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
特工秘闻 陈楚君 俞兴贸 编 本文部分作者简介 军统特务组织的沿革 第01章 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 第02章 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 军统的前身复兴社 第03章 复兴社的缘起 第04章 复兴社述略 第05章 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 第06章 复兴社在福建的发展情况 军统的特务训练班 第07章 特务的训练 第08章 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 第09章 军统息烽特训班始末 第10章 我所知道的东南特训班 第11章 军统的各种特务训练班 军统的暗杀活动 第12章 特务处以暗杀起家 第13章 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内幕 第14章 阴谋暗害宋庆龄 第15章 宣侠父被杀真相 第16章 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 第17章 暗杀国民党元老唐绍仪 第18章 记暗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 第19章 河内行刺汪精卫 第20章 弹炸何思源 第21章 湘站在协助蒋介石监视排斥异己中所起的作用 军统活动面面观 第22章 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 第23章 军统局的西北区 第24章 甘肃军统特务组织 第25章 军统河西站与兰州特训班 第26章 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 第27章 军统闽北站始末 第28章 军统闽南站概况 第29章 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 第30章 戴笠三次到天津的活动情况 第31章 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 第32章 军统局东北区的“对韩工作” 第33章 军统在西康的活动 第34章 美蒋特务合流及戴笠和杜诺迈、赫尔利、柯克等的勾结 第35章 美蒋特务的特种技术合作 第36章 从公审周佛海看蒋伪合流 第37章 军统局“策反”汉奸周佛海的经过 第38章 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 第39章 军统在华南勾结汉奸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始末 第40章 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 军统的集中营 第41章 我所经历的军统三个集中营的内幕 第42章 息烽集中营黑幕 第43章 军统兰州秘密监狱见闻 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后身） 第44章 保密局福建秘密站 第45章 保密局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第46章 上海解放前夕的大劫掠和大屠杀 第47章 最后的疯狂 第48章 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特别站 军统人物拾零 第49章 郑介民是靠什么起家的？ 第50章 长沙和平解放前后的张严佛 第51章 周伟龙的一生 特工秘闻 本书部分作者简介 康泽复兴社元老之一。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宣传处处长、复兴社总社书记， 复兴社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书记，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等职。 程一鸣曾任军统特务训练班教官、总教官，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军统局西 北区区长、上海办事处行动组长等职。 张严佛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局本部主任秘书、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等职。 曾扩情曾任复兴社监察干事，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 沈醉曾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省站少将站长等职。 陈恭澎曾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华北及上海区区长、军统局本部处长等职。萧 作霖曾任复兴社公开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复兴社机关刊物忡国 革命》周刊主编，复兴社湖北、河南省分社书记等职。 邓葆光曾任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代主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长等职。 郭旭曾任军统局会计室（后改经理处）科长、副主任、保密局少将经理处处长。 王安之曾任军统局上海实验区区长、上海办事处秘书。 王方南军统杭州特训班毕业生。曾任军统上海区、香港区助理书记，局本部科 长，保密局上海站副站长等职。 何崇校曾任军统局广西站副站长、粤海站（后合并于光粤站）副站长、站长、 广东站站长等职。 陈达曾任军统局南昌站副站长。 李景春曾任复兴社福建分社助理及支社助理书记。 陈光庚曾任军统东南特训班中队长、教官等职。 张瑞曾任军统局东北区办事处“日韩组”副组长。 舒季衡曾任军统局天津独立潜伏台长。 特工秘闻 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 程一鸣 国民党特务组积的发展和演变1927年4 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进行所谓“清党运动”，侦查、监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 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政策。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就是为 执行蒋介石的这一反共反人民政策而建立的。初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陈立 夫，在组织部内成立了一个“调查科”。 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后，蒋介石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抗日必先剿 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实行军事法西斯专政，加强特务统治，以黄埔 军校毕业生为核心，仿效德国希特勒的国社党，在南京成立“中华复兴社”，简称 “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蒋介石亲自任社长。 下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由刘健群、曾扩情、贺衷寒、袁守 谦、俞济时、康泽、桂永清、杜心如、萧赞育、澧梯、邓文仪、宣铁吾、刘咏尧、 郑介民、任觉五、余洒度、黄珍吾、蔡劲军、腾杰、黄仲翔、李士珍、葛武架、陈 春霖、叶维、刘庆瑛、王受慕等任中央干事会干事。由周复、梁干乔、潘佑强、戴 笠、李国干、刘伯龙、孙常钧、胡轨等任中央监察会监察。刘健群、澧梯、邓文仪、 郑介民先后任过中央干事会书记。周复、梁干乔、李国干先后任过中央监察会书记。 在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下设立：军事处：处长杜心如兼任。宣传处：处长 邓文仪兼任。训练处：处长滕杰兼任。特务处：处长戴笠兼任。 1938年4 月，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广大人民反法西斯的压力下，秘密下令 中华复兴社停止活动。将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升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在名义上兼任局长。原任该局第二处处长戴笠， 升为副局长。实际上由戴笠负责。 原该局第三处处长丁默屯，投靠汉奸汪精卫，任伪政府的“特工总部”主任。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开始就形成三条支流：第一条支流：是CC系的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抗战胜利后，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季 源博任局长。南京解放，内政部调查局逃往台湾后，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简称 司调局，张庆恩任局长。以后由军统特务沈之岳任局长。1978年，由阮成章任局长。 第二条支流：是黄埔系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抗战胜利后， 军统局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简称保密局。保密局逃往台湾后， 改为国防部情报局，简称情报局。由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任局长，1978年的局 长是张式传。 第三条支流：是汉奸汪精卫系的丁默屯，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工总部和敌伪政 权一起被消灭了。 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特务的全盛时代。国防部保密局的出现，是蒋介石大 打内战之时，它为国民党政权的覆没作垂死挣扎。国民党逃亡台湾孤岛，在美帝国 主义的庇护下，蒋介石把他的长子蒋经国推出来充当特务头子。美蒋合流设立了 “国家安全局”。1954年，又设立国防会议，下辖两个局：一是国家总动员局，二 是国家安全局。这个局先后由郑介民、陈大庆、夏寄萍。周中峰任局长，继任是王 永树。 国家安全局主要业务，是对外和对内的特务活动。 以上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发展演 变过程。 中华复兴社特务处1931年7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断壮大，蒋介石亲 率3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结果被英勇的红军粉碎。十九 路军原在江西和红军对抗，“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到上海，受到上海社会 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在1932年1 月28日晚上，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 时，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一起，奋起抗战。 3 月，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出卖了民族利益和抗战军民。 淞沪抗战，证明国民党内部日益分裂，有一些军队逐渐觉悟，受到中国共产党 抗日主张的影响，不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蒋介石于1932年3 月，仿效意大利的棒喝团，德国的褐衫党，成立了“中华复 兴社”，社员穿着蓝衣，所以，亦称为“蓝衣社”。 1932年4 月1 日，“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戴笠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少将 处长。由蒋介石直接领导。 蒋介石命令中华复兴社特务处，采取军事编制。特务处的特务军阶和陆军相同。 最高的军阶不得超过少将。处长戴笠直到坠机身亡，还是陆军少将。死后，蒋介石 才把他追赠为陆军中将。 4 月1 日这一天，军统特务系统称为“四一纪念日”。每年这一天，蒋介石亲 临主持、举行纪念仪式。各外勤单位负责人从各地前来参加，召开外勤工作会议。 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简称特务处。初由十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戴笠、郑介民、张 炎元、黄雍、徐亮、唐纵、郑锡麟、马策、胡天秋、刘培初组成，以后逐步扩大。 特务处开始在南京市鸡鹅巷53号办公，后扩充到鼓楼四条巷洪公祠。1936年迁 到曹都巷。1937年南京沦陷前夜，特务处从南京市迁到湖南省长沙市梓园。 特务处的工作叫做特种工作，是一种绝对秘密的特务工作，它的工作范围：① 情报工作：搜集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教等的静态和动态情报，经 过分析研究、综合处理，拟定对策。 ②策反工作：是策反敌对人物为“我”所用，瓦解颠覆对方的组织，潜伏在对 方组织内进行破坏。 ③行动工作：绑架、暗杀、逮捕和警卫。侦查、监视和镇压革命群众，破坏革 命组织，囚禁和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 特务处派驻在各省市的组织头目，兼任中华复兴社各地分社的特务干事。但分 社的干事会书记不得过问特务组织的人事和工作活动。 特务处的组织如下内勤组织：处长：戴笠帮办：郑介民书记：张师、徐亮、梁 干乔、李果湛、周伟龙等先后任过书记。 人事股：胡子萍等先后任过股长。主管内外勤的升迁调补。考核和奖惩工作。 督察股：柯建安等先后任过股长。主管内外勤的监督查察。执行纪律、考查各 人言行和勤情。 会计股：股长徐人骥。主管经费的预算和会计出纳。 译电股：股长姚敦文。主管来往电报的翻译和密电码的编订和保管。 缮写股：股长李祖维，主管缮写各种文件。 电讯总台：总台长魏大铭，主管各地无线电台的秘密建立，收发电报机的制造， 进行机务和工务的训练，对各种可疑电台方位的侦测，密电码的译破，窃听各种无 线电话的对话，搜集各种电讯情报。 第一科（情报科）：科长唐纵，主管国内外情报的搜集，调查研究，分析汇编， 拟订对策。 这个科辖华东、华中、华南、华北、统计、编审和国际七个股，附设一个图书 室。 第二科（行动科）：科长戴笠兼任。主管司法案件的处理和监狱的管理，各种 行动案的执行和对特务处的警卫工作。下辖：司法股：主管司法案件的处理和监狱 的管理。 特务队：主管各种行动案件的执行和对特务处的警卫。 第三科（总务科）：主管外勤的交通传递和特务处财产、伙食、勤杂兵的管理。 外勤组织：特务处的外勤组织，分为秘密组织和公开机关。 （一）秘密组织：特务处以秘密组织来领导公开机关，只有纵的领导，没有横 的关系。不属于自己本身范围的工作，绝对不准看、不准听、不准讲。对本身的工 作是绝对保密的，即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亦不许泄露。泄密就是违反 组织纪律，轻则禁闭关押，重则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特务处外勤的秘密组织，最高是区，其次是站和特别组，基本织织是组，组设 若干组员。另有直属情报员直属于区、站、特别组，或直属于处长和处本部。 区的秘密组织是大城市或由几个省组织成的。例如南京，称为南京特别区；上 海称为上海区；香港称为香港区。几个省的，例如陕西和山西两省组成的晋陕区等。 站的秘密组织是以省为单位。站设在省会。如湖南省称为湖南站，站设在长沙 市。广东称为广东站，站设在广州市。 特别组的秘密组织是设在较重要的城市。例如苏州特别组设在苏州市，组织的 范围包括苏州、无锡、昆山、常熟和武进等以上单位都设有情报、行动、交通三种 组织，配有秘密电台，建立交通线。特务处的特务不仅监视查察党政军公务人员和 社会人士，也监视特务处的内外勤特务。 监视查察特务处的特务，由特务处督察股负责，派出秘密督察和公开督察，监 视查察每个特务的言行。特务和特务之间也互相监视。 特务处帮办郑介民，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长，调陆海空三军主管谍报的参谋人 员和驻国外武官来南京接受短期特务训练，建立军中的谍报网和监视官兵的言行活 动。 特务处直属情报员澧裕坤，任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掌握全国的警察。王固磐， 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在警厅内建立各秘密小组。赵龙文，任杭州警官学校校长，培 育各级警官。特务处还利用该校的名义，设立特务训练班。 戴笠创立中国警察学会并自任该会会长，与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李士珍唱对台戏。 特务处派一组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特别警卫组织，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别 警卫组，专门保护蒋介石的安全。 特务头子戴笠戴笠，浙江省江山县人，生于1897年，死于1946年。黄埔军官学 校第六期骑兵科未毕业，特务处的特务尊称他为戴老板。 戴笠离开军校，没有任过军职，却自动去搜集情报，以学生的身份，向校长蒋 介石递送情报。当时，胡靖安在蒋介石的身边工作，戴给蒋的情报，要通过胡靖安 转递。戴为了讨好胡，常跑到胡家，为胡靖安抱孩子。 戴笠采取不断递送情报的手段，希望引起蒋介石对他的注意，但蒋没有理他。 戴笠是一个不学有术的人，才学是没有的，但他有一套特殊的“术”。他的“术” 就是经常窥探蒋介石的意图，这是戴笠特有的专长。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这给戴笠耍“术” 的一个好机会。他利用这个形势，向蒋上万言书，陈述为了防范国民党军队中的抗 日分子，必须经常监视侦察；日本人和日本的代理人在中国太多，也要了解。这正 中蒋介石的心怀，于是，采纳戴笠的建议，给他10个黄埔军校毕业生，在中华复兴 社里成立特务处并任戴笠为处长。 1933年夏，南昌机场失火，焚毁飞机，蒋介石认为复兴社另一个特务组织南昌 行营调查课既不能事前防范，又不能事后破案，因此蒋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兼课长挨 了蒋介石一顿打，调查课被撤销，并人特务处，特务处遂壮大起来，于是戴笠的声 势超过了邓文仪。戴笠深知蒋介石铲除异己，嗜杀成性，一味杀害革命者和进步人 士，消灭对他不满意的人。戴笠遂成为其穷凶极恶的刽子手。 为此曾暗杀过中国共产党党员吉鸿昌，进步人士杨辁，异己分子张敬尧、刘湘， 还有北洋军阀时代总理唐绍仪和不满意蒋介石的史量才等。戴笠除充当刽子手外， 对于反蒋的政治运动，也千方百计加以破坏。例如广东省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 反蒋运动，就是经他策划破坏的。他领导下的特务处，对电讯的特务活动、监听国 内外电讯、破译密电码，尤其对日军情报的获得，深受蒋介石的嘉奖。戴笠有疯狂 的政治野心，拼命追求物欲的享受。他自称有一套控制部下的术，叫做思威并济。 就是给部下金钱、官职，也给部下坐牢，部下坐过牢释放后，给他官升一级。戴笠 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他绝不允许部下走权贵之门，去钻营做官，他要 部下一辈子做他的驯服工具，生时走人特务处，死时把尸体抬出来。戴笠派一组黄 埔军校毕业生，警卫蒋介石的安全，这些人跟随在蒋介石的身边，摸清蒋的生活， 喜和一些什么人往来。逢年过节，戴笠用金条去向蒋家所有的仆从送礼。他备有一 批美国派克牌自来水金笔，见到可利用的人，就送给他一支表示友好。对于女人， 则大献殷勤，赠送首饰和衣料。对蒋身边的元老权门，竭力讨好，大事吹捧。和自 己同等地位的官僚，互相抬举，互相庇护，互相利用。对蒋看不顺眼的人，则给予 打击诬害，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 至于戴笠的飞黄腾达，是依靠“西安事变”起家的。1936年12月12日，驻守西 安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为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 抗、继续进行内战的反动政策，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发动了“兵谏”，在陕 西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发生，给了戴笠“和校长共生死”，为蒋 诛罚痛恨的仇人的一个好机会。 当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囚禁后，在南京的黄埔军校学生，眼看蒋校长危在旦 夕，纷纷向亲日派何应钦的讨伐集团靠拢，妄图利用西安事变，扩大内战，置蒋于 死地，何应钦则想取代蒋的统治地位。当时，戴笠在南京失去靠山，走投无路，只 好冒险到西安去见张学良。动身之前，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的礼堂里，召集科股长 讲话，涕泪交流地说：“我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去和校长共生死。”由于中国 共产党的调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救了蒋介石，蒋介石认为戴笠确是一条忠实的 走狗，遂把张学良、杨虎城一家交由戴笠去处理。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1938年，戴笠升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兼财政部缉私处处长，和财政 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于是特务处由10个特务逐步发展到10万个。 1946年3 月17日，戴笠从北平乘军用运输机返回上海，飞临南京上空，飞机发 生故障，在江阴板桥镇坠机身死，他的残骸碎骨，埋葬在南京的紫金山上。 特务的种类特务古代称为间谍，它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公元前5 世纪，我 国著名军事学家孙武在他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其中“用间篇”阐述了利用间 谍在军事上的作用。他把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 这五种间谍，不但古代使用，现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苏联的克格勃都离不开 这五种范围。因间：是诱使敌方的人民而利用之，如利用各社会阶层的人士和各种 社团组织来进行间谍的活动。内间：是诱使敌方的官吏而利用之，如各党政军机关 的干部，进行间谍活动。反间：是诱使敌人的间谍，或使用自己反间谍的关系来从 事反间谍的工作。生间：是使用合法关系来进行间谍活动。对方虽然知道他是间谍， 因为受各种法令所限制，只能把他驱逐出境，不能把他处死。如：外交使团的间谍 活动。死间：是利用敌方的关系，故意泄漏假情报给敌方，敌方信以为真，结果对 方上当受骗，只好把报告假情报的人处死。 使用间谍，大体上经过三个步骤：一是物色间谍对象，衡量对象能起的间谍作 用。二是开始个人的交往，逐步建立友谊。三是建立间谍活动的关系。 因为时代不同，军统特务系统的特务种类、称谓也各异。军统特务系统的特务 种类如下：一、秘密特务。二、武装特务。三、公开特务。 秘密特务：分为内勤和外勤，内勤领导外勤去搜集情报，执行案件的行动，建 立交通联络和秘密电台。军统特务系统一般的惯例，是秘密特务组织指导公开特务 组织。秘密特务有搜集情报的，计有：直属情报员、直属通讯员、情报员、义务情 报员、运用情报员。搞行动破坏的计有：行动员、运用行动员。搞交通联络和电讯 的计有：联络员、报务员、电讯监察员、电讯侦测员。密电码破译员。 武装特务：在抗日战争时期称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国民党逃往台湾，保 密局和情报局把武装特务改为：反共救国军。 以上武装特务，是由美国给予训练、装备和金钱支持。 公开特务：是以警察名义和其他公开名义为掩护，如警察局，交通警察总局， 各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各绥靖公署第二处，各驻外使馆武官，三军的联络参谋等 等。军统特务系统的特务工作，除了搜集情报，行动破坏，电讯侦测研究等之外， 还有策反工作，如：1936年7 月，陈济棠和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抗日，陈济棠自任抗 日救国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任副总司令，进行倒蒋活动。戴笠秘密派出特务处杭州 警官特训班毕业生陈振兴潜伏在陈济棠的空军里，从事策反广东的空军叛变。7 月， 戴笠从南京到香港和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会见，以每架飞机给2 万元奖金 的代价，策动广东空军将飞机全部飞往南京。7 月18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和参谋 长陈卓林驾机飞往香港，其他飞机则北飞南京，并由黄光锐领衔通电反对陈济棠， 陈见事败，大势已去，遂于18日晚宣布下野，即在广州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西南 倒蒋运动宣告失败。 军事委员会调会统计局1938年4 月，蒋介石在人民的压力下，下令停止中华复 兴社的活动。8 月，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局长名义上由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实际上由原第二处处长戴笠升任为副局长掌握 实权，这个局设在四川省重庆市中二路的罗家湾。 1945年5 月，我从军统局西北区区长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当时军统局的发 展已经到了顶峰。它的组织人事如下：局长：钱大钩兼任。副局长：戴笠，掌握全 局的权力。帮办：郑介民、唐纵，襄助戴笠领导全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主管处 理局本部内勤的文书工作。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启瑞。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挂 名不做事，类似参议和参事。秘书室：秘书何兰园等。襄助主任秘书毛人风工作。 机要室：主任姜毅英（女）主管电稿的译电工作。缮写室：主任周建国，主管来往 文书的缮写工作。人事室：主管人事的升迁、调补、考核、奖惩等事宜。督察室： 主管人员的言行、工作的勤惰、监督和考察工作。会计室：主管财务出纳等事宜。 时事问题研究室：主任张国焘，专门研究中共问题。经济研究室：专门研究经济问 题。技术研究室：专门研究有关特务技术。医务室：专门诊治局本部人员的疾病。 第一处：主管搜集和处理军事情报；第二处：主管搜集和处理党政、社会、经 济、文教等情报；第三处：主管警务行动，指挥武装特务如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和 警卫蒋介石个人的安全；第四处：主管电讯业务和侦测，监察各方秘密电台的活动 和破译各种密电码等；第五处：主管各种特训班的训练事宜。第六处，主管敌伪占 领区的工作布建事宜；第七处：主管司法工作和各监狱的管理；第八处：主管局本 部的总务工作。 军统局在各地设有办事处。 军统局的武装特务，计有：1.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2.别动军：总指挥 徐志道。 军统局的公开特务机关，计有：1.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周伟龙；2.中苏 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郑介氏；3.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戴笠；4.军事委员会 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张炎元；5.军事委员会航空邮电检查处，处长李肖白； 6.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7.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特别警 卫组：组长梁绍洲；8.车令部第二厅；99内政部警务司；1O. 财政部缉私署；11. 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戴笠；12. 财政部直接税务局，局长王抚洲；13. 外交部护照科：科长曾广勋；14. 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余克俭；15. 航空委 员会政治部调查室：主任简朴。16. 兵工总署警卫稽查处：处长廖宗泽。17. 重庆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分成三种不同的地区：第一种地区是解放区。第二种 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三种地区是沦陷区。军统局在以上三种地区进行的活动， 各有不同。军统局对解放区，采取进攻破坏的方式。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渗透 破坏。在陕西省的榆林、汉中设有两个派遣组，专门负责派遣特务的活动。军统局 还配合国民党军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线上设立封锁站，截留从陕甘宁边区进 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胁迫他们当中的动摇分子充当特务。1938年春张国焘由 延安叛逃，投靠了军统局充任“时事研究室”主任，专门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还 为军统局出谋献策，妄图把解放区的军政干部拉出来，充当特务。在解放区的周围， 军统局的秘密组织配合国民党军队修筑了五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经水，东迄 黄河，绵亘数省。实行军事、经济的封锁，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妄图打下延安。 在黑暗反动的蒋管区，军统局采取镇压群众的方式。军统局的秘密组织和公开 组织，双管齐下，镇压革命运动，破坏革命组织，严密管制人民，各省市的警察局 都加强保甲制度，管制户口。军统局控制下的交通检查所，检查水陆交通工具；航 空检查所，检查飞机的运输和乘客；邮电检查所，检查人民的邮电往来，监察各种 秘密电台的通讯。在蒋管区内，竭力破坏一切革命运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囚禁、 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实行法西斯统治。 另外，军统特务在敌伪侵占的沦陷区，采取和敌伪勾结，宁渝合流的方针，派 遣特务到南京、上海，和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秘密联系。军统局的武装 特务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名义上是在沦陷区打游击，实际上和敌伪军勾结一起， 妄图消灭新四军。京剧《沙家浜》就是表演忠义救国军当年在江苏省昆山、常熟县 阳澄湖一带和敌伪军勾结一起，进犯新四军的罪恶事实。 由于郑介民和唐纵任帮办、毛人民任主任秘书，因为这三个人的不同籍贯，戴 笠死后，造成军统局特务系统的三大派。 第一派，是浙江派：毛人凤，浙江人，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第二派，是广东派：郑介民，广东人，升为国防部次长，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 第三派，是湖南派：唐纵，湖南人，任国防部保安局长兼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 这三派都在逃亡台湾后分道扬镳，各搞各的特务系统。保密局局长毛人民死了 后，由广东派的张炎元继任。郑介民逃亡台湾，任国防部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 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统一特务的领导6 唐纵 逃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组主任，后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 书长。 夺取胜利果实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9 月9 日我和戴笠到了上海，在上海市杜 美路70号成立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由戴笠兼处长，我任行动组组长。另设有：人事、 “督察、情报、司法、总务五个组。五个组的组长由军统局的处长担任，等于将重 庆的军统局迁到上海。可见戴笠对抗日胜利后的上海十分重视。戴笠到上海，一面 指使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控制伪军，打着”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旗号，在 上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一面下令军统局的武装特务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进驻京 沪杭铁路沿线，以”维持治安“的名义阻止新四军进人上海市，并命令伪军拒向新 四军投降。同时出动上海市所有的军统特务，劫收上海市敌伪的财产。自1945年9 月9 日起，到1946年3 月17日戴笠坠机死亡止的半年时间内，劫收了敌伪政府的全 部财产。以肃奸的名义，先后逮捕了500 名大小汉奸，没收他们的财产。其中有大 量的黄金、美钞、珠宝、钻石、古董、书画。这些财产不少进人军统大小特务和私 囊，其余财产存在上海”中央银行“。以后蒋介石将这些财产，连同从南京、天津、 北平等城市幼收的大批敌伪财产作为资本，在上海圆明园路设立一间三有公司，派 侍从秘书毛庆祥和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分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从事投 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毛人凤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负责将 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的全部劫收财产用船运往台湾，以免落人中共手里。但这批财 物并没有运抵台湾，台北各报多年有此报道，追问这批财物究竟运到哪里去了，蒋 介石却装聋作哑，不敢吭声。 军统局特务除了在上海公开劫收外，还有秘密的劫收，甚至绑架勒索，无所不 为。绑架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如荣德生，就是一个轰动全国的例子。 我在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任9 个月的处长，破获的绑票案，计有：京沪、 沪杭两铁路党部的中统特务，绑票广东富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驻上海“长春部队”， 绑票上海嘉定银行总经理钻石大王范回春；淞沪警备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李守成， 绑票上海五金大王唐宝昌；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目毛森，绑票上海 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勒索美金50万元。 毛森，浙江省江山县人，杭州警官学校毕业，是戴笠的小同乡，又是戴笠的得 意门生，既和毛人民是同乡同宗，又有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屠户”汤恩伯为后台， 在上海为非作歹，猖狂之极。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派他往上海，被日本宪兵队 捕获，叛变投敌，充当了汉奸。后来因为受到戴笠和毛人风的庇护，抗日战争胜利 后，戴笠派毛森为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1946年4 月下旬，上海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和儿子荣毅仁，离开寓所，荣德生 在前往办公处的路上被人绑票。荣毅仁到稽查处向我报告，说他的父亲被绑架，要 求我追查。我问荣毅仁：“绑架你父亲时，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出示一种红色的逮捕 证？”荣毅仁答：“我看到有红色的逮捕证。”我问：“逮捕证的封面有没有印着 逮捕机关的名称？”荣答：“有的！是第三方面军逮捕证。”我立即坐汽车到杜美 路军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组，查阅第三方面军第二处毛森送来备案的逮捕证，封面 上确印有“第三方军逮捕证‘（漏印了一个”面“字，应该是”第三方面军逮捕证 “），证实荣德生是被第三方面军第二处毛森下令逮捕的。 有一天，稽查处沪南区稽查所监听荣家的电话，发觉荣家备了美钞50万元，送 到蒲石路和绑票匪接头赎荣。我亲率一批稽查员，埋伏在蒲石路，以便捕匪。结果， 绑票匪没有来，我将荣家的人和两皮箱美钞带返稽查处，由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督察 组组长廖华平、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处长张师、稽查处沪南区稽查所所长张汉光监 督。清点两皮箱美钞，经过一张一张的清点，确实是美钞50万元，我准荣毅仁将款 领回。5 月底一个晚上，在上海郊区真如车站附近的一间屋里，找到荣德生。凌晨 把荣德生送回家。 5 月上旬，蒋介石派吴国祯为上海市市长。当时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兼淞沪警备 总司令。钱被调走，由他兼的湘沪警备总司令部也同时撤销，另成立一个比湘沪警 备总司令部低一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派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任警备司 令。我则被调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编人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另派陶一 珊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6 月1 日，我把稽查处的人员及文卷移交给陶一珊。