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豪甦 志谢 前言 第01章 加入中央情报局 第02章 浅谈中央情报局 第03章 第一次外派任务 第04章 旅居日本 第05章 婚姻 第06章 第一条“大鱼” 第07章 杰作 第08章 我的个人背景 第09章 国内任务 第10章 中情局官员的妻子们 第11章 再到日本 第12章 总部和新英格兰 第13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第14章 死与生 第15章 退休 第16章 退休后的生活 后记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志谢 谨将本书献给爱妻和我们的独于，他们对我的挚爱难以言喻。我也要对以前中 央情报局的同事和外界的朋友表达深深的感激，他们不计这些年来我的瑕疵和稀奇 古怪的念头，仍然对我表示无比的友爱。支持和谅解。 1999年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前言 人们常说妓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当，我同意。我们的社会，从最初的雏形伊 始，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许多职业行当，妓女应该也是其中的一种，还有的，比如贸 易和商业、军事和独裁。密探和间谍、偷窃和抢劫、神职和医务等等。至于这些行 当的出现谁先谁后，却也无须深究。到后来物换星移，有的行当消失了，有的演变 发展了，有的则依然如故。 问谍活动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神秘的色彩，险象环生的场景，枝盘节错 的离奇和奇诡黠诈的智勇争斗，每每扣人心弦，令人兴奋，也每每使人有不寒而栗 之感。 我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行动局了作，担任了近22年的职业情报官员。 我的名字被列人中情局最具职业危险性的“非官方掩护人员”名单中，少有的几达 20年。 这本书取材十我担任情报官员时的经历和感受。书中有的故事是真实的，有的 则纯属虚构。 我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将一个曾过着特殊生活的主人公奉献给读者，讲 述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观，并感谢上帝的垂恩，使他虽历经劫难，而终得幸存。 本书的写作素材曾经美国中央情报局审查，下面是CIA 关于本书的声明：“这 些材料已经过CIA 审查。这种审查，不代表CIA 证实这些事件或CIA 的意见，也不 代表CIA 支持作者的观点。” 我由衷地希望，本书的读者们会觉得无此特别声明的必要。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加入中央情报局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我驾着新买的富豪车，带着妻子和儿子，行驶在静谧的北 维吉尼亚郊外。儿子突然问我：“爸爸，你再也不用为恐怖分子的事儿操心了，是 吗？” “是的，彼得，再也不用了。” 在中情局偷偷摸摸22年，终于结束了，那不为人知的成功与艰辛，欢乐和痛楚， 似已倏然而去，藏匿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但我们的儿子对我的过去到底了解多少？ 当我们在国外时，他确实知道一些与恐怖分子有关的事，作为海外美国人，这也是 我们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 在这一点上，我妻子和子对于我和我在中情局的工作，又了解多少呢？ 我极少和她谈到我的工作，除了有一两次，在紧急情况下，我不得不以实情相 告外，她对我的工作只有很粗略的了解。绝大多数事情是不能向她说的，也无法解 释。 这真是一大遗憾！我思忖，应该更多地让和子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即使那种生 活是多么的不愉快，或是索然无味。也应该让彼得知道，他的父亲曾是一个合格的 情报官员，在他20年的“非官方行动”中，经历了许许多多极端困难的情形。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的生活方式非常特殊，以至于我的朋友不止一次地建 议我写一本书，描绘我所谓“多彩”的生活，虽然他们无从知道，我作为情报官员 还有另一半的生活。 我想也是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过着紧张。放纵的生活。但我娶了一 个好妻子，朋友们都说是百里挑一，我艳福不浅。有好几回，我都因病而几乎不治。 记得有一次，两个名符其实的内科医师宣布我病危，连悼念仪式和葬礼都做了安排， 不过，这些善意的安排没有派上用场。 22年来我是一个公认的酒鬼。有一天我认为我必须戒掉这一恶习，于是向妻子 和儿子作了口头道歉和承诺，从此，我再也没沾过一滴酒。 我很忌医。我蛮横地强迫自己去攀登比萨斜塔，治好了严重的恐高症。我有机 会结识高尚的神父，向他们学习新的生活。我不顾梵蒂冈严格的保安条例，以个人 的身份，送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一柄锋利的刀，那是我专门为他设计的，我还教教 皇如何握刀。 在双重生活的另一面，职业生涯里，我被列在中情局最具职业危险性的“非官 方行动”中，与一般情报官员截然不同，生活中充满了“冒险”与“运气不佳的遭 遇”。同敌对的情报官员碰杯，被全副武装的敌对分子围困在办公室里……我经历 了多次濒临毁灭的生死关头，还可能有更多的类似情形，因为得以及时逃脱，而未 曾意识到。我体会到这种特殊职业中最令人自豪的一面，也体会到最令人憎恶的一 面，说来遗憾，我发现危险的敌人不是我的对手，而是我的同事。 就像是一时冲动，我发起了宏愿：“我要为你写一本书，写写我的过去，让你 了解我以前做过的事。” “太好了！那这本书会不会得普利策奖？” 天啊，彼得总是百分之百信任我的能力。和子已笑得前仰后翻，插话道：“或 许吧，没准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呢。”她是否相信我能够使她不再持怀疑态度，她竟 不知道她嫁了一个可能竞选普利策奖的男人。我无心理会这傻女人的哄笑，我得专 心驾驶。 就这样，我给自己强加了一个任务，写本关于我自己的书，就算不给别人看， 也至少要给我的妻子和儿子看。我可不想让他们认为我食言。读者们也将看到，我 确实曾经有过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或许有的人会说杂乱无章，其实， 是绝对的幸运和独特。我许多朋友和同事也不断地鼓励着我，对的，写一本关于我 自己的书！ 在阴险虚伪和传统的道德操行并存的情报圈里，我生活了二十多年。自己的经 历，和在这个圈子里的所见所闻，每每都是有趣的故事。就此，我也希望我能在某 种程度上，描绘谍报工作这一职业的特点，描绘中情局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NOC ） 的生活和工作。我敢肯定，你不可能在你意识到的时候遇见NOC ，更不可能遇到会 向你讲述谍报工作的酸甜苦辣的老NOC ，因为他们是不能公开身份的。 直到近期，在1995年2 月，《时代》杂志上刊登的一篇三页纸的文章，公开谈 到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NOC ）所扮演的角色。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里的许多人 都认为，即使是NOC 这个名词也是要保密的，也有人怀疑我能否以NOC 为体裁写书 出版。 我的故事是从我在华盛顿第一次与中央情报局的人接触开始的。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从台湾来的中国人，那么您持的是什么签证呢？”接 待我的是一位身着白领套装的女士，她以平静的目光审视着我。 我回答：“旅游签证。” 她看了看我那一页半纸的简历，上面列出了我的学历和我所精通的五种语言。 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显然她诸练于对付像我一样的不速之客。她用一种几乎察觉 不到的轻松口吻，开始向我发问：“嗯，我们是常常需要语言教师，但这都只是暂 时性的，而且……” “哦，不，不，我是想做一个间谍。” 她仿佛被噎住了一样，语塞起来，咳嗽了几声。她可能连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外 国旅游者会闯进中情局的办公室，而且想当“间谍”。 我连忙接着说：“我刚从巴黎来。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就已经通过我的一个 同学向大使馆提出了加人中情局的申请，他是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但我只得到一次 回复，以后就再没消息了。请打个电话，或有没有其它办法查一下，我保证您会从 你们的档案里查到我的名字。”她回复了平静，看着我说：“那么，请您在房间外 面等一会儿好吗？” 虽然已经在西方生活了差不多十年，我还保留着东方的礼仪习惯，我微微地躬 身致礼，然后走出房间，坐在等候室内等待。这就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中 央情报局招募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这是1965年10月9 日上午。我抽出一支烟， 点着火。等候室是一间长形的屋子，我环顾四周，没看见像007 一样的人物，只有 两三个文秘打扮的人。我竭力保持“沉着”，好使自己看起来有点007 的味道。 我的烟才抽到一半，门开了，那位女士叫我：“洪先生，请进来。” 我进屋坐下，察觉到她脸上有一丝笑意。她靠近我说：“请看一下，然后签名。” 这是一份中情局的保密合约，每一位雇员和申请者都要签署。我逐字逐句认真 地看着。 映人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使我觉得有些轻松：即使在很艰苦的困境下，合约 中也不要求我自杀。 有一件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记忆中。1960年，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格里·鲍威 尔所驾驶的U －2 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当时曾给他配备了自杀工具，但是他 没有使用。 （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两人都相信，在U －2 飞 机的飞行员弹射装置上配有自毁装置，于是他们认为飞行员不可能生还。白宫就此 谎言否认，以致于后来被赫鲁晓夫大肆利用。） 那时我正在巴黎，在电视上看到了赫鲁晓夫大声叱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拒 绝会晤艾森豪威尔、退出会场的镜头。我签了字。那位女士告诉我今后会与我联系。 我走出了招募办公室，心里说：“成功了！”1965年从巴黎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毕业后，中央情报局是我唯一真正想去的工作单位。“回到1960年，那时我还是总 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的崇拜者，看了他最喜欢的由伊安·弗莱明写的007 故事。 那些o7故事和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常使我内心泛起激动的波澜，就像其他 的年轻人一样。 从1960到1962年，除了礼拜天，我几乎每天都在拉斯巴（后面还会谈到这个可 爱的地方）的巴黎美国学生和艺术家中心消磨时间，和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们聊 天。 他们当中有一位从苏联来的学生，名叫尼古拉，和我关系很好。他是巴黎大学 理论物理专业的。但是，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在做什么研究工作。 尼古拉的语言才能使我感到十分有趣，他从未在那些国家生活过，也不可能去 过，但却会流利地说那些国家的语言，比如他会说弗朗哥军阀说的西班牙语。有一 无我问尼古拉他会说多少种语言，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10种。” 我自己会说五种语言，也有朋友会说四种，五种甚至六种。我知道掌握五种语 言可能不算特别，但他年仅26岁就可以流利地说10种语言，何况他又是学物理的，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算是要保持而不忘记这些语言，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努 力。 尼古拉知道我憎恨独裁。也正因为这样，我不喜欢台湾蒋介石的军阀王朝，而 且较为开明，能接受一些有益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天晚上，尼古拉和我在他停在路边的小轿车里闲聊。出乎我的意料，他突然 说我应该考虑为社会主义工作。 我感到疑惑，问他我为什么要做，怎么做。尼古拉说蒋介石王朝肯定要被推翻， 我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台湾，秘密地为这一目标工作。（不是真的吧！？） 我读过很多真实的间谍故事，尤其是里查德·索杰的故事，这位德国记者事实 上是苏联的超级间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日本工作。我明白尼古拉想叫我于什 么。 我清楚地记得，里查德·索杰最后于1944年被绞死在日本监狱里。（1964年， 苏联追认里查德·索杰为苏联英雄，并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他是历史上唯一被授 予这种荣誉的间谍，而且是追授。） 我不禁紧张起来，想着如果我给他否定的回答，尼古拉会怎样对我，他可是空 手道和柔道高手。对于搏斗我也不是新手，和往常一样，我随身带着弹簧刀（关于 这柄刀还有其它故事。）车内空间狭小，这对我有利。 我闪烁其辞，哺南地向尼古拉暗示我不愿直接拒绝他。 尼古拉终于明白，他无法使我成为他们的间谍。从后来我在中央情报局多年的 发展间谍的实际经验来看，我当时的朋友尼古拉是一个拙劣、粗心的招募者，可能 是为克格勃发展新成员，在同行中打分可能不会超过D 。 对不起，尼古拉。 尼古拉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此后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碰面是在我毕业考试 后不久，在一间餐馆中撞见他和他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要去古巴，可能还要去美国。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间谍活动。大概在此同时，《时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很 长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是欧洲版《时代》的封面故事），使我非常感兴趣。 这就是当时的我，30岁，在世界知名学府学习国际关系学，对于自己的将来却一无 所知。 从1956年1 月离开台湾，到1965年加人中央情报局，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故事， 有时还很不幸，有些相关的还会在后面提到。现在说说我是如何加人中央情报局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很特别的。 在学校里，我的成绩差强人意，但在巴黎我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除了学习 国际关系，还接受了社会礼仪、文学、历史、艺术、音乐、时装和女式服装设计等 的熏陶。——至今我还十分羡慕。我非常健谈，可以就许多不同的话题不停地谈论 几个小时，尤其当谈话对象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子时，我说起话来更加滔滔不绝。 如果我想的话，可以用我在这方面的熟练魁力去引诱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常有。 也有不值得人赞赏的一面。很久以前我就有了扑克骗于的名声，追求女色却又 歧视女性，总的来说，我过去还是一个“酒鬼”——这是东方人为需要治疗的酗酒 者所加的称谓。 我穿着保守而潇洒，谈吐温文尔雅。我也能与人争吵和打架，甚至拔刀相向， 刀是我喜欢的工具和武器。 有人喜欢我，自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地恨我。 总而言之，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智力出众、心智灵活、胆大， 具有一定的道德原则，会五门东西方主要语言，终日醉熏熏却能自控，我想我应该 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间谍。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在巴黎生活六年，我几乎没有用过我的母语——台湾话和 国语，因此忘记了不少，今后我要努力，重新掌握这两种语言。 到过招募办以后不久，中情局同我联系，要我到弗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 部去参加所谓语言测试。那时我刚好得了风寒，想用空腹喝兰姆酒的方法进行自我 “治疗”，结果是昏睡一场。 更倒霉的是，他们只考我中文国语，不考其它的语种。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 的国语已忘了差不多一半，而我的强项是日语和法语，却都没派上用场。由于我曾 长期努力研究日本文学，我说得最好的是日语。我的法语水平说起来虽然会使我的 母校蒙羞，但与一般讲法语的相比，却也是很不错的。 当时，中国还是美国所谓的潜在“敌对国家”，我必须面对这种情形。 虽然我申明我不愿做什么翻译或语言专家，他们还是要考我的中文（中情局的 官员通常都是很善于说服人的）。 考试分三部分：最简易级。简易级和高难度级。 我头痛欲裂，“最简易级”还勉强得了60分，“简易级”几乎为零分，而“高 难度级”则考都懒得考，我准备同他们争论，对于马卜要成为杰姆斯·邦德的人而 言，这种考试真是一无是处。 用过极其简单的午餐后，我被带到了一间所谓的“密室”。 我后来才知道，密室是中情局用来召开秘密会议的房子或公寓、在这之后多年 的工作中，我也用过很多的密室，这些密室都并不多，冷森森的，没人情味，也常 常没人住。 在那间密室里，有两个心理学家正准备给我做心理测试。其中一个给我的印象 较深，因为他说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而那是弗洛伊德所在的学校。中情局能 将全国最好的专业人才网罗于麾下，今天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在以后我还感受到， 中情局其实着意于网罗全世界的英才）。他们还向我介绍了那两位心理学家的名字，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用的是假名，或者是难记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他们将对我进行资质测试，以确定我适于从事何种工作。 这项测试无可避免地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影响我的自信心，影响我对事物的 看法和态度。这种测试和我们通常所见的智商（IQ）测验差不多。接受测试时，我 眼里充满血丝，嘴里喷着酒气，测试分十个部分，包括了知识面、判断能力、计算 能力、记忆力、感知能力、推理能力、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等等测试内容。有的测 试是用码表计时进行的。测试过程中，两位心理学家对我都很平和与关切，给了我 不少帮助。 我觉得我的成绩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好几次问起我以前是否接受过或看过这种 测试。我说从来没有，我在欧洲六年，两个月前才来到美国。 我不想在此透露这些问题的细节。有些问题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方面因为我取 得了好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一个特工接受测试时，我曾作陪在侧。到底是 只有一套测试题还是有好多套，我不得而知，但那个特工的测试题与我的基本相同， 这无疑又加深了我的印象。 在允许的范围内，我用一点篇幅来描写一下这种所谓的资质测试，这并不是想 夸耀我的成绩，而是想说明这次测试对我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我的知识面测试成绩不错，在感知和逻辑测试中还获得了最高的门分，这当中 有一道试题非常难。 迄今我还不知道那两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否绝对真实。但我十分乐于接受我所取 得的上佳成绩。我宁愿相信他们所言不虚，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成绩上骗我， 而且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觉得他们给我打分确实很准确。 不管怎么样，经过一番苦苦思索，我终于把最难的那道试题给摆平了。我作出 了正确的回答。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在我之前还没人能回答那道题。为了确定不是 出于运气或侥幸，他们还要求我一步步地将我的思考过程解释给他们听，最后终于 满意地点头嘉许。 在做一道数学题时，还没等听完整道题，我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使他手持还没 来得及开动的码表，目瞪口呆。我又心算了一遍，重复答案，惴惴不安地对他说： “我是算出来的。”他不禁叹了口气。 有一道计时题也很难。我紧张得额头直冒汗，觉得用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我 微微躬身，不好意思地说用了太多时间。那位学者却笑道：“你只用了60秒，以前 有人做这道题却花了10分钟！” 我被迫放弃了一组记忆题，因为我觉得头痛欲裂，脑子里实在无法再塞进更多 的记忆内容。 在我行将完成测试的时候，天空下起了一场暴雨。我们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 才等到一位官员从总部到密室来接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和这两位 心理学专家交谈，使我获得了一生受益匪浅的心理优势。 他们向我解释，我的测试成绩非常出众，我得了152 分，是他们过去三年来所 见的最高分。 他们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还不大相信，又再次加以强调，说他们不仅仅只是测 试中情局人员，还测试许多其它政府部门的人。其中一位还打着手势比划着，说 “测试记录足可以装满两个大文件柜”！ 我问他们这种测试同智商测验如何相比，他们回答：“基本一致。” 我知道智商高于140 就意味着是天才，而且一个人的智商与年龄有关，年少时 智商往往较高，但随年龄增大，人的智商就会大打折扣，受到环境、常识、经验、 社交技能和成熟与否的影响。 另一方面，智商是没有上限的，但这项测试却有最高分，170 分。于是我意识 到我确实做得很好，我开始有点后悔，不应该放弃那部分记忆测试题，那是我十项 测试中得分最低的，才得了13分。 他们的总结评语是：“你很优秀，非常有能力，可以从事任何工作，不过你现 在申请的工作除外。” 我不禁感到疑惑，问他们中情局到底跟他们说我要做什么工作。他们笑了，说 他们认为可能是让我从事翻译工作。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来这里想做的工作。 他们说我应当和负责的官员好好谈谈。 我极其幸运，能够详细了解这次资质测试的结果和含义。其他的申请者可能从 来没有得到过类似的解释。 不期而至的暴雨给了我和两位心理学家交谈的机会。告辞时，我由衷地感谢他 们，告诉他们我能得到高分非常兴奋。 在巴黎艰辛求学的最后两年中，我变得有些神经质，主要是因为学业的压力。 我甚至害怕法国式的必要的握手。我的手常常因紧张而汗湿，即使频频用装在裤袋 里的手帕擦拭手掌，也无济于事。我心里明白，这是由于我缺乏自信引起的，因为 当我在充满诱惑的气氛中抚摸女人的裸体时，我的手掌却能够保持于燥和轻柔。 从这次测试以后不久，不知不觉中，我的手再也不会汗湿了。 仅仅是一些数字结果，有时却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真使人诧异。 这次测试可说是我人生旅途的分水岭。 在台湾我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虽然这些学校的人学考试总是很难，但我总 能过关斩将。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什么优越感，因为我历来对考试分数不感兴 趣，常有达不到及格线的危险。 虽然我知道我聪明，但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天才而自我陶醉。像大多数人一 样，我在生活中有时极其自信，有时又很悲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反反复复。 因此，听到可信任的专家对自己有如此高的评价褒扬，实在令人欣慰。 第二天，负责招募我的官员大肆夸奖了我一番，不仅说我的资质测试成绩优秀， 表现上佳，还恭维我说我的语言测试成绩也很优秀。 这使我转而对他所说的有了一些怀疑，我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我知道，为了使 别人感觉不错或使谈话更为融洽，人们常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也是无需争辩 的事实。 在这一点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也不例外，与其它机构的人员相比，还需更频 繁、更巧妙地运用这一谈话技巧。在间谍这个行当中，虽然说兵不厌诈，但如果对 自己人也这样，肯定会产生不少问题。’我被告知还要经过测谎器的测试（通常所 说的“黑盒子”）。记不起我是在何时何地进行这项测试的。虽然我对于我酗酒和 好色的习惯有所不安（不是因为我认为这都是“禁果”），但我顺利地通过了测谎 试验。我在华盛顿特区和巴黎的扑克牌场上颇有名气，在测谎时这也曾被提及。 但是，中情局真正关心的是我是否与其它国家或政治团体或情报机构有秘密联 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清白。 对应聘者的基本技能和忠实性进行测评之后，接着就有一个“安全清查”的过 程，所花的时间往往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告诉我像我这样的背景可能要花六到 十个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被考察人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对于外 国人和居住史和雇佣史复杂的人，安全清查的期限往往就更长。总之，要清查与应 聘者过去有关的方方面面。 我不敢肯定这样清查有多彻底。我听够了许多与安全清查有关的笑话。一个年 轻妇人曾对我说过，有两个安全人员走进她所住的大楼，跑向她，毫无疑问把她错 当成了我的邻居，然后开始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自始至终不问她姓甚名谁。 我从没听到我在台湾或在其它地方的朋友或亲戚，谈及他们有没有被美国政府 官员询问过。他们可能被禁止将曾被询问过的事告诉我，但我敢肯定，有过的话他 们一定会告诉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人向他问及关于我的问题。他向我描 述他被问话的情形，仿佛他为我说了不少好话，我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从不掩饰和隐瞒我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无法被人接受，也依然如 故，我就是我。 几年后我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求职方式在中情局被称作是“毛遂自荐”式，这 种容易引起猜疑的方式极少受到他们的重视。中情局走出大门到大学公开招聘人手， 常使想加人中情局的大学生欢呼雀跃，但在ho年代中期，还没有采用这种公开招聘 方式。 而后，中情局就会考察学生。学者、政府雇员等等，因为中情局需要各种各样 的人才。当找到潜在的有用人才后，他们就创造所谓“机会”或巧合，邀请待选者 申请所谓“工作”。这种巧合非常非常秘密，也不提及中情局的名字。我早期的许 多同事开始时都认为他们是在向国防部申请职位。 曾有一个应聘者进行测谎试验时，还不知道中情局的身份，他很困惑不解地问 ：“你总是说‘局’、‘局’的，到底你们是什么单位的，是不是‘部’呀？” 这时他正要被绑住与测谎机相联，如果告诉他真实答案，他一定会休克过去。 前中情局长官爱伦·杜勒斯在他的《情报的艺术》一书中谈到，在50年代到cd 年代早期，每100 个被调查后受邀请的申请职位的应聘者中，只有一个被真正录用。 中情局的官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在我长时间地等待安全清查的过程中，中情局的有关官员建议我将旅游签证改 为学生签证。那时我暂住在纽约曼哈顿。中情局只允许我将秘密的供职情况告诉家 里最可靠的人。于是我将我申请中情局工作的情况告诉了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 并告诉他们要准备接受安全清查人员的问话c 我的弟弟们知道我不光彩的过去以及 我酗酒的情况，当他们得知中情局是我唯一申请应聘的单位时，都感到不安，这一 点我很理解。他们建议我找个其它工作，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等等。然而，我却非常 坚定（说固执己见可能更贴切些），自信地认为我终会被中情局录用的。 在纽约，我开始加人一所打字／速记学校，并如愿以偿地转成了学生签证。虽 然我轻松地练习，但我的打字和速记水平与专业水准却相去甚远。 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枯燥和凄惨。我为自己在经济上还靠父母供养觉得十分内疚， 他们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负担了。这时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挑战，中情局也没有保证 一定雇佣我，我也没有女朋友，不像在巴黎总沉溺于其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可 能就是这最后的项目。 回首往事，我的生活有三个不同一般的特点：第一，我曾经历过比一般人多很 多的“非常事件”。巧合机遇，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幸运或倒霉、神秘的侥幸时刻， 在关键场合或非常时刻会见重要人物。诡秘惊心的经历可谓是数不胜数。 我感到这是我心中渴求的目标。或者，我以后也开始相信，我常得益于神灵的 估护，虽然我认为我不值得。 第二，我喜欢追求卓越，挑战极限。 我通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以前是，但自从中情局要我改变这种态度后，就再 也不是这样的了）。我被自然而然地称作“操心的甲壳虫”，因为我反复检查确认， 事无巨细都操心，一心为了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一直满怀希望。但我极少开只有1 ／3 油箱汽油的汽车。 我曾在不熟悉的荒漠中开着时速超不过50英里的汽车，而汽油却很快地消耗到最后 一滴，这是多么糟糕的经历。 简单地说，我学习东方的宿命论，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主义，法国现实主义和美 国的理想主义，并把它们全部揉合在一起，与情报工作中的冷酷和彻底的实用主义 相结合。 我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病痛，即使我乐于捐献，我的主要器官已不能用于医学 移植了。 这些年中，我得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痛风，两次胰腺炎，然后又是糖尿病， 高血压，哮喘，肾脏并发症。一种治疗肌肉疼痛的药物对我十分有效，但有一次却 引起急性药物中毒。 我长期滥饮，肝脏更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一位内科医生给我的肝脏下了评 语，说是“一间极欠缺工人的破落工厂”（但是，当我在15年前戒酒后，我的肝脏 功能又恢复了正常，尽管还“伤痕累累”）。 在过去的位年中，我有五次因急症而有生命危险，被送人特别治疗部接受紧急 治疗，但每次都闯了过来。 去年，我被意外地诊断为患“明显的冠状动脉病”，可能要做心脏多路搭桥手 术。但是经过五个星期的新型药物治疗，和在妻于的监督下节食、锻炼后，医生在 我身上就再也找不到冠状动脉的病症了，外科手术也因此幸免。 我不仅在对待自己的健康问题上总是如此，对工作，对爱妻，在癖好和兴趣上， 也都有走极端的倾向。有时略有收敛，但事后又依然故我。通常是事后才意识到事 情的危害性，也每每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第三，我感到许多人，尤其是女人，非常信任我，会告诉我他们不愿向人透露 的内心想法和经历。 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很开明坦白，对人毫无敌意（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所 以他们才会如此信任我。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大家都认为我处事慎重，这是受东 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熏陶所致。我相信人们会感觉到我是可以信赖的，不怕将秘密告 诉我。 能获得如此信任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我也从不会背叛这种信任。我想我的 这一特点在我的情报工作中帮了大忙。 本书中会写到很多人的隐私，但我相信一般人是无法猜出书中有关人物的真实 身份的。 书中也批评了不少人，但如果他们不是自己站出来承认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的真实姓名。只有与整个事件密切有关的人士，才能猜测到可能是谁。如果有 人执意要站出来，声称他们即是书中所影射的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 我也表示欢迎。 我隐去他们的姓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因为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事 实还有档可查。 我不怕和他们就事情的真伪，在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中进行对质——我说的是 由中情局专家主持的，而不是人们在电视和电影上见到的那种测谎器试验。 对于很多因属机密而无法泄露的详情，我相信中情局这种严格的测谎器试验可 用来辩别真伪。虽然对测谎器试验还有很多争议，但中情局的测试人员往往非常熟 练，如果所提的问题巧妙恰当的话，结果是可信的。 有人说通过简单的药物抑制或心理训练可以骗过测谎器，但你能假定熟练的专 业测试人员只会准备一些常规问题吗？ 我知道问什么问题可以证明事件的真伪。可以要挟这场“真伪之争”的输家用 0 ．45口径的手枪吞枪自尽，这能威慑说谎者，令测谎时人人都诚实坦白。没什么 大不了的，在这种事上如此要挟，不会是太激烈了点？ 此外，在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测试人员面前，什么如“诚实鸡汤”一类的魔药 是不可能奏效的，催眠术也一样无济于事。 自从中情局的艾姆斯间谍案于1994年2 月被曝光以来，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已 备受指责。但我始终认为这套系统没有大问题，只是测试人员的缺点所致。我曾经 问过我的同事，讨论过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例，我们都认为如果好好运用，测谎器试 验的结果会是很准确的。之所以发生差错，可能是由于仪器的使用者不够警觉专注， 没有问及所有的正确问题所致。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官员在谈到“接受测谎试验”时都会紧张起来，虽然他们 没有什么好躲躲闪闪的。如果这些有经验的专家能骗过测谎器，为什么他们还会紧 张？无论如何，他们本身就是专门研究说谎的人。 从资料上看，最初的报告表明里克·艾姆斯并未全部通过测试，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测试资料还不足以完全作出结论，就必须进一步进行更 为有力和更有说服力的测试。 关于女人，有不少曾与我相互信任，而且十分亲密，这使我觉得非常快乐，也 很自豪。但我永远不会泄漏与我有关系的女人的名字。有些故事是我和妻于一同谈 论过的，但她从来不知道，也不问我到底谈论的是什么女人，可以说她毫不在乎。 我还忍痛割爱，舍弃了一些故事，因为其中与我关系密切的女人的身份有可能 会被人猜测出来，哪怕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和正当的理由，我是不会去揭别人的隐私的，因为这要么 是非法的，要么是道德上不允许。 在今天的社会，似乎到处都在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不管后果是否很糟，这种 行为绝对是不可取的、错误的。遗憾的是，还没有不确切、有效的措施来界定和禁 止这种行为。本书中也会有这样的例子，但普通读者也难以猜出所涉及的人究竟是 谁。 我一次次地打电话到中情局，催负责对我进行安全清查工作的有关官员。虽然 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效果，但从他的答复中还是可以感觉出中情局准备雇佣我的 倾向越来越明显了。 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却是一个扑克牌高手的本能感觉，对这种感觉我有信 心。虽然看不到那个官员的面部表情，但从他谈话的用词、呼吸停顿、语调和时间 上可以进行综合判断。 我有一种可以抓住现场形势和迅速作出自我反应的本能，这无论是在我以后的 谍报生涯里，还是甚至在作为商业顾问的时候，都是我的一个优势武器。在以后章 节的叙述中每每有这种情况出现。，1966年8 月的一天，足足等了10个月之后，电 话终于来了，告诉我已通过了安全清查。 我带齐了我的全部身家，奔向华盛顿特区。 在中情局总部，我见到了负责我的那位官员，但没见到那个最初见到我并保证 我会拿多少多少薪水的负责人。合同里给我的薪水属于很低的GS－6 档次（联邦政 府公民工资档次纲要也适用于中情局雇员）。第一期年薪为5950美元，这即使是在 当时，也是很低的工资待遇。我并不企求我的薪水多高，但作为一个在世界著名学 府获得国际关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且精通五门语言的人来说，我希望拿到的“多 少满意”的最低年薪是7000美元。 我觉得很沮丧，不想签雇佣合同。我在那儿等负责官员露面，要问他一些有关 的问题。我一直等到在场的官员发怵，他们回答我说他们的头儿“不在城里”。 为了这个工作我已经等了10个月，现在只有在合同上签字了。我终于破釜沉舟， 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关于我签约的故事还有下文。不久后我得知，其他的中国人所签的年薪和我一 样，但一个学业背景和我相近的白人，没有硕士学位，会说的语言还不到三种，却 得到了GS－7 一级工薪，每年高于6600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他经过六个月培训生 （CT）阶段后，薪水可自动提高到GS－8 的档次。 不过我要说明那时还是1966年，很多工种还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干。而且，很多 中国人拿的是学生签证。对刚刚被雇佣的人而言，被当局允许给予永久居住权（即 拿“绿卡”）已是“天大的恩惠”了，还管什么中国雇员薪水在第一年内获升迁， 和一年期满后要作考查以决定是否值得升迁的规定呢？ 但是至少他们应当坦诚，直接地告诉我我可以获得的薪水档次。（后来，我在 东京的上级知道了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向高层作出抗议，像我一样的雇佣人员的初 薪提高到了GS－7 档的第一级。但与此同时，白人的初薪却又提到GS－8 档的第一 级。依然是不平等。） 我很不高兴，很尴尬地致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新找到的工作“薪水很低，年 薪只有6000美元”。同时，我暗下决心，要勤奋工作，实现自我，以尽快获得加薪。 我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的才能高出其他人，资质测试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我骨子里是一个战士。我要当面质问当初在薪水上误导我的那个负责官员。后 来我发现他并不是“不在城里”，而是突发心脏病，仅42岁就死去了。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浅谈中央情报局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央情报局，介绍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一些公众 甚少获知的情况。 首先我要澄清在小说、电影，甚至在不是随意杜撰的书籍、新闻文章和广播中 常常被混淆的一些术语。 蓝登书屋（Rndonl House）出版的字典中对“间谍”和“情报”这两个词是这 样解释的：间谍： 1．秘密接近他人并偷窥对方行动和文字言语的人。 2 ．由政府雇佣以搜集他国的秘密消息和情报（尤其是军事和海军情报）的人。 情报： 1．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消息； 2．由上述消息所作出的评价结论； 3． 获取上述消息的建制机构。 由此可见，中央情报局是一个间谍机构，其雇员可称为间谍，间谍活动是秘密 的、暗中进行的。 但是，同是从事情报活动的人，相互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在美国情报部门， 情报官属于官员，而不是特工（Agent ）（英国情报部门将MI－5 （军情五处）和 MI－6 （军情六处）的官员也称作是“特工”。更易使人混淆的是，联邦调查局将 其麾下的官员也称作“特别特工”或“特务官”。在中央情报局，之所以称一名情 报人员为官员，是为了与一般职员区别开来。一个官员可能是一位情报分析员、一 位管理人员，也可能是一个行动官员，他常常是隐姓埋名地工作，这是他的秘密工 作性质所使然。正在执行一项或多项任务的行动官员称为“案官”。案官即是通常 人们想象中的老套——所谓的中情局间谍。有时，官员和特工也会混为一谈，非正 式地称之为特务。 事实上，案官有时候也干特工的事情，但他主要从事的是招募、使用或操纵特 工，以达到搜集情报的目的。间谍给人的印象是闯人闯出、偷窃、说谎骗人，或背 判别人的信任传泄机密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特工所做的事。案官雇佣和指导这些 实为特工或干探的间谍（在他的行动中），案官自己事实上也是间谍。在事态需要 的时候，案官也会做特工的工作。 不能想象一个真正的“持卡的”中情局官员会闯入敌方的大使馆去偷取文件。 （这只是一个笑话。中情局并不用身份证，而仅供内部使用的标志卡。）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这往往是属于特工的任务，而且是最易于接近目标 大使馆的特工才可能做的事。一个情报官员怎么会冒着被抓获的危险，亲自闯入他 不熟悉的敌对方大使馆中去呢？这样的风险和代价都太高了。 当然，当一个情报官员有正当合适的理由进入敌对方的大使馆，同时刚好有机 会就近看到一些文件，或探头扫视一下禁人的密室时，他当然会抓住这些有利的机 会。 他们教导我，一个情报官员应能充分利用想象和机会，这是他工作中最为重要 的两个因素。想象是萌发的，而机会则是由人创造的。有机会出现时，一定要抓住。 情报工作是一种游戏，虽然须认真对待且极其危险。 说情报工作是游戏体现在思想上、肉体上、智力上、心理上、经济上。技术上、 精神上和其它可能体现的各个层面之中。 有一次我听到一段故事，描述了一个很称职而且大胆的苏联情报官，在此我们 姑且称他为诺西科夫。 一天，诺西科夫光顾了美国大使馆签证部，天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美国情报 官员对他的出现非常警觉，监视着他的行动。正在此时，正好发生了一场里氏3 级 的轻微地震，诺西科夫突然消失了。 接下来是一场忙乱，要确定诺西科夫到底在哪儿。不久发现他在二楼的走道里 闲逛，原来他已冲过了签证部的栏杆像一阵风地奔上了楼梯。 请注意诺西科夫没有被射杀，也没被拘捕，警卫只是引领他下楼，并劝他说： “嘿，嘿，诺西科夫先生，您好象不应该在这吧一” 我记得我们那些听到这段故事情节的情报官员都钦佩地叹了叹气：多冲的家伙 呀。 这段情节可能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惊讶，他们原觉得间谍活动里一定充满暴力， 就像杰姆斯·邦德小说或电影中描绘的一样。我想借此机会撩开现代间谍活动中暴 力的面纱。 在间谍活动中确实存在暴力，但往往不同于小说或电影中所描绘的。 在今天的国际间谍活动中，有一条不言明和不成条文的规矩，就是情报官员之 间不相互杀戮。 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将针锋相对的情形升级到失控的状态，从而伤害到非 常宝贵的情报官员，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他自己。 当一名情报官员被敌对国（文明国家）拘捕后，通常首先受到审问，有时会被 大作宣传，而后接受大判决，被送进监狱。他可能会被判死刑，但不论如何，都不 大可能最后执行（除非是在真正的战场上）。就算确实要执行，都要经过一个很长 的过程。他通常会被用作筹码，在以后用来交换在其他方面可能同等重要的被捕情 报官。（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规则只通行于文明国家。不幸的是，始终不能确保 如此。） U- 2间谍飞机的鲍威尔就是一个典型样例，他后来被用来交换苏联间谍阿贝尔。 阿贝尔操纵着在纽约的一个间谍网，逮捕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有着钢 铁般意志的人，在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的长时间讯问下，仍然什么也不承认，甚至 不说出他的真名。他的美国辩护律师在为他的死刑作辨护时声称，有一天美国可能 会需要一个活的阿贝尔，去交换自己的被捕的间谍。 这一声言后来得到了应验。 从那以后我们交换了很多间谍，一般是不公开地交换。 如果事情不像当场抓获那样明确，那么政府情报部门会如何做，怎样做呢？杀 掉那可恨的间谍？当然不是。 后来我还知道，已暴露的间谍对另一方来说可能是一件宝贵之物事。可以对他 悄悄地进行严密监视。他的日常活动可能会引出很多的间谍，甚至可以网获一个完 整的间谍网。或者，可摆布他使他成为双重间谍。这也是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 （MI－6 ）等情报机关小心地对其敏感雇员的身份进行保密的原因之一。 中情局过去30年的历史直接表明，处决在情报行业中不是一种聪明的手段。 在我22年的情报生涯里，有20年是从事非官方的深度潜伏工作，这种工作在中 情局里被认为是最难的任务之一，也就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间谍。这期间我从未听说 过中情局情报官处决别人或在不很野蛮的国家被杀害（在中情局的早期历史中，如 关联到伊朗和危地马拉时，事情可能有些不同。我不知道）。 这一信条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我的有关同事的证实。有一个刺杀古巴总统卡斯特 罗的秘密计划已经公开了。 虽然颠覆一个不合意的政府也属于秘密活动的内容，而且看起来中情局正是执 行这一秘密使命的最适合机构。 但这终究是一个政治秘密计划，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间谍活动。 可能是因其它因素和有其他考虑，这一秘密计划以失败告终。据报道，有一些 政治恐怖分子卷入了此事件。又有报告，准备执行此任务的一位特工表现出不知所 措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例，一个被广泛引例的命令，“以极度的伤害终结”一 名越南特工。就我所知，这一事例中那名越南特工有背叛行为，成为为敌方工作的 双重间谍，由于战场军法的严历，他受到处决。不是由情报官，而是由准军事机构 执行的。 凑巧我有个朋友告诉我当时他正隶属于与这起事例有关的当事机构。我很意外 和惊奇，问我的朋友他有没有参与执行。他非常老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恶作 剧地笑了笑，只说：“那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对，对。我们已经知道了。全世界 都报道了那人已平静地安息了。但我的朋友在越南时还是隶属于一间军事机构，而 不属于中情局情报机构。”中情局有时也作为准军事机构使用。在过去的军队中中 情局扮演一定角色，如在卷人古巴人侵匹兹湾事件（Bay Of Pigs ）的部队中，或 在进人老挝的秘密部队中。但他们与我们所知的“中情局情报官”有所不同。他们 都是以前或现在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来自武装部队。我们这些中，惰局情报官也 接受过粗浅的军事训练，比如跳伞，不过可能会像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一样，在跳伞 中摔裂踝骨。 从实质上讲，中情局的特务官员不是军事官员。他们可能精于射击，徒手搏斗， 但这些技能是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中学会的，而不是从中情局的培训课程中学到的。 我并非试图开脱中情局过去所犯的“孽行”。我毫不怀疑除了公众已不感兴趣 的肮脏伎俩外，中情局曾犯下很多的“孽行”。我在此不过想说明情报行动官员的 “一般”使命。 如果有一天中情局不得不组建军队，发动一场秘密战争的话，那也是在美国政 府指令下发生的，中情局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中央情报局至少从其原本上只是联邦 政府职能部门下的一个机构，它要满足政策制订者的要求。想将它变成个人势力， 和用它达到政治目的，都是不轨的企图和行为。 就我所能肯定的而言，中情局一般不杀人。在战争时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 无法接受那些说中情局机构有组织地系统地执行刺杀与处决任务的故事。这些故事 属于小说和娱乐。 如果确实有杀人，那可能发生于军事冲突中，而且可能是由准军事机构执行的， 绝不会是由假想得神乎其神的所谓“打击者（hitman）或“中情局职业刺客”执行， 更不会由中情局官员本身去执行。 在中情局，我从未碰到过一个谈论任何与“杀人”有关的事情的人，除非是谈 论已为人知的故事。 当然，这也并不表明从未有杀人的情况发生，而只是表明“杀人”这回事离中 情局情报官的思想有多远。 即使是在休闲开玩笑的时候，“杀人”也不成其为话题。 我还知道一个相反案例，至少可以表明：中情局不在极端情形下决不杀人。 我从三个各不相于的渠道获知此事，但没有一个渠道是属于第一手的见闻。这 个故事本身的逻辑也表明了这一点。故事的主人公人所周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 事，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中情局希望某一个人死去，考虑这样对美国大多数人而言是有利的。于是，一 个友好国家的高级秘密行动官员与中情局在当地的情报站长取得联系，说愿意派出 该国的两名有经验的刺客，处死那个人，“迅速永久地将他的灵魂与肉体分开”。 请注意在一些国家的秘密部门或情报机构中，确实也有专门的处杀分队执行杀 人任务。中情局的情报站长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绅士，温文儒雅。他很有礼貌地表示 拒绝。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也没有就此事请示中情局总部的必要。原先假定的“刺 杀”目标现在依然活灵活现。 如果我这个故事使那些间谍迷和神秘故事迷们感到失望，使他们的幻想破灭的 话，我只有说对不起了。我并不反对和排斥刺激恐怖的故事。但我正在述说的仅仅 是我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我本身也是一个神秘惊险故事迷，过去常看罪案和间谍 故事记实，对其中的惊险刺激之处十分着迷。后来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就转而看 小说。 但我很少去看那些甚至连情报名字和情报部门的角色都搞不清的所谓“酷似真 实的”间谍小说。它们所表现的手法很粗糙，错误连篇。 这类书籍使我大倒胃口，这些作者所知实在太少，而且也不用心弥补。当看到 他们书中谈到的绝不可能的事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事时，我实在觉得这些 “酷似真实”的小说太过荒唐可笑了。比如，他们让副总统去策划刺杀总统，更滑 稽的还有什么“白宫里的两位副总统”等等。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很遗憾，也很尴尬地发现一些描写远东的“小说”实在难 以令人接受，与其说它们是作者的想象，还不如说是作者无知的产物。 我认为，一部构思精心的007 小说比这些所谓的“酷似真实的”故事更容易让 人接受，打动人心。这毕竟不是科幻作品。 我明白感党派的书和小报都很好卖，电影也很叫座。但如果本是想象之作，就 应明确地让大家知道所写的只是想象的故事，而不应误导作“轰动大揭秘”之类的 东西，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 克格勃的克鲁金中将在一次接受日本杂志采访时，也证实了上面谈到的“不杀 人”的观点，本书后面还将谈到。 我在中情局的这些年中，包括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日于里，只看到过一次中 情局人员携枪在身。当时我与我们在罗马的苏联处负责人见面。他双手笨拙地提着 一个棕色的袋子，那情景就象是袋子里有只死老鼠似的。我感到奇怪，往袋子里瞧 了一瞧，看到一支新式的白朗宁0 ．45半自动手枪。我问他带“那玩意儿”干什么， 他回答：“苏联人近来不大喜欢我。” 那是1985年8 月，正值维达利·尤尔琴科叛变之后，形势很紧张。但是我们的 苏联处负责人提袋子的样子，实在不能给我“西部快枪手”的印象。 在特定场合，情报官员也随身携带武器，保护自己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或毫不 犹豫拔枪相向。但这都是正常情况外的特例。随身携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些 组织袭击美国官员，这属于自卫防护措施，而不是进行间谍活动所使然。 间谍战无时无刻不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发生。爱姆斯间谍案于1994年2 月曝光， 使人们觉得很意外，也很愤怒，觉得俄罗斯不应还继续苏联时代的那种满怀敌意的 间谍活动。但是，专业的情报官员并不这么看。 中情局对于仍在不断进行的间谍活动心知肚明。愤怒和发泄适于对付叛徒和内 奸，但指责对方“于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同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别人差不了 多少。 设身处地，如果我们在他们那样的情况下，也会那样做的。 一场游戏终于被曝光了。我们从华盛顿驱逐了他们的情报主管，他们也还以颜 色，从莫斯科驱逐了我们情报站的负责人。 非官方掩护（NOCS）官员有两种： 1）“通报的”非官方掩护官员，虽然不受 官方保护，但会告知派驻国，该官员与中情局暗中有联系c 刀“不通报的”非官方 掩护官员，意味着不告知派驻国，所以是潜伏的，适于暗中行动。因此有被派驻国 拘捕的危险。此类情报官员不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也不受双方政府间的“默契” 的保护。 在情报工作中，我属于“不通知”的情报官员（NOC ），不受保护。因为这个 原因，我常常能感觉到我所处的无保护状态，我完全“没有靠山”。 我们这些非官方保护的情报官员是不允许带武器的。我们像一般人一样接受质 询。若有武器，我们会毫无例外地交给自己的大使馆保管。 我总随身带着一把刀，刀锋的长度在美国法津所规定的4 英尺门公分）的允许 范围内。我当然不把这把刀作为攻击性武器c 而且也不像是我的自卫武器，而只是 一件工具。我擅于使用利刀。我也知道很多种杀人的方法，但不会用刀去杀人，而 且从一开始，我就不需要去杀什么人。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有三次几乎遭到凶击。有一次，一个凶徒作势扑向我，我 被迫从人行道跳上行车道，以避免受到他的袭击。那人是一个大约15岁的年轻崩克， 他突然停止不动时，我看到他的身驱在摇晃，明显是由于吸毒所致。我想把他打倒， 但发现他的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拿着刀还是拿着枪，我不敢肯定。如果他右手握 的是刀，那胜利者必定是我，我有把握。但如果拿的是枪，又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阻 止他的话。我肯定会输。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仅仅是为获得打断那个崩克的骨头 的快感，实在不值得。我狠狠地盯着他，一言不发。他迟疑了很长时间，然后转过 身，走远了。 还有一次，我听到很轻微的脚步声向我靠近，猛一回头，发现自己正对着一个 彪形怪物。我向后仰头，看到那大汉正举着右手要打我。但他终于没有抡下胳膊， 却突然转身，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 真正使我担心的是当时我带着假身份证，以及一些与之有关的东西。如果我真 的被凶徒伤害了，就要花费口舌告诉当地的警察和医院我到底是谁。 用真名时就好办多了。有一次我和妻儿在罗马那法纳广场，那是著名的旅游景 点，但也是罪犯和瘾君子出没的地方。那时我已是一个有经验且极其自信的情报官 了。我很快发现一个可能是暴徒的人正向我靠近。那个年轻的家伙虽然身手不怎么 样，但看起来很令人厌恶。我知道意大利的暴徒往往两人一组。 我大声叫着，让儿子离我远些，从袋中拿出一根漂亮的皮头棍，这作为攻击武 器要比刀子强得多。我非常自信地拿着棍子向那人走去，并用目光搜索他的同伙。 那人狂奔离我而去，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他的同伙，一个同样面目可憎的年轻小伙 子也开始后退。我象功夫高手一样吼叫着，冲向那个同伙。为了保命，两个家伙都 溜了。 我错过一场必胜的战斗，但却获得了年轻儿子的钦佩。 官方保护情报官员的准则有一些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随身佩枪。 我听说过一个情报官在会见一个新加盟的特工时，要那个特工看他腋下的那支 大口径半自动手枪。这个“牛仔”情报官想让新特工有个深刻的印象，但他做过头 了。那个特工感到很震惊，与另一个情报官报告了这一事件。结果“牛仔”情报官 被他的上司狠批了一顿。 请允许我再一次重申，杀人是与中情局的正常间谍活动格格不人的。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中情局的高级人士的咆哮声：“我们真的杀人吗？拿出证据 来！捕风捉影是不行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把捕风捉影的说法当作什么证据！” 我相信我是唯一曾经自愿要求去“清除”一个很棘手的特工的情报员，而且还 提出了书面要求，这可是够蠢的了。我写道：“如果问题真是危险到了难以控制的 地步，……请为我提供必要的‘工具’，我将‘清除’他。” 不过这是我早先时候的事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中情局不杀人”这一信条。 总之，我之所以提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建议，是当时觉得在那种形势下我有责 任提出。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野心，或想哗众取宠。然而，我的建议未能引起任 何程度的重视，完全被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官方意见。 我想，这种事就像过眼烟云，没有人喜欢这种事，也没人愿意提起。 我的联络官私下功我说：“这不是在热带丛林里，也不是在什么战场上。你怎 么会想到去杀人？” 当我把这事告诉我的一位看过情报站资料的朋友时，他压根儿不信，于是翻阅 了过去的资料，边看边笑我：“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后来他说我欠他一个人情， 因为他没有把这份文件给大家看，要不然定会是满堂哄笑。 虽然有了一次深刻的教训，但后来我几乎又犯了一次傻，不过这次不是什么书 面报告，而是口头开玩笑。 在谈到我发现有一个人可能是双重间谍时，我说出我的论调：“给我一辆有纵 火设施的大卡车，一直开进他家里。我还会顺便碾死他一家人，‘免费赠送’。” 那次会上有四五个人。大家对嚷嚷叫的幽默竟都没有一丝反应，因为他们都知 道我在瞎说，而且知道我本人也知道自己在瞎说些什么。 把杀人当笑料，没什么人会感兴趣。”中情局可能会利用黑社会组织，但不会 让他们去杀人。1976年，总统签署了一条规定，禁止中情局从事政治暗杀活动。很 重要的原因是要防止中情局涉足政事。因为中情局的加人对政治会有很敏感的影响。 这一问题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认为中情局不应作为在职管理层的政治 工具。我体会到，在几年后这一规定被另一个约定“冲淡”了，那项约定说，如果 是由于意外和非故意的原因致人死亡，是允许的，其结果也可以接受。 这是否又意味着中情局可以用“哦，对不起，这是一桩不幸的意外事件……” 的套话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呢？ 禁止对罪大恶极的政治人物使用暗杀手段，是否一种道义的行为？不禁暗杀可 以避免由此可能引发的昂贵的人力牺牲和经济损失。在历史上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换句话说，很多战争都是由强有力的个人或其丑恶愿望所引发的。毫无疑问，如果 在其早年就把那些可恶的战争主角消灭的话，人间就会少很多伤害，少很多悲惨的 故事。想象一下，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在5 岁时就因天花而死去，世界历史会有多 大的不同。 显而易见，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是从事间谍活动，而不是从事恐怖活动和谋杀。 因为主旨是搜集情报，所以中情局更像是一个“专家”或一个“技术员”用其 专业技能执行上级委派的任务。但是，公众却每每觉得，只有情报部门才能接触到 最高机密，于是认为最难完成的任务和最不能公开的任务都应该由这样的部门承担。 于是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中情局是一群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 着丑陋勾当的人。” 真他妈的，你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 情报组织往往面临着两难境地，做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事，但没人感激 你，两面不讨好，即便是只有“流言蜚语”公开说什么你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对 于来自国内外的刁难和错误批判就只有保持沉默，或“不予评论”。 不管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裁决，永远也无法洗清被低毁的声誉。如此中情局总是 不给人以好感，自然落得个令人害怕的丑恶名声。 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坏名声还是中情局在从事体面、爱国和正确的工作的同时 获得的。在间谍活动的世界里危机四伏，且在战争期间，可以现场处决被捕的情报 官员或特工。 特工的命运更是涉险履难。没有所谓的“不成文的约定”保护特工。一旦被捕， 便毫无办法搭救。 说得残酷点，情报官员是牺牲不起的，但特工是可以牺牲的。我曾对执行处决 的方式作了一些研究，当然绝不仅是出于职业好奇。 我获知了一些“间谍”被当众绞死的情境。 如果执行绞刑，那么颈椎折断而瞬时死去，则感觉不到痛楚。这听起来似乎比 面对排枪要可取一些，据我所知，枪毙也不太坏，因为犯人听到近距离的“砰”的 一声巨响后，脑子里登时一片空白，身上立即被洞穿五六处。 几年前发生在一个国家里的一起绞刑非常残酷：犯人的脖颈被套上绳索后，整 个人被慢慢地拉上去就像是升旗一样，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快要失去知觉的 时候（像英国人形容被绞死的海盗一样“在绳索端上跳舞”），绳索却松了，把犯 人放到地面上，再在他脸上泼水，使他苏醒，恢复知觉，然后再吊起，直到死亡仁 慈地终止了他的痛楚。 另外一起绞刑：犯人在受刑时已瘦不成形，他的体重甚至难以噎死他自己。除 了拉他的腿，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真是那样做的。 死尸被公开吊了好几天，犯人本就细小的脖子折断了，并被拉长到了半米长。 这是死犯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亲眼目睹了一切。 这就是警示：千万不要被实行此种绞刑的国家抓获。 深度潜伏的中情局情报官更容易遭受危险，因为极易被错认为特工。他不可能 高声尖叫或摇旗呐喊，声称自己是美国中情局情报官，而不是特工！ 在我作为非官方保护情报官（NOC ）的日子里，缺乏安全感成了我的心病。面 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中情局和政府都不能作为自己的后盾，我不能说自己究竟是谁， 只能凭空等待或许珊珊来迟的救援，或许根本就不会有救援。 确确实实有一个我招募的特工觉得，我与其说是一个招募官员，还不如说是 “临时特工”，他当面告诉我他的想法。他无法想象我竞是中情局的官员（我要说 我在生活中很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只能对他报以无谓的一笑。几年后 当我开始在间谍、刺客和恐怖分子成堆的罗马工作时，我本能地对自己的安全格外 留心。生命威胁随时可能从任何方向袭来。我定期地观察城中恐怖分子的惯用模式， 不久便从新闻报道中知道，罗马城外的一个村庄已被意大利当局作为恐怖分子的集 聚地而进行密切监视。那个小村庄正是中情局上司过去常常约见我的地方。 有一次我问我的上司，巴解组织成员会不会随意杀人，他回答说不，巴解组织 一般只依命令杀人。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必须承认深度潜伏的情报官也有许多值得考虑的优 势。 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包括对方的情报官员、外交人员、特工在内的其他人， 不论是谁，如果你不愿意对他们表露自己的身份，他们通常对你的背景无所了解。 不管他们多么细心，或有专业经验，优势依然明显地掌握在你的手中。他也可能是 有相近专业水准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你有所猜疑，但他终究还无法肯定你的真 实身份，所以你仍处于优势地位。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常常可以得到总部的提示， 但他却无法清楚地知道你是什么人，站在哪一边。在没有确凿的线索前，他所能做 的仅仅是猜测你下一步的行动。 像你一样，专业情报官往往能“嗅出”或体会到其他情报官的存在，就如同一 个有经验的警察能察觉到罪犯的行踪一样。反过来，罪犯也能察觉到警察的行踪。 一般还必须有些防范措施。 有一回，面对着两个举止粗鲁的情报官，我拿出了一厚叠钞票，这是我预先想 过和练习过多遍的。那两人中职位高的那位满意地笑了，对我说：“我早料到这次 你会给我们钱的。”我也想到他可能已经猜出我是谁，会怎么做了，而且我也对这 种情形作过准备。 我说：“好，好。这样就请不要再推辞了，收下钱吧。”他坚决拒收我的钞票。 但我还有第二招。我拿出两件很值钱的礼物送给他们，我知道他们对这种“象征性” 的礼物更有兴趣，倾向于受礼。最后我终于说服他们接受了我的礼物。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NOC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在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动和时 间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不用像一般人一样，按时上办公室坐班。表面上人们会觉得 这是他的工作性质使然，但实际上，却是在伪装之下。 此外，对于情报官来说，虽然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但被捕终究是“走麦城”。 这毕竟意味着工作的失败。 被当场抓获后，不论是否遭到胁迫，承认自己真实身份和所执行的使命，会招 致10年或20年刑期，甚至在充满敌意的异域监狱里囚禁终身。对于一个情报官而言， 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不是什么荣耀之事。 不管实际被囚时间的长短，被捕都意味着工作上彻底的失败，对情报官的个人 生涯和自信心都是沉重的打击。 牺牲被认为是一种荣誉，但对于自己的家人而言，就太残酷了。 我记得中情局长官威廉姆·卡塞曾想把摆在中情局办公室大楼人口处的内森· 黑尔铜像搬走，他这样做是因为内森·黑尔是一个被捕处死的间谍，也就是一个失 败的间谍，不是一个好榜样。很明显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当时年轻的内森·黑 尔，这是不现实的。铜像没有被移走，至今还在那儿，反绑着双手，向后来人昭示 这一职业的危险性。 承认失败是很难的。但明知已经失败却不肯承认，则会显得滑稽。 有位情报官向我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要在瑞士会见一个共产国家的特工。瑞士是中立国家，也是国际间谍活动的 一个舞台。 糟糕的是，他的特工这时已受到怀疑，被那个共产国家的四个秘密警察盯梢。 我们的情报官会见了那位特工，两人一齐走在城中静谧的街道上，而那四个秘密警 察也在街上跟踪他们。更糟的是，瑞士虽然是一个中立国家，警惕性却很高，已发 现那四个来自共产国家的“不安分子”，于是，瑞士安全部门派出了12名安全人员， 每组3 人，分别盯梢一个秘密警察。这样，18个人走在大街上。这简直是名符其实 的游行，就差没有乐队了。 最后瑞士方面觉得这太滑稽了，实在是过于戏剧化，便制止了这一事件。6 个 人都被扣留了，最后却只有我们的美国情报官获释，因为他有外交身份（官方掩护 的安全性于此可见一斑）。 我瞪目结舌地听完了这个故事。 到今天我还觉得这情景十分好笑，十八个神情严峻，面无表情的人，同时走在 安静、美丽的瑞士街道上，真像是电影里的场景。 我感觉很意外，我们的情报官并没发现有十六个人在后面跟踪他和他的特工 （经过常规、简单职业训练就应有这点本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详细讲述这 个故事的时候竟没有丝毫窘迫的神情，我想这大概正是他失败的原因吧。 有时，由于对方非常粗暴，即便是中倩局的保护也没有用。遗憾的是我们碰到 的对手常常很粗暴。 曾有一个国家逮捕拘禁了一名中情局特务，在六个月里毫不声张。而后该国的 一个秘密官员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走近中情局的官员，若无其事地说：“顺便说一句， 我们手上好像有一个人，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 多蒙相告。我们对六个月来他出了什么事一无所知。 情报官员还会遭遇其它的危险，在广泛报道的大使馆爆炸。谋杀、恐怖活动、 绑架、刑逼和处死，以及一般的交通事故中都可能遭受死亡。 中情局大厅人口处有一方荣誉榜，所幸的是，载人其中的有名或无名的牺牲者 人数还未超过60人。 在1993年4 月的新闻周刊杂志里，介绍了一种新的行动官员不为人知且危险和 压力巨大的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是在非官方掩护的情形下工作的，每个人都具有正 规的专业背景和技能。这是事实。但正如读者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的一样，非官方 掩护生活的沉重压力不止始于现在。危险和压力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完全取决于 你如何察觉和如何面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危险和压力。 山姆是一个十分称职、大胆、有进取心、勤奋、卓有成效的情报官，同时也是 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和他一起经历过数不清的欢笑和痛苦，成功和惊吓。后面会 说到我和他的冒险经历。 山姆是我所知的除我之外唯一闯门而入毛遂自荐的情报官，同时也绝不是平平 淡淡的人。他从美国海军军官学院毕业，是1992年总统候选人罗斯·比洛特先生的 同班同学。他在海军服过役，觉得海军生活还“不够刺激”，退役后，作了一次单 人摩托车的洲际旅行。从东南亚出发，经布尔马丛林、印度次大陆、丝绸之路、伊 朗和土耳其沙漠，最后抵达西欧。他返回华盛顿特区，刮净胡须，换上通过邮局捎 来的皱巴巴的西服，像我一样，直冲冲地走进了中情局的招募办公室。 从我和山姆合作伊始，就发觉即使像他一样性格粗算的人，从事这份工作也一 样多少感到恐怖和危险。我们所能做的是通过制定周密的计划并实施之以尽量减少 危险，不断增加自己的自信心，排除因可能存在的危险而产生的恐惧感。 还有很多很多关于山姆的故事。，）在间谍活动中，欺骗是最常见的伎俩之一。 因此，外表上道貌岸然的情报官，必须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撒谎这一伎俩，并将其视 为专业素质之一。 无疑，这对于一惯被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教养的美国政府官员而言，可能是 很困难的一件事。骗人撒谎的确有悖于他们的信仰，也不同于他们过去的行为。 更难为人的是，中情局又明确要求，对自己的同事不容使用这种职业伎俩。如 此自相予盾的原则，能否令人贯彻始终，信守如一？ 还有一个矛盾：一次又一次地撒谎，会不会使一个人对真话和诚实的感觉变得 迟钝起来？ 不必要的谎言会产生危害；无谓的谎言会引致误解，失去信任，甚至招致怨恨， 应当避免。 打个比方：一个情报官顶替原来的案官，与特工接头，就应当明确地告诉对方， 原来的案官太忙不能来。 而不宜即景说“他这几天不在城里”之类的谎话，如果恰巧这名特工在城中某 处碰到原来的案官，那会如何呢？ 情报官最能体验到“山水总相逢”这一至理名言。世界虽大，但人与人却常常 不期而遇。 当人们觉得对方有必要撒谎时，是可以接受谎言的c 但如果觉得自己不被信任， 或觉得被谎言愚弄时，就会厌恶谎言。简而言之，没有人愿意受到侮辱，这是情理 之中的事。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许多人却不明白这是生活的基本道理之我认 为，即使在偷看了别人的信件而不为人发觉的间谍圈里，诚实仍然是最好的准则。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还会更多地谈及诚实这一话题。 虽然不满意于中情局给我定的级别，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工作。这份工 作我已期待了很长时间。我学习过国际关系学，觉得自己已够格从事情报工作，不 明白什么要浪费精力，从基础学起？ 我无法一下子对这份工作有更深的了解，觉得这是由关于语言的工作引起的。 那两位心理学家曾说我不适于从事语言工作，可算是说对了。我觉得乏味，也开始 觉得灰心。 但我告诫自己：这是一个全新的隐秘世界，也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我必须 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的工作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一样历险非常，但我企盼有 一天那种历险的日子终会来临。而我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以备 将来之需。捷径就是向比我资历高的同事们学习。 我很快就人门了。仅用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已经比有经验的同事做得更好更快。 我暗自庆幸，备受鼓舞。 我开始交朋友。与此同时，认识到一但置身于情报圈内，就很少有外界的朋友， 因为我不能对外人说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即使是很轻微地暗示我所从事的秘密工 作或我的真正雇主，都是不允许的。我即将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阴暗世界里。 这时，我是在美国政府所属的机构中工作，要避免被间及自己的工作性质和雇 主，因为我还不能熟练地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相对自由交谈的，仅限于我的 同事。 在此我碰到了情报工作的第一个基本准则——“应知准则”，即不能问自己不 必知道的事，也不必指望别人会回答你不必知道的内容。最理想的就如同右手不知 左手正在干什么。这就是行话所说的：隔密。在学习应知准则和隔密的过程中，当 然会有不当的地方，也与人红过脸，道过歉。但不久大家就理解和学会了这一点。 即使不是完全理解，至少也已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令人气恼的是，这一准则还常被武断地用于禁止谈论与生活和私人关系等与工 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遮遮掩掩也成为美德。随意交谈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言语突然 打住，仿佛时间被凝固了一样的瞬间，代之以使眼色和理解的笑容。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同事都过分守秘，以至于我觉得简直是愚蠢、无谓和装模 作样。你的出生地，你的学校，说出来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是不是同事？既想说 我们是同事，又想保持“警惕性”，岂不是荒唐？！ 在和认识多年的外界朋友闲聊时，我也变得吞吞吐吐。没有多久，我就不再执 意于想见他们了。 从此我的朋友仅限于同事，开始了一种非常封闭、与世隔绝的陌生生活。 有多年资历的情报老手，脸上往往就像戴着副石质面具一样令人费解，从不表 露一丝一毫的内心想法。就算有笑容，也显得高深莫测，令新手惶然无主。他们乐 于此道，神秘就是力量。 在人们想象中，目无表情一言不发似乎是优秀间谍所应具备的品质。但事实正 相反，如此表情，只会令人第一眼就怀疑你是间谍。有人担心面露笑容可能会暴露 秘密，就像是水缸破了，里边的水会喷泄出一样，这一点可以理解，但若依此推论， 憋尿时就不能赶紧找厕所，而只能是：不动，不想，死死站在原地。 后来我体会到，这样做事实上是缺乏经验、不胜任情报工作的表现，会令人不 适和引起猜疑。 从事情报工作，保持沉默当然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更好的品质是表现自如，灵 巧发挥。 在职业需要的情形下，连眼都不眨一下，就能撒出弥天大谎。同时又能及时回 避哪怕是只会引起些微疑虑的不当言行。 这使我想起了一条中国古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是要避 免可能会引致偷瓜或偷李嫌疑的举止。 几年后，我有机会和一个局里很高级别的上司一道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午 餐会。那位上司已有很多年没到过波士顿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很尴尬地说他的女 儿原在波士顿，他不愿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他假公济私，探望女儿。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爱惜名誉，东方如此，西方亦然。 我参加很多训练课程，就是所谓的职业技能训练。课程主要教授间谍技能，比 如跟踪、反跟踪等。在实习课上，虽然大家都很认真。但是难免出错，有些是很好 笑的错误。实习课是在华盛顿大街上进行的。我们学生都深信，在街上巡逻的警察 与中情局默契，不会注意我们。 但是，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一个大型商场里面气喘嘘嘘，横冲直撞，歪头猫腰 两眼东张西望，不正活脱脱的一个商场窃贼形象？警察不会盘问你？又如果一个年 轻女子泪眼盈盈，在华盛顿这样的旅游城市，孤身一人绝望地寻找失落的同伴，警 察还不过问？笑话就这样发生了。 还有报告写作训练。对情报官员而言，撰写清晰、准确。条理分明的报告，反 映其工作进展、接触的人和事以及所收集到的信息，是十分关键的。 我一开始就学得很好，免修了后续课程。教员对我说：“你写的已经比很多已 正式工作的官员还要好。” 良好的写作能力后来成为我从事表面工作和间谍工作的一种优势。由于时间紧 迫，我极少写第二稿，往往是一挥而就。然而，在一次外派任务中，这一习惯也曾 招致一位上司的尖锐批评。 与中情局一般的年轻新人不同，我所在的班组并没有到威廉斯堡附近的“农场” 接受3 －7 个月的强化“职业训练”，而是作为一个特殊班组，接受我们所必需的 训练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与要到世界各地从事一般情报工作的正规情报官员有所 不同。（这也许是我们班组的初薪都不高的原因。但由于当时曾受到欺骗，这一理 由对我而言并不公正。） 还有一些其它的间谍技能训练，如摄影。隐书、被捕时的秘密联络、密码／破 译。伪装。防御、驾驶等等，都是在以后有实际需要时才受训。 我从未接受过武器训练，我想绝对无此必要（我希望自己不会成为打击目标）。 但因为我的经历的缘故，我熟知如何使用常规武器。 我会些东方武术，这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学就的，就象美国小孩都会打蓝球一 样。但这并不是参加中情局工作的前提。 从生活经验中我体会到在真正对峙时，反复操练和勇气，是取得成功和胜利的 关键所在。 用空手道劈击对手头颅，当然是最棒的了。人人都知道这种武技是要经过反复 锤练的。 但随手抓起玻璃烟灰缸，向对手头上猛击，就是经验之举了，而且很有效。我 想有很多人没有这种本能。 在非常情形下，能这样做，无疑是一大优势。 但是，最上乘的胜利却并不得诸于暴力和痛苦，而是安然走开。这是几百年来 许多东方将帅们所奉行的，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国韬略家孙子的哲学，孙子所写的狲 子兵法》是最早的军事策略著作，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本书是美国许多军 官学院的必读书。 虽然有时我并不喜欢派给我的任务，但我还是努力勤奋地工作。我在等候时机， 相信目前优异的工作成绩会得到赏识，今后获派遣其他任务时，会做得更出色。 在任何一个超过两个人的组织中，都难免会有竞争，因此而有羡慕、忌妒和诽 谤。这不是大家愿意接受的，但却又是人之常情。中情局也不例外。 我不想对中情局令人不快的方面津津乐道，也不想揭露中情局的丑陋之处，因 为这些事情会重新引发过去的痛楚、后悔、怨怒和心酸。 痛楚的记忆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要改正以前的不公，也已 太迟了。 所以，我之所以会写到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只是因为它们的的确确曾发生过， 而且是经常发生。 在中情局进门处刻着一方座右铭，是引用《圣经·约翰福音》第8 章第32节你 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中情局虽然网罗了众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但也和其它庞大机构一样，有着 不可体面示人的一面。 中情局绝对不是完美的机构，在这个行当中人的承受力不断得到检验，人性的 脆弱面会被放大加强以致暴露无遗。这里聚集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才和精 英分子，自豪、野心和怪癖超出了一般所见，很自然地也充斤着激烈的竞争和强者 之间的冲突摩擦。 在m 年代中期，早期进人中情局高中层的都是来自于常春藤联合会和其它名校 的稳健派，已稳居中情局高中级管理层的地位。那是中情局里的一段好时光，充满 了朋友式的友谊和真诚，也很灵活，相互之间彬彬有礼，讲求忍让和绅士的幽默。 僵死的官僚作风还未在中情局里植根稳固。 我讲述不愉快的往事，不是为了表明我在中情局时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我既 写坏的方面，也写好的方面，为的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情局，认识到中情局臭名 昭著的“欺诈面孔”，并不如想象的一样无处不在。也希望通过描写这些往事可有 助于弥补和根治这些弱点。 此外，正如我将在后面章节中提到的一样，我的宗教信仰和我最尊敬的神父都 谆谆告诫我，说“忘掉它吧”。 不管怎样，我个人过去所承受的痛楚已经得到了医治，虽然很慢，用了多年的 时间。 然而，也有些痛苦弥深。我的家庭也因我遭受了大痛苦，这是不值得的也是不 必要的，他们不是圣徒，所受的痛苦和伤害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医治。 要说明的是，直到很后面的1984年，我才有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信仰。遗憾的 是，那时我已树敌众多，有些是我自己的短处所使然，有的则不是。 有一次我注意到纽约的红衣主教奥康诺盾纹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公正就 没有爱。”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公正”这个词可解释成人间的公正（人报）和信仰意义上 的公正（天报）。我们知道人间的公正难以彻底实现。但是，现在我确实深信天报 和因果报应。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还发现因果报应有时也来得很快，往往出现在意料之外的瞬间，恰恰就在我 们跨越死亡门槛之前。 我想，我所见到的数不胜数的情景，都可以归于“天报”之列，而不是日常生 活中“正常发生”的事。 公正和不公正的事一天天发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它们降临在你身上时，要 正确对待。事实上，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时，你所采取的态度，最能体现出你的性格 和你的价值。 我的认真态度令一些同事感到不快。有一段时间我被他们很多人所排斥，除此 之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其它原因。他们不和我说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像是 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一样。 当时，我还是一个强硬、自信和粗鲁的家伙，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开始时， 我只有不理这种不公正的排斤。 令我最为恼火的是，在对我各种各样的指责中，竟有背后说我有“安全风险” 的话，而这正是中情局里最致命的指责（我饮酒并不碍事，因为有几个说我坏话的 和我一样经常喝酒，并常常喝醉。另外，他们也知道，我喝很多酒后会有小小的不 同，我对酒精的忍耐限度是极大的）。 有三位同事从不参与对我的无礼排挤。他们后来职务升迁颇快，已到了高级管 理层。 令我吃惊的是，最能指责非难我的竞是一个中国人，而他自己却可能有“安全 风险”。 有一次我在中国台湾大使馆前厅申请延期我的台湾护照时，见到他径直走向政 治部参赞（通常也是情报首脑），就像是探望一位老朋友或什么亲戚似的。至少来 说，这对于中情局雇员而言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我保守这一秘密至今。 终于有一天我对上司说出了我所碰到的问题。我压住心头的怒火，要求上司平 复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告诉上司我有证据证明如此情形是谁造成的，我从没有做 错过什么能引起同事们对我冷眼相待的事情。 我又平静地表示，如果形势得不到平复，我就会打断那个最喜欢刁难我的家伙 的胳膊。我知道是那个“狗屎”（事实上，这也是同事们给那家伙起的浑名）。 那位上司已上了年纪，有350 磅重，心平气和地要我示范将怎样实施我的“恐 吓”。我告诉他这不是“恐吓”，而是以牙还牙，求个公道。 我让上司起身，向他示范一种简单的日本柔道技巧，这足以使他信服就算对他 这样的大个可能没什么用，但却能轻而易举地卡住那个体型中等的家伙的胳膊。上 司要求我暂时克制自己的激烈行为，让他谋划出一个更易于接受的解决办法。我接 受了他的建议。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第一次外派任务 在我对上司说要折断那家伙的胳膊之后两个礼拜，我突然获指派去执行一项两 个多月的临时任务（TDY ），去的国家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国度，我的第一外语和最 早接受教育的地方——日本。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同事排挤和想象中折断那家伙胳膊的快意，顿时都统统地被抛到了脑后。我很 兴奋。去日本，去那个我熟知其文学和语言的国家，去那个我过去呆得最久的国家。 梦想成真，这正是我到中情局最想做的工作。 这还不是007 式的冒险游戏，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从原 先不满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揭开一片新天地，重新开始。我将面对什么呢？在日本 我可以再次见到我的父母。 我已有12年没见过他们了。我想我是不能回台湾了，因为我已经被作为共产党 同情分子或台独活动分子，列入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其实我两者都不是，中情局 对我的安全清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不能对任何人提及安全清查这回事）。 台湾设在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馆以前曾多次对我进行暗示威胁和警告。政府官 员对我父亲也施加压力，要他让我完成巴黎的学业后回台湾，并严厉警告说我父亲 “在巴黎所受的教育太解放了”。（就好像他们知道我在巴黎的学习内容似的！） 在台湾之外，我最容易与父母见面的地方就只有日本了。12年的分离，我终于 又可以见到慈爱的双亲了。我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言语表达。 我还没有执行海外任务必需的绿卡。现在好了，局里需要我去。只要是局里需 要的事，哪怕是再严的规则都可以变通，从速办理。 中情局是少有的几个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之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 目的均可不择手段，也不是所有手段都可使用，而是在某种限度范围内。 1967年9 月我的东京之行，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离奇。 这一临时任务并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 但我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在这两个月内，力争今后能调到东京情报站工作， 要抓住这两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可能很难有其它机会再外派到日本。 我的动机还不止如此，我还要抓住这次机会，完成从含糊的“语言专家”到真 正的“情报官”的质的转变，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努力做到最好。我不顾现有工作条件的 艰苦，全身心投入到新的任务中去，成绩显著。 我的上司是一个自负的白人。年轻，单身，长相英俊，带点奶油味儿。他能讲 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手下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善良，曾私下偷偷告诉我如何避 免冒犯这位白人老板。 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是要离老板的桌子远些，就像是这位小组负责人身边有一 条看不见的界线一样，离他的“氛围”远些。我的中国同胞告诫我，除非老板明确 指示，千万不要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这真是一条愚蠢可笑的规矩。他把他的座位当作是什么宝座，当作是他手中小 小的权力的象征。不过我遵守了这条规矩，我没有时间将心思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 情上。 回首往事，我对这位老板没有什么可怀念的。几年后我又第二次去日本，他已 获迁为部长，有些地方他确实曾伤害过我。他很聪明，几近于狡猾。不过，与我后 来所遇到的许多难忘的人物相比，他还算是比较温和宽容的。 他有两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下属，有谣言说他和其中一位有染，并差点使她的 婚姻破裂。作为上司，有如此行为显然令人吃惊。如果此事通过正当渠道被反映上 去，他可能就要接受和军事法庭对等的中情局总监察办的调查和裁决。 中情局无需像联邦调查局（FBI ）一样，采用和军队相仿的统一规章制度，职 务甚或语言，而是一个在人事关系上极为松弛的机构。除非级别相差很大，在中情 局极少使用“是的，长官”或“不是的，长官”之类的套话。同事间大多以名相称。 甚至，在和中层上司交谈的时候，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脚跷在桌面上。这在联邦调 查局是不可想象的举动。 在礼节问题上我比较独特，是极少数固执对上级遵守正规礼节的人之一。不但 是对我的上司，甚至对同事，在谈话中我都使用“长官”和“先生”一类字眼。我 过去是这样，现在还如此。 这可能是由于我讲日语所形成的习惯。 我认为日语是世界上最礼貌、微妙和精细的语言。例如，日语日常所用的第二 人称单数就有4 、5 或6 种之多，差错一级对对方的称呼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假如 差错两级的称呼则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我所知，日语中男女使用的语气截然不同， 即有明显的阳性与阴性之分。在现代日语中，还有第三种中性化的语气，男女均可 用，主要见于媒介报道、学术报告、法律和专业演讲之中。 这是过去男权时代的产物和遗风。如果是在小说中，读者很容易知道一句诸如 “今天天睛”是出自男人口中还是女子口中，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阳性与阴性的 区别，仅见诸于形容词的词尾；而在日语言谈中，阳性与阴性，男女之别随处有之 ：主语、动词、形容词、副词、人称、感叹等均有不同，尤其见于讲述古代故事的 小说当中。 不过，近年来有一个明显趋势，日本妇女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在口语中使用中 性语气，甚至是使用男子语气，毫无疑问，这是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 我也觉得女人不必用奴侍式的语言同男人说话，这种情况应当让它成为过去。 妇女在追求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女人味，这使我每觉遗憾。在我想来， 女人味对于妇女来说其实是一种力量和优势，而不是弱点。 在日语中，最脏的骂人字眼就是“愚蠢”、“懦夫”、“禽兽”和“白痴”之 类的话了，都不带任何性的涵义。也只有日语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其它语言中 那些粗俗滥用的语气词，真是不堪入耳。 人们都在谈论日本精神、日本的教育体制、日本效率和生产力，以及日本伦理 等等。但却极少深人分析日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特点——礼的产生过程和基础。 日本的礼已为世人所皆知。但是，礼是如何深植于日本社会人心之中，并成为日本 语言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如果人们都停止相互使用暴力和辱骂，我想犯罪率肯定会大大下降。 日本人常被人指责为“狡诈，具侵犯性，不守信用”，甚至指责为“说谎”、 “不诚实”和“欺骗”。有时这些指责可能是对的。 考察一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会发现，日本人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 在谈话中喜欢委婉、理解和圆滑的语气。在日本，直截了当地说话被视为“粗鲁” （正因为如此，我的日本妻子说我有时是“极其粗鲁，令人无法忍受”，这当然是 缘于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个人性格了）。 这种文化的差异在其它领域也存在。比如，日本人喜欢看美国电影，但是很难 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带武器并求诸于枪击解决问题。 在1995年1 月门日发生在神户—大坂地区的地震灾难中，受难者的平静、克制 和守纪律充分彰显了日本民族气质，没有争抢和敲诈勒索的事发生，有的只是相互 理解，相互接受和相互合作。 当然近现代日本也有用暴力野蛮侵略他国的历史污迹。在1995年8 月15日的 “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会”上，社会党的村山富一首相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 了“深切自责”和“道歉”，这是在排除了顽固的右翼反对意见后作出的表态（虽 然这一表态是经由内阁批准的，但是很快“解释”为村山首相的“个人”看法）。 这种表态对于受害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经表态，大部 分日本人民也认识到他们应当回归过去的善仪做正确的事情，也认识到表态虽迟， 但迟甚于无。每个国家都不太愿意承认过去的过错和道歉。这个例子表明了日本的 保守传统和所谓的礼，我认为，这有助于理解其他国家和日本在对待问题上的不同 态度。 我自小浸淫在日本文化的氛围之中，很难以名称人而不以姓称人，讲法语时， 也不能自觉把“vons”说作“in”。如果未获指示，我也不会自觉地对前辈同事和 上级以直呼其名，这种转变对我而言跨度的确太大了。 再回头谈我那位自负的上司。八年后我再次在他手下工作，发现他还是一个孑 然一身的单身汉，那时我已很有信心，足能揣知他的所思所想。我从不怕任何人， 也没有怕过他。有一次我还故意以行动表示不怕他，尽管知道不应该这样说。 他曾带我和一个同事去中国餐馆，一直谈论餐厅里他想征服的那位漂亮女侍应 生。 她的确长得漂亮。我发现她竟是台湾人，和我是来自同一个省的同胞。我和她 用别人听不懂的台湾话交谈，很谈得来。在离开餐馆时，当着两位同事的面，我亲 切地拍了拍她那裹在紧绷绷的旗袍下性感的臀部，我笑了，她也极其情愿地笑了， 两位同事的眼却直了。 年轻时我常用这样的手段。 我所期望的幸运之神，不久就意外地降临了。 到东京后约两个星期，我见到了我的大老板，支部负责人。 那时，我已经被众人所接受，觉得很舒适。我可以使用美国军事福利社（PX） 和官员俱乐部，这是在我之前还没有临时任务员能够享受的特权。 一天，我突然见到一个矮胖的人，他向我亲切问好，脸上的笑容和那张令人肃 然起敬的饱经苍桑的脸很不协调，脖子短短的近乎没有，一头乱发像疯长的野草。 我立即意认到，他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成为中情局里最为 称职的情报站长（COS ）、被赞誉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他的事迹常常成为世 界各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当然报章中不会指出是他所为，也不会说是中情局所为。 我在大场面上从不退却：“您是谁？” 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很威严地说：“我就是——部长。” 想象一下军队里的少尉初次见到上校时的那种情景吧，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级别 差异就像是少尉和上校的级别差异一样。我需要鼓足勇气。但如果我怕丑的话就不 会加入中情局了，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抓住机会说：“太好了，长官，您正是我要 见的人。” 他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之情：“嗅？那你想说什么呢？” 我直截了当地说：“长官，我想调到东京情报站做一个情报官。” 我想没有一个临时任务员，在其两个月的任务期限中的头两个礼拜里就敢提出 如此的要求。 部长问我：“你能做些什么？”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一个念头，没有一丝停顿就回答说：“十次里有九次别人 会把我当日本人。” 作为一个文化和语言背景与日本相去甚远的中国人，敢说这样的话是十分令人 感到意外的。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笔极有价值的本钱。部长也意识到这 一点。他双眼直视我的眼底，像是审视着我的灵魂，寻找着真实答案。而后，他抬 起头恢复了常态：“好，就这样，我同意。停下你手头的工作。你以前在东京生活 过吗？没有？那就把你这次临时任务剩下的时间用来逛逛东京，熟悉这个城市。哦， 有一组情报官可能会要你协助他们工作。去问问他们想让你做什么。祝你好运！” 就这样，我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他真能“呼风唤雨”。 而且，部长还把我从我不喜欢的临时任务中解脱出来。我知道他们的确需要完 成这项临时任务，而且也知道，华盛顿中情局总部也没有其他人选可以派来东京， 顶替我的工作。而我事先没能拿到绿卡，还匆忙派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他人无 法代替。 那正处在中情局的好时光。效率高，没有官僚作风的羁绊，当断则断。 我很快退出了临时任务，并避免和那位自负的上司说太多话，因为我能理解他 的不满和失意，他要找人填补我突然离开的岗位。但他又能怎样呢？这世界本是为 权力和能力所统驭，我知道至少我有能力，我要向大权在握的上级证明我的能力。 “熟悉这个城市。” 我由衷喜欢这句话。这表示我手头暂时没有专门的任务，可以在东京城里闲逛， 了解这个城市的街道、商店、酒吧、餐厅、酒店、公园、传布消息的地方和历史遗 迹，一句话，了解东京。 那时美元是强劲货币。我拿着GS－7 级别的工资，加上临时任务的津贴，可以 在体面的餐厅、酒吧里随心吃喝，且几乎每天光顾有名的按摩浴室，还可以有节制 地购买一些东西。 （有一点我要向我的神职教父和认为我行为不妥的人表示歉意。日本当时称为 “土耳其浴室”的，事实上就是男人寻求性满足的妓院。我很早之前就已是一个性 享乐主义者。在此，如果不提及我这方面的生活，也就无法诚实地讲述我生活中的 故事。）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快乐极了，因为很多街道、地点和商店的名字本是我从书报 刊中读到过的。还有一些我想去参访和了解的地方的名称可以溯源到封建的幕府时 代。 要我帮手于的活则是：在一间特定的酒店租一间特定位置的房间，观察报告对 面街道上的一间办公室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行动时的任务。听起来很简单，但比预想的要复杂一些。 首先，酒店总台的服务员本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当他看到我的台湾护照时，潜 在的种族主义意识就使他问我一些我不喜欢的问题，说话的语调也使人回想起二战 之前日本的特殊警察。最难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房间，而不要同层的 别的房间？ 我没有准备这个问题，紧张得出起汗来。突然我来了灵感。我不说日语，而改 口说英语。我深深体会到，很多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人和朝鲜人面前都会表露出优越 感，但同时在美国人和讲英语的其它国家的人面前，又有自卑感。 这一招果然灵验，在我的傲慢举止和要求下，那个服务员又变得像平时一样奴 性十足。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房间，开始断断续续地执行起监视任务。 如此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满足监视任务的房间，很出乎负责这次任务的案官的预 料，他很满意，几乎天天都要到这个房间，间或用一部带长焦镜头的高级相机拍摄 对方的动静。 危险终于来了。一天当案官用望远镜隔着水平百叶窗观察对方时，突然惊叫起 来。我一跃而起，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对方办公室里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但令我惊惧的是，在对方办公室楼上 的一个房间里，有五六个办公人员正聚集在窗口，对着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口指指点 点。案官由于一直聚精会神地观察我们的监视目标，未能及时发现他们的举动。 我赶忙压低声音（虽然完全无此必要）对案官说：“快收拾东西，离开房间。 从左手边的走廊离开酒店，这样可以避开从对面冲过来的人！保持联系！” 他非常专业地收拾好东西，撤走了。五分钟后，我也偷偷走出房间，下楼到了 酒吧，深饮了一大杯啤酒。这是太需要酒了。 我仔细回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考虑着可能采用的藉口，突然记起案官的记录 本竟还忘在房间里的椅子上，那上面可有很多敏感的资料啊！天啊，鬼知道还忘记 了什么东西在椅子上。我发疯似地又冲回房内，果然，我记得没错，黄色的记录本 还在那儿。我抓起记录本，又冲回了酒吧，我不愿在房内与任何人打照面。 在酒吧里，我猛喝着冰冻啤酒，借以给火急异常的心降降温，心想：就算是007 ，这也他妈的会是一件麻烦事。 15分钟后，我想出了几种可能有效的藉口和抵赖方式，走回房间。这时电话铃 响了，是案官打来的，我知道一定会是那本笔记本的事。 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慌乱之情溢于言语，可以想象他觉得这是多么紧急的情 况。 “保罗，我忘了，我忘了。” 我慰告他我已经拿到“那东西”了，并请他在酒店外的某处和我会面。 案官是业内的高手，绝对的资深间谍。他走起路来的样子，每每使我想起一头 猛虎，凶猛异常，自信十足。 有一点很奇怪，顶级的情报行动官员走起路来都像是食肉动物，像猛虎，像猎 豹（还要加上一句，也像残酷的狗）。也正因如此，肖恩·康纳昨所扮演的007 的 形象与真实的间谍很形似，性格硬朗，威武有力，多谋善断，目的明确，不论男女， 都充满信心。 显然，案官觉得很窘迫。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如此周密策划和布置的行动中， 还会出这样的纰漏。他非常感激地说：“保罗，多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所发 生的事。” 我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也很高兴。 后来我知道，我们中情局的人闯进了我们监视的那间办公室。使我诧异的是， 在真正冲入那间办公室之前，我们的人事实上已十数次进入过那间办公室，有时是 在晚上黑暗时进入的，为的是充分操演，以保证能确实拿到我们所要的“材料”。 当部长又一次下令再进入那间办公室时，我刚好也在场。 “哎，老板，我们已经来这12次了，上帝知道了都会感动的。” 正如预期的一样，整个行动完成得非常成功。 几年后，在对水门事件的国会电视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局长说水门事件中的人 屋行窃只不过是“业余档次”，这使我记忆犹新。赫尔姆斯先生继续解释说，在直 到真正进入一间屋子之前的半小时，中情局的行动人员还会在不断练习开锁。这一 点我绝对可以证明，确是如此。我坚持不懈，尽可能多地学习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 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些我实际上已很熟悉了。 。虽然我能流利地说、读和写日语，甚至强过日本大学毕业生，但我说话时还 是带有一些口音。