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

新闻背后


《新闻背后》目录(1)
《新闻背后》目录(2)
我们在成长(前序)
战斗在1818的日子(1)
战斗在1818的日子(2)
给长江结扎(1)
给长江结扎(2)
给长江结扎(3)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1)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2)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3)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4)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1)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2)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3)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4)
中国“军记”在巴格达(1)
中国“军记”在巴格达(2)
中国“军记”在巴格达(3)
阿文的噩梦(1)
阿文的噩梦(2)
阿文的噩梦(3)
高考黑幕(1)
高考黑幕(2)
高考黑幕(3)
高考黑幕(4)
矿难如麻(1)
矿难如麻(2)
矿难如麻(3)
矿难如麻(4)
麻将城与黑作坊(1)
麻将城与黑作坊(2)
公害事件(1)
公害事件(2)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1)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2)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3)
防洪河道里的别墅(1)
防洪河道里的别墅(2)
让总理睡不着觉的节目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1)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2)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3)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4)
编导手记(1)
编导手记(2)
编导手记(3)
与神话较量的人(1)
与神话较量的人(2)
关于“线人”(1)
关于“线人”(2)
关于“线人”(3)
感动中国(1)
感动中国(2)
感动中国(3)
感动中国(4)
感动中国(5)
感动中国(6)
白岩松
水均益(1)
水均益(2)
梁建增(1)
梁建增(2)
王志(1)
王志(2)
崔永元(1)
崔永元(2)
和晶
央视的男人女人(1)
央视的男人女人(2)
被岁月燃烧的记者(1)
被岁月燃烧的记者(2)
策划丛鹏(1)
策划丛鹏(2)
策划丛鹏(3)
为人民服务的魏安泰(1)
为人民服务的魏安泰(2)
北漂一族
精神生活(1)
精神生活(2)
精神生活(3)
边缘名人和大脸蛋(1)
边缘名人和大脸蛋(2)


　　《新闻背后》目录(1)

　　我们在成长——读后有感，权作前序(梁建增)

　　最大的政治就是拍好每一个画面

　　战斗在1818的日子——《执政兴国》拍摄侧记

　　追求其实是一种品质 ——关海鹰

　　在1818难忘的日子 ——徐榕

　　给长江结扎——三峡截流报道散记

　　结 扎 散 记 —— 张羽

　　节流的难度有多大？——康锐

　　朱镕基“饮定”《千秋伟业》

　　前所未有的空中之旅—— 陈 虻

　　航拍难难于上青天 —— 白河山

　　致：全体《东方之子》的歉意—— 樊馨蔓

　　有关“神舟五号”的几个瞬间

　　“神五”的“三无”直播 —— 赵 微

　　有关 “神五”的几个瞬间 —— 鄢 蔓

　　那片神奇的土地——康 锐

　　学会举重若轻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

　　面对罗布泊这个坑——谢子猛

　　撮火罗布泊 ——马挥

　　中国“军记”在巴格达

　　重返巴格达——董方永

　　被弃十日谈——康锐

　　海拔最高的直播

　　从疫区走向圣洁的藏地—— 李小萌

　　怀念和珠穆朗玛相伴的日子——乔艳琳

　　非典——看不见敌人的生死场

　　直击广州“ICU”——王扬

　　走进淘大花园——长江

　　黑洞不相信眼泪

　　阿文的噩梦

　　阳光下的罪恶——《阿文的噩梦》手记 ——柴　静

　　一 碗 红 烧 肉——项先中　

　　高考黑幕

　　北航事件中的“老李一家”——萧 津

　　广西追踪北航招生骗局——朱邦录

　　与助考公司老板零距离接触——萧津

　　矿难如麻

　　黄金罪恶——黄剑

　　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陈洁

　　生与死的距离只有一百三十米——张天贺

　　追踪矿难调查结果比追踪瞒报还要难——曲长缨

　　麻将城与黑作坊

　　“麻将城”拍摄始末——孟克

　　“毒”害生命的黑作坊——王文雁

　　公害事件

　　尊重每一个生命

　　——关于《地方性氟中毒调查》的调查——陈新红

　　河流与村庄的忧思——白云升

　　横在道德与秩序之间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

　　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骆驼——杨　春

　　就是那盘包子——范 俭

　　土地是谁的命根子——刘 涛

　　防洪河道里的别墅

　　如果被高官、专家吓着了——法展

　　不 该 忘 却 的—— 刘文

　　让总理睡不着觉的节目

　　国 家 是 谁——王同业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

　　《名牌床垫哪里来》产生的背后——翟树杰

　　横在道德秩序与经济秩序之间——申宇红

　　《白笋 黑心》随笔——喻晓轩

　　穿着白大褂的鬣狗——陈远达

　　编导手记

　　生一个人来爱

　　——《心灵的成长》编导手记——范 铭

　　承担社会责任——敬一丹

　　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吧——屠志娟

　　质疑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态度

　　与神话较量的人

　　《与神话较量的人》播出前后的这些碎屑——王 志

　　王志的脸没有我的白——黄洁龙

　　关于“线人”

　　关于“线人”的反思——梁建增

　　有时，我们不仅痛了仇者，还痛了亲者——姚宇军

　　消失的另一半——魏驱虎

　　中国媒体的第一份质量管理证书

　　世界传媒界第一张ISO9001：2000证书——孙克文

　　ISO琐事杂记——杨红

　　感动中国

　　我 们 为 什 么 会 感 动

　　——《感动中国》评选热的冷思考——孙金岭 边巍

　　中国需要高质量的“精神品牌”

　　——《感动中国》的成功带给我们的启迪——孙金岭

　　那些让我感动的人。。。。。。——边 巍

　　老牛与小虎队

　　我的“老牛”哥们儿！——长　江

　　小虎队——柴　静

　　以牲口的名义

　　接客的态度—— 叶闪

　　与其生活逼着你变，不如自己主动变——刘爱民

　　用事实说话与从常识出发

　　用事实说话——申宇红

　　从 常 识 出 发——王 志

　　名嘴不为人知的一面

　　白岩松

　　十六大代表白岩松——王志安

　　水均益

　　面对“水”世界——王志

　　我呲水均益——陈耀文

　　梁建增

　　与十大杰出青年面对面 ——梁建增 孙金岭

　　王志

　　防火防盗防王志——吴征

　　面对官员的态度——贺建伟

　　崔永元

　　《小崔说事》——崔永元

　　小 吴 说 事 ——吴　涛

　　和晶

　　口袋里装了什么？——和　晶

　　女侠和晶 —— 崔永元




　　《新闻背后》目录(2)

　　董倩

　　“马仔”董倩 —— 孙腾越

　　沈冰

　　工作是美丽的——沈冰

　　央视的男人女人

　　几个女人的名字——阿丘

　　华 山 论 剑 ——阿 丘

　　与被采访对象一起长大

　　被岁月燃烧的记者

　　激情燃烧的东方之子——刘洪波

　　多看对方的优点，这样身心才会健康——陈开

　　策划丛鹏

　　策划里成长——丛 鹏

　　策划丛鹏——崔永元

　　为人民服务的魏安泰

　　东拉西扯话租房——魏安泰

　　北漂一族

　　一千个漂着的理由——刘波

　　精神生活

　　拣煤渣时代——包玉婕

　　尹韬在天上，我在人间——阿 丘

　　光 头 阿 飞 ，骁 者 无 惧——阿 丘

　　边缘名人和大脸蛋

　　边缘名人——阿 丘

　　大脸蛋有大智慧？——阿　丘




　　我们在成长(前序)

　　读后有感，权作前序

　　梁建增

　　既然此书冠名《新闻内幕》，自然少不得有一些内幕故事讲给你听。

　　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新闻评论部，现在承担着林林总总十四个栏目，有的政论感很高，有的新闻性极强，还有的娱乐味特浓。在每天的大部分重要时段里，都有我们的节目在陪伴着你，告诉你我们所知道的和你想知道的几乎所有。而这本书告诉你的，则是那些发生在屏幕之外却与节目、与你和我有着密切关联的东西，比如政论背后的争论、新闻背后的新闻、娱乐背后的娱乐……所谓荧屏内外皆故事，这本书记录下来许多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求证过程中的波折境遇，我们的编导在制作过程中的苦苦思索和忍痛割爱，还有在把你逗乐之前先把我们自己逗乐了的点点花絮。

　　但只讲故事也并非本书之本意。所以，这里所挑选的文字，都颇有一些力度，关乎思想。人，当然是应该有一些思想的。当我们的编辑记者顺利或者波折地完成了采访，制作出节目，那些经历总会是让心中留下一些痕迹或是涟漪。

　　这本书便是他们对社会、对生活、对职业的观察、思考、感悟、体验、焦虑、困惑，乃至调侃和耍宝。在这里，文字也许并不尽善尽美，立意有时也不如想象那般高深，但他们在文化思考和社会思考上的努力，绝对是真实的，更是真诚的。笔下纸端，流淌出的也许只是絮絮心语，力透纸背的，则绝对是新闻工作者坚毅的社会责任感。这或许也是把本书冠之以“内幕”之名的另外一层意思吧。

　　其实，所有这些文字，都曾见诸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刊物——《空谈》。这本每周出版的内部刊物，被部里的同仁们当作了精神的百草园。当手中的这本书付梓之际，我们的《空谈》也刚刚完成了她的第五百期。但现在，读罢书中文字，我依然有着比旁人更多的感动。不仅是书里的这些人、这些事情，于我是多么熟悉，更在我确乎看到了一些自己的曾经。眼见着我的年轻同仁们的奋斗、思考、困惑，或者有时的无厘头，想想自己，路何尝也不是如此地走来。于是我想，这也该是一本有关成长的书吧。

　　从1993年成立到现在，算起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新闻评论部已经走过了十二个年头，论生肖属性，走了整整一个轮回。这期间，新闻评论部在成长着，在新闻评论部从事着电视新闻事业的年轻人们在成长着，我们的社会更是发生着巨大而令人兴奋的变化。说这是一本有关成长的书，就是因为在她的里面，反映着这些变化，注释着、解读着我们事业、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成长。在这本书里，有着许多朋友们熟知的名字，更多的可能还是陌生。当廉颇尚未老去，新人却正茁壮，成长中的我们风华正茂。

　　而五百期《空谈》，也如五百个记录着里程的路桩，从中我们知道了自己曾经走过了多远。

　　到这儿，又想起我们多年前曾经制作过的一个特别节目。节目做得不错，名字起得更好，《在路上》。我们都是路上的行者，那么，这本书也权且可被看作是对一段来路——尤其是心路的回望，但更应当被看作是对未来之路的前瞻。

　　在路上，我们一起前行，一路共勉。




　　战斗在1818的日子(1)

　　《执政兴国》拍摄侧记

　　1818醒目位置上曾经有三个大石榴，那不是给人吃的，是杨继红供的，她说这是十六大节目组的图腾：十六大，石榴大。在她虔诚地反复念叨之下，三个大石榴在十六大战士的心目中也就有了几分神圣。它们一直被供奉在饮水机上，曾有不明就里的外来者欲剥开来吃，被厉声喝止，曰：只有十六大开，大石榴才能开。十六大胜利召开了，石榴也不知道被谁吃掉了。

　　2002年10月25日晚，历时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献给十六大的十四集特别节目《执政兴国》在千呼万唤中终于播出啦！

　　追求其实是一种品质

　　关海鹰

　　那天，当有人拿着那期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刊物《空谈》封面让我猜是谁的时候，一旁的孙杰插话说：“有点像关老师。”当时我还真没有认出来。平心而论，要说《执政兴国》，其实，挺多人都比我有资格上《封面新闻人物》。比如说杨继红，身为总策划，一心想整出个大气磅礴的东西，就像跟生自己的孩子一样，可谓是呕心沥血，身体力行。不论是前期策划，还是中期拍摄，甚或是后期制作，整天魂牵梦绕，完全“痴迷”了，吃不好睡不着的，每天一双眼儿红乎乎的。说个细节，有一天熟睡中，我被短信惊醒，一看是继红发来的，上写“题目叫《决策》怎么样？”时间是凌晨三点。再比如，徐榕身为编导，为保证节目按进度正常运行，尽管嗓子发炎得厉害，她毅然出差。人在他乡，病情加重，她打着点滴，死活不终止工作，坚决不回来。当时都不忍心跟她通话，惟恐加重病情，只能短信联系。她说：“我，人是十六大的人，死也是十六大的死鬼。”

　　“十六大专题新闻”和《辉煌年代》也毫不逊色。八集十六大会议的专题新闻，都是在当天制作播出的。《执政兴国》的原班人马基本上移师过来了，总策划由余伟利和魏驱虎承担，事先做了精确的策划和准备，当时的目标就是打造精品，虽然大会专题的某些设想暂时无法实现，但大家对精品的追求令人难忘。大会开幕当天的节目，开头设计用一组天安门升旗的画面，当时宋薇已准备了很理想的镜头，但在清晨，摄像孙国明和董方勇还是顶着寒风拍下了富有创意的精彩画面，大家看了说这预示着报道要出彩。

　　时间再紧，每个节目的格式不能乱，每个节目的“MTV”不能少，每个节目串场不能差，每个节目的节奏不能掉。由于大会专题的工作强度很大，编辑、摄像们常半真半假地问工作量怎么算。可是为了节目紧凑而有节奏，在玉胜已经签字画押之后，大家还在不断地放弃所谓的工作量，不断地删减长度，以至于我经常要叫停:“安全播出第一，别太追求完美。”在十一月八日大会开幕当天的入场时分，四十分钟的《辉煌年代》醒目播放，这是一个急活儿，制作时间也就十天。删繁就简，把十三年来的大事要事浓缩在一个四十分钟的专题片里，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资料庞杂、线头颇多，但由于要出力作，要显得自己很有实力，孙金岭便不断地修改解说词，王卓、黄瑛带着两个实习生更是要充分地玩电视手段。虽然时间很紧，但片子要有节奏，声画要对位，画面要跟着音乐的点儿走，这每一个细节都要显出来他们是有专业有追求的。

　　回顾十六大报道，无论是策划还是统筹，无论是编辑还是摄像，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无论是主持人还是配音人，无论是光彩照人的出镜者还是兢兢业业的技术保障，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并长时间不会忘怀的是其中突显的专业和敬业。正是这种才能和精神，使我作为同事深感荣幸，也使得我们的工作重要而生动，独特而有意义。

　　追求其实是一种品质。

　　在1818难忘的日子

　　徐榕

　　十六大终于胜利闭幕了。第二天，一觉醒来，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和天花板一样空荡荡。每天都在计划着十六大胜利闭幕后我要做什么，而这一天真的到了，却又不知到底该做什么。就这么无所事事地晃悠到了台里，又习惯性地转悠到了1818。

　　收拾一新的方楼1818室很干净，也很安静，惟一留存的关于十六大的痕迹是桌上余伟利等人在十六大期间吃剩的999感冒冲剂。孙大主编终于又坐在了他久违的座位上。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日子里，他被一群十六大战士挤到了隔壁，数日难回，只能经常倚着团结胜利奋进的1818的门框向大家报告一些小道消息。

　　1818醒目位置上曾经有三个大石榴，那不是给人吃的，是杨继红供的，她说这是十六大节目组的图腾：十六大，石榴大。在她虔诚地反复念叨之下，三个大石榴在十六大战士的心目中也就有了几分神圣。它们一直被供奉在饮水机上，曾有不明就里的外来者欲剥开来吃，被厉声喝止，曰：只有十六大开，大石榴才能开。十六大胜利召开了，石榴也不知道被谁吃掉了。

　　由于主抓十六大报道，关海鹰理所当然地成了1818的“总管”。每次讨论节目，他总是拿出广开言路的姿态以示民主，但很快就发现他的声音永远淹没在高低快慢各不相同的数路音频之中，他要发表的建设性意见永远会被数张快嘴所抢白，急了他就只能振聋发聩地喊一句：你们想气死我啊！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一个个采访方案就是这样被他敲定下来。




　　战斗在1818的日子(2)

　　1818前后换了两任分管，前任杨继红后任余伟利。杨继红会把每个编导叫到1818，仔仔细细地阐述《执政兴国》每一期的节目样式、结构方式甚至是细节的表现形式，然后交给你一大叠背景资料。当你无比辛苦地消化后，发现操作时一点也不辛苦，她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替你准备好了，真难为她的周到和细致。而且她还经常温柔地说：你们想吃什么，我带你们去补补吧。在去餐馆的路上，大块头的她总是器宇轩昂地走在前面，就像领着一群小鸡仔的慈祥的老母鸡。而余伟利则是每天光光鲜鲜地进来，干脆利落地发活，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该走的都走了后，她就趴在电脑上写自己的东西或改别人的稿子，要说在电脑上呆的时间长，除了速记就是她。当然，她有时是在电脑上挖地雷，据说是一种很好的劳逸结合的方式，于是，这种方式被很快效仿及推广，有数人在挣了节目工分的同时，挖地雷也攒了不少分儿。学习生产两不误。

　　自从成为十六大办公室，1818就像一个蜂窝，十六大战士就像一群蜜蜂，每天从这里一哄而散，四处去采，一天下来，满载而归。这里从早到晚人进人出，嗡嗡嗡嗡。工蜂们在蜂王的督促下个个勤劳勇敢，黄洁说她夜里睡觉都梦见杨继红用鞭子抽她，一期难度很高的《执政兴国：驾御经济全局》就是在这种似梦非梦的状态中，以最快速度完成的，完全是以实际行动直观诠释了“鞭策”两字的含义。

　　1818不仅最及时地传递十六大精神，还能最直接地听到来自观众的反映。一天，萧津的妈妈无比兴奋地告诉她：“你们《焦点访谈》又推出了一个很不错的主持人！”萧津一脸茫然：“谁呀？”萧妈妈激动地说：“王同业！”

　　在1818，每顿饭点前，都能听到宋薇、岳明絮絮叨叨地讨论吃肯德鸡还是麦当劳，盒饭要台里的还是外面的，是十份还是十五份等等，不时还发生一两句争吵。她们俩把1818变得有点像个小食堂，经常弥漫着各种饭菜的味道，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以致于后来她们一夸王同业串场好，王同业就会发自肺腑地说：“主要是后勤保障好啊！”

　　我是最早到1818报到的编导，因为我承担《执政兴国》的样片。从节目开拍的第一天起各种意外让我直懊恼：开拍之前没查查黄历，费尽周折做出来了，一声枪响被毙了；揣着受伤的心灵开始拍第二个，下了飞机就病了；狼狈回京后，本着从头再来的心态开拍第三个，当地从我们到达之日开始下雨，等我们顶风冒雨拍完，它也就雨过天晴了……这时候，只有一句歌词能安慰我，那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1818墙上有个进度表，每播出一期，关总管就会用黑笔钩掉它，让人觉得“何以解忧，惟有播出”。黑钩越多，关总管的忧就解得越多，解放的编导也越多。而我的名字是和最后一期连在一起的，一想起自己要战斗到最后，孤独感便油然而生。余伟利说：“我会陪你的。”最后一期片子播出时，1818又是闹哄哄一堆人，其实，不论编导、摄像还是领导，每一个人都陪我一起战斗到了最后，是他们帮助我给十六大报道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818见证了几个月来我们所做的一切。




　　给长江结扎(1)

　　三峡截流报道散记

　　采访李鹏委员长之前有个小插曲，当镜头已经切过来我马上就要提问的时候，突然有个女记者冲了过来，把手机举到李鹏耳边说：“委员长，我的采访机坏了，您能用手机接受我的采访吗？”这位女记者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膝盖还在流血，委员长态度很好，和蔼地说：“这样不好吧？手机会干扰电视信号。”当时播出的是个安静的大全景，细心的观众可能会以为李鹏在打电话。

　　为了给党的十六大的召开献上一份厚礼，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伟大奇迹的长江三峡导流明渠胜利实现了截流。对于这次截流，中央电视台作了全程直播，新闻评论部则承担了最重要的直播工作。截流的意义是重大的，直播的效果是成功的，当然啦现场的工作也是艰苦的！

　　结 扎 散 记

　　张羽

　　公元2002年11月6日，长江在三斗坪地区被结扎。

　　这次结扎的是长江的一条导流管，学名导流明渠。为报道结扎盛况，10月31日CCTV 六十余人赶到三峡，而眼前的长江水让人大失所望。据说这一阶段的长江流量是百年来最低的，而合龙口更像一条水量充沛的乡间水渠，这对“大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而对吹鼓手却是不折不扣的噩耗。本以为对手是一个身高两米的壮汉，而走上擂台的却是一个一米四的侏儒。以至于人称小灵通的张泉灵自信地说：“最后关头，我把腿往水里一插就合龙成功了。”我目测了一下她玉腿的体积，憨厚地点头表示同意，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她飞起一脚踢在了我的细腿上。

　　工程太顺利，就要推测出可能性的复杂，编导、策划们在疯狂地努力。场面太平淡，就要突显意义的伟大，显然李鹏委员长的到来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时政无小事，尤其在十六大前夕，谁近景、谁中景、谁五秒、谁三秒……以至于吓得对时政知之甚少、充满人文情结的鄢蔓总编导，扯着嘶哑的喉咙向党发出了“要挟”：“我不是党员……”而第一个遭到批评的却是有着十年党龄的我。因为第一次演练的时候，我开了句玩笑：“……我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今天长江在这里将被结扎，等待时你可以喝些水，但绝不能上厕所，因为那样你有可能错过一次免费见证历史时刻的机会……”在总结会上批评我时，庄殿君主任的表情是严肃的，日后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确有充足压力压缩了我们的笑容。

　　那段时间，新闻中心副主任庄殿君成了三峡工地上最勤快的人，早出晚归游走在公安、公司、工地剧组等各个部门之间，刺探情报，协调关系，乞求支持。终于有一天，他在三峡接待中心的冷板凳上苦等了三个小时，仍然面对的是一张冷脸之后，一向导向正确的他也说出了不智之语：“我的官太小……”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头肯定最大，当然我们的头也都很大。

　　领导一小步，我们跑一圈。离直播还有两天，流程还没有确定，直播方案一改再改，仍变数无数。我们认真研究1997年大江截流直播报道的同时，葛洲坝集团也在研究，我们的结论不谋而合：合龙成功后，总书记走到堤头视察时，场面会失控。失控给双方带来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于我们是画面混乱、冗长而不知所措，于他们是预先安排的准备和总书记合影的副局级以上干部无一如愿。

　　和我们准备的完善措施相比，他们提出的方案无疑是开创性的：委员长在开工前，先去合龙口接见建设者和代表合影留念，然后宣布开始。这一计划将无情摧毁我们已经准备的所有方案、系统、机位。看着鄢蔓绝望的眼神，我抚摸着她的头说：“要举重若轻……”谢子猛觉悟比我低，咆哮道：“这结果就是让节目越来越难看，而我们头上顶的雷越来越大……”碍于朋友情面，我没有当众批评他这种没有原则性的讲话，随着十六大的临近，我越发自责。直播圆满结束之后，我想以策划组党小组长的身份，利用打牌的机会和他交交心，结果是荣欣拿走了我们俩当月的伙食费，当然这是后话。好在中办的领导明白照像的秩序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建立，不一定要改变程序，最终没有同意葛洲坝集团的方案，使鄢导在直播前夜能够合上她那双无助的大眼睛。

　　直播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痛苦与麻烦都会被一刀斩短，而无法延长。11月6日终于来了……

　　当我要开始第二段现场报道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无法进入报道区，因为委员长在上主席台前准备顺便先到这儿来看一眼，这里已经进入了一级警备状态。因头大而胆大，面对警察我正颜直述直播的影响和意义，同时指天发誓会在领导来之前结束报道，警察叔叔终于网开一面。我又不放心地转过身，谆谆嘱咐万一领导提前到来，千万别对我使用从推搡到背口袋等各种手段，若那样，难看的就不只是我了。报道时间预计三分钟，一分钟过后我看到远处一辆带着警灯的先导车飞驰而来，我的心跳跟着车轮一起加速，我的报道跟着车轮一起刹住，剩下的一分钟送给了下游合龙口的小灵通。

　　计划赶不上变化，合龙成功时差点闹出大笑话。根据以前的经验，最后合龙的场面单调而静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这次我出了一个馊主意，希望有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为最后一辆运送土石的车扎上一朵大红花。与工地协调，合龙即将成功之前，我的报道开始了：“……合龙成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为了让观众朋友也能预感到胜利时刻即将来临，我们准备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在不远处，工人们正忙着给最后一辆车披红挂彩，就在我马上要隆重推出最后一车的时候，耳机里传来了现场总指挥彭其友的声音：“报告领导，合龙成功！”我一愣，马上改口说：“我听到了现场的报告，合龙已经成功了。”播出并没有穿帮，笑话留在了心里。




　　给长江结扎(2)

　　采访李鹏委员长之前有个小插曲，当镜头已经切过来我马上就要提问的时候，突然有个女记者冲了过来，把手机举到李鹏耳边说：“委员长，我的采访机坏了，您能用手机接受我的采访吗？”这位女记者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膝盖还在流血，委员长态度很好，和蔼地说：“这样不好吧？手机会干扰电视信号。”当时播出的是个安静的大全景，细心的观众可能会以为李鹏在打电话。

　　都江堰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完全凭手提肩扛，火烧钎凿，创造出的大智慧不但孕育了一个天府之国，而且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福荫后人。修建的时候我不在现场，能想象如亲眼所见，那是因为我有文化；几年后，三峡工程也将惠及世人，那时人们的联想会更加丰富而形象，那是因为有电视直播。

　　节流的难度有多大？

　　康锐

　　截流难度有多大？

　　流行的说法是，这一次长江三峡导流明渠的截流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难度最大的截流。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截流的难度。

　　有一个公式，大致是水的流速（米/每秒）的平方和它能冲走的物体重量的六次方成正比。比如说水的流速是一，能冲走一个重量单位的物体,那么当流速是二、四的时候，能冲走的物体应该是二百五十六、七万六千一百三十六。当然，这只是举例，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流量，是以立方米/每秒为单位的，它决定了水能冲走物体的重量是克还是吨。

　　这次截流面对的流量是10300立方米/每秒，长江的前两次截流，葛洲坝的流量是六千多，三峡大江截流是八千多。而导流的条件却由导流明渠的350米宽变成导流底孔的132米宽。三峡大江截流的流速是4.2米/秒，龙口落差是0.66米，而这一次将有三米多的落差和接近八米的流速! 所以，当我和猛子、吴宁在长江水利委员会设在宜昌的实验室拍摄截流的实验时，对于最后的数据非常震惊：三块二十吨重的水泥四面体穿在一起，投到龙口里会被水流冲出一百多米远！承担实验的科技人员根本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的心里也没底，但又不能面对镜头说截不住，这也是我们直播的嘉宾林文亮局长坚持要做八十八个加铁四面体的原因。因为在截流抛投料的个头不能做得再大的时候，重要的是物体的比重。水泥比石头轻，那就在它肚子里加铁，变成三十吨重，这样一来比重就比石头更高，在龙口会战最艰难阶段，把它们投下去，能做到万无一失。

　　七十米宽、三米落差的龙口,江水汹涌而下，一块块特大石块和四面体轰然投到水中却在转瞬之间被冲得无影无踪。堤头上、指挥部里，纸屑满地，大小头目如热锅蚂蚁，团团乱转。这景象，估计能让总策划王立军和总导演鄢蔓在梦里都能乐醒过来——好好看耶！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流量是按照同时期历史最大流量的平均值再加20%的系数得出的，凑个整儿成了10000，招标时再加成10300。照此一算，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数字自然涌现眼前。当然，这是工程本身科学的、安全的保证，必须按照上限而不是下限来设计。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正是拿着这些数据和三峡的施工者们每天争论不休。对于工程人员而言，问题要简单得多。“实验室的数据和实际施工根本不同，他们求的是保险。”总指挥彭启友是林局长在工作上的主要争论对手，“见了面就要争”。原因很简单，每多准备一卡车的土或石头就意味着几百元的投入。

　　天公做美，到了真正截流的时候，流量只有八千左右，而且，导流底孔的分流比设计的还要好。所以，最后龙口的流速只有五米多、落差两米多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用葛洲坝人的话：要不是交通部公告11月1日导流明渠停航，10月下旬就截了，或者说想什么时候截就什么时候截。

　　直播的难度到底有多大？

　　流行的说法是，这一次的长江三峡导流明渠截流的直播是一次简单的任务，我们就再关注一下直播的难度。

　　本来确实应该是一次简单的任务。97年大江截流的技术、节目人员班底，两年多来几十场直播积累的丰富经验，三峡总公司的大力支持以及当地人民的翘首以盼，这完全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

　　可实际上真是太难了！

　　首先本次直播设计了一个1+13的系统，就是只有一个机位是系统内的，其他都要用微波传回机房。要知道，施工区内来来往往的都是四到五米高的车辆，为了微波机位的信号都能顺利回传，只好将上游戗堤的机位设在下游方向，下游戗堤的机位设在上游方向，于是轴线关系变得异常麻烦。

　　麻烦不会吓倒评论部人，可是三峡总公司却突然将截流时间提前了十天！十天哪！原本细化节目方案的时间没了，磨合系统的时间也没了。11月6日就要截流，而我们原先预定的住宿船到达指定位置的时间是11月8日——一个先头部队进驻的日子。

　　不仅如此，截流施工真正艰难危险的时期是龙口宽度四十至一百米之间时，而这一进程按工程进度将发生在11月1日到11月3日之间。我们的直播不光是为了仪式性合龙的瞬间，也要展现难度最大的截流最艰难的时刻，于是，时间又少了五天。而我从宜昌回北京参加三峡截流直播报道的“静之湖会议”的时间是10月26日，原本这只是一个用不着我参加的广听众议的神仙会。




　　给长江结扎(3)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由于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合龙仪式，原本简单的可以轻轻松松做的直播完全改变了性质，成了一场以时政直播为主导的直播，而且，对领导人出席的所有重要仪式都要有所交代与报道。虽然这都是中心庄主任、采访部肖主任要应付的事情，但是架不住方案一天三变，节目方案要调整、相应的机位也要调整，时政第一嘛！

　　除了常务副总导演兼上游戗堤召集人兼张羽的现场导演兼三号机点长的吴宁外，可能没有人能记得清到底有多少次调整，反正开始的时候他发给大家的本子都是标注日期的，比如1101版、1102版，到了后来全变成了1104B、1105A之类的，最后一天干脆以不变应万变，不出也来不及出新本子了。

　　直播那天，我们在领导人要去的上游戗堤增加了从其他地方减下来的两个机位，以空间换取时间，用数量补足质量，反正不管你到哪里，我们总共有七个机位，可仍然没想到李委员长拉着吴副总理一起接受采访。张羽自然是准备充分的，可是由于我们的机器要保证两个领导人出镜，原本庄主任已经同意要给张羽几乎和首长一样大的并且是连着切出的特写镜头没了。从采访镜头的效果看，邵大伟、董汉卿都是最出色的时政记者。那天，中央警备局只同意主持人和一个摄像记者进采访圈子，可自从邵大伟高举着三角架和机器，蚂蚱般地串着身后的录音和微波，嘴里嚷着“我也是，我也是（中央电视台的）！”闯进圈子以后，秩序就失控了。到处是一串串中央电视台的黄绿色衣服。委员长夫人朱琳在结束采访后要过去合影，发现已经被中央电视台的微波线拦腰绕住，急得警卫连喊：“让阿姨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总导演鄢蔓的政治成分是一群众，而且打会走路以来第一次担当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几乎被搞懵了，吓坏了，折磨垮了，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所以，在直播结束以后，一个有多年党龄的老同志在和她热烈拥抱之后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激动地说道：“你，做得真好！”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1)

　　第一个空中作业点拍人民广场。从楼群飞进去，下降高度，转了两圈，发现楼群中气流较大，想升起来，飞机动力不够了。因为刚起飞不久，油料是满的，身子太沉，小转弯做不了，往上升吧，就像载重的卡车上坡，只听发动机吼，不怎么见动静。这时我多少有点毛了，飞三峡夔门突见过江电缆时，飞机瞬间急降六米都没慌过，航拍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大不了就算为十六大献了礼，但这会儿不行。

　　为十六大献礼，评论部当仁不让，正摆弄着一部多集的《千秋伟业》，据说是朱总理 “钦定”的，讲长江防洪工程的事。根据计划，节目组从8月底到10月初，沿长江进行航拍，从金沙江流域一直拍到了吴淞口，进行了一次评论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中之旅。

　　前所未有的空中之旅

　　陈 虻

　　由评论部制作完成的反映长江全流域四年来水利建设成就的特别节目《千秋伟业》已经播出了。这个片子每集二十五分钟，一共四集。第一集是《决策》，重点反映当亚洲金融风波掀起以及我们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挑战之时，党和国家提出利用发行国债拉动内需、一千多个亿用在建设水利设施的整个决策过程。第二集讲的是《保安工程》，全面反映长江沿岸大堤的建设情况。第三集讲的是《移民建镇 退田还湖》，反映的是移民建镇、退田还湖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宏大举措的实施过程。第四集讲的是《封山育林》，主要讲的是如何利用生态保护，来减少长江的水土流失造成的河道淤积。

　　这个系列片子播出以后，社会反响很大，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专业、也很有创作水准的节目。请相关部门的领导前期审查时，他们就认为内容非常详实，而且叙述也很清晰，有说服力。

　　如果总结一下这个片子的经验，具有强烈说服力无疑是一大特色。它与一般的只说一些口号，或者说只是在一味地说好的那种正面报道相比，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科学态度，具有一种扎实的科学精神。它使一个即使不太了解水利建设的普通电视观众，在看完以后，也能够感受到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良好思路，看到一个治国方略是什么样子，同时更能够看到水利建设对整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专业制做与宣传效果上来说，片子是成功的，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

　　接到这个任务是在7月下旬。做一个长江全流域的采访，并且要求在10月份播出，这对于我们而言，实际上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当我们第一次跟水利部接洽的时候，水利部部长当场就提出来说：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非常具体的拍摄方案。我在现场算了一下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具体工作第二天就必须开始，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要进行全流域的采访，然后再进行全流域的拍摄，之后要进行后期的制作。尤其是对方还要求进行大量的航拍，所以这个片子制作的最大难度就是时间紧。而时间紧的同时，还要强调片子必须能够达到专业水准，能有说服力。这确实是对每一个参与创作的具体编导与摄制人员的一次挑战，也是对他们基本功的一次检验。《新闻调查》的徐涛、《纪事》的刘鸿雁、《直播》组的樊馨蔓三位同志担当了这四集节目的编导，其中樊馨蔓一个人承担了两集，工作量比较大。他们三位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十分辛苦，“十一”都没有放假休息，一直在坚持工作，直到播出的那一天。

　　此次拍摄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作就是航拍。这次航拍一共利用了十一个机场，飞了十八次。据知情人士说，如果在十一个机场起降、飞十八个航次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航拍全中国了，也就是说它的难度相当于把全中国航拍下来。香港回归时的航拍只需要联络一个机场，打通机场关系允许你起降，就可以飞了。而这次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十一个机场取得联系，而且要飞十八次，尤其是8月到10月份正是南方的雨季，这样的航拍难度可想而知。在联络的过程中，白河山为了拉关系，喝吐了好多次，非常不简单。我们原计划是二十天拍完，但是航拍整个下来持续了一个多月，花去了三倍的时间！在航拍的过程中，何绍伟、白河山，还有从《时空连线》借调来的高忠，他们三个人在前方完成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航拍任务，付出了非常大的风险和代价，他们节假日都是在外边过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很多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艰巨的工作，张晓制作了音乐，《百姓故事》的陈真进行了后期合成，还有资料工作是由孙凯、刘波和林玮完成的，而张步兵则为节目的后期制作提供了设备保障与支持。甚至在最后播出之前，责编李长胜又把一道关，堵住了不少漏洞。每一个参与节目的同志，他们都非常尽心尽责。

　　如果说这个大片是献给十六大的一份厚礼的话，那么我还想说它也是献给我们自己辛勤劳动的一份回报。

　　航拍难难于上青天

　　白河山

　　2002年7月，根据朱镕基总理指示，国家水利部与中央电视台决定联合制作一部四集专题片，全面反映98抗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举国债、兴水利的伟大成就。该片计划在“十六大”前作为献礼片播出。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2)

　　新闻评论部接此任务后，由梁建增主任整体部署，陈虻副主任挂帅指挥，特抽调了何绍伟、刘鸿彦、樊馨蔓、徐涛以及各组的大腕摄像组成精锐部队。整体的采访摄制工作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围绕长江流域生态建设、堤防建设及沿江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展开的陆地采访拍摄；其二是沿长江上、中、下游进行航空拍摄，空中看长江，全面展示长江风貌。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全流域、大范围地航拍长江。

　　很难想象，这么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在航拍实际操作中，竟然进行得相当艰难。

　　正值我们紧锣密鼓筹备航拍时，传来喜讯，台里酝酿多年，专门定购的航拍专用直升机即将到货，预计在8月份我们的节目投拍时正好能用。这样，我们认为此次航拍可能比以往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三峡第一次截流会方便得多。自家的飞机可随意调度，航拍效果一定很好。

　　然而，随后的航拍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和如意。

　　8月份，在我们准备航拍时才得知，台里虽然拥有了飞机，但不能马上使用，接下来需办理运行许可证等一系列手续，还需招聘自己的飞行员。另外，我们所购买的景德镇生产的“直——11”型直升飞机配有一个发动机，只适合在平原地区飞行。在海拔高、地形复杂的地区，此飞机根本无法执行飞行任务。

　　为了不耽误节目的整体制作，我们租用中信海直公司的一架原产法国的海豚型直升机进行航拍。台里的航空顾问陶琪大校告诉我，不管是用自家的飞机，还是用别人的飞机，申请办理飞行手续是一样的复杂。

　　这次航拍涉及点多、面广，飞行范围包括云南、湖北、安徽、上海等九省市，空域分属成都、广州、南京等三大军区，前后共使用机场十一个。两个月的协调飞行工作，我深刻地体会到航拍真难，难于上青天。

　　首先，航空拍摄程序复杂、审批难。正规程序应提前三个月由广电总局向总参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分别报各大军区、大军区空军、民航所属局、民航空管局、空军机场所属部队、空军机场、民航机场，这些固定程序都需用文件形式一一报批，缺一不可。

　　军方在审批上格外谨慎，对我们的申请也进行了反复研究，每个环节都需我们耐心等待。为了早日促成此事，我们绞尽脑汁，动用了公方、私方所有的关系。台里航空顾问陶琪的父母原来都是军方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老战友、老部下也都为这次协调工作出了不少力。何绍伟凭借多年的老关系，与空军司令部、民航总局各职能部门多次联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及时、重要的帮助。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飞行计划，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批准。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同行们，因没有得到最后航拍批示，至今还在苦苦地等待。

　　其次，航空拍摄环节多，协调难度大。航拍计划经中枢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相当于完成了整个协调工作的十分之一。下属的机场、航空管制部门仅仅算是知道此事，随后，诸多的具体工作根本不予落实。申请飞行的单位需要一一去拜见。如果某个环节没拜到，届时就会因气象条件不好、飞行路线不明确等等理由控制飞行。

　　最后一难是指航拍本身真艰难。现在的航拍标准高，要求表现力强。编导设计的每组镜头，几乎都很明确，要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立体地表现空间。拍摄时，经常要最大限度地靠近被拍摄物，然后再进行多种艺术变化，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航拍专家何绍伟为这次航拍精心设计了多组表现力极强的镜头。他时而贴水面飞行，时而穿楼群飞行，地面上的人见到我们的飞机都觉惊险。《时空连线》组的优秀摄像高忠，这次虽说是第一次参加航拍，但也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素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位负责地面联络的朋友，在一个架次的飞行中，上飞机体验了一把。下来以后他描述说，简直吓坏了，当飞机大头朝下，做俯冲动作时，他感觉小便都失禁了，浑身是汗，还以为自己完了。机长告诉他，其实这只是简单的一个航拍飞行动作，并没什么。可以想象，何绍伟与台里播送中心技术专家王军，连续飞行几十个小时，该有多不容易！

　　致：全体《东方之子》的歉意

　　樊馨蔓

　　这是我无法改正，却是真挚诚恳的歉意。

　　事实经过：

　　自2002年9月30日开始，《千秋伟业》进入后期编辑状态。出于职业的本能，我一眼看中了东方之子的合成机房，因为这个机房内除了有可以打开的窗（很快就能够将不好的空气换走），有扑洒进来的阳光，工作台面向可开可关的门（谁进来了都一目了然，不用只听见身后的脚步声），更重要的是，这个合成机房有S-X的放机，D-V-W的放机，以及掌中宝小数字带的放机。真是一个宝贝好地方！

　　恰逢国庆七天假期。百姓故事的劳模们都集体去云南晒太阳了，我猜想“东方之子”们即使都在北京，也应该看看大街小巷，天安门广场专门为人民摆放的鲜花，以及代表了秋天的菊花啊。这个时候我进入东方之子的合成机房，心里是泰然的，心理是没有压力和谴责的。

　　头两天果然是太平盛世。除了百姓故事的男大象、女陈坚为了播出在我身后空气不通畅的机房任劳任怨改了两天片子，还有即使做了国家领袖也同样会是早起早收工勤勤恳恳干活的胡为杰之外，机房是我的！阳光为我照耀！黄昏为我降临！食堂的胖瘦姑娘们见我去了随时愿意一起为我服务！大盆子里面的排骨也都随我任意挑选着啃！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3)

　　一心一意。编辑（剪辑）速度与质量正常进行。

　　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可能是第五天。

　　机房门口一个不留头发的人一晃而过。任何人经过我都能看见，我说过这是我喜欢这个机房的理由之一。我正在做一个舒服、流畅、美妙的叠画。几分钟后这个人又来了，定在了机房门口。这次我看清了，是实话实说的著名策划人，小宣。但是他为什么要把头发弄光？为了接触阳光的面积再多一点？而且他居然一反常态，看见我不说也不笑。在他未开口之前，我先开口：“你来干嘛？”

　　无发小宣答非所问：“你什么时候用完机房？”

　　我回答：“我什么时候都用不完。”

　　同时我心里来气：小宣怎么说变就变？弄光了头发就不认识我了？那如果有朝一日升官了呢？还了得？多少民众要吃苦？

　　我大声问：“你是谁啊？”用意在提醒他。而且他们“实话实说”自己也是有机房的，何必楼上楼下地跑来问我“什么时候用完机房”？我正做着叠画呢！

　　“我是东方之子的。”无发小宣回答。

　　这时我才真正停下看着屏幕的眼睛，按下停止键，看门口。我说：“你不是小宣？”

　　“东方之子的”说：“谁是小宣？”