又将毛森绑架荣德生的经 过报告军统局。我离开上海后，不知道毛森又用什么方法向荣家敲诈一笔巨款。 7 月1 日，军统局在南京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局长， 军统局局长郑介民调任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毛人风为了向蒋介石表功，又可为毛 森解围，想出一条名利双收的妙计。这是毛人凤、毛森和陶一珊商议，要毛森将绑 架荣德生的绑匪和敲诈得来的巨款交出，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和 毛森一起将荣德生案破获，公布社会，轰动全国。又把敲诈的巨款充当破获该案的 奖金。毛森和陶一珊除自己拿了奖金外，另外送了毛人凤和宣铁吾一份奖金，还代 宣铁吾买了一辆豪华的美国汽车。 毛森在毛人风和汤恩伯庇护下，这个汉奸、绑匪头子，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还当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当我在上海任军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时，蒋介石指定稽查处直接受军统局的领导，不须经过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批准，可 用“肃奸”的名义逮捕上海市的汉奸。同时，稽查处如发现有违犯“紧急治安法” 事件时，可用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调动驻军、宪兵、警察实行镇压，以巩固 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决定逮捕的人犯，由稽查处以 公开的名义逮捕送交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的司法组处理。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 是一个庞大的行动组织，和淞沪警备总司令部一起，在北四川路一幢六层楼的大厦 里办公。 稽查处的内勤组织，设有督察长和稽查、情报、司法、外事、电讯监察、总务 六个科。 外勤组织，设有沪东、沪西、沪中、沪南、沪北、水上六个稽查所和一个侦防 大队。 稽查处除了编制内的300 名稽查员外，在上海市的各街道，布满义务稽查员， 监视革命群众的活动。 当时在上海有一个最高的反共秘密组织，直接受蒋介石的领导，称为国民党上 海市行动委员会，代号为“歇浦社”，对外称为特种会报。它是上海市反共反人民 的最高指挥机构，由上海市市长兼湘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钱大钧主持，每半个月 召集开会一次，有必要时随时召开会议。 参加这个会报的单位和负责人如下：上海市市长钱大钧、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副 总司令李及兰、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 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新衡、中统局上海区区长季源溥宪 兵司令部驻上海宪兵团团长沈万千、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李永祥、三青团上海分 团部主任曹俊。 1946年6 月1 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结束。 我离开上海时，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全面进犯，遭 到上海市革命群众的坚决反对，罢工、罢课。罢市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从8 月起， 上海市当局禁止黄浦、老问两个区的摊贩营业。至＊月下旬，逮捕继续营业的摊贩 近千人。11月30日，摊贩举行近3000人的请愿游行，包围黄浦警察分局，国民党当 局下令屠杀，杀死摊贩7 人，受伤逮捕的摊贩甚多。12月1 日，摊贩继续斗争，增 至5000人，10人被杀，100 多人受伤，全上海市停业，形成上海全市的反蒋运动。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有了新的高涨，掀起学生的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如1947年5 月4 日上海各校学生和5000名工人包围上 海市警察局的事件，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上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 等各界人民的反美蒋斗争，直到1949年该市解放，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 第二条战线。 在这些广大革命群众的反蒋斗争中，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参加了残酷的 镇压和血腥的屠杀。 接替戴笠职务的郑介民及其最后下场郑介民，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死于1959 年。青年时期在马来亚吉隆坡做咖啡生意。1924年从马来亚返回广州入黄埔军官学 校第二期。毕业后，蒋介石派郑介民赴苏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8年，郑介民从莫斯科返回南京，蒋介石派他任某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国民 党广西省政府委员，监视桂系的政治活动。1932年3 月，蒋介石成立法西斯秘密组 织中华复兴社，自任社长。郑介民是中华复兴社的重要角色，曾任中央干事会书记。 同年4 月1 日，中华复兴社成立特务处，郑介民任特务处帮办兼华北区区长。 1938年，郑介民任军统局帮办兼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又兼军统局中苏特种技术 合作所主任。 1944年冬，美国派魏德迈来重庆，接替美国驻华代表、中英美军队司令、中国 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郑介民和魏德迈建立了关系。 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来上海。ZI日，马歇尔抵南京和蒋 介石会谈。1946年1 月7 日，成立以马歇尔为主席，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 民党代表张群参加会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三人小组。同年1 月10日，在北平设立 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共和美方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蒋介石派郑介民为国民党代表。 郑介民在蒋介石和马歇尔的授意下，玩弄和平骗局，争取时间，布置内战。1946年 3 月下旬，美军帮助国民党将6 个军运往东北向解放区进攻。又将国民党军队总兵 力的80％调集解放区的前线，其中50多万人是用美国飞机军舰运送的。并由美军在 远东的供应品中，借给蒋介石价值6800万美元的车辆、5000万美元的军火。 自1945年12月马歇尔来华，至1946年6 月，蒋介石向解放区进攻，在半年时间 内，美国给蒋介石的物资援助等于抗日战争时五六年间租借物资总额的两倍，共值 13.3亿美元。另外还秘密借给蒋介石飞机1000架，各种火炮7000多门。驻华美军甚 至直接卷人中国内战。 郑介民在这次美国以调处为名，进行扶蒋反共之实的骗局中，成为主要的角色。 戴笠坠机死后，郑介民继任戴笠的职务。同年6 月，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撤销，成 立国防部，蒋介石派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1949年10月，广州 解放前夕，郑介民从广州逃亡台湾。 1950年6 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6 月28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13艘军舰开 到高雄港。7 月，麦克阿瑟跑到台湾和蒋介石密商“共同防守”。8 月13日，美国 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美蒋勾结配合侵朝战争。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大 陆工作处处长。1951年设立大陆工作处，钮先铭和军统特务何龙庆。叶翔之任副处 长。国防部大陆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内分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在台北市设 立中美办公处。美国中央情报局派了大批特务参加该处工作。对外叫做西方企业公 司。他们以浙江省的大陈岛、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在东海、南海成立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妄图在中国大陆建立游击走廊，打特种战 争。该处还训练大批特务，利用美国的间谍飞机，向我国沿海地区空降。利用香港、 澳门派遣特务进入大陆。利用泰缅边区李弥的残部，向云南省进行骚扰捣乱。 1951年冬，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发表我任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当时，在广 东省设有6 个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每一个总指挥部指挥三路军。 广东省的6 个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实际上是一个空头名义。但在滇缅边区的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就完全不同。 回顾1949年年底，国民党军第八军李弥部撤退到云南昆明。后被解放军追赶到 蒙自、个旧、建水、石屏一带，逃亡到缅甸、泰国、老挝的三角地带，就是缅甸东 北部，泰国北部的山脊和老挝北部的苗族高原边界地区。第八军残部多驻在缅甸和 泰国的北部。 美帝侵朝战争爆发，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采用大量金钱武器支持在缅、泰边界的 国民党军残部，从事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和进行军事骚扰。 1951年，国民党在台北成立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缅、泰边区总指挥部，由李弥任 总指挥。大陆工作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美国的军用运输机和民航运输公司， 每周从台北至少起飞5 次到缅、泰边区空投武器物资，并由台北空运一部分军队往 缅甸的孟萨，还在缅、泰边界地区征兵几千，总兵力达到1.2 万人。曾多次妄图光 复云南，结果都给云南军民赶走。 大陆工作处撤销后，缅、泰边区的国民党军归国防部保密局领导，后来保密局 改为国防情报局，在泰国清迈先后设了一个情报组，以后情报局派第二处处长朱季 良指挥缅、泰边区残部，成为一个“陆上反攻大陆”的据点。后来他们在缅甸、泰 国和老挝三国的国境边界（金三角），生产大量的鸦片，垄断和扩大鸦片生产，当 作一个金矿。缅甸出产的鸦片q ％是由国民党军护送。在泰国北部的鸦片，全部由 他们包运。经济来源也全靠鸦片出口的收人。特务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大饱私囊。 同时也利用缅、泰国内外的矛盾，暂存下来。金三角地区，初时生产毒品是三号海 洛因，后来越南战争爆发，为供应数以万计的美军需要，从60年代起，提高质量称 为“四号”。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澳门雇用一批上海青帮和广东潮州帮的制毒专家 到金三角，负责从鸦片制成四号海洛因。美帝的中央情报局，极力支援制造毒品， 结果反毒害了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士兵。据说这些美军回国后，毒品大量跟随 进人美国，使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为此大伤脑筋在1970——1971年间，美国的四号海 洛因价钱升了44％。后来美蒋特务把这些罪恶，全部嫁祸给中国，到处宣传鸦片主 要是产于中国，中国把这些毒品运往香港制成海洛因，然后运往欧美，毒化全世界 人民。但到底是谁在毒化世界？这些鸦片毒品又是从何而来？正确答案是：这些鸦 片毒品真正来自缅、泰、老的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所生产的鸦片量，占全世界 总产量的70％。 郑介民兼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所领导的技术研究室，由该室主任魏大铭和美国 中央情报局合作，由美国出钱，提供器材，在台北市郊区张店，设立庞大的机构， 专门侦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电台的方位和部队的调动，侦译军中通讯的密电 码和窃听无线电的对话，搜集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和大陈、金门、马祖各岛屿 的蒋特合作，进人大陆，捣乱破坏。同时并派遣高空间谍侦察机，以台湾为基地， 飞往大陆拍摄地形地物和各种军事设备的照片。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防部大陆工作 处撤销，郑介民被调任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在台北市金门街设立 办公处。这个组，内勤设有：派遣、情报、行动、交通、总务五个室。中二组派欧 阳驹到香港任南方执行部主任委员。我任澳门派遣组组长。 1954年，郑介民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原来郑介民和魏德迈、马歇尔在重庆时就 有密切关系，美国国防部曾多次邀请郑介民到美国考察访问。1959年12月有一天， 蒋介石在台中市日月潭打电话给郑介民，要他到日月潭见面。郑去后蒋介石和他一 起坐船到日月潭的潭心谈话，当时蒋给他一块西瓜，郑只吃了一半，暗中将一半投 人潭中。他们谈完话，郑即感到身体不舒服，遂赶回台北家里，将在日月潭的情况 告诉他的老婆柯漱芳。晚饭后，柯漱芳被一群女朋友拖去看电影，半夜归来，发现 郑介民死于卧房的地板上。事后，柯漱芳向其亲友大骂蒋介石害死了她的丈夫。郑 介民的弟弟郑挺锋，在台中任某军副军长。郑介民死后，蒋经国派人劝郑挺锋到台 北去见他，说是准备发表郑挺锋任军长。郑挺锋气愤地说：“我做了蒋经国老子的 一辈子副军长，还要做蒋经国的军长？”拒绝去台北。一日，郑挺锋在台中的电影 院看了电影归来，突然在家里也像他的哥哥郑介民一样死了。 军统局结束后的几个公开机要1946年7 月l 日，军统局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 编余特务转业为警察，成立内政部警察总署，由军统局帮办唐纵任总署长。同时任 命军统局帮办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对于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 因为人数众多，蒋介石下令在交通部设立一个交通警察总局，任命军统特务吉章简 为总局长，成立交警总队。 现将各公开机关的人事组织列述如下：一、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副署 长：澧裕坤；主任潘其武。 二、国防部第二厅1946年7 月，由原军令部第二厅和军统局结束后被裁汰的军 统特务合并，成立国防部第二厅。 厅长：郑介民；副厅长：侯腾；办公室：主任李崇诗（军统特务）。 国防部第二厅辖下计有：陆军总司令部情报署；海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空军总 司令部情报署；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处；华 中“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处；太原、西安、西北、重庆、川康、长沙、衙州、广州 绥靖公署都有第二处；南通、济南、贾汪、开封、信阳、商邱、淮阳、合肥、临沂、 充州、青岛、新乡、南阳、阜阳、襄阳、咸宁、常德、西安、陇东绥靖区都有第二 处；驻各国大使馆武官。 三、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复兴社特务处在上海设 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建立一支武装特务队伍上海别动队。 该队的组织人事如下：总指挥：刘志陆，后俞作柏。参谋长：周伟龙。 指挥部辖四个支队：1.忠义救国军：1939年2 月，军统局在武汉扩编上海别动 队为忠义救国军，并设总指挥部。 总指挥：周伟龙。参谋长：徐光英，后尚望。 1943年，马志超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率部分布在江苏省太湖的周围，浙江、 安徽两省的山区以及京沪杭铁路沿线。 1945年8 月，日军投降，忠义救国军奉命阻止新四军进人上海市。 2.别动军：1941年，军统局在重庆成立别动军，由周伟龙任总指挥。 1943年，由中美合作所协助扩编别动军。1944年，徐志道任别动军总指挥。别 动军辖九个行动总队。 1945年8 月，日军投降，别动军辖九个行动总队。 1946年1 月，军统局将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 等单位合并组成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总局长：吉章简；副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 该局还辖各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和交通警察总队。 1947年，各交通警察总队投人各战场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 国防部保密局1946年夏，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秦德 纯、郑介民任次长。国防部下设6 个厅，11个局。 戴笠死后，由军统局帮办郑介民继任局长。该局撤销，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 兼第二厅厅长。军统局帮办唐纵，升任国防部保安局局长兼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 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升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1946年7 月1 日，国防部保密局成立，初设南京马台街22号，后迁人原特务处 旧址曹都巷改建的新厦。 国防部保密局的人事组织如下：局长：毛人凤；副局长：徐志道；局长办公室 ：主任潘其武；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毅夫；督察室：主任廖华平；总稽核室： 主任张冠夫；预算室：主任朱光斗；机要组：组长姜毅英；布置组：组长赵斌丞； 特种问题研究组：组长霍梦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复。第一处：情报处处 长何芝园；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第三处：人事处处长郑修元；第四处：电 讯处处长杨震裔；第五处：司法处处长李希成；第六处：经理处处长郭旭；第七处 ：总务处处长沈醉。 保密局逃亡台湾后，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设立中美联合办公处，刘镇芳任 处长。 一、秘密组织：重庆办事处：处长唐治；广州办事处：处长郭旭；东北督导室 ：主任文强；西北区：区长胡子萍；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南京站：站长黄加持 ；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天津站：情报站长吴景中，外事站 长黄天迈；香港站：站长谢力公…… 二、公开机关：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吉章 简；大同新闻社：社长刘启瑞；华北经济导报：主持人泰丰川；各绥靖公署第二处 ；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1949年1 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保密局将该局所监禁的政治犯和军统 局原监禁的政治犯，进行狱中集体大屠杀。当时保密局把原军统局武装特务改编的 “交通警察总队”，调到各战场参加内战。组织庞大的“行动总队”，在国民党军 撤退时于各大城市进行炸毁各种工厂、水电设备、铁路桥梁等。在南京。上海撤退 时，保密局本拟定有大逮捕、大屠杀、大抢掠的计划，因人民解放军及时赶到，保 密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大陆解放，保密局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到香港，炸毁“泽生轮”，暗杀杨杰， 炸毁中航公司停在启德飞机场的飞机。企图谋杀中共的首长，炸毁印度航空公司的 民航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人所皆知的罪行。 蒋介石为了应付李宗仁，密令毛人凤，拼凑一个叨人的假保密局，由副局长徐 志道任局长，从南京跟随李宗仁逃到广州，真的保密局躲在台湾。从国防部保密局 成立后，我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继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没有参加 过保密局的工作。 1949年8 月1 日，我在广州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兼广东省保安司令 部视导室主任时，才亲眼看到国防部保密局在广州的疯狂破坏。例如：1949年5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华中重镇武汉。8 月，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 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9 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从台湾台北市派出该局 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率领一个爆破组驻在广州市。某天，胡凌影到我的办公 室来看我，胡凌影是兰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行动系的毕业生，和我有师 生之谊。他邀请我到财厅前太平馆晚餐。 吃饭时我问他：“你是经广州到台湾去，还是和徐局长在广州工作？”胡答： “毛人凤派我到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受总司令李及兰的指挥，成立一个秘密行动组， 准备在广州撤退时，将广州市的水电设备和桥梁炸毁。”我说：“徐志道在广州， 设有一个国防部保密局，为什么不由他负责破坏？”胡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 人到台北谴责国民党军不战而逃，撤退时又没有将工厂、水电设备和交通桥梁作彻 底破坏，因此蒋介石下令毛人风将各重要城市的工厂、水电设备和交通桥梁加紧彻 底破坏。” 10月上旬，白崇禧指挥第三兵团的第七军和四十八军防守衡宝线。10月9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第七军的一七一师、一七二师和四十八军的一三八师、一七六师 全部歼灭。白崇禧惊悉四个师被歼灭，慌忙逃回广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 国民党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的刘安棋，于10月12日晚，将整个兵 团撤往海南岛转运台湾。毛人凤和李及兰都没有预料到兵溃如此迅速，于是匆促地 部署炸毁广州市的自来水厂、发电厂和海珠大铁桥。10月初，保密局才从台湾运来 一批爆破器材，不够炸毁全部目标。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及兰，只决定炸毁 海珠铁桥，不敢炸毁自来水厂和发电厂，惧怕激起广州市民的反抗，自己无法逃逸。 由于炸桥的炸药不足，李及兰命令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后勤补给处处长谭南光，将第 四补给区司令部存贮的全部炸药、废弹和一切能爆炸的东西，都运到桥上爆炸。 10月13日早晨，我和李及兰乘坐飞机逃往三灶岛，在三灶岛降落后，坐船逃往 澳门。同日傍晚，胡凌影率领行动组人员，炸桥后逃往香港，返回台北市。 11月中旬，蒋介石和毛人凤飞到重庆，对广州撤退时，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没有 将广州的水电设备和飞机场的仓库彻底破坏，致使空军3000多吨物资落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之手，极为不满，遂决定亲自指挥，要将重庆所有的兵工厂、自来水厂、发 电厂、广播大厦和三个飞机场彻底炸毁。后来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得迅速，蒋介 石不及下手，逃往成都。毛人凤则命令胡凌影率领一个行动队，将大桥炸毁。当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到达桥头，胡凌影率部仓皇逃走，几个行动特务被击毙。后来胡 凌影又跑去内江炸毁内江大桥。 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下令将重庆原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渣滓洞监狱和 新世界集中营的政治犯，全部屠杀。 剑子手毛人凤毛人凤，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是小同乡。生于1898年，死于1956 年。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又于1941年入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高教班受训几个月，取得 蒋介石门生的资格。毛人凤曾在江山中学任教师，后任过县府和专署的秘书，1935 年3 月，经其弟毛万里介绍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在汉口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 一股股长。1938年8 月，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调他到 军统局管家。毛人风对特务工作原是外行，但却擅于捧上压下，深得戴笠的欣赏。 每天坐在办公桌旁，把守着军统局的“关防”。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郑升任国 防部次长，毛人民即升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由于毛没有特务资历，军统局的高级 特务都瞧不起他，不愿受他的领导，远走高飞，各谋出路。 毛人风为要博得蒋介石的欢心，首先必须充当最凶恶的刽子手，他确实具有残 忍的兽性，不仅杀害革命群众，也杀害他的同类。毛人风任保密局长时，正值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人进攻阶段，蒋管区内，民主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形成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所以，蒋介石要保密局大力镇压革命运动，对共产 党人、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采取极端野蛮和残暴的法西斯血腥镇压。例如：在重 庆解放前夕，把杨虎城父子和宋绮云全家，东北军军长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 时和共产党员江竹筠等尽行杀害。1949年11月27日，一夜之间，在白公馆和渣滓洞 监狱，就屠杀了33人，其中共产党员97人。 毛人风不但杀害大批革命群众，也杀害军统局的高级特务。例如1946年春，国 民党在南京筹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任“总统”，蒋原定自任“总统”， 封孙科为“副总统”，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场，结果李宗仁被大会选为 副总统，打破了蒋介石的原定计划，使其怒火冲天，骂这些奴才不听命。 军统局驻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公开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辕” 第二处处长（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后又任民政局局长，选举属民政范围，李 宗仁要马汉三拟出一份选举他任副总统的活动计划。于是，马汉三按照李宗仁指示， 亲拟了一份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计划，拥护李宗仁当副总统。毛人风窥测到蒋介石 对选李当副总统极为不满，为了满足蒋介石怒气的发泄，毛人民派特务去盗窃马汉 三亲笔拟的竞选计划草稿，呈送蒋介石，并捏造马汉三背叛领袖、背叛组织，违犯 纪律，向桂系李宗仁投靠，结果蒋批准把马处决了。 军统高级特务周伟龙，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上海区区长，军统局忠义救国 军总指挥和别动军总指挥，同戴笠是拜把兄弟。毛人凤任保密局长后也和周伟龙拜 把兄弟，并将郑介民的拜把兄弟、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吉章简赶走由周继任局长，可 见毛与周交情之厚。但在上海解放前夕，周伟龙到上海，毛人风却向蒋介石报告， 说周过去是唐生智的营长，唐生智派人去策动周，将交警总局和武器弹药调到湖南 长沙，响应湖南省主席程潜的起义。因此，蒋介石下令逮捕周伟龙，由马。超继行 局长。并密令毛人凤押解周到台湾的台北市郊区景美镇一座小山上，将周伟龙枪决。 毛人凤还杀了保密局南京站站长周镐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外事科科长吴润苏。 上海解放前夕，民主爱国运动高涨。毛人凤下令保密局的高级特务，上海警察 局局长毛森，对革命群众采取血腥镇压，以配合汤恩伯死守上海。用装甲汽车沿街 屠杀爱国学生和革命群众，还称这种杀人凶器为“飞行堡垒”。在内战中，毛人凤 将交警总队投入各个战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并组织技术总队，在国民党军 队撤走的城市，大肆进行破坏。 大陆解放后，毛人风派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到香港谋杀陆军大学校长杨杰， 炸毁“泽生号”轮船和停在香港启德飞机场的中国民航机。 1955年4 月，周恩来总理要到印尼的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美国中央情报 局认为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对美国不利，于是和毛人民合议谋害周总理。毛人风 派保密局特务赵斌丞（河北省人），到香港侦查同总理的行踪。赵斌丞发现中国代 表团在香港定下印度民航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出席万隆会议。于 是，做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模型，精心研究，采用塑料炸药安装在飞机上 炸机，当飞机从香港起飞，在空中爆炸。周总理因临时改道，幸免于难。 1956年10月，毛人凤患癌症，飞到美国医治返回台北三天后就死了。宋美龄向 蒋介石求情，将毛人凤的陆军中将衔，连赠为陆军上将，经蒋亲自批准。情报局在 毛人风的墓碑上刻上了“故陆军上将毛公人风之墓”。国防部按例要将追赠毛人凤 为陆军上将的提案，送交行政院会议通过。但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中，这个提案竟 被行政院否决。 国家安全局1950年3 月，蒋介石在台湾，自己复职为总统。为了统一特务组织， 派他的长子蒋经国任“总统资料室”主任，军统大特务张师任第一书记，李叶任书 记。所有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组、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国防部特 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所搜集的情报，都要送到总统府资料室处理，蒋经国 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各个特务机关。 1954年，台湾国民党政府设立“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顾祝同任 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辖“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 国家安全局成立，国防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由国防部情报局、国 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凑集一批人马，挪用这些机关一部分经费，设立 五个处：第一处：主管谋略；第二处：主管中国大陆和国际情报；第三处：主管台 湾内部的保密防谋工作；第四处：主管情报的处理汇编研究；第五处：主管电讯的 侦测、破译密电码和各种有关特务的技术。除五个处外还设有：办公厅、联络室、 预算室、监察室、资料室。总务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电讯总台。国家安全局地址， 原设在台北市园山附近的剑潭。 郑介民死后，副局长陈大庆继任局长，陈大庆调职后，由夏寄萍继任。夏寄萍 调职，由周中峰继任。后来周调走，由王永树继任局长。 国家安全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成立一个“中美情报交换会报”，同时， 成立一个“中美情报协调中心”。中美情报交换会报，蒋经国任召集人，下列机关 负责人出席这个会报：国家安全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委员会；国防 部情报局；美方由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负责人参加。 国家安全局领导下列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第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 兵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国防部情报局1955年3 月1 日，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该局和司法 行政部调查局划清工作界限。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 统计局。抗日战争结束，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后与国防部情报局合并改为司法行政 部调查局。内政部调查局逃亡台湾后，仍从事大陆的特务罪恶活动，进行捣乱破坏， 在香港、澳门设有情报组。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规定专门从事大陆的 特务活动。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后，只能专门从事台湾的“保安防 谍”业务，镇压台湾省的革命运动，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设立保 防站。国防部保密局原在台湾也设有秘密的保防组织，凡属该局的保防组织，全部 移交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调查局则把设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 秘密组织，也全部移交给国防部情报局。 从此以后，业务划分国防部情报局对外；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对内。国防部情报 局仍由毛人凤任局长，局址设在保密局原址。 1960年，情报局局长张炎元，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叶翔之接任 情报局局长。 1960年，蒋介石为了欺骗台湾人民和海外华侨，曾经大喊大叫“反攻大陆”。 于是国防部情报局，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力支援下，拟定陆海空三面进攻大陆的计 划。 一、陆上反攻：空运美国武器，装备在泰缅边区所谓金三角的李弥残部，在那 里大种罂粟，制造鸦片、白面毒害世界人民，并在我国云南省边界进行骚扰捣乱。 二、海上反攻：勾结南朝鲜、南越傀儡集团以南朝鲜的鹿岛、南越港作为海上 反攻大陆的基地，进犯渤海、东海、南海沿海地区。1963年7 —10月，情报局第三 处派遣武装特务6 股计47人，以南越港附近岛屿为基地，在北部湾一带偷渡登陆， 扰乱我国广酉、广东沿海地区。又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原海宁省偷渡登陆，结果被越 南的军民歼灭。1963年10月6 日，情报局第三处派遣“山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 二纵队”武装特务16人，在司令张允吉率领下，从台湾乘船到南朝鲜鹿岛，在朴正 熙傀儡集团的帮助下，进行休整补给，向我国山东省海阳县大辛家地区偷渡登陆， 结果又被山东军民歼灭。国防部情报局从1962——1965年初，共派遣武装特务34股， 计420 人，向华东、华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进行骚扰捣乱。