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

武则天——女皇之路 作者：萧让


遥想盛唐，多少繁华。这不仅在于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灿烂，更表现为精神风貌的昂扬自信，以及人物的俊逸与风流。绝代君王如太宗武皇，名将良相如李靖李泌，天才诗人如李白杜甫，高僧大儒如玄奘韩愈……他们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与那个云蒸霞蔚的时代一起，沉淀为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永远的珍藏与骄傲。人生意气唐时代。当我们为美伦美奂的大唐盛世赞叹不已的时候，也不禁会沉思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由谁创造？兴衰由谁主宰？
古中国的先哲们把这归因于“天道”，冥冥中自有一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见证着尘世间一切生死荣枯。“天命当兴”、“气数已尽”，这样沉重宿命的话语，一直回荡在华夏历史数千年的时空之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便曾对着乌江的滔滔逝水，发出过“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慨叹。纵然英雄盖世，无奈形势比人强的苍凉与悲壮，弥漫着一页页的青史黄卷。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都不缺另一种声音，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越呼声，那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放自信。于是，有人匍匐在天命的脚下，为不可揣度的天意而惶惧颤栗；有人更改名字称号以顺应天命，期望能由此带来非分的功名和富贵；但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自己创造预言，编织谶纬，一把扯过天命来为自己服务。不同的性格，构筑起不同的人生，也为历史的发展，平添了无数莫测的变化。是的，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都不能超越他所在的大环境，但的确有这么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他人的命运。他们不能战胜“命”，但却能把握“运”，他们不能超越时代，但他们成功地超越了自我。
武则天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尽可以分析说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让她有了出位的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才给了她机会，或者干脆说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她的从政之路血腥残忍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留下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但不管你是崇拜她还是唾弃她，都无法不正视她的存在。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前面，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量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这段历史一直让我很感兴趣，初中时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唐朝的打油诗，其中有这么几句：“则天回首紫微暗，独坐金殿称风流。当世多少奇男子，对此莫敢不低头。”有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在千百年后依然让很多人感觉尴尬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又是怎么样的。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劳心竭力的狄仁杰，倍受疼爱、老公却被她活活饿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看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呢？这真是很有趣的事。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你一个简单的框架，同时又留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吧！
然而隔了一千多年的风烟在来检视这个青史中的女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现实政治服务，向来是中国官方史学的基本特点，但对于武则天来说，事情甚至更为复杂。首先在于太宗高宗时期的史官许敬宗，其修史一向让人评价不高，比如太宗曾经赐《威凤赋》给长孙无忌，他写成给尉迟敬德，因为敬德是他的儿女亲家，长孙无忌却是他的政敌。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此次改史，也牵涉到高宗后期帝后权力之争，容后再述。）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宗后期及高宗时代的政争，面目已经十分模糊，对于武则天的崛起过程，也就充满了各种猜测。
其二、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
其三、封建史家对于她的描述很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资治通鉴》里面就充斥着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流传甚广的武则天怕猫的故事，说她残酷迫害王皇后和萧淑妃，萧淑妃临死之前大声诅咒来世必化为猫，武则天为鼠，生生扼其喉。据说武则天被这样狠毒的诅咒吓怕，自此宫中永不养猫。然而同样是《通鉴》，又记载了长寿元年武则天如何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并在大臣面前显摆，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
其四、建国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是变化无常的。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武则天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中进步的法家的代表，其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郭沫若连续发表文章，全面肯定武则天，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井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郭沫若还提出了无字碑是武则天自己所立的说法，据说是武则天的遗愿，表明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述。可是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从未提到过武则天的遗愿包括立无字碑这项。文革过去，随着“红都女皇”的倒台，关于武则天的口水战又再度升温。再加上当今女权运动的影响，她的身分除了女皇，僭主，法家代表之外，又多了一重妇女解放的色彩。
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形象便象这无字碑一般任由人们涂抹评说，似乎再没有哪一个帝王惹了如此多的是非。隔着厚厚的油彩，要分辨她的本来面目，基本上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仍想试一试，尽量从现存的各种真假难分的记载和传说之中，追寻这个非凡的女子……
第一章、并州女子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兴亡。”大唐二任帝太宗皇帝如是说。这话当然很有道理，然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照的不是哈哈镜？史家纵或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在史料鉴别和取舍之际，也难免因自身的立场而有所倾向，再加上执政者有意无意的影响，镜中人纵然有着相似的眉眼，气韵和神采也可能全然不同了。太宗皇帝可谓对自己这套镜子哲学身体力行，不仅表现在他的确从历代的兴亡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也表现在他把风月宝鉴背后的兴亡——争夺话语权的战争，毫无顾忌地搬上了前台。是有心？是无意？是不屑顾及还是无法顾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沿着这样的轨迹一路发展下去。时隔千年，唐代的实录及国史，如今已经全部佚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史料的只言片语中，隐隐查知书写青史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
众所周知，唐代《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是由房玄龄监修的，其间发生过著名的“领导亲切关怀”一事，据传着眼点主要在于玄武门事件的定性问题，原有记载在太宗御览之后按其要求重新修改。尽管中国史书一向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而有改史之嫌的帝王也非他一个，然而官方明文记载且详述经过的他还是得算头一个。连作弊也敢开天下先，难怪惹了那么多的话题。而太宗朝后期的历史《贞观实录》，则由长孙无忌监修，其后许敬宗有过篡改。此外，许敬宗也负责《高宗实录》的撰写，但在许敬宗死后，高宗突然表示事多失实，命宰臣改正。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宗的形象，极其心软仁厚，完全是在许敬宗的挑拨甚至恐吓之下，才含着泪贬杀了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果然，事隔不久朝廷便下诏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归葬昭陵。以武则天对于长孙无忌的仇恨来看，很难说这次事件得到了她的衷心支持，别忘了她直到临死之前才原谅了王皇后、萧淑妃和褚遂良等反对她做皇后的人。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武则天在高宗朝后期对于朝政的掌控程度，以及当初那个真正想除掉长孙无忌的人究竟是谁。
然而，时间是站在武则天这边的，她很有耐心地等到了高宗去世，自己完全而直接地支配朝政之后，亲自监修钦定《高宗实录》一百卷。和太宗高宗多少会有些避忌不同，她很直接地自己亲自出马操作，——《新唐书*艺文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均明文提到，《高宗实录》为“大圣天后”所亲撰。这一番龙争凤鸣，不由得让人想起奥维尔《一九八四》中的经典句子“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她关注的不仅是高宗朝的那段往事，也包括武周朝自我形象的塑造。在她当政期间，有宗秦客撰《圣母神皇实录》，长安三年，在她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当时已80岁），又下诏特进武三思等修唐史，只是书尚未成已然遭遇政变，被迫退位（见《唐会要*修国史》）。
由此可见，武则天真是个很强势的女子，几乎做了男性帝王要做的一切事情，不仅占据了两性间的支配地位，更力图主宰那个男权社会中的话语权。可惜敌不过命运，李唐皇室复辟，一切的希望也如梦幻泡影般破灭。《则天实录》和《唐国史》最后由开元史官吴兢等完成。而她的毁誉，也只能在司马光郭沫若这些男性话语者的口舌间翻覆变化。
重新检阅这段历史，有时不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唐朝历代帝王都在竭力仿效太宗，然而真正继承了太宗皇帝衣钵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仿佛却是这个和李氏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并州女子。
武则天，并州文水人。关于她的出生之地，有利州（今四川广元）和长安两种说法，大抵是根据武则天出生之时其父在何处任职推断的，然而论她的籍贯，算来应是并州的。武则天本人便亲口说过：“并州，朕之枌榆”（枌榆，即故乡之意）。对于这片“龙兴之地”，她显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多次亲切接见当地父老乡亲，改并州为北都，并仿效汉高祖刘邦惠及故乡的先例，为当地百姓世代免除赋税等等，称她为并州女子，也许更为合适吧！
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则天二字并非武则天的本名，而是来自于死后谥号“则天大圣皇后”，开元史官吴兢因做《则天实录》，这是则天二字的最早出处。但这个称呼并未流传开来，在漫长的千余年中，人们一般都以“武后”来称呼她。武则天这个名称，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我很怀疑她是否会喜欢这样的称呼，如果她只是满足于当太后、皇后，她这一生将会安宁得多，在下诏去帝号称皇后的时候，她的心里，想必是充满了郁闷和不甘的吧！在现代影视剧中，她的名字是“媚娘”，源于入宫之后太宗曾赐号为“媚”。而“曌”这个字，则是她觉得这个字型很气派自己拿来用的了，有人因此认为她的本名必是“曌”的同音字，遗憾的是史籍中只记载了她喜欢“日月当空”这个字型，至今还未找到其他的旁证。那么，她的本名是否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难追寻了呢？仔细找找还是有线索的。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条记载：“华州……垂拱二年避武氏讳曰太州，神龙元年复故名”。之后还有“华阴，垂拱元年更名仙掌。……神龙元年复曰华阴”。垂拱年间为武则天准备登基的时间，神龙元年中宗复辟，因此武则天的名讳中有个“华”字，应该是可信的。看来民间传说武则天的闺名为“华姑”，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华姑”这个名字实在有点土，远没有日月当空的则天女皇武曌听来那样威风了。
按照中国帝王的传统，武则天的出生，自然也给笼上了一重神秘的色彩。传说著名术士袁天罡曾经给襁褓中着男装的武则天相过面，预言她若为女子，必将为天下主。武则天的父亲因此牢记在心，铁了心要把女儿送到宫里去“为天下主”。这个故事还有个更为古老的版本，袁天罡是给武则天一家人相面，但武则天已经四岁，并非襁褓中的婴儿。对于武则天的姐姐，后来的韩国夫人，袁的评语是“之后必当大贵，但夫婿沾不了光。”接着是武则天，袁天罡要求武则天在地上走几步，然后大惊：“可惜是郎君，若是女，当为天下主！”熟悉唐史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眼熟，若干年前，也传说有个神秘的白衣人为李家相面，奉承李渊“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然后评论四岁的李世民日后必将成就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如果把这位白衣人加上袁天罡这个名号，两相对照，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何况，最早记述袁天罡事迹的《感命录》里面并没有这件事，后人怀疑这段记载乃是伪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考据这类帝王出生灵异事件的真伪其实没有多大必要。只要是真命天子，就算没有高人相面，想必也会梦见下太阳月亮之类的，只是日人原百代的《武则天传》将这一事件渲染得十分神奇，认为是武则天日后遭遇困难仍能百折不挠过关斩将的精神支柱，个人觉得是不大可信了。女主天下的预言毕竟过于虚无缥缈，又能给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多少实质性的安慰和信心呢？武则天的野心，应该还是随着身份地位的变迁而逐步升级的。所以，没必要过分迷信命运的安排，只要走好了眼前这一步，也就为将来下一步打好了基础。而武则天的女皇之路，便是从她以当朝勋贵武士彟之女的身份，入选贞观天子的后宫才人开始的。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说来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武家世代务农，到了武士彟这里，不愿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毅然走了弃农经商的道路。武士彟为人精明，运气也很好，经营木材生意正好遇到文帝晚年好大兴土木，隋炀帝杨广更是一位狂热爱好基础建设的君主。随着大规模大手笔的土木工程接连不断，武士彟的家财也就节节看涨。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并未随之而水涨船高，在中古时代，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士、农、工、商），地位尚在农民和工匠之下，某日在东都洛阳得罪权臣杨素，武士彟毫无办法，只能连夜逃回老家并州。金钱在权势面前，竟然败阵得如此之惨，纵有黄金万斛不及当权者的冷冷一笑。这一场羞辱，若干年后由他的女儿报复回来，当时已是大周朝女皇的武曌特地下旨，杨素兄弟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为京官，理由是他挑拨杨勇杨广兄弟不和，对于隋帝国的覆灭负有完全责任。大周朝的女皇竟然为隋朝的废太子杨勇打起抱不平来了，这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不难想象女皇当时的心情，大权在握，快意恩仇，看着当年位高权重的仇家一个个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那种快乐想必是世间的极致吧！权力带来的诱惑不是不吸引的。
不知道逃回并州的武士彟是否也有此感受，但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积极地往官场上钻营。先是花钱买了个小官当当，而后着意接纳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李渊。他是最早劝李渊太原起兵的人物之一，甚至还捐出了家产供李渊打拚，——考虑到他当时属于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王威手下，不能不佩服他眼光还是很毒的。这位木材商人的智慧绝不仅仅只是在商场上。乱世风云变幻，舍弃人人看好的魏公李密而死心塌地地投效李渊，甚至不惜将身家性命和万贯家财投入这样一场豪赌，他的胆量可也相当惊人了。绝高的智慧，精准的目光，在必要时不惜舍弃一切放手一搏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日后都被他女儿继承，甚至走得更远。然而，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胆量，而是他的决心。辛辛苦苦积攒的万贯家产可以舍弃，自家性命可以不要，甘冒毁家灭族的风险，也要强登上这个本不属于他——一个商人能参与的政治舞台。这样的顽强执著，这样的不顾一切，其背后是急于摆脱自身寒微阶层的焦灼和对世俗权力的渴望。
武士彟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定鼎长安之后，他被列为从龙功臣之一，算得上开国元勋了。他虽非驰骋沙场的将才，但长袖善舞精于经营之术，调度理财是把好手，加之于李渊关系不俗，因此一路官运亨通，武德三年即拜工部尚书，其间还一度兼统关中十二军中的一支，累迁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说是“既勋且贵”，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指武士彟谦辞不就，然武氏被列为从龙功臣并因此发迹成为当朝新贵，应无疑问。）然而当时社会重门阀，世家大族就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中，在他们的眼里，武士彟仍然属于他们看不起的寒门小户，最多再加三个字“暴发户”。
一些美丽而凄凉的传说由此开始。有说武士彟为了洗脱“暴发户”的名声而休了出身低微的原配相里氏，另娶武则天的母亲年轻漂亮的弘农杨氏为妻，活脱脱的陈世美前身。因此相里氏的两个儿子心衔母亲被休之辱，在武士彟去世后对武则天母女百般凌辱，由此养成了武则天倔强坚毅的性格云云，写得倒是十分精彩，可惜全无依据。武士彟虽常被看他不顺眼的史官讽刺为好奉迎拍马，但于公于私都十分尽职尽心，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当然更没有做过休妻再娶这种事了。相里氏乃因病而亡，武士彟在任上无法探望，高祖李渊曾因此大为称赞他的忠义，更亲自为他做媒选中弘农杨氏杨达之女为妻。[1]且杨氏以92岁高龄卒于咸亨元年，由此推算她嫁给武士彟的时候至少已经42岁，又何来年轻漂亮之说呢？[2]小说家为了故事曲折而编造一些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作为历史看还是应该尊重事实。
弘农杨氏为关陇贵姓，是著名的高门士族。武杨联姻可谓旧日门阀与当朝新贵的结合，正和隋末唐初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相应和。不过，近来也有学者黄正健先生对则天母族提出质疑，理由是新旧唐书在《外戚传》和《后妃传》中均未曾提到武则天之母为隋宗室杨达之女，弘农杨氏的墓志铭也未提到为则天母族。且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她出生低微，如果其母真的是杨达之女，何不大力宣扬？并引用武则天立后之后曾作《外戚传》，引起议论纷纷为证。（“后乃制《外戚诫》献诸朝，解释讥噪”）黄先生认为，杨达“有学行”，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心胸狭窄，缺乏大家闺秀的风度，而且七八十岁还和外孙贺兰敏之私通，不像杨达的女儿，因此断言她是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比如与杨达家有某种关系的侍女、乐伎等。[3]
个人以为黄先生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偏颇的，最后一点明显证据不足且不说，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家世主要是考虑父系那一支，立后时未以母族的高贵为己辩护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新旧唐书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则天母族的事情，比如新唐书之《杨恭仁传》。后来武后用杨恭仁从孙杨执柔为相，就是因为杨执柔是外家，所以引以执政。时人议论武后所制《外戚传》，也不见得就说明身世完全编造，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呢？最重要的一点，武杨联姻时杨氏已经40多岁，武士彟则已功成名就，如果不是贪图杨氏家世显赫，何必娶这么一个半老徐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哪有高官娶一个侍女乐伎为正妻的？何况武士彟并不是那种感情至上的人。在无确切证据之下，似不可以轻易否定正史。
不过，有一点仍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杨氏出嫁的年龄太大了些，萧淑妃的女儿拖延到二三十岁才出嫁已经被人说武则天搞政治迫害了。按武则天为其母所立的望凤台碑的说法，似乎是她孝顺父亲又信奉佛教所以耽误了，这当然纯属扯淡，如果杨氏这么清心寡欲，也不会频频与人私通了。所以我猜想她是不是曾经嫁过人，而时人的议论就是《外戚传》中抹杀了这一点呢？是耶非耶，就留待今后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的实证吧。
杨氏既为高门贵女，颇具北朝女子精明强干、大胆泼辣之风，不好针线女红，轻视纺纱织布，喜诗书，善属文。这样的性格，也被武则天继承，她对于文学的爱好和才华无疑便是来自母亲的遗传。除此之外，杨氏赋予她的还有长寿的基因，杨氏享年92岁，武则天82岁，在中古时代这是异乎寻常的高寿了。健康的身体无论何时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比才智更重要^_^ 相里氏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二子早亡，还剩下元庆、元爽二子。杨氏则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即是日后的韩国夫人，次女为武则天，下面还有个妹妹，约比武则天小一岁，史书上记载不多。仕途得意，儿女满堂，武士彟的生命也算是很完满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唐高层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夺位成功，时为武德九年 六 月 四 日。
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的武士彟，除了在事变后短暂地回京述职之外，终贞观一朝，便一直都在外地任职，再也不曾做过京官了。个人觉得这和武士彟与高祖关系密切有关。武士彟作为太原最早的从龙功臣，一直深得李渊赏誉，这可以从他顺畅的仕途反映出来。李世民武力夺嫡之后，致力于各派系的政治和解，并没有给他小鞋穿，但要再挤进政府中枢，那就大大不易了。这，或者可以解释武士彟在武德贞观两朝地位变迁的原因吧！贞观九年，李渊去世，武士彟闻之吐血而亡，当时武则天已经12岁，随母亲和两个异母兄弟扶棺回到老家并州葬父。她的生命，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武则天的童年生活，正史上记载不多，可以确知的是武士彟无论到哪里上任，都把她带在身边，跑遍了小半个中国。在她足迹踏过的每一处地方，都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传说，至今利州荆州等地仍有武则天庙。甚至，在靠近太平洋北部的钦州，都有祭祀她的庙宇，其名人效应可见一斑。据宋人笔记《岭外代答》记载：“广右人言武后母本钦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巍然，众人环坐，所在神祠，无不以武为尊。巫者招神，和曰武太后娘娘，俗曰武婆婆也。”在这些传说中，武则天通常都以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聪慧少女形象出现，整天在山林和绿野间到处乱跑，金口玉牙地施以各种神迹。这些故事当然不能成为信史，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童年备受父母宠爱，快乐无忧的生活。她似乎并不像同时代的官家小姐一样，养在深闺之中，学做针线女红，而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受母亲的影响，善属文工书，醉心于诗赋文学，审美观上喜欢宏大壮美的事物。旧史记载她后来因为“美容止”被召入宫，指她容貌与举止俱佳；另有“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有才貌，招入宫”等记载，都反映出她不仅貌美，且有才学，因此被皇帝看中征召入宫。这是史书对少女武则天的正面叙述。
武士彟去世之后，杨氏因为没有生育儿子的缘故，在家族纷争中屡屡处于下风，史书上因而说武氏兄弟对她不加礼遇。不过，她毕竟是正室夫人，是嫡母，身份地位决定了武氏兄弟最多只是不尊重不买账，而不可能像对待庶出妾室那样肆无忌惮地欺凌迫害。要知道，杨氏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弱女子，那个时代，也不流行对牢白海棠吟诗不时吐口血荏弱美女。那是平阳公主助父起兵驰骋沙场的时代，是尉迟恭秦叔宝单骑闯阵单挑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女子，就如我们现今从唐代壁画和陶俑中看到的，丰润而鲜活，有着开阔疏朗的眉宇和雍容自信的笑容，嘴角眉梢都盈满了生命的元气和充沛的活力，那是唐。
然而家人的不和不可能对武则天没有影响，从12岁丧父到14岁入宫，这两年间对于武则天一定是很不愉快的记忆。很多人因此认为，童年的阴影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是武则天日后行事何以如此狠辣的原因。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也不是所有童年不幸的孩子都会养成如此凌厉的个性和强烈的报复心态。武则天是特殊的，非常特殊。
纵然如此，我仍然不愿意将她想象成为单纯由戾气和野心凝结而成的怪胎。贞观十一年，天子以其才慧征召武则天入宫，她对母亲说了那句很著名的话“见天子庸知非福”，我怎么都不能赞同这是她觉得自己野心就要实现于是兴高采烈的表现。我并不相信高人相面女主天下的预言，也不认为武则天就会因为这个预言而自信爆棚，摩拳擦掌地准备去迷惑两代帝王登上女皇宝座了。在我看来，这话很可能就是一局普通的临别赠言，安慰她的母亲“我会过得很好，请不要为我担心。”不管她日后手段多么令人颤栗胆寒，但在当时，她毕竟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而已。
当然，你可以反驳我，如果我的想法能跟武则天一样，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码字了。这倒也是，笑。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武则天，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臆测给这句话配上不同的潜台词了。我只是固执地相信，在她成为冷血无情的政治动物之前，也一样有过如花少女儿女情长的一面，直到日后对于权力的追逐一点一点地碾碎所有的柔软与天真。日后她纵然君临天下，事业上达到辉煌的顶峰，然而兄弟姐妹勾心斗角，子孙媳妇视若寇仇，就是和李治夫妻之间也多了功利和争斗，也就是和杨氏的母女关系还算比较单纯吧。她不能算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我仍然相信，或者说希望，曾经一度，她是个好女儿。
宫门一入深似海，贞观十一年，14岁的少女武则天辞别母亲来到大唐的中心长安，成为太宗皇帝后宫花花草草中的一枝。这里，有因罪没入宫中的犯官女眷，有随例采选的普通宫女，武则天相比之下还算幸运的，一开始就有才人的封号，赐号武媚。因为母亲出生弘农杨氏的关系，她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亲戚。其中之一就是昔为太宗皇帝弟妇，今为天子新宠的巢剌王妃杨氏——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她常被指为武则天入宫的引荐人。
巢剌王妃杨氏，即是以前齐王元吉的正妃，玄武门事变后没入宫中，成为太宗晚年的爱宠之一，生有一子曹王明。她是杨达堂兄杨师道的从侄女，因此是武则天转折的表亲（这个关系远了一点>_<）《武则天传》的作者雷家骥先生认为她是太宗晚年最爱的女人，不仅因为曹王明是长孙皇后死后太宗唯一增添的子女，也在于通鉴曾记载太宗曾有意立她为后（不是传说中的李恪之母大杨妃啦）幸为魏征谏止。然而个人认为这记载不大可靠，因为魏征在世之日曹王明尚未出世，杨氏既无儿子又无任何封号，太宗又是那样一门心思作名君的人，不太可能如此行事。曹王明给过继给元吉为嗣，长大后成为太子李贤的好友，李贤出事之后受牵连被贬而死，和母亲一样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不知道是否杨氏身份特殊，还是和武则天的关系远了些，从现有的材料看，没有任何彼此交往的事例。真正对武则天生活有影响的，是她的另一位表姐，十三岁即进入秦王后庭累升至德妃的燕氏。
燕氏的母亲和武则天的母亲是堂姐妹，因此她们的关系要亲密得多。武则天在宫中可能得她帮助不少，对她极为尊敬。高宗泰山封禅，当时已是越国太妃的燕氏在武后的安排下，与她共同主持终献，参与了国家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可谓荣宠已极。去世之后，武则天极为哀痛，令寺观为她度二十七良人，更为她造佛陀绣像二尊，亲笔制铭绣于座下，给予这位表姐极高的礼遇和敬意。传说这位燕妃自小就是一位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才慧而招入宫中，十三岁即开始的宫廷生涯练就的城府、智慧和隐忍，对于武则天有不小的影响吧，我一直疑心她才是武则天入宫的引荐人和人生经验上的领路人，毕竟，武则天之前的经历并不十分复杂，她的手段和心计更多的还是在宫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4]
太宗皇帝晚年多内宠，他似乎偏好才貌双全那类，有时候才学甚至比容貌更为重要，比如燕妃和后来的徐惠都是以才女之名入宫。且不忌讳和后妃谈论政事，前有问政于长孙皇后，后又对徐惠上书劝谏征高丽大加褒奖，可见李唐家风原不严禁后妃干政。无怪乎唐朝皇帝在感觉外人不可信任的时候常常会倚重太座，一不小心造成大权旁落的远不止李治一个，不过他最为出名而已。
以武则天的聪明和美色照说也是太宗喜欢的类型，从一开始就封为才人赐号武媚来看，也曾识得君王之面。为了讨好太宗，她还努力地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真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只是后宫习练王书者虽众，练到她那个地步还真是却不多。武则天开始只是为了邀宠，后来竟得以大成，成为她终生痴迷的爱好，跟太宗一样到处征集王羲之的作品，爱之如狂，以至于现在人们还在为《兰亭序》究竟是被太宗带入昭陵还是被武则天带入乾陵而争论不休。她的书法造诣极高，在书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太宗首创以行书入碑，她则是第一次用今草入碑。 太宗有《温泉铭》和《晋祠铭》传世，她的《升仙太子碑》也堪称精品。只是人们提到武则天的爱好多半会很暧昧地想起控鹤府和一干男宠，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了。她在书法和文学上的才华是她日后赢得文学青年李治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在当时，她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引起太宗的兴趣。在漫长的10多年中，她五品才人的地位一直都不曾得以升迁。从14岁到26岁，贞观时期占据了武则天最美的青春年华，却也是她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
注：[1]李渊赞扬武士彟见《册府元龟*忠义》，为他做媒见《全唐文*攀龙台碑》
[2]武则天母亲杨氏的年龄见《全唐文*望凤台碑》：“咸亨元年（670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
[3]见黄正健《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猜测》
[4]燕妃生平，见《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墓志铭》，其母是隋太尉、观王杨雄的第三女（即武则天母亲的堂姐），所以燕氏是武后的表姐。
另：太宗宫中有三位杨氏，大小杨妃和巢剌王妃杨氏。大杨妃为李恪之母，隋炀帝之女，现在炒得比较热的那位，因为李恪冤死的缘故，大杨妃也失去了陪葬昭陵的资格，昭陵那位杨妃的墓是小杨妃的墓。小杨妃身世不明，生子赵王福，后来过继给建成为嗣，死后追封为贵妃。巢剌王妃文中已经介绍过了。鉴于有人总是把这三个人弄混，这里说明一下。
第二章、宫怨
按照大唐的后宫制度，有贵、淑、德、贤四妃为正一品，昭仪为首的昭容、充容等九嫔为正二品，名额均有限定，一旦满员再受宠也只能排队等待升迁。武媚受封为才人正五品，位在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之下，属中等偏下。跟一般人想象中帝王的嫔妾就是每天扮靓等待皇帝临幸不同，这些嫔妾都是有一定职务在身的，在制度上称为“内官”。才人的职责为“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主要就是负责安排帝王宴饮、音乐和休息，以及宫中女子蚕丝纺织等，因此常有机会得见天颜。且唐代承北朝雄健之风，君王外出游玩，往往有才人骑射随行伴驾。杜甫在《哀江头》中描写昔日玄宗游玩曲江时便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充分展现出宫内才人伴驾骑射的高超箭术和勃勃英姿。诗人卢纶也有“台殿云凉风日微，君王初赐六宫衣。楼船罢泛归犹早，行道才人斗射飞。”之句，可见才人不仅需要有音乐细胞和组织能力，也需具备一定的骑射功夫呢。——题外话一句，女子尚且如此，也难怪文武兼修出将入相在唐代蔚为风气了。总括而言，武媚在贞观宫廷大约就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个脸熟没问题，但要在一大群莺莺燕燕中脱颖而出引起皇帝的注意并不容易，武媚在太宗生前一直不得志，但也有不少伴驾露面的机会，否则也不能结识太子李治，但也因此普天下皆知新皇后曾侍奉过先帝，搞到高宗立后诏书不得不大费周章，乃至公开撒谎，那是后话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角色。作为才人，要有文才，懂音乐，会骑马射箭，伴君王笙歌宴乐，她还有天赋的惊人的美貌，必然也就有同等程度的野心和渴望。既然要负责帝王安寝，难以想象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临幸，或者这就是赐号“武媚”的由来，但对于太宗来说，大约也就是随手掐下一朵花又随手扔掉，不曾有丝毫的怜惜和留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唐代原本是个个性张扬的年代，一介布衣可以大大咧咧地直接上书皇帝要官做，自称五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君王如若错过他日必定后悔吐血。长期在等待压抑状态下的武媚想做点什么事来吸引太宗皇帝注意，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著名的狮子骢事件。
这个故事是由年老的女皇自己讲出来的。当时已是大周朝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宰相吉顼与河内王武懿宗在女皇面前争执，声色俱厉。武懿宗，就是那个率数十万大军却在契丹人面前望风而逃，反而残杀河北老百姓冒功领赏，甚至奏请武皇将河北百姓从贼者尽数族灭的家伙。吉顼对武懿宗十分不客气，让女皇大为不悦，觉得自己在场诸武尚且被大臣如此轻辱，分明是不尊重自己的权威，某日借吉顼奏事发怒：“太宗有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 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最后被贬外放。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明代李贽便认为这是女皇的权谋，“恐借此吓人尔！”李大才子的结论也未免过于武断，一点技术含量的分析都米有>_< 武则天当时已经是天下至尊，要威胁人也用不着编故事，更犯不着把她曾侍奉先帝的尴尬经历拉出来，且这番说辞和她一向的对人处事也是一致的。前番也曾提及唐代才人本有伴驾骑射的机会，如果以宋明时代女子的孱弱无依来想象大唐，便免不了有错判了。
对于这件事的解读，人们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这表示在贞观朝，武曌在人格上已经显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在性情上，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在能力上，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极大的自信和果断；在动机上，喜欢表现自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在价值观上，不重视事物是否珍贵，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参见雷家骥先生所著《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一书）。其强势性格必然和“性本刚烈”的太宗发生抵触，性格不合是导致武则天在贞观朝不得宠的原因。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了。但也有人认为，“太宗壮朕之志”表明太宗对驯狮子骢事件是持欣赏态度的，唐代对于女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写《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徐惠也不见得温柔可人到哪里去。武则天之所以不得宠，不是因为性格因素，而是当时太嫩了，“脸蛋100分，脑袋59分。和脑袋100分，脸蛋90分的徐惠比自然落了下风。此后十几年历练才成就了她的‘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至于我么，我一向是骑墙派，呵呵，这次也不例外。 雷家骥先生的书也曾看过，主要论点是武则天童年和少女时期常遭人忽视虐待，由此滋养了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人格，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要求别人的完全屈从和臣服。雷先生并以此论及武后日后的杀子杀媳，认为这是家庭暴力的表现，要求儿子的绝对顺从，因而反抗欲较强的弘和贤被杀，反抗欲较弱的显和旦能够保留性命。这说法蛮有趣的。
我并不反对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治有恋母情结就很让我信服，具体到武则天的个案，我认同雷先生所说的武则天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对待事物以满足自我为最大价值所在，要不怎么做了女皇仍然事无巨细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我一向认为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正是她越走越远的原因，才会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实权在手的皇太后，而一定要登基为帝的完全掌控，而挡我者死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手段。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童年或者少女时代有多悲惨，杨氏并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何况又是嫡母身份。如果说短短两年间武氏兄弟对她们母女的不尊重就可以导致武则天的暴力攻击性人格，卫青岂不是早就成了杀人狂魔了？此外，对她这番话的解读也不能不考虑到本有故作惊人之语以赚取眼球的意图，如同现在BBS上的文章要增加点击率总得取个耸动的标题一样。如果一定要用外因来解释，我倒认为她从一个让人伺候的官宦小姐变成伺候别人的嫔妾，落差太大，可能会让她心理不平衡吧。
“太宗壮朕之志”，这番说话果然引起了太宗的注意，然而以铁血手段登位的太宗，一直试图以逆取顺守来消弭内心的隐痛，而贞观后期的诸子之争，无疑使过去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度重现，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就连李治的软弱都成了优点，“晋王仁厚，必能保全兄弟”，从而立他为太子，又会怎样看待武则天这样莽撞而大胆的宣言呢？不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用词也很犀利，然而背后仍然是仁君爱民这样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武则天“得不到的便毁掉，一切事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价值”的实用主义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宗真心地欣赏前者，而对于后者，他只是惊讶地赞叹了她的勇气和胆量，便没了下文。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亲身上过战场、从尸山血海中一路走过来的帝王来说，勇气和胆量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武媚身上仍有很不成熟的一面，至少，她应该想到爱马成痴的太宗不会受落如此强横的驯马方法^_^ 这个轻率而莽撞的形象，和《新唐书》中描写的“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仍有很大差距。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男人无论是出色还是平庸，都不会喜欢太过强势的女子。你可以意志坚定，却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可以出建议献计谋，却永远要让他觉得做最终决定的是他。你可以展现你的才华和头脑，让他感到和你谈话很有趣，却永远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装装傻，表示自己的角色一直都是解语花和贤内助。她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和痛楚，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得失磨砺着自己，在这段痛苦和难捱的日子中，她的智慧和经验也在相应增长。仁慈的上苍再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再次见到了作为新皇帝的李治，她容貌已过盛年，而智慧却正值巅峰。那时，她已无敌于天下。
不过，关于武媚的失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唐三代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的传说。严格说来，应该是三个传说才对。头一个是李淳风星谏，太宗因此疏远武媚，疑杀李君羡，第二个是民间流行武媚娘曲，第三个则是推背图的来历了。这三个故事发生时间本不相同，后世却都搅合在一起，再与武则天是否曾被打入冷宫降为侍女，以及她出家的原因联系起来，也就越发的扑朔迷离了。
一条一条地梳理，关于武则天出家的原因，史籍明载为“循例出家”，并非武则天担心太宗猜忌自请出家。根据大唐制度，先朝嫔妾不得久留于嗣皇帝宫中，高祖李渊死后无子嫔妃便是照此办理，现今出土的文物碑记等也证实了这一点，应无疑问。
而武则天是否曾由宫妃降为侍女呢？就我看到的现存的各种史料，无论正史，还是唐代笔记、乃至唐传奇等野史，都从未提及此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也没有提到这个他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那么武则天“以先帝才人而归高宗”是如何变成“以先帝宫人而归高宗”的呢？答案就出在高宗李治的立后诏书上。
众所周知，李治与武则天的结合为子纳父妾，与礼不合，虽然唐宫这类事情很多，但要公开立后如何昭告天下还是颇费思量。当时的李治，无论是声望还是权威都比不上后来纳儿媳时的李隆基，胆子也要小得多，总觉得好像应该圆圆场怎么解释一下^_^最后的诏书是这样的：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後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诏书先表明他们是在太宗生前即已两情相悦，接着说明太宗是知情的，并且表示了理解和祝福，当时就把武则天赐给他了。自然，没有做父亲的把嫔妾送给儿子的道理，但又不便否认武则天常侍左右的事实，于是将武则天的身份由宫妃换为宫女，比附为当年汉宣帝为太子选宫人王政君侍寝一事。诏书写得十分直接，但又有点多此一举，特别是最后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很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还不如根本不提为好。而同期的废后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也属指鹿为马，毫无根据（男人一旦变心来真可怕），当时便惹了无数议论，只是皇帝决心已下，说归你说，做归我做，来个充耳不闻罢了。武则天从侍女到女皇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她二次入宫后由王皇后的侍女开始做起的历程。而后世把这些都作为“女主武王”传说的一部分，不断地加工完善，也就越变越离奇了。
至于推背图，倒真是由这个传说演化而来的，可称之为改良衍生版。在这个故事中，没有李淳风夜观星象/发现秘记的细节，而是由李淳风独立推算出来女主代唐的劫难，且由此预见到此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他推算地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袁天罡担心他泄露天机太多而遭天谴，推了他一下后背，才猛然醒觉，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当下二人将此推衍成果写成科研报告上呈给唐皇，太宗不解，问询，淳风答对，于是唐李问对之玄幻版热辣出炉。这份报告和答对，便是流传至今号称中国版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推背图了。
唐代严禁图谶之说及相关书籍，推背图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乱世之际。《唐书*艺文志》中载有李淳风多部作品，但并无推背图，反而《宋书*艺文志》中有首见推背图，然作者佚名。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同篇文里同样列有李淳风的各类著述，独缺推背图。可见所谓李淳风所著，无非后人伪作托名而已。加之历代不断有人民群众加工再创作，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总结。时隔千年，当初宋人看到的宋之后卦象“无一应验”的推背图原始版本早已湮灭无痕，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连清人的黄袍马褂都画得分毫不差的乾隆版，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推背图是颇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已与历史无关了。
顺便八一下，大约也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袁天罡和李淳风成了同事，后来更演变成好友甚至师兄弟，然而历史上的袁天罡只是一位民间术士，从未任过官职，唐人对他的传说也集中在相面上。而李淳风却高居太史令，为主历法类官职的顶点，曾奉旨编写过《晋书》，主持撰写《麟德历》，时称精密，一直使用到开元时僧一行撰《大衍历》，和袁天罡相比，地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李淳风著述颇丰，尤精于天文和数学，在他的主持下对中国古代算术著作进行了统一的批注和整理，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等，从此之后算术成为官学，而李淳风整理的这些数学著作，也就成为科举考试中明算科的考试指定书籍，是为十部算经了。
而民间流行武媚娘歌的说法，则首见于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永徽后，也就是说即使此事属实，也是在高宗当政之后的事，而非贞观之时。[1]《新唐书*后妃传》中有如下记载，
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这里描述中宗当政时韦后专权，有臣下希旨上表拍马屁，将民间采桑的民歌《桑条歌》十二篇重新谱词进献，并颁行天下。其中也提到《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天后时。如同我们知道的，《秦王破阵乐》并不是“太白现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武媚娘歌》也并非“女主武王”的秘记，而是一首隋代即有的情歌小曲，至于是真的流行过还是后人附会，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显然这和疑杀五娘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至于李君羡之死倒是有载入唐书的，以旧唐书为例，就有两处提到。一处是《李淳风传》：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一处是《李君羡传》：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主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封为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勾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
其他的版本里还有太宗将武姓宫人集中起来，命淳风指认的情节，但即使仅就旧唐书中的这两例，也颇有抵触之处。前者谣言是来自内府秘记，后者则为李淳风占星所得。在前一个故事中，太宗只听了李淳风一套“天命难违”的话，就再也不追究了。于是我们便从这故事中看到了李淳风术数的高明和李世民的知天命而行仁政。但若果真如此，李君羡又怎会被杀？难道那时太宗就不怕违背天意了吗？而以太宗的审慎，如果真的想消灭潜在的威胁，又怎会只除掉一个李君羡就能放心？回想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可是连建成元吉的孩子都一并除去了的。对此，清代的学者赵翼一针见血地说：“唐太宗何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其术而附会之！”更有人如此诘难：如是真有此事，长孙无忌在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个预言提出来作为阻止策立武氏的最有力的论证呢？同理，如果这个谣言真的给武则天带来那么多麻烦的话，她再次入宫之后就应该想法子堵住李淳风的嘴，免得他再说些什么于己不利的预言，但李淳风在高宗朝却是官运亨通，主持颁行《麟德历》就是在这个时候，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根本不存在这个预言。
再：唐书中李君羡传是和刘兰、张亮等合为一卷，都是属于私通狂人信妖言意图谋反而诛，可见当时对此管束甚严，并非孤例。而“天授中，家属诣阙诉冤，武后亦欲自诧，诏复其官爵，以礼改葬。”这句话，尤其可圈可点，真是遗憾刘兰的家属没有想到这样美妙的故事，既可以帮助死者恢复名誉，又可以侧面宣扬武则天的君权神授、王者不死了。按《旧唐书》所记载的李淳风故事，本事见于《感定录》，今存《太平广记》卷二一五，《旧唐书》原封不动地把小说家言搬进《李淳风传》，如同把民间传说中武则天怕猫的故事采集入史，未免失之于滥。封建史家难以接受武则天的称帝和嗜杀，只能无可奈何地将其归于“天命”了，而人们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大约也是出于传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态吧！
不过，贞观时期武则天在宫中的经历虽然没有传说中这么曲折动人如八点档连续剧，也绝对说不上美妙。从14岁到26岁，眼看着如花的青春就这么慢慢逝去，那种绝望而黯淡的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她幸运地遇见了一个人，她的一生，很可能如历史上那些不曾留下名字的众多后宫佳丽一样，默默地终老于宫中或者尼寺。这个人就是新近被立为太子的皇九子李治，和武媚生死荣枯紧密相连纠缠一生的人。
注：[1] 《武媚娘歌》在隋代即有出现。《旧唐书李纲传》：
隋开皇末，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宫卿，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居其侧，至今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凛然，左右皆为之失色。
第三章 缁衣女尼
高宗李治，是唐代一个颇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来，他的身影隐没在他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妻子之间，面目已经变得甚为模糊。
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惧内的君王，他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传统史家如是说。
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医药法制方面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对他评价不佳，是因为他信任妻子超过大臣，并且差点做出传位给妻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新派历史学家如是说。
的确，细查史书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武则天还一直只是一个能把握命运的人，而不是命运本身。掌握军队的各高级将领几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来忠于李唐的人：裴行俭、王方翼、刘仁轨……其中很多甚至是武则天的政敌，在此情况下很难说武则天能够有效而全面地左右整个政局。然而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竟然从不曾动用。也许，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敌，除此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即使是新派历史学家也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宗英武果断而不惧内。 “仁弱”，这个性格软弱的同义词，是被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用来形容李治的同一个词。因为他的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而坚持立他为太子。因为他的仁弱，臣下为大唐的江山会否易姓而担忧不已。至于惧内，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既聪明能干又惧内，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且隋唐上承北朝遗风，高官显宦惧内之事代代不绝，如隋文帝杨坚那般阴狠刻薄、对大臣轻则杖打重则灭族的帝王，也对老婆大人独孤皇后怕得厉害，搞了个“二圣”出来，李治惧内，那又有什么奇怪！
可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李治的性格。
李治的性格，极其矛盾难解。一方面，他为人仁厚，向有长者之称，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面，杀掉于自己有大恩的亲舅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命令样样都是他亲手签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这一刻，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流泪，表现出对你的深刻依恋和浓浓的恋旧之情，但下一刻就给你送来赐你自尽的诏书，这样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价！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今天看到的则天女皇，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始至终手握着最高权力的他，就像一个掌控着核按钮的幼儿，尽管他无心发动也一直表现柔顺，却也无法不让人神经紧张。不错，武媚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非来自于制度。这需要武媚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头脑清醒如武媚，必会看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么武媚也不必为了断绝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极端手段了。韦后专权又杀了多少人？并不是因为她比武媚更善良的缘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断一点，武媚也就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媚也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李治，的确是武媚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李治初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时年九岁的他哭得十分伤心，引起太宗的怜爱，从此对他分外关注。他稍稍长大，温柔的晋阳公主总会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门。那时候的李治，感觉就像个温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他身体一直很柔弱，人据说挺聪明，“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到特异，从他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来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至于有没有到特异的程度就难说了。文章和书法都还不错，不喜欢儒学（这点一直让封建史家很不满意），而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词赋。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不例外，自己制作《上元舞》，新谱了多章《琴歌》《白雪》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标准的乖宝宝。然而，越是小白兔乖乖，内心深处往往越深埋着叛逆的种子，——他爱上了父亲的女人。
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笑。其余如登基后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1]乱伦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身前就已经发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武媚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19岁，武媚23岁。
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笑。）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用“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来形容李治的心态，是最恰当不过了。
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武媚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段叫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武媚胆子很大，笑。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_^ 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
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没有去那里祭拜过先祖。如我们所知，李唐因尊老子为先祖，高祖李渊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议欲废佛寺，后因玄武门事变而终止。李世民虽未如此极端，但也大力整肃佛门，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数的，而在当时京都长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27所而已。——但其中却并无感业寺。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凌，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武氏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见附图）。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所致。[2] 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
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如武氏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武氏出家是否有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
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分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红灯都看成绿灯^_^），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应该反映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3]
武则天是如何再次入宫的，旧史上已有不同说法。有指王皇后阴令武则天长发径直引入宫中的（《唐会要》），有指王皇后建议高宗召入（《资治通鉴》），而两唐书的《武后本纪》则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根据大唐制度，皇后虽是六宫之主，大事仍需皇帝亲自下诏，后来武则天虽贵为皇后，处死已贬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证。刘晓庆版电视剧说王皇后向武则天寻衅，诬陷她偷东西欲杖毙皇帝宠妃，那纯属绝不可能的艺术虚构了。武则天身份特殊，王皇后绝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径直引入宫中有亏皇帝圣德，第一种可能性应该不大。而皇后为皇帝选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长孙皇后就做过，然而彼时长孙后位稳固，此举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贤德，和王皇后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对付了萧淑妃，来了武昭仪，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如是为了荐美邀宠，那么推荐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侍女或是亲身姐妹这样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满世界乱找枪手的？就算王皇后年轻识浅，她身边的智囊团也不会这么由着她胡来的。检验李治的后宫状况，萧淑妃以贞观末年最为得宠，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广泛撒网，萧淑妃对皇后的威胁，并不比先前更为严重。而以皇后的强硬背景，以及嫡妻无罪不可轻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后又何必突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对付萧淑妃呢？史载，王皇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庄重，不善于讨好上面（指皇帝李治）和笼络下面（应指一众宫女宦官了），这样的性格，与其说她会把武则天藏起来阴令长发包装好了，然后硬塞给李治作birthday cake，给丈夫一个surprise讨取欢心，还不如说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带到她面前，让她大大的surprise来得可信。
由上所述，个人觉得两唐书武后本纪的说法当更接近真实，武氏实为高宗自己召入，搞那么多花巧，无非为了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子纳父妾的事实罢了。毕竟，《高宗实录》是李治亲自审定，武则天再度修改，李唐后人最终定稿的。对于李唐皇族来说，李治才是他们的父亲，武氏才是他们的母亲，又有谁会在意那个和李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王庶人的毁誉呢？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有任人涂抹的份儿，没有丝毫辩白的机会。而当时面对着丈夫和丈夫的新欢（旧爱？）的王皇后，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她是皇后，因此必须大度。既然已经无子，那么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这个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灾乐祸地就等着看萧淑妃的笑话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备，她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恭谦有礼的侍女，日后将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
而这对于武媚而言，同样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终于结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为李治后宫中的一员。再一次踏入长安宫廷的武媚，心里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过千里万里，她终于又回到这里。十四年前，她还只有十四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像是讽刺而已。而今华年已逝，起点甚至更低，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这已是她花费了无数的辛苦，无数的心机，才能换来的呀！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让任何机会从她指尖溜走，因为，她已经输不起。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武媚初入宫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她那低眉顺眼甘心服小的姿态，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赞誉有加。这种姿态是否为了成就日后废后的大事，个人以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在她初入宫时，这是为了能在宫中立住脚的必要举措。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得罪了她有什么好处？而广结善缘，处处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凄惶，作为一个曾侍奉过先帝身份尴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愿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样踢到哪个寺庙哪个角落里去，这种“懂事”和“本分”下面的凄凉和无助，又岂是别人想象得到呢！不过，对于下人的笼络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日后组建后宫情报网时事半功倍，不仅在争宠上，在和丈夫儿子争权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风云岁月，武士彟便是依靠善观时通变迎奉攀附的长才而发迹的，他对李渊刻意巴结所营建起来的良好私人关系，是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连李渊都忍不住说他谄媚太过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话也比最高明的批评听着顺耳舒心，何况是历经沧桑练达世故又有相当文学才华的武媚。这方面，她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细心和慰贴。和她相比，皇后不过是个不愔世事的贵族小姐罢了，很快就给武媚的几句好话摆布得服服帖帖，“后喜，数誉於帝”，这样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的单纯和无权计，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后位，看在武媚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
那段时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时候。武媚对于王皇后尚且“下辞降体”，对于这个掌握着她命运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顺了。那时的武媚，没有了太宗在世时的顾忌和避嫌，不象在感业寺时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属于他，释放出所有的温柔和体贴。“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帝谓能奉己”，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她打动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李治梦想中的极品。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到永徽三年，长达六年相思累计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如同柏杨先生所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年龄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她的温柔很快将他淹至没顶，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
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皇帝的宠爱，她怀孕了。大喜过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让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将她提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这样的升迁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直升飞机来形容，简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发绿，就连一向将她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只是怀孕已经这个样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还了得？无子始终是皇后的致命伤，于是听从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忠，外朝联络长孙无忌请立忠为皇太子。这年李治不过25岁，照说没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更是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媚的缘故，皇帝仍然照准了，并以德高望重的老臣于志宁为太子少师。事实上陈王忠于永徽三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年底武昭仪便诞下一子，起名为弘，证明皇后的担心绝非无因。
从南北朝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让世人有种浮生如梦的感觉，一直流传着类似末世论的“终世之说”，余风流于初唐。民间因有佛教的弥勒崇拜，传说未来佛弥勒将会化身为人普度众生。后来武则天称帝就利用了这一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自己上尊号大周金轮圣神皇帝。而道教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指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发生过多起。因此不少学者相信，李治和武则天的长子取名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着对这个孩子的无限期望。[4]然而，王皇后已经先下手为强地立了忠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只能蕴藏在心间，打好基础再说。事实上初入宫整整三年，武昭仪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忙着讨好丈夫，为他不停的生儿育女而已。继李弘之后，武昭仪又接连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贤。
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经过三年时间的经营，此时的武媚，已经不再是那个担心随时会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立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子宠妃，所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已再无有一人可以与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在武昭仪平静而温柔的微笑里，一场即将震动整个后宫乃至朝廷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中……
注：[1] 高宗罢《破阵乐》事见《新唐书*礼乐》：
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
[2] 宋敏求《长安志》 ：“（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
[3]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则天何时入宫，有说李治服孝期满（27个月）接她入宫，也有怀孕入宫说，及李弘诞于感业寺之说。个人认为第三种绝不可能，因感业寺离皇宫太远，不便照应。第二种倒是有可能，但还是偏向第一种。但这些说法都属推测，没有文献引证，还是模糊处理吧。
[4] 见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及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
第四章 血影*泪痕
不知不觉光阴如风，三年时间，大唐后宫已然风云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媚的二度入宫而完全失宠，对于一个嫔妃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一点，生死荣辱都不过系于天子的心念之间。在帝王掉头而去弃而不顾的时候，所有的风光和荣宠都随之远去，无论过往曾经多么恩爱又或为他生育了多少子女，也起不了一星半点的作用。不是没有试过反击。史籍上便记述了萧淑妃怎样和昔日情敌王皇后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昭仪，但高宗不听云云。妃嫔间争宠互相诋毁原是稀松平常，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像玄武门之变前兄弟互相攻击原本平常，但建成太子并非无能之辈一样，历史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否就是那么愚蠢和善妒，而武昭仪是否只是笑而不顾皇帝便自动出马裁决，那大可以打个问号。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纪录，武昭仪是如何说服皇帝对这位昔日宠爱备至、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厌弃，打入冷宫最后处死的，也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总之，萧淑妃已经给打倒了，现在武昭仪只需要对付王皇后一个人了。
这倒不是因为王皇后分薄了皇帝的宠爱，事实上这个可怜的皇后虽然一向形象良好，有“佳儿佳妇”之誉，却似乎从未得到过丈夫的青睐。但凭着家世和傲人的背景，她仍然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而她的能力和地位，至少在武昭仪看来，是并不匹配的。母仪天下？她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如何母仪天下？在做王皇后的侍女期间，武媚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皇后，待人处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道说仅仅凭着与生具来的血统，就可以成为大唐最尊贵的女人么？智慧、能力、对男人的细心体贴，这些需要后天学习靠自己努力掌握的东西，她样样都不如自己，她甚至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除了天生的血统和美貌，她还有什么？何德何能，也配居皇后之位？难道说人的命运可以由出生就决定了吗？又不是种马。对于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认为是武媚野心勃勃太不安分，然而设身处地的以她的角度看问题，她的确有理由愤怒和不甘心。如果你十年寒窗苦读，吃尽无数苦头最后一门门全优地毕业，却发现由于血统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就抹杀了你的全部努力和竞争机会，你也会感到如武媚一般的不服气。只是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抱怨几句，于是他们的人生，也就在满腹牢骚中原地踏步，这种不甘只能让自己生活得更为痛苦，而武媚却不同，她会去行动，她会去挑战。
然而，李治虽然对她万般宠爱，却并没有废后的意思。在中古时代，人的一生的确很大程度上一出生就决定了（就算到了现在，也未必不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后天的努力只能帮助你在一定范围内升迁，却永远突破不了那一重极限。有人生来就是主人，有人生来就是奴才，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信念，如同太阳有太阳的位置，月亮有月亮的位置，臣子就该忠诚于君王，女人就该服从于丈夫。这些观念，构筑起了天地人世间的人伦秩序，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权力顶端的君王，皇后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后不仅意味着两大家族两股势力的联合，也意味着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间牵涉的非爱情因素太多太多。何况，娶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做正妻，纳喜欢的女人做宠妾，原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惯常做法。
王皇后就是当时人们眼中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在唐朝，士族的力量仍然强大，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翻翻宰相世系表就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均是出生世家大族，那些家谱可以上推几百年的士族高第，便是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里的。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贵姓高门虽然大多未能免于贫贱，然而他们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娶贵姓女是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唐传奇中那些善有善报飞黄腾达的书生，最后都会以娶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女为妻作为结束，仿佛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表示他是真的发迹，被上流社会完全接纳认同。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颇以娶了弘农扬氏女为妻而洋洋自得中看出来。然而，唐朝也是科举制正式成型的时代。以士族高第为核心的精英政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为寒门庶族提供了进身之阶，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甚至还有意识地加以延揽和破格提用，从而给他们以参与感和归宿感。从马周白衣入仕的传奇，从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大时代新旧兼容士庶合流的变迁。而李唐皇室南北混一胡汉兼容的风格，也让他们对于传统封建伦理不甚看重，对于妇女的束缚也没有后世那么严重。在施政方针上，唐代体现出对于前朝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明确提出应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对于各项调整和革新，完全没有后世那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诚惶诚恐，阻力也要小得多。新旧在更替，南北在交融，尊重传统的同时不乏创新，唐代特殊的时代氛围，是武媚的上位之路困难重重但最终仍能成功的大背景。这个宽容而博大的时代，有着沧海一般的魄力，既拥有无数的秩序维护者，以及他们的坚贞和保守，又容纳了无数的叛逆者，以及他们的破坏和革新。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一场新与旧、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与突破之间的争斗。
在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 也是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针对对象。王皇后即出身于太原王氏。[1] 其父母两家都与李唐皇室有姻缘关系，她与李治的婚姻，就是从祖母唐高祖之妹同安长公主牵的红线。据说太宗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临死前曾对褚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她也因此有了一重护身符。舅舅柳奭当时在朝内任中书令，按照唐代三省尚书执行，中书决策，门下封驳的制度，作为中书省行政长官的中书令，已是宰相级别的高官了。柳奭跟太尉长孙无忌交情很好，权势颇盛。此外，宰相之中的老臣于志宁为皇太子忠的老师，韩瑗为长孙无忌姻亲。因此当时朝中的宰辅重臣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后，并不是因为王皇后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礼”正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对象。之后褚遂良反对废后的说辞便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另一位宰相来济的谏词：“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必择礼教名家，幽娴淑令，富四海之望，称神祉之意。”这里不约而同提到皇后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出身于名门世家。
因此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荣光，是李治一面心不在焉地赞扬，内心深处却常常感觉窒息渴望摆脱的阴影。而他的屈服，也正是一个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对挟顾命之威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要扳倒王皇后，走上层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武昭仪便把目光投到了下层。
和重门第的上层人物不同，下层的宫女和宦官对于王皇后和武昭仪的评价则刚好掉了个儿。倒不是王皇后专门对下人刻薄，但像她这样的人物，一出生就是人人艳羡的名门闺秀，出阁则是太子妃，然后又升为皇后，可谓一帆风顺到极点，从未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在她的眼里，那些宫女宦官和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甚至根本不是人。唐律有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低贱如牛马，卑微如尘土，这便是奴仆在唐人眼中的位置。象王皇后这样做惯主子的人，虽然生性善良，也不禁认为自己被人服侍是天经地义的事，对身边人有种熟视无睹的漠然，不可能去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2]
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进宫之初，她谨慎小心，对人人都赔笑脸，因此下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却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对于王皇后身边的人必然倾心接纳，赏赐起来毫不吝啬，配以她谦虚诚恳的态度，的确非常打动人心。她本来便是天子宠妃，出于跟红顶白的心态也是人人巴结的对象，如此很快便组建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入她的耳中。而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全然未曾察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仪的视野之中。那双美丽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只待对方一个疏忽一个破绽便将发动雷霆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年以后，尝到了甜头的武媚在感觉大臣不让自己放心的时候，同样想到了借助下层的力量，于是大开告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然而治国毕竟不同于宫廷政争，后者只需要打倒对手即可，而她在严密监控大臣的同时又需要借助他们来治国，酷吏政治既为她整肃政敌巩固君权扫清了障碍，也造成人心疑惧无法达到君臣共治，从而导致了武周政权的最终败亡，不能全归因于她是女子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帮她，这是后话了。
然而后宫情报网传来的消息一直不能让武昭仪满意。王皇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个性，既让她显得缺乏吸引力，却也让她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即使从修改过多次之后的史书看来，她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就是出于嫉妒而说了武昭仪几句坏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迫害举动。对于武昭仪等宠妃，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常来看望，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和皇后应尽的义务。单一的人生，单一的性格，没有特殊的长处，却也没有致命的短处，正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让长辈感觉柔顺放心，让丈夫感觉无话可说，也让情敌找不准要害。李治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机会。
如果是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何苦费那么大劲折腾？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虑。皇后的位置，带来的不仅仅是尊荣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儿子就会成为嫡长子，有资格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唐帝国的主人，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皇子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久前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军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爱子吴王恪的无辜惨死，不是不让人惊心的。何况，君王的宠爱又有多可靠呢？感业寺的经历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萧淑妃的前车之鉴也让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爱不再可以有多冷漠决绝。她今日可以这样对付萧淑妃，明日未必不会有新宠这样对付她，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的一时风光，萧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实证明，李治专情但不专一，他最依恋的是武媚，但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有断过，不管后来是二圣并尊还是天后临朝，这一点都不曾改变。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时还很收敛，从未找过情人，当然这未必是出于爱情了。她和李治因缘际会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顾过往经历，并不能让武媚感觉放心。贞观后期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时候（浪漫点说叫共坠爱河^_^）， 也正是萧淑妃最受宠幸三年之中连生三胎的时候。登基之后，虽然不忘旧情一直都有去感业寺，但后宫美女也源源不断地进献。即使是她再度入宫之后，短时间内直升昭仪，风头似乎一时无两，李治也并没有停止东张西望的眼睛。这位新宠便是武昭仪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皇帝对她的亲密关注，已经到了人们纷纷传说武昭仪的次子李贤其实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时孤立无援，与王、萧的争斗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对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这也许正是史书所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实际含义吧！风光无限下的危机，花团锦簇背后的悲凉，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既然进取和保守都有风险，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和内心无时或已的不安全感，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目标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没有机会，那就争取机会。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出手了！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舅舅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强大的外朝势力由此出现缺口。永徽六年六月，王皇后以厌胜事发，母亲柳氏被禁止入宫，柳奭被贬外放，此时的王皇后已经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进谏反对废后的顾命老臣褚遂良被贬出京。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氏为后。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据说武昭仪的长女安定公主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凌厉的目光下窘迫难安地自请罢相了。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身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不过，最为劲爆的说法还是近来才有的——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马光编出来的！论者认为，武氏长子弘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贤生于永徽五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间出生的，那么一年之中怎么生得出三个孩子来呢？
李弘的生年原本没有多少疑问，《唐大诏令》中的《孝敬皇帝哀册文》中起笔便已述明：“维上元二年（675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号谥为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转迁葬於恭陵。”据此算来当生于永徽三年，新旧唐书均与之相符。通鉴则有显庆元年（656年）“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似可推为永徽四年，然通鉴这里只是笼统而言，比之官方讣文准确性自然不足。永徽三年七月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间。而近有学者宁志新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说相符。而宁志新先生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
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宁先生作何解释？[3]最为可笑的是，就连他认为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宁先生怎么就选择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也算登峰造极了。依据一己所好随意剪裁史料，官方专门发布的讣告不如他东拉西扯的推论可靠，大笔一挥，整个人便凭空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岂是治史者应有的行为？
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有来得及封号。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旧唐书*高宗本纪》）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纪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引为她的罪状之一。
《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
较为详细的是《新唐书》，记述如下：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而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也因细节过于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那么武昭仪是否有杀女夺嫡呢？我们来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吧！
认为武氏并未杀女的多是近现代学者，按他们的看法，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 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次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多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 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勾先生后面的分析，个人以为画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迁怒于人的习惯，如她不喜欢常乐公主，便将其女周王李显之妃（也就是她的儿媳）活活饿死，难道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关么？因长女早逝而特别珍爱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
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原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放在这里就显得太戏剧化，应是史官根据民间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断而作，而不会真有人亲眼见到那一幕。也就是说，虽然种种矛头都指向武昭仪杀女夺嫡，但并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看见。那么，有没有可能小公主的确是自然死亡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如原百代所说，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会否被奶妈或者王皇后不小心闷死？当然，既然没人亲眼见到，那就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要说是很可能，那就大有疑问。诚然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那是由于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可能不治而亡。但一个健康的婴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说的碳气中毒）或者不小心闷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此事而言，个人以为说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呛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两种死法的几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时间都是个谜，不知原氏据何而言认为此事必然发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仪苦寻机会不得的时候，王皇后就遇到这样说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你相信世间有奇迹，或者就是这类事了吧！而我个人是认为，武昭仪确有杀女夺嫡，有机会能充分利用到尽，那不过是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档次，没有机会自己能创造机会，这才是武则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原因。
事情以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的印象彻底破裂而终结，从此之后，冷淡变成了厌憎，李治的心底，这个发妻再也没有丝毫的位置。他虽然不能处罚她，但冷漠而凌厉的目光，却令得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坐立不安，不得已在永徽五年六月自请罢相。[4]丧失了外戚援助又被丈夫彻底遗弃的王皇后，此时已如生活在冰窟般奇寒彻骨。武昭仪的苦肉计终于达到了目的，亲生女儿的死亡为她带来了一个上位的机会。仅仅是机会。
一个卑微者想要走向高贵需要付出多少？商人的女儿，先帝的侍妾，随便哪一样，都是她无从弥补的致命的缺陷。然而她仍然成功了，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她这一生似乎都在创造奇迹，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以女子之身而在男权之上的中古社会中登基称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她所付出的代价，世间有几个人付得起？“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血肉相搏的战场，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而铲除敌手的第一刀，她是望自己身上刺下的。这一刀，也刺破了世间一切规则和定理。士庶的界限，伦理的约束，都在这样不惜伤亡不计代价惨烈到近乎偏执的决心面前，灰飞烟灭。她终于突破了宿命的限定。
一直觉得，武则天一生中的真正转折点，不是由感业寺二度入宫，而正是以安定公主之死为开端的皇后争夺战。如果没有这次事件，以她的出身和背景，很可能一直和后位无缘，甚至入不了两唐书的《后妃传》。那么她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可能就是《高宗诸子传》中短短的一句话：“武昭仪生弘、贤、显、旦”。由于官方史书为尊者讳的传统，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她原来还做过太宗的才人，更不用提感业寺那段往事，那么她传奇的前半生也就永远湮灭在苍茫的时空中了。她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长期受母仪天下需要贤惠不妒洗脑教育的王皇后，本身又没有什么手段和能力，并不见得会拿她怎么样。李治去世后，因为育有子嗣，依据大唐律令她大概也会随着外放到某地做刺史的儿子到封地，如同她的表姐燕德妃一样，以太妃的身份，度过平静而寂寞的下半生。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依靠丈夫的宠爱，儿子的孝顺，多少女人这样度过了一生。而舍弃这样的安宁，断然出击，将自己的夺嫡之谋暴露于人前，无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将已经拥有的一切投入到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豪赌中。只因忍功了得的皇后们或者可以容忍君王的心被别的女人占据，却没有人能容忍一个妄图侵占夺取自己地位的人活下来。人彘的惨案不是因为戚妃的专宠，而是因为她的夺嫡了。同时，对后位的挑战也就等于对拥护王皇后的元老集团的挑战，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接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从此之后，她将注定只能在刀尖上跳舞，休想再有一刻的安稳。
胜则正位中宫，败则粉身碎骨。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她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有怎样强烈的自信，怎样旺盛的企图心，怎样冷静到冷酷的决绝，才有胆量拥抱这样的人生！这是……疯狂。“所以我们成不了伟人，因为我们都不够疯狂。”平凡如我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一面默念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一面怀着复杂的心情，议论着、艳羡着、鄙夷着、唾骂着，看着那个一千多年前的女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等傲慢地转身，弃绝一切尘世间平凡的温暖和快乐，头也不回地走向高处不胜寒的荣耀与凄清。属于燕子的道路有一千条，属于鹰的道路却只有一条，于是，注定了我们只能是看客，而她却是主角。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她是否事后有过后悔有否痛哭过长夜，似乎显得有点多余而矫情。人心肉造，她当然会痛苦，但不会因此而改变决定，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她的意志强大到足以战胜她的情感，这也是超人与凡人的分界吧。我们只能从日后史书上的零星记载中，约略窥知这位女皇的内心世界：——深宫里那抹淡淡的血痕，原来从未随时光而消逝。金庸认为，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就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随着安定公主之死，成为政治家的武则天，终于修练到功德圆满。
精密的计算，准而狠的出手，就算老辣的政坛高手也难于抵挡，何况未经风浪的王皇后？永徽五年六月，随着王皇后舅父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武昭仪感到时机已至，遂在争取到李治的支持之后，向皇后宝座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终于在永徽六年十月得以正位中宫，而有唐一代的历史，也随之而改变。
注：[1] 当时有以“娶四姓女”为时尚，即“崔范郑王”，一说为“崔范郑李”。
[2]通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3] 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40卷，记唐初至代宗时故事。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宋人王溥合并二书，并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
[4] 通鉴永徽三年事
第五章 舅甥之间
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1）美色所惑说
2）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3）士族与庶族之争
4）君权与相权之争
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旗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_^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李治若真对顾命大臣们信任有加，倚之为国之栋梁，大可采用折衷的办法，如后来唐明皇便是让武惠妃享有皇后的待遇却无皇后的名分，岂会为了一个宠妃而自毁长城？考虑到长孙家与李唐皇室姻缘交错，渊源极深，高宗两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均联姻长孙家族，而竟采取贬嫡、杀戮乃至祸连九族这样的极端手法，着实令人深思。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征碑、贬逐李勣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故此以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生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富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
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2]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
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决非偶然。先是崔仁师“忤旨”被贬，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颇忌嫉之”，终又以“罔上”之罪被贬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刘洎“性疏峻敢言”，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久妨贤路，殊为不可。”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问问你自己是否喜欢BBS上老拍你砖头的就知道了^_^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但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诸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决非作伪。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况下，太宗不能不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贞观二十三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初斩。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瑰宝。
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定为五经定本。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_^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
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无以伦比的。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
[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3]《隋唐嘉话》
第六章 正位中宫
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
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
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时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
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奭惶惧自请辞相，李治于是想把心爱的女人武昭仪立为皇后。这并不容易，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广大的国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于是，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
皇帝驾临太尉兼国舅的府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稀罕了。七窍玲珑心的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分，当下不动声色地将天子及其宠妃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看来心情很好，一见面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即使对于宰辅重臣，这样的重赏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大唐铨叙之法，散官分为九品三十阶，以科举出身的，进士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明经由从八品上起叙，以门荫出身而有国公封爵的也不过从正六品上起叙。朝散大夫计阶为从五品下，按大唐制度已属通贵之官，授官便必须奏取进止，按每年量多少起叙。而今次授官的三个儿子，不过是无忌宠姬所生的庶出儿子，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折腾了半天，至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国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无忌心里雪也似的明亮，却诈作不知，话锋一转，随口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如此几次三番，直到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他在装傻为止。话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了继续说服下去的必要，于是“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悻悻然回宫。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王皇后无子”，这是李治唯一能搬上台面的废后理由，因为皇后杀一个未有公主封爵的嫔御之女，根本够不上废后的标准，何况此案还未证实，反而无子关系着大唐的国运。可是这个能搬上台面的理由，却不是个能说服人的好理由，尤其对于无忌来说。一方面，王皇后的养子太子忠正是由无忌拥立为太子的，且当年之所以如此匆忙立储，正是针对武氏入宫后不久怀孕即升昭仪的举措，因此先天便有一重抵触。另一方面，以武氏的出身和背景的确大有问题，寒门小户不说，还是先帝的侍妾，在深宫中呆着也就罢了，要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怎么可以？让天下人耻笑皇帝乱伦么？在他看来，武氏能做上昭仪已经很够意思了，她实在应该安分一点。说来可笑，长孙无忌多次干预帝王立储，每每因主张废长立幼而被人指为不合礼法，存有私心，当他头一次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力主立嫡以长的时候，却因此而身遭横祸，家破人亡。历史之吊诡，也正在于此了。
李治很郁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重礼，却不帮忙办事，香饵吞进去，鱼钩吐出来，难怪别人会有意见，何况这人还是皇帝。以堂堂帝王之尊，亲自跑到臣子的府第行贿，本来已是上下倒错尊卑易位，现在居然还被拒绝了，这真是……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如果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对自己意愿的冷淡和对帝王权威的轻视，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李治，此刻愤怒更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又怎会没有一点点脾气。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无法挥洒自如，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正妻，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然而求诸朝堂，大臣们都意见一致铁板一块，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事情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想干预也找不到借口。后宫之中，如王皇后萧淑妃之辈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和支持，初唐宦官势力可以忽略不计。朝臣、外戚、后宫……思想一圈，能借重的只有她——武昭仪，苍茫的天地间，她是他唯一的同谋。
向长孙无忌行贿试探，武昭仪第一次冲击皇后宝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她并不是承受不起失败的人，但长孙无忌的态度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后位的这条路将会行进地异常艰难。她将面对目前掌控朝政的所有重臣的反对，一旦失败，已经亮出野心的她下场将极为凄惨。王皇后一旦熬过这场劫难，他年太子忠登基为帝，王皇后便将升格为太后，如何对付她这个情敌，是可以料想的。不错，是她先下的手，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但现在再来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跨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头，而李治则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在命运的赌桌面前，这是她唯一可以带上阵的资本。
纷繁复杂的局面蓦然间变得异常简单而清晰，为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他们需要对付同一个人——长孙无忌。联系彼此的不再只是男女情欲，更关系着自身的生死浮沉，他们不再只是皇帝和宠妃的关系，而是政治伙伴，以及同盟者。两人齐心合力，共同对付阻碍他们前程和梦想的元老集团。
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
如此稍事休息，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度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1]但皇帝的处理却异常果决，禁止魏国夫人入宫，复贬王皇后舅父柳奭为遂州刺史，中途又以“漏泄禁中语”之罪，再贬为更为遥远的荣州刺史。此外，以旧制“贵、淑、德、贤”四妃名额已满，欲别置“宸妃”之号，以武昭仪为之。以此事观之，似乎高宗此时尚未有立即废后之心，武氏也并未试图直接跃居后座，当是有意试探群臣的意向。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当是出自素来醉心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之请，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不料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却非关陇贵戚，素性忠直，贞观末期从未卷入太宗诸子之争，只在事后规劝太宗对承乾从轻发落以全父子之情，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私下打探长孙无忌的态度和进号宸妃之议，是武昭仪谋夺后位的两次序曲和试探，两次群臣都毫不含糊地亮出了反对牌，不能不悻悻然收手。纵有万丈雄心，却遭遇群臣一致的冷面以对，一时颇有进退维谷之感。既已付出了那么多，势必要个结果，然而旧时代留下的势力看来是如此强大，坚冰重重，何从突破？这时，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终于让李治下定决心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起因是长孙无忌看某人不顺眼，按老规矩想把他贬出京，虽说长孙无忌贬斥大臣常有排除异己之讥，但他跟这个人过不去却绝对是有道理的。此人便是中书舍人李义府，《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第二，说来也是初唐有名的白脸奸臣了。只是跟电视剧中凡奸臣往往形容猥琐不同，李义府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他是靠刘洎引荐才得以入仕，又显然对这位恩人深怀感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刚正豪放的刘洎，怎么会和阴柔狠辣的李义府扯上关系，于是就纷纷传说他们是同性恋伙伴。咳咳，都是美貌惹的祸^_^ [2]李义府文采风流，与来济同以文章翰墨扬名，时号“来李”。当我们读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这样柔媚清丽的诗句，纵然厌恶其为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看来做奸臣，也是要有几分真本事的，否则也不过只能做摇旗呐喊的小喽罗而已。《旧唐书》虽承认他“才思精密”，却又忍不住诸多不满，只得道“所谓猩猩能言，鄙哉！”这是因人废文了。和他清秀的外表一致，李义府跟人说话也极其谦恭有礼，脸上永远带着三分迷人的笑意，但你若以为他面和必然心善，那就赶紧攒钱给自己买棺材吧，因为李义府最擅长的便是温柔一笑就出刀，让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阴狠的事情干得多了，时人赠他一个美号“笑中刀”，又号“李猫”。初唐时选官讲究德才兼备，李义府风评太恶，和他同时扬名的来济都已经做到了中书令，他还只是个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跟许敬宗是同僚。长孙无忌掌政之后，李义府因为受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算来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因此之故，李义府一向极为留心朝中动态，探知长孙无忌有意将他贬出长安，到偏远的剑南做壁州司马，顿时慌了手脚。好友王德俭替他出主意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本有意立她为后，只是担心宰相阻挠，你若能挺身而出，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说不定可以转祸为福。”李义府深以为然，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一旦出京便将难有翻身之日。当下飞速写好，趁王德俭在宫中当值之日，深夜叩阁，直达天听，恳请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深夜之中，当然没有朝臣阻碍，表章立即送到李治手里。正为立后事得不到群臣支持而烦恼的李治，见了真是大喜过望，立即传召李义府，并赐珠一斗，留任原职。长孙无忌贬他出京的诏书都已经在中书拟好，正要转送门下省，皇帝留任的圣旨已经到了，诏书顿时发不出去，徒唤奈何。隔日，武昭仪亲自派人登门慰问。不久更将他升职为中书侍郎，为仅次于中书令的副长官。对于李义府而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也打破了李治的重重顾忌，武昭仪更是大受鼓舞，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朝中还有支持他们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李义府是第一个提出废后事宜的人，也是第一个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的朝官，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这是李治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长孙要贬斥的官吏，虽然诏书未曾送达门下，上呈李治处理，从而避免了一场面对面驳回重议的尴尬，但宦海浮沉的老手们都能感觉得出这对君臣已有了裂痕，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的升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首先波及的便是许敬宗。那位给李义府出主意让他深夜递表的狗头军师王德俭，正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我甚至怀疑，也许本来是老于世故的许敬宗察觉到了这一点，却不想轻举妄动，于是让李义府去投石问路了。
许敬宗的仕途比李义府还惨，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才名满天下的他就已经入选秦府十八学士了，三十年过去居然还在原地踏步，继续编写永远写不完的国史，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这下总算看到机会，忙不迭地表忠心支持立武昭仪为后，四处奔走宣言：“田舍翁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当今天子！”其实这话说得十分不雅，居然把堂堂九五之尊的大唐皇帝比作喜新厌旧的老农民，真是岂有此理。许敬宗也算饱读诗书，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破比喻，但只要是赞成易后，李治听了也觉顺耳，当下又升他为礼部尚书。这样明显的暗示，就算是瞎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是最早的一批，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可以说是为她打江山的第一批功臣，后来被武后视为有“翊赞之功”，武周朝多次重赏加封，并惠及子孙，足见感念之深。受后宫之战的启发，武昭仪将这一批人物网罗麾下，组织成严密的情报网，触角于是从内宫延伸到外朝，连成一片，互为表里，便于及时掌握信息并做出反应。武昭仪坐镇宫中，总揽全局，随时留意最新进展并报知李治。这个情报网的严密与高效，是其最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支持者中，许敬宗最为资深，又是李治东宫旧属，深受信任，当下便受命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去登门拜访长孙无忌，望他通融赞成废后。
从这里来看，李治对于舅父始终是心存忌惮的，然而关陇贵族的骄傲，两朝重臣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一帆风顺，长孙无忌仍然不愿意松口。李治花心思收买几个中下级官吏改变不了这一点。皇帝亲自登门都一无所获，许敬宗能得到什么？一通好骂。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马，同样不给面子。皇帝肝火渐渐升起，恼恨舅父太以过分，长孙无忌也没有想通一向温顺的小外甥怎么会不听话到了这个程度。皇帝的坚持，国舅的固执，君臣矛盾越演越烈，逐渐从幕后搬到了台前。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已是尽人皆知，而长孙无忌的反对，也是明明白白，一个是“春秋鼎盛，声溢震方”的年轻天子，一个是受命辅弼权倾朝野的托孤重臣，满朝文武各自眼尖尖站好队，只待风暴来临之际能够找到方向。君臣对决眼见得已如箭在弦势不可免，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安政坛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那种大变将临的疑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长安令裴行俭忍不住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认为如立武昭仪为后，国家祸患必由此而始。武昭仪的情报网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袁公瑜打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密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又飞速传到了李治耳中。李治暂时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莫可奈何，一口鸟气全出在了裴行俭头上，立即下旨将其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西州都督府地处西域边陲，这是皇帝再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任免官吏，裴行俭也是第一个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遭贬的京官，不料这一去就造就了大唐一代名将的产生。裴行俭文武双全，纵横西域，从未败过，代表着大唐文人用兵的最高水准，并为大唐培养了王方翼、程务挺等诸多名将，他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也因为他是最早被逐出京城的反对派吧，这也让他幸运地避过了君臣交锋最激烈的对决，从而逃过了之后接二连三血腥的大清洗。后来被贬出京的人士，无不杀身殒命，家破人亡。裴行俭这个最初的失意者，却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塞翁失马，祸福相倚，古中国的这一智慧哲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得以印证。李治一旨贬黜裴行俭，再也按捺不住，遂于永徽六年九月，正式提出了易后之议，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政坛的飓风也随之而刮起！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及核心人物。大唐实行群相制，易后前夕共有宰相七名，分别为：
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北魏皇族后人，父亲为隋代著名外交家长孙晟，母亲也出自高门大阀渤海高氏，关陇门阀领袖。与太宗相知莫逆，一手将李治捧上皇位。李治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因兼具顾命大臣吉国舅双重身份，权倾朝野，唯与军方关系一向疏远，且为当时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彻之死负有直接责任。执政多年，缔造了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却也树下政敌无数。
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初唐名将，军方领袖。起自山东寒门，少年时即已名扬天下，即《说唐》中的徐茂公是也。李勣向有“纯臣”之名，玄武门事件中恪守军人职业道德，拒不介入皇室内斗。贞观末期随着李靖的隐退、侯君集谋反被诛，李勣俨然已成为大唐首席将领。更因原为李治东宫旧属，太宗对其着意栽培，既是弥补长孙无忌不善军事的弱点，也是作为一种分权和制衡。高宗登基后，李勣为避免与长孙无忌直接抵触，坚拒尚书省左仆射之位，远离政治漩涡，高阳公主谋反案后，李治以之接替吴王恪拜为司空作为拉拢，推重之心，溢于言表。
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
出身鲜卑贵族，其先祖于谨，与李唐皇室祖先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家世十分显赫。本人文章德行冠于天下，高祖时便对他甚加礼遇，贞观时为太子承乾之师，因屡屡直言诤谏触怒太子，遣刺客刺杀于志宁。当时于志宁正在守丧，其孝行与品格竟连刺客也为之感动，下不了手，于志宁这才逃过一劫。因此太子谋反案发后，原东宫旧属均获罪被贬，唯有于志宁仍然深被信任，又被派去做李治的老师。于志宁是个老实人，真正的至诚君子，持身谨慎，一直力图远离政治是非，然德高望重，世所同钦，永徽时除继续担任宰相之外，更再拜为太子忠的老师。
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先祖为南朝衣冠，父亲褚亮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贞观时渐受重用，官至中书令，与长孙无忌一同受命辅政，颇有权势。褚遂良于贞观后期即已投效无忌，合力将李治推上皇位，其间也少不了有些小动作，对于拥护承乾及李泰的大臣有所打压，刘洎之死即与他有关。
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
旧隋名将来护儿之子，江都政变时炀帝被弑，来氏家族阖家殉难，来济成为唯一遗孤。来济并非关陇贵族集团成员，而是以原李治东宫旧属的身份被起用，直言敢谏，文名传于天下。
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
出身山东著姓、四大望族之首的博陵崔氏（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崔敦礼高祖时便已入仕，精善辞令，长于外交，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后接替为中书令，当时年事已高，屡次请求退休，处于半隐退状态。
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
关陇贵胄，与长孙无忌及李唐皇室均有间接婚姻关系，新近提拔为门下省最高长官。
虽然从家世和背景来看，这些人多出生于高门士族，但和长孙无忌真正说得上同气连枝的，主要也就是褚遂良和韩瑗二人，只是因无忌同时兼具外戚与顾命大臣的身份，无形中成为众人领袖罢了。
这日朝罢，按规矩宰相在退朝之后当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是为政事堂体制。忽闻皇帝宣召宰相入内殿议事，然而宰相七人，仅有四人被宣召，即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省左右仆射于志宁及褚遂良，而近期提拔的韩瑗、来济及崔敦礼三人均未获召见。事有蹊跷，人人心中俱有所感：“今日之召，多为中宫。”——该来的终于来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有人提议。
褚遂良考虑了一下，道：“太尉贵为国舅，如触怒皇上岂非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
又有人提议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称：“司空为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遂良躬奉遗诏。若不尽其愚诚。何以下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3]
这样的交谈，无疑是在事先串联以求达到共同劝阻皇帝废立的共识，要求英公李勣首先进言，则是明着试探李勣的态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勣当即决定称疾不入，避免在关键场合公开表态。他既不愿意帮助群相给皇帝施压，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回避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其余三人步入内殿，皇帝沉默良久，顾望长孙无忌道：“莫大之罪，绝嗣为重。皇后无嗣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孝道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
李治不甘心，第二日，旧事重提。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背景全部抖了出来：“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
武氏原为先帝侍妾，高宗以之为妃，已是子夺父妾，行同乱伦。这个事实虽然尽人皆知，却绝少有人敢当面说出来。而今到了废立皇后的生死关头，褚遂良突然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大出高宗的意外。
光天化日之下，自己的隐私突然被赤裸裸地形诸口舌，公诸于众，“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一字字如箭刺心，凌厉尖刻，惟其说的是事实，更让当事人觉得情何以堪。
褚遂良犹未住口，续道：“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
此次以孝道责备皇帝，已经不像昨日那样仅仅是遗弃王皇后，有负先帝嘱托，而是直斥皇帝子夺父妾，乱伦通奸，给先帝戴绿帽子了。纵然他是顾命大臣的身份，说出这话也可说是大胆已极了。
皇帝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臣得罪陛下，罪该万死，可是只要能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罢频频叩头出血。题外话一句，褚遂良对于太宗倒可以说是竭尽忠诚，相当依恋的，太宗曾谓：“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李治此刻听来，只觉愤慨，怎么你对老爸就是小鸟依人，对我就是老树盘根？难道他是皇帝，我不是皇帝？骂得那样痛快，皇帝还没有发作，他倒先寻死觅活起来，一腔怒火，哪里还按捺得住！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
刺目的鲜血，盛怒的皇帝，气氛紧张得如绷紧的弦，快要断裂开来，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扑杀此獠！”
赫然竟是武昭仪！
她当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嫔妃罢了，竟然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不仅偷听，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群臣震惊过度，一时反倒说不出话来。
平心而论，武氏这一生很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当是褚遂良先鄙薄她出身寒门，接着揭露她曾事二夫的隐私，让她太以难堪，激怒之下终于不克自制吧。
原本紧张得让人喘不起来的局势，被武昭仪这么横插一脚，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尴尬。长孙无忌毕竟久经风浪，当下道：“褚遂良曾受先帝遗命辅政，不可加罪。”
此次激烈程度比昨日尤甚，先是褚遂良指责皇帝乱伦，天颜震怒喝令拉出，顾命大臣血染金殿，武昭仪帘外发难，君臣针锋相对，态势逐步升级，亲眼目睹这一场龙争虎斗互不相让直至最后彗星撞地球一幕的两朝老臣于志宁，吓得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皇后是陛下在籓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4]这是重弹太宗亲为择妇的老调，加以废立为取乱之道，可是皇帝要的就是四海之士惕然心惊的效果，重塑天子威严，哪里肯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悲不自胜。皇帝大怒，促令引出。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以皇后母仪万国，左右善恶，事关重大为由，援引妲己倾覆殷商，褒姒毁灭周室为例，直斥武昭仪必为亡国祸水，不堪为后。与关陇集团素无瓜葛的中书令来济也上表声援，纵论古今，大谈家世背景之重要，汉成帝以出身微贱的赵飞燕为后，如何使得皇统亡绝，社稷倾沦云云，总之以出身背景两皆尴尬的武昭仪为后就是不行。
这些话虽已重复过多次，高宗早已听得耳朵生茧，再不新鲜，可是立后之事竟然牵动那么多宰相，态度又都是如此坚决，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七名宰相除了李勣尚未正式表态之外，无一持赞成态度，激烈反对的倒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多出生士族，无论家世背景，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武昭仪虽然新近也招揽了一批支持者，但都是中下层官吏，资历最老的也不过就是有“无行文人”之称的许敬宗而已，他的礼部尚书还是刚提上去的。要依靠这些人力拼整个宰相集团，显然不现实。他们的富贵都是高宗给的，而高宗自己的皇位都是长孙无忌给帮忙捂热的，只此一端，高下立见。高宗烦闷之下，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然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现在只能停止。”李勣微笑，笑容中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此为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5]作为军方代表的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自可随心所欲，不必有太多顾忌。对于高宗来说，这句话真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露，精神为之一振，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一锤定音。——“上意遂决。”
