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 丛书概况：剑桥大学出版社近三年来推出的“文化社会研究书系”（CulturalSocialStudies ），在世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书系定位于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社会，以个 案研究的方法，阐释当今时代的焦点问题，诸如原教旨主义、工人阶级、媒介、 现代性、知识分子话语、公民社会、认同、信任、主体性等核心语汇都在本书系 关注之列。…… 作者：皮奥托.斯托姆普卡 /* 1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前言（1 ） 大约在最近10年，信任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学关注的前沿。在20世纪80年代早 期个别学者——尼古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 ）在1979年、伯纳德。巴 伯（Bernard Barber）在1983年——的看起来少量而特殊的关注，现在已变成成 果丰富的智力事业，有着大量的、不断增加的文献。相对于社会心理学、经济学 或政治学的关注，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已获得相当多的独立性。这个领域理论的和 经验的研究方向已经趋向多元化，并且已从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开展研究：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文化学派（culturalist ）、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t ）、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t）、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等等。超越所有这些差异有一种共识，即“信任在人类关系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必 要性；没有一些信任和共同的意义将不可能构建持续的社会关系”（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16-17）。社会心理学家最终发现“清楚而简单的事实是： 没有信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Good 1998 ： 32 ）。 绝大多数人将会同意“信任的存在是所有持久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Seligman 1997： 13 ）。 一般来说，在学术史上信任概念的发展有两个源泉。一个与思想领域的内在 发展有关。在社会学的思考中，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到关于社会的有机的、 系统的或结构的想像潜力的枯竭，以及向“软变量”（soft variable ）—— “无形的和难以精确估量的”领域或更多地主观定义的领域，即社会现实的精神 和文化维度——的转变。就像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nerz ）宣称的，“文化 无所不在”（Hannerz 1993： 95 ）。对信任的关注正好适合这种广泛的范式转 换和当前对文化的聚焦。 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社会原因，这些原因提出了文化因素和信任问题的异常 突现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它们涉及20世纪末人类社会的独有特征——我们的现代 性阶段的挑战及其两难境地。“尽管在社会行动者中某些形式的信任对于任何社 会秩序的持续运作都是必需的（在任何和所有的分化水平上），作为特殊类型风 险的解决办法的信任问题无疑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分工的本性相关连的 现代现象”（Seligman 1997 ： 7-8）。“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 化条件下，信任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中心问题”（Misztal 1996： 9）。如果社 会学的抱负是成为社会的反身性认识（reflexive awareness ），那么当前在信 任上的兴趣似乎完全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信任的聚焦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社会学 没有失去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没有放弃发现真理——这种真理也是与整 个社会相关的——的神圣使命。 本书意图作为厘清信任的症结并应用信任概念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不断积累的 和正在进行的努力的一个成果，试图去评估对信任的不断展开的研究，尤其是那 些具有理论的含义并且去说明、澄清、系统化信任问题的研究，但同时也详尽说 明并综合他们的发现。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我努力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以看得更远和更清晰（Merton 1965 ）。我的主要抱负是理论方面的：提供信任 观念的概念和分类学的澄清和说明，然后提出一个信任文化出现和衰落的解释模 型。在适当时我也将涉及信任的基础和理由、信任的功能和功能失调、信任的功 能替代品。 在本书的重构和综合部分，我采用“克制的折中主义”（disciplined eclecticism） 取向：“取自不同方向的相互补充的观念在受控的情况下系统的使用”（Merton 1976： 169）。我拒绝武断地倾向一个方面，努力从多种源泉汲取启示和洞见， 尝试把它们整合进统一的框架。在详尽阐述部分，我以相当自由的方式使用现象 学和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在没有否认关于人类行动、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一 般社会学知识的情况下，我尝试用现象学的方法说明信任如何可能起作用1.但 是这种想像的重构必需一些第一手资料。在这里，民族志方法加入了。赫伯特。 甘斯（Herbert Gans）以一种一般的方式定义了这种取向：“民族志正在变为一 个涵盖田野工作、参与观察和非正式访谈的综合性术语。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和 人们——特别是和那些活动没有新闻价值的人——一起生活和交谈，问他们经过 深思而且富有同情心的问题，然后分析作为结果的数据”（Gans， in Wolfe 1991 ： xi ）。此外，他又写道：“我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理解社会生活来说是最科学 的”（xxi ）2.我的概念和模型的民族志基础是在对多样而且不同的实例的分 析中发现的：取自于常识性观察、个人经验、历史记录、社会学书籍、文学作品、 报纸和杂志。通过充满想像的思考它们，用反事实的论据（counterfactual arguments） 和思想实验、检验与这些实例相反的试探性结论，我希望达到一致的、清晰的概 念和全面包容但又简约的模型。 一旦达到这个目的，我提交这个结果去面对一个经过选择的历史事件：基于 对最近波兰历史的分析所显示的共产主义的剧变和后共产主义的出现。这里我进 入了经验事实的领域，获得的历史记录、已存在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我自己20世 纪90年代末在波兰实施的对信任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这种断言。在这个研究中 3 ，我根据波兰五个城市选择的代表性样本完成了403 份深度访谈4.在探索 有启发性和解释力的洞见的过程中，我也在七个代表各种职业类别的特别小组中 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 /* 2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前言（2 ） 在波兰过去50年的历史中，信任和不信任的兴衰和起伏以及当前躁动的后共 产主义转型时期的信任的状况被证明是一个极佳的“策略研究场所（strategic research site ）”（Merton 1973 ： 373），一种应用和检验理论概念和模型 的生存能力有用的实验室。 我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强烈地相信个人的、孤独的努力。所以很抱歉，我 不可能像通常那样在这里写下那些曾读过、评论过以及改进过这个手稿的人的名 单。只有这套丛书的编辑杰夫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做过这一 切，而他不需要我任何例行的感谢，因为我们几乎长达30年的友谊使我理所当然 地获取他慷慨的帮助。因此，我所要致以特别感谢的只有很多研究信任的学者， 在书中我大量的引用了他们的成果。如果我有时碰巧误解了或错误地传达、引申、 压缩了他们的思想以适合我的预想的框架，他们也许会接受我的道歉。 这本书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当一个人在一个丰富且正在展开的研究领域工 作时，经受挫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历了好几次被其他作者出版的有关信 任的报告最终击倒的挫败感5.所以，借助于论文、评论文章或偶尔的演讲，拙 著的已完成的片段已匆忙地发表了。这些文章的清单列在下面。但是，我最终说 服自己：把我的思想以一本书的形式整合在一起——出版另一本信任方面的书将 不必然是多余的。这是否正确，并不是由我判断。 最后的手稿是在柏林科学院（The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慷慨 提供的友好舒适的环境里写作的，1998年春天我作为进修者生活在那里。在世界 上很少有地方能给一个学者提供像他们那样激励人的做学术工作的生活环境。能 有幸生活在那里，我衷心感激他们。 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早期的明确表达已经出现在下列出版物中： Sztompka， P. 1995，“Vertrauen ： Die fehlende Ressource in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Gesellchaft ，” in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 Sonderheft 35/1995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in Wandel，” ed. by B.Nedelmann ， September 1995 ， pp.254-276. Sztompka， P. 1996a ，La fiducia nelle societa post comuniste ， Messina： Rubbettino Editore. Sztompka， P. 1996b ，“Trust and emerging democracy： lessons from Poland，”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 Vol.11 ， No.1 ， pp.37-62. Sztompka， P. 1996c ，“Introduzione alla teoria della fiducia，” in： F. Crespi and R. Segatori（eds.），Multiculturalismo e democrazia ， Rome ： Donzelli Editore ， pp.49-72. Sztompka， P. 1998a ，“Trust ， distrust and two dilemmas of democracy，” i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 no.1 ， pp.19-32. Sztompka， P. 1998b ，“Mistrusting civility： predicament of a post communist society ，” in ： J.C.Alexander（ed. ），real civil societies ， London ：sage，pp.191-210. 1 这与韦伯在建构理想类型（the ideal types ）时称之为“客观的可能性 和充足的因果关系原则”的训令相似（Weber 1949：。164-188 ）。 2 我记得当我的一位老师，波兰社会学的元老，卡齐米日。多布罗沃拉基 （Kazimierz Dobrowolaki ），告诉我们他与出租车司机的谈话，在这些谈话的 基础上他得出了社会学的结论时，对于相信严格科学方法的年轻人来说，它看起 来是何等的可笑。现在我才更好的了解了他的研究方法是何等的正确。 3 这个经验研究得到了来自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cientific Research）的基金资助，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 的很多同事的帮助，其中扬。耶尔斯黑娜（Jan Jerschina ）、爱娃。勒尔科 （Ewa Rylko ）和帕韦尔。比恩卡（Pawel Bienka）值得我致以特别的感谢。 4 由于我的主要目的是探索信任在社会生活中运行的机制，而不是研究信任 在具体的社会中的水平或程度，样本的代表性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应答者的 类别和研究的实施所在的城市是根据预先的理论假设选出来的，而样本的随机抽 取是在这些类别里进行的。 5 这种感觉对于科学论文的写作者来说是如此的常见，也许值得给它一个名 字：“斯科特效应”（Scott Effect）——为了纪念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 被罗尔德。阿穆德森（Roald Amundsen）赶到南极的困境而得名。 /* 3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两次范式的转换 （一）两种社会学 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时起，它就在两种选择之间左右为难：关注社会的整体 （social collectivities ）（社会［societies ］），还是关注具有社会性的 个体（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 ］）。事实上，总是存在“两种社会学” （two sociologies ）（Dawe 1978 ： 366），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平行的社会 学传统。“第一种社会学”关注“社会有机体”、社会的整体、社会系统——这 些都有它们自己的特殊的运作原则、独特的性质和规则。“第一种社会学”的创 立者有孔德（Comte ）、斯宾塞（Spencer ）和马克思（Marx）。“第二种社会 学”关注“有人性的动物”、社会的成员、人类个体，尤其是关注他们的行动： 在社会的脉络中，人们做什么，他们在独处时和在集体中如何行动。第二种社会 学的创立者有韦伯（Weber ）、帕累托（Pareto）和米德（Mead）。第一种社会 学在很长一段时间统治着这个领域。只是在20世纪后半叶，系统的社会学才开始 在与行动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action ）的竞赛中处于下风。在此，我们 将表明范式转换的一致性。 在本体论层面上，有一种从对社会的“硬的”、有机的、整体的或系统的想 像（images）向社会网（social fabric ）“软的”、场域（field ）的想像的 转变，社会被看成一个流动的、总是运动的模式，一个人类行动和互动的变化着 的矩阵（matrix）1.在认识论的水平上也有相应的从采用“硬的”变量——比 如阶级地位、身份、经济地位、人口统计学的趋势、居住模式、科技发展水平、 组织形式——的结构性解释向集中于“软的”、无形的变量——比如意义、符号、 规则、价值、规范、代码、框架以及叙事（discourse ）的形式——的文化的解 释的转变。 （二）两种行动的社会学 在“第二种社会学”中，随着向社会行动的集中，似乎发生了另一种范式转 换。也有“两种行动的社会学”，两种人类行动者做什么的选择性想像。我们将 表明一种从对行动“硬的”、功利的、工具性的、实证主义的想像（以行为主义、 交换理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为例）向对行动“软的”、人文主义的、有意 义的想像（以符号互动论、现象学、解释学、文化研究为例）的转变。 在本体论的水平上，这是一种从把行动看成完全理性的、始终算计的、一贯 地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花费（“经济人”）的想像向对人的更丰富的图画——包 括情感的、传统的、合乎规范的以及文化的元素：价值趋向、社会联系、依恋、 忠诚、团结、认同——的转变。两种研究方向从这里展开了。一种强调心理的意 义——动机、理由、意图、态度——并导向一种行动的社会—心理理论。它的早 期先驱是威廉。I.托玛斯（William I. Thomas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 ）在他们的社会行动理论中提出的思想（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20 ；Znaniecki 1967［1934］）。另一种研究方向强调文化的意义——惯例、价值、 规范、符号——导向一种行动的文化主义社会学。这种取向的先驱是乔治。H.米 德和他的行动理论（Mead 1964 ）。另一个权威作者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他强调行动的规范取向（Parsons 1968［1937］）。很多当代理论 家详尽描述了行动的文化内涵的思想，例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习性”（habitus）的思想（Bourdieu 1977 ），或杰夫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 ）的“两极分化论（polarized discourses）”观念（Alexander and Smith 1993）。注意到很少有独断的对立的代表是有趣的：对行动的“硬的”、 工具性的以及理性的想像，也允许一些“软的”文化的元素进入它们的分析。这 发生在——举例来说——最近有更多的自由印记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安东尼。吉 登斯（Anthony Giddens ）阅读了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的理论取向的 修正版本，承认“理性选择理论需要对社会规范的分析的补充；规范提供了‘合 理性不可缺少的’动机性资源”（Giddens 1990b ： 223）。小詹姆斯。肖特 （James Short Jr. ）以同样的思路写道：“社会和文化的合理性”是内涵于社 会和文化的价值中并反映在个体的选择上的。他认识到人的行为是利己主义和源 自于文化语境的规范义务的混合物（Short 1984： 719）。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这种范式的转变反映在允许使用各种适用于弄清楚行动 的文化面向的定性的、理解的、解释学的方法上。它也以视角的逆转为标志：从 把行为看成需要由对环境的理性评估来解释的依存变量，转向把行为看成与建构、 形塑、改变所有其它的社会客体——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整体：群体、社区、社 会——有关的独立的创造性变量。所以，需要参照凭借结构的出现或“形态发生 （morphogenesis ）”（Archer 1988 ）的过程而产生的行为来解释社会客体。 /* 4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聚焦文化 （一）文化二重性 双重的范式转换的复合结果是文化的权势达到社会学关注的顶端。描述最近 的概念变化过程，乌尔夫。汉纳斯把它叫做一个真正“成功的故事”（Hannerz 1993： 95 ）。但是，尽管社会人类学家或生态学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回到 了传统对文化本身的兴趣，视其为拥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显示自己的变化倾向的 特殊的领域，社会学家则聚焦于文化与行动相联系的方式。对行动的新的想像揭 示了文化以两种方式与行动紧密联系。如果意译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 （duality of structure）”的观念，可以说来自于行动的优势地位存在着“文 化二重性（duality of culture）”。一方面，文化为行动提供资源库——行动 从那里获得确立目标的价值，规定方法的规范，用意义装备的符号，表达认知内 容的编码，理顺各部分的框架，提供连续性和次序的仪式，等等。简言之，文化 为行动提供价值论的、规范的和认知的方向。它以这种方式成为一种很强的决定 力量——释放、促进、启动，或根据情况抑制、限制或阻止行动。另一方面，行 动同时创造性地塑造和再塑造文化；文化不是上帝创造的不变之物，而应该被看 成是以前的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不断积累的产物或保留下来的沉淀物。简言之， 行动在文化的出现或形态发生的过程中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二）文化的无形性和不可估量性 认识到在人类集体中，行动并不是个别地和相互独立地发生的，而是在一个 复杂的行动场域中相互关联的（被派定的、依赖于它们不同的凝结的模式，比如 群体、社区、组织、联合体、机构、国家、市场等等），社会学家也聚焦于这些 互动场域的综合的文化性质，尤其是它们的整体机能。由于这种综合的文化特征 是非常难以明了的，难以用经验的和可操作的方式描述清楚，它们经常被比喻为 社会情绪、社会气候、社会气氛、集体士气、社会厌倦、社会乐观主义、社会悲 观主义、社会不适等等。在社会的自我改造潜力以及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Sztompka 1991a ，1993a ）的特殊意义上，“行动”（agency）概念和我在这本书中讨论 的两个中心概念——即信任文化和不信任综合症——一样，显然属于同一类。 从社会场域的一般的综合性质，转向更具细节的解剖学图画，转向分析构成 社会场域的结构和组织，文化主义者的视角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特殊的社会纽带 上——“软的”人际关系世界。在基于利益和算计、以会计为中介的关系、个人 主义自我中心的合理性的社会联系的“硬的”工具性图画的长期统治之后，我们 表明社会的另一面——道德联结的“软的”领域——的重新发现。可行的社会不 仅可被看作利益的联合体，也可看作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 ）。“道德” （morality）这个术语看来是很恰当的，因为它抓住了我们描述的现象的所有主 要方面。道德，就像这里所理解的，指的是人们和其他人相联系的方式，并且它 援用价值而不仅仅是利益作为指导行为合理性的标准，以此来鉴别正确、合适、 必须的关系。就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描述的那样，道德共 同体建基于伦理习惯和由共同体成员内化的相互之间的道德义务之上（Fukuyama 1995： 7）。“这种关于社会的观念较少利用正式的组织，较多的利用归属感、 信任和责任，以及对分享我们的价值、利益和目标的人们的义务”（Misztal 1996 ： 206-207）。 道德共同体是与其他我们定义为“我们”的人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2.三种 道德义务定义了“我们”这一范畴的参数。“我们”意味着我们信任的人，我们 效忠的人，我们本着团结的精神而关心其问题的那些人。换言之，根据这种理解， 道德共同体有三个基本的组成元素。第一是信任，即相信他人对我们自己的人会 做出有道德的行为。第二是忠诚，即尽义务避免打破他人给予我们的信任，并且 以接受某些人的信任的方式履行我们承担的义务3.第三是团结，即关心他人的 利益并愿意为他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即使他和我们自己的利益相冲突。这三个 向量描绘了每一个个体置身于其中的“道德空间”。显然，也有更复杂的、多维 度的“软的”类型的人际关系，以各种比例与那三种元素组合。它们是友谊、爱、 爱国、赞助人—受助人关系（Eisentadt and Roniger 1984： 3）、宗教性血族 关系等。道德元素也可能作为十分正式的、利益的和工具性的关系的一个维度而 出现：雇用合同（例如：团队精神、对公司的忠诚）、商业交易（例如：对交易 伙伴的诚信）。道德共同体以个人的认同反映在个体的层面上，即在道德空间中 一个人位置的自我定义和对道德空间——在此一个人感到被迫去信任、忠诚以及 去表现与他人的团结——的界限的描述。换句话说，正是“我们”的迹象，“我” 才感到自己隶属于“我们”。 认识到每个单独的行动的文化内涵性是文化主义聚焦的重大贡献。另一贡献 是对表现行动的多元性和互联性——即社会场域——的一般文化特质的证明。还 有另外一个成就是对把个体引入社会场域的道德联结的分析。我相信这三个贡献 对理解社会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 /* 5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转向的学术根源 （1 ） 要在古典社会学的传统中寻找这种文化主义取向的合理性，人们会立即提出 两个名字。第一个是爱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他的独特的关于 “社会事实（social facts）”或“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的理论（Durkheim 1964a［1895］）。据我所知，正好他认为文化具有无形性： 为多个个体所分享（所以是个人间的，预示着社会—个人场，而不是单个分离的 个体），被个体觉察到是外部于他们的（作为他们沉浸于其中的场域的特征）， 并且约束关于个体的行动（为行动提供本体论的、规范的、和认知的方向）。法 律、道德、理想、宗教——标准的迪尔凯姆式的例子——很适合这种描述。正是 迪尔凯姆十分强调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道德品质纽带，反对对社会网络的完全工 具性、利益取向的想像。“如果没有相互确认以致能做出相互牺牲，或他们之间 没有坚韧持久的纽带，人们就不能生活在一起”（Durkheim 1964b［1883］： 228）。 当代社会学中的文化主义学派经常回溯到迪尔凯姆并不令人惊奇（Alexander 1988）。 文化主义取向的另一个先驱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和他的“心灵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 ）的思想。 社会要生存，要更加繁荣，所有公民的心灵必须通过某种有支配地位的思想 凝聚并团结在一起；除非他们中每一个人不时地从公共资源中获取他的意见，并 赞成接受已经形成的信仰的内容，社会将不可能存在。（Tocqueville 1945， Vol. Ⅱ：8 ） “心灵”（the mind）这个术语尽管有些误导，因为它暗示了心理学的偏见， 但他尽可能远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据我所知，他指的是集体心灵（collective mentalities ）——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以及为个体行为提供的 已经做好的样板。心的习惯不是源自个体的心（或心灵），而是取自周围的文化 环境，内化为人格并表现在行动中。显然，它们属于上面所说的无形文化。 对道德联结和道德共同体的条件的关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由很多古典思想 家——特别是那些与流行看法格格不入，开始觉察到现代性的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的人——表达了。他们发动的长久、激烈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五个主题看来是经 久不衰的。第一个是“孤独的人群主题（lonely crowd theme）”，从滕尼斯 （Tonnies 1957［1887］）开始到里斯曼（Riesman 1950），指出了道德共同体 的萎缩，社会生活的孤立化、原子化和个体化。第二个是“铁牢笼主题（iron cage theme ）”，从韦伯（1968［1922］）开始到鲍曼（Bauman 1988 ），聚焦于形 式化、去个人化、人际关系的物化、社会组织的官僚化以及个人的物化。第三个 是“社会失范主题（anomie theme）”，从迪尔凯姆（1951［1897］）开始到默 顿（ Merton 1996［1938］：132-152 ），强调价值和法律规则的无序性和反惯 例性。第四个是“异化主题（alienation theme）”，从马克思（Marx 1975 ［ 1844］）开始到西曼（Seeman 1959 ），矛头指向个体与经济及政治组织的疏远 ——它导致人在生活中认同、尊严和目的意识的丧失。第五个是“群众的反抗主 题（revolt of the mass theme）”，发轫于奥特加。Y.加西特（Ortega Y Gasset 1957［1930］）和沃思（Wirth 1938），描绘了城市化和大众符号文化发展的负 面影响，比如对多数人来说日常存在的道德丧失的环境。 在现代社会学中，除了那些经典主题得以继续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创造 性的研究思路，把注意力吸引到“软的”文化的无形的方面和“软的”道德联结 方面。它们围绕着六个理论概念而开展。第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轫于阿尔 蒙德和威巴（Almond and Verba 1965 ［1963］）所写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出 现了大量的关于“市民文化（civic culture ）”的研究。立足于政治生活领域， 把研究的焦点从传统的关注“硬的”法律的和制度的事实转向潜在的“软的”因 素：与政治相关的价值、信念和能力。他们定义概念如：“对政治系统和它的各 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自己在系统中的角色的态度”（Almond and Verba 1965 ： 13 ）。这种态度被看作包含了知识、感觉和评价（对政治的认知的、情感的 和评价的倾向性）。 /* 6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转向的学术根源 （2 ） 第二，在80年代，紧跟着东欧的早期的民主运动和反共产主义演变，“市民 社会”（civil society ）的经典观念被重新挖掘出来并得到了非常详尽的描述 （Keane 1988；Cohen and Arato 1992；Alexander 1992、1998；Seligman 1992 ；Kumar 1993）。在它的意义之中，包含着明显的文化底蕴。充满活力的市民社 会被看成与价值认同和发展的情感共同体——由人际的忠诚、承诺、团结的紧密 的网络连在一起——是同义的。它意味着成熟的公共意见和丰富的公共生活，市 民认同公共制度，关心公共物品，并且尊重法律。在现代社会学中，这种新迪尔 凯姆式的对市民社会的文化解释由杰夫里。亚历山大提出：“市民社会是以 普救说的术语定义的社会团结的场所。它是国际共同体的”我们意识“，是一种 相互联系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越了个别的承诺、忠诚和利益，并允许在否则便 是孤立的人们之间一线认同的出现（Alexander 1992： 2）。 第三，对法国教育系统的分析使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强有 力的思想。他在探索尽管有社会组织的民主的和平等主义的形式，持续性社会等 级、显著的不平等、精英倾向仍然存在的秘密，而且关键又一次在隐藏的文化层 面上被发现。文化资本被定义为“制度化的——比如广泛承认的——高层的文化 信号（态度、偏好、正规教育知识、行为、物品以及信用）用于文化的和社会的 排斥（exclusion ），前者指的是从工作和资源方面排斥，后者指的是受到高层 群体的排斥”（Passeron 1979 ： 158）。这种用于排斥的信号和资源通过社会 化和教育而传承并结合成倾向或“习性”。 第四，对南意大利经济衰退的研究使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提 出了成果丰富的“社会资本”的思想，它已变的非常流行并在研究中广泛应用 （Putnam 1995a）。他的意思是“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规范和信任——能 使参与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动，去追求共同的目标，……简言之，社会资本指的是 社会联系以及伴随的规范和信任”（Putnam 1995b：664-665 ）。这个概念对福 山（1995）的论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从中看到东南亚经济发展的秘密。 第五，对居统治地位的价值倾向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引导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提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观念，在20世纪过去的几十年 中，它已在多数发达国家出现（Inglehart ，1988，1990）。人们越来越多地关 注于自我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的培养、生活质量、健康和舒适、个人尊 严、和平、人类团结、非物质欲望等等，表明从“硬的”经济利益到“软的”文 化的关注和承诺的转换。这种转变表现在“新社会运动”（生态的、女性主义的、 和平主义的）和新型的共同体与联合体的不断增加（特赦国际、绿色和平、新世 纪），它们发现了与新型一般价值观整合的基础。 最后，我自己对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变的兴衰变迁的关注引导我提出了“文明 的资格”的概念，以此我意指文化倾向的复杂组合，包括政治参与和自我管理的 心理准备、劳动纪律、企业家精神、教育渴望、技术技能、伦理原则、感觉敏感 性——所有这些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开放性思维的全面发展和巩固都是必不 可少的（Sztompka 1993b）。 人们可能思索，究竟哪一种学术的和社会的环境导致对文化的关注，对隐藏 在背后无形的和不可估量或难以琢磨的道德联结的关注。部分的答案可能在于社 会学学科的内在的学术倾向方面：“硬的”结构或制度的解释的枯竭，没有解决 的难题的挑战，不断增长的学术动荡。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原因，与人类 社会中新现象和新事件的发生有关，这引导社会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的领域。 /* 7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转向的社会根源 第一，人们逐渐认识到早先想当然的一些制度框架——民主政治体制、福利 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缺点和无效率。难于统治、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动荡 甚至已经影响到最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芭芭拉。米兹太尔（Barbara Misztal ） 注意到：“社会合作、团结和一致认同存在的基础已经被侵蚀了，因此需要寻找 新的选择，这种普遍意识已经出现”（Mistzal 1996： 3）。为寻找表面上完美 的制度设计外表下的问题的深层原因，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想到了文化因素。 第二，人们越来越多地领悟到，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中可能会起不同的 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之后的被迫现代化时期比较的证据已经显 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中推行的失败，同时证明它 们在亚洲（印度的民主、日本的资本主义等）的显著的成功。相似的观察表明，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流亡者有显然不同的命运，尽管在目的地国家他们发现自 己在共同的制度模式下。他们的适应成功的水平变化非常大（例如：在美国的韩 国人和中国人相对于墨西哥人或波多黎各人）。根据发现，那些差异的原因在于 截然不同的本土文化环境或遗产，它们或适合或不适合新的结构。 第三，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但却被忽视的角色”（Rengger 1997： 476）。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国 际政治主要是涉及国家“真实的”和“硬的”经济利益——被根植于怨恨、敌对 的刻板印象、偏见、宗派认同，甚至相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倾向的冲突的爆 发所削弱。虔信派原教旨主义、异教徒或种族的忠诚，以及新型的民族主义的分 裂势力似乎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活跃地表现它们自己。 第四，1989年的划时代的事件和共产主义的剧变，除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 含义外，也意味着一次严重的文化和文明的突变（Piotr Sztompka，1996c ）。 后共产主义转变的文化维度的重要性，在迈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妨碍、 阻塞、屏障、减速、摩擦、后冲的普遍经验显示出来了。在努力理解改革者早期 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的“令人惊奇的综合症”（Lepenies 1992 ）被削弱的原因时， 敏锐的观察家转向隐在后面的文化因素。在那时使用的三个隐喻特别生动。安德 莱弗。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 ）——新闻周刊东欧的通讯记者——给他 的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第一个专栏起了如下的标题：“墙在我们头脑中”——它 暗示“硬的”、可见的变化仅仅是开始，因为共产主义文化的影响和它留在人的 心灵中的痕迹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仍将萦绕不去（Nagorski 1991 ： 4）。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通过反思广泛表 达的“加入欧洲”的强烈愿望，指出了“加入欧洲之屋（house ）”和“加入欧 洲之家（home）”之间的不同。“屋”是“硬的”建筑学意义上的居住之所： “家”是“软的”亲密、忠诚、爱恋的场所，是一个人真正“感到自在”的地方。 加入共同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制度框架不同于发展共同的文化环境。后者更费 时费心，不能够通过法律而获得，需要慢慢地、逐渐地发展（Brzezinski 1989 ）。 转变的时间的方面由第三个隐喻——即由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lf ） 提出的“三种时钟（three clock ）”——所体现。在关于东欧“革命”的第一 本书中，他注意到社会生活各种层面上的改革速度的不均衡是不可避免的。律师 和政治家的时钟是最快的，他们几乎能够在一夜之间提出新的宪法和法律规章。 经济学家的时钟就慢多了，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计划、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的轨 道。最慢的是“市民社会时钟”，它在文化传统的深层领域调整变化的速度（Dahrendolf 1990）。文化变迁的时间滞后是造成伴随着后共产主义改革的令人吃惊的减速和 挫败的原因。 /* 8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聚焦信任 最近对信任的关注仅仅是社会学理论向文化主义转向的一个方面。它反映了 对社会生活的“软的”文化变量、无形的方面、不可估量的属性的不断增长的兴 趣。为什么是信任而不是其它“软的”因素成为大量理论争论的中心，这是有特 殊原因的。这个主题固有的学术上的吸引力可能源自于如下事实：它在以霍布斯 （Hobbes）、洛克（Locke ）、弗格森（Ferguson）等为代表的哲学、社会和政 治思想、以及伦理学中有丰富和连续的传统。它也困扰着社会学的古典大师：如 腾尼斯、西美尔（Simmel）和迪尔凯姆，和当代名家：比如帕森斯或里斯曼。 （一）信任的社会相关性 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使信任问题尤其突出。让 我们对最能体现我们社会特点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些相关方面观察的再深入 一点。首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受到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影响的范围不断 增长；社会被塑造（shaped）和再塑造（reshaped），历史被创造和再创造（由 超凡魅力的领导、立法者、社会运动、政治团体、政府、国会、发明家、探索者、 改革家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未来采取积极态度，他们认识到——至少通过选 举的过程，以及参与社会运动、政治团体和自愿的联合——自己的行动能力。 “我们自己的行动，尽管从属于社会，却对我们未来的形势有影响，这种影响的 程度在历史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变化”（Luhmann 1994： xxi）。我们已经从依 赖于命运的社会发展到了由人的行动而推动的社会。为了积极而建设性地面对未 来，我们需要运用信任：例如，政治家必须相信提出的政策的持久性和公认性， 教育者必须信任他们学生的能力，发明家必须相信新产品的可靠性和有用性，而 普通人必须相信所有那些在政治、经济、技术、科学领域中代表其利益而的“代 理性活动（representative activity ）”的所有那些人（Dahrendolf 1990）。 其次，我们的世界已经变的非常相互依存。在每一个社会中角色、功能、职 业、特殊兴趣、生活风格和品位的分化和特殊化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比任何时 候更无可避免地表现出迪尔凯姆意义上的“有机团结”（Durkheim，1964b ［1893 ］）。跨越各种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把它们组合进紧密联结——政治的、军事 的、经济的、金融的、文化的——的网络。社会内部的合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一 样正变成一种迫切的需要、一种严峻的挑战，但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劳 动分工，尽管是财富的源泉，却增加了他人不履行职责的弱点”（Clarke and Short 1993： 384）。当我们对他人合作的依赖增长时，我们相信他们的可靠性的重要 性也增加了。“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将只会增加对作为合作的重要条 件的信任需求的增长”（Mistzal ，1996： 269）。 劳动分工采取的极端形式，以及角色的巨大的分化和分割——要由单个个体 在同一时间面对着复杂的角色丛和地位丛中多个参与者来扮演多个角色（Merton 1968： 422-438），使承担角色义务的行为比以前更不可预测。 系统越分化，伴随的角色越增加，越可能出现任何特殊的角色（或角色丛） 的不稳定，并因此可能——也许甚至是必需——出现更大程度的角色期待的可磋 商性。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和可磋商性越大，导致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信任的发 展的可能性越大（Seligman 1997 ：39）。 第四，社会生活充满着我们自己制造的和不断扩展的新威胁和新危险。“技 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越多，生活就变的越不可预测。当技术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影 响的时候，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造成非常多的没有想到的后果”（Stivers 199 ： 91 ）。文明和技术的发展，除了带来不容质疑的好处之外，也可能产生损失 惨重的失败和有害的影响（例如：工业灾难、环境破坏、气候变异、文明败坏）。 我们自己的创造物非预期地转过来反对我们自己。“不断增加的社会和技术的复 杂性提高了系统的某些关键部分不可靠的可能性”（Clarke and Short 1993： 384 ）。为应付“风险社会”（risk society）（Beck 1992 ）出现的弱点，需 要扩大信任的储备。 第五，我们拥有的是选择数量不断增加的世界。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 消费、教育、劳动、闲暇）潜在选择的范围是巨大的。人们面对的可能选择越多， 他们最终做出的决定越不可能预测。这涉及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伙伴。为在可选 择的行动路线中做出选择（例如：支持这个或那个政治家，咨询这个或那个医生， 买这个而不是那个产品，在这个而不是那个银行存钱），我们必须经常诉诸信任。 与此相似，当其他人面对他们自己的多种选择（例如：总统将选择哪一种政策， 医生将采用哪一种疗法，工厂将给产品定什么价格，银行将如何投资我们的钱） 时，他们将做出的行动的不确定性使信任成为我们行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向 其他人敞开的可能选择方式越多，信任对我们的决策和行动就变得越重要”（Gambetta 1988 b： 219）。 第六，当代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对它们的成员来说已变的难于理解。制度、组 织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它们运作的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增加，使它们对普通 大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而且对于职业的专家来说也是如此。谁有能力完全懂得 全球资金流动、股票交易起伏、计算机网络、电信、运输？或者，谁能够完全懂 得行政的、管理的、政府的、或军事的运行机制和国际官僚机构？我们必须比以 前任何时候都更经常地在黑暗中行动，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 的需要和利益越来越依赖它的正常运行。信任变成了我们应对晦暗的环境的一个 不可缺少的策略。没有信任我们将寸步难行。 当代社会的第七个相关的特征是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所依赖的那些人的行动不 断增加的匿名性和非人格化。公共机构和组织的管理者、技术系统的操作者、商 品的生产者、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几乎全不认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影响、控制 或监督他们的行动。他们是完全隐蔽并独立于我们的，而我们却非常依赖他们正 在做的事情（例如：我们非常依赖我们乘坐的飞机的飞行员、我们所吃药品的生 产者、组装我们汽车的工人、制作我们所买食品的厨师、检查我们利润的税务稽 查员；确定我们储蓄利率的中央银行的银行家、连接我们和朋友的电话接线员、 分发信件的邮递员，甚至还有所有那些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身遇到的人）。在无数 的场合，我们必须依靠不知名的“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效率、 责任心、好意。绝没有跨越这种匿名性鸿沟的桥梁，只有求助于信任。 第八个特征是在我们的环境中陌生的、不熟悉的人的不断增加。由于大量移 民、旅游和旅行，我们遇到陌生人，甚至有时被陌生人所包围。“陌生人代表着 未知……未知的由文化限定的空间从我们‘熟悉’的世界——由伴随着集体认同 的传统所结构化的——中分离出外部的世界”（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1）。为应对陌生人，信任变成了必需的资源。 /* 9 */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偏爱 有一些原因导致了对信任的社会学兴趣的新浪潮，包括学术的和社会的，固 有的和回应的。与早期把信任看成个人的态度的心理学理论相反，信任现在被看 成是人际关系的特质、人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性个体关系领域的特征、或个体在 他们的行动中利用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讨论的作为目前对文化 关注的征兆的全部六个概念中，信任是作为一个中心元素出现的，对待信任的这 种文化主义偏爱是很明显的。 首先，信任是市民文化的重要维度，就像阿尔蒙德和威巴所强调的：“市民 文化”假设“一种在全体公民中广泛分布的政治能力和相互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80： 4）。政治信任被看成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广泛信任氛围的反映。 “一般的社会信任被转换成与政治相关的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65 ： 228）。 它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同样，对罗伯特。德尔 （Robert Dahl ）来说，“信任意识是自由—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 （Parry 1976： 129-130），对德尔［1971］的多头政治概念的评论）。这种信 念在后来的政治科学文献中被广泛接受了。“最近，信任被看作‘市民’政治文 化的关键”（Silver 1985 ： 52 ）。“政治文化文献认为，基于大众的民主政 治的发展和持久稳固需要在一般公众中出现相应的支持性习惯和态度，其中最根 本的态度是人际间的信任意识”（Inglehart 1988： 1204 ）。 其次，信任一旦被赋予文化的含义，它就变成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 就是说，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横向信任和对公共机构的纵向信任，效忠和忠诚于 政治权威的市民团结共同体将不会存在。杰夫里。亚历山大把“信任与怀疑”的 对立作为一个主要的维度包含进“市民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Alexander 1992： 293）。 第三，尽管是内隐的，信任发展为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高地位群 体内部，信任是内含性的（一种阶级团结）。贵族式的自豪、贵族阶级的义务原 则、“绅士”的典范只是在排他性团体构成内部相互信任的规则的几个例子。 第四，信任是社会资本的至关重要的组成元素。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 种充满信任的自发的网络、自愿的联合。参与和信任被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信任 来自于丰富的联合生活，同时又有助于自发地产生新的交往并形成联合。“社会 资本理论假定：一般说来，我们同其他人的联系越多，我们越信任他们，反过来 也一样”（Putnam 1995 b ： 665）。 第五，信任也和后物质主义价值相关联。对一致、团结和人际和谐的关注显 示了信任的重要性。英格尔哈特（1990）等用经验材料证明了生活质量和主观满 意感与一般信任的存在密切相关。 第六，信任是文明社会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政治参与、企业成就、利 用新技术的意愿的先决条件。 信任研究作为聚焦于信任概念和诸如此类概念而展开的研究传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出现。但是除了这种迂回途径之外，将信任置于文化问题的语境当中，它 也直接被作为有独立的理论价值的一个主题。当然，信任观念并不是新的，它有 古老的根源并且经历了复杂而绵延的发展过程。“信任的思想已经有长达数个世 纪的智力活动历程”（Silver 1985 ： 52 ）。西尔弗（1985）、米兹太尔（1996） 和塞利格曼（1997）对这种智力活动历史提供了详尽的说明。在本书中，我将从 发现于哲学、神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学的信任概念的历史根源中进行提炼， 并将讨论过去20年中发动并维持社会学对信任理论关注的新浪潮的那些文献。正 是那些思想给我尝试进行的综合与详尽描述以基础，我所期望的正是要站在它们 的作者的肩膀上。在本书的论述中，他们的著作将被不断地提到。所以，在此我 将只列举最近的，我认为关于信任争论的最重要的书籍。 /* 10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信任研究的历程 1979年，尼古拉斯。卢曼发表了一篇关于信任的有影响的分析文章，在这篇 文章中，他把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当代社会的特征联系 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信任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东西，而是正好 相反，随着现代社会形式的发展，它的重要性增加了，变成了目前现代性阶段真 正不可缺少之物。1983年，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回顾了现代社会的 各种制度和职业领域中信任的表现方式，根据信任包含的预期（expectation ） 的种类，通过使用富有洞察力的原创的受托信任（fiduciary trust ）范畴，提 出了一种有用的类型学。1984年，斯缪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nt ） 和路易斯。龙尼格（Louis Roniger ）揭示出：从古到今作为赞助人—受助人关 系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信任以各种形式出现过。1988年，迪格。甘必特把很 多作者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视角对信任的思考集中在一起，而他自己呈现了对封 闭的排他性团体——比如黑手党——中的信任的一个分析。1990年，詹姆斯。科 尔曼（James Coleman ）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全面论述中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信任 问题，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内，他提供了把信任看成完全理性的交换的一个分 析模型。90年代，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 1991 ，1993，1996）沿着这 条路径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最近扩展了理性选择框架去分析不信任。在90年代， 安东尼。吉登斯，先是自己（Giddens 1990a ，1991），然后与乌尔里克。贝克 和斯科特。拉什（Beck， Giddens and Lush 1994）一起，把信任作为晚期现代 性的典型特征来处理，详细阐述了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卢曼式的主题。 1995年，广为人知的“历史终结”的预言者，弗朗西斯。福山以中国、日本和其 它东南亚社会的经验为论辩的基础，为信任是有生存能力的经济系统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的观点提供了全面的说明和辩解。1997年，亚当。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 提出了一个解释，把信任看作是与劳动分工、角色的分化和多元化、以及作为结 果的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与可磋商性相关联的特殊的现代现象。 我只提到了在已开展的对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中经过挑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研究，并且只提到那些对信任的一般理论贡献了重要洞见的研究成果。也有大 量的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关于信任的经验研究，它们没有直接的理论相关性；也有 关于信任思想的谱系学的博学的历史性论述，它表明人类思想的曲折盘旋的道路。 信任问题已经调动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正在不断地扩展。现在 似乎正是暂停片刻去盘点至今取得的成果的时候了，本书将尝试引入分析的准确 性和系统法则，也许通过这种方法能使问题达到理论辩论的更高水平。 注 释 1 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将阐明三个以它们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场域的想 像（the field image ）核心理念的概念：“形状（figurations ）”（Elias 1978）、“结构（structuration ）”（Giddens 1984）和“社会生成（social becoming）”（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 2 人称代词“我们”（we）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词语。 3 当然对忠诚（loyalty ）的这种相对较窄和较具体的定义并不是被普遍接 受的。例如，巴巴莱特（Barbalet）提出了一种更一般性的和更包容性的概念： “忠诚……是合作发生的环境安排的持久性的一种感觉：忠诚是对组织有信心的 情感”（Barbalet 1996 ： 80 ）。我发现这种用法是相当无效的，因为它与其 他诸如“生存安全”（existential security）、“系统信心”（system confidence） 等概念结合得太紧密了。 /* 11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人的行动和信任 在本章中我将尝试给信任概念一个系统的说明。讨论将逐渐展开，一步一步 地，从最一般的思考到信任的明确定义，并描绘各种类型的信任。由于信任总是 出现在人类行动的背景中，开始的着眼点将是行动的相关特征的基本轮廓。 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它指向未来。“所有的人类行动 在时间中发生，利用不能逆转的过去并面向未知的未来”（Barbalet 1996 ： 82 ）。人类所有的行动都指向未来，因为我们寻求的目标或独立于我们的意志而发生 的非意愿的后果，在时间上总是要晚于我们采用的方法。在我们所做的和所发生 的我们意愿的或非意愿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间间隔。所以，当我们行 动的结果发生时，世界已经和行动发生时不同了。这对于复杂的、连续的、分好 几个阶段的行动——比如在大学学习、写一本书或建立起职业生涯——来说，尤 其如此。 从大的方面来看，世界独立于我们的行动而变化。它因自然的原因（例如： 地震、洪水或森林大火）或因为其他人的行动（例如：股票交易中的恐慌和崩盘、 群众上街抗议政府、外国军事入侵）而变化。两者都可能以重要的方式影响我 （例如：我在地震中失去了房屋，或在财政危机中失去了生活积蓄，或在战争中 失去了家庭）。但是，作为对我们行动的反映或反应，世界也产生变化。它可能 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变化（例如：我们种在花园中的花在春天盛开了，或政府因革 命的抗议而垮台，总统的声望因成功的传媒运动而提高）。它也有可能以与我们 的意愿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方式而变化（例如：你向一位妇女提出了一个挑逗 性的建议却发现自己在法庭上被控性骚扰；我买了一处豪宅以炫耀于他人并提高 我的地位，但却激起了很多嫉妒并使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产生意外后果的 反应（boomerang response）”（Merton and Kendall 1944 ）这个概念很好地 抓住了人类生活的特有的困境。 世界未来的状态将是什么基本上一直是未知的，恰恰是因为它还没有存在过。 “社会生活正是从未来不可知的这个至关重要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实中获得它的深 刻特性”（Barbalet 1996 ： 82 ）。永久的认识论上的差距总是存在的。我们 不能够获得关于未来——甚至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所创造的未来——的充 分的知识（Luhmann 1994： 12-13）。 /* 12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预测与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设法去预测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我们不仅可以设法预 测什么将独立于我们的行动而发生（在外部世界中），而且可以预测什么将作为 我们行动的结果而发生（作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反应）。这种预测有各种不同 的把握程度。有时我们几乎可以确切地预测（例如：太阳在晚上将落山，或被罗 纳尔多踢向空中的足球将会落下来，或阿尔卑斯山的凯兹特恩角（Kitzsteinhorn ）的冰川一月份将会有雪）1. 在这些例子中，当我们实际上可以确信未来时， 很显然不需要信任（“我相信太阳明天将升起来”听起来很傻）。但在很多其它 场合，我们只能预测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即概率（例如：柏林四月会下雨；政 府将不会兑现竞选诺言；被冒犯的朋友将接受我们的道歉）。根据定义，概率允 许某种不确定的结果产生，有可能我们的预测不被证实。 让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例子中，概率有时使谈论信任变得有意义。“我相信 我的朋友会接受我的道歉”，或“我不相信政府会兑现竞选诺言”听起来完全是 令人信服的。但说“我相信柏林在周末会有阳光”，或“我不相信这个火山”似 乎有些奇怪。我们直观地感觉到信任必须归属于人，而不是自然的物体或事件。 即使我们表面上把信任赋予物体，就像说“我相信日本汽车”，或“我相信瑞士 手表”，或“我相信法国快速列车”，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人所创造的系统，因而 我们间接相信的是设计者、生产者和操作者，他们的才智和劳动以某种方式赋予 了这些物体。当物体完全是自然的时候，谈论信任听起来是不合适的，就像说 “我相信这棵树会长大”，或“我相信风会变强”，或“我相信大地会给我们好 收成”。 最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能做出这种概率性的预测；未来是完全不 确定的（例如：当我向一个过路者问路时，我不可能知道他将如何反应；当我在 高速公路上超过一辆车时，我不可能知道它的司机是否醉酒；我不可能知道繁荣 是否会持续，而这种繁荣将会使我在未来受益。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可预测性是人 类命运的特征。“我们必须学会在信赖和不确定性的边缘上机警地生活，知道生 活的偶然性但不要被它所吓倒”（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63 ）。要做 到这一点，信任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我决定向某人 问路，我敢在高速公路上超过另一个司机，我投资股票——只因为我运用了某种 信任）。因此，只要不确定性是人为的而不是完全源自自然的，信任和未来的不 确定性就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不去预测未来，而是使未来更加确定，我们有时可以控制这种现象。这 种控制也有几种程度。