但有些在接近我大陆 沿海的海面时即被歼灭，还有一些刚登陆就被歼灭了。 三、空中反攻：国防部情报局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供应飞机，向大陆空投特务。 1962年6 月，情报局用美制PZV 间谍飞机，在广东省海南岛陵水县空投一个特务组。 12月4 日美蒋派遣中校电讯组组长李华常，电台台长王作亭，情报局电台台长张志 君，乘美制间谍飞机，在广东省阳江县石磊山区跳伞着陆，被我军民歼灭，空投的 武器、弹药、物资等，全部被我缴获。 这些所谓陆海空三路反攻大陆的武装特务，不管是从陆上来、海上来、天上来 都被我国的军民彻底干净歼灭掉。 国防部情报局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和印度反动派勾结，利用达赖喇 嘛等，还有青海省军阀马步芳在印度的残部，向西藏边区派遣特务，进行捣乱破坏。 特工秘闻 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 邓葆光 关于军统领导中心局的组织及活动情况，分四个时期介绍如下：南京特备处时 期复兴社特务处于1932年4 月1 日成立，到1937年11月24日撤出南京为止。 1.复兴社特务处的名称这是蒋介石学希特勒搞法西斯组织的秘密名称，公开名 称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一处属国民党中央党部， 处长是徐恩曾。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是陈立夫，是个挂名的局长，实际上是蒋介 石直接控制的。 复兴社特务处初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鸡鹅巷，是南京一条普通的 小巷。53号是一幢旧式平房，前后两个院子，共有20多个房间，戴笠常在内办公。 从外表看，53号是一幢普通公务员住宅，所不同者，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看门， 不时有小汽车、卡车出出进进。来往的人员，有衣冠楚楚的上流人物，有气势汹汹 的彪形大汉，使人猜不透这究竟是机关，还是什么公馆。这所看来幽静的庭院，却 是一个以杀人而闻名于南京的魔窟。 戴笠利用复兴社特务处长的地位，先与张学良的机要处长黎天才交朋友，进而 结拜成把兄弟。通过黎的关系，又和张学良交上了朋友。张把洪公祠1 号一幢独立 的大片花园平房，交给戴笠作复兴社特务处办公处所。这座独立的老式花园平房， 占地约60亩，有两个大厅和大小100 多个房间，另有东西两个大广场。洪公祠1 号 的北向大门是唯一的出人口，东面为明瓦廊，南面为袜陵路，西面为丰富路，北为 洪公祠小巷，四面有高高的围墙团团围住，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特务机构。 2.特务处的法西斯管理法特务处对工作人员采用终生奴隶制，相互美其名曰 “同志”。当时吸收一个人，一看他有无狭隘的爱国思想，二看他恨不恨共产党， 三看有无一技之长。发现合格，就向你宣讲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德政”，如你表 示同意，就进一步联络、欺骗、拉拢。收买，最后拉你参加特务组织。参加时首先 填写祖宗三代的详细履历表。经上级批准后，由介绍人向所属单位正式申请。申请 人被批准后，由人事股派人会同介绍人领着被吸收的新成员，到一个挂着蒋介石照 片的房间，面对照片肃立，举手宣誓忠于蒋介石，接着人事干部向新成员握手祝贺， 这是由人事部门对个别新成员举行的仪式。到重庆后人多了，就不再如此认真。各 外围单位吸收的新人，由人事部门派人到各单位会同办理。各训练班学生毕业时， 经过人事部门个别谈话后，举行集体宣誓。参加特务组织，一无任何证明，二无任 何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如在外单位工作的，有单位的职员 证；在局本部工作的，发给局本部的出入证。出门时交门卫保管，进门时交还，如 超过规定时间不回，门卫把出入证送督察室拟处，如多次超过时间，就有收回出入 证，被罚“禁足”的危险，严重的还要关禁闭。 经过正规手续加入特务机关后，不准脱离，不准请长假，不准辞职不干。上级 交给你的工作，推却不干，或者怕困难而畏缩不前，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犯罪行为。 抗战时期派往敌区工作，如果偷偷逃回，有长期坐牢的危险。 特务处对全体人员的管理，极为严格。概括说来有三点：一是剥夺自由活动时 间。规定白天工作8 小时，夜晚2 小时，把全体人员整日整夜关在大牢笼中，使之 没有参加社会活动余地。二是每周轮流休息半天，午饭后到晚10时前。家住南京的， 每周有外宿假一次。三是有事须先请假，假条交给门卫，才能出门。凡家住南京的， 休假与外宿假须排在同一天；如请事假当晚不能归来，须补请外宿假；单身汉一律 不准请外宿假。 凡工作人员，均由督察室发给一个2 寸长、1.5 寸宽、有照片和单位名称的蓝 布面出人证，无机关名称，只有号码，出门时交给门卫，回来时交还，除此外别无 用处。特务们出门以后就无任何证件了，连旅馆也住不上，工作人员自叹：“我们 都是榜上无名的黑货，”戴笠经常说，这就是“无名英雄”。 特务处规定，午饭晚饭后，各有一个半小时的散步时间，这是唯一的社会活动。 家住南京的，自然回家看看，单身汉只能遛马路。散步是大家唯一能畅谈的时间。 我知道特务处的许多秘密，都是利用散步或躺着闲谈中得来的。故饭后散步或休假 时，都是各约各的知心朋友闲谈。戴笠开口闭口要保密，但散步时大家专谈保密的 事，结果适得其反。 特务处不准会客，不准泄露办公地址，通信要用“鸡鹅巷53号”或由程闷老巷 33号转交，电话也要保密，家属偷打电话，督察老爷知道后，有受警告的危险。 特务机关的督察制度，是戴笠用以逼迫工作人员为他卖命的办法，他要大家为 他掌握组织，保守机密，防好（指中共）。督察分三种：一是秘密督察。由督察室 挑选工作积极而被认为是政治可靠的工作人员担当。这是督察室依照戴笠的指示秘 密干的，只有督察室和戴笠知道。担当秘密督察者每人每月给点督察津贴，由督察 室集中领发，他们的名字，人事室、会计室都不知道；二是周督察。每周轮流更换， 由单位负责人从工作人员中物色人选，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行 动，秘密汇报督察室。这种督察者虽由单位负责人挑选后通知督察室登记，但他们 的汇报不经过负责人，以绝密件送督察室；三是以江山人为主体的群众监视工作。 戴笠原籍浙江江山，军统里江山人特多，文化低，待遇低，但占着军统的机要单位。 戴笠利用这批人监视工作人员，他们说江山话，别人听不懂，自成派系，工作人员 知道他们是暗探，都敬而远之，无形中使其孤立。 人们对督察，既厌恶，又害怕，称他们是“特务的特务”。戴笠利用督察室来 了解各部门情况。督察室每周六根据各方面的督察报告，汇编为督察周报，戴笠每 星期天晚上详细审阅，作为星期一上午纪念周评论各单位工作优缺点的重要材料。 南京时期，戴笠用丰富的伙食收买人心。伙食费是蒋介石发的特别津贴，每人 每日伙食费一元。每日三餐，早餐稀饭、馒头或包子，午、晚餐，六大碗菜，一大 盆汤，鸡鸭鱼肉吃不完。特务处百多名工作人员，进人饭厅才显得干劲冲天，心里 乐滋滋的，这是特务机关唯一享受，而且不收分文。 3.特务处扩大组织复兴社特务处，自1932年成立到1934年为草创期。1934年， 蒋介石早期的特务头子邓文仪因南昌飞机场大火案被撤职，北平蓝衣社（即复兴社） 负责人余洒度因贩毒案被枪决，南昌行营调查科及南京调查科的组织与人员交戴笠 接收，特务处组织扩大了，人员增多了，鸡鹅巷53号房子容纳不下，就迁到洪公祠 1 号办公。这幢很大的花园平房，在1937年11月24日特务处迁往长沙后，交南京地 下特务区长钱新民保管。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被全部烧毁，夷为平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京特务处的组织情况如下：处长戴笠，副处长郑 介民书记室书记梁干乔。日本士官生李果湛任过书记。助理书记曾坚。书记室负责 处理日常行政工作。下有：人事股股长李肖白（李之前为刘培初）；督察股股长刘 培初，兼军事通讯组组长；会计股股长徐人骥，是蒋介石派的。译电人员数人，未 成立正式组织，直接由书记领导。以上三股与译电员，直属书记室。 此外，另设四个主管业务的科。 以上是特务处组织的概貌。在洪山祠1 号办公的内勤人员，不到200 人，电台 与交通科人员除外。外勤单位有上海、香港。南京三个区。各省设有站，四川、新 疆、东北无具体组织，只有个别通讯员。海外的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 各一人，“七七”事变时，共约2500人。 特务处成员，就其出身成分说，黄埔军校学生是主流；二为杭州警校的学生， 地位更重要；三为留俄学生；四为江山人。以江山人最多，多在基层各机要部门工 作。当时蒋介石的策略是收买叛徒，打击共产党，力图消灭革命。 4.抗战前夕特务处的重点（一）表面上为了抗日‘，把汉奸和亲日派当作头号 敌人，如在北平暗杀汉奸张敬尧。然而这是作宣传抗战的烟幕，而真正矛头是对准 左派。 （二）特务处的真正矛头，对准中共领导和抗日左派，如吉鸿昌、杨杏佛、交 量才的被杀，“七君子”被捕监禁，无数爱国作家被迫害，都与特务处活动有直接 关系。 （三）打击一切反蒋势力，如绑架刘芦隐，暗杀王亚樵，搞垮陈济棠，吃掉东 北军，搞垮西北军等等。 5.特务处如何处理情报特务处外勤单位通过各种渠道送来的情报，全交第一科， 按地区分送各股处理。承办的科员或股长，根据报告的内容，拟出处理意见，重要 的报蒋介石和戴笠，经科长批字后交统计股缮写，由交通科送到蒋介石手中。如果 是汉奸与左派的重要活动，需要采取行动时，股长拟“制裁”（指暗杀）或者监视、 密捕（指绑架）等办法，经科长批字，交戴笠审阅、视情处理；有的报蒋介石批准 ；特别重要的，戴笠面报蒋介石批准后，情报科把案卷移送行动股，据情拟具体行 动计划，戴笠批准后，即照计划执行。执行暗杀或绑架计划时，习惯办法是：分一 线、二线或三线。第一线打先锋，第二线监视兼策应，第三线在幕后指挥。有的要 案，指定高级行动员单干；有的出动很多人，如在沪杭公路暗杀史量才，绑架刘芦 隐。在香港暗杀邓葆光，毛钟新指挥八名特务，分两组，一组四人在第一线动手， 二组四人不露面在后面监视接应，杀后第一线四人立即撤退。这是特务搞暗杀的手 段。 6.上海区庞大的地下特务武装组织“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 驻军浴血抗战近3 个月，11月底上海沦陷，日军沿铁路线进攻南京。上海抗战期间， 戴笠于9 月4 日奉蒋介石电令，会同杜月笙组织1 万人的武装游击队。开始组织时， 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指挥下的别动队。一年以后，别动队残部经过撤退到皖南整 编后，改名忠义救国军。苏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俞鸿钧名义为代 理主任委员，但并未到会干过实际的事。戴笠则以委员兼书记长之名操纵实权，使 杜、俞架空。文强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人事科长，也是实际组织者。另，以十人团 成员周道三为上海区长。上海区是军统在上海搞情报的秘密的地下组织，专干暗杀 和破坏工作。 为配合组织武装游击队的行动，戴笠到沪西青浦县，创办庞大的青浦训练班， 以上海肇和中学学生为骨干，公开招收失学青年，训练他们打游击，干特务。后来 到大后方办了几十个训练班，诱骗大批爱国青年干特务，扩大了军统组织，发展了 特务势力。 上海抗战时期，戴笠搞了很多特务活动。除周道三的上海区外，又利用法租界 巡捕房的流氓组织，以巡捕房为掩护，成立法租界特别站，以廖公助为站长，属局 本部领导，当时的矛头指向汉奸。如上海维持会长傅被庵，伪外交部长陈慕，唐绍 仪，都是上海区派人暗杀的。后来汪精卫到上海筹组伪政权时，为防止特务暗杀， 利用CC分子丁默屯李士群组织政治保卫部，即汪伪特务机关，与军统地下特务针锋 相对。 上海沦陷时，戴笠在上海潜伏了半个月后逃香港，成立香港区，以王新衡为区 长，以张冠夫为总会计，负责接济敌区地下经费，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特务经费调 拨组织。 迁移重庆时期1.特务处逃跑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矛头指向南京。1937年 11 月 24 日，特务处奉命逃跑，抢到招商局一艘修理中的破船，150 名内勤人员，在 刘启瑞等带领下，在纷纷细雨中离开南京。11月29日到达武汉，停了两天，决定撤 到长沙。12月2 日上午到达长沙。刚下火车，驻进交通旅社，就受到日本飞机的狂 轰滥炸。 特务处的湖南站，抢到东门外5 里处朱家花园100 多间平房，作为临时办公处。 把梁着节、邓葆光、陈浩三人调回武汉办事处工作。武汉行营调查科长简朴调航委 会政治部主任，遗缺由从德国回来的唐纵接替，奉蒋介石命，设武汉办事处，在武 汉行营调查科所在地办公。唐又兼任蒋介石的情报秘书，到重庆后，任蒋介石侍从 室第六组组长。 2.在武汉时期干的四件事在蒋介石指使下，戴笠领导的特务机关干些什么呢？ 简言之有下列几点：（一）指挥西安的特务组织，拉张国焘到武汉，打出反共信号， 破坏国共合作。 （二）到武汉，组织庞大的武汉区，以李果湛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兼行动组 长。以宋岳为第一组组长，专做汉奸工作；以邓葆光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调查 ；西某为武昌组长，程某为汉阳组长，收买法捕房头头尉迟钜卿为法租界特别组组 长，以邓葆光为法捕房日文翻译兼法特组联络员，以叶文昭为电台台长，施元棣为 交通站长，这是军统仅次于上海的特务组织，曾发挥很大作用。 （三）到湖南临澧办临澧训练班，招收大批高中以上的失业青年，此训练班是 军统许多训练班中文化水平与特务技术较高的训练班，成员多成为胜利前后军统的 中层干部。 （四）把从临澧迁黔阳再迁息烽的训练班办成规模最大的息烽训练班和最大的 监狱，把武汉与各地乱捕的进步人士以及军统内部的“犯人”，押送这里长期关押。 后来张学良长期关押在内。 3.特务处迁到重庆武汉沦陷，蒋政府的要人们，早已逃到重庆抢房子，建立新 公馆。特务处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有一座三层、一座两 层的旧式楼房，与大小不等的平房，作为特务处（这时是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 不久，强迫买下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接待室。又向四J ；博失意 军人强购罗家湾19号花园公馆，抢到曾家岩50号房子作为戴公馆。还抢到磁器口丝 厂几十间老式平房和对山上的一座破庙五灵观，设丝厂办事处和立人小学。利用这 些基地，逐步扩大地盘，用军委会工作需要的名义，征购地皮，把附近一带的民间 房屋土地，其中最主要的有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 等处广大的农田山地，一股脑儿强买豪夺地占领过来，组成屠杀人民的大魔窟—— 中美合作所。 4.特务处改组扩大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扩大特务统治。1938年在武汉，把 原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面的两个特务处，加以改组扩充，以原属国民党中央 党部的第一处，改组为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处长徐思曾，升为局长 ；原属复兴社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原处长戴 笠升为局长。在改组提升过程中，戴笠耍了一套政治手法。原来1932年特务处成立 时，蒋介石派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郑为黄埔二期学生，又留过俄，资历、 学历以及军人中的人事关系都比戴优越，使戴内心感觉不安，但又不敢公然压制。 在南京特务处时期，只能加强书记的地位，使副处长架空，无法问事，当时毛人凤 是戴的随身秘书，在特务处组织上没有地位，戴为提高毛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 戴有时把自己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 示，特务处扩大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戴笠提升为局长，习惯看法，副处长应升为 副局长。在这关键时刻，戴笠来一套以退为进的手法，向蒋介石提出，自己资历不 够，能力差，不率众望，请求让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兼任局长自己为副局长。戴笠这 着棋，使蒋介石内心高兴，看到中统局长徐思曾，毫不谦让地当局长，对比之下， 增加了对戴笠的信任，对徐思曾则产生了成见。戴笠这样做，达到了两个政治目的 ；一是增强蒋对他的信任，二是压低郑介民为主任秘书，而秘书室的实权，早已掌 握在毛人凤手中，仍使郑介民架空。 戴笠深知打铁趁热的道理。到了重庆以后，1939年夏，利用各大学毕业生暑假 争取工作的时机，要求以外交部考外交官为名，招考大学毕业生。蒋介石批准后， 立即办外事人员训练班，一下子骗到梦想当外交官的大学生七八十名，而且大部分 是北大、清华和许多教会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还有一名德国经济学博士，顿使戴 笠有了飘飘然一登龙门的幻觉。 戴笠对这批学生十分重视，特意挤时间去作精神训话。1940年5 月毕业时，又 亲自举行个别谈话。毕业考试第一名女生余淑恒，是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学生，英 语讲得不错，人很漂亮，戴笠看了十分高兴，挑选余淑恒等四名学生，到机要室任 助理秘书。军统局本部机要室，是戴笠身边的重要单位。各方面来的文件，先经秘 书审阅后，送给戴笠批阅，他们可以签注意见，权力极大。因此，军统特务不约而 同以嫉妒的心情，背后叫他们“宝贝”。那位被大家称为“洋博士”的德国经济学 博士，由于是来自德国的博士，一跃而成经济研究室主任兼经济科长。 5.暗杀汪精卫未遂1938年，汪精卫逃出重庆，经昆明逃往河内。蒋介石对龙云 大为不满，认为江的外逃与龙云有关，军事上严密注视龙云的动向，特务机关多方 监视。当时戴笠在云南的特务组织，除李家桢负责云南站外，还有西南运输处监察 组长张炎元领导的庞大特务组织。 蒋介石对汪精卫在被监视中逃跑十分生气，责骂戴笠一番，指示戴笠千方百计 在越南境内杀掉汪精卫。郑介民为此专程到河内布置。当时特务处在河内有总领事 许念曾，领事方炳西。再加上西南运输处监察组的特务，实力已经不小。戴笠为完 成任务，另选一批特务能手潜往河内。由于他们具有各种身份，很容易找到汪精卫 住所，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错杀了汪的亲信曾仲呜。 6.阻挠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戴笠认为汪精卫在越南已是笼中鸟，结果却错杀了曾 仲鸣，蒋介石又大骂了一番，并严令戴笠，集中力量阻止汪精卫回南京组织政府， 当时戴笠采取三种办法：（一）指令香港区长王新衡，冒充宋子良，通过日本驻港 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留英学生，为香港区的通讯员）关系，代表重庆方面与 日方代表谈判，戴笠曾为这事密去香港，被港警署扣留两天。 （二）汪精卫从越南坐日本军舰逃到上海后，郑介民潜去香港，布置特务徐天 琛、梅哲之，通过靠拢陈公博打人汪系当汉奸，从汉奸内部搞特务活动。 （三）为专门对付汪精卫，特别成立沪二区，以姜绍模为区长、陈祖康为副区 长、专作联络汉奸、收买汉奸工作。汉奸任援道、任西萍、汤澄波、徐天琛、梅哲 之，都由沪二区联络指挥。为加强他们在汉奸中的地位，对徐天琛、梅哲之，呈请 重庆政府下了个假通缉令。 7.为了反共，二处特设中共科由于蒋介石执行反共的‘政策，爆发了皖南事变， 围攻新四军，大批屠杀爱国人士。军统为配合蒋介石的反共需要，特在第二处增设 中共科，集中处理对中共有关的各项问题。同时成立特种问题研究所，以张国焘为 所长，专门研究对付中共和解放区的特务活动。又在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设招 待所，专门接待、拉拢和收买中共叛徒。 中共科的第一任科长姓郭，是从山西调来的，个子很高，是个富有反共经验的 “人才”。本来对中共有关的情报，由党政科科长李叶负责处理。中共科成立后， 李叶外调，由沈介人代理党政科长。 8.IWe 年局本部组织概况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林蔚，是挂名不问事的 局长。 副局长戴笠，一手包办，大权独揽。 秘书室（特务处时代为书记室）主任秘书郑介民，副主任秘书毛人风，郑是挂 名，由毛掌权。 甲室即机要室简称。 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下设：军事科。 党政科，科长李叶，后为沈介人沈国与国际科科长谢贻微打架，被撤职，由李 崇诗的妹夫叶翔之（叶由李崇诗介绍先到秘书室）接任，不久叶与姓张的女科员闹 桃色纠纷，被戴笠知道，在纪念周大会上不指名地大骂一顿，使叶几年不敢露头。 叶后来靠拢处长王新衡，拉上毛人风，1942年升为二处副处长兼任中共科长，大力 研究对中共的策略，联合中统徐复观，为参谋总长何应钦反共出点子，在军委会设 总长办公室，集中处理对中共的斗争问题。叶翔之代表军统任秘书长，徐复现代表 中统为副秘书长。这个机关有权用何应钦名义，指挥各地行营、各战区、各省政府 处理共产党有关案件，因此叶翔之成为军统研究中共的专家。改组保密局后，成立 中共处，叶任处长，通过王新衡与蒋经国拉上关系。毛人凤死后，叶翔之接任保密 局长，王则在幕后以立法委员名义代蒋经国控制台湾特务组织。 国际科，科长谢贻微，后为汪暄，主管敌伪及国际情报。 经济科，科长费同泽，兼任经济研究室主任。费既不懂中国和日本经济，又不 懂军统条令，工作成效甚微，被邓葆光取而代之。邓除负责局本部经济研究工作外， 并以局本部名义直接指挥财政部缉私处、货运管理局、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查组 领导的各地经检队，搜罗经济动态情报。 1940年夏，二处工作人员约50余人全部在罗家湾办公。 1941年12月8 日，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戴笠将局本部从磁器口乡村迁回罗家湾 办公。 第三处处长徐业道，下设司法、行动两科。 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是在马鞍山独立办公的单位，下设通讯、 工务、电监、人事四科，负责军统的电讯工作。魏大铭是无线电专家，他负责军统 电讯工作，是国统区主管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主要负责人。魏除负责第四处工作外， 还负责规模庞大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研究无线电有关的各种专门技术，主要有电 讯侦察与密码研译。 以上是军统罗家湾局本部情况。 1941年到抗战胜利时期1.沪一区被破坏，陈恭澎投汪1941年8 月底9 月初，军 统在上海最庞大的地下武装特务组织沪一区的区长陈恭澎，被汪伪76号特务机关逮 捕，陈恭澎领着全区人员叛变投汪。汪伪76号头头李士群，利用陈恭澎的电台，给 戴笠发了一份讽刺性的电报，欢迎戴笠投汪。戴笠接到这份电报，又急又气又恨， 接连在丝厂杨家山公馆，一言不发地闷了几天。有时到半山的机要室吃饭，同张毅 夫、何芝园、潘其武、邓葆光等研究上海情况。戴痛骂人事科对沪一区的人事组织 无一份详细可靠的名册，连沪一区有多少人、人员社会关系。毛病出在哪里，以及 陈恭澎为什么叛变，全不了解。戴一直闹了近10天，才说：人事科工作拖拉，没有 一份可靠的人事卡片。我们一定要派人去美国学人事管理。上海出事10多天，找不 到原因。局本部组织与人事管理制度一定要改革，先解决各单位以会稿解决问题的 办法，今后改为用中午会餐碰头会解决问题。又说：人事科权力要缩小，业务部门 权力要加强。但只是闲谈，并未作出决定。 针对上海出现的新情况，决定在局本部成立上海实验区。以原上海回来的富有 地下工作经验的王一心为区长，主管上海地区的工作，把原来分散各单位主管的人 事、会计、电讯、译电工作，集中到上海区，统一管理。区长掌握组织、人事、会 计、电讯等大权，审阅每一份电报、每一件事。上海来的情报经区长阅后，送情报 处负责处理。区长的意见经戴笠批准后，就成为定案，通知人事、会计、电讯部门 照办，以免会稿的麻烦，防止踢皮球的毛病。这在军统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另一方 面改变以前大组织机构，化整为零，成立许多小规模直属局本部领导的地下组织， 如程克祥的京沪区（指南京、上海），专做周佛海的工作；戴振的特别站，专做永 安、新新、金城等财团的工作；顾敦吉的直属站，专做申新纱厂的工作，各成独立 系统，不发生横向关系，避免一网打尽，这是特务机关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后所作的 重要的组织改革。 2.局本部的改组扩大1942年中美所正式成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局本部组织 又一次扩大。这是军统局最盛时期，局本部组织分为八处、三区、七室、一委员会， 全部工作人员1500余人。 八处中，第一处是军事处。处长鲍志鸿。该处主管搜集军事情报和扩大军统武 装力量。如安插军事情报人员，开办谍报人员训练班，掌握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指 挥部，以及拉拢伪军，派遣杂牌部队当伪军，搞曲线救国等。 第二处是政治处。处长王新衡。该处主管政治斗争，负责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下设中共科，叶翔之兼任科长。设特种问题研究所，以张国焘为所长。党政科以王 方南为科长，负责搜集各民主党派的情报，派员监视各党派人员的活动。还有国际 科，负责对外侨和回国华侨的调查、监视与接待工作，以及搜集日汪有关情报等。 军统对中共与左派人士调查、监视和迫害，分别由中共科和党政科主办。科长 有权用局本部的化名，命令外勤单位如稽查处、警察局、邮电检查所、交通检查处 调查、扣留信件、物资等。处长有权命令外勤单位作扣留，如要密捕，则送第三处 会签或移三处主办。重要案件的逮捕，须呈报戴笠批准，逮捕要人呈报蒋介石批准， 由戴笠面报蒋介石同意后，派干练的行动员秘密执行，蒋的侍从室与军统局都不留 文字档案。 一、二两处是军统内勤工作的核心，两处共有工作人员约300 人。 第三处是行动处。处长先是徐业道，1942年是阮清源，1944年是沈维翰。下有 行动、司法两科。主要任务是根据一、二处提供的情报，执行暗杀、密捕等任务。 重要的行动案件都是戴笠亲自抓。戴笠经常用“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的 话鼓舞行动员，要求既完成任务，又不牵连到蒋介石，如暗杀杨永泰，转嫁罪名于 刘芦隐，就是“体念领袖苦心”的例证。 戴笠靠暗杀起家，特别重视行动科的工作，受其重用的刽子手赵理君、共产党 的叛徒周大烈，都干过军统行动科科长，第三处处长更是精于此道的人物。 第四处是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主管军统电讯工作。魏又兼任军令部电讯处长， 主管蒋管区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第五处是人事处，处长先是李肖白，后是龚仙舫。这是军统湖南帮掌握的权力 部门。人事处兼管组织工作，所以地位突出。1941年秋，上海沪一区被江伪76特务 机关破坏后，改革为区长负责组织。 第六处是经理处。处长徐人骥，是蒋介石亲自派来的，副处长郭旭，负责向军 需处领钱。 第七处是训练处。处长郑锡麟，是戴笠早期特务组织十人团成员之一，主管军 统几十个训练班。 第八处是总务处。处长原为杨隆枯，后为郭斌，都干不好，1943年由沈醉接替 后，工作才上轨道，戴笠很满意。 以上是军统局本部的八个处。自从1941年设立上海区，1942年设海外区，区长 黄天迈，1943年设华北区，区长马汉三，在局本部占有重要地位。各区区长主管人 事、经费、电台、译电、情报和行动，权力很大，是局本部的特殊组织。 此外，局本部还有几个与处平级的室。 甲室，即戴笠随身秘书办公室，由几个熟悉情况的亲信组成，如张毅夫、何芝 园、毛钟新等。 秘书室，主任秘书郑介民，实际负责人毛人风，是局本部总办公厅。 稽核室，主任张冠夫，负责经费审查。 督察室，是监视各级工作人员的部门，先后任主任的是郭寿华、廖华平。 机要室，由军统女少将姜毅英任主任。 经济研究室，主要负责对日经济作战，防止战略物资流人敌区和抢购敌区物资 等。王抚洲任主任，邓葆光任秘书。 还有统计室和医务室。 3.胜利从天上飞来1945年8 月3 日，美国在日本海军基地和重工业区广岛，投 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 月8 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当天美国又在日本海军要地 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9 日苏联百万红军进人东北，给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当头 一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是投降，还是继续蛮干下去，这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 当时，重庆政府依照日本问题专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凡生和军事情报 机关二厅的研究，根据日军一个师在硫磺岛抗拒最强大的美军攻势达一月之久，最 后集体自杀的事实，判断日军法西斯当权的军人，会利用日、满、韩地区内线作战， 蛮干下去。本来王凡生8 月10日后已接到日本左派吐露的情报，日本有投降的可能， 但要等待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作决定。8 月14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 件投降。这个情报未得到证实，王凡生不敢贸然上报。这件事，在胜利后约一个月， 王凡生的重要干部罗建白泄露给军统特务王抚洲，戴笠密报蒋介石，蒋一怒之下， 撤销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王听到这一消息，顿时犯了高血压病，中风，一命呜呼了。 1945年8 月14日的傍晚，重庆市中心突然有人贴标语，放炮仗，欢呼胜利了， 日本投降了，人们热泪盈眶，欢呼歌唱，整个山城沸腾了。而蒋介石最亲信的情报 机关军统还在睡大觉。后来爆竹声响彻山城，胜利的号外也印出来了，特务情报机 关才不得已跟在人们屁股后面放炮仗庆祝胜利。原来，蒋介石最重要的情报机关， 一向没有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他们咬定广播是“宣传”，怕“中毒”，因此不买 收音机，认为只有敌区地下特务送来的情报，才是可信的。所以日本百万大军投降 的大事，一直等到第二天地下组织来电，才相信是事实。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戴笠正领着杜月笙一伙住在浙江淳安县城的西寺 庙内，遥控上海、南京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认定上海是蒋政权的心脏，也是自己政 治上的命根子，在淳安听到胜利消息后，为防止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立即以确保京 沪地区治安为由，向蒋介石力保当时掌握京沪地区实权的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 队长，以周佛海税警团的武力为主体，负责维护京沪地区的治安。由于周佛海早在 1942年已投靠军统，戴笠指派多年潜伏在周部下的程克祥负责联系，为此派了大批 的地下特务进人京沪区，以周佛海为掩护，在汉奸心脏内活动。胜利后，以周佛海 为行动总队长作幌子，以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掌握实权，这样原来京沪区的 大批军统、汉奸特务，摇身一变而成为行动总队的当权人物。这就是1945年8 月14 日胜利后，到9 月10日中美所上海办事处成立前，以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长名义 下的上海治安的内幕。 戴笠除上述确保治安、防止共产党插手的行动外，又急调邓葆光去上海搞接收， 抢夺战争果实；调尚望负责接收和改编伪军；调王一心负责整理上海组织。这一系 列活动完成后，便安排杜月笙于8 月29日带着3 名重要特务去上海，他则以胜利者 的姿态赶飞重庆。为了防止顾祝同的三战区插手京沪；他又向蒋介石力保汤恩伯部 队从贵州空运上海成立三方面军，负责上海接收。他还向蒋介石要求，指定军统负 责处理全国各地的汉奸工作。这是利用蒋的手今踢开法院，抢夺法院逮捕、审判汉 奸的权力，夺取汉奸财产，又达到包庇大批汉奸的目的。 戴笠在重庆完成这些任务后，于1945年9 月8 日飞抵上海。碰巧那天下着倾盆 大雨，重庆方面为了保密，只单独通知程克祥去机场迎接。当时邓葆光、王一心住 在程的机要室电台的二楼。电台台长悄悄告诉王一心，“老板”下午到江湾机场， 邓、王立即找到程克祥，约好下午同车去机场迎接，程却叫邓。王在电台坐等。等 到4 点，不见程来，电台台长又悄俏对邓、王二人说，程早已独个儿去机场迎接。 邓、王二人无汽车，只得去程克祥为戴笠布置的“行宫”（盛老四的大花园洋房） 坐等。雨越下越大，6 时左右随戴笠同机来的两名警卫淋得全身透湿，进门就骂程 克样不派一个人去机场迎接，“老板”大发了脾气，一个人跑出机场坐上贾德田的 汽车走了。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原来那天下午新市长钱大钧的专机先到，机 场迎接的人很多，戴笠专机到时，见机场人多很乱，又下着暴雨，戴命何龙庆下机 布置警戒线，不准人们走近飞机，戴笠在飞机内坐等很久，不见一个来接的人；等 得心烦，独自一个人走到机场门口，碰见从前法捕房探长贾德田，跳上贾德田的车 子走了。邓、王听到贾德田接走了，立即跑到巨鹿路刘杰生家中，果然戴笠正在刘 家布置晚宴，准备宴请中美所的头头梅乐斯，庆祝胜利。由于程克祥想独抢头功， 讨好戴笠，虽则独自冒雨赶到机场，但恰逢何龙庆布置卫士包围了飞机，不让任何 人接近。卫士们不认识程克祥，把程赶走了，非但错过了抢功的机会，而且引起了 戴笠的不满。据说后来调程去东北，而到了北平就挂起来了，长期不给工作，原因 盖出于此。 4.上海办事处概况1945年9 月吕日，戴笠到上海，决定借用杜美路70号杜月笙 的房子设办事处。9 月10日在杜美路70号二楼会客室，召集军统在沪的全部负责人， 中午会餐开碰头会。这次出席的各单位负责人有京沪区的程克祥、沪二区的陈祖康、 忠义救国军调查室的刘方雄、东南特别站的毛森、忠义救国军前线指挥阮清源，以 及各独立站的戴振、余祥琴、顾效吉、吴伯明等及办事处成员王一心、邓葆光、王 新衡、李崇诗、龚仙肪、何龙庆、何芝园等共约40余人。戴笠提出办事处名称叫中 美所上海办事处，任务是接收敌产、接收伪军、改编伪军、整顿上海的地下组织， 成立新上海站。又确定了上海办事处的组织系统。主任戴笠自兼，副主任梅乐斯； 参谋长李崇诗；秘书主任龚仙舫，秘书王一心；人事组长王一心；会计组长叶某； 总务组长郭斌；电讯组长程浚；经济组长邓葆光；行动组长何龙庆；督察组长廖华 平；司法组长沈维翰；汉奸案件审查委员会主委王新衡，秘书沈维翰；汉奸财产清 理委员会主委龚仙妨，秘书邓葆光；汉奸财产调查组长程克祥。 这是当时上海办事处组织与人事情况，规定情报照旧报重庆，办事处不设情报 组。 办事处成立后，凡戴在上海时，重大问题多在上海决定，通知重庆照办。如设 北平办事处，以马汉三为处长；设武汉办事处，以鲍志鸿为处长；设青岛办事处， 以梁若节为处长。故当时上海办事处等于局本部。 5.保护大汉奸，逮捕小汉奸戴笠在准备逮捕大汉奸之前，借用梅乐斯的专机， 于11月初，亲自护送周佛海、罗君强、丁默屯、杨惺华四人到重庆，将其安排到丝 厂杨家山公馆，秘密保护起来。不久他就回到上海，开始逮捕小汉奸，在碰头会上 指定程一鸣、毛森、刘方雄负责，一概用三方面军名义行动。别的单位不准逮捕、 捉人与查封财产。 蒋介石手令规定，逮捕汉奸交军统负责，警察局、法院无权过问。开始逮捕时， 毛森把周作民捉来，邓葆光知道后即报告戴笠令送周回家，并赔礼道歉。11月初， 戴笠决定送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经理李泽到美国，一切手续办好了，临行 时李泽说有事需要等几天才能走，郭顺先走了，这事被警察局长宣铁吾知道后，策 动工人向警察局控告李泽有汉奸行为而逮捕起来，并立即发表新闻，送法院审判。 戴笠知道时，已经无法包庇了。这是宣铁吾对戴笠的一次回击。 在抢夺汉奸财产中，上海三责团负责人吴绍澎派人查抄邵式军的财产，最大的 保险箱也被打开，一切贵重物品，全被抢光。戴笠知道后，大发雷霆，一再指示程 克祥调查清楚，并拍了现场照片，汇报给蒋介石，吴绍澎因此被撤去上海市副市长 职务。 胜利后的大“劫收”过程，总的说可分三期：从8 月14日到9 月18日，上海市 政府与警备部成立，这是各种特务勾结地痞流氓的乱抢时期。他们抢汽车，抢金条， 抢房子，抢物资，凡是有点钱的人都心惊胆战，度日如年。从9 月18日市政府成立 到11月20日上海敌产局成立，为合法抢夺时期。市府与警备司令部规定接收单位， 要有市府接收委员会的许可，马路上运输物资的卡车要有通行证明，乱抢变成合法 抢。从11月20日敌产局成立以后，为承认抢劫财物合法化时期。军统抢的Zop 根大 条黄金，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发奖金报销，对各大员“劫收”来的房子、家具，均 托名委托保管了事。 军统最大的“劫收”是派陆根泉接收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寿公司”；其次是 接收大场的海军司令部，由赵志禧组织上海特警班；汪伪76号特务机关，由毛森接 收；汪伪储备银行传说有数百根大条黄金，周佛海私交戴笠，这是事后汉奸传说的， 但办事处无案可查。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吃尽苦头，终于盼来了胜利，胜利果实他 们究竟得到多少呢？除了拆不掉的铁路，搬不走的房屋，拆不了的工厂外，其他都 被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抢光了。 6.戴笠之死1946年春，戴笠去北平住了一段时间。3 月17日，周至柔派空军专 机，接戴从北平飞上海（戴和周至柔、毛邦初的私交很好，很相信他们，不时向他 们借飞机），机场报告上海天气不好，故多带了汽油，准备必要时飞重庆。飞机起 飞后，突然命飞青岛，在机场同青岛办事处处长梁若节共进午餐，加足油后飞上海， 预定下午4 点到江湾机场。上海先后接北平、青岛来电，李崇诗、王一心、邓葆光 3 人，下午3 时到机场等候（戴为保密只准少数人知道），一直等到6 点钟仍无消 息。几人回办事处电讯北平、青岛两地查询，北平来电说上午10时起飞，青岛说下 午 1时起飞。再电南京、重庆，均不知下落。17日整夜等消息。到了深夜，北平来 电说，飞机下午4 时到南京上空，气候不好，穿云下降，以后失去联系。自17日晚 开始，军统与空军动员力量，查询飞机下落。直到18日，才接南京电报说，17日南 京暴雨，一架飞机碰山坠毁。傍晚又来电报说，附近农民拾到龚仙肪（军统局人事 处长，与戴同机）的图章，证明戴笠飞机碰山烧毁。闻讯后上海军统头头连夜赶到 南京。20日早晨，在泥泞中赶到板桥镇东面约10华里的戴山半山坡上，一排用白布 裹着的17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有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肪，刚从牢房放出来的随身翻译 马佩恒，军统搞青红帮工作的金玉波，天津商人叶某（被戴拉上飞机去上海玩的）， 另有正、副飞机师二人，其余为随身警卫人员。 南京保密局对期二。军统缩编改为保密局戴笠死后，军统在南京、上海各地的 头头会商，立即组成治丧委员会，由刘启瑞主持。蒋介石命局本部立即迁回南京， 改组为保密局，以郑介民为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人员由4 万多人缩编为 1 万人。 从1946年3 月17日开始，整个军统为戴笠之死、局本部迁回南京、军统改组为 保密局三件事所累，乱哄哄闹了一年多，直到1947年春，才搬进洪公祠新房办公。 南京洪公饲保密局的新大楼，是上海陆根记营造厂建造的。名义上陆根泉分文 不要，以朋友交情送给戴笠，实际是以接收上海最大的日本木材厂寿公司作为交换 条件。