对于李勣这一举动，历来颇多猜测，有认为他因太宗临终前的贬官举动暗含杀机感觉寒心，故此在大唐社稷面临危机之际采取了袖手旁观冷漠以对的做法，然而细细考究便可知此说颇为牵强，大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毕竟，武氏当时不过是个宠妃罢了，后来能走那么远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开天辟地以来什么时候出过女皇帝呢？而当时有震主之威权势侵凌天子的，并不是曲意承欢的武昭仪，恰恰正是直言厉色反对废后的托孤大臣们。如果李治自己是有才能的，那么很显然他借皇后废立事件开始巧妙地摆脱被老臣控制的情况，意欲有所作为，难道不好么？如果他本人昏庸无能，那么被权臣挟制和被内宠玩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至少是个改变的机会吧！王皇后本人并不是一个贤能出众的聪明女人，况且没有子息，何足为惜。
值得注意的是，受命保护王皇后和长孙无忌的，是褚遂良而不是李勣。从太宗的临终安排倒是可以看出他是以长孙为辅政，以李勣为制衡了。李勣是否另有遗命在身，这里暂且不论，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和褚遂良不同。而终高宗之世，李勣这个军政大保镖的任务，也算功德完满，这不仅表现在皇后废立事件中，给予李治以军方的承诺和支持，也表现在日后李义府触怒高宗时，李勣作为唯一监审的朝中重臣，判处李义府以长流岭外的无期徒刑，累及家属，虽遇大赦而不得放还，最后愤激而死。这也难怪日后武后临朝称制，何以会激起李勣之孙徐敬业的反抗，而武后又何以会罪及英公尸骨了。
除了以上为公的原因，从个人上来讲，不过问皇家是非向来是李勣坚守的原则，玄武门事件即持中立态度。而他跟长孙无忌的关系，素来疏远，真要说起来，长孙一手炮制了名将李道宗和薛万彻之死，跟这二位有袍泽之谊的李勣未必不怀有戒心，又怎么能期待他会像一直和长孙合作愉快的褚遂良那般支持长孙无忌呢！
总之，不管他是为公也好，为私也好，作为军方领袖人物的他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说话，给了李治以万金不易的承诺，暗示长孙决不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只要军队不掌握在权臣手中，那就好办。得此一诺，李治始能放手施为，不致担心长孙无忌情急之下效霍光行废帝之事，当即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拿顾命大臣开刀了！
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所谓“谋行鸩毒”云云，无非欲加之罪，只是因王皇后历经劫难而未倒，在此添上最后一根稻草，而萧淑妃如何会获罪，却完全找不到迹象。唯一的解释是武昭仪忌惮她曾经受宠，又有子嗣，视之为潜在对手，务必除去，至于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令李治对淑妃如此厌恶，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道诏旨一下，足见胜负已分，大局已定，许敬宗遂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再度下诏：“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道诏书也是出于许敬宗的手笔，与其说是措辞如何巧妙，用典如何精致，毋宁说是一通挟嫌含怨的回应之词，字字句句，皆是针对众宰相反对武后的言辞。既鄙薄武氏出身寒微，便开篇即声称她为名门闺秀勋贵之后，既指责她曾事二夫不堪为后，便回应这是先帝自己的安排，亲自送给儿子做礼物的。这类册后诏书原本吹捧虚饰的居多，但似这般从头到尾撒谎到底，竟赫然昭告天下的，也算史无前例了。不过昭仪的性格，向来不惧人言，若是真一剑刺去她可能还害怕一下，若只是出言议论，她当你是空气。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因此册后典礼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异常隆重，让天下都看到新皇后的煊赫声势和今日风光。这种心态，李治完全可以理解，他深心之中又何尝不想穿着正式的皇帝冠冕，册立自己所爱的女人为皇后，好好地向一众反对立后的老臣示威一番？立后诏书一下，随即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恭贺道喜的人络绎不绝，而武昭仪这时却出乎意料地上了一道表章，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皇帝以表章出示韩瑗和来济。
武昭仪何以会在立后大殿前夕上此表章，其用意颇可玩味。有指她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故示大度，表示自己确有母仪天下的胸襟和雅量，其实不然。若武昭仪果有此心，她应该要求的是宽恕二人谏阻立后之举，却无端端的把庭争宸妃的往事提出来，“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 既然这件事情那么困难，他们也算忠心为国了，当赏。”）尤其语含讥讽。当日韩瑗与来济以不合制度为由，迫使武昭仪做宸妃一事搁浅，而今立后的诏书也堂而皇之的昭告天下，岂非一大讽刺！ 更是一种危险的提醒和暗示，表示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过了就会这么算了，这一点一滴，件件桩桩，都深刻地铭记在心，并没有被忘记。难怪韩瑗来济看了表章之后不喜反忧，频频要求辞职，皇帝不许。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废立皇后之争，终以朝臣的全面败北而告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回顾这场没有硝烟却意义深远的战争，深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们（可称为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吧！）是太过自信，也太轻视对手了。明知道王皇后已经因为小公主之死而失宠，王皇后舅父柳奭也因此罢相贬黜，仍然没有一点点警觉意识，严重低估了武昭仪的野心和能耐，从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应变的状态，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其次，长孙无忌掌政多年，虽然权倾朝野，却也树敌无数，对其专权垄断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只是被掩盖在一片喝彩声中罢了。而无忌因为仕途的一帆风顺，逐渐冲昏了头脑，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皇帝转变态度与自己渐行渐远无所察觉，对手握军权的李勣的立场和态度，也自始至终在状况外，直至最后决战时刻，仍然蒙在鼓里（由此也可见李勣的世故与老练），铸就了最后惨败的主因。军队既不在手，何以威慑他人？只搬孝道这类的大道理，那是只能招人烦，不能让人怕的。道理大不如拳头硬，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昔日西汉权臣霍光便是靠了军队的支持，就算毒杀许皇后，汉宣帝也只能忍气吞声，长孙无忌若有军队之助，何至于如此束手无策？不过，这也从一方面反映长孙无忌虽有私心，但对李治由始至终并无加害之意，更无篡夺李唐江山之心了，否则掌政多年，在军队上安插收买几个亲信并非难事，然而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能在短短数年间，由侍女而宠妃，最后夺嫡成功，正位中宫，除了她本身的聪明机智，以及李治对她确有真感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李治本身跟顾命大臣们便有嫌隙，一直希望能找机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否则即使李治对她宠爱有加，也很难无视那么多重臣的激烈反对，将她捧上皇后的宝座。我们对照日后玄宗对于宠妃武惠妃立后之请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玄宗对于武惠妃是有真情的，后来明知道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对她的怀念依然不曾稍减，让她死后还圆了自己的皇后梦。然而在武惠妃生前，面对着活色生香的妃子，玄宗也并没有让她戴上皇后的凤冠，起因也无非就是重臣反对而已。最后君臣各退一步，武惠妃享受皇后的实际待遇，却始终没有皇后的名分。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为讨好宠妃杀子杀女都很常见，——那不过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副产品，但为此而杀大臣却不多见，杀宰相一级重臣的更是寥寥可数，反而为了讨好大臣而宁愿娶丑女为妃为后的比比皆是，网络上流传的晚清诸妃照片可以为证^_^ 何况李治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朝臣，而是整个宰相团体，立后事件不久，除李勣外，其余六名宰相全部大换血，可见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
因此，这场立后风波的真正主角正是李治本人，有计划地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发动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于收回帝王的权柄，只是因为政事上无隙可乘，于是转而从后宫寻求突破。而武昭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和牵线搭桥，因天子深居九重之内，是不好动辄亲自出面拉拢官员的。不过也应该看到，在立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李勣，并非短期内利诱以金帛功名便能打动，考虑到李勣事后依然谨守臣节，远离决策圈子，并未借机邀功，为自己谋取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很难说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武昭仪合作了。然而武昭仪的表现，仍是令人赞叹的。在李治的支持下，利用行贿、重赏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织起自己的翊赞班子，在内宫外朝均密布眼线，随时监控政敌的一举一动，甚至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企图心和控制欲，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战术。她的果敢和才智，令李治对她叹服之余也更为倚重，已不再只是亲密爱人，更兼具了政治伙伴这一身份。而在立后斗争中收编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也逐渐成为她的心腹，为她日后进一步干预朝政建立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高宗李治正式册立三十一岁的武昭仪为皇后。是日，百官朝新皇后于肃仪门，开百官朝皇后之先例。司空李勣与立后斗争中持中立态度的老臣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在这万众瞩目荣耀之极的时刻，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否会想起从十四岁入宫起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回首当年，几番感慨，几多悲凉？她是否在总结这次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中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而倍感欣慰？或者，低回凝眸间，她也会想起早夭的长女？那一抹大红朝服也掩不去的淡淡的血痕，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和遗憾。这些都有可能，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她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计划了吧，如何把长子弘扶上太子的宝座，令自己的后位更加稳固。沉溺在往事中顾影自怜或沾沾自喜，并非武皇后的风格，她的目光，永远是向前看的。事情也总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现有的，便必须拥有更多的。填不了的欲望，停不下的脚步，目标永远在前方。为什么不呢？欲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不幸。”当踌躇满志的武皇后为儿子的将来谋筹规划的时候，她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弘儿将成为她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而此刻，终于排除万难让武昭仪带上凤冠成为皇后的李治，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己生命中最爱的女人，才是李唐王朝的真正终结者，李唐皇族最可怕的敌人。同样，时光倒流十多年，当长孙无忌最终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又岂会想到跟自己最贴心最温顺无害的小外甥，今日会变得如此疏远如此陌生呢？时光在走，改变所有，至亲至爱，终成对手。在危险而残酷的权力的祭坛上，所有的热爱与依恋，终究会化为阵阵轻烟，随风湮灭。
立后大典，肃穆而堂皇。成为皇后，是古中国每个女人梦想中荣耀的极致，却非武则天人生道路上的巅峰。接过李勣呈上来的皇后的玉玺，如此晶莹而温美，折射出它所代表的无上荣光。从宫妃到皇后，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她终究是走过来了。轻迂一口气，她极目远眺，看夕阳将血倾泻在长安城巍峨的宫墙上，华丽而森然，有种令人震怖的美。现在她是这里的主人。
注：[1] 通鉴的记载即是来自于实录，民间传言可见刘肃所作《大唐新语》。
[2] 《全唐文*劾李义府疏》：昔事马周，分桃见宠；後交刘洎，割袖承恩。
[3]《唐会要*忠谏》
[4]《旧唐书*韩瑗传》
[5] 通鉴谓李勣自行入见，今从唐书。
（第六章完，第七章：长孙失势）
第七章 长孙失势
永徽六年十一月，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终于以武昭仪被册立为皇后而徐徐落下帷幕，然而由此引发的政坛震动不过刚刚开始。新皇后颇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并未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而是迅速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备战状态：其一、她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巩固后位。其二、长孙无忌等反对立她为后的元老重臣需要铲除，以永绝后患。
读史之际，常常会惊叹武后旺盛的精力，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疲倦。我写一部长篇连续写几章都觉得累了，想休息，她刚经过历时两年殚精竭虑的立后之战，竟然没有一点点想放长假的意思，立刻就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下一个project中去，让人由衷的佩服之余不禁疑惑：这个女子，究竟是否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或者，她骨子里就是如此的渴望战斗，追逐和征服本身即能给她带来刺激和快乐，如同我们总是眷恋和平与安逸？
也有学者认为，武后的勤力实际上和她潜存于心的自卑感有关，高傲倔强的外表下深藏的不安全感，终其一生也未曾消弭。一般来说，通过非正常渠道登上高位的人，对于到手的一切有种难以置信的不真实感，相对而言总是更为谨慎小心，行事也更为周密毒辣。出身的寒微，曾事二夫的经历，让她受尽士族大家的奚落和白眼，想要出人头地争一口气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武后超强的权力欲即是由此催化而成，因为“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行动必然会同时出现。”（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具体到后宫女子，由于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又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在一个远比大多数男性和民间女子更为局促的环境中竞争，她们的进退、荣辱、以至于生死，全都系于天子的一念之间，也由不得她们不战战兢兢，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了。对于武则天来说，既然她选择了跟整个元老集团开战的夺嫡之路，要面对的敌人甚至比一般的后宫女子更多，也实在容不得她偷懒懈怠。事实上，她还没有来得及为儿子争储位发动攻势，手下探子就为她带来了一个令她既惊且怒的消息：——李治竟然背着她去探望被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了。
《资治通鉴》中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事件：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这里谈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不久，李治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被他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跑去一看发现她们住的环境很不好，不禁起了恻隐之心，王皇后抓住机会，恳求李治念在昔日夫妻一场的份上，让她们能够再见天日，即使为奴为婢，也心甘情愿。李治来了句：“朕立刻就会处置。”此事为武后知悉，大为震怒，炮制出惨绝人寰的人彘惨案，将二妃杖打、断肢、酒泡，死后再斩首。不过她自己也被萧淑妃临时前的诅咒吓得不轻，终身不敢养猫。
新唐书的描述和通鉴差不多，只是少了死后斩首这个环节，但多了断肢之后将手足反接这一项：
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死，殊其尸。初，诏旨到，后再拜曰：「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骂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后闻，诏六宫毋畜猫。
旧唐书记述比较简略，但过程相似，只是认为数日而亡不是斩首，而是缢杀，即绞死：
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妪骨醉！」数日而卒。
对于这次事件，市面上流行的说法是武后自立后以来，颇有些得意忘形，露出本相，对高宗不再象以往那么谦恭体贴，让李治重新感念起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温柔可人，所以旧情重燃。要么就是武后尝到了干预朝政的甜头，欲罢不能，整天忙于朝政，冷落了李治这个家庭妇男，寂寞难耐之下跑去偷腥，最后当然是在母老虎的一声怒吼下吓得连忙把爪子缩回来，想偷抓的坛坛罐罐反而摔了个粉碎，前面半截象极《苹果日报》的本港新闻，后面半截则似足副刊中登载的灵异故事^_^
其实，算来武氏于十一月被立为皇后，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就是年底的事，通鉴列为十一月事，那么也就是距武氏立后尚不足一个月，皇后位置都没有暖热，易太子、铲除老臣等要紧事情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她怎么敢得罪李治？此外，长孙无忌以权倾朝野的国舅之尊，稀里糊涂地败在这个小女子的手上，也就是没有把李治监管好，不曾察觉到皇帝已和自己渐行渐远，前车之鉴，她又怎能不惕然心惊呢？何况长孙无忌有掌政垂三十年的雄厚资本，而李治却是她的唯一靠山，哪有这么快便得罪米饭班主之理？事实上，武后这一生，从来不曾远离李治半步，宁肯放任太子监国势力逐渐坐大，自己随着李治全国各地到处游山玩水，寸步不离地做足跟得太太。只因唯有掌握了皇帝才能拥有一切，孰轻孰重，她是分得很清的。在她的严密监控之下，李治再怎么偷鸡摸狗，也只能勾搭一下武后的姐姐、侄女之类的，虽说仍然让人心中不舒服，至少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威胁。要说她会因为勤于政事而冷落李治，简直是笑话，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能把李治打包装箱，塞到手袋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免得有人横插一脚，不过就算是这样，李治大概也会拉开提包拉链，向外东张西望的^_^ 毕竟，这不是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的问题，皇帝即是权力之源，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现在李治去探望的并不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按：韩国夫人尚在武氏为昭仪的时候便跟李治打得火热，武后碍于是自己的姐姐，且不构成政治威胁，故一直容忍，前文已有所述），而是她的敌人刚刚被打倒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仅仅据她荣升皇后不足一月就出现了这种事，怎么不让她既惊且怒呢！
　立后之战，历时两年之久，耗费了无数心机和手段，甚至陪上了亲生女儿的一条性命，才能打倒情敌，正位中宫，谁知一转眼间李治就做故剑情深状地跑去探望，真是让她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而在李治而言，他和武后之间的感情并不存在问题，新皇后册立不过十几二十天，蜜月都没有过完，两人还有共同的敌人要对付，仍然是同盟者的关系，应不至于此时就出现危机，此举当是出于以“谋行鸩毒”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将一后一妃打入冷宫的歉疚心理吧。虽说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出诸多辩护理由，但将人无辜罗织入罪是不争的事实，毕竟是陪伴自己这么久的发妻，和曾为自己生儿育女的女人，心里多少会有点过意不去吧，有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的举动对于普通人是极为正常的，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可是大大不妥了。
曾经觉得奇怪，李治左看右看也不象个笨蛋，铲除重臣、治理国家都算有板有眼；也算不上怯懦，除了被太太吃得死死的之外，对付其他人可是威风八面，倔强难治如诸遂良、位高权重如长孙无忌、高傲跋扈如李义府，一旦真把他得罪狠了，或贬或杀，并不手软；而他还是名正言顺的大唐天子，那么除了身体不好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导致大臣背叛他而倒向武后么？后来看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这个意大利人用非常直接的语言描述了君王的权谋，可操作性极强，足可被历代帝王奉为金科玉律。里面提到，君王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被人憎恨，而是被人轻视，因此，君王的大忌不是残暴不仁、骄奢淫逸、横征暴敛，而是反复无常和缺乏决断。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似的提防这一点”，至尊的权威不容有失，必要时甚至不应吝惜公开使用暴力，以使豺狼惊骇。总而言之，君王必须让臣民感到他所做的决定不容更改，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欺骗他或者愚弄他。若要以这一点来衡量，李治可就大大不合格了。君无戏言，纶言如汗，他历时两年才能找到机会，从后宫事件中打开缺口，借废后之名贬黜诸遂良，试图摆脱重臣，然而君臣之战才刚刚开始，本应乘胜追击一网打尽，却突然跑去对被废的后妃表达同情，并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接她们出来，这会给朝臣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好不容易才让朝臣从无忌的压制中挣脱，敢于表达相反的意见，争取到一帮支持者，李治此举无疑让他们摸不清皇帝的意图，不敢积极行动贸然向元老集团开战，也让本来有意投靠的朝臣狐疑止步，再度陷入观望状态。而元老重臣必定大受鼓舞，针对李治心软的弱点发动又一轮攻势。更不用说这一后一妃一旦出了冷宫会给武后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了。如此反复无常，摇摆不定，李治真不是一个让人感觉放心可靠的同盟伙伴。出尔反尔比蛮横粗暴的拒绝更让人不满，日后许敬宗李义府投靠武后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
眼看着李治置费尽心力才能取得的成果于不顾，听任软弱的感情流露，去向政敌和情敌表达他的怜悯和同情，大好局面又起反复，武后立即向高宗提出处死王萧二人，以表示皇帝的决心和强硬态度依然如故，彰显大局已不可更改不必再费心机，从而给己方阵营的大臣一颗定心丸，当然也顺便为自己免除后患了。做法虽然残酷而不无私心，但这种顾虑也是有道理的，冷静下来的李治很快照准了，只是不知道他想起自己 “朕即有处置” 那句轻率而不负责任的承诺，是否会有一丝歉疚？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有负于人而产生内疚，是正常的人性流露，然而对于领袖人物，便成了软弱而缺乏决断的致命伤，心若不能坚如铁石便不能成功，做皇帝真是一个泯灭人性增添兽性的行当吧。
从旧史上“王氏初闻宣敕”“初，诏旨到，后再拜曰”等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事情或是因武后向高宗促旨而成，然而处死王萧二人的诏令是高宗亲自签署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绞死以保留全尸，即《旧唐书》所说的“缢杀”。武后心衔旧怨，同时也是为震慑后宫，又私下用刑在她们死前加以凌辱，当最后走过场似的将绳索套上她们的脖颈之时，已经只是两具冰冷的尸体。只是有关记载太过血腥暴虐，让人看得头皮发麻，今人颇有持怀疑态度者，认为是否封建史家憎恨武后有意夸张了。按以上的记载，先杖责一百，打完了砍手砍脚，泡在酒里，过了几天，勒死，再斩首。杖打、断肢、酒泡、勒、斩首，正好五个…… 逐个对比的话，比具五刑还惨。真正佩服这两个女人，居然一直熬到最后。说来杖责一百如果是结实打下去，五六十下大男人都可以打死，明代受廷杖而死的大臣可以引为例证，不过既然有圣旨要求缢杀，或者想让她们死前多受折磨，杖责之后仍能受刑也算合理。可是把四肢都砍断泡在酒里还能支撑几天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是说不相信武后可以那么心狠，而是不相信两个纤纤弱质可以有那么好的体质，就算酒精可以消毒杀菌，可是断肢这样大的伤口，扔到酒坛里血液不能凝固，那还不马上变番茄汤？而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这里的“反接”，并不是指断肢之后用黑玉断续膏接上但故意接错，而是指反绑，可是如果已经砍手砍脚，又何必反绑？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剔其手足”应该是指挑断手筋脚筋，四肢无力不能活动，这样子扔到酒坛里，伤口不大，支撑几天才死还比较可信。所以如果真有断肢泡酒这一项，《新唐书》的说法比较能让人接受，没可能砍手砍脚地丢下去。这段记载真真假假，带有太多吕后造人彘故事的痕迹，大约凡是想证明某个女人残忍，大都让她这么杀人。不过王萧二人为受尽屈辱而死，应无疑问，之后武后还将她们的姓名改为蝮、枭，让她们的家人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沦为贱民，可见怨毒之深。
面对这样残酷的结局，废后王氏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只是静静地下拜：“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面对出尔反尔、负心薄情的丈夫，她曾经收容过、怜惜过，却反过来夺走她名誉、地位、甚至生命的女子，仍保持着不卑不亢的风度，不曾在死亡的面前露出丝毫怯意，不曾乞怜哀求，为对方的胜利再增添一丝快感，甚至不屑做无谓的口舌上的抨击指责，世家女子的骄傲和涵养，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既然不容她活下去，甚至不肯让她好好的死，她仍然可以从容地饮尽这杯命运的苦酒。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散发出光彩。算来她死的时候也不过就20多岁吧，大约相当于武媚初入感业寺的年纪。
从史书上的寥寥几笔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单纯得甚至有点蠢，武媚的几句好话竟然让她可以在高宗面前为自己的情敌说话。她个性拘谨，不知道怎么讨好自己的丈夫，“性庄重，不曲事上下”。为人有点迟钝，一点儿也察觉不到自己身边的人已经被别人收买。她的一生，从来不曾得到过丈夫的宠爱和疼惜，生命于她不过是块橡皮泥，任人搓圆捏扁，皇后的尊荣是出于他人的安排，受到打击也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荣也罢辱也罢，都非她自己所能左右，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所共有的悲哀。临时前的从容与镇定，或许已经是她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了吧！
写这一段的时候感觉非常矛盾，固然佩服武则天够狠够强，情感的天平却不由自主地向王皇后倾斜，只因她的命运才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最典型的命运。我们没有几个可以做成武则天，却有太多是王皇后这样的平凡女子。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应当庆幸，一旦嫁错郎还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女权，于我而言，从来都不是要求所有的女子都去做女强人，而是女子可以有更多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力和机会。愿意做贤妻良母的没有会笑话她，看不起她，骂她是寄生虫软脚蟹，愿意在事业上有番作为的，也能有同等的上位机会，不必行此心狠手辣之事。
而被武后处死的另一个女子萧淑妃就没有那么好相与了。她临时之前大骂武后，扬言来世一定要变猫，武后变为老鼠，以报今日之仇。据说武则天虽然胆大包天，对这种因果报应的神秘事物还是心头发毛，从此后宫不再养猫。可还是经常遇到王萧二人的冤魂作祟，所以劝说高宗常居洛阳，直到晚年才返回长安。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从此猫儿就有了天子妃的别称，但这明显和通鉴上的另一段记载抵触：长寿元年，当时已经是武周女皇的武则天专门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试验成功后出示百官，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不过这段记载也挺有讽刺意味的，而武则天怕猫的故事一则萧淑妃心怀怨毒之下完全有可能出言诅咒，二者武则天本人也的确比较迷信，看来可信度挺高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后者才是编造呢？
在《全唐诗》中，我们看到武周朝大臣阎朝隐所作的一首《鹦鹉猫儿篇》，下面是序：
鹦鹉，慧鸟也。猫，不仁兽也。飞翔其背焉，啮啄其颐焉。攀之缘之，蹈之履之，弄之藉之，跄跄然此为自得。彼亦以为自得。畏者无所起其畏，忍者无所行其忍。抑血属旧故之不若。臣叼践太子舍人，朝暮侍从，预见其事。圣上方以礼乐文章为功业，朝野欢娱。强梁充斥之辈，愿为臣妾，稽颡阙下者日万计。寻而天下一统，实以为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非常之明证。事恐久远，风雅所缺，再拜稽首为之篇。
阎朝隐以谄媚出名，被张说称为风雅罪人，在这篇序言里，他描述了亲眼看见武则天调教出来的鹦鹉怎么样驾驭降伏猫儿的情景。里面称鹦鹉为慧鸟，猫为不仁之兽，鹦鹉如何怡然自得地啮啄逗弄猫儿，然后从中感悟到了真理，就是智慧无敌，仁者无敌（“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就像皇上您这样聪明仁慈地治理国家，朝野欢娱，就连恶徒们也拜倒在您的脚下一样呀。这件事也说明了如今天下是何等的太平。担心事情要是隔久了别人不知道，现在就专门写首诗把它记录下来。
可见武则天亲手驯猫实有其事，她让猫与鹦鹉共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让鹦鹉驾驭猫，并出示百官，以显示自己的驾驭能力，因为猫被认为不仁之兽而鹦鹉被认为是慧鸟，让鹦鹉与猫共处实际是一种政治比喻，于是这件事的结果：鹦鹉被猫吃掉这件事也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预兆，事实上这件小事得以流传下来并郑重其事的记入史书，也正是因为这种寓意吧。那么反过来说，武则天怕猫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像武后这样城府深沉的人，即使害怕也不会让情绪轻易地流露人前，只会深深地压抑在心底，到了她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这种恐惧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发泄出来，并导致了她人生道路中的又一次危机，这是后话了。
新皇后册立不到一个月，废后即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连新年都过不了。武后行动之快捷，手法之残酷，令得人人震怖，完全达到了杀人立威的效果。六宫之主的权威，至此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此时的武则天，内宫外朝眼线遍布，任何风吹草动尽在掌握之中，君恩如海加之霹雳手段，从此无人再敢与她争宠，也无人再敢说她半句不是。马基雅维利要求君王必须让别人感到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欺骗他，她倒是做得丝毫不差。太子忠原本因是王皇后养子而被册立，眼见得王皇后落得如此下场，吓得魂飞魄散，主动上表要求辞去太子位，前后足有四次之多，武后毫不客气，本着她一向打铁趁热的原则，顺势就将自己的儿子李弘扶上太子宝座。短短数月间一口气连下两城，可谓大获全胜。
多事的永徽六年终于过去，朝廷下诏改元显庆，废太子忠为梁王，出为梁州刺史，立皇后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更因新皇后崇佛的缘故，特地在玄奘法师译经的大慈恩寺举办无遮大会，为新太子祈福。这标志着后贞观时代的彻底结束，从“显庆”这个年号，我们可以隐约看见新皇后踌躇满志而略带自得的微笑。而就在朝野上下为新太子的册立而欢呼喝彩的时候，废太子忠黯然离开了长安，启程前往梁州赴职。时正值新年的正月，家家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然而这份喜庆丝毫不能感染这个薄命的少年。废太子诏书一下，原东宫官吏都怕受到牵连四散逃亡躲藏，没有一个人敢来见他。世事如棋，人情如纸，当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迎着凄冷的北风前往遥远而陌生的梁州时，他所感受到的，必定是彻心彻骨的孤单和无助。
而对于这一切，元老集团一直采取坐视不问的态度，或者是已被武后的毒辣手段吓呆，或者是明知道劝谏也无用，总而言之他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于是高宗御宇七年整，终于尝到了宸衷独断的滋味，欣欣然之余自然要好好打赏一众“翊赞功臣”，而头一个表态支持立武氏为后的李义府，便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阁拜相。原本一个朝不保夕的小角色，突然跃居宰辅之位，咸鱼翻身的李猫，就像一个投机成功的赌徒，用无节制的追逐声色财富来弥补自己长期受人轻视压制的屈辱，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欺凌百姓，无恶不作。小人得志便猖狂这句话，就像专为他而设一样。他看上一个犯案系狱的洛州美妇人淳于氏，便指使大理寺臣放人，打算纳为侍妾，此事被有司弹劾，朝廷展开调查，李义府怕事情败露，竟然逼得帮他违法放人的大理寺臣自杀灭口。然而高宗知道事情原委之后，仍然“原义府罪不问”。身为宰相，竟然于天子脚下，擅杀六品寺丞；侍御史王义方认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决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然而李义府圣眷正浓，权势熏天，王义方纵有舍生取义之心，也担心老母在堂不能尽孝道。而王义方的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勉励孩子为国尽忠，不必以他为念，王义方含泪拜辞母亲，坚持提出弹劾，言辞恳切，正气凛然，力陈天子广置大臣，便是为了君臣一体，同心协力才能共创太平盛世，“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其中“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之语，千载之下，读来依然震撼人心。高宗阻止不了王义方的弹劾，可是听完之后却仍然开释了李义府，反而责怪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为莱州司户。[1] 一场人命关天的大案，就这样一床棉被遮盖蒙混了过去，恶徒逍遥法外，正义遭受羞辱，遥想高宗初登位之时，曾经就政府官员徇情枉法的风闻专门问政于长孙无忌，表示担心引起民愤，此刻言犹在耳，行事却已经大相径庭。如此黑白倒置，纵容迁就，无非就是报答李义府当日“打响了第一枪”而已。
王义方事件，让天下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天子的真实意图，不问是非，只计成败，只要在某一方面立有功劳，便是天良丧尽的奸邪小人，皇帝也会一力维护到底。从原东宫僚属不敢为废太子忠饯行的风声鹤唳中，从王义方力图伸张正义却被贬黜的赏罚错位中，可以约略想见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态势。于是，人们沉默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勇气，在强权面前低下了头。在之后一连串莫须有的谋反大案里，大批朝臣遭受清洗、流放、杀戮，再没有出现一个王义方式的人物，质疑这些谋反案件的真伪和犯案人士是否无辜。直言敢谏君臣共治的贞观遗风已然成为过去，朝臣的监督功能逐渐让位于天子的意志，一切正按照高宗的梦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彼此都是聪明人，李义府自然也知道皇帝为何为纵容他，投桃报李，当然也要尽好枪手的本分，与许敬宗等人日日夜夜密切监视，准备抓元老集团诸人的小辫子，再立新功，不把旧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誓不罢休。只因没有别人的血泪和尸骨，哪有自己的泼天富贵？人人都眼绿绿地盯着被元老重臣们占据已久的高位，恨不得干脆一脚把他们踢飞自己抢过位子来坐。权力的高位，原本需要踩着血去换。而这一切的背后，当然也少不了武皇后的身影，她的皇后之路是越走越宽敞了，弘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她便第四次怀孕，于当年十一月生下皇子显。生育的频密，足可证明她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仍是三千宠爱在一身。
新皇后地位越来越稳固，新党又是如此咄咄逼人，元老集团中人终于坐不住了，特别是被新皇后点名提到要好好“奖赏” 他们一番的韩瑗和来济。新皇后在册后大典之前，出人意料地突然上书要求褒奖二人反对封她为宸妃的“忠心”，那番皮里阳秋的说话一直让他们寝食难安。眼见事态发展越来越不妙，他们急需找回以往的主力战将褚遂良以修补其翼，这年十二月，由韩瑗出面，为褚遂良讼冤韩瑗上疏，称褚遂良体国忘家，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却无罪被斥去朝廷，就算他有违忤天子，被贬一年也该够了，希望皇帝能将他召回。
高宗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紧箍咒，哪肯傻到自己再戴上去，当即召来韩瑗，话说得很不客气：“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
韩瑗眼见无望，一激动又不觉用上了以前常用的腔调：“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这不仅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更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有关社稷兴亡的大事。
教训，又见教训！高宗早已烦透了这些说教，只觉对方动不动拉大旗作虎皮全然无视天子权威，于是一纸令下，将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贬到更遥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而旧党看不顺眼的李义府却升迁至中书令，作为给韩瑗的答复。这样不给面子的举措，无疑已是个清晰明显的警讯，预示着政坛的风暴，即将到来。
从高宗废后易储之后，大唐的政局又有变动。易后之争只是将褚遂良贬黜，长孙无忌仍任太尉，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这三人的职务均未变动。立李弘为太子之后，德高望重的于志宁任太子太傅，这是他继承乾、李治、李忠之后第四度出任太子的老师（此公挺谁谁死，屡试不爽^_^）。太子宾客则由韩瑗、来济和许敬宗兼任，由他们共同辅佐太子。这样吴越同舟的局面，其实也是沿用贞观故例，当日承乾与李泰之争李治渔翁得利被册立为太子，太宗便把原来拥戴李泰的朝臣如马周、刘洎等派去和拥戴李治的关陇重臣一起，组成新的东宫班子。然而，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不了台面下的明争暗斗，得势的关陇重臣少不了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倾轧，原魏王党的刘洎因此被诬屈死，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倒霉的轮到他们了。被刘洎引荐入侍属于魏王党外延的李义府，作为立后之争中的头号功臣而入阁拜相，便想到为昔日恩公平凡昭雪。题外话一句，李义府虽然恶毒，但对于他有恩的人倒真是感恩图报，对刘洎是这样，对武后也是这样，虽是小人，倒也是真小人。因刘洎之死事关褚遂良的进谗，高宗也有意借此事再打击一下元老集团，大臣们纷纷希旨附和，唯独门下省的乐彦玮进谏称此案为先帝所定，如为刘洎翻案岂非指责先帝用刑失措，高宗深以为然，于是罢议，乐彦玮也因这一番进言而得到重用。说来也是可笑，李义府胡作非为得到天子的庇护，想为刘洎的冤案昭雪却无能为力，朝臣弹劾李义府的恶行遭到贬黜，阻挠他平凡冤案反而得到重用，而高宗明明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是非对错，却仍然作出这样的处置，只能让人为政坛的黑暗而叹息。
不过，对于以前失势的承乾党及魏王党旧人，高宗还是有提拔的，原本坐承乾谋反案而贬职的杜正伦，便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显庆元年，早因年高体弱而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中书令崔敦礼寿终正寝，后又发生韩瑗为褚遂良请命一事，高宗便干脆再度贬黜褚遂良，而将李义府升为中书令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用人政策，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党人士，不遗余力地支持庇护；对于受旧党排挤的原承乾魏王党中人，予以拉拢提升，以扩大统治基础；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要么明示尊崇暗里不理不睬，要么贬黜打击不留情面。可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初费尽心机才能打倒承乾和李泰，将李治扶上太子的宝座，换来的却是政敌的扶摇直上和自身的岌岌可危。上苍嘲弄人类的智慧，可谓极矣。如果他们早知道会有如今的结果，当初是否还会这样一心一意地为李治打算筹谋呢？
（本节未完待续）
注：[1] 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章：
臣闻春莺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人有贱而言忠。臣去岁冬初，云阳下县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极文学之清选。未几，又拜臣侍御史，滥朝廷之雄职。顾视生涯，陨首非报，唯欲有犯无隐，以广天听。
伏以李义府枉杀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应更有鞫问。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亦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昔唐尧失之于四凶，汉祖失之于陈豨，光武失之于逢萌，魏武失之于张邈。此四帝者，英杰之主，然失之于前，得之于后。今陛下继圣，抚育万邦，蛮陬夷落，犹惧疏网。况辇毂咫尺，奸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纵令正义自缢，弥不可容，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此则生杀之威，上非王出；赏罚之柄，下移佞宠。臣恐履霜坚冰，积小成大，请重鞫正义死由，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
除了文臣方面的调动，武将方面也有安排，显庆元年派程知节出征西突厥的葱山道行军便是一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军事行动。前文已述，太宗皇帝去世后，原本归降唐廷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唐，被唐军击退，但阿史那贺鲁本人并未成擒，因此高宗发动葱山道行军，旨在打击西突厥，安定西域，选定的主帅便是程知节。程知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他的本名程咬金可就响亮多了，《说唐》中大名鼎鼎的瓦岗寨主混世魔王是也^_^ 他成名于隋末唐初的乱世风云，成名之后嫌自己的名字太过老土，像个俗不可耐的土财主，于是换成了文绉绉的程知节。和小说中那个只会三板斧、时常要人搭救的搞笑人物不同，历史上的程知节出名的勇猛善战，玄武门事件中表现积极，是当时伏兵宫禁的十三首领之一。但太宗登基之后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大的战事，贞观后期大部分时间是以禁军统领的身份在京城宿卫。
显庆元年，程知节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被高宗一纸诏令调出京城，出征绝域，开始还取得了一些战绩，手下苏定方表现出色，五百骑兵就把西突厥四万军队冲得溃不成军，但很快便出了问题。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之功，假传圣旨，称皇帝认为程知节恃勇轻敌，特别派他来节制，不许进兵。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阿史那贺鲁得以逃窜。而后兵至怛笃城，有胡人出降，王文度尽杀之而分其财，程知节作为主帅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战事结束以后，王文度坐矫诏，按律当诛，改判除名，程知节由于逗留不进，被免官。
葱山道行军总体上算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没有什么战绩可言，然而高宗会突然启用一位年近古稀、远离沙场已久的老将出征，颇耐人寻味。从整个过程来看，命令收军、造成逗留不进的是副总管王文度，主要责任并不在程知节，且王文度得以控制程知节的原因竟然是“假传圣旨”，身为大将的王文度岂会不知假传圣旨的后果，竟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利用假圣旨来挟制主帅，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王文度假传圣旨，其罪当诛，高宗却异常宽大地仅判以“除名”，且旋即启用，显庆五年苏定方平百济之后，唐廷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首任熊津都督即王文度，这距显庆元年冬葱山道行军结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而并不负有主要责任的程知节也照样被免官，之后再度启用，也是远离京城，外放做岐州刺史。程知节于是上表请求告老还乡，立刻得到批准，一直活到麟德二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而终。
王文度何以胆敢假传圣旨？程知节何以会任他胡来？高宗的行事又何以如此费解？这背后就关系着当时的政局了。程知节为秦府旧将，一直深受太宗信任，贞观十七年确定太子之后，他出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也就是负责宫廷枢纽玄武门的保卫工作。而玄武门是否在掌握中，关系着宫廷政变的成败；唐代前期四次成功的宫廷政变者，无不抢先夺取玄武门，陈寅恪先生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程知节能负责把握此要塞，足证他的确是太宗的心腹。时至永徽六年，他不再担任检校北门屯兵，但仍任左卫大将军，掌宿卫宫禁，负责守卫正殿诸门，宿卫内厢，并防守皇城四面。[2]而长孙无忌作为策划玄武门事变的头号功臣，与参与此事的得力干将程知节，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据程知节的墓志铭记载，当日太宗病逝于京城郊外的玉华宫，长孙无忌为免引发恐慌，封锁消息，密召6000禁军飞骑护卫太子先回京，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才宣布太宗死讯，太子登基。而统领这6000飞骑、“从今上先还”的禁军首领，正是程知节。
高宗要对付长孙集团，虽然已经得到了以李绩为代表的军方支持，但如果长孙无忌心一横，联络昔日同僚，借用程知节统领的禁军之力，再策划一次玄武门之变，兵谏逼宫，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程知节的左卫大将军之职决不能保留。因此，高宗才会派遣这位在京城养尊处优已久的老将再临沙场，并安插王文度故意破坏程知节的行动，找岔子剥夺程知节的兵权。所以王文度并不是假传圣旨，而是确有密令在身，苏定方作为小角色不知道其中内幕，年老成了精的程知节却是清楚得很。自己年事已高，早已无复昔日锐气，更不想临老还参与这种政争内斗，所以他会任由王文度胡来。对方既然如此识做，高宗也没有必要做得太绝，本意是把他外放，远离京城，让长孙无忌找不到援手就算了，程知节干脆请求告老还乡，安度晚年，高宗也就顺水推舟，不再折腾这位伯父级老将了。程知节去世之后，高宗对他还是很不错的，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也算极尽哀荣。[3]
由上所述，葱山道行军从头到尾不过是个圈套，高宗虽然借皇后废立事件成功除掉了元老集团的骨干褚遂良，但还不敢发动正面的攻击。解除程知节禁军统领的身份，是高宗瓦解元老集团的关键一步，此后，长孙无忌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资本与高宗抗争了。不过，高宗想免去程知节的职位竟然会如此大费周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虽然君臣之间彼此攻守形势已经易位，高宗对长孙无忌这位执政多年足智多谋的舅父还是相当忌惮的，此番布置称得上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了。也正是因为长年郁结在心的这份畏惧，日后高宗才会不满足于仅仅将舅父撤职软禁，而一定要将他杀掉才能安心吧。
不 过，这 次 战 事 也 带 来 一 个 意 外 之 喜，在 葱 山 道 行 军 中 表 现 出 色 的 苏 定 方 得 到 了 高 宗 的 青 睐，显 庆 二 年 破 格 提 升 他 为 伊 丽 道 行 军 总 管，再 击 西 突 厥。苏 定 方 大 发 神 威，连 战 皆 捷，一 路 追 亡 逐 北，冒 着 平 地 二 尺 的 大 雪 昼 夜 兼 程 狂 追 不 已，最 后 生 擒 阿 史 那 贺 鲁，西 突 厥 汗 国 灭 亡。显 庆 五 年，又 为 大 唐 扫 平 百 济，韩 国 电 影 《 黄 山 伐 》 讲 述 的 就 是 这 次 战 役 ， 但 里 面 对 苏 定 方 的 形 象 很 是 丑 化， 这 点 让 人 很 不 满 意。 不 过 他 的 运 气 真 是 很 背， 不 知 怎 么 的 得 罪 了 民 间 艺 人，在 中 国 的 俗 文 学 中 他 也 一 直 都 是 以 反 面 人 物 出 现 。 苏 定 方 连 灭 两 国 ， 军 功 卓 著，大 唐 新 一 代 的 将 星 冉 冉 升 起。说 来 苏 定 方 原 是 隋 末 反 王 窦 建 德 的 部 下，当 时 默 默 无 闻 ， 未 见 出 众 ， 归 降 大 唐 之 后 的 第 一 次 惊 艳 亮 相 是 李 靖 灭 亡 东 突 厥 汗 国 那 次 著 名 的 雪 夜 突 袭 ， 他 作 为 前 锋 当 先 闯 进 颉 利 可 汗 的 大 营。 但 此 后 或 者 是 他 确 有 掳 掠 财 物 ， 或 者 是 他 没 有 背 景， 沉 寂 了 很 久 才 在 葱 山 道 行 军中 崭 露 头 角 ， —— 他 当 然 和 长 孙 无 忌 没 有 任 何 关 联 。 也 就 是 在 这 个 时 期 吧 ， 在 后 世 小 说 和 戏 曲 中 被 传 得 神 乎 其 神 的 《 薛 家 将》 主 角 薛 仁 贵 也 开 始 逐 步 得 到 高 宗 的 重 用 ， 伊 丽 道 行 军 中 他 还 是 苏 定 方 的 部 下 ， 出 征 高 句 丽 的 战 役 就 已 经 开 始 独 当 一 面 了 。 薛 仁 贵 勇 冠 三 军， 霸 气 横 溢 ， 为 后 世 留 下 了 “ 将 军 三 箭 定 天 山，壮 士 长 歌 入 汉 川 ” 的 浪 漫 传 奇，和 苏 定 方 正 是 两 种 风 格。将 帅 争 辉，照 亮 了 大 唐 的 天 宇，谱 写 出 又 一 段 神 话 般 的 故 事。
至此，文武两方面的新旧交替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发动最后攻击的时刻终于到了！高宗在剥夺了程知节的禁军统领之职后，已经再无任何顾忌，遂于显庆二年三月再度贬黜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现在，轮到许敬宗和李义府粉墨登场了。
（本节未完待续）
注：
[2]张国刚：《唐代官制》
[3]琅玡弓月：《论程知节与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朝政的关系》
　许敬宗在立后之战中表现是很积极的，但事后并没有捞到太多的好处，也就是提升到礼部尚书而已。七年以前高宗刚登基的时候，他便以高宗东宫旧班底的身份担任此职，可惜位子都没有暖热就给人弹劾，发配到弘文馆坐冷板凳去了，然后兜兜转转一大圈，又做回礼部尚书，李义府却已经做上中书令了。许敬宗眼热之余也急着立功挣表现，看到皇帝不理韩瑗的请命反将褚遂良再度贬黜，揣摩上面已经有了进一步动手的意向（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希旨”），便于当年七月，也就是褚遂良被贬数月之后，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潜谋不轨”，勾结桂州都督褚遂良以为外援。因为桂州为用武之地，作为都督褚遂良可以总管该州军事。不过桂州远在广西桂林，离长安何止千里万里，连兵府都没有几个，不知道怎么引为外援起兵造反？但群臣早有王义方事件的前车之鉴，不敢再不识相地跳出来质疑真伪，高宗也很干脆，连派自己人调查一下做做样子的环节都省了，直接将侍中韩瑗贬为振州刺史（今海南三亚），中书令来济贬为台州刺史（今浙江临海），终生不许入朝；年逾花甲的褚遂良则再度被贬为爱州刺史（今越南清化，当时越南还是大唐的领土）。此外，已经被贬为荣州刺史的王皇后舅父柳奭也没有被遗忘，被罗织入罪再贬为象州刺史（今广西象州），——这无疑是出自武皇后的意思，目的是不让王皇后的任何亲属有翻身的机会。从这里也可看出武后参与此事极深，应是扮演着出谋划策、坚定信心的军师角色吧，司马光认为许敬宗的诬告是“希皇后旨”，虽有为高宗开脱之意，但武后起的作用相当重要应是无可置疑的。二相一贬，顿时空出来侍中和中书令两个相位，贬黜诸臣的诏书于八月十一日下达，仅仅四天之后，许敬宗便一把抢过还带着韩瑗体温的位子，做上了门下省最高行政长官侍中，经过三十年漫长的等待，历尽浮浮沉沉，尝尽酸甜苦辣，终得入阁拜相。而武皇后从中捞取的好处也不少，她不仅报了当年之仇，更于中书省安插了李义府，门下省安插了许敬宗，诏书已可顺利地通过中书、门下，为今后进一步攫取政权，打通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里我不打算渲染失败者韩瑗被贬到当时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省的悲惨结局，——个人对韩瑗没什么好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有一大堆的政绩和特长，足以让人原谅他们个性中也有自私和保守的一面；来济文章人品俱佳，很提了些好建议，最后的结局也很悲壮；韩瑗给人的感觉却只是个含银钥匙出生但没什么具体建树的贵族，几次直谏也颇有出于私心之嫌。倒是因此拜相的许敬宗，这个《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居首的大奸臣，引起了我的兴趣^_^
许敬宗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是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他的父亲在江都政变中被叛军宇文化及所杀，许敬宗作为儿子本来是逃不了的，可是他为了保命，奴颜媚骨地苦苦哀求留在杀父仇人的手下任旧职，这即使在乱世也不多见，曾亲眼见过此事的封德彝以“蹈舞求生”来形容许敬宗当时的丑态，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名声就算毁了，“无行文人”这个标签便象蜗牛的壳，从此跟了他一生一世。但我觉得为了活命而哀求几句就算举止夸张点也可以原谅吧。 生命和尊严究竟哪个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交出一份符合世间伦理的答卷。许敬宗文才出众，学富五车，对自己的才华深具信心，虽然德行遭人鄙薄，仍然深信自己有朝一日必能出人头地。
隋亡唐兴，秦王世民为与太子建成争夺储位，开文学馆延揽人才，其中出类拔萃的十八位海内名士受到特别优待，被称为秦府十八学士，其中就有许敬宗。能和房玄龄、杜如晦、一代大儒孔颖达等人并列，便可以看出许敬宗的文才有多么出色。他的眼光也很不错，秦王果然当上了皇帝，他被任命去修国史，当时心里很高兴，美滋滋地说：“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那自负的模样颇有点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_^ 哪里知道太宗皇帝心中另有打算。太宗认为，乱世当唯才是用，不给政敌以可乘之机；而治世提拔人才便需要德才兼备，严格把关。他欣赏许敬宗的文才，利用他好献媚的性格让历史按自己的提示书写，但心里又看不起他，并没有给他多少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根本就把他当御用文人看。在太宗而言，他这样做是物尽其用，但对于许敬宗而言，那可就大大不是滋味了。眼看看一个个后起之秀都做上了宰相，他才做到中书舍人，爬得比蜗牛还慢，他是小人，但小人也是有理想的，也想做出一番事业不是？
倒霉的事儿不止这一桩。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百官服丧悼念，率更丞欧阳询也在其中。欧阳询，就是那位出名的大书法家，我们现在练的欧体就是他独创的风格，可他同时也是出名的相貌丑陋，长得三尖八角，俨然孙大圣再世，此刻再穿上丧服，更是丑得惊心动魄，不类人形。别人看了，忍不住都会指指点点，遇到飞扬跳脱的许敬宗，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通狂笑，声震四方，当场把他头上的乌纱帽震飞。太宗皇帝刚死了老婆，心里正不痛快，许敬宗竟敢在国母的葬礼上大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把他打回原形，好容易到手的中书舍人之位就这么没了，又得一点一点地从基层做起。不偏心地说，这事儿真是欧阳询的不是，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不对，居然害别人丢官，估计许敬宗一定恨死他了。初唐有无名氏撰写唐传奇《白猿记》，里面说有只大白猿强抢民女，云雨一番生下个儿郎便是欧阳询，一般认为是唐人诽谤欧阳询貌丑所做，欧阳询那么老实巴交的人怎么有人忍心欺负他呢？我私下嘀咕这作者别就是许敬宗吧！
倒霉的许敬宗，可怜的许敬宗，蜗牛背着他沉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这回他学乖了，投靠了李治。他柔艳轻薄的文风也很对李治的胃口，不久太宗东征留太子监国，许敬宗就得以参知机要。高宗嗣位，他成为礼部尚书，以为终于迎来艳阳天了，谁知没几个月就给人一脚踹了下去，继续编国史坐冷板凳。到了显庆二年，他已经是66岁两鬓华发的老人了。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都已经安心隐退含饴弄孙了，而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名利场上打滚，屡败屡战毫不气馁，始终相信自己会寻到功名富贵，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份执著，这份自信，实在让人佩服不已。
许敬宗的经历，常让我想起温瑞安笔下那些不择手段却又空负大志的反派人物，比如“想飞之心，永远不死”的白愁飞，有惊世之才却命运多厄，有智慧通天却天时不与，机关算尽，富贵却始终与他擦肩而过。世上有一种人，他们眼光其烂，挺谁谁死，总是站错队，然而就算他们再换10个主子，再做10次俘虏，对手照样对他们尊之重之，待他们如珠如宝，让人不佩服不行，比如魏征。世上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精明能干，目标清晰，无论风浪如山也总能找准那条唯一能靠岸的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里差一点就是那里差一点，始终就是爬不上去，每次以为快要熬出头了就被人一脚踢飞，叫人不吐血不行，比如许敬宗。论眼光，精准无比，论才华，出口成章，然而宦海浮沉三十年，却依然在别人的冷眼和鄙视下讨生活。除了内心深处不灭的野心和斗志之外，一无所有。
少年时的热情已经死去，曾经飞扬跳脱的风发意气，已经在时光的磨砺下消逝无痕。许敬宗行事越来越谨慎低调，但也从来不曾放弃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许敬宗这一生，为了保命，向杀父仇人拜舞求生过；为了升官，违背自己的史官良心删改过史书；为了财富，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了蛮荒地带，可无论他怎么努力地追逐，仍然如同花猫拼命地追逐着系在自己尾巴上的蝴蝶结，明明近在眼前却永远抓不到手。也许他还不够卑鄙，也许他出卖的范围还不够大，于是，在他出卖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卖了女儿的终身幸福，最后干脆把良心摘下来，诬陷出卖起他人的时候，他终于成功了！在白发苍苍的花甲之年，他终于，终于，终于，当上了宰相。
与之对应的，则是政敌的悲惨下场了：
——显庆四年，在长安过惯了锦衣玉食日子的韩瑗，病逝于流放地振州。死亡并不是他的最后结局，之后还将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被开馆验尸。
——显庆四年，王皇后舅父柳奭被杀于象州。
——来济因为不属于长孙无忌派系，只是政见相似而得以轻判，徙为庭州刺史。来济不愿苟活，突厥入寇时挺身赴难，战死沙场，时为龙朔二年，是反对废后诸人中下场最好的一个了。这里也可以看出，高宗的打击对象主要是长孙无忌派系内的人，并不完全是针对和他意见不一反对废后的朝臣了。
而一贬再贬的褚遂良，也在不断的打击之下，豪气尽失。短短的一两间，他由位极人臣的宰相贬为潭州都督，由湖南长沙贬到广西桂林，现在又从广西桂林，来到越南清化，地方越来越偏远，环境越来越恶劣，对于一个已经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很容易身心俱疲，意志消沉。慷慨赴死容易，但在这样长期的慢慢煎熬之下，人很难再保持原来的气节。他不想再争了，只想回家，活着回到长安，于是上表给高宗：
往者承乾废，岑文本、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宜遣濮王居之，臣引义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龄、勣及臣定策立陛下。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哀大告，内外宁谧。臣力小任重，动贻伊戚，蝼螘余齿，乞陛下哀怜。
这里他先提到了自己为高宗力争皇位的策立之功，回忆了太宗去世时手足无措的高宗抱着他脖子的温馨情景，最后说他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蚂蚁一样的卑微渺小，乞求皇帝怜悯。写得声情并茂，婉转可怜，依稀可见太宗所说的“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此一时，彼一时，高宗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赤子之心的少年，褚遂良此刻重提对方真心情的往事，徒然让高宗感觉丑态露于人前而恼羞成怒，他的效忠也被视为借表功来施加压力，——感恩图报这样高贵的情感，并不适用于帝王。表章呈上去，便如石沉大海，再也没了消息。褚遂良日盼夜盼，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伤心，绝望，疲倦，一点一点地蚀刻着他的身心，第二年便病逝于爱州，享年63岁。
褚遂良为初唐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因曾经官至右仆射河南公的高位，世称褚河南。他的楷书历来评价极高，如美人婵娟，不胜罗绮，被称为“唐楷第一人”，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后人并称为“欧颜褚柳”唐代四大家。政坛上，他直言敢谏，风骨凛然，一生竭智尽忠，可谓“两朝开济老臣心”。然而少年得志的书生意气，金殿上的慷慨陈词，政坛上的翻云覆雨，书海间的翰墨风流，最后都只化作绝域蛮荒的一抔黄土，以及后世读书人的一声长叹：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本节未完待续）
汗，贴上来了。好久没写了，有点找不到感觉。
程知节禁军统领之职被夺，韩瑗、来济被贬，便如同斩断了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针对这位当朝国舅的罗网正在悄然收紧。历经两朝风云的长孙无忌，此时无疑已经感受到了步步逼近的杀机，大厦将倾的阴云如梦魇般地笼罩在心头。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既没有为韩瑗来济求情，组织力量准备反击；也没有像褚遂良那样主动向李治申诉忠诚，试图挽回上意；甚至不曾上书辞职，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并未威胁帝位。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位佐命元勋、两朝重臣，一直都维持着奇异的沉默，一任身边的潮起潮落，看着自己的知交好友在万丈风涛中被淹至没顶。当时的长孙无忌，已经处在武后编制的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许敬宗等人天天在瞪大眼睛找他的岔子，实在也无法向老友伸以任何援手。而在程知节罢官之后，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挽回败局的机会，虽以国舅之尊，也无法避免最终败亡的命运。——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时刻却很少，很少。
我们常常钦羡那些睥睨众生的英豪，羡慕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间或也会有一丝冷嘲：“他能成功，无非是心狠手辣而已。”这话不能算错，可也不能算对。在先下手为强的背后，是对人性的清醒认识以及当机立断的果断决策。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濒临悬崖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有着不计存亡纵身一跳的勇气。长孙无忌惊才绝艳，诚为当世人杰，然而对比李世民和武则天的夺嫡之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就是人才与天才之间的差距。
要成功，首先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和深谋远虑的居安思危。李世民早在宫门溅血前两年便将心腹常何调去把手玄武门这样的咽喉地带，而当时的兄弟之争尚不是很激烈，未必一定会动用到非常手段。武则天则经过三年的蜇伏时期，广泛地建立起自己的后宫情报网，达到了“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的地步，这个时候她也许只是为了争宠而已。而长孙无忌却一直不曾想到有朝一日高宗会对他猜忌嫌恶，不曾为自己谋一条后路，以至于事变来临时竟然连军方代表李绩的真实态度都不知道，完全处于一种敌暗我明的状态。
其次，长孙无忌也缺乏当机立断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从武氏立后时对韩瑗和来济的威胁，到不足一月即以残酷手段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来看，他应该知道这位新皇后的手段，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立即联系程知节发动禁军谋立新君，也许并不是没有一线机会，然而他却迟迟没有动手，犹豫之间程知节已被调开，唯一的翻身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当然，发动政变也很冒险，然而同样是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李世民依然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武则天依然以小公主之死揭开了废后的序幕，期间的差别也许并不是能狠得下心来与否的问题。曾经跟人讨论过，如果要在杀头和废帝之间做一个选择题，按照情理自是选择废帝，只因成与不成，至少还有一线生机。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却都是选择坐以待毙，冒险犯难的少之又少，就算明知道不久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依然没有胆量进行生死立决的一搏。或者依然心存侥幸，或者忍不住犹疑观望，他们会选择妥协让步，一步步地被逼入死角，直到最后退无可退被斩首抄家。长孙无忌的顾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程知节廉颇已老，是否还会帮他？长孙家族枝繁叶茂，如果失手家人会怎么样？本来自己两个儿子娶的都是李家的嫡亲女儿，也许自己虽死他们还能活着呢？能够抛却任何顾忌，斩断任何牵挂，在危机来临之际毅然放手一搏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因此独步历史天空的星辰，永远只是寥寥几颗。
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高宗和武后没有给长孙无忌太多思考的机会，永徽六年易后，显庆元年易太子，八月即以程知节出京征西突厥，短短几个月间要长孙无忌做好应变立即发难，也实在比较困难。彷徨顾望间，良机已逝，自己又处在武后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从他和裴行俭私下讨论立后之事便导致裴行俭被贬外放，即可看出武后情报网的高效。身处重重束缚下的长孙无忌，再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依靠，注定只能于政治的漩涡中万劫不复。
历经风雨的他，必定已经预料到了这样黯淡的前程，也预料到了舅甥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是以重申忠诚或者忆及亲情就可以让对方的心柔软下来的，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和平静的接受，维持着关陇贵族一如既往的骄傲，不曾向对方求和乞怜，正如若干年后的被武后下狱的裴炎，面对亲友的安慰只是镇静地说一句：“你几时见过宰相下狱还能活着出去的呢？”他开始淡出政坛的是是非非，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著书立说之上，意欲为自己身后留下些什么。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武德、贞观二朝史八十卷，相继完成。这一部部凝聚着他心血的煌煌巨著，也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闪光。
显庆三年，长孙无忌所修的《大唐新礼》也告完成，在古中国，“礼”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礼仪的修明与法制的完备同样重要，即所谓“礼”“刑”兼备。由长孙无忌监修，被誉为中华法系巅峰的代表作唐律，便是 “以礼率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想想一千多年无人能超越的唐律，也可以知道《大唐新礼》的严谨与精致。然而新礼呈上去，却受到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处删改增减，按照高宗和武后的意思乱改一气，惹得学者们议论纷纷。（“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长孙无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也真叫做十年风水轮流转了。许敬宗则是越改心里越欢畅，这辈子还没这么爽过，到最后干脆说新礼里面讲葬礼的《国恤篇》不好，因为君王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制定死后的礼仪，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事，竟然把《国恤篇》给当众少掉，以至新礼里面独缺葬礼。
柏杨先生对此评论说：“专制封建的密度越浓，摇尾系统的谄媚方法也越精致，以至礼仪中竟然缺少葬礼，实在使人咂舌。唐王朝共有二十个君王，没有一个死后被野狗吃掉的，全都依照一定规程，把尸体装进棺材，然后拿到墓地埋葬。这仪式是存在的，但却不允许列入典章。只因几个摇尾分子要用精致马匹术达到升官发财目的而已，诚是《官场学》奇异的一章。”其实，高宗倒未必是那么在意这些，以前某乌鸦嘴咒他修城墙要死，也没见他怎么的，许敬宗的建议如此荒唐却得到他的赞同，想必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只是出于以前装乖学生自感受气的报复性心态了。士可杀，不可辱。目睹着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当众焚毁，对于高傲的长孙无忌而言，那一刻一定比死更难受。如果高宗只是受了武后和奸臣的蒙蔽，如果他对于舅父还有一丝一毫的尊敬和亲情，又怎么忍心让他遭受这样的羞辱！这个昔日曾经搂着舅父的脖子哭泣着寻求安慰的乖乖外甥，一旦翻脸竟是如此的冷酷。就这样，凝聚着长孙无忌数十年心血的作品，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付之一炬。熊熊的火光，昭示着盛世皇权的狰狞与凶狠，也将长孙无忌的骄傲、尊严，以及残存的希望，寸寸燃烧成为灰烬。
（未完待续）
天涯足有1个小时上不来，只好先在才发上来：
一叶落知天下秋。生命对于无忌来说已经变成一串醒不了的噩梦，这几年来，他的挚友被放逐，著作被焚毁，政治迫害如瘟疫一样降临在一切他所爱的人、所在乎的人身上。表弟高履行首先被贬出京，为益州刺史，这是直接向无忌的亲人开刀了。无忌年幼时被异母兄弟欺负排挤，赶出家门，幸得舅舅高士廉收留，后来高士廉被隋炀帝贬黜，临行之际又安排无忌的妹妹嫁给唐国公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让这对年幼的兄妹有了栖身之地后才放心离去。高履行便是高士廉之子，东阳公主的夫婿，虽以驸马之尊，也难逃厄运。接着堂兄长孙祥也由工部尚书被贬为荆州刺史，长孙家族之中，以他和无忌的关系最为密切。罗网在慢慢地收紧，任谁都已看得出，长孙一族的富贵已如草上之露，即将消逝在黎明的前夕。
夜幕沉沉，杀机森森。大明宫中的红烛已燃烧殆尽，留下一滩血色的泪。长长的卷轴徐徐展开，只待匕现的一刻。现在唯一欠缺的，只是一个下手的理由而已。显庆四年有人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互为朋党，也就是拉帮结派存有私心的意思，高宗让许敬宗去调查，许敬宗自感得到机会，故意扭曲案情，严刑拷打韦季方，要求他诬陷长孙无忌谋反。震动初唐政坛的血腥清洗，终于开始。
许敬宗的意思，本来是想按照长孙无忌诱供房遗爱将吴王李恪罗织入罪的手法，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可惜无忌没有看错房遗爱，许敬宗却看错了韦季方。本来只是一个结党营私，却要上升到谋反的高度，牵扯的还是当朝国舅，当时风声鹤唳的情形，他还能不清楚？情知一松口就是满门抄斩的罪名，韦季方怎么会愿意承认？这可不像房遗爱的案子，横也是死，竖也是死。许敬宗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通狂轰滥炸严刑逼供，韦季方受刑不过竟然自杀，意欲以死相抗，还好给抢救了过来。许敬宗很郁闷，看韦季方的样子，是怎么也不可能从他口中得到满意的证词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一点点进展都没有，他已经失去了耐心。韦季方不承认又如何？就算他意志坚定能捱过这一番酷刑，就算他甘愿以死来保护他自己的家族，然而卑微如他，就算用尽全部的努力，也只不过是一场笑话。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无法自救也无力救人，在翻云覆雨的当权者眼里，无论他的生命还是他的自由意志，都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趁韦季方伤重的时候，许敬宗已经向李治呈报：——韦季方勾结长孙无忌，意图谋反，故此奸谋败露后想畏罪自杀。消息传开，举朝震惊，虽然人人早有所感，然而朝廷处理此事的决绝与冷酷，依然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人性的美好与丑恶，也在这样极端的时刻，彰显得格外分明。
长孙无忌和韦季方是如何勾结的？为什么会谋反？要为这事找一个原因，对于流氓才子许敬宗来说简直比吃白菜还容易。惯于修改史实的他向来都有编故事的天赋，当下道：“韦季方之所以结交朋党，就是为了方便陷害忠良，这样大权就可以重归长孙无忌手中，再伺机谋反。”
高宗表现出震惊的样子，说话却很有意思：“是吗？舅父现在被小人包围离间，可能会对朕生有嫌疑，但还不至于谋反吧？”
这话说得很妙，许敬宗还没有费神去想，皇帝倒已经帮忙把长孙无忌谋反的因由给找好了——小人离间嘛。这么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许敬宗只需要给一个肯定的答复就行了：“的确如此，反迹已露！”
寂静无声。
隔了一会儿，高宗嘴里哼了一声，状极痛苦，泪水簌簌而下，如同若干年前太宗去世时那样满面的惶惧不安。不过当年他22岁，现在他已经31岁，未免有些老黄瓜刷青漆装嫩的感觉，不过没关系，他演得投入就行了。“家门不幸，亲戚之中屡有作乱之人，”高宗哽咽着说，“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这样，朕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人！”他擦了擦泪水，直盯着许敬宗：“若此事属实，朕该怎么做？”
高阳公主一案是怎么处理的，天下人人皆知。许敬宗心头雪也似的亮，顺着话头说下去：“其实房遗爱乳臭未干，与一介女流之辈谋反，有何可怕！无忌曾助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若作乱，陛下能派谁去对付？幸好祖宗有灵，奸谋得以败露，陛下如果不速作决断，臣担心长孙无忌得知韦季方畏罪自杀的消息后会狗急跳墙立即发动，到时候悔之晚矣！”
高宗不语，沉吟良久，只叫许敬宗再详加询问。然而这样的大案，既不曾加派人手，更不曾亲自提审韦季方，完全交给许敬宗一个人全权处理，其用意大堪玩味。
许敬宗没让高宗等待太久，回家美美地睡了一觉，养足精神，第二天便会报告高宗：“昨天夜里韦季方已经坦白招供，承认与长孙无忌一同图谋造反。臣又问季方：‘无忌贵为国戚，宠惯两朝，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造反？’季方回答说：‘长孙无忌曾和柳奭、褚遂良一起劝皇上立梁王为太子，现在梁王被废，皇上又对他起了疑窦，所以贬黜高履行，放逐长孙祥，韩瑗来济等人纷纷被逐，因此无忌惶恐不安得很，于是和他一起日夜计划造反。’”
这过程说得大致不差，皇帝因起了疑忌之心而贬黜众多朝臣，更将前后因果关系讲得明明白白，除了结果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这个推理过程，大致可以为人所接受。皇帝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啊啊，舅父真的这样做了！可是他对朕恩重如山，就算这样，朕也不忍心杀他呀，否则天下人将怎么看朕？后世有怎么看朕？”
丝毫不质疑长孙无忌是否谋反的事实，只要求一个动手的理由而已。许敬宗学富五车，要找一两个典故还不简单！“皇上如果担心后人的批评，可以想想薄昭的故事。薄昭也是汉文帝的舅舅呀，也是文帝从代王时代便追随他的功臣，可是他恃宠而骄，横行不法，汉文帝大义灭亲杀了他，天下人从来没有非议文帝做得不对。帝王有承担天下的责任，不可只顾及个人的私惠。薄昭不过只是杀了人而已，长孙无忌身受两朝重恩，不思报效，竟然谋反，输理的是他呀！常言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长孙无忌当世枭雄，才能不下于王莽、司马懿，陛下这样心慈手软，难道想将锦绣江山易姓他人吗？”
万事都已齐全，皇帝于是正式下诏，剥夺长孙无忌太尉的官职和赵国公的爵位，贬为扬州都督，并且限制他只能住在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这是前太子承乾流放的地方，也是终结他生命的地方。诏令一下，遣使发兵“护卫”长孙无忌前往黔州，名为护送，实为监视，各州县沿途增派人手，严密警戒，如临大敌。长孙无忌的所有亲友家人无不连坐除名，流放岭外，包括贵为驸马的两个儿子，尽管他们娶的都是高宗的嫡亲妹妹。已经被贬黜的高履行则再被贬为洪州都督，长孙祥再贬为常州刺史，另一位堂弟长孙恩则流放岭南高州。由始至终，高宗不曾亲自召见审讯一下长孙无忌，甚至不曾加派人手和许敬宗共同审理，完全没有给过长孙无忌丝毫的辩驳机会，是怕节外生枝，还是根本不敢面对？
大狱之初，高宗给长孙无忌的待遇还算不错，虽然行同囚禁，但食物还是可享有一品官的待遇，每月有猪羊鱼肉若干，皇帝对于这位舅父，似乎仍然关爱有加。究其实不过是暂时稳住他而已，让长孙无忌及其党羽以为事情还有回旋余地不至于拼死一搏的缓兵之计。囚禁中的长孙无忌，被严厉禁绝与外界交通，长孙祥曾经给流放黔州的他写过一封信，立即被就地处决，此后他再也无法了解外面的情况。
无忌身为两朝重朝，佐命元勋，长孙家族根深叶茂，势力庞大，朝廷不得不小心从事。切断长孙无忌与外界的联系之后，可以腾出手来，一一剪除长孙集团的枝枝叶叶。事实上，长孙无忌的两个儿子长孙冲和长孙诠，一尚长乐公主，一尚新城公主，都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嫡亲女儿，高宗同父同母的姐妹，此时也被牵连除名，一位贬放岭南，一位贬放巂州（今四川）。两位驸马刚到当地，便被怀有密旨的县令下令杖杀。
（本节未完待续）
先前文文里有一个错误，长孙诠应该是长孙无忌的堂弟，谢谢mlhl的指正。
==========正文=============
长乐公主当时已经去世，新城公主和长孙诠可还是一对恩爱夫妻，她是太宗皇帝最小的女儿，此时不过二十三四岁左右，就这么成了寡妇，之后改嫁韦正矩，因为是落难皇族又心念前夫，颇为夫婿凌虐轻贱，年纪轻轻便不明不白地去世了，成为长孙家族大案的又一个牺牲品。[6]此外，长孙诠的外甥赵持满时为凉州刺史（今甘肃武威县），工书善射，力搏猛虎，捷及奔马。为人性格豪爽，侠义可风，正是古诗中那种白马金羁、连翩西北的豪侠英杰。不像长孙家族的其他人，他不喜欢京都软红十丈温柔富贵的官僚生活，而由衷地爱上凉州这片荒凉的大地。他曾迎着旷野的风追逐奔腾的野马，自后而射，无不洞于胸腋，当地人惊以为神，无论老少贵贱都十分敬重喜欢他。许敬宗担心以他的性格和人望，会为了搭救舅父兼朋友的长孙诠而冒险起事，犯上作乱，快马将他招至京师，持满一到便身陷囹圄，严刑逼供，要他承认与长孙无忌勾结造反。刑讯昼夜不停，日后让人闻名丧胆的武周酷吏，此时已初露端倪，赵持满被打得满身是血，却仍不肯屈服，由始至终，神色不变：“杀了我可以，想让我诬陷他人，这办不到。”最后只好捏造口供，处斩，暴尸于城西，家人畏于形势，竟不敢为他收尸，可以想见当时的恐怖气氛。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赵持满既是这样甘愿一死以全道义的热血男儿，世间也必有甘愿为他而舍命的性情中人。友人王方翼，感叹人情冷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收尸礼葬。王方翼是废后王氏的亲戚，有同一个爷爷王裕。王裕的妻子即是做媒将王氏嫁于李治为晋王妃的同安大长公主。同安大长公主很讨厌王方翼的母亲，当王方翼的父亲去世后，就将王方翼母子二人赶出了家门。当时王方翼年纪还小，却是一位孝子，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便主动要求和佣人一起垦荒干苦力活，辛勤的耕作终有回报，数年之后辟田数十顷，成为富室，让母亲得以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他们直到同安大长公主去世后才回到长安，当时王氏已经荣升大唐皇后，对这位堂兄颇为友好，提升为安定令。然而风云突变，王皇后被废，亲戚并流岭外，王方翼因为是远亲而侥幸避过，这样的身份，本来该低调低调再低调，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然而为了朋友，他毅然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立即有人将此事上报，高宗感叹他的忠义，不仅没有处罚，反而开始器重他。难以想象武后会让这样一个公开表露出不满的危险人物活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由始至终高宗都十分清楚地了解并掌控着局势的发展，赵持满的入狱和处死既然是他亲笔签署，即使是出于许敬宗或者武后的请求，也必然经过高宗的同意，目的是防止赵持满为救长孙诠而铤而走险，那么长孙诠之死就很难说是仅仅因为武后弄权、奸臣肆虐，高宗完全不知情了。
王方翼的为人，可用“至情至性，人间奇男子；允文允武，浊世真丈夫”来形容，一生对母亲尽孝道，对国家尽忠诚，对朋友全道义，对百姓怀仁心，舍身葬友不过是他侠骨柔肠的一个侧影而已。他曾多次出任地方官，诛盗贼，行善政，并发明了耦耕法，为后世耕架代牛的开端，这是一种人力耕地机械，我国农业科技史上的一大进步。在任肃州刺史期间，各地蝗灾饥民遍地，唯有肃州安然无恙，于是各地灾民蜂拥而至，王方翼尽出其私人积蓄以安置灾民，黎民感念其仁心侠骨，为之立碑称颂。之后王方翼投入裴行俭麾下效力，成长为一代名将。天地苍茫，正是男儿建功立业的好地方，塞外的风，正可抚平他在中原坐看世事变迁内心的积郁。他追随裴行俭战突厥，平西域，重复安西四镇，累功升至安西大都护，碧血黄沙，写下一幕幕惊世的传奇。唐高宗曾专门召见他，王方翼解衣示创，身上遍布的一道道伤痕，都反映着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唐高宗去世后，王方翼被武后以谋反罪贬杀。
流不尽的男儿血，唤不回的侠义风。有人为了朋友和道义情甘舍命，也有人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而不惜以无辜者的鲜血开道铺路。许敬宗在一纸参倒长孙无忌之后，再度上表：“长孙无忌谋逆，是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之后，柳奭暗中给废后王氏鸩酒，唆使她谋害皇上。此外，于志宁也党附无忌。”高宗照样是采取了问也不问的态度，并未作任何调查，即下诏削褚遂良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褚遂良的两个孩子彦甫、彦冲跟父亲一样流放爱州（今越南清化），但走到半路上即被杀，和长孙的族人一样下场悲惨。褚遂良当庆幸自己的早死，不至于亲眼目睹子孙的凄惨结局。
七月，皇帝再度下令，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将三人批枷带锁当犯人押送至京师。刚刚上路，新的命令又下来，改为原地处死。于是将柳奭就地处死，另一位使者来到振州，才知道韩瑗早已亡故，掘墓验尸证实无误方才罢休。这三人之中，唯有长孙恩逃得性命，改判流放檀州（今北京密云县）。这个决定有点莫名其妙，如果只是改判，又何必专门押送至京？还是从瘴气横生的岭南转到檀州？这样出尔反尔的手法，不象武后素来斩草除根的作风，应该是高宗的意思，他心中对于舅父一家仍有歉意？这三家都被抄家，所有近亲不论男女老幼皆流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连坐被贬的官员长孙氏和柳氏共有13人。此外，长孙祥已因与长孙无忌通信被杀，高履行再被贬为永州刺史。
于志宁被免官时已72岁，一般认为是他在立后事件中的中立态度引发武后不满，在武后的眼里，世间只有黑白二色，如果是中间色，她一定视同黑色，必要铲除。这样的看法个人认为有些偏颇，武后当时还是颇注重收买人心的，即使在武周朝，执政年限最长的宰相也多是中间派。何况于志宁还是武氏立后大典上的使者，也算是识时务的人了，武后完全没有必要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对他下手，主要还是因为他关陇重臣的身份而遭忌吧。于志宁的曾祖父于谨，与李唐先祖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于家历经北周、隋、唐三代而不衰，贵盛已极。于志宁的政见偏于保守，确实和长孙无忌比较接近，又是废太子忠的老师，故此也被牵涉进来，于家连坐贬官的有9人。
至此，永徽年间本有七位宰相：
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
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
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
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
如今除李勣与早逝的崔敦礼外已经全部或贬或杀，收拾殆尽，中书省换上李义府，门下省换上许敬宗，执政班子的大换血便以这样血淋淋的极端方式而告完成。
事情既已尘埃落定，高宗再度下诏，命李勣、许敬宗等五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实际上是想对这次事件有个最终的结案陈词。李勣对此事始终不肯积极参与，其他人都是许敬宗的属下和才提拔上来的新贵，一切为许敬宗马首是瞻。许敬宗只好一人唱独角戏，要审案当然是要先提审犯人，于是派袁公瑜快马至黔州提审长孙无忌。袁公瑜，便是主张立武氏为后的六位翊赞功臣之一，告密致使裴行俭被贬出京的那一位。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既然人都死了，案子自然没有重审的必要，——除了畏罪自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一场惊天动地逼杀5位宰相的大案，就这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时为显庆四年秋，正西风渭水，落叶长安。
不知道长孙无忌临死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呢？也许他并不是被袁公瑜逼令自尽的吧，只需要告诉他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最终结局，他只怕已经宁可自尽了吧？秋风凛冽，心如死灰。
曾记得9岁的李治，伏在长孙皇后的灵柩前哀哀哭泣，太宗皇帝由此对他分外怜爱，他也因此而打动了舅父的心吗？
22岁的李治，面对着父皇的去世手足无措，惶恐地抱着他的脖子大哭不止，以至于他不得不轻声提醒他记得天子的责任。
永徽初年的李治，一听到有人告发舅父谋反，立刻问也不问便将其处斩，以示对舅父的绝对信任。……
那样的日子，那样的信任，终究已经远去。再浓厚的亲情，也终敌不过君臣名分，弹指间尘归尘，土归土。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得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事变。曾经的殚精竭虑，曾经的呕心沥血，只换来今日血淋淋的一刻；自己最疼爱的外甥，最后竟成为长孙一族富贵的终结者，这样的黑色幽默，世间有几人能承受得起？
长孙无忌一生，两度干预帝王立储，由此带来长孙家族的泼天富贵，三十年宰相生涯，权倾当世。然而绝顶的富贵，必然伴随着绝大的危机，昔年长孙皇后便是有鉴于历朝外戚兴衰多祸及自身，力劝太宗不要重用自己的家人。然而贞观后期重臣凋零，太宗的信任越来越集中到外戚的身上，长孙无忌自己又何尝没有尽展长才、青史留名的凌云之志？终于步步深陷，忘却回头。托孤重臣有几个是能善终的？帝王羽翼丰满之后，总是期望着破茧而出大权独揽，而长孙无忌，不幸便是李治要冲破的那层茧。于是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金粉繁华、漪欤盛哉之后，顷刻间便是彩云散尽琉璃碎，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此情此景，真不知该钦佩皇后的睿智，还是感叹权力之争下亲情的脆弱与苍白。
沈思往事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长孙无忌与其家族的覆亡，标志着后贞观时代的彻底结束，大唐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将来临的一切究竟是好是坏？所有的人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观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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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唐书*公主传》：新城公主，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巂州。更嫁韦正矩，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礼。俄而主暴薨，高宗诏三司杂治，正矩不能辩，伏诛。以皇后礼葬昭陵旁。
由昭陵发掘出的新城公主墓志铭不曾提到她再嫁韦正矩一事，只说她因为驸马长孙诠之死郁郁而亡。
（第七章完）
后面几章调整一下：
八、二圣争锋
（打倒门阀-李义府之逐与上官仪事件-泰山封禅）
九、天后临朝
（许敬宗之死-北门学士智囊团-上书建言十二事的背后）
十、挡我者死
（肉搏战-弘、贤、高宗之死）
第八章 二圣争锋
在古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政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李唐皇族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之中算是有些异类的，一方面，他们对待功臣的宽厚是出了名的，不仅没有像西汉、明朝那样走狗烹，也不曾象宋朝那样良弓藏， 从李渊开国即定功臣榜，到李世民绘图凌烟阁，功臣们不仅享有良好的待遇和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子孙后代也受到优先照顾可以顺畅地进入仕途。然而另一方面，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他们对很多事都表现出一种大而化之的不在乎，唐高宗立父妾为皇后，唐玄宗纳儿媳为宠妃，一样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但他们同时又极爱面子，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和形象。作为大唐帝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李治，承接着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点，虽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行事不免优柔寡断，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当头、权势为上的心思，较之前代帝王并无二致。他的性格原本有轻率冲动的一面，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又显得欠缺自信，常常会出尔反尔，关键时刻需要别人来推动一下。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地那么完美迅捷。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而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宁愿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四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移风易俗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于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庶族势力从此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
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127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越过葱岭以西，中亚河中诸国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 突厥和薛彦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北方部落据说最远已经接近北极圈地带。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尤过于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朝阳，绽放出万丈光华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本节未完待续）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之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架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生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开始，先后行礼5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NB，在众人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
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15种456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_^ 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称，改年号，改名姓，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其实这癖好并非为女子所专有，比如王怡先生写评论文章就爱把朱成虎写成猪成虎，虽然对方一根汗毛也不会少，但至少反映出评论者的愤激心情和坚定立场。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_^ 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这种风格颇似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发红头文件大家学习与时俱进，倒是先进得很。只是她的倡议有着各类“主义”常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干净漂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践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人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以我个人在学习报告的时候常会睡觉的经验，颇怀疑她的儿子和大臣能看进去多少，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王怡先生所说，“我想说就说，你想听就听。”就算你不听，那也不损害这些著作的伟大和论说者的伟大。
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夫皇下诏实行，如同活波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闻联播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之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便得把玫瑰改称百合，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_^
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老婆大人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8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8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纯属废话），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今太原）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有官名而无职务，但已属破例，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16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最后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
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靓绝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事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第一，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
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
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把江山给了他之后会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
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
[1]《资治通鉴* 第二百卷》：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亲族篇之四：长孙无忌的武德贞观时代（上）
在写这一篇之前，我是犹豫了很久，不知道把无忌哥哥放到“亲族篇”里合适不合适，毕竟人家可不是姓李的-_-|||。如果说因为他是小李的“姻亲”，所以勉强可以这样归类，那么小李的“姻亲”也太多了，他手里十几个弟弟、十几个妹妹、十几个儿子、二十几个女儿嗖嗖嗖地扔得满天飞，贞观年代的贤臣名将真的很少有逃过这张“皇亲”之网滴^&^。
再如果说，因为无忌跟小李一家感情深厚，“与闻家事”，所以这样归类，那其实这种人也不算太少，比如房玄龄，连李承乾当太子时有话不敢跟老爹说都要通过他来转达，可见其参与皇室家务的程度之深。但我要把房伯伯归入小李的“亲族篇”，估计古往今来所有大儒都要一齐吐血痛哭：55555我们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贤相楷模啊……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长孙无忌在我心里（大概也是在很多人心里），其“亲族”“外戚”的形象总是根深蒂固地远远超过“大臣”“宰相”的形象呢？我们现在列举贞观名臣，文臣方面通常是房谋杜断、魏徽王圭，武将则是李靖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可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星光灿烂的贞观群臣超豪华阵容的领队是人家无忌哥哥也-_-|||。小李即位评功时他就列第一，后来凌烟阁图画上他“面团团”的模样也恭据首位，贞观末年时期就更别说了。“贞观之治”二十三年是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二十三年前后始终纵贯其中的重臣长孙无忌，真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何况人家至少还有修订律法等政绩传世呢。
要我说，长孙哥哥在贞观年间的作为被后世忽略淡忘，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当然是他下场不好，盖棺时为他定论的那些人也就欣欣然省略掉不少人家在那二十三年之间干的好事了，特别是，当时执史笔的是许敬宗这家伙，他可是出了名的无忌仇家，连小李赐《威凤赋》给无忌这样朝野皆知的事，他都敢公然篡改成赐给尉迟恭，其他的更不用说-_-|||。在这种史有明载“史书靠不住”的情况下，要还原一个人在历史上的真面目，难度就大得多了焉。
第二个原因跟无忌哥哥自身的个性有关，即他基本上是个好好先生，善于服从、执行而不善于独立思考和决策，在跟随强势的上级小李时表现尤其明显。这也难怪，长孙兄妹都是从小寄人篱下，虽然好舅舅高士廉绝不至于“虐待”他们，但兄妹俩养成很懂看人眼色的脾性也难免了。（相比之下从小受父母宠爱的小李就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本来为人臣者，有这种个性应该是福非祸，但无忌却不幸地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贞观时代，当时的风气和后世的记述重点居然都是“直言敢谏”，鼓励臣子独立思考、说真话、顶撞皇帝。这样一来，一贯紧跟、一贯高举的长孙无忌就因为“跟不上时代潮流”，而被自然地摒除在《贞观政要》等文献大树特树的人臣楷模范围之外了。
其实啊，如果仔细读那段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小李身边最亲近的那一群人，也是跟他“私交”最好感情最深厚的，大多都是长孙无忌、房玄龄、唐俭这种好好先生，而不是后世褒扬最烈的倔老头魏徵等。这也很好解释，小李自己是个性子急、直爽外向的人，本来就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如果身边也都是些一点就着的家伙，他的生活大概就要象烟火大会一样噼哩啪啦精彩响不停了^&^。能够信任、重用魏徵等人，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清醒和风度表现，但魏大人自己也说小李“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他当然是把自己算成“君子”喽，那么“小人”是谁，大家不妨见仁见智^^。这是性格互补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房玄龄等人是因为太了解小李而不敢进谏，小李本身其实是那种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房、长孙和魏徵他们，只是在自身性格、个人经历等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分工不同”罢了，小李用魏徵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用房、长孙来调节个人生活保持正常心理状态，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合理的。
第三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值得来好好地探讨一番。我们看通鉴也好，唐书上的无忌传记也好，会发现它们对无忌在贞观年间的事迹记载中，都花了大量笔墨来渲染小李对无忌是多么多么地“好”，顺带提一下长孙家的“外戚避嫌”表现，相比之下对无忌所做的“实事”，以及别人对无忌的评价这些比较“客观”的东西，就着墨很少。这样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无忌本来没什么功劳，威望也不算高，就是因为皇帝喜欢他，皇帝偏心，才把他人为地拔到那么高的位置，然后别人都不服气，无忌只好自动谦虚退让……
这种看法……也不能算全错啦TT。首先小李跟无忌的交情之深，那的确是谁也比不上的。说“从小玩到大”可能有点夸张，但至少在两人都是十四五岁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就常常在一起指点江山（<--小李）激扬文字（<--无忌）了。小李娶了无忌的伟大妹妹后，两人的关系自然更加亲密无间，而且这种感情和关系发生在李家起兵建国前，相对来说“纯洁”得多，几乎没有什么功利色彩，纯是少年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小李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说那段日子在他心头留下了一生的美好印象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小李对群臣说“无忌就象我的儿子”，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说法，用以比喻感情之深，可我看着却实在有点肉麻：拜托人家就算比你小，也最多小两岁而已啊。。。-_-|||）
后来李家起兵，当时身在长安的无忌好不容易逃出来，在长春宫投入了李家父子的温暖怀抱，从此就跟着妹夫好友兼上司的小李一起东征西战。他在开国战争中的功绩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就连虎牢之战前小李力排众议、急需群众支持时也没见他露一小脸（估计当时是不在营中吧，否则以他的“一贯紧跟”作风，怎么着也会投给小李宝贵神圣的一票）。无忌不擅长军事是连小李也承认的，推测他在征战中大概也只是写写文告、检查军纪、陪主帅聊聊天什么的，出谋划策和冲锋陷阵都轮不到他。不过小李绝不肯亏待无忌就是了，打完仗无忌升官升到民部郎中，加爵加为上党县公。
接下来，在著名的玄武门事变前，小李身边的文臣武将一一被轰走，通鉴上的原话是“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这句话粗看之下是有问题的，因为后面紧跟着就是“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难道后面这三位都不算小李的“腹心”？要知道这三位跟小李的关系之密切也全都有长篇大论的史载，这里就不一一复述了。想一想，既然史书这么写，那我们就只能认为：那个时候，小李最信任、最能托付密事的，就只有无忌和前面提到被逐出的房、杜三人而已，别人还真的都没到那个级别呢！只有在最后摊牌时刻，小李才把大家一古脑的都叫了来，而房、杜托故不来时，他解下佩刀交给尉迟吩咐“提头来见”，后来人多有论述这是为了向房杜显示决心，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房杜这时候还不识相的话，尉迟是真的会下手喃，因为房杜了解小李那时候的阴私机密太多了嘛-_-|||。象这种场合，也就又得无忌出马了，跟尉迟一起去催请房杜，以示“够级别”，否则别人说什么“王决心已定”，房杜也未必相信呢。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两点来：一是当时的朝野上，主要是建成、元吉包括李渊，恐怕都认为无忌的才能要比房杜差，所以要剪除小李的羽翼，后两人绝不可留，而无忌就马马虎虎睁一眼闭一眼算了，估计他小泥鳅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二是小李跟无忌感情之深也是众所周知的事，非到万不得已，李渊建成他们也不愿意对无忌下手，免得把小李逼得太狠闹出大事来（不过后来也没“免”得了啊。。。）
再看无忌他们劝说小李过程，也很好玩的：先是劝劝劝，然后小李犹豫犹豫犹豫，于是尉迟发狠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跟你玩了，这时候小李还不说话，无忌又硬梆梆加一句说那我也走了啊，小李一下子就急了，说大家好说好商量嘛……印象里个性温和的无忌这样子“逼”小李，一辈子也就两三次，而且都是在同一类事件上，结果呢，每次强势惯了的小李都乖乖地听了大舅子的话……TT
如果说少年时纯洁的友情，让无忌在小李心目中留下了完美的“第一印象”，小李娶长孙妹妹为妻的事实，又进一步加深了这对好友的关系，那么无忌在武德朝后期陪伴在小李身边，一直给予他坚定支持和温暖安慰的举动，则无疑为小李终生对无忌爱重信用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基石。按，小李这一辈子其实是比较顺遂的，出身高贵、家教良好、本身聪明绝顶、又有着积极向上的“成功性格”，打仗打成千古名将，治国治出“贞观之治”，五十多年的生命大部分都在明媚阳光中度过^^|||。武德末玄武门之变前那几年，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最黑暗的日子了，曾经亲密深厚的父子手足之情被政治利益搞得分崩离析，功业荣耀渐渐远去，处境越来越困难，身边的知交忠属越来越少，到后来什么阿鼠阿猫嫔妃罗艺的都敢过来欺负他一下，在光环中活了二十多年的小李同志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_-|||能够一直忍过来，除了他自己有毅力之外，长孙兄妹这一外一内的安慰陪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吧。锦上添花有什么了不起，小李打了胜仗时、被父亲宠爱信任时匍伏在他脚下献媚的人成堆成堆计，但他失宠之后还在坚持雪中送炭的，可就只有小猫三只两只了，所以也就特别珍贵。不但对无忌如此，你看他对玄武门事变中站在自己一方出现的那些名字，后来始终都抱着特殊的好感，连侯君集造了反都还有特别优待处置。“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这样赞美无忌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仍然觉得太过了，但小李就硬是公然这么说了，那就只能说“所与共艰难，赖无忌以免”的事实在心理上给小李的影响太大了。
其实呢，我以小人之心揣度，无忌那时候坚定地站在小李一边，并不能说明他人品高尚、对友忠诚、或者政治目光远大，因为他们长孙一家都跟小李的关系太深了嘛，他是别无选择滴。如果小李倒在建成手下，首先长孙妹妹那是不用客气地或者卡嚓或者没入后宫为奴婢了（说不定还会落得和那个杨氏一样……），无忌呢，他又没有李靖、李世绩、魏徵那样“到哪里都能混饭吃”的才能，怎么看建成也没理由饶过他，包括他们的舅父高士廉也一样。所以我说，玄武门之变前那段黑暗日子里无忌对小李的坚定支持，作用巨大、珍贵动人，但不能用“无私”来形容，也远远比不上少年时的友情那么纯洁了。不过，小李大概不在乎这些吧，他所记住的，就是“无论别人怎么样，无忌永远对我好。”（越写越象BL……-_-|||）
有惊无险地熬过玄武门，光辉灿烂的贞观朝来临，对于长孙一家来说，那是进入了“说你行你就行”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小李坚持“我要给你”，长孙家推辞“我不敢要”的来回拉锯时期^^|||。双方辩手都为自己的观点举出了种种例证，其中有几个相当著名，我在这里也不复述了。让我感兴趣的是：对于皇帝坚持要对自己的妻兄委以重任的行为，贞观朝那些以耿直闻名的大臣们是什么态度呢？
结论是：大多数是模棱两可、不明确表态的态度。
我翻看魏徵、王珪、戴胄、张玄素、孙伏伽、马周、于志宁等著名“谏臣”的上疏，没有发现他们对小李任用无忌的事有所劝阻，甚至连“抑外戚”这样暗指的字眼也没看到（当然也可能是我查阅不细漏过了，此处待堪）。他们的谏章包括内容是很广泛的，不但有阻止建宫殿、游猎、征兵这些“公事”，后来连小李偏爱李泰想废承乾这种很阴私化的想法也都提出来批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是因为皇帝偏爱无忌，而不敢去触及这个“敏感话题”。贞观朝当然也有人对外戚问题说三道四，可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长孙家的人在推辞官禄时自己说出来当论据的话，唯一一次某甲的奏章到了小李手里，小李还立刻拿给无忌看了，并且断定这个某甲是想居心不正地挑拨离间。基本上全是无头贴子，也难怪人家小李不看重啦。
甚至，我在这个系列的前面也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头脑简单又喜欢炫耀的李神通叔叔，在小李刚刚登基后跳出来争功。查当时记载，其实小李排列“功劳第一”的好象是无忌哥哥，但李老叔冲出来说“我不服”，不服的却是房玄龄、杜如晦排名比他高，对无忌第一名不表示意见^^|||
不过要就此说，朝野上下都很拥护这位国舅宰相，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魏徵等人固然没说过无忌什么坏话，但也没夸过他什么，而对房玄龄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小李重用到底。“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这段有名的史料也很耐人寻思，王珪把那时候小李身边的重臣几乎数落个遍，就是漏了长孙无忌，是他当时不在场？还是小李明令王珪只谈论“玄龄以下”，而无忌位列“玄龄之上”，所以就自动取消入围资格了？反正，我的印象是贞观前期的时候各位宰相重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除了萧瑀这根“劲草”），不过无忌跟他们好象就凑不到一起去。以无忌那种相当温和谨慎、甚至连欧阳询都可以开开他玩笑的个性来看，该不是他自己招摇得惹人烦吧。
想必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上学时在班里也好，上班后在办公室里也好，如果某个同学（同事）特别受老师（领导）青睐，那么无论此人本身品行怎么样，其他人都会一致疏远他，我猜无忌在贞观朝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_-|||。他的“国舅”地位，他与皇帝的布衣交情，他对于小李本人的贡献，再加上他的才学和法政方面的建树，都是那些正直大臣们不能无视的，所以小李坚持让无忌当宰相，谁也不能就此给他扣“任人唯亲”的大帽子。不过看着明明算不上最好最出众的无忌一路扶摇直上，取得远远超出他自身才能所应有的地位，那些人也不会太服气就是了。于是就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沉默之下，长孙无忌陪皇帝聊聊天、喝喝洒、颂颂圣、执行一些事务性工作、修订修订律法，度过了十几年“敬陪首座”的悠闲日子，“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那段时间他大概还是挺幸福的吧，直到……贞观十七年易储大风波起。
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7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71。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湎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治的病情不象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绩，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绩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新帝成年后政权依然会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权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换代的灾难性结局了，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玄宗酿成安史之乱得到验证。然而高宗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妻子，实是千百年的第一人，这位巧笑倩兮、婉转承欢的枕边人，最后会成为旷古绝今的女皇帝。
对于具有进攻性权威人格的武后来说，这一机会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个生性聪慧、精力旺盛的女子，从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得以在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参与朝政，和男子一样加入到权力追逐的舞台上来。她向来不是个安分的女子，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在品尝过杀伐决断、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后，她已无法停止内心的渴望与野心。高宗为她打开了那扇门，让她见识到后宫窄小的空间之外，是更为寥廓旷达的天地，而一旦曾经见识过天空的高远，怎么甘心再局促于金丝鸟笼？一旦曾经掌握过万人至上的权柄，谁又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淫是弱者的仙丹，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只能靠阿Q精神来自我麻醉，权力则是强者的罂粟，杀伐决断一任于心的称心快意，一旦接触，便如幼狮嗜血，从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头。
通鉴有云：“（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后理政并非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而武后处理也颇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后一度“权与人主侔”仍是暂时性质，她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掌握朝政，实为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以及武后自己乘机刻意发展的结果。
高宗自显庆五年风疾发作之后，病情一直不曾好转，同时似乎还染上了肺病，“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 风是指风疾，瘵多指痨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时期几乎无药可治，只能长期调养休息，经常服药。据史籍记载，高宗患病之后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经上书劝谏他保重身体：“天皇昔常服饵，近更躬亲，睿情勤苦，天仪憔悴，若何以万能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经常因病服药，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顶着酷暑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咸亨四年，又患上疟疾，一度病危，下诏太子监国。在久病不愈头疼难忍的情况下，高宗不顾先帝服丹毙命的前车之鉴，开始广征方士，炼丹合药，于开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药，然而服饵并没有任何效果，病势反而更加沉重，两年后便去世了。
由于病魔缠身，高宗虽欲勤于朝政，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协助，武后得以在后宫帮他参决朝政。不过高宗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训练太子监国理政。太子弘8岁即受命首次监国，到上元二年暴毙于合璧宫，其间15年间先后受命监国10次，有时候高宗甚至没有发病也命他监国，足见对他的重视。只是当时太子还小，许敬宗以太子少师并同三平知西台（中书省）事掌握出旨权和东宫，因此即使太子监国理政，对武后也没有大的妨碍。这一段时光，也就成为武后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没有什么杀戮和血腥。她常因屠戮亲人而被人指责，但在这段时间里倒不是那么峥嵘毕露。对于非自己亲生的几位皇子如杞王上金、雍王素节等，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其中雍王素节为武后情敌萧淑妃之子，武后未进宫前，他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武后曾以母仪天下的姿态，上表请求让两位皇子赴京团聚，共享天伦，并为萧淑妃的女儿义阳、宣城两位公主请求加封。然而此事之后，皇帝突然下诏，说素节身体有病，今后不必进京朝见。素节其实没病，当然知道事出有因，但也无可奈何，父子之间渐行渐远，已成必然之势。
而王皇后的养子废太子梁王忠，被废时只有14岁，现在已渐渐长大，知道的事情越多，恐惧越深入骨髓。常常换上女人的衣服，睡觉经常换地方，以防备刺客，有做梦必定占卜测试吉凶，让法师做法驱吉避凶等等。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落人口实，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显庆五年高宗和武后游山玩水回来后不久，便有一位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专程前来告密，调查后属实，于是被废为庶人，监禁于黔州。这里是贞观朝废太子承乾病故的地方，也是长孙无忌的毙命之所，阴气森森，充斥着冤魂们的戾气和不祥之兆，庶人忠在极端恐惧中度过了数年，最后因上官仪事件被赐死。[3]
阿刘其人，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被派去监视梁王忠的，不过据《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记载：
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阙）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於斯。擢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於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
其中有“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之句，看来武后在梁王忠一案证据确凿之后，还是做出了慈母的姿态，为挽救忠的性命而向皇帝求情。由此可见武后在初立为后的这段时间里，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以及与李唐皇族各人的关系。著书立说，斥退外戚，关怀庶子，从各个方面来说，当时的武后呈现在公众眼中的，的确是位无可挑剔的皇后。
自从武后杀王皇后和萧淑妃以来，后宫之中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唯一例外的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她仍然常常出入禁中与高宗私会，甚至还带来了她的女儿贺兰氏，高宗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武后对这个小侄女当然也不满意，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在等机会。
武后跟各位内外命妇的关系也颇为良好，当时为太宗生子的嫔妃在世的已经不多，剩下的纪国太妃韦氏、越国太妃燕氏（武后的表姐），跟武后的关系都很不错。韦氏去世后，她的女儿临川公主因为跟武后爱好相近，也喜欢书法，崇尚佛学，跟武后颇为投缘。她去世后武后亲自为她做赞，推崇她是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评价很高了。[4] 武后喜欢热闹，常常以各种借口欢宴，引九部伎和散乐百戏入内，召集诸命妇同乐，也借此拉近与诸命妇的关系。由于欢声笑语太强烈，有时甚至引起朝官投诉，皇后开party可不可以到别殿举行，音量小一点点^_^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武后的权势随着高宗病势的日益严重而悄然增长，然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即使亲密如夫妻，在涉及权力的分割时也难免会有所冲突，波澜不惊的外表下，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在酝酿和发酵中……
（本节未完待续）
[2]《全唐文*大帝遗诏》
[3] 《唐大诏令*黜梁王忠为庶人诏》：
东台：朕储祉上元，嗣膺景祚，猎先圣之（阙）践至公之道，底罚行赏，御物同归。房州刺史梁王忠，居庶孽之地，在髫之辰，柳遂良（阙）结无忌。频烦进说，劝立东朝。朕以副宫之位，宜遵周道，苟非其人，不可虚立。正以宗臣之寄，仰在诸公，旦夕勤恳，难违其意。及正嫡升储，退居列屏，乐善之事，紊於宾僚，窥怨之词，日盈床第。妇女阿刘，远有陈告，迹其罪状，盖非一涂。乃伪作过所入关，云欲出家逃隐。又令急使数诣京师，觇候两宫，潜问消息，自说妖梦，戴通天冠喜形於色，以邀非望。每召经师，祀龙作福，画千菩萨，愿升本位。每於晨夕著妇人衣，妄有猜疑，云防细作。又嗟叹柳称其为，悼伤韩瑗，情发於词。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阙）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於斯。擢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於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主者施行。
[4]《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
（本节未完待续）
此时大唐对外征伐的对外征伐的脚步仍未停止。次年苏定方削平百济，生擒百济国主，献俘则天楼。百济一灭，等于斩断了高句丽的一支得力臂膀，高句丽的最终覆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生性浪漫的苏定方将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会拍马屁^_^），更向高宗报告了自己曾于百济灭亡之时登岩试图钓捕池中飞龙，池中果然有龙飞出，经天而去，可惜自己捕获失败云云，至于是否如此，自然无从考证。苏定方当时已经69岁，可见丰富的想象力原非年轻人所独有，高宗时代的老伯伯们厉害的很多^_^ 天降祥瑞，龙出太平，皇帝自然开心得很。既然皇帝喜欢听这样的话，下面的人也就不怕多说一点。很快益州、绵州等地都传来白日见飞龙的消息，绘声绘色的程度可参考莲蓬鬼话的诸多强贴，于是改元龙朔，大赦天下。此时唐王朝国势强盛，威力远披，中亚河中诸国如吐火罗等十六国，连同昔日中亚大国波斯在内，均向唐王朝请求内附，高宗下令以其地置8个都督府76州，全部隶属安西都护府。大唐的疆界于是再度扩张，中亚河中均在其势力范围内，达到了历代中原王朝向西扩张的顶点。北方薛仁贵郑仁泰平定铁勒诸部，设立瀚海都护府和云中都护府，统摄回纥、铁勒诸部。是年三月，春和日丽，皇帝大宴群臣及外邦使者于洛城门，席间高奏起高宗亲自谱写的《一戎大定乐》，140位舞者披甲持槊，同歌八弦同轨乐，象征着高句丽即将平定，天下一统，四海归心，八荒六合，共同臣服于大唐天可汗的皇命之下。境况之盛，不亚于昔年太宗平定东 突厥后高奏《秦王破阵乐》大宴群臣，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蛮酋长赋诗的场面。不知道高宗在做这样的安排时，是否也存有和父亲较劲之心呢？或许是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情结作祟，或许是受了连番利好消息的刺激，一向文弱的高宗此时也激发起了万丈雄心，亲自点兵30万，水陆分道并进，意欲自为统帅，亲征高句丽！
高宗的心思，其实很好理解。他从永徽元年开始足足做了6年的实习皇帝，又花了4年时间才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谁没几天就病倒了，实在郁闷得很，急于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重振雄风。然而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何况皇帝体弱多病，搞不好辽东战场就要由牛市变熊市，满朝文武都有些着慌，最后由武后出面，抗表谏阻皇帝亲征。后妃进谏唐代并非没有先例，充容徐惠便曾以隋亡为鉴劝谏太宗亲征，这篇文理俱佳的谏书被作为徐惠德才兼备的证据，郑重地收录进了两唐书，可见时人并不以后妃进言为非。而高宗向来比太宗更听老婆话，也可能是他过后想想都觉得自己太激动了，于是就势借梯子下台^_^
然而高宗力图有所作为的心思始终不变。不久，又以宰相推荐的官员大多不合己意为由，一口气亲自提拔了十多位官吏。这一举动在其他朝代可能稀松平常，然而按照大唐制度，官吏的任免和升迁大多由宰相掌握，圣旨诏令皆出自中书，只需报知皇帝批准即可，因此往往宰相能够令行如山，皇帝的圣旨反而有拖延的时候。《太平广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颇能给我们以启示：
太宗晚年曾一度病危，名医束手，诏令有什么祖传秘方的一律上奏。有河东裴某随例开了一个药方，药到病除。太宗欣喜之余敕付中书，让给裴某一个五品官的官职。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没过几天太宗又犯病了，吃药的时候随口问道以前进这药方的裴某得了什么官职，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皇帝是想让他做文官还是武官，所以就没有拟旨。太宗觉得自己的权威被人漠视，非常生气，“他救了皇帝的命，给他一个五品官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救的是宰相的命，恐怕当天就升官了！”（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
这个故事未必可靠，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用人权主要集中在宰相手里的事实。皇帝自择破格提升的屈指可数，象高宗这样不征求宰相的意见，一连自择官吏十多人的，实属非常罕见了，可见长孙无忌失势之后，皇权确实有提高了不少。高宗提升了这许多人之后，得意地把名单拿给宰相看，宰相不敢有异议，只能高呼天子圣明了。 [5] 在这一批人里面，有几个比较出名，即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西台侍极上官仪，与太子左中护郝处俊。他们日后都成为反对武后揽权的强硬代表。说高宗提拔他们意在针对武后，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都是由高宗亲手破格提拔，因此会比其他大臣更忠诚于李唐皇室吧！
从以上事例来看，高宗让武后代为处理国事，确是重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本身并无放权之心，然而这样的撩拨却刺激了武后旺盛的权力欲，另一方面，随着武后地位的稳固，对于高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于是，在击倒了共同的敌人长孙无忌之后，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
令帝后之间矛盾表面化的便是皇后的宠臣李义府。前文已提到，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武氏为后的大臣，由此受到帝后的另眼相看，恃宠生骄，横行不法。曾垂涎妇人淳于氏的美色，逼令大理寺臣放人，又在被人告发之后逼死该大理寺臣以灭口。此事被御史王义方弹劾，高宗却极力偏袒，赦李义府无罪，却贬黜了王义方。李义府于是更加骄横，他身居中书令，掌握官吏的升迁任免，不知道是不是前半生太过贫贱，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开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倾动朝野，另外一名宰相杜正伦看不过眼，屡屡跟他有争执。皇帝以大臣不合为由，将他们二人都贬黜外放，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就死在了任上，李义府却一直受到皇后的特殊保护，即使被贬外放，皇后也依然常常派人慰问表示关怀。在武后的不住劝解之下，李义府隔年就被重新招回京城，再度拜相。
李义府是靠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现在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贬黜他乡之时皇后的慰抚让李义府感激涕零，从此之后，在他的心中，只有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高宗纵然是一国之君，也再没有丝毫地位。再度飞黄腾达的李猫，行事越发没有顾忌，他的性格原本张狂，第一次见皇帝便可以吟诵“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的诗句，公开发牢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几番沉而复起更认定皇后是自己的保护神，以自己的拥立大功，不管怎么做都有皇后罩得住。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高宗见他闹得太不像话，就找了他来谈心，语气挺诚恳的：“你的儿子女婿行为很不检点，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最好警告一下他们。”
李义府勃然变色，一下子气得脸红脖子粗，恶狠狠地说：“是谁告诉皇帝的？”
高宗本来还是好意，不禁动了火：“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事实，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被皇帝这么一反驳，李义府说不出话来，却没有半点要认错的意思，高宗还没开口叫他退下，他干脆起身自己就走了，把高宗晾在了当场。
高宗再也没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轻蔑自己，等他反映过来李义府已经扬长而去了，简直把他起了个半死，长孙无忌当年也没这么跋扈过！“上由是不悦”，那简直是一定的了。不过，仅是大臣对皇帝言辞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发作，然而一旦让皇帝动了惩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李义府请了个阴阳术士为自己望气，该术士说李义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气，屋主必有大狱，必须积财二千万才压得住。李义府十分相信这一套，越发的贪得无厌，四处聚敛。这一次，他把脑筋动到了长孙无忌后人的身上。当时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性命之后终于回到了洛阳。李义府让儿子出面把长孙延找了来，说是可以为他谋得一个官职，要价竟是七十万。几天之后，果然为他谋得从六品的司津监之职。本来五品以下的官职是不必报知皇帝的，然而涉及到长孙家的后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李义府嚣张跋扈，政敌一大堆，立刻被人弹劾。高宗正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刚提起来的刘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他了，命令刘祥道与御史审理，司空李勣监审。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
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顶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为他力保，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要么流放庭州（今新疆奇台县），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侍郎薛元超（以前的门下省）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又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省去。关于薛元超日后还会提到，这位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也在武周代唐的关键性一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李义府也算恶名久著了，现在一倒台，朝野同庆，人人喜气洋洋。唐人原本热情外向，当时的言论也比较自由，没有文字狱。当下便有人戏做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报捷书，唐人对外征讨的主帅通常都按照征伐路线被授予某某道行军总管或者元帅的称号，比如苏定方征西突厥便是伊丽道行军总管，郑仁泰征吐蕃便是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因为李义府是河间人，文中便称刘祥道为河间道行军元帅，大破铜山大贼李义府（讽刺李义府贪财）云云，文章采用骈体，嵌金错玉，读来想必好玩得很^_^ 这篇幽默的文文，很快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刘祥道，便凭着主审李义府一案，一跃而成为万众偶像，同时，也把自己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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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唐书*窦德玄传》：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
刘祥道不久后被拜为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坐上了李义府原来的位置，权力追逐，新旧更替，天道依旧森然而漠然地循环着。
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地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6]刘仁轨当时已经60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劫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出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_^ 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风风光光，当大官，立大功。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_^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不要歧视残疾人喔，残疾人也有自我奋斗的权力^_^）。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
刘仁轨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大好机会，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当即郑重地请朝廷颁下《唐历》和李唐皇族的宗庙名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
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下降，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
人人都很开心，在大唐西起中亚、东至大海的广袤疆土上，武皇后也许是唯一为李义府伤怀的人了。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龙朔二年，她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然而她对政治始终不能忘情，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估摸事情已经平息，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
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做事较有分寸，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闯祸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这是她选定的道路，她不会回头。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本节未完待续）
[6]《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本节未完待续）
汗，填坑了。主要是觉得第八章写得太乱太散了，花了点时间修改了一下，然后续了点。以后速度会加快了。
第八章 二圣争锋（整理+续）
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老集团的覆灭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君权与相权之争就此分出了胜负，从此之后，有唐三百年除了张柬之等五王因为拥立中宗之功而短暂的攫取大权之外，相权再也不能构成对君权的威胁，即使位高望重的四朝老臣裴度、工于心计的铁腕宰相如李德裕，也只能依靠君王的信任才得以治理国家。李治经过四年的隐忍和安排，终于成功地摆脱了实习皇帝的尴尬身份，成为权力巅峰唯一的主宰。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善后问题，魏晋以来长期掌握政权的士族势力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以确保皇权的独尊地位。而寒门庶族纷纷上位，挤入权力中心，各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
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甚至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致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五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像这类事情，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从中唐开始，庶族势力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4%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