当事件落入我们的强制力量或操纵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我 们对未来事件的发生有完全的控制力（例如：我能点燃我的烟斗，我能播放CD， 我能把狗关在壁橱里，我能通过电话问候朋友）。在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完全控 制现象，信任很显然是不相关的。“我相信我的犯人不会逃跑”听起来有些荒谬。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影响现象，没有对其结果的绝对把握（例如：通 过系统的训练，我有可能减少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如果我勤奋地工作，我能增 加升迁的机会；如果我坚持，我的朋友就可能被说服与我共进晚餐）。在所有这 些例子中，对于我们控制的效果总有一些不确定性，这就使谈论信任变得有意义。 “我相信我的朋友会与我共进晚餐”，或“我相信我的老板会提拔我”听起来是 适当的。但是请注意，我们刚才清晰表达的直觉知识在这里也适用：谈到信任， 控制的不确定性必须指的是人，而不是自然现象。说“我相信河流不会冲毁农田” 听起来将会很奇怪。 信任的适当性在第三种情景中甚至更适用，即当我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时， 或当我们无论什么都不能控制时（例如：我无法影响总统提高税率的决定；我不 能阻止恐怖分子引爆炸弹）。在此，我只能诉诸于信任（我必须相信总统的理智， 或恐怖分子的道德约束）。因此，信任和未来的不可控制性是紧密相连的；当我 们不能完全控制未来的事件时，只要那些事件是人为的，信任将成为我们的凭借。 /* 13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不能预测的和不能控制的 所有的行动都在环境中发生，都是面向世界的。其中的一部分是自然世界 （当我种花，或在森林中打猎，或在大海中游泳时，它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 更重要的部分是由其他人和他们的行动（也包括一些他们的行动的更持久的沉积 物：群体、组织、制度，和他们行动的产物：建筑、道路、汽车、电视等）组成 的社会世界。信任并不是我们指向自然世界的一种倾向性。说“我相信雨滴会下 落”，或“我相信这些花会生长”听起来是不适当的；但是，说“我相信气象学 家对下雨的预测”，或“我相信园丁会把花照顾好”就是十分正常的。信任是属 于人的而不是自然的话语。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只有物体是人所创造的，我 们说相信物体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指我们间接地相信创造它们的人。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相信太阳会发光”，但可以说“我相信这个汽车会跑”。 当我们有时把信任的观念用于自然的物体或事件时，我们是用隐喻的方式赋予自 然以意志，好像它是人格化的。我们把自然事件的起源与类似人类的行动联系起 来。只有充满想像力地把自然力量人格化，才允许我们把信任的说法用于自然事 件。例如，当我们说“我相信祖先的神灵会照看我们的庄稼”，或“我相信上帝 会制止传染病”时，就是如此。这些是处在边界上的例子，它们没有使我们排他 性地把信任与面向人类环境的行动相连的一般断言失效。 所以，让我们缩小我们的聚焦范围，把属于自然事件的领域放在一边，只考 虑社会现象——适合于信任的领域。其他人和他们的行动组成我们生活的最重要 的环境，并且他们也是我们自己行动的至关重要的目标。至少，我们必须和他人 共同生存，让我们的行动和他们相协调；并且在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与他们相 互合作。社会环境的问题是它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我们引 起了复杂性的全新维度：我们经验（感知）并理解的其他人类成员的主观的‘自 我意识’”（Luhmann 1979： 6）。但是，与他人互动，我们必须时刻预期构想 他们的行动。“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基于预期的无休止的行动过程，这种预期部 分是认知的，部分是情感的，部分是伦理的”（Barber 1983 ： 9）。 最常见的是，由于我们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他人的行动，我们的预期很弱。 “没有人能知道他人在将来如何行动（Dunn 1988 ： 85 ）。如果我们有完全有 把握的预测和很强的、确定的预期（expectation ），谈论信任将是离题的。但 是面对其他人，我们经常——并且也许比在面对自然现象的情况下更经常——处 在一种不确定的、令人迷惑和惊奇的状况下。部分原因是认识论上的，我们还缺 乏重要的知识。面对他人的独特行为，我们既不能充分了解人类行为的机制，又 不知道他人行为的动机、目的和原因。我们体验过”他人的意图和思虑的不可理 解性“和”可选择意图的根本差异性“（Seligman 1997 ： 43 ，46）。以下看 法是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所公认的：”既然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直接通达世界的路 径，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事物，因此对我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极度不安全 的来源“（Luhmann 1979： 6）。”我们与之交往的那些人的动机可以推断，但 永远不能直接被了解，而且我们订购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经常是不知道的或只知 道个大概“（Kollock 1994： p.317）。 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他人行为是以与许多人互动的方式行 动的，或是在许多人的影响下行动的，这些人组成了他们的伙伴圈子或“重要的 他者”（Mead 1964 ）。所以他们的行动是那些数不清的影响的非常复杂的结果， 即使已经知道单个互动的基本规则，我们仍不能在它们的独特联系中理解它们 2. 但是，也许不仅仅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使我们经常不能预测他人的行动。这里 不讨论关于决定主义的深层次的哲学争论，我只希望指出，可能有一些事情与人 的本体论有关。人的行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时候它难于给出充足的理由。 人们似乎拥有一些基本的行动自由：“令人困扰的采取多种多样行动的潜能” （Luhmann 1979： 39 ）、总是“以别的方式行动”的可能性（Giddens 1984）、 表现反复无常、耍花招——这甚至使我们最有根据的预测失灵。这正是安妮特。 贝尔（Annette Baier ）所说的“他人的自由决定的力量”（Baier 1986：。250 ），和亚当斯。塞利格曼所说的“他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因此产生的根本不可预 测性”（Seligman 1997 ： 69 ）。当我们面对多个个体共同的或联合的行动时， 这种不能给出充足理由的特征甚至更加明显，他们复杂的相互联系产生了新的品 质——每一个参与者都没有预料到的合力的结果。微观行为的合力造成宏观效应 的一些例子是市场上需求和供给的起伏波动：繁荣与衰退、股票交易中的熊市与 牛市、政治选举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结果等等。最终，人们展示了一些社会学家所 标示的“反身性（reflexiveness ）”。这意味着人们依据信仰、知识、对过去 经验的记忆和理解而行动；而他们未来的知识状况、他们将持有的信念、他们将 拥有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在未来将根据什么而行动是现在——在他们实际上持 有它们之前——不能预测的3.人们也能够反身性地根据部分已取得的结果修改 他们行动进程；他们能提出修正、放弃互动、辞职、返回等；并且为结束窘困的 处境，人们可能通过他们的防御性行为歪曲最初十分合理的预测（自毁预言（self destroying prophecies ）），或通过建设性的行动使完全没有根据的预言成 现实（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Merton 1996 ： 183-201）。 当我们试图控制而不是预测其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处于同样的困境。我们 很少能完全控制他人。只有极端的身体的强制属于这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不需 要信任。如果我完全有能力强制执行我所希望的行动，我能强迫他人像我希望的 那样行动，我不需要信任他们。“对某人的行为完全的监督和控制使信任成为不 必要的”（Giddens 1991： 19 ）4.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最经常的是我们缺 少直接的或完全的控制他人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信任变得非常重要。信任和自由 是紧密相关的。“一个行动者信任他人预示着他人行动的自由”（Barbalet 1996 ： 79 ）。信任是“应对其他人类行动者或其行动自由的一种策略”（Dunn 1988 ： 73 ）。 他人能避开我们完全控制的原因与人的意识有关。即使是最残酷的暴君也必 然会发现，由于强制，人的身体会屈从于完全的控制，但是思想、意图、想像和 梦则不会。甚至在极端压制的情况下，人们也总是有某些选择：顺从或坚持，服 从或反对，遵守或规避（烈士、英雄和圣人毕竟也是人）5.因此，试图完全的 控制常常会失败。“我们越努力控制未来，越有可能出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Giddens ， in Beck et al. 1994： 58 ）。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发现我们自己处在对未来的行动既不能获得确定性，又缺 乏控制性的情形下。我们经常既不能知道，也不能控制他人独立于我们自己的行 动将会做什么；并且更有甚者，我们更没把握，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们如何对我们 的行动做出反应。因此，再重复一遍：“困扰所有的社会系统，并且所有的社会 行动都必须应对的是未知的［并且，让我加上——不可控制的］未来的不可避免 性”（Barbalet 1996 ： 84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人类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Short 1990： 181）。 /* 14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三种倾向性：希望、信心和信任 面对人类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希望（或它的反面：放弃）， 即相信事情将会是好的（或是不好的）——这是一种消极的、茫然的、不是理性 地证明有充足理由的感觉。例如：我希望将来会富有，或我对制止通货膨胀已不 抱任何希望。另一种态度是信心（或它的反面：怀疑），即相信某些好的事情将 会发生（或不发生）——这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但是更集中的，能部分地证明为 正当的信念。例如：阅读犯罪事件的报告，我有信心在这个案件中，法庭会给出 公正的裁决（因为以前已经证明它是公正的）。或者，我怀疑降低税率的竞选诺 言（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那一个政党在赢得选举后会降低税率）。“所以信心可 以被描述为一种有把握的预期的情感”（Barbalet 1996 ： 76 ）。与此相似， 怀疑可被描述为一种有把握的不信任感6.因为在有信心的情况下，一个人不是 积极参与，而是消极地沉思地观察情景，他有可能对他人、政权、体制、宣传机 构、误传的信息、假证件等产生失望，而不是对自己产生失望。就像卢曼所说的 “在充满信心的情况下，你有可能会因为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感到失望”（Luhmann 1988： 97 ）7. 上面讨论的两种态度——希望和信心——是沉思的、分离的、远距离的、不 承担责任的。它们属于命运论，指的是那些在没有我们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 事情，以及我们只在思想中考虑的事件。然而，我们常常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行动 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仅仅“等待和观望”。由于几 个决定因素，尽管在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条件下，我们也得行动，做出承诺。 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风险——事情不依赖于我们的行动，或者将变得对我们 不利或正好和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可能被利用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领域 里是普遍存在的”（Kollock 1994： 317）。然而我们必须冒险，把平安交给命 定论，并且加入行动论。威廉。詹姆斯的术语“被迫选择”充分描述了这种挑战 （Barbalet 1996 ： 88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地做出承诺，如果什么 事情出了差错，我们既不能谴责别人，也不能谴责政府或系统。我们只能懊悔我 们的行动诉诸的是“内在因素”（Luhmann 1988： 97-98）。 /* 15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的定义 在尽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还不得不行动的情景下，第三种态度引人注目， 那就是信任（trust ）。为应对不确定的和不能控制的未来，信任（trusting） 变成了至关重要的策略。这样理解的信任是“使个体能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一种 简化策略，并因此从不断增加的机会中获益”（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38）。“在不知道或不能确定未知的或不可知的他人的行动的条件下，信任是特 别重要的”（Gambetta 1988b： 218）。这时它实际上变成了不可缺少的。“完 全没有信任，一个人一定会变成紧张症患者，他甚至不能在早晨起床”（Hardin 1993： 519）。这第三种态度与希望和信心的不同在于它属于行动论：积极地参 与并面对未知的未来。 在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条件下行动，我们就是在冒风险，我们就是在赌博， 我们在拿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他人的自由行动来赌博。这样我们就获得对信任的最 简单、最一般的定义：〖HTH 〗信任（trust ）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 赌博〖HT〗8.根据这种定义，信任有两个主要的组成元素：信心（belief）与 承诺（commitment）。第一，它包含明确的预期：“信任建立在对他人在未来的 一些场合会如何表现进行个人推测的基础上”（Good 1988 ： 33 ）。给予信任， 我们就会表现得“好像”我们知道未来一样。“显示信任就是参与未来，就是表 现得好像未来是确定的”（Luhmann 1979： 10 ）。信任指向他人的行动。通常 我不会对自己的行动赋予信任，我只是去做它们。说“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会刷牙” 听起来是不自然的（因为只要我想刷我就会刷）。例外的情况是在激情、陶醉、 失去能力等条件下，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就像看其他什么人一样看自己。这 种情形可以通过下列说法表达出来：“我不相信自己不会揍他”，或“我不相信 今天我能开车”，或“我相信手术之后我就能行走”。这时，我自己变成了我赋 予其行动信任或不信任的“准他人”。 但是，要说信任存在，仅有预期的信心是不够的。信任不仅仅是沉思默想未 来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积极地面对未来，致力于至少有部分不确定和不能控制的 结果的行动。因此第二，信任包含行动并承担义务或——打个比方说——打赌。 “信任……是一个人对与自己的行动选择有关的他人行动的确切预期，该行动选 择必须在自己能检测他人行动之前进行”（Dasgupta 1988 ： 51 ）。“信任只 有在所相信的预期对一个决定至关重要的时候才牵扯进来（Luhmann 1979： 24 ）。 例如：我相信这个姑娘将来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我和她结婚（我把赌注押在她身 上）；我相信这个政治家能明智地管理，所以我投他的票（我把赌注押在他身上） ；我相信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技师会装备飞机并安全地飞行，所以我选择德 国航空公司（我把赌注押在这个公司身上）；我相信IBM 的产品能没有缺点地运 行，所以我买它们的计算机（我把赌注押在这个厂家身上）；我相信法院能给出 公正合理的裁决，所以我提交诉讼（我把赌注押在制度上）等等。在所有的例子 中，”信任都是对成功预先支付的‘预付款（advance ）’“（Luhmann 1979： 25）。 在本书采用的用法中，“不信任”概念被作为信任的反面镜像（mirrorimage ）。它也是一种赌博，但是一种与信任相反的赌博。它包括对他人行动（他们的对自 己有害的、恶意的、不利的行动）的否定预期，并且它包括负面的、防御性的行 动（commitment）（避免、逃避、使自己远离、拒绝行动、采取保护性措施防备 那些我不信任的人）。根据我的想法，“怀疑（mistrust）”这个术语指的是中 立的情形：信任和不信任都是悬而未决的。它的意思是缺乏清晰的预期，对是否 采取行动（commit）也犹豫不决。我用“怀疑”这个术语是要说明一个暂时的信 任建立或信任丧失动态的中间阶段。怀疑既可能是信任破坏的前奏，也可能是不 信任结束的预兆。怀疑的具体性质是路径依赖的（pathdependent ），与它的 不同的起源有关。事情好像是：由违背信任产生的怀疑很容易导致完全的不信任 ；而由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信任的消除产生的怀疑到建立完全的信任则非常的缓慢。 这是我们在信任建立和信任破坏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典型的不对称性。 /* 16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承诺的种类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将发现相信（trusting）可能包含三种不同类 型的承诺（commitment）。当我因为相信他人不论做出何种行动都将有益于我的 利益、需求和期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时，就涉及第一种信任，我称它为预期信任 （anticipatory trust）。我们前面的例子说明了这种类型的承诺：由预期妻子 慈母般的态度所促成的婚姻，根据预期的候选人的政治智慧进行的投票，因为预 期可靠性而选择一个航空公司或计算机公司，因对公正的预期而进法庭。在所有 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卷入一种赌博：赌他人——只做他们通常所做的（或将做他 们的地位或角色所要求做的）——将为我们的利益和需求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注 意，他们行动的这种性质是独立于我们对于他们的信念或我们针对他们的行动。 他们只是依照惯例成为好妈妈、好政治家、好飞行员，生产优质的计算机，以及 给出公正的判决。我认识到他人的能力并依此行事。“这并不意味着被信任的人 的义务，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人们对他的信任”（Hardin 1991 ： 98 ）。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承诺——它明确地受我们所预期的他人对给予信任行为的 反应所触动和激发。让我们称之为反应信任（response trust）。它们涉及把一 些有价值的物体在征得他人同意之后委托给他，放弃对这个物体的控制，把它交 到他人手里，预期能得到可靠的照顾。例如：当我把孩子留给保姆，当我雇一个 保安照看我的房子，当我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当我把节余存入银行，……，这种 类型的承诺就发生了。信任在这种具体的意义上是“让他人（自然的或非自然的， 像国家、公司等）照看委托人关心的某种事物——这种照看包括行使一些自由决 定的权力（Baie 1995 ： 105）。这是一种特殊的赌博；它受被委托的具体事物 限制，并且它意味着具体的自愿接受的照看职责。保姆在通常情况下细心负责还 不够，她必须在这种具体的工作中表现这些特质，不要对我的孩子撒手不管。保 安在通常情况下勇敢也还不不够，他必须在我的房子被抢劫的时候不逃之夭夭。 养老院运行良好还不够，它必须没有忽视我父母的需要。银行是可靠的还不够， 它还必须不把我的钱浪费在冒险的投资上。当然，所有被委托的事物都有可能受 到伤害，即出现信任的违背，是非常有可能的，通过向他人委托某物，我们增加 了我们面对他人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Zand 1972 ： 230）。这就形 成了不辜负信任的明确的义务——达到委托行动所表达的期望。 当我们因为相信他人将回报我们以信任而行动时，就产生了第三种类型的承 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目的地以信任去激发信任。这是在家庭成员、朋友等 之间亲密关系的典型特征，它的目的是形成更强的联系。例如：一个母亲为表明 信任，允许女儿晚上回家晚一些，目的是让人相信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民主的家 长。领班给雇员安排责任重大（并且报酬很高）的工作是为了让人相信是一个好 老板。让我们称之为唤起的信任（evocative trust ）。当然，所有三种类型的 承诺：预期的、反应的和唤起的，可能在一个信任的行动中同时出现。区分它们 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 伴随着信任的承诺有不同的程度。依据六种条件，我们可以区分承诺的强弱。 第一种因素是在相信将达到我们预期的基础上我们所采取行动的后果的范围。有 重要后果的比没有重要后果的承诺更强。例如：在这种意义上，受雇于一家令人 信任的公司比随可信的旅行社做一次旅行是更强的承诺。买一辆车比雇一个出租 车是一个后果更为重要的决定。第二个因素是在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承诺关系的预 期持续时间。长达一生的承诺比暂时的承诺更强。例如：在这种意义上，结婚比 约会是更强的承诺；买房比在旅馆里租房有更持久的后果。第三种因素是与决定 的不可挽回性（“事前承诺效应”和“拆桥”效应将在下文讨论）相对应的从承 诺中退出的可能性。例如：在不可能离婚并且不忠行为被严厉惩罚的时候结婚， 比在两者都被允许和谅解时，结婚是更强的承诺。而在允许五天内退货的商店买 东西比在概不退货的商店买东西是更弱的承诺9. 第四，承诺的强度直接与风险的高低相关：违背信任所招致的损失的范围与 招致这种损失的概率相关。在这种意义上，乘飞机不是一种强承诺行为，虽然在 这种情况下失事的损失是最大的——失去我们的生命，因为飞机失事的机会是很 小的。而决定做大手术在这种意义上是更强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违背信任的的 损失同样的是致命的，但失败的可能性常常是很高的。相同的钱投资在股市上比 储存在银行里是更强的承诺，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损失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投资 一百万比投资一千是更强的承诺，即使它们遭受损失的机会是相同的。第五，承 诺的强度依赖于为防范背离信任所造成的损失的保险措施或其它援助性安排的存 在或缺失。在政府的保证下存入银行，相对于没有保证的储蓄和借款关系，是一 种更弱的承诺10。仅凭口头承诺借钱给朋友，比公证后借钱给他，是更强 的承诺。第六，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交付给他人，承诺的强度 依赖于所托之物的价值大小。在这种意义上，把一只狗留给邻居比把孩子留给保 姆是更弱的承诺。或者在更能量度的领域，借给朋友汽车比借给他书是更强的承 诺（Hardin 1993 ： 520）。 /* 17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与风险（1 ） 就像上面所定义的，信任与风险（risk）紧密相关。“信任是针对风险问题 的一种解决办法”（Luhmann 1988： 55 ）。在介绍信任概念时，我们已不得不 在很多场合谈及风险，但直到现在它还是以模糊的、未经定义的方式出现。现在 这个与信任相关的至关重要的概念必须直接地并且更细致地被定位。通常，风险 可广泛地用来指称各种威胁、意外或危险。但它也在更明确的意义上使用，应用 于某种限定的威胁。当我们谈及信任时，我们心目中的风险指的是后面的更明确 的那一种。 （一）风险的定义 在这种明确的意义上，风险在很多方面与信任类似。首先，它是指向未来的。 风险是未来世界不受欢迎的、危险的状态。第二，威胁可由自然的原因造成，这 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自然风险。例如：存在地震的风险，或彗星撞地球的风险。 但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风险指的是人所创造的未来，威胁是由他人 （个人、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风险）的行动造成的，例如：婚姻中背叛、友谊 中不忠的风险，以及战争、经济危机、犯罪的风险等。派生的风险包括由人改造 的自然所引起的风险（文明的、技术的风险），例如：核辐射、生态灾难、文明 弊病的风险。第三，风险意味着未来世界发生有害情况的某种不确定性，以及阻 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至少部分的不可能性。最后，风险包含主动的承诺。“不希望 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决定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宇宙论的一个方面，即自然的隐藏意 义或上帝的隐秘意图的一个表达”（Luhmann 1988： 96 ）。 风险是由我们的行动、选择、决定引起的。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行动引发威 胁，并使它们成为与我们自己相关的威胁。飞机失事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但只有 我决定乘坐的那一刻它对我才是现实的，变成与我相关的。在股票交易中总是存 在下跌的风险，但只有当我决定投资股市时，它才变成与我是相关的。婚姻破裂 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但只有我决定结婚时，它才存在。如果一个人暴露在寒风中， 就有感染肺炎的风险，但只有我选择冬季在海中游泳时它才感染我。风险并不是 正好在那儿，而是通过行动获得并面对的。在这种狭隘的意义上，风险属于行动 论（discourse of agency ），而不是命定论（discourse of fate ）。另一方 面，当威胁独立于我们的行动，出自于无形时，我们可以说危险（danger）。无 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都可能在核战中死亡，无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 都可能在疾病流行时得病。危险只能被动地等待并至多希望能避开或避免。它们 属于命定论，而不是行动论。“关键是失望的可能性是否依赖我们先前的行为 （Luhmann 1988： 98 ）。可以将我们的考虑总结如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 把风险定义为与我们自己的行动相关并起因于我们自己的承诺的灾祸的可能性。 /* 18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与风险（2 ） 寄予信任，即下赌注于其他人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总是伴随 着风险（Kollock 1994： 31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是存在未来参与者的行 动将有害于我们的可能性，或因为我们的唤起信任的行动将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或导致蔑视而不是紧密的联系。“涉及信任的情景组成那些包含风险的情景的一 个子集。在这样的情景中，个人所冒的风险依赖于其他行动者的表现”（Coleman 1990： 91 ）。寄予信任意味着悬置、忽视风险，或把风险“用括弧括起来”， 好像风险不存在一样而行动。 冒风险可能给我们带来各种不愉快的后果。风险在信任行为（act of trusting） 中以四种不同的面目出现。第一级风险（the first degree risk ）是未来的 不利事件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信任行为：这是他人以恶劣的方式对待我们的风险， 或他们的行为仅仅使我们的期望落空的风险。例如，我送孩子去学校，其老师是 好是坏不依赖于我所做的选择那所具体学校的决定（基于我对它们的信任）。当 选的政治家可能是能干的也可能是不能干的，这不依赖于我在选举中投他一票的 决定（基于我对他的信任）。一个航班的机组和地勤人员可能是可靠的或不可靠 的，这与我乘飞机（作为对他们信任的行动）没有关系。一个内科医生可能是熟 练的或相反，这不依赖于我对她的服务的选择（基于我对她的信任）。他们所有 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对他们的信任11。这里的风险只是他们所做的将与 我们期望相反的可能性：教的不好，统治不力，飞行不安全，医治的很差。 第二级风险（the seconddegree risk ）与我们的信任行为相关。由于我 们对显然不值得信任的人寄予信任，除了他人的不适当的或有害的行为，我们另 外还会经历负面的心理体验。我们可能痛心地感到人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我们可能会因为相信了某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而感到悔恨。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 我们可能会感到屈辱。我们的辨别力和评估力将受到怀疑。我们可能感到自己是 一个傻子、轻信的人或理想主义者。每当我们对任何人报有很高的期望时，我们 就可能遭遇这种痛苦；对他们的期望越高，承诺越强，越可能如此。察觉具有超 凡魅力的领导挪用公共资金，发现我们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剽窃者，或发现我们 的音乐偶像是一个药物成瘾者，是这种情景的极端的例子。这确实是一个悖论： 信任自身，即“好像”风险很小或不存在一样采取行动，实际上增加了另一种风 险——“信任的风险（risk of trusting）”。信任通过把风险同另一种风险交 换来应对这种风险。 第三级风险（the third degree risk ）只发生在当受托者知道并承认我 们信任的信用（credit），并因此在一些实现它的道德约束之下时才发生。这常 常发生在亲近、亲密的关系中，如朋友、爱人、家庭关系；在此，一定数量的信 任——这种信任是被他人认识到的——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是这些关系确定的组 成部分。当明确而公认的“信任的信用”延伸到他人时，它也出现在其他类型的 关系中。他们因此处在一些自我假定的去实现授予他们的信任而不要使指向他们 的期望落空的约束之下。察觉所爱的人是不忠实的戏剧性事件、发现朋友是不忠 诚的悲哀、当知道紧密的商业伙伴在背后欺骗我们时的厌恶感，都是这种类型的 信任招致的风险。除了由受托者不适当的行为所带来的切实的伤害之外，这是额 外的伤害。 第四级风险（the fourthdegree risk ）伴随着托付一些有价值的事物给 某人自主照看的具体事件而出现。在这里违背信任的风险是更切实的，而不局限 于心理的不快。谈到被托付的事物，“信任包括给他人影响自己利益的行动自由。 这种移交总是遭受其他人滥用行动自由权力的风险”（Hardin 1993 ： 507）。 对某些有价值的事物失去控制将自动地增加了我们相对于他人的弱点，我们必须 考虑到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谋取自己的利益，或忽视由我们信任行为所赋予 的义务。 为说明这四种类型的风险有时可能在一个信任行为中同时出现，让我说一个 真实的故事。我在美国一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一个学生没有通过写作测验。 她哭丧着来到我的办公室，她说这是她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考试，她将因此失去一 份已获承诺的工作并且无力负担更长的学习，因为她必须在她破碎的家庭中资助 两个小弟弟。她把这描绘成一个生活的大灾难。她把命运交到我手上，并提出只 要我给她至少及格的分数，她会写一篇比考试更难的扩充文章寄到我在波兰的家 中（在学期结束后我将离开美国）。我接受了这个约定并强调我破例给予她信任。 我为她提议写的文章选了一个题目并借给她相关的宝贵书籍，她答应把我的书与 文章一起寄还给我。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她从没有与我联系，而 且既没有寄给我文章，也没寄回我的书。在这个故事中我冒了四种类型的风险， 不幸的是所有的结果都令人失望。我期望一个学生尽管考试失败也有能力写出一 篇过关的文章。存在第一级的风险——她可能会不写，或写得很差，所以我不应 该期望一篇好文章交到我手中。这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风险，因为没有她的文章我 也会那么做。但是，也有第二级的风险——由于不能准确地评价学生的能力而损 害我作为教师的职业能力。它可能导致耻辱感，而且如果我的系里的同事发现了 我的轻信，也有可能降低我的学术声望。这里也涉及另一种期望：我相信她会因 此而感激，并写文章寄给我，以回报我对她寄予信任所蕴含着的信用。为了使她 知道那种信用并引出相应的义务，我在我们的会话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很明显 这没有起到作用。在这里涉及到第三级风险。认识到自己信任了一个玩世不恭的 不道德的人——她滥用了我的信任，让我成了一个傻子——其结果是很令人痛心 的。我体验到道德的厌恶以及把我当成小孩来耍的羞愧。如果我的同事知道了那 件事，我可能会遭到外部的嘲笑与轻视12。最后，我期望她会很好地保护 我的书并尽快地还给我。这种特别的信任也被辜负了。我很难过我失去了我借给 她的书，因为它很宝贵并难以替代。我感到上当受骗了。总之，我为我的信任行 为付出了各种相当可观的代价。 /* 19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谨慎的和轻率的风险（1 ） 根据定义，一个人从来不可能确定以信任下赌注将会带来的结果。风险总是 存在的。根据两种情况——风险的程度，即赢和输的机会，以及赌注，即可能赢 或输的价值的大小，我们可以说一些赌博是谨慎（prudent ）的，另一些赌博是 轻率（imprudent ）的。让我们从这种视角看一看刚才区分的四种类型的风险。 看一下第一级风险，即面对完全独立于我们自己且与我们的利益相关的行动 将与我们的期望相反或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可能性，只有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低的时 候，看起来才是谨慎的；而当这种可能性高的时候，就是轻率的。避免高风险并 只在赢的可能性高的时候才做出承诺看起来是谨慎的。而如果赢面低的时候下赌 注，或赢面高的时候错过时机就是轻率的。只有在我们不考虑赌注的大小——可 能获得的目标的价值，以及丧失这个目标的价值或由于没有行动而招致的费用— —的时候，这才是正确的。当然，如果信任的风险高而获益低，不做承诺，延缓 或收回信任是谨慎的。拒绝在杂货店以低价购物而去一个值得信赖的商店，即使 支付稍微高一点的价格，这样的人是谨慎的。相似的，如果风险低而收益高，冒 险并给予信任是明智的。与其它较慢的交通方式相比，每一个登上飞机的乘客冒 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风险，赢得的是很多时间和舒适的旅行。因此，相信装备 和驾驶飞机的匿名的机械师和飞行员是明智的。 但有很多相矛盾的情形。如果出现坏结果的机会高，对信任的担心可能因一 旦信任兑现可能获得的目标的高价值或如果不信任所招致的高代价而缓和。看一 看一个被诊断为癌症的病人的案例：即使实验性的外科手术成功的机会估计只有 10% ，也决定去做。他承担风险去信任外科医生，因为成功的奖赏——拯救生命 ——非常高；而收回信任，不做外科手术的决定的代价同样是致命的——不可避 免的死亡13。因此，即使风险很高，如果成功的奖赏更高——将达到的目 标是非常值得的或更甚于此，是绝对生死攸关的——下赌注于信任，做出承诺是 明智的。 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的：即使风险低，如果对信任的背叛非常罕见，几乎不 可能，但仍有可能，背叛仍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和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失 去的赌注非常高，收回信任并做各种防范是明智的。看一看机场控制的例子。每 一个乘客经过磁性检查门并被搜查时的不愉快感起因于预设的不信任：把每个人 都看作潜在的走私军火的恐怖分子。在门前排队的乘客队列中真有恐怖分子的可 能性是非常低的，但仍然拒绝给予他们中的任何人以信任。让恐怖分子登上飞机 可能导致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乘客和行李安全检查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和 不方便具有充足的理由。或者可以看另一个例子：在计算机上写这本书，我现在 不断地备份文本。它既费钱又费时，但如果罕见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断电或计算 机崩溃发生了，赌本就太高了。 在所有这样的考虑中，中介的、起调节作用的因素是对风险的主观估计，以 及个人的冒险或规避风险的倾向性。“对风险的认识和估计是非常主观的事情， ……它把人们区分开并引发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寻找风险（riskseeking ） 或规避风险（riskavoiding），相信或不相信”（Luhmann 1988： 100）。为 风险自身的目的赋予其价值也是人类独有的特质14。有些人以探寻和享受 风险为目的15。这能充分减少患得患失。对一级方程式赛车手来说，冒险 的喜悦甚至可能超过获胜的金钱奖励所能带来的喜悦，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他 们会使竞赛成为主观上明智的行动。对于大的投资者来说，在股票交易中博弈的 冒险性本身可能比高度不确定的和未知的收益更刺激。 让我们看一看如果包含在我们信任中的预期没有实现将会带来心理不愉快的 第二级风险。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主观的领域，它可能随着每一个个体而不 同。有人对他们估计或预测的失败高度敏感，由于信任缺失导致的失败结果，他 们很容易责备自己，失去自尊。在他们的每一个信任行动中，第二级风险相对来 说比较高。对他们来说，如果所有其它的考虑都是一样的，避免盲目信任（trust giving）是更明智的。有人具有很强的自我防御性，能借口各种各样的合理化 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失败，把过失推到他人或环境身上。如果他们从汽车经销商那 里购买了众所周知的次品车，他们会谴责不完善的信息、商业广告的误导、从同 事那里得来的不好的有背于他们信任的建议，但从不会谴责他自己的轻信。在这 里第二级风险是较低的，因此，对有这种心理气质的人来说，如果所有其它的考 虑都是一样的，在不那么谨小慎微的信任行为中，做这些“信任的跳跃（leaps of faith）”是明智的。 第三级风险的情形，与完全由于受托人而给予信任的那个行动相联系，与受 托人的外显的或内隐的接受相联系，在审慎的计算中的新因素是给予信任的信用 的纯粹满足。就像准备一个礼物，它让人感到自己是宽宏大量的、慷慨的和慈善 的，并通过接受者的感激反应提高了一个人的自尊。在我的不值得信任的美国学 生的例子中，我面对很高的赔率（odds）而给予信任，正是因为这种源自信任而 不论行动结果如何的主观满意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她对信任的最终背叛所 带来得损失。 /* 20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谨慎的和轻率的风险（2 ） 第四级风险涉及把某些有价值的事物托付给其他人。这就产生了现在控制我 所看重的东西的人滥用与私用——甚至敲诈的可能性。谨慎的信任要求对这个弱 点给予某些限制，保留一些备用的选择。完全寄希望于另一个人的仁慈似乎是不 谨慎的。尤其不谨慎的是我们情愿托付最高的可能价值，即我们自己，放弃控制 我们的资源，交托我们所有的财富，分享我们最深层的秘密，向他人完全敞开我 们自己，放弃所有的备用资源。“如果委托者托付给受托者的东西中包含任意支 配的权力，那么委托者就要冒这种权力被滥用以及这种滥用被成功掩盖的风险” （Baier 1986： 239）。因此，如果对信任的背叛所招致的可能的损失太高，建 立防范措施，限制托付物的价值，保留给自己一些储备，建构备用选择，建立保 险就是谨慎之举。 但是这种原则不是没有例外。如果托付带来得利益非常高，那么即使很高程 度的风险、弱点、暴露，也可能是明智的。当那个无条件的托付行动本身可能成 为一种手段以激发报答的义务、感激的感觉，增加关系的亲密度并因此对托付的 事物实施我们预期的爱护，或增加针对我们自己的善行（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独 立性）时，它就更是明智的。相互的爱、有益的友谊、亲密的家庭关系是这种情 况的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要争取那些东西，而在是否给予无条件信任、建构防 御性的保险上拒绝敞开、犹豫不决将是不明智的。例如：通过破坏相互信任并导 致离婚，婚前的财产契约可能已经损害了很多婚姻。即使在这样的结局中它使参 与者减少了很多麻烦，这种逃避条款的代价似乎也太高了17。把我们自己 无条件地托付给他人照看可能是明智的另一种情景，是从专业人士——医生、律 师等——那里寻求帮助。在这里，它可能作为唤起较高的值得信任性的一个很好 的策略。“当事人很听话地把命运交到专业人士手中可能明显地提高有利结果的 机会的反应，……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负完全责任的感觉能把专业人士调动起 来，并激发他们顽强的决心，想方设法避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Merton， Merton， and Barber 1983 ： 22 ）。相似的论证是由吉登斯提出来的。他断言：在后传 统社会，当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 ）不能想当然地获得，而赢得信任是经 常的需要时，应用“主动的信任（active trust）”策略——向他人“开放”， 表露情感——即使是冒险的，为了产生出值得信任的义务——无条件的信任可能 也是明智的（Giddens ， in Beck et al. 1994： 187）。 为了分析，区分四种类型的风险是必须的，但我们必须再一次声明，在真实 的生活情景中，它们经常以各种排列同时发生，因此把信任的行动评价为完全谨 慎的或完全轻率的是十分难以解释的，而且经常是矛盾的。再看看背叛了我的信 任，既没有寄回应诺的论文，也没有寄回借给她的书的学生的例子。给予她信任 的信用，我的行动是谨慎的吗？当然，依据事后才知道的事实分析，它似乎是非 常轻率的。但是，我们必须着眼于我发现自己在被辜负之前的情景。考虑到她的 以前的学术表现（低的分数和考试不及格），她可能没有能力写那篇论文的第一 级风险相对来说是高的。但是，赌注是相当低的：我并不真正在意阅读她的论文， 所以没有达到我期望的可能性的代价是可以忽略不记的。因此，从这种视角来看， 相信她仍然是谨慎的。 令人感到耻辱的是第二级风险——我过高地估计了她的能力——这对一个有 经验的教师来说是不适当的。但通过指明因为只在夏季学校中教书（既然它是事 实），我对她了解很少，没有评估她以前的学术记录，而且可能被同事误导了— —他称赞她以前为他做的工作，这种不适当性就容易减轻了。因此，从这个视角 来看，心理的代价也是低的，所以我的决定是谨慎的。 真正的心理伤痛只来自于第三级风险的结果。由于与一个显然不诚实的人接 触，我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并有厌恶的感觉。当然每个人对说谎者、叛逆者和 骗子的容忍水平是不同的。而我的容忍水平正好是很低的，所以我感到非常苦恼。 鉴于对自己的了解，我应该估计到被背叛的第三级风险是很高的，因而应该在给 予信任的信用时更迟疑一些。从这种角度看，我的表现是不谨慎的。最不谨慎的 行为是忽视了第四级风险，把一本有价值的书交给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人。在此， 失去这本书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而且由于它涉及到我必需的非常珍贵的那一 本，这种丢失的结果应该被看得更严重一些18。 现在，只要综合考虑风险的这四个维度，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总而言之似乎 是，我的行动不谨慎，我的信任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我因此为我的错误付出了相 当的代价。至少，这是我主观的自我评价，我严肃的决定不再做那样的高姿态证 实了这一点。这也给另一种反应以机会，即那种规律、准则和规则有时可能体现 了关于人的一般的值得信赖性的集体智慧。如果我小心翼翼地遵守大学的规定， 那种情况将不可能发生。准则禁止那种任意的信任，代之以各种客观的考试、测 验和检查。即使假设例外存在，把所有学生都当作不完全值得信任，以此采取行 动仍然是更谨慎的。 /* 21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风险社会（1 ） 各种风险，包括信任风险，的确是人类社会普遍和永恒的特征。但在我们这 个时代，风险的普遍性和等级似乎都增加了。“人们不可避免地生活于危险（danger） 之中，这种危险既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也不是大型组织——包括国家——所能 控制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剧烈的，危及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并潜在地危及整个人 类的生存”（Giddens 1990a ： 131）。更具体地说，吉登斯所谓的高度现代性 的“风险的能见度”不同于以前的经验，既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既有实际 存在的比以前更强的风险，也有比以前更深的对风险的认识。 从客观方面看，第一次出现了世界性的风险：新的不论阶级、民族和权力地 位、危害每一个人的全球性大灾难的可能性（例如，核战争、生态破坏）。其次， 存在着风险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risk ）的倾向：风险环境的扩展覆盖了 人类人口的大部分，波及大量的人群（例如，金融市场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巨变、 军事冲突、石油价格升高、公司的接管等起反应）。再次，存在风险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isk）倾向：组织的出现把风险作为它们运作的原 则（例如，投资市场或股票交易、赌博、体育、保险）。最后，存在风险的反身 性（reflexiveness of risk ）倾向：人的行动的出乎意料的副作用和反作用导 致了风险的出现和加剧（例如，工业化产生的生态危机；不当社会化和家庭破裂 导致的犯罪和不良行为；典型的现代性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的新的所谓的 “文明病”（“civilizational” diseases ）。塞利格曼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产 生的、并且在最近的现代性中获得了其极端形式的另一种客观存在的典型风险增 强的条件：“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型和角色分化的发展，当社会发展出以系统的方 式依据角色期待的内化界限时，风险就变成了角色期待所固有的属性”（Seligman 1997： 170）。 从主观方面看，存在着更多的使人们更敏锐地体验风险的因素。首先，由于 神秘的和宗教的防御的消失和理性化，对威胁和危险的感受更敏感。其次，由于 教育水平提高，对威胁的常识性认识提高。最后，对操作“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Giggens 1990 a： 131）过程中的专门技术的局限和不断重复的错 误的认识增加了：这种复杂的、大型的、非人格的技术装置的运作原理对一般人 来说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人们每天的生活都依赖它的可靠性（运输、通信、 金融市场、核电站、军事力量、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大众传媒提供了很好的例 子）。人们必须学习使用它们，并依靠它们。“现在，在我们生于其中的发达的 文明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命中注定的风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都不能避免 它”（Beck 1992 ： 41 ）。 主张高度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理论家们看到了这个主题，引进了“风险社 会”的概念。最初由乌尔里希。贝克所创立的“这个概念指出了现代社会发展到 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不断地趋向 避开制度的监控和保护”（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5）。事实上， 我们目睹了“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回归”（p.10）。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新 形式的不确定性——“人为的不确定性”或“科技产生的风险”——作为我们 “统治未来”的野心的没有意想到的结果（Giddens 1991： 114；Beck 1992 ： 18）。建构未来的尝试产生了没有预见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和非意 图的后果开始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种决定性力量”（Beck 1992 ： 22 ）。 风险变得如此重要，并且在社会意识的水平上得到很强的反映，这是因为现 代性的中心特质。“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突然变的开放，只能根据‘拟定剧情思 考法（scenario thinking ）和可能的未来结果的’当……之时，假如……（as if）‘句法结构——来组织”（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184）。 “工业社会正滑进充满没有保过险的威胁的真空地带。不确定性存在并急速扩散 到每一个角落”（Beck 94 ： 12 ）。“’风险‘观念（notion）是现代文化的 核心”（Beck 1994 ： vii）。 不仅如此，风险是与信任——作为驯服风险并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的不 断增加的重要性相关的。这种联系已由卢曼所觉察：“一个人应期望信任成为需 求不断增加的、承受未来技术产生的复杂性的方法”（Luhmann 1979： 16 ）。 吉登斯也强调了这一点：“随着抽象系统的发展，信任非人格化的原则以及不知 名的他人，对于社会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Giddens 1991： 120）。 /* 22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风险社会（2 ） 1 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无条件的预测，或者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所称的某些事将一定发生的“预言”（Popper 1964）。在建立于有充分根据的、 经过验证的规律基础之上的有条件的预测情形中，我们当然可以确信：如果确定 的初始条件“a ”发生了，那么事件“b ”将会发生。但是关于初始条件“a ” 是否将会发生仍然是不确定的。 2 它就像试图去预测被风刮起的树叶是否将会落下来，或预测蝴蝶将会落在 那一朵花上，来自于自然科学的著名例子表明事件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交互的因果 力量的复杂性。 3 这是对卡尔。R.波普尔（Karl R.Popper ）所做的著名论辩的一个解释。 他断言对未来的社会事件的“预言”是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因 为说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知识显然是矛盾的（Popper 1964）。 4 这就是一幅描绘了一个人和一只被皮带拴着的狗的漫画的幽默效果的原因。 这只狗咆哮着并且猛烈地拽着皮带。这个人说：“不要那样，否则我将不再信任 你”。 5 波兰牧师马克西米里恩。科尔比（Maksymilian Kolbe ）为换取同在奥斯 维辛（Auschwitz ）监狱的犯人的生命而自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很好地证 明了这种终极的人生自由。 6 类似的强调被动预期的信心观念可以在卢曼（Luhmann 1988： 97 ）的著 作中被发现。 7 对信心（confidence）——被看成是与信任有根本区别——的一个不同的 说明是由塞利格曼（1997）给出的。在他的说明中，不是被动的预期而是行动 （或放弃行动）所根据的期望的坚固性使信心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当角色的结构 被准确而不含糊地表达出来，角色的要求有约束力，因而一个人可以得到保证 （也通过惩罚的可能性）参与者将依据规则进行扮演时，信心就可以被发现。另 一方面，只有“存在角色的可磋商性（role negotiability）——我们可称它为 角色的‘开放的空间（open apaces ）’——或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 当“人类互动的整个舞台不再为行为的外部归因模式所包围时，信任（trust ） 才开始出现（例如，通过角色期待）”（Seligman 1997 ： 24 ， 54 ）。为反 对这种看法，我将论证人们所认为的在信心与信任之间的不同只是程度的不同而 不是类别的不同。对于角色义务在现实中如何被表现，从来没有完全的确定性或 必然性，即使严格的角色体系使遵守看起来是可能的。角色理论（role theory ） 总是强调角色要求（role demands）与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之间的差 异。与此相似，甚至在“系统的空隙（interstices of system ）中，或在系统 的边界上，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系统界定的角色期待不再是可行的”（Seligman 1997： 25 ），也不一定就是受完全不确定性的支配，因为一个行动者可能有很 多同伴行为可能的暗示。因此对我来说，在这两种情形中所表现的都是信任，它 们的不同只是在于基础或证明其合理的理由的强度不同。所以我将坚持保留信心 的术语作为对他人可能的有益行为的被动预期。 8 在下了这样的定义之后，我发现赌博的隐喻已经出现在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的论述中，尽管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它。“潜在的信任者所要 面对的环境正好与理性的行动者在专心于决定是否打一个赌时的担忧是一样的 （Coleman 1990： 99 ）。 9 打折销售的东西常常是不能退换的。商店通过较低的价格以换取消费者更 强的承诺。 10正是为了酬答那种强烈的承诺，这样的机构才常常以更高的利息来回报客 户。 11在一个开业医生的情形中，我作为患者来到他的诊所的事实本身可能就隐 含地表明我对他的信任，并唤起他的一种责任感。但是这只有在存在广泛的并且 可以获得的选择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在垄断的条件下，这种假定就不起作用。在 共产主义波兰的国立健康服务机构中，匿名的开业医生——在他们的村子里，他 们是惟一可以获得的内科医生——不会觉察到他们的患者给予他们的特别信任。 他们知道患者因为需要而不是通过基于信任的选择而去那儿。也许这是他们为什 么不必要给予认真治疗的原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私立的竞争性医疗服务机构常 常服务更好的部分原因。 12它可能被减轻，只要他们——至少在系里的男同事中——知道那个姑娘长 得特别漂亮。 13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在大约20年前这种情况在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 身上发生了。他冒了这样的风险而仍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 14有一些假设说这种倾向有与肾上腺素过多的内趋力相联系的生理基础。社 会学的解释可能涉及在冒险与勇气之间的联系，以及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美德 的勇气所带来的声望的提高。 15体育运动，尤其是危险的体育运动，是满足这种渴求的典型领域。另一个 领域是赌博。 16查利斯。H.库利（Charles H.Cooley）的“镜中自我机制”（looking glass self mechanism）似乎是在这里起作用（Cooley 1909 ）。 17就像我们在后面将要论证的，它也可能触发提高离婚可能性的自我实现的 动力学（selffulfilling dynamic）。 18我应该已经了解对于归还所借书籍的不可思议的一般态度。非常诚实的人 有时表现的好像书籍是共有的财产一样忘了归还它们。这也许与书一旦被出版， 其中所包含的观念就变成了共同的东西的信念有某种关系。 /* 23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客体（1 ） 我们做出信任的选择时，它们就指向不同的客体（object）——信任的对象 （target of trust ）。那些客体是什么？我们的定义最终表明，我们把信任指 向“他人的可能发生的行动”1.但是那些“他人”以各种姿态出现，而他们的 行动则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复杂性。 （一）主要客体 信任有几个主要客体。最基本的是他人（行动者）——我们参与直接联系的 有完全资格的个体。一些作者认为“人际信任”是信任的典型类型，通常在“社 会信任”的标签下的其它类型的信任都只是派生的（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人际信任才涉及面对面的承诺，与对其它社会客体的“不见 面的承诺”相反（Giddens 1990a ： 88 ）。一般说来，参与者的这种空间上的 共同在场体现了某些人际信任的独特品质，这使人际信任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信任。 但以我的观点来看，不论多么复杂，在所有社会客体的后面也都存在一些人，而 且他们是我们最终赋予信任的人（有时我们认识他们，但我们也可以想像他们， 有关于他们的一些信息，获得关于他们的第二手的资料等）。例如，当我相信汉 莎航空公司并决定乘他们的飞机到东京，这预示着我信任它们的飞行员、乘务员、 地勤人员、机械师、控制人员、管理者等。我可以从各种信息来源（包括它们的 建议性广告、对德国人精确高效的印象、朋友的提及等）获取对他们的一些印象， 而不需要亲眼见到他们每一个人。 所以，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差别并不是那么显著和根本。事实上存在渐进 的、扩展的信任的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 of trust）（或“信任的半径 （radius of trust ）”——用福山的话来说），从最具体的人际信任到对社会 客体的更抽象的信任。最狭小的信任半径覆盖我们的家庭成员，充满着最强的亲 密感和亲近感。其次是对我们自身认识的人的信任，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与他 们以面对面的方式交往（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商业伙伴等）。这里信任仍 然涉及相当程度的亲密和亲近。现代技术，特别是电视，产生了这种信任的一个 有趣的种类：虚拟（virtual ）个人的信任。偶像、名人、大众化英雄、著名政 治家，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以个人的方式亲密地认识的。在街上遇到他们我们有几 乎忍不住向他们打招呼或微笑的冲动，好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或很好的相识。更 大的圆圈包括我们社区的其他成员，我们以很间接的方式——比如目光——知道 他们，或只以某种独特的典型直接地知道他们（我们村里的居民、工厂的雇员、 大学的教授、政党成员）。最大的圆圈包括人的大的类别，我们相信我们和他们 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他们总是“不在场的他者”（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9 ），不直接遇到，只在我们的想像中建构为一个真实的集体（我们的同胞 ；我们同民族群体的、同宗教的、同种族的、同性别的、同龄的、同辈的、同行 的成员等）。这里对具体的人的信任不为人觉察地渐变为对更抽象的社会客体的 信任。我认同伯纳德。巴伯的观点：“我们设想这些不同种类的信任，它们不仅 存在于个体的行动者之间，而且存在于个体与系统之间，说实在的，甚至存在于 系统与系统之间或存在于各种系统之中，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有用的（Barber 1983 ： 18 ）。 因此，在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的边界线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类别（可以 理解为具有某种共同特质的许多人）。例如，信任和不信任可以不同性别的人为 对象（我信任男人而不信任女人），或以不同年龄的人为对象（我信任老年人而 不信任年轻人），或以不同种族的人为对象（我信任白人而不信任黑人），或以 不同宗教的人为对象（我信任天主教徒而不信任穆斯林），或以不同富有程度的 人为对象（我信任穷人而不信任富人）等等。不用说，这种形式的信任充满着刻 板印象（stereotype）和偏见。 其次，信任的更抽象和更“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角色（social role ） （可以理解为特定地位的典型行为方式）。与具体的角色扮演者无关，某些角色 本身凭最初的印象就能唤起人的信任。母亲、朋友、大夫、大学教授、牧师、法 官、公证人——正是令人信任的个人角色或博得“公共信任”的公职的一些例子。 还有其他角色以及相关的地位暗示着最初的不信任。杂货店主、二手车经销商、 税务员、见钱眼开者、妓女、特工、间谍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把某些角色定义为值得信任的或不值得信任，在不同的社会或在不同的历史 时刻当然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存在着广泛的腐败，那么公共机关、警察官员、政 治家可能落进预设的不被信任的一类。如果存在广泛的欺骗顾客的习惯，那么所 有的商人、出租车司机或建筑工人将被作为最初的不可信任者对待。如果媒体是 有偏向的、被严格审查的，涉及教化和宣传的，那么所有的新闻记者、电视节目 主持人、广播新闻播音员可能都是不可信任的2.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波兰的 研究表明，内科医生、律师、成功的商人、大学教授、职业军人在信任层级的最 高层，而政治家居于最低层。与共产主义时期的显著不同在于资产状况与信任的 重新联结。资本主义体系典型的金钱标准把私营企业主从不被信任的底层位置提 升到信任层级的高层；而同时把大学教授（在资产上明显地不那么成功）从信任 的最高层推向比原来低得多的中间水平的层次。 /* 24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客体（2 ） 信任的另一个抽象对象是社会群体（social group）（可以理解为通过特殊 的社会联系连在一起的很多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从球迷的眼光来看的一支 足球队（我信任皇家马德里队，不信任基辅发动机队）；从公民的眼光来看的一 个内阁（我信任托尼。