　　（对不起，小宣，新闻评论部还有人不认识你，而且这个不认识你的人还长着你没有头发的样子！好像还长得比你威武一些！不过这也是正常的，是不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嘛！你要平常对待！）

　　刹那间，我的语气变得客气。黄世仁回来了！我心想，好日子可能到此为止了：东方的之子要来编片了！

　　“无发”说，他姓沈。哦，小沈。然后他问我：“你们的机房呢？”

　　我如实回答：“我没们。只有我。”

　　一个没有小组组织的人是没有机房的。不但没有机房，还没有聚会，没有交游，没有“去……开个会”。我基本属于退休反聘。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情况。我对此没有意见。有时暗自窃喜！

　　其实在这时，就在我内心开始越来越沮丧的时候，东方之子们的夜生活序幕正在徐徐被拉开。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

　　彼时陈虻主任给我们规定的期限是：10月10日看初编版，10月12日——10月15日配音…… 写到这里我突然对这个日期产生了怀疑：是这么规定的？十天编出四集的初编版？我给刘鸿雁打电话，她说记不清了好像是这样。我们的脑细胞都似乎受到了损害。

　　我心里一直认定着10月10日这个将凝聚悲与喜的日期。我与小沈切磋：你要用多久？大概几个小时？

　　小沈面露微笑如实相告：他或许要用两天，因为还有在拍的素材还没有送来；东方之子是日播节目，他用完了还会有其他的人来用。

　　我顿时傻眼了！每个机房都有人，连预备机房都被刘鸿雁天天泡着《绿满天涯》，而按照10月10日的规定我还要交两集，我又不会熬夜，午夜以后我的智商基本退回到学龄儿童……在我傻眼的时候，无发小沈微笑着抱来了他的素材带。

　　给陈虻主任打电话，不通；给梁主任电话，通了。对不起“东方之子”的事情终于开始了：我请主任能否再帮我协调一个机房。主任了解的事实是，已经没有机房了，鉴于我带子的特殊性，还得继续使用东方之子的机房。梁主任询问我的工作时间，我的工作时间非常刻薄：每天早晨7：00到夜里10：30。

　　肯定梁主任很快与“东方之子”的当家人张朝夕联系了。当小沈重新抱起他的带子，宽慰我说：“你编吧，我夜里十点以后来。”我根本分不清他是爱护我还是恨我。不过这种时候爱护或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个可以做特技、可以改变画面速度、可以放入所有素材带的机房！我也宽慰他：“你串片子的时候我让你！”（这句话让我付出了整整一天的代价！但是有可能改变小沈对我最初的看法，我安慰自己，总有所得！）我记得还安慰了小沈一句：你就比如是在美国吧！

　　但是毕竟窗外是一个新闻评论部的天空！是北京时间的早晨和夜晚。

　　一个让我良心不安的现实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青年，在这种严酷的现状面前，用他们自己的日播机房，却不得不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息时间工作：西半球的上午10：30左右，到傍晚7：00 ；北京时间将近午夜，至次日凌晨。

　　从小沈开始，一系列的“东方之子”们开始了为期大半个月的夜生活，与他们陪伴过夜的有技术小张、小阎。

　　那段时间我做贼心虚，脑子里面经常会盘旋出鲁迅《狂人日记》里面的句子。国庆节以后大部分时间我是关上了门编片子，与开始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最怕眼神，怕有人看我，怕“东方之子”的人像当初小沈般地看我。他们的善良肯定察觉到了我的心情，以至于他们白天偶尔进了他们的机房，也都默契地不正面看我，而是看着柜子或墙，说：“就拿个带子，没事，你干你的。”以免我神经过敏，惊慌失措。这一点不夸张，完全是事实，可以询问东方之子的技术人员以及所有的编导们。

　　这是惟一一次我心生愧疚，却是决计不改的事件。恰巧《空谈》约我写稿，我觉得工作中的得得失失，拍摄过程的琐碎经历，努力工作的奋斗决心，人人都有，而像我这样大面积伤害人的事情，我希望不会很多。所以借《空谈》的篇幅，向全体“东方之子”的人员鞠躬致意，致歉意，致敬意，并且：欢迎你们回到北京时间！




　　朱镕基“钦定”《千秋伟业》(4)

　　与此同时我检点一下自己：两个二十五分钟的片子，二十天的时间拍摄，几乎一个月的时间编辑，同事们都说“真快！”“不错！”鼓励我。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能力很强的人不会像我这样工作。比若我心中的偶像007，人家一边拯救着世界，一边用了同样多的时间花费在咖啡桌边以及柔软的床上。而我，私生活的损失无可计量，同时害得东方之子的兄弟妹妹们黑白颠倒。

　　让我有所安慰的是，我辛勤地劳动了，我希望能够印合《品格的力量》中的一句话：劳动是一种能力的训练，是一种严格的纪律的训练，劳动是人类的老师。人们在劳动中养成相互合作的习惯。

　　这本书一直伴随着我整个的后期编辑过程。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1)

　　再次经过这一地区，我们已决心漠视这里许多更值得报道的事情，然而我们的心又再次痛楚：零乱的墓坑依然零乱，许多绘有色彩的棺木依然被弃掷在墓口，只是上面没有了色彩和图案——这意味着没有人肯稍微劳动一下，哪怕把它们就放进墓坑里。

　　这里已没有了文物部门的人员，但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对文物感兴趣的人——盗墓贼。一伙儿盗墓贼又被我们惊动，远远看到他们车子卷起烟柱，向楼兰方向逃去。我们又一次打电话给新疆文物局，他们没有细问；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再次打去电话，他们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这是一次不平凡的采访，在号称“生命禁区”的罗布泊进行徒步追踪报道采访，绝不是一件常人所为的事情，但是新闻评论部人做到了，不仅穿越成功，而且报道出色，这很难得吧？《纪事》的郑永志、李建明和《直播》组的谢子猛、马挥、荣欣、王立春六个男人在长达三十多天的日子里，始终团结在《时空连线》的张泉灵周围如一人，跟天斗跟地斗跟盗墓贼斗，其艰苦其艰辛其艰难，有下面文章为证。

　　面对罗布泊这个坑

　　谢子猛

　　人 物

　　面对罗布泊这个坑，我们能装出大无畏的样子完全是因为请到了赵子允和吴仕广两位最权威的沙漠专家。单从名字上看，这两个人更像一文一武，赵子允让人想起赵子龙，吴仕广则像一个对仕途充满理想后来被锦衣卫收拾了的骚客。其实赵子允是个干瘦的老者，还没赵子龙一条腿沉；吴仕广如果生在明朝就是东厂的头子。

　　赵子允是地矿部门的高工，号称沙漠王。我认为他愧对这个丰田车的称号。一方面他的观念是“老地矿”的观念（当地人语），缺乏时间观念和效率观念，另一方面在原单位退下来后，他拉了七八个人十几条枪开始往罗布泊发旅游团、探险队挣钱。由于缺乏正确的经营理念，他把增加利润与降低成本完全等同起来。从我们的遭遇看，他的越野车能在车队行驶过程中甩出前轮，给养车因为没有加力，离合器片子烧透且钢板断裂最终彻底歇在沙漠里。如果靠他一人，节目播出大约在冬季。说这些不是为了诋毁他，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再有那边的节目，别像我和马挥一样信了他的虚名，咱们吃亏上当就这一回。

　　幸亏还有个吴仕广。此人系库尔勒人氏，同样搞旅游，同样黑，但活儿漂亮，曾进出罗布泊四十多回。大家一致认为他可以为“人精”一词作注脚，在任何地方，他都是活得最明白的那种人。有朝一日他成为什么大人物或被我国家机器处理掉，我都不会吃惊，那都是他应得的。和他相处很愉快，即使他的狡猾在明面上。虽然赵子允从始至终同我们在一起，这次进出罗布泊更大程度依靠的是吴仕广的能力。

　　也许有个人最能说明这两位沙漠专家的区别，那就是在罗布泊遇难的余纯顺。余纯顺徒步行走罗布泊时，请赵子允作为他的向导，因为一个关键岔路口的标志没做，余走上了不归路。余纯顺失踪后，当地政府组织寻找，结果是吴仕广找到了他的遗体，吴亲手掩埋了余纯顺并为他立了碑。之后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在余纯顺碑后立个碑，悼念余纯顺并留下自己的名字。有的碑上刻着赵子允的名字，但没有一块碑上有吴仕广的名字。余纯顺面前的吴仕广不是一个商人。

　　动 物

　　夏日罗布泊号称生命禁区，但依然有动物艰难地生存在这里。红柳、胡杨和麻黄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虽然沙尘掩盖了它们的绿色，但在它们身边依然聚集了许多令人生厌的昆虫。

　　有一种黑色的甲虫，只要有人在麻黄边稍一驻足，就会搭帮结伙地顺着脚往腿上冲。没人知道让它们冲上来的后果，最没有防范的马挥曾被一只疑为女性的甲虫嘬了大腿一口，但也没有其他症状，估计仅仅是为了表示好感。需要隆重推出的是一种叫草蹩子的战士。这厮浑身土黄，有六条花腿，黄豆大小，平时靠吸食植物的根茎为生，但它知道这不是它等待的生活。如果有男性在荒野中小便，它会以最快速度走最短距离杀向人的两腿之间。“专叮泡子！”（当地人语）。它叮人的方式是钻入人的体内，并且每天身体涨一倍，不到一周时间，就能发育得拇指大小。这时你千万不要揪它还露在外面的后腿，因为那会使它的上半身彻底断在你的要害部位里并开始腐烂，你只能回城市开刀。据说这时应该拿烟头烫它，让它自己缩出来，但很难保证你的手哆哆嗦嗦不烫着别的。我们防范它的方法是把裤腿扎得严严的，因而捕获了满满一瓶馋得不行的健壮草蹩子，带回北京并于例会期间撒在了会议室内。

　　说一说让人愉快的动物。当我们的车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在盐壳地上磨蹭时，四周能看见的只有地平线，这时一只黄羊从我们左侧的地平线轻盈地跃出，只三跳两跳就消失在右侧地平线，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速度把它优雅的身材印在了我们脑海中。

　　生 活

　　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戒掉豆豉鲮鱼罐头、双汇火腿肠和娃哈哈矿泉水，在我打上这些字时又一次感到胃部不适。

　　伙食上的亮点是我们先后把四只活羊拉进了罗布泊。第一只羊经一路颠簸在大车斗里遍体鳞伤，张泉灵看着它时眼泪都快下来了。她甚至和它对了几句话。当晚上大家狼一样冲向羊肉时，张泉灵坚持只吃黄瓜，拒绝吃她的朋友。当然后来她反省了自己的妇人之仁，在吃后几只羊时变本加厉，比较疯狂。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2)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在荒漠的劲风中露天拉屎，对此反感的读者可以掠过此段，吃饭时再看。找好风向，把自己埋伏在茫茫暮色中，远远看着营地的灯光和人影。平时难以看到的星星纷纷涌现并淹没了很多我熟知的星座，劲风贴着地面从两腿间滑过，平添卸货的快感。手纸离开手指的瞬间已在十几米外，就像飞刀出手。这时衣襟在风中猎猎作响，站起来的一瞬间豪情万丈，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记住这个地方，明天不要踩到。

　　工 作

　　前两天的直播单纯是现场信息，因为我有一个错误观念——国际上通用的现场报道加VTR的形式是因为没有太多现场信息不得已而为之，如CNN记者在阿富汗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背景下串场加上白天的短片，而我们有现场信息而且只有两分钟的窗口所以应该把现场信息用足否则何必直播。事实证明现场信息不如白天的镜头好看，所以后两天的调整增加了可看性。

　　关键是积累了艰苦环境下用小型化设备直播的经验。以后有这样的机会还应该多练。希望以后在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厮杀的各国记者中有咱们评论部的兄弟，中国人也能在第一时间看别人的热闹，拍好了有人可夸，拍虚了有人可骂。

　　撮火罗布泊

　　马挥

　　本来真的没什么好撮火的

　　一个成都的叫李勇的小兔崽子上市一支概念股：夏季单人徒步穿越罗布泊。点子不错，又是罗布泊无人区的神秘，又是遍地西域三十六国的古老文明遗迹，加上彭加木、余纯顺这样成名英雄就是在那里、在夏季遇难，让这孩子又借上一把劲儿，叫他嚷嚷得成了一件事了。咱《直播》组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借他的事用超小型的直播设备玩一把极端恶劣自然条件下的连续直播式跟踪报道，不也以前没人干过吗？不也挺牛的为新闻中心做个贡献吗？架不住咱央求，建增花节目经费买下了这支股票。

　　有了中心和部里的支持事情就好办了，咱请来了中国最牛的环境医学专家刘洪涛，既保障了全队的身体安全又取得了科研数据，既实惠又说得出口；咱又鼓捣来中国网通集团无偿投入最新的几种小型化直播设备，包括传送费用都是网通自己付的。他们也愿意借此事实验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保障通信的能力，应急通信干的就是这种活儿。如此这般一闹，咱让这事儿升值了。

　　实话实说，一趟下来，咱干得不丢人：连续五天直播信号送回台里，五天按计划在晚9：00的《现在播报》中开直播窗口，最后一天因李勇是在上午完成穿越的，咱把直播窗口开在了《新闻30分》。几个小时里就把直播窗口临时协调落实，于今也是不易呀。如果不是赶上黑龙江煤矿瓦斯爆炸，21日穿越成功，22日相关的《时空连线》和《东方之子》就播出了，前后方密切配合，这活儿干得不软。至于说大伙儿吃了点苦，那叫高兴，不是花钱就能吃上这份儿苦的，这不撮火。

　　◇ 撮火的事，最初是因为有盗墓贼

　　6月2日，是我们预订罗布泊实地路线考察的最后一天。上午我们从土垠遗址出发，沿古代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楼兰道向方城遗址行进。在一片高大的雅丹地貌中，我们惊见盗墓贼的踪迹：一堆锹镐、一团铺盖和一口铁锅，铁锅里的面条还是热的。这个季节里只有像我们这种做探险考察的偶然进来，再就是盗墓贼了。

　　大伙儿很快发现一个雅丹顶上的盗洞和另一个雅丹上成片被盗掘的坟墓：几具木乃伊已被盗墓贼撕裂开，为了取得他们身上的丝质衣服；其中一具女性木乃伊双脚指甲上涂的红色指甲油仍清晰可见，另一具男性木乃伊的头颅被扔在一旁，竟是惊人的完整，连眼睑都没有丝毫破损。专家惊叹这在以前从未有过，连举世闻名的楼兰美女鼻子都是破损了的。我们把他称为楼兰美男子：他是欧罗巴人种，岁在中年，黄色的胡须剪得很精神，黄色的头发自然卷曲，中间扎起一缕。在另一处墓地里，彩色的棺木木板已不知去向，余下几个被火烧过的有颜色的棺脚。要偷就偷，别糟蹋东西呀，让人撮火。

　　随队的罗布泊专家称：楼兰附近从未发现过这么大规模的墓地，这对解开楼兰都城之谜、楼兰墓地之谜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将情况紧急用全球卫星电话报告《直播》组制片人何绍伟，他又向评论部、中心领导做了汇报；何绍伟又让我们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报告；国家文物局情知此事非同小可，马上通知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局开始做紧急准备。

　　到傍晚时分，罗布泊突起一阵怪风，吹得砂石飞扬。怕那颗“楼兰美男”的头颅被风吹下山崖，我们派出一辆车五个人去现场察看。路上大伙儿心里打鼓，该不会盗墓贼又回去接着挖吧？临近那里两百米的地方，突然有人从盗洞里出来。一个、两个……一共见到六个家伙。他们并不惊慌：四个慢慢向坡下走，两个在原地监视我们。对恃中，我们摄下他们的录像，然后仓皇掉头逃了回来——实在是没法和他们拚，我们人少没家活儿，中心又指示我们首先保障自身安全，别去招他们。

　　撮着火，回到营地，又打电话给新疆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尽快派人来抓坏蛋，顺便保护我们的安全，同时应布置警力，在进出罗布泊的五个口子上封堵——这帮坏人要出去，必须经过这五个地方，最快也要十六个小时。自治区告诉我们，公安和文物部门的人员当晚9：00从库尔勒出发，马不停蹄赶来，预计次日中午到达，要我们做好自我保护。我们全体动员，分班值守，并决定再调人员、车辆带着给养进入，做好后续抓捕及文物保护的报道准备及物资准备。在这个地方，每一滴水、每一滴油都是五百公里外运进来的，少了给养别谈干活儿，活也活不成。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3)

　　6月3日中午1：30，巴州公安局与巴州文管所的两辆车赶到，我们迅速为他们人添食、车添油并详细介绍了情况及地形地貌，一同商定了抓捕方案。下午2：00，我们两辆车加入他们的队伍，分配好向导和对讲机就出发了。一路上，昨天挨了盗墓贼欺负的人都十分高兴：昨天打不过你，今天我们把大哥叫来了，非收拾你们不可。俗话说，什么仗什么势，就那模样。

　　到达现场后，只发现了新鲜的车轮印子，盗墓贼全无踪影。大家分头展开搜查，同时一组人带着对讲机奔到雅丹顶上了望。这一招果然有效：藏在远处的盗墓贼忍不住了，开着两辆车想逃，车一动，立即卷起大股尘土如同狼烟，被了望哨发现，指挥车辆分头围捕。七个盗墓贼在警方两次鸣枪示警后投降。回到营地后从他们的车里搜出了丝绸衣服、地毯等不少文物。这些一千七百年至两千年前的东西尤其是地毯仍色彩如新，令人叹为观止。

　　一次完美的抓捕行动。盗墓贼们绝没想到我们有卫星电话可以报警，他们不怕我们是觉得我们出去报警，既便警察要来，最快也要四天时间，哪知在我们报案三十小时之内他们就已经被拿下。当然我们的代价也不小——卫星电话被打得爆掉了，卫星电话公司认为这部电话出现异常，可能被盗，把电话给停了——估计话费在两万元人民币。

　　我们忙着向家里报捷，要求尽快提前把直播设备调进来，大干一场，连我们请的那些对罗布泊十分熟悉的司机师傅都知道这事情大了，短时间内他们一定会留下来和我们在罗布泊里熬上一阵子回不去家。还是何绍伟比较油，一定让我听到文物局的积极反响再向里面投直播设备，我说没问题，这就向文物局报捷。

　　接下来的6月4日，更是撮了一肚子火

　　什么叫晴天霹雳？什么叫当头一棒？在和新疆文物局副局长打了那通报捷电话后，我明白了。

　　他传达了国家文物局、自治区政府的四点意见：

　　1． 带回所有已出土的文物；

　　2． 对现场进行清理回填；

　　3． 暂不再派人员进来，以后待正式发掘手续办好后再进行工作；

　　4．央视报道要经自治区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同意后再进行报道，以免引起连锁反应；对破案可以报道，但不得提及文物价值和地点。

　　人家传达后连句客气话都没有，把以后联系的可能性堵得死死的，就挂了电话。各位同仁一定认为这四点意见很对，其实不然，容后详说。

　　接下来的6月4日，更是撮了一肚子火。巴州文管所的人得了上级的指示，对我们像防贼似的，口风甚紧，搞得我们知道错了，错在给人家添了麻烦，添了堵。但是没辙，该干的事还要干：领着文物局的人看现场、带他们找到一处处盗墓贼掩藏起来的文物，那份下贱就甭提了。实在是文物价值重大、考古价值高，否则真想“打死也不说”——光色彩斑澜的彩棺棺板就是十余块，最少属于三具棺材，而这之前楼兰地区仅发现过两具彩棺，其中一具被锯成八块，那厮被判死缓。

　　公安的同志也有收获，对盗墓贼攻心有术。一个家伙交待他在被抓的时候，把一块铜镜随手藏在沙土里了。公安随即带着他起出了这面铜镜。在场的楼兰学会副会长何德休惊呆了，偷偷跟我们讲，上面有四个汉字：君宜高官。说明这里的墓葬完全不同于小河墓地、太阳墓地的本土文物，而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意义完全不同了。如此多的彩棺印证这里不是一般的墓葬，极可能是楼兰贵族墓地。

　　然而我们眼看着如此重大的新闻不能报，眼看着公安部门势将由此展开一系列侦破工作而凑不过去，眼看着两天之间文物因无妥善保管措施而迅速变质变色而无奈，这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我们的给养已经运到，但我们只有把给养放在大本营——我们要撤离了，当这一切未曾发生。

　　临行，我们请文管所的同志随意挑选食品、物资供他们使用，希望他们工作得更充裕一些、希望以此来协助文保工作——我们是记者，但首先是中国公民。他们纳了，没笑，也没说任何话。

　　我们就这么撤离了罗布泊，离新闻渐渐远去，离那些正在破损的珍贵历史渐渐远去。

　　各位同仁，还有最最撮火的事情呢

　　各位同仁，这仍不是最最撮火的事情。

　　当我们再次进入罗布泊展开李勇穿越报道的第一天，6月17日，我们再次经过这一地区，我们已决心漠视这里许多更值得报道的事情，然而我们的心又再次痛楚：零乱的墓坑依然零乱，许多绘有色彩的棺木依然被弃掷在墓口，只是上面没有了色彩和图案——这意味着没有人肯稍微劳动一下，哪怕把它们就放进墓坑里。

　　这里已没有了文物部门的人员，但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对文物感兴趣的人——盗墓贼。一伙儿盗墓贼又被我们惊动，远远看到他们车子卷起烟柱，向楼兰方向逃去。我们又一次打电话给新疆文物局，他们没有细问；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再次打去电话，他们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第二次进入罗布泊，又发现了近十处被盗古墓。我们发现被盗古墓一共二十余处。

　　随我们进去的若羌县的同志讲，他们在新设的罗布泊上只需要配套几名公安、几辆破车就能有效地把这个地方管起来，再不管就没得可管了，可他们没钱没权。




　　令人撮火的罗布泊(4)

　　目前楼兰文物采取全封闭管理的方法，实际上这种封闭仅对真正关心楼兰文物的人士以及旅游者有效，对于早已熟知此处情况的盗墓者它成了得天独厚的保护——这是事实。

　　再一次印证这一事实的事实是：6月22日中午，在我们完成穿越行动撤离途中，我们又遇到一伙盗墓贼，他们正开着一辆卡车和一辆北京切诺基向楼兰文物进发，他们比文物工作者更有信心发现珍贵的文物，因为他们在上一次的行动中已经发现并把它们隐藏好了，这次就是去像农民收获粮食一样把它们运出来；他们也许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因为他们早已因此换回成捆的钞票：地毯第一次出手的价格是一巴掌大一万块……

　　是否可以授予我们罗布泊报道组全体人员“堂·吉诃德”荣誉勋章一枚？不，不，我们不配，当我们明白那是风车之后，我们没有再战的勇气，只是我们仍执着地望着风车，不忍离去。为了我们这份固执，请授予我们“新疆毛驴子”勋章。“毛驴子”勋章是我们在罗布泊经常提到的一种荣誉：每当我们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因难，比如拣到一堆用于煮饭的柴禾，我们可爱的向导、新疆大名鼎鼎的“沙漠王”赵子允赵工都会乐呵呵地说：“好！给你一枚毛驴子勋章。”

　　“毛驴子”勋章，这让我们惦念着在罗布泊的日子和仍在发生着的事儿。




　　中国“军记”在巴格达(1)

　　不撤，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但是有一条，一手新闻比之生命的价值孰轻孰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掂量出来的。到3月20日开战，仍然选择留在伊拉克战场的记者大约还有三百名，一个星期前的数字是四百五十名。《纽约时报》的新闻发言人说，他们所能够接受的记者死亡数字只能是零，于是召回了巴格达的两名特派记者和滞留在伊拉克北部的几个雇员。当生命威胁已经超重于竞争利益的时刻，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华尔街日报》、《波士顿邮报》和全美发行量第一的《今日美国》。因而，进是趋势，撤也合乎国际潮流。

　　2003年3月26日晚7：30分，当连日来连续作战的《世界》栏目组同仁，正在享受疲惫不堪之后的无所事事，接到了他们想念已久的水均益打来的电话。而在此前，他们已经十几个小时与他失去了联系。

　　水均益、冀惠彦、杨小勇等三人已经重返巴格达。

　　重返巴格达

　　董方永

　　这成为很多报纸的热点，成为很多网站的头条，还成为新浪短信、雅虎短信发给订户的“新闻冲浪”中的重点内容。第二天，很多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新闻。很多没有看新闻的人纷纷在猜测，他是怎么返回巴格达的呢？

　　有人说，在3月26日美军向巴格达空投了一千零三名士兵，那三个零头就是水均益以及他的同事杨小勇和冀惠彦。

　　也有人说，他是躲在阿拉伯妇女的宽大的黑袍子中蒙混进去的。当然这种说法当场就有人反驳，说这不可能，这么流氓的行为不是小水的作派。

　　还有人说，小水等人是卸下了美军M1A2步兵战车上大兵们的行李，这样一来，装甲运兵车就能够轻装前进（此前推进速度太慢，是因为行李负荷超重），水均益等人跟在装甲车的后面，重新返回了巴格达……

　　不知道标准答案究竟是什么？

　　总之，水均益作为一“军记”，他做了他应该做的，回到了战争风暴中心的巴格达。他回到了最能体现一个“军记”价值的地方。同时也有力地回击了有关的传言，说他是远离风暴中心的战地记者，而且被污蔑为“占地”记者。

　　接到水均益从巴格达打来的电话，世界组同仁们本已发绿的脸上，出现了连日来少有的潮红，当然是由于兴奋。他们马上向中心作了汇报，并与台里协调于当晚9：00之后开直播窗口。与此同时，以陈耀文为首的世界组，没日没夜地干了数日之后，一群男女个个面黄肌瘦，但还是歇歇再干，依然做好了当夜再次进行连线的准备。但是当天晚上，连线的窗口被关闭，而且台里下达了明确的指令，要求水均益等人马上撤出巴格达。在所有人都在向前的时候，要让他迎着人们的目光后撤，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小水的心情。也许最让他无法释怀的是在重返巴格达的人群中，有我们的同胞。假如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向他离开巴格达的背影投来轻蔑的惊鸿一瞥，那在小水一生的回忆中，都将会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彻骨的冰冷。同样是“军记”，须眉岂能输给巾帼。中国的传统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此刻，作为与我们有着同样新闻理想的水均益，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就是积极努力争取。

　　3月27日，世界组一直在向台里请示，恢复连线窗口，但是直到晚上，台里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于是大家就放弃了与小水连线做视窗的计划，当然这也是在车轮战中难得的一个喘息机会，歇歇再干吧。但是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中国爷们——水均益发回的报道。世界组于是趁热打铁，接收了水均益他们传回的画面，从而成就了3月28日早上在《东方时空》时间播出的节目《战争风暴中心的巴格达》，并于当天晚上《焦点访谈》节目时间重播。

　　那时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期从美军导弹的狂轰滥炸的硝烟中掏出来的一期节目，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一个个镜头。这期节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处于战争风暴中心的巴格达，而且雄辩地证明了水均益真的在巴格达（因为26日晚发回的是电话报道）。在节目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同事拍摄的真实的战争场面镜头，真实的硝烟弥漫，真实的残垣断壁和废墟。这是我们一手的新闻画面。要知道，这比转播CNN的画面，节省了多少美金外汇。

　　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处于战争风暴中心的水均益接到了无可辩驳的撤出命令。我们知道远在巴格达的水均益，不仅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新闻理想（因为一直有很多人都在积极争取要去替换他回来，不知有没有写血书的），而且代表着中央电视台的形象，乃至中国人的形象。在国际各大媒体近似肉博的新闻大战中，水均益出现在最前沿，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多月，马上就是两个月的战地生活，小水黑了，或者说更黑了。鬓角由于长期疏于打理，本来就多的白发更是雨后春笋般地茁壮生长。观众不心疼难道我们也不心疼吗？我们不心疼难道有人也不心疼吗？

　　不撤，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但是有一条，一手新闻比之生命的价值孰轻孰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掂量出来的。到3月20日开战，仍然选择留在伊拉克战场的记者大约还有三百名，一个星期前的数字是四百五十名。《纽约时报》的新闻发言人说，他们所能够接受的记者死亡数字只能是零，于是召回了巴格达的两名特派记者和滞留在伊拉克北部的几个雇员。当生命威胁已经超重于竞争利益的时刻，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华尔街日报》、《波士顿邮报》和全美发行量第一的《今日美国》。因而，进是趋势，撤也合乎国际潮流。




　　中国“军记”在巴格达(2)

　　“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这是歌里唱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传说世界组的王强王博士都快长草了，当然更多的是家人的思念、牵挂和期盼。

　　3月28日晚5：00，伊拉克当地时间中午12：00点，水均益、杨小勇、冀惠彦等三人正式再次撤出伊拉克。与他们同时撤出的还有凤凰卫视在海湾炙手可热的闾丘露薇，虽然服务于不同的媒体机构，但是在异国他乡，同为来自中国的“军记”，自然会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切。虽然都不能在各自的新闻阵地坚守，也许这样的不期而遇，会让彼此略感落寞的内心感到一缕温馨。那就让他们在转往安全地区的途中相互抚慰吧。我们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重返巴格达的路程充满艰辛，在后撤的道路上，八百公里的约伊公路同样险象环生，安全毫无保障。于是他们一行五人取道叙利亚。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叙利亚的签证，中国政府昭会叙利亚政府，由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派车在叙伊边境等候。

　　被弃十日谈

　　康锐

　　[双视窗]：

　　北京，中央电视台，250演播室，白岩松

　　科威特，喜来登饭店楼顶，EBU演播室，陶冶

　　白岩松：“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

　　“哈哈哈，每天都是天气，都他妈第五次问了，你丫天气预报啊！”陶冶狂笑着，在心中。

　　“是的，今天科威特的温度达到了33℃——”

　　今天的科威特才33℃，今天也只是我们离开北京的第六十天。如同战争一样，炎热而漫长的夏天不可避免地来临了。老天也将显示对这场战争的厌恶与烦躁，很快，一阵阵的尸臭，美国人、英国人、伊拉克人的；妇女、儿童、士兵的，将从废墟钻出，弥漫在空气中，在巴士拉，在摩苏尔，在巴格达。

　　如果你是一个旅行者，从波斯湾尽头夏台阿拉伯河口的这个小国沿河出发，经过巴士拉后，沿着底格里斯河向西北方向，大约四百公里，在底格里斯河美丽的河曲两岸，就是中东地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巴格达；如果你走的是美英联军的进攻路线即沿着幼发拉底河，沿途还有纳士米亚、纳贾夫、卡尔巴拉这些新近才熟悉起来的地方，而古巴比伦的遗迹则在巴格达南部大约一百二十公里更靠近幼发拉底河的两河之间。不要对这著名的地方抱太大的期望，因为她多半会让你失望。尼布甲尼撒二世，一个大约和秦始皇同时代的伟大君王庞大的宫殿遗址散布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开发出来的地方，人为地用土黄色的空心砖恢复了当年的高大城墙，古老的城墙则在这种重压之下无助地喘息着。

　　让人吃惊的是城市的中央大街，路面上均匀地铺着一层沥青。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柏油马路。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使得沥青下面的路基，一层排列整齐的方砖露出来，缝隙中生满了开着黄色小花的小草，在微风中摇曳。

　　但是，这样的一条马路也不得不被破坏了，因为在它的下面，才是真正最古老的巴比伦城，汉谟拉比的巴比伦！发掘出来的只有大概五十米长的一段甬道，但城墙的坚固，墙面上塑像的精美，已经让一千五百年后的复兴者相形见绌了。

　　整个遗址北面地势最高的地方，一座完全用乳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宏伟建筑高踞其上，破坏着每个旅行者的心情，但无可动摇，因为那是萨达姆总统的行宫。可以想见在那里俯瞰整个古巴比伦的那个人的壮志雄心。早在公元前3700年，同是这块土地的统治者，汉谟拉比在他的法典引言中宣布：古时诸神早已预定，巴比伦应是世界上的至高无上者，巴比伦应担负起“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的使命。

　　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中最有发展潜力的一个，丰厚的文化底蕴、勇敢的劳动人民，地下无尽的石油宝藏、地上富饶的两河平原。可作为一个总统，萨达姆在二十四年里给伊拉克带来的不是古巴比伦王国荣光的复兴，而是两场半不幸的战争：八年的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和91年的海湾战争。随后是长达十二年的国际制裁。如今，第三场，也是他的最后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二十四年中似乎他的每一个重大的选择都是错误的。而这一次他已经别无选择。

　　下午2：00，远在黎巴嫩的水均益打来电话，讪笑着说他们已经定好了明天的飞机票，经巴黎回国。“骂我们吧！”他说。看来贝鲁特的美景与美女都已经阻挡不了他们回国的脚步，而作为B系统的陶冶和我，就只好被抛弃在了一个叫科威特城的地方，一个远离战场数百公里的地方，一个白天没逑事、晚上逑没事的地方。上面有死命令，绝对不允许再进入伊拉克，于是，乌姆盖斯尔、鲁迈拉油田，很多难得的机会都眼睁睁地错过了。我们已经或者说从来就不算是战地记者，我们是站在一个地方不许乱动的记者。

　　对B系统的抛弃还类似地发生在1991年。听信了美国人的动听谎言，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举行了反对萨达姆的起义，很快，他们发现美国人民解放军并未如约出现，他们坐着飞机回国了，于是，一场残酷的镇压随之而来。这也部分地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军队在南部没有得到预计的热烈欢迎而是遭到顽强抵抗的原因。




　　中国“军记”在巴格达(3)

　　对于战争，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一个乐观派。毕竟，1991年海湾战争，十几万的伊拉克士兵被杀死在逃亡的路上，他们有亲人；1991年来，严厉的制裁导致了上百万儿童、老人的死亡，他们也有亲人；六十八万的阿拉伯复兴党党员更是既得利益者，而萨达姆至今仍活跃在电视屏幕上。更重要的，这些年以来，伊拉克的宣传机器的运转仍然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血债到底会算在谁的头上呢？到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仍然在回避这个问题，你仍然可以看到无数联军和伊拉克人民军民鱼水情的镜头、图片，可这除了欺骗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应该说它更深的意义就是在于欺骗，为了让这场不义的战争进行下去。美国媒体这次的很多表现非常无耻，至少是充当了工具，舆论自由的大旗成了一块散发着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腥臭的遮羞布。毕竟人家的事情，谁都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痛，说起公正性，咱中央电视台这次比他们强多了。

　　至于说为什么还是输给了凤凰，水均益回来了，那是他心中永远的痛，由他来说吧。

　　用不着相信美国人已经进入巴格达中心的谎言，真正的战斗才开始，妇女、儿童、人体炸弹，也许，美国人的入侵会促进萨达姆终身追求而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的觉醒。

　　伊拉克人民说：美国，你赢得了战争，你能赢得和平吗？




　　阿文的噩梦(1)

　　推开会议室的玻璃门走进去的时候，我叫了一声“罗所长”，还记得他回过头看见摄像机一瞬间的表情。他提着暖瓶说要出去倒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说不必，这一下，能感觉到他胳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他声称对所有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的头，这老哥终于找着吐一口恶气的机会。“我不认识他，”罗贤文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他说所有的放人单都是院长签的。

　　采访完院长之后，告别的时候，他憎恶地甩开我的手。

　　“非典”刚过，《阿文的噩梦》就播出了。这期节目又让观众看到了柴静的杰出表现，看到了《新闻调查》人的风采与艰辛。这份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与形形色色的歹徒、恶霸、痞子、贪官污吏打交道，不得不冒充身份采取暗访、偷拍的“不光彩手段”。同时他们还得经常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甚至冒死身赴最危险的地方。只要阳光下还有罪恶，只要现实中还有不安定因素，调查人的角色就不会改变。

　　阳光下的罪恶

　　——《阿文的噩梦》手记

　　柴　静

　　6月7日

　　孙志刚案的采访刚开始，就被通知做不了了，主任安慰我们：“看看吧，没有别的选题就从广东回来吧。”

　　余仁山把他存了一阵子的猛题翻了翻，说有个广州的戒毒所卖吸毒人员出去卖淫，被公安取缔了。

　　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的人说：“孙志刚这个事已经够……现在的形势你看……市委市政府认为不宜采访。”他咳嗽了一声，加了一句，“要不给你一个特大妇女拐卖案？还有一个刚破获的贩卖毒品案？”

　　给制片人打了电话，张洁支持我们自己调查的想法。我们四个坐在空房间里想从哪儿开始。

　　想起采访孙志刚案，在法庭外等候的时候，有一位路过的蔡姓律师，留下过名片。打给他，请他打听这个案子的经办人。

　　他说“十五分钟后，你等我电话。”

　　下午，我们见到了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之一王云松。

　　案子曾经在二月公审，两个被拘捕的管教对参与交易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只是职务犯罪。“只是遵守院领导的创收规定。”

　　在此之后，这个案子就没了下文，现在也早已过了宣判的期限。

　　6月9日

　　辗转打听到了晚报的记者赵世龙，才清楚，一年前有一个被戒毒所卖出的女孩阿文，向他报料之后，阿文和他曾伪装成鸡头和卖淫女去买人，在与所长直接交易后，向警方举报，戒毒所才被取缔的。所长拘留了十五天之后，现在还在任。我们通过赵世龙向警方探问，得到的回复是当时交易现场的照片与录音已丢失。

　　只能开始寻找阿文。

　　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

　　阿文曾经在三个月前和赵联络过，说自己在赤岗附近，我们去那儿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司机叹着气说：“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在卷宗里找到了阿文家的地址，她姐姐说已经两年没见她了。迟疑了半天，她才说：“阿文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广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几天每天都要去阿文被戒毒所卖去的康乐村，想去找找线索。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从皮条客和招徕生意的鸡头身边挤过去，头发里都是不知道从哪里滴下来的污水。

　　6月10日

　　我们商量着寻找知情人，赵世龙翻箱倒柜找出一年前院里的退休干部寄给他的举报信，是揭发院长的贪污问题。

　　老先生已经退休了，说不出个所以然，给我们在本上写下个名字，说是所里的职工，有可能对买卖的事知情。

　　没有电话，只能自己找。听说第二工人疗养院的宿舍在怡乐路，我们趁着黑，找了两个小时。按到某一家门铃的时候，应门的人终于说“我是”。那七层楼的台阶，我们是拎着机器身轻如燕地飞上去的。

　　他告诉我们，这些吸毒人员其实都是从派出所买来的，每次五百元到八百元一个，再转手以两千元左右的价格卖给鸡头。这些年该管的人都来过，“招待得很好，笑眯眯都走了。”

　　所里也贩毒，还打死过十几个人。法医鉴定也做过，有人来闹过，告过，没有用。

　　“孙志刚那个，”他比划了一下“跟我们院里的比起来，毛毛雨。”

　　采访出来，我们开着车在广州漫游，希望能在哪一个街角忽然遇见阿文。

　　6月11日

　　长洲戒毒所现在已经是收治精神病人的康复科。

　　我们从广东台借了设备进去偷拍。为了配合呼和的东北口音，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我二弟进医院。幸好广东人对我的山西口音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的一瞬间，在赵世龙告诉我的位置，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肮脏得看不出颜色。

　　怎么说呢？那种气味。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喝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阿文的噩梦(2)

　　——“你，出去！”忽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呼和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们俩都怔了一下，我的第一反应是看夹着偷拍机的海南有没有被逮住。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出门的时候，遇到一群人，走在头里的是昨晚采访的知情人，看着戴着大口罩的我，眼睛一亮，几乎不能察觉地微笑了一下。

　　6月12日

　　今天再到院里的时候，我们带上了大机器。有院里的职工跟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低声说：“你们辛苦了。”

　　推开会议室的玻璃门走进去的时候，我叫了一声“罗所长”，还记得他回过头看见摄像机一瞬间的表情。

　　他提着暖瓶说要出去倒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说不必，这一下，能感觉到他胳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他声称对所有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的头，这老哥终于找着吐一口恶气的机会。

　　“我不认识他，”罗贤文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他说所有的放人单都是院长签的。

　　采访完院长之后，告别的时候，他憎恶地甩开我的手。

　　空镜拍得差不多了，决定回北京之前还是去一趟阿文家里，想见见她姐姐，留个信给阿文。拿张报纸顶着头在雨里等了很久，她姐没有见我们。

　　6月13日

　　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白天去了广东的几家媒体调查了我们的身份，才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我也希望她跟你们谈一谈，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立刻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距离地看着她。她是个年轻的女人，但是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部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出现重复，在旁边的司机听得睡过去了。不过我很少打断她，因为在这一年多流离失所的生活里，她没有机会把这一切说出来过，她只是在噩梦里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卖出来的时候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音。

　　她说：“我也希望能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我老是忘不了这句话。

　　6月15日

　　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波音737穿过雨云，冲进蓝色的天空，把头倚在窗上，额角抵着的地方能感觉到澄金一样的阳光温度。

　　我看了一眼睡着的兄弟们，也闭上了双眼。

　　在这样的梦里，不会再回到康乐村。

　　一 碗 红 烧 肉

　　项先中

　　刚下飞机，录音师老呼就呼了口气说：还是北京好。柴静补充道：北京敞亮。

　　结束了十天的广州拍摄采访，逃离了南中国的雨季，置身于北京干爽、温和的空气里，大家的心情都很好。但我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一半，在未来的二十多天里，我还得沉浸于南粤的阴霾中，面对着编辑机吭哧吭哧地煎熬。

　　熬了三天四夜，6月21日早晨初编大功告成。给摄像师孙海南发了一个字的短信：爽！

　　海南表示怀疑说不会这么快吧？！其实我理解兄弟们当时真实的想法：前期 “死嗑”下来的“猛题”千万别在后期给玩砸了。然后是制片人看片子，张洁给出的点评是：“太沉湎于叙事，调查感没有做出来”。意思就是说虽然片子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叙述将长洲戒毒所的黑幕给抖搂出来了，但记者通过自身努力发现线索、揭露真相的调查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改！

　　第二版编了一个礼拜，张洁看完以后仍然不满意。这一版将我们在广州的采访内容全部囊括在内，但缺陷也很明显，看过的人说像采访手记。这个问题就在于：前期拍摄采访的一些内容对于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必要，但要放在片子当中这些信息显得边远和无效，甚至会冲淡新闻事实本身。

　改！改！改！前前后后一共编了五版，播出版算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播出后张洁总结了三种编辑方式：第一是叙事，就是按照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来讲故事；第二是调查，记者的调查路径就是节目的结构方式；第三就是按照编辑者的思维逻辑来结构节目。事实上，虽然调查性节目充满了魅力，但这样的题材并不多见，大量的节目还得依靠叙事的方式来还原新闻事实。