（在巴黎时，我交过几个日本女朋友，也有不少日本酒友，这已 经使我的日语水平提高了不少。）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我的口音可能来自日本的其 它地区，而不怀疑我是否日本人，因为我的日语词汇和表达都十分地道，不像学过 日本语的外国人。 不过，虽然我对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已有了解，但真正学起他们的风俗习惯 和处世之道还是有不少困难的。 我第一次到一间日式餐馆，当我依例脱下鞋子时，迎接我的女传应看着我的动 作说：“先生，您一定是外国人吧！” 从我说的日语中她是无法发现我不是日本人的，但从我脱鞋的方式上却可以断 定我不是地道的日本人。 可能最难把握的就是何时要摆出傲慢姿态，何时又要显得谦卑。如果一成不变， 就很易被人察觉。 作为情报官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令自己不引人注目，他们教我，要像一团灰色 的影子。但我却发现，有时又要表现得傲慢放肆，以摆脱紧张局势，就像我订房时 一样。故而，随机应变的态度和举止才是最重要的。 这又令我想起在一组北朝鲜别动队潜人南朝鲜袭击总统府之后，南朝鲜当局所 发布的一个公告：“……注意从北朝鲜来的特工。注意说话带有北朝鲜口音的人。 注意身穿有皱纹的衣服的人。注意表情卑躬一心怕引起麻烦的人。一经发现，立即 向有关当局报告。……” 这一警告所言，可谓精辟。我引以为训，尽量使自己不像其中所描述的人。 我发现，在很多土耳其浴室最能探听到内部秘闻和了解日本男人的习性，享受 性服务还在其次。 我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大多数按摩女都对我很友善，渴望为我服务，也乐于回 答我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日本男人及其弱点的问题。不久我就成了一间消息最 多的土耳其浴室的常客，并享受贵宾待遇。 哦，他们还特别给我打折扣，真是谢谢。 就在这时，东京情报部已决定将我调到另一个部去，因为我会讲法语，当时越 战正酣，中国大陆也正为文革浪潮所席卷，中情局就要找一个懂法语、还懂日语和 中文的人。而这些语言我都会，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语言天才，而是我的个人经历 所赐。 那时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会这五种语言的人：日语是由于我在台湾出生时，台 湾正受日本统治，二战后又自然学会了台湾话；1945年后蒋介石军阀政府接管台湾， 我又学会了中国普通话；英语和法语则是我长大后在美国和法国生活和学习时所习。 只有在1934年左右生于台湾，后又学习过英语和法语的人，才会有同时掌握这五种 语言的优势。二战后终止了学校的日语教学，所以四年级以下的学生不具日语能力。 鉴于这些原因，我想没有其它台湾人有同我相似的背景。 我早就意识到我的语言优势有一天会对我有利，现在机会来了。 新部长唐纳尔德·布朗先生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想象力和极具才干的人。 他尤其是一个最能理解下属的上司。他个头很高，像运动员，动作敏捷，有教 养且易于相处，是那个年代里典型的中情局中层管理人员。第一次见面，他问了我 很多问题，也向我提了不少建议。虽然我因不能在当初充分理解我、并将我转成正 式行动官员的那位部长手下工作，感到有些沮丧，但我发现我很喜欢唐（布朗先生 名的便称）。 （当我后来有机会表达对那位部长的歉意时，他宽慰地对我说：“只要是有益 于工作，我都满意。”） 第一次见到唐·布朗时，我和他进行了有益的思想交流。我告诉唐我嗜饮，但 喝醉以后不会失去自制力，绝对不会说任何不该说的话。我可以看出唐接受了我所 说的意思，他对我如此信任，使我深受感动。依我的经验，我对我所说的话绝对有 信心。人生至此，饮酒方面，我已完全不同于早先的几年。现在即使是喝得烂醉如 泥，我也不会丧失理智或失去自制力，尽管说话和走路可能都会变得磕磕碰碰。 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对唐许下的诺言，虽然在11年后才戒了酒。 我还向唐表白：“我不撒谎，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撒谎。” 这话不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通常从不说谎，故而说起谎来一点儿 也不熟练。 唐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看着我说：“哦，那你最好是学学。” 我并没有言过其实，也不是什么道学家，但不久我确实发现，真诚是避免疑虑 和猜忌的良方，从事间谍工作如此，其他行当也一样。于是这成了我一个固执的信 条，即“说真话要比靠谎言生活容易得多”。 即使你只想撒个小谎，那么从一开始，就要切切记住千万不要自相矛盾。从人 之常情上说这已经很重要，在间谍工作中这一点更应是首要原则，因为有信心和守 信用几乎就是间谍行当里的硬通货。除非是有很正当的理由，自相矛盾是间谍活动 中的大忌，会被认作是不诚实，进而成为失去信任的缘由。而且，这个行当里是不 会给你什么机会去“解释”你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和前后不符的。 说真话就要容易很多。我认为一但出现误会，你就应当立即坦言承认，老老实 实道歉。大部分人都乐于接受真诚的道歉。有时，圆滑老练会有助于澄清误会。但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诚实的误会，容易解释。最好和最容易的办法，还是从一开始就 说真话。 另一方面，即使只是最“无罪”最“平常”的谎话，也会使你失去很多。如果 是因为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或只是因为不真实、而使谎言被戳穿，那么，不知不 觉中，说谎者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 说谎不是什么玩笑，开玩笑时人们会知道是玩笑，而谎言一旦说出，以后再想 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就太迟了。 我无法喜欢电视情景喜剧和广告节目中的所谓“幽默”的“白色”谎言，它们 看起来就像是在愚弄观众的诚实之心，同时也表明，一个小小的谎言往往会导致一 个更大的谎言。 我记忆力极佳。依照事情的主题，我可以很轻松地记起一周前，一月前，一年 前，甚至十几二十年前别人告诉我的事。 我们经常听到自相矛盾的故事。如果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出自不同人之口，来 自不同的地方，就会使人们怀疑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如果是出自同一个人之口， 那么人们对他的信任就会发生动摇。反正是哪里出了差错。要么是这个人记错了， 那么故事就不可信；要么是这个人在胡编乱造，那么他就不可信任。总之，这是一 个警告信号。 我个人认为，一个无法否定的谎言，或一个不必要的谎言，足以使我对说谎者 的人格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确信一个人在成年以后，他的人格极少能完全改变。不诚实的品行迟早会露 出马脚，不诚实的所做所为也迟早会被揭穿。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这是一条颠扑 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不止是讨厌谎言，还厌恶那些惯于说谎的人和病态的说谎者。试鉴别 之：惯于说谎者在说起谎来时一点儿也不会觉得难为情；而病态的说谎者则在完全 没必要时也说谎，且说起谎来，不暇思索，毫无愧疚之心。这两类人在心理上都有 自卑情结，爱慕虚荣，对他人发泄自己的怨恨。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易相处的。 当被问及新奥尔良的天气如何之类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会说：“不知道。”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新奥尔良的天气，并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知道了 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但是，如果扯到诸如“我知道一个迷人的人物”之类的话题时，五花八门各式 各样的吹嘘，添油加醋以及不实之辞就会满天招摇。因为这正是说谎者可资利用以 引人注目的话题，他会表现得高人一等，炫耀自己如何比别人知道得多，比别人更 会说笑，而不怕会被当场戳穿。 说谎者是不会对着镜子向自己撒谎的，因为他没有说谎的动机。他要显示的是 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而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过去我见过很多惯于说谎的人。 一个女人曾连续几个星期向我叨咕有趣的故事，但后来我从她那借了几本杂志， 却发现她所说的所谓“有趣的个人经历”原来都出自那本杂志。 还有一个中国人对我讲述他在上海亲身经历的趣事。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这 故事很熟悉，但又不想说出我的感受，怕他尴尬。我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发现原来 他所说的竞完全雷同于一则中国古文故事，20几年前上高中时我就读过而且现在还 记得。我这位同胞生长在大陆的文革环境中，他不知道，在台湾学校里这则古文是 必读和必诵的课文！ 还有一个日本女人嫁给了美国人。她过去常常在她的美国朋友面前炫耀她在一 座日本古城堡前的玉照，并言称那城堡就是她的家。结果，她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 朋友都不买她的帐，还在背后给她安了个“公主”的雅号。 既然我这样看待不诚之举，那么我从事这个以欺骗为基本方法的工作，真是具 讽刺意味。要把说谎当成必备工具，委实令人难以掌握，但我要顺利完成任务，就 必须学会这门“功夫”。 我们中情局官员也每每喜欢即景闲谈，相互抖落在工作中所撒的谎言，但都只 是聊博一笑。我的好朋友山姆说起谎来可以以假乱真，但如果有人说他是骗子，他 会气得须发皆直，并声色俱厉地声言他只说一些高雅和令人羡慕的谎言，而且全是 在“正规工作的需要下”说的。 根据唐·布朗明智的建议，我独自找到了一份可以掩盖我真实身份的伪装工作 （Cover Work），表面上成了一名在日本工作的新闻记者，招聘我的单位全然不知 我的真实身份。 这对我而言实在是美妙之极，像我一样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没受过专门训练的 人，本是很难在外国新闻机构中谋到记者的差事的。学历和语言背景可能是我获得 这份工作的主要资本。 这样，我就依中情局的指示，调整自己，开始了一种敏感的深度潜伏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除了从事对外秘而不宣的秘密情报工作外，在表面上要从事一份合法的 全日制工作。我不能公开暴露自己和美国的任何关系，即使是美国永久居留权，也 不能公开。（我本可以拿到绿卡，但局里没为我办理，以防我遇到麻烦。）这样， 我用台湾护照工作。从此，我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双重生活”。 这就是我长达20年的深度潜伏工作的开始。 深度潜伏，或非官方掩护（NOC ）的生活自然也意味着艰辛：冒着暴露的危险、 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双重生活而且又像永无终结。在遇到危险和被捕时，也得不到 美国政府或大使馆的保护。 还要尽量远离美国官方机构和美国俱乐部。社交圈子里没有或少有美国朋友或 同事。尤其是像我一样以第三方护照做掩护的，更要注意在表面上尽量不与美国发 生联系。与联络官或其他官员碰头的地点，一般都选在咖啡厅、餐馆、酒吧、秘密 房屋或酒店房间里。 最为重要的，则是使自己在做表面工作时完全变成情报官身份以外的另一个人， 把表面工作的生活，当作自己真正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灵气与悟性的， 仅仅做表面文章，或名不符实的伪装，是远远不够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非官方掩护（NOC ）情报官与同事碰面是受到限制的。他或 他的家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受禁止，除非是像圣诞节一样的特别时间。总而言之， 他只能是他自己，一只孤独的披着伪装的狼。靠自己的能量、机智和本能而生存。 通常，中情局工作的行动官员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做两年到三年的深度潜伏情报 官。至少过去是如此。深度潜伏工作一般不超过两次，因为这项工作极为艰难、孤 独，而且危险。潜伏间谍与情报站间的联络是由一到两名官员负责的，一般晚上在 指定时间和地点见面，传达有关命令。这类官员称为“联络官”，读者将会发现， 联络官对于潜伏情报官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必须牺牲自己所有的美国社交生活，远离有关 社交场合。怎样生活都行，就是不能像美国人。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命运、福祸，都是从联络官那儿开始的，也在联络官手中 结束。 如果联络官称职，可资信任，情愿把时间花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身上，那就不 会有什么闪失。而如果这条与情报站沟通的唯一管道生锈或阻塞，出了问题，那就 等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被折断了翅膀，甚至更糟——我下面还要说明。 联络官是沟通管道，更精确地说则是潜伏情报官的生命线。 在中情局里有一种说法，说非官方掩护任务可以区分一名情报官是男人还是男 孩（当然，中情局也有女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这说明了任务的艰巨性和残酷性。 我作了20年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在局里至今总共只有6 个人有如此长时间的潜伏工 作经验。我认为我有资格说上述说法有失偏颇，是不正确的。 联络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工作和生活。联络官既能造就、 又能毁掉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一位熟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境遇的官员曾经评价说：“这就是很多长期潜伏的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不值得去冒险的原因。” 无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自己的能耐有多高，都需有一位能胜任的并且有同情心 的联络官与之配合。我喜欢长期潜伏工作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虽然艰苦、有缺点， 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至少更具冒险性。 我后来在欧洲碰到一位高级情报官，看起来他十分乐于当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 官。使我惊奇的是，他曾作为一名官方保护的外交人员而被我们碰面所在的国家列 为“不受欢迎的人”。 “你怎么还敢留在这里，不怕被捕吗？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惊讶地问他。 “小心一点就是了”，他说道。显然，他大钟情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潜伏生 活了。 小心谨慎可谓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处世真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顺利地度 过近20年的长期潜伏岁月，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谨小慎微，时刻 警惕可能存在的危险，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曾与一位在不同国家的情报站担任过站长的退休官员倾谈过。他对非官方掩 护情报官有不同一般的灼见。他告诉我，他曾有一次在当时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非官 方掩护情报官。在卡特总统发动从德黑兰美国大使馆拯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失败后， 他即在德黑兰担任非官方掩护情报站站长。 很难想象在那种非常时期和充满敌意的异域之邦开展情报工作，单是在那儿设 “站”已极其不易。官方保护是绝对谈不上的。我不禁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叹服。 从他的介绍中我获益匪浅。我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如此艰苦的任务中幸存下来，说 他们小心谨慎到神经过敏都不过分，也唯其如此，方得幸存。 唐·布朗亲自担任我的联络官，在情报站和我之间传递讯息和情报，负责所有 的与我有关的情报指令、要求、掩护、社交以及繁琐的行政和财务问题。像他一样 以部长的身份直接联络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在中情局里是极少有的。（其下属有 副部长、科长和许多高级官员。我当时是站内最低级别的情报官。） 唐·布朗一心希望帮助我，使我成功。尽管他的工作负担很重，但仍对我悉悉 关护，这令我感激备至。 虽然唐后来离开了我，给我派了另一名联络官，但他仍对我极其关心，看我能 否自立。 在唐·布朗领导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发过牢骚，犯过很多错误，有时也令唐 觉得十分头痛。虽然我很努力工作，但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来说，我尚欠火候，没有 做出什么值得唐夸耀的成绩。唐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所责备。如果我犯了明显的错 误，他就会间接地提醒我，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之处和弱点。作为一名优秀的 领导，他善良，深请领导艺术。 很自然地，后来看到唐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掌握大权，我一点也不觉意外。 我的任务是“熟悉这个城市”，这给我以很大的便利和幸运之机。那位安排我 调到东京站的部长将我移交到唐·布朗手下，当唐知道我还从未接受过真正意义上 的职业训练后，又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滂花大雨中陪我在街上走了三个半小时， 边走边谈，向我传授情报工作中的主要技巧和注意事项。 他本是这个行当的顶尖高手，早年间，就曾以在东柏林的工作事迹而享有盛名， 颇有传奇色彩。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所盯梢，就索性走入一条死胡洞， 盯梢他的秘密警察自认为对地形十分熟悉，就很自信地守在巷口，但却没有发现他 再出来。其实当他返身出巷的时候，已伪装得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人，就这样，从 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经过而不被察觉，摆脱了盯梢。 我曾使用过很多他教授给我的技巧。每次都能从危难紧急的情况下巧妙脱身。 例如，他曾教我如何暂时伪装成跛子，在何种情况下需这样装扮，这样装扮会 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有好多次在狭窄的走道上和对方人员不期而遇，为使对方不致认出我，我就 装扮成破子，仿佛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10公分似的。与对方擦肩而过时，眼睛 转向另一方向并向下看。对方从没认出过我。 不注意基本要领曾令我陷入困境。有一次我拜访一个敌对机构，与三个对方的 情报官员谈话。要装扮成跛子。只需在袜子里放上一块从铅笔头削下来的橡皮笔擦 就可以了，橡皮不会弄疼你，但却在你每迈一步时都提醒你必须跛着走路。 我那次没有依要领做此准备，我只拿了根拐杖，装得一瘸一拐地到对方那里， 说我患了关节炎（所以我迟迟不露面同他们接触可以说得过去）。那三个敌方官员 都很强壮，目光像刀锋一样锐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我解释。我感到一种不同 寻常的紧张气氛，不久就觉得作呕。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拿拐杖，用两条健康的腿 冲进了洗手间，露馅了！ 叫我怎样解释我的荒唐愚蠢之举！我从洗手间出来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还好 那次谈话是我掌握主动权，所以对方没追问令人尴尬的问题，在情势上占明显优势 挽救了我。但这一教训却深铭于心。 我同我未来的妻子初次相识也是这个时候。 一次我给一位我在巴黎学习时认识的日本女士打电话。她是一位年迈的贵妇人， 以前曾以无忧无虑的爱情生活闻名。我想对她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赌场表示感谢之 情，于是请她吃晚饭，而她就将我介绍给她——我未来的妻子。 我的女伙伴在电话里高谈说正同照顾她孩子的一位年轻女人在一起，我说我不 在意，邀请她一起来。她们来了。 老妇人向我介绍了那位年轻女士，并且加重语气说：“现在，她是一位良家妇 女，我要对她负责。你要保证永远别碰她。放老实点厂现在我和和子一起回忆我们 初次见面的那晚时，都会禁不住笑出声来。和子那时刚刚洗过头，用一方头巾包住 头发，那样子有点令我反感。她个头不大却骨架粗壮，脂粉不施，完全本来面目。 虽然她长得并不“丑”，而且开朗友好地对我微笑，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说： “不怎么样。” 我带两位女士到位于著名的银座区的高级日式餐厅去用餐。我当时拿着工资和 临时任务津贴，经济条件不错。当时我们三个人的一餐饭，在现在东京相近档次的 餐厅可能要花费至少700 美元。 和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妇女，很少在餐厅吃饭，所以对餐厅的环境感到陌生。 那家餐厅有一道河豚菜式，虽然河豚的血液里有致命毒素，但却被日本人视为 珍馔。河豚须由特殊牌照的厨师宰杀制作。此时，餐厅的老板正在我们前面的柜台 上准备河豚。 和子听到我们准备吃这道少见的菜式，惊道：“哦！我们不会中毒吧？” 真是尴尬。不过餐厅老板的脾气还不错，并没理会她的话，这倒使我宽心了些。 还有很多精美的菜式。我吃得忘形，竟失礼轻声对和子说：“如果你喜欢，还 可以吃我的。”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良家妇女一言不发，真的开始一盘一盘地吃我 的菜！ 后来我知道，和子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信徒，这在日本人中是极少的。她曾想进 入修道院做修女，但修道院主事出于不知道的理由两次拒绝了她。那时她正在一间 孤儿院做义工，照顾行动不便或先天有缺陷的儿童。 到我和和子第二次见面，已经过了4 个多月。这也是情报官的职业特点所致。 事情不可预见，无法给自己设定日程安排，有事时还无法解释，可谓身不由已。 四年后，当我快要结束派遣东京任务的时候，有亲戚朋友问及我：“你要搬去 哪儿叩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去华盛顿，那儿比较适合我。”不久后，我却 突然搬到了“大城市”纽约，只好又含含糊糊地说：“今后还有可能再搬回我的家 乡巴黎。” 我父亲和我的岳父都未意识到我的真正职业，他们的看法是我可能不能坚持从 事一份固定的工作。 临时任务结束时，我返回华盛顿特区，为长期驻扎东京做准备。 局里向我下达了指令，要我向大多数同事解释我之所以退出中情局是因为我在 东京执行临时任务时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非官方 掩护情报官的敏感之处。即使对我的同事，我也必须隐瞒我自己的真实身份。 谈到我作为外国报刊记者的掩护身份，有一段趣事。 一家外国媒体意外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职位，在华盛顿充当全 权白宫通讯员。这是一个极为特殊荣幸的职位，尤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办 刊经验的新手而言，更是一份意外的好差事。这可能也是很多年轻男女都十分渴求 的职位。 但是，一个中情局官员有什么理由必须每天守坐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呢？除 非我辞去中情局的工作，否则就永远无法开始做这份差事。 我依然想成为一名间谍，尝试冒险的滋味，而不是想成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而且，我还想在日本住上一段时间。 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成为一名世界舞台中心的政治新闻记者的机会。现在回头 看看，诚心地说：我不敢肯定我当时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旅居日本 离开台湾到国外学习12年之后，在东京，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这次重逢使我 们激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高兴地看到他浪荡的长子经过这些年以后成了一 名令人尊敬的“记者”。 几天以后，父亲在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的一个重要的记者会议的镜头中发 现了我。因为我坐在会议的前排，我猜到可能会出现我的脸，所以让父亲注意电视 荧屏。他吃惊地看到我的侧面像大到占去了半个荧屏。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所需的登记手续都办妥了。外国记者在日本受到特别礼貌热 情的对待，日本政府官员对外国记者也很热情，但他们口风很紧，所以日本不是外 国记者轻易就能收集到重要消息的地方。 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从事新闻业，同时还得装作不是生手。事实上，我还是 第一次看见那种带着噪音接收新闻稿的老式传真机，对于它如何工作，我连最模糊 的概念都没有，也听不懂关于它的解释。我很快离开了这台机器，告诉自己必须尽 快学会使用这个神奇的“高科技”新玩意儿。 因为我的日语很流利，所以同一组织的日本同事们不知该将我看成是外国人还 是日本人。资深的职员对我不太友善，他们很不屑地预言我在以后六个月中将一事 无成，因为我不会用英语写哪怕是最简单的新闻稿。 我将证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赤坂的高级住宅区我找到了一套俭朴的公寓。从那时到现在，赤坂一直以酒 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而闻名。在东京，晚上有艺伎戴着传统的假发和穿着戏服坐 着古老的人力车上到不远处精巧的日本餐馆——料亭中表演，而赤坂是东京仅有的 两个这种地方之一。 选择赤坂是因为这里位置好，交通便利，使我能方便地到其它地方去搭出租车 到办公室，即使是当时所谓的“神风出租车”也只需要40美分，如果坐地铁则只需 8 美分。 按照中情局的规定，选定住处必须以保证安全为前提。私下里我很高兴发现了 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后来得知有很多是外国间谍，夜间则充满了漂亮 的酒吧小姐。我的寓所位于东京最大的夜总会——天皇夜总会的后面，天皇夜总会 里有不下1000名小姐。我搭出租车回家时就常说：“去天皇的后面。” 后来有到访的外国朋方和我一起坐在附近的咖啡店中望着这些可爱的人步行去 上班，我的朋友无例外都会被这些美丽的日本女子所打动。 一名美国外交官评价我居住的地区：“我从不相信正常人会住在那里。” 我曾以为找到了一处面对小公园的安静住处，并且能脱离公众视线，但是我错 了。 位于街区一角，离我的住所仅三个门洞的建筑里住着日本最著名的歌星美空云 雀。住在这里的三年中我从未见过美空小姐，但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至少会有一部， 有时是两到三部电视站的广播采访车停在通往我住所的小巷的入口。我变得对这些 记者们很敏感，直到习惯为止。对一名新的间谍而言，这不是能使神经放松的住所。 按理说，一名记者应该常常盯着新闻并且留意着爆炸新闻的发生。为了能跟踪 最新消息，他必须看许多电视新闻，听新闻广播，并且要读大量报刊杂志，以跟上 形势的发展。如果想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他还必须是一个博学的人，像许多从事 新闻工作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成为一名“新闻瘾君子”。 我也不例外。从早到晚，我都得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追踪新闻，将它们进行比 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哪天早晨和晚上不看新闻或报纸，我会浑身不 舒服人为尽可能好地完成我的新闻工作，我常常不得不早晨在办公室阅读5 种日文 报纸，浏览2 －3 种英文报纸，然后是3 －4 种下午版，这些还不包括日本数量庞 大的体育报道，因为那不是我注意的范围。我的双手常常沾满报纸上新鲜的油墨。 我还每天阅读1 种日本周刊杂志，每周6 、7 种，还有英文的时代杂志和新闻 周刊。这些费时的例行公事要求快速阅读并且浓缩，还需要好的记忆。我很快就获 取了需要的知识。 后来，曾经有个总部来的高级官员问我大约花多少时间来作新闻调查，我的回 答是“一周的每一天，每天 12 －16个小时”。（为什么我没想过要超时津贴呢？） 那位官员惊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显然这种新闻工作时间表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 做间谍工作，即使新闻和间谍工作在某些领域是重复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会对我的日常工作感到惊讶，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谍报工作 而非新闻，如果两者在时间上冲突，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习惯所带来的自然好处是我变得非常了解日本。利用非凡记忆力，我能记 住许多事件、名称和细节，而且并不限于重要的事件，还包括琐事和花边新闻等。 这使我在任何场合都很健谈。 我在巴黎上学时，法国财政部长 Valery Giscand d'Estaing （1974－1981年 担任总统）两次作国家预算报告，没用任何稿，所有细节、数字都完美无缺。 真是精彩的表演。新闻报道即使是反对党也站起来为之喝彩。我被深深打动了， 于是有意识朝那个方向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所以在东京，我参加新闻会议以后几乎 能够不靠记录而作详细写作和口述。这可能是我另一份无可估量的财产，因为情报 工作中有时做记录是一种奢求和一种禁忌。 听而不作记录——用录音机除外（即使后来的便携式录音机）——不会引起任 何怀疑和不安，这也能表明好的记忆力——即使是炫耀——就是高智商。 退休以后，有一次我帮助谈判一份价值3 ．5 亿美元的合约，因为右手腕关节 炎发作而不能作记录，我只能记住讨论的内容和细节。长达6 个小时的会议之间， 甚至没有上厕所的机会，对方的一个经理过来问我是否有照像机般的记忆力，很让 我高兴了一阵子。 间谍工作和新闻工作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打探消息，问刺探性的问题，听回 答，找寻真相，保守来源和机密，客观、准确。真实地书写报道结果。 许多国家利用自己的新闻媒体在海外刺探情报已不是什么秘密，常听说有新闻 记者被指控从事间谋工作，两种工作性质的相通性很自然地将这两种职业拉到一起。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没有用本国的新闻媒体作掩护从 事情报工作。当然，我不属于任何美国媒体，我也不知道有哪位中情局官员以美国 媒体作掩护。 对情报机构来说，与新闻媒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名著名记者会有许多朋友 属于情报组织。情报官员对国内和国外媒体会下很大工夫。可以想见这是对双方都 有利的合作。中情局可能会认为这样付出不多，同时却收获颇丰。 在我成为记者后的一年之内，部份因为他们的收人接近我“记者”收人的两倍， 也由于我被同事看成讲外语的竞争者，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其 它新闻媒体里工作的朋友多次劝我跳槽到他们那里。 这令人高兴，但我只能用想得到的借口回绝这种更舒适的工作和更高薪水的诱 惑。美国媒体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国机构，中情局禁止我n ］ 在里面活动（其它美国的亲密盟国，如加拿大，也一样）。 约四年以后，我被介绍给美联社一位主管国际新闻的副总裁。他对我讲到日本 和中国作为消息来源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联社将训练12名年轻记者，6 名讲日语， 6 名讲中文国语。当听说我是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有经验的记者，他说我集三种 优势于一身，应该争取到美联社工作。 这一次我有些动心了，甚至报告了中情局里的上级。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决 定留在中情局，上级对我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的理由并不十分光明正大，间谍工作仍然能吸引我，并且当时我于得很好。 如果到美联社去，因为有严重的饮酒习惯，我可能很难习惯新闻机构里有规律的作 息制度，我也不喜欢按时睡觉。 后来我为做出这次重大决定感到庆幸。如果没有后来中情局关于处理过度饮酒 的规定，我可能会使我的家庭过着糟糕的生活并且自己早就死于饮酒。 中情局雇员为保守秘密而自豪。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文化。 一名情报官员首先应学会独自享受他的成功。而相反，一名记者却可以将他最出色 的报道公之于众。极密情报官更将之发挥到极致，他只能独自或仅与配偶一起享受 成功的喜悦，而不能当众庆贺，即使是来自于中情局同俺的赞赏也是被禁止的。 这违背人类需要公众承认的天性，但他必须接受和习惯这种规定。过去破获的 间谍案表明一个外向的人是不适合从事间谍职业的。我后来注意到，中情局是极少 数会赞赏失败的机构之一，它会拍着你的后背充满同情地说：“干得好。” 我猜想可能是任务通常很艰巨，就像电影电视中所宣称的“不可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尽管很努力，一名间谍仍然常常会失败。我不知道成 功的比例，但我知道在关键地区竭尽全力的行动成功率常常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 执行的命令，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时间不对，人为错误，或仅是不走运，这些都 可能使许多艰苦努力付诸东流。在间谍的生活中，挫折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全心 全意的努力所收到的失败不应看成是灾难而应是值得赞赏的工作。 与新闻办公室同事们的预言相反，在学习1 个月以后我开始写新闻报道，到第 2 个月结束时，我变得更自如了。6 个月以后，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记者，能够充 满自信和驾轻就熟地采访国际会议、讨论会、新闻发布会。 大使馆和豪华饭店里举行的自助餐会，以及采访大人物和庆典。 但我必须承认不可能没有失礼之处。 在东京的早些时候，在墨西哥大使馆的宴会上我看见了一位迷人的夫人，她吸 引了客人和记者的目光。我问新来的路透社东京记者站站长这张不熟悉的面孔（可 能以后会大幅登在画报上）是谁，这位新到者也不知道。 我神魂颠倒地盯着这位夫人。她年轻，迷人，穿着典型的墨西哥式服装，皮肤 晒得黝黑，眼角上翘。即使在巴黎的荒唐岁月里精于此道，我仍然猜不出她的国籍。 我热烈的目光堪至可以说是在发送秋波）肯定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先是低下头 好像在回忆，然后向我轻轻点头好像说：“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你是谁。”我只 好收回更加粗鲁的目光。 两天以后，我吃惊地从新闻图片头条上知道这位夫人是裕仁天皇的幼女岛津贵 于夫人。她的丈夫就站在她后面几步的地方，很庆幸没有像以前在巴黎常做的那样 去与前公主“更熟悉”。 我还有另外一次与另一位前公主（如果嫁给平民他们将失去“公主”的头衔） 交谈，她是裕仁天皇弟弟三笠宫的女儿近卫宁于夫人。近卫夫人与岛津贵子夫人 （当然还有现任明仁天皇）是亲表姐妹。 遇见近卫夫人那次，我已经认出了这位有名的年轻漂亮的夫人，而且和她站在 一起的是她的丈夫近卫先生。 我过去和他们交谈。我很高兴和热情，不过我的举正、所讲的日语和英语都不 是最优雅的，但这对高贵的年轻夫妇很礼貌和专心地听我讲一些并不深奥的东西。 这次宴会上的情形在墨西哥大使馆再次发生，当时墨西哥外交部长正式访问日 本并为即将到来的墨西哥奥运会做宣传。外交部长带着他17岁的女儿一起来到日本。 另一名也是单身汉的美国记者和我企图从这名年轻可爱的墨西哥小姐那儿得到一些 小消息，诸如她可能希望呆在日本念书之类的，这样可能在墨西哥报纸上发表一条 “小小的”新闻。 当我用眼角瞧见我的美国伙伴独自将那位墨西哥小姐弄到一边，我匆匆地对近 卫先生和夫人夹杂着日本和英文讲：“实在抱歉，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会回来的！” 我记得近卫夫人会心一笑——一个少见的情景。 日本皇族成员在公共场合很少笑，即使笑他们也很端庄地笑不露齿。 我们两人建议墨西哥外长的年轻女儿到外面的花园去呼吸新鲜空气。当我们朝 门口走去时，一件令我很惊奇的事发生了。我发现五六名穿着粉红色无尾礼服的传 者静静地向同一出口移动，这些家伙是日本政府保护显贵的特别警察。通常很刻板 的日本政府官员穿着这种样式的制服真是出人意料。 观察能力对一名情报官员很重要。俗话说熟能生巧，我发觉自己只要见过一眼 他们眼睛的转动、身体的移动等就能认出那些男女同行。专门对付扒手的日本警察 在车＿上或店里能轻易认出潜在的罪犯。同样地，其它国家的警察常常能通过相同 的线索轻易分辨出罪犯和有前科的人。 反过来，就像我能认出情报人员或警察一样，他们常常也能够认出我来，所以 我必须小心。 走在大街上，我能认出这类迎面而来的人（日本当时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公 共安全厅担当类似于联邦调查局的角色，负责国家安全事务）。我会走大概30步左 右然后停下来回过头看看那人，他也会和我一样停下来回头疑惑地看着我。经过几 次以后，我不再理会这种“可疑人物”了。如果被监视，我必须得甩掉“尾巴”， 我知道怎么做。除非有这种必要，我想我不必太在意盯着我的目光。 早些时候，我总是对坐在对面盯着我的人感到紧张。一名老练的同事说得很对 ：“那家伙面对着你，除了直着向前他没有其它地方可以看。你希望他能怎么样？ 你能希望他不这么做而是盯着天花板或看旁边吗？” 在我结婚以后，妻子常说我的眼睛，尤其是我脑中想着间谍工作时看上去“十 分冷酷和吓人”。奇怪的是当我仅仅作为记者工作时，这种“严厉的眼神”很少出 现。我尝试着用微笑加以纠正，但效果不明显。我猜可能焦虑和内心的紧张会不由 自主地在脸上显示出来。 我有一名亲近的同事，也是一名极密情报官，他有一次奇异的遭遇：在巨大的 新宿火车站，他看见一个感觉像日本安全人员的人。当我的朋友转身避开他时，瞧 了一眼那人带着的手提包。我朋友后来回忆道：“手提包在眨眼睛。” 这件关于“眨眼睛的手提包”的事被报告了总部，得到的答复是：“那可能是 我们提供给日本政府的带相机的手提包，它通过手提包上的小孔拍照。我们现在已 经有了更好的不闪光的设备。” 任何一名脚印被发现的间谍心情都是不平静的。 我听过许多关于为何日本没有限制间谍活动的法律的传闻，所以那是一个间谍 活动的天堂。 祝你好运。 即使没有法律限制“间谍活动”，如果日本官方决定对你不利，可能会有一千 零一条理由——从“背信弃义”到“不受欢迎的盟友”，到“公共道德败坏”，再 到“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可能会叹服他们的想象力。 一般来说，日本负责公共安全事务的官员有出色的工作能力。那些来自于共产 主义国家的间谍人员不会被公开审判，而会根据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礼貌的“低姿 态”政策得到赦免。 常常只有在发生“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时，“嫌疑人”会被平静地要求离开 日本，仅此而已。感谢上帝，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如果美国情报人员被逮住，最糟 糕的也就是会收到站长的命令，悄悄地收拾行李溜出日本。所有受到损害的可能是 情报人员的自信心，可能还有他的职业。 我刚到日本就收到警告：好好练习职业技能，不要被抓住！ 不仅如此，有人来传达站长的话：“如果你们在走进秘密地点时被捕和暴露了， 我会活剥了你们。” 唉！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 苏联大使馆被日本安全人员从位于大使馆对面伪装成邮局的建筑内长期监视着。 这是公开的秘密。当一名可疑的苏联间谍，这意味几乎所有苏联人，从大使馆出来 时，一队日本监视人员会立即行动，坐车或走路，像一群猎犬一样跟在猎物（也称 兔子）后面。 苏联人知道这些，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让日本安全人员更难办一些，10－12个苏 联人会同时走出大使馆分别向不同方向分散。聪明吧？ 碰巧日本并不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应付所有可能的意外。 10－12个监视小组，每组4 －5 人，坐车或步行从这座无特征的建筑中蜂拥而出， 每组都有指定的目标。真是饱和监视。 听到这个我忍俊不禁。那肯定是一个壮观的场面。那个时候无线对讲机还没取 得大的发展，蜂窝电话则是在20年后才出现。 对我讲这事的高级官员警告说：“脑子里要记住日本人力资源丰富。如果需要， 他们会派10个男人（和女人）跟在你后面。” 作为一名“紧张的完美主义者”，我必须特别小心地留意任何可能的跟踪。一 名持中国台湾护照的极密情报官有一定的弱点，如果我是一名美国公民，我相信日 本政府不会干涉，我也可以少点担心。但是作为在新闻机构中工作的台湾人，我有 理由担惊受怕。 像我们在劣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停下来弯腰系鞋带，同时偷偷看一眼背后的 方式是很业余的。这可能明白地告诉你的尾巴你在留意被跟踪，只能适得其反地招 致更紧密的、甚至使你透不过气来的跟踪。这些使你厌烦的厚脸皮跟踪者会阻止你 完成任何机密行动。 标准方法——用标准方式不会招致任何错误——是停在大商店橱窗前假装欣赏 里面的展品，实际上利用橱窗玻璃的反射观察是否有人跟在你的后面。一次重要的 跟踪一般使用2 －4 人组成的小组，认出他们中的1 －2 个并不困难。继续走到下 一个橱窗，你会进一步确认。 每一个情报人员都应该知道这个，高明与拙劣的区别就在于高明者知道自己的 路线，事先也知道橱窗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事先“踩过点”，知道该走哪条街， 该看哪个橱窗。 记住几条不同的路线并不难，而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这能挽救你的行动或你的自由。 不幸的是，这种简单的安全练习很少列人正常训练中。 反追踪技巧有很多，一种稳妥的方式就是集体行动。你会经过一个有同事在那 里观察的指定地点。走过两次以后，如果被跟踪，同事能够找出你后面的尾巴。 如果单独行动，你可以保持均匀的步伐，然后突然加大步子。于是跟在你后面 和街对面的人会发现他们与你的距离拉大了。多数时候，他们会小跑着跟上来，你 会认出谁在跑步。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突然钻进开有朝街窗户的小铺子里，你可以在里面闲适地 浏览或购物。那个站在外面观察、好像等着鸽于从天上落下粪来的人就是尾巴。同 样地，你必须事先知道这间铺子。 如果跟踪者跟得很紧，甩掉尾巴就很困难。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是 名真正的记者，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常被跟踪。他的跟踪者常常是一个人，很容易就 能认出来。这人通常是站在门边等他出来。在那里无需隐蔽，他常做的是靠近尾巴 并告诉他自己计划的路线、预计的停留地点和目的地，同时提醒他：“如果你跟丢 了我，直接去目的地，我会在那儿。” 我听说在另一个独裁国家，一天一名跟踪者接近我的同事低声说：“你能走慢 点吗？今天我的鞋子不合脚。” 摆脱这种尾巴的难易取决于所在的地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紧密的跟踪 不容易摆脱。因为如果强行甩掉尾巴，一会儿他会召来一群同伙。这样一来，甚至 上厕所也会有人簇拥着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需要传递一些消息，经典方法是计划和设立一种快速接 触方式，即当你走到拥挤的大街或走廊的拐角处，离开跟踪小组视线大概1 秒钟时 间内将消息材料（微缩胶片、微型胶卷、小型磁带等）传递给与你擦肩而过的同事。 这种方式在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间很好用。但如果情报员不熟练，在快 速传递前会感到紧张，不自觉地手指发僵或拳头紧握，这会明确提示一名警觉的跟 踪者有事要发生。 在中情局的22年间，我主要在大城市工作，即使被跟踪也没有多大问题。除了 了解地形以外，我还充分利用人群，我还有健康的双腿和舒适的鞋于。大城市也为 我提供了大量的出租车、地铁、公共汽车及商店。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大的百货商 店。 我常穿着一套传统的深色西服（或西装上衣）以及领带，没有足以引起别人注 意和给人留下印象的颜色和闪光点。同时，芽戴整齐进人高级场所不会招至白眼。 我的鞋子，眼镜和大钱包一起作为重要装备随时保持光亮。有一点值得记住： 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停下来载客之前会看看客人的鞋子。鞋子光亮常常 意味着一名好顾客。 大的百货商店是摆脱盯梢的理想地点。这里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出口和入口，你 可以转圈或浏览，然后停下来等电梯（不要环顾四周找寻跟踪者，否则商店的保安 会怀疑你〕。坐不坐电梯是你的权利，你可以突然改变主意而乘扶梯，或等另一班 电梯。但是如果有多名跟踪者，至少有一人会和你一起进人电梯看你在哪层落脚。 此时你可以在电梯里睁大眼睛仔细审视周围的人，即使胆大的尾巴常常也会被 吓住。如果是足够谨慎的盯梢，结合扶梯和楼梯多次使用这个方法以后，监视的人 会失去你的踪影，或者会放弃那一天的跟踪。 重要的是跟踪者会再次出现，所以摆脱跟踪应尽可能表现得自然。换句话说， 就是你应该让他相信，丢掉你是他的错而不是你故意甩掉他。 准备好大量的可随时掏出来的硬币和小额纸币是很有用的。在酒吧或咖啡厅里， 如果你认为只有一个人跟着你，你可以突然站起来出去。那时，你会希望手中有确 切数目的钱，和帐单一起放在收款台上，然后静静地走出去而不必跑出去。你的尾 巴不会马上反应，或者他没有正好那么多零钱，只好找零钱或在柜台边等着找钱。 一般来讲，你的尾巴跟不上你。 就像对所有情报人员规定的那样，从走出住处开始，或者是与一名情报员接头 完毕以后，我常常很谨慎。 我会改变路线快步走5 －15分钟，然后坐上出租车到一个地铁站搭地铁，直到 确信没被跟踪。我知道地铁会打断当时可以得到的步话机之间的通信。我会从地铁 车站迷宫般的出口之一走出去，自信没被跟踪。通常我会在一个咖啡馆停留片刻， 到达接头点之前会再走一小段以确信没被跟踪。 我采取这种路线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这可能很麻烦，也很花时间，但能保证 安全，使我心情平静。 不称职的同事可能会威胁你的安全。我知道一名不遵守所学职业技巧的情报官 从美国大使馆出来以后，不是搭两辆出租车迂回绕道而行，而是像颗炮弹一样径直 到接头地点。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行动方式。 在咖啡馆或酒吧里找一个能看见人口的坐位，甚至更好的是能通过窗户看见外 边街上的情况。如果是一队跟踪者并且没有一个人敢进来，他们会因为不知道你是 否仍坐在里面或者已经从后门溜掉了而变得焦虑不安。 于是，可以预见其中一张脸孔就像布谷鸟自鸣钟里的鸟儿一样会隔几分钟出现 一次，从店外往里看以确信你还在。同一张胜出现两次以后，你已经确认了你的尾 巴。即使有多名盯梢者，这也很容易做到。 以后的几年，我已经习惯了被盯梢。即使我猜大部分是外国政府的情报人员， 常常也不知道盯梢的人到底是谁。我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忽略他们的存在。我是一 名合法地持有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除非我正在行动，除非我正处在行动的时刻，除 非我不知道我的计划已经失败——一种不大可能的事情，否则他们不能对我怎样。 我曾经去过一个西欧国家城市里著名的红灯区，这座城市以毒品和色情闻名。 可能受莫泊桑、佐拉等人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在红灯区里行走。在妓 女中我发现了一些可怜但富有吸引力的故事讲述者，虽然她们的故事可能仅仅是 “故事”。我喜欢和她们聊天，偶尔给她们买点儿饮料。 在昏暗的灯光下，那种颓废的气氛反而更有吸引力了。在台湾，在美国的都市 里，在法国，在西班牙或在日本，也是这样。 和其它城市一样，这座欧洲城市的中国城也位于红灯区旁边。我在中国城吃过 饭以后到街上张大好奇的双眼闲逛。我发现一名衣着寒酸的男子跟着我。我从街的 一边换到另一边，但这人仍然跟着我。开始我认为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但他显得太 有耐性，而且不整洁。我开始放开步子快速前进，那人跟在我后边跑，确定无疑！ 没有做更好的判断，我也跑开了。周围几乎没人，我不知道这人是吸过毒的暴 徒，是同性恋者，是劫匪，还是在这个肮脏地区工作的政府秘密毒品调查员。最终 我跑过了这人，安全回到了我所住的饭店。 我年轻、体力更好的时候，在“普通人”不敢去的贫民区或破烂的地方从来没 有遇到过麻烦。 然而，这一次我必须承认我害怕了。很自然，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时会 更加害怕。 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里，旅馆对外国人的登记使得第二天早晨警察知道什么样的 外国人呆在哪家旅馆里。这是在电脑还没有被使用的年代。 和往常一样，我孤身一人呆在这座城市里，打发去另一城市工作之前的三天时 光。一名极密情报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确定旅程和行动。中情局知道我的行程计 划。然而即使这样，也没人知道我所在的确切地点。对一名极密情报官来讲，这既 有利也不利。 第二天早晨，在饭店的咖啡厅喝咖啡时，我感觉到被人监视了。没有特殊的理 由，只是一种直觉。我环顾四周，只有一个人将报纸举到桌面上阅读，当此人放低 报纸看我时，我确信他就是监视我的人。 此人年轻、整洁、衣着讲究，带着军人的举止。我猜他可能是政府安全官员或 是反毒官员，不管怎样，这不关我事。（是的，我是一名情报官，而且那人可能也 看出来了。但在他的城市或国家里，我没有任务。）我想到了前一个晚上跟踪我的 人，但我并不在乎。 15分钟后，我发现那人消失了。即使没必要担心，我还是有些不安并环顾四周。 那人坐在隔我三张桌子远的正后方，我后悔不该四处张望，这会显出我心中的不安。 在另一个欧洲大城市的一间中国饭馆，我看见一个像东欧人（敌人！）的男子 和一名年轻的东方男子在一起吃饭和交谈。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名情报官和 一名特工在会面，那情报官可能正用英语低声地向他的特工传达指示，但我甚至不 能确定他们用的是哪种语言。 这座城市以间谍活动而闻名，但我的任务不是替美国政府或其它任何政府抓间 谍，于是我继续吃饭，看我的英文报纸。 很快，那名“情报官”注意到了我，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表示去楼下的卫生 间，将上衣留在了椅背上。开始，我并没在意。 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始终不见那“情报官”回来找上衣和他的 朋友，我开始留意了。 可能“情报官”也认出了我。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有重要的“生意”要做，所 以不能被识破身份或受到干扰。那人可能会去叫一群帮手来，我决定赶快离开。 由于可能已处于被监视之中，我采取了自己偏爱的路线：叫一辆出租车去这城 市里的红灯区。虽然我从没去过，但从地图上知道开车需要半小时以上。我催促司 机开快点儿（似乎每个朝红灯区去的人都很急），这样可以轻易摆脱任何可能跟踪 的车辆。况且，红灯区是甩掉尾巴的上佳地方，因为一个男人消失半个到一个小时 或在一个酒吧呆一会儿又换到另一间酒吧是“很正常的事”。 我四处游荡，在妓院、商店、酒吧里很快地进出，然后叫另一辆出租车回到那 中餐馆附近我出发的地方，因为我希望在那个地区寻找一间适于另一晚上行动的夜 间俱乐部。当我从一间夜间俱乐部走到另一间时，在一个拐角处和一个男人相遇， 几乎撞上他，正是那名可恶的“情报官”，世界真是太小了！ 那人发出奇怪的尖叫，显然，他和我一样感到意外。我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 将近两个小时的行动白费劲了。 我有些生气，决定看看这人如何反应。显然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官员，所以我没 必要担心。我唯一考虑的是天已经晚了，出租车越来越少。我坐在一间小酒吧里， 从这里能看见街道，可以确信那人正从外面盯着我。像教科书里的情形一样，每隔 大约5 分钟，他就会把头伸进来找寻我，每次我都会瞪着他。就像我从一开始就正 确估计那样，他肯定是间谍一类的人物。 我认定这是一名不合格的“情报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站起来，走到计 程车招呼站叫了一辆车，用同一策略第二次向同一个红灯区驶去。到我确信自己 “干净”，回到旅馆时已经疲倦不堪，为自己糟糕的运气而恶心。唯一的安慰是那 晚可能有一名敌对方的情报官在担惊受怕。 有一次在欧洲，我不得不搭乘火车去另一个大城市执行任务。乘短途火车来往 于许多欧洲主要城市间不会在护照上留下过境记录。（这是我乘火车的部分原因。） 当我下了火车坐在火车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时，我注意到一个带着诡异笑容看着我 的人，可能是便衣警察。我很厌恶那种笑容。我要去这城市的一个敏感区域，可能 会被盯梢、拍照，或者在行动时被“识破”身份。我的事已经够多了，不需要节外 生枝。即使有已经被认出来了的紧张感觉，我也不愿在开始困难的任务之前被“认 出来”。 任务完成得比预期的好。我已经被告知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当地政府监视。因 为拜访对象很热情地陪我进门又很热情地送我出来，所以会面时我不能隐藏我的形 象和伪装走路的姿势。因为我从那个敏感地区出来花去的时间比预计的多，所以可 能已经被清晰地录影和拍照了。但我并不在意，我告诉自己“没人知道我在这一城 市里”。任务成功以后，我更可以这么认为。 在这里逗留的三天时间里，我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观光活动，与一名在日本餐馆 偶然结识的日本女孩约会。 不错，很不错。 在返回途中走进欧洲列车的车厢时，我吃惊地看到那不受欢迎的人带着令人不 安的笑容正站在我车厢的外面。 这次我有些担心了。我能想到那人甚至知道我住哪家旅馆。火车离站时，他仍 然没有离开的意思，这简直是“贴身监视”，我更加担心了。 我想找一种解决方式——除掉这人或有所行动。如果是在电影里，我会将他引 进洗手间，刺穿他的心脏，于净利落地将他扔出火车。虽然我自信是一名应变力强 的情报官员，但这不是电影。不过我也没有惊慌失措。 在那座城市里我将进行重要而机密的工作，不能让他跟着我，否则他甚至可能 知道我要于什么。那人一直跟着我通过边境，在火车上检查时他对我的护照不感兴 趣，这使我相信他已经了解我到一个程度了。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并没做什么违法 的事，在过境之前好像他不会逮捕我。 在车厢里我看见了一名年轻漂亮的欧洲女孩。开始我讲法语，当发现她也将英 语当成第二母语时，我混杂着两种语言与她交谈。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帮了我， 这种“爱情游戏”我很熟练。我猜想那个讨厌的男人也能说这两种语言。那时我已 经想到了策略，我不担心。 我买来啤酒、葡萄酒和零食和那女孩狂热地吃喝起来。“喝！再来厂我知道混 和酒的强烈效果，开始用听得见的声音和她调情，而她格格地娇笑着。那人则站在 走廊里听。 我大声地要女孩写下她的电话号码，但不让那男人知道是什么。我们许诺一到 目的地，放下行李后就聚在一起。 到达终点站时，女孩已经喝醉了，而我相信自己看上去也醉了。我看见那张令 人讨厌的面孔消失在车站的人群中。或许他认为我仅仅是一个错误目标，或者是无 价值的不合格情报员，抑或是其它类型的行动人员。不管怎样，我盯着那人过了一 段时间，确信我和那女孩已经摆脱了追踪者。 我怀疑那人会带着我的名字去当地政府寻求合作以对我进行彻底调查。我提醒 自己，间谍的通病就是偏执，毕竟这是另一个政府。火车上遭遇以后我再也没发现 自己被监视。 最终我把那女孩弄到了我住的饭店，谢天谢地，还不赖。 幸运的是，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尽管当时大部分日本的反对力量大声攻击 美国，我还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生活和新闻工作。 母亲也来到东京和我重聚，她开心地看到我成为一名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外国 记者。 一大，母亲整理我的信件时，一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她问我是否要接受其中 的一个邀请，我看了一眼说：“不，妈妈，我不会出席的，我宁愿花时间和你在一 起。” 她说是来自首相办公室的邀请，我说不，可能有其它机会见到首相。母亲快哭 了，她肯定在想，这个曾经“没希望”的儿于真的成功了。 确实，我喜欢特殊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宴会上，一名美国记者邀请我一起与佐 藤荣作首相聊聊。佐藤首相很高兴地用日语和我交谈，因为他不讲英语。他招呼他 的阁僚——大藏相福田纠夫和外相三木武雄：“福田君，三木君，过来见见洪先生。” 他用比叫阁僚们更高一级的尊称称呼我，这是日本的普通礼节，但对一名33岁的年 青人是多么荣耀。 两位部长过来和我握手，福田先生和往常一样容光焕发地说很高兴见到我，还 友好地问了几个问题。三木外相告诉佐藤首相，通过新闻发布会他已经认识了我， 我感谢被认了出来。福田先生和三木先生后来都成为日本首相。 这里还有一段关于三木武雄先生的小插曲。一次，我用化名和“轻伪装”进行 活动（“轻伪装”就是用一些东西稍微改变外观而不完全改变面容），到所住饭店 的餐厅去吃早餐时，三木先生和他的秘书过来坐在前面离我很近的地方吃早餐。 三木先生立刻就认出了我。当时对应付这种窘境还不太熟练，我想我不能带着 这种奇怪的外表去迎接他，并且带的名片也是化名，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一大早 独自呆在这儿。三木先生的脸孔在日本政治家中是很熟悉的，三秒钟以后我就不能 装作刚刚看到他。我决定扮演预定的“外国人”角色，不理三木先生。同时，三木 先生歪着头皱眉思索，并且盯着我，好像在说：“我确实认识你，不是吗？”我不 得不忍受这顿匆忙的早餐，希望三木先生不要猜疑自己是否老了。 如前所述，在日本，如何拜访一个人是很重要的。1991年9 月，我在东京见到 了妻子的表弟，他正在给宫泽揆一先生打电话。宫泽揆一是前副首相，后来是首相 位置的竞争者。表弟没有用通常的称呼，对外人而言，这是一种轻蔑的表示或是一 种谦卑的举止，但我知道并非出于轻视。我问表弟他与宫泽先生的关系，他说宫泽 先生和他是同一祖父母的表亲。他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去年起一直让你去 拜访他。” 即使当时宫泽先生忙于竞选首相，他还是很亲切地接见了我。因为我已经公开 退休了，所以我奉上了自己用英文和日文写的小传。宫泽先生将两种版本都仔细看 过了，甚至很快注意到两者间一处轻微的差异。 能看到一名活生生的“前中情局情报官员”在他面前，而且还是远亲，宫泽先 生似乎很惊奇。带着好奇的眼神，宫泽先生问了我一些关于过去和现在的问题。他 很谨慎地没有触及什么敏感或令人尴尬的问题。我们一直呆到秘书进来提醒他下一 个约见。 宫泽先生的确登上首相宝座，但不幸的是他留给人们的记忆：在他的领导下， 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在执政38年以后第一次被细川护熙首相领导的更开放的联合政府 所取代。 我作为外国记者的地位即使不是每周也是逐月在提高。我参加了许多在大使馆 和高级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逐渐对这些饭店了如指掌。 饭店是间谍活动最便利的舞台。在这里可以公开地或秘密地进行集会、会谈、 宴会、闲聊、喝酒、吃饭、交换材料等。这里有走廊、拱廊、餐厅、大厅和酒吧， 当然还有房间，对情报搜集者来讲，它们就像设备完好的游乐场。如果需要还可以 很方便地叫计程车迅速离开。 我开始用心去了解东京大部分豪华饭店，以及地点、路线、公厕、公用电话和 出口。 只有一个出口的饭店是不受情报人员欢迎的。这就像一个老鼠洞，房中的侦探 会随时警觉地盯着唯一的出入口。 我开始被邀请参加鸡尾酒会、自助餐会、重要人物的接待会或庆典等。 铺张的自助餐会在日本很普遍，鲜花点缀或冰雕装饰的大厅里摆着各种佳肴美 食，客人也很多，但我几乎不认识他们。我一般因惦记自己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聚 餐会上吃喝很少。但在这种场合很少有行动机会。如果餐会上很拥挤，我就不能随 意走动，那么我会试着呆在离食品台较近的地方，而且倾向于靠近我喜爱的食物， 如生鱼片。龙虾和小虾等，等待着或许有吸引力的谈话对象出现。 即使我是酒精中毒者——这个称呼当时仍然不普遍或不被了解——就像被东方 人称赞的那样，我很英雄般地喝酒。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在一个中国人的招待会上宾主间相互敬酒，我干了24小杯 强劲的茅台酒（另一名客人夸口他喝了25杯）。我几乎接受了一名侍者狡猾的挑战 而将整齐摆放在我面前的12杯满满的酒喝下去。也许我全喝下去也没什么恶反应， 但这样会使陪伴我的妻于——可怜的人——受到全场瞩目。 在东京的那些聚会中，我的记者身份很好地帮助我与外交官、记者同行、以及 可能是许多国家的情报人员接触，我过去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大量的阅读得到了极 好的回报。我可以很明智地讲话，用灵通的消息和趣闻使谈话变得更活泼。有几个 大使经常用非正式和甜蜜的口吻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日本严重依赖于美国情报的输人，与日本有关的事务由中情局东京站联 络处以紧密协作的方式掌握着。因为我与该处不发生联系，所以我与日本政府之间 的关系纯粹是从记者的角度出发的。 日本外务省让我感觉很愉快，我试着尽可能真诚地与那里面的官员相处。 一次，一名新来的外国记者无知地写了一篇刺激性文章，讲新近回归日本的小 笠原群岛上“可能进行核试验”。这篇文章完全不负责任，忽略了日本人对核问题 的过敏性，但是这条消息立刻上了那记者的祖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工作方面的老板 要求我写一篇相似的文章对其加以证实。 我认为这很荒谬，只有不了解日本人的傻瓜才会捏造这种毫无依据的故事。如 果我写了任何与之轻微相似的东西，外务省的朋友会瞧不起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应 该更了解实情。这是卑鄙新闻的典型事例，但我伤害了老板的感情，因为他不了解 情况。 不久，我与外务省的和睦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外务省每周发布一次外事 新闻简报，主持人通常用英语发言，录相和出版外务省新闻发布会记录也是用英语。 有时主持人，即情报文化局长官会打断报告会，私下用日语向我确证一些消息，使 我非常得意。外务省发言人是一名温文而雅的卓越的外交官，是第一个用英语主持 面向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的外务省首席发言人。后来，他升职去了伦敦当大使。 然而，我的极密情报官身份在东京站内仍然是机密。 一天，一次极密情报官的秘密会议分发了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在世界上的任何 地方，我们通常假设所有美国高级外交官的电话都受到了所在国的监听。在遭到逮 捕或遇到其它与所在国政府有关的紧急情况时，这个号码可被确认为是驻日美军基 地的一个号码。 我是唯一没有得到号码的极密情报官。我仍然记得当我询问时，联络官幽默的 回答。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它？我能得到吗？” “不，保罗，你不能。”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身份属于机密。” “喊！那么遇到紧急情况时我该怎样做？” “你只能在监狱里耐心地等待。” “什……什么？哦！别这样，你一定是开玩笑。” “不，我没有开玩笑，我们不能给你这个号码，你只能在牢里耐心等待。” “哎……” 我采访除体育以外所有类别的新闻。然而出于个人爱好，我能得到了世界拳击 锦标赛靠台边位置的票。当时日本拥有几项较轻级别的桂冠。 我采访过许多访问日本的外国政府首脑，遇到过无数为某一理由访问东京的外 国政府部长。使人记忆深刻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还有他的淡色眼镜、雪茄和 小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印度甘地总理是另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我是一名快手。采访国际会议时，在听的同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句子。回到办公 室面对打字机时我已经想好了第一段。我在法国受到的写作训练对于概念的产生和 文章结构的组织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不少同事会以他们的开头段落 向我征求意见，这令人喜悦和满足。 我采访过两名国际选美赛的参赛者，享受被邀参加的几个场合的每一分钟。我 发现近看不是每个参赛者都漂亮。 在一个为参赛者举办的庆祝会上，我和一名参赛者聊天，预测她会进人前三名。 她谦虚地认为自己没那么漂亮，并许诺如果我的预言成真，她将和我约会。 最后她获得了亚军，并实践了诺言。日本赞助商精心地为每一位获胜者安排了 一名长期陪伴，以避免传出任何绊闻。她用小小的诡计甩掉了跟随。 我带她去了酒吧和我知道的一个摇滚俱乐部。当时在东京很少见到美丽的白种 人，至少不会像她那么漂亮。日本男人们震惊了！他们用忌妒和羡慕的眼神瞧着我 们，从中我获得了极大的尊重。我也很尊重这个充满魁力的女人，她是参赛者中唯 一的研究生。 我开始理解“无冕之王”的力量。有一次，一帮人占据了我紧邻的公寓，通宵 达旦地喧闹。尽管我还没将那种力量发挥到极致，我确实成功地驱逐了这帮暴徒。 一个晚上，通过我用链条锁住的铁门开口处，我大声要求他们安静。他们并排 站在开口处，想看看这个胆大的外国人是谁。我咆哮着责骂那些面孔，宣称如果他 们不立刻安静下来，我会打电话给东京警视总监。两天以后这帮人搬了出去，房东 为此十分感激我。 这次并非是虚张声势，我完全可能打电话给警视总监。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对 总监本人讲，但我可以同他的助手讲，他的助手会向外交部查证。在核实我的地位 和身份以后，警视厅会及时赶来处理这件事。 日本对外国记者永远是最热情的。 当我的记者生涯步步上升时，我的间谍职业却从来没有上升过。唐·布朗耐心 地引导我向这个或那个目标前进，但我作为一名间谍仍很不成熟。我能够愉快地单 独采访诸如巴西总统夫人科斯塔·达席尔瓦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写出她第一次经历 地震的故事。但我在采访那些可能提供情报的真正目标时，却感到很困难。 第一次采访一名很有价值的对象时，我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和采访其他人 没有什么区别。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很紧张，以致能看见我的双手和记事本在桌上颤抖，我 不得不将记事本放到膝盖上加以掩饰，结果记事本又从抖动的膝盖上掉了下来，近 乎一场灾难。幸好没有更糟的事发生。 根据日本对签证的要求，我不得不每半年离开日本一次去更换我的签证。我可 以选择去南韩、台湾、关岛或香港，旅费由中情局提供。 我第一次旅行去了南韩。旅行中我还必须做一些烦人的间谍工作，因为我缺乏 经验，结果变得无关紧要。 当时正是南北朝鲜关系紧张时期，实行严格的宵禁，任何违反者都可能没有争 辩的机会而被枪毙。 我连一个韩国字都不会说，也不想对韩国人讲日语，因为我认为这样会触怒韩 国人，使他们回想起悲惨的过去。 到达汉城的头一晚，我放下行李就准备到饭店外面来一个夜晚“冒险”（这是 我到一个新地方的恶习）。 将钥匙放到饭店的柜台时，我听到服务生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不能理解，所 以没有太在意。 朝着饭店的前门走了几步，我似有所觉，回去问那服务生刚才说什么。经过多 番努力才听懂他带有口音的英语，他刚才是提醒我午夜的“宵禁”，而当时是晚上 11：53。 第一次去汉城旅行，唯一值得夸耀的是我为一个俱乐部赌场的保险箱作了慷慨 的奉献。我被骗买了只假的“质地很好带着特殊绿色釉彩的李朝油罐”，而且还从 一名“值得尊敬的博物馆长”（即出售者自己）处得到了“真品”的证明。 多年以后，我向我的日本耶酥会导师展示这个“稀有的古代罐子”，他对多个 地域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这位神父看见罐子后马上就笑了。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件拙劣的作品，期望 的红色没有显现出来而代之以绿色，确实是“稀有”。 我有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专门从事古董交易，来往于世界各地进行“有价值的 收购”。我曾经试图以“50万美元的特殊打折价”将那只“稀有的罐子”卖给她。 我们常常以那只愚蠢的罐子开玩笑取乐。 我仍拥有那罐于，准备以5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出去，或者不行的话，只要超 过200 美元就行。 在开始的一年半间，唐·布朗是我所在的东京站站长。按照唐的说法，我在一 份报告中提供了“一句话” ，但他仍然和蔼地赞扬我。后来我觉得这糟透了。 情报报告（IRS ）是指由站里负责报告的官员将所在区域搜集到的情报分类整 理而得的报告，它将被反馈到中情局总部，然后，如果被认为有价值或有用，它们 将被重抄并散发到我们称之为“顾客”或“消费者”的适当渠道，例如白宫。国务 院。国防部等。 在我加人中情局的很久以前，一名天才已经在东京建立了一种计算方法：按照 年度发往总部的情报报告数进行东京站全年费用的分配。我得知情报报告的价值是 每份10000 美元之巨。 我曾经碰到一名怪异的情报官，他宣称自己在较短的时期里已经从东京发了2000 份报告。是否属实非常值得怀疑。当他听我讲到关于报告的价值时，试着口算但不 能进行乘法运算，只好找来纸笔算出他的“2000份报告”已经创造了多少价值，然 后他大声惊呼：“2000万美元！我写出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报告！！” 我想他可能会用心脏病来奖赏自己。很遗憾，就像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某些 中情局官员并不是那么聪明。 60年代后期，在相对保守的日本，性解放思潮还没传到。但在那里，我曾经有 一段花花公子似的快乐时光，在酒吧里与女人邂逅或相会。据我所知，只有其它国 家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巴黎，有时男人们很自由地相互“转让”一名随便的女人。圈子里的每个人， 包括女人，都会获得愉快的享受。 我一定程度地进人了一个由24－28岁的日本职业女性组成的“性圈子”。按照 当时日本人的标准，她们是少数已过结婚年龄的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办公室女性， 有固定收人，外表和品味高于一般人，已经有过一两个爱人，并且厌倦了单身生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有一套转交男人的制度。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我也不 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我很高兴从中受益。 我从圈子里的第四和第五个女人之间退出了。因为误解了约定的时间，她们为 我而争吵。我从来不喜欢与女人之间有凌乱的关系，而且在国外进行秘密的间谍工 作，我也不想闹绊闻。但是当它进行时，确实很好。 一次，我和其中的一个女人在一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将我承诺的一顿晚 餐搞成一回大事。当时在日本，女人很少戴时装帽子，而她戴了一顶无边女帽—— 令人费解的装扮。但这并没有使我烦恼，因为我已经穿上通常的深色西装。 去吃饭之前，我不得不中途下车去一家主要的报社道歉不能应邀参加鸡尾酒会。 我不知为何当晚会举行这个招待会。 招待会的接待工作由年青人管理完全是个错误。我看了一下准备好的客人标签， 可能总共只有100 张。在我道歉之前，我们被不容分辩地引进大厅。这些没经验但 过份热情的男人和女人欢迎和我一起来的女士，并告诉我她不需要正式邀请。我看 见许多年长和尊贵的男人，所有的男人都在轻声地交谈。当发现我年轻的女友是招 待会上唯一的女性时，我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了。 在我能警告之前，我的女友走到了大厅中央，远离我所能及的地方。在这里， 主宾——一名很著名的美国人将要讲话。我后退到墙边，发现自己站在美国大使旁 边，他可能是在场的第二重要人物。当然大使不知道我的真实背景。我们低声交谈 了几句。酒会开始时，我的女友很高兴，而我却希望墙上有道缝能让我钻进去。 第二天，我惊骇地在那家报纸英文版第一次印刷的头版发现了一张照片。报纸 中央，我的女友戴着无边帽站在鸡尾酒桌边上，没有标题解释，而美国大使和我在 背景里清晰可见。但我知道，当时的皇太子妃（现在的皇后）常喜欢戴一顶无边帽， 因为这点轻微相似性，这家报纸的工作人员误认为她是皇太子妃了。可能不能确定， 所以标题没有指明身份。 在我能够从头晕中恢复过来、打电话更正之前，第二次印刷的报纸又来了。谢 天谢地，照片没有了。 我还将那张照片附上简短的解释寄给了在台湾的父母。 我并非随时都在拈花惹草，职业生涯里最恐怖的经历发生在这段时间里。 在我的上司唐·布朗的指引下，我“帮助”了一群危险的敌人。他们说想请我 吃饭以表达对我的谢意，我愉快地接受了。 我被接上了一辆计程车，兜圈子直到完全迷失了方向，然后被从后门领进了一 家饭馆。我不知身在何处，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那晚我和谁在一起和做什么。 在一间隐密的无亩小房间里，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人进来说他将做东。我的食物， 啤酒和葡萄酒拿了进来，但没有主人的食物。 主人保持着礼貌的恣态，但没有笑容，几乎是阴沉着脸，看上去像一名愠怒的 脑外科医生将要进行一次困难的开刀手术——针对我的脑袋。 对我惴惴不安的提问，他回答说他不饿，他也不喝酒。谢谢你的关心。 主人简短地请我享用食物。很好，非常感谢！我饿得几乎可以吃下任何东西！ （不管里面有什么。） 在紧闭的房间里，他礼貌地问我一些经过考虑的试探性问题，同时仔细观察我 的反应。 因为经历过更艰苦的生活（我曾经考虑过要加人著名的法国外籍兵团），我已 经学会很快做出决定。尽管我平时很固执，在那个时候我放弃了自我，准备面对某 些事情，可能是死亡。 总之，死亡从来没有像那样吓着过我。这儿最坏的可能就是死亡，我想最有可 能的是下毒，这将是可惜可叹的事。如果当时有其它的希望和机会的话，可能会是 一架飞机从天而降，正砸在这间可恶的饭馆顶上。 我能够保持面部毫无表情，但我能装得比毫无表情更好更有效。这在我更年轻 时得到了很好的考验并且多次被证明有用。 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假装很高兴地尽可能喝酒，好像如果食物或酒中有毒，我 希望能快点儿死。 如果食物真有毒就糟糕了，但我想如果那位高深莫测的主人觉得我太笨、太傻 或不值得信任，对他没有任何用处，那么或许有救。 最后，当我明显醉了，我说：“非常感谢你的美食，我已经喝得太多了，请叫 辆计程车送我回去。” 他真的叫了辆计程车，我安全地回到了公寓。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个难忘的教训，使我甚至是从中情局退出以后，一直考虑以 后可能会用上的对策。 当我还是单身汉，没有人可以告之我可能去了何处的时候，我会记下约会地点、 时间、我将要会见的对象，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原因。然后我会将那张纸封在 信封里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如果我死了或消失了太长一段时间，东京站的人，可能 还有日本警察最终会到我的寓所找我。如果我真的死了，他们会为我报仇。虽然这 不是令人愉快的想法，但必须这么做。 婚后因为不想吓坏已担惊受怕的妻子，我把将要进行会面的细节写下来，装在 信封里藏在我们的一个秘密地方。我告诉妻子，如果我没有回来或是在固定的时间 里（例如早晨的3 点或6 点）没有联系，就走出住所找一部公用电话如此如此打电 话，然后去找一个她认识的人将信封给他。这样有望使搜寻工作运转起来。 同时，这也能发动报仇行动。我不会让人杀了我之后逃之夭夭。 这可能不是很符合天主教徒的行为方式，但这是一条求生之道，而且我当时还 不是大主教徒。如果有人杀了我，杀了那王八蛋为我报仇！用任何可能的方式！ 这是自卫的基本准则。如果将之公诸于众或向敌人宣布，也被称作“威慑”， 这将是强有力的有效安全措施。如果不公开宣称报复意图，“威慑”将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致力于创造相对较小的法国核武器系统 “La Force de Fppe”。尽管它被嘲笑为“死后的”报复，因为法国可能已经被消 灭了，所以意义不大。但是它确实起到了显著的威慑作用。 我相信一名情报官员必须具备勇气、力量、决断力。执着、狡诈，如果需要， 还有冷酷，这是从马基雅维里处学来的。 我在法国就读的学校有一句座右铭借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狮子的力 量，狐狸的计谋。” 在美国，一名“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冷酷、邪恶和遭人厌恶的，但法国人更 实际，更诚实，而不是仅仅是从片面地批判马基雅维里。 我们学校从不忌讳走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并且产生了大量法国外交官和政治家。 想想美国的总统，他们中所有的人，包括伟大的林肯都有一点儿马基雅维里似 的性格，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总统。 后来我造了一副刻有这句箴言的手镯。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到佛罗伦萨旅行时， 我去参拜了马基雅维里亲王的墓，以表达我的敬意。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理解那人为什么要请我吃这顿“难忘”的饭。经过思考， 我猜这些人在考验我，考虑怎么用我，如果计划失败就可能杀了我或让我“消失”。 后来在有了新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我想到了更可信的理由。毫无疑问他们 在考验我，但他们的目的是想招募我，如果失败则可能采取绑架的手段。我醉酒的 表现可能使他们失望，从而使我从险境中解脱出来。 这次经历为前文所述在欧洲有人跟踪我到火车上提供了教材。我发现有时装傻 是很有用的，它可能会伤及自尊心，但它可能会救自己的命。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婚姻 秘密情报人员的孤独生活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不只是因为秘密世界中的紧张工作，也不只是因为繁忙的记者生活，还因为所 处的与世隔绝的世界开始让我心烦。几乎没有同事间的交流，也没有可以敞开心扉 随意畅谈的朋友，更不能将主要的工作做为笑料。那些偶然交上的女朋友，远远不 能满足我精神上的需要。 作为学生或从事其它职业，我已经独身生活了许多年。以前，我度过了很多孤 独的时光，比如独身一人休假，几乎不和人交谈，以至于一段时间里我的语言功能 明显退化，但我从没有过现在这么强烈的孤独感。 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青年，曾经多次陷人死去活来的爱情之中。其中大多 数可以算作浪慢故事般柏拉图式的单恋。可能是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被深深 地伤害了，于是我发誓不会再爱上别人。可是我没能做到。 当然这次是遇见了我的妻子。我爱很多人，很多事物，但这种爱有别于其它， 我不愿沉溺其中。对我来说，“恋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失去自控，判断能力下降， 某些盲目的自我牺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爱比别的爱更伟大。 我有不少啡闻，曾被看作是一名声色犬马之徒、“冒险家”、“征服者”、 “一夜风流”、“常换常新”。不管别人怎么叫我，我极少整夜和女人呆在一起， 原因是我常常到睡觉时喝得烂醉。随着咽部肌肉的放松，我会发出响亮的鼾声。考 虑到这个，婚姻对我而言曾是很遥远的事。 而且我有强烈的遵守诺言的责任感，所以我很严肃地考虑过自己是否能和一个 女人以通常所说的“婚姻”的方式结合，是否能和同一个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生一世生活在一起。 每次回到寓所看见与早晨离开时无区别的床铺模样，我会很失落。即使明知不 会有另一景象，但眼前的情形仍然使人沮丧。 曾告诉母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会保持独身生活。仅仅三个月以后，我开始 考虑结婚了。 我和天真无邪的和子约会了一段时间。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徒身上，我仍然没有 发现特别吸引我的东西。但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纯洁和善良的女人，一个完 全的给予者。虽然我不信仰天主教，但我羡慕她纯洁和不二的忠诚。 她有结实而健康的身体，但并不具备令人眩目的美丽，可是她那纯真的、令人 愉快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仿佛自然地发自内心。也许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亲切感吸 引了我，使我考虑到或许能和她一起度过余下岁月。 中情局规定如果驻外情报官员要和一名外国人结婚，必须获得许可，而且必须 对结婚对象进行安全审查。对和子的背景，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她父亲是一家大的 火灾及水灾保险公司的经理。我曾经问过和子，可她对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了解。 她会这样说：“是的，我父亲的中国话讲得很好，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家庭在满 洲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二战结束。”另外，她出生在中国北京。 到第三次约会时，和子已经了解了我生活中公开的一面。因为我以我常用的坦 白方式对她讲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多次。长时间地和异性纠缠。她似乎并不在意这 些。 后来，我才发现在她的生活中没有“嫉妒”这个概念。她会羡慕但不会嫉妒。 她还告诉我她很想远离诸如锦衣玉食的世俗享受，因为她一直希望作一名尼姑。真 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但是一个不错的女人。 我有意识地问了她一些问题，试图发现如果我们结婚，她能否面对可能出现的 问题。 即使在那个年代的公众眼里，提出这些问题也是不对的，甚至是无耻的。结婚 以后，我因为胆敢向女士谈起这些“无耻”的问题而多次受到指责。但奇怪的是， 提出最激烈批评的是那些婚姻并不像他们假装的那样幸福的人和那些婚姻从一开始 就不幸的人。而那些婚姻幸福的人却总是笑吟吟地听我讲这些“惹人生气”的故事。 我被称之为“暴君”、“大男子主义者”、“一个大男于主义的猪秽”，或者 简洁地称之为：“猪！” 不管怎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婚姻仍很完好。我的缺点，部分是我的“不忠”， 从来没有成为妻子抱怨的理由。 或许使人不敢相信，我一直是一名女权的拥护者，我并不认为形式主义和限额 制度是正确的方式。我认为女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受到平等的对待，这是自然 而毫无疑问的。 对于一桩婚姻而言，讨论对或错是主观的，幸福婚姻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和应 满足的必要条件。对不同的文化或不同的民族，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是公认的）， 婚姻只是两个当事人和他们子女之间的问题，其它人不能给予他们幸福婚姻，也不 应由别人来制订方式和标准。 罗斯福勾公爵有一句格言：“婚姻，成功的多，但幸福的极少。” 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能否算作幸福。我妻子和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婚姻应该是一 种约定，即使没有任何宗教上的誓言，我们也会保持一生。 我们从没想到过离婚，而且很快乐地满足于我们共同取得和拥有的一切。 在这里，我想写下向和子求婚前对她讲的一个想法，或许我又将受到谴责，但 这是一个明智的途径，可以表明我们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不同。我告诉她我会很 诚实，永远不会对妻子撒谎，但我知道本质上我不会停止和别的女人有瓜葛，所以 我的妻子在保持贞洁的同时应该能够容忍我的“不轨行为”。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自私。 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不是吗？可能听起来有些荒谬，但至少提出这点是很诚 实的。我相信有很多男人有同样的想法，却永远不敢像我这样讲出来，因为他们害 怕受到指责，或许这样就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我只做那些我认为坦率和深思熟 虑的事情。 大概一周以后，和子回来告诉我她父母对我所讲的很满意。 （“你满意吗？”这是我的上级在我即将受领新任务时常问的一个问题。） 和子说她父母觉得一个经历丰富并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远远胜过那些生活 道路平坦、直到四五十岁才感到迷失方向的人。 正确！完全正确！我们不是几乎每天都看到无数个在周围上演的这种悲喜剧吗？ 这事实上是男女间最基本的问题。 我很严肃地对和子保证自己将“永远不会迷失方向”。我怎样才能保证实践这 种与不确定的未来有关的诺言呢？因为我是一个永远为自己的话负责的人。 现在，在结婚26年以后，许多朋友会嘲笑这种“无耻的不公平”，和子也不愿 意承认有什么协议，这可以理解。但她和我心中都明白，我们的婚姻应该感谢这些 婚前的约定，这些条款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被提起过。默契就已经足够了。许多年过 去了，对我们来讲，不提也不问已属很正常的了。 至少她知道我一直是诚实的，我永远不会用谎言欺骗她。理解建立在相互信任 的坚实基础上。我们的儿子也同样接受了关于诚实的教育，基于同样的理由，他相 信我们。 尽管这听起来不太可信，直到最近，我们仍以拌嘴和争吵闻名，几乎是每年400 次，换句话说，是平均每天约1 ．095 次！（银婚纪念以后，争吵减少了，或许是 我们意识到这样做是徒劳的，或许仅仅是因为上了年纪和成熟了。） 争吵的范围从仅仅是意见相左到激烈的冲突。我们并不是天天都吵，有时会积 聚矛盾，然后来一次大的暴发。 我们会因为我嗜酒而争吵，和子认为她有充分的理由为此而抗争。关于我喝酒 的争吵持续了10年，直到我戒酒为止。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会对因此而牺牲的爱情、 精力、时间和金钱感到后悔，幸运的是，这个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还会为了我和她驾驶汽车而激烈争吵，有时甚至是关于怎样拐弯，拐得是 否平滑，是不是太靠近路边了。我常常为记不起和子也不知道的路线和地点而受到 困扰。 即使是喝一点酒以后我都不会开车，这另当别论，但我们会为了其它能够想象 得到的理由争吵。 我常常采取雄性动物所偏爱的方式：用雄浑的吼声表示与生俱来的力量、上帝 赐予的权力和男性的统治权（但除拍打胸部以外）。和子常对此不屑一顾，而这只 能使我更加恼怒。 但我们从来没有像其它许多夫妇那样，因为和子嫉妒我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 而争吵。 我儿子已经习惯了这种常出现的交战状态，现在他似乎对此毫不在意或一笑置 之。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深爱对方又怎么会如此频繁地争吵呢？毫无疑问， 我们很不明智。现在虽然已经太迟了，我相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因为确信我 们都深爱着对方，我希望她能变得更加完美。很多老夫妻都会承认，这是打破夫妻 和谐的原因之一。 我们两人都有很强烈的自信心，有固执的个性，都相信是为着对方着想，结果 常常以各人不同的方式发生冲突。 不要以为和子胆小、温顺，不会用大噪门说话。她会的，她完全能够保护自己， 为自己而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频繁争吵。在这一点上，她从不需要盟友。 如果我们争吵，即使是我们的神父也仅仅微笑而已。 事实上，许多年以后我们靠得越来越近，变得更像对方，但如果我们希望婚姻 延续到一生，休战是不可避免的。 婚后，我曾经遇到过一名艺妓，这是少有的经历，完全是巧合。深夜回家的路 上，我看见一个微醉的艺妓穿着全套和服摇摇晃晃地走着。在赤扳，这种情形也很 少见。 我叫她小心，不要被车子撞倒了。她感谢我，并邀我到她家中作客。她家在附 近，从我家穿过一个小公园就到了。我跟她去了，因为她太有吸引力了。另外，很 少人能够有机会在艺妓的家中私下与她交谈。在东京和京都，高级的艺妓就像名花 一样，常人很难接近。因为这是在赤坂，艺妓一定是最高级的那一类。她是那种常 被称为“仲居”的，是在饭店中服务的新手。 她屋里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整洁并不是为防备有不速之客而保持 的。在装饰很少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把艺妓常用的日本乐器——三弦琴。这是一 种职业的象征，就像在一名士兵屋里挂着一支枪一样。 屋里唯一稍为不整齐之处是茶几上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政府和大公司的人事变 动声明。她说这些声明与她在饭店中的熟客有关，她会记住这些变化。这种为注意 重要客人所付出的努力同样给我留下了印象。 她拒绝告诉我她在哪家饭店工作，她的职业使得言语谨慎比什么都重要。这就 难怪日本的政客和公司经理常在这种被称为料亭的日式餐馆里进行秘密会谈。 这是一个酷热的夏夜，我的衬衣都被汗浸透了。我吃惊地看见在她精美的丝质 和服里面，还有一层漂白的棉布紧紧裹住身体。仅这种情形就使我出了更多的汗。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轻轻地答道：“为了防止汗冒出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她那儿，我还了解到那些高不可攀、价格不菲的艺技几乎都是“性饥渴和性 压抑”，因为她们要保持自己的价值，不能随意交往。这是令我或是大多数人吃惊 的表白。难以置信像如此迷人的女人对我讲述这些。我很愿意满足她的需要。是的， 当然是的，完全自愿。 在一阵令人耳晕目眩的欢悦之后，我像往常一样坦白告诉她我住得很近，妻子 正等我回家。 她柔软的手紧紧抓住我那东西不让我离开。她所说的大多数艺妓都有性饥渴绝 非戏言。我很不愿意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离开她，而非本意地留下一个“纪念品”。 最后，在许诺我会打电话给她和很快会来看她以后，我说服她放开了我。 在能够实践诺言前的一天，我和妻子离开家的时候突然和那名艺妓面对面相遇 了，她穿着便服c 和子注意到了这个女人看我的方式。她回头看看我的反应，然后 继续前行。我感到很突然，什么也没说就从她身边走过去了。离得很远以后，和子 嘲弄道：“你和这个女人有过什么事，对吗？” 我只能用我常用的方式回答：“为什么你会问这种无聊的问题呢？”和子笑了 起来，自信她没有错。 为了尊重善良的妻子，我没有给那位艺妓打过电话。但是失去这么一个迷人的 女子，真遗憾。 请允许我倒回去。最后，我决定娶和子。一天晚上，经过辛苦采访外相的新闻 发布会以后，我打电话告诉她我已决定娶她。她同意并接受了我的求婚。我喋喋不 休，语无伦次地谈论着新闻发布会、我写的精彩报道，以及我们美好的未来生活， 我还要她马上去征求她父母的意见。她说她会的。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她，急切地想知道她父母的反应，她诧异地反问：“什么 反应。” 我提醒她昨晚我已经向她表达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她说：“哦，那个，我 忘了。不，我不愿意。”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不愿嫁给我？” “不，我不是那意思，但你昨晚没喝醉吧？我不敢把你讲的当真。” “不，我的意思是。我是喝得有点多，但我敢保证我所说的。不管是醉还是清 醒，我已经不能比这更严肃了。我保证我所说的。请你征求你父母的意见。” 我请求局里批准我的婚事。唐·布朗可能有些担心，他太了解我了，不知道什 么样的女人会成为我的妻于。后来，在我们家去美国旅行时，我和和子拜访了布朗 一家，唐出乎意料地很喜欢和子的性格。 我去拜访和子家，请求她父母准许婚事。这是一次很特殊的拜访。 和子的父亲曾经在中国上海的一所学校里从中学上到大学。这所学校由日本帝 国外务省创办，目的在于“将日本年轻人泡进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实际上是为长 期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计划培养人才。我对他全无口音、纯正的普通话感到吃惊，因 为没有几个外国人能将这门难学的语言掌握到如此程度。 这位老人开始考较我的普通话时，我更吃惊了。经过两个小时、一起喝下可观 量的威士忌酒以后，他轻易地宣布我根本不会讲中国国语。 我不得不提出抗议，声明我初中高中加上台湾大学的两年都是用汉语上的。一 会儿我明白这位老头的意思，我不会讲他所讲的普通话。 事实上，即使用我的苛刻标准，和子的父亲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善良和最值得尊 敬的绅士之一。他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喜爱，是一个理想的岳父。 但他有更多让我们惊奇的地方。 我们知道他“应征”独自一人深人中国内地，战争结束时化装成中国人逃生。 我们知道不仅因为他纯正的中国话，还因为他的和善使得一些中国人帮助他逃到中 国的海边，从这里他发现了回到日本的途径。同时，他留在北京的家庭也受到了救 助。 直到1989年，我们结婚20年和他故去14年之后，和子和我才从她的亲戚那里了 解到和子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日本帝国政府派往北京的间谍。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我的岳父和我一样是一名秘密情报官员。其它亲属 已经知道很长时间了，而我和和子却一无所知。当我们表现出震惊时，这些亲戚对 我也是一名秘密情报官员同样感到惊奇。 和子的外祖父是一名海军少将，是满洲旅顺港的一名高级官员。后来他从日本 帝国海军“退休”，成为满洲大军阀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所以，和子母亲一家从1 引9 年起就住在满洲，享受着“保护国”高级海军军官的骄傲和当地军阀的友情。 海军少将因健康原因引退后不久，一群日本陆军军官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 作霖被炸死，另一位接替和子外祖父当张作霖顾问的日本海军少将也在这次臭名昭 著的“意外”中身亡。 在与和子谈起婚事以后，我心中有些担心和子的父亲可能和许多有声望的日本 人一样，会雇一个私家侦探来调查我，所以我必须留意可能受到的监视。 后来我们了解到和子的父亲确实曾经调查过几个年青人，他们是和子传统的 “包办婚姻”的候选对象。 但是，和子的父亲并没有对我采取这种方式，难道是因为我大方，看上去没什 么秘密？或是老间谍锐利的双眼觉察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考虑到我大量饮酒，虽然这在普通日本人眼里并不算出格，但和子的母亲仍然 劝我找他们的一个亲戚做身体检查。 对此我没什么意见。事实上，趁此机会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应该进行检查的长 长的名单：我酒精过度的肝？当然。还有反复发作的胃溃疡，给我带来难以忍受的 痛楚的椎间盘突出症。毫无疑问，还有心脏、烟熏黑的肺？好主意。对淋病作一个 重复检查也不错。另外正好可以检查梅毒。 医生对检查结果极其反感，他写信强烈反对这场婚事。我并不怨他，换了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同时，我收到总部命令：只有婚后才能向和子及其亲属表明我的真正职业。我 也希望那样。使我内心受到伤害的是婚礼前不久收到一封总部的电报说：“我们猜 想此时你已经将你的真正身份告诉了你未婚妻……” 他们把我想成什么样的情报官员？不可信？不值得相信？一个不能守信的人？ 真让人不舒服。 我相信说谎者不如诚实的人相信别人，只是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来 衡量别人。他们怎么能认为人们不会像他们一样常常说谎呢？我发现这是衡量人们 诚实与否的精确标准。 和子有时也会警告我不要太相信别人。我的回答是，当我相信别人的话时，我 感觉更高雅端庄。 当然我不想盲目和轻信，尤其是在间谍这一行里。情报搜集者和情报行动官员 的生涯使我就像一名高明的侦探一样，能准确判断别人是否说谎，但我并不喜欢用 揭穿他们丑陋的一面来和他们相对，使他们难堪。我情愿对谎言视而不见，当然我 更希望他们不要对我撒谎。在我已经看穿骗局的情况下听别人用极易撕破的真诚厚 着脸皮撒谎真是令人难受。 也许是因为过去的艰难生活，我一度曾愤世嫉俗，不过那是很久以前了。 做一个债世嫉俗者更容易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常常对他们听到的表示很怀疑， 揭露阴暗的一面，揭穿谎言，巧妙地暗示他自己丰富的知识以羞辱别人，并藉此表 现得比别人“更聪明”。 很难发现一个沉默的愤世嫉俗者。同时，愤世嫉俗者认为自己比那些无知的 “粗人”更优秀，常表现出难以忍受的傲慢c 他常常以“美好”的反面作为前提， 常常否认和轻视那些本可以描述成美好、纯洁和积极的东西。 我更讨厌伪君子，就是那种假装思想境界很高而实质上行为却极其可憎的人。 这种人装作很清白，从来不承认有错，还用假惺惺的义愤去“公正”地谴责别人。 这种人我们已经见得够多的了。 当我告诉父母我要和和子结婚时，他们的心情很复杂。除了关于我在巴黎时胡 作非为的糟糕记忆以外，他们一无所有。极其保守的母亲曾经写信告诉我她感到羞 于见她的朋友。她肯定想过什么样的女人可能嫁给我。 我父母到东京参加我们的婚礼。他们第一次拜访和子的家人是在不详的4 月1 日——愚人节。 我觉得4 月1 日是我日历上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胰腺炎曾第二次击倒了我； 在罗马，也是这一天，我曾有最严重的一次病情，中情局的一名主管医生明白地宣 布我即将死去；在日本，退休以后，在这一天我和一名极其恶劣的亿万富翁签订一 份合同，后来这人出于他私人的原因单方面中止了合同，还可笑地威胁我。 在去和子家的出租车里我不得不消除我父母的不安，使他们镇定下来。他们将 带来的订婚钻戒以我的名义送给和子时，和子的惊喜反应使他们的担心成为多余。 和子接过美丽的戒指尖叫着跑到厨房向她母亲展示。她母亲一直在偷偷听着，并责 备和子，说她这样“不值得”接受戒指。我父亲很高兴地看到她毫无做作的喜悦。 那天晚上，和子还以其它方式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她。 当该端上和子专门为此而烤制的蛋糕时，我听到从厨房传来她母亲的惊叫声： “和——子！” 和子将盐当作糖放在蛋糕里，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可能是预料到会有这种意外，他们有意识地准备了草莓之类的甜品作为“替代 品”。然而最糟糕的是和子将其放在冻柜里而不是冰箱里，我们不得不花20分钟等 这些石头般的甜点变软。 我父母很快就喜欢上了和子。他们对待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在接下来 我母亲在世的4 年里，一旦我和和子发生争吵，她总是站在和子一边，并且鼓励她 勇敢地面对我。 我母亲晚年确实做了好事，这就难怪我们为什么一年中争吵多达400 次。 按照中国的生肖方式，我生于狗年，据说狗年出生的人诚实可靠，和别人相处 得很好。慷慨但很顽固，多有些自私。得找一个马年或虎年出生的人，且要当心龙 年出生的人。 和子是龙年出生的。值得强调的是对龙年出生的人有一句警告：“避开狗年出 生的人。” 因为和子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也曾受洗为天主教徒，故我们的婚礼在 耶酥会上智大学的天主教堂里以天主教仪式举行。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们在罗马碰到的后来成为我们最亲密导师的两个耶酥会神 父都曾是上智大学的校长。 在婚礼宴会上，客人们看见新郎一桌接一桌地向宾客敬酒，这在日本婚礼上极 为少见。 我们搭乘快速新干线到京都去渡蜜月也同样不同寻常。 我让和子事先购买火车票，她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头等或二等？ 我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头等，那样到得更快。” 火车一离开东京火车站，我就带和子到餐车并且一直呆在那里，边欣赏景色边 享受啤酒，和子却一直嘟哝浪费了昂贵的头等车票。 我们计划在京都和大坂蜜月旅行一周。婚礼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带和子去了一 座古老的佛教寺庙。像一名优秀情报官员一样，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收音机以防止有 人窃听。（现在可能已经不使用这种技术），在那儿我告诉了和子我的真实身份， 我不是她想象中的令人羡慕的外国记者，而是一个秘密情报官员——一名间谍。 “你知道什么是中情局吗？”我望着她的眼睛问道，因为曾经欺骗了她而倍感 内疚。 和子静静地点点头，她的镇静使我有些诧异。我简单介绍了我所过的秘密双重 生活，并且向她保证不会有身体上的危险——（虽然并不全对）——她不需要担心， 而且还会有许多秘密的朋友。 后来，当我称赞她的平静反应时，所得到的解释却出乎意料。 和子的第一个念头是她的新婚丈夫“有秘密的过去。以他在女人方面的经历， 肯定有一个或两个不为人知的孩子。可能是因为我在孤儿院工作他才和我结婚，他 肯定希望我照顾他秘密的孩子！我会怎么做？！我能这么做吗？” 一些快如电光的想法，蜜月头一天令人沮丧的念头。 实际上和子对中情局知之甚少或仅仅是有对间谍的一般看法。 凑巧和子是很天真、极易受惊吓的那一类人，一种极不适合作为情报人员配偶 的人。她不喜欢恐怖、神秘的故事或电影，一点也不喜欢。 我不得不慢慢地教她，从秘密情报人员最基本的技能开始。 在进行敏感的谈话时打开收音机成为她的第二个本能。不是电视机，因为电视 机很多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她学会了假装没有发现，开始时这并不容易做到。 另外，她具有最优良的品质：慎言。她能保守秘密，我用不着担心她会将秘密 泄露给她的亲友。所以即使她有时会求我不要告诉她任何事情，否则她会忧思成疾， 我仍然能够信任她。 一个除自己之外值得依赖的人，一个可以敞开心扉交谈的人，这是我在紧张的 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有了她，除了偶发或严重的事件之外我不必担心工作。 直到我退休，她的亲友没有一个知道甚或怀疑过我的真实职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告诉她任何事。 我想起1971年参加的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c 站里来的联络员平静地讲道：“今 天，我们得到消息称中国副主席林彪卷人了某种反对毛主席的阴谋中，失败后试图 逃离中国，但是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估计林彪已经身亡。” 我被惊得说不出话来，盯着面无表情的联络员看了一会儿才问道：“真是你刚 才讲的那样吗？嗅！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真不敢相信，太 不可思议了。” 联络员依然毫无表情：“我当然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只是将消息转告你这个笨 蛋。” 几分钟以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位安静但好开玩笑的联络员召集我们是为了宣布这 个爆炸性消息。这离新闻媒体报导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整整早了一天。 和子是那种典型的安静、乐观、顺从、不爱抛头露面的传统日本妻子，因为她 父母用那种方式对她进行教育。 在我告诉她不用来烦我之前，她认为即使是在杂货店花一点儿钱都应征得我的 同意。 因为她似乎对财物不感兴趣，所以我送了她许多礼物，教她如何购物。我还带 她到她没听说过的优雅的外国餐厅吃饭。大概花了15年以上的时间她才学会有经验 地自信地按自己的意愿决定。 我们住在我仅360 平方尺的狭小公寓里，即使对和子这也显得太小了。 她认为婚后我们会搬到大一些的公寓去住。那时我还不能告诉她租屋的地点是 由中情局安排的，房租也由中情局付，搬家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告诉她我们不会 搬，对此她说：“我希望你在开玩笑。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嗯……我应该怎样收拾 ……” 我们常打趣不能请客人“进来”，因为客人会穿过整个房间从前面的窗户落到 人行道上。 但她又不是按旧式日本妻子被要求的那样卑屈的妻子。 她经常问新认识的客人或朋友是否知道柔道。她会向困惑的客人解释说她希望 学上一两招，以便能将“可恨的”的丈夫狠狠地扔到地上，“给他一个教训”。她 还会对客人说这是她热切的希望，但她什么也没学到。 我感受很深的是我经常因为情报而工作到深夜，和子会一直等到我回家。在用 草席铺就的榻榻米上，和子躺在我的脚边熟睡，而我还得坐在椅子上打印那一天的 报告，有时会直到凌晨3 点。当我叭叭敲打桌上的打字机时，和子像个孩子一样睡 在旁边。在她脸上我能看到从焦虑中解脱后的平静。 那个时刻我深深感受到她对我的爱以及我对她的爱和责任。也许我们不是平常 所说的那种“相爱”，但却是更深层次的意味着互相奉献和牺牲的爱。这种互相的 爱恋不会因逆境和接下来数年间无数次的争吵而受影响。 和子有理由担扰。我常很简略地解释自己的日常工作，只能最低限度的满足妻 子的要求。对真实情况的偶尔一瞥和想象不熟悉的世界常常使她担心。她可能希望 我尽可能不对她讲工作的情况，因为她担心我可能会暴露、发生对抗，甚至是被捕。 想到一切可能的可怕后果，不仅是对她自己，还可能是对她的家庭，她更情愿对我 的活动一无所知。 我们结婚后大约半年，一名我用真名与之共事的特工有时一大早就到我家，正 像她所不喜欢的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或是上交取得的资料，或是请教有关情报的事 情。 