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127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达葱岭以西。龙朔元年，随着昔日中亚大国波斯在内的河中十六国内附于唐王朝，中亚河中均纳入大唐的势力范围之内，疆域已经达到了历代中原王朝向西扩张的顶点。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 突厥和薛彦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国家远至库页岛及叶里塞河上游，声威之所及，犹过于蒙古时代。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甚至超过了大唐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骄阳，展现出光华万丈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地那么完美迅捷。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以色事人的宠妃，或者仅仅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成为高宗的政治伙伴、参谋，甚至军师。每一重身份的增加，都为她后位加多一重保险。而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之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架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生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开始，先后行礼5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NB，在众人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
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15种456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_^ 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改年号，改名字，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其实这癖好并非为女子所专有，比如王怡先生写评论文章就爱把朱成虎写成猪成虎，虽然对方一根汗毛也不会少，但至少反映出评论者的愤激心情和坚定立场。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_^ 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这种风格颇似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发红头文件大家学习与时俱进，倒是先进得很。只是她的倡议有着各类“主义”常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干净漂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践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人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以我个人在学习报告的时候常会睡觉的经验，颇怀疑她的儿子和大臣能看进去多少，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王怡先生所说，“我想说就说，你想听就听。”就算你不听，那也不损害这些著作的伟大和论说者的伟大。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武后也竭力跟各位内外命妇搞好关系，以确立自己和蔼可亲的公众形象。当时为太宗生子的嫔妃在世的已经不多，剩下的纪国太妃韦氏、越国太妃燕氏（武后的表姐），跟武后的关系都很不错。韦氏去世后，她的女儿临川公主因为跟武后爱好相近，也喜欢书法，崇尚佛学，跟武后颇为投缘。她去世后武后亲自为她做赞，推崇她是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评价很高了。[1] 武后喜欢热闹，常常以各种借口欢宴，引九部伎和散乐百戏入内，召集诸命妇同乐，也借此拉近与诸命妇的关系。由于欢声笑语太强烈，有时甚至引起朝官投诉，皇后开party可不可以到别殿举行，音量小一点点^_^
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找不到事情做，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夫皇下诏实行，如同活波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闻联播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之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便得把玫瑰改称百合，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_^
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老婆大人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8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8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纯属废话），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今太原）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有官名而无职务，但已属破例，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16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最后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
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靓绝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事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第一，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
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
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把江山给了他之后会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
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
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7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71。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湎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治的病情不象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绩，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绩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新帝成年后政权依然会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权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换代的灾难性结局了，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玄宗酿成安史之乱得到验证。然而高宗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妻子，实是千百年的第一人，这位巧笑倩兮、婉转承欢的枕边人，竟然会成为李唐王朝的掘墓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治依靠舅父长孙无忌的帮助得到了帝位，依靠李绩、李义府等寒门庶族收拾了长孙无忌，然而，他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就这样，李治在把天下最尊贵的后位奉送给武媚之后，又把她一手推上了政治舞台。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运气，便落到了武媚的头上。这个生性聪慧、精力旺盛的女子，从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得以在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参与朝政，和男子一样加入到权力追逐的舞台上来。由于李治的不放心，武后需要把处理结果报告给李治，经他同意后再下旨，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倒给了她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如同长孙无忌当年手把手地教导李治一样，李治也在无意中成了武则天的指导老师，她的处事经验和政治智慧，便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了起来，成为她日后君临天下最可宝贵的资本。曾经有人质疑过，如果李治不是这样的多疑不信任朝臣，武后是否还能得到参政的机会？如果李治就这么一病不起，就算武后母以子贵得以执政，根基尚浅的她能否斗得过众多朝臣？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所有偶然的必然的因素，都在不住地雕塑着她的生命，引领她面对她唯一的命运，走上那条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目眩神驰的王者之路——她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旷古绝境的女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
通鉴有云：“（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后理政并非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而武后处理也颇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后一度“权与人主侔”仍是暂时性质，她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掌握朝政，实为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以及武后自己乘机刻意发展的结果。她向来不是个安分的女子，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在品尝过杀伐决断、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后，她已无法停止内心的渴望与野心。高宗为她打开了那扇门，让她见识到后宫窄小的空间之外，是更为寥廓旷达的天地，而一旦曾经见识过天空的高远，怎么甘心再局促于金丝鸟笼？一旦曾经掌握过万人至上的权柄，又怎么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淫是弱者的仙丹，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只能靠阿Q精神来自我麻醉，权力则是强者的罂粟，杀伐决断一任于心的称心快意，一旦接触，便如幼狮嗜血，从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头。武后的思路很清晰，在后宫无人敢于她争宠的情况下，她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皇帝，而宰相李义府、许敬宗则可以控制中枢。其中李义府作为中书令掌握出旨权，许敬宗作为侍中掌握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下达。
而高宗自显庆五年风疾发作之后，病情一直不曾好转，同时似乎还染上了肺病，“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2] 风是指风疾，瘵多指痨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时期几乎无药可治，只能长期调养休息，经常服药。据史籍记载，高宗患病之后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经上书劝谏他保重身体：“天皇昔常服饵，近更躬亲，睿情勤苦，天仪憔悴，若何以万能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经常因病服药，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顶着酷暑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咸亨四年，又患上疟疾，一度病危，下诏太子监国。在久病不愈头疼难忍的情况下，高宗不顾先帝服丹毙命的前车之鉴，开始广征方士，炼丹合药，于开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药，然而服饵并没有任何效果，病势反而更加沉重，两年后便去世了。由于病魔缠身，高宗虽欲勤于朝政，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协助，武后的权势便随着高宗病势的日益严重而悄然增长。这一情况，高宗也有所察觉，他很不是滋味地发现，皇后说话是越来越管用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即使亲密如夫妻，在涉及权力的分割时也难免会有所冲突。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是出了名的。作为大唐帝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李治，承接着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点，虽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行事不免优柔寡断，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当头、权势为上的心思，较之前代帝王并无二致。虽然让皇后代行君权是他自己的主意，然而一旦喧宾夺主可不是他乐意看到的，因此只要身体稍好，他便会亲自主理政事，力图独掌大权。
此时大唐对外征伐的对外征伐的脚步仍未停止。次年苏定方削平百济，生擒百济国主，献俘则天楼。百济一灭，等于斩断了高句丽的一支得力臂膀，高句丽的最终覆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生性浪漫的苏定方将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会拍马屁^_^），更向高宗报告了自己曾于百济灭亡之时登岩试图钓捕池中飞龙，池中果然有龙飞出，经天而去，可惜自己捕获失败云云，至于是否如此，自然无从考证。苏定方当时已经69岁，可见丰富的想象力原非年轻人所独有，高宗时代的老伯伯们厉害的很多^_^ 天降祥瑞，龙出太平，皇帝自然开心得很。既然皇帝喜欢听这样的话，下面的人也就不怕多说一点。很快益州、绵州等地都传来白日见飞龙的消息，绘声绘色的程度可参考莲蓬鬼话的诸多强贴，于是改元龙朔，大赦天下。是年三月，春和日丽，皇帝大宴群臣及外邦使者于洛城门，席间高奏起高宗亲自谱写的《一戎大定乐》，140位舞者披甲持槊，同歌八弦同轨乐，象征着高句丽即将平定，天下一统，四海归心，八荒六合，共同臣服于大唐天可汗的皇命之下。境况之盛，不亚于昔年太宗平定东 突厥后高奏《秦王破阵乐》大宴群臣，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蛮酋长赋诗的场面。不知道高宗在做这样的安排时，是否也存有和父亲较劲之心呢？或许是受了连番利好消息的刺激，或许是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一向文弱的高宗此时也激发起了万丈雄心，亲自点兵30万，水陆分道并进，意欲自为统帅，亲征高句丽！
高宗的心思，其实很好理解。他从永徽元年开始足足做了6年的实习皇帝，又花了4年时间才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谁没几天就病倒了，实在郁闷得很，急于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重振雄风。然而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何况皇帝体弱多病，搞不好辽东战场就要由牛市变熊市，满朝文武都有些着慌，最后由武后出面，抗表谏阻皇帝亲征。后妃进谏唐代并非没有先例，充容徐惠便曾以隋亡为鉴劝谏太宗亲征，这篇文理俱佳的谏书被作为徐惠德才兼备的证据，郑重地收录进了两唐书，可见时人并不以后妃进言为非。而高宗向来比太宗更听老婆话，也可能是他过后想想都觉得自己太激动了，于是就势借梯子下台^_^
仍然不甘心。高句丽是不去了，毕竟战场凶险不是好玩的，但总还可以做点别的什么吧。不久，高宗便以宰相推荐的官员大多不合己意为由，一口气亲自提拔了十多位官吏。这一举动在其他朝代可能稀松平常，然而按照大唐制度，官吏的任免和升迁大多由宰相掌握，圣旨诏令皆出自中书，只需报知皇帝批准即可，因此往往宰相能够令行如山，皇帝自择破格提升的屈指可数。象高宗这样不征求宰相的意见，一连自择官吏十多人的，实属非常罕见了，可见长孙无忌失势之后，皇权确实有提高了不少。高宗提升了这许多人之后，得意地把名单拿给宰相看，宰相不敢有异议，只能高呼天子圣明了。 [3] 在这一批人里面，有几个比较出名，即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西台侍极上官仪，与太子左中护郝处俊。他们日后都成为反对武后揽权的强硬代表。说高宗提拔他们意在针对武后，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都是由高宗亲手破格提拔，因此会比其他大臣更忠诚于李唐皇室吧！
从以上事例来看，高宗让武后代为处理国事，确是重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本身并无放权之心，然而这样的撩拨却刺激了武后旺盛的权力欲，另一方面，随着武后地位的稳固，对于高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于是，在击倒了共同的敌人长孙无忌之后，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对于高宗加强帝王权威的种种举措，朝臣们大多山呼万岁，未敢有丝毫不恭，只有一人胆敢不以为意，用一种嘲弄而轻蔑的目光，打量着高高在上的皇帝。这个大胆而任性的家伙，便是皇后的宠臣李义府。他高傲而放肆的态度，终于让高宗的愤怒一发不可遏制，不仅为李义府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也令帝后之间的矛盾，浮上了水面。
前文已提到，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武氏为后的大臣，由此受到帝后的另眼相看，恃宠生骄，横行不法。曾垂涎妇人淳于氏的美色，逼令大理寺臣放人，又在被人告发之后逼死该大理寺臣以灭口。此事被御史王义方弹劾，高宗却极力偏袒，赦李义府无罪，却贬黜了王义方。李义府于是更加骄横，他身居中书令，掌握官吏的升迁任免，不知道是不是前半生太过贫贱，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开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倾动朝野，另外一名宰相杜正伦看不过眼，屡屡跟他有争执。皇帝以大臣不合为由，将他们二人都贬黜外放，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就死在了任上，李义府却一直受到皇后的特殊保护，即使被贬外放，皇后也依然常常派人慰问表示关怀。在武后的不住劝解之下，李义府隔年就被重新招回京城，再度拜相。
李义府是靠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现在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贬黜他乡之时皇后的慰抚让李义府感激涕零，从此之后，在他的心中，只有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高宗纵然是一国之君，也再没有丝毫地位。再度飞黄腾达的李猫，行事越发没有顾忌，他的性格原本张狂，第一次见皇帝便可以吟诵“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的诗句，公开发牢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几番沉而复起更认定皇后是自己的保护神，以自己的拥立大功，不管怎么做都有皇后罩得住。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为了改葬祖父，下令在高陵、栎阳、富平、云间等7个县征集民工，修建墓室。高陵县县令是个厚道人，不愿给百姓带来更大的苦难，又不敢得罪李义府，只好自己事事操劳，结果累死在工地上。迁葬那天，浩浩荡荡的送葬车马和祭奠摆设足足摆了七十多里，自从大唐开国以来“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比者”。而他借机索取的贿赂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了。
高宗见他闹得太不像话，就找了他来谈心，语气挺诚恳的：“你的儿子女婿行为很不检点，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最好警告一下他们。”
因李义府和许敬宗在覆灭长孙集团中的功劳，高宗对他一直比较优容，此番没有直斥其非，也是想给他留点面子了。
李义府勃然变色，白皙姣好的面颊一下子胀得通红，却不曾失了风度，徐徐道：“是谁告诉皇上的？”
高宗本来还是好意，不禁动了火：“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事实，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被皇帝这么一反驳，李义府说不出话来，却没有半点要认错的意思。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唇边慢慢浮起一丝微笑，高宗一怔，还没回过神来，他已长身而起，袍袖飘飘，竟然就这么走了，把高宗晾在了当场。他走得并不快，然而那冷冷的背影所流露出来的傲慢和不屑，不禁让高宗气得指尖都已变得冰凉。[4]
皇帝没有开口臣下竟然一走了之，这样大逆不道的举止，李义府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深受皇后宠爱，认为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妥，或者他本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对皇后的忠诚？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份，在他眼中仿佛只是一个可笑的游戏甚或闹剧。高宗再也没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轻蔑自己，等他反映过来李义府已经扬长而去了，简直把他气了个半死，长孙无忌当年也没这么跋扈过！“上由是不悦”，那简直是一定的了。不过，仅是大臣对皇帝言辞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发作，然而一旦让皇帝动了惩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李义府请了个阴阳术士为自己望气，该术士说李义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气，屋主必有大狱，必须积财二千万才压得住。李义府十分相信这一套，越发的贪得无厌，四处聚敛。这一次，他把脑筋动到了长孙无忌后人的身上。当时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性命之后终于回到了洛阳。李义府让儿子出面把长孙延找了来，说是可以为他谋得一个官职，要价竟是七十万。几天之后，果然为他谋得从六品的司津监之职。本来五品以下的官职是不必报知皇帝的，然而涉及到长孙家的后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李义府嚣张跋扈，政敌一大堆，立刻被人弹劾。高宗正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刚提起来的刘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他了，命令刘祥道与御史审理，司空李勣监审。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
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极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为他力保，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要么流放庭州（今新疆奇台县），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侍郎薛元超（以前的门下省）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又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省去。薛元超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当时著名的文人，关于他我们日后还会提到。
李义府也算恶名久著了，现在一倒台，朝野同庆，人人喜气洋洋。唐人原本热情外向，当时的言论也比较自由，没有文字狱。当下便有人戏做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报捷书，唐人对外征讨的主帅通常都按照征伐路线被授予某某道行军总管或者元帅的称号，比如苏定方征西突厥便是伊丽道行军总管，郑仁泰征吐蕃便是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因为李义府是河间人，文中便称刘祥道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李义府因聚敛成性铜钱堆积如山被戏称为铜山大贼，文章采用骈体，嵌金错玉，读来想必好玩得很^_^ 这篇幽默的文文，很快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刘祥道，便凭着主审李义府一案，一跃而成为万众偶像，同时，也把自己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刘祥道不久后被拜为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坐上了李义府原来的位置，权力追逐，新旧更替，天道依旧森然而漠然地循环着。
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地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5]刘仁轨当时已经60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劫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出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_^ 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风风光光，当大官，立大功。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_^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不要歧视残疾人喔，残疾人也有自我奋斗的权力^_^）。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
刘仁轨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大好机会，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当即郑重地请朝廷颁下《唐历》和李唐皇族的宗庙名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
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下降，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
一脚把李义府踢到偏远的巂州，又让他的冤家对头青云直上，高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很是舒坦。值得一提的是，李义府的妻子儿女和女婿都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存心让他们天各一方不能相见，这样的处置方式，不知道高宗是跟他狠心的太太学的，还是这两口子本来就同样的变态。
眼看着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宠臣落到如此下场，武后很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
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给她惹事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龙朔二年，武皇后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这一年她已经41岁了，和高宗也算老夫老妻了。
从23岁她结识为先帝入侍药膳的高宗皇帝算起，10几年就这么过去了。流光逝水，华年不再，昔日任人生杀予夺的卑微的小才人，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最尊贵的皇后，在华丽绝伦却处处浸染着暗红色血迹的后宫里，她一路厮杀过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是女人的青春终是不会再回来了。或者她应该满足，因为她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然而心依然会隐隐作痛，成功的代价总是如此高昂，纵然胜利在手，也依然满浸着苦涩。她是4位皇子的母亲，长子是大唐帝国的储君，然而仍然不能让她忘怀，她本来还有一个女儿，小公主——此时距离小公主之死，正好整整十年。
这个出生不久、尚未命名便已夭亡的女婴，是武后心底无法忘记的伤痛。正因为小公主刚刚出生便猝然离世，没有来得及给武后的生命增添任何一点不便，反而助她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后位，那小小的婴儿，也就在母亲的心里定格为完美，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粹炼成永恒。死在武后手里的亲人不止这一个，然而只有小公主，才可以独占母亲全部的温柔和悔恨。这年三月，她为小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由禁中的德业寺迁葬朱雀门东的崇敬寺，——为了照顾高宗的病情，从去年起武后已和高宗一起移居东内，难道留小公主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居西内吗？于是正式追封为安定公主，谥为思。按照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这个神秘的谥号，寄托了母亲怎样的情怀，局外人虽无从得知，但从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来看，不难感受到皇后的思女之情。《旧唐书》略略记了一笔：
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
这里专门提到是长女，大约当时已有次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史书上没有明载太平公主的出生年月，她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嫁给薛绍，至少已至14、15岁的婚龄。武后龙朔二年生殷王旭伦，那么一两年后的麟德元年生下太平公主是很有可能的。失去一个女儿，又得回一个女儿，事情能这样结束，本来也算圆满。但武后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安葬了安定公主并不能让她得到安定，她开始结交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频繁地带他出入禁中，设坛作法，此事被宦官王伏胜告发，罪名恐怖得让人心惊肉跳——厌胜！
厌胜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再硬的后台这顶帽子压下来也必死无疑，王皇后便是因为这个罪名而丢了后位，武后岂能不知！然而就算是别人诬告，把一个道士招进宫内作法也极易受人以柄，武后性格刚强，意志坚毅如铁石，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遇到用现实手段无法解决无法排遣的困扰，她绝不会出此下策，乞灵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当时武后后位的稳固，有什么事情能让她不堪承受冒此奇险呢？台湾学者雷家骥认为，武后厌胜的对象不可能是高宗，只因当时武后的权柄，全都来自于高宗，武后绝不会笨到自己撕毁长期饭票，雷先生认为武后可能是出于和王皇后同样的原因，嫉妒自己的情敌，也就是她的姐姐和侄女。
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一直和高宗有染，本来以武后的雷霆手段，是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丈夫的，可是姐姐毕竟是姐姐。曾经一起相依为命受过异母兄弟的薄待，情份毕竟有点不同。韩国夫人的丈夫贺兰越石，也算出身“鼎族公门”，初唐时收复江南战功显赫的河间王李孝恭，也把一个女儿嫁到了贺兰家。贺兰越石早死，给俏丽风流的寡妇韩国夫人留下了一对漂亮得出奇的儿女。儿子贺兰敏之成为长安城出名的美少年，女儿贺兰氏也有倾国的容颜，史载“有国色”。风流寡妇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出入宫苑私会高宗，次数勤了，高宗的眼睛就自然而然地从母亲身上转到了她身边亭亭玉立的少女。于是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高宗对于这个小情人大概真的动了心，打算将她正式纳为嫔妃，而且直接名列九嫔之一，只是碍于魏国夫人毕竟是皇后的外甥女，高宗还在犹豫如何开口。武后对于这个外甥女甚为内忌，雷先生认为这可能就是她请道士入宫厌胜的原因，
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贺兰氏虽然年轻貌美，但争宠手段跟武后相比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何况武后现在是母仪天下的正宫皇后，要对付魏国夫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何必冒险行此厌胜之术？需要道士做法才能安心，又是发生在安定公主迁葬后不久，很有可能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鬼魂为厉让她难以心安吧！说来道士郭行真高宗也认识，此人号为“东岳先生”，门生弟子遍天下，颇有名气。显庆年间高宗和武后恩爱正浓的时候，曾经派郭行真代表皇帝皇后赴泰山祭祀，为帝后二人行道祈福，并立了一块双石并立如鸳鸯并栖的异形石碑，便是流传至今的泰山鸳鸯碑了。麟德元年，他还挂着朝散大夫骑都尉的散职，供职于东宫，不时为体弱多病的太子弘合药诊病。因此郭行真出入禁中并非不可原谅，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高宗新欢在侧，又因李义府等事对武后颇有不满，接到王伏胜的密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传召宰相上官仪入宫商议，商议的结果，竟是要废后！
（本节未完待续）
[1]《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
[2]《全唐文*大帝遗诏》
[3]《新唐书*窦德玄传》：
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
[4] 《旧唐书*李义府传》：
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兒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睆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注：睆然，指微笑的样子。）
[5]《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历来多认为是武后揽权过盛，引发高宗不满之故。“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通鉴）因此产生废后之念，王伏胜的告发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上官仪按照高宗之意拟旨，不想被武后探知赶过来一闹，高宗为了哄老婆开心便把忠心的臣子卖掉，让上官仪做了替罪羔羊。然而遍查史籍，之前并没有武后专权弄威压制高宗的记载，故近来颇有人质疑此事，认为可能的确是上官仪在弄鬼。《旧唐书》出于一贯为尊者讳的原因不载废后事，只说上官仪被许敬宗构陷杀头。而《新唐书》和通鉴皆明载是上官仪主动请求废后：
上大怒，密召西召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此为通鉴麟德元年条，新唐书记载与之类似，此说当源自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普遍被认为可信性极高。但二者均未言及高宗招上官仪入宫时即有废后意，而厌胜之说也颇为蹊跷，如前所述，以武后当时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诅咒哪个人，可能只是心理困扰而已，从上官仪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高宗不满的真正原因是“皇后专恣”，那么厌胜很可能就是如王皇后被废那种莫须有的罪名了。而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和上官仪也的确是旧识，他们都曾供职于武后的政敌废太子忠。
《武则天评传》的作者赵文润在列出种种疑点之后，认为高宗和武后虽有矛盾，但只属于夫妻之间的不满或者摩擦，真正希望废后的正是宰相上官仪。他自龙朔二年拜相，颇受高宗器重，为人“恃才任势”，当宰相一年多的工夫，就形成了“独持国政”的局面。上官仪如果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势必要搞倒老臣许敬宗，而许敬宗的强硬后台就是武后了。赵文润认为，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正是上官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是耶非耶，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上官仪的背景和为人了。
上官仪是唐代宰相中颇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在于他的政绩，而在于他的典型性。从上官仪开始，唐代宰相温文风雅的士大夫气质开始成形，贞观时期只重实效的实干性人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唐代步入仕途可以通过门荫和科举，经过初唐几位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科举出士已然成为举世所重的潮流，未有科举功名纵然得以拜相终为不美。上官仪便是科举初立时选拔出来的精英人物，善属文工书，文采比起许敬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其词绮错婉媚，号称“上官体”。唐代取士颇重视品貌风度，并非单指相貌，而是指举止的优雅和处世的风范。上官仪的风度，据说是可以用清逸如鹤，飘然若仙来形容的。时天下承平，上官仪贵为当朝宰相，百官之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即兴朗吟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诗风雍容雅淡，音韵清朗，以洛水脉脉暗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以鹊飞报喜见出天下太平景象，流露出自己承恩得意的神气和执政治世的气魄。熹微的晨光中但见上官仪衣袂飘飘，眉目疏朗，直如天上谪仙，正欲乘风归去。一众同僚都看得呆了，“望之如神仙焉”。[6] 从日后倾倒朝野的才女上官婉儿身上，依稀可以想见上官仪当年的风姿。可以称为文学青年的李治（现在应该是文学中年），对于这样的人物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亲自将他提拔为西台侍极，一路青云直上而拜相，更特许他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专掌诰命，这是继许敬宗之后唯一一位享此殊荣的大臣。从履历上看，上官仪可谓高宗的心腹大臣，从性格上看，也是典型的文人性格，颇恃才任势，为当代所嫉，并不像是心机深沉的老江湖。为相仅一年多时间，说他竟会大胆到设局陷害武后，有些不可思议。高宗的性格，本有冲动的一面，前番欲亲征高句丽便是明证，他和武后老夫老妻多年，已经失去新鲜感，武后自己恐怕也觉得地位稳固，对他不象以前那么恭敬，有时候醉心政事，插手太多，难免让高宗感觉不快。天长日久，积怨渐深，突然爆发出来，便有废后之意。上官仪当然求之不得，当即附和上意，“皇后专恣”云云，乘机反映舆论，批评武后。高宗心意于是越发坚定，便令上官仪草诏。不过按照唐律，就算庶民出妻，也需身犯“七出”之条，何况皇后的废立。武后当时并没有犯嫉妒、无子等过失，至少没有被人抓住把柄的过失，所以就把招道士入宫算成厌胜，以此作为废后的借口吧。
这样的关键时刻，武后组织的后宫情报网再一次救了她的命。她曾经收买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人，为夺后大计收集信息，看来在高宗身边也没少安排人手，《新唐书》用“左右奔告后”来说明告密者的高效迅捷。武后果然不是寻常女流，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她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犹豫考虑便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立刻亲自去见高宗。废后的诏书还在书桌上，还没有送到中书省，后面是那个男人呆若木鸡的脸。
如果武后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的男人，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局，就算本来没有下定决心的都有可能为了维护帝王尊严而废后，但她遇到的是高宗。满腔的怒火在皇后的涕泣申诉面前烟消云散，毕竟是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太子的生母，小儿女还在呀呀学语，于心何忍？何况，到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呢？就算她曾经纵容过李义府让自己难堪了，但毕竟也没有二话的贬黜了这位宠臣。为了一点点小事和若干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就要废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太子之位不保，国本动摇，牵涉实在太大了。
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新唐书*上官仪传》
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却抛出了上官仪作为平息娇妻怒气的替罪羊。当场被天子出卖的上官仪失魂落魄地走出宫门的时候，已经预料到厄运正向自己悄然迫临。所谓的君恩如海，圣眷正浓，原来不过是笑话一场。料峭春风吹酒醒，只剩彻心彻骨的寒。
武后的报复很快来临，不久，许敬宗希旨上表，以上官仪、王伏胜曾事废太子忠为由，指三人暗中勾结谋逆作乱，按律处斩。废太子忠原为王皇后的养子，被废时只有14岁，改封梁王，渐渐长大，知道的事情越多，恐惧越深入骨髓。常常换上女人的衣服，睡觉经常换地方，以防备刺客，有做梦必定占卜测试吉凶，让法师做法驱吉避凶等等。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落人口实，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显庆五年高宗和武后游山玩水回来后不久，便有一位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专程前来告密，调查后属实，于是被废为庶人，监禁于黔州。这里是贞观朝废太子承乾病故的地方，也是长孙无忌的毙命之所，阴气森森，充斥着冤魂们的戾气和不祥之兆，庶人忠在极端恐惧中度过了数年，现在因上官仪事件被赐死，总算得到了安息。
阿刘其人，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被派去监视梁王忠的，不过据《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记载：
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阙）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於斯。擢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於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
其中有“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之句，看来武后在梁王忠一案证据确凿之后，还是做出了慈母的姿态，为挽救忠的性命而向皇帝求情。由此可见武后在初立为后的这段时间里，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以及与李唐皇族各人的关系。现在借上官仪事件总算加以铲除，也算很有耐心了。
说来也是讽刺，当年起草《黜梁王忠为庶人诏》的正是上官仪，可见他本是一贯紧跟高宗脚步的宠臣，并非因为心存李唐社稷而进忠言，只是皇帝翻脸翻得比翻书还快，实在让他跟不上趟，落了个斩首抄家的下场。按照唐律，阖府女眷因罪没入宫中为婢，孙女上官婉儿尚在襁褓之中，随母入宫。借着高宗对自己的歉疚之情，武后乘势追杀，与上官仪关系较好的刘祥道等纷纷落马，原本因为拍李义府马屁而遭贬的薛元超，为了想尽办法回朝猛拍上官仪马屁，这回又因此遭殃，再次被贬到巂州，这就是不会察言观色的麻烦，也真正算他倒霉^_^
作为回报，道士郭行真也成了高宗的出气筒。他可能进宫后真的没做什么吧，下狱的罪名很奇怪，说他把佛经糅杂到了道经里面，于是就祸乱百姓了。郭行真开始不认，很是吃了些苦头，“法官拷挞，苦楚方承。”判处长流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流放致死之地），家产充公，一众门生弟子也受到牵连。在三教合流、彼此“借鉴”以争取信徒的时候，想出这种罪名，高宗也够可以的。这就是法制太健全的麻烦，要惩治个看不顺眼的人得想半天罪名，还得考虑是否合理。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上官仪和郭行真这对难友，就成了帝后争锋打架时摔坏的坛坛罐罐。不过，上官仪是满门抄斩，郭行真只是长流，算起来还是武后猛一点。
由不得想到向高宗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后宫历来是皇后统率，就连皇帝身边也全都是皇后的眼线，王伏胜何以会向高宗告发皇后？或者……他本来就是皇帝派去监控皇后的吧。虽然是患难夫妻，虽然信任到让她帮忙打理政事，但还是会有怀疑，会有不满，会有摩擦，甚至想过要废后。而武后当然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心要监控老公的，毕竟，她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的身边，从来都有另外的女人。
仍然相信，李治一直是爱武后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明了她可能会不利于李唐皇室的时候，这种爱和信任也没有完全消失。纵观李治不算短暂的一生，我们难以发现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在内，有过这样强烈而持久的爱。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会不放心，会派人监控，这是生于帝王家的无奈，还是人类的共同悲哀？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6]《隋唐嘉话》
（本节未完待续）
武后的长子李弘4岁即被封为太子，深为高宗所钟爱，8岁即首次受命监国，至麟德元年已有3次监国理政的经历，仁孝英果，处事得体，是高宗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武后母以子贵，并无大过，以高宗犹疑多变的性格，听了武后的一番申诉打消废后计划并不奇怪，——出尔反尔的事情他干的可不止这一桩，然而事情的发展依然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高宗的诏书虽然没有付诸实行，武后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自从永徽六年她被立为皇后以来，一直顺风顺水，不停地承恩生子，更受托处理政事，自以为大权在握，天下事皆在掌控中，这起未遂的废后事件便如当头一棒，让她整个人都清醒过来，原来皇后的尊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在帝王的心念一转之间便会化成泡沫。这一认知极大地刺激了武媚，原来被视为人臣巅峰的后位依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依然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因此，她开始不满足于安分守己地作一个皇后，而是以攻为守，以不间断的进攻来攫取更大的权力，保护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在这一过程中，又萌生了不可遏止的权力欲。这样的性格，其实很少有。一般人在发现自己的逾矩惹恼皇帝差点带来杀身之祸后，反应恐怕都是惶惧不安，从此韬光养晦，小心做人，便如玩火不小心烧到手指的小孩，下次总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在认识到了帝王的权威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之后，不仅不知道害怕，反而生出异常强烈的渴望和攫夺之心，正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个性，使武曌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物的诞生成为可能。[7]后位既然并不稳固，她便要求比皇后更大的权力和保障，这样一来，等待她的必然是通向女皇之路。
这是自杀女夺嫡以来，武后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其一、她认清了一切权力和尊荣均来自于皇帝，竭尽全力地维持帝王的恩宠不衰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武后的独占欲空前加强，凡是和李治过于亲近的人物都受到严密监控，必要时不惜加以铲除，以确保自己对李治的绝对影响力。——长孙无忌犯过的错误，她绝不会再犯。这并不太容易，人说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只因做贼的可以随时乘隙而动，防贼的却需要二十四小时瞪大眼睛，保持警惕。然而武后的确是个异类，她真的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紧跟到底，绝不言累，事无大小，必定参与。想想她七八十岁才做女皇，我外婆在她那个年纪就算跟我说话都会不知不觉地睡着，而武后却能日理万机依然事事亲历亲为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她年轻时精力过剩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也就不难想见了。到最后做贼的都累了，防贼的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遇到这种老婆，恐怕任何男子都只能该拜下风。其二、麟德事件也让她意识到男子的善变和帝王恩情的脆弱易断。如果说杀女夺嫡让她变得心狠手辣，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务求达到目的的习惯，麟德事件便将怜悯、信任和恩情等等字眼从她的字典里彻底抹去，成为一具彻头彻尾的政治机器。在铲除长孙集团的过程中，武后的手段虽然令人胆寒，但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她的人还存留着一丝温情，说得上有恩必报，而麟德之后她和朝臣的关系就只能用利用和算计来形容，无论是助她夺得帝位的裴炎和程务挺，还是帮她坐稳天下的来俊臣等酷吏，均是利用完了就杀，再也没有什么念其旧恩的顾虑。对于武后来说，世人可以简单的归为两类，一种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是不可以利用的，前者是活人，后者是死人，或者是她即将要处死的人。君臣关系开始由互相信任的所谓鱼水之情，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试探和怀疑。这样的转变，素来为人所指责，然而不幸的是，武后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登临帝位，牢固地掌握天下近二十年，而玄宗对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却令得大唐盛世差点毁于一旦，是耶非耶，谁能说得清呢？
既然两次攻击均来自于外朝，武后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呆在深宫之中，要求走上前台参与监控皇帝和朝臣的谈话，确保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或者是为了向妻儿保证自己不会再起二心，或者长久的依赖已让高宗不知如何拒绝妻子，他竟然答应了武后的请求。早在永徽年间废后之战激烈之时，武后就曾在高宗的默许下偷听他和众位辅政大臣的交谈，如今得以制度化。高宗每次上朝，皇后必定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唐代常用“圣人”指代帝王，帝后临朝，共决国事的局面正式形成，史称二圣临朝。北朝素有主妇当家的传统，前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首开皇后参政揽权的先河，每次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同辇陪随，及阁而止，令宦官侍立于文帝身旁，大小动静，随时传报。文帝退朝，皇后必定亲迎，车驾同返，共商政事，时有二圣之称。高宗之所以会答应武后的请求，时人也不以为非，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然。纵然如此，皇后公然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也说得上史无前例了，武后的地位和权势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然而，通鉴说从此之后高宗成为傀儡，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却未免太过夸张，也与事实不符。武后的心腹李义府并未因此还京，两年后帝后泰山封禅，李义府精心炮制了一篇贺文，希望能挽回上意，过两天圣旨下来，大赦天下，唯独长流人不赦，李义府激愤之下，死于当地。如果武后真如司马光所说那么大权在握，又岂会坐视？从麟德元年之后的官吏升迁来看，也很难看出武后的势力有明显增长。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始步入大唐权力中心。名将刘仁轨被拜为宰相，他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当然不是武后的人。曾经因为议论武后不堪为后而被贬西域的裴行俭则被提升为安西大都护，手握重兵，治地万里，成为大唐的擎天支柱。名将苏定方从辽东战场上退下来以后，认为世上唯有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于是收裴行俭为弟子，尽传其所学。名师出高徒，裴行俭不负所望，自己学成出师不说，还为苏定方调教出一众出色的徒子徒孙，经裴行俭点拨培养成才的部将有抗击突厥的名将王方翼、程务挺，一生连败突厥默啜可汗和吐蕃战神论钦陵、号称名将杀手的黑齿常之，日后发动神龙宫变重复李唐社稷的御林军首领李多祚等人，全是初唐史上声名赫赫、翻云覆雨的人物，所荐贤才后来官至刺史、将军的更达数十人之多。安西大都护府简直成了大唐的名将培训基地。裴行俭文武双全，高宗极为倚重，“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在高宗的信任下，裴行俭又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主持改革大唐的文官铨选制度，确定了以“身、言、书、判”来选官的四条考核标准：一曰身，谓体貌丰伟，指官员举止优雅，合乎礼节。二曰言，言辞辩正。要求能言善辩，理能服众。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四曰判，文理优长，要求官吏有较高写作能力，民事裁决时说理清楚，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裴行俭主持吏部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与李敬玄一起为世所重，时人称为裴、李。而他的赫赫战功可与刘仁轨比肩，提到唐代儒将，必然首推裴、刘。裴行俭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深为武后所忌，武后当政之后，裴行俭成为她重点打压的人物之一。现在有学者为了说明麟德元年后武后已经大权在握，视高宗如傀儡，因此地位稳固，不必连杀儿子，就连刘仁轨和裴行俭的升迁，也被说成是武后宽宏大量，任人唯贤的标志，实在有些表错情了。此外，受上官仪事件而罢相的刘祥道也并没有丧失其政治影响力，高宗泰山封禅，武后以皇后的身份代表后妃为终献，刘祥道则作为公卿的代表为终献，事后又进爵广平郡公。如果不是刘祥道早死，恐怕也是武后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由上所述，与其说上官仪事件后武则天与高宗二圣临朝便标志着武后的权力就已超逾高宗，天子拱手，毋宁说这是高宗向天下臣民认可了武后参政议政的合法性，从而为武后进一步攫夺政权创造了条件。而武后当时恐怕也并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取而代之，她只是本能的意识到权力越大，自己越安全，而在不断的追逐中她的权力欲也越发炙热，这条路最终将会将自己带向何方，她未必有很清晰的认知，但她一直在前行。永徽六年她被立为皇后，显庆五年开始参决朝政，与闻国家大事，这是她一生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日子，和家人朝臣的关系都算比较融洽，没有太多的暴力和血腥，现在，这日子已经结束了。不再满足于皇后位子的武后，开始了又一轮新的征服，她旺盛的企图心、控制欲和强悍性格，也开始渐渐显露出来。
注：[7]（日）气贺泽保规：《武则天上台历史背景的考察》
（本节未完待续）
李义府被逐，让人看清得罪皇帝是没有好下场的。上官仪被杀，则让人明白得罪皇后也是没有好下场的。顺得哥情失嫂意的朝臣们，以沉默来对待上层局势的纷纷扰扰和帝后之间的离离合合，废后立后真的成了李唐家事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再向高宗进谏。褚遂良和上官仪的例子摆在眼前，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为帝后夫妇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情骂俏”增添情趣？就算之后有朝臣忧心中宫权势过重，也因为顾忌高宗对于武后的态度，而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武后。高宗这样把国事当作家事来处理的态度，让群臣缺乏质疑评论的余地，客观上为武后他日夺权减少了障碍。不过，皇后参政虽然已经制度化，高宗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训练太子监国理政。太子弘8岁即受命首次监国，到上元二年暴毙于合璧宫，其间15年间先后受命监国10次，有时候高宗甚至没有发病也命他监国，足见对他的重视。武后主要是以内辅的形式参决朝政，出谋划策。高宗病重时，她代为理政；病情缓和时，“偶坐”参决；高宗身体健康或者外出的时候，则上书言事。
武后辅政期间，唐王朝仍然处于上升时期，国家太平，物阜民丰，斗米不过数钱。社会治安良好，每岁断狱少则数十人，多也不过几百人，可媲美贞观。还出了一些学术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医药学方面的《唐本草》，天文学方面的《麟德律》，和文字学方面的《字海》。《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本官修药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麟德律》由李淳风制定，“时称精密”。《字海》则是一本字典工具书，共有100卷，在量上大大超过了《说文解字》。可见大唐的国力不曾因为武后的参政而稍堕，“皇曰内辅，后其谋咨。谋咨伊俟，皇用嘉止。” 崔融在《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这样评价武后辅政高宗时的业绩，是合乎事实的。
麟德二年，帝后夫妇东巡洛阳，为封禅大典作准备。封禅是一种古代帝王祭祀天神地祇的仪式，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先秦时代人们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在泰山之巅天子可与神灵对话，祈求庇佑。只有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盛世才有资格封禅。自秦始皇泰山封禅之后，举行过封禅大典的仅有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等寥寥数位帝王。宋代以后，不再有封禅之典。唐代太宗皇帝曾有过封禅之议，终因顾惜国力或局势有变而未能成行。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封禅就是好大喜功、粉饰太平之举，没有什么正面意义。不过形象工程历代皆有，倒也不必过分苛责。李治的文治武功尚算不俗，怎么说大唐也是在他的手里达到了疆域上的极盛，举行封禅之典也说得过去。当时上官仪事件刚告一段落，武后有心借泰山之行淡化最近夫妻间的种种不快和争吵，重拾往日恩爱，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机会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刘祥道、刘仁轨等当朝新贵，也希望借封禅来弘扬皇威，煊赫天子之气，当然，顺便也要肯定一下自己的地位啦。双方各怀心事，但都一起表请高宗封禅，也都对上古的礼仪指手画脚一番。按照经典明载，公卿之献将以九卿充任，刘祥道不满地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汉、魏以来，权归台省，九卿为常伯属官。今封岱大礼不以八坐，用九卿，无乃徇古名忘实事乎？”上古九卿位高权重，所以在这样的大典上充当祭献，然而世易时移，古今官制不同，九卿现在不过是我太常伯的属官，怎么还能按照上古的礼仪让九卿担此重任呢？
官僚发完牢骚，皇后接着来，称禅为祭地之仪，坤为后土之德，本该以皇后率宫妃参与献祭，然而历来皆以公卿为献，实属大错，理应予以纠正。于是抗表进谏，措词十分得体，语句堂皇富丽，特录于此，看看武后的文采：
于是皇后抗表曰：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省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
妾缪处椒闱，叨居兰掖，祇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苹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令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眷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高宗是个好好先生，两边都不得罪，以刘祥道代表公卿，武后代表后妃，双双参与泰山封禅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大典。武后更推陈出新，抬出表姐越国太妃燕氏参与终献。因纪国太妃韦氏已经病逝，燕氏便成了太宗众多嫔妃中唯一活着的一位，风风光光地参与了这一盛事大典。向来不允许女人参与的封禅大典，从此一改旧制，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太妃为终献，皇后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这次封禅典礼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武后借机铲除了她早已看不顺眼的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上官仪事件后，她不允许任何人跟高宗太过接近。皇帝东封泰山，百官跟随出动，陕西、河南、山东诸省的地皮都给踩得翻过来。武后的两个堂兄弟惟良和怀运因为上次得罪了武后的母亲杨氏分别被贬为始州刺史和淄州刺史（详见本章家宴中惟良与杨氏言语上的冲突），也随例集于泰山脚下侍奉天子，开家宴款待高宗、武后、魏国夫人一行。这两兄弟武后一直都很讨厌，正好用来做替死鬼。于是暗中在食物中下毒，魏国夫人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这两个作东道主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毕竟，食物都是惟良和怀运提供的，先前又和皇后有过不愉快，说他们本来想杀皇后结果误杀了魏国夫人也是很可能的。不过，惟良和怀运这两个小人物，有没有胆子当着皇帝谋害皇后，是否有能力买通宦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魏国夫人的死必须有人负责，惟良和怀运未经审判便被处死，改姓为蝮氏，妻女没入宫中为奴。武后一石二鸟，轻松容易地就除去了几个眼中钉。
此外，武后的两个异母兄弟元庆和元爽，上次已经被贬外放，元庆到任不久就死了，元爽还活着。这次又受到牵连，被贬到更遥远的振州（今海南岛），元爽再也经不起折腾，死在当地。照老规矩，儿子是被流放他乡不能与父亲见面的，元庆之子武三思，元爽之子武承嗣，皆是日后翻云覆雨的人物，但在当时，还是颤抖着匍匐在他们伟大的姑母脚下，夹着尾巴过得惨兮兮的。武家唯一留在京师的男子，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也就是魏国夫人的哥哥，武后唯一的外甥。贺兰敏之聪慧过人，颇有才学，不过最出名的还是他的美貌。按史书上的记载十足漫画中的美少年，“不杂风尘，鸾章凤姿，居然物外……风情外朗，神采内融”[8]，贺兰敏之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风度翩翩，优雅出尘，可以说是全长安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也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杨氏的心肝宝贝。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武后没有继续报复下去，将贺兰敏之改为武姓，继承亡父的爵位周国公，入弘文馆修史。青春、美貌、权势、才华……虽然人生最羡慕的东西贺兰敏之样样都已拥有，然而身边人的离奇死亡和戏剧性命运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近乎病态的追逐声色来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魏国夫人死后，高宗身边已经再也没有影响力的女子存在，后宫完完全全地在武后的掌控中，到此地步，她已基本上把她本家的人调教得差不多了，傲慢不驯、胆敢与她为敌的亲戚们都已不在人世，剩下的小辈已不足为虑，没有人可以对她构成障碍。贺兰敏之的行为虽不让她满意，但她并不想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现在，轮到李家的人了。那才是她真正感兴趣的——李唐皇室与大唐帝国。
（本章完）
第九章 天后临朝
后为坤德，统率六宫，母仪天下，是世间女子的典范，也是李氏大家族的主妇。李唐皇族人丁兴旺，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中都是比较突出的，二十一帝中没有一个儿皇帝，也没有一个皇帝绝嗣。就连中风偏瘫的唐顺宗，依靠做太子时的辛勤播种耕耘，也有23个儿子的骄人战绩。除了性取向正确之外，大约应归功于高祖李渊的遗传基因优良吧。老当益壮的李渊，入长安后短短五六年就增添了20多位小王子和小公主，可见身体素质之佳。李世民在生儿子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赶不上老爸，但也有14位皇子和21位公主。相比之下李治就很可怜了，只有8子3女，从2位数缩减到了1位数，最小的孩子是武后所出的太平公主。看来武后不能生育之后，高宗便失去了增添子女的机会，不知道武后的《内训》是不是专门写给她老公看的？笑。以下介绍一下高宗子女的情况：
1、 长子燕王忠，后宫刘氏所生，被王皇后收为养子，一度立为太子，因上官仪事件被控谋反诛杀。
2、 次子原王孝，后宫郑氏所生，麟德元年病逝。
3、 泽王上金，高宗第三子，生母为后宫杨氏。
4、 义阳公主，萧淑妃长女。
5、 郇王素节，高宗第四子，萧淑妃所出。
6、 宣城公主，萧淑妃次女。
7、 太子弘，武后长子。
8、 安定公主，武后长女，出生不久暴亡。
9、 沛王贤，武后次子，即后来的章怀太子。
10、 周王显，武后第三子，即后来的中宗皇帝。
11、 殷王旭伦，武后第四子，即后来的睿宗旦。
12、 太平公主，武后次女。
这样至乾封元年泰山封禅之际，高宗的庶出子女只剩下上金、素节两位皇子和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其中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因为母亲获罪的缘故，一直幽禁在掖庭。上金和素节也离开京师，外放为刺史，相当于一种变相的贬黜。如素节在武后未进宫前本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二圣封禅之后，皇帝突然下诏，说素节身体有病，今后不必进京朝见。素节其实没病，当然知道事出有因，但也无可奈何，父子之间渐行渐远，已成必然之势。相比之下，武后的长子弘被立为太子，贤为雍州牧，遥领扬州大都督，显为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轮刚出生几个月都被封为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两位庶出皇子的处境也就相形见绌了。唐代的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藩王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武后把他们排挤出京，只是不希望他们接近高宗，施加影响。除此之外，二圣期间的武后基本上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还曾以慈母的姿态，在燕王忠被废为庶人时挽救过他的性命。最让武后头疼的反而是她的亲身儿子——太子弘。
太子弘应该是个面色苍白的近乎病态的少年，身体孱弱颇似多病的父皇，性格却倔强刚毅自信甚至自负，似足他的母亲。作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弘8岁便离开父母，单独住进东宫，由专门的老臣名儒教导辅佐。高宗对他寄望甚殷，急于培养他尽快接班，曾特赐《政典》交太子阅读，又多次令他监国听政，以积累治国经验，提高他的威望。刚开始太子年幼，又有许敬宗出任太子少师，对于武后还没有多大妨碍。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子弘渐渐长大，越来越有主见，他和母亲的分歧也渐渐显露出来。说来武后当日不择手段地争取后位，也有为弘谋夺太子之位，不至于像庶子那般受人欺凌之意。这样母鸡护雏般的为弘营造出一个没有风雨侵袭没有任何阴暗面的温室，却让弘走上了和母亲完全相反的道路。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少年的弘，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正统观，感情纤细敏感，富于理想和梦幻。一件事情颇可说明太子弘的性格：他童年时读《春秋》，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大为吃惊：“圣人垂训，怎么会把这样的事情写上去？”老师耐心地说：“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正是为了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呀。”然而弘仍然不能接受，“纵然如此，这种事情我总不乐意听，换一本书吧。”世界在弘的眼里，就是这样清晰纯粹得近乎透明。武后对这个儿子，原本也极为宠溺，她编写的武则天系列丛书，也都要赐一本给太子阅读，教导他怎么做个孝子仁君。然而弘真的向这条路上走去，按照书中教育的价值观去判断，却又不能容忍母亲牡鸡司晨的举动和略显霸道的作风了。
弘24岁便已去世，史书上记载他的政见并不多，大致有以下几条：其一是废太子忠因谋反罪被杀，弘不忍心见大哥暴尸，奏请为其收葬。其二是奏请高宗废除将逃兵妻子没官为奴的法令。咸亨年间关中饥馑，弘见到士卒的粮食里有草籽，立刻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给士卒，又奏请以同州沙苑分给贫民耕种。从各方面看，弘的一举一动都注意符合儒家伦理中的仁君形象，受到时人的一致称赞。高宗对这位接班人也极为满意，称弘仁孝睿智，宾礼大臣，未尝有过。但完全以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弘，对于母亲垂帘听政这样公然挑战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举动，当然是大有意见了。弘早习政治，极有主见，自幼年起就确定的储君身份，也让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高宗的身体虽然没有起色，但对于权力转移仍然敏感，一方面又是声誉日隆、羽翼渐丰的太子，武后向权力中枢渗透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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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政之初，武后仍然事事以高宗为重，实行紧跟政策。高宗倡导以孝治天下，武后便提议僧尼道士都得参拜父母，给足高宗面子。李唐崇道，抓了老子来做先祖，武后便手抄《道德经》以示虔诚，还经常组织《道德经》理论学习研讨班之类的，给丈夫抬轿子吹喇叭很下了些功夫，摆弄得高宗很是舒坦，觉得老婆大人真是深明事理，有这么一个帮手还真不错。顺便说一下，曾有人说武后信仰佛教，还真没看出来。大抵是让和尚念经，请道士捉鬼，怎么有用怎么来。要说武后真有什么虔诚的信仰，那就是实用主义吧！宗教在中国向来都处于为现实服务的位置上。高宗后期，世风渐趋奢靡，特别是女服，花样日日翻新，崇尚靡丽，风气豪纵，女裙至少得用六幅布，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华丽的则要七幅到八幅。惹得男士们很是不满，觉得这些女人真是太过分了，一条裙子费时费布，下摆拖那么长那么宽，当扫把呀。皇帝亲自下诏，提倡节俭，武后立刻响应，特地着七破间裙以示人。破是指褶皱，褶皱越多越费布。皇后的裙子一般是13个褶，武后为了表示支持高宗还淳返朴的提议，便自己带头只穿7个褶的裙子。这道诏书在《唐大诏令》中有收录：
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闲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唐大诏令*令雍州长史李义元禁僣侈诏》
其中“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等句，很有点“大海航行靠舵手，葵花跟着太阳走”的意思，显示出高宗对武后的带头支持之举，深感满意。不过，武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讨好献媚的高级秘书和办事员，而是抓紧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影响，培植私人势力。这一过程，既与高宗的身体健康有直接关系，又受制于政局的演变程度。
经过大唐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唐帝国律令完善，社会稳定，疆域空前辽阔。继苏定方灭亡百济、刘仁轨大败倭人之后，八十岁的老将李绩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克平壤，高句丽完全灭亡，唐代的疆域至此达到了极盛。高句丽倔强异常，屡次挑衅中原，终于在高宗手中荡平，自然不免又歌舞升平、庆贺一番。然而表面上的盛极一时下潜伏着种种危机，未能引起在上者的警觉，导致不久后国势出现逆转。
1、 府兵制的崩溃。
因府兵待遇下降，士兵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在刘仁轨带兵经略百济之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惜乎未能引起高宗的重视。之后府兵逃亡现象更加普遍，朝廷被迫颁布严令，逃往军士的家眷将作为罪犯没入宫中，可见情况的严重性。仁孝的太子弘曾以该规定太过严苛为由表请皇帝废除。
2、 军纪涣散，吏治松弛。
太宗时代很重视对于军纪的维护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怀柔，侯君集立下灭高昌这样的大功，也曾因为纵兵劫掠而入狱。及至高宗时代，唐军被对外征服中的长胜战绩冲昏头脑，朝廷也重才胜过重德，只要打了胜仗，一切好商量。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原本持身甚正的苏定方到了辽东战场上也象换了个人，百济破时，白骨盈野，十不存一，令刘仁轨对他颇有不满。
3、 重征服而轻治理，对占领区经营不够。
高宗时主要继承了太宗时代的对外政策，绝少派兵长期在外戍边，只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威慑四夷。太宗鉴于初唐时人丁凋零、国力未复，不愿在边事上花费太多，但对于高昌这样地理位置重要的降国仍然采用置为州县直接管理的方式。高宗朝大多采取羁縻的方式，高宗大约存了与父亲一较长短的形式，一味开疆拓土，边将神勇，却不在乎挑选持重老成的边官，帝国疆域在短时间内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相应的治理和经营并未跟上，加之没有军队长期驻扎，一旦事变很容易导致当地民族的反叛。
苏定方、李绩等名将的相继谢世，军队也面临新老换届的情况。为唐军长胜不败战绩所遮掩的这种种危机，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在大非川唐蕃之战后浮出台面，动摇了不可一世的唐帝国。
吐蕃位于唐帝国的西陲，几乎与大唐同时进入强盛期，在唐帝国东征西讨建立起东亚霸权的时候，吐蕃也征象雄，定南疆，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统一而强盛的吐蕃王朝。太宗时代唐蕃以友好为主，有文成公主入藏，及藏王派兵助唐使王玄策平中天竺等事。然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后，大相禄东赞独揽大权，颇思以对外征服的辉煌战绩来巩固该家族在吐蕃的地位。大唐袭灭西突厥时，有意染指西域的吐蕃就截击过大唐军队，不料被苏定方一千破八万，吃了个大亏，从此老实了好几年。[1] 之后唐致力于经营东北，辽东成为主战场，吐蕃便于吐谷浑争夺青海地区的霸权，双方都遣使向唐求援，指责对方的不是。因当时吐蕃和吐谷浑都算唐的盟国，对吐蕃的实力认识不清，高宗采取了两不相帮的政策，导致吐谷浑迅速被吐蕃攻灭，尽有其土地人口，吐蕃的实力得到极大增长，进一步挥师西域。吐谷浑这个缓冲地带既不存在，唐蕃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诏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讨伐吐蕃，助吐谷浑复国，另一方面也是以围魏救赵的战略，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唐军由海拔2300米左右的位于河湟谷地的鄯州出发，深入吐蕃腹地青藏高原已觉气息不畅，薛仁贵决定在大非川分兵，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副将郭待封率领辎重部队。原作战计划是辎重部队在大非岭上设栅固守，主力部队倍道疾进。薛仁贵到达河口时击破吐蕃，然后回撤到乌海城，然而郭待封在主力部队出发后并没有在大非岭建立阵地，而是继续前进，刚到乌海地区就被伏击的吐蕃军队击溃，辎重军粮全部损失，薛仁贵只好撤退，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此战虽然名为“大非川战役”，实际上胜败决于乌海。乌海（托索湖）为青藏高原上的交通要道，海拔在4000米左右。大非川一战的失败长期认为是郭侍封自恃为名将之后，不服薛仁贵的调遣所致，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唐军真正的失利原因是青藏高原的高峻地势带来的的高原反应。薛仁贵率领的主力部队由海拔2300米的鄯州快速上升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乌海，仍然进行急行军“轻锐倍道”， 及至辎重全失，遭遇吐蕃大军，本已身处死地，不得不拼力一击的关头，部队却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疲惫不堪，丧失战斗力，无力出击。高宗事后责备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注：《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即是指此了。
大非川一战，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神话，吐蕃由此信心爆棚，多次与唐在西域和剑南道展开争夺，由此揭开了长达百年的唐蕃战争的帷幕。虽然终高宗之世，有娄师德、黑齿常之在剑南道屯田镇守，西域又受制于裴行俭和王方翼，吐蕃并未占到半点便宜，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局震荡却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是东、西突厥密谋复国，高宗时代在西域并未长期驻军，在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安西四镇屡屡陷落，先后有裴行俭三定西域之事。东北由于唐军在辽东战场杀戮颇重，新罗王乘势挑拨高句丽和百济民众叛乱，驱逐唐军，安东都护府被迫迁往辽东。高宗大怒，命刘仁轨率军出击新罗，新罗大败，急忙遣使谢罪，但并不因此放弃收复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企图。基本上唐军一到新罗便谢罪，唐军一退又开始蚕食辽东，颇有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不屈不挠，原本和大唐之间隔了新罗、属于飞地的百济故地，终于被新罗完全吞并。但最麻烦的还是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廷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结果仪凤三年再败于青海湖。此战之后，唐终于意识到吐蕃是无法消灭的，在剑南和西域等低海拔地区的胜利，并不能让唐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从而决定了唐蕃战争中唐只能采取守势，而吐蕃却可以纵横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乌海至河源海拔均在4200米以上，背后便是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普遍的看法是“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2] 而在此献策高宗的魏元忠、以及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娄师德和黑齿常之等人，日后成为了武周的名臣骁将。
边疆告急促使高宗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对外事务上，裴行俭、刘仁轨等人纷纷受诏出征，武后抓紧这个好机会大肆揽权，实力又有增长。她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朝中无人的困乏，许敬宗已经年老，除他之外众宰相无一是武后心腹。如无高官支持，武后空有“二圣”之名和参政议政之权也难以全盘掌控政局。急于用人的武后遂打破官员须凭考试进阶的制度，“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3]，开创了泛阶的局面。按照大唐制度，由六品跳升五品是仕途的一道重要关口，由四品跳升三品又是另一道关口。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经过考试，按成绩叙进。就连升散阶从五品也要奏报皇帝，取其进止。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此举对唐帝国来说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大批寒士的上位促进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可算广聚贤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的急剧扩充，也不免有选官过滥的弊端。昔日太宗皇帝为纠正隋末弊政，大规模精简官吏，淘汰庸员，定制官品文武共643员，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严格的选官制度现被打破，及至高宗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不过此举对于武后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成百上千的人因这一政策而受惠，得以享受高官厚禄，自然对武后感恩戴德。在收买人心方面，武后赢了漂亮的一仗。
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转化为助力之前，许敬宗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武后顿时面临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咸亨元年，天下大旱，关中饥馑，朝廷不得不下诏任由百姓往各州逐食，并宣布政府班子东幸洛阳，解决吃饭问题。陪随同行的武后之母杨氏已有92岁高龄，病逝于途中。久旱失雨，黎民受困，原本不满武后参政的各政治势力乘机发难，直指在上者失德，致遭天谴。武后权衡利弊，遂上书高宗，引咎在己，主动要求高宗废除自己的后位。这是心灰意懒，还是以退为进？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内心的隐隐作痛中，武后把抉择的权力交给了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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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第十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
[2] 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05。
[3]《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古中国向来有天象以应人事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一旦有地震、蝗灾等天灾，负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宰相常会引咎辞职，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便曾经以久旱提出避位以禳灾。不过这种辞职一般都会被驳回，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以示负责。武后此番主动要求避位，一则说明她的权势确有增长，没有人会要求一位无权无势的后妃为国事负责。二则也反映出她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武后升位太后大权在手之后，不要说是私下议论，就算不识趣的儒生上书直谏要求太后还政皇帝，那也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会有迫于压力归政之说。说来武后雄飞既久，岂甘雌伏？此举确有不得已之处。她虽有“二圣”的尊号，但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领导班子。昔日六位翊赞功臣，许敬宗老病退休，李义府、崔义玄等亡故，依靠构陷裴行俭、逼杀长孙无忌上台的袁公瑜给一贬再贬，现在冤家对头裴行俭手下当差，真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平心而论，和历代弄权的后妃比起来，武后参政之初行动内敛小心得多，单是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皇后，还没有一名外戚掌握朝中实权便少有人能及。这固然让她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能够走得更为长远，但始终势单力孤，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皇帝。高宗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需要借助武后来处理朝政，但对武后权势的增长仍存戒心，既要用她，又要防她，关系微妙，态度暧昧。如今太子羽翼已成，事事自有主张，不再需要这个母亲来指手画脚，如果高宗再不明确表态，她作为皇后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参与朝政？又有什么资本继续停留在竞技场上？
此外，母亲杨氏的死也给了她不小的打击。武后一生受杨氏影响甚大，爱好文史不喜针线的习惯，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性格，都来自于杨氏的遗传。在武后夺嫡争宠的关键时刻，杨氏忙内忙外，收集信息，监视政敌，笼络支持者，为女儿很是操劳了一番。裴行俭和长孙无忌等的密谈就是通过杨氏转告给武后，导致裴行俭被贬的。如果说武后的奋斗历程上曾经有得到过家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那就是来自于杨氏了。所以武后虽然淡漠亲情，但跟杨氏的关系一直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本不该受俗务影响的母女之情也渐渐变了质。魏国夫人之死虽然瞒过了高宗，却瞒不过和她一母同胞的哥哥贺兰敏之，深知武后性格的杨氏也不可能没有怀疑，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保护好外孙贺兰敏之而已。然而贺兰敏之轻佻叛逆，屡屡挑衅武后，如果依照武后的性子，敏之早该死了几十次，只是碍于杨氏的面子，不得不隐忍。天长日久，积怨在心，母女亲情也就降到了冰点。直到杨氏去世，武后才发现世间除了杨氏，竟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计私利地帮到她，天地之大，她竟孤独得如此彻底。既无外戚之助，又无重臣支持，内外交困的武后索性赌上一赌，如果高宗存心收回他交给武后的一切，现在正是机会。
高宗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除了久病不愈的风疾和肺病，又新近染上了疟疾。在病患的折磨下，一向现实的高宗也起了乞灵于丹药延年益寿的心思，幸为宰相郝处俊所谏止。以高宗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单独掌握朝政。当时太子弘已经大婚，又有一班忠心耿耿的大臣辅佐，从各方面看，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贤明而受人爱戴的君主，如果高宗甘心放手的话。然而权力的滋味是如此甘美，没有人能轻松容易地放低。若干年前曾经打算废后为此还赔上宰相上官仪一条性命的高宗，此时却改了主意，选择仍然维持现状，继续让武后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指望通过皇后和太子之间的互相制衡来保持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力。武后避位的请求被驳回，上元元年更上尊号天皇、天后，进一步确认了武后在朝中的地位。至此，夫妻、父子互相牵制、共同执政的三角形政局已然形成。从唐帝国日后的风云变幻来看，便能明白睿宗及时退位让儿子李隆基登基对于肃清太平公主势力起了何等重要的影响。这，怕也是血和泪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吧！有了玄武门兄弟相残的血案，才有了宁王甘愿让三弟李隆基为太子，最终兄弟和睦大被同眠的佳话。有了武后杀子夺位的惨烈，睿宗才会在感觉自己力不能及之时，甘愿提前退位以保障皇位传承的稳定。
高宗既然决定在妻子和儿子之间走钢丝，对于武后执政也就采取一面抬举，一面打压的策略，这边厢驳回武后避位的请求，那边厢又频频下诏太子监国。许敬宗退休引发的风波才平息，围绕他去世如何拟定谥号又成为武后和朝臣角力的战场。先作为李治的东宫旧人，后作为武后的忠实盟友，许敬宗在高宗朝可谓位极人臣。他可以随意出入禁中，骑马入朝，这样的恩遇，只有李绩才能相比。泰山封禅，也是他和李绩出任封禅使。许敬宗在官场上颇识进退，很有分寸，因此在拥立武后的翊赞功臣都先后被高宗舍弃之后，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善始善终。除此之外，他的物欲、色欲、和名利欲，实在和李义府不相上下。李义府为了钱财公开卖官鬻爵以至被人讥为“铜山大盗”，垂涎美丽的女犯人以至逼杀大理寺臣，气愤世家大族瞧不起他怂恿高宗颁布禁婚令，好恶强烈到最后惹恼高宗落到可悲的下场。这些都可以在许敬宗身上找到共同点，只是许敬宗压榨的对象是他的家人。在家族中，他是不折不扣的暴君。
许敬宗对于金钱的贪婪，驱使他把女儿嫁给蛮夷之子以索要大量钱财，还曾因此受到弹劾。如果说这是他长期贫贱实在缺钱也可以理解，后来他已贵为宰相，权势无人能比，还会因为贪图巨额聘礼而把另一个女儿嫁给出生奴隶的将军，这人的物欲实在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许敬宗得志时已经六七十岁，史书上用“好色无度”来形容他的欲求。他曾经建造飞楼七十间，让家妓骑马在楼上奔走，以此为戏。老父少妻的结果是跟他的子孙争风吃醋，为一些有的和没有的风流韵事先后奏请把儿子和孙子流放岭南，导致他们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和李义府一样，许敬宗素以才华自诩，功成名就之后，他以超乎寻常的高傲来表示自己的轻蔑。跟人说话总是装着不认识别人：“对不起，我耳朵背，记性又不好，总是记不住你的名字。不过呢，如果你是曹植、刘桢那样的才子，就算只见过一次我也一定记得你。”李义府的好恶表现在他对支持自己的人死心塌地，对于他瞧不上的人傲慢无礼，许敬宗的好恶则表现在他随意涂改史书上，亲戚好友一律涂脂抹粉，政敌一律百般诋毁，史书完全成了他做人情的卖菜篮子。在官场上许敬宗左右逢源，接连扳倒权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给他弄得罢相的宰相少说也有5、6位，手段的狠辣阴险就算号称笑里藏刀的李猫也得甘拜下风。李义府张狂放肆，毫无顾忌，最后全家都被流放，孤零零地客死异乡。许敬宗却得享高寿，还得到死后陪葬昭陵的荣耀。然而这两人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自负才华却长期被人看不起的寒士，一旦得志都以疯狂的追名逐利来满足自己的欲壑难填，用欺凌他人来报复世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年轻时的折辱坎坷，造就了他们畸形的性格，才子一旦抛弃了道德和良心，行事往往比恶棍更为可怕。而能够收放自如地驾驭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武后，又是何等的旷世怪杰，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许敬宗的所作所为，早已惹得清流不满，借着给他商定谥号之机来个整体发作，说他“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平心而论，这个谥号按许敬宗的作为还真当得起，可是心腹重臣一旦去世就背这么个名也未免太不给武后面子。还陪葬昭陵呢，名与实爽曰缪，指言名美而实伤，葬礼越隆重就显得越可笑。可恶的博士学士们还坚持不改，说谥号为缪都算给许敬宗面子了，真要论起来应该更差才对。朝廷没法，只好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吏全部参与，集体商议，最后来了个折衷，“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总算勉勉强强让这位重臣的身后事不至于变成笑话。不过，要闹到召集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吏集体商讨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武后在高层官吏中的支持率并不高。如果没有当初泛阶这一手让大批寒士入仕收买人心，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尚未可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了。第二年，高宗突然颁布诏令，称许敬宗记史颇多不实，命史官重新修改，而这次任命的修史专员正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刘仁轨。现在的刘仁轨可不是当初那个屡遭李义府陷害，即使对方已经被贬流放，自己又立有大功，仍然不敢返回长安的可怜虫了。他已经官拜宰相，又屡屡奉诏出征，出将入相，掌国权柄。以他来监修国史，可想而知必然会对某些人和事重新评价。武后敏锐地感到，情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
上元元年，高宗把祖宗封了个遍，然后自称天皇，武后为天后。塞给武后这根胡萝卜，紧接着就来了记闷棍，下诏恢复长孙无忌的爵位，陪葬昭陵，并以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国公的爵位。这是刘仁轨封诏修史的第二年。一环扣着一环，一连串的攻势几乎让武后喘不过气来，避位被拒的后果就是她在竞技场上继续呆下来，面临一重接着一重的巨浪。现在的武后，才真正深切地感受到朝中无人的无助，也让她看清了眼前的路：
第一、 她必须掌握政权，宰相中一定要有人支持她。
第二、 她必须掌握军权，才能在必要时威慑他人。
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她将永远无法执掌大权，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当时的宰相以刘仁轨为主流，另外几位宰相戴至德、张文瓘为太子宾客，郝处俊为铁杆反武派，无一是武后心腹。既然暂时无法在宰相中安插人手，武后便别辟蹊径，以爱好文学编纂书籍为名，招纳了一帮学士作为自己的死党，这就是日后掌国权柄、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的前身——北门学士。
（本节未完待续）
一般认为，武后建北门学士是受了李世民开弘文馆招揽十八学士的启发。武德四年后，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恃其平定天下之功，阴蓄夺嫡之谋，遂以自己戎马倥偬，未能熟知经史为由，特开文学馆，延揽四方贤才，分为三番，每日引见，与他“讨论文典”。其中声名最著的有十八人，为首的即是日后成为贞观名相的房玄龄与杜如晦。打着“锐意经籍”的名号，实际上是为自己延揽私人智囊团，参谋帷幄，在讨论文学的合法外衣下为李世民夺嫡作准备。及至李世民登基之后，这班人以从龙之功，多位列宰辅，迅速实现了政权的交接，保障了局面尽快稳定。
武后见心腹宰臣先后衰老凋零，便援用前朝故例，延揽了一帮资历较浅的文人来帮她编写书籍，以教化人民。以往召集博学鸿儒写书，多依靠州县的推荐而定，但这批学士都是武后亲自选拔，召入禁中，为她继续编写武则天系列丛书。初为皇后期间武则天编写的大多是《古今内范》、《孝子传》等着眼家庭伦理的书籍，现在她是掌国辅政的天后，编写的便是《百撩新诫》、《臣轨》等训诫臣子的书籍了，显示出武后的调教对象已经从儿子媳妇扩大到了朝臣的范围。这些学士大约为武后编纂了一千多卷书籍，落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其中最著名的是《臣轨》一书，教导臣子该如何忠诚于君主，常常跟李世民写给李治看的《帝范》一书合出，称为《帝范臣轨》。不过编书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以这些学士的官职和声望而论，对于朝政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武后以入内编纂为名，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和百官表书，以分宰相之权。因为朝臣上朝是从南门进入，这些学士在武后特许下可以从北门，也就是玄武门进入，故被称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实际上就是武后的私人内阁，在武后的精心培植下，隐然成为朝廷新贵，主要有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这些人因为掌握武后私密太多，在武周革命前后，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元万顷太后掌政时迁凤阁侍郎，坐诛。范履冰，载初中坐举逆人被杀。周思茂，垂拱中下狱死。刘祎之以宰相之尊，垂拱三年赐死于家。
李世民以藩王之身志在夺嫡，故开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武后延揽北门学士又是准备对付谁呢？发展到这一阶段，情形已经很明显：是的，皇后的尊荣已经无法令她满足，她要夺取的就是唐帝国至高无上的权位。无论是丈夫，还是儿子，都不能阻挡她的脚步。
（本节未完待续）
上元元年八月，高宗武后进号天皇天后，九月下诏为长孙无忌归葬昭陵，数月后，武后做出反击，上书高宗十二条革新政策，全面反映了她的政治见解，也反过来将高宗一军，这就是著名的上书建言十二事。内容如下：
一、 劝农桑，薄赋徭；
二、 给复三辅地，即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
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要求少府监所署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停止生产淫巧之物；
五、 省功费力役，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
六、 广言路；
七、 杜谗口；
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
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指上元以前的勋官，朝廷已经发给告身也就是勋官凭证的，不再审查核实；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指京官八品以上的增加俸禄；
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指长期任职的官吏，才能高地位低的可以升职。
上书建言十二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是一份完善而全面的施政纲领，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尊崇老子，提倡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息兵息役，轻徭薄赋；二是移风易俗，净化政治空气和社会习俗；三是要求照顾中下级官吏和百姓的利益，以图笼络人心。
其中第一条重视农业，第六条广开言路，第七条疏远小人、杜绝谗言，几乎是每个统治者上台都要鼓吹的官样文章。第四条禁断浮巧，旨在迎合高宗提倡节俭的口号，第八条要求大臣们都学习《老子》，因“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指老子）”，李唐皇族以老子李耳为先祖，提倡尊崇老子以示武后忠于李唐的立场。这两条都有向高宗和群臣表忠心，打消他们戒心的考虑，当然也从侧面反映了她尚未独掌权柄，还需要妥协示好。等到她地位稳固之后，那就要求大臣不学习《老子》，改学习她写的《臣轨》了。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是整个施政纲领中的核心要点，即道家的无为而治。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禁断浮巧，省功费力役等等，皆是围绕这个中心拟定的。
整个治国纲领都以李唐尊崇的道家思想为出发点，无一不是堂皇道理，貌似给足高宗面子，实则暗藏机锋，别有玄机。以“息兵，道德化天下”而论，消弭战事，与民休息，无人可以说半句不是，然结合当时的政局来看，吐蕃的崛起令唐帝国的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面突厥贵族密谋复国，东方新罗蚕食辽东故地，煽动起当地的民族情绪，解决起来颇为棘手。高宗有心开疆拓土成为一代雄主，自不容西域和朝鲜半岛脱离唐廷的统治，而他任命的两位儒将，偏偏又都是武后的政敌。裴行俭纵横西域，治地万里，刘仁轨经略辽东，屡破新罗。每一次征服和胜利，都为他们的功劳簿锦上添花，使其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尤其是长期负责选官的裴行俭，先后荐引提拔了大批良材骁将，是武后势力向军队渗透的一大阻力。有鉴于此，武后要求息兵止战，正是向忠于李唐的军方势力刺下的温柔一刀，直指要害。古中国向来都有抚民以静、止戈为武的传统，汉武沟通西域，唐宗南征北战，皆被宋儒评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一理论在唐代大臣中也很有市场，太宗皇帝对高昌和薛彦陀的征服战争，都受到以魏征为首的儒臣的批评，降至武周时期，名相狄仁杰也以劳民伤财为由要求放弃安西四镇。而大非川一战唐军损失甚重，府兵待遇低下等等，也令得民间反战情绪升温，府兵逃亡人数的增多便是明证。故此，武后上书称“今群臣纳半俸、百姓计口钱以赡边兵，恐四方妄商虚实，请一罢之。”[4]说群臣需要交纳一半的俸禄，百姓要交纳人口税来赡养边兵，请一一罢黜，把普通官吏和百姓的利益和边兵直接对立起来，对裴行俭、刘仁轨等军方实权人物构成压力。
第九条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被认为是具有女权色彩的一项提案。古中国的宗法制度于礼虽是夫妻匹齐，但仍然以父系为主。父亲去世子女需服丧三年，母亲去世时如果父亲已经不在世，同样要服丧三年；但如果母亲去世时父亲仍在人世，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重，子女只需服丧一年。武后认为这不合人情道理，要求修改礼仪：
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5]
武后在表章中论述母亲对子女的生养之恩，如天高海深，为人子者不尊重孝顺母亲，未免禽兽不如，“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云云，委婉地表达出对太子弘“数怫旨”的不满，和日后以《孝子传》赐次子贤的做法如出一辙，希望借此条例提高母亲在家族中的地位，强调儿子应尊重母亲。
第二条请求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和第十一条表明希望给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俸禄，摆明施惠于京畿地区的官民。第五条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是针对唐代赋轻役重的弊端而提出的务实之举；希望能停建不必要的工程，减少征发百姓服劳役的机会，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而第十条对勋官免除核查和第十二条让长期任职的官吏升级，则是继泛阶之后第二次扩充官僚队伍的大手笔之作。所谓勋官，是指普通士卒可通过军功来获得勋赏。唐代素重军功，身手矫健的民众和庶族地主常会主动应募从军，以猎取功名富贵。薛仁贵就是通过参加太宗征高句丽的战争，由一介布衣一跃而成五品将军的。勋官并非职事官，也就是只有品级而没有具体职守，但可按照勋品的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经过铨选考试合格的可以获得真正的官位。此外，在社会地位上，勋官享有同品官吏的待遇。但对前方军将所立的军功，回到内地要一一审核，不合格的会追回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勋官告身，称为“夺赐破勋”。这对他们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武后提出“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正是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利益。而让长期任职的官吏升级，更是下层官僚的福音，可谓广收人望了。这五条议案，都与基本国策无关，却鲜明地反映出武后为民众和中下级官吏争取利益的立场。这一立场，实际上贯穿了武则天的整个执政生涯，也奠定了她统治的基础。只因这些人才是唐帝国的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无论上层风云变幻，乾坤易主，始终海内晏然，纤尘不动，无数次叛乱都不能得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史称“上乱而下不乱”，即是指此。武周政权能维持二十年，其原因也在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支持，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全靠少数精英的超负荷运转了。
武后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以尊崇老子为旗号，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根本，处处表现出广大民众和中下级官僚争利益，叫人完全反驳不得。采纳吧，恩德在武后；不采纳吧，怨愤在高宗。无论高宗如何处理，武后都已稳立于不败之地，她的精明与老辣，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是以明知整项提案处处心机，高宗也不能不考虑再三，最后下诏“略施行之”，也就是表面上同意，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比如“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这一项，就是在武后掌政后才真正写入条文的。“帝皆下诏略施行之”的这个“略”字，隐隐透出高宗尴尬而无奈的心情。他这时才意识到，昔日那个低眉顺眼婉转承欢的枕边人，已经强大到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控了。
（本节未完待续）
[4]《新唐书*后妃传》
[5]《唐会要*服纪上》
然而以高宗孱弱的身体，已经无法再单独掌控政权。风疾、肺痨、疟疾长期病痛的折磨，一点一滴地蚀耗着他的生命，虽然只有40多岁，却早已无复年轻时的锐气和豪情。所有的精力，集中应付病魔的侵袭后已经所存无几，每次病情缓和后，又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游幸、休息。每当酷暑严寒，都需要外出避暑避寒。这一点，看看高宗这段时间的履历表就会非常清楚：
乾封元年正月，禅于泰山。三月，幸东都。四月，返回长安。
乾封二年秋，久疾不愈。
总章元年二月，幸九成宫。八月还京。
总章二年四月，幸九成宫。九月幸岐州，十月还京。
咸亨元年四月，幸九成宫，八月还京。
咸亨二年正月，幸东都。十一月，幸许、汝二州。十二月校猎于叶县。
咸亨三年四月，幸洛阳合璧宫。十一月还京。
咸亨四年四月，幸九成宫，八月患严重疟疾，病情危笃。十月还京。
上元元年十一月，校猎于华山，幸东都。
上元二年三月，风症复发，目眩难忍。
每逢这时候，武后都会陪随在侧，克尽妇职，同时也严防他人接近权力中心。这年武后52岁，政治智慧和心理的成熟度都正值巅峰状态，和病弱的丈夫形成了鲜明对比。上元二年，高宗为父亲太宗皇帝追福的大奉先寺建成，然而高宗染病在身无法亲临，天后武氏便代表高宗率领群臣前往参加寺内佛像的开光仪式，那就是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巅峰之作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传说，佛像的面容正是按照武后的容貌雕刻而成的。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时代，从金戈铁马一路杀伐中走过来的鲜卑皇族，最终在佛教中找到了永恒的心灵慰籍。“凿石造佛，如朕帝身”，他们按照北魏历朝君王的肖像来雕凿佛像，倾尽皇室之力营造石窟，在石块上镌刻下这个民族的历史。降至初唐，龙门依然是皇家石刻造像的宝藏，只是目的已经改变，主要是李唐皇族和后妃们为亲人祈福而作。高祖时代的河间王李孝恭，婕妤刘氏，太宗时代的魏王李泰，贵妃韦氏，都曾在龙门造像开龛，为亲人祈福禳灾。高宗登基之后，提倡以孝治天下，遂于长安为母亲长孙皇后建造大慈恩寺，于龙门为父亲太宗皇帝建造大奉先寺。大奉先寺动工于麟德年间，咸亨三年，也就是武后进号天后的前一年，武后捐助了2万贯脂粉钱营建寺中佛像，也就是卢舍那大佛，而整体工程直到上元二年才完工。因武后捐钱造像的功德，卢舍那大佛也就按照她的意思塑成她的化身佛像。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样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咸亨三年正是武后出于政治需要竭力取得高宗信任的时候，捐钱是作为一个贤惠的皇后支持丈夫的表现，又岂会如此张扬有意突出自己？不过，一面扮演贤惠妻子的角色，一面不放过任何突出自己的机会，似乎正是武后的拿手好戏。卢舍那大佛呈现出早期佛教造型中极为少见的女性形象，且正与史书中记载的武后“方额广颐”的特征相符。卢舍那，梵文意义为“光明遍照”，武周革命后武后以“曌”为名，自称弥勒转世，上尊号为日月当空、光明普照的“金轮圣神皇帝”，恐怕并不仅仅是偶然。
“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这是唐人《大卢舍那像龛记》中对这一坐像的自评。在西方创世纪的神话中，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而在东方帝王的权威下，神佛的模样却是按照在上者的容颜来雕刻。不知道开光仪式上的武则天，注视着和高达19米、雍容华贵象征着权威和力量的卢舍那大佛坐像，心里在想什么呢？是否，她心底正回荡着古老的鲜卑帝王“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豪语？是否，从那时起，称帝的雄心或者野心，已如火焰般升腾而起？
岁月流转，千年已逝，武周和李唐都已成为发黄的书页，卢舍那大佛却依然留存下来，带着神祗的尊贵与冷漠，沉默地俯视着脚下这片寥廓而苍茫的大地。那端凝沉静的目光，穿越时空和红尘，轻贱生死，淡漠悲欢，唇边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神秘而飘忽的笑意。
绝美。
然而冰冷。
人间的主宰，天上的神祗。现在的武后，目标清晰，行动果决。她野心和权势的增长，高宗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然而他悲哀地发现，以自己的精力和身体状况，已经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在群臣的劝说之下，高宗终于起了提前传位给太子弘的心思。争夺唐帝国最高权力的战争，随即进入白热化阶段。
（第九章完。第十章：挡我者死）
从这章开始会比较血腥，每次更新大概都会死人，先给各位看官打声招呼。ok，废话说完，开始杀人^_^
第十章 挡我者死
太子弘和武后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咸亨二年二圣幸东都，留太子弘监国，戴至德、张文瓘两位宰相辅政，这是弘第五次奉诏留京监国，时天下大旱已久，关中饥馑，二圣东巡当与就食于漕运便利的洛阳有关。弘身体病弱，政事多委决于两位宰相，自己四处出巡，体察民情，见有兵卒的食粮里有树皮和草籽，便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发给穷人。这日游历宫禁，不料却见到长期幽禁在掖庭的两位异母姐姐，也就是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一直无声无息地拘禁在后宫里，早已被人遗忘，虽然早已成人，却仍未嫁人。弘惊讶而又不安，立即奏请让两位姐姐出嫁，同时希望能将父皇同洲沙苑的空地出借给穷人耕种，二事合为一书，快马报至东都。
弘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当初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杀的时候，他也曾奏请为哥哥收尸下葬，武后也曾微笑着附和高宗称赞弘的仁厚，但这次她可笑不出来了。毕竟废太子忠是高宗下令杀的，而两位公主长期未嫁却直指是她这个后宫女主人失职。当时的武后，地位并不稳固，前一年才在重压下递交了后位辞呈，正是需要花心思讨好高宗的时候，李弘此举让她着实尴尬。而李弘监国竟然让宰相掌政，自己四处巡游亲民扮菩萨状，也让武后觉得儿子摆明收买人心，故意让人看清母亲的刻薄来衬托他的仁慈。弘的请求占尽道理，无可拒绝，诏令一并准奏。愤怒而无从发泄的武后，当即将两位公主随便指给殿前当值的翊卫权毅和王勖，草草完婚。事后，武后也觉不妥，于是主动为两位公主请封，表现出嫡母的大度风范，然而弘这一举动给她带来的难堪却久久难以忘怀。史载，弘“由是失爱于天后”。
这一故事被后来的史家渲染得十分精彩，两位公主的年龄一说“年逾三十而不嫁”（《资治通鉴》），一说“四十不嫁”（《新唐书》），乍一看真以为就算不到四十岁，至少也有三十七八，的确太不人道了。可是仔细一想就有点不对头了，咸亨二年高宗自己都才43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不察，宣城公主的墓志铭至今留存，明载她以高安长公主的封号卒于开元二年，享年66岁。[1] 那么倒推到咸亨二年，宣城公主应为23岁。义阳公主略大，大概25、26岁左右。司马光和欧阳修都是出名治史严谨的饱学宿儒，却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特别是司马光，还特意把此事记于上元二年条，有意将此事与李弘暴卒拉上联系，实在令人叹息。《资治通鉴》里关于高宗后期的年代记载多有失误，如高宗曾经打算让天后摄知国事，因中书令郝处俊力谏，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声援，高宗才打消此念。此事唐书明载于上元三年李弘去世后[2]，而据通鉴，李义琰也是仪凤元年（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高宗武后朝改元比较频繁）四月才迁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宰相，得以参与讨论国事。司马光却将此事记于上元二年三月，诸般铺垫准备停当之后，才呛讫咧哋呛讫咧哋地隆重推出上元二年四月，“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个中苦心，颇令人玩味。
而两位驸马也并非出身卑微，翊卫属亲、勋、翊“三卫”部队之一，皆由官员子弟充任。义阳公主驸马权毅祖上历事北周隋唐三朝，都是都督、刺史以上级别的官，祖父为太宗在藩时秦王府嫡系要员，封卢国公。宣城公主驸马王勖祖父也官至监门将军，封平舒公，论门第身份足堪匹配两位公主。[3]婚后两位驸马都立即解褐任官，一为袁州刺史，一为颖州刺史，仕途并未受到刻意打压，婚姻生活也尚称和谐。虽然如此，按当时少女多十五岁出嫁的风俗来看，两位公主也确实算大女了。且武周革命后，两位驸马仍被罗织成罪而枉死，“非罪婴酷，公主复归于后庭。”显示出武后心中仍存芥蒂，只是高宗在世时有所顾忌而已。据称，宣城公主再度被幽禁入宫之后，虔诚礼佛，以至“有菩萨现前者数四，后每奇之。”想来是公主为了逃避武后迫害，于是自称有菩萨护体吧。
两位公主的婚事仅仅是太子弘和母亲意见不一的一个侧面。武后再不悦，也不可能在太子弘占尽道理的情况下疾言厉色地斥责太子。相反，弘的请求立即得到允准，公主出嫁，驸马升官，办得雷厉风行，迅疾高效。一切操办停当之后，武后将儿子召至东都，为他筹办大婚典礼，对象是右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出了名的温柔贤淑。慈母一腔爱子之情，看得令人感佩不已，太子弘那冒昧的请求，仿佛并没有影响母亲一丝一毫。不过，这位甚有妇礼深受高宗嘉许的裴氏女，原来并非太子妃的首选，太子弘的未婚妻原本是以美貌闻名京师的杨思俭的女儿，可惜在大婚前夕被武后的外甥贺兰敏之奸污。
（本节未完待续）
[1]《高安长公主神道碑》：惟开元二年龙集摄提格夏五月哉生明，高安长公主薨於长安永平里第，享年六十有六。
[2] 《旧唐书*郝处俊传》：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旧唐书*李义琰传》上元中，累迁中书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天后预知国政，高宗尝欲下诏令后摄知国事，义琰与中书令郝处俊固争，以为不可，事竟寝。
[3] 见权毅墓志铭《唐故袁州刺史右监门将军驸马都尉天水权君墓志铭》及宣城公主墓志铭《高安长公主神道碑》
[4] 《高安长公主神道碑》：
天授中，圣后从权革命，驸马非罪婴酷，公主复归於後庭。凡九十甲子，口不入辛味，耳不聆曼音，体逾尚柔，言靡敌怨，运观心之神，岂寂以幽通？将虚而信受。有菩萨现前者数四，后每奇之。中宗禹物不改，汉仪初复，命宗正卿李珍册拜宣城长公主，食实封一千户，并置府僚，比侯王之封，齐令丞之秩。
关于贺兰敏之的事情又查了一些资料，综合来看觉得风中梦想说得的确更有道理些，所以改了下。
正文：
贺兰敏之轻佻任性，从童年时代开始武后已经成为皇后，母亲是高宗的意中人，物质生活应该相当顺遂。他继承了武家人出众的美貌和魅惑，才情醉人，谈吐风流，几乎是全长安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也得到外祖母杨氏的格外关爱。母亲死后，贺兰敏之越发没人管教，更加纵情滥性，留恋花丛，颇有点人不风流枉少年的味道。关于当时他和武后的关系，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魏国夫人对武后颇为敌视，作为亲哥哥的贺兰敏之恐怕和武后也不会太亲密。乾封元年泰山封禅，武后利用武惟良等献食的机会毒杀正力图接近高宗的魏国夫人，葬礼上敏之入吊，高宗哭泣着说“朕上朝时魏国夫人还好好的，下朝就听说她去世了，怎么会这么快！”贺兰敏之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心机深沉的武后听说之后，只静静地说了一句：“此儿疑我。”
贺兰敏之并没有因此而罹祸，改姓为武，依然继承着祖父武士彠周国公的爵位，并随着武后不断对父亲尊崇赠官而水涨船高，虽然年仅20多岁，赫然已是三品清贵。这固然和杨氏对他的照顾有关，但武后当时应该对他仍存拉拢之心，毕竟当时许敬宗退休，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刻，十分需要安插一个得力的助手在朝中配合夺权。总章元年武后再尊父亲为司徒之后，又请下旨意，太原元从功臣家属在朝无五品以上官职，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执，加授子孙等一人连升两级，若有三品已上官职，加爵三等。[4] 这虽然是为了尊崇父亲，直接受惠者却是敏之。如果武后只是为了顾及母亲的感受而不愿即刻下手，应该不会做得那么卖力。敏之得以进入弘文馆修史，极为时人艳羡的清要工作，过着“朝陪紫极，……夕宴青宫，……坐为师友，入作腹心”的生活。如果他乖觉一点，想必也会成为日后武承嗣那样的权贵外戚。然而，或者一帆风顺的人生助长了他的任性，或者是仇恨太难以让人忘记，敏之对于武后的种种示好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对抗武后，甚至自己的荣华富贵也是拜武后所赐，敏之依然任性地躲在杨氏的庇护下向武后做了几次拙劣的挑战。他根本动不了武后分毫，于是就拿武后身边的人出气，越是武后亲近看重的人他就越去惹，不管你是否无辜，只要能让武后生气，他就高兴。
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对他疼爱无比，敏之对她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感情，然而杨氏去世之后，主持丧礼的敏之却把武后交给他为杨氏造佛像追福的瑞锦挪作它用，还故意穿吉服奏妓乐。要说敏之就算风流成性少年贪欢，也不争这几天，除了有意激怒武后没有别的解释。太子弘并没有得罪他，准太子妃杨思俭的女儿更无辜，跟他武家上演的这出豪门恩怨没有半点联系，纯然为了报复，这位花花公子施展出浑身的风流手段赶在大婚前把杨家姑娘骗到了手，然后满带着采撷名花的快乐，洋洋得意地看着武后为取消婚礼防止丑闻外传而忙乱。然而，弘毕竟是太子，这个不行可以另外选妃，而可怜的杨家姑娘却成为敏之强烈的报复心态下的牺牲品。可以理解敏之的叛逆和荒谬的人生给他造就的畸形心态，如同他的妹妹年轻貌美的魏国夫人，也曾经自恃青春年少和高宗的宠爱，自不量力地试图挑战武后的权威。然而魏国夫人毕竟只是拿自己做赌注，和敏之这样拉着他人一起陪葬的做法仍然不同。为了让武后激怒一时，不惜毁掉无辜者的一生，无论是什么理由，也无法为敏之这样自私的行为开脱。就连年幼的太平公主，也同样成为敏之报复武后的棋子——趁太平公主到荣国夫人杨氏家中做客的时候，她身边所有的侍女，无不被敏之有错杀无放过地一一弄到手。武后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皇后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弘大婚之后，武后亲自上表控诉敏之的罪状，要求严惩：1）私自挪用为荣国夫人造佛像追福的瑞锦；2）居丧期间穿吉服奏妓乐；3）勾引外祖母荣国夫人，与之有苟且之事；4）逼淫准太子妃杨思俭的女儿；5）逼淫太平公主随从宫人。整篇罪状书简直是皇家隐私大曝光，其中前三条均涉及武后之母杨氏，尤以第三条“烝于荣国夫人”最为劲爆。92岁的外祖母私通24岁的外孙，这样的配对古今中外都罕见得很。如果是真的，外祖母的老当益壮和外孙的百无禁忌都让人大开眼界，但如果是假的，武后又怎么愿意拿去世的生母的名节去陷害贺兰敏之这样一个毛头小子？单是第二条居丧期间穿吉服奏妓乐已触犯十恶中的不孝重罪，一旦核实，贺兰敏之便难逃性命，又何必多此一举？如果说武后和母亲后期已有隔阂，就像不满太子弘而不在乎将丑闻公诸于众，那么太平公主可是武后的掌上明珠，说敏之逼淫太平公主随从宫人，难道就不会让人联想到以敏之的老少通吃太平公主的清白能否保住？这些罪状里，可以确定的是逼淫准太子妃一项，否则太子弘不会另娶裴氏。由此观之，其他罪状应该也有一定的真实性，武后可能怕贺兰敏之破罐子破摔到处乱传，索性自己先说出来。
既然武后不在乎丑闻外传，这位俊俏浪子的下场是可以料想得到的，贺兰敏之被流放雷州，中途毙命，一说是被人用马缰缢死，一说是他自己自杀。史书上从头至尾都没有论及太子弘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开头发现自己的未婚妻被母亲的外甥奸污，好容易平静下来另娶裴氏，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又被母亲公开揭开疮疤，象弘这么敏感的人心里恐怕不会好受。原本政见和人生观都和母亲截然不同的弘，和武后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面对“数怫旨”的弘，武后在上书建言十二事中弦外有因地提到儿子应当对母亲尽孝，但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母子间的亲情，随着远去的时光一寸一寸地流逝，没有人能够阻止。
对于雄心勃勃的武后而言，弘的存在已经成为她执掌天下的最大障碍，高宗晚年频频外出漫游修养，武后无不陪随在侧，而太子弘便会顺理成章地监国掌政，短短几年，太子的势力突飞猛进，众位宰相就算不是太子的直系署官，也必然是亲太子而反武后的人物。而高宗由于身体不适，已经逐渐淡出母子相争的漩涡。昔日夫妻、父子共同执政互相牵制的三角形政局，慢慢演变为皇后和太子二人角力的舞台，母子之间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朝中无人极度缺乏助力的武后，终于下定决心不计前嫌地把流放在岭南的几位异母侄子招纳回朝，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连续超擢，其中元爽之子武承嗣因家族中最为年长而袭爵周国公，为三品重臣宗正卿，被赋予掌控皇族的重任，这是武后被尊为天后前几个月发生的事。至此，诸武外戚，全面登场。
（本节未完待续）
[4] 《唐会要*功臣》
史书上的武承嗣形象不佳，说他人品猥琐，志大才疏，急功近利但又总是弄巧成拙。此外，对下骄横跋扈，对上谄媚事人，似乎是诸武的共同特点。武周革命后武承嗣已经贵为宰相，但对则天皇帝的男宠薛怀义仍然自甘下贱地执奴仆之礼，甘愿为对方牵马执辔，全无丝毫士大夫的尊严与清贵。对照他们父辈的傲慢和贺兰敏之的叛逆，这似乎已经不是某个人的基因变异，而是集体的性格扭曲。曾经如罪犯般披枷带锁地一再驱赶流放，在岭南蛮荒中号呼哭泣的武家小辈，不能再拥有他们父辈的骄傲与坚持。回思过往，燕王忠太子位被废后，时刻处于严密监视中，整个人神经衰弱到极点，经常穿女人衣服，不停地更换床铺说是怕人刺杀，直到临死才消停。在这之后，章怀太子李贤之子邠王守礼12-27岁一直被幽禁宫中，未能外出一步，每年遭受几次鞭打，亲眼目睹两个兄弟被打死。李唐皇室复辟之后，守礼得以重见天日，然才识猥下，不修风教，只醉心享乐，一幅有今天没明天的样子，和他同辈的睿宗李旦之子李隆基兄弟却个个都是人尖子，这样的差距并不能用基因变异来解释。在传奇小说中，男主角历经坎坷最终都能成大器，那些苦难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磨砺和调剂，然而人性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贵坚韧，在柜子中长大的小孩往往只会成为性格阴郁的自闭症患者，而不是神奇小子哈里波特。
“太宗有悍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日后成为大周女皇的武则天曾经这样骄傲地说。她常用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驯马方法来训练人，一如马戏团里的驯兽师，鞭梢挥动便可以令那些天性怕火的小猫小狗去跳火圈。这样完全把人当动物来修理的方法常常会引起后来读史者的不安，从她对武李两家子侄的调教方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格健全的男子如何变成卑躬屈膝仰人鼻息的奴隶。长年累月的处于监禁看管之中，只有监视没有温情，只有告密没有关爱，只有绝望没有出路。鞭笞、镣铐，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重压……不是每个人都经受得起这样的洗礼。尊严被层层突破，自信在点滴陷落，整个人处在极端的无助和恐慌之中，你无权支配自己的生命、前程，乃至爱恋，能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的只有高高在上必须匍匐仰视的武后。没有她开恩，生命将永远是无休止的酷刑，如果她不叫停，你将永远看不到一丝丝光明。她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唯一的出路就是完全的顺从乞求她的垂怜。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反复循环中，整个人都完全崩溃，被组合重塑，过滤了一切属于人类的高贵、尊严、坚持和信仰，只剩下根深蒂固的奴性和对强权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受不了的可以自杀或被杀，能够活下去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她。
武承嗣以宰相之尊为薛怀义牵马执辔。
武延秀为讨好安乐公主常于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风姿柔媚如妇人。
武三思，性倾巧便僻，善事人。
武懿宗公然声称：“我不知道天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只知道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坏的就是坏人。”
这个名单日后还会拉得很长，死去的有弘和贤，活下来的有显和旦，死去的有诸妃和永泰公主，活下来的有韦后和上官婉儿……英雄可以去世，匹夫可以去势。用这样凌厉而霸道的调教方式，武后拥有了第一批属于她的宠物，或者奴隶。他们也许不爱她，但必定都怕她，他们也许在睡梦中都盼望可以推翻她报复她，却在现实中绝对的服从和柔顺。这就够了，武后并不关心你的内心，她只关心你的行为，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诸武的表现让武后深感满意，武承嗣袭爵周国公，拜为三品宗正卿，武三思拜为右卫将军。宗正卿掌管皇族事务，包括后妃亲属，李唐皇族的动态被武后侄子掌握。这是个危险而不祥的预兆，若干年后历经浩劫尚能保存性命的李唐龙子凤孙们会心惊胆战地回忆起这一天，这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本节未完待续）
上元二年四月，唐高祖之女常乐长公主不知何故得罪天后，夫婿被贬至偏远的括州做刺史，勒令长公主随行，不准入京面圣。据载“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对她的厌恶或与其过分接近权力中心有关，此次遭贬不知是不是刚上任的宗正卿武承嗣的功劳。长公主的女儿便是武后第三子周王显的嫡妃赵氏。这个辈分有点乱，因为常乐长公主是皇帝的姑姑，那么赵氏便应该是皇帝的表妹，嫁给了本来算作她侄儿的周王显。不过李唐皇室向来不看重辈分问题，比如唐德宗喜欢他的孙子，也就是顺宗的儿子謜，便收为己子，謜死后还赠号文敬太子，硬生生把顺宗父子变成了兄弟。赵氏和李显虽然辈分不同，年纪倒很合衬，少年夫妻，感情和美，现在从母获罪，赵氏被废，幽禁入宫。武后把对母亲的憎恶转移到女儿身上，命令不准给她饭菜，每日只给她一些生菜生肉，让她自己煮食。赵氏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哪里知道怎么生火做饭？卫士几天看不到炊烟升起，砸开门一看，才发现她早已饿死多时。武后本来想发泄一番，没想到闹出人命，匆匆把赵氏的尸体秘密处理掉。后来群臣准备把赵氏和中宗合葬，遍寻不获，只得用皇后的礼服招魂而葬。
血腥尚未散尽，18天再度传来震惊天下的噩耗，太子弘随帝后游幸洛阳时暴卒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仅24岁。
弘的身体本来不好，《旧唐书*邢文伟传》中曾有太子答复东宫署官邢文伟的书信，里面自述：“顾以庸虚，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竭诚耽诵，因即损心。” 称他小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高宗对他冀望甚殷，小小年纪就让他参决朝政，无形中加重了他的负累，又得了肺病。“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6]，瘵是指肺结核，中古时期很难救治。咸亨二年太子弘受命监国，但身体孱弱，多将政务委于两位宰相，此事曾一度引起武后的不满。咸亨三年，弘的病情虽有所好转，再次受命监国，但高宗怕他辛劳，特地下旨“不许重劳”。[7]上元二年帝后幸洛阳时弘也随侍在侧，当时似乎已经染病在身，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弘是因病而亡，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因为弘去世的时机实在太巧了，正好是高宗当众允诺太子一旦病愈就逊位于他之后。
太子弘死后封赠等一系列官方诏令常被用来说明当时太子病重，死亡纯属自然过程，《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云：
皇太子宏，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於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於四海。若使负荷宗庙，宁济家邦，必能永保昌图，克延景历。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顾惟辉掌之珍，特切锺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於位。而宏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速上宾之驾。
“直城趋驾，肃敬著於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於四海。”称弘礼敬大臣，孝顺父母，若能登基必定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可惜重病缠身，“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高宗于是向他亲口许诺，准备他病情有所起色便传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即是指内禅于皇太子，“及腠理微和，将逊於位”，肤色稍好一些，皇帝便正式逊位。接着说弘天性仁孝，听到皇帝这一番说辞，感动泪下，反而加重了病情，立即去世。“五福无徵，俄速上宾之驾”。
李弘去世后，高宗为他亲笔撰写《孝敬皇帝睿德记》，盛赞弘有“至纯”“至孝”“至仁”“至俭”“至正”等美德，接着记述道：
朕（阙）山脱屦褰裳，愿寻真於汾水，不饰情於外禅。无待咨岳之（阙）逸已於中宸。自申知子之授，潜图释负，未述所怀。属炎戒辰，凉宫避暑。（阙）因扈（阙）沈（阙）及其（阙）愈乃申（阙）性特隆，一闻斯言，因便感咽，伏枕流欷，哽绝移时。重致绵留，遂咸沈痼。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
称自己早有逊位之心，但一直没有说出口，此次弘随侍凉宫避暑，便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因中间缺字太多，无从判断是否当时病情已有起色，但弘听了之后反而病情恶化，药石无救而死亡大致不差。
高宗自咸亨四年患疟疾一度病危，上元元年又有恶化，一度萌生服丹之念，虽经郝处俊劝阻，但因病痛难忍不久便开始广招方士炼黄白之物。与此同时武后的权势却在迅速增长，先是广封诸武，外戚登场，接着又来一个上书建言十二事，收买人心，高宗不可能没有顾忌。在自己身体虚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想到逊位太子，也属正常。太子固然身体不好，不过像高宗病病歪歪这么多年都还挺着，内禅的话一说出口太子便返魂无术，也不由得不让人心生疑虑。素来为尊者讳的唐实录虽然不载，民间却早有传言，矛头直指太子的生母——天后武氏。
[6] 《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7] 《旧唐书*邢文伟传》：“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
（本节未完待续）
如果太子确系患病而亡，实录照理都会言明，却特地用“暴卒”这样的字眼，颇让人玩味。“俄速上宾之驾”等语，显示出李弘去世颇为突然。《唐历》一书的作者唐人柳芳即称弘因“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中唐宰相李泌和肃宗的谈话说得更加明显：“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李泌生性谨慎，如非有一定可靠性这类皇家隐私绝不敢当众对皇帝说出来，《新唐书》据此言弘为天后鸩杀，不能为无因。最近出土的太子家令阎庄墓志铭加深了了人们的疑惑。根据太子率更令李俨为东宫同僚阎庄写的墓志铭来看，阎庄为故工部尚书阎立德之子，已故宰相阎立本之侄。阎庄侍卫东宫十余年，深受信任，迁拜太子家令，正值仕途亨通之际，于上元二年从幸东都，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后一个月，“遇疾终于河南县宣风里地”。阎庄的死因写得颇为隐讳，“岂意彼苍冥昧，福寿徒期！积痗俄侵，缠蚁床而遘祸；浮晖溘尽，随鹤版而俱逝。”“痗”指忧思成疾，“俄侵”指突然爆发，指阎庄长期为主人担忧成病，现在突然爆发，随主人而逝。“蚁床” 据《礼记•；檀弓上》，实指灵柩。“鹤版”：后世称太子驾为“鹤驾”，称东宫为“鹤禁”；而据《荀子•；礼论•；集解》，“版”乃指代棺椁；故“鹤版”指太子之死无疑。前半句的意思是墓主因哀伤失度而罹祸。若太子属正常病故，那“缠蚁床”的阎庄是不应当“遘祸”的。“随鹤版而俱逝”之语，则有意将李弘之死与阎庄之死联系起来，“随”、“俱”二字，意味深长。该墓志铭的整理者臧振先生认为李俨碍于形势，只能用隐笔记述阎庄的死因。铭文结尾，李俨谓剑斧在坟中，将永埋地下，意指阎庄是为“剑”、“斧”逼害致死；又言“沉魂”、“闷影”，可见李俨对阎庄之死是何其抑郁。
和司马光认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间首鼠两端不同，高宗提议天后摄政实为李弘去世之后，也就是说，在太子弘和皇后的争斗中，高宗的立场越到后来越明确，对于儿子的支持和倚重明显在天后之上。咸亨之后，太子弘频频受命监国，多位宰相兼职任东宫僚属，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诏出征，可谓政权、军权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时间外出游幸修养，武后必定陪随在侧，决策大权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里，一来二去，太子的声势与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持，已对武后执政构成了极大障碍。说来武后虽然一直有意培养心腹，但尚未有实质性突破，武承嗣这个宗正卿也就管一管家事，宰相中枢始终水泼不入，武三思名为右卫将军，跟刘仁轨、裴行俭这些实权人物比起来简直什么都不是。而从乾封年间就开始培养起来的北门学士，虽然能帮她出谋划策，但始终没有名分，搬不上台面。高宗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将内禅于李弘，对武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李弘一旦登基成了皇帝，号召力和掌控力绝非东宫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军界实权人物的支持，情势顷刻就会易位。而她也将失去一切参政议政的理由，作为皇后，她还可以说是为体弱多病的夫君分忧解劳，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太上皇颐养天年，没道理对已经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画脚。而弘显然也对母亲的牝鸡司晨不以为然，以往武后尚可以仗着母亲的身份管教儿子，但皇帝若是不买太后的帐，一句“王者以天下为公”就可以遮掩过去，就算把太后给幽禁起来那也可以算作大义灭亲。实权不及，名份又不及，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要变成镜花水月，武后怎么能甘心放手！至亲的突然死亡再次助她打通了障碍，她虽然没能即刻大权独揽，但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吸引。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脉，是8岁起就开始奉诏监国积累起来的，远非贤所能望其项背。李弘之死，是对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击，长久以来勉强维持的平衡局面轰然倒塌，原本已经逐渐淡处政治舞台的高宗，无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势力迅速发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枢、扶植军队实权人物，她梦寐以求的一切，将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成。贤的太子之路，注定将走得不会平稳。事实上新太子做了没几个月，高宗不知是出于对从未理政的儿子不放心，还是存心试探，蓦地放话说有心让天后摄知国政，这就是素来为人议论的高宗有心打破传统逊位给武后之事。
（本节未完待续）