　　事实上，这次调查确实并不完整，由于广东省公检法部门拒绝对此事进行采访报道，已经被捕的鸡头、戒毒所里的管教我们都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也没有拍到。节目播出后，北京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报社编辑打来电话询问有关细节，涉及的问题都是节目中的要害：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第二工人疗养院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等等。当时我对那位编辑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有些问题我们知道了你们也发不出去。编辑说：那怎么行啊，我们的读者很多都是外国人。我说：我也知道这几个“W”对新闻节目的重要性，但是这次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阿文的噩梦(3)

　　我不知道那家报纸最终转载与否，但从以上角度来看，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节目中有的只是一个图象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象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的“污点证词”，还有一场泼妇般的对质与抵赖。准确、深刻、平衡，这些《新闻调查》栏目一以贯之的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突然想到刚来《调查》时听赵薇主任说的一个关于萝卜与肉的比方。大体的意思就是，既然我们有能力将萝卜烧成肉的味道，那干嘛不直接去烧肉呢？中餐中猪肉的烧法不下于一百种，高雅的做法我不知道，最简单的就是红烧。这对那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绅来说显得太糙。

　　但就这样一碗油烘烘、烂巍巍的红烧肉，也许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饿汉的一次盛宴。

　　我得承认，这次我们的确是端出了一碗肉，而且是一碗红烧肉，味道除了肉味还是肉味，只是不知烧烂了没有，虽然已经煎熬了将近一个月。




　　高考黑幕(1)

　　事后，和广西的几个朋友闲聊，有一人说：“这对父母也太胆大了，敢拿自己孩子的前途来冒这种险，如果是我，把十万交了就完了嘛！”我说，“十万元对你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是天那样大的一个数字。”当时我话是这样说的，可心里却明白，老李怕是不敢让孩子今年去北航上学了。一个不公的现实是——许多法制进程的代价总是由那些最无力承担它的普通老百姓来承担的。

　　“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伙骗子所为。是呀，堂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印象中的北航风轻草细，一片高等学府的安详宁静，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和敲诈勒索这样的词语划上等号。

　　但事实就这样无情地发生了——

　　北航事件中的“老李一家”

　　萧 津

　　先介绍老李一家的基本情况：

　　李先生其实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但老实人并不意味着傻，事实证明，老实人被逼急了也会做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老李的妻子属于贤妻良母型，提起这件事就一个字——哭。

　　老李夫妇的孩子，我们姑且称之为小李，非常乖巧可爱，虽然是这件事的当事人，但看起来反而比其父母更显坚强，始终是神情自然、面带微笑地对待我们。

　　高考后的暑假，这一家人原本有很多愉快的计划。

　　小李考了七百二十分，广西实行标准分，七百二十分大约相当于原始分六百四十分左右。不论用哪种计分方法来算，这个分都不低，可小李还是说：“今年考试发挥得不好，要不也不会让父母这么操心了。”老李告诉记者，分数出来后，他们曾经希望孩子报考上海交大，但小李坚决不肯，一定要上北航。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北航和“神舟五号有关”，和“登月计划有关”，和“杨利伟有关”……北航这个名字，代表了一种梦想。

　　后来发生的事将一个孩子的纯真梦想击得粉碎。

　　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送孩子上北航，到最后下定决心将此事曝光，老李一家经历了剧烈的内心挣扎。“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我其实已经把十万元筹到手了。”老李说，“但是确实舍不得，十万元，我和老婆不吃不喝还得攒好几年呢！况且我的孩子分又不低。”所以老李交钱犹犹豫豫，很有些不情不愿，“跟他们打交道，受得那个气呀，别提了。”

　　但庞宏冰还是说“和你打交道怎么那么麻烦！”

　　其实，老李毕竟还是想让孩子上学的，他只是想能不能少交一点钱，或者能不能把通知书拿到手再交钱……“十万元呀，就这样交出去，连张收条都没有，万一拿不到通知书，孩子以后上学的钱都没有了？”可是，高峰、庞宏冰等人是等不及老李想来想去的。首先沉不住气的是高峰，一天晚上，他劈头盖脸把老李骂了一顿，威胁说：“不交十万元，通知书想也别想。”面对此情此景，一向乖巧懂事的小李对父母说：“我不想上北航了，我害怕，我怕分不清哪个老师是好人，哪个老师是坏人。”

　　老实的老李终于怒了，他抄起电话打到《焦点访谈》热线，并且留下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当记者赶到南宁时，老李说：“不是把我逼急了，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我生气他骂我，我还生气他让我的孩子没有步入社会就对社会有了这样的认识。”

　　接受采访，老李一家顶着巨大的压力，毕竟没有哪个父母愿意拿自己的孩子当牺牲品，一旦节目播出，大人被人指指戳戳也就罢了，孩子怎么办呢？就算能够上学，到了学校就不会受到校方的刁难吗？我们也对老李事先说明了利害，我告诉他：“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如果想知道事情真相，就要去考试院调查，要调查就不可能对职能部门隐瞒真实姓名。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同时我又劝他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也为别的人。在前期的思想工作中，小李的表现让我非常吃惊，她对她的父母说：“别管我，想说就说，不行我就去复读吧！”我问她：“明年再考，如果考不了这么高的分怎么办？” 那个娇美的小姑娘想了想，很自信地说“不会的”。于是老李夫妇接受了采访……

　　节目播出后，老李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感谢你们”；第二句话是“终于出了心里这口恶气。”随后，他停了一会儿，很感慨地说，“毕竟还有一方净土啊！”

　　后来，我又和老李通过几次电话，得知许多人都在寻找节目中老李一家的真实身份，有记者，有老李单位的同事，有介绍老李和高峰认识的人，也有不相干的人。有上门直接问“老李是不是就是你”的，也有不说话光拿眼神瞟来瞟去的。老李一家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孩子现在的心理压力很大，非常紧张害怕。”老李说，“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在人前表现得怎样。”

　　但我还是很佩服小李，毕竟这个小姑娘在关键时候拿出了自己的勇气，鼓励她的父母做出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事后，和广西的几个朋友闲聊，有一人说：“这对父母也太胆大了，敢拿自己孩子的前途来冒这种险，如果是我，把十万交了就完了嘛！”我说，“十万元对你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是天那样大的一个数字。”当时我话是这样说的，可心里却明白，老李怕是不敢让孩子今年去北航上学了。一个不公的现实是——许多法制进程的代价总是由那些最无力承担它的普通老百姓来承担的。




　　高考黑幕(2)

　　不过还有一件事也许可以让老李一家稍微笑一笑。

　　据摄像朱邦录提供的线索：8月16日，他采访走在青海西宁的大街上，听见背后有市民议论——“北航那件事真太黑了，那家长敢把这事捅出来，真牛B！”

　　广西追踪北航招生骗局

　　朱邦录

　　得知庞宏冰已经通知了家长最后交款期限后，我和萧津九日下午就登上了去广西的飞机，到达广西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学生家长“老李”去接的机。可是和老李刚一开聊，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老李对我们说，实事求是地说，我用的是化名，职业也不是做生意的，和你们的联系电话也是临时买的，请你们理解，这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我马上就问，那这个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果这个事实也不是真的可把我们给涮了。还好，家长保证说，事实绝对是真的。但是老李的心情很复杂，不同意出镜接受采访，也不想出示他的证据，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他的工作，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多，老李终于同意接受采访。

　　10日上午，我们开始采访当事人。为避免家长的顾虑，我采取了逆光、虚化的方式来对他进行拍摄，当时就让他看到效果，这样他就开始放下心来敞开了说。上午对家长采访完毕后，我们得知刘天平要在上午传来一份合同，这个时候离对方限定他交款的时间十一日晚五点钟还剩下一天多的时间，时间很紧迫。但是如果我们再主动打电话容易暴露，因此这个下午只能静等。在焦急的等待中，上午12：00多，刘天平打来了电话，把合同传了过来。合同拿到手后，李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刘天平为什么合同上一个北航的字都没有，还有就是收钱后有什么字据没有，刘天平对这些问题很不耐烦，回答的很粗暴，这个回答已经被我们编在了节目里。

　　节目进行到这一步，下步该怎么做呢？由于牵扯到账目、他们的具体身份等方面的问题，单凭记者的力量已经不行了，于是我们决定借助警方的力量。可是在我们把合同拿到手后，广西自治区公安厅已经下班了。如果想得到公安部门的支持与合作，需要层层审批。自治区公安厅同意与我们合作的意向信息传达给南宁市公安局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日中午十一点。上午肯定是没有时间了，只好等到下午他们上班。

　　可是当地要在下午三点才上班。我在心里咒骂着他们的上班时间，可是表面上又只能耐心地等待。等他们把办案人员召集齐了，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时间紧迫，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谈了案子的大致内容，以及对这些人如何实施抓捕的方案，这时候距离刘天平限定的交钱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商讨完后，我们立刻出发，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左右到了取款银行。可是到了银行后，银行却不给取款。原因一是数额太大，对于大额取款需要提前预约，二是已经快到结账时间了。可是时间不等人，警察只好拿出了工作证说有重大案件，需要取十万万元钱救命。银行的主管看到这种情况积极配合，我们终于把钱取了出来。

　　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距离去交款银行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我忙让当事人李先生给刘天平打了个电话，说路上有点塞车，可能晚到五分钟左右，刘天平回答说他和银行说好了还可以向后延十分钟。为了便于拍摄，我在四点五十五分左右先到了交款银行，看到刘天平已在存款窗口前等待，并且填好了存款的票据，我把这些都暗拍了下来。几分钟后，警察和李先生也已经赶到，警察立刻对刘天平进行了抓捕，我上前拍摄，于是大家就看到了节目中激烈的抓捕镜头。我当时之所以用偷拍机开始拍，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想暴露记者身份，怕暴露后说情使节目流产。

　　把刘天平带到了公安局后，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刘天平交代他是北航的老师，从他身上搜出的工作证也证明他就是北航的老师。这个信息至关重要，这说明是北航的教师在进行着犯罪，我心里狂喜，心想这个节目成了。刘天平还说他晚上要请庞宏冰吃饭，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庞宏冰还在广西。我们就和公安局商量，怎么抓捕庞宏冰。当时刘天平身上有四个手机，抓了他之后，就把他的手机全部关掉了。

　　这时出现了戏剧性的情节，刘天平把手机关了之后，庞宏冰和刘天平就联系不上了，庞感到蹊跷，四个电话同时关机，庞的第一反应是刘天平被李先生绑架了。庞宏冰找了很多李先生单位的同事给李先生打电话，问他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要“请他喝酒”，以此来判断李先生是否绑架了刘天平，庞见李先生的同事怎么请李先生也不出来，就认定刘天平被李先生劫持了。

　　于是庞宏冰就立刻到了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报了案，刑警支队迅速受理，并且荷枪实弹地出发了。走到宾馆的半路上，刑警支队长想起了要和主管刑警的副局长汇报一下。所幸的是，这个副局长又管刑警又管治安警，知道庞宏冰这件事，于是，这个局长命令刑警赶紧就地把庞宏冰扣下。庞宏冰当时就傻了，也难怪，由报案的变成了被抓捕的，角色转变太快了。可以说，刑警支队长这个电话打得太及时了，不然，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治安警会合到一起发生冲突可就不好玩了。

　　庞宏冰很狡诈，面对当地公安局很温柔的审讯进行狡辩。由于庞宏冰是南宁市信息工程的顾问，和市里的人都很熟，在市公安局向市里汇报此事后，因为种种原因，二十四小时后把庞宏冰给放出去了。




　　高考黑幕(3)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煮熟了的鸭子飞掉了。这也致使我们原定在十二日去搜查庞宏冰的公司时，公安部门说证据不足，不同意去搜查庞宏冰的公司，结果我们没有收集到证据，只是冻结了庞宏冰公司的账号。通知书就在庞宏冰的办公室，如果当时拿到了这个通知书，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环节。由于当地政府的不配合，我们只好迂回曲折的进行采访，多花费了很多力气和时间。

　　但是不论如何，这期节目最后还是顺利播出了，而且反响很大，我们的辛勤付出也就值得了。

　　2002年7月9日《焦点访谈》播出了《追查山东高考助考公司》一片，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报纷纷转载，网上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访谈》记者的行为，说好道坏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截然相反。

　　与助考公司老板零距离接触

　　萧津

　　助考公司老板程鹏

　　程鹏，男，大约二十多岁，中等个头，戴眼镜，很斯文的样子。高考前夕，他在山东潍坊、寿光、东营等地的中学校园里发放名片，上面写的是：“山东助考公司东营潍坊地区负责人程鹏。”据称，该公司实力雄厚（每个学校发放的广告名片超过百张），服务到位（名片发送到学生手中或课桌里），行动迅速（只要一个电话，工作人员保证在半天之内与您接头，上门讲授作弊手段，还可提供作案工具），而且质量一流（保证考题答案准确率在95%以上）。

　　因为以上的种种宣传，这个“助考公司”在当地名气还挺响，考前，程鹏像梭子一样在潍坊、东营等地频繁往返，忙着收钱和传授作弊手段。

　　我们得到消息时已经是7月4日下午。7月5日下午到了潍坊，此时离高考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我们的心情就和等着作弊的考生一样急。当天下午曲长缨就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和程鹏通了电话。程鹏似乎很忙，问老曲：“你那儿有几个孩子？”老曲当即断定程鹏一定是生意兴隆，孩子少了他懒得来，于是赶紧说：“多了，好多呢！至少也有俩仨的，男孩女孩都有的。”怎么听都像是一对人贩子。两人遂约好6日早晨9：00见面。

　　程鹏真的是很忙，第二天早晨老曲和他通电话时，他说已经到了潍坊，但正在接两单生意，让老曲再等。10：30，程鹏终于露面了。他很年轻，但不爱多说话，人也很狡猾老练。他和老曲的谈话进行了不到三十分钟，我们的偷拍机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左看右看，问老曲：“这是你的包吗？”老曲只好说是，程鹏就站起身说：“你得让考生自己来，你什么时候能把他找来，你什么时候再打我电话。”说着就往外走。老曲心不甘，但也不能不让人家走呀，只好客客气气下楼相送。幸好之前我们还备了一部车在楼下等着，一瞅程鹏下来就觉得不妙。老曲性子可真好，一路点头哈腰，还给程鹏开车门呢，程鹏走了还跟老曲挥手说：“再见再见。”

　　跟踪接力赛之一

　　我和朱邦录赶紧就追。程鹏果然已经发觉，看来他是不想和老曲“再见”的了。他马上关了手机，坐着出租车直奔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东营的汽车票。我站在程鹏身后，也买了一张票，听他问售票员中途在寿光下车票价能否便宜，售票员说不行，都是通票，程鹏很沮丧。这小子也真够有闲心的，居然为此跑到车站办公室，跟主管人员理论了一番，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那时我和朱邦录一直在车站里，怕程鹏看见，隔着二十几米远还通电话，互相商量着怎么办，就在这个空当，程鹏坐的车突然出站了。我急坏了，赶紧三步两步冲上去，我玩命拍那个车门，大喊：“等等，我要上车！”估计状如泼妇。车门总算开了，可偏偏后面一辆车的司机不干了，他也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说：“不行，他的车已经开了，你是我这车的客人，你不能上他的车，得上我的车！”嗨，真是越忙越添乱。当时程鹏就坐在座位上瞪大眼睛看着我呢！车缓缓开动准备走，我就抓住车的门把手不松手。我说：“不行，我就要坐这辆，怎么着，我偏走，就不等，我有急事还不成？我们村死人了！就等我回去才能出殡！”（后面两句是准备说的，还没说）撕扯再三，他才算放了手。可坐下没两分钟，这辆车的售票员过来了，这个家伙居然一屁股坐在程鹏旁边，冲我呲牙咧嘴地说：“我早看你买了票，为啥不上车？在车下不停地打电话，就看着你可疑！”听他说这话，程鹏就也扭头看我，我心里那个气呀！表面上还得努力做出心不在焉的样子说：“我等的人没来。”

　　车终于开了。

　　中午12：00多钟，车到寿光，程鹏下了车，我不敢跟得很紧，怕他起疑，就赶紧给朱邦录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就听到朱邦录神经兮兮的声音：“看见了看见了，呦，他上公共汽车了，你自己待着吧，我们去追！”就这样，我辛辛苦苦追到寿光，一句话没说，就让他们给甩了，我只好在车站附近买了些饮料，又逛了几个服装店，悠哉游哉。

　　跟踪接力赛之二

　　跟踪追击接力赛的第二棒是朱邦录，他和老曲跟踪程鹏到了一个小旅馆，看到程鹏进了店，遂断定，这里是他的一个临时落脚点。俩人当即记地址做记号，这一切都做完了，百无聊赖之下，朱邦录发现路边有个卖桃的，于是决定买些桃子充饥，老曲坐在车里等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程鹏背着包出来了！说是迟那是快，老曲以中弹一般的速度轰然倒在后座上（怕被程鹏看见认出），朱邦录也真的像只猴子，抱着他的桃，嗖地一下窜上了车的前座。跟踪又开始了。




　　高考黑幕(4)

　　12：40，程鹏来到大街上，向着一个方向频频挥手，原来又有新的生意上门了。朱邦录当即决定出击。但程鹏等人刚好站在马路边，声音嘈杂不说，周围还没有隐蔽物。朱邦录夹着个包，在程鹏等人旁边团团乱转，转得老曲直眼晕，转得我们司机看了直摇头，一边摇头一边小声念叨：“怎么能看不见呢？怎么能看不见呢！”当然这话是对程鹏他们说的。

　　后来，朱邦录总算在五米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根电线杆，后面是个商店，前面有个卖盒饭的。朱邦录就把镜头从那电线杆和盒饭的空儿里伸了出去。正美呢，头顶上突然冒出嘹亮的歌声，把老朱吓了一跳，才发现头顶电线杆上吊着个大喇叭，后面的商店里正在放音乐。后来朱邦录说，他当时气得想跳上电杆，施展祖传无敌鸳鸯腿，把那喇叭踢碎——当然，是不可能的。好在十分钟左右，歌声停了，但喇叭里又开始播广告，大意是说什么除脚臭鞋垫，五元一双，疗效显著等等。这样，我们这段偷拍的录像，画面绝对精彩，就是同期声惨不忍闻，前半段是某港台歌星的悲怆歌声，后半段则充斥着“脚臭脚臭、鞋垫鞋垫……”

　　程鹏和他的客户交接了大约二十分钟，分手后，他转身向着电线杆走来，朱邦录正被“脚臭”和“鞋垫”搞得晕头转向，就这样，俩人打了个照面。程鹏接着走，朱邦录赶紧跟上，走着走着，程鹏突然又转身回来了，俩人又打了个照面，这下老朱没办法了，只好转身进了旁边一个厕所，没想到程鹏也跟着进了厕所。据老朱后来转述，既已如此，他干脆横下一条心，大大方方撒了一泡尿，料那程鹏也不敢怎样。据说两人在过程之中面面相觑，审视良久！程鹏又起了疑心，朱邦录是不能再跟踪了，好在情况已经摸得差不多，我们决定放弃程鹏，改跟踪考生和家长，这时，曲老夫子上场了。

　　跟踪接力赛之三

　　我在商店闲逛到下午1：10左右的时候，接到了朱邦录的电话。他跟我说：“你打车到电信商城来，接替老曲一下，他已经跟了很久了。记住要仔细辨认，老曲他——呃——他没穿衣服。”我当时也蒙了，我就没想老曲怎么会不穿衣服！我满心想的是工作交接的事：“老曲没穿衣服那还用仔细辨认吗？满大街能有几个不穿衣服的呀？”于是我就跟朱邦录说：“没事，你放心吧，我认得出来，那还不好认吗？”

　　等看到老曲我才明白，什么没穿衣服呀，是没穿外衣而已！原来，老曲上场跟踪那考生母女，但程鹏又追了上来。当天老曲穿了一件很鲜艳的红格子衬衣，朱邦录赶紧给老曲打电话，说程鹏就在你身后，还没发现你，快快快！老曲听了这话顾不上别的，为了隐藏目标，当街就开始脱衣服，幸好里面还有个背心。老曲把衣服脱了，卷成一卷抱在胸前，就这样光着膀子跟了好几条街。

　　意外的结局

　　7月8日，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决定去报案。当时，我们知道考生母女只给了程鹏1000元钱，他们约好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再联系的。如果作弊成功、答案满意，再付后面的钱。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本应能够抓住程鹏的。但是报案是极不顺利的。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寿光市公安和教育主管部门是怎么想的，要知道，我们是直接向寿光市公安局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报的案呀！

　　听说我们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当地领导的第一个反映不是怎么抓坏人和解决这件事，而是十分冷淡地回答我们：“寿光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在我们反复申明之下，主抓教育的副市长终于同意配合，但居然说：“我们只能在考场里配合你们看一看，要跟踪追查你们自己去跟好了！”好像抓高考作弊团伙是记者的职责！而公安局的副局长态度更奇怪，一直推三阻四，还笑嘻嘻地说：“需要我们怎样做你们就说好了，我们会尽量让你们满意的。”这是什么话！搞得我和老曲还有朱邦录一阵阵地糊涂，恍惚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公安，而对面的人都是炸油条烙大饼煮茶叶蛋的。

　　后来有个城区派出所的所长来了，问我们什么事在这里吵，我就把作弊团伙的事情和他说了。所长大急，说：“哎呦，这是个案子呀！”当即被公安局某局长打断，该领导说：“去去去，你懂什么？”搞得所长瞪了半天眼没说出话来。

　　这种态度其实一直贯穿在当天的采访中，虽然朱邦录一直以老大哥的身份奉劝当地执法部门控制住考生一家人，以便考试后和程鹏取得联系，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没有人去找考生的爹，也没人找考生的妈，考生口袋里的手机还是我们问出来的。寿光市的教育、公安等部门好像都特别不情愿这个作弊的考生被发现，因为这样就给寿光抹了黑。至于她是否参与作弊团伙的行动，是次要的事了。就这样，在失控的情况下，考生爸爸一个电话打给程鹏，把他痛斥了一番。于是，程鹏再一次消失了，并且至今搜寻未果。




　　矿难如麻(1)

　　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女人遭受如此大的打击，没有一滴眼泪，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的叙述非常有条理。应该说采访他们的感觉是复杂的。那个叫龚文伦的矿工，说起工友的死，说起矿难，始终面带微笑。6月23日凌晨，他还曾下井往外抬过尸体，这样的经历他说起来也很平静。他说这样的事常有，在山西这些矿里，死人算不了什么大事。“他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说完他终于收起笑容，叹了一口气，“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最后他问我：“我们来这就是为了赚钱，死了就死了，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意思。”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黑心矿主藏匿、非法焚烧了遇难矿工的遗体，6月29日，其中的三十七具遗体被警方找到。面对这样一起情节恶劣的特大矿难，新闻评论部审时度势，做了几期《焦点访谈》节目，并以最快的速度播出了。

　　黄金罪恶

　　黄剑

　　说来也奇怪，来《焦点访谈》的这一年多时间，似乎和矿山事故结下了不解之缘。光2002年一年就做了四期有关矿山安全的《访谈》节目，其中湖南小煤窑的两期，综述一期，广西南丹事故一期。正因为这样，组里的同志们戏称我是专做小煤窑生意的“黄老板”。

　　7月2日，制片人翟树杰派出了我和陈洁两位编导，以及张予北、孙国明两位摄像赶往山西省繁峙县，担任前方的采访记者。晚上9：00多，包括司机在内，我们五个人乘坐一辆富康车从北京出发了，五百多公里的盘山路，我们足足走了八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晨5：30才到达事发地点——位于五台山脚下的繁峙县砂河镇。由于富康车的后座与前排距离很小，一路上我们只能保持着促膝谈心的姿势，大家开玩笑说是亲密无间了，一下车，双脚麻木得连路都走不动了。等我们找到宾馆，安顿下来，已经是早晨7：00多钟，简单地吃了点早餐，就立即投入了工作。尽管是一夜没睡，大家的斗志却都很高昂，我们临时请来的司机伟哥似乎也被感染了，硬是坚持要把我们分别送到采访地点后，再在车上睡一会儿。

　　按照分工，陈洁负责采访遇难者家属、发现尸体的公安干警和爆炸目击者，我负责采访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官员、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和繁峙县的地方领导。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被各种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了，如果不能有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那么，采制这期节目的意义就会打折扣。可是，要在一天之内挖掘到新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呢？

　　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跟随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和山西省一位姓靳的副省长察看事故现场时，我发现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神情紧张地站在一边，时不时地想跟领导们解释点什么，可领导们没有问他，他又不敢上前大声说。由此我判断，他可能是一位知情者，仔细一问，原来他就是繁峙县的县长王彦平。好家伙，正愁找不到他呢，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拿着话筒我就去采访他。于是，我们独家的内容出来了：在事故发生的当天，繁峙县没有派人到现场调查，第二天，县里的调查组既没有下矿井察看现场，也没有经过仔细核实，听信了矿方的一面之辞，向上级报告称事故中只有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从而致使这一起特大矿难被隐瞒，遇难的矿工被毁尸灭迹。

　　另外一部分的独家内容是我们对繁峙县地质矿产局的采访。义兴寨矿区矿业秩序混乱，县地质矿产局作为当地的主管部门，不仅知情，而且多次下达停产整顿通知，甚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县里的某些领导从中作梗，非法金矿越开越多，到事故发生时，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然有三十三家非法小矿同时在盗采黄金。这些非法小矿之间为了争夺矿产资源，事故经常发生，平时，矿主就是采取用三五万块钱打发死者家属的办法来瞒报事故。

　　拿到了这些独家内容，我们的心里才略感踏实。为了赶在7月4日播出节目，我们决定通过微波传送的办法把节目传回北京，但从繁峙县砂河镇到省会太原还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我们就把编辑机放在汽车的后座上，一边火速赶往太原，一边在车上工作。

　　7月4日下午3：30，节目传送完成。

　　下午5：00，家里通知我们，审片通过，当晚播出。

　　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陈洁

　　干，生活还有可能改善；不干，一家人只能固守穷困——这描绘的是每一个在各种小矿谋生的异乡人真实状况。这一印象得以凸现，是因为又发生了一起矿难。

　　一段时期以来事故频发，“矿难”两个字早已让大多数人觉得麻木，然而山西繁峙矿难的各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事故——下午我们接到领导紧急通知，派两路人马赶往繁峙，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节目。当晚6：30，我们一行四人携带好相关资料挤上一辆小富康。原以为汽车比火车快，谁知车主伟哥虽然威猛，却奈何不得一路的盘山公路，到达繁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5：30。谁也没想到矿难还能拉动服务业，整个砂河镇宾馆爆满，我们找不到足够的房间，最后迫不得已，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两位男士混居一室，好在只有两个小时。7：00，我们就开始各自捕捉采访对象。谁曾想，我遭遇到——




　　矿难如麻(2)

　　一 个“ 面 团”

　　我的任务是采访七名犯罪嫌疑人，拍摄抛尸现场，寻找知情人。按时间计算，如果当晚播出，我们最迟应该在12：00拍完所有内容，然后赶三个小时的路到太原传送，并在路上完成初剪。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就看采访接洽是否成功。

　　不幸的是，我碰上了一个“面团”。他是山西省公安厅的某领导，对于我的采访要求，他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让我反复地听他“介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时而让秘书核实这个细节，一会儿让那个来旁听，通过我一再地摆事实讲道理，他终于同意我去找办案民警。可我们刚刚出发，他又打电话让手下人把我们再次“礼让”到宾馆。时间这时已经指向10：00，不算联络沟通，我和这“面团”已经白白耗了一个小时，他居然还要商量！？我冲进他房间时，“面团”依然一团和气，满脸微笑，现实提醒我，必须像老记者那样狐假虎威——我扯起一面“大旗”，胡乱挥舞一番，这回“面团”终于明白表示：“犯罪嫌疑人最好不采访，以免打草惊蛇，影响其他嫌疑人的抓捕工作”、“目击者和幸存者我们做了笔录后，现在已经分散回家了，不容易找。”（事实证明这是假话，我们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联络的知情人其实都被当地警方集中安排住在一处，楼下还有声称保障知情人安全的警察看守）、“某副省长建议抛尸现场最好不要再过多报道了”……

　　不知是不是“大旗”的作用，经过短暂商量，我们最后终于达成共识：让忻州市公安局局长介绍案情；抛尸现场一定要拍。而对犯罪嫌疑人的采访，由于“面团”顽强抵抗，我决定暂时放弃，有时间再另辟蹊径突破。转来转去跑了两个现场，顺手还采到了个目击者，完成采访任务回到宾馆已是下午1：30，当天播出眼看不行了，“面团”白白耽误了我一个多小时，教训证明：以后遇到这样的人要速断速决。

　　逝　者　如　斯　夫

　　既然第二天播出，深度必须加强。安监局主持工作的司长告诉我们，短期不会有阶段性进展。和“家”里沟通后，确定把县里的监管不力作为调查焦点。我的任务是找到家属、幸存者、目击者和矿上工人，调查事故发生后的情景和普遍存在的监管不力的情况。

　　通过最早的举报人邱洪刚，我们找到了这些人。虽然当地警方严守楼梯口，最终架不住内外交困，我们还是采访到了五位关键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伍贤明。她的丈夫在事故中遇难，当时她就在井边。下午1：00她看见井口冒烟，工人要上来，工头说谁上来就把谁踢下去，果然没有工人上井，所有的人继续提石料。到下午3：00，燃烧的编织袋引燃了井下储藏的炸药（按规定，井下是不能储存炸药的），一声巨响，碎石四溅。伍贤明说：那时她就知道全完了，井下全完了。刚开始，还上来几个活的，都是管事的。后来抬上来八具尸体，负责抢救的人就不让抬了。他们封闭了井口。（警方从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分析，他们身体没有明显伤痕，有可能是后来窒息而死，是否是封闭井口造成了他们的死亡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下午4：00，警车、救护车都来了，可井下的矿工并没能得到他们的救助，众多官员只是草草地听了矿主的汇报就匆匆离开了。官员走后，像伍贤明这样的知情人都被矿主骗到隐蔽的旅馆隔离起来，以此封锁消息，这一瞒就是一个星期。

　　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女人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却没有一滴泪，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的叙述非常有条理。应该说采访他们的感觉是复杂的。那个叫龚文伦的矿工，说起工友的死，说起矿难，始终面带微笑。6月23日凌晨，他还曾下井往外抬过尸体，这样的经历他说起来也很平静。他说这样的事常有，在山西这些矿里，死人算不了什么大事。“他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说完他终于收起笑容，叹了一口气，“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最后他问我：“我们来这就是为了赚钱，死了就死了，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意思。”听说，那四具被焚烧的尸体，是家属拿到了钱，觉得尸体不好带走，让工头们烧的。如果真是这样，尽管我能理解家属这样选择的原因，但心底还是禁不住生寒。难道贫困真的会把亲情都腐蚀殆尽？

　　在几次矿难的采访中，家属和我们说的最多的是赔偿金的数目——钱少了，他主动要求记者采访；钱数满意了，他远远地看见记者就摆手。到现场的这些家属，大多带着家乡的能人来谈判，事故的处理因此变得冷漠而程序化。从他们身上，我很难看到“人命关天”的影子，可面对他们的贫困，我又觉得无话可说。

　　生与死的距离只有一百三十米

　　张天贺

　　海拔负一百三十米，这是我曾经到过的地下最深处。

　　罐笼有节奏地坠落，镜头里的蓝色洞口闪动着刺眼的寒光，井下的空气越来越潮湿、冰冷，我想三十七名死难矿工在那一天一定也感受过同样的潮湿冰冷。可我并不觉得这趟下井有多恐怖，因为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一次体验而已。就像三年前在同样的夏天，我和栗严进入闷热潮湿的南丹透水矿井时一样，心里清楚很快就可以出去，因为我们只是来采访的，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




　　矿难如麻(3)

　　而死去的矿工们呢？他们年复一年，无数次地上上下下，有谁会想到那一天，自己是在一步一步走近死神吗？

　　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0号脉矿区是个不大的小山沟，但是最多时却有一万多名矿工挤住在这里。小山沟相当繁荣，从事故发生后被拆除的工棚窑洞来看，这里的设施相当齐全，有饭店、加油站、卫生所，还有好几个路边洗头房哩。反正镇里有什么，这里就有什么。

　　田正兵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像那种地方他可不敢去。2002年6月时，他和哥哥田正尧当上矿工还不到两个月。他们哥俩儿是陕西岚皋县的农民，听亲戚说矿上的钱好赚，就相跟着来了。果然，掏矿一个月下来七八百元的收入让正兵觉得很满足。虽然比不上有些老工人一千大几的收入，但比起在家种地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呢。正兵结婚才一年，一个月前，他把媳妇也从老家接了过来，照顾他和哥哥两个人的生活。哎呀，一个农民，有了一份赚钱的工作，还在矿区安了家，你还要怎样？

　　2002年6月21日，田正兵这班二十几个工人挖通了主矿井三步井与副井之间的通道。这意味着金矿出矿速度比原先能快上一倍。几个矿老板也很高兴，他们当天派人买来了新炸药——一共一吨半。这比预计的要多些：井下炸药库只能存一吨，剩下的为了用着方便，全放在田正兵他们干活的那一层掌子面上。

　　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些每天在爆炸声中讨生活的人们谁还会在乎炸药呢。换句话说，谁又会真正在乎这些掏矿农民的想法呢？田正兵兄弟当然也不在乎，因为从来没有人教给他们该怎样不该怎样。危险？你来掏矿本身就意味着危险。要是你不愿干，走人吧。多的是人在排队等着干活，不愁没人。

　　2002年6月22日，田正兵兄弟俩一起下井值班。不同的是哥俩儿被分配在不同的掌子面干活。而此时，井下埋藏的那一吨半炸药开始敲响狰狞的死亡之鼓。

　　我不知道出事那天田正兵他们站在罐笼里，看着洞口渐渐消失不见的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我想他一定认为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平常得就像我们经历过的每一天一样。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他无法听到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见不到哥哥田正尧在提起弟弟时惨白的脸色。就是这一天，2002年6月22日，田正兵和其余三十六名矿工极为痛苦地死于这起不该发生的井下爆炸事故。

　　罐笼发出一声巨响，我的膝盖一阵哆嗦，到井底了。我习惯性地抬起头，洞口的蓝光消失了。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真是脆弱得要命，生与死的距离，不过只有一百三十米。

　　追踪矿难调查结果比追踪瞒报还要难

　　曲长缨

　　2003年1月12日和18日，以揭露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阳泉沟煤矿特重大矿难瞒报死亡人数为内容的《焦点访谈》——《追踪矿难瞒报真相》和《新闻调查》——《死亡名单》两节目播出后，震动了临汾市、山西省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大好形势下的一瓢冷水

　　如此震动，除了人命关天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不能不提。一是去年至今，山西煤炭生产形势大好。由于煤价上涨了百分之百以上，许多地市县都发了煤财，靠煤财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15％～20％。再加上2002年万吨煤的死亡人数也确实比前年下降。所以在2002年年底山西省有关部门就邀请了首都几家大的报纸和通讯社及省内各家新闻单位，对安全生产成绩进行了一番宣传，一时间“山西煤炭安全生产形势为什么这么好”“抓生产保安全——山西安全生产巡礼”“山西抓安全生产的N条经验”等文章在报刊和网上随处可见，十分热闹。正当这一宣传活动要继续掀起高潮时，临汾矿难瞒报事件的曝光一下子给这一活动泼了冷水。二是节目播出时，山西正在开“两会”，且有一名中央领导正在大同煤矿视察。节目的播出让与会代表和省市领导震惊，也惊动了那位中央领导。三是与以往曝光的同类案件，如“繁峙案”、“南丹案”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矿主、区县级领导责任外，还有安全生产监督局的干部牵涉其中。这种主管人员执法犯法的情况在前两案中未出现过。难怪节目播出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的一位同志还特地打来电话问，是不是搞错了，不会与安监局有什么关系吧。

　　一人得病 千人吃药

　　节目播出后，山西省领导连夜打电话部署查处此案，第二天就由一名省委副书记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组成省调查组开赴临汾。临汾市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把主要涉案人员控制起来；第二天一早组织有关人员收看了《焦点访谈》的重播节目，并成立了新的调查组（早在出事之后，市里就成立了一个由各方二十余人参加的矿难调查组，包饭店、花银子，但始终没有或也许是不想、不敢查出任何瞒报）。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一早，某办案人员就电告记者，一是报喜，说他们有线索了。问：什么线索，从哪里来的？答：从《焦点访谈》节目中发现了破案线索（其实，记者掌握的线索在离开临汾前就告诉他们，可他们就是查不出来，记者只好自己去河南、安徽等地查）。二是解释，说其实他们早就不相信矿难只死了八个人，也知道一些线索，但是……所以才……原以为……没想到……总而言之，这个曝光实在让他们感到尴尬，请记者多多理解。




　　矿难如麻(4)

　　其实记者此时最关心的不是理解他们，而是如何尽快将这一案件查清。很快，随着被查出的死亡人数的逐步增多，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批示，要求山西省检察院介入此案，对其中公职人员渎职受贿问题进行调查。2月21日，由中纪委、监察部、公安部、国家安监局、全国总工会组成的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前往临汾调查此案。

　　当地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与此事有牵连的当地政府官员、矿主、各村村干部数十人被公安机关控制，以防外逃。

　　——外调小组成员奔赴全国各地，逐个核实死亡人员情况。

　　——全市上千座矿山全部关闭一个月，停产整顿。所有在矿上工作的人员全部重新登记造册，非法用工一律辞退。

　　……

　　春节后，为了搞追踪报道，记者前往山西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情况，但并不顺利。只知道与此事有关的八名涉案人员被关在太原，其中有半夜三更用四辆卡车偷偷运尸的、有火葬场收黑钱的、有事后帮助搞瞒报的、有吓唬遇难者家属的……另外三名案件的主要策划者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安监局局长、市矿山救护大队大队长作为要犯被分别异地关押在晋中的三个县。其他有关情况办案人员守口如瓶，只是说正在查处之中，没有国务院调查组的同意不能接受采访，也不同意记者到狱中去采访人犯。记者又多次和国务院调查组有关人员联系，但至今也无结果。看来追踪矿难调查结果比追踪矿难瞒报还要难。

　　采访花絮

　　一、初到临汾时，没“线人”，没线索，两眼一抹黑，只好早出晚归，四处打探。却不知道和市调查组住在同一个饭店，而且是对门。很快市里有人知道我们到了，四处寻找，也没想到我们和他们脸对脸，就在同一饭店。双方彼此相安无事，见了面还笑笑，住了几天想着老住一个地方容易暴露，就挪到了民政局招待所，结果这一挪就露馅了。当天晚上市里就来人把我们堵住了，心里很奇怪，市里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的。原来，除了前一个饭店没查，他们把市里的大小宾馆都盯住了。后来他们带我们到市调查组，我们恍然大悟，哦，对门就是啊。他们也惊讶，早知就在对门，不早就搞惦了。

　　二、矿难中有一个受伤者伤势不重，很快就出院了。为了找到他了解第一手情况，记者三顾茅庐共跑了两百多公里，和刘备一样心诚，可结果是没有找到“诸葛亮”，反而由于早8：00、中11：00、晚11：00三次打搅，让其家属很烦。原来“诸葛亮”怕事，听说有记者找他，就躲起来了。

　　三、在采访陷入困境时，听说某旅馆有遇难矿工家属正在和老板谈条件。心中大喜，破门而入，见屋中有十几人，谈得正欢，以为抓个正着。问几个看上去像矿工家属模样的人，包括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都说自己是到临汾来耍的。大冬天的，临汾有什么可耍的。问来问去，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是遇难者的家属，正在和老板谈赔偿。问：什么时候死的？答：11月4日。问：死了几个？答：死了一个。问：怎么死的？答：砸死的。记者感觉出入太大，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又问：是阳泉沟矿出的事吗？又答：不是。咳！问了半天不是一码事，是另一起矿难在私了。可见当地此类事件并不少见。

　　四、无独有偶。听说遇难矿工中有一个叫康雷的，在商水县元老镇。跑了几十公里到了元老镇，派出所说，全镇没有一个姓康的，可能在图强镇。又赶到图强，在派出所一查，果然如此。我们当即认定，就是此人。赶到了村里，找到了康雷的嫂子。问：康雷是在临汾尧都区挖煤吗？答：是。问：是阳泉沟矿吗？答：可能是，记不大清楚了。问：康雷是有两个孩子吗？答：是。问：一儿一女？答：对。问：康雷的父母是不是都去世了？答：是的。问：你们多长时间没和他联系了？答：好久没来电话了。至此一切情况都对，有戏！又问：康雷在矿上出事了吗？又答：没有。前天还托人送毛衣过来了。这……可能吗？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儿跑过来说：“我就是和康雷一块干活的，毛衣就是他托我带回来的，他活得好好的。”我们没辙了，只好接着在下一个乡镇寻找。最终在胡吉乡康老村找到了另一个康雷，情况与上一康雷基本一致，但他已经在矿难中死了。这，才是我们要找的遇难矿工康雷。看来，同名同姓同情况的还大有人在，马虎不得。




　　麻将城与黑作坊(1)

　　最后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要提一下，在坐公安局的车采访途中，经过荆州东城门时，车上公安局的一位主任打电话给后面车上的一位队长，问他们到了哪里，队长回答说：我们已到了“幺鸡”这儿（指凤凰雕塑）。看到我和刘文禁不住笑出声来，他们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段典故，短暂的尴尬过后，他们自己也笑起来，后来干脆停下车，大家在“幺鸡”前合影一张，以示留念。

　　《赌风何以盛行》主要是揭露荆州地区六合彩赌博现象严重的问题，这是个不错的选题 。但是，这一期节目有一点先天不足——一个“线人”也没有，仅有的依据是新华社的一份内参。没有“线人”，再加上六合彩赌博是地下活动，外地人很难介入，所以秘拍的可能性不大。

　　“麻将城”拍摄始末

　　孟克

　　是先和当地的公安联系，还是先自己去看一看，犹豫再三，我们决定还是先去看一看再说。刚到荆州，确实感到有些茫然，无处着手。我和摄像刘文都是外地口音，当地人一听，闭口不和我们谈六合彩。正坐在出租车中发愁时，突然一闪念，何不问问司机呢，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就是当地的风向标。一上午，我们先后换了四五辆出租车，从司机口中了解到荆州市赌博大致情况：荆州不仅六合彩泛滥，害民不浅，其他诸如打麻将、玩赌机等赌博活动也十分严重。一个出租车司机说，有这样一个谚语可以为证：荆州城，麻将城，一筒幺鸡守大门（一筒、幺鸡为荆州城东城门的雕塑，上为凤凰，下为圆轮），老妈子打牌不洗脚，小孩儿打牌不上学。