寿公司是日本在上海的木材垄断企业，知内情的人说，一个寿公司，能造几 十个保密局大楼，但陆根泉说，他贴出了几百根大条子。真相如何，只有陆老板自 己明白。 军统从重庆迁回南京，先在博厚岗警局的房内办公。1947年春，新楼盖好了， 先在大礼堂召开了戴笠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接着保密局召开成立大会。 2.保密局的组织当时总的名称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唐纵、毛 人凤；秘书室主任张纪勋；人事处长郑修元；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刘镇芳，副 处长成希超；司法处长李希成；电讯处长杨正裔；情报处长何芝园；中共处长叶翔 之；机要室主任姜毅英（女）。 保密局成立后，依照蒋介石命令，人员减少了3 ／4.将重庆时八大处，三个室， 一个委员会改为七处一室，原来戴笠身边的机要室（甲室）、稽核室、设计委员会、 训练处，撤销的撤销，精简的精简。人事大调动，能力强的大部外调，局本部领导 力量削弱，形成外强中干的空架子。1946年，郑长住北平，负责军调部工作，因而 保密局实权落在毛人风手中。 3.保密局的派性斗争军统自1932年成立，到1946年3 月17日戴笠摔死，在这14 年中，虽然在庞大的特务机关内部派别之间暗斗很凶，但是谁也不敢露头。戴笠一 死，万头钻动，首先是湖南、浙江两派的斗争明朗化：湖南派拥护郑介民，浙江派 拥护毛人凤。 抗战胜利之初湖南派掌握实权，如李崇诗任东南办事处长。中美所参谋长，指 挥前线工作，嗣后领导上海办事处。李人士胜利后任陆军总部调查室主任兼南京办 事处长。机要室秘书张毅夫，迁南京时负责重庆办事处工作。李肖白任军委会特检 处长，掌握航空与邮电检查权，在军委会十分活跃。这批人能力强，影响大，他们 拥郑。郑、毛力量对比之下，似乎郑占优势，他们抓军人，抓上层。毛人风长期掌 握实际工作，情况熟悉，手段毒辣，毛派谋士潘其武，更善于权术，利用湖南派弱 点，抓江山人，抓学生，抓基层实际工作。 1946年3 月军统局本部迁南京，以张毅夫为重庆办事处处长，负责重庆地区工 作。毛人凤到南京，毛妻向影新，是个见利就抓，无孔不人的女特务。她的男朋友 邹伟成搞了个走私集团，总务处科长吴茂先，是走私集团成员。他们的走私活动被 航空检查所发现，办事处长张毅夫将吴扣押，刺中了向影新的痛处，揭开了两派斗 争的盖子。原南京办事处长兼陆军总部调查室主任李人士，在南京办事处和陆军总 部调查室撤销后，调美国学习。由于这一系列人事调动，湖南派实力大减，郑介民 被架空而势孤。再者郑介民的老婆柯氏，是有名的母夜叉，手长，贪欲大，嘴也很 凶，与毛人民老婆向影新是半斤八两。在重庆时各住一方，倒也相安无事。胜利后， 到南京、上海，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狗腿子，各找汉奸对象，明里暗里搞接收， 为抢周佛海、杨惺华的财物，竞相争夺，互不相让。因郑包庇汉奸梅哲之，梅是农 商银行总经理，吞没了陈公博大量股款，安排郑之妻弟为南京农商银行经理，另在 南京上海路为郑建了一幢花园洋房。这些事实，怎能瞒过毛人凤？终于汇报给蒋介 石，轻轻推倒郑介民，由毛接任保密局长。 毛人凤上台，首先派潘其武为主任秘书，下面的人都跟毛走。外围单位早已抢 过来，只有北平站长乔家才，民政局长马汉三，与郑关系较深。毛人凤到北平，就 把马汉三密捕解到南京枪毙，把北平站长乔家才扣押解往南京，传说解放前送到台 湾去了。郑、毛两派斗争，以毛人风胜利告终。 4.保密局的双簧戏继失去东北和平津以后，淮海战场又遭失败，使蒋介石感到 大势已去，但他不甘心失败，仍梦想东山再起，以金圆券骗局抢夺了上海民间存金 600 多万两，美汇8 亿多美元。11月密令保密局搞“应变措施”，大力布置潜伏特 务。毛人凤指派中共处长叶翔之负责主持。另派刘方雄搞套汇，走私黄金、美钞， 布置接济地下经费的商业机关。这些阴谋布置就绪后，蒋介石于1949年初，耍了一 幕假和谈、以退为进的阴谋，把南京政府的烂摊子推给副总统李宗仁，自己把从上 海抢到的大量黄金、美元全部提走，逃往老家溪口，表示“归隐”故乡，实际上是 退居幕后，暗中指挥战局。他派汤恩伯以三方面军为骨干，利用上海地区负隅顽抗， 以陈大庆为上海警备司令，以毛森为上海警察局长。 1949年初，蒋介石一切布置就绪，临去溪口之前，特命毛人凤到办公室面授机 宜。毛人民回到局本部，令刘镇芳编造了一份保密局的假名册，以徐志道为保密局 局长。蒋介石走后，徐志道拿这份假名册，向副总统李宗仁要钱。毛人风临走时， 派岑士麟为南京办事处长，协助刘镇芳办理南京局本部善后事务。毛人凤到台湾、 福州布置了一番之后，赶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了局本部迁台的布置，以及徐志道用 假名册向李宗仁要钱等情况。蒋介石听后“啊”了几声，在堂内漫步走着，轻声说 ：“你们不错，比我跑得更快、更远。”马上命令毛人凤赶回上海，加紧布置潜伏 特务，加紧准备撤退上海前的大屠杀。 1949年春节前一天，毛人凤赶到上海，首先由向影新打电话找邓葆光要房子设 上海办事处，邓趁机结束了东方经济研究所，房子家具都交给办事处使用。毛又指 示邓葆光，凡属贵重的逆产，特别是汉奸的大批珠宝，以及汉奸的工厂实物与东方 经济研究所的全部图书，尽力运往台湾，如有困难，命何龙庆、毛森帮助运走。又 指示邓葆光组织套汇走私机关。邓以责任重大推荐“东方”会计兼通运行经理担负 此任，由刘方雄负责领导。毛都同意了。毛又说，局本部的启明公司虹桥路汽车修 理厂，决定卖给物资局，已由毕高奎与局长江标说妥，但要外汇付款，江说要中央 银行总裁刘攻芸同意才行。春节后，邓葆光约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芙、业务局长林崇 镛、物资局长江标以及毛人凤四人，当面议定以4.5 万美元成交。 春节后，毛人凤秘密跑到南京，住在一家银行里，找不少的人谈话，布置工作。 不几天，一个大风之夜，保密局大楼突然失火，把大楼烧成灰烬，洪公祠1 号又一 次变成瓦砾场。这次失职罪名，落到假保密局长徐志道头上，使他无法向李宗仁交 差。不得已把假保密局的少数人带到广州。这时真保密局长毛人风与假保密局长徐 志道，已势同水火。据毛人凤派去监视假保密局长的刘镇芳逃到香港以后对邓葆光 说：“徐志道不识相，毛先生玩的假戏，他要真演；毛先生派廖宗泽向他说明真意， 他仍不肯收场，仍要假戏真唱，将来不会有好下场。”广州解放，徐志道逃到台湾， 被枪毙了。保密局的双簧戏，终以大陆全部解放而告终。 5.军统与中统的暗斗蒋介石原想组织复兴社秘密团体，复兴社下面设特务处， 再配合原来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的特务处，互相监督，便于操纵。抗战前徐思曾领 导的特务处，依靠二陈力量，在蒋管区占优势。抗战后，南京沦陷，社址转移至重 庆。戴笠的特务处，依靠枪杆子与流氓特务手段，逐渐占了上风，两大特务机关的 暗斗逐渐明朗化了。最先是从抢夺福建省政府调查室开始。戴笠的福建站长张超， 为抢夺调查室而打死中统的人，CC告到蒋介石处，蒋在办公室狠狠打了戴笠几记耳 光，命他跪在地板上，戴很久不敢起身，结果以枪毙张超了事。 1942年蒋介石和阎锡山不和，为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禁止河南人民到 山西做买卖求生。戴笠以防止人民渡河到晋南转延安为借口，保行动科长赵理君为 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渡口是当时南北通商 要道，赵理君是军统有名的刽子手，他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稍不如意，打骂交 加，以后发展为不时打死人丢人黄河灭迹，中统特务多次夹在人群中渡河搞特务活 动，也被军统打死推到河里。中统有计划把这些情况拍成照片，汇报蒋介石，蒋又 是连打带骂闹了大半天，又以就地枪毙赵理君了事。而山东半岛CC的行政督察专员 陆诚，则是被军统诬为共产党而害死的。 1943年，戴笠到昆明逮捕孔祥熙的红人林世良。林利用飞机走私，陆根泉也是 这个集团成员。戴利用陆作内线破案，密报蒋介石，将林就地枪决了。等孔家知道 以后营救时，已经晚了。同年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孔二小姐的朋友），因内 定黄金储蓄券停止兑现，郭在孔家听到消息，转告大业印刷厂老板李祖永（代印钞 票的资本家），李立即把手中买的储蓄券，大量向黄金市场抛售，造成市场混乱， 被天主教的（益世报》揭发，中统硬说是军统干的，结果郭锦坤被撤职查办，孔家 非常痛恨军统。 由于这些事实，孔祥熙联合陈果夫，向蒋汇报说戴笠利用财政部缉私署作幌子， 扩充军队，大量挪用缉私署的经费，使缉私署发不出工资等等，力保宣铁吾接任缉 私署署长。宣是戴的对头，到任后逼着戴笠借债办移交。宣成为CC向戴笠进攻的打 手。胜利后CC策动戴的另一对头李士珍出面，向蒋介石保宣为上海警察局局长。不 久孔祥熙下台，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院长，两大特务机关的暗斗，发展为孔、宋的争 夺。本来戴笠与宋子文关系较好，宋子文在金融界的大将贝淑芬、霍宝树、陈长桐， 和戴笠私交都很好。中美所成立过程中，陈长桐几乎成为戴笠的义务翻译，因此在 孔、宋暗斗中，戴笠站在宋子文一边，当时戴笠是财政部缉私署长兼货运管理局局 长，但戴笠对他的顶头上司孔祥熙却不尊重，为此，孔祥熙便联合中统向戴反扑。 中统和军统就成了孔、来两家争斗的打手。 1943年秋，戴笠到淳安视察工作。当时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发现杭州来的二 艘商船满载私货，内中夹带大批钞票，商船持有中统局的证明文件，戴笠发现之后 如获至宝，把钞票用飞机运往重庆，经中央银行检查，确认是伪币。押运员只知道 钞票是中统上海负责人命他运到后方买货运回上海的，钞票来源不详，只知领钞票 的地点。经过长时间调查，仍无法核实。后来通过杜月笙通济公司负责人徐采永查 明，原来上海中华书局代中央银行印刷钞票的铜版，在上海沦陷前，运往香港中华 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拿到上海仿印，印的钞票交中统的地下特 务偷运后方，抢购物资外运。戴笠把这件事汇报给蒋介石，蒋大怒之下，撤销了徐 恩曾中统局长职务，中统自此一蹶不振。 1945年4 月，戴笠正为宋子文上台而高兴时，突然在宋主持的行政院会议上， CC策动一项提案，通过撤销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决议。宋向戴解释，这是陈果夫的 离间计，我们不能上当，决议一定要执行。因此货运管理局决定5 月撤销，到8 月 胜利时撤销完毕。 1945年8 月抗战胜利后，戴笠在浙江淳安听说第三战区顾祝同准备到上海搞接 收，又听说CC策动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长， 立即飞回重庆向蒋保荐汤恩伯部队，将其空运上海，成立第三方面军，负责上海接 收，以抵制顾祝同。以汤的武装对付宣铁吾的警察局就不在话下了。但是，宣铁吾 依靠CC作后台，并不甘心屈服，利用打击汉奸李泽向戴反扑，宣逮捕了戴笠包庇的 李泽，并以汉奸罪判刑，给戴难看。戴笠死后，郑介民上台，比较随和，但宣对军 统有成见，双方斗争不停。不久，中统揭发郑的经济科长张亚民搞敲诈勒索，被枪 决，接着郑也垮了台。这是戴笠死后，军统与中统斗争的余波。 特工秘闻 复兴社的缘起 康泽 酝酿期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震撼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 础，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各地的省市党部讪围，人员被殴打。同年 10 月底和11月初，爱国 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蒋介石利用蔡元 培这块老招牌，叫他出来应付学生，蔡也被打了。蒋介石到他的国民政府去，也 被请愿的学生包围，不能脱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出来对学生讲话。他急中生 智，装腔作势地满口抗日，说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受军训，把孝陵卫马牧集 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总算用这个办法解了围。但，这 是一时的欺骗应付，稳定不了整个动荡的形势。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把 屠刀暂时放下——把“剿匪”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把反共的口号收藏起来。我 那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的“剿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也跟着这 形势结束了。 这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感到惶惶不安，处心积虑，苦心焦 思。当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 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他想学习、运用 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反革命目 的服务。但他有一个特点，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直接命令他的爪牙照他的意思去 办，而用冷酷骂人的方式，逼着他们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 次就是这样。大概在这一年（1931）的M 月初，他在南京召集了贺衷寒、桂永清、 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和我约十来个人（邓文仪那时是蒋的 侍从秘书，每次开会，都是他担任记录）开会。在会上，开头是他讲话，装出很难 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 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 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 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没 有要到会的人发言，这些人也不知说什么好。他讲完了，会就散了。会虽散了，而 事情还只是刚露一点头，以后怎么办呢？第二天贺衷寒就把我们这些“不中用”的 学生约到他的家里去谈。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 我们要体会老头子的意思。怎样体会他的意思，怎样采取具体的行动，说来说去， 还是个无头案。过了两三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又把上次讲过的话，原 样重复一遍，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又是有“会”无“议”地他讲完了 就散会了。贺衷寒又把这些人约到他家里再谈，这次才谈出来了一点头绪，就是大 家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三四天之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 前两次的那些话，不同的是在最后加重语气地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 些又不中用！”这时贺衷寒立起，如丧考比，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 只要我们能团结（这是根据在他家里谈的‘要组织起来’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办 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 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的一点点意图说：“你们怎样能团结 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 苏联的那种‘格柏乌’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这时，我也立起 来说：“就我所知，苏联的‘格柏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 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它的党的监督。”蒋介石不再骂了，只是叮嘱了一句： “你们慢慢地去研究吧。”就结束了这次的会。于是贺家的第三次座谈开始了，研 究怎样组织起来。大家对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几个问题， 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 不久（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离开了“主席”的宝座宣 布下野了。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这班人（即叫去开会 的十来个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澧梯等共两桌人。大家一面吃饭， 一面谈论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正在吃和谈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 客——胡宗南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闻风而来。此时大家欢迎他参加，并请 他发言。他提出意见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 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立即推举了贺 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和我五个人负责筹备，大家也无异议。他说完后，就退席 了。过了一天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我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 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至此，参加这个活动 的共约30人。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甘心滚下政治舞台，而是以此作掩护，想在风浪中创造 更安全地上台的条件。事实正是这样，在下野期间，他和汪精卫勾结好了，由江出 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他当委员长，负责军事；把林森 抬出来作傀儡主席。这样，责任由大家来分担，而实权还是由他掌握。其目的在于 减低目标，以便渡过风险。布置妥当以后，1932年2 月蒋介石宣布复职，当了军事 委员会的委员长。 复职之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搞那个“组织”。他把他和他的反动 政权的安危的赌注就押在这一点上。因此复职之后，他立刻又召集这班“不中用” 的学生开会，问他们对这个“组织”开会研究过没有。回答是：开过会，并推举了 五个人筹备。这时贺衷寒就把他起草的章程，我把我起草的纪律条例交给他看。他 都收起来了。关于组织的名称有两个：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我主张用“复兴 社”。而澧梯自己又另外搞了一个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地袖呈蒋介石。 蒋以他不是起草人，交我们作参考。以后蒋又召集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他作了这 样的决定：名称就用“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都可以。 社章的内容，我记不起了，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主要的是：(1）本社定名 为“中华复兴社”。 （2 ）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爱国M 字记不准确）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3 ）本社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 （4 ）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 16 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 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人社宣誓后，得为本社社员。 誓词也是一般性的，大意如下：“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 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 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门）不得违抗命令。 （2 ）不得有小组织。 （3 ）不得泄露秘密。 （4 ）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 （5 ）不得贪赃纳贿。 （6 ）不得狂嫖滥赌。 （7 ）不得娶妻。 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蒋介石复职后第二次或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开会时，拿出一张纸条，写有四句话 ：“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 纲领好不好？“这些人当然奉命唯谨，齐声回答说”好“。以后对这四句话，既不 敢增一词，也不敢减一字，永远就是这四句空话了。 以上是1931年11月初到1932年2 月底的情况。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几个问题 ：用什么名义的问题，用什么政治纲领的问题，用什么组织原则的问题，都初步地 解决了。蒋介石腹中的法西斯胎儿已具眉目，只等呱呱堕地了。 成立时的情况1932年3 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 准参加这个法西斯组织的人（贺衷寒、澧梯、桂永清、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 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恺、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戴笠、郑介民、 邓文仪、邱开基、梁干乔、侯志明等约40人）开大会，蒋介石自己是当然主席。当 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他在陆大读 书，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不揣冒昧地一口气跑来参加大会；刚一进门，被蒋介 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来，把冷欣向门外推，连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 个地方没有你。”蒋介石把这个不速之客撵走，紧闭大门以后，才又回到主席台来， 主持大会的进行。他首先宣布复兴社今天正式成立，接着讲了一段话，原词记不清 了，大意是鼓励大会的参加者今后要一心一德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之后， 进行选举（蒋介石是“真命”社长，大会选举权不适用于他），选举了以下的一些 负责人：（1 ）复兴社中央干事九人：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 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2 ）复兴社中央监察三人：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候补监察一人：甘国 勋。 选举完毕以后，大会就闭幕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 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大会的决定，还要经过社长的批准才能算数。因此 这次（第一次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呈报社长批示，当晚他就批准了，并指定了： ＊）常务干事三人：贺衷寒、澧梯、滕杰，以股杰为书记。（2 ）常务监察一人： 田载龙。（3 ）各处处长：组织处处长周复，宣传处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 特务处处长这时还空着，没有指定人。直到3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在他陵园 别墅召集原来那十来个人开会。在他没有出来开会以前，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 房间去，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 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 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情不相宜。”他没有再说什么，就叫我们出来了。 他跟着出来开会，首先就宣布：“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 家的意见怎么样？”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个个都忍耐着说：“同意。”其实， 大家都不大满意戴笠，特别是郑介民很不心服，长期不安于位。1932年至1938年间， 郑再三向我诉苦，要我另外保他一个什么职务。（开成立大会时，我因率领首都记 者考察团到淞沪去视察，没有参加，以上关于开成立大会时的情况是事后知道的。） 至此，这个组织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正式形成了。但他的行动一开始就和他 所说的政治纲领相反，请看以下的几件事实：（l ）1932年2 月下旬，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为了讨好蒋介石，发出一个通电，号召各地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军政头子们， 要求蒋介石恢复他原来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权。在一次蒋介石召集我们十来个 人开会的时候，我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知道。”我又问：“是不是委员 长授意的？”他说：“不是。”我就向他陈述意见说：“我看这个时候，恢复陆海 空军总司令名义没有必要。因为恢复了这个名义，也只能指挥这些部队；不恢复这 个名义，还是指挥这些部队，那又何必恢复。而且恢复了这个名义，徒然使国内的 敌人有所借口，使国外的敌人生疑，怀疑我们在作抗日准备，反而不好。”他说： “是的。”马上就叫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打电话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取消这 个通电。 （2 ）也是在2 月下旬的时候，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同学杨周熙（当时在军政 部所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 蒋介石看。蒋交我审查这本书，并考核这个人。我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写这 样一本书。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 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我向蒋介石呈复，说他是投机，意思是此 人不足取。但蒋介石没有听取我的意见，只是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四个字圈掉， 以“复兴运动”四个字来代替，即把书名（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变为（三民主义 之复兴运动）后，内容照旧，将书出版了。杨被批准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后还指派 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可见蒋介石字典中的‘复兴“是和”法西斯“相等的。 （3 ）在“复兴社”成立以后一个多月，即1932年4 月初的时候，蒋介石又召 集我们这些人开会，又拿出一张纸条来，上面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 先剿匪”，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叫我写个宣传大纲。我揣度蒋介石的 心理，根据他纸条上的两句口号，写了十五六条。这十五六条是一贯的，一个思想 系统。不料潘佑强看了，要在第六、七条之间加一条“对日宣战”。我观察蒋介石 的意思和当时的情况，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潘的意见。这个问题经提到复兴 社常务干事会，争论不决，只好在另一次蒋介石所召集的会上提出来由他作最后决 定。我为了和潘佑强保持友好关系，不使他当场挨骂，没有把他“对日宣战”的意 见对蒋陈述，只是把我所拟的十几条念给蒋听。他听过之后，说可以、可以就作了 决定。潘佑强只好哑口无言。 通过以上三事，可以认识到“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中国 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 真正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觉悟了的中国人民进 行更凶恶的镇压。 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的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 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当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1—1932年），行营主 任秘书是刘健群。刘于1932年3 月间到南京来，住洪武路。蒋介石叫我去考核他。 我到他的住处，看见他住一间房布置得简单朴素，很整洁，他的谈话很有条理，所 谈的都是有关当时的局势问题。他的见解很合我的口味，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我就照我对他的印象呈复了蒋介石。蒋见他之后，印象也好，因此就由我和桂永清 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过常务干事会通过、蒋介石的批准，在军校毕业生调查 处宣誓，我是常务干事会推定的监誓人。 刘健群加人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和他谈话，对他很赏识。有一次蒋对 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你们要进步十年。”随即任命刘 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原处长贺衷寒已调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 处长），并采纳了刘的建议，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由刘负责。军委会政训班 招考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500 人，予以六个月的训练，毕业后分派军委 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蒋介石对刘的用人，交给我以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 何浩若、训育组长梁干乔、总务组长xxx 、总队长阮齐的任用，都是经过我同意的。 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 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 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限 制党员的财产等等。对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 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训育组知道后，报 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年10月这个班训练期满。这时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 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宣传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刘到北平 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 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 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 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形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 但已收回不了了。 蒋介石自始至终只知道他的政权动摇了，要搞个什么东西出来把力量更集中于 自己的手中，采取白色恐怖的手段把革命的浪潮镇压下去，使他的王朝长治久安。 最初他认为苏联的“格柏乌”很有力量，想学“格柏乌”的组织形式；后来发现墨 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一套与他的意图不谋而合，就于1932年至1933年间派了两批人到 德意两国去考察（实际就是去学法西斯）。第一批派的是澧梯、柳克述、骆德荣、 张元良、胡轨，由澧梯领队。第二批派的是潘佑强、杨周熙、李国俊、方超，由潘 佑强领队。两批考察的时间各约一年，回国后，都有考察报告。杨周熙个人另有一 个报告。蒋介石也不是完全把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一套拿到中国来实行，而是把他 们所学来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头换面地运用出来。 例如杨周熙的报告中，要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个别动队。那 时我正奉蒋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就把杨的报告交我参考，我就呈奉 蒋介石的批准，采用了别动队的名称。 组织和训练(1）组织的发展：复兴社自1932年3 月初成立后，常务干事会每周 开会一次。一次组织处提出常干会首批成立四个支社，即：1.派任觉五建立南京支 社，以任为书记，并筹办刊物；2.派叶维建立上海支社，以叶为书记，并筹办刊物 （抵抗）；3.派贾毅建立北平支社，以贾为书记，并筹办刊物；4.派甘国勋建立武 汉支社，以甘为书记。当时还预备建立广州支社，因无适当的人选没有派出。 蒋介石向我们原来的十来人曾指示吸收同志、发展组织的原则：1.吸收黄埔军 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人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2.吸收 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时要放宽一些。 这是1932年3 月初的事。 复兴社历任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如下：第一任书记膝杰。1932年3 月1 日—— 1933年1 月2 日。 第二任书记贺衷寒。1933年1 月20日（？）——1934年8 月。（贺就任前的一 段时间由萧赞育代理。） 第三任书记澧梯。1934年8 月——1935年10月。 第四任书记刘健群。1935年10月——1937年9 月。（1936年8 月——1937年9 月由郑介民代理）。 第五任书记康泽。1937年9 月——1938年4 月。 蒋介石下手令派复兴社书记用字有区别，对增杰、贺衷寒。鄂梯三人用的是 “书记”二字，对刘健群和康泽二人是“书记长”。 （2 ）开办训练班：复兴社成立期间，军校学生在南京的有270 多人（包括中 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 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在军校设立一个“特别 研究班”来训练这班人，派康泽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 训处为班址，定训练期为三个月。主要的课程是：（1 ）教复兴社的一套“领袖论”， 拥护唯一的领袖（蒋介石）复兴中华民族；（2 ）党派的批判——所有一切党派都 不合当前“救国”的需要，只有拥护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3 ）领袖训话— —蒋介石亲自出马，现身说法，每周一次；（4 ）特约讲演——借“名人”的威望， 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等等。此外还设有合作社的课目，这是为训练十来个残废 的学生预备将来为复兴社搞财贸工作的。负责这个课程的，是一个留英学生，名叫 张国维。最初他不是复兴社分子，后来才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在受训期 间，表现得很守纪律，蒋介石很高兴；毕业后，派了五六个人到《中国日报｝工作， 派了约20人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工作，派了一二十名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 工作，派了几个到“厚生消费合作社”工作。戴笠挑了30名去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 （这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其余100 多名派赴武汉豫鄂皖三省“剿总”政 训处担任政训工作。