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态语言
体态语言
[美]朱丽叶斯·法斯特
1、体态即信息
一门称为体态语言学的学科
在过去短短的几年中，一门激动人心的学科诞生了，并且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人们称它为体态语（或身势学和手势语）。它的书写形式和科学研究都被叫做体态语言学。体态语是一种非语言交际形式。但体态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很年轻，其权威性的著作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临床研究已经揭示出体态语和口头语交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下面这位年轻妇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对精神病医生说，她非常喜欢他的男朋友，但与此同时，在下意识的克制中她又将头左右摇摆。
体态语还从新的角度阐明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动力。例如，全家人坐在一块儿，家庭成员抬腿动臂的方式就足以显示出原动力之所在。假如母亲第一个跨起腿，然后其他家庭成员也跟着这样做，那么母亲在全家的行为中起了带头的作用，尽管全家人包括母亲本人都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在给大家做榜样。事实上，当她向丈夫和孩子们征求意见时，她所说的话可能否定她的领导地位，但是，她那没说出来的举止神态和“追随领袖”的暗示却把这个家庭的组织原则泄露给了体态语言学的行家们。
来自无意识的新信号
爱德华·H·赫斯（Edward H·Hess）博士在美国医学催眠术研究者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Hypnotists）最近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讲述了一种新发现的运动信号。这便是，当眼睛看到使人兴奋的东西时，瞳孔会无意识地放大。就实用而言，这一发现在扑克牌游戏中用处很大，当然，前提是打扑克的人精于此道。当他的对手瞳孔放大时，他便确信对手得了一手好牌。玩扑克的人甚至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具有辨识这种标志的能力，而他的对手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喜上眉梢了。
赫斯博士发现，一个正常的男人在看到裸体女人的图像时，他的眼睛瞪得比平时大一倍。
赫斯博士引用这一新的运动原理，从商业的角度检测电视上的商业广告的效果。在一位挑剔的顾客面前播放广告时，把这位顾客的眼睛拍摄下来，然后仔细地研究这段胶片，以观察眼睛在什么时候睁大；换句话说，即弄清他何时对广告产生了无意识的、愉快的反应。
体态语言可以包括身体局部的或全体的任何非反射的或反射的运动，这个身体的局部或全体是指一个人把情感信息传达给外界时所使用的一种媒介。
为了理解这种未说出口的体态语言，体态语言学家常常不得不考虑到文化差异和环境差异。一般人对体态语言中文化的细微差别无所察觉，因此常常误解了他所看到的现象。
如何把姑娘们区分开来
艾伦是镇上的一个小伙子，他来大城市里拜访特德。一天晚上，在前去特德的住处参加一个鸡尾酒会的路上，艾伦看到了一位迷人的姑娘，她虽是白人，但肤色微黑。艾伦见她在自己前面穿过一条横街，走上了另一条街道。艾伦跟在她的后面，对她走路时那种显而易见的特征感到惊异。如果说艾伦理会了她所传达出的非语言信息，那当然是她走路的样子。
他限在她后面走完了一条街，知道姑娘已经发觉了他。但知道她走路的姿势并未改变，艾伦确信这是在叫他跟上去。
最后，在亮红灯时，艾伦鼓起勇气赶上姑娘，对她投以悦人的微笑，并说：“你好！”
使他感到诧异的是，姑娘转过头来，而带狂怒之色，咬牙切齿他说：“再纠缠，我可要叫警察了。”绿灯一亮，她就转身离去了。
艾伦呆若木鸡，窘得满脸通红。他急急忙忙地赶到特德的寓所，酒会早已开始。在特德为他倒酒时，艾伦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特德听完笑着说：“小伙子，你看错人了。”
“真见鬼！不过，特德，你知道，家乡的姑娘们都不象她那样走路，除非——除非她是在自找麻烦。”
“有一些说西班牙语的人住在这附近，绝大多数姑娘都是相当正派的，尽管外表看起来显得放荡。”特德解释说。
艾伦所不理解的是，在一种文化中，一个青年女性完全可以夸示其性特征而不用担心招来麻烦；诸如在操西班牙语的许多国家的文化中，尽管姑娘们外出往往有人陪伴，而且还有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但这种炫耀也屡见不鲜。事实上，艾伦当做是“跟我来”的那种走路姿态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极其自然的。而循规蹈矩的美国妇女挺直、僵硬的姿势可能恰好被他们看作是俗不可耐、矫柔造作的。
艾伦在酒会上东走西逛，慢慢忘记了他遭受的羞辱。
晚会结束时，特德把他留下，问道：“看到什么你喜欢的东西了吗？
“珍妮在那儿，”艾伦用手势示意说，“唉，我真想过去找她。”
“好，大胆去吧，请她别走。马吉也留下了，我们一块儿吃饭。”
“我不知该不该去。看她那样子，大概我没法亲近她。”
“你在骗人。”
“不，真的。今晚她一直是摆出一副‘不许碰我’的姿态。”
“但是珍妮喜欢你。她对我说过。”
“不过一一，”艾伦被弄糊涂了，他说，“那么她为什么这样——这样冷漠呢？我真不明白。她看起来好象根本就不想让我接近她。”
“珍妮就是这样子。你刚好把她的意思弄错了。”
“这个城市真是古怪透顶！”艾伦说道。他仍然大惑不解，但却欣喜着狂。正象艾伦认识到的那样，在说拉丁语的许多国家里，姑娘们可能泄露出公开的性挑逗的信息，但仍然被伴娘严加看管，以致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在陪伴不那么严格的国家，姑娘们将用一系列非语言的信息为自己筑起一道防御工事，这些信息读出来就是“不许碰我！”遇到这种情况，受这种文化约束的男人就不能在街上随便接近一位陌生的姑娘。但姑娘却可以在街上闲游浪荡。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一个姑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想入非非．特别是在鸡尾酒会上更是如此。但她也懂得传达出一个信息：“不许碰我”。一旦要送出这一信息时，她就会站得笔直，坐下时则一本正经地跨起腿，两臂交叉，护住乳房，并且还采用其他诸如此类的保护动作。
关键在于，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体态语言都具备两个要素：信息的送出和接收。要是艾伦能够按照这个大城市的方式正确地接受信息，他就不会经历街上的遭遇所带来的难堪，也就能够避免对他人的许多误解了。
触摸的妙趣
除了送出信息和接收信息之外．体态语言还可以起到冲破防御工事的作用，当然这就得正确理解，灵活运用了。有位商人煞费苦心想干成一桩合算的买卖，但他发现自己误解了对方发出的信号。
他对我说，“这笔生意本来不仅对我有利，而且对汤姆也同样有利。汤姆住在盐湖城，他来自邦蒂费尔。两地在地理上仅是咫尺之隔，但在文化上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小镇，汤姆自以为大城市的人都想骗他。我满以为他相信买卖对我们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但他也恰恰怀疑我的一片诚心。他可能觉得我是大城市的商人，吃了麻醉品，头昏脑胀，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而他则是个即将上当受骗的无足轻重的家伙。
“我把手臂搂在他肩上，想以此来消除他对城市商人的顾虑，但这一该死的举动却弄巧成掘，坏了大事。”
我的这位商人朋友到底错在哪里？原来是他用一种非语言的姿势侵犯了汤姆的保护屏障，因为采取这种姿势是应该先有些基础才行的。在体态语言中，我的朋友本来是想表示“相信我，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但他的行动实际上是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非语言的进攻。由于忽视了汤姆的防御工事，过于性急的商人使这笔生意泡汤了。
见效最快、感觉最明显的体态语言类型通常就是触摸。手的触摸，或把手臂搂在某人的肩上，皆可传递出生动直观的信息，胜过千言万语。但这种接触必须来得恰到好处，合情合理。
小伙子们迟早会懂得，火候不到就急于触摸一个姑娘，可能会被她视为粗暴无礼而愤然离去。
有些人可以称之为“触摸者”或强制性的触摸者，他们对自己应该从朋友或伙伴那儿得到的一切信息均置之不顾，无动于衷。人家的体态语明明已经向他发起了进攻，拒绝靠近，可他们还偏要去触摸抚弄别人。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
寂寞的触摸
不过，触摸或抚弄本身可能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信号。触摸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断然的、急迫的信号，或是对理解的恳求。格雷斯大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老妇已经成了一场家庭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有的人认为她最好是到近处一家舒适的、办得很好的疗养院去生活，在那儿不仅有人照料她．而且她还可以结识很多伙伴。
但家里的另一些成员认为这样做无异于“遗弃”格雷斯大婶。她收入相当可观，又有一套漂亮的寓所，再说她完全能够自己照料自己。为什么她就不能在老地方住下去，清闲自在地过日子呢？
格雷斯大婶本人对这场讨论不起什么作用。她坐在一家人中间，抚弄着项圈，不时地点点头，拿起一个雪白的石膏做成的压纸器摸来弄去，一只手顺着睡椅的的丝绒抚摩，然后又摸摸睡椅上的木雕。
“不管你们打算把我怎么样，”她轻言细语他说，”我都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全家人议而不决，又继续讨论。而格雷斯大婶还是不停址抚摸手边的所有东西。
终于全家都领会到了这一信息。本来，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信息。怪就怪在没有一个人早些注意到它。自从格雷斯大婶开始独居以来，她就成了一个触摸者。凡伸手能及的东西，她无不摸弄。全家都知道这一现象，但是，直到开家庭讨论会的那一时刻．全家人才先先后后地意识到她的抚摩究竟是什么意思。她是在用体态语言告诉他们：“我孤独至极，很想有人陪陪我。你们帮帮我吧！”
格雷斯大婶被带到侄儿和侄女那儿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那里她和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我们大家也和格雷斯大婶一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外界送出信息。我们说，“可怜可怜我吧，我太寂寞了。带上我吧，我值得亲近。别管我，我己心灰意冷。”但是，我们很少有意识地送出这些信息，而往往是用无声的体态语来表现我们的心境。眉毛上举以示难以置信。揉揉鼻子以示困惑不解。抱起手臂使自己超然物外，或以示防范。耸耸肩膀以示无所谓。眨眨一只眼睛以示亲呢。轻叩手指以示不耐烦。拍拍前额以示健忘。表意的姿势动作不计其数。有些是故意的，有些差不多也算故意；而另一些，比如揉揉鼻子以示困惑不解或抱起手臂以示防范等，则几乎是无意识的举动。
对体态语言的研究，便是对所有身体动作的综合研究。从深思熟虑的动作到完全无意识的动作，从只在某种文化中使用的动作到跨越所有文化障碍而遍及全球的动作．都是我们讨论的对象。
2、动物与领土
象征的战斗
动物的交际与人的交际之间的关系，只是到了现在才开始被人们所理解，我们在非语言交际方面的许多见解都来自对动物的观察实验。鸟儿用鸣叫互通信息，千年万代发出同一组声音，旋律同样简单，或同样复杂，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相信鸟的鸣叫也象海豚的语言、蚂蜂的舞蹈和青蛙的“交谈”一样，是通过遗传而获得的技能。
不过，现在人们开始怀疑交际技能是否完全通过遗传获得。实验似乎表明，鸟鸣声是学会的。科学家们使某些鸟儿与其同种鸟儿隔离喂养，结果这些刚会飞的小鸟根本不会发这种鸟所特有的那些声音。
喂养这些鸟儿的科学家们确实能够教会它们发出一种流行的鸣叫声，以替代这种鸟的叫声。而且，象这样养大的一只鸟根本无法与其他同种鸟儿配对，因为鸟的鸣叫声贯串于整个求偶的过程中。
长期以来被称为本能的另一类动物行为是狗与狗之间象征的战斗。当两只公狗相遇时，它们之间可能会有种种举动，但最常见的是狂吠、猛咬，这是一场殊死搏斗的模仿，不谙此道的旁观者常会对这种情景大惊小竖，甚至还会设法分开这两只狂怒的动物，但见惯不惊的狗主人只是袖手旁观，他知道这场战斗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闹着玩的。
但并不等于说这场战斗是假的，这是真正的战斗。这两只狗是在一见高低，以争夺霸权。其中一只将获胜，因为它更为勇猛，或者是比另一只长得壮些，劲头大些。当两只狗都明白了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时，战斗也就结束了，尽管大家都没伤着皮肉。然后，奇迹出现了。战败了的那只狗躺在地上，翻过身来，把喉咙放到胜利者的眼皮底下。
胜利者对这一投降行为的反应是，径直跨在失败者的身上，合上狗嘴，藏起狗牙，嗥叫一会儿．然看两只狗各奔东西，这场战斗也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此处表现出了一个非语言的交际过程。失败者说：“我认输了。你比我厉害，我把柔软的喉咙伸给你，想咬就咬吧，”
胜利者说，“我确实比你厉害，我要嗥叫一会儿，以表明我的威力。现在我们都站起来，玩会儿去吧！”
说句题外话，在几乎所有的比较高级的动物种类中，同种的一个成员无论如何都不会干掉另一个成员的，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种种理由互相撕咬。这实在有点稀奇古怪，难以理解。在交配期的雄獐当中，这种半象征的战斗，可以逐步升级至实战状态，这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雄獐们不是进攻有是去猛扑近处的树木。
某些鸟儿在战斗前的愤怒中互相吵嚷和拍打之后，会转而急冲冲地进行筑巢比赛，以解决争端。羚羊为争夺优势地位可能会交角相斗，但不论战斗多么猛烈，通常都不是以死而告终，而是结束于一种仪式性的失败。动物学会了用一种动作谜语游戏来表现相互关系的技巧。这里的动作谜语游戏，便是体态语言的堂兄。
关于狗和其他动物的这种战斗行为的争论之点，在于这种行为，即这种交际类型是怎样产生的。是象本能一样被继承下来，铭刻在这个物种的遗传型式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呢，还是由各个动物重新学会的？
我曾提到，在某些发声鸟中，这一种类的声音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但在另一些鸟中，声音又确实是与生俱来的。红雀的叫声是学会的，而芦苇黄胸巫则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发出这种特有叫声的能力，不论它们在生长期是否与其他芦苇黄胸巫接触过，在研究动物界的任何行为时，我们都必须小心谨慎，不可以点概全，轻率推论。对某种鸟来说是真理，但对另一种鸟则未必讲得通。适用于动物的原则又不见得适用于人。许多科学家都相信狗的象征性战斗是一种遗传现象。而有一位训狗员又向我保证说，这种行为是学会的。
“观察一下母狗在其小狗们打架时的反应。如果某只小狗打胜了，并且还想扩大战果，把对方搞伤，母狗立刻就会上前把它掀到一边去，教它尊重战败的兄弟。不，狗的象征行为不是继承下来的；大狗教了，小狗才能学会。”
另一方面，也有这样一些狗，比如格凌兰爱斯基摩人的狗．要它们学会这种象征行为，似乎比登天还难。荷兰的博物学家尼古·廷伯金（Niko Tinbergen）说，这些狗每一群都拥有一定的领土。小公狗常常会闯入这些领土的边界。结果，划定这些边界的老公狗就经常惩罚这些小公狗。但是小公狗们好象打死也弄不清边界到底在哪里。确实，在它们性成熟之前，它们不知道边界之所在。
从它们第一次交配之时起，它们一下子就晓得确切的边界了。这是一个多年累积而现在才掌握的学习过程吗？还是某种只是随着性成熟才得以发挥出来的本能的作用呢？
语言可以由遗传而获得吗
本能的遗传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学习的过程也并不容易。要指出任何交际系统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遗传的，多少成分是学会的，这就难了。并非所有行为都是学会的。也并非所有行为都是通过遗传而获得的。即使在人类当中，也是这样。
这就使我们回到非语言交际这个问题上来了。有没有不依赖于文化，而对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都一样有效的这样一种通用的姿势和表情呢？有没有人人都做的事情，它们把意义传达给其他所有的人，而不论他种族、肤色、信念或文化呢？
换句话说，微笑是否总是表示着愉快和有趣，皱眉是否永远象征着郁郁寡欢？我们把头左右摇摆时，是否都意味着否定？我点头时难道全表明赞同？所有这些动作是否对所有的人都一样适用？果真如此的话，依照特定的情感而作出这些反应举动的能力是通过遗传而获得的吗，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整套遗传下来的姿势或信号，那么我们的非语言交际就会象海豚的语言一样，或象蜜蜂的语言一样了。蜜蜂用某些确定的姿势将整个蜂群带到一个新发现的有蜜可采的地方去。这些动作就是蜜蜂无师自通的动作，是遗传下来的动作。
我们有没有一种遗传下来的交际形式呢？
达尔文（Darwin）相信情感的面部表现在人们当中是相似的，而不论其文化如何，他的这种信仰建立在人类进化论的起源上面。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布鲁纳（Bruner）和塔格伊里（Taguiri）两位研究者在进行了长达30年的研究之后写道，最有效的研究表明，不存在什么伴随着特定情感的、天生的、不变的行为模式。
14年以后，来自加利福尼亚朗利·波特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California’s Langley Porter 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的埃克曼（Ekman）和弗里森（Friesen），以及来自神经疾病和神经性失明症国立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and Blindness）的索伦森（Sorenson）．这三位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成果支持了达尔文自己的信念。
他们在新几内亚、婆罗洲、美国、巴西和日本这五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进行了研究，五种文化分属非、亚、美三个大陆。他们发现，“把一套标准的面部照片拿给这些文化中的人们看时，他们辨识出了某些相同的情感。”
他们三人认为，这一事实与面部情感表现是在社会中学会的这一理论相矛盾。他们还觉得，在认识不同的情感状态时，同一文化中有一致性。
他们为这种认识的一致性所提出的理由与遗传之间只不过具有间接关系，他们引用了一种理论，这一理论假定“……天生的皮下程序把某种回忆物与某种原始情感的可以辨识出来的共同的面部表现联系在一起。这些原始情感包括有趣、愉快、惊奇、害怕、愤怒、忧伤、厌恶、轻蔑和羞耻”。
简而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的人的大脑都是这样编织程序的：高兴时嘴角上翘；不满时嘴角下耷；皱皱前额，楞起眉毛，抬起一只嘴角，等等，不胜枚举。做出什么动作，取决于给大脑输入了什么情感。
与此相反，他们列举出其他的“可随文化不同而发生变化的表情和在幼年时期所学会的规则”。
他们说：“这些规则规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每种情感应该如何表现，它们随着社会地位和人种特征的改变而改变。在不同文化中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这三位学者所进行的研究，竭尽了全力以避免文化所带来的制约作用，由于电视、电影的普及和书写作品的传播，要避免这种制约作用相当困难。但是，研究者通过研究孤立的地区，通过研究前文字社会，因而还是避免了许多制约作用。
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证明的似乎就是下面这个事实：我们在遗传特征中就能够继承下来的某些基本的生理反应。我们一生下来就带有非语言交际的成分。无须训练，无须学习，我们就会恨、会怕、能喜、能悲，还可以表现出其他那些为人所共知的基本情感。
当然，这与另一事实并不矛盾：我们也必须学会许多姿势，这些姿势在甲社会中是这个意思，在乙社会中却表示着另外一个意思；在我们西方世界中，摇头意为否定，点头意为肯定。但在印度的某些群体中，情形正好相反，点头不算摇头算。
于是我们即可明白，我们的体态语言，部分是本能的，部分是人家教的，部分是模仿来的。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非语言交际和语言交际中模仿成分是多么重要。
领土规则
人通过遗传而继承下来的本能之一，便是领土观念。罗伯特·阿德里（Robcrt Ardrey）完成了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即《领土规则》。作者在书中考察了领土观念的来龙去脉，从动物界一直追踪到人类。他论述了兽、鸟、鹿、鱼以及灵长目动物对领土的界定和保卫。对有些动物类来说。领土是暂时的，随季节的更替而变化。对另一些动物种类来说，领土是永久性的。阿德里对领土问题作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论断，他相信，“人的领土木性是遗传的、根深蒂固的。”
根据自己对动物世界的广泛研究，阿德里描绘了动物行为的遗传密码，这一密码把性的再生产与领土保卫联系起来。他认为，遗传密码的关键是领土，领土规则只不过是一种原动力，推动动物和人去取得、占有并保卫一定的地区。
大概人人都具有占有和保卫领土的原动力，而且这种原动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过，我们不能总是论及人时又谈到动物，而论及动物时又谈到人。
领土规则可能存在于所有动物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某些人当中。在某些人当中它可能被文化所加强，在另外一些人当中，它可能又被文化所削弱。
但是，毋庸置疑，人人都有某种领土需要。至于是否人人都有领土规则，这尚待研究。当今最使人惊恐的戏剧之一是梅根·特里（Megan Terry）的《家》．此剧假想出了一个未来世界，在这个未来世界中，人口爆炸使得所有的领土观念荡然无存，所有的人都住在一个巨型蜂房的各个小格子中，整个行星都被关在这个蜂房里。全家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从来也看不见天空和大地，或者其他小房间。他们就这样熬过终生。
在这预言式的恐怖故事中，领土完全取消了。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此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城市中，我们似乎正在逐步取消领土，我们看到，家庭被塞进各个房间中，装在房间里，而这些房间层层堆积，其高度使人头晕目眩。我们乘电梯、赶地铁时挤在一起，挤得那么紧，以致不能抬腿伸手。我们还得彻底弄清楚，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领土权利之后，他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知道，人都有领土观念，都要求在自己周围有一层领土外壳，从城里人狭小不堪的外壳到郊区居民对大庭院的奢望，一直到乡下人所享受的广大空间，这种须上外壳是很不相同的。
一个人需要多少空间
我们不知道每个人到底需要多少空间，但是，在我们的体态语言研究中，要紧的是弄清楚，当一个人的空间外壳或领土外壳受到威胁或被人冲破时，他有些什么反应，他怎样对付这种威胁或破坏？如何保卫这个外壳？或者，怎样屈服？
不久以前，我曾和一位朋友共进午餐，他是一位精神病医生。我们进了一家舒适的餐厅，坐在一张漂亮的小桌旁。他坐在我对面，掏出一包香烟，点燃了一支，然后把这包烟推过桌子的中线，一直推到我的餐桌前面。
他继续说话，我也不住地听，但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他越是把他的餐具往我面前推过来，与那包香烟排成一线，离我这端越来越近，我就越发感到浑身不舒服。后，来，连他自己也扑到桌子上，想向我说明一个论点。他的这个论点我压根儿就没听进去，因为我越来越心神不定了。
最后，他不忍心再折磨我了，他说：“我只不过是在向你表明体态语言中，也就是非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基本步骤。”
我迷惑不解，问道：“什么步骤？”
“我侵略性地威胁了你，向你提出了挑战，我将你置于一个使你不得不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地位，搞得你狼狈不堪。”
我还是没明白过来，又问道：“这怎么会呢？你玩的究竟是什么把戏？”
他解释说：“我把香烟推到你面前，戏就开始了。根据心照不宣的惯例，我们已将桌面平分为两半，一半归你，一半归我。”
“我根本就没意识到这种划分，”
“当然没有意识到喽，不过惯例仍然客观地存在着。我们两人都在自己心目中划定了一个范围，通常，我们本来应该按照未说出来的、文明的要求分享桌面。但是，我故意把香烟移到你的位置上，破坏了这种平静状态。尽管你没意识到我耍了什么花招，但你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感到了不安。当我第一步侵犯了你的领土之后，接着又迈出第二步，把我的盘子和银餐具推到你面前，并且自己侵入到你的领土上来，这时你就变得越来越不安，只不过仍然没有发觉这是为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证明了下述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疆界，我们随身携带着这些疆界，一旦有人冲破了它，我们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从那以后，我也趁别人不知不觉时用这种方法闯到他的疆界中去。
有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在一家意大利餐厅里与另一对夫妇共用一张桌子。我试验性地把酒瓶推到我朋友的“疆界”之内。后来，在交谈的同时，我又继续侵入，慢慢地把酒杯和餐巾放到他的疆界中去，他先是不安地在椅子里扭动，身体歪向一边，接着他把自己的盘子、餐巾重新挪了挪，最后，他突然把我的酒瓶推了过来，这一动作猛烈而有力。
他作出了反应：保卫自己的疆界，报复对方。
从这场适用于在客厅里玩的游戏中，可以看出许多基本事实。不论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多么拥挤，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周围保持着一个范围或领土一一一片我们力图自己占有而不容侵犯的空间。我们如何保卫这一空间，一旦有侵入现象发生，我们该作出什么反应，以及我们又如何闯入他人的领土中去？所有这些都能够观察到，都能加以指导，并且在很多场合下还能建设性地运用，而这一切又都是非语言交际的因素，领土的保卫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我们如何保卫自己的领土？我们如何侵入他人的领土？这是我们与他人相处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3、我们怎样利用空间
自己的空间
在教友派教徒们中间流传着一位城里的教友到乡下小镇参观－个聚会所的故事。虽然这栋房屋已经废弃不用了，但从建筑上看还是相当漂亮的，人们告诉他，现在到这儿开会 的教友只有一两个人，但他还是决定去那里参加礼拜会。
一个礼拜天，他走进了这幢建筑物，发现整个大厅空无一人，朝阳透过古旧的、嵌有十二块玻璃的窗户照射进来，一排排凳子静悄悄地摆着，没人坐。
他快步走到一个空坐位上坐下，一片宁静洋溢在他周围，突然他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长着胡须的教友站在他的凳子旁。这人已经老得早该升天作古了。
他微笑着，但老人却先皱眉蹙额，接着咳嗽，然后才说：“如有冒犯，请您原谅。不过，您现在坐的是我的位置。”
尽管整个聚会厅空空荡荡，这位老教友却坚持要坐自己的座位，这真有些希奇古怪，他的固执是可笑的，不过生活中却实有其事，只要你进入一个教堂，不论时间长短，你总是会划定一个你自己的位置。
在家里，爸爸有自己特定的椅子，虽然他也能默认客人坐在他的椅子上，但他的脸色常有些难看，显得不情愿。妈妈有自己的炊事用具，当外祖母来玩时，接管了“她的”炊事用具，妈妈会十二万分不乐意。
人们在火车上有自己最喜爱的座位，在公园里有最喜爱的凳子，开会时有最喜爱的椅子，等等。这都是对领土的要求，对可以称为自己的地盘的要求。也许这是一种天生的、普遍的要求，尽管社会和文化的作用使之呈现出种种形式。一间办公室可能刚好够一个职员使用，或者可能嫌太小了。这里的够与不够并不取决于房间的实际大小，而是取决于桌椅的放置。如果他能把身体朝后面靠而不挨着墙壁或书架。一般而言，这房间就是够大了。但是，在一间真正大一点的办公室里，如果办公桌放得不是地方，他往后一仰就碰着了墙壁，那么，在他看来，这个房间就显得拥挤不堪了。
一门称做体距学的科学
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爱德华·T·霍尔博士（Dr. Edward T. Hall）长期以来就被下面这些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人对其周围的空间的反应如何？他怎样利用这个空间，他对空间的利用是如何向别人传达出某些事实和信号的？霍尔博士在研究个人的空间时，创造了“体距学”一词，用于描述他的疆界理论和对疆界现象的观察，并以此说明我们如何使用疆界。
霍尔博士相信，人对空间的使用与他为人处事的能力有关，与他认识自己同别人的亲疏关系有关。他说，人人都有自己的领土要求，为了给体距学这门学科确定客观的标准。他把人们的领土要求加以分解，得出四种截然不同的区域；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四个区域中活动。他列举的这四个区域是：1．亲密距离，2．个人距离，3．社交距离，4．公共距离。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些区域其实代表了我们所进入的不同地方，随着关系越亲密，区域就越缩小。亲密距离或者是近的，即实在的身体接触；或者是远的，即保持着6至18英寸的身体间隔。亲密距离中，近的状态用来求爱，用来表现非常诚挚的友谊，用来表示孩子对父母的撒娇或小孩之间的亲昵。
当你处在近亲密距离这一状态中时，你对自己的伙伴几乎了如指掌，心心相印。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一旦这种接触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即会带来尴尬和不安。但关系密切的一男一女之间发生这种接触又是天经地义的，自然而然的了。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并不怎么亲密，那么这种亲密的接触状态可能是使人难堪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两位妇女之间的近亲密状态是可以接受的。而在阿拉伯文化中，两位男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状态也属司空见惯。在阿拉伯和许多地中海国家，男人们常常手挽手地走在大街上。
亲密距离中的远状态其实仍然很近，可以手拉到手，但对两位成年美国男人来说，这种距离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当地铁或电梯把他们带到这样一种拥挤的场合中时，他们会自动地遵循某些严格的行为规则，并用这种方式来与乘客进行交际。
他们会尽可能使身体直挺挺的，以免碰到其他人身体的任何部分。如果他们无意中碰着了别人，他就会立刻往后挪挪，或者绷紧接触部位的肌肉，这一动作是说，“我无意中侵犯了你的空间，请你原谅。不过，实在太挤了。我当然尊重你的独处原则，并不想过于密切地接近你。”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他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身体放松，让它随便碰到别人的身体，甚至实际上喜欢这种接触，以感受别人的体温为乐，那么，他们就是在犯大得不能再大的社交错误。
在拥挤的地下列车里，我常常看到女人怒视着显然清白无辜的男人嚷道：“别这样！”这就是因为他忘记了行为规则，没有正襟危坐而碰到了她，假如是一个男人松松垮垮地靠在另一个男人身上，叫嚷声就更难听了。
在人满为患的车厢和电梯里，我们同样也不可凝视别人。我们可以看，但看的时间有固定的长度。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我们就必须迅速调开眼光。死死盯住人家看的粗心大意的傻大先生会招致种种不愉快的后果，那才够受呢！
最近，我曾和一位男士乘电梯从一栋办公大楼上层下来，电梯降到第14层时，走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这位先生就死盯住人家看，虽是漫不经心，但也是完全彻底的。从头一直看到脚！姑娘的脸越来越红，电梯在门厅停下后。姑娘怒气冲冲地吼道，“真象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你----你这老混蛋！”
姑娘大步跨出了电梯。我的这位先生其实才三十多岁。他大惑不解地转向我，问道，“我干了些什么？告诉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他的所作所为是违犯了一条在非语言交际中的根本原则。“当你与一个陌生人进行远亲密的接触时，看一眼之后就应赶快把眼光滑向另一边。”
霍尔博士所描述的第二种领土范围叫做个人距离区，此处他也区别出了两种区域，即近个人距离和远个人距离，近是距离1.5至2.5英尺，在这一距离上，你仍能握住或抓住你的伙伴的手。
关于近距的意义，他提示说，妻子能够呆在她丈夫的近个人距离范围之内，但如果另一个女人进入这个距离范围。她很可能对他另有所图，心怀叵测。在鸡尾酒会上，这一距离显然是使人满意的。这种距离允许某些亲昵举动发生。也许，他所描绘的倒更象一种亲密的区域，而不是什么个人的区域。但既然这只不过是霍尔博士使体距学这门年轻的科学标准化的初步尝试，因此，在它离地腾飞之前，可能就有许多概念需要澄清。
关于个人距离的远状态，霍尔博士确定为2.5至4英尺，并称之为肉休支配的极限，在这个距离上，你不能轻而易举地触摸到你的伙伴，所以，它给每一位接触者都带来了某种独处权利。不过，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个人讨论的话，这种距离还是够近的．两人在街上相遇时，他们通常就在这种距离上停下来，互相交谈。而在一个社交性的聚会上，他们可能会彼此离得近一些，达到个人距离的近状态。
距离的远近，传达出了种种信息，从“我与你保持一臂之隔”到“我允许你比其他客人离我稍近些”。当你和一位熟人是处于远的个人关系时，走得过近会被认为是又气凌人；或者，取决于性别的安排，会被认为是个人喜欢的象征。你用距离来作出了一种声明，但这种声明如果要传达出某种意义，就必须用其他行动来加强它。
社会空间和公共空间
社会距离同样也有一个近状态和远状态。近状态是4至7英尺，当我们处理公务时，通常就保持这种距离。在社会事务中，当我们与城外来的委托、新的电影导演或公司经理会面时，我们就采用这种距离。家庭主妇与修理工、店员或送货人之间就保持这种距离，但这种距离也许是最佳操纵距离。
老板正是利用这种距离来对雇员一一秘书或接待员发号施令的。在雇员面前，他得显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要保持其尊严与威力。实际上，他是在加强“你们为我效劳”这样的客观事实，嘴里当然没有直说。
社会距离的远状态是7至12英尺。它用于更为正式的社会关系和事物关系。“大老板”会用一张硕大的办公桌使自己与手下的雇员之间保持这种距离。在这个距离之上，他也可以继续坐着，抬眼看雇员，丝毫不失要人身分。而雇员则从头到脚都暴露在他的眼皮之下。