　　出租车司机带路，我们用了两天时间，跑了荆州市区、沙市区及下边几个乡镇的若干个赌博场所，还参与了若干次赌博活动，基本掌握了打麻将、设赌机的情况，但在六合彩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在荆州，六合彩的开奖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晚上八点半，周四这一天我们希望能和公安部门一同配合行动，因此周二开奖这一天，我们一定要拍到六合彩的内容，但是这一次采访却非常不顺。

　　我们是周六晚上到达荆州的，周日、周一两天一直在为六合彩开奖前能够拍到现场做准备，好不容易联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和一个农民，但是到了开奖那天他们全都变了卦。无奈之下，我们走进麻将馆、网吧、小饭馆、小商店，希望能够找到线索，但是全都落空了。一位网吧老板说：说实话，这里遍地都是六合彩，如果不是熟人，又没有当地人介绍，你们根本见不到六合彩。

　　真的没戏了吗？一急之下，我走进路边一个小服装摊，买了一件很乡土的衣服，又买了一截当地人爱吃的甘蔗拿在手里啃着，形象上已很接近当地人（当时我们在一个镇里）。随后，来到一家农贸市场，在买了二斤白萝卜、二斤胡萝卜、半斤花生米、五毛钱咸菜之后，终于有人开口和我们说六合彩了。

　　该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但如果就此打住，总有些不甘心。荆州市赌风盛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那些不愿意受赌博之害影响的荆州百姓的意愿是否有人理会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以群众的身份进行举报。这样，我们拨通了岑河镇派出所的电话。

　　我们举报的三台赌机就设在岑河镇镇中心的路边。举报后，我和摄像刘文在街对面分别守候着。我设想了几种可能：第一种，公安人员来了，查了封了；第二种，公安人员来了，没查没封，但是让收起来；第三种，公安人员一直没来；第四种……就在我进行着种种设想的时候，只见一名男子匆匆忙忙从远处走来，直觉是这个人和赌机有关。我马上和刘文电话联系，刘文走向街对面，拍到了大家在节目中看到的搬老虎机的场面。

　　说实话，这样的结局对节目而言，是出彩儿的，当时我心头也曾窃喜了一阵。但是，对于赌风盛行的荆州来说，对于深受赌害之苦的荆州百姓来说，这样的结局实在不是愿意看到的。

　　这天晚上，我们又拨通了燎原派出所和市110报警台，进行了举报。分别在原地等候了两个多小时，催加了一遍电话后，仍然未见任何动静。夜里12：00多，我们打车往回返，除了在冬夜中等候多时所感受的寒冷外，更多的是心头所感受到的寒意。

　　星期四早晨，我们和市公安局政治部取得联系，说明想要来采访六合彩的意图，遭到了对方坚决的拒绝，理由是，这里没有六合彩，也没有赌博现象。看来当初幸亏没有和他们先联系，否则恐怕是什么也拍不到了。无奈之下，我们不请自来，拎着机器直接来到了市公安局，经过一上午的磨合，对方终于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表示希望能拍到一些他们近期打击六合彩的行动，结果是局长和队长接受了采访，谈及的主要内容却是，他们以往是如何打击六合彩的。至于这次查赌、打击赌博的行动，就是在节目中所看到的：当我们随同检查人员来到一家家娱乐城时，所有有赌机的娱乐城都关了门，而第二天再来到这些娱乐城时，所有的赌机都不见了踪影。

　　最后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要提一下，在坐公安局的车采访途中，经过荆州东城门时，车上公安局的一位主任打电话给后面车上的一位队长，问他们到了哪里，队长回答说：我们已到了“幺鸡”这儿（指凤凰雕塑）。看到我和刘文禁不住笑出声来，他们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段典故，短暂的尴尬过后，他们自己也笑起来，后来干脆停下车，大家在“幺鸡”前合影一张，以示留念。




　　麻将城与黑作坊(2)

　　在河南省的许多地方都有整村整村的年轻人在河北省白沟一带的家庭黑作坊打工，他们都是初中或高中刚刚毕业，还有很多人不满十六岁。正是这些黑作坊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工资每月两百至三百不等，工作强度却非常大，加班加点甚至整夜都干活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人就住在车间里，白天刷着那种含苯量极高的胶，晚上那些胶就放在他们的身边。

　　“毒”害生命的黑作坊

　　王文雁

　　打工者即使不住在车间里，住宿条件也很简陋，伙食差到一冬天几乎天天顿顿是大白菜。白沟那些老板很清楚，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是太好找，所以常常到河南的村子里亲自去做工作，把那里的年轻人整车整车接到白沟。一旦来了，又想方设法留住他们，于是就有了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到年底才发，如果你干不满一年，连一个月的工资也拿不到。其实这个规定，老板在招工时就已经说明，但那些孩子的家长还是默认了这种严重不合理的规定。节目中提到的吕继香早就发现自己流鼻血，可为了干满一年，还是一忍再忍，最后延误了治疗，失去了生命。

　　在靠近白沟镇的几个乡镇，整个村子里，家家都是这样的黑作坊，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白沟市场的发展有这些黑作坊的功劳，但牺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做节目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家庭作坊的老板原来就是这里的一户户普通的居民，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做了生意就一定惟利是图，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他们也就不觉得这样做是恶了？

　　在许昌市，已经知道有六名在白沟打工的孩子死了，除一家没有地址很难寻找外，我们走访了剩余的五家。每到一家都是哭声连片，声讨声连片，但是在这五家中，没有一家因为此事找过白沟的任何管理部门，只有两家人事后到白沟找过子女生前打工的工厂，找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说法，而是为了要点钱。田丽园家想要三千元，老板给了两千元，郑伟娜家想要两千元，最后只拿到了一千五百元，而且，两个老板都打了这样的一份条子：×××死亡与本工厂无关，出于同情，借给两千元（一千五百元），可以不还，但今后不再有任何关系。

　　让人悲哀的是这两家也就这样就此了事。后来还是许昌市一位人大代表听说此事，找到了河南省《大河报》的记者，此事才得以披露。不能想象，如果这位人大代表没有听到此事，又会有多少孩子被吞噬掉生命！

　　郑伟娜是死亡的六个孩子中最可怜的一个。她从小没有母亲，2001年4月到白沟附近的东马营乡家庭皮包作坊干了七个月的活，因为病入膏肓，不得已只好回家，老板没有给她一分钱工资，只给她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2001年12月她从高碑店火车站上车，第二天早上在许昌站下车，没有回家就直接被送到医院，当天下午四点就死了。

　　郑伟娜的堂妹郑军丽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个工厂去打工，记者到许昌时，她还在那个工厂里做皮包。她的家人找到厂里为堂姐郑伟娜的死向老板讨钱的时候，曾想把郑军丽叫回来，但老板不让，说现在要走，不仅工资一分没有，还要再拿五千块钱来，交郑军丽学技术的学费。

　　我们决定让郑军丽的母亲亲自到白沟去叫自己的女儿，我们跟着拍摄。不管老板是什么态度，都会记录在案，只要节目播出能得到有关部门重视，郑军丽和其他孩子一定会安全脱身的。一问，郑军丽的母亲也说愿意去。于是在我们离开村子之前约定，郑军丽的母亲等两人立即到许昌市买当天晚上到北京的火车票，由我们报销，第二天赶到北京；我们则直奔郑州，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回北京，两组人马在北京碰面后再一起去白沟暗访，营救郑军丽。临走时是下午2：00，我一再说，买好票立即打电话跟我联系。

　　可到了4：00我打电话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还没出村子呢。我说你们快去呀，别去晚了没票了。电话那边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还是没出村，再催，又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又问，两人仍然没有去买票。我发觉不对头，再往深问，郑军丽的妈妈吱吱唔唔地说：“我们家经济不富裕。我们现在把军丽叫回来，老板肯定不给工资……”说到这儿我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电话里叫起来：“你们是心疼女儿还是心疼钱？郑伟娜已经死了，你们就不怕郑军丽在白沟再呆下去也会生病吗？”我当时真是气得两手发软，我想着他们迟迟不去买票肯定有问题，但万万没想到竟是为了这个原因。（事后把此事讲给余伟利听，余伟利批评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是，如果我穷得一无所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

　　听了我的话，电话那头也觉得理亏，忙说对对，确实孩子的命更重要，我们马上去买票。第二天早上8：00，我们组的司机小刘在西客站接到了郑军丽的母亲等两人，那时候我和雪峰正在郑州机场准备飞回北京，电话打过来，我长长地出了口气。当天下午，郑军丽被顺利地接出来，我们也拍到了老板娘蛮横不讲理的镜头。




　　公害事件(1)

　　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组织者霍岱珊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让很多人记住的话：十年治污一场梦。为什么？十年治污，花了国家几百亿的钱，地区的经济在发展，流域的城市在扩大，下游的最贫困的农村却在承受着污染最大的灾难，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最惨烈的代价。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保山告诉我们，说到全世界的公害事件，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中毒？最严重的不过死几百人，有几千人中毒。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我国存在的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患者就有三千三百多万人（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因为这三千三百多万人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比较偏僻而贫困的山区。

　　尊重每一个生命

　　——关于《地方性氟中毒调查》的调查

　　陈新红

　　拍片子的人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一个片子最终呈现出的未必是事物最本质、最全面的东西。好在事后常有随感类的文字给以补充。不过用笔记录下的东西未必如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那样震撼。

　　生命应该得以尊重而延续。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保山告诉我们，说到全世界的公害事件，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中毒？最严重的不过死几百人，有几千人中毒。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我国存在的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患者就有三千三百多万人（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因为这三千三百多万人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比较偏僻而贫困的山区。

　　氟中毒是一种慢性的地方病，虽然长年有人死亡，但并不如突发性的事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氟中毒的存在并不会影响谁的政绩，也不会传染谁，更不会干扰谁的生活，因此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发现西南地区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以来，氟中毒的流行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二三十年里也不知道有多少贫苦的生命因此而终结。世界上万事万物，因其生于不同，长于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万事万物也许有其平衡的链条，世界才得以存在。生命是否应该不因地域、贫富、聪明与愚昧得以尊重而延续呢？

　　苦难的生命更需要关怀。

　　生命的苦难因为氟中毒而起，在苦难得不到外力解救时他们该有怎样的生活？周致书家两个青壮年的儿子因患氟骨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七十来岁的父母整天伺候两个三四十岁的儿子，全家七八亩地主要靠母亲来种。就是这个在苦境中挣扎的母亲使我们感受到了苦难以外的力量。

　　在我们采访时，母亲去帮邻居家挖土豆了。她回来赶上下细雨，满身是泥，衣服也湿透了。她告诉我们邻居是一个有病的孤老，不能下地干活，要去帮帮她，不然土豆会烂在地里，平时我们都互相帮忙的。当时我感到了这个已经因疾病陷入崩溃的家庭，能支撑下来的原因，就是在苦难深重的生命里尚存的良知。虽然我们所做的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这一切使我们感受到苦难的生命更需要相互的关怀和尊重。

　　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脆弱的生命。

　　人们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也许没有时空的距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地区传播基督福音，眼看当地人的生命受到氟中毒的侵蚀，传教士就开始研究起氟中毒的原因，虽然最终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他们把“中国贵州氟中毒”的文章登在了当时世界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上，期待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需要帮助的脆弱的生命。

　　我国一位预防科学研究专家告诉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陪外国专家到我国氟病区考察，当地官员大摆宴席款待老外，外国专家纳闷，当地穷得没钱治病却有钱讲排场吃喝，当即，外国专家愤而离去。二十多年来，她一直记得一个外国人对我国氟病区人们的那种深情，同时也没有忘记当地官员对民众疾苦的冷漠。

　　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关注或研究过我国西南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由燃煤引起的、病因非常清楚的地方病，正在以扩大的趋势危害着我国三千多万甚至更多人的生命。

　　第一次被黄孟营村的癌症所震慑是在网上看到食道癌患者张桂枝的照片。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的活着，就在淮河流域的农村里，竟然可以有人这样地生活着。

　　河流与村庄的忧思

　　白云升

　　7月1日，张洁、余仁山、张龙和我第一次走进了黄孟营村，这个北方的村庄与我曾经在江浙、广东见过的水乡田园竟然有几分神似，绿树婆娑，水中倒映，似乎和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也有几分相象。

　　但是在我们走访了肖俊海、王自财、刘玉芝等几户癌症患者之后，什么叫“瘦骨嶙峋”，什么叫“生命脆弱”，在这里，与此有关的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无论是前期第一次直面黄孟营村的灾难，还是前期拍摄第二次再面对的时候，“触目惊心”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仁谁都无法不动容的直接反应。但是在黄孟营村的葬礼上，在癌症患者的家里，在村民的脸上，我们看不到相应的伤痛，更多的是麻木甚至冷漠，即使是村支书王林生，从第一次见到他，再到第二次拍摄采访，听着他一家一户地介绍疾病、癌症和死亡，语气中也极少流露出悲哀和伤痛，直到记者长江面对面地问到他因癌症病逝的家人，问到他作为一村之长的责任，悲痛、委屈和泪水终于倾泻而出。




　　公害事件(2)

　　尽管王林生说已经习惯了污水，习惯了癌症，习惯了死亡，尽管村里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忍耐灾难，但是谁能不为亲人的亡故而伤痛？怎能不对无端的灾难而悲哀？在无奈和失望中，他们只能把哀恸压缩于内心深处。

　　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组织者霍岱珊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让最多人记住的话：十年治污一场梦。为什么？十年治污，花了国家几百亿的钱，地区的经济在发展，流域的城市在扩大，下游的最贫困的农村却在承受着污染最大的灾难，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最惨烈的代价。　　　　　　　　　　　　

　　十八世纪起始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的开始，“征服自然为人类谋利”是现代化浪潮的根本动力，从启动的那一刻开始，“现代化”的车轮如浩荡洪流滚滚向前、无可阻挡，直到中国也不得不加入这浩荡的历史洪流之中，但是人口众多、后起猛追的中国却凸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在调查采访中，无论是老霍，还是沈丘县环保局长刘加强都把污染根源归因于某些人的利益驱动和执法不严。

　　在节目播出当天的子夜，北京的一位观众在短信中这样说到：“水可以给我们生命，也可以毁我们生命，可现在是我们毁自己，我们现在救自己吧！”

　　是啊，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毁灭者往往是自己，生发者亦是人类自己。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老霍让我在“淮河卫士”的留言本上写一句话，我沉默了很久，茫然了很久，蓦地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1)

　　我常常觉得用骆驼来形容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最为恰当。而关于骆驼，阿拉伯人更有这样的一个寓言，大意如下：主人给一匹老骆驼背上装了许许多多的货物，见它不哼一声，就想看它还能不能再驮一些，于是轻轻地投了一根稻草在上面，没想到，就是这一根稻草，让骆驼轰然倒地。

　　压垮骆驼的，显然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那已经在它背上的不能承受之重。此时此刻，别说是一根稻草，哪怕就是一声吆喝，也能让它倒下。

　　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骆驼

　　杨　春

　　位于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旬阳县涌泉村，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村民们过着虽然贫穷却很宁静的生活。可是就在2003年7月下旬的短短几天里，这里发生了连续的农民自杀事件。为什么生命会如此脆弱？是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太差吗？

　　《新闻调查》通过深入的采访和艰难的调查，终于揭开了这个真实而残烈故事背后的迷底，全面揭示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真实展现了加重农民负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敢肯定，三代以上，没有哪个中国人敢说自己不是农民出身。可是，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们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又真正了解多少呢？或者说，我们又有谁真正想去了解作为一个农民的所思所想？　　

　　我常常觉得用骆驼来形容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最为恰当。而关于骆驼，阿拉伯人更有这样的一个寓言，大意如下：主人给一匹老骆驼背上装了许许多多的货物，见它不哼一声，就想看它还能不能再驮一些，于是轻轻地投了一根稻草在上面，没想到，就是这一根稻草，让骆驼轰然倒地。

　　压垮骆驼的，显然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那已经在它背上的不能承受之重。此时此刻，别说是一根稻草，哪怕就是一声吆喝，也能让它倒下。

　　2003年7月下旬，位于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旬阳县涌泉村，短短几天之内，发生了连续的农民自杀事件，其中一人被抢救过来，两人死亡。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上了绝路？为什么生命会如此脆弱？

　　当我们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来到涌泉村的时候,首先理解了我们常说的山村是个什么概念：全村散布在山脚、山腰和山顶上，从这一家到另一家常常要爬几十分钟的山路。山村环境优美，风景秀丽。但是，像很多这样的地方一样：涌泉村美丽，村民却贫穷，大家日复一日在山路上奔忙，直到乡工作组的到来打破了山村宁静的生活。

　　在农村采访，经常有农民问：国家政策，为什么到下面就变了味?桐木乡就是如此。乡领导在县里并不知情，在涌泉大多数村民并不知道的情况下，自行制定了一套与国家退耕还林大政方针相违背的土政策，以涌泉为试点，开始了清理退耕还林款项的工作。老实的村民并不理解，把这一行动统称为罚款。甚至干脆就说：他们（工作组）就是来收钱的。

　　连续自杀的三位村民中，李立文是第一位自杀也是惟一一位被抢救过来的村民，而他自杀的原因也最好理解：因为贫穷而交不起罚款。走进李家，你才会深刻理解什么叫家徒四壁。更令人感到痛惜的是，就连他自杀用的农药都是赊来的。

　　与第二位自杀的村民李祥相比，李立文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他活了过来，生活尽管艰辛，生命或许不值得留恋，毕竟还可以延续。外出打工的儿子回家时，还能看到倚门而待的老父亲。

　　乡工作组进村后，就住在李祥的叔父家中，与李祥家门对门。工作组进村后，身为村民小组组长的李祥，上无法对工作组交差，下又不愿伤害朝夕相处的乡亲，辗转反侧、走投无路之间，忠厚的李祥选择了去死。让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的是，事发当天夜晚，任凭李祥家的老弱幼小奔走呼号，五个正值青壮年的工作组成员居然没有一位伸出援手。当远在对面山梁的乡亲赶来，摸着漆黑的山路把李祥送下山时，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而工作组对此的解释是：没有听见。后来虽然听见，可是没有手电。

　　如果李立文的自杀还可以用工作组的偶然失误来解释，那李祥的死却凸显了整个工作组的潜意识：没有把村民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

　　第三位自杀的村民陈音富的死因就更令人觉得蹊跷。李祥死时见死不救的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在李祥死后却写了一张纸条，说李祥之死与陈音富有很大关系，要求派出所调查。于是，就在李祥的葬礼上，陈音富被警察叫走，接着就是长达六个多小时的讯问。我们无法想像身心俱疲的陈音富当时的状态，也许死亡是他洗刷被蒙不白之冤的最好方式。

　　也许是巧合，陈音富和李祥都是上门女婿，他们的身后，留下一家孤寡。

　　面对一连串的自杀，乡工作组也有自己的苦衷，有人还会说，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太差。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城市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又会怎样？你可能会飞快地回答，这不可能。但，惟其如此，才更让人觉得悲哀。

　　2004年8月初，我们“西部阳光行动”摄制组一行三人准备离开已经驻守二十天的甘肃何家山，告别三个男人在多日不洗澡的情况下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日子，也告别我们拍摄已久的“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队伍，告别这片静谧的、魅力十足的乡土，准备出山。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2)

　　就是那盘包子

　　范 俭

　　康斌走进我们的屋子，在我们洗脸的空挡，怯生生地对我们说：“范叔叔、安叔叔、张叔叔，去我们家吃包子吧，我妈做了包子。”康斌是我们在何家山最熟悉的孩子，因为我们经常在他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吃饭，他的父母对我们都非常好，在生活上给我们很多照顾，我们把他妈妈称为“老板娘”，把她给我们每天必备的凉皮和土豆烧猪肉称为招牌饭和招牌菜。

　　康斌是一个既有些憨又有些鬼的男孩子，上小学四年级。安子教会了他踢足球，张彬教会了他在电子琴上弹奏《音乐之声》中的歌谣。他平常总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看我们拍片子，或者总在不该入画的时候入画给我们添乱，他甚至做过我们的录音师，只是录音的姿势有些古怪，像鬼子扎刺刀的样子。

　　康斌平常说话还是很男人的，怎么在我们走的这一天怯生生地说请我们吃包子，我觉得有些古怪，对康斌说：“吃包子就吃包子嘛，干吗像个女人说话？”康斌越发的胆怯，低着头对我们说：“去吃包子吧。”

　　老板娘把一盘子刚出笼的热腾腾的包子端到我们面前，说：“我今天早上本来是给自家人做包子，包的是大包子，康斌说应该喊叔叔们来吃包子，我就包了小个一点的，你们吃得惯。”我咬了一口包子，熟悉的土豆香味充溢口中，再蘸一蘸西北特有的辣椒油，香极了！老板娘的手艺果然不错！

　　就在我们夸奖老板娘的手艺时，康斌忽然从自家的橱柜里拿出一瓶啤酒，在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的时候把瓶盖打开要给我们倒酒。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谁也没有让他这么做，他只是知道我们三个西北人都爱喝酒，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饯行。但他不知道该对我们做怎样的表达，只是无言地倒酒，头低得更低了。我们三个也无言，端起康斌倒的酒一饮而尽。张彬对康斌说：“去拿张纸来，我们把电话留给你，以后到北京的话找我们。”康斌转眼的工夫就把纸拿来了，纸上早已列好我们的名字，只等我们把电话填上。就在我们留电话的时候，康斌趁我们不注意又无言地打开了一瓶啤酒，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张彬的眼中已经充溢着泪水，而我，只是震惊，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在我们走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我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这孩子对我们郁积了这样深厚的感情。

　　随着康斌第二瓶啤酒的开启，我们三人的伤感涌动出来，我赶紧抑制这伤感，对康斌说：“可别再开酒了，再开，我们今天就走不了了。”我也催促他们赶紧吃几个包子，对康斌和他的爸爸妈妈说再见，尽快离开这里。

　　不是我们不想哭泣，只是在此时此地我们不能哭泣。

　　在和志愿者们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三个拍纪录片的人很冷酷，说我们实在是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尤其是我，有个志愿者对我说我的眼神比公安还冷。其实，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三个西北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冷酷”，我们了解他们，但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一开始以为我们拍这片子是做表扬稿的，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对这一点很惊讶，于是，他们对我们的拍摄变得惶恐，开始躲镜头，开始自我掩饰。他们想弄明白我们在想什么，但花了很大心思好像也没弄明白。

　　如果让我用简短的话来评说“西部阳光行动”和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话，我觉得他们仍然和过去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心态一样，那就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有热情固然好，但徒有热情并不会指向成功，热情加上更多的理性才会成功。具体到这种活动中，我认为，第一条理性是大学生适不适合做这种活动。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年纪大的大学生（研究生）做得比较好，年纪小的会有很多问题，甚至有的人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适合到农村来，而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第二条理性，我想应该是要想改造别人的话就先改造自己，否则一切皆是奢谈。第三条理性，与其更多地说自己能，不如更多地说自己不能，这样的话在遭遇挫折时也不至于太痛苦。

　　正是由于理性的欠缺，导致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遭遇挫折。他们还不太明白第一次来乡村应该更多地了解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对所帮助的对象实在是缺乏了解，对这片乡土缺乏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了解，不了解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或者即便出生于乡村却已被彻底地城市化。在中国，一个农村人完成城市化会很容易，但一个城市人想要被乡土化却极其艰难甚至是不可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文明沟壑绝不是几次短暂的下乡所能缩小的，这是“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乃至所有参加支教活动的大学生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说别人容易，其实我们三个拍摄者也一样。虽然我们都出生在西部（两个宁夏人，一个青海人），但我们早已是城市人，我们虽然比这些志愿者更熟悉这片乡土，但我们也无法深入它的本质。我们也无法准确地说出这里最需要什么，我们只能从一个准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说他们需要的是公平的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指引下的公平的教育、公平的收入等等，但这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吗？我不敢肯定。我们虽然凭借经验比志愿者深入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呈现出一些文化符号给观众（“花儿”）， 我们无法呈现出真正有质感的生活，我们也和志愿者一样是过客，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过客，更是文化的过客。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3)

　　我们在离开何家山的那天，阳光明媚，我想如果那天下雨或者哪怕阴天的话，我们是无法抗拒自己的泪水的，就是那盘包子和那瓶啤酒，把我们的感情一下子激发出来。尽管是过客，我们仍然对这片土地怀有深情，只不过指引这次创作的不是这深情，而是理性。我不像那些志愿者一样渴求回到城市，我极度眷恋这山里的静谧、空气的洁净、人的笑容的单纯，我们不会有他们那种虽然穷苦但却真正快乐的笑容，我们不会有他们的淡然与从容，我们有的只是在城市污浊空气与喧嚣噪音中疲于奔命的苍白而憔悴的面孔。在山里呆得越久，我越惧怕城市，惧怕北京，在北京你会陷入一种巨大的、可怕的甚至是张狂的生存惯性中，你也会陷入一种机械的忙碌中。在我们的拍摄涉及到的宁夏西吉顾沟，这里的人们极度缺水、极度贫穷，但他们每家每户都有一本《心灵史》，在我们城市人早已不知心灵为何物的情况下，他们这些穷苦的农民仍然在操心心灵。

　　我不想也不能说太多了，尽管志愿者们尽力为这里的人们做了些什么，尽管我们三个纪录片拍摄者在完成拍摄的同时也教会了这里的孩子们踢足球、唱音阶，并让老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和老Tom waits的歌谣首度在这里响起，但我们只是过客，无法停留。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在片中用《德州巴黎》的音乐，如此苍凉的吉他solo，我只能说，心境使然。

　　反映山西省太原市农村征地情况的节目《地被征了，生计断了》播出后，迅速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国家有关部门派出了调查组，当地的纪委、检察院也于第二天开始介入调查，应该说节目的反响不错，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却总觉得心里堵了点什么。

　　土地是谁的命根子

　　刘 涛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命根子、是赖以生存的基础。采访中，当我们站在城市的边缘，看着高楼不断地向耕地进军的时候，坦率地讲，并不让人感到压抑，相反会为现代生活逐渐融于农村、融于田野感到高兴。社会毕竟在进步，城市毕竟在发展，农民们也毕竟将逐步成为城市人。可当目光收回到被征用的果园地时，听着农民讲述着他们以瘦弱的身体试图阻挡地方政府强行毁地的推土机时，又不由得使人备感悲哀，农民抱着地里果树的哀号声又怎么能够阻止以执法名义征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呢?

　　土地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同样也是命根子——地可以生出财来，生出政绩来，生出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来。这个生财的过程，可以说是血淋淋的，我们不妨以一亩地的征用过程来看看这种生财的轨迹。农民的一亩土地被征用，地方政府要掏出的是土地补偿金和地面作物补偿，这部分钱假使是一万元，可这块地到了政府手里卖给开发商时，就会飞涨几十倍、上百倍。巨大的土地价差，不言而喻落在当地政府的手里，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除了拿到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赔偿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近年来，正是由于这种地价差，使得各种形式的征地圈地愈演愈烈。土地在一些村级组织里更是被视为命根子，他们把土地当成了随时可以拿到现钱的银行、钱库。在征地费用中，土地补偿是个大头，村里根本不容商量就将钱全部截留了，截留的名目是发展集体经济。谁都将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可要真正拥有它，那就要看谁牛B了。

　　据说，国家目前正在探讨新的征地办法，如果能让农民与最终的土地市场价挂起钩来，那么被征土地的农民也不会死抱着这个命根子不放。有了大笔的钱，他们可以找到新的活法了，而失去土地价差利益的地方政府、村级组织，恐怕也不会那么热衷于违法占地了。




　　防洪河道里的别墅(1)

　　在制作《河道建起了商品房》这期节目时，我们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不仅仅是因为这片商品楼的规模，不仅仅是它建在武汉防洪墙外的长江防洪堤上，不仅仅是这片商品楼距下游的交通大动脉武汉长江一桥只有两百米，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建成使保卫大武汉并关系到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洪墙如同虚设……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相关的管理、执法机关、领导决策者的胆量和对国家防洪法规、对人民生命安危的漠视——

　　2002年７月，《焦点访谈河道里建起商品楼》在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一举夺得电视评论类一等奖，掐指算来，这已经是《焦点访谈》连续九年荣获此项大奖了。

　　如果被高官、专家吓着了

　　法展

　　《河道里建起商品楼》能够播了出去，那价值不菲、不可一世的外滩花园在爆破中灰飞烟灭，那些始作俑者终于尝到了游戏法律的苦果，这一切，在我十四年的记者生涯中，恐怕也算是最让人铭心刻骨的了。

　　平静下来有时会想，如果当初采制这篇报道时，能预知它会夺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我也许会把它制作得更加精良一些。继而又想，也许那些不平常的种子，恰恰正孕育在平常的心态中，真的，在这件事的起始、发展中如果心再重一点，恐怕事情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不能用平常心对待那个不寻常的选题

　　长江河道里盖起了商品楼，从1998年开始就不是秘密了。每一个从武汉长江大桥经过的人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漂亮的小楼在大桥下面的河床上奇怪地盖起来。到了2000年，几幢小楼已经发展到十几幢，算得上巍峨的高级住宅小区。我想，不少新闻单位的记者也都和我一样，早就得知了这个讯息，然而一开始就选择了放弃。你想，老百姓谁敢在长江上公开盖楼！这样公开违法的事，有人公开做了，不是理由充分，就是后台奇硬，敢盖就不怕你折腾。不管怎样，这个选题在新闻评论部飘了半年后，2001年11月又一次转到了我眼前。当时我已经两个星期没什么选题，无法出差真有点急。这时，又有人说起了这事儿，当时我心一横，管他什么原因，什么靠山呢，采到哪儿算哪儿，反正闲也是闲着——走吧！制片人临走时还补上一句：播不出去，大不了吃顿“友谊饭”！没想到，这一走，捡了个“金娃娃”。

　　如果不能用平常心对待那高不可攀的门槛

　　在《访谈》干活的记者都知道遵守纪律，令行禁止。那段时间，刚传达过指示，舆论监督节目的采制过程中，监督目标不要瞄得太高。没想到，刚开始采访，外滩花园的开发商一脚就把问题的皮球踢给了武汉市政府，因为人家有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全部合法手续。而武汉市虽然承认审批违法，却也毫不犹豫一脚把球踢给了湖北省——是湖北省水利主管部门最后同意盖的。三下两下，我的采访对象就到了当地最高行政部门了——这门槛是高了点。还去不去省里问呢？疑问之后想，嗨，都来了凭什么不去问问呢，大不了碰个壁呗。

　　果真碰了个不大不小的壁。湖北省水利厅主管宣传的同志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主管领导一个也不在家。”上了出租车准备走了，又一想，人家对咱的笑脸送了个冷屁股，咱还假客气个啥，《访谈》的传统作风在乡镇能用，凭啥在省里不能用，闯吧！于是和摄像刘文又转身回到了省水利厅，直接奔到了厅长办公室。叩门进去后，厅长们全部都在，正听那个打发我们走的宣传处长汇报《焦点访谈》记者上门要求采访的情况。看到我们没有罢休的意思，厅长发话了：采访可以，我们业务处室的专家们可以接受采访！

　　如果被专家吓着了

　　经过了二十四小时的等候，我终于见到了湖北省水利部门最整齐的专家阵容，专业科室的处长和总工、高工们坐了一大排，我和刘文走到了大圆型会议桌的对面。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水利门外汉，说实在的，心里真有点胆怯，人家没充分准备、没充分理由敢来吗？对面首先发话的是一位主管审批业务的处长，一介绍居然是比我年长了十年的校友。处长发话道：“学兄今天和小师弟对阵，言语伤了小弟，可别……”接下来，搬出来的又是法又是理，呼呼拉拉的话讲了一火车，直把我听了个云山雾罩，有点懵了。幸亏平常心此时又回来了：别唬人！专家咋的，专家也得讲法，这楼盖得合法不？早有准备的师兄从一大本法律法规中“哗哗”翻出了一条：“如有特殊需要，经省市人民政府及主管机关批准，可以在河道里搭盖房屋。”

　　特殊需要？可是这特殊需要又是什么呢？最后，这个简单而又平常的问题一问出，直到散会，专家师兄也没能回答出这个再平常不过的问题。

　　说情的人越凶猛，越得有平常心

　　干《访谈》的人都知道，采回来是一回事，播出去是另一回事儿。回京后，看到了三路说情大军携当地最高指示，大有不惜一切代价灭掉节目之势。又得知此事的审批是湖北省主要领导们集体的决定，我心又是一沉。年初一个涉及当地乡镇的舆论监督节目就被其中一路说情说客轻易灭掉，这次三路说情高手云集京城，这片子恐怕又得壮烈了。于是又没了平常心，开始和同事商议起这片子怎么编成“内参片”。结果拖了两天，关海鹰打来电话问：在家干吗呢？赶紧编片，明天审片呢！嗨！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没人喊停自己瞎想什么？于是第二天编完了审，审完了合，再一天就播出，以后就是后来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再后来……




　　防洪河道里的别墅(2)

　　所以，好多困难本不是什么困难，那都是自己心理上的障碍，只要随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心里面别老念叨什么不可能，不可能就会可能，平常才会不平常。

　　不 该 忘 却 的——

　　刘文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看到这熟悉的歌词，我们的耳边就会响起那优美的旋律，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幅美好、幸福、浪漫的画卷，这其中有我们的梦想也有我们的向往……

　　当这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被实实在在地镶在精美的镜框中、挂在墙上呈现在我们面前；当一声声“我把长江送给你”、“我家就在岸上住”这慷慨和令人充满遐想的广告语回荡在我们的耳畔；当一幢幢精美别致的商品楼在武汉长江防洪堤上拔地而起冲入我们的眼帘；当我们透过洞开的防洪墙看到了近在咫尺的长江，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制作《河道建起了商品房》这期节目时，我们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不仅仅是因为这片商品楼的规模，不仅仅是它建在武汉防洪墙外的长江防洪堤上，不仅仅是这片商品楼距下游的交通大动脉武汉长江一桥只有两百米，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建成使保卫大武汉并关系到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洪墙如同虚设……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相关的管理、执法机关、领导决策者的胆量和对国家防洪法规、对人民生命安危的漠视——尽管“坚决贯彻执行防洪法”的宣传牌就树立在被扒掉当作小区大门的防洪墙边、尽管“勿忘98抗洪”的标语在武汉街头随处可见……

　　严防死守，保卫武汉。

　　评论部的很多同事都不会忘记那刻骨铭心的98抗洪，不会忘记我们冒着滂沱大雨从武汉赶往荆州路上的那一道道闪电、一声声惊雷；不会忘记我们在长江大堤内外艰苦奋战的几十个日日夜夜……

　　最令人难忘的是1998年8月16日的夜晚，中国近代抗洪史上最悲壮的一刻，为了保卫武汉、保卫长江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长江第六次特大洪峰即将到来、长江防汛全线告急的情况下，最高决策机关准备在湖北公安县实施炸堤分洪方案。

　　那是一个紧张、危险、漫长的不眠之夜。那个夜晚，梁主任带领方主和我们五六个同事坚守在一所学校的教学楼上，准备在这个位置做大堤起爆的现场报道。那天下着小雨，大家披着雨衣，默默地注视着前方的长江北岸大堤，注视着大堤上的点点灯火，不知是因为太冷还是紧张，我感觉到自己扶着机器的手在瑟瑟发抖。为了保证大堤起爆后的最佳拍摄效果，大家在认真地进行着演练，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却不希望那一刻真的到来，因为那一阵阵炮响，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数以亿计的财产化为乌有，多少人的梦想与希望都会随着那一阵阵的炮响，被汹涌无情的洪水吞没！

　　周围一片寂静，大家在寂静中等待着……

　　天亮了，那一刻终于没有到来。依靠科学的分析，依靠决策机关的正确决断，依靠长江沿线百万军民的同仇敌忾、严防死守，第六次洪峰顺利通过沙市，荆江大堤安然无恙。

　　但就在这时，在成千上万的抗洪勇士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保卫长江、保卫武汉的时候，武汉汉阳龟山脚下的防洪墙却被人扒开，长江外滩花园一期工程完工了。

　　2002年1月25日，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我们站在长江上的一艘小艇上，默默地注视着前方几百米处长江大堤上被探照灯照射着的“外滩花园”一号楼。它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高贵和妩媚，楼体已经千疮百孔，布满了炸药和厚厚的草席，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依据《防洪法》对它下达了拆除令。

　　周围一片寂静，大家在寂静中等待着……

　　等待那体现着法律的权威、代表着法律的尊严的爆破声！

　　0：30，随着一阵沉闷的炮响，富丽堂皇的大楼轰然倒下。一堆堆断壁残垣，在我的镜头中渐渐地远去，一股股爆破后的尘雾，慢慢地向空中飘散。几百个家庭的美好希望和形形色色美丽的梦，都随着那一阵炮响而烟飞尘散。值得庆幸的是那各种各样的梦，虽然短暂但毕竟还是幸福的、美好的，毕竟还没有在肆虐、无情、疯狂的洪水中变为一场浩劫，变成一场噩梦！

　　又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没有激动、没有兴奋……

　　依法治国！

　　勿忘98抗洪！

　　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些警示牌、标语矗立在大街上、挂在墙上，我们也不能仅仅把口号挂在嘴头上，毕竟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毕竟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惨痛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毕竟有很多很多是我们不应该忘却的……




　　让总理睡不着觉的节目

　　绵阳机场九亿元的投资包括市财政、国债、银行贷款等，财政、国债当然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银行本息最终还是要市财政承担，还是老百姓的钱。那么，谁为这个大而无当的机场负责呢？谁为两亿多元资产的闲置、浪费负责呢？在绵阳采访过程中，我很多次想起了前不久被媒体广为评论的一件事：中国某城市和国外某城市为友好城市，国外这个城市的市长来访，两位市长相谈甚欢，最后互相邀请带着家眷到对方城市游览。中国的这位市长极为慷慨，允诺对方来华所有费用由他来包，而国外的那个市长却面有难色，说他没有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去搞个人邀请。两位市长的“慷慨”与“抠门”让人感慨！

　　2003年8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了中央电视台。在与《焦点访谈》栏目组工作人员会面时，温家宝首先谈到了25日播出的节目《无影工程 何以竣工》。他说道：“昨天，播出了荆州大堤的节目，结果，让我十一点都没有睡觉。总书记和我通了电话。此案已经处理了相关的四个人，因为他们仅用六万六千万元就处理了工程，从而骗取了三百万元工程专项资金。我与总书记商量了，我们两个考虑了，此事不能不了了之，要分清责任人并根据他们的责任大小依照法律严肃处理。你们的节目我是重视的。”

　　国 家 是 谁

　　王同业

　　8月24日，礼拜天的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了梁建增主任的电话。梁主任说：明天准备播的《无影工程 何以竣工》，这个洪湖假工程的节目是否够精彩？我回答说：节目本身一般，采访、编辑并无亮点，但这个事情实在是不一般，太令人震惊了！

　　我说的是实话。

　　洪湖的这个界牌工程属水下抛石工程，从外观根本看不到工程的任何蛛丝马迹，这样，对我们来讲就缺少了发现和展示细节的可能。而对当事人的采访也不成功，这些人不愧是“九头鸟”，恨不得把屎盆子全部扣到别人头上。所以，就采访来说，也无亮点。即便如此，这个节目仍有足够多的看点，因为事实本身太出乎意料了。

　　长江界牌河段是长江中下游的险段之一，1994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划拨给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一千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界牌段的护岸加固工程。因1998年的长江大水，此工程暂停了，至此已实际拨付七百万元。

　　1998洪水后，国家投入国债资金六十亿元用于长江干堤的整修，界牌河段也在其中。1999年，当国债项目正在进行时，洪湖分局打报告，申请拨付剩余的三百万元。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未经考察的情况下，就同意拨付了。相同的河段、相同的工程内容，国债本已投入并正在施工，却又拨付了三百万元，这为后来发生的用一个子虚乌有的假工程套取专项资金的事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也许是早有预谋的。

　　接下来，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干部与洪湖分局的副局长杨平等人，里应外合，环环作假，顺利将钱套到手。如果没有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办的审计，这个假工程的盖子还会不会被揭开呢？国家的专项资金是不是就永远打了水漂呢？我们在做节目时，很习惯地动不动就拿“国家”这个词作主语，如：“国家三令五申”，“国家采取了措施”，等等。但是，国家是谁呢？在洪湖假工程案件中，这些人疯狂作假，何以能一天天地蒙混过关呢？谁为国家的这些投资负责呢？显然，节目中，没有答案。

　　写这篇稿子时，我正在绵阳，也是拍摄审计署提供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也同样令我震惊与愤怒，同样让我产生了“国家是谁”的困惑。绵阳市区只有几十万人口，却投资九亿元修了一个豪华的、大规模的机场，连很多外宾都惊叹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城市的支线机场竟有如此规模。机场是修好了，但客流哪里来呢？绵阳距成都双流机场仅八十九公里，走成绵高速只需一个多小时，另外，宝成铁路贯穿绵阳全境。2001年，绵阳机场开通后，客流量远不及预计的那么多，造成了机场两亿多元的资产、设备闲置！绵阳机场举步维艰，而因机场建设，市政府也背上了数亿元的债务！

　　绵阳机场九亿元的投资包括市财政、国债、银行贷款等，财政、国债当然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银行本息最终还是要市财政承担，还是老百姓的钱。那么，谁为这个大而无当的机场负责呢？谁为两亿多元资产的闲置、浪费负责呢？在绵阳采访过程中，我很多次想起了前不久被媒体广为评论的一件事：中国某城市和国外某城市为友好城市，国外这个城市的市长来访，两位市长相谈甚欢，最后互相邀请带着家眷到对方城市游览。中国的这位市长极为慷慨，允诺对方来华所有费用由他来包，而国外的那个市长却面有难色，说他没有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去搞个人邀请。两位市长的“慷慨”与“抠门”让人感慨！

　　国家是谁的？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这绝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目前，国人的“纳税人”意识还很模糊，但总有醒过味儿来的时候！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1)

　　审片时，敬一丹大姐开玩笑说，年会时可以上个节目，记者间的一段对话：做什么？竹笋，化工的；吃什么？辣椒，硫磺的；睡什么？床垫，黑心的。这就是新闻评论部每天忙碌的事情，虽然播出时挺震动，但心里真是不轻松。

　　2002年1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了会议。这是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朱镕基总理在讲话中两次提到《焦点方谈》所报道的节目内容，这两期节目分别是《名牌床垫哪里来》(12月3日播出)、《仿古街毁了真古建》(11月24日播出)。