不成问题，这批学生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1932年4 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又是萧 赞育建议，成立一个宪警训练班，以孙常钧为主任，假朝天宫为班址，训练期为四 个月（？）。原拟训练期满后，分配各省深人到宪兵警察的组织里去，结果不很理 想，没有照预期的目的派出去，后来有缝就钻地搞别的事去了。当然这些学生也大 部分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此外，还有刘健群搞的军委会政训班已如前述。 （3 ）出版机关报：1931年10月间我结束宣传大队时，就想办一个（中国日报）， 在酝酿复兴社组织的过程中，我曾对蒋介石提过。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在他 的老家（浙江奉化）写一个纸条给我，叫我拿他的条子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 那里领取3000块钱。我领到这笔款子后，就接收南京的《建业日报》（军校调查科 陈奠南等几个人办的，办得债台高筑，奄奄一息，陈找我接办）作底子，筹办忡国 日报）。1932年1 月1 日创刊出版。同年3 月初复兴社成立后，就转为复兴社的机 关报，我是复兴社宣传处长兼忡国日报》社长。 （4 ）掌握有关单位和社团：在3 月间一次常务干事会上，决定扩大复兴社的 影响，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去任处长；把军校的毕业生 调查科扩大为处，派萧赞育去任处长，代替田载龙；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 如去任总干事。还有一个“拔提书店”（“拔提”的名称是采英文党派“PARTY ” 音），是邓文仪两年以前用同学会的名义办的，经费来源，是临时向蒋介石要一点 和在同学中募点捐，自成立之日起，年年亏本。复兴社成立后，邓即请求将书店移 交给“组织”（复兴社）。经社批准，这个书店就成复兴社的书店了，而实际负责 的还是邓。它主要的是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籍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等等。 （5 ）成立消费合作社：前述“特别研究班”设有合作社的课程，训练十来个 伤残的学生。毕业后，蒋介石拨发10万元开办“厚生消费合作社”，指定李一民、 张国维、贺明宣三人为理事，李一民为理事长。这个合作社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供 应粮食煤炭给复兴社社员和市民，美其名谓免受商人剥削，保障他们的生活，并代 收复兴社社费。 （6 ）搞工农运动：还在1932年3 月初复兴社成立以前，有一天蒋介石单独召 见我，对我说：“你把留俄学生考核一部分人，介绍到组织里来，预备将来作农工 运动。”因此我就把梁干乔、傅胜兰、俞季虞、王新衡、陆梦衣等引见蒋介石。蒋 见之后，批准他们参加了复兴社，并对我说：“这些人都很平平。”又一次蒋介石 视察南京老虎桥监狱，看到几个留俄学生又看到几个中学生，回去之后下个条子给 我，叫我把周天修等几个人保释、考核、试用，中学生交我保释、考核、复学。我 都照他的指示做了。蒋的动机是想在这些人中，物色他所中意的人搞工农运动，笼 络一部分工农群众，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结果，这班人都是醉心于升官发财的，谁 也不愿去做工农工作，因此他想搞的工农运动还没有开始就流产了。 内层和外围组织的成立（l ）“力行社”的成立：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1932 年4 月间），在一次常务干事会上，贺衷寒提出，为了更为秘密，还要有个内层组 织。大家没有异议，同意了他这个意见。一次蒋介石召集我们这些人谈话时，贺衷 寒就向蒋报告，在复兴社内部成立一个内层组织“力行社”。蒋介石认为可以，并 指示了两条原则：1.不另成立干事会和各级机构；2 ，力行社社员必须经他自己批 准。最初搞得很认真，煞有介事地搞了一批人报蒋批准为力行社社员，但没开成立 会。不久，只有其名，并无组织的活动。 （2 ）“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成立：复兴社成立不久， 1932年3 月间（成立力行社之前）一次常务干事会上，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 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简称“青会”），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简称“军会”）。以 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五人为“青会”干事，康为书记，刘为助理书记 ；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军会”干事，潘佑 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当即呈报蒋介石批准成立。顾名思义，“青会”发 展的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军会”发展的对象是军校学生。 大概在1934年至1935年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很大的时候，总社常务干事会决定， 报请蒋介石批准，各省支社可以根据各地方具体情况成立各种外围组织。因此又产 生了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忠义救国会在沪、宁等地成立得较早。 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不仅在复兴社之后，而且在复兴社的外围组 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之后。 以上所述的蒋介石自己所搞的法西斯组织，我名之为“正统”的法西斯组织，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不大出名的法西斯组织，我名之为“杂牌”法西斯组织。这就 是张学良到意大利去戒烟回国以后，当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时，向蒋建议， 学习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搞了一个“四维学会”，以蒋介石为会长，张 为副会长。主要的政治口号是礼义廉耻（所谓国之四维）和拥护领袖之类。这当然 也合乎蒋介石的胃口，同意张这样去搞。可是蒋对张是不放心的，指派了几个他的 “正统”主要法西斯分子贺衷寒、邓文仪、邱开基、戴笠、梁干乔等插到这个组织 里面去。它的活动范围是东北军，大概在“双十二”事变以后，就无形地解体了 （关于四维学会的情形，是梁干乔告诉我的）。 复兴社成立后头一年我所知道的几个案件（1 ）1932年3 月初，有一个军校第 二期的学生葛武架（当时任南京市党部委员）经过介绍批准参加复兴社组织以后， 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写了一封信向陈立夫报告。有一次贺衷寒到陈立夫那里去，在陈 的桌子上发现了这封信。贺乘陈之不备，把这封信偷回来了，由监察提出弹劾，报 告蒋介石。蒋骂了贺衷寒一顿，说他不该偷信，而对葛并没有按照复兴社纪律条例 惩办（泄露机密者处以极刑），却把他调往西北，交胡宗南管制任用去了。 （2 ）1932年4 月间，蒋介石到武汉去组织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把 贺衷寒调去任总部政训处长，派邓文仪兼任调查科长。他们到武汉后，复兴社的组 织在那里很快地发展起来。广东的陈济棠闻风，派人到武汉来调查情况之后，到长 沙去联络何键反蒋。这个人是走水路到武汉来的，听说武汉有复兴社分子500 多人 在活动，不敢下船，走同乡的路子，找了一个广东人到船上去谈，恰恰找了一个复 兴社分子。这个人乘机吓唬了他几句，他就乘原船溜走了。 （3 ）1932年五六月间，李济深派了一个人（军校四期生，湖南平江人）到武 汉来活动军校后期同学反蒋，被复兴社知道了，报告蒋介石。蒋决定把这个人抓了， 交邱开基（那时帮助邓文仪搞特务）问了一下，关了几天，就秘密处死了。这事是 我到武汉时邱开基自己对我说的。 （4 ）1932年7 月间，复兴社在武汉活动的特务分子调查到某一个县长有贪污 行为，蒋介石就批准把这个县长杀了，说“杀得好，杀一儆百”。 （5 ）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曾下命令禁止赌博。他的法西斯喽罗到各处 去探听，发现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原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公馆里有人打麻将， 就向当时复兴社常务干事会书记滕杰报告。縢就直接命令这几个人去抓。他们到吴 的家里，长驱直入，一直跑到楼上麻将桌前，先照相，后把麻将牌和钱都收到一起。 对打麻将的人说：“委员长命令不准赌博，你们为什么赌博？”吴家自以为是堂堂 的首都警察厅长公馆，谁敢来抓赌？！这一下，出乎意外，都愣住了，莫名其妙， 对这些人无可如何，任他们去搞。吴因此事不得不向蒋辞职。蒋当时未准，以后才 借故把他免职了。而对滕杰，当时就下令免去复兴社的书记职，叫萧赞育暂时代理。 后来蒋对滕杰说：“你为什么这样幼稚，使我为难。”过了不久，方正式派贺衷寒 为第二任复兴社书记。 （董益三记录、整理） 特工秘闻 复兴社述略 萧作霖 我是在中华复兴社（以下简称复兴社）成立一年后才加入的，曾任过它的公开 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主编过它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革命） 周刊，并先后任过它的湖北省分社和河南省分社书记，但未参与过它最上层的 核心活动，因而对于其中许多机密大事和内部复杂情况也不甚清楚。 复兴社的起因和组织概况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遏止。蒋介石感觉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不表示 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黄埔系军人来说，也很难压制得下他 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因此，他就一面标榜复兴民 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以缓和当时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激气氛 和激烈行动；一面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家统一，用“攘外必先安 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来破坏共产党和人民结合的爱国运动。他企图用这种手 段来转移包括黄埔军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使之化为维护国民 党政权和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形势下为了 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个运动，必须要有一批忠实可靠的骨干来推动，在 他看来，这批忠实骨干只有利用其最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 1932年初，当时任何应钦秘书的刘健群，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 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这是其后复兴社被传称为“蓝衣社” 的来由。可是蒋介石当时虽向往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急 切要建立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来作为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的工具，但最初毕竟还不敢 公开仿效德意的法西斯组织形式，也还不敢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因而也就没有采 用蓝衣社这个名称。与此同时，黄埔学生鄂梯、滕杰、潘佑强等人也纷纷向他提出 建立核心组织的建议书。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成立了力行社，然后以力 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又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成立了中华复 兴社为外围组织；更于中华复兴社之外，还有一个忠义救国会。所有这些组织，都 由蒋介石任社长、会长。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 停止吸收了。社员除少数人如刘健群等外，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 一期的为最多。力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 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省市分会负责人， 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多数也是黄 埔各期学生和各个法西斯组织的各级机构中非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层骨干分子，此外 便是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及各级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官员如秘书、科长以至处局 厅长之类。 复兴社的社员，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此外便是 各级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一些中等阶层的社会人 士。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主要是帮会的骨干分子和某些下层社会的人，实际上绝大 多数都是土劣恶棍、流氓地痞。 复兴社各级组织的骨干自小组长以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 只有极少数例外。忠义救国会各级组织的主要骨干，则绝大多数都是复兴社的社员。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也有个别被吸收加人复兴社的，但为数极少。复兴社的社员 一般都是由老社员介绍直接人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一般都必须先经过加 人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许直接人会的。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一般不知有复兴社， 复兴社的社员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又一般不知 有力行社。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 于层层控制。 中国革命同志会，是由力行社社员控制的法西斯特务中心组织，其组织机构是 在会长之下设干事会，而由书记长集权，承会长之命总揽会务。各省市设分会，分 会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人数多寡，分设区会或支会，支会以下为小组。 小组为基层组织，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一次，内容为传达上级的指示、批示和 文告，讨论总会发下的关于国内外政治动态的提要和宣传要点，汇报和讨论小组所 在地区或单位范围内的动态，汇报会员的个别活动情况——如对共党嫌疑分子的侦 察及对CC团分子活动情况的探索等等，讨论关于发展组织及某些对外的问题，介绍 会员和讨论通过新会员。必要时可召开小组临时会议。每次会议后，由小组长逐项 详填小组会议报告表，层报上级组织。关于组织、训练、宣传的事项及有关对外某 些具体问题，经层报到分会，由分会分别予以批答指示；但关于所在地区或单位的 政治动态及某些个别人物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则分会不作处理，一律转报总会核办。 复兴社自总社至各级组织，都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之内，并不 另设一套；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兼办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一应事宜。事 实上，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亦即社的各级组织机构；会的各级负责人，亦即社的各 级负责人。 会员社员虽有所区别，而基层小组一般都是会员和社员混合编组的。但小组只 能通过吸收社员，报经分社批准；社员提升人会，则须由会员向上级组织介绍，经 分会报请总会批准。在分会所在地及其他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则有会员的小组及 区支会，不混合于社的下层组织。会员人会的条件，较严于社员人社的条件。如会 章规定会员每月收人在200 元以上者，应将超过200 元的部分缴纳给组织（事实上 并未办到）；社章则无此规定。缴纳会费的规定也高于缴纳社费。会员的纪律也比 社员严些，如对社员最大的处分只是开除，而对会员最大的处分则是禁闭、监禁， 甚至处以极刑（事实上却并未开除过社员，会员被处极刑的虽也有过，但并不多见）。 人会表和人社表基本上差不多，仅人会表规定更详细一些。人会和人社的宣誓 仪式也差不多，但会员的宣誓仪式要更隆重一些，要指派较高级的负责人监誓。宣 誓时，须向蒋介石的肖像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读誓词。有个别举行的，也有集体 举行的。 在文件或通讯上，对会员称“至友”，对社员称“好友”，以为识别。各级组 织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统一 定称，不时更换；分会（分社）以下组织的代名，则由分会（分社）统一定称。下 级对上级称“兄”，上级对下级称“弟”，行文通讯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 书记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蒋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换。分会干事会干事和书记由总 会指派，但书记须报经蒋介石批准。分会助理书记和各组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 的，也可由分会书记提举报经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级组织的干事会和书记由 分会指派，基层小组长由区、支会指派。各级组织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 除小组会议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会员或社员会议，但这是极少的。区 会、分会除有时召集会员讲话外，并不举行会、社员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一切决定 都只有由上而下，绝没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 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社员的人数也比会员多许多倍，会员总数大约不过2 万人左右，而社员总数可能至 少在10万人以上（我不知确数，这只是根据我任河南省分会书记时的分会会社员概 数来估计的）。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 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量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 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 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 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 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 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 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 处的牌子，职工都佩戴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 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咨议之类的名义， 以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 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 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 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 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 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 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 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 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 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 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 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 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 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 来。 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 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 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 “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 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 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 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 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 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 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 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 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 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 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 津贴的。 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 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 社分子，因为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 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 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的人中， 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 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 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 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 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 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 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 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行动即是理论‘——复兴社的”理论“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 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绿呢桌上 先有理论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 是说的这个意思。更简言之，即“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内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 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对外则推行疯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蒋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统 治地位和达到他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是镇压国内的人民 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 勒之点。可是要镇压人民和共产党，还得有点什么理论，才能欺骗群众。因此除了 蒋介石自己那一套“礼义廉耻”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 —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贺、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了些小册子，如贺 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 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总之不离一个共 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 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 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 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 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而首先是、最后也是“行动”，也就是“硬干、实干、快干”。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 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 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 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 族的复兴，卧薪、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他在1933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 “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 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 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 年壮丁的军事训练！“等等许多条，就简直是一个行动纲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 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 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 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 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 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和讲演，也 就总不外是连成一套的这三个要点。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 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可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 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所谓“礼 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 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 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 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可反抗，只能服从。他不像邓文仪那样的一来就 是一大篇口号，除了口号还是口号，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 理来。如他在所著《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 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反来 反去，最后的结论却是要统一于“服从领袖”。他的理论，大都类此。 他们这些理论，就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行动的指导，对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 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起了一些蛊惑作用。 法西斯宣传和中国文化学会复兴社固然只讲行动，但宣传也是行动，并且毕竟 还是首要的行动，因此最初就接收了由几个黄埔学生私办的（文化日报），改组为 《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 《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1933年1 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 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 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 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 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 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 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 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直到1934年7 月在我主编的 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 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 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 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 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 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 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 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资， 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大型刊物，与《中国革命》周 刊相呼应，同为复兴社的主要喉舌，由复兴社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 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伏等共襄其事。最初面目尚不鲜明， 在其发刊词中所表示的态度，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将传统的个人本位的残骸， 迅速地葬送了去；将集团主义的新兴势力，严肃地建立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 为正义的存亡而斗争。”因此徐懋庸及其他一些较进步的教授，也在最初几期中发 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撰稿人多数是复兴社分子，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前途的观察，显 然都是有着一致的看法和倾向的，但都有意识地说得不太露骨，只是从资产阶级的 一般观点出发，还没有明显地摆出封建法西斯的面目来。这是因为上海当时是全国 文化的中心，为上层知识分子汇集之地，他们不能不首先采取试探的态度和渐进的 方针。直到该刊第六期，贺衷寒才露面，开始刊载了他的文章，接着，蒋介石的训 话也就老是在该刊占着第一篇的地位了；同时关于法西斯的译述，也逐期增多。其 他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论著，也逐渐更多地表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倾 向。其撰稿人除蒋介石、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和 作家，其中还有少数是名教授、名作家、名艺术家，并且将近半数是复兴社分子。 因此，这个刊物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也颇有一定地位。 此外，大型日报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有由贺衷寒主 办、初在南昌发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期刊有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 于1933年8 月在北平创刊的《老实话》。这是一个小报型的周刊，没有什么理论性 的论著文章，专门刊登对共产党与其他较进步的党派和人物造谣诽谤。耸人听闻的 报道以及一些内幕秘闻之类的社会新闻，借以迎合一般有闲阶级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的趣味，发行量颇大。此外，还有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和由 我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都是先后创刊的复兴社重要刊物。《 青年与战争》周刊最初每期只刊载一些关于“剿共”的宣传鼓动性的短文，其后改 为大型的理论指导性刊物，内容与《中国革命》周刊差不多，到1934年7 月合并于 《中国革命》周刊。 其他先先后后、直接间接与复兴社有关系的各地报刊，也很不少。有由复兴社 分子主办的，如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和开封的《河南晚报》；有由复兴 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有由复兴社分子担任编辑的，有为复兴社地方组织所运用的， 计有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汉口的《新中华日报》，南京 的《中华周报》、《国际译报》、《中国与苏俄》月刊、《际周报》，上海的《新 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月刊，天津的《现代社会》周刊，西 安的（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的《乐群》周刊，还有其后我在南京主办的《内外 杂志》，等等。各地组织和会社员个人还办了许多小型报刊。各军校政训处和各级 部队政训处也办有不少大小型报刊，如中央军校政训处发行的《黄埔月刊》，连同 各级军队特别党部和各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所办的各种定期刊 物在内，估计至少在100 种以上。 