再回到眼睛上来吧。在这种距离上瞟一眼就调转眼光，那就不恰当了。你们之间的唯一接触就是视觉接触．因此，传统要求你在谈话时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霍尔博士认为，不牢牢地注视对方的眼睛便无异于把他排斥在交谈对象之外。
从积极方面来说，这种距离允许某种保护行为的存在。在这一距离上你可以不停下手里的活计而又不至于粗暴无礼，你也可以停下手里的活儿与之交谈。在办公室里，接待员和来访者就有必要保持这种社会距离，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工作而不必与来访者天南海北地瞎聊。但如果离得近些，不与人家搭讪可就失礼了。
丈夫和妻子晚上在家里亦可采取这种远的社会距离以便自己轻松一下。要是愿意，他俩可以说说话；倘若无兴交谈，同样可以各看各的书，当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类社会距离中非个人的气氛能够使这种生活成为一件近于义务的事情，但家庭成员常常是照这种彬彬有礼的间隔而安排位置的，要度过一个更亲密的夜晚，他们则必须靠得尽可能的近些。
最后，雷尔博士引用公共距离一词以表示我们领土伸展的最大范围。这里也有近状态和远状态，这一区分也许会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八种距离而只有四种距离呢，实际上，这四种距离是按照人类的相互作用而得出来的，不是按照测量得出的。
公共距离的近状态是12至25英尺。这种状态适宜于更不正式的聚会，比如，教师对满满一屋子学生讲演或老板在工人大会上致词，等等。公共距离的远状态为25英尺或更远。一般说来，这种距离是留给政治家们使用的。在政治家们当中，距离也是一种安全因素或保险因素，就象在动物当中一样。某种动物只让人走到这个距离，再要靠近，它就溜之大吉了。
说到动物与距离，常有误解距离和领土界限的真正意义的危险，典型的例子便是狮子与驯狮员之间的情形。当人走得大近，进入了狮子的“危险”区域之内以后，狮子就会往后退。但当它不能再退，而入继续走近时，狮子会转而朝人走来。
驯狮员乘机利用这一规律，在狮子大宠中走向狮子。驯狮员朝前走时，狮子本能地往后退却，一直退到笼子边上，当它无路可退时，就转过身来，本能地吼叫着跑向驯狮员。它总是固定不变地直线前进，驯狮员当然熟诸此道，他不失时机地把平台放在自己和狮子之间。直线前进的狮子爬上平台，想抓到驯狮负。在这紧要关头，驯狮员飞快后退，跳出了危险区域，狮子也就不再前进了。
目睹了这一精彩表演的观众，按他们内心的愿望和想象来理解驯兽员手里拿着的手枪、鞭子和椅子。他们认为他是在与走投无络的凶猛野兽较量。这是全部情景的非语言交际。在体态语言中，驯兽员想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但是，此处的体态语言骗了人。
实际上，狮子与驯兽员之间的对话是这样进行的一一狮子：“退到我的领土外面去，否则我就不客气了。”驯兽员“我已经不在你的领土之内了。”狮子：“那好。我也就不再向你进攻。我在这儿停下。”
至于“这儿”到底在哪儿，这没多大关系，驯兽员控制着局势，所以，“这儿”就是狮子的平台上面。
同样，舞台上的政治家和演员的远公共距离就包含了许多体态语言的声明，它们是用来感动观众的，但不一定要告诉观众真相。
正是在这一远的公共距离上，难于说出真相，或者，反过来说，在这一远的公共距离上，极容易用身体的动作来说谎。演员们精于此道，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利用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来创造出种种幻想。
在电视屏幕上，也象在电影中一样，远景和特写的结合也要求有另一类体态语言。特写镜头中眼睑或眉毛的运动，以及嘴唇的颜动，都能传达出与远景拍摄中大幅度的手臂动作甚至全身动作一样多的信息。
在特写镜头中，大幅度的动作常常是失败的。这可能就是电视演员和电影演员极难适应舞台表演的原因之一。
舞台上通常要求用一种僵硬的、程式化的方式来表演，因为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就是那么一点远，而且固定不变。今天，与整个这一套表演艺术相对抗，出现了一些力图取消演员与剧场之间的公共距离的戏剧成分。
演员们或者走下舞台，到观众中去，或者邀请观众到舞台上来，与他们共同表演。在这些情况下，戏剧必然是没有什么情节结构的，因为你没法保证观众一定会按你的愿望来作出相应的举动，因此，这种戏剧就越发变得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情节，只不过有一个中心思想罢了。
在这些场合中，对演员来说，体态语言也变成了一种很难驾驭的工具，一方面他得抛弃他使用过的许多象征性的动作，因为它们在这些近距离上已经不起作用了。不论他多么道地的按他所扮演的角色来“生活”，他都无法依靠自然的体态语言来表现他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情感。这样，他就必须创造出一套新的象征符号和程式化的身体动作，它们还要能够便观众受骗上当才行。
这种近景说谎会不会比站在舞台幕加的远景说谎更有效些？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多年的实践已经使舞台幕前动作或传统舞台动作日臻完善。舞台动作中也包含了一种文化附件，例如，日本的歌舞剧就含有它自己的极完备的象征动作，这些动作全是由日本文化决定的，因此，其中有一半对西方观众不起作用。
不同文化对空间的处理方式
不过，能够超越文化界限的体态语言还是有的。在查利·卓别林（Charli Chaplin）的无声电影中，他的小流浪者形象的体态动作就非常具备普遍性，足以使几乎所有文化的观众开怀大笑，包括单纯自然的非洲文化在内。当然，在所有的体态语言中，文化仍是一个主导因素，对于身体范围来说，尤其如此。霍尔博士探讨了体距学跨文化的本质，例如，在日本，挤在一起是热烈而又使人愉快的亲密状态的象征。霍尔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日本人是喜欢挤在一起的。
写过《日本见闻》一书的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了下面这个事实：日语中没有“独处”这样一个词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独处”这一概念，对日本人来说，独处存在于家中，因为他把这一片地方视为自己所有，憎恶他人的侵入，他与他人挤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并不否认他也需要一个生活空间。
霍尔博士把这看作日本人的空间观念的反映。他认为，西方人把空间看作物体间的距离，对他们来说，空间即空。日本人把空间的形态和按排视为一种实在意义。这一点，不只是在他们栽花养草和艺术表现中显而易见，而且在他们的医院布置中也很明显，一寸一方的空间协调地混合起来，形成一个整合的体系。
和日本人一样，阿拉伯人也喜欢互相挨得近些。但是，尽管在公共场合他们总是互相挤在一块儿，而在非公开的场合，在他们自己的屋里，阿拉伯人拥有的个人空间就大多了。只要条件许可，阿拉伯人的居家总是大而空的。但全家人却集体居住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各个小房间之间总是避免用墙隔开，因为，尽管阿拉伯人也希望有空间，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不喜欢独处，即使在宽敞的家里，他们仍然要挤作一团。
阿拉伯人的挤拥和日本人的亲近，二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阿拉伯人喜欢触摸他的伙伴，感受他的体热，闻他的气味，在他们那里，嫌弃朋友身上的气味是一件使人感到羞耻的事。
日本人在其亲近状态中保持着一种礼节，一种冷淡的态度。他们也设法接触对方，但没越出严格的界限。阿拉伯人可不顾这些，他们把这些界限置诸脑后。
阿拉伯世界的亲近状态中有一种强求和共享．这是美国人最感讨厌的。美国人认为在公共场所中有诸多界限，当他排队等候时，他认为他所在的位置是不可侵犯的。但阿拉伯人在公共场所中却没有什么私人权利之类的概念。虽然众人已经排好了长队，但只要他挤得进去，他会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利这么干。
日本人缺乏独处权利这样一个词语，表明了日本人对其他人的态度，阿拉伯人也缺乏强求这样一个词，同样也表明了他们对身体的态度。对美国人来说，身体是神圣的．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对身体的侵犯无关紧要，要知道，阿拉伯人认为在公共场合下推挤甚至掐捏妇女也算不得一回事儿。然而，用侮辱手段来亵渎自我，可就事关重大了。
霍尔指出，不管阿拉伯人希望与朋友靠得多么近，但他们有时也需要独处，要想独处，他只需断绝交际的线路。他退出交际圈，这一撤退是受到伙伴们尊重的。在体态语言中。他的撤退便被理解为“我想清静一下。虽然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和你们相处并生活在一起，但我现在需要退到我的壳子里面躲起来”。
假如让美国人来体会一下这种撤退的话，他很可能会把它当作无礼之举。在他的体态语言中，这一撤退会被理为“冷遇”。并且还会进一步被理解为欺人之举，
当两个阿拉伯人交谈时，他们咄咄逼人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在我们美国文化中，男人们之间极少出现这种专注的凝视。实际上，这种凝视可以理解为对某人的男子汉气质的挑战。“我不喜欢他用这种眼光看着我，就好象他在打我的主意一样，亲近得让人受不了。”这便是美国人对阿拉伯人的凝视的最典型的反应。
西方世界的空间观
上面，我们把东方、近东与西方相比较，并按照空间的差异，论述了远隔千里之遥的各种文化中的体态语言。然而，就是在各西方国家中，差异也是极大的。例如，德国人对生活空间的处理方式就与美国人的做法很不一样。美国人身边随时都笼罩着两英尺大的秘密气泡。如果某位朋友同他谈起私事，他会同他靠得近些，以便使他俩各自的气泡融合在一起。对一个德国人来说，他的家里和整个房间都可能是他的秘密气泡，如果另一些人在这个房间里亲密地交谈而把他排除在谈话对象之外，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霍尔推测，这也许是与阿拉伯人相反，德国人的自我“异常外露”之故，从而使他们要竭力保持其私有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战俘被四人一组地关在某个军营的一间牢房里；一有可能，他们就在牢房中设立隔障，以便占据一个私有空间，在地势宽敞的俘虏营，德国人还想修建自己的私人居住所呢。
德国人“外露的自我”可能也导致了他们总是保持一个笔挺的姿势，使他们连平时也不做出本能的身体动作。这种昂首挺胸的样子被作为一种防护面具，免得不留神时的举动过多地泄露自己的真相。
在德国，各家各户的住宅建设都力求最大限度的保密，庭院栅栏高耸，阳台屏风遮挡，门总是关闭的。而问拉伯人想要清静时，就躲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德国人想要清静时，就回到紧闭着大门的家里。德国人对清静的要求，对不妨碍他人清静的一定的私有区域的要求，通过他们排队或站在长队里的行为典型地表现了出来。
最近，我曾在德国人和美国人聚居的某地一家电影院前排队买电影票。我和一位德国人一边交谈一边井然有序地朝前移动着。
再过几个人我们就到卖票窗口了。突然，两个青年人径直走到长队的前头，想立刻买票。后来我才知道他俩是波兰人。
争吵就在我们周围展开了。“嗨！我们正排着队呢，你们为什么不排队？”
“就是嘛，排到后面去！”
“见鬼！这可是自由之邦，谁叫你们排队来着？”一个波兰人嚷道，面冲着窗口。
“你们象绵羊一样挨个地站着，”另一个波兰人愤怒地说，“你们这些德国佬蠢就蠢在这儿。”
这场争吵几乎造成了一场骚乱，幸好被两位巡警压下去了。但在休息室里，我走近这两个插队的人，和他们闲聊。
“你们想在售票窗口前干什么呢？故意捣乱吗？”
其中一个咧嘴一笑，“只是想让他们清醒清醒。为什么要排队呢？而且引起一场骚乱也是令人愉快的。”知道他俩是波兰人，我也就不难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了，德国人想保持自己所站立的准确位置，并认为只有有条不紊地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才能保证举止有教养，但波兰人跟他们不一样，波兰人把自由文明的举动视为对权威和规则的藐视。
英国人对空间的态度既不象德国人，也不同于美国人。他们对自己的空间的清静没有什么体会；而美国人则想溜就溜。这大概是因为在英国缺乏私人的空间，以及英国儿童都是托儿所养大的缘故。所以，想要独处的英国人往往都象阿拉伯人一样撤到自己内心深处去。
英国人的这种体态语言是说：“我想暂时清静清静。”但美国人常把它理解为“我生你的气了，我对你缄口不言，以示不满”。
通过谨慎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英国人的社会体制得到了自己的清静，在美国，你会和隔壁邻居讲讲话，因为是近邻。而在英国，尽管你是某人的邻居，但根本就不敢肯定说一定认识他，或会同他们说说话，打打招呼。
有一则关于美国某大学的一位毕业生的故事，他在前往欧洲的一艘远洋定期客轮上结识了一位英国小姐，小伙子很快就迷上了她。他俩之间很快就发生了暖昧而疯狂的关系。
一个月以后，小伙子在伦敦参加一个大型的正式宴会，在客人中间，他惊喜地看到了轮船上认识的那位英国小姐，他立刻朝她走过去，并说：“你好！过得不错吧？”
小姐瞧着自己高贵的鼻子，头也不抬，慢吞吞地说：“大概没人介绍过我们认识吧？”
“但是……”，这位年轻人大惑不解，顿时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你肯定还记得我吧？”年轻人壮起胆子补充说“你忘了吗？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在漂洋过海的远航中，我俩还睡在一起呢！”
“你难道认为那就使我们互相认识了吗？”英国小姐冷冰冰地问道。
在英国，相互的关系不是由身体的亲近所形成，而是按照社会地位建立起来的，你不一定是你邻居的朋友，除非你俩的社会背景比较相当，分不出优劣。这是建立在英国人的传统上的一个文化事实，也是英国拥挤状态的结果。法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拥挤不堪地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文化结果。拥挤状态使英国人过分地看重清静；而对法国人来说，则是形成了相互紧密的联系。
当一个法国人和你说话时，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并且是正面看着你，目不斜视。在巴黎街头，人们可以挨得很近地打量妇女。事实上，许多从法国回来的美国妇女突然感到自己未受人们青睐。法国男人用他的眼光传达出一个非语言的信息：“我喜欢你。也许我永远也无缘认识你或同你说话。但我看见你就觉得心情舒畅。”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男人会这么看女人。在美国人心目中，不仅不会把这种行为理解为欣赏，反而会视之为粗野无礼。在法国，法国人之间互相联系的因素之一是拥挤状态。人满为患，同样，这种拥挤状态也产生了法国人的空间观。法国公园对空间的处理也不同于美国公园。他们对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欢喜备至，即使在城市中，他们也极为尊崇建筑物的美。
我们对空间的反应方式又与此不同。在纽约，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因此就产生了个人对清静的要求。纽约人素来就以他“不友好态度”而闻名，然而，这种不友好态度却出自对邻居、对他人的独处权利的尊重。我们不想打扰他人的安宁，所以我们在电梯里，在地铁中，在大街上彼此视而不见，互不理睬。
我们独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跋涉，当这些小天地被迫汇拢在一起时，我们都进入了紧张的病症状态，生怕我们的动机被他人误解了。
在体态语言中，我们拼命地喊叫：“我是被迫才挤着你的。不信你就看我的身体是多么僵直，由此可见我并不是有意打扰你。”打扰人家可真是天大的罪过。在纽约城里和一个陌生人说话，你会得到一个惊恐万状、戒备森严的反应。
只有在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壁垒才会坍塌，这时我们才会认识到纽约人完全不是冷若冰霜，而是很友好的；只不过他们过于小心，易受惊吓。在东北动力大匮乏（the Great Northeast Power Failure）期间，人人都向他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去帮助别人，安慰别人，鼓舞邻里。在那热烈而又漫长的日子里，纽约城是一个多么生气勃勃的地方啊。
后来，灯又亮了，我们重又堕入了僵死的秘密王国中。
除了纽约之外，在美国的小城市中，有更为坦诚的友好态度。人们会对陌生人热情问好。他们面带微笑，常常互相聊聊。不过，在小得可怜的那些弹丸之地，人们彼此相识，几乎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陌生人在这些地方可能会受到冷遇就象在大得出奇的城市里所受到的冷遇一样。
4、当空间受到侵犯时
不可侵犯的个人空间
粗略一看，以乎很难发现在个人空间、个人区域或个人领土与体态语言学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但是，除非我们理解了个人领土的基本原则，否则我们就不能认识当这些领土受到侵犯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别人对我们个人的领土进行侵犯时，我们有何反应？这些问题与体态语言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正在送出什么信号，正在接受什么信号，那我们就应该先弄清我们自己的侵略行为和我们对他人的侵犯行为的反应。
对身体区域的不可侵犯性的最动人的描绘，大概要数将近半个世纪以前H·德弗·斯塔克波尔（H·DeVere Stacpool）所写的一部小说了。这部小说名为《蓝湖》（The Blue Lagoon）。小说叙述了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因船失事而被抛到一个热带地区的海岛上，在那里，除了一个老水手之外，小孩身边别无他人，老水手把小孩抚养到他能自谋主路的年龄之后，就去世了。后来，小孩一个人长大成人。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个波利尼西亚少女，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小说着力描写了小伙子与这位波利尼西亚少女的爱情，这位姑娘从幼年时代起就被人们宣称是妖精，她从小到大部被禁止让任何一个男人抚摩一下。结果，在这对恋人之间，为了打破姑娘长期以来形成的条件作用，允许他能摸她，从而发生了一系列的斗争，这场斗争便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激动人心的故事。
斯塔克波尔早年就已认识到，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区域和个人秘密会变得多么小心谨慎，随时提防他人的侵犯。正是这一认识导致他去开掘这一论题的涵义。但是，只是在过去十年间，科学家们才开始理解个人空间的复杂意义。
在前面的一章中，我讲到我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朋友，他借助一盒香烟，给我上了一堂有关侵犯个人空间的课，反过来，他从精神病医院里，从病人们的反应上也学到了许多东西。精神病医院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缩影，因为这样一个地方常常反映出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种种姿态，并把它们加以夸张。但是，精神病医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所。同院病人对暗示和侵犯的感受比正常男人和女人更敏锐，他们的行为常常歪曲了正常人的行为。一个精神病人对另外的人具有多大的侵略性，这取决于此人的地位有多高。这是一场优势试验。在任何一家精神病医院里，都会有那么一两个病人因其侵略行为而获得了比较优越的地位。但他们又总是在某一位值班人员面前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而这位值班人员又受护士指挥，护士则听从医生差遣。
在这些社会事业机构中，产生出了一套实实在在的等级制度，它在外部世界的各种组织中也得到了反映，比如军队组织等，它也反映在具有一定的等级优势的公司里。在军队中，统治权是通过一系列象征标志而获得的，军服上的条纹表示军土地位，军阶线、叶子、鹰徽和星章表示少尉以上的军官地位。但即使没有这些象征标志，社会等级同样存在。我曾看到在一间表演室里，众人对中士们毕恭毕敬的样子，他们原先并不知道谁是中士，也不知道他们的地位有多高。中士们通过举止神态就能传达出一个明显的体态语言信息，表示出他们的地位与身分。
占居有利地位
在商业界，人们既不佩带条纹，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标志，但总经理仍然毫不费力地表现出他的优越感。他是怎样表现出他的优越感来的呢？他耍了什么花招使部下屈从于他？他使出了什么绝招暗示出他的地位？
有两位研究者试图在一系列无声片中研究这类问题。他们请了两位演员分别扮演总经理和来访者，并叫他们在不同的镜头中彼此对调角色。场面设计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坐在办公桌边，另一位扮演来访者的人敲门、推门、走近办公桌洽谈公事。
然后，研究者就让观众来评价总经理和来访者的地位，在他们的评价中，出现了一套确定的原则。来访者如果进门后就不再朝前走了，仅仅是站在门内向房间另一端的人交谈，那么，来访者表现出来的地位是最低的；如果他走到朝办公桌的半道上，那么，地位中等；而如果他进门后径直走到办公桌前，站在坐着的总经理的正前方，那么，他的地位就最高。
在观众心目中，另一个决定一位高低的因素是敲门与进门这两个动作之间的时间间隔，对坐着的总经理来说，是听到敲门声与作出回答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访者越是迅速地进入房间，他的地位就越高，总经理的回答来得越晚，其地位也越高。
此处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领土问题，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允许采访者进入总经理的领土，通过这一安排，总经理自然而然地就获得了优越地位。
来访者深入总经理的领土的远近，深入速度的快慢，换句话说，他如何向总经理的个人空间发起挑战，这就表明了他的地位究竟有多高。
“大老板”会径直走进他部下的办公室，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而部下则须在老板办公室外面耐心地等候，直到老板允许，他才敢进去。如果老板正在打电话，部下会蹑手蹑脚地走开，过后再来。如果部下正在打电话，老板通常会站在部下的旁边，以显示自己的地位，直到部下低声细语地向对方说“等一会我再给你打电话”，然后放下话筒，全神贯注地面对老板。
在商业界，地位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争夺，因此，地位的象征符号也变成了地位变迁和跳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时拎着手提箱的总经理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男人的笑话，他的手提箱里不过是装了午餐罢了，但他却一本正经地坚持说，他之所以拎着皮箱，是因为它对他必须设计出的宏伟蓝图至关重要。我认识美国的一个黑人部长和教育家，他在全美国周游了一大圈，他对我说，他再也不到任何一个南方的城市去了，再也不去闹市区或旅馆了，除非穿着一套入时的衣服，拎着一只手提箱。这两件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会带给他某种权威，使他有别于同一城市里的其他那些“黑人”。
大公司都建立了许多固有的地位象征，费城的一家大医药公司靠经销止痛药赚了许多钱，足够修建一栋新办公大楼。这栋所办公楼能将该公司迅速增多的职员全部容纳进去。这栋大楼本来可以按照一般的办公室和工作间来设计的，但公司却有意地在办公室里建立起一套内在的地位象征，最高那层楼上靠墙角的办公室留给了地位最高的人。倒数第二层楼靠墙角的办公室又留给紧排在地位最高者后面的那些人。比他们地位低些，但仍属重要的那些董事们则使用没有墙角窗户的那些办公室。地位在他们之下者，用的办公室根本没有窗户。地位又下者，则使用大房间隔成小房间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间壁是毛玻璃墙，没有门。更下一等级的办公室，是用透明玻璃隔成的小房间。最后一个等级则是在空旷的大房间里安放一张办公桌，如此而已。
等级是通过某种同等条件而获得的。这种同等条件包括下列因素：工作时间，工作性质（重要性），以及薪水和学位。例如，医学博士这一学位可使每个人获得使用一间封闭式办公室的权利，不论其薪水高低，工龄长短。哲学博士可能得到这样一间办公室，也可能得不到，这还得取决于其他几项因素。
在同一系统内，其他许多因素同样也可显示出地位的高低。窗帘、地毯、与金属办公桌相对的木制办公桌、家具、长沙发，安乐椅，当然，还包括秘书，这些都表现出了近乎等级制度的特征。
这种等级制度建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玻璃小房间和明玻璃小房间之间的鲜明对比，由于随时允许外面的人往里面看，所以，透明玻璃小房间中的人在重要性和等级上自然受到了贬损。他的领土极易受到他人视力的侵犯。他也就更容易受人攻击。
怎样做一名领导者
在商业界，等级的重要功能便是敞开领土或闯入领土。那么，领袖地位的功能何在？一个领导者用什么计谋或用什么体态语言来表现他自己的身分呢？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暴发的那几年里，查里·卓别林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大独裁者》．就象卓别林扮演的所有影片一样，该片也充满了小段小段的体态语言，但是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发生在理发店里的那一个片段。
卓别林扮演希特勒，杰克·奥克（Jack Oakie）扮演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在两个紧挨着的理发椅上让人刮胡子。这场戏就围绕着他俩各自的如意算盘而展开。双方都想把自己放在一个统治他人的地位，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他俩都已经坐在椅子里，脸上涂了肥皂沫，身上围着围布，这样便只有通过一种办法来获得支配地位，那就是控制理发椅的高度，他们既可以把椅子降低，也能使之升高。谁高一点，谁就赢了。俩人都想把自己的椅子升到比对方的椅子更高的位置上，整个场面就围绕着俩人的这一努力而旋转。
人人都有这种确定位置的思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国王、偶像和祭坛前面自贬的传统。鞠躬或屈腿半跪通常都只不过是因高度变化而带来的优越或卑下的不同形式。它们都指出了同一体态语言的不同动作：“你的位置比我高，因此，你是统治者。”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身高远远超过6英尺，因为他能非常准确地体察同事们的思想，所以他的事业极其成功。我观察了他圆满地处理业务时的活动，这才发现，一有可能他就弯下腰杆，倾斜身体，或者干脆就坐着，以便让他的同事获得支配地位，让他们感到高高在上。
在全家的座位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人会坐在长方桌子或椭圆形桌子的上方，以便掌握全权。这人通常是父亲、一家之长。选择圆形餐桌，这件事本身往往就道出了家庭组织中的某些秘密，同样，在围着一张桌子讨论的小组成员中，小组长会无意识地坐在桌子的上方。
这其实并非什么新概念。亚瑟王（King Arthur）和他的圆桌子的故事就可以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桌子是圆的，因而座位不分优劣，不显尊卑，骑士们可以平等地分享赐坐的荣誉。然而，这一总的思想却被下面这个事实削弱了：不论亚瑟王坐在哪个位置，他都是至高无上的人物，离他越远地位就越低。
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大医药公司的老板有这样一间办公室，里面除了他的办公桌和椅子外，还有一个长沙发，一个安乐椅和一张配有两把椅子的咖啡桌，这位老板通过会谈时他所坐的位置来表明场面的正式与否，如果来了一位客人，老板想非正式地接待他，那么，老板就会从他办公桌后面转出来，把客人引到长沙发椅上去，引到安乐椅或咖啡桌边去，这样一来，他就用自己的种种安排告诉你，他将举行何种类型的会谈，如果是一次极其正式的会谈，老板会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决不会起身走出来。
自视神圣的空间
对个人空间的要求是如此强烈，对侵犯个人空间的行为的反抗又是如此凶猛，以致即使是在众人拥挤的场合下，每个人也都会要求拥有一定量的空间。这一事实促使一位名叫赫伯特·雅各布斯（Herbert Jacobs）的记者企图把它用来测量群体规模。由于对群体规模的估计总是依赖观察者对群体的褒贬而有所变化，因此，政治集会的规模，和平集会的规模和示威游行的规模都被参加者所扩大而为当权者所压缩。
雅各布斯研究了确实能够统计出人数的从空中拍摄下来的集会照片之后推断说，在密集群体中，每个人需要6至8平方英尺空间。而疏松的群体中，每个人需要10平方英尺的空间。雅各布斯最后断言，群体规模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推算出，长度×宽度÷修正因素。这个修正因素考虑到了群体的密度。这一公式可以求出任何集会的实际人数。
说到群体，我们必须看到，群体中人们的个人领土被拥挤这一事实破坏了。在某些场合下，对这种破坏的反应可能改变群体的情绪。当人们的个人空间或个人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的反应极为强烈，当一个群体变得越大、越紧、越拥挤时，人们的情绪也可能变得更坏。一个疏松的群体比较易于控制。
弗洛伊德（Freud）也非常了解人对个人空间的要求。他总是精心安排谈话。因此，当他坐到病人看不到的椅子上时，病人就可以躲在长沙发椅上。这样一来，就不会侵犯病人的个人空间了。
警察也很明白这一事实，在审问犯人时，他们利用了这一原理，一本关于如何审问犯人，使之招供的教科书，建议审问者应当靠近嫌疑犯坐下，在他们之间不能有桌子或其它障碍物，这本书警告说，任何一种障碍物都会给被审问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依靠和自信。
该书还建议，虽然审问者在开始审同时也可以使他的椅子与犯人相距2、3英尺，但应在审问开始时把椅子移得近一些，使得“被审问者的一只膝盖始终刚好处在审问者的两只膝盖中间”。
警宫对犯人领土的身体侵犯，在审问时向犯人挤扰过去，这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非常有效。它可以帮助审问者瓦解犯人的抵抗，当一个人的领土被削弱、被侵入时．他的自信也就会变得更软弱无力了。
在工作的场台中，熟谙此道的老板能以在空间上侵犯他手下的人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领导地位。斜靠在下级的办公桌上的上司剥夺了下级的平衡感。检查工作的车间主任如果紧紧地挤在工人身边，就会使他感到惶恐不安，事实上，父母在训斥孩子时，如果把身体向孩子那边倾斜，即可调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和强化家长的权威。
我们能不能用这种侵犯他人个人空间的方法来唤起他人采取防御措施？或者，我们能不能避免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以杜绝因这种侵犯而遭到的危险后果，我们知道，纯粹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紧跟在人家汽车屁股后而行驶是异常危险的，如果人家来个急刹车，我们没准会啃列人家汽车的屁股上去，但是，谁也没说过这种人盯人的行驶方式会给前面那位驾驶员的神经带来什么影响。
开车人常常会丧失他自己人情中的本质部分，由于他置身于其中的汽车的作用，他有时甚至会忘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机器。在汽车外面时，体态语言交际在他身上是很起作用的，但当他坐在汽车里面开车时，体态语言的交际作用往往会毫无用处。我们都恼恨开着车从我们面前擦身而过的那些司机。我们都清楚，这样一来，司机自己的空间也受到了侵犯，他有时也会愤怒之极，但他的这种愤怒显然是很荒唐的。警察会引用统计数字来表明，大量的交通事故都是由这种超车所引起的，都是由于被挡住去路的人的危险反应所引起的。而在其他场含，极少有人会做出这种反应。一旦不是坐在汽车里，我们就会采取一种文明的态度，让人们从我们面前超过去，我们常会让到一边，等其他人先上汽车或先进电梯。
但是，在许多司机手里，一辆汽车的作用真象一件危险武器。汽车会变成一件武器，冲破我们的控制，违反我们的禁止。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一言难尽。不过，有些心理学家推论说，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坐在汽车里面时，个人领土扩大了，我们自己的私有区域扩大了，汽车的私有区域也就变得更大，这样一来，我们对任何侵犯私有区域的反作用就非常强烈了。
空间与人格
已经有许多专题论文试图揭示对个人空间侵犯的反作用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其中一篇是约翰·L·威廉斯（John L·Williams）的硕士论文。该文断言，内向型性格的人与他人交谈时所保持的距离比外向型性格的人与他人交谈时所保持的距离要远一些。退缩者需要更多的防御以保证其退缩状态的神圣与尊严。另一项研究成果是威廉·E·莱波尔德（William E Leipold）的博士论文。通过巧妙的实验，这篇论文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先对学生们进行人格测验，看他们是属于内向型性格还是外向型性格，然后把他们送到一间办公室，就他们的性格类型和评分等级与他们进行交谈。
实验者给了学生们三种指示，这三种指示技称为：批评指示、表扬指示和中性指示，批评指示用来使人狼狈、烦躁。“我们觉得你的学习成绩糟糕透顶，你并没有刻苦学习。请到隔壁房间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等候采访者找你谈话。”
然后，这位学生进了隔壁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把在桌子前面，一把在桌子后面。
表扬指示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他的成绩相当好，他学得不错，在中性指示中，采访很简单：“我们对你关于你的学习成绩的自我感觉很感兴趣。”
研究结果表明，受到表扬的学生坐在离采访者的椅子最近的地方。挨了批评的学生离得最远，而接受了不冷不热的中性指示的学生们则坐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在同等条件下，性格内向而忧心忡忡的学生比性格外向的学生坐得远些。
这一点已经用图表充分说明了。下一步便是确定当男人或女人的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有什么反应。心理学叔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罗伯特·萨默（Robert Sommer）博士描述了在医院中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萨默博士在医院里穿上了医生的白大褂，这样就获得了权威。他故意闯入病人的私人范围，在凳子上挨着他们坐下，进入他们的病房和休息室。他报导说，这些侵犯行为总是打扰了病人，把他们从他们自己坐的椅子上和所在地方赶走了，病人对萨默博士的身体侵犯所作出的反应是，变得烦躁不安，最后起身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地方。
萨默博士从他自己以及别人的观察中发现，当人们的私人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所使用的体态语言的全部内容，除了起身离去这一连串实际的身体退避之外，还会有一系列预备性的信号，诸如身体扭来扭去，腿部摆动或脚跟在地上轻跺，等等。这些都是精神紧张的最初信号，它们在说：“你靠得太近了，你的出现使我感到不愉快。”
接下来的一系列体态语言信号是：闭起眼，埋下头，下巴收到胸脯上，双肩隆起。这些动作是在说：“滚开！我不愿你呆在这儿。你让人讨厌。”
