在艰苦的日子里走过来的，又是和我一起到3队看望了老邢家那真实的情景，知道我和老孙一家的来龙去脉，为什么没有激发起他对老孙逝世后老邢孤苦伶仃一个人的同情之心和关切之情，相反会冒出那样的想法，竟然说人家什么都不是？想要人家是什么呢？是个有级别有官衔的大人物？是个有鼻子有眼的英雄模范？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老邢家的鸡食上了锅台，而他偏偏看见了？是我的眼睛视而不见，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真的，我无法理解，便也无法原谅。
　　不过，说心里话，在我的眼里，喜子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在武装营当警卫员的时候，我们在一铺炕上打过滚儿。那时，他也就是十七八岁，甚至还要小，天天跟在教导员营长屁股后面，像个跟屁虫似的，那样的天真顽皮。况且，昨晚，他也是喝醉了，酒精燃烧，让他忘乎所以，也就满嘴地跑火车了。我在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也给他都留下了一个台阶。如果他端着酒杯过来，说一声昨晚喝高了，什么也不用再解释，然后和我碰个杯，也就算了。谁也别要求谁，每个人都有着各自做人和做事的标准和底线，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和场合，心里的话和嘴上的话，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都不能要求那么一样一致。
　　告别的晚宴到了尾声，喜子始终没有过来。我犹豫了一下，就这样散了？要不要有个告别的话和哪怕那么一点的意思？我发现喜子的眼神有时向这边扫过来，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在犹豫不定。我想了想，还是应该我主动一些吧，就端起了一个杯子，往里面斟满酒，站了起来，向喜子走了过去。
　　最后的晚餐不欢而散
　　他看见我过去了，显得很高兴，端起酒杯，也站了起来，迎着我笑了起来。如果什么话也不说，就这样把杯中的酒干了，也许一切都真的一锅糊涂没有了豆，也就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结束圆满得花好月圆。
　　我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喜子，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先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从2队从大兴岛调到建三江，为建三江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
　　开头的这样几句，他静静地听着，很高兴，很受用，没有说话。
　　我接下去的话，立刻让他的脸上变了颜色。我说：临走了，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别忘本，甭管当了多大的官，别忘了我们都是从2队从大兴岛那里走出来的。那些现在还在那里的人，他们确实是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你还想让他们是什么呢？你别不高兴，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了，问你的这些话，其实，也是问自己的话，我们都应该提醒我们自己，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忘了他们！
　　我只想着我把心里的话倾诉完，一时没有注意到喜子是在竭力控制着自己，更没有发现他今天已经又是喝多了，酒精再一次让他没有克制住自己。只见他把酒杯“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说了一句：你这么说，我不跟你喝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地骂了起来。
　　我也火了，要和他争吵。赵温也腾的站了出来，指着喜子骂：你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场面乱了起来，人们赶紧把我们拉开，把我推走，一直推到餐厅的外面，拉到宾馆的房间里。很快，局长跟了过来，很客气地一个劲儿劝解着，不住地责怪喜子又是喝多了。
　　晚宴不欢而散。
　　那一晚，正是立秋，夜风吹来，有些萧瑟，下弦月久久没有升上来，也没有见一颗星星，夜空一直很暗。李龙云、老朱和佩莉，分别过来好心地劝我，我的心里始终难以平静，最后的晚餐是这样的收场，不知道是我的做法多此一举，还是命定的在劫难逃？
　　过了一会儿，孙英来了，因为宾馆里的热水器出了毛病，她来带大家出去找个浴池洗澡。我本不想去的，她热情相邀，让我不忍驳了她的面子，我知道她的好心。
　　我一直想和孙英聊聊，但失去了机会，明天就要走了。同为知青，我一直都非常的敬重她，从1968年到1976年，北大荒共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全国各地知青54万人，建三江有4万人，其中北京上海的知青各有1万人左右。如今，知青大都返城，云散星去，留在建三江的北京知青只有几十人，上海知青大约有100人。孙英就是现在还留在这里的100人之一，这也就是我一直非常想和她聊聊的原因。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够选择她这样的一条路的。尤其是绝大多数知青离开了这里，而她还在坚守着，这会像是面对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大厦如今却是一片瓦砾一样，内心的滋味该是非常复杂的。