布莱尔政府，不信任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从一个教 授的眼光来看的一班学生（我更信任我的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班学生， 而不是我的克拉科夫的那班学生）；从一个工头的眼光来看的一个工作队（在我 的轿车装配厂，我更信任喷漆小组，而不是电器小组）；从一个将军的眼光来看 的一排战士（我更信任在我指挥下的炮兵排，而不是坦克排）等。 一个更抽象的情形是信任指向的机构或组织（organization）（可以理解为 行动和互动在其中发生的结构安排）。学校、大学、军队、教堂、法院、警察局、 银行、股票交易所、政府、议会、工业企业等是这种类型的信任的典型对象。人 们给予各种机构的信任程度在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而且它也随着时间而改变。 例如在波兰，由于长期受外国的统治和压迫，军队和天主教堂作为民族斗争和持 续认同的体现和积淀，一直处在令人信任的机构的顶端。但是正如我的研究所显 示的那样，在1989年巨变之后，我们能够观察到新的民主制度的进步——宪法法 院、廉政官员——在信任层级中升到高的位置，同时天主教堂则相对衰落，它的 促成统一的角色不再那么重要。 对机构的信任的一个有趣的变化可以称为程序信任。它是给予制度化的惯例 或程序的信任，这基于如下信念：如果程序被遵守，它们将产生最好的结果。一 个很好的例子是对科学作为达到真理的最好的方法的信任。从科学的领域可挑选 出更具体的例证，比如信任同辈的评论是确保出版物高品质的最好途径（Barber 1990），或者信任考试是评估学生的最客观的方法。从政治领域可以找到其他的 例子：信任民主的程序（选举、代表制、多数人选举等）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 益和在冲突的利益中达到最合理的妥协的最好途径。或者信任适当的法律程序是 达到公正公平的判决的最好方法。在经济领域人们会注意到，相信市场竞争是维 持最好的、最便宜的产品和服务的方法。或者信任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消 除贸易壁垒能导致同样有益的结果。当然，不信任也可以指向这样的程序。垄断 不被信任是因为它被认为会引起价格升高而伤害消费者。把国家的特许经营权赠 于工业企业不被信任是因为它容易产生腐败。口试在大学中不被信任是由于它比 笔试或写论文更容易引起紧张和更少客观性。 赋予信任的另一类重要对象是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用吉登 斯的术语来说就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或“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 ）”）。正如吉登斯所定义的那样，它们是“组织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大范围的物质 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技术成就或职业化的专门技术系统”（Giddens 1990a ： 27 ）。 我们的生活被它们所环绕：通信系统、水和电力系统、交通系统、空中交通控制 系统、军队指挥网络、计算机网络、金融市场系统等。它们的运作原理和机制对 一般的使用者来说是神秘的、难以理解的。我们常常想当然地使用它们，甚至不 会注意它们的广泛存在。我们已经学会依赖它们，这种依赖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它们的故障看起来就是大灾难3.“信任多种多样的抽象系统是今天日常生活的 必要的组成部分”（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9 ）。 更切实的信任目标是我们购买和使用的各种产品和器具。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例行地使用这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信任可能以一般的方式谈及某种类型的 商品（“玉米片是健康的”），或在某一国家制造的商品（“日本的汽车是很可 靠的”），或更具体的某个公司的产品（“我只买IBM 的产品”），甚至某一个 别的作者的作品（“如果这是李。卡利（Le Carre）写的，它一定是一部很刺激 的书”）4. 信任最抽象的对象是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 ）、社会秩序（social order）、 或政权制度（regime）的总体品质。当我们说生存安全——即“对他们的自我同 一性的连续性和环绕着行动的社会环境及物质环境的恒常不变性的信心”（Giddens 1990a ： 92 ）、社会秩序的切实可行性、社会的强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功能 性等——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有这种信任。例如，我们可能说：“美国是一个伟 大的社会”，“民主制是惟一平等的政治制度”，“在后共产主义社会，市场改 革是不可逆转的”。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表达了对一般系统的信任。 系统信任（systemic trust）概念似乎接近于合法性（legitimacy）的观念。 根据韦伯的区分，我们可以说魅力合法性（charismatic legitimacy）预设了个 人信任（或至少我们称之为虚拟的个人信任：与距离很远的人表面上有亲密的情 感联系），法定的合法性（legal legitimacy）预设了制度信任（或它的特殊变 形：程序信任）。但是在传统合法性（traditional legitimacy）的情形下，没 有必要预设任何形式的信任。传统合法性本身并不暗示任何种类的信任。所以如 此是因为传统——只要它居于主导地位，它就能代替信任。它用古代和永恒惯例 的认可代替信任。传统以这种方式减少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它们是信任凸 显的前提条件。当传统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时，就像在“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 ）”中，信任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整个制度机构一旦脱离传统，就依 赖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信任机制”（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90 ）。 据我看来，上面回顾的各种信任——个人的、类别的、地位的、群体的、制 度的、商业的、系统的——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在运作。最重要的是在所有信任 的背后隐隐存在原始形式的信任——对人及其行动的信任。尽管是表面迹象，上 面所有信任的对象都可还原为人的行动。我们最终信任人的行动和它们衍生的结 果或产品。因此，在系统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既期望我们的国民的有益的行动， 也期望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有益的行动。在制度信任——可以 说对政府的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建构其宪法框架的人，相信实际执行政 府职能的人，相信监控和指导它们的表现的人（宪法法院的成员、法庭成员、议 会委员会成员、自由媒体成员、廉政官员、以及最终的选举委员会成员等）。在 商业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设计者、领导者、生产者还有那些监督生产的人 （通过质量控制、标准化、工业规范的方法）。在技术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 设计专家系统的人，相信操作它们的人，相信监督操作的人（例如，飞行员、空 中交通控制员和机械师）。在地位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有的或至少绝大多 数的扮演某一角色的人做出某些有益的行动。在类别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 有的或绝大多数的某个类别的人的代表做出某些行动。最后，在个人信任的情形 中，我们期待个别的参与者做出某些行动。 /* 25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次要客体（1 ）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信任的主要客体，即我们信任的赌注直接指向的 客体。但也存在我们叫做信任次要客体（secondary object）之类的客体，它们 只是在给予并证明对主要客体的信任的过程中衍生而成的信任客体。在决定我们 信任的赌注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依靠二手的线索。它们中的重要的一类是涉及我 们考虑给予基本信任的客体的可信性或值得信任性的专家证言、证据、可靠的信 息来源、权威等。 真诚地接受它们，依赖它们，我们必须相信它们。所以，那些关于其他客体 的值得信任性的信息来源本身也变成信任的客体。关于科学和历史，大多数我们 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都依靠相信各种权威，或依靠相信我们所见 所闻，而不是依靠个人的证明（Malcolm 1988： 286）。我们面对的问题经常是 选择正确的证据、消息来源或专家：“既然没有超级专家去求助，风险的计算必 须包括我们所咨询的专家或我们所依靠的权威的风险”（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7 ）。例如在科学领域，鉴定人、审查人、评论人的“同辈评论（peer review）”是决定值得信任性的标准程序。但这要求评论者自己是可信任的。 “很多论文的可信度明显地依靠这些科学文献的同辈评估者的值得信任性；他们 必须既有能力，又对科学的繁荣负责（Barber 1990 ： 143）。 为我们的基本信任提供基础的这种次级信任，可能在我们信任的产生过程中 以各种姿态、多种水平出现，有可能存在典型的“信任金字塔（pyramids of trust ）”。让我们看两个例子：我相信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Van Cliburn）会献上一 场伟大的演奏会（所以我买了票），因为我知道他毕业于纽约的茱莉亚德学院 （Juiliard School ），该学院以高度精挑细选著称；他也曾在莫斯科著名的柴 可夫斯基钢琴演奏大赛上获得过大奖；我也曾在纽约时报——我信任的报纸—— 上读过我信任的批评家给他很好的评价；他的录音带由我信任的公司——德意志 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 Gesellschaft）——录制；并且我的朋友告诉 我他很棒，不要说所有那些参加他的音乐会的不知名的人们，他们不可能全都犯 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我买了李。卡里尔（Le Carre）的新 出的间谍小说，因为在我最喜欢的杂志上我读过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我信任 出版商，并且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他的书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而且也是卖的 最好的一本，这说明其他读者也给予它信任，而他们不可能都犯错误。金字塔也 可能出现在对专家的选择上：我相信这个专家，因为他受雇于我信任的咨询公司， 在我信任的大学任教等。 信任的另一个间接暗示（cue ）是各种“责任机构（agencies of accountability） ” 的存在，它们考察并加强主要信任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它们通过对作为我们基本 信任对象的人、角色、机构或系统施加压力（促进、控制或认可）为值得信任的 产品提供保证。这种责任机构包括：法院、警察、管理员、标准化机构、认证中 心、考试机构、编辑委员会、各种奖金的评审委员会、消费者组织——用有责任 的间接暗示补充（或替代）主要信任客体的直接信任。但是要提高我对主要客体 的信任，多亏这种责任机构的存在，我必须首先相信它们将公正地、有效地进行 监控和强制。“强制机构失去效力，你将不相信人们会履行他们协议的条款，并 因此将不签署那种协议”（Dasgupta 1988 ： 50 ）。 这种机构中有一特殊的种类促使政府和整个政治体制成为有责任的。一些是 内部的：自治的媒体（“第四院（fourth state）”）、宪法法院、廉政官员、 议会监察委员会、反对党。一些是外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通过条约认可的国际法庭或机构的管辖权（海牙国际法庭、斯特拉斯堡法 庭、欧洲委员会）。为了给政治领域提供它们的信任，所有这些机构提供的责任 行为自身必须是可信的。 （三）信任客体的联合 以被赋予信任的多种多样的客体为基础的众多信任类型不是相互独立的。正 相反，在赋予一些客体的信任和赋予另一些客体的信任之间存在着某些系统联系。 让我们选择一些有趣的案例来给予简要的论述。首先看一看个人信任和地位信任 之间的联系。如果信任隶属于某个社会角色（地位），那么它延伸到每一个在职 者。但是给予在职者的个人信任对保护、增强或减少地位信任并不是无关的，甚 至有可能把对在职者的信任转换成对整个机构的信任。例如，当卡罗尔。沃依蒂 卡（Karol Wojtyla ）——克拉科夫的主教——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时，他获得了可以建立很高信任的地位（至少对巨大的天主教社 会来说是这样），并因此通过公职的上任提高了他的个人信任。但是由于他带给 这个公职的个人超凡魅力（charisma），在他任罗马教皇期间，他大大地增强了 人们对罗马教皇职位的信任，并使这个机构恢复活力。作为相反的例子，设想一 个被任命为当地教区牧师的人，他部分地继承了传统的职位信任，然而却由于不 道德行为以及侮辱教区居民损害了他的个人信任。结果给予这个职位自身——甚 至也许会大大地损害到对整个教堂的信任。 个人信任也可能提升原来很低的地位信任，并且甚至有可能扩散到整个机构。 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新的民主机构——宪法法院和廉政官员——获得了很高的 信任，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个著名且得到广泛信任的律师——安杰伊。佐尔（Andrzej Zoll）和埃瓦。莱托夫斯卡（Ewa Letowska）——的领导之下，他们杰出的工作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 26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次要客体（2 ） 在波兰后共产主义政府中的劳动部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当时它由赢得高度信 任的民主抵抗运动英雄——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所领导。相反的 机制也同样运作得很好：对政治家的不信任（例如，因为他们有污点的共产主义 过去或当前的对权力的滥用）可能扩展到他们任职的机构，然后扩展到整个政府， 甚至最后扩展到政治体制。与此相似，如果法官不被信任（因为他们腐败的或有 偏见），这种不信任很容易扩散到法庭，甚至扩散到整个司法系统。 但是也有不发生信任和不信任的这种扩展和传递的例子。人们可能在个人的、 地位的和机构的信任之间从他们心里做严格的区分。例如：不信任可能被限制在 政治家的个人品质上，没有破坏对民主的信任。人们相信“所有的政治家都是骗 子”，但他们仍然去投票。为什么这样？这是因为他们信任民主制度——通过选 举——仍是摆脱较大的骗子提拔较小的骗子的最好系统。并且在任职期间，由于 反对派的存在，它被看作阻止坏的或不胜任的统治者造成太多破坏的最好方式 （Benn and Peters 1977： 307）。反之，信任民主制度和它的机构不一定会转 化成对政治家的信任。更确切地说，虽然总是看到政治家的手腕，对民主制度的 信任是相当一致的，这将在第七章进行详尽的讨论。 现在转向制度信任，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信任的各种领域可以相互提供信任。 一些信任影响“借来的信任（borrowed trust）”。例如，十分常见的是对经济 生存能力的信任可以转化为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这也许能够解释我们在20世纪90 年代末在波兰观察到的对政府的不断增长的信任率，因为那时经济正处在蓬勃发 展阶段。也可能有另一种信任的迁移。在中世纪的君主政体或今天的伊斯兰国家 的例子中，对宗教的信任把它自身贡献给对政治统治者的信任。或以共产主义国 家为例，援用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他们过去的理论基础，他们试图把人们对他们自 己的信任建立在人们对科学的信任的基础之上。同样，基督教科学派借助于人们 对科学的信任，希望把它扩展到宗教领域。 最后，考虑系统信任（对政权制度、社会的生存能力、生存安全），我们可 以看到它和其他几种类型的信任的联系特别紧密。它可以被看作制度的、技术的 和商业的信任相结合的产物：即相信制度、技术系统和产品（product ）是可以 依赖的、可靠的和运转平稳的。以这种方式对制度、技术系统和产品的信任建立 起对系统的信任。信任和不信任可能指向特殊的对象；我们将说它是“对象化的 信任（targeted trust）”。但它也可能形成指向多种客体的更概括化的倾向； 对这种情况，我们将使用“扩散的信任（diffused trust）”这个术语。从一个 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信任或不信任扩散的发生是十分常见的，因为信任同不信任 一样都是传染性的。在很多情况下，信任似乎是从上到下传播，而不信任是自下 向上传播。 举例来说，如果存在对社会秩序的系统信任，那么我们也将非常可能信任具 体的经济、政治、司法以及教育制度的安排。这将进一步向下扩展到机构中的具 体地位和角色：法官、律师、部长、经理、教授。并且最后它将反应在对国会议 员X 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Z 先生等的个人信任。赋予信任对象的程度越高， 信任就越广泛，并包含所有较低程度的信任。在不信任的情况下，有时是相反的 机制在起作用。当不信任出现时，它有一种向上扩展的倾向，从较具体的水平到 较概括的水平。来看一个例子：我们在我信任的人的行为中发现了贪污腐败、玩 忽职守、或裙带关系的迹象。我们失去了对X 先生或Z 先生的个人信任。但这很 容易向上扩展，产生地位不信任。我们开始以模式化的方式认为：所有的律师都 是骗子，所有的政治家都腐败，所有的医生都不胜任。这可能反过来导致对指向 社会生活的这整个部分的制度不信任：没有公平正义，医疗机构伤害生命，政治 腐腐败，学校制造低能者。最后，指向想像的腐朽的社会秩序的系统不信任出现 了：“这个腐烂的系统必然崩溃”，“民主制不起作用”，等等。我们可以看到 信任是一种“易碎的日用品（fragile commodity ）”：如果这个“镶边工艺品 （mosaic）”的任何部分受到腐蚀，它将导致信任大面积的崩塌“（Dasgupta 1988 ： 50 ）。 对特定的行动者，同时也对特定的对象，总是存在着更明确的或更扩散的信 任和不信任之间的某种权衡。例如，可能存在偏爱人际信任而反对任何形式的社 会（公共）信任的倾向：一个人可能信任家庭和朋友，但不信任警察和政治家。 也可能在同水平的客体中有优先选择的倾向：一个人可能信任医生但不信任牧师 ；信任火车但不信任飞机；信任议会但不信任政府。甚至更具体的，可能存在对 相同类型的不同客体的不同的倾向性：一个人可能信任约翰，但不那么信任朱莉， 更不信任弗兰克，完全不信任玛丽；或他可能信任自由党，不那么信任社会民主 党，完全不信任激进的右派；或他可能信任汉莎航空公司，但不那么信任大陆航 空公司，而完全不信任非洲航空公司。对一个待定的行动者来说，信任和不信任 的权衡总是非常复杂的，有时还是自相矛盾的。 从信任客体的另一边，即受托人的视角来看，存在着受到信任和不信任的同 样复杂的权衡。有时分开考虑那种权衡可能是重要的。例如，对政治家来说，查 明信任的程度如何以及给予信任和收回信任在支持者或反对者的不同群体中是如 何分布的是重要的。关于政治幽灵支持者或拒绝者的知识对竞选运动、资金募集 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似，对生产商或经销商来说，发现对特定商品的信 任程度如何以及它在消费者中是如何分布的是重要的。市场研究经常提出这个问 题，因为对它的回答对促进一种产品的销售是十分重要的：指向特定的消费者群 体，打消信任者的疑虑，转变不信任者的观念。 /* 27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实质 我们已经看到信任的赌注（the bet of trust）可能指向各种客体。但必须 面对的下一个问题是：赌的内容是什么，涉及什么样的期望（expection ）？最 重要的是区别信任或委托的行动所造成的期望与先于信任或委托的行动的期望。 让我来解释一下。如果我借给朋友一笔钱，给予他信任，我的期望有几项。最小 的期望是他能把钱按时还给我清偿债务。最大的期望是他能增进对我的忠诚和信 任，例如，当我在未来需要钱的时候他会借钱给我。从这个例子可以概括出，由 信任的行动所暗示的互惠的期望可能有两种形式：对归还交付的东西的期望和对 相互忠诚与相互信任的期望。在上面的例子中，当我不仅期望朋友有偿还能力而 且期望他对我忠诚和信任时，两种期望可能在一起出现。但是设想我不是借钱给 朋友，而是给一个支付利息的客户，那么互惠的期望只能采取较弱的形式：客户 将归还债务和利息。最后设想我给（而不是借给）我妹妹钱。我不期望把钱收回 来，但我当然期望互惠：我指望她对我忠诚和信任，这可能采取很多形式——从 告诉我她的秘密到当我老的时候照顾我。 这些例子证明了第一种情况，即期望是由信任的行动所造成的。但是还有另 一种情形，即期望涉及的是独立于信任行动的信任客体的行为。例如，我登上汉 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我期望德国航空公司是安全、准时和舒适的。我把信任 赌博建立在这种期望的基础上，但是航线的可靠性不以任何方式受我的信任行动 的影响。不论我信任与否，它们都是可靠的。我将得到相同的服务，即使我怀着 不信任的情绪登上飞机，害怕得要死，并抱怨我的公司不让我乘坐我信任的英国 航班。或者看另一个例子，我咨询一个内科医生，因为我期望他不仅有能力，而 且有爱心。这些品质和我的信任行动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他是一个好医生，即使 我完全不信任他，向他问诊只是因为诊所中没有别的医生，我也会得到相同的治 疗。 很明显，两种类型的期望——互惠和良好的行为表现——可能在一个信任的 赌博中同时出现。例如，如果我在银行中存入一大笔钱，我期望银行是有效率的， 能正确地投资这笔钱，为我的存款提供方便的存取。我把我的信任的赌博建立在 对可靠的专业服务的期望上。但是我也期望互惠：在我想要的时候取回我的钱和 利息；我能得到银行的信任，当我需要时，作为互惠的对可靠、可信的存款人的 信任，能获得客户贷款最高限额。 （一）被期望的行为的种类 现在让我们聚焦于对独立于信任行动的善行的期望上。它们的所有种类都可 以沿着一种尺度排列：从最小的期望值到最大的期望值，从最弱最少风险的信任 赌博到最强最大风险的信任赌博。第一，我们可能只期望他人所做行动的工具性 品质：（a ）规律性（有序性、连贯性、一致性、连续性、坚持性），例如，我 期望公共汽车按时刻表运行；（b ）合理性（为行动提供依据和正当理由、可接 受的论据），例如，我期望学者证明他们的主张；（c ）效率（能力、连贯性、 纪律、恰当的表现、有效性）（Barber 1983 ： 14 ），例如，我期望经理提高 企业的利润。（a ）类期望是相当安全的，因为绝大多数行动者都将非常可能表 现得有规律，而不是随机的和混乱的。（b ）类期望风险较大，因为人们并不总 是有理性的，人们有时以情绪化、冲动、武断的方式行事，并拒绝给他们的行动 以理由。（c ）类期望是最有风险的，因为有相当比例的行动者是无效率、没有 能力以及粗心大意的。因此，期望有效率和有能力是相对较强的信任的赌博，比 如，一旦自己最喜欢的政治候选人就职了，很多投票人都觉得自己很沮丧。总之， 当信任建立在工具性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工具信任（instrumental trust）。 第二类期望甚至要求更高。我们可能期望他人的行动具有下列道德品质： （a ）我们期望他们在道德上是负责任的（例如做符合法规的、诚实的、可敬的 事，遵守某些道德原则，为人正直），例如，我期望政治家不要挪用国家资金； （b ）我们期望他们对我们是好心的、温和的，以仁慈的方式对待我们，例如， 当我坦白我的罪恶时，我期望牧师不要嘲笑我或使我丢脸；（c ）我们期望他们 是诚实的、可信的、坦白的，例如我期望我的女朋友告诉我昨天她与谁共进晚餐 5.（d ）我们期望他人是公平和公正的（采用普适的标准、相同的要求、公正 的程序、精英型的司法（meritocratic justice）），例如，我期望老板为我的 额外工作支付工资。总的来说，赌注于其他人的道德品质比相信他们的基本理性 更冒险。道德行动的范畴当然比理性行动的范畴要窄。但是在这类道德期望中也 存在赌注的等级。（a ）类期望风险最小：一些道德原则常常是能为人遵守的， 而完全不道德或不诚实的人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少数。（b ）类期望比较苛求，因 此是更冒险的，因为存在相当数量的野蛮的、暴虐的、苛刻的人。（c ）类期望 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撒谎和欺骗是人类十分普遍的恶习。而（d ）类期望似乎最 难实现，因为在每一个社会中有偏见的、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滥用权力的、剥 削他人的人似乎是相当多的。总之，当信任建立在道德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 为价值论信任（axiological trust ）。 我们也可能下最大的赌注，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伯纳德。巴伯所说的“信用 （fiduciary ）”行为，他把这种期望定义为“在某些情况下把他人的利益放在 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的责任”（Barber 1983 ： 9）。这个类别例示如下：（a ） 无私（disinterestedness ）（也就是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或甚至违背自己利益 的情况下行动），例如，我期望老师在课后留下来给我解释我没有理解的一些要 点；（b ）代理人行为（representative action ）（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对 他人福利表示关心，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例如，我期望工会为提高我的工资而 斗争。（c ）仁爱（benevolence ）和宽大（generosity）（关心、帮助、保护 受苦受难的他人，向他们表达同情和关爱），例如，我期望我的朋友在我被诬陷 的时候能维护我6.这是最强的、最冒险的赌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是 无私的，而他们更不可能承担代理人义务并从事无私的利他的帮助。这种有真正 同情心的行动者不仅比理性的行动者少，而且也比道德的行动者少。当信任建立 在信用的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信用信任（fiduciary trust ）。 在不信任的情形中，情况则相反。等级正好相反。因此，怀疑他人将不会展 示无私的、基于信任的仁慈是相当安全的赌注。所以，基于信用的不信任是风险 最小，相对较弱的赌注。毕竟，就像谚语所说的，我们不能期望太多的“人们是 公正的人”。怀疑他人是不道德的、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是不信任的一种更强的 形式。价值论的不信任是更冒险的，因此它需要更强的赌注。毕竟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骗子。工具性不信任处在最强的、更加冒险的赌注之下。它是一种接近于偏 执狂的期望，认为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非理性的或完全疯狂的。 /* 28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与期望相关的信任（1 ） 可能牵扯到的期望的极大多样性意味着信任的内容是极端易变的。说到信任， 我们总是必须明确说明：信任别人会做什么？绝对的信任是罕见的。“只有小孩、 恋人、面对上帝的亚伯拉罕、或有魅力的领导的狂热追随者才可能会不加限制地 说‘我信任你’”（Hardin 1993 ： 507）。最常见的是，信任是相对的。“信 任是一种三方联系：A 信任B 会做X 7.比如，我相信你会做某事，我可能不会 信任并期望你会做其他某些事情，而我可能仅仅是怀疑或不确信地期望你会做另 外的一些事情。说‘我信任你’看起来几乎总是省略式的（elliptical）”（Hardin 1993： 506）。 也存在另一种相对性。包含在信任中的期望可能是适合于或不适合于信任所 指向的客体的性质的。特殊的期望适合于特殊的客体，而不适合于其他的客体。 期望妈妈的关爱（但不需要商业竞争对手如此）似乎是显然的，或可以期望朋友 的帮助（但不要期望街上陌生人如此），或可以期望飞行员驾驶飞机的能力（但 不要期望医院病人如此），或可以期望教授的理性（但不要期望孩子如此）。同 样，期望法庭的公正（但不需要税收员如此）是自然的，可以期望工业公司是有 成本效益的（但不需要期望博物馆如此），可以期望慈善机构是慷慨的（但不需 要期望银行如此），可以期望足球队公平地比赛（但不需要期望街头团伙如此）。 我自己的研究为这种类型的相对性提供了充足的事实证据。当问到给予政府 信任所必须的期望是什么时，工具性的考虑是占多数的：47.9% 的人指向效率， 44.2% 的人指向能力。诚实和道德正直只受到38.5% 的人选择。涉及法律的领域， 价值的考虑成为中心，有79.9% 的人强调公正。当问及天主教堂和它的机构，应 答转向信用期望：64.3% 的人选择把给贫困者无私的帮助作为他们信任的标准。 在作为信任对象的社会角色中，政府官员被期望是有能力的（55.1% ），高效的 （48.1% ），和可靠的（44.7% ）。商业伙伴被期望是可靠的（69% ）、诚实的 （44.4% ）和说实话的（25.3% ）。较高的价值的和信用的期望被指向邻居 ：76.7% 的人期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并且74.4% 的人期望他们是诚实的。 所以，特殊种类的期望似乎是与特殊的职位（角色）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的。 似乎存在标准化的规则规定一个职位的任职者或一个机构的雇员应该如何行动。 隶属于具体的职位的这种规则的模式构成了社会角色。控制一个机构运作规则的 网络构成了它的“宪章”（charter ）。如果一种特殊的行动方式是由标准的规 则所规定的，我们期望一个人或机构以这种方式行动就是有理由的。我们期望妈 妈的关爱，因为关爱是妈妈的标准角色的组成部分。我们期望社会工作者给予帮 助，因为就像其他的“助人型职业”（Merton et Al. 1983）一样，这是社会工 作者的社会角色的组成部分。我们期望商业公司是有效率的，因为寻求利润依照 标准是这样的机构可以接受的目标。而我们期望足球队公平地比赛，因为公平比 赛是这种体育机构的标准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们经常使他们信任的期望与社会角色相一致，而不是与人相一致。因为人 经常有多种角色，对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期望产生，在一个地位他们可能是可 信的，在另一个地位则可能是不可信的。例如，对于总统角色，公民认为重要的 似乎是能力和效率，而不是没有缺点的诚实和正直。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使用工 具性信任，而不是价值论信任。几年之前，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波兰选民选举了 一个熟练的并且有才气的政治的行家，他有某种可疑的共产主义的过去和最近撒 谎的记录（Aleksander Kwasniewski），战胜了所有的测量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 的信任的民意调查的领先者——反抗运动的英雄，并且是一个绝对诚实、谦逊和 仁爱的人（Jacek Kuron ）8.选举之后立即问他们对新总统的印象，89% 的回 答者强调他的聪明，75% 的人强调他的能力，57% 的人强调他的达到目标的坚强 意志，只有33% 强调他的诚实（CBOS Bulletin ， No. 4/1996 ： 26 ）。相似 地，美国公众显然不关心他们的克林顿（Clinton ）总统的可疑的道德标准，只 要他证明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效率与成功。“我们不关心他在他的卧室里做了什么， 只要他是一个好领导”，这是受莱温斯基事件的激发写给《时代》杂志编辑的信 中占优势的观点。 但是，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这样，是一个维度。有的角色包括多个，有的甚至 是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期望。由默顿分析的著名的例子是内科医生的“分离的关 注（detached concern）”，依照标准，他被期望是冷静的、职业性的和技术上 有效率的，但同时要表现出对病人的热心关爱、同情和帮助（Merton 1976 ： 68 ）。相信一个医生，我们常常两者都期望。这倍增了我们打赌（bet）的风险，因 为如果医生只达到一个期望，我们将感到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她手术做的很漂 亮，但不关心我们的疼痛；或她关心我们家所有的问题，但开错了药）。在我的 研究中，这种矛盾是十分清楚的：82.4% 的人信任医生，如果他是有能力的 ；但同时59.6% 的人会信任他们，如果他们表达同情和帮助。 /* 29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与期望相关的信任（2 ） 与此相似的有趣的矛盾心理出现在我的研究中，涉及的是军队机构。对效率 的工具性期望（有70.7% 的人选择）和纪律（41.2% ）自然占优势，但是对 助人为乐的信任期望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有24% 的人选择）。也许这是因为军队 在和平时不时履行一些社会服务职能——如：在自然灾难中营救灾民，在与罪犯 的战斗中支援警察等——的事实9. 一旦期望根据规范得到规定，人或机构就要对其行为负责。辜负我们的信任 就是不合标准。坏人可能为他们不适当的行为——这以同样的方式辜负我们的信 任——而受到制裁。他们的值得信任被监控和强制，这增加了我们信任赌博的合 理性，同时减少了遭受挫折的风险。就像巴伯所说的：“有效的组织创立监控、 审计以及保险安排的一套模式保证了我们有能力维持以及预防或补偿基于信用的 责任的失败（Barber 1983 ： 22 ）。另一方面，当我们的期望与这种标准化的 规定（角色要求或组织化的要求）不一致时，我们的信任的赌博更有风险并易于 遭受挫折。例如，我们的老板可能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将会帮助我们解决家庭 问题，但是他没有义务做这些事情，因此如果他不做这些也不会受到制裁（假设 我们不是在日本，在那里企业有更多的需求这样做）。相似地，我们的邻居可能 正好很有医疗经验，在有病的时候向他问诊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他的治 疗是灾难性的，你将不太可能控告他”治疗不当“。总之，如果我们报有没有标 准规定要达到的与角色不一致的期望，我们信任赌博的风险就明显地升高了。 与信任相连的期望的类型不仅依赖于信任对象，也依赖于信任者的性格。对 所有的对象，某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硬的”工具性期望，关注于效率和能力 ；而另一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软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期望，关注于诚 实、公平、仁爱和帮助。 在这方面也有社会性差异。我在波兰的研究表明这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性倾向于“软的”期望，而男性倾向于“硬的”期望（19.7% 的男性认为“效 率”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女性只有9.1%；36.4% 的女性认为 “公平”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29.5% ；60.8% 的女性 认为“乐于助人”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50.3% ）。这 可能主要是在于性别角色刻板化的需求：性别角色在像波兰这样相对传统的国家 鼓励女性“软的”品质和男性“硬的”品质。 在不同的职业角色之间，期望强调的重点也有类似的差异。可以比较工厂的 工头和当地牧师的期望，工头应当会从他信任的工人那里期望技能和效率（“硬 性”特质），而牧师应当会从教区居民那里期望诚实和信任（“软性”特质）。 对它的解释很简单，因为它唤起包括在各自角色中的文化要求。 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其期望也存在显著的不同。我的研究显示，富裕者和有高 级别工作的人非常倾向强调“硬性”标准；而贫穷者、那些有低层次工作和没有 工作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在穷人中只有3.6%的人选择“能力”， 而多达55.4% 的人选择“诚实”；在没有工作的人中，与此相对应的比例是2.7% 和52% ）。与此相似，在教育层级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似乎强调“硬的标准”， 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未受教育的人中只有5.1%的 选“能力”，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22% 的选择此项；与此相应，选择“信赖” 的人在未受教育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分别占36.1% 和26.8% ）。低地位者的这 种道德取向可由对另一组问题的回答来确证。接受“在波兰我们看到了普遍的道 德衰退”的说法的人，在穷人中多达42.9% ，而在富人中只有24.4% ；在没有工 作的人中多达49.5% ，而在社会精英中只有23.7% ；在未受教育者中多达41.8% ， 而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只有19.5%.可能的解释——但只是假设的——是那些在 成功竞赛中失败的人忽视或低估那些属于成就的标准（就像绝大多数“硬性”标 准一样；毕竟一个人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会变的胜任或熟练）的重要性，并因 而强调那些基于归属的标准（绝大多数“软的”标准；毕竟一个人只是“碰巧” 才诚实和可信或相反）。这可能是一种合理化，而不是建立在期望的值得信赖性 的估计基础上的，他们自己不会符合这种期望，也不愿意将这种期望应用于他们 自身（“我是一个贫穷而朴素的人，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诚实可信”）。 /* 30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三个维度 为完成我们对信任的论述，我们必须确定这个范畴的本体论地位：信任的赌 博实际上位于何处，属于现实中的哪一个领域？对这个问题有三个回答，我们并 不认为它们是互相抵触的，而是把它们看成相互补充的，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信任 的复杂的三维状态。 （一）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 第一种回答假定信任是关系的一种性质。即使它最初是一种单方面的期望和 承诺（commitment），最终它常常以关系的建立为结果：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 当给予信任的行动唤起互惠的行动时，它是直接的交换，即产生一个令人信任的 客体或给予相互的信任作为回报。例如，取回我的钱并享有我信任其信用的那个 人的信任，是对我给予他信任的直接回报。但当信任是一种对他人——他们的行 动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我的信任，并且只是不知情地以达到我们 的期望、满足我们的需要或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方式行动来回应——的被预设的倾 向时，也有一种间接的交换。例如，制度、组织、政体的可靠的、有效的、公正 的运作提供了对我们给予它的信任的间接回报。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关系的维度给予了关注（Elster 1989 ；Coleman 1990 ；Hardin 1991 ，1993，1996）。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都是 理性的行动者，通过对可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他们试图使效用最大化（实现目标、 获得利益、获利减去费用）。他们的关系采取交换或博弈的形式，其中每一个参 与者都被这种理性的计算所驱使，并考虑他人的相似的计算理性。这“把信任看 作本质上是对被信任者通常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理性预期的一种解释……信任在这 里似乎是被薄膜包装起来的利益”（Hardin 1991 ： 187） 包含信任的交换的特有属性是基本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主要的是对于参与 者未来行动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存在。就像卢曼所说的：“信任只在坏的结果将 使你后悔自己的行动——即当可能的失败将给你带来损失——时才需要”（Luhmann 1988： 98 ）。在这种风险条件下，给予信任有两条主要的指导原则。第一条是 在风险之下的效用的最大化：“如果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来说的成功的机会，比相 对于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来说的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大， 那么通过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给予信 任”（Coleman 1990： 99 ）。第二条是在风险情景中损失的最小化。我们可以 套用科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相对于成功的机会来说的失败的机会，比相对 于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来说的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大，那 么通过放弃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收回 信任”。 根据对信任的这种说法，信任者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对与这种情景相联系的所 有的相关方面的充足信息：依赖于受托者（trustee ）的总体的值得信赖性或对 潜在的获得和潜在的损失的估计的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由于各种收获和损失的 度量和比较的测量方法的不相容性（例如，一个人如何比较由参与者对信任的背 叛引起的后悔、羞愧或“丢脸”与如果信任被满足的潜在的金钱的收获）而变的 更加困难。“这至少要求个体参与各种信息获取和整合的过程”（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28 ）。需要各种信息的最复杂和困难的估计也许在于我们考虑作为信任 对象的人或社会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在做出是否给予信任的决定中包含的三个 参量（quantity）中，经常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参量是受托人将维持信任的可 能性”（Coleman 1990： 102）。例如：如果我把钱存在银行里，很容易计算我 将得到的利息，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银行的偿付能力及其倒闭的可能性。这可能通 过对存款的保险来应对，但它意味着信任保险的提供者的生存能力，这将会伴随 着出现在另一水平上的估计值得信任性的问题。 单个关系只是最小的组合单元，它与其它单元相联系，形成更复杂的涉及信 任和不信任关系的网络（科尔曼［1990］称之为“信任系统（system of trust ）”）。 由于信任的多条线的互动效应、纵横交错和重叠，它们获得了某些新的品质。这 不仅意味着存在于被信任者（trustee ）一边的值得信任的行为——即被信任者 只简单地实现信任者的期望，而且意味着被信任者向信任者给予相互的信任，期 望来自于信任者的值得信任性，如果关系要持续下去，他现在有义务达到信任的 要求。每一个参与者既是信任者又是被信任者（Giddens 1991： 96 ）。这造成 了一种强大的，相互增强的信任联结。“每一个人现在都有成为值得信任的另外 的动机”（Hardin 1993 ： 56 ）。在相互不信任的情形中相似的动力在起作用。 不仅我怀疑我的不道德的同伴，而且我的同伴对我有相似的怀疑。我们中的每一 个人在不信任的同时也不被信任。我们每一个人都采取保护性措施——使自己远 离他人，避免与他人交往，限制与他人沟通，这增强了相互威胁的感觉，同时抑 制了接近可能的相反证据的通道（限制了可能的值得信任的行为的可见性）。结 果通过不断增长的疏远和怀疑的恶性循环（vicious loop），相互不信任不断增 强。这种模式的例外发生在受标准控制的不信任的情景中，当游戏的规则允许甚 至宽恕相互不信任时。这种对抗性安排的例子包括：纸牌戏中的欺骗、在一个阿 拉伯杂货店买便宜货、在法庭上作为辩护律师和检查官出现。不信任被控制在可 接受的或预定的限制之内，因而不会造成相互怀疑的不断增强。 /* 31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与合作 最复杂的信任系统出现在合作的情景中。“信任的重要性直接源自于人作为 社会动物的天性，人只有通过协同与合作的活动方式才能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 要”（Benn and Peters 1977： 279）。人们常常面对许多他人并与他们的行动 相联系而行动。当在一起集体行动时，合作发生了，它们指向某些共同目标，这 些目标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独自不能够达到的。在这种情景中，每一个人的成功 依赖于所有他人采取的行动。这种合作显著地提高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参与 者的数量众多，而这些参与者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和大抵不可预测的行动者， 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成倍地增加了。所以，信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信任是合作 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信任是合作的 润滑剂”（Dasgupta 1988 ： 49 ），或“信任是合作的情感基础”（Barbalet 1996： 77 ）。与此相反，不信任破坏合作。“如果完全不信任，在自由行动者 之间的合作将会失败”（Gambetta 1988 b ： 219）。 在合作情景中，信任意味着指向每一个参与者的一系列赌博，我期望他们完 成其份内工作（我相信简、马克、海伦和弗兰克做好他们的工作）。由于每一个 参与者都做这样的指向每一个他人的一系列赌博，相互信任的网络变的异常复杂。 在这些个体之上纵横交错着信任的连线，每一个人也给予整个合作团体一般化的 信任（generalized trust ）（“这是一个熟练可靠的参与者组成的优秀团体”）。 在一般化的信任的顶端，甚至存在着更抽象的对维护愉快合作的协调、监督、或 领导的组织化的体制的信任（“这个团体组织良好，管理有方”）。 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所有人的贡献，合作情景除了具有包含在人际关系 之中的所有一般类型的风险之外，还造成了新的风险：他人（所有的他人、某些 他人、或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一个他人）可能背叛从而使其他人的努力化为泡影。 当通过合作将达到的目标具有公共的好处，最终独立于他们贡献的程度，有益于 所有人的时候（在世界杯足球赛上获胜给所有的队员而不仅仅给进球的队员带来 荣誉和金钱；民主革命的成功给所有的公民而不仅仅给革命者带来自由）。那么 合作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被诱惑免费搭乘（freeriding），减少努力，或一 起背叛，而依靠他人去达到目标。这种最终导致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 ） 实践从短期来看还可能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在合作情景中解决免费搭乘的周密 方法（组织化的控制、激励的分配等）被设计出来。让我们看看合作的各种情形， 并尝试解开这里出现的复杂的信任网络。明显的差异将被归因于所承担的合作任 务的不同特点。体育运动提供了很多例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是在戴维斯杯 国际网球锦标赛上的网球选手，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加集体项目的体操队。 他们处在类似于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Durkheim 1964 b［1893］），或微观社会学者称为“共同合作（coacting）”或“附加 （additive）”任务（Ridgeway 1983 ： 290-291）的情景中：每一位选手依次 ——确切地说是不在一起——完成特定的任务，而为了全队的胜利每一个人必须 完美地完成任务。每一个选手相信其他队友是优秀的，不会使他们的努力化为泡 影。工具性信任出现了。被队友信任产生了胜过他人的强烈责任感。这些多重的、 纵横交错的信任之线加起来形成了一般化的信任氛围或气候，我们隐喻性地称之 为团队精神或团体士气（group morale）。就像所有的教练都知道的，团队精神 的出现是取胜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体育之外的相似的例子是在街道上铲雪的工人小组。每一个人与在附近的其 他人相平行，实际上在一起做与其他人一样的工作。他们的努力加起来达到共同 的目标。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人会做其份内的工作，不需要胜过他人，而只要以通 常的效率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再一次涉及工具性信任。对信任的赌博没有太 大的风险，因为有足够多的机会对免费搭乘者进行即刻地监控并且动员集体的制 裁。 足球队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例子。这接近于迪尔凯姆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Durkheim 1964b［1893］），或用现代术语所说的“相互关联 任务（interacting task）”（Ridgeway 1983 ： 291）。根据任务的分工，队 员们被卷入到不同的行动中，而球队的获胜依赖于他们的流畅的执行和协调。每 一个队员相信队友很好地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例如，守门员依赖后卫队员的良 好的防守，得分队员依赖精妙的传球等。工具性信任在此也是生死攸关的。 典型的工作群体、军事小分队、任务小组、委员会和陪审团都以相似的方式 运作。明确的劳动分工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强烈联系，信任作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 件出现了（例如，在装配轿车的小组中，每一个工人都依靠其他工人的符合要求 的有效率的劳动）；在某些其他的团体中，价值论的信任也可能是必须的（例如， 在陪审团中每一个成员必须信任其他成员的道德的诚实与公正）。 我们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喜玛拉雅山探险队。在危险的团体体育运动中，队员 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远胜过有效地执行任务。面对最大的风险，我相信其他人 不会抛弃我，会支持我、帮助我，会为了救我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价值的和基 于信用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那里也会发展出对整个团队的特别强烈的依恋， 它被看成是生存所必需的支持力量。登山者愿意为了团队的目的而失去自己的舒 适和满足。“在一个士气高昂的组织中，他们会理所当然的为组织的目的做出小 的，甚至也许是大的牺牲”（Banfield 1967 ： 87 ）。 体育运动之外的可用来比较的例子是做一个复杂的外科手术的外科医生团队。 所有的三种信任都会在那里出现：工具性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而且只有 通过他们的结合，成功的合作才是可能的。另一个例子是军事单位。在有着最大 水平的威胁的战争条件下，高昂的士气、对团体的依恋、和对其他战士的责任感， 对获得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高度的工具性、价值论和基于信用的信任似乎是 提高战斗效率的先决条件。“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者不会赢得战争。士兵出于对组 织，特别是‘弟兄们’的忠诚而战斗，而不是出于狭隘私利而战斗”（Banfield 1967： 88 ）。 /* 32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1 ） 信任研究的一个不同取向是把信任看作人格驱动力、信任者的一种品质，而 不是信任者和受托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社会视角（psycho social perspective）。许多学者认为存在“基本信任（basic trust ）”， 或“信任冲动（trusting impulse）”，或基本的信任（fundamental trustfulness） （Giddens 1991；Wilson 1993 ），它作为在健康家庭的亲密的、关爱的氛围中 成功社会化的产物而出现。这种信任倾向在后来将由伴有适当给予的相互的、互 惠的信任的愉快的生活经验所增强。基本信任一旦在头脑里确立，它就变得有人 情味了。巴巴莱特把它包括进基本的“社会情感（social emotion）”中：“自 信、信任和忠诚是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情感”（Barbalet 1996 ： 75 ）。 信任的冲动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指向某一类特殊的人， 也可能包括所有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经常把世界与这种概括化的、普及性的 倾向——比如乐观主义、开放主义、行动主义、未来取向、成就取向等——联系 起来。 信任的冲动专门指向其他人类存在。所以破坏信任冲动足以使人失去人性， 使信任的对象具体化，使它从人的特质——个体性、同一性、尊严、自制——中 被清除掉。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断定这是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 使用的一种策略，犹太人在意识形态上以权威的方式被定义为寄生虫或杂草，而 不是人。对这种客体，信任（或同情）的冲动不可能出现。所以不存在对他们的 残忍的、大规模灭绝的禁忌（Bauman 1988 ）。乔恩（Chong ）就遵循这种论证 ：“纳粹党卫军变得残忍并通过不允许吃饭、睡觉、和独处，以及加强群体惩罚 以羞辱他们的犯人从而使他们失去自尊和个体性……这使得控制犯人更加容易” （Chong 1992： 704）。这种效应发生不仅仅因为犯人的抵抗力被瓦解，而且 因为压迫者逃脱了任何良心的谴责。在宗教战争、种族清洗和建立在赋予不同身 份基础上的其他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中，同样的策略也被采用。 信任作为人格的积淀是信任的第二个维度，补充了把信任看成一种关系的看 法。基本信任的存在和缺失在计算风险和代价时是一个限定因素，导致给予各种 客体信任或从他们那里收回信任。它独立于任何理性的考虑，有时可能支持理性 的考虑，但有时可能与合理性的暗示相反。对这种倾向于信任或不信任的心理偏 向的忽视减少了理性选择理论充分地处理信任问题的能力，至少在它的传统理论 中是这样。它似乎忘记了进行计算的理性行动者也是发育完全的人，也是经常充 满情感和非理性的。 /* 33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2 ） 理性选择取向的传统版本似乎也忘记了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发生在先于此存 在的文化背景中，在那里标准的规则推动人们去信任或远离信任。把信任看作一 种文化现象是文化取向的研究领域，它澄清了信任的第三个维度。从这种视角看， 信任既不是作为计算的取向，也不是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而是作为文化的规则而 出现。它属于在迪尔凯姆的独特意义上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 ）”（Durkheim 1964a ），或定位于在刘易斯（Lewis ）和韦吉特（Weigert ）（1985）意义上 的纯粹“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水平上。它是社会整体的属性，而不 是关系或个体的属性。如果规则要求信任被一个社会分享，而且每一个成员都认 识到这些规则是给予的和外部的，那么它们就会对实际的给予或收回信任的行动 施加强有力的约束。它们可能显著地改变理性的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 信任规则既涉及那些接受信任的人，即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也涉及那些给予 信任的人。根据规范的义务，既要去信任他人，也要让他人觉得自己值得信任、 有信用和可靠。这两种义务的所在地是从它的承担者那里要求特殊行为的社会角 色。这种规范义务是随角色而不同的。存在涉及信任者并包括规范的要求去信任 他人的角色。对“助人型职业”来说就是如此（参见Merton et al. 1983）：内 科医生、辩护律师、社会工作者、牧师等。而其他的社会角色涉及被信任者，并 特别强调其值得信赖性（达到信任的要求，也就是行动可靠、道德、充满爱心）。 例如，大学教授被期望是可信的和说话负责的；法官被期望在他们的判决中是公 正和公平的；足球裁判被期望是不偏不倚的。“位高而任重（noblesse oblige ）” 的许多普遍规则都要求那些在社会层级中已达到较高地位——常常被赋予信任— —的人做出表率。 另外一些规则则涉及把有价值的东西托付给他人的特殊情形。这些规则规定 了受托者很强的义务——好好地保护所托付的客体，或归还的时候要保持固有的 形状。例如，一个人把一个秘密告诉另一个人，当然期望他保守这个秘密。“特 许保密通讯（privileged communication）10”规则严格禁止律师、医生、 牧师和记者暴露秘密获得的信息。再举另一个例子，一个临时照顾婴儿者被强烈 地期望好好地照看孩子。同样，看护所对居住者的良好生存负有责任。医院被期 望给患者最好的治疗。这种以及相似的规范要求的强度可以通过对那些背叛这种 信任的人——忽视了患者的医生、伤害了婴儿的临时照顾婴儿者、暴露了在忏悔 时得到的秘密的牧师、对孩子性别歧视的父母——的极度厌恶和严厉制裁来判断。 某些社会角色对不信任包含了一种期望，或者甚至是一种要求。这就是边境 卫士、机场警察、海关税务官员、剪票员、公诉员、或法庭检查官遇到的情况。 他们被期望把怀疑作为职业职责来行使。也有其他的角色允许把不信任作为一种 正常的态度。对在阿拉伯杂货店买东西的人来说，不讨价还价是不合适的，它需 要假设店主常常抬高初始价格来骗人。对玩纸牌游戏的人来说，向对手表明信任 是与游戏的角色相对立的。不信任的规范在官僚政治组织中有时呈现出病态的形 式；它们变成了官僚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对税务员来说，纳税者似 乎总是作贼心虚、疏忽大意、或欺骗成性的。 /* 34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3 ） 最后，也有某些社会角色与不值得信任相关。没有人会期望间谍是可信的、 关爱的或相互信任的。通过欺骗、隐瞒、撒谎、“伪装”、骗过他人，能从他人 那里获得信任是工作的要求之一，并且背叛这种信任还被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接 受的行为。 所有这些都是因角色而不同的信任规则。但也存在对信任或不信任的扩大的 期望，这样的期望在某些社会的某些时期盛行。弗朗西斯。福山区分了高信任社 会（文化）和低信任社会（文化）。在高信任文化中，他列举了远东的几个国家 ；在低信任文化中，他列举了某些西方国家（Fukuyama 1995 ）。罗伯特。普特 南和理查德。斯蒂弗斯抱怨19世纪高信任的美国文化的衰亡和我们这个时代“玩 世不恭的文化（culture of cynicism ）”的暴露（Putnam 1995 b ， 1995c， 1996；Stivers 1994）。 在信任的文化中，一些规则可能是非常概括性的，要求对各种客体给予广泛 的信任并且对他人的好意表达确信，预示着普遍存在的安全感。也可能存在更特 殊的规则，指明作为规范要求信任或不信任的对象的客体。因客体而不同的文化 的信任或不信任经常体现在刻板印象和偏见中。“你不应当相信任何超过三十岁 的人”，或相反：“你只能信任年纪大的人”：“不要相信俄罗斯人”，而“相 信法国人”：“买美国货”，而“不要买中国产品”。 也存在文化的扩散的规则，要求和增强一般化的值得信任性。中世纪的同业 公会、历史悠久的公司、著名的企业、黄金和钻石经销商、精英报纸和杂志，以 及已被信任的出版社，非常强调履行职责和不辜负客户的信任。“职业的骄傲 （pride of the profession ）”或“公司的荣耀（honor of the firm ）”已 成为包括在各种活动中的方针。 一旦信任文化出现了并牢固地扎根于社会的标准系统中，它就会变成一个强 有力的因素，在很多情景中，对于各种社会角色，既影响人们去信任的决心，也 影响人们达到信任的要求或很多行动者相互给予或达到信任的要求的决心。 注 释 1 就像我们已经指明的那样，即使我们有时说“我们信任自己”，或“我们 不能信任自己”，其暗含的是我们采取一种客观的视角，走到我们外面，也就是 说，从一种分离的、远距离的位置审视我们自己。自我信任或自我不信任意味着 我们在想像中审视我们自身，好像我们是“他人”，而他们的行动是我们不能够 确定的。 2 在共产主义时期，波兰人民常常开玩笑说在大众媒体上只有讣告是真实的。 3 1978年我居住在纽约时，在著名的“停电事件”的那一天，我经受了一次 难忘的体验，那时电力几乎中断了24小时。这个城市的生活大部分瘫痪了，并且 不时有完全混乱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大城市中，相似的经验伴随着任何交通罢 工，或公共卫生服务和垃圾清理人员的罢工而出现。 4 在这个例子中，显然存在着与我们的把信任看成对他人未来的行为的一种 赌博的定义的轻微背离。我们似乎是信任设计者、建设者、生产者过去的行为， 但是事实上当我们信任某些产品而不是其他产品时，我们所做的预期将在未来被 满足：轿车未来的完美的表现、清洁剂在将来的有用性、鞋子未来的耐穿性、书 在未来的带来的快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信任生产者过去的行动，但是 它体现在产品在未来的表现上。 5 一些作者相信在给予信任的时候，信赖（trustfulness）是重要的道德品 质。这种强调可以在很多古代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那里被发现，但是也可以在当代 的作者那里发现：“如果对信赖他人没有信心，是否有任何方法去评定他们的公 正、他们的帮助或伤害的意图？那么他们如何能够被信任”（Bok 1979： 33 ）。 欺骗，如果被发现，意味着对信任的特别严重的失望，并且可能导致收回其他种 类的信任（欺骗有一种“晕轮效应”）。“诚实（veracity）……是人际关系的 基石；它受腐蚀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必须依靠的对获益、免于受伤害的保护和 公正的信心就变成了偶然，受到损坏”（Bok 1979： 81 ）。诚实的一个特殊的 情形是信守诺言，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说的话（Silver 1985 ： 56 ）。 6 “帮助的本质……是在没有期望或计算最终回报的条件下因自发的冲动而 采取的行动”（Merton et al. 1983： 14 ）。 7 或A 在Y 的问题上信任B. 8 在大选那年，库隆排在信任排行榜的最上端，有82% 的人选了他，然而在 选举中他大约只得到了10% 的选票。尽管选举失败了，1997年他仍然排在信任层 级的第一位，有74% 的人表示信任他（《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 ［下文 简称GW，是波兰一张有名的日报］），1997年12月23日）。 