萨默博士还谈到另外一个研究空间侵犯的人，他就是南希·拉索（Nancy Russo），这位女研究者把一家图书馆当作自己的实验场所，用以观察人们的反应行为，图书馆真是一个好地方。在这里有一种被抑制的气氛，它适合保持个人清静，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新来图书馆阅读的人，都会找一个离任何人都比较远的位置，以使自己同其他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拉索小姐总是在研究对象旁边坐下，然后向他靠拢一点，或者就坐在他对面。虽然她在她所靠近的人身上没有发现某种普遍的反应，但她感到大多数人都用体态语言传达了他们的感受。她描绘了这些体态语，“防御的动作，姿势的变换和不露声色地、相当得体地离开的企图。”她得出结论说，如果某人所有的体态语言信号都被对方忽视了，最终他就会起身去寻找另外的坐位。
拉索小姐曾以这种方式侵入80个学生的“势力范围”。其中只有一名学生使用有声语言请她走开。其他79个学生都是用体态语言传达出他们对她的接近的不满。
奥古斯塔斯·F·金泽尔（Augustus F Kinzel）博士目前在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New York Psychiatric Institute）工作。当他还在美国联邦犯人医疗中心（U.S．Medical Center for Federal Prisoners）工作时，他就发挥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也许能够指出识破、断定和消除人们的残暴行为的方法。
金泽尔博士在其早先对动物的研究中特别指出，动物对任何形式的个体领土的侵犯，常常都会用暴力作出反应。当他在监狱中，在对社会采取暴力行为的一群人当中工作时，他注意到某些犯人喜欢住在隔离的小房间里，尽管他们实际上已被剥夺了这种生活权利，他发现，这些人有时会被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所困扰。会不会是这些人需要更多的空间来维持他们的自我控制呢？
金泽尔博士还发现，许多犯了暴力伤害罪的人都会抱怨他们的伤害对象“多管闲事”，但详细调查表明，被他们伤害的人什么也没干，只不过走近他们罢了。引起暴力行为的原因，在监狱里和监狱外都是一样的。因此，不能用监狱气氛来解释暴力行为，那么，该用什么来解释暴力行为呢？
为了弄清其中的奥秘，金泽尔博士在监狱里用了14个自愿合作的犯人进行了一项实验。其中8人有过暴力行为，6人没犯过这种罪。“实验者”要求犯人们站在一个空房间中央，然后自己慢慢向他们走近。当他走得大近时，每个犯人都会说：“站住！”
他反复进行了这一实验，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体区域、身体领土和身体气泡，亦即一种个人空间。金泽尔博士称之为“身体缓冲区域”。
全泽尔博士说，“行为暴虐者使实验者停止在行为不暴虐者所要求的距离的一倍之外。”在体积上，他们的身体缓冲区域是行为不暴虐者的四倍多。当有人朝这种人走得太近时，他就会作出抵抗，仿佛闯入者是阴森森地朝他逼近的“危险物”或“侵犯者”。
在这个实验中，当暴虐者因为其他犯人打犹了他们而反过来伤害这些犯人时，实验者从暴虐者身上诱导出了同样的感受。金泽尔博士肯定他说，当有人闯入他们比常人大的身体区域时，这些人就会变得无端地惊恐起来。这种惊恐和它所引起的暴行，发生在其他人认为极其正常的距离上。
金泽尔博士称之为“过分拥挤的民族聚居群与警察之间的暴行迅速螺旋式升级的特征”，大多可以归因于警察对身体区域的神圣性的埋解太差劲。金泽尔博士的研究似乎表明，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懂得产生暴力骚乱的原因，懂得如何认识和控制骚乱。这些骚乱极少发生在动物界，因为在动物界，直到人类介入以前，动物都很理解领土要求，彼此心照不宣。
性格与非人
在侵略的全部内容中，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性别联系。进入一个男人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位姑娘所碰到的一组体态语言信号，与她进入另一位妇女的势力范围所收到的信号大不相同。
男人易于接受姑娘的调情；姑娘也很可能搔首弄姿，这就使男人难以僧恶姑娘的闯入。但是，这种情形对两位女人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一般说来，妇女们总是小心谨慎，提防姑娘们的闯入。
闯入者所送出的信号常常是，“你是一个非人（non-person），因此我可以走近你。而你是不在乎的。”
在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上，这一信号会挫折雇员的锐气而对老板却很有用处。实际上，它能够再次肯定老板的地位。
在拥挤的地铁火车站里，对这些信号的解释又稍有不同。在这种场合，重要的是彼此都将对方视为非人。否则，他们被迫挤得很紧这一状态就可能非常糟糕。在拥挤的地铁上用有声语言侵害他人，口出污言，这是蠢夫之举，这家伙可能是个笨伯，缺少机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持一种严格的退却姿态以忍耐难受的处境。很遗憾，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一部电影描写过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姑娘在拥挤的地铁上相遇。确实没拍过这种电影，即使在好莱坞也没有拍过，这实在大遗憾了。
萨默认为，地铁列车上的拥挤状态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容忍，只是因为乘客们总是把对方当作非人，如果由于一次急刹车而迫使他们承认对方的存在，他们可能就会僧恶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在这一状态下发现了自己的存在。
反之亦然，在一个不拥挤的环境中，一个人要是被别人当作非人来看待，他会很不高兴。我们那位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小姐特别提到一个男人，他抬起头来冷冰冰地凝视着她，用体态语发出信号说，“我是一个人！你有什么权利打扰我？”
他是在用体态语言来反抗她的闯入，于是她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被侵犯的人，而不是侵略者，她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厌恶之情，以致于她没法去把那天的实验进行下去。
她之所以不能继续实验，是因为她正在侵犯其个人空间的那个男人突然冲破了她自己的防线，在实验中，她第一次把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东西。认识个体人性，这种能力对于我们在体态语的运用和在种种人际关系中如何行动、如何反应，是极端重要的。萨默博士指出，一件东西，一个非人，是无法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的，就象一棵树和一把椅子不会侵犯人的个人空间一样，同样，也不存在侵犯一个非人的个人空间之类的问题。
萨默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医院的护士可以在病人床边同他谈论病情；白人家里的黑人侍女也可以伺侯客人们用晚餐，尽管他们正在讨论种族问题，甚至掏空办公室里的废纸篓的看门人，当他走进办公室时也不必劳神费事地敲敲门，而办公室的主人也并不介意他的闯入，在他看来，看门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看门人在主人眼里是一个非人，正如主人在看门人眼里也是一个非人一样。
仪式与座位
我们如何认识侵犯，如何对之作出反应，这里面包括了许多萨默所说的“认识仪式”。在正常环境中，当你侵犯他人的领土时，不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咖啡厅，你都会传达出一套不同的信号。用有声的语言来说，你实际上是在向人家道歉并问道：“这个位子有人吗？”当你坐下时，你也会使用体态语，把你的眼光往下看。
当你要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占一个座位时，恰当的礼节是双眼平视前方，不要看坐在你旁边的人，在其他场合下，又另有礼节了。
萨默博士认为，保护个人空间的活动，包括运用恰当的体态语信号或动作、姿态以及选择一个位置，当你希望阻止他人和你坐在一起时，你以什么姿态在一张空桌子边坐下？你使用什么体态语言？萨默在大学生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你在一张空桌子旁坐下，需要清静而不愿有人打扰时，这一坐的动作通常涉及两种方法的运用，你会使自己尽量远离其他那些使你心烦的人，以寻找清静；或者你会独自一人占据整张桌子，以求清静。
如果你是通过避开他人来寻找清静，那么，你是以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时你就会找一个隐退之所，通常是坐在桌子角上。在体态语言中，你是在说，“如果愿意，你不妨和我共用这张桌子，不过请别打扰我，我坐在角落上为的是让你们后来的人尽可能离我远些。”
另一种方法是设法独自占有整张桌子。这是一种进攻性的态度，选择这一态度的富于侵略性的人会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他这种坐势是在说，“别来打扰我。你无论坐在哪一边都会使我不快。请另找桌子去吧！”
萨默博士的研究还有下列重要发现：处于退却状态，希望尽可能远离他人的那些学生不会把脸对着门的方向，而是朝向另一边。而希望独占整张桌子、处于防卫状态的学生，则面朝大门．绝大多数学生，不论是退却还是防卫者，都喜欢坐在靠屋子里面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宁愿选择小桌子或靠墙壁的桌子。
在体态语言中，坐在桌子某边的正中央的学生是在维护其统治地位，显示他支配局势的能力以及独占桌子的愿望。
坐在桌子角上的学生则用体态信号传达出他希望不被打扰，“你要和我共用这张桌子，我并不介意，我已经坐得远远的了，你要是在这儿坐的话，也该象我一样，坐远一点，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清静。”
对公园里的长凳来说，情形也是这样，如果你想要清静并选择一条没人的长凳，那么你很可能会坐在长凳的某一端，这意思是说，“如果你也想坐在这儿，那么位子还宽得很，你尽可以不打扰我。”
假如你并不想与别人共用这条长凳，你就会坐在长凳的中央，这一姿态表明，“我想独个儿占有这条长凳，你要是坐在这儿的话，就是强行闯入。”
假如你愿意同别人共用这条长凳，并且愿意将心里话说给别人听，你会坐在凳子的一边，但不是在顶端上。
这些争取清静生活的方法反映了我们内心的人格。这些方法表明，外向型性格的人大多使他人远离自己，以追求清静；而内向型性格的人则与别人共用自己占据的空间，但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寻找清静。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涉及的体态语言都包括了一套备不相同的信号，不是身体动作的一个信号，而是身体姿态的一个信号，“我坐在这儿，我这样做是在说，‘走开点’或‘可以坐在这儿，但别打扰我。’”
这与根据环境用各种姿势所传达出来的信号是一样的。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后面，是说“离远点。对我要尊重”。坐在法庭最高的位置上，即法官席的顶端，是说“我远在你们之上，因此，我的判决是最公允的”。或者，走近某人，侵犯其身体区域，这是说“你无权占有你自己的区域。我可以随意靠近你，所以我又你的上级，是长官”。
5、知人知面难知心
微笑是一种假面具
我们用来保卫我们的个人空间领域的方法不计其数，其中之一便是戴上假面具，使我们呈现在外部世界面前的面孔不是我们的真面孔。在我们的面部表情和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我们的真实感受，这种行为是例外的，而且甚至是特殊的。当我们的真情实感要通过我们的面孔和身体表现出来时，我们运用了一条小心谨慎的原则。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博士在其题为《公共场所的行为》一书中说，这一条原则最明显的证据之一，是我们打扮外貌的方式，我们选择服装和喜爱的发型。
这些都是我们向朋友和同事传达出的体态语言信息。戈夫曼博士相信，在公共场所，我们社会中标准的男人形象应该是衣着整洁，下巴光生，头发不乱，手脸干净。戈夫曼博士的著作是六年前写成的，它没有考虑到今天年轻人的长发披肩，不修边幅，漫不经心或随随便便的外貌特征。这一特征已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不过，这种外貌也是理所当然的或正式形成的，它符合一种普遍的理想。
戈夫曼博士认为，也有一些时候，比如地铁的高峰期，我们所罩在自己身上的严严实实的面具无法遮得那么紧，处在“一种暂时的、不小心的、自然而然的疲惫状态中”，我们原形毕露了。我们撤消了防线，并且，出于困乏和愤怒，我们忘了板起面孔．玩玩下面的这个游戏吧：在每天下班时的高峰期，去看看拥挤的公共汽车、地铁或火车。看看人们脸上表现出了多少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日复一日地将这种赤裸裸的人性遮盖起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生怕我们的身体送出我们因精神麻痹而隐藏不住的信息。我们总是面带微笑，因为微笑不仅是幽默或愉快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致歉、一种防卫或原谅的表示。
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我在你旁边坐下时，微微一笑，表示“我并不想打扰你，但再也无法找到其他坐位了”。
在拥挤不堪的电梯里，我挤了你一下，这时我对你微笑，那是说“我不是故意碰你，无论如何，请你原谅”。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急刹车便我一下栽到某人身上，这时我的微笑是说“我决不是有意想伤害你。情多多包涵”。
就这样，我们整天面带笑容，虽然在这种微笑下面，我们所感到的实际上可能是愤怒和烦恼。在工作中，我们对顾客、雇员和老板微笑；在平时，我们对邻居、孩子、丈夫或妻子以及亲戚朋友微笑。我们的微笑极少具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它们不过是我们佩戴的面具而已。
面具式的伪装不止于面部肌肉的活动，我们随时都在运用整个身体来进行伪装。女人学会了一定坐态，以遮掩其性器，特别是当她们穿着短裙的时候。男人们所穿的衬裤常常也把生殖器官紧紧包起来。女人们戴着乳罩，以便使乳房位置固定，遮住过多的性感。我们昂首挺胸时，衬衣也扣上扣子，拉上纽扣遮布，勒上腰带，收缩肌肉，免得肚子凸出去，并且还运用种种面部的遮掩动作。我们有舞会面孔、校园面孔、葬礼面孔，甚至在监狱里也有一种特殊的监狱面孔。
在一本名叫《监狱礼仪》的书中，B·菲利普斯博士（B.Phillips）指出，新犯人学会了表现出一种“士兵相”学会了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平淡无奇的表情。但是，当犯人独自在一处时，在对白天那些保护性地装出来的士兵相的再现中，他们会过分地表现和夸张其微笑，会过分地反映并夸大他们对看守们所抱的嘲笑和仇恨。
岁月流逝，年龄不饶人，我们所使用的面具常常会变得难于佩戴，一辈子靠容貌的美丽而生活的那些女人会发现，她们已经难以使布满沟壑的老脸归为一个整体。而老头子们往往会忘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变得蝶唉不休，或任凭老脸肌肉松弛。随着年岁的增长，会出现面部痉挛、下巴松垂、额头无法舒展、皱纹永不消失这么一副委靡面容。
脱下面具
在某些场合中，面具也会落下来。在小汽车里，当我们的身体区域扩大了时，我们常常感到容易摘下面具。如果有人在我们面前驾车超过去，或紧跟在我们后面行驶，我们可能会口出污言，因为这些脏话在失去平衡的情感中搅动，不吐不快。为什么对这种区区小事我们的感受会如此强烈？一辆小车强行超过我们或紧限在我们后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但这儿的情形是，我们处在大体上不很显眼的位置，伪装的要求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反映才会如此之强烈。
面具一脱下来，我们会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人是多么地需要乔装打扮。在精神病研究所，面具经常被摘下来。精神病人也象年迈的老人一样，可能会忽视平时所期望的基本的面具。戈夫曼博士曾讲到这样一个女人，她因为向其他女人发起攻击而住进了医院，她攻击其他女人的原因，是由于她们的内衣穿的不恰当。她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为这些女人示范如何正确地穿戴，那方法只不过是撩起自己的裙子。但当她这样做没有效果时，她就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到地上，把它们整理一番，然后又默默地穿上。
这种不顾一般的伪装手段（如衣服）的态度，这种忽视外表和自我照料的态度，常常是精神病行为的最惹人注目的征兆之一，反过来说，在精神病研究员，病人的病情好转，常常也就等同于病人开始对自己的外表感兴趣。
这些近似于精神病的行为造成病人在语言交际中东拉西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同样，这种行为也造成了他的体态语言混乱不堪。在体态语言方面，他同样与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他往往用体态语言传播正常人藏之尤恐不深的思想声明。他把社会所强加于人的那些禁令抛在一边。他悠然自得，为所欲为，仿佛再也不会意识到有人会盯着他瞧。
体态语言的这种松散失效也可能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精神错乱症患者。一个人可以停止说话，但他不可能停止用体态语言进行交流。只要他会说话，或胡言乱语，或头头是道，但他不能什么也不说。如果他以恰当的方式行动，或以人人称道的方式正常行动，那么，他可以减少体态语言交际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他行为时神志正常，那么，他送出的体态语言信息的量就会最低。
但是，如果他举止行为清醒明白，那么，他当然就是精神正常的人。对于精神健全，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标准呢？按照这样的理解和定义，神志不正常的人一定会表现出精神错乱，并以某种方式向外界传送出一个信息。这一信息通常是一个求救的呼号。这种认识对精神错乱者的奇异行为作了充分的理解，为精神病治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戴上面具并不能掩盖无意识的反作用。紧张的情景会导致我们直冒冷汗，这是无法遮盖住的。在另一种不自在的场合下，我们又会不自主地手抖脚抖。这种手足无措的尴尬又是可以隐藏起来的，那方法便是把手放在口袋里，坐下来以消除颤抖的双腿所承受的重量，或者还可以快速运动使得颤抖不为他人所见，不为他人所注意，使自己信心十足地投身于自己所害怕的活动中，这样就可以掩饰你的害怕情绪。
原形不露
伪装的要求常常是那样的强烈和深沉，以至于伪装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自我永存的过程，面具无法摘下，无法去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诸如性交的时候，应该去掉伪装，以便最圆满地享受做爱的欢悦和快感。但即使是这类活动，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是在漆黑一团的状态下才摘下面具。我们很担心自己的体态语言可能会向对方泄露什么秘密，或者担心我们的脸上可能会表现出什么思想，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完全遮掩性器官及活动的部分。我们假借道德的堡垒来实现这一目的：“居然想看它，太不像话了。”“性器官难看的很”“ 好姑娘白天是不这么做的。”等等。
对其他许多人来说，黑暗也不足以使他们脱去装伪，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他们也不能取下在性交活动中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
戈夫曼推测说，这可能是造成中产阶级为数不少的妇女所出现的性欲冷淡的部分原因。但是，以性交活动而论，金西（Kinsey）曾经指出，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同样多的防御物，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也只是中产阶级似乎更带实验意味，更不易掩饰其情感。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伪装的要诀常常包含在礼仪著作中。这些书会指出，就体态语言而论，哪些动作是恰当的，哪些动作又是不恰当的。有一本书提示说，在公共场合下擦脸、剔牙或清理指甲都是不良行为。当你会见朋友或陌生人时，你的身体和脸部应该怎样活动？埃米利·波斯特（Emily Post）为你提供了详细的答案。她的有关礼仪的著作甚至描绘了如何回避女人。她论述了“直接忽视法”，并指出如何送出这一信息，“如果你是一位小姐的话，只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下才送出这一信息；但如果你是一位男士，那千万别把这样的信息送给一位小姐”。
我们关于伪装的知识，部分便是这样从文化中学会或吸收进来的，部分是他人专门教给我们的。但是，戴面具的技术，在不同文化中是不一样的，虽然人类普遍都戴着面具。出于礼貌，某些土著居民在互相交谈时不得互看对方的眼睛。但在美国，谈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才是彬彬有礼的。
一个人何时才不成其为人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允许摘下面具的时候。南方的黑人都很了解当地的白人向他们投来的“憎恨的凝视”，除了肤色之外，这种凝视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只有在愤怒之极的情况下，这种凝视或仇恨的赤裸裸的表现才能不经伪装地由一个白人给予另一个白人，但在美国的南方文化中，无论如何也不允许黑人这样来凝视白人，或对白人表现出毫不掩饰的仇恨情绪。
在这种场合下，南方的白人之所以可摘下面具，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把黑人视作非人，视作一个不屑一顾的物体。南方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信号。一个黑人可以通过特定的眼神对别一个人说话：你是一个兄弟，一个黑人，只不过你的肤色如此之淡，以至可以自称白人了。这人也用另一类眼神警告黑人说：“我已自称为白人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孩子常常被当做非人来看待，对佣人也是这样。我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在这些非人面前是不必戴上面具的。我们不会担心伤害了一个非人的感情，非人有什么感情可被伤害的呢？
这一态度通常被看作是由等级地位所决定的。在社会中，一个等级社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下一个等级的人；地位高的人会用它来对待地位低的人。老板在其雇员面前不必劳神费事地戴上假面具。小姐在她的侍女跟前也如同父亲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一样，不必畏首畏尾，大可颐指气使。
最近，我曾同妻子一道坐在一家餐厅里，隔着一张桌子的那边，两位年老的贵妇人似的女人正在喝鸡尾酒。她俩身上的所有东西，从皮衣到发型无不表现出她们的“富态”，她俩的举止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她们在座无虚席的餐厅里高声谈笑，声音传遍各个角落，尽管她们所谈的内容是秘密的、亲热的，这种行为给其他那些就餐者带来的尴尬结果是，为了保持一个清静的假象，我们都得要么装作没听到她俩的谈话，要么如此专心致志地吃饭、谈话，以便我们能够把这两个老妇人挡在我们的注意力之外。
在体态语言中，这两位妇人是在表明，“对咱俩来说，你们全都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你们全都不是什么真正的人。你们是非人。我俩想干的就这么回事儿，我们是不会真的使其他任何人感到难堪的。”
顺便提一提，这两位老妇人不是用体态来传达这一信息，她俩是使用了谈话时的音量来传达信息的。而且，她们不是用所谈的内容，而是用谈话时声音的大小来传达出这信息。这里，我们发现了用一种媒介传达两种信息的特殊技巧。词汇的意义传递出一种信息，高八度的声音则传达出另一种信息。
这些就属于摘下了面具的场合，但面具的取下几乎是傲慢不恭的。在一个非人面前摘下面具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在绝大多数场合，我们都戴着面具，而且我们戴着面具的理由又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取下面具是很危险的。当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乞丐向我们走近时，如果我们不想给他什么，我们就假装他不在那儿，我们并没看见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拉紧面具，高视阔步地急忙走过。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摘下面具，以便把这乞丐看作一个人，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问问我们的良心，而且还会使我们自己正视叫花子死乞白赖的，苦苦哀求的和一切可能的指望。而这种指望会使我们感到难堪。
对于许多偶然的相遇，情形同样如此。我们没有时间互相交谈，或开开玩笑，特别是在城市里。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太多了。在郊区或农村聊又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些地方，我们相应地少戴面具。
另外，由于表现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暴露在使人不愉快的解释之下了。戈夫曼博士利用精神病研究院这一环境来说明这一原理。他描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位病人拿着一张折迭起来的报纸，带着一把卷起的雨伞东游西逛。脸上的表情是要去赴约会，但已经迟到了。他继续打着一个幌子，仿佛他乃是一个精神正常的商人，尽管事实上他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在东方国家，戴面具的作用可能还是实实在在的。妇女戴面纱这一风俗主要是用来使她们得以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用以保护她们免遭任何男性的侵犯。在这些国家里，体态语言被人们如此透彻地认识，以致下面这种情况变成了一个被人接受的事实，一个男人只要稍破受到一点鼓励，就会试图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面纱使妇女得以遮住脸的下半部，并使她们避免做出任何无意的鼓励男人进攻的姿态。在19世纪，妇女用拴在棍子上的扇了和面罩来达到这一同样的目的。
色情受虐狂与残暴色情狂
在很多场合，面具的佩戴可以用来作为精神折磨的手段。让我门拿安妮来做例子吧，安妮与拉尔夫结了婚。拉尔夫是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尽管老，但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非常明白，从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来说，安妮与他并不般配。这是事实。然而，拉尔夫爱安妮，爱得那么奇怪，爱得有点反常。他很清楚，对他来说，安妮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妻子。但这并不访碍他与安妮玩他那特有的游戏，这种游戏涉及到复杂而又严密的伪装。
每天，当拉尔夫下班回家，都有一个极标准化的仪式。安妮一定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晚饭，并且刚好在6点半等他来吃饭，不早也不晚。而他会在6点钟到家，洗个澡，然后看当天下午的报纸，一直到6点半。然后安妮会请他到桌边去。她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偷看他的脸色。拉尔夫知道安妮在看他。她也知道拉尔夫已经晓得自己在看他，但两人都不承认这一点。
拉尔夫决不会表示出饭菜是否可口。当他们吃饭时，安妮的头脑会构思一个描写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她会感到心里极其绝望。拉尔夫喜不喜欢吃这些饮食呢？她知道，如果他不喜欢，等待她的将是一个责备的、沉默的、使人伤心的夜晚。
安妮会心情不安地吃饭，看看拉尔夫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盘子放得对不对头？味道调和得是否合适？她是按食谱做出来的，但加上了一些她自己的调料。这没错吧？不，肯定就是这些调料放错了，她会感到她的心直往下坠，她的全身痛苦而僵硬。哦，拉尔夫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他的嘴唇不是在开始讥笑前的扭曲吗？
拉尔夫同样也生活在有关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中，当安妮的心死了数次时，他会看着她，并且长时间地脸上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然后他会微微一笑以示赞许。这时，安妮的整个身体会突然奇迹般地舒展，而且唱起了歌，生活真是太奇妙了。拉尔夫是她的爱人，她幸福极了，简直难以形容。她会把心思收回到吃饭上来，仔细品味，饥饿万分而又欣喜若狂。
通过小心操纵他的面具，通过抑制他的体态语言，拉尔夫设计出了一种巧妙的折磨和惩罚。夜间，当他和安媚睡在床上时，他也在运用他所精心设计的一套技巧，他不给她任何关于他所感受到的暗示和指示，也不给她是否他希望同她做爱的暗示和指示，安妮又得经历老一套精致的游戏：“他想抚摩我吗？他还爱我吗？要是他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怎么受得了！”
当拉尔夫最终把手伸过来抚摩她时，安妮全身暴发出火一般的狂喜。现在的安妮究竟是一个牺牲品还是一个同谋犯？这个问题就用不着我们来回答了，用面具达到折磨他人的目的，这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安妮和拉尔夫之间那种施虐——受虐狂者的关系，稀奇古怪地使他俩都得到了好处，但对大多数戴面具的人来说，戴面具所得到的益处求更为实际一些。
如何摘下面具
戴面具的好处使我们不愿摘下面具，不论这种好处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我们尤其可能是在把其他人所不喜欢的关系强加到他身上，或者，我们可能会冒着被人拒绝的危险。然而，正是面具的佩戴能够把我们所期望的关系从我们这儿骗走，我们得到的是不是和失去的一样多呢？
让我们来看看克劳迪娅的故事。克劳迪娅30刚出头，身材苗条，性格开朗，富有魅力。因为她在一家大型投资公司工作，所以，克劳迪娅白天接触到许多男人，并曾经与好多男人约会过。但她现在仍然形影相吊。更可悲的是，她现在还是一个处女，虽然她极不情愿承认这一点。
克劳迪娅坚持说，并不是因为她缺乏这方面的欲望，她是一个热情大方的姑娘。一想到今后无儿无大的老处女的生活情景，她就害怕，那么，为什么她不能与一个男人在感情和性生活上发生密切的关系呢？克劳迪亚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是与她约会的男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
“她让人无法接近，”其中一个约会者解释说，“说真的，我很喜欢克劳迪娅。在工作上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姑娘。我约她出去相会，但是一到感情往深处发展时，她立即就冷却下来。她传出的信息是非常明显的：别摸我，我什么也没有，谁受得了这种态度？”
的确，谁受得了这种态度？谁能透过她那使人难以亲近的外表看到隐藏在外表下面的温暖而热情的女人之心呢？害怕被人接近的克劳迪娅在事情还没有进展之前，首先就拒绝了别人。这样一来，她从未受到伤害，也从未被人拒绝过，因为她首先绝了别人。
这样做太傻了吗？已许是的。但这办法很有效，假如被人拒维是你可能碰到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的话。对克劳迪娅来说，破人拒绝就是最坏的事情。因此，她不愿去寻找机会，去碰碰运气，而是宁可孤单单地打发日子。
克劳迪娅这样戴面具是大可不必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也有一些为社会所决定的必需的面具，按照这一原则戴上面具的人，可能急切地盼望用体态语言进行交际，但习俗却不允许他这么做。
这种面具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已到结婚年龄的年轻朋友，一位17岁的姑娘，她带着问题来请教我妻子。
“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我每天都同他一道乘公共汽车回家。我下车时，他也下同一个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很逗人喜欢，我很想认识他。我想他也是喜欢我的。但是我怎样才能亲近他呢？”
经验出智慧，我妻子建议她下次乘车时带两件又大又沉的行李，并且认认真真地反复练习一下，以保证下车时摔跤就把行李扔得老远。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一招居然奏效了。这一“偶然”事件引起了唯一可能的反应，因为在那个车站下车的乘客只有他们俩人，他替她拿起行李，于是她只好撤去伪装。他现在同样也可以摘下面具了，在他俩一同到达她家的时候，她已能够请他进去喝点可口可乐了。后来的事情，你就尽可能地往好处去想吧。
由此可见，在恰当的时侯，常常是应该摘下面具的，如果某人想成长、发展，如果想创造出某种有意义的联系，那么，面具确实必须摘下，对我们大家来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带面具一直戴到现在，要取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只有当新的伪装出现时，我们才能摘下旧的面具。为了业余戏剧演出而穿上小丑服装的人，在穿上戏装时，常常摆脱了他身上那些禁装。只有完全自由，完全放松时，他才能够放荡不羁地蹦跳逗乐，插科打诨。
黑暗的遮掩使得我们有些人能够自由自在地纵情做爱而不必戴上面具，对其他人来说，隐姓埋名这一面具也可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曾听男性同性恋者告诉我说，他们与男人有接触，完全从偶然认识的人发展到性的满足，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告诉对方，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当我问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怎么能够跟人家混得那么亲热时，回答常常是这样的，“不知道名字倒更方便些，我可以轻松愉快地为所欲为。反正我们互相不认识，那么谁还会留意干了些什么或说了些什么呢？”
在一定程度上，当男人去玩妓女时，情形也是这样。彼此不知道姓名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自由。
但这些都是双重伪装的例子，是竖起另一道防线才摘下面具的例子，保护我们的体态语言并牢牢地掌握我们送出的信息，伴随着这一经常要求的还有一种看似矛盾的要求，即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传递信息，要求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在荒野里呼喊并得到回答，摘下面具看看被隐藏起来的人是不是正常的人，等等，简言之，就是要解放我们，要交际。