一次和子奉茶时，我看到睡衣里的她在发抖。我不得不安慰她，并且不得不改 变和那名特工会面的方式。 即使和子宣称她已经通过了一名年青高贵的日本女子婚前所应受的训练——茶 道、插花、烹好和裁剪，我仍然感到怀疑。对她显然是努力做出的饭菜我不敢恭维。 最终有一天，我告诉她应该在厨艺上下番功夫，因为她美食家的中国丈夫—— 所有中国人都是美食家——“快饿死了”。听到这个，她表现出很惭愧的样子，她 肯定知道自己的厨技不怎么样。 我建议她参加东京的一个为期6 个月的很好的中国烹好课程。我相信这是我最 好的一次投资，她也认为是如此。 这些年间，她不断提高的技术受到客人和朋友的赞扬，其中包括严格的批评家， 如中国客人、中餐馆老板，这些人之中最苛刻的莫过于她的丈夫和儿子，他们从不 放过机会提出他们所谓的“建设性批评”。 我必须承认自从她上过烹饪课程以后，我开始对过去常光顾的中国餐馆失去了 兴趣。和子学会了大多数中国菜单上的多数菜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对 于一个日本人。 大多数时候，作为一名温顺的妻子的同时，和子和全世界许多妻子一样有一个 强烈的意见。 她先是试探性地，然后激烈地反对我在家中花去太多时间。以从她父亲那儿得 来的经验，她认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应该在早晨7 点离家出去工作，晚上与客户 或同事共进晚餐以后才回家。她不在意我晚些回家。 那么周末呢？是不是她的丈夫应该和她父亲一样去打高尔夫球？“有地位”和 体面的日本男人是应该在周末打高尔夫球的！（当时日本仍然是五日半工作制。） 但是她的丈夫有时却整日整晚地呆在家中看书，看电视，以及喝酒！喝酒！那 是她所不能容忍的。我一直对来拜访她的朋友表现得很友善和热情，但仍然不足以 取悦于她。对她来说，家是她的堡垒，如果我仅仅是呆在家中，和她呼吸同一处空 气，她的隐私就受到了侵犯。她会容忍我因工作呆在家中，因为这很重要。但如果 我呆在家里与工作无关，她会要求将她的城堡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所以，如果她知道我没有报告要写或没有重要的书要读，她会让我从“她的家” 中出去。去公园、酒吧，或去电影院，甚至追逐女人。到外面去！那么这段时间她 想做什么呢？她会躺下来打个盹，或看书，看电视。一句话，她想像她喜欢的那样 打发时间。 所以，此时我会被迫独自身着日常服装出门。我可能看看商店的橱窗，在咖啡 店里边喝啤酒边看杂志，或者看日本旧电影消磨时光。 我从中情局退休以后，和子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找到一份新工作。朝九晚五地呆 在办公室。当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时，她说她“崩溃”了。 有关一名情报官员妻子的生活，在以后的章节里将有更多的叙述。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第一条“大鱼” 在表面上，我的婚礼如预想的一样举行厂。我体会到一种新的生活，所有的骚 动和不安都可以得到平复。 但是，我心里却越来越着急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一年半没做过与情报工作有关 的事了。这使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不是那种不思进取、可以在几个星期内 都毫无长进的人、东事情报站的新管理层也注意到我近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新来的副站长会见了我，给我打气一我一方面承认自己有些耽于疏懒，另一方 面也告诉他我的掩护工作非常繁重，严重影响了我进行情报工作，通讯社记者和间 谍的双重身份迟早会发生冲突。我当然知道一但发生这种冲突将意味着什么，我得 作好思想准备。 我请求，在有必要的时候放弃通讯社记者的掩护工作。副站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因为我已经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在社交圈内得到了认 同。对于深度潜伏的情报官而言，掩护工作几乎与情报工作同等重要，但是我认为， 日本已是我们的友好同盟国，我在掩护身份方面，可能无须像在不太友好的国家里 一样时刻绷紧发条。 我的心情轻松下来，日常生活也有了一些新意。 一天，我光顾了一个重要的目标机构，和一个人谈话。他就像一枚坚果一样， 顽梗不化，表面上彬彬有礼，骨于里却充满敌意，尤其是对我这么一个所谓的新闻 记者。谈话时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场，姑且称他为奥野吧。谈话显得十分枯燥 无味，碰巧那个顽固的家伙有电话找他，暂时走开了，留下了我和奥野二人。 那个年代，凡厉害的对手无例外都表现得沉默寡言，因为都怕“祸从口出”。 奥野也不例外。 他静静地同我一起坐在那儿，面上毫无表情，抽出一支烟，从口袋里掏出火机， 点着火。 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普通的动作，但此时，我对日本人的了解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知道日本男人，尤其是商人，都喜欢带一些可以表示其身份地位的物件。奥 野在点烟时，手执火机划了一道比一般人要大一些的弧线，可能是在有意无意间， 使我注意到他手执的火机正巧同我的一模一样，是一种典型的高尚地位的象征。 扑克牌场上造就的本能告诉我，奥野是一个自负的人，因而也是易受影响的人。 （自负的人往往也是脆弱的人。） 我抓住时机，直接说：“有空一块出去吃饭？” 他冷淡地回答说：“不，我不能去。” 我并不觉得脸上无光，又说：“我跟你打电话。” 奥野还来不及拒绝，那顽固的家伙已回来了。奥野没有对他说什么，这使我倍 受鼓舞，觉得有苗头。 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我当时只觉得，这可能是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一个良 好开端，谁曾想到，这次偶然的机会后来竟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个人 前途，甚至于改变了我的一生。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打电话给奥野。我不想给他留任何选择的余地，直截了 当地告诉他我要在某天某时在一间很有名的餐厅的酒吧里和他见面。 “你一定要去。”我说完就立即挂上了电话，完全不理会奥野有什么反应。 我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也无法确定奥野是否一定会赴约，或者他会不会还 带其他同事一同赴约，对方当时最喜欢这样做。但我觉得我抓住了他虚荣、跃跃欲 试的心理。我也希望我所约定的豪华餐厅对他会有些吸引力。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 人行动，但我知道应当如何应付。 东方武术有一招，称曰：欺身直进下三路，抓他卵子不放松！！！ 我开始准备和奥野的私人会晤，这是一次好机会，要一击中的，不能大意。那 么，我要从奥野那儿得到些什么呢？我完全明白什么才是我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招 募，这是同每一个对方的新的目标人选见面最终的目的。当时，这对我还显得很遥 远，给我的压力也很大。我不能一味空想如水中月、雾中花似的结果，而要付诸计 划和行动。我开始一步步筹划该如何实施。 我喜欢事事深思熟虑，未雨绸缨，花了很长时间做思想准备。我试着想象每一 种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相应的对策，以防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 赴约那天，我比约定时间早很多到了那间酒吧，边观察四周的，清形，边等奥 野。约定时间过5 分钟后，他也到了酒吧。 他迟到了一些，对我作了简短的道歉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女朋友正在外面等着我。” “嗅，为什么不叫她进来一起聊聊？”（我想中情局对这类娱乐是极乐意“资 助”的。） “我叫她在外面等我，如果10分钟不见我出去，就自己离开，去她要去的地方。” （她一定是个典型的日本姑娘。） “好吧，那么请坐一会儿，喝点什么？” 我猜想奥野虽然已经结婚了，但仍想向我炫耀他还有这个“女朋友”。 奥野坐下，叫了饮料。我的手上也正端着酒杯。我仔细观察起奥野来。 他穿戴很整洁。从他眼角瞟向门口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女朋友在外头 等他的话是可信的。他是一位30来岁的身材瘦削行动敏捷的人。 我要赶紧有所行动，以留住他。开始的几句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 我问道：“你已经结婚了吧？” “是的。”他依然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哦，你已经结婚了。你每天至少要工作10－12小时，每周工作6 天。而你还 有一个女朋友。你一礼拜要操几次？” 我这话就像是一颗炸弹。奥野有点畏缩，看着我的笑脸。 我前面已提到过，日语很文雅。那时在日语里还没有一个与“操”对等的词， 虽然现在年轻人受外来语影响已开始直接用这个词。 一般日本人用“干”这个字眼表示性交行为。但如果我问奥野“你每星期干几 次”，又能文雅到哪儿去？对日本人而言，这一样会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这话竟 出自一个第一次真真正正与他交谈的外国人之口！ 奥野竟回答了我的问题！脸上带着一丝自豪的微笑。 我不记得他说几次了，8 次，10次？这都已没太大关系。我知道的是我已经把 握住了他，奉承了他的虚荣心，找到了他自负的弱点。 “啊！”我惊呼起来，显出我对他的钦佩和敬畏，脱口赞叹他精猛，有男子气 概，同时心里想：今晚我可抓住你啦，你的女朋友只有自己走了。 奥野深坐进了他的椅子，沉浸在他自我荣耀的光圈里。 从那以后，我和他整个晚上都没有再提及他的女朋友，这一话题被完全忽略了。 我们开始像朋友似地闲谈起来。 奥野是个骄傲自大、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但是因为我是一名“受人尊敬”的 外国记者，而且比他大5 岁——这在东方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对我的态度又有所不 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我主要目的以外的话题。 我引出了“间谍”这个话题。奥野于是说起曾听说一个关于“间谍”活动的小 小酬劳的故事。 我评说：“太少了！” 他悄声向我：“你认为间谍值多少钱？” 这下轮到我惊慌失措了。 中情局有一条基本原则：未经允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私自作出钱财的承诺。 奥野可能会极有利用价值，但目前还无法知道到底他有多大价值，所以我实在无法 正面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我对一名间谍，或者是像他一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间谍 身价几何，全无概念。但是，他正等着我给他开价，想知道我的诱饵有多大。 我一边晃动着双手，假装胸有成竹，一边却搜肠刮肚，寻思对策，然后说： “嗯，我敢说至少值100 万日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相当于2800美元，但购买力极强，约相当于现时的28000 美元 在东京的购买力。 奥野沉默起来，像是在体会我的言下之意，而后说：“不过我是开玩笑啦。” “那当然是开玩笑”，我也说。 但我知道他并非是开玩笑，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们各自沉思 起来，都收住笑容，情绪也跟着低沉起来。谈话到紧要关头，意向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一晚，我们再也没谈论这个话题了。 临别时，我诚挚地对奥野说：“希望尽快再次和你见面。”他表示同意。 我的脑里一片混乱。 我即将抓住一条大鱼。将对方机构中的人发展成我们的间谍，绝对是一个大胜 利。我胡思乱想着，如果仅仅靠我的“职业技巧”就能发展奥野成为我们的间谍， 那我将会是何等的荣耀！这可是我情报生涯的一个良好开端呀，我对自己说。 在确认了自己没被人盯梢后，我回到家中，紧紧拥抱着觉得莫名其妙的妻子。 我并没向她作解释，只告诉她晚上碰上了很值得高兴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容易 出纸漏。 我认真写了一份详细的交往报告，第二天交了上去。 我的联络官员虽然已在中情局工作多年，但对于组织情报行动却没什么经验。 他粗略地看了看我写的报告，不置一词。我觉得很失望。 后来他对我说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特工”，自己更是一个也未曾掌握过。他是 一个学者型的人物，缺乏行动能力。我怀疑他可能是不相信我在交往报告中提及的 事情，故而没有答复我。 几天后我又约了奥野。这次我没作什么掩饰，谈到“情报”时就好像那是我们 注意的一部分内容。谈话中我不用“间谍”等扎人的字眼，而只说他可以“为一群 人提供可靠的有用信息”。 我也从不提及会令人反感的“中情局”。我只不过是一名新闻记者，与这样的 阴险机构毫无瓜葛。这样我的所做所为使我看起来更象是一个“中间人”。 奥野说了他的情况和酬金要求。他没有要求100 万日元，但确实是要价不低。 这一次，我很轻松地回答他：“我回去请示一下。” 我又写了一份交往报告，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奥野的酬金要求。我的想法 应该获得批准，因为大鱼终于吞了诱饵，上了钩，可以收线了。 但使我懊恼的是，联络官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叫我回去商量这件事。到底出了 什么事？至少我们要给鱼下诱饵。 我打电话到站里，向新任的部长询问，语气中夹杂着失意和不满，直接打到大 使馆的公开电话在说：“你们到底要不要他？我必须给他一个答复！” 虽看不到部长的脸色，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吃了一惊：“晤，晤，请等一等。” 他停下来与其他人商量。 “行。你答复他可以。我们见面再细谈。” 绿灯亮了。 东京情报站在过去的七年中，至少有20个或更多的情报官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发 展像奥野一样的特工，但都失败了。奥野是我们第一个“渗透间谍”。 站里开始觉得这事难以置信，所以迟迟没有答复我。五年后，当我提及当时没 有人对我的紧急请求作答复时，当时的副站长满怀歉意地承认他有责任。他解释说 开始他无法相信我的报告，把它当作谎报邀功，未予重视，以为是早些时候他给我 鼓舞士气而引起的。 第一个“渗透间谍”发展成功了。这成了东京站的当月成果、季度成果和年度 成果，一遍遍地上报。 我开始出名了。同事们对我的日常问候也从“保罗，你好厂变成了“有什么需 要我帮忙的吗，保罗？” 对奥野的工作成了难点，耗费颇多，但是极有价值。他不单单自己能弄到“硬” 情报，而且还厚颜无耻地提出经费要求，声称可以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关键部门， 建立一个情报网。我们觉得他太不知趣了，拒绝了他的请求。由此也可见，中情局 在这方面非常保守。 他的建议极具诱惑性，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和胆量。 我的联络官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奥野提出的经费要求，而不是 空头支票般的情报许诺中的画饼的幻想。 我们又发展了两个重要特工，这当中奥野起了关键作用。我后来的新任联络官 告诉我，那两个特工后来不只成为“渗透间谍”，还成为了“电子渗透间谍”，则 是渗透进那机构的电脑，所有的情报都一网打尽。 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了由美国大使馆举办的自助晚会。在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站 长（COS ）及其夫人，还见到了情报站的其他高级官员。这对于一个非官方掩护情 报官而言，是很不同寻常的，我猜想可能是站里的官员着意安排，想找机会见见我。 他们都轻声祝贺我。很多外国人、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和一些我认识的情报官 员参加了晚会。我和妻子在那呆了很久，直至夜深了才离开大使馆。 后来我获知，那天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实都是以不 同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员。 不久，总站长夫妇知会副总站长夫妇，在部长家中宴请了我和和子。对于像我 一样的小字辈，这无疑是一种荣幸，尤其我还属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如此际遇更 是难得。为了减少我们暴露的风险，部长夫人还遣走了仆人，亲自下厨准备晚餐。 这次成功使我在发展新特工方向有了名气，而且最终形成了我的工作特长。 我们专门来探讨一下从敌方阵营中发展能取得“硬”情报的特工的重要性。 “硬”特工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间谍，他们和帮助看管秘密处所、参加监视，或收集 和翻译公开资料的“援助”特工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间谍活动”是不可能脱离“间谍”进行的。所以，发展间谍是情 报活动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情报官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但这决不是 一项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需要敏锐的嗅觉、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力。所 以，只有极少数优秀的人才，才能从事这项大多数业务官员都倍感羡慕的工作。 有时也有贪功的情报官未经批准便发展特工，这无疑是急十求成的表现。 因为发展特工是一项敏感的工作，所以，中情局为此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 度，是非有论，赏罚分明。那些未经批准即盲目发展特工的情报官，最终都会急得 直跺脚，害怕被发现后受到总部的惩诫。 曾有一个胆大妄为的情报官，没有采取任何初步措施，就擅自发展特工。结果 仅和对方接触一次，就立即被局里招回，并予以开除。 我们部长说，大概只有5 ％的业务官员能领悟到这里面的“窍门”，成功地发 展特工。能够正确地发现、评估、培养、发展和招募间谍的人也因此可称得上是行 内的“明星”。 作为一个新手，我仅用了短短的5 个星期，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环节，顺利将奥 野发展为我们的特工。奥野正是站里这几年来着意寻找的那类特工。这当然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事。 我个人认为，我的成功在于运气和时机，赌场上得来的直觉经验和对日本人的 了解也帮了大忙。这并不是什么即兴之作，而是水到渠成。 拥有外交豁免权和受政府保护的业务官员，最适于操作和发展特工。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发展特工如果遭受失败，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是不可 接受的。 要发展一个特工，首先要评估发展对象的价值、潜力和可靠性，同时权衡很多 这样那样的因素，包括他的种族、教育背景、家庭情况和个人倾向等等。 如果行动失败，就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从而可能使负责发展的情报官遭到生命 威胁。假如他受到官方保护，则可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对方驱逐出境。 因此，发展特工过程中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得到总部的批准。 一般来说，发展特工不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外交豁免权， 也不受政府保护，一旦行动失败，结果将更为严重。所以，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才会参与发展特工的工作。 我是用第三方护照、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情形更为敏感，因此尤 其不适于承担发展特工的任务。 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最适于发展特工。招募者和发展对象间进行沟通时要使 用共同的语言，以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和增进相互了解。还要准备相应的应变措施， 以便一旦失败后能迅速脱身。 在发展对象所处的环境不适于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指 派受政府保护的官员去当地执行发展任务，这样如有不测，中情局和政府就可因势 介人，并实施保护措施。 培养发展对象的情报官一般不参与最后的招募行动，以避开可能发生的危险。 但如果他与发展对象关系融洽，只有他才能最后说服发展对象，保证成功招募的话， 他就会获委派，直接与发展对象摊牌。不论最后执行的是谁，所有参与过此事的人 都将共同分享成功的荣誉。 我发现，中情局如果成功地发展了一个特工，那成功的果实就像一个魔饼，所 有参与的人平均瓜分，而且魔饼好像会自己长大一样，不管是多少人参与瓜分，每 块的大小依然如故。 几年后我问起如果有75％的成功把握，能否向发展对象摊牌。回答是：“见鬼， 不行！要有95％左右的把握才行。” 我有时并不遵循这个“95％原则”，但却时时将这个原则牢记在心头。 在我从事特工招募的工作经历中，对方对我表示拒绝的情形共有6 次。不过没 有一次造成混乱和麻烦。大多数的发展对象在拒绝了我的要求后仍能同我保持朋友 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为止。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作较难开展 的“敌对”国家的政府官员。作为“培养人”，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亲自出面“摊牌”，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时间和机会也不允许他人出面。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一般只与已经招募的可靠特工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也参与 对该特工所介绍的“二手特工”的考察和评估。 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我很幸运，在参加工作的早期就有成功招募特工的事迹。 因而后来我竟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身份成为一个“招募专家”。这是我所始料不 及的。 不过要说明，这是20年前的情况。到后来，虽然基本意思没什么改变，但规则 还是有一些松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特工发展工作，虽然这与其 主要任务相距甚远。 在前苏联解体后，日本记者曾采访克格勃的奥利格·克鲁金中将。在谈到发展 特工时，这位将军说：“啥！发展地下特工！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干这种活！很困难。 在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中，真会有人愿意成为我们的间谍吗？很难搞清他到底是不 是由中情局派来的。极其困难。只有在通过对他的家人和他的私生活进行一段时间 的观察后，才能下结论。” 在那次采访中，克鲁金还谈到克格勃如何费尽心机以发展一名中情局人员成为 他们的特工，“我们虽然曾经处决过克格勃的特工，但是从来都没杀过美国人。” 对于所谓“刺杀美国总统”，克鲁金说：“那只不过是小说里想象的故事，… …我们从没想过。” 克格勃很难招募到美国人或中情局人员作为其特工。不知道克鲁金是否知道中 情局的官员爱姆斯在1985年一路跑进苏联大使馆，把自己像礼物一样送给克格勃这 回事。（仍是难以想象，令人难以置信。） 克格勃“从不杀害”任何美国人，虽然他们可能会处决他们自己的特工。克格 勃连想都没想过什么刺杀美国总统。但是却有美国人在所谓“并非虚构”的小说里 大肆虚构这些事。 我们再回头说说奥野。 他答应向我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常常是一些影印的文件，而我们则按月付 钱给“那些”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我则扮演一个“好心的”中间人的角色。 招募特工所要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他签署一份字据。这有点像是进入兄弟 会或黑帮——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的惯例一样。 字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确有合约存在，或证明该特工的确曾收受钱物。这也 是案官与特工之间的一条纽带。如果特工后来改变主意和反悔，字据还可起到威慑 作用，以防他到处胡说。 不少特工不愿意签署任何字据，开始时感到心理极不平衡。他们会觉得这就好 比是签卖身契一样，会想象字据一旦泄漏会有什么后果。于是招募官员就要苦口婆 心地去说服他，打保票，甚至甜言蜜语，直到特工签字为正。 事实上，特工叛变的行为是极少发生的，虽然我也曾遇到过一次（后面的章节 中将会谈到），还有一名特工被对方情报部门抓获，要他交待问题，可怜他已成为 案上之组，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较为常见的是缺乏慎重——把自己吹嘘成007 一类的人物。 如果一个特工因为无法接触到所需要的情报而无法再提供情报，或由于某种原 因缺乏积极性，或特工或负责他的案官搬离了原先所在的城市，那么其特工使命即 告终结。 具有重要价值的特工在签署字据时可以用假名，以防字据万一落入他人之手， 造成麻烦。字据内容其实很简单，仅包括日期、金额和签名。 奥野是我发展的第一个特工。因此，第一次给他钱并要他签署字据的日子，对 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表明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的关键日子＿（新特工所提供 的情报获得总部证实后，招募才算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天意的安排，那天所发生的事竟成为我后来放弃掩护工作的起因。 我选择在星期一的晚上和奥野见面，给他第一笔酬金。那天我计划早晨6 点上 班，下午4 点下班，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晚上7 点同奥野会面。 站里对这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我叮以理解，但还是感到有些不快。 他们确实把我当作没有经验的新手，但却不知道我多么了解日本人的脾性。我 心里明白，我已踏上成功之路。奥野的一举一动，言语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目前的进展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满怀信心，要证明给站里看我是对的。 到目前为止，站里对奥野的认识仅限于我的报告。我下决心邀请我的联络官秘 密查看我和奥野的初次交易，以证明我所言不虚。此外，我想，联络官曾说过他从 没见过真正的特工，现在就让他见识见识活生生的地下特工吧。我和奥野将在一幢 大楼见面，我约好联络官在大楼的人口处先碰头。 下午4 点，我正要从通讯社下班，我掩护工作的老板突然要我参加一个在7 ： 30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不行，老板，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换班的同事也来了。”我表示拒绝。 不知为什么，对我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的老板却执意要我参加那个毫无意义的 新闻发布会。我只好不顾一切，强行离开办公室。 我赶到大楼，见到联络官，向他示意远远地跟着我，到约定的咖啡厅去。 这次，我又获得了一个教训，不管你觉得你对接头的地点有多熟悉，都应事先 对接头地点进行确认。 我一下子竟找不到我自认为很熟悉的咖啡厅了！我们一层层地找，一条走廊一 条走廊地找，那神情就如同两只瞎老鼠，在迷宫一样的大楼里乱窜，真是难堪！这 也成了我这位联络官日后常常取笑我的笑柄。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那间可恨的咖啡厅，所幸还没有错过时间，我进屋坐下， 随后联络官也走了进来，占据了有利地形，在离我较远的一张桌子坐下。 奥野如期而至，收下了我给他的酬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很痛快地在字据 上签了名。联络官偷偷地瞥视，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我把一些基本安全守则告诉了奥野：如何避免被其同事发觉，如何和我接头， 以及如何用密语向我家中打电话等等。 我开始信任奥野了。他虽然也有弱点，但他精力充沛，自负，有胆量也有野心， 这样的特工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也相信，像他一样果敢努力的人，是一定会 成功的。奥野没有让我失望。 他开始提供情报。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接头，有时还在我常去的一间酒吧。 我们交换着情报和金钱。我一般不查看情报内容，而是把它们连同我给联络官的交 往报告和费用报告一起直接上交，因为我无须理会这些情报的价值。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奥野打电话约我在一间我们常去的酒吧接头。我到酒吧 时，发现奥野正一个人喝着黑标签的瓦尔克酒，这种酒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一种尊贵 身份的象征，而我们过去常喝的只是廉价的日本威士忌。奥野带来了一叠子约2 英 寸厚的复印文件，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他是如何如何费尽心思才把这些情报资料弄 到手的。我相信他。 后来，一位东京站情报官员告诉我，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归纳整理这一叠 子文件，最后从中提练出多达门份情报报告。门份！ 成功招募奥野后的一天，我的联络官对我说：“保罗，你调到我们站工作的2 年期限还没到期，而且你希望能在东京多工作2 年。你成功招募奥野，已经提前超 额完成了4 年的任务。从现在开始，直到4 年期满，你再干的活都可以算是‘外快 ’了。” 奥野非常傲慢，言行难以预料，听不进我的忠告，所以很难控制。他还常常提 出新的经费要求，或者自用，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要用。在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注意 他的安全，尤其是他花钱大手大脚，远远超出他的正常收人，很容易招致怀疑。 有额外收人是一件好事，但作为一名间谍，大肆花销额外收人，却是一个极大 的弊端。能长期幸存而不引起别人注意的间谍，在使用额外收入时都十分慎重。除 非他是一个不计较报酬、为理想奋斗的间谍。 奥野还有其它方面令我担心。由于他知道我的真名和真实身份，所以，我将他 的安全等同于我自身的安全一样看待。但他十分自大，喜欢炫耀他的能力和聪明。 有时他甚至还作弄我，取笑我的日语如何如何不地道等。其实，因为熟知一般日本 人甚少涉猎的中国古典文学，我对日语的体会要比他深刻得多。 总之，奥野十分乐于炫耀，而且也没有什么能使他收敛的。他傲慢地把我对他 的安全忠告当作耳边风。 我越来越觉得事态严重，下决心当面警告奥野。 一天晚上我和奥野一起到一家餐厅吃河豚火锅，喝米酒。他察觉到我正用尖锐 的目光盯着他，于是叫我别板着面孔对他怒目相视。我顿了一顿，移开目光说： “我这样的面孔算什么！如果你听不进我的忠告，总有一天你的尸体会脸朝下背朝 天浮肿地漂在河里，污秽环绕，腐烂发臭，被警察捞起来，送去解剖，并发现你体 内有酒精，而且中了河豚的毒！” 奥野脸上顿时显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拿着筷子伸向河豚火锅的右手不禁停在半 空中。 这番话果然十分奏效。我拍了拍他停在空中的右手，说：“别这么蠢啦。我们 现在是在一个锅里吃河豚。我只不过是描述一下如果你被你的同事怀疑后会有什么 下场，他们可是疑心颇重的。我们是不会杀你的，但你的同事却肯定不会放过你， 这一点你应当比我更清楚。” 这次警告的效力只不过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奥野秉性难移。 因为奥野极有利用价值，但又没经过考验确认，所以每当他外出时，应会受到 站里派出的日籍特工的跟踪。 而当他要与我见面时，站里又会有意识地抽回毫不知情跟踪他的特工，以保护 我深度潜伏的身份。 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还是出了差错。一天，我的联络官告知我，我和奥野被发 现进入一家餐厅。他不但没有认识到是他犯了错误，没有抽回跟踪奥野的特工，而 是责备我粗心大意，没有采取反盯梢措施。 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和奥野仅在一起走了很短一段路，一定是他在进入餐 厅以前就已经被跟踪了。 我自己也确实可能有些疏忽，但我的联络官应负更大的责任。他不顾后果的工 作方式直接危及到我的安全。我沉默不言，内心却非常恼怒。 我知道，由于联络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失误之处，以后即使在我在场的情况 下，也依然会有人跟踪奥野，错误还会继续下去。 果然，我再次与奥野接头的时候，就发现身后有尾巴，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年 日本男人。我立即带奥野走进一间我十分熟悉的高档酒吧。 所谓“十分熟悉”，就是我知道有什么路通向这间酒吧，知道酒吧的入口有几 个，收款台在什么位置，厕所在哪儿，哪有公用电话，座椅是怎么摆放的，哪个座 位最适于观察人口的动静、适于交换物件，或适于长时间休息和私人谈话，以及什 么时候人最少等等。熟悉的环境对一个业务官员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地方知道 得越多越好。 我和奥野喝酒时，那个跟踪我们的家伙了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在柜台前的椅子 上坐下，背对着我们。当他转过头来偷偷看我们时，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然后突 然对奥野说去另一个酒吧——这在日本是很常有的事儿。 奥野走出酒吧后，我到柜台付帐，看到跟踪我们的那个家伙一脸沮丧，可怜兮 兮地全身在不住发抖，这立即使我想起我第一次访谈对手时的情形。这时我也不禁 心寒发抖，我虽然内心同情他，但表面上依然以目光威胁他。而后，我一言不发地 走出了酒吧。他没有再跟来，也一定意识到已被发觉，我不知道他回去是如何交差 的。 我告诉我的联络官我止住了跟踪我的人，再次要求在我和奥野接头时不要派人 盯梢。 那时，我已经被掩护工作的老板解职，觉得解脱了不少。我从不愿意在不称职 的老板手下工作，我想也没人会愿意，何况他还以自高自大来掩饰其无能。 但对于我父亲和岳父来说，我“失去工作”却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他们属 于一辈子为一个老板打工的那一代人，虽然我岳父的经历稍有不同。我不得不向他 保证我绝不会让他的女儿挨饿。他对我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许多年后，我妻子还 会不时笑我：“你得承认，你当时确实差不多养不起我了。”“或许吧。但你想想， 我们现在有多少东西吃。”） 像巧合似的，奥野这时也失去了工作，原因很荒唐，同我方无关。这意味着他 不能再获得我们所要的情报了，也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价值。这无疑会令站里和我失 望。但是，奥野向我保证，他可以在他的原单位发展一个后继者，继续为我们提供 情报。他也确实这样做。 在受了这次惊吓后，站里决定将奥野交给一位有官方身份、会讲日语而且经验 丰富的情报官领导。同为一旦我被暴露，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没有表示 异议。 一般来说，将领导特工的工作转交给其他情报官之前，需经过原先案官的同意。 有时，如果该特工非常优秀，对负责他的案官的前途会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职位升 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案官可能会激烈反对，拒绝移交特工。 曾有一位案官执意宣称，除非他从中情局退休，才会将他手下的一名特工移交 给别人。（后来的确如此，他和那位特工同时退休，现在的生活都很幸福。） 对于奥野，我并没有执意要他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他确实助我建立起了个人事 业的基础，因为他我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我由衷感谢他。但是我想，我还年轻，事 业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不应耽于现状，而应该不断挑战自我。第一次成功激发了我 的能量，也使我更加自信。 我向接手的人介绍了奥野的情况，提醒他奥野的古怪行为和傲慢。我想奥野可 能也会嘲笑新案官的日语水平。 我的后继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白人，柔道功夫高超，已经获得黑带。他的日语 也很流利，很不高兴地问我：“保罗，你是不是想现在就考考我的日语？” 他的阶衔要高出我很多，性格又很暴燥，我可不敢考究他的日语水平。但是，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一定会碰到不少麻烦。 过了大半个月，这位白人果然咆哮如雷，发誓恨不得要拧断奥野的脖子。 只能再换案官。站里不能容忍任何那怕是只会伤及自身羽毛的事，更惶论要拧 断某某的脖子了。 这一决定给我们的“拧脖子专家”触动不小，他的暴躁脾气从此平息了不少。 几个月后，他被正常调往一个外国小城市。也是巧合，后来有一次奥野也被安排到 那个小城市逗留了3 天。由于那座城市并不如日本那般“文明”，我们都不禁担心 若他们不期而遇的话，奥野会不会真的在僻静的小巷里被人拧断脖子。 我和奥野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肯切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我最后的结局会怎样， 请收下这张照片吧，上面是我的两个孩子，作个纪念。”我一时觉得无话可说，心 中却感触良多：伤心，愧疚，释然，理解，同情？我从内心深处为他祝福。照片是 要随同接触报告一同上交到站上的，但我一时没找到，也因此没有再上交。三年后， 我在那晚我穿的茄克衫的胸袋里找到了那张相片，至今依然保存着它。 其后不久，我回华盛顿休假，有人告诉我奥野非常有用，但是花费太大。他在 虚报费用，私下贪污了很大数目的经费。我觉得惊讶。 奥野花起钱来确实是大手大脚，但他绝不会侵吞公款。我询问这个问题是什么 人反映上来的，回答是：“你们站长。” 我顿住了，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说：“站长一定是听信了错误的消息。” 我的判断没错。回东京后，我核对了奥野的花费清单，他的帐目清清楚楚，虽 然他挥霍甚巨，但我也是一样。对于花钱，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讲求效率，即 有效使用。 这一原则使我没少受敌人的攻击和熟人甚至亲戚家人的指责。但我坚持，考虑 到奥野的工作成绩，这些钱是值得花在他身上的。当然使用经费也应当慎重，不能 乱花不属于我们的钱。但是许多人只顾算计开销，而不注重花钱的效率，这是他们 目光短浅。思想僵化的表现，也难于获得成功，同时还少了一层生活的乐趣。 他们忘记了，要找到一个像奥野一样有效的特工要花去多少人的精力，多长的 时间，而这岂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不可靠的特工？或许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疑虑。但笼络和驾驭他不正是 我们要做的工作吗，从事间谍工作什么时候没有危险？而且，间谍工作从来都是花 费甚巨的，要秘密进行，不为外人知晓，充分的掩护和补偿是必须的。在信任、友 情。荣誉。乐趣、款待和技艺之后，排在最末位的才是——金钱。 后来，有一次我在国内把一位优秀的合作者（并不是特工）移交给下任时，对 下任说：“这位先生帮助我们，而他自己却要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付出了他宝贵的 时间，勤力为我们工作，应当得到补偿。至少我们应该摆出一桌盛餐，请他享用， 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怀疑这位中级官员到底是本性可鄙，还是缺乏教养，他后来竟嗜谈他是如何 如何请我那位合作者在一间快餐店一块吃早餐！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做？他在替谁省钱？我立即警告他，他会很快失去这位优秀的合作者。 他当然失去了。而他却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位合作者会越来越不愿意同他见 面。这并不是吃饭花多少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吝啬使对方由然而生鄙视之 心。而我们所失去的合作价值，却远远不是他在吃饭“省下”的钱所能相提并论的。 六年后，我再次在东京碰到奥野。他没有认出我，我也无意和他谈话，因为当 时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往事已矣，就把它抛在身后，忘却吧。奥野这些年来一 定一直在找我，或许还恨不得掐我的脖子呢。 不过，我由衷高兴地看到奥野还是那副老样子，他的步态和举止都依然如故。 他看起来很不错，脑袋还好好的安在脖子和肩上。没人拧断他的脖子。 当年奥野交给我那一叠于复印文件时（信不信由你，那时复印机还只能“出租”， 不容许个人购买），我提醒他要小心使用那台复印机的复印纸。他从没在意我的警 告，后来我也忘了这事儿。 大概过了一年多，站里的一位同事向我讲述了一段后话：奥野后来在他原先供 职的机构里成功发展了两个很有用的新特工，以至于我们的人竟可以从容进出原先 被视为禁区的大楼，整本整本地复印文件和资料。 但这个机构的财务主管却发现复印纸的消耗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于是起了疑 心。 一天晚上，那家机构派了几个人悄悄守候在复印室门口，就像是我们在电影里 看到的情形一样。终于看到有一个人走进办公室用复印机，于是就逮捕了那人。 那人不是我们的特工，而是机构内部的，他只不过是想帮人复印几页纸，以赚 取15美分的一点可怜的外快而已。 那倒霉的家伙被炒了鱿鱼。那机构内报道的这一事件却为我们的人敲响了警钟。 这一事件突兀其来，对我们的人来说则是幸运之极。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事先仔 细考虑，要远比靠运气避过大劫好得多。 失去掩护工作后，我又得重新考虑新的表面工作和我的收人了。我于是声称自 己是新闻自由撰稿人。由于没有固定收人，这很难经得起家人的审视。还好，我妻 于的阿姨站出来说她知道一个和我一样的自由撰稿人收入颇丰，这才打消了亲戚们 的顾虑。 但日本外交部对我这样的所谓“自由撰稿人”可不太欢迎，如果还要自称是新 闻记者，我就至少必须跟某个新闻媒体挂上钩，作为其特约通讯员或兼职记者什么 的才能蒙混过关。 中情局神通广大，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局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动员我，要我在国外一家毫不起眼的、说起来自己都觉 得丢人的新闻机构从事“新闻”工作。 他们给我开了封皱巴巴的证明信，要我递交给日本外交部。外交部里为我办手 续的那位年轻女职员对我很友善，她很有礼貌但有些迟疑地对我说，当地的日本大 使馆没有查到我所在的那家新闻机构，因而要我提供更多的资料。 她问我这家报纸是用什么语言印行的？流通量有多大？是日报还是周报？以及 一些其它基本情况。而局里甚至连这些最基本的资料都没有提供给我！我只能搪塞 这位漂亮女性所提的问题，我知道她的主要工作即是尽她的最大可能接待好外国的 新闻通讯员。 真正使我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大概过了一年后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过关于这家报 纸的消息，说是一份用英语和当地语言混合出版的日报，而且在那家日报的经理给 我写了证明信后不久，报社即告破产倒闭。没人告诉我这件对我来说是釜底抽薪、 生死攸关的事儿，这完全可以把我送进监狱。总算我命硬，当地日本的大使馆没有 及时发现事情的真象。 但当我知道我的“雇主”破产后，就十分担心被日本外交部查验，因此，在日 本的最后一年是我最担惊受怕的一年，同别人说我是自由撰稿人时心里每每都有些 发怵，难以理直气壮地作出回答。 那位女士还在日本外交部工作。但愿她能原谅我24年前所说的谎言。我真希望 能当面感谢她。她非常乐于帮助我，我觉得她现在一定还像当时一样善解人意。 当我结束事业上最轰轰烈烈的日子，忙于再找合适的新的掩护工作时，站里已 经在考虑为我指派新的重要任务了。 同时，组长在向其它同事介绍我时，都把我说成是“一级情报官员”，我想他 是确实如此认为的。其实那时我还只有两年半的专业工作经验，很多时候还需要别 人指导和传授经验。这说明我的初次工作表现已经给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 想分派给我有份量而且具开拓性的任务。我年轻，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过去 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我也渴望承担充满挑战性的任务。 我的想法很简单：情报工作是一项危险性大难度高的工作，如果不想去冒险的 话，那又何必要干这一行呢，何况我本身正是一个赌徒！ 我首先携妻子回美国休假。 外派人员可带薪回国休假长达4 －8 个星期，有薪水，但没有外派任务的津贴。 在中情局，这种休假是强制性的，除非是有充足的理由如掩护工作需要、疾病等。 回国休假的主要目的，是让外派人员加深自己是美国人的概念。带L 自己的家人， 看自己喜欢的美式足球和棒球，吃肯德鸡和汉堡包，找回真正美国人的感觉。（虽 然因卫星电视转播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世界与过去已经不同了，但是这种休假方式 仍然被采用，而且大多还与以前一样。） 许多情报官员长居海外达5 年甚至10年，他们的确需要每2 －3 年回美国一趟， 以了解和体会国内的新旧事物。对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言，这一措施更是至为重 要。他们在国外不参加大使馆的正常业务活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使用别国的语言， 无暇理会是谁人主白宫，却常常置身于别国的政治纠纷中。 7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邂逅一位高级官方掩护情报人员，他生性秉直。我把我 随身携带的色情书籍和杂志给他看时（那是我用自己的钱买来给自己做掩饰或利用 于工作上的，这往往十分有效），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并诚心告诫我过美国海关 时要小心。我只能告诉他，在美国隔白宫两个街区的地方就可以随手买到这些东西。 我怕他难以接受，还没有告诉他我们有个业务官员甚至要定期地呈送这些东西 给某国的一位女强人。 美国是我的第三故乡。我出生于受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台湾光复，我又成了中国台湾当局的人。 故而，我对美国的情感与一般美国人不同。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别人那么爱美国。 事实上我对美国是既爱之，又向往之（虽然当时我还未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其中 还有感激、骄傲之情。我深深觉得对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有着义务和责任。 回美国休假对我来说是要花费很多钱的。虽然我的两个弟弟当时都在美国，一 个是医生，一个在攻读博士学位，但我却难以有“回家”的感觉，毕竟，我在美国 没有“根”。我只能呆在朋友那儿，或住在酒店里，花销自然不小。但是，我迫不 及待地要带和子回美国，想让她看看这个可爱的国家。 由于我的身份特殊，回美国的过程也就很复杂。局里已经为我申请到了美国的 永久居留权，但又不允许我以这层身份直接离开日本回美国（我登机时会在日本出 人境管理部门留下记录）。然而，按照美国的移民法例，我一旦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就必须以此身份进入美国。于是他们开动脑筋，要我先用台湾护照从东京飞到泰国 曼谷，在那里拿到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证明文件，再以之从曼谷飞到夏威夷，与我的 妻子在那儿会合。她则事先以日本护照从东京直飞夏威夷。 事实上却并非他们所设想的那么简单，生活好比航行，处处都有明礁暗垒。和 手虽然曾在1964年去过埃及和西欧国家，但出门旅行的经验却十分贫乏，她的英语 也仅能应付一般性的会话。而我则从未到过曼谷。 他们告诉我，把台湾护照递给泰国出入境管理部门时，最好在里面先夹上一张 5 美元的纸币，这样有利于顺利过关。我觉得这真有点令人作呕，这样有用吗？我 持的是合法的台湾护照和泰国签证，本来就理直气壮，有此必要吗？和子身边没带 多少钱，正独自在曼谷等候我，我们还没有联系上，如果出人境当局以“贿赂泰国 官员”的罪名将我羁留，那可就麻烦了。再者假如，仅仅是假如，一旦出了空难事 故，我或者和子又如何对当局解释我们离开东京分头走这回事呢？谁又会想到日本 政府会否依此推断我和美国的关系呢？毕竟我最初是从美国进入日本的，有证可查。 我只能按他们给我拟定的计划行事，在中情局，有时是不允许你有所选择和改 变计划的。我所乘坐的班机在夜晚飞过越南的上空，我看到下面电光飞散，那是炮 火？或是高射炮在射击？战争的场面就在眼前，我在想会是怎样糟糕的结果，同机 的其他人却依然说笑，他们真幼稚得有点可爱。 我从心里喜欢曼谷这座城市。但也有一个缺点，我到那儿正是最热最潮湿的季 节（虽然当时并不是夏天，但曼谷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尽管我是在台湾长大的， 却也从没见过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候。 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用煤焦油铺成的路面，汽车驶过，卷起阵阵黑尘，四处弥漫。 泰国人非常友善好客。泰国的东西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还有女人，是的，女 人！泰国女人可谓是柔雅靓丽。给我送来出人境证明的是一位我以前认识的朋友， 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趣事。 我很会买东西，知道如何鉴别质量的好坏，以及价钱是否公道，这与我过去爱 好设计鞋于和衣服有关。我还习惯于随时随地问这问那，与行家或是在极少人光顾 的豪华商店里百无聊赖的女店员闲聊，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他们大多喜欢叨叨不 停地向你介绍他们熟悉的货品。在曼谷，我给和子买了不少礼物。直到现在，在一 番比较后，最后拿主意的人通常是我，我给和子买的东西，像手提包、鞋子。衣服、 大衣、手表、围巾、饰品、厨房用品、茶具等等，向来能得到和子的认同和赞赏。 多年来，我教授和子购物的技巧和对品质的鉴赏能力。我也教给我们的儿子彼 得。我尤其教他们要注意商品的详细说明以及购物的时机。他们现在已经是购物专 家了。 我在曼谷登机前往檀香山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一阵喧叫声从我身后 传来。 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冲向我。他们瞪着眼，表情严肃。我的脸变得煞白，我知道 这一幕对一个间谍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我在夜里梦到过这样可怕的场景。 他们那副样于，使人觉得我定是将这个国家的神像之类的东西偷带出国。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要给我注射霍乱疫苗罢了。但是，我真不明白，离起飞只 有10多分钟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如果我是从夏威夷回曼谷，他们这样做还情 有可原。 由于我在飞机上不停地喝酒，使霍乱免疫注射在我体内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 等到了檀香山下飞机时，情况变得更为严重，面孔发烫，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当和 子看到我手上拿着5 瓶免税威士忌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已经差不多过了20年了，和子还一直咕咕哝哝地抱怨，说我们在夏威夷海滩时 没有一点浪漫之意。事实上，当时在酒店我正猛喝威士忌，也可以说是我想减轻行 李负担，几乎完全没在意我们竟是在夏威夷。 我们也到珍珠港作了一次观光游。我能感觉到，和子对于珍珠港事件深感愧疚， 我劝她跳进海里以表达她心中的歉意。但是她却说表示歉意不必做到这程度。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次旅行也深有悔意，我们本是在天堂般的旅游胜地畅游， 但由于我只顾贪杯，竟浪费了这唯一的浪漫机遇。以后和子一直说我“不懂浪漫”。 这使我体会到：千万不要错失良机。我们从夏威夷到东海岸，再到西海岸，虽 然不时也发生争吵，但总的来说是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和子很固执，也很自立， 很坚强，每当与我发生争吵时，一点也不会表现出要人同情的样子。 我们探访了在北卡罗来纳洲的弟弟，在迪斯尼乐园游玩，参观了中情局，并到 我的朋友唐·布朗家串门。 等我们回到东京时，皮肤已经晒得黝黑，大家见到我们，嘴角都不禁流露出笑 意。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杰作 我接手的新任务是一项很特别的招募工作。工作计划是由山姆·斯威福特经过 几个月的酝酿后提出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官方掩护情报官和招募高手，也在东京站 工作。山姆希望能和我搭档，开始执行这项计划。 后来，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到东京站检查工作，了解到这一计划的实 施过程和最后结果后，他评价说：“胆大心细，别出心裁！” 山姆大约有一米八五高，宽肩膀，结实强壮。脸上轮廓分明：高鼻梁，下巴向 前突出，浓密的眉毛，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如鹰隼。猛一照面，就感到他甚至可 以活生生地吞下一个人，边吐骨头，还会边向你要牙签剔牙。他根本无须说出自己 是柔道黑带高手，往面前一站，已可令人畏避三分。他胆大，好斗，技能出众，是 一个真正的男人。从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后，因为天性喜欢冒险，过几年就加入了中 情局。 进一步接近他，我发现山姆是一个非常爱家的男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 和他的日本妻子十分溺爱才4 岁大的孩子c 日渐灰白的头发使人觉得他不正40岁， 也说明他可能是个感情丰富、容易受伤的人。 我和他有所不同，也有共通之处。我们能够成功合作，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使 命感，都积极向上，所以能够超越彼此间的分歧。 一起执行任务面对敌人时，我们根本无须借助于言语，一个眼神已足够交流一 切。 我对山姆很放心，执行任务时协调分工，齐头并进。到我完成我的任务时，他 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反之亦然。真可谓是心有灵犀。 我们都不是那种“严肃”的人。即使是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也不会忘记插科 打浑。有时会嘲笑敌人，有时则相互逗趣。我们彼此都深知，在这个行当中，幽默 感是不可或缺的，是保持头脑清醒的调味剂。 山姆的缺点是脾气暴躁。大家都怕他。他还很固执，自己是工作狂，也要求别 人像他一样玩命干，直到身衰力竭，倒下为止。 我们部长曾若有所思地称赞我们是一对最佳拍档，但可能不会长久。他显然过 于低估了我们都渴望成功这一最基本的共同点。 与山姆认识后，我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想更深人地了解他的一切。为保证我 们合作的顺利，我也向他摆明了我的几条基本原则。 那时我刚刚提职，升为GS－9 级。山姆的职衔则比我高，为GS－13级，而且他 在上一年还错失了一次提升机会。 山姆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不小心把车开进了皇宫周边的水壕里。 这种情况的确很少发生。 他说自己差点被淹死，已不记得是如何被人救起的了。警察局向美国大使馆通 报了他的情况。 日本警察做事从来都是很有效率的，他们私下向美国官员提出警告，说他们发 现山姆（有官方掩护身份）与一个被怀疑是苏联间谍的人时有来往，因此怀疑山姆 是否苏联间谍？ 东京情报站出于无奈，只能把山姆的真实身份知会日本警察当局，解释说：山 姆事实上是在培养策反那个苏联间谍。山姆还算运气，经此遭，也仅获处罚2 年不 得升迁。 我和山姆在级别上相差甚远。2 人都性格倔强，不愿容忍别人。因此，为了能 和山姆有效合作，我要立几项基本原则，以调和我们彼此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我和他约法三章：——重要的决定应先相互磋商；——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 ；——要平等地讨论事情，不受级别高低的影响；——作为高级官员，且可以出入 东京站，但除非站里确实需要他代表我们两人讲话，否则他的意见不能代表我的意 见。 山姆极守信用，他完全遵守了我这个下级所提出的条件。我敢肯定，如果没有 这些基本原则，我们难以合作到一起。 再者，我也不由自主地对山姆存有戒心。 我给山姆看我随身携带的一柄锋利的小刀，告诉他我能纯熟运用，应他的要求， 我还向他示范在执刀相斗的时候取胜的秘诀。山姆看起来很吃惊，问我会不会真的 用它，我说如果情况需要，会毫不犹豫拔刀相向。他可能体会到我的狂野粗放，我 知道他也如此一样，彼此心照不宣。 山姆的计划是：我和他假扮成从欧洲来的富商，藉此接近通常很难靠近的敌方。 如果接触成功，就开始在对方阵营中筛选可能的发展对象，对其进行评价、培养， 并最终吸纳为我们的人。 山姆将扮演一家大型的欧洲集团公司的“老总”，公司也涉足对方公司的业务 范围，而且十分活跃，这样，我们与对方就有了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将假作向对 方“取经”，提出开展“合作”。山姆假作不懂日语和日本风俗，我则扮演山姆的 助手兼翻译。我的外语特长使我非常适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们对细节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什么说从欧洲来？因为那时的日本人对欧 洲还知之甚少。 为什么扮成富商？因为无论是谁，政客、商人或技术人员，在金钱面前都容易 发生动摇。我们并不认为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被收买，但俗语说得好：有钱能使鬼 推磨，英雄难过美人关。 我们以富商的身份招摇过市，一定会有人上钩的c 为什么山姆要假装对日本一 无所知？这样可以拉远山姆与日本之间的距离，适当时他可以说出较为“过份”的 言辞，一旦对方表现出反感，就用他对日本人一无所知之类的借口，搪塞过去。再 者，他还可以借此获得一些迟疑思考的时间，以考虑如何更恰当应答对方，或对对 方的举动作出最恰当的反应。 与对方成功接触后，我们将继续作何种努力？ 一个情报官最重要的素质在这时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对所接触过的人进行评价，筛选最有发展潜力、最有价值的目标人选，加以培养发 展。 山姆已是一位有目共睹的招募老手。我的工作经验虽然有限，但已表现出对人 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在思维方式上更近于东方人。 何况我也有成功发展特工的经验。 我们准备对接触范围内所有可能的目标人选展开工作。 这无疑是一项很大的计划。对我们所要接近的目标，中情局以前还从未取得过 任何成绩。 山姆的新身份将是一位在匈牙利出生、在西德接受过教育的安顿·诺维克先生， 具黎巴嫩国籍，有一位德国妻子，为德国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公司注册于莱切斯坦。 这是否有些令人糊涂？ 麻烦的是，山姆不会说匈牙利语，德语只会说大约十几个单词。阿拉伯语和法 语更是一窍不通。 山姆所在的公司，则“拥有数十亿计德国马克的资产，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在 欧洲其它国家均有分支机构。但是，基于税收等原因，公司却注册于莱切斯坦”。 无论对方谁有兴趣，我们都将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重复这番话。 我们知道：与钱有关的事谁都愿意听。 虽然山姆事实上只会十来个德语单词，但他却能煞有介事地说带浓重德国口音 的英语，时不时地还带出几个德文词汇，甚至已经可骗过真正的德国人。 山姆为此还专门留了长发，做成当时欧洲很时兴的发型。他向我抱怨，由于留 长发，在美国使馆等机构还曾被不少女人当作笑柄，笑话他。他还专门订做了款式 考究的欧式对襟西服，带名牌眼镜，拿金质打火机和金质雪茄烟盒。这番打扮着实 耗资不菲。 叫人难以忍受的是，东京站只批准山姆添置一套西服。后来在烈日炎炎的东京， 可怜的山姆也只好裹着厚重的冬装扮欧洲来客。 （我们从春天开始行动，当时没有料到这次行动会成功地一直延续到夏天。结 果，我在东京时这一计划顺利进行了18个月之久，此后又继续了8 年多方告结束。） 山姆还要把他那双经过柔道训练的大脚，硬生生塞进一对细长的皮尔·卡丹牌 皮鞋里。 在欧洲已作了相应的安排，准备了许多细节性的道具，比如信用卡、文具、汉 莎航空公司的提包等。还有一只封盖上贴着日本海关税条的沃克黑签威士忌酒瓶， 这也是身份的象征，表明是在日本以高价买下的，我们这些欧洲“富商”花起钱来 当然是毫不吝惜的。 山姆弄到那只空瓶后，就向其中灌人他从免税店花较少的钱买来的沃克黑签威 士忌。那时一些很好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在日本还不为人所知。 对于我这样一个新手，局里就从国外派一位专家，直飞东京，教我如何如何进 行“简易伪装”。每当有重要行动时，中情局总是会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 即使是只须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简易伪装，也可以使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改 观。其效果因人而异，通过比较化妆前后的快相即可一目了然地作出评价。我们的 化妆专家给我戴上了一副难看的眼镜，画浓了我的眉毛，还在我脸上贴上了两颗显 眼的黑痣，进而把我的头发染成灰色！ 如果有谁喜欢化妆取乐，我完全可以奉上我免费学来的招数。 眼镜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使人改观，描浓眉毛也有效果。我很幸运他们没有要 我带上假胡须，否则我和对方的人一起吃饭时就会很不方便。胡子对于喜剧表演来 说可能会是效果出众，但对于从事情报行动而言，则很不适宜。 那两颗假痣，我们的女专家——当然是一位女士——保证至少可以牢牢粘在我 脸上72小时。她发誓说不会有问题。但我敢打赌她绝没有碰到过如此紧张的情形。 如果你在行动中能时时保持警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话，就要把她的话打上一个大 折扣，只能相信8 小时。我后来就为此遇到了麻烦。 我们的女专家为我把头发染成了灰色后，又要求我自己操作一遍。我觉得我一 点也不喜欢，所以拒绝采纳她的建议，这多少令她有些失望。但是，我后来十分庆 幸当时拒绝了她的染发建议。 首先，晚上我一回家，和子就发现我的头发看起来变红了一些，这当然是头发 受到氧化的结果。几个月后，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重复将头发染成灰色可能会引 致秃顶，看来我拒绝得对。 我们开始并不期望这一计划能延续多久：完全失败的话可能要2 星期，取得一 定成果的话可能会延续2 个月。不想后来竞延续了18个月，想到如果当初听那位女 士所言，一旦把头发染灰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可能就会在36岁就早早地成了秃头， 真是令人后怕。 现在，染发技术已改进了很多，也更容易操作，但我还是希望头发在一遍一遍 染色、洗发后依然能保持茂盛。 在我看来，化妆只适合在亲戚朋友很少的地方采用。但我在东京的熟人却多了 些。我用的化名是陈南明，身份是在不同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人，父亲是中国 人，母亲是日本人，由此可以解释我流利但带有口音的日语和中文。 结婚了吗？后来确实有人无聊相问。“是的，是的，我和一位漂亮的法国女人 结婚了，但是，唉，她竟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 我如此交心似地作出回答，加上眼睛里必有一丝伤悲的神情，而后又默默无语， 这足以使任何人都不想再追问下去。 我的结婚戒指上刻着我和和子结婚的时间和和子的名字，所以我必须脱去戒指。 一开始和子还有点反对，希望我能一直戴着象征着我们爱情的戒指。但不止是在这 次行动中，而且在其后直到我退休长达18年的潜伏生涯中，我对外经常使用化名， 身份也一直在变，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戴这枚结婚戒指。唯其如此，我才能不为别 人提出的诸如配偶情况如何等无聊的问题所困扰。和子无奈只有接受这一现实。 我退休后，和子立即就要我戴上戒指，我当然很高兴地从命啦！ 也不知是否天意的安排，退休时我的手指已经太粗，无法再戴进那枚戒指了。 现在它还静静地躺在银行保险箱里。 在给自己选择化名时，我还学到了不少经验。起名时，最好先用罗马字母把它 拼出来，然后以你所知道的所有语言把它读一遍，并试着弄明白这个名字的可能意 味的所有意思。 我一直对我的化名不太在意，但有一天凑巧登记人住东京一家很高级的酒店。 侍者念着我行李箱上的名字，竟忍不住咯咯偷笑起来，我终于明白过来，我化名中 的“南”在日语中原来亦有“难”的意思，合起来可以叫是“难民”。那位传者可 能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而那对不愿引人注意的我而言，却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一直对穿戴都很讲究，所以无须再另外添置什么服装以使自己看起来像 个富商。 我不得不清理自己的所有衣物，去掉上面可能有的表明我真实姓名的痕迹。做 为伪妆的一部分，我还开始使用烟斗。烟斗是很有效的伪装手段，因为那时极少日 本人用烟斗抽烟。但我没有想到，从此后，用烟斗抽烟真成了我的隐癖，我因此还 自掏腰包，收集各式各样的烟斗。 很不幸的是，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我偏偏遇见亲戚朋友和其它熟人。我 的化妆根本骗不了这些亲朋老友，每当遇见他们，我只能很尴尬地把烟斗从嘴边移 开，无言以对，徒劳想着自己脸上的痣会有多么滑稽。想想如果我真的还把自己的 头发染成灰色，那会引发什么样的误会。 山姆和我相互之间以“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相称。如此正式的称呼符合 我们欧洲公司的作风，也相互提醒对方，时时不忘自己的化名，而且在说“先生” 的时候，还有一点停顿的时间以便思考随后要说的话。 人脑的反应速度有时真是令人惊奇。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利用说“先生”的那一 刹那，来进行思考，就像有时需要略作停顿来想下一步行动一样。 我们当然要“三思而后言”，言语之间容不得半点差错。事实上，我还常常利 用有意无意的咳嗽，来为我们两人争取一些时间，以考虑随后该说些什么。 山姆安排从西德发出商业信函，给对方公司，宣布我们“即将前往日本”，井 表明我们想会见他们的意愿。 两周后，一切安排妥当，是拉开帷幕正式表演的时候了。我们在东京一家豪华 酒店订了套房，像两个演员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赌注加大了。 组长参加了我们最后的“彩排”，他不断向我们发问：“那么，诺维克先生， 您又是在哪出生的呢？” “啊，我出生于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哪儿？是布达，还是佩斯？” “当然是佩斯啦！”（注：佩斯英语有“害虫”之意。） 我们三人都狂笑起来。我们从不忘记忙中取乐，更何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 很有意思。第一天行动时，我们按捺住紧张的心情，走在银座后街上。我们都化妆 易容，带齐了所有该带的东西，包括假身份证明和各种“道具”。 这时已是下午，大街上已经开始拥挤起来了，很多酒吧和咖啡店的职员，已经 在张罗晚上的夜市营业了。在这样的娱乐“地头”，人蛇混杂，很多职员实际上都 有黑社会背景。 突然，一个小痞子用广告杆轻轻打了一下山姆的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日本 人对外来旅游者的一个小小的挑衅行为。 但是山姆，或是安顿·诺维克先生吧，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者。这位柔道黑 带高手这时正蹦紧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他迅速作出反应，一把拎起那家伙，要把 那小子的头向水泥地上猛撞。 我马上出面调解，跑到他们中间，拉开山姆和那个还在叫嚣的小子。这时就显 出两个案官在行动中相互搭档的好处了，紧张时刻总要有一人保持头脑冷静。 令我惊恐的是，山姆此时竟用带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高叫道：“叫警察来！警 察！”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到最后关头我们怎么能找警察。我只得附耳向山姆说： “想想你身上带的假身份证，快点闭嘴，你这个白痴！”山姆重新拾回了他的理智， 他拉了拉身上的对襟西服。他刚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有数十亿马克身家的欧洲富 商，而更像是身边最多只有几千马克。 那个小混混儿还未意识到他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们不是想伪装身份，他 可能已经被山姆用来测试水泥路面的硬度了。 到了一个酒吧后，我很严厉地责备起山姆来：“你能不能保持一点冷静？站长 一定会为你而感到‘自豪’的！你真的想让日本警察检查你的假身份证？杀了那小 于你打算怎么收场？” 我承认，我们到对方办公室进行会晤前都感到很紧张。我是一个新手，但是山 姆呢？这位著名的鬼见愁一样的情报官，竟也像我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上趟洗手 间。无疑，他也像我一样紧张。 山姆自嘲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傻瓜才不紧张呢，但傻瓜却不可能完成 这样的任务！” 并不是我们两人都缺少“胆量”。我们并不比世上任何一个人胆小，但当时可 能还不敢肯定，我们的胆气是否能够应对这样大胆的计划。 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如果以失败告终，所损失的可能不光是时间、金钱，也 不光是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件不体面的事可能会惹恼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如 果我们当场被抓，我和山姆就会永远从日本消失。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也难免要 被大众媒体所伤害。（山姆的家人则会受到保护，因为他毕竟有官方掩护身份。） 我们绝不能失败！我们一遍遍地说服自己。 我们昂首阔步按电话里预约的时间埋头进了对方的办公室，一举一动完全是亿 万富商的派头，我们会晤了对方的最高经理，告诉他我们公司也和他们一样，有相 似的行动和计划。 这番开场白，连同已经从欧洲发给他们的信件，引起了很有效而且很自然的反 应。对方可能认为我们的确和他们一样，在从事一些秘密的商业行动。而后，我们 就建议，在一些商业活动中双方可以合作，这样于双方均有利。 这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言：不人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甚至做得更好：可谓是披着虎皮骗老虎。 我们一共顺利地对近20个对方的据点进行了探查。他们在这些据点里所从事的 活动，很多以前都是我们所不知的。但是，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默默寡 言，面无表情，外表彬彬有礼，实际上是对我们满怀疑心。他们可能害怕一不小心 泄露了他们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可能是害怕我们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而我们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要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戒心。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对手多少都比较急躁、充满敌意，这当然是不断的冷战和 战争的结果。在这个狂躁的世界里，只有利用诡计和非法手段，才能侥幸谋得生存。 我们努力表现，劝说他们与我们一起合作，互惠互利。 双方沟通的原则只能是“利益”。 大部分人都具有自我保护、自我欣赏的心理，喜欢追求快乐，不断改善自己的 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容易理解，我们也都承认这一事实。千百年来，人们都 是这么想的，也都怀着如此的希望。 要达到这些目标和满足这些愿望，最可靠的办法即是不断为自己谋取物质上和 精神上的“利益”。利益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有助于人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至 少看起来如此。所以，谋取利益是人的本性。当一些不道德或非法的因素夹杂进谋 取利益的过程中时，人们就会出错。 我们，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在我们新认识的“朋友”面前从不摆出所谓“仁 义道德”的面孔，我们甚至坦言相告，说我们也会“要手腕”，就如同他们一样。 他们听到这些话后，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笑声里含有戒意，显然他们还是要保住他 们的既得利益。但无论如何，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放松了不少。 从纯商业角度上来看，他们还是违反了对共产国家的禁运条款。 虽然日本人认为这些条款是美国人专横规定的，但是，在那时全球冷战和越南 战争的气氛下，违反这些禁运条款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有一次我接到消息，有1500副潜水装置，包括水中呼吸器和潜水刀将被秘密售 往香港，而后转手卖给别国。 这一数量的潜水装置足可装备一个旅。除此之个，还能有什么目的？水下奥运 会？或是要拍摄什么史诗式的电影，以重现水下的绝世传奇？ 我方将这一情报迅速转告了日本当局。 探查过对方的据点后，就要从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些人肯定是贪心的，而且 想获得更多的私利。而后，我们就会在外单独约见目标人选，向他们暗示，只要他 们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些服务，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个人好处。 我和山姆是分别选择各人的猎物的。当我们到对方公司后，就会分头留意他们 的表情和反应，体会他们说话时细微的差别，或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注意其身体 语言。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的目标人选，我们的观察结果几近一致，这使我们更 加自信。 如此操作进行了2 周。在这期间的大多数晚上，我都是一个人留守在酒店套房 内。因为随时可能有目标人选打电话来，甚至对方还可能来一班人马“回返”。所 以必须随机应变。山姆相信我完全可以独自应付深夜可能到访的不速之客，而他本 人则放心地回家和妻儿团聚。我却相反，我妻子除非是受到太多的恫吓，是不会阻 止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的。 开始时，我还有些提心吊胆，每晚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用一把椅于靠住门 把，以防外面的人破门而入，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冷静思考的时间。 每次探查时，我们都会出一些小差错。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不断学习和改进， 我们也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每天工作完毕，我和山姆都会到一家小咖啡馆讨论当天的工作进展。我们互相 配合得很好。 我们本不是生意人，开始时和精通业务的对方谈话每觉提心吊胆。山姆常常到 大使馆的专业部门请教一些专业问题。而谈论政治就要容易得多。 有些对方的据点就像是捕熊的陷阱，很难接近和深入了解。 在一处公司，对方对我们假意奉承，使我们迫不及待地就想尽快离开。我们和 他们道别时，气氛显得很紧张。 他们不断对我们挥手作别。在与对方一个家伙握了手后，我灰溜溜地抢先走出 了门，回头我看见山姆面色凝重地也出来了，我看到他神色有异，问他发生了什么 事，山姆说：“难道你？跟他们握手？”他有点语不成气。 原来对方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在与山姆握手时，用力很大，像是要捏碎山姆的手 似的。而山姆如此强壮，又是一个柔道高手，竟还着了他的道。 我们左思右想，也没理出个可以令自己觉得满意的头绪，为什么那个可能是 “空手道”高手的家伙，差点要把山姆的手捏成肉球？难道这表明，他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真实身份啦？为什么他们的手势如此的不友好？为什么只针对山姆·诺维克， 而不针对我陈先生？是否那个野蛮的家伙只想向“不讨人喜欢的白人”显示他只凭 空手就能把我们如何如何？这种举动和前一天那个混混儿的举动如出一辙。 山姆恨不得找把榔头，回头砸了那个鬼地方。但我们终于还是压制了怒火，理 智地决定，不再去招惹那个马蜂窝。 虽然当时我们的胆子很大，但都不愿意忍受屈辱去试探对方。有选择性地保持 自己的尊严是一种美德。 在另一处，我们则几乎陷于绝望，因为我们对对方所谈及的生意一点儿也不明 白，桌子那边的人不禁起了疑心（贵金属不仅仅是业余者能谈论的话题。）为使自 己免处下风，我抓住一个机会，问对方一个近乎无理的问题：“那么，那种金属的 纯度怎样？” 回答是：“四九五。” 我于是胡乱评论道：“啊，四九五，好得很。” 我们急忙转移了话题。我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老练的扑克玩家，知道如何连蒙 带骗地应付对方。 我们后来问大使馆，依然对“四九五”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 没人能帮得上我们。 许多年后，我忽然想起我父亲曾是一家矿业公司贵金属部的负责人，我于是求 教于他，他说：“这人人都知道。四九五，就是99．995 ％的纯度。” 我们并没有完全探查我们所开列的所有目标。 西德波恩站是为山姆的所谓的“数十亿马克资产的公司”作掩护工作的，我们 突然收到波恩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曾有一个德国私人侦探打电话到法兰克福，查问 山姆的所谓“公司”是否存在。负责该项任务的情报官失言了。而那个德国私人侦 探口里吐出的脏话，恐怕连成人杂志上也难见到。（电报里没掩饰这些脏话，山姆 依实向我说明了这些话的意思，我听了以后很是担忧。） 看来我们要尽快罢手了。我们担心这一事件的后果会在两三天内就彻底摧毁我 们。我们心里都感到震惊。尽管组长和山姆表面上都显得严肃、平静，但我知道那 只不过是他们的职业风度所使然。我已近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准备面对最坏的后果。 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出事，我失去的会比他们多。我在日本的熟人太多。如果是 在其它地方，比如在希腊、巴西或突尼斯，我所担心的可能就不过现在的十分之一 了。 不单是对方可能采取行动。日本警察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也可能会来查问， 还有新闻媒体，如果它们发现我……。 山姆打心眼里还想继续探查完他原先所开列的所有目标，这毕竟是他长期以来 的一个宏愿。虽然他有点依依不舍，但我们还是立即退出了酒店。 山姆是个意志极为坚韧的人。即使是决不轻易言退的我，有时也都会对他的毅 力产生钦佩，但有时又会觉得他的固执很可悲。 山姆告诉我，在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前，我们要再等待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要我保持轻松。 是的，山姆。不过唯一能轻松下来的可能只会是我的肠胃，神经质地泻起肚子 来。 我开始提心吊胆起来，不敢出公寓半步，害怕一旦出去可能会碰上在两个星期 的行动中认识的对方的人。我深知我的“简易伪装”难以骗过任何人的眼睛。 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安危担心。这种意思上的“害怕”从我一加人中情局就已 经不复存在了。 我害怕的是影响整个行动，辜负了上司和同事们的期望，也怕我的妻子和家庭 受到牵连。我能想象到，如果我走出门不巧碰上对手，被人认出，那就会像是打开 了潘多拉魔盒一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事情的全面崩溃。首先会惹恼日 本政府，然后是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引致与对方有关的国家的攻击。 何况我已经感到，自从在法兰克福为我们打掩护的官员失言于那个德国私家侦 探后，这个活多拉魔盒实已半开。 虽说我可能有点神经质，但我的确有些相信神秘主义，心里莫名其妙地，总是 觉得一出门就会出事。“背运”，我总是这样说。这在我的生活中却每每应验。 我很容易想象，在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媒体十分活跃。一旦有一点 丑闻或“间谍”之类的话题曝出，山姆的日本妻子和我妻于的家庭就会马上被过分 热心的媒体所包围。如果那样，作为主角的我和山姆就别无他路，只有撤出日本， 而给家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苦楚。 这是我一辈子里最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爱妻和子的真实性格。 和子十分讨厌情报工作，但她对我说：“麻烦终于来了，这是你已选择的工作， 打起精神来，拿出你的信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我的愧疚之意，也永远为爱妻的坚强而自豪。 两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终日藏匿在一间小公寓内，一定会使人得幽闭综合 症的。我不得不时时出去走走，但只是一个人，以防真有不测发生时，可以随机应 变。 在后来的几天里，每当我出门散心时，只能专拣小路走，还下意识地用报纸遮 住自己的睑，仿佛自己已经成了通缉犯一样c 我那时的神情一定惶恐不安、滑稽可 笑，但我确实无法自制。 我想我一定要找机会向山姆请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超脱和放松自己。山姆 在这方面是出类拔革的。 1995年电影《阿波罗13号》推出，披露了一段极严重的航天事故，在全世界都 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也使我感到疑惑。我一向对新闻十分关注，且以自己出色的记 忆力为自豪。奇怪的是，我党对这起几近灾难的事件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不久 我就从回忆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在过去我曾有两段时间无心关注其它事情，一段是 在1973年我母亲去世的日子里，另一段则是在1970年，即我和山姆开始这项“杰作” 行动之时。 我查阅了当时自己用密语写的工作日记，上面确实有关于这起事故的记载。阿 波罗13号发射升空，实施登月行动的那一个星期，我和山姆正开始对对方的据点进 行探查。在那两个星期里，我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竟漠不关心，这的确有些令人难以 相信。后来阿波罗13号终于脱险，安全返回地球，而我和山姆还未完成探查行动。 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回味当时那种专注和紧张的精神状态。 两周后，行动进人最为关键的第二阶段：将容易拉拢的目标人选约出来，请他 们吃饭，培养他们，如果可行的话，就将他们发展为我们的特工。 每迈出一步都是很艰难也很危险的。一旦选错了目标，选错了时间，甚至言辞 不当，都有可能铸成大错，引发我们不愿想象的灾难性后果。被我们约出来吃饭的 第一个目标人选，就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角色。现在回忆起来，由于我们当时缺乏 相关经验，这一个目标是选错了。虽然难对付的角色每每也是最有价值的人选，但 人不能连游泳都不会就去学潜水，也不能连猎物是鹿是狼都不知道就盲目追逐。 我们初次选择的目标人选是对方的一个经理，我们怀疑，就是他所在的公司雇 佣那个德国私人侦探，到法兰克福查我们老底，并几乎酿成灾难。他头脑灵活，精 明干练，是那个年代日本人中的姣姣者。他曾到过很多国家，与我们原先对他的猜 测大相径庭。 我们字斟句酌，约他到一家豪华酒店吃午饭，言日“随便谈谈”，丝毫不敢用 “生意”一类的字眼。午饭开始很顺利，我和山姆像演员一样，很好地进人了角色。 山姆流利地用带德国日音的英语，海阔天空地侃开了，还时不时地夹杂着德语口头 禅“呀（是的——译者注）！”和“耐恩（不是的——译者注）。我则给山姆充当 翻译，并时时注意场上的动静。 吃了一会儿后，我突然被山姆的举动惊呆了，急得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我发现山姆吃饭时竞然把餐叉从左手换到了右手。只有美国人才改换右手执叉 吃饭！ 因为我在欧洲生活过，所以我知道这一细微差别。而山姆在美国生活，不知道 这一点。我不禁开始出汗了。 接下来我竞又浑身冰凉。我发现山姆左手手指上竟还戴着一枚美国海军学院的 纪念戒指！真他妈的活见鬼！他为什么一定要戴这玩意儿？任何一个对美国生活有 所了解的人，都有可能认出这是一枚大学纪念戒指，我甚至还看到戒指上面刻的字。 我暗自咀咒山姆，心里急得直发慌，只好离桌去洗手间，以调整一下心情。 在洗手间里，我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觉得视线模糊。吃饭时用餐巾擦脸，有一 颗假痣也被擦掉了一半。 还好我算细心，出发前就怕发生这样的意外，随身带了化妆用具。我重新在脸 上粘土一颗痣。瞧，我依然是个“完美主义”者！ 我回到桌边刚坐下，就立刻发觉山姆脸色暗淡。他没有按我们原先所计划的将 话题渐渐引到谈论金钱、利益等“刺激”上，而是在无聊地谈论香港的脱衣女郎！ 同时对方也用磕磕碰碰的英语回应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山姆显然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偷空低声告诉我：“这狗娘养的到过布达佩斯… …他会说一点匈牙利语……” 噢，不，黑尔·安顿·诺维克，你不会说匈牙利语！！？ 我笑了。要是在平常，我一定会大笑起来，可现在却不行。我和山姆一样，心 里暗自着急。我们不得不当天就中止针对那家伙的计划。 我们强打精神坚持吃完了那顿难受的午饭。 客人一走，我就冲山姆大声咆哮起来：“你他妈的简直是土包子！竟连欧洲人 怎么用刀叉都不知道？你还算运气，没有点盘整鸡用你的肥手撕着吃！你那么大的 牛皮，还戴着戒指？是不是想让人知道你老人家是美国海军军官哪？任何一个额头 上长着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戒指上刻的字！” 山姆承认“错用”了餐叉，保证他以后会改正。（他的确改正了。）但他不想 脱下他钟爱的那枚安那波利斯（美国马里兰洲首府、海军学院所在地）戒指，坚持 “没有人会注意我手上的戒指”。可我注意到了。 在以后执行任务时，山姆依然戴着那枚戒指。他知道我对这事很紧张，每当看 到我无可奈何的神情，他脸上就会流露出恶作剧似的笑意。 再说说山姆鲁莽的个性。在以后的行动中，他竞然还同会德语的日本人“讲” 德语！ 我对日本人很了解，事前已经告诫山姆，在我们所要对付的这一代日本人中， 很多人所学的第一外语即是德语。信不信，后来我们真遇到一个能操流利德语的日 本人。 想象一下我们亲爱的诺维克先生会怎么说吧。 “啊！好极了（这是山姆所会的10个德语单词中的一个）！您会说德语！但你 的发音还要再纠正纠正！” 那个可怜的日本人竟然真的感到自悲，登时闭口无语，山姆不禁洋洋自得地瞥 了我一眼。 虽然差一点酿成大祸，但我们并没有终止对那个难对付的角色做工作。 我们认为难对付的角色一定价值也高，于是决定在那个狗娘养的家伙身上再下 一次赌注。 我们将他请到了我们的套间里，他坐在那儿，智慧的脸上满是问号。我们已无 路可退。在和他谈所谓“利益”、“刺激”和“合作”之前，必然要首先面对他的 提问。 这次约会还是一无进展，但快要结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特意拿出 了一个记录本，打开放在膝上。那情形和手势，就像是日本歌舞伎的表演一样。 然后，像是电影里放慢镜头一样，他又拔出一枝笔，放在笔记本上，说：“好 吧，请告诉我你们的银行资信。” 在我的间谍生涯中，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情景之一。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停止了跳 动，几乎要衰竭。 我开始咳嗽以拖延时间，给自己和山姆以思考的余地。大约过了10秒钟，我不 得不停止咳嗽，故意慢慢地将他的意思翻译给山姆听。 山姆当然明白对方作如此要求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啊，好， 好！我们印有精美的小册子，介绍我们的公司及银行资信情况。我们会尽快寄一份 给您。好！陈先生，你留心不要忘了这件事！” 那日本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收起了笔记本和钢笔。 他走后，我和山姆神经质地相视而笑，觉得轻松了些。我们开始回顾这次会晤 的前前后后。山姆也承认他那颗强健的心，当时也几乎停止了跳动，还好我那一阵 子咳嗽给他争取到思考的时间，终于咄咄逼人地回应了那个日本人。 银行资信是不容忽略的，但同时也难于伪造。查询一家公司的银行资信很容易， 也很快就能获得结果，通过极其普通的操作即可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的谎言 被揭穿，就会立即传遍对方所有的公司，我们已经作出的努力也会悉数付诸东流。 山姆感叹说：“那狗娘养的摆出的谱儿还真他妈的有效，有机会我也学他试试。” 我们最后作出结论，不能再去碰那家伙，应当把他从我们的名单上彻底抹掉。 我们很勇敢，有时蛮勇得甚至近乎自杀，不能再这样了。 在这次行动中，我从山姆身上学到I 一个很重要的职业技巧，把我从害怕遇见 熟人和朋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我在东京的熟人要远远多于山姆。 山姆告诉我：人总是只对自己感兴趣，而不是别人。 这可是山姆给我的真传。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熟人，只须避开和对方的目光相接 触，要完全忽视对方的存在，加快步伐离开。这样的话，即使是你的生身母亲，也 会考虑是否应该当面叫住你。（一个人能否忽视他母亲的存在又是另一码事。） 山姆曾有机会证实过这个道理。 一次他和我一起伪装后外出，碰到一个日本姑娘要和他打招呼，但对方即又顿 住了，欲言又止。山姆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例前行。 走远后山姆咧嘴笑着对我说：“知道那个’／头是谁吗？她是一家美军基地商 店的销售员，我每个星期都能见她几次。她马上就认出是我。但当我丝毫不理会她 的存在后，她应没有那么自信认定我了。” 这个经验对我非常有用，从那以后，虽然我还有些不自在，但却不像原来那么 紧张了。后来我到罗马，虽然地方比东京小，人比东京少，条件比东京艰苦，而且 对手还更难缠，但是，我也没有害怕碰见熟人这一层顾虑。 我们继续执行原定的计划，试探可能发展的目标人选。在那段雄心勃勃的日于 里，我们依次约见了3 个发展对象，分别和他们喝酒吃饭，终于成功地发展了3 个 特工。 招募有潜在价值的特工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试对比一下所花费用（像我在前 面所述的一样，特工也是很耗钱的）和所获得的情报，就会知道这钱花对了地方， 花得值。许多情报官从未发展过特工。还有一些则虽然声称要招募特工，但却没有 付诸行动。 曾有一位女特工在结婚的同时，也劝说她的新婚夫老同她一起“搞副业”。这 几乎算不上是负责她的案官的功劳，虽然那位案官煞有介事地吹嘘这件事，但这不 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招募。这名所谓的“新特工”，倒有点像是由他妻子招募的。 山姆把我们成功发展第三个特工的消息报告站里后，副站长对他几乎是倒展相 迎，兴冲冲地说：“‘你们十得太棒了！太棒了！再接再励。” 我们并不需要鼓励。山姆和我从不耽于现状，我们已经在策划下一个目标了。 表面上看“有吃有喝”是不错，但其实我们所冒的风险丝毫不亚于其它行动。 由于心不在焉，我常常面对丰美的珍精却毫无食欲。不过，山姆却是大展雄心，他 的食欲绝不会受其它事情影响的。 在日本，最有特色的娱乐就是把客人带到餐厅、夜总会或酒吧，让女侍应坐在 身边，为客人倒酒、添菜、点烟、叫酒和淫乐取笑。据称这样有助于舒缓身心，从 一大的劳顿中解脱出来。 在那时，这种场合的消费是很高的。在我们的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的同 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所以，我们不得不仔细对待这种消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免税沃克黑签威士忌倒人准备好的空瓶中的原因。那时，免 税威士忌的价格仅是日本市面上同一牌于价格的1 ／10）。有效地使用经费是我们 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几年以后的一次行动中，为满足3 个目标人一小时的“娱乐”，我为3 个人 （我、目标人和介绍人）付了800 美金。 我们陪这些人狂欢作乐、培养他们时，世会碰到一些很巧合的事。 曾有一个目标人选扬言他也为我们找点乐子，以作为回报。我们立即表示欢迎， 以表明我们够朋友c 我们步出酒店套间后，我问他带我们去哪，他说出了一个酒吧 的名字，我听后大吃一惊。 在著名的银座娱乐区的众多酒吧、夜总会当中，他所说的那家是我绝不能去的。 三年前，我和和子认识的那一晚，那位贵妇人在饭后就是带我们到那间酒吧的， 她实际上是那间酒吧的股东，并把其他股东经理也正式向我作了介绍，他应当还能 认出我。我很庆幸自己还记得那间酒吧的名字。 我不得不临阵退缩。山姆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临阵退缩，他没有了我就等于 “没有喉舌”，因为他不能在目标人选前说日语。山姆禁不住又要发火了，他的脾 气就像干柴，一点就着。我只能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原委。 而后我当着山姆的面问我们的目标人选那间酒吧的情况，他的回答证明了我所 说的情况属实。我的确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那间酒吧。山姆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 一事实。 还有一次，我们和另一个目标人选到一间有异国情调的餐厅，由女侍应陪我们 吃饭。从一开始，我就对一个女侍应很警觉，因为她好奇心很重，又很泼辣。她给 我带来了毫无前兆的麻烦，她靠在我胸前，几乎要和我脸贴脸。（你可能觉得这不 坏吧。） 可她却突然用手指点着我脸上的假痣，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觉得我的假 痣竞然滑动了。 我一言不发，马上走进了洗手间。我的假痣竟然已经移动了有几公分。要把它 再安回去已经太迟了，我只能干脆揭掉，准备以“我从香港一个和尚那学来的‘辟 邪用的护身符’”之类的借口搪塞过去。（不错的借口！）我回到自己的座位，要 山姆尽快结束会晤。 这次意外之后，我只保留了前额上的一颗假痣。没人发觉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次很意外的巧合。6 周后，山姆又忙碌地安排另一次行动，而且他第一 次告诉我行动的细节，请我也参加。事情大概一样，只是要会见的人背景不同而已。 山姆自己当然没问题，但当我听到对方的姓名后．又大吃一惊。 我对山姆说：“这回可不行，山姆。我6 年前曾在巴黎见过这人。我曾在巴黎 一间便宜的酒店住了差不多4 年，在酒店里认识了这人，和他一起出去找女人，却 反而被两个年轻的法国女人缠上了，她们带我们去一家香摈酒廊喝香槟，我发觉那 儿的香槟酒质差价格高，我立即意识到我们可能被骗了。虽然我表示了反对，但他 却不听我的意见，施了点小恩小惠，把他那个女人弄到了手，并把她带回酒店做爱。 我则单独回酒店。第二天一大早，他跑来敲我的门谢谢我，说他按计划要离开巴黎。 我知道他在一间有名的机构工作，但我怎么都没想到，竟会在干这一行时又听到他 的名字。我敢肯定他还记得我，因为那个法国女人是我帮他弄到手的。” 这实在太过巧合了，山姆不信我说的，他很气愤，认为我一定有其它理由不愿 合作，并坚持时隔6 年，那人一定已经认不出我了。可我很坚决，因为我知道自己 在说些什么：那个法国女人是那家伙睡的第一个白种女人。他绝不会忘记那次艳遇 的，换谁都不可能忘记。 山姆只好找了一位朝鲜裔的美国官员去扮演我的角色。 清者自清，事后山姆有些心虚地告诉我：那个目标人选对山姆的朝鲜日语翻译 的流利日语很感诧异，说：“我曾在巴黎碰见过一个台湾大学生，他的日语水平也 很高。他名叫洪保罗。” 我感激山姆的坦荡。那个目标人选甚至还记得我的全名。可想而知，法国女人 的床上功夫一定了得。 有时这世界真是太小了。我时时在伪装后意外遇见熟人，新闻社的同事，老朋 友，姻亲，甚至还有7 年前我在巴黎的日本女朋友。 我初见她时她还是个处女。虽然我化妆很浓，她还是认出了我。她兴奋地叫了 起来，问我她怎样才能再找到我。我一时显得很狼狈，结结巴巴地对她说：“我结 婚了，是的，幸福，很……，请……理解。现在请……，真的要走……，改天……” 另一次不可思议的重逢：1957年夏无，在华盛顿我好像发疯似地爱上了一个法 国女人，但我们在一起仅3 天。1959年我赴巴黎，一下飞机就直奔她住的公寓，一 门心思地要向她求婚。她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大方、聪慧的女人，会说6 种语言。 可惜的是，她当时没住在巴黎那间公寓里。我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她，但她对我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猜猜我现在怎样！我正准备这个礼拜结婚！是不是不可思议？！” 是的，绝对不可思议。我的运气就是如此。 她嫁给了一个同她非常般配的上流绅士。 没想到12年后，我脸上化了淡妆，竟和她单独面对面在豪华酒店的电梯里相遇， 我一时百感交集，无言以向。她手上拿着她的房间钥匙，腋下夹着一件名贵的貂皮 大衣，高贵典雅。她没有认出我，绝不会想到我在日本，而我觉得此时此地又见伊 人，真恍若在梦中一般。我那晚还有一项工作要做。我当时没有对她作任何表示， 只默记她的房间号码，。 大约到了晚上10点钟，工作结束后，我对山姆说我要给住在同一间酒店的她打 电话。山姆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他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开始知道无论什么难以 想象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给她打电话时，山姆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着。 她已经上了床。我费了很大的劲，用了两种语言，才抹平了12年光阴的沟阂， 使她终于相信原来是我。（我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并不深刻。但我能呼出她的闺名， 这使她终于在记忆中找到了我的位置。〕我要她在10分钟内穿上衣服，我则L 前敲 她的门。我和她一起走进东京迷人的夜色中，相叙初年。 后来，我调往欧洲工作，又与她取得了联系，她和她的丈夫邀请我们全家到她 家中作客。她们的生活正是我和和子所喜欢的那种：雅致、考究、平和温馨，文化 味十足。 如果在过去我有什么值得欣慰的话，那就是我和异性朋友相处的方式。即算是 因为我的愚蠢而分手，双方依就是好合好散，极少带有怨恨之气。或热情似火，或 如歌如泣，我都能体会个中的美妙之处。有时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有时是肉欲 的亲欢，我都能自尊自重，表现得像个骑士。爱情是丰美的盛宴，留下的不应是苦 涩。 正因为如此，当我1982年到罗马时，我携家眷依次拜访了20多年前的四个女友， 几家人后来都成了朋友。 有一位女友原来是意大利贵族出生（我过去并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并不知她的 全名）。我在罗马的电话号码薄上好不容易找到她的缩姓，然后致电她。对她来说， 要找回23年前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忆，确有些困难，但她终于还是想起了是我。刚好 她的独女不久正要举行婚礼，她邀请我和和子参加。 作为职业习惯，我迅速对她的家庭进行了了解，发现她的家族竞然出了2 个罗 马天主教教皇和12个红衣主教。 那是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婚礼。知情的人发现，“罗马所有的贵族都莅临祝贺”。 珠光宝气，华彩精呈。 第二天，在他们的家族教堂中等待仪式正式开始时，我和一位前意大利驻美大 使的遗霜闲聊，获知他们家族竟可以追溯到西塞罗。我想印证一下我有没有听错： “您是说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西塞罗？”我在台湾时就背诵尤利乌斯叶岂撒的故 事和莎士比亚的两起悲剧。 我还有机会到丹麦赫尔辛基和意大利维罗纳，找寻哈姆雷特和罗蜜欧与朱丽叶 的踪迹；到威罗纳，到苏格兰，莎士比亚不朽的悲剧索绕在我的心扉。 有趣的是，我到这四个莎士比亚悲剧的历史遗迹都纯属偶然：在哥本哈根（丹 麦首都——译者注）执行任务，我正在料峭寒风中找洗手间，却不经意看到“哈姆 雷特城堡”；驻派罗马，在罗马广场上我似乎呼吸到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气息； 在维罗纳，我正埋头走着寻找停车场和酒店时，却看到一个标志牌L 写着“朱丽叶 故居”，在那以前，我还一直以为罗蜜欧和朱丽叶不过是小说里的人物；最后一次 到欧洲，带儿于彼得到苏格兰去看“尼斯湖怪兽”，却在苏格兰北部又见到了“麦 克白城堡”（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在东京，这次行动已成了我的日常工作。这段时间里我犯了一个情报人员的大 忌：我同时随身带着两个身份证。这是违反职业规定的，但我别无选择。我和山姆 不同，因为我常常会在东京遇到熟人，所以必须带两个身份证。中情局要求如确有 必要，必须使用特殊的藏匿方法，将一个身份证藏在身上，但我没有作此准备。 我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我想如果被日本警察查问，我就给他看新闻记者 的身份证，他应该不会再难为我。如果这样还不行，那本身就已表明我们的整个行 动已经败露，再遮遮掩掩已无必要了。 不过，这样我就要小心，千万不能卷人交通意外事故中。 前苏联间谍理查德·索杰曾在东京郊外遇到一起严重的摩托车车祸，被送进了 医院。 虽然极度疼痛，但索杰坚持不让医院对自己实行麻醉手术。他要人打电话叫他 的同事来医院，向同事暗示，在他内衣口袋里有机密文件。当看到同事顺利地找到 了文件后，索杰便失去了知觉。他不愧是间谍中的姣姣者。 我得在脑子里先行排练好，在同一酒店的不同场合，该怎样把握自己的身份： 在酒店大厅，应使用真实的身份；当进人某一楼道或转过某一个转角后，在包括清 洁工和一些餐厅的女侍应面前，我又变成化名的身份。但如果在这些场合我又碰到 熟人，又必须能自如地转换角色。可想而知，我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每当我要走出自己住的公寓外出时，和子都会为我检查身边所带的东西：两张 放在特定口袋里的身份证、化妆盒、一些零钱、纸币（常是大面额的）、空白支票、 发蜡、烟草、假眉毛、假痣等等。 我和山姆都急切地想去日本西部的名古屋和大贩，以发展新的对象。我们去了， 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进展。 有一个大热天我和山姆去西部，挤在拥挤的车厢里，道路又弯弯曲曲，我流了 一身汗。我再看看我们可爱的“安顿·诺维克”，他穿着那件其实是冬装的唯一的 双开襟西服，活脱脱已成了一只正在洗桑那浴的猪。 我赴约时绝不迟到，除非是特意迟到或是得到预先警告。大约从1956年起，包 括被交通拥挤所耽误，我总共的迟到次数也不会超过15次。 和子和彼得首先就被我这个“愚蠢的习惯”搞烦了。不过到现在，至少彼得也 已有了这样的习惯，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你从不迟到，从另一角 度上来说，可以使你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准备即将开始的工作。 有一次弄得我很紧张。我化了妆后正准备开门出去，突然我的一个叔叔在门外 敲门。 我们的公寓可没有后门可走。而我绝不可能不让这位长辈进屋。我只能让妻子 去应门，自己却跑进浴室，飞快地褪去化妆c 而后找借口让叔父尽快离去，又跑进 浴室化妆。但我终于还是准时赴约。 我们一位官员曾引用前长官艾伦·杜勒斯的话：“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你虽 然只迟到短短的10分钟，但这对于正在等你的特工而言，则可能是以生命危险为代 价的10分钟。” 我有一次在罗马等上司时，就有类似的遭遇。我认为他是怀着卑鄙的意图故意 迟到的。 有很多的约会地点可选，而他却非要选择在伊拉克大使馆前与我见面，而那时 伊拉克正与伊朗交战。我提出可否在另一地点见面，他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建议。 我请求他准时到约会地点。结果我准时去了，而他却很自然地迟到了。 没多久，就有三个伊拉克人出来检查我的车。那时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我竭力挤出些笑容，以缓解他们的疑虑。 7 分钟后，那位上级才姗姗来迟，脸上丝毫没有一丝歉意，也不向我作任何解 释。 第二阶段的招募行动持续了2 周，结束时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酒店的最后一晚，我和山姆决定放松一下，庆祝我们所取得的出色成绩。 在酒店大厅里，我看上了三个美貌的日本女人，于是征求山姆的意见。好极啦， 为什么不？山姆也想“浪漫”一下了，他这时已差不多忘了做爱是怎么一回事、该 怎么做了。但山姆说：三个女人？对我们两个？他有点犹豫不决了。我马上劝说他 这没什么，我们一定能搞定，我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形，相信我对女人的经验。况 且连凶狠的敌人我们都对付得了．何况三个日本女人，干吧？ 