9 在波兰的情形中，1997年就在我进行研究之前，军队仍常常被看到投身到 抗洪救灾的事务之中。 10就像法律专业中人们所熟悉的“律师—当事人特权”。 /* 35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的三个理由 根据我们的定义，信任是对他人未来可能发生的行动所打的赌。所有的人在 有些时候必须针对他人做这样的赌博；但有些人更经常做这样的赌博，而另一些 人则更犹豫不决。在有些社会中人们更愿意给予信任，而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则 是怀疑的和不信任的。在有些时候人们决定给予信任，而在另一些时候拒绝给予 信任。并且甚至当他们给予信任时，他们有时进行较多风险和要求更高的赌博， 有时只进行较弱的赌博以避免风险。“可能的信任者的决定几乎总是有疑问的— —决定给予还是不给予可能的被信任者信任”（Coleman 1990：96）。“很明显， 有一些情形要求信任，而另一些情形要求不信任”（Luhmann 1979：86）。并且 让我们加上一句，有些情形要求一种信任，而另一种情形要求另一种信任。 在这一章，我们将探究使人们给予或收回信任以及选择特殊种类的信任的各 种线索——理由、偏好和规则。这种信任的理由从来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总是有 效的；它们从来不会完全确信所做决定的正确性。信任总是保持一种有可能失去 的赌博状态。“用来形成信任的线索不能够消除风险，它们只是减少风险。它们 不提供关于被信任的人的可能行为的完全信息。它们只能作为跳进不确定性中的 一个跳板”（Luhmann 1979： 33 ）。 在我们以前区分的信任的三个维度——理性的、心理的和文化的——的基础 上，我们将在这三个方向上探寻信任的理由。就拿信任是一种与他人的关系来说， 给予信任建立在他们的可信性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景中，信任可能被看成是对 他人的可信性的反应，他们的可信性在相信的行动者的判断中是主观地接受的。 在这里信任的理由有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它们归结为信任者获得的关于被信任者 的一定的知识和信息。这种知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 是错误的，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正确地给予信任的可能性随着关于被信 任者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而提高。没有这种知识，信任是盲目的，而背叛 信任的机会是很高的。 但是信任不仅是计算的关系，也是一种心理的倾向。信赖（trustfulness） 使人们倾向于给予信任，而怀疑（suspiciousness）使人们倾向于拒绝给予信任， 这完全不依赖于对可信性的任何估计。信赖和怀疑的根源不是知识论的。它们与 对未来约定的参与者的知识完全无关。他们毋宁是来自于过去的，最初在家庭中， 后来在其他群体、兴趣团体和组织中，渗透着信任或不信任的关系的历史。它们 是个人信任的历史经验的痕迹，固化在信任的行动者的人格中。在这里重要的是， 它是系谱学的，不是知识论的，而且在这种情形中，它是个体的、传记式的系谱。 同样，当我们由于周围的文化规范的鼓励而去信任或去不信任时，这种历史 经验的痕迹是信任的系谱基础，但这种历史经验是建立在不同的等级上。我们可 能屈从于文化的约束力，以符合文化关于给予或拒绝给予信任的要求，而不受对 可信性的估计或我们的内在信任倾向的约束。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 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但是文化不是上帝给予的；它们 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社区、或社会群体的历史积累的集体经验的沉淀物。因此在 这种情形中，信任的理由也具有系谱学的特征，但是这里关系重大的是集体的、 历史的系谱学，而不是个人传记式的系谱学。 我们已经确认了给予或拒绝给予信任的决定可能建立于其基础之上的三个理 由：反射的可信性（reflected trustworthiness ）、行动者的信任倾向（agential trustfulness）、以及信任文化（trust culture ）。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 察信任的这三个基础决定人们信任赌博的方式。 /* 36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反思性的可信性：初级信任（1 ） 当然最重要和最常见的信任的理由是对我们考虑是否给予其信任的对象的可 信性的估计。作为一种典型特征，我们与各种类型的“信任评估”联系在一起 （Coleman 1990： 185），并且作为结果获得一定水平的“基于信任的认知（cognition based trust ）”（Mcallister 1995 ：25）。 我们用于这种估计的以及在做决定之前我们常常积极寻找的信息分成两种不 同类型。一些与被信任者固有的特质——即可以认为是被信任者“拥有”的特征 ——有关（例如，某人是诚实的，或某机构是有效率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 初级可信性。一些其他种类的信息与被信任者在其中活动的背景（context ）— —即可能对可信性施加影响的外部因素——有关（例如，在工厂严格的监控让我 信任工人不会降低质量；合同有力的约束让我信任商业伙伴不会欺骗我）。在这 里我们可以称之为衍生的可信性（derived trustworthiness ）。 （一）声誉 我们确定对象的初级可信性有三个基础，声誉（reputation）、表现（performance） 和外表（appearance）。我们将逐一给予讨论。声誉只意味着过去事迹的记录。 我们考虑给予其信任的人或社会客体（机构、组织、政体制度）常常已经存在一 段时间了。“需要信任的交易很少是无历史记录的单个的事例”（Good 1988 ： 33）。我们以前可能已经参与这种交易并因此对他们的达到或背叛我们的信任拥 有直接的经验。我们可能拥有关于他们对他人行为的充足的第一手知识，包括他 们同样达到或背叛了对他们的信任的行为。或者我们有建立在其他人给予的故事、 证词、评价和信任证明（credential）基础之上的关于他们的第二手信息。 与我们信任的决定相关的知识依赖于我们所考虑的信任类型。信任有时仅仅 与我们未来期望相同类型的过去行为有关（例如，如果我们考虑结婚，我会问 “她以前是诚实的吗？”；或如果我们考虑投资，我们要问“那个公司以前是有 效率的吗？”；如果我们在选举中想把选票投给某人，我们会问“那个政治家过 去做出了明智的决策了吗？”）。信任有时将与过去取得信任的历史有关（例如， 如果我考虑借钱给他，我会问“那个人以前还债及时吗？”；或我想坦白承认我 做的不光彩的事，我会问“我的朋友是否因保守秘密而出名？”）。信任有时将 与过去的互相信任的事件有关（例如，如果我们考虑未来需要资金的可能性，我 们会问“这个银行是否比较愿意给它的忠实的存款人借款信用？”；或如果我想 在将来延长他的付款期限，我要问“那个商业伙伴以前是否曾预备延长他的定约 人的付款期限？”）。因此存在可靠的令人信任的行为、达到别人的信任要求以 及给予相互信任的声誉。每一个都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表明一个个体或一个机构是 可以“信赖”的（Wilson 1993 ： 231）。 不同于过去事实的实质，在评估声誉的时候，还有一种至关重要的派生特征 （metacharacteristic）要考虑。这就是过去记录的一致性，在时光流逝中行 为的某种一贯性。例如，当谈到人的时候，它可能指的是一贯的生活作风，或基 本的生活方式。相似地，当谈到机构的时候，它可能指的是持续的政策、连续的 增长、或稳定的收益。知道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是否总是以值得信任的方式行动是 至关重要的。这使我们可以认为背叛信任将是“与个性不符的”或“不协调的” （Giddens 1991： 82 ）；这是不被期望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的诚实 或机构的可靠性。简而言之，我们对一个人了解的越清楚、越长久，并且他的值 得信任的行为的记录越一致，我们越愿意信任他。 我们如何得到所有相关的知识呢？有时我们可以通过参考我们自己的观察和 记忆直接评定声誉。我们常常具有关于我们的家庭成员、亲密朋友、邻居、工友、 长期商业伙伴的长时间的和个人化的知识。我们也有长久认识的我们曾在那儿住 过多年的学校，或我们曾在那儿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企业。我们可能连续地使用某 一确定公司的产品，或购买某一确定工厂制造的轿车，穿某一确定商标的衬衫， 光顾某一确定宾馆的连锁店。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我们有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 第一手资料去估计声誉。但更经常的是，我们涉及到我们并不直接或一贯了解的 人或社会客体。 /* 37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反思性的可信性：初级信任（2 ） 那么，我们必须依赖各种信任证明。其中之一是涉及声誉的第二手证言：故 事、传记、证人的讲述、简历（CVs ）、履历（resumes ）、出版物清单等。它 们给予声誉以直接的说明。有时，我们使用更精细的隐含的声誉信号。其中之一 是连续的一系列成就，作为与我们的给予信任有关的被信任者的某些持久的品质 的证明（例如，公司是历史悠久的，仅仅自1907年就开始运转的事实就表明它值 得信任——否则它怎么能够在商业竞争中坚持下来？或者一个作家已经由值得尊 敬的出版社出版了十本书的事实足以说明她的声誉——它们不可能全都犯一再重 复的出版错误）。另一个线索是在高度选择性的职业中工作，或是被声望很高的 公司或企业雇佣（例如，是临床医生，为IBM 公司工作，在哈佛教书）。还有另 一个线索是严格限制资格的团体或协会的成员资格，通过严格的精英式的选择才 被接受为成员（艺术和科学研究会、研究院；公司、企业的董事会：“著名的讲 席”；精英俱乐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隐含的假定：获准进入是建立在成 员的较高声誉基础之上，是经历了有法定资格的审查者的仔细审查。也有装裱起 来的信任证明、毕业证书、学术等级证、职业许可证、奖章、奖品。我们假定那 些授予他们成员资格的人仔细地评价了那些拥有桂冠的人的声誉。最后，有一种 非常特殊的建立在其他人以前给予的信任基础上的信用证明。如果一个人或一个 机构因被他人——尤其是“重要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那些我非常 看重他们判断能力的人——信任而知名，那么我倾向于模仿那种信任，并在没有 考虑其他暗示的情况下认为该对象是值得信任的。在这种意义上，信任是传染性 的。在选举中有获胜把握的候选人效应（the bandwagon effect）提供了这种情 形的一个例子，在那个时候，我把选票——信任的一个象征——和大多数（majority） 联系起来。在名人和偶像效应、以卖的最好而知名的产品效应、票已售光的演出 效应等情形中，都是相似的机制在起作用。这里的假定是，名声和流行是通过非 凡的事迹而获得的，这些事迹由大量狂热的爱好者、追随者、读者、观众所证明， 而这些人对他们的英雄的非凡成就不可能全都做出那么错误的判断。例如，在没 有读任何评论之前，购买最走俏的书似乎是合理的，因为那些千百万的读者不可 能都犯那么可怕的错误。仅仅是卖的最好这个事实就提供了充分的信用证明。广 告如此经常地渲染这种事实作为最终的购买原因是不足为奇的。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信用证明的一些新形式也出现了。由于互联网变成了广 泛应用的资源，在学术共同体中，出现了一种检查新近结识的职业同事，或最近 阅读的书的作者的信用证明的新方式，那就是通过查找议会图书馆或大英图书馆 的目录册，以及搜寻他们的书目。与此相似，常常有个人的传记记录可以参考。 巨大的专业数据库收集了数百万个体的信息，这种信息可以轻易得到。尽管存在 一些涉及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争论，这种趋向仍将不可避免的增长。 这种强调某种确定的信用证明作为特别可靠的声誉的线索是因文化而异的。 哪一种信用证明有价值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也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一些 社会认为头衔、文凭、奖章、以及其他声望的象征符号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有 着陡峭的社会等级或社会声望的层级排列的传统社会中，就常常是这样。其他更 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更重视普遍的名声、在媒体上的能见度和众多的追随者。 相似地，存在一种文化的，并且也许也是个人的消息来源——人们依靠他们 的意见——的多样性。例如，在1995年在波兰进行的涉及消息来源——人们从这 里获得对于议会候选人的信息和判断——的研究中，23% 的回答者表示被最严肃 地对待的是家庭成员的意见；12% 的回答者表明依靠朋友、邻居和工作中的同事 ；12% 的人依靠媒体；还有2%的人选择依靠天主教牧师（CBOS Bulletin No. 11/95 ： 13 ）。在政治候选人的例子中，信用证明显然是最重要的，因为直接的认识 必然是有局限的。只有10% 的回答者依靠他们自己对候选人表现的观察。 可信性的所有线索都可能被滥用和遭到人为操纵：“被信任者可能参与明确 地设计的行动以潜在的诱导信任者给予信任”（Colhmann 1990 ： 96 ）。在声 誉可以被有目的地建立1 、整饰、选择性地展现、清除不光彩的事件、以及灌 输自我夸大的伪造物，并因此甚至可能误导直接的观察者的情形中，这尤其是常 见的。间接的信用证明甚至可能更容易被伪造（例如，假文凭可以弄到，“年度 人物”头衔是买来的，荣誉奖章是伪造的等）。特别不道德的情形是仅限于少数 人的、紧密团结的“互相赞美的上流社会”的出现，他们专心于对整个群体的假 声誉的集体建造，这使每一个成员获益并因此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挑战。来自科学 领域的一个例子可能是学术派系，在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对另一个成员做的研究给 予极好的评论，并能期望相同的回报。这提高了整个团体的吸引力和声誉，并增 加了作为有名气的群体成员给予每一个成员个体的声誉。 当声誉的评价建立在二手证据或间接的信用证明基础之上时，就存在一种奇 异的信任转换。我们必须假定这种线索的可靠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信任它们的 信息来源（例如，传记作者、证人、讲故事的人、许可证代理机构、奖励委员会、 出版商、广大的公众）。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那些作为信任的次级对象的事物。选 择他们，我们做了针对我们关于被信任者声誉的信念的有效性的补充的信任赌博， 它反过来被用做我们主要的信任赌博的基础。用匿名的信息来源作为信用证明制 造了尤其严重的问题。互联网的完全匿名性使对个人信息来源的信任成为大问题。 非常知名的机构向互联网用户公开他们的文件是例外，就像在议会图书馆或大英 图书馆查询书目的情形一样。这种补充的信任常常被背叛。这就是为什么信任的 赌博，甚至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时，仍然只是一个冒险和不确 定的投机。 /* 38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反思性的可信性：初级信任（3 ） 声誉可能是相当具体的，局限于活动的一个领域、一个特殊的角色、一种产 品、一种地位（例如，一个人在朋友中可能有高的职业声誉，但只有低的社会声 誉；一个学生可能有作为运动员的盛誉，但只有低的学术声誉；一个律师可能有 为刑事案件而不是民事案件辩护的声誉）但是也可能有一般化的声誉，从一个活 动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活动领域，从一个角色扩散到另一个角色，从一个地位扩散 到另一个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建立在与所涉及的期望没有直接关系的，但 仍被假设为重要的声誉的基础之上（例如，一个工业企业的有效率的老板被选中 作为总理去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建立在组织和管理才能对于领导政府是最重要的 假设的基础上的；或一个杰出的运动员被任命为一个企业的经理4 是建立在自 我约束、坚持力和意志力对管理职位是至关重要的假设之上的）。这种声誉以及 作为结果的信任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传递是建立在关于人的性格内隐理论 （implict theory）的基础上的，也就是： 人们有一致的人格和特质，而且他们的行为是由这些人格和特质所驱动的。 它们或者是确定的习惯（例如，诚实、公正、自私等），或者不是。我们也认为 特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诚实的人将是慷慨的，并且拥有其 它积极的特质；而坏人则彻头彻尾是坏的。（Chong 1992： 695） 我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我们的声誉？用比喻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声誉是一笔 资本财富（capital asset ）”（Dasgupta 1988 ： 62 ）。它是一笔投资，一 个允许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他们中的某些有价值的资产——他们的信任以及所有 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源泉。就像我们后面将要论证的，被信任常常在它自身 当中得到满足，从约束中释放我们的行动，使它们有更多的自发性和创新性。它 也可能带来以信任作为条件的其他它好处，例如，被雇佣、在工作上被提职、被 同意结婚、在银行得到信用贷款。声誉尽管总是被珍爱，如果声誉被我们所看重 或依靠的人，被我们的“重要的他人”认识到，他们才尤其有价值。“最重要的” 他人——他们的意见是我们最关心的——是连续的、维持长久的、意图在将来继 续关系的参与者。在这里，建立和维持声誉是在理性上有正当理由的策略。“尽 管将会导致短期的花费，通过发展和保护我们的声誉，而不是相反，我们长期的 利益仍将得到更好的满足”（Chong 1992： 683）。“未来的期望，通常依赖正 在进行的经历，为信任关系的巩固贡献了很多力量（Hardin 1991 ： 190）。 有时声誉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信任严格讲来可能是要“支付费用”的，它使提 高我们的服务或产品的价格成为可能。彼得。科拉克（Peter Kollock ）描述了 这种情形： 购买者愿意为来自于特别的卖者的商品支付的价格和某些购买者实现同这个 特别的卖者的交易的急迫性似乎是其他购买者的信息来源——如果其他购买者急 切地买X 卖者的商品，那么也许他们也会这样。以这种方式建立了卖高质量商品 的声誉的卖者，因为他们为自己建立的认同性，可能为他们的商品要求额外的费 用。（Kollock 1994：337 ） 这种机制，我建议称之为“布鲁明戴尔百货效应（Bloomingdale's effect ） 6 ”，而且显然它不仅适用于卖者也适用于生产商，在此它可以被称为“阿曼 尼效应（Armani effect ）7 ”，是造成购买者愿意在著名商店为名牌产品支 付高价的部分原因（与自命不凡的动机和对时尚的神经质的敏感等一起）。 赢得声誉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一旦赢得，它是一件过于精致的“易碎 日用品（fragile commodity ）”（Chong 1992： 699），我们必须时刻保卫和 照料。“一旦一个人达到一定的声望，他就必须努力工作，在这种新近变的纯洁 的环境中不放松警惕，以保持既得的地位（Chong 1992： 694）。盛誉增加了行 动的可见性，并招致以更严格的标准来对行动进行更仔细地审查和控制。这由” 贵族阶级强制“的原则所体现。1996年在波兰实施的研究中，人们被问及他们是 否会比判断工作中的同事更严厉地判断一个政治家，如果他们两者都做了相同的 不良行为。对于为私人的物质利益滥用公职的行为，82% 的人会比谴责常人更强 烈地谴责政治家；对违反不明确职责的行为，74% 的人会这样认为；对逃税行为， 72% 的人会这样认为；对说谎行为，70% 的人会这样认为；对酗酒行为，67% 的 人会这样认为（CBOS Bulletin April 1996： 5）。把它应用于科学领域，并考 虑获诺贝尔奖的人的情形，默顿认为”盛誉之颠，没有休息“（Merton 1973 ： 442 ）。 根植于声誉的信任同样要求永久证实的努力。“信任就像资本一样积聚，而 资本会为更广阔的行动敞开更多的机会，但是它必须被连续地使用和保护，并且 它使使用者专心致志于值得信任性的自我呈现，而要从其中逃脱是非常困难的 （Lnhmann 1979： 64 ）。声誉以及与它连在一起的信任构成了一种事前承诺 （pre commitment），强迫一个个体在将来也要表现得没有缺点。尽管声誉是 有价值的，它也可能变成负担8.”我们的传记（biographies ）因此约束了我 们在生活中可能采取的行动“（Chong 1992： 696）。声誉和信任，获得和维持 是如此的艰难，而失去它则要容易的多。”一个人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可能对人们 对他的整个独特印象具有与其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可能使否则就是典范的生活变 的无可挽回地被玷污了“（Chong 1992： 699）。这仅仅是在建立和失去信任之 间典型的不对称性的一种情形。 /* 39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表现 在可信性的估计中考虑的第二类线索都能放在“表现”这个标签之下。表现 意味着实际的事迹、呈现的行为、正在获得的成效。过去暂时被放在一边，“用 括弧括起来”，一个人只专注于信任的潜在的接受者现在正在做什么。当然与声 誉相比这是比较不可靠的线索，因为它不可能做出判断：该值得信任的表现是否 是连续的、典型的、和“代表个性的”。从当前观察的行为片段推断未来并把信 任建立于其上，比从长期的一致倾向推断要冒更大的风险。 但是十分常见的情况是不能得到声誉的资料：过去行为的记录丢失了或被有 意地隐藏了。也有另外的情景是过去的表现不被认为是对现在给予信任有用的东 西。例如，在职业网球运动中，在锦标赛上获得种子选手地位只建立在作为反映 在不断更新的排名中的地位的最新结果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过去的成就的基 础上，即使它是伟大的成就9.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以前的声誉被做为给予或 收回信任的依据被认为是完全不合适的。例如，在纯医学背景中，以前完美的健 康记录被认为与航空飞行员是不相关的，他们必须经过一个时期的测试以检查他 们目前的身体条件。与此相似，一些国家要求驾驶执照在一定的年限之后要重新 检验。这种把过去的资料从考虑中排除在外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意识形态或政治 的背景中。例如，共产主义在1989年崩溃之后的波兰第一届民主政府做出了一个 强硬的决定，不理会在前共产主义制度下政治家、专业人士、学者等的先前所牵 连的复杂事务，而惟一只在实际承诺（它作为“粗线条的政策（policy of the thick line）”而著称，该政策把现在和过去割裂开来，它反对应用于其它一些 东欧国家的刚性的“去共产主义化”策略）的基础上相信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 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和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角色，这时通过政治的选择，“表现” 的标准变成了唯一可接受的标准。 表现的评价采用各种方法。在中学和大学有各种考试。全体教员的成就不断 地被校长委员会评估。有针对谋求一个工作的申请者的各种测验和检查。有雇佣 的试用期。有各种竞赛，人们在此测试他们自己的和其他人相比较的能力，体育 运动提供了最突出的例子。工业产品在投放市场之前要经过严格的测试10。 企业的表现通过在股票交易中的价格来测量。政府通过看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 膨胀水平来评价。 这种表现的指标（indicator ）从来都不是完全可靠的，因为它们经常被揭 露是人为操纵的。在统计测量的情形中，它是最容易被操纵的11。但是在 其它情况下欺骗当然也是可能的。只说最知名的例子：药物在体育运动中被用来 暂时地提高表现水平以超过正常的标准，裁判可能是贪污的，为了大量的金钱， 足球比赛有意地输掉了。在其他领域，工业测试可能是伪造的，质量标准被放宽 了。在学校，写作考试可能诱使欺骗，而口语考试可能导致任意的评分，测试可 能是偏斜的，而评分的人可能是有偏向的。总之，如果知道被评估，人们可能进 行典范式的表现、效率、慷慨、关爱、甚至英雄主义的表演，这与他们的日常行 为没有关系，但企图给人另外的印象并赢得信任（得到雇用、得到提升、获得选 举、通过考试、说服某人与他们结婚、使客户购买轿车等等）。 /* 40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外表 用于估计他人的可信性的第三种类型的暗示（cue ）是他们的外表和风度 （demeanor）。我们说某些人的外表“洋溢着可信性”，而另一些人看起来是令 人怀疑的。这依赖于很多外部特征：面相、身体语言、语调、爱笑、发型、穿着、 装饰、珠宝。其中的某些特征在美学上是给人愉悦或令人拒斥的，可能自发地引 起信任或不信任的情感。另一些特征，像微笑或侵犯性姿势，作为信任或不信任 的暗示有生物学上的基础。还有一些特征具有符号的价值，可以指示健康、社会 地位、权力，以及暗示着可信性（由设计师设计的衣服、被穿上用来展示的著名 商标、名牌手表、豪华轿车等）。 总之，在这些外部特征中有三种似乎提供了重要的信任暗示和内在的个性、 身份和地位的指标。其中之一是穿着（dress ）（Giddens 1991： 62 ）。穿着 的一个特殊情形是制服（士兵、警察官、医生带着他们的听诊器——在计算机扫 描时代常常是无用的），它们使穿戴者容易并即刻被认作是值得信任的人。另一 个重要的暗示是身体的修养（bodily discipline ）、对身体的控制、健康、得 体、以及干净和整洁。我们倾向于信任表现出这种控制的人：他们穿着打扮的更 整齐和整洁、干净，而且看起来健康而合体（Giddens 1991： 57 ）。第三种暗 示包括端庄的举止、好的行为方式、日常行为上的自我克制，这被看成是在更重 要的事情上值得信任的信号。“就象自信的骗子所知道的，透过个人展现的表面 的东西能够很快得出关于这个人的信仰和情感的特点的结论。第一次看到一个人， 根据年龄、性别和很多其它的社会范畴，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分类”（Good 1988 ： 45 ）。 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的、可以从外部观察的与信任相关的迹象。但信任不仅依 赖于我们看起来如何，而且依赖于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开的轿车、拥有的房子、 生活的地区、在卧室和厨房陈列的家具和摆设，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可信性的指 标。最后，信任也依赖于我们是谁，这应归结于我们属于其中的不同于声誉或表 现的（后者通过成就而获得）特定的身份地位。这些可以从我们的外表、所属的 种族、民族、性别、年龄推断出来。在这种所属的特征和信任之间的联结经常以 刻板印象和偏见为中介（例如，你不能相信黑人，吉普赛人是善于说谎的，女人 是狡猾的，年轻人是不可靠的）。 外表和风度的哪一种特征被当作可信性的信号，或哪一个唤起怀疑，常常是 相对的，这依赖于信任者以及评价发生的背景（例如，对年轻无知的人来说，穿 着很好的商人看起来并不是值得信任，反之亦然；穿着整齐的游泳者在裸体主义 的海边看起来当然是令人怀疑的，在城市的街道上一丝不挂的裸跑者同样也是令 人怀疑的）。似乎存在一般的规则来应对暗示的这种相对性，它表明相似性（similarity） 的重要性：“人们倾向于相信与他们相似的人而怀疑与他们不相似的人”（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17 ）。这适用于外部形象（朋克（punks ）信任朋克， 而成功的商人信任其他成功的商人）、年龄（青少年信任其他青少年），性别 （女人信任女人）、种族（黑人信任黑人）等。原因可能是“我们仅仅是能够更 好地预测与我们非常相似的人的行为”（Hardin 1993 ： 512）。由于不能预测 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未来行为，我们对这种不确定性报以怀疑的反应。一个极 端的例子是仇外（xenophobia）——对陌生人预设的不信任（a priori distrust of stranger ）。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人的特质的外表和风度。但它们也可能涉及更 复杂的社会客体。对于机构，它们以两种方式变得有作用。第一，所有的机构通 过它们的代理人、雇员，但尤其那些直接与客户、赞助人或消费者打交道的“可 见的”人——打个比方，也就是在机构的“门口”工作的人。银行的出纳员、售 货员、导游、服务员、法官、参议员都是银行、商店、旅游公司、餐厅、法院和 政府可见的化身。这种机构赋予它们的代表人的着装、制服、整洁、端庄、举止、 礼貌很大的重要性并不是偶然的。通过这种外部的暗示，它们能够增强信任，因 此这对它们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第二，机构也关心它们的经营或办公场所 的外表：银行装饰有绘画的走廊和大理石装修的大厅、百货公司和购物商场的建 筑奇迹、设计豪华的商店橱窗、轿车特许经销商的玻璃建筑、餐厅时髦的内部装 修、威严的政府大楼——所有这些都企图暗示可靠性和值得信赖性。仅仅产品的 外表（式样、颜色、包装、陈列）对于唤起消费者的信任并提高各种商品的销售 是如何的重要也是明显的。 没有人比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更多地认识到对外表和风度进行 操纵的可能性；有目的地“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构建人造的 “前台（front ）”，安排“舞台（stage ）”，并使用各种“道具（prop）” 为的是引诱他人信任自己（Goffman 1959，1967）。这种暗示明显地比声誉或表 现更容易伪造12。这也许是为什么自助的书、指导课程、甚至整个学校专 门用于教给人们合适的外表和行为举止作为唤起信任的方法。 /* 41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评估初级信任（1 ） 我们已经研究了人们作为给予信任的基础被用来评估他人可信性的三种类型 的暗示。所有这三种暗示——声誉、表现和外表——要求获得关于潜在的信任对 象的某些知识和信息。在有些条件下这可能是比较容易的，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 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一般的规律性似乎表明紧密、亲近、熟悉敞开了相关信息的 通道，也因此减少了操纵和欺骗的机会。卢曼指出“被信任者的熟悉程度是一个 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Luhmann 1979： 33 ）。哈丁强调了亲密的“深厚关系” 在实际信任中的重要性13（Hardin 1993 ： 510）。熟悉与信任之间的因 果链环（causal link ）是在这样熟悉和亲密的条件下提高了的行为的可见性。 “社会成员之间的熟悉达到可以相互看见他们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上的表现的程度， 这增加了监督和制裁活动的可能性并减少了它们的费用”（Hechter and Kanazawa 1993： 460-461）。例如，有关学者论证了日本人高信任文化的秘密在于每一个 个体在生活世界（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闲暇时等）中的可见性（Hechter and Kanazawa 1993 ： 481）。为获得熟悉和可见性，提供个人联系机会的团体、社 区、自愿者协会、以及朋友圈的紧密的网络似乎是必需的14。当直接的联 系和评价是不可能的时候，对更抽象的社会客体的可见性和熟悉的感觉来说，开 放性沟通就变的重要了。在公共机构、组织、承担公共角色的官员、专家技术系 统的情形中，通过容易获得的大众媒体、公开出版物、开放信息的政策，使它们 更透明，并因此表面看来是熟悉的。这种安排为中介的、替代的联系提供了场所， 并开放了机构和组织的世界，使其能够被靠近地仔细审查。通过暗示，匿名和距 离培养不信任，因为它们阻断相关信息的通道，防止值得信任的判断。也许在以 “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或“陌生人的社会”（society of strangers） 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城市社会中，常常被注意到的弥漫的不信任征候，至少可以部 分地被归结为这种可见性的缺乏。 作为限制信任的匿名性（anonymity ）的困境特别强烈地出现的一个新领域 是互联网。沟通和交易的匿名性达到了它的最高点15。而这提高了风险的 程度。就像《国际先驱者论坛》（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me）上的一篇文 章所说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无边的匿名性使通过网络的交易比在当 地办公室中签订的合同或在主要街道商业中心的购买更令人怀疑”（IHT ， June 22， 1998 ： 11 ）。为处理这个问题，很多公司正分配大量的资金发展安全的 方法，其中包括：通过电子签名（digital signature ）和电子证书的身份证明、 复杂的编密码的方法、“防火墙”和侵入侦察系统。这是企图重建个体和组织知 道他们在与谁交往以及正在与谁作交易的感觉。商业共同体认识到，像在所有的 商务中一样，没有信任就没有电子商务。因此对于《国际先驱者论坛》的那篇文 章的题目中提出的“信任值多少钱？”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信任是无价的。就 像IBM 公司董事长卢。格斯特（Lou Gerster ）所说的，“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当 人们登上互联网时，他们再也不必停下来说：”它安全吗？‘“（IHT ， June 22， 1998 ： 11 ）。风险将不会完全消除，但匿名性必须被减少到对任何”正 常的“交易都可以接受的水平，不要妨碍互联网巨大的商业潜力。 影响可信性估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评价标准的透明性（clarity of criteria ）、明确的成就标准、清楚的比较尺度。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 同。在体育运动中确定运动员的声誉或表现相对来说是容易的，在这个领域的大 多数规则中，结果可以被精确地测量，或竞赛中的胜者能清楚地确认。但是在职 业或专业领域，它是非常困难的。以学术职业为例。对卓越性的测量是建立在出 版物的数量上，还是建立在教学的完美上？相关联的是出版物的数量还是质量？ 但是如何确定后者：是看出版商的声誉，还是看评论的调子，或者看引用的数量？ 并且教学的卓越性如何能被确定：是由学生还是教工委员会来评估？所有这些都 是有争议的解决办法，可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当然，当我们转向艺术、文学和 音乐领域时，发现共同的普遍接受的评价标准甚至是更难的。对机构的评估使困 难甚至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为评估它们的可信性常常要求同时考虑各种成 就的尺度，而各种尺度经常是不可比较的。对政府来说，是在国际关系中有影响 力重要，还是保持经济增长重要？或者是控制通货膨胀更重要，还是降低失业率 更重要？对于大学来说，是引导创新型研究重要，还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重要？ 或者是培养大量的学生更重要，还是对优秀的学生团体讲授个体化的课程和教授 的个人爱好重要？ 除了可见性（visibility）和评价标准的透明性之外，还需要感知和理解可 信性的暗示的某些能力。假如各种暗示是可以得到的，人们必须注意并充分地辨 别以很好地利用它们。当涉及家庭成员、朋友或亲密的熟人的日常行为时，这是 相对简单和容易的。而确定产品的可信性是要求更高的，需要相当的鉴别能力， 尤其是在现代极端多样和丰富的消费者市场上16。但是当涉及职业或专业 的活动时，声誉的组成部分、表现的标准、成就的测量就不是不证自明的了。对 一般的人来说，直接地评估专业人士、专家、专门医师、科学家、技师、运动员 的声誉和表现（并因此导出可信性）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其他值得信任的理由就 变的更重要了：被信任的权威（评论家、评判委员会、裁判）的间接意见、或者 执行专业标准的控制机构的存在。评估更抽象的社会客体——银行、法院、技术 系统、股票交易、政府、政权制度等——的可信性甚至需要更多的能力。“复杂 性的增加减少了个体的信任赖以存在的熟悉性（similarity）”（Barbalet 1996 ： 80 ）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分析性地分别论述了可信性的三种类型的暗示——声 誉、表现和外表。但是在可信性的实际估计中，人们经常考虑所有的三种，或它 们的各种组合，有时优先考虑某种类型。当我们试图确定一个政治家、教师、医 生、学生、牧师、航空飞行员、交通事故中的司机、未婚夫或朋友的可信性时， 我们涉及很多不同类型的考虑。与此相似，当我们评估各种机构、技术系统、消 费产品，政权制度时，我们使用确定类型的信号，甚至是各种具体的信号，而不 考虑其它信号。 /* 42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评估初级信任（2 ）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可信性的这种复杂的、多维的评估的具体例子。最近我作 为主考官参与了波兰“无形的学院（Invisible College ）”的高度选择性的、 优秀研究生的资格考试，入选者将受到导师的帮助、财政的支持和其它特别的好 处直到毕业。这个想法是优中选优（fish out the best of the best ），并且 投资于他们个人的发展，为的是培养未来的学术精英。为了这种遥远的目标调配 现在的资源需要相当的信任。所以对可信性的评估是尤其仔细的。首先，有一个 写的很长的问卷试图重构候选人的声誉：在学校的成绩；各种业余活动和爱好， 包括体育运动、艺术；以及参与协会和政治的积极性。其次，要求候选人提交三 篇针对各种自由选择的题目的一页纸的短文。这是评估他们的写作能力。最后， 候选人被要求附上来自于他们以前的业余活动的老师或领导的三封推荐信。这是 检查他们的信用证明。为了使评估更客观，问卷、短文和推荐信由五位评委评分， 再把他们的分数进行平均。然后还有第二阶段：对预先选择出来的通过问卷排名 最高的那些人组成的群体进行口头面试。这次面试也是由五位评委进行评分，通 过问很多有挑战性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试图确证声誉的理由，同时也检查 口头的表现。它也是观察候选人的外表的一个机会：说话的方式、身体语言、果 断性等。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从大约25个候选人中选择一个（去年大约500 个 参加考试的人中录取了20个人）。这个例子描述了可信性的评估特别复杂和细致 的过程，因为风险和赌注都是相当高的。虽然具有相同的复杂性，但在很多简单 的情景中，存在一些一般性的规则去引导人们做出他们的判断。 首先，人们区分出与各种潜在的信任客体相关的可信性种类。他们问：可信 任的是什么，为了什么，期待未来有何种表现？这与我们以前区分的因角色而不 同的一致的和不一致的期望相关。例如，人们期望一个好总统的是效率、组织的 才能、领导的能力，也就是说，工具性的优良品质。人们期望一个好的最高法院 法官在道德上是正直的、诚实的、公平的，也就是说，价值论的优良品质。人们 期望一个慈善家的是无私和慷慨，也就是说，更多的基于信用的品质。所以对于 这些人的声誉、表现或外表，人们寻找相关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例如，尽管有 涉及克林顿总统和女性的关系的一些严重的争论，但是美国人一直信任他。但是 人们倾向于不信任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玛斯（Clarence Thomas ），他也 被指控有相似的不正当行为。他们可能收回对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 信任，因为在一个似乎不太可能的场合他被发现是自私和贪婪的。但是人们很可 能原谅李。艾科卡（Lee Iacocca ）——一个著名的公司执行官——同样的性格 弱点。 有时存在特殊的不成文协定：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被信任，尽管他有不正常的 行为、头发蓬乱、不修边幅，尽管他会忘记道歉，并且常常迟到；一个伟大的作 曲家的过多的爱情冒险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摇滚歌星吸毒也是可以谅解的。只有 对有感召力的英雄、偶像或圣人等少数情形，人们才会要求多维的、“全面的” 可信性：同时被要求是高效率的、道德的和关爱的，并且在所有的生活领域确认 这些期望。 一种归属性品质——它与任何成就无关，但在声誉的估计中仍然被考虑—— 的暗示（cue ）的有趣情形是运气因素。如果足球运动员、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股票交易经纪人、法庭辩护律师坏运缠身，要获得可信性，最好的技巧和许诺都 是不充分的。教练可能不把这个运动员选进球队，该赛车手将被放在最糟糕的位 置，投资者将不把钱委托给这个经纪人，而客户将不谋求这个律师的服务。这是 因为在这种特殊的职业，有好的运气被广泛地认为是必需的、额外的能力，不管 它是如何地难以理解。 不仅存在和与各种可信性的维度相联系的强调重点的不同，而且在选择暗示 的具体类型时也存在显著的模式差异。首先，当涉及不同的客体时，一些暗示通 常被认为比其他暗示更具有相关性。例如，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对运动员来说， 表现比声誉更重要；对通俗音乐家来说，外表比声誉，有时甚至比表现更重要； 对大学教授来说，声誉比外表更重要；当选择轿车时，聪明的购买者更多地注意 加速性能而不是车体颜色。 第二，存在提高某些暗示的重要性，或降低另一些暗示的重要性的情景的或 历史的因素。我在后共产主义波兰进行的关于信任研究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是， 当决定给予信任时，人们几乎完全忽视一个人的政治和宗教取向（参见第三章的 图2 ）。我猜想这可能归因于在共产主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过度渗透和对作为抵 御权威的教堂的过度效忠的特殊社会情形，这种社会情形突然从这两种力量中被 解放出来，并因此导致过度反应，把它们两者都看成是完全不合时代的。另一个 相似的解释似乎表明，以前的过分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热情是不可信的，只是在 控制社会（通过意识形态）或阻止这种社会控制（通过宗教）过程中扮演工具性 的角色，因此作为结果，意识形态和宗教都不再被看成能说明任何关于支持它们 的人的可信的承诺。 第三，对各种暗示的强调存在文化的差异。“关于强有力或可信的人的品质，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期待”（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15 ）。就像前文 所述，在传统文化中，声誉也许比表现重要，而在现代大众文化中外表变得更重 要了。有的文化特别强调象征性的信用证明（文凭、头衔），而其他的文化则不 以为然。有的文化赋予身体的结实和健康特别的重要性，而其他的文化则以不关 心或超然的态度看待这种特征。 最后，在应用某一确定的暗示时存在个人的、独特的不同。“当涉及其他人 或机构时，人们认为重要的价值确实存在不同”（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29 ）。因为他们个人的爱好、各种积累的经验等的不同，个体赋予各种值得 信任的品质不同的重要性。一些人“看重”外表；另一些人具有好探究的大脑， 需要关于声誉的全部知识；一些人是多疑的，只有通过他们实际证明的表现才确 信，只相信“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一些人是轻信的，人云亦云，对他们来说 名望、偶像地位、头衔、文凭的信用证明变的至关重要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势 利，而且还有一些人可能更坚持反复无常的“反势利的势利（snobbishness of antisnobbishness）”。 三、背景暗示：次级信任 各种信任客体的可信性不仅可以归因于他们固有的品质——声誉、表现或外 表，也可以归因于他们的行动所发生于其中的外部背景的特征。有一些背景条件 使人或机构的行动更值得信任，不依赖于它们可能具有的其他任何特点。这就是 衍生的可信性（derived trustworthiness ）。我们将要区分与增强可信性最相 关的三种类型的背景条件：被信任者的责任（accountability）、事前承诺（pre commitment），以及引起信任的情形（trust inducing situation）。 /* 43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责任性（1 ） 责任性意味着可信性的强制性，或更准确地说，监督和惩罚被信任者的行为 的机构的存在，或至少如果背叛信任的行为发生了，这种监督和惩罚是潜在的、 可以获得的。让我们比较两种情形。我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了一只劳力士手表。它 很快被证明是香港制造的毫无价值的冒牌货。我的信任，有点天真的确信，被背 叛了，但是对此我无能为力，我甚至不知道卖者是谁。现在想像我在索思比（Sotheby） 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买了我的劳力士表，结果我的信任被背叛了。我拿回我的 钱的要求很可能实现，但是即使它没有实现，我也不是完全无助的。我总是可以 求助于诉讼，在法庭上赢回我的钱。在第一种情形中，匿名的卖者是没有责任的， 他的可信性，如果有的话，也是其固有的，不能为任何强制所增强。在第二种情 形，不管怎么说也是非常著名的卖者，是更值得信任的，因为它有在法律面前的 潜在的责任。法院、警察、消费者保护组织、公民防卫委员会、廉正官员、职能 部门、股票交易代理等都是承担责任性的正式机构，当信任者的信任被背叛的时 候，他们可以求助于这些机构。但是责任性也可以由非正式团体提供。再看一个 例子：我借钱给朋友。当然我们没有签合同，也没有去找公证人。在朋友之间那 么做是不合适的，甚至有可能得罪朋友。不幸的是我的朋友拒绝还给我钱。我不 能去法院，但是我仍然不是完全无助的。我可以向我们共同的朋友群体揭露他的 对信任的可耻的背叛。他们的公开谴责，以及从群体中开除出去的威胁可以发挥 作用：我的朋友将向我道歉并把钱还给我。其他相似的责任性的非正式机构将包 括家庭、邻居、同事、同学和队友。 责任性增强可信性的原因在于它改变了被信任者利益的计算，它增加了成为 可信任的人的额外的动机，即避免责难和惩罚。“如果你知道我自己的利益将促 使我达到你的期望，你可能更有信心地信任我”（Hardin 1991 ： 189）。“如 果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相应的时间以相应的方式成为可信任的人符合他自己的 利益，你就会信任他”（Hardin 1993 ： 505）。当责任性是当面的时，这就更 加是事实。所以，“创造潜在的被信任者成为可信任的人比成为不值得信任的人 更符合他自己的利益的社会结构，是符合信任者自己的利益的”（Coleman 1990 ： 111）。 因此从被信任者的视角来看，责任性意味着不实现信任或是背叛信任是很难 的，因为它不会不被侦察和不被惩罚。而从信任者的视角来看，它使给予信任或 把某种有价值的事物委托给被信任者更容易。责任性消除给予信任的障碍并鼓励 一种更开放的信任态度，因为它给信任者提供一种防止可能损失的保险，一种防 止潜在的信任背叛的备用选择。“创立有助于安全的责任性机构帮助、支持或促 进了信任”（Hardin 1996 ： 28 ）。例如，如果有由他们在公证员办公室签订 的强制性的合同，就更容易相信商务伙伴会寄来商品；因为有“音乐指挥”高耸 的存在——他会强制所需要的良好演出，就更容易相信交响乐团的会员不会把曲 调搞的杂乱无章。当可以感觉到闪光照相机、安全守卫和磁性门的存在时，对有 通向敞开的货架通路的百货商店来说，就更容易相信消费者的诚实。 仅仅是责任性机构的存在不足以使被信任者成为负责任的。这些机构必须能 够针对被信任者采取有效的行动。如果它们不能做到这一点，责任性的所有的好 处都失去了：被信任者不会被鼓励去维持信任，而信任者也不会被鼓励去给予信 任。法院好好地在那儿，在街头卖劳力士表的小商贩和我的不诚实的朋友都不必 担心。他们不会受到法院的有效管辖权的影响，制裁也是不会实施的。 责任性机构对于假设的被信任者发生作用的条件是什么？或以相反的方式来 说：哪一个因素使被信任者有效地承担责任？一些个人的因素与被信任者的个性 有关，而一些结构的因素则与维持有效责任机制的特殊的组织安排有关。个人的 条件中最重要的是非匿名性。使卖劳力士表的街头小贩不受处罚地欺骗买主的最 强的凭籍是他的匿名性。“匿名性释放压抑，并允许人们以以前不敢采取的方式 行动”（Chong 1992： 701）。如果你甚至不知道一个人是谁以及在哪里可以找 到他，你就不可能使他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索思比拍卖行有广为人知的和长久 确立的身份和地点。回到那里并要求还钱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如果需要，在法院 控告这个公司。清楚的身份（位置、名称）是责任性的前提条件。 /* 44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责任性（2 ） 另一个重要的个人特征是责任性机构的管辖权的依赖性，或反过来说，易受 它们影响的敏感性。例如，在大多数情形中，一个人必然是以某一个确定国家公 民的身份在法庭上和它的法律管辖之下面对诉讼。外国人更可能逃避那种威胁。 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典型的在街头卖劳力士表的小商贩来自国外。并且它也许是 为什么我们常常更相信我们的同胞的原因。与此相似，一个宗教信仰者和某一个 教堂的成员，必然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管辖权之下，当背叛某人的信任的时候，就 会考虑忏悔或失去上帝恩宠的可能性。信仰宗教的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更值得信 任的，也许是因为他们在注视着我们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始终如一的承担责任的 意识。正是无神论者伏尔泰注意到：“我希望我的律师、裁缝、仆人，甚至我的 妻子都信仰上帝，因为这样我将不会那么经常被抢劫和背叛”（Wilson 1993 ： 219 ）。而且最近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不断地有证据证明，在核心城 市中去教堂的男性比其他的具有同样经济地位的男性更少可能犯罪”（Wilson 1998 ： 30 ）。“信奉宗教与家庭稳定、社区活动和慈善捐赠有很强的联系；而与自 杀、抑郁、药物成瘾、酗酒和犯罪有较弱的联系”（Himmelfarb 1998 ： 10 ）。 被信任者第三个至关重要的个人特质是拥有可被看作承担责任的担保或保险 的资源。很多种资源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有固定薪水的工作、银行存款、真正的 不动产所有权、收藏的珠宝和名画、豪华轿车等。关键是当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 时，所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被扣押。没有一种东西能威胁穷人、失业者或 无家可归的人。人们可以采用某些确定的方法逃避这种可问责性。一种是建立有 限责任公司。另一种是签订将财产排除在外的婚前契约。而一种更违法的资产转 移是把钱存在某些海外银行的秘密账户中。这种策略的代价当然是降低了一个人 的可信性。 除了被信任者的个人特质之外，为了提高自己的或同伴的可信性，人们还有 一些可以求助的结构性安排。“当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必须信任陌生人时，我们 通常更喜欢通过合法的合同来约束他们”（Hardin 1991 ： 190）。合同不仅在 它的具体的范围内保证达到信任的要求（例如，提供某些商品，或还债），而且 通过提高被信任者的可信性，在其它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促进充满信任的更坦率 的关系。它为活动的整个领域提供一种边界安全，这些活动因此能更加自由地进 行。“合同或审计可以保护关系不遭受它可能承担的所有风险的最坏结果，因此 能使当事人在较少风险的情况下合作”（Hardin 1996 ： 52 ）。为了使合同更 有约束力，签定者采用了各种附加的方法。正是马克斯。韦伯要求在真正起作用 的官僚机构中签订书面合同。还有更严格的形式，涉及公证人（notaries）、证 人（witnesses ）、在上帝面前发誓（swearing before God ）、歃血为盟（making blood oaths ）等。 提高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的可信性的更具体规定的一个例子是赋予特权的通 讯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 ）（在法律专业上被称 为“辩护律师—当事人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它有两个方 面：它禁止任何人强迫律师、医生、牧师和记者暴露在专业地位上获得的或作为 秘密托付给他们的信息，但它也禁止那些专业人士以他们自己的意志扩散这种信 息，这种行为要受到法律的严重惩罚或专业共同体的强烈谴责。这给予任何一个 与这些专业人士分享秘密信息的人双重保证，这样立刻使这些专业人士在这些方 面更值得信任了，并因此引发了信任。在辩护律师—当事人特权的情形中，美国 最高法院的最新规则明确地把它扩展到当事人死后。最高法院声明：“辩护律师 —当事人特权在当事人死后仍然被一般地（如果不是普遍地）接受已经超过一个 世纪了”（IHT ， June 26， 1998 ： 10 ）。而其根本原因是它明显地增加了 当事人对他们的辩护律师的信任。美国律师协会在给法院的一个摘要中论证到： “特权的终止将使他们的当事人对与律师谈话感到有些寒意”（IHT ， June 27， 1998： 10 ）。 在医疗专业的玩忽职守诉讼的情形中，有相似的机制在起作用。正是知道这 种诉讼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使医生更值得信任，使患者更自由地和敞开地给予信 任。例如，如果医生建议复杂的外科手术，将会假定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 而且显然风险不是太高。那么患者将更容易决定做手术。 在消费者市场，正是消费者保护组织或消费杂志和商品合格证的存在，给予 各种商品客观的质量评估和比较性评价，这增加了产品的可信性。消费者可以假 设：知道对他们的产品的公共测试的产品生产者，将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提高质量 和降低价格。与医疗事故的诉讼可能性一样，为了更安全，一个人不一定必须提 出这样的诉讼，对信任的这种影响也独立于这种消费者诊断的实际使用。 涉及到消费品，另一种信任建立策略是给予范围广泛的保证并使其得到更广 泛的注意。它对产品的可信性和购买它的意愿有双层的影响。首先，万一产品有 问题或者损坏了，它保证使产品得到替换或维修。但更有甚者，假定生产质量低 劣的产品偿付所有的替换和维修费用将违背公司的明显的自我利益，这就给予了 产品是高质量的强烈的暗示。 潜在的有质量问题的轿车招回制度有不同的推理过程。实行这个制度的公司 给所有未来的购买者发出了三重信息：一个负面的信息是它有时生产有缺陷的轿 车，但更重要的是两个正面的信息：一个是即使缺陷碰巧出现了，它们也不是无 法发觉的；另一个是公司真正关心消费者，不论时间长短将一律招回，并为这个 不道德交易赔偿非常高的费用。正面的信息的强度完全超过了负面的信息，因此 这个策略全面提高了可信性，唤起了信任并赢得了更多的购买者。 /* 45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事前承诺 当责任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可信性由于被信任者的决定和行动而增加时，一种 特殊的情形可以选择用来在事前承诺的标题下单独的讨论。打个比喻来说，这种 情景就像是人们愿意捆上自己的双手或烧毁退路上的桥梁。更准确地说，事前承 诺意味着被信任者有意改变他们自己的行动的背景，使它更严格和要求更高，并 使自己丧失了依照惯例应有的自由。 让我们看一些例子。在路易斯安那州，法律允许“契约婚姻（covenant marriage ）”，在这种婚姻中夫妻双方都丧失了无过错离婚的权力（Himmelfarb 1998： 20 ）。 这使得他们的契约更有约束力，因为在不进入证明有罪的漫长的和复杂的程序的 条件下，它消除了通常容易离婚的可能性。夫妻双方自愿和有意识地改变了他们 关系运作的法律背景。夫妻提出或接受这种法律的解决方案的事实表明使婚姻持 久的更强的决心、更严肃的动机，也许还有更深的爱。因此，事前承诺使婚姻双 方都更值得信任。 应该注意到，在法律系统中这样的选择的存在改变了所有婚姻，而不仅仅是 选择附加的“契约婚姻”形式的那些婚姻的可信性的背景，这是有趣的。对任何 不想如此选择的伴侣，可信性降低了，因为它立即提出了为什么配偶害怕做这样 的选择的问题：是他或她已经预期到离婚的可能性了吗？是不是他或她不严肃？ 是不是他或她爱得还不够深？当可能有婚姻的更强的缔约形式的时候，“正常的” 婚姻立即有点令人怀疑，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例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 在波兰可能有两种婚姻仪式。一种是在政府官员面前举行的民法规定的仪式，结 合的有效性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另一种是教堂仪式，与政府的观点无关，但在天 主教徒超过95% 的地区被认为是惟一“真实的事情”，大多数夫妇都另外举行这 样的仪式。如果有人只选择合民法的婚姻，在那种情形中，它立即看起来是可疑 的，将对配偶的可信性产生不好的影响。这解释了为什么甚至连共产党的高级官 员也秘密地在教堂进行宣誓，有时为达到这种目的而去一些偏远的村庄。 与“契约婚姻”正好相反的一种安排是剥夺伴侣对公共财产的正常权利的婚 前财产合同。这立刻降低了伴侣的可信性并使联系变弱。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 一，它就像没有信心的选举；它发出了一个信号：提出这一点的伴侣不信任另一 方，不想天长地久，也许是已经想到要离婚。因此他或她对另一方完全地和无条 件地承诺没有足够的可信性。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感染了挑剔的怀疑，而自证 预言可能很容易开始起作用。第二，那种合同显然使离婚更容易，所以它更加有 可能或迟或早以离婚的方式结束。 法律允许婚前财产安排的事实改变了所有婚姻，而不仅仅是选择婚姻的背景。 但是这种影响正好与事前承诺情形中的影响相反。当有可能时，它没有被选择这 个事实增加了伴侣的可信性，因为它显示了相互的信心与使婚姻长久和使离婚更 加困难的强烈的决心。但是因为婚前财产合同相对于规则来说只是一个例外，放 弃它们并遵循正常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序，将不会对可信性产生像采取附加 的“契约婚姻”形式并放弃未来正常的选择那样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在后一种情 形中，决定所产生的意义和信息的强度是无可比拟的。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得出的 结论是承受义务的背景对伴侣可信性的重要性。如果要求更高的承诺是可能的但 没有承诺，从伴侣的视角来看，同样的义务有不同的价值。来自不同领域的另一 个例子是在青少年团伙或犯罪组织中通过事前承诺而入会的惯例。新成员被要求 偷某种东西，或甚至杀死某人。这提高了他们的可信性，因为第一，它证明了他 们加入动机的严肃性，第二，因为对犯罪行为的心虚，它改变了他们的法律处境， 他们现在极其需要逃避惩罚和受到保护，这使他们与犯罪团体更强烈地联系在一 起。 /* 46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情景的促进（1 ） 在讨论了承担责任的各个方面之后，我们必须看一看产生信任的其他源泉— —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形势的特点。在信任关系发生的模式中， 有一些特征对信任者给予或收回信任施加了一般化的促进或抑制的压力，因为他 们提高或降低被信任者第一印象的可信性程度。第一，一般来讲，信任在密切的、 小的、亲密的社区共同体（communities ）中比在陌生的城市人群中更容易获得。 这是由于这种社区的两个重要的特质。一方面，成员相互之间都是可见的，而这 个事实完全不依赖于任何责任性机构，增强了守信的动机，从而防止了对信任的 背叛。“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对各自在社会角色上的表现达到可见的程度，增加了 监督和惩罚的可能性，减少了相应的成本”（Hechter and Kanazawa 1993 ： 460-461）。 作为范例，作者分析了日本社会，尽管它的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日本似乎 在总体的水平上维持了前工业的、类似礼俗社会（gemeinschaftlike）的社会 特征（Hechter and Kanazawa 1993 ： 485）。他们注意到“日本人的生活几乎 完全在他们团体的其他成员的持续不断的监督之下，个体因此是可见的并要为他 们的行为承担责任”（Hechter and Kanazawa 1993 ： 468）。这种监督也被应 用在学校、工作、公司住宅群、邻里交往中等。这提供了符合或回报信任的激励 ：“人们同意承担这些广泛的义务，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高度可见的”（Hechter and Kanazawa 1993 ： 486）。 这些结合严密的社区共同体有另一个相关的特质：关系密切，倾注着强烈的 感情，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持久性。迪尔凯姆称之为“道德紧密性（moral density ）”（Durkheim 1964b），布拉姆斯特恩和科拉克把这种情况描述为 “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Blumstein and Kollock 1988： 469）。 早期的部落、游牧民族、农民，也包括阿拉伯商人和黄金与珠宝商，提供了这种 社区共同体的范例。当人们被联系在紧密、亲近的网络中时，他们被“来自水平 方向的强制（horizontally constrained）”维持着信任。如果一个人欺骗另一 个人，其余的人将干预，以保护有益于所有人的轻松、自由的互动。一个欺骗消 费者的商人将会受到不愿意损害一个公司或给所有商人带来利益的广阔的市场网 络的可信性的其他商人的谴责。认识到这些机制，人们面对这样的社区共同体可 以感到更安全和信任。在黄金和珠宝经销商的情形中，消费者可能更容易冒交易 的风险。 要在不同于亲密社区共同体的环境中鼓励可信性，社区共同体的那两个特征 ——可见性和亲密性——有时被有意识地通过特殊的技术或组织的方式来激发。 在公园或犯罪大量滋生的街道设置亮的灯光19。取代封闭的办公室，一些 公司的雇员坐在可以看到所有其他雇员的敞开的隔间里。在美国大学中，教授常 常向走廊敞开着他们办公室的门。在白宫，所有的会谈和行动都被记录。在发生 足球场暴乱风潮之后，一些城市引进了姓名徽章（name badges ）制度，为球迷 提供强制的身份确认。所有这些以及相似的方法目的在于消除匿名性和秘密—— 它们的存在常常会降低可信性。一些其他的方法集中在紧密性和亲近性上。举例 来说，在美国的一些民族社区中，在韩国食品店主以及中国或意大利餐馆老板之 中，公司的惯例是雇用近亲或只与朋友做生意。产生牢固的信任联结（bond）的 血缘关系或朋友关系的非正式网络凌驾于正式的组织结构之上。 影响其他人的可信性并因此影响给予信任倾向的另一个情景因素是关系发生 的地点的神圣性质（在迪尔凯姆所说的宽泛的神圣意义上（Durkheim 1965 ））。 这是一个常识：一个人在教堂比在地铁站更不太可能被抢劫，或在交响音乐会比 在足球运动场更不太容易被连续的殴打。某些地方，由于它们神圣或半神圣的特 征使潜在的违反者产生心理上的禁忌。也许相似的心理机制是如下经常被注意到 的令人惊奇的事实的原因：秩序、整洁、干净、雅致的公园或街道比那些被遗弃 的、被忽视的并且脏乱的公园和街道更少被破坏。神圣性似乎也产生作用，引起 信任和可信性的另一种场合是把大量的情绪激动的人汇集在一起的宗教或爱国游 行。我生动地记得我碰巧参与的两个这样的例子。一个是1976年在纽约巴特里公 园（the Battery Park）举行的几百万人到场的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纪念活 动。另一个是1979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 ）带领群众 到波兰的第一次朝圣，在克拉科夫（Krakow）的一个开阔地聚集了两百万人。在 这两种场合，我为人们互相表达的不同寻常的亲密、友好、帮助、关爱、同情， 恰当地说是信任而惊奇。并且一些客观的指标支持这种印象：在这两种情形中， 警察的统计显示，尽管不良行为和违法的机会明显地增大了，但是这类行为的数 量更小了，而不是更大了。这归功于神圣的氛围，甚至罪犯似乎也变的更值得信 任了。 最后，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环境，在那里值得信任的行为是自我增强的。我记 得这种情景：对信任的背叛甚至在没有任何强制机构干涉的情况下自动地以非常 严厉的惩罚来警告坏人。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如果不是在 山岗上超速行驶超车或在错误的一边行驶会经常立即导致撞车和自身伤亡而受到 惩罚，有秩序的交通将是不可能的，而且警察也不能产生任何帮助。道德上负责 的司机必然是少数，而依靠他们的自律、公正或仁爱将是自杀性的。