6、触撞的妙处
请握住我的手
不久以前，我曾自愿在我们当地的教堂里教一群年轻人学习写作。听课的有位小伙子叫哈罗德，他年仅14岁，是一个天生的捣乱分子。他长得高大、英俊、歌也唱得很好。他即使主观上不愿意也会四面树敌，更何况他常常与人为敌。
到第五次上课时，已是人人恨他了。而他仍一如既往地在这群人中捣乱、破坏。我对他也绝望了。为了把他教育好，我尽了一切努力，慈爱也好、友爱也罢，发火也好、处罚也罢，总之，一切都不起作用。他有一种使人头痛的破坏力量。
后来，有一天晚上，他戏弄一个姑娘，这可太过分了。我双手抓住他。但就在我抓住他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干错了。现在，我该怎么办？马上放了他？那他就成了胜利者。揍他一顿吗，也不可能。我俩年龄悬殊，再说他个子毕竟比我小。
我脑子一转，来了灵感。我把他拖到外面的空地上，开始胳肢他。起初他气得哇哇大叫．然后就是边笑边叫。那时，我才发现我这一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反作用，我创造出了一个法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我通过搔触他而侵入了他的身体区域，使他不能用这一区域来作防御物。
自此以后，哈罗德就循规蹈炬了，而且还成了我的忠实伙伴和兄弟，常常吊在我的手臂上或脖子上，推我，用拳头擂我，竭尽全力地在身体上接近我。
我又恢复了对他的亲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俩人通过那次交锋而获得了这种亲近感。使我惊异的是，由于闯入了他的个人区域，由于侵犯了他那神圣的领土，所以我第一次实现了与他的思想交流。
这一场冲突使我懂得了有时必须摘了面具，必须以身体的接触来实现思想的沟通。在许多场合下，除非我们能够手伸出我们的个人空间，伸到我们作为防护物而戴上的面具之外去触摸他人，抚摩别人并与之发生肉体上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便无法获得思想感情的自由交流。这种自由也许不是个人的能耐，而是集体的功能。
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导致了一群心理学家去创立一个新型的治疗学派，这一学派主要建立在体态语言的基础上，但也关心通过身体接触以冲破伪装作用之类的问题。
残破的面具
在社会教给孩子们一系列禁规之前，他们是通过触摸来感知世界的。他们抚摩自己的父母，蜷缩在他们怀中。他们也触摸自己的身体，玩弄生殖器也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乐趣。毛毯的质地使他们感到安全可靠，摸到冷的、热的、光滑的和粗糙的东西都会使他们感到兴奋激动。
但孩子长大以后，通过触摸来认识事物这种感官能力便被剥夺了。触觉的世界已缩小。他学会了替身体做伪装，他开始意识到他那由文化决定的领土要求。他发现伪装可以使他免遭伤害，尽管伪装也使他不能再体验直接的感情交流。他开始相信，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失于表现而得于保护。
不幸的是，当小孩长大成人时，所有的面具常常变得坚硬而严实，由保护性的手段一变而为破损无用的设施。成年人会发现，虽然面具帮助他保持了清静，使他避免了一切他所不愿意的关系，但面具也成了一件限制人的东西，在免除他所不愿意的关系时，同样也妨碍了他希望得到的联系。
于是，成年人在精神上变得呆板。而且，由于精神性质又易于转化为生理性质，所以他的形体也变得日益僵硬。根据加利福尼亚大苏尔的埃塞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 at Big Sur in California）的实验，创造了一种新的洽疗法，它建立在对生活在美国但彼此隔离的人群的研究上，建立在遍布全世界的被称之为病友谈心治疗小组的研究基础上。这一新方法的目的在于冲破身体的僵硬状态，追溯精神僵化的原因。
威廉·C·舒茨（Willim C.Schutz）博士已经就这种小组的新技术撰写了大量论著。这门新技术用来保持在今天的社会压力之下的人的个性，为了表明体态语言究竟表现出了多少情感和行为，舒茨博士引证了用身体来描述行为状态和情感状态的许多有趣的表现形式。其中就有：肩负重担，和颜悦色，精神饱满，咬牙切齿，上唇绷紧，龇牙咧嘴，目光专注，耸肩蔑视，等等。
有趣的是，这些表情全都是体态语言的短语。每一短语都表达一种感情，但同时也表现一种传达情感信号的真正的身体动作。
当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短语之后，我们就会理解舒茨博士的暗示了。他说，“心理状态影响身体姿态和身体功能。”他引用了艾达·罗尔夫博士（Ida Rolf）的思考结果，他认为，情感以固定的型式凝固了身体动作。经常忧心忡忡、悲悲戚戚的人，其皱眉也变成了他身体姿态的一个稳定部分。随时向前伸出脑袋的富于侵略性的人，会产生出脑袋前冲的动作，想改也改不掉。罗尔夫博士认为，人的情感导致其姿态或表情凝固在一个固定姿势上。同样，这种姿势反过来又推动感情朝既定的方向发展。罗尔夫博士相信，如果你已经使你的脸孔凝固为一种习惯性的微笑，那么它会影响你的性格，导致你发出衷心的微笑，对一个皱眉以及或隐或显的身体动作来说，情形同样如此。
亚历山大·洛温博士（Alezander Lowen）在其《性格结构的生理动因》一书中，对这一新颖迷人的概念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身体的结构与机能，表现出了所有的神经问题。他说，“一旦你学会了辨识体态表情这门语言，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语言比它更清晰的了。”
他还把身体机能与情感联系在一起。他相信，缩肩凹背的人决不会有昂首挺胸者那样强有力的自我。从另一方面说，昂首挺胸者又往往不太坚韧。
自我感觉第一
也许正是由于认识到姿态与情感的联系，才使得部队要求士兵站得笔直，一丝不苟，这是希望他们最终也会变得不可动摇、意志坚定，老兵腰杆挺直得象通条一样，随之而来的是宁折不弯的个性，因此，老兵这种端正严谨的姿势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洛温认为，紧缩的双肩象征着受压抑的愤怒，双肩高耸与害怕有关，双肩平直表明肩负着责任，双肩下耷是由于负担太重，难以承受。
在洛温的大量发现中，特别是当他说到头部的表情是自我力量与特征的功能时，很难将客观事实与文学想象分离开来，他还谈到了长长的傲脖子和短短的粗脖子。
不过，洛温在情感状态与身体表现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还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的走、坐、站、动的方式以及他的体态语言表示出了他的情绪、个性和他的交际能力，那么肯定也有一套方法可以通过改变他的体态语言来使他改变其走、坐、站、动的方式。
舒茨在其《快乐》一书中指出，许许多多的人坐在一起时，常会双臂、双腿交叉，以表示其坚不可摧，神圣难犯和拒绝他人接近，舒茨相信，要使这样的人放松自己，松开抱起的双臂或跨起的双腿，那么也就可以使他敞开心靡，与群体中的其他人进行交际。关键在于要弄清楚这个人双臂抱起，双腿跨起的这一姿势在说什么，他到底在送出一个什么信息。同样重要的是，这个人也该明白他这样做是要传递出什么信息，在他打破自己的紧张感之前，他一定知道带来这种紧张感的原因。
出壳有术
你如何冲破你的外壳？你如何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要想摆脱束缚，第一步必须是认识这种外壳，认识你所构筑起来的防御工事。最近，在纽约大学律师训练中心．我看了许多录像带，内容是关于正在学习劝告技术的律师与被劝告的、遇到麻烦的孩子们之间的交谈。
在一盒录像带上，一位面貌秀丽、衣着考究、举止优雅的白人妇女正在和一位心理失常，性格内向的14岁的黑人姑娘谈心。姑娘坐在桌边，低着头，不正视那位妇女，她把左手伸出来遮住眼隋。右手摊在桌面上。
在进行交谈时，姑娘的手仍然挡住她自己的眼睛。她神志清醒，就是不抬起头来，但她的右手偷偷地伸过桌子的中间，伸向律师，她的手指顺势朝前伸出去，收回来。然后又伸出去，这是在引诱，在邀请；她是在用一种几乎能够完全听见的体态语言尖声呼喊，“摸摸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摸摸我吧，抓住我的手，逼使我也看看你吧。”
这位白人律师缺乏劝告技术方面的经验，并且被眼前这种情景吓坏了。她对最初的这次交谈感到害怕。所以，她正襟危坐，跨起双腿，双臂交叉于胸前。她抽着香烟，只是在需要抖烟灰时才动一下身子，但抖掉烟灰后，她的手马上又缩回去，保护性地放在胸前，她的生理姿态明白如画地表现出她的心理态度：“我害怕，我不敢摸你。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但我必须保护自己。”
你应该怎样打开这样一个局面呢？
某大学教育学教授阿诺德·布克海默博士（Araold Buchheimer）解释说，打破沉默的第一步来自向律师放录像（这部录像是在律师和被劝告者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的）。一边看录傍，一边同律师当场讨论她本人作出了什么反应。为什么那样反应？然后应该鼓励姓反省一下自己的胆怯和犹豫，她的呆板和紧张；鼓励她在下次交谈时努力首先与姑娘进行身体接触，然后再用语言同她交际。
在一系列的交谈结束之前，律师由于得到了训练，由于分析了她自己的行为，所以不仅能够从有声语言的角度看到姑娘所遇到的麻烦的症结所在，而且能够在身体姿态的表现上看出这一点，她应该把自己的手臂绕在姑娘的脖子上，拥抱她，并给她她所需要的母爱。
她的身体反应是迈向语言反映的第一步，是及时地迈向帮助这位姑娘以便自救的第一步，在这种情景下，姑娘以明显的体态语言要求某些身体接触，她埋着头，手遮住眼睛，这是在说，“我脸皮薄，我无法正视你，我害怕。”她的另一只手在桌上向前伸出，这是在说：“摸我吧，好让我放心。请和我接触吧。”
律师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正襟危坐，意思是说，“我感到害怕，我不敢摸你，也不让你侵犯我的身体领域。”
只有当互相的侵人变为可能，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之后。她们俩才会互相面对面地给予帮助和接受帮助。
在打破身体界限，撕下面具这一过程中，必需的身体接触或空间侵犯不一定总是身体的接触或侵犯。它也可以是语言的。最近，在去乏加哥的旅途中，我遇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年轻人，他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他有一种非凡的用语言剥下他人面具，冲破他人防线的能力。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道沿街散步，我们经过一家具有19世纪中期风格的餐厅，守门人穿着19世纪中叶的衣服，从外表上看，他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停下来，开始与那位看门人极其亲热地交谈：淡他的家庭、谈他对生活的希望和他取得的成就。这真令我大惑不解，我觉得这简直是大煞风景，倒人胃口。我们根本不应该这么去打扰人家的清静。
我以为那位看门人的反应一定是生气、难堪，然后退却，使我更为惊诧的是，他的反应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看门人只犹豫了一下，就作出了回答。不过十分钟，他已将他的希望、抱负以及困难向我的朋友吐露无遗了。我们兴致勃勃、热情洋溢地离开了他。而我仍然惊诧不已。我问这位新朋友：“你经常干这类怪事情吗。”
“为什么不呢？”他反问道，“我关心他，我想问问他有什么问题，好给他出出主意。他也乐于这样做。干了这件事我心里更舒但，由于我的所作所为，他也感到更愉快。”
沉默的鸡尾酒会
投其所好，冲破秘密，这种能力是很难获得的。但它确实存在。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具备这种能力，也并不是所有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都能避免让人反感、生气。我也很想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地位比他高的人面前是否也会如此成功。看门人在我们许多人看来是非人，只要别人对他稍表关心。他就会受宠若惊，感激不尽。
但是，即使我们不能用语言互相交流，我们也能发明其他方法，即，使用非语言的方式互相交流，这些方式可能包括身体接触，也可能不包括身体接触。其中一种极为成功的方式便是我们的一位心理学家朋友所举行的鸡尾酒会，他用一张小请柬邀请客人，告诉客人们这将是一次不许说话的聚会。
“摸、嗅、盯、尝，”他的请柬上写道，“但别说话。我们将在非语言交际中度过一个夜晚。”
我和我的妻子对这张奇怪的请柬不感兴趣，但我们要是不去的话，有失体面，我们去了，并惊喜地发现晚会竟是那么迷人。
房间被重新收拾过一番，所以根本就没有可坐的地方。我们都站着，转来转去，跳舞、打手势，摹拟表演，用精巧的体态打哑谜，但不说一句话。
我们只认识一对夫妇，而我们所有的介绍都是自我介绍，强制性的沉默妨碍了、或者帮助完成了这种介绍。我们真的必须互相了解，说来也怪，晚会结束时，我们对新朋友们已经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在这种非语言交际的情景中，伪装的语言因素当然被取消了。我们的面具的其他部分也摇掇欲坠，面具很容易就滑到一边，我们发现，要实现充分的接触就必须摘下面具，我们的联系绝大部分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的。
在沉默中，所有的口音和语言变音以及它们与个人身分的联系都荡然无存，我与－个男人握手，感觉到了他手掌上的老茧，这生动逼真地说明他的工作是在建筑行业，并且由于没有语言的妨碍，这一握手动作产生的相互理解，比等级地位不同的两人之间通常所能获得的了解亲近得多，真实得多。
这真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客厅游戏，但又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客厅游戏。这里没有失败者。全部结果便是你对共同游戏的人产生了非常有意义的了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游戏也是用来加强相互联系，用来使体态语言得以被人理解，用来冲破我们自己设置的保护我们自己的那些障碍。
游戏是舒心健身的高招
舒茨博士汇集了大量诸如此类的“客厅游戏”，一些得自加利福尼亚工程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一些取自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UCLA School of Business），还有一些采自缅因州和贝塞尔的全国训练研究室，这些游戏都是为冲破障碍，取下你和他人的面具，使你认识体态语言及其信息而设计出来的。
其中的一种游戊，舒茨把它称为“感受空间”，他让一群人坐在地板上或椅子里，然后闭上眼睛伸出双手去“触摸”他们周围的空间。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互相接触到，用双手互相摸索，对这种接触作出反应，对别人侵犯自己身体的举动作出反应。
他指出，有些人喜欢触摸别人，有些人则不喜欢。有些人愿意被别人触摸，有些人则不愿意。互相之间可能产生的作用、配合和交换常常会把藏在内心的情感带到外表上来。如果随后让他们讨论这些活动，触摸者和被触摸者都会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邻座产生新的认识。
另一种游戏，舒茨把它称为“瞎子推磨”在这一游戏中，参加者同样闭上眼睛，他们在一个房间里转来转去，互相用双手去碰、去摸、去探索，最终的结果也和“感受空间”这一游戏的结果相同。
除了这些无把握的摸索之外，舒茨还提出了另一些把内心的感受表现到体态语言中的方法。他举出一个青年作为例子。这位年轻人在任何可能伤害他的直接联系面前总是逃遁而去。对他来说，跑开比冒受害的危险要容易得多。为了使他明白自己实际上是在干什么，他的治疗小组试图让他向小组中他最讨厌的人直说自己对他的真实感受。当他坚持说他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就告诉他，让他离开小组，坐到一个角落里去。他通常的退缩的生理表现使他意识到他宁可逃避也不去直接地、开诚布公地面对别人，他宁可离开这个治疗小组，也不冒险去干某件可能导致不愉快结局、从而可能使别人不喜欢他的事情。
交朋友治疗小组的大多数方法，都是建立在情感问题的身体表现上的。
它在另一层次上把已经存在于情感中的东西表现到体态语言之中。但是，用身体来表现这些东西就使得你更为透彻地理解它们。
在舒茨的方法中，对父母恨爱掺半的人可以把某种柔韧的东西，比如枕头，当作自己的父亲来认识并处理这些矛盾的情感，当他表现出愤怒与仇恨时，鼓励他去狠揍枕头。
猛揍枕头（如果它没有打破，里面是装满了绒毛的话）常常会把揍者带入一种情感状态之中，在那里，他对父亲的仇恨可以从胸中喷涌而出，渲泄一空，以这种方式表现了自己之后，从纯粹的生理方面说，他可能不再感到自己正处于难以自拔的矛盾斗争中，他可能确实能够表现出他对父亲的爱。这种爱过去往往被僧恶和仇恨所掩盖。
他所发生的变化是情感的解放，是爱与恨的能力的解放，情感往往能够在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而不是在对待一个象枕头一样的无生命的物体中得到解放。
使某人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他自己眼皮底下的另一个方法是，让一群人手挽手地围成一圈，然后让正在竭力理解自己的那个人设法冲到圈子里面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支配自己的方式可以帮助他理解他的真正自我和真正要求。
有些人会强行挤进，使自己成为圈子的一部分，有些人会软语相求，让人们放他进去。另一些人则会采取狡猾、巧妙的手段，比如胳肢圈子里的某个人，直到对方奇痒难耐。让到一边，从而得以钻入圈内。
舒茨指出，当一个新的交朋友治疗小组成立时，一个有趣的方法是，在他们的身体被人审视之前把他们逐个地召集在一起，让他们被推、被挤、被瞧、被摸、被嗅，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使个人的真实大大地呈现在同组伙伴面前。
我还要告诉你们，另一种方法可以建立在体态语言的基础上，可以让小组中的一个成员被其他成员仔细端详，然后描述其体态语言。他的走动、站立和整个姿态表示什么？我们认为他的体态语说出的是不是与他的自我意识相一致。
对送出的信号和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讨论，可以使人产生新的认识。你送出什么信息？你走路的姿势是否表现出了你真正的感觉？其他人理解了你的这种感觉吗？我们送出一定的体态语言信号，要通过听听别人对我们所送出的这些信号的理解来了解我们自己，这是可能的。
长时间以来，心理学家们已发现了这一点。拍摄下一个正与他人交际的人，然后把影片放给他看，同他讨论他自己的信号和他自己的体态语言，实践证明，这一方法对于使他睁眼看事实是相当有效的。
假如缺乏拍电影或拍录像片的复杂技术，我们怎样才能观察和理解自己的体态语言信号呢？办法是很多的，最有效而又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前述的运用类似动作哑谜的客厅游戏－－但它又不是动作哑谜。
聚会或小组中的一个男人或女人走出了房间，然后又走回来，没说一句话，以图让人理解他的思想、幸福、狂喜、悲伤、懊恼之类的感情，他没有使用象征性的姿势和动作哑谜的略语，这成了一个人格投射的问题，本来想表现出思想的这个人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意识到他自己的姿势和信号，意识到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样子和他的走动方式。
后来，当小组讨论他用体态语言传达信息。这一企图的成功与否时，他明白了他们对他的信号的反应。他想表现出羞怯，但是不是被理解为傲慢了？是不是他想传达出快乐，但被人理解为痛苦，传达出自信却被看作犹豫？在人生的大镜子中，他也使自己的信号混淆不清吗？或者，他的信号是不是被人们正确地理解了？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随时都应考虑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向世界展示了真正的自我？我们的朋友收到的信号与我们自己认为所传出的信息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这可能是我们未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原因之一，这也可能是一个线索，引导我们去理解我们在生活上失败的原因。
另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自我理解的客厅游戏是，请一个小组为其中的某个成员取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名字要求符合他的身体动作。然后，要这个人按照小组为他取的新名字来表演。突然获得的以新方法来行动、接受新人性的这种自由，常常会成为一种解放力量，会清除一切禁规，它使得新命名的人能够在一个不同的层次上来理解自己。这表现出了一种新的个性，但也是一种比起他原来所具有的个性更让人喜爱的个性。
这种扮演还有其他的变化形式，它们也能揭示问题的要害所在，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他自己的家里，在他的17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之间存在着某些问题。“他们关系的紧张已经进入到这样的状态：他们无法相安无事地住在一个房间里。儿子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女儿眼里都是错的，反之亦然。”
这位朋友接受了我的建议。他和他们两人一道玩非语言游戏，告诉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不准说话。
后来，我的朋友对我说：“开始那几分钟里，他俩都不知所措。不许说话，她就无法教训他了，而且好象她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也不知道该用其他什么方式与他联系，然后儿子走到女儿坐的地方，对她龇牙咧嘴地笑，这时，她猛地一下抓住了他，把他按倒在她的膝盖上，并且实实在在地拥抱他。这可使家里的人吃惊不小。”
在后来进行的一些讨论中，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全家人都一致认为她这样做似乎是在向他表现出母爱，她也确实觉得自己象他的母亲，平时她经常指责他，但并无多少批评的性质，更多的是一种表现满腔母爱的性质。她拥抱他，这一体态语言使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让他看到了问题的真相。我的朋友说，隐藏在争吵之下的是一种新的温情和理解。
在每一种相互关系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语言本身变成了一种面具和方式，破坏和打乱了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假如有声语言被抛在一边，剩下的交际方式便只有体态语言了，这时，真相就会以某种方式脱颖而出，有声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遮掩物。
在爱情冲突和性爱冲突中，口头语言可能成为对真相的障碍物。对于一对正在做爱的夫妇来说，最有用的治疗练习是在漆黑一团中努力只用体态语言中的接触部分互相传达一个确定的信息，设法告诉你的恋人：“我需要你。我会使你幸福，”或“你要求太多，”“你要求太少。”
由于被剥夺了有声语言，恋爱和性交中的这些练习就变得意味深长了，它们可以促进相互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不通过语言但并非用触角而是用视觉来进行同样的交际，在使恋爱关系臻于成熟的活动中可作为第二步。不知何故，对许多人来说，在抚摩对方之后，再彼此端详对方的身体就可轻而易举了。
7、爱情的哑语
姿态、眼神和求爱
迈克是个多情公子，对姑娘，他从来不会空手而归。迈克能够进入一个尽是陌生人的聚会，不出十分钟就与其中的一位姑娘打得火热。半小时之后他就能够把她带出人群，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一去他的或她的住处都行，主要是看哪里更近些。
这家伙有什么绝招呢？其他那些花了半个晚上鼓足勇气去巴结姑娘的男人们会眼睁睁地看着迈克进来，迅速而有效地将姑娘俘获而去。但他们就是不知道原因何在？
要是问姑娘们的话，她们会耸耸肩膀：“不知道。我想，他只不过是伸出了触角罢了。我得到他传出的信号就作出了回答，开始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迈克长得并不特别帅．他确实精明潇洒，但这并不是他的魅力所在。看起来迈克真象有第六感官，假如聚会上有一个蛮不错的姑娘，迈克一定会找到她，或者，她会找上迈克。
迈克到底有什么能耐呢？
当然喽，虽说他相貌一般或才气平平，但他在这种邂逅中确实有比外貌之类重要得多的东西，迈克无意识地使用了体态语言，用得熟练自如，恰到好处。当迈克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他自动地传出信息，“我这人可取，有男子汉气质。我有进取心，有知识。”然后，当他把目标对准所选定的对象时，他的身体又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对你很感兴趣。你迷住了我，你的身上有某种使人激动、兴奋的东西，我想看看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
观察一下迈克的行动吧。看他是如何与姑娘接触的，如何传达出他的魅力。我们大家至少都认识一个象迈克一样的人。我们都妒嫉他的本领。那么，他用的体态语言是什么呢？
要知道，迈克的魅力、迈克非语言交际的明确性是由多方面内容所组成的。他的外表只是其中之一。传递出他的信息的并不全是他那副天生的外表，因为它太平常了，而是他重新安排这副外表的方式，当你仔细端详迈克时，你会发现他身上男性气质十足。
“迈克的确是一个非常性感的男人。”一位老练的妇女会这样说。但性感又怎么样，没说到他的本质特征。
如果你进一步追问，这位妇女会解释说：“迈克身上有某种东西，他有某种……某种气味。”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并不是象气味那么含糊不清的东西。部分说来，是迈克的穿着打扮，他所选择的裤子的式样，他的衬衣、外套、领带，他梳理的发型，他那恰到好处的连鬓胡子一一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一幅形象生动的图画，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迈克站立和走动时的姿态。
一位妇女把它称为“优雅的气度”。但是，一个了解迈克的男人对他的评价则不会如此温和善良，“这家伙低三下四。”在女人的眼里看来是那么惹人喜欢的东西，传递到男人那儿则成了使人心烦或富于挑战意味而令人讨厌的东西了，于是，他对迈克的反应便是轻蔑地一语道破其本质。
不过，迈克举手投足之间确实表现出优雅的气质，这种妄自尊大的气度足以招致男人的疾恨，赢得女性的青睐。有几个演员的动作就跟迈克相同，保罗·纽曼，马龙·布兰多，里普·托思等。他们用这种动作传递出明显的性感信息。他们能够把这种信息表现在他们的身体姿态，即站立姿态或其他姿态中，表现在他们的动作的从容自信当中。具有这种走路姿态的男子不需要其他什么手段就能让女人头脑发热，心旌摇荡。
但是，迈克的优雅姿态远不止这些。他有成打的小动作传递出性感信息的精妙言词。也许这些动作都是无意识的。当迈克在一个房间里靠在壁炉架上环视妇女时，他的臀部微微上抬，就象支架一样；他的两腿通常分开。在这一姿态中就有某种意味着性交活动的东西。
当迈克这样站着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他吧。他会把两手的拇指卡在口袋上方的裤带上，其余的手指则向下指着生殖器。在美国西部影片中，你肯定多次看到过这种站立姿态。电影中的主人公通常不这么站立，但当色情的坏蛋懒洋洋地靠在畜栏上时，常常就是这种姿态。这是一幅使人害怕的性感画面。男人们憎恨这种坏家伙，但是女人们一一哦，她们的感受就远比憎恨、渴望、害怕之类的情感复杂多了，它是所有这些感情的混合物。他用他那露骨的体态语言、裂痕斑斑的皮带，隆起的阴部以及指向生殖器的手指传递出了粗野的、一望而知的、然而又是极其有效的信号：“我是个性饥渴者。对于一个形单影只的女人来说，我是一个危险的男人。我是一只彻头彻尾的公熊，我要你！”
迈克送出去的也是这种信息，只不过没这么露骨，没这么强烈。
但他的体态语言还在继续讲话呢。这主要是用来传达出他的意图，用来创造出一种气氛。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叫做气味。它迷住了可能上钩的女人，也使那些并不怎样出色的女人感兴趣甚至兴奋起来。
事后，迈克自己解释了他的行动步骤。“我先是估计渴望这种信息的女人大概有多少，怎么估计？太简单了。看她们站或坐的姿态。然后我从中选择一位，盯住她的眼睛。如果她对我感兴趣，她就会作出回答。如果她没理我，我也就把她忘了。”
“你怎么盯住她的眼睛呢？”
“本来我只应该膘她一眼，但我把这一瞟的时间拉长了一点，因为我毕竟不认识她。我不会让她的眼睛调转方向。我用我的眼睛盯住她的眼睛。就这么回事。”
但是，正象有一晚在聚会上我所观察到的一样，迈克接近女人的手段比他逼人注意的眼神内容更丰富。迈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觉，能够准确测量出女人的保护性的体态语言的范围，并毫不犹豫地将它打破。她的双臂是不是防御性地抱在一起？迈克会把自己的手臂轻松地放开。她的姿势是不是太僵硬了？在他们交谈时，迈克会使自己放松开来。她是不是把面部的神经收缩得太紧了？迈克对她微笑，和颜悦色。
简而言之，迈克用自己的相反的、互补的信号回答了她的身体信号，而且这样一来就使他自己闯入了她的意识之中。他清除了她的体态语言中的伪装。又因为她无意识地真正希望放开自己，于是，她就对迈克敞开了大门。
迈克朝女人慢慢靠近。当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信号联络之后，当他的体态语言使他的可取性得到对方理解之后，他的下一步便是进行身体的侵入了，但这是没有抚摩的身体侵入。
他闯进女人的领土或身体区域中。他走得很近，近得让她感到不舒服，然而又没有近得使她反感的程度。迈克决不会随便地触摸他的猎获物。他的接近、他对她的领土的闯入就足以改变他俩之间的形势了。
然后，当他俩谈话时，他用视觉的侵入把这种侵犯又推进了一步。他们谈话的内容确实无关紧要。迈克的眼睛说出了比他用嘴说出的声音更多的东西。他的眼光流涟于她的嘴唇、乳房和整个身体之间。他的眼光愉快地停留在这些地方，但一点也不引起对方反感，反而得到了她的许可。迈克用舌头在嘴唇上舔，眼睛专注地盯着女性。她因此而变得不安、变得激动起来，要记住，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是一个对迈克的放松策略作出了回答的多情善感的特殊女人。她已经对迈克的公开态度作出了反应，现在她已陷得太深了，无力反抗，无以自拔，难以自持。
并且，不管怎么说，她能反抗什么呢？也就是说，迈克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甚至连摸都没摸她一下。他也没有作出任何暗示性的举动。就所有的社会标准来说，他都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绅士。虽说他的眼睛火热了一点，狂放了一点。但人们仍然可以对立地做出多种解释。如果姑娘不喜欢，她尽可以不理睬他或不客气地起身离去。
但是，姑娘焉有不喜欢之理？迈克正在全神贯注地向她献媚呢。实际上他是在说：“你吸引了我。我想更多、更亲密地了解你，你不象其他女人。在这个地方我唯一关注的女性就是你了。”
除了对这个女人献媚的关注之外，迈克决不会犯东张西望、朝秦暮楚的错误。他凝视一处，只和一位姑娘讲话，他使他的体态语言的效力越来越强烈地投射到她身上。当迈克带着他所选择的姑娘离众人而去时，多半无需再费什么口舌去劝说她了。这个时候，只需简单他说一声“我们走吧”这就够了。
能否得到她
迈克是怎样看准他的猎获物的呢？一个聚会上，一个可能被得到的姑娘用什么体态语言说“我很可取，我对你感兴趣。你能够得到我”的呢？既然迈克很少看错人，那么，在这方面肯定也有一套确定的信号。
在我们的社会里，姑娘在这种异性接触的游戏中多了一个问题，不论她多么出色，让别人认识这一点本来是非常自然的，光明正大的。但这常常会降低她的身分，贬损她的价值。不过，她还是会无意识地让人了解自己的意图。她怎么办呢？
大多数场合下，她传递信息的手段还是站立的姿态，是姿势或动作。一个为人称颂的女人走路时也显得有教养。一个女人这样走路会显得动人，而要是一个男人这样走路，可能会显得做作。但是，她的身体、臀部、肩膀的动作都表现出了她的魅力。她坐下时可能会双腿分开，象征性地张开、引诱；或者她也可能采取这样一种姿势：一手摸着胸部，近于爱抚。在交谈时，她可能会抚摩着自己的大腿，或者走路时的臀部疲乏地扭动。她的有些动作是学来的，有意识的，而有些动作则完全是无意识的。
在不太久远的几代人以前，女性的典范被梅·韦斯特（Mae West）的贯例露骨地讥笑为“有时间再来看我”。随后那一代又变为玛里琳·门罗（Mari1yn Monroe）的孩儿脸的、默不作声的、大气不出的轻言细语一一这是被玷污了的纯洁。今天，在这个玩世不恭的时代，女性的魅力又变为赤裸裸的性感。有一个象拉克尔·韦尔奇（Raqael Welch）似的人辩识出了这一信息，但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电影上的信息。在一个更难以捉摸的、起居室游戏的层次上，其所传达出的信息往往要更小心谨慎、用心深远，常使得对体态语言无知的男人根本没注意到。即使是对体态语言稍有了解的男人也可能被引入歧途，不知所往。举例来说，双臂交叉抱于胸前的女人可能正在传递出这样一种典型的信息，“别来向我献媚，我不想听任何花言巧语，也不会听到你说了些什么！”
对于抱起的手臂，这是一种通常的理解，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对这一理解也非常熟悉。这样的例子在斯波克（Spock）博士最近对警察学院的学生所进行讲演的报道中也能找到。尽管斯波克博士对这些警察听众当中的大多数人，以及他们的子女的教育方式都起过作用，但警察听众们仍然极其仇视这位好博士。他们交头接耳，以示仇恨，但更多的表示是通过体态语言。在新闻照片上，每个警察都是把双臂紧紧地抱在胸脯上，面部僵硬阴沉地坐着。
非常明显，他们是在说：“我坐在这儿，心灵是关闭着的。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不想听。我们之间根本无法沟通思想。”这是对抱起的手臂的具有代表性的解释。
但还有另一种同样站得住脚的解释，抱起的手臂可能是在说：“我失败了，我所需要的我没有得到。我被关起来、锁起来了。放我出去吧。我这人容易亲近，我随时都可以为你效劳。”
对体态语言只略知一二的那些男人可能会误解这种姿势，但在体态语言方面训练有素的男人，会从姑娘所送士的伴随信号中得到正确的信息，她的脸是不是因失败而绷紧？她是不是全身紧张、纹丝不动地坐着，而不是轻松地坐着，当你想盯住她的眼睛时，她是不是把视线转向一边？
如果一个人希望有效地使用体态语言，那么他就应该使所有的身体信号结合为一个正确的整体。
在进攻性方面出类拔萃的女人的行为也表现出一种可预言的方式。她有许多有效的体态语言技巧以显示其恰当人选的资格。正象迈克所干的那样，她也用领土侵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会靠近她所追求的男人坐下，使他感到不舒服。并且乘机利用这亲近所造成的不安。当这位男人扭来扭去、坐立不安而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般心烦意乱时，她全紧接着传递出其他信号，进一步亲近他，利用他的不安来破坏他的平衡状态。
如果一个拼命吸引异性注意的男子想巧妙地玩这一游戏，就不能伸手去触摸女性，但一个想尽办法巴结异性的女人在游戏的这一阶段则完全可以对男人动手动脚，这种抚摩可以使她所闯入其领土的这位男人的不安感加急和膨胀。
拍拍他的手臂可以解除其武装。那意思是说，“你有火柴吗？”捧住他为你点烟的那只手能带来片刻肉挨肉的接触，这一接触可能会使男人激动不已。
女人进攻性的挨近不仅可以利用体态语言的方式，诸如她坐近时不妨理埋裙子，把大腿分开，胸脯挺起，噘嘴绷脸等。她还可以利用气味，用适量的香水产生出一种不可捉摸而又使人激动的香味，这也是进攻性的挨近方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子问题
但是，对于踏上了征途的女人来说，看、摸、嗅等还不是她的全部绝招。声音是接近手段中确切可靠的一部分。重要的常常不是她所说的内容，而在于她说话时的声调，在于言词下面的种种诱惑、神态和亲热劲儿，在于声音的怜爱性质。