我在巴黎时对“猎艳”就有一套，我能感觉到这三个日本女人是在找刺激。她 们肯定不是妓女，但今夜不只是想卖弄风骚调调情，而是想找男人真刀真枪，疯狂 一夜。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是在大厅里，从她们的气息中，我 还是能感到她们身上的雌激素在喷勃涌动。发情的女人。她们穿着都很不错，看起 来经验老到。 我问山姆是愿意做安顿·诺维克先生，还是想做山姆·斯威福特本人。山姆笑 着说他想做个“会说流利日语的”诺维克先生。这个想法不错，他既可以用日语和 那三个骚娘们沟通调情，又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吗，当然还是再当一回陈先 生啦。 我走近那几个女人，有礼貌地邀请她们“到我们的套间去喝点酒玩玩”。她们 竞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令我们“无暇理会女人”的山姆先生很觉意外。 回房后，我和山姆悄声商量着策略。如果有人到访，山姆就和女人们一起躲起 来，让我一个人去应付来人。即使是从于这类事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失情报官的 特色。 我们于是打开名贵的威士忌，要大家一起玩“脱衣扑克”。两个女人马上迫不 及待地赞同，而另一个看起来较年轻、长得又最漂亮的则有些犹豫。我一眼就看出 她是那两个缝制高级衣服的女人的徒弟（难怪她们穿得很好），而且，不是开玩笑， 一定还是个处女。另外两个则都是30岁上下，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了。 不久，我们就惊讶地发现对于那两个急于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的女人来说，这种 游戏实在是太慢了。山姆于是用日语建议改玩“牙签”游戏。谁抽到五根火柴中最 短的那根，就脱下一件衣服。这个玩法虽然简单得近于荒唐，但效果绝对一流。两 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高兴得咯咯笑，而那个处女只勉强同意c 这纯靠运气，不久， 我和山姆几乎全裸，而那两个最想脱的女人却几乎没脱。这可不行。我们可是一流 的中情局情报官，绝不能在这样愚蠢的游戏中输给这些业余选手。我和山姆交换了 一下眼神，无须一言一语，我们就各自施展手脚，开始作弊。 也是运气，那位不幸的处女小姐最早输得脱光了最后一丝衣服。她哭着掩面跑 进了浴室。 那位处女小姐很漂亮，她无助地竭力想用手掩盖双乳的神态，酷肖希腊女神。 我和山姆绝无诱使她脱衣的想法。她哭着躲进浴室后，我和山姆互望了一眼，然后 又看了看那两个已经面似桃花、兴奋异常的女人。我们还等什么呢？上！ 暴风雨过后，那位处女小姐静静地走出浴室，手里抓着一条大毛巾，遮着她还 全裸着的身子。她的双眼还红红的，面上带着难为情的微笑。她依然纯洁美丽。 我们发展的那三个特工都向我们提供情报，但他们的价值和获取情报的能力各 自不同。他们好像并未意识到是为中情局服务，或至少他们表面上装作不知道。 我们案官并无必要告诉特工我们是什么人。很多人并不喜欢，甚至害怕中—— 情——局这三个字。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三个字。从另一方面来说，“被招募”的特 工也不想问他们是为谁提供情报，这有点像鸵鸟，埋头砂中装不知。他们有“评价” 他们自己行动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成功发展了三个新特工后，山姆就表面上回到了欧洲。我则表面上到香港和其 它东南亚城市做生意，每隔两星期“回东京一趟”，分头与三个特工见面，拿取情 报资料。山姆依照我的接触报告和我转交给他的情报资料写出情报报告。这样，这 三个特工实际上是由我直接控制。后来，“安顿·诺维克”又每两个月从欧洲到东 京，以加强对三个特工的了解和联系。人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令他感到愉快和高兴 的事物，同时排斥和拒绝其它可能性，就如同是一种自我催眠。 我经常随身带着一板香港夜总会的纸板火柴和一本香港酒店的便笺，和特工会 面的时候，我总是故意使用这两件东西。我发现这种小道具非常有效，于是一有机 会就随手收集这类东西。 每两周穿梭于香港和日本之间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从不喜欢和特工一起吃饭， 虽然这是由局里出钱，而且常常是在豪华的酒店餐厅里吃豪华餐。 我宁愿自己付钱，在便宜的餐馆吃饭，这样我可以使自己得到放松，不用为化 妆提心吊胆，也不会碰到熟人，还可以自在地喝酒和看我喜欢的杂志。而且，我发 现了满足我肉体上需求的新方法。 无论怎么说我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我的脊骨节原有些错位，有一次一位日本 按摩师帮我治疗，复了位，由于我患疵气的骨节已经基本上磨损了，以后疼痛就减 轻了很多。但是，由于长期紧张，我的脖子和后背肌肉很僵硬，几乎每晚都需要按 摩。 我听说，对顶级酒店里的女按摩师是不能“动手动脚”的。如果要她们于按摩 以外的事，她们会很反感的。但是，我用日语和她们亲切攀谈，加上我是外国人的 背景，不久我就发现她们也不能抗拒我私底下的诱惑。我早在巴黎时就是一个诱情 高手了。 我和她们攀谈，劝她们，有时甚至是用甜言蜜语诱惑她们，总能令她们心动。 在大约一年里，我和五六个年轻的女按摩师一起在床上嬉戏。我无须另付钱，只需 在超时时补上差价八当然我是用自己的钱给她们付费的，因为我不能把这些费用计 人房费中，然后到站里报销。）她们都很喜欢我，但她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别人也 和我私下有关系。 有一个很有礼貌的女按摩师被她们视为榜样，但可能只有我才知道，其实她是 一个女色情狂。 三个特工中，有一个头脑特别迟钝。一次他竟带给我一份瑞典红十字会给河内 一家医院的医疗用品清单。（把人道主义援助的清单给我有什么用？）我不得不委 婉而有耐心地对他说，我们所要的是“机密的、不公开的、很少有人能拿到的资料， 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人能看到的资料”。 上帝呀，救救他！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宣称：“你是说要像007 一样的材料？ 间谍材料？”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那个中年人的脸竞亮了起来。 “哦，这太刺激了！晤！我要试试！” 快拯救这人的灵魂吧，上帝！ 另一个特工则相反。他拿到他的“服务”酬金后，一定感到了不安。我相信他 已经知道了他在干什么。他决定和我摊牌，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就断绝和我们的关 系。 中国有句话：“人急要反，狗急跳墙。” 虽然我没有给他什么压力，但他却自己感到了压力。我和他一起在酒店餐厅里 吃午饭，点完菜开始谈生意时，他突然高声说：“你是说要我做你们的间谍？这绝 对不可能！你认为我是什么人？间谍？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干这种事？” 他说着说着，竞站了起来。餐厅里每个客人和传应都不禁转过头来看着我们。 我知道他是被吓坏了，他故意制造这样的场面，好使自己能在别人看我们的同时安 全离开。 他可能是害怕被毒笔刺中，或是害怕被无声手枪射杀，电影里说间谍都这么干。 但是他其实还可能不知道我的真正底细，因为我和山姆从未对他暗示过什么。 我做了一个很友好的姿势，请他坐下别急。但他却冲出了餐厅。我无奈地摊开 手掌，脸上一副被刺痛的表情，不理会旁人的目光，独自吃完了沉闷的午饭。我知 道，这个贪婪的胆小鬼再也不会回头了。 我们完全可以忍受。他没必要在这种场合这样离去。 在这三个特工之后，我们又开始对两个重量级的目标人选展开了工作。一个成 功了，一个失败了。 下一个目标很重要。非常有发展意义。我们要极其慎重地对他开展工作，以免 危及我们已经招募的特工。我们相信他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情报，但也知道，如 果手中没有他的把柄，而凭空对他展开工作，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他是一个有信 念和人格完整的人。 他是个忙人，在多个圈子里为人所熟知。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和他一起喝酒吃饭 ——这是我们的惯伎。在与他会面前，我们已经下了不少功夫，收集关于他的资料。 一起喝酒才知道，原来他的酒量也很大。 这时我已是有12年以上经历的酒鬼了，酒量很不小。我在喝醉后还能很好地控 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喝醉了回到家里，连和子都不知道我已经喝醉了。但糟糕的是 我一喝醉就想睡觉。山姆的酒量没我大，大概是我的一半，关键是他一喝酒情绪会 发生变化，有时兴奋，有时发怒。在日本，人们喜欢把啤酒、米酒和威士忌混在一 起喝，这样更容易使人喝醉。 第二次见面时，我和山姆计划要把他灌醉。我们准备轮番向他敬酒，这样我们 每次只有一个人喝，而他要陪我们两个人喝。 喝酒的气氛很好，不过我们离灌醉他还远得很，他一点要发软的样子都没有。 但是，他表面上已开始能接受我们说的话了，不再像在外国人面前那样显得拘谨了。 机会、“体质相和”和加上大胆，我们盼望的时机终于来了，可以对他发动攻 势了。我们发现，这位目标人选“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但不 敢保证他会不会因嫌钱少而拂袖而去。 虽然我们已经是熟手了，但在最后向他摊牌之前，我们的神经依然绷得很紧。 任何漏洞都有可能放走这条值钱的大鱼。只有在确认了他已落人我们撒开的网中， 我们才会全神贯注地开始收紧网袋，然后用手把他捞上岸。 我要山姆以感谢信的形式，准备一份稍微正式一点的收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 诱使他在上面签名。山姆对要这条大鱼在收据上签名觉得心里没底，怕被他正面拒 绝，过早地结束这个游戏。我让山姆放心，我比他更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只有在我 觉得没问题时，我才会让山姆拿出收据，给对方签字。 “勇敢一点，听我的指令行事。”我对山姆说。我奇怪自己竟然敢这样训山姆 c 晚饭后，我们又把目标人选带回酒店套间里继续喝酒。我们早已准备好了一箱威 士忌。我偷偷地吞下一大块黄油，这样使小肠壁上沾满一层黄油，或许可以阻碍身 体对酒精的吸收。这是一种流传的民间方法，我以前从没试过，现在却指望能派上 用场。 我们用很大的高杯盛威士忌，半杯威士忌约有六指宽高，再加上一半水和冰块。 我和山姆轮番向客人敬酒：为健康干杯，为工作干杯，为未来干杯，为美帝国 主义的衰落干杯，为世界和平干杯，等等。 但我们的客人实在是厉害，我和山姆已觉得有点东倒西歪，而他还是面不改色。 我们只能再耍手腕了，在向他的杯子里倒酒时，仅放一决冰，再把威士忌加满。两 杯下去，他终于支持不住，醉了。 我们立即依口头协议进行交易，把事先经上级批准的钱给了目标人选。 山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他在征询我的意见，是否把钱给对方后要求在收据上 签名？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又犹豫起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坚定而大声地对山姆说： “诺维克先生，拿收据来。我们不能忘了生意上的手续。”山姆从他胸前口袋里抽 出收据，目标人选竟一言不发地在收据上签了名。我和山姆相视一笑，成功了。 目标人选走后，我和山姆相互翻着醉眼，又用抖抖索索的手拿起酒杯：“成功 了！太棒了！”我们祝贺自己。 这个目标人选的确有价值，虽然他的工作很繁忙，但依然信守诺言，同我们见 面并为我们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都是硬情报，极有价值。如此一直持续到我离 开日本。山姆后来只好让那个会说日语的美籍朝鲜人给他当“翻译”。 故事还未就此完结。差不多5 年后我回日本，山姆告诉我的事几乎令我难以相 信。 那个美籍朝鲜人是一位高级情报官，也能力出众，但我知道山姆一直和他相处 不好，他对山姆的脾气颇有微辞。 而那位目标人选，其实已是我们的特工，后来意识到他是在犯错误，觉得后悔， 想退出，脱离困境。 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被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所控制。 他知道肯定不会是苏联克格勃。首先怀疑的应该是中情局c 但是由于我们自我 保护和掩饰做得很好，又使他觉得糊涂，或许我们是英国情报部门，德国的，法国 的，还有可能是台湾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背景和所用的语言，使他费解，难以作 出肯定的结论。 正如我想象的一样，他宣称不再为我们工作，不再要我们的钱。我们可不干！ 山姆告诉我，站里在认为这个特工极有价值的同时，也认为他一但反水，会引 发很大的风险。为防他反水，我们两次用摄像机录下了他接受我们的钱的场面、而 且，这些录像带也能对他起威慑作用，使他不敢向公众公开我们的“故事”。 但这些录像带并没有派上用场。 山姆虽然本身既不是律师，也不是生意人，但在准备第一份收据／信时，很细 心地在末尾加上了一句极为郑重的话：“此协议须经双方同意方向终止。” 任何一个律师可能都会认为这样的声明十分荒谬。但却没人注意。 在特工提出要终止不干的那个晚上，山姆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复印的收据， 煞有介事地给特工一份，给“翻译”一份，自己手持一份，口里嘀咕：“嗯，就这 样哪？”然后把剩下的几份放回公文包里。 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意思却很明确。我们可爱的山姆，或安顿·诺维克先生， 完全可以把成千上万份收据复印件贴满大街小巷，对那个特工而言，这无疑就是世 界的末日。 然后，山姆又像一个老练的律师一样，在桌边对收据上那最荒唐的一条发表意 见：“上面说‘要经双方同意’，我还没同意！你不能单方面撕毁协议！” 那个特工以后再也不说要退出了。 但对山姆而言，这还不算完结。 山姆对我说，他和那个美籍朝鲜同事从一开始就合不来。那时，那个特工约定 每个月和山姆会面一次，而且他每次都能带来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同他见面是一 件很重要的工作。 一天晚上，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山姆喝醉了酒，而且是烂醉如泥。而那个从不喝酒的美籍朝鲜同事竟然也喝醉 了。那个特工当然也喝酒，但我们知道他的酒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翻译”竟然发起呆来罢工不干，按山姆向我描述的， “他说不出话来，走到窗口，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对我和那个特工置若罔闻。” 山姆既觉得狼狈，又觉得可气。在特工面前，山姆不可能打他的好像是突然哑 了的“翻译”，而在另一方面，山姆又的确不想失去这个特工，或每月获得一次硬 情报的机会。整个过程中，那个特工都一直在看山姆和“翻译”闹别扭。 最后，山姆采取了行动，也只有他才做得出来的行动：他走近特工，用自己流 利的日语向特工说：“请听我说，我最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的日语了，我现在觉得 我可以不要翻译了。” 特工站在那儿，连眼皮都不眨，似乎是他早已料到。 山姆和特工用日语顺利地完成了交易。 五年后我回到东京办理第二次调动手续时，山姆忍不住要我帮忙，央求我回到 他所在的小组，再给他当“翻译”。 这滑不滑稽！你不是说你已经用流利的日语跟那个特工沟通了，没有吗？ “不，不。我们还是接着打哑谜好，这样对行动有利，而且你在场还可以做很 多其它事。”山姆没有告诉我，他和接替那个美籍朝鲜人的新搭档，也是他的好朋 友，又有了矛盾。他也没有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被那个官员无端伤害，并 彼此结下怨恨时才知道这一情况，但知道得已经太晚了。（后面的章节中对此事还 有详述。） 我有点勉强地同意继续和山姆合作。 我再次充当诺维克先生的“翻译”，而他也好像是完全忘记了他曾用流利的日 语和特工说话。特工绝口不提此事。他从不和山姆直接对话，一直要我翻译。他依 约仍向我们提供情报。我第二次离开日本之前，山姆对我说他想“放走”这个特工。 这时已经过去了八年，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虽然我对这个特工还是有些介怀，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绅士。 我尊重他的勇气，也尊重他的人格尊严，甚至还甚于我身边的其他人。 虽然有时我也认为对待敌人应该残酷无情，但内心里还是觉得做人应该善良、 有同情心。有些官员认为，特工仅是为了金钱和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因此觉得他们 令人讨厌，不尊重他们，或私下蔑视他们。但是，我从不喜欢持这种观点的官员。 我承认我不喜欢这些特工的根本动机。确实，很多特工有令人厌恶甚至更坏的 动机，而且人格低劣。 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为我们工作。所以我还要保护他们，并善待他们。 我觉得山姆是以搭档和朋友看待那个特工的。不知道这出戏还能唱多久，我希 望那个特工能好自为之。山姆已经退休了。 现在我谈谈我和山姆的一个败笔。我们为发展一个特工而努力了近乎一年，终 以失败告终。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位目标人选十分重要，他是我们收集某一类特 定情报的关键人物。（在情报工作中，若没有一次一次地与目标人选接触，是很难 评价目标人选到底有多大价值的。） 这个目标人选很不诚实，更糟的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个头又太矮，所以心 里有明显的自卑情结。 依我个人的经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我在中情局见到过很多特工，他们 大部分身材都很矮c 我想不起有比我高的（我身高一米七五），在心理学上，身高 是很重要的，身材大矮的人常常怀有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从男人的角度，这很 容易理解。可能的解释是：从一开始上学．小个子就容易受到大个子的欺负。他们 因此会不愿意上学和参加社交活动。在性格上则容易走极端，要么过于柔顺，要么 非常好斗。 （有一个例外是我的岳父，他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没有这样的情结。他当时 也确实希望自己能长得高一些，但却没有因此而导致性格上的缺陷。） 还有一些身材矮小的人则出类拔革，我想这与他们的身高也有关，恰恰因为矮 小，他们才立志发奋图强，追求卓越，并最终获得成功。 我和山姆多次会见这个目标人选（我下面称他为崎田）。开始我们款待他，而 后是哄骗、奉承、劝说，再后是给他钱。崎田对此从不拒绝。我们知道他需要钱。 他也可能更想要女人，但我们不想把他往这方面引。他思想上还是有些想不通。 崎田不是个谦虚的人，但谈到工作。成就、女人等问题时，他除了只是炫耀他 曾结过三次婚，就别无其它什么好炫耀的了。我们认为用女人去进一步“腐蚀”他 是不明智的。就让他为他曾有过三个老婆而自我得意去吧。 但是，崎田对我们的承诺却从没兑现过。虽然我们对他的空头承诺、拖延和搪 塞很不满意，但由于他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对他做工作。 现在想来，我觉得崎田非常贪婪，他事实上是想要更多的钱。他吃我们的，玩 我们的，但同时又犹豫不决是否干间谍的事。这也不是很特别，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花钱一定要有回报才行。否则，我宁可承认失败，转头 放弃这个令人倒胃口的家伙。然而，崎田却是这个领域里唯一的目标人选，百折不 挠的山姆不愿意放弃。一次，我们邀请崎田到一个温泉去玩一晚。我们一起吃喝聊 天c 半夜里山姆还找了三个脱衣舞女到酒店里表演取乐，他关注崎田的一举一动， 同时也喜欢看这类表演。有一个脱衣舞女还带了三条大活蛇来表演，其中有一条到 处乱爬，令我觉得很烦躁。我不怕蛇，但这却令我无心看那三个娘们的浪舞。 从下午5 点到第二大凌晨3 点，我们和崎田谈了近8 个钟头，直到我的嗓子哑 了为止。作为一个“翻译”，事实上有一半的话是我说的。已年过中年的崎田言语 中始终躲躲闪闪，不肯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许诺，真可谓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 硬，一点也没有被软化的迹象。 终于有一晚，我和山姆强硬地质问崎田，为什么又失信不带任何情报来。崎田 显然有些害怕了。我曾说过山姆发起怒来可以吓呆任何人，看起来像一只发怒的老 虎，随时会吃人似的。而我则作出一副很不友善的表情。崎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退 路了，拚命地想摆脱困境。但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他可以猜测，结果是越 猜越怕，任何人都会这样的。 已是晚上10点了，在这间豪华酒店的大堂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在酒店餐 厅里向我高声叫嚷着不干的胆小鬼一样，崎田从他那具驴肝马肺里憋出几个字，把 我们叫作“中情局间谍”。 你能想象吗，他竟敢叫我们作肮脏的“中情局间谍”？！ 就像是经过事先排练的一样，我和山姆立即分别用德国口音的英语和日语，以 更高的声音骂崎田，把他的声音完全盖了下去。我们骂他是“骗子”、“贼”、 “冒牌货”、“王八蛋”等等，反正能用的脏话都用了。大约100 多个酒店的客人 和员工看到了这幕对骂的场景，我和山姆边骂边冲出了酒店。 看来要再过许多年我才能再回那间酒店了。 我们和崎田的瓜葛还没完，是的，没完。我们一定要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 们的不满。要在他污秽的灵魂中注人恐惧，好让他以后不会到处吹嘘他的所谓战胜 “中情局间谍”的“经历。 隔一段时间后，我打电话到崎田的办公室，请他出来一起到另一家酒店的餐厅 里吃饭。对崎田来说，我的声音仿佛是来自地狱，要招他的魂。可能他又害怕他的 同事会听到，所以只好答应赴约。 他如期来了。 他以往很喜欢吃中国菜，但这次我能看出他面对满桌丰盛的美食，竟提不起一 点胃口。 看到我和山姆阴沉沉的目光，崎田的双手开始发抖，手里的勺子已经盛不住汤 了。无论他碰到碗、银器、筷子还是什么的，都会发出抖动的声音，就像正发生一 场小地震似的。我们对他的举动不置一评，只是无声地吃饭，眼若冰霜地盯着他。 他说不出话，他也无话可说。 这样一直持续到午餐结束，然后我们严肃地向他“最真诚地送别”。 几年后我在一家华丽的中餐馆又看到了崎田。他穿得很体面，后面跟着两个对 他毕恭毕敬的下属。他可能也注意到我，我无所谓。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最后 的午餐，永远不敢说他和我和山姆一块曾做过什么。 他看起来老了许多，依然又矮又令人厌恶。 就在这段时间，和子怀孕了。我们欣喜若狂，因为原先觉得这不可能。我心里 暗自担心，我一直酗酒会不会对胎儿产生什么副作用，影响他（她）的健康。 我开始心疼和干了。每次外出与特工碰面前，我每隔两个小时给和子打一次电 话，向她问好。即使正在执行任务，我也一定会抽空打电话。 和子的情况并不太正常。婴儿比预期的日子晚出生了三个星期。和子快要分娩 而发生阵痛时，因为反应不明显，我竟没注意到。我带她到医院时，医生高声责备 和子太过拖拉。 按照日本医院的规定，开始两天我只能呆在家里等候消息，我十分焦急，独自 一人喝光了三瓶威士忌，又喝了不少啤酒，接着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疼痛难当。 我后来开玩笑地把这种现象叫做“同情分娩痛”，通常发生在十分钟爱自己妻 子的丈夫身上，不过没人肯相信我的话。 到了第三天早晨，我的肚痛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于是我知道，孩子出世了。 果然，几分钟后，我岳父打电话给我：“是个男孩！” 孩子正常得很，健康得很！ 其实，原先我们一直想要一个女孩。现在生了个男孩，我们也高兴万分，至少 我是如此。一想到如果是女孩就会有一天要出嫁，“给别人”，我就难以接受。 孩子像极了和子，但一点也不像我。 一连几个月，和子都对我的父母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她不愧是一个典型 的日本女人。 儿子出生四天后，我又要跑到汉城，以保证我的护照上又有新的出人境签证记 录。 当了爸爸，我感到很自豪，但到了汉城后，我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我想去著 名的“妓生屋”（同日本的歌舞妓馆相当，但性服务要多一些）体验一下那里的乐 趣。 由于已经有了孩于，我花钱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大手大脚了。但我还是想在那儿 消遣一夜，我明确提出不要性服务，同主家讲好大约花50美金（对于做这种交易， 我还是挺在行的）。 虽然到我桌上的两个女人都不会讲英语、日语或中文，但桌上的食物和酒却很 丰盛。我觉得这50美金花得值。 两个女人都身着鲜艳的朝鲜民族服装，光鲜亮丽。坐在我左手边的大约有26岁， 另一个则可能只有18岁。因为我喜欢成熟的女人，所以被坐在我左边的女人迷得晕 乎乎的，差不多要忘记我自己钱包里面货色不多了（那时还没有信用卡）；；不过， 在我还想更进一步时，那女人很巧妙地避开我走了。只剩下我和右边那位不说话的 18岁姑娘。我有点怅然若失，但临走前也没忘说谢谢。 我把和那两个女人在一起的快相带回东京给和子看。和以前一样，她觉得我的 故事很好玩。 几年后，通过日本朋友，我对汉城的认识加深了：在两个女人中，其中被“指 定”陪我过夜——如果我想的话——的总是坐在我的右手边！被指派坐在左手边的 只是“装饰”。所以，那次我是无意识地伤害了坐在我右手边的姑娘。 “但我实在喜欢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个。”我向朋友抗议。 “那不行。你只能要坐在右手边的。就算她长得不好看，甚至是只有一只眼， 或是跛子！”我的日本朋友教训我。 对于无意识地羞辱了右手边的那位姑娘，我感到很难受。但我的的确确是喜欢 左边的那位。 孩子的出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思想以及我对生话的态度。初为人父 的欣喜和责任感，改变了各种事体在我心里的相对重要程度。但是，我吸烟和酗酒 的习惯却依然如故，这有时使我觉得很羞愧。 孩于出生后，我还对和子说：“我爱孩子甚于爱我自己，绝对的。但是，如果 必须在孩子和你之间只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要你，而让孩子上天堂。” 已经过了八年，当我们在家里闲聊，胡乱假设各种可能性时，我的选择次序还 是没有改变。我们问我们唯一的孩子彼得，如果出了事故，我和他妈妈都死去了， 他一个人会不会独自活在世上。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我们就是这样带孩子的， 教育他不要怕任何事、任何人。尽量让他独立思考，思想上不要有框框。 仔细想了一阵后，彼得大笑着说：“我会活下去的，我喜欢生命，我要体会生 活，要看世界！” 我和和子被他这几句话深深感动了。 我们都意识到，事情的轻重已经发生了变化。 儿子出生不久，我接到指示，要我回美国办理移民归化手续。我别无选择，这 是法律的要求。在我终于能在美国某个地方呆下来之前，我只能把和子和两个半月 的儿子交给岳父照顾。成为美国公民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很自然地就是想调到巴黎 工作。那时，我是中情局唯一能讲法语、中文和其它语言的情报官，况且我对巴黎 又很熟悉。 在日本四年，使我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男人，为了妻子和儿于，我可能做任何事。 我非常幸运，已经抓住了使自己成为出色情报官的机会，成绩显著。我获得升 迁，同时也被同事们认同。 比如，曾有人告诉我，一位名叫罗伯特·肯德勒的高级官员，就曾试图推荐我 升职。虽然因为当年我已经升过一次职了而没有成功，但我很感激这位素未谋面的 长官如此看重我。他后来升迁到了很高的职位。 也是巧合，我的GS级别和年份间对应得很好。我于1966年加人中情局，定级GS －6 ，而后每年均获升迁。尼克松总统下令冻结政府人员的职位6 个月的那一年， 也就是1971年，我已升到GS—11级。我开玩笑说1985年我该是GS—25级（GS级别止 于GS—18级，再向上已是另外的职衔了）。 虽然因为是华裔而受到排挤，其间还有6 个月的职位冻结，在9 年半中我获升 迁7 次。我的职位赶上了比我早5 年加入中情局的同事。很多上司对我升迁的速度 都感到惊奇，我在以最快的速度登金字塔。 离开日本时，我的愿望是达到GS－14级，这个级别当时在中情局里，还没有在 美国以外出生的华裔人员达到过。而后，我又向GS－16级努力，这是“高级职位” 的开始级别，当时这个级别上还未曾有过华裔官员。以后，美国的职衔体系发生了 变化，如读者可知我永远成不了GS－16级。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我的个人背景 我生于台湾，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种族匕，我是绝对纯粹的中国人， 在族谱中属第33代于孙。我们家族的第一代祖先，曾是10个世纪前的唐朝宫里的大 官，这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时代还早2 个世纪。家族后来南迁到福建，仍是政府的官 僚，在第叨代的时候，全家从中国大陆迁到台湾，并就此定居下来。我们在台湾做 大米生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家族分成了许多分枝，散居在中国各地。就我们这 个分枝来讲，我的父亲仍就每年都庆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纪念我们举家到台 湾定居。 然而，我要声明的是，我们家并不是嫡亲后代，中国人把香火看得很重，所以 当家里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或者万一夭折，常常就会收养一个男孩以续上香火。 我们家也属这种情况，据我父亲推算，在我之前的第3 代，家里所有的男孩都 是抱养的，这样，我们家虽然也算作是大家族的一个分枝，却不是真正的“血脉” 相承的后裔。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真是太长了。在我上高中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孔子的第70 代孙（他自称是嫡亲的）。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正亲的家族的字，单就名字看，喻示 此人是一个非常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我那位朋友很俏皮，常常抱怨他的尊贵的家族 为他取的名字，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他的所做所为符合楷模的标准c 我父亲比较保守， 他把家族的名字和血统看得很重要。我虽是家中的长于，对此却不以为然。1943年， 日本人强迫我们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时，父亲把全家都召集起来，含着眼泪告诉我 们一个秘密，他新造的“日本名字”中有特殊的含义，表示我们家是与一个“高贵 的中国家族的名字”有关系的，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在中国历史 上显赫的家族”的一员，但要保守秘密。 关于我家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重要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我们 为此而蒙受的耻辱。 当然在1930年的台湾，是不会有人想象到日本帝国最终会失败的，台湾在1895 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母上的是日文学校，父亲在少年时代就去了日本，毕 业于早稻田大学，我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日本良民”。 我通过了专为台湾学生设的人学考试、进入台湾孩子所能上的最好的日本学校 就读，这所学校约有1000名日本学生，而我是仅有的10个台湾学生中的一个，那时 的日本教师和学生普遍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瞧不起我们这些台湾学生。 我是个好学生，但那时只会说日语，甚至我的父母相互之间也很少说台湾话。 每当从教育局来的大人物到我们班视察时，老师经常会点我的名，要我站起来朗读 或回答问题。要一个台湾学生在这种时候站起来读日本课文，本是件有些令日本人 难堪的事，但老师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是最棒的。 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因为每堂课的内容我大多已经提前学过。我从不把老 师放在眼里，有一回我没理会老师正在讲解的乘法九九表。那个残暴的老师就为这 个“罪过”狠狠地打我，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凶猛地打我的头，我强忍着痛坚持站在 那里，看他能打多久，可最后还是经不住他那旋风般的巴掌，我被打倒在教室的地 板上。其实乘法九九表我早在一年前就会背了。我的爷爷是在爸爸出世的两个月前 去世了，当时家里是地主。我爸爸可能是没有父亲做榜样，所以他从不知道怎样当 好一个爸爸，更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心肠很好，是一个典型的工作 第一的工薪族。 与父亲刚好相反，母亲却是一位非常严格的人。我是她的长于，是在她严格的 教育方式下带大的。她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我的体罚，在抽打我的 时候，她也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由此体会到，她可以放弃一切，但决不会放弃对 我的教育。 在我这一生中学到的第一个外语单语不是“Hello （喂）”也不是“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俗套的东西，母亲教我的第一个字是“SPARTA（古 代希腊市名，以勇猛严格出名）”，她希望对我施以古时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但 对我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讲，斯巴达就是痛苦。 当我在学校里被老师毒打一顿，肿着脸回家的时候，母亲会再打我一顿，因为 她断言我是在学校里于了什么坏事。（30年后，母亲为她曾这样误会我向我道了歉。 哦，妈妈！） 我受到了日本老师和学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严重虐待，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绝 不手软。我那时还只有七八岁，而母亲教育我要在压力面前决不让步，为此日本小 学的老师甚至嘲笑我母亲灌输给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这样苦涩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c 那时正值战事紧张的1944 年。 最近，往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妻子后来指责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些 事。）每当我看见浅紫色，我就会想起台湾很常见的一种大蜗牛壳的内壁。因为在 我八九岁的时候，三个日本同学欺负我，后来我们打了起来，我终归是敌他们不过， 其中两个孩子按住我，另外一个扯住我的头发把脑袋往地板上撞，然后用个蜗牛壳 到屋外地上装满沙土，回来全部灌进我耳朵里。就是用的那种蜗牛壳，这在我的记 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我没有哭，更没告诉母亲，因为我害怕她知道后会强 迫我去和那三个坏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亲已经那样做了好几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向一个四年级的恶棍和他母亲要求道歉，那时的我 仅读一年级。我只好接她说的去做。一路上我紧张得双膝发抖，结果却出乎我的意 料，他们真的向我道歉了，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对的，就不要怕。这就是我母 亲。 还有一次，我也在读小学，当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国牧羊犬攻击的时候，我坚定 地站在那里，尽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终成功地接近它并抚摸它。 在日本人众多的地方做一个少数的外来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总是十分傲慢 无礼。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击，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过去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我学会了一些 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少妥协。 50年代，当我看到美国南部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对黑人的处境有强 烈的同情，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严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同时 也学会了生存之道。 不论什么原因，不论什么方式，当一个人不惧怕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 大，因为他不那么容易死，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幸存者。 现在，我的感情很丰富，常常会感动流泪。直接地表达自己老实、纯粹的情感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相反，说谎。掩盖真象倒是最大的缺点。 虽然我容易动感情，但只要形势需要，我也会强硬。冷酷、有泪不轻弹。我把 我的这些观点都教给了我的儿子，不过对这些观点做了一点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 一点。从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领会到，一个正派的人或者说一个绅士，必须具备 诚实、努力、顽强和同情心，这是必须的基本素质。“绅士”这个词的含义要比 “一个男人”的内容丰富许多。 儿子3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动作，他每天早上都练习 实用空手道的技术，直到上高中。 儿子6 岁时，在东京读一年级。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住在我们附近的日本小 孩欺负他，回家后，我鼓励他，用他的铁拳教训那领头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 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领头的那一个，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诉说他被两个日本孩子无故地打了一顿。他上的是一所国际 学校，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负对象。 我问他是否按爸爸说的方法回敬了他们？彼得有点沮丧地说，他打了那家伙的 胸，结果又被别人踢打了一番。 “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不用拳头重重地打他的鼻了和下巴？！”我问彼得说。 “我够不着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没有？”我又问。 “有一点。”他红着脸承认了。 我表扬了彼得，毕竟他勇气可嘉，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我会不会做得像他那么好。 他不愧是我的儿子，敢和两个连下巴都够不着的坏孩子对打，我觉得很自豪， 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亲也会赞赏彼得的勇敢之举。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彼得和妻子一起去找那两个欺负我们宝贝儿子的坏小于，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 当时，如果不是妻儿和路旁的工人在场，我会宰了这两个五年级的无赖。我想 我必须吓唬一下这两个一钱不值的傻小于，我大声宣布，以便在场的人都听见：要 是还有下一次，上天作证，我会把他们、他们的头儿、他们的老师、父母、祖宗， 任何一个有关的人都送进监狱。打那以后，这种骚扰彼得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彼得在美国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被校长召去，因为学校怀疑彼得卷 人一场是非。 彼得究竟做了什么呢？他的同学威胁了他，并推搡了他，彼得就用拳头反击， 打了那家伙的下巴。哈！这正是我教的。 结果是挑起事端的同学被彼得打倒，并有轻微的脑震荡。 好！就是要告诉那小子，彼得可是每天都练空手道的！校长很害怕，但我保证 地说空手道精神是从不提倡主动挑起争端的。 当太平洋战争进人紧张状态时，我们举家迁往农村，以便躲避美国人的炸弹。 我们家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大地主、著名的诗人。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家 族，我的外祖父后来被誉为台湾400 年来最伟大的30个人之一。 在乡下，我每天都领着一群兄弟和侄儿围着遍植热带果树的大花园散步，就是 在那时，我学会使用又大又快的刀，也第一次认识到把刀当作工具的优点，这刀好 像是我的手指头和指甲的延长。 当时，我们尽管在乡下，食物仍然十分缺乏，常常要到外面找吃的，还要帮体 弱的母亲做点家务。 偶尔，我会去钓田鸡，但田鸡很容易引来蛇，我得时刻防范蛇袭击弟弟。曾有 一天，我共杀了4 条蛇，那时我9 岁。 1945年8 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我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虽然日本的战败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对我们的震动也不小。 我们的国籍立刻就由日本变成了中国，但这种变化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莫名其 妙，只有我那十分爱国的祖父为这一变化欣喜若狂，我父亲的感觉有点复杂，但是， 因为我们不再是日本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了，父亲也为此感到高兴。而我则是很糊 涂地过了这段日于。 对我来讲，困难的是必须学说台湾话。虽然我仅是11岁的孩子。学这难学的台 湾话还是有点难。 尽管我开始学习台湾话和普通话，但仍遭受了新的歧视，首先来自台湾人的， 然后就是大陆人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把蒋介石打败了，蒋政权逃至台湾，就以我 们的解放者和老大哥自居。因此，台湾人和大陆之间常有磨擦。 我在台湾上的初中，仍旧过着受排斥、受欺负的生活。 到学校的第一个月，有一帮同学故意刁难我，他们要我借他们一本小说，被我 拒绝了。他们就用生锈的剃刀架在我喉咙上威胁我，仅仅因为一本小说就这么凶， 简直是一帮地道的恶棍。 类似的恶作剧经常发生，但我很少打别人，偶尔我也会对付他们，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用我那把锋利、精致的刀。 那时的台湾是一个不安定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验证着适者生存的 真理。当然，我也学会了怎样生存下去。 顺便我想带一句，也许是巧合，我这一生中只参加了两个毕业典礼，而且是最 初的两个，一个是幼稚园，另一个是小学，我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另 外五个。 1949年，在我初中毕业时，学校被蒋介石撤退的部队占用了，当时我心中最关 心的是校游泳队那些女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那些疲于战事的大兵正用我们的游泳 池洗澡。 后来，我成了游泳队的队长，这是一支以前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游泳队，不过， 我当队长时，成绩不好，我虽然游得不太好，但我却是一个好教练，一个好管理者。 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二天，我因为做了一件坏事被抓了起来。我身上带着一把刀， 这在别人看来像是在持刀行凶，学校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到底是开除我，还是仍让 我毕业。这样，我就又错过了高中的毕业典礼，但被允许毕业，并继续参加了大学 人学考试，我被当时最好的国立台湾大学录取了，两年之后，我去了美国，而我的 学位是在法国得到的。法国根本不存在毕业典礼这回事，学生们只是到学校的布告 牌前找自己的名字。如果毕业榜上有自己的大名，则舒心地叫一声：“我获得博士 学位了！”就这么简单，没有游行，没有热闹的吹奏声。这就是命吧，我只参加了 今生最初的两次毕业典礼。 我非常感谢已故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成长倾尽心血，年轻时她对我们的教育 非常严格，年龄稍大一点后，对弟弟们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因为她对我严格的管 教，使我觉得和母亲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 事实上，母亲就是用诚实、正直、遵守纪律的准则来要求我、锤炼我，塑造我 的个性。 她希望我坦诚，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要求，对一个孩 子来讲的确高了一点，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她要求我必须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好，不允许有半点折扣。她完全可以同有伟大 声誉的犹太母亲相媲美，她给我讲贞洁、忠诚、正直这些美德，让我读历史上东西 方英雄的故事，希望我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创造力和 对正义、公平的态度等等。她教我不怕“死”。如果不怕死，痛苦也没什么可怕的。 虽然母亲没有信教，她认为在生和死之上，仍有更高的存在。 母亲教育我要有求知欲，要提得出问题，然后去证明，去学习。求知欲催人向 上，是我一生前进的动力。这正是母亲教给我的。 后来，在母亲临死前几个月里，她奋力和已经扩散的癌症作斗争，接受了及时 的医治。但她被手术和化疗折腾得十分虚弱，当我发现母亲已失去了她那特有的求 知欲时，我伤心地意识到她快要离开我们了。因为她已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正如她 教诲我的那种学习、奋斗的动力。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只在考试成绩上和我妥协。在我接受早期教育的头两 三年中，我是一个全优的好学生，但自从读日本小学之后，我的成绩单上就奇怪的 只剩下不多不少三个优了，每学期皆是如此。而且假如得优，则都是些不重要的课 程，比如：手工、音乐之类，而不是数学课或更“重要的”其它课程。母亲就十分 担心。慢慢地，她明白了这其中另有原因。 此后，我便不太关心考试的成绩，而对我要求严格的母亲也很少为后来我得的 坏成绩责怪我。 后来，我带着我成绩很好的女朋友回家时，母亲有时会问：“怎么同一次考试 你只得及格，她得优呢？”实际上，母亲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我那些 弟弟们，他们在学校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经历我受过的磨难。 这种对考试成绩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从各方面都证明是有害而无利的。尽管 我“学得很好”，能通过最好的学校的人学考试，但我的成绩记录却都不好。 我要强调的是，儿子和我不一样，他应该有好成绩，但我也不苛求他。毕竟还 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对这一点我表示充分的理解，我要求孩于努力向上， 但不必为学校的名誉，更不必为一个不公平待人的老师填的成绩卡上的分数去费劲。 在国立台湾大学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在大陆“优裕”的环境中 长大的，这种恋爱“组合”在当时的台湾是极少的。我必须忍受其他人陆来的人对 我的嫉妒和仇视。这样类似的种族歧视对我来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后来我还遇过 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爱得很深，我觉得很愉快，但这段感情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 免的。那时，年轻的我对生活、对爱的认识还不成熟，后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 学会驾驭爱情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后来，我去了美国，第一站是德州，待了一个学期。在那里，经过洗礼，我成 了罗马天主教徒，后来又到了美国东北部，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带是文化教育 中心。 我对新学校没什么好感，而学校就更对我没有好感。经过糟糕的三年大学生活， 被学校以“成绩缺少进步”的理由巧妙地开除了，这是我听到的又一种新的拒绝理 由。 我不否认我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缺点，我的学习也不好，但我不想仔细讨论我记 忆中这段失意的生活，而且这段时间，我也很少去罗马天主教堂。 尽管如此，也许是无意，我在德州的圣·伊格纳修斯（注：圣·伊格纳修斯是 耶稣会的创立人）教堂接受洗礼，被耶稣会大学开除，而后在东京的一间圣·伊格 纳修斯教堂结婚，后来在罗马偶然遇到了耶稣会的代理总长，他成为我关系密切的 几个基督导师之一。是他把我又重新带回了天主教。 后来，在罗马，我有时去耶稣教堂，这里存放着耶稣会奠基人——罗亚拉圣徒 伊格纳修斯的遗物；有时拜会梵蒂冈的耶稣会总部做弥撒和忏悔：有时去耶稣会其 拥有的冈多夫城堡的罗马教皇夏宫；有时到耶稣会格里戈里大学作忏悔或会见朋友。 我对自己和耶稣会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牵连感到惊讶和高业自从被大学开除之后，我 去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大学学习，我热爱法国的文化、语言和法国人的生活哲学。 众人周知，巴黎是个迷人的城市，我也对她一见钟情，这样的感情在我度过了 三年清教徒式学生生活后很容易产生，我简直被巴黎陶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未能如我所愿。我的法语不好，这使我难以在像巴黎大学这 样的法国名牌大学里学习。 很快，我就不上课了，像很多其它到巴黎的外国学生一样，我成了一个“巴黎 游民”，过着那种既不工作，又不学习，成天泡在咖啡馆里喝酒，看闲书，向女人 抛媚眼的生活。 我开始酗酒。好像住在巴黎就一定会想到爱和性，我频繁地恋爱又失恋。我再 也不好好学法语了，只和美国人、英国人，以及那些法语不好的日本人或其它国家 的“学生”交往，讲英语。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沃克，是女演员珍·琼斯和男演员罗伯特·沃克的儿 子，后来大卫·塞尔兹尼克成了他的继父。大卫曾是著名电影《飘》的制片人。 我和麦克在一起有很多乐趣。俩人经常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馆里谈天。喝酒和狂 欢。我喜欢和他谈论好菜坞，麦克有好多关于好菜坞大人物的于女的故事，他把这 些人叫做“好菜坞的臭小子们”。我想如果麦克的继父知道我和他交往，一定不会 认为我会对他有什么好“影响”。 麦克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我们也失去了联系。 我曾给珍·琼斯后来的丈夫——艺术收藏家兼商业巨头的诺顿·西蒙先生写信，才 一度又重新取得联系。 到巴黎的头一年，我没有好好学习，甚至连法语也讲不好，我心里感到对父母 有一种负罪感。因为不能向他们汇报好消息，我一定使他们很沮丧。除了星期天， 我每天都要去蒙帕那斯附近的美国学生中心和艺术中心。 在那里，我可以碰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聊天，打桥牌，打台球或者玩扑 克，如果想喝酒，就会去附近的几家有名的咖啡馆。我们这帮人看上去真是无忧无 虑。 穿过艺术中心的林荫道，有一个干净的拉斯巴小餐馆，有时我们也会去那里玩 扑克，从中午一直玩到午夜，有些人会喝掉20多杯啤酒。但那里的消费很低，一杯 啤酒只要14美分，还包括小费。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有时可能见到一些著名的电影名 星。其它顾客也互不于扰。我们经常看到简保罗·沙特里和西蒙尼·毕尔夭伊一起， 他们俩就像一对年迈退休的夫妇，坐在咖啡店的一隅。我很想请他们给我签个名， 但从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做，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有个当舞蹈演员的美国朋友，他和30年前在巴黎夜生活舞 台上红极一时的约瑟芬·巴克尔是舞台上的搭档。约瑟芬收养了许多孤儿，当时她 正在为这些孩子募集资金。我的朋友常抱怨说约瑟芬身体太重，在舞台上要把她举 过头顶不是易事，而他每晚演出时都要举好几次，真辛苦。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 是女人、酒和饮食。我们还有人曾和他一块儿在大冷天喝得微醉，借着酒劲撒野一 般开车到东德柏林。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还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朋友。他通晓四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 语，而且都说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还要好。在年仅24岁时，他就 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门。有一个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还有一个他可能曾向我介绍过 的妹妹，几年后成了意大利最叫座的电影女演员。 有了这帮朋友，时而集体行动，时而独来独往，我开始享受起巴黎写意浪漫的 生活。我指的是爱情游戏。我经常和那些抱着“享受”巴黎的态度来巴黎的年轻学 生一起，放荡形骸。我时而做导演，时而做演员，和他们一起融人了巴黎迷人的生 活之中。但我的生活方式并不像“波西米亚人”，我穿着整洁，并恪守我的为人之 道，我是一个既充满热情，又头脑冷静的公子哥儿。 因为学业上的失败，我总觉得精神空虚，没有工作，没有目标，颓废堕落。我 常觉得生不如死。 那时，阿尔及利亚人正搞独立运动，而且爆发了战争，阿的右翼将领起来反叛 法国中央政府。我心里打算着加人政府军去镇压右翼分子，但是，他们只征招那些 有打仗经验的人，我没去成。 还有一回，为了生存目的，我又想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是，后来我又考虑到， 我不能适应沙漠的气候（在影下有摄氏52度），长达5 年的服役期也太长，而且军 队的那种如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又实在让人受不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退休后，我碰到一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他说他原来曾在驻外军团干了6 年， 获得了上尉军衔。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因为大多数能活下来的外国人，再好也 只能在外籍军团里混上个上士，像他这样能升到上尉的，委实廖廖无几。据我所知， 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后来只有一位阿里汗王子，他也做到了上尉（曾与著名女演员丽 塔·海沃丝结婚）。 这位年迈的绅士还告诉我：“光在那里和别人一样呆5 年还不够，你必须再多 呆上1 年，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嗅！ 在巴黎的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浪费光阴的几年，但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也 是我长进最大的几年。我博览群书，思索生活的真谛，通过自我反省和上下求索， 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从身边许多有趣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接触过众多的音乐家、艺术家、 舞蹈演员，以及不少生活态度严肃的人，和不少巴黎的匆匆过客，我与他们长谈， 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学到了”巴黎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世故。偶尔也会 混人上流社会，参加音乐会和时装表演等活动。对我来讲，这些机会总是毫不勉强， 很自然地来。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开始全面了解女人的含义，并从此喜欢上了女人。我生 活中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背景。我学会了怎样欣赏、接近她们，怎 样和她们做朋友，怎样说服她们跟我上床。我的浑名是“一杆进洞”，表明我常和 女人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能“征服”她们。 这些功夫对我后来从事的情报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还能清晰地回味和几十个女人交往的故事。我有不少印着巴黎风景的明信片， 每一张明信片的场景都能使我想起一到两个女人，想起我和她们共处的时光。仅这 些与我有关的女人的国籍，我记得的就不少于20个。 有一次，我和一个有亲戚在巴黎的年轻女人来往了一个月后，她笑着对我说， 她的亲戚听说我对女人有一套，结果发现在我和她交往的一个月里，什么“事儿” 都没发生，就调侃她，问她我是不是有些名不符实。她后来也把这事儿当做笑话， 打趣我。 其实，她的那些亲戚哪里会知道，这恰恰是我“一杆进洞”的典型事例。正是 在第一次约会，我就和她上了床。当然我们始终什么都不说，直到最后，她的亲戚 还蒙在鼓里。 不论是在巴黎，还是世界上的什么其它地方，对这类事情，敏锐的判断力是男 人要具备的第一素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我都会首先考虑利用女人达 到行动目的的可能性。这往往是一条既省钱、省时，而又十分实用的路子。我对评 估女人这一招越来越精通，只有一次大出意外。 我十分乐于向前来“取经”的朋友传授此道，就像是社工在大街上发放三明治 一样。那位当舞蹈演员的朋友不停地向我问及我对于一个“很有可能”的女人的看 法，我则总是告诉他，那个女人看起来很冷淡，“任何男人都很难得手”。 哪知我完全错了。我的朋友咧着大嘴告诉我，那女人够得上是个女色情狂，性 欲旺盛，要男人要得发疯。没过几周，他就想找一个人来代替他，因为他已被那个 女人搞得精疲力尽，以致影响他在舞台上的正常发挥（私下他也对我承认，他多少 有点怕那女人会怀孕人我看女人，首先是看会不会对她感兴趣，如果有兴趣，又会 持续多久？一夜？二夜？一周？还是一个月？我会客观地判断出来。如果相互间关 系愉快，就能相处久一点。不过也不大可能维持一个月以上，因为很多女人都只是 巴黎的“匆匆过客”。 现代人把这种性关系看得很淡、很常见，但在35年前的社会却十分保守。 一次，我接到一个姑娘的信，她感谢我打开了她“惊奇的生活”之门，使她享 受快感。事实上，这并非我有所计划的，因为当时她的体材之大实不亚于我——丝 毫不像个16岁的少女，她的热情竟完全迷乱了我。一个处女是绝不会像她一样如干 柴遇烈火情欲亢奋的，我后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了眼。（注：与未成年人发 生关系是犯法的。） 到后来，我搬到了位于Latin Quarter （拉丁区域即巴黎大学生区域）的奥迪 恩剧院前的一家旅馆居住，那里租金较为低廉。我一住就是4 年。旅馆的女侍应常 常会为我提供消息，告诉我哪间房里来了一个女客，看起来有点孤独，而且还“可 能比较温顺”……等等。这几乎成了我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时指使操纵特工，使他们 为我卖力搜集情报的前奏。 一次，在DOME餐馆，我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她手拿一束长茎的红玫瑰看着我， 向我微笑。花好还是人好？她穿戴很好，我想绝不会是个卖花女。我又看了看身后 左右，发现她竟是在向我示意。我赶忙邀她到身边落座。她说她很喜欢亚裔男人， 想看看我有没有胆量和她玩。我有胆量吗？美酒金樽，哪个男人会不动心？ 她把玫瑰放回家时，她姐姐戏谑她，说她又在玩“东方探险”游戏。我把她带 回酒店。春风一度，她的确非常妩媚，优雅可人。我问她姓什么（其实这是不恰当 又没有必要的问题）。她说的我听不清。她问我有没有劳洛斯百科全书。她说她家 原来是个贵族家庭，住在一座城堡里，劳洛斯百科全书里有记载。后来，因为负担 不起维修费用和重税，就把那座城堡作为一座博物馆捐献给国家了。（她的姓名中 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族姓。） 女人对我而言，有时是满足饥渴之需，有时则是一席丰美的盛宴。 有一阵，我同时与五个女人来往，那算得上是件“苦差事”。一天早上，我疲 惫地坐在人行道边的咖啡馆里，两个一看便知是初来乍到、想在巴黎找刺激的欧洲 妇人，坐在我旁边，迫不及待地想和我搭讪。当时我正感到状态不佳，没有心情和 精力应付新的“挑战”，言语之间不免有点躲躲闪闪。旁边的一个非洲黑人见状， 凑脸过来，不耐烦地用法语对我说：“你有毛病吧！为什么不上去搞她们？他们可 是煮熟的鸭子，送上门来啦！” 他说的没错，但我还是让他失望了，“得啦！那你自己上啊！”一个男人，不 能干就不应干，这种事儿，我可不想勉强自己。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黑人，赴读巴黎的富布莱特学者。他学习很努力，玩起 来也是冲劲儿十足。他向我透露，有一天晚上，他“搞”了一个欧洲处女。从那个 女人的公寓出来，下楼的时候，他得意忘形地挥着手，一不小心敲响了别人的房门。 谁曾想，那门儿竟开了，屋里探出一个女人来，一把把他扯了进去，又是一场翻云 覆雨。第二天早上．他懒洋洋地坐在卢森堡花园边的咖啡馆里休息时，又来了个他 原先就认识的法国女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能再接再厉，接着搞第三个，就 算是在刷新记录吧！” 当时我们正一起下棋。他喋喋不休，还沉醉于昨夜的“新获”时，我已赢了他。 他竟丝毫不在意，这在他可是破天荒头一回。 这就是巴黎过去的好日子。男女竞相追逐，一晌贪欢，那情景就如同是一种回 家体育活动。爱滋病和其它的性病那时还未对人们产生什么威胁。 巴黎，是我26年来所遇到的第一个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城市。当然有些法国人还 是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但对我个人来讲，在我旅居巴黎的六年中，从来没有遭受到 或感觉到什么种族歧视。 有时，当我看见年轻的黑人拥着华丽的白种女人走在巴黎大街上时，甚至有些 感动，这种事在巴黎显得极其平常、和谐。但是，也就在那时，一个来自美国南方 的白人女学生竟对我说，她在咖啡馆里看见一对不同肤色的男女，还觉得“很不舒 服”。就在我前往巴黎之前，我还听到一个白种女人的黑人丈夫在纽约被人尤端殴 打致死。巴黎，纽约，反差立现。 那时我觉得，在法国，你只要行事得体，看起来顺眼，法国人一般就不会把你 当作异己之类。 有一次，我陪三个日本女士去有名的银塔饭店吃饭。因为我选择的时间是星期 五的晚上，而那家餐馆要求周五晚上前去就餐的顾客必须着礼服，所以女人们都好 好打扮了一番，穿上和服我也穿上了晚礼服。这件衣服原来是为了在比较讲究的场 合打牌时穿的，那种地方常会找到有钱的牌客，所以要打扮得体面一点。 突然，我听到餐馆最好的席位上传来一阵操着浓重美国南部口音的英语。我看 出这是温莎公爵夫人。我原来就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常常到这个饭馆。所以我又开 始找公爵本人。 公爵过去是英国王室的爱德华五世，因“不爱江山爱美人”而出名，现在就坐 在离我不到两臂远的地方。他的上衣襟上插着一枝红色的康乃馨，典雅温馨。我告 诉了我的日本同伴，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不朽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坐在 离我们不远处。她们都兴奋不已。 那天晚上我也很尽兴，独自喝了一整瓶 1911 年酿制的红葡萄酒（我忘了它的 名字）。而且品尝一大杯1806年产的上等于邑酒。这种绝佳的干邑却出奇的便宜， 只要l ．6 美元，和女士们用的甜点是同一个价。真可惜，与我同行的三位日本女 士不会喝酒，甚至连啜一下也不敢。这顿饭很实惠，连给服务员的小费和为探访藏 酒的地窖付的费用都算在一起，每人才花了20美元。 19年后，我带着妻子和7 岁的儿子再次去银塔饭店吃饭。这是我特意安排的， 作为我们欧洲之行的一站。我向他们讲述从前那次奇迹般的经历。我早就戒酒了， 但我还是问他们是否还有原先的那种于邑酒？那位年轻的待酒人不用我详述，一听 便知道是那种好极了的酒，当时店里仅存有小半瓶了。 我为和子和彼得要了一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品尝拿破仑时期的干邑酒了，我 闻了一下它的醇香气味，没有去碰它。这一杯的份量仅相当于我多年前喝的1 ／5 ， 但却注明酒钱是cd美元。我还是很情愿，我要让妻子和儿子体验一下什么是美酒。 店主后来为我打了折，只要了我40美元。 法国人当然懂得怎样生活和怎样品味生活。我有差不多20年没去过巴黎了。最 后两次去巴黎，发现法国人的生活也不如以前优裕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不免令人浮想连翩，感触良多。我愿巴黎优 秀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当我的孩子彼得上大学时，我们让他独自去欧洲旅行。他在意大利和巴黎各逗 留了两个星期。彼得对意大利的感觉更好一些，因为他曾住在那里。虽然彼得的法 语讲得不错，但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巴黎有些不满意的看法。 但彼得依然耳儒目染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参观了他父亲建议他去的地方，并 且和他父亲一样，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和她共度了一天的好时光，当然只是柏拉 图式的恋爱。 我为儿子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这次旅行增长了他的见识。 当年的我在巴黎总结了一套追女人的办法：那时的巴黎女人外出吃饭喜欢AA制， 我就把约会地点安排在好酒盈庭却又价格便宜的中国餐馆。这是一个花钱少、见效 快的办法。 饭后，我会约她去散步。巴黎的小巷都很昏暗、狭长，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常使 女人们走起路来不太稳当，于是我也许会趁机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膊或纤腰。这样 和着柔美的夜色，很容易激起她浪漫的情愫。然后，相机我就会提出去咖啡馆小座。 在咖啡馆里，透过昏暗的灯光，品着优质的白兰地，看着邻座的情侣们亲吻、拥抱， 酒精的醇香灼热着喉咙，耳畔仿佛传来柔声轻诉：“这就是巴黎。” 这时，我会非常温存。很明确地向她建议，去我的酒店房间。无须多余的解释， 在巴黎，这样的邀请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我们不是去谈论什么历史或艺术，不远处 我的旅馆就是最浪漫的地方。 这个套路很成功。事实上只有几个女人在最后一刻能拒绝我的邀请，大部分都 顺理成章，欣然前往。 我有一个原则，只帮女人脱去她们的大衣或外套。然后，我会让她们自己脱下 衣服，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女人们明白，她们是自愿的、自由的，她们随时 可以走出这间屋于。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让她们觉得不够浪漫，但我觉得应当如此。 虽然我喜欢这样自由自在找快活，但旅店的老板却都很喜欢我，信任和尊重我。 有时，我不仅可以拖欠房费，还可以向老板借钱，这是很少见的事，甚至还没有先 例，因为在巴黎房客通常都是要预付租金的。 我带女人上楼时，他从不多说什么。有一天午夜，我一下带回两个女人，守门 的女接待员也吃了一惊，但我向她悄悄地说，那张床太小了，不可能三个人一起玩 杂技。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让我们上楼去了。 我和那两个女人一直干到黎明。 还有一次，我傻里傻气地爱上了同住一层楼的一个女人。她和我分手后，开始 常带其他男人去她房间，好像是故意做给我看，想折磨我似的。我的朋友建议我搬 出去住，免得受不了发疯。我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相信自己很坚强，可以忍受她 的行为。 倒是房东请她搬家，说：“我们不是开那种旅馆的。”法国人对那种女人有个 专用名词。 这家旅店结构单薄古老，没有电梯。很多房客都在那里住得很久，住在我楼顶 上的是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她的情人每周来探望她二次。她们做爱，像钟一样守 时，每天晚上9 点开始第一次，次日凌晨6 点第二次。她们的动静太大了，天花板 都快被摇下来。虽然我缩在被子里，但我的耳朵却躲不过冲进来的声音。 他们的表现，是据我所知最“优秀”的，特别是那位男士，随着女人的指示、 评论能坚持15分钟的前奏，这一点尤其可嘉。伴随着那女人露骨的鼓励和应合之词， 他们时而轻叹，时而抽泣，时而尖叫，时而低吟。这些声音被戏剧性地放大后，撞 击着那六面薄壁，使闻者甚多。而且，大家都明白这一对的行动姿态。 在这热烈的前奏之后，那骑兵开始在草原上漫游，一会儿也许发现了目标，他 急速进行，双方交火，流弹从身后飞来，骑手狂奔起来，夹杂其间的嚎叫和呻吟声 此起彼伏，战斗进行到了激烈的时候，震天动地，山河怒号。这场似乎带有英雄主 义色彩的激烈战斗，持续了近30分钟。（我可没开玩笑，我确实掐表计过时。） 然后，战场恢复平静，随着柔声细语又开始了另一个乐章（还有续曲？大多数 男人是做不到的，他们或许会点一支烟或是沉沉地睡去），这样善始善终的精神令 人佩服。间或还能传来两句议论声，也许是对胜利的回味或是对战术的评点。寂静 慢慢降临，这时第一幕结束，已是10点多钟了。 如果说我的观察统计结果还算有用的话，他们的作爱过程堪称经典。要不是我 亲自查证，反复核实，我自己也会无法相信。他们次次成功，从不失败。那男人就 如同大力神，让旁听者又嫉妒又羡慕。所有住在他们左右、上下的房客都欣赏过这 漂亮的战斗。大家根本用不着刻意偷听，他们欢快的声言，刺破墙壁回荡在空中。 无人不张着嘴傻笑，无人不叹为观止。“阳刚”一词在我脑海里从此有了新的含义， 如果他们这样壮丽的戏剧场面可以被拍摄下来的话，我相信，票房收人一定是很高 的。也许还应收进国会图书馆，哈佛医学院。我敢说，如果贝多芬和莫扎特知道了， 也会为这人类壮观的表演谱写出不朽的乐章的。 那个女人大约25岁，长得甜甜的，但外表却很平常。一眼望去，谁也不会想象 到她的身体里蕴藏着如此活跃的生命的欢欣。也许朴素正是她的快乐如意的资本。 如果她的外表再动人的话，一定会迷倒一大片男人，使他们像中了咒语似地如醉如 痴c 我要开始认真学习了，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有一个夏天，我到西班 牙瓦伦西亚呆了两个月，那儿几乎没有人讲英语或日语。于是我开始自学法语。当 时我手头上只有一本法一日字典，和一本亚历山德·杜马写的《蒙特·克里斯托公 爵》作为课本。这样学习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一本时代小说。同时也没有老师来为 我答疑。我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从字典里找出它的意思、语法和动词组合。 因为过去的经历，学习语言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辛苦地读完了 这本书的2 ／3 ，然后又回到巴黎，参加并通过了著名的巴黎大学政治学院的人学 考试。 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新的困难，但最终勉强毕业，获得了一个相当于政治学硕 士的文凭。 回顾过去，学校教育、学校的氛围和个人的经历最终塑造了我的个性。我依然 对课程成绩不感兴趣。 这所学校是世界一流的，有享誉世界的教授和校友。 国际公法的教授巴丝泰德夫人一次开玩笑地指责我：“先生，如果你再这么懒 的话，我就不会推荐你做国际法庭的法官！”那时，一旦国际法庭的法官空缺时， 联合国就请教她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任何一个想在巴黎法律界干事的人都要通过她 的一门或几门法律课的考试。她是学校里一个重要的人物。 最令人生畏的是经济学课程。教我们经济学的雷蒙·巴尔教授后来成了法国总 理，不过他后来竞选总统没有成功。 1986年，法国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的名字我听起来有点耳熟，登在报上的照片不 太清晰，但当我看见他在意大利电视台亮相时，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老师简伯纳德 ·雷蒙特，就是我在国际关系研习班的导师。 20年过去了，看到他已是一个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我说：“哦，他老多了广我 夫人道：“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厂在巴黎生活的那几年中，我到过西班牙两次。每 次都在暑期，为期两个月的样子。我分别去了瓦伦西亚和巴塞罗纳。那时的西班牙 还不算太先进，但我喜欢她的文化、她的简约的姿态。在西班牙，有许多方面能令 我想起台湾。同时，我也爱上了斗牛。 有一年夏天，我到法国南岸的尼斯呆了一个月。我是一个人去的，但心里并不 觉得孤单。我常去赌场玩，这倒不是因为我嗜赌，我是喜欢那里雅致的气氛，就像 我在巴黎前往多维勒赌场的感觉一样。 我碰到一个从蒙特卡罗来的年轻女人，她说她已经和丈夫分居。她开车带我沿 着风景恰人的海岸兜风，有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了一艘美丽的全黑三桅游艇笼罩在 彩灯里，船上正开着派对。有几条汽艇正来回在游艇和岸上接送参加派对的客人， 他们个个衣着光鲜。这情景就如同在梦中一样。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参加这样的 派对呢？ 那女人说这条船叫卡利普索号，主人是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内弟。（我想 她一定是说斯塔夫罗斯·尼亚尔科斯先生。） 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我从中情局退休后，找了一份差事，在可能是当时世 界上最好的一艘内燃机船——171 英尺长的南方十字勋章号船上任经理，这艘船以 前是属于澳州的阿兰·邦德先生的。19w ）年8 月，在法国尼斯的安地布港，我的 眼前突然一亮，发现利卡普索号就停泊在我们的船边。船体虽然已经有些旧了，但 依然典雅美丽，令我陶醉。 巴黎留给我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也让我学会了该如何生活。和子也说，她能 感受到巴黎美好的生活给我的生命烙下的印记。正如海明威所说，巴黎的每一天都 是热闹的节日，凡是去过巴黎的人无不被她愉快的氛围所感动，并带着这份美好的 心清，走遍天涯海角。 正因为我有着这样丰富的经历，所以我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很独特的。 我和妻子非常爱我的儿子彼得，我深知父母的爱很容易宠坏孩子。在这一点上 我接受并发扬了我母亲的观点：爱之弥深，律之弥严。 我努力把彼得培养成一个独立、守纪、愉快、乐观的人。在他刚刚8 个月还在 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他了。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不用天天去办公室上班，可以在家里读书、看 报告、打电话、招待朋友等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从事这份职业的好处之一。虽然和子并不赞成我从事情报工 作（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使我可以看着我的幼儿 一天天长大。 每当彼得碰电器插头或者挂着中国画的卷轴时，我会轻轻地拍他的手腕，说 “不，不”，我相信不论婴孩懂不懂都要耐心向他解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温和 的鼓励是把孩于带大的基本要求，给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会创造出奇 迹。 孩子们需要长辈的爱胜过一切，而且他们时刻都需要大人向他们保证这一点。 大人们有义务向他表达感情，通过语言、拥抱、亲吻来告诉孩于，我们爱他，他是 安全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厌倦我们十遍二十遍地重复这些言语举动，在这样温暧的 氛围下长大成人之后，会形成自信的性格，会比较温顺和自然地表达对别人的爱， 他们处事会更有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彼得长大之后，成了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我和和子从来都 不用担心放在四处的危险物品、药品、火柴和刀、钱，甚至是糖果。这些东西即使 他能拿到也不要紧，彼得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不准他碰，比方说他想吃糖时，会先征 求大人的意见。当然我们拒绝他也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时他可能不完全懂， 但他会尊重我们的意见。 每当逛商店，没有征得大人的允许，彼得是不会自行去玩店里的玩具的。这和 一般的进商店就爱使性子、发脾气甚至偷商店里的东西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他大一点但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自主地选择饭后的甜品。他会用 小手指一下他想要的那一个。他知道，我们不会给他那些他没有指的。我们就是从 这些小事上从小培养他自己做主的性格。 彼得是我们唯一的孩子。这是件有利有弊的事。一方面我和妻子可以把全部的 爱倾注在他身上，不必担心他和兄妹们吵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防 止彼得形成孤僻的性格。要学会同小朋友和睦相处。 我自豪地成为彼得喊第一声“母亲”的见证人。也是我看着他笑着迈开人生的 第一步。他笑得是那么爽朗（我及时地拍下了他随后走出的几步），也是我看着他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自己爬上了沙发。还有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彼得小时候， 看到狗就叫“汪汪”，当时他知道的动物没有比狗大的，所以当第一次在公园里看 到一头大象时，他惊奇地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叫“汪——汪”，好像只有这样大声 高喊，才能表达象的巨大。 彼得学会自己上厕所也是我教的。 这可很少是做父亲的能得到的快乐。 一有机会，我就会给他洗澡。他常常想先在浴缸里玩上三四分钟，于是我就给 他刻做木船、木鱼和海豚等。等他稍大一点，则刻雕他最喜欢的蝙蝠侠的蝙蝠船、 蝙蝠飞机和蝙蝠双人舟，让他可以在浴缸里玩。这些玩具至今仍在彼得的房间角落 里，在那里还放着他2 岁时穿的小布鞋和旅游鞋。 在我“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下，彼得可以随时看到我的花花公子杂志。一天， 他大概还只有一岁半，还不会说话，竟然一边翻杂志，一边哼起了小调！ 彼得9 岁时，参加了他们学校办得很出色的性知识学习班。实际上，我们父子 之间从来没有为谈论到性问题而显得尴尬。 彼得既继承了我坚强的个性，又具有他母亲温柔的一面。他办事考虑周到，这 一点也像他母亲。他工作努力，追求执着，为人厚道，礼貌待人，心地宽阔、善良。 他不像我有时会很冷酷。我对彼得的性格很满意，这一点要感谢他母亲对他的积极 影响。 我们只想养他而不是把他宠坏，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知道，无端纵 容只会对他有害。 彼得小时候有点挑食。我就在他的盘子边放上一张像片，上面是一个因为饥饿 而消瘦的非洲孩子。我告诉他那个不幸的孩子什么都吃不上，和他相比你应该珍惜 幸福的生活。我还宣布，如果彼得继续挑食的话，我将无限期地把这张可怕的像片 放在他的盘于边。 这样做没有多久，就让他把这个坏毛病改掉了。 我还教彼得游泳、空手道、打蓝球和踢足球，以及骑自行车。一般做父亲的是 不会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来陪伴孩子的，也不会享受和孩子度过的这么多快乐的时光。 时间是一个父亲能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我和孩子一块运动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尽 管我由于喝酒太多，有时不能贯彻始终。 在彼得小时候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也必需提一下。他在成 长中遇到的问题和其他孩子遇到的一样，让我们感到棘手的就是撒谎。尽管我知道， 这对小孩子来讲很正常。 彼得在六七岁时常犯撒谎的毛病。因为我对诚实很在意，所以每当发现彼得撒 谎时，我都无法忍受。我极力使自己去理解孩子的想法、恐惧、需求和懒惰，或其 它可能的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对自己说：彼得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撒谎呢？他 完全无须撒谎。说谎话的应该只是那些想要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的孩子。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诚实教育了，这时的孩子天真无瑕，乐于 接受新事物和新观点。但由于他们还小，也很容易做错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批 评，甚至是惩罚。尽管这些不愉快的惩罚非常轻，但小孩子是肯定想避免的。在他 们幼小的心灵中，认为逃避惩罚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谎。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告诉孩子，做错事是正常的事，为此受到惩罚也 是应该的。尽管你很小，也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接受惩罚。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彼得并不是缺乏诚实，而是缺乏在他严厉的父亲面前的勇 气。我们教导他，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言行的后果。如果他没有做错什么，就无须 担心会受到什么惩罚。我发现彼得总是在我很忙，或因工作上的事不开心，或是没 时间陪他玩的时候撒谎。再有就是我被工作缠住，易发怒的时候。现在想起来，这 并不是巧合。我的疏忽是导致彼得不良行为的根源。 这又再次说明父母的爱和关怀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我相信，如果一个成人有说谎的恶习，那他一定是个怯懦的人。他们不知道怎 样鼓起勇气面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他们关心的只是表面现象，因此 那些有勇气承认错误，承认后果的人才受人尊重。 对于体罚的争议一向很大。那些反对体罚的人常常主张对孩子们好言相劝，进 而是加高说话的声调。每当我看见某些对孩子无可奈何的父母们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想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一定存在某些问题。 我相信没人能在彼得身上找到由体罚所造成的任何“心理创伤”。彼得自己也 承认，尽管有那么一点怀恨在心，但他还是从严格的纪律教育方法上获益匪浅。 我只在彼得重复做一种错事两遍以上才会惩罚他。我想他应该在第三次犯错时 明白为什么要受惩罚了。 我们从不强迫彼得服从我们的意愿。比方说，他从来不愿和我讲法语。其实他 的法语说得不错，曾经学过6 年的法语课，完全可以应付日常交流的要求。不过， 照他说，如果他在我面前说法语犯1 个错，我就会责令他重复10遍正确的。虽然这 样讲有点夸张，但我确实是这样要求他的。其实，勤练是学语言的关键方法。如果 彼得常和我说法语，他是完全可以学得更好一点的。 我坚决反对虐待孩子。因为虐待孩子不但是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事，更是懦夫 的行为。但是，我认为，那些真心爱孩子的父母，对孩子施以一定量的体罚是有益 的。我是从自身的成长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不过我的父母对我的体罚是很重的。 彼得小时候，我对他的体罚方法就是用竹尺打手掌。而且，我们还制定了一项 基本条例来执行体罚。 1 ．决不因为自己不顺心而施怒于孩子。 2 ．不许滥罚，我们必须守规矩，一巴掌（打在穿了衣服的屁股上）是小错误 的惩罚；四巴掌是最重的惩罚，通常是对撒谎的惩罚。 3 ．我也必须抽打自己，用同样数量的巴掌打自己光着的大腿，但力量要比打 彼得的重。 4 ．如果彼得忍不住疼，还哭了的话，就再加一下。 （这一条在执行时常被免了，我这样说是为了锻炼孩子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希 望他像男子汉一样经得住痛苦。这种观点起源于过去日本军队的纪律。） 有一次，在我打彼得的时候，我发现他用牙咬着手绢，竭力地忍住不哭。后来， 我知道这是和子教给他的方法。 这就是体罚的意义。 起初我用竹棍打彼得，但棍子很快就断掉了。后来我干脆用手，这也不是一个 安全合理的方法。 我曾去附近一个富裕的小镇，那里有一家专营骑术用具的商店。我想，那些骑 士既然可以用马鞭去抽打那些值几百万美元的纯种马，那我小心一点用它来教训孩 子也应该是安全的。那女售货员问我：“是为赛马用的还是驯马用的？” 当我告诉她我是准备用来对付孩子的，那姑娘露出了恐怖的神色。当然，我还 是得到一根不错的马鞭。 彼得稍大一点后，我在抽他屁股之后，就会脱掉自己的衣服，让他来抽我的脊 背。当那条鞭子第一次抽打在我身上时，差点让我痛死过去。彼得也是满脸的泪水。 我命令他继续下去，抽满我约定的数字。自那以后，我记得彼得再也没犯过什么要 用皮鞭抽打的大错误。彼得认识到，他应该诚实，否则会给自己和父亲带来痛苦。 1992年，电视上播出了特纳广播网的会长泰德·特纳先生回忆他父亲的教子之 道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和我们经历十分类似的故事。 特纳先生的父亲在抽打完儿子后，就会让儿子也抽打他，以使儿子明白父亲也 会和他一样承受痛苦。特纳先生说，当轮到他打他父亲时，他完全崩溃了，不能动 手。 我认为已故的特纳先生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对孩子充满真挚的感情。 后来，我把那条用来教育彼得的鞭于上了油，送给彼得留念，让他要以同样的 方式教育下一代。 很多亲戚、朋友都反对我培养孩子的方法和对他们严格的纪律要求。一些人预 言，我的压力会扼杀彼得的天真。有些人甚至说我苛刻的态度会让彼得离开我们。 我相信，在我对孩于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依然是爱，即使惩罚也是出自爱的动机， 仅仅是对偏离正确轨道行为的纠正。 我更相信，对待那些批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沉默。我会用彼得出类拨革的表现 来证明一切。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的几次，彼得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学生， 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礼貌待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主见的孩子，并会为自己的 理想付出努力，稳步前迸。同时他也非常活泼，顽皮可爱，决不是一个安静的抑郁 者。 因为我们是关系亲密的父子。我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了他。 凡是认识彼得的人都对他有一致的好评，谦虚地说，我并不奇怪，有其父必有 其子。 彼得的朋友说他没有自由。一派胡言。彼得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美的 “童年”。我和他母亲都希望他是一个尊守纪律的孩子，但在追求理想上又要无拘 无束，拥有充分的自由。生活在当今社会中，遵守纪律是最基本重要的素质。如果 说为了让他守纪律而抽打他是罪过的话，那这也是一种必要的、有效的罪过。在现 实社会中充斥着对年青人缺乏伦理、法纪观念的今天，我和塔雅就不用操心儿子会 有这样的缺点。 彼得小时候需要很多指导，但现在，随着他的成长，他已基本上能独立思考， 但他仍在重大问题上征求父母的意见，并独立做出最终的决定。 我们多次送他去参加夏令营，哪怕是在我们经济困难时也不例外。在维吉尼亚 蓝岭山度过的那个夏令营里，彼得获得了1980年度的露营奖。 在他9 岁时，曾独自一人去日本旅行一个月。我们都认为，彼得过的是美国式 的生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日本社会。他东渡日本，语言不通， 没有父母的关爱，对一个9 岁的孩子来讲决非易事。 彼得在罗马时，就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调皮的男孩，他的一些“坏行为”，就 是在与老师高高兴兴地参加一次聚会后才出现的。 他会在足球馆里用意大利语叫喊，我很难弄懂他说的那些意大利语，只好小声 问他这些难懂的口号是什么意思。他小声地告诉了我，并附加一句：“但是，爸爸， 女孩子们也是这样喊的。” 另外，我对彼得最满意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完全公正、客观的孩子。在他8 岁 时的一件事表现得尤其突出。那时，他经常和一个男孩玩，并迷上了男孩的同胞妹 妹，他经常讲起这对双胞胎的朋友。几周后，我们见到这位小哥哥，没想到他是一 个黑孩子。这时，我们才发现，在彼得幼小的心灵里根本没有种族区别的观念。所 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是黑人。 因为我曾受过残酷的种族歧视的折磨，所以深为彼得能有这样纯洁、正确的观 点而感到欣慰。 在彼得读大学时，获得了3 个奖学金。一个是一年级的州立奖学金，一个是四 年级的州立杰出青年奖学金，还有一个是高等奖学金。前两次奖学金他是怎样得到 的，我一点都不清楚。 最后一次奖学金的获得也属意外。那时，我知道他申请这个奖学金，而塔雅和 彼得当时正在日本度假，我就打电话让他们早点回来参加这个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因为获得这种奖学金是很有意义的。 说实话，当我们得知彼得是6 名获奖者中的一个时，我们都很惊讶。而后来评 委们宣布彼得获得的是最高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的累加等级平均分在人 选的6 个人中是比较低的。 会后，一个和我相识的评委前来向我们道贺时说：“彼得太好了，他获得这项 奖励不是‘优秀’一词可评价的。” 这是彼得送给我们的一份最厚的礼物，一份美好的记忆，我们可以自豪地庆祝。 我们家已经有两代人酗酒了。我反对彼得喝酒，除了一些特殊的场合以外，彼 得都能听从我的劝告。他的同伴们经常指明要他开车。我希望他能保持这个信誉， 避免一些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对毒品，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向彼得指出：“如果你被骗而吸毒，就马上告诉 我，我会竭力帮助你。但如果是好奇而自愿吸毒或者是寻求‘刺激’的话，我就会 毙了你并自杀，我们将一同去地狱。” 彼得懂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严厉的警告会否真的兑现。但我也不必 再重复。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彼得会把时间花在琐碎无意义的事上。因为彼得知道，时 间太宝贵了。另一方面，彼得小时候就过着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生活，我对彼得来 讲意味着一切，帮他学习、进步、扩大视野，还包括游戏和愉快的时光。 我相信自由和放纵决不能相提并论。 最近，彼得对蹦极跳十分感兴趣，并说他会去试一试。他知道我非常反对此事， 我对那些存在致命危险的游戏是很反对的，尽管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古话说 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彼得调皮地说：“爸，没事的，别担心，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你明白的， 直到你‘走’了，才去行吗？” 作为我的儿子，彼得看在父子情份上总算是勉强同意了。而且他对我早逝或暴 死的想法很习惯。 我告诉他：“好哇，不过听着，我打算活到130 岁，那时你93岁，我看你还怎 么去蹦极跳！” 于是，我们开怀大笑。 彼得读了四年大学，专业是国际研究，那所学校最适合他不过了，而且离家也 近。 但是，彼得在大学里的表现并不令我满意。他直到三年级才告诉我们，他在三 年级时才上“院长名单”（上院长名单是好成绩才能得到的荣誉）。而且他还故意 “忘了”告诉我们他的其他三个室友也早就是“榜上有名”了。 尽管有时我想指责他，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做学生时 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一点不会影响我批评儿子。我知道他现在做事很努力，尽 管不是都成功，但确实十分认真。我最关心的还是彼得的人品。 现在彼得在学法律，获得了全额学生贷款，这真是上帝保佑，这确实是减轻了 我的经济负担。 儿子再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经济支持了。他可以自己安排他的春假、暑期短工或 者是将来的工作申请。彼得做暑期工时，常会选择一些没有报酬，但非常积极、使 自己能得到进步的工作，为今后择业作准备。他体验了独立自主的滋味。 同时我和塔雅也过着和过去儿子在身边时大不一样的日子。塔雅喜欢园艺、整 理花草和社交，每天精力充沛。她不爱读书和看电视，而是忙于慈善事业。我就不 太一样，我不爱交际，爱看新闻、读书、听音乐或写点东西。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国内任务 我将妻子和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彼得留在东京，由岳父母照顾，自己立即返回 华盛顿，通过电话向在维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部报告。因为我仍是“非官方 掩护”身份，而这种身份不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保护方式。如果曾有过“官方掩 护”的身份，要再转成“非官方掩护”身份是极其困难的。非官方掩护身份就意味 着我不能踏足中情局总部，也不能随时会见任何与中情局有关的人，包括中情局的 管理人员、同事、技师、会计和医生等等。我只能在中情局总部以外的某一安全房 间、餐馆或旅馆的房间里与他们取得联系。 可能由于在东京的出色表现，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与我见面的高级官员对我 的工作表示赞赏，我们一致认为我的下一站应是巴黎，理由很简单：我非常熟悉巴 黎，而且是当时唯一一个能讲流利法语、日语、台湾话和普通话的华裔中情局官员。 此外，我所经历的种种考验，也证明我完全能胜任此次巴黎之行。 大多数情报局人员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任何一次行动中，费时最多的往往是 等待。 以我作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情况为例，这种说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必 需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我有准时赴约的习惯，总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到达约会地点， 接下来就是等待，在机场、火车站、旅馆、街角、咖啡馆等或在家中等。中情局人 员要花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等待一件事、一次联络、一次约会，更糟的是，有 时要等待一次已被错过或取消的会见。 “你等我们跟你联系”，是我不喜欢但已习以为常的话。 要忍受等待的痛苦，仅有耐心是不够的。你得学会找些事做，只要在所处环境 中提高警惕，或表现自然，比如阅读、思考或写作，无论什么事，这或许是防止你 易于动怒或神经质的最好方法。 我有时也非常不耐烦，总是想尽快尽早将事情完成；但同时，我也有异乎寻常 的东方人的耐心。谁知道这次新的任务对我这个东方人竟也是一次考验。 一如每个人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都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选 择“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掩护”。 首先，要在所计划的任务中所提到的地方有一个适合你的位置，使你可提出预 算和组建情报网络，你不能总是隶属于情报工作局内的同一地域，根据某一派遣任 务例如欧洲或远东，可作变动。情报工作局必需给你一个位置并有相应的预算和人 力支援，以利你在指定的城市或国家开展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合适的掩护”。很明显，非官方资格的深层掩护是最理 想的，尤其是在像巴黎这样政治敏感的城市。我已经38岁了，以学生的身份显得有 点大。但是有什么组织或私人公司愿意为我提供商业上的掩护呢？我知道一些美国 公司，出于爱国的原因，哪怕当事情变糟、造成即使微不足道但可能引起暴露和窘 境的风险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掩护。在巴黎有这样的公司吗？ 对我而言，真有一个这样的位置，但当时已有人占据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密友， 他和我几乎同时加入中情局，并和我在同一间公寓里住过。 他比我年轻5 岁，非常机智和勇敢，但由于其富有的家庭背景，我感到他缺少 强烈的动力。换句话说，他不在“饥饿”状态。我的看法在他以后的活动中得到了 印证。 1966年，我和他在下班后，总是在一起喝啤酒、吃饭和看电视，并一起憧憬未 来。他几乎像我的弟弟一样。 他在巴黎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因为聪明，他是一个好学生，但和大多数去巴黎 的人一样，他受到了称之为“爱”的“巴黎人的流行病”的感染。他狂热地爱上了 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女孩，但并没有得到她。但他却一直紧紧抓住他的巴黎的职位， 等待着已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我嘟嘟哝哝地提醒他，但他听不进去，甚至无法与他 沟通。我只好以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他的职业和责任都使他对一个18岁的女孩的爱 是毫无希望的。 但这是在巴黎，是在“爱之都”。中情局对此仍表现出灵活性和包容性。在这 种情况下，我只好听之任之。 我只有等我这位朋友从巴黎返回，在此期间，我补习一些训练课程。除此之外， 我还得完成人美国国籍程序，使我和我的家人能成为美国公民。 中情局决定为我先在纽约寻找一个临时“非官方掩护”的工作。 至于我亲爱的朋友，两年多以后我见到他时，他已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 （和我数年前在巴黎考虑想获得的博士学位相同），并将和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漂 亮的巴黎女孩结婚。再后来，我听说他们离了婚。 被年轻得多的女人吸引大概类似于吸毒成瘾和一些慢性疾病。他也对我承认他 在巴黎期间实际上没做什么情报工作。 “哦，亲爱的，你让我等待这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 “至少你在那里享受了女人？”我问。 “七八个吧。”他答到。 “才七八个？在巴黎？在三年多时间里？”我说。 “我不滥交的。”他一本正经地答。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非官方掩护”身份的双重生活的最大关键就是“掩护”。 这种掩护必须是尽可能的安全和舒适，而且要非常适合到处走动而不引起任何 怀疑，甚至是共事的美国人的怀疑。 在中情局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为指派到某一个新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个新 “非官方掩护”身份的间谍处理“掩护”等事宜。这个机构里有一个特殊官员神通 广大，他能随便地人美国500 家大公司中任何一家的总部办公室。 如所有认识他的人所知道的，我们这些人就一直等待他一时冲动的念头和摆布。 我听说此公“太神通广大、太有价值”了，你不可能将其解雇。我在东京时的 一个朋友、他的上司亦有类似的评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 在维吉尼亚州的亚灵顿的令人讨厌的公寓里过了三个多月孤独生活后，我妻子 和出生不久的儿子终于和我团聚了。 这时候，我在纽约的掩护身份也已建立起来。我表面上作为一名经济新闻编辑， 在一个与经济新闻没多大关系的大公司驻曼哈顿的办公室工作。只有社长和财务部 主任知晓我的真实身份。工作只是名义，但是我为社长拟定实验性秘密计划书，看 来我受掩护的身份确实受到尊重。 我在曼哈顿东边的一幢著名居民大楼找到一间理想的豪华公寓。租金由于受到 《纽约租金控制法案》的限制而压得较低。除此之外，中情局还有部分租金补助 （那时此补助金只是在纽约和波士顿才有。在纽约，为行动需要，情报官被要求生 活在花费不菲的曼哈顿岛，但没得到全额租金补助）。 该大楼十分庞大，有大约800 个公寓套间，大多数时间在大楼人口处至少有三 个穿着华丽制服的服务人员。 一进门我要穿过50米铺着厚毯的大理石地板到达电梯处。紧邻该大楼的是一个 供小孩玩的小公园。我儿子稍大一点，可以自己走路时，常在那儿玩。 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后来，我想知道一两个高档妓院（因为真实行动需要，请 理解），我向出租车司机询问在哪儿可以找到，司机会毫不犹豫地将我带至我所居 住的大楼。我大感吃惊，因为大楼里居住大约100 名医生和大约100 名律师，还有 大量职业人士。我问妻子是否在大楼里看到什么那类女人时，她非常肯定地说她见 过，后来她指给我看在大楼的便利店里的两个女人就是妓女。再后来我在阅读曾在 此楼住过的女士的自传小说中亦看到这样的描述。 在纽约当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时，纽约“基地”（比站小一级）的上司也是我 们联络官，我将叫他莫里·邓恩，我对他一点都不知晓，我尚未有智慧，先去调查 我将踏进的是什么样的土地。 在纽约，我第一次知道，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工作要容易得多。首先，工作不 很紧张，如果我被抓或不得不对他们暴露身份，尽管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不必 担心诸如纽约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执法机构。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和中情局的 关系并非像蜜月中的情侣，我还是被告知要保持低调。 当我去看公寓时，我可以当场签租单而不必出示信用证。这与莫里告诉我的不 同。我相信能这样快速办理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我看起来很富有。不知怎的，我看 起来总是像个富人。 我曾经读过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得·奥那希斯谈到成功的秘密，一些观点我还记 得：总有深褐色的皮肤（因为皮肤癌，现已不时兴），这使你外表显得优闲而富有 ；总是入住高级旅馆，哪怕你所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并常在酒吧出入。在这些场 合，你会遇到富人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机会。仅仅是你的住址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我注意到，有许多没有看到这些观点的人通常会陷于平庸，更严重的情况是他 迟早会与失败为伍。当然，杰出或优秀者终究会出人头地。在这点上，外表也是重 要的，除非你有爱因斯坦的超常智慧。 我不是在争辩说，你的衣着应像有名的演艺明星那样，毕竟，一名间谍应该显 得不太起眼。我只是说，从长远来看，修饰你的外表可使你得到更多的优势，并使 你显得温文尔雅。作为一名人门者，芽深色。保守的服饰可使你看起来很优雅，由 于同类衣服易搭配，可以节约金钱。 贵重的衣着，尤其是鞋子（传统日式旅馆在弯腰接待客人时可通过其脚上穿的 来准确评价客人）、手表（我注意到，在西班牙皮条客以问时间来评价你所戴的表， 进而来估计你是否是潜在的顾客）、自来水笔（在我的法语学校里，只有一些新生 使用圆珠笔，自来水笔才是标准）、眼镜（当你如此关注你的脸时，为什么却忽视 你的眼镜呢？）等等都将突出你的形象，即信用良好，于是可得出结论：你是可靠 的。 诗人阿希巴尔德·麦克莱斯说道：“成功的秘诀是每天都着盛装。” 这是精英分子的态度吗？是的，千真万确。但是“精英”意味着“被选择”。 由于有正确的态度，精英们就不会犯什么错。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出人头地，即使平 庸之辈也会怀着这样的希望。那些批评精英主义的人实际上是不能达到精英水平的 那些人。 这是自命不凡的态度吗？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吗？不应该是。它是自爱。自尊的 一种表现。一个人若要出人头地，不必非要踩在其他人头上。 好的外表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资本。对一个“非官方掩 护”的间谍来说，这无疑可以极大地增加其安全性。由于政府雇员收人有限，这就 需要时间和精打细算来改善外表和衣着并得到额外的优势。 我对我将要开展的工作任务作一简要交待。我的第一个活动舞台是住有大多目 标国家的联合国。因为我一直在东京当记者并且我是以经济新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 的，我的上司莫里建议我熟悉驻联合国的记者。莫里过份自信地预测只需一个月时 间未获得外国记者的信任，可能需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接近我们已经瞄准的目标。 