正是自我管 制机制——它要求在自我保存上的自我中心的利益——使大多数司机值得信任， 而且在街道上开车是完全可能的。交通警察只是对可能出现的不值得信任的、注 意力不集中的或没有自我保护本能或对他们的技术和运气过于自信的司机——他 们引起事故——才是需要的。在拥挤的滑雪斜坡上，类似的自我管制机制在不同 程度地起作用：在那里对其他滑雪者的信任的背叛以及违背一些简单规则的结果 常常是摔断腿或胳膊，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 47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情景的促进（2 ） 我们迄今为止已经讨论的两种类型的可信性——初级的和衍生的——的评估 都发生在给予信任之前。它们涉及预期的值得信任的行为，这些行为满足信任者 未来的期望。评估建立在很多暗示——个人的或背景的——之上，但是先于我们 的尚未发生的给予信任的行动。它们实际上是潜在可信性的评估。但是也有这样 的可能性：我们根据对我们以前给予的信任的反应——被信任者在以前的交往中 达到信任或回报信任——进行持续的、重复的评估。在这里我们通过对被信任者 以前面对我们信任时的行为的推断来评估其未来的可信性。例如，如果我的商业 伙伴总是按时还债，我愿意再借钱给他。如果我的朋友以前从来没有暴露我的秘 密，我愿意告诉她一个新的秘密。在以前的一贯的履行义务和回报信任的事件 （episode ）基础上，可信性得以累积起来，相互关系得以逐步发展。在这里， 一个人的可信性是持续地和直接地通过他过去的对我的与我给予信任的行为相关 的行为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展示与其他人有关的可靠性、效率、能力、公正等 来检验。 我常常倾向于更信任那些其可信性以前已经通过我们相关检验的人，例如， 我们的被证明了的朋友、经受住了考验的商业伙伴、最喜欢的作家的书、以前没 有使我们失望过的轿车制造商。这是最强的值得信任性的暗示，一种我们所使用 的超越性暗示（metacue ），超过并且高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所有暗示。当然 这种暗示和所有的其他暗示一样不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对人的行为的一贯性和连 续性的假设常常是不可证实的，而以前值得信任的同伴可能有一天背叛我们的信 任。而且，像所有其他的暗示一样，它可能受到人为地操纵以引出我们的信任， 为的是滥用这种信任。一个例子是，在军队中对待指挥官像对待朋友一样，并在 很多场合证明他的忠诚可信的间谍，只是在为最后一次漂亮的收获、巨大的出卖 做准备。另一个更世俗的例证是玩纸牌的人，他随意拉一个天真的参与者，并失 败若干次，实际上是为最后“致命一击（kill）”做准备。 长久持续地与被信任者接触的情形只是例外，而不是惯例。更经常的是我们 没有机会应用这种针对我们自己一贯的可信性的强烈的、超越性暗示。因此我们 必须从起跑线开始，在第一次交往的情况下做出先验的决定：是给予还是收回对 以前从没有检验过的同伴的信任。这是我们为什么经常求助于声誉、表现、责任 性和唤起信任的情景来作为我们信任的赌博的理由。 /* 48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冲动 可信性的评估在它的所有形式中都提供了信任的认识论基础。但是也存在另 一种方式可能为信任提供基础。这是信任的一种系谱学基础，可以在以前环境的 一些结果中发现。此时信任的发生不是由反思性的可信性对象驱动（targetdriven） 的，而是由信任冲动的行动驱动（agencydriven）的，或由信任文化的背景驱 动（context driven）的。在后两种情形中，信任发源自个人特殊的偏好，或 标准化的规则。 人们通常假设信任倾向是个人的特质。“倾向于表现信任依赖于人格的系统 结构”（Luhmann 1979： 5）。有各种术语用来指称信任的心理倾向。威尔逊 （1993）称之为“道德冲动”（moral impulse ），吉登斯（1991）称之为“基 本信任”（basic trust ），哈丁（1993）称之为“信任能力（capacity for trust）”， 福山（1995）称之为“固有的社会性（innate sociability）”。它遵循由西美 尔（Simmel）通过他的“结交（sociation ）”概念或迪尔凯姆通过他的“表达 性团结（expressive solidarity ）”概念开创的探索人性的一些前社会（pre social）组成部分的历史悠久的社会学传统。当代的研究取向不倾向于把这种 特质看成通过遗传获得的、天生的和不可改变的，而是看成由于特殊的生活经验 而习得的。“高信任能力是幸福生活的副产品”（Hardin 1993 ： 524）。而且 至少从弗洛伊德时代开始，早期的童年事件就被赋予特别的重要性，大量的最新 研究也确证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发现获得的所有知识都表明： 关于儿童的未来的每一件事情，其发展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在最早的几年就被确定 了。人的人格很早就出现了；如果它要被塑造，必须被尽早地塑造”（Wilson 1998 ： 28-29， 34 ）。 我们可以假设信任冲动最初源自于与信任相关的生活经验。理论上说它们可 能与对他人的有益行动的信任的满足或背叛有关，与对托付一些有价值的事物的 行动的回报或滥用有关，以及与通过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怀疑的反应的回报有关。 而且各种形式的信任都可能是危险的：工具性的、价值论的或基于信用的。在家 庭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正是来自关爱的、帮助的、善解人意的父母的亲密的、 温暖的和细心的基于信用的信任，才使信任冲动得以形成。“儿童不是由规划项 目、政府或村庄来养大的；他们是由热诚的、甚至无理性地为他们孩子更好地生 活而奉献的父母养大的”（Wilson 1998 ： 29 ）。重要的信任是本能的、模糊 的，没有与来自于父母的这种基于信用的行为相连接的期望，还不存在委托（entrusting）， 因为孩子既还没有认识到，也还没有对可能被放弃的外在的价值客体的控制权。 在成长的下一个阶段，新的信任形式在同辈群体、一块玩耍的圈子、游戏团 队、街头团伙、邻里中展现它们自己，这些自发的初级群体围绕着正在成长的儿 童。信任的内容也包括对公平游戏、保守秘密、忠诚价值观的期望。并且由于财 产或所有权，以及什么是有价值的定义的观念形成了，把某些东西委托给他人的 实践出现了（可能是一个球、一个洋娃娃或一辆自行车），并且相关的相互期望 也慢慢地明确了。 也许最慢形成的是关于能力、效率、合理性的工具性期望，这些期望只有在 对成人来说重要的职业领域才占统治地位。在所有这些阶段出现的各种信任可能 获得满足或被背叛，被奖赏或被违反。如果被特别地和一贯地满足，信任冲动就 慢慢地扎根于他的人格之中。如果经常被背叛，信任冲动可能再也不会形成，或 它可能变成压抑的、胁迫的或瘫痪的。对信任冲动最大的破坏影响是由家庭的破 裂带来的。从常见的缺乏家庭照顾的时间、成年期病理学的早期开始，因分居或 离婚造成的创伤、在单亲家庭中对孩子的忽视，到受托的监护人对儿童的极端的 性侵犯，创伤的程度不断升高，其结果是习得的信任能力的缺乏。信任冲动由固 有的怀疑、强迫性不信任，以及由青少年团伙、有组织犯罪、黑手党等社会领域 奇异的病态发展所代替。“存在一种自然的、普遍的趋向社会性的人类冲动，如 果不能通过合法的社会结构——像家庭或自愿者组织——来表达它们自己，它将 在病态的形式——比如像犯罪团伙——中出现（Fukuyama 1995 ： 338）。 /* 49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文化（1 ） 就像信任冲动是个人生活经历的产物，信任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文化、民族 性格等是天生的观念要么是完全不可信的，要么是完全过时的。文化现在被看成 是源自于社会成员的跨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集体的、共享的或源自于个体的典型 经验。用福山的话来说：“文化不是不可改变的原始力量，而是由政治和历史的 进程持续不断地塑造的东西”（Fukuyama 1995 ： 211）。或像威尔逊所说的： “文化从千百万人的无数的小的选择中生长出来”（Wilson 1998 ： 35 ）。有 时有人会加上一句，它们也作为有目的的改革或革命的结果而出现。文化形成的 一个途径是经由普通人的行动而自下而上形成的。它主要从某一确定性的行动示 范（instance）开始，通过传播而成为共同的“惯例”，并编成标准模式。文化 形成的另一个途径是经由有魅力的领导、英雄、预言家、圣人、偶像、改革家这 样的人的行动而自上向下形成的。它主要导致从规则的表述，经过它的范例的应 用，使用的传播，直到编码为预期的普遍的惯例。实际上，作为通过价值、规范、 符号、编码制度、组织形式、叙事模式等方式展示在集体记忆、社会意识、价值 意识中的早期实践沉淀的痕迹，文化获得了某种持久坚固的性质。现在，文化的 出现或“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 ）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了，产生了丰硕的 成果（Archer 1988 ； Piotr Sztompka 1991a ），并且尽管其过程还不能完全 被理解，我们可以大胆地表达对信任文化的起源的一些主要的猜测，而把对这种 过程的详细讨论放在第六章。 在前面的章节所使用的意义上，信任文化是一个规则系统——规范（norm） 和价值（value ）——它们调节给予信任和达到、回报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的行为 ；简言之，是关于信任和可信性的规则。信任文化把具有各种类型的信任占优势 的持久的经验累积和系统化为规则。如果信任赌博占优势的持续结果是积极的， 并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发生，信任的一般规则就可能出现。信任更具体的规则 对应于各种类型的信任的多种多样的经验。所以，如果预期的信任，只涉及对其 他人行动的期望（独立于信任的行动而出现），通常证明是被满足的，对乐观主 义预言的标准化的激励将出现。或如果委托有价值的客体给他人通常会导致归还 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鼓励对他人忠诚就会出现。或如果给予信任常常 唤起相互信任，它可能变成一个规则，规定唤起的信任作为一个人获得信任的方 法。更具体地说，规则也可能涉及各种真实的期望：工具性的、价值论的、或基 于信用的。而且它们也可能有选择的，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或甚至单独 涉及某些客体，关于这些客体信任的经验已经证明是积极的。例如，在共产主义 时期的波兰，在私人领域对家庭成员、朋友、熟人展示信任被认为是对的；把信 任扩展到公共领域——政权制度、执政党、政府、政治精英、政府官员、警察、 等——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或甚至是可耻的。在具体的地位、角色、机构和组织之 中也出现了标准规定的信任的深层次分化。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那些公共 机构都属于可耻的公共领域，军队比警察更被信任；议会比共产党更被信任；并 且尽管那些人都属于可接受的私人领域，家庭成员比工作上的熟人更被信任，朋 友比邻居更被信任。 个体信任冲动和广阔的社会信任文化的出现，非常独立于任何可信性的评估， 为信任提供了理由。信任的系谱的（genealogical）正当性补充了知识论的正当 性。更经常的情况是两者一同出现。下列情况是很少的：人们只依据信任冲动或 完全按照规则要求的信任而行动，而没有任何可信性的考虑——他们考虑给予信 任的那些人的声望、表现、外表、责任心或情景约束。以下情况同样是很少的， 或也许是不可能的：发现人们像完全理性的计算者一样行动，没有任何个人的倾 向或文化的压力。信任冲动和信任文化作为有利于给予信任的理性计算的产生偏 斜的重要因素进入个人信任行动的复杂的因果关系中。当信任冲动和信任文化是 相同的时候，做出信任的赌博变的更有可能，甚至尽管有时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相应地，对相反的信任冲动和信任文化——内在的怀疑性和不信任的文化 征候——来说，所有这些也是真实的。它们的出现使不信任的行动更有可能，甚 至有时不顾所有值得信任的证据。 在信任的三个维度以及信任赌博依赖的三个基础——反身性可信性、信任冲 动和信任文化——之中，文化层次的探讨在以前的信任研究和信任理论中相对来 说被忽视了。而我们的讨论得出如下结论：正是文化规则在共同决定某个社会在 某一确定的历史时刻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时，可能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为理 解当代社会在这个方面的重大变异，同时也为了解释在时间中发生的信任或不信 任强度的历史变化，使用信任文化的差异将是不充分的，并且事实上甚至将是同 义反复的。信任文化或不信任文化不能被看成给定的：被看成独立的、解释的变 量。更合适的是，我们必须把它们看成要被解释的问题，并尝试寻找产生信任文 化的社会条件和因果过程。这个任务我们将在第六章着手解决。但首先我们还必 须关注社会生活中各种形式的信任可能具有的后果或功能的一般性问题。 /* 50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文化（2 ） 1 考虑到那怕最小的细节，完全的、有意识的声誉的建构，在间谍中间以 “建造假身份”而出名。在它被用来欺骗之前，为了给它完全的可信性，可能花 费很多年。 2 补充性信任（supplementary trust ）与主要的信任（main trust）相一 致的特殊情形显然是简历（CVs ）或履历（resumes ），还有自传。与此相似， 个人的网页常常是由对此感兴趣的个体自己制作的。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想确定 其声誉的这个人本人的可信性。这是我们为什么经常不完全依靠这种证据，而去 寻找独立的仲裁人或其它证明的原因。 3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ctor Chernomyrdin ）—— 俄罗斯前总理与大工业集团“加日普罗姆”（Gazprom ）的领导人——的获胜。 4 就像最近米切尔。普拉蒂尼（Michele Platini ）——一位著名的足球运 动员——被赋予管理1998年世界杯的宏大计划的责任一样。 5 但是有趣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关心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准确 地说是“重要他人”眼中的声誉。乔恩（Chong ）通过令人厌恶的窘迫……比如 在没有给足够多的小费的情况下在餐馆老板的注视下走出餐馆时的不舒服，对此 做出了说明（Chong 1992： 703）。它也可以归因于在我们的同伴面前或仅仅由 于强烈的内化的风俗，如果违背就会产生犯罪感，而感到被羞辱。 6 它涉及到著名的纽约百货商场。 7 它涉及到著名的意大利设计师。 8 每一位学者都知道如果以前的书是成功的，再写另一本书是何等的困难， 因为他感到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它至少应当与上一本一样好。就像默顿所说的： “建立在对所完成的著作的公认基础上的回报系统往往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 这种社会压力不会经常允许那些爬上科学成就的崎岖的大山的人保持一种满足状 态（Merton 1973 ： 442）。 9 由于健康问题，斯蒂菲。格拉芙（Steffi Graf ）从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跌落下来，为了赢得主要的锦标赛她必须在淘汰赛中竭尽全力。 10我们看到豪华的高级轿车被驾驶在岩石众多的荒野好多天。我们看到泰戈。 霍耶尔（Tag Heuer ）手表在特殊的容器中被暴露在极高的温度和极大的压力之 下。人们有时奇怪为什么以及为了什么，可是这通常会提高对它的信任，并且因 此而卖出去。 11与支持如下有洞察力的玩笑的常识相一致：存在三种程度的谎言：谎言、 十足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12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生在校园中穿白衬衫并且打 领带的惟一的场合是企业的代表来进行工作面试的时候。这是看起来令人尊敬并 赢得未来可能的雇主的信任的最简单的窍门。 13甚至这种促进信任的条件也可能是伪造的。罗伯特。默顿描述了一种他称 之为“伪礼俗社会”的模式：“推销的精细方法，其中就有伪造与客户的个人关 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拉拢客户”（Merton 1968 ： 163）。受过很好训练的销 售人员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几乎是亲密的方法接近他的客户。他们假装友善，关 心我们的利益，用名字称呼我们，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并卖 出他们的产品。“销售员所做的一切都是试图在交换中注入个人的因素。通过称 呼名字和用消费者熟悉的语调说话，他使消费者公然不信任他更加困难”（Chong 1992： 730）。 14用罗伯特。普特南所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来说（Putnam 1995b， 1995c）， 这也许是联接信任与丰富的联系网络的因果链。他从来没有讲清楚这种因果链的 性质，但是似乎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 15在《纽约》（New Yorker）杂志的一幅著名的漫画上，画了两条狗坐 在显示器前面正通过电子邮件阅读来自异性的信息。“你看，在因特网上，她甚 至不知道我是一只狗”，一只狗对另一只狗说。 16理性的购物变成了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有一点类似于比较研究。所以很 多人遵循更容易的路线并且求助于内在的感觉、直觉、一时的兴致、势利、电视 广告，这正好让不诚实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感到高兴。 17也许正是现代城市环境伴随着它们的巨大的公寓住宅区的匿名性是解释我 们时代的不信任和不可信综合症的另外原因。 18我怀疑，最近对一种小型的默西迪丝（Mercedes）A 型轿车或一款新的大 众“甲克虫”（Volkswagen Beetle ）轿车的招回，并不是意在增加更多的可见 度和对那些新产品的需求的有独创性的市场策略。 19这种提高安全感并增强信任的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建立在对通常在夜里会 经验到焦虑的感受，而在白天信心就会被提高的认识基础上的。〗 /* 51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的一般功能 到现在为止，在我们的讨论中已经有一个潜在的、隐含的假设：信任是好的， 是要寻求的东西，而不信任是坏的，是要避免的东西。有时这个假设也被明确地 提出来。让我们来看一些典型的陈述：“信任是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就像我们 需要保护我们呼吸的空气或喝的水一样。当它被破坏时，整体的连续性就会受损 害；当它被摧毁时，社会就会不稳固和崩溃”（Bok 1979： 28 ）。“信任是一 个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产生并维持团结的整合机制”（Barber 1983 ： 21 ）。 “在市民社会中，信任构成秩序的基础——使形式上自由的人能相互交往（包括 事务性的和个人性的）”（Silver 1985 ： 56 ）。“一个民族的良好存在和它 的竞争力只以一个普遍深入的文化特征为条件：一个社会固有的信任水平”（Fukuyama 1995： 7）。“任何建构社会秩序和互动的社会架构的连续性的长期努力都必须 建立在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的稳定关系的发展基础之上”（Seligman 1997 ： 14 ）。 这种对信任的理想化太简单了，以致于不可能是真的。更详细的审查是必需 的，并且有几个问题是必须问的：信任总是好的，不信任总是坏的吗？各种不同 类型的信任是同样的好或坏吗——以及最后——对什么来说是好或坏的？在本章 中我们将尝试确认信任和不信任的社会功能，并决定这些现象对社会生活所具有 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功能权衡。任何关于信任的功能（function）和功能失调 （dysfunction ）的陈述必需双重的相对化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首先，知识论的 相对化，因为信任有没有建立于可信性的可靠的评估基础上，功能权衡将完全的 不同（例如：信任诚实的人当然是好的，但是相信骗子是否同样是好的？）。其 次，伦理的相对化，因为信任可能对整个社会有益，或只对社会某些有限的部分 有益，而对其它部分没有益处（例如，信任与我们一样的公民似乎是好的，但是 在犯罪团伙中的信任是应该赞扬的事情吗？）。 一、信任的一般功能 但是在我们转向功能的相对化之前，我们必须详细说明什么功能通常可能是 利害攸关的。什么是信任的一般功能，也就是说，它对社会生活的运转有什么重 要意义。三种区分是必需的。第一，我们必须分别考虑给予信任（寄予信任（placing trust ）、赠予信任（granting trust）、委托某物（entrusting something） 等）的功能和达到信任要求（证实信任、归还所委托物、回赠相互的信任等）的 功能。第二，我们必须分别考虑对参与关系的同伴个人的功能和对关系发生于其 中的广大社会（社区、群体等）的社会功能。最后，我们必须区分对信任者重要 的个人功能和信任对被信任者个人所具有的功能。 （一）对参与者的功能 通常说来，给予他人信任有利于唤起他人的积极性。信任释放和调动人的能 动性，释放对他人创造的、不受抑制的、革新的、企业家式的积极精神（Luhmann 1979： 8）。围绕着他们行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低的，因此“行动的可能性随 着信任的增加而成比例的增加”（Luhmann 1979： 40 ）。我们对他人越坦诚， 与他人交往就越容易，并越能维持持久的关系。例如，“相信自己的同伴的善行 与在政治活动中加入他们的行列有直接的关系”。（Almond and Verba 1965 ： 228 ）。并且与我们给予信任的人互动使我们免于焦虑、怀疑和警戒，并允许更 多的自由和开放。我们从监督和控制他人的一举一动、时刻“注意他们的手”的 需要中解脱出来。“道德秩序建立在把自己封闭于‘契约（covenant）’的自我 约束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实际上扩大了释放目标（release goal）的‘自由’或 能力，并扩展了相互的利益”（Silver 1985 ： 57 ）。结果，我们的行为变的 更具创新性，远离谨小慎微的路线。我们的能动性、积极精神和自由都提高了。 在有些情形中（托付或唤起信任），可能也有额外的好处：我们的信任可能被报 之以相互的信任，因此我们将享受被信任的各种利益（稍后将被讨论）。 不信任正好带来相反的结果。我们对开始与他人互动犹豫不决（因此可能丧 失重要的机会），仔细检查我们的一举一动（因此保持时刻的“警惕”），并沿 着安全的路线行动（避免任何革新）。能动性、积极精神和自由的总的水平因此 降低了。在有些情形下，我们可能也会得到相互的不信任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有 害的影响。“因为信心下降了，为保护自己免于更大的风险和弱点，人们形成了 防御性的悲观主义意识……他们可能具有相对封闭的心灵，好像他们已得出结论 ：他们的同伴并不真正关心他们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据此做出对他人的 行动反应。其他人的积极的行为将被看成是可疑的”（Holmes and Rempel 1989 ： 214）。 但是信任不仅对它的给予者，而且对它的接受者都有积极的后果。“信任是 重要的，被信任同样也是重要的”（Gambetta 1988b： 221）。被授予信任提供 了正常的社会约束和禁止的暂时的悬置：这样的人、角色、组织和机构获得了 “信任的信用”，从立即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这给予不墨守成规、 革新性、原创性——或简言之，行动自由——广阔的空间。“信任的寄予允许一 个这样的行动，对于被信任者来说，如果没有信任的寄予，这种行动将是不可能 的”（Coleman 1990： 97 ）。还有一个额外的可以看见的好处：被某人信任可 以成为其他人也给予信任的证据，所以，收到信任提高了一个人在其它事务中的 可信性（例如，当因为一本书是最畅销的，我就买了它时，我是追随千百万读者 所给予的信任。随着读者的每一次增加，书的可信性提高了。或如果我知道我的 大多数朋友都把钱存入那个独特的银行，我更可能把钱存入那里。银行的可信性 因为每一个可靠的存款人而提高了）。获得能带来可信性提高的信任对于政治家、 学者、运动员、临床医生、记者来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且对于像军队、警察、 政府这样的机构来说也是这样。而不信任正好导致相反的结果。通过其他当事人 的时刻警惕和控制，它捆住了一个人的手脚。它把行动者推向安全的、防御性的 行动路线并使其避免“做出头鸟”（sticking one's neck out ）。它剥夺了一 个人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不被信任而被拒绝给予或不被委托。总之，它 导致积极性的减少、孤立和预防性的敌对行为。 /* 52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对更广大的共同体的功能 信任不仅对参与者，而且对信任得到普及的更广大的共同体（团体、联合会、 组织等）有重要的功能。首先，它激励社会性和与他人一起参与各种形式的联合， 并且以这种方式丰富人际联结的网络，扩大互动的范围，以及允许更亲密的人际 联系。换句话说，它增加了埃米尔。迪尔凯姆所称的“道德亲密性（moral density ）”（Cladis 1992： 196），和现代学者所描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Putnam 1995a ， 1995b， 1995c）、“自发的社会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 （Fukuyama 1995 ： 27-29）或“市民的约定（civic engagement）”（Almond and Verba 1965： 228）。其次，信任促进了沟通的扩展，并解决了阻碍自发的 集体行动的“众人致误现象”（pluralistic ignorance ）（Allport 1954）。 第三，信任鼓励对陌生人的宽容和接受，鼓励把文化和政治差异看成合法的—— 因为它允许以一种没有威胁的方式看待它们。用这种方式，信任抑制了群体内的 敌对和陌生人恐怖症（xenophobia）的表现，并缓解了争执（Parry 1976： 129）。 第四，由于认同意识，信任文化增强了个体与共同体（家庭、民族、教会等）的 联结，并产生强烈的导致合作、互相帮助、以及为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的倾向的集体团结。第五，当信任文化出现时，交易成本被显著降低，而合作的 机会被显著地提高了（Offe 1996 ： 10 ）。简言之，“当信任存在时候，参与 和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了”（Luhmann 1979： 8）。 另一方面，通过导致孤立、原子化、联系的断裂、以及人际网络的衰退，不 信任侵蚀着社会资本。第二，不信任关闭了沟通的通道，导致社会成员孤立，并 产生“众人致误现象”（Allport 1954）。第三，不信任动员防御性态度、敌对 的刻板印象、流言、偏见、以及彻底的陌生人恐怖症。第四，它疏远并彻底将一 个个体排除在外，刺激他寻求另外的、常常是违法的认同感（团伙、黑手党、不 正常的亚文化等）。第五，通过一种晕轮效应（halo effect ），同与外人的关 系一样，弥散的不信任文化很容易扩散到群体内的人际行为。在这两种情形下， 由于不断警戒的需要所花费的交易成本显著提高了，而合作的机会受到了阻碍。 “互相不信任的人们将结束合作，除非在正式的规则和法令系统下，这个系统必 须通过谈判、同意、提起诉讼和强制，有时通过强迫的方法来维持……换句话说， 社会中广泛分布的不信任强加了一种税”（Fukuyama 1995 ： 27-28）。 现在让我们转向随着我们信任的给予参与者的可能的反应。依赖于信任的性 格，参与者可能做以下反应：证实所预言的信任，归还所托付的东西，或报之于 信任。对于那些给予信任的人，满足了他们的信任，允许他们收获通过信任的赌 博所期望的所有利益。如果他们的预言变成现实，行动证明是有效的（例如，如 果我投票选举一个政府，期望它降低税收，而它确实降低了税收，那么我得到了 我想要的）。如果所托付的东西被照看并归还了，我兑现了我所想获得的（例如， 如果银行明智地投资储户的存款并给我带来良好的收益，显然比我把钱放在家里 收益更多）。如果试图产生相互信任唤起的信任的确是互惠的，我从被信任以及 它所带来的所有东西中获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还获得了两个额外的好处。 第一，我因为打了个好赌得到了心理的满足，这提高了我对自我的评价，而且使 我倾向于在未来更信任他人。第二，我扩大了这些对象（人、机构、公司、产品 等）的个人储备，他们被证明是值得信任的，并且因此在未来是可以被信任的。 相反，如果我们的信任被背叛了，它带来了在给予信任时所委托的资源的损失 （承担错误的期望的行动证明是无用的，错误托付的东西丢失了）。因为犯了如 此严重的错误，同样也会有心理的伤痛，并伴随着自我效能的降低。惟一的安慰 是我们在未来可能知道的更好，被警告提防特定的参与者，从而有可能避免未来 潜在的损失。 符合信任的要求对被信任者也有看得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增加可信性， 这在未来的交往中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例如，政府可能再次赢得选举，商店被 再次光顾，银行吸引更多的存款，或朋友告知更多的秘密）。另一方面，背叛信 任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利益（例如，通过欺骗消费者得到额外的好处），但破坏 了未来的可信性并关闭了未来有利交易的可能性（例如，消费者再也不会光顾， 并且坏名声可能被传播开来）。在有些情形，一旦信任责任机构支持和“保证”， 背叛信任可能带来损失惨重的惩罚（债务、诉讼、赔偿）。因此通常背叛信任是 非常不利的。 信任总体上被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的情形不仅对参与者，而且 对广大的社会都是有作用的。它产生秩序和安全的感觉，并且鼓励合作。因为它 提供伴随信任的满意经验，它可能导致信任的提高，并为信任文化的出现做出贡 献。 /* 53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相对化 存在信任的一般功能和功能失调。它们的意思总是明确的吗？无理由的信任 （对各种独裁者的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是好的吗？或以给予相互信任来回报玩 世不恭地伪造对我的信任只是为了从我的信任中获益（就像在由商人展示个人关 注的模式的伪礼俗社会中）的人是好的吗？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信任的功能性（functionality） 和功能失调性（dysfunctionality）是相对于它的知识论基础的：目标的可信性。 （一）相对于可信性的信任功能 简单地说，信任可信任的对象是有用的，而不信任不可信任的对象同样也是 有用的。让我们来揭示这个精练的准则的意义。当我们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时， 有较大的可能性我们的信任将被实现1 ，而我们自己和我们所信任的人都收获 信任的所有的好处：被信任、使自己的信任实现、达到他人信任的要求。“如果 被信任者是值得信任的，寄予信任的人比不寄予信任的人更好”（Coleman 1990 ： 98 ）。“在信任被证明是有理由的地方，参与和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Hardin 1993 ： 512）。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它导致伴随信任的不断满足的 经验，包括信任文化的出现等所有有益的结果。 当我们不信任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时（就像通过我们关于他们的坏的声誉、 弱的信用、差的表现等最好的知识来判断的那样），我们有同样大的消极的赌博 将被证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景中，不信任包括“技术上胜任的表现和/ 或基于 信用的义务与责任将不会出现的基于理性的期望”（Barber 1983 ： 166）。所 以避开接触、使我们自己离的远一些，或如果互动是不可避免的，至少通过严密 监督和控制他人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对我们来说是更谨慎的。我们以这种方式使 自己远离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及其危险。让我举一些不信任的功能性的例子，它们 是比信任的功能性更不可能被直觉的情形。一个已经离过五次婚的人不具有作为 可靠的婚姻伴侣的资格。如果一个航空公司有飞机失事的坏记录，旅客将不愿意 乘坐该公司飞机。如果一个政府有专制或无效率的长久记录，它几乎不可能期望 再次赢得选举。一个明显喝醉的人开车将不会被信任。而当人们知道某轿车生产 厂忽视质量控制的时候，人们当然不愿意买它的产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信任 导致了防御的措施——避免接触、割断任何关系，并且如果那是不可行的，就提 高警觉、仔细审查并尝试对他人进行直接控制。它也可以通过动员控制机构的后 援保护性措施来防范参与者可能的信任背叛（例如，在有证人在场时做交易，由 公证人证明，要求独立的附属担保的债务或诉诸诉讼）。通过提高有害行为的代 价，不被信任的参与者可能因此被迫做出更合作的、值得信任的行为。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关于功能失调的信任的简要规则：信任不值得信任的 人和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同样是功能失调的。作为理想化的总是好的信任在这里 破碎了：“信任最终可能是愚蠢的并且甚至可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仅仅信任本 身不会必然很好地帮助驾御复杂性——它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包括快速的毁灭” （Hardin 1993 ： 513）。信任的最明显的功能失调性出现在第一种情景中，它 可以被贴上盲目或天真的信任的标签；并且当一个人忽略了所有的可信任的指标 并做了纯粹的“信任跳跃”（leaps of faith）时，或当一个人不考虑消极的证 据时，或当一个人被有意识地人为的伪造的可信性误导时，它都可能发生。盲目 的或天真的信任为重大的损失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在委托或唤起的信任情形中， 它敞开了滥用或自私地利用的大门。参与者将非常可能使用与信任的信用一起得 到的给予行动的自由，通过滥用或背叛信任来反对信任的给予者。“如果被信任 者不是值得信任的，信任者比信任没有被给予时情况更糟”（Coleman 1990： 98 ）。设想一下，如果某妇女发现她的丈夫说谎，如果某投资者被一个诈骗犯骗光了 钱，或如果某旅行者与明天就要破产倒闭的冒牌旅行社预定了一次旅行，或如果 某银行因不讲信用而被注销。除了当时的损失，盲目的和天真的信任将激励未来 的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它表明背叛信任可能有利。一个有趣的并且特别不道德的 这种信任的病理学情形发生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对独裁的统治者或有魅力的英雄 的盲目和天真的信任（例如，在斯大林那里被称作“个人崇拜”，在希特勒那里 被称作“元首至上原则”。信任在这里通过教化和宣传，伴随着对可信任暗示的 极端的夸大，被人为地操纵。那里有声誉的赞颂（英雄的事迹、战争的胜利、智 慧的证明、表现的奇迹），信用证明的制造（勋章、奖励、学位），表现的歌颂 （给国家带来和平、使敌人走投无路、促进了繁荣），外表的提升（斯大林或墨 索里尼的大元帅制服、勃列日涅夫的服装上的一排勋章），那里就伴有情景支撑 的印象（华丽的宫殿、高耸的颂经台、巨大的办公室、宏大的办公桌、一打保镖、 加长的豪华轿车等）。 不信任同样可能是功能失调的。这发生在我们的第二种情形中：不信任值得 信任的人。这可以被称作强迫性的或偏执狂的不信任。它可以表现为不考虑可信 性的可靠的暗示（他“原则性上”不信任），或不相信积极的评估（他“更了解”）， 或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严肃地对待开玩笑的不值得信任的存在（例如，在狂欢节上， 他向一个假扮成强盗的朋友开枪射击）。这种强迫性的不信任的主要的功能失调 是丧失了潜在的建立关系的机会，或完全抛弃已存在的有益的关系。在不合理的 不信任的参与者这一边，它造成愤恨、激动，并致使关系疏远。强迫性不信任的 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变成制度化的不信任角色：海关官员、剪票者、保安、警察。 由于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处在起码不信任很多值得信任的人的这种广为人知的 情形之下（在侦察走私者或没有票的乘客时，或在超市抓小偷时，这些状况只在 偶然的情况下才出现）。公众对这种职业的态度为我们前面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 例证。在他们面前就会有怨恨和特殊的不舒服。它来自于被冒犯的尊严——针对 没被证明是合理的怀疑的情绪，以及与牢固地内化的“在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的” 规则的不协调2.遭受没有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人们常常表明强烈的自我控制， 发出没有犯罪的暗示，表现无辜的表情，努力否认预先假设的犯罪并证明自己是 值得信任的（例如，那些在机场通过海关的人们表现的身体语言和令人安心的微 笑，或那些在起飞之前通过磁性检查门的人的标准的玩笑）。 人们可能会论证说，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一个初次认识者信任，是没有任何理 由的，只是一种“信任跳跃”，可能是有用的。“不能展示信任限制了赢得信任 的机会”（Luhmann 1979： 40 ）。而且我们可能处在不可能得到值得信任或不 值得信任的充分证据的情景下。有些时候冒险的、盲目信任可能是有利的。在这 种情况下，“信任不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基础 上”（Gambetta 1988 ： 234）。它可能是有用的，因为它可能唤起责任、回报 的义务并提高参与者的可信性。动机的平衡性可能倾向于回报以值得信任的行为。 “有人对我们寄予信任的纯粹事实使我们感到相应的义务，并且使背叛信任更加 困难”（Dasgupta 1988 ： 53 ）。以这种方式，信任可能使被信任者成为值得 信任的。几个被接受的基督教的信条就是基于这种原则。“以它的基督教的虔诚 的形式……这种理想被定义为上帝面前人人皆兄弟；每一个人的信任和相互信任 只有通过毫无保留地信任全能的、所有的仁爱都是无私的上帝来超越”（Barber 1983： 16 ）。另外，“甘地（Gandhi）……在‘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 义’的精神中宣扬说，持续的信任最终将把一个人的反对者提升到这样一点，即 使他不立即回报，他也会回应以好的诺言”（Chong 1992： 699）。但是这样做 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一旦参与者被证明是麻木不仁，或太过于玩世不恭以致 于不会受到那种有益的影响，所有失调的结果将会出现。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 将表明相反的盲目地跳进不信任的情景的功能性。强迫性不信任似乎总是并且毫 无指望的是功能失调的。 /* 54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系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信任和不信任在其中发生的单个关系的功能性和功 能失调性。现在我们把讨论转向更复杂的“信任系统”（Coleman 1990： 175） 并探究这种关系的联合网络的功能和功能失调。随着这种网络变得更复杂，对信 任的需要和信任的重要性增长了：“没有信任，只有非常简单的可以当场办理的 人类合作形式才是可能的……为了增加一个社会系统使其行动超越这些基本形式 的潜力，信任是不可缺少的”（Luhmann 1979： 88 ）。 信任系统可以概略地分成四种类型（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将会出现各种混合 的类型）。如果在网络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信 任，合作将发展的更顺利，并且将获得一种自我增强能力。信任促进信任。当信 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它产生了 信任的文化。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情形是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时，它可能在当时产 生一种信任文化，但是它将是单方面的（只约束信任者，而不约束被信任者）， 并且随着信任背叛的证据的积累，它将很快毁灭。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面对普遍的不可信性和不断 的信任背叛，那么不信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而且一种自我增强的，加深玩 世不恭和怀疑的恶性循环将开始启动。不信任产生不信任。“不信任有一种在互 动中认可并加强自己的内在倾向”（Luhmann 1979： 74 ）。这种进程的机制被 西塞拉。鲍克（Sissela Bok ）所揭示：“欺骗的事例能够并且将会增加， 带来不信任以及因此而来的更多的欺骗，在说谎者这一边失去个人的标准以及因 此有更多的欺骗，这被那些目睹欺骗及其能带来报偿的人模仿，再一次产生更多 的欺骗”（Bok 1979： 110）。 最后，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强迫的不信任，作为怀疑的片面的规则，它 可能暂时获得规范的认可。它同样可能启动一个恶性循环：“不信任一旦开始， 了解它是否事实上曾经被证明是合理的将很快变的不可能，因为它有一种自我实 现的能力，产生与它自己现实的一致性”（Gambetta 1988b： 234）。总之，不 信任显示了特别强的顺应力：“信任转变成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变成信任更容易” （Luhmann 1979： 89 ）。“如果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背叛信任，我们对他的信任 也将终结。然而如果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在某个场合表现的很好，我们将不会有 同样的可能做出相反的推断”（Good 1988 ： 43 ）。但是，面对持久的、反复 值得信任的行为表现，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将可能被反转，没有被证明是合理的不 信任可能被终结，为信任文化的重建让路。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根植于文化和规范系统之中，它们就获得了它们自身的功 能和功能失调。信任文化常常激励合作与参与。“文化可能是确定组织的数量和 特点的限制因素”（Banfield 1967 ： 9）。但是只有规则是两面的：它们限定 并且因此释放信任，而且同时强烈地谴责并且因此阻止信任的背叛，它们才是起 作用的。起作用的信任文化必须包括以积极的认可调动可信性的强有力的规范和 以消极的制裁阻止信任的背叛的强有力的禁忌。当信任文化是单方面的时候，完 全聚焦于规定信任，而忽视或宽恕信任的背叛，它事实上是天真的信任文化，具 有高度的功能失调的后果。当天真的信任文化在反复的信任的背叛条件下受到惯 性的保护，并且使不可信性盛行的时候，它就是功能失调的。能够节省花费，挽 救损失的防犯性的警觉被放弃了。当它要求盲目的信任，禁止批评和怀疑，不许 任何对被信任者的监督或检查时，这种信任文化甚至是更加功能失调的。我们在 前面提到的独裁的统治者的情形中发现了这种信任文化，它也在由欧文。贾尼斯 （Irving Janis）所描述的被称作“群体思考综合症（group think syndrome）” ——当极端的群体内聚性导致完全的服从而禁止任何不同意见时——中被发现 （Janis 1982）。 不信任文化是典型的功能失调的；它阻止合作并破坏参与。“信任被破坏达 到一定程度，所有的合作性事业必定倾向于失败，因为一个人能做什么或有理由 做什么依赖于他人已经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Wornock 1971： ch. 6 ， quoted in Bok 1979 ： 307）。不信任文化限制了潜在的互动伙伴的 范围，并且阻碍互动的启动。通过这种方式，它意味着将会失去一长串可能有利 的行动机会（Hardin 1993 ： 519）。它的后果之一在关于意大利南方人的一项 经典研究中被描述为“超道德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 ）：“没有能力 在直系亲属之外进行共同的活动”（Banfield 1967 ： 10 ）。关于外部的社会 世界，不信任文化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妄想狂的玩世不恭的氛围。社会生活在很 大范围内遍及阻碍人们行动的复杂焦虑、慢性的弥散的恐惧、怀疑、阴谋诡计、 忧虑和不祥的预感（Banfield 1967 ： 106）。 当不信任文化失去了任何现实的基础，并且在可信性提高和逐渐产生的达到 信任（确证、归还或回报）的愿望——只要有这种倾向——的条件下，仅仅由于 惯性才得以维持时，它才变的特别功能失调。这正是班菲尔德在意大利人的环境 中所观察到的：“现在的民族精神将倾向于使它自己延续很长时间，即使产生它 的很多环境不再以旧的方式起作用。长久确立的思考和评价的方式有它自己的生 命，独立于产生它们的特殊的条件”（Banfield 1967 ： 160）。用更一般的术 语来说，当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时，在信任的动力学中，相同的时间滞 后和不同步性已由艾森斯塔特和龙尼格注意到：“在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某些至关 重要的方面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它尤其体现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可 能不同于信任和意义的建构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Eisenstadt 1984 ： 28 ）。 虽然我们把不信任文化看作基本上是功能失调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有些环 境中，它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让我只给出这种例外情形的两个例证。第一， 在宏观的历史水平上，我们必须注意先于所有重大革命的普遍的不信任的重要性。 但是这是有限的不信任；它涉及政治权威，或阶级敌人，但它常常与各阶层的革 命者之间强烈的信任文化一块出现3.在这种意义上，有限的不信任文化是带来 社会变迁的原因。来自微观社会学的第二个例证前面已经在稍微不同的情形中讨 论过。它是在一些职业群体中出现的不信任文化，对于它的职责的正当行使是必 不可少的。海关官员、边界卫士、机场管理员、公共检察官、警官、间谍必须培 养对于他们的角色来说所必需的倾向性的怀疑意识。但是这同样是有限的不信任 指向潜在的嫌疑犯，这常常伴随着一种信任的文化，或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的团体 精神。 /* 55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的道德品质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尝试回答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信任或不信任是起作 用的或功能失调的。但是这与说信任是好的或坏的是一样的吗？判断信任和信任 文化的功能性或功能失调性，我们把社会的客观特质作为参考的要点。一个是能 动性水平，另一个是互动的强烈性和广泛性，第三个是它们的创新性、开放性和 自发性，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合作性和牢固的联结。但是这种特质存在对社会总是 好的吗？看一些相反的例子：在黑手党中有高度的能动性，很多的合作与参与， 也有热情的互动。也有很多信任或信任文化遍及在黑社会成员之中（Gambetta 1993 ）。或看另一个例子：合作和信任的牢固联结当然伴随着一些种族或民族共同体的极 端沙文主义以及一些宗教团体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我们能喜欢这种信任吗？如 果不喜欢，我们如何把它从好的信任中区分出来？这个问题使我们放弃功能性的 客观标准而转向另一层次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必须采用非客观的，道德的超越性 判断。我们必须问：信任什么？以及信任谁？在此，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进来了。 信任本质上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视情况而定。“既有道德的信任关系， 也有不道德的信任关系”（Baier 1986： 232）。要确定哪一种是道德的，哪一 种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参考信任关系的网络，或渗透着信任的共同体，或信任 文化出现的广阔背景。信任不再是对于参与者，或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功能性 问题，而是对于广阔的社会系统——整个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在这种超越的水平 上，这变成了评估功能性的广阔参照框架。但是我们把广阔的社会的什么特质看 成对评估功能性是至关重要的呢？在此不能逃避价值论的或道德的选择。没有价 值是自我证明的，或可被经验证明的。但是让我们武断地选择一个非常一般性的 选项：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和平、和谐和统一的，而不是战斗的、受冲突困扰 的和分裂的。在没有陷入选择有效性的可能的争论的情况下，我建议用它作为评 价信任的更为广泛的功能性的参照框架，它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对于社会的这种有 价值的状态。 似乎有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是当信任的内部功能性（对参与者和他们的 最紧密的群体）和外部功能性（对广阔的社会，尤其是对它的和平、和谐和团结 的状态的维持）相一致时。这可以被称作集中于它所包含的对象的世界主义的普 遍信任。普遍信任就是对他人不是充满敌意的，而是向他人敞开的，拥抱他们， 把他们组合进信任的网络。在合作性机构、委员会、工作组、任务小分队、大学， 以及类似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信任的联结，在这里内部的信任帮助集体的活动，对 广阔的社会有用：提供物品、信息、服务、安逸等，这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例证。 与班菲尔德的术语相反，它可以叫做“道德的家族主义”（moral familism）， 它把像家庭一样的内部凝聚的群体与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类家庭出现的广阔社会用 内聚性的有益的关系连接起来。最有名的例子来自日本，当血缘关系结构和职业 结构互相结合，由共同的、包容性的信任所引导的时候，鼓励这种信任，把它变 成规范性的信任文化，对广阔的社会系统是有益的（从我们已经假设的价值论的 视角来看）。 当内部信任的功能性（对参与者和他们的最紧密的群体）和外部功能性（对 广阔社会和假设的有利状态）不一致，出现了从那个视角来看的功能失调时，相 反的情形发生了。信任假设了外界事物具有局限性的、特殊的、分裂的特征。它 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分严格的界线，“我们”与他人相分离，怀疑他人， 对他人怀有敌意。有时它甚至拒绝给予他人任何道德上的权力，包括生存的权力。 这种“宗派主义团结”（Misztal 1996： 217）与班菲尔德的“不道德的家族主 义”相类似。就像他对信任所描述的，存在“最大化核心家庭短期的物质利益的 规则；假定所有的他人都会那么做……一个遵循这个规则的人只是在与家庭之外 的人的关系中是没有道德的，在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他采用对和错的标准” （Banfield 1967 ： 83 ）。在做必要的修正后，这个描述适合其他的例子，包 括黑手党、犯罪团伙、青少年街头团伙、沙文主义种族共同体、民族主义运动、 宗教派别、足球狂热者，以及很多其它类似者。更多最新的例证可能来自中世纪 社会，它强调忠诚和荣誉并且强烈地谴责出卖和背信弃义，在那里，信任“把一 些小集团、家庭、企业、或赞助人与靠它们生活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他人 做斗争”（Silver 1985 ：54）。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内部的道德联系用于外部 的不道德的目的。群体渗透着强烈的但是排他的信任，一致对外。存在高度发展 的群体内信任，以及甚至发育完全的信任文化，但是同时存在强烈的群体间不信 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信任可能完全是群体内的事务——种族中心的、小集 团化的、制造冲突的”（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7）。削弱这种内部的 和排他的信任文化的基础将有利于广阔的社会系统。 /* 56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替代品（1 ） 我们对信任功能的讨论已经表明——有很多例外、相对化和反例，这些都已 得到考查——信任对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和他们所属的群体，以及对于广阔的社会 生活的和平、和谐与内聚的性质，具有普遍有益的影响。功能主义推理的逻辑引 导我们猜想，当信任缺失的时候，其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将被某些提供相似功能并 满足对确定性、可预测性、秩序和其它相似的东西的渴求的备选的安排所填充。 这些就是信任功能的替代品（the functional substitutes）。 这种替代品以三种形态出现。第一，作为个体的、个人的计谋设计出来用以 应对在所有与他人的交易中因缺乏信任带来的持久的不确定性和连续的风险。 “任何一个不信任的人必须……转向功能上等价的减少复杂性的策略，为的是能 够完全限定一个在实践上有意义的环境”（Luhmann 1979： 71 ）。第二，当这 种替代的计谋在社会中变成典型并广泛扩散的时候，它就可能变成更模式化的策 略。这样，它们就提供了已经做好的帮助，替代所缺乏的信任的程序库。人们不 需要从新发明信任的替代品，信任的替代品只是模仿其他人所做的代表性的事情。 第三，典型的、广泛传播的应对信任匮乏的标准化方式可能获得规范的认可，变 成规定某种行为的准则，或甚至变成经过设计的对付信任缺失的复杂制度。问题 是某些这样的计谋、策略和制度明显是病态的。它们作为对没有实现的信任的功 能的校正性替代品而出现，它们自身对广阔的社会产生了功能失调的后果。 第一种适应性反应是宿命论（providentialism ）：从行动论（discourse of agency ）向命定论（discourse of fate ）回归，求助于古老的“福逖娜” （Fortuna ）（命运女神），而不是努力。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上帝、命运、 宿命——被招来作为某些不真实的确定性的支撑点。它们被想像出来处理这样的 情况，而对这些情况，似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5.班菲尔德研究过意大利的蒙特 格兰诺人（Montegrano），对他们来说：“只有上帝的干预……才会制止发疯的 狂暴事件，建立片刻的秩序和可预测性，并因此为成功的努力成为可能创造条件” （Banfield 1967 ： 108）。但是普通人只能“等待和观望”。这种“对一个人 不能控制的遥远事件的模糊的和一般性的［类似］信任的意识”（Giddens 1990 ： 133）可能带来某些心理上的安慰，压抑“焦虑、担心和恐怖”，但是在社会 层面上，它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消极主义和停滞。 第二，信任的十分不正当的替代品是腐败（Elster 1989 ： 266）。由于在 社会中传播，腐败提供了一些引入歧途的秩序和可预测性，一些对混乱环境的控 制的感觉，一些操纵他人做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方法。贿赂提供了控制决策 者的感觉和有利决定的保证。给临床医生、教师、老板送“礼物”是为了确保他 们受到有利的或优先的对待。“当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者贿赂而能够逃避惩罚的时 候，他将行贿……他所做的将被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社会所采取……行贿和徇私因 此被广泛传播了”（Banfield 1967 ： 92 ）。所谓的社会联系的网络被行贿者 和受贿者之间的互惠、“关系”、交易、病态的“伪礼俗社会”（Merton 1968 ： 163）的网络——相互操纵和利用的玩世不恭的世界——所代替（Gambetta 1988c ： 158-175； 1993 ）。 第三种机制是过度生长的警戒（overgrowth of vigilance ），把对他人— —由于强制机构的缺乏效率和不严格的标准，它们的能力和诚实是令人怀疑的， 它们的功能自主性被认为是弱的——的直接的监督和控制放在私人的手中。很多 私人安全力量超越了公共警察、配有岗哨的用高墙围起来的社区、私人手持枪的 增加、在车或住宅安装保护装置、用残酷的方法讨债或强制执行其它商业义务的 私人机构——所有这些以及相似的发展都清楚地表明信任已经瓦解了。 第四种机制是过分地诉诸诉讼（excessive litigiousness ）。如果商人不 信任他的商业伙伴，他们将不再握手。他们将试图通过正式的方式保护所有的关 系：签订过分详细的合同，坚持间接的和银行的担保，雇佣见证人和公证人，以 及在他们的商业伙伴的任何甚至非常细小的背叛信任的事件上诉诸诉讼。当代社 会评论家所称的“不断增加的诉讼倾向”、“不断增加的具有约束力的仲裁的使 用”、“一个干涉主义的司法制度的出现”（Wolfe 1991： 8）是信任衰竭的另 一个指标。就像福山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规则和信任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相反的 关系：越多的人依靠规则来规范他们的互动，他们之间越少信任，反过来也一样” （Fukuyama 1995 ： 224）。 /* 57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替代品（2 ） 第五种机制可以叫做强迫集中居住（ghettoization ），也就是封闭（closing in），在异族的危险环境中围绕一个群体建立不可贯穿的边界。在一个广阔的社 会中，弥散的不信任由与陌生人恐怖症和对外国人的敌意相匹配的对部落的、种 族的或家族的团体的强烈的忠诚所补偿。人们把他们自己隔离在拥有有限和亲密 的关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与其他群体、组织、和机构相隔绝和严格地分离。通 过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们减少了它的某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20世 纪前五十年来到美国的移民群体从来没有能够被同化，并且仍然倾向于生活在亲 密的社区中，培养传统、宗教忠诚、民族语言和风俗。这可以由如下事实来解释 ：在相对没有受过教育的、遭受贫穷的、来自前工业化环境的、并且发现他们自 己处在一个全新的而且是异族的社会环境的群体中，不信任文化得到滋长（Znaniecki 1918-20 ）。 第六种反应可以称作父权化（paternalization ）。当“不信任文化”发展 了，生存的“焦虑和恐惧”变得不能忍受了，人们开始梦想一个具有父亲特征的 人物、一个非常独裁的领导者、一个性格具有非凡魅力的人（元首或领袖），他 将用铁的手腕清除所有不值得信任（“可疑的”或“异己的”）的人、组织和机 构，并且如果需要的话，他将用武力在社会生活中重建秩序、可预测性和连续性 的表象。“在一个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社会中，弱者将喜欢一种用强有力的手腕 维持秩序的政权制度”（Banfield 1967 ： 93 ）。当这种领导出现时，他很容 易变成盲目的替代性信任的焦点。“有非凡魅力的领导（比如塞比太。塞维（Sabbatai Sevi）、隐士彼得（Peter ）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出现很可 能发生在信任或合法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时期”（Coleman 1990： 106）。对放弃责任的相似的渴求也通过其它的机构：广泛传播的异教、 派系、要求完全的忠诚和全部的未分割的承诺的“贪婪的共同体”（voracious community ）得到满足（Coser 1974）。它们变成了有着强有力的代用性父亲完 全照看其成员的准家庭，。 第七种反应可以被称作信任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of trust）。在对 当地的政治家、机构、产品等的不信任氛围中，人们转向外部社会并把他们的信 任存放在它们的领导、组织或物品身上。“结果似乎是，无论在生活的哪个舞台 上信任被撤回，那么信任一定会安置于其它的某个地方”（Coleman 1990： 196）。 与对当地的对象的不信任相反，这种对外部对象的信任经常是盲目理想化的，因 为距离远、媒体的选择性偏差以及缺乏直接的相反证据，这样做甚至是更容易的。 沿着这种思路，我们相信外国的经济援助或军事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或欧盟的成员关系，好像它们能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提供万能药。 注 释 1 它总的来说只是一个机会，因为可信性总的来说只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关于 声誉（信任证明）、表现、外表、责任性和情景的促进性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可能 性。如果它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确定性，信任就不再被需要。 2 作为对检查员的角色要求中的一条，他们必须假定相反的原则：“在被证 明是清白之前，人们都可能是有罪的”。 3 政治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革命前的“从当权政府那里收回合法性”。 4 这似乎是意大利警方在与黑手党的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主要秘诀。一旦一定 数量的黑手党的叛徒打破了忠诚与信任的联结，指证他们的同伙，牢不可破的堡 垒就开始崩溃。不信任的病毒就开始扩散并摧毁犯罪组织内部的团结。 5 这是对未来的极度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的情景的典型反应。我记得紧接 在环球航空公司800 号客机在纽约长岛上空发生毁灭性的坠毁之后，与在肯尼迪 机场登上另一架飞机的旅客的交谈。其中不断重复的词句是：“这都是命运”， “必然发生的，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如果我命中注定要死，如果不乘这架飞 机，我也会被汽车轧死”等。 /* 58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信任的社会生成 可以有两种方式看待信任文化。一种是在第四章中所采取的方式，信任文化 被看作人们支撑他们的信任赌博的基础之一。支撑信任的其它的基础是反身性可 信性和信任冲动。但是信任的这些基础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事实上给定的，而是 通过复杂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追踪了对他人的可信性的评估的复杂计 算，并指向把这种评估推向信任方向的几个结构和制度性安排。我们已经勾画了 信任冲动产生并在个体人格中确立的途径，强调了某些社会情景和形势在激发信 任过程中的角色（健康有力的家庭生活、亲密和关爱）。在信任文化的讨论中， 我们分析的还不够清晰，我们只是指出了它是根源于历史并且是集体地分享信任 的积极经验的结果。现在我们必须进行下一步，试着去确定使这种集体分享的经 验更可能并因此创立对持久的信任文化的出现有利的环境的社会条件。 一、信任的社会生成 信任文化的出现过程只是文化、社会结构、规范系统、制度、组织和所有其 它宏观社会实体被塑造并定形的更一般的过程的一个特例。在我的早期著作中我 曾经提出研究这个过程的一个理论模型，我称之为“社会生成”（social becoming） （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我将详细描述并应用这个模型去弄清楚信 任文化的社会决定因素。信任文化的生成将只被看成广泛的社会生成过程的一个 范例。 