法国一女演员们熟谙此道，而法语本身就是一种适合表现性感的语言，不管所说的是什么内容。我在法国看过一场最令人捧腹的法国轻歌舞短剧，这是一场试演。剧中只有一个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剧情是从法国电影中选取的一个片断。俩人都列举出一串法国蔬菜名，但语调、节奏和声音所表现出来的暗示全渗透着性欲。
这就是用一个交际符号传达出两种信息，对此本书早有论述，在恋爱和性交时，这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对于一个进攻性极强的女人来说，它可以用来解除男人的戒备。在积极主动而又带有侵略性的异性追逐中，男人和女人都常使用这一诡计，如果你使你的猎获物失去了平衡，使他或她感到惴惴不安，那么，上前“干掉他（她）”也就易如反掌了。
用声音传达出一种无关痛痒的字面信息和另一个更有意义、更为强烈的言外之义，这一计谋特别有效。因为依照游戏规则，被追逐的对象不论男女都无法反抗。如果被追逐者作出了反抗，那么主动出击者就会彬彬有礼地撤退，并振振有词地说：“我没干什么嘛，我也没说什么嘛！”
这里面有着一种保全面子的策略。因为不论求爱或求欢多么火热，多么使人激动，但却是不能冒着丢面子的危险去干的。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假如他们没多大把握的话，丧失面子是一件毁灭性的、耻辱的事情。如果性侵略者在文际中大功告成，那么，他或她关心的面子问题只不过是作为巧妙地支配猎获物的一种方式。要在性关系上主动积极、咄咄逼人，那么男人或女人都必须信心百倍、稳操胜券，如此方可大胆行动而不留下保全面子的后顾之忧。
从相反的方面说，在性关系上缺乏自信的人，在交际中必然既想避免蒙羞，又要保全面子。这样一来，就使她处于游戏中极端不利的地位。进犯者能够巧妙地操纵猎获物，动辄即用丢面子来威胁她。
例如，当进犯者慢慢地逼近对象的领土，用一种性诱惑的声音对她重复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时，她应该怎么办？往后挪挪，大着胆子抡眉竖眼地盯着侵犯者。意思是说，“你以为我想干什么？”
假设，进攻者“性”冲冲地追逐她，是要向她表明她的价值比她相信自己具有的价值还要大。要是后来把这种价值贬低了，那么这将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要是确实误解了他的动机，后果会怎样呢？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进攻者都会带着自己的花招狼狈离去。
在社交场合之外，脱离常轨的性侵犯者常常利用这种相互作用，在地铁上求爱的男性越轨者敢于在人群中触摸或揉弄女乘客，这是因为她害怕和不安才默不作声的。这样倒给他提供了方便。这一动力还会继续起作用。害怕丢面子，这就可能妨碍她作出反抗，她不得不忍受好摸弄的性反常者或好裸露的性反常者给她带来的小麻烦，为的是免得引起公众对她的注意。
许多性反常者所希望的反应恰恰就是这一种。他们正是依赖于受害者的难堪和羞怯，才得以满足他那性欲的越轨行为。假如受害者嘲笑他，或表现出新奇有趣的样子，甚或挑战性地走近他，那么，对这位性反常者来说，这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你来我往，情深意长
说到脱离常轨者，我们发现，在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之中，都有能建立起秘密联系的某些体态语言信号，在街上闲游浪荡的同性恋者不用说一句活就能够把情投意合者识别出来。
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一位年轻的同性恋者解释说：“取得联系是一件极简单的事，首先是要辨别出你的同类，不过很难向你说清这事儿是怎么干成的，因为细微难察的信号太多了，我们走路的方式也是其中的信号之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走路的姿势跟正常人完全相同。我想，多半还是眼神接触吧。一望即知。他只要稍微久一点儿凝视你的眼睛。然后他的眼光便会朝下转到你的身体上，往胯下迅速一瞥，随即调开目光，天机就泄露了。”
在谈到他自己的信号时，他解释说，“我走过他身旁，然后回眸一望，如果感兴趣，他会回看我，于是我就走慢点，停下来看商店的橱窗，接着我们互相走近对方。就这样联络上了！”
信号是严格的、正规的，有时它们不被说出来，但已处于语言带上，尽管与言词并无联系。戈夫曼博士谈到一个同性恋者，他到一家同性恋酒吧里去喝酒，但无心与任何人厮混。他掏出一支香烟，但却发现自己没带火柴。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酒巴里向人借火是不言自明的暗号，“我对你感兴趣。你也想和我玩玩吗？”
最后，他向酒吧服务员买了一盒火柴。
同性恋者建立联系的暗号与正常男人俘虏一个姑娘时所用的信号并无多大差别。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军人，在波斯顿休假的时候，一位当兵的朋友骗我与他一道出去“找姑娘”。
我对此毫无经验，但我不想承认自己愚昧无知，那就只好假充老爷。我边走边仔细观察我的朋友，半小时之内他已经结识了五个姑娘还为我选定了两个。他的高招也是建立在体态语言上面的。
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或者说得准确点，在街上闲逛的时候，他会盯住可能成为对象的人的眼睛，这一盯的时间比一般人看人的时间更长一点，并且还翘起一只眼睛的眉毛。如果姑娘步履瞒珊，停下来看看她随身携带的小粉盒，拉紧她的长袜或观看街边的橱窗，那么，这便是一种回答信号，意思是说，“我知道你了，也许对你还比较感兴趣。我们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吧！”
我的朋友会放慢脚步，转过身来眼在姑娘后面走过一片街区，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这是常规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它使他有可能开始声音的接触。还允许他同我这个第三者讨论姑娘的衣着、步态、外貌。这些评头论足都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进行的，是避免冒犯姑娘必须保全面子的一种手段。
起初，她会假装表示他的接近是不受欢迎的。如果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过长，那么双方都会一致认为他的接近是真正不受欢迎的。不过，如果她抿嘴一笑或回答了他，或者，假如她身边还有一个女朋友的话，她也会和女友一起评论他一番。那么这就表明她的兴趣在逐渐加深。
最后，这场马路求爱以我朋友和姑娘肩并肩地溜达而告终，他已经说服了她同意和他亲热亲热。不过，她仍然装出不情愿的样子，我看到今天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们用的也正是这种方去，在这种方法中，每走一步都有明确的打算，游戏得从头玩到尾，不能操之过急。不论何时，任何一方都可轻而易举地中断谈判而又不致于在对方面前丢脸。对一场成功的、顺利的马路求爱来说，这是一个严格的要求。
从仪式上讲，在动物种类中，某些偶然相会的开幕式也有类似的情景，观察一下公园里的两只鸽子吧。当公鸽盘旋亮翅，并进行正式的结交时，母鸽假装无动于衷。鸽子用了非常明确的体态语言。同样，在求爱过程中，人们也运用了明确的体态语言以互相接近。
哥本哈根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格哈特·尼尔森博士（Gerhard Nielsen）在其《自我控制研究》一书中，描绘了体态语言在他所谓的美国少年的“求婚舞”这一场合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尼尔森博士把求婚的过程详细分解到了冷静而又谨慎的程度，他发现“青年男女的初次接触与交合行为”之间有24个步骤。他论断说，小伙子的这些步骤和姑娘们所采取的对应步骤有一种“强制秩序”。他是这样论述这种强制秩序的：当小伙子迈出抓住姑娘的手这一步时，他必须等待姑娘把另一只手压在他的手上。直到传递出一个前进的信号时，他才能够走出下一步：让他的手指与姑娘的手相互相缠绕在一起。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环环相扣，步步相随，直到他能轻松愉快、顺理成章地把手臀围在她的肩膀上。他可以用手顺着她的背往下摸，然后从侧边摸到她胸脯上去。反过来，她也可以用上肢抵住他的肋骨，不让他摸自己的胸部。
在最初的亲吻之后，也只有在这之后，他才可以试着接近她的胸部。但只有在长时间的亲吻之后，他才能希望真正的抚摩它。惯例禁止他从前面抚摸姑娘的胸部，正如在初次拉手之前不能亲吻一样。
尼尔森博士说，可以根据每一步骤的顺序而不是每一程序所花的时间，从而把小伙子和姑娘们定为“急性子”或“慢性子”。“跳过某些步骤或颠倒了它们的次序者是急性子”。同样，忽略了继续前进到下一步的信号，或不允许迈向下一步者，是慢性子。
选择最佳姿势
纽约城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in New York City）的精神病学教授艾伯特·E·谢费伦博士（Albert E.Schelfen）研究了求婚的模式，并绘出了求婚模式图，他还研究了他所称之为“半求婚”的状态。这种半求婚是指利用求爱或调情来达到非性欲的目的。
在谢费伦博士看来，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有一定模式的，有系统的。它也是由组成大单位的小的、规律化的部分所构成。这对性行为同样正确。在对构成我们相互之间的性关系的那些因素所进行的研究中，谢费伦博士发现，在工作集会、舞会、学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聚会上，人们都运用了这些性别因素，尽管他们心中并没有什么性欲方面的目的。
他得出结论说，要么是美国人在非性欲的基础上集会时的行为过于性感，要么是另外的原因一一这更为可能一一当异性间的活劲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实现性交时，它本身就具有某种相应的体态语言信号。
那么，这些异性间的活动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谢费伦博士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准备进行一场性的接触时，他们会完成许多身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他们带到一种万事俱备、跃跃欲试的状态中，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他们身体的肌肉变得微微紧张，“准备战斗”。身体委靡的状态消失了，他们站立的姿势挺拨、笔直、机警。他们的脸部肌肉也不再往下耷拉，眼睛周围也不再是肿胀的样子，他们的姿势充满了青春活力，朝气蓬勃，他们的肚子也往里缩进去了，毫不臃肿，他们腿部的肌肉也变得结实有力，他们的眼睛看起来也比平常更加神采奕奕，但是他们的皮肤可能会变格通红或苍白，甚至连他们的身体气味也可能发生变化，回到更为原始的时代。在寻找性伙伴的过程中，身体气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无论是男性或女性可能会开始运用某些动作姿态，谢费伦博士称它们为“炫耀行为”，女人会伸手抚弄一下自己的头发或审视一下自己的打扮，重新拉拉衣服或把脸上的头发拢到两边去，而男人可能会梳梳头发，扣好衣服扣子，整整衣服，拉拉袜子，抻抻领带或抹直裤腿的精神线。
这些全是体态语言信号，它们在说，“我对你很感兴趣，我喜欢你。你看看我吧，我是一个潇洒的男子汉，或者，我是一个迷人的多情女……”
这些异性接触的第二步是选择最佳位置。观察一下舞会上的一男一女吧！他俩刚开始互相了解，彼此都对对方很感“性”趣，并且这一兴趣越来越浓。那么坐下时会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呢？他们会相向而坐，身体对着身体，头对着头。他们都会向对方倾靠，以求排除任何第三者。他们还会用手臂围成一个圈，以达到上述目的，或者脚与脚交叉伸向对方，以阻止他人闯入。
有时，如果这一对是坐在长沙发上，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那么，他俩会在两种难以对抗的冲动之间受尽折磨。冲动之一是他俩渴望关闭起他们自己的空间，只把他俩容纳在里面；另一种冲动是出于社会义务，他俩又不得不把这位第三者包括在交际范围之内。他俩会采用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摆脱这一进退维谷约境地，他俩会跨起双腿向对方示意说他俩是一个封闭圈，坐在右边的人会把右腿跨在左腿上，而坐在左边的人则会把左腿跨在右腿上。实际上，这一姿势已将他俩关闭起来，与那个第三者保持一定距离一一在下半身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对第三者的社会义务又使他俩必须将身体的上半部对着他，以便和他交谈。
当参加聚会的一个女人想和一个男人建立较亲密的关系，同时又想设法使他俩能够形成一个封闭单位时，她会象善于在异性交往中的富于侵略性的女人那样干，只不过没有那么过分罢了。她利用的体态语言很多，包括调情的眼神，凝视他的眼睛，故作娇媚地把头歪向一边，扭动臀部，跨起脚来露出部分大腿，把一只手放在屁股上或亮出手腕或手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被人们接受了的信号，真可谓金口未开而尽传风流，“来挨我坐下，我发现你太有魅力了，我很想多多地了解你。”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没有性欲暗示的情景吧。在一家大工业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位男董事和一位女董事同其他高级职员一道讨论生产成本问题。他们会使用表面看来与性接触相类似的体态语言信号，也就是说，换一个场合，他们所使用的体态语言会挑起性冲动。但是很明显，这里的男女董事都全神贯注于他们的工作事务。那么，是不是这两位男女董事有意掩盖了他们的真情实感呢？他俩真的都对对方怀有性方面的欲望吗？或者，是不是我们误解了他俩的体态语言？
用一个门外汉的眼睛来看，会觉得大学研究班中的一位女学生正在用体态语向教授传递出信号，诱惑他与她进行性接触。他也作出了反应，仿佛很赞同似的。他俩真的是在调情吗？或者，这些信号根本就不是性关系方面的信号？或者，是不是我们对待体态语言的理解出现了某些偏差？
一个集体心理治疗小组的一位专家，他用体态语言向一个女性“求爱”。他是不是越轨了，违犯了道德准则？或者，这是否属于他治疗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否我们又把信号搞混了？
谢费伦博士在对这些问题和相似情况进行了耐心细致的研究之后发现，当有关的人员并没有性接触的打算时，常常也传递出了性活动方面的信号。然而，他还发现，当人们期待着性接触作为相会的最终结果时，他们所传送出去的体态语言信号与非性关系的信号并不完全相同。即使在表达下面这句话时，二者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异：“我对你很感兴趣，我想和你谈笔买卖，但这不是性关系方面的。”
半性接触
我们怎样才能使彼此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的接触是非性关系的呢？我们有办法，那就是在信号之外再做出一个姿势，在明显的体态语言之上再传递出表意更深的体态语言，我们在一条联络带上传递出两种信号。
在有些场合，要让伙伴知道，性活动方面的信号不应该那么严肃地、正儿八经地理解，方法之一便是提及客观事实，即这是事务会议，或是教室，是心理治疗小组。这种方法简单得很，就象眼睛的动作、姿势，或者把头朝向权威人士，或者朝向集会上的其他人。
把性关系与公事区分开来的另一个好办法是不让性关系方面的体态语言信号充分表现出来，省略掉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事务会议上，挨得很近地坐在一起的两个人，一旦面对面地坐在一块时，可能会采取性关系的态度，但也可能使他们的身体的某些部位调转开。或者，他们会伸出双手把其他人也包括在他们的秘密圈子之内。他们会用眼神来消除情人般的接触，或者提高嗓门把房间里的其他人全算在谈话对象之内。
不论在哪种场合下，性接触都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个泄露出来的因素可能是暗送秋波，窃窃私语，搂肩搭臂或其他任何亲呢的行为。
另一种情景置于非性关系水准上的方法，但是运用否认者，也就是在谈话过程中提提自己的妻子、男朋友、未婚妻等等。这样就可以把谈话情景带到一个恰当的中心去，并且巧妙地告诉对方，“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恋人。”
这又回到了谢费伦博士的论点上了，他相信行为都是以特殊的基本单位出现的，它们构成了整个的行为模式，如果省略了某些基本单位，那么最终的仪式也就不一样了。在这情况下，它就由性方面的活动变为其他方面的活动，但仍带有强烈的男女相互作用的气氛。干的是日常工作，但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性感打趣又为它增添了几分乐趣。参与者并不期待从中获得性欲满足，但他们仍然利用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个事实。商人运用带有性别特征的体态语言信号使某种关系易于为对方理解和接受。知识分子把它当作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心理治疗专家用它来帮助造成心理治疗的情景。但他们都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性别差异，目的并不在于得到性欲的满足。
然而，也不能保证在这些情况下性感关系决不会产生。已经有不少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性行为发生，男商人与女商人之间，治疗家与病人之间也同样如此。这就为所有这些接触提供了一种刺激甚至赋予它们诱人的希望。
这些半性接触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致它们成了我们文化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发生在家庭以外，而且也出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主人与客人之间，甚至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之间。在这种具有性别差异但却与性欲无关的关系中，一个随时都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它不是真正的性接触。条件限制与否认者从头至尾都起作用。如果这种接触进行得恰当的活，就决不应该有一位伙伴突然走上前来说“我想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出现另一个人必须辩解“啊，不，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可能性。
谢弗伦博士指出，有一些心理治疗专家，他们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调情行为来唤起他们的病人的兴趣。治疗专家可以通过一种性挑逗手段来使一个索然寡味、冷若冰霜的女病人说出心里话。当然这种性挑逗完全是体态语言方面的。他可以用炫耀的方式理解他的领带、袜子或头发，以传递出性的趣味，但他当然必须让病人知道他真正的非性动机。
谢弗伦博士描绘过全家人去看治疗家的情景。这一家人包括母亲、女儿、祖母和父亲。每当治疗家想同女儿或祖母谈话时，坐在他们之间的母亲就会用体态语言传递出性的信号，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把心理治疗家的注意力引回到她身上。这是一种调情的作用，当女人们不是被注意的中心时，她们就会非常普遍地利用这种方法的作用。她会噘起嘴巴，交叉双腿并把它们伸得老长，把手放在屁股上，使身体前倾。
当心理治疗家无意识地对她的“献媚”作出反应。重新拉一下领带，理一下头发或身子向她倾靠时，坐在母亲两边的女儿和祖母都会交叉起双腿，并从两侧伸出各自的一只到母亲面前，“将她封闭起来”。母亲这时又会停止输出性的信号，身体稍微往后靠靠。
在这整个体态哑谜中，最有趣的情景大概是女儿和祖母用腿把母亲封闭起来的这一动作是在父亲的暗示下进行的。他发出的信号是把跨着二郎腿的上面那只脚上下摇动，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治疗家、母亲和父亲共同造成的，可他们并没有哪一个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信号输出。
根据对具有性别差异但却与性无关的这种行为所进行的精心研究，谢弗伦得出结论说，当两人中的一人被他人吸引住，或者因某种原因而调过头去把对方晾在一边时，这两人之间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性非性（Sexual一non一Sexual）的行为。在一个更大的小组中，比方说，一个家庭，一次工作集会或一堂课，当某个成员被他人所忽视或排除时，也会发生这种行为。被排除在注意力之外的人会以性感的方式炫耀自己，以便重新回到集体当中。当小组中的某个成员要起身告退时，其他成员也可用这种方式把他唤回来。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重要的是在于弄清信号，弄清把异性间的求爱与其他那些与性爱无关的活动区分开来的限制信号。谢弗伦认为，这两者极易混淆不清。的确，有那一些人，他们常常混淆了对这些性信号及其限定者的输出与接受，结果弄到尴尬的境地。由于心理学的原因，也有一些人尽管不能实现性活动方面的接触，但仍以性诱惑的方式与人交际。特别是当他们不应该这么干的时候，他们恰恰是这么干了。
这些人的混淆姿态不只是引起了性冲动，而且当他人并未表现出性冲动时，他们也从人家身上看出了这类冲动。这是众所周知的典型的戏弄，或者是自以为人人都对姑娘图谋不轨。
另一方面，谢弗伦也列举了这么一些人，限制信号明明告诉他们求爱并不真正是性关系方面的，但他们对这些信号就是视而不见。这些人常僵持在一般的与性爱无关的情景中，不知告退。
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这些情景下的体态语言？我们应该如何弄清正确的解释、正确的否定者和限定信号，以便使性关系方面的求爱恰当地转化为其他事务方面的活动？这一切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呢？这实在太难以回答了。有些是教会的，有些是传统文化使然的。当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而与其社会隔离，没人教他如何正确理解这些信号时，他可能会遇到诸多麻烦。对他来说，在有意识的层次上他不知体态语言为何物；在无意识的层次上，他又从未使用过体态语言。
8、举手投足之间
求救呼号
病人几乎还是个孩子，只有17岁，但他看起来年龄还要小些。他苍自、瘦削，脸上露出古怪难言的神色，仿佛当初某人想好了怎么创造他并试囹消除他的特征，但只不过使他的特征模模糊糊、不那么明显而已，没能做到完全抹掉它们。他穿着打扮随随便便，邋里邋遢。他坐没个坐相，无精打采，要死不活，手臂懒洋洋地抱在胸前，目光呆滞，他走动时动作紧张拘谨。当他终于可以休息时，他更是萎靡消沉。
治疗学家偷偷看了一眼手表。谢天谢地！时间总算到了。他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见。”
这个男孩站起身来，耸耸肩膀：“什么今天明天的？你用不着为明天操心。我敢肯定今晚以后一切都将不存在了，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明天可言。”
洽疗学家站在门边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唐，过去半年来你每个星期都威胁说要自杀。”
男孩子呆呆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就走了。治疗学家站在那儿失神地盯着门框。唐是他那一天所接待的最后一位病人，按理他应该感到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才对。可是他胸中却充满了不安，并且，这种不安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想静下心来做些记录，但办不到。有些事情，关于那个男孜的事情，在烦扰着他。是这个男孩说话的方式吗？是他关于自杀的威胁吗？但是以前他也多次扬言要自杀呀。这一次威胁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么，治疗学家现在又为什么如此心烦意乱？他记得，在和这男孩谈话的过程中，自己就产生了这种不安的感觉，这孩子是多么被动啊！他回忆起了这个男孩的姿势，他活动时动作的幅度大受限制，那么拘束，他甚至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
治疗学家心神不定地想起了这一全过程的憎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反正他确信这次和从前大不相同。这一次男孩子真的是想自杀了。然而，是他说的话不同寻常吗？在这次交谈中，他说了些什么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呢？
治疗学家到架子上取下隐藏的录音机。每次谈话的内容他都用这种方式保存下来。他把这次谈话的内容放出听了一遍。男孩子的整个谈话没有任何地方暗示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只是语气平淡，毫无生气。
治疗学家的不安感越发加重了。不管怎么说，这男孩在谈话中送出了一个信息，他不得不相信这个信息，尽管他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最后，他一半怨恨自己的粗心，一半也庆幸总算察觉了这一信息。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说他恐怕要晚些时候才能回家，然后就朝男孩子的家奔去。
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简单明了。治疗学家的判断是对的。男孩子确实打算自杀。他径直回到家里，从家用药箱中取出了一瓶药，并把自己锁在他的房间里，幸好治疗学家及时赶到。他使男孩子的父母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一切。家庭医师用催吐药把男孩子的胃弄干净了。茫茫的暗夜中露出了启明星。这次事件成了这位孩子治疗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自那以后，治疗效果便象登山一样步步升高，越来越好。后来，治疗学家的妻子问他：“你为什么去男孩子家里呢？”
“我不知道。除非——唉，没法说清，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但是，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对我小声说，男孩子这次是真想自杀了。他向我做过暗示，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或许这种暗示在他脸上，在眼睛里，或者是手上。也许甚至还表现在他看我的那种方式中，表现在他对我讲的笑话反应冷淡这一事实中。要知道，我讲的那个笑话是肯定会引人发笑的。他不必说什么话，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这一回他就是那个意思。”
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今天，也不是发生在过去的十年里，而是二十年以前。今天，几乎任何一个优秀的治疗学家都不仅会接收信息，而且也会弄清这一信息的传递方式，弄清病人给了他什么暗示。
毫无表情的面孔，无精打采的姿势，抱起的双手，这些都会详细说明一个含意，象任何有声语言那么清楚明白。在体态语言中，男孩子已在告诉治疗学家他想干什么。语言已不再起任何作用。他常常用有声语言徒劳无益地大喊大叫。因此，这一次他不得不退回到一个更原始的、更基本的信息传递方式上去。
你的姿势在说什么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心理学家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治疗活动中体态语言是多么有用，多么重要。说来也真有趣，虽然许多心理学家在实践中使用了体态语言，但只有极少数人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而且许多人对谢弗伦博士和雷·L·伯德惠斯特尔博士（Ray L.Birdwhistell）在体态语言学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根本就一无所知。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是坦普尔大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教授，他在为这一门新的体态语言学科学创立一套符号体系的过程中，着手进行了大量基础工作。他警告说，“任何一种身体姿势和动作，不论其在身体上或与身体有关，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总是认为交叉的手臂就意味着“我不会让你进来”，或者，用一根手指擦鼻子就意味着不赞成或拒绝，抚摩头发就意味着赞同，敲敲手指头便象征着权威，等等。这些都是对人体姿势动作的天真幼稚的解释，是想用体态语言学来玩客厅游戏。有时姿态动作确有含意，有时则未必如此。只有在人的整个行为模式这一背景中，姿态动作才是有意义的。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认为，体态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互为依存的。光用口头语言不足以向我们传达出其人所说的话的全部意义。光用体态语言也不会向我们传达出这全部的意义。当某人正在说话时，如果我们只听话语，那么我们可能误解的地方与我们只“听”其体态语言所可能误解的地方一样多。
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精神病学家尤其必须既听体态语言也听口头语言。为了向人们说明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居住环境中的交际分析》。在文章中，他解释了他使用过的一些方法，以便住家医生，即年轻的见习医生们，了解体态语言的交际潜能。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帮助创立了“正常凝视时间”这一概念。这虽是一句题外话，但却很有趣。他相信，一个人可以观察要他人的眼睛、脸面、下腹、腿部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但观察时间不能太长，以不造成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紧张感为限。
他在给住家医生的教导中指出，身体的几乎所有运动部分都可以向医生传达出某种信息，即使在其他所有动作都不能传达信息时也是如此。他回过头来重新谈起体态语言能够传递信息的两个典型例子。
他解释说，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青春期少女的故事，她已不得不学会怎么处理她那最近发育起来的乳房。她应该怎样看待它们？把肩膀往后缩，将胸脯高高挺起吗？或者，她是否应该双肩前倾使乳房显得扁平一点好隐藏起来？两只手臂应该怎么放？两个肩头应该怎么动？又应该如何回答妈妈的教诲？妈妈一会儿说，“昂首挺胸，要为你的身体而自豪。”一会儿又说，“别象那样挺着个胸脯，你不该穿这么紧小的毛衣。”
我有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朋友，她性格特别活泼，不受世俗的约束，而且相当自信。在试穿比基尼式女子泳装时，她欣赏着镜子中自己的身体对她母亲说，“乳房不是很有魅力么？假如我死了，别火化吧，我要让它们变成铜像传给子孙后代！”
绝大多数十几岁的姑娘都没有这种对身体的自豪感，她们觉得带着这么一对刚发育起来的乳房真是一件麻烦事。不难使住家医生们发现，少女身体方面的变化可能会传达出沮丧、激动、求爱、恼怒等信息，甚至还传达出求援的呼吁。
在住家医生的亲身体会中，他最终将能够通过他的少年病人的站立姿势来认识和理解他们的某些不同性质的问题。
伯德惠斯特尔为住家医生们所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他所谓的“男人的小腹与肚子的惊人的膨胀性和收缩性”。
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们在求爱过程中会绷紧他腹部的肌肉，把肚子收缩进去。在情绪受压抑的时候，他可能会过分放松这些肌肉，让肚子往外凸出。这些肌肉的紧张程度能够泄露一个男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中的许多秘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身体之于体态语言，恰如发声器官之于口头语言一样重要。
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州属医疗中心的保罗·L·瓦赫特尔博士（Paul.L.Wachtel）研究了精神病患者中的非语言交际，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精神疗法中的体态语言研究引论》。
按照瓦赫特尔博士的观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具有适应功能，表现功能和保护功能，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无意识的。他说，“我们寻求从临床角度全面估价病人对其身体的运用的意义。”
为了搜集资料，瓦赫特尔博士拍摄了精神病学会谈的情景，然后把这些影片多次重复放映，将体态语言与有声语言相应地联系起来。从观看影片中，他学到的一条经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寻找又意义的姿势，从理论上说，你能够直接通过倾听病人说话以辨识具有意义的姿态，但实际上动作太快，在谈话中常常没有注意到，电影可以放慢速度，反复放映，可以随意重现会谈中的任何部分，从而起到时间机器的作用。
瓦赫特尔博士说，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体态语言的作用方式，这便是他与一位极度不安的人进行交谈的情景：她不知道对缠住她的一位朋友的感觉到底如何。
他注意到，在影片中，每当她生气时，就表现出某种姿势。一提到这位朋友的名字，她就会重复那些相同的姿势。这时，博士便能够用图像向她表明，她对那位朋友的感觉如何了。当然，理解情感是控制情感的第一步。
瓦赫特尔博士把体态语言看作病人与治疗学家进行交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尝试。当治疗学家进入某种令人讨厌的区域时，他所研究的病人就会向后靠，并且两手十字交叉。瓦赫特尔博士说，“这大概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抵抗的态度。”
身分不同，姿势不同
人们一直在运用种种不同的交际手段。承认这一点对于精神病学家和普通市民都确有好处。精神病学家据此可知，究竟该从病人那儿得到些什么，如果普通市民明白，他的伙伴们的反应既有口头语言方面的也有体态语言方面的，那么他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该从他们那儿领会些什么意思。
对体态语言的这种了解，常常是理解人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它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人用以支配他人的一种秘诀。有些人似乎能够理解体态语言，不仅用他们的声音，而且也用他们的身体来控制别人。