莫里没有记者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始工作。 不像现在，当时联合国的安全不很严格。为进人联合国大楼，你只要有一个由 大使签发的身份证明卡，或者在大楼里有一个朋友到楼下接待厅来接你并引你人内。 一旦进人大楼，你几乎可以到处走动。当时没有诸如金属探测器或搜身等过程。 中情局不会来帮我得到记者身份证，掩护我的公司也不会。因为这很敏感而不 能实行。我不得不自己在联合国里寻找朋友。 一周之内，我和一些外国记者建立了友好关系并能和我们注意的目标接近。之 所以进行得如此之快，在于我当记者的经验和我的行为举止。 两个月之内，我已经能访问联合国并要里面我的一个朋友下来接我。签到，然 后上楼。要么与他闲谈，要么去喝咖啡或一个人四处转转。 这种进人联合国的方式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直到结束了我在纽约的派遣任务。 在联合国，我结识了一个讲其本土法语的目标，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第一 次打电话给他，用英语说我想请他就一些主题发表专家意见，并和他在联合国约了 见面时间。我准时到达联合国，要求接待人员去告诉目标我已到达，并要他下楼来 接我。 联合国的女接待员通常能讲四五门流利的语言。一会儿，看见目标下来了，我 赶紧大声用法语和女接待员闲谈，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别的什么。我的目标走过来听 见我用法语交谈，只是简单地说：“AllonS prendr un verse！”（我们去喝一杯 吧！）那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纽约，沙利文法案禁止携带枪支和利刀使我感到很不安。但是在那儿，我认 为我的外表和举正将为我和我携带的“利刀”提供了良好的庇护。需要再次说明的 是，“利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而是我的庇护伞。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纽约都是一个危险的城市，不管你怎么说，我必须时时 小心。有时正是所处的环境将我置于不希望见到的危险之中。 有两次，我在唐人街被身着制服的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跟踪数个街区（有一次 是身着皮夹克的一群人），我猜他们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无论如何，我必须保持高 度警惕并尽快离开唐人街。但在跟我妻于和儿子一起来唐人街购物时，就没有什么 麻烦。 现在并非所有人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 获得联合国承认之后，有一影响了中国代表团在纽约出席联大的事件发生。 我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朋友那得知的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一些获准去联合 国的中国外交官住在曼哈顿，有一天晚上他们去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一名年轻的外 交官突然死在饭桌旁。 尸体解剖表明，该人神秘地死于纯尼古丁中毒。纯尼古丁通常是液体，无色无 味，有致命毒性，当然也是很难得到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著有《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 者注）可能也想不到这样杀人。这起事件隐患极大，性质很严重。中国代表团对联 合国所在国——美国提出了强烈抗议。这给当时正与中国进行秘密外交的尼克松政 府带来了极大麻烦。 我已不记得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知此事的，但我记得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 别调查员对无法查出谁是嫌疑犯而十分沮丧。 很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来看（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台湾当局是最大的嫌疑， 其次是美国。 尽管来自中国的讲话暗示并指责有两个政府共同谋划。制造了这起谋杀事件。 但我相信美国和中情局与此次谋杀无关。如果中情局插手此事，没有必要不告诉我。 因为我的工作立场关系，如果要执行此事，至少我应是一个合适通知的人选。当然 这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正如前面提到的，重要的情报机构通常不会从事谋杀（可能是一些需要“以牙 还牙”的原因吧，以色列的默萨德是个例外）等活动，这是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约 定。将别国外交官杀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是非常愚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就 本事件而言，如果美国暗杀中国外交人员，她既得不到什么，也失不掉什么。更何 况，两国之间就发展和平外交关系正在进行秘密谈判。 中情局没有理由谋杀，尤其是不会逆美国政府政策而行。 有人会说，暗杀行动可能是某个凶残的中情局人员所为，我可以完全排除这种 可能性。那么是因为某原因被人雇佣？绝大多数中。清局人员是非常正派的，尽管 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种罪行即使在中情局内部也是严重的，任何小 的纸漏都将很快地由我所属的部门查出。 中情局是唯一一个对其雇员强制性地、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生理及心理测试的 政府组织。这种测试对犯错人员的检查是非常有效的，像谋杀这种性质的罪犯极有 可能逃不过这种测试。 我从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了结的或曾经了结过。 我现在讲述的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电影情节，但如果涉及中情局，那将纯属虚构。 中国外交人员完全停止在餐馆或在某家做客、吃饭。 让我忽略时间顺序详细描述关于以后和中国外交人员一起吃饭的故事。 一段时间之后，我家成为第一个（第一个中情局间谍）中国官员私下拜访外出 到某处做客的地方。 当时我对他们非常友好。我妻子和子当时非常了解各种中国菜式，尽管她是道 地的日本人，和子还是受到曾和日本军队打过战的老资格共产党于部和他们的妻于 的欢迎。 我问莫里是否我可以邀请他们来我所住的公寓吃饭。莫里，一个有着一张圆脸、 狡猾（我后来的发现）的家伙，他年纪和我差不多。他急于了解中国和一些中国人 （好可笑！），但他对安乐的生活和自我保护更有兴趣．他是那种死也不敢冒一点 险的人，在列举了几个“更有资格”的人邀请过中国人并遭到拒绝的例子后，莫里 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想法，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受邀出来吃饭。 有点被他那“无所不知”的态度所激怒，我问到：“我可以试一下吗？” 莫里的答复是：“去干吧，尽你所为。” 莫里做梦也没想到我可能会成功。事情完全出乎这个卑劣、不诚实、原本就不 该被允许加入中情局的阴谋家的意料。 我的理念很简单：我是个中国人，我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妻子中国菜做得很 好（若是法国菜，那就另当别论），她也受中国人欢迎。那么为什么不干呢？处于 这样条件下的人都会去做的。 有人说中情局的暗探生活在他们特别的世界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真的，正如在此故事中所表明的那样。 我是一个中情局间谍，但是没有官方身份，我生活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里， 与在纽约基地或中情局总部的怪异的气氛没有关系。我的观点与莫里的不同。我的 是正常的，他们的有时却是怪异的、有邪念的和偏执的。 对，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到我所住的公寓吃饭了！ 这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中情局人员第一次请中国官员到家里做客（我这样说是因 为我对世界各地的情况都非常了解）。莫里对这种努力给了什么评价呢？这将在以 后提及。 应该说，尽管我没有恶意并尽量使两位中国客人更随意些，但他们仍有点紧张。 他们来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对我的信任逐渐增加而且越来越放松。 情报官员确实是请他们的对手来用餐和参加聚会。虽然这是一个阴谋，但这并 不意味着有什么危险。间谍活动常常是彬彬有礼的。 我们也曾搞过一个“女士晚会”，邀请代表团成员的夫人们参加。我和她们打 招呼后就出去，让她们和我妻子闲谈。和子对我的间谍方法或目的一无所知，但这 没关系。不知道这些，她可更好地当好女主人。 这些中国人对我妻子的烹饪技术赞不绝口。这对我的情报来说不算什么，但这 说明我能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 1973年圣诞节，我们的儿子彼得收到一件来自中国代表团的由真羊皮做的毛茸 茸的大熊猫。之后12年间，彼得每天晚上都抱着大熊猫睡觉，直到他14岁。这个可 爱的大熊猫现仍放在他房间里。 我成为第一个会见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中情局人员。 我会见了三位到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大使和他们的妻子。资深大使黄华后来接替 了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 很明显，中国人认为我对帮助他们了解美国及其盟国非常有用，我生在台湾对 他们亦极有吸引力，他们希望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情况（实际上，他们对台湾的了 解比我了解的更多）。至于我，对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有一年，在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一个中等年纪、从其衣着来判断，身份重要 的中国人径直向我走过来，自我介绍了他的姓名，然后说道：“我昨天刚从北京来， 你能为我解答一些问题吗？” 我察知我在中国官员里已经相当有名，觉得有点惊讶荣幸。 我说明我的答复是“很有根据的推测一，其中一个答复两天后上了报纸的头条。 我受到鼓舞，我知道我的资信将因此而提高。 中情局测谎仪进行测谎时，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曾与外国外交官或情报 员有过接触吗？”这理所当然的是中情局最关心的事，这也是变节者里克·爱姆斯 当初接受测试时“卡壳”的问题。 如果答复“是”，那就要进一步交待清楚细节。在我这种情况时，我的答复是 “是的，但我已将我的接触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并将其交给了我的上司”。这就够了， 因为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为能在这敏感性工作上活跃而倍感骄傲。 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人的恐惧感是难于定义和描述的。但恐惧确实存在。恐惧 是在充分考虑到一切后仍存在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如对对手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担心 等等。自信和理性的思考是克服恐惧最有效方法。 有时，恐惧是苍白、抽象和令人压抑的，很难说个究竟；有时，某种危险的确 可能会在脑中浮现。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对恐惧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有一段时间，在我和妻子因儿子一天天长大而高兴时，和子突然问我：“要是 在哪个国家被逮捕，如果我们不坦白，有恶意的政府威胁要杀死我们的儿子，我们 怎么办？” 对其它的中情局官员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间 谍来说，这是一个遥远，但也确实存在的问题。 我想了一下，说道：“如果一个政府这样野蛮并作出这种威胁，而不论我们坦 白与否，它都会将我们全部杀死，我们最好否认一切。” 听完后，我忘不了妻子死一般的沉默。 回过头来说，最重要的是分析形势和处境，正确地看待恐惧，不要让它影响你 的生活和行动，以免使其成为你经常的心理负担。于我们这行，一定的危险和恐惧 均应顺其自然。 你可能会认为从事谍报活动比在比萨饼店工作危险得多。也许吧，但也不尽然。 从事间谍工作在智力和精神上有更大的挑战，因此，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与在比萨 饼店工作相比，间谍工作听起来更神气、更令人激动和有英雄主义。但我敢打赌地 说，同在一年时间里，在美国被抢劫者杀死的比萨饼店雇员比美、英。法、德的间 谍被杀的人数要多得多。当然，这并非说谍报工作更安全，只是不同行业无法互相 比较。 一切进展顺利，我仍然期待着指派我去巴黎的指令和我朋友从巴黎返回。 在此期间，我抽空去华盛顿见中情局驻巴黎站的站长，一个很有名望的先生。 一如他的名望，他看起来庄重、有权威而且也非常英俊。我另外一些上司也在场， 站长和我就我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启程去巴黎进行了讨论。热情的站长的最后一 句话是“几周后咱们巴黎见”。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巴黎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在 哪里，我能做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 事后，出席这次会见的我的一个上司告诉我：你一直在和巴黎站站长讲法语， 而其它人却没懂一句。我根本想不起有这回事。可能我太激动而没注意到这一点。 计划要求我以官方的外交人员身份去巴黎。对此我并没感到不安。可以想象， 以官方身份可能更安全。这样的变更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地点。不管怎样，我们不 会像在东京那样过隐居生活了。 正如谚语所云：命运中注定没有的，似乎伸手可及的官方身份，却突然“消失” 了。 数年之后，我见到那位取代已安排给我的职位的官员，我仍然能很好心情地回 想此事。 我还是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但我那位沉溺于“爱”中的朋友仍在巴黎逗 留。后来，中情局计划要我们两个交换位置：我到巴黎代替他的职位，而他回纽约 代替我的职位。然而这样的事从没发生。 回首往事，我职业生涯的每一个转折点，尽管许多事开始都是失望，但最终都 是福星高照。失去这次去巴黎的任务，尽管我伤心万分，但从许多方面看也是福。 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美国继续我的任务，这我会在下文中提到。从各方面考虑， 巴黎不是我那个时候该去的地方。 最使我伤心的事发生了：我获悉母亲患了霍奇金病，而且已被误诊多时了。 现在，霍奇金病是非常易治的，但在1972年，却不容易，尤其已处于发展阶段。 我飞回台北劝母亲来美国接受更先进的治疗，但是母亲一开始便拒绝到美国去。 母亲一生都是一个战士。在40岁时，她骑自行车去上夜校达4 年之久，并以优 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在这个私立学校4 年的学习中她3 年获得奖学金。她也以此 教示我在巴黎要努力学习，尽管我当时使她失望。 对去美国治病，母亲不太情愿，尽管她英文不错，她说她宁愿留在台湾与父亲 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台湾是故乡，而美国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思想。也许她想到了儿子们的一片好意，毕竟她有 个儿子是医生，一个可以更好地照料她的内科医生。 母亲首先到了纽约。 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我整晚工作，因我要向来访的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讲述关于一个我十分了解的国家的情报摘要（那时，我偶尔要执行这样的任 务）。我妻子去机场接我母亲，但在她可能会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却没有接到. 整个 晚上，我们打了许多长途电话到东京、台北和任何可以想到的地方去查询。第二天 早上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原来，航空公司没有为母亲在东京机场办理转机，将 她安排在东京的一家旅馆里，却又未能通知我们。 在我巴黎之行泡汤和我母亲的健康状况不明朗期间，我在纽约的事业却有了发 展。 我不应该再拘于细节，但我开始做一些其他间谍不能做的事，并使“莫里邓恩” 的事业也有了极大的起色。 是的，我将莫里邓恩加了引号，因为一直到我离开纽约后，在和其他人交谈并 读到了我自己的档案文件之后，我才知道莫里邓恩将我的大部分成绩占为己有。他 还虚构十分卑鄙的谎言来侮蔑和贬低我。 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可卑的、谎话连篇的上司！我虽曾怀疑过他的不轨和堕落， 但我仍不能相信一个每周都要面对的人会做出这样背叛我的事。此外，他毕竟是中 情局的官员。但这件事本身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在他按常规从纽约调到国外任职以后，总监察办“指控”莫里对其另一下属的 成绩据为己有。（他对我的犯罪没有被发觉）他真不该对我这样已经有较高知名度 的出色情报官行此下策。 犯罪分子经常使用同样的手段犯下同样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荣升 至 GS －14时，对其审判亦开始了。 关于他的情况，我将在以后提及。 即使作为一名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我还是招募到了一名新成员。该成员在他的 国家的位置非常敏感，以致于潜伏该国的间谍站起先表示反对，不相信我的这种努 力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非常安全、机智地招募到一个又 一个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通过社交关系，结识了许多美国的敌对国家的外交官和可能的情 报人员，因为这些国家或为会员国，或作为观察员列席联人，他们的新闻记者也遍 布联大。 我的掩护身份非常可靠。因为我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专门的学术和新闻背景。我 可以非常自如和内行地谈论国外一些外交官和记者所感兴趣的话题。一些国家的外 交官甚至新闻记者要么是初来乍到，要么是不熟悉有关新闻主题，我必需跟他们解 释并作分析。他们也情愿和我交往。 那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谈：越战和和平谈判。水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 为一个国际社会新成员的出现、石油危机、国际恐怖分子等等。 美国公众对电视和出版物上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如醉如痴，外国外交官亦是如此， 但他们对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然而．占据我头脑的仍是我母亲的健康。她在芝加哥接受治疗。病症预测并不 乐观，我母亲亦很压抑。 这或许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酗酒，跟妻子频繁激烈地。无羞耻地争吵。我心中唯一的亮点是儿子彼得， 他正开始学走路和说话。 令人称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失误。更令人称奇的是，我妻子仍然和我在一 起。 回忆1973年是非常痛苦的。母亲在手术和化疗之后，癌症有了缓和，但仍然十 分虚弱，在她打算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前两周，即9 月初，因肺炎而去世。 对我而言母亲比什么人都重要，她培养我。教育我，同时也十分理解我。在还 来不及报答她，让她看到她的大儿子成长顺利时，我就失去了她。 我记得她在临终前和我面对面谈到的一件事。她谈到我曾想带当时在纽约的父 亲到一家好的妓院去（我父亲大笑并拒绝了）。母亲微笑着说到：“你是个孝顺儿 子，你考虑这事我们会感谢你的。” 我耸耸肩，对此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插曲，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用酒精来掩盖遗憾、痛苦和羞耻。为了忘却时间和现实，喝酒是我排遣痛苦 唯一的途径。只是有一点，我还能控制我自己，还能过没有过错的双重生活，还能 继续做一个以多面孔出现的情报人员。 对特别重要的任务，我必须深思熟虑。我经常在多人共同执行的任务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所招募的目标到底有多重要？来自总部的一个官员告诉我，局里愿意支付给那 位重要目标人物比我的年薪还要多的钱（应该是免税，那将是我拿回家的钱的两倍）， 外加“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如果他愿意的话”。没有开玩笑吧，加利福尼亚的 一个牧场？那好像在天堂有个加有游廊的平房。这对我也好，我可以经常去那儿拜 访，并在那儿呆上一阵子。 这种待遇类似于克格勃提供给来自西方的变节分于如英国情报六处的金菲尔比 和我们亲爱的中情局的里克爱姆斯的苏联乡下别墅。但我们所提供的可能更是真正 意义上的享受。 不幸的是，传达给目标这个好消息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告诉目标人选，中情 局对他非常重视。 在我明确表示要退出后，朋友们几次问我一个情报员应有多少报酬。我通常答 复说，应根据其贡献论功行赏，既不能过高，也不能低得可怜。 但不管你为谁工作，都不能指望间谍职业是座金矿。直到爱姆斯事件发生（1994 年2 月暴露），据报道他被支付270 万美元现金，并允诺再加 190万。最近几年， 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间谍被支付过100 万美元。臭名昭著的约翰沃克家族从克格 勃那儿也只接受了一百万美金。 间谍通常是不稳定的工作，也不是一门赚钱的职业。 如果一个间谍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手工作，要是幸运的话，一年他可得到不到 六位数的酬劳（这个数字来自过去我所知道的案例）。但这几乎要冒一切风险：他 的名誉烬管秘密地进行，但肯定他已经丧失它）、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 未来，如果他有幸活下去的话（正如克格勃的奥立格·克鲁金陈述，苏联人偶尔会 干掉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更可能的是，他要长期食不甘味、寝卧难安。 那些为敌方工作而被美国逮捕的人通常由美国政府提供吃住。然后他们自己再 也不需要金钱了。他们的非法所得将被没收，且不得再与其家庭接触。那么，这值 得吗？ 至于我们这些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我只能如上所述，用一句话归纳：按劳取 酬。 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觉得最好是去抢银行，一个月一次，肯定比当间谍 合算。至少抢银行更需周密策划且获利更丰。当然，如果利用你的时间和头脑努力 学习并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你照样可能赚大钱而不必冒生命危险或者持枪行劫。 要是他或她有幸成为中情局的一员，并充当～名情报员，但这不会像听起来那 么容易。新了可能尝到一些从事此工作的“刺激和乐趣”。但薪水按政府规定的， 一般雇员的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薪水标准支付。然而，会有一些附属的好处，如可以 免费旅行或在餐厅和征招对象吃饭（如果该对象值得如此对待的话）。 但要记住，有时旅行并非总是安全或令人愉悦的事。一位女同事就曾告诉我一 个关于妇女地位不如狗的地方。还有一次，她冒险外出，一个乞丐走过来拉她的裙 于以引起注意。当她使劲拉住裙子时，她看见乞丐的几根手指已沾住了她的裙子。 她意识到那个乞丐是个麻疯病患者。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无论站在哪边立场，一个成功的间谍在他退休后可能有点积蓄。当然我对此只 知冰山之一角。但我的确看到一些间谍在退休时名利双收。我也知道一些反西方的 间谍不得不躲进“铁幕”国家，在那儿过得并不如意。 我们的“退休者”境况要好得多。 随着东欧共产政府的倒台，许多（并非全部）传统意义L 的间谍开始失业（几 乎是幅滑稽的漫画：一个曾经颇有价值的间谍整天为面包奔波）。一些人被追捕， 一些被投入监狱、受到惩罚。有的免了处分，有的则还在奔跑。 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间谍是最紧张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假若你要做好的 话。电影或电视明星、体育明星或者某个名人最终或会归于平淡，但在此之前至少 他们享受过荣耀并赚取了大量金钱。对一个间谍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不可 能公开享受他的荣耀或者公开他的富有，真是糟透了。 一些前苏联的背叛者受到了美国“良好的对待”，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高位”， 使他们能为美国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十分关键的信息。 我曾遇见或了解一些拿高报酬的间谍。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有特征。有些人 相当傲慢，如像要补偿他们失去了的荣誉、尊严和自尊。 我也听说过两个贪得无厌的前间谍。例如，当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会见与他们 接头的官员时（这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所涉及的案件毫不相关），走 之前都会随手带走旅馆房间里一些诸如肥皂、洗涤剂甚至纸巾之类的小玩意儿。或 许对他们来说，得到某些东西一直是他们的动力。 我常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曾当过间谍的纯粹是想获得兴奋和刺激。我猜不会很多。 如果你想兴奋排出你的肾上腺素的话，你可以花很小的代价，请医生帮忙；或者， 你自己独自一人不带任何武器行走于漆黑的夜晚，或迟或早你就会有一次发生在你 心脏和肾上腺的难忘经历。但是你可能必须跑得比子弹要快。 谋报工作是黑暗的、充满阴谋的世界里的极为秘密的职业。身处其中的人不可 避免地会感到难以排遣的挫折。我就碰到过比我事先考虑的要多得多的处境。但你 必须继续下去，保持准确的判断。高昂的激情和灵敏的感觉，绝对不能总处于压抑 状态。 我有一个非常独特有用的建议：如果你想感觉好，非常非常好：去找一此三盎 司活着的癞蛤蟆，不是青蛙。通过它们的皮肤分泌粘粘的、各种颜色的物质的丑陋 的癞蛤蟆。 早上一醒来，抓起它的后腿，送进你嘴里，将其生吞下去。 现在你真正知道到底什么是“感觉良好”了。你刚干了想象不到的事，你今天 内不必再干一次，这一定使你觉得整天快乐。这意味着放松、冷淡和信心，意味着 你能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是在开玩笑吗？不，不完全是，不是。 在从事谍报工作时，有时你觉得好像在被迫生吞一只令人作呕的癞蛤蟆。你甚 至不知道为什么被迫这样做。你别无选择。此外，你的上司会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你 这样做。你明知这极不公平，对此你尤能为力。那么你就想想我的关于癞蛤蟆的故 事。只要想想你不必一会儿再吞下另外一只癞蛤蟆，你就会觉得好些。 在曼哈顿，我经常步行。部分原因是出租车费贵，部分原因是不想让莫里怀疑 我骗中情局的钱。他不许我有一些我认为是正当的开销，如在家中准备工作宴会， 要是他不允许我有这种合理的花费的话，不难想象他会怎样算计我其它的开销。 一次宴会，食物和饮料按人头每人补偿我10美元。但其它一切费用由我和妻子 支付：烹凋、劳力、装饰和清洁。打破的瓷器和玻璃器皿，事实上有些还很贵重， 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如果不怎么考虑在家中宴会的效果或对客人的影响的话，我可以非常高兴地邀 请我的客人到一家餐厅，每人花三四十美元，我和妻子也不需承担额外的劳动力或 花销。莫里不让我有这些合理的花费，而他却几乎每天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别官员举 行毫无节制的所谓“工作协调午餐会”。 我从不和莫里就此问题争执。钱在我的议题上并非处于头等地位，所以我不为 钱争执。 纽约是个高消费的城市，甚至很多家庭必需品我们都没有，我们也很少出去吃 饭。我仍然在花我在东京时的积蓄。 一个好心肠的上司十分体贴地劝我带妻于一起去吃一次工作餐，让她放松一下。 但我那时有一些“目标” ，为了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更愿意在家里招待他们， 让自己扮演殷勤的主人角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不起在哪本书上读到富兰克·塞纳特拉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甚至练习丢 弃烟头的方式；我也读到过，劳伦斯·奥立佛爵士在上台演哈姆雷特之前还要在一 面大镜子前练习词句。奥立佛练习调整句？ 要是这些伟大的表演艺术家都还要练习这些他们熟悉的动作，肯定我也必须这 样做。 我开始在镜子前面练习我的表达方式和关键对话、借日、妙语等等。 我用各种语言练习可以在哪种场合使用的方式。我经常对一些“目标”同时使 用两种语言。对话、手势或语调的变化往往产生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已成为我在各种聚会上的习惯，这种习惯非常有用。我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 人，但我能用事先准备好的语言、令人信服地“表演”。这对我培养潜在的情报员 或招募他们帮助极大。 在此期间，我接触了一个可能的合作者（与有协约和定期付薪的特工不同）， 他似乎不想再提供合作。他和妻子刚搬到纽约。我被告之，他以前一直合作得很好， 可能是与他接头的情报员对他太太流露出不正常的兴趣，因而惹火了丈夫。“去把 他拉回来”，莫里说得很简单。 在电话中，他以种种借口不愿出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对那对夫妇用了一个中国 化名。从与他妻子的电话交谈中，凭直觉，我感到有潜在的危险。我练习得到的对 女人的感觉仍然十分敏锐。 在和他们夫妻令人失望的约会之后，我还约那位丈夫单独吃一顿午餐。 在纽约我经常使用不同的化名。当使用中国化名时，我经常用当时十分著名的 姓如毛、周、邓等。用这些熟悉和著名的名字称呼我会不断地敲击我的记忆神经并 不断提醒我：我是谁，我现在处在什么情况下。 当我同时使用四五个化名和身份时，这尤其有用。我妻子经常感到吃惊的是， 我怎么在晚上能一会儿醉酒，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又被电话吵醒，而且在第二次响 铃时，就能询问对方名称并用正确的化名、身份回答相关问题并畅谈一番。 有一天要赴与他的午餐。提前2 分钟，我去那“目标”的办公室造访。当我进 去时，我问：“嗨，有人吗？”突然有人大叫：“毛先生！毛杰瑞先生！” 我知道是在叫我。可是毛杰瑞不是我对今天要见面的“目标”使用的名字。 我当然知道现在叫我名字的人是谁。他是我接头的一个值得信赖的特工。在这 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知道我叫“毛杰瑞先生”。 由于担心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同时面对他和我的“目标”，因此我得尽快回避他。 我很快地作了一个迷惑的表情，然后走出办公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快步走了 十多步，试图平息一下怦怦的心跳。这时我又听到从办公室门口传来警笛般的尖叫 声：“毛先生，是我——！！” 我知道是你，你这个笨蛋！你不能闭嘴吗？我在心中咒道，我的心现在跳得又 像机关枪了。我意识到我应控制这种形势了，无论事情有多微妙。让我的“目标” 出来见见到底谁是“毛先生”可能还会好些。在这种情形下留下尾巴而不解决．可 能会留下事故隐患。 我停下来，转过身，向我的特工走过去，问到：“你在这儿做什么？办公室里 的老板在哪儿？里面还有其它人吗？” “我一周前开始在这儿工作，老板半小时前外出了，办公室就我一个人。” 在曼哈顿，我的特工为他的新工作偏偏选这一个办公室，但未有机会向我汇报 情况。又是我的狗运高照，差点心脏病发作。 我认识到“目标”从没有和我外出共进午餐的打算。我要求我值得信任的特工 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也不要说我来访过。试叫醒一匹死马是徒劳无功的。 然而这事仍没有结束。 几个月之后，当我离开纽约在华盛顿地区等候新调动时，中情局总部和我联系， 要我回到纽约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合作，我去了。 那个不愿合作的“目标”被怀疑为国外势力作中介试图影响一些国会议员。我 将我的前任特工交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并向他们保证这个特工是明智的、可 靠的。 同往常一样，对此我再也不知下文了。 我从纽约奉召回华盛顿参加一个情况汇报会：他们将指派我一件“最有意义的” 任务。这样的说法令我喜出望外。我花了三天时间在乔治城一旅舍阅读有关分类案 卷，并特别指定了一个人帮助我了解情况。 正是这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我将叫他乔布兰德的人。 他年轻、有活力、机警而且对工作十分投入。他在我被选择参加的宏伟计划中 扮演联络和后援的角色。 乔至少可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他的坦率和直言不讳赢得了我的赏识。在许多方 面，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于。他独特、富有想象力、无所畏惧而且幽默 风趣。 乔对工作的热情令人吃惊。他从国外返回华盛顿已半年了，他和他的家眷仍住 在汽车旅馆里，因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找房子。 他四岁时就是局里最年轻的GS—13（级官员），以后又成为局里最年轻的GS－ 14和GS—15。他现是局里资格很高的经理（因为中情局不鼓励退役人员和在任人员 交往，所以我对他以后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从已退休的朋友那儿确实知道他的 一些情况）。 乔留下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职业记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经常和我见面的那段 时间，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我，并积极修补莫里·邓恩对我的伤害，努力为我的新任 务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 有一天，在华盛顿，他来找我，看上去很压抑。他说妻子对他忍无可忍，自己 出去买了一套价格昂贵的房子，已花了一大笔存款。 乔说道：“保罗，你想我该怎么办？按我的计算，在房屋抵押后，我每个月只 剩200 多元过活。” 我不得不劝他回家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再也不知道他和他妻子是否真的买了 房子。这就是乔。 乔对我亦非常同情。他一直在想尽快帮我找到一个可靠的掩护身份。他也是一 个十分正直的人。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他和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负责寻找非官方 身份的官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怒不可遏，站起来准备将那人猛揍一顿。我不得 不阻止他说：“如果要揍，我会自己动手，你不必为我而斗。” 在华盛顿期间，我开始了解到莫里向总部打我的小报告，大意是：我总是酗酒， 以致于早上9 点在我办公室不得不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非常聪明的虚构。我是 一个“醉鬼”，没有能力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说实话，我喝酒从来没达到他所说 的那种情况，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因此，他绝对不可在那时看见我酗酒。我也想不 起早上9 点在我的办公室看见过他。） 他自吹自擂，说我先培养一个“目标”，然后他来招募这个“目标”。简直一 派胡言。来访纽约的督导员向我和莫里转达令人困惑的敬意说，祝贺我和莫里分别 “培养”和“证招”了情报员。 当时我或许太单纯、太惶惑了，尽管这个局外人注意到当时莫里对这样的赞赏 明显地退缩和不自在，但我并没有提出我的疑问。但莫里的不自在增加了问题的神 秘性。 后来当我有机会翻阅我自己档案的记录时，我发现由莫里撰写的两段互相关联 的电报，但这两段放在相近但不同的地方。若将其放在一起来读，就可清楚地看到， 从我第一次将那位十分敏感的“目标”介绍给莫里到“目标”同意做我们的特工的 时间总共不到15分钟！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拳击或摔跤比赛，不是将对 手突然击倒就可宣布比赛结束的事。莫里究竟想说什么呢？他能马上问“目标”是 否想加入中情局而“目标”马上点头同意并举起右手宣誓加盟吗？ 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在莫里向“目标”介绍“特工要求”和他每月的薪 水等之前，我已将所有一切事情都概括地告诉了“目标”。莫里对此是十分清楚的。 由莫里记述的他在这次任务中的表现完全掩盖了我的作用，并切断了我与中情局的 直接联系。他知道他不能宣称此次征招是他的功劳，因为我已完成一切并获得了 “目标”的认可。莫里毫无羞耻地背叛了中情局有关荣誉的条令。 我没有公开对莫里指控，只是因为已离开并到了他处任职。我后来在东京听说 他因为类似的欺骗而受到审查。 再后来，我被告之，莫里在他的律师的帮助下，搞出了些“技术”上的理由， “脱离了那次审查”。他人虽仍在中情局，但再也不会获得提升了。 我完全可以用莫里本人亲自撰写的在纽约“招募特工”这样虚假的报告指控他， 让任何人都能读到它，看见莫里的真面目。 我那时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东京，我还要和另一个狡猾的对手周旋。 莫里声称几乎我做的每件工作都有他的功劳，要是我没有讲出来，他也会编造 一个。莫里是唯—一个向总部报告关于我的活动情况的人，他可以在背后做任何事 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声称在他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下，我终于成功地邀请到中国 外交人员到我家作客（好像在开始时，我对此任务非常勉强）。 真是厚颜无耻之极！到底是谁如此傲慢地拒绝了我最初对中国外交人员邀请的 提议？ 莫里被调离之后，又来了一个新女老板。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善解人 意、富有同情心的女上司。 她听说过有关我的情况，好的和坏的都有。她希望我继续努力工作。她也见了 我妻子和儿子。 不久，很奇怪，她询问有关我开展行动时重要部分的细节。起初我答复说她可 以到纽约基地档案室找到有关我的记录。问我好几次之后，我意识到莫里（还能有 谁？）破坏了许多重要的报告，工作记录中有关我的成绩很少。由于莫里声称任何 行动都有他的份，因此他破坏这些积累起来的报告就顺理成章了。 就在我退休之前不久，我在总部见过莫里一次。我很想知道在被同事视作窃取 他人成绩的小偷、仅靠上帝的恩赐过活的他，这许多年是如何度过的。 他仍是一副粘粘糊糊、得意洋洋的样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明显有了疲态、 没有了生命或信心的神采。 尽管我的宗教信仰教我学会宽恕，但我对他仍是憎恶之极。看看他，我感到就 像见到不得不吞下的、令人恶心的癞蛤蟆。但知道再也不必和他打交道，我的感觉 又是如此之好。他甚至不值得人们用脚去踩死他，因为没人愿意去踩一只会喷粘液 的癞蛤蟆。 一年过去了，我被要求去西欧作几次临时外派，主要任务是评价，如果可能的 话，培养几名重要的“目标”。尽管工作本身很困难，但仍将是一次愉快的任务。 因为那时我对处理“非官方身份”、评价“目标”、交朋友和培养“目标”，如果 可行，选定一个特工等都十分自信。我没有丝毫的惊慌。此外，在工作之余，我有 时间游览我以前没到过的城市。 在此次特别任务中，也派遣其它人前往欧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工作， 这毕竟是中情局“最有前途”的任务。 我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必须自己去发展目标并与之联系。没有人会主动找 上门来或将我介绍给要招募的对象。这完全要我自己来寻找机会。因此，从根本上 讲，如果我能发现“目标”，那很好；如果我能和他们会面并交谈5 －10分钟，那 更好。只要能有机会对他们的性格、秉性、甚至他们的怪癖和弱点作出评估就行。 将此任务交给我无疑是因为我在东京和纽约发展。培养和招募特工的良好记录。 因此情报局长官选择我来担此重任。 尽管我一直是“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官，不属于从事招募工作那一类，但却逐 渐成了“招募专家”。因为没有官方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经不起失败，因此我既享受 特权又承担风险，因此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但这实在太刺激了。 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的成功是悄无声息、安安静静的事。当你获得成功时， 你的上司只是过来向你表示祝贺。这还算好的，更糟的是，碰到像莫里之流，他还 会窃取你的荣誉而你却一无所知。我们这些人很少能见到自己的档案，除非你有特 别的、可以解释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你的档案在大多数时间里被秘密保存、永不 公开。事实上它“不存在”。尽管你可能听到点什么，但肯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 好几年之后，有一次，我收到来自总部的电传，其中含糊地指责我在国内的行 动报告有问题。我想不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后来当我有机会去总部时，我要求看 看对我的指控书。 给我发电传的上司却不允许我看。这人明显没听说过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说明指控的本质和原因”，“有权知道对他不利的证据”，或者“有权获得对他 有利的证据”等等。 然而，正如本书所述，中情局的一些官员完全不将美国宪法当回事，总是对不 同的意见置若罔闻。 然而，正义很快地惩罚了他。一年后，他因严重违犯保密规则极不光彩地被开 除出中情局。 我一直坚信：一个撒谎者、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一个失去希望的失败者，迟早 会以某种方式或被抓或被惩罚，因为源于其本性和习惯的驱使，他注定要犯错误。 对此现象人们有各种说法：正义、必然性、自我毁灭等等。我更喜欢这样的说 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退休前不久，那份虚假指控报告的作者在总部碰到我。我完全没在意他的存 在。对我来说，他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简短见面之前，我从不认识他，因此 没有理由会成为他的敌人。 当他一眼看到我时，便像惊弓之鸟一样夺门而逃。很明显，他心中有愧。或许 他听说过我曾非常愤怒，也听说过我会对他动粗。这一点他是猜对了。 我只是站在那儿看他跑，真希望这个可悲的恶棍从楼梯上摔下来扭断脖子或突 发心脏病而死。 他真的该陷于心脏病。假如他被通知有一个实验性的、凶暴的计划对他实施逮 捕并投入监狱几天。在他出狱之后，对他这样解释：“我们犯了最令人遗憾的错误， 逮捕你完全错误地依据了所谓通常是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消息来源。” 在执行临时外派任务期间，在西欧各国，我感觉就像在家中一样。在这次旅行 中，我所见的风景名胜最多的是滑铁卢，它像一个优雅、令人兴趣盎然的离婚妇人 游说的。黄昏中的滑铁卢景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感觉好像听到成千上万的鬼魂在风中忸哭。对一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人来说， 我感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壮、不朽的一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结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次临时外派旅行中，我也遭受到了我自己的滑铁卢。 尽管我喝酒，但仍以自己的方式十分小心。时间并没有减轻因为失去母亲而带 来的悲伤和痛苦，压抑感仍然挥之不去。 从欧洲返回纽约时，在机场受到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抓住我并迅速将我带到 一个房间进行全面搜查。我非常迷惑，当然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 们对此很困惑和尴尬。在我一再坚持下，他们解释说我厚厚的冬装“似乎”藏匿了 什么。 但这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可猜出到底为什么。我是个中国人，而且走过的 是一条亚洲毒品贩子贩卖海洛因的、臭名昭著的路线。 刚一到家，尽管妻子劝我先休息一下，但我还是马上给我的女上司报告了有关 我在海关被搜身的情况。这可能是多此一举，但这是我的本性：快速行动，如实汇 报。 此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和妻子剧烈地争吵。然后是去看内科医生、心理医 生和上司等等。 简言之，我变得十分消沉。我被迫停止饮酒（尽管还不是按中情局对“酗酒者” 规定的治疗要求）。最重要的是预定调动去欧洲的计划因此而被取消了。 可以理解，我妻子对此大发雷霆。因为我们已通知亲戚和朋友，我们不久将去 欧洲。现在又不得不解释我们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不知什么原因，原本对我颇为同情的关键人物认为我们的婚姻正在破裂。他建 议我呆在华盛顿什么也不用做，只是一心一意从饮酒和压抑中恢复过来。数年之后， 他竟然问我是否还是和同一个女人结婚。 我的未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此我别无选择。当我从纽约到华盛顿居住时， 我怀着悔悟的心请将妻子和蹒跚学步的儿子送到东京和台北和亲戚朋友在一起住了 两个月。分离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痛苦的。 对我的不良嗜好，我从不需要任何治疗。在有过这样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之后， 戒酒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 在巴黎做学生时，我有一年时间依赖安眠药才能人睡。后来我一夜不睡让自己 出了一身汗就克服了这一毛病。 我也从不服用任何非法药品。在巴黎，当我与朋友或妓女聊天时，有人经常给 我大麻。那时吸食大麻是一种时尚，但我从不去尝试吸一口。 我戒酒肯定不需要什么“意志力”，如果我有这样的“意志力”的话，当初我 就不会沉醉于饮酒。 还有更不妙的事在等着我。 不妙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尽管这些事并没有立即发生。丑恶的嫉妒女神开 始像细菌一样传播流言。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可能是碰巧出了差错。他们说我不适 合担此任务。最终的结果是，我将失去立足之地，并从高山之巅落下，摔得粉碎！ 是到了申辩的时候了。 要是我用东方人的陈词滥凋，我的失败可以用东京战犯审判后一些日本战犯的 话来表达，即，“我的失败是由于我缺乏道德和洞查力。” 现在，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或许应该说正是我的骄傲自大或缺乏谦虚才使我 从宏大的招募计划的顶端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上跌下来。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想象一个人很快地跑在最前列，而将其他人远远地抛在后 面会发生什么吧。正如一则日本谚语所说的：突来的钉子肯定要刺伤别人的头。 我属非官方身份的间谍，这意味着我将是孤立无援的。我处于易被责难却不知 为什么、怎样或被谁责难的位置。回首往事，我也对我的直言不讳感到吃惊，以致 于要忍受如此巨大而恶毒的攻击。 一个甚至连行动官都不是的、天份一般、相貌平平的女士说她被指派参加了这 个宏大的计划，想听听我的忠告。（我说：这很适合你！）我能看出她不是一个令 人生畏的大战士。但我还是竭力帮助她，因为我相信合作，相信团队精神。 结果她不仅违背了向我提供欧洲之行所了解的情况的诺言，而且隐匿了一条能 将我置于极度危险境地的重要信息！这是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脱离险境之 后才知道的。 有个我视作朋友、住在欧洲某城市的男同事，后来因为妒忌，冷酷无情地坚持 说有证据表明我在那次行动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在我背后放冷箭。我不知道 该怎样来描述这种令人始料不及、背信弃义的行为。他没有拿出什么证据，可这还 没完，连他都认为没有什么能耐的妻子却无条件地站在他一边。 有一个年老的、已退休的、曾经被认为“博学多才、聪明能干”但私下有人叫 他“蠢驴”的前资深情报员，也被请来参加这个宏大的计划。总部抽调所有人力物 力，甚至像这样的“恐龙”也派上了用场。 这个“恐龙”十分武断地反对我的意见，并“自愿”“花六个月时间亲自对形 势作出评估”。 当我开始考虑任务的具体细节时，还得因为他那“虚无飘渺的灵感”再等六个 月，这对情报站的官员来说也是够长的了。除此之外，他那堂而皇之的意见丝毫也 掩盖不了他想得到在欧洲六个月的高额顾问费和滞留欧洲的额外津贴的个人目的。 直到有个也被“恐龙”赤裸裸的贪婪嘴脸激怒。满怀妒忌的同事告诉我其中因 由，我才意识到原来如此。 我和一个由总部派遣过来、保持中立的情报官员两人反对那对夫妇和“恐龙”， 因此我们属二对三的少数派。 那对夫妇未让我了解计划的全部细节，而其中一些情况将会对我观察和思考问 题提供极大的帮助。这真是太可悲了！他们寻求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幼 稚想法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我的份内事处理得有条不紊。一些重要的、以前从没有任 何人做过的事情，我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连我自己都对这种难以置信的进步感到惊 讶。 但是，情报站主管这一行动的一名新情报官由于不熟悉具体行动方案和进程， 因此他意欲取消我的行动计划。他反对我招募一名十分特别的“目标”，当时我对 该“目标”的招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反对的理由是该“目标”太“古怪”了。 我也承认此“目标”有时行事不太理性。情报站副站长反驳说：“由这个‘古怪’ 目标带出的秘密资料可不‘古怪’。”兴之所至、自作主张似乎成了一种主流，合 作精神不复存在了。 当时那位副站长对我十分了解，他对我充满信心，让我自行选择我认为的合适 方式来达到招募该目标人选的目的。他补充说：“要十分小心，因为我们目前有四 个单方面的行动正在进行。”（这意味着我们有四个正在进行的单方面的行动没有 通知东道国，该国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盟国。任何暴露或“风吹草动”都将妨碍和 破坏国盟关系。〕不知怎的，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客人”不再保持 与我的约会。当天在他的门铃上附有一张既非无礼。亦非道歉且毫无意义的便条， 听到门铃声，也没出来开门。 我想，除了再静等两天外，没有其它办法来解释所发生的事。但总会找到原因 的。我与此次行动联系最为紧密，但对所发生的事毫无头绪。 尽管知道一旦出了岔子，第一个上断头台的是我，但我仍未想到会有什么危险。 只能等到事情结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渐渐地，从那些不愿看到我成功的人那里听说，主管情报官员愿意丢掉——这 个烫手的山芋整个计划。这就是该死的解释！ 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此次行动被毫无道理地中止。我被告之忘记一切， 然后离开那里回国。 长达一年半的行动突然中止。 回顾所发生的事，这次行动或许不会非常成功。行动的中止对我也许是福。在 引火上身、坐穿牢底之前，能从行动中及时抽身而退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谁知道呢。 我后来听说此次行动被重新恢复但很快便又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对此我并不吃 惊。但如果有人想做，我仍有信心做好。 在我背后放冷箭的那对夫妇提前退休了。我只希望她妻子在知道了他的所做所 为之后，能用切肉刀断了他的男根。 再回顾所发生的事，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忽略的“大错”：我应该提醒 其他人，要是我成功了，每个人都会荣升，而不仅仅只我一个。 计划中止前一周，我被提升至GS－13，总部行动局局长被问及如果我的计划 “在下星期”获得成功的话，我是否应该提升到GS－14，得到的回答是：“当然， 是的。”“自动提升”是对完成重要招募任务的“常设嘉奖”。（当时我并不知道 有这样的插曲，只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我的成绩远远超过大致和我同时加入中情局的人，因此他们的羡慕和妒忌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参加行动的任何人都会因他或她的努力而得到提升是很自 然的。我的愚蠢之处在于没有想到其他人是多么的愚蠢。 住在北维吉尼亚州“修养生息”并“等候新的调动”期间，我发现自己无所事 事。如果我想找些事做的话，我完全可以呆在家中而不必去那间“安全的办公室”。 但我认为去办公室比呆在家里更有益处，而且我妻子也希望我每天都去那儿。 办公室有两三个同事，他们都在等候命令，偶尔作一次外派。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等待着那一天。 为了重拾有些生疏、以前十分钟爱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我开始阅读中文报纸和 书籍。作了几次前面提到的临时外派旅行。就这样我过着十分悠闲的日子。 我不厌烦这种生活，但却有些不耐烦。我一直在三步并作两步拼命爬楼，为什 么现在让我停下来？至少目前我已停止酗酒，也不想再饮了。我的家庭生活也归于 正常。我学会驾驶，然后再教我妻子。我也教我妻于和儿子学游泳，我有点烦躁了， 迫切要求去同外执行新的任务。由于误解，这种要求引起了我上司的不满（对我们 这些必须通过间接渠道才能转达自己的想法的“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来说，这是再 正常不过的了）。上司认为我在“威胁”他。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他终于同意 派遣我去香港，这是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而，上司从没有理解或原谅我对他的冒犯，在未来的数年里，他仍然没有忘 记，香港就香港吧。我不会讲广东话，这是遍布全香港的中国方言。但我被告之， 我的“目标”不是中国人。 当时我已是一个多面手．因而对完成那个任务很有信心。 一个能于的情报官员要求是个多面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人打 交道。我确实有自己的好恶，但我清楚自己有能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在我的情报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与间谍有关的工作我并没有干过。我从 没有执行过跟踪监视任务（除了最初偶尔经历的观察任务），也从没有鬼鬼祟祟地 破门而人过（我太笨拙了，会碰倒东西，发出声响）。 但也从没人要求我做这样的零碎事。我对自己擅长做的事感到很满足。 首先，我开始研究香港。我深知我不可能将广东话讲得很好，但我认为可能也 用不上它。由于从中国大陆逃港的人开始多起来，普通话在香港也变得普遍了。 为了解道路名称，我拼命记香港街道图，熟悉主要场所的位置，这花了我半年 时间。 但就像以前常常发生的那样，有一天，我被告之我的新上司决定让我去东京会 更好些。 我对自己像一件毫不重要的家具被人搬来搬去十分恼火。然而我岳父刚去世不 久，而我又没有什么积蓄送妻子回家奔丧。我想，对失去亲人的妻于来说，前往日 本是最好不过的了。从另一方面考虑，再调到日本工作五年，对我儿子也大有益处， 因为他还可以进一步学习日语。 在等待建立合适的掩护身份期间，我接受了一些训练课程。正是这一次，我渐 渐加深了对一名具中国血统的情报人员的了解，在我刚加入中情局时我曾见过他并 对他有点了解。 他被认为能干而巨值得信任。我也听说他是个最擅长语言的间谍。他作为非官 方身份间谍在东京已服务了很长时间，我将在他手下工作。我叫他梅巴尼。 见尼大约50岁，过早的白发总是染得很黑。他脸色平静，毫无表情，按中国算 命术的说法，他的短下巴的脸表明他很阴险，整张脸给人不祥之感。 从一开始我就对旦尼心怀疑虑。 他不愿告诉我有关他的年龄，我猜他可能比我大4 －5 岁。 即使在中情局，除非是论及有关行动计划，“没有坦诚的友谊就不算是真正的 友谊”。我也开始了解有关旦尼的情况，但所见所闻令人忧虑。 我发现旦尼在东京这么多年，却根本不会日语！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只是以 官方身份呆在大使馆和美国同事打交道还说得过去。但作为一个隐蔽良好、且要在 城市中工作的非官方身份的情报人员来说，使用日语在餐厅安排一顿饭都不行，真 是令人难以想象！这和一个职业冰球运动员不懂滑冰有什么两样？ 梅旦尼是唯—一个在东京连续生活七年却连一级日语水平都达不到的非官方身 份的间谍。（官方语言等级分为五级，三级是基本工作水平。） 对一名高级侦察员来说，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为其获得成功提供“可靠的 保证”。 我认为对一般的职业而言，在同一外国城市生活七年后，一个普通智力的人至 少可达至二级以上的水平。 旦尼是个中国人，他在学习与汉语一脉相承的日语时应有比白人更大的优势。 其他大多数在东京的白人。情报员都能讲流利的日语，有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 日文报纸。如果是个体育迷的话，通常都随身带着日语体育报纸。 梅旦尼在日本生活数年却对基本日语如此无知，让他的许多同事感到迷惑不解。 旦尼的那些上司这么多年难道没发现这事很奇怪吗：）或仅仅是一时疏忽？这 听起来更像掩耳盗铃。 这的确是难以想象、耐人寻味的事，我不敢想象中情局还有类似的无能的非官 方身份的情报员存在。 旦尼现在或许可能会辩解说他曾经可以讲一点日语，但过了数年后又忘记了。 这样的借口有可能会出自他的口。因为后来我知道巴尼表现出令人难以容忍的 不诚实。我们大多数同事都知道他甚至不能用日语问到洗手间该怎么走。 此外，旦尼还有其它有名的不良德行。最明显的是贪婪、耍手段和虚伪。 我从巴尼的朋友处听说他曾从中情局骗取搬迁费。在香港期间，他让搬家公司 提高货币兑换率，条件是搬家公司必须将差价给他以补偿中情局不付的保险费用。 这只能在像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做，因为在那儿，对货币的兑换率时常变动，他以 为没法查出。（不是很准确的。图书馆的旧报纸或银行记录可能有比较合适的数字。） 巴尼还向其朋友炫耀他的这一小伎俩。 只是一个小骗子，肯定不能算作大盗窃犯。但对一名中情局情报员来说，任何 微小的、简单的和虚假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怎么相信。直到在东京，旦尼亲自向我吹嘘搬家费的事我才 对此深信不疑。 有天，我俩在一起接受训练时，巴尼问我：“你认识杨爱克吗？” 杨爱克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官员。但见尼却知道他。 “杨有大麻烦了，因为他从特工的薪水中捞取好处被抓。”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初的答复是：“怎么这么坏！” 截取特工的薪水在中情局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这个来自巴尼的谎言是他最典型的害人方式。因为以后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不认识杨，我至始至终也没见过他。我所知道的是在我从巴尼那儿听到这个 致命的小道消息后几个月，杨得到了提升。这意味着所有围绕他的卑劣的谣言和指 责被一扫而空。 “加强相互信任感、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是中情局，情报员的行为准则。 认识到旦尼是个一贯性的、变态的说谎者并不花费我太长时间。我对有这样一 个上司作为我与情报站的沟通渠道而感到不幸。 如果你觉得本书中与我相关的人或事听起来太荒谬了，请允许我指出，这些故 事已讲了数年了，有证据和记录来证实。 梅里尼比我加入中情局早五六年，主要充当语言学家。在我去东京时，我的职 位已赶上他，但不久他在那儿又得到提升，也成了我的上司。 旦尼感觉到我的威胁了吗？可能会。他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但不管诽谤杨的 事实如何暴露，他仍会无中生有或毫无根据地撒谎——正是一个变态撒谎者的标准。 奇怪的是，他的攻击对象经常是中国人。或许他觉得自己比其它中国人优越但又不 如白种人。这使他成为中国人中最为可怜之辈！ 我在中情局22年的时间里，梅旦尼是最欺诈成性的官员之一，因为原谅他那明 显的罪行，他的一些上司应对其行动承担责任。大家在背后都嘲笑旦尼生存的法宝 就是溜须拍马。 中国同奥特曼帝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有一类玩弄权术的特殊群体， 即太监。他们在身体和灵魂上所具有的双重特性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 为：阴险、狡猾和懦弱。 似乎历史和传统有时会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旦尼总是将自己装成在教堂中高唱圣歌的仁慈的、虔诚的基督徒。 我曾研究过基督教的理论和哲学，后来又在罗马得到了专门的指导。 甚至当时在东京，我就经常想：梅旦尼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否和我知道的是同一 个耶稣基督。 我常提到“天报”，我坚信这一点，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例子。 梅里尼将成为让我憎恨的受报应的人。 但我受到的教育说：上帝是博爱和宽容的。 我必须宽恕他，以免自己不被宽恕。 我试着这样做，在一些方面，我成功了。 但无论什么时候一想起梅里尼对我和我的家庭的所作所为，我就不得不在另一 个说教中寻找安慰：伪善是一种难以被饶恕的罪恶。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中情局官员的妻子们 中情局如果不是美国联邦政府中离婚率最高的机构，至少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 构之一。那么你或许可猜测到问题毫无疑问地与其隐蔽的工作性质有关。 工作的紧张和焦虑可能引起高血压。事实上最近的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情局供职六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得了高血压。由此看来，我有百分之百的 可能性是到中情局工作之后患高血压的。 我的确知道在中情局有许多高血压病患者。 有人曾作过一个“非科学”性的观察：中情局官员通常都比其同龄人显得老些。 据我所知，中情局中酗酒者的比例在政府中也是最高的。毫无疑问这也与他们 的工作有关。 在加人中情局之前很久，我自己就是个爱饮酒的人，因此，我不能也不应该责 备我的病完全是由现在的工作造成的。 但是中情局的工作的确是主要原因。试想，紧张、孤独、焦虑以及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还需经常饮酒，而其费用由政府提供。其后果可想而知。 在一间漂亮的酒吧饮一杯可乐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从我后来的经验看，除非确 实因健康原因不能饮酒，否则肯定会失去某些东西。当“目标”在一家时髦的酒吧 看见你喝可乐而不喝酒，他可能在有你作陪时难以享受到饮酒的乐趣。而且至关重 要的是，他或许只是对你稍不爽直，而且神情不甚愉快，或少喝一两杯；在这儿我 们不谈论省钱的事，因为只要饮酒对“目标”有效，有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 就要对我们的“客人”招待得周到些。这时，我们不关心国家的债务问题或预算是 否平衡。 我并不是在为我和我的同事们辩护，但对于一个情报官员来说，酒精诱人的作 用和效果确实可为其行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必须时刻意识到不要使自己沉溺 其中而失去自我控制。我相信饮酒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基因有关。我看见许多人每 天都饮酒但从不像其他人那样酗酒。但我也同样相信不停地饮酒也可将你“转变” 或“培养”成一名酗酒者，即酒精本身并不会自动去找你。因此，酗酒也是一种 “被接受”的疾病，换句话说，你需要它。 适量饮酒并非坏事，但如果是用来“麻痹神经”或用作某种“借口”，就会很 危险。 正如在我开始经常饮酒之前，经常与我好心的妻子争辩时所说的那样：“饮酒 可以熔化我僵硬的神经末梢，好像将热水倾倒在凹凸不平的冰块上一样。” 以上的描写并不完全准确。我用一大杯半是威士忌半是冰块的酒来缓解紧张的 神经、消除不安情绪。 但这种逻辑和借口是不能容忍的。 一旦开始酗酒，你就会躲进你自己的世界里，情况就会变得相当糟糕。因为你 的配偶不能参与你的工作，这是一个“秘密’的间谍世界，对不对？你只能自己一 人处于其中，对不对？你正独自与你的“隐形敌人”作战，对不对？ 我一直试图使自己直言不讳，以便本故事能准确地呈现给您。我完全认为自己 有罪并应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缺陷承担责任。 但是不应该指责我虚伪。我欠她太多的妻子在过去26年里从没有抱怨过我不诚 实或虚伪，未来的26年她也不可能这样做。 在本章中，我要说的是有关间谍人员的妻子，尤其是非官方掩护间谍人员的妻 子的处境、发生的问题和可能的解释——不是探讨有关解决办法。当然我亦会加人 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它们可能不正确，但绝对是肺腑之言。 由于我对有官方掩护的间谍人员的妻子知之甚少，因此我很少写到有关她们的 情况。她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他们可以参加外交或官方宴会，而非 官方掩护间谍们的妻子却不能。（我曾参加过类似的宴会，有时和我妻子，因我有 过一个不同寻常的记者身份。） 我也将甚少提到女间谍或类似“夫妻店”的间谍生活，只是因为我对他们亦知 之甚少。当时以非官方身份作掩护的女情报官不多，也不太主张使用女性作这类间 谍。因此，除非她们和你在同一组工作，否则你不会知道和了解她们。在我22年的 情报生涯中我只知道两个非官方掩护的女情报官员。据我所知，现在的情况已大不 相同。 请注意我要讲述的是情报官员，不是分析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 我相信，由于他们的分工不同，这些人和情报官员的生活环境和对事物的看法也完 全不一样。 处于隐蔽战线的情报官员通常不能承认他们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而大多数其它 的情报人员（行政。情报和科技人员）则可以。由于能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可以为之 骄傲，尽管不为新闻界和公众认知，但其心理负担仍可大大减轻。他们的配偶也一 样。 在国内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如不首先拧开收音机，我们就不能在家中谈话。在 过去多年里养成的习惯使我们成了类似于“巴蒲罗夫的狗”一样的条件反射。 是缺乏灵活性？抑或感觉迟钝？ 试着为某件事将你的生活和自由当筹码，试试绝对准时地做每件事，哪怕只是 几天，你或许就会理解一点被迫出来的习惯的滋味。想像一下从事秘密工作时没有 美国政府的任何保护，而政府也将断然否认你的存在或你与政府的关系，你的感觉 会怎样？按15－20年算，天天如此，你或许会相信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 的环境里的人是十足的傻瓜。 一个处理过去非官方掩护间谍记录的朋友告诉我，在中情局历史上只有6 个这 样有傻劲的官员。 随着苏联和其它许多前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集团日趋温 和的政策，中情局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中情局对前共产党成员和新的、敌对的、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独立共和 国仍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那些不时出现的零星的独裁者的野心。中情局现将 注意防止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分子、跨国毒品走私以及经济和科技情报等方面。 这些任务比和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前苏联及其卫星国斗争更可怕。 70年代的中情局看到了非官方掩护的、隐蔽性强的情报官员的重要性，并开始 增加此类间谍的数量。 针对这些新的任务，中情局开始大量招募将要或能够成为“非官方掩护”的间 谍。据我所知，这些新的招募对象从未踏入过中情局总部大门一步。而且新招的女 性人数和“夫妻店”数目也在大幅增加。 至于少数民族情报员的招募，其需要和利益十分明显。据我所知，这样的行动 进行得十分活跃。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社会上已具丰富经验的和完全独立的人士，谁会心甘情 愿地为相对不高的政府薪水卖命呢？ 任务肯定变得更复杂。更危险了。我以前提到的“情报人员不会相互残杀”只 适用于本要的、“文明”的国家，而不适于少数独裁政权，更不适于恐怖分子。犯 罪集团和毒品贩子。因此，这些危险的确使情报人员及他们的配偶变得很现实。 安排和使用非官方掩护且不易暴露的情报官员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资源。不 难理解，因为他们过的是情报官员和以某种职业为掩护的双重生活。 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他们的身份要么是真正的有经验的人士，要么需经长期 的培训来达到。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需要为他们建立掩护身份、提供其子女的生活 和教育费用。其它消费和津贴等等，这需要大量资金。可以想象，由于需要有详尽 的计划或非常间接的方式才能使情报员隐蔽得更好，因此这又增加了后勤人员的工 作量。安全的住房和办公室也必须增加。当今高科技的通讯工具使得间谍及其相关 人员的工作比人们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然而，在这一行当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人类的本性。 由于人类本性难移，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也就显得很老套。 我们那个时候，女性情报员相对较少，而且也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我听过一 个笑话说，一名男特工被安排和一名既能于又漂亮的女情报官共事，不知怎么地， 他觉得她——他的上司——是中情局给他的“小小的优惠”，是饭后的“点心”。 后来我听说他仍然认为她只是他的“点心”。 发生这样的事是很不幸的，但确有其事。 在使用一名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之前，行动组必须首先对候选人的不同能力 和专长进行甄别，到底是作一名间谍世界里的工作情报官，还是作一名在公众场合 出现的以真正的职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官。由于生活方式对家庭的影响，对其配偶 的情况亦应作通盘考虑。 我们那时，对“夫妻店”式的情报员来说，很难为他们安排任务，主要是因为 “职位”问题。在同一个城市为他们同时找到两个理想的职位是十分困难的。即使 有这样的一对夫妻，很可能一个是工作官，一个是以官方身份作掩护的，诸如办公 室工作人员或秘书人员。在当时，工作官绝对不可能以非官方掩护身份出现的。 当时，有许多人在等待被派往如伦敦、巴黎、拉巴特、内罗比、日内瓦、罗马、 东京、甚至夏威夷等地去执行任务。当然，令人垂涎的位置会随时代、当地的政治 和经济形势而变。日元的突然升值肯定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太诱人的地方，而30年前， 坚挺的美元是很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长期工作在很诱人的城市，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工 作环境或可以提高工作水平。相反，舒适的生活会使一个能于的情报员沉溺其中、 麻木不仁，而艰苦的环境可以使人更加勤奋工作并获得提升，最后达到令人羡慕的 地位。（当然，配偶和他在一起，一二人就可以荣辱与共。）因此，只想去一个听 起来不错或配偶要求生活的某个国家的想法并非是好主意。 我知道有个情报员在一个可称之为天堂的地方呆了三年之久。那里气候好，风 景迷人，没有危险也没有上司。除了在阳光下游泳，几乎无事可做。除了要考虑下 次的鸡尾酒会，享受实际不用自己掏腰包的海鲜和免税美酒之外，没有任何压力， 等等。 他说在那儿的生活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也许是如此。但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 我相信会感到厌烦。我会为自己的事业担忧。我亦会为在这次任务中浪费光阴、一 事无成而担忧。那对我不会是什么天堂。 将我和妻子不断的争吵作为例外，放在一边暂且不论（因为按我的一些朋友的 说法，我们的争吵有些像体育锻炼），前往一个“天堂”般的国家生活，因工作压 力和挫折和妻子发生争吵将使“天堂”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夫妻和谐亦会葬送在那 儿。 我相信在潜伏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双方相互信任。没有完完全全的信任， 只是心理负担就足以减少你的作用。 在情报生涯中，让人最感辛苦的是夫妻分别，不管是三天、两周的短期外派还 是两个月或六个月较长时间的分别。不像军队生活，我们经常没有直接的联系方式。 对情报员和他的家庭这是不可避免的困难。因此一个人必须要学会调整并适应这种 生活方式。 我知道一对夫妻，每当丈夫的临时外派时间变得“难以容忍的漫长”时，他的 妻子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尽管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肯定对丈夫事业有害无益。 就我而言，我的妻子还是能容忍我。很幸运我从不需要为妻子有这样的感受而 担忧。完全没有戒意或对忠实的怀疑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长期的分离生活中，相互信任是克服这种困难的基础。必须始终保持对一个 人的信任、对他或她处理难题能力的信任以及情报局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并不完 美）。这是对他或她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的重要保证。 对为情报局工作的任何一个人或夫妻来说，信任和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 需要，情报官必须能够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他不应该为无谓的琐事所干扰。因此， 可以预见，大部分责任和义务在于妻子，她也必须学会处理这些问题。 为此，我相信最好的办法是立下一条规则，可以向配偶透露一点你工作的大概， 如果必要的话，记下细节，然后将其密封后放在某一安全的地方。如果发生了什么 小差错的话，其配偶可以和联络官联系，取得他的忠告和支持。 当然，说得越少越好。否则会增加配偶的精神负担，次次盼你安全归来。 就我而言，我总是时时帮妻子做一些可以想到的、妻子不得不处理的日常事务 ：收人和支出、健康和医疗、学校、社交、联络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等。但我 只是向她简略地讲一下我的行动任务。她经常事先就能猜出，知道我在干什么类别 的事情，因此她并不太担心我。或许她已听天由命了。她甚至经常不知道我什么时 候在什么国家。她只是在我返回之前不久，才通过总部得知我将返回的时间。 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确实一直在为我祈祷。 我见过、也认识一些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的妻子，她们做得非常好。她们信任 她们的丈夫，尽一切可能、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的工作。作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家庭， 他们彼此之间必须隐瞒许多事情。但他们仍显得高兴，一如既往，至少表面上如此。 确实，在知道了他们的私下的感受之后，我觉得他们是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人。 有个同事的妻子，显得非常苦恼，因为不知向谁求助，于是来向我借钱。她丈 夫当时回国休假。正如前面所述，休假是半强制性的，而且花费很大依他的情况来 看，由于资金困难，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带家属到美国休假，事实是，要求情报员在 休假之前必须清算其资金帐目。同事们不得不为他募集7000美元将他“保释”出来， 以便让他能返还他所掌握的周转金去休假。他可能没有为妻子留下多少钱，所以她 在花完之后未向我、他的同事借钱。 顺便提一句，这种事并不少见，而且即使在当时，7000美元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即使严格地按规定执行，在一个国家的消费是相当高的，通货膨胀意味着要失 去大部分所得到的津贴和补助（租金、设施和学费），通常来说，使用当地货币时， 情报官有时除了使用他的周转金外，别无选择。总部最终会对此进行重新调整并返 还津贴和补助的损失，但要等50——70天才能拿到。 我必须坦白，我做了一件同样的事：在我收到全部美元款项。但按当天汇率不 得不兑换成日元时，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我们的周转备用金（我们收到的是日元） 通常是大量的日元，我记得我从中转用了相当1 万美元的周转金。当然一旦从总部 收到补偿后，我就将总数还原了。 我听说我们的部长一次就短少了3 万美元。我想知道，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必 须突然清理他的帐目时他怎么办。 我曾试着和总部的一名官员谈谈这个问题，因她对类似的问题很了解。但当知 道我要谈的内容时，她马卜说：“不要给我讲任何可怕的故事。” 这是一种严重违规事件，她不应视而不见。但对此也没有什么容易的解决办法。 我有个关系极为密切的老朋友，很早就从事我们这个行当。有大，他从他手下 的特工那儿听说东道国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下令干掉他！这不是儿戏。那是一个野蛮 的国家。匆忙中，他不得不留下妻子和幼小的孩子逃命，由于不能直飞，只得沿路 不停地换乘飞机，用尽一切办法才到达安全的地方。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恐惧，被 留在那儿的亲人将是多么悲惨！ 由于试图离开那个不友善的国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受到该国警察的折磨。 我们当地情报站获得的可靠消息表明，当局试图绑架他的家人，诱使他回去。 57天后，家人才和他团聚。由于高度焦虑，导致无节制的饮食，使体重增加了 57磅（在团聚后体重很快降了20磅．但回复到原来的体重却花了3 个多月）。 无论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在他退休之后，也无论已处于幸福的日f 里还是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那位美丽的、善良的妻子是从中学时代起的爱人，就一直爱 着他并义无反顾地支持他。这位前情报官尤其会讲幽默故事，他九死一生的逃亡故 事总是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间谍。军队或执法等职业中，对生命的威胁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或者说是注 定会有的，我相信置身其中的人并非是勇气使然，而是一种所谓优先顺序，一日你 加人了这样的职业，危险就伴你左右了，当要对一件事立即做出决定时．起重要作 用的因素是一个人的优先感，是他的责任感，而不是他的勇气。在危急时刻，他不 会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冒生命危险。然而他或许会考虑通过这样的冒险，是否可以达 到完成任务的目的。我们经常听到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讲述他们的行动过程。这很 少是勇气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被回答了。“在我知道……之前”通常是对我们听 说的一次有巨大勇气的行动的描述。然而，对许多没有搞清优先感的人来说，恐惧 是主要原因。他们必须花时间来考虑，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犹豫不决导致 上下摇摆，美其名曰“有理性”，很快，一个懦夫就产生了。 不合理的行为在如此借口下，就变成了所谓“合理的”行为。 在我的生活和职业中，我见过许多显示巨大勇气的例子。很遗憾，我也见过许 多明显的现象：“合理”的推辞，“高度”的理性，“仔细”的考虑。不管怎样表 达，最明白、最简单的事实只是“临阵畏缩”而已。当然，加人中情局并不意味着 自然而然地在胸前挂上了勇气的徽章。 希望能做到的是加强责任感，从而克服恐惧心理。 我无论如何不是在鼓吹盲目的勇气。很自然，你必须仔细考虑其它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说在危机到来之前，你必须已经对你成年生活中一些可能性作出了一定的思 考。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没有钱或感到饥饿时，他就应该去偷吗？答案似乎再清楚 不过了。不对。如果当时他别无选择了呢？或者说，如果还有其它重要的原因呢？ 因此，没有诸如“深思熟虑”的事儿！ 如果在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期间，经常地担心死亡或其它与工作相关 的不幸事情，你就要尽一切努力，赶快全身而退。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加人中情局时，我知道并至少和两个同事交谈过，这 两个人从不来坐从华盛顿到例如洛杉矾的飞机，因为他们担心万一被绑架，就有可 能飞到共产主义古巴。他们丰富的想象力真是无人能敌。 他们其中一人最终再也忍受不了担惊受怕的日于。不要问我为什么。当时并没 有什么地动山摇的事情发生。他或许惶惶不可终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吧。他来告 诉我他“深深关注”的事情，问我对他到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忠告。当他告诉我他正 考虑申请去国防情报局工作，我不置可否。那有什么区别？真是天才！ 在精神完全垮下来之前，他最终退出了。他研究过法律，于是去当了律师。当 然不是有关犯罪或诉讼类的律师，那样他就不能远离暴力、极度危险或报复。他发 现自己可在移民法方面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可能他听说过美国移民局很少谋杀唱 反调的律师吧。 30年后，我又见到过他。他看上去仍像惊弓之鸟，怕这怕那。也许他担心陨石 掉下来砸了他吧。 另一个同事通过讲毫无根据的“可怕故事”吓唬别人，并以此为乐，藉此满足 其讽刺他人的目的。 他自己非常胆小，因此从不愿意接受海外任务（你能相信一个中情局官员真的 会这样吗？这可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有一天，当他独自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行走时，（我猜不出到底为什么或怎么回 事）他忽然中风倒在地上。他痛苦得呻吟了两天两夜。（就这样竟然还讲“可怕的 故事”！）这时人们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身体瘦得只有大约90磅了。我相信这远 比他数年前排斤、打击我要可怕得多。几天后他就一命呜乎。我没听说过他死亡原 因的任何细节。 毕竟生命的意义依赖优先选择。人的价值经常由人所安排的优先顺序所决定。 名声、金钱、荣誉、生命、尊严。声望、爱国心、地位。家庭。爱情、友谊、 幸福、好奇心、奉献、平和的心灵、死亡，都是上帝所赐。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目标。因为他每天的各种努力受到优先顺序的指引。因此， 通常来说，对优先权明确的选择，这决定他的人生价值和生存的理由。当他的选择 产生严重偏差或出现紊乱时，那么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干脆是个悲剧。 在我与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特搭档工作时，一天早上，他来告诉我说他房子昨 晚上被烧了。从他脸上表情来看，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他没有开玩笑。让我和妻 子——后来我妻子有机会和山姆的日本妻子见过面——吃惊的是，山姆的妻子逃出 火海时只带了山姆的行动必需品：他的“欧式”皮箱、定做的衣服、“皮尔卡丹” 牌的鞋子、伪造的护照等等。她完全没有时间去救其它东西。我和妻子时此印象极 深。山姆的妻子知道这些东西是山姆能够继续工作下去所必不可少的，在她脑海里 已完全建立了一种清醒的优先感觉。而山姆也十分明智地将这些东西集中放在一起。 无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人员的家庭少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在有些特别的情 况下，一年中有两三次团聚时间。 有一个情报官的妻子，她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因此常能用笑声影响其他人＿但 她丈夫很少去注意他那位可爱的妻子。不是他不爱她，他爱她，非常爱她。我从没 有听见他对妻子讲一句温柔体贴的话，因为向她讲出自己的爱不是他的本性。（或 许我的朋友也会时我对我妻子的态度作出类似的或更坏的评价，但这不是我现在要 谈的主题。） 我朋友在“偶然”结识最难结识的日本女招待时有个小诀窍：找一间昂贵的高 级夜总会或酒吧，他只要在晚上11点1 刻，也就是在关门前15分钟进去，这个时候 通常提供免费服务。女招待们正准备回家，他们会和他闲谈几句，发现他没有任何 交通工具，其中一个会让他搭她的车——常常是十分豪华的车于，带他到她的住处。 要是他不是这样真正的朋友，我不会相信他。他也相信我告诉他的令人难以置 信的但却是真实的故事，因此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他说他妻子根本不在意那样 的事。 “那么你真有这样快乐的时光？”我羡慕地问他。 他通常的答复是：“我没有于任何事。” 我相信他，那是他消除压力的方式。 我对这种轶事的观点是情报员不必到外面“闲逛”；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消遣方 式。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这也会减少夫妻之间的磨擦。 谈到稀奇古怪的消遣，可顺便提到我的一位在巴黎的日本朋友，他喜欢看脱衣 舞表演。对他的癖好使我难以理解的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妇科医生。他为什么愿意 付钱去看裸体女人？我不理解。他的严肃的解释是：当她正在工作时，脑海里没有 任何杂念，他说，脱衣舞，哈哈，就不同了。 我还知道另一个同事，他是一个有官方身份的间谍，有段时间来处理我的联络 工作。他快到半夜回家，然后花两三个小时建造诸如“放荡女人”或卡拉维尔号等 复杂的很大的旧船模型。他说他建一只船要花上六个月时间。我问他为什么花这么 多时间而不是去睡觉。 “那是我忘记和像你这样的白痴们工作的最好方式！”他对我嚷到。他是个好 情报员。我后悔没有向他要一只他通常要放弃的模型船。 我并非说要妻子们对丈夫的“怪念头”或“不忠”必须逆来顺受而不加抗拒。 而是将其当作是一种暂时的“不忠”或迷途，不要过分看重它，这可能是更明智的 方法。我不是在为不诚实辩护，作为实用主义者，我只是说，现实如此。 民意测验和调查确实表明，有相当高比例的男人做通奸或其它蠢事。一些学者 认为这是雄性动物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以我们不要离题太远！）。还有，最近的研 究表明有通奸行为的已婚美国人的比例令人吃惊地低。然而，这不是由于道德的约 束，而主要是由于机会或设施的缺乏。 现在，我们看看那些和特工打交道或培养“目标”的情报官员。他们有大量机 会过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且都发生在日常工作，费用由公费支出。 我个人的忠告是：忘记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不将它们当回事，试着更温柔、 更体贴地对他，他会回到你的身边。除此之外，你怎么知道他在欺骗你呢？雇个私 人侦探等于向外人泄漏秘密，在国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大多数妻子能做的就是去找行踪不定的丈夫的上司诉说。很自然，无论事实是 真是假，对丈夫的道德水准或妻子的心理稳定性都会提出质疑，这或多或少地会影 响丈夫的事业。 如果他真的应受惩罚，你愿意折磨你自己或孩子，提出离婚吗？温柔地对他吧。 不要指责他，好像是他扼杀了你们的婚姻似的。所谓婚姻需要两个人来共同珍视， 而不是两个人来共同破坏的。如果他伤害了你们的婚姻，试着去维护它。不要和他 一起来破坏它。 你曾经任性的丈夫很可能像个调皮的、后悔的男孩一样乖乖地回到你的身边。 因为许多男人跟一个不顾后果、调皮的男孩没什么差别。毕竟，他选择你来结婚， 把你当作他最好的“一半”，对不对？ 如果这些宽容大度的方法失败，我不会再劝阻你与他分道扬镳。 这使我想起了为中情局工作时的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我听到许多信任我的朋友 告诉我他们的一些私人想法，或许他们认为我容易和他们沟通吧。我听到许多关于 性的坦率的想法。我相信情报局的紧张生活对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有相当的不利影响。 至少许多私人谈话可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儿我谈的不是那些每天工作不紧张的情报人员，这些人早上8 点30分上班， 下午5 点锁好报告和文件，然后下班，从不担心回家途中会有人跟踪。 我要讲的是那些每天24小时保持警惕的情报官员。 我发现这些情报官员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患有阳萎，这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有时 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半年或更长时间。其中有些人正确或不正确地认为放 纵自己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因此他们极积寻求婚姻之外的解决办法。 一个新的性伙伴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可能没有丝毫效果。对“阳萎”也 没必要大惊小怪，并由此进一步毁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中情局曾提防其雇员被讹诈的可能性，那的确是很可怕的。 中情局被认为对讹诈手法也有极为专门的知识。 请允许我和大家分享我对讹诈的个人知识。 讹诈并不时有发生，但如果一旦发生，怎样来对付它呢？ 首先，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对你来说，天还没有塌下来。只是不要采取错 误的对抗措施。 迅速和上司、保密人员、有丰富经验的朋友以及可以采取措施的任何人取得联 系。要知道，讹诈只是在秘密还没有公开时才有效。中情局或其它任何主管当局应 该能找到一个审慎的解决办法，至少比你私下和讹诈者打交道要好。 30多年前，我听说有一组中情局情报员和摄影师突然闯入，照相机闪光灯叭叭 作响，手持 16 毫米相机，拍下那个难对付的“目标”与一名妇女鬼混的场面（当 时没有电视录影机）。对赤身裸体——可能狼狈不堪——的“目标”，我们脸色严 峻的官员威胁地说：“跟我们合作，否则……” 考虑到目标的外交身份和他们国家严厉的制度，中情局官员认为他们大功告成， 肯定可将了解敌对政府大量秘密的这个人为己所用，一次良好的合作即将开始。 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第二天，那位在突袭中被捉的“目标”堂而皇之地登上 了回国的飞机，兴高采烈地向前来机场送行的大使馆高官们挥手致意。想象一下我 们的情报人员张着大嘴、傻乎乎发呆的样子吧。 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但我们仍然可从中得出这样的教训：即便是在最佳条 件下，讹诈也不一定有效。 我知道，中情局现在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已极少使用讹诈这一手法。没 有必要只考虑在道德上的顾忌，更多地应考虑到与国家事务有关的实际情况。 由于知道这个规则，后来当上司错误地指责我“从事讹诈”时，我因此大怒懊 恼，因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对此我将在下面仔细描述。 因为以上提到的原因，我从不干讹诈这样的事。法律上的差别姑且不论，如果 讹诈真有效的话，我或许去试着干了。在情报工作中，正如我们所知，有时如果你 侥幸成功的话，那么就只看结果，不管手段如何了。毕竟，偷窃是情报收集的基本 方法之一。 我要做的最接近恐吓的就是我称之为“逻辑规劝”、没有那种高声大气的恐吓。 对情况的平静解释正如在棋盘上分析战争形势一样，需通过凝视和沉默来加强效果。 这往往非常有效c 你或许会问，这与讹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不要明确地说出要暴露你所掌握的对手的什么样的秘密。队对手的观点 来看，可能你隐含着什么。你不要以任何方式暗示因为他的什么不端行为将会毁了 他的生活。让他自己去解释。去担心好了，你不要以任何方式去暗示或建议什么你 只要暗示或提醒他你知道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行。 第二，你保持沉默，让对手之作出选择。你不要要求他或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 屈从。绝对不能和他谈什么交换条件，绝对不能。如果他坚持要知道“怎样做道德 仁是正确的事”，你只可以概括地说一下你的“主观意见”。当然，你要全心全意 地鼓励他可能采取的任何道德上是上确的行动。 是诡辩吗？也许。按外行话来说，这可以说成是“修补篱笆”、“悔误之举” 或“付钱给该死的债鬼”。 就我个人而言，讹诈一个真正的罪犯，看他在恐惧和焦虑中倍受煎熬，我不会 有任何于心不忍的感觉。坦率地说，这让我感到高兴。坏蛋毕竞值得这样的惩罚。 要是他不干坏事，他就不会害怕，对吧Z 在间谍活动中，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游戏， 一场战争游戏。战争是残酷的、无情的。一个人必须为他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付出 代价。我们都知道并能接受这样的法则。关键是我们要用最小的代价或伤亡获得真 正的胜利。讹诈并不能保证会取得成功。 有个关于有名的花花公子式的国家元首的故事说：一个“友好”的政府展示了 一些他与女人们狂欢的有关他名誉的照片。他高兴地说：“这些照片真可爱，我想 要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副本……” 本想讹诈，却反而帮了那位国家元首的忙。 我妻子有次突然取笑我说：“当心，不要让人拍到有损尊严的姿式。” 对此，我通常回答说：“别担心，我总是表现得很有尊严。” 我还有一个性格很独特的好朋友，他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当时正值中年。他已 为中情局工作了许多年，但其妻却对此事一无所知，她还以为他只是在为一家美国 公司工作而已。 我知道他不喝酒也不近女色。我问他：“你是怎样对你妻子和长大的女儿守口 如瓶这么长时间的？你怎样对她们解释不分白天黑夜所做的古怪的工作或经常离家 不归的原因的？” 他的解释很简单：他妻子完全相信他。因此无论他离家去以作掩护的公司或去 华盛顿总部，都不会和家人发生什么争吵。他不需要向家人做过多的解释和说明。 他认为没必要让家人陷人麻烦。由此可见，信任是关键。不需要让对方知道的问题 几乎从不告诉对方。他认为妻子知道得太多并非好事。 然而，这种情况后来也使中情局大为头疼，我朋友患了肝癌，在6 个月内就去 世了。但他不曾向家人告诉他是中情局官员，他在中情局有寿险，而其家人对此竟 一无所知。 而且他和他用作掩护的公司也有一种名义上（虚假的）寿险合约。失去丈夫的 妻子自然想到向他生前所在的公司获得“实际上不存在”寿险赔偿，而真正要做出 理赔的是与他签约的中情局。 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说：“这位寡妇得到一大笔意想不到的保险金， 她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但我们也不能告诉她真相。”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她得 到了一些补偿。 这次事件之后，中情局发布了一条新规定：情报员的家庭成员中至少要有一名 嫡系亲属知道他与中情局的关系。 对我妻子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当别人问起他丈夫某个晚上在干什么或在什么地 方时，她却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结婚初期在东京生活时，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当一个美国朋友在纽约 问我妻子时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对一个美国妻子来说，不知道丈夫晚上在哪儿就意味着其婚姻要么有麻烦，要 么丈夫在四处游荡对妻子不闻不问。 因此原因，从我们一开始在纽约生活时，我妻子就远离社交圈，因此她的英文 水平提高不大。因我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间谍，所以我们很少有关系极为密切的美 国朋友。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日本人。日本妻子对不知道其丈夫晚卜到底在干什么 都习以为常。“我不知道”几乎是一种专门的足以应付询问的答复。 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吃饭和性是他们最重要的两件事。（事实上，相当部分人 的职业与这两种本能的生物需求有关）。为满足这两种基本需求，以某种方式拼命 赚钱，是一个人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的事情。但光有钱还不能满足所有需求，尤其 是性。因此，对情报官来说，知道如何得到一个“愿意”和他有性交往的女人是一 个不公开的但却是真实的职业需求。事实上，为“目标”介绍（使用“提供”或 “拉皮条”等词听起来太猥琐了）一个女人比给他钱更能迎合他。使用这种“常规 疗法”可以达到各种目的。 我对此认识很深，如果必要，我会试着准备一些“自觉自愿”的女人，以便可 随时派上用场。尽管我自己实际上从没有用到这种方法，但在美国我还是能介绍几 个来自某著名学府、漂亮、打扮人时。举止优雅的女学生。 我有个特工，他对以前一位情报官在某个晚上介绍给他的一个金发学生一直念 念不忘。每当谈起此事，就好像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经历一样。自然，他一直 缠住我，要我为他再提供一个“金发学生”。 当然，介绍认识女性伙伴对目标或特工都没有什么限制。高官和有影响的人对 此亦同样持欣赏态度，这是个全世界都认同的事实。 为此原因，在了解了很多地方之后，我在纽约某处找到了一个地方，这是曼哈 顿中区的一个真正时尚的妓院。 和一个同事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对行动十分有用。 我尤其喜欢碰巧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漂亮的黑皮肤女人、我的同事也将黑皮肤女 人作为首选目标。像往常一样，我对她非常友好并很快与其进行了相互信赖的交谈、 我对她有许多联合国外交官的顾客并不感到吃惊。 在日本，为培养某些“目标”，我到过几个非一般人可以出人的高级按摩室， 这些场所是专门用来迎合电影明星和相扑高手以及那此怕因丑闻而退出公众场合的 顾客。这些按摩室非常昂贵，而且非常谨慎。其中摆设令人眼花绽乱，有些装饰十 分时髦，有些是后宫武士或信佛的尼姑的肖像。按摩室中的年轻女人绝对漂亮，干 净，有礼而且健康。她们的服务还用说吗？ 我和一个同事在秘密接头时提起这些豪华的按摩室，他对此相当了解而且还去 过按摩室。所以当我说：“她用香皂把我全身每一处都洗擦了一遍，我的意思是说 下巴以下全身的任何地方。”他对此并不觉得吃惊。 我亲爱的同事十分狡猾地问：“那又如何？” “就像杂技演员用她的阴毛刷遍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我在总部工作过一年，在此期间，我对一个朋友谈起此事。不久，他得到一个 去日本作临时外派旅行的机会。自然地，他问我在哪儿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我十 分乐意地写下了这间按摩室的名字，画了地图，告诉了那些女孩的名字，甚至告之 他在日本应找哪种出租车司机。 我朋友回来后，我问他在那儿玩得怎样，他回答说：“我太喜欢那地方了，我 担心我老婆发现你画给我的地图等，所以我将这些东西放在总部保险箱里，而我忘 了将它们带出来。” 与在国外或在军队任职一样，对中情局的情报官员的妻子们来说，一个非常头 疼的事就是不停地搬家。而搬家对没有官方身份的间谍们来说尤其讨厌，因为他们 没有在国外可以利用的大使馆或军事基地，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区。特别不能使用前 任腾出的居所，因为要尽量避免在非官方掩护的间谍之间有任何可能的联系。他们 必须自己找地方，并得到情报站的许可。 再到一个地方作一次旅行要2 年以后，但视情况可以缩短时间。如果要想使调 动做得更有技巧些，在回到同一个城市之前，在别处作了短期驻留。有些情报员需 在一个城市呆5 年多，有些要断断续续地呆上10年之久。 这通常是因为情报员对这个国家、其语言和人民已十分熟悉，有助于他更好地 开展工作。然而，假设一个情报员平均每2 －3 年搬一次家，加上在真正住下来之 前的一些诸如汽车旅馆的临时住所。这意味着妻子将独自承担几乎所有家务事，因 为情报员本人必须在到达后不久就开始执行任务，有时他还身在别处。 就我而言，我在22年里搬了14次家，其中10次是实打实地搬家。我和搬家公司 商讨事情，而在到了一个新居后，我妻子和子要做大部分工作。如摆放家具，清洁 房间并将所有东西放好等。在我们真正能邀请客人到我们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家 中吃饭时起码要花上3 个月时间。 我们的情况相对来说还算好的，我知道有一家在20年里搬了20次家！ 尽管局里支负除了搬家保险费和工人的小费外所有的开支，但在搬家过程中仍 有一些可见或不可见的损失。如搬错了东西，打破、损坏了东西或丢失一些家具， 或丢失棒球卡（对我们的儿子来说是无价之宝），遗留在美国的已生锈的手枪（我 的心爱之物），已经丢失的但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等等。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员，在国外，如果你在草草指定的地区和由中情局 支付的规定房租价格之间有选择的自由的话，选择原则应与职业房产经纪人的相同， 即：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你应该选择一个交通、工作、学校、邮局、医院、杂货店等都方便的地方。然 后考虑诸如邻居、景色和安静与否等条件。 这些听起来很奇怪，但至少它是很实用的。如果你对工作和职业很认真，你还 应该仔细考虑哪些是你应最优先考虑的事。位置可影响你的机动性、心理状态、进 取精神等，而这些反过来将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我不同意一些情报员将住所选在“可爱而宁静”的郊区的观点，因为这会使你 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你开展工作的地方。只要简单地算一算，你就知道，你一 天只过了22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也就是一年中只过了329 天或者说是12年中你 只过了＊年。 如果那个地方是安全的或者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长一些，噪音和环境就不算什 么。当然，这可能会为你的家庭带来一些不便。但有中情局非常大方的津贴，你不 可能住在类似贫民窟那样的地方。只要不是住在城市中那些与你格格不人的地区就 行，因为这些地区往往犯罪率较高。有些国家，这样的地方还可能会受到恐怖分子 的攻击。我相信一点，就是，要有个能和睦相处的邻居。 我认识一个情报官，他选择住在政府办公地、官邸和受到严密保护的政府要人 中间。这不仅给家庭日常生活或闲来散步带来不便，而且这些地方经常是群众游行 集会，装甲车，大炮，突击和空袭的首要目标。你很容易碰到政变或反叛等的事件。 位置和安全性绝对是应优先考虑的事。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先去咨询一下保 险公司或以前曾在那儿生活过的同事，选一个犯罪和恐怖分子较少的地方。 我自己曾经在罗马住过，当时罗马是个不太平的地方，犯罪和恐怖分子十分猖 撅。但我发现那时还算安全，这只算是我的运气好而已。 纵使是在罗马，有两次我们都亲眼看见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持手枪和手提机关 枪的安全人员在实施逮捕行动。行动进行得十分平静，我甚至一点都没意识到。每 次都是妻子拉我的手臂，我才注意到我旁边的人正持枪瞄准“嫌疑犯”。 后来，我们住的大楼曾受到宪兵一天24小时的武装保卫，那是后话。 我总是单独决定选择我们的居所，常常事先都不与妻子商量。