社会生成模型有四个假设对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至关重要。第一，社会过程 的驱动力量是人的行动（human agency），即特定的有天赋的行动者在现存结构 所提供的机会框架内所做的个体和集体的行动、决定和选择。第二，构成社会实 践的正在进行的事件总是行动者的某些特质和结构的某些特质相结合产生的复杂 产物，换言之，它们是积极的有能力的行动者对现存的结构机会探索的结果。第 三，结构性条件自身和它提供的机会被正在进行的实践塑造和再塑造；它们是早 期的多样性行动的没有意图的积累的稳定结果。第四，过去实践的结构化影响， 形成结构化的传统，变成了未来实践的初始条件，并被作为结构性的资源来开发 利用，而这种无限循环的过程使所有的过程都是可能的和开放的。 把这些假设应用于信任文化的建立上，我们必须首先强调这个过程的连续性， 它从过去通过现在直到未来，不间断地展开。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注意 到由个人和集体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人们使用信任并以三种形式做信任的赌 博：给予信任、委托某种东西和唤起信任——组成的相应的实践。向后看回到过 去，我们将会看到人们在某些接受下来的与信任相关的传统——即普及的信任或 相反的不信任的文化氛围——中行动。那种环绕的规范性氛围依据情形使他们的 信任的赌博更容易或更困难。向前看达到未来，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信任的赌博带 来某些结果：预测的信任被证实了，委托的有价值的东西还回来了，唤起的信任 得到了回报。它也可能是相反的：预测的信任落空了，委托被滥用了，唤起的信 任被忽视了。这种经验累积起来，如果被广泛传播和分享，将变成正常的惯例， 并且最终变成规范性的准则。信任被证实的积极经验将产生信任文化；信任被背 叛的消极经验将产生不信任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未来的信任的赌博的规范性氛 围将会形成，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传递下去，而这个过程将无限延续。 我们也许注意到以前的信任或不信任传统对目前的信任的赌博以及对未来信 任或不信任文化的自我增强效应。存在一种良性循环（virtuous loop ），从已 经存在的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所给予的被证实的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信任文化。 存在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loop），从已经存在的不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收回 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怀疑文化（culture of suspicion）。注意，在这个过程 中关键的是信任被证实或背叛的那一刻。如果信任常常被满足——预测的信任被 证实了，委托的东西被偿还了，而唤起的信任得到了回报——这个过程倾向于信 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强的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向信任文化的恢复倾 斜。另一方面，如果信任常常被背叛——预测的信任落空了，委托被滥用了，而 唤起的信任被忽视了——那么，这个过程转向不信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 强的良性循环也可能向怀疑规则倾斜。 历史的和当代的证据都表明，一些社会发展了富有生命力的信任文化，而另 一些社会则盛行地方性的不信任。也有一些社会从信任文化逐渐演化为广泛、普 遍不信任的压抑情绪（例如，过去三十年的美国，参见Bok 1979； Stivers 1994 ； Putnam 1995b ， 1995c， 1996 ），而其它一些社会则慢慢地脱离普遍的不 信任文化，获得了广泛、普遍的信任程度的不断增长（例如，东欧的后共产主义 社会，参见Rose 1994 ； Piotr Sztompka 1995， 1996a）。要寻找解释这些现 象原因的因素必须在结构的方向上开展，并对历史的维度和行动者个人的贡献有 充分的认识。我们必须尝试详细说明有益于信任文化，或相反地有益于不信任文 化的广阔社会背景，并且了解它们的影响是如何在时间中累积起来，建立起普遍 信任或不信任的持久传统的。 是否存在任何为大众提供行动背景的宏观社会条件——它们将会提高实现信 任而不是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它们将提供结构上的机会去进行能带来 报偿的信任赌博，并且能有效地营造信任文化。尽管如此，做这种赌博的实际倾 向仍然依赖于行动者的某些普遍特质：他们探究这些机会的意识和意愿。如果结 构性机会和行动者的资源相一致，信任文化就易于出现。 当然涉及不信任，这些问题可以被反过来问。是否存在提高背叛信任可能性 的宏观社会条件？是否存在这样的行动者资源——它们的存在将更加增强这种结 构的强制性效果？如果结构的和行动者的因素相一致，结果可能是不信任文化的 出现。 /* 59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结构的助长性 我将假定五种宏观的社会环境通过实现信任的有益经验会有助于信任文化的 出现，或相反，通过背叛信任的挫败经验推进不信任文化。第一种是规范的一致 性（normative coherence ），它的反面是规范的混乱（normative chaos ）或 迪尔凯姆意义上的失范（anomie）。法律、道德、风俗的规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 可靠的框架，而它们切实可行的强制保证了它们的制约性（binding nature）。 这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没有疑问、更加安全、有秩序、可预测，因为存在固定的脚 本（fixed scenarios ）表明人们应该和将会做什么。社会生活的这种规范的要 求提高了其他人将满足我们期望的可能性。存在的安全感和确定感鼓励对预期的 信任的赌博。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与信任、必要的诚实、忠诚和回报更直接相关 的可强制执行的规范。它们的存在提高了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并使我们相信我们 的委托和唤起的信任也将被实现：即参与者将履行他们的职责，并给我们相互的 信任。而在失范的条件下，事情就非常不同。在这里指导人们行为和指导强制服 从的行动的各种社会规则是混乱的。行动变成了由一时冲动、瞬间的情绪、自私 的利益所促动的偶然事件。除了最自我中心的、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之外什么都是 不可预测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感觉要求拒绝给予预言性的信任（也许可将建立 在纯粹的效率基础上的工具性信任除外）。而且涉及诚实、忠诚和相互回报的特 殊规范和它们的强化物也被悬搁起来。人们失去了任何应尽义务的清晰观念，而 且没有人考虑去强化它。所以报答的和互惠的信任崩溃了。知道这样，没有人敢 把任何东西委托给他人，没有人相信信任可以唤起相互的信任。失范破坏了社会 生活的规范网络（normative tissue）。 与信任被奖赏的可能性相关的第二种结构条件是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它的 反面，社会秩序激烈的变化。如果群体、联合会、机构、组织和政权制度的网络 是持久的、稳固的和连续的，它为社会生活、安全、支持和舒适的感觉提供坚实 的参照点。人们遵循的不断重复的行为惯例使预测他们的行为成为可能。相似地， 履行义务和回报信任不再是一种职责要求，而是没有疑问的、习惯性反应。人们 简直就不考虑一个人按其他方式行事的可能性。信任因此更容易被给予，因为它 将被实现、回报或相互给予的可能性高。就像吉登斯所观察的：“传统为对认同 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的‘基本信任’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并且它也是其它信任关系 的引导机制”（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1 ）。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停 滞的社会才有益于信任。社会变迁和信任是相兼容的，但是只有它逐渐地、有规 律地、可预测地、按缓慢的节奏和一致的方向进行时，才是如此。完全相反的情 景出现在快速地、激烈地社会变迁期间，革命是它们最好的例子。不稳定性破坏 现存的社会生活网络。人们突然面对完全解体的社会秩序：重新形成的群体、新 的联合会、机构、组织、政权制度。旧的习惯、惯例和熟悉的行为模式不再是适 当的。疏远、不安全和不舒服的感觉出现了。日常行为和长远的生活视角失去了 稳定性和固定性。每件事情突然看起来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因此没有什么事情能被确切预测。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期望将不被证实，以及因此 我们预期的信任被背叛的机会将提高。与此相似，其他人对委托或唤起的信任将 不加思考地遵循熟悉的反应的可能性减小了。在持久变迁的“后传统”社会，不 信任如此充分发展是不足为奇的。 与信任的倾向相关的作为背景的第三种宏观社会因素是社会组织的透明度， 以及它的反面，社会组织的普遍的秘密性。关于群体、联合会、机构、组织和政 权制度的功能、效率、成就水平，以及失败与病态的信息的可获得性提供了一种 安全和可预测的感觉。如果它们的构造、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运作原理、能力及 成效是高度可见的——被公开报道、容易检查、容易理解，人们倾向于把它们与 信任联系起来。他们确信他们可以期望什么，并且即使社会组织失败或出现故障 被认为是可能的，它将不会使任何人遭受突然袭击。另一方面，如果运作原则是 不清楚的、难于理解的、远离视线的、被神秘的面纱包着的，可以推测一定有某 种恶兆要隐藏；将会出现很多流言、闲话和阴谋，而且人们对给予信任将犹豫不 决。 第四种因素是人们对采取行动的环境的熟悉性或它的反面即陌生性。我们所 说的环境指的是环绕人们的自然的、技术的和文化的直接“生活世界”。它包括 各种组成部分：地形和地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颜色、味道、气味、想像 等。在这种条件下，施加于信任的影响背后的逻辑与前面提到的稳定性的情形是 相似的，因为它也与熟悉的行动路线有关，除非它涉及到这样的情景：人们发现 自己被转移了，在一个新的环境，而不是呆在旧的但是变化了的环境。这时新的 环境是否与他所熟悉的环境相似就很重要了。熟悉的感觉产生信任。就像吉登斯 所强调的：“熟悉是信任的根本”（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1 ）。 熟悉为一个人提供了安全、确定、可预测、舒适的感觉。它有效地制造了产生信 任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很容易相信：充满信任的预期将被实现，委托的价值 将被照看并归还，并且其他人将回报以相互的信任。旅行家和商务旅行者常常找 他在家通常光顾的同一家宾馆或餐厅的连锁店，吃相同的食品，到相同的商店购 物。消费品产业通过它们的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可发现的假日酒店、麦当 劳和比萨饼快餐，以及贝尼顿（Benetton）或盖普（Gap ）商店给人们带来便利。 广告强调的重点正是房间、膳食或衣服将完全与家里的一样。另一方面，当环境 完全不同、陌生或不熟悉的时候，很多不确定性和焦虑可能产生了。人们感到威 胁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的反应。一些移民社区的命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由托玛 斯和兹纳涅茨基所开展的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研究中的大部分描述了个人的和群 体的病理学——同一性的丧失、共同体的瓦解、越轨和行为不良——部分地归因 于完全不熟悉的新城市和产业环境，以及外国技术文明的冲击，除此之外也包括 农民被从波兰南部山村移植于其上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冲击（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 第五种条件是其他人或机构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和它的反面——任 意（arbitrariness ）与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前面已经作为衍生的可信性的重要暗示被广泛地讨论过。作为回应，在我们这 一段的讨论中，以稍微不同的面目出现。如果有大量的、容易获得的和真正起作 用的一套机构，设置标准并提供对产品的检查和控制，欺骗的危险就被减小了， 并且程序的规则性被维护了。当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确认，或其他人对他们的义 务没有被考虑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求助于这样的机构，那么他们获得了一种保 险或备用的选择并因此感到更安全。每个人都相信标准可以看得到，偏离将被阻 止，并且即使欺骗发生了，它将通过求助于诉讼、仲裁、要求赔偿或相似的行动 而被纠正。这将激励对他人的更多的信任倾向。另一方面，缺乏这种责任性机构 或它们没有效率则会向行动的任意性敞开大门。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其他人是否 将选择去伤害他们的利益，以及如果这种伤害发生了，他们是否将会有任何上一 级的机构可以依靠。如果每个人的权利保证只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因为可以 依靠的仲裁者不存在或不容易得到或有偏袒和不公正的恶名，人们将感到无助。 怀疑和不信任将变成自然的反应。 /* 60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1 ） 上面提到的五种宏观的社会条件——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 性和责任性——为做出信任的赌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因为它们提高了赢得赌注 的可能性。但是赌博最终是由人来做出的，所以他们的决定和选择是决定性的。 并且这种决定和选择的关键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个人特性。根据社会生成理论的观 点，在产生具体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力与结构的机会相结合了。有 两种个性特征对信任的实践似乎更有价值。第一种是与可信性相联系的某一种确 定的人格征候群。它包括前面讨论过的最直接相关的信任冲动，也许要加上间接 地与信任倾向相连接的人格特质，诸如积极主义而不是消极主义、乐观主义而不 是悲观主义、未来主义取向而不是现世主义或传统主义取向1 、志向远大而不 是胸无大志、成就取向而不是适应取向、创新驱动而不是符合倾向。相反的综合 症似乎促成不信任文化的形成。连同怀疑和不信任，它包括消极主义、现世主义、 胸无大志、适应取向、符合主义。它也拥有自我增强能力（selfenhancing capacity）。 对于某特定社会（或社区或群体）来说，这样的人格综合症——它们促成信 任文化的形成——不可能是孤立的或特殊的，而是分布广泛的、共有的、典型的。 它们一旦传播，一种自我增强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这种综合症通过模仿和相互 确认而增强。通过在人口中传播，这种复杂的人格综合症变成一种宏观社会秩序 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情绪。这种情绪的根源是如此的复杂和鲜为人知，以 至于不能在这里对它做出简要的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在此我们必须停止我们 的追溯性的解释，并把这种现象看成理所当然的。 社会在这个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并且同一个社会在历史的不同时刻可能经 验不同的社会情绪，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2.这种不同的社会情绪促进或阻碍了 信任文化的形成似乎也是无可争辩的。 （三）个人的和集体的资本 使人们更可能并愿意使用有利于信任的结构环境提供的机会的其他的个人因 素大多不涉及人们是什么（他们的人格特质），而是涉及他们有什么（他们的个 人资本）。在可支配的各种资产（assets）或资源（resources ）——钱和好看 的外表、权力和健康、声望和朋友，这里仅仅只提及最先出现在头脑中的一些东 西——的储备上，人们有显著的不同。一些作者观察到，对这种资源的支配提高 了趋向信任的可能性。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有几个相关性（correlation ）支持了 这种观点。在最一般的水平上，“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说法被43.6% 的 精英分子所接受，接受这种信念的失业者只有30.0%.接受这种信念者在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中占38% ，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只占33%.对于各种具体的对象的信任 水平也被证实随着个人资本的水平正向地变化。因而，举例来说，对政府、法庭、 天主教堂、教师、经理和领班的信任，在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和职业精 英中比在失业者和低水平、低收入工人中明显更高。 卢曼认为自信（selfconfidence）在这两者之间起着因果联结的作用，它 由于丰富的资源而增强并反过来使一个人更倾向于卷入信任他人的冒险（Luhmann 1979： 78 ）。吉登斯把自我概念（selfconcept ）看作联系资源和信任两者 之间的中介，他论证说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被提升了，他因 此有了更开放的、乐观的、富有同情心的、放松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又可转换成 对他人更多的信任（Giddens 1991： 79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发现了第三 种与吉登斯所提出的非常相似的因果机制。当我问及被他人信任的感觉时，我发 现在对自己的令人信任的地位的高度评估与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声望很高的工 作这样的变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只有19% 的穷人相信其他人非常信任他 们，但富人中持同样看法的人有45.1% ；未受过教育和受过教育的人中持同样看 法的人的比例分别是20.7% 和35.4% ；失业者和职业精英中持同样看法的人的比 例分别是17.5% 和36.6% ）。与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现在假定信任是反身性的， 即被信任激励对他人的信任，我们将预期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是更倾向与信任 的。 我也将提出对个人拥有资源的相同效应做出贡献的第四种因果机制。我们拥 有的资产可以作为我们信任的一种保证，因为它们降低了当信任被背叛的时候我 们相对的（主观的）易受伤害性。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我们有备用的储备，潜 在的损失对我们来说是较小的，因此我们相对的（主观的）风险被降低了。这使 我们倾向于进行更大胆的信任的赌博3.例如，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做一两百 万的风险投资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可能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超市 比街角杂货店更容易冒被偷的风险向消费者开架展示商品。在资源贫乏的情形下， 相反的逻辑就会起作用。缺乏备用资源的人倾向于不信任（怀疑、易受阴谋理论 的影响、对扩展信任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可能的信任背叛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 着灾难。当然贫穷的程度不同，个体的“灾难阈限”（disaster thresholds ） 是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讲，人们可支配的资源越少，他们拒绝给予信任的可能性 越高。卢曼给出了两个相关的例子：“勉强维持生存的农夫非常不愿意冒险，因 为他们时刻受到饥饿、失去他们的果实、不能够继续生产的威胁”，与此相似， “当风险一定时，面对流动资金问题的企业家比没有受这种问题折磨的企业家更 不愿意冒险”（Luhmann 1994： 2-3）。 /* 61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2 ） 也存在第五种机制，同样是我自己的研究发现的。当责任性的环境（context of accountability ）在前面被作为解释信任的倾向和降低信任的风险的重要因 素来讨论的时候，我曾暗示接近这种责任性机构——这些机构确保人们抵御潜在 的信任背叛（法院、廉政官员、仲裁机构、保险公司、消费者保护协会等）—— 的途径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容易的途径，并且更经常地利用 这种机构。而在此过程中个人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进入了。在我的研究 中，精英、受教育者和富人更经常需要各种那样的备用机构——在个人遇到某些 损失或灾难的情况下，他们将会求助于这些机构（例如，76.1% 的富人将倾向于 求助于诉讼，而只有53.2% 的穷人会考虑这种选择；在精英和失业者中，这样的 比例分别是76.2% 和61.2%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中，这样的 比例分别是72.3% 和58.2% ）。这也适用于由于信任背叛招致的损失，并间接表 明责任性环境的存在将在由于较多的个人资本能看到实际利用它的机会的那些人 中唤起更强的信任倾向。 对于信任文化的形成来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特有的丰富资源，而是被一 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分享的代表社会本质的资源丰富的水平。换句话说，它指的不 是这个或那个成员的个人资本，而是集体资本4 ：特别是由社会成员拥有的个 体资源的自然发生的集合。 有一大批资源可以被包括在这个类别中。但是对信任文化的形成来说，只有 某些资源似乎是特别相关的。让我们尝试性地列出为人们的信任的赌博提供最强 的备用保险的那些资源。我们已经谈到财富（wealth）。“那些处在较低的社会 经济层级的人比其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可能感到人们将不会试图做一个对他人有 帮助的人……他们的阶级地位可能已经创造了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不信任和 悲观主义是现实的”（Mansbridge 1983 ： 111）。而相反的结果属于高社会经 济地位的人。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一份好的有保障的工作。因为工作在人的生活中占 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一份稳定可靠的职业地位作为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 基础出发一个人可以表现出对世界的更多的信任倾向。研究始终如一地表明在失 业者中有较高水平的不信任。在东德，失业者引人注目地蔓延——在某些地区甚 至超过了20% ——对该地区的不信任文化的形成至少要负部分的责任，似乎一种 是可以接受的假设。但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就业这个纯粹的事实，而且包括就业的 稳定性。可以尝试性地猜想：在日本高度发展的信任文化和终身确保雇用的通常 惯例有一定的关系。 与职业相关的一个因素是个体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他们的地位丛（position set ）的丰富性。一个人扮演的角色越多，他对每一个具体的角色依赖越少。 罗斯。劳伯—科塞（Rose Laub Coser ）证明这种情形提高了个体的自治性 （autonomy），因为他较少受从每一单个的地位发出的角色要求所束缚（Laub Coser 1975）。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一个角色不再有吸引力，存在一个角色取代另 一角色的可能性。这种原因中的一个可能是被信任被背叛。例如，如果我在两所 大学讲课，其中一个没有如我最初期望的按时支付报酬或拒绝给予差旅费，对我 来说辞职并克服那种信任的背叛是很容易的，因为我有另一个工作可以选择。 再一个重要的资源是权力（power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权力是最 具有可兑换性的资本之一，并且因此可能在各种领域保护我们对信任的赌博。第 二，因为它有时可直接被用来迫使他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强制义务的履行。 在委托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于他人的情形中，它尤其是这样。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 有某种权力——如果需要，这些权力可以被用来收回债务，他将更愿意给予信任。 例如，我更愿意把珍贵的书借给我的学生而不是我的邻居，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 我手中有某种强制或威压的方法，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缺少这种方法。 教育非常类似于权力。这个因素在形成和配置信任的过程中扮演着多种角色。 它在对可信性做有辩识力的充分的评估时至关重要。所以它使一个人更加自信不 会掉入天真的、盲目的信任或强迫性的不信任的陷阱。有了这种保险，给予信任 变得容易了。而且，像权力一样，教育是一种高度可兑换的资源。它可以保证较 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可以是通向权力的一个跳板，它打开了各种职业选择的大 门，并且如果给予的信任在某些场合没有被实现，在变换职业选择时它允许更多 的机动性。 另一个重要的资源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或“关系5 ”。我的研 究表明那些与他人紧密联系的人形成个人的资本。当问及“可以帮助解决自己在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熟人”时，35.4% 的富人，只有11.7% 的穷人声称他们有这 样的人。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个比例是28.2% ，而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是 5.4%；对于职业精英是36.6% ，对于失业者或从事不体面工作的人是16.5%.经得 起检验的商业伙伴、职业上的同事、在同一个领域工作的“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的学者、可靠的朋友圈、“老男孩”（old boys）等网络以两种方 式帮助发展可信性。第一，在这种网络中的互动常常渗透着信任，而且这种信任 常常得到实现、归还或被回报以信任。因此，它们为普遍信任倾向提供了良好的、 茂盛生长的场地：一所好的“信任学校（school of trust ）”。但是它们也以 不同的方式影响可信性，即在发生各种生活的不幸事件——其中有些可能来自对 我们的信任的背叛——的时候，这种网络可以激励确定、安全、团结和潜在的支 持感。所以它们的存在使给予外在于他们自己的网络的参与者或社会客体信任更 加容易。例如，如果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与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商业共同体有牢固的 联系，我更倾向于进入外国的、未知的而且有风险的市场。在问及他们商业成功 的秘诀时，我很吃惊地发现：在后共产主义波兰的最主要的工业家意见一致地把 个人的网络放在他们所列举的项目的顶端。我的研究显示，在职业精英和富人中， 这个因素在“导致生活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处在较高的位置（有大约50% 的 人选择此项）。仅次于教育（大约70% 的人选择此项）和勤奋（大约60% 的人选 择此项）。这种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的增殖作用（proliferation ）增 加了信任文化出现的机会。 /* 62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3 ） 与信任相关的另一种社会资源是稳固的家庭。当然家庭生活以很多方式与信 任相联系。其中之一在前文已经讨论过，在那里家庭被认为对信任冲动或基本信 任的形成很重要。显然家庭为特别亲近和强烈的信任的日常检验提供了背景。但 是在这里我们考虑到的是一个牢固的、延续的家庭作为对家庭之外的生活的各种 外部领域的“信任的跳跃”的出发点。家庭的支持允许年轻人通过选择长期教育 的某一确定的课程对与他们未来职业的有很大风险并容易被背叛的信任进行赌博。 与此相似，家庭资源在做出结婚的决定和建立新家庭的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 的。从扩展的家庭汇聚资源并选择一个成员为代表创立一个商业或工业企业—— 有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这是典型的做法——的传统最近在波兰重新出现了。在波兰， 很多资本主义投机（capitalist ventures ）只是通过利用广大的扩展家庭的积 蓄才成为可能。在遭遇逆境的时候——其中一些可能是由于信任被背叛，健康的 家庭总是提供最终的支持。猜想为什么来自破裂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儿童，或那些 完全切断与他们家庭的联系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缺乏 那种常常由家庭提供的最终支持或备用保险似乎是合理的。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家庭和亲密的朋友关系似乎是为那些缺乏较高社会经济 地位的人提供了重要的替代性资本来源。在失业者中，家庭和朋友被42.7% 和35% 的人分别选择作为在失败或其它不幸事件发生时潜在的支持来源。而在职业精英 当中，家庭和朋友只被28.7% 和27.7% 的人选择。相似地，在穷人中选择的比例 分别是37.7% 和31.2% ，而在富人中相应的比例是28.0% 和28.0%.在一个更直接 的调查中，“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只能够信任家庭”的观点被23.4% 的穷人支 持，富人支持者只有4.6%；相应的比例在失业者中是27.2% ，在精英中只有13.9% ；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有22.1% ，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16.4% ；当特别 苛求的和有风险的信任形式，也就是考虑委托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时，更强烈的不 同出现了。“一个人的重要秘密只能告诉给最亲密的家庭成员”的观点被23.3% 的失业者支持，职业精英中支持的人只有7.9%；而“照看孩子只能够委托给最亲 密的家庭成员”的说法被30% 的失业者完全接受，精英中接受者只有16.8%. 相似的原因使宗教信仰成为增强信任的倾向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我的研究显 示：38% 的天主教徒支持“所有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观点，在无神论者中支持 这个说法的人只有27.6%.在宗教信徒中，支持和安全的感觉可能具有形而上的源 泉，他们相信上帝会给他的信徒以特殊的关爱。但是除此之外，信仰宗教的人可 能因为俗世的、社会学的原因而感到更安全和信任。他们与那些与网络和家庭相 联系的人相似。事实上家庭的隐喻常常应用在宗教领域：“神圣的父亲”、“真 正的兄弟姐妹”、“上帝的子民”本能地抓住了这种相似性。也就是说，加入紧 密联系的宗教共同体——教会、教派等，就像在牢固的网络和坚固的家庭中的一 员——给人们坚实的、团结的、互相支持的感觉。他们并不是被孤零零地被放在 一边，当需要时，他们感到他们可以依靠教会的其他成员或牧师，或教会组织。 除此之外，宗教共同体为充满着信任的强烈而亲密的互动提供类似家庭的环境。 它们以这种方式变成了培训基地：另一所“信任学校”。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绘制出了描述信任文化出现的假设模型。“信任的社会生 成”从信任文化的某种固有的水平——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开始。然后，现 实的结构环境——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性、责任性，或缺乏这 些东西——提高或降低了伴随信任的酬赏、积极的经验，及信任赌博被实现或背 叛的可能性。那些敞开的或关闭的对于更容易进行信任冒险的结构性机会被抓住 还是被忽略，还要依赖于行动者的能力。作为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典型的信任或怀 疑人格特征的聚合性结果出现的社会情绪可能激励或阻碍信任文化的形成。与此 相似，作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聚合而出现的集体资本，如果足够富有， 它将提供安全性和备用选择；如果非常匮乏，它将产生不安全感和无助感。因此 它刺激或妨碍信任文化的出现。这种因果序列呈现在图4 中。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出现了，它就变成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下一个循环 的背景条件。于是，这个模型把四组变量组合在它的序列的前后相继的链接中： 背景变量（已经存在的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独立变量（伴随信任的积极或消 极的经验的结构性机会）、中介变量（激励信任或怀疑的社会情绪和集体资本）。 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被做出、积累并获得规范 的认可变成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化规则。这些决定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可信性的评估 ——考虑本书在前文分析过的多方面的暗示。所以模型提供的正式框架的实质内 容，真正鲜活的东西是不间断地在每一个个体的情形中给予“反应的可信性”— —这时给予或收回信任被看成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信任或不信任文化是经过 无数的这样的决定的累积而自然出现的产物。但是它一旦出现就获得了独立的力 量，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方向上推动这些决定，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补充和改变信任 的计算。 /* 63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调整制度 每一个解释模型都有一些实践性的建议。它指明什么是政策应该树为目标的 至关重要的领域。让我们看一看在这里提出的模型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产生和维 持信任文化的可能的实践方法。 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这个模型只表现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连续链条中的 一个环节。它在某种给定的、被接受的条件下产生作用并且产生变成下一个环节 的初始条件的结果。为了我们讨论的目的，让我们以信任严重崩溃的情景作为我 们的起始点。普遍的不信任综合症是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所固有的。例如，这是 紧接在1989年事件之后东欧社会——带着它们的从共产主义时期继承的不信任的 强大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形。这个例子将在第八章进行详细地研究，所以我 们现在把这作为我们考虑的起始点，那么分析马上就是适用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信任文化，政策的焦点显然应该放在被认为对 产生信任最有因果效应的变量上。我们列在结构的助长性标题下的那五类条件潜 在地对实际的干预是敏感的，并且对制度建设的努力是敏感的。通过“习得的压 力”（Offe and Preuss 1991： 145），新制定的制度能够改造社会成员的生活 方式以达到更大的信任和可信性，使他们更倾向于给予和实现信任。一旦结构的 环境被重建而且有利于信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被建立起来，它将作为通向信任的 持续重建的第一推动力而起作用。良性的自我实现机制将启动，因为信任一旦被 植入就会培养更多的信任。让我们以对信任的建立施加影响的实用方法的眼光再 一次回顾我们模型的五个独立变量。更具体的建议是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变相 关的例证，但如果进行适当的改造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领域。 为增强规范的一致性，政治影响的核心工具是立法。为使法律系统一致而不 是相互冲突、简单而不是负担过重、透明而不是秘密、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必 须付出连续一贯的努力。法律必须变成整个社会组织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牢固基 础。一旦法律接近这种理想，它就会向其他非法律形式的规范规则——道德的和 风俗的——施加影响。它为其它规则系统提供了一种可采用的模式。 为增强对社会秩序稳定性的感觉，政策的一致性和不可更改性必须被确保。 不会遭受临时的、机会主义的改变或调整的宪法和不可变的法律的牢固框架为此 提供了主要的保证。在后共产主义情形下，它意味着保证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和 市场导向的改革。它们必须根据清晰的模式、蓝图或逻辑而被遵循。它们必须通 过创造既成事实和事前承诺的方法证明权威人士坚定的、改革取向的意志。减缓 民主进程的迟疑、临时的逆转必须避免。人们必须感到权威人士知道他们正在做 什么以及他们正在往何处走，即他们有清晰的计划并能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执行它。尝试性的、试错性的、另一个想当然的“政治实验”的气氛一定要被消 除，即使它能够为政治家提供开脱他们失败的轻松的借口。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提出了一个杰出的观点：“正是‘改革实验’的观念容易导致不一致， 因为行动者的正在参与一个实验的认识诱使他们采用短期可达的目标，这使实验 更不可能获得成功”（Elster 1989 ： 176）。 为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必须使政府的行动尽可能地开放和透明。为达到 这样的目的，一个有效率的媒体政策必须被设计出来并贯彻实施。必须发展多元 化的、独立的媒体和搜集统计数据的自治性机构、人口普查办公室和改革监控中 心。必须通过揭露政治家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使政治家更为人们所熟悉。公众情 绪的连续的调查、监督和报告必须变成制度。调查结果反馈给公众并消除对其他 人的意见的不知情状态和对信任非常有害的“众人致误现象”模式。 为了给人们对于周围的生活世界熟悉和亲密的感觉，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那 些在与公民的日常接触中代表公共机构的人，那些在当代社会巨大的非人格机构 的“门口”工作的人：政府官员、职员、警察官、银行出纳员、护士和医生、海 关官员、售货员、征税员、老师和教授、牧师等。他们对客户或顾客的态度可能 是友好的、助人的、理解的、合作的。他们都在系统的“入口处”起作用（Giddens 1990a ： 90 ）。当他们展现专业水准、严肃性、能力、信任、关心他人、乐于 助人时，他们的举止可能使人的信任散发出来。在另一方面，在“入口处”的任 何不好的经验，任何让人感到挫折的接触——甚至替代性的，通过媒体而不是个 人获得的——根据我们不信任“自底向上”蔓延的假设，会立即成为对整个系统 的概括性感受。“对特殊的抽象系统的信任或缺乏信任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在入口 处的经验的强烈影响……在入口处的不好的经验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一种 犬儒主义（cynicism）的服从，或者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从整个系统脱离出来” （Giddens 1990 a： 90-91）。对所有具有高度社会可见性的职位进行大量的培 训、小心谨慎地审查、高度选择性地招募——首先包括所有的政治官员——是普 遍的、机构的和职位的信任的先决条件。 为增强责任性，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民主制度。就像将在第七章被详细论证 的那样，在民主与责任性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从最高的政治系统开始，通过选 举、分权和相互的检查与平衡，以及立宪制度和法律规则——它们像约束公民一 样约束政府，民主的政府是责任性的。公正审查的立法、独立的法院和各种有效 率的强制机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结构框架必须被合适的行动所填充。因此 在立法和司法中必须没有自由意志、专断、或对法律的特别机会主义的延伸或修 改。宪法不可更改的原则必须准确地界定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并包括防止轻 易修改的条款；它们必须具有无限延伸的光环。法律的实施对所有的公民必须是 平等的，不考虑他们的地位。法律的强制和公民的义务必须是严格的，而且必须 不能允许例外。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方法防止犯罪。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确保公民 最基本的权力。也许在后共产主义条件下，最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稳定的私有 化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是必需的。清晰而准确的财经法律、银行业条例和 商务法规必须保护投资和经济交往的安全。严格而一致的流通政策必须恢复人们 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 64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对政策的尝试性建议—信任教育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与行动的结构和制度环境相关的因素。但是我们 的模型提出，必须给予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行动者以同等的注意。企图塑 造他们与信任和可信性相关的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措施在于教育的支持。 信任教育包括很多方面。 首先，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启蒙水平（实际的知识）和道德 的敏感性。为建立信任，“受过教育而有辨别能力的公众是必需的”（Giddens 1991： 173）。“事实上，在有道德敏感性和富有想像的洞察力的互动中，认知 能力对有效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Bellah et al. 1991： 178）。它是 “注意”并形成“关于事实、未来和他人的”（Offe and Preuss 1991： 95 ） 见多识广的判断的先决条件。只有相当水平的教育才能避免天真的、盲目的信任 和强迫的、偏执狂的不信任的缺陷。教育必须被看成“文化上的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 ）（Lash in Beck et al. 1993： 123）的核心方面。 其次，在健康的、紧密的和亲近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着隐含的教育。“信任倾 向的心理发展需要广泛的投资，特别是由像父母这样的他人的投资”（Hardin 1993 ： 515）。亲密的家庭生活在培养信任的过程中是重要的早期力量（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31 ）。因此，所有的意在改进家庭条件的政治方法都对建 立信任有间接的帮助。 第三，在学校中必须直接地强调信任。在师生关系中和学生之间建立和维持 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在学校的课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和文学的学习中，强 调信任的榜样。 第四，为在人们意识中提高信任的重要性，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唤起传统，强 调生活习惯、规则、风俗的连续性。“在传统社会中，有更多的个体论的安全和 信任。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未来至少部分地是可预测的，它将遵循传统的方 式”（Giddens 1991： 48 ）。当传统的社会不能——或者也许不应该——恢复 的时候，它可能在替代性的经验——强调信任、荣誉、忠诚和其它传统美德的艺 术、文学、传媒——中被富有想像力地再现。 第五，必须努力在人们的想像中把信任与其它有用的道德资源联系起来。例 如，通过求助于宗教并从它那里借用对形而上的信任和信任他人的更世俗的品质 的强调，我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宗教也可以为信任提供很多有说服力的榜样 和证据，它们可以在殉教者、圣徒、先知和英雄的行为中被发现。“如果我们有 足够的运气，生活在保持有某种道德和宗教信仰——它的一个影响是它本质上激 励合作——的社会中，我们可能很好地利用它们”（Gambetta 1988b： 224）。 “信任可能作为责令诚实和互爱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的副产品而出现”（Gambetta 1988b ： 230）。 第六，必须开放对信任和不信任论题以及它们当前的例证的直接的或通过大 众媒体的公众讨论。鲍克所称的“关于道德选择的公众谈论”“在课堂、专业组 织、政府中都是必须的”（Bok 1979： 103）。“这种公共谈论基本上是通过它 们引起的这种呼吁和辩论的实践来发展更细微地调谐（finely tuned）的道德意 识”（Bok 1979： 98 ）。 第七，一定不能只通过规则（precept ）来进行信任教育，还要通过日常的 经验。信任必须通过被奖赏来表明是值得的，而背叛信任必须通过被惩罚来证明 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与欺骗相联系的激励体系被改变了：从短期来看，如果 通过欺骗所得的收获减少了，而诚实变得更有价值了，整个社会……都将获益” （Bok 1976： 260）。作为最终有益的行为习惯的信任的工具性价值必须被证明。 信任必须与自我利益联系在一起。例如，为提高人们对政权制度或政府的信任， “鼓励公民分享增进他们的利益并确认他们的利益确实被增进了的工具性理由将 是明智的”（Parry 1976： 142）。相反，社会控制机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必须保证背叛信任将被谴责，而不只是没有好处。 注 释 1 就像吉登斯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人变得越是面向未来，在他的行动中信 任的适用性就越大（Giddens 1991： 91 ）。 2 正好比较20世纪90年代末的波兰与东德，或比较20世纪70年代末的波兰与 今天的波兰。 3 让我们注意到，尽管结构的条件——稳定、透明性、熟悉等——产生较低 的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并因此引起信任，在个人有资源的情况下，背叛信任的可 能性并不小，但是对这种背叛和它们所预示的损失的相对（主观的）承受性是较 高的，并因此给予信任的意愿就倾向于增长。 4 这是为了避免在一种更多的、新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这个高度流行的概念。 5 或“社会资本”，这一次是在由普特南所提出的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 语（Putnam 1995b， 1995c， 1996 ）。看来，普特南通过定义，在他的“社会 资本”的概念的内涵中把信任与网络联系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他的直觉是对的， 但是在我的分析中，这种联系不是来自于定义，而是来自经验的因果关系，通过 为信任提供备用保险的机制产生作用。 /* 65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民主政治产生信任 在本章中我们将系统地研究在政治系统的两种相对立形式——民主政治和独 裁政治——中信任的处境。政治制度与信任的关系被认为是紧密的和相互的。政 治系统被看成是扎根于文化——也包括信任文化——之中的。这种扎根性表现为 两种方式。一方面，信任被认为是政治秩序的先决条件。“一个系统——经济的、 法律的或政治的——需要信任作为一个前提条件。没有信任它就不能在不确定的 或有风险的情景中激发支持性活动”（Luhmann 1988： 103）。“信任是市民社 会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Rose 1994 ： 18 ）。“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程度的 信任，我们经常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Bellah et al. 1991： 3）。另一方面， 信任被看成特殊类型的政治秩序的产物。民主政治常常被看成最有利于信任出现 的政权制度。概述当前的信念如下：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又帮助维持民主 政治。让我们分别看一看这个等式的两个方面，先来看民主政治制度中信任的产 生。 我将断言在所有的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信任文化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 中比在任何其它类型的政治系统中更有可能出现。让我们来描绘这种结果产生的 机制。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似乎主要是以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两个标准—— 责任性（accountability）和事先承诺（pre commitment）——作为其可信性 的基础。首先，民主政治提供了责任性的丰富的环境背景。“当可以依赖法律规 则强制统治者遵守他们的信任（abide by their trust）的时候，他们才最被信 任……信任自己的统治者仍然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种信任只是作为一个人相信 政治机制的结果”（Parry 1976： 139）。在一个民主制度中，我们不是依赖精 英们的“伦理责任感”，而是依赖政治的、制度的“责任机制”（Parry 1976： 141 ）。“民主制度只是防止权力滥用的一个安全措施，而不是它将被明智地使 用的保证”（Benn and Peters 1977： 351）。“当我信任一个政府官员——他 可能为没有实现我的利益而被强制至少承担某种责任——时，我们在我们的意念 中是有联系的，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见面”（Hardin 1991 ： 191）。其次， 民主制度通过强调有约束力的和稳定的宪法，创造了事先承诺的环境。宪政制度 是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持久稳固性的保证，因为它预先占有或限制了改变它的可 能性（Przeworski et al. 1995： 50 ）。仅仅制度化的政府和政策的落实就将 导致期望的坚实的稳定性，并因此导致更强的信任（Hardin 1991 ： 204）。 （一）民主制度的第一个悖论 这里涉及一个悖论。强调责任性和事先承诺意味着在一个民主政治制度中信 任恰恰应归于民主制度的架构中制度化的不信任（institutionalizing distrust ）。“一个民主的政体需要建立在民主忠诚基础上的合法性批评；在这个意义上， 一定的不信任对一个有生命力的民主秩序是重要的”（Barber 1983 ： 81 ）。 大多数民主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假定制度化的不信任，这为那些愿意冒信任的危险 的人提供了一种支持或保险，为那些企图背叛信任的人设置了障碍，并且为实际 的违背信任的行为——如果它们发生的话——提供了一种矫正机制。自发的普遍 的信任文化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简单地说，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自发的信任就 会越多1.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民主制度的第一个悖论。 /* 66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制度化的不信任 现在让我们更严格地检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看一看它们如何必然包含制 度化的不信任。也许最重要的是合法性原则（principle of legitimacy ）。民 主制度最基本的前提是对所有权威的怀疑。民主制度需要证明所有权力存在的合 理性，这些权力在本质上被看成是值得怀疑的（Holmes 1993 ： 24 ）。只有当 政府官员通过选举被证明是来自大众的意志，并且被选出的大多数人的代表实现 了人民的利益时，政府才被认为是合法的2.但是即使在这里，“制度化的怀疑” （institutionalizing doubt）仍然存在。大众（the majority）自身也是变化 的，它是一个“不稳定的集合，它的成员、动机和利益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它可能不会像独裁者那样对任何一个给定个体的利益给予特别的关注”（Benn and Peters 1977 ： 323）。多数人的代表可能没有实现他们的授权。所以民主制度 允许国民的不服从3 或代表的取消制度，它假定了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并为这 种可能性提供了校正机制。“如果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以背叛信任的方式行动， 它们都可能被共同体强制去说明理由”（Parry 1976： 131）。 第二个原则是定期选举制（periodical elections）和公职任期制（terms of office ）。这表明对统治者自动交出他们的权力和使他们的表现经受定期的 详细审查的心甘情愿性的不信任。人们假定统治者将易于受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 诱惑，而权力的交替机制将以制度的方式制止这种倾向。“以理性为基础的对官 员的信任……需要官员对大众的需要和欲求做出反应。为了有迅速反应的动机， 他们必须是以某种方式可问责的，最可以接受的也许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Hardin 1991： 204）。也正是争夺权力的反对派的存在，保证了对那些占有权力的人持 久的监督、检查并防止他们对权力的滥用（Benn and Peters 1977： 281）。 然后还有第三个原则：分权、控制、平衡、限制公共机构权限的原则。这清 楚地暗示着这种怀疑：公共机构将倾向于扩张、独断、滥用它们的权力。这种相 互控制的机制需要在不同的公共机构、政府的各个分支、以及其它机构中被明确 地建立和认可。 第四个原则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原则。立法者受他们自己制定的相同法律的 支配。这间接地表达了对公民以及公共机构自发的好意的怀疑。它防止任意性、 滥用和不正常的行动，它们都必须受共同的、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框架的支配。 “构成政府和某些民事机构的，限制徇私、保护美德的程序公正的法律规范是遍 及社会的‘一般化信任’的必要条件，至少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是这样”（Cohen and Arato 1992： 27 ）。法律凌驾于个体和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之上。 他们都同样受法律的约束，并且在法律面前具有同样的责任。“我们不应该问一 个政治家我们是否应该从他那里购买一辆二手车，而应该问如果他卖给我们一辆 坏车，我们是否会受到商品销售法（Sale of Goods Act ）的充分保护”（Parry 1976： 142）。法院自治的各种保护措施的目的是保证法律将被公平地执行（Holmes 1993： 47 ）。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是促成遍及系统的信任出现的因素：“法律能 够保护公民权力、自由和财产、甚至在面对政治的机会主义时。所以它可能造成 对法律系统和保障状况的信心，这反过来使人们在其它的关系中更容易给予信任” （Luhmann 1988： 194）。 第五个原则是立宪制度（contitutionalism）和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原则。它意味着对立法者的诚实性的不信任，他们可能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歪曲 法律，或机会主义地改变法律。所以需要高于所有的特殊法规的“基本法”，预 先占有轻易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并造成一种对未来的事先承诺（Przeworski 1995 ： 50 ）。这种通过解释和执行它的规则来保护和支持宪法的机构通常是最高法 院或宪法法院或特等法庭。 第六个原则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 ）原则。某些不信任的措施甚至扩展 到法律强制和仲裁机构自身。甚至法院也不能免除人们对它的偏袒和疏忽的怀疑。 所以在判决生效或产生约束力之前，需要上诉的制度，并且有时需要几级上诉。 第七是公民权力（civil rights）原则。这意味着对政府机构满足公民需求 和利益的自发的善意的不信任。它也意味着公民可能会受到政府机构的粗暴对待。 这种可能性要求一种机制，通过它人们必须拥有要求这种满足和保护他们自己免 于被粗暴地对待的方法。在制度上维护公民的权力，开放反对公共机构诉讼的可 能性，建立廉政官员办公室，或在某些国家甚至允许针对政府的直接的“宪法诉 讼”，都是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 第八是法律强制（law enforcement ）原则。这意味着对公民自发地遵循法 律的不信任。至少他们中的某些人有可能会不服从或违抗法律。所以必须有检查 公民是否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以及如果需要强制他们履行的机制。那些对政府和 同道公民选择不尽应尽义务的人必须强制他们尽这些义务。像警察、公共检举人、 征税员等这样的公共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第九是公开交流（open communication）原则。并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机 构可以被相信是可信的，是经的起辩论的，是认识到他人观点的。我们需要抵御 趋向审查制度、教化主义、限制自由表达意见、教条主义或完全的欺骗——这些 在政府官员和公民身上都可能发生——的诱惑。宽容、公开讨论、多元且独立的 媒体等防御措施对于保护在根本上起作用的民主制度原则是必需的，这些基本原 则就是探索真理、寻求妥协或多数人同意。正是作为“第四等级”的大众媒体和 对其自治权的保护的存在提供了对权力滥用、偏爱和偏见的强有力控制。 第十是社团政治（community politics）原则。民主制度通过自愿的联合体、 民间组织和地方权力等敞开大众参与和发挥公民能动性的机会。这被用作对抗官 僚机构和自我服务的国家和行政管理机构的手段。民间团体担负起了对公共权威 进行控制、监督和施加压力的职责。所有这些都假设了对政府和行政机关的不信 任。活跃在民主制度中的其它团体有消费者保护联合会、工会、区域性协会、利 益群体和游说者团体等。它们再一次假设了不信任，这次是对政府和公共权威部 门充分考虑局部的、特殊的利益的能力的不信任（Benn and Peters 1977： 281）。 这里存在两种增加一般信任的传统机制：第一，一个广泛联合的网络的支持增加 了“个人的资本”，并给每一个成员更加安全的感觉，因此提高了他们信任的意 愿；第二，授予地方权力意味着政府对公民的某种程度的信任。像所有的信任的 信用一样，它可能产生报答并提高对政府的信任。被信任的公民更愿意给予信任 4. 民主制度的这些基本原则显然与有利于信任文化的结构、背景的条件有关， 这些条件我们在第六章已经讨论过。它们帮助建立规范的确定性、社会组织的透 明度、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权力的责任性、权利和义务的设定、职责和责任的强 制性，以及人们个人的尊严、正直与自制，和他们的被授权的感觉。简而言之， 如果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保证他们免受潜在的信任的背叛，他们更愿意信 任公共机构和他人。而民主的组织提供了这种保证。 /* 67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现行民主制度 迄今为止，我们都是在理想类型的层面上（at the idealtypical level ） 进行的。我们重新建构了民主政治的规范模型，而它被证明是在信任文化的产生 过程中的一个潜在的有力的因素。但是实际上信任的出现或衰退取决于民主原则 被贯彻的方式，取决于它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方式。似乎是为了唤起 强烈的信任文化，两种操作性的条件必须被满足。一方面，民主原则必须是可靠 的，即它们必须被一致地、不变地和普遍地实施。但另一方面，它们所包含的检 查和控制的实施必须是节制的，只作为最后凭借或备用选择。 对于信任的破坏和犬儒主义的传播来说，也许没有比违背和滥用民主原则更 危险的了。当人们在民主制度下生活时，他们形成了一种超越性信任，信任民主 制度自身是他们可能冒险所给予的其它类型的信任的最后保证。一旦这种超越性 信任被背叛，而这种保证没有出现，他们会有受骗感。这立即反映在他们投入信 任的所有其它关系中；信任文化被破坏了（Offe 1996 ： 34 ）。也许可以论证 民主制度的失败比一个完全独裁政体制度的失败对信任文化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在后一种情形下，人们至少知道可以期待什么，他们没有幻想；而在前一种情况 下，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他们的期待被辜负了，这产生了更强的幻灭感。 “现行民主制度”（与“在法典中的民主制度”相对应）的典型的失败可以 按照民主系统的十个基本原则和它们可能违背的顺序一一列举如下：第一，权威 的合法性可能是脆弱的。一个典型的情形发生在较低的选举参与率和比例选举法 之中，此时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社会的大部分人感到没有被代表，而政府官员 事实上只由少数选民选出来的。另一个情形是程序的不足导致代表性的无效，而 政府官员——尽管他们在公职上显然是失败的——他们却没有被撤职。第二，权 力的更替可能被阻止。一种方式是通过操纵选举法来提高被重新选入统治集团的 机会。另一个例子是延长公职的任职期限（例如，总统终身制），即使它是以正 式的、恰当的方式，通过事先修改法律达成的。第三，某些权力部门（例如，行 政的、军事的、秘密警察的）要求比其它权力部门占优势，破坏了相互控制和制 衡机制。