图书出版机构，有最早由邓文仪主办的拔提书店。这个书店总店在南京，并在 汉口、南昌、长沙、贵阳等地设有分店。1932年它发行过由汪漫挥主编的一种文艺 月刊和由程拂浪主编的一种关于国际问题译述的月刊。它所出版的书籍约有二三十 种。它的主要业务，是大量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及其他为蒋介石个人作 宣传的小册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于上海环龙路50号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书局，出版了一 部国联秘书厅编辑、内外通讯社翻译的《国际联盟军备年鉴》（1933年的）及《青 年丛书》、《军事丛书》、《名著丛书》等共约20种，此外还出版了内外通讯社编 译的《内外类编》小册子共40余种。“内外通讯社”是南昌中国文化学会总会所设 立、由吴寿彭主持的一个编译机构，主要是编译有关国内外大事和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动态的专文专论。这个书局设立仅半年之久，即随着中国文化学会的被取 消而停闭了。此外还有刘炳黎在上海筹办的前途书店，也出版了《民族革命文选》 及其他几部书，但终于没有正式办起来。复兴社在出版事业方面，较之CC团是远远 不及的。 复兴社的各种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散布法西斯毒素确实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复兴社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可为依据，总社又没有一套全面的计划和 集中领导，而只任凭各个报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而许多报刊又都是任由主编人 胡乱发表言论，而且翻来覆去，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拥护一个党、 一个领袖”这一套滥调。因此，这些报刊的宣传效果越来越小，连那些编辑者和撰 稿人也都不免有点不大起劲了。到了前面所提到的1933年12月25日在南昌成立中国 文化学会以后，复兴社的法西斯宣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最初是我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个全面的新的 文化运动，以转移风气，振作人心，而首先应从革新生活作起，并先由复兴社组织 的会社员带头作榜样。因此，我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经邓拿去给蒋介石 看了，蒋大以为然，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会社员，并应推行于全国。于是他 就拿去搞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学会来 搞我们自己的一套。经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和我及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 级骨干商讨决定，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人同意参加 发起，便起草通过了缘起，筹备成立。虽然列名发起的几十人中知名之士很少，号 召力太弱，但是我们决定先成立起来再说。成立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 任理事长，我任书记长，并在南昌戴家巷14号把牌子挂了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 是提出和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主张”除了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 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之外， 还列举了十几条细目，但是它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 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 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二十会，大家认为上海最重要， 如不能在上海打开一个局面，造成声势，将很难在全国各地吸弓！文化界人士参加， 普遍展开运动，因此决定由我去上海会同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我于1934年2 月到上海，即与刘炳黎、孙伯赛、倪文亚等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 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首先征得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 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于环龙 路76号），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复兴社分子，广泛展开征求会 员的活动。不及一月，即征得约七八百人人会，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 大学教授也约有百余人，余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及少数作家和报刊编辑、 记者，随即举行了成立大会，选出吴铁城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并推吴铁 城、刘炳黎、萧作霖为常务理事。这样，在上海的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同时我即 将《青年与战争》周刊移沪发行，《中国革命》周刊也迁沪由我负责主办；又将我 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移沪发行， 撰稿人有赵景深、宗白华、段可情、高植、张天翼、徐仲年、陈梦家、庄心在、汪 漫锋、王一心、陆印泉等，此外，还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 行的《前途》月刊，我们共有五个刊物集中于上海。我们在上海展开了这样一个局 面，对各地文化学会分会的筹备，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杭州就紧接着成立 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文化前卫队”，这个组织还举行过宣 誓典礼，请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去监誓和观礼。当即由我一人同时代 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我买了一把剑、一把大刀带去，剑作为总会授予，刀 则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和“文化前卫”的精神。宣誓 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约有三四百 人，都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的学生，还有部分中央航空学校与浙 江警官学校的学生，以及少数高中学生。他们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 横队站着，他们的队长赵龙文（浙江警官学校校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 置。参加观礼的人大多是大中学生，约共有千余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队后和左 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赵龙文领头举着右手宣读誓词， 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我被请站在主席台正前监誓。然后由浙江分会常务理 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仪节正步 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步到前面来的 护旗兵接着，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式，蒋坚忍等在 主席台上的10余人，陪同我下台从营横队的排头走到排尾进行了检阅。接着由我代 表总会授剑和代表上海分会赠刀，我和蒋坚忍等讲话，最后由赵龙文答词，于是奏 乐礼成。当时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浙江省的一些重要人物。这个由警官学校校长任队 长的所谓“文化前卫队”，这个完全按照陆军仪式进行的所谓宣誓典礼，又加上授 剑赠刀这一个突出的节目，总合起来，便明明白白是“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实 在是表征法西斯文化运动精神实质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特写镜头。当时中国文化学会 和复兴社把这个活剧认为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创举和大事，一时传为“美谈”。 上海分会于成立后，除了继续征求会员和有时开开座谈会，并曾举行过几次讲 演会外，因为要集中力量对CC团的文化建设协会进行某些争夺的活动，还没有计划 到怎样来具体实行“我们的主张”。我和刘炳黎认为首先还得有一个文化统制的思 想运动，才能顺利展开我们的文化运动。因此，经过分会理事并在会员中进行了一 些讨论以后，组织了一套专论，于《前途》月刊二卷八期出了一个文化统制专号， 有吴铁城等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有《统制真诠》、《人类统治思想的演进 与三民主义的使命》、《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统制》、《我国文化统制的历史观》、 《三民主义的统制阶段》、《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统制文化以救 亡图存》、《统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统制的目标及方法》、《文化统 制与文艺自由》、《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统制政策》、《教育统制的性质和条件》、 《文化统制宜先于经济统制》等等。所有这些文章的“微言大义”，总不出我和刘 炳黎这两个主要发起人所举的要旨。我在文中说：“我们要将文化限制于人类共同 生活和社会演进的范围之内，就是文化统制。文化统制不在成立一个统制机关，要 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信念。以复兴民族、夺回民族生存权的抗争精神，为今日中国 文化的基本精神。”刘炳黎在他的文章中说：“惟有把自然统制于人力之下，惟有 把由人力向自然开辟所得来的文化控制于民族精神之下，以民族精神为最高指挥， 民族政治组织及其领袖为最高指挥之执行者或代表，文化为手段或工具，前者统制 后者，把人力即民族精神力或精神作用加于自然开辟的过程之上，即自然被统制于 文化，文化被统制于民族精神，则国家的一切，无论政治、伦理、道德、学术思想， 可上轨道，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统制。”这个专号，虽遭到一些进步报刊的抨 击，但也是中国文化学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各地分会及与复兴社有关的各地 报刊，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专号出版以后，我们曾陆续收到数以百计的来函来 稿，即我个人也接到好几十封这种来信，以致不暇作答。当时我和刘炳黎都认为这 个文化统制的思想运动，是会开展得下去而将收到极大效果的。可是这时中国文化 学会却因受到CC团的借故进攻而奉令取消了，从而我们的所谓“中国文化运动”也 整个都顿成泡影了。 在中国文化学会存在的短短八九个月期间，是复兴社法西斯宣传活动的高潮时 期，各地组织的宣传活动都活跃起来，使会社员大大增长了一些“精神作用”，对 社会也起了一些较深的影响。 复兴社特务体系的活动的几个方面复兴社组织也有一个“政治纲领”，只记得 大意是：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全国唯一领袖，实行中央集权制；收复失地，保持领土 主权之绝对完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平均地权，促进农业发展；实行统制 经济，发展国家资本；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厉行国民军事训练；彻底澄清吏治 ；普及平民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安定社会，等等。其实只有“绝对拥护蒋介石” 和“彻底消灭共产党”这两条是其真正的根本所在，复兴社的一切活动，都本 乎此。 法西斯是对内统制和对外扩张一个总体性的特务行动体系，蒋介石既不可能有 对外扩张的条件，而只有对内统制的野心，因此他的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矛头也只是 对内的，但也是总体性的，不论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经济机构 和文化教育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社会事业机关以及陆海空军部队中，都有着它的 各种不同方式的特务活动。以复兴社组织为核心的这个特务体系，还只是其总体的 重要部分之一，而主要范围是被划定于军事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 关于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就是陆海空军部队。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 机关，于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中级 以上的政工人员多数都是复兴社分子。其主要活动除进行反共的宣传鼓动外，便是 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和学生的思想行动，不仅对于非嫡系部队和杂牌队 伍如此，即对嫡系部队的部队长也不例外。蒋介石不许复兴社吸收带兵官参加组织， 黄埔学生出身的带兵官，尤其是师长以上的非经特许也不能参加，只有少数如胡宗 南、黄杰和桂永清等是例外。其他也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参加了组织，则或者是没 有被他知道或者是派在非嫡系部队负有特殊使命的。他不许拿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 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 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 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作“卖膏药”， 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 作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人带兵。因此，他们在所派驻的各嫡 系部队中，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非但不去监视，反而趋附逢迎，尽力献殷勤讨欢喜， 希望能博取部队长的信任，转人带兵。被派到非嫡系部队的政工人员也一样，他们 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势，作为依附投靠或要挟敲诈的本钱。非嫡系的部队长对他们不 能不有所顾忌，有些也就乐得满足他们的欲望，给予军职，以拉拢他们；大多数则 是采取送钱收买的办法。一般政工人员都乐意被派到非嫡系部队去，因为既可得到 上级的特别重视，又可有机会捞官捞钱，比派到嫡系部队去要好得多。1936年我在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任设计委员，经常同他们许多人接触。凡是被派在嫡系部队的政 训处长，一般都是愁眉苦脸或大发牢骚；而被派在非嫡系部队的政训处长，却大都 笑逐颜开，非常活跃，请客送礼，大肆活动，甚至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他们不仅 和部队长的关系拉得很好，甚至有已被完全收买过去而跑到南京来为他们的新主子 进行活动的。当时派在梁冠英部队的政训处长王汝伴（其后曾任三青团河南支团干 事长）就是这样的，他还拉我和梁冠英认识，并且到处为梁冠英活动。事实上政训 人员对所有各级部队所起的统制作用都非常微弱，甚至还相反地起了一些离间作用。 这一点，政训机构的总头子贺衷寒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我说：“部队政治工 作要就只有实行党代表制，像现在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不要，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好 处。” 因此，后来到了抗战时期，曾将师政治部主任一律兼任副师长，但是仍然没有 什么效果。但在宣传反共和领袖独裁，以及进行对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方面，政训人 员的罪恶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则是很大的。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在 驻防所在地，更是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社会实行军事管制，首先就是清查共产 党。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令条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他们的 所作所为，往往连他们的部队长也不知道。至于当地政府及警察司法机关，则更不 能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要说是对付共产党，他们就有着无上的威权。各军事学校 政训处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其中心工作，专司其事 的就是派在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 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当时部队和 各军事机关、各军事学校的各级军官和学生，对政训人员别的一切都不怕，就只怕 他们给戴“红帽子”，而他们却有的就是“红帽子”，可以随便加到任何一个人头 上去的。因此，一般军官和学生虽都瞧不起他们，却也不敢得罪他们，因为“红帽 子”是谁也顶当不起的。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们——贺衷寒居首位，还有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 文仪、蒋坚忍等，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组织就是通过他们来掌握指挥这 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关于人事行政，也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 并不过问。政训系统的各级人员除复兴社分子外，也有不少的人并未参加复兴社， 甚至有些军师政训处长并不是复兴社组织的会社员。并且贺衷寒等也都是直接承命 于蒋介石，不受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组织只是通过他们个人的作用去贯 彻它的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之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也是以陆海 空部队和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军队 党务处（最初是个科）为总机关，于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 校成立特别党部，由各该单位首长兼任特派员；所有书记长以下人员，则由军队党 务处统一调派，当然主要也是以黄埔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为主干，也有由政训处长兼 任书记长的。师以下单位有团党部。营党部、连党部，各有少数专职人员，有些也 是由政训系统人员兼任。国民党各部队所有官佐士兵，虽然大都履行过集体人党的 手续，但是并没有什么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不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各部队中虽有 各级特别党部，也因为没有党的基层活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党务活动可言。军队 党务系统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只是利用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的这块公开招牌和经费， 占领这个阵地来进行反共和拥护领袖的宣传活动。而且事实上，属于所谓国民党中 央党部组织部下的军队党务处，是由复兴社主要骨干分子黄仲翔负责掌握的，并不 听命于中央党部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的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第二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将全国青壮年 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第一步以厉行高中以上的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 是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设“国民军事训练委 员会”，各县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驻军训教官。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及各级军训教官，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也大都是复兴社分子。各县市成立常备 队，轮流调训青壮年，以3 个月为一期，并实行军事部勒，将全县市青壮年置于军 事管制之下。各县、市长兼任常备队总队长，军训教官任副总队长，实际负责。中 等以上学校，则按学生人数编成总队或大队，由校长和军训教官分任正副总大队长， 军训教官实际负责。各校除实施军事训练外，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国民党政府所 颁布的“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案”的第九条规定：“凡受军事训练之学生， 对于军事教官之命令须绝对服从，严守军纪风纪，如有不听命者，得按照陆军惩罚 令及陆军刑法处罚之。”（这是最初的有关法令之一，见1932年广州中等以上学校 军事训练委员会出版的（军训）。）其他还有不少法令规章，目的都在于使学生完 全被控制于军事管制之下。各校军训教官更利用这些规定和他们的权力，对学生的 思想和活动进行监视和管束，并从中发展复兴社组织。因此，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复 兴社组织，大都是由军训教官负责的。除了各校实行的军事训练以外，并于每年暑 期举行各省市本届高中毕业学生和大专学校的在校一年级学生的集中军事训练3 个 月。各省市成立暑期学生集训总队，由训练总监部（实际上是由国民军事教育处） 指派省政府主席、市长或其他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任总队长，省市国民军训主 任委员和教育厅长任副总队长，由国民军训主任委员实际负责。总队设训育委员会， 其主任委员则由复兴社总社指派省市分社书记或其他高级骨干分子担任，负责进行 政治教育和训育，总副队长不能于预。1937年的河南省暑期学生集训，即由我兼任 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总队长是新五军军长部子举，副总队长是省国民军训主任委 员陈春霖和教育厅长鲁荡平，实际上由陈春霖负责。这一期集训学生约2000人左右， 编为几个大队、十几个中队，各级队长都是由各学校及各县市的军训教官调充。训 育委员会的秘书干事、政治教官及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则都由复兴社分社挑调 所属干部以及各大专学校教授和中学校长、教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分别充任。 1937年这一期的暑期学生集训正是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之 后，同时对日抗战已到了如箭在弦的紧急关头，全国人心激愤，学生的情绪更为激 昂。在这个情况之下，“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个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因此不但在政 治教育和“精神讲话”中已不得不避免公开的反共宣传，即在政治训育工作方面， 也不能再以防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为唯一的重点了。但复兴社在学生中发展 组织，却还是照样进行的。在学生编队的同时，训育委员会的复兴社临时支社即将 各中队官佐和学生中原有的复兴社社员分别编成小组，由中队长或政治指导员任小 组长，开始进行组织活动，主要是侦察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并吸收其中条件符 合的分子入社。这一期被吸收入社的学生约共200 余人，履行了入社手续以后，即 编人其所在中队的小组，开始参加小组活动。集训结束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分别 转到所在学校的支社或小组；其无小组可转移的便作为分社的直属通讯社员。其他 各省市学生集训的情况，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 关于少年儿童的军事教育和管训，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由戴季陶任 会长，刘咏尧兼任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复兴社通过童子军各级负责人和教练员 中的复兴社分子，对少年儿童实施法西斯教育和军事管训。 此外，在军事方面还有交通警察机关和对陆海空交通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税 警机关和部队，以及缉私机关和部队，也都是由特务处直接掌握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制，除复兴社本身各级组织所进行的一般活动外，主 要便是特务处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行动网和康泽的别动队。其次是宪兵部 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处，都是由复兴社组织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和会社员分 别掌握使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统制和残酷的镇压。 组积内部情况一斑复兴社的组织原则是书记集权制。总会书记长直接由蒋介石 任免，分会书记和区支会书记分别由总会和分会书记提请任免。干事会对于书记的 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绝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 作决定之余地。因此权力所在，书记职位便成为组织内部进行争夺的焦点。1935年 澧梯任总会书记长时，因原兼湖北分会书记贺衷寒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 经澧梯出以我继贺任。蒋介石批准还没有下来，我即奉命乘轮西上。一到汉口，邱 开基（汉口区缉私处长，黄埔三期，云南人）就告诉我说：“丁柄权和阮齐他们听 到你来湖北分会担任书记，都很不服，说你还只20多岁，年纪太轻，又是六期学生， 资历也浅，恐怕担任分会书记难以服众。他们联合了许多人电请总会另行简选，也 要求过我参加列名，我没答应。现在总会已复电严词申诉。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恐 怕对你还未必肯服，你要注意。”丁柄权是黄埔一期，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阮 齐是黄埔二期，湖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都是湖北人。从这件事 看来，他们在湖北所拥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听了邱开基的话后，因年少气 盛，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为报复。首先，当他们两人不得不来看我时， 我即拒不接见；接着在召开首次干事会时，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在会议中对他们的 意见也表示不重视。按照惯例，每逢书记召集会社员讲话的场合，要由主持会场的 人于书记到场时喊立正口令并向书记报告人数；散会后书记离场时，又要喊立正口 令，全体肃立，等书记走后听到解散口令才能自由行动。我那次召集武汉的全体社 员讲话，到场后既不请丁、阮等人上台，讲话后也不请他们接着讲，就径自离场， 而他们也就只得同大家一样，在台下肃立，等候解散口令，这一来，可把他们平日 的威风在社员面前完全扫下来了。可是他们对我这一副威严十足的书记架子，却也 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 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赃枉 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经屡催也不理。 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 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 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 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著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 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日在湖北 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说，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 显得松弛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 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党 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 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 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 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冲突来控告其他会社员，要求支持处理，或则是要求我写介绍 信替他们向各军政机关要位置。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 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缉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争权的纠纷，就 一直闹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谈资。缉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 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红，想要邱开基从他的 缉私范围内让出一点权限给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纠纷经过已记不清楚了）。 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 课那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见重于蒋介石的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总社 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 周低头。 周则仗着戴笠的威势，认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让，争闹不休。他们都 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诉，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 拉拢，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c 我当时对组织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 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员及各地各单位组织的书记干事讲话，大谈其必须如何“发扬革 命精神” 和接受“领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计名利、 艰苦卓绝、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们虽肃然静听，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 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对组织便更消 极起来，不但小组会议老是请假，即对集合讲话也借故规避，甚至有与组织日益疏 远而无形中自动脱离了关系的。组织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只得置之不问。 从复兴社内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畏忌的地 方。可是外间只要一听到“复兴社”这几个字，大都谈虎色变，因一般人以为复兴 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对外要 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以河南为例：19341936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 安处副处长），陈棋力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康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 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棋胡作乱为，竟将 分会机关变成了特务站的御用工具。陈棋和吴赓恕打成一片，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陈棋又将忠义救国会漫无限制地大肆发展，招揽了无数流氓地痞，使之成为特 务站的猎犬。吴赓恕是个嗜杀成性的大刽子手，在开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爱国青 年和进步人士，秘密押人东华门的特务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讯。每至夜深 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惊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 害人装人麻袋，用卡车载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 他手上，在东华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 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员中，也有不少人为 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组织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 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馆子不买票付钱，并且公然贩毒 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们挺起胸部一拍说“我是东华门的”，谁都不敢阻拦他们。 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级的军政机 关不敢得罪他们，甚至他们还敢公然到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去闹事。