　　《名牌床垫哪里来》产生的背后

　　翟树杰

　　我知道在新闻评论部，登上了《空谈》的封面，当上了封面人物，就类似于上了《东方之子》。这次自己借了申宇红和戴璐的光，也当了一次封面人物，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可是想一想有一次，上《空谈》封面的朱波曾经被好多喜欢绘画的同仁们描出了胡子，带上了帽子，看看就让人笑翻在地，担心自己也弄出个如此下场，心情真是有些紧张。可主编孙金岭逼迫得紧，不交稿子无论如何不能交代，只好攒一篇东西，到了孙金岭截稿的时间，能够交货就算是完成任务。

　　知道孙金岭催稿得厉害，就知道自己平时催片儿催得烦人。被催的感觉挺不好受，可自己这一年来就是这样整天催着组里面的同事儿出活儿的，相信大家一定也常常被我催得火冒三丈的。

　　上星期五，组里面开一年一度的述职大会，关主任和刘大秘到场。谈到节目量的时候，自己不无得意。截止12月15日，不算内参片和其他栏目的工作量，机动组今年共播出的节目是七十六个。这个数字当然无法和两个老大哥组相比，可却几乎是我们去年工作量的一倍。自己跟自己比把自己吓了一跳。

　　在组里面，除了只吆喝不干活的我，刨去下半年才来的再军，不算只想经济不问“政治”的武瀛，现在干活的无非那么“七八个人、八九条枪”。何况我们组是女孩子为多数，男性壮劳力只有几个人。本人天生心肠软，又要整天催着大家干活，看到一个个富有青春活力的年轻女子为了赶节目弄得头发蓬乱、满面憔悴，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加上搬到台里面之后，办公室的空间明显缩小到连一张沙发都摆不下的地步，晚上加班的兄弟姐妹们只好在办公桌子上趴着、椅子上歪着打盹儿。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办公室的窗台都成了栖身的好地方，常常你推我让：“你先睡，你先睡。”“不、不，还是让给你吧。”

　　一天半夜，有一位女编辑睡醒之后忘记自己是睡在十八层窗台上，懵懵瞪瞪地望着外面辉煌的灯火，说：我不是在飞碟上吧？

　　我记得——再军太太生小孩难产，在海淀妇产医院的病房里痛苦时，再军还在陕西大山里采访那里的水灾，为那里的灾民着急。

　　我记得——徐榕嗓子发炎说不出话来，住进了医院却咬牙制作完成《执政兴国》的节目。

　　我记得——黄剑拍摄私采小油井时，被坏人跟踪，以至于别人警告他“注意安全”，因为在那个深山里面常常有人神秘失踪。

　　我记得——申宇红到达四川攀枝花采访时，那里磷矿刚刚出了事故，空气中弥漫着呛人毒气，居民都在想方设法逃离家园。

　　我记得——崔艳为了表现陪聊中的色情服务，只身前去“应聘”，险些被当作“小姐”，拉上嫖客的汽车，好长时间呼机里还有人要求她“服务”。

　　我记得——陈洁为了拿到第一手素材，“闯进”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工厂打工；戴璐在运动会上摔伤了右胳膊，就用左手拿话筒；冯成因为工作把婚期一拖再拖；赵刚不顾体重多肉，冒着四十多度的炎热奔跑在长江洞庭湖抗洪前线；张玉虎的父亲、张予北的岳父在生病住院最需要他们时，他们却离开身边奔赴采访第一线……

　　年终总结时，表现播出量的是数字，可数字的背后确是大家伙儿的艰辛。

　　催稿子的孙金岭又来了……

　　我也要摧着大家出差了。明天（星期二），黄剑去黑龙江，崔艳去天津，戴璐去甘肃……

　　我还要催促审片的事儿了。小申和陈洁，该审片了，快点儿……

　　横在道德秩序与经济秩序之间

　　申宇红

　　就像宗教不应以暴力的方式赢得他的信徒一样，我不愿以欺骗的手段获得新闻资源和爆炸的效果。但当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时，局面已经不由我控制了。

　　“十六”大召开前夕，我和《焦点访谈》一组的摄像邢旭东赴重庆。当时手里只有从网上下载的一个简单线索：据某小报载，重庆市某家酒店从成都进了一批床垫后发现填充物质量低劣——重庆百万人每天睡在垃圾上！至于哪家酒店哪家床垫厂均未披露。当时领导担心的是我和老邢这样郎才女貌的人怎么才能打入敌人内部。

　　到重庆一落地，我就傻了眼，领导的担心还在其次，更让我们傻眼的是：小报记者说这个消息他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并没有亲自去调查；“朋友”（当地电视台采访此事的记者）说政府施加压力，不愿出面配合；那家上当受骗的酒店是个四星级，不愿为这点儿小事影响声誉。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2)

　　没有受害群众，没谁吃饱了撑得拿刀划自己家床垫玩儿。地方媒体披露此事后，经营者已经非常警觉，偷拍的效果他们已经领教。更要命的是，床垫行业缺乏强制性的行业标准，现在执行的轻工业部的“弹簧软床垫”标准是几年前的，没有细化的参照指标；推荐标准不具有法律效力，企业是可以不执行的。

　　尤其是此事缺乏卫生前置标准。部分挂着国外品牌的床垫生产商手续齐全，至于手续是真是假记者无从考证。地方打假办、质监、工商、卫生部门借没有标准之口装腔作势：没有行业标准，质检合格证书是怎么来的？

　　……

　　我和老邢只好在建材市场瞎逛，然后顺藤摸瓜。但我们找的几家床垫生产厂家均因被当地媒体惊动，长了经验而应酬自如。我们获取的内容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片子。后来我和老邢商量，我们不找床垫厂了，我们先找原料供应商，然后找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反向证明可能对方的警觉会少一些。谁知道，我们所能找到的供应商们也都个个精明。最后终于找到了彬彬棉毡厂的小老板董彦彬。

　　老邢的身份是北京兴明家具公司的总经理，我的身份是小秘。我们声称原来在北京做，不太赚钱，现在想到重庆发展又没经验，希望在他这里得到指点。我和老邢谁都没有装神弄鬼地说重庆话，也没有故意换一声很土的行头。我们很本色的出现，而这恰恰是最大的伪装，最具有欺骗性。老邢憨态可掬，我一脸的单纯。小老板丝毫没有对我们设防。他为人豪爽，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一泻千里，幽默感简直和东北人有一拚：

　　“他们说香港的，都是用这个做的伪牌子。”他指着一堆废布料说。

　　“里边铺上一层稻草——”

　　“做好了可以打包啊，撒谎啊！反正知道是非的人很少很少。”

　　“搞消费就是这样嘛，做生意基本上就是一个骗。”

　　“我自己就不用自己的产品，我这个床垫是看着他们做的。”

　　“通气？做生意时不讲通气的，钱给了就通气了。”

　　……

　　这些经典的语言都是出自这个小老板之口。

　　“我们刚来也没经验，跟工商质监也不熟，以后还得你多帮着。”我这样说。他豪爽地答应了：“你们刚做要和质监工商搞好关系，没事的时候烟酒烟酒。我到时候可以帮你们介绍介绍。” 他说一般人都不会给你说这些，因为同行之间有竞争，我这个人觉得有钱该大家挣。他完全不知在他向我们热情地介绍经验的时候，正有一个黑黢黢的镜头对着他。他更不会想到我们这两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京城人挖了一个大大的陷阱等着他头朝下栽进去。

　　“北京好不好玩？北京我没去过。”他一脸的纯朴与率真。

　　可以说是这个小老板成全了我们的片子。那天，我和老邢是爆笑着回宾馆的，突然的柳暗花明让我们收获着成功的喜悦。我们到江边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以庆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幸运。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小老板可能因此倒霉。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事态会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002年12月3日，上海收获着申博成功的喜悦，重庆却在经历着震荡与不安。这一晚《焦点访谈》播出了《名牌床垫哪里来》，详细记录了这些所谓的名牌从原料加工到半成品、成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8：00，重庆方面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上万名执法人员密布重庆市四十多个区县内的大街小巷，两千七百多个床垫生产厂和原料加工厂以及七百一十七个市场被迫接受了检查。两三天内，许多执法人员通宵达旦进行拉网式排查，战果累累：重庆市查封了假冒伪劣床垫七千多床、棉麻毡四千多卷、废旧水泥包装袋一万多张。我们在节目中曝光的几个厂家被查封、没收财产、重罚的同时判定终生不得在重庆境内从事本行业，其法人代表被留置盘询和拘留。而小老板董彦彬被处以十万元罚款并拘留审查。

　　我询问了重庆经侦大队的领导，他们非常解恨地告诉我，小老板制假售假的证据确凿，已经够移交检察机关的标准了，他很有可能被判刑。我的心一下坠落下去。仅仅是在几个小时前，也就是片子刚刚播完的时候，小老板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你是《焦点访谈》的？听说你曝了我们的光？”

　　“是的，因为你干了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事。”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吗？”这个天真的小老板，到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是相信我会给他通风报信，“我想做好的，可是卖不出去，人家买不起。那我们这个行业到底该怎么做？”

　　“反正不能像现在这样做。”我搪塞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没有标准。

　　“好吧，欢迎你到重庆来玩吧……”简短的通话之后他这样说。

　　“到重庆玩？”我说，“你不一棒子打死我才怪！咱就别客气了。”

　　“不会的，你们也是为了工作嘛，我们要赚钱，你们也要工作。”

　　我们通这个电话的时候，警车正闪着红灯驶向彬彬棉毡厂，一个小时后，他被执法人员绳之以法。我再次见到他时，他缩作一团，原本就很矮小的身体更矮小了。他不住地发抖。他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很含糊“……我还要坐牢的……”我再问他，他不敢再说下去。他大概是说，我什么都跟你说了我还要坐牢的。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3)

　　我无言。我只能无言。我们用黑洞洞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我们让警察将他带出来再带进去。我屏住呼吸。我是记者。他干了不该干的事罪有应得——可是，可是在他破坏了一种道德秩序的同时，我也以另外一种方式破坏着人间基本的道德秩序。我破坏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对人的信任。这一次的经历很有可能成为他今后处理人际关系时考虑的一种决定性因素，他也许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人了。我又将如何弥补这个遗憾呢？如果真刀真枪地杀一场，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作为记者，我们以破坏道德秩序的方式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在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去遵守良心的道德律令呢？

　　“申记者，喝水。”一杯热气腾腾的水递到面前。

　　“给他吧。”这也许是我惟一能做的。

　　我可以感到他接过水杯时那一刻的意外感动。他的手仍在发抖，杯子里的水都倾了出来。

　　“你知道，我们都不想看到这种结果，但你的行为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这样。你要好好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这样才能早一点出来。你可能会想不通……”

　　“我知道了，也想通了。有一点想不通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先整顿一下，我们不听，再抓人。我这个厂子是最小的，你帮我说说好话吧！看在我们的交情上……”他仍相信我们是有交情可言的。从头到尾，直到手上戴了手铐的时候，他都没有用仇恨的目光看我，他的目光中自始至终有的只是感伤和无奈。

　　“拿件棉衣给他吧——”我能说的只有这一句。

　　回来的路上，我暗暗地哭了。

　　两年来，几乎每一次采访拍摄都让我内心充满着情感的矛盾、纠缠和撕扯，每一次我都感到，自己内心交付的情感成本远远超出了做一部片子应该支付的成本。这一次来的尤其深重——我自欺骗始，亲手将这个人送到了牢里。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中那最后最沉重的一幕：秋菊疯也似地跑到高高的山坡上，目送老村长被警车远远地带走——

　　我的心在沉落。　

　　更让我不能承受的是，这个行业本身没有标准。由于《焦点访谈》这部片子，国家经贸委、国家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几个部长连夜开会，最后协定以《絮类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强制性标准，这个标准远远高于原来轻工业部的关于《弹簧软床垫》行业的推荐性标准。执法者有了这个利器之后，一夜之间横扫重庆市，许多厂家被无辜地卷入其中。为我们提供线索的一位“线人”的床垫厂也被查封并处罚款，许多家庭的命运一夜之间被改变了……

　　一个片子的影响力超过了它本身预期限度。这无论对于《焦点访谈》还是节目制作者，其实都未必是一件可以盲目乐观的事情。国家加强整治的力度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力度一旦失去了适度，势必会走向愿望的反面。如果因为影响到某几个人的仕途和业绩，携着私愤矫枉过正就更不可取。游戏规则本该是固定的，法制本不应该是信手拈来的。

　　看着当地领导和执法人员忙碌的身影，听着他们通宵达旦战斗后沙哑的嗓音，感受着他们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革命热情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振臂一挥的决心，我怅然若失。

　　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行走？

　　也许，道路始终在我的身后……

　　《白笋 黑心》随笔

　　喻晓轩

　　从湖北拍完《白笋 黑心》节目回来，有一段时间，我右手食指又痛又痒，那是体验被烧碱浸泡的竹笋时留下的纪念。当时，作坊老板生怕我掌握不好放烧碱的量，热情地邀请我亲手体验，说是放多少烧碱，全凭手上的感觉，要摸着有点滑，有点腻，那才对。我硬着头皮下了手，那竹笋倒是摸着又滑又腻，我的手，惨了。后来，用熬笋的双氧水做实验时，看着水泥地上翻起的白沫，张林刚同志险些呕吐。这就是我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在批发市场里有，在超市里能买到的“绿色食品”。

　　审片时，敬一丹大姐开玩笑说，年会时可以上个节目，记者间的一段对话：做什么？竹笋，化工的；吃什么？辣椒，硫磺的；睡什么？床垫，黑心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忙碌的事情，虽然播出时挺震动，但心里真是不轻松。

　　节目播出后，听说湖北当晚采取行动，查封了多少多少吨竹笋。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心，当地的竹笋生意短的做了三、四年，长的做了十多年，节目播出后采取行动，算是早还是晚？化工竹笋在湖北没了，在四川会不会又出现？在江西会不会遍地开花？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无法回答。

　　这个节目能拍成，“线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做竹笋生意有很多行话，比如说有干货、水货之分，做买卖时，不能问多少斤，要问多少包装，最好的笋是玉兰片，产地在云南等等。要取得作坊老板的信任，这些知识是必备的。全靠“线人”悉心传授，我和老张在短短一天时间，俨然成了长年做竹笋生意的行家，还真唬住了不少人。最让人感动的是，“线人”还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暗访，怕我们穿帮有危险，有应付不来的专业问题，我们就可以推给她来解决。暗访的节目也做过不少，像这样干脆的“线人”，还真难碰到。后来她说：帮助我们是因为良心发现，她不希望再有人吃这样的竹笋。分手时，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在心里，我觉得她是朋友。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4)

　　这个节目能拍成，张林刚的长相和经验起了不少作用。开拍前，商量老张的身份，定位为江西某地土特产公司经理，东北人，来江西开拓市场，有着大把的钱不知往哪儿花。后来，“线人”一见老张，就指着他说：你像我们经理。就凭老张这张忠厚的脸，所有的作坊老板都萌发了在他身上赚上一笔的想法，加上老张沉默少语，更让人觉得此君来头不小。于是，在我和“线人”同作坊老板喋喋不休的时候，老张大可以从从容容地到处考察，大老板嘛，都这样。所以，在画面上，该有的都有，精彩的话语一句没漏。

　　最遗憾的是在超市没有采访。当时因为超市不让拍摄，我和老张都有些匆忙。其实，在现场能问上一两句，比如，这笋好不好卖，味道怎么样等等，就比单纯展示产品效果要好。这个疏忽确实不应该。

　　我们这次做的节目，打的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在采访以及后期编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头皮一阵阵发紧。本来以为今年又出了什么时髦的病毒让我赶上了呢!后来才知道我这症状还真和我采访的这家医院有关系。

　　穿着白大褂的鬣狗

　　陈远达

　　不记得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任何一个社会，有两种人不能失去良心，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医生。因为法官没了良心，社会就失去了公正；而医生没有了良心，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没有良心的法官，咱们《访谈》的记者见识过一些，至于没良心的医生，咱们遇到的不多。而且我敢说在大多数人心里，医生一定比法官要正面得多。你想想，医生是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白衣天使”呀！是在你最虚弱最痛苦的时候，来帮你解救你的人呐！他们的良心怎么能坏了呢？

　　我们这次做的节目，打的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在采访以及后期编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头皮一阵阵发紧。本来以为今年又出了什么时髦的病毒让我赶上了呢!后来才知道我这症状还真和我采访的这家医院有关系。

　　那么酒仙桥医院都干了些什么呢？这家医院有两个科室能做一种心脏介入手术，这种手术是从人的大腿股动脉插入一根导管，这根导管从切口一直伸进人的心脏，然后在里面放支架或充气球囊来治疗冠心病。由于是用在动脉里的医疗器械，国家规定是不能二次使用的。原因很简单，打针用的注射器都不能反复用，在血管里掏来掏去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在北京的许多手术室里，医生们做完手术根本就没把那些沾满鲜血的导管销毁，而是大明大亮地收起来了！

　　不销毁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导管、支架、球囊实在是太贵了！在酒仙桥医院，像这样的导管一般要将近两万元一根！如果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医生们一般会非常同情地告诉你：谁让咱们国家不会生产呢？这些可都是进口的。知道吗？进口的东西哪样不贵呀？ 还是乖乖地掏钱吧！

　　这种说法颇为皮相，这些导管、支架、球囊为什么这么贵，《访谈》组范本吉的《支架为何卖天价》告诉了你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最贵的支架在国外只卖到三百多美元，可在北京的医院里，最便宜的一个要两万元人民币！由于价格昂贵，医生们就动了废物再利用的念头。用过的导管看看没坏，拿下来洗洗涮涮消消毒，等下一个病人躺到手术台上时，一刀剌开他的大腿动脉，再塞进去用一次！反正病人躺在那儿，打了麻药跟死了一样也不知道，这样一来，一根导管不就省下来了吗？

　　可省下来的导管，患者也别以为医院会少收你的钱！如果今天大夫心情好，说用了旧导管（全北京心内科的大夫都知道，这叫“2号管”），便宜一点吧！好，一万，打个五折！如果大夫近日手头有点紧，说用的是新导管，那对不起了，两万块你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省下来的导管干什么用呢？比酒仙桥医院更有名气的医院的大夫们，就可以拿着它们去“走穴”，去别的地方、别的医院做手术时派上用场。或者等攒够一定数量，这些实际上用患者的钱买来的导管，就会重新回到那些医疗器械经营公司，换成一沓沓花花绿绿的大票子，这时自然是没有患者的什么事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一种动物：鬣狗。这种狗虽然也属食肉犬科动物，但长相却没有狼等其他犬科动物那么高贵和典雅。鬣狗的吃像极其贪婪，鬣狗的上下颚咬力极大，可以把动物的骨头嚼碎了吞下！ 记得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我就感到头皮有些发麻。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造出这种如此丑陋、嗜血的生命来！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人中间也有鬣狗，不过他们现在都穿上了白大褂而已。你想想看着这些穿着白大褂的鬣狗，我采访的时候头皮能不发麻吗？！




　　编导手记(1)

　　不过，柴静的采访仍然显得从容自信，她对公安局安局长的提问曾经让后者大吃一惊。安局长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媒体的不满，认为现在的一些媒体充当了“编外法庭”的角色。柴静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提问是记者的工作方式，质疑是公民的权利。执法机关的权力不是真理的边境，真理是经得起质疑的。两人的对话节奏紧张、语言密集。柴静的一句提问：“那您看您对当时发生现场的很多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判断呢？”短短四十六个字，她口齿伶俐地说了不到五秒钟，以致于在后期合成的时候，唱词拍了三遍都没能跟得上。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生一个人来爱

　　——《心灵的成长》编导手记

　　范 铭

　　曾经跟朋友戏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童年过得太没有阴影了，几乎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一口气长到二十多岁，以至于现在心理健康得毫无悬念。于是，我总是在别人叙述他们因为童年的不幸经历导致现在人格轻微分裂或性格部分缺失时由衷地羡慕不已，总觉得自己在这个流行“亚健康”的时代里，因为不够病态而显得不够深刻。

　　但做完这个节目后，我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的父母，并且也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的童年——快乐得如此纯粹而肤浅。

　　我们片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郭涓涓，一个叫宋禹，是两个有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

　　郭涓涓，二十二岁，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生活，她跟母亲的敌对和冷战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频繁地有自杀和自残行为，最严重时一周闹一次自杀。她跟母亲几乎不说话，她生活的全部重心是她男友，而且必须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但凡男友要单独出门，或者想离开片刻都会引来一场自杀风暴。最极端的时候，郭涓涓用刀片割腕，她男友拿起菜刀要自杀，而她母亲为了阻止他们俩，用啤酒瓶子砸自己的头，瞬间血流满面。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两个孩子都是受过伤害的，也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跟他们接触，整个摄制组都煞费苦心，如履薄冰。我给宋禹的父亲写了信，说服他打破内心障碍，向儿子道歉。我和柴静在采访前，不带机器地和宋禹接触了三四次，陪他吃饭、聊天，直到他全面信任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情绪又反复了多次，采访分两天才顺利完成。节目播出后，我陪宋禹看了一场电影，逛了一下午。路上有陌生人挥手向他致意，对他说：“宋禹，你好点了吗？加油啊”，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得知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我们才长舒一口气。

　　而郭涓涓，基本算是我和柴静的同龄人，为了让她对自己的极端行为释然，我让涓涓看了我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神情。我们跟她接触了四五次，一直没有勉强她接受采访，直到有一天夜晚，在接受完心理治疗后，她主动试探性地对我们说：“我想试试看。”那一刻，我在心里说“感谢上帝”。

　　在采访中，我们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内心的创伤之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同梳理了孩子成长的经过。友谊医院的心理医生柏晓利一语道破天机：孩子是在替家长吃药。

　　我们办公室策划主管吴征同志说，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父母是不及格的，也许数字没有这么高，但是通过郭涓涓和宋禹家庭的故事，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家庭的部分写照。

　　整个拍摄的过程，所有人都在平心静气地回顾过去，反省自我。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受益匪浅。采访中，录音师李宏卫还专门出去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希望加强沟通。

　　而让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是，这两个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化解心结，也绝非转瞬之间。

　　在采访郭涓涓时，我们按照预先设计，让她跟我们一起观看对她母亲的采访，当郭涓涓的母亲在屏幕里泪流满面地忏悔着童年对女儿的伤害时，郭涓涓并没有像我最初预计的那样立刻眼泪哗哗的，她只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停地用手扶眼镜，直到最后眼泪才夺眶而出，能看出来，她一直在克制着对母亲感情的外露。在我们采访前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对于母亲的努力示好，一直表现得极其冷淡。

　　同事李雪微说过巨酷的一句话：“生一个人来恨你”，当时她用这句话来形容一种仇恨的力量，我为此唏嘘不已。在这里借用这句话的反义，“生一个人来爱”，是的，生命不易，既然生他（她）来到这个世上，就彼此相爱吧。




　　编导手记(2)

　　摊到记者头上，其“责任”的含义也就更好理解了，因为温总理的信中早说得很清楚：“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

　　敬一丹

　　《焦点访谈》已经走过了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望和支持。

　　《焦点访谈》的记者和编辑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五岁，有的人从二十几岁就来到了这儿，现在已经为这个节目工作了十年；有的先是当观众，后来就加盟当了记者，他们是被同一种力量感召，从四面八方集合在同一旗帜下的。就这样，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一群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年轻的栏目。十年来，《焦点访谈》为电视观众提供了三千多期节目，它不仅搭建了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不仅在中国的特定时期，形成了特有的《焦点访谈》现象，而且培养了一批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好记者。但是，在我们大家先后加盟这个舆论监督阵地之前，可能对这一位置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就拿我来说，1994年年底，我是带着近乎神圣的、向往的感觉投身《焦点访谈》的。“享受职业光荣”是我们《焦点访谈》记者共同的体验，当我们的记者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句话就是“我是《焦点访谈》的记者！”

　　在《焦点访谈》，我们能体会到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记者刘涛和吕少波是两个小伙子，有一次，他们外出去河北采访，回北京的途中遇到了车祸。当时，车起了火，刘涛受了伤，急需去医院，可是当时过往的车辆都飞驰而过，没有车停下来。这个时候，附近的农民闻讯赶来了，当他们得知这位记者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的时候，就手拉手站在路上，拦住了车，并且和司机交涉，把我们的记者送到了医院。

　　刘涛不曾为自己的伤痛流泪，但是却为这些手拉手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只凭着《焦点访谈》这四个字，就成了相知，这是多深的情意！这样的情景让我们看到，农民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感情，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还来自党和政府，三位共和国总理到一个电视栏目来视察题词就体现出这种信任。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说：“《焦点访谈》成为党和政府推动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成为我们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成为基层困难群众的主心骨，是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精品栏目。”

　　应该说越是被信任，就越不敢懈怠，《焦点访谈》年年获奖，整个团队也赢得了光荣，能有机会在舆论监督的前沿工作，这是我们的幸运。《焦点访谈》的公众来信从一个个角落向我们涌来，这些信盛满了百姓托付，倾诉着不平和委屈，表达着愤怒和困惑，也寄托着热切的期望。在那些信的落款上往往写着：托付你的人。每个到《焦点访谈》工作的人，第一课就是看观众来信，这不但是为了寻找节目线索，更是为了了解国情和民情。有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就是在看观众来信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国情，学习当记者的。但是电视台不是信访办，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和观众期待的，还有很大的距离。《焦点访谈》每天有两千多条线索，它带给我们沉重、无奈，带给我们负疚，我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既然选择了《焦点访谈》，就得承受它，这是责任。职业道德的点点滴滴，就渗透在这其中。

　　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吧

　　屠志娟

　　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衣着寒酸、乡音浓厚的打工仔除了靠卖体力获得为数不多的现钱外，得到更多的却是城里人的白眼。哪里有小偷小摸的事发生了、重大节日到来需要社会更加稳定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他们；可就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在家里也是有爹疼有娘爱的农村孩子们在城市里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担心，一旦有一天这个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里少了其中的几个会怎么样。

　　直到有一天，我们听说总理大人亲自给民工们讨工钱了，再往下来，又听说越来越多的民工摞了挑子，大把大把的企业招不到人来刷胶、粘鞋底子……我们才知道，事情严重了。

　　于是，一夜之间，“民工荒”成了众多媒体最青睐的关键词，各路专家也开始批判过去的种种不公并着手研究对策……

　　大家都忙，《时空连线》自然也不能闲着，领导说了，这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关心哪成？一句话，我和董汉卿即刻赶赴民工“荒”得最厉害的珠三角。

　　长话短说，今天不讲拍摄过程，只讲一个小故事，这也是我这辈子头一次这么主动地和这么多的民工套近乎。

　　我们最终选择的一个拍摄地点是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的一个劳务大市场。周末的时候这里有现场招聘，而我要从前来求职的民工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做我们片中的主角。

　　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天……

　　“你好，是来找工作的吗？”我的提问引起了对方的警觉，并开始上下打量我。

　　“啊，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记者，能和你聊几句吗？”我的微笑似乎让对方有所放松，“今天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啊？”……




　　编导手记(3)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开场白。为了找到一个经历、形象、表达都符合条件的例子，同时又不给对方带来太大困扰，我一个人，没带摄像、也没带有台标的话筒，厚着脸皮开始和招聘会上每一个稍微看上眼的人对话。只是我没想到，这一聊竟然就聊了几十个人，直到——

　　“你好，我是个记者，能和你聊聊吗？”

　　“噢，你刚才已经和我聊过了。”

　　“啊，真对不起，不好意思。”

　　哎，真丢人！不过，这次与民工的“亲密接触”还真是让我感触颇多。

　　虽然每一次开口前我的脸上都会堆满善意的微笑，也没带什么拍摄设备，可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会窘迫地不知如何是好——转身、使劲低头、脸红，这和那些经常会三五成群、挽着裤腿在收工的路上高谈阔论、高兴了还会向城市里的漂亮姑娘吹口哨的经典民工形象实在是相差太远。这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不是曾经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呢？而他们的举动在大多数城里人看来却是粗俗的，只是粗俗。我们认为他们伤害了我们的尊严，却很少有人会想起当我们用鄙视和厌恶的眼神去看他们时，又是否考虑过他们的尊严。在这个招聘会场里，我的尊重换来的是他们的坦诚，你会看到他们善良、朴实、甚至是腼腆的那一面。虽然有的人刚开口就知道他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可我还是愿意和他们多聊一会儿，听听他们的故事。然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却是让人心酸，甚至是不愿听到的一面：微薄的却又经常被拖欠的工资、无休止的加班、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挤住在一间宿舍、“吃的连狗都不如”，虽然这种表达有些极端，可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愤怒。

　　“在过去的十二年中，珠三角地区的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六十八元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让人汗颜，当我们在感慨“钱越来越不耐花，怎么一百块钱破开后很快就没了”时，这六十八块钱对于民工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看到招聘广告上关于“吃苦耐劳”的招工要求，听到一些老板为如今的民工们“不能吃苦”了而大发牢骚，不由心发奇想，如果也像电影《甲方乙方》中那样，让这些大小老板和民工们换个位，不用长，几天就行，也许到那时，这些发牢骚的人就会从骨子里明白“吃苦耐劳”的真正含义了。如果这只能是一个幻想，那就不如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些吧，我相信，“荒”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有人急着跳出来，给民工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出路的。




　　与神话较量的人(1)

　　我在网上读到的一个质问有代表性——“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个记者，你怎么可以这样问刘姝威？”那么，刘姝威又是谁呢？朴实的刘姝威是一个有良知、有勇气、说真话的学者，但一不小心，刘姝威在我们的节目中就成了一个与恶势力作斗争的英雄了。这同样不是我们的本意。我问过刘姝威，如果知道六百字的短文会让她陷入如此的困境，她还会不会写，还会发表吗？刘姝威肯定地说：“不会。”她说，她那么在意崔北玉如何得到印有机密字样的内参，她关心泄密已经远胜于关心蓝田本身。所以我不认为她是个英雄。

　　《新闻调查》播出的《与神话较量的人》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学者刘姝威用六百字短文破灭了蓝田的神话。

　　《与神话较量的人》播出前后的这些碎屑

　　王 志

　　采访刘姝威，最初并不是为了在《新闻调查》播出，而是要做一期一对一访谈的样片。做样片，刘姝威也不是首选。按制片人赛纳的意思，样片的访谈对象应该是一位谈话能撑得住四十分钟的新闻人物。我拉了一个名单，从“泼黑熊”的刘海洋到徒步宣讲预防艾滋病的刘子亮，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号称“共和国杀手”的刘家琛到反腐败的代名词刘丽英……但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否了。关注刘姝威纯属是因为“蓝田事件”的热度，而刘姝威是否行，我心里也没底儿。但“学者”六百字短文“破灭神话”这些一闪而过的字眼足以让我们决定试一试。我们很清楚，“蓝田事件”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态的新闻事件，莫衷一是，扑朔迷离，播出的风险不言自明。但既然做样片，胆子和步子似乎都可以大一些，所以，我们决定联络刘姝威。

　　联系刘姝威并不容易。虽然她的名字在一段时间使用频率很高，但真找她时才发现，刘姝威蒸发了，惟一的线索是报道过蓝田事件的《财经》记者康伟平。康伟平告诉我，刘姝威压力很大，早已闭门谢客，不愿意再接受任何采访，电话号码也不能告诉我们，因为她与刘姝威有约在先。但她答应，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刘姝威。

　　关键时刻，脸熟的确能蒙事儿，信不信由你。刘姝威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过你的节目，我们可以聊一聊，但我不同意拍摄。”我说：“行，不拍，聊聊。”但不拍行吗，不拍我找你干嘛，不拍我的工作等于零，我想。我记得那次电话我主要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蓝田事件留给我们许多疑问，我们好奇，但我们关注这件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觉得它是有价值的；第二，我们是想做一个新节目的样片，我们没有播出的压力，只想做一次真实的记录，这样对她没有坏处。刘姝威同意见面，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她家。啰嗦这些自然与本案无关，但“功夫在诗外”，这句话我理解就是，有些时候花在联络动员上的时间与精力比正式采访还要多，但是它绝对必要，而且值。

　　采访之前，我与刘姝威见了两三次面，通了若干电话。第二次是与样片的特邀编导欢欢（指徐欢，编者注）和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特务”陈强一块去的。他们同意我第一次造访刘姝威后的基本感受：家比想象中还小，人比想象中的要好（作为采访对象）。

　　压力下的刘姝威敏感而憔悴。她是一个十二分注重自己形象的人。这大概就是她为什么在第一次见面时，问都没问首先就让我看她的影集的原因。照片上的刘姝威的确比眼前的这位官司缠身的学者亮丽。我也因此知道了刘姝威的那个不俗的业务爱好：练芭蕾。尽管有观众对节目中刘姝威练芭蕾有些微辞，但我保证，我们的本意是为她好。而且为了拍出最满意的效果，刘姝威本人有二十四小时以上没有吃东西，这是真的。刘姝威依然热情而认真，我提出能不能看看有关资料，她打开了电脑，正反都有，甚至包括那本《虚假会计报表识别技术》的十几万字的原稿，和她正在写的一部关于银行的小说。她真的很需要支持和理解。在我看资料的时候，刘姝威不停地问：看懂了吗？看懂吗？这就是学者刘姝威，这也是后来的采访中为什么刘姝威会有那么多的反问的原因。这是她的性格。而我作为采访者所要做的，只是不要去影响她的发挥，仅此而已。对于我的沉默，刘姝威有些不习惯，她问我：“你没有问题吗？”我说有，但我要在采访中问你，而你有一次回答的机会。

　　节目播出后，我得到的赞扬和批评同样多。赞扬就不说了，批评主要是说我对刘姝威没有同情心。我在网上读到的一个质问有代表性——“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个记者，你怎么可以这样问刘姝威？”那么，刘姝威又是谁呢？朴实的刘姝威是一个有良知、有勇气、说真话的学者，但一不小心，刘姝威在我们的节目中就成了一个与恶势力作斗争的英雄了。这同样不是我们的本意。我问过刘姝威，如果知道600字的短文会让她陷入如此的困境，她还会不会写，还会发表吗？刘姝威肯定地说：“不会。”她说，她那么在意崔北玉如何得到印有机密字样的内参，她关心泄密已经远胜于关心蓝田本身。所以我不认为她是个英雄。所谓英雄，除了具备常人不具备的勇气和毅力外，最重要的是无所畏惧，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没有嫉妒和贬损的意思，我是在想，观众的看法为什么会如此不一致？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观众最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采访意图如何才能更准确更客观地传递给观众？




　　与神话较量的人(2)

　　我欣赏平等，但让观众感受平等并不容易。我感觉我们的节目更需要讲述者，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英雄或罪人。刘姝威是幸运的，洪湖法院已正式驳回蓝田的诉讼请求，刘姝威已不再只用录音电话，她开始回到正常的轨道，我为此高兴。但作为媒体，我想目的不是还刘姝威们一个公道，更重要的是通过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而启迪人们去杜绝不合理事件的发生。对于蓝田而言，即使是反面，也应该让它有说话的空间，而做一个单边的采访，要保证信息的客观、公正，质疑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态度呢？

　　王志的脸没有我的白

　　黄洁龙

　　《与神话较量的人》引起较大争议，主要是业界标准与受众反应之间的距离在这期节目播出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认为一个不尽合格的玩意儿为何会引起观众的激烈反响呢？是我们出了问题，还是观众出了问题？

　　从惯常的专业标准来衡量此片，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不足，这是一个只要略通新闻ABC的人就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它只是一面之词、它缺乏印证、它不公正、不客观、不理智……独裁……令人担忧……所有批评的潜台词在我看来不外乎：它蕴藏着风险，可能会给电视台、给栏目、给参与人员带来官司，它背离了《新闻调查》若干年苦心摸索出来的公正、理性的方向……

　　作为此片的参与人员，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至今也无法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个片子进行梳理，我只能从情感上对待它：虽然它身患残疾，但与我有天然的亲近。因此，基于孩子是亲生的好的小家子气，我偷偷地认为这期节目不足以承载那么多的理论反思，甚至赖皮地讲，同样可以找到足够多的抽象名词作为此片的理论支撑。而且——我私自认为（我再三声明）——电视新闻理论家大多是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如果有同志生气，你们就当是小狗说的。

　　实际情况是：这期节目是一个早产儿，它带着一身的问号就出生了，性别模糊，面目不清。头儿一看：好歹能动动，一咬牙就把它推向前线了——所以套用刘姝威的话讲：“非常偶然，非常非常偶然。”

　　这个偶然上前线的家伙自然是混入白人军团里的有色人种。它造成了白人军团习惯秩序和习惯标准的混乱：长此以往，个不高、肤不白、无胸毛、不用香水的家伙再多几个，将损害白人军团的品质。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媒体普遍心浮气躁的时候，一如既往追求品质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然而我却恰好对这样的习惯性追求有点担忧：当我们穿上增高鞋垫、抹匀增白粉蜜、注射好雄性激素、洒上香水，都打扮完了再去上战场，可能只能抬抬伤员，解剖解剖尸体了。此时，优雅的品质仅仅是打扫战场时的一个姿式，无论它怎样美仑美奂，终归与战争无关。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等到我们把所有该印证的东西全都一一印证清楚，把所有应该遵守的职业程序全都一一走完，把所有的问题全都一一核实的话，《新闻调查》四个字当中的前两个字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是不是自此做节目你就敢不再印证过来印证过去了呢——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那种非此即彼的念头只有我的小狗才有。再唾沫横飞地探讨新闻报道的普遍规律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觉得，观众需要什么？也许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是很重视，或者因为种种因素无法重视——会不会在过去的操作中，我们过份地追求精益求精、过份地注重内部人员、各种专家的认可、过份地追求品质，这种过份的执着在某种程度上把《新闻调查》引上了精英化的道路，由此造成了观众与《新闻调查》的疏离？冷静与理智是节目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把它放大并当成一尊神像来供奉，对电视这样一个大众媒介而言有什么好处？在节目里，面对普通家庭进行纷繁复杂的论证、质询、分析，强迫他们跟着我们进行理性思考，这本身就与电视媒体的天然属性相违背。在我可笑的认知里，我以为观众是不太在意你如何调查的，他只关注你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即：我们注重的求证、分析过程也许在普通观众眼里无足轻重甚至难以理解，他们只对结论感兴趣。

　　举个例子，“9·11”后记者报道阿拉伯世界的反应，你说你是对记者调查的过程感兴趣呢，还是对阿拉伯人到底如何看待此事件感兴趣——难说这就是专业人员与观众的区别。

　　怎么越写越觉得是在为自己做不好节目找托辞，而且找来找去找不着，难以自圆其说。 说句老实话，其实这期节目之所以引起部分观众的反响，只不过是沾了中央电视台覆盖范围的光。在此之前，无数报纸杂志早已掀开了蓝田的盖头。我们只不过仗着中央电视台的声势，把这锅“冷饭”端到了观众面前——而我们的多数观众似乎平时不怎么看报纸杂志——所以“冷饭”有点扎眼。就这么简单。

　　节目播出后，我和我老婆谈起这个片子，我说这个片子得以播出是很多偶然因素使然。

　　她说：“你指的因素是权力吗？”

　　我说：“你说呢？”

　　她说：“你是当事人。”

　　我说：“还是让小狗来分析吧。”

　　节目播出后，我老婆非常仰慕王志，我只好告诉她，王志的脸没有我的白。




　　关于“线人”(1)

　　不管你对“线人”事先作出过何种承诺，变声音也好，打马赛克也好，虚拍也好，剪影也好……只能是在节目播出之前对“线人”有个心理安慰，对公众而言则表明我媒体人文关怀的态度，但是，对“线人”生活和工作的小环境来说，却只能是自欺欺人。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搞批评报道，线索最重要。知道线索、并积极主动举报的人，我们习惯称之为“线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这个“线人”不仅知情内部情况，而且他还是某个事件的具体参与者，那么这种“线人”的价值对新闻人而言就更重要了，有时他甚至成为了决定节目成败的关键因素。

　　关于“线人”的反思

　　梁建增

　　正是因为如此，《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许多以舆论监督报道见长的栏目，一直很重视“线人”的作用，而且许多成功节目的运作已经证明了“线人”的不可替代性。据统计，从1996年起，《焦点访谈》获历年中国新闻奖的节目，如《巨额粮款化为水》、《“罚”要依法》、《粮食“满仓”的真相》、《吉烟现象》、《铲苗种烟 违法伤农》、《河道里建起商品房》和《违法收缴违民心》等节目，其报道线索均来自“线人”反映的情况。这些“线人”的奉献使《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在舆论监督中拥有了极其宝贵的信息资源，掌握了第一手鲜活而及时的素材，并始终处在新闻的最前沿。

　　关于“线人”出现和走红的问题，我们姑且先不去探讨，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需要从理论层面上结合中国整个新闻发展史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刻分析的课题。但是随着栏目的逐步成熟，节目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关于“线人”的问题也随之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成为不能不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最近《焦点访谈》有几个节目反响都非常强烈，由于知道内情的“线人”的大力协助，节目极其精彩。节目中有几期也试图在技术制作上想方设法保护“线人”，比如说打马赛克，比如说对声音进行一些变粗或变细的处理，但是很不幸，这些“线人”后来还是都被识别出来了，遭到了当地部门的打击报复。他们就来找我们。“线人”出于道义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并共同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我们理应帮助他们，但是作为媒体我们能帮助什么呢？给他们找工作能安排得过来吗？问题还在于如果不帮助他们我们良心上又何以安宁呢？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常常受到一种煎熬，一种爱莫能助与良知之间的情感煎熬。

　　我们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牺牲呢？节目无疑要做下去，“线人”也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否则，“线人”出现一个被“消灭”一个，那么还有谁肯敢举报提供线索？没有了“线人”，节目的精彩又从何谈起呢？所以，目前出现的问题引发了我对“线人”问题的思考。

　　新闻报道者和新闻“线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纯粹的报道者和线索提供者的关系还是一种盟友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关系的度又将怎么来把握呢？作为一个新闻报道者怎么才能做到既能拿到事实，又能对“线人”进行保护呢？在保护的措施上，从技术的层面上我们有什么好方法好措施呢？而在这些保护措施中，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如何正确而全面地看待“线人”的动机与目的呢？对于“污点线人”和“清白线人”，我们如何进行甄别呢？对于二者我们在处理上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和尺度呢？毫无疑问，今后我们舆论监督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依靠这些知情人必将成为我们突破重围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方式，但如果不加强保护措施，对个人、对栏目也必将带来很大的麻烦与不便。这个话题不仅困扰着我们，相信也存在于所有媒体，因此对它的探讨和研究将是一个前沿课题。