此外，懂得某人的体态语言并能理解它，也能促使你了解你自己的体态语言。当我们开始接受并理解他人传送出的信号时，我们就开始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号，并进一步调整控制我们自己，使我们的体态语言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然而，要掌握所有各不相同的交际方式是十分困难的。就动作而言，人类当中就有数以千计的信息毕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编制了程序，用以处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资料数据，然而这种处理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引入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就可能错用它们。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正在干什么，那么我们常常就很难处理这些信息符号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尽管如此，精神病学家们还是继续研究身体交际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谢弗伦博士对交际系统中姿势的意义特别感兴趣，在其发表于《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当两个或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人们的身体姿态向我们泄露了大量的秘密，告诉我们他们在干什么。
谢弗伦博士写道，“传统的美国姿势不过三十来种。”他补充说，在交际中传达出具有含意的身体姿态甚至还要少得多，这些姿态都出现在数量不多的情景中。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指出，想把东西卖给更有影响的顾客的推销员，极少采取坐在椅子后部这一姿势。
尽管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熟悉美国人可能采用的所有不同姿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运用所有这些姿势。来自纽约的一位19岁的大学生所用的姿势，会不同于一个中西部的家庭主妇所用的姿势；华盛顿州的一位建筑工人也会运用与芝加哥的推销员的姿势大不相同的姿势。谢弗伦博士相信，一个真正的体态语言学专家可以从一个人谈话时面部的活动方式，辨识出他来自本国的哪个地方。不过，这样的专家尚未出现。
当我们观看炉火纯青的哑剧演员表演时，我们都意识到了体态语言中的这种地区差异。通过一些特殊的姿态动作，哑剧演员不仅能够告诉我们他们扮演的人物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其生活方式。曾经有那么一些日子，足球运动员是大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那时候，学校里许多体育原本不行的小伙子，也会逼真地模仿足球健将的走路姿势，以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动作与信息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在其体态语言学方面约著作中，试图极其精确地指出何种姿势表示何种信息。他得到的发现之一是，每个美国人在谈话过程中都会多次摆动头部。如果你拍摄两个美国人之间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交谈，然后放慢映片速度，通过慢动作来研究体态因素，那么，你会注意到当他们期待别人回答时，他们的头部有一定的运动方式。每一段谈话之未的头部动作是给谈话对方的信号，让他开始回答。
这是我们用以引导谈话的方式之一。它使一种你来我往的思想交流得以顺利进行，而不必说“你谈完了吗？现在该我说了。”这样的废话。
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号会与此不同。从理论上可由此导出，观察两个人谈话，能为了解两者的国籍提供一个好线索。
在我们的语言中，一句话末尾的音调变化可以包含许多意味。音调升高，说话者是在询问。问一下“what time is it？”（几点了？）并注意体会你的嗓音是怎样在“it”这个词上升高的。“How are you？”（你好，）“you”一词升高；“Do you like your job？”（你喜欢你的工作吗？），“job”一词升高。
这是一个语言学的标志。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发现了一些体态语言学的标志，它们增补了语言学标志之不足。当一个人提问时，请注意观察他的脑袋。“What time is it?”他的脑袋会在“it”一词上向上昂起。“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他的脑袋会在“going”这个词中的“ing”上面扬起。脑袋也象嗓音一样在问句的句末抬高。
问句句未向上抬高的动作还不仅限于嗓音和脑袋，手也总是随着音调的上升而抬起。当我们谈话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看似无义的手部动作，这些动作其实与音调和意义有联系。眼睑也会随着问话的最后一个声音符号的出现而张得更开。
在问句句未嗓音提高，而在陈述句句未时，音调则会下降。“I like this book．”（我喜欢这本书。）嗓音随着“book”一词下降。“I'd like some milk with my pie.”（我想用牛奶就馅饼吃。）嗓音降在“pie”一词上。
在陈述句句未，脑袋也伴随着嗓音的下降而下降，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手和眼睑的动作也是这样。
当一个说话者想继续往下谈时，他的嗓音会保持同一种声调，他的脑袋也会保持直立朝上的姿势，他的眼睛和双手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美国人说话时，只有眼睛、脑袋、手的姿势变化较少。我们的脑袋在说了一句话或两句话之后仍然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这种情况即使有也极其少见，作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意识到头部动作不仅与我们所说的内容有关，而且也与我们的情感有关。要刻画一个既不表现出感情、也体验不到感情的“冷酷者”的形象，作家就会使他显出一副麻木不仁的、连身体也不易动一下的形象。在根据伊思·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007》改编成的电影中，肖思·康纳里（Sean Connery）以沉默寡言、静止不动的方式扮演了詹姆斯·邦德（James Band）这一角色。即使是面临绝境，他的脸部也极少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因为他演的是一个体验不到任何感情的人。
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有生命的假人是一个毫无表情，当然也体会不到任何感情的人。崇高风尚的模式使她自己表现出一种笔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以免传达出感情的暗示。然而，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在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朝左看，朝右看，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他眨眨眼睛，扬起眉毛，咬住嘴唇，摸摸鼻子，——每一个动作都与他说话的内容有联系。
因为个人的动作千变万化，所以常常难以把特定的动作与特定的信息对应起来。但是，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意思，动作即信息，这点仍然是千真万确的。谢弗伦博士在研究精神病治疗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当治疗学家向病人阐述某件事情时，他可能会使用某种头部姿势。但当他向病人解释某些话语或行为时，他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头部姿势，当他打断病人的谈话时，他用第三种头部姿势。当他倾听别人的谈话时，他还有第四种头部姿势呢。
病人也如此。当他倾听治疗学家谈话时，他采取某种确定的姿势。在谢弗伦博士研究的一种情形中，当病人孩子气地表现自己时，他把头偏向右边。当他咄咄逼人地、深思热虑地说话时，他会保持脑袋端正、挺直。
要研究和解释这些动作，困难在于它们是个人的体态语言情感，并与这个或那个特殊病人的亲身经历有关，并不是所有的病人在稚气可掬地行动时都把脑袋歪在一边。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治疗学家在听病人说话时都表现出同样的头部动作。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同一个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在30分钟的谈话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的这些头部动作是那么僵化、固定，这使谢弗伦博士大为惊讶。不过他还是强调说，也象在他们研究过的其它许多会谈中一样，病人和医生都极少使用大幅度的身体动作。
于是，要想找出某人的特殊姿态并把它们同谈话联系起来，或者将其与陈述句型、疑问句型、回答句型、解释句型等联系起来，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
姿势与观念
头、眼睑和手的动作并不是真正的姿势动作，谢弗伦博士称它们为“要点”。几个要点的连续，他称之为“状态”，这就跟姿势很相近了。他说，一种状态是由“至少涉及半个身体的总的姿势变换而组成的”。一种状态可以持续5分钟左右。
在某一社会情景中，许多人会表现出二至四种状态，尽管谢弗伦博士已经观察到心理治疗学家在一次治疗过程中保持一种状态达20分钟之久。
为了说明状态的运用，请设想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人正在坚持某一特殊的观点。听者坐在椅子里，往后靠着，双臂抱在一起，翘着二郎腿，一边倾听着说话人的意见。当听者抓住了他不同意说话人的某个观点时，他随即改变自己的姿态，准备同说话人展开辩论。他可能会身体前倾，放开抱起的双臂和翘起的大腿。当他开始反驳说话人时，他也许会抬起一只手，食指指着对方。说完之后，他又会象原先那样靠在椅背上。双臂抱起，二郎腿翘起一一或者，他会表现出第三种姿态，这是一种更容易为对方接受的姿态：当他往后靠时，双臂和双褪都随之松开。这一姿态表明，我正洗耳恭听呢，你但说不妨。
如果你掌握了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次谈话过程中所采用的全部姿态，那么你就获得了谢弗伦博士所谓的“观念”。一个观念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它以位置的彻底改变而告终。离开旁间，打个电话，找香烟，上厕所一一中断谈话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宣布了一种观念的终结。如果去的人又回来了。那么又开始了一种新的观念。
谢弗伦博士认为，交际中姿势的功能在于标出这些单位、要点、姿态和观念。单位本身在会谈中起标点符号的作用。不同的姿态与不同的感情状态有关，而且，当一个人又回到姿态最初出现过的那种状态中时，常常可以再次捕捉到先前有过的情感状态。耐心细致而又观察力敏锐的心理治疗学家，不出多久就能认识到，什么姿势与什么情感状态相关。它们反映的道理也与瓦赫特尔博士所发现的道理相同。他研究的那位妇女愤怒时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姿势。
熟诸体态语言并且使用它们的普通市民是理解这些姿势的，他能将姿势与所了解的人的情感状态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他就能够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际上占着上风，高人一筹。这门艺术是可以教给别人的，因为它是耐心观察的作用结果，不过，倘若某人意识到了这门艺术的存在，那么他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它。
在如此细致深入地分析姿势之前，精神病学家就已意识到了姿势的存在和作用。本章开头那段轶事中的冶疗学家，就很了解他那位病人的姿势变化。他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经受严重压抑的自杀动机与某种姿势有联系，与死气沉沉、不苟言笑和沮丧颓唐、萎靡不振有关，但他确买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致使他烦躁不安，并最终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去挽救他的病人。
低头表明陈述句的终结，扬头说明疑问句的结束。与此相同，大幅度的姿势变化也表明了相互作用中要点的完结，表明了思想的结束和谈话的结束。例如，变化一下姿势使你不再面对同你谈话的人，这就常常意味着你不想再谈下去。你希望暂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当小孩受够了父母的教训时，这种姿势就会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这种姿势，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好啦，好啦，我懂！”这句话是伴随着一个实际的转身动作而来的，这一姿势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够了！让我走！”
不过，谢弗伦也象伯德惠斯特尔和其它研究者一样警告说，我们不可妄想把特殊的姿势变化与特殊的口头声明混为一谈。我们应该避免妄下断语，说此种姿势变化总是意味着这个意思，彼种姿势变化总是表明那个意思。他解释说：“一个事件的意义或作用并不包含在事件本身之内，而是存在于事件与其背景的联系之中。”姿势改变意味着发生某件事情。它并不总是明确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结合整个背景来研究姿势变化，以找出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文化中，这些姿势变化也是千差万别的。在操拉丁语的国家里，手臂在交际中可能起巨大作用，每一句话都伴随着挥手的动作。在人际关系更为紧张的北方国家，我们谈话时很少挥手。
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了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我发现他有许多严格的体态语言的姿势变化．他最爱用的一个动作是手指在面前从左到右地慢慢摆动。当他向人们许诺上帝的报偿时，他右手的食指随着他说的话指向上方，而当他斩钉截铁他说完一句话时，这个指头又猛然向下划一个大圈。他爱用的另一个动作是两手伸在胸前平行张开，从上到下做砍切状。他的听众的数量，因他之功而皈依他这一教派的信徒的数量，确凿无疑他说明了他的姿势的有效性。虽然从旁一望便可知道他这些姿势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不是什么无意识的举动。但关键在于它们配合语言而传达出了一种感情的背景，它们确实创造出了一种“气氛”。
著名影片《康王》有这样一些场面，巨猿走路时的姿态简直跟人一模一样。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制片人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当康王把费伊·雷抓在手里并看着她的时候，他昂起脑袋偏向一边，那样子恰似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道的典范。
在使一个人道的或友善的形象得以生动表现的过程中，、体态语言是何等地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导致在政治上窃居高位的人运用形形色色的体态语言通则，以期获得我们称之为神授能力的那种难以定义的东西。
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就具有这种神授能力。不论他说了些什么，几个随意的动作，一副正确的姿势就迷住了他的听众。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本来就算不上一个高大的男人，但他通过对姿势的利用，就显得很高大。约翰逊（Johnson）在体态语言方面受过训练，但欲改变其形象竟未成功。理查德·尼克松也很清楚地知道体态语言的重要性，并想有意识地利用它来达到驾驭听众的目的。体态语言的这种运用对于摹仿这些政治家的演员来说，真是天赐良策。戴维·弗赖伊（David Frye）这位巧干模仿的演员，正是依靠这些姿势和姿态表现，才使得他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
不择手段
姿势不仅是一种强调谈话内容的方式，而且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它也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互相联系的方法。谢弗伦博士把人们互相联系时表现出来的所有姿势划分为三组。1）包括的与排除的；2）面对面的或一致的身体定向；3）和谐与冲突。
包括或排除指的是，小组的成员包括或排除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把身体、手臂或下肢放置在一定的位置上，他们就完成了这种包括或排除。在鸡尾酒会上，三五个人也许会形成一个小圈子，把所有的其他人排除在外。如三人结为一组坐在长沙发椅上，坐在两边的两个人会成为两道屏障，向中间倾靠，把坐在中间的人关闭起来，从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三人就实现了包括。坐在两边的人同时还可以翘起二郎腿，把坐在中间的人锁闭起来。
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治疗小组中的祖母与孙女如何封锁母亲，以免她受到治疗学家的厚爱。这一手段常常用来把非本小组的成员排斥在外，或把本小组的成员包括进来。
小组成员的手臂和下肢，常被无意识地用来保护小组免遭他人闯入，如果你观察一下任何一种性质的小组，婚礼上的，舞会上的，集会上的或家庭晚会上的，你就会注意到小组成员保护其小组的方法真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社交集会上的某位男士可能会把脚放在咖啡桌上，作为一道障碍，阻止他人进入。有时，性别会决定小组成员排除他人的方式。谢弗伦博士谈到过某医院中的一个研究小组。小组中的男职员使自己置身于女职员与一位男性来访者之间。仿佛他们正保护着他们那些很可宝贵的占有“物”以免受外来者侵犯，而且，在这种做法中，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性欲动机，女职员们只不过是作为小组的一部分，所以自然而然受到男职员们的保护。
当一个小组在靠墙的沙发椅上一排地坐着时，或者在开会时，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识别这个小组中的要人的秘诀，最重要的成员一般说来总是处在某一端。
我们在讨论个人空间的时候，已经解释了不同文化中身体区域的意义，当美国人处在因拥挤而使其区域或领土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时，他们的反应很古怪。在舞会上挤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的两个男人可能会调转身子，用背朝着对方，并且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跨起二郎腿，两个人都会用紧靠对方的一只手支起下巴，其作用仿佛是一道防线。
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被迫紧挨着面对面坐在一起，而他俩的关系又不亲密时，他们就会保护性地抱起手臂，跷起二郎腿，各自靠向一边。观察这种种防御的好方法，在舞会上慢慢地侵入他人的领土，看看他们的反应方式，看看他们筑起什么防御工事。
姿势所包含的第二类型，谢弗伦博士称之为面对面的或一致的身体定向，这很好理解，意即，两个人在身体姿势方面的相互联系或者是互相面对，或者是肩并肩地并排坐着。大概都朝着“第三者”，如果涉及到三个人，那么往往是两个人并排坐着，一个人坐在对面。假如是四人一组，那么两对并排的人相向而坐。
如果客观的环境不允许人们以这种姿态安排他们的整个身体，他们会恰当安排脑袋、手臂和下肢，以解决这个矛盾。
面对面的姿势通常出现在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或恋人对恋人的关系中，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交流感情和信息。并列的姿势往往表明了某些只需一个人即可进行的活动。阅读、听故事、看电视或演出，这些活动都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当不止一个人一起进行这些活动时，他们也采取并排坐着的方式。
面对面的姿势暗示了所涉及的两个人互相发生作用。当肩并肩的姿势是自由地采取的姿势时，则向我们表明这两人更容易互持中立态度，至少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是这样。舞会或公共集会上，一对夫妻所表现出来的姿势，向我们泄露了有关他俩关系的大量秘密。在一种肩并肩的情况下仍然能得到亲近，方法便是将上半身转过来，面向对方。
最后一种类型是合谐与冲突。它指的是小组的成员互相模仿的能力，当一个小组处于和谐状态时，他们的身体姿态将是互相雷同的。在某些场合下，是镜像似的。
当一个和谐的小组中的一位成员更换姿势时，其他人也会随他而更换姿势。注意到这一点也很有趣。一般来说，小组中姿势的一致也就象征着所有成员意见相同。如果小组中出现了两种见解，那么，各种见解的拥护者都会表现出彼此不同的姿势，而每个小圈子内部的姿势又是相同的，但却与另一小圈子的姿势不一致。
老朋友即使在争论或讨论某事时，也会采取一致的姿势，以表明尽管见解不同，但乃是朋友。离得很近的丈夫和妻子在其中一个人受到他人攻击时，会采取一致的姿势。在体态语言中，另一位在说，“我支持你，我站在你这一边。”
如果有人希望表明自己高于同一小组中的其他人，那么，他可能会故意采取一个不一致的姿势。在医生对病人，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的关系中，双方的姿势会不一致。这同样也是为了表明身份或地位。在事务会议上，故意采取与众不同的姿势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这一行为暗示其地位高人一等。
我认识一家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在开会时他表现出一种极其古怪的姿势。他身体靠往后面，两手在头部上方叉在一起，然后放在脑袋后面，他的手肘向外伸展，象一对翅膀。这个姿势一下子就使他鹤立鸡群了，象征着他举足轻重。这个动作使他高于出席会议的其他人。
不过，有人向我指出，这位总编辑的直接部下常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之后，摹仿他的姿势，这是在用体态语言说，“我站在你一边。我对你绝对忠实，领导先生。”他也可能是在说“我这是想拉大旗做虎皮，沾沾你的光呢。”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他在说，“我想接任你的职务。”
在任何集会上，不论家庭集会也好，社交集会也好，领导者常常为小组树立了姿势的典范，然后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采取这种姿势。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为全家树立标准姿势，那么，她就很有可能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并且实际上充当一家之长。
家庭行为的三条线索
仔细研究一下一个家庭吃饭时的坐位安排吧，谁最先坐，坐在哪个位置？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心理学家，他对就坐情形做过研究，他根据家庭关系曾对一个五口之家的坐位安排进行了分忻。
他解释说，“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坐在桌子上方，他也是一家之长。他的妻子并不同他争夺在家庭中的领导权，她紧挨在他右边坐下。基本原则在于，他俩在就餐时挨得很近，足以同享某种亲密感，但他们与孩子们之间离得也并不远。
“孩子们的坐位安排是非常有趣的，大女儿在同母亲争夺父爱，因此她无意识地坐在父亲左边，其姿势正与母亲相同。
“最小的一个是男孩，他喜欢母亲，这也是男孩子们的正常情况。他坐在母亲右边，离他父亲一个位子。中间不大不小的那个孩子是位姑娘，她坐在姐姐左边。她在餐桌旁的位置也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样，是模梭两可，左右为难的。”
这一坐位安排的有趣之点，在于所有家庭成员的坐位都是无意识地按照家庭关系来安排的，姿势的选择也同坐位的选择一样有趣。围绕在长桌周围的地位争夺，可能比围绕在圆桌周围的地位争夺更激烈些。
丈夫和妻子的坐位安排，对于理解这个家庭的结构是很重要。丈夫和妻子各据长桌的一端，通常就是在争夺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即使这种争夺存在于一个无意识的水平上，但总归是存在着的。
当丈失和妻子选择成对角的坐位时，他们一般都对自己的婚姻角色很自负，并且已经以某种方式解决了两人之间的争端。谁坐在桌子上方呢？
当然，如果桌子很小，他们俩人则面对面地坐着。这对于亲密状态来说，大概是最令人满意的位置了。
桌旁的位置安排，能够为了解家庭内的支配权提供一条线索。家庭关系的另一条线索存在于家庭内部的严谨与散漫上面。
我的一位朋友是摄影师。他被派往中西部某大城市为一位市长侯选人拍摄一些日常生活照片，他同这家人一道过了一整天，最后却怨气冲天，扫兴而归。
他告诉我说，“也许我拍出了一张还不错的照片。我让他唤狗。那一片刻是他放松自己的唯一瞬间。”
我让朋友解释一下，他说：“他家的屋子是个极端保守的地方之一，是我到过的最正统的地方。塑料薄膜盖在灯罩上面，样样东西部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那该死的妻子随时跟在我身边，收拾闪光灯，把我香烟上的烟灰接在一个盘子里。我怎么能拍摄到轻松愉快的照片呢？”
我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人家代表着一个“封闭式的”家庭，有关家庭的一切事情都是关闭起来的，严格的。甚至连他们所表现出的姿势也是僵硬的、顽固的。在这些整洁、规矩的家庭中，一切事物都是那么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我们通常可以肯定，这样一个家庭中的人极少有自发的情绪，却有着更多的紧张的神经，他们不大可能有自由的观点，不大可能接受超凡脱俗的思想，而更可能与社会的标准保持一致。
相反，“开放式的”家庭会有一种使人仿佛置身其中的家庭环境，看起来乱七八糟，凌乱不堪。这些家庭的成员们较少僵化，较少苛求，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更为自由，更开放。
在封闭的家庭里，每个成员可能都有自己专门的椅子，有自己的领土，在开放的家庭中，人们不介意谁坐在哪儿。谁先坐在那儿，谁就该坐那儿。
从体态语言学的意义上讲，封闭的家庭通过其呆板的动作、正规的方式和小心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僵化。开放的家庭用活泼的动作、随便的方式和自由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活跃。它的体态语言大声叫道，“放松些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自由自在，心情舒畅。”
这两种态度反映在母亲对孩子的爱抚行为的触角上，她是一个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母亲呢，还是一位轻松愉快、随随便便的母亲。她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们，又在孩子们的行为中反映出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两个极端的情况，绝大多数家庭都处在这两者之间，有点开放也有点封闭。有的家庭不偏不倚既不开放也不封闭；有的家庭则在这一尺度上或左或右地倾斜。研究家庭的旁观者，可以把开放或封闭作为理解家庭的一个线索来使用。第三个同等重要的线索是家庭内的模仿。
在一个家庭中，究竟谁模仿谁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某个家庭中妻子最先采用某种动作，然后家里的其他成员学他的样，这样一来，她就是在为全家人树立榜样，她可能就是夫妻双方中起支配作用的一方。
在兄弟姐妹中，只要观察一下最先做出某个动作的孩子，注意一下模仿他动作的那些孩子，就很容易看出支配力量之所在了。
通过仔细观察体态语言被其他人模仿的方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一个家庭中的众望所归了，儿子是不是模仿父亲的姿势，女儿是不是模仿母亲的姿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肯定，这一家庭组织处于良好的状态，当儿子开始学母亲的动作而女儿开始学父亲的动作时，你就得警惕了。这是体态语言的早期警报。“我走上歧路了，应该给我矫正一下。”
深谋远虑的心理学家，在治疗病人时，会设法弄清整个家庭组织中的某些东西，并且最重要的是，了解病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把病人当作一个与家庭无关的个体来治疗，就不会理解病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方面，就不会理解他与他的家庭的关系。
有些心理学家正在开始执着地使用包括整个家庭在内的一种治疗法。治疗学家只有在对家庭的基本研究的基础上来治疗病人，才能使自己看到并理解所有的家庭关系，并理解这些关系是怎样地影响了他们的病人。这一天终会到来。
我们的第一种关系是家庭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与世界的关系。不彻底探索第一种关系，也就无法理解第二种关系。
9、眉眼多情亦恼人
剥夺人性的凝视
牛仔自由自在地骑在马上，他的手指抓住腰间的手枪。冷峻的眼睛直盯得地上的盗马贼脊背发凉。
这个情景太熟悉了，是吗？它出现在每一部西部小说中，正象在每一部爱情小说里，一旦男主人公的眼睛在女主人公眼睛里“燃烧”，就使她“熔化”了一样。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把眼睛描写成冷酷无情，狡猾机警，挪榆嘲弄，动人心扉，神采飞扬那样，真是不胜枚举。
眼睛果真是这样的吗？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吗？有没有热烈的一瞥、冰凉的一瞥或伤心的一瞥这类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眼睛远不是什么心灵的窗户，它们只不过是生理用途有限的简单的视觉器官，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当然，不同的人的眼睛颜色不一样，但眼睛本身确实从来就不能够表现感情。
然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听到甚至说起智慧的眼睛、老练的眼睛，好眼睛、坏眼睛，不好不坏的眼睛，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些混乱的认识？难道是这么多人都错了吗？如果眼睛表现不出什么感情，那么为什么小说传奇等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都描写它们呢，
在用来传递信息的人体的各个部位中，眼睛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能够传达出最细微精妙的差异。这是不是同眼睛不表现感情这个事实互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虽然眼球自身什么也不能表达，但眼睛的情感碰撞还是会出现的，这是因为眼睛及眼睛周围的面部肌肉得到了运用。眼睛之所以有如此纷繁的评论家，是因为通过这一瞥的长度、眼睑的张开、斜视以及通过皮肤和眼睛的许多细微难察的活动方式，几乎可以传送出任何意义。
但是，眼睛的运用中最重要的技巧是看或凝视。用这种技巧我们既可以把某人当成一个人，也可以把他当成一件东西。怎样做到这一点，简单得很，给他一个人的身分或非人的身分就行了。
简而言之，在我们的社会里，眼睛的使用可以归结为两个事实。其一，我们不凝视另外一个人；其二，凝视只留给非人。我们凝视绘画、雕塑、风景。我们到动物园去观赏动物：狮子、猴子、大猩猩等，我们凝视它们，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愿意挨近就挨近。但是如果我们要把某人当人对待，我们就不去凝视人家。
我们可能会凝视狂欢节上做即兴表演的畸形人，但我们并不是真正把他当人看。他是一件东西，是我们花了钱买门票去看的。同样，我们也可以凝视舞台上的演员。真正的人深深地隐藏在他所扮演的角色背后，所以我们的凝视既不会打扰他，也不会使我们自己难堪。然而，使演员走下舞台来到观众当中的这些新戏剧，常给我们带来不舒服的感觉，由于把我们观众包括在内，所以演员一下子就失去了其非人的身份，凝视他也就使我们浑身不自在了。
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南方的白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凝视黑人，并用这样的凝视将他当作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人。如果我们想毫不掩饰地小看某人，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他，我们就可以这样凝视他，而略为散漫的目光又并没有真正看到他。这正是社会的贵人们尖刻的凝视。
佣人也和男女侍者以及小孩一样，常常遭受这种待遇。然而，这种凝视方法最终又是一种保护性的手段。它允许佣人在他们那个与我们有些重迭的世界中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不会大多地打扰我们，它也允许我们轻松自在地去工作，而不承认佣人是一个与我们同样的人。关于小孩和侍者，道理同样如此。如果每次我们想使自己充分享受社交活动的乐趣时，都必须向伺候我们的侍者作自我介绍，那么，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头痛的世界啊！
一瞥的瞬间
对不熟悉的人，当我们承认他们是人时，我们必须避免凝视他们，同时也得避免对人家视而不见，要把他们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物体，我们就运用慎重的、彬彬有礼的、漫不经心的眼光，我们看着他们，这一看的时间长度只要足以表明我们看见了他们就够了，然后我们立即调开眼光。我们是在用体态语言说：“我知道你在那儿。”过一会儿我们再补充一句：“但我决不会打扰你的清静。”
在这样一种眼神交流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盯住我们承认为人的那个人的眼睛。我们不用凝视的眼光看人家，并且，看一眼之后我们立即就把眼光移开，更不允许打招呼。
根据相遇的不同地点，也就有不同的眼神交流程式。全部在街上碰到一个人时，你应等到离他大约8英尺远时才可以看看来人，然后在你同他擦身而过时，把眼光调到其他地方。在没到8英尺距离之前，各人都会用身体示意自己要去的方向。这便是向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简短地一瞥，两人都会稍微改变一下方向，迎面错开而过也就顺利完成了。
关于这种偶然而短暂的接触，欧文·戈夫曼博士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一书中说，迅速的一瞥和低下眼睛，是这样一种体态语言：“我相信你。我对你不感到害怕。”
倘要加强这一信息，你可以在调开眼光之前，直接看着对方的脸。
有时这种规则很难遵守，特别是当两人中的一个戴着深色眼镜时，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发现他的眼睛到底在干什么。它们是不是在过于长时间地和过于专注地凝视你？它们是在全身上下地打量你吗？戴着眼镜的人自感安全，他以为他可以凝视别人，而别人不会发觉他的这种凝视。然而，这是自欺欺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深色眼镜本身看起来就暗示着配戴它的人总是在凝视自己。