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676年，十一月改元仪凤），高宗因风疹复发，疼痛难忍，有意逊位天后，但为宰相郝处俊谏阻，认为天下为高祖太宗所创，并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为偏爱皇后就这么把大好江山送给外姓，另一名宰相李义琰附议，此事遂止：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此条常被用来说明高宗晚年仍然对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则天当时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过从高宗日后的表现看来，仍是为了李唐社稷殚精竭虑，说他是那种因为器重皇后便可以将江山拱手让人的情圣总让人心存怀疑。这一条记载本是孤证，同书的高宗本纪和武后本纪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会要》只称“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郝处俊进谏“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记录与之类似，均不见“逊位”字样。郝处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让后族临朝辅政。且逊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变，而郝处俊的谏言中完全未触及这一点，不免让人不解。贤自幼聪明俊雅，读书过目不忘，深为高宗所嗟赏，曾对司空李勋赞其“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见此前对新太子有何不满。故此高宗召集众宰相讨论的话题，当是天后是否正式摄政监国而非逊位。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高宗因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让儿子早日接班。没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乱了高宗的所有计划。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贤虽然聪明，但毕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决策参政难免经验不足，让高宗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小情人魏国夫人已经不在了，上金、素节、义阳、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乐长公主这样能和他谈上几句的亲戚都被武后以各种理由禁止入京面圣，长年陪伴在他身边的、他抬眼能见到的永远只有武后。至亲如夫妻，武后的权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以前他可以把国事完全交给太子弘来掌握，弘已多次监国，众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够的理由放手。但弘现在不在了，原本“不亲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来培养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对弘那样衷心地拥戴新太子，是否还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实在没有把握。召集众宰辅商议是否让武后正式摄政，也有存心试探群臣动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众宰相议事，当时为中书令的郝处俊表示反对，李义琰以中书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议，其他宰相的发言虽未记载，并不见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摄政，史书中只是记载出代表性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署官宰相调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说，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全部转为太子贤的僚属，无形中也让天后与故太子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继续延伸至新太子身上。这些人中，左仆射刘仁轨为李义府的政敌，一直反对武后临朝。某次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惊趋下殿：“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刚才臣竟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便是针对武后揽权过甚而言，而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长期为太子僚属，太子弘监国期间多耐这两位宰相主政，深为武后所忌。郝处俊明言反对武后摄政，算是铁杆反武派，以至武后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众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见和立场与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载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相，不过最后三年都仅仅是挂中书令的头衔在唐蕃前线作战。而他与两位著名反武人士刘仁轨、裴行俭的关系，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许敬宗的关系，都颇可以一议。李敬玄曾与裴行俭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选推荐，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然这两人私下交情颇恶，据《旧唐书。杜易简传》记载：“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考李敬玄的发迹，正是高宗初年，且与许敬宗的延揽推荐密切相关。《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 当时以许敬宗为首的拥立武后派，与反对立武氏为后的长孙无忌集团正斗得天翻地覆，朝政局势相当敏感，许敬宗绝无可能援引异类。也就是说，李敬玄的升迁多得许敬宗之力，其政见必然与许敬宗大同而小异。而裴行俭早在永徽年间便因与长孙无忌讨论武氏而被贬出京，裴李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可能正是双方矛盾的根源。而刘仁轨作为李义府的对头和武后的反对派，“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双方嫌隙渐深也就不难理解。故此仪凤三年刘仁轨故意奏请派李敬玄到边疆去防御吐蕃，正是有心将这位不同政见者排挤出政治中枢之意。李敬玄当然不想去，结果给高宗一句“刘仁轨就是要朕去守边疆，朕也得去！”，只得乖乖上路，结果打了个大大大大大败仗，回来丢官罢相不在话下。从高宗那句看来有些蛮横的说话中，说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计了也不为过了。
（未完待续）
高宗背地里小动作搞个不停，太子贤也非泛泛之辈，出手便已不凡。刚立为太子，便在朝在野广泛搜罗人才，计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齐聚东宫，为范晔《后汉书》做注。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说，贤深知自己刚被立为太子，声望和人脉均不足与乃兄相比，借注书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求得公众的认同，无疑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法子。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后招北门学士的故智，借编注之名广聚贤才为自己培养私人班底了，这点心思，自然瞒不过武后，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位子还没暖热就开始张牙舞爪，全不将母亲的权威放在眼里，武后对新太子不满也是意料中事了。李贤虽然存有私心，但《后汉书》注的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瑶山玉彩》更见功力。虽然这类著述大多属于“集思广益” ，不过仔细挑挑里面“臣贤按”的考据注疏，杂七杂八的也有四五十条，应为贤亲笔所注。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在其〈后汉书集解述略〉中，对太子贤所注范晔《后汉书》给予相当好评，说：“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金毓黻认为王先谦此评“诚为过誉，然后来者亦莫之能先也。”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胡戟先生在《武则天本传》中便不屑地说：“多是以他书校雠，说明异同，间有训诂音义和名物制度的注释，没有什么发明。”考虑到贤当时只得23岁，这样的批评也未免过于苛刻。细读太子贤的四十二条亲笔评注，看出他除了以古本及当时流俗诸本之范晔《后汉书》互相参校外，还以经部之《诗》、《礼记》，郭璞注《尔雅音义》、扬雄《别国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古文字诂》、《字书》，史部之《史记》、《汉书》、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刘珍《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萧该《后汉书音》、皇甫谧《帝王代纪》、赵岐《三辅决录》、崔豹《古今注》、《孔融家传》，子部之《庄子》、《韩子》、《淮南子》，集部之《冯衍集》、《张衡集》、《王僧孺集》等书，参证、训诂、比较、说明。其扎实的学问根底，令人敬佩，我们现在读到的《后汉书》版本，就是章怀太子贤所注。仪凤元年十二月，贤将此书上表献于高宗，新太子的才华也随着此书的颁行天下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树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形象。贤再接再厉，受诏监国，处决明审，甚为时人称道。高宗高兴之余手敕褒奖：“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庆幸国家得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贤风华正茂，精力旺盛，既喜欢经史书法，又喜欢苍鹰骏马，性格坚强自负如他过世的兄长，活波好动精力过人又似足他的母亲。高宗诸子之中，以他的容颜最为俊秀，举止端庄而又洒脱风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许是最像他母亲的孩子，同样的才华绝世，同样的叛逆性格，同样的骄傲，也是同样的魅惑。贤的爱好极为广泛，他可以陪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明纵论书法，可以和蒋王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显等年轻人在马球场上纵横驰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谱曲弄琴。正是因为他交游太广，日后被废时连累了一大票人。对于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贤一直心存反感，并且不在意让这种情绪当众流露。监国处政，务必表现得和母后不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面对这一波波攻势，武后气定神闲，见招拆招，半步不退。对于高宗，她继续采取孤立政策，不容任何危险人物接近高宗施加影响。上元二年七月，也就是新太子立后的头一个月，即将皇三子杞王上金解往澧州安置。降至仪凤元年，萧淑妃之子素节因为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作《忠孝论》让仓曹参军张柬之偷偷送入宫希望呈献给高宗，不料被武后见到，嫌恶更甚，诬他收受贿赂，降封翻阳王，安置于袁州。第二年又进一步将这位高危人物禁锢终身，改于岳州安置。顺便提一下，这是张柬之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给武后的印象很不好，他这一辈子都在做让武后不满意的事情，到最后终于将武后赶下了宝座。武后对于二位庶子的处理，当与太子贤新立而境界有关，也可视为她希望能确立母后权威的处置措施。不过对于高宗，武后仍然表现得十分贤惠体贴，只是她把温柔织成一张密密的网，力图将高宗与外界隔离起来。
对于贤，武后的办法就多了，怎么说也是母子君臣，大条道理好讲。先是让北门学士送了两本《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该怎么做个听话的乖儿子，接着又亲自写了若干封信，指责贤的不孝。可是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会写书，他也会写书，《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接过来就顺手扔一边去，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唐代享乐主义盛行，要在这方面找岔子，一抓一个准。太子贤精力旺盛外加胃口奇佳，男女通吃百无禁忌，虽然已是三子之父，仍然颇好风月，宠爱一个叫做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与之同寝同处，亲密如情侣。（这位赵道生大约就是电视剧《大明宫词》合欢的原型，不过编剧顺手给栽到了太子弘的头上>_<）古代达官贵人多好男风，西汉就有一窝兔子皇帝，但在李唐皇室似乎还算丑闻来的，比如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承乾的心肝宝贝同性恋人称心，据说承乾谋反也有这个原因。可是高宗这方面却比他老爸开明得多，在他看来既然贤已经尽了传宗接代的责任，s e x partner是男是女大可以不管的。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署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
平心而论，贤的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弘，或者是自感底气不足，才会表现得越发叛逆和激进。武后的所有警告和指责都被置之脑后，他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调笑吟唱，也照旧地宠溺着他的同性恋人，监国掌政依然我行我素直接裁决，甚至不像哥哥遇大事还要请示二圣。他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越发加紧了对儿子的调教，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皇后和太子之间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正和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天后情敌的孽种而已。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贤倔强地以沉默来对抗传言，只是他看人的眼光变得更为凌厉和不信任，他相信身边一定有母后安插的间谍。意志的对抗，智慧的交锋，阴谋，谣言……汇聚在权力撕扯的大明宫里，重重帷幕低垂，阴森而诡秘，如同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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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大唐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不太平，东、西突厥皆在密谋复国，多次叛乱，安西四镇几经易手，幸得裴行俭等人治军有方，尚能维持局面。最难缠的还是吐蕃，刘仁轨有心排挤李敬玄推荐他去抵御吐蕃，李敬玄本是文官，懦弱无能，青海一战大败于吐蕃战神论钦陵，幸好手下黑齿常之率敢死队深夜偷袭吐蕃军营，迫使对方慌乱退去，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鉴于吐蕃的猖狂，高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举荐军事人才，征召不拘一格，百姓官吏均可应征，并亲自召见诸州举人问策，首开大唐武举制度的先河。原本是文官的娄师德即应举猛士诏而从军，他当年已经49岁，“以红抹额”而应诏，就是系了块红布在额头上，揭下榜文去从军，这形象估计比较刺激，影响很大，以至于n年后的杜牧还引以为文人从军的榜样。李敬玄青海之败，娄师德当即收集残兵再战吐蕃，军威复振，吐蕃隐遁，数年不敢犯边。娄师德和黑齿常之遂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鉴于吐蕃已成为大唐的头号大敌，太学生魏元忠上《平戎三策》，认为朝廷要抓的一是用人，二是必须赏罚分明，三是请开民间养马。 高宗深以为然，亲自召见魏元忠，并让他在中书省效力、列席朝会。而日后的武周名相狄仁杰也因谏阻高宗欲重罪误伐昭陵柏树的两位将军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被提拔为侍御史。娄师德、魏元忠、狄仁杰这三人后来都入阁拜相，名动一时，至此，武周朝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已悉数登场。
边境上狼烟四起，国内也是灾害不断，年年水旱，民生困苦，以至于高宗怀疑是否年号不祥。皇后和太子的矛盾，也越演越烈，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两人迟早会火拼一场。太子贤毕竟执政时间尚短，威望和实力均不足以故太子弘媲美，儿臣的身份更是一重天然的限制，急需得到高宗的支持。然而高宗却常年缠绵病榻，居于深宫之中，无法给贤提供及时有力的援助，只能任由儿子一个人去面对如山的风浪。与母后已经势同水火的太子贤，等闲不愿意踏入被母后严密把持的禁宫大内，也就无法见到父亲几面，如果以奏章的形式上呈，更是无法穿越母后及其情报网的严格过滤，只会落到素节上《忠孝论》那样引火烧身的下场。在高宗本人不出面的情况下，武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天后之名为病弱的丈夫处理国政，代行君权，无论是太子贤还是忠于李唐的大臣都只能在君臣大义下俯首听令，此消彼长，权力的天平逐渐向武后倾斜。在武后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轮又打又拉之后，一些识时务的大臣已经转而投效武后，高宗所代表的最高权力如不干预，太子贤和忠于李唐的群臣恪于名分只能坐视，再也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贤得不到高宗的臂助，武后却可以恣意利用高宗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诸多内忧外患之中，高宗病弱的身体，才是大唐帝国最大的隐忧。
高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迫切地希望能恢复健康，发挥一点余热，然而这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只能期望于丹药和神力。李治原本不信神仙之说，显庆二年他曾以轻蔑的语气提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自从他得风疾之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也开始征方士合药了。估计唐人对丹药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待气功，虽然不断有人说练气功不得法会走火入魔搞得神经兮兮，不过没钱治病的、身患绝症的、有志突破人体极限的，还是照样勇于尝试。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发作起来痛苦难当，既然名医束手，那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地到处找偏方。唐代的炼丹家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把真龙天子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试验，在他们锲而不舍的钻研下，终于研制出了中古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火药，砰砰砰内部引爆，搞“崩”了好几位皇帝。李治不是不知道有风险，然而人到绝望之时，总是希望有奇迹出现。总章元年王玄策给他引荐了一位印度僧人，没错啦，就是那位向吐蕃、尼泊尔借兵灭了中天竺的传奇使节^_^ 不幸的是王玄策不仅带回了俘虏中天竺国王，还带回了一位好吹牛的洋和尚，合出的长生不老药送大行皇帝驾鹤西返，王玄策的五品官职就再没升上去过。王玄策后来又几次出使天竺，很不甘心地又带了个洋和尚回来推荐给高宗，拍胸脯打包票地说这回这个一定是真的大师，结果挨了郝处俊老大一个白眼。高宗其实很有点动心，药都炼成了，想想还是没敢吃，讪讪然地附合了郝处俊几句“是啊是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面还是封洋和尚为将军，安置在长安住下，就有些留待后用的意思。上元二年后高宗病情越发恶化，也顾不得许多了，公开下诏广征方士合练黄白，先先后后找了将近百人之众。[8]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术士明崇俨以其远近闻名的医术和神通被招入长安宫廷，成为高宗的私人医师。
传说这位明崇俨神通广大，有役使鬼神之能，精善岐黄，奇迹般地治好了某刺史千金的绝症，因此受到高宗的青睐。不过明大师对时政的兴趣远远大过诊治病情，“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明崇俨多与京师的达官贵人交往，又常借症病的机会向高宗进言，假借鬼神之名臧否人物，评论政事。
“昨日臣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天下大势都不约而同地叹气，以为太子庸劣，难成大器，苍生从此多难了。”明大师悲天悯人地说，“倒是英王哲（即唐中宗，他的名字和封号几经改变）的容貌颇似已故的太宗皇帝，有人君之相。”
“其实说到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过了两天，明大师又有高论，“至于太子，唉，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否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众所周知，——他经常为武后施法驱鬼。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大胆到批评当今太子？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包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大唐太子一向命苦，太子建成喋血禁宫，太子承乾幽死黔州，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赐自尽，故太子弘死得不明不白，但象贤这样仍居太子之位，就被一个江湖术士如此羞辱欺凌的还是头一个。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贤不是理想主义的弘，从来不曾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贤也不是自欺欺人的高宗，从来不曾奢望会有奇迹发生，惟其清醒，所以痛苦。面对着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找不到自救的方法，罗网在越收越紧，而他却已无路可逃。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明知死之将至却无能为力，心事重重的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宝成之曲，一个个带血的音符从断裂的蜀丝梧桐间缓缓逸出，那悲恸莫名的曲调震撼着每个知音者的心灵。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不禁失声道：“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一问才知道是太子新谱的琴曲宝成乐。李嗣真叹息良久，方道：“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征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一曲既毕，太子贤苍白而英俊的脸上，现出了决然的神情，仿佛所有的痛苦和疑虑，已经自琴声中释放。事情既已无可避免，唯有挺身去承担。他已不堪承受无休止的谣言、毁谤、苛责、监视，骄傲的天性不容他退缩和示弱，即使是自不量力，他也愿意拼尽全力放手一搏。调露元年，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武后震怒了。她敏感地察觉到是谁在搞鬼，是谁胆敢公然在京师杀害皇后的宠臣。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受惠被封为秘书郎。同时侦骑遍出，京师震动，当作头号要案来抓。在武后一迭声地催促之下，大批人被逮捕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常常有人被屈打成招，直到抓到新的“凶手”才放掉，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但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躲在深宫里的李治也被惊动了。他当然知道武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针对谁，立即下诏太子监国。可惜已经太迟了，长久以来自私地躲在宫里喝药服丹，逃避外界，放任妻子掌权执政，任由儿子在风涛中挣扎，现在再给太子一个监国的名义，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如此优秀的儿子即将遭受灭顶之灾，高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汉初商山四皓的故事。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张良设计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保驾，让刘邦打消了原意。于是，大唐皇帝李治终于离开了他那个乌龟壳，亲自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希望他能像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贤的位子。田游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出山做太子宾客，然而对武后这样不惧人言的人来说，一个久居林泉不问世事的隐士岂能挡得住她的脚步？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朝廷又新近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有黄门侍郎裴炎，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品级官员的拜相，正是武后的创造发明，免得那些资深老臣不听使唤。裴炎的拜相，使武后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后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有少帮武后出谋划策。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裴炎、刘祎之等人的大力配合，单凭武后一个人是无法连败二子独揽朝纲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公然拘捕太子贤的同性情人户奴赵道生，向贤直接下手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娈童合欢虽然身份卑微，但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让无数同人女为之感动得眼泪直淌。而现实中的赵道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表现远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明崇俨。当然，考虑到人都是血肉之躯，实在没必要要求过甚，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失望。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武后震惊，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太子对她的不满和憎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太子贤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与她一战的！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
风吹在眉间心上，多少有些冷冷的寒，事已至此，这个儿子是不能留了。武后果断地决定，把这桩普通的谋杀案，转而定性为谋反案，就势把李贤拉下马。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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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旧唐书*叶法善传》：“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
按照唐制，为了防止京师发生叛乱，像皂甲这一类属军队正式装备的兵器运入京师时，要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籍其名数”，再交由下辖之武库署保管；遇“大祭祀、大朝会、大驾巡幸”时，再由武器署依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事毕须送还武库署保管。制度虽是如此，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所以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为杜绝奸源，敕准卫府[尉]卿李升之奏请：“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且太子东宫本有十率府等军事机构和武装护卫，存有一定数量的甲冑器仗并不奇怪。在东宫马坊搜得的这数百领皂甲，其实并不是太拿得出手的证据。若能以“逾期缴纳”为由，在尚未严格执行缴纳期限的高宗朝，及高宗本人“素爱太子”的基本心态支持下，由心向李唐皇室的主审官审判，不是不能藉辞开脱的。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宰相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 “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方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章怀太子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章怀太子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至于裴炎，更是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正与武后的崛起密切相关，三年后又助武后导演了一场废帝的好戏。而主审章怀太子一案，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着。于是，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贤的谋逆罪名被判成立，皇后太子之争，就此分出胜负。
高宗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太子怎么会谋反？天下早晚都是他的。他不想再追究下去，但武后发话了：“为人子者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面对着武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大义凛然的台词，高宗招架不住，无词以对。最后两相折衷的结果，免去贤一死，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宫中。从东宫搜出来的数百甲胄被运往天津桥当众焚毁，让普天下都看清楚和天后作对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武后借机发动清洗，所有曾和她不合的宰相无不波及，太子心腹张大安首先被流放，第二年反对过她摄政的郝处俊罢相，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而裴炎和薛元超则分别升为两省长官侍中和中书令。
太子贤交游广阔，王公大臣好友众多，这些人也都逃不过武后的报复。曹王明、蒋王炜、东阳公主，乃至一众开国功臣如张公谨、唐临等的后人都被牵连进来，全部流放出京。其中曹王明因与贤过于亲密，被担心留有后患的武后逼死。说来曹王明还是武后表姐巢剌王妃杨氏唯一的儿子，武后此举，也算是将大义灭亲做到了极致。最绝的还是武后对付太子贤好友高岐的手段。高岐的祖父即是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长孙无忌一案中高家已经受了一次打击，但世家大族毕竟根深叶茂，后来高宗也有意和解，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担任高官。武后也不多说，把高政交给其父处理，叫他们自己瞧着办。早被皇后铁血手段吓怕的高家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保全自己，保全高家，每个人都在惩治倒霉亲戚方面表现出人类最残忍的一面。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用最血腥的方式来表示和至亲划清界限，高岐刚一进门，父亲就用佩刀刺向他的咽喉，伯父接着一刀砍入他的小腹，堂兄挥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把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表示他们一家对高岐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真是非常非常非非常的痛恨。一向温和的高宗被这样冷血而无耻的举动激怒，下令将高岐的父亲和伯父统统贬出京。武后一定肚子都快笑痛了，她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高家自相残杀，声名扫地，最后还被贬出京，煊赫一时的高家就这么破败下去，不仅从实力上，而且从精神上都被她完全击倒，而她根本还没有出手，这样的心机和手段，普天下何人能及！武后自己大概也得意非凡，若干年后又依样画葫芦地重来一次，让错以为已经收得云开见月明的中宗韦后夫妇处置心爱的子女，韦后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死在自己手里，后来那么变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这一场血腥的清洗，牵连死亡之众不亚于长孙集团覆灭的那一次。经此一劫，太子贤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干净，武后的权威和铁腕，也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废李贤的第二天，英王哲被立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显示出天后的空前自信，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第二年，幽禁已久的废太子贤被迁往巴州，子女仍被幽禁宫中，不能随行。他的同性情人早已背叛了他，好友死的死，散的散，惟有良娣张氏仍然在身边，陪随他度过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贤在母亲准备称帝前夕被杀，张良娣却熬了过来，淡淡地看着权倾天下的婆婆如何起高楼，如何楼塌了，她一直没有再嫁，以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的身份终老一生。因为长久的囚禁，贤衣衫破碎，身形单薄，新太子哲和这位哥哥的感情一直很好，不顾威权贵盛的母后坚持为哥哥送行，事后又不知死活地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待遇：
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
有妻如此，有弟如斯，贤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算枉费此生了吧。他的早死或者是件幸事，他将以永恒的傲世少年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心里，由始至终的骄傲与坚持，不曾为风刀霜剑磨灭棱角。他和张良娣的感情也可以善始善终，始终清晰明净如山头的满月，不曾为外界扭曲玷污。不像他的弟弟——哲。
（未完待续）
[9] 《册府元龟*暴虐》：“岐入门，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琁断其首而弃之街中。帝知，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
[10] 《全唐文*代皇太子请给庶人衣服表》：
　
臣某言：臣闻心有所至，谅在於闻天；事或可矜，必先於叫帝。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则浸润之泽，曲г於蝼蚁；生长之仁，不遗於萧艾。无任私恳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
新册立的太子为武后第三子哲，这年25岁，他原名显，名字和封号经常被改来改去，以后还会恢复本名显，变化不定的称呼，似乎正是他坎坷一生的写照。武后生这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很吃了些苦头，忧心如焚的高宗为此恳求高僧玄奘：“中宫在难，情愿皈依三宝，愿佛祖庇佑！” 玄奘微笑：“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武后果然平安产下一子，婴儿满月后被玄奘大师收为弟子，列入僧籍，故此在佛教史上，李哲有佛光王之号。为酬谢神恩，武后也亲披法服，虔诚礼佛。之后又在龙门石窟为李哲开窟造像，祈福驱邪。可见武后尚未选择在权力之路上孤独跋涉之前，爱子之心也并不亚于天下所有的母亲。
作为嫡三子，哲不必承受两位哥哥那么大的压力，性格之活波任性，较贤更甚，老臣张柬之称其“素称勇烈”。以武后的高压与威严，哲仍敢公然前去为穷途末路的庶人贤送行，并请求为哥哥改善待遇，便可见一斑。只是他虽然桀骜不驯，才具却很平庸，可以说有勇无谋。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大概也和他从小未受过严格的教育，父母对他期望不大有关。小皇子整天斗鸡游猎，几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承担治国大任？事已至此，说不得只有赶鸭子上架。新太子监国期间特选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中书令薛元超和侍中裴炎辅佐。刘仁轨年迈体弱，本人已受到裴炎等新贵的排挤，起不了多大作用。薛元超倒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新太子的表现，却让人深深失望，仍然像以前做小皇子时那么贪玩。薛元超不得不苦口婆心地不要涉险游猎，有时间多看书，“听政余闲，留情坟典”，每天给他布置的作业，请务必完成，“所读班史，请毕残功”。[11] 跟几岁就通读《尚书》《论语》，23岁可以为《后汉书》作注的章怀太子贤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史书上没有记载哲做太子期间和裴炎相处的情况，不过从哲登基后处处不给裴炎留面子看来，两人相处得并不好。英明的领袖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地追随，没有才华但脾气柔顺听话的，也愿意给他建议或者干脆把他当傀儡。但像哲这样本人没本事脾气又臭的，也难怪裴炎这些人另有打算了。诸子之中，弘礼敬大臣惠及黎民，最受人爱戴，足可和武后分廷抗衡；贤才华绝世，文武双全，无奈形势比人强；而哲无论才华还是背景都不足以服人了，换太子如换走马灯，每更换一次太子，就是大批东宫官员的贬黜，谁还敢跟太子太过接近，把身家性命吊在一颗不牢靠的树上？
经过无数曲折，武后现在总算选定了一个不让她那么头疼的太子，自然心情舒畅。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是什么凶神恶煞，武后大度地上表情求皇帝宽恕两位庶子上金和素节的罪（他们之前都以收受贿赂罪而遭贬），然后一个安置到沔州，一个安置到岳州，仍然不准他们进京面圣。有鉴于此前皇室血腥气太重，武后特地安排了两场婚事增添一点喜庆色彩。皇太子哲本有嫡妃赵氏，因得罪武后囚禁宫中，一不留神给饿死了。开耀元年，也就是哲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武后为他再娶韦家新妇，就是日后著名的韦皇后。韦氏出身名门望族，京兆大姓，有道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属于老牌贵族，政治上已无影响力，祖父、父亲都不过是典军、参军之类的小官，这样的背景最是符合武后的心意。新太子纳妃的同时，也正逢太平公主出阁下嫁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女儿城阳公主，两家是亲上加亲了。天后本来嫌薛绍的嫂子萧氏出身不是贵族，想逼薛绍的哥哥休妻，经人解释萧氏原来出生兰陵萧氏才算罢休。太子纳妃，公主出降，是李唐皇室近年少有的喜庆事，两场婚礼都办得十分铺张，火烛映天，香花铺地，极尽奢华之能事。然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铺陈，难以掩饰李唐皇族人丁凋零、江河日下的事实。病弱的皇帝，庸碌的太子，雄心勃勃的皇后，无所适从的群臣，放在吐蕃崛起、突厥复国的大背景下，足以让任何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始平县令李嗣真的看法可以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皇帝病情日益恶化，天下政事皆取决于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李唐皇室虽人数众多，但都在外地。天下府兵，齐集关中，居中制外，势难匹敌。只怕诸王都难逃皇后的毒手吧，大难将至了。
一个小小的始平县令都可以看得这样透彻，身为大唐天子的李治又怎么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他现在是真的有点着慌了，这才开始记起了自己的责任。贤做太子的时候，除了刚开始有让贤短期监国测试能力让他放了心，他便心安理得地自顾自养病去。整整五年时间，他没有给过贤多少监国掌政的机会。每年他都有离开长安或东都，外出数月方回，却从未让贤留守监国。或者这跟他那段时间健康状况较好有关，但却完全剥夺了贤应有的裁决国事和树立威望的机会。直到贤出事之后才又匆匆忙忙地任命太子监国，那又有什么用，天后羽翼已成，仅凭马坊里搜出的数百甲胄便结束了大唐太子的政治生命。对于哲他不愿重蹈覆辙，开耀元年即首度命太子监国，第二年他幸东都，便一直命哲留守京师处理朝政，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大臣反映哲太不像话才把哲招赴东都。可是，哲又是一个糊不上墙的太子，大唐帝国后继无人，李治的焦急和担忧可想而知。
开耀二年正月，皇太子哲为高宗生下一个皇孙，高宗大喜过望，亲自为这个婴儿命名为重照，并在满月的那天，改元永淳，大赦天下。从婴儿的名字和年号来看，高宗是太渴望这个婴儿能够继承大业，维护李唐皇室的长治久安了。高宗这个时候又很敢想敢干了，不久就下令把皇孙重照立为皇太孙，而且想为这个刚刚满月的婴儿开府置官署。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举动，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先例，何况还只是刚满月的婴儿。臣下提醒他，高宗很不耐烦地说：“没有先例，就从我开始吧！”他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死后，皇位可以平平安安地由哲传到皇太孙重照这里吧。可是高宗在世时都保不住太子的地位，又怎么可能指望自己死后，仅靠一个皇太孙的头衔就能阻止武后夺权呢？立皇太孙，不过只是由于子孙凋零而起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平衡罢了。
武后微笑，她不反对高宗去寻找一些微小的精神安慰，这个男人几乎给了她世间所有的一切，而她至少可以回报他一个礼物——希望，哪怕只是虚假的希望。
落寞的高宗重回朝堂，吩咐乐师奏响了他三十年不曾听过的《秦王破阵乐》。这首乐曲描写太宗百战而取天下的武功，在唐代向有国歌的地位，每逢国之重典例必演奏，然而高宗登基后却下令罢演，理由是乐曲中有描写征战和杀伐，音乐又太过高亢激越，高宗仁慈的心性和柔弱的身体都受不了。此刻重病垂危，病骨支离，却重新奏响了这首金戈铁马，有动山河之威的武曲。王业艰难，祖宗盛烈，自激越的乐曲中喷薄而出，与目下的惨淡境地构成了鲜明对比。
三十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伴随着《秦王破阵乐》的乐声，他是否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的叛逆，初遇时的心跳，铲除长孙时的踌躇满志，泰山封禅时的志满意得，征突厥，灭高丽，战吐蕃，弘的去世，贤的被废，曾经拥有最辽阔的版图，到现在的子孙凋零，后继无人……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是否还会为她的一颦一笑梦萦魂牵？他是否还会不顾一切地为她争取皇后之位？他以为她是只金丝雀，没料到却是一只海东青。他教会了她飞翔，却已经无法再掌控她的方向。
人生若只如初见……
《秦王破阵乐》纵然慷慨激昂，却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无论李治是心甘情愿还是追悔莫及，往昔的一切已无能改变。李唐皇族的荣光和权威，已经如滔滔逝水东流而去，没有谁能阻止，没有谁能挽回。
[11]薛元超：谏皇太子书
（未完待续）
两个儿子接连出事，给高宗的打击很大，哲的不成器，让他又气又急。伤心、难过、担忧、焦急，身体更是江河日下。开耀元年，高宗终于开始服丹。说来高宗对丹药的态度很有趣，一面口口声声“生死有命，人力难及”，一面不断地广征方士。丹药炼好之后，又迟迟疑疑，今天看看，明天摸摸，就是不敢吞下去。此番能下定决心，想来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如果说丹药造成了什么效果，那就是让他病情恶化的程度呈加速度发展。
与此同时，突厥的复国运动也进入了高潮阶段。由于领导者均为原东、西突厥帝国的贵族甚或皇族，颇具号召力，他们不断地组织叛乱，想尽各种办法破坏唐帝国的马场，连年骚扰令得帝国北方马场累计损失马匹达18万之多。高宗时期仍然承接着太宗时代的军事制度，绝少在外长期驻军，往往平叛大军一走，对方又卷土重来。塞外鏖战方急，成就了一代名将裴行俭的声名，他曾三次出征突厥，均全胜而回，声望与日俱增。调露元年，裴行俭因计败十姓突厥和吐蕃联军收复安西四镇，被高宗特授以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成为总管京师宿位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军方最高领导人。次年他又受命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合兵30余万，大败突厥主力，擒其酋长，杀其可汗，令高宗大为叹服。开耀元年，裴行俭三征突厥，智勇兼备降伏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完全平定了突厥余部，累计功劳和声望眼看就有入相的可能。
当时刘仁轨年迈，郝处俊罢相，裴行俭手握军权兼门生众多，已然成为武后的头号政敌，他如拜相将对武后夺权构成严重障碍。这个时候，裴炎出马，上表高宗，历陈此次大捷并非裴行俭的功劳：“阿史那伏念投降实际是由于裴行俭的部将程务挺、张虔勖率兵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纥诸部配合南进，他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并非裴行俭真的有那么大本事。”高宗因此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且当初阿史那伏念投降的时候裴行俭曾许其不死，现在裴炎这么摇唇鼓舌地力称这些突厥首领根本不是真心归降，武后一旁添油加醋，高宗便把这54名投降的突厥贵族全部斩首，开了唐廷不杀降将的先例。阿史那伏念为原东 突厥帝国王室后裔，太宗所擒的颉利可汗之侄。唐廷的言而无信使突厥人大为不满，埋下了之后突厥贵族反唐的祸根。伏念败亡后余部在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征铁勒，犯唐境，声势逐渐壮大，于是设牙帐自立为可汗，重建突厥帝国，史称后突厥汗国，成为唐帝国的头号劲敌，这是后话了。世事如此，裴行俭心灰意冷，叹息道：“与部将争功，古今所耻。现在既然归功于自己的部下，我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背信弃义地杀戮降将，以后恐怕不会有人投降朝廷了。”于是托病不出，这正中武后下怀，当然不会去劝他出山啦。裴行俭要一直执掌军权那简直不是一般的麻烦。后来突厥再度叛乱，高宗有意再启用裴行俭，但军队尚未调集完毕他便已去世了，享年64岁。而这次事件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两位部将程务挺和张虔勖，也因此投靠了裴炎，后分别执掌左右羽林军，为武后发动宫廷政变废中宗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这样，在裴炎的帮助下，武后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顺便拔除了裴行俭这个难缠的“钉子户”，可谓意外之喜，一切正按她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时来天地皆同力，第二年关中大旱，粮食匮乏，斗米涨到300文钱，但对武后来说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她正想找个理由去洛阳。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看样子随时都会一病不起，曾经经历过太宗去世后政局变幻之苦的武后深知这时候必须好好经营，一个疏忽便会导致满盘皆输，她现在虽然顺风顺水，但还不能完全控制宰相集团，刘仁轨以其功劳和资历仍有一定影响力，她正渴望摆脱长安城旧势力的掣肘，到洛阳去大干一番。天从人愿，关中饥馑，她现在有大把理由劝李治东巡洛阳了。因洛阳的漕运之便，库存了大批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可以解决政府官员的吃饭问题，从隋代开始便有关中灾荒赴洛阳就食的传统。高宗虽已病入膏肓，但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但问题又来了：因为裴行俭事件，朝廷跟军方关系微妙，武后也不愿让不为己用的军队过多前往洛阳，那么沿途找谁来保驾？
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她找来了新提拔上来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要他负责沿途的保安工作。
可怜的魏元忠真是欲哭无泪，这样的主子也太难伺候了吧！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他一介寒儒，手下半个虾兵蟹将都没有，竟然叫他负责天子东巡，叫他怎么承担得起。然而朝廷诏命无可推拒，魏元忠冥思苦想半天，没奈何只好临时打开长安、万年两县的监狱，东瞅瞅西瞧瞧，看到里面有个说话作派似乎都很NB的大哥模样的家伙，细细打听清楚，给这位囚犯打开枷锁，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道出来意：希望他能配合一下，帮忙管束沿途盗贼不要做乱。这位头目想着自己能为皇上护驾也是很光荣的事情，一不留神做盗贼做到这么有前途，就笑着答应了。魏元忠于是发给他官服袍带，让他骑马跟随圣驾赴洛阳。这一手还真有效，沿途盗贼看见保驾护送的竟然是自己头目，不敢前来骚扰，一万多人马平安到达东都，就连私人财物都一文不少。天子出巡盗贼护驾，真是千古奇闻，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管他用什么方法，有效就好，这就是典型的武氏风格。虽然由于这次东巡决定十分仓促，一路粮草准备不足，竟出现了扈从士兵饿毙路上的事情，但总算是平安到了洛阳，武后的目的达到了，她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现在主要的宰相和军队都留在长安，武后正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改组政府，速度要快、快、快！因为她病弱的丈夫，已经撑不了几天了。
（未完待续）
武后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神速。4月20日刚到洛阳，24日就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一口气任命了4位宰相：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及吏部侍郎魏玄同。因为这几人资历实在太浅，既要他们与闻政事，又不好授予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于是想出个新名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宗原本病重垂危，一路长途跋涉鞍马劳顿，已经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只好由得妻子去折腾。主要宰相都在长安，自然没人反对，诏书畅通无阻地颁布天下，四位年轻资浅的四品官员顿时平步青云，就此跻身宰辅行列。
这是唐代宰相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按照大唐制度，原本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拜相，武后率先打破这一限制，提拔为相的裴炎、薛元超都只有四品官职，但也只局限于中书、门下两省，且要具备一定资历。中书侍郎薛元超为名臣之后，黄门侍郎（即门下省侍郎）裴炎出生河东裴氏，都是自幼入弘文馆的名门子弟，在仕途上跋涉已久，薄具声名。而此番拜相的岑长倩和魏玄同并非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另外两位郭正一的中书侍郎仅为检校（即代理），郭待举的黄门侍郎也任命不久，资历都很浅。这就打破了原来任相资格的限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成为非中书门下二省四品以下的低品级官员拜相的常用头衔，到后来甚至成为唐代宰相的唯一头衔。
从此以后，大批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员，也可以被迅速提拔为宰相，掌握政治中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资深高门贵族官吏的潜沉，如果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即使位望最高的左右仆射也被排挤出宰相队伍。这虽是唐代士庶合流在政治制度上的必然体现，但也是武后直接掌控朝政的关键性一步，说武后促成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加速度发展并不为过。从此，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提拔听话的年轻官吏为宰相，而不必再看那些资深老臣的脸色。趁高宗还健在的时候，武后借高宗的名义实现了这一重大转变，应该说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此时几位老臣相继去世，如铁杆反武派郝处俊，资深望重的中书令崔知温等。曾谏阻武后摄政的宰相李义琰因改葬父母有越礼行为而受到指责，自己估计不容于新政府，主动请求退休。至此，武后的反对派已经凋零得七七八八。这段时间哲一直留守长安监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政，当是高宗有意培养他熟悉政事的运作，刘仁轨年迈体衰，裴炎和薛元超分掌中书门下二省，都倾向于支持武后，自然可以放心。哲还是老样子，薛元超教得吐血，忍不住抱怨，皇太子一概置之不理，薛元超索性自行禀告东都。说来薛元超此番辅政也很尽心了，这个人本质不坏，只是趋炎附势人之天性，一封《谏皇太子书》口口声声都是要太子不要辜负天后的期望，倒没天皇什么事，可见在群臣心目中裁决国事的主要已是天后了。于是次年夏天，也就是弘道元年，飞诏皇太子急赴东都，一方面便于管教，一方面高宗当时已经病危，也有交待后事的意味。薛元超在长安病得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给哲气的^_^），上表请求退休，这年冬天便去世了。如果放在许敬宗退休的时机，薛才子的去世一定让武后感觉痛失英才，可惜时过境迁，眼下武后的观音兵足有一个加强连，薛才子是死是活倒也无关紧要了。薛元超这辈子活得也很辛苦了，先是拍李义府的马屁，一不留神给拍到马腿上，落得被贬外放。接着抱上官仪的粗腿，结果上官仪掉脑袋他也跟着倒霉。历经修炼总算炼好眼神，靠到天后这棵大树上好好地凉快凉快，一肚子的锦绣才华也就办成了扳倒章怀太子这一件大事，也算不虚此生。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久经考验的地主阶级文学家、天后党高级政工干部薛元超同志，圆满完成了天后交给他的历史任务，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尽请安息。”
随皇太子赴东都的还有宰相裴炎，现在众宰相中唯一对武后不以为然而武后还不能不有所顾忌的只剩下老臣刘仁轨，虽然他已经80多岁，活不了多久了，可是看着还是觉得碍眼，干脆留他一个人在长安，辅佐皇太孙留守京师。高宗不是想立皇太孙确保李家天下吗？那就让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臣去辅佐那个年仅2岁的婴儿吧，能翻得起什么风浪？现在皇帝、皇太子和除刘仁轨之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阳，武后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
裴炎到达东都，在他的穿针引线下，程务挺和张虔勖投靠了武后，分别出任左右羽林军首领，武后渴望掌控政权和军权的梦想，终于得以全部实现。有生第一次，她感到自己是如此强大。广袤的天地从东都洛阳的丹墀翠辇延伸开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那些曾经嘲笑过她一女侍二夫的名儒，那些轻贱过她不过是暴发户之女的清贵，现在都臣服在她的脚下，脸上写满敬畏和惶恐。武后冷峻的目光一一扫过这些面孔，她很清楚这里面有多少真心多少假意。她仍然穿着表示简朴的七破间裙，——在小事上她很乐意让丈夫开心一下，并不华贵的裙裾默然拖曳过冰冷的长阶，现在距离权力的巅峰，只差一步。
那里躺着她长期缠绵病榻的丈夫，现在他已经快要死了。是他陪伴她度过三十年惊涛骇浪般的岁月，是他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人非草木，又怎会没有一点感情？只是他不会知道，即使再生这天与地，她也无能再寻回原来的自己。纵然是三十年相濡以沫共过患难的夫妻，他也并不清楚妻子此刻的雄心壮志，如同渔夫和金鱼故事中的那个可怜的渔夫，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妻子总是不愿安定下来，总是在追逐更高更远的目标？
其实渔夫妻子反映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人性，金鱼不过是物化的道德伦理，森然地提醒人们万事万物自有规矩，不可贪图非分的富贵，否则必遭天谴。然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的皇宫住，谁还甘心守着那条小木船？有的绫罗绸缎穿，谁还愿意继续披着两片无花果树叶？
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有着最本真的原生态的快乐，但为了拥有梦想中神一般的智慧和能力，他们依然甘冒天谴吞食禁果，为此不惜付出死亡的代价。直到多年以后尘埃满面两鬓如霜，才会追忆起他们放弃的乐园。
这正是人类永恒的悲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没有纷争没有战乱，黄发垂髫并怡然而乐，然而武陵渔人依然会离开，依然会回到外面那个战火纷飞的世界。跌跌撞撞兜兜转转，才会想到重归桃园的静谧与安宁。然已不复得路。
他回不去了。
她也回不去了。
　
[12] 《新唐书*懿德太子传》：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以太孙留守京师。
通鉴作以皇太子第二子重福留守京师，今从唐书。
（本章完。第十一章：逆天强者）
第十一章 逆天强者
随着高宗病情日益恶化，武后行事越发谨慎小心，现在连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皇帝一面了。高宗身体状况的每一次细微变化，武后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每一次诊病必然亲临现场，关键时刻她不想出任何的疏忽和纰漏。
这时高宗的风疾已经相当严重，发展到头疼难忍，目不能视，估计是脑血管堵塞压迫到视神经造成的，急召御医秦鸣鹤诊治。这位御医似乎并非中土人士，据一些学者考证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徒，即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信徒，秦姓来自于大秦国名，“鸣鹤”则是Markus（圣经使徒名）的叙利亚语读法。聂斯托里派在拜占庭被教会裁决为异端，教徒遭受迫害，向东逃亡，开始了东传的过程。贞观九年，唐太宗接见景教教徒，允许他们在长安建寺传教，这是基督教来华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大批景教教徒来华，希腊罗马世界的医术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由于初唐对宗教的包容性极强，天竺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等等都在积极争夺信徒，景教初传内地，面对这样的激烈竞争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医助教就成了他们扬其所长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大法宝。唐人对景教教义未必很感兴趣，对他们的医术倒是推崇备至，唐人最津津乐道的便是大秦神医的穿颅治盲术。他们常常会很夸张地描写大秦神医如何劈开病人的头颅，把里面的小虫捉出来，病人便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开脑取虫，以愈目眚”。其实这不过是来自于古希腊医神希波格拉底流传下来的治疗眼睛失明的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希波格拉底：《论视觉》）这种失明可能是由于一个脓包或良性肿瘤压在脑部所造成，所谓的‘虫’是出乎想象而加上去的字眼。
秦鸣鹤诊治之后称：“皇上的失明是由于风热之毒上侵头部造成的，若用针刺头部出血即能痊愈。”坐在珠帘后面的武后听了大惊失色，当时景教初传，唐人对这种医术所知不多，要深宫中的武后明白希波格拉底的伟大显然是困难了一点点，当下厉声道：“此人当斩！天子头上岂可针刺出血？”秦鸣鹤吓了一跳，还好高宗发话了，大概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医人议病，理不加罪。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出血未必不佳。我意已决，先生尽管放胆一试。”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出血，高宗眨巴眨巴眼睛：“啊，好象能看见东西了。”话还没说完，武后很夸张地以手加额作如释重负状：“太好了，这真是老天保佑！”为了表示对大秦神医的感谢，天后亲自嘿咻嘿咻地背了一百匹丝帛赏赐给秦鸣鹤。
司马光记述到这里时很是讽刺，他认为武后阻止秦鸣鹤给高宗扎针是盼望皇帝早点死，“不欲上疾愈”，这也未免有点诛心之论。以高宗当时的身体健康状况根本无能阻止武后掌控政权，相反她还能打着高宗的旗号发布各种政令，减少反对力度，何必急在一时？说武后见识不够或有之，说她有意谋杀亲夫就有些过分了。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最早记载此事，但也是放在“谀佞”篇，意思是“看看，天后多会拍皇帝马屁！”并不认为这代表武后一心盼皇帝早死。刘肃对武后印象奇差，人彘事件便最早出自他的笔下，他对于秦鸣鹤事件的解读可以代表唐人对此事的普遍看法吧。
高宗给秦鸣鹤这么一治，自感精神爽利多了，伸伸胳膊弯弯腰，活动活动筋骨，觉得还有些力气。于是兴冲冲地召百官觐见，改元弘道，大赦天下。他本来还想登上则天门城楼亲自宣布大赦令的，但稍一动弹，气血上冲，怎么都上不了马背。人们立刻关切地围过来，那张让他心折千次又心死千次的熟悉面孔，再度映入他的眼帘。
仍然是她，他的妻子，大唐的皇后。
当然是她。除了她之外，他还能奢望看见什么人呢？李治苦笑。
皇帝无法宣赦，只好召百姓入殿，由侍臣代为宣读。李治失落地又回到了病榻上，外面人群的欢呼声如海浪般将他淹没。
“百姓还高兴吧？”他轻声地问着侍臣。
侍臣恭敬地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感悦！”
“苍生虽喜，我命危笃。”李治深深地叹息，“天地神祗如有灵，愿能延我一个月的寿命，让我能生还长安，死亦无恨！”
这是史书上所记载的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遗命裴炎辅政，皇太子哲即皇帝位，时为弘道元年12月4日。高宗56岁，武后60岁。
（本节未完待续）
当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遗命裴炎辅政，皇太子哲即皇帝位，时为弘道元年12月4日。高宗56岁，武后60岁。
按照唐制，28岁的皇太子哲即位于枢前，正式受册嗣位则于7日之后，是为中宗，尊天后武氏为皇太后。
终高宗的一生，他都竭力想走出别人的阴影，用尽了种种办法试图证明自己，然而从历史评价上来，他并未成功。在高宗时期颁布的唐律达到了中华法系的巅峰，但这一成果理所当然地被记入长孙无忌名下。打击士族高门，促进科举制的发展，开殿试和武举之滥觞，千百年来都认为是受他妻子的影响。大唐版图在高宗手里达到了最大，人们则归功于是他父亲留下的铁骑雄师和天才将领，却忘了隋炀帝从父亲杨坚手里继承的帝国更加繁荣富庶，却不到20年就玩完了。并不是要否认高宗朝的辉煌有这样那样的外部因素，但高宗本人决策国事、破格用人的作用被完全忽视，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他身后没有武周革命，也许世人对他的评价会高得多吧！
不过高宗在历史上的名声虽然不好，名号还是蛮威风的，既是“天皇”又是“大帝”，非常国际化。（印象之中，除了他似乎只有东吴的孙权才被称为吴大帝。）高宗留下的《大帝遗诏》是这么说的[1]：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於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除了一些例行说辞，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一句。这样的做法极为罕见，对比高祖和太宗遗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军机急速，小殓既竟，嗣子宜於别所视事，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高祖遗诏
宗社存焉，不可无主，皇太子即於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汉旧制，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太宗遗诏
无论是高祖还是太宗遗诏，都有这么一句“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表示大丧期间平常事务可由百官自行处理，然而军国大事的处分事关君权，不可轻易委人，仍由已成年的嗣皇帝亲自处理。在高宗遗诏中出现这句极不寻常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当是皇太子监国期间表现不佳，高宗担心他当此内忧外患控制不住局面，所以刻意如此安排，但也表现出高宗对武后掌国执政能力的欣赏和认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她的信任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政治伙伴。
然而单凭这句话仍然不能让武后正式全面的掌政，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里仍有两重限制：其一是指军国大事；其二须是在嗣皇帝不能决断的时候，才有必要听取太后的意见。不过这限制被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打破了。在12月7日高宗死后第3天，裴炎上奏，以嗣皇帝尚未正式受册为帝，也未听政，故请求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宰相议政向天后奏议，由天后宣令于门下省施行：
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旧唐书*裴炎传》
裴炎这一奏议完全没有先例可循。太宗皇帝兵变即位固不用说，太宗病逝于贞观23年5月26日，皇太子李治直到6月1日才正式受册，从来没听说这期间就不能发布政令的。裴炎以此为由，上奏凡是宰相奏议都报知太后决断，完全绕过了嗣皇帝，也突破了遗诏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的限制。裴炎经章怀太子案后受到武后赏识，迅速提拔为门下省长官侍中，双方一直关系不俗。而哲太子监国期间的失望表现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裴炎辅政大概和哲相处得也不好，对于裴炎来说恐怕更愿意在一直和他合作愉快的武后手下做事，而不愿意侍候脾气又臭又硬又没本事的李哲了。从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裴炎的这次奏议正是武后和他政治交易的一部分。裴炎是高宗指定的唯一顾命大臣，众宰相老的已经死得七七八八，新提上来的资历浅官位低，裴炎说话隐然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哲当然不乐意，但他还没有正式即位，大臣们都不买他的帐，只能任人摆布，但对裴炎的憎恨自是又深了一层。
武后现在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单独处分政务权，几日后中宗正式受册为帝，但武后仍以皇帝尚未守丧期满为由继续把持国政。然而嗣皇帝并非幼儿，先皇遗诏中也并未委托太后临朝称制，所以武后并没有取得历朝太后代幼年皇帝临朝称制的合法权力，而只能依靠顾命大臣裴炎的配合走一步算一步。按古中国的政治传统，太后称制是指皇太后受先帝委托，代年幼的皇帝履行君权，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武后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名不正言不顺，只能与宰臣沟通别出蹊径，中宗未正式受册前4天宣“天后令”，受册后而守丧期未满则假“太后令”，但也只能拖延一时。皇帝守丧为“以日代月”，最迟新年一到嗣皇帝丧服一满，她就必须归政皇帝。也就是说，在12月30日之前她必须做好所有准备，让中宗完全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高宗现在已经死了，潜沉的反对力量可能都会浮出台面，她必须独立面对一切，再没有任何遮拦。在这短短的10几天里，她需要稳住中间派，钳制反对派，拉拢观望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保证没有任何弱点和空档可供李哲利用。留给她的时间真是太少、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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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祖、太宗及高宗遗诏见《唐大诏令集》
好在武后筹谋已久，并不慌乱，有条不紊地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
1、 安抚李唐皇室宗亲，这是武后以太后名义发布的第一件要事。12月17日，武后下令给李唐宗室中地亲望重的高祖太宗诸子统统加封为一品大员，安抚其心以免生变。高祖诸子韩王元嘉进授太尉，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太宗诸子越王贞加太子太傅，纪王慎加太子太保，以示尊宠。除此之外，也拉拢一批原本在家族中不受重视的李唐宗室，如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便受到太后的“甚见亲厚”的格外栽培。武后深知从内部瓦解的必要性，有时候李唐皇族中人一亮相，作用可能大过十位大将。
2、 调整原班宰相阵容，将仍有一定影响力的老臣刘仁轨升为品级最高的左仆射，实际却不给他实权，仍然留守长安。将几位新提拔配合度较高的宰相郭待举、岑长倩、魏玄同由品级较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希望他们升迁后能感恩效力，而同一批提上来不合心意的郭正一则被罢相，转为国子监祭酒。这时候低品级官员入相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君主完全可以进退由心而不必有任何顾忌。武后掌政后常有四品乃至五品官员入相，即是因此。
3、 派遣军中心腹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都督府，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加强防卫，如令狐智通便是当初押解章怀太子赴京的将军。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也是军事重镇，与突厥等塞外部落接壤，以前李绩便长期担任并州都督达16年。益州巴蜀为重要的赋税来源，扬州富甲江南，是唐帝国的大后方。荆州则是唐代的南都江陵，北踞汉沔，南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自古为必争之地。武后以其心腹出镇地方军事经济重镇，以防不测，这是12月29日即嗣皇帝守丧期满前一日的事。
4、 飞诏令出征在外的大将程务挺急赴洛阳，与张虔勖分掌左右羽林军，统领北衙禁兵，稳定东都政局。
5、 同意裴炎的奏请，改授他为中书令，另授刘景先为侍中。因裴炎为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很多事情需要他的配合，同意他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标志着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结束和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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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古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无时或已，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秦汉时实行独相制，宰相佐天子，总百官，万事决于一人之手，容易导致权相独大，威胁皇权。从秦汉到三国，位高震主的权相不胜枚举，因此历代皇帝都想尽各种办法，或增设机构，或委要事于身边低级亲信，以分宰相之权。秦代一相独大，汉代即设三公鼎立。尚书台原本主管禁中文书传递，长官称为尚书令，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司马迁被汉武帝严重伤害之后就做了中书令，所以对剥夺他出任尚书令资格的武帝一直很有意见。汉朝的中书令一般由宦官担任，切记切记，要做中书令得做唐朝的^_^）汉武帝时开始有意抬高尚书台的地位，宰相职权逐渐转往尚书台，魏晋之后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尚书权势既大，皇帝又谋削弱，将中书省从尚书台里面分割出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到了南北朝时期，门下省的地位又开始上升，其长官侍中原本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干些捧痰盂之类的服侍工作（有时候也捧夜壶，看情形需要^_^），因朝夕得见天颜，得到皇帝信任，皇帝处理政事每每征求侍中的意见，门下省也开始参知政事，侵夺宰相职权。特别是北朝，政多出于门下省，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至此，三省并立的局面已初具雏形。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统一全国之后，对昔日关陇同僚颇为顾忌，因此舍弃秦汉旧制，而沿袭北朝的政治体制，正式确定了三省六部制，将秦汉以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权一分为三，以中书制诏（隋代称为内史省），门下审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均为真宰相。然而，隋代的尚书省既参预中枢决策，又统辖六部，集人事、财政、司法、军队等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远非中书门下二省所能比，宰相议事皆在尚书省。中书门下二省不能制约尚书省，只是起辅助决策的作用，还常因中书的制诏常被门下驳回而闹得不可开交。权臣杨素担任尚书令的时候，就连皇帝杨广也甚为忌惮。故此李渊攻入长安后便自任尚书令，登基后又让儿子李世民担任此职，总之不落于外人之手。不过，武德前期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武德后期又因兄弟争位李渊有意削其权柄，其尚书令职权几被架空，左右当时朝政的为仆射裴寂。也就是说，最迟武德年间，已经实现了以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然而，尚书省的权限依然很重，武德年间的裴寂被人目为“周公”，其权势之盛可略见一斑。“三省分权，相互制衡”的真正实现还是太宗时代的事。
高祖开国，太宗建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雏形，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的确立。针对尚书省权势过重情况，太宗虚置尚书令，大力抬高中书省的决策权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使尚书省决策与行政权逐步分开，演化成单一的执行机关，三省并重的局面终于得以实现。针对中书门下屡起纠纷的弊端，太宗创设政事堂制度，集三省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集体议政，轮流秉笔纪录，六部及御史台高级官员均可参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问题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决，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政事堂设于门下省，突出了门下省的审议封驳权限，诏旨无论出自中书还是皇帝本人，都可视情况驳回甚至涂归（即直接在圣旨上批注退回）。魏征即以门下省给事中的身份驳回过太宗的亲笔诏旨多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政事堂设置之后，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方可颁行生效。而未经政事堂签署通过，直接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皇帝不得用朱批，只能用墨笔，封袋也改用斜封，称之为“斜封墨敕”，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事了。学者余英时即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以初唐时的政事堂制度最为接近儒家“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唐人李华所作《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议之。”余英时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后，由衷地感叹道：“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大。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2]
政事堂虽然有这样大的权力，但却是众宰相的群言堂，权力并不集中于个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赖他们治理国家，而不必担心某位权相会威胁帝位。唐代多名相却少有威势足可易主的权相，即是为此了。
现在裴炎任中书令，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标志着门下审议权限的衰落和中书地位的加强，而他自任秉笔宰相，即每次开会议由他主持纪录，俨然为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要出席，必须经过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尚书省在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的地位日渐重要。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得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唯独中书令被视为真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不过，门下省的监督职能不仅是针对权相，也是针对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裴炎的请求，固然主要是为了满足裴炎的权力欲，但对她自己也未必没有好处。
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武后一口气做完这一系列安排，以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她的眼光和魄力，——她走的每一步棋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效用。12月30日，武后将不听话的郭正一罢黜相位，这正是嗣皇帝守丧期满的日子，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武后看着急不可待的哲三下两下除去丧服，不禁微笑：他一定给憋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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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公元684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嗣圣/文明/光宅元年，每一次改元，都反映出一段惊心动魄的争斗和变革。这是高宗入土为安的一年，这是武后独揽大权的一年，这是大唐帝国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一年，这是神州易主苍生迷惘兵戈大起的一年。权力的巅峰，只容一人独行。蓄谋已久的太后，不甘受困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落寞失意的士人，都倾尽全力盛大出演，看谁终将点燃闪电。
哲现在终于做了皇帝，韦氏成为皇后，但他依然不快乐。怎么乐得起来呢？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没有一个不是母后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铁桶一般，他虽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四面受制，无人能为其所用，处境较章怀太子当年更为不利。章怀太子当时至少上面还有个维护儿子的父皇，还有一批忠心于太子的东宫僚属，而哲却什么都没有，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哲做太子的时间不长，忠心于李唐皇室而又能说得起话的只有一个刘仁轨，但远在长安，象裴炎等聪明人早已另攀高枝投靠了武后。高宗后期太子频频更换，每一次废太子都会连累到东宫亲近大臣的贬黜，人们因此不愿和太子太过接近，何况哲“春秋鼎盛，圣道未周”，做太子期间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更让人不敢将身家性命和前途寄托到太子身上。在这样心态的驱使下，大多数东宫官员都是碌碌无为，挂个名字混日子而已。
东宫僚属田游岩的际遇可为典型代表。田游岩原本是隐居嵩山的著名隐士，明崇俨被杀，武后设专案组日日追查，高宗唯恐章怀太子出事，一面命太子监国以增强实力，一面亲往嵩山请田游岩出山，希望他能像汉初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的地位。但章怀太子最终还是被废，田游岩因为刚到东宫不久，没有受到牵连，而是留下来继续辅佐新太子哲。既受高宗知遇之恩，照理说应该尽忠职守忠于太子，但不知是哲太不具有亲和力，还是田本人性格使然，不要说为太子保驾护航，就是看见太子胡作非为也一声不吭从不劝谏，完全局外人一样，“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岁月”，颇为时论所讥。象田游岩这样亲受高宗“调护之寄”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就更可以想见了。
哲虽然已经贵为皇帝，但当时以裴炎为首的大臣对他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淡，他们似乎更属意于哲的弟弟豫王旦。在洛阳统领禁军的两位首领程务挺、张虔勖早与裴炎打得火热，成为武后的工具。哲似乎也有试图拉拢羽林军，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并未成功。[3] 满朝文武虽多，竟没有一个人可以施以援手，哲虽然坐上了龙椅握到了玉玺，但在母亲的天罗地网下仍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在高宗诸子之中，哲历来是评价最低的一个，除了明崇俨处于针对章怀太子的目的而夸了哲一句长得像太宗，几乎就没得过其他好评，说他斗鸡游猎贪玩不知书不好学不做家庭作业的倒一大堆。其实此情此景，就算公认聪明绝伦的章怀太子也无法应付，何况智商不太高的哲。然而，自甘认命，躺在菜板上任人宰割的滋味太不好受，哲和贤毕竟是嫡亲兄弟，天分虽然不及，性格却相差无几。就算明知强弱悬殊，也要尽力一试，尽管这种努力，在他人看来简直可怜复可笑。眼看着两个哥哥如此下场，并亲去送行目睹章怀太子被流放巴州衣不蔽体的凄惨场面，他还有勇气反抗，不管后果如何，也足以让人尊敬了。日后张柬之称其“勇烈”，也是有感而发吧。
正月初一，哲初掌国政，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即超擢皇后之父韦玄贞为豫州刺史。正月十日，又把韦后的远亲韦弘敏提拔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韦家只是个没落的老牌贵族，不能给中宗提供什么实质上的援助，而当时也已经不是外戚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时代，可是孤立无援的中宗又能向何处延揽亲信呢？堂堂大唐天子，总不能跑到大街上见谁就拉：“你好，我是你的皇帝陛下。跟我走，帮我干掉我老娘，我给你大官做！”武后好笑而又感叹着儿子的幼稚，倒也没有出面阻止。——憋了那么多天，也该让他发泄一下吧^_^
初尝权力滋味的哲开始走得更远，他要把韦后之父韦玄贞从刺史提升到侍中，又准备把乳母的儿子提升为五品官。这一举动常为后来人诟病，但按照唐制，由刺史而升宰相的并不少见，何况皇帝任用岳父为侍中，政治敏感性远比任用其他亲信官僚为轻。然而唐代出旨权为中书省所控制，皇帝的这一主张立刻遭到了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坚持认为不可。当时裴炎为中书令执政事笔的首席宰相，侍中刘景先与他私交甚好，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上都能控制，如果皇后的父亲做了侍中，掌控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裴炎的地位必然大受威胁。皇帝再三催逼，裴炎坚决不肯受命，不由得勾起年轻皇帝的心头旧恨，忍不住大怒：“就算我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是我的事，有何不可！怎么就做不得侍中？”
裴炎骄狂已惯，何况哲本来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合适君主。他若是有把哲放在眼里，当初就不会绕过嗣皇帝奏请太后掌政，他既然敢这样做，必然就有预料会招致皇帝的不满和报复。得到中宗这样的回复，裴炎立刻告诉了太后。武后本来就在踌躇以何种理由收回权柄，裴炎的告发无疑又是一个机会，此时中宗的皇帝位还没有做满一个月。
（本节未完待续）
[3] 《资治通鉴》言及中宗被废后：
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馀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
从飞骑口吐的“反言”看来，中宗似乎也曾拉拢过羽林军但被拒绝，事后羽林军抱怨武后的封赏不够。
武后和裴炎商量的结果不谋而合：既然哲如此不识相，干脆废了他，另立豫王旦为天子。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还引进了另一位关键人物——中书舍人刘祎之。刘祎之为北门学士之首，既是武后的心腹，又是豫王旦的老师，曾两度出任旦的王府司马。旦对他极为尊敬，视之如师如父，双方关系亲密。他也赞成废中宗，让自己的学生上台。裴炎身为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足可左右政府中枢，两位羽林军首领均投效于他，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迫中宗就范。刘祎之为北门学士时就已为武后夺权出谋划策，深愔政治斗争的三味，一番筹谋，计议已定。
议立的豫王旦为武后第四子，原名旭轮，今年22岁。旦是高宗最小的儿子，因此备受疼爱，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三岁即拜单于大都护，都是极为少见的恩遇。旦性格柔顺，伶俐乖巧，很会撒娇，因此成年之后父母也舍不得让他出阁，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书，有学者气质而无政治家的性格。[4] 旦本来是一位亲王，虽然娇生惯养经常撒娇，谁也没有把他当皇储来培养要求他坚韧刚毅，倒是很具亲和力。当时以文臣为主的宰相集团对他都颇有好感，人前事后打的旗号都是“废昏立明”，可以相信这也许的确是裴炎、刘祎之等人行废立事的动机，是他们用来说服自己是为国家社稷考虑而不出于个人私心的自我安慰。然而旦的性格较哲更具依赖性而易于掌控是事实，以当时的情形看，朝臣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新皇帝。他们指责哲的愚笨而不听劝谏，其直接导火线就是皇帝欲立韦玄贞为侍中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初唐时代的儒家思想尚未变异成对道统的执著维护以至于对自身思想的压抑和束缚，一切仍存在未定性的生机和无限可能，唐人仍带有先秦时纵横家的气质，玄武门事变后东宫官员多改事太宗，时人并不以为非，即是因此。是以朝臣们并不特别在意礼仪和宗法，“但为李氏子孙便北面而事之”，这种思想贯穿了有唐一代。放在高宗末年太子三换的情况下，朝臣们有此想法不足为奇。
对于刘祎之来说，旦本来是他的学生，存有一份私心。对于裴炎来说，中宗如此不给面子不如换个年纪小的皇子试试，历来太后专权不出后宫，外朝总需要朝臣配合代理操控，他可以继续专权执政。对于程务挺等武将来说，本身和裴炎渊源极深，他们关心的是帝国官僚体制下本身的命运，只要对自己有利，对于坐在龙椅上的是哪位皇子并不在意。他们是将武后权力合法化的重要力量，而哲的失位，正是从未得到他们支持的缘故。诚如黄约瑟先生所言，高宗的去世，正值唐朝处于权力交替仍未完成的过渡阶段，而皇储行为的不正，更是权力中枢多少出现空间。而这一局面的产生，正是武后长期经营蓄谋已久造成的，麟德二年后即以二圣之名参政议政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填补了这一空间的首选人物，而以裴炎为首的朝臣也乐意支持她以维持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期待由皇太后出面可以名正言顺地更换一位与己有利的皇帝，然而，他们都错了，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局势已非任何人能控制，从那里面冉冉升起的，是神州大地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
（本节未完待续）
[4] 《唐会要*诸王》：初，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高宗朝，睿宗为殷豫王，虽长成，亦以则天最少子，不令出阁。嗣圣纂大位，圣历初，封为相王，始出阁。
嗣圣元年2月6日，武后召文武百官齐集东都洛阳宫乾元殿，决定强行废除中宗李哲的皇位。为了避免他任性逞强，闹出不可收拾的局面，武后亲自坐镇乾元殿，左右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闯入皇宫，森然伺立于殿前。文武百官一见这架势已知必有要事发生，上上下下鸦雀无声。中宗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初冬的空气里流动着一股诡异的不安，羽林军的刀剑在黎明熹微的晨光中冷冷地闪动着寒光。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祎之面无表情地出列，宣读太后的敕令：即日废中宗为庐陵王。话音刚落，两名羽林军立即上前，一左一右将皇帝架下了宝座。大臣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前这幕奇景，犹在梦中的中宗不知所措，厉声道：“我有何罪！”在重兵环伺、刀剑林立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试图讲道理，那天真的呼声在死一般沉寂的大殿里回荡，珠帘后传来皇太后冷静威严的语音：“你想把天下给韦玄贞，还不叫罪吗？”这句话终结了一切，在羽林军刀剑的映衬下显得分外铿锵有力。刚做了36天皇帝、位子还没暖热的中宗，就这样给武后片言废黜，囚于宫中别院。同年4月流放房州，后又改为均州，关押在贞观后期魏王李泰因为争权被贬黜的旧院里。
第二天，连太子也没做过的豫王旦，梦一般地被人接出宫来，直接由亲王继位为皇帝，嫡妃刘氏为皇后，所生的6岁嫡子成器为皇太子，改元文明，天下大赦。为争取臣民的支持，特赐文武官五品以上晋爵一等、九品以上勋官连升两级。在普天同庆的欢呼声中隐去了哲苍白木然的面孔，一夜江山已易主，太阳依然在升起。
这天夜里洛阳城爆发出一条令人心悸的新闻，十几名禁军飞骑在一家妓馆里饮酒作乐，酒意醺浓时有人触景生情地发起了牢骚：“大唐皇帝走马灯似地说换就换，荣华富贵总是归于李姓家族，要是早知道我们禁军飞骑的奖赏就这几文酒钱，不如拥护庐陵王复位，也许会多赏几个钱呢。”借酒壮胆的同伴们应声附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中已经有人策马奔往玄武门，告发检举了还在醉乡中的同伴。羽林军的百名将士如临大敌地包围了那家妓馆，夜色灯火下笙歌正急，血色罗裙下瘫倒着呼朋引伴开怀畅饮的飞骑士卒。心怀怨谤口不择言的那名士兵被当场斩杀，血淋淋的人头系在羽林军的马首边耀武扬威地驰过闹市。剩下的十几个飞骑用绳索捆成一串，一个个被推到了绞刑架上，羽林军首领高声宣布那几个飞骑兵知情不报，一律处以绞刑。新君登基之夜闹市中的鲜血和杀戮令无数亲身经历者心胆俱裂，初升的明月照着一地狼藉的尸体，明白无误地彰显出狰狞的事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流行一套新的准则，拳头大过道理，良心让位于利益。此后数天传来告密的飞骑兵因有功受封为五品武官的消息，十几条生命的消逝换来一人的加官进爵，人们提到这天妓馆里发生的奇异现实总会神情暧昧各怀心事，告密的黑色旋风由此掀起。
第三天，高宗生前所册立的皇太孙李重照被废为庶人，其府坐废，随中宗迁谪房州。
第四天，派心腹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赴巴州，严密监视故太子贤的动静，以防不测。
三日之后，武后亲临武成殿，嗣皇帝旦率文武百官重上尊号给太后，正式确定皇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地位，这是文明元年2月12日的事。
2月15日，太后临轩，完成嗣皇帝旦的正式册封仪式，让人震惊的是主持大典的赫然竟是武后的侄子武承嗣！
裴炎完全没有回过神来，他口口声声的“废昏立明”现在完全没有机会证实了，因为新皇帝一直被囚于别殿，不得预闻政事。他以为这是非常时期，武后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善后问题，12日皇太后正式临朝称制，他以为已经满足了武后的权力欲，一切总会恢复正常。然而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武后的脚步丝毫没有停顿下来的迹象，15日新皇帝正式受册，依然居于别殿且禁止百官觐见，偌大的殿堂上龙椅空空人影全无，紫宸殿上却赫然升起了一袭淡紫色的纱帐，宣告着太后临朝总摄国事的开始。
凤栖紫宸，天地变色。裴炎再也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劳心劳力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万里江山，如诗如画，现在已经全部掌控在那袭如烟如雾的纱帐后的女人手里，而那至高无上的权柄，正是自己双手奉送给她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裴炎几乎可以想见，太后唇边那丝讥讽的微笑。岂止是裴炎，参与嗣圣元年二月政变的刘祎之同样感觉悔不当初，本来有心将心爱的弟子旦扶上皇位掌控天下，却没想到旦尽从此失去自由，沦为朝不保夕的囚徒，武承嗣的用事，更明明白白地昭现出太后的野心。这已经不是换个皇子继位的问题，这是改朝换代江山易姓的前兆！过度的恐惧压抑在心底竟然呼喊不出，没有一个人敢请求太后归政皇帝，因为那淡淡的紫色纱帐所弥漫出来的霸气与杀气，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为之颤栗。
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一直看错了她。
（本节未完待续）
朝臣们回不过神来，新皇帝旦更回不过神来。一夜之间，他由亲王变成皇帝，又从皇帝变成囚徒，为什么？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去争夺过皇位，从来没有贪图过这非分的荣耀。原本悠闲自在的人上人，读他的书，画他的画，天地如此广阔，前程如此灿烂，却突然局促到不能迈出这间小小的殿宇，渺小到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前一刻他还在尽情的享受人生，软红十丈，醇酒佳人，一转眼已行走到悬崖边缘，随时随地都可能粉身碎骨。这就是真实的人生，比梦境更荒谬。突然从温室里被拉出来的旦完全不在状态，至尊的皇位和冰冷的囚笼已同时加身，他无从选择，也无从拒绝。就算他心有不甘，也无法飞檐走壁地逃离这皇宫，逃离层层严密的监视。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没有任何政治资本，现在连人身自由也已失去的旦，有什么本钱和母亲斗呢？
无可奈何的旦只能接受现实：他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已经结束，现在他和他妻儿的生命，完全掌握在母亲的一念之间。其实，这也很合理，她是他的母亲，是她赐予他生命，那么她要取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要做的不过是再次认清这一点，从行为到灵魂上绝对服从和柔顺。弘的理想，贤的骄傲，哲的固执，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摧折，已经只剩下旦，和他卑微的愿望：活下去。思想？那太危险，他不需要。记忆？那太沉重，他承担不起。如同内心已被掏空的莲藕，他深深地潜入水底，潜入泥中，在那里，静静地埋葬掉他所有的爱恨与悲喜。于是人们只能看到一个淡漠的谦恭的影子皇帝，和他永远沉静的温和的微笑。他是唐帝国最高贵也是最恭顺的模范囚徒。
儿子们给了武后那么多的不愉快，现在总算能有个听话的，武后算是松了口气。2月20日，也就是她紫帐听政的第5天，故太子贤被特使丘神勣逼杀于巴州，干脆彻底地完成了武后交待他“严密监视”的任务。贤是高宗诸子中最得人望的人物，这一手法虽然残酷，却大有必要。丘神勣于3月回到东都，向武后报告贤自杀的经过。武后于是以误解太后旨意，逼迫贤自杀的罪名，将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不过，这纯属做做样子，丘神勣没多久就被调回，任职左金吾将军，日后成为武周朝有名的酷吏，为武后剪除了不少政敌。
尽管武后极为讨厌贤这个儿子，但还是追封他为雍王，并率文武百官于显德门为他举行了“举哀”仪式。就是大家在宫门左右排列整齐，全体大哭三声，然后再大哭三声，肃穆退出。武后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昭告天下，贤已经死了，你们不用指望了。事后徐敬业扬州之乱果然有冒充章怀太子造反，但因武后先已将贤的死亡昭告天下，大大失去号召力，没过多久就被平定。不能不说武后确有先见之明。
然而武后对这个儿子的厌恶，并不因为他的去世而稍有减轻，贤的尸体一直被停放巴州，直到中宗神龙复辟后才迎还长安，陪葬乾陵。他的三个儿子也一直囚禁宫中，甚至不许他们到院子里走动。每岁敕令杖刑数顿，两个儿子因此被活活打死，只剩下光仁一个，后改封邠王守礼。少年时所受的杖刑给他留下的瘢痕跟随了他一生一世，每当天要下雨的时候都会隐隐作痛。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贤这个儿子在母亲心中何等的没有地位。
高宗去世的短短数月里，武后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让她的弦崩得紧紧的，日子紧张得每天都象在打仗，现在诸事稍定，略略可以喘口气。此时高宗的灵柩挺在洛阳已经整整五个多月了，仍然尚未下葬。
（本节未完待续）
高宗遗愿恨不能生还长安，那也是李唐历代祖先安葬的地方，然而长安毕竟是李唐老巢，也是反武势力较为集中的地方，武后踌躇再三，先向留守京师的老臣刘仁轨写了封亲笔信，任命他专知西京留守事。不久刘仁轨上书回复，自称年老体衰不堪当此大任，并援引汉朝吕后专政而最终诸吕败亡之事规劝武后，“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云云，希望皇太后引以为戒。武后览毕知道他虽然对自己的行为不满，但已没有能力和精力公开对抗，反正他也80多岁活不了几天了，何不有耐心一点容忍一下？派了本家侄儿武承嗣带了官印和太后的亲笔信专程跑了趟长安，说明情况，称只是因为皇帝在守孝居丧期间不便处理国事，自己才出面处理，没想到引起误会，但由此看到了刘仁轨的忠贞之操，松柏之志，可谓既愧且慰了。虽然自己并没有仿效吕后之心，不过还是会把刘仁轨的金玉良玉当作龟镜引以为戒的。信中大赞刘仁轨“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让他不要推辞朝廷给他的重托了，可谓给足面子。
安抚好了这位老臣，武后开始着手安排高宗的葬礼。正临江山易主的非常时期，各方面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武后左思右想，还是觉得现在不宜与长安那帮老臣见面，弄得束手束脚陷己于被动，于是交给睿宗去办高宗的丧事，护送高宗的灵柩西返长安，顺便考察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表面上那般恭顺，她自己仍然坐镇洛阳，继续处理国事，政府班子里的主要人员也留在洛阳协同理政。
睿宗很听话地一路护送高宗的灵柩返回长安， 8月10日，高宗正式下葬于乾陵。一切按照武后的指示，葬礼办得很风光。乾陵大道两旁刻着高宗朝臣服大唐的番王或俘虏，以纪念高宗朝的赫赫战功，这就是著名的“六十一宾王像”。更打破帝王陵前不立石碑的惯例，在乾陵朱雀门外为高宗立起一块巨大的石碑，并亲自撰写了洋洋数千言的《述圣记》，让高宗选定的继承人中宗而不是睿宗书写后，镌刻在石碑上，嵌以金屑，夕阳下光芒万丈，极尽辉煌。碑分七段，象征着高宗的文治武功如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曜”光耀天下。高宗下葬之日，武后也在洛阳颁布了她亲笔撰写的《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表达自己的哀思之情，顺便把《高宗实录》调出来亲自监修删改定稿，了却一桩心事。
埋葬了高宗，封存了实录，武后也随之把往昔的记忆一同尘封。四十年恍惚如梦的宫中岁月，小心翼翼婉转承欢，几乎是一步一叩首地走到今天……那些屈辱与凄酸武后不想再频频回顾，在今后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将由她自己来雕塑。现在的武后，信心坚强，意志饱满，清醒而果断。她不愿再沿着旧有的轨迹，在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中辗转一生，而要做自己心灵的真正主宰。没有任何礼仪与规则可以约束她，因为她即是规则的制定者而非遵守者，属于她的不再是“你应”（thou-shalt），而是“我要”（ I will）。七月里西北天空升起一颗不祥的彗星，持继二十三天闪烁刺眼的凶光，天下佛寺道观香火鼎盛人心惶惶，纷纷议论这是不是女主当政上天示警。紫帐中的皇太后丝毫不为之所动，她抬起头向着冥冥中不可测度的天意默然微笑，就算这真的是上天示警，她也有信心逆天改命！
伴随着这颗不祥的凶星，突厥人发动叛乱大肆入侵北部边境，却被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率军击败，紫帐中的武后似有补天之能，从容自若地掌握着乾坤，事实证明人们的担忧无非是杞人忧天。九月武后下令将文明元年改为光宅，东都洛阳改称神都，所有皇旗全部改为金色，更加使人如坠云雾的是朝廷衙门及官职名称，一齐被武后更换一新。三省名称更换如下：
尚书省 文昌台
中书省 凤阁
门下省 鸾台
尚书左仆射 文昌左相
尚书右仆射 文昌右相
中书令 内史
侍 中 纳言
六部名称更改为：
吏部 天官
户部 地官
礼部 春官
兵部 夏官
刑部 秋官
工部 冬官
另外又将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左台监察京师百官及军队调动，右台负责监察地方各州，对于全国的掌控空前加强；其它如省、寺、监的名称也全更改。
衙门官职的新名称充满女性的华丽与典雅，武后不断地在帝国各方面打下属于她的印记，改元改名之后，武后再度抛出重磅炸弹：追封武氏五代内的祖先为王，夫人为王妃，建武氏七庙，并在故乡并州文水县建武氏五代祠堂。这下，裴炎终于坐不住了。
（本节未完待续）
“太后身为国母，当以至公之心示天下，不可偏私于亲人。”鉴于满朝文武都在太后的铁腕下噤若寒蝉，裴炎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面。内心深处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后悔当初的蠢心，只希望现在还能有机会尽量挽回，“太后不见汉朝吕后之败吗？”
武后锐利的目光似想看到裴炎的内心深处，冰冷的语音让人不寒而栗：“裴卿这是什么意思？吕后是因为大肆分封在世的亲戚而败亡，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有何不可？”
“事情虽小，但须防微杜渐。”裴炎固执地坚持，但太后已经不再理会，武家祠堂到底还是建起来了，临风笑傲不可一世，无声地嘲讽着裴炎徒劳无益的蠢行。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动摇皇太后的意志，无论是天上的凶星还是朝堂首席宰相的劝谏。玉辇滚滚绝尘而去，毫不迟疑地奔向武后心中的梦之所在。
对于本家的尊崇并没有如武后所言的只至于过世的祖先，早在册封嗣皇帝的仪式上侄子武承嗣就大大风光了一回，5月份又正式拜相。异母兄弟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也由右卫将军提升为兵部尚书（夏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诸武以趾高气扬的姿态走进庙堂，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后的前程还会更加辉煌。太后临朝，诸武用事，东都改名，官职变易，一切都透露出改朝换代的迹象，让天下臣民惶惶不安。人们私下忧虑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不祥，议论着既然是废昏立明，为什么从来没见过新册立的“明君”上殿理政。武后以实际行动回答人们的质疑：下诏追尊李唐皇室祖先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母亲（据说为玄妙玉女）为先天太后，册先天太后像于老君庙所受人祭拜。
武后以这一举动含蓄地表明了她的态度，国之教主太上玄元皇帝与其母先天太后并尊于庙堂，对应着皇帝与太后并立于朝堂，天庭既是如此，人间为何不可行？太后的神来之笔让人们目瞪口呆，只要她愿意，就算是天上的星光也可以摘下来做她的床头灯，其实既然李唐可以“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为由认老子做先祖，武后尊崇一下老子的母亲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孤独了千八百年的太上老君现在真是幸福之极，不但有了一大群孝顺子孙，还有一位母亲要他孝顺，一家人团团圆圆共叙天伦，也不用只身孤影出关遁世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玄妙玉女先天太后的权威，改元光宅的同一个月，扬州便爆发了李敬业之乱。李敬业为初唐名将李绩之孙，他继承了祖父英国公的爵位，却在郁郁不得志的窘境中纠集了一群下级官吏举起了造反大旗，打正旗号拥立中宗，匡扶唐室，十几天内便聚集了10多万军队，一时烽火四起，人心浮动，这是大唐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内乱！李敬业见开端如此之好，信心大增，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骆宾王为记室，并找了一个貌似章怀太子的人，奉以号令，传檄四方，俨然有倾覆天下之势。
檄文由记室骆宾王书写，词双句俪，铿锵有力，文辞极美，足可当得千古绝唱，特录于此：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7］，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遗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傥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这篇文文影响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红卫兵小将贴大字报还常用上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委实充满了一种“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究竟谁怕谁”的革命豪情。武后也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看一边笑，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禁矍然道：“这是谁写的？”侍臣回答是骆宾王。武后叹息：“如此才华竟然未得重用，以至沦落为贼，岂非宰相之过！”
武后举重若轻地将这一锋利的檄文轻轻带过，烽火连天的扬州在她云淡风轻的笑容里化为闹剧，她的镇定自若让周围的人也不觉受到感染，对方的十万大军仿佛也不那么可怕了。然而平静如水的面容下是万丈狂澜：扬州，是唐代除长安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叛军里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更让她心悸，李敬业心腹、叛军左右长史唐之奇、杜求仁正是左羽林军首领、大将程务挺的亲密好友，右司马薛仲璋则是当朝权相裴炎的亲外甥，这么一来，禁军是绝不能动用了，那么，她该找谁去平定扬州之乱？程务挺现在正率领大军在前线抗击突厥，这支军队又会不会反叛噬主？武后面临着她一生中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本节未完待续）
李敬业之乱打着匡扶李唐的旗号，诸武顿时觉得来了机会，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纷纷上表，要求处置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李唐宗室，裴炎又一次跳出来表示反对，心中有刺的武后越发不悦。虽说即使裴炎不说她也未必会采取这个馊主意，裴炎的态度仍然让她不舒服。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裴卿自己却从来没提出过什么好主意。”武后用尽量平淡的声音缓缓开口，太过激动的语调会暴露她内心的情绪，她不想让这位权臣看出她的任何弱点。“莫非你在顾忌疼惜你的好外甥薛仲璋伤心难过？”
“太后言重了，”裴炎郑重地说，“臣为官多年从未偏私过自家亲情，这一点太后也是知道的。”
武后面容稍霁，这的确是她对裴炎信任重用的原因之一，想想也对，如果裴炎对这个外甥关照提拔，薛仲璋也不至于犯事被贬，以至于投身叛军了。
“那么扬州叛军如此猖狂，你身为宰相居然不议政讨伐，悠悠闲闲，难道不是失职吗？”
裴炎沉默，半晌方道：“臣之所以悠闲度日，是因为臣的确觉得不必恐慌，只要太后有心解决，叛军成不了气候。”
武后心中一动，挑眉看着他。
裴炎深深地吸了口气，脸上有豁出去的表情，沉声道：“李敬业作乱之所以短短十日就有十万之众响应，无非是皇帝年长，太后却迟迟不肯归政，遗人以口实。只要太后还政皇帝，叛军必然不战自溃。”
武后只觉得浑身的血冲上头顶，一下子站了起来，由于动作太急，她一时竟有晕眩的感觉。裴炎一口气说完，立即倒身下拜，大声道：“请太后还政皇帝！”
武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拜倒在地的人影。淡紫纱帐不住波动，仿佛难当皇太后的怒气。
震惊于裴炎的大胆，震怖于太后的盛怒，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偌大一个朝堂顿时落针可闻。半晌，一个尖利的语音划破沉寂，监察御史崔詧出列上奏：“裴炎受先皇托孤重任，独揽朝纲，大权在己，若无异心，何故请太后归政？”
这话像箭一样刺入武后的内心深处。隔着淡淡的紫色纱帐，她看着裴炎。她一直以来最亲密最得力的盟友。
他帮她搞定了裴行俭，扳倒了章怀太子，废黜了中宗。他从来不曾让她失望过。
她也从未亏待过他。她把他由一个小小的黄门侍郎提拔为首席宰相，执政事笔，总揽大权。他想做侍中就做侍中，想做中书令就做中书令，凡他开口，她没有不应允的。
现在扬州烽火大起，兵锋十万，直指洛阳，正是她最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刻。
而他拒绝援手。
他要她归政皇帝。
武后攥紧双手紧握成拳，控制住发抖的身子。“说得不错。”她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怠慢军机，乘危逼宫，裴炎，你可知罪？”
一代权臣就此入狱。
如同雪水泼在冷洌的刀锋上，武后的心志是从未有过的坚硬和冷凝。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说得好。她挑选李唐宗室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为统帅，论辈分算皇叔，武后临朝称制后有意拉拢提拔他为左卫将军，甚见亲遇，现在排上了用场。李孝逸有无军事才能姑且不论，单是李唐宗室这个牌子已经足够分量。正牌皇叔对阵冒牌的章怀太子，打蛇打到七寸上。新近升为侍御史的魏元忠为监军，魏元忠经历简单，头脑灵活，是武后一手调教出来的出色人物。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他的军事才华早已得到广泛认同，身为百济降将，朝中关系也很单纯。三人都是一色的身家清白，背景简单，以魏元忠的谋略，黑齿常之的武功，再加李孝逸的名号，兵发三十万，直逼扬州。武后镇定自若地调兵遣将，弥天的战意和杀意随着一道道诏旨的颁行而越烧越旺，丹朱色的玺印加盖得利落干脆，不曾有丝毫的犹疑和迟滞。
猎猎秋风中王师出行，马蹄过处踏碎一地黄叶，江南的秋意已渐深。
扬州的李敬业很彷徨，他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北上攻取洛阳夺取天下，一是攻占金陵经营江东以先求自固。人生总会有在十字路口上踟蹰彷徨的时候，但他现在思考的问题事关他和义师/叛军的生死存亡。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裴炎外甥薛仲璋的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心：“闻说金陵有王气，且长江天险，足可自固，不如先经略江东，是为定霸之基。”
金陵王气，定霸之基，李敬业为这美好的前景激动得心潮澎湃，留一部分兵马交长史唐之奇守卫江都，自己率兵渡江攻打润州。他笑着奔赴梦想中的天堂，渴望金陵王气与他合二为一天人相应，却不知道他正奔向死亡。
按照初唐强干弱枝的军事制度，天下府兵，齐集关中，作为各地征兵中心和练兵基地的折冲府分布并不均匀。长安所在的关内道有二百多个折冲府，并州太原所在的河东道有一百多个，神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有六七十个，而不是战略要地的江南便少得可怜。扬州所在的淮南道仅有折冲府六个，尽举所属七州的兵力也不足以抗衡中央，而李敬业的十万军队不过临时招募，难以匹敌久经训练的官军，先天劣势已然如此，不知集中兵力火速攻取洛阳，却兵分两处汲汲于江南，只为了虚无缥缈的金陵王气，可谓自速其祸。
李敬业起兵打着拥立中宗、匡扶李唐的旗号，却又找了个冒牌的章怀太子压阵，战略口号勤王目标暧昧不清，启人疑窦。章怀太子之死早已传遍天下，找一个已死的人来号召本已缺乏可信度，对方主帅却是正牌皇叔，恰如玉如意遇到哪吒的乾坤圈，金打玉，击得粉碎。现在李敬业更不顾“妖孽”仍然在朝“旧君”正等着他勤王，却奔着金陵王气去经营自己的地头，顿时让天下人看清义师的真面目，是假勤王，是真叛逆！
实力本已不及，先机又复丧尽，现在连道理口号都成为空谈，李敬业的败亡已经指日可待。李敬业主力进攻润州之际，扬州道大总管李孝逸已率大军渡江进逼，一一蚕食掉叛军的各个布防点，十一月双方主力决战于高邮。在李孝逸、黑齿常之的联军合围下，李敬业大败，轻骑走入江都，准备率残部入海投奔高丽，中途为部将所杀，同时被杀的还有记室骆宾王，余党唐之奇等也被捕获，传首神都，扬州之乱，至此平定，从起事至兵败，前后不过四十四天。
扬州起事后仅二十天，武后下令追削李敬业祖父英国公李勣的官爵，剖坟斫棺，复其本姓徐氏，子孙坐罪诛杀，被杀得靡有遗胤，偶有脱祸的也窜迹胡越。李勣的定鼎之言虽让高宗下定了立后的决心，但后来帮着高宗搞垮了武后宠臣李义府，武后认为功过已经相抵。而在她临朝称制的时候胆敢起兵作乱挑战她的权威，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从重处罚以儆效尤。武后的报复上天入地不因死亡而稍减，她要的就是这种震慑天下的效果。秋风落叶中一代名将的坟茔狼藉一地，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坟前的墓碑，因为上面的铭文为当年高宗李治御笔所书，至今仍然依稀可辨。
拥兵十万的叛乱仅仅几十天便被平定，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武后再次显示出对大唐江山极强的掌控能力。紫宸殿上风过无痕，紫帐中的皇太后依然坐拥天下。西北天空的凶星无声地消逝，金陵王气为之黯然收敛，凡人铁石般的意志压倒了神秘的天象，事实证明她的确不愧为逆天强者。
（本节未完待续）
宰相裴炎于朝廷大军开拔之前下狱，当时武后向裴炎问计，裴炎劝太后归政皇帝而引起的，然而无论是大臣进谏还是劝太后归政都不可能作为罪状，裴炎下狱的官方原因是借用御史崔察的那句“疑有异图”，就是怀疑有谋反的企图，用奥维尔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罪”。这本身就是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处置可轻可重，显示出武后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前线战火纷飞，后方为裴炎求情的奏章雪片似的呈送上来。裴炎身为先朝顾命老臣，朝中的很多实权人物都是他的门生故旧，加之裴炎一向甚为得宠，不少人认为事情并非没有回旋余地，纷纷劝裴炎给武后认个错，改变一下态度，也许可以脱祸。在这些人里面，个人估计恐怕还有武后的心腹，武后初掌大权，裴炎毕竟是首席宰相，双方以前也合作良好，时局如此纷乱，在这个时候诛杀重臣岂不是更让人心浮动？没想到裴炎表现得甚为倔强，一句“宰相下狱，哪里还能活着出去！”拒绝再与武后合作。裴炎曾经帮助武后扳倒过章怀太子、压制过军方实权人物裴行俭、废黜过中宗，但在武后决定称帝的前夕，他和她终于分道扬镳。
裴炎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首先是政客，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帮武后把中宗搞下来，但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的权位，因此与中宗产生矛盾，这是顾命大臣与新君之间的矛盾。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所期望的最高目标就是现在的地位，中宗被废后，辅佐睿宗，继续保持其权柄，这就是他的全部期望。裴炎自小入读弘文馆，精擅儒学，本身又不是像许敬宗、李义府那样可以将儒家义理全然置之不顾，完全行厚黑之术。居官多年，家无余产，没有因私废公引荐过自己的亲戚子侄，他可以不忠于某个皇帝，但他忠于李唐皇室，他不能说是个忠臣，但他也不想做个留下千古骂名的贰臣。他可以大胆到合谋废黜皇帝，但却无法接受江山从此易姓，整个改朝换代，何况服侍的还是个女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肯定或是否定的人物，但武后已经没了进一步研究他内心世界的兴趣，很清楚他已表明不会在为其所用，这就够了。昨日之友是今日之敌，在外敌未除的时候诛杀首席大臣并不妥当，可是裴炎不除她更加不能安枕，裴炎必须死。
不管内战已经开始，武后仍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原御史台）、侍御史鱼承晔收集裴炎的罪证，罪名也从“疑有异图”变成了勾结徐敬业叛军谋反。这个罪证显然不好收集，裴炎之罪与其说是对镇压反叛态度消极，不如说更在于他想强化其受遗顾托的大权，不积极筹划诛讨，旨在逗太后还政，而不在支持叛乱。在同徐敬业叛乱集团的关系上，裴炎是无辜的，但这又正是武后收审裴炎的公开理由。
所以，为裴炎辩白的人态度都十分坚决。胡元范为凤阁侍郎，即中书省的副长官，在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否通贼谋叛的问题上是清楚的，所以率先奏说：“裴炎是社稷忠臣，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侍中刘景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郭侍举紧接其后为之辩解。—时群情汹涌，满朝文武中许多人都站出来为裴炎说话。
武后倍感压力，召见群臣，称：“裴炎确实有谋反的企图，朕有证据，只是卿等不知道而已。”
武后言之凿凿，却丝毫没有出事谋反证据的意思，群臣哪肯罢休，当即顶回去：“裴炎如果谋反，那么臣等也是反贼了。”
武后并不直接回答，但称：“朕知裴炎谋反，也知卿等不反。”
双方显然都是自由心证，武后说话云山雾罩，答非所问，一方面她和裴炎台底下的密谋太多，未可公诸于众，另一方面恐怕也实在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罪状，对于习惯了样样通过正规法制渠道做事的唐人来讲，无法接受武后这样的做法。而武后当时之权威不稳，也可以通过群臣咄咄逼人的语气体味出来，反而武后的话语里颇有些妥协安抚的意味。
武后的确在犹豫，当时扬州之乱尚未平定，朝堂上群情汹涌，她不能没有顾虑。思前想后，她又特派一位专使姜嗣宗前往长安，探听老臣刘仁轨的意见。
（本节未完待续）
把前文改了一下，又续了点：
宰相裴炎于朝廷大军开拔之前下狱，然而无论是大臣进谏还是劝太后归政都不可能作为罪状，只得借用御史崔察的那句“疑有异图”，就是怀疑有谋反的企图而定罪。这本身是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处置可轻可重，显示出武后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大战在即却诛杀重臣，势必会引起人心浮动，何况双方以前也合作甚为良好。这重心思被人看了出来，纷纷劝裴炎给武后认个错，改变一下态度，也许可以脱祸。然而裴炎深知双方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武后的终极目标就是改朝换代自立为帝，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一点。武后的性格他很清楚，就算这次低头服软能够免祸，他也无法阻止武后越走越远。意见既得不到尊重，抱负也无从实现，纵然是堂堂宰相，也只能做个俯首听命的奴才罢了。要想活命，便只能“以顺为正”小心翼翼地侍候着武后的脸色做人，沦为孟子所耻笑的“臣妾”一流。人生至此，不如一死。看清楚了这一点，裴炎只觉心灰意冷，淡淡的一句“宰相下狱，哪里还能活着出去！”拒绝再与武后合作。裴炎曾经帮助武后扳倒过章怀太子、压制过军方实权人物裴行俭、废黜过中宗，但在武后决定称帝的前夕，他和她终于分道扬镳。
裴炎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首先是政客，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帮武后把中宗搞下来，但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的权位，因此与中宗产生矛盾，这是顾命大臣与新君之间的矛盾。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所期望的最高目标就是现在的地位，中宗被废后，辅佐睿宗，继续保持其权柄，这就是他的全部期望。裴炎自小入读弘文馆，精擅儒学，不能像许敬宗、李义府那样可以将儒家义理全然置之不顾，完全行厚黑之术。居官多年，家无余产，没有因私废公引荐过自己的亲戚子侄，他可以不忠于某个皇帝，但他忠于李唐皇室，他不能说是个忠臣，但他也不想做个留下千古骂名的贰臣。他可以大胆到合谋废黜皇帝，但却无法接受江山从此易姓，整个改朝换代，何况服侍的还是个女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肯定或是否定的人物，但武后已经没了进一步研究他内心世界的兴趣，很清楚他已表明不会在为其所用，这就够了。昨日之友是今日之敌，在外敌未除的时候诛杀首席大臣并不妥当，可是裴炎不除她更加不能安枕，裴炎必须死。
不管内战已经开始，武后仍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原御史台）、侍御史鱼承晔收集裴炎的罪证，罪名也从“疑有异图”变成了勾结徐敬业叛军谋反。这个罪证显然不好收集，裴炎之罪与其说是对镇压反叛态度消极，不如说更在于他想强化其受遗顾托的大权，不积极筹划诛讨，旨在逗太后还政，而不在支持叛乱。在同徐敬业叛乱集团的关系上，裴炎是无辜的，但这又正是武后收审裴炎的公开理由。
大臣们已经沉默了很久。武后铁血无情的执政风格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底，士大夫的骄傲和坚持已经被消磨得七七八八。章怀太子一案牵连到钟鸣鼎食的世家大族高氏，武后轻描淡写地要他们把自家儿子领回去好好教育，便吓得这家人魂飞魄散，不惜自残骨肉表演出一场血淋淋的丑恶闹剧。废中宗，囚睿宗，没有一个朝臣敢吭一声质疑半句。接下来建武氏七庙，议杀李唐宗室，裴炎终于忍不住出声，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很多大臣憋在心里已久却不敢开口说出的话：“请太后还政皇帝！”
而裴炎因此罹祸。
即使他是全朝唯一的顾命老臣。
即使他是首席宰相。
这样下去是何了局？朝臣们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后退，还有多少可怜的尊严可以维护，还能剩下几分独立的自我？即使是和裴炎相交泛泛的人也不免生出兔死狐悲之心，何况裴炎身为首席宰相，文武重臣多得其引荐，与他相交莫逆的不在少数。凤阁侍郎胡元范率先打破沉默，他身为中书省的副长官，在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否通贼谋叛的问题上是清楚的，上表奏说：“裴炎是社稷忠臣，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一石激起千层浪。侍中刘景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郭侍举紧接其后，为裴炎辩解。在两位宰相的带领下，满朝文武不少人具名上书，为裴炎说话的奏章雪片似的递上来，语气越来越激烈，群臣积蓄已久的怨气借此来了个总爆发。
自武后执政以来，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规模群臣上书反对她的决断，在野扬州之乱尚未平定，战火燃遍东南诸州，在朝大臣群起攻之，群情汹涌不可遏制，武后倍感压力，不得不召见群臣，以示安抚：“裴炎确实有谋反的企图，朕有证据，只是卿等不知道而已。”
武后言之凿凿，却丝毫没有出事谋反证据的意思，群臣哪肯罢休，仗着人多胆壮当即顶回去：“裴炎如果谋反，那么臣等也是反贼了。”
武后并不直接回答，但称：“朕知裴炎谋反，也知卿等不反。”
双方显然都是自由心证，武后说话云山雾罩，答非所问，一方面她和裴炎台底下的密谋太多，未可公诸于众，另一方面也实在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罪状。“裴炎是否有谋反”变成了 “你是否相信裴炎会谋反”，依照法律程序收集证据论证裴炎是否有谋反的事实，变成了众陪审团官员表态预测裴炎是否有谋反的意图，而裁决完全主宰于武后一人之手。生死大事不再取决于他是否有犯罪，而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要他死。对于习惯了样样通过正规法制渠道做事的唐人来讲，无法接受武后这样的做法，这次是裴炎，下次又会轮到谁？深深体会到唇亡齿寒的悲凉，为裴炎说话的朝臣们态度都十分坚决。而武后当时之权威不稳，也可以通过群臣咄咄逼人的语气体味出来，故此武后特地在言语中把裴炎和群臣区分开来，以示自己追究的只是裴炎，他人不必多事。
然而心仍是乱的，时局如此纷乱，她不能没有顾虑。思前想后，她又特派一位专使姜嗣宗前往长安，探听老臣刘仁轨的意见。
刘仁轨当时已经83岁了，这位老臣历事三朝，为人任侠时气，年轻时即以从八品下的小小县尉，杖杀恃宠而骄的四品都尉，由此受到太宗的赞赏。高宗时又因得罪皇后宠臣李义府而被贬至辽东战场白衣从军，却因唐军总督的意外亡故而暂代主帅，白江口一战名动天下，就此平步青云，累计战功而入相。特别是许敬宗退休后，刘仁轨已成为朝中最有影响力的宰相之一，兼修国史，贵盛已极。但随着太子弘病故，章怀太子被废，刘仁轨备受以裴炎为首的文官宰相集团的排挤和打压，特别是高宗病重、政府班子东迁洛阳之后，刘仁轨被独自留在长安，失去对朝政的影响力。高宗去世后，刘仁轨专门上书武后，要求她以吕后为鉴，不要擅权干政，然而没有得到朝臣的任何支持。裴炎出于自己的私心配合武后废黜中宗，武后借机临朝听政，局势由此发展到不受控制的阶段。现在他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神都竟突然派来专使把昔日政敌交到他的手里询问他的处理意见，人生之称心快意，莫过于此。
刘仁轨忍不住在心中大笑：“裴炎啊裴炎，你也有今日！今天废太子，明天废皇帝，机关算尽，聪明一世，自以为可以玩弄至尊于股掌间，其实也不过是那老妇人的一条走狗罢了。距离帮助太后废皇帝才得几日？便落到兔死狗烹的下场，岂可不为后来者鉴？”
“原来裴炎要谋反。”刘仁轨徐徐道，“老夫久居长安，不知世事已久，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武后第二次派专使探望刘仁轨，头一次的专使是武后的侄儿武承嗣，这一次是郎将姜嗣宗，应该也是她的心腹，当下添油加醋地说了下事情经过，少不了对太后的颂词和对裴炎的批判，字字句句均力证裴炎如何忘恩负义企图谋反。末了仍觉意犹未尽，又补充一句：“嗣宗早就看出此人心存异志，果不其然！幸好太后英明！”
刘仁轨越听越恶心，裴炎固然该死，像姜嗣宗这样落井下石的小人更让他反胃。历事三朝的刘仁轨深深明白，以他势单力孤行将就木的老朽之躯决无回天之力，武后夺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但眼前这个家伙……
刘仁轨沉吟着，道：“原来如此。尊使早就知道裴炎有意谋反？”
姜嗣宗不虞有他，继续卖嘴，斩钉截铁地道，“那当然！此人狼子野心，绝非善类，仆射不可信人太过！”
“尊使目光如炬，真是后生可畏呀！”刘仁轨赞叹道，“太后还等着老夫的回信，劳烦尊使一同带去吧。”
“嗣宗理当效命。”姜嗣宗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使命，不放心地又追问一句，“那么仆射的意思是？”
刘仁轨一笑：“尊使都说裴炎确有谋反了，还会有假么？”
姜嗣宗很高兴，兴冲冲地带了刘仁轨的回书回京复命。正焦急等待的武后立刻展信观看，刘仁轨在不反对杀裴炎的同时还有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姜嗣宗早知裴炎谋反而不言。”武后忍不住笑了起来，就算闭着眼睛，她也可以猜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来这个姜嗣宗真是很不讨刘仁轨喜欢。刘公啊刘公，只要大家开心，区区姜嗣宗一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
刘仁轨的表态让正踌躇不决的武后吃了颗定心丸，只觉浑身舒泰，心情靓绝。笑吟吟地招招手让姜嗣宗上前来，“你的差使做得不错呀，刘公还专门提到了你。”
姜嗣宗兴奋得脸都红了，仿佛已经看到锦绣前程正向他招手：“啊，是吗？”
武后突然沉下脸来，冷冷地道：“他说你早知道裴炎谋反，却知情不报！”
可怜的姜嗣宗完全回不过神来，他矢志效忠的主人已经宣判了对他的终极裁决：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完全不必经过下狱审判这套繁琐的程序，直接拉出去，杀。
原来这趟长安之行不仅决定了裴炎的生死，也决定了他自己的生死。原来想出人头地不是只要眼睛亮会站队会表忠心就行了，他这点微末的道行，还不够别人塞牙缝的。在临死之前，倒霉的姜嗣宗总算看清楚了这一点，可惜，他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脖子上的绞索一紧，黑暗弥漫了整个空间，宣告着姜嗣宗性命的终结，也宣告着大清洗时代的来临。
（本节未完待续）
杀戒既开，武后不再手软，放开了手脚，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乱局。世情纷扰，那便有错杀无放过；快刀如雪，且看天下头颅几许。带头挑事的凤阁侍郎胡元范首当其冲，第一个响应的宰相级重臣侍中刘景先也不能放过，两人双双被捕下狱。另一名宰相郭侍举罢相，贬为太子左庶子。郭侍举是高宗病重之际，武后亲手提拔上来的四位低品级宰相之一，同期拜相的郭正一因拂逆武后之意在中宗正式掌政的前一天罢相，做了不到一年的宰相。郭侍举的仕途已经算不错了，做了一年半的宰相。
迅速处置了三位“首恶分子”，裴炎被立即押赴都亭驿前街问斩，家财籍没，亲戚流放岭外。不过抄家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裴炎说来也是堂堂首席宰相，竟然一贫如洗，家里储存的粮食还不足一石，观者莫不赞叹。裴炎这一辈子，做过的亏心事说来也不少了，枉死在他手里的人命如东 突厥降将阿史那伏念等算算看也有十几条，更不必说因他陷害被废的章怀太子和郁郁而终的裴行俭，反而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他一生中最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时候。因此，坐罪而被流放的亲友们对他没有半句怨言，仍然在他临刑前赶来为他送行。裴炎大为感动，环顾着因他被判罪的亲友，叹息道：“各位兄弟做官都是靠自己奋斗，我没有尽一分之力，如今却要因为我的缘故而被判流放边荒，实在可悲可叹！”他活着的时候说不上正气凛然，死倒是死得光彩夺目。刀过人头落，一代权相就此殒命，喷涌的鲜血洒落一地，成为光宅元年那个肃杀的秋天的又一个华丽祭品。
裴炎是武后废黜中宗的头号功臣，却也是武后单独掌权后清洗的头一位重臣。这样奇特的吊诡，日后将在武周朝的历史上反复重演，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武后有意为之？没有人能够说清。秋风萧瑟，漫卷起一天黄叶，在呼啸的风中辗转无定，一如这大时代里人的命运。
（本节未完待续）
秋，于时为阴，于行为金，主兵象杀伐，主大狱行刑。那边厢李孝逸大战徐敬业血流成河，这边厢武后整肃朝臣杀气严霜。三相去位，足以显露武后之心如铁石，却仍有不识相的人递密函上来为裴炎鸣冤，这封信来自于前线，作者正是裴炎好友、目前正手握重兵与突厥交战的大将程务挺。
自从裴行俭含愤退出军政界，程务挺是唐帝国升迁最快的将领了，而他也确有几分真本事，抗击突厥，扫平叛乱，皆马到成功，全胜而回，累计战功升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俨然已是帝国的擎天支柱。嗣圣宫变，他率领羽林军勒兵入宫，为武后顺利废黜中宗立下汗马功劳。程务挺在裴炎排挤掉裴行俭后才得以独当一面，因此十分感激裴炎。他战功卓著，又参与了废帝事件，自己也不禁认为他是帝国不可或缺的人才了，武后多少会卖他一些面子。何况他目前正率领大军与突厥交战，手下强兵悍卒无数，就算要比谁的拳头硬，他也是不怕的。
然而，程务挺太不了解武后了。在武后的眼中，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或缺的，她也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尤其是手握军权的武将。程务挺虽然是她的得力助手，也一直表现得忠心耿耿，武后仍然在他身边埋下了一着伏棋——程务挺麾下偏将裴绍业正是武后的心腹。
如同程务挺当初背叛主帅裴行俭以求得大唐第一名将的声名，裴绍业也背叛了程务挺投效了武后，以求得梦想中更光辉灿烂的前程。武后在和帝国官僚打交道的过程中，已对这些人的欲望和弱点了然于心，并成功地加以利用。“功名万里长安道，至今寂寞彭泽县。”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卑污与贪婪的一面，正是武后踩在脚下一步步登上女皇宝座的阶梯。
收到程务挺为裴炎求情的密函后，武后即刻做出反应：程务挺既是裴炎的好友，又与扬州叛乱集团的核心人物唐之奇和杜求仁关系亲密，若率军阵前倒戈反噬，后果不堪设想。当下立命左鹰扬将军裴绍业火速奔赴军中。程务挺没想到使者来得这样快，又是自己的偏将，只道是武后惮于自己的威权先派使者前来安抚，完全没有任何戒心。裴绍业一至军中，立刻宣太后令将程务挺斩于军中，籍没其家。由于裴绍业本是程务挺麾下将领，这次事件没有引起任何风波便顺利地接管了军队。一直被程务挺压着打的突厥人顿时觉得压力一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程务挺已经死了，高兴地摆酒庆贺，但程务挺的勇猛善战仍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地为他建祠，敬之为神，每次出师前必然前去祷告，莫非他们认为程务挺会因为冤死借着突厥人之手向唐帝国报复？草原民族的有些想法颇让人不可理解。
突厥人后来屡屡骚扰唐境，让武后很是头疼，但在当时还未成为唐廷的心腹大患。处理完裴炎之案，十一月扬州之乱也得以平定，武后总算平安地度过了这次政治军事危机。然而这短短几十天掀起的惊涛骇浪，即使刚毅如她，事后想起来也觉心惊肉跳。在野一群中下级官员登高一呼，便能立刻纠集起十万余人造反，在朝大臣竟也以此相胁，顾命宰相带头逼宫，这种情形太可怕了。裴炎和程务挺本是武后的左膀右臂，却在关键时刻拖她后腿，以至于她堂堂太后之尊，要降尊纡贵地安抚群臣说软话，心高气傲的武后越想越恨，借机发动清洗，誓要将这些胆敢不听话的臣子尝够教训。宰相刘景先、郭侍举重贬为外地刺史，胡元范流放琼州而死。一众和裴炎、程务挺交好的大臣无不或贬或杀，清洗干净。以往有不少人她看不顺眼却碍于高宗在世不好妄动的人物，也就势一并处理掉。
隐士田游岩是当年高宗亲自去嵩山请出来的，目的在于加强太子的地位，虽然田游岩出山之后并没有担当起自己应付的责任，一直碌碌无为，不发一语，武后仍不放心，给他扣上一个结交裴炎的帽子，放还嵩山。
夏州都督王方翼为废后王氏的亲属，文武双全，政绩颇好，在军为良将，多次大败突厥守护西陲，在官为良吏，安定夏州一方百姓，由于他尴尬的身份，武后早想找岔子把他处理掉，可惜一直不得要领，这回给他安上了结交程务挺的罪名，流放崖州（今海南三亚）而死。
总之是文臣便是结交裴炎，是武将便是结交程务挺，躲得过这一次，躲不过下一遭，无人能逃过太后布下的天罗地网。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裴炎的潜在势力不消说连根拔起，整个朝堂上也几乎为之半空。武后自有对策，毫不担心，以天下之大，还怕找不到几个跑腿办事的？当殿出头声称裴炎“有异图”的监察御史崔察，主审此案的左肃政大夫骞味道、证炎必反的凤阁舍人李景谌先后被任命为宰相。凤阁舍人李景谌仅仅是中书省的五品官，崔察刚由监察御史提升为著作郎，也只有从五品上，创下大唐开国以来最低职事官拜相的纪录。群臣仍在目瞪口呆之际，武后再度提拔起居舍人沈君谅为宰相，仅仅只有从六品！莫说是素来看重门荫的唐朝，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六品官拜相也是凤毛麟角了。号位百官之首的宰相从来没有这么掉价过，在群臣惊愕的眼光中，武后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创下的纪录，一切规章制度在她面前行若无物。
（本节未完待续）
武后用人的气魄一向让人钦佩，然而过于频繁的破格用人本身便是对官吏铨选制度的破坏。按照正常途径，官吏的升迁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每年根据政绩进行考评，称为考课，这套程序虽然繁琐死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僚队伍的质量。现在武后把用人权从宰相手里收归己有，动不动破格提拔，固然有打破豪族垄断让位卑者得以晋升的积极一面，但君王的个人才智和精力终究有限，免不了有因一己之好而赏黜不公的情况发生，何况武后这次破格提拔的宰相不是因为他们确有过人的才智，而是出于政治需要，他们很多人本身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李景谌在拜相的当月就因不能胜任而罢相，崔察也在半年后罢相，这位首先告发裴炎谋反的耳目之官，后来也被秘密杀掉了。武后只是通过他们的快速升迁来树立起自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仪，让天下人看清，如若拂逆太后，就算顾命老臣也会一夜之间人头落地，如若拥护太后，即使再官小位卑也一样有出人头地号令百官的一天。
在武后铁腕的操控下，“昨怜破祆寒，今嫌紫蟒长”的人间喜剧（抑或悲剧？）不断地盛大上演。做宰相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容易，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危险过，然而这一瞬间的辉煌，是多少人在正常制度下熬白了头发也难以盼到的呀！人的欲望被充分地刺激了起来，而嫉妒、贪婪、背叛等种种人性之罪也随之而悄然出笼。许敬宗扳倒了长孙无忌，坐上了当朝第一宰相的交椅；崔察和骞味道查办了裴炎，便可以走马拜相，上司是用来出卖的，情谊是用来背叛的，靠着他人的鲜血，才能将一袭青衫染成绯色，最后凝结成暗淡的紫色。牺牲掉足够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犀带金鱼束紫袍”的三品要员、当朝新贵。
如同手执长鞭的巫女，武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看着人们为了争名夺利而出尽百宝，名利圈变成一个巨大的斗兽场，所有的伪装和面具都已撕破，只余赤裸裸血淋淋的人性。武后冷笑着鞭策着帝国飞速前行，执鞭的手稳定如恒，长鞭过处，风声凄厉，宛如红尘中芸芸众生匆匆而过的足音。冷月下，浮沉间，她是这一切的操纵者和决定者，帝国的命运，乃至所有人的命运，决于她一人之手，这位61岁的妇人。
杀裴炎、平叛乱、斩程务挺，武后显示出极强的掌控力和威慑力。通过一轮破格用人，原本空荡荡的朝堂顿时填得满满的，人数比以前只多没少。群臣算是彻底领教了这位皇太后的厉害，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由三位宰相出头纠合了朝中众多文武要员向武后逼宫的结果，以群臣的全面惨败而告终。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之后，终武周之世，再也没有这样朝臣大规模上书挑战武后权威的事情发生。
武后以一通颇为戏剧化的训话为惊心动魄的嗣圣/文明/光宅元年画下了句号，有幸身历其境的官员必将永生难忘。盛怒中的皇太后登上紫宸殿，裙袂飘动处有风雷激荡，整个帝国在她的脚下匍匐颤栗。“朕追随高宗大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武后愤怒地说：“公卿富贵，皆联与之；天下安乐，联长养之。及至天皇驾崩，将天下托付于朕，更是竭心尽力，不爱身而爱百姓！可是如今出头反对朕的，全都出自公卿将相，你们何其负朕如此之深！”
以群臣负义相责，太后显然动了真怒：“你们当中有顾命老臣、倔强难制超过裴炎的吗？将门贵种、纠合亡命的能力可有超过徐敬业的吗？握兵宿将、攻战必胜的可有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时人杰，一旦不利于肤，联轻而易举就能除掉！如有自认能胜过他们三人的，不妨现在就试试；不然的话，就好好地革心洗面，忠心事联，无为天下笑！”
群臣顿首，不敢仰视：“唯太后所使。”[5]
这通训话，如同武后的形象，历来有两极化的评价。有认为这展现了女政治家大无畏的豪情和气度，郭沫若更认为武后所说“不爱身而爱百姓”体现了她对百姓的真情；也有人不屑地认为她是以帝王之尊十分没风度地口吐“流氓式语言”（刘后滨语）。然而无论是佩服还是厌恶，都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女主天下的时代已经来临。
此时距高宗去世仅仅只有一年多时间，局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后接连挫败儿子、权相、叛将，成为帝国独一无二的最高主宰，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驯马方法，也从后宫搬上了前朝。
（本节未完待续）
[5]见《唐统记》
以武后的本家侄儿武承嗣为例，历来太后掌权，通常有两类人势力大增，一类是宦官，一类是外戚，因后妃往往活动范围有限，不得不依靠外力。可惜武承嗣没有那么好的命，王莽没得做，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武后的阴影之下，受父亲牵连被流放岭南的凄惨固然不必说，武后把他调回京任宗正卿之后仕途也依然不是一帆风顺。武后为了培植亲信、打压李唐，确曾给了他不少出头露脸的机会，比如睿宗的册封仪式便由当时还是礼部尚书的武承嗣主持，五月又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入相。武承嗣当然也不免有小人得志的张狂和卖弄，轻飘飘地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武后毫不留情地打破了他的幻想，五月拜相，七月便罢相，做了两个月不到。武承嗣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积极跑腿地过了半年，才在第二年二月再度入相，然而一时不慎一个疏忽触怒武后，三月份又给罢相。可见武承嗣虽是武后的亲侄儿，武后对他也并未全然放心，依然不乏严格的管制和调教（当然，比起对儿子，武后对侄儿的管教算轻松的了）。经过这一轮宦海浮沉，武承嗣总算彻底明白了自己在武后心目中的地位，再也不敢恃宠而骄，就算日后贵为亲王宰相，也依然对武后宠爱的每个男宠都毕恭毕敬地执僮仆之礼，他在武后面前卑躬屈膝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可以想见了。纵观武承嗣这一生，无论荣辱，都不敢对武后有半句怨言，更不要说起心报复了。这一点，甚至连太宗皇帝都做不到。李世民的御将之能在历代帝王里算极高明的，对于谋臣武将既没有走狗烹，也不曾良弓藏，仍然给与他们一方天地得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不可不谓深仁厚泽，然而侯君集依然会因小怨而不满，有意谋反。恐惧是比爱戴更可靠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事实。
武后的本家侄儿尚且如此，其他朝臣所感受到的压力自不待言。宰相韦仁约历来以不畏权贵著称，也有不少直言敢谏、风骨凛然的纪录。高宗年间他任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维护纲纪，但仅仅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他却十分尽忠职守，敢于冒犯朝中实权人物。他曾经说：“御史出巡，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称职。”高宗登基之初，褚遂良贵为顾命大臣权倾一时，但有兼并穷人土地的嫌疑，立刻被韦仁约弹劾，被贬外放。褚遂良不久再登相位，将韦仁约排挤出京，改任小小的县令，他也依然无怨无悔，称：“大丈夫立身处世，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以保妻子。”受到人们的一致赞誉。