萧洒、陈棋等又 经常随便就为会社员写介绍信给各专员、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绍信到各 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强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专员、县长们敢怒而不敢言，安 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闹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边，蒋介石不得不表示 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别撤换萧洒和吴赓恕等人。 复兴社和CC团的斗争复兴社不但对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党派一律敌视，对国 民党内和蒋介石系统的其他派系也同样敌视，即使对蒋介石直接掌握的CC团和政学 系，也是充满着明争暗斗的。复兴社是黄埔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黄埔系，而 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CC团认作是蒋 介石的“螟岭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对于CC团自然必须坚决加 以排斥。因此，复兴社对CC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 蒋介石使用黄埔系，主要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则概不给 与，在各省市也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而且还是逐步分给的。因此复兴社 对CC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说不上是 政权的争夺。实在说，CC团对复兴社的斗争是被动的，因为蒋介石划给复兴社的范 围，CC团绝对打不进，也未必想打进；而复兴社则硬要打进CC团的范围，这样，就 迫使CC团不得不起而抵抗了。 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对CC团是有意逐步加以培植的，但初步划给他 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还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总体系的 另一系统。可是黄埔系却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自己的天下，从而自然不能 坐视CC团来分夺这份嫡传的家业；尽管“老头子”（指蒋介石）暂时没有让这个 “螟岭子”去管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能让他们去独霸。同时 复兴社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也吸收了不少会社员，不能不替这些人找出路，从而也就 必须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与CC团争夺地盘，双方便不能不经常发生摩擦。1933年我 们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CC团认为这是复兴社的一个攻势，就赶忙组织一个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抵制。1934年我到上海筹备成立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陈立夫 曾亲到上海主持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会，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 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 面都参加了。但是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打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拥有 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声势竟超过了他们。 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为此还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当时暨南大学的复兴社 分子与CC团分子也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严重争夺战（事实经过已记不起了）， 竟至发展到双方都动起武来。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特别是复 兴社所指派领导这个斗争的人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公 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 无法出校。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CC团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潘公展急得没 有办法，只得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复兴社的负责人又故意避不见面。他 们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得请吴铁城出来转圜，复兴社的负责人才答应与吴、 潘直接进行谈判。吴铁城约集双方，连续谈判了两次，才息兵言和，当时我也是参 加了这个谈判的。复兴社上海组织由于这次争夺战的胜利，声势更壮，气焰也更高 起来，简直把CC团不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找事生非，进行挑战，使陈立夫恨之人 骨。因此，1934年六七月间邓文仪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时，陈立夫便乘 机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 多不良影响。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撤销了邓文仪个人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 国文化学会。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 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学方面也同样不免。 复兴社与CC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 多地方是CC团占优势，但凡是CC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 进行争夺。 所谓十三太保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 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 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 郑介民、葛武络、梁干乔、萧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 澧梯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 “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澧佛、 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断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 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 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 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 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别介绍，现在先交待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群，因不是黄埔学生，他不可能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黄 埔学生的真正信赖，更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仰。他 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 长期间，“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 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 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浑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 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黄埔学生对一切非黄埔出身的人都视为异己 分子或雇佣性质的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即如自称是黄埔四期学生 的蒋坚忍，以蒋介石的同乡同宗而特受知遇，历任至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职位，而 且对复兴社非常热心，但也因其姓名不见于黄埔四期同学录，便被认为是冒充黄埔 学生而受到排斥，在组织中始终钻不进领导层来。刘健群所具有的条件，还远不如 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能为了。 鄂梯，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之丫，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 个性乖僻，以特立独行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 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 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才能，在组织中 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姜，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 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哈，有奶便是娘，不过 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架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 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 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 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膝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 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像是“贤良方正”一类 人物，而其实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 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 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 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至于胡宗南，因为他并不参加 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又当别论（后面还要有所介绍）。 从以上所有这些人的情况看来，他们之于复兴社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正是 这样，虽然他们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 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C.Y ，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 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 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 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 “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 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 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 总队长，很想从此转人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 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 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 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 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 居。 他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可是陈诚越 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 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 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 宜地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黄埔系政治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 社组织，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群视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 保”们，也一律视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军队，他就该管复兴社 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令） 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信强、杜心如也对他们很靠拢。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 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 “湖南派” 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以贺衷寒为当然首领，萧赞育也被推居于第二把交 椅，势力实在不小（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都是留俄或留日的，萧赞 育曾留俄又留日，他的关系就更重要）。 按照常情来说，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 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 的，澧梯、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 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并且 蒋介石早已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因而仅给他在复兴社组织任过一次书纪长。 不仅如此，即对其他的人，蒋介石也同样不放心，所以书记长这个位置总是不 时换人，很少有任满一年以上的。贺既然无法跳出蒋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 政训系统，积极搞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同时他又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 自居，不断撰文，到处演讲，并利用他主办的（扫荡报）和（前途）月刊大肆进行 法西斯反共宣传，以图一面向蒋介石表功，一面扩大他的力量和个人声望，作为向 蒋介石要挟的资本。蒋对于这个反共急先锋的种种表现，还表示满意，因为这正是 他所要利用贺衷寒的所在。蒋的算盘没有错，贺自己的打算也是打对了的。由于他 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这个力量和宣传影响，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 理论，也就在复兴社和整个黄埔系以至一切反动势力中，居然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 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而与胡宗南并驾齐驱。在 复兴社的头目之中他的发言和一切行动表示，都始终是居于权威地位的。因此，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 蚁时，他便成了活动中心人物。他与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 “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以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 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和真正 目的。不料蒋竟然得释，何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而他也便以居心叵测获咎，大 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与何应钦同样成为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了。1940年后，他 曾被弃置闲居了两年，到1942年才被任为无足轻重的社会部劳动局局长，置之于谷 正纲之下。 贺衷寒落到这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的阴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倾陷，也更 是其主要的祸由。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 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 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 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 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 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 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 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 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 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 算是昏！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 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 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 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 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他的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可见他对蒋也正和蒋之对他一样，是看透了的。但 是，尽管如此，贺衷寒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 与蒋完全一致的。正因为这样，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也还是服 从蒋。从他在蒋介石的整个法西斯运动和在复兴社这个组织中所起的极端反动作用 来看，他实在是黄埔系和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连他自 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 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 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是说的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 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他满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 理论”，这两句话倒也的确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从苏联 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 人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 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一直到1934年，是非浙江籍 的黄埔学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最被亲信的一人。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便去， 又时而呼之使来，他却总是摇着尾巴，毫无怨色怨言，还老是厚颜无耻地向人说： “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 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疑忌， 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几如对浙江籍的其他侍从一样。 1930年他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纠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 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 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 （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 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人很不小，有一半人 了他的私囊。同时他还收罗了留俄学生中一些中共叛党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 着手研究和准备进行反共间谍组织，并由王新衡。陆梦衣译述了几本关于“格柏乌”、 “切卡”之类的书，以耸动视听，并为其组织反共间谍活动的借口。1932年初，他 的献策和计划经蒋介石批准，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 “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三科”名称出现的谍报机构，而以南昌 行营的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 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并在各“剿共”军 事机关和部队驻在地进行搜捕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特务活动，同时还对“剿共”部 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这些特务机构的血腥罪恶活动，曾经给当时社会带 来了极广泛的恐怖气氛。这是复兴社的又一特务机构，到了1934年邓文仪被撤免一 切职务后，便归并统一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1933年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南昌行营 内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罗致了一些留学德、日、美等国的博士硕士之类的文人政 客为设计委员，协助策划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这批人之中，不少是 复兴社分子，也有后来参加复兴社的。他们企图逐步渗透到杨永泰和熊式辉把持的 政治垄断圈里去，以扩大复兴社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可是杨、熊对这些人并不重视， 其后这些设计委员也就被分别遣散了，但也有些人如蒋志澄、李勄九等凭借这种关 系而在各省当了厅长。 邓文仪虽然自己写不通一篇文章，也说不清任何一个什么道理，较之刘健群相 去不可以道里计，可是他却居然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许。他曾对我说：“我对特工 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别号）才够格，我只有甘拜 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作的，我们组织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因此， 他不但到处找机会讲演，东扯西拉、长篇大论地写文章硬交给复兴社的各种报刊发 表，自己还印了不少小册子四处散发，又办书店、出版社、通讯社和报纸杂志，甚 至居然主持文化学会而搞起文化运动来。1934年他被撤免一切公开职务后，随即被 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到1936年又被派任书记长。在他任助理书记的期间，书记长 虽屡经更换，而他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在“勤慎从公”，成了组织的看家人，并 且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调解内部纠纷方面出了不少力量，因此才得 被任为书记长。“西安事变”后，他也同样以有贰心之嫌见疏于蒋介石，不再被重 用。抗日战争后，仅得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的政治部主任，后调任 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得任国防部新闻局（即复兴社政 训系统的后身）局长，又恢复了他进行反共特务活动的老本行。他曾在任蒋介石的 侍从秘书期间，凭借这个近侍的地位，对黄埔系的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 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对复兴社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 达之责（他被撤后，由萧赞育接替），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特被推重， 有其一定的权威。 至于康泽和戴笠这两个人，真可以称作两个活生生的法西斯特务典型；可以说， 即使在世界上没有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蒋介石，他们也是不会变成第二个样子的。 康泽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因而特受蒋介石的信任。在复兴社组织成立之 初，他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时候，即已突出表现其热衷于法西斯特 务活动的特性。其后他在星子主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培养特务骨干，同时 组织“别动队”，在进行“剿共”军事的前方和后方广大地区，大肆活动，对人民 所施镇压和屠杀之残酷惨毒，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互为表里而有过之无不及，特别 是在江西、湖北及四川为尤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任复兴社书记长， 还大量布置他的爪牙于各省市分会，并更换了许多分会书记。到复兴社解散归并于 三青团后，他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还继续进行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活动。 1941年他和我同在重庆浮图关分别主持中央训练团的青年干部和兵役干部这两 个训练班时，他还对我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还远不如复兴社时代的有活 力，可见秘密组织要比公开组织有力量，更能发挥作用些。如果复兴社当时不改成 三青团或不归并过来，现在的情况一定要好得多。对付共产党必得使用特殊的组织 力量，因为共产党非一般性的政党组织可比。”从这段话里，可见他如何念念不忘 于他那个充满血腥气的别动队了。 远在1930年，戴笠即自动以搞特务为专业了。据毛庆祥（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 和我谈，最初戴笠经常亲自跑腿，自动搞些情报，送到他那里请求转呈于蒋介 石，每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一次，每次都从后门送到厨房交给厨师或勤务兵，也不问 有没有什么反应。毛庆祥起初并未加以注意，也就懒得为其转呈，后来看到那些情 报中有些也还有点意思，便开始转呈给蒋介石看。蒋看了几次，便交给戴一点钱作 活动费。从此以后，戴便开始雇人进行活动，情报也就多了起来，内容也更充实了 些。 蒋看了很满意，便亲自召见表示嘉勉，并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便进 一步组织起秘密机构，大肆活动起来，并直接向蒋报告请示了。到1932年春天复兴 社组织成立时，戴便成了当然的特务处处长，因为他的特务机构早就存在，已有了 相当基础，并且久已为蒋所直接使用的了。其后直到他死为止，他搞了15年的特务 活动。 最后，还必须介绍一下胡宗南这个人，胡宗南在复兴社组织中没有负实际责任， 并且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是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 似的。其实他正是一个有极大政治野心、极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早在1930年，他 驻防开封时，即与冷欣等，秘密组织过所谓“三民主义大侠团”，这是在“西安事 变”时萧洒向我说的。我和胡宗南直到1936年才相识于开封。当时他任第一军军长， 驻防徐州，某次因事过开封，特来访我，谈得很投机。不久我去南京，事先并未通 知他，他竟于我车过徐州时，亲到车站接我下车，强留我在他的军部住了一天，又 谈得很欢洽，从此便交往渐密。在屡次深谈中，我才发觉他有意图取中原作为基地， 并有意于谋取统制复兴社整个组织，他的野心是不下于蒋介石的。他在黄埔系将领 中，由于受到蒋的特意培植，由第一师长而第一军长，提升总在人前，部队编制也 特别大，军饷特别多，而保举人员又无不照准（蒋介石对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都必 直接进派或核委，仅胡宗南、陈诚和汤恩伯得自行挑选保举军师长）。因此，他的 实力日增，声望日隆，成为黄埔军人中无人可与并肩的第一位红人，他也俨然以黄 埔系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自居。同时，因为蒋介石特别把他提名为复兴社领导骨干之 一，大家以为蒋必有其特殊用意所在，所以都对他特别表示尊重，凡有大事，无不 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然否往往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此，他便也俨然以复兴社组织 的幕后人自居。黄埔学生一般都自命为蒋介石的嫡子，而胡宗南则更以“太子”自 许。1939年他和我在西安有一次纵论历史人物，他故意特别推崇李靖而以之许我， “最后却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 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弦外之 音，他竟然以李世民自况。他于1937年即奉令率军入陕，驻屯西北历12年之久，统 兵至五六十万，控制陕、甘、宁、青各省，成为实际上的西北最高统治者，被称为” 西北王“。而其唯一的任务与企图，就是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这个革命根据地 和镇压西北各省的人民起义。他除了强征民工围绕陕甘宁边区筑成一道绵延数千里、 纵横层叠的防御工事并以庞大兵力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外，还对邻近边区地带的 居民实行严酷的军事管制和坚壁清野等种种残暴措施。他还在陕、甘、宁、青全面 施行联保连坐以及在”剿共“省份所采取的种种法西斯统治法令。凡复兴社在西北 各省的地方组织和军队、政训、国民军训各个系统，都直接控制在他掌握之下而惟 命是从，一任其驱使利用；即便是绝对独立的戴笠特务系统，其派驻在西北各省的 机构，也同样不能不听从他的指挥。所有复兴社内外系统在西北进行的种种法西斯 特务活动，在其直接发纵指示之下，较之其他各省尤为猖撅。胡宗南的封建统治思 想极其强烈。他在复兴社这个封建法西斯组织中，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 纵指示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复兴社被解散以后的名存实亡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承认与共产党合作共 同抗日，这就不得不宣布将这个专门以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为唯一任务的复兴社法西 斯秘密组织解散，而并人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是复兴社整个组织则变成了三 青团，复兴社的会社员中除了极少数人从此脱离了组织关系，并未转人三青团去的 以外（我即是其中之一），绝大多数一律变成三青团员。原有各省市分社也一律改 成了三青团支团部，并立即都挂上了这块新招牌。原任书记也都一律成了三青团支 团干事长。复兴社总社的全体干事、监事及其他一些高级骨干分子，都成为三青团 的筹备委员和三青团成立以后的中央干事、监事。康泽则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处长， 掌握组织实权。三青团虽说基本上是由CC团和复兴社合并而成的，实际上却只能算 是复兴社组织的后身，也就仍然是为黄埔系操纵运用的一个政治工具。因此，复兴 社在井人三青团以后，只是改了一个名称，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而且比以前更变 本加厉地进行公开的恐怖活动了。其原有之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也完全原封不动地 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更成为有着一块堂堂皇皇的公开招牌作 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关于军事谍报部分则划人国防部，称为第二厅。原有军事委员 会政训处这个政工特务系统，则改隶于政治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任厅长， 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防部新闻 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则并人 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为军训 处，也都是全班人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门，也都同样只是改换个名称，实际上 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丝毫未改，也没 有一天停顿过。