当我们遇见有名望的人时，我们常常运用这种瞄一眼的技巧，我们想向他们保证我们尊重他们，不愿打扰他们的清静。向他们保证我们不会凝视他们。对于跛子或带有其他生理残疾的人，这一方法同样适用。我们投之以简短的一瞥，然后在这一瞥被他认为是凝视之前，迅速将眼光调开。在任何一种盯得太久就会让人难堪的特殊场合下，我们都采用这种技巧。当我们看见一对种族不同的夫妻时，我们也这么看他们。当我们看见一个留着大胡子、长头发、穿着奇装异服的男人或者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超短裙的姑娘时，我们也可能会用这种眼光迅速打量一下他们。
当然，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希望贬低某人，那我们不妨对他凝视得久一些，超出世所公认的礼貌的凝视时限，以此来达到目的。当我们把这一瞥固定下来时。我们不是将凝视从他身上移开，而是继续盯在他身上。反对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或约会者，会粗暴无礼地凝视着这对不同种族的男女，如果他不喜欢长头发、短衣服或大胡子，他可能会用长得使人不能接受的凝视来表现其不满。
烦人的眼睛
的一眼凝视法，使我们想起我们在青年时代面临的关于手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处理这双手呢，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业余演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突然发现这两只手是不好处理的附肢，得想办法把它们运用得优雅文明，自然大方。
同样，在一定场合下，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眼光也是难以处理的附属物，我们该往哪儿盯呢？我们这双眼睛到底用来干什么？
火车餐车里用餐的两位佰生人相对而坐时，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俩可能会互作自我介绍，然后面对面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乏人厌烦的交谈；他们也可能互不理睬，故意设法避免碰上对方的目光，科妮莉亚·奥蒂斯·斯金纳（Cornelia Otis Skinner）在一篇论文中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她写道：“他们重新读读菜单，摆弄餐刀，就象第一次看到似的审视自己的指甲。后来，两人的目光终于不可避免地碰在一起了，但他们飞快地调开眼光，专注地欣赏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
这种烦人的眼睛指出了我们在电梯里、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和地铁中的视觉行为，当我们和一群人一道踏上电梯或火车时，我们简短地一瞥，然后立刻把眼光调开，不多作停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说：“我看见了你。我不认识你，但你是一个人，我不会凝视你。”
在地铁或公共汽车里，人们不得不处于挨得很近的状态下长时间乘车。在这种清况下要我们找出一个避免凝视的好方法是很困难。我们悄悄看看别人，但不等眼光固定在人家身上就赶快调开。或者，我们用不专注的眼光看对方，不看他的眼睛，只看他的脑袋、嘴、身体一一除了眼睛之外，看他的任何部位都可以，因为对于并不专注的眼光来说，看哪儿都可以的。
如果我们的眼光碰在了一起，有时我们可以用昙花一现似的微笑来缓和传达出的信息。但这一微笑不能持续太长，也不能太明显，这种微笑应该是说：“我们的眼光碰在一起了，很抱歉，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睡眼朦胧
烦人的眼睛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现象，我们大家都总有机会体验到它，人类当中几乎所有的活动或相互作用都取决于互相打量。已故的西班牙哲学家乔斯·奥特加·Y·加西特（Jose Ortega Y.Gasset）在其《人类与民族》一书中谈到了“打量”，把它当作直接来自人的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它具有“射出的子弹那种直线似的准确性。”他觉得，眼睛包括眼睑、眼窝、虹膜和瞳孔，等于“包括了舞台和演员的整个剧场。”
奥特加说，眼部肌肉极为精细，正因为如此，每一瞥都精密地区别于另外的任何一瞥，各各相异的眼神真是太多了，以至几乎不可能分别给它们安上一个名字。但他引用例证将他们分为：“只持续了一瞬间的一瞥和引人注目的打量，在所看的事物表面滑过的打量与象钩子一样牢牢抓住它的那种盯视；正视与斜视，而斜视的极端形式又有其本身的名称：‘从眼角往外看。’”
他还列举了“侧视”。尽管其视轴仍然在斜线上，但它又不同于任何一种斜视。
奥特加说，每一种目光都告诉了我们，传递出这种目光的人心里在想什么，如果传递这种目光的人没有意识到他怎么就将它传递出去了，那么用眼神来交际的意图才真是昭然若揭呢。
就象其他那些研究体态语言的人一样，奥特加也警告说，一瞥本身并没有道出全部内容，尽管它确实也有意义。句子中的一个词也是有意义的，但只有在这一句子的前后联系中，我们才能弄清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对于一瞥，同样如此，只有在总的情形这么一个环境中，整个这一瞥才是意味深长的。
也有一些眼神，希望看别人却不愿被别人看见，这位西班牙哲学家便将它们称为侧视，假定其他人并没有发觉我们在看什么，假定我们的目光是隐蔽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尽情地、想多久就多久地端祥他、凝视他。一旦他的眼光同我们的眼光相遇，我们的眼光就应赶紧调开。你越是训练有素，你就越可以更好地在别人不知不觉中进行这种侧视。
在一段生动有趣的描写中，有一种眼光被奥特加称为“最有效、最美妙、最迷惑人、最富于进攻性”的眼光。他认为这种眼光是最复杂的，因为它不仅是偷偷摸摸的，而且又跟偷偷摸摸恰好相反，因为它表明了它正在看。这是用眯缝的眼睛投射出来的一瞥，是瞌睡的眼光，或审慎的眼光，或赞许的眼光，是画家往后退着投向他的油画作品的眼光。这是法语称作“Les yeux en coulisse”（偷看）的那种眼光。
描述了这种眼光之后，奥特加说，眼睑几乎关闭了四分之三，似乎要将眼光遮蔽起来，但实际上眼睑把眼光浓缩了，“象箭一样将眼光射出去”。
“这是看起来仿佛昏昏欲睡，但在甜甜的睡意后面完全清醒的一双眼睛所射出来的眼光。具有这种眼光的人真是占有了一笔财富。”
奥特加说，柏里斯（Paris）正是用这种眼光来博得他人的垂青，路易十五杜·巴里（Louis XV’s Du Barry）想必就具有这种眼光。卢西恩·吉特利（Lucien Guitry）也一样，在我国好莱坞，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肯定具有这种眼光。多年来，这种眼光把他立为男子汉的象征。梅·韦斯特（Mae West）也仿效了这种眼光。法国女演员西蒙娜·西格诺雷特（Simone Signoret）出色地控制了这种眼光，以致人们难于理解，为何到了中年，她仍然是个非常性感、很有魅力的女人。
文化不同，眼神不同
认识到眼睛是一种交际手段，或眼光含有特殊的意义。这已不是什么新发现，在史前的传说中，注视是某种常有强烈情感附于其上的东西，在某些场合下曾是被禁止的。洛托的妻子因为往后看而被变为一根盐柱，俄耳浦斯由于看了妻子欧律狄刻一眼，就永远失去了她。亚当尝了智慧之果后，就不敢看上帝了。
注视的意义是普遍的，但我们通常都弄不清我们怎样看或怎样被人看。在我们的文化中，诚实要求我们看人时正视他的眼睛。正象一位校长最近在一所纽约市立中学所发现的一样，其他文化有其他的规则。
这所中学里有个15岁的波多黎各姑娘，她和一群姑娘一道，在厕所里被人抓住了，怀疑她们抽烟。这群姑娘中的多数人是出了名的捣乱分子。虽然这位名叫利维亚的姑娘并无“前科”，但校长在和她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之后，确信她罪责难逃，并决定把她和其他那几个姑娘一起开除出校。
校长后来向人们报告说：“不是因为她说了些什么，而是她的态度使人相信她是有罪的。她身上有某种狡猾而可疑的东西，她就是不愿正视我的眼睛，甚至不愿看我。”
的确如此，利维亚在同校长谈话时，以一种不言自明的犯罪态度呆呆地凝视着地板，不肯正视校长的眼光。
“但她是一位好姑娘，”利维亚的妈妈坚持说。不过，这话不是对校方说的，因为校长认为利维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捣蛋鬼，她没有理由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她母亲只好向邻居和朋友们辨明事实。结果，第二天早上，许多波多黎各父母来学校示威了，威胁性的骚乱引起了一场可怕的哄闹。
谢天谢地！约翰·弗洛里斯在这所学校教西班牙文学。他跟利维亚家是仅隔着几户的邻居，他鼓起勇气找校长面淡了一次。
“我很了解利维亚和她父母，”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校长，“她确实是一位好姑娘，我敢肯定在整个这次件事中出了某些差错。”
“如果我们弄错了，”校长不愉快地说，“我将乐于改正。外面有30位母亲高声叫嚷着要放我的血呢。但我曾亲自问过孩子，如果我看到过脸上表现出的有罪的神色的话，那么就是这一次了一一她甚至不肯抬头看一看我的眼睛！”
约翰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十分谨慎地向校长解释了波多黎各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常识，因为他刚来这所学校不久，不敢轻易得罪上司。
他说：“在波多黎各，一个好姑娘，一个有礼貌的姑娘决不正视大人的眼睛。她们这样做，是尊敬与服从的象征。要利维亚正视您的眼睛，就跟要她去干坏事一样困难，或者说，就跟要她母亲来找您倾吐满腹不平之气一样困难。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来说，这种行为是无法接受的。”
幸好，校长是个知错能改的人。他把利维亚和她父母，还有那些愤愤不平的邻居们全叫进来，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由于约翰·弗洛里斯的启发、指点，校长明白了利维亚并不是出于反抗才避免正视自己的眼睛，而是为了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娴静端庄的姿态。他此刻才发现，她的狡猾其实是羞怯。实际上，当会议继续进行，她的父母如释重负时，校长认识到利维亚确实是一个温文尔雅、讨人喜欢的姑娘。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更有意义一一但那显然是另一个故事了。在上述这个故事里，特别有趣的是校长竟把体态语言信号弄混了。他为什么会如此明显地误解了利维亚的行为所传递出来的全部信号呢？
利维亚在用体态语言说：“我是个好学生；我尊敬您，也热爱学校。我太敬重您了，以致难以回答您的问话，难以毫不害羞地大胆瞧着您的眼睛，难以在您面前为自己辨护。但我的这种姿态肯定把这一切都告诉您了。”
这么一种明显不过的信息，怎么会被理解成下面这种意思呢？“我蔑视你！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所以我不想看你，我会巧妙地避开你的问题。”
答案当然存在于文化之中，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风俗，也就具有不同的体态语言。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眼神，同一眼神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意义。
例如，在美国，男人不应该打量一位妇女，不论打量多长时间都不行，除非她用体态语言信号向他表示许可，比如，一个微笑，回眸一望，正视他的眼睛，等等。而在其他国家，起作用的是与此不同的规则。
在美国，如果一位妇女盯着某个男人看得太久，她是在聚精会神地作出词语上的接近。她的信号在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向我靠近。”在操拉丁语的国家里，虽然身体动作还是比较自由的，但这样一种眼光可能就是毫不掩饰的肉体上的“勾引”了，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利维亚这样的姑娘不会盯住校长的眼睛了。
况且，在我国，也不允许两个男人互相较长时间地凝视，最多只能简短地瞥一眼，除非他俩是想打架或者结为密友。长时间地打量他人的人总会使对方感到难堪、心烦，并开始怀疑：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这里再举一个关于打量规则的严峻的例子。如果某人凝视我们，我们的眼光碰上了他的眼光，并且发觉他在凝视，那么，他的当务之急便是赶快调开眼光。但假如我们“捉住”了他的眼光之后，他仍不移开，我们就会变得很不舒服，并且意识到要坏事了。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又一次感到难堪和心烦。
长时间凝视自己
为了弄清视觉交际中的某些原则发生作用的方式，哥本哈根的吉哈特·尼尔森博士在其对自我控制的研究中，分析了主体的“眼神”。为了发现被会见者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来打量会见者，他拍摄了会见的情景，并且用慢镜头多次重复放映。
虽然他开始这样做的时侯，对会见中一个人将会多长时间地打量另一个人这个问题并无清晰的认识，但他惊异地发现，实际上打量的时间很短，打量会见者最多的那个人，百分之二十七的时间仍然是看着其他地方。而对会见者看得最少的那个人，百分之九十二的时间都把眼光调开了，有一半被会见者在他们被会见的时候，一半时间是在看其他地方，一半时间是看会见者。
尼尔森博士还发现，人们说话太多，则极少看对方；听得越多也就看得越多。他报道说，他估计人们听得多时，他们互相看得也多，但奇怪的是，他们说得多时看得就少了。
他还注意到，当人们开始说话时，他们先是不看对方，他解释说，在说、听、看和调转眼光之间，有难以捉摸的时间规定。许多人每做四次发言，其中就有一次是刚好在谈话开始之前或之后就立即把眼光调开。少数人是在自己的发言进行到一半时，就移目他视，不看对方。有一半发言者在结束谈话时，都瞧着他们的谈话对象。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谈话中都不肯正视对方的眼睛，尼尔森博士相信这是避免精神涣散的一种方式。
一瞥有多长时间
特拉华大学的拉尔夫·V·埃克斯莱茵博士（Ralph y·Exline）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包括40个男人和40个女人，他们都是大学的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研究中，一个男人会见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一个女人会见另外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一个会见者向半数学生提出关于个人秘密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他们的打算和愿望，要求和忧虑等方面的问题。另一个会见者则向他所会见的那一半学生提出关于他们的业余爱好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关于读书、看电影、参加体育活动这类的问题。
埃克斯莱茵博士发现，当学生们被问到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不象被问到娱乐方面的问题时那样频繁地注视会见者。不过，在这两种谈话内容的会见中，女生都比男生更频繁地注视会见者。
从这两种研究以及其它类似性质的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似乎是，假如某人在说话时不看人而看着其他地方，往往也就意味着他仍然在为自己辨解，不想被人打断。
在他暂停的那一时刻，如果他的凝视与对方的凝视相遇，二者凝固在一起了，这就是一个插话的信号。如果他暂停说话，但并没有盯着他的谈话对象，这一动作的意思是他还没说完呢。他是在送出信号：“这就是我想说的。你有什么回答呢？”
当你正听说话时，如果你把眼光从对你说话的人那儿调开，这也是一个信号：“对你所说的那一套，我并不感到特别满意，我持保留意见。”
如果你在说话时不正视对方，这可能意味着：“对我所说的事，我并没有什么把握。”
如果你边听边注视着说话者，你发出的信息就是“我赞成你。”或者“我对你的发言很感兴趣。”
如果你边说边注视着听者，你可能正在表明“我对我说的话有把握。”
把眼光从对方身上调开，这其中也有故意隐瞒的因素。如果他说话时你朝别处看，你是在用体态语言示意“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感受如何。”假如对方是在批评你或侮辱你，那情形尤其是如此。这有点象驼鸟将自己的脑袋埋在沙里。“如果我看不见你，你也就无法伤害我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孩子们在挨骂时不肯注视大人的眼睛。
总之，此处的情形远比正视对方的眼睛或眼光复杂得多。谈话期间把眼光调开可能是隐瞒某事的方式。因此，当他人调转眼光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欺骗我们。如果要骗一骗对方，有时我们也可以故意盯住对方而不是避免碰见他的目光。
除了打量的时间长度和方向之外，还有许多与关闭眼睑这一活动有关的信息传递途径。奥特加曾论述过半闭眼睑时打量，此处不赘。伯德惠斯特尔说，在一系列测验中，有5个年轻护士报告说，她们能够区分清楚23种不同的眼睑闭合状态。
但她们都一致认为，这23种状态中，只有4种是“有意义”的。随后又进行的测验，使得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能够把这4种状态分别标上一个名称：“睁眼的、吊眼的、斜眼的。闭眼的。”
从与此相反的方面着手，试图使姑娘们再现这些眼睑、动作却不怎么成功。她们都能再现出23个动作中的5个动作，但只有一个姑娘能够再现出5个以上动作。
在同一类型的试验中，伯德惠斯特尔还找了一组男人。他发现所有的男人都能够再现出至少10个动作，真没想到，男人们在挤眉弄眼方面还这么在行。有些男人能够再现出15种不同的眼睑动作，还有一个人在体态语言方面表情之丰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竟然做出了35种不同的眼睑动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进行了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他发现日本的男人和女人所能够表现出的眼睑动作在数目上是相同的。但就是日本人也能在其他国家的人眼睛上，辨别出比他们自己能表现的更多的眼睑动作。
如果把眉毛的动作也加在眼睑动作之上，就产生了更多的可以辨认的信号。有些科学家发现，单是眉毛的状态就多达40种。虽然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有意义的眉毛动作不上20种。只有当有意义的眉毛动作与有意义的眼睑动作联合在一起，并加上额头的皱折时，表情动作的交换和联合才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每一种动作的联合有一个不同的含义，那么，我们能够用眼睛及其周围的皮肤传递出的信息数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了。
10、动作入门
有腿语吗
随着人体动作学和体态语言变得更广泛地为人们所知道、所理解，作为猎奇而开始的东西很快成了一门科学；作为可观察的现象而出现的东西迅速成了可以测量的事实。然而，不幸得很，成了一门科学的东西同样也成了一种可被利用的形式。
在情绪紧张的时候，婴儿会吸吮拇指，男人会咬指甲或指关节，女人会把一只手横放在胸脯上。这些都是稀奇古怪的动作，但是，对体态语言的理解使我们认识到，婴儿吸吮拇指是在象征性地回到母亲舒适的怀抱中，求得安全感。男人用能为社会接受的咬指甲或咬指关节，代替了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吸吮拇指。女人以防御的姿态将一只手横放于胸前，遮盖并保护易受攻击的乳房，对隐藏在这些姿势后面的动力的理解，正是猎奇成为科学的关键。
明白人们扬起眉毛或垂下眼睑，部分地是为了表现某种感情，这是一个可观察到的事实。弄清眉毛扬起的确切程度或眼睑下垂的准确角度，便使上述事实成为一种可以测量的事实。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写道：“‘眼睑下垂’与‘两端抬起、中间下压的眉毛’联合起来，其意义显然不同于‘眼睑下垂’与‘较低那一端的眉毛上扬’联合起来所表现出的意义。”当双眼半睁半闭，两道眉毛都是两端上扬而中间下压时，面部表情看起来就不同于双眼半睁半闭、一道眉毛微微上扬时的面部表情。这是对观察到的现象所进行的量化解释。
不幸的是，象人体动作学这样的知识，在发展成为科学的过程中，本来是与事实相联系的，但也冒着被人曲解的危险。举例来说，从交叉跨起的双腿上，我们到底能看出多少内容呢？在本书前述的章节里我们曾说到，用跨起的双腿无意识地包括和排除一个小组中的成员。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也可以用于一致的就坐姿势中：房间里的某个人会做出一种姿势，而其他人则会模仿它。如果当官的跨起双腿，其他人也会跨起双腿。
跨起的双腿也能表现性格吗？我们是否在坐下时，双腿的放置姿势中，向别人泄露了我们秘密的本性？
正象对所有的体态语言信号一样，对这些问题，我们同样找不到简单的是或非之类的答案。交叉的双腿和平行的双腿可能透露了某人在那一时刻的感受和情感状态，但它们也可能根本就没什么意思。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位作家，写作时用普通写法（相对速记而言）。他只会把腿从左向右跨起，左腿在上面，而从来不会用另一种跨法，在最近的一次社交晚会上，我的朋友坐在他妻子的左边，他的左腿跨在右腿上，腿尖指向妻子。而他妻子则右腿跨在左膝上，脚尖指向丈夫。
集会上一位业余心理学家冲这对夫妻点了点头，并说：“你们看，他俩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他俩各自跨起的那只腿都指向对方，把其他人都排除在外了一一这是体态语言的一个绝好示范。”
后来，我把这位朋友叫到一边，对他说，“我知道你和太太相亲相爱，关系融洽。不过我不明白，这跨腿是怎么回事。”
我的朋友咧嘴一笑，解释说，“我只能把左腿跨在右腿上，因为我的初稿是用普通写法完成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我迷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非要左腿跨在右腿上呢？”
“我之所以只能左腿跨在右腿上，是因为我这一生都是这么做的，我的腿部肌肉和骨头已经适应了这种方式，如果换一种跨法，我会感到不舒服。所以，现在我自然而然地将左腿翘在右膝上。”
“不过，为什么用普遍写法就一定得……？”
“哦，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在书桌上写东西。我坐在安乐椅里创作。我把初稿写在有夹纸装置的书写板上，而书写板又是放在我膝盖上的。要使书写板的位置高到便于书写的程度，我就必须把腿跨起。由于我习惯用右手，我就从右向左写。于是我就把左腿放在右腿上，使左腿位置高一些，我总是这么做。现在，它成了唯一能使我感到舒适的姿势。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体态语言吧，今晚我偶然坐在妻子左边。也有些晚上我是坐在她右边的。”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在进行任何科学的判断之前，应该先了解所有的事实，如果我们要给跨腿赋予什么意义，我们就必须弄清身体的生理条件。对于抱起手臂，道理同样如此。有一种可怕的诱惑，使人把许多意义固定到我们抱手臂的方向上。似乎事先就决定了抱起手臂有时是一种防御姿势，是你不愿接受他人观点的信号，或者是你感到不安全而想保护自己的信号。现在，这些解释和其他一些解释都是站得住脚的。然而，当我们谈到抱手的方向时，即是左手在右手之上，还是右手在左手之上时，我们就不容易做出论断了。
不假思索地抱起手臂吧。一些人会左臂朝外，一些人会右臂朝外，而至关重要的是，人们总是以同一种姿势抱起手臂。换一种姿势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是因为我们抱手臂的方式不论左臂在右臂上也好，还是右臂在左臂上也好，都是遗传特征，都是生来就有的特征，正如用左手或右手写字是遗传特征一样。合起双手将指头交叉，同样也是遗传特征。你的右手拇指在上呢，还是左手拇指在上？
对这些要点经过仔细的考虑，我们在把姿势本身当作信号使用时，可能就会少犯错误，然而，当我们说到方向时。我们还是胸中无数，没有把握。
对体态语言进行的大多数严肃认真的研究，都很关心动作所传递出来的情感，但却不考虑传递信息的人固有的本性。输送出的信号，即体态语言。充其量也不过是用来使他人理解自己的意思。当把它用来试图去判定人格或性格而不是行为时，它似乎就陷于重重矛盾之中，难以自拔了。
体态语ABC
为了概括体态语言的有关方面，使这门科学统一起来。或者，也许是想把体态语言形成一门科学，雷·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就这一课题撰写了绪论性的研究手册，他把这本手册称为《人体动作学概论》。从根本上说，他是想为人体动作学或体态语言归纳并建立起一个注释性的体系，把一切有关的动作分解为基本要素，找出它们的象征符号——恰似芭蕾舞舞蹈动作设计者把舞蹈分解为基本的舞步，并给每一舞步确定一个象征符号一样。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创造出了有点类似埃及象形文字的许多符号，但幸好不象埃及象形文字那么难懂。由于眼睛是体态语言最普通的交际媒介，所以他从眼晴开始。他确定“o”是睁开的一只眼睛的最佳象征符号。“一”是闭着的眼睛。右眼的眨动是“一o”，左眼的眨动是“o一”。睁开的双眼是“oo”，等等。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把这每一种动作叫做一个体态语的最小单位，或最小的可记录动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说，在为体态语言创立这类符号体系的活动中，其第一个前提是假定人体的一切动作都有意义。没有哪个动作是偶然的，无意义的。一旦这个条件被接受，我们就可以着手对每一个动作、该动作的意义以及命名的方式进行研究。
我发现这个基本的假设本身就是最难以接受的，也许揉鼻子象征着不赞同，但它也可能说明鼻子发痒。人体动作学中真正的麻烦就在这里，在于将有意义的姿势与无意义的姿势区分开来，把意味深长的动作与纯属偶然的动作或认真学会的动作区分开来。
当一个女人双腿斜伸出去，大腿部位平行，而踝关节处略为相交地坐着时，这一姿势可能表明了一种正常心理，而远不可能是装腔作势的坐态，更不会是妩媚学校的训练课程。某些妩媚学校相信这是娴雅的女性的姿势，并建议女士们坐时都采取这种姿势。这种姿势还能使穿超短裙的妇女坐的时候舒服，却又不致暴露“关键”部位，这还是我们的祖母们觉得“非常优雅的”一种姿势。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所以在研究人体动作学时必须小心从事，将一个动作或姿势置于总体的动作模式之下进行分析；而且我们必须根据口头语言来理解动作模式。这两条原则有时是互相矛盾的，但总的说来却是不可分割的。
在把人体动作转化为动作的象形文字之前，为了使人体动作标准化，我们就必须确立一个零位状态或一个静位状态。例如，一个手臂动作，只有在我们知道它经历了多大运动幅度时，它才是有意义的。而只有当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零位状态之后，我们才可能知道它的运动幅度。
在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著作中，他为“中等阶级的美国人”确立了一个零位状态。这是身体的半放松状态，脑袋持中而向前方，双臂置于两肋，双腿并扰，任何可感可见的变化姿势，都是脱离零位状态的动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把他自己的研究范园限定在中等阶级的美国人当中，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认识到，即使是在我们同一种文化之中，在身体动作方面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工人阶级也会对动作做出某些理解，但这些理解在中等阶级这个圈子里都不适用。
不过，我认为，美国在姿势方面有比阶级差异大得多的道德差异。尽管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并未特别说明，但我还是认为，他主要是在论述中等阶级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中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体态语言。如果确实是这样，他的研究就为这门学科严肃认真的学者们呈献了大量值得学习的资料。他们不仅要理解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中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解释体系，而且还要理解意大利-美国人的解释体系，还有犹太-美国人的，美洲印第安人的，黑种美国人的，等等。然后，在这每一个类型中还有阶级的界限，这样一来，解释体系的总数就会变得非常庞大。应该找出来的是一个共同的体系，它会在所有文化，所有道德群体中起作用。我觉得，只要稍加改变，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体系就将是这样一种体系。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还指出，一个身体动作在某一环境中可能毫无意义，而在另一环境中则意义重大。例如，我们皱起两道眉毛间的皮肤而形成的皱眉，可能只是在一句话中打上了一个标点，或者在另一环境中它可能是一个厌烦的象征，而在第三种场合下，它又会是专心致志的表现，只研究面部表情，我们就不能揭示出皱眉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必须弄清皱眉者正在干什么。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另一发现是，我们的所有动作都是学会的一一如果它们有意义的话。作为我们交际的一部分。我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些动作。作为人类学习能力的证明，他研究的最普遍、最常见的人体动作是眼睑的动作，我们老是把眼睑动作看成是反射性的动作。我们眯起眼睛以免遭强光刺激，或者，我们眨眼睛以挤出灰尘细物，使眼球干净。
与此相反，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引用了学会的眼睑动作的无数事例，在印度教中，虔诚的托钵僧人能学会凝视太阳而不眨眼睛，面对滚滚风沙而不闭眼睑。我们社会中的姑娘。学会了在调情时频频眨动睫毛，尽管这时根本没必要清洗眼球，他暗示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证明，并非所有的眼睑动作都是本能的，他还补充说，这类例子也证明眼睑动作在不同文化中是各不相同的，恰如有声语言一样。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当操两种语言的人改变自己所用的语言时，他也随之改变他的体态语言、手势和眼睑动作。
体态语言最小单位的表述
尽管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讲过，有些姿势是天生的而不是学会时（比如微笑），但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强调，既然人的交际都是一门学得的艺术，既然人体动作学所论述的正是那些用于交际的人体动作，那么，我们就能够假定，绝大多数人体动作也是学会的。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对人体动作所进行的大多数分析都来自对电影的研究：反复放映影片，直到认识并命名了所有的因果特征为止。虽然这是事实，但他警告说，不能过多地依赖于这种方式。如果我们在实际上能够看到某些动作之时就拍下它，然后减慢速度，一遍又一追地放映，以便分析它，这对我们所发现的动作来说还有多少价值呢？只有当一个动作轻而易举地传递出信号而又明白无误地被他人接受时，这个动作才是意味深长的。他相信，通过影片发掘出来而不被人的眼睛所见的那些小动作，在思想交流中不可能起什么大作用。
不过，这些动作可能有潜在的价值。我们已经发现，传递速度太快，以致不能为有意识的眼睛所看见的那些意象，却仍然被无意识的眼睛辨认出来并被领悟了。这便是隐藏在潜在交际这一领域背后的根本之点。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不仅区分了我们注意到的这些姿势和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姿势，而且区分了我们有意地做出的这些姿势和我们无意识地做出的那些姿势。我们时时都能够表现并实际上正在表现出来的动作，可能如此之多，以致几乎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出这些动作或正在观察到这些动作，当然我们还是不断送出这些连续的信号并接受其他人送出的信号，不过，与我们接受的信号相比，我们送出的信号更多一些。
按照伯德斯特尔博士的看法，关于体态语言，要弄清楚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从来没有孤立存在的动作。它总是模式的一部份，一位小说家可能会这样写道：“她对他眨眼睛。”但这句话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读者了解伴随这一眨眼而来的其他所有的动作、姿态，只是因为读者从作品所描写的情景的上下文中，知道这一特别的眨眼意味着调情的诱惑。
这一眨眼本身，被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称为一个体态语言的最小单位，是体态语言中最小的测量单位，这一特殊的最小单位，可以被描述为“一只眼睛的眼睑下垂，而保持另一只眼睛的相对静止。”这类描述偶尔也会从体态语言的最小单位中排除其所附着的感情，使这一单位抽象而又枯燥。它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眼关闭，而不是什么调情的信号。
在创立一种“书写的”体态语言体系的过程中，就有必要把所有的情感从所注解的动作中挤出去，还有必要创造出一种实验体系，以便记录和再现这些最小单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找到了一个精于体态语言的演员或学生，让他们试着生动地向一组学生表演不同的动作及其意义，然后请这组学生区分这些动作，但不去猜测每个动作的意义。
向学生们提出的问题通常是，“这一动作是不是意味着和这一动作不同的某种意思？”这样一来，记录者就能发现，小幅度的动作何时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然后他就可以给那个附加动作找出一个含意。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从大量诸如此类的实验中，设法区分出了不同的体态语言最小单位，并设法弄清了附加的最小单位是在哪一点上使得整个动作面目全非。
例如，请一位演员面对一组学生做出下列表情：
□ - < ¤ ?
用描述的语言将这组符号翻译出来，这一表情就是右眼睁着，左眼眨动，从左眼角往外斜视，嘴保持正常状态，鼻尖呈下压状。第二道动作是在这组观察的学生们面前做出类似的表情，图解如下：
- □ < ¤ ?
描述：左眼睁着，右眼眨动，从左眼角往外斜视，嘴保持正常状态，鼻尖下压。
然后间观察者们两种表情有何不同？他们的评论是，“它们看起来不同，但所表现出来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于是，又给人体动作学方面不断增大的资料库，补充了一条有关的数据：哪只眼睁眨动是无关紧要的，不论眨哪只眼睛，意义完全相同。从一只眼睛的哪一边斜视同样也不影响意义的表现。
然后又对观察者们进行了第三次表演：
□ - ¤ ?
从本质上说，这是第一种泛眼法，只不过没有斜视，但鼻尖还是呈下压状。观察者们认定说，这和第一种表情一样。人体动作学这门科学现在才明白，在体态语言中，斜视并不总是有什么意义。最后进行了第四次不同表情的实验。
□ - < Ω ?