褚遂良倒台之后，他的仕途才有起色，历任尚书右丞、御史大夫等职，依然保持着刚直不阿的本色，每见王公贵戚，未尝行拜礼。有人劝他谦恭一点，他却说：“雄鹰岂为众禽之偶？身为朝廷耳目之官，理当保持独立的人格，不可去迎奉权贵。”史称他任职期间，振举纲目，朝廷为之肃然，怎么看也是一个骨头很硬的人物。但面对着武后的铁腕御宇，他却知道害怕了，开始退缩了。他首先上表请求自己不再叫仁约，因为约字与武后的父亲武士彟的“彟”字发音接近，所以改字“思谦”。其实武后当时都只是太后，不必避讳的，韦仁约此举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当是借此向武后申诉忠诚吧。尤其当武承嗣请杀李唐宗室时，这位素来号称硬汉的铁肩御史，竟然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句异议，与他以前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那个曾经傲视公侯，弹劾过顾命大臣的韦仁约，那个自称秉性狂鄙，历经贬黜依然要力保自己独立人格的韦仁约，已经死去了。活下来的只是韦思谦，一个匍匐在皇权之下的可怜虫罢了。当然，他对于其他朝臣仍然保持着傲岸的形象，一口一个不可姑息权贵，但映衬着他在武后面前的摇尾乞怜，只能让他显得更加可怜可笑。原来所谓的不畏权贵，只是因为压力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已，人啊，是那么容易就会露出爬行的本性。
丢了坚持，失了傲骨，没了激情。曾经的理想和执著，偷偷地躲到了缝隙里面，胆怯地往外观望。武后的铁血无情的执政风格，如同一面现实得可怕的镜子，清晰地鉴照出社会百态人性硬弱的别样真实。所以，千万不要试探人性的底线，否则你会很失望，很失望。
紫宸殿上的淡紫色帷帐在风中袅娜地微微拂动，如此轻柔曼妙，却带来令人窒息的恐惧和绝望。
下一步，便是如何突破这重紫帐，正式走上前台，成为神州大地上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帝。
这很困难么？
武后微笑。对她来说，不。
（本章完。第十二章：武周革命）
第十二章 武周革命
光宅四表，权制六合。危机四伏的嗣圣/文明/光宅元年，终于以武后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新的一年开始了。信心百倍的武后宣布改元垂拱，有“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含义，希望能将过去一年紧张的政治局势缓和下来，稳定人心。一方面，她也确实太累了吧，如此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即使精力旺盛如武后，也是感觉有点吃不消的。所以，新年伊始，武后并没有把光宅元年的狠劲儿延续下去，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解决裴炎事件的善后问题上。
裴炎居官清廉，程务挺是难得的将才，反而证炎必反的李景谌、崔察，主审此案的骞味道等不过是一群无才无德的小人，武后心里岂能不知？然而悲哀的是，朝中越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越会反对她，只因她以女主身份御宇临朝本就为传统儒家道德所不容，这注定将成为她执政道路上的悲剧。武后希望通过屠杀来起到震慑作用，并不想弄得社会秩序大乱，所以在每次屠杀之后，她总会歇歇手，进行适当的调理整顿。李景谌拜相的当月就给罢相，垂拱元年开始的三个月内，刚升上去的几位宰相沈君谅、崔察、骞味道就统统都给罢相，一个也没留下，荣华富贵如同一场春梦，醒来之后一切成空。新提拔上来的几位宰相为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都是名声政绩颇好的名士，虽然他们内心也不赞同武后执政，但只要没有明言反对，武后都加以重用。
程务挺被杀之后，突厥一度猖狂了起来，突厥可汗骨笃禄屡次率兵骚扰中原，气得武后给他改名叫“不卒禄”。平徐敬业之乱时颇受重用的李孝逸因为李唐宗室的敏感身份，已被武后弃而不用，武承嗣乘势诬告他谋反，武后虽不尽信，但李唐皇族中人功勋卓著终究与己不利，所以还是把他流放儋州而死。但武后也并非如岑仲勉先生所言，对外族欺凌全无对策，只是能让她放心的武将实在太少而已。高宗朝善战的武将虽然不少，但大多深受李唐厚恩，际关系相对单纯的蕃将因此受到武后的重用，百济名将黑齿常之、靺鞨酋长李多祚、高句丽权臣后裔泉献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黑齿常之号称名将杀手，泉献诚公认射技天下第一，每次射箭比赛都得第一，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请求武后不要再举行这种比赛，“臣恐自此以后，无复汉官工射之名。”[1] 李多祚品行忠直，勇猛善战，这三人都得以重用，代替程务挺抵御突厥，捍卫北疆。武后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特别废除了旧有的御史监军制度。唐代虽然看重军功，但对统兵将领的监察也十分看重，监察御史作为朝廷耳目常驻军中，有什么动静随时奏报皇帝。武后认为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诸多钳制，令将领不得尽其全功，反而败事，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在武后的放手任用下，黑齿常之和李多祚于黄花堆一战大破突厥，追奔四十余里，保障了边境的安宁。只是武后对于武将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一旦对这些蕃将军事才华的欣赏遭遇到巩固权位的实际需要时，武后马上就回到冷酷的政治现实中来，黑齿常之和泉献诚都在武后称帝前夕死于酷吏之手，大批名将凋零引发边疆告急，这是后话了。
为了安定人心，武后对于李唐皇室也继续加以表面上的尊崇，特别下诏从今后凡是祭祀天地，也要配坐高祖、太宗等历代帝王，并于洛阳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长安宗庙的礼仪。睿宗的几个儿子，也得以封王，著名的开元皇帝李隆基，就在这个时候被分为楚王，他的几个兄弟成美为恒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不过，封号是封号，武后对他们的管制并未放松，几个小王子依然给幽闭于宫中，甚至不许踏足庭院一步。唯一比章怀太子诸子好过一点的，也就是不必忍受每年几次杖刑吧。
毕竟宫闱幽深，常人难知，武后的一系列做法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渐渐走上了正轨。还在垂拱元年，武后便抽调精通法律的韦方质等人，对唐初以来施行了几十年的律令格式进行删改，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其中“联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等句，表达出武后期望无为而治的心愿，重申她对酷刑峻法的厌恶，期待能君臣同心，德化天下，达到刑措的理想境界。对比武后前后的所作所为，这些话不啻于黑色幽默，但在当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认真，起码表现得很认真。政治家嘛，不说谎不骗人怎么撑得下去，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又怎么活得下去^_^
话又说回来，武后自己不遵纪守法，皇权干预司法是一回事，垂拱格式的立法成就依然不容忽视。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令”是关于答中贵贱及同家制度的规定，“格”是阜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效令，“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然自永徽而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固然可以如同国家宪法一般继续保持，格式却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垂拱格式重在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技巧更臻完善，尤其民事部分多有增益，“议者称为详密”[2]，日后的开元律令便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
当然，武后在颁布新律令格式的时候也免不了存有私心，比如她在上元年间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也就是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为天下母亲争取和父亲大致平等的待遇。武后当时出此提议大力提倡母权，旨在针对太子弘，也是为今后母夺子位创造舆论。所以虽然理论上无法反驳，高宗也在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未真正实行。直到垂拱格式的发布，才正式编入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周结束后，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开元年间大臣卢履冰首先发难，认为这仅是则天皇后“权行”之制，有违古训，因“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如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里也应该以父为尊，所以父亲健在为母服丧的时间较短，就是为了尊崇父权，“避二尊也”。并三度上表，请正礼法，无须顾念儿女之情，否则“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也”。 由此引发百官议政，多年悬而未决。平心而论，卢履冰指武后此议是为夺权称帝而布局并未冤枉武后，然而唐代到底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开元二十年改修五礼，认为武后虽然动机可疑，此令却入情入理，由此正式确定了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的礼仪。[3]人亡并未政废，武后颁布的格律在武周结束后仍然延用下去，继续发挥着影响。
垂拱元年正月，老臣刘仁轨因病去世，武后再无任何忌惮和顾虑。然而，她并未即刻称帝改国号，而是依然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从容不迫地布置着。称帝的计划早在高宗后期上元年间便已提上了日程表，只是当时还免不了受制于人，现在却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中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支撑点。武后可以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社会反映，不能不了解民意。首先，她要进一步加强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其次，她要大造舆论，进行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事实。此外，她还要大开科举，拓宽仕途，延揽中下层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从光宅元年武后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天授元年武后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后足足用了六年时间。看多了太多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根基未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我们不能不对武后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狮子般的雄心，狐狸般的狡猾，再加上骆驼般的坚韧，马基亚维利理论中的理想君主，在武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本节未完待续）
[1] 《旧唐书*高丽传》
[2] 《旧唐书*刑法志》
[3] 《唐会要*服纪》
武后的称帝之路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是武后迈向帝位的第一步。她借助宰相裴炎、北门学士刘祎之、大将程务挺等人之助，以李家主妇的身份，成功地确定了自己在李唐皇族内部的至尊地位；并且借助宰相裴炎的个人野心，削弱了门下省的监督作用。平徐敬业叛乱，杀裴炎、斩程务挺，是她迈向帝位的第二步。早在高宗时代，武后就通过设立北门学士来分割相权，及至掌政后又大力抬高御史台的监察权，将监察权凌驾于相权之上，从而借助官小位卑易于控制的监察御史崔察、左肃政大夫骞味道等人除掉了权相裴炎。武后更就势从宰相手里收回了她梦寐以求的用人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轮屠杀贬黜震慑朝臣，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树立起她作为帝国最高主宰的权威形象。接下来，她需要巩固自己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强化对于朝臣的绝对优势，并加强对地方的监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后在狠抓对大臣的“法制教育”的同时，并不忘记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虽然号称垂拱而治，还是不忘在百忙之中撰写一部《臣轨》，分赐给大臣，教他们以为臣之道。自然，忙到飞起的武后是不可能字字亲撰的，主要是御用文人北门学士的杰作，武后监修而已，从十个方面对朝臣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
（一） 同体。即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
（二） 至忠。以慈惠为本，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也就是说，有功劳你不要自夸，应该说这是皇帝的恩德，有黑锅你应该自己抢着去背，把上司漂白得干干净净的。
（三） 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时匡主；名不动心，利不动志。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君主服务。
（四） 公正。要大公无私，不营私，不阿党。
（五） 匡谏。以谏为忠，不避斧钺。即使君王要杀你，你还是应该尽忠职守地进谏。
（六） 诚信。以信忠君．以信怀下；上下通诚，信而不疑。
（七） 慎密。不漏禁中之语；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君主跟你说了什么，属于国家机密，不要乱说乱动。
（八） 廉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以廉平为德，不求非其所有。
（九） 良将。有五材四艺，机智果断。这是对武将的要求。
（十） 利人。禁末作，兴农功，省得轻赋，不夺人时，务使家给人足。这是对文官的要求。
书成之后，武后普赐群臣，要求他们好好研读，当座右铭来正心鉴行，期望能达到“革心事朕”的效果。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以前李贤不听话，武后特地赐《孝子传》和《少阳正范》指导他怎么做乖儿子的往事。显然武后是把大臣们当儿子来调教了，这是不是就叫做“母仪天下”？不过还是得说一句，这些要求实在是有点高^_^ 《臣轨》常和李世民撰写的《帝范》合为一书，称为《帝范臣轨》，17世纪传入日本，时人曾言：“本朝读之，尤尊之，至若镰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矣，何啻中华而已哉。”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助治道久矣”一句，尤其可圈可点，可见无论古今中外当权者们都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不过，武后最关心的还是对地方的掌控。扬州之乱虽然有惊无险地平定了，却给武后以深刻的教训，大感自己对地方的控制尚嫌不足。徐敬业进行了那么多的秘密串联，朝廷却一无所闻，十几天内就能组织起十万人的大军，大肆攻城略地，朝廷才做出反应。可见自己对民间反映与社会动向根本不摸底，也暴露出各级政治机构的迟钝和情报阻塞。说来大唐开国以来一直奉行强干弱枝政策，重中央而轻地方。太宗时代设立御史巡查制度，由御史台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但这是不定期的。武后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严密监察各地官吏，随时报知中央。《垂拱格》里专门设有《风俗廉察四十八条》，详细地规定了朝廷特派专使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运作方式。由于这些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武后时代风闻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绝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量强大到了何种程度。掌握监察权的御史一时权势大炙。他们上可弹劾宰相，下可监控百官，独立于三省之外，只对皇帝负责。监察御史弹劾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也就是说，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在被部下监察中。
武后大力提高御史的监察权，主要是因为他们官小位卑易于控制，监察御史仅八品官，却要弹劾品级远远高于他们的朝臣，唯一的依靠便是皇权。虽说御史本是皇帝监控朝臣的耳目，但武后并不希望过多的假手与人。她的终极目标是尽可能地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将整个帝国置于她的铁腕控制之下，因此垂拱元年伊始，她接连签发了两道敕令，均是针对御史的权力而作。垂拱元年正月，武后便下敕：“御史纠获罪状，未经闻奏，不得轨使处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也就是说，御史没有自行处分的权力，也不可以让当地官员处理，必须上奏朝廷，这样便将量刑定罪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她一人裁决处分。二月，武后又专门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登闻鼓和肺石是供人鸣冤的法律用具。唐制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在西朝堂设登闻鼓，东朝堂设肺石。言诉者若击鼓立石，其情便可直达天听。但以前设有专人防守，要击鼓立石并非易事，现在武后撤除防守，放松管制，无疑是鼓励臣民上言，打通了民间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因武后正月已经下令御史不得自行处分，御史的权力便局限在接受申诉的表状，直接上报武后。他们只负责收集情报，唯一有权处分的只有武后一人而已。
此时的武后，已经成功地收归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唐代的君权，在她手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主对于朝臣，中央对于地方，从未如此占据过绝对明显的优势。现在，她需要的是了解下情，掌握民间动向，进而想法子引导甚至主宰社会舆论。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地鼓励民间上言了。于是，第二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本节未完待续）
此时的武后，已经成功地收归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唐代的君权，在她手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主对于朝臣，中央对于地方，从未占据过如此明显的绝对优势。一切安排妥当的武后心满意足，第二年正月，她出人意料地宣布还政皇帝。已经做了两年囚徒的睿宗大吃一惊，三位兄长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母亲的礼物只能让他心惊肉跳，立刻上表要求母亲收回成命，自己绝对无意收回执政大权。几天后表章被驳回，太后不许。旦真的着慌了，冰冷的权杖下面躺着多少具尸体他已经不敢去数，只希望自己不会变成其中的一具。也许他的态度还不够谦恭诚恳不能让母亲满意，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结束这场可笑的试探。坐立难安的睿宗接连又上了两道表章，语气更加谦卑诚挚，痛陈自己的无才无德加生性淡泊，即无能力也无心思负荷一国之君的重任，恳请太后继续紫帐称制，唯有皇太后的雄才大略才能给社稷苍生带来福祉。
皇帝三次奉表辞让，太后不能不有所表示，终于重登紫宸殿召见皇帝：“如今皇帝服丧期满，叛乱又已平息，是时候把朝政交托给皇帝处理了，皇帝为何如此推拒？”
睿宗的面容平静如水，神色越发恭谨：“母亲应知儿子生性淡泊不习政事，江山社稷唯有母亲执掌才能安泰长久。”
皇帝话音刚落，武承嗣、韦方质等人纷纷出言赞同附和，武后锐利的眼光逐渐变得柔和，她迟疑了片刻，缓缓道：“既然皇帝决意辞政，那朕只有继续辛苦下去了。”
人人都知道这才是武后的真心话。
在诸武和朝廷新贵的带头庆贺下，武后宣布大赦天下，让黎民百姓实实在在地因她的继续执政而蒙福。
百姓蒙赦的欢呼声传入殿堂，宣告着他们对于太后执政的容纳和拥戴，母与子在这如雷的欢呼声中面面相对。旦知道自己今天的表现还能让母亲满意。从此以后，朝野上下对太后弄权的攻讦和讽刺会少了理由而有所收敛，这无论对母亲还是对自己都是件好事。对一个一无所有朝不保夕的囚徒来说，常常受这样的刺激并不是让人愉快的经历。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紫宸殿并不属于他，他只想赶快回到幽深的洛阳宫里那间小小的殿宇，那是他的囚牢也是他的避风港。唯有被束缚，他才能更安全。
武后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受儿子委托的名义代行君权，垂下的紫帐继续笼罩着大唐帝国，既限制她，又保护她。和为安全计宁愿被缚的旦不同，她不能忍受一丝一毫的限制，即使紫帐卷起时她必须独自面对弥天的箭雨。如果她甘心终生困于紫帐之中，那么她不过是历代一大群弄权太后中的一位，而她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也不过就是短短的几行字。但有了这重紫帐，大臣们也就有了一层遮羞布，可以心安理得地骗自己说仍然在为李唐效力，只是李家现在是女主人当家而已，就像《红楼梦》中贾府上下都能接受认同贾母才是最高权威而不是贾政。可是如果有一天，贾母突然表示不做贾家的母亲和寡妇，而要做史太君，把贾政改名换姓叫史政，从娘家带一票人全盘接管了贾家的内外大权，贾府中人又会作何反应？
武后现在正是这样的打算。她曾经以妻子的身份为病弱的丈夫协理朝政，现在又以母亲的身份代子临朝，可是大权在握的她已经厌倦了这种一定要假借男子首肯委托才能执政的程序，即使只是虚应故事。她希望自己能以独立的个体成为天下之主，她希望那层薄薄的紫帐不要横亘在她和帝国之间，她希望群臣对她的叩拜是因为她是她，而不是在叩拜李治的寡妻，李旦的母亲。在六十多岁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刻，她突然厌倦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她不要再做李家的主妇，她要做武家的女儿。所以，她的自我定位和社会大众对她角色的期许，有距离。
这也是武则天为何只能在唐朝出现的原因吧！也只有这样对妇女约束相对宽松的时代，女性的自我意识才会如此强烈；也只有唐代沧海般宏大的气魄，才可以孕育出这样离经叛道的思维。年过六十的武后依然精力旺盛，乐此不疲地为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大臣们的脚步永远跟不上她那如飞燕般灵动的思绪。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做皇帝？年号可以改，官号可以改，为什么国号就改不得？在战胜了世间所有人之后，她开始向维系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发起冲击。而她的对手，也从有血有肉有弱点的人，而换成了无形无质却深植于每个人心中、甚至武后心中的礼教纲常。这是武后一生中所要面临的终极挑战，也是她从未遭遇过的最可怕的对手。它缥缈无形却带来最沉重的压力，它触摸不到却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它已经存在了千百年，而且仍将继续存在下去，背负着先贤的智慧与重量，延伸入浩渺无极的时空之中。伦理和道德虬结在一起，纲常和秩序难舍难分，你无法将二者分割开来，打倒这一部分却保留另一部分，而只能在两极之中搞平衡。以有限的人生来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对抗传统伦理，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疯狂。然而武后信心十足：她既然能掌控天下，就能掌控舆论。从再度入宫的那一天起，她就不曾失败过。
经过垂拱元年的调整和休息，精力充沛的武后开始向帝位发起冲击。受当年组建后宫情报网终于成功扳倒王皇后的经历启发，武后决定重施故技，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以了解下情，掌握民间动向，进而想法子引导甚至主宰社会舆论。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地鼓励民间上言了。于是，垂拱二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本节未完待续）
名岂符：汗的说，不会吧，我用的是拼音输入法，没可能不打错字>_<
泪雕：先贴一个武则天年谱，从国学论坛上转的，估计是按照通鉴来排的，大体没有问题，细节有误，比如高宗欲逊位武后他排到了上元年间，实际上应该是李弘死后。等我写完全文之后，再按照我的文文来排一个。
武则天年谱
转自：国学论坛
1岁，武德七年（624年），生于长安。父，武土（特殊字），年48岁，任工部尚书，判六曹尚书事。母，杨氏，年46岁。异母兄元庆、元爽稍长，姐一人尚幼。
2岁，武德八年（625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其兄建成、弟元吉。初七，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初八，高祖李渊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九日，太子李世民即位，为太宗。封武士（特殊字）为豫州都督。
5岁，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十五日，李治（唐高宗）诞生。本年，袁天罡为武相面，在当地留下了朝天关、望云埔等传说。
12岁，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初六日，高祖死于长安大安宫垂拱殿。武士（特殊字）在痛悼高祖中患病身亡，享年59岁。十月二十七日，葬高祖于陕西三原献陵，庙号高祖，与太穆皇后合葬。之后，与母亲杨氏回文水葬父。
14岁，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李世民听说武士（特殊字）之女美丽聪明有才华，召入宫中，立为才人，赐号“武媚娘”。
16岁，贞观十三年（639年），全国有州府358，县1551。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等酋长相继遣使朝贡。
20岁，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初七，太宗立李治为太子。
23岁，贞观二十年（646年）三月初九，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武与太子开始接触，两人同在太宗身边侍疾。
25岁，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太宗作《帝范》12篇，赐太子李治。
26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下诏长孙无忌、褚遂良辅佐太子李治。太宗驾崩。二十八日，武在感业寺出家为尼。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即位，为高宗，时年22岁。八月二十八日，葬太宗于昭陵，与长孙皇后合葬。
27岁，永徽元年（650年）正月初六，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忌日，高宗到感业寺行香，见到武。武氏哭泣，高宗伤感落泪。王皇后暗示武氏留长发，并劝皇上接其回宫。
28岁，永徽二年（651年）八月，武入宫，为一般宫女，在王皇后身边。
29岁，永徽三年（652年）七月初二，立李忠（即陈王忠）为太子。十二日，户部奏：全国有户380万。本年冬，武生长子李弘。
31岁，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封武为昭仪。三月十四日，唐高宗应武之请求，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武士（特殊字）等13人官。六月，王皇后的舅父柳（特殊字）看出皇后宠衰的现实，自请罢官，改封为吏部尚书。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离京师谒昭陵，武从行，生次子李贤于途中。
32岁，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武著《内训》一篇。六月，王皇后与其母柳氏为“厌胜”事发，高宗大怒，令柳氏不得入宫，后舅柳（特殊字）罢知政事。此时，在皇后废立问题上朝臣分为两派：长孙无忌、褚遂良、朝瑗、来济、柳（特殊字）等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拥护立武则天为后。十月十三日，王皇后、萧淑妃废为庶人。十九日，高宗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初一，举行隆重的册立皇后仪式，文武百官及蕃夷酋长朝皇后于肃仪门。初七，追赠武后父武士（特殊字）为司空。本月，武后处死王皇后、萧淑妃。
33岁，显庆元年（656年）正月初六，降太子李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武后子李弘为太子。二月十七日，追赠武后父武士（特殊字）为司徒，赐爵周国公。三月十七日，武后祀先蚕于北郊。四月十四日，高宗与武后在安福门楼观玄奘迎御制慈恩寺碑文。自魏晋以来，佛事活动从无如此之盛大。九月十二日，武后制《外戚诫》献于朝。十一月初五，武后生第三子李显于长安。
34岁，显庆二年（657年）二月十二日，封李显为周王。
36岁，显庆四年（659年）六月二十二日，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皇族与后族为第一等，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刊入士流。七月，杀长孙无忌及柳（特殊字）。九月，高宗下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127个，全国疆域进一步扩大。
37岁，显庆五年（660年）正月，高宗与武后及太子在东都洛阳过春节。二十三日，离洛阳到并州。二月初十、至并州。十五日，会见随从官员、诸亲及并州官属父老等。三月初五，武后宴请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宴妇人于内殿。初八，高宗讲武于并州城西，引群臣阅兵。四月初八，高宗、武后一行离并回东都。十月九日，改封武后母代国夫人杨氏为荣国夫人，品第一。本月，高宗初患风眩病，委武后处理部分政务，从此，武后参与朝政，处事都符合高宗旨意。
38岁，龙朔元年（661年）正月，武后请禁止天下妇女为俳优之戏（古代指演滑稽戏的艺人），高宗采纳并下诏。四月，高宗欲亲率大军进攻高丽，武后抗表进谏以为不可，被采纳。
39岁，龙朔二年（662年）六月初一，武后生第四子李旦于蓬莱宫含凉殿，于殿内作佛事，供玉像。七月初一，以皇子李旦满月，大赦天下，赐宴三日。
41岁，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西台侍郎上官仪谋废皇后失败下狱。十三日，杀上官仪等，赐废太子忠死。此后，高宗视朝，武后垂帘于后，中外称之为“二圣”。约于本年，武后生太平公主。
42岁，麟德二年（665年）十月二十八日，高宗、武后与太子去泰山封禅，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东自高丽，西尽波斯，各国朝会者随从。本年，又获丰收。
43岁，乾封元年（666年）正月初一，高宗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之南。初二，封于泰山之上。初三，禅于社首山，武后为亚献。初五，礼毕，高宗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乾封。六日，宴群臣。十九日，离泰山。二十四日，至曲阜，赠孔子为太师。二月二十二日，还至毫州，高宗等祭老君庙，尊之为太上玄元皇帝。三月十一日，高宗、武后回东都洛阳。令刻《登封记号文》，立于泰山。
44岁，乾封二年（667年）九月初三，高宗久病不愈，令太子弘监国，改封殷王李旦为相王。
45岁，总章元年（668年）闰二月，高宗欲建明堂。二十五日，分长安、万年二县置乾封、明堂二县，以明志。九月十二日，李（责力合并）攻克平壤，擒高丽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健等，完全征服高丽。
46岁，总章二年（669年）正月，封诸王嫡子皆为郡王。十二月初三，李（责力合并）病死。
47岁，咸亨元年（670年）正月初七，刘仁轨因年老辞官。三月十九日，许敬宗退休养老。八月初二，武后母杨氏病死于九成宫，享年92岁。
48岁，咸亨二年（671年）正月初七，高宗与武后离京师长安到东都，留太子李弘监国，令戴至德、张文（特殊字）、李敬玄等辅政。
49岁，咸亨三年（672年）正月，以梁积寿为帅，发兵讨叛“蛮”。昆明蛮14姓3万户归顺，设殷、敦、总三州。
50岁，咸亨四年（673年）八月，高宗患疟疾，病重，令太子李弘于延福殿受诸司奏事。十一月，高宗监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官》、《十洲》、《得一》、《庆云》等曲。
51岁，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十五日，高宗追尊其祖先，以高祖为神尧皇帝，太宗为文武圣皇帝，高宗自称天皇，武后称天后，改元上元，大赦天下。九月初七，高宗下诏复长孙无忌官爵，陪葬昭陵，其曾孙长孙翼袭爵赵公。十月二十七日，武后上意见十二条，高宗赞同，令施行。
52岁，上元二年（675年）三月十三日，武后祀先蚕于邙山之南。本月，高宗风眩病加重，不能听政，政事皆由武后处理。高宗欲逊位于武后，宰相郝处俊谏止。武后引文学之士于宫中著书，参决表奏，被人们称为“北门学士”。四月二十五日，太子李弘病死。五月初五，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六月初五，立雍王李贤为太子，大赦天下。八月十九日，葬太子李弘于河偃师恭陵，高宗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
53岁，仪风元年（676年）二月初七，武后劝高宗封禅中岳嵩山。十五日，高宗下诏今冬有事于嵩山。闰三月，吐善攻鄯、廓、河、芳四州，高宗下诏停封禅，遣相王李旦等率军抵御吐蕃。
55岁，仪风三年（678年）正月初四，百官及四夷酋长朝武后于光顺门。
56岁，调露元年（679年）五月初七，高宗令太子李贤监国。
57岁，永隆元年（6肋年）正月十九日，武后登洛阳城门楼，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及诸州都督刺史，太常奏新编《六合还淳》舞。八月二十二日，废太子李贤为庶人。二十三日，立英王李显为太子，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58岁，开耀元年（681年）正月初十，以太子初立，宴请百官及命妇于大明官。二十九日，高宗下诏免雍、岐、华、同四州两年地税。河南、河北遭水灾处免税一年。二月，武后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乃以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许朝集。七月二十二日，太平公主下嫁薛绍。闰七月二十四日，高宗病，令太子李显监国。十一月初八，令废太子贤迁巴州。
59岁，永淳元年（682年）二月十九日，皇孙重照满月，改元永淳，大赦天下。三月二十五日，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
60岁，弘道元年（683年）正月初五，武后随高宗至少林寺，见其母旧营之所未偿完功，倍感凄凉，作诗并序，令武三思资金绢等物续成功德。七月，高宗下诏今年十一月有事于嵩山，不久因高宗病重改为来年正月。十一月初三，高宗病情加重，下诏罢来年封嵩山。十二月初四，改元弘道，大赦天下，高宗欲登则天门楼宣诏，气逆不能上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诏。当夜，高宗崩于洛阳宫贞观殿，终年56岁。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裴炎等辅政，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武后进止。十一日，太子李显即位，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
61岁，光宅元年（684年）正月初一，改元嗣圣，大赦天下，中宗立韦氏为皇后。武太后撰写《高宗天皇大帝溢议》及《述圣记》。二月六日，武太后与裴炎等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七日，立相王李旦为皇帝，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由武太后处理。八日，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流韦玄贞于钦州。九日，令丘神（责力合并）往巴州监视废太子李贤，以备外虞。以韦待价为山陵修作使，率兵民营造乾陵。三月初五，废太子李贤在巴州自杀。四月二十二日，迁庐陵王李显于房州，二十六日迁均州。五月十五日，高宗灵柩运往长安，武太后作《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留镇洛阳。八月十一日，葬高宗于乾陵，庙号高宗，刻述圣记碑立于陵前。九月初六，武太后改元光宅，改东都为神都。二十一日，武太后追王其祖：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原安成王，父士（特殊字）为魏忠孝王。立五代祠堂于文水。二十九日，徐敬业以匡复为名在扬州起兵。十月初六，武太后令李孝逸等率兵30万讨伐徐敬业。十八日，斩裴炎于都亭。十一月初四，武太后令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讨伐徐敬业。十八日，徐敬业败逃，部将王那相杀徐敬业后投降。李孝逸令追捕余党，平定扬州。
62岁，垂拱元年（685年）正月初一，因平息徐敬业反叛，改元垂拱，大赦天下。二月初七，武太后下诏：“朝堂所置肺石及登闻鼓不预防守。有上朝堂诉冤者，御史受状以闻。”三月二十一日，再迁庐陵王李显于房州。四月，下《求贤制》，制令自举。十一月，武太后作《方广大庄严经序》，撰《臣规》两卷，普赐臣僚，以教为臣之道。
63岁，垂拱二年（686年）正月，武太后欲复政于睿宗李旦，李旦固让，请武太后继续理政。武太后开始起用酷吏。三月初八，武太后令铸铜匦，这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意见箱。十二月，免并州百姓庸、调二税，终其身。
64岁，垂拱三年（687年）正月初二，武太后封皇孙成美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业为赵王。
65岁，垂拱四年（688年）正月初五，武太后在神都洛阳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令四时享祀如京师太庙之仪。十一日，令毁乾元殿，就地建造明堂，由薛怀义督办。四月，武承嗣造瑞石，让唐同泰献上，其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武太后命名为“宝图”。五月十八日，武太后加尊号称“圣母神皇”。七月初一，武太后更名“宝图”为“天授圣图”，改洛水为永昌洛水，“宝图”所出为“圣图泉”，设永昌县于泉侧。封洛水神为“显圣侯”，嵩山为“神岳天中王”。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八月十七日，琅邪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太后。武太后令丘神（责力合并）讨伐，未至，李冲已为地方军所败。二十三日李冲被其旧部杀掉。二十五日，越王李贞起兵于豫州，攻陷上蔡。九月初一，武太后令左豹韬卫大将军（特殊字）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讨伐李贞，削李贞属籍，改姓虺氏。十一日，兵临城下，李贞自杀，平豫州。十三日，杀韩王、鲁王等参与叛乱者。十二月二十七日，明堂建成，号“万象神宫”，富丽堂皇，准许民众入内参观。武太后又令于明堂之北起天堂，以贮夹（特殊字）大像。颁《亲享明堂制》。
66岁，载初元年（689年）正月初一，武太后服皇帝衮冕，大飨万象神官，登则天门，改元永昌，大赦天下。初三，在明堂接受朝贺。初四，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初五，在明堂飨群臣，吐蕃等遣使来贺。二月十四日，武太后尊其父魏忠孝王为周忠孝太皇，其母为周忠孝太后，文水陵为章德陵，咸阳陵为明义陵。置祟先府官。十五日，武太后再追王其祖：鲁靖公（克己）为太原靖王，北平王（居常）为赵肃恭王，金城王（俭）为魏义康王，太原王（华）为周安成王。十一月初一，武太后大享万象神官，改元载初，并始用周正（周历），即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正月为一月。
67岁，天授元年（690年）正月初二，武太后布政于明堂。八日，下诏推行新造的字，其中新造字“（明空合并）”为己名。改诏书为制书。二月十四日，武太后策试贡生于洛城殿，数日方休。贡生殿试自此开始。四月十一日，范履冰下狱死。告密之风起。七月，置制狱于丽景门，专理谋反案以扫除政敌。九月，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6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睿宗皇帝也上表自请赐姓武氏。九日，武太后隆重登基称帝，大赦天下，降睿宗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十二日，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十月十四日，改文水县为武兴县，县令品秩同赤县（京师长安），百姓世代免除赋税。
68岁，天授二年（691年）一月二十三日，杀丘神（责力合并）。二十八日，杀史务滋。二月，开始惩治酷吏，杀周兴、索元礼。九月二十五日，傅游艺下狱死。凤阁舍人张嘉福让王庆之率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女皇不许。王庆之多次请立，女皇怒，令赐杖。风阉侍郎李昭德杖杀王庆之，并劝女皇立亲子为皇太子。
69岁，长寿元年（692年）一月初一，女皇召见存抚使所推荐的人。全部试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者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开始。二月初三，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归顺，分设10州。三月，五天竺国遣使朝贡。八月，女皇令严善思按问旧狱，平反冤案850余人，罗织之风开始平息。十月，狄仁杰请放弃安西四镇，女皇不纳。二十五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滋，发兵戍守。
70岁，长寿二年（693年）一月二十四日，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拜见皇嗣李旦被腰斩于市。又有人告李旦欲谋反。女皇命来俊臣审问其随从人员，太常工人安金藏自剖其胸以证明李旦不反。女皇亲临探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令停止审查此事。这是女皇第一次在人前承认错误。九月初九，武承嗣等5000人上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女皇在万象神宫举行庆典接受尊号。
71岁，延载元年（694年）一月初十，女皇令娄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营田大使，令搞好边境营田。二月，王孝杰击败吐蕃、突厥各3万余人。韩思忠击败泥熟俟斤等万余人。十六日，女皇命薛怀义为伐逆道行军大总管，率18位将军讨伐默啜。八月十七日，蕃胡慕义，捐钱百万亿，请立天枢，以颂女皇功业。女皇令于端门外铸天枢。
72岁，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正月初一，女皇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改元证圣，大赦天下。十六日夜，明堂起火，照城中如昼。二月初四，杀薛怀义。十六日，女皇去“慈氏越古”之号。四月初一，天枢铸成。天枢由工匠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女皇亲自书写枢名：“大周万国颂德夭枢”，群臣赋诗称赞。七月，吐蕃犯临洮，女皇令肃边道大总管王孝杰讨伐。九月初九，女皇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赐宴九日，改元天册万岁，大赦天下。
73岁，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腊月初一，女皇前往嵩山封禅。十一日，封嵩山为“神岳”，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成县为告成县。免天下百姓当年租税。三月十六日，新明堂建成，规模小于旧者，名曰通天宫。四月初一，女皇行亲享之礼，改元万岁通天，大赦天下。五月，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举兵反叛，攻陷营州。女皇令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28将讨伐。七月，女皇令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王寿合并）为副使，防备契丹。契丹李尽忠自称可汗，以孙万荣为先锋，兵至数万。九月二十一日，默啜率部讨伐契丹，女皇封其为迁善可汗。十月，默啜破松漠，虏李尽忠妻子。女皇加封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不久，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军复振，攻陷冀州，河北震动。
74岁，神功元年（697年）四月初三，九州鼎铸成。五月，女皇令娄师德率兵20万讨伐孙万荣。六月初三，女皇下《暴来俊臣罪状制》，杀来俊臣。三十日，孙万荣败死，余部降于突厥。
75岁，圣历元年（698年）正月初一，女皇祭通天宫，改元圣历。本月，女皇下《条流佛道二教制》，禁止佛、道徒相互毁谤。三月初九，女皇托病，令徐彦伯召回庐陵王李显。二十八日，庐陵王至神都洛阳。八月十一日，武承嗣因求作太子不得忧愤而死。十三日，女皇令武重规、张仁禀、李多祚等率兵30万讨突厥。九月十五日，李旦固请让位于李显，女皇批准，立李显为太子。十七日，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二十一日，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副元帅，知元帅事，女皇亲自送行。
76岁，圣历二年（699年）腊月二十五日，女皇赐太子姓武氏。大赦天下。二月，女皇登嵩山，过缑山，谒升仙太子庙，亲书升仙太子碑文，立碑于缑山升仙太子庙。四月，吐蕃赞婆等来降。十八日，女皇为防止身后太子与武姓不相容，令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作誓文，告天地于通天宫，铭之铁卷，藏入史馆。七月，吐谷浑1400帐归顺。本年，改昊陵为攀龙台，顺陵为望凤台。
77岁，久视元年（700年）正月，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守碎叶。三月初六，女皇令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特殊字）（特殊字），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四月二十九日，女皇在三阳宫避暑，作成《宴石淙诗及序》。五月初五，女皇服长生药病愈，改元久视，大赦天下，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六月，令契丹降将李楷固击契丹余党，全部平定。七月，吐蕃将领麴莽布支侵犯凉州，围昌松，被唐休（王景合并）打败。十月初十，下诏复以正月为十一月，腊月为十二月，一月为正月。
78岁，长安元年（701年）正月初三，成州言佛迹现，改元大足。八月，苏安恒上表请女皇还政，抑武兴唐。十月，女皇与太子李显、相王李旦等从洛阳回到长安，改元长安，大赦天下。十二月，女皇为其父立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又称攀龙台碑）于文水昊陵。
79岁，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十七日，女皇首设武举选将才。六月，女皇为其母立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于咸阳顺陵。十一月一日，封相王李旦为司徒。命苏（特殊字）审查酷吏旧狱，昭雪者众多。
80岁，长安三年（703年）正月初一，女皇令武三思、李峤、朱敬则等修《唐史》。四月初九，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求婚。六月初一，突厥默啜又遣使请以女嫁太子之子。
81岁，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女皇病卧长生殿。十月二十二日，封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十一月初五，封天官侍郎韦承庆为行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封张柬之为守凤阁侍郎。
82岁，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初一，改元神龙。女皇病重。下诏：“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皆赦免。”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日韦合并）等迎太子李显，杀张宗昌、张易之，进至女皇寝宫，逼女皇让位。二十三日，女皇令太子李显监国。二十四日，女皇传位于太子李显。二十五日，太子李显即帝位，为中宗。封相王李旦为太尉，同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令免今岁税赋，放宫女3000人。皇族中的流放者和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量叙官爵。二十六日，女皇移居上阳宫。二十七日，中宗李显率百官谒女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二十九日，中宗李显封崔玄（日韦合并）为守内史，敬晖、桓彦范为纳言，张柬之为天官尚书，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并同三品。二月初一，中宗率百官诣上阳官问女皇起居，此后每十日一往。初四，中宗复国号为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均恢复到永淳以前（高宗时代）的原状。复改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五月初四，中宗迁周七庙神主于西京崇尊庙。下诏：“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立唐太庙社稷于东都，封张柬之等5人为王，降武氏诸王为公。十一月二十六日，女皇崩于上阳宫仙居殿，遗诏去帝号，与高宗合陵。
神龙二年（706年）五月十八日，葬女皇于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
景云元年（710年）七月七日，改称“天后”。
景云元年（710年）十月十八日，改称“大圣天后”。
延和元年（712年）六月十七日，改称“则天后”。
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十五日，追尊为“则天顺圣皇后”。
其实，铜匦上书搜集民间言事并非始自武后，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颖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然而武后铜匦上书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却远非赵广汉梁武帝所能望其项背，而匦使的设立更是她的一大发明了。
提议设置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一案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便无法收回，大概有点像现在的邮政信箱。四面正对着东西南北，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涂上不同的颜色。
东方为青色，象征着春天和仁爱，是为延恩匦，求仕进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红色，象征着夏天和赤诚，是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西方为白色，象征着秋天和公议，是为申冤匦，受理冤案申诉。
北方为黑色，象征着冬天和智谋，是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
武后为铜匦配备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每天所有的投状，日暮时分全部由知匦使送上，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根据情况上报朝廷。补阙和拾遗都是武后新设置的谏官名称，补阙之意为补正国家之过缺，拾遗为拾而议论国家之遗事，进言也从原来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多了投匦一途，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的谏议制度。[4]
由此可见铜匦的各项功能如能充分发挥，不失为利国利民的一大创举，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是不太确切的，称为功能齐全的意见箱或者更为合适。因此武周结束之后，匦检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广开言路和自我举荐的一大途径，余风流至五代。天宝年间，大诗人杜甫便两度投书铜匦中的延恩匦以求仕进，最后以《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召试文章而授以参军一职，从此步入仕途。无巧不成书的是，杜甫后来升职为拾遗，史称“杜拾遗”，也正好就是武后新增的官职，也算有缘吧。老杜作诗有云：“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大大地赞扬了武后一通，不知道是不是在感激这位匦谏制度创始人的隔代提携呢^_^
不过，虽然铜匦的功能并非只限于告密，但设置在以周代唐的前夕，一切功能都需要为这一政治目的而让位。“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武后以女御男，天下人心不服，虽然迫于压力不敢妄动，却是潜在的危险分子，一有风吹草动，难免不再上演一次逼宫之举，但平时却很难抓住他们谋反的确切把柄。杀人立威、震慑天下，便成为武后为正式称帝而铺路所作出的选择。垂拱二年三月，铜匦铸成，放置于朝堂上不久，一封密函便塞进了通玄匦，密告铸造者鱼保家曾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作法自毙的鱼保家即刻伏诛，成为铜匦受状的第一位受害人，父亲鱼承晔也坐贬为仪州司马。事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铺天盖地塞进来的大多是告密的函件，尤其是武后接连颁布的鼓励告密的诏令，令得铜匦完全成为开启所有天灾地祸谋反叛乱的告密之门。延恩、招谏、申冤的青、红、白三色，俱被通玄匦阴森肃杀的黑色所淹没，皇太后的通天彻底之智彻底吞噬掉春花秋月的仁爱、赤诚与公议。北方玄武，为幽冥地狱，为太阴化生，斜阳尽处，只剩严冬铭心刻骨的寒。
按照这道诏令，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旅途之上一律供以五品官礼遇，夜宿驿亭官舍，餐有七菜一羹，不问职业尊卑都可谒见太后，地方官吏如敢留难不送必受严惩。如果谁的密奏能得到太后的赏识即可便能擢升为官，即使查无实据纯属诬告也可免于问罪。大唐律令凡诬告者须反坐按照告发他人的罪名判处的规定从此成为一道废纸，无数在正常制度下完全没可能上位的人们为这一诏令而兴奋不已。
皇太后说到做到，以帝王之尊天天在朝堂上亲自接见各地前来告密的农夫樵人甚至死囚，和蔼可亲而又极富耐心，常常在朝臣面前天颜震怒的她，面对着话都说不清楚的民间告密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和慈爱，而她的允诺也决不落空。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皆因告密而得官，成为人人艳羡的传奇故事。就算查无实据或者不满太后意也不会空手而回，自有金钱上的赏赐贴补旅途辛苦。如此有赚无赔的买卖令得百万庶民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告密的黑色旋风随即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揭诏告密的人群从四方八面蜂拥而来，整个春夏之交神都洛阳都塞满了风尘仆仆的告密者，像蜂群更像是蝗虫，驿馆亭舍处处人满为患，官吏穷于应付焦头烂额之余不由得对年逾六十的皇太后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自古以来从无这样大规模的君王与庶民的直接对话。太后对仪容的要求一向近乎苛刻，曾有官员早朝途中因为肚俄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而被解职，他们无法想象太后何以整日接见这些粗俗鄙陋的山野村夫絮絮叨叨而依然能保持春风般温柔和煦的微笑，明明一听就是子虚乌有，有些干脆就是马后炮。也无法想象极端重视文采风度的太后怎么会眉头一不皱一下就封了那么多的官出去，其中甚至包括目不识丁的文盲。难道这就叫做“野无遗贤”？然而太后乐在其中，当全国性的告密狂潮逐渐平息之时据说她已亲自接见了近万人之众，结果令她非常满意：——她的确从这些市井村夫中挑选出了她需要的人才，不，简直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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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铜匦的设置，历来说法不一，有称铜匦为四匦，东南西北各自其一，大约是受胡注通鉴的误导：“四匦，各依其方色”。然通鉴下文即云：“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唐人所著《封氏闻见记》与之相同：“则天垂拱元年，初置匦使之制，为方函四面，各以方色。”可见是一匦四面，面朝东南西北，而非四匦。
太后慧眼相中的第一匹“千里马”是胡人索元礼，状告徐敬业扬州谋反，这本是陈年旧事，但索元礼眼光独到，提出需重刑威慑天下的言辞句句说进太后的心坎，当即超擢为五品游击将军。传说他生性残忍，嗜血成性，每治一狱必牵连罗织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对索元礼的表现甚为欣赏的太后因此在监察系统大量启用胡人，留下“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的歌谣，因为胡人大多没有受过儒家仁义理论的熏陶，做事毫无顾忌，战斗力更为生猛。日后的酷吏都是索元礼的徒子徒孙，对这位教父级大佬极为尊敬，称之为“索使”而不名，就连太后的首席男宠薛怀义都拜他为义父，可见其炙手可热的程度。
索元礼好歹还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相比之下卖饼师傅侯思止的平步青云更让人啧啧称奇，传奇程度足可与千百年后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相映成趣。待他吞吞吐吐地说完一大通废话之后，武后才发现他原来不是告密而是求官来的，胃口还不小，指明要做御史。怜惜他旅途辛苦，武后没有生气，和颜悦色地指出他的资历的确有点问题：“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做官呢？”
早有准备的侯思止大条道理：“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
考虑到侯思止连人名地名都分不清楚闹出若干笑话，有理由相信这话是经过高人指点自己死记硬背的，但临场发挥如此之好还是值得表扬，充分证明了文盲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_^ 这席话就如六祖慧能“菩提明镜”的著名禅语，有着直指人心的魔力，正被尘障雾锁的皇太后顿如醍醐灌顶，即刻见性成佛。杀人需要理由么？办案需要证据么？知道臣下对你不服气，却抓不到他的小辫子，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放过他么？这一心结，被侯思止一句“办案不靠公文靠直觉”便轻易解开，那些饱学宿儒怎能提得出这样犀利通透的见解？这不正是她苦苦寻觅的人才么？
在这样一批榜样人物的带领下，大批酷吏闻风继起，纷纷效法。绰号“牛头阿婆”的秋官侍郎周兴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科研精神而闻名，要生活在现代社会想必会成为恐怖片大师，比如看见小火炖鸡，就想到如果把鸡换成人会怎么样；醋是用嘴来喝的，如果用鼻子来喝又会怎么样。他对人体承受痛苦的极限甚有兴趣，孜孜不倦地试图找出这个临界点。面孔和善的周兴常常在犯人面前兴致勃勃地讲述这些刑罚的妙用，讲着讲着便自己陶醉在鲜血淋漓的意境中无限快意，犯人却早已吓得晕了过去。
不过这些人的残酷程度加起来也拍马难及来俊臣，无论手段还是效果都后来居上，堪称“酷吏之花”。来俊臣是位雍容俊秀的美男子，原本犯法当斩，狱中告变求见太后，他人本美貌，又巧言善辨，讲述刑狱头头是道，说得太后龙心大悦，不仅赦免了他的死罪，更破例将这位死囚提升为侍御史。在来俊臣的手上，酷刑逼供真正上升为一种艺术，诬告陷害得以系统理论化，其经典著作《罗织经》，千载之下读来仍让人心惊肉跳。他们联手缔造出一个恐怖而辉煌的酷吏时代，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在当时，他们的天才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皇太后剑虽在手，仍未出鞘。
什么时候先下手为强，什么时候该欲擒故纵，紫帐中的太后自有分数，盘马弯弓，偏是引而不发，只待不开眼的兔子们憋不住自己跳进陷阱，才能凸现出皇太后代天执法的光明正大。遍布全国的情报网，一年两次的御史巡游，她倒要看看李唐宗室和皇唐旧臣能沉得住气几时？绳索越套越紧，深怀恐惧又忍不住心存侥幸，这种状态最适合各个击破。虽然武后早已占尽优势，能少花些力气毕竟还是好的。武后微笑，对于自己的手法和成绩颇为满意，看着梦想中的皇冠越来越接近，她一向很有耐心。
武后钳天下之口的种种举措收到了效果，群臣对于横扫全国的告密之风不敢有任何非议。事实上，早在当年废中宗立睿宗时，太后便因告密而诛杀有怨言的聚饮禁军十余人，据说当时天有庆云出现，一批识时务的官僚便联络上表庆贺，说这是“天人合德”之意，“欣紫宸之永固，在苍生而知幸”，表明上天在嘉许太后杀得对，杀得妙，这是太后临朝后的第一起祥瑞事件。[5] 平扬州叛乱、诛裴炎、斩程务挺，伴随着太后威权的步步走强，人们对太后铁腕极端畏惧的同时渐渐产生出对力量的膜拜，这必定不是人间的女子，这必定是上天的安排！坊间开始流传起女主武王的传说，在氾水出土的瑞石上发现刻有《广武铭》：“发我铭者小人，读我铭者圣君。……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受到官方重视，隆重地加以祭拜，正面肯定了这些民谣的合法性，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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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峤：《为百寮贺庆云见表》：
臣某等言：伏见今月十一日诛反逆王慈徵等，有庆云见於申未之间。萧索满空，氛氲蔽日，五彩毕备，万人同仰。伏以慈徵等并典司戎旅，出入禁闱，反德乱常，背天逆理。圣灵感通，神昭应，虽逆节始萌，而潜谋必兆，穷奸回之密计，尽包藏之巨慝，并膏斧钺，俱肆朝市。五属明启，严刑应於九秋；万悦豫，嘉气呈於三象。此实天人合德，宗社降休，欣紫宸之永固，在苍生而知幸。无任嘉庆之至，谨拜表称贺以闻。
由来真龙天子出世乾坤挪移江山摇动古书上必定有记载上天垂象，或为民谣，或为奇梦，真龙天子们的发迹也大多似曾相识，他们总是被前朝暴君无理迫害，又总能王者不死绝处逢生，——自有倒霉蛋做替死鬼的干活^_^ 这方面不必苛求没有创意，太过标新立异反而达不到效果，比如梦日月入怀才叫做圣灵感孕，隋末反王刘武周偏要别出心裁说老妈怀他是梦公鸡入怀，那便活该只能做个草头王修不成正果。是以桥段不怕老旧，要紧的是重复次数够多，最初的震惊过后便是麻木的惯性接受。随着时间流逝，记忆慢慢淡化，谎言与事实逐渐等价均值，曾经发生的事情和精心编造的卷宗都会同样变成一页页发黄的文档，模糊了界限，任由后人梳理裁判。时光不能倒流，历史无法重现，于是往往散见于各处重复次数最多的字句，我们称之为可靠。谎言重述一千遍便成了真理，有时也许并非狂人的呓语。
透过真真假假的记载重重叠叠的积累，我们可以大体探知武媚娘歌原是隋唐流行的民间小调，词曲如今已经不存。据《旧唐书*李纲传》记载，隋开皇末，太子杨勇岁首宴请宫臣时，有东宫官员边弹琵琶边唱《武媚娘》之曲，引起性格方正古板的太子洗马李纲不满，认为该官员“於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要求太子治罪。由此看来，武媚娘歌应该是轻松俏皮的情歌小曲一类。及至太后临朝，民间附会，官方鼓励，遂演变成“女主武王”的传说。因来源不一，颇有自相矛盾之处，有指武媚娘歌的流行即是武后受命的表征，有的更改歌词称女主当昌，氾水出土的瑞石刻铭则称武媚娘为来自西天佛国的净光天女，“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民庶尽安乐，方知文武炽。”云云，暗示武后即为将主宰中华令万民安泰的女身佛，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武后君权神授的合理性，无怪乎引起武后特别重视，大力加以支持推广了。天授二年，有家属伏阙上书，为贞观时因结交妖道被御史弹劾谋逆处斩的左武卫将军李君羡鸣冤，称当时有太白经天，主有女主武王取代李唐，太宗预示疑心到小名“五娘”的李君羡身上，将他出为华州刺史，后又轻信小人之言将他处斩，其实不过做了武后的替罪羔羊而已。这一说法因为迎合了武后急于在社会上形成女主正位的心态，受到武后的认可，特地为李君羡追复官爵，以礼改葬。至此，袁天罡相面，李淳风占星，李君羡替死，武媚娘登基的故事初具雏形，在千年流转的岁月中不断地完善修饰，武后非凡的心机和手段、强烈的自信与执著被逐渐淡化，人的影子在众说纷纭的传说中慢慢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天命”神话中那些高高在上而又面目模糊的王者形象，玄天眷命，既寿永昌。
总是这样的。传统历史演义中的王者不需要有任何才能和个性，只需要拿出天命和正统的牌子，自会圣天子百灵相护，英雄豪杰倾心归附。所以《三国演义》里把刘备演绎成一个只会哭的窝囊废也没有关系，皇叔的金字招牌却万不可丢。而这正是武后的软肋。她可以凭才能掌控天下，可以凭威权慑服天下，却无法让天下人真心信服一个女人会是顺天应命的正统所继。这一点，甚至她自己都没有信心。有道是缺什么补什么，就像金庸写武侠小说读者多多，本人却总是希望人们因为他学术上的成就而尊敬他一般，武后这一生对于名字和称号这类东西有着走火入魔般的偏执，大约也正是她自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越发执著了吧。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武后何以会对民谣祥瑞这类能显示她天命所归的事物如此热衷，即使明知作伪也不在乎，因为这至少表示出别人对她统治的肯定和认同吧。于是，麦生三头谷长三穗是祥瑞，母鸡长出鸡冠学公鸡打鸣是祥瑞，某地突然钻出一个土堆也是祥瑞……敬献者和上表恭贺者总能得到她的大笔封赏，这些说法不免让人觉得可笑，有人更因此说她是迷信狂，然而一个由社会底层一步步爬到权力顶峰的人物风光背后的悲哀，又岂是旁人能够体会得到的呢？她要求的，也不过是个认同而已。
然而忠君的正统观念，正是维系中古社会的道德支柱，武后纵然才冠天下，权倾天下，也无法取得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不过或慑于威权，或趋于利益，未能行诸于外而已。垂拱二年新丰县有山踊出，已被她调教得服服帖帖的群臣相与上表，恭贺这是天降祥瑞嘉勉太后的政绩，却有平民俞文俊上书，说无故踊出座土山，就像人身体不适才会长疣赘一样，哪里是什么祥瑞，明明就是灾变！如今太后女处阳位，主宰天下，故此上天特地示警，要太后修身养性，否则必遭天谴。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突然冒出这样的不谐和音，太后不禁大怒，判他流放岭南，后为六道使所杀。俞文俊的生死在武后的执政生涯中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冯宝宝主演的香港版《武则天》中把他编排为武后的初恋情人，在此顺带提一下。此外，作为平民的俞文俊冒死上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说明反对女主执政的呼声仍很强烈，局势仍然不容乐观，起码在武后看来很严重。她除了建立告密制度和启用酷吏以威慑天下之外，只有静待有利时机的出现。
（本节未完待续）
俞文俊是个儒生，武后实在讨厌儒生，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心怀耿耿说三道四。原本武后对儒学没那么大意见，好歹也是社会主流思想，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她也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称帝的理由，武后亲自主持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唐代科举初立，一些规定跟其他朝代颇有不同，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即考生自己带着身份证明到州县报名（“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考试合格后称为贡士，到京参加考试。制举则为天子下诏求贤，百官推举，被举荐者即被称为贡士，直接赴京应试。唐代的殿试，便是天子亲临殿廷主持制举考试了。载初元年（690年）2月14日，武后御洛城南门，亲策贡士于洛城殿，通鉴有云“贡士殿试自此始”，认为科举制中的殿试自此创立，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但细细推究，却大有商议之处。
唐代帝王亲自临试始于唐高宗显庆四年，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基团之后颇思励精图治，亲策举人九百人，最后钦点郭侍举等五人为甲等，令待诏弘文馆[6]，形式与后来的殿试相近，但没有持续下去，直至载初元年武后临试于洛城殿。在武后日后的执政生涯中，虽频繁地举行制举，但都由考官主持，亲试只有这一次纪录。之后的中宗、睿宗未见有亲自临试的记载，玄宗登基后，于开元九年亲试举人于含元殿，其后开元十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六年；天宝元年，十年，十三年举行多次亲试，帝王亲临殿试的做法才持续进行下去，并逐步成为传统。由玄宗开始，凡是比较重要的制举，皇帝一般都是要亲自临试。穆宗有次不想亲试，朝臣们商议后决定取消当年的制科考试，奏章中所提的理由便是“伏以制科所设，本在亲临”云云，可见那时天子亲试制科早已制度化了。综上所述，殿试成为制度始于玄宗，首开殿试则始于高宗，人们之所以视载初元年武后亲试为殿前试人之始，当是那次盛会规模宏大，光芒太过耀眼，于是老实不客气地把她可怜的老公给比没了吧^_^
为了这次殿试，武后提前一年就下诏要文武百官五品以上的荐举贤才，特别注明人数不限多寡。及至载初元年2月14日，考试正式开始，由四方八面赶来应试的考生足有上万名之众，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武后希望能从中选出一些为自己称帝掌政服务的人才，因此非常重视，亲自临考，所问均是她关心思考的时政问题。因考生上万，科目又多，考试持续了数日之久，可谓盛况空前。洛城殿位于洛阳宫城西南，东为集贤殿．西为丽景夹城，南望洛城南门．北眺饮羽殿，气势雄伟，庄严巍峨。遥想当日帝国精英齐集于斯，翰墨留芳，满纸云烟，太后御殿临风，亲发策问，衬着丽日青天，宫阙万千，那种锦天绣地，满目俊才的盛唐气象，势必让人永生难忘。
武后一面启用酷吏打击政敌，一面想方设法网罗人才，这正是她的政权能维持不倒的原因。她杀的人不少，提拔的贤才也同样多，不管是厌恶还是尊敬，她都有足够的理由独占你的爱恨。载初元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夕，为女主天下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便成了武后关心的首要问题。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于是，类似“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衷？”之类的句子[7]，频频出现在她求贤的诏令中。然而儒学和女政治家当真是天敌，太后的心思固然明明白白，但翻遍儒家典籍也找不出—条过硬的依据。武后一次次的策问，换来一次次的失望，最后倒是朝臣李恩文在《尚书·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附会武后用过“垂拱”年号，以此作为受命的依据。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了，“垂拱”的年号本来就是来自于《尚书》，不过武后仍然很高兴，特地昭示天下。但很快有人提醒，对她执政极端不利的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实在不好拿来做样板大肆鼓吹。武后沮丧之余，终于对儒学彻底死心。虽然不至于霸道到因不能为其所用便把儒学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冷落不重视是免不了了。“太后重学士而轻儒士”，千百年来著史的饱学宿儒们一直对此心怀耿耿，其实她要重视才奇怪了，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因此，垂拱年间武后为自己登基大造舆论，准备重建上古时的明堂，理所当然地就把儒生的意见排除在外，只跟她的心腹北门学士商议。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磨快了斧子，擦亮了刀剑，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的既非李唐宗室，也非皇唐旧臣，甚至不是那些老古板的名家大儒，反而是她最信任的北门学士之首，她夸赞过无数次且树立为群臣榜样的现任宰相刘祎之。
（本节未完待续）
[6] 《旧唐书*高宗本纪》
[7] 永昌元年策贤良方正科问制举诏书
在武后由皇后到女帝的夺权过程中，北门学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凡风云突变的关头总有他们的身影浮现，却多在武后称帝前夕被杀。他们的行为不为传统儒学史家所称颂，又因掌握机密太多而深为武后所忌，无论是武周革命还是李唐复兴都对他们的存在讳莫如深，历经千年岁月的风烟，这群被刻意遗忘的人物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而已，刘祎之的一生或许可以为我们勾勒出这些人的侧影吧。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刘祎之有着武后宠儿的典型特征：温文尔雅、文辞灿烂。高宗武后时期正是唐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刘祎之少年时即以文采风流而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齐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虽然儒学功底深厚，但刘祎之并非儒家眼中的三好学生，自有任性疏旷、喜好冒险的一面。他的姐姐曾在宫中担任女官，想必常跟刘祎之讲述一些宫闱秘闻吧，正在青春躁动期而又求知欲旺盛的刘祎之便对姐姐口中那些衣香鬓影纸醉金迷的贵妇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也可以理解，所谓“未必佳人皆绝色，断无才子不风流”嘛^_^ 时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病重，刘祎之的姐姐受武后之命前去探望，胆大妄为的刘祎之便偷偷跟着姐姐混进去开眼界。如果他偷窥的对象是武后，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演绎成一段魏无牙暗恋移花宫主式的凄艳传说，但刘祎之感兴趣的其实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新唐书》说：“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那段时间九十高龄的外祖母杨氏和二十出头的外孙贺兰敏之的私情正传得沸沸扬扬，估计刘祎之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想去瞻仰一下这位老当益壮的贵妇人吧。
不管动机如何，年轻的刘祎之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流放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当年武后的宠臣李义府就是被高宗流放死在那里的，是十分荒凉落后的地区。艰苦的流放生活磨砺了刘祎之，昔日飞扬浮躁的文人气质逐渐沉淀为沉稳内敛，然而内心深处的火焰从未熄灭，渴望出人头地的热情依然不死。数年后，他等到了机会，出众的文采引起了武后的注意，特地上表请高宗召还，拜为中书舍人，不久又蒙恩遇，被武后亲自检拔为北门学士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
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征，才思敏捷，属文工书，率性任侠，不拘小节。他们不太遵循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准则，对人对事常常表现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豪情，对自己的才华深具自信，有时甚至到了自负的程度。强烈张扬的个性，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虽不符合谦恭礼让的传统儒家伦理，但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帝国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蓬勃的生命力，自有一种别样的吸引。“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这样意气风发的少年精神，如同李白的诗，陈子昂的文，正是唐文化于百代之后仍让人追慕怀想的原因所在。然而这些人大多出身寒微，资历较浅，在传统的门阀制度下无法尽展其才，却为武后看中，命随侍左右，特许他们可由北门出入禁中，一手将他们推上了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时为上元年间，武后与太子弘之争正值白热化状态，因此这群突然出现在长安宫廷里的政坛新贵，一开始就被视为武后的私人内阁。
时朝中众位宰相一面倒地支持太子弘，武后颇觉被动，遂引入北门学士，明着为她编纂书籍，扩大影响，暗着参议朝政，分宰相之权。上元二年太子弘神秘死亡，武后又陷入与章怀太子贤争锋的战局。面对桀骜不驯的贤，武后以北门学士为她编纂的《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贤，责其不孝。可见北门学士编书也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且直接介入了皇后与太子贤之间的政争。及至李贤被废，显继立为太子，此时刘祎之已拜为相王府司马，辅佐皇子旦，他和旦的师生之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作为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刘祎之对武后充满了感激和尊敬，人前人后都十分维护武后。说来武后于诸子之中也就和相王旦关系不错，固然是旦年纪较小，性格温顺，但应该也有刘祎之潜移默化的功劳吧！
正因为他身兼武后心腹和相王老师的双重身份，在武后密谋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没有丝毫犹豫便站到了武后一边，和裴炎一起策划了漂亮的嗣圣宫变，把中宗赶下了台。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废昏立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没有任何不妥。做老师的把心爱的弟子扶上皇位，刘祎之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和武后决裂的开始，因为武后并没有遵守承诺把政权交给旦，反而把旦幽入深宫，自己临朝称制了！
本想给学生送份大礼，却害他从此失去自由朝不保夕，惊愕，自责，失望，有生第一次，刘祎之对敬若神明的女主人产生了不满。然而，刘祎之不是裴炎，他从来没有和武后平起平坐的资格，在武后面前他只是一个追随者而非同盟军，武后的决定没有他置疑的余地。或者是长期养成了顺从的习惯，或者是太过了解武后的性格明知说话也无用，刘祎之选择了沉默。他的驯服得到了武后的丰厚回报，顺利地升为宰相，在倔强难制的老臣裴炎和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之间，武后当然更为信任后者，凡军国大事，所有诏敕全出自刘祎之一人手笔，殊恩荣宠，当朝无人能比。据说，《全唐诗》所留下的武后四十余首应制诗，也大多出自刘祎之和他的北门学士同僚笔下。
内心深藏着对武后的不满，却承受着对方如此信任器重，刘祎之矛盾万分。知遇之恩，重于泰山，没有太后的赏识他刘祎之绝对没有今天，然而为人师的责任和源于义理的良知又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贵。眼看着睿宗复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眼看着制度大坏，告密风起，群臣畏威钳口噤若寒蝉，眼看着太后越来越明显的改朝换代举动，他虽非头巾气十足的迂腐书生，却也无法认同太后这样离经叛道的实用主义做法。君臣之谊与固守的道德信念在刘祎之心中天人交战，形诸于外也同样贯穿了这一双重特质。时有位叫房先敏因罪被贬外放，认为处置不当而向宰相陈述。接待他的正是因主审裴炎一案而获升职的中书今骞味道，改不了奸邪小人的本性，立刻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都是皇太后的主意，我也没有办法。”
刘祎之在一旁听着，对武后的忠诚早已根深蒂固，出言维护说：“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这次不关太后的事，是我奏请的。”
武后知道后以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为青州刺史，重赏刘祎之，当众夸奖说：“臣子的美德在于张扬君德，象刘祎之这样推善于君，引过在己才叫做真正的忠诚。刘祎之竭忠奉上，足为臣子典范。”
然而武后越是褒扬，刘祎之压力越大，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做到武后期待的君臣一体，直言无隐，他仍然梦想着睿宗能真正掌权，在自己的辅佐下成为旷世明君，但却深知这是武后的大忌，根本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话憋在心里太久是很难受的，终有一日刘祎之忍不住向自己心腹属下贾大隐透露：“太后既然已经废昏立明，又何必临朝称制？还不如返政皇帝，以安天下之心。”
当时告密之风已经大气，属下靠出卖上司耳得富贵之事比比皆是，刘祎之为当朝宠臣独获天眷早已惹人眼红嫉妒，贾大隐立刻将此事密奏太后。
武后设置铜匦重赏告密就是为了揪出表面忠诚心怀不满的潜在异己分子，但她万万没想到刘祎之竟然也在其列！
“祎之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却有背我之心，难道他就再不顾念我对他的恩遇了吗？”
这大概是武后临朝称制以来说过的最具人情味的话了。
笑对骆宾王的谩骂，让人看到女政治家的豁达与大气，可敬可佩却感觉遥远；庭训群臣声色俱厉，尽显专制君主的霸气横溢，让人一股寒意冷到心里。只有从这句深深的感慨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个权倾天下威风凛凛的女人发现被自己所信任的人背叛时的那一瞬间的心痛与哀愁。
武后对此事的处理颇让人玩味。她没有像对待惯常的告密者那样守口如瓶，而是把告密者和密告内容公诸于众，或许，潜意识中她希望刘祎之能主动站出来和贾大隐对质，申诉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辜负她对他的信任，就像听说丈夫有外遇的妻子，总是忍不住想从丈夫的嘴里证实其实一切只是谣言只是小人挑拨离间。
然而刘祎之没有这么做。因为一切本就是事实。
现在太后知道了，也好。从今后他终可以坦然无愧地直视她的双眼。
（本节未完待续）
刘祎之没有因此而入狱。或者十几年的君臣情分令武后一时之间难以割舍，或者刘祎之一向表现良好似乎还有改造的余地，或者单凭这句话治罪宰相尚觉证据不足，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以武后对付非我族类的残酷无情都算得上异数。有理由相信，太后对于这位一向被自己视为左膀右臂的宠臣的确存有一份真情。
正因为能让太后留情的人如此之少，深思起来越发觉得不甘心：
“我如此待他，他竟然还背叛我。”
“祎之，你何其负朕如此之深！”
愤怒和疑虑如同蚂蚁一般啃食着心田，一点一点地溃烂下去。信任，需要几年十几年的时光才能铸就，却可以因为一句话而彻底崩溃！裂痕已经造成，就算有心忘却，就算竭力弥补，也依然难复完璧。
太后日益明显的冷淡和疏远很快被敏感的刘祎之察觉到了。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那种滋味，他又怎会不清楚？出卖他的，正是一向被他视为知己的下属贾大隐啊！
然而这一切是谁造成的？
“上不谋臣，下或不治；下不谋上，其身难晋；臣不谋僚，敌者勿去。官无恒友，祸存斯虚，势之所然，智者弗怠焉。”
上司不算计下属，便难以统驭治理；下属不算计上司，职务便难以升迁。臣子不算计同僚，自必竞争对手林立，难有出头之日。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祸患只在旦夕之间，形势如此，聪明人岂敢有片刻懈怠。——来俊臣在他风靡一时的《罗织经》里如是说。
在忠君的名号下，朋友之义，亲属之情，都被全然抛却。为了升官发财，人们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毫无顾忌地做着泯灭人伦的事情。
是谁在公开奖励刺激这些丑恶的行为？是谁把凌烟阁变成了斗兽场？
君臣一体，直言无隐……看着自己参与为武后撰写的《臣轨》，刘祎之只觉得可笑，这就是他追求的政治理想吗？
这样的君臣一体，不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势征服。不仅要求臣子彻底弃械投降，而且不容许你保有丝毫隐私，由身体到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在强光之下，暴露在帝王的眼皮底下。
是的，你不能有反抗的行为，甚至不应该有反抗的思想。
君臣一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因此，为人臣者不需要有头脑，只需要有一具供人役使的身体就行了，如果你的一切不能和君主保持一致，对不起，你没有做到君臣一体。
日月当空，光明遍地，所有细节都被照得纤毫毕现。就在这灿烂的阳光下，你背叛了我，我背叛了你。
曾经，他发誓效忠这个赐予他一切的女人；曾经，某人信誓旦旦地声称他是他最好的朋友……
北门，又称玄武门。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捷径直达禁中，成为皇后的座上客。时光上溯得更久远一点，太宗皇帝就是在这里发动兵变，一举除掉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夺得大唐帝国至高无上的皇位。这片深褐色的土地，当年曾浸满了两位不幸皇子的鲜血，人们传说他们怨毒的冤魂至今在这宫墙内徘徊，不曾稍离。
这次事变的胜利者太宗皇帝，一直非常关心史书的撰写，但却对自己亲手弑兄一事直言无讳，“没错，我就是干掉我老哥才做的皇帝，因为他不配！”
谋逆夺嫡骨肉相残的天伦惨剧，被一个“不配”轻轻带过。
天命算什么？皇位只属于最强者！
虽则开创大唐帝国的是高祖李渊，但太宗皇帝的行事作风给大唐留下的烙印无疑更为深刻。嫡长子并不必然就是万众归心的皇位继承人，只要有比他更“配”做皇帝的皇子。
因此，作为北门学士之首的刘祎之为武后出谋划策，扳倒了一个又一个皇子，从未觉得有任何不妥，皇后聪明多才礼贤下士，相王尊师重道谦恭有礼，让他感到自己被重视活得很象人。那时他初登政坛，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皇后看他的眼光，总是充满了欣赏和嘉许。
而今他已不敢说话。
重重心事压抑在心底太久，只好跑进树林里，对着树洞说出自己心里的秘密：“皇帝长着驴耳朵。”
他以为很安全，可是第二天，风吹过树梢，满世界都在喊：“皇帝长着驴耳朵！”
刘祎之苦笑。笑自己的天真，笑这世事的多变和人生的荒谬。
他没有费心思修补和太后的关系，他也作了两三年的宰相了，如今既已失宠，那些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下属必定会像恶狼似的扑上来将他撕成碎片。而太后，她维护权位的决心迟早会压过心里的那丝不忍，自己必定会被定罪入狱的，不是今天，便是明天。
他已做好了准备，剩下的只有等待。
（本节未完待续）
事情的发展一如刘祎之所料，首席宰相的位子人人觊觎，只愁没地方下嘴。既然发现君臣之间已有裂痕，还有不落井下石的？所谓“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8]（刑罚有不能及的时候，诬陷却什么都可以做到；不必担心给人加罪没有名义，只担心君主没有猜疑之心。）摸清了太后的动向，便一封接着一封的密函雪片似的往宫里送，今天说他收受贿赂，明天说他私通别人的侍妾。太后意动，决定还是把刘祎之逮捕入狱查个清楚。表面上看当然是大臣们一再弹劾不能不有所举动，但前有李义府公开卖官，后有来俊臣强占人妻，太后都有庇护包容，可见令她心怀耿耿的还是那句还政皇帝了。
不过对于刘祎之太后始终不愿做得太绝，当时监察和司法机关都已被酷吏把持，一旦把人交给他们断然有死无生；朝中群臣大多与刘祎之有利害关系，靠陷害倾轧同僚来换取自己上位机会的风气太后也有所闻，毕竟告发刘祎之的大多是他的直系下属，让他们处理很难得到公平的审判。想来想去选中因事上奏仍滞留在京的肃州刺史（今甘肃省酒泉县）王本立，就是他了吧。
当王本立带人闯进来向刘祎之宣读太后敕令的时候，刘祎之并不奇怪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事实上，他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但却没有想到太后会把他交给一个地方刺史审判！
士可杀，不可辱。唐代京官向来瞧不起地方官，何况他是堂堂宰相。素来心高气傲的刘祎之只觉受辱，愤怒如同火焰一样地燃烧起来，少年时的叛逆和任性刹那间在他的身体里复活：
“你宣读的是什么敕令？”刘祎之轻蔑地盯着王本立，唇边勾起一丝嘲讽的微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冷冷地道，“直接从宫里拿出来的吧？没有经过中书门下的也配叫敕令？”
“不经鸾台（门下省）凤阁（中书省），何名为敕！”这句话被引用的频率极高。人们常以此来说明唐代三省制度下中书门下二省对皇权的制约作用，又以刘祎之的被杀来说明这种制度仍然不能有效地制约君主专制，和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相差甚远。唐制敕令是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才能正式发布。武后临朝称制后却常常不经三省，以墨敕的形式直接发布。刘祎之对此早有不满，此刻说出来，当是已抱定必死之心了吧！
王本立目瞪口呆，作声不得。他只是一个小刺史，既不明白皇太后何以突然选中他去主审宰相，也不知道怎么应对现任宰相向他提出的程序问题。姜嗣宗前车之鉴摆在那里，还是不要自作聪明的好。于是乖乖地带着被刘祎之鄙视了一通的敕令回去向太后复命，说明情况，请求进一步指示。
武后这次是真的愤怒了。挑选王本立去主审本来还是一番好意，不领情就算了，居然这样奚落轻贱！从刘祎之的这句话中，她清楚地读出了对方对她破坏常制的不满，但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刘祎之对她权威的公然挑衅，这里面的潜在意义，就是对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别以为你随便写两个字就叫敕令了。”
她几乎想见对方眼中那高傲而又轻蔑的神情。这就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如果说私下和同事议论还政皇帝考虑到他和睿宗的师生情谊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这样公开质疑武后敕令的合法性她又怎能姑息！盛怒中的武后立刻以拒捍制使之名将刘祎之逮捕入狱。
太后眼前的第一红人沦为阶下囚的消息，象长了翅膀很快传遍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人们惊讶着刘祎之被捕前的大胆，但更关心的还是谁将会填补首席宰相留下的空缺，然后再兴起新一轮的攻讦和倾轧，如此周而复始。太阳底下，原无新事。
深宫中的睿宗也听到了风声，为了避免太后猜忌，他一向不敢表露出对朝政的关心，但这次下狱的是他的授业恩师。虽然明知自己也是自身难保，说话未必有多大分量，睿宗还是鼓足勇气，写了份措辞婉转、情真意切的奏章，列举刘祎之的功绩，请求太后宽大处理。
睿宗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但皇帝毕竟是皇帝，难得为人请命，太后总还是要给些面子吧。消息传开刘祎之的亲友都很高兴，认为事情有转机，纷纷向他道喜。刘祎之只得苦笑：“你们想得太天真了。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这么做只能加速我的死亡而已。”
刘祎之不愧是武后的知己，睿宗的上表令太后不再犹豫，为了将来掌权方便，留下刘祎之等于留下一名强敌。她不会给睿宗以收买人心的机会，更要让天下人看清谁才是真正的主宰，干脆连审判也省了，立刻下令处死刘祎之。作为对昔日宠臣的最后恩遇，特许刘祎之回家受死。刘祎之回到家中，沐浴更衣，神色自若，命儿子起草给太后的谢表。其子悲不能胜，哪里写得出来！旁边的行刑官不住催促，刘祎之于是自己拿过纸笔，援笔立成，洋洋洒洒几大篇，词理恳切，见者无不伤痛。书成之后，刘祎之从容自杀。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因工作之便看到了这篇文章，赞叹作者的才情，均被武后贬黜外放。
刘祎之是武后十分器重欣赏的人物，他的死亡颇有几分自找的成分。他和武后是两个思想互不相容，自我意识又都非常强烈的人，同样的倔强和骄傲，注定了他们在互相欣赏的同时互不相让，而结局也就注定只能是如斯惨烈了。继刘祎之后，北门学士中最承恩遇的是范履冰和周思茂，于政事损益，多有参预，他们是当时政坛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明堂之制，借建李唐宗庙为由修武周祖庙，皆是出自他们的筹谋。然而武后心境已变，对他们主要是心存利用，不再有私人感情上的牵绊。北门学士由于参与机密太多，除了在太后临朝前便已亡故的苗神客与胡楚宾二人外，其余人等均在武周革命前夕被杀。
元万顷，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
周思茂，垂拱四年下狱死。
范履冰，曾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因举荐不当被杀。
至此，高宗后期至武周革命前曾在政坛翻云覆雨的北门学士，已经全部诛杀殆尽，武后夺权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也随着他们的死亡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有件事情是十分清楚的，自亲手除掉这批她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之后，她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快要攀登到绝顶之际，立足于琼楼玉宇之间，她已经不能有也不再有旁人相伴。
时也？命也？
一丝苍凉的微笑拂过面庞。
他们说太后的外表难以置信的年轻，明明六旬老妇依然美貌如少女。他们说太后的心思不可思议的苍老，如同修炼成精的千年玄狐。
有人说，武后因为不信任人性而鼓励告密；也有人说，武后因为告密反映出的丑恶姿态而对人性彻底失去了信心。
是耶？非耶？
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结局都是一样的：毁掉最后一丝丝温情，走向最终的孤独。
——属于王者的宿命般的孤独。
安定公主死后，世间无不可杀之人。
刘祎之事件，证明天下无人可堪信任。
到处都是陷阱，他人即是地狱。自认举世皆敌的太后反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战意：她就是要以一己之力征服这个轻视敌视她的世界！
垂拱四年二月，洛阳宫乾元殿在尘土飞扬中轰然倒塌，仿佛象征着昔日辉煌灿烂的李唐时代行将结束。这是太后破旧立新的第一步，她要在这废墟之上修建明堂，不是西周帝王祀天的那种破破烂烂的茅草房，而是属于她的、强凤压龙的万象神宫。
（本节未完待续）
[8] 来俊臣《罗织经》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从这首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明堂就和天子联系在一起，传说中，明堂是由轩辕黄帝亲手建造的。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明堂本就源自于上古时期华夏先民的太阳崇拜，时间足可追溯至史前的石器时代。部落首领常常兼具祭师的身份，垒些石头，搭个茅草棚，在里面祭祀天地神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太阳，而黄帝则是那个时代华夏人文始祖的代称了。因此，明堂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尸子》（我没打错字^_^）里面描述黄帝造合宫，夏人称为总章，殷人称为阳馆，可见明堂代代都有建造，自周代起开始固定称作明堂。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明堂制度至此已接近于完善，由太阳崇拜转变为以国君为中心的沟通天象和人事的神圣建筑。国君成为苍天之子，太阳化身，受命于天，前来统治人间。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明堂的构成便是宇宙秩序与人类社会的交汇点，同时也是中介者（天子）确认统治权的明证。这是古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和君权神授观念的原始起源，被隆重地记入了《周礼*考工记》。由此可以想见明堂在古中国社会制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民俗学家眼里，足可与埃及金字塔、美洲太阳庙相提并论。[9] 历代相沿，不仅形成了“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王昌龄《相和歌辞》）的礼仪传统，更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铸塑成了“圣天子/救世主/大英雄即太阳化身”这一古老的原型。直到现代的造神运动，从诸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之类的颂歌中，我们仍可听到来自史前时代华夏先民太阳崇拜的遥远回音。
因为明堂具有君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把建造明堂视作一种如同开边拓疆一样伟大的事业，修成明堂，实在是比封禅还要风光千百倍的事情。然而自周公建成明堂以来，堕废千载莫能兴，能修建成功的仅有汉武帝、王莽改制、光武中兴这么寥寥数位。原因是明堂的记载原本语焉不详，《周礼*考工记》和《大戴礼记》就互相矛盾，加之顶着儒家理想布政之宫的神圣光环，越到后来附会越多，诸儒争执，常令国君是非莫辨，难以决定，号称中国礼制上的天字第一号悬案。自隋文帝、炀帝至唐太宗、高宗，虽有多次创议但皆不能成功，原因即在于此。高宗李治对于超越父亲成为儒家圣王有着浓厚的兴趣，登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算修建明堂，他这一辈子都在听从儒生的意见不断修改、商议，明堂设计在他手里达到了附会的顶峰，把源于阴阳、五行、八卦、堪舆等的各种说法统统吸收进来，以至大到门窗柱椽，小到拱柳屋瓦的数字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可惜直到他去世，明堂也未能创立。然而这样一桩千古之谜到了武后手里却完全不成问题，原因是她根本不和儒生商议，自我作古，昔日周公建明堂也耗时七年，她从动议到竣工仅仅用了一年时间，而且连创两项纪录：——这是史上气魄最宏大，也是最标新立异的明堂。
（本节未完待续）
[9] 叶舒宪：《中国明堂*埃及金字塔*美洲太阳庙》
明堂有多高？按照新旧唐书、通鉴、《唐会要》等书的一致记载，共分三层，“高二百九十四尺”，以一唐尺=0。294米计算，折合为86。43米，相当于故宫太和殿的两倍，今日一幢普通的25层楼那么高。这个高度实在有点吓人，因此今人颇有不相信者，其实北京天坛仅一层就有30多米高，三层楼的明堂共高80多米不足为奇。此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校验，玄宗时再造李唐，拆除了明堂第三层，保留两层复为乾元殿，据说是“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即比原来的少了28米，由此可见原来主楼三层的明堂，当是九十五尺的三倍有余，那么正好是86米高。[10] 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木建筑是日本奈良的仿唐建筑东大寺金堂，高48米，而玄宗改造后的乾元殿为东都洛阳宫的主殿之一，比日本佛寺高十米左右完全正常。今日我们看日本东大寺已经极尽雄伟，那么武后时期的明堂是个什么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唐代建筑为中国木结构的顶峰时期，素以恢宏大气著称，唐代之前未能达到这样高的造诣，宋代的格局又一变为以纤巧秀丽为美，明清以降，便是想建也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_^ 所以武后所建的明堂不仅空前，而且绝后。而这并非武后所建的最大建筑，明堂建成后武后又在其北面建起一个供奉大佛的五层建筑，称为“天堂”在第三层上就已经可以俯视明堂了。明堂和天堂（这名字实在有点怪异）代表着唐代建筑的最高成就，可惜天堂给火烧了，明堂虽然复建但后来也给玄宗拆了改造成宫殿，殊为可惜。
明堂之高已经让人瞠目结舌，形制之奇更是匪夷所思。光是上面提到的在儒家圣物的明堂之北建起一个更气派风光的“天堂”来供奉佛像就足以让儒生们气得吐血了^_^ 此外，武后的明堂只保留了最基本的上圆下方，八窗四达的形制，其他一概大胆创新，什么五室九室全不见了，怎么喜欢怎么来。按照古制明堂应建于京城南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若离宫殿太近，会亵渎神灵。现存的天坛祈年殿便是清高宗乾隆所造的明堂，虽很多方面也不符合古制，但至少也是在北京城郊的。武后不仅不在城郊建，反而选在洛阳宫城中轴线的正中心点上，为此不惜拆毁往昔帝君听政的正殿乾元殿，认为那里是日照正中的阳午地，阳光最为充足。这种说法闻所未闻，不见于任何儒家经典，有认为武后这么做是为了故意羞辱李唐以示破旧立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乾元殿为她夫君李治亲手所建，拆李唐什么宫殿不好，专拆老公建的，未免太不给面子，也和武后一向的行为不符。抛开夫妻情分不谈，武后得以临朝称制，最重要的是因为她长期辅佐高宗天下并称为“二圣”的影响力，以及高宗临终托政的缘故。于是她常常利用各种机会来尊崇高宗，把他抬高到和高祖、太宗一样的地位，以此来巩固自己作为高宗配偶掌权的合法性。因此，武后建明堂的怪异选址很可能另有原因，比如摩尼教的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武后崇佛但不抑道，前有郭行真、明崇俨，后有马元贞、韦什方，足可证明道教徒对她的影响力。她对宗教基本上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初唐宗教信仰极端自由的情况下，武后对域外宗教感兴趣，并吸收其中一些教义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摩尼教自唐高宗时传入中国，武后当政时曾亲自接见该教使者，并留他在京讲经。[10] 摩尼教崇尚光明，认为世界就是光明与黑暗的两极斗争，由于其教义特殊，在很多国家地区传播时都受到抵制，以玄宗盛唐之包容大气，依然下令禁止，由此更凸显出武后竟然予以官方扶持的特殊。武后对于光明、日月的特殊爱好是可以找出很多例子的，这里不妨看看她对几位子女的命名：
长子李弘，取自当时流行的太上老君入世应劫的传说，李弘便是传说中老君下凡化身为人的名字。
三子显，由于和玄奘法师的特殊关系，是佛教史上颇有名气的佛光王。
幼子初名旭轮，后改名为旦，都是太阳初升之意，“旦”更将日字的字形嵌入其中。
紧接着生下幼女太平公主，按照雷家骥先生的考证名叫李令月，和旦的名字相对应，正有着日月凌空之意，似可作为武后日月崇拜的又一佐证。看来，黄易编排她是魔门传人倒也不算全无根据^_^ 倒不是说她一定是摩尼教徒，但应该有受摩尼教义的影响。关于摩尼教义和对武后施政的影响，下一章神道设教部分会有详细论述。
综上所述，武后一手创建的东都明堂简直是个融会了儒、道、佛乃至域外宗教的大杂烩，更不顾儒生一再要求的明堂应该保持上古时期“茅宇土阶”、不事修饰的朴素简洁，务求华美鸿丽，所动用的巨木据说需要一千人才能拖动。底层四面象征四时，为布政之所，武后在这里发布各种政令。中层为八角形，上立重檐，雕饰着九条金龙，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一个圆盘，其上为明堂的最上层祭天之所。而宝顶赫然竟是一只高达丈余的铁凤凰，黄金为饰，昂首振翼，直欲破空飞去，背负着悠悠白云，渺渺苍穹，将人们的视线引向高远辽廓的天宇，上天的眷顾仿佛通过这座宏伟的建筑，时时垂布下来。整座建筑雕金饰玉，极尽奢华，宛如纣王行乐的鹿台。但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顶端那只傲慢的宝凤，丽日当空下舒展着灿烂的双翼，似乎浑身都燃烧着金色的火焰，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强悍姿态，令其下的九条雕龙都黯然失色，沦为陪衬。这实在太太太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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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饰——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明堂》
[11] 明人何乔远《闽书》：（摩尼在波斯灭度之后），“以其法属上首慕阇。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 慕阇与拂多诞都是摩尼教对高级僧侣的专称，据摩尼教经典《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载，慕阇为第一等，意为“承法教道者”，拂多诞为第二等，意为“侍法者”。
见过东陵石碑的人，都会对慈禧凤在龙上的设计创意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武后便将一凤九龙的造型直接搬到了儒家圣物明堂上面，气魄和格局远非慈禧能比了。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武后毫无顾忌我行我素的专断与任性，在明堂的建筑设计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或许，她就是要试验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以及她对政权的掌控程度。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加码，总有一天，人们会从最初的震惊和反感，逐步过渡到麻木的接受，她有这个耐心和能力。明堂的建成，是历代帝王的梦想，甚至比泰山封禅还要难以实现，如今却在她的手里完成了。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证明，世间没有她做不到的事情。她曾是参与主持封禅大典的第一位皇后，也是设计建筑明堂的第一位太后，下一步，还有什么梦想没有完成呢？
她仰望着明堂之巅那只神秘的金鸟，西周圣君治世的神圣和庄严仿佛藉着金凤而复活。那是她的明堂，每一处装饰都打着她特有的痕迹，那武王周公所缔造出的煌煌成汤之业，是她正欲重振的先祖的骄傲与荣光，虽然很多人也许会对她的乱攀亲戚不以为然^_^ 是不是儒家经典旧制中的圣物有什么关系？这是她的圣物。
饰以黄金，缀以珠玉，重重叠叠的装饰几乎令人窒息。色彩在泛滥，光影在流动，仿佛梦想带着难以承受的重量当头压下，难以抗拒却又感觉甜蜜。三重空间，各逞奇巧，每上一层，便多一重期待，多一重祈愿，不断地累积，向天空徐徐逼近，最后倾注在昂首振翼的宝凤身上，探询而挑衅地凝视着云天深处冥冥中那不可测度的天意。
于彼新邑，造我旧周。光宅四表，权制六合。
这高耸入云气势慑人的明堂，便是她亲手创建的图腾，在洛阳城的正中心，在乾元殿的旧址上，伴随着这座凌空而起的华美建筑，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上元二年，以武后的容颜为原型的卢舍那大佛完工，此举令人联想起昔日鲜卑帝王“凿石造佛，如朕帝身” 的豪情。卢舍那，梵文意为“光明遍照”，正与武后日后的自我定位相配合。
同年，太子弘去世，武后借机拉拢裴炎，势力成功渗透入宰相之列。之后联合裴炎之力，连废章怀太子、中宗，借势囚禁睿宗，临朝称制，总揽大权。
文明元年8月高宗下葬，9月武后宣布改元光宅，东都改名神都，同时大改官制名称，旗帜一律改为金色，——唐属土德，按照五行相生的观点太后若建统绪则应属金。江山变色的预兆已隐隐出现。
接下来武后连杀裴炎、刘祎之等人，整肃朝臣，大开告密之门，钳天下之口。十道御史，分春秋两季巡行全国，监察四方，将国家机器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基础上，武后隆重推出即将建立的新王朝的标志性建筑——明堂，明白地表示出以凤压龙的决心。
至此，太后的心思已经昭然若揭。然，已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最后这关键性的一步，由她的侄儿来帮她做到。垂拱四年的这个春天，武承嗣派人在一块白石上镌刻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杂以紫石等药物填塞，白石莹润如玉，字形古雅朴拙，如天外之物，然后找人奉表献于朝廷，声称这是从洛水里面找到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中，这是只有海晏河清、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等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标实现后，才会出现的最大样瑞！
武后绘制的这幅长卷，此刻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她微笑着接受了这份特殊的礼物，瑞石来自洛水，必为天授圣图，她将亲临祭拜，并自上尊号“圣母神皇”，开帝王自上尊号的先河。当天子仍然在位之际，皇太后上此尊号自称神皇，可谓史无前例。但更让人心惊肉跳的还是太后下的拜洛诏书，声称她将于十二月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之后坐明堂接受群臣朝贺，因此特别要求各州的都督刺史及李唐宗室外戚都需要在拜洛大殿之前十日齐集于神都。嗅出了这道旨意背后的森森杀机，一直对太后诸般行为隐忍不言的李唐宗室这回终于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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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唐历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会知道，当年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并成功地夺取天下，借助宗族之力不少，初唐统一战争中领军挂帅的俱为李唐皇室，战死的王级烈士都有两位。高祖开国之后，以局势尚不明朗，欲强宗室以镇天下，广封宗室数十人为郡王，这些皇室宗亲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极盛，不少卷入了武德末年的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之间的夺嫡之战。及至太宗即位，大力加强君权，除了军功卓著如李孝恭等寥寥数人，其余均降为郡公。高祖诸子及太宗庶子大多外放为刺史，实权则掌握在长史手里，无法参与中央高层的权力斗争。他们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却基本上无事可做，便寄情于书画音乐之中悠游度日。如高祖之子滕王元婴为后世滕派蝶画的鼻祖，韩王元嘉工书善文，所交皆当代名士，藏书之丰为大内秘府所不及。他们是艺术家和文学家，却不是骁勇的战士和精于谋算的政客，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日子过得也算清闲自在。
但高宗上台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高宗的储君之位来得并不容易，自己也比较心虚，长孙无忌一掌政就杀了几个亲王，高宗亲政后情况更为恶化，他的疑心病比长孙无忌还厉害（奇怪的是他对太太又很放心-_-|||），进一步加强了对皇室宗亲的监督。他的亲哥哥蒋王恽被人诬告谋反，竟然连抗辩都不敢便惶惧自杀，可见李治对宗室的防范和监管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经过燕王忠案、章怀太子案等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到了垂拱四年李唐皇族仍然在世的已经不多了。
高祖二十二子尚存四人：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舒王元名。
太宗十四子尚存二人：越王贞、纪王慎。
高宗八子之中，武后亲生的死了两个，还有两个在囚禁中，然后就只剩下上金和素节这两个早已被炮制得半死不活的庶子了。皇族亲王也就只剩下这八人以及他们的子嗣了。
武后亲政之后，表面上仍然对高祖太宗诸子极尽礼遇，全部尊为三师三公，但却没有丝毫实权，封邑频频调动，不让他们在一个地方做刺史太久，暗地里安插亲信监视，大开告密之门。这些宗室地位虽尊贵，但有封爵而无国土，有虚职而无实权，自身又处于重重监视之中，虽然知道太后心思不善，却也只能坐观其变了。徐敬业之变，武承嗣便向武后建言借机剪除诸王，但武后认为时机未至，反而任命李唐宗室李孝逸为主帅去讨伐叛军，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随着武后对帝国控制的一步步加强，李孝逸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垂拱三年被流放岭南而死。这样的处置，已经是太后顾念他的旧功而法外施仁了。看在李唐宗室眼中，岂会没有兔死狐悲之感？武承嗣的建言，诸王不能没有耳闻，疑惧重重反侧难安之心，自不待言。韩王元嘉之子李譔与越王贞之子李冲交游广阔，政治敏感度较高，便以密语的形式四下串联相约举事。
现在太后建明堂，拜洛图，改朝换代之心越来越明显，这次召集诸王齐集神都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到底来是不来呢？来，很可能自投罗网；可是不来，太后只怕立刻就要动手了。乾元殿的拆毁，天授圣图的出现，一切都显示风暴即将来临，御用文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拍马上表称颂。谣言四起，盛传天命已移，革命即起，武后将唐室王公征召入京，正为一网打尽；京畿一带，谣言更盛，人人信而不疑。
仿佛为了加重人们的疑虑，武后又下诏削减东阳大长公主的封邑，两个儿子流放到巫州。武后对这位公主的厌恶由来已久，因为她嫁给长孙无忌的舅族渤海高氏，所以经常找点小借口削减她的封邑。但不管怎么说，从前总还是要找点理由，现在完全没有理由不要借口，一副只要我高兴就要找你麻烦的态度，实在是很刺激人。都到这份儿上了，你们还不动么？武后简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刀剑已磨快，就等着杀人，酷吏已在堂，就等着审案，现在只差犯人了。
李唐皇族终于动了。由李譔与李冲牵头，伪造了皇帝的书信，以皇帝要求诸王派兵勤王的名义，联络诸王起兵响应。然而诸王反映不一，如纪王慎就坚决拒绝起兵，因为实力太过悬殊，完全是以卵击石。倒是高祖之女常乐公主表现出了不让须眉的决然态度，她的女儿赵氏嫁给武后第三子周王哲为嫡妃，却被武后无故饿毙，双方早已结仇。接到越王的消息，常乐公主慨然道：“昔日隋文帝将篡周室，尉迟迥身为北周皇室的外甥，犹能举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威震海内，足为忠烈。现在诸王均为先帝之子，岂能不以社稷为心！面对如今李氏危若朝露的困境，不能舍生取义，尚待何时！就算是兵败身死，也无愧此生。” 果决的口吻，却分明流露出必死的凄凉。常乐公主的这番话，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北朝以降贵族女子的慷慨气节和对娘家的忠诚。从志复周室的北周千金公主，托身突厥力图复辟的隋朝义成公主，再到初唐助父起兵的平阳公主，充分地表现出当时女性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巨大的社会活动能力。这也是武后能在唐代出现，而且只能在唐代出现的原因吧！
相较于常乐公主的果决，一些宗室男性的表现令人失望。纪王慎虽说拒绝起兵，倒也信守秘密，反而鲁王灵夔之子李蔼承受不住压力，当他知道父亲正与越王父子策划起兵之时，他自忖越王必败，太后的手段他越想越是胆寒，竟将宗室起兵的计划全盘报告给了武后，出卖了父亲和皇室宗亲，只求换得自己免死不诛。人性的美好与丑恶，便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彰显得越发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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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先天不足的诸王反叛，因为李蔼的告密迅速演变成一场灾难。冲不得不提前起兵，一面派人分报韩、鲁、霍、越、纪诸王，希望让他们起兵接应，共取东都。由于各州距离不一，诸王得到消息的时间并不一致，原本就心存犹豫的诸王面对这一意外情况，都慌了神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灾难临头的时候，几个人有挺身迎接的勇气？而太后的大军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领兵的正是著名酷吏丘神勣，当年逼杀章怀太子的武后密使。
丘神勣之父丘行恭，原是太宗帐下骁将，在秦王世民与王世充的中原决战全力护主，立下殊功，至今昭陵六骏“飒露紫”的浮雕上仍有他的影像。然而此人生性残忍好杀，都督刘兰因谋反罪被杀，丘行恭便剜了他的心肝生吞下去，以此显示自己的忠义。太宗听说后对这种行为极为反感，责备他说：“刘兰谋反国家自有刑法惩处，一死而已，何至于此！” 丘神勣没有继承父亲的勇猛善战，手段之严酷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过之处必定家破人亡，血雨腥风，被时人目为专吃腐肉死尸的猫头鹰。以这样一位酷吏领军，足可猜度太后意欲大开杀戒震慑天下的决心了。
事已至此，只得拼死一战。李冲临时募兵五千，仓促之下倒有一半是胁迫而来，率领这样的虾兵蟹将自然不敢有太大作为，李冲于是决定先击武水，意欲从这里强渡黄河。八月十七，月正中天，苍白而诡异，将群山万壑都徐徐抹上一层幽灵般的冷光，那是死亡的味道。当冲率领这五千人兵临武水的时候，当地县令已经得到消息，闭门拒守。求胜心切的冲下令把草车推到南门，因风纵火，准备烧毁城门，乘势突入。然而上天就像有意给他开玩笑，火尚未起的时候是南风，火一点燃，却突然变成北风，未至城门，反而烧到了自己。士兵惊呼后退，队形为之一乱。李冲的属下董玄寂原本是负责为他管武器的，却并不看好这次起兵的前景，接二连三的意外让他更相信这是天意如此，当下跟人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这是造反呀。”愤怒的李冲以动摇军心罪将他处斩，然而出师不利士卒精神原本高度紧张，董玄寂的话和李冲的威胁点燃了他们心底的恐惧，当下四散逃逸不可遏制，五千兵马顷刻间土崩瓦解，只剩下李冲一个光杆司令。长空冷月，映照着李冲孤零零的身影，仿佛正无声地嘲笑着他的坏运气。
大势已去，李冲长叹，带着几十名家丁僮仆沮丧地返回他的封地博州，这将是他最后的葬身之地。守门人孟青棒看着这位失魂落魄的王爷走近，如此天降富贵绝对不可错过，借机便将倒霉的旧主人当场击杀，拿着他的头去向太后领赏，被升为将军。此时距起兵只有七日，李冲便不战而败，堂堂王爷，竟死于他治下的博州看门人之手。一州官吏素服出降，开门迎接丘神勣率领的朝廷大军。丘神勣冷笑，挥刃将出迎官吏全部斩杀，博州城里尸横遍野，狼藉一地，所破千余家。月落乌啼，杀气严霜，丘神勣洋洋得意地带了一大串人头回京复命，当即被拜为大将军。
当时诸王起兵响应冲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越王贞，于豫州举事，攻陷了上蔡。冲七日败亡的消息已经传来，太后更进一步调兵遣将，发兵十万由宰相张光辅统帅，前来镇压，而诸王方面仍然没有动作，昔日密谋时的豪情壮志仿佛只是一场笑话。越王恐惧不能自已，他只有五千兵马，诸王既然不敢发兵，他还有什么本钱去和太后斗？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自缚去洛阳宫向太后请罪。这时新蔡县令傅延庆率了两千兵马赶来，他还不知道冲的死讯，正准备去投奔到李冲麾下的。这支奇迹般出现的军队给了越王以最后的勇气，封锁消息决心拼死一搏，声称李冲已经攻破数州，拥兵二十万，正赶来会合。
这个美丽的谎言不能给人以任何安慰，朝廷的十万大军迅速把豫州围得水泄不通，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手足无措的越王只得找了一帮道士和尚念经做法祈求神灵庇佑。声声佛号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渐渐低弱乏力，事情已经变成了一场可笑的闹剧。不断的有豫州官民背弃越王逾城出降，官军入城，只有越王的家僮仍然在拼力厮杀全心护主，越王却已经无心再斗，深陷绝境孤掌难鸣的苍凉与无奈袭上心头：“事已至此，岂能坐而待戮。”白发苍苍的越王返身入内，与妻子、儿女、女婿一同自杀，前后也不过十七日而已。当年徐敬业起兵时曾有言“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如果不是有所夸大，就是经过这三四年的从容布置，武后对全国的控制力确实大大加强了。
越王既破，张光辅率军入城，以丘神勣为榜样，纵兵滥杀以邀功请赏，株连六七百家，还有五千多人要藉没为奴。在那个酷吏当道、人心沦丧的时代，这就是当时的主流风气。随行的一位官员看不过眼，想替百姓求情，却也知道武后是有心严办越王一案，表文写了又撕，意不能定，然而对生命的悲悯和道义良心终于压倒了内心的恐惧，鼓足勇气一面向武后上表请她哀怜这些无辜受累的百姓，一面全力阻止张光辅的暴虐行径。[12] 几天之后等来了武后的特赦，豫州的百姓得救了，但这位为民请命的官员仍然得罪被贬，出为复州刺史。百姓闻讯，相携哭倒在德政碑下。此人便是一代名相狄仁杰，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他的仁心侠骨，将是那个严酷时代仅存的一段温暖。
（本节未完待续）
[12] 狄仁杰：《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
臣欲闻奏，似为逆人论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非其本心，愿矜其诖误。
一心想杀人立威的武后，未免对狄仁杰的不识时务颇不以为然，她虽非不讲理的人，却不想在关键时刻显得心慈手软，让人会错意以为有机可乘。虽然真正起兵的只有越王父子，她却将韩鲁诸王及常乐公主夫妇等一起收审下狱。将李唐宗室一网打尽是她筹划已久的事情，必须在她登基前尽快办好，如若等到她称帝之后再镇压，她便是窃国的僭主，他们便是复辟的孤臣，民心和道理便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在她仍然以皇太后身份代子临朝，反她便是叛国，就算她因此把夫家的这些亲戚杀得一干二净，也无人能说她半句不是。武后处事一向明智而实际，总能从诸多选择中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她以理智强压住近在咫尺的皇位的诱惑，先解决掉李家这些皇亲国戚再说。为了不落人口实，她还找了个名声颇好的监察御史苏珦来审理此案。或者在武后的心目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调教大臣们应该对她的用意心领神会，然而苏珦的顽固大大出乎她的意料，日子一天天过去，苏珦还是说他找不到诸王谋反的证据无法定案，令武后大为不悦。下面的人察言观色，立刻便有诬告苏珦和诸王合谋的，武后疑心病本来就重，亲自问讯，把苏珦吓了个半死。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或许就在这里，不是不害怕，却并不因害怕而退缩，虽然战战兢兢，还是一条一条地据理力争，说证据不足就是不能定案。武后看他也不象谋反的样子，满口大道理还没法反驳，给这认真执拗的书呆子弄得没了脾气，顿时意识到是自己用错了人：让一个天良未泯凡事认死理的书生去做诬告冤杀这种事，于人于己都是一种折磨。“卿为大雅之士，”武后一顶高帽子给苏珦扣过去，“朕一定要好好重用你。这件案子你就不用操心了。”当场便打发他去河西作监军，省得他在自己耳边聒噪。
跟苏珦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坚定了武后重用酷吏的决心，主审李唐皇室的任务落到了大名鼎鼎的周兴身上，他也凭借此案一战成名。令人闻名丧胆的武周酷吏正式登场，由此开启了长达八年酷吏滥刑的高压恐怖时代。中宗复辟后列出了一张27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这里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数千条人命，小儿闻之不敢夜啼。他们是太后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需要太后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便会凶猛地扑上前去，对太后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强权震慑天下，血腥铸就威严，他们就是死神的代称，那阴鹜森冷的黑色之翼划过长空，就连魔鬼也会为之颤栗。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为了迎接亘古未有的一代女皇的诞生，狂云怒雨，血洗万里江山。
（本节未完待续）
周兴，绰号牛头阿婆，牛头指其手段严酷如地狱的牛头马面勾魂使者，阿婆指其男生女相，外表慈祥和善如老妇。这种表与里的巨大反差，更容易给人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配以周兴创造性发明的各类刑具，以及不顾人犯死活逼供到底的决心，天下简直就没有他办不下来的案子。在苏珦手里迟迟没有突破的李唐宗室谋反案，到了周兴手里很快就有了结果，越王父子8月败亡，9月韩鲁诸王及常乐公主夫妇通谋案便已了结，所有人犯全都畏罪自缢而死，连死法都那么整齐划一。鲁王之子李霭因为告密有功得以不诛，还升职做到散骑常侍，可惜武后对他依然不存信任，不久便被酷吏诬告诛杀，只比老父多活了几个月。如果他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是否还会昧着良心连父亲都要出卖？太后对周兴的处理结果深感满意，完全无意追究细节问题，在太后的筹谋中越王父子这张牌尚未利用到尽，所有她认为对她构成威胁或立场不稳的人物迟早都会被罗织入网，彻底消灭。
10月开始，大狱又起。霍王元轨坐与越王李贞连谋被废，流放黔州，死于途中。太宗之女城阳公主的三个儿子薛顗、薛绪、薛绍都坐与越王之子李冲合谋而被杀。其中薛绍为武后爱女太平公主的夫婿，被牵连进去纯属冤枉，他和太平公主的感情虽然不像电视剧《大明宫词》演绎得那样浪漫，但应该也是一对情意深笃的小夫妻，成婚7年间他们有了4个孩子，薛绍入狱之时，最小的孩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太平公主作为武后唯一的女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果薛绍不是令她心仪的男子，没人能强迫她如此频繁地为他生儿育女。有人以薛绍死后不久太平便另嫁说明太平的寡情，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了。遥想七年前，年仅十五、六岁的太平公主，耐不住少女的春心萌动，大胆地换上一身男装跑到父皇母后面前，要求二圣赐给她一个驸马，在众多的翩翩贵公子中选中表哥薛绍。开耀元年那一场豪华铺张的婚礼，令长安城的市民至今记忆犹新。映天的火烛，少女含羞的娇靥，驸马温柔的笑容……往事是那样的美好，美好得近乎不真实。七年转瞬即逝，春梦醒来，一切是空。她纵然是母亲最宠爱的女儿，也挽回不了爱郎的性命，武后的宏图大计不容任何人干扰，薛绍依然被处死，女儿的盈盈泪水换来的唯一一点慈悲就是让他保留了全尸，杖打一百，饿毙于狱中。对于女儿的婚事，武后自有打算，她现在准备全力栽培自己的娘家人，薛绍死了正好，她正打算撮合太平公主和侄儿武承嗣，让武李两家亲上加亲。可惜武承嗣有病，太平不愿意嫁。于是又选中了武攸暨，也是出名的美男子，可惜已经有了妻子。对于武后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武攸暨前脚出门，太太便被人上门杀死，太平公主随即风光改嫁，武攸暨哪敢说半个不字！只有对新太太毕恭毕敬赔小心的份儿。
太平现在又有了丈夫，新丈夫仍然是风度翩翩的佳公子，然而七年的感情能否那样轻易就抹去？在强权下以结发妻子的死亡来换来与公主的结合，武攸暨能否对她不存芥蒂，一如初婚那般甜蜜贴心？答案几乎不问可知。少女情怀在母亲的暴力干预下如风消逝，她不能再像一个平凡女子那样拥有真正的情爱和温柔，她的初恋终结于强权，她的再婚以另一个无辜女子的死亡为代价。这一段经历让她深深地意识到，没有权力作为保障，就连基本的生存权也不能拥有，遑论所谓的幸福。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掌握在手中的权力才是真的。不能得到情爱滋润的女子，只能参与权力这种危险的游戏，因为，这已经是她唯一的选择。随着薛绍的死亡，太平公主的生命已经被母亲重新改写。
一直认为，人们可能高估了太平公主在武后心目中的地位。诚然她是武后最宠爱的女儿，然而爱对于武后来说本就是奢侈品。武后的人生是一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布局精密的棋，如果这局棋里还有空位可以容纳别人：好的，请进来，宝贝，我爱你。如果这空位你塞不进去，对不起，你不能进来，你不能妨碍我的生活。是的，她爱太平，但她的母女之情也不过如此。前有来俊臣视太平公主与睿宗为同级胆敢构陷，后有二张弄权太平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迎奉拍马，太平公主在武周朝的日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惬意一手遮天。有道是天无二日，凡有武后存在的场合，她便是绝对的主角，即使是她最爱的太平公主，也只能在母亲的光芒下小心翼翼地度日。太平的柔顺乖巧让武后深感欣慰，渐渐地也会跟她分享一些心事，但每次都有严厉地告诫她不可外传。史载“主内与谋，外检畏，终后世无它訾。”这位权倾天下人人畏惧的第一公主，还要等到母亲去世后才能大放光彩。
（本节未完待续）
这场大狱一直持续到垂拱四年结束，立场坚定多次在回信中表明不参加叛乱的舒王元名和纪王慎或许会庆幸自己的明智，现在李家的亲王级人物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能在一波又一波严酷的清洗中幸存下来，扮鸵鸟的本事也算修炼到家了。可惜他们碰到的是武后，血统就是他们的原罪，不需要别的理由。武后不会给敌人以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她之所以没有一次性下手，只不过不想动静太大引发社会震荡而已。第二年四月，高祖第十六子故道王元庆之子李湮、太宗第七子故蒋王恽（高宗年间被属下诬告谋反吓得自杀的那位）之子李炜等十二位皇族，都因叛逆罪被诛杀抄家，开除出宗籍，揭开了又一轮整肃清洗的序幕。七月，舒王元名和纪王慎这两条漏网之鱼终究在劫难逃，舒王元名的罪名是因儿子与越王合谋而连坐，纪王慎罪在知情不报，两人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被架上了刑场。
纪王慎之母为太宗宠妃韦氏，姐姐临川公主曾是武后的闺中密友，去世时武后亲自为其作赞，葬礼极尽哀荣，前文已有叙述。纪王慎持身甚正，历任刺史期间颇有政绩，当地百姓曾为之建德政碑颂扬其德，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格。唐代的贵族女子大多放纵骄横，纪王之女楚媛却以孝顺节俭出名，颇受世人赞誉。由这些细节看来，纪王慎性格小心谨慎，本分保守，加之姐姐以前和武后关系不俗，可能对武后仍存幻想，所以一直坚拒起兵，没想到躲过了这一次，却躲不过下一遭。他的六位嫡子，长子受来俊臣诬告早死，其余五子均在这次事件中被杀。纪王本人自越王谋反之后即入狱受审，陆陆续续地审理了半年之久，最后还是架上刑场等候处斩。事情却在这一刻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行刑的屠刀已经举起，太后的特使就在最后一刻出现，宣布免死特赦。纪王慎如在梦中般拣回一条命，还没来得及品味是庆幸还是凄楚，便得知了诸子被杀的消息。武后似乎存心考验人的心理极限，死里逃生的狂喜之后，便是痛失至亲的狂悲。人生最难受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都死光了，留下他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子还有什么意思？
按照武后的赦令，纪王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由刑场上直接装入囚车，披枷带锁流放巴州，那正是昔日太子贤的死难之地。然而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的纪王，无法再经受住沿途的艰苦磨难，刻骨的悲哀和绝望啃噬着他衰老的躯体，走到半途便去世了。不过就算他能撑到目的地，前景也是同样的黯淡。舒王元名便撑到了流放地和州，强健的体魄和心智没能救得了他，几个月过去太后见他还没死，便直接改判死刑，就地处斩。至此，高祖二十二子，太宗十四子，已经无一存活在世。
接下来武后只需要对付高宗的两位庶子上金和素节，他们之所以还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早已经被武后炮制得半死不活。现在武后已经不需要再向谁显示她的嫡母风范了，于是她不慌不忙地伸出小指头，象摁死蚂蚁一般处死了这两位皇子。这两个自武后正位中宫以来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的难兄难弟，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宁静。上金七子，素节九子，也随即在武后斩草除根式的屠杀中丧命。
（本节未完待续）
被控谋逆的李唐皇族中人均被开除出宗籍，改姓为虺，以庶人之礼下葬。虺是指毒蛇或者蜥蜴一类的肮脏的爬虫。武后很喜欢给人改姓为蛇类动物，比如将废后王氏改姓为蟒，得罪她的武氏兄弟改姓为蝮。她似乎对蛇和蜥蜴之类蠕动的爬行动物特别厌恶，当与她自身的女性气质有关吧。武后认为，这样处理之后，被杀的人到了九泉之下也无法认祖归宗，向亲人诉说冤屈。高宗去世时，武后为稳定人心而将在世的韩鲁诸王加封为三公，现在已经消灭干净，但早逝的亲王们仍然有不少子嗣，在武后的眼中，他们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于是这位辛勤的园丁，仍然为剪枝修叶而忙碌，酷吏便是她的最佳拍档。周兴、侯思止、来俊臣等一个个飞黄腾达，众多李氏皇族的人头便是他们平步青云的阶梯。由垂拱四年到天授元年的短短几年间，昔日金尊玉贵的宗室皇族无不遭受灭顶之灾，整肃的寒刃挥过，猩红的鲜血如榴花般地迸溅，撒落于尘埃之上，即时渗透入地。血污和到处弥漫的腐尸味道充斥着堂皇的神都洛阳，大江南北都可以看到衣冠扫地的公卿们被铁链拴着如牛马般驱赶过市，前往岭南亚热带的蛮荒丛林，或飘摇于海南孤岛之上，继续朝不保夕的囚徒生涯，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也有在朋友或忠仆的帮助下逃脱罗网，比如上金之子义珣，变易姓名潜身为人仆佣，从事着卑贱污秽的职业，内心之恐惧凄凉，自不待言。评书《薛刚反唐》里面说睿宗旦为了逃避武后的迫害沦落为奴，时时刻刻凄惶如惊弓之鸟，不是没有原型的。素来为武后所恶的故太子贤二子，也在这段时间被祖母鞭杀而亡。
稠浓的鲜血一点一点地凝成厚厚的血痂，惊心动魄的屠杀也终究将化为史书中平淡超然的文字。以《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为参考，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后掌权时被杀的占到60%，加上流放、潜逃的，则占到73%。李唐皇族的女眷与亲友也有数百家遭受屠杀，被杀者皆就地草草掩埋，年幼的则没为官奴，“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13] 下面略提一下高祖太宗嫡系子孙的死难情况：
高祖诸子：
韩王元嘉灭门
鲁王灵夔三孙存
霍王元轨灭门
舒王元名灭门
故虢王凤之子东莞郡公李融幸存一子
故道王元庆之子广汉郡公李谧灭门
故密王元晓之子南安王颖幸存一子
故滕王元婴有子六人，皆灭门
故郑王元懿幸存二子
太宗诸子：
越王贞灭门
纪王慎皆灭门
故蒋王恽之子汝南郡王李玮幸存一子
故蜀王愔之子广都郡王李畴灭门，承嗣的蜀王李璠灭门
故曹王明之子零陵郡王李俊灭门，黎国公李杰幸存一子
在剪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无疑是最大的功臣，他快刀斩乱麻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后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新旧酷吏中独领风骚。由社会底层爬上高位的周兴，以加倍的勤勉和忠心来报答武后的知遇之恩，真可称为上体天心，下戮人心。载初元年，周兴奏请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李家宗籍，武后当然照准。曾经辉煌灿烂的李姓时代彻底成为过去，宗亲凋零殆尽，就连公主驸马也未有几人幸免于难，只有高祖之女千金公主因向武后“献药” 颇见灵效而得到武后的青睐，但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此刻见势头不对，虽然已经七十高龄，仍不惜以姑母之尊，主动要求作武后的女儿，被封为延安大长公主，赐姓为武。据说武后对这位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女儿”很是喜爱，固然是千金公主卑躬屈膝态度讨好，她献上的“灵药”想必也功不可没，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薛怀义，武后的第一个公开面首。
（本节未完待续）
[13]雷家骥：《武则天传》
之所以把薛怀义放到此时才介绍，一则是为了行文方便，二来也是不希望人们把眼光过多得放到武后的私生活上，毕竟这不该是评价一个帝王的主要着眼点。不过，要说这些男宠们在武周政治舞台上完全无所作为，也并非事实，就算飞鸟掠过天空，也会有瞬间投影于波心。薛怀义登场亮相应是在光宅至垂拱元年期间，那时他叫冯小宝，是个走街串巷卖药为生的江湖混混，从他高超的床上技巧来看，估计顺便还兼做一点皮肉生意。传说他总是喜欢精赤着上身表演拳脚，炫耀性地让一身强健的肌肉展露人前，状态威猛一如武打明星李小龙，他的桃花运就这样给招来了。
唐代民风原本开放，美男子走在大街上也会遭遇飞来艳福，唐传奇中便常有某位穷书生突然被后土夫人之类的女神看中，一夜之间名利双收，羡煞世人。和《聊斋志异》里那些多情的女鬼狐仙总是辛勤纺纱织布供书生科考不同，后土夫人们的气派大得多，手一挥就可以命令手下神灵为男主人公安排好锦绣前程，然后又自称缘尽毫不恋栈地抽身离去，留下吃软饭上瘾的男主角思念不已。怪不得有人说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确蛮有时代特点的^_^ 冯小宝的起点比这低，看上他的是千金公主的侍女，偷偷地把他弄进府里幽会，一不小心给公主发现了，没收了自己用。大约他的确有两把刷子，千金公主品尝之后不禁有“如此良材岂能沦落民间”之叹，转手推荐给了太后，于是这位洛阳城里的小混混，便跌跌撞撞地给送到了皇太后的寝宫。
武后当时刚平息了徐敬业之乱，正身心俱疲，急需休息，便欣然接受了这份特殊的礼物。武后的母亲杨氏以风流出名，以遗传基因推测武后这方面的需求也应该比较旺盛，可惜李治晚年病病歪歪，难以尽情品尝欢爱的滋味。冯小宝的到来弥补了这一遗憾，于是，在经过了六十年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经营之后，她终于拥有了梦想中的一切：睥睨天下的权势，至高无上的尊位，普天下人的毕恭毕敬，以及美妙的性 爱。醉卧美男膝，醒握天下权，生命真美好。
在权力与美色的双重滋润下，迟暮的太后再度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她真的有点不舍得离开冯小宝这个新鲜的玩具了。碍于高宗去世不久，武后对朝政的掌控还不是很稳固，不好太过张扬，便令冯小宝出家为僧，赐名怀义，方便出入宫禁。又以其出身低微，将他改姓为薛，对外就说是太平公主夫婿薛绍的族叔，借此提高身价。刚开始的时候，武后常让薛怀义和高僧法明等十多人一起入宫作法，留下法明等在外诵佛念经，薛怀义则直入寝宫，渐渐的也就不太顾忌了。恩遇越来越厚，人人都知道薛怀义是太后眼前的红人，尊称他为薛师而不名。
昔日洛阳城里卖野药的江湖汉，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人人趋奉的座上客，洛阳名刹白马寺的主持。际遇之离奇，堪称麻雀变凤凰之唐朝版，不过脱胎换骨的是小野鸭，点石成金的却是皇太后。有她做老板，胜过给全世界的男人+女人打工。他只需要侍候她一个看她一人的脸色就够了，却有余下99。99%的人点头哈腰忙不迭地侍候他，就连炙手可热的武承嗣、武三思兄弟，也甘心在他面前执僮仆礼，对于一个小混混来说，当然赚到。只是这样的发家史到底不甚光彩，女人以色事人往往能得到人们的包容甚至同情，搞不好还可以骄傲地宣称：我是绝世美女，大唐天子的宠妃！男人却很少能腰板笔直地吆喝：我是绝世美男，大唐太后的男宠！不是不让人郁闷的。虽然闭上眼睛也可以自我安慰，能征服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也是很了不起的本事，但光秃秃凉飕飕的脑门总在无情地提醒他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太后的手段一向很绝，喜欢给每一个宠物都打上印记，表明这是她的东西，秃头和戒疤便是她给他留下的记号，就像给心爱的马印下烙痕。我常常怀疑武后是否因为年轻时在感业寺呆过而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态，否则大可以让冯小宝束发做道士的，也同样可以出入后宫。
可以肯定薛怀义对此事很不满，但是武后高兴，他只能乖乖地照办，谁叫他寄在对方的帐上刷卡^_^ 满腔的怒火，便朝着他可以欺负的对象发泄。于是洛阳城里便常可以看到鲜衣怒马的薛大和尚带领一群恶僧横冲直撞招摇过市，踩死个把人寻常事，看别人不顺眼（特别是道士）就抓过来剃光头发强迫人家做和尚，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可怜的男人，就用这样扭曲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受伤的尊严。只是他的尊严要紧，别人的尊严就不要紧了么？狐狸精一旦傍上母老虎，逞不完的威风煞气。本来还有一点点同情他红颜薄命，见状也只能骂一句小人得志。
薛怀义带着这幅欠扁样终有一日撞上了宰相苏良嗣，两队人马在皇宫门口碰上互不相让，骄横已惯的薛怀义连武承嗣都可以颐指气使，自然没把苏良嗣放在眼里。然而唐代宰相的威仪绝非他官可比，号称“礼绝百僚”，随便举个例子，冬至立杖众人举火列烛，一旦宰相将至，百官都要扑灭火烛以避之，可见其排场。武周时代就算宰相最掉价的时候了，也不是薛怀义这样的弄臣可以轻辱的。苏良嗣见薛怀义竟敢对他吆五喝六不禁大怒，当即叫左右把薛怀义拖过来正正反反抽了他几十记耳光，撵出宫去。薛怀义悲愤地捂着通红的脸颊向太后哭诉，那委屈的神情不禁让武后又怜又爱：“可怜的怀义，以后记得从北门出入好了，南门是宰相出入的地方，去惹他们做什么呢？”
薛大和尚顿时傻了眼，不过这样的经历对他有好处，至少能认清自己的身份——仅仅是太后的玩物而已。知耻近乎勇的薛怀义决心努力奋斗，做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别人瞧瞧他不是只在床上了得。这种心态其实颇可理解，也值得敬重，每一个人都有他自我奋斗的权力。毕竟欢爱正浓，武后也不忍心打击他，就像精明的董事长不会让小蜜插手公司管理，却也乐意开张支票供其炒股玩，不过武后出手比寻常男子大气多了，薛怀义得到的礼物足可让他名垂青史：奉旨督作明堂的修建。
让一个卑贱的男宠去主持修建儒家圣物明堂，武后离经叛道的做法再一次显示出她骨子里对于儒家传统的轻蔑，也难怪后世儒生看她不顺眼了。薛怀义还是蛮聪明的，至少办这件事没给武后丢脸，垂拱四年十二月，一座标新立异而又富丽堂皇的明堂终于建成了，号为“万象神宫”。背后还建成了一座更加高大气派的天堂放置佛像（搞不好还是出于薛怀义的建议），薛怀义因功拜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这时整肃李唐皇族的第一波已经结束，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武后自上尊号“圣母神皇”，亲临拜受洛水神石，大享万象神宫，皇帝的宝座已经近在咫尺了。
（本节未完待续）
垂拱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已经自称圣母神皇的武后，亲临洛水，拜祭宝图，揭开了武周革命神道立国的第一幕。所谓“宝图” ，即前文提到的武承嗣等人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自称获之于洛水，武后命名为宝图，后又更名为“天授圣图”，洛水更名为“永昌洛水”，禁止在这里垂钓，并下诏要李唐宗室齐集洛阳，参与拜洛大典，引发了越王父子的叛乱以及武后蓄谋已久的血腥屠杀。然而太后拜洛的决心，不因李唐诸王的反对而终止，大狱过后，正该粉饰太平。河出图，洛出书，本就是儒家理想治世才能出现的最大祥瑞，而这次拜洛大典文物仪仗之盛，也被史家称之为“唐兴以来未之有也”。影子皇帝睿宗，皇太子成器，内外文武百官，以及八荒六合的蛮夷君长，均有肃然出席，构成声势浩荡的活动背景，作为陪衬，烘托出太后武氏这位非凡的女人。
洛水，发源于华山南麓，左携涧水，右带伊河，东出平原，北入黄河。传说在混沌未开的上古时期，以伏羲帝德合天下，天应之鸟兽文章，遣神龟自洛水浮现。龟背上的神秘花纹如同文字，伏羲因之创先天八卦，推演出天地之数，这就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这条神奇的河流，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迎来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滔滔洛水，奔腾不息，穿越数千年的时光，历经多少血与火的交锋，见证过多少枭雄的兴亡，中华帝国已然发展成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国度，璀璨辉煌的唐文化，正如国色天香的牡丹花一般含苞待放。而这个庞大帝国的主人便是武后，这位现年65岁的妇人。三十多年前，她曾在西都长安接过皇后的玺印，成为大唐帝国最尊贵的女人。她曾经为此激动不已，以为这是一个女人梦想中人生的极致。现在想起来，只能付诸于轻轻一笑而已。