　　有时，我们不仅痛了仇者，还痛了亲者

　　姚宇军

　　一团乱麻，如果找到线头就可能把它摘清楚。

　　一个迷宫，如果不犯路线错误，就能找到出口。

　　想做一期漂亮的《访谈》节目，往往离不开“线人”的帮助。

　　一般来讲，所谓“线人”就是提供线索的人，即知情者、内线。他可能是相关事件的受害者或当事者，但也可能都不是，他仅仅是出于同情心或正义感而为。可当他路见不平有所作为之后，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的选题成立了，节目播出了，工分拿到了，我们的“线人”的使命完成了，“线人”的角色还原了，这时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而实际情况是，这个活完了，下一个又来了，以前的“线人”犹如手机里存储的号码早就被新打进来的电话冲消了，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他们。

　　记得2000年7月初，接到广西桂林市林桂县人民医院医生拿回扣兑现金的现象较为严重的举报，而且这种情况是院方明确鼓励和支持的结果。要想把节目做成，就得拿到证据，而院方没有正式文件，只有暗箱操作，因此没有“线人”的帮助，节目做成的难度可想而知。

　　医生本人从院方拿提成靠的是多开回扣药，多开检验单，对此院方有明确要求，有严格的奖惩规定。尽管这些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但医生是按院方的要求做的——既对病人的病情负责，自己又可以多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谁要是当了《焦点访谈》的“线人”，不仅断了大家共同的财路，于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作为有开单权和处方权的医生来说，要不是出于正义感，他又何苦而为之呢？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有医生甘愿做我们的“线人”。




　　关于“线人”(2)

　　“线人”只是提供线索的人，他应该伏在暗处受到保护，但记者拿到线索之后并非一切顺利，此时担心节目进展能否顺利进行的是记者。在山穷水尽之时，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往往会再次求助于他，否则节目就会难产。做完“线人”的工作之后，同样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线人”同意了我们的采访。原先他曾急切地希望我们快点来到这里制止这种行为，我们也想把它当作一场战斗来打，但是当采访完成了，对于我们来说，战斗是胜利结束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可“线人”却会一脸的无奈，毫无轻松可言，担惊受怕的角色变成了他——是啊，想象以后我们双方各自面对的处境将是何等悬殊，我们的心情无法轻松。

　　不管你对“线人”事先作出过何种承诺，变声音也好，打马赛克也好，虚拍也好，剪影也好……只能是在节目播出之前对“线人”有个心理安慰，对公众而言则表明我媒体人文关怀的态度，但是，对“线人”生活和工作的小环境来说，却只能是自欺欺人。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在节目获得成功之后，我们对“线人”的担忧完全取决于“线人”的处境。即使事前与他有过纸上的协议……这是你自愿的，事后的事与我电视台无关等等，但后来“线人”真的无家可归，你能心安吗？！这一次，又让哥们儿遇上了。

　　在“线人”的帮助下，我们揭露了一家企业制假售假的惊人内幕。结果是，节目播出后政府部门依法将这家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吊销，一个年产值几千万、三百多正式工、四百多合同工的企业完了！这是一家股份制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事先在厂内搞过集资，干部职工多则几十万，少则大几千，亲戚朋友的钱都扔进去了，如今这些钱不用说，还要依法追究主要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至于“线人”是谁，不用说只要简单排查，一查一个准儿！本来是举报黑恶丑陋的（无名）英雄，在当地却一下子成了“过街老鼠”，自己的工作同其他人一样没了，家里的恐吓电话不断，孩子的喝水杯在学校被人砸碎，爱人的自行车车胎被割……来自暗处的威胁和报复无处不在，在当地，他们几乎没有容身之地。而面对所有的这些，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舆论监督节目离不开“线人”，这道理谁人都知道，但常常是节目播出后，隐忧常常伴着我们，那痛处，就是“线人”的遭遇。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能否真正安心，取决于与“线人”事后的处境，有时也取决于“线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这一点，我们事先无法准确预测。

　　所以，只能是慎之又慎！事先尽量让“线人”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就像谨慎的大夫给病人看病一样，先告诉他可能的后果。前期采访中的原则则是尽量回避“线人”，后期制作时尽量不用“线人。尤其可能的情况下，不妨考虑与“线人”签个协议什么的，主要意思是从节目的形态上对“线人”进行保护，节目播出后，“线人”的处境与本台无关等等。当然，如果“线人”望而却步，没他又不行，节目宁可不做！

　　不过，我有时也想，节目播出之后加强反馈，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线人”面临的压力，不然我们不仅痛了仇者，也痛了亲者。因为，以往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消失的另一半

　　魏驱虎

　　《焦点访谈》作为调查类节目很多时候需要“线人”。如何保护幕后的“线人”是新闻行业里约定俗成的道德律。为了恪守这条道德律，我曾经牺牲了一个节目最精彩的素材。

　　2000年10月，我们接到一位“线人”的举报——江西省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将出现大规模的考场舞弊。我和摄像记者朱邦录在考试前赶到南昌，见到了记者生涯中最让我敬佩的一位“线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学生，有人提出让他当“枪手”替人代考，他想到自己虽然可以不当“枪手”，但是独善其身并不能改变舞弊的事实。为维护执业药师这个神圣职业的纯洁性，他不仅举报了即将发生的舞弊行为，而且还协助我们拍摄了舞弊者帮助自己办理全套假准考证件的全过程。他表示愿意用这些素材制作成节目，哪怕自己被发现也在所不惜。

　　审看节目时，孙玉胜副总编也被全套准考证件实施“换头术”的过程所震撼，但是他更对这个年轻人的命运表示担忧。他说节目一旦播出，这位“线人”必将被推到一个毫无遮拦的平台上，他对舞弊行为的揭发将使整个南昌考区的考卷变成废纸，那些当事人是饶不了他的。我提出用技术手段来保护“线人”，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权衡，玉胜副总编还是决然拿下了节目初编版中监守自盗的舞弊者为“枪手”做假证件的全过程，整整占了节目的一半内容！

　　好在考场舞弊的过程我们拍摄得非常充分，节目依然精彩纷呈：手机、呼机被公然带进考场，考生们有的看呼机，有的读短信，有的早退、向考场内公开传送标准答案。通过镜头，观众真切地看到了考场舞弊的过程，而面对如此混乱不堪的场面，监考者竟然熟视无睹，主管部门的领导对着镜头说：“考场内外都十分安静，秩序井然。”

　　节目播出后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带动了整个社会对各种舞弊现象的整肃和查处，社会效益巨大，节目获得了第一届广电学会评论类节目评奖的一等奖。




　　关于“线人”(3)

　　被拿下的另一半素材在我的手里保留了半年的时间，最后还是删掉了。

　　时至今日，在我和朱邦录的心里，拍摄这消失的一半素材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是这次忍痛割爱的经历，使我们对记者的社会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没有拿掉这一半内容，对我们而言是使一期节目更精彩，也许还有问鼎记者梦寐以求的中国新闻奖的可能，但是对那位充满正义感的青年人而言，可能就要付出改变一生命运的代价，而这超出了记者应恪守的社会责任的底线。这次忍痛“断臂”使我深深体会到玉胜副总编的良苦用心——作为一名记者，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动中国(1)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2005年2月17日，《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揭晓，奥运冠军刘翔、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公仆牛玉儒、女公安局长任长霞、青年志愿者徐本禹、为母换肾的田世国、飞机试飞员梁万俊、缉毒警察明正彬、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驻伊拉克前大使孙必干当选，中国女排则获得“感动团体”。当日晚8：00《感动中国》颁奖典礼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很好，引人注目。应广大观众的要求，该节目又三次在新闻频道重播。

　　我 们 为 什 么 会 感 动

　　——《感动中国》评选热的冷思考

　　 孙金岭 边巍

　　“感动中国”源自灵魂

　　2003年的大年初二，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还沉浸在节日的欢聚氛围中。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李挺主任办公室里，审片的主任们看完了《感动中国》的样片后，都默默无语，眼里充满泪水。这个场景对《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来说，印象极为深刻。相同的情况一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审片现场。

　　就这样，《感动中国》顺利通过了审片，尽管当时仅仅以“《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特别节目”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没有一个贴片广告，但节目却获得了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热情回应，人们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情感和泪水。从此，那些感动的记忆就这样延续了一年又一年，而《感动中国》也因为节目强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之一，而今这个仅有两个多小时的单一节目广告标的金额就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对于《感动中国》主创班底来说，他们实现了“不可能不感动”的最初设想。

　　一句“不可能不感动”，透露着一种媒体的自信。这与其说是对节目选题的成功把握，不如说是对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入洞悉：在迈向新世纪的历史时刻，人们太需要精神的信仰了。但是毋庸讳言，在信仰面前人们常常是无所适从的。清华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李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们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和英雄，《感动中国》借助中央电视台传播主渠道地位给社会做了一个良好而清晰的示范。”

　　很多时刻还记忆犹新。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因为中央财经大学普通教师刘姝威的仗义执言而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良知肃然起敬，因为杨利伟的拼搏太空而牢记人类探索未知的从容澹定，因为钟南山这位“非典”勇士而谨记科学精神的难能可贵……今年，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对候选人的讨论当中，并把“感动”的话题引向了深入。

　　在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的行列中，一位普通的北京老人的事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佘幼枝祖上因敬重明代袁崇焕大将军的英雄行为，世代为其守墓，到佘幼枝老人已是第十七代人。佘幼枝守墓几十年，遭受过无数次变故，曲折颇多，并曾因为守墓而痛失爱子，但她始终衷心不改。在她的不断努力下，袁崇焕祠被修葺一新，守墓义举得到了延续。袁崇焕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英雄人物，佘家这种家族式的行为与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较大的距离？把佘幼枝老人列入“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行列，能否代表中国人整体的一种感动情绪？面对这样的质疑，专家推委团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但是许多观众则更多地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来理解这个特殊的人物。“快让佘幼枝感动中国吧，在缺少诚信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比如此坚定地遵守承诺更令人动容？”一位电视观众在给组委会的信件中这样写到。而推委委员陈锡添给组委会的推荐理由无疑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三百七十四年，历尽沧桑，信守承诺，这简直是一个传奇！”

　　关于佘家守墓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感动”本身所能承载的内涵，其实，人们通过这件事已经开始考虑在人和人之间如何达成一种理解、在人性之间如何建立一种信任等等这些触及灵魂的深层问题了。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感动中国”没有标准

　　今天的很多人也许会问：三年前，《感动中国》是怎么诞生的？它为什么要叫《感动中国》？

　　谈起当时的情景，新闻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总制片人梁建增这样回忆：当时评论部想搞一个年度人物评选，但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评选呢，大家心里的确没底，因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评选太多了，什么‘十大新闻人物’、“年度经济人物”等等，如何与众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实在不容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对此有一个共识：“梳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发掘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感性地刻画历史瞬间，放大历史细节”，这应该是当初创办《感动中国》的一个基本理念。




　　感动中国(2)

　　有了这样一个共识，于是评论部一群充满了创作激情并对社会怀有深沉责任的新闻人，开始了一系列争论不休的“头脑风暴”聚会。当时的总牵头人朱波说：“具体哪一天实在记不起来了，好像是10月底吧。五六个人，大家又一次聚在一起开始讨论。说着说着，不知道是谁冒了一句，话里有‘振兴中华’字眼，于是大家的话题一下子就顺着深入到了‘究竟什么可以振奋中国人，什么可以凝聚中国人？’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大家相互碰撞出来的“感动”这个词汇，一锤定音的默契便由此延续了今天，整整三年。

　　那么，一个以内涵多样的“感动”为标准的评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对《感动中国》有着这样的理解。

　　今天，我们在网上、报纸上以及中央电视台自己的宣传资料中，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到《感动中国》的评选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无论他们的身份、背景、经历有多么的不同，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

　　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标准还是比较含糊，倒是“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积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用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见证重大的新闻事件”，这一当初设计者的理念至今仍在延续着，并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内涵。于是，钟南山成为了抗击“非典”的一个符号，而杨立伟所代表的飞天梦想已经起步……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张恒说，我们在看《感动中国》的时候，会发现人物的背景、身份、职业、地位的界限已经模糊了，节目面向的是全社会、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人选不仅包括大陆、港澳、台湾的中国人，还包括全世界的华裔及国际友人，只要他的精神代表了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内涵，《感动中国》的视线就会延伸到那里。

　　2003年《感动中国》的入选人物来自日本的尾山宏律师，就是这样一种眼界的体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以一颗善良的心，无偿地帮助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讨回曾经失落的权利。他顶住骚扰、恐吓的压力，通过诉讼还历史以真实。当尾山宏出现在颁奖现场时掌声雷动，有几位青年的观众在仪式结束后，专程到休息室找到尾山洪，鞠躬致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推委会委员喻国明教授在推荐理由中这样写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长于遮掩家丑的日本人，为了给中国人伸张正义，不顾同胞的威胁利诱，挺身而出捍卫真理，这确实令人感动。”

　　节目创办之初，人们还曾有过许多的疑虑：以媒体价值标准为核心的“感动”是否能够感动中国？这种“感动”和社会主流认知以及中国人对“感动”的深沉理解是否相一致？他们能代表广大公众的意见吗？

　　“一些人在媒体中工作久了，见识的多了、经历的多了，对许多事情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感动中国》节目录制时，我们的编导和摄像，却是常常因为泪水模糊了双眼而无法正常地进行拍摄和画面的切换。”《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总导演樊馨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表述过工作人员的感受。

　　敬一丹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主持人，主持过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晚会，在舞台上为无数的人颁过奖。然而在连续两年主持《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中，她经常是声音哽咽，泪光闪闪。“我相信能感动我们工作人员，就一定能够感动我们的观众，感动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有感动了我们自己才能感动观众，如果连自己都不觉得感动，相信也不会感动其他人。”

　　对此，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则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表述：2002年的《感动》让我们无法忘记那些无畏前行、努力抗争的人们，而2003年的《感动》则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的奋斗历史，2004年的《感动》在表述刚刚过去的一年，它一定会展示这个社会刚刚发生的显著变化，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感动中国》节目，其实它已经不单单是一期节目了，它已然成为了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一段难忘历史的精彩浓缩，媒体的价值标准已经融入到了整个民族的价值标准之中了。正因为如此，《感动中国》已经不再是节目的感人至深了，而是一个民族承先启后的内在精神、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力量在打动着人们。

　　在评比的取舍之间，谁是最动人的？这是许多观众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误区，因为通过广大公众的寻找，最后进入《感动中国》候选范围的，都是符合评选标准，只要他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就是最动人的。每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具体的时代背景相勾连的、与发生的新闻相联系的、与这个时代的追求相吻合的，所以在最后的取舍之间，这里面不存在谁比谁更能令人感动的问题。




　　感动中国(3)

　　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在仅仅十二天的投票期限内收到了高达九十万张的选票。这其中，很多人把自己内心的这份“感动”献给了一位年轻的律师田世国。一个权威数据表明，百分之九十的父母会为子女奉献生命，而只有百分之十的子女会为父母做出这样的牺牲。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三十八岁的律师田世国就成为了这百分之十当中的一个。为了使患上尿毒症的母亲能够延续生命，田世国隐瞒实情把自己健康的肾脏献给了母亲。直到现在，老人仍然不知道在自己身体里工作的肾脏来源于亲生的儿子。也许，仅仅一个“感动”已经无法表达这个行为所传达给人的心灵撞击了，因为它对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所产生的启示必将引起人们长久的思考。

　　在采访曾经观看过《感动中国》的一些观众时，记者曾这样问他们：在两年的评选当中，谁让你感动了？面对于此，大部分观众回答是：所有的人都让我感动。

　　在很多人的眼里，感动与否，只有权威，没有标准。

　　真实，是“感动中国”的力量

　　《感动中国》总策划朱波说，我们推选出来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并且让这种感动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融入人们的记忆，是因为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的事迹不是我们包装出来的，更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我们只是把它们实实在在地摆在观众面前，让事实说话，让观众从事实中去领略和感受那种崇高的精神。

　　程序上的严格筛选保证了人物事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直面广大观众心灵深处的节目，一批富有经验的记者和编辑所进行的一线感受成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编导王伟达在前往贵州贫困山区拍摄候选人物徐本禹的支教生活时，真实的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看到徐本禹所在山区学校的简陋，记者留下了自己的一千元钱出差费。结束采访的几天以后，王伟达收到了徐本禹一条短信息：“八百九十一元我给学生们订了报纸，剩下的给他们买了文具，发票过几天寄给你。” 王伟达到现在都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评价这件事情，在他的印象中，面对艰苦环境的徐本禹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露出一脸憨厚的笑容。

　　前往重庆开县采访教师群体的《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编导杨嘉在回味全部采访过程的时候，一直为一个叫做海英的十六岁女孩辗转难眠。杨嘉说：海英的哥哥是第一个知道井喷事故的人，他只要骑上摩托车，十五分钟就能跑回家里报信儿，可哥哥知道事故后骑着摩托没有往家赶，而是往镇里别人家一路赶一路地奔走呼告，竟然把自己家里人给“忘了”。接到海英的哥哥报信儿的人及时撤离全活了下来，而海英家里人根本不知情，直到毒气已经很重才知道赶紧跑，但为时已晚。陪同的人告诉我们，压井后，工作人员拿着裹尸袋进村收尸体，只看见她家门口十几米远的地方，奶奶、爸爸、妈妈、侄女等等八口人齐刷刷地倒在地上，死成一排。哥哥自己也死了。他光顾着报信儿，自己在毒气弥漫的镇上跑了七个小时喊了七个小时，最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中毒身亡。

　　编导杨嘉曾经问海英，觉得哥哥是个怎样的人？海英回答说：“平凡的人。就是一个平凡的人。非常平凡。”杨嘉惊异于这一连三个“平凡”，追问下去，海英说：“因为我愿意记住他的平凡，他本来就是个平凡的人，一生就干了这么一个不一般的事儿，我要是记住他英勇的一面，那就是一瞬间的事，我要记住他的平凡呢，能回忆起来的东西就很多很多。”

　　“听到海英这样说，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就是一种感动，它普通，平凡，真实。如果非要让我清楚地表达一下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平凡的真实，是感动的灵魂。”杨嘉面对记者这样说。

　　在一个媒体鼓噪的年代，一夜成名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对于记忆力退化的现代人来说，究竟什么可以留存下来？那些曾经感动过中国的人，在远离媒体关注、走下领奖台恢复到日常状态下的时候，他们都在做什么？

　　在记者的回访中，我们又看到了刘姝威那份久违了的执著；王选依然为当初的诉日案子辛苦奔波；张荣锁的那条路早已修完，共产党员的徽章还是端正的佩戴在胸前；高耀洁老人身体不太好，但是从没有怠慢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好书记梁玉润调动了工作，依旧朴实地表示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造福一方百姓……这些真实的存在，使那些美好动人的瞬间转化成一种化物的温暖、一种坚强的力量，甚至一种悬挂在人们心间的永恒。这也正是《感动中国》回归生活、保持真实的另一种解读。

　　《感动中国》有一首主题歌，名字叫做《感动》，那是三年前评论部的一个实习生作词、著名歌手韩红谱曲并演唱的。如今，词作者喻江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一个很有经验的编辑，而韩红在2005年新出版的个人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曲并以此为专辑的题目：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

　　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

　　用所有春天的消息，为你写下传奇；

　　用初次看见你时我的眼睛，流下幸福的泪滴。




　　感动中国(4)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有爱才转动……

　　在为《感动中国》而彻夜难眠的日子里，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

　　中国需要高质量的“精神品牌”

　　——《感动中国》的成功带给我们的启迪

　　孙金岭

　　2005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新闻频道播出，在这期节目里，那些感动的故事再次让人泪水充盈。李长春盛赞其“看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弘扬了主旋律”，是媒体成功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许多单位还纷纷与制作组联系，要求提供录像带和碟盘，以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鲜活教材。

　　《感动中国》创办于2002年，今年是第三届。中央电视台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就树起了一个让整个民族动容的“精神品牌”，在观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实属不易。纵观三年走过的历程，它良好的社会反响固然令我们欣慰，而其打造“品牌”的成功运作所带给我们启示更为重要。

　　一份责任必须牢记在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作为媒体，我们常说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4月8日亲笔写给《焦点访谈》栏目的信函中曾对“责任”的内涵作了精辟论述：“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作为中央电视台一档年终大型人物评选活动，《感动中国》之所以被观众称之为“是年度中国人的一部精神史诗”，就在于它体现出了媒体的高度责任感，并且与社会和时代紧密相连。这是一个“精神品牌”能够成功打造的前提。

　　整个节目以当选者的人格精神为展示的重点，通过一个又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诠释着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解读着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的朴素情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观众在来电、来函中纷纷表示，“《感动中国》节目之所以感人至深，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那种承先启后的内在精神、那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力量在打动着人们。”

　　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和英雄，而《感动中国》借助中央电视台传播主渠道地位，怀揣着高度地责任感，给社会做了一个良好而清晰的示范。它通过2004年中不同寻常的十个新闻人物和一个集体，全面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大力弘扬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社会普遍的价值判断标准相一致，与大众的精神追求相吻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共鸣。为此，一位网友这样评价道：“看过今晚播出的感动中国，的确令人感动不已。正气、英气、才气、壮气、豪气，气气冲天；亲情、友情、国情、民情、师情，情情动人。”从这个角度上讲，当选的十个人物和一个集体的感人事迹已然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一段难忘历史的精彩浓缩。

　　新闻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绝不是一句空话，它必然“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刻的了解，对国家和人民深厚的感情。只有对国家和人民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引自温家宝给《焦点访谈》栏目组的亲笔信）

　　一条规律必须始终坚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这是一部优秀电视作品必备的基本要素。

　　与目前众多的人物评选活动相比较，《感动中国》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就在于它以内涵丰富的“感动”为标准，巧妙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色。而这种风格与特色的形成不是坐在家里拍着脑袋凭空琢磨出来的，而是创作者们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我们仔细梳理2004年的十位当选人物和一个集体，不难发现除却事迹本身感人之外，创作者们从现实的生活中吸取营养，从群众实践的沃土中开掘新闻富矿，以视觉创新、题材创新、手法创新来实现新闻宣传创新，是其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

　　节目中既有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如为母换肾的律师田世国、深入大山当教师的青年志愿者徐本禹等，也有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如奥运冠军刘翔、“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可谓代表性强，覆盖面广，但是无论他们的身份、背景、经历、贡献有多么的不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都感动了观众，让人可信、可亲、可爱。

　　毫无疑问，群众是欢迎我们推出典型的人物的，因为群众需要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宣传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呼声这一点上，人民群众、党和国家与媒体三者之间是完全高度一致的，观众反感的只是我们不尊重新闻宣传规律而推出的“假、大、空”的典型，是苍白无力的灌输与说教。

　　在《感动中国》节目中，创作者们穿插了简介十位人物和一个集体事迹的纪录片。这些短片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拔高的臆造，语言朴实，故事真实，画面平实，成了整台节目最吸引人的亮点之一。在一个不到十分钟的短片中，展示人物的非凡故事和人格魅力，绝非易事，没有深入的采访和过硬的本领是不可能有如此震撼的效果。在节目中，创作者们用以小见大、以个体代群体的方式表现整个时代的特色，用观众喜闻乐见的“用事实说话”的形式展示人物不同寻常的命运，用由表及里的方法开掘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内涵，给人以深层思考和启迪，起到了举一反三的宣传效果，达到了可视性与思想性二者水乳交融的境界。




　　感动中国(5)

　　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的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也是它吸引人的所在。

　　改进宣传工作，提高节目的吸引力、感染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问题。《感动中国》以人格精神为重点，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好评，它的良好的宣传效果再次证明了“主旋律的节目，只要坚持‘三贴近’，是不会枯燥的，而且是会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李长春语）

　　一条经验值得倡导推广：媒体打造的“精神品牌”，要想产生最广泛的宣传效果，必须与时俱进，走互动联合之路。

　　近些年来，电视以其独有的声画特质而成为强势媒体，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影响甚广。但是作为中国电视界的“航空母舰”，中央电视台在《感动中国》评选活动中没有独家运作，关门自办，而是放下身段，主动出击，寻求最广泛的媒体联合，其“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模式引人注目。

　　《感动中国》创作组在这次长达三个多月的评选活动中，与全国各地媒体建立了密切合作，其突出的做法就是成立了“全国感动联盟”，抽调专人全面负责联系、协调，统一运作，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报纸等媒体的优势，发动群众参与，扩大社会影响力，加强评选的权威性和广泛性，并把它当作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方式，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感动”为主题的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热潮。

　　据有关方面披露，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各媒体的热情响应，全国共有四十多家媒体加入了2004年评选活动的“感动联盟”。他们全力配合，积极推荐，期间在报纸和网络等媒体上共发各类文章二百四十多篇，约八十多万字，与中央电视台一道在全国掀起一股强大的宣传声势。尤其是在活动期间，有十四个省市创造性了开展了以“感动当地”为模式的评选活动。《海峡都市报》联合东南电视台进行的“感动福建”、《辽沈晚报》的“感动辽沈”、《三湘都市报》的“感动三湘”、《大河报》的“感动河南”、吉林《新文化报》的“感动吉林”等等活动，均在当地产生强烈反响，效果显著。《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一些纸还进行了“什么样的人能够感动中国”的讨论和征文，把“感动”的话题引向了深入。

　　在《感动中国》的最后投票中，九十多万名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头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倘若加上各地先行开展的评选活动，前后参与的群众达到三百多万。而节目播出后，又有浙江的《钱江晚报》、天津的《每日新报》等十三家媒体主动联系，要求加入，这一喜人现象显示出“联盟”良好的发展态势。

　　这种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通过扩大外延的方法拓展节目影响力的“感动联盟”模式，为《感动中国》的最后成功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氛围，更为这一“精神品牌”做大做强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今天，《感动中国》已经开启了2005年春天的序幕，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感动中国》能够继续感动着你我。

　　那些让我感动的人。。。。。。

　　边 巍

　　“繁华落尽见真纯”，终于结束了《感动中国》四个月的对外宣传。偶尔有一天，我想起了感动，以及和感动相关的一些人，一些话。少言寡语的同事樊馨蔓，《感动中国》的总导演。因为《感动中国》那首清澈的歌，我们第一次彼此认识。面对媒体采访，她说话不急于表达。 “好东西舍不得听。这首歌一年就听几次。”这句话撞了我一下。在后来的媒体答谢会上，她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为节目忙里忙外的。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看重这句温和的话，她的眼神认真而诚实。

　　刘凯，《感动中国》的总撰稿，东北人。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结束了对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采访，居然迷失在漆黑的校园里。刘凯来电，询问一个电话号码。我说我迷路了。依稀记得他不多的话陪伴我一直找到灯光和大门。后来，在他撰写的颁奖词中“一句他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让我隐隐觉得这些闪亮的文字后面就是电话那边温暖的沉默。

　　少有谋面的熟人

　　王选，律师，2002年的感动人物。组织合作媒体对往年的感动人物进行回访，我第一个联络到她，听说到今天她还在为当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的案子奔走呼号。 “刘姝威，她还好吗？”她这个发问让我无言。那一刻，她语言中所带出来的江南气息变成了那样难以割舍的一种亲切。时光有时像灰尘，而感动总会被人们想念。对她的回访文章由上海《东方早报》的杨林桦完成，这位记者在病中完成了这次采访。

　　对那些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感动的人我心怀敬意。

　　王巍，新浪的文字编辑，北京女孩。新浪《感动中国》的专栏是她一手设计的。每次进入这个页面就像进入我所熟悉的一处小景。“你们的编导手记写得真感人，我会认真地做进专题里。”的确，这是个认真阅读了文章内容的好编辑，我知道在网站工作的高强度和高密度，而她总能恰当地把我传过去的内容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尽管都在北京，却从未见面。而通过声音，我们已经熟识很久。




　　感动中国(6)

　　董伟,《中国青年报》记者，新疆人，是个眉目清秀的男孩子。文字亦如长相，疏疏朗朗。“我们的英雄都是真实的英雄。”这是他在采访完获奖人物以后的一句感言，我记住了。什么是真实的呢？也许只有用真实的心灵去体会才可以分辨真假。

　　《贵州都市报》是一个可爱的团队。在寻找候选人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一起以感动的心情共同寻找；在结束《感动中国》评选的时候，他们精心策划了八个大版的内容，记者谭云做了“大众汽车为什么为感动买单”的采访，编辑王大任电话告知“实在没办法，每年都要被你们感动一次。”我们不仅是合作伙伴，也是不错的朋友。因为，感动与否，是我们最关注的。

　　录制现场的那个清晨，我见到了合作媒体的很多人。和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过电话的联系。脑子里会突然闪现一幅画面，是电话线也是那些匆忙而流动的身影，编织了一个汇聚一处又四通八达的大地图，有一种久违之后的重逢之感让我感动良久。

　　徐本禹，一个特殊的记忆，在嘉宾下榻的饭店里，我见到了徐本禹。他的夹克衫牛仔裤甚至旅游鞋都是临行前一位好心的阿姨买给他的。

　　我问在房间里做什么。他指着桌子上的纸说，想为自己的话打个草稿。他告诉我，临行前，县长教他学唱当地的山歌，但是没学会。说到这里，他笑着露出了白白的牙齿。我说我来看看你，是为了感受一下。他说在饭店里你感受不到什么，可以去我们那里走走。

　　颁奖晚会上，他一直在流泪。说的话和纸上写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怀有感恩的心”，我听懂了他所有的言语。

　　后来，很多人都在议论他包括他的未来。据我了解，这个小伙子是个内心不容易受到影响的人。不论他将来做什么，他尊重的始终是自己的选择。

　　想起一次经过天安门时我和司机师傅的谈话。我对司机说，每次经过这里，心里总会有一点激动。他说，那你一定是个正直的人。我问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把神圣放在心里，”他说得一脸平静，一脸风霜。




　　白岩松

　　作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白岩松可谓妇孺皆知。他参加了北京第一次申奥、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98抗洪救灾、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澳门回归、相逢2000年、悉尼奥运会、跨入新世纪、建党八十周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加入WTO等等几乎近十年来所有重大活动的报道，成为中国主持重大历史事件报道活动最多的主持人。2000年，他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而作为中央电视台惟一的一位“十六大”代表，白岩松身上的光环更加耀眼夺目——

　　十六大代表白岩松

　　王志安

　　话说中共风风雨雨七十年，一转眼已经开到了十六大。

　　有报道说，平时大家采访起来比较困难的副部级干部，到了会场全成了普通群众。这也难怪，全国那么多部门，我党的历史又那么悠久，方方面面的利益都需要照顾。不过这样一来，真正从群众中来的代表就少之又少了，但从全局考虑又不能没有，代表中一个人民没有怎么成？再怎么说也得点缀几个来自基层的真正的“群众”。于是，白岩松这个正科级的群众党员就当选了十六大代表，但话说回来，白岩松其实也算不上普通群众，毕竟怀揣一只笔，可以走遍全国白吃白喝呢。

　　小白当选为十六大代表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比方说，在评论部的党员中，小白的政治素质就属于非常高的，至少比我们这些真正的群众要高许多。早在十六大召开前一个月，虽然上级没有给《时空连线》布置任何十六大宣传的任务，但小白当时就预言，这件事是混不过去的。大家虽然同意他的看法，但认为这种报道真要是去做，要做出新意来却不容易。一天，他召集本组策划开会，门关上后小白神神秘秘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条，大家凑身一看，上面赫然列了七个选题，其中包括学习型社会、非公有制经济、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我们当时问他选题来源何处，他微笑说不能违反党的纪律。选题报到孙玉胜（是十五大代表）那里，玉胜对报题的爱民说：“你们《连线》要注意路线问题，竟然敢直接为私有制唱赞歌。”结果六个选题毙了三个，批下来的是不疼不痒的学习型社会。爱民拿着选题本回来，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不一会十六大代表回来，看了看选题本说：“没关系，先按这个方案准备着。”看大家还有疑虑，小白又加了一句：“你们是听十六大代表的，还是听十五大代表的？”此言一出，众皆释然。

　　一转眼十六大如期召开，江总书记的报告一出，爱民又拿着原来七个选题去找孙总，刚刚听完报告的孙总也在与时俱进，当下全部批准。接下来大家就是请专家、联系嘉宾、搭演播室，一阵忙乱。

　　在十六大开会的那几天，小白白天去开会，晚上回台里演播室，穿梭于会场和方楼演播室之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毫无十六大代表的架子。中午的时候，十六大代表也常常冒着寒风回到群众中来，亲切会见一下基层群众，有时还和群众共进午餐。大家都知道南院的伙食不太好，但十六大代表从来没有在意，为了节约时间，每次去吃饭，他总是盛一大碗面条，然后就坐下来给大家传达十六大的最新指示和精神。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每一位参加节目制作的人。本组策划王学峰，编委会分配给他的十六大节目是“为了人民”，一开始他对这个选题有看法，认为题目太空，谈不出实质的内容。但小白同志每天回到组里，都要找学峰谈话，语重心长地给他讲十六大精神的本质，给他讲与时俱进，讲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变化，给他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渐渐地，学峰同志的思想开了窍，明白了党在新时期各项改革的本质。思想通了，节目也就迎刃而解，最后，学峰同志终于制作出了一期十分精彩的节目。前些天有人问爱民，《连线》的十六大节目怎么脉摸得这么准，爱民牛气地说，这很简单，你们也派一个人去参加十六大好了。




　　水均益(1)

　　节目中的水均益显得疲惫，但是诚实，他说到压力，但仍然闪烁其辞。我想起上期《空谈》上张郇的一段话：“与世界上所有媒体人员从来不同的是，他们的压力不仅来自美英的炮火，不仅来自伊拉克的新闻管制，不仅来自战场混乱的一切，不仅仅是这些。”

　　我知道重返巴格达对于CCTV的意义，也知道它对于中国电视新闻的意义，但我特别想知道，它对于水均益本人的意义。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确言不由衷。

　　面对“水”世界

　　王志

　　上周《面对面》的嘉宾是刚从巴格达归来的水均益。

　　做《面对面》难，与熟悉的同事面对面更难，面对名气和贡献都比我大的水均益难上加难！

　　难在哪儿？态度，第一是态度，第二是态度，第三还是态度。质疑是我能做也喜欢做的，质疑才能使四十分钟的长篇人物访谈产生足够的张力，质疑也可能说是《面对面》栏目的一种内在的品质。但是，那么熟，我怎么质疑？而面对资历和能力、动机与表现都很完美的“水”的世界，我质疑什么？

　　但我不想让水均益成为祥林嫂，我也不想把《面对面》弄成单纯的讲述。我设计了一个显示态度的开头：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一次采访，因为你刚从巴格达回来，而我一直在北京；（不是每个有想法的记者都能有机会）；你的表现无懈可击，但我仍然听到观众对你的批评，所以我不知道该不该放弃自己喜欢的质疑；（不能放弃，小水也不会让我放弃）。但你在播出的节目里并没有看到这个设计好了的开头，因为我没有这样开头，我没有来得及说开始，我们已经就“吕丘露微的凤凰卫视和水均益的CCTV”讨论了十分钟，摄像机的指示灯也已经亮了十分钟。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有人认为这是水均益的内心的痛，也有人认为这是CCTV的尴尬，所以采了意味增加播出的风险；即使采了，审片时也可能被拿掉。但我相信，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否则，去巴格达干什么？回巴格达又为了什么？离开巴格达不是水均益们的主意，一定不是，而回到巴格达一定是水均益们的自作主张。不说这些将是失职，我有点固执。

　　不管节目最后是不是完整地呈现了“真相”，但我出于真心的兴趣，明白了一切。由于时间差，节目中的水均益显得疲惫，但是诚实，他说到压力，但仍然闪烁其辞。我想起上期《空谈》上张郇的一段话：“与世界上所有媒体人员从来不同的是，他们的压力不仅来自美英的炮火，不仅来自伊拉克的新闻管制，不仅来自战场混乱的一切，不仅仅是这些。”

　　我知道重返巴格达对于CCTV的意义，也知道它对于中国电视新闻的意义，但我特别想知道，它对于水均益本人的意义。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确言不由衷。人的鲜血总是红色的吧。生命无价，但有价值，要牺牲掉，得找个充足的理由。我想到了弹簧，弹簧是可以承受压力的，但每一只弹簧承受的压力都是有限度的。“水”的世界压强是多少？

　　时间依旧流逝。我想起了另一种玩笑话：对于中国的证书，老外许多都不认，但驾照除外。你想想啊，路况那么复杂，都能游刃有余，何况一马平川。节目播出后，我也听到了对我的质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除了质疑我们还能做什么？朋友！

　　我呲水均益

　　陈耀文

　　悄抵京城，在《东方时空》落草，我已有比八年抗战还长的时日。那时节，不能说人比黄花瘦，也敢与《世界》组现在的资讯策划冯水军一较修长。而此时节，吾已重逾八十五公斤，偶尔熬个通宵得补两天的长觉，举杯要考虑如何面对警察，如何与老婆周旋，“爽”的感觉已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淡了。

　　谓之“曾经沧海”吗？沧海何如？

　　几日前，在演播室碰见敬大姐，大姐曰：你真的到小水的《世界》组了？我答：真的。大姐又曰：好，这样小水就有人管了。

　　水均益何许人也？我何德何能，敢管他？他可是我的制片人，我每月的粮饷，也都是由他发放的。

　　还是碰见敬大姐的那天，也是在演播室，水均益在镜头前说话，我坐在切换台上。有一段词，小水处理得有些“轻”，与片子的整体氛围不太搭调。我一遍遍叫停，直至冲进演播室为小水示范那段词儿的语气。间隙，听到录音师感叹：你们的这个导演真认真，连这都管。这时，我们组的编导马丽君回答她：不这样节目怎么能好看啊！

　　确也，然也！

　　水均益是“腕儿”否？是！

　　水均益有毛病否？有！

　　生活中也好，节目中也好，水均益是有不少坏习惯的，他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他自己能克制，而有些，是需要旁人提醒的。他的女人负责她那一部分，我们这些策划编导负责我们这一部分，领导们负责领导们的部分。这样，节目里的水均益接近完美，节目里的水均益让“阿美”那样的女人每期必看《世界》，“阿美”那样的男人每期都给《世界》发电邮。

　　敬大姐所说的“管”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让水均益能听大家伙儿的意见。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聪明人、能人、大本事之人，以我现在对自己的认知程度，与这些人相比，我也由衷地承认，这些是精英，是为某种职业而生的，比如说水均益，就是专为中国电视的国际栏目而生的。但是，如果水均益自己牛B到了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说了算，所有选题都由他定，我想，他恐怕牛B一个月还行，想长期牛B就不好说了。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想办法弥补每一个漏洞，要把节目的标准上一个档次。我想，要做到这一点，我就要寻找他失误的地方，要在适当的时间、场合，告诉他我的意见，甚至与他争吵，直至达到平衡。




　　水均益(2)

　　在水均益身上，新闻的素质是优秀的，镜头前，他也是牛B的。但他知道，电视编辑这一块他是弱项，或者说有不足。如此的态度，是工作的态度，是职业的态度，是做人的态度。我们是朋友，是哥们儿，但更重要的，这些年的合作告诉我们，工作面前，我们不会懈怠。

　　那天，与小水一起去央视国际网络作客，与网友聊《东方时空》，聊《世界》，期间，网友的许多问题是关注水均益怎样与人合作。在这些问题面前，我们过去听过了太多的“空谈”，但在我们身边，良好的、积极的、善意的合作，相比之下，现在还是显得那么少，或者说，在一些朋友们的心里，合作是挺没劲的事。

　　我曾经给小水提过这样的建议：除了硬性的任务，除了与国际问题相关的活动，那些乱七八糟的晚会之类的，尽量别去参加。

　　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这是为他好，为他的事业更长久。不是所有的鲜花都让人美丽，就像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让男人快乐。有些快乐，还是少一些，而该你快乐的，你必须能揽到怀里。




　　梁建增(1)

　　2002年的最后一天，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同志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新闻评论部自1993年底成立以来，在近十年中，先后共有三位人物在这项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十杰”评选中榜上有名，继孙玉胜、白岩松同志之后，梁建增同志的当选已经是第三人次了。

　　在这次评选中，评委们对作为《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梁建增同志的评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舆论监督的领军人物”。

　　与十大杰出青年面对面

　　梁建增 孙金岭

　　孙金岭：应该说“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活动，在全国是一件动静很大的事了，怎么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你一不留神就当上了“十杰”了呢？

　　梁建增：我也是一不留神被组织上发现的。我一直是在幕后，所以这次被挖掘出来，真得感谢评论部的这块土壤，感谢评委们的慧眼。

　　孙金岭：我们对当选的过程很感兴趣，你能介绍一下情况吗？

　　梁建增：这次评选的程序，确实很公正，也很严格。每个省从自己的“十杰青年”中，推荐一名报到全国，参加全国十杰的评选。我有幸作为北京市的“十杰青年”代表，被推荐到了全国青联。全国青联在四十七个获选人中又进行了筛选，推出了三十名候选人最终公示参评，并选出最后的“十杰青年”。

　　孙金岭：评委中，是不是有咱熟悉的人物？比如是不是有上过《东方之子》什么的，那样对咱当选会不会有利呢？

　　梁建增：这次有六十多名评委。这六十多名评委的构成，主要分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十杰”评选组委会成员，还有一部分是从人才库里随机抽选的，这部分评委主要包括历届的“十杰青年”和“五四奖章”获得者，其他还有一些社会各界人士。据说这个随机抽选评委的方式，在历届评选中还是第一次，然后他们进行投票，最后公布结果的时候，是按笔画为序的，可以说它是按照一个公正的程序进行的。

　　孙金岭：竞争是如此残酷而激烈，你担心自己落选吗？

　　梁建增：对于我的当选，我心里还是有点底的。

　　孙金岭：你为啥就这么自信呢？

　　梁建增：我的底儿和自信来自于新闻评论部，特别是来自于评论部的《焦点访谈》在全国的影响力。

　　孙金岭：评论部许多人都知道你参加评选的这件事，是因为媒体上对候选人进行了公示。

　　梁建增：对，三十名候选人都在《中国青年报》进行了公示。

　　孙金岭：作为一个过来人，你对评论部有志于此的同志，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吗？

　　梁建增：肯干，苦干，加能干，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对当选“十杰”之后内心世界的“新闻调查”

　　孙金岭：当选了“十大杰出青年”，可能是对您一生都有了一个评价——

　　梁建增：不对，应该说是对我前四十年的评价。

　　孙金岭：别人怎么评价，咱先不管他，你对自己去年一年的评价是什么呢？

　　梁建增：兢兢业业，稳中求进。还有，去年特殊的情况是十六大召开，那么保证导向正确和播出不出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底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事业要有所发展，有所亮点。

　　孙金岭：我们的事业有所发展了吗？

　　梁建增：还是实现了我们年初对目标的设定。我记得去年年会上我的讲话题目就叫《向前进》。

　　孙金岭：各级政府一到年终都要说为民做了多少件好事实事，你能说一下，你做的好事有哪些呢？

　　梁建增：我做的好事就是评论部的好事，不用说，都在大家眼睛里。

　　孙金岭：那从你个人来讲，2002年是不是心情最愉快的一年？

　　梁建增：有一个歌，名叫《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这人可能比较乐观，我把每一天都当做我自己人生中最好的今天来度过。2002年是一个收成比较丰硕的年景，主要是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当然更包括《焦点访谈》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了。