　　她是上海人，曾经是我们知青的典型。我们在建三江的时候，她是以苦干出名的，成为了建设边疆的典型；后来，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青年，成为了扎根边疆的典型；粉碎四人帮，她成了被清查对象，又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命运浮沉，生命跌宕，她依然故我，无愧于心，也无愧于北大荒，比起我们这些飞来飞去的人来说，她是真正的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北大荒的人。
　　1982年，我来建三江的时候，她是建三江管局党委的副书记，那次，是她接待的我。现在，她是建三江管局的工会主席，还是她来负责接待我们。大概她自己就是知青吧，所以凡是来知青的话，都是她的活儿。她也非常高兴知青回来，她本来就是个热情的人，也是认真而执著的人。她的孩子已经回到了上海工作，去年结婚，她希望孩子能够到北大荒来，来一个旅行婚礼，孩子真的来了。她陪孩子在建三江转了一圈，她并不想让孩子认同自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系统，她只是想让孩子看看伴随着他的母亲从青春走到现在的这块土地，感受一下他的母亲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个人的青春在那里，一个人的爱情在那里，一个人的家在那里，一个人的事业在那里，那里就是她或他的故乡，就是她或他灵魂的归宿。年轻的时候，灵魂中充满风暴，现在，风暴平息了，一切化绚烂归于平淡，灵魂安详，和北大荒的这片田野一样，平畴万里，一片宁静。
　　走出宾馆不远，路灯就没有了，通往浴池的夜路很黑，也很静，静得仿佛是远离尘嚣超尘拔俗的世外桃源一般。一路上，我以为孙英会对我说起晚宴上的事情，然后劝劝我。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我很欣慰她什么都没有说。
　　北大荒最后一夜
　　浴池非常的简陋破旧，水管和莲花喷头都生了锈，狭窄的房间里反着浓重的潮气。这是她特意带我们来的地方。洗完澡，走出来，我看见她在外面等着我们。她对我说：每天下班，我都是在这里洗完澡再回家。不知为什么，我禁不住回头又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在昏暗灯光下的浴池，她的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怎么也忘不了。
　　回到宾馆，我还在想她刚才说的这句话，从青春一路走来，我们都老了，所有的经历，都从来没有让我们落空一样，让我们把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按理说，她也是建三江的父母官了，以前当过副书记，现在也是工会主席，在建三江这块地盘，谁都认识她，即使她不到现在已经很时髦的桑那或洗浴中心去洗澡，起码也可以到一个比这个实在是简陋破旧的浴池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洗澡。但是，她每天都只到这里洗澡，然后和附近住在这里的人们一样，湿漉漉的从浴池里出来，轻轻松松地回家。她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人的角色和心态。她希望自己永远和脚下的北大荒的泥土一样质朴。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她这样的。我们每天生活在最普通而底层的百姓之中，但我们的心不见得就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也许是相反，貌合神离与他们离得很远，还自以为比他们高明而高贵。我说过，并且我一直坚信，来自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培育的真挚爱情，和来自北大荒这里乡亲培养我们的人民立场，是我们知青岁月里最大的收获。没有了这两点，或者我们抛弃了这两点，我们的青春才真的是蹉跎而没有丝毫可以回忆的一片空白。
　　躺在床上，北大荒的这最后一夜，让我的脑子里一下纷乱如云，荆棘塞满心里一样非常的难受，久久没有睡着。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认为，无论我们怎样思念这里，千里万里来过几次，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像老孙老邢他们，却一辈子在这里，在这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随意地践踏，被人无情的遗忘。但是，就是这些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还会再回来吗？不会了，我相信，不会了。大兴岛上正因为有他们在，才让我们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来，但也只是回来看看他们而已。我们为他们、为大兴岛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起码不应该忘记他们，起码不要对他们说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说实在的，我在酒桌上对喜子说的那些话，不说出来，憋在心里，我会更难受。那些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包括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我们，不应该时刻问问自己：老孙老邢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我们又都真的人五人六的是些什么了吗？
　　夜色铺天盖地地压来。后半夜，起风了。来自遥远地平线的风，长途跋涉的旅人一样拍打着我的窗户，不知是在问候我，还是在询问我，或者是在质疑我。