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梦想无极限。
数日之后的垂拱五年元旦，圣母神皇大飨万象神宫。这一次，武后第一次穿上了全套天子专用的衮冕服饰，执镇圭行初献之礼，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祭祀昊天上帝，然后是大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圣，接着，他们来到神皇父亲魏国先王武士彟的灵前祭拜，最后才轮到五方帝座。礼毕，圣母神皇登则天门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永昌。三日之后，她再度穿上衮冕礼服，驾临万象神宫，接受群臣朝贺，并于次日布政于明堂，颁九条政令训诫百官。五日，太后再御明堂，大飨群臣，结束了明堂落成后的首次布阵大典。整个仪式完全依据周礼拟定——这自然是太后为了纪念本家周朝远祖的又一努力，与众不同的是主持祭献的是身穿天子礼服的太后，而祭祀的祖先中赫然竟有太后的父亲！
“天子坐明堂”的古老礼仪终于重现于世，然而群臣叩拜的却是一个妇人，这多少有点让人不是滋味，嗅觉敏锐的人们已经感觉出明堂布政大典俨然如同太后的登基预演，奈何太后手段太过凌厉，刚刚结束的那场大狱人头滚滚血雨腥风的惨状犹在眼前，岂敢多言。纷纷上表庆贺，以示忠诚。曾经上书谏阻太后重用酷吏的陈子昂此时也专程奉上贺表，歌颂神皇 “至德配天，化及草木。天不爱宝，洛出瑞图；……陛下恭承天命，因顺子来，建立明堂，式尊显号，成之匪日，功若有神，万国咸欢，百灵同庆。”[14]这是明白地承认太后代子临朝得以承受天命的合法性了。
到底成王败寇。
近四十年铁血执政的生涯，太后已然将官僚集团的弱点看破，翌月又下令尊父亲为周忠孝太皇，母亲杨氏为忠孝太后，坟墓均按帝王的规格改称为陵，由武士彟起上溯四代均封为王，并特置官吏执掌武氏陵庙的祭祀，规格已与帝王无异。为了让人们逐步接受女性帝王，武后进一步提高母亲的地位，十月又下令重大祭祀活动除了高祖太宗配祭昊天，还需要祭拜窦皇后和长孙皇后配祭皇地，当然，就像忠孝太皇配祭李唐三圣，太后的母亲忠孝太后也同样配祭李唐诸后。由这里可以看出，武后此时已经拟定了新王朝的国号——大周，周唐一体的混合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于彼新邑，造我旧周。”她相信“大周”这个名号很快就会深入人心。
（本节未完待续）
[14]陈子昂：《为程处弼应拜洛表》
按照古中国的政治传统，新王朝的诞生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及一系列的仪式。君权的合法性概括而言由天意和民心两大支撑点构成，谶纬预言天降祥瑞是前者，万民拥戴上表劝进是后者。王者承天命所归，民心所向，代上天来治理万民，必须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以示革命更化。通俗一点说，就是表明他是老板，现在轮到他来制定规则。然而天意渺茫，人心幽微，如何把无形无质的天意人心化为可见可感的社会潮流，则纯属技术活儿，所以这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表白又有另一个更为实际的说法：国家机器说穿了也就是暴力机构，天意可凭谎言编织，民心依靠武力钳口，所谓的天意民心不过是既成事实之下的宣传工作罢了。对于武后而言，她的行为原不为儒家正统所容，唯有别辟蹊径从制度外做文章，正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特别在意细节上的完美，每一个环节都务求功夫到家。审视她称帝及退位的全过程会感觉特别有趣，几乎可以作为探究僭主政权成败因由的典型范例。
每一朝天子上台都会改年号，易官制，但像武后更改得那样频繁的却实在不多。人们常归之于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客气了说也只能感叹皇太后的精力过剩，为什么不呢？生命那么长，总要找点事来做^_^ 然而武后的做法可能另有深意，她对于改易制度尊号的特殊迷恋，或者正源于她在制度名分上的先天缺陷。武后是男尊女卑封建礼教的挑战者么？的确是。但不可忽略的是她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传统下长大的，不可能不受影响没有自省。挑战与妥协，斗争与放弃，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面对正统观念伦理准则的力不从心，同样存在于她的身上。片面地强调一点而忽视另一点都让我们难以理解这个神秘的女人。所以，她一面表现为对官僚群体的整体轻蔑，骨子里却又对狄仁杰、徐有功等正人君子十分敬重。她叫面首去主持修建明堂，后面还不伦不类建一座更堂皇的佛堂，简直是对儒学的存心羞辱，但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非汤武而薄周孔，遇到大臣有关这方面的进谏，必定是以安抚为主。她一面大杀李唐宗室，甚至取消李氏作为皇族的资格，却在她改唐为周坐稳天下之后，仍然宣称自己的政权来自于唐高祖和唐太宗。这种矛盾性贯穿了她的一生，使武周政权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武后并没有割断和旧政权的联系，却也埋下了争斗的种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发尖锐，终于在无法调和的时候坍塌崩溃。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武后，无论怎样辉煌的成功也免不了有一丝悲凉的色彩，看着她以一己之力挑战人们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伦理准则，如此信心十足全力以赴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对抗着那个看不见的敌人，如同在追逐着永不停歇的风。我们知道这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紫宸殿上的叱咤风云终会化为上阳宫里形影相吊的刻骨凄凉，然而走过的足迹不会消逝，历史终将铭刻她的名字，没有谁能够抹去。
武后现在一心想让“大周”成为新的图腾，想让人人都牢牢记住这个称号，作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她自然有无数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她选择的是最彻底的一种，让帝国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周”的存在。永昌元年十一月，圣母神皇再享明堂，大赦天下，宣布废除实行千百年的夏历，改行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所有月份都往前推二个月。于是，永昌元年的十一月一日，便成了载初元年的正月元旦，所有的岁时节令都得统统换过。这次改正朔改得也真够彻底了，就连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重新洗牌。
天下大乱发神经。通行千百年的历法，如今全被换过，引起的混乱可想而知，但因为是诏令，不能不服从。再没有道理的事情，也能通过政令强制实行，一旦服从成为习惯，一切就好办了。就算龙椅上突然换成一位女皇帝，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吧，反正比这更荒谬的事情都发生过。或者这正是太后的目的，她满意地验证着自己的权威，在一片混乱中颁布《改元载初赦文》，历述神尧高祖、太宗、高宗的圣德，并称自己是大唐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天平地成，淳风享千年之运；乐和礼备，宝柞隆三圣之基。”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道赦文，也没有人注意到作为中介的傀儡皇帝睿宗已经被悄悄移走了。当然更不会有人去仔细推敲赦文的合理性，比如高宗遗诏传位的中宗到哪里去了，睿宗又算什么，太后代子临朝什么时候变成了直接承继三圣，因为太后的第二道冲击波又来了：改字。
改字的诏令发布于半月后，要求取代旧字天下实行，据说由侄儿宗秦客起草，太后审定。头一批改了12字，之后又陆陆续续地更改了一些，凡17字，称为“武周十七文”，也有21字之说。字数虽然不多，但都是 “天”“地”“人”“日”“月”“星”等常用字，突然要改起来还是蛮麻烦的。武后改字纯属政治需要，检验臣民的忠诚度，探究这些古古怪怪的武周文字背后武后的心态和政治目的，一向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养活了无数专家学者^_^ 比如合“天下大吉”四字成为“君”字，要求臣民一心一意，于是用“一”+“忠”合为“臣”字，欲享万世帝业合“千千万万”为“年”字，自认正统集“长、正、主”为“圣”字。
民间故事中的武后则显得更为人性化，对于字型图像般魔力的迷恋多过字义上的排列组合。有人说改字反映出武后的女权主义倾向，她不喜欢“天”字的字型看起来像一横下面有个四仰八叉的男人，仿佛只有男人才能称之为天，于是选用的新字型更像个穿裙子的女人顶天而立；有人嘲笑说改字反映出武后迷信到不可救药，想要称霸天下便硬生生地把“国”字里面的“或”改成“武”，又改成“八方”，以为这样就可以八方六合永世太平，没想到一字成谶，最后给人囚禁于上阳宫里正好面对着四堵墙壁……这就是武后，她的一举一动总会招来无数话题，引发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乃至人亡字废后千百年，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着她的传说。
按照武后的要求，全国上下书写行文都需要正确无误地使用新字，这当然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不过现在倒成了判断文物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如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人据此声称印刷术是他们的创造发明，然而经文中却以武周新字书写，中外学者由这一线索考证出这是武周后期洛阳或长安的印刷品，流入新罗，从而了结了这桩国际公案，也算是意外收获吧^_^
对于武后独创文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民国女权主义运动家张默君曾有诗称赞：“天马行空天运开，天教渊度倚惊才。大周文字分明在，独创千秋史乘来。”评价甚高。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武周改字毕竟有违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字的使用和流行，是社会整体约定俗成的契约行为，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强硬的行政命令虽可制约一时，却无法主宰社会潮流的前进方向。武周十七文在武后去世后即逐渐废弃，到了宋代人们已经难以了解实际情况而出现诸多揣测了。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字，这个字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看样子还会一直使用下去，因为书写中国历史便无法避开这个字，这个人：——曌。
日月凌空谓之“曌”，武后把新造的第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个字也成为太后的专用字，禁止天下人使用。
古往今来，的确没有第二个人使用过这个字；它的出现和流传只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才具有意义。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神皇武曌。
宣布改名为武曌的同时，太后也下令将诏书的诏改为制，因为诏曌同音，需要避讳。“制”其实也和高宗李治的治同音，但太后此时已准备代唐立周，故此并不顾忌。次日，太后接受了酷吏周兴的奏请，宣布取消李唐宗亲作为皇族的特殊户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她现在只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女子登基为帝的理论依据。儒家教义严厉谴责女人执政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道家被李唐皇族尊为祖先，可利用程度有限，剩下的只有佛家了。这也并不容易，要知道那是初唐，就连观音菩萨也是男性造像（要说唐朝女子也真够NB的，在她们的不懈努力下居然活脱脱地把千手千眼的观世音也改造成了女像），不过为了争取女主的支持夺得三教之首的尊号，全天下的佛教徒都在拼命翻书^_^ 搜索枯肠的寻章摘句终有所获，在武后爱郎薛怀义及法明等人的辛苦钻研下，将民间弥勒崇拜与佛教经文共冶一炉的《大云经疏》横空出世，从而解决了武后称帝的最后一道难题。
（本节未完待续）
《大云经》的可贵，在于里面明文宣称有一位代表正义和善良的天女“净光”，将根据佛陀的预言化身为女王，统治万民：“佛告净光天女言，天女将化为菩萨，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据说这位天女前生是国王的夫人，后又成为天女，再后当女王，最后成佛，为武后女主正位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按照两唐书和通鉴的说法，《大云经》不过是走江湖卖假药出身的薛怀义，本着“有根据要上，没有根据制造根据也要上”的精神，伙同法明等炮制出来的，至少也有重新翻译，上下其手，大肆删改。其实《大云经》十六国时后秦后凉都有译文，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武周《大云经疏》的残卷，所引经文和后凉的译文并无二致，旧史说法偏颇，几可定论。陈寅恪先生所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论述甚详，究其原因大约是此事与薛怀义有关，而面首一向不受史家待见吧。
因此薛怀义的神来之笔，不在于凭空炮制出《大云经》，而在于把民间流行的弥勒崇拜和佛教经文结合到了一起。自从汉明帝时白马东来，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至南北朝风靡一时，信者甚众，然而佛教义理幽微，能理解的主要还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信仰崇拜并不完全一致。譬如现在人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逢年过节庙里香火鼎盛，向观音祈求心想事成的数不胜数，但这些人并不见得都是佛教徒，知道佛教经文的就更少。这就是民间观音崇拜和佛教信仰的区别。而在初唐，流行的不是观音，而是弥勒，李世民小时候生病，李渊就有为他镌刻弥勒造像祈福。按照佛教经典，“弥勒”梵文义为“慈悲”， 将下生人世（“阎浮提“），彻底普救众生，是在将来继承释迦牟尼佛位的“未来佛”，和净光天女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正统的佛教理论中，弥勒直到现在也没有降生，但由于弥勒在民间受到广泛崇拜，所以也被借用，和净光天女的故事揉杂在一起，称太后即弥勒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即尘世之主），感觉这并非一个信仰虔诚的佛教徒想得出来的，很可能确是出身草根的薛怀义的灵感，经法明等修饰润色隆重出台。如果说《大云经》是武后称帝面向官僚士大夫的说明书，弥勒降生的神话就是向大众推广的普及版，双管齐下，很快把女主正位的舆论吵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至此发展到了最高潮。
为了增强圣母受命的说服力，武后要求法明等对《大云经》进行详细注解，把晦涩的佛经结合当今时政一一讲解清楚，让普通大众也能理解。这里援引一段敦煌出土的《大云经疏》的残卷：
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
疏日：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人世）天下也。
经曰：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
疏曰：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 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
由上可以看出，《大云经疏》远远超出了佛经注解的范围，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说教，宣称女皇受命的合理性，如果胆敢作乱必会招致上苍的惩罚。佛意如此，万不能违，佛法无边，违必丧灭。有学者感叹道：“利用宗教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但像武则天这样明目张胆地借佛教宣扬自己掌权的合理性，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毕竟她所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她为自己造的名字，到制选样瑞、利用佛教，我们有理山相倍，武则天非凡的政治想像力，是其登上皇位一个重要条件。”
《大云经疏》由薛怀义监督完成，估计那意思是让薛怀义这种文化水平也能看懂为原则^_^ 也算他的大功一件，武后看了十分满意，下令立即颁行天下，要求各州都要建一座大云寺，寺内各藏一本《大云经》，由高僧开坛讲解。一时间，东起渤海，西止葱岭，南抵交趾，北至大漠，处处梵音高唱，《大云经疏》如同雪片一样传遍全国各地。至今吉尔吉斯坦即唐安西四镇中的碎叶城，仍然可以看到大云寺的遗址，可见武后当时对全国的掌控力确实非同凡响，无孔不入的宣传力度简直可与如今的暴力营销媲美^_^
洛出书，表明她是儒家认可的圣天子；《大云经》尊奉她为佛祖首肯的未来佛；最后就连道教徒马元贞也有率弟子上书拥戴，武后的皇帝资格认证书拿了一个又一个，载初元年的那个夏天就在热火朝天的造假文凭中度过。她现在已经是三教共尊的不世出的圣君，上天的垂意明白得快要溢出来了，现在就差民意了。可恨一班大臣，泥雕木塑似的装聋作哑，就没一个动弹的。好在草莽间自有识时务的豪杰，不必定要依赖这批高层官僚。九品芝麻官傅游艺率关中父老数百人伏阙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主”，请武后代唐自立，降睿宗为皇嗣。武后正中下怀，但人数太少，没有答应，却破例提拔傅游艺为正五品门下省给事中，仅仅三个月便直接超擢为宰相，官运之亨通，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短短一年间，傅游艺的青衫变红袍，红袍换紫袍，人号「四时仕宦」。这是个在明显不过的信号：富贵在此，愿者上钩！
第二次大规模的上书请愿很快出现，这次的主要人物仍然是洛阳百姓，另加番邦胡客，僧人道士，大约有一万多人，请求武后登基为帝，武后谦然未许。官僚们再木头也知道识做了，第二天，大批文武百官加入了这次推戴劝进的队伍，发展壮大到了五万多人，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并且“守阙固请”，聚在宫外不肯走地高声情愿，表现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时社会空气已经完全被炒热，耳边是大云寺的声声梵钟，看到的是新推出的武周文字，接二连三的祥瑞让人应接不暇，高僧名道不断地现场说法，在九月艳阳的高照下，这一切汇成一股强大得不可抗拒的潮流，冥冥中有个声音在回荡：
天命所归，武周当兴。
女主正位，无人能违。
人们的情绪已经燃烧至沸点，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让他们失态地大叫：“啊，看，有只凤凰朝太后宫里飞去了！”
“啊，朱雀！又飞过来几百只朱雀，象红云一样！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吗？”
“快看天上！五色祥云！若非至德天子，我辈怎能看到这样的奇景？”
…………………………
在洛阳宫幽深的殿宇中，太后静静地看着这些已经接近癫狂的人们，任由此起彼落的呼喊声如潮水般退去。
她在等一个人。
那个修长的身影终于出现，加入到劝进的人群中，略显拘谨，有些不安。
睿宗李旦。
——动静闹得这么大，李旦就算是想不出面也不行了。
很多史籍都说，诸子之中以旦最得武后欢心，虽长成亦不令出阁，一直呆在父母身边：“我儿阿轮最小，特所留爱”。[15] 个人颇为怀疑这个说法，不能忘记武后和高宗第一次出巡洛阳，因为惦记长子李弘，走到半路特别派人接了来一家人共聚天伦；不能忘记李显难产出世，武后特地为其在龙门石窟造像祈福，并亲披缁衣，为他念佛诵经……他们幼年依偎在母亲怀里的时候，感受到的温暖和关爱，想必也是同样的真挚。只是名利场上无亲情，就算是最伟大神圣的母爱也只能让位。短短数年间，四个儿子只剩下两个，一个长禁房州，一个幽囚宫内。旦在武后诸子中境遇最好，恐怕与他本性柔顺听话不无关系吧！
六年高级囚徒的生涯，旦一直温顺地履行着傀儡皇帝的职责，充当着母亲的布景板和活道具，只在每次重大礼仪活动中出现，脸上永远挂着职业性的谦和微笑。他唯一一次试图干预朝政，是为老师刘祎之请命，导致刘祎之立即被武后处死。从这一刻起，旦清晰彻底地认识到了自己在母亲心中的地位。在这阴森冷酷权力撕扯的宫廷里，爱如红炉上一点雪，转瞬便会消融。
失去人身自由而又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旦只能沉默，以更加谦卑恭顺的态度侍奉伟大的母后，忠实地执行他的每一项要求。在茫茫深宫里，他没有别的消遣，守着自己的妻妾和孩子，沉溺在寻章摘句的训诂书中，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书法，直到夕阳带着忧郁的橘红沉沉坠入地平线下。然而试图忘却不等于可以摆脱，这样看似平静略嫌单调的生活，也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冰罢了，不知什么时候便会碎裂，跌落入下面凄寒彻骨急流涌动的万丈深渊。那华丽而森严的殿宇里，月光下氤氲浮动的并非雾霭，而是淡淡的血腥气。午夜梦回，具有文人气质又曾经享受过父母亲情的旦，想必会无数次地回忆起童年时代，隔着时光的河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母亲。那时，她是那样的温柔甜美，那衣襟的香气，那柔软的发丝……
或许他要怨恨的只是自己不该长大，岁月的河静静地流淌，那些温情脉脉的镜头摇晃起来，美好的景象给收入到一个小小的水晶缸中，再也感触不到母亲的似水柔情，即使伸出来手来拼命挽留，也只能触摸到冰冷的外壳而已。往昔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却已不复生命力，如同水中的珊瑚，静默而美丽。
并非梦幻，然而只留回忆。
……………………
九月的天空，高亢而明亮。烈阳映照下的洛阳宫粲然生光，灼热的碧空尽头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头攒动，空气似乎都已被煮沸。聚集前来请愿的人越来越多，人人脸上都带有酒醉般迷乱而迟钝的喜悦，目光茫然而徒然地追寻着天际凤鸟或朱雀飞过的痕迹。疯狂在蔓延。
旦静静地穿越人群，走向他伟大的母亲，头顶是艳阳高照，心中却是凝定凄冷，安静得如同飓风的风眼，火中的白莲。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也许绝世的功业，只能通过绝世的隐忍来换，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况是亘古未有的女皇帝。浮尘阳焰，似乎都是牺牲者的血在飞溅。这条路的尽头，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旦不知道。这六年，他活过来了，那是因为母亲还需要一个傀儡皇帝做摆设。一旦她不再需要这个包装，他还能活下去么？
光影在流动，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化作一朵血红的曼珠莎华，燃烧如涅磐之火，铺满了前面的路。在佛教传说中，这是黄泉路上能看到的唯一的风景，将引领亡灵走向天界，花香的味道，可以唤起死者生前的回忆。
他拥有的，也只有回忆。
身如芭蕉复如梦，在这个变幻无定的尘世里，就算他贵为皇子，甚至皇帝，也同样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那镇定自若的操盘手，只有武后。无论是惶惑，是恐惧，还是无奈，他都必须走下去，在路的尽头，和自己的命运，正面相对。
史载：载初元年九月四日，皇帝睿宗加入到了请愿劝进的队伍，自请降为皇嗣，改姓为武，恭请太后登基为帝，太后不许。如是者三，禅让的仪式终告完成，太后矍然而起：“愈哉！此亦天授也！”
紫宸殿上低垂了六年的紫帐徐徐拉开，这一次，她和世界之间再也没有丝毫障碍。
——她终于完全而直接地掌握了整个帝国。
（本节未完待续）
[15]见《唐会要*诸王》及《旧唐书*高宗本纪》
登基大典选在九月九日重阳佳节，改元天授，这是继永昌、载初之后的第三个年号了。国号定为周，上尊号圣神皇帝，降睿宗为皇嗣，赐姓为武，更名为轮，变成了皇嗣武轮。李旦这个名字，连同凋落的李家王朝，一起消失得连渣也不剩。武后，不，现在应该称为武皇，挑选这个日子来举办她的登基大典，自有其深意。无论宣称她是弥勒降生还是净光天女下凡的菩萨皇帝，都有意无意地强调了一个细节：即菩萨本身是超越性别，无所谓男女的，只是为了普度众生而化身为女。因此武皇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只是皮相幻化，佛法的博大精深绝非凡夫所能探知，《大云经》里称净光天女“舍却天形，化为女身”，即是指此。在纯阳至刚的重阳节登基称帝，正是对她女性角色的有意淡化，她会在称帝伊始就前无古人地自上尊号圣神皇帝，也正是希望藉造神运动而减少人们对女主执政的抵触情绪。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体会出一代女皇对男权社会既叛逆又妥协的幽微心事。
天授元年九月九日，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位女皇帝。
身着天子衮冕服饰的武照亲御则天门，看江山如画，万民如蚁，在她的脚下匍匐跪拜。一切尽在掌握中。
这一年，她六十七岁。然而时光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盛装华服下的女皇临风而立，看来宛如少女。或者是她一向保养有术，化妆得当，或者自信本来就是女人最好的装饰品，现在的武照信心坚强，意志如铁，美梦成真的喜悦加上江山在手的从容，意气风发得如同明堂之巅骄傲的金凤。
睥睨天下，主宰苍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十四岁初入宫的惶恐不安，感业寺的凄凉无助，做皇后侍女时的小心翼翼，杀女夺嫡视的辣手无情……数十年的战战兢兢，步步为营，一次又一次斩情绝爱，尝尽孤独，终于换来这一刻，整个世界都为她屈膝。
无数的光影在她面前碎裂，这一刻历史由她书写名字。
新兴的周王朝以洛阳为国都。为了与西都长安抗衡，女皇下令从附近州县搬迁了大量人口入洛阳，使洛阳成为继长安之后又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国际性大都会，她强烈的好胜心于此可见一斑。西都长安的李唐太庙自然是不能要了，改名为享德庙，仍然供奉高祖、太宗、高宗，因为女皇宣称她的皇位正是继承李唐三圣的。所以看到武周朝臣上言“天下者，神尧（高祖）、文武（太宗）之天下”时不必惊讶，不是他们有多不畏权势，而是当时的官方说法。但太祖李虎等李唐先祖就不能再享受冷猪肉了，女皇要祭祀自己的祖先。
九月十三日，武皇下令按天子之礼在神都洛阳立武氏七庙，以父亲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由上数五代武氏祖先为帝，又尊西周的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以武氏族谱上的始祖、周平王幼子姬武为容祖康皇帝，大封武氏子弟如武承嗣、武三思等为王，姑姐皆为长公主，组成新的皇族宗室。翌月，又下制免除天下所有武姓人氏的赋役。
一些文章常用讥讽的口气提到武照尊周文王、周武王为祖先何等荒谬，西周皇室姓姬，而武只是谥号。这是把周平王幼子姬武当成了建立西周的周武王，姬武是东周的开创者周平王之子，因其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被赐为武氏，后来他的子孙都以武为氏，一般认为这就是武姓的起源。武周以洛阳为都，再建大周，正有复兴武氏之一，因周平王建立的东周便是以洛邑为都城。女皇尊周朝帝王为祖先自然是存心攀附，但也没有弱智到这个程度。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需要留意，女皇给父亲的庙号是高皇帝，也就是周高祖。可见她并没有视自己为开国皇帝，所以没有把高皇帝的庙号留给自己。在为亡父而建的昊陵《攀龙台碑》中，力言武士彟已有帝王之象，只是时运未到，故先助唐起事。因此在武周所建的太庙中，李唐三圣也有同样享受供奉，不过从主祭变成了配祭。这样她一方面宣称武周政权本是继承高祖、太宗而来，一方面又以父亲为武周开国皇帝，显然自相矛盾。实际上这套礼制本来就是为男性皇统服务的，武照虽为一代天骄，但只是个政治家，不是个理论家，她可以在大框架下修修补补，发挥附会，力图自圆其说，却无法把千百年来的伦理体系完全颠覆重建。因此武周政权从诞生伊始就面临义理上的天然缺陷，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日益突出，带来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伦理和统系问题，最终成为武周政权的致命伤。
承认继承的是李家的家业，但自认是武家的女儿，且不愿以开创者自居，女皇的做法使武李之间的矛盾一开始就现出端倪。李家现在已经不是皇族，武家才是皇族，女皇将李旦（还是用这个称呼吧）及其子女都赐姓为武，旦降为皇嗣，12岁的原皇太子成器降为皇孙，原本也是打算跟武家人同样看待，旦之诸子同日出阁，开府置官署。未来的唐明皇李隆基当时受封为楚王，史书上称他“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年仅七岁，看来是个小帅哥，威风凛凛地带了车骑随从到朝堂见祖母。正好撞上武家新封的河内郡王武懿宗。武懿宗作为当朝新贵，看见李家的一个小孩子居然车驾整齐似模似样的，忍不住就想折辱挑衅。古人好像经常就争道的问题发生争执，薛大和尚是一个，武懿宗又是一个，下场自然也是讨不了好去。说来这位武懿宗也够废材的，身材矮小，形容猥琐，人品低劣而且毫无才能，跟人辩论笨嘴拙舌面红耳赤地半天说不清，打契丹时畏敌不前却大杀老百姓邀功请赏，留下“唯此二河，杀人最多”的歌谣，在素来看重门第、相貌、品德、口才的唐人眼中，简直就是个人渣。他这里吆五喝六，李隆基听到立刻越众而出，厉声斥责：“这是我家朝堂，干你何事？竟敢欺负我的随从！” 武懿宗好歹也是个大人了，被这个小孩子一骂，居然还真给吓住了，不敢再惹事，想来明皇当时也是很英气逼人的吧^_^
据说女皇听说此事之后从此对李隆基另眼相看，很是宠爱，她当时的心情大概也和天底下任何一个老祖母一样，看见出类拔萃的后辈而倍感欣慰吧，但由于害怕大权旁落，她不能不对自己的子孙心存防范。李旦的正式称号是皇嗣，移居东宫，待遇一如皇太子，但并非皇太子。皇嗣是个暧昧不清的称呼，表示是皇帝的子嗣却非正式的国之储君，加上女皇明显地抬高娘家人的地位打压李氏，给了武家人以不少希望，其中夺嗣心情最强的就是女皇的侄子武承嗣了。然而接受一个女皇已经是大臣们能承受的底线，决不会接受继承人竟然变成武姓。于是，为了夺取大周朝的太子之位，武承嗣联络诸多酷吏兴起了一场又一场大狱，而李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
（武周革命完。第十三章：女主天下）
ok，删了一些垃圾，下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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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女主天下
对于李唐宗室的剪除早在女皇登基前夕就已完成，然而李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帝王统治尚算开明，民心未散，知识分子深受正统观念影响，支持李唐势力的朝臣就更多，对于新生的武周政权极为不利。女皇对此心知肚明，对文武百官颇存戒心，宁错杀无放过，永昌元年对徐敬真事件的处理便可见一斑。
徐敬真是徐敬业的弟弟，扬州叛乱后坐罪流放，永昌元年潜逃回京，投靠好友洛阳令张嗣明。张嗣明基于朋友道义，甘冒杀身灭族之险助他北逃突厥，在那个告密成风、酷吏横行的年代，得友如此，足慰平生。但徐敬真还是没能顺利达到突厥，中途被人认了出来，他和张嗣明都被判处死。案情应该说并不复杂，最后却酿成一件罕见的大狱，朝野之士被牵连致死的不计其数。其中有徐敬真张嗣明存心报仇故意诬告的，比如平定扬州之乱的监军魏元忠，平越王之乱大杀无辜的宰相张光辅，也有酷吏争权夺利公报私仇下的牺牲品，比如做第二把交椅的秋官侍郎周兴罗织陷害上司秋官尚书张楚金。太后一概处以死刑，就算是才华出众又明知无辜的魏元忠也同样拉到刑场上去，直到最后一刻才派专使特赦。宰相魏玄同，名将黑齿常之，也都是在这段时间被周兴诬告致死。不过，武后当时的精力主要放在剪除李唐宗室和准备登基上面，对于朝臣的大规模杀戮是在她称帝之后，尤以天授二年达到高潮。
武照常被后人斥为“淫刑之主”，刀锋所指一类是她的亲属子女及李唐宗室，一类则是怨望不服的李唐旧臣。前者是她称帝路上的必然障碍，也是她处心积虑主动诱歼的对象，酷吏不过是揣摩她的心意形式罢了。后者却要复杂得多，她需要文武百官来帮她治理国家，其终极目的是建立一支忠于自己而又能干高效的官僚队伍，故此她对李唐皇室处理起来毫不手软，对官僚集团则是又打又拉，以收买人心为主，杀一儆百为辅，杀戮本身已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了。文盲酷吏侯思止用完就杀，魏元忠狄仁杰屡次下狱却总能死里逃生，并非偶然。而杀戮的对象也局限在中上层官吏中，下层官吏及百姓生活基本上不受影响，甚至还有所发展。社会基层不乱，高层动荡洗牌但始终有一批优秀官吏主政，这正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的原因。
人们常常惊叹女皇对于亲情的冷漠，如果说杀子杀女是她为了争夺皇位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那她称帝以后仍然毫不留情地处死议论她私事的三个孙子孙女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她又对狄仁杰等大臣十分尊重，对民间百姓的辱骂讥讽更是表现了让男人也愧煞的宽容大度。这看似极端矛盾的两面，如果用利益来分析，来可以解释得透了。作为大家庭的族长，她可以全权处置不听话的小辈，而作为帝国的CEO，她需要善待自己的员工，特别是那些能干的员工。如果说剪除李唐宗室是女皇主动出击，酷吏希旨行事，那么对于大臣的杀戮则并非女皇刻意为之，更多是武氏宗亲图谋夺嫡和酷吏为邀功请赏大肆罗织的结果，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便是武承嗣和来俊臣。
（本节未完待续）
武承嗣是武后同父异母的兄弟武元爽之子。因杨氏与武氏宗亲素来不睦，一开始武后对这些亲戚是采取疏远冷落、甚至打击报复的态度。先是以退让外戚为借口，将两个异母兄弟贬谪外放，之后泰山封禅毒杀魏国夫人，嫁祸武氏宗亲惟良、怀运二人，毁家灭族，改其姓为蝮氏，就连没入宫中的女眷也逃不过杨氏母女狠辣的报复，比如怀运的嫂子善氏便被盛怒下的杨氏鞭笞到肉尽见骨而死。流放外地的武元爽也遭到株连，武承嗣等一干武家小辈全部流配岭南，落魄异乡，由昔日养尊处优的官宦子弟，一下子沦落为披枷带锁的罪犯家属，说武后是让他们家破人亡的杀父仇人，并不为过。武后对诸武子弟的深恶痛绝还表现在她没有让武氏子弟中的任何一位来继承亡父武士的宗嗣与爵位，而是选择了一位外姓子弟外甥贺兰敏之来袭爵周国公，令他改姓武氏，直到她对贺兰敏之彻底失望。
在亲手处置了贺兰敏之后，武后开始重新思考亡父的继承人问题。中古时代宗族祭祀观念浓厚，武后绝不会让其父断绝脉息，无血食之享。与太子弘争夺最高权力的战争正值白热化状态，武后也急需找到忠于自己的帮手。血，毕竟浓于水。在母亲去世、丈夫一心搞平衡，手中没有军权，宰相清一色支持太子的情况下，诸武子弟成了她没有选择之下的选择。就这样，武氏子弟在流放岭南七年之后，命运再度出现转机。小辈中最年长的武承嗣首先得到武后青睐，由岭南召回，袭爵周国公。大概他的表现颇令武后满意，不久，武氏宗属也悉被召回。
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传神地描绘了温斯顿如何在重重折磨下崩溃放弃自我的过程，常常令人看得毛骨悚然，其实对大多数人而言洗脑远没有那么困难，生活中的一点点挫折就足以成为人堕落的理由，自甘放弃做人的原则和高贵的坚持，变得卑贱而下作。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沉沦，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在吸取教训，经历成长，在生活的历练下变得更聪明世故。“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吧。在天堂和地狱间几经挣扎的武家小辈，已经完全没有和姑母作对的勇气，甘心做SM女皇脚下的卑顺奴隶，并对她所拥有的神一般的力量，产生出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症？笑。但由于太多的仇怨与不合，武后开始对他们并不信任，高宗去世之前武家子弟没有一个做到宰相的。
高宗去世后，武后正值夺权路上的重要关口，面对裴炎的不合作和徐敬业的叛乱，急需培养自己的亲信。她曾经有意提拔杨执柔为宰相，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要“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诸武开始陆续得到重用，武承嗣当然是最早受惠的一个。于是光宅元年，他屹礼部尚书的身份，册封嗣皇帝睿宗李旦，算是大大风光了一回，不久又被提拔为宰相，正式进入权力中心。
只是猜忌心极强的武后，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武承嗣的防范，光宅元年武承嗣才做了两个月宰相便罢相，过了半年再度拜相，这回才做了一个月就又踢开。武承嗣不敢有半句怨言，以加倍的恭谦和柔顺，来服侍自己非凡的姑母，“迎谐主意，钩探隐微”，就连对她的男宠薛怀义也极尽谄媚，终于得到了武后的信任。垂拱以后，武后除了提拔武承嗣为相之外，武三思等人也陆续升任相职，诸武纷纷用事，成为朝廷内外一股不可忽视的外戚势力，也是武后发动武周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武后以周代唐革唐之命，诸武自然是欢欣鼓舞，自谓“武氏当有天下”。从力劝武后诛杀李唐宗室，建武氏七庙，到垂拱四年假造洛水宝图，都可以看到武承嗣勤劳而笨拙的身影，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_^
武周革命，女皇登基，自然少不了论功行赏。原本就是武氏嫡系袭爵人的武承嗣，进封魏王，并官拜首席宰相——文昌左相，权倾一时。宰相韦方质负责编修《垂拱格》，也算是老资历了，就因为接待他的时候不太礼貌，便被武承嗣指使酷吏周兴构陷，抄家流放，客死异乡。由是人人震惧，宰相虽众，多阿附武承嗣。踌躇满志的武承嗣野心爆棚，他深知女皇对儿子并不信任，自以为居功至伟又是武家的嫡系袭爵人，正该名正言顺地成为大周朝的太子，幽居东宫的皇嗣李旦便成了他的眼中钉，惊心动魄的夺嫡大战随即上演。
（本节未完待续）
看来填坑是填得太急了一些，这章开头全是废话，本来该直接写武后杀周兴、索元礼等第一代酷吏，来俊臣发迹和请君入瓮的。唉，算了，先把初稿拉出来慢慢改吧。下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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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承嗣的野心虽大，却并未表现出与之相符的智力和能力，一切跟着他伟大的姑母亦步亦趋，也找了一群人来上表劝进，找来凤阁舍人张嘉福为自己张罗。张嘉福为朝廷命官，也不便出面，便仿效当年傅游艺的例子，找来洛阳人王庆之联络数百人上书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立即获得以亲民著称的女皇接见。
一个小老百姓如何会关心立储问题并非女皇关心的重点，直接进入正题：“皇嗣为我亲生之子，为何废弃？”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王庆之文绉绉地引用了一句《左传》里的话，神灵不会喜欢异族的供奉，民间也不会祭祀异姓的祖先。“当今天下是谁的天下？是武家的天下，可皇嗣却是李家的人，这非常不合道理。”
“一旦陛下驾鹤西去，江山岂非又归李家所有？”
女皇沉默，这句话如同箭一般的刺入她的心里。
她可以让李旦及其子嗣都改姓为武，然而这只是出于自己的铁腕而非旦的意愿。一旦自己去世，压力消失，太子旦登上皇位，复兴李唐几乎是必然的事。她毕生的努力必将付诸东流，苦心孤诣建立的大周朝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不管现在如何风光，她死后都难逃篡唐的污名，而武周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必定会被丢弃于道旁的尘埃之中。
一生斩情绝爱，忍人所不能忍，难道就是为了最后面对如此残酷的结局？就算是王庆之不说出来，在女皇的心里，也必定无数次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是兹事体大，女皇温言送走王庆之，并赐以印纸许他可随时求见女皇，找了两位宰相岑长倩和格辅元来议事。
岑长倩是初唐名相岑文本的侄子，也是当初武后赶在高宗死前急赴洛阳提拔起来的亲信之一。当时任命的四位宰相因为资历太浅，特设同平章事之名，他们是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和魏玄同。郭正一为相不足数月即罢相，郭待举坐裴炎罪被贬，魏玄同为酷吏周兴陷害致死，只剩下岑长倩一人。岑长倩在武周革命的活动中表现颇为积极，上表请求改皇嗣为武姓，作为大周朝的储君，请愿劝进女皇登基，因此受到女皇的青睐，升位文昌右相，地位仅次于武承嗣，获赐姓为武氏，即武长倩。
能够在相位上熬到现在并且获得赐姓的殊荣，岑长倩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做官本事毋庸置疑，然而即使是明哲保身缺乏原则如岑长倩，也无法接受女皇死后仍由武家人来接掌河山。
“皇嗣现在东宫，为陛下亲身爱子，一向谦恭孝谨，并无过错。” 岑长倩毫不犹豫地道，“何况立储为国之根本，岂臣民所能妄议！动辄结党请愿，非国之福。请彻查此事，切责上书者，以儆效尤！”
格辅元随即附和，力请彻查幕后主使，解散请愿团，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两名宰相都坚决反对，事情是进行不下去了，何况刚刚改天换地，也无谓多生是非，女皇就此把立储之事压下。武承嗣第一次冲击储君之位的努力宣告失败，意兴怏怏地把张嘉福推出来顶缸，斥责了几句，但也并没有当真加罪，对于岑长倩和格辅元两位挡道宰相的怒火却已经燃烧到极点。
武承嗣看得很清楚，个性温和又一直处于囚禁状态的李旦根本无力反抗来自外界的攻击，女皇为了大周朝能传诸后世也同样希望由武姓人继位，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武家人与忠于李唐的朝臣之争。要除去这些碍事的朝臣，最好的帮手就是酷吏。女皇登基后为了收买人心已经处死了周兴等一批酷吏，但新一代的酷吏却更狠，更毒，做事更不择手段，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来俊臣。
岑长倩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赐姓宠臣之一，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武承嗣和来俊臣当下一合计，以吐蕃犯边为名，推荐岑长倩出征吐蕃，将他暂时调离朝廷。岑长倩率军刚一离京，来俊臣立即下手，逮捕了岑长倩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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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养尊处优的宰相公子一旦如虎似狼的酷吏手里，便如同送进厨房的鹿，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在来俊臣的酷刑逼迫下，不仅供出了岑长倩和格辅元，更招认有包括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在内的数十位朝臣，都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来俊臣立时上奏，岑长倩等人相互串联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储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李旦的皇嗣地位，以备日后复辟李唐。
来俊臣不愧是精通心理学的大行家，这句话正好刺入女皇心底最隐秘的角落，那是对生老病死无法逃脱的恐慌和担忧，百年之后幼子即位江山易主的不安与不甘。岑长倩曾是她的宠臣，然而归根到底除了自己她不曾真正地信任过别人，对于人性的恶她了解太透，从来不抱任何幻想。裴炎、刘祎之……太多的前车之鉴，曾经的盟友在最后一道底线前决裂，任何一点点怜悯和温情都可能让自己万劫不复。可以错杀，不可放过！御座上的女皇再一次抽出血刃，多年以来，她就是这样成功的。
岑长倩率领征讨吐蕃的大军一路西行，却在中途接到朝廷的命令回师返京，征衣汗迹未干，风尘仆仆，神都洛阳如一片巨大的阴影出现在疲惫的归人眼中。迎接他的是来俊臣派来的捕吏，武周开国以来的第一代宠臣岑长倩就此锒铛入狱。当朝宰相、手握重兵的武威道大总管，赐姓武氏……这一项项荣誉和权位，都救不了他。谋反的帽子一旦压下来，这个人就死定了。
不是没有试过抗争。面对酷刑，岑长倩表现出了比儿子更为坚强的意志，不管如何拷打，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谋反的意图：“陛下已有皇嗣，魏王夺嫡于国不利，臣等据实上奏绝无谋逆之心。”审讯进行了数月，一直没有进展，来俊臣终于失去了耐心，将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数十位朝臣全部处死，伪造了口供和签名，上呈女皇。
消息传开，举世皆惊。就因为反对立魏王为嗣，两位宰相和数十位朝臣的性命，便如同草上之露一般无声无息地消失。武承嗣借案立威，人人震惧，风头一时无两，他的米饭班主圣神皇帝武照却陷入了沉默。以她的性格，岑长倩一旦下狱也很难逃得性命，可是事情很明显是武承嗣利用她的权力欲来铲除异己。一向都只有她利用别人的，现在却被别人利用了，女皇的心里，也不禁有些异样的感觉。
然而武承嗣得意非凡，初试锋芒便大获全胜很让他有点飘飘然，女皇更特许王庆之可凭印纸随时求见，还不趁热打铁更待何时？王庆之得令，于是屡屡求见，力呈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说到激动处大哭、撞柱、寻死，不一而足，终于把女皇给惹翻了。武承嗣犯了一个大错误，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愚民政策用到了上司头上^_^
小民没有拒绝的权力，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作出绝对客观的判断，即使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他们也无法逃过媒体的轰炸。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新兴医院的不孕不育广告是我看到的最没技术含量最无美感的广告，我发自内心地痛恨它，甚至因此恨上了做广告的唐国强，但一遍又一遍的强力轰炸竟然也会记得它的名字，这是多么无奈的事！
但对于当权者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真理重复一千遍都会觉得烦，何况是谎言，更何况对方本来就是玩弄这一套的行家。对于刚刚登上皇位正意气风发大展宏图的女皇来说，整天提醒她准备死后由谁继位并不是件愉快的事，就像大亨刚娶了娇妻立刻被人关怀如何确定遗嘱一样，理智上可以接受，却受不了再三追问，而且是这种寻死觅活的追问。女皇叫来了凤阁侍郎李昭德，杖责王庆之一顿，给他个教训。
杖指打板子，责指喝斥，按女皇的本心，是嫌王庆之太不知进退，略施薄惩，不过她找来的是凤阁侍郎李昭德。李昭德正值盛年，素以精明强干、不畏权贵著称，对武承嗣及一众跟屁虫们深恶痛绝，得此命令不禁喜心翻倒，叫左右把王庆之架出宫门外示众。纠集起来拥立武承嗣的请愿团见状顿时呆了，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李昭德冷笑，朗声宣布：“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今奉皇帝制予以惩戒！”左右高声应和，乱棒齐下，王庆之的口鼻渐渐沁出血丝，开始还有些挣扎，终于寂然不动，一探鼻息，竟然一经死了。这样的描述绝对没有夸张，通鉴的原话是“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王庆之只是当时投机献媚以求富贵的众多小人物中的一个。他们之中，眼光准运气佳如傅游艺，也不过享受了半年的富贵，如王庆之这般“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占了大多数吧！除了视力不好跟错武承嗣这样的猪头老大之外，女主的喜怒无常天威难测恐怕才是根本原因。只是由来富贵险中求，王庆之既然有一步登天的雄心，就该做好将身家性命都置于赌桌上一把输光的准备，落到这个下场也算是为理想而献身了。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活人被当场打死，这样的视觉冲击力无疑极具震撼，人人心胆俱裂，苦心组织起来的百人请愿团就此一哄而散。武承嗣靠连杀两位宰相建立起来的威势，给李昭德一顿棍棒打得烟消云散，此后他虽然多番冲击储君之位，却再也没有联络游民请愿，应该是吸取了这次的教训吧^_^ 止不住得意的李昭德意气风发地回报武皇：“陛下放心，王庆之再也不会来打扰陛下了！”
武皇心思一转，已知究竟，一震道：“你杀了他？”
李昭德的神情，一如既往的轻松与佻达：“下人下手不知轻重，也没想到这人这么不经打。”
武皇霍然长身而起，凌厉的目光直直地逼向李昭德。
李昭德含笑以对，甚至不屑于掩饰心中的快乐。
四目相对，彼此都把对方看得通明透亮。
毕竟令由己出，武皇心念数转间话终是难以出口，只能化作一声长叹：“昭德也不赞成立魏王为太子么？”
“那当然。”李昭德坦率地说，“臣不明白陛下是怎么想的。天皇为陛下之夫，皇嗣为陛下之子，要是儿子都靠不住，那侄儿就更靠不住。”
李昭德的话简洁明快，却直刺人心。对于报复心强疑心病重的武皇来说，世上原不存在信任和温情，她不相信这些东西。李昭德直指武承嗣之不可信任，远比夸奖一百句李旦天性纯孝更有效。不能忘记武承嗣的父亲是死在她手中的，令武承嗣一夜之间由官宦公子沦为罪囚尝尽白眼也是拜她所赐，不错武承嗣现在是对她毕恭毕敬，但无非慑于威势，惑于富贵，一旦失去这些外在的倚仗，他会真心地敬爱她么？
已经被人刺中软肋，嘴上仍然不肯认输：“但王庆之说得也不无道理，江山不能给异姓人继承。”
“皇嗣不是已经改姓为武了么？”李昭德永远是那么能言善辩，“陛下如果是为身后事打算，就更不能立魏王为太子了。儿子立庙祭祀父母天经地义，从来没听说过侄儿会立庙祭祀姑母的。”
武皇语塞，她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反驳李昭德，反而在被李昭德慢慢说服，他说的每一句话，听来都是那么在理，确确实实地在为她着想。
李昭德察言观色，知武皇已经意动，就差最后一根稻草了。“陛下身有天下，为天皇临终顾托，陛下若将天下传给武承嗣，他是否会立庙祭祀姑母不说，至少天皇是绝对得不到血食的。”
提到已故的高宗，挑动起了武皇心底的最后一丝柔情。往昔的一切如流水般在眼前掠过，三十年的夫妻生活，他是她再出生天的恩人，是她迈向皇位的障碍，权力撕扯，心事浮沉，不管是爱还是恨，那都是一种深入骨髓、永难磨灭的感情。
“你说得对，这些不能不考虑。”武皇以一声长叹结束了这次谈话，也终结了武承嗣第一次夺嫡的美梦。李昭德从此成为武皇眼中的红人，不久便超擢为宰相，自然，这更让武承嗣恨得牙痒痒的^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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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武承嗣还没来得及下手，李昭德已经抢先一步，密奏武皇：“魏王威权过重，不可不防，请陛下三思！”
武皇一怔，有些不以为然。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一向是她的忠实信条，但武承嗣有多少斤两她一清二楚，身后之事固然说不好，只要她活着一天，谅死了武承嗣没这个贼胆。这点自信，她还是有的。“承嗣是我的侄儿，所以才会委之以腹心。”
然而这点信心敌不过李昭德那堪比苏秦张仪的舌头。“姑侄之情怎比得上父子之亲。”李昭德不以为然的撇撇嘴，“为了皇位，以子弑父尚且屡见不鲜，何况侄儿？魏王夺嫡失败，难免不怀恨在心，以亲王之贵复兼首席宰相之尊，陛下万事托之以腹心，一旦有变，只怕悔之莫及！”
李昭德可谓洞悉人主心事。这话要是换了上官仪对高宗说出来，便是疏不间亲，宠臣怎比得上老婆重要？但武皇原本就是从亲人手里夺得帝位，这方面的防范之心自不可与他人相比，劝她放权或会置之不理，劝她抓权大多从谏如流^_^ 李昭德这一席话直听得武皇如醍醐灌顶，句句入心，矍然道：“有道理！若非爱卿提醒，朕几乎铸下大错！”
于是天授三年（即如意元年，长寿元年，公元六九二年），武氏亲王武承嗣并武攸宁双双罢相。但同时又启用母亲杨氏一族的杨执柔为相，可见武皇依靠外家执政的心思并未改变，只是更加注意势力制衡，不再单纯地依仗武家人。虽贵为帝王，富有天下，却找不到一个足堪信任的人；纵有文武百官无数，所能相信依靠的也不过就是自己一人而已，不是不令人悲哀的。
此番武承嗣夺嫡不成，反而连首席宰相之位也丢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完败。一打听居然又是李昭德干的好事，这个仇可就结大了。气急败坏的武承嗣赶紧跑到武皇面前去说李昭德的坏话（猪头就是猪头），可李昭德早已打过了预防针，武皇怎么还会听得进去？反而把武承嗣教训了一通：“自从我开始重用李昭德，晚上才能睡得着觉，不用那么烦心。昭德是为我分忧解劳，可比你强多了！”
世上如果还有比被对手击败更让人吐血的事，就是事后米饭班主还数落你不如你的对手^_^ 悻悻然地退出来，看着紫袍玉带赫然已是三品宰相的李昭德，眉梢眼角都是放肆的讥诮和嘲弄，心里的郁闷就更别提了。
事实上长寿元年前后正是李昭德宠遇最甚的时候，时人有云：“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2] 虽为政敌攻讦，不免有所夸张，但武皇确实对这位宠臣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文盲酷吏侯思止要娶妻，武皇命政事堂议之，李昭德仰天一笑：“是大辱国，是大可笑！”酷吏的狠毒，无人不惧，何况议婚是出自武皇之令，然而李昭德看不顺眼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言笑晏晏，百无禁忌。
武皇好祥瑞，天下皆知，不断的有人敬献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求取封赏，李昭德偏偏对此不以为然，而且不止于腹诽，很讨人厌地喜欢当众揭露。有人从洛水里面捞了一块有红点的白石，忙不迭地跑来献宝：“虽是顽石，却有赤心。”
李昭德冷笑，也不管是不是在御前，当着皇帝及一众朝臣喝斥道：“胡说！这块石头有赤心，那其它石头都像谋反了？”
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开怀大笑，就连皇帝都给逗笑了。然而只要想一想在一个翻脸无情视人命如草芥的帝王面前，指出所谓天意祥瑞不过是一场可笑的骗局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就不能不佩服李昭德的胆量和机智。
要知道，那是酷吏当道、告密成风的时期，武皇称帝的头几年正值酷吏政治血腥的巅峰。朝臣们每天上朝与妻儿的道别都可能是一次诀别，以至于在宫门守卫引导官吏入见皇帝的宫婢嘲讽地将他们称之为“鬼朴”，意思是“又有送死的来了”。神都洛阳的制狱衙门丽景门，也被称为“例竟门”，入此门内，再无生天。
骑射天下第一兼有平越王之乱大功的高句丽大将泉献诚，因拒绝来俊臣的索贿，被逼自杀身亡。
嗣圣宫变勒兵入宫参与废中宗密谋因而赐姓为武的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被来俊臣不问一款，以乱刀斫杀，枭首于市，事后伪造罪名上奏，无人敢言。
生性谨慎、上朝时每次站立的地方都毫无偏差的名臣魏元忠，每隔三、四年就会被酷吏构陷，罪当弃市，又每次到刑场上被皇帝特赦……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而宰相身为百官之首，位高权重，尤为武皇所忌。用一例简单的数字来说明：从武皇临朝称制开始算起，一共用过七十五个宰相，每人平均任期三个半月，其中百分之六十被贬杀，她自己亲手选拔的宰相被流被杀的也有二十四人，熬到她下台还有平安保住性命的宰相仅有四位。
武周朝任相时间最长并且善始善终没经历什么波折的宰相有3位，头一位是以谄媚出名的“两脚狐”杨再思，知政十余年，留下的名言就是“莲花似六郎（武皇男宠张昌宗），非六郎似莲花”。
第二位是为相六年余的苏味道，此公为文章四友之一，文采颇为不俗，可惜做官讲话就像和尚打机锋，要他拿主意满口的外交辞令，可即是不可，不可即是可，凡事无可无不可，留下个成语叫做“模棱两可”。
第三位便是为相五年的娄师德，信奉的哲学是“如果别人吐你一脸唾沫，不要生气，不要擦去，要等唾沫自己慢慢干，这样别人才能出气，你才能不得罪他。”后世衍生的成语便是“唾面自干”。
李昭德很荣幸的和后面两位宰相是同事，一位模棱两可，一位唾面自干，他就是想不拿主意也不行了，何况他还是那样飞扬跋扈的德性^_^
不必因此而鄙薄苏味道和娄师德的失语，对前文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记得高宗时期面对吐蕃的节节进逼，四十九岁还跛了一条腿的娄师德，毅然弃文从武，头扎一条红布带，应征猛士，八战八捷，保住大唐西陲的安宁。只是在战场上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将军，却也害怕酷吏的构陷，君王的猜忌。突厥克星程务挺的下场，名将杀手黑齿常之的陨落，……太多的前车之鉴，足以让娄师德心生警惕。在那个诬告成风人兽莫辨的年代，自始至终不曾通过陷害他人来求取富贵，只是一味的委屈自己，也实在没什么好苛责的，何况他还举荐了一代名相狄仁杰呢！
然而仍然是难过的。当雄鹰小心地收敛起羽翼，唯恐被篱笆上的荆棘所刺伤；骏马被套上鞍辔，不安地局促于槽厩，金戈铁马壮怀激烈的武士，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万乘之尊的脚下。这其实并不是娄师德一人的悲剧了。从自媚于上的卫青，恂恂然似不能言的李靖，再到后世郁郁而亡的狄青，屈死风波亭的岳飞……要明哲保身全始全终，便只能放弃自己的骄傲和个性。“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从晚清诗人蒋智由的这句诗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个民族从历史深处传来的那一声叹息。
只是在这样万众钳口令人窒息的政坛空间里，李昭德的倔强和放肆就显得更加可贵。不可一世的圣神皇帝照样惹，闻风丧胆的瘟神来俊臣照样骂，杖杀王庆之，黜退武承嗣，后来还收拾了侯思止，这类事中的任何一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但他毫不在乎地做了，事后还快乐地扮一个鬼脸，仿佛对他来说，人生的乐趣，就是跟死亡赛跑。一直不太理解武皇为何会如此偏爱李昭德，即使只是短短的几年。武皇的宠臣大多是谨慎内敛的，如以前的刘祎之，如后来的狄仁杰，李昭德却是个大大咧咧、惹是生非的主儿。或者是看多了太多的唯唯诺诺，李昭德那有点尖锐的直率反而让武皇感觉新鲜吧。在阴沉静默的武周朝堂上，他那明快爽利的笑，如同一道划破天际的虹。
只是李昭德虽然能够挫败武承嗣的夺嫡之谋，却无法消弭武皇对儿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猜忌。外贼易去，心魔难除，作为天然的皇位竞争者，李旦即使再逆来顺受，也不能让武皇彻底放心。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让他最痛彻心肺的打击，不是来自于武承嗣这样的政敌，而是源于一次莫名其妙的飞来艳福——武皇身边的一个侍女看上了他，仅仅是个侍女而已。
注：
[1]《旧唐书*李昭德传》：“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此人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
[2] 见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弹劾李昭德的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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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族的遗传基因大概不错，俊男美女的比例极高。一向吝惜笔墨的史官也往往会荡开一笔，称赞他们的风雅和俊美。史称章怀太子贤“容止端雅”，懿德太子重润“风神俊朗”，形容安乐公主李裹儿的竟然是“姝秀辩敏”“光艳动天下”，印象之中《后汉书》里面谈到盛装华服的昭君也不过是“光明汉宫，竦动左右”而已。看来安乐公主虽然蛇蝎心肠得让人怕怕，但也同样是位艳光四射的绝色美人，否则中宗也不会这么宠爱她了。
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李旦的容貌，只称他谦恭好学，雅淡温和，不过生子如李隆基“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想必也不会丑到哪里去。落难皇子，沉静内敛，彬彬有礼，自有一种奇特的吸引。李旦对他伟大的母亲极为恭顺，请安问好不敢稍有差池，一来二去，竟惹动武皇身边的户婢团儿春心萌动。所谓户婢，就是掌管宫中门户负责引导人觐见皇帝的宫女，团儿心思灵巧，能说会道，颇得武皇看重，一向自视甚高，希望能攀上高枝，脱离宫婢的身份，而她看上的这位贵人，不巧正是皇嗣李旦。可怜的李旦早已被母亲炮制成惊弓之鸟，哪敢再去招惹这些女王蜂？任凭团儿百般勾引，只诈做不知，眼观鼻，鼻观心，如老僧之入定。女色狼泡帅哥半天没能得手，不禁大为不满。不满这个词还太轻了，事实上，团儿怒了。
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幕发生了。从来只有少爷调戏婢女不成恼羞成怒百般刁难，到了武周治下居然变成婢女骚扰少爷不成设计陷害（嗯嗯，还是皇子）。不过团儿还是舍不得伤害心上情郎的，一口怨气全喷到了李旦身边的女人身上，好比现在被老公抛弃的怨妇，大多是怪狐狸精不好。按照团儿的想法，自己这么才貌双全容华绝代（人太自恋了没办法-_-|||），皇嗣怎么会不喜欢，一定是他身边的醋坛子作怪。李旦的正妃为刘氏，原本应该是皇后的，现在跟随老公降为皇嗣正妃，生长子成器及寿昌公主和代国公主。另有德妃窦氏最为得宠，生有唐明皇李隆基及金仙、玉真二公主。两人都是出身名门的淑女，守着老公孩子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怎知竟然莫名其妙地得罪了一个宫婢。团儿给她们炮制的罪名也够厉害的——施蛊诅咒女皇，罪当灭族！武皇身边一个侍女都这么强，实在让人不能不佩服。
“她们对陛下早已怀恨在心，夜夜都施法诅咒陛下早死。”明知道这话一出口就是若干人头落地，竟为了莫须有的事情陷害无辜，真不知道这些人的心思怎么会这样狠毒，只能说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吧。
武皇听了之后，面上没有丝毫的表情，甚至连追查的意思也没有，就把事情压下了。团儿的心里不禁有些忐忑：难道说武皇并不相信自己？还是她并没有把这当作回事？
武皇的确没有把这当作回事，确切地说，她没有把两个媳妇的生死当作回事。用得着查么？杀了算了。
正月初一，武皇亲临万象神宫，破例启用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两边高奏起圣神皇帝御制的神宫乐，九百名舞姬随乐起舞，不时伏地摆出各种字形来。这是武皇自制的新鲜玩艺儿，有点像现在的大型团体操，随着音乐变换队形，一会儿都举起黄牌组成标语“申奥成功”，一会儿把黄牌反过来变成绿牌，字样也变为“相约二零零八”。武周时代当然不流行这种标语，无非是排成“福”、“寿”、“武周江山万万年”之类。时代过去一千年，人类的想象力还是那么贫乏-_-|||
热闹的场面只能更凸显出皇嗣李旦的尴尬，这样大型的庆典，武皇竟然选用两位武家人为亚献和终献，丝毫没有他的份儿。这无疑是个清晰的信号，藉着初冬冷冷的空气传达给了众位朝臣：——皇嗣在皇帝的心里，原来不过如此。玉堂金马、花团锦簇中照见李旦那有些寂寞但仍然谦恭的微笑，他早已习惯母亲加诸在他身上的种种羞辱，只是没有想到，一场灾难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次日清晨，他的妻妾刘氏和窦氏照例去嘉豫殿向皇帝也就是她们的婆婆拜年问安，然后……
没有然后。
——她们再也没有走出那华丽而阴森的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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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她们有顺利地觐见皇帝，但之后便无人见过她们的影踪，也无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两个金枝玉叶的贵妇人，就这样离奇地人间蒸发了。
换句话说，二妃是在向皇帝贺年请安完毕退出时遇害的，但她们的尸体是如何处理的，却一直是未解之谜。若干年后，已登基为帝的睿宗严查细究，把嘉豫殿的每一块地皮甚至屋顶都翻了过来，也没能找到她们的尸骨，只得用她们常穿的衣物在洛阳城南招魂礼葬。
刘妃为刑部尚书刘德威的孙女，以温柔孝顺著称，高宗李治亲自拣选为爱子嫡妃，并大宴宾客，欣慰地道：“我儿阿轮最小，特所留爱，比来与选新妇，多不称情；近纳刘延景女，观其极有孝行，复是私衷一喜。思与叔等同为此欢，各宜尽醉！”[3]可见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
窦妃的出身更为高贵，是著名的虏姓高门扶风窦氏，即北周武帝外甥女唐高祖太穆皇后窦氏的家族，族人将相辈出，联姻帝室，唐以来最为贵盛。史称窦氏“姿容婉顺，动循礼则”，应是位风姿柔媚，婉约娴静的丽人，却莫名其妙地遭此横祸，成为继周王显嫡妃赵氏之后又一位惨死在武皇手里的儿媳，连尸骨也没有留下。
刘窦二妃其后都被追谥为皇后，但对这两位薄命女子而言，生前富贵固然零落如草上之露，死后的尊荣也寂寞如陌上之花。她们的凄惨遭遇，因为涉及皇家一段难以启齿的往事而被刻意回避，遗落在风沙和尘埃之中。那灵动的眉目，那温柔的笑语，大概只能在她们的孩子心中，还能留存一抹淡淡的悲哀的旧影吧。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远避政事只求在温柔乡中忘怀一切的李旦，一夜之间妻妾双亡，世事之离奇与荒谬，如上演鬼片：凄迷的晨雾中，飘来一盏幽冷如鬼火般的宫灯，便永远带走了他心爱的女子。
赚人眼泪的鬼片不会这样结束。即使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宁采臣，也可以在大侠燕赤霞的帮助下，鼓足勇气努闯鬼蜮，大战黑风老妖，救出自己的心上人。
可是李旦不能，不敢。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他的君王，他的母亲。
论公，她是一国之君；论私，她是李家的族长。论能力，她杀死他容易得如同杀死一只蚂蚁；论义理，儿子不能为媳妇违逆母亲。
被誉为最伟大最无私的母爱，一旦沾染上权力的毒液，竟然会扭曲到这个地步，真实的历史，远比影视剧更残酷。
旦只能忍。
忍字头上一把刀，忍无可忍也要忍！
李旦严令东宫诸人不得谈论刘窦二妃之事，也没有举行任何超度仪式或纪念，每天举止如常，神色仍然平静，仿佛这两个活色生香的女子从来就不曾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
每日的生活如上演活剧，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压制住心底的哀伤，要怎样的努力才能控制住双手不再颤抖？
面对着母亲凌厉得似要看透人心的目光，旦垂眉敛目，驯服如故。不管武皇是否真的相信旦遭此大变竟会没有一丝怨言，起码她没有找到动手的理由。
然而窦妃的母亲庞氏却没能沉得住气。这位惊慌的妇人担心祸延家族，于夜里焚香祈祷全家平安，被恶奴告发，说她在为女儿诅咒皇帝，罪当处斩。
考虑到窦氏家族与李唐皇族世代联姻，贵盛无比，有理由相信这样严厉的判决是武皇有意为之，本来就想找机会铲除这个重点防范对象，有司不过希旨而为。事实上主审此案的监察御史薛季昶便立刻被武皇提升为门下省给事中。
圣意已经如此明显，眼看窦家立刻面临家破人亡的大难，窦家人拼死一搏，求见侍御史徐有功讼冤。在那酷吏横行的年代，他是唯一一个敢冒险和酷吏斗争，甚至当廷直谏驳回武皇圣旨的廉吏。
徐有功，外号“徐无杖”，因他在州县做了三年的法官审案竟然没有一次动用刑罚。他不仅是唐代最著名的法官，也是整个中国法制史上罕见的屡屡驳回皇帝诏旨、敢以生命去捍卫正义的清官。在审理越王谋反一案，有人替李冲收私债又通书信，徐有功认为他并非魁首，而是支党，因此不应处死，惹得一心想杀人立威的武皇怒气冲冲。这个大胆的家伙，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给武皇上了一堂法制课，援引各条条款款说明什么是魁首，什么是支党，两人在朝堂上唇枪舌战，激烈交锋，吓得一众文武脸色发青。最后的结果是武皇收回成命，该人得以免死，徐有功的大名也不胫而走。
在明确了解到皇帝的心意之后，徐有功已经是窦家人最后的希望。然而判决书已经下达，庞氏也被押赴刑场，千钧一发之际，徐有功快马传牒有司暂缓行刑，他出手了。
——为了维护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无辜人士，这位从六品下的芝麻官侍御史，再一次大无畏地挑战皇权。
注：
[3]《旧唐书*高宗本纪》
（本节未完待续）
为庞氏鸣冤的奏章很快送呈武皇御前。徐有功，她记得这个名字。事实上，她根本没可能忘记：裴炎之后，他是唯一一个敢在朝堂上和她硬碰硬争到底最后迫她收回成命的人，然而裴炎是首席宰相、顾命老臣，而徐有功只是一个从六品下的侍御史而已。那是个淡定如鹤的男子，眉宇间却自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坚毅神采，任何场合都不见他失礼，但任何压力都不能让他低头，即使面对万乘之尊的雷霆之怒，也仍然神色不变侃侃而谈，言辞谦恭却字字入心，既让她敬佩，却又感觉愤怒，一种可以征服天下却无法征服眼前这个人的挫败感油然而生。
面对徐有功的屡屡违旨，武皇有些不耐烦了，一而再，再而三，当皇帝的权威是纸糊的么？大笔一挥，以徐有功与庞氏同党通谋，判处绞刑。她要徐有功为他的胆大妄为和多管闲事付出代价，她要看着这样一个倔强傲岸的男子怎样在死亡的重压下露出丑陋的本相，那钢铁般的外壳怎样被撕碎扭曲，所有的骄傲和坚持象阳光下的薄冰一样迅速融化。多年以来，她早已看惯这样的演出。
然而徐有功做出的是第三种反应。听到这个消息，他既不曾痛哭流涕后悔莫及，更不曾恐惧不安摇尾乞怜，静静地站立当地，唇边居然又慢慢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原来如此。死就死吧，世上岂有永远不死之人？”他洒然微笑，如释去身心重负，照旧回家吃饭、睡觉，就连离去的步伐，亦是同样的轻松自如。
无法想象那一抹微笑给武皇带来的震撼，不过史书上的一些记载让人颇觉有趣，称有人认为徐有功的镇定自持只是公开场合勉强装出来的，回到家里一定会露出本相，于是跑到他家里偷 窥，发现他已经沉沉入睡。严重怀疑这个心理阴暗的人就是武皇，派人监视大臣的举动密切注意事态发展这种事，圣神皇帝既不是第一次做，也不是最后一次^_^
并不相信儒家人性本善那一套，但见过太多黑暗面的武皇，面对徐有功这样的耿介之士，应该也是感慨丛生的吧。少女时代就进入九重深宫，靠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路厮杀过来，早已经变得心如铁石，但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正义伦理总会潜移默化地给人以影响，事事从利益出发，并不妨碍她对正邪是非的判定。甚至也有这种可能，见惯了太多口是心非之徒，武皇反而会对真正的君子越发敬重吧，如同已经习惯在冰天雪地里跋涉的旅人，内心深处仍然贪恋着炉火的温暖。总之，武皇再次召见了徐有功，态度仍然凌厉，劈头就问：“卿近来审理案件，为什么错放了那么多人！”
徐有功再拜，恭敬地答道：“臣下失察放错了人，是人臣的小过错。然而对生命的怜惜和慈悲，却是王者的大德，请陛下三思。”
武皇沉默，久久未发一语。
不久案情重新裁定，庞氏得以免死，与三子同流岭南。这件事还有一个背景，团儿的奸谋被人告发，盛怒的武皇杖杀团儿，但徐有功仍然被免职为民，——骄傲的皇帝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
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那么也不过就是戏台上屡见不鲜的故事之一，直言敢谏的忠臣如何凭借自己的正直折服了骄横跋扈的皇帝，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终于救出了无辜人士，奸人也得以授首。我们除了赞叹大臣的浩然正气之外，学到的也就是专制统治如何黑暗之类的类型化说法。这么贴标签当然也不能算错，但以此来概括武皇和徐有功之间的关系却有简单化之嫌，两年之后，武皇再度启用徐有功，武皇任命的意图以及徐有功当时的反应，都颇值得一述。
（本节未完待续）
那时已是万岁通天元年（公元六九六年），武皇发六道使大杀岭南流人，自感危险人物已经给消灭得差不多了，政局趋于稳定，于是先后贬黜来俊臣，诛杀侯思止、万国俊等酷吏，重新任命徐有功为侍御史。次年，来俊臣也被诛杀，至此酷吏政治基本结束。从索元礼、周兴起一干迎奉圣意求取富贵的酷吏全部遭到了生死族灭的下场，而徐有功却声誉日隆，步步高升，官至司仆少卿荣显善终，年六十八岁，武皇特赠司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了。李唐复辟之后，庞氏之子为报母恩甘愿以自己的官职赠与徐有功的后人，其五世子孙徐商，官至太子太保，商子徐彦位登宰相，封齐国公，世代荣显，可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了。
对比酷吏和徐有功的不同结局，我们很难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解释武皇的驭下之术。对于一干希旨献媚的酷吏她表现得异常冷酷决绝，兔死狗烹毫不留情，对于徐有功却是敬之重之，以至于有些畏之的。在社会稳定的时候，她明知道徐有功奉公执法必定会常常拂逆自己的心意也坚持启用；而在需要打倒政敌的时候，就算摆明了徐有功是无辜的也依然削职为民。在杀人刀和活人剑之间，她只是根据时势来做出她认为合适的选择。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徐有功也只是武皇用来平衡酷吏政治、维护法制不致崩溃的棋子罢了。这情景颇类似唐太宗把魏征树立成谏臣的标兵，其实太宗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更多地是听取房玄龄等人的意见，但他需要魏征的耿介之言来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大唐的建立也有太宗一份功劳，先天的优势决定了他在曲己纳谏方面可以做得更漂亮，他对魏征越礼重越容忍只能越增加他的威望。而大周朝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徐有功无法得到如魏征般的礼遇，因为武皇必须强化别人对她权威的承认和服从，如果人人都像徐有功那般认死理地一再驳回她的旨意，她这个皇帝还怎么当得下去！就算是心里再敬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只能牺牲一下徐有功了。就是这一点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决定了武皇和徐有功这对君臣不能如太宗和魏征般的相互成全，而君臣遇合的佳话，也只有到了武皇年高对于世事不再执著之后才能实现了。
然而徐有功的反应却令人诧异。这个可以含笑面对死亡的硬汉，却在接到任命书时忍不住流泪，坚决不肯上任。他叹息着道：“麋鹿在山野间自在遨游，生命却系于庖厨之手，时势如此，无法可施。陛下如今任命臣为侍御史，臣必定要守正执法，总有一天会触怒陛下，坐罪枉死，请陛下收回成命！”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徐有功已经看透当时的官场险恶以及武皇给自己派定的角色，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纵然坚毅如他，也忍不住悲伤泪落。这也许有损他的硬汉形象，却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徐有功。原来他并不是神经大条到不知死亡为何物，他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宁愿躲入山林中做一个安安分分的小民，避开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可是这个人的责任感实在太要命，只要他坐在法官那个位置上，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手中出现冤案，不能坐视无辜人士被杀，为此，他不惜自己慨然赴死。
生命是可贵的，属于人类只有一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活下去本身就是最大的目的，如同余华小说《活着》中的福贵，不管经历多少辛酸和屈辱，还能看见太阳再升上来就是好的。也有不少我拿青春赌明天的冒险家们，为了富贵和荣誉，甘冒奇险拿命去换，以无价的生命去追逐那些过眼云烟似的身外之物。当然，世上也有至情至性的人儿，甘愿为挽救亲人或者爱人的性命而舍身，可是象徐有功这样为了挽救素不相识的人而一再自蹈险境的人，实在不多。虽然他丝毫不会武功，也足可被称为侠之大者了^_^
徐有功一生，处理案件六七百起，受他深恩得以活命的人足有上万之众，为此他成为酷吏的眼中钉，几度身陷牢狱，两次削职为民，三次被判死罪，然而松柏志向，冰雪节操，始终不移，仁心侠骨，世所同倾，在当时便被誉为“四海之内，绝无仅有”的奇男子，认为古之贤者如西汉张释之比起他来也大大不及，当人主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千载之下，一人而已”。
仅抄录一段当代人对他的评语吧：
——“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蹑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寺鸱枭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走笔至此，且为徐公一拜，向这位大智大勇坚毅沉静的奇男子，致以千年之后的敬意。
（本节未完待续）
在徐有功不计生死的犯颜直谏下，庞氏得以免死流放，团儿的奸谋也被人揭破，事情至此总算真相大白，刘窦二妃原来确是无辜惨死。武皇见了儿子李旦不免有些尴尬，但帝王的思维毕竟与常人不同。平民百姓要是知道亏待了儿子，必定万分歉疚，加倍疼爱以弥补儿子所受的委屈。皇帝想的却是我无缘无故地杀了他两个妻妾，这小子焉有不怀恨在心之理？嗯，一定要加倍防范才行@_@ 这种做法从人情上来说绝对冷酷，从现实的角度上来看却绝对理智，做皇帝真是一项违反人性的职业吧。
可怜的李旦，交出皇位后的短暂安宁日子就此结束，重又回到被严密监视的囚徒状态。两个月后，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未经武皇允许私下探望李旦，引起武皇疑忌，破例动用法外之刑，以私谒皇嗣罪腰斩于市。腰斩是一种将人犯从腰部斩为两断的酷刑，刑具的模样可参看《包公案》里的龙虎狗三式铡刀，比起唐代法定死刑斩首和绞刑来说，人犯所受痛苦更甚，一般多用于罪大恶极之徒。武皇此举，明白地显示出杀一儆百的决心和强悍作风，百官震慑，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探望皇嗣，李旦接触文武将相的途径被完全斩断。睿宗五子原本和武氏族人一视同仁地封王开府，现在也全部降为郡王，女儿一律降封为县主，随父幽禁于深宫之中。武皇对他们的看管颇为严厉，到庭院里去散步也是不允许的。对比她对诸武的纵容维护，可见武皇的心思已经由维护武李平衡，转向了完全偏袒武氏一族。
唐明皇李隆基时年九岁，号为临淄王，母亲窦德妃被杀后由豆卢贵妃抚养长大。上有武皇疑忌，下有诸武陷害，处境十分险恶，“母后虐国，诸吕擅衡。嗷嗷谗口，肤谮日炽。”[4] 但睿宗真是个很好的父亲吧，豆卢贵妃也够贤良淑德，把外间的风风雨雨全都挡了下来，尽量不让孩子们受到影响，以至于日后明皇回忆起童年，竟然只记得兄弟间的孝悌和父母的慈爱（明皇视豆卢贵妃为养母），全然没有李贤之子玢王守礼那样不堪回首的凄酸。或者唯有远离丑恶的政坛，才能学会珍惜亲情吧，李旦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子女的教育上，调教出一个个色艺双全的儿子^@^宁王宪的玉笛，明皇隆基的羯鼓，岐王范的书画音律，日后都化为点缀盛唐壮歌的绝美音符，而五王之间的友爱孝悌，也成为帝王之家一段罕见的佳话。想想当日李旦夫妇委曲求全上下打点，苦心维系一个母慈子孝的假象，只为了让孩子能在一个相对宁静平和的环境下继续嬉戏学习，父母一片爱子之心，不是不让人感动的。武皇御明堂开家宴，一众小皇子小公主天真烂漫地献歌舞为武皇贺岁，祝愿“神皇万岁，子孙成行！”不知武皇听到孙子孙女以稚嫩的嗓音说出这句贺词时，内心深处是否也有所触动呢？
然而她已不能回头。立足在天与地之间，立足在古往今来所有女子从未达到过甚至从未梦想过的巅峰，她踌躇满志地醉心于自己心目中的宏伟蓝图，将一切尘世的情感都视为牵绊斩断灭绝。
魏王武承嗣不失时机地率领五千人上表请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按照佛家的观点，菩萨成为转轮圣王后乘坐的车子有金银铜铁四种质地，分别称为金轮圣王和银、铜、铁轮圣王。金轮圣王统治四天下，其余圣王依次递减为三、二、一天下。这是将武皇视为菩萨皇帝，威统大地之转轮圣王了。
武皇欣然接受了这一尊号，身着天子冠冕，亲御明堂，凌虚御风，尊贵如神。这一年，她已经七十岁了，然而雄心（或是野心）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她相信她有能力将一切梦想都变为现实，只要她愿意付出足够的代价。大周朝必会万世流传，她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也不会。
于是，在幽禁了李旦父子之后，武皇下令废除各州举子学习《老子》的法令，要求改学武皇御撰的《臣轨》，进一步从民间清除李唐皇族的影响力。
李旦颤栗地望着他非凡的母亲，他每一天都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地狱的最深处，醒来后才发现还有更糟糕的在等着他。他不知道在母亲的计划中是否也包括把他一并清除，只感到母亲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凌厉，眸子里的温情越来越少，猜忌和疑虑越来越浓。或者，在母亲的眼里，看到的已经不是她十月怀胎生下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血，而只是一个随时会威胁她皇位的政敌罢了。
神皇母子间的微妙变化被有心人悉数看在眼中，一纸状告皇嗣谋反的表章立刻呈到了武皇御前。而武皇选定主审此案的官员足以让李昭德等所有忠于李唐的朝臣心惊肉跳，那是武周朝整整一代人的噩梦——天使般面孔，魔鬼般狠毒的酷吏之王来俊臣。
注：
[4] 《睿宗豆卢贵妃墓志铭》
（本节未完待续）
来俊臣长相阴柔俊美，举止斯文有礼，且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常常能一眼看出他人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弱点。他的言辞亦具有同样刺透人心的魔力，跟其他粗鲁不文的酷吏不同，来俊臣话语不多却简洁有力，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不时可以见到智慧的闪光，宛如沉思的哲人，配以他谦虚诚恳的态度，不知底细的人只怕会立刻引他为知己。聪明、冷静、忠诚、俊雅，这便是时人对来俊臣的第一印象。据记载，来俊臣雍容美貌，巧辨似智，巧谀似忠，俨然忠赤之士，有谁会想到这个优雅秀美的男子，竟是个极端残忍嗜血的恶魔呢？[5]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来俊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坏人，或小说里的恶棍，只要跟来俊臣一比，都会黯然失色，只因任何恶霸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多少都能发现人性的流露，只有来俊臣，要说他连一丝人性的痕迹都找不到，也绝不过言。这个人似乎对生命本身就有种极端的仇恨，他人的痛苦只能让他感到刺激和兴奋，恶事做尽却找不到一星半点的内疚感。常常疑心这种人大概是天生血液中就含有某种暴力因子，后天的经历不能给他丝毫温暖，又正逢武周时期的绝佳舞台，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出这名有如罗刹化身的天下第一酷吏。来俊臣出身卑微，是个父亲都搞不清楚是谁的私生子，在一个赌徒的家庭里长大，小时候小偷小摸，大了便拦路抢劫，顺理成章地锒铛入狱，成了一名死刑犯。
赌徒性格在这一刻起了作用，不甘在狱中等死的来俊臣要求上书告密，刺史正是李唐皇族东平王李续，对这个妄言告密以求脱罪的小人做法颇为反感，杖责一百依旧遣送回牢。风水轮流转，转眼到了天授年间，武皇称帝大杀李唐宗室，东平王李续也成了倒下亡魂，来俊臣认为机会又来了，再次上书告变。此时已经不是大规模鼓励告密的时候，但或许是他的身份太过特别，来俊臣仍然受到了武皇的破例接见。一个卑微低贱的死刑犯头一次得见天颜，却表现得十分得体，伶牙俐齿地把他被捕说成是东平王李续刻意打压诬陷，幸好李续被武皇铲除，如他这样含冤入狱的升斗小民才有机会逃出升天。他说得言之凿凿却并非全无漏洞，问题在于武皇对真相并不感兴趣，她只对这个人机敏的应答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觉感兴趣。他会是人才，而且还是个死囚。如果能够把一个人从死亡中解救回来并授以官位加以提拔，他必然会感激涕零永远地效忠于她。圣神皇帝大笔一挥，死刑犯顿时绝处逢生还坐上了八品官位，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春！可惜这春天只是针对来俊臣个人而言，在今后近十年里，这个笑容温和举止文雅的年轻人，将让整个帝国的人为之颤栗。
注：
[5] 《朝野佥载》：“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辨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
（本节未完待续）
今天开始正式续帖，好久没写了，又是我极讨厌的来俊臣，可能有点找不到感觉，大家多包涵。谢谢在此期间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你们的鼓励是我让我决心写下去的最大动力，多谢！
正文：
武皇重用酷吏早在垂拱初年，而来俊臣至天授元年方获提拔，只能说是后起之秀，但他很快就展露出在刑讯方面的惊人天赋，交到他手里的案子没有办不下来的。也许是他做惯了犯人的关系，来俊臣对犯人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了如指掌，并且不辞劳苦地针对每个犯人的特殊情况量身定做，对症下药，务必做到必有一款适合你。他会给你鼻子灌醋，耳朵塞泥或者干脆熏聋，然后把你扔进漆黑没有一丝光亮的地牢里，让你处于绝对无助的被遗弃状态里，剥夺你的视觉、听觉、嗅觉，让无边的孤寂和黑暗折磨得你发狂。如果你是生性高傲而有洁癖的读书人，他会刻意把你的牢房就寝处铺满屎尿秽物，不给你吃的喝的，饿得人撕破衣服掏里面的棉絮吃。对于来俊臣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刑罚了，他的名言是：“人可以接受死亡，却不能忍受痛苦，所以有必要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刑罚。”（死之能受，痛之難忍，刑人取其不堪。）他想出来的刑罚，绝对匪夷所思，创意无限。比如说他看到家仆杀鸡，顿时构想出把犯人手足紧缚悬吊于梁上，刑卒在下面便可以把犯人转成一只疯狂的陀螺。为了纪念杀鸡给他带来的灵感，他把这种新刑罚命名为“凤凰展翅”。不能不说作为酷吏的来俊臣极具想象力和探索精神，就像被苹果砸着头的人多了，却只有牛顿能想出万有引力，看人杀鸡的也多了，有几人能想出“凤凰展翅”？显然来俊臣是把酷刑当一门艺术在看，他孜孜不倦地投入到这一神圣的事业中去，不断地钻研出各种新的刑罚，并配以优雅如诗的名字。让犯人高举重物跪在碎砖瓦上，沉重的压力会让碎片刺入骨肉，这叫“仙人献果”；让人立于高处，然后把他往下拉，这叫“玉女登梯”……来俊臣陶醉于自己的奇思妙想中，犯人痛苦的哀号更让他兴奋得发狂，他常常徘徊在刑房里面，享受着这对他来说如同天籁般的凄厉号叫，愉快地看着这些受尽折磨的可怜虫乖乖招供画押。虽然资历尚浅，但来俊臣办案的效率之高足以让他的老前辈们为之汗颜，他的声名已经传遍天下。
来俊臣是虐待狂么？这似乎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来俊臣并不愿意把自己当一门只懂得拷问的刑卒看待，从他的大作《罗织经》来看，自视极高的他视自己为心理学大师来着^_^ 他如此高屋建瓴地总结自己的理论：刑讯是讲究方法的，刑罚需要因人而异，贵在变化，不必动刑而用言语就可以杀人，才是真正用刑的极致。[6] 来俊臣没过多久就达到了自我追求的宗师地位，他根本无需出手，只要把各种刑具往犯人面前一摆，对方便立即魂飞魄散马上招供。可是这种驯服有时候仍然不能让来俊臣满意，因为他要的不只是你死，而是要你牵连诬告咬出更多的人来，往往就是你的至亲和朋友，那些你愿意付出生命去保护的人。所以，酷刑终究还是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来俊臣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但并不为此犯愁，他的办法多的是，比如诬告。
怎么做伪证，怎么收买证人，来俊臣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他的话说，不必担心给人加罪没有名义，需要担心的只是君主有没有猜疑之心。只要他察觉出武皇对谁起了疑心，或者他自己看谁不顺眼，这个人便上了他的黑名单了。他伙同了几个酷吏同事，在全国各地收买了几百个无赖，一旦想诬陷谁，便指使这些无赖去告发，然后各地响应，互相作证，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口供都一模一样，足以定罪了。彼时相互交流不便，且人心到底纯善，史家写到这里已经震撼于来俊臣的狠毒与狡诈，现代社会要诬陷一个人哪儿有那么麻烦，只需要雇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在bbs上批发马甲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了^_^ 高超的办事效率，非凡的罗织手段，配以他温文俊雅的外形和谦逊有礼的态度，来俊臣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得到了圣神皇帝的青睐，也得到了前辈们的一致好评，其中甚至包括一向眼高于顶的周兴。
（本节未完待续）
[6]《罗织经》：“刑有術，罰尚變，無所不施，人皆授首矣。智者畏禍，愚者懼刑；言以誅人，刑之極也。明者識時，頑者辯理；勢以待人，罰之肇也。”
武皇的用人风格，百年之后诗人李白做了一个精辟的比喻：“天后用人如同小孩子买瓜，不辨香臭，只管拣大的挑。”（“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7]）她任用酷吏旨在肃清政敌，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律破格提拔，根本不管你的资历、背景，甚至人种。索元礼便是波斯人，侯思止还是个文盲，愚昧无知，说话俚俗不堪，屡屡成为时人戏谑之资。而周兴积年老吏出身，怎么说也算法律界资深人士，在这些歪瓜裂枣中俨然已是鹤立鸡群，素来自负才华，瞧不起他的众位同僚，却独独对来俊臣青睐有加，除欣赏来俊臣的才能之外，也因为他们二人正好是同乡。来俊臣原本是个死囚，有得高枝攀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人前人后均执弟子之礼。他人本俊美，嘴巴又甜，一来二去哄得周兴心花怒放，引他为平生知己。周兴是武皇剪除李唐皇室的头号功臣，屡受制狱，大杀宗室，曾出面奏请废除李唐的宗正属籍，剥夺其皇室资格。武皇登基后论功行赏，对若干翊赞功臣予以赐姓武氏的荣誉，其中包括高宗病危助她夺取政权的宰相岑长倩，嗣圣宫变勒兵入宫废除中宗的羽林军首领张虔勖，希旨逼杀章怀太子的丘神勣，以及带头诣阙上表请求改唐为周的傅游艺等，而作为酷吏代表受到赐姓嘉奖的，便是周兴了。这一荣耀，就连武皇提拔的首位酷吏、薛怀义的义父索元礼也不曾得到。天授年间来俊臣刚刚步入仕途之际，正是周兴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一朝得遂青云志，春风得意马蹄疾。稳坐酷吏头把交椅的周兴自认是皇帝眼中红人，意兴飞扬，环视天下，真有着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感觉。可惜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一旦攀登到了顶峰，也就意味着走下坡路的开始，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只因他伺候的主子是天字第一号难缠的圣神皇帝武照。依靠酷吏披荆斩棘终圆女皇之梦的武皇，在坐稳了江山之后，打算以一种仁慈亲民的姿态统治万民，正准备借他们的头颅来平息民愤。
武皇在特地颁布给群臣学习研读的《臣轨》一书中，提出优秀的大臣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不过有这么高觉悟的臣子着实不多，既然他们不识相，那只有武皇麻烦点自己动手了。反正这些酷吏都是心狠手辣泯灭人性之辈，死了也是该死，武皇没有半点犹豫，刀锋所指，头一个便是那位首先拥戴她为帝的傅游艺。
傅游艺是武周革命过程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因其劝进有功，短短一年之中，他由一个小小的合宫县九品主簿，一跃而为三品宰相，官服由青而绿、自朱入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傅游艺曾经诬告李唐宗室，又奏请诛杀岭南流人，因此后来被列入酷吏名单之中。李唐民心未失，傅游艺的首先变节为李唐旧臣所鄙；诛杀流人太过残忍，令天下人侧目；快速发迹引发同辈投机分子的嫉妒；而作为酷吏之中唯一入阁拜相掌控中枢的人物，则为皇帝本人所不容。象傅游艺这样的暴发户本来也容易飘飘然，某晚做梦登上湛露殿，便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自己亲信，立刻被告发，说他有反心。武皇即时作出反应，傅游艺下狱，不堪受刑自杀而亡，也算是报应不爽。此时距他神话般的发迹也不过一年多时间，真是一枕荣华已历尽，所炊黄粱犹未熟。
第二个倒霉的则是首按制狱开酷毒之风的波斯人索元礼。作为武皇提拔的首位酷吏，索元礼虎狼成性，审一个人犯务必要他咬出数十百人，以此邀功请赏，于是周兴、来俊臣之辈，群起而效之，人人以杀人为能。索元礼权势最盛之日，连武皇的男宠薛怀义都拜他为义父，杀戮过甚，民愤极大。武皇便连走过场都省了，直接下密旨诛杀。
接下来轮到了逼杀章怀太子的丘神勣，武皇假意责备他矫诏，贬黜外放，但不久便重新起用为左金吾将军，委为亲信，与周兴等人同掌制狱。琅邪王李冲举兵起事，丘神勣前往镇压，杀尽白衣请降的博州官民数千家，山川皆赤，尽现酷吏本色。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别人诬告他谋反，同时牵连入案的还有周兴。武皇毫不手软地赐死丘神勣，但对周兴还有一丝怜才之意，因为周兴的确在律法方面颇有造诣，当年便曾得到高宗嘉许，碍于他的流外官身份未能破格提拔。于是，武皇便把这桩案子交给了周兴的好友兼下属来俊臣办。
（本节未完待续）
[7] 《唐语林》
来俊臣当然明白，武皇还是希望能尽量保住周兴的，可是在来俊臣看来，周兴的飞来横祸只意味着一件事：——自己上位的机会来了。母亲红杏出墙，和外人合谋让丈夫中仙人跳，父亲是赌徒兼无赖；从小偷鸡摸狗，长大杀人越货；为民诬告长官，做官草菅人命；对于来俊臣这样不是人的人来说，要他理解什么叫感恩图报未免太困难了一点。友情是用来背叛的，上司是用来出卖的，在来俊臣的眼里，只有一级又一级可以践踏在脚下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不过周兴的老辣和狡诘他有切身体会，如何把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颇值得思量，来俊臣向来谋定而后动，何况这是他仕途上至关重要的一战，他要天下人都借此见识到他的智慧与手段，从今后他将是新一代的酷吏之王。
时正值天授二年正月，神都洛阳的那个冬天格外寒冷。日色苍暝，天际晦暗，仿佛要下雪了，文昌右丞周兴审案方毕，偶立回廊，已觉凄神寒骨，不胜萧瑟。目睹这些天来同僚的凄惨下场，尽管他平日鄙薄他们的浅陋无知，亦不能不起兔死狐悲之感。周兴是雍州长安人，生长在天子脚下，自幼明习法律，早在高宗时代，其才华便曾引起皇帝的注意。他有条不紊的陈述着自己的见解，看到天子眼中闪动出激赏的光芒，却在知晓自己身份的那一刻黯淡下去。“可惜你是个小吏，可惜……”皇帝充满遗憾地留下这句话离去，让他呆立当场，怅然若失良久，良久。
人们常以“官吏”一词来作为“百姓”的对称，其实“官”和“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致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官员和公务员。唐高祖《武德律》定“士农工商”四民，其中的“宦途之士”即是指“官”，唐人称谓为“官人”，特指八品以上的流内官。而吏员则是指以流外杂任为主体的胥吏，待遇（可免除徭役）远远不能与流内品官的特权（免课役，赐俸禄，授职分田，可减刑赎罪等）相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加深。唐代吏的地位还算相对较高的，官僚政治成熟的宋代已经建立起完善规整的胥吏制度，明令胥吏不得朝参君王，参加科举考试；明清以降，胥吏则沦落到等同职役的地步了。
而在胥吏制度尚未完善且大力宣扬任人唯贤的唐代，吏员鲤鱼跳龙门荣登仕途的机会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看一下官与吏人数为112：3522的悬殊比例，也可想象得到这条路会有多么艰难。[8] 高宗显然认为周兴虽有才华，却还没有到破格提拔的程度吧！唐代特殊的取仕制度虽给广大的寒门子弟开了一道狭窄的门缝，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位子容纳那么多的追梦少年。如果从来没有希望，那也就不会绝望。曾经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却终于还是停留在黑暗之中，继续原来的生活轨迹。时光荏苒，周兴好不容易从流外官混到了三省主事的尚书省都事之职，属于低级的流内官，但仍被视同胥吏一类，想要升上八品以上的清要官可就比登天还难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就止步于此了。整日劳碌于处理各类琐碎的政府公文，抄抄写写，整理文书，在一成不变的日子里渐渐地消磨尽青春和锐气。岁月的痕迹慢慢地爬上了他的眉梢眼角，脸上也习惯性地堆满了公式化的谄媚笑容，淘气的年轻人已经在背后唤他为“阿婆”。这就是周兴在时人眼中的形象吧，一个因长期伏案工作而身形佝偻、满面皱纹、满脸假笑的中年胥吏。周兴的例子，也正反映出一个典型的唐代胥吏的命运。在唐帝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有数万这样卑微渺小的政治爬虫在忙忙碌碌，维系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州府的正常运转。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或是死亡，也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在历史上连名字也不曾留下的胥吏，也曾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过青春有过梦想的活人。在周兴黯淡的日常生活里，想必也会常常回忆起少年时与高宗的那次相遇，虽然已经日渐遥远得仿佛梦境，美好得如同幻觉，与沉重庸常的现实相对照，更加让人感叹岁月的惊心和不遇的伤心。
连他都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会这样度过，直到石破天惊武周革命将一切秩序击碎。
昔日趾高气扬的清要官纷纷落马，皇族公卿人头落地，而寒门庶族的上位之路前所未有的通畅，告密可以得官，献祥瑞可以得官，甚至还可以自荐试官。一个火红的新时代蓦地扑面而至，让周兴措手不及惊喜不已。他立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时代中去，向御座上的老妇人申诉忠诚，尽管她看中的只是他的刑讯手段而不是他对律法的理解和阐发。像他这样卑微的人物，能有一技之长被天后看中，还能要求什么呢？只要她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必定象最忠实的猎犬一样立刻扑上去咬断那人的喉咙，然后得意洋洋地叼回来向主人邀功请赏。高宗时代曾反对武后监国的宰相郝处俊后人郝象贤，高宗的两个庶出儿子上金、素节，素来与武后不睦的常安公主……随着一条条人命的消殒，周兴的官位也扶摇直上，累迁至司刑少卿、秋官侍郎。
现在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呼来斥去还要点头哈腰赔小心的小小胥吏了。仍然被人称为“阿婆”，但却是“牛头阿婆”。[9] 把勾魂夺命的地狱使者牛头马面和笑容慈祥的老婆婆联系在一起，这绰号真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就像古龙笔下那些古怪的邪派高手，笑嘻嘻地走过来，便勾走了上千条人命。管你王子还是公主，宰相还是名将，而今都需要匍匐在他的脚下，看他的眼色，否则他大笔一画，你便性命难保。宰相魏玄同得罪了他，便被诬告谋反，含冤自杀。只要他开心，可以把威震四夷的名将黑齿常之锁拿入狱，一颗一颗地敲光牙齿，还“幽默”地询问：“你的牙齿并不黑呀，为什么叫黑齿？”这种生杀予夺、随一己喜好肆意践踏凌虐他人的感觉，真的………………好爽！当循规蹈矩不能受到奖励，而作恶可以不受惩罚反而得到高官厚禄的时候，有几个人还能坚持原则信守道德？当然，周兴不会把“卑鄙无耻”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他可以认为他是在“快意恩仇”。呵，堕落是多么容易多么快乐！总能轻易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_^
如果不是史书明确记载，我们无法相信一个谨小慎微奉公守法了半辈子的小吏，会摇身一变而为残狠暴虐的罗刹化身，也许就连周兴自己也不会想到吧。可见，只要给与充分的舞台和足够的诱惑，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爆发出意想不到的邪恶因子。而武皇留给人们的展示空间是太太太太充分了，告密和严刑迫供谁人不会？愿意以此换取荣华富贵的人越来越多，而位子就只有那么几个。于是不断地有人密奏酷吏们的罪状，朝衙内你死我活的争斗已经到达血腥的巅峰，就连引领风潮的时代骄子周兴也开始感觉到了威胁。就在这个日暮天寒、雪将落未落的冬日，他收到了来俊臣邀他赴宴小聚的便笺。
（本节未完待续）
[8] 张广达：论唐代的吏，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9] 《朝野佥载》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这奇寒彻骨的严冬，和一个还算聊得来的朋友小酌几杯，不失为一件赏心乐事。艳红的酒倾倒入杯，握在手里，像一抔暖暖的雪，配以主人的笑语殷勤，驱散了心中的寒意。而窗外，雪已经纷纷扬扬地飘坠了下来。
酒过三巡，来俊臣俊美的面庞上已现出酒醉的酡红，神态保持着一贯的谦恭，语气却多了些抱怨：“现在审案是越来越困难了，那些犯人越来越刁滑，个个都说冤枉。”
周兴闷笑，不以为意地道：“是这样的啦，刚抓来的时候人个个都说冤枉，斩决之后，就个个都没话说了。”（“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
他仰首饮尽杯中酒，傲然道：“所以关键还是两个字：刑讯。”
来俊臣即时给他斟满：“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刑讯也未见得完全有效。”
周兴淡淡地道：“那是你没有用对方法。”
来俊臣沉吟着，缓缓道：“这个人自己就精擅刑讯之道，也深知一旦招认便必死无疑，既已不存活命之心，又生性狡黠熟知审案过程，什么样的手段能让他乖乖伏法呢？”
他抬起头，眼里奇怪地发着光，盯着周兴道：“周兄，你是前辈，跟这种难缠的人打交道的次数多了，你教教我。”
周兴哈哈一笑，对方眼里那种崇拜的神情让他很满足：“这个简单。现在不是冬天么，就地取材好了。找一个大缸来，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把缸烧得发烫，请人犯进去坐会儿，考考他的忍耐力，看看他能呆多久。”他的唇边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到那个时候，我估计，无论你叫他招什么他都会愿意的。”
“果然高明。”来俊臣微笑，眼色之丽，直夺美人之目，抬手叫手下人按周兴所说依样画葫芦地置办齐全。
炭火熊熊，缸已经烧到发烫，火光在来俊臣姣好的面容上投下阴影，明明灭灭，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来俊臣长笑一声，翩然起身，朝着周兴深深一揖：“奉旨查办周兄与丘神勣合伙谋逆一案，烦请老兄入此瓮中。”
他抬头，目中笑意盈盈：“周兄可以自己检测一下，能在这里面呆多久。小弟也很有兴趣知道。”
周兴面如死灰，呆立当场，冷汗一滴滴地从额头上冒出来，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低声道：“你要我招什么？你说，我写。”
（本节未完待续）
今天有点事，先更新一点，明天继续。
来俊臣笑吟吟地把他的老上司兼同乡谋反一案证据齐全地上呈皇帝，按律当杀，天子破格宽宥，流放岭南，但周兴作恶多端，结仇太多，半途为仇家所杀。这就是著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谈论起这件事总带着一种“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欣喜，或“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释然。来俊臣扳倒周兴，并不意味着对暴虐的反省，更不意味着暴政的终止，而是一个奸险恶毒的小人代替另一个，杀戮仍未休止，黑暗仍在继续，有什么好庆幸的？周兴是没有好下场，然而他会后悔吗？我很怀疑。做一个被人呼来斥去的小吏，在重重卷宗档案里耗尽青春，最后默默无闻地像小爬虫似的死去，就真的比他现在的选择更值得留恋？大权在握，生杀予夺，任你公子王孙/金枝玉叶/名臣良相任他鱼肉，手里残杀了成千上万条人命，就算赔上他一条贱命，那也有赚无赔了。而升斗小民却要在这样“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渺茫希冀里沉默多久，忍耐多久？
常常感到，对于“请君入瓮”的莫名欣喜，不过是长期处于极权体制下无可奈何的民众的自我安慰罢了。善良的人们惯于用这样的神话来麻痹自己，认为只要最后下场可悲，就足以让后来的作恶者惕然心惊，止步不前。人们总是相信，恶人做了坏事会受良心谴责，即使外表看起来风光无限，也会被夜夜噩梦折磨得寝食难安。其实，当希特勒下令象消灭细菌一样处死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时候，当蒙古人挥舞着屠刀追逐残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时候，他们岂会畏惧冤魂索命，天道谴责？他们只会感到屠杀的快乐和征服的力量。一厢情愿地相信“恶人自有恶人磨”，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穿了不过是精神胜利法的变种罢了，让这荒谬的现实合理化，让苦难变得可以接受，从而获得活下去的力量，而不必忍受知道这一切原本无可避免而又毫无意义，清白无辜的人被莫名其妙地凌虐伤害杀戮，而肆虐者不必付出任何代价。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天道循环，人们可以像牲口一样不必思考不必反抗继续逆来顺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深不可测的痛苦中编织出各种玄妙美好的哲学和宗教，用以慰籍我们伤痕累累的心灵。
在家天下制度下的中古时代，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在那苍茫动荡的大时代中，谁不是任人鱼肉，命若尘埃？惨死在酷吏刀下的民众如此，就连酷吏本身，也有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他们就是武皇用来血腥整肃政敌的工具，一旦用完，就该扔了，因此他们不能不竭尽全力地去罗织甚至陷害，不断制造出新的“政敌”，来避免自己兔死狗烹的命运。然而一旦做得过头了，武皇又会抛出他们来做挡箭牌，砍下他们的人头来平息民愤。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同类的倾轧，武皇更有意无意地鼓励这种自相残杀，隔一段时间就来个重新大洗牌。酷吏可怕可恨，但也可怜可悲。无论他们多么卖力，立下多大的功劳，也只能推迟而无法改变最终身死族灭的命运。对于这些粗鄙暴虐的小人，武皇从一开始就存心利用，不存有丝毫怜惜或不忍之心。他们出卖得越彻底，表现得越残忍越下贱越无耻，武皇在给予物质性奖励的同时，心中却越发鄙薄轻视，日后下手更是冷酷无情。他们注定只能忠实于武皇，即使知道自己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因为除了她他们没有别的依靠。他们注定只能站在法律和公义的对立面，因为武皇正是无法通过正当程序解决才会借助于酷吏。既定的命运无可逆转，杀戮的尽头便是自我的终结。刀过人头落，血花飞溅，阿鼻叫唤，沉沦在地狱深处宛如罗刹般的酷吏，一面疯狂地享受着撕裂猎物的快感，一面无时无刻地感触到脖颈上越勒越紧的绳索，——这绳索掌握在一个女人手里，在她面前，他们也不过是微不足道可随意玩弄的棋子而已。
来俊臣之聪明，在于他能抢先一步看清本质，不停地向武皇申诉忠诚：我既能干又死忠，你要么不用酷吏，要么就用我吧，别另外找人了。在他的旷世名作《罗织经》，他将自己完完全全地置于武皇的掌心里，宣称“上无不智，臣无至贤。”自己做人的原则便是“功归上，罪归己。” 顺从上司不要怕别人说你献媚，忠心事主就要挺身而出做炮灰，纵然遭人诋毁责骂忌恨也不能回避。并反复地告诫人们，做臣子的决不可以存有非分之想，不可贪求不属于自己的富贵，因为没有一个上司会喜欢过于强势的下属。[10] 这样的说辞，相信每个上司都能听得很入耳^_^ 于是，在忠字当头的前提下，对周兴的背叛和出卖被巧妙地改造成了来俊臣为了保持对女皇忠心而“大义灭亲”——“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为了忠实于皇帝，最亲近的人也要忍心断绝，纵然是干邪恶的事也不能躲避。）
对正义的坚持本应该是无条件的，却硬生生分出了个大小，天地君亲师一轮排序，于是在忠君的大床锦被下，斩情灭性出卖亲友的冷酷和邪恶被遮掩了过去，谓之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横行于世？这四个字听得人胆战心惊。
在忠君爱国的伟大旗帜下，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降低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可以被伟人们藐视甚至牺牲。他们乐意听到这个词语，诱导小民主动且真诚地放弃自我，甘愿为他们的宏图大业做炮灰。
其实，世间可有比个人幸福更值得追求的伟业？在无边广阔的大地上承认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可贵，珍惜自我的权益，也尊重别人的权益，这便是大义之所在。如果有人试图用一种更为崇高宏大的目标要求你放弃自我而服从“大义”，往往不是太理想化到好高骛远，便是别有用心有意曲解。
从尸山血海中走过来的武皇当然不相信来俊臣是个理想至上单纯可爱的可人儿，聪明的来俊臣也料到了这一点，他坦然地承认自己其实是出于畏惧，作为臣子和下属，生死都操控在君主手里，哪里敢为了朋友而背德不忠，又哪里敢提非分之请呢？（生死於人，安能逆乎？）这句话武皇很能听得进去，她一向迷信暴力和强权带来的力量。从之后的事例看来，大致可以相信武皇确实对来俊臣的忠心深信不疑，正因如此，来俊臣成为了众多酷吏之中活得最长混得最好的一个。成功上演请君入瓮大戏又取得武皇信任的来俊臣，就此一帆风顺登临绝顶，成为当之无愧的酷吏之王。
天授二年之后，来俊臣已是最得武皇信任的宠臣之一，凡有大案例必交给来俊臣处理，并专门为他在丽景门内置推事院，号为“新开狱”，由他一个人主宰制狱，入此门内，有死无回，百不全一。武皇疑心病很重，对于谋反案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有明显漏洞也不加责怪，任他自由发挥，至于受贿索贿夺人妻妾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俊臣现在算是得到了尽展其长的机会了，他的魔鬼天性，也完全暴露了出来。
（本节未完待续）
[10] 《罗织经*事上卷》：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臣强则死，念妄则亡。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上无不智，臣无至贤。功归上，罪归己。戒惕弗弃，智勇弗显。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
来俊臣原本在各地豢养了一批无赖，用以相互串供诬陷良善，现在又多了一项传销的使命，每次告密之后必然加上一句：“请将此案交给来俊臣审问，必定可以水落石出。”[11] 一两个人这么说倒也罢了，十几个、几十个人众口一词威力可就显现出来了，就算是混蛋，也可以捧成天使，至少也是半个天使——鸟人就是这么徐徐起飞的^_^ 武皇纵然精明，也不可能事事明察秋毫，来俊臣一路官运亨通，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又擢拜左台御史中丞。他果然不负武皇厚望，刑讯花样日日翻新，又推出一款盛大套餐：巨枷。一共十款，分别称为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和求破家。单听这名字，也可以想象得到刑具的狠毒。据说只要把犯人往巨枷面前一扔，对方就会吓得魂飞魄散，甘愿自诬。如此审案自然事半功倍，大大加快了结案的效率，来俊臣的刑讯功力已然达到了“无招胜有招”的程度，可谓前无古人了。因嗣圣宫变中勒兵入宫废除中宗有功而被赐姓武氏的左钤卫大将军张虔勖，落到了来俊臣的手里，不堪折辱，要求换徐有功审案，来俊臣大怒，下令将他乱刀砍死，枭首于市，然后伪造供词结案。在唐室诸王谋反一案中立有大功的高句丽大将泉献诚，骑射之术甲于天下，每次射箭比赛皆是绝对第一，搞得他都不好意思而请求停办，武皇一向倚为心腹，官拜左卫大将军。来俊臣向他索贿不成，便诬以谋反，下狱百般拷打，泉献诚不堪酷刑被逼自杀。消息传开，宇内震惊，一时朝廷累息，道路以目。来俊臣师承周兴，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说周兴是牛头马面，来俊臣便是阎罗在世，真是上体天心，下戮人心，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死亡的代名词。
一心想谋夺储君之位的魏王武承嗣看中了来俊臣的残忍凶狠，来俊臣也正有投靠之意，两人一拍即合，携手合作，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武承嗣先是找了洛阳人王庆之上书要求改立皇嗣，但因岑长倩和格辅元两位宰相极力反对而作罢。于是来俊臣出马大兴冤狱，不仅处死了两位宰相，欧阳通等数十位朝臣也跟着丢了性命，成为武周开国以来的第一起大案。武承嗣一时气焰高涨，好在铁腕宰相李昭德力挽狂澜，当众杖杀王庆之，力谏武皇罢免武承嗣的相位，挫败了武承嗣的第一次夺嫡图谋。
然而可怜的皇嗣李旦真是多灾多难，刚躲过武承嗣的鹰爪子，又落入了女色狼的桃花瘴，不幸被武皇身边的侍女团儿看中，因爱生恨诬告李旦的妻妾施咒对武皇不利，于是刘窦二妃离奇失踪，尸骨无存，李旦一味装聋作哑才能逃过一劫。即便如此，武皇仍然放心不下，把李旦诸子全都降为郡王，连同皇嗣本人幽禁深宫，形同囚犯。就连一个老宦官内常侍范云仙前去探望，也立刻以私谒皇嗣罪入狱，审案的当然还是来俊臣。范云仙开始还倚老卖老，自称侍奉过先帝高宗，惹得来俊臣性起，一刀割断了他的舌头，腰斩于市。自此人人破胆，天下钳口。洋洋得意的武承嗣认为时机已然成熟，遂再一次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李旦，于长寿二年一月，指使小人密告皇嗣谋反，而宁错杀无放过的武皇竟又把案子交给了她深信不疑的来俊臣来处理。
武皇一生，生有四子二女。长女安定公主的离奇死亡为她铺就了通往皇后宝座的第一块基石，长子太子弘则在高宗传位前辞世，令武皇得以顺利地完成权力交接。而次子贤在被立为太子后，屡屡和母后对抗，因而被废流放巴州。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在凄苦的巴山蜀雨间，悲伤的贤写下了名传千古的《黄台瓜词》：“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哀婉凄绝，字字带血，却没有太多的自怜自伤，言外有此身不足恤，惟忧在宗社之意，希望母亲不要对亲生儿女赶尽杀绝。父亲刚去世，贤便被武后密使丘神勣逼杀，中宗被废，现在武皇身边也就剩下幼子旦了。如今，就连旦也不能保全么？来俊臣带领酷吏大批驻扎东宫，奉旨拷问皇嗣身边侍从，上有疑心重重的母亲，下有虎视眈眈的魏王，李旦这位薄命的皇子，面临着一生中最为危险的一次灾劫。
（本节未完待续）
[11] 《旧唐书*酷吏传》：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仍皆云：「请付来俊臣推勘，必获实情。」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来俊臣把李旦和他的嫔妾子女带到偏殿看管起来，就地在东宫架起了刑堂。李旦已被武皇下令不得与公卿见面，除了侍女宦官，身边就只剩下一些太常乐工罢了。在漫长的幽禁岁月里，他只能寄情于书法和管弦打发时光，停止想念，让心灵就此麻木沉寂，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然而平静还是被打破，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地传入李旦耳中，一声声都好似催命的鬼符。那是侍从们绝望的呼号，他们哪里经得起酷吏的严刑拷打？纷纷画押承认自己和皇嗣同谋叛逆，但求速死而已。李旦深吸了一口冷气，悄然闭上了眼睛，有生第一次，死亡与自己如此接近。
死亡。他对此并不陌生。在最近几年中，他目睹了太多亲人的死亡和鲜血，如果换作寻常人家，那会是何等揪心的回忆。可偏偏是天家，仿佛一切都可以淡看，都已习以为常。可苦痛还是锲入他的心。他只能用尽努力让自己不要去思虑，因为把这些痛苦加诸在他身上的正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亲人——他的母亲。他无法违逆，无法反抗，只希望能够活下来，不管多么卑微多么屈辱，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活下来。然而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从来没有人能从来俊臣的手上逃生，没有人。
来俊臣自然更是信心满满，世上还没有他办不下来的案子，看着给他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东宫侍从一个个熬刑不过乖乖画押，他的唇边不禁浮起了一丝愉快的微笑。这些口供一交上去，便是铁案，皇嗣是必死无疑了，李唐皇室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本钱。这样尊贵的人物，如今性命就捏在他的手里任他恣意玩弄，这样庞大的帝国，却因缘际会由他这个曾经的死囚来决定命运， 最高贵者与最卑贱者之间的颠倒错位，使他忍不住想放声大笑，这真是个神奇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突听一人冷冷地道：“你们为什么要说谎？皇嗣没有谋反。”
说话的是年轻的太常乐工安金藏，平时不见他与皇嗣如何亲密，所以还没有审问到他头上来，很不起眼地挤在人群里，谁都没料到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子竟然会在关键时刻突然发言。就连来俊臣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安金藏慢慢地抬起来头直视着来俊臣的眼睛，面容平静，神情淡漠，眼里却有种志不可夺的坚持，一字一顿地道：“皇嗣没有谋反，你们不要诬陷好人。”
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到在场众人急促的呼吸。
良久，来俊臣淡淡地道：“把他带过来，我有话问他。”
谁都知道这话意味着什么。安金藏身边的人忽啦啦一下子全散开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场中。几个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酷吏立刻拿着刀剑朝他扑去。
安金藏面色微变，他明白一旦落到这些酷吏手里便是生不如死的下场，但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他说出心里话。敏捷地躲过攻击，安金藏就势夺下了其中一人的佩刀，大叫道：“皇嗣的确没有谋反，诸位如果不信，安金藏愿意剖心明证！”
说罢反手一刀，竟直刺自己的胸膛！
霎那间怒血四溅，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饶是酷吏们俱已见惯市面，也不曾想到此人竟会性烈如斯，靠得近的几个当场给泼洒了一身鲜血，顿时吓得呆住了。
安金藏的面色已经变得雪也似的白，喘息着道：“皇嗣真的没有谋反……”手上不停，佩刀又向下拉开尺许长的口子，五脏皆出，淋漓一地，看来更是触目惊心。这句话说完，安金藏再也支持不住，昏死过去。
（本节未完待续）
在东宫审案竟然审出人命来，此事非同小可，所有的人都慌了手脚，一片混乱之中早有宫人飞报武皇。毕竟旦是留在她身边的最后一个儿子，武皇不能不挂心，一直都有关注事件的进展，大惊之下立刻命令来俊臣停止审讯，将安金藏用肩舆接进宫来，急招御医诊治，要求务必救回安金藏性命。御医们七手八脚地将安金藏的五脏小心地纳入腹胸之中，以清洁的桑皮线细细缝合伤口，敷上最好的疗伤药。毕竟年轻体健，安金藏昏迷整整一夜之后，竟慢慢地苏醒过来。
得知安金藏的性命已然无碍，武皇很高兴，亲临现场探望。时正值长安一月，清寒袭人，安金藏的伤口已清洗干净，屋里也燃了浓浓的薰香，但走到近旁仍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安金藏的身体还很虚弱，勉力支撑着反复陈述皇嗣的无辜，语言和神态质朴而笨拙，却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安金藏的父亲是归降的安国首领，他自己不过是个卑贱的乐工，但在满朝文武眼睁睁德看着皇嗣被人陷害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却挺身而出，敢于用生命来证明皇嗣的清白。对于从尸山血海里走过来人的武皇来说，乐工的一条性命自然无足轻重，但反映出来的却是民众最真实的声音，最单纯的爱恨，与任何集团的立场无关，即使强横如武皇，也不能不予以重视。毕竟李唐民心未失，千百年的伦理道统深入人心，即使握有世上最快的利剑，也无法斩断所有的牵绊。何况旦是她最疼爱的小儿子，一路斩情灭性走到这个地步，难道真决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么？看着安金藏仍然苍白的脸，武皇的心里想必是五味俱全的吧。
“旦是我的儿子，可是我这个做母亲的，竟然也不了解他。”武皇轻轻叹了口气，带着少有的温柔，用对平辈人的口气自称“我”，而没有用居高临下的“朕”。在这一刻，她仿佛已经不是那个笑傲天下轻贱生死的铁血君王，只是一个疲惫而悔恨的母亲。
“有子而不能自知，连累得你受苦，这都是我的过错啊。”这是武皇第一次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
或者是草民不计生死让她心有顾忌，或者是鲜血的冲击激发了心底残存的母爱，来俊臣审理皇嗣谋反一案就此搁置，李旦总算逃过一劫。如果这次不是安金藏挺身而出，事情会如何结束简直不堪想象，故此李唐皇族对他感激万分，中宗复辟后封其为右骁卫将军，并于东西岳立碑表彰他的忠义，玄宗即位后又赐爵安国公，荫及子孙。安金藏死里逃生，全寿而终，也算得到福报了。
此事也让武皇意识到李唐皇族虽然已无反抗能力，但仍然拥有许多忠心的臣民，于是下令科举考试停考《老子》一书，改为学习武皇自撰的《臣轨》，旨在肃清李唐在民间的影响力。这一幽微心事被酷吏所侦知，状告岭南有流人心存怨望意图造反。所谓流人，是指被判决流放的罪犯及家眷，武周时代自然以政治犯居多。武皇对自己的统治始终不自信，当即派遣万国俊为监察御史前往审理。万国俊与来俊臣同掌制狱，共著《罗织经》，也是有名的酷吏，一到广州，便把流人全部召集起来逼令自杀。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劈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短暂的错愕之后，流人的情绪全面爆发，哀求声、号哭声、呼冤声、怒骂声，一时间响成一片，局面顿时失控。万国俊知道不可能让他们乖乖自杀了，便略作安抚，让他们排好队分批带出去。走到河边，万国俊一声令下，他和部下同时拔刀，砍向披枷带锁毫无防备的流人。如此以次加戮，三百余人尽数并命，无一幸免，河水为之尽赤。死尸如同鱼一样的漂浮起来，塞满了整个河面，真是一幅人间地狱图！
万国俊洋洋得意地回到京城，伪造流人造反的证据呈献给武皇，并声称：“所有流人都心怀怨望，意图造反，如果陛下不早做处置，只怕不久就会有叛乱爆发。臣因担心局势发展下去于国不利，所以把他们当场诛杀。”武皇深以为然，认为他当机立断处置得体，特别提拔他为朝散大夫兼侍御史，另选拔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大贞、屈贞筠等六人担任监察御史，分别前往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地方调查流人情况。有万国俊滥杀得官的榜样在前，六道使有样学样，竞相以杀人为荣，唯恐落后。肆意屠杀的比赛结果是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其他就算杀得少的也至少有五百人之多。公平合法的调查取证已经不能指望，就连好多高祖太宗时代的犯人也被无辜牵连，惨死在这场集体屠杀中。人数报上去，就连武皇都吓了一跳，知道是酷吏在杀人邀功，立刻下旨：“六道流人有免于这场杀戮的，连同家人在内，立即释放回乡。”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六道使事件”，武周史上最血腥的一幕，消息传出，举朝震撼。酷吏的滥杀无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律法行同虚设，人命轻如鸿毛，整个司法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
（本节未完待续）
如果奏章是在垂拱年间江山易主时上呈，武皇必然毫不理睬，但如今她已君临天下，自不必为区区几个酷吏有损圣君形象，当即从善如流地把六道使流放他乡以平民愤。延载元年（公元六九四年），又以贪污罪将声名太坏的来俊臣贬谪为同州参军。六道使因杀孽太重，仇家遍地，或遭仇杀，或被诛杀，先后死于任所，惟有来俊臣依然风流快活，胡作非为到底。他见同僚妻子美貌，便强占过来，还连别人风韵犹存的老妈都一并收归己有。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何况连岳母都被淫辱，可谓奇耻大辱。同事自然怒不可遏，然而来俊臣的恶毒手段天下知名，害怕他有朝一日翻身报复，思量再三还是不得不打落牙齿和血吞。
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没过两年来俊臣便蒙天眷重获起用，擢拜为洛阳令、司仆少卿。这是从四品上的官衔。武皇知他好色，更特地赐他十名奴婢，足见恩宠。武皇对酷吏向来边用边杀，毫不怜惜，但对于来俊臣这个她亲手由死囚群中提拔出来的美男子，武皇的确是另眼相看的。
来俊臣沉而复起，气焰更胜从前，但凡有美貌女子，便指使党羽诬告别人丈夫谋反，杀其夫而夺其妻，由此罗织诛杀的士民不可胜计。无论西蕃酋长，还是高门贵族，无不深受其害，然而迫于他的淫威，竟然无人敢言。他诬陷司刑府史樊惎谋反当诛，樊惎的儿子为父申冤讼于朝堂，人人都知道樊惎是无辜的，但也知道是来俊臣要办的人，没有一个敢接受他的诉讼。在尝试过所有的办法之后，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悲愤交加，终于绝望，当众剖腹自杀。他没有安金藏那样的好运，一个小小司刑府史的死，还引不起圣神皇帝的关注，即使赔上他儿子的性命也一样。而在场的各位官吏，也唯恐祸延己身地能避则避，不能避开也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世态就是这样凉薄。只有秋官侍郎刘如璿，忍不住偷偷流下了热泪。此事立刻被耳听八方的来俊臣探听到，上奏刘如璿也是逆党中的一员，当判处绞刑。武皇一眼看出这是来俊臣诬告，却也不愿让宠臣失了面子，特别改判为流放。恩宠如斯，也难怪来俊臣恣意妄为了。他常和党羽聚会，把士大夫的名字写在石板上，投石为乐，打中谁的名字就拿谁开刀，整到对方家破人亡。这一回，他想除掉的人是李昭德。
李昭德和来俊臣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精明干练正直敢言的李昭德，是朝中为数不多敢跟来俊臣正面相抗的人物。彼时李昭德贵为宰相，圣眷正浓，曾谏阻武皇立武承嗣为太子，还获得武皇愿以天下大事相托换取高枕无忧的嘉许。即使气焰嚣张如来俊臣，也不得不对这位铁腕宰相礼让三分。在罗织正兴的年代，李昭德便如激流中的磐石，给了朝不保夕的朝臣们最后一丝安全感。然而来俊臣被贬同州参军之后，攻讦李昭德的言论很快出现，指责他专权用事，威震人主。真要说起来，这项罪名也不能算无因。恐怖政治下朝臣大多明哲保身，袖手旁观，和李昭德同列的几位宰相分别为唾面自干的娄师德、模棱两可的苏味道，和以逢迎拍马著称的“两脚狐”杨再思等，凡事三缄其口不闻不问，那自然只有李昭德做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管的事多了，自然就“专权擅事”了，得罪的人也多了。于是在酷吏的阴云似乎暂时驱散之后，才华横溢而又个性直率的李昭德成了人们群起而攻之的目标，弹劾他越权专断的奏章不断涌现，称李昭德的权势已然侵凌人主：“陛下创业兴王，……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权重一去，收之极难云云。[12]
这话正好说中了武皇的心事。惯于宸衷独断的武皇，一向不愿将大权轻假于人，特别是“百僚之首”的宰相。武皇因此对李昭德产生疑忌。于是延载元年（公元六九四年）九月，李昭德被贬为岭南的钦州南宾县尉，即现在的广东省南宾县，在唐时是瘴疠之地。随后又追为免死流放，连官员资格都被剥夺了，处罚之严厉迅速，不亚于日后雍正贬年羹尧。次年，曾和李昭德同殿为相的豆卢钦望、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等五名宰相，坐罪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统统被贬出京，只留下了正奉旨修建天枢的姚璹和两脚狐杨再思。这是太平年月难得一见的大批宰相左迁，可见武皇不能容忍任何人专权结党的决心。事隔三年，李昭德才重获启用，但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八品监察御史，而来俊臣已经是从四品的司仆少卿了。
世易时移，如今的来俊臣要整治已经失宠的李昭德可谓不费吹灰之力。李昭德被诬谋反，下狱待死——皇帝仿佛已经对昔日这位曾经言听计从的宠臣完全失去了兴趣。衔恨已久的宿敌即将死在自己手下，来俊臣别提有多爽了，背靠着圣神皇帝这棵大树，谁敢动他？谁又动得了他？现在别说李家的人他看不上，就算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也不在他眼里，经常在武皇面前吹风这个那个靠不住。武皇微笑，她知道来俊臣在胡闹，从未有所动作，但也并不呵责阻止来俊臣继续胡说。或许皇帝觉得确实需要一头恶犬来监视自己的儿女子侄吧！身为旷古绝今的女皇帝，却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信任，这样的人生虽然绚丽之极，却也难掩悲凉。
对于来俊臣的吹风行为，诸武和太平公主当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如果不是到了生死边缘，谁也不想去招惹这种疯子。金枝玉叶当朝亲贵尚且如此，普通朝臣自然更加战战兢兢，敢怒不敢言，任由来俊臣为所欲为，闹了个天翻地覆。他看上谁的妻妾，谁就得乖乖奉上，他手一摊，对方就得赶紧送上金银财宝，就连赈灾的款项，他也敢挪用。[13] 疯狂的尽头就是毁灭的边缘，自视天下无人敢动的来俊臣并没有想到，他把李昭德送进大狱，自己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这致命的一刀并非来自于他的宿敌或仇家，而是他最亲近的下属兼朋友——酷吏卫遂忠。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2] 《旧唐书*李昭德传》
[13] 《旧唐书*薛讷传》
前文曾提到来俊臣在全国各地招了一批爪牙，相互串供，诬陷良善，号为“罗织”，卫遂忠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聪明好学，口齿伶俐，因此得到来俊臣的赏识，引为心腹死党，私交相当不错。这日卫遂忠登门来找来俊臣喝酒，正逢来俊臣宴请妻子的族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姓七望中的太原王氏。来俊臣一介死囚，何以能娶到名门淑女？说白了还是一个字：抢。王氏女是太原王庆诜的女儿，早已嫁给段简为妻，美貌之名流传太广，结果给来俊臣盯上了。因对方是高门士族，来俊臣还算比较客气，没有做得太绝，假传圣旨说皇帝已把王氏女赐婚给他。段简自然知道他纯属胡诌，无奈皇帝向来对宠臣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是不肯只怕来俊臣下一步就要诬陷他谋反全家族灭，自己陪上一条命不打紧，怎能连累全家人？便有千般不情不愿，也只能忍痛休妻，段夫人就这样变成了来夫人。太原王氏也是名门望族，虽然不得已结了这门亲事，还是感觉尴尬丢脸，这次来府家宴实在不想让外人见到。守门的便称来俊臣外出未归，想把卫遂忠打发走。
卫遂忠看出他们在说谎，正好又有点喝高了，三下两下言语不合酒意上涌，竟排开家丁径直闯了进去，指着王氏的鼻子一通狂骂，言辞极是难听。王氏原本名门淑女，改嫁给来俊臣这个无赖已经万般委屈，突然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如此羞辱谩骂情何以堪，哭着离席而去。来俊臣这回可丢脸大了，他这几年一帆风顺趾高气扬到极点，人人见了他都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没想到自家宴席上竟会有人闯进来骂他太太，气得一佛涅磐，二佛升天，当即命人把卫遂忠痛打一顿，捆成跟粽子似的扔到院子里去晒太阳。一顿棍棒交加顿时把卫遂忠的酒意给打醒了，这才发现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吓得魂不附体，赶紧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罪求饶，折腾了好久来俊臣才放过他。卫遂忠总算捡回一条命，不想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几天后来府传来消息，王氏女不堪受辱竟然自杀了！或者出身高门士族的女子大多秉性刚烈，或者嫁给来俊臣后过得本就生不如死，但无论如何她的死也是卫遂忠大闹来府引发的。这下麻烦大了。
然而来俊臣并没有来寻卫遂忠的晦气。他看上的本就是王氏的美貌和高贵家世，并没有多少真情实爱，所以不曾浪费时间去哀悼亡妻，而是踏上了新的猎艳之旅。这回他盯上的是段简的侍妾。严重怀疑来俊臣心理有病，虽说“老婆都是别人的好”这种毛病男士都有，可发挥得如此极端的还真不多见。可怜的段简只能自认倒霉，怎么来俊臣就偏偏盯死他了呢！大老婆被抢了，小老婆也保不住，男人的自尊心一再遭受蹂躏，可见有时候坐拥娇妻美妾也不见得是件幸事-_-|||
不过段简说来也够没用的，被人欺负到这份上还不敢反抗，出手的反倒是卫遂忠。来俊臣还没向他报杀妻之仇，可若相信来俊臣会宽宏大量，还不如相信猪会上树。正因卫遂忠曾是他的心腹死党，所以不会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不想成为来俊臣罗织入罪的下一个牺牲品，唯一的方法就是来俊臣死。这近乎是个impossible mission，可事关生死存亡，怎么也得试一试了。卫遂忠当即求见魏王武承嗣：“魏王可知上次龙门聚会来俊臣掷石的对象是魏王？他准备告魏王谋反呢！”
一句话惊得武承嗣差点跳起来。
（本节未完待续）
来俊臣这个名字，已经相当于死神的代名词，纵使位高权重如武承嗣也感觉心惊肉跳，何况消息是从卫遂忠口里传出来的。他不仅是来俊臣的心腹，还有编故事的天赋，——身为罗织党的干将，诬告人谋反简直比吃白菜还容易^_^ 武承嗣不能不信了，他曾为争夺太子之位和来俊臣联手整治过李唐旧臣，深知其心狠手辣，翻脸如翻书，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以武氏族长身份，召集诸武商议对策。太平公主在驸马薛绍死后由武皇做主再嫁武攸暨，也在与会之列。她刚向母亲推荐了张昌宗张易之两名姿容绝世的美少年做男宠，深得武皇信任。武承嗣大概为了加强她的同仇敌忾之心，索性说来俊臣的黑名单上也有太平公主一份，而太平公主干脆将二张也拖下水，如此这般滚雪球，加入反恐怖统一战线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连南北牙禁军统领都参与进来，共同告发来俊臣。
奏章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武承嗣为首，诸武及太平公主联合上奏，揭发来俊臣索贿受贿、欺压良善等多项罪状，自然证据确凿，立刻逮捕下狱。大家是决心这次一定要弄死这个大魔头了，简直空前团结，越审罪名越多，开始说他想诬告诸武和太平公主，接着说他还想诬告皇嗣和南北牙禁军谋反，想把这一干人一网打尽，然后利用武皇对他的信任，伺机夺位自己做皇帝。来俊臣曾经以奴隶出身的后赵皇帝石勒自比，有司把这当作他谋逆的证据，干脆利落地判处他极刑，上报武皇批准。
武皇览报吃了一惊，来俊臣有几斤几两重，她怎会不知道？来俊臣是狠毒而又狂妄，可他不是疯子，要一口气把这么多实权人物做掉根本没可能，只有在武皇自己产生怀疑的情况下，他才会像猎狗一样扑上去撕咬。至于谋逆夺位云云，更是匪夷所思了。武皇立刻意识到，这位宠臣是被冤枉了，对于他的忠诚，她自始至终都深信不疑。
一天， 两天，三天……皇帝的批复始终没有下来，主审、证人、原告，个个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难道皇帝竟然想赦免他？难道这么多人的意见皇帝都会置之不理？来俊臣宦海浮沉多次东山再起，如他这次不死，大家就只有等着给自己买棺材了。要求处死来俊臣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送，就连二张都受命不停地在武皇耳边吹枕头风，然而越是这样，皇帝越是犹豫。
来俊臣曾多次向她表忠心，称自己眼里只有皇帝，做事总是把功劳让给上司，罪过留给自己。只要皇帝需要，他即使干尽天下坏事、承受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14] 武皇大概认为，来俊臣之所以得罪那么多人，正是因为他忠心可靠谁的账都不买的缘故。众人明知他正得宠，却联合起来施压要求她下手施以极刑，也是骄傲的皇帝所不能容忍的。然而这次参与的人太多，不能不给个交待，武皇心下踌躇，一直留中未发，内史王及善（相当于以前的中书令）却又催上门来了。
王及善年逾八十，原本早已退休，因契丹作乱而重新启用，上陈治乱要义十余条，皇帝亲自捡拔为内史。据说这人没什么才能，任宰相期间作出的唯一实质性规定就是各部门不许骑驴上班，他派人终日驱逐，有时还要亲自参加。唐人认为身为百僚之首的宰相如此琐碎婆妈着实有失体统，于是给他取了一个“驱驴宰相”的绰号。更为不幸的是王及善长得也不体面，浑浑噩噩，“风神钝浊”，却占据了内史的高位，时号“鸠集凤池”，平庸的斑鸠却占据了机要之地中书省凤凰池，可谓刻薄已极。其实王及善也没有那么不堪，清正廉洁，守道安贫，一向很得武皇尊重。这次被公派为朝臣代表，力劝武皇诛杀来俊臣：“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大恶，如果不杀，必定动摇朝廷。”连王及善这样不管事的人都发话了，武皇仍然只是沉默。
压力越来越大，杀人无数的武皇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对这个出身卑贱坏到人神共愤的男子如此割舍不下。矛盾万分的武皇骑马到禁苑游玩散心，时为神功元年六月，武皇已经74岁了，仍然可以骑马游乐，可见身体相当不错。为她牵马的是近来她特别信任的吉顼，也是一个能言善道的酷吏+美男子^_^ 但和来俊臣的阴柔俊美善窥人意不同，吉顼高大俊伟，大胆敢言，心机深沉刻毒则不在来俊臣之下，算是酷吏中的后起之秀了。
（本节未完待续）
[14] 《罗织经*事上卷》
吉 顼 是 个 很 复 杂 的 人 物，《旧唐书》将他列入《酷吏传》，《新唐书》则将他与裴炎、刘祎之合传， 视 为 与 武 皇 有 密 切 关 系 但 依 然 心 存 李 唐 的 忠 臣。中 宗 得 以 复 位吉 顼 出 力不少，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睿宗上台这段隐情才公诸于世，追赠他为左御史台大夫。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吉顼满手血腥的事实。他曾和来俊臣联手审理刘思礼案，大杀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亲朋故友连坐流放的千余人。吉顼在此案中的“出色”表现甚至引起来俊臣的嫉妒，为了独占功劳，来俊臣打算把吉顼也罗织到此案中去。吉顼得知后立刻上书告变，得武皇亲自召见调解，来俊臣进位洛阳令以示安抚，而吉顼也就此上位成为武皇心腹，得以时时伴驾左右。
六月的神都洛阳炎热而沉闷，阳光透过高大的苑内林木洒下细碎的光影，衬得皇帝的脸上更是阴晴不定。执辔的虽是吉顼，可是掌控进程的始终是这个白发妇人苍老但却坚定的手。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沉默已久的圣神皇帝终于开口：“外面怎么样了？”
吉顼心里一跳，道：“一切还好，大家就是奇怪皇上对来俊臣的极刑迟迟未予敕许？”
武皇似乎已经料到吉顼要说的话，答道：“来俊臣有功于国，朕不能不能考虑这些。”
吉顼忽然意会——皇帝在征询他的意见！大好机会，岂能错过。吉顼立刻拜倒在地，沉声道：“来俊臣聚结无赖，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是为国贼。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安顿朝野，何足为惜！”
皇帝静静地看着吉顼那因兴奋激动而微微发颤的身影，这个答复并不意外，那么多人想要来俊臣死，即使知道自己是这样不舍得。
“明白了。”皇帝答道。
神功元年六月初三，武皇下令将来俊臣斩首弃市。与来俊臣同日赴死的还有被他诬陷下狱待死的李昭德，能亲眼看见宿敌与自己同归于尽，是武皇给予这两个宠臣最后的恩典。
是日，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天地昏暗如墨怒泼，却丝毫影响不了人们看热闹的心情。成千上万的洛阳百姓蜂拥而至，目睹一代名相李昭德与酷吏之王来俊臣共赴黄泉之路。当这两名口中含枚的死囚被带上刑场的时候，围观群众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怒涛般的吼声。这呼声是对李昭德的敬重和怜悯，还是对来俊臣的憎恨和愤怒？两种极端的情绪同时迸发，凝结成武周历史上最为戏剧化的一幕。
电光一闪，天地全亮，苍白透明。刽子手刀光闪过，两颗人头瞬间落地，一对正邪迥异的生死冤家，就此同归宿命。鲜血喷溅的那一刻，围观的人墙突然裂开，强烈的情绪无可遏制，人们纷纷推开刑吏，争先恐后地扑向来俊臣的那具无头尸体。来俊臣在世时，曾制造了多少起冤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愤怒的人们撕扯着来俊臣的四肢，有人甚至连皮带肉地张口就咬，状若疯癫，凄厉如鬼。豆大的雨点打得人浑身透湿，却没有一个人在意，只顾着将来俊臣的尸体挖眼剥皮，撕开腹部，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短短几分钟内，整具尸体就变成了一摊肉泥，混和着雨水，践踏一地。而回顾李昭德的尸体，不知何时已悄悄地盖上了一张草席。
武皇闻报大为震惊，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百姓对来俊臣的憎恨一至于斯！原来在群臣逼迫下杀死宠臣的委屈一扫而空，她感觉甚有必要让天下人出口恶气，亲下《暴来俊臣罪状制》，列举诸多罪状，“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曾烜赫一时的来府上下全被诛灭，家产充公，姬妾没入宫中为奴，这些可怜的女子，也许本来就是被来俊臣强夺逼娶的，现在又因他的败亡而沦为最下等的宫婢，高高在上的女皇帝不曾关心过她们的疾苦。
来俊臣死了，一桩桩冤案慢慢浮出水面，那些黑暗的噩梦般的记录开始逐渐为世所知，而群众在来俊臣之死所爆发出的疯狂也深深刺激了武皇。以往曾有无数大臣向她劝谏过酷吏滥刑的危害，现在一下子变得现实而具体。来俊臣死后，她再也没有重用过酷吏，而开始逐步平反以往的冤狱。原本是酷吏的吉顼也没重操旧业，他巴结二张，交接诸武，慢慢做到宰相的位置，后来更为李唐复国出谋划策，这是后话了。武皇自嗣圣（684年）“飞骑案”首开告密之端，以神功元年（697年）来俊臣之死为酷吏画上一个句号，特务恐怖统治大约持续了15年左右。其中垂拱年间太后临朝称制时期、和武周开国的天授年间，形成两次高潮。酷吏的兴起和衰亡都是武皇一手操控，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神也不过是武皇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已。
酷吏统治是武皇最受人诟病的一点，有学者以酷吏主要打击的是皇族和中上层官吏，对百姓影响甚微来为她辩护，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像李昭德这样的贤士被杀，徐有功、魏元忠等也命运多桀，对百姓生活不可能没有影响，更不用说对社会风气和法制的危害了。由于惧怕被酷吏盯上，官场上人人装聋作哑，袖手旁观，造就大批尸位素餐之徒。而大唐开国以来形成的宽仁慎刑的司法原则也被破坏殆尽。高祖定《武德律》，太宗定《贞观律》，高宗时宰相长孙无忌手定的《永徽律》及《唐律疏议》更是集大成者，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最高峰，详尽的规定了禁止匿名信，诬告者反坐，死刑必须由中书门下五品官以上连同尚书省官员审议，必须上奏皇帝，京师三覆奏，州县五覆奏，只能在秋季肃杀之时才能处决人犯等等。也明文规定了禁止酷刑，对刑具、用刑的身体部位、行刑次数，失入失出都有相应条款，有司不能违反。[15] 而这些在武周时代，基本上都成了一纸空文。
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酷吏是武皇夺江山不可缺少的助力。酷吏横行以垂拱、天授时期为最，而这正是神州易主的时代。一般说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要独揽大权必须借助外戚或宦官。而初唐宦官势力几可忽略不计，武皇也并无外戚可作坚强后盾，裴炎、刘祎之等亲密盟友一个个背叛，对于数十年岁月在深宫度过、从未有机会接触民间交游豪杰的武皇，又能依靠什么来打江山呢？汉高起于沛县，有丰沛集团，而李唐则有“太原元从功臣”题名凌烟，而武周的开国功臣，就只能是这些武皇一手提拔起来的微贱草民了。武皇扶持酷吏，本来就是为了“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旧唐书》卷183），而酷吏们也确实有揣时希旨的本事，如周兴在大杀李唐宗室之后，又上书请废李唐的皇族身份，来俊臣更是多次表示他的存在就是为皇帝解决麻烦，当时便有人评论说，武皇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可见酷吏的存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武皇的反对势力，为她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
此外，酷吏主要行使的是检察权，而不是行政大权。他们担任的大多数是司法方面的官职，“纠举百僚，推鞠狱讼”，而绝少入阁拜相，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均未至宰辅。傅游艺倒是因头一个上书劝武皇登基而拜相，但不出半年就被杀。而吉顼自来俊臣死后已经不能算作是酷吏了。武皇是把他们作为钳制朝臣的工具来使用了。
酷吏的兴起既是武皇一手扶持，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民心了。来俊臣以为自己只要死忠武皇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君心真如翻覆雨，他纵然聪明绝顶，机关算尽，也不过就是一枚棋子罢了。
由上可知，酷吏统治正是武皇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她能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善于运用威刑暴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武皇的治国手段吧！
（本章完。第十四章：金轮垂照）
注：
[15] 《全唐文*禁酷刑及匿名书诏》
写完这章了，就作为小鹿的生日贺礼吧。祝生日快乐，天天开心！^_^
第十四章 金轮垂照
武皇以女子之身，于李唐最盛时夺取神器，并成功地掌握天下十五年，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而是因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一个在传统伦理上居于先天性弱势的政权何以能维系如此之久？持正面意见的认为，武皇大力打击高门士族，为寒门庶族上位大开方便之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统治基础稳固，并以她大开科举、破格用人来加以论证。持反面意见的则认为，武周政权属于典型的僭主政治，无非权术治国，尊君卑臣，自始至终独裁到底，他人无从挑战而已。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对宰相职权和声望的打压。她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以资历较浅的低品级官吏充任宰相，武周时期四品以下官员出任宰相已逾半数，位望既低，无力对抗皇权。与此同时，武皇大力扩展宰相数目，常年维持在10人以上，并频繁更换，任期短的仅一个月左右，平均任期三个半月，每年更换3。6人，比太宗高宗时期的更替频率高出三倍。从太后临朝称制时期算起，武皇任命了75位宰相，大多或杀或贬，她去世之际还留存在世的宰相仅有4位。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诸相终日战战兢兢，只虑朝不保夕，不敢轻易有所作为，三省六部制互相制约监督君权的意义遂形同虚设。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其实武皇打击士族提拔寒士也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她毕竟是封建君主，考虑的首先是武周政权是否稳固，而非认清时代潮流、专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服务的革命公仆。只是如何进行客观评价，有必要把这些行为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比如对士族的打压，太宗便有重修《氏族志》一事，高宗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击关陇豪门，三人并没有事先商量，步调却惊人的一致，只能说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武皇不过因势利导，沿用既定国策而已。