在这一表情中，眨眼的方式与前面相同，斜视也是由闭着的右眼发出的。鼻尖下压，但嘴型发生了变化，它往下拉成一个噘嘴。当这一表情展现在观察者们面前时，他们的评论是，“呀，这回可跟前几次不同了。”
于是，又为人体动作挡案中补充了一条新材料：嘴型的变化导致意义的改变。
在这里，认真而细致的科学研究，证实了下面这个事实：思想感情的交流，不象是来自眼睛本身的任何变化，倒象是来自面部表情的变化，我们可能认为，斜视或改变斜视会传达出不同的意义，但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表明，它们并不传达什么意义。只有嘴型的变化才会导致表情的真正变化。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没有评价眉毛变化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不管哪只眼睛的眉毛的细微变化，可能都会透露出一个很不相同的意义。一道眉毛扬起，是疑惑的典型信号。双眉倒竖，显其惊诧。双眉下垂，表示不安或怀疑。
这位博士发现，眨眼和闭上一只眼睛，在传达情感的过程中是很有作用的。当嘴型保持正常状态时，斜视无甚意义。然而，斜视伴随噘嘴，可就意味深长了，在眨眼这一过程中，下压鼻尖没有意义，但在其他情景中它却内涵丰富。
文化与人体动作学
我们可以看到，面部表情有巨大的可变性，而当我们退后一步，超越面部来观察整个脑袋时，也可能出现另一套动作。点头、摇头、转头、昂头，这些动作都是含义无穷的。但是，当它们处于不同的文化条件中、与不同的面部表情相结合时，各自的意义都会发生改变。
我的一位朋友在一所大型研究院任教。这所研究院有许多来自印度的研究生，他告诉我说，这些研究生把头扬起又下垂以示否定，左右摇头以示肯定。他抱怨说：“有时我真被他们弄得心烦意乱。当我向他们讲解一个特别复杂的论点时，他们坐在那里，用姿势表明他们接受了，理解了。但这一姿势在我的理解中却意味着“不对”，当我们并不接受时，他们所传送出的信息却被我理解成“对”，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他们用姿势传递出的信息，是我接受的信息的对立面，但对我来说，明白了这个道理却并不使我愉快一些。我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是如此深厚，以致我就是无法容忍这一矛盾。
体态语言方面的文化熏陶是很难克服的。我认识附近一所大学中的一位数学教授。他最初是在德国专攻犹太圣法经传的学生，三十年代早期离开德国，直到今天，他讲课时还会不自觉地摆出一副犹太法典学者因文化而养成的吟诵祈祷文的姿势。他身体前倾，腰部以上往下弯，然后翘起脚尖，挺起腰杆，身体后弓。
即使人们以玩笑的方式向他指出这一点，这位教授还是无法控制其身体的动作，我们不可低估体态语言中文化约束的力量。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的那些试图表现出非犹太身分的犹太人，常常用体态语言来使自己摆脱犹太人的身分。他们的手部动作比德国人的手部动作更自由、更大方，在其伪装的所有因素中，这些手部动作是他们最难掌握的。
因为有这种文化差异，某一国家的观察者在体态语中可能会看到另一国家的观察者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 □ ú > ▽ × ─
描述：双眼睁开、中间的眉毛收缩，鼻子收紧，嘴巴静止不动。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一表情与下面这个表情完全相同：
□ □ > ▽ × ─
然而，在一个意大利人看来，省略了中间眉毛的收缩，可能就出现了细微的差别，第一种表情可能表明不安或忧虑，这两种表情中的最终线索，都应该来自产生表情的那个环境、情景。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强调说，思想交流总是两种方式互为补充的，口头语言这一背景为体态语言提供了一条行动和理解的线索。而且，不管口头语言说的是什么，体态语言常常能够为理解真实局势的原动力提供一个线索。
信奉领袖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引用了一群年轻小伙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帮小伙子中的三个是所谓的“多话者”这种角色，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大嗓门”。他把这群人的活动拍摄下来之后，发现他们所说的全部话语中，这三个“大嗓门”所说的话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二到百分之九十三。
这群人当中有两个头领：其中的一个就属于“大嗓门”。我们不妨管他叫汤姆。另一位头领是个沉默寡言的伙计，叫鲍勃，实际上，他是这群人当中最不爱说话的小伙子之一。仔细地分析表明，鲍勃所说的话仅占百分之十六。那么，他为何会当上头领呢？
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有助于我们回答另一更根本的问题，即领导权是怎样形成的，是靠发号施令、巧舌如簧的能力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倒是可以从汤姆的领导权中感觉知这一点。但是，怎么解释鲍勃的领导权呢？这家伙金口难开，不也当上了头领吗？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怀疑答案可能存在于体态语言中。他断定鲍勃的领导权看来是举止神态方面的能力。
对这群人的活动的影片记录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与其他人相比较，鲍勃“极少从事无关的活动”，伯德惠斯将尔博士解释说，无关的活动指的是试图创新的行为，亦即与现在所进行的活动无关的行为。当这群人兴冲冲地去看棒球比赛时，说一声“钓鱼去”，或者当他们正奔向附近的海滩时。提议“进城到卖药的杂货店那儿逛逛去”这些都属于无关的活动。
鲍勃极少冒险要大家去干没准备或不想干的事情。他会带领大家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大家改变方向，去新的地方。如果大家全都围坐在海滩上时，他会说“跟我来，游泳去吧”，或者当他们进城时，他会说：“去杂货店转转吧！”
这里有一条关于权术的宝贵经验。不论是在社会集团中，还是在政治上，最成功的领导者总是这样一个人，他参加人们所愿望的活动，带领大家积极从事这项活动，他使人们做想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鲍勃是个老手。
但是，从体态语言的观点来看，更为有趣的一点是。鲍勃在举止神态方面也显得非常成熟、持重。他的无用动作比其他人少，他不会不必要地拖着脚跟走路。他也不把手放在嘴上，搔搔脑袋或敲敲指头。成熟与幼稚之间的差异，常常通过体态语言泄露出来，过多的无实际意义的身体动作便是幼稚。一个成熟的人不得不动时才动，而且，他每动一下都是有目的的。
天生的领袖人物，率领大家朝想去的方向前进的这类青年，也是相当成熟的，能把他的身体动作引入有用的活动之中。倾听便是这类有用的活动中的一种。从动作神态上说，鲍勃是一个很好的听者。他会模仿说话人的姿势。他会用恰当的面部表情和脑袋动作引导谈话顺利进行，他不会摇腿晃脚或放任自己表现出任何年轻气盛的体态语言信号，这些信号意味着“我坐卧不宁，心烦意乱，对你的发言毫无兴趣”。
因为鲍勃在体态语言意义上具有洗耳恭听的能力，所以其他人都乐于带着问题向他求教，当他提出建议时，人们也乐于信任他。够奇怪的，或者可以说够明显的吧，尽管鲍勃比其他人少有说话，但他实际上却很会谈话。这大概是使他成为首领的那些体态语言特征都反映在他的口头语言中了。一旦他发言，他所说的话真是掷地有声，句句顶用。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对此难以忘怀，所以他已将人体划分为8个部分，以便使这些“小动作”易于观察研究。除了脑袋以及带有象形文字符号的面部之外，他还得出了以下部分：身躯和肩膀；手臂和腰部；手和手指；臀部；腿和踝部；脚与脖颈。
在上述的每一部分，动作的特殊象征都与大量的有关方向的信号结合在一起。这些方向信号包括á上升到更高位置，a下降到更低位置-->朝前，<--朝后，和┥任何动作或状态的持续。
说也说了，做也做了，但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一符号体系对于体态语言的研究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用人体动作的术语来记录一个偶然的小动作，究竟有何重要性？甚至当符号与口头语言的记录结合起来时，这种结合本身的用途肯定也是有限的，而且这一用途恐怕也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学者之中。
无论如何，这样一种符号体系不应仅限于用来为研究而记录交际情景。就象舞蹈的符号体系一样，它也可以用来为诸如政治界和教育界之类的行业赢得演讲的成功，带来最大的效益。治疗学家也可以用它来“标记”治疗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回顾病人除用嘴巴说的话以外，还用身体说了些什么。演员可以使用它，供人娱乐者可以使用它，甚至商人也可以使用它。
实际上，当你开始思考它时，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这样一种符号体系迟早总会有用的。不论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体系会大受欢迎也好，或是不被人理解也好，但诸如此类的体系最终还是需要的。
11、体态语言的漫用与妙用
与动物对话
体态语言古老，体态语言比口头语言更有优越性，这方面的证据来自一个夫妻研究小组所进行的探索。这对夫妻是内华达大学的R·艾伦（R.Allen）和比阿特丽斯·T·加德纳（Beatrice T.Gardner），心理学家们想教会类人猿说话，但都失败了，加德纳夫妇苦苦思索这些失败的原因之后，决定尝试教它们学会人的姿势而不是人的语言。他俩推论，体态语言是所有动物行为中的一个本能部分，而且猿类对体态语言非常熟悉，完全可以学会用姿势来交流感情。类人猿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活泼主动，双手灵巧。
加德纳夫妇决定，教一只名叫瓦苏的年轻的母黑猩猩学会北美聋人所使用的手势语。这只黑猩猩可以在加德纳家的屋子里自由出入，并且可以随便玩玩具，倍受人们关心爱护，它生活在只用手势语进行交际的人们中间。
瓦苏真不愧是一只地地道道的黑猩猩，很快就模仿出了它的人类朋友们的手势语动作。不过，又经过数月耐心细致的努力，它方能按人的要求再现这些动作。人们抚摸它的手以鼓励它“大声说话”，人们以夸张的形式重复这些手势，以帮助它纠正任何“错误的说法。”当它正确地学会了一个手势时，人们给它搔痒以示嘉奖。如果它被迫工作得太辛苦了，它会逃跑或发脾气，或者咬它教师的手以示反抗。
经过两年耐心的工作之后，瓦苏学会了大约30个手势。如果它以恰当的方式自动使用某种手势，至少每天使用一次，连用15天，那么，人们就判定它已学会了这一手势。瓦苏学会了把指尖伸出头顶以示“更多”，抖动张开手指的手腕以示“着急”，将手掌横按于胸脯上，以示“邀请”。
它还学会了表示帽子、鞋、裤子和其它衣物的手势，学会了表示婴儿、狗和猫的手势。真实奇怪之至，当它见到新的婴儿、狗或猫时，她居然会把这些最近学会的手势用来表示它们。有一次，它听到狗叫声，甚至也使用了一个表示狗的手势。它还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句子，当它想让人们把它带到山梅林中去时，它用手势表示“我甜食去”，当它想得到冰箱里的东西时，它用手势表示“打开它，取出吃的喝的。”
实验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瓦苏正在学习新的手势并把它们应用到新的句子中。多利特尔（Dolittle）这位老博士与动物的对话的想法由于借助体态语言而变为可能。
不过，一些享乐过度而感到厌倦的生物学家指出，动物中的体态语言不是什么新鲜玩念儿，鸟儿用精巧的求婚舞传出性交的欲望；蜜蜂用复杂的飞行样式指示蜜源的方向；狗会熟练地运用大量的姿势求人施舍；从打滚、装死直到坐立。
瓦苏实验中的新颖之处，在于把一种语言教给动物，在于动物按这种语言来创造手势。耷哑人的手势语应该在口头语言不起作用的场合下取得成功，这是合乎逻辑的。失去了听的能力，不能听见任何声音，这显然使一个人对手势和动作大为敏感，如果是这样，那么聋人就应该对体态语言有更敏锐的理解力。
无声世界的象征符号
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所以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诺曼·卡根博士（Rorman Kagan）在聋人中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给他们放映描写男人们和女人们在各种情形之下的电影，然后请他们猜测这些人的情感状态，并要他们说说，这些人用了什么体态语言信号来传达出这种状态。由于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他们无法运用观唇辨意的方法。
卡根博士说：“很明显，人体的许多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任何部分，都反映了一个人的感觉状态。”
举例来说，一边摇动双手或一边抚弄戒指，一边不停地摇动双手而又一边谈话，就会被聋人理解为胆小、窘迫和焦急，当双眼和面部突然阴沉下来，当这人仿佛“回收”了他的表情，或当他的面部特征“分崩离析”时，就会被理解成犯了罪的象征。
过分痉孪性的动作被认为是受挫的标志，身体好象要把某人隐藏起来似的缩成一团，这个动作表明了压抑感。强悍有力被看作是脑袋前冲，整个身体包括手臂和肩膀部突然前倾；而当脑袋保持在一定的角度上，手指心不焉地乱写乱画时，则意味着心烦无聊。深思熟虑与专注的凝视联系在一起，与皱起的前额和向下看的眼睛联系在一起。不愿看见或不愿被人看见，这一思想活动是由取下眼镜或调转眼光这类动作表现出来的。
这些解释都是由聋人提供的，声音在传递信息中不起任何作用，然而这些解释相当正确。姿势是在某一情景的的整体联系中加以解释的，但这场景又是不借助任何有声语言而表现出来的。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具有理解体态语言的能力，如果我们对所有各不相同的动作和信号都极其敏感，那么单是体态语言就可以作为一种交际手段。但这需要有耷人的超敏感性。他的视觉变得如此敏锐，他对额外暗示的探索变得如此专注，以致仅仅通过体态语言就能把某一情景的整体联系传达给聋子。
不过，体态语言的真正价值，仍然存在于和口头语言交际所进行的各种程度的融合之中。无论是在特定波长，伴随可见语言与其他任何波段上的通讯而传递出何种信息，道理仍然是相同的。这里所谓的可见语言包括体态语言和自我意象在内。所谓其他波段，其中之一便是触觉，它有时与视觉重迭，但它真正是更原始、更基本的交际形式。
按照哈佛大学已故的劳伦斯·K·弗兰克博士（Lawrence K.Frank）的观点，儿童对其世界的认识始于对母亲的抚摩，始于爱抚与亲吻，始于嘴巴与母亲奶头的接触，始于母亲怀抱的温暖与安全。而对他的教育又启蒙于“别摸”这一教训，以使适应于他所属的那种文化中的“私有权”，以教给他一个占有感和从属感。儿童和少年时代，他触摸自己的身体，进行手淫的冒险一一这是自我触摸的极端表现，青年时代，他寻求爱的抚摸，和爱侣互相爱抚，这些全是触觉交际的不同方面。
但这些是明显的方面。我们也通过抓挠、拍打、按压物体来与我们自己进行触觉的情感交流。我们这样做是在说，“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正给自己带来愉快与满足。”我们通过抓手、握手以及各种各样的触摸来与他人进行交际，我们的这些动作是在说：“放心吧。别那么闷闷不乐。你并不孤独，我爱你。”
很难确切地向大家指出，体态语言不起作用，而触觉交际大显神通的场合究竟是哪些，界限朦胧难辨，飘忽不定。
用体态语言进行精神治疗
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其最大的价值也许在精神病学方面。谢弗伦博士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治疗学家有意识地运用体态语言是何等重要；布克海墨尔博士（Buchheimer）和其他研究者，已经把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引入了自我控制这一领域中。
布克海墨尔博士谈到了一个成年的患者小组。治疗学家把手指画颜料拿给他们，当作一种治疗手段先使用，“当我们用手指在画上胡乱涂抹时，对颜料的感觉会把他们从某些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些压抑延缓了治疗的进程。这是我们的希望。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把他们的涂抹情景拍摄下来，然后将影片放给他们看。
他说，有位女病人第一次婚姻很不幸，这次婚姻最终破灭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她无力享受性生活的乐趣。现在，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她觉得性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她的婚姻仍然“如履薄冰，岌岌可危”。
当她用手指颜料涂抹出眩目的猩红和紫色的污迹时，她失声叫道：“天哪，这多富有性感！”她一边这样说，以边把双腿交叉起来。
后来，在把影片放给她看的时候，她看到自己对触觉的性行为概念的反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做出那种反应。但在根据体态语言来讨论双腿交叉的含意时，她同意这是象征性地遮掩性器，是拒绝性交的一种方式。这种意识在她另外的行动中、在她对“性感”照片所发的感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承认她自己乃有性欲冲突。从那时起，她开始明白她的第二次婚姻也面临着与第一次婚姻相同问题。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她也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揭示了病人关于自己对体态语言中象征姿势的运用的理解是怎样在一位妇女眼前展现出她所遇到的麻烦的实质所在。创造了格式塔疗法（用体态语言作为基本工具之一的精神病治疗法）的心理学家弗里茨·珀尔斯博士（Fritz Perls）在谈到他的治疗技术时说，“我们力图去把握情景明显的、表面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这些情景中发现了自己。”
珀尔斯博士认为，格式塔疗法的基本技术是不向病人解释各种现象，而是为他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自己理解它们、发现它们。珀尔斯博士说，为了做到这一点，“对病人所说的绝大多数内容我都不理睬，我主要是专注于非口头语言的方面，因为这是唯一不易受自我欺骗所影响的方面。”这个非口头语言的方面当然就是指的体态语言。
为了举例说明珀尔斯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妨偷听一段一位30岁的女病人的谈话。这些谈话选自一部精神病学的教学影片。
病人：刚才我吓坏了。
医生：你说你吓坏了，但你面带微笑，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既胆战心惊，又笑容满面。
这时病人有些狼狈，她的笑容在脸上抖动了几下，就逐渐消失了。
病人：我对你也怀疑，我认为你的理解能力很强。我想，你知道我一边害怕一边笑，或者我一边害怕
一边又把这种感觉隐藏起来。
医生：一点不错。你怯场吗？
病人：不知道。我主要是意识到了你的存在。我害怕----害怕你会对我直接发起进攻。所以我怕你会把
我赶到角落里去，我害怕这一点，我希望你站在我这一边，别跟我作对。
病人说这话时，不自觉地敲敲自己的胸脯。
医生：你刚才说我会把你赶到角落里，你还拍打你自己的胸脯。
珀尔斯博士随即重复了她的拍打动作。这时她凝视着自己的手，仿佛第一次看见它似的，然后她
又若有所思地重复了这个动作。
病人：嗯嗯。
医生：你想干什么呢？你能不能说说你想去的这个角落？
病人转过身去注视房间的各个角落，她突然发现角落是她可以进去的地方。
病人：当然可以。就是后面那个角落。到了那儿就能得到彻底保护。
医生：然后你在那儿就安全些了，不会受我攻击了吗？
病人：不，我知道不会真正安全。也许稍微安全一点。
她仍然凝视着那个角落，点了点头。
医生：假如你相信你真的是到了那个角落里，你会在那儿干什么呢？
她考虑了一会儿，到角落里去这一句偶然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情景。
病人：我就坐着。
医生：你就坐着吗？
病人：是的。
医生：你会坐多久？
仿佛她真的在一个实际的角落里了，病人的姿势变成了小姑娘坐在凳子上的那种姿势。
病人：不知道。但你正在说起这种情景，这真是太有趣了，这使我回忆起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的情形。
那会儿，每当我害怕时，一坐在角落里就会感觉好多了。
医生：那真是太好了。你现在是一个小姑娘吗？病人又感到狼狈了，因为她自己说的话又变成了一幅生
动的情景。
病人：哦不，但感觉是一样的。
医生：你现在是一个小姑娘吗？
医生强迫她正视自己是小姑娘这种感觉，继续问道。
医生：你现在是一个小姑娘吗？
病人：不，不，不！
医生：那么你多大啦？
病人：30岁。
医生：这么说，你确实不是小姑娘了。
病人：当然不是！
在随后一个场面中，医生又说话了。
医生：如果你装哑装傻，你就会使我变得更清醒、更明白。
病人：这句话我听过了，但我不信这个把戏。
医生：现在你的脚在干什么？
病人：摇晃。
她笑了，因为双脚摇晃这一动作使她意识到自己是在伪装。医生也笑了。
医生：你在开玩笑。
过了一会儿，病人说话了。
病人：你那么对待我，好象我比我实际上更强壮有力。我希望你更多地保护我，对我更好一点。
她为声音是愤怒的，但即使是在说这话时，她也在笑。医生摹仿她的微笑。
医生：你是否意识到了你的微笑？你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说气话。
他也友好地微笑着。但她却摇摇头。
病人：不，我相信我说的话。
她想让自己不笑，但医生已经使她认识到了她的微笑这一事实。
病人：我知道你并不认为我一一
医生：当然，我并不认为相信自己说的话。你在骗人。你是—个骗子。
病人：你认为一一你真的这样看吗？
此判，她的微笑显得缺乏自信，渐渐消失了。
医生：是的。你大笑，傻笑，忸怩不安。不是骗子是什么？
他模仿她的动作，让她看到它们从他身上反应出来。
医生：你是在对我表演。
病人：啊，我憎恨装模作样。
她的微笑和痴笑已完全消失，她的声音和身体都表现出愤怒。
医生：你能证明这一点吗？
病人：当然能，我敢肯定我不是在骗你。我承认要我表现出窘迫相当困难。我恨手足无措、窘态百出，
但我讨厌你叫我骗子。因为我发窘时的微笑或走到角落里去，都不意味着我是在骗人。
医生：最后这一分钟你就是你真实的自己了。
病人：别说了，我厌烦你了。
她又笑了。
医生：你看你看，又来了！
他学她笑的样子。
医生：你这样做是不是想掩盖你对自己的愤怒？刚才那分钟，那个时刻．你有什么感受？
病人：在那一分钟里我感到疯狂，尽管我当时并不窘迫。
在这次特别的交谈中，重要的是珀尔斯博士捕捉病人的体态语言的方法。这位患者的体态语言包括她的微笑、她的摇晃、甚至还有她想坐到角落里去的愿望，他随之又把它们逐一展示在她面前，强迫她正视自己的体态语言的象征符号。他向她表明，她的微、大笑都不过是一种防御想用来淡化她的真情实感，消弭她不让自己感受到的那种愤怒，因为这种愤怒可能太有破坏性，只是在最后她才变得相当疯狂。抛弃保护性的微笑，真正表现出自己的情感。这是行动中的一种自我审视。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体态语言与自我审视相结合之后能够带来的后果是，使人意识到他用身体所作的事情正与他用嘴巴所说的话语相矛盾。如果你知道你在用身体干什么，那么你对自己的理解就会变得更深刻、更有意义。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体态语言，那么你就能冲破你用来包围自己的许多防线。
装模作样的体态语言
最近我在一次舞会上注意到一位美丽的年轻姑娘，见她和一位女伴靠墙站着，她高做冷淡、难以接近，俨然是童话中的白雪公主。
我认识这位姑娘，我知道她决不冰凉、冷淡。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如此冷漠。
“你说我冷漠？”她吃惊地问道，“看看那些小伙子吧！他们一个也不来和我说话。我那么想跳舞，但他们谁也不来请我。”她有点悲哀地补充说，“我是唯一还在上学的年轻姑娘。你看鲁思，她跟我一样大，但她每个舞都在跳。你认识她。她是个邋遢鬼。”
鲁思的确是一位邋遢的姑娘。身材臃肿，缺乏吸引力。不过，啊！秘密就在这里。鲁思对每个小伙子都投以甜蜜的微笑。鲁思抛弃了所有的遮掩和所有的防御。鲁思让小伙子感到舒服、自信。他知道，如果他请她跳舞，她准会同意。她的体态语言对此做出了保证。而咱们这位漂亮的女郎，脸上如此冷冰冰的沉静，掩盖了她内心渴望的羞涩。她传送出的信息是，“走开。我不好接近。想请我跳舞吗？那可有你好瞧的。”哪个小伙子还敢冒险讨个没趣呢？他们都服从于这些信号，转到鲁思身边去了。
如果训练一下，我这位年轻朋友完全可以学会微笑，不让自己的美貌显得那么冰冷僵硬，而是使它易于被人欣赏。她将学会用体态语言告诉小伙子们：“你可以请我跳舞，我会欣然同意的。”但首先她得理解信号。她得看看她表现在人家面前的是一副什么模样。她必须正视自己，只有这样，她才能改变自己。
我们都懂得，如果我们表现出了我们想成为的那个“我们”，表现出我们隐藏起来的那个“我们”，那么我们才能使自己更容易被人接近，才能使我们摆脱束缚。
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多。有很多“装出”某种体态语言以达到目的的手段。所有论述自我修养，论述交友方法，论述如何让人喜欢自己的书，都认识到了体态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借助恰到好处地伪装的体态语言传送出下述信号的重要性：“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沉着冷静，我想成为你的朋友。请相信我。”学会并能正确地运用传达这些信息的姿势之后，你肯定能获得社交上的成功。
妩媚学校很懂得这个道理，它们运用这种方法教姑娘们如何优雅地坐、走、站、立。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么观看一下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情形吧，看看姑娘们是如何被教会使用体态语言，以使人觉得她们风采照人、倾城倾国的。有时你会认为她们对体态语言的运用有些华而不实，过于俗艳，但你肯定会为这种训练判个满分，她们的姿势是经过考验的、正确的。她们知道可以用体态语言传达出多少信息。
政治家们也懂得体态语言有多么重要。他们用它来加强演说效果，使之引人注目。他们也用它来获得一个能令人愉快、更能为人们接受的个性或形象。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两人都对体态语言有本能的运用能力。尽管罗斯福确实是个残废，但他从不允许自己的身体以残废人的姿态表现出来（他很清楚这样一种姿态中的体态语言效力），所以他能够用体态语言塑造一个运筹帷幄、乐观自信的形象。拉瓜迪亚显示在大家面前的是另一种形象，这是一位安闲自在、脚踏实地的人民之子。这一形象全是通过姿势和身体动作，通过对体态语言语汇的惊人知识而树立起来的，这些体态语言语汇不仅有英语，而且还有意大利语和依地语。
有些人不论多么努力，就是掌握不了体态语言的语法。林登·约翰逊（Lyndon Jobnson）从来就没有理解它。他的手臂动作常常显得过于挖空心思、矫揉造作，以致于他仿佛是在拼命操作一个保存在记忆中的程序。
对某些体态语言的夸张运用，使理查德·尼克松成了戴维·弗赖伊之类巧于模仿的演员们的研究对象，弗赖伊只须随便拾起尼克松的一两个动作，使它们更为突出显著，就能传达出一种惊人的模仿效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在其为《交际探索》一书所撰写的论文中说，一个训练有素的“语言-举止神态学家”应能通过只听某人的声音就可断定他在做什么动作。
假如情形果真如此，那么，在语言与动作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联系。当一个讲演者用手指向某个方向时，他就该说出相应的话。例如，当比利·格雷厄姆雷鸣般地吼出“你们要努力升天”时，他用一个指头指着上方；当他说“你们要下地狱”时，他的指头落下，指着下方，这动作人人都会做。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赤裸棵的信号-词语联系，但不论怎么说，它是一种恰当的联系，观众们接受了它，并因它而感动。
正因为二者之间有这些恰如其分的联系，所以也就难怪有些人曲解这些联系，而且不合逻辑地使用它们，有些人是语言与动作矛盾，他们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地说话，或把声音抬得老高或压得过低，使他们所说的话干瘪无力。要在举止神态上张口结舌、含含糊糊，要为劣等谈吐配上一套糟糕的动作，那还不容易吗？
听众也可能听清你的活，理解它们的意思，但大多数信息将会被遗漏掉甚至被曲解，这一来，你将面对着一片“冷漠”的听众，在你的演讲中就不会有什么感情和感染力，也不会有“超凡魅力”这个模糊词语所包含的那种东西。
不恰当的体态语言能混乱到何种程度？喜剧演员帕特·保尔森（Pat Paulson）几年以前就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扮演政界的一位候选人时，他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当时候选人中所流行的那种欺骗行为，他用的方法是使自己的声音干巴巴地毫无感情，而且面色阴冷，以便进一步消除任何情感，然后是机智巧妙地把错误的身体动作运用到表演中。总的结果便是假政治的不幸。
可惜，当政治家过于压抑自己，不会使用正确的姿势，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正确的姿势时，这种不幸也可能出现在诚挚之中。威廉·J·富布赖特（William J．Fulbright）和阿瑟·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两人都做出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贡献，但他们的讲演却缺乏正确的体态语言基础，以致人们认为他俩无精打采、庸庸碌碌。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是这样，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也差不多，虽然他并不象前几位那么糟糕。
麦卡锡在年轻人当中享有盛名，因为他们能够透过他说话的方式去理解他所说的内容，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说话的方式往往就是所运用的体态语言，比其所说的内容更为重要。这是个令人遗憾的事实。
数十年以前，另一个麦卡锡，即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演说的效果好得惊人。他同样也和许多原教旨主义者福音传教士一样，掌握了体态语言的基本原理。
乔治·华菜士（Geoge Wallace）在他进行总统竞选活动的那段时间，用体态语言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正派”的形象，尽管他的政治纲领很难为许多人所接受。仔细分析一下他的演说，特别是分析一下他的声音的变换，便足以说明他的体态语言的魅力胜过了他演讲的内容。
纽约的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政治哲学很右倾，但他在电视上露面时，却总是拥有大量观众，而在这些观众中，只有少数人是右倾的。他的魅力与其说存在于他演讲的内容中，还不如说存在于演讲的方式上。明显地手势和姿态对于只能从远处观看的政治家来说，作用非常大。除此之外，巴克利还出色地掌握了举止神态的细微差异。他非常灵活地运用自己的脸部肌肉，扬眉毛、眯眼睛、动嘴唇、绷面颊，表情丰富多变，决不呆板凝滞。
总的效果是生气勃勃、富有活力，还为他的演讲增添了诚实之感。
约翰·林赛（John Lindsay）也表现出了这种诚实，但他的姿态动作却稳重一些，柔和一些，不象巴克利那么夸张。伴随着诚实，我们还得到了稳重、自信和更多的东西一一姿态动作的柔和所产生的迷人的直率。
特德·肯尼迪也有这种举止神态的灵巧性，它帮助他象林赛和巴克利一样表现了悦人的外表。它使他得以生动地展现出一种儿童似的纯真，这种纯真可能与他当时正在干的事情完全矛盾，但仍然使我们的防线不攻自破。
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n）也具有这种诚实，但更大程度上的活力却使他为自己的政治形象增加了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世故圆滑、高等游民的、甚至是花花公子的形象特征，但这一切全是指这些词语的褒义而言的。附带说一句，他的巨大活力大概是其法国家世的反映吧。他的体态语言告诉我们：“看哪，我喜爱你们可能喜爱的一切事物。我和你们有同感地分享这一切。”
一旦你开始寻找某人的典型特征，寻找他的姿势、动作和面部表情，你就开始明白，所有的政治家们是多么严重地依赖于体态语言，以便他们演说和形象为人们所接受。真正优秀的政治家（这里的优秀，是指他们能够用身体生动地表现出任何感情），从来不用劳神费事地担心他们所说的内容。要紧的往往是表述这些内容的方式。
他们全是出色的演员，出色的演员一定全是运用体态语言的专家。淘汰的过程保证了只有那些娴熟地掌握了语法和词汇的人，才能取得成功。
当然，也有臭名昭著的例子。纳尔逊·埃迪（Nelson Eddy）就是其中之一。在30年代，他因歌唱天赋而当上了一名演员。正象许多歌唱家一样，他们从未学会体态语言的基本知识。他的有些表演（在最近的放映中仍能看到）显示了他的姿势的生硬呆板，显示了他的手臂象机器人似的拉锯动作。把他与加里·库泊（Gary Cooper）比较一下吧。库伯的姿势也同样也显得呆板，但他是通过无意识地掌握恰当的体态语言动作，并且用它来表现一种稳固性和男子汉的可靠性。
结束语
随着体态语言现象的被研究、被分析，并被逐渐上升为一门科学；作为一门工具，体态语言在研究其他科学的领域里已变得很有用处。最近在美国演讲协会第55次年会上有一个报告，做报告的是斯坦利·E·琼斯教授（Stanley E.Jones），他在报告中运用体态语言原理向霍尔博士的论点提出了挑战。霍尔博士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处理空间的方式不同。他说，拉丁美洲人在谈话时比中国人或黑人都站得近些，而阿拉伯人站得甚至比拉丁美洲的人还更近一点。
哈勒蒙、中国城、小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居住的哈勒蒙，都是属于纽约城中的曼哈顿种族集团地区，琼斯教授在这些地方进行了两年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证据说，这一模式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贫困状况已迫使这些人改变了他们的某些文化行为。在他看来，有一种比任何种族亚文化背景强大得多的贫困文化。
琼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论文，他说：“当我开始研究生活在纽约这个所谓熔炉中的亚文化的行为模式时，我就希望发现他们会保有其文化差异。但我却极为震惊地看到，贫困条件已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具有显著的相似性。”
在住房条件极其糟糕的过分拥挤地区，琼斯教授看到每个人实际上只站在离他人一英尺远的地方。不论来自什么民族的人，全都如此。
这是在试图揭示，贫困在影响文化的过程中，对这门正在发展的体态语言科学进行社会学的运用，琼斯教授的发现所显示的，恐怕是美国穷人的文化丧失了民族的、国家的差别。美国已经成了一个熔炉，但是，熔化种种界限并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体态语言的，是贫困，而不是别的什么。
把这一研究继续推进，看看除了空间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方面受贫困的影响；或者，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这项研究，看看富裕是否也打破了体态语言的民族习惯。这将是很有趣的。经济的力量是不是比文化的力量更强大呢？
展现在未来的体态语言学者们面前的研究课题举不胜举。体态语言的美妙，在于人们无论如何也需要最低限度的体态语言武装。虽然我知道已经用录像带，16毫米的胶卷和许多自愿参加的学生进行了大量复杂艰深的研究。但我也知道一个14岁的男孩所进行的一项极其迷人的研究项目。他的寝室俯瞰着纽约城里一条街上的公用电话亭。
他用一架8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摄下打电话的人们，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尽量多拍。然后，他用家庭放映机放出慢镜头，仔细观看，并将每个动作识别出来。
我还认识另一位年龄稍大的学生，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内容是研究在拥挤的街道和不怎么挤的街道上，人们可能以何种方式互相避让。
他解释说：“当有足够的空间时，他们等到相距10英尺时才互递信号，以便能迎面错身而过，朝相反的方向各走各的路。”他还没有发展人们互相传递的准确信号，也没有发现如何用这种信号告诉对方自己将走哪一边。
当然，也有些时候信号被弄错了，两人面对面地碰在一起，两人都让到右边，然后又双双让到左边，这种傻乎乎的舞蹈一直要跳到他俩都停下来，抱歉地笑笑为止。然后才各走各的路。弗洛伊德（Freud）把这称之为一种性欲的冲突，我的这位朋友则把它叫做体态语言的“口吃”。
体态语言作为一门科学还处于婴幼时期，但本书已经探讨了某些基本原理，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些基本原理，不妨对你自己、你的朋友以及你的家庭成员进行仔细的观察。你的动作为什么会是那样？它有何意义，在你与他人的体态语言联系中，你是唱主角呢，还是当配角？你怎么使用空间？你是空间的主人，还是空间的仆从？
你在工作场合中如何处理空间？你是先敲老板的门然后才进去吗？你是径直走到他办公桌前居高临下呢，还是有礼貌地离远一点，让他控制你呢？你让他控制你，这是作为一种安抚的方法呢，还是作为一种支配他的方法？
当你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你是怎样走出电梯的？是不是因为这样一种优雅的姿势给了你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所以你坚持要最后一个走出电梯？或者你是不是第一个走出来，讨别人的喜欢，并接受他们所献的殷勤，仿佛这本来就是你理应享有的权益？或者你是不是争先恐后地挤将出来？“你先请。”“哦不，你先请”。你是如此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呢，还是……
这些行为中，哪一种是最和谐稳重的行为呢？非常自信的人会惯用哪一种姿态呢？对这每个问题都认真想一想吧！你的猜测和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的判断同样宝贵，举止神态学还是一门刚刚起步的科学。
在一个讲堂里，你坐在哪个位置呢？坐在后面还是坐在前面？后面不引人注目却可能听不到讲演中的某些精彩之点；前面听得清楚，看得真切，但也引人注目。
在非正式的聚会上，你如何表现自己呢？你是不是捧起一杯饮料，以使颤抖的双手得以镇定？你是不是靠在壁炉上以求得一种安全感？它可以作为使你的一半身体固定不动的力量，你不必考虑该用体态语言说些什么一一或者只消考虑如何用一半身体来传达体态语言就够了。不过假如你靠在壁炉上的那种姿势不自觉地暴露了你的思想，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坐在哪儿？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吗？坐在一群朋友中间呢，还是靠近一位陌生人？坐在哪里更稳当？坐在哪里更有趣？坐在哪里意味着安全可靠？坐在哪里才显得老成持重？
当你去参加的下一次聚会时，你就开始观察吧：控制聚会的人是谁？为什么？有多少功劳应归于体态语言，主持者用了些什么姿势来发挥他的作用？
注意一下人们在地铁车厢里是怎么坐的：当车里并不拥挤时，他们如何保持彼此的间隔？他们的腿、脚和手臂是如何交叉起来的？
注视一下陌生人的目光，时间比平常的注视稍长一点，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你可能会遭到对方无礼的回报，但另一方面你却可能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你可能发觉自己是在和纯粹的陌生人讲话，而且自己喜欢这么干。
现在你已知道体态语言的基本原理和某些规则，你此生一直都在无意识地玩着体态语言游戏，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有意识地玩这一游戏了。打破一些规则吧，看看会产生什么后果。它将是令人惊异的，有时还有点儿使人害怕，有点冒险、新奇和滑稽，但包你不会枯燥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