我们不喜欢单住， 一般都是住在公寓里。我随身总是带着指南针、地图和前面提到的所需的各种居住 条件的清单。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会从光线到飞机噪音对那个地方进行仔细地研究， 经常在白天和夜晚去查探情况。我不怎么考虑室内情况（部分原因是对此我们没有 太多的选择余地）。我知道妻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尤其注意厨房设备和布置， 有时甚至要测试一下厨房的风扇。 只有一次在罗马，我愚蠢地实施了所谓的“家庭民主”：和妻子商量。自然， 我们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执。我妻子希望去著名的帕里奥利山地区居住。对此我非 常恼怒，我问她：“你真的希望在深夜，可能天又在下雨的情况下，在铺着光滑的 鹅卵石和布满狗粪的山上街道上我走得更快些吗？你想我滑倒在地，一头撞死，然 后你为我清扫粘满狗粪的尸体吗？还有个小问题，在这样的街道上，停车场不可能 很近。请可怜可怜那些可能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客人吧。” 最后还是我赢了。我们在罗马一个可爱的小花园前住下来。妻子非常满意，在 罗马期间她一直都过得很开心。 顺便提一句，这个地方离尼碌皇帝墓很近，大约只有一英里左右。当时臭名昭 著的皇帝一般都葬在远离罗马的郊区，由于城市的扩大，才使得荒凉的郊区成为繁 华的居民区。 在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偷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高明的门卫就显得十分伟大。 感谢我们的门卫夫妇，我们所住的大楼在22年里，包括我们住在那儿的4 年里，从 没有发生一起失窃案。然而，门卫的警惕性意味着我白天和夜晚的活动也受到监视。 这对我们这些非官方掩护的间谍，在非正常时间穿着不同的衣服外出十分不便。 在国外为中情局工作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你要使你的小孩从一种教育制 度转到另一种教育制度。教育体制的不同可以通过进人美国人的学校或国际学校来 得到补偿。但是，因为你是非官方掩护的间谍，你就没有机会和其它有官方身份掩 护的间谍或真正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进行正常的交往。你的孩子就可能没有机会和其 他的美国孩子交朋友。就我而言，因为大都把我们当作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因此， 一般说来，我们与美国人交往得不多。 更为重要的是，每2 －3 年一次的搬家，孩子就不可能与其他孩子从小发展成 长期的友谊。这种生活方式对我儿于的影响使我很难过。他小时候的好朋友都离他 很远，或者中断了联系。他现在的好朋友都是在我退休并定居下来后才遇到并结识 的。 我们的儿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孤独大概一直是他最困难的体验。我们当父母 的尽力去做他的朋友，但这当然不太合适。儿子养成了独自学习和玩耍的习惯，对 一个孩子来说，他远远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你在国外生活，纵使你也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如果与你的朋友和邻居 分别，基于同样的原因，你亦会觉得孤独。因为在经过一两次旅行之后，很可能你 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在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中，有多少朋友我能再见到他们？ 非常非常少。 在你安全回到美国之前，由于对职业的考虑和关注胜过你和同事之间的友谊， 因此，在国外，彼此之间也不会与你有正常的交往。就是在美国国内，非官方掩护 的情报员朋友遍布全国，除非你们碰巧都在华盛顿区或同一时间在同一城市，否则 聚在一起是十分困难的。 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国家之前，要像一般的旅游者一样，带上大量可以防止你平 时易患的病的药品。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药品，即使有，其价格也会高得离谱。 在日本，我就买不到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抗酸剂。同样的药品，在日本就需 要处方，而且价格要高5 倍多。 如果可能的话，在出国之前，要从你的医生那儿得到你要去的地方的医生、牙 医或专家的名字。这为我到罗马执行任务少了许多麻烦，节省了大量金钱。对孩子 来说，没有医疗保险的牙齿护理，在哪儿都会相当昂贵。 不管是否有官方掩护的中情局人员的妻子，和一般外交人员的妻子一样，肯定 都会将烹调作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因为职业要求，我妻子经常要准备 主餐。当然，只有用我的真名时才这样。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和子的烹调技术，而且只要我稍稍叮嘱一下，她就会很 乐意地应我所求，马上着手张罗。 数年来，我们邀请了众多的客人，甚至20年前，她就因做得一手漂亮的中国菜 而得到中国外交官和记者的赞赏。常常在谈到中国烹调时，她还能进行一些粗略的 评论。 现在，和子已收集了30多本烹凋书和20多本厚厚的可供选择的菜谱。每次她都 要详细地记下主餐的菜谱和客人的爱好，这已成了她的习惯。许多中国人都建议她 去开烹调课或开家中国餐馆。 炒菜，烘烤或开三明治宴会等是非常有用的技术，这可使你的生活更加愉悦， 同时亦可使你丈夫更好地工作。真是一箭双雕。 和其它技巧一样，社交也是非常需要的，它可以通过实践和训练来提高，和子 对此了解不多。丰富的经历，加上你的幽默和一些适当的玩笑，你在任何聚会上都 会过得很开心。 如果你有运动、植树养花或参观博物馆等方面的爱好，这也是在国外结交朋友 的好力、法。 许多妻子拥有工作，这可在多方面改善你的生活。在国外，整天呆在家中会产 生厌烦感。我相信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不管他或她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做他 或她最擅长或最愿意做的工作。 巧的是，我妻子和子在她的生活中实际上从没有出去工作赚过一分钱。（最近 她做了一天陪审员工作并赚了15美元，她认为这非常伟大，并非常骄傲地送给了她 妹妹。）和子在婚后一直都充当家庭主妇。对此我从没有抱怨过，相反，我对她所 起的作用十分满意。 可以说，和子对我们家庭所做的和付出的也是一种工作，一种不是一般薪水所 能替代的工作。因此和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在其努力中不断遇到挑战。 在这里，我只能描述我们所做的一些与其它家庭不同的事。 大多数家庭喜欢外出进餐。而我们经常在家里吃饭。这可节约不少开销，和子 可以为我们做各种口味的食品：中国的，意大利的（我们儿子爱好的），美国的， 有时是日本的或法国的食品。她现在对我的肉、蛋、油、脂肪、胆固醇和糖的摄人 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凡是中国美食家认为精美食物必不可少的成份，她都限制。 从她年轻时开始，她就一直通过锻炼来减肥，但常常并不成功，直到现在才有 成效。和我朋友对其妻子的态度相反，我从不要求和子减肥。其实她根本不胖，但 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想变得“苗条”些。由于现在她每天积极锻炼，因此她成了 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倒使她的丈夫显得有些老态和懒惰，有时看来像受到苛待的 人了。 在我退休之后，她对医院、家庭护理和慈善事业的自愿工作显得非常积极。 我想，如果和子有份工作，那么我就可有些额外的收人可用。然而我敢肯定我 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我们的儿子也肯定愿意他母亲呆在家里而不是出去工作、作 为一个学生，他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受到母亲那充满爱心的烹调和食品的款待，我 们的儿子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购物者，我常常从我熟悉的卖家那儿以较大的 折扣价得到非常好的东西，并因此省了不少钱，尤其是我们住在罗马时。与其他家 庭中有较多人赚钱相比，这也是对我家庭收入较少的一种补偿方式吧。 我们也常常收集一些瓷器、银器和水晶器等，很多情况下我们都用到它们。 不管是在执行国内任务还是国外任务，我都相信，孩子都需要更多的来自他们 父母的关。乙和照顾。对一个中情局情报官来说，当他或她努力工作，不停地忙碌 或频繁地旅行时，这往往非常困难但绝对是应明智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不相同，情报官和他们的配偶都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作出最好的计划。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更多是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成功的秘诀。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再到日本 我对第二次日本之行计划了很久，并且憧憬着以后五年快乐的生活。谁知一开 始就出现了不祥之兆。 再一次作为一名极密‘情报官，我在纽约的一家规模虽小但信誉卓著的公司接 受为期两周的实际掩护工作的训练。和蔼、爱国的社长给了我一个副社长的头衔。 准备这一新任务时，我不得不接受专家的指导，阅读关于我自己和将要在东京 开展的活动的文件。我发现总部和东京站为一个行动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我被提名 为这个行动的案官。 厚厚的文件中，大多数是往来电报，争论一名在日本的特工的价值。这里我称 这人为草见立夫，他被认为是一名“睿智”的中国事务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头九个月里，中 国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同时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在这种 情况下，中情局需要它的中国事务专家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能 够从中国得到有价值情报的谍报员非常有用。 梅旦尼仍在华盛顿地区，他饶有趣味地注视着我对这项与草见立夫有关的新任 务的反应。当时我提升到GS－13级，成为优越的“长期会员”和一名多面手时，梅 旦尼则完全是一名“中国通”，他处于GS－13并且正向GS－14前进。中国通梅巴尼 能讲三种主要的中国方言，但他不讲日语。他不是学者或分析家，也不是招募人员。 他先是中情局的语言专家，后来主要从事特工管理这种极密情报官的通常角色。 在这个极密情报官组里，我在梅旦尼下面工作。 我和家人匆匆抵达日本，正好赶得上和于父亲的忌日，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重 要而令人悲伤的日子。 经过站里的“安全检查”，同意我租下了一套高级双层公寓。这里离东京最大 的国家公园（也是奥林匹克公园）代代木公园只有3 分钟的路程。后来我儿子几乎 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后院。 我不信教，也不迷信。但多年以来，我感觉自己虽然有点微弱、但可以明显觉 察到的能力——我称之为先觉，凭此我能预感到快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确切地说 明，也不愿谈论它，因为这听起来有些“怪异”。连我妻子也不全信。因为它们常 常变成现实，所以我不能否认我的预感。 说到我的酗酒，我又开始每周喝一两次‘有限量”的酒，当时我拒绝承认，但 我很明显回到了成为一名酒鬼的出发点。 和勾搭女人一样，喝酒不是成为一名优秀行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我必须得说 （当然并不是为自己辩护） ，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些不好的习惯在情报世界里确实很有用。我从不在 意“我不相信不喝酒的男人”这种说法。就像语言一样，喝酒和与女人调情是一名 情报人员可以充分运用的特殊工具。在阴暗、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和尔虞我诈的情 报世界里，我们要面对的许多性格，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赞美的道德典范，但是如果 特工或目标拥有这些缺点，负责行动的官员就能够利用他们并且和他们建立有用的 联系。 梅旦尼不与女人纠缠，并且只喝极少量清淡的饮料。在我将要与之共事的一组 极密情报官中，没人饮酒会超过两杯，几乎全都显得是末日来临之时、进人天堂的 有力候选人，似乎只有我肯定是罪人（希望神学上的结论会不同）。 我们的部长是我第一次执行临时任务去东京时碰到过的头儿。他是一名狡猾的 独裁主义者。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讲日语，喝酒，喜欢女人，因此有时在 某些具体问题上会给下属留下一些余地。 这次我不会因为那事而对他或其它任何人心存畏惧。我有经验和坚实的自信心， 不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未来。 我从来没被所谓的“强人”所吓倒。在东京和纽约的七年时间里，我与无数 “强人”交谈过。这里我指的是不同国家的政府首脑、部长、大使和商界巨子，以 及那些有别人为他们开门并受到尊重的人。 我常常觉得只有确切的理由才能赢得尊重和敬仰，而不仅仅是地位或权势。 我一到东京就建议不通过通常的途径——由我们的人介绍，而由我直接拜访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因为在纽约与他们“真诚”地交过朋友，我已经很了解中国 的记者和外交官。一名可能的中国情报官员曾经告诉我，将来我可以用他的名字作 担保人。我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一名遇见过两位中国外长并与他们握手、还不在 乎的中情局官员。虽然我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但很值得一试。以前用相同的方 法我已经成功了几次。 梅里尼和头儿拒绝了我的提议，没有任何特别理由。我只能猜测可能是梅里尼 不愿意我用这种手法抢了他的风头。 我们的秘密情报人员与中国人没有直接的个人接触。 我不仅失去了使站里和我自己有一个好开端的机会，还感到站里从我的联络员 到我的上级——梅旦尼像一团不详的乌云罩在我的头顶。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讯号： 梅巴尼是我的对手而不是盟友。 这令人沮丧。我知道一旦梅巴尼超过我成为我的联络人和上级，这种情况就会 持续下去。以前在纽约时，在一个名叫莫里的家伙手下，我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 有时，一名官员可以要求调换在站里的职位。但这样很少会有好的结果，因为 他可能会被视为麻烦的下属。 对一名极密情报官，如果有选择，也会更有限c 可能没人愿意担任联络员，那 是公认的一项麻烦而又得不到奖赏的工作。 我惊诧地了解到，按照一条奇怪的规则，我光彩的身份——受人尊重的纽约公 司副社长在日本没什么价值。 这不是我或任何人的错，我被告知申请那项特殊职业的许可证需要一大笔钱和 很长的时间。 于是，我在东京没有可用于作掩护身份的工作。但他们还是让我先行一步租下 了合适的办公地点，修饰一下外表以便于开展工作。并不是那么困难，不是吗？可 能是轻而易举。 “我们都很坚强，能够承担别人的不幸。”——罗斯福勾公爵。 一名日语流利但几乎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同僚把我介绍给了特工草见立夫。他之 前的案官是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在加人中情局成为“情报官”之前是一名语言 特工（指主要由于能使用当地语言，如进行翻译的能力而与之联系的美国籍特工）。 他几乎没有行动经验，对中国了解则更少。 我回忆起他写的文件中对草见提供的“情报报告”的评论：“这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 后来我发觉确实如此。我发现了草见从北京周报上抄袭“情报”的确切证据， 并将这种欺骗行为告知了那名官员。 草见35岁左右，走路时大摇大摆，看上去精力旺盛，充满自信。 我对这次见面有所准备。我带着友善的微笑与他有力地握手并介绍自己：“我 叫本田，很高兴见到你。” 草见的回答是：“我叫日产。” 几乎能听见“怦”的一声，我的心为之一沉。 本田，作为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的汽车品牌，是常见的姓氏和汽车公司创始人 的姓。事实上，在日本有两个不同的本田，音同而写法不同。我准备用的是少见的 那个本多。 但这个傲慢的王八蛋说他的名字是日产，这是另一个主要汽车公司的名称（意 思是“日本生产”），而不是家族的姓氏。 他想显示他很聪明，知道我的名字“本田”是化名。 他明白我知道他叫草见，于是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名，而用“日产”来显示自己 的聪明，甚至说话时不带一丝笑容。我知道遇上了难以相处的家伙。 每个明智的情报官都应该明白即使特工知道他的真名，情报官通常也会用假名。 这是一种常识和常用的手段。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 我经历过一个特工与情报官之间协调得很好的例子。特工和情报官用的是同一 个化名——木村正夫。特工知道情报官的真名，但他们从未将真名讲出来。通电话 时，他们都会说：“我是木村正夫。” 通常是这样的，当我被案官介绍给那特工时，案官会指着我简单地告诉特工： “请见一下木村正夫先生。”每个人都明白游戏规则。 草见偶尔向不知名的杂志投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由此，他标榜自己是“中 国专家”。与东京站里其它才干相当的特工相比，他的报酬很高。我可以说他受到 了前任案官的宠爱。 以他的态度，我感觉他可能希望我称呼他“先生”或“老帅”。在这个世界里， 我不会让他心满意足的。 更何况，我差不多比他大5 岁，在远东地区这常常很重要。 因为有介绍人在，第一次会面很愉快地结束了。但从第二次会面开始，这种关 系一直呈稳步下滑的趋势。 前面已经提到，草见无耻地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不知道，虽然我无心成为 一名中国通，但在等待新任务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钻研我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以 及“文革”以后中国局势方面的专家。 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想被承认不仅能进行与我的母语和种族背景相关的工作， 还是一个可以做很多事的人。我想展示学会的技能。我自信能够像领导中国人或日 本人那样领导讲法语的非洲人。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充分展示这一点。 草见的傲慢很明显，他认为我像我的前任那样不了解中国事务。他开始就中国 问题胡吹，间或从杂志或日本报纸上的文章进行引述。他只有在喘气时才不能表明 他会“讲”中文。 草见很不幸，他有两点致命的错误：他不知道我一直阅读的日本出版物比他只 多不少；第二点——这是最致命的——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 草见肯定认为我是美籍日本人。（我的日本语仍然带有口音，并仍然使用日本 化名“本田”。） 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有时他甚至掏出中文出版物用假装的中文发音大声阅读 上面的数行文字。 我敢说他所炫耀的中文根本不存在。 知道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价值的同时，我让草见吹嘘他在中国问题仁的“专业 知识”。 总部管理报告的官员是对的。他们是一群能力很强的专家，甚至能够判断身处 地球对面的特工的心理状态。东京站保护草见并为之辩护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这个假 专家。当总部怀疑草见的真实价值时，他们想证明和确认自己行动的有效性。 我通过梅巴尼也直接向我的部长提出了对草见的看法，我被告知要努力与草见 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好像这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冲突。 我们两人不能相处是因为我很了解草见提供的消息和报告的虚假性，而以前的 案官不能确定这一点。还可能因为草见觉得我会调查他制造的假象。 我的职业素养使我能够在必要时完全压制住个人的好恶，但却不能期望我接受 一名冒牌的“专家”。 但无论如何，东京站是草见的坚强后盾。 我被要求带草见及其一家到一个温泉疗养地放松和游玩。通常来讲这不是坏主 意，不过这只能证实我的怀疑——草见很受那些认为他有价值的人的宠爱。 案官有时这么做，是因为特工提供的情报报告是他们——特工的管理人——唯 一的产品和工作成绩的证据。很自然，他们想生产出更多“畅销”的情报报告。 但是中情局里有很严格的确认程序用以剔除假情报，可能总部管理情报的官员 逮着过草见，于是“争论” 开始了。 也许东京站内从行动的负责官员一直往上，没人认真考查过草见报告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或者是没有称职的“中国通”来严格检查草见提供的情报。 即使想到要和这个假专家一起度过那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厌恶，但我确实按照 指示邀请了草见及其家人到温泉疗养地去轻松几天。 奇怪的是，草见拒绝了如此诱人的邀请，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对一个普通日 本家庭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我只能猜想草见同样不喜欢我。 在我耐心地劝说下，草见最终同意去住一晚上。 他带着他约3 岁大的小儿子去的，他的妻子和长子没有同行。同样没有任何解 释。 草见不愿介绍他还在学步的儿子的名字时，我不得不压下自己的不快。他在担 心什么？如果他是害怕我会暴露他的家庭，那我真不知他愚蠢到何种程度。 这次出游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灾难。 因为草见没有带全家一起去，所以，我为我们三个找了一大间日式房子，希望 这能使我们“更接近”。这是日本人常见的习惯，但在这儿又是一个错误，就像日 本谚语里讲的那样，将一只猴子和一条狗放在了同一个笼子里。 草见甚至拒绝和我一起洗温泉浴——这在日本是很平常的活动。到了温泉却不 洗洗？这和应邀赴宴却不吃东西有什么区别？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虽然我没说什么，但我恼怒得决定放弃“建立和谐关系” 的想法。（或许我应该告诉他这温泉以能“治白痴”而著称。） 我和他们在同一间屋里吃喝。睡觉时，我习惯性地将刀放在枕边。草见能清楚 地看见刀。如果他被引诱，这会激得他过来抓刀。 无声出现的刀表明了我的“慎重”。也许我是半真半假地引诱草见做某种傻事， 真正的傻事，那样他就可能会有终生难忘的教训。 我还猜想他可能趁我睡觉时对我拍照。后来我考虑到他没有勇气在黑暗的屋子 里使用闪光灯，所以打消了那个念头。 我认为自己处于最佳的无所畏惧的状态。 第二天早上，草见面颊浮肿、两眼充血，看上去很。瞧淬。我热情地问他睡得 好不好，他叹息着抱怨我轰隆的鼾声使他不能人睡。 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可怕的鼾声可能只有妻子和儿子才能忍受。 我向他表示了“最深切的”歉意，而心底却在哈哈大笑。（你自找的！如果你 妻子同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但草见也可能报复了。 我告诉他不要拍照我的相。中情局官员在照相机面前都特别害羞。一名间谍不 喜欢自己的照片被四处传播，因为它们有可能落人不恰当的人手中。与可疑的特工 一起拍照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些景点，我自告奋勇为草见和他的儿子拍照，但他拒绝了。偶然的机会， 由于草见说漏了嘴，我意识到他的相机装有特殊的鱼眼似的广角镜头，能够拍摄160 度的视野。因为通过相机我会发现装在上面的特殊镜头，所以他不愿意我为他拍照。 可以想见他拍了我的照片。虽然可以猜，但我不能肯定他在何地结束了对我的 拍照。 在报告中，我详细叙述了这次“观光”的过程。然而在东京站的眼中，草见仍 然是一名“信得过”的特工。 我们的关系在旅行之后变得更加冷淡，仅仅是用典型的日本式表面热情来代替 相互之间的敌意。 一天，草见又一次掏出一本中文出版物用他那可笑的假中文发音“读”给我听， 以显示他的“学者风范”。我平静地从他手中拿过材料开始用清晰流利和地道的发 音阅读那段文章。他的脸变成死灰一般，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脸苍白得那样快。 草见第一次认识到我可能是中国人，至少在他听起来我读中文文章时的发音很 纯正、流利和地道。草见和我无言地盯着对方。真痛快，让草见知道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撕开了他的假面具。此时的情景就像是日本传统歌舞剧里最高超的表现形式— —厚重的带着刺绣的幕布无声地降落到舞台上…… 然而，我的上级不顾如此冷漠的对抗，仍然将我与草见放在一起。他们仍然想 用某种方式证明草见是有价值的特工。也许没有其它极密情报官了解中国并能控制 革见。梅旦尼做不到，因为他不能与草见说日语。另外，他可能很机灵，无论如何 也要避开这个特工。 如果更刻薄地看，也许他们正希望看我和草见之间不可避免的决裂。 草见被安排“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参观中国的城市。这将是他第二次中国之 行，我们为这次旅行付给他津贴。作为我们的特工，他将会向我汇报最新情况。 草见的任务不止一项。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还必须将护照交给我们几天。（我 们将确认他的行程，检查最近移民局、海关、公共安全部门和其它部门在护照上留 下的印章，而且我们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印章复制下来备用。） 这是对所有被外派到有关国家旅行的特工适用的程序。 当我提醒他旅行结束后上交他的护照时，草见马上同意了，因为以前已经历了 这程序。草见还给了我他在中国的计划行程表。 两周中国之行结束后．草见照例同我会面并提供了一些书写和印刷的材料，还 有一些包括拍自上海的照片。 草见不知道需要时我会有很强的记忆力，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行程表中不包括上 海。 我没说什么．像事前说好的那样向他索要护照。 草见犹豫了一下，然后愤怒地拒绝了，这只是照旧的例行公事，我问他为什么 生气。 草见说这样做如同让他供出自己的妻子。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进退两难，只是因为有什么事要隐瞒，因此他必须找到脱 身的理由。 我冷静地指出这种比较是很荒谬的，草见却坚持这种不合逻辑的前提。他不是 想争论，而是试图隐瞒护照上的一些东西。他不愿将护照示人是因为知道上面有不 能见人的东西，没有与他纠缠于争论这个粗俗比喻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他，他没有 理由拒绝已经历过一次的例行程序，这次拒绝会替他招致严重的后果。 草见看上去有些动摇了，可能他害怕中情局会做出某些对他不利的事情。（这 是那些对中情局不友善的人通常的反应：神经紧张导致的恐慌。） 我问他为什么访问事先没有计划的城市——上海。看上去就像再一次被重锤击 中了头部一样，草见甚至无法作任何解释。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需要他的护照，拒 绝服从对他会很不利c 我知道草见每月从东京站领取的津贴很高，相比之下，其它 来源的收人则较少。也许草见意识到有可能完全失去中情局秘密发给他的免税收入。 我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对草见进行测谎实验。我知道草见不可能通过 这个实验。 结果我蒙受了在东京碰到的最大打击之一，没有考查草见报告的价值，相反， 部长却站出来让我将草见移交给前任案官，即曾经认为草见的报告“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的那个。 我恶心得无言以对，站里居然宁愿忽视草见是一名双重间谍的严重可能性。 我和那名官员谈过一次，一名如此装腔作势的男人，骨子里却没有多少东西。 他说他目前不做什么事。因为已经“了解”了草见，所以他“不介意接管这个行动”。 他“不介意”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让一名懒散的官员去做一此杂务，去消磨时 光，这关系到草见可能是双重间谍的问题。 这名做过特工的官员说他能够控制革见，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牛一样。难道他要 对关十护照卜的反抗和测谎实验不加理睬？ 很明显，如果草见被当作双重间谋抓起来，这名“我了解他”的案官、部长或 者东京站内与草见有关的人都会不仅仅是严重的丢脸，他们将不得不为高度培养草 见和为他传递有问题的情报而负责任。 我感觉到沉默的敌意像堵墙一样包围着我。我从未想要卷人这场即使总部也不 能占上风的争论中。 同时带着不情愿和解脱的心情，我同意让那名官员接手草见行动。 我以书面形式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我的疑虑。我已经尽我所能，将由上级对 草见行动下结论。将这案子留给那名官员后，我感觉自己好像从一次严重的便秘中 解脱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东京站可能根本没将我的报告交给总部。 我听说那位案官像一台传送机一样疯狂而机械地制造由草见那里传来的“报告”。 几周后，我忙于努力招募一个目标，据我所知他是草见的密友。这一次我以中 国人的身份出现，用的是中国化名。 有可能草见会听说他的朋友与一个“日语流利的中国商人”出去喝酒，但对此 我没有办法。我决定不去担心这个，风险必须要承担，那是这种游戏的要素。 直到草见通过他“无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案官要求和我“谈谈”。 那个案官完全了解事情进展，他能够驳回草见的要求。我知道草见可能怀疑那 个接近他朋友的中国人就是我，但我仍没有过度担心。如果我回绝他会面的要求就 会显得更可疑。我必须去见草见并澄清这件事，我希望草见的案官能够意识到在需 要时给予我最起码的支持。毕竟他和我一样是美国公民，是强大的中情局的情报官 员，不是吗？ 几乎完全像我预期的那样，草见带着狡黠的笑容开始了他的谈话：“有一名讲 地道日语的中国人接近了我的朋友，你知道东京站是否派人在我朋友身上下功夫吗？” 他讲话一点儿都不客气。 草见的案官紧挨我们坐着，突然表现出对天文学的强烈兴趣。他透过窗户盯着 天空，假装什么也没有听，显然试图避免卷人这件事。 我回答草见：“即使我知道站里进行的任何事情，我也可以不告诉你。但就我 所知，没有这样的计划在进行中，因为对此我一无所知。” 然后为引起那临时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注意，我说：“听着，你知道有人接近草 见先生的朋友吗？一个讲日语的人。我没有听说过。” 这个时候我才极其痛苦地真正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注：中情局官员并不免怯懦，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能够 占上风。） 对我的引导性问题，那个白痴不仅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不这么想”，而是 结结巴巴地道：“我想……呢……嗯，我想是这样，完全有可能。” 什……什……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站在哪一边？！ 压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不得不采取常用的姿态：像一个有经验的玩扑克者那样 面带微笑而不显露任何东西。我紧盯着草见，就像要求他来个摊牌：看看谁先眨眼。 但是，哎！草见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盟友”已经宣布我的弱牌是什么。 这位“天文学家兼情报官员”再次无声地盯着星星。 我不知道当时他低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可能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或 许他那软弱的大脑因为害怕而在发抖，并且停止了运作。 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面对敌人时的抛弃。出卖战友的行为”，除此之外我 还能怎样评价他呢？ 这真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下流！ 我不愿意讲粗俗和侮辱性的语言，但对他来说，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他是卑 鄙下流的化身。 和战场上的军官一样，这名官员应该因擅离职守而被处决。 我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年仅24岁就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上 校，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是一名异常勇敢和正直的军官。他因为成就非凡而超 越了年长的同学升到了高位。他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包围并消灭了一整队1500人的 敌人。 他自己就亲自处决了两名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的下属。 我遇卜他时，他已经转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痛苦地向我讲述了些往 事。 （我相信自己能够带着较少的痛苦枪毙了这名“案官”。） 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山姆·斯维夫特。正是山姆邀请了那位“案官”、他的好朋 友加入中情局做一名情报官而不仅仅是做翻译特工。 山姆很悲伤，他说他与那位老朋友不再亲近了，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他慢慢地 摇着头说：“那是他的问题，过十骄傲而没有勇气。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难过。” 可能是看见我在生气，当时和后来山姆都没告诉我：多年以后我发现山姆曾经 和这名官员一起合作干过一些事。在一项由重要特工构成的工作中，山姆自称为安 东诺维克，而这名官员则扮演和我一样的通译者的角色。山姆和他的老朋友失和可 能是由于这人在行动中的态度问题。当时山姆很慎重地没有批评过他的“搭档”。 他也没告诉我他的老朋友在那次行动中就是他的搭档。 但是有一大山姆突然来叫我回去和他恢复以前的搭档关系，他说我是唯一能在 正进行的紧张行动中扮演好角色的人虽然，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那名情报员已知 道山姆日语流利，不需要另一名官员做翻译。和以前一样，他没有讲现在了他不和 的搭档是谁。 中情局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它没有期望它的雇员有异常的表现，虽然有 时它有这种希望。 例如，虽然可能暗地里希望那样，但中情局不会命令他的官员在被敌人捉住时 自杀（就像在U-2 飞行员格雷·佛兰西斯·保尔事件中表现的那样）。 中情局也理解遭受拷问的官员早晚会崩溃和开日、没理由希望有相反的结果， 那就是为什么有时“‘自杀装备”会被用于提供“容易解脱的方式”。但是，中情 局并不要求情报人员被抓住时使用这种装备。 我自己对死广或伤害更少恐惧，这不是说我比别的普通人勇敢。我猜可能来自 于年青时开始的教育背景。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给我这种东方古老的行为准则。后来，我又生活在 战败一方的“神风”文化中。 无疑，我和其它人一样知道生命的可贵，我不会轻待生命。但就像大多数传统 的东方人所熟知的那样，有时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有些东西比牛 命史重要。 内心里我是一个传统的东方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准则。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 以我一直使我的家庭——首先是我的妻子，其次是我儿子——对我不管与工作有关 与否的突然死亡或失踪有所准备。我还教他们如果我在某地被扣作人质，别等我回 来。我告诉他们像以前一样生活，虔诚地向神祈求帮助，并且接受任何的天意。我 告诉他们，上帝总是对的，所以他不会，永远不会，给我们真正糟糕的结局。 我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强加给妻子和儿子，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 我相信他们会的。 所以我和我的家庭脑子里都很平静。他们已对危机有所认识。他们也经历过危 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真失踪了，他们会悲伤的，正 如我对他们一样。但我们现在会更容易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不认为这种想法更神圣，更高尚，但这无疑使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更 轻易地保持平和的心境。 后来我听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讲，在我提出建议整整6 个月以后，草见接受了 测谎实验，结果是“不确定” （我会说这是最佳的），这里不确定就意味着出局。 但我后来得知切断与草见的联系又花去了6 个月时间，并且给了他一大笔遣散 费。 间谍机关通常会试图策反敌对方间谍，以达到诽谤的目的或利用他传播错误消 息。 虽然掌握一名双重间谍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努力将敌对方间谍转变成双重间 谍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在草见这件事中，他拒绝L 交护照来得很突然和出人意料，同时暴露出他可能 已经变节。这件事糟透了，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没有比草见将我们的秘密透露给敌对方更可怕的了。草见可能将他知道的我们 的一切告了密，还可能包括我的照片。 同时，几个不同类型“被招募”的特工和“发展对象”，即那些可望被培养成 间谍的人被分配给了我。 一个怪人差点儿进人了我的范围。那是一个反应迟钝，对人极其冷淡的特工。 他每天必步行通过我家前面那条窄窄的街道去办公室。（有一次我必须假装破行以 免被他认出来。） 让我生气的是，这名怪人被强加于我之前没有按惯例取得接收案官——我的同 意。梅旦尼说我没有任何选择，因为掌握这名特工的案官“明天”将要离开东京。 肯定是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更可气的是梅巴尼完全知道这名特工在我家对面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有时开玩 笑说今后我可以使用我那幢楼的后几关系到其他情报官员的安全问题时，他可以轻 率行事。 与这名特工的第一次行动结束时，我知道即使他有一个日本名字，事实上他是 一名台湾人，虽然他从来都不承认。我可以很轻易地听出我熟悉的乡音。 这名特工不知道我是谁。我建议站里剔除这名无能的特工（我很担心有一天他 会偶然发现我的住所和身份），站里同意了。 去除这名特工以后，我仍然在我家附近碰到过他几次，因为他还在同一地点上 班。但他从来没认出过我。 我离开华盛顿去东京之前，做指示的官员中有一名苏联专家。在漫长地介绍完 苏联的各个方面以后，他强调：“我们对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局）最感兴趣。与 克格勃不同，他们纪律性更强，隐藏得更深，我们更害怕和尊重他们。很少听说他 们在哪儿。如果你有机会发现他们，请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会尽快赶到东京，我们 会找到些事情干的。” 格鲁乌的成员是由职业军官转变而来的情报官员总是很秘密的。我从未想过会 有碰到他们的机遇。 我的豪华公寓所在的大楼的45个单元中，所有单元都由日本主人自己所用。只 有4 个被外国人占据，包括我家。即使那时东京房价低，每个单元也价值35——60 万美元，15年以后，即1990年，东京房地产最景气的时候、那幢公寓的每个单元值 100 万美元以上）。另三套住着一群白人，看上去他们一起工作。 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西德人，虽然我能听出德语，但从未听他们人员交谈过。从 邮箱上的姓氏我不能确定他们的国籍。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将我的住址报到站里进 行安全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们没考虑过什么。 这班人的头儿和我住同一层，与我的住处隔走廊相对。因为这些都是两层的复 式公寓，另两个单元的入口在五楼和八楼。 那位头儿引起了我的好奇。他穿着考究，像名商人，但又带着一丝军人的于练。 他失去了右前臂，装有戴着黑皮手套的假肢，手中常拿着英文和日文报纸。有一次 在电梯里相遇，我情他是用法语跟我打了招呼。因为听得不真切，所以我不能确定。 当时应该没人知道我会讲法语。我想那人可能猜测我是越南人，但又不像。后 来，我想他们能够轻易从老的外国记者的记录中查到我的名字。第一次到日本时， 我认识了几个苏联记者，其中一名后来被公开驱逐出了日本，因为他“从事了与记 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一天早上，我看见这群白人中的一名从公园跑步回来——他穿了一件宾州大学 的上衣和一条加大洛杉矶分校的裤子，一种奇怪的搭配。我估计他讲英语，向他打 招呼，他只是含混不清地回答了一下。 我抄下了邮箱上的姓名，让总部调查。 几乎同时，在与豪华公寓相配的通常整洁的垃圾房里，我发现了一本日文妇女 杂志。杂志附带的特别封装部分含有《提高做爱技巧》的说明书，封口被粗野地扯 开了，可能用的是手指，很明显阅读者怀有强烈的渴望。有人用铅笔和希利尔文 （译者注：俄文的本源）在杂志的边上做了注释。 有几点很明确：阅读妇女杂志的人会讲俄语（？），而且此人日语很棒，能理 解艳情文章。另外，这种粗野的开启方式更可能属于男性。 我常有的奇妙的运气又来了，而且是大大地！如果有人没公正的理由能流利地 讲三到四门无关联的语言，间谍是被怀疑的第一职业。 大东京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住宅里住着1500万人。我在这些人中以难以置信地运 气地搬进了一栋住着一群苏联间谍的房子里，而且这是在东京站做过调查以后。 就像闪电以后一定有雷鸣一样，总部的答复确认了我提交的所有名字是格鲁乌 官员，还有他们过去的活动，甚至还清楚地列出了他们的一些不受欢迎的记录。 （注：中情局不轻易地给谁加上“肯定是间谍官员”的标签，这种荣誉只能未自于 有记录的确凿证据。） 这群人中的一名“妻于”看上去像传说中的“美女蛇”。她皮肤白皙，眼睛深 蓝，美丽端庄而性感，极为整洁、那种慵倦的样子，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立即想到她 在床上充满诱惑力的肉体，那他一定是性无能。我会说这是令人可怜的无能（不用 说，我的能力很强）。无论她拥有其它任何能力，似乎都是完全不重要的。 一天早上，我看见她在公寓附近的大百货公司空荡荡的顶层闲逛。此刻10点刚 过，她穿着一件高贵而暴露的衣服，还穿着一双高跟拖鞋。 我有些困惑了。我有在奇怪的时间到奇怪的地点去的习惯，但她早晨的这个时 候身着性感的晚礼服在这儿做什么呢？她要与某人会面？或者是在等鱼上钩，她的 目标会是我吗？不，不，不可能，（我不会那么幸运！）她可能以前从未仔细看过 我。我想我应该离开以免互相见面，可能她还有朋友或同伙埋伏在她周围。 显然这座大楼是格鲁乌情报人员主要的活动场所，可能是他们秘密的东京住宅 （苏联人对情报站的称呼） ，那个失去半截手臂、威严而有权威的人是“长住民”（站长）。他们可能拥 有这几套公寓。建立他们这些住处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克格勃大都居住在苏联人住所周围，而格鲁乌则不像那样，他们人数更少，更 远离公众的视线。我也注意到在被年青人占据的两套公寓之一中常有生面孔迸出， 他们一般只呆两周左右。 我几次看见一名可爱的白人小姑娘进人对面那头目住的公寓。她看上去太小了， 只有5 岁或6 岁大，不像是他的女儿，可能是他的孙女。我5 岁大的儿子彼得迷上 了她（彼得，这可能是遗传）。彼得一直让我邀请那小姑娘，这意味着也要邀请他 的父母。 这可能是中情局和格鲁乌秘密情报人员在同一间屋内难得的聚会。 我要求东京站通知总部苏联局。 据我所知，站里没有根据我的要求采取过行动。我也没收到答复（通常，总应 该有某种形式的答复）。 唯一一次有机会见到东京站站长时，我着重强调已经确认格鲁乌成员与我同楼， 问他怎么办。 站长回答：“保罗，他们的人比你多。” 这又不是拔河比赛，我不信格鲁乌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伪装身份很牢靠， 记录很于净，从未暴露过。 而且，像前面讲的那样，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杀了我。这不是007 厂小说。我 没什么可怕的。难道我的上级真的很关心我的安全？ 从以前他们对我的方式来看，不像。站长肯定对我有不好的感觉。 （后来我回到美国与高级官员交谈以后，对此更加肯定。） 另外，可能苏联司的专家想找某种理由来东京，所以不要我的积极参与。 我清楚记得接受指示时那名想了解格鲁乌的官员的严肃表情。他没希望我将格 鲁乌包成圣诞礼物。轻视了他的要求，真不好意思。我想这可能是中情局失去的一 个绝好的机会。 至少，我们必须做我们这部分的工作，并让苏联局决定怎么做。如此接近格鲁 鸟巢穴的机会我们能有几次？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间谍活动是一场游戏，一场极为严肃的游戏，但仍然是游 戏。 我们住东京的时候，这种奇怪的共存现象持续了整整3 年。我儿子对那名小姑 娘的迷恋很快就褪去了。在我们想不起的某个时候，小姑娘不见了。 那些年青的情报官员和他们的头儿很不相同。头儿过很长的暑假，他的车，一 辆沃尔沃，留在了车库中。 车停在那里时没人碰它。我和那些年青人偶尔以微笑致意，但从没说过话。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即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也 没有管我，因为我从来未有被监视的感觉。如果他们真的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虽 然我不相信，那么这是一场“生存和让其生存”的游戏。 当走出所住的楼时，我变得加倍小心。必须出去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成了要 走过几个街区的烦人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对这些格鲁乌情报官员采取一些行动。 不是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尝试，而不是在最安全的路上迈出最确定的步伐。不 幸的是，中情局这个使人立刻联想起冒险的组织正在失去它最初的特点，而世俗的 官僚主义习气却在漫延，每个人都热衷于能够自保的任务。 我从未期望生命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平静、安全、舒适和好运、能轻易走过的 路。相反，我所见到的生命充满了冲突、危险和迷惑这些我们憎恶但又必须承受和 试图克服的东西。 我们有时胜利，有时又失败。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奋斗和抗争都被避开了，生命 一定会失去意义，不够精彩。 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在东京站里的工作环境正在恶化，我的行动和进取心一 直被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梅日．尼打断和拒绝。我觉得自己被迫做一些平庸的工 作。如果给我更大的活动余地，我应该做得更好。 这不是我自夸，我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我对语言、国家、人民及其心理的了 解程度使我比别的情报官员有特殊的优势。 后援工作也不是很好。在第二个年头，我不得不到日本的所得税务机关申报上 一年的所得税．但我没有任何有帮助的证明。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发生在我前次来日本。当时站里和总部没能给予证 明我收人所需的文件。这是可能暴露一名秘密情报官的严重事件。 在日本，一名外国居民必须有文件证明其收入来源，否则，他会被命令马上离 开这个国家。所以，申报所得税是维持可靠身份的重要部份。 前次，我被站长本人在不下1O个高级官员在场下训斥他问我为什么对如此重要 的事情没有准备（我猜测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是想帮助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 他们能做到的话）。我很坦白地解释道，在此之前一年我已经警告过可能有这个危 机．并且一再重复，最后一次是在交税的最后期限前两个月用书面形式提出的。应 负直接责任的上级官员中有两人缺席（很自然！）这次“质询”，但站长在局里以 脑瓜灵光著称，他很明智，最后认识到不是我的错。 站长说：“你努力去做，看看能做些什么，这一类事情你干得很好。” 就是他当站长时，我第一次取得了招募的极大成功。 我高兴地听到表扬，但这并没有使我的工作进行得更容易。我仍然不得不去所 得税务所，却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解释过去年零三个月我是如何生活的。 这一次我有了前一次的经验，但情况变得更糟。从我家穿过一条窄巷就到了我 要去申报所得税的税务所，很难解释一名没有收人的外国人会住在这个最富有的人 居住的街区。 头一次，我走到一排坐在桌子后面的税务人员前面。他们都在等着帮助所得税 申报人——多数是日本人。 我挑了一个看上去最年青的，我希望他是最没经验的，能够让我钻着空子。幸 运的是，我没有遇上什么麻烦。 但是！这次没有等着帮助纳税人的税务人员，他们都好像不睁眼就能够嗅出在 所得税上做假的人。我选择了一个年长和蔼的人，但他看上去就像在税务所中度过 了一生似的。 我隔着桌子坐在他们对面，向他出示了我几乎全部完整的部税务表格。我抬起 头，天呀，我仿佛清楚地看见了我公寓窗户的大特写。那名税务官员要做的只是留 意我的住址。他转过头说：“哦！你住在那里！” 我的好运又来了。我不需要解释一个没有收入或没收到汇款的外国家庭如何能 够在月租为1200美元的公寓中生活一年。 当那位有同情心的官员对我的“穷困”表示怜悯和鼓励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所有这些问题和挫折堆积起来，使我内心受到折磨。我想我的胃溃疡又开始恶 化了。坏情绪使我和妻子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那对我的精神和性情都没有好处。 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以致不能连续说话。我打电话给一个台湾 中学同学，他在东京最好的一家医院里做医生。 我朋友医术很高明，听我喘息着描述了一下，他正确估计到我得的是急性胰腺 炎，而不是胃穿孔（这两种病的特征都是剧烈疼痛）。他让我马上叫一辆计程车到 他的医院去。 我妻子真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她竟希望我能脱下皱皱的廉价睡衣，穿上“更体 面的衣服”。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她吼叫，让她想想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然 后独自一人蜷在计程车的后座上冲到医院。 我的情况很危险。感谢我的朋友，他知道外科手术用于急性胰腺炎很少成功， 我被施以药物治疗，在加护病房度过了五个日夜。 我被告知我打破了几项医院统计的记录。许多医生都在惊讶地谈论我的获救。 可能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们都想摸摸和感觉一下我疼痛的腹部。有人告诉 我，死神曾经从我身边擦过。我早已知道了。 我妻子快疯了。第一天，因为没有其它房间可用了，我被推到一间有6 张床的 房间。虽然我醒着，但被用了大剂量吗啡止疼。 我告诉和子我可能要“去”了。 不顾每一个人震惊的表情，我钟爱的妻于开始对我大叫：“你要去了是什么意 思？你不会死在这儿！你不应该这样死在这儿！你应该死于一次飞机失事！” 她指的是如果我死于飞机失事，将会自动获得美国捷运的航空保险，被赔偿50 万美元。我知道她的意思，给了她一个苍白的笑容。 后来，她笑着说：“我说这种话真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你找一架肯定会失事的飞机，我会登上这架飞机的。” 第二大梅巴尼到医院来看我，劝我放松和不要担心以后。他将我妻子拉到一边 对她说：“不要告诉你丈夫。但你应该考虑到完全有可能被送回美国。” 当时梅里尼并不知道我得急性胰腺炎的后果。即使我的日本医生会讲英语，他 也没同他们谈过。虽然这种警告在行政上是对的，但这种过早的警告以及发布时鬼 鬼祟祟的行为却是梅里尼的个人特点。他怎样去顾及我妻子的焦虑和痛苦？他脑子 里没有想过这种情形下此种警告给一对夫妻带来的伤害？或许他一直对我可能被送 回美国感到幸灾乐祸。或许他对我极有可能死亡感到高兴。但他真的相信一个妻子 会将这种警告对她即将死去的丈夫保密？ 梅巴尼认为我是一个专横的丈夫，这可能很自然地是从他惧内的角度出发得出 的结论。他不能理解的是更伟大的爱情是超越形式、语言和外表的。 梅巴尼一直认为我对待妻子的行为是“粗鲁和屈辱性的”。他也许不能理解我 妻子的不同想法。在我看来他关于婚姻的观点，只是一种陈旧肤浅的表面形式。一 张生日卡或周年时送一束花，没有就表明缺乏爱意等等。他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我 妻子常对我开的玩笑。相反，他可能会得出结论：我妻子和我相互憎恨。 他也永远不能想象后来我会开心地笑我妻子曾经尖叫着提出有关50万元保险单 的事。 形式从来对我不重要。我们确实也送礼物——生日。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 但大都是被要求或容易得到的。忠诚在我们家高于一切。我们用心，用爱情去拥抱 对方，而不是相互纠缠。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只有在后半段时间里才被允许吃有限的流食。 我的医生朋友几乎每天来看我，总是带来“新来病人死于急性胰腺炎的悲惨消 息”。他是我真正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的友谊有多深厚，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这种 嘲弄和打趣而受到影响。 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出院的时候，我是这段时间唯—一名活着走出这间大医院 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我很抱歉破坏了这间医院完美的打击记录。 因为住院期间禁止我吸烟，所以我借此机会戒烟了。这不容易做到，但对我后 半生的健康极有益处。 从死亡的边缘回来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我彻底改变了优先考虑的对象。荣 誉感和诚实正直仍然高于生命和健康。但我仍然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与死神如此近地擦肩而过以后，死亡变得更不可怕，但生活，一种简单的活动， 却变得如此美好。事实上，我开始不冉惧怕任何东西。我唯一希望的是与妻子和儿 于共同拥抱每一天，而不用担心明天会怎么样。 天空，树木，花草，儿子天真而又牵挂的神情，妻于放松的表情——所有这些 都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妙生活。 我被迫做深层次的思考，关于生命，关于我的生活，还有我在任何时候都有死 亡的可能性。 虽然有些太迟了，家庭责任第一次成为工作之上优先考虑的对象。我没有为降 低工作的重要性而感到内疚。我想和这样的上司一起工作，这只能是自然的结果。 忠诚应该是相互的，即使对于被教导要为事业献身的武士也是如此。 我没有饶恕那些清楚地以敌人面目出现的人，但我将他们的位置放得很低，介 于狗屎和枯叶之间。 又有几名特工被派给了我。 有一个在过去有价值的特工由梅旦尼掌握了将近两年。在交接的餐桌上，我注 意到梅旦尼对他很冷淡。我自己是名酒鬼，能够看出来那名特工爱喝酒，但梅旦尼 甚至没有给他喝完第一杯啤酒的时间。 这名特工有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一些我不愿讲的原因，这人直到二十五六岁 才知道阴茎除了小便以外还有其它用途。真难以想象。他的问题是怎样补偿失去的 时间和快乐。他正奋起直追。 他不能和梅旦尼这样的卫道士谈起自己的问题，转而向我敞开了心扉。每次见 面他都要我给他找个女人。我想帮他，但是这位晚熟的“唐磺”对待女人太粗鲁， 她们被他粗俗的亲近方式吓坏了。我不能告诉他：在女人面前他表现得像一个疯狂 的性饥渴者，而不像一个使人轻松的伙伴。 这名特工在他的组织中一直得到提升，地位和收人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他向我报怨：在梅旦尼手下他的报酬两年涨了5 次，在我手下一次也没有。 如果仅仅是为了阻止他不理睬我们的情报要求和阻止他宣称不再需要我们，我 当然试过为他争取加薪。 事实上，梅巴尼无视我多次请求，不允许我提高这名特工的薪水。这样在写我 的表现评价报告（或叫称职报告）时，梅旦尼可以提出足以绞杀我职业生涯的批评 ：“不能掌握一名被证明有用的特工。” 还有另外的例子。 梅旦尼移交给我的特工最多只能算作不重要和平庸的那一类：看上去就像一条 普通的鱼，但已经臭了不能用了。他们正好处于梅旦尼那种级别。 梅旦尼想象不出我在以前的任务中所必须对付的那种人：困难的目标——敌方 情报官员、敌方大使、外交官和记者。挑战！刺激！危险！梅旦尼甚至在梦中都从 未遇到那样的人，所以他从不相信我与他们的关系。 我还被介绍给一些前途未知的“发展对象”，我尽力做好，但并不是因为我必 须那样做，只是出于我追求完美的本性。 问题在于这些能轻易到手的目标是否值得下功夫。我对这些指定目标抓得很紧 是因为不知在我的表现评价报告中会受到怎样的批评。 在与中情局合作的头10年里，我的表现评价报告等级一直较高，在很多项目中 得的是“出众”或“得力” ，总体等级是“工作得力”或更好。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些。有一次当我的总体 评价跌到“熟练”时，我感到极大的伤害和羞愧。仿佛成为惯例一样，几乎每年都 有关于提升我的推荐。 这一次，我知道梅里尼会用工作评价报告进行报复并从中得到快感。 后来，我和一名高级官员谈话，他的工作与总检察官办公室有关。他只是通过 文件和传闻知道了我，对于我在梅里尼手下得到的可怜评价，他安慰我：“听着， 第二份评价报告会好过头一份就行了。” 我很感激他友善的言词。 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一名不能轻易接近自己档案的深潜秘密情 报官，后文将说明这点。 我只能粗略地记得梅里尼为我写的第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很普通，而不是灾难性 的，可能他知道一下子与以前的记录差得太远看上去不太恰当。 这些事情再不能过份于扰我了。一旦你与死神擦肩而过，你的观点会彻底改变。 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在你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尤其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写的报告？再有， 我已经知道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有所改观。 一组新的高级主管到了东京站。据传，我们的新部长以前在东京工作过。 如果他真的在东京工作过，那么他从以前的经历中什么也没学到。 通常我们每次召开秘密会议时会随机地选取一间高级饭店，并在会议当大或前 一天登记房间。而他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甚至害怕我们的会议会被暗藏的 录像设备记录下来。 我完全认可一名情报官员应该具备的这种小心谨慎。事实上，我们有时也使用 这种设备。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考虑一间我们经过随机方式细心选定的饭店会被事先装上 这种设备（被谁？）是一种愚蠢的念头。这里是东京，不是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已知的可疑人物”。 东京的高级饭店常常挤满了度密月的新婚夫妇。怎样保守拥有这种录像设备的 可耻秘密呢？一旦秘密被揭穿饭店还能经营下去吗7 很奇怪，中情局的某些情报官 常犯这种“赏识偏执狂”。 毫无疑问，新来的部长从一开始就受到梅巴尼的影响，他用冷漠而带有敌意的 目光看着我，责备我不该经常利用一间叫做迈阿密的咖啡厅。他的意思是我安全意 识松懈。 对于我的“安全意识松懈”，他完全弄错了。我勇气很足，但我也很警惕和小 心。在安全问题上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若让他和许多老练的格鲁乌情报人员住在同一栋大楼里，我倒要看看他在变成 一个十足的神经病人之前能坚持多久。而他却为豪华饭店房间里暗藏的摄像机小题 大做。 我从来不会放松安全意识，毕竞那是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唯一的保护。 迈阿密咖啡店是连锁店，仅东京一地，如果没有400 家，至少也有200 家分店。 它们通常规模大，光线暗，价格不高，很安静，且经常轻声播放古典音乐，是情侣、 朋友以及间谍的理想去处。 但是新部长不顾他第一次责备后我的解释，再次批评我。 对此我有所准备。我告诉他，涉谷的五条街道在此交汇，站在任一角，便能看 见四或五条街上的四家迈阿密咖啡馆。因为我住在那附近并且我也数过。我使用的 是全东京不同的迈阿密咖啡馆而不是同一家。 他仍然坚持有“更安全”的咖啡馆，无疑他认为他的下属必须服从他这种“精 明”的指挥。 也许他认为他的级别高于我，因此在智力和阅历方面也优于我，所以，他可以 随意地叱责我。 真是一种令人可悲但常见的卑劣观念。 我用我所有的技巧和能力培养了一名年青的目标。他聪明，惹人喜爱。我与他 谈话，鼓励他，教他如何生活。按他的要求，我甚至带他去了按摩院，在那儿他急 切地献出了自c 的童贞之身。（事后，那按摩女郎向我抱怨这个年青人几乎是强奸 了她，我不得不向她道歉。） 如果会面频繁，培养一名目标通常只要3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而一名重要和困 难的目标则需要经过长达6 个月精心策划的行动。 如我期待的那样，我的努力取得了效果，那目标告诉我他愿意做“几乎任何事” 来回报我的友谊。时机已经成熟了，只“等着采摘果实”。 招募报告必须由高层批准，尤其是对我这样自己掌握行动的极密情报官。 不能随便作成功保证。我猜测，由情报官员书写的接触报告和推荐书会被送到 站里的高级官员手中，最终由总部批准。 我多次提交报告，对批准过程的要点已经非常了解。这一次，处于我与东京站 之间的联络官梅巴尼不会顺利地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招募成功的记录。 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深潜极密情报官和一名新来的高级上管有一个秘密会议。 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他。他对待我们十分傲慢，有如对待贩夫走卒一般。 我乘这个机会问这位官员我的招募报告能否得到批准。 带着真诚和权威的神情，他说：“保罗，我看这件事中包含有恐吓的成份，我 们不……” 我大吃一惊。 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这个目标视我为兄长或父亲的化身，这里边绝对没有 恐吓，他是自愿服务的。 这位高级官员严肃地点点头，说他会查一下记录然后答复我。我假定他将另一 件事与之混淆了。 过了一个月，我又一次有机会见到了他并且问起批准招募的事。这一次，这位 高级官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要非难我。他用生气的口吻回答：“我告诉你了，保罗！ 总部讨厌恐吓广我无话可说，我不相信地看着他冷漠的面孔。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经 过深思熟虑，但他完全被人误导了。 我感觉到有一个针对我、针对事实的阴谋。 我无言地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心里极为轻视这名小男人。在我的眼中，他有辱 他所拥有的权力。 我没有必要为我的行动撒谎，如果有恐吓，我会说出来。我的原则和义务会驱 使我讲真话。 如果是恐吓，也是我知道并且是自愿做的，我不会为此感到内疚，因此我没理 由要隐瞒这件事情。恐吓是所有间谍技能的一部分，不用它（或像他说的“讨厌用 它”）只是因为很少起作用。 如果反对我的行动来自上层，那没办法。来自上层的反对是常有的，用不着生 气。 但这高级官员及东京站自上而下这么干，不是“弄错了公正”，而是“横施不 正”。 他们用完全虚假的事实来非难我。真实情况应该在记录里，除非记录被毁掉了， 否则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他们不仅羞辱我的工作，还侮辱我作为一名情报官员的诚实与尊严。 我想知道总部对这次招募工作的细节到底了解多少，如果有，可能也极少。 这是结束的标志。我与站里一名聪明的朋友商量，他的建议是：“这名高级官 员极其狡诈和危险。如果他诬陷你骗了站里的钱，他会一直坚持他的指控，这样你 就完了。 忘记这件事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我必须生存下去。生存并不意味着全胜。有时，吞下一些 苦涩的损失是唯一的方式，这样能使自己坚持下去以期待更好的日子。东方的历史 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教训。 起初的协议是我在东京呆五年，但两年半以后，梅里尼和新来的部长向我宣布， 因为“差劲的表现”和其它一些我忘记了的说法，我在东京的使命将在第三年底结 束。 我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与他们争论。争论是徒劳的，留下来也是没意义的。 有这种上司，我应该离开。我能够在更肥沃的土地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妻子认为这是个极坏的消息。不仅因为她的亲戚朋友在日本，还因为她在学 习插花、服装裁剪和花艺设计的长期课程，并且很高兴地取得了长足进步。她也为 我们的儿子担心。 我们的生活计划不得不做突然的改变。但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解脱。 这种上级真是卑劣到了极点。在中情局里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力欺骗和操纵 他们的下属，然而在与特定的敌人战斗时，他们却显得极其无能。 一名极密情报官曾评论过梅旦尼的欺骗行为：“他怎么会傻到如此地步，没有 认识到他在一个地方撒了谎，即使不是几小时，几天以后，在另一个地方也会被揭 穿。” 我没有多做评论，很久以前我就厌倦了。 这就是中情局？被期待着所谓维护真相和诚实的中情局：）这就是我曾经非常 自豪地加人其中的中情局？ 不管怎样，我装着与梅里尼保持友好平静的关系。 梅里尼试图不显出任何不和的迹象，这样他那些虚假的借口就完整无缺了。他 以为其它人不知道他的行径。他还可能认为他的上帝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我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同事了解发生了什么，对看到的一切觉得很有趣。一个朋 友评论，看我和梅旦尼就像坐在拳击台边看一场拳赛似的，能看见每次样攻，感受 到血汗飞溅的每一次打击。 这期间我学到了许多这样巧妙的方法。我没想到后来面对危险的敌方情报人员 时，这些方法会很有用。 我的急性胰腺炎再次发作了，虽然这次没有上次那么严重，但每本医学书都说 急性胰腺炎是严重的病。 第一次发病以后，日本医生用日本人特有的保留方式告诉我克制饮酒，“最多 喝一两杯啤酒”。 这种劝告对一个长期嗜酒的人几乎不起作用。 但是，这次，我的日本主治医生警告我：第三次发作可能会要你的命。 我妻子说只有十足的蠢人才会让急性胰腺炎“再表演一次”！ 她说得没错。没有多少人这样做了还能活下去。 在医院住了四周以后，我带着真诚的歉意向和子、彼得及自己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再沾一滴酒。 作为妻子和儿于，他们相信我，他们知道我总是尽可能信守诺言。 到现在我已经坚守诺言16年了，并且也不想将来会打破它。 我感觉很好。我的观点和看法再次发生了变化。 我的胰腺有一半已经钙化，永远失去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医生只能很不 确定地预测病情的发展，下一次发作可能仅由不小心的饮食引起（两年后我在波士 顿时就差点儿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只要能够做到，至少我应该带妻子和儿子到我 知道和喜爱的欧洲国家去游玩。在东京之行结束之前，我开始计划周游八国的伟大 行程。准备乘飞机旅行，乘船游览莱茵河，享受欧洲列车，并且为满足彼得的喜好， 坐气垫船穿越英法海峡。 几乎完全按照医生的吩咐吃了四周饮食之后，我仍然虚弱，但局里的医生检查 后为我的欧洲之行开了绿灯。当时梅旦尼也在场，他无法掩饰自己极为失望的表情。 别人开心时他不会高兴。他不仅是一个拙劣的骗于，还是个拙劣的演员。他扮演了 一个不称职的情报人员的角色。 在东京，我抓紧时间工作，包括与山姆·斯韦夫特之间愉快的合作。这次行动 期间，我们大概每次会议（即每个月）提供一份情报报告。总算是不错。我充满深 情地与那名特工说再见。他与我们相处了八年之久。他待人很友好，但不得不与他 分开，我感到很遗憾。 我请求自己允许我以官方身份在总部工作，以结束我长达12年的非官方掩护秘 密情报生活。 对一名情报官来讲，这种秘密情报任务已经格外长了。坦白讲，我已经受够了。 我已经知道一名腐败、奸诈的联络官能如何令人痛苦地破坏一名非官方掩护的秘密 情报官的职业和生命。 但听了我的请求以后，部长傲慢地预言这种请求不会轻易得到批准。 他冷笑着说：“如果有答复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令他惊讶的是，两周之内总部就来电报同意了我的请求。他很迷惑，不得不问 我怎么回事。我冷淡地告诉他：一些在总部有了很高地位的人了解我以前的成就。 后来，当我回总部报到时，我的官方身份和有关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要 求改换身份，因为干了多年受到广泛尊重的职业之后，到巨大的政府大楼中做一名 默默无闻的雇员，太笨太说不过去了。 我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批准。“就给他国务省吧！”我得到的国务省的头衔极为 高强，听来好像我是为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做顾问似的。 我很高兴地向亲戚朋友们传播了我“进人联邦政府”的消息。 在结束东京工作的几天前，我被叫去参加在一家饭店房间举行的会议。部长和 梅旦尼两人都在里边，看上去像焦急的殡葬人员，正等着接收已开始腐烂的尸体。 按议程结束会议前10分钟，梅里尼向部长打了个眼色，然后突然掏出我的表现 评价报告让我读后签字。这两个人已经尽他们的小脑袋瓜儿所能仔细计划了这项 “行动”。最后一瞬间出剑冲刺会让我没有时间防备和反抗。 表现评价报告糟糕得难以想象。用不流畅的英文列出的对我的指控会让非常了 解我的人觉得荒唐可笑，因为它们与我的性格如此不符。所用的措词我已经记不清 楚了，因为它们太无关紧要了，不会伤害到我的自尊。 懒惰，不愿工作，不愿服从，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性……，经过部长同意， 由梅里尼书写的评论貌似有理，实则完全是一堆垃圾。 我预先想到过会有不利，但没想到会无耻到无视事实和真相。谁会相信这些呢？ 任何知道我的人都绝不会相信这是对我的工作和特点的评述，它和我以前在情 报局里的记录完全矛盾。 房间里死一般沉寂，我感到惊讶和愤怒，但没有言语。我还奇怪他们如此公开 地做假报告将如何脱身。我什么也不想说。两个对一个，这两个骗子可以对任何他 们想要的谎言发誓并战胜我，他们刚用书面方式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我本应该拒绝签名的（我以前的表现评价报告大都是赞美之辞，从来不需争辩 其中任何一点），但我签了名，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他们没有按正常程序问 我对这份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后来，他们中的一人亲切地在框中填上了“没反对意见”。 当时，我可以拒绝签字，要求自己的权利，并且要求总检察官办公室介入此事。 但这么一来就肯定会打乱原定途经欧洲去华盛顿的计划。对我而言，前者与后者的 重要性无法比较，破坏我计划的行程可能会让这两个懦夫高兴和满意。 也许我与周围的人一样懒。但我始终相信并引导自己做到竭尽全力，这是我的 习惯，甚至有时是我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局里的心理学专家建议我：“不要做完 美主义者。” 很显然，他们所讲的都是假的，然而，在中情局这个认为诚实是天经地义的地 方却充满了这种“上司”。 中情局的信条是：“永远相互忠诚，永远忠实于我们的共同目标，”’最早我 是被培养教育为一名日本人。后来，我接受了包括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文学典籍的 教育。东方的历史充满了阴谋和残酷的故事，现代西方人可能会冠之“野蛮”。我 学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 回想起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幸运。 我带着病痛和怒气，并且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当时有任何不幸落到家人的 头上，我会带着绝望和愤怒向敌人及其家庭施以残酷报复。这种残酷会使匈奴单于 畏缩。 什么是残酷？将敌人的头颅盛在银盘于中不算残酷，相反这是一种奖赏。事实 上那是许多武士的目标。 将敌人爱子的头颅煮熟了放在银盘子中端给敌人，这才叫做残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公元前210 年，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开始了争夺中国的战争。 在战场上互相对峙的时候，楚霸王项羽送信给刘邦：“你父亲在我手上，马上 退兵，否则我就将他熬成汤。” 这两人中通常被认为意志和决心较弱的刘邦答复道：“你用我父亲熬汤，别忘 了送给我一碗羹。” 像预想的那样，公元前202 年刘邦赢得战争，而项羽则自刎身亡。刘邦建立的 西汉延续了212 年。 值得注意的是，11个世纪以后的马基雅维里亲王可能从未读过这个故事，但他 讲到了人类冲突中对残酷的迫切需要。残酷不是必需的，也是不人道的，但却极其 有效。 历史上单在这两位帝王间的争斗过程就发生了许多可读和值得学习的故事。研 究中国历史对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 如果我必须求助于残酷，我能那么做。过去所受的训练使我从年青时就变得很 坚强。 但我的信条是衡量代价与效果的比值，我的力量和恒心不会用于徒劳的努力。 我从未试图将野狗转变成素食动物。 在我一生中，我可以忍受许多东西，然而却很难容忍别人侵犯我家人的幸福。 这不仅是出于自卫，还是生存的基本前提。 第二次日本之旅结束了。 （出于自尊，我在这里删除了一些激烈猬亵的咒骂言辞，虽然这些言辞用于他 们非常合适。） 我原本计划回总部报到之前带妻子和儿子去游览曼谷、德黑兰、伊斯坦布尔、 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我有些假期一直没机会享用，还 有些积蓄。 但最重要的是，经过两次急性胰腺炎以后，我认识到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经 历过这种可怕疾病的人能理解与之相伴的死亡的突然性和危险性。） 我想去看一看伊朗和土耳其，那是一片神秘的土地。我更希望趁我身体还行的 时候和妻儿一起去那些美丽的地方旅行。 很不幸，美国和伊朗关系开始恶化。在我们出行之前不久，途经伊朗的美国航 班停飞了。四个月以后，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被一群暴民占领，工作人员被扣作 人质。 如果不经过德黑兰，去伊斯坦布尔很不方便。和其它美国政府雇员一样，中情 局雇员（非官方掩护的极密情报官除外）被要求在可能情况下尽量搭乘美国飞机。 我们不情愿地放弃了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 在第一站——曼谷，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7 岁的儿子彼得，在他“慈爱而又 严厉”的父亲的引导下，克服了对蛇的害怕，最后很急切地将一条大蛇挂在肩膀上 摆姿势照像。 运用中情局官员的能力，我找到一名导游。他带我去看一般日本游客不知道的 特殊现场色情表演。 我妻子谢绝了导游的邀请，和儿子一起留在旅馆里。 大多数作陪的泰国导游是年青的女子，表演过程中看上去她们更厌烦。我很惊 异地看见富有的欧洲游客，其中不少是美丽的年青女子，带着浅笑和叹息观看表演。 虽然我在世界上其它许多地方已经看过大多数“好的表演”，这是我所见过的 最好的“色情表演”。 最好的表演是：一个女孩展示了一个金属盖完好的新苏打水瓶子。经过一番动 作表演之后，她将瓶盖一端插人了自己的阴道。随着一声尖叫，她在身体里开了瓶 盖。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期待着鲜血顺着她大腿流下来。但只有苏打水从瓶 中喷涌而出。她将金属盖从身体里取了出来。瞬间，观众一片沉静，随后便发出阵 阵狂野的欢呼声。 使人着迷的绝技，但有没有男人强壮到能够……？ 乘船顺莱茵河而下棒极了。我妻子不停打趣我不能够品尝可口的德国啤酒。 当我们要经过整个行程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洛尔勒（译者注：位于莱茵河 中心的一块大石头。传说有美人鱼在上面唱歌，吸引河中的船撞到石头上）时，一 场暴雨突发而至，将整个景观完全遮住了五分钟。景色消失了，好像象征着牛命的 不可预知性。 巴黎是我的“故乡”。我带着全家到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我的学校、旅馆、 我最爱的小酒馆、饭店。还去夜间旅行，包括一间脱衣舞夜总会和著名的丽都夜总 会。 即使是卖票给我的法国姑娘也觉得小彼得看这种全裸的脱衣舞是不是太早了点 儿，我向她保证没关系。我们在里面确实见到了和彼得一般大的小男孩。 事后，在与我进行“男人间”的谈话时，彼得严肃地宣称相对于丽都夜总会令 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他更爱看脱衣舞。我也同意脱衣舞更好一些。 一年多以后，我从工作的新英格兰到总部去，听说在梅巴尼眼皮底下，东京站 陷入了巨大的慌乱，有12名官员和12名特工被卷人。 梅旦尼非常信任一名特工，他甚至例外和特殊地在领取每月津贴时不用签字。 而这名特工却一直在向日本等其他国家提供情报。 我不敢相信，我竟是12名被暴露的情报官之一。虽然情报官员都使用化名，但 可以确信日本公安部门能够辨认出来。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那名特工。他属于没有架子令人愉快的那一类人。但有一点 我不能理解，不是出于空想而是出于常识：即使和那名待工在一起，我也很小心， 没有放松自己对盯梢者的警惕，但我从未发现任何盯梢者。我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我 和一群格鲁乌成员住在一幢大楼内，受到监视将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我的安全随时 受到危胁。 只有日本公共安全部门能解开这个谜。 我相信自己能够发觉最出色的跟踪队伍。我有一次甚至发觉了错跟踪我的一队 联邦调查局密探。我不信有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可能跟踪我，我认出他们并且通 过报告上级取消了他们的任务。后来就这次误会我得到了满意的解释。 梅巴尼向我介绍那名特工“绝对可靠并且少见的沉默寡言，除非被逼，否则他 不会讲一个字”。奇怪的是我发现他和平常人一样健谈。他用日语和中文与我自在 地交谈。我有时也通过电话与他的妻了交谈，她同样很友好，很吸引人。 在移交给另一名极密情报官之前，我曾经掌握过这名特工几个月。那名极密情 报官同样认为这名特工并不少言寡语。可能，他只是没兴趣与梅旦尼交谈。这可以 理解，任何直觉好的人都会这么做。 我读了事件发生以后梅旦尼写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梅巴尼暗示那名特工是在 由我控制时被策反的。那特工已经承认，他在饭店里与梅日尼会面之前已经被策反 了。那是在由我控制之前，况且我从未与那人在任何饭店里见过面。 也许那就是为什么那名特工在梅里尼面前会保持沉默。 即使手中有如此明白的证词，梅里尼仍然想将他自己嗅觉不灵的事实栽到我的 头上。这是他常用的诽谤别人的方法。 这件案子非常混乱，以至梅旦尼在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又被召回东京去帮助清理 烂摊于。但据我所知，案子后来弄得更加复杂，梅旦尼被命令离开东京，而换上一 个专家小组到东京与日本公安机关合作，用测谎方法调查那名引起极大混乱的特工 内心深处的想法。 很容易想象：那名特工向三个国家的安全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甚至他自 己都可能是混乱的。 在一份报告中梅里尼写道：“于是我发现……”。一名生气的高级官员用讽刺 的口吻写在其上的评论是：“太迟了！” 我可喜欢这个。 一般来讲，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终止一些情报官员的职业生涯。想象一下被泄 露的12名特工，可能他们的真实姓名都已经被知道了。这可能是日本警方与中情局 间的一场游戏。 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那件案子。相同的故事在中情局继续发生，总是听不到结局。 梅巴尼曾经向我夸口他以前同时掌握过24名特工，以致他的站长为了确信不得 不亲自去验证。这是典型的梅里尼武牛皮。 我曾经读过关十一名苏联“色情”间谍（有时被称为“乌鸦”）的故事。他掌 握了分布在西德几个不同城市的七八名女间谍。他不知疲倦地驾车从一个城市到另 一个城市，每周见一个女人，满足她们中的一人的性欲并取回她们的报告。因为一 周只有七天，所以他不得不每周做一次甚至两次双头列车。我认为这个疲劳但具有 献身精神的爱人兼情报官比用其“技巧”欺骗24名特工的梅旦尼更可信。掌握特工 需要梅巴尼缺少的同情心。 与大多数了解这场“东京大混乱”的官员预料的相反，梅旦尼在中情局里的职 业生涯与那位部长一样，莫名其妙地蒸蒸日上。 但是，如果考虑到九年以后埃姆斯案件引起的灾难，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组织和 人一样也有缺陷。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总部和新英格兰 在中情局总部工作，令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非常愉快。 对我来说，总部所有的东西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的心情与以往相比，却更加 放松。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办公室的门上大多没有标志，里面的人也就显得更加 神秘，每次我都要敲好几扇门，才能找到我想找的人。我第一次迈进了中情局的总 部大楼，并可以深入它的机枢，成为名符其实的一分子。 在总部，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对于这里的工作程序和安全规定也一无所知。 虽然我早已通过“高度机密”的安全清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这里“应 知原则”是处理各项机密事宜的最高准则，谁都不能例外。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好 在这里的秘书和情报助手都很友善，非常耐心地为我引路，使我能一步一个台阶地 学习这里的一切。 我察觉到我们科长对我有些惧怕，他认为我会给他带来麻烦，这可能是因为东 京站的二司给我的坏名声似乎让我先到。20年了，他的发型还是那样，而他的幽默 感也如他头发一般短。他戴着眼镜，不敢前面视人，从他的眼睛里我看不出任何光 辉和荣耀。 我仍然喜欢呆在办公室和自助餐厅里，除非得到邀请，我也不太敢探头看或走 进其它办公室。（我相信几年后中情局的大部分办公室都会使用一条“关门规则”。） 我还有一件紧要事：要参加最近才实现的所谓戒酒复原计划，虽然我已顺利地 戒酒五个月了。我还被约诊，去见一位专门研究嗜酒者的心理学家，说我要么参加 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的戒酒共进会（AA），要么保证自己在两年内滴酒不沾。 在这期间，我将不获外派，也不执行临时任务或调动到下一站。只有在经过严 格的评估确认我已经戒酒后，才有可能再出外执行任务。 从五个月前我发誓戒酒的那一日开始，我就已经彻底摆脱了酒精的诱惑。但这 还不行，心理学家说我可能只是“紧张忍耐”。绝非如此，我表示反对。在家中我 随时可以很轻易地拿到酒，但酒瓶已引不起我一丝的喝酒欲望了。 具讽刺意味的是，突然有一桩只有我才能扮演重要角色的案于需要处理。我是 唯一能挽救局面的人，因为这项案子最初就是由我启动的，只有我才能接上线。 案子非常重要，区局长亲自致电那位戒酒心理学家，请求暂时让我离开，出外 执行临时任务。但这一请求未获允许，按那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因为我的健康原因 （和相关规定）。 他于巴巴地说我“一定是一个很出色的情报官，所以区局长才会亲自打电话， 提出贯例的中断请求”。 但那时中情局对于嗜酒者的规定已相当严格，要求须先经治疗，在酒瘾尚未得 到完全控制之前不得离开，并认为酗酒会对情报行动的安全性产生威胁，带来风险。 我们只能放弃那个案子，对于局里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搁置而不重新启动那个案子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我 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如果是太相信这种感觉，准会一事无成。但我如果去执行 这项任务，可能就会以锒挡入狱而告终。冥冥中上帝正在保佑着我，而我却一无所 知。 我参加了戒酒共进会。我非常同情参加共进会的人。虽然我也曾有和他们相似 的体验，但对我而言，一旦戒酒，就永远戒除了。老实说，我已经无法理解他们难 以拒绝的诱惑来自何方，他们痛苦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精神 状态，对他们来说，我无疑已成了外人。我觉得不好意思。 最近，我了解到很多酗酒的人其实能拒绝酒精的诱惑，我一定是属于这类人。 因为我再也没想过再喝酒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我喝了20年的酒，其中有18年几乎每天就要喝掉一瓶强酒，确实是喝得太多了， 几近于自杀。我曾戒过五次酒，每次都是医生要求的。但因为当时我认为喝酒对我 来说是一种享受，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惬意感，所以每次都没打算真心戒酒，如此犹 犹豫豫、意志不坚，当然每次戒酒都以失败告终c 我的确曾是一个典型的酗酒者。 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从不因嗜酒而引起情绪的大波动、丧失理 智，也从未因嗜酒而完不成任务。 我从1975年开始开车，每次如果要驾车，我都会保持自己滴酒不沾。而如果我 喝了一点酒，就会让和子代替我开车，绝不铤而走险。 我对那位心理学家说：“我现在压根就没有想喝酒的想法和欲望。事实上，我 现在只有在戒酒共进会上听到他们谈喝酒时，才会想到原来还有喝酒这回事！ “这就像禁止我穿我喜欢的蓝色衣一样。如果确实不能穿那种颜色的衣服，那 就不穿好了。我可不会死心眼非穿不可。” 那位专家固执己见，对我的解释完全无动于衷。他说在他20年的工作经历中， 从未见过什么例外情况，现在也不例外。 除了戒酒外，我在总部还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我还要求局里为我彻底恢复名声。在东京三年，我的名声完全被败坏了。我知 道不少人在暗地里散布关于我的谣言，说我曾“差不多被中情局开除”。 特别是，有两个我以前不认识的女人用非常刻薄的语言诽谤我。她们长得又老 又丑，臃肿不堪，也难怪一肚子坏水。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解释／申诉信。但没有一位上司认真对待 这件事。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别搅事儿。”“木已成舟，现在你还能说什么。” “没准你确实曾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要不然别人怎么会这样胡乱指责你。”等 等。 不顺心的事还不止于此。科长显然不愿意有效安排我的工作，而是想逐渐冷却 我，想使我处于低调，了无声息。 虽然我此时已经是GS－13级了，但科长却指派我帮一个GS－7 级实习生整理文 件，这通常不是熟手是不能做的事。 我本身对这项工作并不熟悉。新加人情报局的人忙乱了三五个月，留下一个烂 摊子，然后又被派去执行新任务时，科长就常常要我接手整理。因为我也需要学习 此类工作，所以我也就只好接手了。 我和科长工作时桌子相距每每不到十尺，但相互之间却缺乏沟通。我觉得他是 一个有板有眼、极平凡的人。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跟我往来。 他要告诉我什么事，哪怕有时是要完全改变给我的任务时，也总是叫其它人转 告我，而不对我直说。 虽然我想我已经很明白地向他作了说明，但他紧张的脑筋无法接受我从未在总 部机关工作过这一事实。年尾时他会在我的工作鉴定书上写道：虽然“有在总部工 作的经验”，但没有尽到“一个高级官员应尽的义务”。 什么是“高级官员”？他难道是把我当高级官员对待的吗？ 什么“经验”？难道他不知道很多官员从未在总部工作过吗？ 我再次提醒他我一直是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故而从未在总部机关工作过。他 只删掉“已有总部工作的经验”一句，说来更加荒唐。 我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有时还是应行动工作局其他部门之邀参加的。对于 一个多年像孤狼一样生活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来说，这些工作是很新鲜的。 一方面，我要将我所掌握的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基本情况，向准备外出的国防部 高级军事官员作简介；另一方面，我也向局里的行家里手请教，了解他们如何处理 特殊事件和相关国家的事务。我充满好奇心，获益匪浅。 我还见到了我在东京时的一些上司，这时他们已官居高位了，在他们的办公室 外，都有一间“秘书及助手办公室”。有时我也会去和他们聊天，他们对我都有感 情，非常友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毫不 理会外面对我的流言飞语。我从心底感谢这几位老上级。 我和机关里的大部分同事都相处得不错。局里也有个别人跟谁都合不来的——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对人对事都充满敌意。我想在任何大机关里都少不 了这号人。在人面前表现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已经是客气的了，更糟的是背 地里暗箭伤人。 我还是对他们客客气气，想尽量搞好关系，刚开始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磨擦。 其中有一个，据他人相告，我是目前为止唯一对她客气的人。 有些同事开始要我帮忙，为他们做些事情。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同我，鞠敬 待人终于有了回报c 有一位女士原先就已经知道我的存在，她在纽约读过我的接触 报告及联络电报。在总部大楼里，我们开始都未意识到是对方，说着说着，竟发现 我们曾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工作。她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讶，说我和她看到电 传所想象中的我完全不同。 有一度少数民族的呼声很高。他们曾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亚高职员联谊会，我去 过一次，但以后没有再参加。 这样的联谊会，对少数民族的人来说无疑是有支持作用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 什么事，最后还是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实力和聪明才智，通过奋斗方能成功的， 而不应指望他人的帮助。 至少我的生活给了我这样的信念，藉此我才能屡涉难关而终得幸存。虽然这样 有点像是理想主义或经验主义，但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局里，我的确都曾 受到过歧视。 大多数情况下，对我突施冷箭、恶意中伤的人，竟是局里的中国“同胞”—— 小气、猜疑和嫉妒无处不在，或是受他们的流言影响的人。既然这样，组织少数民 族联谊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抗议多数民族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吗？ 多年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就好像他们广袤的土地一样，大度慷慨，无私奉献， 有中央之国的气派。中文里喜用“大人”这个词，可能正是这一美德的写照。我仰 慕祖先们的气度。从后来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和言谈中，我也时时可以领略到这种 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磨难、贫穷和悲怆之后，这种美德已 经日渐式微了（我希望还没有绝迹）。团结和合作已成了奢侈品，并正日益被极端 的利己主义所代替。这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写到此处，我要说明我也有很多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国朋友。他们真 诚、大度、尚礼。一句话：雍容大度。 从早年求学时期一直到进人中情局从事非官方掩护情报工作，我都是独立生活， 因而也养成了自强自立的习惯。我始终认为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无须以什么组 织作靠山。尤其从事我这样的职业，在美国的制度下工作，更是如此。在中情局里， 不分种族、不分男女，想要获得成功，人人都要展露自己的才华。遇到困难时，更 需要不懈奋斗，唯其如此，方显英雄本色。 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在当时的总部机关里，还非常明显。 1979年圣诞节，我们华裔职员参加的圣诞晚会就被谑称为“中国佬晚会”，所 有的白人高级上司自始至终都这样戏谑我们。 一位华裔官员被评为“年度最佳中国佬”——奖品为三粒金色玻璃球——比睾 丸还多一个，以表彰他出色的工作成绩。 我们这些中国佬——还有中国女——一直不得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幽默。我对此 也不太在意，因为我已见过太多的种族歧视，甚至还有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而这 帮白人说我们是中国伦，也并不意味着是恶意贬低我们，或蓄意伤害我们的自尊心。 但后来也有人告诉我，在讨论升职的时候还用这种称呼，就是心怀恶意了。这 位被评为“年度最佳”的中国佬，肯定因为他的种族和肤色，而难以正常升迁到某 个特定的职位。 我相信这一说法。在我看来，他的能力甚至高于他的老板，非常杰出，完全有 资格胜任更高层的工作。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问这位心直口快、知名度很高的“获奖”官员是否认识 梅旦尼时，他回答说：“认识。但只是认识，不是朋友。仅仅是认识而已。”他又 强调。他的观察力很强，能看透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招募专家。 那时，中情局里还很少使用电脑。有一天，我要找一个人的名字，就去翻卡片 库，一个卡片库里几乎有50万张卡片。我碰巧翻到了我最早的上司的卡片，那位350 磅重心脏有毛病的上司。 我想，他的名字不应出现在这个卡片库里，这样想着，我又查了与之有关的其 它卡片，发现这位胖上级与我们华裔下级在一起时用的竟是假名！他的妻子和儿子 过去常常和我们一起在他家里玩牌，和他一样，在我们面前也用假名。 可见在1966年中情局对我们这些华裔雇员还是很不信任的。直到现在中情局才 在可能的程度上公开了一些。以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概念一直就是：越秘密，就越 安全，越可靠。 现在除了那些非常敏感的职位和被人们认为是执行007 式特殊任务的行动局外， 大多数中情局雇员都可以使用真名，说自己在中情局工作。 多年以后，一位官场失意的高级女官员评论我“令人失望的业历”说：“有两 个因素影响了你在局里的发展，第一，你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第二，你是少数民 族。” 遗憾的是，这的的确确是对我最恰当的评语，也为熟知我的人所认同c 大约就 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对特殊制作的刀子感兴趣。我碰到了一位很有交情的猎人，他 也是一位刀迷。他约我去看刀具展览。因为在用刀和磨刀方面我可说是具专业水准， 所以，我很喜欢刀。我从见到的制刀匠和刀具收藏者那儿买了很多刀。 我见过一位著名的制刀匠，雷蒙德·比尔斯先生（RB），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著 名的十来个刀匠之一。 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又喜欢动脑筋，所以买了他做的刀后，就向他提了不少 建议。不久，我开始依用途自己设计刀，并请RB按我的要求加工制作。 刀制成了。我欣喜地看着我自己设计的刀。刀锋质量极佳，寒光夺目；刀柄上 用了罕见的材料，绚丽无比；刀身外形美观、大小适中2 使用起来，更是效果一流、 得心应手。RB非常讲究自己的手工，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令我钦佩万分。 我们合作制作的刀在刀具展览时，博得多人喝彩，刀迷们都喷喷称奇。 做刀和收藏刀是一个耗费不匪的癖好。因此，我只能让RB制作很少一部分我的 设计作品。大部分制作出来的刀最终都作为礼品送了人。 我的儿于彼得对刀毫无兴趣，这令我很有点失落感。值得我庆幸的是，我爱刀 的癖好虽然只使我博得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声，却也给我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奇 遇：在耶酥会导师的安排下，我得以在梵蒂冈单独拜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并以 私人的身份，赠送他一把我自己精心设计的刀。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 想，令我终生难忘。我从此走进了罗马天主教。 在总部工作一年，我越来越觉得每天上班下班的单调生活难以忍受，对这种毫 无新意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耐烦。曾一度是新闻记者和情报行动官员的我，早已习惯 于每天都有新意、每天都不同的生活。与大多数中情局行动官员一样，我喜欢行动， 喜欢刺激，而不喜欢总部这种宁静的生活方式。 我常和我在东京时的一位老上级聊天，他当时已升为国内区局的副局长。一次 我向他谈及我的苦恼，他当即说出三个国内大城市，让我从中选择一个。每个城市 都很大，但作为居住城市却各有利弊：住房、学校、消费水平、交通等等。 我和和于以电话商量了十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同和子商量和我的工作有关的 问题，最后选择了波士顿，我要执行的任务涉及到整个新英格兰。我连走带跑地告 诉老上级，去波士顿！ 对新英格兰，当时我们还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是一个文化中心，气候寒冷。但 是，我们也听说新英格兰人待人很亲切，富于同情心，至少当他们不小心踩到你的 脚时会说“对不起”，而不会毗牙咧嘴地反咬一口说“你瞎了眼啦”！ 我了解了波士顿基地负责人的情况，得知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有闯劲而又精明 的情报官。这很对我的胃口，我宁愿在这样的上级手下工作，也不愿被胆小怕事、 官僚气十足的上司领导。 中情局的国内工作有好几个方面。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中情局在国内也有好多 基地。我被分派主要从事人员招募工作，也附带做一些其它工作。这正是我的长处。 因为我只进行了一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也没有定期参加戒酒共进会的活动， 因此，在调到波士顿之前，我还得通过医学评估，以确认我是否戒了酒，戒酒后身 体和心理是否正常。但是，我的心理学家这时已开始相信，我已经彻底戒除酒瘾。 国内区局长亲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他证实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也不会再染上 酒瘾。 事后，他还很诧异地问我为什么区局长会亲自过问我的事，他又自间自答地说 我以前一定是个很与众不同的案官。在第二次到东京的悲惨之旅后，还有高级官员 认可我以前的工作，这一点很令我感到欣慰。 我真诚地回答：“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官。” 波士顿是个大都会，由200 多个市镇组成。我们幸运地在一个市镇上找到了一 间合适的公寓。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基地负责人（基地长）。他是一位充满自信和行动力的人， 性于火爆，但十分赏识能干的下属。据在他手下工作的同事说，如果事情办砸了， 他会“咬掉你的头”。他还对报告上的英文要求苛刻。不论如何，我自信自己的能 力会得到他的重视。 到波士顿地区（不是波士顿市）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投入工作，承担一了几个 项目。我第一次单独与联邦调查局（FBI ）合作，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是在卡耐 蒂卡特州。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过去有一些矛盾，主要是由于地盘问题引起的。大部分情 况下，国内事务属联邦调查局管辖，中情局“如有必要”在国内开展工作，应先知 会联邦调查局，并在后者的协作下进行。“如有必要”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由于 各自立场的不同，解释起来也就有分歧，从而导致两个部门间的磨擦。不过，总的 来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本人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官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卡耐蒂卡特，我和 一位精于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官密切合作，进行了多次反间谍行动。 他总是嬉皮笑脸的，非常幽默。我和基地长可算是中情局里较为好斗的人了， 但与这位rpl 特别调查官相处以后，我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官比我们中情局的人 还要粗野c 他处事的惯用手法，往往令我吃惊和羡慕。 他们身上总是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徽章和身份证件，或贴或挂在身上显眼的地 方，人人都可以看见。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挂得更多，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我们中情局的人身上，最多只带个真实身份证（常常是驾驶执照）或商用电 话卡。如果带有两个身份证，我们就要保证在不同的场合不会用错——这已经违反 了不能同时带多个身份证的规定，但我们都喜欢这样做，因为在真有急事发生时， 我们很难立即从所谓的“秘密文件暗藏处”拿出“正确的”身份证明。 打个比方，如果家族长老去世，举行葬礼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参加时会有一种 荣耀子孙之感；而我们中情局的人却像是个私生子，没名没份的，只能偷偷溜进去， 还要遭受他人的白眼，我们一出现，在场的人就会噤若寒蝉。 有一次，我和调查局的那位调查官分头驾车，急匆匆地赶路去一个地方。他在 前面，我跟在后面。尽管我已经把我的新奥迪5000轿车开到了每小时95英里的速度， 但是，在卡耐蒂卡特拥挤的收费公路上，我还是无法跟上他。 我只能放弃。他身上有调查局的徽章，还有枪，完全能证明他是在执行任务； 而我却永远不能直言我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中情局官员，超速行驶肯定会被交警重罚。 事后，他向我解释他看见前面有辆车高速行驶，还以为是我的车，于是就飞快 跟随。我将信将疑，有谁敢在卡耐蒂卡特的收费公路上以每小时100 英里的速度超 速行驶？ 我们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可疑恐怖分子、可疑间谍分子或潜在的合作者。 我们喜欢重拳出击，对可疑分于采取高压手段：一个中东国家的政府机构派遣 一名科学家到美国研究昆虫学，更具体一点，竟是研究蟑螂。哦，真的吗？我们能 相信你吗？ 他摆出一副笑脸，竭力向我们说明蟑螂正在他们国家的大沙漠里肆意滋生，他 研究蟑螂就是为了对付蟑螂。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强抑住内心的窃笑，但我们无法 反驳他什么，因为派他来美国的那家秘密科研机构的确可能正在和蟑螂作殊死搏斗。 我和在新海文（美国地名——卡耐蒂卡特州府所在地——译者注）的联邦调查 局的人相处得很好。一天上午，我和我的调查询搭档走进他们的大厅时，他又开始 表演了，高声对他的同事叫道：“嘿，大家听着！这位是从中情局来的，是来为大 家做强制性测谎试验的。” 这群配着大口径枪枝的男女纷纷转过身来，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因那天早报的 头条报道了中情局副局长鲍比·雷·茵曼的一篇讲话，说联邦调查局也应像中。清 局一样，对其职员进行强制性不定期测谎试验。 有一次我碰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小组聚在一起开一个行动准备会，人人都 随身带着武器。这种场面无论是发生在中情局大楼内，还是大楼外，都是不可想象 的，我感到很新鲜。这时，一个恼怒的调查员针对我发起了神经：“老板！我们到 底是在开秘密会议还是什么的？”我只好知趣地自愿离开，但他们的老板制止了这 群不满的男女。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不可能独自离开。就像在中情局大楼里一样，来访 的人哪怕是到洗手间，也要有人陪同。 到后来因为个人安全原因我要购买手枪时，我要我的那位调查员朋友帮我，征 求调查局军火专家的意见。结果我获得了别人轻易得不到的良好建议。 任务完成后，我要求工作局局长致函联邦调查局，感谢那位朋友和他们科长对 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几个月后，他们收到了中情局的感谢函。我很高兴能如我所言 向他们表示礼貌。这是很多年里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来往的第一封致谢函。 