第四，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性由于使用双重标准可能被违背：根据坏人的 政治影响力来决定处罚，导致官僚机构的豁免权，政府官员背叛法律而没有被惩 罚等。第五，宪法可能被任意的方式解释甚至改变：追溯既往的立法实践，宪法 法院的判决被立法机关支配。第六，上诉的机会可能被限制，监禁的期限被延长， 在监狱服刑期间的条件可能是不人道的，而假释可能不可获得。第七，公民权力 可能纯粹是口头上的，因为缺乏贯彻它们的资源或有效的索求方法。第八，法律 的强制力可能是松懈的，强制机关可能是没有效率的或腐败的，伴随着纵容的气 氛的出现。第九，大众媒体的压力可能导致更多或更少伪装的审查形式、选择性 偏爱、对批评性信息的限制。第十，地方权力的特权可能被控制，而公民自发组 织的影响可能被限制。统治的中央集权化甚至寡头化可能导致市民社会的衰退。 诸如此类的民主制度的滥用对信任文化的影响依赖于其滥用的程度：它们是 零星的还是永久的，是偶然的还是常有的。它也依赖于它们的可见性：权力的滥 用是否为大多数人所了解。而通常只是警醒的反对派和多元的自治传媒才提供这 种可见性。如果民主制度的失败被广泛地认识，一般的信任被代之以普遍的不信 任。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制度的滥用隐藏在人们的视线后面，而且人们对民主的 外表保持信任，他们的信任是盲目而天真的。它也是非常易碎的，因为暴露的冲 击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那时它将对信任产生毁灭性影响。 /* 68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民主制度的第二个悖论 如果普遍的信任文化要发展和持久存在，那民主原则不仅要被一致地贯彻， 而且要谨慎地被应用。民主原则使不信任制度化，因为它们假设信任潜在地是可 能遭到背叛的，因此要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一种矫正机制。这些原则被投入使用， 这些矫正机制被激活，控制在实际中得以运用，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信任确实遭到 背叛了。只要这些零星地、例外地作为最后的依靠而发生，信任文化就不会被破 坏，而且会通过有效的责任性的证明而增强。但是，存在一些可能产生相反结果 的阈限和走向它自己反面的倾向。矫正和控制的极度活跃表明也许存在太多需要 矫正的情形。例如，如果公民经常求助于起诉而法院充满了诉讼，如果廉政官员 承载了过多的要求，如果警察工作过度而监狱人满为患，如果传媒经常觉察并责 难政治腐败，而公民公开指责并废除经大多数人同意的代表，那么显然这个系统 在什么地方出了错误，而且信任文化可能很容易崩溃。“当管制和诉讼变成生活 方式时，不信任便开始支配社会交往”（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66 ）。 这变成了不值得信任在公民之间流行的一个信号。信任要普遍深入并持久，不能 只靠有效的控制。更为合理的是，它必须只把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作为对不太可能 的并且很少出现的信任滥用的防御措施。只要制度化的不信任保持在潜在的规范 的制度化水平，而不变成实际的常规性实践，它就会非常有效地导致自发的信任。 我将给它标上民主制度的第二个悖论的标签：民主的检查和控制的广泛的、潜在 的有效性必须和其非常有限的现实化相适应。制度化的不信任必须保持在阴影中， 作为对自发的信任行动的远距离的保护网络。 依赖于民主的矫正机制实际上被贯彻的方式，两种可供选择的自我增强的因 果关系循环可能被启动——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当不信任文化盛行时，强制、 制定法律和控制的机构被动员起来。它的过度活跃的运作对人们来说似乎是一个 信号：他们的不信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信任的背叛是普遍流行的，而这种认识 只会增强和加深不信任文化。这是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当信任的文化盛行时， 强制、制定法律和控制的机构只是偶尔才被依靠。它的威慑作用暗示人们，他们 最初的信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信任的背叛很少，而这种认识显然增强和加深信 任文化。这是良性循环。 /* 69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作为民主先决条件的信任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等式的另一边。不仅民主造成信任，而且信任一旦出现， 信任文化帮助维持民主。没有某些基本程度的信任，某些作为民主基础的实践活 动是不能和也不会被付诸实施的（Cladis 1992 ： 213）。卢西恩。派伊（Lucien Pye ）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一种是建立在“信任他人和与他人一起工作 是可能的基本信念”（fundamental faith ）之上的政治文化，另一种是建立在 “大多数人都将是不被信任的以及陌生人尤其可能是危险的预期”之上的政治文 化（Pye and Verba 1965： 22 ）。他把前者与民主联系在一起。那些要求某种 程度信任的民主实践是什么？ 第一，民主需要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communication ）：意见的交换、政 治选择的明确陈述、政治支持的表达等5.通过相互激励，使它们更不受抑制和 更自发，信任有助于沟通。“在多头政治环境下最被需要的相互沟通发生在人们 相互信任的环境中”（Parry 1976： 129）。信任也允许我们假设同伴在他们所 表达的意见上是信任的、严肃的和真实的。简而言之，信任不仅帮助我们去表达， 也帮助我们去倾听。 第二，民主需要宽容（tolerance ）：承认差异性，认识到意见、生活风格、 生活的方式、品位和爱好的多元性。就像我们前面所论证的，信任给人们提供更 多的安全感和确定感，而它们把接受差异看成机会而不是威胁成为可能。 第三，民主用妥协与共识取代冲突与斗争，这是它详尽表达政策并做出决策 的主要机制。每一个妥协与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参与者接受某些共同的有约 束力的游戏规则和他们可以达成互相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共同平台。人们必须具有 的最低程度的信任指的是相互之间自愿地遵守这种超越性规则（例如，自由表达 他们立场的规则，大多数人投票决定的规则）。信任也允许我们假设他人的诚实 与善意。 第四，民主需要公共争论具有某种文明的水平：集中主题，避免人身攻击， 承认对手的尊严等。相互信任对此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信任的感觉能够防止政 治辩论产生严重的敌意”（Parry 1976： 129）。 第五，民主要求参与（participant ）：它需要公民积极参与民主的公共机 构和市民社会的联合会与组织。公民参与选举、自治政府、联合会等，需要对政 治制度、规则的公正性、他们努力的潜在有效性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它也需要对 作为同伴的其他公民有某种最小程度的信任。“如果人们要联合在一起以达到他 们自己个体行动所不能达到的目标，人们需要互相信任”（Parry 1976： 129）。 第六，民主需要受过教育的公民。有效的民主参与，即使是参与最基本形式 的选举，需要相当数量的信息、知识、评价和辨别能力。为获得作为公民的能力， 人们必须信任政治信息和知识的来源：相信公共信息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大众媒 体的可信性、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关于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的个人信息的充足性等。 /* 70 */第七部分：民主政治和独裁独裁政治中的信任 信任在独裁政体制度——专制的、独裁的、极权主义的——中以完全不同的 方式发生作用。就像我们所证明的那样，尽管民主政治存在制度化不信任，可是 作为悖论性的结果，通过责任性、事先承诺的建立产生了信任；而独裁政治直接 企图是制度化信任，并把它变成强烈认可的正式的要求。有两种类型的对象需要 这种强制要求的信任。一是君主、独裁者、领导、魅力型统治者。在这里信任采 取类似对家长的信任形式，是高度个人化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它常常是盲目 的，忽视关于统治者的功绩或罪行的任何相关证据。事实上，做任何估计或评价 甚至可能都是不适当的，更不用说任何批评了。人们无条件地信任统治者，不是 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谁，就像一个人信任自己的父亲，先验地和不需 要任何真实可信的证据。组织化的信任的另一个对象是整个系统的权威性：世袭 的君主制、或民族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等。 它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它们根植于独断的意识形态并被看成最终的真理。它们 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支持统治者和统治系统。 这两种形式的信任的制度化通过两种机制来进行：第一，通过政治社会化、 信仰灌输、传媒审查制度、关闭同外界的信息交流；第二，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 严厉地惩罚信任的背叛：比如不同意见、争论和反对、甚至包括轻微的怀疑和批 评。 如果这种制度化是成功的，而且不加思考的信任建立了，责任性和事先承诺 似乎都不需要了。与信任正相反，独断变成了权力的原则。政体的结构正好以与 在民主制度的情形中相反的方式被建立起来。因此，第一，政权制度的合法性建 立在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强制上。人民被看成是统治者的受托人，而不是统治者是 人民的代表。第二，权力不知道时间的界限，比如公职的任期，并倾向于使它自 己永久化。第三，不存在分权，权力的所有部门——如果还可以区分的话——完 全受最高统治者的支配。第四，法律，如果在根本上被统一在更持久的形式中， 只被应用于公民，并且即使这样，也只是在特殊的而不是普适的背景下使用。而 且，法律的应用当然不会包括统治者。第五，统治者的意志代替了宪法，而他当 然不能受到司法的审查或其它的控制。合法的反对者的存在是难以想像的。第六， 统治者所采用的涉及公民的程序是任意的。不存在正当的程序。第七，公民没有 权利，因此对统治者自发的、反复无常的仁爱心没有要求。第八，法律的强制是 同样武断的，而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其他公民损害的情况下，公民不能指望国家的 保护。第九，沟通几乎全是单向的，自上而下，并且完全被统治者控制。第十， 任何形式的政治团体——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社会运动——都被积极阻止或完 全禁止。 制度化的信任非常脆弱并容易崩溃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个是独裁政治所暗 示的武断、距离、不透明、不可问责性、不确定性直接结果。根据与我们提出的 关于民主政治产生信任的（trust generating）特征相同的逻辑，但是在相反 的“方向”上起作用，独裁的政权制度造成普遍的不信任。第二个原因与互惠的 机制有关。信任是单方面的、向上指向统治者和政权制度的，它并不带有统治者 对公民的相应的信任。公民被看成是可疑的、永远是不忠诚的、不服从的、会犯 罪的6.所以，他们时刻处在监视和控制之下。就像我们前面已多次论证的那样， 信任制造信任，不信任也产生相互不信任。统治者太多的监视、控制和高压政治 具有相反的结果：怀疑、操纵和欺骗的感觉产生了怨恨和犬儒主义，因此破坏了 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人们发现对政治权威的广泛不信任——政治学家称之为合法 性的收回——伴随着最独裁的政权制度。这是独裁政治的悖论：制度化的信任产 生普遍流行的不信任。当然这常常不足以破坏独裁的政权制度。纯粹强制的权力 足以使独裁政治作为高压政府长期延续，而无需任何借口去得到公民的持续支持。 当自发的信任衰竭了而制度化的信任崩溃了的时候，替代性的功能调整就可 能会出现。它们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宿命论（providentialism ）： 求助命运，被动地、驯服地接受现有的条件。第二种形式是腐败（贿赂、特惠主 义、裙带主义），通过取悦政府官员和交换利益，它代替了权力和影响的所有正 常渠道。第三种形式是强迫集中居住，这时人们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 ） 躲进惟一保存的紧闭、熟悉和安全的孤岛，即家庭和朋友圈中。 注 释 1 那是为什么当我们访问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时我们感到更安全，并且更信 任他人的原因，那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访问实行独裁政治的国家时，我们感到不安 全和受到威胁的原因。在后一种情形，我们感到受当地政府官员的专横意志的支 配，只受到我们自己的可以信任的国家和在我们口袋中的护照的远距离保护。在 前一种情形中，我们感到我们有权利，并且如果我们的权利受到威胁或被滥用， 我们能够求助于各种机构的帮助和支持。 2 就像古典的政治哲学家所说的，政府是人民的受托者，它被委托去履行它 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Silver 1985 ： 53 ）。 3 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话来说就是“反抗的权利”。 4 事实上这不仅适用于授于权力，而且适用于公共机构的日常运作和它们起 作用的类型。如果公民受到体面的对待，作为合伙人而不是作为臣服者或甚至作 为嫌疑犯，他们更倾向于给予信任。政策的风格是产生信任或不信任的一个重要 的变量（Przeworski 1995 ：76）。公民越感受到自己不被政府信任，他们就越 少信任政府。 5 一些作者认为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交流对民主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参见尤 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或沟通行动的观念（Habermas 1984 ， 1987 ），或 德赖泽克（John Dryzek ）的“话语民主制度（discoursive democracy ）”概 念（Dryzek 1990 ）。 6 在波兰的杂志上的一幅著名的漫画表现了一位正在给政治局委员做演讲的 共产党领导。他说：“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刚刚做出决定不改变政府， 而是换一个更加驯服的社会”。 /* 71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共产主义统治到反共产主义 变迁：一个案例研究 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通过选择历史的和经验的证据来清楚地说明并确证关 于信任的一些理论分析。大多数社会现象和过程在深刻的和快速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条件下最容易进行仔细地观察研究似乎是站的住脚的假设。当社会的节 奏加快了，并且它的范围扩展了的时候，社会生活的因果机制就更加突显，变量 就采取更极端的形式，其发展的动力学就更容易被抓住。这个假设也必定无疑适 用于信任这个的“脆弱的资源”的兴衰变迁：它的出现或衰退1.由于承认了这 种基本原理，我选择了共产主义剧变之后最近在东欧进行的社会转型作为对信任 进行经验描述的“策略研究场所”2.我将描绘在1989年的革命性事件之前、之 中，并且尤其是在目前的西方类型的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的建造和巩固阶段，信 任和不信任的起伏变化。我们在本书中发展的概念和模型能够解释后共产主义世 界的信任和不信任的复杂轨迹吗？这个报告将特别谈到波兰，但是为了对当地历 史的偶然性进行必要的校正，它可能也涉及到这一地区的其它社会。因此我打算 概略地介绍一下历史的关键事件。历史的事件将只提供必要的背景，而我们讨论 的焦点将放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无形“氛围”上。这将是从“软的”文化主义的视 角对波兰最近历史做鸟瞰式的观察。 历史的进程是连续的；既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也不知道到何时结束。但是为 了书写历史，人们必须从某一确定的时刻插进来并为叙述选择一个通常被人认可 的起始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胜利者之间的雅尔塔和波兹坦协定的结果是在 波兰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体制，其实践为我想讲的故事提供了背景。在我以前 的著作（Piotr Sztompka 1993a，1995）提出的社会生成（social becoming ） 理论中，信任像其它文化和结构的成分一样，被看作积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以 前的事件的痕迹积淀在制度、规则、符号、信念（比如，法律、道德、风俗、学 说、意识形态、宗教信条等）和社会行动者的心灵（比如，他们典型的个性、知 识、倾向、爱好等）之中。共同的经验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文化和心理模式。而 这些反过来又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了要遭遇的条件（限制或促进）。同时代的人— —在他们生长发展的过程中碰巧遭受到相似的重要社会影响力，及经历了同样重 大社会事件的人民大众——在过去的影响和展开的未来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存 在一种“同辈人效应：当特殊年龄的一群人对一组刺激做出反应……并因此在整 个一生中都受那种反应的影响”（Almond and Verba 1980 ： 400）。这解释了 某些以前的结构——尽管已经被取代了——在当前如何可能仍然被感觉到。 /* 72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集团文化 在共产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曾经经历了大范围的独特的文化成长环 境：共产主义集团（也许最接近的历史类比是巨大的古老帝国的联合体）。很多 东部和中部欧洲的民族国家被强加了苏维埃制度和组织形式，相似的生活方式和 意识形态，并且强制了他们几代人，共产主义政权制度成功地创造了共同的文化 架构：典型的为整个集团所有的独特的价值、规则、规范、法律和标准体系，凌 驾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上，并且与广阔的全球文化相对隔绝。尽管在贯彻这些文 化规则时，在严格程度和方式上有明显的民族多样性（民主德国不同于匈牙利， 波兰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等），但还是存在根本的、潜在的共同性。在被称作 “现实的社会主义”（realsocialism ）制度之下的生活已经产生了一个独特 的文化—文明综合症。“苏联人不仅仅是属于苏联的，波兰人也不仅仅是属于波 兰的，德国人也不仅仅是属于德国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他 们是所有经历了40—70年不等的（非常没有规律性的年数）共产主义统治的社会 的居民。这是一些它们共同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特殊东西”（Krygier 1995： 7 ）。这可以被称之为典型的“集团文化”。相对于本土的、民族的传统，集团 文化越占优势（通过强制的教化），它越与全球化的文化进程相隔绝（通过强加 的隔离），这种综合症就变得越强大和有破坏性。它对思想和行动的控制比产生 它的系统有更强的生命力，仍在困扰着当前的民主改革：“改革者必须认识到的 基本问题与如下的事实有关：在与那些应该充满新制度的实践非常不同的社会实 践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习惯，仍将塑造着每个个体的日常行动”（Marody 1990 ： 167 ）。 集团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结果是广泛分布的信任的侵蚀。这种结果是如何 产生的？我在其它地方（Piotr Sztompka 1991a， 1993a）分析过的集团文化的 很多方面之中，有一些对信任的衰退要负有直接责任。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组织思想和行动的最根本和长久的文化准则是两 个生活领域的对立：私人的（个人的）与公共的（官方的）。就像斯泰凡。诺瓦 克（Stefan Nowak）所说的那样：“普通波兰人的生活是在两个相互重叠的世界 中过的：私人联系的领域和公共机构—官方的领域”（Nowak 1987： 30 ）。这 种对立以很多姿态出现：“社会与政府机构”、“民族与国家”、“人民与统治 者”、“我们与他们”。用更理论化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使用塔尔科特。帕森 斯的术语，这些术语最近被杰夫里。亚历山大用于相似的目的，它把所有这些论 述的共同核心定义为“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Alexander 1990）的二分法。沿 着亚历山大的预感再前进一步，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对立的二分法具有一种不可 明确估价的道德意味（Alexander 1991，1992； Alexander and Smith 1993 ）。 私人的（特殊主义的）领域是好的领域——美德、尊严、自豪；而公共的（普遍 主义的）领域则是坏的领域——邪恶的、轻蔑的、羞愧的。在私人领域开展的活 动是高尚的，而任何与公共领域的联系——用亚历山大的另一个术语来说——就 是“污染的”（polluting ）。这里有明显倾向于私人世界而远离公共世界的 “文化偏见”（Thompson et al. 1990）。也许迪尔凯姆将接受把前者看成“神 圣的”领域而把后者看成“亵渎的”领域的看法。这种两极的二元对立是现实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论述建立于其上的中心的组织原则、核心的文化前提。如果 一个人同意亚历山大所说的：普遍主义的主张是民主话语的显著特质（Alexander 1990），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语被证明根本上是反民主的，这是不奇怪 的。不足为奇的是，甚至当独裁政权体制的表层已经被粉碎的时候，我们仍将发 现它竖立在民主改革的道路当中。 “公共的与私人的”二分法的两个表现似乎对于信任的衰退具有最重要的意 义。第一，在信念领域，最不道德的是真理的双重标准：官方的和私人的。官方 的统计和日常的观察之间，大众媒体的信息和常识（“电视在撒谎”是共同看法） 之间，正式的科学论断和经过审查的真理（典型地表现在有偏向的史学、意识形 态的社会科学和教条的哲学中）之间，以及甚至——尤其在斯大林时代——在被 认可的艺术形式（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艺术家的自发的创造性之 间的差异表明了这一点。结果在与国家及其机构相关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存在一种 普遍的不信任，并且相反，天真地相信或者来自私人来源或者来自外国媒体（例 如，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德意志运动）的所有信息。一个经常被注意 到的对各种流言和闲话——甚至是最牵强的——的易感染性证实了这种认知的混 乱状态。 第二，在行动领域，破坏性的结果是由独裁统治造成的（在直到20世纪50年 代中期的短暂时期接近于极权主义的模型，但是后来，在斯大林死了和1956年发 生的前民主运动的浪潮之后，变得更自由化了）。专制的或父权式的政治意味着 公民要遭受唯意志的和武断的政策，政治的或行政的决策标准是秘密的和完全不 透明的，过程和规则是不一致的，而且被限定于统治者所界定的便利之中。这产 生了分布广泛的冷漠和消极主义，加上焦虑、不确定感和怀疑。政府机构——中 央的和地方的——都被认为是异己的和敌对的；政府被看成是充满阴谋、欺骗、 玩世不恭，或至少是愚蠢和缺乏效率的竞技场。对整个社会秩序、它的连续性和 可预测性的信任被破坏了。 /* 73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信任的波动（1 ） 与这种共产主义过去的背景相对照，我选择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的说 明。它将被作为在我们短暂的信任历史中的第一个阶段。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的统治下的相对繁荣和自由伴随着人们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渴望。在1975 年进行的的全民调查中，92% 的应答者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以前更快，16% 的应答者相信他们的社会条件在下一个五年中将更快地改善，而65% 的人相信他 们将得到稍微的改善（Sufin 1981： 6）。1976年，当经济开始不景气而政府提 高了食品的价格时，这种情绪突然改变了。在那一年的全民抽样调查中，72% 的 人认为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遇到了困难（Sufin 1981： 166）。罢工浪潮和全民 抗议爆发了，而乌尔斯（Ursus ）和拉多姆（Radom ）城的罢工工人被残酷地镇 压了。正是在那个时候，在波兰有组织的民主反对派以专业人士群体和工人阶级 的一部分相结合的形式最终形成了。它的主要的支柱派别是KOR （保卫工人委员 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Workers））和KPN （至高无上的波兰 联邦（Confederration of Sovereign Poland））（详细的说明参见Ekiert 1996 ： 230-236）。波兰社会主义者把这种普遍的情绪描述为一种广泛的疏离感、深 度的挫折感或相对于以前的上升的期望而言被剥夺的感觉。对这种状况的理论说 明达到了强烈的批评的边缘。莱舍克。诺瓦克（Leszek Nowak 1991 ）构想了 “三倍权力（triple power）”理论，这个理论声称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统治中 心，同时垄断了政治统治、经济指挥和意识形态控制。简。卢特尼斯基（Jan Lutynski） 分析了各种“造假行动”（Lutynski 1977 ）。这个概念表示没有任何内在意义 或目的的令人迷惑的活动。它们的无意义性是为行动者所清楚地了解的，但是很 荒谬的是也被期待或要求它们的政府机构所清楚地了解。一个经典的情形是生产 计划实现的报告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夸张和歪曲的。萨芬。诺瓦克提出了“社会学 的真空”（sociological vacuum ）的观念，被理解为在国家公共机构和家庭之 间缺少市民社会领域（Nowak 1979）。 完全不信任的综合症出现了，并且变得扎根于文化之中。公共领域（共产党、 政权体制、统治精英）出现了一种严重的信任衰退，并完全转向对私人领域（初 级群体——家庭、朋友圈、邻里）的信任。逃避进私人领域是对这种情景的典型 反应。“我们”的对立面：大众、“他们”、统治者——深深地根植于波兰充满 了外国人统治和压迫的不幸过去——获得了它的最强的形式。在公共的政治机构 和私人的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完全的分离。随着“市民社会3 ”这个中介领域的 萎缩，人们拒绝给予公共机构的忠诚和承诺完全转向给了家庭和私人网络。这种 状况的规范的——而不仅仅是实际存在的——形态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看到：相信 国家和执政党被认为是天真的或愚蠢的，而积极支持政权制度被看成是背叛。另 一方面，反对国家、“抨击现行制度”或至少欺骗政府机构——即使是以不合法 或不正当的方法、逃避法律等，变成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美德。社会学家给这种 情况起了一个名字：“寄生的创新（parasitic innovativeness）”（Marody 1991 ： 238）。这可能是对完全的欺骗和诡计的一种委婉说法。但是它也可能采取更 精细的形式。一种是寻找法律条文的漏洞；考虑到作为社会主义法律特征的立法 混乱、自相矛盾、不一致，以及过度地诡辩与细节化，这是相当容易的工作。这 是产生分布广泛的“对规则的制度化逃避”（institutionalized evasions of rules ）的另一个机制；而这些部分地归因于强制的有意放松或缺乏效率。最后， 存在一种对可以预期的在商业条件上非理性改变——抬高价格、税收、关税—— 的持续的警戒，并企图通过囤积粮食或汽油，或抢购进口或出口商品，或进行旨 在快速获利的非法贸易而不是进行长期投资来抵御这种非理性的改变。这种“抢 到就跑”（graband run ）的态度的流行表明大多数人努力“不顾体制”而 不是“通过体制”来达到他们的私人目标。注意到这种行动常常被看成是有道德 的，而那些成功的人获得了广泛的尊敬而被人羡慕是很有趣的。他们或多或少地 意识到，潜在的证明其正当的理由在于相信它是反对欺骗公民的系统应得的一种 公平的报偿，和获取某些被证明是不应当损失的正当利益一种方法。 这种倾向性和班菲尔德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诊断为“不道德的家庭主义” 的倾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研究了蒙特格兰诺（Montegrano）农民——就像在 20世纪70年代的波兰人，他观察到“对国家和所有的政府机构的病态不信任” （Banfield 1967 ： 36 ）：“人们认为不论什么团体当权，都是自我服务和腐 败的”（Banfield 1967 ： 99 ）。所以，“无公职的公民对公共问题产生极大 的兴趣被认为是不正常或甚至是不适当的”（Banfield 1967 ： 85 ），而“任 何人或机构声称为公共利益的热诚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所激发将被认为是欺骗” （banfield 1967 ： 95 ）。人们不得不赞同罗斯所说的：“不信任是共产主义 统治的普遍遗赠”（Rose 1994 ： 18 ）。在波兰，这种不信任在70年代达到了 它的顶峰。 第二个阶段证明了偶然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选举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 伊蒂瓦（Karol Wojtyla ）为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而他随后在1979年对波 兰的朝圣，导致了大众心灵的显著变化4.部分地处于休眠状态的两个具有丰富 的传统资源的公共联结——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主义——被罗马教皇巧妙地唤醒， 并联系起来。那里产生了大量的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宗教情感和人际间团结。 长久以来只在家庭和亲密朋友的网络中才可以发现的信任品质扩展为对人口中大 部分人的信任。在非常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像家庭一样的团结被重新发现了，私人 的信任被提高到了民族—宗教共同体的水平。为解释班菲尔德的术语，人们可以 说排他性的、防御性的、消极的“不道德的家庭主义”变成了包容性的、积极的 “道德的家庭主义”。 /* 74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信任的波动（2 ） 在其后不到一年时间的1980年8 月，“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波兰 语中是Solidarnosc ）诞生了，这是现代历史上巨大的政治运动，在它最高峰时 拥有一千万登记成员。它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并扩展到所有其它的阶级，最后变成 了一种真正的全民族的政治力量。通过邀请其它邻国的人加入的声明，它也试图 变成国际性的“大家庭”。就像它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这个运动是建立在强烈 的人际联系，一致同意的基本价值和成员间普遍的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沃齐米 日。韦索沃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以如下的方式描述了“团结工会 的民族精神”（Solidarity ethos）： 它集中在社会思想中的某几个基本的价值上。这些价值包括民族的独立性、 人的尊严、社会团结和公平的工业关系……它注定要避免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 间进行区分。因此，工人们通过直接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的工厂中影响决策。而且， 人们假定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形势，并有相同的目标。个人的接触非常重 要……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公共元素。（Wesolowski 1995 ：113 ） 在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之上，又加上了第三种强有力的联结：国家雇员直接 对抗垄断的雇主的阶级团结5.所有的三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国家变成了最不被 信任的对象。它被看成外国强加的用来压迫本民族的力量，就像无神论者禁止宗 教活动的共谋和剥削工人的贪婪的雇主一样。所以，两种文化的清晰分化出现了 ：在大众运动中流行的信任文化和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文化。这是查尔斯。梯利 （Charles Tilly ）在每次革命的根源中所确认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即以下 列情况为标志的“权力二元性”、“至少成为两块的国家组织的分裂”：“（1 ） 提出排他性的、竞争性的控制国家或它的某些部分要求的竞争者或联合竞争者的 出现；（2 ）全体公民中的很大部分愿意为那些要求做出奉献；（3 ）统治者没 有能力或不愿意禁止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联合和/ 或它所要求的承诺”（Tilly 1993 ： 10-11）。 第三个阶段是1981年12月政权制度通过军事管制的强制措施来保卫自己的最 后努力（详尽的说明参见Ekiert 1996 ： 256-282）。尽管压制的程度相对较低， 而对它运用是高度选择性的，但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达到了它的顶峰。在“我们” 和“他们”之间的斗争阵线甚至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被确定。人们被迫详细说明他 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那些一直支持或被动接受政权制度的人中有很多人被 推向反对派；共产党自身被严重损害。作为对团结工会的出现尤其是对军事管制 的反应，在1980到1986年之间的一段时间中，1160000 名党员离开了共产党（Ekiert 1996： 276）。民主运动的被迫解散使狭隘的、排他的“家庭主义”形式恢复了。 “内部流放”的方法使人们从公共生活领域完全撤离出来，并封闭在家庭或朋友 圈的界限内6.只有有献身精神的激进主义者的骨干坚持反抗斗争。在阴谋和斗 争的条件下，两极化的逻辑盛行，世界被以非黑即白的方式来看待，整齐地分成 朋友和敌人，“我们”和“他们”阵营。“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 人”是划分人群的主要原则。在这样的世界，信任一般来说是不明智的。信任的 悬搁、谨慎和怀疑是最理性的策略，因为天真的信任可能是高度危险的。这启动 了相互不信任的另一个自我实现机制；相互敌对的党派变得更谨慎、秘密和不信 任，它为反对派提供了他们有某些事情要掩盖，有某些不正当意图或邪恶计划的 证据。不信任因此被强化了。 在第四个阶段，由于压制的解除，民主运动慢慢地重组、恢复，又由于军事 管制激起的工人阶级不断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导致了经济危机加剧。“后军事管制 的国家没有成功地实现它的稳定经济形势，恢复不断加剧崩溃的波兰经济的诺言” （Ekiert 1996 ： 265）。反政府的情绪变得广泛传播了。在1988年的一次调查 中，93.9% 的应答者谴责由“错误的人在错误的位置上”所做的错误决策所引起 的经济和社会问题，88% 的应答者谴责由于“贿赂、腐败和为私人利益而滥用权 力”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95.3% 的应答者谴责由于“官僚体制的过度增长” 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Kol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62 ）。一个新 的现象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信心危机和相互信任的破坏。这部分地是由于“戈尔巴 乔夫现象”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和他取消“勃列日涅夫学说”（Brezhnev Doctrine）所造成的外部合法性的丧失。它也部分地是由于从内部控制社会和镇 压重新出现的民主反对运动——即使采取军事管制这种最强硬的手段——的明显 的失败。“市民社会在1980年8 月之后意识到它自己不能只是等着被困死”（Ost 1990： 155）。在共产党内部，随着改革取向的自由民主派地位的快速提高，他 们与不妥协者之间的裂痕变得明显了。这导致共产党中的不妥协者在1989年2 月 做出与反对者一起参加“圆桌”会谈的重大决定。任何意识形态的托词被抛弃了， 共产主义的雄辩被民族主义的和务实的论述所取代。通过允许包括重新获得合法 地位的团结工会在内的反对派参加选举，但是保证下院中的三分之一的席位留给 共产党，磋商的协定开启了通向类似自由选举的大门。 第五个阶段以1989年6 月团结工会在选举中的彻底胜利为标志。精神上崩溃 的共产党只剩下它的不是通过民主手段被保证的那部分席位，接受了第一个非共 产党的政府，并在1990年1 月自己解散了。共产党政权的倒塌正是民族和宗教共 同体史无前例的爆发的开始。“我们最终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变成了当时的口 号。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在公共电视上宣称“今天，共产主义已经死亡”。这是充 满狂热（enthusiasm）、得意洋洋（elation ）、激动excitement）、高兴（exhilaration）、 兴奋（effervescence ）的时期（它可以被称为“五‘E ’综合症”）。“我们” ——人民——赢得了所有的胜利，甚至超出了我们所抱的最大期望。胜利者可以 称得上宽宏大量，不仅向“我们”，甚至向他们以前的敌人敞开各种职位。民族 团结达到了它的顶峰，并且因为第一任民选的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所宣布的与过去决裂的“粗线”政策，这种团结甚至包括了以前的 统治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波兰裔教皇的另一次朝圣提供了象征性地证明民族和宗 教团结的机会。强烈的信任第一次以两种方式同时呈现：在人民之间跨越了所有 的社会阶层（social division ）的水平（horizontal）信任和对我们自己民主 选举的由团结工会领导的代表和政府的垂直（vertical）信任。与以前形成对照 的是，当时的后革命时代政权不论它实际上表现如何，只是由于它取代了老的不 被信任的政权的纯粹事实就博得了人们的信任。换句话说，在1989年以后的波兰， 给予第一届由团结工会统治的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信任更多的是由它 是后独裁政治（postautocratic）的这个事实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它是前民主政 治（pre democratic）的这个事实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资产的 力量逐渐消失了，作为比较的负面框架的旧政权渐渐隐退了，人们开始期望积极 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失败和错误的政策之外，当时的后革命的状况并不有益于任 何可觉察的生活水平的改进。正好相反，很快出现了“实际收入的急剧下降、失 业的快速增加、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提高”（Ekiert and Kubik 1997 ： 1）。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伴随着被称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也以“重击取向（big bang approach ）”或“休克疗法”而出 名）所产生的必需的、激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变革。政治上活跃的新的一代不 再拿现在和过去相比，而是期望将来更好。因为它似乎来得太慢了，信任受到了 侵蚀，而不信任开始滋长了7. 二、转型的痛苦和信任的崩溃 伴随着革命的狂热和喜庆的气氛从来都不会长久持续。政治、经济和文化向 民主的和资本主义形式的激进转变需要时间。而且它不会在没有冲突、阻碍、抵 抗和不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我们的故事的第六个阶段覆盖 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后革命的不适”或“综合症爆发后的第一个早晨”（Piotr Sztompka，1992年）开始了，而伴随着它的是信任的完全崩溃。“由拒绝党国系 统而产生的波兰社会的整合和紧随着它的废除而来的喜气洋洋被社会的瓦解和利 益的多元化所取代”8 （KolarskaBobinska1994： 12 ）。 /* 75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1 ） 那种状况的证据可以在三个方向上被找到。第一，我们可以检验推论性的指 标。如果我们关于信任的功能替代品的理论性假设是正确的，信任的衰退将以宿 命论、腐败、治安维持会制度、家长式统治、信任的外部化这样的现象的传播为 标志。第二，我们可以查看一些行为指标：人们实际上做什么，或看上去愿意做 什么，或更准确地说，那些预示着信任缺乏的实际的或意图的典型行为模式。第 三，我们可以检查言辞指标：由民意调查或测验得出的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直 接描述或评价——各种类型的不信任在此得到了最直接的清晰表达。所以我们能 够看到在紧接着政权变化的那一段时间，后共产主义的人们如何适应新的环境， 他们做什么和想什么；并且在这些证据中弄清楚什么可能是高度不信任的信号。 可以观察到表明信任缺乏的好几个功能替代品。第一，从行动论（在1989年 达到顶峰）向命定论的撤退可以在调查结果中看到。在1994年，68.3% 的来自华 沙的应答者相信“对未来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太依赖于运气”，74.2% 的应答者同意“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被运气所引导的”，还 有62.8% 的应答者断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控制的力 量的牺牲品”（Marody 1996 ： 216）。这种信念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投机行为 的爆发。碰运气游戏（洛托数码卡游戏及其它游戏）的流行，卡西诺链（casino chains）和宾果游戏（bingo establishments）以及提供虚幻的成功体验（例如， 收看“幸运之轮”或其它娱乐节目）的电视节目的出现，可能是预示性的。1990 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一（26% ）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购买某些种类 的彩票（CBOS Bulletin No. 8/1998： 8）。 第二，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腐败、裙带关系、特惠主义的传播。在1992年进行 的全民族调查中，92% 的人把腐败看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54% 的人断言即使在 简单的、无可争议的情况下，涉及行政部门时行贿是惟一有效的方法（CBOS Bulletin Aprril 1992 ： 40-42）。至于腐败最盛行的生活领域，人们都指向公共的和政 府的领域：行政部门和公共机构（44% ）、法院和审判员（41% ）、警察（39% ） （CBOS Bulletin No.5/1994 ： 113）。第三，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不信任 从各种自我防御和自我保护方法的传播上就可以看出来。警戒被发展出来作为信 任的功能替代品。枪支、气体喷雾器、带有个人报警器装置的加固的大门、特殊 设计的锁和在家和汽车中其它反盗窃装置的销售；看家狗的训练；建有围墙的、 层层设防的住宅和公寓，成长为繁荣的事业。为补偿国立机构的不可信赖的作用， 出现了私立机构和组织的真正爆炸式的增加：私人保安、侦探机构，讨债者等 9.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不受欺诈的自愿的联合会也增加了：消费者群体、承租人协 会、债权人团体、税款支付者保护组织等。 第四，信任的外部化可以从期望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帮助，依赖外国投资 和高度支持加入北约或欧盟等现象上看出来。超过49% 的人知道欧洲一体化谈判， 而48% 的人声称对欧盟和它的政策持积极的看法。80% 的人愿意波兰加入欧盟， 43% 的人希望立即这么做（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No. 3 ， Feb. 1993）。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甚至更强烈，这是对俄罗斯和其它后苏维埃（post Soviet）共和国的外部不信任的结果。但是这种对内部信任的外部替代也体现在 消费者的行为中。即使相比较来讲质量相同而本国产品价格又低时，人们一致更 喜欢购买外国产品而不是本国产品。这同样包括农业产品、食物、服装和技术设 备，尤其是汽车。外国及其企业是最好的商品生产者的刻板印象被普遍和不加批 判地接受：德国的精密、日本的创新、法国的舒适、意大利的时尚；更具体地说， 默西迪丝是最好的轿车的同义词，IBM 是最好的计算机品牌，索尼生产最好的视 听设备等。外部信任的另一个信号可以在投资决策上发现。在那些储蓄者中，尽 管和本国货币相比利息率更低，外币被大部分人认为是更可信赖的。在所有的储 蓄中，有大约36% 被换成外币，最多的是换成美元和德国马克（GW， April 3 ， 1994 ），25% 的波兰人相信换成美元储蓄是抵御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段（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 ）。 第五，对父权式统治的关爱，对强有力的统治者和经济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 的渴求，向各种平民主义者和煽动者敞开了大门。仍然存在对典型的旧体制的持 久稳固的期望，“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负责，并因此将会解决所有 的问题”（Ekiert and Kubik 1997 ： 26 ）。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假设工资一样的情况下，65% 的人说他们将会选择在国有企业工作，而只有15% 的人选择私营企业（CBOS Bulletin No. 4/1995： 98 ）。来自加拿大的商人斯 坦尼斯瓦夫。蒂敏斯基（Stanislaw Tyminski）仅仅通过口头许诺快速的繁荣， 在总统选举中竟然能够吸引15% 的选票，这个例子似乎是那种平民主义的鼓吹者 倾向的有效的指标。 现在让我们转向行为指标：由社会成员所表现的行为的典型形式。对自己社 会的生存能力的普遍不信任的最强有力的信号也许是移民的决定。这是人们在生 活条件变得不能忍受，并且看不到改善希望的时候采取“退出选择”（Hirschman 1970）的最清楚的形式。1989年经过布达佩斯逃离东德的难民潮，逃离海地、柬 埔寨、越南或古巴的“船民”，或穿过美国边境的墨西哥人，都强烈地预示着人 们已经失去了对他们自己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任何“内部信任”。同时，作 为功能替代品的“外部信任”发展起来：或者是以“自由世界”“西方”等模糊 的、弥散性的观念形式，或者是以更具体的目标化的最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的 想法的形式。现在看一下波兰人的情形。在1989年以后很久，当以前的政治运动 已成为过去，相当大的移民潮仍然从波兰奔涌而出，他们主要来自受过高等教育 的群体和专业人士（临床医生、工程师、艺术家、音乐家、体育运动员等）。移 民去向的优先等级排列如下：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澳大 利亚、瑞典、希腊（Slany 1997： 94 ）。在1991—1995的四年中，112716名移 民永久地离开了波兰（Rocznik Demograficzny 1997： 312）。在美国“签证处” 波兰人一直有最大的配额，这表明申请人的数目也是最大的。德裔波兰公民到德 国“新定居”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特殊事例。据德国红十字会估计，1980年最 多有100000的在种族上属于德国的人生活在波兰。然而，从那时起到1991年，790000 名“重新定居者”来到德国（Okolski 1996： 33 ）。这表明了“退出”趋势和 通过假装——而且有时是伪造——外国血统以放弃波兰公民资格的渴望的程度。 这得到了调查数据的支持，调查显示29% ，或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民严肃地考虑移 民（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March 1993 ）。大约59% 的人声 称愿意临时到国外去工作（CBOS Bulletin No. 8/1992： 46 ）。并且事实上， 在1995年超过900000的波兰人到国外旅行，他们中相当大比例的人是去寻找临时 工作（Rocznik Statyczny 1997： 112）。 /* 76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2 ） 类似于移民的现象，另一种不同的“退出（exit）”选择是从对公共生活的 参与中撤退（内部的流亡）。尽管是新的民主政体，“政治上一般化的‘我们与 他们’——其‘国家’被看成是‘社会’的主要对抗者——在1989年短期的衰退 之后重新获得了它的声望”（Ekiert and Kubik 1997 ： 26 ）。让我们只简单 地论述一下这种现象的两个征兆。一个是选民的弃权。在波兰第一次民主的总统 选举中，几乎50% 的公民选择弃权，而在后来的地方选举中所有的参与者加起来 大约只有34% ，在城市中下降到20%.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只有43% 的公民参 与投票，而57% 的人弃权了（Miszalska 1996： 172-188）。同一现象的另一方 面是持续地不愿意支持国家干预经济领域。在相对较贫穷的国家，令人惊异的是 如何能够募集到那么多的钱用于慈善行动，因为它们被明确限定为自发的和私营 的，而不是政府行为。那些为“助人为乐大剧场”（Great Orchestra of Festive Help），是为残疾儿童募捐的在全国播出的电视马拉松）捐赠了大笔金钱的人却 会为逃税用上他们全部的智慧。 作为选择，广泛的不信任可以通过选择“表达”而不是通过选择“退出”显 示出来。那些不想选择移民或选择被动接受的人求助于集体抗议。大量的“抗议 事件”是公共不信任的很好指标。当然这必须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对抗议团体或运 动和它们潜在有效性的信任。对官方政策的不信任被来自下面的“可以选择的对 策”的信任所代替。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充满了抗议事件。波兰曾经不断发生 了罢工、街头示威、抗议集会、游行、道路封锁、延续绝食的浪潮，表达了对政 府的普遍不信任或对具体政策的特殊的不信任。就像艾克特和库比克在全面分析 的基础上所断言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波兰可以归类于世界上最好争吵的民 族之列”（Ekiert and Kubik 1997 ： 17 ）。他们的计算显示：抗议事件1990 年是306 次，1991年是292 次，1992年是314 次，1993年是250 次（p.19）。参 与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90年到1991年翻了一番，从115687人增到221547人（p.21）。 在从1992年到1993年的这段时间，相信如果不罢工什么东西都不可能获得的人从 20% 上升到40% （CBOS Bulletin No. 5/1993： 115）。 当我们检查人们指向更加遥远的未来的行为模式时，在此我们必须对未来进 行某些想像，也可以观察到不信任的存在。如果那种想像是不清晰的或否定性的， 我们将会观察到现世主义倾向（presentist orientation）：只关心眼前的这一 刻，忽视任何在时间上更遥远的前景。从这方面来看，有些学者把当代波兰称为 “观望的社会”（waiting society ），显示其“不愿意从长远的眼光计划和思 考未来”（Tarkowska 1994： 64-66）。对未来的普遍不信任以很多方式反映出 来。在教育决策上可以发现一个例子。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决策与劳动力市场的 趋向无关，也不是为长期的生活计划所激发，而其目的似乎在于通过在一个令人 愉悦的学术环境中度过很多年来延长没有疑问的青年期，和尽可能地推迟做出重 大的职业决策。否则如何才能解释为什么像考古学（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考古学）、 艺术史、宗教研究、哲学和心理学这样的大学系所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资料来 源：对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1992、1993、1994年的最新统计资料）。当我们转 向某些经济行为的流行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相似态度的其它证据。其中之一是 在消费品上的巨大开销，而忽视投资和储蓄。59% 的人宣称储蓄是完全不切实际 的（GW， October 18 ， 1994 ）。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在私营生意上投资 ；只有14% 的人严肃地考虑过它，仅有7%的人愿意在股市投资（GW， April 30， 1994 ）。但是甚至在那些决定投资的人中，也出现了一种有代表性的模式。 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投资仍然投在商业、服务业和资本运作上，而不是投在制造 业或建筑业（Polan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125）。 这反映了对法律规则、商业条款和经济政策一致性的不确定感。企图获取短期的 即时利益，而不是尝试等待更大的但是延迟的利益，是对这种焦虑的合理反应。 与此相似，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人寿保险机构仍停留在它的早期阶段，并且只吸引 了少量的一群客户。 在经济领域，制度的不信任可以通过在股票交易所——在波兰经济中的一个 新出现的机构——投资的投资者的典型行为显示出来。大部分投资者完全不考虑 基于公司所报告的业绩表现的客观指标的“基本分析”，用的最多的是根据一些 时髦的、神奇的诀窍所做的价格曲线的“技术分析”（“艾里奥特波浪线（Elliott Waves ）”是特别流行的一种）。投资者似乎依赖最不能证实的流言，这展示了 对所有的官方声明、统计数据或经济预测的普遍怀疑。他们由于盲目地模仿他人 或追逐本能而被推来拉去，其结果是热情和沮丧的交替出现。 在服务业领域，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是明显的。如果可以选择，人们最经常 选择的是私人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当社会化的国家经营的医疗机构失去了它的 垄断性，大部分患者立即转向私人医生和他们的诊所，尽管它们更昂贵。尽管有 过多的学费，越来越多的小学和初中水平的私立学校从公共教育中吸引学生。这 慢慢地扩展到高等教育中，在那里，甚至具有很高声誉的国立大学也被一些喜欢 新的个人成就的学生所抛弃。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好的服务的惟一可以信赖的保证 是金钱。 现在让我们转向直接的意见、评价和提议，人们在其中用言辞表达某种程度 的不信任（言辞的指标）。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信任的最好指标是对于制度改革 ——直到现在它们所取得的成功和它们未来的前景——的评价。1991年在罗兹 （Lodz）的工人阶级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3.6% 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 和合适的（Miszalska 1996： 50 ）。在1993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只 有29% 的人无条件地赞成改革，而表示不信任改革的高达56%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在另一次民意调查中，58% 的人认为当时 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恶化了（GW， February 22， 1994 ）。还有一次调查， 69% 的人做出如下判断：当时没有人控制国内事件的发展（CBOS Bulletin No. 1/1992： 8）。当问到改革的更具体方面时，只有32% 的人说民主制度是好事情， 而有55% 的人对民主制度不满意（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当更具体地涉及波兰的民主制度时，人们甚至更加挑剔，在1993年有9% 的人仍然认为政治体制没有民主，而只有22% 的人把它看成是接近真正民主的 （CBOS Bulletin No. 5/1993： 18 ）。两年以后，43% 的人相信民主制度没有 很好地起作用，而说它运转良好的人只有1%（CBOS Bulletin No. 1/1995： 62 ）。 对议会的信任明显地跌落下来。 /* 77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3 ） 与此相似，只有29% 的人相信私有化带来了“向好的方面变化”（GW， April 17， 1994 ）。而问及谁从私有化中受益，在1992年46% 的人认为是富人， 55% 的人认为是骗子和玩弄花招的人，20% 的人认为是老共产主义的“特权阶级”， 只有4%的人认为是普通大众（CBOS Bulletin No. 9/1996： 102）。问及“谁受 到了损失”时，66% 的人回答：“普通大众”（p.103 ）。在1991年，59% 的人 预测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恶化（CBOS Bulletin No. 1/1992： 9）。在1993年7 月， 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负面评价达到了顶峰，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70% 的人认为 它是糟糕的，而认为好的人只有5%（CBOS Bulletin No. 2/1994： 6）。对于波 兰人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水平，71% —82% 的人的评价是变坏了（CBOS Bulletin No. 2/1994： 7）。当追问已经最终发生了的具体变化时，应答者表现了明显的 负面偏见，更多的看到改革的黑暗面。对于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变化，93% 的人选 择了犯罪的增长，89% 的人选择了经济的欺诈，87% 的人选择了社会经济的不平 等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57% 的人选择了对贫困者的社会保障和关爱的减少， 62% 的人选择了人们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的减弱（GW， June 17， 1994 ）。 普遍不信任的另一个指标是拿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过去的做比较。问及他 们自己个人的状况，53% 的人感到他们生活比以前更坏了（GW， June 17， 1994）。在工业城市罗兹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达到75% （Miszalska 1996： 68 ）。只有大约12%—13% 的人明确地认为他们在1993年全年的生活条件是好的（CBOS Bulletin No. 1/1994 ： 7）。评价其他人的状况，大约一半的应答者相信一般 来说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满意。这种令人惊奇的结果由三个独立的调 查所证实：在三个调查中，分别有52% 、48% 、54% 的被调查者持上述看法（ GW， June 28， 1994 ）。当考虑他们社会的未来时，人们甚至更加悲观。只 有20% 的人认为未来的状况将会改善，32% 的人预期会更坏，36% 的人希望至少 保持不变（GW， April 17 ， 1994 ）。另一个调查显示，多达64% 的人是 悲观主义者，而只有20% 的人是乐观主义者（CBOS Bulletin No. 1/1994： 5）。 更具体地看，涉及到整个经济状况，62% 的人相信它将不会有所改善（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55% 的人预期生活费用会增 加（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在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表中，可以发现 对未来的不信任的一个证明：73% 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缺少成功的期望作为他们最 担心的事情（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3 ）。 更具体地说，对公共机构和职位的不信任有很多形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 断下降。甚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之一的天主教（在1990年的一次 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2.7% 的人认为它是可以信任的，参见Marody 1996 ： 252）， 似乎也受到了不信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它扮演了更多的政治角色的时候；54% 的人不赞成教会功能的这样的扩展，而70% 的人更倾向于教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 宗教领域（GW， May 10 ， 1994 ）。 即使大众媒体更独立，并且与国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没有变得更公正。 由于受到它们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具性角色的影响，它们似乎还没有重新 获得信任。48% 的人仍然不相信电视，40% 的人不信任报纸（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公共的责任性机构也没有变的更公正。62% 的人相信税务机关对税务欺诈行为无能为力，只有14% 的人认为它们在税务的征 收上是有效率的（CBOS Bulletin No. 8/1993： 26 ）；72% 的人指责警察所起 的作用，52% 的人对法院不满（CBOS Bulletin No. 7/1994： 72 ）。惟一的例 外是军队，它们保持了相对高水平的可信性（75% —80% 的人表达了一致的赞成） 10。 