　　孙金岭：我发现，你一提到“十大杰出青年”就提《焦点访谈》，二者有什么联系吗？

　　梁建增：当然有啦！评委们对我的评语有一句话，叫“舆论监督的领军人物”，就是以《焦点访谈》为标志的舆论监督了。

　　孙金岭：如果让你总结一下评论部去年让你最欣慰的事情，你认为是什么呢？

　　梁建增：评论部的人气旺。我记得白岩松在制片人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时空连线》当初是两股河流汇集在一块，经过一年的磨合，现在没有泾渭分明的痕迹了，它已经变成一条河了。我想一条河本身的力量就会很大，大江东去，势不可挡。

　　孙金岭：过去的一年，你有什么忧愁的地方吗？比如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梁建增：想不开也得想开。

　　孙金岭：怎么个想得开法？

　　梁建增：一是遗忘，另外一个就是时间，因为时间能够改变一切。

　　关于评论部明天如何迎接挑战的“实话实说”

　　梁建增：2003年，注定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开播起步的，那年的5月1日，作为电视新闻杂志的《东方时空》，在早晨和观众见面。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就是在那个早晨静悄悄地起步的，这已经可以说是电视新闻的黎明了。那么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即将开播，我们也将迎来《东方时空》开播和评论部成立十周年的重要时刻，这将是我们又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今天评论部的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赶上创业的艰难时期，但是我们有幸一起携手，共同走进2003年，翻开中国电视新闻事业改革的又一个的新的十年。尤其是2003年，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大展宏图的好年景。新闻频道的推出是个利好消息，我想，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梁建增(2)

　　孙金岭：你的有所作为具体是指什么呢？

　　梁建增：作为新闻中心的一个重要部门，评论部承担着新闻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的重任。这新一年里，我看重点是提升老栏目，开辟新栏目，创办《新周刊》，探索新机制，在新闻中心的具体领导与整体部署下，力争在新闻频道的总体框架中大有作为。

　　孙金岭：新闻频道的开播，确实让大家很兴奋，我们将如何在新的频道里“跑马圈地”呢？

　　梁建增：不对，不应该是“跑马圈地”，那样眼光太短浅，也太功利了。再者，新闻频道的推出，是中央电视台加强新闻改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不是哪个部门哪个栏目自家的事情，也绝不是自己想“跑马圈地”就能成的事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应该是“开疆拓土”，是寻找新的增长点，扩展事业发展的空间，探索新的创作思路，为新闻频道的开办尽心尽力。

　　孙金岭：我们有没有“开疆拓土”的具体想法？

　　梁建增：前一阵我们在部里发动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部里根据民意，集中民智，本着独创性、栏目化、低投入、高门槛、深加工的原则，在新闻频道特别是晚间的黄金时间里，我们将努力推出几档有影响、有品质的专栏节目。部里已经向新闻中心递交了想法和一些思路。

　　孙金岭：你干过记者，制片人，最后做了主任，在这几个岗位上，你觉得哪个岗位让你觉得最好？

　　梁建增：制片人。制片人他跟节目很紧密，那是一项在动手的工作。制片人和节目的距离非常近，有一种干业务的感觉。同时，作为一个栏目的管理者来说，也有一种宏观把握和管理的成份，这种干和管之间的位置让人感觉是非常痛快的。当记者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怎样做节目。做主任了，做的很多事情是节目之外的事情。对于我这种记者出身的人来说，有的时候觉得和一线的距离大了，所以还是觉得最佳的位置是制片人。我是从制片人位置走过来的，那是一个让我感觉很好的位置。




　　王志(1)

　　单说京城某对收看《面对面》首播节目的夫妻，片头和广告过后，妻子突然惊叫一声，哇，王志！发颤的声音让丈夫心中隐隐不悦。接下来，随着节目的进展，妻子不断发出感慨赞叹王志之酷！丈夫终于忍无可忍，问道：王志有我白吗？哪知妻子却说：你的嘴唇有王志的性感吗？更重要的是，你嘴里能提出王志那样让人怦然心动的问题吗？

　　防火防盗防王志

　　吴征

　　男人为之倾倒，女人也为之倾倒，这样的女人，世上不多。

　　能让这种女人为之倾倒的男人，则更少。

　　评论部就有一个。

　　此人姓王，单字名志。

　　之所以要说王志，是因为最近我煌煌中央电视台的亿万观众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动向。据道听途说社报道，最近，一个口号在中央电视台的观众中开始流行，就是“防火防盗防王志”。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002年元月11号，《东方时空》周六版长篇人物专访《面对面》栏目正式开播。当天早上七点一刻，照旧坐在电视机面前的无数观众，突然在CCTV-1发现一个新栏目的片头。那浸透着黎明曙光的清新色彩，洋洋大度的音乐，风格鲜明的表述符号，一下就把人吸引住了，众皆赞叹，到底是评论部做出来的东西。

　　单说京城某对收看《面对面》首播节目的夫妻，片头和广告过后，妻子突然惊叫一声，哇，王志！发颤的声音让丈夫心中隐隐不悦。接下来，随着节目的进展，妻子不断发出感慨赞叹王志之酷！丈夫终于忍无可忍，问道：王志有我白吗？哪知妻子却说：你的嘴唇有王志的性感吗？更重要的是，你嘴里能提出王志那样让人怦然心动的问题吗？

　　丈夫一下子被问住了，心里暗暗思索，从今以后，王志作为《面对面》惟一的出境记者，每周六都要抛头露面，如果每个礼拜老婆都要拿王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日子还怎么过？不行，要积极果断地采取措施。于是，此君写了条短信，鲜明地提出要“防火防盗防王志”，并迅速群发给一帮哥们。岂料，这条短信一发，如星火燎原反响强烈，一个以“防火防盗防王志”为旗帜的协会应运而生，简称防王协会。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搜集王志的黑材料，以下是协会发出的第一号通告。“防火防盗防王志”协会第1号通告经本协会初步稽查，王志黑材料不可胜数，本期通告择要公布部分内容。

　　一、“蛊惑”硬汉

　　王志于1989年开始干电视新闻，1994年加盟中央电视台，长期以来心存蓄谋，一心想着“要成为优秀的，首先必须是职业的”。王志之心昭然若揭，用《面对面》栏目的行话来说，就是要以人物记录历史、从心灵解读新闻，其实就是要蛊惑人心。比如2000年下半年，王志采访北京一个叫宋玉生的戒毒者，就进行了被京城著名报人称为深达内心的职业化蛊惑。

　　俗话说，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而戒毒之难尤在心瘾。大家想想这宋玉生能把毒戒掉，要有何等的毅力？但是，为了试探宋玉生是否真的戒掉了毒瘾，王志在采访中突然出人意料地说：“比方说现在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白色的粉末，就是你以前经常吸的海洛因，你会拒绝吗？”这句话，把一个钢铁硬汉宋玉生给问得额头冷汗直冒，内心挣扎斗争了半天。其实，王志兜里哪有什么海洛因，愣是凭空给人家宋玉生制造了一个严峻的心理考验，您说这个人够不够坏？

　　二、“问倒”女杰

　　再拿大家都知道的刘姝威来说吧，她用一篇六百字的短文粉碎了蓝田股份的神话，可称女中豪杰，是个连女人都要钦佩的女人。可王志在采访她的时候，非要她讲出在蓝田事件中是什么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不达目的不罢休，并且影响之大一时无二，以至于有观众把他和刘姝威的对话演绎出这样一个版本：

　　刘姝威：太阳落山了！

　　王志：天黑了吗？

　　刘姝威：星星出来了！

　　王志：天黑了吗？

　　刘姝威：城市万家灯火！

　　刘姝威：天黑了吗？

　　刘姝威：你说呢？

　　王志：我问你！

　　刘姝威：……这要大家来回答！

　　王志：天黑了吗？你是当事人！

　　三、“电翻”美女

　　千万不要以为王志只对中年以上的妇女有魅力，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对妙龄女郎，王志的杀伤力也非同一般，他双眼能放电，一般人很难逃过。口说无凭有例为证。前段时间，王志赴某省采访，遇到当地一位芳华正茂的美女记者。此女一向眼界甚高，放眼红尘，没有几个须眉能入她法眼。就是这样一个美女记者，却在本省卫视频道的屏幕上，以业内同行的身份，对全国数以亿计的观众袒露心迹，说王志的采访太厉害了，看到他的眼睛，人就有种要说实话的冲动。各位男同胞，连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眼界高远的女记者都尚且如此，你说这王志不防着他点能行吗？

　　而王志的同事们也有同感，《面对面》的衮衮诸公说，尽管王志早已达到别着签字笔就可走遍大江南北照样吃香喝辣之境界，尽管他的地位已是《面对面》制片人，尽管很久以前就名列中华名记，但生活中的王志却不表现出任何拿腔作势，尤其是对女孩子，这极易俘获老中青三代女性的芳心。目前，随着《面对面》节目的不断播出，王志的魅力也必将得到更充分的展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防火防盗防王志”协会的活动，也必将一浪高过一浪。新的形势面前，作为当事人王志将如何应对，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王志(2)

　　面对官员的态度

　　贺建伟

　　能够在“非典型肺炎”爆发的日子里，让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出现在《面对面》的节目中，这本身就决定了这期节目有了先天关注度优势。节目播出后，来自观众和同行的强烈反响确实印证了这一点。算来算去，这期节目无论是从采访时机，还是从人物关注度、人物表现能力等几个方面看都有先天优势，而这个节目最体现“价值”的地方在我看来还是记者王志面对王岐山这位政府高级官员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一种记者经常谈论但是却难得表现的一种“平视”且“怀疑”的态度。

　　有人说“屁股决定了思想”，对于记者来说，我们的立场也同样决定了我们的提问方式。与政府官员面对面交流时，记者至少可以有四种“立场”可以选择：中央精神，政府，百姓，媒体。

　　所谓“中央精神”的立场，其标志为提问时常常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辞和观点，对待官员居高临下，记者俨然一个“中央”精神的代言人，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表现采访的“合法性”和记者的“身价”。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同时陷入了一种“红头文件”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官员似乎比记者更如鱼得水，其结果只能让观众感到厌倦，急忙换台。

　　“政府立场”是指记者放弃了对于“提问”的思考与判断，主动与采访对象采取“合作”态度，就采访对象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得心应手”的问题展开问答。双方你来我往，自说自话。

　　“百姓立场”的最好标志莫过于“小道消息”和民间话语了，虽然有时表现的有点“低”有点“俗”，看不出记者的“智商”，但确实能够让最大多数观众提起兴趣。

　　“媒体立场”在我看来就是记者自己的判断，记者依据自己的知识背景独立地分析和判断。常常表现为一种不为“官方和百姓”情趣所左右的“质疑”精神。

　　王志面对王岐山时彻底摆脱了对记者来说最习惯也是最安全的前两种立场，采取了与采访对象“平视”的百姓角度和媒体立场。

　　王志是一个知识背景深厚的记者，如何体现百姓立场，并不是他的强项。所以在采访之前，他特意搜集了那些日子里，北京街谈巷议的一些小道消息，甚至是手机短信，在采访中集中地向王岐山发问。我相信对于某些来自民间的消息，王志在提问前都认为是毫无道理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流言”成为他发问的武器。

　　放低姿态无疑是寻找百姓角度的最佳方式，但是如何做到“证实或者证伪”社会流言并不是简单的低姿态能够做到的，它更需要质疑和追问。这在“北京市收治能力”一段采访中有着很好的体现：面对采访对象的从容和坚定，王志首先希望王岐山能够对于疫情的发展进行量化的估计，在得到一个拒绝的回答后，王志又抛出一个“六千人收治上限”的社会传言提问，而后是追问王岐山回答的依据，这样步步进逼，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实（或者证伪）的逻辑结构。




　　崔永元(1)

　　小崔回来了，其实，这位“隔壁大妈的儿子”一直就没走，这次只是由“躲在深闺、休养生息”之后重操旧业又回到了冲锋陷阵的“演播室”前线——小崔自嘲是“废物利用”。但是这个“废物”却又要吸引观众的眼球了——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栏目《小崔说事》，无疑是正式开播之后的新闻频道的一大亮点。

　　《小崔说事》

　　崔永元

　　小崔回来了，向大家问好。

　　小崔走的时候是三十九岁，回来以后变成了四十。别小看这一岁，已经不惑也。小崔成了老崔。

　　小崔得的什么病，传闻不少，小崔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人民都关心这事，告诉大家得的是“睡眠障碍综合症”，官称“抑郁症”。大把大把吃药以后，对女人的兴趣大不如前。

　　小崔吃的什么药？阿普唑仑，一片相当于三十五片安定，天天都吃，不吃就胡思乱想。

　　所以，小崔回来纯粹是废物利用。

　　为了能活下去，小崔纠集七个同事做一档名为“小崔说事”的娱乐新闻侃谈节目。过去“实话实说”时一挥百应的江湖二侠的神态已消逝全无，变成了真正的“隔壁大妈的儿子”，将来如在江湖还有些许功名，必是以成年男人还在唠叨著称。

　　栏目的座右铭是：以平常心，做二流节目。

　　小崔回来了，但已面目全非，他再不争强好胜，静如处子。他要锻炼身体，亲近自然。

　　他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小 吴 说 事

　　吴　涛

　　A型血

　　《小崔说事》节目组正好有一半成员是A型血，小崔首当其冲，阿梅（钱韵梅）、曹东、还有我均“确诊”为A型。统筹美眉初小娜血型不详，但被认定为疑似A型，既然不能确诊，姑且算半个，四个半，正好是九人的一半。

　　既然这么强调血型，肯定是要拿它说事了，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A型血的人大都特别喜欢睡觉，而喜欢睡觉的最大原因则是无觉可睡——失眠！

　　著名的小崔就得了这么一个没有个性的病，并且还为广大睡得特香的人民群众所不能理解。失眠从此上了层次，成为一个著名的、有点小资的、好像都是知识分子才能得的疾病。著名的阿梅也饱受失眠的煎熬，瘦得一把骨头，叫人心疼不已。

　　还有不著名的我，我也很奇怪，作为一个喜欢棒子面粥、朝鲜泡菜的平民百姓，怎么也会睡不着？我在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两个秘诀不敢独享，介绍给大家：其一，在床上看美国大片《X战警》（其他美国大片也可），三十分钟内保证睡意朦胧（如果看《黑客帝国Ⅱ》可能需要的时间会稍长），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看侯孝贤等人的闷片会有更好的效果，实际上那样的电影会越看越清醒。其二，听读英语，仅限于我这样英文不灵的人。尽管如此有效，我还是宁可失眠也不读英语。

　　其实现在我的失眠好多了，而且也没有使用上面那两个馊主意。方法也简单，按照莫斯科时间安排睡眠就可以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生物节律。我估计每个人的生物钟也不尽相同，小崔的生物钟大概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所以天天在痛苦地倒时差。亲爱的阿梅，要不你试试哥斯达黎加时间？

　　烟

　　A型血的人也许还有另一个共性——喜欢抽烟。组里四个A型血，三个抽烟，仅有的一个不抽烟人就是我了。

　　我不抽烟的原因很复杂。

　　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出生的人大都会有气管炎，我小时候咳嗽起来真是吓人，那时候实在是怕烟；另外，从小到大一直想当好孩子，结果没了“学坏”的胆量和机会；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主要的原因——抠门，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当面烧掉，我好像还没那么清高。

　　自从干了电视这行，一切就变了……

　　先是吴洪林大哥，坐在我旁边沉默地皱着眉头，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我甚至担心，如果没有烟，他会不会因为选题而自杀？或者，策划节目真的可以跟失恋一样痛苦？

　　再说贾乐大姐，身怀六甲竟然仍在抽烟，尽管那表情充满了犯罪感，可还是要挑起培养未来烟民的重担，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不，从胎儿抓起。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擦掉感动的泪水，我决定——抽烟！

　　我决定从每年抽一包，发展到每个月抽一包。

　　发工资那天，我在烟铺门口犹豫了三小时二十七分零九秒后，用颤抖的双手买了一包价值四元人民币的中南海。

　　天啊！我终于成为烟民了，我为自己的这一点点进步而心中狂喜。我跟阿梅说：“我开始抽烟了。”阿梅笑着肯定我：“就是嘛，就应该抽烟。”闻听此言，我几乎晕倒。我的价值观从此得以彻底颠覆。

　　处男

　　其实说的是我的《小崔说事》处女作。按照我们节目跑题的传统，从处女作说到处女，从处女可以再说到处男，当然，也可以从处男说到处长……我知道说到这里，好不容易吸引来的眼球已经全部是白眼球了。

　　言归正传，说说我的处女作。

　　原来做执行策划时，跟着几个“老策划”在一起做节目，节目成不成跟我没多大关系，虽然也提供选题、嘉宾人选、谈话思路一类的东西，但是毕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压力不是很大。




　　崔永元(2)

　　早就盼着独立，盼着能做一期真正属于自己的节目，然而当独立时代真正来临，才发现当家作主的日子并不好过，需要更多的是阅历、智慧和坚持。

　　这期节目并不是我们的常规做法，因为没有从老记录片中寻找素材，而是以一个北京人艺退休的司幕杜广沛先生作为线索，开始了节目策划。既然是司幕，就想到了四个字——“幕后英雄”，于是就找到了拟音师魏俊华和特级演员杨新宇。都不是在前边露脸儿的，又都在自己行当里成为高手。

　　特别是老杜，能让大幕的拉动配合观众的心跳开闭，让幕布成为舞台上的另一个演员，神奇得很。《蔡文姬》第二幕，老杜配合音乐将幕徐徐闭上，留下两米的空隙给演员做最后的表演，当最后一句台词出口后，两边的大幕急速闭合，摆起幕花，让人遐想无限。每次演出到此，观众便会激动不已、掌声雷动。

　　魏俊华，能把疏通下水道的皮搋子变成电影里的千军万马，能把一把羽毛扇变成飞翔的鸽子，能用塑料纸炒菜、炸鱼……对于魏俊华来说，浑身都是绝活。杨新宇，这个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扮演挨砖头孩子的替身演员，已经做到了武术指导和执行导演，在诸多的影视剧中担当起了重任。

　　故事是动人的，演示是精彩的。当现场掌声响起时，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疲惫感和满足感同时涌了上来。

　　不过，我又要开拔，为了，我的下一个。




　　和晶

　　2002年的秋天，著名“国嘴”小崔不堪忍受惨病之躯带来的痛苦，无奈之中离开了《实话实说》，且说走就走，走得干干净净，不带走一片云彩；“上海滩美女”和晶，说来就来了，在欣然上手接受《实话实说》这份荣誉的同时，也赫然接受了一片声讨。

　　口袋里装了什么？

　　和　晶

　　刚看完《小崔说事》，有些激动，发了一个四星级肉麻短信给他，来源于冯小刚新书里的一段“夸人”——王朔见了刘震云，如此这般：

　　对于我们写字的人来说，刘老师就是一座山，你看着就在眼前，好像还不是很高，你觉得爬上它并不难，累个半死爬上山顶了，再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你又得再爬，如此往复，层峦叠嶂这个成语你知道吧？那说的就是我们刘老师啊！枉费心机这个成语你知道吧？说的就是包括我在内其他写字的人哪！（原文太长，大致意思）

　　看完小崔所说的“二流节目”, 脑子里就蹦出这段“夸人”来。小和碰上小崔，如同“枉费心机”和“层峦叠嶂”这两个成语啊！就在前两天写自己简历的时候，当写到“2002年9月5日《实话实说》主持人 ”这行字的时候，依然像从小崔口袋里拿来的东西，在自己手中攥着，怕掉在地上砸了，丢不起那人呢，又怕握得太紧化了，那个难拿劲的。如果是自己口袋里的东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会如此介意吧。

　　可是？可是！自己口袋里又有什么呢？又能装什么呢？想到这儿，忍不住翻开仔细找找——还真有，发现了“正气、傻气、小器”三样。再找也找不出来了。其实分开来看都是可以发展的个性词，像敬大姐的正气，王志的傻气，窦文涛的小器（网上抄的）。可综合搁在我一个人身上，真是不利于在泱泱大台迅速窜红啊！再不济走“美女主持”的包装，也是来不及了，朋友传来新浪网上投票调查美女主持排名，说我在倒数第四位，遥遥领先的第一名是王小丫！

　　按说该绝望吧，可早上一睁眼，还是乐颠颠地去南院上班了，坐在大大的会议桌前和越来越年轻的策划们谈，他们是《实话实说》的第三代策划了，而海啸已经成了把平均年龄拉高的主要因素。当然看着每周贴在墙上的收视率表，也着急上火地催海啸赶紧请调查公司的人吃饭，联络感情，造点假什么的，以免末位淘汰，我大不了退出江湖，制片人却是两年不得担纲了。可一转头回到家里，该看碟看碟，该吃饭吃饭，第二天睡醒了，又高高兴兴上班去了。如果没心没肺可以拯救失眠，却拯救不了我，那我真愿意把这个送给大把吃药的小崔。可谁让我小器呢，想了一下，就连这个也没送出去。

　　对了，有个想救我的人劝我“空壳上市”，我问是不是旧瓶装新酒的意思，含糊回答“好像是那个意思”。可是酿酒是需要时间的，新酒也是酒啊，何况，真吃不准我们是不是可以酿成酒的好粮食。新人哪，除了结婚时是个让人神往的词，其他时候真像个贬义词，等同于“生涩”、“闯祸”、“莽撞”……还有“办证”什么的。

　　困了，这就去睡，明儿还得去南院上班呢，晚去了还没地停车。

　　女侠和晶

　　崔永元

　　和晶生在新疆，一落地就染上了戈壁荒侠的骨性，后来辗转到上海、杭州一带，又融入了鉴湖女侠的豪气。而这一切都隐藏在她的纤弱与细腻之中。

　　去年九月，她的果断与干练择机而发，名声一夜之间传遍了江湖。

　　那时，我因病退出《实话实说》，话筒似接力棒一般随手扔给她，那话筒虽名气巨大，但早已不成样子。而我也在这场接力赛中踉踉跄跄，交接棒不算顺利，我记得我重重地摔倒在地，和晶仓促地接棒时，其他选手分明已经超过了她。

　　在我晕倒的瞬间，我看到和晶的瘦弱之躯充满活力，我看到她的背影已经赶上了第一梯队。

　　后来我成了看客，当我面色倦怠坐在看台上时，和晶走过来与我并排坐下，她的问题让我回忆起了当年之勇。她甚至对我们当年起跑前的准备活动、使用的器械、与对手的关系都有兴趣。

　　她还说：“你们过去跑得姿式不好看，但速度还是蛮快的。”

　　她那天说要聘我做她的教练，我马上觉得天空很蓝。

　　人在江湖走，哪能不挨刀。

　　和晶出山，暗箭不少。她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将险招一一拆解，有时候箭射在她心上，她轻轻地拔出，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这让我惊讶，我是喜欢用仰天长啸排解心中之痛的。比起来，她的不动声色更高级。

　　和晶不相信眼泪，她和此时此刻一直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这让她眼前滚过的新闻迅速有了沧桑感，也让我们发现一种方式，那种方式是去除对一件事情的沉迷过程，直接进入审视，这对展现事物的两面大有好处，效率也高。

　　和晶在有文化人里算是美女，在美女里算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又是美女的很少，先是美女后有文化就更罕见，在这点上，她尤其与时俱进。

　　人无完人，和晶亦有缺点，她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主持节目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央视的男人女人(1)

　　2002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在网络上推荐我看了一部片子，以为是带腐蚀毒害撩拨的那种，心下一阵被小兔乱撞般的激动，等传过来才知是一部叫《分家在十月》的黑白片，说的是中央台一个很大的节目和一个不小的部门闹分家的事情。似真似假地全部在真名后加了前苏联人名的尾赘，配音剪辑都很到位，人物套的也蛮贴和（当然是在认识片中的大部分真人后的感觉），其中在夜总会看芭蕾的一段，让我记住了几个女人的名字。

　　闻香识的女人

　　阿丘

　　在“非典“肆虐、新闻频道成立以前，我真的只是一个稍微涉足电视的、几乎完全被戏剧舞台四堵墙封闭起来的戏子，哪怕早先及当下声名遐迩的评论部众女主持人对我来说很多都是闻所未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更是完整的一期都没看过，很多央视主持人的名字和形象却是通过纸媒体才有了印象。虽然作为戏剧人偶尔客串采访过我们业内的泰斗李默然，算是见识过一回腕儿，但央视主持人，仿佛是仙境中的人，几乎从来没有一睹真容的机会。记得有位朋友一次看完一期央视节目，激动地说：我，我明天一定要买张机票，飞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门口，一直等到他（那位主持人）的出现，我不怕他戴墨镜，化成空气我都能闻出他的味，见到他我就大声地吼：回家卖地瓜吧，小子！不要丢人现眼了！……然后赶紧搭当天的飞机回家上班。花两千多块钱来北京就为了当面骂一句，要有一天我能有资格这样挨骂，我肯定会很高兴地帮他擦掉嘴边的唾沫，然后送他上车。

　　“耄耋”的敬一丹

　　《焦点访谈》像倚天剑，那敬大姐就是灭绝师太。灭绝师太人如其名，残暴冷酷心狠手辣，面如僵尸杀人如麻，这么比靠敬大姐确实有所不敬。敬大姐慈眉善目、温文而雅，冷峻时不失温情，微笑里也不藏刀，与灭绝师太的外型行径有天壤之别，但这位“寿星”在节目里传递的威严和善劝却又极似灭绝师太。“比敬一丹老的是寿星”，这也许在片子里调侃得还不算是过分的，敬大姐恐怕也从不回避自己更年的现实，但操着倚天剑的她却总像邻家妹妹知识分子的母亲，笑着和你说多看有益的书籍的同时还能端出亲手做的炸麻花和凉棕，拍拍你的屁股催促你回家关门的声音却总是恰如其分地让你有点依依不舍却不敢驻足。也许有一天，还会有一部片子会让我重新认识敬大姐，到那时我会把新台词传给其他人——比敬一丹年轻的永远是她的未来。

　　“短腿”的董倩

　　最初听到“比董倩腿短的是武大”这句话时，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自己的腰部以下，然后惨不忍睹地湿润了眼圈……从那时起，我就想见识一下这位“腿短”的巾帼。如愿以偿，几乎天天与董倩或先或后地赶录节目，发现“腿短”一说纯粹子虚乌有，绝对是《分家》一片的误导。看着她不停地驾驭着各类专家陪她聊天下大事，从来把言多必失的危险转交给了别人，很是羡慕，不似我在偌大的四百平米的空间里，面对的是正闪动的和已经沉寂的各种机器，还必须得装出一副听者甚众的感觉，大有在井底望天，对星星月亮自说自话的自慰。作为“论坛”的坛主，每天有两聊天高手左右护航，董倩确实有点象《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赵小姐是郡主，身边总有两形影不离的高手玄冥二老保驾，举重若轻，百险不惧，而且不用她本人付工资，爱怎么折腾两人全凭兴致。在此，奉劝董佳人，如果要为曾经的“腿短”正名，《央视论坛》改站着主持，而且得仰拍，嘉宾们陪着闲庭信步——这不《沙家浜》吗？

　　“薄如相纸”的张泉灵

　　网络上有喜欢她的人发贴称她“惊为天人”，当时我就以为泉灵是天津人，后来又转想是不是天水人？甘肃那个地方出美人。有接触后，从做派和一丝口音中看出应是南方人，莫非是天竺人？太南了吧，到赤道了，不像。此贴给我的猜测和好奇被《分家》打破——比自己相片还薄的人那得让多少个杨继红羡慕啊！好在匀称的泉灵小姐没有就此撕自己的照片，更没有在熟人面前过多地渲染屏幕上的矜持优雅，在2004年年会上俨然以疯丫头的形象颠覆了平素的端庄，这让做了几天正经新闻节目、突然以滑稽形象出现在过年娱乐节目里有点患得患失的我自惭形秽。突然想到了《笑傲江湖》中的蓝凤凰，有时妖娆烂漫，不显心计，有时却深明大义辣手摧敌却五毒不侵，矜持时有礼有节，肆意时不拘不谨。差别是，蓝凤凰一身的挂饰，招摇夺目，泉灵淡妆素抹，不以张扬抢回头率。真希望 “比纸薄”是句福话，让她受用一生。

　　华 山 论 剑

　　 阿 丘

　　东鞋——沈冰

　　沈小姐好像来自华东，祖籍应该离桃花岛不远，高挑挺拔玉树临风，挺着运动员的身板到头却靠嘴来谋生。那届世界杯凭着无知者无畏的信念划时代地做了一个夏天的评球嘉宾，歪打正着地培育和带动了无数的女球迷，让很多视足球为荒蛮的女性发觉了足球的野性美和悲情美，以至于使戴维斯、小罗纳尔多等歪瓜派球星的代言人终于有了中国女性拥趸，丰富了“帅哥”的内涵和外延，不可谓不“邪”。

　　另，在《会客厅》里“接客”无数，达官贵人三流九教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一过招，内功深厚又游刃有余，使新闻因她而生动，本该尊为东邪，但把她称为“东鞋”是因为在下认为高女人必脚大，窃想哪天做客谁家，一看门口摆放的一双大鞋就知“哦，沈冰也来了”——遂以鞋把她符号了。




　　央视的男人女人(2)

　　西独——水均益

　　水兄来自西域兰州，又擅长一口西语，每晚敢直播地和两个托儿转着地球仪挥斥方遒，让寰球同此凉热，站在高端舌战众西方过气首脑们从不露窃。在评论部众栏目分抢国内新闻这杯早已稀释的羹时，他却独揽西方国际热点盛事于己怀，连在南院吃饭都习惯地独霸靠最西的一大圆桌慢吞细咽，可谓西独。

　　另，水兄身材与我相较，属发展中国家已解决温饱那拨儿，不似我还要联合国空投粮食救济。但水兄敢驾驭“大切”而从不迷路，即使追尾也从未让交警有无人驾驶的错觉，在叹服之余只能自卑自己开奥拓都要垫高座椅加厚鞋底——水兄这份独有的洒脱也令人尊敬。

　　南递——王志

　　王志来自三湘，南方是出王侯将相的福地。与许多伟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再耷拉着一瓣貌似忠厚其实尖刻的厚嘴唇（当然，比我那瓣有良知多了），实乃帝王相。网络上有人说他和香港电影《暗战》中那位刘德华的上司高级督察黄启法极似，并贴出照片对比，得到很多人附庸。《射雕》中的南帝一灯大师有一指禅的神功，同样注重手指的功夫，王志在面对被质问的对象时的手势也已自成一家。这点在今年年会上已被掌声验证。但为什么改了一个“递”字，是因为“非典”期间王志采访那位护士长时在拭完自己盈眶的热泪后，给对方关爱地递过一张纸巾，这一“递”，缔造了“非典”时期非典型性的伟大的一瞬……所以，尊其为南递，绝非造作。

　　北钙——白岩松

　　足球场上的小白，很难归纳为是靠脑子踢球的还是靠身体吃饭（韩乔生语），尽管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但在场上仍然是最能跑的一个。有人怀疑他私备运动型伟哥或绿茵型摇头丸，但我却一直认为他是从小钙补得好而且现在仍然自觉补钙。据说小白来自海拉尔，我很想兴奋地对他说我们其实都想去海拉尔，而且是坐火车。

　　小白的伟岸不仅体现在钙充足，很钙，音同字型不一样他也很“盖”。早先身兼三个节目的主持和制片人，还要兼顾台里各种毫无准备的直播节目和晚会，做评委，讲课，剪彩，辅导儿子琴棋书画。更让人敬佩的是他还经常出现在体育直播节目里，跨了个行当评球、论竞技、分析金牌的含金量——如此充沛的精力和全面的能力就像降龙十八掌一样威力无穷，后劲十足，真是盖了！所以，尊其为北钙。

　　中神通——崔永元

　　从地理上看，天津离心脏首都再近不过，应该是居中。小崔是津门人士，在本门武功招数看似无新意又有走火入魔损害自身的危险关头能及时另辟蹊径，在中年把少时理想实践成了看得见的电视套路，拍老电影唱老歌，不仅完成了个人理想也丝毫不妨碍体现政府意志，虽然还是一个累字，但却是另一个境界的伤神了。

　　金庸笔下的中神通王重阳是全真派的龙头，现下的小崔南征北战地忙，早已不是为了谋生和名利，而是真心实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尊他为全真派的中神通，应很贴切。




　　被岁月燃烧的记者(1)

　　说到激情，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东方之子》的几个老“机”：恒哥（张恒）、兔子（刘洪波）都被“激情”烧得不行。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恒哥老泪纵横，让兔子仿佛又生了一个孩子一样爱到极致。恒说：孙海英演得太牛B了，就像我爸一样，尤其是丫吃饭时吧唧嘴的劲，绝了，我靠！兔说：激情呀，激情呀，都几年没这么爽过了！兔子这次真是邪了，选题是他报的不说，现在竟然还在机房里坐起了台，估计他有心改行要抢编导的饭碗了。

　　激情燃烧的东方之子

　　刘洪波

　　人生最暗无天日的生活，就算伺候月子了。去年十月播下的革命种子开了大半年的花，今年六月终于结了果，望着灿烂的革命果实，我扪心自问：“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一不留神成了爹了？”接下来，领导说：“跟家照看照看‘革命果实’，单位有事会找你的，另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直说……”接下来的日子，暗无天日……

　　“革命果实”不太爱哭，每小时只哭一次，一天才哭三八二十多次。第三天，我真想给朝夕打电话：“我生的又不是五胞胎，家里一点困难都没有，让我出差得了，越远越好，最好是出国；时间越长越好，最好两三年，有朝一日一进家门，孩子明显大了，她妈明显老了，还假装不认识，多浪漫。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我靠，跟电影似的……”

　　再往下，“革命果实”的眉、眼开始长开了，于是看孩子的人们都在猜孩子长得像谁。有的说像妈，有的说像爸，有的说像爷爷，有的说像奶奶，七嘴八舌，乱乱槽槽，正喋喋不休之际，突然一个声音精辟道：“甭管像谁，只要不像邻居就行……”

　　“革命果实”茁壮成长，我的情绪时高时降。世界杯结束了，中国甲A踢的那球又他妈都是方的，怎么办呢？突然，有一天晚上，发现保姆抛开我们一家老小，抱着电视哭哭笑笑，嘿，看来她离下岗只剩一步之遥了！但紧接着电视里那龇着板牙一脸傻笑的男主人公倒是吸引住了我的屁股，一下子坐到沙发上，紧接着是眼睛，一气看完下半集。第二天，按点再看，才知道名曰：《激情燃烧的岁月》。跟着烧了一礼拜，剧终，过瘾，又发现别的地方台又开始重播，共二十二集，我只看了十几集，才烧了一半，得重头儿看，接着烧。再往后的日子，有意思了，好多地方台都在放，这个今儿放这几集，那个明儿放那几集，我是看完了这台看那台，烧了这集烧那集，快烧死我了……

　　周二下午例会，朝夕说：所有工种所有人员都有责任、有义务报选题，这样节目才……第二天一早，我问还在睡梦中跟我一块“烧”了挺长时间的老婆：“我们要拍节目，拍谁？导演？演员？编剧？制片人……”“当然是男主角。”来到组里想了想，这个戏谁的份最重，周文飞说：“张纪中挺牛B的”，“可吕丽萍和那男的也挺牛B的”。周文飞说：“先拍那牛B的，再拍这两牛B的。”得嘞，就这么着，拿过报题单，刷刷刷。

　　会上选题被毙了，朝夕说：“要拍就拍最牛B的，谁最牛？”“孙海英”，“就拍他”。得嘞，再拿一张报题单，刷刷刷。

　　接下来，充满了激情，陈开、张恒迅速进入，我们几个一天到晚围着朝夕，快把整个办公室都占了……见采访对象，预采，找采访地点，提问，下套，一人买了一套碟，晚上回家，接着烧。跟孙海英、吕丽萍聊完，一看表，二十二点，还早，去跟导演聊聊。走到半道，家里来电话，“革命果实”她妈奶有点硬，如处理不当有得奶疮的可能，吸乳器废了。我一听，得，不就是看上我这张嘴了吗？你们哥儿们先去，我嘬完奶随后就到。

　　跟导演康红雷聊完已是午夜两点，与陈开、张恒、岳海弘一一惜别，他们可能回去接着看剧或休息。我一个人在车上想，怎么了这是，虽然知道回去还有一嘬奶的活儿等着我，但我乐意，我感觉有一种东西从我的体内冉冉升起。

　　我从小没吃过人奶，因为母亲得了奶疮。当母亲告诉了我这个事实，我觉得没什么，只是偶尔跟母亲闹别扭，我才说：“你不是我妈，你没喂过我，我有亲妈。”“谁呀，哪能呢？”“红星农场，第二百五十号，黑白花奶牛……”

　　回到家2：30，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嘬完最后一口奶，我已满嘴是血——腮帮子破了。看到中间屋已睡熟的母亲，猛然想起，当年生我，爸在干校，嘬奶那事又不好麻烦邻居，所以……

　　以后再也不拿亲妈打镲。我妈有点像诸琴，我爸有点像石光荣，张恒的妈有点像……张恒的爸也有点像……陈开的妈、爸，朝夕的妈、爸，海弘的妈、爸，像，像，都有点像！我坐不住了，睡不着了，为了这么多好的爸妈，我得干，玩命干。我开始烧包了，白天晚上哼着《激情》的主题曲，众多活动画面一刀拿下。直到有一天早上，老婆说我是哼着主题曲睁的眼，洗的脸，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烧包叫激情。

　　孙海英经历了太多的否定和挫折，与他相比，任何一次对我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他挺过来了。靠什么？靠激情。开拍在即制片方还坚持换掉他，是导演冒着被拿下的危险坚持下来。孙不负众望，用他的激情点烧了整个作品，也使他自己从丧子和婚姻不幸中摆脱出来，搭上我国著名女电影演员吕丽萍女士，他的激情也重新点燃了自己的生命。




　　被岁月燃烧的记者(2)

　　但更重要的是他点燃了我的激情，我的生活，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生活。《东方之子》的选题日进用斗。到目前为止，全组90%的摄像，80%的编导，66.666%的主持人，奋战在祖国各地，中秋节只有一个摄像——我在北京，但也干到晚上十二点。

　　大家对节目也许还有看法，可我们正在充满激情地干着，让你们去说吧！因为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加上激情足够了。

　　多看对方的优点，这样身心才会健康

　　陈开

　　加盟《东方时空》原本是七八年前就有的想法，但是直到去年才实现。以往的生活可能太过平稳，似乎在按部就班走一条已设计好的路，甚至闭上眼睛都可以预见到十年、二十年后的状况，虽然心里一直也想改变，但在现实面前理想往往会低头让路。促使自己改变的是一场车祸，因为人往往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才能看淡一些东西，而去寻找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

　　刚到组里时，朝夕对我的疑问很大：三十多岁了、以前没有专业的电视训练，能行吗？的确，在进入工作状态之前我并没有很快适应节目组的要求，当时的状况挺尴尬，就差朝夕一句话：“你走吧。”但是这句话，朝夕始终没说，或者说我一直没听见。后来呆长了，我发现朝夕对每一个人都很宽容，尽可能都给机会。其实他承受的压力非常大，来自方方面面领导的关注、半年内节目历经两次大的改版、村里全是新人等等。

　　去年“十一”前连着一个星期，朝夕通宵在机房带着刚进村的村民串第二天的节目，因为节目几乎没有一期不挨批的，都是临到播出前朝夕亲自上台子剪辑。那一周送到播出线的节目没有一次是在凌晨六点以前完成的，最晚的一次离播出只有七分钟，几乎天天像打仗一样，现在回头再看那一段真是不堪回首，但是，当时《之子》的状况就是这样。

　　现在《之子》播出的节目质量提高了不止两个档次，但人还是原来的人。前些天，组里的新新人类王芳还在感慨当初的情景，如果不是朝夕手把手帮着一个片子一个片子地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抠，自己早不知在哪刨地呐！而今王芳的才华已经让朝夕放心了。人的品质在顺境时的表现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在逆境时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才是值得敬佩的，这也是目前《之子》在朝夕的带领下，人心齐聚的重要原因。

　　最近《之子》成立了男女足球队了，目的就是释放激情。男队统一身披阿根廷队战服，女队的比基尼装尚未到位。说到激情，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之子》的几个老“机”：恒哥（张恒）、兔子（刘洪波）都被“激情”烧得不行，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恒哥老泪纵横，让兔子仿佛又生了一个孩子一样爱到极致。恒说：孙海英演得太牛B了，就像我爸一样，尤其是丫吃饭时吧唧嘴的劲，绝了，我靠！兔说：激情呀，激情呀，都几年没这么爽过了！兔子这次真是邪了，选题是他报的不说，现在竟然还在机房里坐起了台，估计他有心改行要抢编导的饭碗了。

　　采访孙海英时还有一件事，一想起来挺有滋味的。与他混了两天，熟了，说话也就没大没小了。当得知孙海英至今无后时（曾经有过但不幸夭折），先是一同感慨叹息，继而郑重对他说：“英雄不能无后啊！”孙先是一愣，马上表情严肃起来，意味深长地说：“不知道还行不行了。”稍后，与吕丽萍闲聊又提起了同一话题，谁知吕丽萍的脸立马有些羞红地说：“要是那样，真得感谢老天爷了。”说完目光深情地望着不远处正在接受采访的孙海英，笑了。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戚务生的一句经典话语：这你就不懂了。

　　那天，张恒在红塔基地采访戚务生，戚务生于动情处时说：“……生理上没有一点想法了……”恒眉头一皱说：“生理上——没想法了？我有点不明白——”

　　戚（过来人的神情）：“这你就不懂了。”

　　恒表情更加疑惑：“为什么？”

　　戚说：“就是压力太大，那方面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恒若有所思地点头。

　　戚又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好多了——压力没那么大了。”

　　恒这时的目光写满了敬意，然后俩人会心一笑。

　　我并不想说这次采访的对话充满戏剧性，其实在播出时这段对话也只保留了一个回合。采访完戚务生后我一直在想，戚务生执教中国队的那段日子，对他未尝不是一笔人生的财富。一个人在逆境中的付出即使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但是他经历了就足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戚务生也是幸福的。

　　这几天我也同张恒、兔子他们一样，心里的激情被一次次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导演康红雷的一句话让我久久地感动。他说：我与人打交道，只看对方的优点，这样你的身心会很健康，而且时间长了别人看你也舒服，所以我生活得很快乐。