我到波士顿三个月后，还成功招募了一名特工。他很派用场。我们都是用法语 进行交流的。我感到我的自信心依旧，心里很高兴。 那时在国内进行的招募工作一般都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不同的官员负责。 一旦成功，功劳大家都有份儿。 按我的理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安全的理由，同时也给每个官员一次处理招募 事宜的机会。这样安排有不少好处，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难以充分保证招募过 程的连贯性，不同环节交接时容易出差错，而每一个环节交接的差错都有可能毁了 整个过程。 我不在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功劳。虽然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更像一条独狼，但我认 为我是具有团队精神的。分享功劳是团队精神的灵魂。这样做可以加强同事间的合 作，对于那些相对新手而言，则可以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和吸取别人的经验。 而且，那时我已是一个招募专家了，我完全不必在意我在同事中的地位。 除非有特殊原因，在招募的过程中，每个参与的官员依次接手进人。每个人所 担任的角色均由基地负责人指派。 例如，对于年纪较大、行为检点的目标人选，通常就要派较为成熟的官员去接 近他做工作。对于荒淫好色的男性目标，就要派较能理解他的男性官员去培养（不 能派女的，这样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而产生非分之想），不过在最后摊牌和协议阶 段，也可以派女性官员与他接触。 招募时如果发生冲突，通常都是在摊牌阶段。这时其他官员已经脱离了接触， 暴露的风险虽然降低了，但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有时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 有几个来自不发达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自愿为中情局充当间谍。他们是上校， 这样做的动机很明确，即是赤裸裸的贪婪。他们可能觉得有机会和中情局保持长期 轻松舒适的关系，提出每年要5 万（还是10万，我记不清了）美金的报酬。 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中情局不是什么福利济贫组织。最后，这些上校们回到他 们的国家，竟反咬一口，向他们的总统报告说中情局“试探过”要招募他们！ 于是他们的总统向吉米·卡特总统递交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中情局里那怕是最温和的局员获知此事后，都不禁骂出声来：“简直是岂有 此理！”） 我前面也曾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适于参加招募工作。要使招募工作成 功，尤其是在最后摊牌时，要进行多方准备，抓住时机，措辞得当，还要大胆。 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福特曾对我说起两个招募案例，依过去我对山姆的了解，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能做到，但却是真话。 一次是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现成的”潜在大目标。详。清我不及细问，反 正他说“现成的”说法，我理解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山姆立即向站长汇 报，请求站长批准他招募那个目标人选。 只有山姆能做出这种事来：锋芒毕露，单刀直人。他直接去了目标人选的家， 表明自己中情局官员的身份（极少有人敢这样做），要和对方私下好好谈谈，而且 就在那个晚上，成功地招募了那个目标人选。这是抓住人的心理，一举成功的范例。 山姆在我面前很坦白，他又说明那个新特工后来并没弄到什么情报，几乎没用。 他的坦白的确令人钦佩。 另一次，山姆在一旁守株待兔，准备向目标人选发动攻势。他并没有对我谈及 这桩正在进行的微妙案子的前因。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已经知道对方机构里有一个人 和组织闹意见，想要跳出。 按山姆的说法，他当时是“在射击孔里摆好了来福枪，瞄准好，只等目标探头 出现”。 目标探头出现时，就扣动扳机，“砰！” “一枪命中”，山姆边说还边做出用来福枪射击的手势。他成功地招募了目标 人选，和对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和那位特工紧密接触，不断获得情报，那时我也在东京站，山姆所获得的情 报占了整个东京站每月情报报告（IR）中的10－40％的内容。 就我所知，东京站里只有一位其他的案官有如此的成绩记录。 不够胆大的情报官是难以顺利完成招募工作的。常常是吞吞吐吐，话到嗓子眼 里又缩了回去，甚至回避“摊牌”时的关键语句。这种情形不少，在招募的最后阶 段是决不可取的。 当然，在最后阶段，很不容易毫无忌惮厚着脸皮问对方“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 机密情报”？或甚至干脆问对方“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间谍”？这和问高中女学生 是否愿意参加高年级舞会完全不同，甚至比问女人愿不愿意同你上床（顶多挨几巴 掌！）还要难。这事实上是要对方把他的前途和生命当作赌注来换取他认为是值得 的东西，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要衡量所得的利益和要承担的风险。培养或摊牌的 官员只能通过巧妙的迂回以达到目的，而不可误导或逼迫对方。 这使我想起一位中情局的新局长曾派一个高级官员巡视各地的情报站。 这位新局长的高级代表是一个空想家，或至少是一个清教徒。他从不抽烟喝酒， 还认为玩女人是非常邪恶的事，只发生在文明到来之前的索多玛和蛾摩拉城（《圣 经·创世纪》里的城堡，城中的居民因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译者注）。 无论在哪个国家，他训话的主题都是：要为“全世界的美好”而努力开展谍报 工作——这论调还算说得过去——同时，要努力发展情报特工或间谍，“把特工的 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场听到他训话的每一个人都不禁大笑，说：“这家伙人错了行！” 我认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或道德标准强加给别人。但这种天真的想法对 于久经阵仗的情报官员而言，就显得太幼稚了。 是的，也确有人做间谍——背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朋友和誓言 ——仅仅是为了个人理想。但这只是众多间谍中的极少极少数人。 大部分特工都是为了金钱和物质等很实际的利益而“签约”的，还有为政治和 社会利益，为不失去既得利益，为复仇，为挫折，为愤怒，为妒忌，更多的是上述 种种原因的综合。很少人会仅仅是出于冲动或为了什么精神、信念的就去冒生命危 险。 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与死后或涅盘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关系。现实世界 要求间谍工作必须讲求实效，因为任何失败都可能导致自身的毁灭。那位高级代表 却唯心地高谈阔论，好像间谍工作是在为迷失方向、无助的灵魂打开天堂之门似的。 有人还说了一件事，以警告还未意识到这位“银盔骑士”的来临的情报站： “我不想说出是哪个情报站，因为这事儿挺惨的。那个站长没有意识到高级代表的 ‘高尚情操’，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请客吃饭来招待局长代表大人。” 那场面一定很尴尬，挺惨的。 要招募一个特工，首先要了解他手头有什么机密，他能接触什么机密，这些对 我们有无用处。（如果他知道最新的导弹技术，太棒了。如果他只知道种大玫瑰， 那还是让他继续种吧，但也不要忘记他的名字，你有一天可能也会需要大玫瑰。） 然后还要知道他想要什么作报酬，并且确认他一定会做这个交易。虽然还有很多与 这些原则有关的事，但这就是招募的要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青霉素和链霉素在间谍行动中很有用，因为潜在的 目标人选往往需要这些神奇的药物，或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这是 一个很强的动机，而我们又可以很轻易地为对方提供这些药品。那时，青霉素和链 霉素比金子还珍贵。 目标人选的需要是否足以使他冒险犯难为我们工作？这是整个工作的症结所在。 有时整个培育发展工作的时间表会大大向前推进，从评估一培育阶段飞跃到“摊牌 ——签约”阶段，出乎我们的计划。这正是由于目标人选的需求十分急迫，直接向 我们表达出来的缘故。 所以，可以说最难攻克的目标就是愿望已经得到满足、不艳不羡、没有其它需 求、想保持现状的人。 也只有这种人才难以打动。但我们之中有多少这样幸运和安祥的人呢？不多。 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个案。当一个同事建议：“我们收买他吧”，马上就有人 表示反对：“收买他？他只要拔根汗毛，就能反过来把我们都给收买了！” 招募官员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目标人选的背景、日常生活和他所表达的需求，以 找到发展他成为特工的关键所在。 有时对目标人选的评估不正确，突破口也选错了，就会带来失败。 但在那时的美国，即使失败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堪的后果。 最差的情形也就可能是目标人选的同事出面帮他的忙。这种情形在评估和培养 阶段还不会发生，因为在这个阶段对方的每一点思想变化都难以逃过我们的眼睛， 即使有什么麻烦，也都可以轻易化解。 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比较尴尬一些，即对方道貌岸然地叫来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 人。不过，如果前期工作做得好的话，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就算是确实发生了，“摊牌”失败的官员也不会因此进监狱。 我曾有三次将目标人选培养得快要对我说“同意”了。但是，按规定我要把他 们移交给另一位官员，结果，最后都失败了。我敢说如果最后出面“摊牌”的是我 自己，我一定能摘下这几颗快要熟透的皤桃。 他们三个都是很有潜力的目标人选。他们的家族在各自的国家都有人处在显赫 要位上，而且联络广泛。他们个人也很有发展前途。其中有两个，正如我说：“仅 仅通过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你们就可以发起政变占据有利地位并取得成功。” 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么密切了，我对他说这番话都已毫不忌讳c 每一次我 说到这，他都会露出微笑，暗示认同。 面对这样看起来已经到手的年轻、聪明而又有野心的目标人选，进一步还能怎 么样呢？在他们身上涂上野餐酱？可以吃了！ 很遗憾的是，接手“摊牌”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高级官员，他快要退休了，没 有勇气，也已没有成功的欲望了。 而且，他有一个坏毛病，喜欢吹嘘他过去的“风云岁月”。对于一个情报官来 说，如此怀旧吹嘘是很不利的，因为迟早他又会碰到真正紧张的时刻，这种不思进 取的心态会妨碍他的正常发挥，最终导致失败。 还有一点，他的酒量很小。凭我20多年嗜酒的经验，我从一个人举杯送酒人口 的架势，就能看出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是喝一杯、两杯或三杯 就会倒了。 我三次把“准备”好的目标人选介绍给他，让他接手去“摊牌”，却三次在介 绍时发现他已经不胜酒力了，说话含混不清，嘴里喷着酒气。 从我自己酗酒多年的体会，我知道不应对他人偶尔喝多了酒进行指责。但是， 他应该明白，如果自己喝醉酒后自制力不够，举止失态，就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喝酒。 我想，他不过是想借酒精给自己壮胆，好增强自己的“阳刚之气”。 我在喝醉酒时绝不会丧失说话和观察的能力。在巴黎玩扑克牌时，我每每故意 在他人面前大喝特喝，好让他们认为我喝醉了，无法再认真理会牌桌上的事儿。我 也无须用喝酒来给自己打气壮胆。所以，我无法理解和同情那个老家伙。 负责“摊牌”的官员和其它场合的官员不同，要给对方以真诚、自信和可靠的 感觉。他的承诺要看起来绝对可靠，要向对方表示，就算前面有火炕，他也会一起 跳进去。如果有什么不能保证的，就应该老实承认，这样不仅不意味着失败，对方 反而可能被你的诚挚所感动，而更加靠近你。 没收好袋口，三个到手的猎物终于都被吓跑了。我能理解，因为没有人愿意把 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酗酒的老头手里。 我非常失望，也很生气。这时在国内区局招募统计数字中我已几近10％了，名 列第一了。（只有国内区局才保留这样的统计数字。）我做完培养工作后，怎么不 指望能更进一步地获得成功！ 第三次失败后，我找基地长反映了意见，他于是决定改变原来的方式。 这时我手头正掌握着一串潜在目标人选，基地长于是要我全权处理，允许我决 定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 我的工作效率无疑会是很高的c 我曾遇到过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学者、政治家目标。 和他泛泛地见了两次面后，他很有风度地对我说：“请您不要把我当傻子。我敢肯 定您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继续努力，以实际言行告诉他我的的确确是中情 局的人。他后来成了我们的特工。这次招募轻松写意，完成得非常漂亮。 新英格兰聚集了众多的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我还曾遇见过两位立志要成为他们 各自国家未来的总统的人。他们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从他们的地位背景和 能力，我感到他们极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我对他们很尊敬，彼此间成为了朋友。 遗憾的是我当时用的是假名，所以以后无法再和他们取得联系。 有一单案子我记忆犹新。一位官员成功地培养了一个目标人选，将其移交给我， 他先诉我目标非常友好，最后向他“摊牌”的时间由我决定。“如果您愿意，你可 以今晚就向他‘摊牌”’，那位官员边起身离开餐桌，边悄悄对我说。他于得太棒 了。 并不是每一位官员都做得很好。在波士顿地区，我用假名示人。有一位同事是 低级官员，他参加行动时的紧张程度，就像老是接掉球的三垒接球手一样。他竟当 着特工的面，叫出了我的真名。那位特工于是问我到底哪一个是我的真名！ 中情局对于一些与众不同、可能不太友好的人也有不小的吸引力。 曾有一个人自言“希望加入”中情局或和我们“合作”。基地长告诉我对这种 毛遂自荐的“撒马利亚”好心人要加倍小心，应尽快摆脱他的纠缠。 我选择了位于波士顿普鲁登肖尔大厦52楼的咖啡厅／酒吧／餐厅和他会面。 我提前2 小时到了约会地点，确认我们的“自愿者”并无同党帮忙。我戴上一 副深色墨镜，然后要了一杯可乐和一杯橙汁，各喝了半杯后分放在不同座位上，暗 示还有其他人和我一起来。 他来后，我们用法语交谈。他想透过我的深色墨镜看清我的脸，但只能看出我 是一个亚洲人，从我会说法语这一点看可能是越南人。他一直盯着我放在他那一边 的另一杯饮料，显然已相信还有人与我同来。 我对他的“良好愿望”表示感谢，又说我还要和在附近的同事商量一下再作决 定。我要他在原位等我15分钟，如果我不回来，就表示我的同事认为要进一步考察 他。 我肯定那个“自愿者”不敢离开他的座位，因为他担心还有一个人，或者更多 人正在一旁监视他。同时我也肯定，我乘高速电梯从52楼直下地面，要快过任何不 能直接打到楼下的无线通讯设备。（现在的无线手机和通讯设备就难说了。） 我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法，摆脱了另一个我们不感兴趣的人。我对这一招的效果 很满意。 我的工作成绩很出色，基地强烈推荐，要总部给我作两年一次的升级。结果我 并没有获得升级。有小道消息传出，在升级讨论会上有某人用堂而皇之的理由指责 我。 在中情局，职称委员会的讨论是极其秘密的，还带有一丝神圣的色彩。但我常 常能想方设法得知“内幕消息”。 走漏消息严不严重？好几年前，有一次，一位参与讨论的高级官员私下说我将 被升级，同时又表情严肃地提醒我：“还没正式公布前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 出去！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是我泄漏消息，一定会杀了我的。我发誓那时我就会先杀 了你广若干年后，消息走漏得更历害。大家常常都能知道是谁把谁给压下去了。我 也知道。 我喜欢的那位基地长调走了，这令我很失望，继任的是一个动辄就指责我又不 许我申辩的总部的那个上司。我根本不想在他手下做事。 我在东京站工作时受人诽谤，在总部也是一样，但我认为，除了这些无聊的流 言蜚语外，我在中情局的地位还是很牢固的。 中情局行动官员在外执行任务时是用“滚动经费”，手上总有一笔备用现金。 但他要有一个详细的分类帐目，每笔支出必须有收据，结余现金要与帐目绝对平衡。 有时碰到外币价格波动，则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不得不侵用这经费。 但在国内基地，就要进行年度财务检查，常常是先发一个简短的通知，要求官 员们的现金使用后，收支平衡。 虽然我以前也曾收到通知，但从没真正接受过财务检查。因此，这次检查对我 来说是第一次。 两位财务检查人员抵达波士顿，开始逐一检查我们的帐目，却唯独不查我的，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们不必查你的帐。我们了解你， 知道你很诚实，你的财务记录一直很好。” 这令我吃惊。看到我笑了，他们又补充说：“我们在局里也看过你们的接触报 告，心里知道谁的帐目可能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在中情局所受到的最高褒扬。我要感谢我亲爱的父母，从我小时 候起，他们就教导我对钱要常注意细节。 这些财务检查人员每天都要面对成百成千的接触报告和财务报告，我想不论你 怎么伪装，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昂贵的酒吧帐单，哪些是填补漏洞的报告，哪 些是妓院帐单（和哪些是高价的按摩院的帐单）。 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往往需要伪装单据，比如特工用假名签的单据。只要直接 的上司知道或默许，就可以这样做。这无疑对中情局官员的诚实和正直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中情局曾向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下达指示，引用韦氏大词典和其他词典的释义， 将“考虑”（Consideration 译者注）这个词的最后一个释义——“报酬”——作 为特殊现金支付的代名词。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能是为了尽量避免进行秘密现 金交易的帐目难以为不知情的人所误解，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波士顿地区工作期间，因为我大多是在培养受过良好教育、老于世故的目标 人选，所以常常光顾消费很高的餐厅。我一般都用现金支付，要发票。 有一次没有安排好，竟创记录地三个人吃了215 美元，这是一个大失误。 但事实上我有些冤枉。我请的客人是一对非常富有的夫妇，他们见过世面，知 道什么是好东西，而我想营造一种大方好客的气氛。那时我已经戒酒，我问那位男 的要喝些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要了最高级的酒。而且，我当时没太注意帐单，给了 太多的小费。 为此我受到了不少非议。直到两周后有一位新来的女官员在纽约请客吃饭，三 个人花了270 美元，才刷新了我的记录。非难的目光转移到了她那儿，我才轻松一 点儿。 我在总部曾亲眼看到和听到有些官员在上级面前据理力争的情形，不过那些上 级都是比较宽宏大量的人。 鼓足勇气和上级据理力争，不仅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或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可以令上级刮目相看，欣赏你的才华。当然，这一点对于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来 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知道至少有两次，下级官员同上级激烈争吵，几乎闹翻了天。但是下级官员 最后却快速反弹，在别人还未意识到之前，就得到升级，而且升至令与他争吵的上 级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我第二次去东京工作时，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是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我的意见无法直接反映到站上或局里，而是要通过中间环节上报。于是，他们就违 心说谎，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歪曲事实。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总部监察局求助，他们可能能帮助我，而且能耐心倾听我 的申诉。我退休几年后，有一次和一位很高级的上司谈心，说及此事时，他说： “你当时应该直接向我说。” 我没有那样做，直到我退休，我都没有那样做，显然我当时采取的策略是错误 的。 我并不缺乏勇气。但我当时的顾虑可能太多，也可能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事儿。 当我对宗教的了解加深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缘，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都有上帝之 意。 我调到新英格兰工作后，回总部的机会多了，而且我不执行工作任务时已经有 官方掩护身份了。如果自己不努力，是很难调到一个好部门工作的。那时我自己是 想外派到国外工作，最好是到巴黎工作。如果去不了巴黎，就去其它说法语的城市 如瑞士日内瓦、摩洛哥拉巴特、肯尼亚内罗毕等。但这些地方当时也是大多数人 “梦想”去的地方，有“关系”的人早已排好了长队等着去。 又是经人介绍，我和法国处处长拉上了关系，他答应我一有空缺，就会优先考 虑调我到法国工作。我要说明的是，那时我在会说法语又熟识巴黎的中国人中是职 位最高的。虽然我的法语已经退步不少，但我自信，到法国三个月后我就可以完全 恢复过去的法语水平。我曾是一个行动官员和招募人员，和其他官员相比，我占有 明显的优势。 这时我又听说我的前任上级，同意调我到东京并使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行动 官员的部长。他将到罗马站担任站长。 他已成果斐然，名声远播世界上有情报战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通过报纸就知道 这个行当里谁谁在哪里做了什么轰天动地的事。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在报纸上发现 我的老上级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事迹都是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我知道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而且以后还一直对我很关心。我毫不犹豫地下了决 心，认为到罗马比憋在波士顿要好得多，罗马站站长也比我现在所担任的新基地长 要更适合我。 还有一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罗马多住几年绝对是值得的。 我立即飞到华盛顿向我的老上司、即将上任的罗马站站长表明了我的想法。 我已经15年没见过他了。有传闻说他对下属极其严厉，像凶神恶煞一般。他的 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而且已差不多秃了头，但他依然神采奕奕，带着笑容，愿意 听我的意见。他答应要我，但有一个条件：要我再做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且至少 要干3 年。 那时到罗马还是很危险的。外国恐怖分子和意大利红色旅团的活动还很猖撅。 再次成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何况这样可能还要比时常要到受 恐怖分子威胁的美国大使馆的官方掩护情报官更安全。老板接着要求我学习意大利 语，至少要勉强过关。 所有相关事宜基本办妥后，我这位老上司又用他嘶哑的嗓子对我吼着说：“我 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喝酒了，不过你以后开车要慢点！”办公室里每个女职员都听见 了。 “行，我再也不开快车了。”我想他一定已经知道我喜欢开快车这回事。 “还有，别再到处搞女人了。” “老板，我已经老了，你应该看得出来。” 办公室里的女职员听到都不禁笑出声来。 “还有就是别犯法。” “遵命！我保证绝对不犯法！” 我们彼问此答，对情报官说不该犯法几乎是好笑。但他予我以忠告，我也答应 得斩钉截铁。 我从意大利处办公室出来时，法国处的处长正在走廊上等着我。 “喂，保罗！好消息！巴黎现在有两个空缺，我正到处找你！” 我望着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向 他解释在五分钟之前我刚刚同意调往罗马站工作。我不能食言。 这下轮到他大吃一惊了。 我等着去巴黎已经整整十年了。到真的可以去了，我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我没去向往已久的巴黎，而去了罗马。谁又能知道，这竟又是上天的灵佑。 我并不觉得失望。我心里已经模模糊糊地开始认识到，命运到某一程度是大注 定的，不以人的努力为转移。多年以后回首，原先想达到的目标有可能并不是最好 的目标。东京就是一个例子，我原想到东京好好高兴地呆上五年，但最后却只在那 儿呆了三年，而且充满了苦恼和愤恨。 除了恐怖分子猖撅以外，罗马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城市。我也知道很多巴黎的阴 暗面，明白巴黎并不仅仅意味着快乐和玫瑰。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对于从事秘密工 作的我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有利于我伪装的恩惠。此外，我又可以多学一门语言， 体验一种我向往已久的文化了。至少和子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一定喜欢 在罗马生活一段时间。我们11岁的儿子也可以在意大利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受到熏陶， 感知人类的文明和历史。 在任何机构中，一个强大的首脑对于推动整个机构的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情局也不例外，尤其那些能“呼风唤雨”的老板，更是如此。如果老板欣赏你， 他就会给你充分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正是你所期盼的：给我机会。 新站长到罗马后，我就获准去罗马一周，熟悉情况，体会“感觉”。如果要到 一个全然不熟悉的环境执行任务，通常都必须先熟悉情况。 如果安全情况允许，中情局里负责情报报告的官员和情报分析专家都要事先到 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地点进行考察，以熟悉那里的人文、地理和气候等特点。 我到罗马的一周，就是像观光客一样四处游览。我过去就一直想到罗马看看， 但由于我当时拿的是台湾护照，而且还牵涉到签证等问题，所以一直未能成行。这 次，我终于遂了心愿。我曾经读到过关于意大利和罗马的经典著作。而且，我过去 还至少爱过四个意大利女孩。后来和子还取笑我，说如果我真的娶了个意大利女人， 婚缘不可能持久。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吃意大利的番茄和通心粉。 我向新站长、我未来的上司和另一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了解了在罗马进行非官 方掩护行动的相关情况。 调到罗马工作后，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我经站长同意买了一辆新的奥迪80轿车。 因为我不会用手动挂档的车，所以专门从西德厂家订了一辆自动档的轿车。（那时 在意大利还买不到自动档的车。） 我理解这种“特殊”待遇可能会令人有所不满，但这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特殊 待遇。我确实要一辆车，对于新到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局里大多是批准买新车， 在任务结束后再卖掉，收益则归站里所有，官方掩护情报官如我未来的上司，就要 自己花钱买车，但却可以免税，回国时还可以免税、免运费带回国内。 罗马的魅力自不待盐，我喜欢它古老的遗迹和人文气氛，我也喜欢那些被游客 认为是骗子。专门欺骗和抢劫游客的“街油子”。我还发现，可能除了日本以外， 意大利人要比我去过的很多地方的人慷慨、诚实和大方得多。 在罗马时，我还见到一位世界小姐的竞选人，不过不是意大利人，她代表她的 祖国。她已经结了婚，30岁出头，但依然是美艳绝伦，粉黛不施就已令我陶醉不已。 我和她一起没有做什么“太过份”的事儿。我为她照了相，回国后还把她的照 片拿给和子看。和往常一样，和子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她也承认那个女人的确漂亮。 回波士顿后，我问起即将上任的新部长的情况。我问了七个人，有的是总部的， 有的不是总部的。令我吃惊的是，七个人中有五个都用了同一个形容词回答我： “愚蠢。”老天。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这要是政治选举，7 票中得了5 票，71％的得票率绝对胜出。而且都是用同一 个形容词？难道这是什么启示吗？ 我憎恶两种人，一种是不诚实的人，他们欺骗、做作和伪善；还有一种就是愚 蠢的人。除非是身体和智力上有障碍，我认为脑子懒惰的人是很可惜的，他们没有 思考的习惯，在思想上是一片荒漠，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一言以蔽之，他缺少了 人类的最高素质：思想。这并非说人一定要绝顶聪明，其实一副有平均水平、但确 实在工作的脑子已足够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愚蠢的事后就会不断地悔怨自己。我还 很遗憾地发现，我竟会重复做蠢事。这跟“失误”不同，重复做蠢事是找不到借口 原谅自己的。 我常想，朋友的愚蠢往往比敌人的聪明更可怕，可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我 唯愿我在纽约和东京所犯的愚蠢错误不会在罗马重演。 不久，我就开始在总部附近学习意大利语，而家仍在波士顿地区。我们对在波 士顿的生活很满意，我的工作大多成功而且有趣。一家人尽情享受波士顿的文化、 艺术和历史的熏陶。由于我们在日本生活过，喜欢生鱼片，所以波士顿的海鲜也令 我们大饱口福。 由于工作性质需要，中情局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学校，如果必要，在那儿可以学 到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冷僻的语言。意大利语部的老师都非常称职，由于我需要优先 学习，所以专门有一位热心肠的女老师单独教我意大利语。 可能因为我已经会说法语的缘故，学习意大利语——我的第六语言——对我而 言是容易的，至少看起来如此。我的老师用很夸张的意大利人的手势不住赞扬我。 其实，我的意大利语和法语已经有点混淆了。 开始学意大利语后，我才发现它竟比本已很难学的法语还难学。语法要难过法 语40％。意大利语中喜欢省略主语，使初学者无暇思考起始的动词该用什么形式， 但人们却觉得意大利语很容易！ 中情局不仅有一所很好的语言学校，如果有必要，局里还会对职员的外语水平 （除非是任务必须，一般都是自愿的）进行测试：听、说、读、写测试，样样俱全。 水平的分级和其它联邦机构一样：从零级到最高的五级，其中二级是及格，三级是 可以用于工作。要达到五级水平，除了语言本身外，还要知道许多其它知识；讲母 语的高中毕业生可达到四级，但很难再达到四级加。 中情局里有很多语言天才。最近我遇到一位退休的中情局前职员，他曾在中情 局通过了12种语言的测试（英语不在此列）。他完全掌握了3 种语言，对另外3 种 语言也非常熟悉。除此外，他还涉猎了不下8 －10种其它语言。而他只不过是喜欢 研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突然和我讲起了普通话，我正想他的中文一定很好，他却 又对我妻子讲起了日语！ 他还很谦虚地对我说还有一名中情局人员参加过20种语言的测试。当然，这两 位是非常例外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受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邀请 去工作了。（国家安全局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机构，主要处理国际通讯、编码和密码 等事务。）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东、巴尔干半岛及其它地区性危机的爆发，就大量需要 冷门语言的专家，以处理相关事务。 可想而知，波士顿基地的老板对我调往罗马很不高兴。接着不知为什么，我的 提职建议又被否决了。 我边学意大利语，还要一边学习安全、恐怖和反恐怖工作，以及“自卫驾驶” 等技术。我开始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罗马之行决不是闲庭信步。 我大概学了四个月的意大利语。当我对我的学习进度觉得尴尬时，我的教师却 对我大加表扬，说我的进度“非常神速”。我心存感激地辞别她，回到家中，准备 开始罗马之行。 后来我获知，在三项意大利语测试（对写作不作要求）中，我都达到了二级， 这是个很不错的成绩。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条条大路通罗马 去罗马之前，我和家人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葡萄牙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在我的日程表上还有一公一私 两项工作需要完成。 首先，我得见一个美籍的前雇佣兵，他在葡萄牙前殖民地安哥拉掉了队，现在 居住在里斯本。他希望在“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央情报局”谋得一个“更体面的”的 谍报工作的职位。他以前曾帮助中情局做过一些事情。 和我以前在波士顿所做的一样，我的任务是见到那个前雇佣兵后尽可能劝说他 放弃这次交易，向他解释清楚中情局在谍报活动中并不需要职业杀手。我曾经读过 一些关于职业雇佣兵的书，知道他们并不是唱圣歌的主日学校的教师们。同我二十 年前想加入的法国外国人雇佣军相比，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们更加没有 纪律性。 我的私事是通过朋友找几个走私钻石的人。他们从安哥拉走私来未经加工的钻 石，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在里斯本及邻近地区非法出售。 我非常喜欢钻石，它是许多人、不仅仅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历史上的权贵们都 喜爱钻石，并用它们的美丽、坚硬与永恒来象征他们的权势。 自从1961年我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见到一小碟红的、绿的、裸蓝的、黄的、白 兰地色的、粉红色、奶白色、黑色的各色天然彩色钻石之后，我就一直想得到一颗 自然成色而非人为染色的钻石，这种钻石通常被称为“幻想”钻石，我的问题是： 它们稀少而异常昂贵，非我能及。 众所周知，钻石交易是受垄断商严格控制的。据报道，曾一度垄断钻石交易的 德、比尔控制了钻石交易的70％以上，因而控制了交易的价格和供应量。 既然买切割好的有色钻石如此昂贵，为什么不去用秘密交易之类我熟知的方法 买一颗未加工抛光过的彩色钻石呢？这个想法让我非常兴奋，“细小”的法律细节 我当然可以忽略掉，而且我又喜欢冒险，也许我还应该再去冒险。在中情局我并不 是白干没学到的家伙。 对那些不了解钻石的人，我建议他们去华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看看，在世界 上众多极美的珠宝中欣赏一下世界上最大的未切割的黄色天然钻石“奥本海默”。 如果你没有被它的美丽打动而忘记一切的话，你就根本不配去拥有钻石。 在我狂热的梦想中，我曾想过如何把一颗未切割过的钻石镶在一枚男式戒指上。 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位出售生命的雇佣兵。 在里斯本一家旅馆装演精美的大厅里，我见到那个人（里斯本二战中曾是个中 立城市，二战之间吸引了不少国家在此设立谍报中心）。他30出头，高而瘦削，肌 肉没有我想象中的发达，但偶尔从他的眼中射出死样的微光。他的旧外套和脏领带 异常醒目，就如同失掉了遮羞布的大理石裸体雕塑一样刺眼。 尽管他按照安排左手手持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但他无需自我介绍我就认出了 他，我不由得暗自同情起他来。 我从扶手椅里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然后用化名介绍了自己。我叫出他的名字， 他看上去很放松，尽管对我是个亚洲人感到诧异。 我请他去了酒吧，为他要了两杯啤酒，我自己要了一杯矿泉水。从他身上看不 出有什么暗藏武器之处，但我并没有放松警惕，谁知道他杀过多少人，毕竟“杀戮” 是他最能出鞘的才能。 寒暄之后，我切人正题，依仗着背后中情局的威势（希望的确如此），我用出 乎他意料的温柔的。长辈般的语气告诉他中情局不需要职业杀手、前雇佣兵或者亡 命之徒。即使在极少的情况下中情局需要一些斗士，它也会通过总统命令Delta 部 队（注：最精锐特殊的部队）或其他特种部队去完成。 我继续遭：要加入中情局作谍报官必须在阅读、写作、数学等方面很棒，并且 至少要精通三门语言（其实这完全是胡说。我很少在谍报战场上或在总部看到这种 才十，但我需要以此来打消他的念头）。 突然，我想起一个我隐约记得的规定。我问他持哪国护照，他略为骄傲地说： “美国护照，尽管我在非洲作战。” 我用柔和而坚定的声音告诉他：“可能你不相信，你知道吗？在你替外国军队 作战或者在外国的外交机构工作时，你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或被注销了。” 他眼神一怔，不出所料地质疑着我的话。 “你瞧，我是为中情局工作的。我不替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效力，你在非洲或 其他什么地方干的事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但我认为你应该保住你的美国护照和 公民身份，我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因此我可能比你更了解和重视美国公民身份的价 值，我给你一个建议：回美国去找个你喜欢的工作，那儿还有许多适合你的机会。” 他沉默了一会，也许正在琢磨刚听到的事情。我没有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沉默 更有说服力。 最终，他带着扭曲的微笑站起来，伸出手向我道谢。我祝他好运，衷心希望他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没喝完第二杯啤酒。 我对未雕琢的彩色钻石的狂热让我的妻子觉得很可笑，他认为这是孩子气的行 为。当然，她知道钻石将是镶在我的戒指上而不是她的，但她并不在意。 在里斯本的随后四天是在追寻隐藏的“钻石交易商们”中度过的，我的“朋友” 的话比葡萄牙海岸的海风更轻率。 更糟的是，他完全不重视时间和约定，让我们的宝贵时间浪费在里斯本逗留等 待，而他却号称在“寻找钻石交易商”。 也许他想显示他的“诚意”，但到了第三天，我明白他是在带着我们进行一场 完全没有希望的搜索。尽管我不懂葡萄牙语，我也能从他“交际”过程中的反应看 出他的故事也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既然如此，那干嘛要破坏我们欣赏美丽的 里斯本呢？ 最后一天，在终于决定按照妻子的意见放弃购买非法钻石过清清白白的生活之 后，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在里斯本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天。这是我们在葡萄牙度过的最 丰富的一天，尽管我们走得双腿疲惫不堪。 两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块无瑕的、淡黄的幻想钻石。那是另一个复杂而难以置 信的故事。在这我想说说我近年来开始接受的两条教训：有志者事竟成。 有祈求必得回报。 令我震惊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缓慢的逍遥自在的生活节奏，我们认为这两个拉 丁国家会与意大利颇为相似。 但在罗马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始于混乱的新的经历。20年前我曾在西班牙度过了 两个漫长的暑假，当时我只懂一点西班牙语，那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并未使我对意大 利快速、难懂的语言和泰然处之的乐观生活态度做好准备。 如果偶尔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如意，意大利人会摊开双手耸耸肩，表示没 什么大不了的。这些意大利人，你是很难跟上他们的。 首先，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家具什物将被“拖延”几个月运到！由于我们误解了 这些“懒散、不诚实”的意大利人，我们陷人了无穷无尽的担忧之中。 我们在旅馆一共呆了四个月，迅速增加的花费让我们颇为焦虑（中情局后来补 偿了我这些花费）。家具的“拖延”后来证明是美国搬运工的错误。首先，他们弄 错了一些急需空运的物品，包括我们的时令用品如外套、毛衣和雨伞等，更重要的 是我儿子珍藏的体育明星卡和小型美式足球防护头盔，看得出我儿子对他人的信任 感极大地动摇了。 我不得不花上数月时间去找回我们需要的东西，最终以我直接致信给最上级总 公司总裁并收到总裁的道歉信而告终。 这是另一个我一直坚信的教训：直接与管事的最高层人士接触。 最令人担心的诸如家具运输中的破损、盗窃和财物损坏之类的事从未在意大利 方面发生过。 我订购的新奥迪80轿车也被延迟了，而这次又是“通常守时”的德国工厂的错 误，令人吃惊的却是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德国伙伴们道歉。 我们幸运地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居民区找到了一间公寓，面对一家小小的公园。 房子本身令人印象颇深，有个绰号叫“（议会）议员之屋”，因为政客们拥有 这幢大楼中大部分单元的产权。其中有1957年共同签署了创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罗 马公约》的已故外交部长的遗孀，前财政部长的遗孀也住在该楼。房东太太过世的 父亲是前贸易部长。迷人的女房东和我用法语交谈，因为当年她父亲作为驻欧洲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公使时，她曾在巴黎住过许多年。 这里有从西西里来的杰出的议会领导者，也有在任的预算部长。我们搬进去的 时候，这幢房子已号称18年没有发生过盗窃案。这在罗马是难以置信的记录。 我坚信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是善良的，但犯罪依然猖撅。数周之后，我从新闻中 读到，一些乘公共汽车的英国游客在他们从达文西国际机场到罗马的路上被人用冲 锋枪劫持并洗劫一空的消息，幸好无人受伤（通常意大利的犯罪看上去不太血腥）。 到意大利之后，我听说精锐的宪兵部队的首领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将军和 他的新娘及五个卫兵一起被黑手党刺杀了。在司令部，我有个同事喜欢模仿贵族气 的达拉·基耶萨将军请我们粗暴的罗马支局的局长喝咖啡的场景。那是非常滑稽的 一幕，因此这条悲惨的消息就令人感受更为深刻。 我们被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罪恶所迷惑。 有一次，一伙胆大妄为的歹徒在罗马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抢劫了运送警察薪金的 警车。 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坐在车内，其中一个警察用一把机关枪向车顶漫无目的地 扫射。钱还是被拿走了。 也不知警察们的耳膜是否被震破了！ 那时候，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成为常见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男人的钱包放在 胸前的口袋里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可以用扣子扣上或有兜盖遮住的那种。 我们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彼得于1991年在罗马亲眼看到他的钱包被拖出胸前的口 袋，而当时扒手正向他微笑！彼得及时制止了这窃案，他唯一的遗憾是当时忘了展 示一下他已熟知的粗野的意大利语，而只是像美国人那样用英语向扒手怒喝。 裤子后面的口袋是最容易被偷的，也很容易被人用刀片或小刀割开。 如果惧怕意大利技巧高超的偷包贼，妇女们的手袋应该有一条肩带，最好斜挎 着，并用一只手护着放在身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全然破解那些骑着摩托车 的抢匪，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一个骑车，而后座的人动手抢劫。 我听说过一个脆弱的美国女人在街角与窃贼殊死搏斗的故事。她最终获得胜利， 保卫了手提袋，右臂和肩膀也完好无损。但这是一个代价惨重的胜利，以后心理治 疗的花费比手袋的损失要多得多。 在露天咖啡厅，尽量坐在里面的位子是明智之举。因为骑摩托的窃贼像马喊一 样抢走靠外的位子上任何抓得到的东西。 如果你要在意大利多呆些日子，那最好将你的身份证和护照影印一份，然后带 着影印件出门（除非你要兑换货币），而让旅馆把重要的物件妥善保管。 作为一名极秘情报官，我被分派过几乎所有我能干的工作，但我工作的主要目 标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国家的官员及传统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 在任务单的最上面，是我早已熟悉的工作：和那些来自可能大肆产生恐怖分子 的中东国家的情报官、外交官和记者们会面、交朋友、培养感情，然后尽可能地拉 拢他们。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前几年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这种任务也许会让我恐惧， 特别是在恐怖分子猖撅的罗马。 带着自信与愚勇，我狂热地开始了工作。 派遣一位深藏不露的极秘情报官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不大可能被 敌对国家的政府或其他敌对势力逮捕。 并且一旦不幸或因出错而被逮捕，极秘情报官也可利用机智和经验去编造一个 “合理的抗议”，如用中情局乐于使用的那一类方法。我有充分的自信自己可以很 好地处理这些事情。 我的掩护身份是一位商业咨询者／财务分析人员／投资顾问等，任何与钱或咨 询有关的事情都被他们含混地写在我的业务名片上。令人惊奇的是，数年后，因为 这个身份我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来令人满意地开展与掩护身份相符的工作，或与学 者、专家以及专栏记者们以职业水准讨论有关的问题。最妙的是我并不需要做有关 这些身份的实际工作，尽管我必须随时了解新闻。我是读新闻成瘾的人，这项工作 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仅仅在使用这个身份数年后，我才唯一有一次由于掩护身份而使自己处于尴尬 的境地。 我的一个远房婶婶和他的儿子（在他的业务名片的显著位置印着博士的头衔） 专程来向我寻求购买黄金一金条的交易（而不是关于小赌注的游戏）的专家意见。 当然，我了解这类问题，我取出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考虑到南非的各种 生产因素，苏联出售黄金的可能性或者某处突然爆发的军事冲突等等因素，我断定 当时对美元每盎司的金价最多可能达到95美元每盎司。 因此，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在瑞士借钱买黄金是冒险的投资。 我的忠告是免费的，就像我们请的晚餐一样。我冒了自己的险提出这项劝告给 这远亲。 然而，历史记载了一切。很快，大约6 周以后，金价上涨到每盎超过800 美元 的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高价。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使所有的专家和经济学 家们困惑不已，包括那些开心傻笑的南非人。20年后的今天，金价也仅仅为380 美 元每盎司。 从业务上讲，我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因为它与我的本职工作无关。何况， 我只是无以计数傻瓜们中的一个而已。 我丢尽了脸面，更失去了婶娘和表弟。 罗马支局除了给我一些指令外对我没什么帮助。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僚和我 会过一次面，一年后又在电话里用嘲弄的腔调和我交谈过一次。这就是他对我的 “协助”。 我后来从他以前的上司那里了解到这位极秘情报官同僚并不是什么好情报官， 我非常理解这件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把自己看成朋友。 接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指示后，我开始试探着与那些目标中的外国外交官们交往。 我好像在浓雾中摸索向前，就像一句东方谚语所说的：我不知身处何方，也不知要 去往何处，更不知会遭遇何事。 当我成功地和一位阿拉伯大使馆的情报首领共进午餐后，我想我已取得了一些 实质性的进展。或许我该再安排一次宴会。 然而那个人并非没有理由成为使馆的情报长官，在罗马这个充斥着间谍的城市， 他也是有经验和一些所谓的“第六感”。 但尽管我在电话里竭力邀请，接下来的会面却再也没有实现。 我奉命去某个重要场合的例子可以说明我的处境是多么无助。 我被命令去参加一个回教国家大使馆的宴会。宴会是凭请柬进场的，而我当然 没有请柬，事情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间谍了，不是吗？当然是这样。 为了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心理准备，我去了著名的林荫大道Via Veneto，那儿有 几家著名的咖啡厅，一度是国际影星时常光顾的地方，如今因为冲锋枪扫射和炸弹 爆炸而再度名声大噪。 我找了一家有许多大声交谈的阿拉伯人的咖啡馆坐下。我通常习惯于背靠墙坐 着以便我可以很好地看到眼前的“舞台”，如果附近有一根粗大的大理石柱子来挡 住可能突然飞来的子弹或炸弹就更好了。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就此而言，在这种危 急情况下，即使是一个非常胖的男人或女人也不如一根石头柱子管用。 看着眼前的阿拉伯人，想着也许他们晚上也要参加同一个宴会，我感到心情有 些沉重，“我该从哪里下手？怎样开始呢？从眼前这些人身上开始吗？” 这时，一个阿拉伯人站起来，他翘起的夹克露出了随意插在他背后腰带里的一 把不锈钢的“·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我的心情比那把枪还要沉重，这个人甚至 没有为手枪配一个枪套（这便于快速拔枪）。那魁梧的阿拉伯绅士漫不经心地整了 整衣服，盖住了露出的手枪。我心里默默地记着这帮人的面孔。 我准时来到了大使馆的人口，已经有许多客人在那里了。大部分人手里都拿着 请柬。当然，那个背后插着把枪的大个子阿拉伯人也在客人中间等着进去。美国人 并不是恐怖分子的唯一目标，在罗马，回教徒枪击回教徒是很平常的事。伊朗和伊 拉克人正在打仗，两个国家都在罗马派驻了使馆。 我别无选择地加入到面向欢迎者的行列里。大使和夫人站在欢迎的行列中，夫 人站在前头，紧靠着人口。 我前面的客人看上去像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和他的年轻助手。 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和他们交谈，我最终选择了英语，因为觉得最可靠。就 在我面前的年轻人准备把他们的请柬递向将去叫出客人的姓名、头衔和国籍的接待 员时，我用英语向那年轻人轻声道：“英国大使今晚也会来，是吗？”这是一个不 论怎样都会得到回答的问题。 年轻人递请柬的同时疑惑地点点头。 我大约50岁上下，穿着得体，看上去平静而高贵，像一个亚洲国家使馆的公使 或参赞——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向年轻人庄重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对，对。” 我的耳朵其实什么也没听到。 接下来，我已走过接待员来到大使夫人面前。 很早以前在巴黎学会的做作的妄动差点毁了我。 我完全忘了主人是回教徒，我试图拿起夫人的右手轻巧地躬身吻一下。 哎呀！美丽女士的手在我的拉动下仅移动了一英寸，这优雅的手拒绝移动！我 几乎可以感觉到她黑亮的眼睛在我躬下去的头顶上刺了个洞，她嘴唇轻启：“你这 个傻瓜！” 我当时一定是满脸通红，我被太阳晒成暗色的皮肤掩盖了一切。我迅速左行面 向大使，孤注一掷地露齿一笑咕哝道：“阁下……”我避免和大使夫妇两侧全副武 装的卫兵做任何的视线接触。 直到我离开大使至少十步，十大步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 如果是在喜剧表演里，我当时就会像一根木头直直地倒下去。我异常紧张，感 到血压猛裂冲击着我的头和脸。 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我从未感到如此紧张过。和已知的敌对情报官握手与如此可 怕失礼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我真的很想念日本，在那里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使 局面在我的控制之下。而这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共存在这个占老、辉 煌、美丽、复杂的首都。 晚会主人很多，但我毫无收获。我遇到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的大使，并试图与 这位年长的外交官用法语多谈。令我反感的是他向后退让着，奋力把手从我的手中 抽出来，仿佛被凶狗咬厂一样，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坚决地要回避我，他应该不 知道我是谁。 我在晚会上遇见我的副部长，他当然有请柬。 他带着惊讶的表情问道：“你怎么在这？” 是你叫我来的，还记得吗？你只是忘了这有多困难而已！ 我被介绍给一个值得信赖的长期特工，我可以同他一起做许多工作。这样一个 重要的特工我却仅仅在会面前10分钟才听到他的名字，并且我只被告知今天应该向 他说什么，再没有更多的信息。没文件可读，没有背景材料可查。 我带着特工来到城里奥古斯特皇帝陵墓边的一家安静的餐馆长谈（这种境况是 在罗马生活的幸事之一）。 我开始教他如何精确聚焦并拍摄某个敌对国家的雷达塔。 他很有礼貌地听着，但当我按照指示向他解释照相技术时，他眼中掠过一丝轻 蔑，这使我对上司没给我时间阅读特工的背景材料感到怒火中烧。 看着他以前去那个敌对国家拍摄的照片，我觉得并不存在照相技术问题，而是 他不能或不愿冒险去拍摄一张精确聚焦的目标照片。这可以理解，我的立场无法要 求一名特工冒着生命危险去花时间调焦距。 我曾经有一个特工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敌对国家用被禁止的方式拍摄照片。但 我知道我无权要求这些，我也没有要求过，我确实欣赏他勇敢的行为和因为他的勇 敢而得到的几份有价值的报告。 我的愤怒和尴尬是对的，我后来知道那个特工是个职业摄影师，难怪他给我如 此可恶的一瞥。这就是我从情报站上司那里得到的“支持”。 我后来发现分部的主管和副主管关系不和。在分部，很多事情都是“乱七八糟 的”，但肯定绝非偶然。这些糟糕的事情碰到一起绝非偶然。 在罗马，我常被告知事情需要花费时间来做，我常被微笑着告知“别太卖力了， 小心心脏病”。 我的确喜欢很快地做事，但更重要的是事情并不必进行得像他们做的那么慢。 在情报工作中，一点尤为正确的是时间往往是关键因素。我很早以前就被灌输了新 闻业紧张忙碌的节奏与本能。 我和这位特工相处得非常好，直到他预定的“退休”时刻。我们一起诚心诚意 地尝试过许多事，但没有什么成就。 与他共事之余，我在情报报告中试过了所有的小花招c 在不同方向都有很多创 意，诚实地说做了非常好的努力，但仿佛被噩运诅咒了一样，一无所获。 我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事件时间表，但我在罗马和许多敌对的情报头目们会面、 进餐、交友。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外交身份掩护。 在罗马，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外交使团，而这些使团甚至在华盛顿、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也见不到。我要么事先就从情报站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要么像情报官那 样在和他们初次见面后就猜出他们是谁。通常他们的眼睛和身体的移动都会告诉我 他们是谁，我则会在我的接触报告中要求情报站进行核实以便确证。 罗马真是一个让我觉得情报工作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职业的地方。甚至当你并 非被攻击的目标时，流弹也一样会把你打死。这在那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为某个原 因而聚集的地方是经常发生的。 后来，在我儿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校方公开警告学生和家长们“尽可能远离美 国大使馆和罗马市中心西班牙广场附近的新的麦当劳快餐店”。 大概这些地方是恐怖分子对付美国人的主要地方，而且是针对所有的美国人。 恐怖分于的袭击遍及欧洲。贝鲁特的美国使馆炸弹爆炸，劫持环球航空公司的 班机，劫持快乐旅行游乐船 Achille oro等等，还有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的恐怖 分子的冲锋枪扫射，16个无辜的旅客被夺去了生命。 甚至意大利人也承认意大利的官僚主义让人难以忍受。而我有幸认识一个可以 通过朋友和贿赂避开拖拉的公务程序的意籍美国人。 他使我的家具什物顺利迅速地通过海关；他只用一个月就帮我安装了一条电话 线——我工作中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像常常被忙死的电话公司所说的那样，让我等 上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他指点我顺利地出人于罗马警察署和币政机构，这些都是 不可思议的功劳。 在罗马过了一年之后，我被改换签证的申请难住了，我们的申请不得不来往于 包括内务部在内的官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关卡。最后，我被告知我必须向路易丝安 那州新奥尔良的意大利领事馆申请意大利签证（那是离我那家虚构的公司最近的意 大利领事馆）。 咨询过我的声名卓著的意大利津师之后，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新奥尔良 去申请意大利商业居留签证。我不愿意这样，我的部长出于别的原因也不愿意。唯 一理解我的困境的人，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事兼分部长的好友断定我根本不可能 留在意大利八谢谢！至少他并没说我们即将被逮捕。）又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生！ 我飞回总部，然后去新奥尔良。整个旅程自始至终都不愉快，新奥尔良也正值 它一年最枯燥乏味的季节。 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是个女人，她恰好在前夜弄伤了脚骨，我真幸运！ 她厚颜无耻地谎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罗马办理而不是在美国，而意大利外交 部却告诉我的意大利律师我必须在新奥尔良办理签证。 我当然不相信她，一个前天晚上刚弄伤脚骨的脾气乖戾的小领事官是根本不值 得信任并与之打交道的。 我请我的一位意大利津师通过国际长途和她谈。 不可思议的是，三言两语之后，她居然使我的意大利律师相信我可很容易地在 罗马得到签证！ 那当然不是真的。 我的意大利律师不得不重新开始申请，于是我们三个（我自己、我妻于和我们 的儿子）的美国护照在意大利外交部与内政部之间穿梭了四个月后很自然地、非常 自然地遗失了。事情变得如此令人尴尬，以至于一位意大利外交部的官员、一位女 士后来通过我们的律师来向我们致歉。 请允许我结束这个可作为他人前车之鉴的关于我们的护照和我们的处境的稀奇 古怪的故事。 在罗马住了一年半以后，我们没有了护照、签证，没有了居留证，我们成了非 法住在罗马的外国人。 我决定去美国领事馆申领三份新护照，并向他们解释申请签证的真实故事（当 然不包括我的中情局背景） ，以及与新奥尔良那位脚与心神都不正常的女人的纠缠和护照消失的奇术。 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事情显然相当普遍。美国驻罗马领事很快就发给了我们 崭新的美国护照。 巧合的是，当我去警察署更新旅游居留许可证时，我发现装我们的文件的袋子 出奇的鼓胀。我要求看看是怎么回事。取出的文件是一个大约10人份的外国家庭的 档案、护照和所有的东西。他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名字毫不相似，如果不是我注意到 它，他们将在黑暗中无尽地等待，而他们的文件资料也将一辈子与世隔绝。 新的护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合法地呆在意大利，这仅仅说明在罗马我们拥有了 合法的新的美国护照而已，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解释我们怎样会“碰巧”在罗马。 我们肯定不会再试着去申请意大利签证，因为在等待签证的同时，我们必须交 出我们的护照，那样我们就那儿也不能去，甚至去意大利国内其他地方也不行。并 且如果有急事发生，我们也无法离开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律师建议我们应该不要签证而呆在意大利，如果被安全部门的人 拦住，我们只需回答我们几天前才由陆路从瑞士过来。 （然而这无法解释护照的签发日期和地点。但这儿是意大利，不一致的事情到 处都是。） 我询问我们的律师如果我儿子背着书包被拦住怎么办？这是难以解释过去的事， 不是吗？ “不！他们绝对不会拦住一个像他那样的干干净净的小孩子！另外，你如何想 象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非法留在意大利？” 后来我们改进了策略。我知道意大利的男人即使在罗马拥挤的交通状况下驾驶 时，也会向女人骑士般地大献殷勤，尤其是面对一个东方女性的时候，因此我大部 份时间里都放心我的妻子在罗马驾驶。 尽管和子开车时如同罗马的司机一样的粗野，却从没遇上一起事故或惹上麻烦。 只有一次她被意国宪兵（准军事的警察挂领部队）设置的路障拦住，她机敏地向他 们致敬之后就被放行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这么轻易走掉的。 非法居留的故事并不止于此。 非法居留大约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妻子惊恐地发现两个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 端着冲锋枪的意国宪兵站在我们大楼的人口处。因为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日益加剧， 武装宪兵被派来保护我们这幢住着现任预算部长的房子。 卫兵们每天24小时值班，一有汽车进入他们就会检查地下室的停车场。我们一 家人随时都可能被叫去询问身份，我急坏了，而且也知道了意大利的监狱是极端不 舒适的。 两天后我立即在自己家里为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们安排了一次午餐会。 当这些教士朋友穿着神父的衣裳和修女的衣饰通过武装宪兵把守的人口时，我故意 大声用意大利语和我的朋友们交谈，让那些宪兵知道我有非常尊贵的朋友。 我最终还是被逮着了，当我不得不出售我的汽车时，我和买主去汽车登记事务 所，在那儿我被严厉地告知我的驾驶执照（美国维吉尼亚州）是无效的，我的汽车 登记也是无效的，我拥有这辆车是非法的，并且事实上我存在于罗马本身就是非法 的。 由于我真诚地致歉，并且我们准备几天后离开意大利，那人展示出他的意大利 人的大度与宽容，允许我卖掉这辆车。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意大利人的原因，他们有一副好心肠。 到罗马之后，我一直坚持学习意大利语。那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过程。 首先，我们的许多朋友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讲法语或英语的高尚的意大利人， 因此他们不会让我们痛苦地用意大利语表达，而是用我们最常用的语言交谈。 出于礼貌，意大利人通常不会纠正外国人说意大利语时犯的错误，对于只了解 意大利人粗鲁一面的人来说这可能听上去十分奇怪。此外，意大利人本身也根本不 在意改正语法错误，因此除了读报和看电视，我们很少有机会提高我们的意大利语 水平。 我试图进入外交、商贸和交际圈的努力使我结交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大都 是很有教养的社会高层。但是，他们仅仅是社交朋友，并没有职业来往，他们对打 击恐怖分子当然没有帮助。 翌年三月，我们冒险离开意大利去度春假。听说瑞士没有大多的下雪天，而且 因为钟意于可以把我们的奥迪80开到每小时160 公里（100 英里）的速度，我决定 去瑞士、列士敦士登、威尼斯和米兰玩玩。我们已去过几次佛罗伦萨，并且我们的 车可以轻易超过厂家保证的150 公里时速的事实极大地振奋了我。 高速公路上100 公里的限速几乎从未执行过，因此只要高速行驶是安全的时候， 我就会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感受高速度的刺激。 我们到达辛普隆关隘的阿尔卑斯山麓时，天气看起来有种不祥的感觉，对于我 的询问，卫兵只是大笑着说道：“在这种天气你需要些勇气。” 我把这误解为一种挑战，我向妻儿保证我有足够的勇气，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这是一次只有了解阿尔卑斯山之类的山脉的人才能理解的不寻常的恐怖经历。 小雪很快变成风暴，有时能见度低到仅仅车前一个车位。 幸运的是，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有许多高大的标志桩告知人们哪里路沿到了尽头， 哪里有雪崩。路的另一边便是直耸人云的山峰。 我们只装着普通线型胎的、前轮驱动的汽车喀喀地碾压着大约20公分厚的大雪 向阿尔卑斯山上攀登。这时我才第一次理解汽车上安装高度计的目的。 我们的罗马机械工错误地在车后安装了一个异常大的适合于救火车的红雾灯。 尽管强烈的红光可以使我们放心不会有人从后面撞到我们而把我们推下悬崖，但明 摆着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只有极少的几个白痴才会在阿尔卑斯山行驶。 幸运的是瑞士并不大。当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短暂的暴风 雪。我们继续缓慢地向上攀登，沿着同一条路向下滑行的滑雪者们大叫着向我们问 候。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最终，接近顶峰时，我太太诉苦说胸口不适，我想我最好停下来。我步履蹒跚 地穿过雪地来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瑞士人看上去相当习惯于在这样糟糕的大气下见 到如此愚蠢的旅游者。我很惊讶！这家旅馆位于海拔1500米（4950英尺）的克兰蒙 塔奈——每年阿尔卑斯山世界滑雪锦标赛的一个赛场所在地。 当我停好车并准备锁上它时，旅店经理看着我车上的罗马车牌大笑道：“先生， 这里是瑞土，不是罗马” 我们在风雪中去到扎麦特，但除了大雪之外什么也没看到。马特峰应该就在那 儿的。我们努力使自己相信我们看见它了。它应该和明信片上的一模一样。 我们整夜凝视爱格山的北边峭壁，凭吊那些为挑战这山壁而死去的登山者们。 我儿于提醒我们，我和太太在小小的列支敦士登吵了整整一天。难怪我们一张 相片也没照！ 那天是愚人节。我告诉儿子彼得，收音机中新闻报道说他在罗马的学校被恐怖 分子炸毁而关闭了。“愚人彼得”竟欣喜若狂。 我们是第一次去威尼斯，那儿太棒了。那是个如此独特而美丽的城市，我们都 被深深地打动了，玩得非常开心。 米兰的古奇商店正7 折优惠售货，一位销售小姐带我们去后面的房间，里面有 堆成山的5 折商品。 然后，我们去了比萨。 在那之前，我患有恐高症，攀爬比萨斜塔是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事。但我决定以 登上比我想象中还要倾斜的斜塔来治愈我的恐高症。我和儿子向上攀登，我太太则 自告奋勇在安全的地面上当摄影师，为我们照相留作“证据”。 外围的环状围廊的大理石地面，被几个世纪以未无数双脚磨损，形成一条伸向 塔边的危险的斜面，引诱着不留心的双脚滑出边沿。最令我惊恐的是一些小孩子大 笑着追逐着，仿佛围廊就如平坦的地面一样。 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姑娘，她曾亲眼看见一个男人从凯旋门顶上跳下来。她向 我描述着那个男人的头如何像个西瓜一样地撞破在石头路面上（她为此两天吃不下 东西）。我脑海中一直保留着那悲惨的一幕。 我开始颤抖，流汗。但儿子的存在提醒我我的责任，我必须坚强，我握着他的 手继续向前。 我们稀里糊涂地就穿过了最令人惊恐的中段，安全地到达塔顶。 我觉得我的成就和伽利略在这个塔上所做的关于重力的实验一样伟大。 这个极端的办法治好了我的恐高症，在两张放大了的相片上，我和儿子正站在 斜塔的顶上挥手。 现在，斜塔变得更加危险，已经不再对游客开放，当局正着手研究加固修复的 计划。 因为汽车都没使用无铅汽油，罗马的空气严重污染。在波士顿的时候，寒冷的 空气使我的早期气喘病常常复发。然而罗马市区污浊的空气却更加致命，令我的双 眼刺痛，呼吸不畅。 数月之后，我的气喘病恶化了，而我却不知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件事。 当我的气喘更加恶化的时候，我独自睡在书房里，因为我太太和儿子抱怨说我 晚上太吵人了。 噩梦终于降临。一天清早，我噎住了，我觉得呼吸越来越弱，马上就要停止了。 也许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停止。我面向书桌坐在椅子里，我身体很虚弱，无法去叫醒 隔壁的妻子。我准备给妻子和儿子写几句话，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超过一切，随后我 又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一生中有许多遗憾，但我不惧怕死亡。抛下妻儿使我很沮丧，但我元能为力。 哭喊无济于事。我还不了解上帝，所以我没有祈祷。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 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没有一丝恐慌。 忽然，我注意到桌面上有一瓶以前吃过但没有疗效的气喘药。我想在这种时候 试一试也没有害处。我把六。七片药扔进嘴里，尝试着把它于吞下去，因为我无法 站起来去弄些水来。 大约10分钟后，我的呼吸变得稍微容易了一些。我蹒跚着未到妻子床边，让她 打电话请那位现在替“日常家庭医务”值班的我们从未见过面的医生来急诊。 急诊医生及时赶来，一边为我注射可的松，一边严厉责备我的愚蠢。常规剂量 的注射不够用，又不得不再来一次。我的状况很糟，必须转到大医院的特护病房去。 这是1977年和1979年的急性胰腺炎之后又一次意料之外的疾病，我住了一周医 院。我开始了解到气喘是最疏于治疗的疾病，如果不认真治疗将会危及生命。 很久很久以后，我从父亲那知道我的祖父就在我父亲出生前两个月死于气喘， 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一个半小时。 难以置信的是，1977年至1994年间，我一共有过7 次急诊，其中5 次因有生命 危险而住进特护病房。 在我的谍报职业生涯中，我数次幸免于难。除了刚人行时在东京的警觉，我从 来没感到过任何生命危险。 我生了病，但工作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这定会使我的部长焦躁不安。 他用最自然的理由来攻击我：“你的英文书面报告真令人恐怖！” 用英文来攻击华人，这真是低级的方法。 我知道我的书面英语不值得称赞，特别是我习惯于提交初稿。这个习惯来源于 我的记者生涯，那时写电讯必须匆匆而就，并且这也为我的办公室编辑所接受。我 相信我的英文报告绝不至于像部长描述的那么糟。 也许这位上司多少和莎士比亚或海明威有些血缘关系，或许在他肉乎乎的脑袋 里隐藏着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赋，正等待着机会去发展。然而我还是认为他 对我英文的苛刻批评是不合理的。 但是，部长继续以我英文的书面报告羞辱我，说什么站长“非常不高兴”。这 种斥责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很了解站长，比他了解得多。我知道站长对英文书面报告很挑剔。的确如此。 但我还知道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不会如此粗鲁地批评一个像我这样英语不是 母语的人。肯定不会恶劣到像部长斥责我的那种程度。 这里还有极秘情报官的不利的一面，我无法确定我为什么受到责备。如果那是 合理的批评，我有勇气接受它，就像我一生中一直所做的那样。 仿佛个极秘情报官必须接受抛向他的一切，盲目地、平静地、顺从地，不能有 任何争辩或求助。纽约时发生在莫里·邓恩、梅丹尼身上，在日本发生在部长身上， 现在又发生在这位罗马的部长身上。 看上去对极秘情报官只有单向的攻击而没有现实可行的保护。 当新的副部长到任并成为我的新联络官时，他不解地问我：“你的英文到底是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有任何大问题。” 很明显，他在什么地方看过我的档案。 当我和前罗马站长都退休以后，前站长曾请求我代他写一篇记事是用英文写， 不是中文或日文，我欣然从命。 后来我质问他据说来自于他针对我书面英语的批评。 这位前站长带着吃惊的表情否认了曾经批评过我的英文，并补充说：“如果我 认为你的英文很差，我还会请你写这篇文章吗？别傻了！” 如果我不是一个极秘情报官，或是可以随意接近站长，我会立刻得到这个回答， 而不会一直忍受着屈辱的折磨。 诽谤者夸大。悦谎，并散播他的谎话来强调他的观点。 这位部长，在得知我戒酒之后竞告诉罗马的同事他“确定保罗又开始饮酒了”。 那些了解我的人甚至不去费神争辩这样的诽谤。 在我退休之后，我听说他对我的诬蔑升级了。他竟告诉梅丹尼：“我可以发誓， 保罗又开始饮酒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能想象出这两个难兄难弟的笨重、同 声骂我出气的样子。这段插曲是一个愿意在法庭上为我辩护当证人的朋友告诉我的 （他指的是监察办公室的调查。） 我无需人为的审判。 他们应该都是基督徒，难道真的不知道有一条“微不足道”的圣训吗？ “你不该对邻人作伪证。” 我深信上帝已表明他公正的处分。 像我前面所写的那样，我确实看到了那些对人不义的人的不幸与痛苦。他们有 做恶的习惯，他们不断重复他们的恶行。这些恶行很快会以各种方式得到恶报。 令人奇怪的是，做错事的人本身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受到的惩罚。 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企图暗杀教皇的事。据几位意大利检 查官声称，他和保加利亚秘密组织暗中勾结。 因为这些阴谋背后可能涉及苏联克格勃的人，这种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是 波兰人的教皇是波兰团结运动的支持者，这当然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不安。 美国国会议员们及中情局总部命令中情局罗马站的站长尽可能彻底地调查此事。 罗马站长因无法确证或否认这种传言而在报纸上被人批评。 我那时还在罗马。我两次邀请他到家里共进午餐，因他是我的前老板和老朋友， 我向他问起这个话题。 （当时我没有问他据称来自于他的关于我的英文的批评，因为我不想让在场的 妻子也感到沮丧和羞辱。） 他告诉我罗马站调查了所有的线索，但无法提出任何可信的情报（我们知道中 情局对情报报告的可靠性苛求到什么程度），他报怨道：“我真希望我可以给他们 铁证并对他们说：‘这就是你要的该死的证据，去做你想做的吧！’但我不能，我 们提不出任何可靠的东西。” 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共产主义机构的秘密活动纷纷曝光，我没有仔细了解所有 的新闻，但我没有听到任何与保加利亚新暗杀教皇的秘密。 罗马站长本身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我零星地接到一些部长给我的指令。 有一次，我被告知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洛斯”，据 “可靠”情报将在近期来到罗马。睁大你的双眼！ 天哪！我该怎么办？ 根据在总部时所得的简报，我已经知道“卡洛斯”曾如何乔装改扮。他常常带 两支枪，并有保镖伴随左右。就他的情况而言，“极度危险”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我想如果我遇到“卡洛斯”，我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因我只不过是一个身 处欧洲的中国“商人”而已。 我在心里仔细策划着：避免眼神接触。一边跟着他一边提防他可能隐藏着的保 镖。如果遭到攻击，就边跑边大声引起路人或警察的注意。估计他们会开枪射击。 那我就迅速闪避！子弹是不会转弯的。 但我始终没机会遇到这个安全部门悬赏的国际通缉犯。这可能是幸运，也可能 是不幸。 1994年8 月，“卡洛斯”在苏丹被法国政府拘捕，并被带回法国审判他所犯下 的谋杀罪行。他刚一被捕，权威人士们就开始把他归类为只向容易得手的目标射击 的蝶谋不休的懦夫，“他的大部分吹嘘的业绩都是虚构的”（《时代周刊》1994年 8 月29日）。 我希望以前就有人告诉我这一切。尽管事后看来，他像一个愚蠢的恶棍。但真 正有可能面对他时，却没人敢这样说他。 另有一次，部长通过电话让我准备像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去日内瓦旅行。电 话里没做任何解释——难道这就是通常的安全防范吗？我被告知我会住在最高级的 旅馆里。去为这次2 －3 天的旅行做准备吧，然后等着进一步的电话指示。如果几 ：小时之后电话还不来，就表明计划取消了。 在这个被叫做中情局的著名的神秘机构里，我已经不会为这种“神秘”的指令 而吃惊了。也许大多数情报官会认为这是个愉快的差事，而我却颇有疑虑。我常常 相信别人，但却不轻信。如果他认为我会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这次奢华旅行，那么他 错了。我从前也曾和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夫特一起或独自一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 经历过许多次“奢华”的生活。正如化装成富人无需我专门假扮什么一样，这次旅 行对我也毫不新鲜。我日常的穿着打扮足以表明我在那种富人世界会有妥当的言行。 部长电话里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直烦扰着我。“只有你能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不相信部长了解我过去的活动细节。谢谢他的恭维，但是我有我自 己的想法。 我无法理解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何通过电话传达而不是惯常的面对面的交谈。如 果这次行动是真的，那它必是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我怎能相信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计划。如此随意地电话传达，没有事先的简报， 没有详细的支持计划，没有应急计划等等？我太了解这一类计划了，我绝对可以比 部长更快更好地捏造一个故事c 但是，我还是如实地为“旅行”做好了准备。 当我让一位“中情局志愿者”留在波士顿的普鲁登肖（PRUPEN－TIAL）咨询大 楼顶上等待，并告诫他“如果15分钟后我不回来，就认为……”时，我回想起这段 往事。 我预料不会有任何事发生。 电话通知没有来，部长也再没解释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正如我预料的那样。 我已逾期很久没得到提升了，而我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直接向经历管理部主 任询问为什么我未获提升。 我的经历表明我应该得到，并且我得到不少次的推荐。 我收到一封经历管理部主任亲笔签名的标有“亲启”字样的信函。信上说： “你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只有一项例外：招募新手……” 我被惊呆了，只觉得怒气满胸。如此鬼鬼祟祟的回函竟是这样的谎言！包括签 发那封信的主任，没有人愿意打开我的档案瞧瞧。 我的经历完全建立在招募新手的功劳上！那是我的专长，我的谋生之道。我的 其他工作与招募新手相比毫不重要。并且尽管极秘情报官们通常被禁止做招募的工 作，但我还是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招募新手，我不但做了，而且比中情局里大多数情报官做得出色，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记录会说明一切。我是出名的“征募者”，好得只凭此，一经我要求就 成为受重视的“经历会贝难道经历管理部主任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吗？ 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由，他定会给我另一个假的理 由。 如果他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那他就不曾打开过我的档案！他不懂 自己的业务！ 我把这封信发还给我的站长，请他给我一个合适的回答。可能他什么也没做， 我再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难道我成了个被遗弃的人，成了一个麻疯病人？我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我觉得即使一度卓越的中情局真的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俗的官僚机构，我也不 该受到这种对待。 我开始考虑一旦合乎条件就退休。在我所属的部门，我还需服务几年，我不得 不等等。 许多雇员把中情局看成是一个有机会在国外生活的轻松愉快的政府机构，他们 没有重视到这项工作的特殊性。 还有一个悲哀的故事。 有一次我接手一项任务，副部长特别命令我立即向他报告结果，但他周末可能 不在罗马。如果他不在，我就通过电话联络一位有官方掩护身份（大使馆官员）的 情报官并把书面报告交给他。 周六我得到结果并打印出来之后，发现副部长不在。因为我有那位官方身份掩 护的情报官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休息。”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吗？ 他对我特地被告知要向他报告这件工作的辩解不为所动。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部长的密友。我不知道是否他事先就对我有敌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中情局情报官会因为是星期六而拒绝工作，我不会在电话上和 他争论。 然而，后来我通过到大使馆的电话与副部长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那位拒绝在 星期六工作的情报官觉得被我质疑的腔调和态度侮辱了，想痛打我一顿。 我只能说他旺盛的精力用错了地方。 这是一条通大使馆的公开电话线，但我故意反击道：“让他来吧，我会砍掉他 的头！” 我有一把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廓俐喀刀，只需猛劈一刀就可斩下他的头颅，用于 自卫绰绰有余。 后来副部长告诉我，罗马站长恰好站在电话务并听到我的话。据说他警告道： “下次保罗再说这种话就让他滚出罗马。” 我毫不在乎，如果那位“情报官”真的跑来给我一些肉体的伤害，我有多得超 出他想象的办法来报复他。 并且他应该考虑考虑他的家人，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家人看成一体。他活该！ 他应该多了解我一些，而不要发出这种不恰当的威胁。也许他该去研究一下中 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犯下欺君之罪的人会被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大概有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你有哪位表亲与重犯之于 联姻，那你倒大霉了！无论你是否认识你的表亲，你都跑不掉，并且你的妻子儿女 也会被株连进去。 医生，警察，消防队员，记者或情报官必须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即使在休息 日也应如此。这本是一个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位医生休假时必须有另一位值班 医生来处理所有的急诊电话的理由。 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声称要在星期六休息，这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前所未 闻的，恐怕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情报官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当我在东京开始情报官生涯时，我每天24小时，每周7 大努力工作，难道这种 想法现在过时了吗？ 坏事一桩接一桩。 新的罗马站长一直不明确答复我是否我可以延长在罗马的居留时间。三次他都 拖延了事，每次都耗上几个月时间，只是说“这需要时间来估计形势”。 我的家人和我只能“在风中盘旋”。 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上司故意和下属玩“权力游戏”，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 显示“老板的权力”。 当1985年4 月我感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新的站长给我发来一条迟到的消 息，告诉我可以延期住在罗马，并希望他的延误没有加重我的病情。 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迟来的怜悯！我能活下来是个 奇迹。如果我死了，你也许已为自己在地狱中的职位写好推荐信了。 在下一章里我会写到我遭遇“死亡”的故事。 新的站长试图振奋一下情报站的士气，所有的情报官都被要求写下他的日程表 ：工作、会客、闲逛或晚上呆在家里看电视。我被告知“很幸运”是一位极秘情报 官而不必理会这些无用的新规定。这是极秘情报官被妒忌的又一个新奇的原因。 我调换了工作部门。工作基本差不多，只是我不必再和痛恨我英文的部长打交 道了。 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我试图去研究他 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思想，但我仍不能在几个月内做到别人几年才能做到的事。 我的新经历仅仅证实了我在新英格兰学到的教训：与阿拉伯人打交道常常是令人沮 丧的。 我曾为某阿拉伯国家的一位前任高官在家中安排了一次晚餐。那天晚上，在约 定的7 点钟，他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带他的一位朋友一块来。我太太烧的是中国菜， 因此毫无问题。 客人9 点钟才到，一共5 个人。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任何解释，而且他们一直用 阿拉伯语交谈。几乎忘记了我们是主人，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奴仆一样。 即使在公共的餐馆作为顾客，他们也应做得更好一些。 曾经有一个阿拉伯青年难民严肃地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无论我要他做什么都行 （看上去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发誓方式。不论是母亲还是姐妹，活着的或死去的，我 已经听到好多次了），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哪怕是些琐碎的小事。起初我以为他 需要更多的时间。 那个阿拉伯难民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常和他闲谈，这使我可以更好地了解 他。其间我偶然提到我的国际咨询公司需要一个双语秘书。 下次会面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位大约30岁的肥胖的阿拉伯女人。这女人怎么看 都像个下流妓女。 我问年青人这个女人到这儿来干嘛。令我惊愕的是，他居然推荐她作我的“秘 书”，现在就是“面试”。 她只会说蹩脚的意大利语，英语基本上就不懂。 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年青人到底在想什么。 有一次我奉命以商人的身份接近一个极端的敌对国家使馆的情报头子。我只拿 到崭新的印有我的化名的假身份证，我必须捏造一个故事，还有我的“总公司”的 假地址和电话。 听上去很容易吗？那不妨试试看，要知道你完全孤立无援。 我之所以同意走进这家“敌对”大使馆去接近那位忙碌的情报头子，只因为我 有足够的类似经验去“通过交谈而摆脱困境”，并且我能很好地接近任何敌人。 为了小小的一点原因而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接近”这个强硬的目标，这对我是 个“挑战”。目标很大，计划却少得可怜，而且是危险重重。进入大使馆意味着进 入他们的主权领土范围，他们可以杀了你，囚禁你，折磨你，或者打人囚笼运往他 们的祖国而不会被所在国干涉。就像几年前一位以色列情报官在罗马所遭受的那样。 除非他们的行动太过于嚣张了。（必须设计一个应急计划以应付此类事件。而我的 上司们一点都没有盘算过。） 我不认为我进入大使馆对他们当中最强硬的目标——他们的情报头子做些察颜 观色的工作就能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他的话语中到处都有可乘之机，那他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驻罗马大使馆 的情报头子了。因此在我看来，潜在的危险超过可能的收获。除非有细致人微的计 划才值得去冒险试一下。然而，在第一次，也许是仅有的一次会见中去接近一个强 硬的陌生人，我能期望些什么呢？ 我不认为站里已准备了任何实质性的后续计划使这次不可能成功的活动变得有 什么价值，至少我，独自进行整个计划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整个计划的明智的 实质性的想法。 我猜想我的上司们仅仅是想在记录上表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我从不在任何情况下退缩。现在，合算与否的考虑也被 弃之一边。我继续向前，并非没有恐惧。老山姆·斯威夫特曾说过：“只有傻瓜和 说谎者才不会感到恐惧。” 我细心准备了一些细节，回忆一下我的“背景材料”，再演练一下我要说的话。 我祈祷着他不会当场打国际长途去我的假总公司进行核实。我会提醒他公司在地球 的另一面，电话费会很贵的。 和往常一样，我交给我妻子一个封好的以备万一的信封，她感受到一些不同寻 常的东西，但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问。在任何危急关头，她都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这是第三个大使馆——我第四次独自走进一座四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 森严的外国机构。在这种行动中，我和常人一样紧张不安。 大使馆的卫兵让我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我和情报头子单独会谈了半个 多小时。事情进展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并且非常的平稳而安全。 我的书面报告详细记载了会面的场景、我们的谈话及我的观察结果。我的报告 如下：“他是个强硬，睿智，机敏，直率，忙碌的人，没暴露出任何弱点”。 我的上司还能希望我报告些什么呢？ 他们也许会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是我领了薪水而应该去做的事。尽管我怀疑他 们是否敢把不充分的计划书呈交总部的上司以请求批准。 没错，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事：进入一个微妙的环境去接近目标。非常困难，但 肯定是极秘情报官才执行的任务。 也许我的上司们期待着在这样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中出现奇迹。 也许他们希望敌方的情报头于会抓住我的西装领子，抽泣着请求经济援助，或 要求在什么地方政治避难，譬如夏威夷或大溪地岛。 尽管我因为“招募工作上的不足”而不被考虑提升，我的上司一定认为我还是 胜任这份秘密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的。 （让我们碰碰运气，让他去做，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事情搞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静静地死去，他们会说我“勇敢地”投身 于这项任务。（他们永不会知道我交给妻子的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除非我遭遇不 幸。） 我罗马的上司一定不了解我过去的工作和我因此而得到的称赞。但我却知道以 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计划来获取成功的机会是如何的渺小。 人们常说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不能没有幽默感，我非常同意。 思考愚蠢的问题会使人发疯。 行动前，精明的上司问我“感觉还不错吧？”消逝无踪。 如果你被分派了一件愚蠢的任务，我建议你把它当成低劣的玩笑一笑了之。 你可以拒绝去做它，你完全有权这样，中情局不是逼人自杀的组织。当然如果 你真的想做，并且对自己又信心十足，那么就面带笑容去做任何你能做的事。 只需要记住，你无须至死不屈。 你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和你如何死去。 我无法把这次任务归为玩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欠缺考虑的不负责任的计划。 如果有人说我夸大了危险或毫无成果，我会请他亲自去试一试。 我还没听说过哪位情报官曾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施展绝技的。中情局有的是英 勇无畏的情报官，却鲜有鲁莽地接受这种挑战的人。 而我英明的上司也绝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和我的家人在罗马市中心遇到那 位情报头子。 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的女目标去某一城市旅行。这纯粹是为了对其进行评估和 增进交往。她对单独和我进行这次三天的旅行颇为踌躇，我妻子笑着安慰她：“没 事的，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太对了，那些善于看人的饭店经理和侍者称我为“洪神父”。他们认为我是 一个天主教教士，我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的谈话不便重复。她还是个处女，并且非常好奇，她和在她之前的许多人 一样，向我吐露了许多她个人的想法。 三天后我们回到罗马。应她的要求我给了她一些我为这种行动而大量储备的色 情物品。许多女人都像男人一样好奇，她的鼻翼因兴奋而不停地翕动。她拿了太多 的那种东西以致于我不得不对她做出警告。 我从来没想过要诱奸她（这也根本不会成功）。通常在我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或 是针对目标，我都不会考虑性这个东西。 最后，她很含混地对我说：“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而工作，也知道你在努力做 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也不关心。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无论怎样，你是个真正 的绅士。”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毫不沮丧。 我一直以来都自己花钱收藏了许多色情物品，书刊、杂志、电影等等都成为我 的行动工具。在那些禁止这些物品的国家它们可以帮我的忙。不仅是针对行动目标， 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它们可立即融化冰雪，消除隔阂，而无须秘密行动。 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一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就立即大叫道：“没有男人不喜 欢这些东西！” 那之后，我再也不必经过那些繁杂的银行手续了。 只有一个软弱的目标拒绝了。他一看见我给他的杂志就惊叫道：“我太太见到 这个会杀了我的。”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也猜不出为什么。 罗马的工作条件并不坏，尽管也有些不方便之处。 我一直无法使自己习惯于罗马长达4 个小时的午餐休息。 罗马没有像东京或巴黎那么多的咖啡店或咖啡厅。找一家合适的很不容易，它 们往往在午餐时间都改成饭馆了。 天气睛朗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西班牙广场台阶的宽大的石栏上，非常惬意。正 值花期的杜鹃花开得很艳。 广场有许多游客，年青人、艺术家，也有举止无礼的人和兜售仿制的路易维顿 皮包的小贩。 在冬天不太冷的时候，我常常身着西装领带，甚至穿着雨衣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让阳光晒黑我的脸。我并非对西班牙广场或是晒太阳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而是我就 有一间安全屋在附近，我常常得离开屋子以打发午餐时间。 午餐时间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连去附近的康多提和其他人们常去的大街逛 逛，看看橱窗里的东西都不行。 当然，我不会浪费这段时光，我有许多事要思考。 1985年罗马下了一次罕见的大雪，14年来的第一次，几乎使整个城市瘫痪。第 二年的冬天又下过一次。 中情局中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是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后来因为懂 外语而转为情报官员。但是懂外语并不意味着合适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本书里已有 几个例子）。 动机、性情、品格及其他一些因素是造成某些情报人员不适合干直接、残酷、 艰苦的情报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我们分部的新副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情报官。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有时缺乏气度与正直，而这又常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 的必备条件。这些缺陷抹杀了他的优点。 他的这种性格表现随处可见，他曾经向我抱怨过他“借给”一个特工的钢琴现 在却没办法要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把钢琴借给特工呢？他难道不知道一个情报官是不能和特工过度亲 近的吗？我劝他最好把钢琴忘掉吧。 当然，这位特工对这位软柿子情报官毫不尊敬。在这名特工转到我手下那一天 的午餐中，他当着我的面骂他的前任上司“愚蠢”，“小气”。 一名情报官控制不了他的手下，他就不应该干这一行。 在罗马，我用太太的中国菜手艺招待过不少目标人物。客人都很喜欢。有一位 客人（目标）来过我家五次，我们每次都用不同的菜招待他，也就是说至少25道菜 和甜点（我太太对所有客人的就餐情况及钟意的菜肴都做了记录）。那些客人（目 标）们都被我太太的手艺折服以致于诚心诚意地建议我们在罗马开一家中餐馆。 我的副部长的全部评价却是：我们一定通过这些招待餐赚了不少钱。 我被极大地伤害了。站里给每个人的食物津贴是15美元，这仅够用来购买食物 和饮料，我太太付出的劳动完全是为我和我的工作做贡献。那些不时打坏的精美的 瓷器和水晶器皿我也从未要求过补偿，其他的花费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目标人选一个人两顿饭就喝光了我珍藏的有23年历史的Chivas Regal 威士忌！我把陶瓷酒瓶做成了台灯作为永久的纪念。 有一天，副部长告诉我他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款待外交官们。我问他想 邀请多少人，他自豪地说：“超过100 人。”于是我问他在这样大的宴会上打算用 什么来招待客人，他告诉我说“热狗和啤酒”。 在美国陆军合作社购买热狗和啤酒可以使他轻易地从宴会津贴中赚到超过1000 美元的合法收入，他就是用这种心理来判断我的。 他曾经在那场令人伤心的越南战争中担当通译。就我所知，他关于国际政治和 情报工作的知识非常有限。 在我看来，他关心的是经济收人。这不是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 而我恰恰不喜欢那些把金钱看成生命中头等大事的人。 我也认为金钱很重要，但生命中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金钱只是人生中用 来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金钱本身不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那些过于看重金钱的人 往往看不到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间有明显的人格差异。我不可能喜欢他，他可能更加讨厌我。但他 是个“好家伙”。因此，他表面上对我颇能容忍。 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要我去搜查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问他什么时候要， 他告诉我越快越好，最好一两天搞定。我问他已花了多长时间来找这些东西，他说 大约两个月。既然如此，突然打电话找我来干什么呢？ 那时我明白，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我工作做得好坏。因此我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愤怒与轻蔑。 当时是上午9 点。11点45分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他 大叫起来：“你怎么找到的，这么快……”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弥补了他们两个月徒劳的工作而得到感谢，他只是想知 道我是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它，而他和别的人花了两个月时间却一无所获。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我用自己的钱（因为我已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 具）六次乘出租车来往于不同地点（这样可以省去泊车的时间）询问我能找到的专 家们。这就是我可以在不到1 小时45分钟这么少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的原因。我花 了20美金出租车费而无法报帐，但我得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结果。 在我退休前，我惊悉他被提升担任一项重要工作的领导。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死与生 到达罗马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很偶然地被我的日本朋友们介绍给许 多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士们认识。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身世，只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美国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并且因为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所以都能说一口 流利的日语。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耶稣会的会长阿路启神到罗马领导耶稣会前曾在 日本呆了差不多20年。现在，他因为中风而瘫痪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耶稣会在东京建立的上智大学的教授。对我来说， 耶稣会使我想起以前在耶稣会的大学中不幸的经历，我把它讲给他们听。 一位意大利神父用毫无责备的语气提醒我要谦逊。他的话使我心中若有所触，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从这位友善的神父那里听到更多的东西，他成了众多将改变我的 生活的神父中的第一人。 这是值得一提的惊人的改变。 我们毫不知晓那位意大利神父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会长，他是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的顾问之一。 这些神父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忏悔神父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中亲密的朋友。 27年前我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我始终对他人的宗教信仰（任何信仰）深怀 敬意。 我和我太太是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的。我们的儿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 校，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的。结识这些耶稣会教士们之后，我又开始偶尔在为 日本信徒提供的私人祈祷间参加礼拜日的弥撒。