但是，被认为是最值得怀疑的是政治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7% 的人断言政治家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位子而忽视公共利益（GW， July 11， 1994 ）；77% 的人相信他们以权谋私（CBOS Bulletin ， October 1995 ： 1）；87% 的人相信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位子（GW， No. 159/1994 ）。如果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不对了，93%的人断定“政治家和官僚是有罪的”（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62 ）；48% 的人认为公共行政机关充满了腐败，而认 为在私人商务中存在腐败的只有8%（GW， March 19 ， 1994 ）。高官的诚 实性也是令人怀疑的：49% 的人不相信部长所发布的信息（GW， March 25 ， 1994）；60% 的人确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或GNP 增长率数据是假造的 （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基于信用的责任心 的信任程度也不高：70% 的人相信公共官僚机构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情是麻 木不仁的（GizaPoleszczuk 1991 ： 76 ）。公平和正义在公共机构中被发现 是缺失的：71% 的人说在国有企业“干好工作并不是发财致富的方法”（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55 ），72% 的人相信人们晋升不是因为在工作上的成 就而是因为“关系”（GizaPoleszczuk 1991 ： 86 ）。这种看法也扩展到法 庭：79% 的人断言，判决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是不同的（GizaPoleszczuk 1991： 88 ）。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 56% 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以后外出（Polityka11May 14， 1994 ）， 36% 的人在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安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CBOS Bulletin ， November 1993 ）。对于“波兰是一个内部安全的国家吗？”的问题，67% 的人 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声称感到安全的只有26% （GW， March 21 ， 1994 ）。 与政治的任何联系似乎都是腐败的。就任公职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而是 正好相反。对积极的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显著的。在最知名的人的声望排名中，最 顶部的三个被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人物所占据，但这与任何政治职位都没有 直接联系：反对派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红衣主教约瑟夫。 格莱姆卡（Joseph Glemp）和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Zbigniew Religa）（GW， July 18， 1994 ）。当这个问题被以相反的方式——“谁 为波兰带来耻辱”——问的时候，三位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 ）和莱赫。瓦文萨 （Lech Walesa ）排在顶端，加在一起共有49.7% 的应答者选择了他们（Polityka ， July 5 ， 1994 ）。莱赫。瓦文萨的情形尤其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观 察到他就任总统后其声望的戏剧性下降：24% 的人认为他在处理总统工作的过程 中给波兰带来了耻辱，这与他以前有魅力的和英雄式的领导身份形成了对照（ Polityka， June 25， 1994 ）。 /* 78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4 ）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人们也感觉到它的衰退。在一 次调查中，56% 的人估计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明显地被破坏了（OBOP Bulletin No. 10/1996 ： 2）。根据波兰一般的社会调查结果，人际信任的下降倾向一直 持续到1994年。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持“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观点的 人，1992年是10.1% ，1993年是8.9%，1994年是8.3%. 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 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 ，1993年是89.5% ， 1994年是90.3% （Marody 1996 ：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 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 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 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 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 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 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 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 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 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 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 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 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 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床医生或律师），以及处于同样的原因更容易 受选择性的文化产生的（culture generating）影响。有些群体对本土的传统 更敏感（例如：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渴望国家主权的人、反对外国统治的人）， 其结果是导致文化地方主义、乡土观念、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和仇 恨外国人（xenophobia）。在波兰，某些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典型的携带者。其他 的一些人倾向于西方文化（例如，工作伦理、世俗主义、个人自由、公民权力）， 其结果是导致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ism）、自由主义和宽容。在 波兰，这种文化综合症最经常在下列群体中被发现：专业人士群体、知识分子和 一些私营企业家，他们有技术和资源（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本）以获准进入为阻抗 文化流动而存在的大门；他们有必要的教育水平、外语能力、国际联系和多余的 金钱进行文化消费和国外旅行。但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然地比其它群 体更独立于传统主义，他们的社会化和教育都发生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变得更弱， 更少压制性以及明显衰退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共产主义体系的“教育效果”显著 地降低了（Miszalska 1996： 81 ）。 第二组因素包括那些与当代的状况，尤其是与在新体制下的相对剥夺或它的 反面相对成功的经验相关的因素。安尼塔。米沙尔斯卡（Anita Miszalska ）提 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分裂成“平民主义和权利要求者的波兰”与“商业和资本主义 支持者的波兰”两部分的假设（Miszalska 1996： 32 ）。例如，目前最不信任 的人可能将在由于民主制度的转型失去最多——从绝对的或相对的观点来看—— 的群体中被发现。看一下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着失业，从绝 对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工资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出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显 著的富足和商店里摆满了诱人的但价格昂贵的商品，成功的比较标准已经被定得 更高了。现在的状况也使他们常常怀念他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有利地 位，而那时他们曾经作为反共产主义革命背后的真正力量。现在这个群体被阻止 享受胜利的果实。剥夺和随即发生的不信任的经验是特别痛苦的。或看一看农民 的情形，他们失去了在食品市场上的垄断性地位，并且面对着来自国外的更有效 率的、更便宜的竞争对手。或者看一看国家雇用的白领工人和一些艺术家与知识 分子群体，与那些受雇于新兴私营部门的人相比，他们的报酬是非常低的。 另一方面，从那些收获了当前的改革利益的人那里，我们可以预期相当可观 的更多的信任。这些人包括活跃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政治精英和活跃在各种形 式的经济投机领域中的新兴的企业精英。与此相似，它还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群体， 像临床医生、律师和公证人，他们能够启动赚钱的私人业务。也有一种叫“特权 阶级”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把得自于旧政治体制的政治资本通过个人的关系、 相当的技巧和组织能力转化成在新政治体制下个人富有的真正资本和同样高的经 济地位。感到满意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部分地违法或完全违法的经济努力中获得 成功的人：在“灰色”或“黑色”的经济领域中的居住者。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任 改革，正是改革为他们的业务开启了合法的通道和其它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和 专业人士群体来说，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没有得到提高，像言论与结社自由、审查 机构的减少、对外开放以及类似民主制度等无形的东西有充分的理由唤起他们对 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信任。最后，对于那些深深地植根于高贵的传统价值观中的人 来说，不依赖于其它的环境条件，“贵族阶级的责任”等也将预示着某种程度的 持续的信任。也许信任或不信任的比例也将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于 城市或乡村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我们转向信任的对象，他们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变 形。由于某些事件引起公众的注意，特殊化的不信任可能会出现，例如，当警察 或银行家的腐败和虐待被揭露的时候，就产生了针对他们的不信任。或更广泛的 不信任可能涉及不同的客体。他们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人们可能给予某些 拥有权力的人信任，但是却不信任整个政府机构；或相反，对民主制度的原则信 任伴随着对现在的议会的强烈的不信任。公共机构自身可能呈现出信任和不信任 的整个序列。在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人们给予军队和教会如此 之高的信任，却给予警察、官僚机构或政府那么多的不信任。1991年波兰人对公 共机构的可信性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军队、教会、廉政官员、电视、议会（下院）、 警察、国会、工会、政府（CBOS Bulletin No. 1/1991： 52 ）。与此相似，角 色和地位可能获得极端不同的信任程度，从处在顶端的大学教授、临床医生和教 师，到处在底层的警察官员、公共官员和政治家。 即使做了上面介绍的校正，对后共产主义状况的分析仍然是很不完全的；因 为缺少数据，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被忽略了。但是尽管这幅图画是尝试性的， 它仍然是非常一致的。信任似乎是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不信任文化”似乎是 深深地扎根于其中。而一旦信任的衰退达到这种文化的层次，不信任就变成有传 染性的和自我增强的。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一种“常态”，被接受的反应是不信任， 而所有的信任显示都被看成是轻信、天真和头脑简单的信号，并将受到奚落、嘲 笑和其它消极的评价。令人悲哀和自相矛盾的是，犬儒主义被提升为一种美德。 /* 79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1 ） 现在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不信任的综合症会在取得了胜利的革命之后发展出 来。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时间视角：短期的和长期的。在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一种 “后革命的不适”出现了，它要——自相矛盾地——帮助恢复阻碍基础性信任出 现的前革命的不信任的遗赠。这种不适可归因于几种环境因素。首先是广泛存在 的失范或后革命的价值观混乱——对于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有效的规则和生 活的正确道路的普遍迷失。旧的模式已经倒下，新的模式还没有被普遍认可。被 抛进没有确定性和全无道德引导的环境中，人们感到被隔离和孤独并把他们的怨 恨转向他人。人际的怀疑、不信任和敌意破坏了由极权主义的统治所留下来的保 存完好的任何社会联结。其次，由于新敞开的获取财富、权力和声望的途径而出 现新生活的可能性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在这里奖金是丰 厚的，但是游戏的规则还没有形成。礼貌、公平竞赛、合作的态度和相互信任没 有找到生根发芽的有利土壤。第三，严格的社会控制，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 都突然消失了。警察的强制力和司法系统被解散，因而失去了它们可能仍然拥有 的任何合法性。由于认为法律具有极权主义根源，这使法律变成了非法的和没有 约束力的，法律被破坏了。而法律的强制机关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可靠的社会控 制的缺失产生了焦虑、迷失方向和不确定性，为不信任综合症的膨胀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 第四，新的政治精英常常不能经受住他们刚刚获得的职责的考验。权力腐败 了，而这也适用于通过超人的手段获得的民主权力。反对派政治家一旦掌握权力， 常常开始模仿老派的权力守卫者，表现出某些相同的权力专横性。党派之争、对 职位的贪欲和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就变得明显了。在1992年的一次调查中，问及 议员主要代表谁的利益，40% 的人的回答是“他们党或宗派的”，27% 的人的回 答是“他们自己的私利”，而认为他们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人只有6%（CBOS Bulletin No. 9/1996 ： 45 ）。显然，政治家被逐出了“我们”的范畴而重新 被看作类属于“他们”。公众清醒地看到在政治最高层的持续的个人争斗、丑陋 的中伤和公开的敌对的图像。政治家的薪水和额外收益被认为增长得过快而且缺 少正当的理由。人们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特惠主义和裙带关系。同样明显地 存在着无知、不称职和无能：最高的政府官员的以错误的信息没有根据地轻率做 出决策。在政治声明和竞选诺言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一些法律通 过了但是没有强制力。中央政府的决策有时为地方首脑所忽视，或相反，中央政 府的决策被强加在地方政府的意志之上。在获悉公众意见和公开应对大众媒体上 存在困难。保密的要求——并且居然不断地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认可通过限制大 众媒体接近政府运作的渠道来保密——增加了政治家和广大的公众的疏远程度。 也存在影响大众媒体的内容、控制电视、强加某种审查制度的持续的努力。 最后，存在决策的任意性，有时曲解法律，有时违反法律，甚至在有些情形 下背叛法律自身的最基本原则（例如，罗马法不追溯既往的规则，或所有的公民 ——包括最高官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政治家 所有这些对权力的滥用、道德败坏和有时甚至违法的行动都是非常明显的，甚至 比以前更明显，其原因在于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民主的透明度。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更长远的视角，去问为什么在发生革命事件和深入开展建 设一个西方类型的开放的、民主的、市场社会好多年之后，不信任的综合症仍然 这么持久地存在。过去的遗赠加上“后革命的不适”只能提供部分答案。另外那 部分答案必然在出现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环境中寻找，这个环境制造或增强了 不信任。 依据我们的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生活世界”中 的不确定、不安全、不清晰和不透明的环境状况。我们知道，信任是建立在对未 来的预期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反过来意味着关于未来的社会结构、社会易变 性的范围和机制，以及关于社会转型过程得失的某种确定的观念”。但是“未来 系统的形状仍然是模糊的”（KolarskaBobinska 1994 ： 8）。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爱好和兴趣受到刻板印象、偏见、希望和焦虑的强烈影响”（Kolarska Bobinska 1994 ： 8）。不确定性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存在一种非 常扩张的“风险环境，这种环境从总体上影响大量的个体”（Giddens 1990： 35 ）。最严重的是失业风险，在90 年代早期，对于15.7% 的波兰劳动力来说，这就 是生活的实际情况（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77 ），这是一个严重地关涉到全国69% —70% 的人的问题，这些人把失业放 在国家将要面对的问题序列的最顶端12（CBOS Bulletin No. 2/1995： 71 ）。在另一次调查中，多达58%的应答者表达了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心（由于雇佣 他们的企业倒闭或停业整顿）（CBOS Bulletin No.4/1995： 77 ）。失业 及其威胁显然导致了焦虑、不安全感、挫败感和对系统及其未来的普遍不信任的 产生。差不多同样有威胁性的是通货膨胀与金融不稳定的危险。通货膨胀率虽然 从它的最高点降下来了，但是在那个期间仍然是很高的，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在35% —40% 之间浮动（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22）。它明显地破坏了对货币、储蓄的意义和商业条款的稳定性的信任。64% 的 人把通货膨胀作为他们每天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并不令人惊奇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1993年，66% 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害怕贫穷（CBOSBulletin No. 12/1993 ： 83 ），而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的只有3%（CBOS Bulletin No. 6/1993 ： 77 ）。不断增加税收负担的不稳定的税收政策产生了非常有害的结果。它妨 碍了关于未来收入的任何确定性，并为欺骗、逃避法律、甚至犯罪提供了便捷的 理由：“当人们感到他们被利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欺骗系统呢”（Elster 1989： 180）。在金融系统中造成不信任的另外因素是好几个新成立的私人银行 的倒闭和股票交易上不时出现的空前繁荣时期之后的崩盘。 /* 80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2 ）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出现在自由竞争和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感受 到了这一点。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产生了野蛮的、攻击性的和未驯服的商业行 为。哄抬价格、降低质量、采用假的信用、伪造证明和虚假广告变成了共同的惯 例。据报纸报道：在由消费者保护组织仔细审查的案例中，多达75% 的都有欺骗 的证据。造成风险的第四个因素是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大量增加，其结果造成不稳 定、持续的威胁和危险的状态。1989年有记录的犯罪案件是547589件，而在一年 之后的1990年猛增到883346件（Frieske 1996： 118）。56% 的人天黑之后不敢 外出是不足为奇的（Polityka， May 14 ， 1994 ）。但是普通的犯罪并不 是焦虑的惟一原因。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犯罪和外国黑手党的介入是另一个原因。 然而，对普遍信任最具有破坏性的也许是在政治的和行政的精英中不断被揭露的 渎职行为、权力滥用和“白领犯罪”。当议会不断地免去犯罪的议员的豁免权时， 当部长、市长或银行行长不得不被解职和起诉时，它就会对公共信任产生破坏性 的结果。“越轨行为的正常化”（Stivers 1994： 2）是非常容易使道德败坏的。 〖JP+1〗“［不断增长的犯罪的］一个结果是它对人际信任和对那些违法机构和 那些负责法律强制的机构的信任造成了破坏”（Short 1984： 714）。〖JP〗 普遍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也可归因于规范的解体或失范。法律体系是由不完整 的，老的和新的，经常不一致的，不断改变的，而且任意解释的规章所拼成的破 碎图案。规则、规章、行政条例的承载过多，以及法律解释的相互冲突使它们变 得难以理解。新的宪法仍然是缺失的，因为有27个方案在有分歧的议会被激烈地 争论，而旧的宪法是特别修正的拼凑物。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受到最高政府机构— —包括总统办公室——的特别法律决定和不时由议会通过的有追溯力的规定的损 害，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秩序性的信任实际上被破坏了。失范的状况扩 展到政治领域。广阔的人群在过分多元化的和民主的政治运作中完全迷失了方向。 在公共舞台上活动极端频繁的政党、俱乐部和小集团，加上重要的政治人物之间 不断的你争我斗，以及决策制定过程的秘密性，加重了“很多人都有的被卷入我 们不能完全理解并且由似乎很大一部分超出了我们控制的事件所组成的世界的感 觉”（Giddens 1990： 2-3）。英国的理论家在其它的背景下做出的这个描述完 全适合波兰社会那时的状态。 移民入境（immigration ）这种新现象（在1991—1995年间有32504 名正式 移民，参见Rocznik Statystyczny 1997 ： 111）引发了与来自其它国家的人、 外国企业家，但是也包括乞丐、难民、那些受雇于“黑色经济”的人和黑手党的 接触。“陌生人”的出现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也出现了一种普遍 深入的外部不安全感（尤其是来自复苏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根植于历 史的对比邻而居的后苏维埃共和国的怨恨）。 与信任的消亡相关的第二个一般性因素是，所谓的保卫社会生活秩序、稳定 性和连续性的控制机构的可以觉察的无效（inefficiency）或松弛（laxity）。 法律强制机构，从警察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常常被认为是无能的，或更糟，是有 偏向的或腐败的。警察在控制街头犯罪、入室盗窃、偷车贼和黑手党活动的浪潮 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能是明显的。在某些区，所有的警察力量完全腐败的情形被揭 露出来，这导致高级警官，包括警察局长的被解职（在波兹南市）。对于“白领 犯罪”，特别是对那些妥协的政治激进分子的相互矛盾的指控被广泛地报道。一 些法庭的判决似乎违背了关于正义的常识，给予他们与他们所犯的罪行不相称的 较低的惩罚或者甚至宣判无罪（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恰斯托恩（Ciaston ）和普 莱蒂克（Platek）将军的审判）。鉴于大量的走私和估计数额在10万亿兹罗提的 逃税（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130），税 务和进口关税强制机关也被认为是玩忽职守。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对于正当的法律 程序、标准、公正和正义的执行的信任。 第三个因素是个人资本的某种形式的耗尽触及到相当大部分的人口。最重要 的是实际的贫困化。1991年，波兰处于贫困线以下（收入低于能够满足基本需要 的“社会最低线”）的人数估计在35% ，而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不超过8%（Miszalska 1996： 68 ）。世界银行的估计显示：在1993年，大约550 万人遭受到严重的贫 困（Gucwa Lesny 1996： 109）。健康水平的某种程度的恶化和预期寿命的降 低也可以被观察到。199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只有71岁，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 家的预期寿命大约在80岁（Okolski 1996： 24 ）。 最后一个因素——它增强了所有前面提到的因素的影响效果——是由“光荣 的1989年”（glorious year 1989）所产生的相当高水平的期望和渴求。信任和 不信任的经验经常是相对于我们评估社会客体的标准来讲的（Barber 1983 ： 83 ）。显然，如果可信任的标准降低了，信任被实现的可能性就比标准高的时候提高 了。一般来讲，期望越现实，成功的信任的机会就越大，因而信任文化出现的机 会就越大。同样，期望越缺乏现实性，信任被背叛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信任文化 就越可能出现。 在取得对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兴高采烈的情绪（euphoria）（“五E 综合症”） 中，期望值被设置得非常高：转型将顺利而迅速，生活标准将很快提高，民主选 举的权力精英将由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无可挑剔的人组成，国家将只在公共利益 的名义下行动，完全为了公民的福利。注意到现实社会主义遗赠怎样仍在增强这 些期望是有趣的。所有的社会主义所许诺但是从来没有兑现的事物现在都将在自 由、民主的秩序下被实现。照顾公民并为他们提供基本利益的父权主义模型被40% 的人所认可（Mikolejko 1991： 62 ）。在更具体的条款上，55% 的人相信政府 将照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认为家庭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只有13% （CBOS Buletin， January 1994）。而在另一个调查中，高达90% 的人宣称政府应该提供工作、住 房、教育、医疗服务，甚至还有休闲设施（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100 ）。转型的现实同那些梦想相差太远。在渴望的水平和现实的水平之间的落 差总是令人沮丧和痛苦的（Gurr 1970 ）。结果是，已经由现实社会主义环境慢 慢灌输形成的深厚的和普遍的不信任没有丝毫的减退。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中， 保持不信任是更符合理性的。那些表现信任的人不仅将在游戏中受到损失，而且 将因愚蠢、天真、轻信和头脑简单而被责难。犬儒主义、欺骗、利己主义、逃避 法律、在智慧上胜过系统变成了美德。这只能导致信任受到更深的侵蚀。 /* 81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民主的巩固和信任的复兴（1 ） 上面所描述的信任危机在当时似乎激活了不断增长的犬儒主义、悲观主义和 疏离的一个不道德、自我增强的循环。评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状况，我得出 了一个悲观主义预言，相信信任的恢复将是一个相当长期而充满艰辛的过程（Piotr Sztompka 1995 ， 1996 a ， 1996 b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些 事情转变了这种倾向的方向并开始信任的复兴：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已经遇到了 那些广为人知的惊奇中的又一次惊奇（Lepenies 1992 ），但是这一次是乐观的 和充满希望的。看一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的信任指标，我们将看到一幅完全变 化了的图像。 （一）转变的证据 当我们查看言辞指标所显示的水平时，这种转变就尤其清楚了。我自己在1997 年所做的研究表明，55.6% 的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比1989年以前更好，而宣称他们 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的只有26.5%.在1991—1993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只有大约 20% 的应答者把他们过去的一年评价为“好”，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45%.与此 相同，在1991—1993年，41% 的人认为过去的一年是“坏”的，而在1997年这个 数字只有18% （CBOS Bulletin No. 8/1998： 2）。向前看，50.1% 的人认为未 来充满希望，而为未来担忧的人只有21.6% （数据来源于我的研究）。这和全国 性的调查是一致的，它显示：在1993年只有18% 的人预期下一年对他们自己来说 将会是“好”的，但是在199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0% （CBOS Bulletin No. 8/1998 ： 11 ）。当然这种评价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之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不论 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乐观主义更多的表现在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已经获得成 功的或看到了成功机会的人身上。所以与过去相比，79.4% 的精英认为他们的生 活条件变得更好了，而在从事最下层职业和失业的人中，这个数字只有26.2% 13。与此相似，76.4% 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声称他们的生活更好了，而在未 受教育的人中，只有36.1% 的人认为是这样的。展望未来，60.4% 的经济精英声 称充满希望，而只有30.1% 的失业者和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分享这种希望。 58.5% 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预期他们的状况会改善，而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 这个比例只有42.8%. 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存在一种特别一致的不断增加的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 倾向。如果我们还记得在1993年只有32% 的应答者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支持（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而此时，转变是显著的。在 1995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当问及与其它所有的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是否 是一种更好的体制时，有71% 的应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持相反意见者只有12% （CBOS Bulletin No. 152/1997： 1）。在1998年，支持民主制度的人增加到72% ，持反对意见者为11%（GW， July 2 ， 1998 ）。对于作为民主制度的最明 显象征的议会的信任程度也升高了。 对于公共机构的不断增加的信任倾向也出现了。仅仅1997年一年，支持政府 的人从40% 增长到48% ，支持议会（塞伊（Sejm））的人从40% 增加到45% ，支 持中央银行的人从68% 增长到77%. 大众媒体也显示了信任的增长：信任电视的人从68% 增加到77% ，而信任波 兰广播电台的人则高达87% （GW， February 28， 1998 ）。 尽管仍然有相当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它们常常是有根据的——对政治 精英的怀疑，有些政治家在信任程度的排序上似乎比以前变得更好了。最明显的 是对总统的信任持续增长，在1996年达到68% （GW， February 21， 1996 ： 5），1998年达到73% （CBOS Bulletin No. 5/1998）14。 新任命的总理大约受到50% 的公民的支持。对天主教会的信任在经历了一个 时期的跌落之后，也慢慢地开始重新提高。 人们似乎已经从命定论中摆脱出来，开始拥抱行动论。“生活的成功只依赖 于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论断在1994年得到68% 的人的认可，在1996年得到了76% 的人的认可，而认为命运是决定成功或失败的惟一因素的人从1994年的13% 降低 到1996年的11% （CBOS Bulletin No. 7/1996： 98 ）。 人们认为忧虑的事情的次序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好像忧虑的重点从转型的 外部威胁转向了更加普遍的个人危险。在1998年，失业不再排在名单的顶部，替 代它的是健康问题（受选率为66% ），其下依次是与通货膨胀相关的经济生活水 平的降低（58% ），不断增长的犯罪（53% ），战争（50% ），而只是在最后才 是失去工作（43% ）（CBOS Bulletin No. 14/1998 ）。令人注目的是，在1991 年使44% 的人感到担忧的来自外国力量的外部威胁在1997年的数字只有27% （ GW， August 27， 1997 ： 2）15。对威胁和危险的感知显然与应答者 的个人资本水平，尤其是经济地位相关。富裕的人比穷人更少考虑它们的存在。 /* 82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民主的巩固和信任的复兴（2 ） 某些行为指标也反映出社会情绪的转变。移民国外的人数慢慢地回落了。从 1991—1995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8000 人回落到1995年的26344 人和1996年的21297 人（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111），而1997年则降到20000 人以下 （Polityka， February 14， 1998 ： 6）。有一种不断增长的移民回国的 浪潮——经常回家做买卖并发展私营商务，以及有相当多的外国人希望在波兰定 居。1997年他们的数目达到8300人（Polityka， February 14， 1998 ： 6）。 选举的参与程度有了一点增长，但是仍然相当低：在议会选举中参与率从1991年 的43% 增加到1997年的48%. 不断增长的信任的更加明确的证据可以在抗议事件数量的急剧下降中发现。 罢工次数从1992年的6351次和1993年的7443次，参加的工人为752472人，到1996 年，罢工次数只有21次，参加的工人只有44250 人（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137）。对把罢工作为保卫自己利益的合法武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问 及波兰医院中的麻醉师的罢工，76% 的人把它们看成是有害的，35% 的人强烈地 谴责它们（CBOS Bulletin No. 12/1997 ： 1）。 不断增长的信任的非常重要的信号出现在教育领域。首先，存在一种朝向高 等教育的空前的推动力，在显著增长的学生人数的意义上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教育 繁荣：学生人数从1990年的403824人到1997年的927480人，增加了一倍多，同它 一起差不多有了同样大增长的还有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数量，从1990年的112 所 增加到1997年的213 所（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240）。在国家管 理的学校——在那里，教育原则上是免费的——之外，也有作为新现象出现的私 立高等教育机构——尽管学费很高，它还是吸收了大量的学生。1992年，这样的 学校有18所，而1997年达到了114 所（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244）。 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选择的分布图的显著变化，人们的选择明显地面向对未来有利 的职业的机会。所以在大学里最受欢迎的系科是法律、商务经营、管理与金融、 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欧洲研究。在私立学校最成功的是 那些提供管理、经济和公共政策等实用教育取向的学校。所有这些领域显然都与 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而出现的雇佣机会有关。 投机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了。那些购买某种形式彩票的人从1990年的26% 下降到1996年的16% （CBOS Bulletin No. 81/1998 ： 8）。人们比以前储蓄更 多的钱。银行存款从1993年的298.51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879.55亿元（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464）。人们已经从储存外币转向储存波兰兹罗提 （zloty ），外币存款的比例从1991年的占储蓄总额的36% 下降到1997年的不到 6%（CBOS Bulletin No. 145/1997： 4）。个体的、非官办的人寿保险机构以前 是不存在的，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变得为大众所接受：在1997年进行的一 项调查中，13% 的应答者说他们以人寿保险的形式储存他们的钱（CBOS Bulletin No. 145/1997： 4）。不断增加的对政府担保的信任的一个好的迹象是公众对迅 速增长的政府公债，尤其是长期公债的接受程度，仅仅在1998年5 、6 两个月， 波兰公民就购买了700 万三年期的公债（GW， July 10， 1998 ： 2）。最 近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是消费信贷的繁荣。在1997年，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 家使用某种形式的消费信贷，而调查他们的动机表明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乐观主 义情绪相关的对未来偿还贷款能力的信心（CBOS Bulletin No. 150/1997： 6）。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消费行为上的一些变化。更多的人获得了贷款或用他们的存款 建造了房子。投资在私人住房上的钱从1993年到1996年几乎翻了一番（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404-405）16。在一项调查中，问及如果买彩 票赢得了很高的奖金他们会如何使用时，68% 的应答者表示要建房子。也有其它 的我们可以看作是信任指标不断增长的倾向。更多的人愿意化这么一大笔钱在教 育上（从1996年的24% 到1997年的32% ）和健康保护上（从1996年的25% 到1997 年的36% ），更少的人表示会用它来购买轿车（从1996年的43% 下降到1997年的 30% ）。有四分之一的应答者表示将用它启动某种形式的私营生意。 /* 83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1 ）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最困难的问题：趋势的逆转为什么发生，以及它为什么能 够持续？是否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为不信任的恶性循环的破裂并把它转向启动 信任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负责？或者它是多种因素的侥幸的结果？或者两者都是？ 带着后见之明的好处，我们可以冒险提出如下的假设。 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对于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连续性和成功的广泛知觉。从共 产主义体系在波兰崩溃和激进改革开始的那一刻起，在很多人脑子里的困惑性问 题是：它是真的吗？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历史是以不断重复的短暂的 大众反抗政府并带来悲惨结果的失败的改革为标志的。众所周知的“波兰日历 （Poland calendar ）”已经变得几乎全部充满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反抗共产 主义政权和生命短暂的自由化的象征：它们是1956年10月、1968年3 月、1970年 12月、1976年9 月、1980年8 月、1989年6 月。这么多这样的日子可以唤起忧伤 并且有时是悲惨的记忆。这已经导致人们无法相信1989年将是不同的。 这种基本不信任的慢慢根除是六组因素联合压力的结果。第一组也是最重要 的一组，包括所有那些使人们意识到转变已经是连续的、持久的，而且使其势头 真的不可逆转的因素。我冒险猜测：有两个事件——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事实上 是相当自相矛盾的——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这种不可逆转性提供了最后的证明。 第一个是选举一位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 ）担任总统，而这是在他战胜了团结工会的传奇式领袖——莱赫。 瓦文萨获得的。第二个是共产主义出身的左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与由前共 产党员领导的政府的建立。两次选举的成功，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不信任综合症 和为转换寻找慰藉物。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它们导致了信任的重建。这是如何产 生的？这个似非而是的机制似乎是以下列方式起作用的。由于比例选举法原则与 右派和中派政党的多样化和不团结，共产党在实际的选举中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 支持。没有投票给他们的人中的大部分表现出了对改革将会被阻碍，民主化和市 场化将会被终止，甚至共产主义政权制度的某些元素将会被恢复的深深焦虑。这 样的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总统采取了一致的和有效的行动支持民主和市场改革， 表现了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在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谈判中扮演了 一个重要角色。政府继续进行所有体制的转型，通过主持制定新宪法赋予它们合 法的标志，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17。对于反对派与毁灭的预言家 （prophets of doom）来说，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即使是共产主义者也不 能“破坏游戏规则”和倒转变革的势头。对于后共产党的支持者来说，它表明了 即使是“我们的人民”也不愿意改变转型的进程。通过这两种情形，它增强了关 于未来的必然性、确定性和可预言性的感觉。而据我们所知，这是信任的基本前 提条件。 确保转变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强劲起飞。依照“巴尔采洛维奇计 划”，在1990年实施的早期“休克疗法”所造成的延迟性后果，经由从1993年到 1997年由执政的后共产党所进行的一个时期的合理的和专业的管理改革，最终开 始表现它们自己。波兰走到了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前头。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 的增长达到了6.1%，1997年达到6.0%，并且预计1998年将达到5.2%18。同 时通货膨胀从1996年的20.1% 下降到1997年的16% ，1998年预计只有12%.外国投 资者对这些事实做出了反应，这本身又成为造成这些事实的部分原因。波兰在外 国直接投资的累计数量上走到了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前面。到1997年12月它达到 了203 亿美元（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4， 1998 ： 12 ）。 改革的收益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它的代价。大部分人开始体验到工资上升、增长的 繁荣、舒适，并且有时体验到真正的富裕19。乐观和轻快的情绪由于前面 一个时期的沮丧而增强了。经济的成功甚至更令人珍爱，因为它非常出人意料的 来到人们面前。就像佩里所观察的那样：“政权制度不断改善的表现对于建立对 它的信心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Parry 1976： 142）。 影响每个人对转变的印象的第三个因素是日常生活的新品质：一个更安乐、 更有吸引力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在经历了单调而灰暗的社会主义城市景 象、“排队社会”的悲惨境遇、经济短缺的剥夺和生产者的市场暴政之后，大多 数人比对消费社会司空见惯的西方同仁在更大的程度上喜欢消费社会的有利环境。 购物、外出吃饭、开快速轿车、出国旅行、丰富的娱乐和闲暇是新发现的乐趣， 它们提高了一般的满意和乐观情绪。而这些为信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组因素与政治民主制度和宪政的巩固有关。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是紧接着 1989年演变开始的改革的最早焦点。“律师时代”——就像达伦多夫所说的—— 开始来临了（Dahrendorf 1990 ）。但是在正式的、法律的规定变成有效率的、 起作用的政治生活框架之前，它花了很长时间。“建立一个市民社会就像培育一 个花园……它是一个只有通过在几代人播种不信任的共产主义的土地上耐心地培 养制度才能带来收获的过程”（Rose 1994 ： 29 ）。但是一旦新的制度开始起 作用并变得根植于市民社会，它们就对于信任施加强烈的教育性压力。我们在前 文已经论证了制度性的民主如何通过似非而是的“预防性不信任”机制引起信任 文化。在波兰的情形中，三个方面的发展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巩固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步。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模仿西方立宪主义者的经典解决方案的 新宪法的制定。第二个是通过选举且多次成功的权力交替证明了议会民主制度的 基本机制是实际起作用的。第三个是新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上的确认：宪法法庭好 几次纠正了错误的判决20。廉政官员非常积极地保护公民的权利21 ；自由独立的大众媒体提供了政治生活的能见度，并揭露权力的滥用及其病理学。 一个起作用的民主制度增强了人们稳定、安全、责任性和透明的感觉，所有这些 对于产生信任都是根本性的。 /* 84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2 ） 第三组因素与资本主义市场和私人财产权的巩固有关。宪法和一系列涉及经 济领域的特殊法律制定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法律基础。私人所有权的原则 被重申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展，以及在共产主义时期被没收的所有权的稳固恢 复证明政策是稳定的和不可逆转的。同时，新的资本主义的基础结构快速地建立 了：银行、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共有基金等。所有这 些企业的爆炸式增长——它们经过了数年的从街头小商贩和违法的金融投机到大 范围的工业冒险的渐进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框架。商业条款的稳定性和确定 性，以及有利的和安全的商务环境为信任气候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组因素与加入西方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联盟的现实前景有关。被正 式邀请加入北约，以及被很多西方议会，包括美国参议院接受为北约的扩展国， 这似乎敞开了持久的军事安全和政治主权保证的前景。这对一个在历史上遭到如 此恶劣对待的国家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无数次地被来自 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的国家侵略22，在整个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被欧洲帝国势力所瓜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受着纳粹的占领和苏维埃 的统治。请求加入北约比任何其它政治问题更接近于获得全体的一致赞同是不足 为奇的。它受到大约80% 的公民的支持，反对者只10% ，另外10% 的人还没有决 定（CBOS Bulletin No. 90/1997 ： 1）。而应答者所表明的支持的动机提及最 多的是民族安全（68% ）和完全的主权（56% ）（CBOS Bulletin No. 27/1997 ： 6-8）。与欧盟的谈判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性。尽管在对外竞争更脆弱的人中 有一部分人（例如，在农民中有75% 的人表达了担心，而只有16% 的人感到有希 望（CBOS Bulletin No. 66/1998 ： 2））对此有所怀疑和焦虑，但存在一个被 广泛理解的好处：随着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西方市场民主制度，法律系统的统 一以及因此产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统一可以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证：新制度将 是长久和牢固的。通过加入欧盟将会有一种新的责任性：在联盟的权力机关面前 的整个政治、经济和法律系统的责任性。改革的逆转似乎更不可能了。所以，外 部的安全和外部的责任性使更多的可预测性和信任成为可能。在1998年这似乎被 71% 的表示支持加入欧盟的波兰人所认识（ CBOS Bulletin No. 66/1998： 4）。 有利于重建信任的第五组因素与个人和社会资本的扩展，及资源丰富性的增 长有关，这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如此。我们以前曾经论证过，资源的储备可以 为给予信任提供支持性的保险。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观察到在这些方面的至关 重要的变化。一个感受到安全和稳固的相当大的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在波兰出现 了（Mokrzycki 1995b ）。随着强有力的高等教育热，教育成就的水平显著地提 高了，这造成了评价可信性并达到有理由的信任的整体能力的提高。随着急剧增 加的自愿联合会、俱乐部、组织等的可用性的不断增加，自发地社会参与程度提 高了，而且个人的网络扩展了。这也给予人们安全、稳固和支持感。 除了这些个人和社会资本的新形式之外，也有老的传统资源在新条件下被成 功地开发出来。其中有得自共产主义时期的——那时内部的放逐、生活的私人化 和“不道德的家庭主义”是典型的适应手段——朋友、熟人和同事关系的牢固的 个人网络。当问及他们事业成功的秘密时，顶级的波兰企业家几乎一致地指向广 阔的个人关系网络，它的位置甚至排在有形的资本优势之前。在波兰社会常规调 查中，60.43%的人指出“良好的关系”是生活机会的决定性的或非常重要的因素 （Marody 1996 ： 63 ）。在波兰的环境条件下，另一个可用的传统资源是牢固 的和扩展的家庭。它们在发生不幸事件时可以提供保险，为抚养孩子提供支持， 并且因此为父母追求教育的热望或专业技术职业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可为聚集 资本开办商业企业提供帮助。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新的条件下家庭委派某个成 员作为代表开办一个企业，为此目的动员共有的资源，包括积蓄或动员其他家庭 成员的劳动力。第三，更少有形性，但是也同样重要的资源是属于宗教共同体的。 在一个欧洲最信奉宗教的国家环境中——超过90% 的人信仰天主教，并且大约60% 的人经常去做礼拜，由教会提供的这种支持和安全感在增加信任的倾向性上可能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23。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它在启动信任复兴过程中补充了前面的五个 因素——是普遍的和必然的世代交替的过程。就像我们已经论证的：不信任文化 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作为伴随信任的受挫经验有时再通过惯性强化作用的积 淀而产生。这种不信任传统的携带者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人。这意味着，当新的 一代——他们在更有助于产生信任的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出现的时候，源于早 先的历史并被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生活于不信任文化之中——所内化的 不信任的强有力的遗留可能失去它们的控制力。而这正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正 在发生的事情。现在从大学毕业并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年轻人在实践上已经与共产 主义体系对他们信任能力的破坏性影响相隔离。对他们来说，那已经是很久远的 历史了。他们是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崩溃的时候被抚养大的，并且在自由的、民 主的社会接受教育。所以，他们没有成为困扰他们父母一辈的所有那些“训练无 能”、“教化不当”、“犬儒主义文化”和“信任不足”的牺牲品。他们也从对 抗性斗争的焦虑和不确定性、革命的兴高采烈和转变的早期失望中被解救出来。 他们的世界是相对稳定的、已经确立的、安全的和可预测的。它被视为理所当然 的，因而是可信的。 由于所有这六种因素，不断加深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在波兰好像已经被克服， 而不断增长的信任文化的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似乎最终开始沿着它的道路前进。 信任文化已经进入到与慢慢成形的民主和市场制度相互促进的互动之中，为它们 可行的运作提供支持，并且其自身也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的有利环境所促进。如果 我的这种机制已经在发挥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相当乐观地展望波 兰的未来。 /* 85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3 ） 1 米兹泰尔以及艾克特和库比克也做出了这样的设想。米兹泰尔强调“动荡 的、转变的时期”对理解信任的动力学的重要性（Misztal 1996： 63 ），而艾 克特和库比克则观察到“政权制度的转变为研究初生状态的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关 系的制度化提供了独特的机会”（Ekiert and Kubik 1997 ： 30 ）。 2 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发生的整个社会体系的急剧变化非常适合默顿在提出 “策略研究场所”的术语时所描述的一种情形：“社会学的历史有它自己的现实 的补充物，在其中，长期隐匿的问题出现了，并且在对它进行调查的时候不断地 发展，这为研究它们提供了策略性地展示该问题的本质属性的情景”（Merton 1982 ： 23 ）。 3 诺瓦克通过提出“社会学的真空”概念理解了这种现象。 4 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为很多观察家所强调（参见Garton Ash 1990a， 1990b ； Ekiert 1996： 218）。 5 这三种联结可以在工业工人罢工或上街游行示威期间所使用的象征符号中 看出来：波兰国旗、十字架和工人的安全帽。 6 在生活世界中，这种现象的一个有趣而突出的征兆是在私人家庭中社会生 活的活跃，而同时在电影院、剧院、音乐厅、饭店和咖啡屋则是空空荡荡的。 7 在每一次政府的改变之后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循环。一开始，新奇性引起信 任。但是需要有所交代的时间到了，而因为过于雄心勃勃的竞选诺言很少被兑现， 信任衰退了而不信任涌现了。 8 这种现象对于整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都是典型性的：“当俄罗斯人被问及他 们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市民社会的主要的公共机构时，一般的应答者十个之中有七 个表达了不信任。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表达了相似程度 的不信任。在所有这些国家，对公共机构的的公众信任程度明显地低于研究者作 为典型在西欧和美国发现的信任水平”（Rose 1994 ： 25 ）。 9 警方估计的私人保安人数在100000—150000之间。 10这是一种由于惯性所造成的传统爱戴和信任的普遍深入性令人迷惑的情形。 在波兰的历史上，军队一直是国家主权和民族事业的最强的象征之一和在世界大 战期间英勇斗争的记忆的体现者。军队在共产主义时期的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 治化，它在1981年戒严令期间的角色，士兵中的道德败坏和对年轻的新兵的虐待 情形，以及低下的防御能力和内部的组织涣散，都没有动摇信任的这种传承。 11 Polityka 是一份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高档周刊。 12这种现象的动力学是空前的：失业人数从1990年的568000人上升到1992年 的2600000 人。参见Kozek 1996： 94. 13如果你奇怪失业的人怎么可能声称任何的改善，只要想一想在转变期间开 放的大量的“黑色经济”，以及完全不合法的机会，包括有组织的犯罪就可以理 解了。 14如果把这些信任的水平与俄罗斯的数字相比，它们就已经相当高了，在俄 罗斯只有10% 的人声称他们信任议会（杜马），11% 的人表达了对总统的信任， 12% 的人表达了对政府的信任（Economist ， August 2 ， 1997 ： 18 ）。 15当然对犯罪的关注较低是相对的，是与其它的担心相比较而言的。一般来 讲，由于犯罪活动，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不安全感。1997年只有34% 的人表示他们 感到安全，而61% 的人宣称他们由于不断增长的犯罪率体验到不安全（Rzeczpospolita August 16， 1997 ）。但是即使那样高的程度，与1995年忧虑的最高峰时相 比也是较低的。 16即使扣除了通货膨胀和建筑费用提高的因素，它也表明了实际的增长。 17回顾性地评价自1989年以来的领导波兰政府的所有7 位总理，28% 的人认 为左派的沃齐米日。齐莫舍维奇（Wlodzimierz Cimoszewicz ）是最好的，而塔 德乌什。马佐维耶基（Tadeusz Mazowiecki）只受到14% 的人的认同（CBOS Bulletin No. 147/1997： 2）。 18但是事实上，在这一年的中期，也就是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GDP 比去年 同期的增长已经超过6%. 19只提及一个激动人心的指标：1997年波兰人们购买的新轿车数量达到470000 辆，在整个欧洲仅次于意大利排在第二位，而在1998年3 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波兰人新购轿车的数量就超过50000 辆（GW， May 7， 1998 ）。 〓〓20〓〖ZK（〗特别法庭很早就达到较高的赞成率，在一次全国性的抽样 调查中，有59% 的人认为它的行动是好的（CBOS Bulletin No. 2/1995： 101）。 〖ZK〗） 21它受到53% 的人的赞许（CBOS Bulletin No. 1/1991： 50 ）。 22好像它真的是“上帝的运动场”——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 ）把 它作为他关于波兰历史的不朽著作的诙谐的标题——一样。 23这种传统的社会的和家庭的资源的重要性通过“波兰人”民族的自我刻板 印象而得以巩固：84% 的人认为爱国主义，93% 的人认为宗教忠诚，而80% 的人 认为家庭倾向是波兰人民的最典型特质（CBOS Bulletin No. 9/1996：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