　　第二天清早，天好得出奇，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风如清水一样的凉爽而清新。这是北大荒的风，我知道，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北京，会有许多东西扑面而来，但不会再有这样的风了。许多乡亲们早早的就来了。杨老师也来了，他老了许多，走路已经大不如1982年我见到他的样子了。算一算，杨老师也是快80岁的人了，他一个劲地说他不知道我们来，才刚刚知道的。想起那年春节过后大年初二在动物园门口的约会，简直恍然如梦，仿佛天宝往事一样的遥远。但是，看到杨老师，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许多的不愉快，让最后杨老师的出现给稀释了许多。像是一场演出最后的压轴戏一样，杨老师的出场，让我提气，让我坚信此次重返北大荒没有白来，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北大荒最柔软最脆弱却也是最富有韧性的那一部分。像是电影里最后响起的主题曲，让分别的高潮有了动人的旋律。
　　赵温也来了，还是那样，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等着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此时，房间里，大厅里，宾馆的外面，站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分别的气氛，虽然有些悲伤，但那种浓浓的情意，却还是冲淡了昨晚板结的气氛。阳光分外的好，暖洋洋的，带有北大荒的气息和温度，微风能把远处田野里成熟的麦香一阵阵吹来。重返北大荒短短的日子，像打包在一起似的，浓缩在这分别的时刻，温暖，难忘，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新一轮的记忆里了。就像煤层一样，一层层重叠着，新的记忆压迫着老的记忆、沉淀着老的记忆，会让一些记忆成为了化石，也会使得一些记忆变形，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我们自己还在顽固地以为是经久不变的，小心翼翼地揣在自己的怀里。在岁月的嬗变中，煤层的坍塌或自燃等多种因素，也会使得有些记忆被无情的流失和遗忘，再也无法找到了。
　　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和依赖记忆，就像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老照片和回忆录一样，失真可能会多于保鲜。有时候的记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幻觉，是一种自我的想像，或是主观的一种排列组合，离着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很遥远了。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同的，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背景，同样一个人一个物或一件事，记忆的方式角度和内容都会大相径庭。虽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里曾经断定：“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它们适应的位置，这时，我们才能够记忆。”但是，此次重返北大荒之行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哈布瓦赫说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框架”，要不就是指的另一回事，要不就是不存在的，而他所说的：“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过去本身保存在个体里面，似乎有多少个体，就能从在这些记忆中采集到多少个迥然不同的样品。”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抛弃哈布瓦赫所说的“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再是观念，而是事实，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我们的回忆，只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回忆，其实是那样的不同。
　　重新唤醒我们自己
　　我没有什么可悲观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面对着这么多送行的老人，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我再一次问自己：这次重返北大荒，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收获？我再一次地回答自己：是值得的，你应该来，你没有白来。你得到的够多了，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且，你来这里，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而是应该审视和反思，你已经到了该重新审视北大荒和自己的时候了，这样的时候，命运留给你的机会不会太多，甚至不会再有了。重返北大荒，也快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项目，被聪明的商人正在悄悄地开发，夕阳红豪华旅游团、知青专列，正在酝酿，甚至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也许如老年模特队或街头秧歌舞一样，会成为一种时髦。在热闹中回忆，在时尚中怀旧，让回忆和怀旧联手，为我们的今天蒙上一层雾帐，为我们的心境涂上一层防水漆，温柔地欺骗着我们自己；让回忆和怀旧合谋，共同为我们点燃起一堆枯枝，从中蹿出我们生命的火焰，燃烧着我们自己的最后的岁月。