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在罗马这个存有大量基督教遗址的城市里，我们开始 在生活中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宗教活动。 尽管是非常有限的，但不时和他们一块出去野餐、郊游使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思考，询问，提高。 有几位年青的日本教士和修女是格里高利教皇大学的学生。那是一间可以学习 宗教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著名学府，不仅有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学习，还有许多不同 宗教派别的学生，如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有趣的是，这所大学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 物品的收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我见过的耶稣会的神父中有几位是那儿 的教授。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他们也使我回想起在日本的许多往事。 一天晚上，一位神父提议说，既然我收藏和设计手工艺制作的刀具，不如为教 皇设计一把小刀。据说教皇除奶酪和意大利香肠之外有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习惯，有 把刀削苹果是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不呢？况且，这把刀极有可能被编入目录登记在册。那样的话，我的名 字就会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也许会永远保留下去。我多少有点自私的想法。 我必须得通过我们的耶稣会导师问清楚，教皇是否会接受这把刀做为礼物。许 多人都对刀子或锋利的刀片存有莫名的恐惧，我太太以前就是这样。但是教皇年青 时常常爬山和滑雪。我得到的答复是，教皇非常乐意收下这把刀。 我立刻联络我在美国的朋友雷·比尔，问他有没有空做这件事。我的想法是随 十二圣徒制造12把相同的刀子，把第一把献给圣彼得的继承者教皇，把其他的送给 朋友们。 比尔先生恰巧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对此事极为热衷，抛开了其他所有的事情。 他还问我能否向教皇为他79岁的虔诚的老母亲要一件纪念品。我请我的导师尽可能 地向教皇索要这件礼物。结果我拿到了由教皇亲自祝福的5 枚可以挂在项链上的小 小的银质徽章和5 颗印有教皇约翰·保罗M 世印章的念珠。 请再一次记住：有祈求必得回报。 对我来说设计一把刀于不是什么难事，而是一个施展想象力的机会。但我还是 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教皇的不同照片以估计他手掌和手指的尺寸以便刀柄可以和他 的手很好地吻合。 这把以教皇在问候中常用的“GMTIAS”（感谢上帝）而命名的刀是用440 －C 不锈钢制成的，在银制的刀护手上刻有一个十字架，刀柄是用名为“粉色象牙”的 一种罕有的非洲天然红木制成的。 在十二月的美丽的一天，我、我太太和于。我儿子彼得和雷·比尔及他的母亲 露茜·比尔一道前往梵蒂冈城罗马教皇的宫殿进行私人谒见，向教皇献刀。 由于梵蒂冈人严格的安全措施，甚至我们的耶稣会导师——教皇的特别顾问也 被禁正直接向教皇进献刀具。但是那天我们的导师临时需要前往南朝鲜而留给我们 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将由一位日本主教引见给教皇，因为我们的导师出面担保，我被允许亲自 向教皇进献那把刀。 献刀的过程、教皇疲惫而愉快的面容、亲切的话语及他同我们和比尔母子的合 影留念，连同官方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一起成为我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记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还没人向教皇献过刀具。 和子一直抓着教皇的手，说：“请多保重。”而教皇做个脸，似乎是回答到： “哦，主啊，我得听这个女人的训诫吗？” 事后我们对着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幕的照片大笑不止。 后来我们得到了教皇亲吻彼得额头的照片。彼得得意地说教皇称赞他是个“好 孩子”，我告诫彼得：“‘那就做个真正的好孩子吧．别让教皇做出错误的预言。” 因为刀子很锋利，我一直担心教皇会不会用它，或者他的助手们是否会让他使 用那把刀。 我本可以请一位修女去证实一下是否教皇像所说的他希望的那样在使用那把刀， 或者那把刀连放在教皇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妻子和于以她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认为问这样一个“粗鲁”的问题太过 “唐突”了。 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们数次为此事而争吵：这个问题怎么会是粗鲁的呢？ 难道你不想知道答案吗？ 这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说不定教皇现在已有一两个手指被削掉了，也或 许我因为那把刀而倍受称赞。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 我不想使自己听起来像个宗教狂热分于。我不是。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从宗 教的观点来看（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个有罪的人。 然而，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那年8 月，我扭伤了右脚，伤得很严重。12月份献刀的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我 还无法用双脚支撑站直身体。 当时，我注意到那位日本主教也有些破，并且惊异于他以前也受过类似的伤。 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3 个月的整骨治疗，可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稍后，我完全忘了脚伤的事。然而在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伤痛居然 消失了。我注意到伤痛完全消失是8 到10天后在我想起去做已疏于进行的整骨治疗 时。 这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随后发生的事就更为重要了。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耶稣会的日本神父到家里吃饭。他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 家，曾经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过。我们谈论科学，谈论我的宗教问题 和我已脱离教会30年的事。 这位善良的神父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的烦恼和疑虑后，又在我的请求下不顾事务 繁忙而于两天后在格里高利大学为我进行了一次告解。他当时的答复至今索绕我的 耳边：“对这样的问题，我会挤出很多时间去解决。” 就是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声泪俱下地告解仿佛从我胸口卸下了沉重的包 袱。 尽管这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却给我一个新的信念——仍不是信仰 ——和我将努力依此去生活的行为准则。 3 月31日，在梵蒂冈举行了“全球青年祈祷和平”的活动，我参加了这个大弥 撒。 第二天，也就是愚人节，因为过度疲劳，我在早晨醒来后又重人梦乡。当我起 床后，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在镜中的那张脸，浮肿、扭曲、又红又紫。出于记者和 间谍的本能，我大叫着让妻子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照片以做记录。 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肾出了些问题。这是很严重的事。我吩咐和子准备好基本 的生活必需品就匆匆赶往一家大医院。 医院无法确诊。住院之后，我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检查显示，由于一些未查 明的原因，我的肾脏已经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功能。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尽管事务繁忙仍前往医院探视我。 这期间，一个小插曲令我感动万分。 和子问我是否可以用她的肾来替换我的已经坏死的肾脏，我满怀感激地告诉她 不。我要她为了我们的儿子彼得好好地活着。当时肾脏移植还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 事。并且，移植必须是在近亲之间，譬如孪生子或者是生理相容的人之间进行。 这时我们13岁半的儿子彼得怯怯地说：“爸爸，你愿意——愿意用我的肾吗？” 我心中一痛，泪流满面地感谢和子和彼得对我的深爱。我被彼得的勇气所感动。 他连打针都觉得太痛，更别说进行手术了。我知道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样 的话，我只能安慰他说他的肾脏对我来说太小了。 我爱怜地回想起在东京我第二次患胰腺炎不得不转院时在救护车中的情景。当 时，我望着小彼得充满希冀的双眼，我明白他想要什么。我让彼得和我一起坐在救 护车里——耳听着警笛长鸣，在颠簸的救护车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随即我看到了 彼得的笑靥，他徒劳地试图克制自己的笑意，他知道在他爸爸忍受巨大疼痛的时候 欢笑是很不应该的。享受乘坐飞奔中的救护车的快感没什么不对。我让他尽情地欢 笑，我告诉他，别担心爸爸。 彼得一直是个充满爱心的体贴的孩子。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周，等候着中情局巡诊医生的到来。 每天早晨我都祈祷，尽管我还不清楚进行祈祷的确切仪式。我为我能想到的所 有人、所有事祈祷。 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竟不知不觉地祈祷宽恕我最鄙视的敌人梅丹尼，当我突然 意识到我在祈祷什么时，不由得放声痛哭，我悲哀地感觉到一步步逼近的死亡。 有一句中国谚语（日本也有由此而来的说法）这样说到：“鸟之将死，其呜也 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祈祷宽恕梅丹尼，他应该是我为之祈祷的最后一人。 我想我很快就会死去了。 中情局的医生终于到来了。简单地看了一下化验结果之后，这位高明的医生立 刻知道了症结所在。我请求他告诉我真相，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和妻子都足够坚 强，可以承受任何坏消息的打击。 他平静而客观地坦言相告：“保罗，你快死了。你患的是所谓的一时性肾病症。 原因还不清楚，目前这种病还没有治疗方法。你过去饮酒过度，现在有恶果了，你 的报应到了。” “你肯定吗？”我问。 “是的。”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必须为一些事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能几天，也可能几周，但不会是几个月。”医生很 坚决地告诉我。 我和妻于都哭了，但并不是嚎陶大哭。我早就准备承受早到的死亡，尽管不是 以这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医生问我想去哪儿——也就是说我想在哪儿死去。对一个 还活着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儿子还要上学，我妻子不能离开罗马。和许多东方家庭一样，在这 种关键时刻，子女的教育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决定两天后如果一切安排妥当，我将飞回华盛顿，我妻子和儿子则等学校 放假和迁居的事情安排好后就飞回华盛顿。也许那时我已经死了。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也知悉了这个新变化。 我也致电房东太太，告诉她我们很快就会腾出房子，她一边哭泣一边坚持要来 看我，我谢谢她的好意，但坚决地谢绝了她的探视，我不能让自己陷于过度的伤感 之中。 第二天早上，仅仅通过电话和我谈论了我的旅行计划之后，那位中情局的医生 就从我的声音中探查到可能有肺炎的症状，他的怀疑被头天晚上拍摄的X 光照片证 实了。 他告诉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无法承受到达华盛顿的10个小时的旅行，医生 向我保证可以找到近点的地方（去死）。 对我来说，到哪里去已不再重要，在哪儿死去或我多久会死去已不再是个问题。 我依稀记得曾质问自己为何不能留在罗马，在家人的陪伴下死去。当然，眼睁睁地 看着我咽气对妻子和儿子来说大痛苦了。 在妻于的陪伴下，我和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做了一番谈话。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可怕的、暴虐的，但却是负责的、充满爱心的丈夫（回想起 来，这些话都毫无意义）。 如今，面对死亡，我希望他答应我三个请求。 他回答道：“任何请求都可以。” 我说出了我的三个请求：“首先，请为我照顾和子和彼得。” “当然。”他说。 “其次，虽然我对你母校哈佛大学很尊重，但希望你帮助彼得进入普林斯顿大 学。” 善良的神父微笑着说道：“当然，普林斯顿、哈佛，或其他大学都可以。” 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这位神父在哈佛大学的约翰·F ·肯尼迪政治学院以最 优异的成绩创纪录地以两年半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间第二学年起连续一年半获 得了全额奖学金。（他极为谦虚而从不向我们谈及此事。） “第三，我可不可以在耶稣教会举行自己的葬礼弥撒？”（“基督教堂”是最 著名美丽的耶稣会教堂，里面供奉着耶稣会创始人Saint Ignatius of Loyola的遗 骸，是每年12月31日教皇都要亲往进行教皇大弥撒的少数几个教堂之一。） “当然，当然。”这位耶稣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 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的家人能得到善良的、值得信赖的人的照顾，我已准备死 去。 我从未期望过长寿。十四五岁之前我一直体弱多病，后来因为又吸烟又喝酒， 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说不定只能活到55岁。两次患上胰腺炎更使我觉得自己 不会长寿了。 眼看着生命走到尽头，撇下妻儿让我痛苦万分，我希望他们理解我对他们的爱， 希望这多少能为我的突然离去做些补偿。 从事了20年常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经过了20年酗酒而后才戒酒的生活， 在我用半个胰腺过了几年还算健康的日子，并终于开始找到心灵的宁静之后，一种 我从未意识到的神秘而致命的肾病却击垮了我，这一切对我真是莫大的讽刺。 最终决定我将飞到位于西德的美军医院，那儿有全欧洲唯一的一名美国肾脏病 理学家，尽管明摆着他也不可能给我什么帮助了。那个中情局医生将陪同我从罗马 前往军队医院。 “我们会在机场安排一架直升机，把你像一个大人物一样直接送往医院。”医 生安慰着我。他是个爱开玩笑却不胡说八道的医生。不幸的是，直升机的故事只是 他的玩笑而已。 在我离家的前夜，和子和彼得陪伴着我，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在我的房间里进行 了一次特别的教皇赐福弥撒。为治疗肺炎而施用的抗生素已使我有些头晕目眩了。 弥撒之后，神父从口袋里取出一串念珠放在我手里道：“这是我的念珠，我已 经用了五六年了，我把它交给你，但记着在罗马还给我。” 我猛地一震，说道：“神父，你一定是在说笑了，你知道我马上去德国是要等 死的。” 第二天一早，中情局的医生来接我前往西德。我们的导师也来了，我告诉我的 善良的导师：“神父，激将法是没用的。我不能保证能把这串念珠还给你，因为我 不会回到罗马了。” 他那仁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在梵蒂冈把它还给我。” 就像我一直教导彼得该做的那样，我真诚地向彼得发誓我不会放弃，“只要有 一丝拼搏的机会，我就会努力活下去。如果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我也会 生存下去。你将看到爸爸尽最大的努力去拼博。” 彼得信心百倍地点点头，他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 在罗马国际机场，中情局的医生推着我的轮椅前行。我用双眼向妻儿告别，我 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什么也没说，她脸上只有平静的微笑。她的抑制力之强，常让我惊奇不 已。 我们的儿子流着泪正试图挤出勇敢的微笑来送别他严厉而慈爱的父亲，我皱缩 着嘴唇点头表示赞许。他已经像我常教导他的那样坚强勇敢，这使我感到宽慰，他 必须靠自己做得更好。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彼得对在父亲面前流泪而感到羞耻。 到达美军医院后，初步检查还没有结束，我已快失去知觉了。 第二天，肾脏病理学家用更具专家权威的语气宣读了与中信局医生几乎完全相 同的诊断结果：“这种病基本上是婴儿疾病，偶而发作在20岁左右的人身上，我从 来没见过4O岁的人得这种病，而你已经50岁了。” 这清清楚楚地宣告了我的最终结局。 他重复着中情局医生曾经告诉过我的话，告诉我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 会用抗生素来治我的肺炎，还会用利尿刘进行治疗。虽然先前已证明毫无用处。 接着他告诉我，我有一线希望，大约八分之一，也就是12．5 ％的希望可以活 得更长一些。但是我必须依赖于渗透机才行。 随后的两天两夜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日子。 像医生宣告的那样，我静静地等待死亡。我祈祷着，我想到了那些正在罗马为 我祈祷的神父、修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已返回东京还打电话来鼓励我的耶稣会告 解神父。他们都知道我快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认为我将死去。相信一位 高明的医生的话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也许给我念珠的那位神父不相信我会死去。 一个人在无事可做等待死亡的时候，时光流逝竞是出奇的缓慢。当秒针擦过墙 上大挂钟的白色表盘时，每一声嘀嗒都缓慢、清晰得让人苦痛难安。 为什么时间走得这么慢？而我又为什么要急着死去呢？ 我心中没有一丝焦虑与恐惧，不管是对我的家人还是我目己、或是我的工作， 都已没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了，我根本对任何事情都已没有了“欲望”，心中宁静 而茫然。 并不是说我已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绝不是这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活下 去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然而，就是在此时，我还保持着双重身份。我是作为国防部的“平民雇员”住 进医院的，我搞不懂军阶徽章，我分不清少校和中校，也分不清下士和中士。现在 去搞懂它已经太晚了。 我从来没有和军队系统或军人生活沾过边。我不知道那些看护我的男女护士们 的军阶。但是我知道我人院后第一个照顾我的护士是他们当中军阶最高的，她是少 校。并且在我离开这之前她将升为中校了。 我接到了我妻于和儿于打来的电话，我不得不告诉和于在随后的几天里不要打 电话来，因为随后几天会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即使我还活着，我也不可能坐着轮椅 到走廊里去接电话，我只能请护士帮我，这样太麻烦别人了。我一再向他们保证我 会拼搏到底，我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祈祷。 这里我必须提到那位不喜欢我的前部长和他的家人。在我离家的日子里，他们 给了我妻子和儿子极大的同情与帮助。 我万分感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然，和子忘记了我的嘱咐，在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想不到我们的 争吵会持续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当时我也做好准备使自己保持冷静不发火。我 使自己冷静下来，只是提醒和子我的身体状况——因为施用抗生素而愈加疼痛—— 我让她两天后再打来。如果上帝保佑的话，我应该还活着，还能来接电话。 和于告诉我，她去过罗马的许多家教堂为我祈祷。我笑她就像一个从一酒吧跑 去另一酒吧的日本人，我建议她找一家教堂平静地祈祷。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 向她大喊大叫。 第三天晚上，我心思茫然地看着电视。我的下半身已经处于半麻木状态，而我 收集尿液的工作又做得马马虎虎。已经没有必要换掉湿床单了，在临死之前，这些 小事已毫不重要，死亡会抹掉一切。 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会去思考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上帝，信仰，家庭， 生命以及生命的意义，是否自己的一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奇怪的是，也许我为了过“充实”的生活而犯下了太多的“罪恶”，我已没有 多少世俗的欲望了。精美的食物，好的女人（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好酒，金钱， 历险，嗜好，朋友，家庭，好工作，刺激，成功，会见大人物，快乐的时光，所有 这些记忆——大多是愉快的记忆——杂乱无章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感到自己面 带微笑，这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已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得到了大部分我想得到的东西， 做了大部分我想做的事。事实卜我度过了一个充实的、享有众多美好回忆的人生， 令人不快的记忆早已淡忘了而无需我去回避。 就连我最关心的，我的家人，也已经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去照顾。他们会很平 静，我也会。我感谢上帝使我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儿子，但我尽量不去想他们，一想 到要和他们分离我就会痛苦万分。 在关掉电视和夜灯之前，我掀开盖着我下半身的毯子，于是我看见了我无法相 信的景象。 我肿胀的左腿已缩回到正常的尺寸，右腿也缩小了许多，我尖叫起来。 护士冲进来，看见了我的腿的明显变化。 第二大一早，肾脏病理学家就来到病房诊视我已缩小的双腿。我的右腿又缩小 了一些，我的双腿很痛。他检查了我的双腿，注意到在我腿上有一些类似指甲抓痕 的红线，他摇摇头，不解地说道：“我无法理解。” 在两天里，我收集起来的尿达到创纪录的18升（4 ．75加仑），护士们打趣地 说我的尿液占据了冰箱里的所有空间，他们诙谐地评价说他们注意到我有“非常纤 细的脚踝”，病区的一些病友开始称我为“奇迹的人”。 我的双腿极为虚弱无力，但我确信我会从这次致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肾脏病 理学家还是十分谨慎，但是与他所知或所预料的相反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 他真诚地告诉我：“这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 现在的状况并不允许过于乐观，专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这对他来说完全是 新鲜的。 医院里还有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士兵，也忍受着同样病症的折磨。我看见他 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比我的状况好得多，起码他还能走路。他正准备接受一次肾 组织检查，就像我最终要接受的那样。 但是有一天，他的病床被遮闭起来；第二天，他不在了。他空空的病床提醒我 自己与死亡多么的近。 我的妻子和儿子非常高兴，但并不是狂喜，因为目前的状况还很严重，还是未 知的，还没有理由确信会持续下去。我告诉他们我会让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斗 士。仿佛上帝还不知道这些。 为了消磨时间，我从医院的“巡回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来读，Saul Bellow 的 《The Dean’s December》。 在这种时候我挑了多么艰涩的一本书来读，为什么SaulBellow不是用海明威那 种轻松的文体来赢得诺贝尔奖呢？我的脑筋没法像平时那样清楚来读懂这些话，但 话说回来，我读英文一直很慢。 我特意在床边放了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支多色圆珠笔，一本日记本，一本《英 日字典》和我得到的礼物念珠。我暂时还用不上这把小刀，但后来当我能在售货店 买东西时，它就很有用处了。 我很勤奋地在字典里查出那些难懂的词并试图记住它们。老习惯很难去掉。 好事情不断出现。 我已可以四处走动，我已能吃完每一顿饭，我开始做些轻柔的锻炼——面向墙 壁做直立的俯卧撑。那是我能做到的全部，我仍然十分虚弱，我还无法承受摔倒所 造成的伤害。 我获准自己淋浴，我感觉非常好，只是因此而筋疲力尽。 我慢慢地步行到售货店去，买了糖果和折价的书。在其他商品里，我试图记住 那些出售的军阶徽章。 我还理了发。尽管我一再提醒她，那个德国女人还是给我剃了一个下等兵士的 头。她说她对给我剃的这个头相当满意。对一个几乎死去并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 来说，剃一个糟糕的发型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很滑稽：一个50 岁的列兵。 尽管我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有坚强的意志——是我坚强的力量源泉。这是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具有的品质，或许那仅仅是固执而已。但我确实具有这样的性格， 在如此关键的日日夜夜也没有改变。我时刻牢记对儿子的承诺，尽全力与疾病拼搏。 肾脏病理学家预计我的状况会逐渐变好但依然不稳定。他说如果能做一个组织 检查来查明肾脏的状况就好了。进行组织分析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如果我的身体 状况不够好就不会进行组织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等我已脱离生命危险，并且尿蛋白 少于3000毫克每升——这是很不正常的水平，但仍是一个比我的肾脏的可能状况要 好得多的指标。他以充满职业自信的语气说：“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你的尿蛋 白检测至少是3500mg的水平，因此，我们很有可能进行肾组织分析。” 由于误会，我在两天里做了两次测试而不是预定的一次。让病理学家大惊失色 的是，测试结果分别显示340mgm和280mg 的尿蛋白，差不多是他预料中的十分之一。 由于两次结果相近，不可能是测试错误。 病理学家无奈地边笑边摇头，他说他现在简直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说安排妥当之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关于我的肾病他什么也没做，现在他也无 需再对我做些什么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医生的医疗记录报告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治疗过程：病人人院治疗，基本 上卧床休息，低盐度饮食，施用 HCTh 50毫克……奇怪的是，病人排尿频繁，在 3、 4 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病人在未接受任何其它治疗的情况下血浆肌氨酸酐在3 天内从1 ．9 降至1 ．3 。……” 这份谨慎言之的医疗报告详尽地表达出了病理学家的惊异。 在住院期间，我不得不向医院的随军神父学会了如何用念珠进行祈祷——这是 我从那时起每天都进行的仪式。 两天后我从美军医院出院了，这是在我人院19天之后，再过3 天，我见到巡诊 的中情局医生后，我就可以通知我的家人我要返回罗马了，我呆在旅馆里等候他的 到来。期间我大胆地到市中心买了些东西。 当我见到那位中情局医生并把医院开具的完整的医疗报告交给他时，他万分惊 讶。他静静地仔细读完那份报告，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说：“我已经看完了这份报 告，你就站在我面前，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应该呆在旅馆里再观察两三周或者 再长些。” 我不得不恳求他那天下午放我回罗马去，因为我妻子和儿子、我的导师和朋友 们正焦急地等着我回去，如果我当天不能回去会让他们极为失望的。 善良的医生终于大发慈悲，但有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疾病征兆，必须立即返回 西德，并且我必须定期回来接受复查，医院的检查显示为“B 型肝炎肿瘤抗原抗体 阳性”，并且怀疑我的肾病会由温和的B 型肝炎引发。 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接受医生的指导。 难以描述我们再次团聚时的感情。当和子在机场见到我时，脸上带着半哭半笑 的表情，彼得一句话也不说，眼中隐隐有些泪痕。我们都有一种我死而复生的感觉。 我想对于这次神秘的康复也许会有一个合理的医学解释，事实上几个听说过我 的故事的医生也找出或给出了一些解释。不管怎么说，一定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 ／力量／原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变得异常虔诚——但并不是说我已变得非常的圣洁——并开始有了某种“信 仰之心”。 我想大多数人在经过这样一种生死历程并神秘康复之后都会去寻找某种答案。 就我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是“信仰之心”，“上帝”。 我非常幸运有那些修为深厚的宗教导师们在那段危急的日子里教导我，支持我。 我理解LOURDES 的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解释是能令人满意的；而 对于信徒来说，却无需解释。 （我的记忆也许不太准确。） 至少，我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的许多朋友也这么认为。信仰的神秘就像病理学 家所表述的那样，“是超越了医学范畴的”。 当我们的导师之一，一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教授来看望我并听到我“奇迹般地” 复原的故事时，他用带口音的日语说道：“当然，当然。”我们放声大笑。 我们认为，要么是我们的导师的信仰非常强大，要么是他得到了许多神的恩赐 ——或者两者都有。 我又一次在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情况下目睹了神的威力。数年过去了，我已经坚 信是那位西班牙神父的信仰与希望使他说出那样的话。 我从此之后在我的生活中见到了太多的“奇迹”，有大有小，使我“理所当然 地认为”那是上帝的帮助和祈祷的力量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顺服上帝之意”。 我从那些事情中知道了上帝无处不在，尽管我们还根本不能理解这一点。 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意志”的否定。这只是意味着在我们 人力能及的范围内尽到最大努力之后，应该谦卑地接受所被赐予的一切。如果有些 事我们无法应付，那么就该做更多的祈祷，希望上帝给予我们帮助。 我必须说上帝的帮助常常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以这种或那种 形式而来。对我而言，还是那句话：有祈求必得回报。 拥有这样的信念生活就会变得不同，这最终成为了我信仰的一部分。 在许多朋友和教友们认为我的康复是某种奇迹时，只有那位“借给”我念珠的 耶稣会神父不使用“奇迹” 这个词。 也许对于这件事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从未向我们解释过，他总是极为忙碌。 我终于有机会去回复他的请求——不是我的诺言，我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让我做 出那个誓言的程度——关于那串念珠。 我儿子彼得在教会学校的圣信礼因为我的病而耽搁了。 在位于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后的行政长官小礼堂为彼得举行完延迟的圣信礼仪 式后，我万分感谢地把念珠还给了作为我儿子的圣信礼神父的我们的耶稣会导师。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无法磨灭的关于“希望”的一课。 我无法想象能从导师的描述中学到更精彩更真实的一课，关于信仰、慈善以及 更重要的：希望。 经历这些之后，我渐渐地不再用诸如“绝望”、“丧失信心”或是“无望”这 样的词语。我开始相信希望总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存在。 大病之后，我在家休养了三周。用妻子的话说，我睡觉的时候非常安静，一点 鼾声也没有，以至于她得不时听听我的呼吸声以确信我还活着。 正如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在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我与妻子 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的争吵又开始了，关于死的宝贵教训看上去并没有延缓我们之间 的争斗。 两三个熟知我们的日本朋友却恭喜我们说：“这说明你已经完全复原了，太好 了。”在这之后，我又至少得过三次重病。 有一次特别严重，我服用了以前用来减轻脚伤疼痛的Tolectin却产生了过敏反 应。这药以前吃很有效，这次就吃了剩下的药想缓解一下关节炎的痛苦。 第一次过敏没进行什么治疗就消失了。 我不相信我身体里的化学作用会变化得如此完全，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又吃 了同样的药。恰恰是在我头一天，太太刚刚知道一条比我们以前所知的通往一家较 大医院急诊室更快的通往附近一家医院的路线。 我太太把车停在急诊室门口的时候，我从车子里摔了出来。我几乎已经崩溃了， 我无法呼吸，血压在30分钟内下降了差不多一半。据急诊室主治医生说，我当时的 情况非常危刍如果不是我太太昨天刚刚知道这条更快的路线，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 活着到医院去。那条较长的路线比这条路要多走至少10分钟。 后来，一个专攻“休克死亡”的日本专家说，我的情形是典型的休克病例，他 吃惊地问我：“你怎么会没死呢？” 我们同教会朋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只要他们一有空，我们就会见面。 如前所述，我替情报局工作的日程安排给我以充分的活动余地，因此不管我们 的意大利耶稣会导师们什么时候要去机场或是要用车，我们都会很乐意地开车送他 们去。这是我们可以向他们询问有关宗教、生活和其他所有问题的机会。对我们来 说，这是我们宝贵的学习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向我们的告解神父做真正的告解，在我得到公开退休的许可之前 都会这样。如果我得不到公开退休许可，我会永远地如梗在喉。 在我们离开意大利回华盛顿的那天，尽管我们像往常一样一再婉拒他的盛情， 我们的意大利导师还是坚持要去机场为我们送行。 那天清早，这位善良的耶稣会神父在机场向我们祝福，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 那串已熟悉的念珠，把它送给我做为礼物，我感激地收下了它。 我在西德住院的时候，这串念珠就像我的生命线一样。现在它成了我们家的珍 宝。对我来说，它就是信仰，希望与仁爱的象征。 我们获得了心灵的了静，并不是说我不再愤怒了。我依然会，但却比以前少得 多了。 我妻子和我仍然会争吵，但已经很少了。 这仅仅意味着我的行为更加平和，更少做将来会后悔的事。并且更多地反省自 己，更多地为以前的事懊悔。我相信我也变得更坚强，更执着。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我知道希望永远存在。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退休 得过那场肾病之后，我退休的打算比以前更加坚决。我看不出自己还会有晋升 的机会，也不可能从情报局的上司那里得到更好的对待。 况且，这一切根本毫不重要了。 在患上急性胰腺炎之后，我再一次怀疑自己是否可以活得更长一些。我并不怕 死。在以前，死亡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更加无所谓了。这和第二次看 同一部恐怖电影没什么不同。 有了新的信仰之后，我知道死亡无非是跨过一道门槛，死亡并不是万物的终结。 至于对伴随死亡而来的痛苦的恐惧——人们惧怕死亡的最通常的原因——我也 从未惧怕过，我对疼痛有着超强的忍耐力。病痛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什么值得在意的 东西。 我担心的是我将撇下的家人，和我活着还能动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有过一次无法忘记的目睹希望的力量的经历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希望自己会在情 报局里过上更好的日于，而意味着我应该希望在情报局之外去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除了精通四种世界上主要的语言——英语、日语、普通话和法语之外，我还在 国际政治、经济、商业。管理和谈判等方面都有颇高的造诣。 我向妻子保证说，能说这四种语言并且在许多商业领域都很博学，加之对日本 的经济也非常了解，我退休之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应该毫无问题。 这又将成为我一个完全错误的预言。 我实际上找到了一些更体面更好的工作，付给我两倍于我在情报局的薪水，并 给我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不知怎么的，它们全都“蒸发”到稀薄的大气中去 了，我只好在下一章再详述。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尽管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我还是决定去过尽可能充实 的生活。 我还记得在我第二次患胰腺炎后仅仅三个月，我肩扛着7 岁的儿子在白金汉宫 前的人群里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观看卫兵的换班仪式。 按照医生的嘱咐休息了三周后，我又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两周后，我征募了一位经过批准的目标人物作自己的特工。这又一次让我的副 部长惊异于我完成征募工作的速度。我已不再和他争辩，我只是做好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尽管征募该特工得到了上司的批准，而且我认为也得到了总部的批准， 他却无法得到我们需要的情报。因为他没有我们期望的获取情报的途径，我们之间 的关系友好地结束了。 我必须定期返回西德接受身体检查。有一次我顺便开车带妻子去西德和奥地利 做了一次旅行。我们去了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在那里我们碰巧遇上了罗马帝国皇 帝奥古斯都建立奥格斯堡2000年的庆祝活动），还有慕尼黑，以前希特勒的别墅地， 以及维也纳，还在萨尔茨堡遇上了莫扎特纪念祭。然后我们去了维罗那和佛罗伦萨。 尽管这次旅行被我持续不断的气喘破坏了，沿途的风光和经历还是给我们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德国的快速公路行车没有速度限制，我试着把车开到了180 公里（112 英里） 的时速，远远超过了广告上说的我们这辆车的速度限制。我之所以没有把车开得更 快，是因为我知道任何最小的意外都会使我们三个人命丧黄泉。和子也亲自试过把 车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西德的许多城市，警察的巡逻车和我 们的车是同一个型号——奥地80。 当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纳粹德国”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我还阅读了 大量关于纳粹迫害的资料。 因此，我们来到慕尼黑附近的DACHAU。 在我驱车前往DACHAU的路上，我向妻儿讲述了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惨史，我 的声音因为激动而硬咽了。 也许是巧合吧，那天是星期一。和众多德国公共机构一样，DACHAU集中营遗址 不对公众开放，我因此不必去忍受参观它而带来的痛苦。我把儿子举起来超过大门， 让他能更好地看到里面囚营的景象。 维也纳是一个古老的帝国首都，但一点也不逊于我所熟知的巴黎让人心动。众 多的著名音乐天才曾齐聚在这个曾经辉煌的都市，这段历史以及看到“音乐家墓群” 让我们惊讶不已。 不幸的是，那些曾经极大激发了贝多芬和施特劳斯父子创作灵感的树林，在炎 炎夏日里使我的气喘更加剧烈。 我也无法去葡萄园品尝那些名闻遐尔的葡萄酒。 我们到达萨尔茨堡时正值莫扎特音乐节的高潮。但我们搞不到参加任何一项活 动的门票——我们也没钱了。 让我惊奇的是，当我穿行于维罗那的大街小巷找寻旅馆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 “朱丽叶之家”。 我一直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虚构的小说。在我年青浪漫的时候，我能 记住那出戏的大部分情节。 我从来不知道它居然来源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有迹可寻的传说。 和子随意地在古老的阳台上照了几张相。 在我们返回罗马的路上，一次事故使我彻底从对高速度的沉迷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以160 公里（110 英里）的时 速行驶。车的左前灯闪烁着，表明我要超车，可是我前面的车毫不避让，继续以至 少150 公里的时速行驶。 然后，我看见远处有两辆车向我们迎面驶来，两辆车都以大约160 公里的时速 行驶着，我意识到迎面而来的两辆车是不会减速的，而且后面的那辆车正亮起左前 灯准备进入我们的车道超越前面那辆车。公路又长又直，视野很好，但是四个司机 都没有减速，我同样准备进入反向车道超越前面的车后再迅速返回自己的车道。 我觉得自己不能让步，另三位司机恐怕也是这么想的。这是一场愚顽的表演。 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注意那几辆车的型号，我为高速行驶而戴着手套的双手一打方向 盘，进入了反向车道。但是迎面而来的第二辆车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我以180 公 里的时速超过了前面的车，在最短的距离内拐回了自己的车道。与此同时，对面超 车的那辆车在超车后也及时拐回了自己的车道，避免了和我的车迎面相撞。当那辆 车拐回自己车道时与我的车的最近距离小于5 米，而两辆车却以360 公里每小时的 相对速度擦肩而过！ 我立刻惊出一身冷汗，这样迎头撞一下会使我们全家和那辆车上的人，以及那 两辆拒绝避让的车上的乘客全部命丧黄泉！ 仅仅为了愚蠢地自高自大地表现自己，我冒了多么不值得的一次险。和子和彼 得都在后座上愉快地沉浸在梦乡里，任何来自和子或彼得的尖叫都会分散我的注意 力而导致一场灾难！ 我向自己发誓再不去冒这种毫无意义的风险。毁灭上帝赐予的生命与肉体将是 对神的一种亵渎，我为自己险些犯下的错误而深深地自责。 其他的几位司机肯定也会一辈子怀着这种恐惧。我们从此不再超速，至少不在 路况不明的道路上。 那时，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正逐渐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我妻子 问我是否会染上这种恐怖的传染病。 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从1982年起，我不再去胡天胡地，因此我肯定地说 我不会得这种病。我承认我并非没有尝试过和我遇到的可爱的女士创造“临时”的 恋爱。但不知怎么的，我的尝试从未成功过。 我的虚荣心使我窃以为自己仍多少保存了一点过去的迷人之处，我想我只能把 它归功于神，因为我保持贞洁而予我的恩赐。我询问和子对此的看法，我的好太太 宽容地同意了我的观点。 最近，风闻艾滋病肆虐泰国，我妻子严肃地询问我1970年绕道经过曼谷的那次 旅行的情况，她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认真对待。 我不得不告诉她，在1970年，就算有人想买艾滋病也买不到，何况那已经是一 段20年前的古老历史了。 我们分部要从事许多与苏联和东欧有关的活动，我们缺乏有效的行动领导。苏 联克格勃特务头子 Vitaly Yurchenko 在罗马叛逃到美国大使馆，一时间形势骤然 紧张，整个罗马成为谍报工作的秘密战场。 由于各部门独立行事，因此我除了队报上看到的消息和认上司那里零星得到一 些新闻之外，我对事态的发展毫不知晓，我通常不过问与我无关的事情，那是非职 业情报人员才干的事。但是只要与我有关，我就会问上许多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令人惊恐地频繁发生。出外活动并常常与罗马站的行动脱 离联系，使我感到孤立无援，但这就是极秘情报官的生活。 对于恐怖分子的零星袭击，我无法做什么应对。 我正在与几位棘手的目标人物“摔跤”，但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尽管这是预 料中的与棘手目标打交道的结果，我还是对指挥部门的毫无创意而又区别对待的支 持颇感失望。 我也曾向副部长提出过这些，但是在谍报工作中，失望是经常有的事，一个极 秘情报官不必对这些太过认真，对这些不平等对待的抱怨是没有用的，他不必为此 而丧失理智。我们都清楚，对极秘情报官的对待是不公平的。 这一次我依然不去理会同僚们对我做的一切，我努力去宽恕他们，对那些不值 得宽恕的事情就尽量不去想它。 他们告诉我一家公司的名宇，并说它可能与苏联政府和克格勃有着密切关系。 然后我受命去接近它，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哪怕是无中生有。 在我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别人却指望我像魔术师那样创造奇迹，而我又得 不到一点称赞。 我既没有过多地抱怨，也没有放松努力。我仍然对作为一名好的情报官而感到 自豪。但却不再对我的上司抱有任何期望。 于是我尽力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对结果不抱希望，却仍然像惯常那样小心应付 可能的危险或失策。 和平时一样，我用真名以国际商业咨询顾问的身份与一位积蔼的。能于的商人 交朋友，我们谈论一些与商业投资有关的事情。这些投资来自日本那个我确实认识 的富豪的国家。我的故事几可乱真。 吃过几次饭之后，我们关于商业问题的友好谈话进展到一项价值1300万美元的 关于在意大利一处风景秀美的地方购买幢豪宅和一个上等葡萄园的计划，我被热情 地邀请与我的新朋友一道去访问莫斯科。 莫斯科？噢，不，我不去莫斯科。我曾经被邀请去过一个相似的地方，我知道 像莫斯科那样的地方对我来说就像月球那么遥远。那是那些穿着其他服装的人去的 地方，而不是穿着商人装的我该去的地方。 如果是在意大利见几个克格勃情报官的话，当然可以，非常高兴。如果是去莫 斯科，“免谈”。那是我在被对方邀请去其他一些地方以前被告知的应有的态度。 副部长对“商业谈话”进行得出乎意料的迅速和由此而取得的实质性迸展感到 十分紧张。 买一幢有葡萄园的别墅？你怎么去办这件事，更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从这个 你正进行实质性讨论的交易中解脱出来？ 由于对微妙的操作策略和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明显地缺乏经验，副部长完全有 理由如此紧张焦虑。 我向他保证我可以处理这件事，“别为此担心”。 那是他让我去做的事，既没有计划也没有谋略，他应该享有一切可以得到的成 果，如果他在没有清楚。连续的计划的情况下把我投进狼窝，看到我带着几只活着 的狼回来，他也不应该吃惊的c 我不可能指望从他那会得到任何感谢。 我真的可以与几位认识的日本人接触来延迟那次商谈。我个人认为那是个相当 诱人的投资计划，并且我也很乐意像我的新商业伙伴建议的那样去实地考察一下， 那些日本人都很富有并热衷于投资的人。 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意大利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如黑手党等的干涉。 我最终决定中止这笔“生意”。我打电话给我的商业伙伴，告诉他我在美国的 总公司由于我身患哮喘以及意大利猖撅的恐怖分子而命令我返回。 我很抱歉说谎，但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我作为理由的两种情况确实存在。 我的朋友听上去很失望，但还是接受了我的解释。 我带着家人去伦敦旅行。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在巴黎就认识的老友，一个中国 女孩。我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 我们住在这个已经离婚的朋友的家里。她的儿子们与彼得相处得非常好，至于 我的老友，她很快和和子成了知心朋友。她给和子讲我以前的荒唐行为，并说如果 和子征求她意见的话，她肯定会建议和子不要嫁给我。 我们去了苏格兰。为了满足彼得的愿望，我们还去了尼斯湖。我们在那儿给朋 友们发了许多明信片，告诉他们我们抓到了尼斯湖怪兽，并把它做成了生鱼片，但 是难吃得很。 当我离开罗马并正式提出退休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请求一下子冒出来， 仿佛我的存在第一次被注意到。 副部长问我退休后想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打算做一名国际商业咨询顾问，他猛 地轻蔑地大笑起来。 我问他：“你知道我过去10年的掩护身份是什么吗？是国际商业咨询顾问。与 情报局里的其他人不同，作为潜藏的情报官，我的生存依赖于我对自己的掩护身份 的工作的真正了解，我非常了解我的掩护工作，可以在我过正常的平民生活的时候 继续从事这项职业，并且我恰好会好几门语言。” 他停止了大笑。 来自司令部的“劝说”是：“别退休！我们有许多职位任你挑。”电报列出了 几个他们认为对我很有吸弓怕的东亚职位让我挑选。 不，谢谢！ 另一个压力／劝说来自罗马站的内部：“我们现在不会让你走。许多人会在同 一个时间离开。请等到8 月底，暂时填补一下那些现在离开的人的职务。” 多么傲慢！又是多么愚蠢！他们怎么会指望我，一个极秘情报官，去为别人补 缺呢？ 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在另一极秘情报官遇到困难时替代他的职务，而永不会接 替一位有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官的工作。他们应该了解得更清楚，他们是仅仅想让 我过点苦日子还是把我误认为一个拳击袋，或是一个干杂活的小工呢？ 仍然没有任何作为奖励的关于升职的诱人的话语。 毫无疑问我会把任何这样的馈赠作为附加的侮辱而加以拒绝。 我答复说我必须尽早返回美国，以使我的儿子能升入高中。 他们仍然蛮横地、一厢情愿地坚持他们的意见，像往常一样完全忽略辩论中的 我这一方。 我不必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的家庭是我最关注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关心他们 的家庭，那是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应该尊重我的意愿。 在我看来，这些年来我已为情报局尽了自己的全力，我不欠情报局什么。但是 情报局却欠我的，那就是对我的公平的待遇。 最终，一位新来站的高级干事向我发出了一个荒谬可笑的威胁，他通过副部长 向我传话，希望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给我的脑袋里灌输点道理”。 我很难想象他除了打开我的头盖骨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这一点。 我从生活中感悟一个事实：那些口出狂言的人常常不用脑于。谨慎克制的话更 能够打动我。大多数教人打扑克的书都教导人不要随便吓唬别人，否则你将遭到重 创。 新来的高级干事显然对我不甚了解，他应该多了解一些关于我的情况，那是威 胁别人的起码要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不要随随便便就 威胁别人，因为你的信誉可能因此受损。 这又是一个需要学学中国历史的人。 我如果惧怕身体或精神的威胁，我就不会活到成年。 在我们离开前两周，我第一次去了古罗马广场。 很遗憾没能早点来游览这处名胜。通常一个人对自己居住的城市都不会完全地 去领略它的每一处风景名胜，因为“它一直在那儿”，但是不死城（罗马的别称— —译者注）不会消亡，我会再次去罗马游玩。 我也明白，离开罗马后，不论我被派往哪里，就算是长久渴望的巴黎也会渐渐 丧失对我的吸引力。 我们很顺利地离开罗马，我们心存感激地向我们的朋友们告别，尤其是我们的 教会朋友们。 在罗马的工作是一个糟糕的职务，但是其他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梦想，成 为最真的祝福。 罗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在从罗马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们坐在二等舱的前排（中情局的规定允许我们 享受这种舒适的待遇）。我两次注意到一个特别高的身着罗马天主教护肩的神父， 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但胸前的十字架被遮住了。他站在洗手间的前面，我觉得 这个时候和他说话不太合适。他看上去很眼熟，但是我想不起来何时何地见过他。 当我们到达纽约JFK 国际机场的时候，许多人捧着鲜花迎接那位高个子的神父， 其中有不少亚洲人——可能是韩国人。 不知为什么，其中一个亚洲人走到我们面前，用英语问我们想不想见红衣主教， 纽约的约翰红衣主教奥肯诺。（他怎么知道我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呢？） 我们很高兴能有幸会见红衣主教大人。主教大人非常和蔼友好，搂着我们照了 几张相。 后来，我又一次通过我们意大利耶稣会的导师，弓阶我的一位日本佛教徒雇员 去会见奥肯诺红衣主教。 但是，像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这次确定的会见因为红衣主教重要日程的 突然改变而没有进行。 到达总部之后，我开始与上司讨论我退休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和上司进行友好客气的交谈，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是我公开的或暗中的敌人和 诽谤者。 看到我将离开情报局，他们感到非常的宽慰。 无论曾有过什么积怨和讥讽，以后都不复存在了，我将尽力忘掉过去的一切。 无论如何，我的将来早已决定，我不会再妨碍他们，他们也将从我的生活中消 失。 我和在总部的几位朋友一起聊天，其他的朋友像平常一样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战 场上，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升到了非常高的职位。 一位也正准备退休的前高级上司邀请我一块创建一家咨询公司。这是件令人高 兴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多考虑几种选择。 我发现我被“骗取”了我在罗马时应该得到的回家休假的假期，区局长给了我 一个月的行政假期来弥补我的损失。 我得找个住的地方，我以前的“大老板”帮我们找了个地方。我儿子可以去那 个区全国有名的公立高中学习。我们深深地感谢他的这次帮助。如果不是进了那所 高中，我儿子就不会受到触动而努力学习。 在我等待退休的时候没被分派什么重要的任务。 我的退休准备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几个好朋友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在那之前 我根本想象不到的“公开退休”的身份。 “公开退休”这个最近才设立的待遇很少给予中层的工作情报官，更别说一个 深潜的情报官了。 在那之前我还没听说有哪个长期深潜的工作情报官得到公开退休的待遇，在那 之后即使有人获得这种待遇，我相信也是极少的。 因为这件事我听说只有五六个从事了长达20年的极秘情报官工作的情报员才能 得到这种待遇。 除了第一年以及中间曾有一年在总部工作之外，我于了20年的极秘情报官的工 作。 许多极秘情报官都被他们的联络官或上司辱骂，并常常被剥夺应得的荣誉，受 到不应得的责难。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个老朋友的认可。他使我相信并非只有我 受到这种对待。 他自己本身就曾作过16年的极秘情报官，并且后来的工作使他非常了解其他极 秘情报官的困境。 使公开退休获得批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所有有关的事项都要—一检 查讨论。现在一旦公开，再不会给他们制造任何麻烦。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月的时 间。 当我听说自己得到公开退休的待遇后欣喜若狂。因为我听说许多高级情报员在 无私工作了许多年后也得不到这种待遇。 随后，我得到一些公开退休者的个人简历以了解如何写我的简历。但是显然没 有一份样品与我的情况类似，最后我不得不匆匆而就一份简历提交正式批准。 在经历退休的各项程序的过程中，在那些处理我的文书工作的人的友善帮助下， 我了解到其中的几个重点。 就我的情况而言，由于我的归化美籍延迟，我22年的工作中只有15年是为退休 基金做贡献，这是一个不利之处。 在处理我退休事务的人的合作之下，我得到了许多可行的建议，我从中获得了 最大的利益。 我了解到，因为我是一名以个人平民身份为掩护的极秘情报官，与其他政府职 员不同，在我工作的大部分年份里，我一直通过我的掩护身份的薪水缴纳社会保障 税（FICA），因此只要我能活到足够长的时间，我就有资格获得社会安全福利金。 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这个“假设”有些不够实际，但至少这是一项除极秘情 报官之外其他中情局雇员得不到的福利。 我和一些也正在考虑退休的朋友聊过，不少人都对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感到焦虑。 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奇怪的是，大部分情报局的退休职员尽管在某些领域才华横溢，却在离开中情 局后难于找到一份好的新的工作。 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他们为中情局工作的期间，他们与外界的 接触大有限了。 在为中情局工作期间，不允许他们公开发表讲话。可以想象，即使你以后可以 脱去伪装，承认自己曾为中情局服务，人们也会用小心谨慎的眼光多看你几眼。鉴 于近年来中情局糟糕的声誉，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你过去的秘密职业是爱国高尚 的。 我个人就遇到过一些善良、友好的提问。譬如：“请坦率地告诉我，你到底杀 过几个人？” 我对曾经杀人的坚决的否认只会招来怀疑的微笑。 我听到一个有关中情局退休雇员的笑话：他们要么成为“国际商业咨询顾问”， 要么成为房地产经纪人。 这多少有些道理，获得房地产代理人的执照毫无困难。 但是除非非常有名或是有很广的关系网，“商业顾问”是一个难以赖以生活的 职业。并且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信誉就会逐渐丧失，朋友们也会离你而去。 如果你在为中情局服务期间曾手握实权，你也不要指望退休之后权力还会伴你 左右。 通常“权力”随着你不再显赫而消逝，你甚至可能因为权力而树敌。因为掌权 的人，特别是那些手握不为公众所知的权力的人，常常不会谦逊与节制。 我曾听一位“重量级”的华盛顿顾问告诉我他雇佣一位地位很高的中情局退休 官员的经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但他的想法从 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他们可以和你谈论问题也可以与人谈判，与权威人物不相上下， 但是他们从来不把他们的想法与钱、与他们应该创造的利润联系起来。” 接着那个顾问正经地问我：“你能不能从钱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当然能，我是一名极秘情报官，这些年我并不是在象牙塔或钢筋水泥的地堡 里度过的。 可惜的是他没有机会雇佣我，不然我可以让他看到一个例外。 对我的退休最高兴的人就是我妻子和子。谍报生涯的秘密生活从来没有让和子 感到轻松过，她憎恶这种生活，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仅仅因为她“被骗嫁给了” （这是她最近对我们美满婚姻的看法）一个已经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的男人。 有一天当我们驾车经过中情局总部时，她向着情报局的方向作了一个意大利式 的“告别吻”。我可以看到在她脸上洋溢着解脱后的那份轻松甚至狂喜。 但是，我们还得花时间去适应“公开的”退休生活。 大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仍然保持着即使是在轻松的日常谈话时也开着收音机 的老习惯。和子无法说出C －I －A 三个字母。回想起我们在日本时，我们的儿子 只有五六岁的时候，不仅仅C －I －A 三个字母是最忌，我们也不想儿子听到并了 解“F －B －I ”这几个字母，因为我们担心在无知的人们心中这两者之间可能会 有某种紧密的联系。 当我告诉和子，我们第一次可以告诉住在附近的新结交的朋友我们过去和中情 局的关系时，和子万分惊恐。她不停地追问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于是我们之 间又免不了一次争吵。 由于多年来的习惯，提出那个话题显然是相当困难的，我不得不让和子相信， 我们必须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来。 当我提笔给我们在罗马的导师写信并附上得到正式批准的个人履历时，和于又 一次变得恐慌。我不得不提醒她我们的导师应该是第一个了解我的真实过去以及我 们的苦难的人。我说他一定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说谎，甚至是对他说谎。 他肯定理解我们，后来当我问他是否注意到我有什么异常时，他笑着说道： “我确实觉得有点怪。另外，你的空余时间好像太多了。” 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真正摆脱对任何可能的监视保持警惕的心理。今天 我仍然会因各种原因留意那些当我驾车时出现在我左右的车辆；这一早已养成的习 惯可能会永远陪伴着我。 我在前面曾写到，那些从事谍报、警察等职业的人能够认出从事相近职业的人。 在我退休之后，1990年8 月，当时我正从由罗马飞往法国尼斯的飞机上下来。 我衣着简单，看上去和法国东南部海岸消暑的游客没什么不同。尼斯机场的法国移 民／海关官员毫不留意通过海关的游客们。在共同市场的国家，这是非常平常的。 我随意地看了领头的官员一眼，当我们目光相对时，他很快地从他一直躺着的 沙发上站起来，并让我打开我所有的行李。我知道他并非怀疑我走私毒品，因为他 没有去检查可能藏有“隐藏物”的地方。 那名官员看到我携带的两把刀和其他一些常用物品，然后用英语问了我一个无 关紧要的问题：“你是军人吗？” 我已经超过50岁了，他也许从我眼中看到一些使他想到军官的眼神或是与其他 一些艰苦行业有关的神态。 我用英语回答他：“不。” 我通过了海关。 如果我用法语回答，我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有关我背景的问题，尽管我没有任何 事情可以隐瞒。 我还在意大利的时候，那位酗酒精神病专家死于一次脑瘤手术。 我到医务署找他，接待员惊异地问我：“这些年你都到哪儿去了？” （我想说“我出没于这个世界的另一端”。） 我想和那位精神病医生辩论我的病例，告诉他这儿有一个，肯定有一个例外。 一个长期酗酒的人在没接受任何正式治疗的情况下康复，并且从来没想过再喝酒。 1993年1 月，我万分震惊地听到那位告诉我即将死亡并陪我前往西德的高明的 医生同另一位情报官一起被射杀于中情局大门旁的消息。他是一位高明的医生，一 个健康、幽默的人。我和妻子都记得，当我身处死亡边缘时，曾嫉妒他充满活力的 步伐，而现在我们只有哀悼他的早逝。 我们的导师也曾在罗马见过那位医生，我请导师为他做一个弥撒。我们的导师 清楚地记得那位高明的医生。 我退休时是GS－13级。 如前所述，在我工作的头九年半，我获得了7 次提升，后来就再也没有过。 在中情局工作的头十年是伴随着成功与喜悦的十年，并且我还有了一个家庭， 尽管这期间我母亲去世带来的痛苦几乎击垮了我。 随后的日子常常伴随着可怕的时光，但也是我从酗酒和几次致命的疾病中康复 过来。并在宗教世界里找到了新的生活的日子。因此这是我生活中很有意义的一段 时光。 回首往事，我感谢我经历的生活。 尽管它曾很奇怪，但这是我的生活。我度过、了解并享受着这段日子，在此过 程中我保持着家庭的完整与相对快乐。 毕竟，尽管最近几年常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仍然自豪于自己曾是中情局的 一员，满意于自己为被认为困难与危险的工作所做出的一切。 我因为上帝的特别恩赐活了下来，我清楚这点，我深深地感谢与满足于这份恩 赐！ 退休的帷幕静静地降下来。 我母亲从不知道我为中情局工作，我父亲也是在我退休之后才知道我的真正职 业。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退休后的生活 退体使我在经历了台湾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和中情局的职业生涯之后，进入 了生活的另一个新阶段。 奇怪的是，这是比我以前所度过的时光更加不确定，更加难以预测的生活。我 退休是因为我想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以我的“才智、经验和年轻”开始一种全新的 生活。 我没过多久就认识到，我如果还有自信心的话，那一定是放错了地方。 大部分读过我履历的人都认为它相当“动人”。不少新老朋友都对我伸出了援 助之手，但是新的、稳定的、可赖以生存的职务除外。 我习惯于尽力去尝试我所制定的目标。首先，我与情报局的朋友和熟人们取得 联系，然后是那些著名的、声望卓著的人，最后我写信给那些杰出的、成绩斐然而 我从无机会与他们谋面的人士。 如我在上一章简短提到的那样，我很快认识到情报局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很擅长， 比如技术与分析，但是他们看起来比“普通”人更难以在这个社会里工作和牛存。 也许妨碍他们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 在一个极度警戒、封闭、秘密的圈子里，他们对事情的观点与看法很可能与“外面 的人”不同，他们一直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几乎只与同事 交往，转变因此而变得非常困难。 当我在中情局的时候，我知道几个擅长写作和编辑的人，他们的能力足以使他 们成为任何主要新闻机构的编辑，我很想知道他们现在去了哪里，我认识一些头脑 敏锐、具有大公司总裁的才能、可以很好地进行管理工作的人。他们退休之后在做 些什么呢？ 我与情报局的精英人士们交往较少，但我认识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语言学 家和人事经理，可一旦我离开情报局总部，我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即使我还在为 情报局工作，也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当我还是极秘情报官的时候，我没有几 个亲密的朋友，因为这是极秘情报官必需的生活方式。 最初，我成为一个“国际商业咨询顾问”的打算看上去是值得一试的，但是我 必须为我将挂靠的公司或为我自己拉一些新客户。 如果在日本，这根本没有问题，毕竞我有中情局最高层人物们的推荐。而且， 我还可以通过朋友与熟人与日本社会高层取得联系。 我不可能通过书信或电话去与那些我认识的日本人联系，重要的事情最好是面 对面地交谈。但是我不能冒险无限期地去日本找工作，我的积蓄有限。 在美国，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因为我是深潜的情报人员，这使我不能向任何 人吐露任何事，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对那些不知我底细的熟人泄露我过去的 真相会使他们惊恐不安。 因为大多数人都通过媒体或其他一些歪曲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认为中情局 是一个“罪恶的”、“邪恶的”组织。一个前中情局的秘密情报官在一个声誉良好、 无不良记录的公司眼中几乎就是一个贱民。 在公众眼里，中情局情报官们大多数是道德败坏的人，至少不如军官“干净” 和爱国。我到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找工作，却常常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 的能力有时显得对经理们是个“威胁”。 很明显，我的英文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现在有相当多的日本经理能讲地道 的英语了）。除日语外，我还能讲普通话、台湾话、法语以及意大利语。我很快注 意到，只有傲慢、自信的经理才不会受此困扰。 另外，还有一个我以前曾提到的重要因素——我的年纪和在美国的大部分日本 经理差不多，甚至比他们还要大些，这显得不太合适。 我日文的书面表达是很地道的，但是，我常常用一些在今天的日语日常用法中 不再常用的生僻、古老的表达方式。今天的日语只使用有限的大约1850个汉字（在 中文电报本里有10000 个汉字，尽管实际使用的不超过3000字，但是在中文里，使 用成语以及引用谚语和古文是很平常的），超过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年轻的日本经理 不快。 日文里许多古文用法和艰涩表达都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因为我从初中就 开始学习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学，所以那些生僻的表达在我看来非常得心应手。 在中情局时，我在四项日文测试中都得了5 分，这后面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我早些时候曾经批评中情局的写作测试题错误满篇，语言学校的人也同意这一 点，并决定重新设计一份新的测试题。他们首先让我重做那份我批评过的试题，以 确证我知道所谈及的那些错误，然后请我检查那份新设计出的试题。我指出其中有 一处意义含混不清，有一处肯定错了，日语部的主任争辩说：“有4 位教员和7 个 以日语为母语的人检查过这份试题，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我说：“那肯定是你们错了，我不是以日语为母语的人，因此我比那些受过教 育的普通的日本人更清楚那些细微的差别。 那位主任，一位女士爬上梯子从书架的顶部取下一部巨大的、有一台13寸电视 机那么大的字典。但是，这本大字典里没有提到我们谈论的那一点。 正当我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主任把梯子搬到书架的另一边，摇摇晃 晃地取下一本有小电冰箱那么大的厚重的字典！我从未见过这么厚的一本现代书籍， 恐怕只有日本人才能装订这么厚的一本书，显然这本字典从未用过。 使我极为满意的是，字典里有一条特别注解，说明试题里的用法是错的，我终 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我向主任解释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知道那是个日文字而 不是中文字，并且我知道它在日文里的用法，但我不知道它在中文里怎么发音，因 为它根本不存在。 主任承认了那个错误。后来我被告知，“他们欠我一顿午餐”。当时我正准备 离开到意大利去，我没时间去吃那顿午餐，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最后一个批准那 份现在被中情局和国务院使用的日语笔试试题的人。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和自鸣得意的事，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日本人收到 一封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满是生僻晦涩的词句的日文信会是怎样的心情，除非收 信人自己受过老式的战前教育（我有不少这样的朋友） ，否则他不可能给这个“古怪”的外国人写日文回信，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 还一直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 后来，一位雇主曾问我在我写给他的一封商业便函里的一个字怎么读，他不认 识那个字。当我向他解释时，他显然非常不高兴。 另一方面，我说每种语言都略有一点口音，甚至我的台湾话也在经历了多年的 国外生活后染上了一点不易觉察的外国口音，因此教语言的工作不适合我，这是说 纯正本国语的人才适合去干的工作。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一次我被一个“职业介绍办公室”的主管激怒了。她从 未把我的简历转给任何可能会雇佣我的日本老板，当我对一再的拖延表示怀疑并提 出疑问时，她居然厚颜无耻地说，还有一些求职者的条件和我一样合乎标准，可能 其他人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这当然不是因为自负。那个职位的薪水是每年5 万美元， 很可能比职业介绍主管挣的还要多。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查出那位可能雇佣我的雇主的。不管怎么说，我 毕竟曾是一名优秀的情报官。我直接在那家日本公司查出他们从未收到过我的简历， 当我通过传真把我的有关材料传送过去之后，他们立刻通过电话接受了我的申请。 但是，在面试／签协议的那天，当我打电话去确证一下这次预约的见面时，我 被告知因为“预算上的原因”，东京的总部发电报来取消了我的职位。 也许是这样吧，也许是总部对前中情局的情报官更为猜忌。 我开始感受到日本人对中情局及其雇员的深深的警惕。我本应该知道会这样。 我妻子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争吵的话题。 因为各种关于中情局莫须有的诽谤，我想这个“组织”在日本人看来仅比黑手 党稍好一点。 那些问过我在我为中情局工作的秘密生涯中杀过多少人的人，毫无例外地难以 理解我的回答——“没有，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未听到过杀人。看在上帝的份上， 请相信我！” 我不得不向意大利和日本的耶稣会导师们寻求帮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并且 非常受日本高层人士的尊重。 其间，我曾作为中间人与一位前同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销售废钢铁” 的大买卖，我甚至还邀请了一位台湾的退休“废钢铁大王”参与此事。 极为遗憾的是，这笔生意被一个外国无赖搅黄了。我最近才知道，他因假冒美 国政府官员而在美国被宣判18条罪名成立并被判长期监禁。这个无赖不得不过上一 段不同寻常的漫长生涯以服完他的刑期。 我们的努力与金钱都付之东流，最重要的是，那位我个人从未谋面的“钢铁大 王”的辛劳与好意全都毫无回报。这笔失败的生意使我非常尴尬。 这种“丢面子的事”对东方绅士而言是很严重的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我逐渐 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对东西方文化都不拘泥墨守，我不喜欢被归类到某一特定的 国家或种族。我说某种语言的时候，我的姿态。手势。 表达方式都相应而变，我的思维也相应地做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我妻子常常在 远处单凭我手和身体的运动就能猜出我在说何种语言。当然，我相信荣誉感在东西 方文化中都是共通的。 我开始认识到前中。清局的雇员们无论他们是否曾在中情局中身处高位，在私 人事务中都非常无能。 我曾听到过～些前高级官员失败的例子。 我们的意大利导师不露身份地从罗马来会见当时正在康涅狄格进行康复治疗的 上海伊格那修·龚主教。我和我的家人驱车去会见这位我们极为想念、并且在我生 活的关键时刻急需他的高明建议的亲爱的导帅。我有许多事要向他说，但首先，我 要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当我们见到86岁高龄的龚主教时，我开玩笑说我的微薄的保险年金只能使我的 生活比贫困线梢高而已。 我曾经心神不宁，神情抑郁，有时也有些绝望，虽然我知道丧失希望是错误的。 最终，当我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些许宁静却几乎一文不名时，我接到一位朋友， 一位日本女士从罗马打来的电话。在我们的意大利导师的指示下，她为我找到了一 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为一个日本佛教教派的领袖工作。我们的导师因那领袖仁慈的捐献 而认识他。多么奇怪的命运？我也曾碰巧在梵蒂冈教皇宫殿的走廊上见过他。 我和妻子立即应邀飞赴日本，我未来的工作大纲也已制订好了。 我必须从耶稣会导师那里得到明确的许可，允许我为佛教领袖做事。因为我只 是被聘为该领袖的慈善和公开活动服务的工作人员的负责人（该领袖还是许多畅销 宗教书籍的作者），我不传法。 薪水是最低的六位数，但是有许多我几乎没听说过的额外福利：住最好的宾馆， 去最好的餐馆，坐加长的高级轿车，坐飞机的头等舱等等。 我知道这份工作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但我相信我在做一份好工作。只是，我 感到不太舒服，因为为我介绍工作的那位女士把我和有关的事情形容得过于好了。 接着，从这位女土那里传来一个惊人的计划。 她自称同中国总理赵紫阳一块打过高尔夫球，并且和中国领袖邓小平的一个女 儿是好朋友。 据她所言，她获准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举办超级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个人 演唱会，并且将与迈克尔·杰克逊的经纪人谈判协商关于电视转播的事项和其他一 些特权。 她让我负责谈判的主要工作，因为我能用中英两种语言与中国政府和迈克尔· 杰克逊的代表接触（这位女士只会说日语和意大利语，她在北京有一位说日语的代 表）。 这件事即使是发生在她——一个具有高超的处理商业事务手段的人身上也是不 可思议的。我想在这件事上我要非常慎重，不可轻信中国的最高领导会把如此重大 的事情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日本女人。 迈克尔·杰克逊是当时世界上最红的明星，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他就会成为第 一个在北京举行个人演出的美国人。 并且，天安门广场是一个从未被用作娱乐表演舞台的巨大的场地，我听说它可 以容纳150 到200 万人。 多么宏大的一次演出！我自豪自己有足够强壮的心脏去承受展望这次表演而带 来的震憾。即使不算门票收入和巨额节余，各种版权所得的收入，包括唱片、全球 的卫星转播、广告、照片、海报、纪念衫、帽子、杯子、纽扣等等，都是让人想都 不敢想的。 这位女士间我她能否从中获得50万美元的利润。 我坦率地告诉她，我不相信她的故事。 我们收到一份传真——一封发自中国文化部一位高官的公函式信件，然后是这 封信的一份更清晰的施乐复印件。信上说：“……受‘最高当局’指示，将会尽力 为杰克逊先生提供一切方便。” “请告知有关的行程、随行人员名单，以及所需设备”等等。这封信措辞柔和 而礼貌，但商业味十足。 千真万确！并且信上盖有表示权威的公章。 这封信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位女士在北京的代表也同时发来一封信确证此事。 没时间对这件事表示惊讶了。 我告诉她这个异想天开式的计划非常可行，并且如果成功，我们可望获利数百 万美元。 我打电话给迈克尔·杰克逊的律师助理。事后证明我的这个举动是个错误，并 有违我的准则：直接与管事的高层人士接触。 也许我该与杰克逊的经纪人而不是律师讨论此事。 律师助理不相信我，她直接了当地告诉我说，迈克尔·杰克逊此前从未做过直 播，并巨补充说“杰克逊先生刚刚完成了一次全球巡回演出（这我知道），而且已 经解散了他的巡回演出剧团（这我不知道）”。 她完全是在应付我，我不能责怪她。真的。但是她甚至连听下去的兴趣都没有。 我最后告诉她我会和邓小平照张相，然后从北京发传真给她来证明这件事。 她的回应听起来像是在喷鼻息。没有想象力的母猪。 如果无法邀请到迈克尔·杰克逊，那么惠特尼·休斯顿怎么样？对中国人民来 说，她也必将是轰动性的。 我试图与休斯顿小姐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不过，日本女士马上给了我和我妻子两张去米兰的头等舱机票，让我们先去处 理一些在米兰、苏黎世和布达佩斯的杂务；然后我和我妻子将飞往北京，为那项计 划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最后经由东京返回华盛顿。每张机票都超过55美元，可见 她对这项计划非常的认真。 日本女士最初的工作是经营一家旅行社，不过后来这成了她的副业。 我从未到过中国，更别说伟大的古都北京。我妻子出生在北京，我们对未来的 展望就像是在做梦，我多么希望能与邓小平先生一起照一张相。 但这又是无法实现的。 我和妻子于1989年3 月前往米兰。 我还独自前往当时还处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布达佩斯。布达佩斯使我想起20年 前与老同事山姆·斯威夫特所进行的那次极为成功的行动。号称“出生并成长于布 达佩斯”的山姆在目标人物用匈牙利语与他说话时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依然清晰可见。 多么滑稽的一幕。 后来我们改换机票中未用的部分去旧金山度假，不过只是二等舱。 我高薪聘请的、由我的前罗马站站长推荐给我用来处理公共关系的人背着我盗 用经费，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开始收集证据。我准备当面与他对质，然后 炒掉他。 可是在对质之前，他先通过电话辞了职，迅速地赔偿了经费，然后，背着我直 接向那位佛教领袖发去传真，谎称他无法工作，因为“内部有人搞破坏”。 令人憎恶的害人虫无处不在。 上当的佛教领袖怒气冲冲地连同那封诽谤信发给我一份传真，并立刻解雇了我 们所有的人。 当时，那位佛教领袖正在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途中，去参加他的好友达赖喇嘛荣 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典礼，在局面恶化前，我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并向他解释，时机几 乎是预先注定的。 我对盗用行为进行的已有具体证据和证人的调查永无见光之日。 我不仅失去了收人颇丰的工作，还不得不继续再工作两个月去完成那些还未完 成的慈善及公共活动，以及佛教领袖的广告活动，并且一切花费都要自己掏腰包。 我的第二份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诱人。 我在朋友的引介下会见了一位总部设在日本的非常富有的亚洲企业家。我不知 道那位企业家看中我哪一点，不过他告诉我他已从他在美国的律师那里得到了我在 中情局的背景材料。 这不太可能。没人能在没有特别原因的情况下看到中情局雇员的档案。那位美 国律师一定是汇报了那些有关我名声的碰巧令人欣赏的道听途说的东西。 这位未来的雇主和我断断续续地从中午一直聊过午夜，他不断地谈到他新买到 的171 英尺长、829 吨重的世界厂最大的、船龄只4 年的玻璃钢豪华游艇。这艘船 以前属于澳大利亚的阿兰·邦德先生，他1983年成为第一个从美国赢走美洲杯的外 国人。（注：世界最有声誉的帆船竞赛。） 即使是对一个像我一样的门外汉来说，这艘船听起来也是极为出色的。它可以 开到 30 节的速度，有5 个可供10个人使用的豪华房间，有14个船员为客人服务。 经过这次长谈，企业家打算雇我作他的豪华游艇的经理去巡游世界！薪水在头 一年是最少的6 位数，但他许诺会从第二年开始加薪并有津贴。 老板想用那艘豪华游艇作为招待生意上的客人和投资银行家的漂浮办公室。这 艘船运行一年要花费300 －500 万美元，但他告诉我，维护费以及船自身的花费只 需一次生意就可以补偿回来。这怎么可能呢？他还告诉我说，我很快就可以学到足 够多的东西。 大部分时间里老板都不会在船上，一切由我负责。我有权处理自己的工作，如 果有什么问题，他会通过卫星电话或传真给我指示，无论我身处何地。 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银行家们在对豪华游艇的主人进行信誉风险评估时是那 样的精明，仅仅是随处地瞟上几眼就能得到足够的信息。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船员必 须每天把船擦洗得洁净无瑕，以使这艘船保持理想的完美形象。 老板钟意于我的背景，除了我会说多种语言外，还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忠心的、 诚实的、值得信赖的、谨慎的、有朝气的人，并且还有在中情局工作时养成的精明 老练。我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但我要说它们基本属实。 他问我要不要看看那艘船。 当然。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两天后，我飞抵位于法国里维埃拉（地中海地区法国和意大利的旅游风景区— —译者注）的尼斯附近的AntibeS ，那艘“南十字座3 号”就泊在众多的游艇之中。 当我看见这艘华丽的全白的游艇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能是世 界上同等大小和类型的船中最漂亮的一艘。它装备了就目前工艺而言和高技术的航 海机械设备，一艘灵巧的小船和一艘快艇使甲板增色不少，只差没有直升机停在上 面。 整齐着装的船员工作很有效率。有趣的是，船长竟然是亚洲人，而且是这一行 中的佼佼者之一。两名瑞典女服务员专门为我服务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其中一人负 责检查我的舱房是否用花装点得整洁大方，以及是否常备糖果（我谢绝了酒类饮料）。 肥皂和毛巾使用之后，会很快被换成新的。 两天后，老板第一次上船。我们开始沿着里维埃拉的沿岸城市——特洛佩、戈 纳和蒙特卡洛航行。 岸边的无上美景暗示我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的美好。用法语讲话使我回想起30 年前在巴黎的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 游览过里维埃拉之后，我离开几天，去罗马拜访我的耶稣会导师。导师看着照 片上的游艇及其华丽的内部装饰微笑着说道：“诱惑太多！诱惑太多！” 老板花钱如流水。他估计自己的资产有7 －8 亿美元，并渴望着尽快成为十亿 富翁，而我被指望着助他实现他的野心。 老板极为聪敏，思维清晰。他向我简要叙述的许多宏伟的计划使我相信他将不 难实现它们。他以前赚了不少也亏过不少。他不爱讲话，但却一如既往地信任我。 我们停泊在蒙特卡洛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事情。阿兰·邦德先生， 这艘船的前主人上船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并和老板谈起了生意。 老板的英文够棒，但他还是让我确证他们的思想交流准确无误。我成了他的顾 问／翻译／行政秘书，尽管我的正式雇佣还没开始。 使我吃惊和紧张的是老板与阿兰·邦德所讨论的这笔生意的规模。阿兰·邦德 先生曾是澳大利亚最富有的商人，但是他的商业帝国很快衰落了。 他们讨论着上亿美元的钱，完全省略了“百万”这个词，只说前面的数字，并 且他们都不屑于讨论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 当我正琢磨着我的任何无意的疏忽都可能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误会的时候，我 突然有些不适。但这并不是蒙特卡洛港内出名的汹涌波涛起的作用。在场的其他人 都打趣我，说是不是还未出海我就已经晕船了。 在离开意大利圣列摩海岸的那一天，两位商人暂时达成了两项总计6 亿5000万 美元的生意。 我曾经认为在经历了中情局的生活之后，我可以对付任何事情。我从未轻易震 惊和手足无措过。但是，那天我曾直接参与的外表上蛮不在乎的谈话及其结果却是 我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这次商业谈话结束的时候，老板真诚地对我所做的所有帮助和努力表示感谢。 我感到自己正在取得他的信任。 我和老板一起去澳大利亚视察一家工厂，后来我又代表老板和一名日本律师一 起去美国到处视察。 那个律师很年青，显得毫无经验，并且不会说英语。他得不到与我们打交道的 美国人的尊重，我感到很失望。 在芝加哥的一家高级饭店，我的价值不菲的眼镜又被偷走了。 这些都不是好兆头。 我的第六感觉再一次得到证实。 我们的老板是一个守口如瓶且多疑的人。他也像中情局那样设立几个部门，各 干各的事。 他狡猾而勇敢，我相信我已成了他的二号心腹——在那位年青律师之前，但在 首席律师之后。我们虽然常在老板的办公室碰面，却从未被引介过。 我大概是唯一在老板打电话时可以呆在其办公室的人。在这种时候，我通常都 在读文件或报纸，我对他的企业规模依然知之甚少。 当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日本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新措施来使泡沫破 裂并制止随意从银行贷款。 老板无法提供他曾满怀信心承诺的3 亿美元的资金。 衰败由此开始。 我返回美国，等待着代表老板去实现另一项秘密的宏伟计划。 年青的日本律师零星地告诉我一些关于老板和他的企业的坏消息。 接着他通知我，老板“完蛋了”。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环球旅行，我认真购买了不少东西：新的船靴，一架高倍 数的双筒望远镜，一支火力很猛的带瞄准镜的、一次装弹30发的半自动不锈钢来福 枪，一把带激光瞄准器的半自动不锈钢手枪以及弹药等等。 我特地向一位以前曾是“海上难民”并两次受到海盗袭击的女士询问和讨论有 关的情况。我得知那些海盗的装备很差，但我觉得至少应为这类突发事件做点防备。 我可能必须战斗，甚至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不在乎这些。 但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泡影。我不得不相信我曾亲身经历过的传说般的现实将会 无法挽回地消失。 在日本的时候，我作为老板家人以外的第一客人住在老板建在天皇行宫附近的、 还未装修的大理石别墅里。据媒体报道，这座别墅作为“斗阔”的典范，连同那块 面向大海的土地，在1989年房地产价格暴涨时价值7000万美元，是日本最昂贵的私 人住宅。 因此我毫不费力地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并猜出他有多少财富。 很不幸一切确实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及活动经费，我再 也没听到关于老板的任何消息。但是这次短暂的雇佣给我留下了奇妙的回忆。而有 关那艘船和法国里维埃拉风光的照片也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梦。 我妻于一直说，不进行这次要远离家人、面临“众多诱惑”而且可能遇上海盗 的环球旅行也许是件好事。 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是，我仍然…… 如果说第二次雇佣是“奇妙的”，那么第三次就几近“荒谬”了。 把我介绍给我的第二位雇主——那艘豪华游艇的主人的那位朋友又引介我认识 了我的第三位雇主，当时他有15亿美元的资产。 我那位令人尊敬的朋友对于我以前的职业突然结束的结局感到很难过，于是把 我介绍给了另一位东京的显赫人物。 这位雇主是一个自学成才、行为古怪的人。他的财富来源于他对其他公司奇妙 地兼并重组。他对我的一项主要资历感兴趣：我在中情局的经历。 作为一个在这个大学教育非常普遍的国家自学成才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自信又自卑。有些是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东西，有些则毫无来由。 1991年日本经济大变动时期，尽管他多方经营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基于房地产的 银行贷款，但他仍然走势强劲。他公开宣称他光是付纳的银行利息每年就有7000万 美元之多。 他邀请我去东京。第二天，可憎的四月一号，我们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 在我遵从这份他草拟的协议以表示对他的信任之后——我现已不再受到这份协 议的约束，我从未想过他会单方面无条件地撕毁协议，并在我的报酬上违约。我的 报酬又是很低的每年6 位数及可能的津贴，不错。 听他讲完他计划要我去做的事情几天之后，我告诉他这份计划会遇上许多困难。 他正在处理的其他事情中，有一件是与另两家日本大公司进行兼并战。问题的 核心是一家他估计有15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他让我去搜集那两家大公司的丑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恐吓它们的高层领导， 以使它们就范。 看上去这就是他对于我这位前中情局情报官的信任。 我马上告诉他，中情局不做勒索恐吓的事情。不仅仅因为这样有悖道德，而且 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恐吓很少生效。 我常在中情局听到“很多种剥猫皮的方法”，但恐吓不是其中之一。 我告诉他，我很了解日本社会，知道与这样的大公司斗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即使他有合法取胜的理由，但法律并不总在正义这边。 很多人都知道，在日本常有大企业、大公司动摇和改变政客们的意见并影响政 府的政策。无论你接受与否，这都是你与日本打交道时必须认识到的事情。 我一开始确实喜欢我的老板，他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具有勇气和想象力， 还有一些平常人斥之为“疯狂”的狂想。 当我深人地了解他之后，我认识到，由于他只大量杂乱地读书，缺乏系统教育， 这使他常常脱离现实。有时他毫不顾忌道德的做法影响了他的判断。 他有时会显露出他想成为“世界总统”的狂想；而有时，尽管是半开玩笑性质 的，他甚至会把自己和上帝比较。这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一个典型特征，以自我为中 心且狂妄自大，总觉得自己的信念应该被大众接受。 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却在招揽人才、雇佣职员方面非常吝啬。他就是自己 的顾问。他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有能力的顾问来协助他。他偶尔也会雇请 一些“名人”作为顾问，但“名人”通常不会对重要的事情做认真细致的调查。 我不得不飞回华盛顿去对那两家日本公司进行秘密调查，甚至还去了伦敦的警 察刑事厅，但没得到什么对对方不利的东西。我随后返回了东京。 我的雇主毫不留情地强求胜利的机会，任何机会。我不得不直言相告：“我不 去进行恐吓，并非我想不出残忍的方法，我熟知这类手段，但是我也想得出，作为 你的对手，当15亿美元的生意处于成败关键的时候，他们极有可能在他们的权力与 能力范围内做出任何事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并且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毁了你。 “我毫不怀疑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和社长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但是在要失去15 亿美元的时候，任何人毫无顾忌地采用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都不是让人吃惊的 事。 “只需花50万美元就可以从美国雇佣几名顶级杀手到东京来杀你，忽视这种可 能性是天真的。在纽约只需3000美元就可雇到一名职业杀手，50万美元可以用最安 全的联络手段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我希望当杀手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时我不会站在 你身边，因为我不想和你一块死。” 这次明确而有力的警告的确起了作用，他与我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知道他 有意不理我。我呆在旅馆里无事可做。他没有遵守为我提供住所及分派其他任务的 诺言。 我开始感到在东京的生活极为压抑。 我开始收到一些含混的信息，微妙地暗示日本人同样很能干。 我关心的是我的收人，而不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暴力行动。毕竟他和他的手下不 会像我过去所见的中东恐怖分于那样残忍无情。 我没有告诉过他，一旦某个人成了中情局的雇员，他与中情局的联系就不会轻 易断开。 中情局的退休人员会得到一份他许多年前签署的“秘密协议”的施乐复印件， 提醒他那份将一直要带进坟墓的或更久远些的誓言。 这种联系的继续是有其实际原因的。 如果我将为一个半敌对的国家工作，我必须向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为我的行为 作出解释，他们将会饶有兴趣地听我的故事。在你为中情局工作及以后的时间内， 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有时会被置之不顾。 如果我认为我哪怕有最小的可能会神秘地死去或消失，我都会像一直所做的那 样将装有详细资料的信封封在另一个信封内寄给调查部门。这是我能拥有的最佳保 单，我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去。 中情局将会去调查我是否因为出卖美国为敌人服务而被干掉并且被毁尸灭迹了。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中情局就会采取措施以防止可能的灾难性后果。 单为这一条，中情局就会了解我失踪或死亡的真正原因。除非一个人因为长期 的、明显致命的疾病死去，否则中情局都会一直探寻到底。 坦率地说，一位前中情局情报官不可能在自杀后不招致一场调查。 对这次在东京的倒霉的雇佣，我已经寄出了那封装着有关信息的信，以便如果 我受到任何伤害时，那些封在信封里的信息可以被传给合适的人，然后转到诸如中 情局或联邦调查局这样的部门。那些信息会在瞬间传遍全世界。 换言之，我已经确证了我的最新保单。 我早已熟知的谍报工作有悠久的历史，中情局对过去几千年来这方面的技巧做 过彻底的研究。我对这门职业知之甚详。我是一位出名能干的情报官，毫无疑问， 我无愧于中情局的声誉，并且是它最好的情报官之一。 在旅馆里俊等使我患上了高血压和哮喘，我以前不太在意的糖尿病也突然加剧， 接着我得了严重的胃病，一切都表明我压抑的心情。 一天晚上，就在我预定去一家医院住院检查我的糖尿病之前7 个小时，我突然 觉得很疼痛，情况很危险，我不得不被救护车送进另一家医院。 我住了三周院。看起来一切都已得到控制。 但是，我的老板以我向他“隐瞒”了已患有严重疾病为由（在雇佣我之前，他 从未询问过我的健康状况） ，单方面撕毁了我们的协议，切断了我与他的公司的联系，并违约拒付了两个 月的薪水。 我从未患过严重的糖尿病。在得过两次胰腺炎之后，我的胰腺功能衰竭到以前 的一半，但我仍然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毫无问题地享受各种糖类食物。 很明显，我的令人不快的雇佣使我的糖尿病和其他疾病恶化了，而我的雇主却 责备我隐瞒本来不良的健康状况！ 我索取我应得的薪水，却得到了他的代表将以法律手段对付我的恐吓。 如果他们懂法律的话，他们就应该知道，因为撕毁合约（合约并未包含有关健 康的条款）受到法律制裁的是他们，而不是我。 他们话中有话地对我进行身体伤害的威胁。他不懂法律，但是很明显，他们一 直都肆无忌惮，而且从未受过惩罚。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我的老板可以被认为在他这个档次的富豪中也是杰出的， 这是他所以能敛得其巨额财富的原因。 可是他的想象力达到了谍报界熟知的“肮脏的技巧”的水平了吗？他是否想过 他家乡下的雨会含有检测不到的杀虫剂或致癌物？会有神秘出现的难以杀灭的害虫？ 或是他所依赖的经济机构突然出了问题？ 我想他不会。 我向我的前任大主管为我介绍的一位东京律师咨询。中情局是对法律事件最敏 感的组织。 许多中情局情报官都是律师，其他大部分人对法津的了解也足够他们用了。我 熟知法律，我不需要向律师咨询如何签文件和合同。 如我所料，律师告诉我，没有任何原告可以对我采取行动。 他同意我的看法，即如果在美国的话，我可以控告我的雇主，并要求数百万美 元的赔偿。 但是律师建议我说，与匪徒和强盗头子斗毫无意义。 “带上你的东西回家去吧！” 我听从了律师的建议。我的阅历足以使我相信那些品质下流卑劣的人不会永远 得胜的，迟早正义会惩罚他们。如果人间和社会的正义没有惩罚他们，上帝也会惩 罚他们的。 我的预见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为三个超级富豪工作过，每次都以失望告终，并且巧合的是每个老板都欠我两 个月薪水，我不可能不认识到我这几次经历中的一个共通的教训。 我们都知道，有钱、一大笔钱无疑是非常有用的。钱可以提供达到目标的工具 与手段；非比寻常多的钱可以达到非同一般的目标。但是，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 病痛常常使那些巨富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谁说人生是不公平的？ 我继续在日本找工作，但是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日本，我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 结果。我不得不返回美国，精疲力竭却又怒气冲天。 我独自一人在东京呆了六个月。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支撑着我的是我的宗教 信仰和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儿子为我的健康与失望而焦虑。而今他们热情地拥抱 我，欢迎我的归来。 我参加了不少集会，想找个工作。但是美国也正处在衰退之中，只是政府不承 认而已。极少有公司会提供新的职位或聘请顾问。 我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奇特的咨询公司。公司由100 多名联邦政府退休高官组 成，大部分人来自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也有一些中情局退休的高级职员，还有40 多名前任大使或代理大使。 使这家公司声名显赫的是它的那些大部分都在世界各地呆过许多年的社员们。 他们不仅会说大家熟知的几种外语，还会说许多稀奇古怪的语言。他们还认识他们 所驻扎过的国家的领导人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公司吹嘘说，它的社员的累计服务经 历达到了2000年。 这家公司在中介谈判、调解等方面将是非常有效率的。在为美国公司培训驻外 人员，或为那些想与美国做生意或是通过该公司的外交事务专家引介与第三国做生 意的外国公司服务方面，也是极为出色的。 但是现在是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缓慢的启动和耗掉的时间多少减少了它的优势。 正如时间可以愈合创伤一样，时间也会消磨印象。 经朋友介绍，我开始努力学习，以获取期货交易商／经纪人执照。这是一个全 新的领域，我决定花些时间自学有关的东西。 但是，就在我刚刚获得执照之后，我懊恼地认识到这是一项极为冒险的投资。 即使是最能于的交易商，在不考虑“理论”、“基本法则”和“趋势”的情况下， 也无法有把握地预测市场的变化。 我回想起我在欧洲的时候，当时金融专家与经济学家都解释和预测飙升的美元 会在第二天或近期内如何变化，但在我的记忆中，没人，绝对没有一个人能持续地 准确预测美元的走势。 我之所以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是因为作为一名“国际商务咨询顾问”，我常常 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也确曾追随过那些多变的分析，也有过自己的看法。但是，我 的遭遇和别的“权威”没什么两样。 我打过牌，并且也以此赌钱。不论何时，只要附近有赌场我都会去。我学会了 玩几种赌场常见的游戏。我很清楚在每场游戏中赌场“卡”掉了多少百分比的钱。 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输。输得并不多，因为我知道赌场得到的钱会使你无论如何在 玩上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都会输。少输一些可以使我在输钱之后不会觉得受到伤害 或欺骗。 因此，如果结果是如此的难以预料的话，我看不出拿出本金的百分之二十至百 分之二十四五作为期货交易手续费进行期货交易有什么意义。 为了对你已有的商品或你将有的商品进行保值或防止价格变化的风险，你也许 需要期货交易市场。 但是通过“投资”到期货市场来迅速获利对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是个好主意。 我猜只有极少数人能在通过期货市场积聚了大量财富后富有地死去，并幸福地吹着 口哨越过天堂的大门。 我不会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向朋友推荐这种“投资”，除非清楚地知道它的可 怕风险和不利之处。 为什么不到赌场去闭上眼睛把筹码押在轮盘赌桌的红色或黑色标记上，或是任 何一个奇数或偶数上呢？至少机会基本上平等，而且可能获得的利润也相当高。 我毫无遗憾地抛弃了期货交易。 1995年，英格兰马克利银行因为其一名职员在日本的股票指数交易中损失了14 亿美元而倒闭，接着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总经理因为十多年的秘密交易导致门 亿美元的赤字而被捕。 这些犯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当然会认为自己没有做错，毕竟他们都是 专家。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后记 为我的家人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个崭新的经历，我感到很愉快。 我思索，形成自己的想法，斟酌词汇与句子表达；我长时间地沉浸在幻想和回 忆中。这是对我整整一生的回顾。写这本书也是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反省过 去的缺憾，治愈过去的创伤。 不管怎么说，像我对家人保证的那样，我写下了我这一生中所做的事情，而其 中许多事情他们以前是根本不知道的。 起初，我妻子不断地抱怨我又整天呆在家里，打扰了她的“清静”，侵犯了她 的“领地”。 但是，她的这个老习惯也在逐渐消失，因为我们都已学会“顺服神的旨意”。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