　　策划丛鹏(1)

　　丛鹏是《实话实说》的策划，干得好好的，却要远赴大洋彼岸当陪读男士了。对于一个即将离开的同事，我们的心情相当复杂。这里面体现的是我们依依惜别的兄弟之情，包含着评论部浓浓深厚的人文精神。

　　策划里成长

　　丛 鹏

　　十二年前我大学毕业，回家那天正赶上世界杯半决赛。7月3日凌晨，爸爸来烟台火车站接我，就在车站广场，父子俩一起目睹了英德点球大战。英格兰输了，加斯科因哭了，像个刚出校门的兄弟。

　　此前几小时，正当我在火车上看夕阳的时候，我的外甥呱呱坠地。除了血缘，我对这个小生命还有一种额外的亲切，小家伙来到人间，我踏入社会，我们俩一起成长。

　　十二年后，外甥长大了，会给姥爷熬他老人家最爱喝的玉米粥，还会与未来的舅妈打交道，帮助舅舅成就终身大事。

　　十二年后，加斯科因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而本色依旧。当埃弗顿队迎来另一个失意者吉诺拉的时候，加斯科因顶着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冲入训练场，尾随吉诺拉，逗得吉诺拉和队友开怀大笑。

　　十二年后，我将告别过去工作经历中最难忘的阶段，离开新闻评论部，去做新的尝试。从1998年5月到今天，在《实话实说》的四年，是我的又一个大学。

　　这次，我的大学从幼儿园开始，那是1998年“六一”播出的《童言无忌》。当时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框框，硬磨着小崔做这么一个让学龄前儿童自由发言的节目。那天我和小崔一起去北师大试验幼儿园“体验生活”，正赶上大班（五岁）的孩子课间休息，我就和一个大眼睛男孩攀谈起来。后来说起爸爸妈妈的缺点，小男孩说：“爸爸爱睡懒觉。”我问他：“为什么这算缺点？”他说：“这样爸爸就不能送我上幼儿园。”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叫醒他？”小男孩一边摆弄他的玩具，一边款款地说：“喜欢一个人，就给他自由。”

　　“喜欢一个人，就给他自由”，这是我的第一课。此后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人和事就像这句话一样超出了我的想象，也像这句话一样会永远伴随着我。以前上大学的任务是“读书”，现在，小男孩提醒我，这个大学的特点是“读人”。

　　1999年9月，因为《熊猫教授》这个节目，我认识了北京大学的潘文石，而真正认识和了解潘教授是在这年的11月下旬。那时候，小崔安排我做一个后续采访，因为我们在节目中注意到，潘教授从事动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方式很温暖，看到保护区里村民的生活比动物还苦，就帮助老百姓解决饮水问题，还动员朋友出资建起了希望小学。当时潘教授已转向研究白头叶猴，研究基地设在广西崇左，就在一个废弃的兵营里，潘教授，四个弟子，两群猴子，还有我和一条狗。

　　离开那天，潘教授派陈吉海送我。陈吉海是当地村民，在潘教授的基地里帮忙。我们俩坐在乡村公路旁等长途车，那天阳光很好，周围点缀着像漓江一样的石灰岩小山。陈吉海说他们这儿现在一只麻雀也没有了，都给农药毒死了。以前鸟很多，他也喜欢打鸟，现在有人打鸟，他就要去管一管。这时候走过几位妇女，又走过几头水牛，陈吉海说他们这儿女人下田，男人带孩子。这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是他帮潘教授做的白头叶猴观察记录，图画得很生动，字就写得歪歪扭扭的了。陈吉海说他愿意帮潘教授，因为潘教授帮村子解决了饮水问题，又在帮村子建沼气池。他说其实农民最喜欢这些动物，只是没办法。这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环保：以诚相待，对人、对自然。

　　我还记得我那时随潘教授去村里，正赶上下雨，村路很泥泞，又有好多牛屎，我走起来有点不自在。也许潘教授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去年秋天的时候他特意告诉我，说现在村里干净了，因为农民建起了沼气池，牛屎成了稀罕物。作为答谢，村长专门带人给潘教授送来一车牛屎，这样潘教授的沼气池也可以发酵了。

　　2000年5月，我多了一个兄弟，他就是《大卫正传》的主人公，美国青年丁大卫。大卫是我的同龄人，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就来中国教书。

　　从1993年开始，大卫的工作地点有一个连续的变化，从沿海的珠海到西部的兰州，从城市跑到乡村，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办起了小学。他在来信中这样说：“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中东乡族基础教育最差，文盲率最高（不是“之一”，的确倒数第一）。”这就是大卫的理由。

　　大卫的心愿很好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东乡是非开放地区，大卫是外国人，为了能够教这些东乡族的孩子，大卫整整等了九个月。这中间我曾劝大卫换个地方吧，大卫总是用他那带有兰州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就是呢，慢慢来。”这就是大卫给我最大的帮助：他从不抱怨。

　　到了2001年夏天，大卫寄来一封信，告诉我旅行证终于办下来了。现在他一周三天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教大学生，四天在东乡的乡村小学教孩子们。大卫给我寄来了学校的照片，每一张都在背面加了注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有一张是一辆长途车，车顶还围了十几只羊，大卫的注解是：“我的奔驰”。

　　大卫不是一个“苦行僧”，他有一辆破自行车，骑着这辆车他走遍了兰州城，知道哪里饭菜香又便宜。大卫弹吉他又是灌篮高手（1.93m），那次我和钱韵梅去采访他的时候，在他小小的宿舍里，他每一次挥手都会从钱韵梅的头上掠过，格外增加了钱韵梅对他的敬意。




　　策划丛鹏(2)

　　大卫不大有时间看电视，他只看过两个《实话实说》的节目，一个是《大卫正传》，一个是《教授何家庆》。大卫来信说：“上周日晚上因为有点感冒不想出去，我在那个小宿舍看了一次你们的节目，这次关于安徽大学何教授的节目好看得很。我想向你表达祝贺。这个人的生活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材料。”我不迷信，但我相信这就是兄弟的感情。

　　《教授何家庆》是2001年9月的节目。我从2000年春天开始注意这个人，因为他能打动我，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能解决：何家庆看起来很怪，为什么？

　　2001年8月何家庆的选题被确认。8月下旬采访完成，我们也已从何家庆的“怪人怪事”中梳理出他个性的内核：克己待人，重视回报，学以致用。可我还是有些郁闷，因为这似乎仍不足以解答我的疑问。这时候曹东发话了：“这不就是知识分子本来的特征吗？”这句话让我长出一口气。但真正解决了疑问的还是何家庆本人，节目播出以后何教授来了一封信，说他未能看到这个节目，因为实验室里没有“收看的机器”，那天他在工作。最后他说：“我这个人自懂事起就实话实说了，无论是对人还是待事，由此思想和习惯也就没什么放不下的。”

　　何家庆自懂事起经历的是哪些事呢？小时候家境贫寒，在亲友接济下念的书，工作以后并不受重视，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积蓄办公家的事，用出生入死的方式搞科研。他成长的环境是严酷的，甚至有几分扭曲，这就是我最初不能理解他的根由。我在顺境中长大，还自以为顺境让人善良，逆境反倒会扭曲一个人。何教授让我知道一个人如何在扭曲的环境下保持人格的完善。

　　何家庆、丁大卫、潘文石，他们让我知道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我最初的心愿。电视对于我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我的采访对象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根底上也是一种人于人之间的联系。

　　策划丛鹏

　　崔永元

　　我记得丛鹏是从北京台投奔过来的，当时自称是青岛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经查实，他当时就是双重身份。

　　他策划的第一个节目是《父子协定》，那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从老四百搬到新四百，感觉怪怪的，谁知竟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演播室录制生涯，此事暂不提，另议。丛鹏到来前，我们的策划多是形象思维型。他们帮助我想象录制现场妙手层出，录制双方高潮迭起的盛况。带着成功的喜悦去录像，经常打对折回来。

　　丛鹏一到，策划队伍充实了理性成份，弥漫着形式逻辑散发的迂腐味道。这人很犟，像张艺谋电影的主角，喜欢大声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一电视操作的外行。后来知道他学的细胞生物学又未成婚，顿生怜悯之情，未婚青年哪来的感情，细胞离徐志摩、陆小曼多远啊。尝到甜头，是听过他几次对策划的总结，比如策划就是找到事，明白理，用这个事说那个理，理在事里面。类似的贡献宣明栋、海啸也有，我个人又喜欢格言，很快，这三人成了引领《实话实说》前进方向的三驾马车。

　　丛鹏做了几期好节目后，很快就陷入了低谷，节目被他做得烂得不行，还浑不讲理，业务讨论会上居然说“看我好欺负”、“学术歧视”、“非做我的不行”等一堆浑话。我们爆吵时，他说：“我要调走。”我说：“赶紧走，不送了。”不对，我是心里说嘴上没说。因为我是科级，要有涵养和纵览全局的眼光和宰相肚里撑大船。我问他：“你去哪儿？”他说：“在社会上逛。”

　　我忙站起身来回踱步，手在空中摇着：“那不成，不成。丛鹏同志，你要去联合国，我们马上送你，人往高处走吗！但回归社会不成，显得我们太缺乏人文关怀了，再想想，丛鹏同志。”

　　他答应想想，扭头出去，我扒着门缝一看，他背影里都是犹豫。

　　这样的事，他闹过三次，都被我博大的胸怀征服了。倒是海啸、小宣不经折腾，创作陷入低谷。就在这时，丛鹏找到了感觉。

　　以下节目也许您没看过，但的确是我们的骄傲。《风景名胜区该不该建索道》、《好大一棵树》、《姐妹》、《感受坚强》、《教授何家庆》、《这就是米卢》、《和大学校长喝茶》、《龙永图细说WTO》……

　　有时小宣、海啸为选题苦恼，他笑嘻嘻地说：“吃早餐的时候，我发现垫桌子的报纸上有两个选题。”

　　他从不干私活，对节目组忠心耿耿。

　　他始终仗义执言，痛斥在节目组里发现的社会丑恶现象。

　　正当他人气正旺，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提出要走了，这回是和娇妻（或者是娇女朋友）一起出国深造。

　　因为符合我那条“人往高处走”的原则，也无法挽留，试着提了一下提高待遇，也并不介意，只好含着泪开了欢送会。

　　那天，杨老师都哭了，说：“当一个人要走了，才发现他有那么多优点。”杨老师真实的意思是说，平时大家没走的时候，别老互相盯着缺点。

　　丛鹏一走，我们诺大的房子里就剩两根柱子，急得我直喊：年轻人，快顶上！

　　丛鹏这一走，不知哪年才能相见。

　　海啸更绝望，他在送给丛鹏的帐篷上写道：这里它葬着实话实说的著名策划。俩人都估记有生之年无缘相见了。




　　策划丛鹏(3)

　　那天心烦，拨通了丛鹏的手机，发现那东西在办公室抽屉里响着，丛鹏交回来的。公家东西都交回来了，看来是真的要走了。

　　走吧，看你走遍天下，谁还像我们这样待你。




　　为人民服务的魏安泰(1)

　　翻过头来看大魏，他其实也没有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好事，既没有雷锋同志在生活上向水平低的同志看齐的境界（他经常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也没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他经常为了看话剧蹭票不掏钱），但是他却是实实在在想为人民服务，想为同志们办点事，并主动要求在《空谈》上开办《大魏房讯》的栏目。

　　东拉西扯话租房

　　魏安泰

　　今年“五一”长假我和家人正在北戴河看海。忽然手机响了，是云南长途。电话那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绿党人士——奚志农。

　　“大魏，你好！打搅你。我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要转回北京，现在急需一套房子，你能帮忙吗？”刚好，节前我们组徐慨的朋友有套房子要出租。于是我给在南京休假的徐慨拨通了手机，问清了北京房东的电话，告诉了小奚。

　　长假过后第一天上班，就接到了小奚的电话，声音是兴高采烈的。

　　“大魏！太感谢你了。那房子太好了，我满意死了！”

　　原来房东太太也是一位绿党人士，双方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小奚提出云南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大约半个月后才能入住。房东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房我非你不租，租金从你入住后开始算，定金全免。”

　　不知各位您看明白了吗？当时我在北戴河，房源提供者徐慨在南京，房东在北京，房客奚志农在云南。我可谁都没见着，就拨了几个电话，这事儿就顺利地搞定了。徐慨说：“大魏动作还挺快。”房东对房客非常满意，小奚感觉房子很称心，真是皆大欢喜。他们都高兴，我自然也很高兴。那天早点我吃了一个仨鸡蛋的煎饼——倍儿香！

　　从1996年《新闻调查》建组起，给弟兄们租房，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开始是只给组里的弟兄忙活，后来部里其他组的弟兄也来找我帮忙。再后来有点儿臭名远扬，熟人托熟人还给经济部的人帮过忙。当初是先通过中介找到房，然后再去和房东砍价。时间长了有房源的人也来找我，让我帮着往外租。这里包括咱们自己的弟兄和过去的房东。慢慢地成了半个“房虫儿”，现在已不再和中介发生关系了。

　　租房要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要经历许多事情。如果不把它当成负担，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诸位要是不烦我，我跟您唠叨唠叨？

　　1996年某日和中介看完了一处房子，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的大砖头手机响了：“喂，我是刚才那房东，咱们把中介给甩了吧？你少掏点儿，我多落点儿。”当时我心里一动，可又觉得对不起人家中介（因为那时的中介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坏）。向当时的制片人张步兵请示，步老说：“这不太合适吧？”就这样，不但没把中介甩了，后来这位中介还成了《新闻调查》的制片，现在他已离开《调查》自己开公司去了。

　　还有一位我们的房东杨师傅，夫妻俩双双下岗，为了送女儿去日本读书，把自己住的楼房租给了我们，再去租平房住。当我把第一笔房租交给他的时候，他转头去物美超市买了一台热水器给我们装上：“大热天儿回来，不洗个澡怎么让你们睡觉呀。”一句话说得我非常感动。后来杨师傅成了我们的夜间值班员。工作勤勤恳恳，非常尽职尽责。1999年由于轻微脑血栓不得不离开《调查》。

　　1997年某日，办公室来了两位手拿黑包的人（就是电视剧里刑警常拿的那种包）。“哪位是魏安泰？我们是海淀分局刑警队的。”说着话递给了我一个带警徽的小本儿。打开一看是位探长。当时我小脸儿有点儿发白，喘气有点儿快，心想我没干什么呀？“听说王猛、罗陈住的房子是你给租的，有点儿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原来在王、罗屋外的化粪池里发现了一具女青年的骨架。从未腐烂的衣服判断，死者像是打工妹。王、罗二人作为重点嫌疑人被警方调查。那天下午两位刑警在我们办公室足足坐了三个钟头。情况问的那叫一个详细，罗陈在湖北的媳妇和他感情怎么样？王猛和他女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

　　后来听王猛说，这两位刑警要找他了解情况，可他因为工作忙约了许多次都没约成。最后刑警没招儿了，提出请王猛吃饭，边吃边聊。这才把事情了解清楚。可最后是谁埋的单，王猛可没说。刑警请被调查人吃饭？如果不是王猛吹牛，这事儿还真挺有趣的。

　　普慧寺附近当年都是庄稼地，现在的房东大多都是当地的农民。当初的农家院，现在变成了两至三套单元房。有一位嘴上叼着“万宝路”、光着板儿脊梁的年轻房东和我砍价：“您再给添点儿吧，没办法我们两口子都不上班，我们那孩子一个月吃进口奶粉就得八百多，纸尿布也得六百多，真没办法……”得意洋洋地装出一副“北京大爷”的派头。真想上去捶丫一顿。

　　每次租房都要和房东砍价。特别是前些年，往返的回合很多，也可以说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艰苦过程。久而久之总结归纳出了一些方法，成了我的砍价秘籍。虽是些雕虫小技，但效果很好，非常实用。

　　循循善诱法

　　站在房东的角度帮助他算账，晓之以理。“您就别犹豫了。俩月以后也许您能租出个高价，可这两个月的房钱谁给您呀？那点儿钱往全年一摊，还不如我给您的价高呢。”“您可别觉得我给您的价低，细算算这里可还有软效益呢！我们可都是文化人儿，第一能按时交您房租从不拖欠；第二我们是长租，您不用总折腾；第三我们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出差，您家里的设施损耗小，对邻居的打扰也小。”




　　为人民服务的魏安泰(2)

　　威逼恐吓法

　　举案谈法，动之以情。“不租我们电视台的您租谁去？您租鹿宪洲去？（当年抢劫运抄车的要犯，后在其租住的房内被警方抓获）到最后您房租没落下，房子还得给您没收了。”

　　“前两天前边那楼里铐走了一位您知道吗？吸毒贩毒的。他贩毒是和您没关系，可您架不住派出所三天两头让您去说明情况。精神上受的损失您多少钱能补回来？”

　　台词演绎法

　　话剧看多了，演绎几段台词，砍起价来也很生动。“您要租给做买卖的吧，他今儿赚钱，明天兴许就能倒闭；您租给那些白领，他今儿干的挺好，明儿有可能就让老板给炒了。就租我们电视台的人有把握，只要您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有钱付您房租。您听说过电视台倒闭的吗？”“要省您从大处省，省它十顷带八顷。要算您从大处算，算它十万带八万。一年的房钱您一次就拿到手了，多合适呀。躺到被卧里数钱去吧您。”

　　哎哟！太贫了吧？打住。

　　对了，《空谈》上一期登出了要开“房讯”专栏的消息，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咱部里一位女士打来的，非常认真诚恳向我咨询买房事宜。我非常感谢这位大姐对我的信任，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帮上忙。因为我只管租房，置产业的事儿得和您老公商量去。

　　感谢《空谈》给我一个为弟兄帮忙的机会。能为您服务我很高兴。我知道现在买房的弟兄越来越多了，将来诸位都住进了广厦豪庭、高尚社区，让我没的干了，那一天我更高兴。真的。




　　北漂一族

　　这叫城市。仅仅这一句话就构成了很多人来北京的理由。记得我的辞职让报社领导和同事十分不解，因为那正是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于是在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之后还要找别的理由说服他们。在这个地市级的城市报社得到了一切应该得的奖项后，在提前晋了职称后，在得到货币分房的待遇后，我出走了。辞职报告上只写了一个理由：老公来北京工作，不能两地分居。这对于领导来说，足够了。其实我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在报社我能看到我的未来，我不喜欢已经知道结果的故事。

　　一千个漂着的理由

　　 刘波

　　时至今日我仍然时常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我也成了北漂了？

　　喜欢晚上在人行天桥上看桥下过往的车流，车灯在这个城市的空气中黯淡无光，路灯的灯柱里飞舞着的灰尘，犹如在这个城市奔波的每一个人的欲望。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城市。每当这样望着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升腾起新的陌生感，那是一种什么都不属于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人对第二天的生活充满恐惧，可又充满激情。

　　来北京工作之前我从未来过北京。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有两点：一是一个学美术的人给我的。上大学的时候在火车上遇见一个学美术的男生，他即将毕业，他说他的师兄有很多去了北京，没有工作，只想让人承认自己的艺术，于是他们就在等待。没有房子没有钱，他们住在圆明园里，吃着那里的蛤蟆，他也准备去北京，在圆明园里吃蛤蟆，这就是他的理想。第二点来自于一位报社的同事。他去北京的时候，一位同学到火车站接他，那位同学对刚下火车的他说，看见了吗，这叫城市。

　　这叫城市。仅仅这一句话就构成了很多人来北京的理由。记得我的辞职让报社领导和同事十分不解，因为那正是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于是在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之后还要找别的理由说服他们。在这个地市级的城市报社得到了一切应该得的奖项后，在提前晋了职称后，在得到货币分房的待遇后，我出走了。辞职报告上只写了一个理由：老公来北京工作，不能两地分居。这对于领导来说，足够了。其实我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在报社我能看到我的未来，我不喜欢已经知道结果的故事。

　　网络让两年多前的北京很浮躁，连空气里似乎都漂浮着风险投资的味道。上亿资产的流进流出让一些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夜暴富。这使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更多地吸引了做着同样梦的人们。大家漂在这个城市里，也漂在网络的泡沫里。这就是那个时候我和我周围朋友的生活。

　　一个叫吴士宏的女人为TCL画了一个叫天地人家的大饼，我们被捧为TCL的“天”，可是这个“天”看起来是那么虚无缥缈，这个曾走进中央电视台的《对话》侃侃而谈的传奇女人在这里却让人看不懂。我成为和她对着干团队的一个骨干分子，人们都知道了我和她吵过架。漂着的人和以前真的是大不一样了。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开始跟自己无关。这大概也会成为一个漂着的理由。

　　我从报社的出走带动了一批同事的出走。他们如今漂在各个城市，那里有他们的梦想，其中的一个原来在报社不得烟儿抽的，今年被评上了全国十佳摄影记者，不知道报社的领导知道了会做何感想。当一切都不再是负担，当一切都变得轻快，当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没有后路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这个时候漂着成了一种境界，也成了一种生活的兴奋剂。

　　生活是需要期待的。很多人为了这份期待而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毕竟复印机一样的日子不是人人都能忍受。虽然没办暂住证的时候时时担心会被抓去筛沙子；虽然为了找房子租可能还需要偷偷摸摸在电线杆子上贴点小纸条；虽然出入证上大大的“临”字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的身份，顶着一个社会上已经消失多时的字眼——“临时工”的帽子；虽然在这里干了一两年的工作却要跑到别的单位去开没练“法轮功”的证明；虽然在买房的时候要另找单位盖章，贷款更要另找单位证实收入水平；虽然……但是，仅仅一条：真正的快乐和兴奋，就顶得上一千个漂着的理由。




　　精神生活(1)

　　见到吴宇森的时候正值北京的初秋，下了一阵雨以后竟让人有些萧瑟的感觉，吴大侠就是在飒飒秋风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的。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借来一堆他的经典影片恶补，拿起的第一张碟就是《英雄本色》。

　　拣煤渣时代

　　包玉婕

　　本来想把这个题目放到2006年时再写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英雄本色》二十周年的纪念。但是上个星期我路过报摊的时候，看到一本现在卖得很火的电影杂志，封面是《肖申克的救赎》十周年。是啊，美国人有他们的安迪，意大利人有一部《教父》，还好我们有《英雄本色》。

　　严格说，我对《英雄本色》的记忆是和其他大部分“香港烂片”混杂在一起的。发明这个称呼的是我亲爱的老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祖国的小花骨朵，那时正好也是港产片大量充斥中国音像市场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其它的片子）。为了不让我幼小的心灵被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暴力和色情影响，爸爸把这些港产片统统归为“只有在铁路旁拣煤渣的人”才看的东西。所以“香港烂片”在我家还有一个称号，叫“拣煤渣片”。以至于现在我回想这些影片时，脑海里总有一个铁路旁孤独的拣煤渣的身影。

　　那个时候还有一部戏充斥着中国各个电视台（好像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电视台）的黄金档，那就是《射雕英雄传》。不用说，这也是我们家的“拣煤渣片”。感觉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大侠和黑帮的天下，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江湖。我当时每天晚上要练两个小时的小提琴，隔壁屋子里的妈妈就在一边织着毛线一边看着靖哥哥和蓉妹妹。到了九点琴练完了，我冲到电视机前，正好是唱主题歌滚字幕的时候。到了第二天课间同学们谈论剧情，我只能在旁边点头做深以为是状，从不敢说半个字，当时心里就恨为什么他们不谈谈剧组人员和赞助商呢，我可以从头到尾背全了的。

　　只有一部《英雄本色》，是我去一个有录像机的同学家看完的。其实人家妈妈早就暗示我走了，可我就是死活赖着不走。看到一半，我妈妈上门来找我回去练琴了，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那家同学的妈妈也是一个话痨，两个女人愣是侃了两个小时。旁边电视里的坏人在小马哥的枪口下纷纷倒下，真可谓“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看完了感觉只是一般，就觉得小马哥叼牙签的样子真帅，比我那平时暗恋的小班长可是酷多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就是这部影片，改写了后来中国所有黑帮题材电影的风格，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坏人也有不坏的时候，黑道人物往往比所谓的正人君子更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整个黑社会都在吴大师的电影世界里获得了新生。据说台湾黑社会的老大在看了《英雄本色》以后，专门派人给吴宇森送来了花篮，感谢他对黑道人物历史性的重新定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雄本色》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教父》，像后来大红大紫的《无间道》也只是捧人家的臭脚丫子罢了。

　　如今，当年暗恋的小班长早已失去了联系，但是小马哥的印象却从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发哥自从出演《英雄本色》大红大紫后，去了好莱坞“拣煤渣”，只能演从好莱坞这部火车上掉下来的角色，像说蹩脚英语的某国国王和说蹩脚国语的江湖游侠，当年的风采荡然无存。和他一起去好莱坞的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英雄本色》的导演吴宇森。

　　见到吴宇森的时候正值北京的初秋，下了一阵雨以后竟让人有些萧瑟的感觉，吴大侠就是在飒飒秋风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的。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借来一堆他的经典影片恶补，拿起的第一张碟就是《英雄本色》。

　　当小马哥穿着黑风衣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所有关于青春的记忆在那一刹那全部复活。和我一起看的还有我们的两个技术，看的时候，大家根本不盯电视，就那么从嘴巴里一句一句蹦对白，脸上的表情仿佛就是当年那个坐在同学家里的我。当小马哥被人打得鼻青脸肿，说到那句经典的台词，“我忍了三年，不是要证明我比别人强，而是要拿回我被别人抢走的东西”的时候，我当年欠下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采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起了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没想到当年周润发嘴里说出来的竟然是吴宇森的心声。“文革”期间，五岁的吴宇森随父母来到了香港，贫困的一家人住在香港的木屋区，和妓女赌徒为邻。年幼的吴宇森，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自卫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一出门就会被人打。在这种暴力环境下长大的吴宇森深谙以暴制暴的道理，最终成了一代暴力美学大师。所有的艰难和屈辱，都在一部《英雄本色》里被吴宇森拿了回来。我坐在一旁，看这位如今好莱坞一线导演回忆当年往事，脸上的表情和电影里的小马哥如出一辙。

　　当年，初到好莱坞的吴宇森同样也只能算个拣煤渣的角色，因为好莱坞拥有最后剪辑权的导演屈指可数，片子怎么剪都是电影公司和大明星说了算。在拍了《断箭》和《变脸》这两部卖座大片以后，吴宇森终于搭上了好莱坞这座火车。到了《碟中谍II》的时候，连汤姆·克鲁斯都得乖乖地听吴的指挥。只可惜虽说上了车，从此不用四处流浪，但是前进的方向也由不得自己了，自由的煤渣只能躺在往日的路边。吴宇森的片子里再也没有了像《英雄本色》里豪哥的豪情万丈，小马哥为了义气的忍辱负重，连反派角色都没有当年阿成来得出彩。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美式英雄，再多的阿汤哥加起来也没有当年小马哥的一个转身来得震撼。




　　精神生活(2)

　　采访完了以后雨还是下个不停，我们一行人都挤在一辆破切诺基里，和众多高档汽车一起在三环游车河。

　　突然一辆宝马从我们旁边驶过，车里坐的正是吴宇森。我在雨帘里看着他的豪华汽车消失在车河里，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个在铁路旁拣煤渣的孤独身影。

　　尹韬在天上，我在人间

　　阿 丘

　　作为票友，他的这出戏有如此的票房还参加了中国剧协的小剧场戏剧展演，已算盆满钵满夫复何求了。非现实主义戏剧作为探索和玩票已属不易，还能卖票赚喝彩，首都专业戏子尚属苛求，更何况这个票友。

　　阿 丘

　　四堵墙，是戏剧名词，指戏剧演员将方型舞台四边想象成四堵墙，全然无视左右上下场口的杂物与台下的观众，全心投入到角色人物的体验中去。推拉摇移，是摄像的专业术语，指镜头取媚于景别所做的努力。术业有专攻，这两项活不像送报纸牛奶看车守门，专业造诣极其讲究，要不成家成腕，至少也当个受了累也能满手泥渣子，叼着烟斗看着卖不出价的作品自得其乐的巧匠。戏剧，没有了从前梨园卖烟抛手巾的吆喝声，已经没落成了少数艺术家的精神游戏，从业者虽都反感却已敢重新自嘲为“戏子”。电视却不一样，新兴的传播工业，老百姓的精神鸦片，鲜活刺激，只要今天的营养不求流芳百世。游离于这两个行当里且称得上游刃有余的，当属像周伯通能左右手互搏、精力超常充沛的人。在评论部有幸看到了这个类似周伯通的人——尹韬。

　　认识尹韬，是因为我们节目很多人总把这名字和老师连在一起叫，还说他受“非典”刺激很大，为感谢病菌没有临幸，他吐血写歌一曲，让很多人捧着文件夹传唱。一晚，我组里的两妹妹说尹老师邀她们去后海喝夜茶，她们有点怕尹老师喝了茶会乱性，让我作陪，才有了和尹老师平分两女子，邀杯对月的机会，那晚才知道他比较喜欢相貌不太出众的女子——大家都安全。然后，在我早期炒旧饭的一个片子《曹阿姨练车》的尾部听到他写的一首点题曲，在对曹阿姨肃然起敬的同时，对她学开车的动机也开始无所适从。后来听说他也爱踢球，而且总在人不够的时候踢主力，联想到他的姓，怀疑他是朝鲜煤矿工人队转会来《东方时空》球队顺便兼职搞搞电视，以便在南院食堂海吃一辈子的主儿。和我不一样，人家尹韬在场上不戴眼镜，尽管眼睛小视力低却从不认错人，不呵斥人，受人呵斥也不还嘴，打完球连集体的矿泉水也不忍心喝一口，就急着热车一溜烟加入堵车行列去了。当然，在比赛中尹东木是认死理的，不惜体力，不惜脑力，以至被公选为“百姓故事社会记录足球联队”支部书记，直接指导联队的思想建设。

　　我已不做戏子很多日子了，离开戏剧创作后享受着别人新闻作品的快感，没想到进了评论部却又重温了一把布莱希特（表现主义戏剧流派鼻祖）——《天上人间》。作为票友，他的这出戏有如此的票房还参加了中国剧协的小剧场戏剧展演，已算盆满钵满夫复何求了。非现实主义戏剧作为探索和玩票已属不易，还能卖票赚喝彩，首都专业戏子尚属苛求，更何况这个票友。搞戏之人多以科班为圈子且挑剔刁钻，四位戏曲名角能团结在一电视工人麾下，不计报酬，不惜牺牲时间、体力，排一出有可能名利皆空的怪诞话剧，除了对始作俑者的敬仰，就是严重建议文艺创作管理部门自省深思。看世间，搞戏已是无奈，搞贫困探索戏剧更属不食人间烟火自得其乐，门里的人纷纷投靠电视混脸熟养家糊口，却有一个门外痴汉探进执着的半边脑袋，无视揶揄和嘲讽，乐此不疲。至此，不得不叹，尹韬在天上，我在人间。

　　在电视台搞音乐的人。

　　光 头 阿 飞

　　阿 丘

　　他的长相符合所有坏人的特征：终日亮锃锃的光头、一脸横肉、两只分开长着的杀了人都不带眨的眼睛，如果想证明北京还有黑社会的话，看他很拽走路的样子就是了。崔永元和和晶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伙同一班颓废青年在一旁胡乱地敲打乐器打着岔，不时还冷笑地应和着什么，以至于小崔实在无法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说“实话”了，落了个失眠综合症，愤然挂靴卸甲归田金盆洗手，替上的和晶噙着泪水以女愤青的包容，苦苦煎熬到今天……

　　该仁兄以前毛发是否茂盛不得而知，我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即使生存环境再艰难，到现在仍在用“章光101”的并不多。那时青少年要么小儿麻痹要么四环素牙，生理上没毛病的就交白卷，来他个精神残疾。那时，没头发的很容易被社会歧视成严打分子，头毛茁壮点的是很珍惜的。

　　和光头的结识是在足球场上。踢球时都叫小鲁，直到在日照打义赛时看了名单才能完整地念出他的大名：鲁宇非。《东方时空》足球队列队出场时，他是最像球星的一个，因为那抢眼夺目的秃顶，前看像齐达内，后看像罗纳尔多，曲点腰就像卡洛斯。但是在场上他像第一位，据说在对女人，他像第二位，对朋友，像第三个。那次在中国农业大学比赛，那天他新婚，球队为他举行了个别致的开场，众队友在中圈叠手为自己鼓劲时居然变出了一个个的红包送到他手中，他微黑的眼圈登时金光炯炯，在场上像吃了春药一样持久和兴奋……很遗憾的是，错过了他的婚宴，始终没看到他酗酒后的头顶是不是也红光熠熠。




　　精神生活(3)

　　看过他们乐队的演奏，极力推荐给小甜甜布兰妮和辣妹做中国巡演的换装备用乐队。《实话实说》坚挺了这么多年，他们也凑合了这么多年，钦佩的是，作为乐者，露脸的时候他们不在乎只是为场上的气氛弄出点声响而极少完整地演奏完一首作品，从不为己增色，却能及时恰当地为说者添彩。

　　骁 者 无 惧

　　阿 丘

　　还得提印象很深的《分家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张骁，来点音乐！于是，伴随着《东方时空》的片头音乐一拨哥萨克大兵蜂拥而至，更多的工人纠察队为维护那位老者正当的偷窥权也随着《焦点访谈》片头音乐鱼贯而上……当时没搞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只是意识到这叫张骁的人不是卖录音磁带的就是二人转贩子。不禁感慨，和大学时我的角色很相似——各高校霹雳舞高手约定在广场比舞，拎着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的我只等一声“来点音乐”就开始鼓噪众螳螂们开打地趟拳了。

　　8月20日，“东方时空足球队”赴日照足球义赛途中，嘉宾啦啦队员、身材比我圆润但没我颀长、酷似恶霸胡汉三的《梦想剧场》导演李国营突然发问：你们《新闻调查》的片尾音乐是谁写的？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电视栏目音乐！车内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柴静一把指着副驾驶位上流着哈喇子打盹的一红脸汉，像指认凶手似的兴奋：就是他！张骁！那红脸汉估计刚喝了，一听有女人叫立马醒来：我是张骁，怎么地！？

　　每次去音频室配音时，偶尔能看到他聚精会神地捣鼓键盘，以为他可能是隔壁羊坊店四小的校外音乐辅导员在重新给《少年先锋队歌》编曲呢！后来居然看到他在世纪坛六百平米演播室开拍自己的MTV，一群北京舞蹈学院的少年簇拥着他在摇臂下指天笃地，而他却懒散得像街头杂耍艺人，众摄像音频导演严阵以待，俨然像在拍《十面埋伏》续集。

　　张骁君好酒，听说有酒必饮。数次见他在足球场上骁勇拼搏后立即跑到场边抠喉咙，将昨晚一肚的生猛海鲜全盘倾出后又奔赴沙场，嘴角还残留着肉丁菜叶。张骁君在踢球时是爱憎分明同仇敌忾型的，遇到对方球员对我方动作过大而又没被以正义的名义受责时，他会替队友在恰当的时候若无其事地报复对方一下，哪怕引起双方群哄，好在一下场他就能宽厚地向被害者伸出和平之手，许多人也因为他身上的酒气对他一笑而过。

　　原先我很羡慕，张骁认识很多歌星，据他说有点名气的都和他有互相扇耳刮子也不来气的交情，那时只是佩服他看了报纸的娱乐版面勤做笔记罢了。但意外的是，或因为酒或因为欠他的钱可能也是因为有把柄抓在他手里，很多歌星一提到张骁也纷纷表示久仰。

　　不好把张骁君划归娱乐圈人士，也许因为他没能把握住很多次吸毒脔童同性恋的机会，也许是因为长得过于像工地大棚上做饭的农村大爷，面相太朴素而缺乏炒做的冲动，既无尹相杰的憨笨可亲，又无雪村的委琐狡黠，所以有人在唏嘘他空有音乐巨匠的资本素材而没能横空出世的原由时说：他呀，戒了酒收拾一下行头，把给各栏目写的曲让阿丘给填上词，起个什么“嚣狼”的艺名，在《感动中国》或《魅力城市》典礼上亮个相，如今的中国流行乐坛，肯定没那个刀郎什么事了！




　　边缘名人和大脸蛋(1)

　　所谓边缘名人，乍一听像伪名人，其实是真名人。因为名人拥有的不过是如若浮云的、飘在微波中的头像和经常被打成铅字的名字，而边缘名人是名人圈中的名人，他们为所谓的名人尊重、倚赖却明珠暗藏。我手头有这样几位，光说他们的姓氏，一亮出来全中国就有上亿的亲戚。

　　边缘名人

　　 阿 丘

　　NO.1——

　　那是一个在年会上舞女打扮的既略风尘味又不失碧玉含羞的丰腴女子，佩服的是她还能扭腰，而且扭得相当挑逗妩媚。当时查看节目单，看不清她叫什么，歌唱得有点像对口型，但很煽情。在南院不经常看到她的身影，后来才知道她已不屑干家务活了，别看面容依然娇媚，却已是评论部栉风沐雨的老臣子了。现下只接高端手艺，比如飞北戴河策划什么年终活动，飘到九寨沟密谋什么魅力都市，而且手里紧握魅力都市美丽代言人的评选指标，麾下早已笼络一厚本的佳丽，估计是想以自己的三围定游戏规则。

　　最近看她又在制定一些纲领条例性的东西，定睛一看，才知是些培训计划。见她打电脑时咬牙切齿地专注，想她肯定是在提前享受培训活动中调教整治各地方台制片人的快感了。

　　问过一些人，到底该妇女年岁多大？有人说：快五十了吧，别看她面相嫩，每年都偷偷去几趟韩国。有人说：不知底细，看眼神，有时四十，有时十八。我进出羊坊店一一五号和京门大厦时，间歇总会被魁梧的保安索看证件，这严重加剧了我要把节目调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私念，但该女子驾车进南院却总有保安殷勤挪挤车位，进食堂不用签单就能暴食西红柿炒蛋，而男服务员还得赔笑端茶，机房里累极了的男性编导们吐着烟圈梳理着当下的终极幻想：她要在一旁给揉揉肩捶捶背老子累死在编辑台上没追认为烈士也值了！——所以，当她郑重对我说你也写写我吧的时候，我已没有胆量向她要一个写她的理由了。她的名字我是一次以工作为由索要手机号码时记下的：王昭君的王，聪明绝顶的珏。

　　NO2.——

　　评论部有四大名旦，有N大元老、N大怪才，惟独缺一名目：评论部几大丑人。如果真的评选的话，我和等下要说的此人肯定榜上有名。不知是为突显个性还是天然贫瘠，他头顶的毛发总是像戈壁滩一般荒凉。球踢得很好，在赛场上就像墨西哥灰兔，狡黠敏锐。

　　此人和那位彭红军一样，外表怎么说有点像内存被病毒感染，以至身份不明确，搞不清是屡获大奖的名导，还是隔壁玉丰旅社的外地采购。后来才知道他具体的工作和采购区别不大，每项大型活动后给演员编导发钱，从不少给和拖沓，然后上赶子缠你要发票。

　　刚来评论部不久的时候，一天，在羊坊店路上远看到他和杨继红以及《纪事》的老毕、《百姓故事》的大象一道慢行，高矮胖瘦短发毛长，真的是错落有致的风景。他作为《东方时空》足球队的总管统筹兼财务，无论是每场比赛前的联系场地、携带训练服，还是比赛中的购买饮用水，安慰替补球员，乃至比赛后的捡烟头和废瓶子都是事无巨细亲历亲为。

　　曾经在绿茵场上用后脚跟绊过他，是因为听到有实习的小女生拿他和我作比，说他蛮有味道的，说我呢：那个阿丘？请打马赛克吧！不得不服！

　　此君姓李，名字比较难写，大意是一把折断的葵扇吧，李哲奎。

　　大脸蛋有大智慧？

　阿　丘

　　我对选美比赛看的不多，即使看过也是超视距的远观，审美的人和被审的人总隔着一层玻璃和无数电子软件，只有一电源线做沟通。

　　谁都知道获胜者会戴上花冠并被冠以“××小姐”的称号，若干年以后，有步入演艺圈平步青云的，有把脸蛋当招牌混入商界的，难成大器者干脆嫁入豪门做贵妇人的，美女们靠才智撑到最后的凤毛麟角。我有幸非常近距离地参与，甚至是操持了一场选美比赛，地点：九寨沟，名目：中国城市魅力大使展示决赛。

　　说实话，我每天和没化妆的佳丽们在一起，虽然胚子都还算良品，却因为她们的脸皮后头承载着巨大的行政功利目的而对她们有些却步，扭头开始怀念平日里工作环境中那些中规中矩不施粉黛的、偶尔偷偷抹点口红就笑得不自信的寻常女子们。可能是距离产生美的缘故，总觉得身边那些为展现美丽服务的女性同事尤为靓丽。

　　鄢曼，一四尺女性统领众多七尺摄像大汉服帖地游走赛场内外，导筒、对讲加流程稿在手，有如把握玉玺、尚方宝剑和欲垂还挂之帘，有武则天霸道之美；王珏作为佳丽后宫总管，负责培训和素质教育，除腰围低调些，才学、技艺、容貌，应对绝不输佳丽半分甚至可为人师，在台下跺脚扼腕，总为参赛者有恨铁不成钢之切切牵挂，有《十面埋伏》中宋丹丹所饰老鸨大姐的统领之美；评委判官敬大姐用“焦点”之标准审美，理性客观还充满良知，宣读选手获奖词时语重心长，切中肯綮，有看邻家女初长成、扶上马送一程的慈母之美；张丽娜为大使领队，挟比大使们还要多的回头率而不屑，担负起了后勤军需重任，在化妆间里拎包，在更衣室里看管戏装细软，在餐桌上监督贪嘴揩油，有看守和保姆的尖刻唠叨之美；张涵手执财政入出大权，操持一整连人的来回旅程，准时准点地将人全赶到沟里又毫发无损、完璧归赵地将他们打发出沟外，有七十二家房客收租婆亲兄弟明算账的吝啬之美……




　　边缘名人和大脸蛋(2)

　　没想到我的歪瓜劣枣亲自见证一场全国范围的明眸皓齿的竞争，立马觉得丑人有时确实生得其所，丑得有理，掺乎在美人堆中，让双方都断了非分之想，才得以使佳丽收敛了征服欲，敞开了平常心。

　　有人问我对选美结果的看法，答曰美之比拼只有瞬间的绚烂，并无永恒的瑰丽，获胜者只是审美权把握者犹豫之间的一种权衡，游戏而已。没有最美只有更美。真正的美不会凝固在闪光灯前的瞬间，只会流动在你所有的不经意之外，哪天真的发现了，它可能已经沉寂，却独到得弥足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