宰相制度的变迁也同此理，因首创群相制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花样繁多的编外宰相职位的，正是大唐太宗皇帝。为了削弱相权，自太宗开始，位高权重的尚书令一职虚置，由左右仆射共同打理事务，后来更连左右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也失去了议政之权，只有中书省的两名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两位侍中共4名法定宰相，其余全是编外人员。武皇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算依样画葫芦，只是更进一步连中书门下两省的正三品宰相也常年不足额，甚至出现三省俱无长官，全由“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些编外宰相来集体议事。而到了玄宗时代，则连“同中书门下三品”都较为罕见，普遍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代行宰相职位了。可见尊君卑臣是每代君主上台都要施行的，不独武皇，功过都不应该由她一个人来背。
三省六部制对专制君权的确有一定制约作用，但中国传统政治总不肯把路封死，一面规定诏书由中书省出，门下省封驳，皇帝只有批复的权力，一面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称之为“墨敕”。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后喜心翻倒，就曾不经中书门下自己一口气提拔了十几位官员上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皇得以大权独揽并非某位网友说的“制度外的成功”，而是利用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吧。其实她以周代唐，母夺子位，说来并非全然逆天而行，也借用了孝道这顶帽子，大臣对她的服从，更多的是因为视她为李家的主妇，而非武家的女儿吧。
综上所述，武皇的独裁作风主要得因于她本身的性格倔强刚烈，飞扬跋扈，不惮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太宗开创的各项政治制度表现为以利用修补为主，并没有原则性的破坏。因此在她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之后，臣下的意见重新得到重视，宋璟便三次退还武皇的诏书，拒绝奉命行事，武皇也无可奈何。君主的个人意志终于让位于制度，敢于监督和制约君权再度成为人们公认的名臣标准。
然而无可否认，武皇的各项努力确实大大加强了皇权，所以有唐一代，由裴度、李德裕等名相，却没有曹操、司马懿这样足可废立皇帝的权臣，可见唐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总权收柄，……万机独断，……公卿百僚，俱职而已。”[1] 从时人对武皇的评价可以看出，武皇不仅对相权十分紧张，也要求百官必须承意办事，政由己出，事必躬亲，纵然忧劳天下，也不给他人一点点可乘之机。
除了尊君卑臣巩固皇权之外，武皇还一改太宗高宗时代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弱点，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地方州县的监管力度。由武周开始，正式确定了十道巡查制度。唐太宗贞观元年，为了监察地方州府，以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使者不定期巡视。然而贞观十道直到武皇称帝之前还只是一种地理区域的名称，虚拟的巡查单位，没有常设的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来管理。唐王朝此前派遣的巡查大使，时间不定，人数不定，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十道来执行自己的任务。武皇执政后开始正式派遣十道使者分春秋二季巡视全国，监察地方官吏的为巡抚使，安抚百姓抚恤赈济的为存抚使。监察御史虽只是八品官，但奉帝命巡察地方，威势甚大，所谓“御史出巡，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十道逐渐成了凌驾于州县之上的监察区。这一举动引起了一系列官制改革，即使职的扩充，影响极其深远。经中宗、睿宗、玄宗等历代改革，道由初期的虚拟监察区性质逐渐向实体行政区转化，到唐代后期，道与方镇合二为一，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使者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乃至占地为王，拥兵割据。是的，这就是最终导致唐王朝分裂瓦解的节度使与藩镇割据的源头。
[1] 《旧唐书*李昭德传》
（未完待续）
唐代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唐代的州远远小于汉代的郡，刺史也没有汉代太守可以直接任命下属的权力，官吏任免权集中于中央的吏部，故政府用人独重京官，地方官吏颇轻其选，一般是开国武将，或者京官不称职者外放。军事上，唐初实行府兵制，基本杜绝了用兵自重的可能性，关内道独占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无论军队数目和官吏质量，地方政府都难以与中央对抗。但武皇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高宗去世中宗守孝的短短10几天里，她以母后身份暂掌国政，首先就是派遣军中心腹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军事经济重镇，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以防不测，从而为嗣圣宫变废中宗囚睿宗的政权顺利过渡提供了保障。徐敬业扬州兵变，武皇只派遣一名使者单枪匹马驰赴外地，即可于百万军中处斩大将程务挺，中央的掌控能力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光宅元年，武皇改革官制，将御史台一分为二，改置左、右二肃政台，以左肃政台监督京官，“专知在京百司”，“以察朝廷”；右肃政台监督地方，“专知按察诸州”，“以澄郡县”。[2] 左右两台互相监督，彼此制衡。右肃政台每年春秋两季出巡，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为廉察，并定《垂拱格》专门删定四十八条巡查格式，依照条例监督州县。十道巡查遂成为定制。御史巡查，权限极大，除了考察地方官政绩之外，审理疑难案件，还包括检查财政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知太府、司农出纳”，督促发展州县农业生产，搜罗人才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职权远超前代。如圣历二年（699年）的十道巡查主要是勘检全国土地，不仅检查职田，也检查勋荫田和民田，对田亩进行丈量登记。为了加强监察力道，武皇还不时派遣高官充任巡察大使，但只能巡察邻道，不得巡省本道，目的在于回避。这些措施对于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作为朝廷耳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随着时日推移，使者权限一再扩大，御史常有充任租庸使、盐铁转运使、铸钱使等等，无形中已侵夺地方常务。但在武周时代，无论出巡的是朝官大员还是御史，都具有临时性，事毕朝官还京，御史回台，暂出即还，都不常驻地方。至中宗神龙二年（705 年），首开巡使常驻地方的先例，睿宗景云年间监察使者已与地方官融为一体，并出现了军事专杀的节度使。唐代州府原本狭小，不足以对抗中央，而道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下属十几个州府，力量陡增数倍。玄宗天宝年间，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执掌监察大权和地方民政，逐渐形成集一道的军、民、财、监察权于一身的藩镇。朝廷原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派遣心腹侵夺地方官职权，中央的监察官遂演变成地方行政官，然此辈常驻地方之后，与军阀勾结，缺乏节制，反过来对抗中央，唐史之崩溃，正在于此。
不过武皇疑心很重，她固然不放心地方行政，对她视为心腹的监察官也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左右肃政台互相监督，巡察使者时常更换，监察御史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弹劾长官，也就是说，把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置于部下的监察之下。如此环环相扣，彼此制衡，可不象她孙子玄宗那样“疑人不用”，大笔一挥便将大权拱手送人，自己跑去和美女钻研音乐，由得下面胡天胡地。武皇一生从未真正信任过谁，这是做女人的悲哀，却是做皇帝的职业道德。象她这样做皇帝做到80多岁还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人应该不多吧，她固然欣赏“莲花六郎”张昌宗那美妙的笛音，可更让她醉心的还是金銮殿上生杀予夺的称心快意，那是世上最危险也最刺激的游戏。一声令下，山河变色，万民蚁伏，对她来说，这种快乐才是世间的极致。武周开国时新造的一套文字，现已风行于大江南北，远至僻壤域外。现时所见，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西南如云南昆阳及广西龙州关外的石刻，无不遵用，历百年而不变。朝廷的任何法令章程，都能雷厉风行地实施到地方，办事效率极高。大谷文书•；集成载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治国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军功。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
（本节未完待续）
注：
[2] 《文献通考*职官考》
接受小白的建议，改成“素养”，另外加了一些内容。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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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陈寅恪先生在分析武皇与韦后的成败得失时便称：“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而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 [3]，指出二者之根本分歧正在于集权与否，对国家的控制不力是韦后败亡的主因，可谓公允之论。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治国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和军功。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特别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试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制科。武皇对科举取仕的推广和贡献现已成为常识，但翻查史书会觉得奇怪，因武周统治期间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多，甚至还不及高宗时代，她大力推广的是制科取仕。世人常称武皇首创殿试，其实就是皇帝亲临现场主持制科考试，跟宋代考生省试之后上殿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别筛选颇有差别。唐代史有明载的制诏举人见于高宗显庆年间[4]，显庆四年高宗开科八门，着重于文章道德，并亲策举人九百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所以武皇首创殿试一说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只是载初元年的殿试考生上万，持续数日之久，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显庆那次吧。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及第者成为天子门生。武皇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1。45年举行一次，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20人，还少于高宗时代。如此厚此薄彼，自有因缘：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司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唐代科举初兴，录取比例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本意是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却也导致请托之风大兴。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把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上呈给达官贵人或者主考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束之高阁，也为了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士子还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加强可读性，相当于投递简历附加一封cover letter，一种新的文体——“唐传奇”诞生了，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5]。唐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吃惊，现代大学生求职实在该学着点 ^_^
考前挖空心思取悦考官固然少不了，及第后拜访答谢更是免不了，举子视主司为座主，主司视举子为门生，以后在仕途中几乎休戚与共，关系密切。如此示惠于下的便宜事儿，武皇怎么会愿意让别人独占？下令严肃科考纪律，一要糊名，遮住考生姓名；二要誊录，派专人把考生试卷重抄一遍，免得主司认出笔迹故意放水。只是考场纪律严格了，一考定终身的缺陷却又暴露出来。再出色的人才也有临场发挥不好的时候，接连几位名士落榜，下面一堆人便开始唧唧歪歪。所以这些规定实施不久便废止（一说是武皇自己废除），而武皇对常科缺乏兴趣也可以想见了。与其让臣下做好人，不如开制科自己作座主，考官临时指派，科目自行拟定，及第者都是天子门生，免得臣下拉帮结派。这些手法被宋朝皇帝学了个十足十，科考规定严格，务求公平，不管常科制科，最后都由皇帝亲临把关，无所谓座主门生，坚决不给臣下任何树私恩的机会。进步与否，见仁见智，但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至天授二年（691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后，武皇连年举行制科考试，以禄位广收天下人心。长寿三年（694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是一个高潮，武皇决定结束酷吏政治，提拔贤才经世治国。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朝廷策贤良方正，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盛况空前。武皇御洛阳殿，亲发策问，年方弱冠的张说脱颖而出，文笔俊丽，词锋如刀，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武皇钦点对策为天下第一，当即拜为太子校书，从此步入仕途。张说对策，无双无对，武皇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特意要他把策文张贴在尚书省，让朝廷百官和外国使臣前往参观，以光大国得贤之美[6]。如此笼络人心，可谓极矣。想想现在的高考状元，最多不过在二级报纸上占一块豆腐干文章，而张说在上万名考生中被皇帝钦点文章独步当世，且专门发国际通告昭示天下：这就是我们国家新发现的大大大才子！对一个年仅22岁的少年来说，该是何等的荣耀和鼓舞！
张说自此名扬天下。
张说文武双全，出将入相，文章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亦曾经略边疆匹马平定过突厥叛乱。他算不上正人君子（貌似唐代宰相没几个符合这个概念^_^），但能力的确出众，前后三秉国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号称一代文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受内禅登基为帝，但一直为太平公主牵制，张说特地献佩刀给玄宗，要求玄宗以国事为重割断亲情，玄宗就此下定决心，同年杀太平公主，结束了武皇开创的女人天下，揭开了开元盛世的序幕。时张说46岁，正当盛年，瞻望前程，壮心不已。不知道踌躇满志的他是否会回想起多年前洛城殿上的那位白发妇人，那双沉静而威严的眼睛，那张酷似太平公主的面孔……持笔的手沉稳有力，掌控着天下，也掌控着他的命运。
御笔落处，墨迹淋漓，风雷激荡，那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 《旧唐书*李昭德传》
[2] 《文献通考*职官考》
[3] 陈寅恪：《读书札记一集》
[4] 《册府元龟*贡举部》：制诏举人，“始于显庆，盛于开元、贞元。”
[5]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6] 刘肃：《大唐新语》
除了张说，张柬之、苏颋、刘幽求、祝钦明等名臣大儒，也是通过制举步入仕途或超擢升官。他们是武皇送给后人最好的礼物，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最终照亮了大唐的天宇。除了制科之外，武皇对常科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毕竟是每年举行的常规考试，录取标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当时最主流的常举科目明经，考试的标准教材是高宗时代钦定的儒家经典《五经正义》，而儒家学说强调“三纲五常”，正是女子称帝的天敌。武周革命前夕武后曾命学士翻遍儒家典籍为她正位天下寻找义理上的支持，结果搜索枯肠也能从《尚书》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牵强附会于“垂拱”的年号，以此作为武周受命的依据。好歹也算聊胜于无吧，然而讽刺女主执政的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真是大煞风景。头脑古板的儒士三天两头含沙射影地上奏，这里阴阳违和，那里乾坤倒置，说着说着就开始指着秃子骂亮光，让人不胜其烦。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武后一定不这么认为，她肯定觉得最难缠的正是孔子本人。象来俊臣这样没有一丝人味儿的“小人”她也能玩得团团转，更不用说王皇后萧淑妃这些“女子”，偏偏拿那个死了一千多年的倔老头儿没办法，真正令人头疼。英国亚当斯写过一本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有种全宇宙最厉害的武器观念枪，无论击中谁都会立刻同意你的所有观点。如果能拥有这种宝贝，武后一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到手，然后持枪见人就扫，人人服膺，天下大同。瓦卡卡，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和谐社会就此诞生^_^ 可惜二十一世纪的领导人都没这个福气，一千多年前的女皇更没想头。不过知难而退从来不是武后的风格，既然知道对自己的统治不利，那就一定要做点什么。
唐初的常科考试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7] 政府于儒学尤为偏重，大兴学校，特重明经，视其为诸科之首，及第者可授予从九品上的官职。初唐重臣裴炎、裴行俭即明经出身。明书和明算是选拔文字训诂和数学计算方面专门人才的科目，及第者难以高升，士子兴趣不大。明法选拔法律方面的人才，但革命维新不破不立，法律是个软套子，自然被武后白眼向青云地选择性忽视。她的眼光落到了进士科上面。
进士科由隋炀帝首创，唐初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叙阶一般为从九品下阶，低于明经，考试标准也有不同。明经需通儒家经义，进士则考试时务策文，而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内容，而是词华文采，“谈文者以篇章为首而不问之以经纶”[8]。《文苑英华》中载有贞观元年进士及第者上官仪的策文（没错啦，就是上官婉儿的爷爷，高宗的那位倒霉宰相^_^），声律严格，文辞华美，通篇用典，颇有六朝的浮艳余风。上官仪以文名取胜，是唐初进士及第者以文名而受到皇帝擢升的第一人，从中可以反映进士科以文取士的实质。及至武后秉政，有意识地淡化经学，大崇文章，进士科的地位大幅上升。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武后已废太子贤，全面有效地掌握政权，朝廷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进士科加试“杂文”，并明确把“识文律”作为进士及第的首要条件。该诏令可说是唐代科举史上标志性的重要文件，文辞之重在进士科中得到了制度保证，由是文学大兴，进士科重于天下。唐人沈既济记述了这一过程：“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9]以致宰相薛元超竟以不得进士及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民间看重文学，蔚然成风，及至玄宗开天时代，已经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作为执政者，武后无法改变千百年来深植于人们心底的天理人伦，但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人的价值取向。
以诗赋取士的标准确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但永隆二年进士科加试杂文已经含有“赋”体。《全唐文》载有颜元孙参加垂拱元年的进士考试，省试题即为《九河铭》和《高松赋》。所以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称开元之后始试诗赋的说法并不准确。在武后的大力倡导下，进士科与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天下士子尤其是需要靠科举跻身仕途的广大庶族寒士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唐气象于斯孕育。武周时代，正是文艺初兴的时代，“贵于清绮”的南朝文风和“重乎气质”北朝风骨融合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以浪漫飘逸恢宏大气为特点的唐文学之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武周统治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英姿勃发才气纵横的杰出文人，如世称“崔李苏杜”的文章四友（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湖万古流”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以上官婉儿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力扫南朝余风、开创古文运动的陈子昂，以及完成律诗定型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为即将到来如钱塘大潮般洪波迭涌空江百里的盛唐诗歌做足了准备。与陈子昂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张若虚，则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全唐，完成了“宫体诗的自我救赎”（闻一多语），标志着唐代诗歌由初入盛的最后阶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优美的诗句，描绘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武周帝国，如明月在天，清辉遍地，如闲花照水，芬芳欣悦。而统治这个帝国的是个女人，在她的精心布置之下，一幅盛大华美的图卷正徐徐展开。
（本节未完待续）
注：
[7] 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此处不叙。
[8] 《旧唐书*魏元忠传》
[9] 杜佑《通典》
“唐代进士科之崇重及翰林学士为内宰相，皆启于则天。”陈寅恪先生如是说。[10] 明经偏重于帖经和问义，有点类似于如今的完型填空和问答题，以儒学经典《五经正义》为标准答案，主要考察记忆能力。而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不易辨高下，定人才。进士科则重在文采，虽有其主观性，但出题范围广泛，不受格式限制，反而有利于灵活选拔各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11]另一方面，初唐时印刷术尚未普及，有条件藏书丰厚熟读经书的往往是高门士族，诗礼传家，先天上已占尽便宜，但优秀的学问家不见得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作诗更多地与资质和灵性有关，与家学渊源无关，于是寒门学子也有了挑战世家子弟的本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标准，因此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取士的主流，自有其道理。
武周政权虽然不久后即告结束，但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标准却流传下来，并逐步地发展到盛唐时单纯地以诗取士。今日我们所说的唐代以诗赋取士，实际上就是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试题在今人看来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无关乎国家大政，无关乎民族气节，“题湘灵鼓瑟”、“望终南余雪”……好比高考作文试题竟然是“那年冬天的第一树梅花”。诗魂文心，灵气飞动，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心灵该是何等的活波自在、无拘无束！才子祖咏参加进士考试，本应八句，写到四句便弃笔而去，自言诗意已尽，不愿画蛇添足。考官爱才，破格录取，这便是唐人风范。及至宋代，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书籍的普及，寒门士子也能买到，于是以诗赋取士变为以经义而取士，考试制度更加严密，这也是一种公平。然而科考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皓首穷经取代了昔日的浪漫吟哦，及至明清八股取士，以朱子一家之言为准，《儒林外史》中描绘范进中举竟然喜极发疯，正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而唐代，那个诗意栖居的时代，那个人性骄傲而尊贵的时代，已经不再。
兴亡千载事悠悠。今日令我们目眩神迷如牡丹怒放的唐诗乃至唐文学的繁荣，不能不说与武皇开创的以文取士的制度有关。让我们怀想至今的盛唐气象，其实不在于那幅员广阔的疆域，不在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朝风范（虽则这些的确很能满足人的虚荣心^_^），而在于李白的诗，王维的画，在于王翰醉卧沙场的潇洒狂放，在于李义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与深情，在于安史之乱遭受胡骑践踏仍能怜惜街头卖艺的胡腾儿有家不能归的悲悯与宽容，在于数万民间女子郊外踏歌放舞那健康而明媚的笑靥……洛阳的牡丹、扬州的明月、琵琶、古剑、烟柳、和白鸟，这些意象组成了我所深爱的唐朝，诗的王朝。翻阅唐人留下的诗篇，或清冷，或豪放，或幽雅，或恬淡，那是令我们不知不觉会用眼泪去应合的歌声，穿越千载的时空悠悠传来，至今仍慰藉着我们寂寞的心灵。
然而在沉醉于唐诗所营造的灵性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诗赋取士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儒学的低迷。唐初虽然三教并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太宗以儒治国，诏令颜师古、孔颖达考订《五经正义》，标志着传统儒学即两汉经学的统一，儒学盛极一时，但其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中唐大儒韩愈异军突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举“道统”的旗帜，为宋学开辟了先河。而中间盛唐一段，儒学却处于马鞍形的低谷地带，这对于一个文化繁盛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是很不同寻常的。不能不说这跟武皇执政时有意识淡化地儒学有关，除了抬高进士压低明经科之外，也可以从学校的兴废略窥一二。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1]钱穆《国史新论》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唐代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官学有二馆六学，州县有小学和私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东宫的崇文馆，，不仅招收贵族子弟，也招收一定数目的庶族平民，甚至外国留学生。七八品官以下的子弟可以学习各科专门知识，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则专攻儒家经典。太宗时尊孔崇儒，学校发展极快，“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2]高宗继位，薄于儒术，颇重文吏，对于士子入学研究儒家典籍缺乏奖励和提倡，但学校仍在继续开办，士子对学校仍有浓厚兴趣，如宰相裴炎前后总共在弘文馆攻读十年，精通《左氏春秋》、《汉书》等经典文献。
及至高宗末年武后执政，情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著名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科加试“杂文”，明经则加试“贴经”，即从经文中摘选成句，用纸糊住几个字，让考生填空。此后帖经渐渐成为明经科录取的主要标准，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对经文的理解能力让位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经文词句。明经和进士科的难易程度逐步拉开，以致明经出身者为世所轻。而学校主要讲解儒家经义，既不适合进士科，明经科也用不上，与科举考试脱钩，社会需求便大大减少。而武后临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岳，搞了一系列庆典，每次都从国子监选取学生充当斋郎随行，入选者只要充当一次斋郎便可以马上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甚至立刻授与官职，免去读经和考试之劳。[13] 既然不必熟读经文就可以得官，学生自然无心向学，不再以经学为意了。除了有意煽动学生厌学情绪，武后还在教学师资上做手脚。原本在中央官学执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鸿儒名家，为世所重，武皇称帝之后专派武氏诸王及各位驸马担任国子监祭酒，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谈风花雪月还行，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没得给人笑死，“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一来没动机学习，二来也学不到东西，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二十年间，学校堕废，儒学低迷，武周末期大臣韦嗣立上书指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改善：“国家自永淳（公元682年）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14]武皇微笑，顺手就把奏章放一边去，这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
开科举而废学校，文学繁盛而儒学沉寂，该如何来评论武皇给唐朝造成的影响呢？这真是让后人挠头的问题，但武皇也许根本不会介意，只会对着不知所措的书生们放声大笑，这一生，她只会为自己而活。史载她广施禄位收买人心，一面扩充科举入仕人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干；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14]，一面新增一系列官制，大量破格用人，甚至允许人自荐试官。这既收揽了不少名臣良将，也造就了大量冗官。武皇用严格考课，赏罚分明来加以弥补，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才华横溢者快速升迁，尸位素餐者难以久居，流水般的官位总会找到胜任的人。她提拔的人才之多是历史罕见的，救时宰相姚崇，阳春宰相宋璟，开元名相张嘉贞、以及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张说、郭元振、张仁愿……为子孙复兴唐朝储备名臣良将无数。当然，她杀掉的人才也绝对不少，提拔的庸才那也是相当的多^_^ 时有民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大意就是现在的官儿可真多，随便飞一块板砖来就得砸死三个科长。才子沈金交觉得好玩，补上四句：“平事不读律，博土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下就犯政治错误了，前四句不过是一般的嘲讽诗，后面这四句可是直指皇帝老糊涂，即刻被捉来见驾，要治他一个讪谤朝政之罪。谁知武皇听了只是放声大笑，倒是调侃了急于邀功请赏的御史一通：“只要你们不滥施禄位，还怕天下人说么？不用治罪了，把人放了吧。”倒是与她赞赏骆宾王文采的行事风格一脉相同。闹了个没趣的御史讪讪然退下，轻狂的才子继续吟咏他的歌谣，而武皇么，继续我行我素地做她的女皇^_^
武皇对于科举制的改革还有一桩，她开创了武举，以示文武并重。不少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她的选拔标准太过荒诞，因为考试只考射箭举重等武艺和膂力，而不论运筹帷幄的韬略智谋。特别还要求身高六尺以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8米），还要言语漂亮魁梧挺拔“神采堪统领者”；这看起来不像在选拔军事人才，倒像是评选健美先生。名将里面武举出身的比例少之又少，学者们说这正反映出武举制度的失败。不过唐代尚武之风盛行，才资文武的官员不乏其人，投身边塞的士族子弟络绎不绝，民间豪侠更是希冀边功来出人投地，而连年的征战使得这些人完全有机会得到施展。武举出身的比例自然少之又少。反过来说，在不缺人才的情况下，开创武举正是一种姿态，表明文武并重，同时多开一条获得人才的门路，这正反映出了朝廷对武备的重视。何况再怎么说也出了一个“再造唐室”的郭子仪郭令公呢。唐代并不经常举行武举考试，可到底还是延续下去，直到清朝，还要举行弓刀石马步箭的武举考试——武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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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13] 《旧唐书*儒学上》：“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
[14] 《旧唐书*韦嗣立传》
[15][16] 《朝野佥载》
她在思想领域所做出的努力也不仅仅局限于淡化儒学。李唐皇族为了自高身价，攀附道家始祖老子为祖先，高祖视道士为皇亲，掌管天子族属的宗正寺下面特设“崇玄署”，掌管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户籍。[17]太宗提倡三教并举，实则独尊儒学，淘汰僧尼。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科举考试无论明经还是进士科都要加试《老子》。穷李家三代之力造成道先佛后的局面，现在武皇要以一人之力扭转过来，好在她天生精力过剩，见招拆招，遇神杀神，忙得不亦乐乎。太后临朝称制伊始便破旧立新，改元光宅，尊老君之母为“先天太后”，名义上对老子尊崇依旧，然抬高老子母亲的地位，无形中压老君一头；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二月，武皇于称帝前夕御明堂，开三教，以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依次论议，置僧尼于道士之前。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预示她即将以佛教为武器打压道教，以示对李唐皇朝的彻底否定。这年九月，武皇以周代唐，正式称帝，降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称号为“老君”。天授二年四月（公元691年），武皇正式下制，明确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18]两年之后（长寿二年，公元691年），武皇下令把举人习《老子》，改学她写的《臣轨》。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尊奉老君之母开始，武皇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将李唐的种种崇道政策一一废除，这方面她总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充满无限耐心。宗教的力量不可小觑，象水也象火，能杀人亦能活人，这场精神领域上的战争，她不敢有丝毫马虎。
很多人都知道，武皇是以《大云经》中净光天女化为女身当国王土的记述作为她称帝的依据，事后投桃报李大兴佛教打压道教，一度形成佛先道后的风气，但这一胜利其实得来并不容易。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有僧人上表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化胡经》是什么东西呢？相传是西晋道士王浮作的一部伪经，说老子当年骑牛出关是翻越喜马拉雅山去了印度，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所以佛教实际上是道家学说的一部分，颇类似今日有佛教徒说耶稣求道就是来印度学习佛法，耶和华实际上是释迦牟尼的小变身^_^ 佛教徒当然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佛教的诽谤。武皇令朝臣评议，结果多数大臣都表示化胡是实，为经不虚。武皇只好敕令“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明知化胡是实，作佛非谬；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称佛教确实由道家化生而来，规定僧道并重，彻底否决了毁《化胡经》的建议。[19] 此时武皇称帝已经6年，道教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说武皇抑道尚可，说她斥道则不妥，她不想也不可能做到。这场佛道之争，充满了斗争与妥协，“进三步、退两步”式地迂回前进。于是她一边念佛教的经，一边吃道教的丹；一边规定佛先道后，一边任《化胡经》流传于世；一边大兴佛事，礼遇禅师，一边不断拉拢道教名人，暗送秋波。信仰坚定的西方君主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同为基督徒都会为新教旧教之争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中国的帝王们却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的唯一信仰就是权力，除此之外，世间别无真神^_^
武皇的宗教政策体现了她一以贯之的唯我所用风格。如果说敕造大云寺，全国上下学习《大云经》，还算是对现有经典的巧妙利用；那长寿二年翻译的《宝雨经》就有点离谱了。新译的经文说，佛于伽耶山顶放光明，照遍十方，授记于日月光天子，当于支那国做女王，然而这段经文纯属译者自行添加的，刻意为武皇称帝提供理论依据。此外还有“菩萨杀害父母”之语，以此证明武皇杀戮李唐宗室的天经地义。译者实用主义到了肆意篡改宗教经典的地步，已经近乎无耻了，但还是得到了武皇的奖赏，则武皇礼佛的虔诚程度不难想象，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在佛法大兴的武周时代，高僧玄奘开创的法相宗反而受到冷落排挤了。
法相宗的衰落一般认为是经义太过繁琐不易传播，又不合中国国情之故。玄奘当年千里迢迢地从印度取回真经，一丝不苟地逐句翻译，务求紧扣原文，不像其他译者于多有删减文句，简化义理，以迎合国人的思想习惯。而玄奘不愿以俗意改圣言，真实地再现出印度佛学的本来面目，反而使得经义难以被普通民众理解接受，可见国人对外来思想的喜好，仍然停留在叶公好龙阶段。不过法相宗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佛教不事生产，经济不能独立，需要人供养，因此宗派的兴盛往往依靠高僧大德传法和护教法王的支持，一般就是帝王了。隋唐之际天台宗盛极一时，就是靠了隋炀帝杨广的扶持，所以隋炀帝在佛教史上有“总持菩萨”的法号，天台宗也是第一个汉化佛教流派。不过现在有说隋炀帝不配当此名号，还是换成隋文帝的好，看来佛教界也蛮势利眼的^_^ 而法相宗的开宗立派则和唐太宗的扶持分不开，玄奘被太宗封为沙门领袖，总领译经事务，又是中宗显的挂名师尊，和李唐皇族关系非浅。而继承他衣钵的嫡传弟子窥基，更是初唐名将尉迟敬德的侄儿，则法相宗的政治倾向不言而喻，从未热衷于为武周革命大造舆论，当然也就不受武皇待见了。为了动摇法相宗的独尊地位，武皇首先打破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出名的有于阗的实叉难陀、印度的菩提流志、汉僧义净等等，其中义净是与玄奘并列的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此外她还刻意扶持玄奘弟子中的异类新罗人圆测，跟窥基的学派打对台。这样的小打小闹并不足以满足武皇的雄心，破教是为了立教，她要新的沙门领袖，开创新的宗派，全面盖过法相宗的风头，彻底终结李唐皇族在宗教界的影响力。她选中的这个人叫法藏，后世尊称为贤首大师，华严宗的开宗之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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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7] 《新唐书*职官志》
[18]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19] 《全唐文*僧道并重敕》
[20] 《高僧传》
法藏也不是汉人，而是西域康国人，祖父一代移居长安，属于外来移民，少年时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燃指礼佛。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去世后，度了一批僧人为她祈福，法藏便是其中之一，可算得上武后在沙门中的心腹嫡系了。武后当然着意培养，送到玄奘大师门下译经，后因观点不同而退出，以他为国师再合适不过了。武皇先派人去于阗求来梵本《华严经》，迎请高僧实叉难陀来华，主持译出了八十卷《华严经》，法藏任笔受，圆测等四人任证义。翻译完毕之后，武皇亲自作序，多次邀请法藏主持讲经，赐号贤首菩萨戒师，因此华严宗又称为贤首宗。《华严经》是华严宗的根本经典，可以说华严宗得以开宗立派并成为汉传佛教大乘八宗之一，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21]
华严宗是武皇重点扶持的宗教思想体系，不过她对于禅宗也很感兴趣，这主要是禅宗在民众中影响力日益上升的缘故。禅宗以达摩为祖师，传说他来中国之前，其师就曾教导过，你在震旦（中国）将禅宗传至六祖时就不可再传，因那时禅宗在中国已经非常的普遍。中国人性喜简约，将佛学生活化的禅宗受到了大众的热烈追捧。五祖弘忍收徒神秀、惠能，一个主张“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渐悟，一个主张“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的顿悟。武周时代，正是禅宗分为北神秀、南惠能的南北二宗时期，禅宗大盛，有“天下言教皆禅”之称，达摩祖师梦想中的佛国终于在中土得以实现。
禅宗发展如此迅速，武皇自然要着力拉拢，常在北方弘法的神秀备受礼遇，以九十高龄肩舆上殿，武皇亲行跪礼，号为两京法主。武皇也有恭请惠能入京，但惠能鉴于南北之争而婉辞，北宗禅于是独领风骚，“东山法门”成为天下行禅修道者的极宗，风行于世百余年。从神秀入京算起，这一禅宗的领袖人物，高居两京，君临一切禅徒，加上时处盛唐，声势显赫，天下无与比伦。直至中唐惠能弟子神会力争，方逐渐取代北宗地位。禅宗的兴盛也带动了佛教其他宗派的发展，迎来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有唐一代，太宗扶持法相宗，武皇扶持华严宗、北宗禅，玄宗崇信密宗，高僧大德辈出，各有专攻，汉传佛教八大宗派正式形成，分别为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密宗、律宗、禅宗、以及净土宗，是为大乘八宗。佛教的中国化在唐代基本得以完成，并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余风惠及今日的欧美诸国，影响极为深远。这其中自然也有武皇的一份功劳，她在位期间兴建的佛寺占了全唐的三分之一，翻译的佛经占唐代总数的40%。至今我们翻阅佛家经典，都会看到一首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就是出自这位女皇的手笔。
淡化儒学，抑制道教，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诗赋的风花雪月和释教的幽微义理上去，武皇热心地为民众安排好精神生活，而她自己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应该是万众瞩目的中心部分。从卑微的才人、侍女，到如今掌控天下唯我独尊的女皇帝，既然当上了主角，她就绝不肯淡出视线。她自称弥勒转世，称帝后即加尊号“圣神皇帝”，此后又连续加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乃至“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慈氏指弥勒，金轮称自己为转轮王，这是同时以弥勒佛和转轮王自居。她的想象力震古烁今，就连浩如烟海的佛家传说里也找不到这一出^_^ 武皇对此并不在意，如果担心佛祖生气，她也不会让情夫薛怀义做白马寺的主持了，那可是佛教东来的第一处名刹啊。为了让这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小情人被人看得起，武皇还破例让他担任主帅去讨伐突厥，先后两次耀威沙漠，不知怎么的都没见敌人的影子，自然解释成突厥人慑于威名望风而逃，洋洋得意地勒石记功，凯旋回朝，拜为辅国大将军。诸多男宠之中，武皇对于薛怀义算是最照顾周到的了。可惜依靠胯下三寸物发迹的薛怀义，始终改不了小人习气，他闹得过了，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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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说来，薛怀义也算得上武周的开国功臣了。当初武后为找不到称帝的理论依据所苦，薛怀义便和法明等僧人为《大云经》作疏以陈说符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晦涩的经文加以演绎阐发，并和当时流行的弥勒信仰结合起来，称唐室衰微，武皇为弥勒降生，当为天下主。这说法听来很有趣，弥勒下凡救世的信仰虽然自南北朝以来便已深入人心，但还没听说过他会降生为女身的。初唐老百姓受教育的程度还未普及，也的确很迷信，但毕竟不是白痴，没几个把这说法当真，当然也没人蠢到去质疑。薛怀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总算给了武皇她想要的东西，不管这背后有多少人出谋划策，作为承办人的薛怀义有他一份功劳。其余如督造明堂，兴建天堂，一个卖假药的江湖郎中能够把这诸多大事一一摆平，不出纰漏，也算得上聪明能干了吧，难怪武皇对他另眼相看。只是彼时武皇尚是孀居的太后，虽然天下皆知薛氏的“御用国师”身份，对外还是羞答答地隔了一层面纱。薛怀义出入宫禁都打着出家人的幌子，有时还要法明等僧人陪同作为掩饰。所以薛怀义的胡作非为也就仅仅局限于走路的姿态横点，遇到道士殴辱一顿强迫别人做和尚之类的小打小闹，为了争道还挨了宰相苏良嗣一顿嘴巴，也只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武皇正式称帝做了大周国主，这只野鸡也飞上枝头成了凤凰，或者他自以为是凤凰。两次出征突厥勒石记功更是让他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唐时最重军功，而把诸多名将搞得灰头土脸的默啜可汗竟然不敢与他交战望风败逃，说出来真是威风万分。逢迎拍马者自然投其所好大力吹捧，就连诸武朝贵也对他匍匐礼谒，口称薛师以示尊崇。薛怀义毕竟只是个市井混混出身，难以想象他会有看破马屁迷阵的慧根，很快就晕头转向真把自己当成了大周朝不可或缺的擎天玉柱。出征突厥期间，他曾因一言不合向宰相李昭德挥拳便打，而李昭德也只能惶惧求饶，那还是李昭德最得武皇宠信的时候，可见薛怀义已经骄狂跋扈到了什么程度。当初那个被苏良嗣狠揍一通也只能哭哭啼啼泪盈满腮的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现在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名刹白马寺的主持，修建万象神宫的高僧，勇击突厥八面威风的大将军，还是当今女皇有德有貌的官配。
据说武皇甚至因为他的缘故而皈依了佛教，长寿元年四月（公元692年）她下令改元如意，野史里便说这是因为她和薛怀义这位如意君欢爱情浓的缘故。这说法当然没人能证实。不过武皇接下来的制令确实充满佛家的慈悲心肠：——禁天下屠杀及捕食鱼虾。这个具有慈善意义的禁令范围仅限于低等动物，人不包括在内，第二年武皇便派出六道使到岭南诸州大杀流人，因此就不好意思对别人讲我们也曾辉煌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皇帝是动物保护主义者。
大臣们为此抱怨万端，说这道奇怪的制令让他们的晚餐变得索然无味，而聪明人就不会只是傻傻地抱怨，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想办法让餐桌重新变得丰富起来。娄师德外出公干就发现驿站人员端上来一盘羊肉，而娄师德正好是检查各地有无违法乱纪事项的监察御史，明显违反禁屠令的事情当然是要过问的：“圣上下令禁屠，为什么还有羊肉？”
厨子答道：“这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微笑：“这只豺狼倒很懂事。”
厨子受了鼓励，再接再厉地端上一盘鱼。
娄师德问：“怎么还会有鱼？”
脑子不拐弯的厨子答：“也是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不愧为举朝公认的厚道人，叹口气告诫说：“你还真是脑子不拐弯，你应该说，是水獭咬死的。”[22]
武皇对臣下的种种明知故犯行为显然心知肚明，但并不十分在意，想必她也觉得这禁令不太人道。让人纳闷的是既然不合理为什么又不废除，而是听之任之地实行了八年之久，直至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她服长生药病愈，下决心抑武兴唐还政长安。在这八年里面，这道奇怪的禁令一直存在，既妨碍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妨碍了法律的尊严。人们心照不宣地编造着“豺狼咬死羊”的谎话大快朵颐，为了一偿口腹之欲调笑戏辱法令，原本为了向佛祖表示忠诚，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谎言妄语的口舌之孽，神圣过界一步便成就荒谬。
不能理解武皇为何会允许这种状态存在，上上下下心口不一自欺欺人，只能说她当时可能也正处于非正常状态吧。据说长期处于顺境的人往往会过度膨胀，迷失自我，当时武皇正值权力的巅峰，大周帝国已经成立了七年，政敌消灭得差不多了，各种反对势力沉寂，国势趋于稳定，一切尽在掌握中。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69岁时还齿落更生，76岁时又重新长出两条眉毛，尊号一个又一个的加，群臣山呼万岁，称她为真佛在世，必将长命百岁。长期被人神化，她是否也会渐渐迷醉于自己编织的谎言之中，认为自己真的并非常人？
我想，这种趋向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君不见现在的一些小明星，一夜之间有几个人认识，也会认为自己是神的孩子，肩负使命来到世间，何况武皇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帝。她有大把理由认为自己独获天眷，超尘脱俗。河内老尼净光如来、嵩山妖人韦什方都深得武皇信重，认定他们能为自己预言未来，合药长生。她相信天地间一定有神秘力量存在，助自己取得非凡的成就，也助自己长生不老，大周万世昌盛，就像明堂之巅昂首向天的金凤，迎接着上苍满溢的祝福与庇佑。她的身体那么好，有什么理由认为她不会一直一直活下去呢？大周看起来那么稳固，有什么理由认为天意会逆转乾坤会颠覆呢？明堂之巅，金凤压龙，大周天下，我自为王。她从心理上和事实上都压到了李唐皇族，而她的自我崇尚以及对象征武周天下的明堂的崇尚也达到了巅峰。圣历元年正月（公元698年），武皇亲享明堂后下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也就是说，她要把明堂作为行告朔之礼的固定场所，并且要每月都举行。这一行为实已接近疯狂，也严重违背礼制，所以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而作罢。武皇作为一个冷静理智的女政治家尚且有昏头的时候，薛怀义一个小混混就更认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本节未完待续）
注：
[21]《佛祖统记》
[22] 《太平广记*御史台记》：厨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进鲙，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是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
此时武皇已经开始广置面首，但薛怀义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无可取代，他与皇帝的情份是别人难以比拟的，他为她建造象征大周的明堂和天堂，他助她登基称帝宁靖边疆……真个允文允武奇男子，天生圣人伟丈夫，就算武皇后宫窝藏了一堆男子汉大豆腐，他薛怀义也必然是那与众不同的硬梆梆的豆腐干。因此对于争宠的花花草草们，薛怀义表现出一种皇后般的高贵与轻蔑，他甚至不常到宫里去，而多居于白马寺，有时候皇帝宣召也爱理不理。在“天子呼来不上床”的傲慢与涓狂下，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薛大和尚发自内心深处的嚎叫：俺绝不仅仅是个男宠！
武皇是很尊重他意愿的，她一向风流而不下流，虽则依然迷恋年轻男子的身体，却没兴趣强暴男人。所以她很快就另结新欢御医沈南璆——这方面近侍们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懒得去理睬坏脾气的旧情人。薛怀义着实有点吃味，但谁叫他头脑发热摆谱在先呢？沉静下来的薛大师决定做点事情来挽回局面，也让天下人都睁眼看看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她与他既然是因佛结缘，那就做场法事来“yesterday once more”无疑是最佳方案。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正月十五为上元佳节，朝廷按例取消宵禁，放灯三天，家家张灯结彩，天下狂欢。有诗云：“火树银花不夜天，游人元宵多留连。灯山星桥笙歌满，金吾放禁任狂欢。”足见当时盛况。薛怀义精心准备，挖了一个五丈深的大坑，结彩为饰，将佛像从坑底徐徐拉起，说是天降祥瑞地底涌出佛像。观者如堵，人山人海，四下里一声大喊，健儿拉动彩缎，佛像徐徐升起，真个地动山摇，声势如雷。薛怀义又杀牛取血，绘制了一幅二百尺高的巨大佛像，说是自己割破膝盖绘成的血图，于正月十七日高挂在天津桥南，大设斋宴，极尽奢华。场面浩大，万头攒动，薛怀义满心期待着武皇会亲自驾临，在皎洁明媚的月光照耀下，在千姿百态的花灯映衬下，微笑着向他走来。她和他会在月光和灯影里重逢。
一个时辰过去了，至尊的情人还是没有来。想她，想她，想她……
两个时辰过去了，依然不见玉辇的踪影。想她，想她，想她……
三个时辰过去了……
你无情！你残酷！你冷漠！你不讲道理！
薛怀义终于忍耐不住，一脚踢翻了案桌。
她一定是故意的。她把他苦心准备的一切视作垃圾般不屑一顾，故意让他在天下人面前出乖露丑，沦为笑柄。
薛和尚这回真的生气了。
都说女人吃醋如河东狮吼森然可怖，其实男人吃起醋来要生猛得多，武皇当日也不过把情敌宰掉而已，没敢把皇宫一起烧掉。失意的薛怀义恼羞成怒，竟于当夜纵火，焚烧天堂。天堂里供奉的巨佛原本夹杂着粗麻建造，遇火极易燃烧，霎那间火势冲天，真个成了失火的天堂！当初天堂曾为风所摧而重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如今万千繁华，悉成灰烬，余势犹为歇止，蔓延烧及明堂。金碧辉煌的万象神宫，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烈火熊熊，直冲霄汉，神都洛阳照耀得如同白昼。
这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元宵节。当时武皇正大宴群臣，亲眼目睹了火灾的发生。本欲组织救援，西北天空突然无云自雷，一串连珠般的惊雷炸响，如苍穹炸裂走霹雳，震得人心神颤栗，惶然生惧：
——这已经不是火灾，而是……天谴！
上苍仿佛在这一刻伸出了它震怒的手，要亲手惩戒狂妄的世人。风声已变得极其凄厉而妖异，尖啸如鬼卒挥鞭，嗤嗤声不绝，二百尺高的血佛绘像竟被暴风撕裂成片片破布！
风助火势，声势更增；三千世界，碎为微尘。
火舌在半空中吞吐飞舞，墨黑的夜色已被染作绛红。在熊熊火光包围下的明堂与天堂，烟雾升腾，光影憧憧，显现出一种无可匹敌的非人间的美，辉煌灿烂如天神们在举行一场狂欢的盛宴，又虚幻缥缈得如同释尊唇边的一声叹息：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在火舌的吞噬下，明堂之巅的金凤渐渐熏黑了颜色，暗淡了光彩，隐没在流动的火光里……
这场大火一直烧至天明，严奥鸿丽的明堂和天堂俱化为一片灰烬。
曾几何时，她推倒了李唐的乾元殿，在敌人的心脏处建造起属于她的万象神宫，金凤压龙，笑向苍穹……
曾几何时，她潜谋革命，下令召集李唐宗室齐聚明堂，吓得这群惊弓之鸟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叛乱，任她名正言顺地斩尽杀绝，以鲜血铺就登位之阶……
拜洛图，御明堂，训群臣，发政令……这庄严华丽的殿宇就是大周朝的象征，那傲立于明堂之巅振翅欲飞的金凤就是她的自我写真。
御座上的女皇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控制住自己气得发抖的身子：
——这疯和尚是否知道他干了什么？他毁掉了她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结晶。
（本节未完待续）
可是她不能公开惩办薛怀义，因面首争风吃醋火烧明堂泄愤实可算得上丑闻，万万不可张扬出去为天下笑，但也不能说是天火，那会被认作上天不佑大周降灾示警，事实上已有臣子以此为由要求武皇立即终止一切欢宴，谢罪于天。心虚的武皇本已准备应承，却有马屁高手出面反驳：“明堂是布政之所，又不是社稷宗庙，发生大火是福是灾还不一定呢，干什么要圣上自贬呀？”
“对呀对呀，昔日武王伐纣，军队过河时便有天降大火，如今火流王屋，正是弥显大周之祥。这是祥瑞，不是天谴！”
“所言甚是。臣闻弥勒初成佛道时便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这是大吉大利啊！”
………………
可见养几个博学多才的马屁精还是很有用处，总能在适当的时候用舒服的言辞抚慰你伤痕累累的心灵，随手拈来一个妙到毫巅的典故化解一切尴尬。
武皇于是顺理成章地继续欢宴，把明堂火灾推到值宿工匠的身上，说他们烤火不慎以致失火烧毁明堂，又派薛怀义上阵监督重造明堂，表明这事真的与他无关，一切不过是谣言是捕风捉影是子虚乌有。
上苍仍然眷顾着大周，而薛师也仍然是武皇的亲密战友，他又奉旨督造铸铜为九州之鼎和十二生肖的神像，各依方位镇守四方，象征着武周帝国江山永固。九鼎铸成之日，女皇亲临题字：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元降鉴，方建隆基。
此铭文镌刻于九鼎之中最为高大的蔡州鼎，末尾有“隆基”二字，后来被视为她孙子玄宗皇帝李隆基启运的吉兆，但在当时当然没人这么附会。
一切都很正常，仿佛那场蹊跷的大火不曾发生过。武皇行若无事地处理着政务，容色镇定沉静如古井无波。可是她心中明白，一切都已经不同了。她能骗得了天下人，唯独骗不过她自己。
那个特殊的元宵节必将让她永世难忘，那无云自雷的异象，那被浓烟熏得发黑的金凤，必将一遍又一遍地在武皇的脑海中重现。天命真的要离她而去了么？神明真的已经开始厌恶她的狂妄了么？
她仿佛自一场迷梦中苏醒过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哪些福分是她不该得的，哪些天机是她不应晓的。
自称能预言吉凶祸福的净光老尼首当其冲，成为武皇炮轰的对象：“你不是常说你知晓过去未来事么？为什么不告诉我明堂会失火！”老尼惶遽不安，当下便与弟子四下逃散，武皇遣人一一捕获，尽数没为官婢。南下岭南为武皇采制长生药的韦什方听闻此事，即自缢身亡免受一番苦楚。
虽接受臣下的谏言未曾下制自责，但武皇已变得低调而务实。她悄然除去了“慈氏越古”的尊号，“慈氏”指弥勒，“越古”指超越古今，大约是觉得这些说法僭越太过，又下制求天下直言。用法宽平的徐有功，能干博学的魏元忠，沉稳厚重的狄仁杰，现在都召回朝堂，受到重用。武皇一向有分辨贤愚不肖的能力，如果她愿意，完全可以做到让能者在职，贤者在位。至于那个不三不四却自以为了得的薛怀义，自然也有他该去的地方。
小男生有志气是好事，可是玩个性玩到武皇面前未免找错了对象，只为顾及人言不便立刻动手。眼下民众都已淡忘了此事，这贼秃驴的死期也该到了。事情自然要做得精密周详，不能留有后患。武皇找来爱女太平公主，母女俩一番计较，依计安排停当。
洛阳皇宫，隋时称作紫微城，自武皇称帝以来几经修缮，无论在建筑的气魄上，还是在防卫的严谨上都超越前隋。宫城内有九州池，其池屈曲，象征着东海之九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平素鸟鱼翔泳，轻舟摇曳，风景绝佳。池中有岛，岛上有瑶光殿，亦为前隋所建，遍植花木，掩映轩陛，四面荫茂，静谧清幽。武皇便在这瑶光殿内设宴款待薛怀义。
当日武皇尚未发动革命之时，常以此地与薛怀义幽期密约，因地处隐秘，一泓碧水阻隔，不虞外人撞见，现在倒正好用作薛怀义的毙命之所。待薛怀义刚刚出现在瑶光殿，武皇事先安排好的百余个健壮妇人立刻一拥而上，将他扑倒。薛怀义虽说也练过几天拳脚功夫，却哪里敌得过这许多凶恶妇人！被结结实实地捆成一坨，拖拽到瑶光殿前的林木之下，嘴里塞布，一阵乱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伸手一探，没了鼻息，果是死了。
风摇树影，如魔如幻，一代男宠就这么香消玉殒。武皇并不停手，以辇车载尸飞驰白马寺，趁势将薛怀义平日豢养在寺里的一干侍者恶僧尽数拿下，该处死的处死，该流放的流放，免得污言秽语流传于外。至于薛怀义的尸体，则焚化了造佛塔，算是毁尸灭迹外加废物利用，此时离他传奇式的发迹正好十年。可怜薛怀义尚未年长色衰，便消失得连渣也不剩，帝王果然都不是好东西，不管是男皇帝还是女皇帝^_^
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来不过是洛阳城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吹点小牛，赚点小钱，过他的小日子，和这宏大的时代风云扯不上丝毫联系。却不幸被千金公主的侍女看中，带进了公主府，更不幸事后被千金公主发掘出他的“天赋异禀”，当礼物转送给太后，就此开始了他光怪陆离的一生。一夜之间他有了高门士族才能拥有的高贵姓氏，成为天下第一名刹白马寺的主持，当今驸马称他为季父，诸武朝贵尊他为薛师，昨天他做梦都高攀不上的大人物，现在都要反过来向他献媚谄笑。他只是个小人物，没读过多少书，一下子处在这种上下倒错的巨变中难免忘乎所以，看不清楚自己其实也就是那个高贵妇人的手中玩物而已。可若换了其他人，突然如冯小宝一般一步登天，又能表现得有多好呢？不管如何，从垂拱年间到证圣元年（公元685-695年），由临朝称制的太后变为君临天下的帝王，武皇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就是和这个男人一同度过，现在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骨灰掺杂在黄土里修建成佛塔，仿佛世间从来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事后回想，恐怕武皇心中也多少有些唏嘘慨叹吧。
十年光阴，弹指即逝，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年？回望白马寺的佛塔，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依然风华万千；然晚来风急，拂动檐角的塔铃，其声泠泠，与苍凉的风声相应和，却又不免带上几分凄楚了。
（本节未完待续）
自从参与除掉薛怀义的密谋之后，太平公主已成为武皇的心腹，见母亲闷闷不乐，便慷慨地将闺中爱物张昌宗送给母亲。张昌宗是故宰相张行成的族孙，贵介公子，俊雅温文，决不同于薛怀义那种粗人。他有兄长张易之，兄弟俩一同得幸于武皇。张易之也是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精善音律，姿容绝世，眉宇间一段不羁意态，银狐般的邪魅动人。张昌宗则更为精致秀美，传说他肤白如雪，眉目如画，更难得谈吐风雅，善解人意。曾有人赞他“美如莲花”，即刻遭到反驳：“怎么能说六郎美如莲花，应该是莲花美如六郎。六郎解语，莲花岂能解语？”这一著名的马屁出自绰号“两脚狐”的宰相杨再思之口（此人一辈子大概也就这件事被人记住），张昌宗也由此多了一个“莲花六郎”的雅号。张易之自然就是五郎了。这对兄弟俩今日该算作是花样美男了，真个春兰秋菊各擅胜场，看得人口水一地，只觉少看谁一眼都是天大的憾事，武皇当然不必为此头疼，她两个都要。
张氏兄弟现在已经完全取代了薛怀义的位置，满朝文武自然又是趋之若鹜地逢迎拍马，争着为他们牵马执鞭。不过二张毕竟是公卿子弟，不似薛怀义般惹是生非，安分守己地专心侍奉皇帝。史载这二人颇为敬业，整日锦衣敷粉，口含鸡舌香，千娇百媚，吐气如兰，出入但闻得香风阵阵，便知是皇帝宠妾来临。武皇见状越发怜爱，爱屋及乌地拜二张之母韦氏、臧氏为太夫人，百般赏赐自不必说，还敕令臧氏看中的凤阁侍郎李迥秀做臧氏的兼职情夫，可谓奉旨通奸。当年轻俊秀风流自赏的李迥秀看见鸡皮鹤发的臧氏盛装华服地向他走来时，脸色真是精彩之极，引得女皇一阵大笑。其后李迥秀日日借酒浇愁的悲惨生活也成了武皇和她的小情人常常调笑的对象。和这些青春美貌的少年郎在一起真是养眼养心啊，日子总是过得特别轻松惬意。她常和二张欢聚宴饮，间或奏以丝竹，或赌博助兴，在少年轻颦浅笑如有魔力的眼眸里，在觥筹交错嬉闹戏谑的笑语中，颓然醉倒，浑不知东方之既白。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可是她为何仍然感觉空虚，心如同叹息的风一般彷徨不安？
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就算将天下的美少年都齐聚宫中，又能享受得了多久？铜镜里映出来的那个人影，早已不复昔日容颜。曾经光润如玉的肌肤，被高宗皇帝称赞过无数次的前额，如今已在岁月指尖的轻抚下钝暗枯锈。二张纵然美貌绝世又如何？他们灿烂的青春，就像这满园的春花，霎一霎眼便会消逝。但这九重宫阙，万里河山，仍将以巍峨壮丽的形态存在下去，沉默而庄严，等待着它们新的主人。
是的，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世间原本没有任何一个男子可以真正满足她，即使美貌多姿如张氏兄弟。惟有大周朝、惟有至尊的权力，才是她永恒的情郎。她不惜以亲生子女为献祭，也要换得大周的万世昌盛。
于是铸天枢，封嵩岳。征收天下铜器铁器，以四夷君长集资捐赠的名义，铸就“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天枢为八棱铜柱，高九十尺，矗立于神都正南门的定鼎门内。天枢底部以八条蟠龙负载为基，麒麟狮子等瑞兽环绕，顶部有腾云承露盘，四条飞龙人立而起捧出火珠，火珠高一丈、围三尺，金彩辉煌，光侔日月。整项工程耗铜五十余万斤，铁三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23]武皇一反往昔提倡周唐合一以安抚旧臣的态度，在碑文中盛赞武周革命之功，贬损李唐之德，并刻上百官及四夷君长的名字。天枢落成之日，敕令朝臣赋诗为记，大大张扬了一回。
次年，武皇下令免天下百姓租税一年，起程封嵩岳，祭后土。三十年前，她曾以皇后的身份，从李治登封泰山，如今既然是武周天下，便改封禅地点为中岳嵩山，以示与李唐划清界限。不过中国历朝历代都以泰山为封禅圣地，此番武皇以女主身份登封嵩山，不仅使她成为中国封禅史上惟一的女性封禅者，而且是惟一在泰山之外举行封禅大礼的君王。标新立异到这个地步，武皇也自有道理，她说她梦见中岳之神姓武，跟自己同姓，所以很有必要祭祀本家^_^ 少林寺的和尚真是高兴万分，这一来又多了N件文物传世。
如此的决绝，是急于摆脱李唐的阴影吧。忙不完的工程，停不下的脚步，仿佛只有通过不停的奔波和忙碌，她才能舒缓压抑在内心深处说不出口的焦灼和疑虑。借着这次封禅典礼，武皇又把中岳的神灵给封了个遍，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夏朝帝王启为齐圣皇帝；启的母亲为玉京太后。封禅又封神，忙了个不亦乐乎，一轮闹哄哄的大戏唱罢，期待已久的明堂重建工程终于，终于，终于完工了。
新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规模略小于旧制，号为“通天宫”。明堂之巅仍然铸有金凤朝阳，高达两丈，这一点倒是不弱于旧制。武皇大喜，传令大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她要以“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的身份，再享明堂。
（本节未完待续）
“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是她的新尊号，比昔日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谦虚了很多，自称帝位受命于天，隐含祈求神灵保佑之意。新明堂也改称“通天宫”，武皇是希望借这条通天之路重新掌握神秘的天意吧。只是据佛经所言，“天”虽然神通广大，福报深厚，但依然是有情众生之一，逃脱不出六道轮回之苦，是没有资格册封转轮圣王的，更不必说弥勒化身的皇帝菩萨了。不过佛经从来不是武皇的行事准则，自然不会为此烦恼。
初夏四月，正是神都洛阳风物最美的时候，阳光已经渐转炙热，但仍留存着春日的温柔。在这样的天气里故地重游，应是怀旧的温暖多于感伤吧。
明堂仍然是那么富丽堂皇，金堆玉饰，每一处细节都精雕细琢，务求工巧。变幻奔腾的雨云，鳞爪飞扬的蟠龙，昂首嗔目的怒狮，无不栩栩如生，仿佛触手即可感知猛兽利爪的锋锐。一切都是崭新的，却并不陌生，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造型，她早已见过千百回，熟悉得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上圆下方，四门八窗，下层布政，上层祭天……九条雕龙仍然恭顺地匍匐在中层重檐之上，烘托出宝顶金凤的气象万千。
凤霸九天，群龙俯首。
或许是刚刚竣工的关系，宝顶之巅的凤凰显得特别辉煌灿烂，色彩亮得甚至有些刺目，阳光直直地投射在它舒展的双翼上，鲜亮的尾羽上，泛起一溜金色的火焰。料想它的羽翼应该已经被晒得发烫了吧。但金凤仍然昂首向天，沉默不语，象在倨傲地对抗着整个世界，又像在虔诚地向上天祈福。云天深处，是否真有神秘的天意存在，主宰着世间的一切兴衰成败？
通天宫。
明堂自古被视为君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帝君可以通过这处圣地和神灵沟通人事与天象。如果明堂真的能铺就一条通天之路，那么沿着这条路上升，再上升……直入欲界色界无色界等诸天，便到达六道之中福缘最深、果报最厚的天道。
诸天胜境，只有欢乐，没有愁苦；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天人们往来翔舞，洁净的身体灿然生光，如一抹横云般掠过长空，也不会投下片刻阴影。这群六道中最值得艳羡的宠儿，有着世人难以企及的美貌和神通，即使入香池沐浴，翩然而起时莹润的肌肤上也不会沾有一滴水珠。他们生活的全部就是以妙法愉悦身心，食为天厨妙味，人间任何厨子都调不出如此美味；衣为天衣无缝，霓虹般曼妙轻飘，不似凡物千缝百补。天人的精力似无穷尽，身体不知疲倦，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无须睡觉，无须休息，甚至不会眨巴一下眼睛，以免耽误片刻享乐的辰光。他们来去无碍，飞驰在梦幻与美的殿堂里，宛如旋转的火轮，永不会停留在一个境地。
然而作为六道的有情众生之一，即使是天人，也摆脱不了死亡的威胁。据《大毗婆沙论》所言，天人弥留之际，将出现五种衰相：其一、头上花萎；其二、腋下出汗；其三、衣裳垢腻；其四、身体臭秽；其五、本座不乐。
天人五衰。
往昔的快乐如金沙般倾泻而下，艳绝的力量自十指尖不住滴落，头上的花冠渐渐萎谢，腋下也出现了恼人的臭汗。天人飞翔时身体会奏响五种乐音，现在乐声已变得喑哑，华美的霓裳也沾染上尘埃。曾经如琉璃般清净光明的身体，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象内核已经腐烂的果子，由内及外地透射出来。魅惑和力量一点一点地离体而去，即使拼命眨巴着眼睛，也打点不起精神。即将从极乐之境投入轮回的苦海，如由高山跌坠深渊，定力全失，生大恐怖，即使目前安宁的生活也让他们厌倦不耐，不安于座。
疲倦……衰亡……
即使是天，也无法避免！
苍穹高远，白云寂寂。
刚经历过明堂火灾的武皇，再次踏入这所神圣的殿堂时，她会想些什么呢？
白发妇人默然而立，衣饰华贵，身形孤寂，如明堂之巅的金凤。
时光匆匆，掠过她的发梢，不作丝毫停留。
史载：明堂重建后不久，狂风大作，宝顶金凤被风吹折，是天意？是巧合？武皇无奈之下决定更改为火珠，构成群龙捧珠的形制，中国建筑史上一凤压九龙的奇景从此成为绝响。
注：
[23] 唐书称薛怀义为太平公主的乳母出面指挥将其缢杀，通鉴不信此说，有考异，今从之。
[24]各文献所载天枢形制各不相同，此处从唐人所作之《大唐新语》
（本章完。第十五章：亢龙有悔）
前文补充几句。寒，高强度流水线作业难免思虑不周，词句不工，见谅见谅。
****************
苍穹高远，白云寂寂。
刚经历过明堂火灾的武皇，再次踏入这所神圣的殿堂时，她会想些什么呢？
白发妇人默然而立，衣饰华贵，身形孤寂，如明堂之巅的金凤。
时光匆匆，掠过她的发梢，不作丝毫停留。
史载：明堂重建后不久，狂风大作，宝顶金凤被风吹折，是天意？是巧合？武皇无奈之下决定更改为火珠，构成群龙捧珠的形制，中国建筑史上一凤压九龙的奇景从此成为绝响。是年，天下大旱。武皇亲享明堂后不足一月，东北契丹部落即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带领下，打着“尊唐反周”的旗号起兵反叛，攻陷营州，史称“营州之乱”。
（第十四章 金轮垂照完）
第十五章 亢龙有悔
武周开国以来，边境上并不太平，西北有吐蕃争雄，北部有东 突厥复国。早在高宗时代，随着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大非川一战吐蕃崛起，双方开始了对西域的争夺，安西四镇几经易手，赖有名将裴行俭夺回。然垂拱二年（686年），武皇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期间，唐军败于吐蕃之手，四镇再度失守，一直令她深以为耻。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陇右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西域正是翼蔽陇右的天然屏障。因此在经过周密准备之后，武皇于长寿元年（692年）派遣久居吐蕃熟悉敌情的王孝杰率军西讨，一举夺取四镇，“还先帝旧封”，并从此派兵戍守长镇西域，吐蕃和西突厥退出争夺，天山南麓的形势基本稳定，直至安史之乱一曲霓裳舞破河山。
不过对于复国的东 突厥（一般称为后突厥汗国），武皇却少有成功。汗国首领默啜可汗也算突厥史上不世出的枭雄，能屈能伸能打能逃，脸皮还特厚，上午结盟下午翻脸杀人不会有丝毫顾忌；刚刚才耀武扬威地打完仗，马上就跪地磕头，也不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俗话说：好女怕赖汉。武皇虽然不是淑女（她应该算不上吧），见了无赖也是很头疼的，何况这家伙还有个中国通暾欲谷做狗头军师。后突厥经常骚扰武周北部边境，深谙“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每次抢了东西就跑，待得朝廷大军出动已经没了踪影，如若深入追击冷不丁还吃个大亏。有时遣使请和，朝廷一开心疏于防范，便趁机狠咬一口，如此打打停停，牛皮癣一般的难治。
武皇并不是军事家，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于开疆拓边并不热心，一般都是事到临头再防守反击。加之她对军权甚为着紧，凡有谋反可能性的将领一律有杀错无放过，黑齿常之、程务挺、泉献诚等名将杀了一堆，难免有无将可用手忙脚乱的时候。而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太宗时代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府兵制此时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第八章曾经提到，早在高宗征高丽期间，刘仁轨就曾上书指出由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而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的问题，但武周时代府兵制的衰败却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自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击破东突厥以来，中原承平已有半个多世纪，战火多在境外或边陲一带，内地百姓不识干戈已有数代之久，而李唐三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及至武皇依然不改以农为本的政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上层的权力之争不影响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是以人口增殖极快。虽有尽力维持均田制，但渐渐无地可均，却是事实。朝廷尽管三令五申，依然难以抑制豪强兼并之风，无地可种的农人只得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引发逃户问题。史载武周时代，“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原因即在于此。
逃户如此之多，极易引发社会动荡，但武周时代却较为安定，少有动乱发生，岑仲勉先生一句“民众受佛教麻醉”显然不足以说明一切。因人口增长而形成很多无地可均的狭乡，人们自然希望迁徙到有地可种的宽乡去，而唐初政府禁止百姓随意迁徙，未经批准违规移民就成为逃户。他们或私下垦荒，或租赁他人田地，名籍不入户口，也就不纳租调，不服徭役，所以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武皇一面沿袭唐初以来的括户政策（即检括民户，有点相当于现在的人口普查），查清隐匿人口，要求他们复籍完税；一面宽大为怀，以恩养安抚为主，允许逃户就地落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有时还给予减免一年赋税或两年课役的优惠，让逃户得以安居乐业，化解社会危机。敦煌出土文书里有《燕子赋》，以雀占燕巢比喻逃户燕子被主户雀儿欺凌，雀儿有恃无恐，因为它看到官府正在括户，以为逃避赋役的燕子必遭惩处，哪知诉诸官府，主审官凤凰却将雀儿判罪，巢穴归还燕子。原来雀儿不知旧法已改，政府已对逃户作了新规定，所以燕子胜诉，可以在当地落户。[1] 这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了武皇逃户政策的成功，否则便不足以解释，为何武周时代逃户数量如此巨大，官方统计户口仍能增长得如此迅速。武皇去世之时，人口已由永徽初年的380万户增长到650万户，市面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她一向重视人心向背，宣布百姓年满五十岁者免除徭役，比以往六十岁免除徭役的规定缩短了十年，这些德政都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
如果说均田制的败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可以用灵活的手腕化解的话，那么对府兵制的冲击就不是那么好办了。均田制是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兵源问题，不是高宗时代一个整顿吏治就可以解决。武周时代甚至出现过征召全国囚犯从军讨敌的尴尬场面。兵制败坏，名将乏人，当营州之乱爆发时，武皇面临的就是这样“无将可派，无兵可征”的窘况。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 李志贤：《在危机中开创生机：评武周时期的逃户措施及其意义》
契丹在唐代还是一个势薄力单的小部族，并没有抗衡中原的力量，安史之乱后也没有乘势兴兵南下，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次会突然起兵反叛，责任实在武周一方，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民族政策不当，对待少数民族不够团结友好。的确，与李唐三帝相比，武皇是对异族首领利用最尽、欺压最狠的一位。征召蕃兵当炮灰已是老套常规，垂拱三年（公元686年）吐蕃九姓亡叛，武皇令发西突厥十姓兵助国征讨，十姓酋长很卖力气地“自率兵马三万馀骑，经途六月，自食私粮”[2]，出钱又出力，真是一片赤心。凯旋归来这些酋长请求入朝，意思是老大该发红包了吧？她老人家倒好，装作听不懂：啊哈，跑来跑去怪辛苦的，不用来了-_-||| 更有甚者，这位天朝上国的大皇帝，还经常两眼发光地盯住人家小国君主那可怜的钱包，铸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非要四夷君长“心甘情愿”地集资捐款，虽说最后没让他们费用全包，可承担的数目还是足以让人肉疼。少数民族兄弟又不是呆子，这么搞法人家怎么会没有意见？至于杀俘杀降之类的事情更是没少干，最出名的就是为了挤兑裴行俭斩杀本已投降的东 突厥贵族阿史那伏念等人，搞来搞去东 突厥复国了，这下更有得折腾了。
说到底她行事执拗强横惯了，多少名臣大将说杀就杀，又怎么会将这些蛮夷放在眼中？如果是她的大臣跟番人闹矛盾，那一定是蛮夷的不是，护短到底毫不含糊。她的宠臣来俊臣看上了蕃将阿史那斛瑟罗家的婢女，竟然诬告斛瑟罗谋反，结果引得数十位酋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时逢来俊臣得罪了诸武和太平公主被诛，斛瑟罗才绝处逢生逃脱大劫。这个斛瑟罗是什么人呢？他不仅是西突厥的可汗，还是最早拥护武皇登基的蕃将功臣，当初傅游艺组织百姓上表劝进，武皇谦辞不就，直至斛瑟罗为首的诸蕃酋长和百官共同上表，武皇才正式登基，斛瑟罗也因此被封为“竭忠事主可汗”。如此“竭忠事主”也不免有此遭遇，怎不让人心寒？被她多次夸赞为国之栋梁的黑齿常之和泉献诚之死就更不必说了。
上行下效，武周的边疆大吏也跟着有样学样，个个两眼望天地横着走路，从不把治下这些野人放在眼里，便宜一定占尽，死活不关他事。营州都督都督赵文翙就是其中的典型。万岁通天年间（公元696年），天下大旱，契丹也遭遇饥荒。赵大都督不仅不赈济灾民，且骄慢刚愎，视酋长如奴仆随意打骂，契丹首领李尽忠不堪其辱，与妻兄孙万荣商量之后决定起兵反叛。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契丹历史上首位自称可汗的人。他以孙万荣为将，杀赵文翙，攻占营州，旬日之内拥兵数万，进逼檀州，朝廷震动。
（本节未完待续）
注：
[2] 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
上行下效，武周的边疆大吏也跟着有样学样，个个两眼望天横着走路，从不把治下这些野人放在眼里，便宜一定占尽，死活不关他事。营州都督都督赵文翙就是其中的典型。万岁通天年间（公元696年），天下大旱，契丹也遭遇饥荒。赵大都督不仅不赈济灾民，且骄慢刚愎，视酋长如奴仆，契丹首领李尽忠不堪其辱，与妻兄孙万荣商量之后决定起兵反叛。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契丹历史上首位自称可汗的人。他以孙万荣为将，杀赵文翙，攻占营州，旬日之内拥兵数万，进逼檀州，朝廷震动。如果说这些还不够刺激的话，那他们拉起的造反旗帜算是把武皇彻底雷翻了：“何不归我庐陵王？”俨然要为被武皇废黜长禁房州的李显申冤出头的模样。
武皇真的生气了。她才不管谁是谁非，反正胆敢挑战她权威、意图政治讹诈就是死罪，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群野人、这群蛮汉、这群流氓。先文斗后武斗。女皇陛下的第一步就是把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以示立场坚定，然后钦点曹仁师等二十八名将领发兵征讨，摆出了一幅不踩死你也要吓死你的架势。这二十八名将领中，有位现在还不太出名的靺鞨人李多祚，是裴行俭经略西疆时一手提拔起来的副将，后来做到上柱国的位置，成为第一位封王的异族将领。关于他，我们以后还会提到。武皇这一手，直看得下面一干臣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二十八名将领出征，搭台唱戏都够排演二十八星宿下凡了，不是吐蕃不是突厥，对付一个小小的契丹，至于么？没过几天上面又传下消息，以武皇最看好的武家子弟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屯边，以备契丹。
原来如此！武皇这样大张旗鼓，就是有意要提高朝廷对“营州之乱”的关注程度，人为地扩大这次小规模边境事端的影响。二十八名将领出征，显示出武皇志在必得的决心，一旦凯旋而归，武三思就可以分享军功，以此树立威望。这是武皇第一次派遣武家子弟掌握军队，考虑到当时的政局，应是为武氏政权过渡作准备。[3] 可惜契丹人也不是吓大的。相反，营州的胜利让他们兴奋不已，从谁都争着欺负的可怜虫到突然掀翻一个庞然大物，这种变化是很振奋的。李尽忠深信，凭着契丹人的智慧勇敢，完全可以把武周帝国这只纸老虎打翻在地。事实上武皇安排统兵将领如此之多，已经种下了失败的因子。将领们各自为政，统调不灵，被契丹设伏一一击破，全军覆没，曹仁师等两名大将还给活捉了去。
一战而捷，契丹军心大振，士气高昂，于是北结突厥，约定共谋武周。契丹占崇州，突厥寇凉州，连战皆克，兵锋锐甚，势不可挡！消息传来，举朝震骇。武皇大怒，欲发兵征讨，但当时兵源已极其有限，所以一面募兵，一面下制征召天下囚犯或者家奴中骁勇善战的，由官府出面赎身，编入军中。而她选中的统兵将领，而她选中的统兵将领，仍然是从未带过兵的建安王武攸宜，还真是一个不灵换一个，一定要武家子弟掌军。关心则乱，一旦涉及到政权传承的大事，一向镇定自持的武皇也不禁方寸大乱，扬州徐敬业之变时的沉着冷静举重若轻已不复得见。
正当朝廷上下为武皇的选择捏了把汗时，事情却出现了意外的转机，竟然来自武周的宿敌默啜可汗。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合同契丹进攻武周大捞了一笔之后，突然觉得身边这个小兄弟一旦坐大可不好玩，武周毕竟是大国，不可能吞掉，可是要把自家盟友吞掉……嘿嘿，那可不是什么难事^_^ 翻脸如翻书的默啜当即决定改弦易辙，助武周打契丹，乘势吞并这个部族，一统北方。当然当然，刚刚攻占凉州杀了一票人，要让武皇相信突厥的诚意还是比较困难的。但默啜的脸皮真比城墙还厚，想出了个绝对匪夷所思的主意：——上表要求当武皇的儿子。
（本节未完待续）
注：
[3] 肖爱民、孟庆鑫：《略论契丹“营州之乱”对武周立嗣的影响》
默啜还谦卑地表示想为他的女儿求一门亲事，希望朝廷归还河西的降户，他愿意为国讨伐契丹。正被契丹人搞得焦头烂额的武皇不禁大喜过望，立刻封默啜为迁善可汗，表彰他的弃暗投明很有眼色。形势开始出现重大逆转，孙万荣进攻檀州失利，败退入山，李尽忠忧心如焚，病死军中，声势浩大的营州之乱似乎平定就在眼前。然而孙万荣不愧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遭此打击并没有意志消沉，就此认命，他收召契丹散兵，重振军心，一面遣使联合突厥、奚族，一面引军南下，攻陷冀州，进逼瀛州，河北震动。武皇吸取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再闹“二十八星宿下凡”的笑话，而是启用收复安西四镇的名将王孝杰，领兵十七万讨伐契丹；同时让建安王武攸宜领兵进驻渔阳，作为侧应。这个安排也体现出武皇对武家子弟的优待，让他不必与契丹正面交锋，却可以分享胜利果实。其时突厥内附，孙万荣孤军作战，而武周领兵的是名将王孝杰，统率的军队又是如此庞大，这样的安排照说已经十拿九稳，露布大捷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史载武攸宜出征之前，武皇亲饯于白马寺，足见对此战的必胜信心以及对武攸宜的厚望。[4]
王孝杰当时正因与吐蕃交战失利而免职赋闲在家，此番白衣起任清边道总管，急于立功赎罪报效国家。兵行至平州，有只白鼠白昼入营，据说“身如白雪，目似黄金”[5]，王孝杰顿时起意，心想皇帝一向好祥瑞，献给她玩必定欢喜得紧，于是停下来全军上下捉老鼠@_@ 话说捉老鼠是猫的任务，一个大将军不去讨贼偏跟只耗子过不去，不是多管闲事是什么？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急于讨好皇帝的心情了。正是贪功心切，王孝杰率精锐一路先行，与契丹战于东硖石谷，后军总管苏宏晖见势不妙，当场开溜。武周顿时军心大乱，王孝杰坠谷而死，将士死亡殆尽。作为侧应的武攸宜听到王孝杰败亡的消息，军中震恐，竟然不敢前进，致使孙万荣乘胜杀入河北重镇幽州城，纵兵大掠，局面迅速恶化。武攸宜派人去讨伐，又打了个败仗，灰头土脸地领军回来，仍被拜为左羽林大将军，武皇对自家人的维护由此可见一斑。
契丹连战皆捷，士气高昂，但孙万荣派去联络突厥的使者却出了问题，一个不慎暴露出契丹全军南下后方空虚的内情。默啜可汗大喜，乘势袭击契丹松漠故地，掳掠大批人口，其中甚至包括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家属。突厥实力陡增，自此兵众渐盛，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是不管默啜打的是什么小算盘，总算帮了武周一个大忙，武皇很是感激地拜他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要说武皇封的这些可汗名号也够俗的，竭忠事主可汗、立功报国可汗，跟现在的爱民村、致富路似的，倒是通俗易懂得紧）。连吃了两次大亏，武皇不能不小心谨慎，于是先跟突厥约定好攻打契丹，然后又凑了二十万大军前去征伐。这次她选中的武家子弟是河内王武懿宗，出任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第一次讨伐契丹，梁王武三思为安抚大使；第二次建安王武攸宜为侧应；而这一次河内王武懿宗则是统领全军独当一面，职务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重，有道是事不过三，武懿宗是否能不负武皇的期望，好好地给武家争光露脸呢？
答案是No。河内王武懿宗身材矮小，相貌猥琐，更糟糕的是他的胆量见识也同样不敢恭维。大军刚至赵州，武懿宗听说有几千契丹骑兵将至，竟然吓得掉头就跑，扔下一地军资器仗。契丹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接管了赵州城，以往视为高不可攀的天朝上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让她们信心爆棚，孙万荣调兵遣将，欲与武周再度争锋。双方对峙之际，突然传来默啜可汗偷袭契丹后方的消息，顿时军心大乱。而作为友军的奚族军队，早已臣服突厥，此刻阵前反水，临时倒戈，与武周军队前后夹击。意外一桩接着一桩，契丹军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孙万荣顿感无措，带领残兵败将逃走，先是受到了奚族军队的四面围攻，又遭到武周方面的三次伏击，契丹军星流云散，孙万荣在逃走途中为家奴所杀。至此，为时一年（公元696-697年）的营州之乱终告平定。为了庆祝这伤亡惨重来之不易的胜利，武皇宣布大赦天下，改元神功。
而武懿宗这次的表现，简直比前面两次武家子弟还要丢脸。武皇也觉得很没面子，为了给他立功的机会，就让他与娄师德以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没想到武懿宗打仗不怎么样，残害百姓倒是很有一套，河北居民有被契丹胁从现在重回故园的，全部被他安上谋反的罪名残杀取胆，说是要以此警示天下。他觉得还不过瘾，又上表要求把河北胁从百姓全部族诛。武皇看着这位拥兵数十万却望风而逃的大将军，给他机会收买人心都要弄到天怒人怨的蠢汉，只有叹气的份儿。什么叫作“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就是最佳范例。
营州之乱，是武皇执政以来诸多弊端的集中体现，边将凶暴，靖边乏策；兵源枯竭，将帅不和；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武皇任人唯亲、喜好祥瑞、军事外行等等，来了一次总爆发。有些弊政是她可以改善的，有些则是她力不能及的，但对她打击最大的，还是武家子弟在此役中的恶劣表现。武懿宗愚蠢残忍，武攸宜怯懦无能，就连她最看好的武三思也庸碌无为，遍数武氏宗亲，竟然找不出一个可堪重任的的人。皇帝春秋已高，百年之后，社稷托付何人？武周这块招牌还能传得下去么？看在天下人眼里，自然有一番计较。
武皇心中又何尝不是五味俱全？孙万荣“何不归还我庐陵王”的檄文传遍天下，对她不可能没有触动。难道命运之神在青睐了她这么多年之后，终于决定收回对她所有的恩赐？难道说她呕心沥血创建的武周帝国真的只能一代而亡？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可是眼前的这些武家子弟，又有哪一个能成气候呢？在国与家之间，在公义与私情的天平上，她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平定契丹后她将武承嗣和武三思同日拜相，但仅仅九天之后便双双罢免，创下了宰相任职时间最短的纪录，应该就是她矛盾心情的流露。
皇帝究竟会怎样下这盘棋呢？天下人都在静静等待，这使得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注定成为武周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本节未完待续）
注：
[4]《新唐书*外戚传》
[5] 陈子昂：《奏白鼠表》
皇帝究竟会怎样下这盘棋呢？天下人都在静静等待，这使得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注定成为武周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六月，武皇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诛杀来俊臣，彻底结束酷吏政治，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是日，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仿佛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人事调整随即而发生。性格宽厚功勋卓著的名将娄师德出任门下省最高长官纳言（即侍中）；营州之乱后安抚百姓有功的狄仁杰出任鸾台侍郎（相当于中书侍郎）；治号威明权贵惮服却多次被酷吏陷害入狱的魏元忠，出任考察百官的肃政中丞；继征召徐有功回朝之后，另一名用法宽平与徐有功并称“徐、杜”的杜景俭也受到重用，拜为宰相；而在平定契丹及来俊臣一案中有出色表现的姚元崇（即日后的开元名相姚崇），也受到了武皇的重视和嘉奖，超擢为夏官侍郎，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
经历过“营州之乱”的危局，目睹了自己信任宠爱的来俊臣被愤怒的群众碎尸，一向骄傲自负的武皇仿佛变了一个人。这些惨痛的教训，如同一根尖锐的刺，促使她猛醒，开始全面检讨自己执政以来的成败得失。平定契丹后不久，她便特开制举亲发策问，向天下士子征求守土安边之策。《全唐文》里保存了这道策问：
问：东胡逆命，北海为墟，朝廷循修复之功，边境乏折冲之寄。辽水东西，城池不复；丸山左右，职贡犹迷。其使三圣遗黎，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诱约束，选众之举，未睹於今；出群之略，何必是古？指明其要，无大简焉。
这里的“三圣”指李唐三帝，唐人习惯称皇帝为“圣人”。“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之语，正反映出武皇因丢失故土而内疚自责的心情。痛定思痛之后的武皇广纳众议，采取了不少措施力图解决边患，重振武功，大略如下：
其一、针对府兵枯竭“乏折冲之寄”的情况，创置团练。团练与府兵不同，不离乡土，也无须自备装备衣粮，而是由官府发放，带有民兵和职业雇佣军的性质。万岁通天元年为征讨契丹武皇在山东开始创置团结兵，选拔当地身强力壮精于骑射的男子充任，用以弥补正规府兵的不足，效果不错。于是推而广之，在河南河北等地也设置团练以备突厥。这是一次重要的兵制改革，李唐三帝时代在军事战争中扮演绝对重要角色的府兵，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武皇在位时，正规府兵在战役中所占比例骤降为五成五，其它中央军为三成，团练等地方军为一成五。及至玄宗天宝时期，风光一时的府兵已经销声匿迹，由其它中央军、地方军成为战役主角了。[6]
其二、改革马政。初唐时扫平天下威服四夷靠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唐军铁骑，李靖以三千骑兵雪夜奔袭大破突厥更是佳话一段，这正是太宗皇帝重视马政所致。贞观初年官马仅有三千匹，但政府重视，选官得当，发展到麟德年间天下已有官马76万匹。但高宗晚年频频与外敌交战，马场被夺，调露元年至永隆二年（公元679-681年）累积损失马匹竟有18万匹。及至武皇执政，重内而轻外，并未意识到战马对于国防军事的重要性，不思恢复，放任马官乱职，牧场丢失，导致战事发生时才发现严重缺乏战马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张说在议及此事称“垂拱之后二十余年，潜耗大半，所存盖寡”[7]，可见当时马匹损失情况之严重。营州之乱祸起非常，武皇遣武懿宗出征时忧虑战马短缺，便特地下令京官出马一匹供军即可提升为五品官。此役过后，一向不把养马当回事的武皇开始发奋图强，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在关中置团练时便规定，每一百五十户百姓需要出兵十五人，马一匹，以强制的手段鼓励民间养马。
其三、开武举以示文武并重，培养军事人才。此举创设于长安二年，次年又令天下诸州宜教人武艺，扩大武举基础，培养百姓尚武之风。
其四、留心选拔高水平的军事人才。熟悉西域局势的唐休璟，使“塞外胡尘绝”的张仁愿，治边有方的郭元振，都在武周晚年得以重用，或入阁拜相，或出任封疆大吏。唐休璟守河陇防线防备吐蕃，长安三年更官拜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兼同三品；张仁愿负责幽燕一带，防备突厥；郭元振常驻凉州，从吐蕃突厥手中拓边1500余里。这些名将的起用，使得一度告急的边塞慢慢稳定下来，更为中宗玄宗时代的全面反击做好了准备。
其五、一改过去重内轻外的弊端，重视起边政来。继派出三万人常驻四镇稳定天山南麓之后，武皇于长安二年（公元703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麓。至此，唐代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全部设立。北庭与安西分治天山南北，如左右双臂，捍卫着西域的安宁。
这些政策，无一不是对症下药之举。可见武皇虽然年过七旬，头脑仍然清醒，如果不是心存私念将精力过多地用在内耗上，她的成就应当不止于此。然而有些措施并非一蹴而就，比如马政，直到玄宗天宝末年得官马60余万马，仍未恢复到高宗丝带的全盛状态。而兵制及武举的改革，更非短时间能见成效，因此终武周之世仍未恢复到李唐旧有的疆域，但她毕竟还是守住了西域，平定了契丹，给后人留下了一批文武双全的名将和一个相对完善的体制，该如何来评价武皇对李唐王朝的影响呢？一言难尽武则天……
（本节未完待续）
注：
[6] 毛汉光：《隋唐军府演变之比较与研究》
[7] 张说：《陇右群牧使颂》
她开始慢慢变得平易近人，不再像以往那样颐指气使我行我素。或者是营州之乱的挫败让她意识到个人的智慧终究有限，确有必要听取臣下的建议，或者是执政以来长期一帆风顺让她渐渐放松了警惕，开始卸下盔甲，希望能重建君臣之间的信任和温情，毕竟她已经是个老人，据说老人总是更加害怕孤独一些。这是一种由心灵深处开始的苍老，不仅仅与年龄有关。明堂的大火、营州的叛乱、武家人的不争气、对江山后继乏人的恐慌，如白蚁般一点一点地啃噬着原本坚强的自信，那么转而向外界寻求安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长期生活在谋划和算计之中也很令人疲惫吧，这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君主，在70多岁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想必也不止一次地涌现过想向人一吐心事的念头。
然而她毕竟自我封闭了那么久，要穿透她铜墙铁壁般垒筑起来的防御外壳直击心灵，非大智慧者不能办到。是幸运也是不幸，她身边正好有这样的人——狄仁杰，她的知己，她的敌人。
狄仁杰，这个名字在传奇小说的不断渲染下已经迹近神化，他是明睿多谋的神探，他是爱民如子的青天。抛开这些耀眼的光环，寻找史实上的他，你会惊奇的发现这个人甚至比小说中描写得甚至更加完美而迷人。他可以算作是神探，“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何以不可谓之神？他当然是爱民如子的青天，在武皇欲尽诛李唐诸王激起越王叛乱，他明明知道武皇有心杀人立威，却甘冒性命之险上表据理力争，从而救回了几千名越州百姓的性命，自己落得被贬官外放的下场。他曾经落到来俊臣的手里，自承罪状免于酷刑迫害，也换得对方放松警惕，从而接送衣物与家人取得联系，将实情上告武皇，从而逃出生天，可见他的智慧。而在狱中面对要他牵连指控别人的威逼利诱，他宁愿以头触柱，流血被面，也决不屈从，可见他的肝胆。他是总括万机文能安邦的宰相，武皇倚为朝廷栋梁，也是上马治军武可定国的元帅，突厥入塞武周的诸路大军中唯有他敢于追击。甚至他的个人品德也无懈可击，在私，他是当世有名“孝友绝人”的孝子；在公，他是号称“狄公桃李满天下”荐贤举能不遗余力的君子。他宽宏豁达，从不计较别人对他的诽谤谗言；他正气凛然心境光明，为正风俗遍毁一地淫祠邪庙。他每到一地出任地方长官，都赢尽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出任宰相，也深得同僚们的尊重，即使是最挑剔的人，也很难从他身上找到一点点缺陷。既能坚持原则，又能通达权变， “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8]，刚经历了神功元年那个多事的秋天，安抚河北百姓满载盛誉归来的狄仁杰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并于次年拜相。这不是这个传奇人物的第一次拜相（天授二年他就曾一度入阁拜相，随即被来俊臣陷害入狱），但这一次归来他不会再轻易离开——他将真正走进武皇的生活，走进她年迈孤独的心灵深处。
（本节未完待续）
注：
[8]《朝野佥载》
狄仁杰是并州太原人，算武皇的半个同乡，比她小六岁，神功元年备位宰相的时候，他67岁。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大起大落，在死亡的边缘行走过多次，他行事益发从容沉稳，智慧也渐达圆融贯通之境，对人性的认知更是入木三分，在当时便被视为城府凝深老成谋国之人[9]。而与他机警持重的性格相得益彰的，则是他超强的表达能力。据说狄公天赋雄辩，声音洪亮，说起话来长髯飘飘，激情四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配以他生动的表情和挥舞的手势，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对这个人的赞誉一千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即使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也难对他有所微词，他既符合左派忠贞报国鞠躬尽瘁的标准，又能满足右派珍爱生命人文关怀的期许。而他侍奉的那个君王，则是旷古绝今的女皇帝，一生跟老公斗，跟儿子斗，跟群臣斗，跟看不见的世俗规律斗，对她的争议从古到今从未平息过。当狄公遇上武皇，当传奇遭遇神话，这样的君臣遇和又会激荡起什么样的风云变幻呢？
不能不说，她与他之间的君臣相知也许并不是倾盖如故的浪漫故事，而更多的是狄仁杰刻意接近的结果。翻遍史籍，我们很少看到狄公对于武皇讳莫如深的私事加以劝谏，比如男宠，比如诸武。像张氏兄弟这对油头粉面的“解语花”，一些正直的大臣都不同程度上表示过轻蔑和敌意。宋璟就很喜欢跟武皇这两个没头脑的小情人过不去，没事就想把他们弄到监狱里去SM一顿^_^ 王及善（就是劝武皇杀掉来俊臣的那个宰相啦）、朱敬则等人也都有规劝武皇收敛情事，恐伤圣德，至少也要教会二张严格礼教不可张狂，但却很少有狄仁杰关于这方面的谏言记载。或者确如一些人猜测的那样，狄公是觉得此二人不足为患，甚至还可利用吧，但我个人倒是认为，狄公此举是出于对武皇隐私的尊重，看穿了这个寂寞妇人心底那些说不出口的幽微心事吧。可能在他看来，武皇养两个男宠，就像老太太养几只猫猫狗狗解闷一样，有时抱在膝头抚摸下皮毛，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用不着扯到君臣失序那样严重。
这种态度还可以从他对待诸武的方式上反映出来。狄仁杰和武承嗣是有过节的，当初狄仁杰被来俊臣陷害入狱，背后就有武承嗣的影子，只因狄仁杰代越州百姓出头求恕一事大大得罪了要求严办越王一案的武承嗣。及至狄公凭聪明才智逃得性命，武承嗣干脆直接跳出来奏请诛杀狄仁杰，奏章一次次地递上去一次次地被驳回，还是不死心，又指使了一个小官叫霍献可的，头触玉阶寻死觅活地请杀狄仁杰。可武皇的脾气一向古怪，越是着急地要求她做一件事情，她越是不理，说不定一来二去地还把这个人给留心上了^_^ 不过狄仁杰复位之后却并没有向诸武报复，就连象李昭德那样背后挑拨离间的记载都没有。民间传说中曾有武三思设宴款待狄仁杰，传召美婢素娥侍酒，结果素娥悄然遁去，自言身为花月之妖，不敢接近狄公这样的正人君子。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狄公似乎在表面上还能与诸武保持融洽，没有大的冲突。他曾和武懿宗等人一起抚慰河北，照理说是很了解武家人在河北的胡作非为了，但看着武懿宗被朝廷百官又是弹劾又是百般取笑，也很厚道地没有落井下石。反正武懿宗的丑态大家都有看到，也就不必再去刺激武皇那脆弱的自尊心了。他不说什么，武皇反而自己忍不住抱怨：“承嗣、三思是何疥癣”这句话，据说就是武皇在狄仁杰面前提起的^_^
但若据此以为狄仁杰是个明哲保身唯唯诺诺的老好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历史上的狄仁杰出了名的风骨峥嵘，史载他“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就是说他很喜欢当庭跟人吵架抬杠，而且独持己见决不让步，每次搞到皇帝都只好改变心意乖乖听他的。他的才华和名气早已得到公认，自己也决心不负此生，一心想做宰相，结果开始提拔上去的左右相却是王及善和豆卢钦望。狄仁杰大失所望，调戏起这两个顶头上司倒是一点也不客气。比如新官上任照例要说两句：“我等身无长行，滥竽充数罢了。”狄仁杰立刻道：“我看你们玩长行（一种唐代赌博游戏）很在行嘛，怎么能说身无长行呢？”想想还不解气，又说：“其实不该称为右相，应该称为有相才对。”王及善是个老实人，呆呆地问：“为什么呀？”狄仁杰促狭地一笑，道：“你没听说过么？聪明的不如命好的，你们两人都说得上好面相好福分呢！”满场大笑，王及善和豆卢钦望大为尴尬，也只得勉强跟着笑了笑，实在不是滋味。[10]狄仁杰个性之强悍，由此可见一斑，跟大众心目中那个温柔敦厚笑起来一脸高深莫测的狄公，还是颇有点距离。
倜傥不羁和老成持重这两种乍一看仿佛冰与火般完全相反的特质，却完美地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使他充满了一种奇特的魅力，凡是接近他的人都很难不被他吸引。可怜的王及善就是一例，一面经常被狄仁杰调侃捉弄，一面心甘情愿地为他敲锣帮腔，只因狄仁杰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说出他结结巴巴半天也组织不起来的心里话。直率而富有幽默感，却永远拿捏得当不会过火；雄辩滔滔的背后是冷静的思索和理性务实的行事，这样的臣子恐怕也没有哪个君王会不喜欢，不管是男皇帝还是女皇帝^_^ 事实上在狄仁杰拜相的前夕，武皇就曾钦赐他一袭紫袍，上有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称赞他清廉而勤政，当荣升相位，特地赐袍表达对他的激励和期许。这十二个字据说是武皇亲自绣的喔，想象一下70多岁的老太太一针一线为狄公绣紫袍的样子^_^ 这首《制袍字赐狄仁杰》有收录入《全唐诗》中，见证着一代名相曾经的风华。
（本节未完待续）
注：
[9] 《全唐文*授狄仁杰内史制》
[10] 《太平广记*御史台记》
既是同乡，又是高宗时代的老臣，狄仁杰和武皇一同经历过那些沧桑的岁月，对她的了解自非他人可比。再度拜相之后，机警沉稳的狄公逐渐赢得了武皇的信任，常被尊称为“国老”而不名，眷礼卓异，无以伦比。因武皇春秋已高，朝廷上下对诸武的反感也日益明显，武承嗣不能不急，求取皇储之位的心情越发迫切，屡屡遣人游说武皇，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大周的江山不能一代而亡”云云。武皇心中矛盾，多次问计于宰相，不过就算她本来无心征询他们的意见，狄公也总有本事把一切话题往这儿引^_^ 他可以不计较武皇养多少男宠，不奚落武家人的蠢笨无能，可是立储这等事关国之根本的大事，他一定严防死守，不给诸武一丝一毫的机会。
“朕昨夜几次梦见跟人玩双陆（一种赌博游戏）都不能取胜，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次闲聊的时候武皇不经意地提起。
“双陆不胜，必定是宫中无子。”狄仁杰一语双关地答道，“这是上天垂意，暗示陛下，久虚储位必定生变啊。”
一语起兴，狄公的长篇大论随之而来：“太宗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高宗皇帝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现在却想把江山社稷传给其他家族，屡次梦到自己输棋，岂非天意示警，告诫陛下不可妄为？”
“何况姑侄和母子比较起来谁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狄仁杰遗憾地摇摇头：“臣真是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在太庙里祭祀姑姑的。”
这话正好说中武皇的心事，本能地就想逃避，立刻变脸：“这是朕的家事，不需要你多管。”
但这怎么能消退狄公的热情呢？“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什么事情不是陛下的家事呢！陛下不是教导我们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君臣义同一体么？何况臣备位宰相，岂能不过问！”
武皇不禁语塞。她虽然广涉文史，又岂是辩论专家狄公的对手？就算还想辩驳几句，也立刻被口水多过茶的狄公用大条道理盖住。
虽然气闷，但遇到蹊跷之事武皇还是忍不住会和狄公谈起：“昨天我梦到一只羽毛丰丽但两翅俱折的鹦鹉，这又说明什么啊？”
“武是陛下的姓，这只鹦鹉就是陛下啊。摧折的两翼就是陛下的两位爱子。如果陛下起用两位皇子，那就会双翼复振了。”
天地间的所有事物，大概都可以被狄公拐弯抹角地引申到上天垂意保全李氏的中心议题上去。这倒也并非难事，想当年李渊梦到自己浑身是蛆地摔倒在床下，这么恶心的梦也可以被善解人意的相士翻译成大吉大利预示李渊当升位天子，学富五车的狄公要信口胡诌几句，那简直比吃白菜还容易。
旁边的老宰相王及善一听正中心怀，顿时笑得见牙不见眼，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对呀对呀，一定是这个意思，天意啊天意！”
武皇眨巴眨巴眼睛，实在不服气，可又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对于经历了明堂大火有点心虚有点迷信的老太太来说，这类周公解梦的把戏还是有些效用的^_^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梦真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她的忧思吧。一个苦涩的现实就是如果立儿子，大周朝必然一代而亡，社稷依然属于李姓，但她可以得到祭祀配食太庙；如果立侄儿，大概可以维持武这个国号，但她就不要指望死后还能立身太庙，而她的父亲母亲武士彟杨氏等直系祖先也不要想再得到供奉。名与实之间，家与国之间，她该作何选择？
她和诸武之间，有太多的恩怨情仇。她怎知眼前恭顺得像猫一样的侄儿，一旦得势又会怎样看待她呢？一再被逐最后在惶恐忧惧中死去的武氏兄弟，没入宫中为奴为婢的女眷（甚至还有人被杨老太太活活鞭笞到肉尽见骨而死），披枷带锁流放岭南的囚徒生涯……那些黑暗的、血腥的、悲惨的记忆，真的是她给侄儿一顶皇冠就能完全消弭？人总是轻易忘记别人的恩情，却对仇恨刻骨铭心。他日武承嗣若真的能坐上大周皇帝的宝座，只怕他会认为这是他多年以来忍辱负重腆颜事仇终于有了效果，而不会因武皇的善行而心生感激，不让她立身太庙只怕还是轻的，贺兰敏之就是最好的例子。多年以来，她早已对人性的丑恶洞悉透彻。武皇苦笑：武承嗣若能单纯地只视她为姑姑，事情恐怕还会简单一点。
还不仅如此。如果立侄儿为储君，那就标志着诸武全面压倒李姓，为了掌握政权，他们必然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包括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她在这世上的唯一血亲，将会点滴无存。就算为了大周她愿意做出这最后的牺牲，断绝子嗣，不要祭祀，做个无人理睬的孤魂野鬼，大周朝就真的可以维持下去么？没有强有力的军方支持，没有德高望重的重臣辅佐，诸武之中，谁能控制住局面？
没有人。
诸武之中，没有一个可堪重任。
下场是可以预想得到的。继李唐宗室被屠杀之后，又将出现一次针对诸武的席卷朝野的血腥杀戮，葬送掉她最后的骄傲——大周。不管最后的胜利者是谁，终不会是她的子嗣，批判起她来不会有半点顾忌，她将被视为一个卑鄙的篡位者受尽骂名，得不到丝毫宽恕的机会。
一股冷森森的寒意从心底里升起，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强行逆天的结果必然是毁灭一切的悲惨结局，任性的火会焚烧掉一切，李唐、武周、她的亲家和娘家、她的亲人和仇人……
难道这就是她追求的结果？一生苦苦争斗，斩情灭性，牺牲掉亲情与爱情，就是为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着这样尴尬的棋局，告诉自己这所有的努力原来都是笑话一场？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在君临天下十几年之后，在消灭了所有的反对势力自认已江山稳固之后，再把这一切双手奉献给儿子，对于心高气傲的武皇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就算理性告诉她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情感上仍然极度难以接受，放不下的权杖，停不了的骄傲。无可奈何的武皇虽已基本放弃立诸武为储君的心思，但依然不想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本能的选择了逃避。她开始厌居深宫，流连于山川锦绣与张氏兄弟的美色之中，借以忘却心中的烦忧。
（本节未完待续）
就算理性告诉她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情感上仍然极度难以接受，放不下的权杖，停不了的骄傲。无可奈何的武皇虽已基本放弃立诸武为储君的心思，但依然不想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本能的选择了逃避。她开始厌居深宫，流连于山川锦绣与张氏兄弟的美色之中，借以忘却心中的烦忧。这使得二张这两个原本安分守己专心侍奉皇帝的少年男妾，也被卷入波诡云谲的夺嫡之战中，并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中心。
吸取了薛怀义用事最后骄横难治的教训，武皇一直没让这两个小情人参与朝政，而是担任一些清贵散官，后又特置控鹤府，以张易之为控鹤府监，张昌宗、吉顼、李迥秀等人，大部分都是嬖宠之人，也有一些文学之士掺杂其中。凡内殿曲宴，武皇必携二张、诸武并一干捧场清客，调笑嬉闹，互相作诗嘲弄，气氛融洽，宛如百姓家宴。诸武必定清楚二张在武皇心中的分量，故此执礼甚恭，巴结讨好，争相为其牵马执鞭，无非也就希望二张能在关键时刻为他们美言几句。但有薛怀义前车之鉴，二张初承恩宠，尚怀几分戒心，不敢轻率过问朝政。这种情况被一个在座的有心人看在眼里，此人便是吉顼。不错，就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向武皇进言终于让武皇下定决心诛杀来俊臣的吉顼^_^
当时诸武虽贵，但能力不济已为人所共识，何况他们提出的“自古天子不得以外姓为嗣”的说法本来不太具有约束力，因为现在的大周皇帝武照，正是宣称自己是李唐政权的合法继承者。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为何人们一般不把武周十五年视为唐祚中断，分为东唐和西唐，而是把周唐视为一体，甚至称武则天为唐朝女皇，即使武周已经改换了国号和首都？这是因为武皇自己和文武百官都认同武周是承唐而建的，她的皇位是继承李唐三圣而来，以圣母身份代子临朝。“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这是大臣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敢跟她嚷的。李唐三帝的地位和功绩在武周并没有被否定，在长安的太庙也依然保存，只是改名为享德庙。甚至在洛阳新建的祭祀武氏祖先的太庙里，他们仍有一席之地，但由主祭变成配享。也就是说，武皇自己就是以外姓而继承李唐江山的，她不可能说自己是伪政权，那么“天子不以外姓为嗣”这个诸武的主要理论依据也就变得没什么说服力了。
这也是武周政权能争取一些大臣支持的原因。他们愿意为武皇服务，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武皇是李家的女主人，而不是因为她是武家的女儿。他们既忠于唐室又忠于武皇，这种双重态度之所以并不矛盾，就在于他们既承认武周代唐的合法性，又坚持武周必须复唐的原则性前提。
更何况诸武的确是糊不上墙的烂泥。神功元年吉顼曾和武懿宗一同审理过刘思礼一案，对于武懿宗的愚蠢和残忍应当有所认识。其后的营州之乱更将诸武的无能暴露于人前，武皇每次派遣一名武家子弟上阵，希望能挽回前任的糟糕影响，却只换回更大的难堪。在重视军功的唐人眼中，简直就已经定性为废物了。武懿宗率军回京后，武皇设宴款待，郎中张元一便在席间当着武皇的面作诗嘲弄：“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杖忽抛却，骑猪正南掾。” 因武懿宗又矮又丑，诗中抓住这一点极尽嘲讽之能事，说他“握的是长弓，射出的是近箭，本来是匹很小蜀马，也要找个台阶才能骑上去。敌人远隔七百里之遥，却绕着城墙自己跟自己作战，把兵器全都抛掉，骑着猪急急忙忙南逃。”武皇也不知道是真没听懂还是怎么回事，问道：“懿宗有马，为何要骑猪而逃？” 张元一答：“豕（即猪的意思）屎同音，武大将军一听说敌军来了，吓得屎尿齐出，岂非骑猪而逃？”[11] 可见时人对诸武的鄙视。
吉顼不是个君子，在刘思礼一案中的表现可称为酷吏，但他是个聪明人，神功元年才获起用，短短一年间已经成为武皇心腹和二张的好友，足见他钻营有道。局势的微妙他已尽收眼底，武皇弃子立侄的机会不大，李唐复辟已是人心所向，但狄仁杰等大臣的劝导还不足以让武皇下定决心，仍然差关键性的一味药。吉顼目光闪动，凝注着席间醉颜酡红美如莲花的二张。金樽玉液，管弦声急，不胜酒力颓然醉倒的张氏兄弟，看来更有种脆弱无依的美，宛如即将乘风归去的仙童。
“彩云易散琉璃碎，好梦由来最易醒。”夕阳下落得如此之快，竟比朝为红颜暮为白骨的人生更为短促。二张仓皇地张开眼，仍留存着残醉的头疼，才发现早已曲终人散，映入眼帘的是好友吉顼关切思虑的面容。
“你们兄弟二人贵宠如此，天下侧目切齿之人太多太多。圣上春秋已高，一旦归去，你们将何以自全？”
二张毕竟是宰相族孙，对宫廷争斗的残酷略有所闻，也不是没有感觉过旁人异样的眼光，此时被人说中心事，不禁大为惶恐，涕泣问计。
“现在人心思唐，然庐陵王在房州，皇嗣又在幽闭，社稷须有付托。我看武氏诸王并非圣上属意，二位何不劝主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岂徒免祸，也可以长保富贵。”
二张深以为然，遂承间向武皇提出召回庐陵王的请求。
第一次从张氏兄弟口中听到这样的请求，武皇真是吃惊不小，就好像手里一直把玩的木偶，突然间会说话了。她立刻知道背后有人指使，一问又是吉顼！
于是召吉顼问话，他倒是自认不讳，从容不迫地向武皇陈述利害。他说的这些，其实早已在武皇心中翻来覆去地思虑过不知道多少次，此刻听到由外人的口中一条一条地说出去，反而感觉内心平静，仿佛经过风暴摧折后的海滩，现在潮水已经退去，只留下一片清冷与荒凉。
是时候面对现实了吧。
妇人苍老的面孔上，慢慢泛起一丝疲惫的微笑。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的一个黄昏，狄仁杰奉旨进宫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料到他会看见什么。皇上对他一如既往地关心，闲聊间不知不觉又提到了庐陵王。狄仁杰再度不克自制，慷慨陈词，以致于泣下。武皇也不禁感动唏嘘。
“也许你说得对。”她轻轻叹了口气，“也许现在是召回庐陵王择定皇嗣的时候了。”
这话的声音不高，听到狄仁杰耳中却如晴天霹雳，他震惊地抬起头，突然止不住心头的热火。他看见了皇帝面上的微笑，那微笑意味着她在皇嗣问题上终于做出了众望所归的抉择。长久悬在心头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了地，狄仁杰不禁与她相视而笑。这一瞬间，他们似乎超越了君臣的距离，也抛弃了所有的隔阂，拈花一笑，如明月松间，清泉石上，天地一片澄澈透明。
然而接下来的一句话更让他完全呆住：“既然你那么思念庐陵王，那我把它还给你。”
身后的帷帐徐徐拉开，现出一个四十来岁神情呆滞的中年男子。这不是他记忆中的人，却有张似曾相识的脸，那眉眼，那轮廓……
这一瞬间狄仁杰再也忍不住泪流，跪倒在玉阶之上。是的，这就是他朝思暮想几十年的庐陵王，大唐昙花一现的中宗皇帝。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1] 《朝野佥载》
长久的期冀突然乍现于眼前，却只并非梦幻。狄仁杰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向李哲深深顿首下拜。
武皇喟然长叹，命哲拜谢国老，当李哲惶然抬头的那一刻，她看见了他花白的头发和已经不再年轻的面容，以前眼里还留存的少年人的傲气，也已全然变成了畏缩。这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如今连他都这么老了。
女皇的面容上现出了恍惚的神情，二十年的血雨腥风在她眼前一掠而过。是何等须臾之间的事啊，嗣圣宫变她把哲从皇位上赶下去的那一幕犹在眼前，往昔与今日，短暂得就象顽皮的孩子跳过了一道小小的水坑。
哲是秘密回京的。武皇托言他身体有病，派人将他一家接回神都，沿途秘密封锁消息，甚至哲本人都不知道此行是福是祸。据说他一度吓得想要自杀，幸有妻子韦妃给他打气。
狄仁杰听罢前因后果，顿觉不妥：“故君还都却无人知晓，只怕外界不知真假引发议论。”
武皇疲倦地微笑，既已召回庐陵王，不妨把人情做到底。命庐陵王出居龙门，百官列队往迎，隆重地昭告天下，一时人情大悦。
但却没了下文。
武皇没有任何后续动作表明她有意立庐陵王为太子。个人认为她当时应该还没有下定决心，召庐陵王只为了试探各方面的反映再作定夺。
虽然如此，召回庐陵王已经是个很大的胜利，表明局势在向有利于李唐的方向发展。狄仁杰等大臣也不敢催她，怕欲速则不达，引发武皇的反感反而把事情搞砸。
意外的推动力来自于北方，因营州之乱降服契丹、奚族一跃成为草原霸主的默啜可汗。
当初为吞并契丹部落、巩固突厥在北荒的霸权，默啜可汗主动要求与武周结盟，上表请求做武皇的儿子，又为女儿求婚。武皇召庐陵王回京之后，即着手准备与突厥的联姻事宜，最终选中武承嗣的儿子淮阳王武延秀。史载武延秀能歌善舞，姿态柔媚，很会讨女人欢心；武皇大概认为武家子弟在营州之乱中表现不佳，如能顺利和亲突厥消弭战事也算有功于国吧。
武延秀一行人于六月来到突厥王庭，怎知默啜突然翻脸：“我为女儿求婚，要她嫁的是天子之子，你们送来一个武家的人做什么？这是天子的儿子么？我突厥世受李唐恩惠，听说李氏尽灭，只留下两位皇子，当派兵辅佐二位皇子登基。”当即扣押武延秀，并于八月发兵入寇河北，连陷城池，杀戮惨重，同时移书责备朝廷，其中一条赫然竟是“可汗之女当嫁天子之子，武氏小姓，门不当户不对，罔冒为婚，纯属欺诈！”
檄文传到武周，武承嗣原本心悬爱子安危，又遭此侮辱，眼见得太子之位离自己越来越远，积郁成疾，竟怏怏而死。
事情顿时急转直下，幽居深宫的皇嗣李旦把握住机会，再三上书恳请逊位于庐陵王。武皇权衡利弊，终于松口，复立庐陵王为太子，并恢复了他出生时的名字——显。
时为圣历元年九月，距离李显回京已有半年之久。
事情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但武三思随即拜相，成为今后武李之争的主角。
显既已被立为太子，这默啜弃周复唐的口号不攻自破。鉴于府兵败坏已不堪战，武皇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他的名义招募军士征伐突厥。消息传开，人心振奋，原本一个多月还不满千人，现在应募者云集，没过几天就招募到五万多人。
这个时候，李显的才能已经不重要，他的存在就是一面旗帜，巩固他地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视为李唐复国铺路。担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的是狄仁杰，实掌元帅之职，让监军使吉顼把这一情况告诉武皇。于是声音宏亮的吉顼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大吹嘘了一番显的号召力，听在武皇耳中，也不知是何滋味。这十几年来她广施官爵，减免赋役，神道立国，薄待儒术，为收买人心做出了诸多努力，到头来还是敌不过“李唐皇族”这四个字！原来这满眼繁华，漪欤盛哉，都不过是沙筑的城堡，转眼便会被无情的海浪卷走。
但募兵进行得如此顺利，也算件好事吧。武皇面上的微笑，辛酸而又欣慰。一旁的诸武听着可实在不爽到家，觉得吉顼这小子太不地道。他们虽不知道吉顼就是那个鼓动二张召回庐陵王的主谋（此事进行得极为隐秘，睿宗登基后有人剖白才得知吉顼为李唐复国所起的作用），也不禁深恨吉顼此刻的摇唇鼓舌。
当下召集到45万大军，太子挂虚职留京，命仁杰知元帅事，武皇亲自送行。然默啜已经回师漠北，掳掠诸州男女万余人，所过之处杀掠不可胜计。先行出师的沙吒忠义等人只敢引兵远远缀着，不敢逼近。狄仁杰带了十万兵马一阵狂追，已经追不上了。默啜可汗独霸北荒，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甚有轻中国之心。
武皇狂怒之下改默啜之名为斩啜，把亲附他的一干叛臣处以极刑，但也无可奈何。武延秀仍然被扣留在突厥，直到中宗复位后默啜请和才被放回，后成为安乐公主的男宠之一，正牌驸马死后升级扶正，最后夫妻双双死在李隆基讨韦后之役中。
对突厥的征伐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武皇心里郁闷之极，身体的衰老与国事的烦忧纠结在一起，让她不堪面对却又不能不面对。
即已确定了李唐复国，她就要尽量调和武李之间的矛盾，确保武姓在李唐政权下也能享有如今的地位和权利。
于是在李显太子身分确立之后，武家子弟毫无顾忌地得被委以重任。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武承嗣去世的第三天，武三思即出任检校内史，掌首相之职。同月，武士逸之孙重规任天兵中道大总管，掌并州（今太原市）城中的天兵军。九月，武攸宁入阁宰相。十月，下令在神都洛阳城外屯兵驻防，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统领。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长安，接替会稽王武攸望。
通过这一系列安排，武家子弟分别被授予军政要职，并控制着洛阳、长安、太原三大政治中心。武皇仍不放心，又于圣历二年腊月，赐太子姓武；同年六月，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宁等共为誓文，立誓和睦相处，在明堂昭告天地，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弃周兴唐的原则至此成为定局，武李盟誓的这一刻，也就向天下宣告了一个事实：
——武周王朝注定一代而亡。
这个冰冷的事实，如同枯叶老枝，悄然自女皇的心间划过。因为早有准备，所以并不痛苦，却有一种深深的怅然，深深深深地沉没到了往事的海里。
（本节未完待续）
如是又过了四个月，这年冬天十月，在宫中幽禁六年之久的相王李旦及其诸子终于重获自由。李旦的长子成器21岁，已经成年；三子李隆基15岁，他们的青春期就在六年漫长的囚徒生涯里度过，连到院子里逛逛都不被准许。在狭小的空间里提心吊胆的活下去，像小动物一样互相安慰取暖，意外的不幸反而加强了兄弟之间的凝聚力，现在出阁武皇也没有把他们分开，赐宅洛阳积善坊，分成五院，各自生活，但还是住在一起，时称“五王坊”，所以玄宗兄弟之间的感情是很让人羡慕的，其后成器主动让太子位给李隆基，也应该有这一重因素吧！
同时出阁的还有故太子贤的遗孤守礼，他的幽禁时间更久，约有十几年了吧，现在28岁了。相王诸子还有亲情可以慰籍，守礼的命运更为悲惨，每年都有几次被带到院子里受宦官杖打，他的哥哥和弟弟就是死于这种残酷的毒打之下。贤的三子之中，只有守礼活了下来，可见他生命力的强韧，但无情的杖责仍给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痊愈的伤痕，一遇天气变化便会隐隐作痛。出阁后的守礼纵情声色，好酒贪财，名声很不怎么样，但想到他少年时不幸的遭遇，谁又能忍心指责他呢？
能活下来，毕竟是好事。象守礼的两位兄弟，李旦的二妃刘氏窦氏，他们的魂魄就永远留在这幽冷的深宫里了。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当这些尊贵的囚徒们终于活着走到阳光下，回首往事，想必都会生出翻云覆雨世路艰难的感慨吧。
武皇仍在不停的忙碌，她总有那么多忙不完的事情。从前她处心积虑地从李家抢过江山，现在她要处心积虑地把江山还回去。一纸誓言无法消弭武李之间的积怨，这一点她也不是不清楚，所以她要一重更牢固的关系，就是联姻。太子显有八个女儿，在武皇的安排下，新都郡主嫁武延晖，永泰郡主嫁武承嗣之嫡子嗣魏王的武延基。显最宝贝的女儿安乐郡主则嫁给了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据说此女极其美丽，《新唐书*公主传》中说她“姝秀辩敏”，“光艳动天下”，很少看到一本正经的史书用这类词语形容一位公主，《后汉书》谈到王昭君之美，也不过就是“光明汉室”“竦动左右”而已。可见安乐公主的美丽，必是人间罕见。这一系列联姻也透露出武皇内心的隐秘，她虽然已将太子显和相王旦赐姓为“武”，但心中仍然视他们为李家之子，故此武李联姻，巩固武家的外戚地位。她自己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外人将太子与相王视为李家天子了。
此时武皇已是77岁的高龄，但对权势仍然着紧。王及善、娄师德两位重臣相继去世，她提拔谨慎清廉的陆元方做宰相。某日问询外事，陆元方大概怕她年高劳累，答道：“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奏；琐琐碎碎的人间细事，就不足劳烦圣听了。”武皇顿时大怒，将陆元方罢相。她确有感到力不从心，硬抬上去的武家子弟又没几个能帮上忙的，圣历三年（公元700年）正月，刚被拜为首相的武三思再度罢相，看来此人除了谄媚功夫之外实在没什么政治才能，一次又一次地让武皇失望。心比天高，无奈身体不争气，身边人也不争气，武皇内心的郁闷可以而至。而在李唐复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世人对武家人的轻视也越来越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此消彼长的态势往往会给武皇以强烈的刺激，时不时地发作一次，每次都有倒霉蛋作祭品。这次是吉顼。
吉顼原本被武皇视为心腹，备为宰相，颇受看重。某次与河内王武懿宗争功于殿前，吉顼身材高大、口齿伶俐，对付短小伛偻笨嘴拙舌的武懿宗各方面都有压倒性优势，说到得意处不免声色俱厉，越战越勇。老实说武懿宗被人欺负这绝不是最惨的一次（可参见陆元一的讽喻诗），可这次一下子触痛了武皇的敏感神经，当即呵斥：“吉顼当着朕的面尚且敢小视我武氏诸人，他日岂可指望你！” 于是几日后当吉顼奏事又援古引今地长篇大论时，武皇震怒警告：“你说的这一套我听多了，不用废话！告诉你，昔日太宗有马名师子骢，狂烈无人能制。朕作为宫女侍侧，当即表示，只要给我铁鞭、铁挝、匕首三件东西，就能制服。铁鞭击之不服，就用铁挝打，还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连太宗听了都壮朕之志。难道你今日想用鲜血来弄脏朕的匕首么！” 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被贬为县尉。
临行陛辞，吉顼含泪进言：“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以进！”
武皇赐坐问询，吉顼道：“合水土为泥，会引发争执么？”
武皇答：“没有。”
吉顼道：“如果分一半塑为佛祖，另一半塑为道家的天尊呢？”
武皇答道：“那就有麻烦了。”
“臣也以为有。”吉顼再拜，“宗室、外戚若能各守本分，则天下安。现在太子己立而外戚仍居王位，陛下若不处置而任其发展，他日必有祸乱，臣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话一出口，吉顼已忍不住流下泪来。不管这个人有多么滑头，他这一番话的确是发自肺腑。
女皇沉默，茫然地望着檐前的雨滴。岁月秋风，心事苍凉。良久，她怅然一叹：“朕也知道，可是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吉顼一震，他从未想到过一向斗志旺盛的武皇竟然会说出这样消极的话！还未接口，武皇已疲倦地挥挥手，起身离去，白发伶仃，似已不胜萧瑟。他目送着她的背影，看她慢慢地走入阴影中，终于消失在幽暗的回廊间。
这果然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武皇。贬谪后不久的吉顼，即在失意中客死异乡。他所预料的一切，都在逐一的发生……
武皇还是改不了一贯的强悍性子，心态上早已认输，情感上仍然不甘。她也承认武三思不是做宰相的料子，现在换上狄仁杰做内史（即中书令），作为首席宰相掌管一切朝政。同月她给太子显的诸子封王。显的长子重照已经18岁，避讳改为重润，当年高宗为保证政权顺利交接，在立显为太子的同时也立几个月大的重润为皇太孙，此后他的身份随父亲一路浮沉，现在被封为邵王。次子重福为平恩郡王，三子重俊为义兴郡王，四子重茂当时只有三岁，也被封为北海郡王。诸子之中以长子重润最为出色，史载他“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看来是位孝顺友悌的俊美少年，中宗自己不怎么样，倒生下了重润和安乐公主这样一对漂亮儿女。
武皇这样安排，自然是为了加强太子显的地位了。她这么不停地在武李之间左右摇摆搞平衡，估计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天下是姓武还是姓李？她应该扶持李家还是武家？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边抬高的结果必然是双方火拼两败俱伤，其下场她是知道的，吉顼也指出来过，可是她停不了手。陷入理智与情感争斗中的武皇不堪重负，毕竟已经是77岁的老太太，她病了。
史书上第一次记载武皇生病是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这当然不说明她以前没生过病，但应该不是很严重。比起她的同时代人，她的身体已经好得有点过分，至少足以让她老公心生羡慕。但她倒底是人不是神，只要是血肉之躯，便总有衰亡的一天。看岁月的痕迹一点点地爬满皮肤，感受到疲倦由内及外毒素般地蔓延开来，曾经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也依然神采奕奕目不交睫，现在就算睡眠充足头脑也整天晕晕沉沉，精力、智慧、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都在逐日衰退，力不从心的感觉越来越强。衰老的躯体，犹如被白蚁蛀空的老树，经不起风雨的消磨。虽然顶着金轮圣王弥勒化身的名头，圣历二年正月原来稀疏的眉毛又重新长出了几根，为此百官相贺很是热闹了一番，但再精致的谎言也掩饰不住事实，正月才庆祝过身体康健如西王母般的青春不老，二月就大病一场，好像上天在有意捉弄她似的，先给她一点惊喜，当她按照一贯作风去渲染宣传的时候，便反过来无情地嘲弄她。纵横一世玩弄天下人于股掌中的武皇，最终也逃不过冥冥中的那只翻云覆雨手。
据说这次大病全靠给事中阎朝隐虔诚向嵩山之神祈祷甘愿以命相换才得痊愈。但次年武皇又再度病倒，而且病情似乎更为严重，几乎到了不能视事的地步。首席宰相狄仁杰恳请武皇下令太子监国，但被拒绝。[13] 她仍然贪恋权力的魔杖，尽管她现在已经知道这并不能给她带来健康和长寿。
狄仁杰无可奈何，只得利用自己掌政的机会尽量提拔一些忠于李唐的才学之士上位，先先后后引荐了姚崇、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策划神龙宫变逼武皇让位的五位主谋倒有三位是狄公推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曾有人质疑狄公对李唐皇室的忠诚度，认为他竭力推荐张柬之只是巧合，可太多的巧合只能指向一种必然。其实狄公从来不曾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那个时代的正统知识分子不忠实于李唐反而才是怪事。但深受武皇知遇之恩的狄公可能确实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只要女皇去世后政权能顺利地传交给李家人即可。可惜武皇虽已认识到了回归李唐的必然性，行动上仍然迟疑，且常有扶植他人势力打压李唐之举，致使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各方派系林立，李唐复国的前景仍不明朗。当时狄公也已经七十多岁，年迈体弱，自感去日无多，唯有在身前尽量巩固太子地位，确保政权的顺利交接。
很难说他的心思完全没有被女皇察觉。举荐张柬之的时候，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武皇便表现犹疑。据说武皇曾要狄仁杰举荐贤士欲用为将相，狄公答道：“单论文辞缊藉，苏味道、李峤已可入选。如果陛下要的是济世安邦的奇才，臣推荐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有宰相之才。”武皇于是把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武皇又要狄仁杰荐贤，狄公答：“前些日子举荐的张柬之，陛下并没有用啊。”武皇道：“不是已经提升他为洛州司马了么？”狄公道：“臣举荐的是宰相人选，不是司马。”
尽管狄公的语气已经带有责备的意味，武皇仍只让张柬之出任秋官侍郎（即刑部侍郎）。或许是政治家对危险的敏锐直觉尚未完全衰退，或许是张柬之拥护正统的言行太过明显让武皇感觉不安，直到狄公去世张柬之也未入阁拜相。然而推荐张柬之的人实在太多（这是否表明他的政治倾向当时已是尽人皆知？），迟至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张柬之还是通过姚崇的举荐而拜相，那时他已经八十岁了。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武皇和她的名臣们，组成了唐朝历史上罕见的高龄政府，由君到臣都在跟时间赛跑，跟衰老和疾病抗争。自感无力的武皇开始乞灵于仙丹，就像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做的那样。不过她的运气的确很好，曾经让李唐几代皇帝体质急剧下降甚至为之丧命的丹药，却在她身上奇迹般地发生了效用。可能是她的体质实在怪异，也可能是她找的炼丹士确有两把刷子，服了洪州道士胡超耗费三年时光给她炼制的长生药后[14]，武皇的疾病竟真的好多了。劫后余生的武皇欣喜地把年号改为“久视”，这是一个具有浓郁道家色彩的词语，语出《道德经》：“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表现出了武皇对长生的渴望和对道家的敬意。
年轻时笃信人定胜天，编织谶纬，制造天命，年老时却敬天畏神，虔诚礼佛，这种转变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也许根本无所谓进步或退步，只是武皇实用精神的一贯体现，——出于对自己即将前去的未知世界的恐惧，有必要向那里话事的神佛攀下交情以便继续得到关照^_^ 佛家讲涅磐，道家乐长生，来生的允诺显然及不上现世的诱惑，加之向李唐回归的方针已定，政治障碍业已排除，武皇以道家“久视”为年号酬谢神恩，当存此意。
垂暮的武皇对宗教渐生敬畏之心，不再一味视为可利用的工具。改元“久视”的同时，她亦宣布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恢复到最简单的皇帝称呼，其后又废除长达八年的禁屠令。她曾经煞费苦心炮制的一个个神话，现在由她自己来一一破碎，只因对延续生命的渴望已经压过了往昔对荣耀的追求。与天争高、与神佛比肩的豪情已经不再，她只是俗世的天子，这就是她的真实位置。“金轮圣王”“弥勒化身”的称呼帮不了她，她不想再骗自己，也无心再骗天下人。
久视元年七夕佳节她让胡超替她到嵩山谢神，投简于封禅台北，除罪金简上镌刻的短短60多个铭文，正是她当时心情的写真：“大周国主武照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照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15]
既对眼前繁花簇锦的俗世生活恋恋不舍，又不得不对身后事做出安排打算，消弭孽债，化解冤家，以便想象中的幽冥生活不至于太过艰难。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那位睥睨天下威风凛凛的君王，而只是一个畏惧报应诚惶诚恐的信徒。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这个强横了一世的女人，无论从实践上还是心理上，都已向她曾经顽强挑战过的世界，那森然可畏的秩序，那人间天上的准则，完全屈服。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3] 《旧唐书*魏元忠传》
[14] 关于胡超，通鉴说：“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 很多人据此认为他是个和尚，还是个胡僧，但结合唐人笔记，胡超是个隐居白鹤山的道士。
[15] 该除罪金简于1982年5月登封县峻极峰北侧发掘采集
接连两场大病武皇仿佛变了个人，她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把政事委任给狄仁杰，一天的时间基本全消磨在二张身上和无休止的宴饮之中，似乎要抓紧时间纵情声色以此来弥补年轻时的辛苦。她将控鹤监改名为奉宸府，广选美貌少年以充后宫，挑选标准极为严格，务求才貌双全决不马虎，就算自己不用纯属摆设，也不能给人机会质疑武皇的品味^_^ 奉宸府还豢养了一帮清客，随时随地吟诗作赋给帝王佐兴凑趣。有了他们，粗俗的男女调情便陡然上升了一个档次，简单的吃饭喝酒也平添了一份文化情趣。就算说来说去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拍马屁，能拍得如此摇曳生姿妙不可言也绝对物超所值。一干清客里最为出名的才子是宋之问，他的文采和人品一样声名远扬，文名有多高，对他为人的评价就有多低。据说他曾经报名竞选武皇的男宠未果（武皇嫌他口臭），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做了二张的枪手，有需要写诗应酬的时候替两位花样美男捉刀代笔。由主人变成捧场客，宋之问照旧敬业乐业，没事做的时候还帮二张捧尿壶。
拜嵩山，幸温汤，修建三阳宫，沉醉奉宸府。武皇厌居深宫，频频出游，徜徉于山水之间，沉溺于少年温柔的笑容里。有时也会举办一些作文竞赛，由她宠爱的才女上官婉儿做主持兼评判，看谁写得又快又好，给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话。传说她曾游龙门，登石楼，命众官赋诗纪胜，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先成，获赠锦袍，然而东方虬坐席未安，宋之问也已把诗写好献上，且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武皇于是亲手从东方虬手中取回锦袍改赐宋之问，群臣一片沸腾，诗会达到高潮，这就是“龙门赋诗夺锦袍”的故事。落败者东方虬当然会感觉尴尬，有人据此称武皇未免太过小气，不过这类场合图的就一个热闹，彩头的意义本就在于添加竞争和嬉闹的氛围，倒也不必认真。由此诞生出大量宫廷应制诗，这些诗大多格调不高，但声律严格，对仗工整，对正在成型中的律诗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区别，所谓古体和近体都是相对于唐代而言。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没有严格的字句、音韵和平仄对应等要求。近体诗则讲求严格的格律，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近体诗又称今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都在初唐得以齐备。而近体诗的定型正是得益于流氓才子宋之问与他的同道沈佺期。宋之问是正牌奉宸府供奉，沈佺期亦是府内清客之一，党附二张，曾奉旨参修《三教珠英》。
在南北朝时，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已开了诗歌声律化的先河，但在“沈宋”之前，诗人们的作品多为五律，还经常有前后失粘的情况。沈宋二人总结前代积累之经验，由原来讲究四声到只辩平仄，由消极的声律“八病”之说中探求出积极的平仄规律，又从原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将粘对规律贯彻到全篇，形成了在平仄上有严密规则可循的完整律诗。他们不仅使五律的体制定型，又使七律的体制开始完备，并且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使这些规范逐渐为一般诗人所接受，其功不可没。李维《诗史》中有中肯的评价：“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 宋之问风格清丽，五言是其擅场，曾被明胡应麟誉为初唐五律之冠。而沈佺期气势宏大，七言独辟蹊径，曾被胡应麟推为初唐七律之冠。诗歌今古体之分，至此遂成定局。沈宋建之于格律，陈子昂变之以风骨，为盛唐诗歌的黄金时代做足了准备。
不过诗歌毕竟是点缀升平无心插柳的附属品。奉宸府在当时的名声并不好。皇帝毫不掩饰地大选美男如金丝雀般的豢养调教，无疑已刺痛了很多男人的自尊心。更由于奉宸府待遇优厚工作清闲，竟真的吸引了一些贵族少年，好好的世袭官职不做，争着到奉宸府去侍奉武皇。清秀少年整天敷粉着锦扮袅娜随风的海棠花，粗豪健壮的逢人便夸自己的ooxx能力超群，自我举荐起来一点也不谦虚。初唐虽然风气开放，还是让有些思想正统的大臣看不下去，上书要求武皇注意影响。武皇厚赏进谏者，但照旧我行我素酷到底，只是叫了些文学之士和二张一起编著《三教珠英》以掩人耳目，写东西自然是笔杆子们的事，二张还是负责陪她寻欢作乐，看夕阳一寸一寸地消逝在天边。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怜我世人，欢娱几何？
（本节未完待续）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奉宸府，充满了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气息。修建一如既往的匠心独运，清雅华贵中带有自然的野趣，宛如道家修真的洞府。芳草芷兰，郁郁青青，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时可见一群声名赫赫风流倜傥的文章巨子，衣袂飘飘，载酒而行；轻裘缓带粉面桃腮的俊俏少年，月下吹笙，临风弄笛。误入其间的色女必回眼界大开，嗟叹不已：真乃人间仙境，竟无语凝噎。