　　大家都上车了，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还在说话，还在挥手，还在流泪。那情景，让我想起那天在2队的分别。也让我涌起一种这样的感觉：相逢不如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
　　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跳了上来，70多岁的人，腿脚还像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
　　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
　　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
　　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去富锦的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我们都知道，赵温特意从他家的地里为我们摘了香瓜和玉米，天没亮就爬起床，烧开锅，开始烀玉米。他希望我们带走它们，这是他能够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点心意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回来了。我不敢想像，如果没有答应赵温的要求，车扬长而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车到了粮油加工厂的宿舍前面停了下来，就在大路的边上。我和秋子下了车，跟着赵温大步流星地往前走。1982年，我来找赵温的时候，来过这里，但我认不出了，不是周围的变化大，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记忆力在衰退。我问赵温：还是原来的老地方吗？他头也没有回，说：是。他走得很快。我知道，他是怕一车人等。那么大的年纪了，他的腿脚还真不错，这让我多少感到欣慰。一会儿就到了他的家，很结实的一个大门，很干净的一处房子。他推开门，他的老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已经闻声迎了出来。我们没有来得及多说话，跟着赵温走进屋里，两大包（就像我们当年装一百多斤麦子或豆子的麻袋入囤那样大的袋子），一包香瓜，一包玉米，早早准备好放在那里，半个人似的蹲在那里，像是等候信号枪响就要起跑的运动员。赵温拎起一包就往外走，像抢运什么紧急物资，飞快地走，我和秋子抬起另一包，紧紧地跟在后面。因为来不及说话，赵温的老婆紧紧地跟着我们，一直跟到汽车旁，和大家一个个地打着招呼，眼泪汪汪的，泪水快要流了出来。
　　香瓜和玉米都被拎上了车，秋子可以给凤琴带回地道的北大荒的香瓜了。我们奔往哈尔滨的漫长一路上，也有了可以吃可以回味的东西了。我紧紧地握了握赵温的手，车门关上了。
　　赵温什么话也没有说，还没来得及招手，车就开了。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望着，站在道边的赵温两口子的身影越来越小，飞扬起的尘土毫不留情地淹没了他们的影子。
　　建三江领导的小车早早的在通往富锦的国道前的岔路口等着我们。这里离建三江十几公里，他们就送到这里了，前面稍稍一拐上了国道，建三江就算是真的告别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应该感谢他们的热情，让我们重返北大荒的好梦成真。
　　我们的车停了下来，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孙英陪着几位领导向我们的车走了过来。走在后面的是喜子。
　　别人坐的车窗都摇了下来，和他们告别。隔着玻璃，我也向他们挥挥手。喜子走到我的窗前，我看见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是要说什么，没有了酒精，他的脸还是有些红。也许，他真的很后悔，想来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也真的有些心动，毕竟只是一句酒后的醉言，干吗那么较真，那么不宽容？况且，他再一次表示，一定要把在2队说过的话落实，把那10万元钱尽快落实，把2队前的那条路修一修，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话。还是多栽花，少种刺吧，我想把车窗摇下来，和他说几句话。但是，一想起他的那句话，心里总是堵着一块疙瘩，固执地不情愿原谅，封闭的门总是撬不开。我脸前的那扇车窗还是没有摇下来。车在一片告别声中驶动了，很快就加速上了国道。
　　建三江，那么快被甩在身后。北大荒，真的要和你告别了。8月早晨的阳光，清亮亮地流淌在北大荒无遮无拦的原野上。
　　我知道，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北大荒，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北大荒了！
　　我知道，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逝去的岁月，残存的记忆，无尽的慨叹，一去不返的青春，都付与历史和我们各自的心去重构和沉淀。
　　我知道，“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就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把现在和过去的间隙连接起来吧！
　　就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重新唤醒我们自己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