花中国色香中王自然是莲花六郎张昌宗，他的美貌现在已被渲染得迹近神话。人们纷纷传说他是仙人王子乔（又称王子晋）的化身，十七岁骑鹤飞升的周灵王太子。这么说的人多了，便也成了事实。武皇命人打造一只木鹤，张昌宗身披羽衣，乘坐其上，悠然吹笙。开动机关，木鹤满场游走，可不正是王子乔临凡？木鹤机关再精巧，想必也比不上现在的小汽车，难免一颠一跛，震得张昌宗羽衣飘飘，越发像个神仙，时不时掉下一根半根羽毛，牵惹出无数相思情债（具体可参照电影《无极》倾城掉毛迷惑昆仑状）。自是人人赞叹，起码武皇觉得美得不得了，她一句话就顶一万句。《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等应制诗一首一首地做，武皇游嵩山时还特地往谒升仙太子庙，亲自作文刻碑，文中夸耀大周的强盛，表述了她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当然也少不了对主人公升仙太子王子乔的赞美，然而字字爱意却是针对身边侍立的玉人六郎。武皇对情人一向大手笔，她要情人的美貌和这碑文一起并世不朽。升仙太子碑至今仍保留在河南偃师缑山，碑阳有草书三十三行，正是武皇御笔亲撰，笔力流转，意态纵横，几十年书法功力于兹尽现，《宣和画谱》赞曰：“凛凛英断，脱去铅华脂粉气味。”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今草入碑，讲述书法流变的时候大多都会提及。少女时代的武皇曾苦练书法冀望以此博得太宗皇帝的欢心，想不到此时派上了用场。时光之轮悄然转过一个甲子，现在的她可以对自己微笑，所有为取悦他人而学习的技能，最终都有用来取悦自己。
大周朝的国政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中，对狄仁杰的人品和才能武皇一向深信不疑，他必定可以保障政权顺利交接，不会忘恩负义地赶恩主下台。武皇对狄公的敬重已经到了人臣莫及的程度，狄公觐见每每免其跪拜，称见到狄公下拜她也会感觉疼痛（“每见公拜，朕亦身痛”）。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过八卦爱好者们大可不必过于激动，唐朝皇帝说起这类话来一向不嫌肉麻。太宗皇帝就曾说过魏征是他的镜子，李绩是他的长城；李靖好比他的兄长，无忌好比他的儿子；一日不见马周，就会想你想到梦里头……甜言蜜语一箩筐，总要哄得人高高兴兴地替他卖命为止。武皇素来强横，这方面多有欠缺，如今年事已高，也想为后世留下一段君臣遇合的佳话，何况狄仁杰确有笼络的必要。又下令百官奏事非军国大事不得烦扰狄公，可谓百般礼遇，体贴入微。然而年迈多病的狄公仍然不胜负荷，久视元年九月，一代名相狄仁杰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一岁。
狄仁杰两度拜相，加起来不过三年多时间，名气却超过武周朝任何一位宰相，身前身后都广受赞誉，进封梁国公，图形凌烟阁，追赠司空，配享太庙，可谓人臣之极。或许唯一的遗憾就是不曾亲眼看见李唐复国成功吧！但作为武皇的头号宠臣，也许他也同样不忍目睹武周的终结。早逝（其实也不算早逝）让他避过了这尴尬的一幕，他没有辜负武皇，因为他只是因势利导地帮助她选择了一条最明智的道路；他也没有辜负李家，为他们他做到了一个臣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既未负情，也未负义，俯仰无愧，善始善终，堪为人臣楷模。武皇原本冀望狄仁杰打理朝政，自己优哉游哉度过余生，岂料斯人先行一步，徒唤奈何。她对狄公的了解与信任是长期以来建立的，一时之间却找哪一个可以替代？不由得长叹：“天何夺我国老如此之速！”
狄仁杰的提前去世，让武皇的退休计划泡了汤。虽然身体已经江河日下，还是不得不勉力勤政。只是每当遇到迟疑难决的时候，满朝文武竟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像狄公那样睿智干练而又了解她心思的人替她分忧解难。她仍是天下至尊的君王，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她一挥手，就能让万千人头落地，可是再大的权力也只能把活人变成尸体，没法让逝者起死回生。那些她爱过的人，她恨过的人，都已经长眠地底，就算她发一千道一万道敕令，也无法将他们唤醒。
“狄公一去，朝堂仿佛都空了。”白发苍苍的武皇在幽冷的洛阳宫中发出这句感叹，只觉意兴萧索，天地皆秋。
天上地下，她竟孤独得如此彻底。没有亲人，没有对手，没有敌人，没有朋友。是的，她还有子女，他们敬她畏她，却不爱她；她还有她倾尽一生心力建立起来的武周帝国，然而它存在的时间不会比她的寿命更长久。缘起缘灭，织梦碎梦，这就是人生么？
她一路跋涉，不肯停留，神阻杀神，佛阻杀佛，就是为了走到道路的尽头，独自一人面对这雪野似的凄冷和荒凉？
攀登到最高峰顶的人，会笑这尘世间的一切，都是如幻似真的悲剧。
一丝自嘲的微笑掠过武皇苍老的面容，如果一切注定是梦幻泡影，那就让她自己来亲手结束。
久视元年十月，即狄仁杰去世后一个月，武皇宣布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大赦天下。自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开始、使用了十一年的周历终被废除，恢复李唐王朝使用的夏历。
历法，在古中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唐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向李唐表示臣服的一大标志便是改用唐朝的历法，称之为“改正朔”。武皇在登基之前宣布改用周历，是她即将发动武周革命的预演，而现在弃周历复唐历，则宣告着她对李唐王朝的回归。
然而武皇仍然不愿干脆利落地把政权即刻交还给儿子，掌权既久自有恋栈之心，但年迈体衰确实力不从心，两个与她关系密切深被信任的女子遂得以参与朝政，走上前台，一个是爱女太平公主，一个是女官上官婉儿。但更多的还是委政于朝夕相处的枕边人张氏兄弟，以贴身男宠为自己的耳目和代言人，继续掌控朝政；而政治生命完全系于武皇一身又缺乏头脑的二张，又成为阻止她弃周复唐计划的主要力量。以前武皇威权独任、酷吏峻法之下，谁也不敢乱结朋党；而今她既老且病，常常卧病不起，对政局的掌控能力逐渐衰退，致使各方势力蠢蠢欲动。谨小慎微的李唐皇族，热切盼望李唐复国的文武大臣，不甘失势意图俟机而动的武氏族人，以及陡然权倾朝野骄狂跋扈的张氏兄弟，各方派系林立，情况日益复杂，使得本应顺利过渡的权力交接，在关键时刻布满杀机，最终演变成一场她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悲剧性政变。
（本章完。第十六章：逝水东流）
第十六章 逝水东流
如果说武皇是唐代后妃干政的成功范例，那么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便可视为公主和女官参政的代表。尤其是太平公主，自武周王朝末期开始参知政事，势力影响横跨中宗、睿宗、玄宗三朝，极盛时期七位宰相五位出其门下，自古以来公主权势熏天者无过于此。然而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位中国第一公主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已无法详考，只能结合武皇子女的排序和太平结婚生子的年月来推断，她最有可能出生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是武皇最小也是最受宠爱的孩子。这可能与武皇早夭的长女安定公主有关，作为唯一的女儿，她得到了母亲双倍的疼爱。高宗朝后期，权力之争日益尖锐，太子如同走马灯似的更换，武皇刀锋所指，当者非死即伤。太平公主却由于性别原因多过了母亲严厉的眼睛，未受历次易储事件影响，仍旧备受父母珍爱。开耀元年（681年），17岁的太平公主下嫁表哥薛绍，婚礼之盛创下大唐开国以来的纪录，据说迎亲的火烛把路边的行道树都烤死了不少。薛绍出生河东望族，是昔年秦府十八学士薛收的族人，母亲城阳公主为太宗皇帝与长孙皇后的爱女，其人温文尔雅，蕴藉风流，与太平的婚后生活堪称美满，生下二子二女，也未听说太平此间有任何外遇。因此高宗时代的太平公主生活应该是相当惬意的，无风无浪，温柔甜蜜，和她不幸的嫡亲哥哥以及更为不幸的庶出哥哥姐姐们相比，她是真真正正占尽万千宠爱的大唐公主。
悲剧发生在高宗去世母亲临朝称制时期，李唐诸王反叛事涉薛绍的兄长，疑心重重的武皇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老老实实做驸马的薛绍也一并下狱，杖责一百，活活饿死狱中，据说这还是看在太平公主的面子上才让他保留了全尸。年仅二十出头的太平公主就这样成了寡妇，出于对母亲的畏惧，她甚至不敢公开哭泣。贵为帝国唯一的公主，却连自己的夫君都无法保全，被誉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此刻显得如此淡薄。
事后武皇大概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打破公主封邑不得过三百的限制，将太平公主的食邑增至一千二百户，又积极地为她张罗婚事。她选中的乘龙快婿是魏王武承嗣，她要她最宠爱的女儿和她最信任的侄儿结为连理，成为大周朝一股不可忽视的政坛势力。薛绍被杀后太平公主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母亲的一生是一台精彩的独角戏，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剧情，即使唯一的女儿也只能作为点缀的道具。然而太平公主仍然不愿成为一桩政治婚姻的筹码，他拒绝按照母亲的安排嫁给武承嗣，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直接的一次与母亲对抗，并难得获取了对方让步，条件是她必须和另外一名“政治可靠”的武家子弟结婚，太平选中了武攸暨。
武攸暨是位出名的美男子，更难得的是个性恬淡，为人谨慎，一向远离权力争斗。中宗登基后拜他为司徒加邑千户，他坚决不受，淡出政坛，安于做个散官。即使在中宗驾崩，武家几乎倾巢而出配合韦后准备夺权之际，武位暨亦未介入，是此事之后仅存的少数几个武家成员之一。《新唐书*外戚传》称他“沈谨和厚，于时无忤，专自奉养而已”，在张牙舞爪骄横跋扈的诸武之中显得颇为另类。此外，他还是个有妇之夫。很难判断太平公主是真的倾慕他，还是只想随便挑个人选让武皇死心，但这哪里难得住他伟大的母亲？伸出根小指头，武攸暨的夫人便即刻消失，太平又做了新娘。只是以结发妻子死亡而换来的婚姻，丈夫对她有多少情爱可想而知，他们的婚姻不能说不和谐，毕竟武攸暨万万不敢得罪她，但太平也开始有样学样地养起男宠来，放肆地谈笑男人的身材和相貌，而不是他们的心。她的人生已经被强横霸道的母亲弄得支离破碎。
往昔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吧！既然再真挚的感情都经不起权势的摧折，再来谈论男人的真心未免矫情而愚蠢。当时情真，只因天真。找不到情爱可以寄托的妇人，只有用欲望来填满空虚。对于母亲的强权暴力，她始而憎恨，继而羡慕，终而成为她后半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因为她的切身经历告诉她，爱情脆弱，亲情虚妄，惟有权力才能真正带给她安全和力量。然而在视权力如禁脔的武皇面前，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敛起锋芒，不敢流露出任何非分之想。她的柔顺和乖巧深得武皇嘉许，渐渐地也愿意和她分享一些心事，有了预谋议事的机会，但太平仍然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史载她在武皇专权期间“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1]，“内与谋，外检畏，终后世无它訾。”[2]
圣历以后，太平公主大概因举荐二张有功，加之武皇体衰多病，太平参与政事的程度加深，食邑更增至三千户，但她在政坛所起的作用仍然很模糊。终武周一朝，她直接参与的事件如诛怀义、荐二张，都与个人隐私有关，却与时政无关。而唯一一件直接出面弹劾来俊臣案，也是群策群力，最后由王及善、吉顼出面劝说成功，很难说太平公主在此案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常有人疑惑为何不选择太平公主作为储君，一个温情的说法是武皇自感这条路太过艰险，不愿女儿重蹈覆辙，但武皇看来似乎从未有过立女儿为储君的考虑。她并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延长为母亲守丧时间等措施，更多地是从巩固自己地位出发，而不是为天下妇女谋福利。她对太平的宠爱，恐怕也是潜意识中从未视女儿为权力分享者和竞争者的心态使然吧！
“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3] 风光背后的太平公主，是在母亲光环下小心度日明哲保身的女人。像武皇那样的传奇人物，只适合远距离的审美而不是近距离的相处，如果有得选择，恐怕没有人愿意做她的子女，即使她能给予你世间至尊的荣誉。垂拱年间，太平保不住自己的夫君薛绍；武周执政，酷吏来俊臣亦可同样威胁太平的安全；即使在武皇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女儿在她面前说话的分量，还比不上她身边的两位男宠张氏兄弟，虽则他们还是由太平引荐。没错太平是她最爱的女儿，但她的爱也不过如此。因此在感受到二张威胁的时候，太平公主配合朝臣们发动了神龙宫变，诛二张并逼迫武皇退位，“镇国太平公主”这个威风八面的称号，就是用来奖励她预诛二张之功的。这个以后还会详细讲述。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3]《旧唐书*外戚传》
[2]《新唐书*公主传》
太平公主可谓唐代公主弄权的代表人物，依靠高贵的身份在政坛翻云覆雨，相形之下，上官婉儿的经历似乎更富传奇色彩。婉儿的祖父上官仪曾是高宗朝的风云人物，麟德时因承旨起草废后诏书而得罪武后，被罗织入子虚乌有的废太子忠谋反案中，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上官婉儿当时还是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随母亲郑氏没入宫中沦为女奴。上官仪一代文宗，尤擅五言诗，独创的“上官体”风靡一时，郑氏出身名门荥阳郑氏，诗礼传家。上官婉儿继承了祖父的文学天赋，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很小就能写出不错的诗文。张说在他为上官婉儿文集所作的序中，称她刚出生就会说话，“敏识聪听”，“才华绝代”[4]，卑微的掖庭遮掩不住她的光彩，婉儿的文名不胫而走，武后闻讯招她作诗，婉儿文不加点，一挥而就，而才思鲜艳，笔气疏爽，完全没有应试之作的仓促和生涩，武后大为欣赏，当即将她升为女官。那一年，婉儿14岁。
一夕之间，上官婉儿由金尊玉贵的相府千金沦为宫婢，又因武后的一句话而由女奴擢为女官，生杀赏罚都决于武后一人之手，不能不让她对这位手握大权的贵妇深怀戒惧。以武后的精明和狠辣果决，上官婉儿不要说为祖父报仇了，就算流露出一丝半点的不平，恐怕武后也难以容她活下去。毕竟武后爱才如驯马，只有为她所用的才爱，否则便是铁鞭匕首的干活，因此上官婉儿在武后面前一定是低眉顺眼小心翼翼的，她天生聪慧，博涉文史，明习吏事，又善于察言观色，迎奉应合，因此逐渐得到武皇的信任，自万岁通天（公元696年）以后以她执掌诏命，成为武皇的私人秘书。当时她已33岁了，独居宫中，孑然一身。她一度忤旨当诛，终因武皇爱才而未杀，但黥其面而已，民间传说便是因为她春心萌动，忍不住勾引武皇禁脔张昌宗的缘故。是否如此，已不可考，总之上官婉儿最终还是得到了武皇的谅解，圣历以后，百官奏事，多令参决。《景龙文馆记》中对其参政评价颇高：“自通天后，至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俨然已是女中宰相。
这段话通常被用来证明婉儿独秉国政的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把武周和中宗朝二者合为一体来论述的，婉儿在武周时代是否就有那么大的权柄大可另议。历数武周朝的各类重大事件，几乎都看不到上官婉儿的身影，《唐会要》里提到学士内朝的说法时，记述如下：“（翰林院）开元初置。已前掌内文书，武德已后，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 ⋯；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刘懿之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以苏味道、韦承庆等为之，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可见婉儿之弄权是在中宗朝，在武皇面前她扮演的角色还是听话的女秘书与文学诗会的女主持了，而她的最大政绩也是在文学方面，如收集图书，修葺文馆等等。至于她的政治见解、理想抱负等等，基本为零。
这样说也许太过刻薄，但综观婉儿的一生，确实有点像墙头草，总是不停地向强者输送忠诚，看不到一点挣扎反抗的迹象，就算真的形势迫人，她转变的速度也未免太快。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或许是宫廷中的女人必须学会的本领，但迎奉他人成为生命的全部，却不免让人感觉遗憾。上官婉儿的人生哲学看来就是“活下去，活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这真是件很让人悲哀的事情。在她的一生中，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是她愿意放弃一切去捍卫的，也没有什么目标是她去努力争取的，这让她的经历尽管传奇，却缺乏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她找情人的眼光也奇差无比，先是武三思，后是崔湜，而且总是被情人利用，傻乎乎地跟着武三思抬高武家打压李唐皇室，又不停地帮崔湜收拾烂摊子，贵为女中宰相，却不知如何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象只被蛛网缠住的大蝴蝶，一任自己在激情中沦陷。或许真是秘书做久了，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主，或许她天生就是个小女人，柔弱的枝条只能攀附岩石才能生存，上官婉儿的最好出路就是做个相府千金才女名媛。可惜，她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她身不由己地卷入权力争斗中，逐渐地被吸引，心甘情愿地沦陷下去，最终被万丈风涛所淹没，即使无原则的屈服和无底线的让步也不能保证安全啊。
武皇一手把这些女子推向政坛，以自身实践有意无意地挑动起她们的欲望，重塑着她们的生命，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不成功的模仿者，有她的韧劲没有她的狠劲，有她的权势没有她的头脑，以至于她去世之后的政坛仍然热闹无比，N个女人一台戏地上映一场盛大而拙劣的模仿秀。而演出之始，就是从独霸舞台几十年的天皇巨星大周国主精力衰退不能视事的那一刻开始。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3]《旧唐书*外戚传》
[2]《新唐书*公主传》
[4] 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武皇真的老了。像没了利爪的豹子，逐渐失去了威慑的力量。她对时局人心的把握仍然清醒，但对具体事物的反应已开始变得迟钝，昔日的智慧、活力、以及骄人的自制力都在一点一滴地离她而去，而她无能为力。即使最强悍最骄傲的君王也抵不过时光的侵蚀，她非常清楚还政李唐是她目下最理智的选择，但行动总是滞后于思想。史书上说她“老且病”[5]，可这个病骨伶仃的老妇人还是固执地把握住权柄不忍心放手，或许长期以来权力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要她放权真是比用刀子割她身上的肉还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君主渐渐老去后遗留的权力真空该由谁来填补？在武家仍然大肆封王的情况下，人人都心怀忐忑，渴望早点建立李氏正统，顺利实现权力交接。武皇不是不知道，但她就是舍不得，明知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权杖在手里摸来摸去就是不愿意交出去。自己精力不济无法勤政，宁愿暂时搁置一边，朝廷的氛围一日比一日懒散。群臣虽然焦躁，可也知道女皇的脾气，没几个敢公开上书要她还政太子，免得犯她忌讳，如此延至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八月，终于有一个平民苏安恒打破了僵局。
武周执政之初，曾设立铜匦鼓励天下人直接上书皇帝，当时主要用来告密，却也给了平民百姓下情上达的机会，苏安恒投匦上书，劈头便以尧舜禅让周公辅朕为例要求武皇禅位太子：“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繁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接下来又以“二姓不可同掌天下”为理由，要求武皇贬黜诸武，广封李唐皇孙，以安太子位，定天下心。言辞激烈，观点明确，真可谓言人所不敢言。武皇的反应颇为暧昧，她专门召见苏安恒并赐食，好好勉励了一番，然后把他送回家去，就算把这件事情了结了。
说这番话的是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平民，这让苏安恒的发言带了几分民意的色彩，可能正是因此他没有遭遇杀身之祸。其实在李显被复立为太子后，要求在武皇生前即实现李唐复辟的呼声已越来越高，从大臣的态度到民心的趋附都清晰显示出局势的无可逆转，武皇对此心知肚明，在力不能及的时候顺水推舟不失为理智的解决之道，但强烈的情绪已经压倒了理性，她做不到放手。可她又不愿意让人们对她还政李唐的承诺失去信心，以至另辟蹊径搞出别的事端，所以才会采取这样既不接受也不打压的方式来低调处理吧！如果她觉得苏安恒说得有理，她就该压抑住感情平静地接纳，如果她不想别人挑战她的权威，便该惩治以警示天下，这样的暧昧难明，完全不象武皇的行事风格，倒像高宗李治的一贯做法。难道身体状况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脾气？昔日铁石般的意志终会被岁月消磨得软弱如樱瓣。
老去的武皇，生活圈子日益变得狭窄，情感上越来越依附于二张。这大概是老年人的通病，养老院住得三年，有时护士都会亲过子女，何况耳鬓厮磨的情人。她正在死去，身体官能逐渐迟钝僵化，精力也在逐日衰退中，但仍然希望自己能直接而有效地掌控这个世界。于是常侍身边的二张成了她监控外界的耳目，二张能得到她的信任，一方面出于情感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二张的前程性命也全部依附于她，只因他们虽有拥立太子之功，但并未真正融入李唐阵营，男宠的身份使他们难以得到拥护李唐的大臣们的真心尊重，惟有在武皇的翼蔽之下，他们才可能保住既得权益。他们的无依无靠无立场正是让武皇放心的主要原因。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体弱多病的高宗对妻子的依赖和信重，也是觉得大臣没有妻子贴心而可靠吧！唯一的不同是当年武后确有政治家的手腕和眼光，而现在的二张却是两个完全没有政治头脑的毛头小伙子，为人处事概括起来就是谁对人好我就对他好，谁看不起我就对付他，任由情绪支配，毫无半点理智可言。偏偏看不起他们的都是有本事有地位的人物，拍他们马屁的却是些想借他们升官发财的谄媚小人，于是很快就把所有不能惹的人都得罪了个遍，自己还在马屁声中快乐逍遥，浑然不觉身边那些不友善的眼光。于是在武李两家原本貌合神离暗潮汹涌的微妙情形下，横地里杀出这么一路不通人情世故偏又深得武皇信任的主儿，局面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凶险。武皇费尽心机平衡各方势力，有时甚至不惜压抑自己刚烈跋扈的个性以求时局的平稳（比如处理苏安恒事件），没想到二张这个她用来控制朝政的工具，却频生事端成为她无法掌控的一着变数，最终毁掉了她精心设计的棋局。
也许不能怪二张，长成那个模样已经很难得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美貌与智慧并重。他们本无心闯入政坛，是武皇一手把他们拉进了这个本不该属于他们的空间，根本没有他们选择的余地。也不能怪大臣们的抱怨和敌视，他们有权不满十年寒窗学富五车竟然还比不上一张姣好的面孔。但对于现今的武皇来说，青春和健康的的确确比学识更有吸引力，她常常失神地盯着于张氏兄弟那美得惊心动魄毫无瑕疵的脸，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美好，让她想起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如果有可能，她真希望自己能有传说中的素女术，把对方的精气血吸个一干二净，成就自己的不老金身。武皇对小情人的过度迷恋已经成了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话题，就连她的名字“曌”也变成了一个黄色笑话，人人纷纷议论今夜是谁去填补女皇下身的“空”门。其时特务统治虽已结束，但这类风言风语多少也会传到武皇耳中，无奈这类民间流言管束不易，也只能随它去。武李两家的族长一辈都是被她整怕了的，当然不敢多说，可小儿女们却正年少气盛，谈及二张的专恣跋扈话到兴头上免不了议论祖母的床第之私。武皇拿百姓没办法，一口气全出在了自己子孙身上，于是有幸中标的三个孙子孙女全被逼杀身亡，都是还未满二十岁的少男少女，更不巧的是，他们正好是武李两家的嫡系长孙。
（本节未完待续）
此事的详细经过各史籍记载不一，整理综合起来大致是这么回事：太子显的爱女永泰郡主由武皇卓著嫁给魏王武承嗣的长子武延基，怀孕已将临盆。她的兄长也就是太子显的嫡长子重润，前来探望他们夫妻二人，议及二张得势不免愤慨，言语中亦牵涉武皇。事后众人发生口角，争执中说漏了嘴，私下密语遂传了出去，张易之闻听诉于武皇，这几个年轻人因此遭遇灭顶之灾。赵文润、王双怀先生在他们的《武则天评传》中略去前段不论，也不采用通鉴、《旧唐书*则天本纪》《旧唐书*张行成传》等诸多有关“张易之构陷”的记载，只着眼于双方争执及姓氏，将事情诠释成武李纠纷，称武皇断然处置为警示天下稳定大局的高瞻远瞩之举，实非持平之论。武皇并非没有任性而为的时候，而今人到老年情绪益发不受控制，本已不忿流言蜚语传遍大街小巷而她竟无能为力，更加不满他人轻视自己的权威，让她痛感对帝国控制力的衰微，于是这几个小儿女便成了她的泄愤对象和重塑威权的工具。然而李重润和武延基分别为李武两家的嫡长子，尤其重润在高宗时代一度被封为皇太孙，仅因出言不慎而被武皇公开直接下令杖杀或逼令自尽的可能性不大（她杀睿宗刘窦二妃亦为秘密处决），因此《旧唐书*张行成传》所载武皇要求太子显处置的说法最为合理。
对太子显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重润是他的嫡长子，年仅十九，尚未娶妻生子，永泰郡主年仅十七，身怀六甲已将临盆，叫他如何下得了手？然而母亲的手段他是知道的，长禁房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些朝不保夕凄惶绝望的日日夜夜，至今还让他无数次流着冷汗从噩梦中惊醒，好容易就要熬出了头，他怎么敢有半点行差踏错触怒母亲？没奈何还是狠下心肠，下令赐重润自尽。武延基虽为武氏族人，但父亲武承嗣已经过世，很可能也是由岳父太子显赐死。本已接近产期的永泰郡主突闻兄长和丈夫的死讯，受惊早产，没有一个人敢向这个可怜的女子伸出援助之手，包括她的亲生父亲，任由她婉转哀号地痛苦死去，孩子也没能活下来，一尸二命，堪称人间惨剧。在建国后出土的个人墓志铭里，用“珠胎毁月” “琼萼凋春”来形容她的早逝，蚌内之珠未及月圆而先毁，如花的生命尚未盛放便已萎谢。[6]不知道李显听到奏报时心里是何滋味，是他亲手下令把自己的子女和未出世的外孙推进了鬼门关。内疚而伤心的父亲，只能在自己登基后用厚葬来稍减心中的痛楚，追封重润为“懿德太子”，永泰郡主为“永泰公主”，并空前绝后地特许他们的坟墓尊称为“陵”，规格与帝王等同。然而又有何用处？年轻的生命已不可能重生。不过最伤心的应该是韦妃，太子显诸子之中，唯有重润才是她的亲生儿子。他的死，令韦氏后半生母凭子贵的指望完全落空。心已经在滴血，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强自掩饰，只为逃避武皇鹰隼般严厉的目光。在这冷肃森严的宫廷中，不会戴面具的人是活不下去的。
收拾起黯淡的心情，苦笑着想：事情也不算太糟糕，起码显的太子位还是保住了，武皇没有继续追究下去。如果这是一次针对他们忠诚度的过关测验，那他们交出的答卷应该能让母亲满意。没过多久，果然下来了一道敕令：——命相王李旦知左右羽林军事。
这不能算把禁军指挥权交给了相王，只表示他有权过问禁军的动向，但仍是一项重要的任命，其象征意义甚至更令人鼓舞。在暌别宝座十几年后，李氏子孙终于重新和实权沾上了边，而不再只是一个个画饼充饥的虚衔甚至陷阱。旦也曾在母亲手下久经考验，突然掉下来的馅饼没有把他的头砸晕，照样低眉顺眼地夹着尾巴做人。这一次又算顺利过关。做武皇的儿子也真叫不容易，十几年下来修心养性的功夫直追圣贤，真个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两位皇子的表现都无可挑剔，武皇颇为满意。一切似乎正按她既定的步伐在前行，她仍然是昔日那位威风八面说一不二的天下至尊。于是这年冬天十月，她宣布改元长安，下令太子、相王、诸武、连同文武百官整套政府班子，随她西行长安。
（本节未完待续）
注：
[6] 《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双童本指二竖及病魔，但这里隐喻张易之兄弟，“秘药”隐喻张氏兄弟向武则天的密告。
长安？长安。
西京长安，大唐命脉；东都洛阳，互为犄角。人们常用这两句话来描述长安与洛阳对唐帝国的重要性。
李唐自龙兴以来便雄踞关中，以长安为中心席卷天下，一统九州。数十年的经营蔚然可观，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在李唐三帝统治期间，长安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繁华的象征，欲望的焦点。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论细节上虽然频受质疑，但长安为李唐统治中心这一点仍为学界所公认。
然而随着环境的变迁和人口的增长，关中的物产已渐渐不能满足长安的需求，南物北调时占尽水陆交通便利的洛阳便彰显出优势。因此高宗时代天子便频频东巡就食，及至武皇掌政，更是锐意经营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力求于长安之外另立门户，摆脱支持李唐的关陇贵族势力的制肘。所以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宗病重垂危之际，武皇不顾军方反应冷淡也要挟持天子急赴洛阳，魏元忠情急之下只得找来盗贼护驾。武周开国后以洛阳为神都，朝廷宗庙齐集于斯，并下令迁徙数十万居民入洛阳，使之人口突破百万之众比肩长安，她强烈的好胜心于此可见一斑。
武周时代的洛阳风光一时，长安几降至陪都地位。事实上自永淳元年移驾洛阳后，她已经有二十年绝足长安，就连高宗的葬礼都是让小儿子代办。
长安，就是李唐的象征。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难怪武皇会刻意冷落长安了。
几度东风吹世换。永淳元年宸驾东行的时候，正是芳草萋萋的四月，她踌躇满志，一心营建新朝。而今她已垂垂老矣，此时选择西返长安，向李唐回归的意味至为明显。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归，雨雪霏霏。
时正值十月，以唐代较当代更为温暖的气候，这个季节本不应下雪，却罕见地刮起了漫天风雪。太子显很识做地主动为母亲暖脚，真是母慈子孝，其乐融融，几十天前那场触目惊心的惨剧仿佛已经被所有人遗忘。
本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武皇能走到今天，身后早已是尸山血海，也不多这一星半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漫天飞舞的雪花会遮掩住一切痕迹，只留下一地无邪的白。
雪舞。纷纷扬扬的雪，如玉蝶般飞舞，阻隔了视线，遮蔽了前程，让她看不清来时的路。那座记忆中的城池，如今已经变得有些模糊。
长安……
那是她的出生之地[7]，父为当朝勋贵，母为高门望族，出生在京畿繁华之地的豪门千金，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
那是她的避风港湾，当杨氏母女不见容于武家兄弟，心高气傲的杨氏一怒之下离开并州，带女儿重返长安。
那里记录下了她最黯淡的青涩年华，十四岁进入太宗后宫，绮年玉貌，多才多艺，却一直被天子忽视。
那里铭刻下了她最幽怨的青春岁月，感业寺那无数个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是她一生中最为情颠倒、患得患失的日子。
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血腥和争斗了吧。她的女儿，她的儿子，她的姐姐，她的外甥，她的情敌，她的政敌……一个一个无声无息地消失，只留下她，和她缠绵病榻的丈夫。
李治。那和她爱恨纠结一生一世难舍难分的人。
“天地神祗如有灵，愿能延我一个月的寿命，让我能生还长安，死亦无恨！”这是他最后的愿望。远眺着故乡，他虔诚地向上天祈求。
然而并未如愿。他憔悴支离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持这样的远行，至死也没能回到长安。
他回不去了。
但她却是能回去的。
经历过，奋斗过，得到过，也失去过。曾在长夜痛哭过人生，而今登临绝顶睥睨天下，她赢了，也输了。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在山重水复跌跌撞撞兜兜转转几十年后，她终于回到了生命的起点，这曲折漫长的女皇之路初始的地方。
长安。
这个年号破天荒地用了一年，两年，三年……看样子还会一直用下去。疲倦的武皇已经无心再换。
到达长安伊始，便下令将先为蓬莱宫、后又改为含元宫的东内恢复初建时大明宫的旧名，这本是李唐施政之所，而今悄然抹去了她留下的痕迹。
开武举，置北庭都护府，宴请吐蕃、日本使者，长安再次掌控天下的政治中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武皇在此期间将原本佛教寺院收容救济穷人的悲田养病坊纳入官方范畴，由官府出面设立病坊作为专门收容贫苦残疾乞丐无告者的慈善机构，并派专使管理。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史上的一大创举，不仅有唐一代继承沿用，亦对宋代的福利政策影响深远。[8] 年老的武皇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佛教的利用心态，开始尊重其真正的宗教精神。她对于制度、对于世俗、对于宗教的叛逆和挑战，已经结束。
继知左右羽林军事后，旦的实权进一步扩大，先被任命为并州牧，这是李唐龙兴之地的军政长官，后又出任雍州牧，护卫京畿之地。拥护李唐的朝臣应当满意，老妇人终于玩厌了她可怕的游戏。
长安二年八月，武皇下旨“自今有告言扬州及豫、博馀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表明不再追究参与杨州徐敬业叛乱和李唐诸王起兵的罪过。又陆续派人平反来俊臣等酷吏造就的冤狱。
她曾经费尽心力推行的政策，如今都一一改变过来，把她昔日打翻在地的瓶瓶罐罐一一扶正。就这样了吧，让生者平安喜乐不再被告密者纠缠，为逝者平反昭雪让愤怒的冤魂得以安息，垂暮之年的武皇，现在求得只是一个和解，一份安宁，她的灵魂已经倦于漂泊。
她本可以如愿，如果不是那两个小情人给她添乱。
（本节未完待续）
平心而论，武皇并没有老糊涂，她只是权欲太重而又精力不济无法勤政而已。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与既定立场的张氏兄弟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成为她的代言人，权势急速膨胀，俨然构成武李两家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事实上二张对武周国策的影响早已体现在立嗣之时，狄仁杰等朝臣只能对武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真正让武皇下定决心召李显回京的还是二张的临门一脚。睿宗朝在表彰吉顼的拥立之功时已经间接肯定了二张的作用，玄宗朝更是为二张平反昭雪，“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复其官爵，仍赐一子官。”[9]陈寅恪先生据此称“中宗之复辟实由张易之之力”[10]，诚非虚言。彼时二张尚存戒惧之心，有心为将来谋条出路，但随着恩宠日深，渐渐忘乎所以，豪奢骄纵之态较薛怀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二张真有政治头脑，倒可以利用武皇的信任擅权专政，可惜他们毕竟只是嬖幸而非权奸，只知道小打小闹卖官鬻爵，只要给他们捧上一堆黄白之物就很开心了，白白浪费资源。史载当时二张贵盛，势倾朝野，朝臣中攀附二张者立登宰辅，一干亲戚也跟着狐假虎威。据说其弟张昌仪曾收受一位薛姓人的贿赂，事后却忘了那人的名字，于是令人将铨选名单上同期所有姓薛的人全都留注为官，一下子就封了六十多个官位出去。亲戚尚敢如此胡作非为，二张承恩之深、气焰之盛，也就不难想象了。武皇一生之中从未赋予他人这么大的权力而缺乏监督，这自然是她完全视张氏兄弟为自己耳目，以之监视和钳制各方势力的缘故。
不同于出身微贱的薛怀义，二张本事故宰相张行成的族孙，在上流社会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网。加之他们曾奉旨编纂《三教珠英》，结识了一干文人墨客如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写《猫儿鹦鹉赋）的那位）、杜审言（杜甫的爷爷啦）等，其中亦不乏李峤、李迥秀等权要人士，这些人大多依附于二张。最值得一提的是李峤，此人在武周后期颇受重用，是最得武皇信任的宰相之一，当时正以副留守的身份留守洛阳，成为二张集团的骨干人物。张氏兄弟及如此势盛，诸宰相中的趋炎附势之辈自不免摇尾献媚，甘受驱遣，忙不迭地跟他们结为姻亲的韦嗣立[11]，夸赞六郎美胜莲花的两脚狐杨再思，遇事含糊模棱两可的苏味道，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算来宰相集团里起码已有四五位是二张门下走狗，堪称炙手可热势绝伦，二张因此成为武李双方都深为忌惮而又不得不拉拢的危险人物。二张一撒娇，武李两家的嫡系传人都即刻死于非命，足证二张在武皇心中的地位，就连引荐他们的太平公主都有些怕了。
皇帝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为什么在决定传位李氏之后，又把两个男宠推上前台？二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武皇的旨意？作为立嗣之争中既得利益者的李唐皇族深感不安。于是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李氏三兄妹太子显、相王旦、与太平公主联合上表，请封武皇最宠爱的张昌宗为王。太平公主的态度尤其值得关注，她虽历来被目为武李之间的左右逢源者，但检阅史料，她似乎更乐意做李家的女儿，而不是武家的媳妇，就连选老公都刻意挑个远离政治的边缘人士。每次出事，她都毫不含糊地站在李家一边，后来睿宗对她极为信重，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一次试探意味很强的上表，目的在于看看武皇到底宠爱二张到什么程度，只因以张昌宗的资历和功绩绝无可能受封异姓王。表章呈上去，果然不许。李家兄妹再次上表，武皇遂加封张昌宗为鄴国公，张易之为恆国公，各实封三百户。虽然没有受封为王，但把两个年纪轻轻的男宠封为国公，享受食邑三百户这样公主级别的待遇，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武皇真是被这两个妖精迷晕头了，所有的人都这么想。可惜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他们必须尽快接受尽快适应，否则只有趁早买好棺材等死的份儿，李重润等三人就是榜样。那么面对二张擅权得到武皇鼎力支持的既成事实，武李双方究竟如何应对？史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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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9] 《资治通鉴》天宝九年事，《新唐书*张行成传》称此事为张昌期之女上表鸣冤，杨国忠助之。杨国忠是张易之的外甥。
[10]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11] 郭元振：《劾赵彦昭韦嗣立韦安石奏》：又张易之兄弟势倾朝野，嗣立此际结为甥舅，神龙之初，已合诛死，天纲疏漏，腰领误全。
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认为，武皇已通过婚姻关系成功地将武李两家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故此政治势力能够经久不衰，中宗发动的神龙宫变因此不能彻底，也不必彻底，“盖混合李武两家为一体，已令忠于李者亦甚难不忠武矣。又选拔人才……为之效力……而武氏之政治势力亦因得延长也。”陈先生更认为玄宗朝的政局亦为武皇遗留势力所左右，至玄宗末年才告完结，因创开元盛世的名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皆为武曌所拔用，故亦皆是武氏之党”；宦官高力士“实为武氏政治势力之维持者”；后期天宝时代的权相李林甫、杨国忠“二人之任用实与力士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故亦不可谓不与武氏有关系也”。陈先生仅以这些人曾受武皇提拔及与二张诸武集团有姻亲关系就得出如此结论，似嫌草率。对此，黄永年先生曾撰专文《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一一辩驳，认为玄宗朝的这些重要政治人物皆非武氏之党。
然而黄永年否定了陈寅恪提出的时间界定之后，又继承了陈寅恪的“李武婚姻集团”说，名之曰“李武政权”。此说称武皇掌权后期，有意建立一个以李氏为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所以最终传皇位于太子李显，同时又让武氏家族掌握了朝中大权，而两家通过政治婚姻联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二张因触犯了这个集团的利益，令两家嫡系传人身亡而为李武政权所不容，因此两家联手发动神龙宫变剪除二张，太平公主即是李武政权的代表人物。李武政权的真正瓦解，是在李隆基把代表武家势力的太平公主铲除以后。
李武政权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武皇的确是希望通过联姻方式将武李两家融为一体，但前有吉顼“佛祖天尊岂得无争”的告诫，后又苏安恒要求罢黜诸武安天下心的谏言，效果显然没有达到武皇的预期。就连武皇自己也无奈地表示事已至此，只能听之任之，足见武李双方对立暗战的事态并未化解，哪里就结成了一个亲密无缝的整体呢？史载张柬之等人屡次要求铲除诸武，武三思等人也“以则天为彦范等所废，常深愤怨，又虑彦范等渐除武氏，乃先事图之”[12]，不知“已令忠于李者亦甚难不忠武矣”的结论从何而来？李武政权说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宗复位后答敬晖等人请削诸武王爵诏中有“攸暨、三思，皆悉预告凶竖，虽不亲冒白刃，而亦早献丹诚，今若却除旧封，便虑有功难劝”[13]之语。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宗在下此诏时已决定拉拢诸武势力来打击政变功臣，诏文明显具有袒护诸武的倾向，因而不足为凭。况且，此诏也承认诸武“不亲冒白刃”，亦即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的实际行动。[14] 而太平公主的政治倾向如前所述，把她划为武家势力的代表有失偏颇。凡此种种，很难得出神龙宫变是李武两家联手发动的结论，事实上面对二张擅权，武李双方的应对方式显然大异其趣。
诸武跟二张是有矛盾的，二张在关键时刻助李显立嗣成功，又逼死了武延基，诸武不可能对他们没意见。但作为立嗣之战中的失败者，诸武正到处寻找机会翻盘，二张就是他们最有可能得到的助力。以二张对武皇的影响力，诸武谄媚还来不及，哪儿敢跟他们作对？说来诸武在二张身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二张初承恩宠之际，武承嗣、武三思等人便奔走门下，争着为他们牵马执辔。从控鹤监到奉宸府，武皇每有游幸诸武必随侍在侧，少不了向二张逢迎献媚，张昌宗为王子乔化身这个说法最早就是由武三思提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二张和诸武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富贵全都依赖武皇得来。二张对李氏虽有拥立之功，但他们并不能真正融入李氏集团，大权在握之后更是不必也不屑于加入落魄太子的阵营。而诸武更是希望借助二张的力量打击李氏，阻止武皇传位李唐就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因此诸武与二张合作多于对立，武三思遂被二张引为同党。二张曾经附庸风雅地仿造秦王时代的李世民作《十八学士图》，也请了画师为他们府中上宾作《十八高士图》（不知道太宗皇帝泉下得知自己是这两个男宠的模仿对象有何感想-_-|||），梁王武三思赫然居于榜首，依次是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等十八人。[15]
二张与武三思的结合，令这一集团更具政治影响力，李唐皇族顿觉势单力孤，也让拥护李氏的一干朝臣深感不安，纷纷将矛头指向二张，力图遏制二张势力的恶性膨胀。而李家三兄妹中，太子显和相王旦都是武皇重点监控的对象，向来不敢轻逾雷池一步，拥有一定政治势力的太平公主便首当其冲，成为二张首先针对的目标。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张昌宗状告一直跟他们过不去的宰相魏元忠和太平公主的情夫司礼丞高戬，诬指他们私议“皇帝年老，不如侍奉太子长久”，武皇大怒，将二人下狱，由此引发了众多朝臣的廷辩和争议，以及随之而来的连场冤狱。坚冰一破，风云再变，朝臣与二张之间的矛盾至此完全暴露出来，武皇苦心维持的脆弱平衡终告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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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 ）《旧唐书*桓彦范传》
[13] 《旧唐书*外戚传》
[14] 唐华全：试论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
[15]《旧唐书*硃敬则传》
魏元忠结怨于张氏兄弟，始自他杖杀张易之手下一名暴乱都市的恶奴。其后张易之想帮弟弟张昌期谋个雍州长史的官职，诸宰相均不敢得罪二张纷纷附议，又是魏元忠直言反对，称张昌期少不更事治理无方，出任岐州刺史时户口大批逃亡，而雍州是长安所在的府州，也就是京畿重地，张昌期实不堪此任。此事于是泡了汤。这已经足以让二张愤怒，何况魏元忠还常常一口一个小人地针对他们。二张常侍武皇身旁，知她眼下最恨的就是宠臣弃她而去转事太子，这一刀可谓正中要害，但魏元忠根本没说过这话，哪里肯认？两边争执不下，武皇遂命双方对质于朝堂，太子、相王也奉命列席旁听。事因魏元忠除宰相之外，亦兼职出任检校太子左庶子，也就是东宫属臣。这使此案变得更加敏感，隐隐然有从“魏元忠事主不忠”向“太子教唆人对抗皇帝”转变的趋向。因此可以想象两位皇子的惶恐与尴尬，眼看着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在他们伟大而凶悍的母亲面前，可怜得就象两只猫爪子里的老鼠。
魏元忠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酷吏横行的年代，他屡遭陷害，几历生死，多次人已经被带到刑场上又临时释放，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会怕这两个毛头小子？争执一直没有结果，张昌宗终于亮出王牌：“魏元忠确曾说过此言，凤阁舍人张说亲耳听闻，可以为证！”
张说！在场拥护李唐的大臣心下都是一惊。张说是武皇临朝称制以来开制举录取的第一位状元郎，以他对策天下无双而给予极高的礼遇，一向被视为武皇嫡系人马。他亦是《三教珠英》编辑部中的一员，跟二张多有应酬唱和，为人机巧诡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现在张昌宗把他推出来，难道他已经被二张买通甘做伪证？
并非杞人忧天，在二张诱之以高官、迫之以权势的双重攻势下，张说确已答应指证魏元忠。此刻承旨将入，却被一大堆拥护李唐的朝臣堵在半路。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深知其为人，十二万个不放心，远远一见他就迎上来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以党附奸邪以求苟免。即使获罪流放，声名亦将流传天下，岂非胜过一时的蝇头小利？”有唐一代，儒学并未确立起至尊地位，尤其是在武周时代。像张说这样的人，很难说对儒家的立身处世哲学怀有多么强烈的热情。然而人生在世，要尽意尽情，不负此生，却是唐人的共同信念，宋璟此言正是要张说珍惜羽毛，流芳百世，这无疑比空谈大道理更具说服力。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宋璟又补上一句：“万一事有不测，我也会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这时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左史刘知几也纷纷围上来，鼓励张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事关大节，不可玷污青史，累及子孙！”
史官刘知几的话已经带了几分威胁，颇有点“你要不厚道别怪我乱写”之意，大家都着急了吧。
张说不能不为其所动。他和二张虽有交往，但并非李峤、阎朝隐那等铁杆党羽，更多的是畏于二张权势而已。这是二张专程找他做伪证的理由，他的供词更易取信于人，但二张这回失算了，张说的性格远远比他们想的复杂得多。他不是正人君子，可也不是奸邪小人；他不想得罪二张，可也不想同流合污；他期盼美好前程，但更要考虑长远未来。张氏兄弟虽然权倾朝野，但他们的富贵全部依附于武皇，一旦武皇西去，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眼下答应他们作伪证陷害魏元忠，自然会被视为二张一党，受尽天下人唾骂，声名尽毁，日后的前程也会随着二张的倒台而黯淡了光影。难道当真就这样贱卖自己，曾经在洛城殿数万考生之中英姿勃发夺得殿试头名的张说，让天下人艳羡让外邦使者也举杯庆贺“大国得人”的张说，竟如此轻易把命运和两个面首捆绑在一起？
名义至重，鬼神难欺。
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电光火石之际，张说终于看清了眼前的路。有生第一次，他对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该怎样去做，如此了然于心。深深地吸一口气，他迈步走进了殿堂，内心安宁镇定，如风雨洗礼后的大地。
耳畔响起武皇的声音：“张说，据说魏元忠口出大逆不道之言的时候，你也在场？”
张说缓缓抬头，正迎上武皇那双略带疲惫却依然精明的眸子。十五年前，年方弱冠的张说参加洛城殿制举考试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位出名铁石心肠的君王，那时对方犀利的眼神曾让他心生寒意。现在她已经老了，精心的化妆也掩饰不住的内心苍老，只有那双冷凝的眼眸，依然能让他感受到当初的寒意，清晰地告诉他：岁月流逝，但她的冷酷和狠辣并不曾稍减。
张说沉吟着，还没有回答，魏元忠已忍不住叫了起来：“张说，你难道要和张昌宗一起陷害我么？”声音带有一丝颤抖，生死关头，这个铁打的汉子也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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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也象街头巷尾的小人一样听风就是雨？”张说皱眉轻斥。
只这一刻，张昌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倒是快点。”他忍不住催促。
“放心，我自然会说的。”张说微笑，凛然无惧地直视着武皇那双凌厉的眼眸，缓缓道：“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尚且如此催逼臣，他背后会有多嚣张，也就可想而知。”
“然而今日臣面对朝廷百官，不能不据实而言：臣实不闻魏元忠曾有此言，完全是张昌宗威逼臣做伪证！”
骤出意外，偌大一个朝堂上顿时静得落针可闻。半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齐声大叫道：“他胡说！张说和魏元忠同谋，都是反贼！”
武皇一怔，霍地坐直了身子，沉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是激动，又是愤怒，讷讷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张易之出面回答：“臣曾亲耳听到张说把魏元忠比作伊尹、周公，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这不是想造反是什么？”
二张倒也聪明，知道应该出言挑起武皇对权力敏感的神经。可惜他们实在读书不多，举例不当，此言一出，场中已经有人忍不住偷笑。
张说没有笑，绷着脸一本正经地回答：“易之兄弟不过小人之辈，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
他毫不客气地把二张斥为小人，接着道：“当日魏元忠初登相位，臣前往道贺，确曾勉励他以伊尹、周公为己任，只因伊尹辅商汤，周公辅成王，皆事君至忠，古今敬仰。陛下用宰相，不学伊、周，又该学谁呢？”
朝臣们掩口而笑，二张的俊脸烧得通红，史载二张作应制诗多以宋之问等人代笔，曾有朋友认为二张毕竟是公卿子弟，断不致于如此没用，恐怕是史官刻薄，但从此例来看，二张肚里的墨水着实不多。
看到张氏兄弟受窘，一向护短的武皇心里也很不舒服，张说的语气却越发慷慨激昂，深施一礼道：“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可拜相，附魏元忠立致族灭！但上有青天，臣畏惧元忠冤魂不灭，不敢妄奏诬告。”
精明的武皇岂会猜不出前因后果？分明就是张说这小子不地道，拿张氏兄弟耍着玩嘛！自己视若珍宝的小情人竟被人如此欺辱嘲弄，武皇不由得心头火起，大怒道：“张说，你这个反复小人！出尔反尔，也该一起治罪！”
第二天再次廷辩，张说仍不改口。盛怒的武皇真把他当犯人收押起来，派了几个宰相和亲信武懿宗一道审理，张说横下一条心死也不肯诬陷魏元忠，仍然口口声声说就是二张威逼陷害。武皇气得不行，她现在倒也不真信魏元忠说过那话，就是咽不下那口气，但还未采取行动，朝野已经有所反应。曾经劝谏武皇少纳男宠收敛私生活的宰相硃敬则首先进言：“魏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无故治罪，恐失天下之望，请陛下三思！”
曾要求武皇传位太子的平民苏安恒业再度上书，他本非朝官，说话更无顾忌，直指张氏兄弟无德无功却蒙受深恩，不思报效，反而豺狼成性，陷害忠良，祸乱朝纲。自从魏元忠下狱，长安城内街谈巷议，皆以陛下委任奸佞，斥逐贤良，群情汹汹。最后表示，若这次刑罚不当，“恐人心不安，别生它变”，外则四夷入侵，内着百姓举结义兵以清君侧，“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就是说处理不当恐怕要亡国了，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平反魏元忠，至于二张么，就算皇帝舍不得杀，那也应该夺其荣宠，剪其羽翼，不能再让他们手握大权，骄横妄为。
可以想象二张看到这份上书的反应，气得一佛涅磐、二佛升天，要杀苏安恒，幸有硃敬则等人救护，而他到底是平民，武皇也不想落人话柄，杀一个爱国心切勇敢进谏的平民，苏安恒逃得一命，魏元忠被贬为从九品下的高要校尉（今广东高要县），高戬和张说都流放岭南。
然而二张余怒未消，仍不肯罢手，借几位东宫同僚为魏元忠饯行一事再生事端，叫人化名“柴明”诬告这几人与魏元忠在商量谋反。武皇让监察御史马怀素负责审理，也不知道她是真的想让小情人开心，还是感觉厌烦想早点了结此事，特地当面嘱咐马怀素：“此案铁证如山，只要随便问几句话就可以奏报了。”只一刻工夫，已接连派了四次宦官来催促结案：“谋反情形明明一清二楚，为何拖延那么久！”
马怀素称他还需要找到原告柴明和被告对质。武皇不耐烦地道：“我怎么知道柴明在哪里？你只需要根据案情判案就可以了，何必去找原告？”
马怀素老老实实地答，找不到原告他没法子结案。接连碰壁的武皇不禁大怒：“你是不是想包庇叛逆？”
马怀素道：“臣不敢包庇叛逆。魏元忠以宰相之尊北边外放，几个朋友为他饯行，若说这就是谋反，臣实在不敢这样定案。陛下手握生杀大权，欲加之罪，圣衷独断即可，如果要臣来审理，臣不敢不说实话。”
武皇的口气越发凌厉：“这么说来，你是要维护罪犯到底了！”
马怀素神态谦恭，却是半步不退：“恕臣愚昧，实在看不出谁是罪犯。”
武皇忽然泄气，她何尝不知道实情，只是一心维护二张而已。如今魏元忠、高戬和张说都已经被贬外放，而她明知他们是无辜的，也明知道朝野对此议论纷纷，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呢？她已经老了，就算是为了二张，让他们到处树敌、成为群臣的眼中钉，也不是什么好事吧！无力地挥挥手，这件案子总算不了了之，二张搞出的这个烂摊子，却是收不住了。
魏元忠历经坎坷忠直不屈，在朝野上下威望极高，如今无辜被贬，人们嗟叹惋惜之余不由得对二张更添愤恨。二张意图牵连罗织为他饯行的东宫官员一事亦让人心存疑虑，怀疑二张是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针对的其实是东宫太子李显？二张有陷害李唐嫡孙重润的前科，值此权力交接之际，一举一动不能不挑动起人们的敏感神经。
二张很快感受到了人们投来的不友善的目光，听到了大街小巷的童谣：“张公吃酒李公醉”。他们并不明白这童谣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周围的诡异气氛总让人感觉不安，千夫所指的滋味并不好受。苏安恒称魏元忠一案令市民议论纷纷群情汹涌，此言并非谬传。长安，到底还是李唐的地盘啊。
二张有些不知所措，想修补一下和大臣之间的恶劣关系，于是在一次朝贵毕集的宴会上罕见地主动讨好宋璟：“明公是当今第一人，怎么能坐在下位呢？”没想到被宋璟非常不给面子的一口拒绝，双方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了。
这样上朝被一干大臣冷嘲热讽，下朝处处遭遇路上行人的敌视眼神，二张实在有些坐不住。长安真的不适合他们吧，这里的树，这里的人，这里的街道和宫阙，看来都是那么陌生，远远比不上生活多年的洛阳，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二张于是指使心腹李峤上表恭请武皇回洛阳。李峤不愧为“文章四友”之一，一篇官样文章写得滴水不漏而又文采斐然，开篇以“戴天有分，徒嗟京兆之遥；捧日无阶，窃恨长安之远”等句，一方面抒发因武皇重新选择了长安而抛弃了洛阳的怨怼之情，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提醒和警示，劝谏武皇“京兆之遥”和“长安之远”对她的统治和大权独揽极为不利，接着列举洛阳的种种政治资本，指出唯有洛阳才是其“社稷”和“邦都”的根本，是她大业的基础：“宁可久旷中壤，即安偏据？”[16]
魏元忠一案扰攘多时，武皇原本在生病，经这么一折腾自觉身心俱疲，长安这个地方，或许真的是和她风水不合吧！看着男宠和朝臣如此不合，西京街头巷尾飞短流长，备觉厌恶，于是魏元忠案后一个月不到，武皇留下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任西京留守，自己带着文武百官回洛阳了！
原本一直进展顺利的权力交接计划，至此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起码在拥护李唐的大臣们看来是这样。而这一切的导火线，就是那两个愚蠢的男宠。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耗费了无数人的心机，才能换回武皇点头首肯李唐后裔做接班人，结果就被这两个人妖坏了事！愤怒的火焰，现在全都集中到了二张身上，但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两个家伙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太子显究竟还能不能顺利继位？
（本节未完待续）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十月，武皇一行回到了神都洛阳。如果此举是为了调和二张和朝臣之间的矛盾，那她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人们看张氏兄弟的眼光，已经从对以色事人者的轻蔑和厌恶，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憎恨。在拥李派的大臣们眼中，二张接二连三的挑衅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们就是阻止武皇传位太子的罪魁祸首，也是李唐复国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二张在李显立嗣一事上的功绩已不再为人感念。
这种想法并没有错。占尽宠爱而又任性妄为的二张，的确不希望武皇传位太子，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只能在武皇的翼蔽下延续。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到前台，极不聪明地把自己推到李唐皇族的对立面上，葬送了他们当初结下的善缘，也让本来曙光在望的权力交接过程变得暧昧不明。不除二张，难复李唐社稷！不知不觉中，这已成为拥护李唐的朝臣们心照不宣的共识，只为碍于武皇对张氏兄弟的专宠，尚未有所动作罢了。
二张没有察觉到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汹涌，又回到熟悉的洛阳让他们兴高采烈。披上羽衣，玉笛横吹，张昌宗又是那个奉宸府中万众瞩目风流倜傥的仙人王子乔，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迥秀等一大帮权要人物争先恐后地捧场迎奉，空气中飘散的是熟悉的味道。龙头泻酒客寿杯，主人浅笑红玫瑰。觥筹交错之中，长安往事的阴影偶尔也会像片羽毛似的掠过心头，但又随即被他们大笑着抛诸脑后。
不仅二张春风得意，他们的亲属也跟着鸡犬升天。张昌期提名雍州长史被魏元忠弄得泡了汤，现在出任汴州刺史；张昌仪从洛阳县令提升为司府少卿、尚方少监；张同休升至司礼少卿，都是三、四品的高官大员，真是一门贵盛，权倾朝野。这些人也跟二张一副德性，只顾追逐眼前利益，能捞多少是多少，仿佛知道属于他们的美好时光已经不多，以残余的光阴做无休止的挥霍，夕阳尽头便是静定如葬的漫漫长夜。
人们对于这些纨绔子弟的忍耐力已渐渐趋于极限，洛阳人采取了一种比长安市民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张昌仪一日醒来发现自家大门上赫然多了一行墨迹淋漓的大字：
“看你横行到几时？”
张昌仪大怒，追查半天找不到人，只得把字迹擦去，叫家丁夜里好好守卫。然而不管派了多少人手，守卫多么严密，天一大亮，这行大字总会神奇地出现在他家大门上，冷冷地嘲笑着他：
“看你横行到几时？”
张昌宗不胜其扰，索性也提笔在后面续上一句：“尽欢一日心已足！”[17]
仿佛得到了答案般，这行字终于不再出现了。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红日西沉的那一刻。寒鸦数点，鼓噪着划过天际，暮色下的洛阳宫已隐隐然散放出死亡的气息。
多事的长安三年终于过去。新年伊始，梁王武三思便提议在万安山头建造兴泰宫，取万安兴泰的好彩头。这可是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贪赃渔利的好机会，由党附二张的宰相李迥秀主持其事。此君乐得就像掉进米缸里的老鼠，肆无忌惮地索受贿赂，大捞特捞，被监察御史马怀素（上文提到的不肯判处东宫属官谋反的那位）捉住把柄，弹劾他贪赃受贿。事实俱在，李迥秀不认不行，当即罢相，灰溜溜地外放到庐州做刺史。
李迥秀落马并没有引起二张警觉，他们还在积极寻找新的生财之道，又与僧人万寿商议合谋，请求武皇向天下僧尼收税，用来修建一尊巨型佛像。这项工程浩大，贪赃机会多多自不必说，还可倒卖木材大捞一笔。当年的明堂大火也烧毁了天堂内的巨佛，武皇曾经动念重修，但被狄仁杰劝阻，眼下旧事重提，当即准奏。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四月，向僧尼征税得十七万余贯，正准备投入修建，监察御史张廷珪上书进谏，称眼下府库空虚，民生困蔽，实在不宜大兴土木。何况佛家灭诸相，崇无为，一旦兴建大佛，必定填土伐木，蝼蚁啊田鼠啊死一大票，岂非有违佛理？武皇深觉有理，为之罢役，但张氏兄弟已经从中收取了不少好处了。
可是二张万万没有想到，拥护李唐的朝臣已经盯住他们很久了，经过几个月不动声色地收集好证据，于这年七月十二日突然出手，状告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贪赃受贿，三人一齐下狱。次日张氏兄弟也被立案审查，事关重大，吾皇命左右台一同审讯。数天之后，司刑正（有点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敬言上奏，判张昌宗强买人田，按律可以罚铜二十斤抵罪。这是武皇可以接受的结果，很爽快地批了一个“可”。不料四天之后御史大夫（相当于总检察长）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张同休兄弟赃款合计四千馀缗，张昌宗依法应当免官。”一向骄狂跋扈的张氏兄弟，终于把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本节未完待续）
张昌宗的反应很直接，毕竟是二十来岁少不更事的少年，跳起来就嚷：“臣有大功于国，不至于免官吧？”
一众宰相面面相觑，一个以色事人的男宠，居然好意思说出有功于国的话来，也太无耻了点吧？
武皇也有些尴尬，轻咳一声，道：“张昌宗可有功于国？”
宰相之中以两脚狐杨再思最会谄媚，眼见武皇有心为情人开脱，立刻道：“张昌宗为陛下合药，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
武皇很是高兴，不待其他宰相发话，立刻传旨赦免张昌宗。他的两个亲戚没那么好运气，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今陕西省岐山县），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今河南省方城县西南）。
然而拥护李唐的大臣已视二张为眼中钉，岂会这么容易就罢手？张昌宗贪赃案尚未结案之际，宰相韦安石便上表弹劾张易之等的罪状，敕付韦安石及另一宰相唐休璟一同审讯。这两人都兼任东宫属官，韦安石为太子左庶子，唐休璟为太子右庶子。史书上没有明载张易之所犯何事，但案情性质似乎十分严重，以致武皇不得不再次出面干涉。她不愿与两位宰相直接冲突，又找不到理由为张易之开脱，只好把韦安石外派到扬州去做长史，八月七日又以契丹入寇为由，任命唐休璟为幽营都督、安东都护，把他支到东北去。唐休璟临行前，特向太子辞行，提醒他：“二张恃宠生骄，屡失为臣之礼，必将生乱。殿下宜留心防备。”中宗复辟后，称此言对他影响极深，一直深藏心中牢记不忘，神龙宫变前一度想召唐休璟问计。[18]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此案背后李唐皇族淡淡的影子，尽管只是通过间接的反映。
拥李派大臣准备了数月之久，张昌宗贪赃案与张易之罪案几乎同时发动，显见图谋乃大。然而如此声势浩大的举动，仅仅半个多月就有了结果，张氏兄弟仍然逍遥法外，仅仅两个亲戚被贬外放而已，而拥李派却损失了两名宰相，可谓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这年九月，宰相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也被武皇以突厥叛乱为理由外派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虽然默啜可汗随即求和并送回扣押多时的武延秀以示诚意，姚崇仍需以灵武道安抚大使的身份出使西北边陲，其真实原因仍然是他得罪了二张。
太子东宫和相王府的人接连被调离外地，且都是名臣良将，当然会惹得天下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对二张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怒火甚至延及到了武皇身上。人们不明白她为何为了包庇两个无德无功的男宠，把那么多才华出众的朝臣逐出神都，这不是“亲小人，远贤臣”是什么？或者，她只是想打击李唐两位皇子的势力，她对儿子的调教还没有结束？大概不希望人们对她回归李唐的政策产生误解，武皇有意利用这次突厥请和的机会重返长安，在西京接待突厥使者，然而尚未成行她便已病倒。此次病魔来势汹汹，似乎比过往几次大病更加厉害，桑榆暮年，抵抗力越来越衰弱，整个身体仿佛已只剩下一具风干的躯壳，四周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甚至可以听到白蚁啃噬骨骼的细碎声响。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而她无能为力，即使拼命伸出手想挽留，也只能捕捉到那缥缈无定的风。曾经如此眷恋过的权杖，曾经孜孜以求的帝国，现在都已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她只想尽情享受剩下不多的时光，而代表着青春与梦幻的二张，是她生命里最后一笔色彩。武皇也不明白，她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快乐了，那些臣子怎么忍心剥夺？她已经无心再去改变什么，只希望能安静愉快地度过余生。
然而上天仿佛有意与她作对，几乎在她病倒的同时，洛阳城遭遇到百年罕见的雪灾。接连一百多天里，苍穹晦暗，无月无星，没有车马，没有行人，昔日辉煌灿烂的锦绣神都几乎变成一座死城。广袤的天地间只有肆虐的风雪，呼啸着穿越空荡荡的天街御道，震撼着枯树空枝。洛阳城里每天都有饿死冻死的人，即使官府开仓赈灾也无济于事，尸体倒在路边，即刻被风雪所吞噬，与苍茫的天地合同为一体。那样触目惊心的寂灭，仿佛劫数将至、天地全灭，人人心中都不期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日光消逝、万物凝滞的时候，八十岁的张柬之终于入阁拜相。
（本节未完待续）
张柬之可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他出生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少从太学，进士及第，但一直郁郁不得志，熬了大半辈子仍是个小小的青城县丞。这可能与他曾辅佐萧淑妃之子郇王素节的经历有关。迟至永昌元年（690年），武皇为建立大周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毅然再次进入考场与千余名年轻后辈一起竞争，终于以贤良科第一的成绩擢拜监察御史，他的仕途，至此才算见到了第一线曙光。因此，可以说张柬之一生的功名事业都在武周时期取得的。
然而张柬之对他为之效力的武周政权并无多少认同感。他虽未直接受惠于李唐三帝，但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正统儒家知识分子，仍对李唐皇室怀有深厚的感情。张柬之精通儒家义理，尤好三礼，极为看重上下尊卑君臣人伦秩序，对武皇妻夺夫权母夺子位等做法腹诽甚多，重复李唐社稷成为他毕生的梦想。张柬之刚毅执着，宁折不弯，有着荆楚人的强悍个性，与当时官场风气格格不入，而他对儒家伦理的强烈维护也不讨武皇欢心。圣历年间突厥默啜可汗有女请求和亲，武皇命淮阳郡王武延秀娶之，张柬之上表反对，认为中国亲王求娶夷狄之女有辱国体，由此忤旨，被贬外放为合州刺史。此后辗转蜀州、荆州等地为官，一直都在地方打转，年纪越来越来大，离自己的梦想竟似越来越远。山河温柔，岁月无情，弹指间张柬之已是年逾七十的白发老人。常人这个年纪只怕早已心灰意冷，“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了”，张柬之却并未意志消沉，前途虽然渺茫，心中的火焰却从未熄灭，只是收敛了少年时的锋芒，化为更加深沉持久的力量，如同入口辛辣的烧刀子，经岁月沉淀为醇厚的酒。他仍然常常上书谏言评议朝政，然均未蒙采纳——武皇似乎并不喜欢这个过于倔强的臣子，但却引起了另一位有心人的注意。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狄仁杰以“多谋善断，有宰相器宇”为由，举荐76岁的荆州长史张柬之出任宰相。
对张柬之仍存戒心的武皇一开始并不想重用他，只改任为洛州司马，在狄公的再三催促下才升为秋官侍郎（即刑部侍郎）。虽未入阁拜相，但终能重返京华，且得到“桃李满天下”的狄公器重，张柬之自然倍受鼓舞。离开荆州的前夜，他和好友杨元琰一同泛舟江上，月白风清，澄江如练，二人并肩立于船头，看两岸青山，夜色中浓浓淡淡，如一幅绝佳的山水长卷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船至中流，天地空旷，万籁俱静，浩荡的江面上只有这一叶孤舟、舟上志同道合的二人，以及胸中奔涌的一腔男儿热血。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如此江山，如此良夜，知己当前，美酒助兴，怎不叫人意兴遄飞？那一夜，他们谈了很多，平生际遇、世事沧桑……数十年的壮志雄心在这个冷冷的夜晚尽情倾吐，讲到动情处二人不觉慨然泪下，相约盟誓，此生定要竭尽全力推翻武周政权，匡复李唐天下。酒尽，灯残。张柬之辞别挚友，再度回到纸醉金迷的洛阳城，然而那一夜的豪情与江上盟誓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底，念念心心，无时或忘。
一别经年，张柬之的官职仍在原地踏步。如果不是任性的二张一口气赶走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姚崇等多位能臣良相，致使朝堂空虚的话，张柬之很可能还是没机会入阁拜相。然而，如果只是如果。不管武皇政治嗅觉有多高，对张柬之有多么不放心，她毕竟还是让他进入了权力中心。张柬之站稳脚跟后，立即提拔杨元琰为右羽林将军，掌握部分禁军。好友相见，没有风花雪月，没有畅述旧情，有的只是彼此莫逆于心的知己情怀。
“元琰可还记得昔日江上之言？”张柬之深深地凝视着杨元琰，沉声道：“今日我授予你这个职务，并非没有理由的。”
杨元琰微笑：“明公放心，元琰没有一天忘记过。”
四目相对，眼里都有掩饰不住的兴奋之情，那是天下风云尽在我辈指掌间的万丈豪情。
此时张柬之已经八十岁了，然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展望前景，他踌躇满志，信心坚强，只要梦想的种子不曾死去，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作为征程的起点。这就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唐人精神。当今二三十岁就开始为退休生涯计划攒钱的现代人应当感觉惭愧，健康状况改善，物质生活丰富，却已渐渐淡忘理想为何物。从张柬之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华帝国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昂扬意态。
武周晚年局势已趋缓和，但李唐复辟仍然困难重重。武皇余威犹在，二张势力扩张极快，跟张柬之几乎同时提拔起来的宰相韦承庆、房融等都倒向二张。张柬之沉着以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物，挑动起人们心底的波澜，有不满武周政权的，有虽然安于现状但更怀念李唐的，有对武李无所偏好但憎恨二张的……在张柬之的组织安排下，宰相崔玄暐、御史中丞宋璟、司刑少卿桓彦范、御史中丞袁恕已等，逐渐成为倒张的核心人物，先以二张为靶子展开攻击，并将事态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针对武皇本人的逼宫行动。
（本节未完待续）
今天开始恢复更新，正文：
武皇的病越来越重了。这场百年难遇的雪灾，接连肆虐了数月之久，遮蔽了日月，也带走了武皇的健康。本来已经衰老枯朽的身躯还在继续衰弱下去，很久不上早朝了，渐渐地连床也下不了，每日僵卧在迎仙宫长生殿，听沙漏一点一滴不停地流泻，那是时光残酷的脚步声。曾经如斯强悍的生命，如许充沛的元气，经过日复一日的侵蚀，已消耗得接近枯竭。宽大袍袖下的手枯瘦得可怜，因为长久卧病而呈现出异样惨淡的苍白，可以清晰地看到叶脉般淡青色的血管。她正在死去。
但她仍旧着紧地掌控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一如攥紧最后的生命。或是不欲他人窥见自身的老病，或是年纪越大能信任的人越少，连宰相也几个月难以能见她一面。非紧急政务尽可能压下， 案上累计的公文渐渐堆积如山，但皇帝并没有任何让太子监国帮忙处理政务的意思。而太子显经过十几年的折磨，已非昔日轻狂莽撞的青年皇帝，深知在母亲面前韬光养晦的必要，根本不敢有所非议。常年随侍在武皇身边的只有张氏兄弟。
忠于李唐的朝臣们对此深感不安。平常皇帝人影都见不到，一旦驾崩消息也不能立刻传出来，无法掌握先机，局势必然不利。于是待武皇病情稍有好转，宰相崔玄祎（即日后发动神龙宫变的五位主谋之一）即谏言，要求禁止二张入宫禁侍疾，并以孝道为名推出李唐两位皇子：“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这是有心让李唐皇族代替二张，随时监视武皇的动静了。
武皇自然不理，但也不想跟大臣们闹翻，温言慰勉一番，二张照旧留在身边。作为让步，皇太子也可留驻玄武门，准许时常谒见天子，侍候晨昏。
这个结果并不能让他们满意，张氏兄弟内可近侍皇帝，抢得先机，对外接交朝臣及武氏族人，势力不容轻视，已然成为李唐复国的最大障碍，也是忠于李唐的朝臣们要铲除的首要目标。
二张不是木头，朝中局势的变化他们又怎能不知？两次牢狱之灾让他们乖觉了许多，昔日的张扬跋扈都收敛了起来，谨言慎行得不敢轻出宫门一步，活像在外面耀武扬威一不留神吃了亏的宠物猫，吓得再不敢出门，只乖乖地蜷伏在老妇人脚下，生怕被李家的恶狗狗捉去剥皮炖汤^_^其实张氏兄弟虽为幸臣，但出生名门，上有天子宠爱，下面也有不少趋炎附势的文臣武将甘为所用，手里的牌并不算差，如果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也不是完全没有生路。但二张本是纨绔子弟，一遇风浪便吓得三魂不见七魄，只知躲在武皇身边避祸，却不想武皇已是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就算真的是棵大树，又能庇护他们多久呢？
张氏兄弟修身养性安分守己，朝臣们要捉他们的痛脚一时倒也不易，但对于这些久经考验的政坛老狐狸来说，也不是什么不可完成的任务。沉寂数月之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十二月，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一批神秘的榜文和传单，说张易之兄弟要谋反。榜文里并没有二张谋反的确切证据（有确切证据就不用发匿名贴了^_^）， 只说他们结交党羽，意图谋逆，今天一批，明天一批，贴得满天飞，却完全无法追查来源。一时整个神都洛阳闹得沸沸扬扬，二张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别人虽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有鬼的：
——他们曾经找人为自己看过相。
此事发生在二张入宫为男宠之后。踏入波诡云谲的深宫之中，对自己的前途心怀忐忑，找人相面也是很常见的吧。关键在于二张找的这个相士李弘泰学艺不精，胆子又大，张口就说卜筮得乾卦，是天子之卦，二张当有帝王之贵。这下就不是看相的问题，而是谋逆了！
二张如果有一点点政治头脑，要么把李弘泰捉去见官脱罪，要么干脆杀人灭口，偏偏这两个绣花枕头完全没有危机意识，虽然本能地知道此事要保密，却并未动李弘泰分毫。
眼下飞书一逼，两人顿时没了主意，商量之后由武皇最宠爱的六郎张昌宗出面，把这段陈年往事向武皇交待清楚，争取坦白从宽。武皇也知道这两个宝贝的能耐，一笑而罢。
二张一坦白交待，拥李派大臣也很快收到了消息，顺藤摸瓜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觉得大有可为。不过二张包庇李弘泰只能算是有反心，便把这事和八月份张易之要求在定州造佛寺联系起来，说二张此举不止是为了贪财，而是受李弘泰所惑，欲行妖术夺取天下。这么一来二张图谋造反不仅心动，而且行动，很可以做成一桩大案了。到了十二月十九日，许州人杨元嗣出面，状告二张谋反，称“昌宗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术士李弘泰被捕落网，人证物证俱在，张氏兄弟这两只可怜的宠物猫，这下又抓到了糍粑。
（本节未完待续）
有没有搞错啊，不就挖坑不填嘛，多大的罪过啊？居然帮我把重孙女都制造出来了！！！安啦，一点小尾巴，贴上就完了^_^
正文：
武皇本来不想理会，无奈证据确凿，下面群情汹涌，御史中丞宋璟再三奏请，只得让宰相韦承庆和宋璟等人共同审理。以往意气骄横的张氏兄弟连番打击之下早已吓破了胆，只紧紧抓住武皇这棵已经渐渐枯萎的大树，不敢擅出宫门一步，更不用说外出受审了。案子便在当事人不到场的古怪氛围下开始审理。
宰相韦承庆本是靠攀附二张才得以入阁拜相，有心为二张脱罪，便称：“李弘泰妖言惑众，的确该死。但张氏兄弟已经向武皇主动自首，便不该定罪了。”但宋璟却是反对二张的核心人物之一，上次贪污案没把二张扳倒已经心有不甘，此番得了机会哪能放过？立即反驳：“张氏兄弟并非甘愿自首，而是为飞书所逼不得不然，何况谋反大罪法无容免，理当接受审判以明国法。”他知道武皇必定包庇二张，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送，句句理正辞严，俨然一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武皇烦不胜烦，便像以前对付唐休璟、韦安石那样，外派宋璟到扬州处理一些陈年旧案，想把他调离京城。
没想到宋璟早有准备，这次他是铁了心要把张氏兄弟拉下马了，当即顶了回去：“州县有事那是监察御史的职权范围，关御史中丞什么事？陛下无故让臣处理职权外的事情，臣实在不知有何用意，无法遵令行事。”
武皇愕然。按照唐制，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武周时称为肃政台），直接受命于皇帝，地位与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平行。唐代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相当于秦之上卿、汉之副相，位高权重，常作为荣誉职位，并不常设。副长官御史中丞实代其职，成为“宪台之长”，专掌监察执法，不兼管其他政务。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均在其下。[19]横行一时的酷吏来俊臣便出任御史中丞。因此宋璟不愿奉旨也不算无理。但武皇向来宸衷独断，自刘祎之违制被杀后已经很少有人敢直接违背武皇的指派，宋璟的勇气倒有点让武皇佩服了。想想京官外出已经很委屈，让堂堂一个御史中丞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难怪宋璟不愿，过几天另外下了调令，让宋璟去幽州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贪污案。
这对武皇来说已经是罕见的让步，然宋璟仍不为所动，再次公事公办地复奏：“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州县长官犯案，地位高的有侍御史，地位低的有监察御史处理，区区一桩贪污案为何要出动御史中丞？今日的敕令恐非陛下之意，臣请不奉制。”
武皇真没想到宋璟会软硬不吃，有心发作吧又不占理，以她如今的精力和体力也无法和这些执拗大臣们耗下去。勉强忍下一口气，还是打算以和为贵大事化小，可要再被宋璟硬碰硬地顶回来，那真是什么面子都没有了。磨蹭了一个多月，二张手下十八高士之首的宰相李峤察言观色，主动出谋献策。皇帝优诏让宋璟为副手，陪同李峤出使蜀地。诏令竟然不敢直接给宋璟，而是由李峤代为转达。李峤接旨，笑嘻嘻地把宋璟召来要和他一同谢恩。宋璟心头火起，大怒道：“圣上既然不以礼对待宋璟，那还谢什么恩！”
他激怒之下，竟然直闯入宫，要求面见武皇：“现在陇蜀无变，不知圣上为何要宋璟出使蜀地？臣决不奉制！”
武皇本想李峤可以代为转圜，不想事情竟然越弄越僵，宋璟竟闯入宫当面闹起来，自己还没说话，宋璟已经直截了当地挑明了：“张氏兄弟的案子非办不可，臣知道他们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言发祸从，然而义激于心，虽死不恨。”
武皇给他气得不行，原本病重在身，此刻更觉不支。宰相杨再思见势不好，忙叫宋璟出去。宋璟冷眼一横：“天颜近在咫尺，不烦宰臣擅宣王命。”但见他卓然而立，意态刚毅，杨再思竟然不敢再说话。
武皇深吸一口气，勉强平静下来。自她掌政以来，一向令行禁止，何曾受过这种气？但当怒气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她仍然会拿出理智来冷静面对。 张氏兄弟她是一定会庇护到底的，但没有必要和宋璟针尖对麦芒的斗下去。宋璟唯一能依仗的就是法律条文，而她是皇帝，自有多种方法解决困局，何必和一个小小的御史中丞斗气？病中的武皇竟然现出一丝微笑：“说得不错。事关国法，不应徇私。”她挥挥手，让蜷缩在宫中吓得发抖的张氏兄弟跟宋璟回御史台接受审判。
宋璟长长地舒了口气，破釜沉舟的结果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这几年二张进谗逼杀懿德太子李重润，贬黜魏元忠、张说，逐走唐休璟、韦安石，好日子也该到头了吧？他欣喜地将二张带回御史台，拉开架势准备审理，没想到官威还没摆足，宫里便来人颁下特赦令，二张跳起来就跑，溜得比兔子还快。宋璟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没了影子，不禁气得大骂：“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先把这两个小子打得脑浆崩裂！”[20]其实武皇也算给足了宋璟面子，不仅不追究他三次抗旨之罪，还倒过来叫二张专程到他府上去拜谢，吃了宋璟一个闭门羹。他越是傲岸无礼，人们越是敬他重他，他刚直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
以开元贤相闻名后世的宋璟可谓少年得志，弱冠即高中进士，二十五岁时以一篇《梅花赋》独步文坛，受到宰相苏味道的赏识举荐，仕途一片坦荡。《梅花赋》是他以花喻人之作，寒梅的刚劲秀雅、冰心铁骨，正是宋璟一生的写照。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字。面对以高压政策著称的武皇，他夷然不惧，勇斗二张，中宗时弹劾韦后情夫武三思，睿宗时直谏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迁居东都，历经宦海沉浮，始终不改其志。皮日休称他“贞姿劲质，铁肠石心”，唐玄宗赠他铁筷子赞美他的刚直不阿，无不彰显出他蔑视权贵、坚持道义的铮铮铁骨。然而这位令二张又恨又怕的冷峻男子，对百姓却从来不吝啬他的温润笑颜。百姓敬爱地称他为“有脚阳春”，意为他走到哪里，就会把春天带到哪里，其爱民恤物，如同阳春三月，和煦万物。[21]这样的温暖亲昵，与他对佞臣权贵的辣手无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与热衷名利、爱搞小动作的姚崇不同，宋璟的私人品德无懈可击，在当时即被视为天下正气之所钟的人物，但私下里却并非一个古板无趣的糟老头。他工于翰墨，精通音律，尤擅羯鼓，是玄宗事业上的良佐，也是音乐上的知己。公事上一丝不苟，生活中风流旖旎，对待权贵的冷，与对待黎民的热，如同冰与火的两极，在宋璟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如此矛盾，却又如此和谐，构成了宋璟独有的魅力。他历事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帝，最终辅佐玄宗成就了开元盛世，自己也功成名就，房杜姚宋并称贤相，最后在唐王朝发展到最盛时含笑而逝，给世人留下一段寒梅素心的佳话。遥想千百年前那冰雪般冷凝的男子微微一笑，必然如怒放的寒梅般令人难忘吧，在料峭的风雪中给人带来春的信息和无限生机。
然而在长安四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宋璟却并未感到一丝暖意。耗费了无数精力，那么长久的坚持，竟等来这般儿戏般的结局！这对于一直希望在制度内解决问题的宋璟，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武皇对二张的维护包容已经明明白白，有武皇在一天，就不可能动得了张氏兄弟。在法律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张柬之以武力兵谏逼宫的主张逐渐占据了上风。对二张的憎恨，对朝政的失望，对时局的忧虑，最终战胜了对铁血君王的恐惧，君臣之间的敌对态势终于发展到白热化阶段。但这一切，仍然掩盖在神都洛阳皑皑的白雪之下……
（本节未完待续）
武皇的病情一直没有起色。新年伊始，她出人意料地下令废弃使用四年之久的年号“长安”，改元“神龙”。“神龙见首不见尾”，以之为年号不免有几分不祥之意，大概是武皇一时心情恶劣的产物。尽管如此，她仍然试图与大臣们改善关系，开年便宣布接受宰相崔玄暐及司刑少卿桓彦范的意见，大赦天下，自文明元年以来的罪犯（公元684年，武则天废中宗囚睿宗，改元文明），如果不是徐敬业扬州之乱或李唐宗室起兵的主谋魁首，皆在宽宥之列。这是她独掌天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平反活动。崔玄暐与桓彦范都是力主将二张治罪的大臣，武皇此举有一定的和解意味，也是希望能在她生前了结恩怨，实现政局的平稳过渡吧。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针对她的罗网已经布置停当，正在悄悄收拢。
张柬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神龙宫变的，现在已经无考，只知他反武拥李的立场从未改变过，刚刚入阁拜相便着手在禁军中安插自己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皇在狄仁杰、姚崇的再三举荐下提拔他为宰相，就是为自己打开了一扇死亡之门。张柬之与武皇年纪相仿，都是性格倔强、百折不挠之人，唯此时武皇缠绵病榻已久，苦心缔造的帝国也势必会在她死后终结，难免意志消沉，有凡事随它去的想法；张柬之却是老当益壮，雄心万丈，一心要在生命结束前迸发出最强烈的火花。八十来岁的老妇人，对阵八十来岁的老夫子，他们博弈的结果将决定一个伟大帝国的命运。
张柬之所谋既久，神龙宫变参与者众，身份也颇芜杂，为便于叙述，可分为外朝、内宫、李唐皇族和武氏宗族四类。
1、 外朝。神龙宫变，又称“五王政变”，以张柬之为首的五位事后功高封王的大臣无疑是主谋人物。他们分别是宰相张柬之、宰相兼检校太子右庶子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和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其中张柬之、敬晖、桓彦范都曾受狄仁杰荐举之恩，崔玄暐任太子显属臣，袁恕己则是相王旦的幕僚。核心人物为张柬之，是他联络敬晖和桓彦范参与举事，并在宫变前夕将这二人调迁任左羽林军将军，委以禁军。又一一说服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右散骑侍郎李湛，掌握右羽林军。其中李湛为李义府之子，一直深受武皇的信任和看重，连他也能被说动，可见张柬之的煽动能力非同一般。有人因此认为狄仁杰不遗余力地举荐张柬之为相，是否就是为逼武皇下台做准备？个人认为狄公对李唐的忠诚无可怀疑，但他性格持重，未必会赞同以激烈手段解决问题，应是自感去日无多，急着提拔几个效忠李唐的大臣稳定局面吧。倒是另一位武周重臣姚崇，的而且确地参与了神龙宫变。
前文有提到宰相姚崇因得罪二张被谗出使灵武，临行前荐举张柬之为相，于神龙元年正月初回到京师。姚崇素掌兵部，又曾出任相王府长史，他的到来令张柬之喜出望外，立即与闻密谋。虽然政变成功后，姚崇目睹武皇迁居上阳宫，心怀故主感触落泪，还因此遭到贬黜，但并不能改变他是神龙宫变的知情者与支持者的事实。在最后关头，他毕竟还是背叛了她。
以上仅列举了宫变的主谋人物，参与者的名单就拉得更长，其中不乏眼看李唐复辟势在必行的政治投机者。史籍中保存了不少他们与亲人朋友商议的细节，不由得让人想到：如果告密制度还在实行的话，这次政变是否还能成功呢？
2、内宫。宫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攻至玄武门时，殿中监田归道闭门以拒，双方一度僵持不下。但扰攘多时，直至二张被杀，武皇仍懵然不觉，没有一个宫女宦官向她禀报，以便她及时作出应变，由此可见宫禁之中必有内应。这方面的史料留存甚少，学者耿慧玲检查了神龙年间的多位宫人墓志，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宫女参与了神龙宫变。[22]她们大多为七品至九品的宫女，墓志里记载了她们反武拥李，“遂使有唐复命，我皇登极”。但在武皇卧病、唯二张随时在侧的情况下，谁有能力组织这些宫人呢？雷家骥先生认为是太平公主，但太平公主另有府第，并不在宫中居住，未必有如此神通。个人推测可能与另一位久居宫中的女性实权人物上官婉儿有关。
（本节未完待续）
最后一段改一下，续贴：
2、 内宫。宫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攻至玄武门时，殿中监田归道闭门以拒，双方一度僵持不下。但扰攘多时，直至二张被杀，武皇仍懵然不觉，没有一个宫女宦官向她禀报，以便她及时作出应变，由此可见宫禁之中必有内应。这方面的史料留存甚少，学者耿慧玲检查了神龙年间的多位宫人墓志，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宫女参与了神龙宫变。[22]她们大多为七品至九品的宫女，墓志里记载了她们反武拥李，“遂使有唐复命，我皇登极”。但在武皇卧病、唯二张随侍在侧的情况下，谁有能力组织这些宫人呢？雷家骥先生认为是太平公主，但太平公主另有府第，并不在宫中居住，个人推测可能另一位久居宫中的女性实权人物上官婉儿也有参与。
上官婉儿自圣历后参与政事，权势日隆。而她与武三思私通尊武抑李，则是中宗复辟韦后掌政、她自己也站稳脚跟之后的事情。史载“时侍中敬晖谋去诸武，武三思患之，乃结上官氏以为援”[23]，可见是武三思为求自保主动攀附。武周时代的上官婉儿，除了跟张昌宗的一段风流罪过弄得自己差点丢命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绯闻，政治立场也是个谜，没有她和李家或武家人来往密切的记载。武皇对她既有灭族之恨，也有提拔之恩，让她品尝到了权力的甘美，也让她如花的青春默默地流逝于深宫。她对于武皇的感情，想必也很复杂吧。生活政治漩涡中的女人，她想得更多的恐怕是如何活下去，而不是坚持什么原则，历史上的上官婉儿本就是以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而著称的呢。中宗朝因党结韦后权倾天下的上官婉儿，不忘早早备下一纸诏书以防变天。那么在明知武皇故去李唐复辟已成定局的武周后期，上官婉儿暗中有所布置，以保障自己在新朝的地位，是大有可能的。神龙宫变时，上官婉儿四十多岁，她不仅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反而深受中宗信任，拜为昭容，权势更盛，或与此有关。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想，姑且作为一种假说，留待日后证明吧。
3、李唐皇族。据史书记载，李家三兄妹都有参与神龙宫变，只是充当的角色不同。太子显复位以来处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但他与拥立派大臣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且不说五王之中的宰相崔玄暐本为太子属臣，宫变前夕敬晖、桓彦范都有面见太子，将整个计划和盘托出，取得太子同意后才放手实施。太子显还一度想召回宰相兼名将的唐休璟问计，因其远在边塞而作罢。[24]可见太子对于宫变是清楚而且支持的，也是此次政变最具号召力的旗帜。事到临头他一度疑惧不出，乃是畏于武皇积威，临阵怯场，不能因此说他纯属被臣下胁迫，本无心逼老母亲下台。相王旦的处境比太子显稍好。他向来表现柔顺，武皇对他也比较放心，让他掌握了一部分军权。神龙宫变前夕相王的官职是并州牧、左卫大将军、太子左千牛卫率、兼安北大都护。其中左卫大将军是府兵十二卫的最高统帅，因此守卫京师的南衙禁军实在相王旦的掌控之中。宫变一起，五王之中的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便跟随相王勒兵警戒，监控神都，“是日，袁恕己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迅速稳定了京师局面。相王旦事后因功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
太平公主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既是李家的女儿，又是武家的媳妇，武皇对她宠爱备至，革命后仍有增无减。有人因此说太平公主是武家势力的代表，但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性格淡泊，远离权力中心，遇事只怕还要听老婆的，单以姻亲关系划分政治立场，恐未必妥当。武周后期，太平公主明显和两个哥哥走得更近些，曾联名上书要求惩治来俊臣，封二张为王等。学者宁志新认为太平一生以大唐公主为荣，倒不是很在意武家媳妇的身份，立场更倾向于李唐而不是武周，确有其道理。事实上参与政变的李家三兄妹之中，以太平公主的态度最为坚决，最后也是她出面劝说武皇下旨传位，因为她没怎么被母亲折腾过，不知道害怕？换了太子和相王，估计见了武皇只会发抖了^_^ 太平得到的报偿是丰厚的，加号镇国太平公主，封赏遍及丈夫、子女，实封达到五千户，而唐代公主一般实封300-600户，可见太平之超然地位。
除了李家三兄妹，有份参与的皇族中人还有太子显的女婿王同皎。前文提到吴王恪之子李千里，一面装疯卖傻，一面到处搜罗祥瑞向武皇表忠心，从大清洗中逃得性命，现在时机成熟，也脱下伪装，加入到复辟的行列中来。对于这些历经磨难的李唐皇族而言，可能很有一种类似“终于熬出头了”的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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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武氏宗族。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宗族是否有参与神龙宫变，史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认为，武皇已通过婚姻关系成功地将武李两家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故此政治势力能够经久不衰，中宗发动的神龙宫变因此不能彻底，也不必彻底。黄永年先生继承了陈寅恪的“李武婚姻集团”说，进一步提出了“李武政权”说。此说称武皇掌权后期，有意建立一个以李氏为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所以最终传皇位于太子李显，同时又让武氏家族掌握了朝中大权，而两家通过政治婚姻联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二张因触犯了这个集团的利益，令两家嫡系传人身亡而为李武政权所不容，因此两家联手发动神龙宫变剪除二张。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中宗复位后答敬晖等人请削诸武王爵诏中有“攸暨、三思，皆悉预告凶竖，虽不亲冒白刃，而亦早献丹诚，今若却除旧封，便虑有功难劝”[24]之语。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宗在下此诏时已决定拉拢诸武势力来打击政变功臣，诏文明显具有袒护诸武的倾向，因而不足为凭。现存史料中也并未见到诸武直接参与政变的记载，倒有政变参与者建议“因兵势诛武三思之属”，因顾虑武氏诸王握有一定兵权而作罢。如果武三思是宫变的同谋者，又怎会有此议论？
平心而论，诸武对二张和武皇都是有怨言的，但这怨气是否大到了需要武力相见的程度，那就大可商榷。至少从表面上看，诸武和二张还是关系不错的酒肉朋友，在二张画的《十八高士图》中，赫然就有武三思的身影。武皇更是诸武的衣食父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为了一时之气而推翻武周帝国，砍倒自己最大的保护伞，诸武决不会这么傻。史载武三思“以则天为彦范等所废，常深愤怨，又虑彦范等渐除武氏，乃先事图之”。他对政变发动者的切齿痛恨，正是诸武对神龙宫变持反对态度的最好证明。因此，或许不能排除个别武家人因为某种原因参与了神龙宫变（比如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但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头面人物事前应该并不知情。
以上是对宫变参与者的分析，那么宫变前夕的政治形势又如何呢？当时共有七名宰相：杨再思、韦承庆、房融三相为二张一党；张柬之、崔玄暐、姚崇三相则是政变参与者。另外还有一名宰相韦安石，他和五王素无交情，政变成功后被排挤出朝，但他向来厌恶张氏兄弟，和唐休璟调查二张案件时过于认真，引起武皇不安，找个借口把他外派到扬州，当时不在洛阳。从人数上看，宰相中枢双方势力基本对半开，但杨再思等人的能力完全不能和张柬之、姚崇等相提并论。
军队方面，武皇原本做了妥善安排。宣布立显为太子之后，先后让武懿宗、武攸归统领南衙诸卫监控神都，建安王武攸宜出任西京留守，意欲将长安、洛阳都置于武氏子弟的控制之下。事情后来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着重谈谈洛阳的局势。
驻守洛阳的军队分为北衙禁军与南衙诸卫。北衙禁军以左右羽林军为主，主要负责守卫宫禁，在历次宫廷政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直接受皇帝统辖，武将主事，宰相不得参与。南衙诸卫负责保卫首都，最高统帅为左右卫大将军，宰相可以奉敕调动。在政局缓和之后，武皇为了让拥李派大臣安心，便让自己较为信赖的相王旦出任左卫大将军，掌握了南衙禁军的调控权。因此张柬之于长安四年十月入阁拜相之后，头一件事就是着手拉拢北衙禁军。
他瞄准的第一个对象是右羽林军的最高统领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李多祚的祖先为靺鞨酋长，但本人在中国出生，高宗时代跟随裴行俭出征西域，逐步受到重用，武皇对他虽然不薄，但一直感念着高宗的知遇之恩。张柬之一番激励，让李多祚下泪，立誓助阵。张柬之再接再厉，源源不断地向左右羽林军里安排人手，短短三个月间，他先后安插了杨元琰、敬晖、桓彦范、李湛等诸多心腹担任要职。就连政治头脑一向迟钝的二张都觉出不对味了，张柬之于是又把镇守长安的二张一党武攸宜调回神都，出任右羽林大将军，换取二张安心。[25]
值得一提的是宰相虽可提议举荐，审批权仍操在皇帝手中，左右羽林军如此频繁的人士调动，感觉不妙的竟然是二张而不是武皇，不禁让人疑惑，一向精明敏锐的武皇究竟怎么了？病痛似乎耗尽了她的全部精力，再也无能兼顾其它。在她卧病数月的日子里，连宰相也难得见她一面，她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也同时被外界所孤立。虽然还在勉力处理奏章，但看到的听到的，只怕都是大臣们包装过滤后的信息，于是她牢牢掌控数十年的帝国，竟在这短短三、四个月内陷落。就这么一点点疏忽，就这么一时的疲乏，已然风云变色乾坤倒错。由此也可以想见，她过的是何等步步惊心的生活，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不是十年、二十年，她漫长的一生，恐怕从来就没有轻松的时刻。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打了个盹，于是一切烟消云散，魔法终结。她原来仍和那个初入宫的十四岁少女一样，站在人群中，依然很孤单。亲情也好，恩情也好，没有什么可以陪她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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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打了个盹，于是一切烟消云散，魔法终结。她原来仍和那个初入宫的十四岁少女一样，孓然一身地面对这世界，亲情也好，恩情也罢，没有什么可以陪她到老。
宫名迎仙宫，殿称长生殿，处处反映出主人对生命的渴望。武皇现年八十二岁，已可算长寿，但她还想活下去，一直一直活下去。曾有过誓与天比高的雄心，现在也只剩下这么一点微薄的愿望了。神龙元年正月九日，武皇再次宣布禁屠令，又命宰相崔玄暐为特使，由法门寺迎佛骨舍利入神都，祈福长生之意是很明显的。
正月十五是唐代的元宵节，循例放灯，盛况空前。这全民性质的狂欢，原本是爱热闹的武皇例必参加的，但这次她缺席了。在虔诚斋戒三天后，武皇不顾病体，精心沐浴，在华严宗实际创始人高僧法藏的主持下，拜倒在佛祖真身舍利的面前，虔诚祈祷。
宫外是火树银花，人山人海，璀璨的灯光与天上的星辰连成一片，将神都洛阳映照得如同白昼。这梦一般绝艳的灯火终将会熄灭，满目繁华终究会只剩下寂寞而清冷的夜空，但在这一夜，人们的欢笑和快乐都真真切切地存在过，没有谁能抹去。这些刻骨铭心的碎片，便是我们来这红尘走一遭的最大意义。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远离尘嚣远离热闹的武皇，静静地在宫里默念着佛经。长安宫禁中的心跳，感业寺里的凄惶，正位中宫时的踌躇满志，登基为帝时的睥睨天下……一刹那间的九百个生灭间，热春光一片冰凉。她来过，经历过，得到过，这已经足够。
武皇缓缓阖上经卷，经卷首页上赫然是她亲自题写的流传至今的“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长夜漫漫，香已燃尽。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神龙宫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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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队伍分成了两部分。一路是张柬之、崔玄暐、李多祚等人率领的北衙禁军，这是兵变的主力部队，负责攻占皇宫；一路是相王旦、袁恕己等率领的南衙诸卫，负责控制京畿。
南路进行得很顺利，袁恕己派兵火速包围了政事堂，这是唐代宰相集体议事的地方，平时也有宰相值班。这天值班的宰相正是亲附二张的韦承庆和房融，两人措手不及，束手就缚。宫城与皇城之间的联系遂被切断，南衙军队立即控制了全城，密切监视着城中的一举一动。
但北路却出了点状况。张柬之安排李多祚、李湛、王同皎前往东宫迎接太子，自己亲率主力人马向玄武门进发。没想到事到临头，太子突然后怕，竟然拒绝出门，一任大批兵马簇拥在东宫门前。
势已如利箭在弦，不得不发，哪能容他如此任性！诸将只得进宫劝谏，王同皎是太子显的女婿，比较好开口，当即慨然而言：“先帝以神器托付殿下，不料横遭幽废，人神同愤，至今已有二十三年！好容易等到今天，北门、南衙禁军，都愿同心协力，诛杀奸佞，重复李氏社稷，殿下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缩不前呢？请殿下亲至玄武门一行，以副众望！”
然而母亲的铁血手段早已深刻地烙印在太子显的心里，真是仔细想不得，一想想就胆寒。虽然明知不仗义也顾不得了，不管诸将怎么好说歹说，就是推三阻四地不肯出去：“小人是该诛杀，可是上体欠安，会不会受到惊吓？还是从长计议吧？”
眼看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李湛实在没耐性跟他多磨下去，沉声道：“我们不顾家族安危，豁出命来维护殿下，殿下这是要我们去死吗？”
他看了看太子显那仍然犹豫不决的脸，向王同皎使了个眼色，道：“好吧，既然这样，那么也劳烦殿下出门跟将士们说一声，我们可开不了这个口！”
显不知是计，大大地松了口气，起身刚走到门口，王同皎一下子把他扶上马，狠抽一鞭子。骏马长嘶一声，奋蹄急行，远远传来县的一声惊喝。众将相视一笑，扬鞭跟上，簇拥着太子显直奔玄武门。
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只因张柬之千算万算，却算漏了网罗当日玄武门的守将田归道！
玄武门为通往禁宫的必经之路，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当夜殿中监田归道率领千骑在此执勤，见势不对当即关闭宫门，兵变者人数虽多，也无法攻进去，双方僵持不下，手心里都攥着一把汗。还好田归道也不是二张一党，没有派人去通知武皇，否则结局如何真是难以逆料。
正在这个时候，李多祚等人簇拥着太子而来。太子一现身，本就没有主意的田归道不敢抵抗，当即打开宫门，将士们齐声欢呼，斩关而入。大局至此已定。
众人涌入宫内，直扑武皇所居之迎仙宫。张氏兄弟正在宫中，未及闪避，当即被斩于廊下。雪肤花貌，顷刻被鲜血所污，俊美的脸上犹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怒血四溅，杀戮在继续，一点一点地逼近中心那座华丽而森然的殿堂。那个手握天下数十年的妇人，仍然静静地躺在宫中，没有一丝动静。
太子显汗透重衣，面孔已经不自觉地变得扭曲。
这是最后关头了，一切即将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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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们已将长生殿团团围住，完全控制了局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张柬之看了一眼紧张得手足无措的李显，暗叹一口气，当先而入。
熏香正浓，但已经染上了淡淡的血腥气，远远传来兵戈声，杂沓的脚步声，宫女的惊呼声，听来已不甚分明。
正中一袭软罗烟帐柔柔洒下，里面躺卧的人影蓦地惊起，喝道：“谁人作乱？”
太后的声音惊愕中仍带着一丝恍惚，仿佛刚自睡梦中醒来。
张柬之沉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将其诛杀，只怕事情漏泄，所以不敢奏闻陛下。称兵宫禁，罪当万死！”
武皇一震，帷帐霍然而开，枯槁细长的手指握住帐帘，关节已因用力而发白。目光缓缓转动，落在最后进来那个畏畏缩缩的人影上。
“太子……”一丝冰冷的微笑掠过武皇的脸，“原来是你……”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已令太子显脊骨凉透，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
还好武皇只是疲乏地挥挥手，淡淡地道：“既然杀了，也就算了。他们都死了，你也该回东宫了。”
太子显如蒙大赦，顿时想拔腿就想跑。桓彦范眼疾身更快，抢先一步堵失去路，扬声道：“太子怎么能回去！昔日天皇以爱子托陛下，现在太子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
武皇再是能忍，此刻也不禁剧烈地颤抖起来。杀死一个女人心爱的情人，夺走一个君王手中的权力，人间之至痛，骤然全聚于此，仓促之间却叫她怎生应付！
深吸一口气，慢慢抬头，干涸的眼里，没有一丝泪意。冰冷的目光，一一扫过在场诸人，落到李义府的儿子李湛身上。
“没想到还有你。你也是杀易之的将领之一么？”武皇微笑，“我对你父子不薄啊，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下场。”
她的声音依然平静，不见一丝愤怒，却不知怎么的让李湛难堪地别过头不敢和她对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匡扶李唐的举动，但这一刻，他真的难以面对白发妇人那憔悴的面容。
武皇笑笑，也不多说，看着宰相崔玄暐，淡淡地道：“其他人或是由人举荐，可你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居然也在这里。”
崔玄暐到底是政客，脸皮厚得多，笑笑答道：“我这么做，正是报陛下的大德啊。”
武皇一怔，看着他一脸坦然的样子，还真给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罢罢罢，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她慢慢躺倒在病榻上，闭上眼睛，再也不说一句话。
于是张柬之一面命令李湛看守武皇，一面纵兵捕杀二张余党，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皆被斩于府邸，和二张一并枭首示众。亲附二张的宰相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通通下狱，有人建议乘势捕杀武三思等武氏诸王，张柬之考虑到诸武仍握有一定兵权，未敢轻举妄动。是夜，铁骑遍出，京师戒严，人心惶惶。
次日一早，兵变者再度逼宫，武皇被迫下制让太子监国，大赦天下。太子显一面遣使福全国各地晓谕诸州，一面派人回西京长安告祭李氏宗庙。
病中的武皇，仍然受着极严密的看管，他们不会给她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于是，第三天，武皇下制传位太子。
第四天，太子显正式即位于通天宫。事隔多年以后，他第二次登上皇位，此时他仍然姓武，国号也未改，但天地已然变色。他头一次做的是李家的皇帝，国号唐，第二次做的是武家的皇帝，国号周，际遇如他这般离奇的，历史上倒也不多^_^
新君上任自然要先行仁政，第一步就是为周兴等酷吏陷害杀戮的人来个大平反，此举自然大快人心。第二步是免今岁税赋，放宫女3000人。最后分封李氏皇族，得到甜头最多的当是为政变出有大力的弟弟相王旦和妹妹太平公主，得罪的李氏皇族子孙恢复皇族籍谱，授予官爵。一时人人皆大欢喜，病中的逊帝已被抛诸脑后。
长生殿为唐代帝王的寝宫，显既然已经正式即位，老母亲就得搬家。所以在政变的第五天，新帝显率领文武百官恭请逊帝徙居上阳宫，仍由李湛看管，相当于从此软禁。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人欢天喜地，喜笑颜开地看着白发苍苍的逊帝移居偏宫。
她已经失去了一切。被所有人背叛，被至亲所抛弃，被病痛折磨。前面没有希望，等待她的是暗淡的囚居生涯，惟有死亡才能结束。她原本年事已高，精心的化妆让人看不出她脸上岁月的流逝。现在无心打扮，心情灰暗，让她骤然看去足足像老了十年。
宰相姚崇一见惊心，泪水不知不觉滑下面颊。
张柬之皱眉道：“今天岂是哭泣下泪的时候！我怕你会出事呢。”
姚崇叹息道：“事旧主日久，以后再也不能相见，怎能不悲！当日追随诸君诛杀奸逆，是出于人臣之义；今日洒泪惜别旧君，同样是人臣之义。就算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
显果然没有那么宽大的胸襟，姚崇不久便被贬外放为亳州刺史。移宫上阳时他留下的潸然热泪，是武皇告别辉煌时带走的唯一安慰。
天地间也就只剩下这段温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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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阳宫位于洛阳宫城之西，故又被称为西宫。南临洛水，北接禁苑，登高临深，可尽览东都满城春色。其正殿为观风殿，又有仙居院、丽春台等建筑，藻饰华丽，极尽奢华，以致建成后主管官员被狄仁杰弹劾太过奢侈而免官。昔年高宗李治东幸洛阳时，常与皇后携手听政于上阳宫观风殿，如今却成了武皇的软禁之地。[25]风景再美，装饰再绮丽，也不过是个冰冷的囚笼罢了。
或许是出于补偿，或许是为了向天下人显示他仍然是个孝顺儿子，显为逊位的武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于是继睿宗在位武皇自称“圣母神皇”之后，神州大地上再度出现了一国二主的现象，只是被软禁行同囚徒的变成了武皇自己。当年睿宗还可以出席公众场合，作摆设点缀太平，武皇却是连迈出宫门的机会都没有了，也没办法和臣子见面，时时刻刻处于左羽林将军李湛的严密看管之下，只有显每十天会来看她一次。“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26]，甚至在李唐正式复辟之后，大臣们仍然这样忧心忡忡地规劝显提高警惕，武皇过去一次次逆境求生反败为胜的纪录让他们不安，他们不会再给她任何机会。
然而从显的口中，她仍然可以了解一些外界的信息：神龙元年二月四日，中宗下诏改国号为唐，大赦天下，宣告李唐正式复辟。此次大赦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点[27]：
1． 社稷宗庙、礼乐官职等，全部恢复到永淳以前的古例。
2． 神都洛阳依旧为东都，武皇出生地北都依旧为并州大都督府，重新确定长安的首都地位。
3． 武周新字一并废弃，周朝的宗庙陵寝商量处分。
4． 追溯李唐与道教的渊源，老君依旧上尊号为玄元皇帝。
此外，中宗还下令举人停习《臣轨》，仍习《老子》；各州建造佛寺道观各一所，号为“中兴”。[28]
人未亡，政已废，至此武周时的各项政策已如枯叶离枝，崇尚火德的大周赤红之旗，重新换成了崇尚土德的李唐黄色大旗。凤凰没能在火中涅磐，而是被困于金笼，白头上阳，正如明堂之巅的金凤，最终还是争不过天意，被迫换成了避火神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赦文对武皇评价极高，称她聪明睿哲，仁厚爱民，武周革命实因高宗“仙驾不追，逆臣开衅，敬业挺灾於淮甸，务挺潜应於沙场。” 非武皇拨乱之神功，不能定人之危。也就是徐敬业和程务挺作乱，才导致武皇大开杀戒，平定祸乱，最后顺天应命，登基为帝。
而她在御宇十几年之后，“凝怀问道，属想无为”，于是主动逊位给新帝，命他光复李唐，继承先祖之业。
这就涉及到武周革命和神龙宫变的定性问题，官方解释为母慈子孝，一家人和和气气，作乱的都是外人。因此武周并非伪朝，李唐从未中断，武皇既不是篡夺李唐天下的谋逆者，也不是失势亡国的大周皇帝，而仍然是身份崇高、地位尊贵的李家主妇，曾经在危机时刻帮儿子代管了一段时间的江山社稷。
母子相承，周唐一体，就此成为有唐一代的官方论调。后来中宗答复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时，称武皇“在朕躬则为慈母，於士庶即是明君”，为平息徐敬业之乱从权御宇，是为明君；主动逊位于爱子，是为慈母，也是沿用了一贯说法。
但克定祸乱才能称之为“中兴”，如王莽之后而有光武中兴，既然母慈子孝，天下太平，又怎能号称“中兴”？官方说法的自相矛盾，导致了日后对武皇评价的一系列反复。
但这些已经不是武皇能顾及得到了。春来秋去，她仍然沉默而顽强的活着，尽管沉疴难起，生命的火花依然在跃动。
周灭，唐兴。
多情的皇帝对皇后韦氏千依百顺，又迷恋上了聪颖慧黠的上官婉儿，拜为婕妤，被这两个女人摆布得团团乱转。
口甜的侄儿武三思不惜肉身布施，攀附上韦后和婉儿，再度咸鱼翻身，入主中枢。
神龙宫变中功居第一的张柬之等人居功自傲，半步不退，事事针对诸武。双方明争暗斗，渐趋激烈，有识之士如杨元琰等退步抽身，淡出政坛。
而风暴的核心中宗皇帝，二心不定，左摇右摆，忽而采纳武三思之计，将张柬之等五人悉封为王，明升暗降，夺其权柄；忽而采纳张柬之等的建议，贬抑诸武，将武三思、武攸暨由王降为郡王，减其实封，武懿宗等十二位武氏郡王则降为国公。
政坛紊乱，国库枯竭，后妃养男宠，公主竞豪奢。焦头烂额的中宗只得卖官鬻爵，并开始动用为赈灾备荒专用的义仓……
武周的一页已经揭过，而李唐的前景仍未分明。世态便如翻覆雨，只是台上的主角已经换了别人。
她仍然关心，但一切已经与她无关。
她还活着，可人人都在盼着她死去。
上阳宫的宫花寂寞地灿烂着，那样触目惊心的红，像焚尽了心头的血，却无人理睬，无人欣赏。
生命的尽头，原来竟是如斯凄冷。
不能不佩服武皇强悍的生命力，神龙宫变以前她便病得难以下床，受了那么大的打击，竟然还活了300多天才去世。那段漫长的日子，她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呢？
（未完待续）
有人说这样的结局应该是武皇意料之中的。武李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调和，再怎么搞平衡双方也不会满意，她最终放弃了努力，抱有万事随它去的态度。因此事到临头，她不会有太多被背叛的感觉，更多应该是该来的终于来了的麻木和无谓。
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说法。武皇晚年的放任自流，是建筑在她自信生前能掌控一切的基础上，她认识且接受了李唐必然复辟的事实，但并不认为会在她生前爆发，而在她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她晚年广建宫室，四处游玩，以致国用空虚[29]，未尝没有及时行乐的意味。执掌天下五十年从未败过，她决不会甘心放权，否则早已将皇位传给显或者让太子监国。神龙宫变的发生，正是她过于自信放松警惕的结果，而不是明知后果不妙任听之任之。
因此宫变对她的打击应该是很大的。在年老之际被迫放权，被至亲所背叛囚禁，那种委屈和不甘必然如烈焰般焚烧着她的心。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月，她一定有想过如何改变自身的处境。
《唐统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武皇初入上阳宫时，不施脂粉，形容憔悴。中宗入见时吓了一跳，惊问原因。武皇泪流满面地说：“我把你从房陵迎回来，就是为了把天下传给你。可恨张柬之等五贼贪功，将我害成如此膜样。”中宗为之泪下，悲泣不能自已，伏地拜谢死罪，从此开始重用武三思等人。
司马光并不相信这个故事。他在《通鉴考异》中说，中宗愚顽不仁，武皇虽然毁容涕泣，也未必能够感动他。后来疏远五王，重用武三思，是受了韦后等的迷惑。司马光的话是有道理的。以武皇的性格，不会介意在不利情况下示敌以弱，但那么多年的恩怨情仇，隔了厚厚一层血痂，很难说中宗对她还有多少亲情。嫡妃赵氏、长子懿德太子、爱女永泰公主……那么多鲜血和尸体，不是一个皇位就能弥补的，何况那皇位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显对这样一位母亲，恐怕是既恨又怕，就是没有爱吧。事实上当武皇已进入弥留之际，显半点也没有悲伤的表现，正兴致勃勃地观看泼寒戏与民同乐呢。当武皇病逝的噩耗传入他耳中的时候，不知他心中可有半点触动，还是只有一种“她终于死了”的如释重负？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纵横一世的则天大圣皇帝悄然瞑目于上阳宫仙居院。她的遗制现在已经失传，只能从各种史籍中窥见一二。其中最常见的版本里有这么两条：
1． 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以李家媳妇的身份，归葬乾陵。
2． 赦免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的亲戚子孙。
赦免王萧等人，她饶恕了生命中最后一批冤家，到了黄泉之下，或许可以相逢一笑吧。而去掉帝号，以皇后身份归葬，则是最彻底的一次让步，她终于放弃了曾经不惜一切去捍卫的东西，重新以人妻人母的身份，留载于史册上。这是面对既成事实的无奈之举，李唐既已复辟，武周就有被打入伪朝的危险，与其象王莽那样做个被世人鄙视唾骂的国贼僭主，不如退而求其次，以皇后的身份重归于李唐宗庙，享受后人的香火祭拜。在生命的尽头，她选择一团和气地进入未知的幽冥世界，世俗中一些虚名的放弃，或者正是她在为自己的又一段征程做准备。她一直都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人们常常把她视为浪漫的追梦人。或者可以这样说，她一直在用一种极端现实的方法来追逐梦想^_^
然而武皇的遗制里并不只有这些内容，至少在《旧唐书》里还可以查到另外两条：《武三思传》中提到“则天遗制令复其所减实封”；《袁恕己传》中也有“则天崩，遗制加实封满七百户”的记载。也就是说，武皇临死前关心的并不只是她个人的祭祀问题，仍然对朝政有所指示，单凭她要求恢复武三思所减实封，就证明她对时局有多么了解。
她既然对武三思的境况了如指掌，就不可能不知道诸武和五王之间的斗法，也不会不知道中宗对双方的打压。临终一道遗制，不会是简单地施惠于人，也将两个矛盾重重的团体，重新带回政治中心。至于中宗如何应付，不是她所关心的问题。
拼接上这一环，也许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武则天。纵然被囚禁与世隔绝，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心依然从未离开过政治舞台。白云苍狗如云烟，世事棋秤一指间。她敛手挥袖鞠躬退场，却仿佛不经意般，掀开又一场权力撕扯机关算尽的宫闱大戏的帷幕。
但那些人，那些事，已经真正与她无关。谁输谁赢有什么关系？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回乾陵与高宗合葬，没有了武周，没有了皇位，他和她，或者可以做一对真正的恩爱夫妻。
江山妖娆如梦，红尘缘起缘灭。这一生，她得到过，也失去过。有人认为她成功了，因为她已经突破了那个时代女人的极致，君临天下统御万民；也有人认为她失败了，因为武周在她生前终结，她最终还是以皇后的身份归附李唐宗庙。
但历史终将记取，神州大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真正的女皇，实至而名归，无人可以否认。
她的名字，叫做武曌。
日月凌空谓之曌，那是她为自己创造的新字。
正如她的人生，全然由她自己主宰开创。
我命由我不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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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铲填平了，就差一个后记。已经感觉到了从坑底一跃而出，阳光洒遍全身的快乐~~~~~
后记 无字碑歌
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有很多，最出名的大概要数无字碑了。郭沫若曾经猜测为是否武则天自己所立，意为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因为完整版的武则天遗诏尚未发现，这一说法很难得到证实，倒是可以找到不少反证。说来中国帝王陵寝按例是不立碑的，武皇破例为高宗李治树立述圣碑并亲自撰文，述圣碑也由此成为中国帝王陵墓建筑中最早的歌功颂德碑。但这一做法并未被宋元时代沿袭，而是从明代才开始继承、发展、定型，以至于完善。然而帝王身后事多由继位者评述，鲜有自己生前拟定的，因此无字碑为中宗李显所立的可能性最大。据说碑上原本已经打好了格子，但由于中宗对于母亲的复杂心事，以及神龙年间诡谲的政局，难以对武皇做出定评，终于还是以不置一词作罢。
不过郭沫若的这个说法却是流传最广的，也许在普通大众心里，也只有“功过是非任君评述”的气魄，才能配得上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传奇性的一生。
兴亡千载事悠悠。的确，尽管世易时移沧海桑田，武则天这个名字从未被人淡忘过，关于她历史地位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即使在唐代，人们对她的认识也不统一。中宗复国登极之初，对于母亲余悸犹存，且碍于母子孝道，不愿受以“五王”为首的亲李唐派大臣挟制等原因，官方论调对武皇仍然极为尊崇，承认周朝是正统王朝，武则天的地位是皇帝，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在武皇生前，公开为武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宣称武皇“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
二、 武皇去世后，李唐太庙中以武皇配高宗，题名依然是“天皇圣帝武氏”，并且按照为帝王修实录的旧例，诏令武三思魏元忠等亲附武周的大臣修成《则天实录》20卷。
三、 中宗原本以光武自比，富国后下令在全国各州设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后有人提醒他这表示对武周的否定，中宗便立刻改“中兴”为“龙兴”，统一了认识。
而至睿宗时代，情况又有改变，对武皇的称呼先后有“天后”、“大圣天后”，以及“天后圣帝”等，大抵在皇后和皇帝之间摇摆。毕竟睿宗和当时权势极盛的太平公主都是武皇亲生子女，不会做得太绝。直至玄宗践祚，才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先后毁天枢，改明堂，李唐太庙中的“天皇圣帝武氏”也由此变成了“则天皇后武氏”。至天宝八年，玄宗上尊号自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又把祖宗八代全部封了个遍，所有唐代皇帝都称为“大圣皇帝”，如高祖谥为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为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为天皇大圣皇帝，等等，搞到后来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只好改称庙号或年号。但玄宗对于皇后的称呼却非常吝啬，除废后外，统统改称“顺圣皇后”，表示她们都是李家的媳妇，也仅仅只是李家的媳妇，其中便有曾纵横一世的武皇——“则天顺圣皇后”。这个称号就此成为武皇的定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她在唐代官方的地位是皇后、太后，而非皇帝。
而到了唐代晚期，武则天不仅被摈出皇帝之列，她的以周代唐也被视为篡夺行为，武周成了伪朝。盛唐时李白诗云：“中国有七圣”，指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七帝。而到唐末黄巢之乱时则有“十八叶天子”的说法，指上述七圣中武则天以外的六帝，再加以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当朝皇帝僖宗等12位，共18位。
唐后期已然如此，极重礼法的宋代史官自然更不客气，宋代修成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提到武皇一律统称为“武后”或者“太后”，其他皇帝则称为“上”或者“帝”。宋人汇编的唐代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口径一致，凡帝王部分一概不收武则天，只当她君临天下十五年的史实不存在。
至于武周政权，中宗倒是认可武周为合法政权，只是周唐一体，武周即是李唐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个家有时候父亲当家，有时候母亲当家。后世则认为武周是伪朝，而“上不斩唐祀，下不绝唐嗣”，因此也不能算独立王朝。这是说，武皇宣称帝位来自于李唐三帝，自己为代子临朝，就算她做了皇帝，李唐太庙的香火也从未断过，后来又把帝位交还给儿子，自称为李家媳妇，要求归附陵寝，所以不能视为独立王朝。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见仁见智吧。
而比武则天的历史地位更具争议的，是她的政绩。略过封建史家基于“牝鸡司晨”对她的种种辱骂不谈，现代史家对她的评价也很不一致。持肯定意见的80年代前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汪篯、韩国磐等，80年代后有赵文润、王双怀、胡如雷等。汪篯认为“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凭这两点，就可以充分肯定武则天”。
胡如雷也认为武则天是个应该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因为她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肯定中也应当掌握分寸，不能评价过高。因为，武氏的消极政策和措施（主要指酷吏、贪官、奢侈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进步起了拖后腿的作用。[1]
而持否定意见的人也绝对不少，80年代前有吕思勉、岑仲勉、熊德基等，80年代后有黄永年、雷家骥等。黄永年发表的《武则天真相》一文，对她 “得到高宗信任”、“得到人民拥护”、“知人善任”、“对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等说法，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最后干脆来了一句：不要因为她是女的就特殊照顾。
那么该如何评价武则天呢？她究竟是郭沫若笔下的“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杰出女政治家，还是岑仲勉口中“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只是捡了个馅饼吃侥幸没饿死的篡位者？每个人的着眼点不同，看重之处也不同，实在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既然写了这篇文，说不得也只能加入到这场口水战中。^_^
要评价一个帝王，私德不影响其政绩，故此武氏杀子杀媳及养面首之类此处略而不论，主要论述其内政和外交。其掌控天下的时间可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开始算起，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中宗复国为止，大约25年左右，其中独立掌政21年（自弘道元年12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权后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削弱相权和加强监察力度两方面。由武皇开始，太宗开创的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为了以中书省为主。按唐制，中书省出旨，门下省负责封驳，并有权驳回帝王所下的圣旨，因此门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相权对于皇权的牵制能力减弱。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呼，不得进入政事堂，不再成为真宰相。武皇更大力提拔资历较浅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谓，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
加强监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各州县，所到之处震慑官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酷吏和铜匦也是为监察百官而设。酷吏是武周开国的大功臣，但对社会来说自然是一大弊政。而铜匦除了告密之外，还兼具自荐、直言等功能，这些在武周后期已经得到发挥，因此人亡并未政息，匦检制度一直有延续下去，最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对于武氏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很难以进步与退步来一言判定，只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她巩固帝位有很大帮助，而皇权的稳固客观来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武周时代的政局当然比太宗高宗时代动荡，但考虑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冲击，又觉得区区一个扬州之乱，实在不算什么了。武氏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比如穷乡僻壤间也在推行应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书•；集成载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七O三年）三月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可见偏远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而她对于相权的削弱，也必须看到这是在封建皇权一路走强的大趋势下，故此扣上一个破坏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过。玄宗时代倒是权相秉政，地方失于监控，但也由此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安史之乱。
用人方面，史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尽管她有种种失误，任用了如来俊臣之类的酷吏、杨再思等的谄媚之辈，杀了黑齿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将，但总的说来，她很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自己服务。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马屁平衡心态，执掌中枢的主要还是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才学之士，虽然她常常定期更换清理^_^ 从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为相，但过不了几天就罢相来看，在亲与贤之间，她还是能把握好分寸的。她在位期间，大力提倡科举制，破格用人，科举出身的宰相上升到27人，几乎占到宰相人数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时期宰相基本由高门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重要阶段。通过自荐和试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租和新兴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也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不坠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则是滥官，宰相最多时达到了十几个，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对于科举制的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开殿试、开武举，首创糊名、誊录，独重进士科，以词赋文采作为录取标准等举措，无一不为后世借鉴沿用。唐代科举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后成倍增加，拜相人数自她登基以后大幅度上涨，因此无法否定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是以科举出身者为中心。不过她在大兴科举的同时，轻儒学，废学校，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奴婢部曲制度的打击。唐代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以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地位有所提高。汪篯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
经济和文化方面个人认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处。武氏对于农业的重视，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认可。做皇后期间她便多次主持劝课农桑的亲蚕仪式，上书建言十二事里也着重提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以她的名义编写删定了一本名为《兆人本业记》的农书，颁发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本由最高统治者御撰的农书。登基为帝后她重视兴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达20多项，在唐代诸帝中仅次于统治天下45年的唐玄宗，南至江苏、广西，北至青海、内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9万亩之多。尤其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手工业等均进步显著。全国人口自永徽三年的385万户，增长至神龙元年的615万户，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长率，反映出高宗武皇的统治时期基本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天灾人祸。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武周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有学者认为武周的经济发展是初唐的马鞍型低谷，因其发展速度不及贞观，经济规模不及开元，但这本身就表明武周时代的经济有继续向前发展，以此来表明武则天的统治不力，是不恰当的。
武氏经济方面的失分一在于逃户，二在于恶钱。史书上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说法，虽不免夸大，但武周时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应是事实。只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并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减少等自然迁徙的因素，武氏对逃户采取了宽容态度，允许他们在新乡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带来的压力。然而无可否认，户籍的疏于管理对于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禁断恶钱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时代，还令宋璟头疼不已，直接导致了他罢相[2]。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渐趋奢靡，广建宫室，修明堂，立天枢，铸九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府库为之耗竭。考虑到老太太毕生心血注定一朝而亡，想在临死前过把瘾，这心态也颇可理解，毕竟天下哪有那么多大公无私的帝王。不过不管怎么花钱，武氏始终注意不超越最后的底线，她会去敲诈胡商，向僧尼收税，甚至要求京官减两月俸禄来筹钱，但决不去动用为赈灾而设的义仓，不去卖官鬻爵，比她儿子还是强多了。
文化建设则是武氏的强项。《全唐诗》将有唐三百年风骚归功于太宗名下，但文艺之盛实始于武周时代。贞观仍处于南北文风交融的时期，君臣致力于淳风俗教化，将文学视为点缀升平的余事，虽然喜爱，却并未全情投入。而武氏对于文学的醉心自非贞观君臣所及，由她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文变成了词藻文采，带动文风大畅，名家辈出。先后出现了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首位史学理论批评家刘知几等等，沈宋奠定律诗雏形，陈子昂高举建安风骨，上官婉儿引领宫廷诗人，可谓星光熠熠，开盛唐时代文坛繁盛之先声。这期间的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也极一时之盛。这可从唐人的诗文笔记中看出，当时的社会开放而宽容，男女都很喜欢户外运动、歌舞、及宴饮。
宗教方面，佛教大盛。直接受到武皇扶持的有华严宗、禅宗和律宗，隋唐八宗里就占了三个宗派，其间出现的译经大师有实叉难陀、义净等。道教的地位虽比李唐时有所下降，但她并未着力打压，反而肯定“老子化胡”为事实，道士马元贞等也颇受她的重用，和道士郭行真、明崇俨的关系更是为人熟知了。域外宗教如摩尼教也在这个时候传播于中原。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的内政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说功大于过应不为过。个人认为其最大弊政在于法制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虽然这些不能以国计民生的硬指标来衡量，但影响深远，诚为憾事。
军事外交方面是武皇最受人诟病之处，岑仲勉便尖锐地指责她“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以此否认她的政绩。比起太宗高宗时代天可汗对外战争中的咄咄逼人威风八面，武周的对外战绩的确不理想，但也不像有些网文渲染得那样夸张。以她最为人指责的契丹营州之乱为例，从头到尾也就扰攘了一年左右，只是老太太喜欢改年号，东一个万岁通天，西一个万岁登封，好端端的一年里就改了三四次，不知道的还以为打了很久。对付吐蕃的战绩也不算差，安西四镇在垂拱年间失去，但也是在她手里夺回来的，并力排众议派驻军队常驻四镇，从而结束了四镇建立以来一直不稳定的局面。又于长安二年（公元703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麓，与安西分治天山南北，唐代西陲军府二元化的管理体制自是形成。自她收复四镇以来，至安史之乱爆发，西域一直牢牢掌握在唐军手里，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吐蕃的野心，也遏制了后突厥帝国的势力扩张。因此日后突厥无法南下侵唐，也无法染指西域，终至渐渐败亡。然而她对付后突厥一直束手无策，默啜可汗老奸巨滑，又有一个中国通暾欲谷做军师，对于不谙军事的武皇来说，的确很难搞定。
这些一时的胜负其实并非关键，武皇对于大唐国防军事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府兵制的衰落和马政的弛废上。一般公认武周时期府兵崩坏的速度骤然加剧，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府兵在对外战争中的实际作用有所争议，但府兵制作为唐前期的重要军事制度，其败坏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而战马则在冷兵器时代的交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唐开国时相当重视，高宗麟德年间有马76万匹，为唐代的极盛时期。而武皇当政时期，或由于管理不善，或由于蛮族劫掠，到了玄宗即位时已只有20多万匹，数量下降非常惊人，经过几十年的恢复，也不过40多万匹，难以再现麟德时的盛况。兵源枯竭，马匹缺失，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武周时的军队战斗力不佳，也就不足为奇。
武皇当政时的内政外交大致如此，很难给予一个简单的评价。她有惊世之才，却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巩固帝位上，一定程度影响了她的政绩。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她执政的几十年里，同时播下了唐朝繁盛和危机的种子，是幸运也是不幸，这两点都被她的孙子李隆基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外，我们在评价她的功过是非之时，还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其二是她的性别因素。无论宰相职权的削弱，科举制的兴盛，还是府兵制的败坏，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武则天只是起到了一个加速的作用，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武则天，帝王对相权的限制仍会越来越严，庶族官僚迟早仍会取代贵族政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府兵制仍会衰落下去，只是不会有那么快而已。但这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已足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命运。
其次，武则天之所以受人瞩目，很大程度上在于她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不少人因这个原因无条件地支持她，也有不少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反对她，特别在女权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她更被视为妇女解放的象征，一个男权社会的反叛者和挑战者，以致武周政权的终结也因此被赋予某种悲剧色彩和象征意义。但征诸史实，很难说明她是个积极主动的女权主义者，她旨在提高自身地位的举措也很难上升到妇女解放的高度。女巡按谢瑶环和开女科举的故事，只是民间传说和文人的妙笔生花，历史上的武则天从未任命女子出任宫廷以外的职官。一代才女上官婉儿只是她身边的女秘书，远没有中宗时期女中宰相的风光。
而她被女权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一些举措如延长为母亲的服孝期等，应视为提高儒家孝道的母权，而不是女权，其主要的目的是借助母亲的身份来压制儿子，而不是被歧视被迫害的妇女反抗男权。在这方面，甚至韦后都比她更具自觉性，韦后有打算将安乐公主立为皇太女，彻底改变封建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但武皇却似乎根本就没想过可以把太平公主作为皇位继承人。她以女子自身登临帝位，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很多女子的偶像，但她本身却并非一个女权主义的旗手。
但个人认为，这可能正是武则天能成功登上皇位的原因，无论她的举动有多激烈，始终不超越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最后底线。她建立了武周王朝，却宣称帝位传承于李唐三帝，于是在朝臣们的心中，她终究还是以高宗的嫡妻、皇帝的母亲身份君临天下，在他们可以接受的伦理范围之内，而不是一个来自于外姓武家的篡夺者。而无论她心里怎么不甘，她还是将帝位还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李家主妇的身份归附李唐太庙，从而避免了被视为乱臣贼子反攻倒算的命运。
性别，使她得以凭借枕边人的身份取得李治的信任掌控朝政，也使她能以孝道为名压制儿子不便反抗从而独掌乾坤，也是她最终不能不终结武周还政李唐的决定性原因。武皇才华盖世，性格坚忍卓绝，运气也好得出奇，各种偶然的、必然的因素，最终将她推上了帝国的巅峰，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也无法复制的极致，但毕竟还是不能超越于整个时代。她纵然强悍得可以战胜自己，战胜命运，战胜世间所有人，但终究还是无法以一己之力，与历史和时间对抗。
个人与历史，瞬间与永恒。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要扮演，然而每个人也只能扮演他的角色罢了。时光悠悠，千年转瞬即过，一朝而亡的武周显得那么短暂，尽管那是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心血。在无尽的时空中，她的努力，她的挣扎，她的辉煌，她的悲欢，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而已。然而历史终究记取，她来到，她付出，她拥有，她获得，历史选择了她，她也在推动着历史。华夏千年的歌谣中，也吟唱着她的名字，至今仍在流传不歇。
　正所谓：
天命自我有，无字碑在、任尔评说千载；
素手握乾坤，紫宸殿上、女帝唯我一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