因此，复兴社组织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但由 于各个系统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别掌握，仍然集中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 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 任厅长，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 防部新闻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 则并人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 为军训处，也都是全班人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门，也都同样只是改换个名称， 实际上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丝毫未改， 也没有一天停顿过。因此，复兴社组织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 但由于各个系统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别掌握，仍然集中于蒋介石的统一 指挥，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 特工秘闻 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 曾扩情 刘健群到北平组织复兴社1933年3 月，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 代理委员长，蒋介石认为是他控制华北地区的时机到了，即以抗日为名，极力准备 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统治机器；随即派刘健群到北平，秘密组织复兴社。刘曾任何 应钦的机要秘书，又为蒋所特别赏识。1931年间，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写了《改组 国民党的刍议》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 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蒋见而大悦。次年3 月，蒋令贺衷寒、康泽等在南京成立复兴社，刘健群的建议是起了促成作用的。事 先经过相互填具调查表，送由蒋介石决定。填我调查表的人对我的考语是：“学问 平常，微有经验，但近来腐化不堪，毫无斗志。”因而未被指定。当时我随国民党 中央到了洛阳，没有参加成立会。据参加成立会的陈春霖来洛阳对我说，因康泽讲 情，说我当过黄埔同学会秘书，应留点情面，才决定我任一名监察干事。我颇为失 意，既未参加过干事会议，也未履行监察任务，只听命行事而已。非黄埔学生之被 指定为核心干部者，只刘健群一人。随即发表他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主持全 国军队政工，并命他在南京创办一个“政治训练班”。该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学生 1000人左右受训，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为训练的纲领， 毕业后等于黄埔学生身份，一律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备作军队政工的干部。由于刘 与何应钦、蒋介石有如上的关系，又有充分的思想和人事的准备，才不惜由军委会 的政训处处长降而为华北抗日宣传总队长。复兴社，就是在这个名义掩护之下来到 华北的。 蒋介石对复兴社在华北的任务曾交代如下：（一）向驻在华北地区的各军宣传 ：只有服从南京政府命令，在统一指挥之下奋勇抗战，才能救亡图存，军队才不致 为日本人各个击破，同归于尽。 （二）从思想上掌握驻在华北地区的军队，使之逐步地中央化：就是要全军官 兵从思想上来拥护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在唯一领袖蒋介石领导之下，与日本人、 和与反对国民党的唯一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如有阳奉阴违，态度不明的军队， 当相机采取分化和瓦解的手段。 （三）从思想和行动上来控制社会各阶层人民，向他们宣传：国民党是唯一救 国救民的党，三民主义是唯一救国救民的主义，蒋介石是唯一救国救民的领袖；如 有从中破坏和反对者即视为公敌，应严厉对付之；尤其要与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 才能保持党和领袖在民众中的信仰，而巩固其统治。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设于北平，下分若干分队；每分队设分队长一人，队员十余 人，凡驻在华北地区的各军或师，都配属一个分队。长城抗战结束，塘沽协定签订 以后，宣传总队改为军分会政训处，刘健群改任处长；各分队改为各军师政训处， 分队长改任处长。 刘健群根据蒋介石交代的原则，先后在宣传总队和军分会政训处的名义掩护之 下，秘密进行复兴社的组织活动，约略如下：（一）复兴社本身不公开对外，作为 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其组织简单，设书记一人，负发纵指示之责； 干事数人，负与有关部门联系及推动组织活动之责。 （二）从思想上来掌握华北各军，使之中央化，或从而瓦解之，是通过政训处 来体现的。政训处处长就是复兴社公开活动的代表人，凡遇有大的集会和与有关部 门商谈问题时，都由政训处处长或派人出面。其所辖第一科就是复兴社的宣传机构， 除一般宣传外，着重于对华北各军的宣传和进行思想与政治教育。其第二科就是复 兴社的情报站，派在各军师的政训处为情报分站，负对上汇报情报，对下搜集情报 之责；除搜集一般的情报外，着重于搜集华北各军的有关情报。 （三）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人士的镇压和危害行动，是通过宪兵第三团来实行 的。这个团就是复兴社的特务机关，下属三营，分别担任军分会所属部门的警卫； 设有稽查处，负责调查共产党和一切进步人士活动，从而采取镇压和危害的行动。 （四）对工商团体和农村的组织活动，是利用工贼、奸商和地方保甲人员来实 行的。承认他们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及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为合法，而给予支 持，以换取他们为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尽力奔走。 （五）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和危害活动，是利用青红帮和会道门的组织来实行 的。认为他们的横行霸道和兴妖作怪为合法而给予支持，以换取他们为复兴社在社 会各阶层的有关活动和发展组织尽力奔走。 此外由戴笠派来娄兆元、卢起勋两人在政训处为挂名科员，专为戴笠搜集情报 和担任有关行动之责，自去自来，不受政训处约束。类似这样的挂名科员，在军分 会所属的部门，几无处不有。这些人不仅从事对外的情报活动，而内部人员的一言 一行，认为有报告之必要时，也无不向戴笠具报。因而军分会各部门的负责人，对 这些人无不存有戒心。 复兴社通过政训处在华北进行的活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是华北军队政工的领导 机构。其派赴各杂牌军队的政训处的主要任务，在于说服部队主官，建立他们对国 民党和三民主义的信仰，尤其对蒋介石的竭诚拥戴，以达到杂牌军队的“中央化”。 军队政训处感到行之有效时，一面报军分会政训处，转报蒋介石召见杂牌军的主官， 表示亲切的关怀；一面要求其主官听蒋介石的指调，到庐山训练团受训，以取得如 同黄埔学生的身份，同蒋介石成为师生关系，部队的待遇与中央军相同。如此路不 通，则采取分化和瓦解的措施，如发现其部下人员中对主官情感不好，发生利害冲 突时，就设法吸收那些人为复兴社分子，予以必要的支持，谋取主官而代之，或扯 垮其军队。军分会政训处并规定各军政训处，按半月作如下的一般报告：（1 ）主 官的思想言行；（2 ）主官与部属有无利害冲突；（3 ）士兵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 绪；（4 ）军民的关系如何；（5 ）有无反对党派在军队中活动。 军分会政训处根据这些报告，拟具工作指示。如遇有临时的特殊情形，如长官 与部属有决裂的情势，士兵有暴乱的情形，及发现反动党派有活动时，则随时具报， 并转报何应钦或蒋介石，采取必要的措施。 1934年4 月，刘健群调任南京复兴社书记，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由我继任。 我从四川经平汉路到北平，一切照上述蒋介石对刘健群所指示的原则进行工作。是 年6 月，我到南京参加黄埔军校十周年纪念大会，才得到了蒋介石的当面指示。他 要我“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郭和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将领，以及西北军 的宋哲元、庞炳勋等，表示尊重；各军师政训处处长对其军师长亦要表示尊重，使 对政工人员发生好感；尤应谨慎从事，不得使部队长官有何怀疑”。又说：“至于 你这个人，处事对人，完全是一种官僚作风，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是大成问题的， 应该好好地改正。”此后我即本着蒋的意志同华北的将领们周旋。 对宋哲元，除一般访问外，遇有见面机会总称赞他在长城战役时，以大刀队而 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使敌人望而生畏；不仅为我所敬仰，“蒋委员长”更倚为国 家干城。对其亲信如秦德纯等，亦特别表示亲切。他们也对我表示好感，如宋哲元 有一次由张家口来北平，特请我吃饭，有秦德纯作陪。我又重复地称颂了他一番， 并说：“蒋委员长要我代为问候。”于是秦德纯说：“曾处长这一番话，对于我们 的鼓舞，比送我们的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大。” 庞炳勋是在蒋、冯、阎战争时脱离冯玉祥而投靠蒋介石的；因此就更对他表示 亲切和尊重，以老前辈称他。我去南阳访问他时，他对我闲谈什么叫唯物主义的问 题，特举一例说：“有一家人死了一头驴子，全家无不痛哭流涕，随又死了一个老 太婆，全家无不欢欣鼓舞。问其原因，则曰：前者是一个生产者死了，我们的生活 无所依靠，故要痛哭。后者是一个消费者死了，我们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善，故特欢 喜。”他的结论是：“共产党人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就是如此而已。”我认为他这 段话，对于反共来说，是有很大的煽动作用的。除当面称扬他外，还为他到处传播。 南京陈立夫、张厉生等闻之，无不对他表示尊重和亲善。 至于对张学良，我不仅表面尊重他，而且认为他是真诚拥护蒋介石的代表人物， 特以第二个领袖来看待他。我在北平与王卓然、于毅夫、黎天才等，会谈有关“四 维学会”问题时，无不开诚相见，我总是说：“我们如弟兄手足一般，要互助互谅， 惟蒋。张两个领袖之命是从。”我到汉口时，无不向张请训，并曾随同他出巡过麻 城一带防地，作为他的随从人员。我还本着他的意旨，会同黎天才招考了东北学生 百名左右，送康泽主办的星子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分派在东北军队中作政工干部。 张的谋士翼翘，当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我同起来往甚密，企图通过其，使张学良 感到我对他的爱戴。其亦视我如好友。至于黎天才，是由张学良经蒋介石的同意， 派来当我的副处长的，惟只负名义，不到处办公。我除每月送他生活费500 元外， 彼此相见，亲切异常，他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 我对宋、庞、张等采取上述态度，意在使他们感到蒋介石的干部人员，看待他 们如同看待蒋介石一样。尤其使张学良感到蒋介石是领袖，他亦是领袖，不仅对他 爱戴，对他的亲信人员，亦如弟兄手足一般。这样就会对蒋介石表示真诚拥戴，服 从其调遣，有如中央军一样了。这就是我对西北军，尤其是对东北军进行所谓“中 央化”的活动。至一般的分化和瓦解的活动，仍令各军政训处相机进行。各军的政 训处处长有：商震军为王超凡，于学忠军为林祥霖，冯占海军为余洒度，宋哲元军 为宣介溪，庞炳勋军为陈春霖，何柱国军为黄乃安。 通过我及各军师政训处，对华北各军所采取的上述活动，取得了：政工人员与 军队尚能安然相处，对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亦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有个别的军官加 人了复兴社；未发现对蒋介石有若何反对的表示。所有各军师长都得到了蒋介石的 召见，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临行时还送旅费，多至数万元，少亦数千元；因而感到 蒋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好的对待，而引以为慰。如冯占海、刘多筌、何柱国等，得到 了蒋的召见后，无不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 对CC派系和其他方面运用复兴社与CC系，因彼此的权利冲突，从来处于敌对的 状态。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为CC的情报机关和特务机关，党部委员如詹朝阳等是 CC的中坚分子。CC为了加强反共和对敌对派系的活动，特派其高级干部张厉生常住 北平，指挥一切。闻刘健群任处长时期，彼此常有权利的冲突，互向蒋介石上情报、 “说坏话，蒋置之不理。我继任政训处处长时，以CC与复兴社同属蒋反共的主要工 具，在反共的共同道路中，不应有什么权利冲突，为共产党造机会。我之作此主张， 不单是为了反共，而是我与CC的关系与其他复兴社分子不同。CC头子陈果夫于1929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我同张厉生等任组织部秘书，彼此相处甚好。在黄 埔学生中，我之得以首先充当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完全由于陈果夫、 陈立夫和张厉生等的支持。后来，我被任国民党四川特派员，亦是由陈果夫提请指 派的。因此我不仅与CC无权利的冲突，相反地它还是我争权夺利的支持者，这就决 定我在北平时期要与CC和睦相处的原因。除关照复兴社人员要与CC团结一致反对共 产党外，我常与张厉生接触，谈在反共道路中，如不能做到协同一致，也要做到互 不相妨。此外还随时出席市党部纪念周，讲如何团结一致，在唯一的领袖领导之下， 以与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从而反抗日本，以救亡图存云云。我去南阳 访问庞炳勋时，特邀詹朝阳同行，以表示我对CC的中坚分子，如同复兴社人员一样。 这样，我在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此外所谓其他方面，如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郭、北平市长袁良、 警察局长余晋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张学良部下）等，则不是复兴社所能随意左右 的。而且余晋和对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权力太大，把警察职责内的事都一手包揽，颇 有怨言。邵文凯本有指挥宪兵团之权，但宪兵团竟为所欲为，几不知有宪兵司令其 人；这使邵文凯牢骚满腹，常怨恨地说：“让蒋孝先来当司令好了。”同时，戴笠 特派廖华平（中共叛徒）任宪兵司令部秘书，从事特务活动，更使邵文凯感到不安。 我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复兴社的活动有所妨碍，特分别应付和运用如下：（一）对黄 郭：由于蒋介石的关照，特对他表示尊重，常向他请教。他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 要我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逞一时的意气，以 闯出无穷的大祸，无可挽救云云。 （二）对袁良：袁良是一个对中共有严重血腥罪行的人。他于1929年间任上海 市警察局局长时，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一处，逮捕中共人士彭湃等20余人。除有一 个黄埔第一期同学，蒋介石特派我向袁良交涉释放，企图借此怀柔其他黄埔的共产 党同学外，彭湃以下人士，曾被用尽了非刑拷打，然后一律转送上海警备司令熊式 辉执行枪决。袁良又是一个维护封建礼教的人物，当北平市长时，以评剧艺人白玉 霜所演的戏剧有伤风化，把她赶出北平。由于这些关系，我特对袁表示好感，认为， 他在上海对中共组织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共产党，为国民党立下了大功。又认为 他赶走白玉霜以维风化，不愧为正人君子，堪为当市长的人的榜样。随即要求他与 我们通力合作，并请他关照其警察局局长余晋和，与宪兵团采取一致的行动，以维 持北平的治安。从此他与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三）对余晋和：除请袁良关照他外，特劝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不仅对他要有 和蔼的态度，而且要分工合作，彼此无妨。因为反共行为，不是宪兵团所能单独作 得了的。同时我亦向余表示好感，请他有事可同我们商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使彼此的工作受到影响。他颇表同意，因而彼此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四）对邵文凯：特劝蒋孝先要以长官的礼节来对待他，于必要时还得向他请 示和报告工作情形。因为他只是一个做官的人，并不想在工作中有何表现，只要官 面子保持得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廖华平是我的四川同乡，彼此有交谊，特 关照他，既然是邵文凯的秘书，就要对邵文凯所交办的事情认真负责，要这样才能 掩护自己的特务行动，不会受到阻碍。同时我对邵文凯特别表示好感，并为蒋孝先 辩解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不会处人处事，但心地不坏，可用长官的身份来 教导他。”从此，邵文凯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牢骚了。 对日本的情报活动，是由戴笠所掌握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的。关于日本华北驻 屯军司令梅津制造种种借口，向何应钦提出无理要求，迫使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 “何梅协定”等情，我们曾多方调查除公开协定外，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条款，终无 所得。何应钦亦死不承认有何秘密条款，在梅津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时，日本的特务 浪人，在平、津一带横行霸道，极尽挑衅之能事。这是与梅津的无理要求紧相配合 的。 复兴社在华北发展组织进行宣传概况复兴社在华北的组织，除军分会政训处与 宪兵第三团为其基本组织外，所有在各大学发展的组织，由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负 责进行。其在社会各阶层所发展的组织，是利用奸商、工贼、青红帮、会道门等来 进行的。凡有社员3 至10人，即成为一小组，由组长一人掌握，以与宪兵团的行动 相配合，为宪兵团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通风报信。至对军队驻在区的民众的组织， 则利用保甲人员来进行，在军队中的组织活动，则由各军师政工人员暗中进行。 复兴社在平、津各大学所搞的军训，名虽灌输学生军事常识，而主要目的却在 于借军训以约束学生和考查学生的思想行为，凡是认为可供利用与共产党作斗争的 学生，即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并在其中物色坚决反共的学生培养成为职业反共分子， 专门从事对共产党学生组织活动的破坏和迫害；并与军警暗通消息，作军警逮捕共 产党学生的引线人。这样的学生，可以得到津贴和升学的便利。每逢夏令集中军训 时，挑选未曾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为合格。这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复兴社组织的大 好时机，并拟定种种专题分组讨论，以考查学生的思想动态。如对讨论的题目有持 异议者，就认为是共产党派来捣乱的学生，予以严厉对待。1934年夏天，在北平黄 寺，集中高中以上学生2000余人从事军训，在讨论“如何安内攘外”的问题时，有 一学生独持反对论调，立即把他绑起来，向众宣布说：“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学生。” 当时主持训练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微，就令把这个学生押送出队。其结果如何虽 未得知，可以肯定，必难幸免。 关于复兴社在华北的宣传活动：除在长城战役时期，有一度抗日宣传外，至塘 沽协定签订、华北宣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转而作一般的宣传。于必要时，散发 “拥护国民党”、“拥护蒋委员长”、“信仰三民主义”等等的传单标语。对南调 到湖北、河南一带的何柱国、董英斌、刘多筌、王以哲、庞炳勋的军队，特着重于 反共的宣传。因为是属于豫、鄂、皖三省剿共的区域，把共产党说成是“苏联的工 具，为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要穷人的命”云云。至于系统 地宣传法西斯思想，当时复兴社在北平曾办有《北方日报》与《老实话》等刊物。 前者除表白坚决反共和作一般的新闻报道外，其所刊行的文章，不外对蒋介石所讲 的力行哲学等反动思想进行阐述而已。后者则采取词句比较生动有趣的体裁，以吸 引一般青年学生的阅读，争取他们对蒋介石的崇拜。 此外在北平还有由管翼贤所办的小《实报》，着重社会新闻的报道；由成舍我 所办的《世界日报》，自认为是民间报纸，不属于什么党派。特由主办《北方日报 》的王辉明，主办《老实话》的张佛千同他们取得联系，互通消息和互登有关的文 章。至天津的《大公报》，曾由我亲自去天津，与其经理胡政之接洽，要他多发表 我们的有关文件，如讲演词和有关宣传的论文等等。 至于我个人则以政训处处长名义，在某一次所谓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民族 建设纲领》的讲演；还对黄部所成立的县政人员训练班，讲了一次如何当一个好县 长的讲话。其他对保定集中军训的讲话、对华北学院学生的讲话、对北平市党部的 讲话，以及访问东北和西北各军师长的讲话等等，对象虽不同，而所讲的中心只有 一个，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一套，企图通过这些讲 话，建立各方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信仰，在其领导之下，为反共而牺牲奋斗。 复兴社在华北的罪行复兴社在华北的有关部门，如政训处、宪兵三团及各学校 的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等等，都对人民犯了滔天的罪行。而宪兵第三团的罪行尤为 突出，因为它是复兴社所掌握的首要特务机关。诚如阎宝航先生所写（流亡关内东 北民众的抗日复上斗争）一文中所说：“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中央宪兵 第三团，已经开驻北平。抗日有罪，成为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 直言之，也就是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及一切进步人士之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 当时我对宪兵团，认为是分所当为，既满足了复兴社的要求，也表达了我个人的意 愿，只听见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对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采取镇压和迫害的行动， 尤以镇压和迫害进步的青年学生为多。我所知吉鸿昌被杀害的情形，追述如下：吉 鸿昌和任应歧等爱国军人在天津被刺，后解到北平被何应钦枪杀，起初我也是不知 是什么人干的。后来戴笠派在政训处任挂名科员的卢起勋告诉我，才知道这一暗杀 案子是由戴笠派其重要人员郑介民亲来华北主持、策动、指挥卢起勋和其他人等所 干的。事情出在天津的国民饭店，经过了相当时期的周密布置才达到目的。当时复 兴社骨干分子，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极端仇视，嗜杀成性，只要听说是共产党就格 杀和监禁，根本用不着什么法律和手续。翟秋白先生对血腥屠杀有“虐政何妨援律 例，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诗句，就是恰好的写照。 复兴社被日本人赶出华北的经过1935年6 月日本人一定要把复兴社所属的政训 处和宪兵团以及有关的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赶出华北，并列人于“何梅协定” 的条款中。我当时看来：并非政训处与宪兵团对日本人的侵华行动有何大不了的妨 害作用。虽在长城战役时，华北宣传队曾有一度抗日的宣传活动，到塘沽协定，宣 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着重于对华北各杂牌军队的控制活动，已无若何抗日的宣传， 只不过一些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等等的例行传单标语而已。到我继刘健群任政 训处处长时，更由抗日宣传转而为反共宣传。我虽曾讲了一次《民族建设纲领》， 说要建设一个统一的民族，仍不外于一般理论的空谈，说不上会对日本帝国主义者 发生什么坏的影响。至于宪兵团专从事破坏和镇压共产党人及一切进步人士的抗日 活动，不惟无碍于日帝的横行霸道，而且与日帝的意图不谋而合。但在日本人看来， 宪兵团在华北的行动，尽管与它的意图相合，但毕竟不是它自己的宪兵团，能够为 所欲为。归根结蒂，不仅要南京政府在北方的统治归于“实亡”，而名亦不许存在。 这样，它才好作为一个地方问题来处理，以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的目的；所以名虽 赶走政训处与宪兵团，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两师军队，其主要的目的却在于赶走军分 会。事实正是如此，在政训处等被赶走不久的期间内，军分会就不能不自行撤退， 让位于地方性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了。 日帝为了要达到赶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目的，在何梅协定前，就对 政训处和宪兵团采取种种威胁和挑衅的措施。其散兵游勇和特务浪人，常来政训处 门前东张西望，窥伺侦察；更在我住所门前来来往往，监视我的进出。他们对宪兵 团更极尽挑衅之能事，不仅当着宪兵辱打人民，调戏妇女；而且凡宪兵守卫的地方， 如中南海何应钦所住之处，无不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在卫兵的刺刀上划 洋火点烟，对着营门小便等等野蛮行动，真举不胜举。更不分昼夜地闯进何应钦住 所。作种种横蛮无理的要求，说政训处不仅是宣传抗日的专门机构，而且是对日本 人进行破坏和危害的指挥部，如：义勇军孙永勤在长城附近的抗日活动和天津汉奸 记者白逾桓等之被刺死，都说成是政训处暗中策动的。还硬说：宪兵团有危害他们 的暗中布置等等。政训处与宪兵团必须取消而列人于何梅协定的条款中，就是在这 种情势下所逼成的。 何应钦对日帝的无理要求和野蛮行动，不以为耻，反作为签订卖国协定的辩解。 他于签订协定前对我说：“在日本人这样咄咄逼人、难以理喻的情势之下，如不隐 忍屈从，势必兵临城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说：“中国招来这样严重的外患， 都是由于共产党的武装暴乱、破坏国家统一的必然结果。除了消灭共产党，完成国 家统一后，是无法集中一切力量来反抗日本的。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与日本人签 订协定，求得暂安。这不是我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得到了委员长的许可，黄委员长 （指黄部）的赞同的”云云。我原对日本的横行霸道，无理要求，感到莫大的耻辱 而切齿痛恨，但听了何应钦这一段话，为了暂时的苟安，也就认为签订协定是迫不 得已的行为。 蒋介石于1935年春，在未去四川督促“剿共”以前，特到了北平一次；并有王 宠惠同行。黄部特于蒋到达的晚间，在旧外交大楼设宴为蒋洗尘。除军分会和政委 会的高级职员参加外，作陪的有吴佩孚和亲日派的陆宗舆等。黄部只说了几句欢迎 蒋介石的话。蒋也只谈了“是来看看大家，望大家在黄委员长指导之下和衷共济， 以保持华北的安定”的几句话。我急欲想见他报告和请示一切，未得许可。他即匆 匆回到南京，经由贵州到四川去了。蒋突于这个时期，匆匆来北平而又匆匆地离去， 同来的又是曾在北洋政府时代办过外交的王宠惠；黄郭设宴欢迎，又有亲日派的陆 宗舆等作陪。不难看出蒋是与黄郭、何应钦等密谈如何与日本求得妥协，以便乘红 军进人四川的机会，用全力来解决四川问题。距离蒋介石匆匆离开华北不到四个月 的期间，就有何梅协定的签订。这足以证明何梅协定之签订，是与蒋介石之到北平 有关的。 我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不料遭到日本浪人横加监视，咄咄逼人，有朝不保 夕之感。因而颇想一走了事。适在何梅协定签订的次日，蒋介石电召我到成都有所 指示，我即复电，遵即首途前去。 我到成都，把日本人的横行霸道等等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他无甚表示，只说 ：“已在西安设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你可 当那里的政训处处长，把北平政训处的人员率领到那里。你要听张副司令的命令， 好好地努力工作。” 关于派在华北各军的政工人员，令其各自离开，回到南京。 特工秘闻 特工秘闻 特务的训练 程一鸣 特务工作是一种秘密战斗的工作，特务为了侦察对方的秘密，搜集情报，也要 防护自己的情报秘密被对方所获。从事特务工作的人，除了要有随机应变的聪明智 慧外，还要懂得各种特务工具使用的技巧。例如：秘密通讯，无线电台的收发报， 偷摄文件照片，爆破射击技术，毒药使用等等。 从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到现在台湾的国防部情报局，为了使特务受到各种专门技 术的训练，就必须设立各式各样的训练班。训练班主要的口号：“以领袖（蒋介石） 的意志为意志，以领袖的行动为行动，作为领袖的忠实耳目。”在军统局特务系统 的特务训练班，有几万名受过特务训练，还有一些特务，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送到 冲绳岛去受美特的训练。这些特务中有一些是自愿去当特务的；有一些是被威迫利 诱，无可奈何，只好参加特务组织。各种特务训练班，为了搜罗吸收学员，是用公 开名义来诱骗人们自投罗网的，这些训练班的公开名义，计有：参谋本部谍报参谋 训练班、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中央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特别警 官训练班、杭州警官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军事委员会外事训练班、财政部缉私人 员训练班、财政部货运局训练班。 学员人班之前，要填写一张详细的履历表，提出学历的毕业证明，交相片，然 后经过考核审查，检查体格，调查家庭成分，经过语文、数、理、化的口试笔试， 还要有铺保人保，保证思想纯正，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 人班后，总训练的时间是半年，必要时延长训练时间。 当学员毕业分发工作时，就完全明白自己所接受的训练，是充当特务。但在特 务纪律的控制下和特务的监视下，想摆脱这个枷锁，已是无能为力了。 训练班上学期是3 个月入伍训练，是按照中央军校的教育规定，计有：步兵操 典、典范令、大军统帅、参谋作业、野外演习、各种手枪射击。政治训练，计有： 国父遗教、领袖言行、反共抗俄论、政战总论、中国近代史、中共问题。 下学期的技术训练课目，全部是特务技术，计有：情报学。谋报学、内勤业务、 秘密通讯、密码研究、爆破学、毒药学、擒拿术、刑事侦察学、照相术、无线电学、 无线电机的工务和报务实习、邮电检查术、外国语文（英文和俄文）。以上课目， 由总教官、主任教官、教官、特约教官担任。 有些特务训练班分成各系，计有：情报系、行动系、电讯系、警政系、外语系。 特务训练的内容，是灌输封建腐朽意识形态，所谓忠君爱国，牺牲自己做一个 无名英雄。 蒋介石对特务鼓励说：“特种工作是非常的事业，只有非常的人才能担任。” 灌输军事法西斯思想，实行法西斯独裁专政，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 特务理论的基础，是（孙子兵法。用间篇），方法是采用民间秘密结社并吸收 现代资本主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科学技术和共产党地下党活动的办法等等。特务处 出版过一本由王新衡、傅胜蓝合译的苏联的（切卡。格柏乌）；由叛徒顾顺章口述、 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由郑介民写的一本（军事谍报）； 由程一鸣写的一本（情报学）和（内勤业务），作为各特务训练班的参考教材。 现将能记忆的各种特务训练班的实际情况陈述如下：一、参谋本部乙种谍报参 谋训练班。这个班成立于1935年，办了3 期，班址设在南京慧园街。 学员来自国防部队、绥靖部队和要塞的谍报参谋，有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的， 如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黄埔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美国西点军校。每期训 练6 个月，毕业后，派返原部队工作，有些参加中华复兴社或加入中华复兴社特务 处充任特务。 二、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 这个班成立于1936年4 月。同年10月毕业，办了一期。班址设在江西省星子县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龙云寺，学员的来源：是杭州警官学校毕业生和特务处的现职特 务，毕业后，派充特务处的特务。 三、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 这个班成立于1938年，10月毕业，班址设在湖南省临洼县，办了一期。学员毕 业后，派到沦陷区和蒋管区充当特务。 四、军统局黔阳训练班。 这个班成立于1938年12月，1939年11月毕业，办了一期，班址设在湖南省黔阳 县。这个班训练的学员分成游击、情报、行动、会计、电讯、缉私六个大队，学员 毕业后调到沦陷区和蒋管区充当特务。 五、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 这个班成立于1939年，办了5 期，1946年结束，班址设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铁 桥边的木塔寺。 六、息烽特训班。 军统局息烽特训班，成立于1940年1 月，班址设在贵州省息烽县县城。 七、外事训练班。 军统局外事训练班，成立于1939年，班址设在四）；I 省重庆市。 八、监察训练班。 军统局监察人员训练班，成立于1941年，班址设在重庆市，学员60人。 九、军统局训练班很多，究竟有多少个？不清楚。我所知还有谍报参谋训练班、 越南班。 军统局和美国特务合作，办了下列各班：一、南岳中美训练班：该班成立于1943 年10月，班址设在湖南省衡山。 二、雄村中美训练班：该班成立于1943年5 月，班址设在安徽省批县雄村。 军统局的中美训练班，还有：息烽中美训练班，建伍中美训练班，班址设在福 建省建眼县。漳州中美训练班，班址设在福建省漳州。华安中美训练班，班址设在 福建省华安县。丽水中美训练班，班址设在浙江省丽水县。重庆中美训练班，班址 设在四川省重庆市。西安中美训练班，班址设在陕西省西安市。陕坝中美训练班。 班址设在绥远省陕坝。 保密局特训班保密局的特务训练，是军统特务系统的特务训练最低潮，只办过 两个特训班。 一、北平特警班：是保密局成立后的初期训练班，班址设在北平市，调训在职 的特务，毕业后调返原单位工作。 二、内湖特训班：保密局由南京到台湾后，在台北市近郊的内湖乡，借用乡公 所的房子开办的，设备简单，共办了三期。 该班公开招考青年和调训在职特务，毕业后，一部分派到港澳地区，一部分派 到保密局各单位工作。 情报局特训班1955年3 月，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保密局内湖特训班 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干部训练班”。 第一期：1955年夏开学，1956年夏毕业。第二期：1956年10月开学，1957年10 月毕业。第三期：1957年11月开学，1959年5 月毕业。1959年11月，情报局设在台 北市郊区新店七张的“大陆研究所”结束，利用该所的办公处，将内湖的“情干班” 迁往该所，称为“明园训练班”。 军统特务系统各特训班的学员来源：公开招考，由特务介绍亲友，挑选军政干 部，调训在职特务。有的训练班学员学历较高，如军统局的外事训练班大都有大学 学历。资历较高的，以军统局监察人员训练班，有在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 试五院任职的，有在外交、财政、交通、司法行政、经济、教育、审计各部和侨务 委员会任职的。还有在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后方勤务部和海军总司令部、航 空委员会等军事机关任职。说明军统特务系统各特训班的学员，来自大学、专门学 校和高中毕业生，来自军政各单位、各部门。 在台湾各特训班的学员，是用国防部的名义公开招考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失业 青年、军政人员，他们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印度、泰国和越南。 各特训班的学员毕业后，派到各地工作。 各特训班学员派充到军统局特务系统各秘密组织的，则担任内外勤特务，各秘 密无线电台的总台长、台长、报务员，各行动组的组长和爆破技术员。在台湾各特 训班毕业的学员，毕业后，派任秘密组织的内外勤人员和派到大陆从事情报及破坏 活动。这些人也有由于思想问题或行为不检，中途被淘汰的。 特工秘闻 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 王方南 我是1935年5 月在汉口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同年10月，我被调往军统杭州特 别训练班第六期受特务训练。这个训练班设在浙江杭州警官学校内。训练班的班主 任是戴笠，副主任是余乐醒，书记长是王孔安。训练班分为六个队，一、二、三队 主要进行警察治安训练，第四队进行全能性特务训练，第五队进行汽车驾驶训练， 第六队电讯训练。 我当时在第四队受训。由于第四队进行的是全能性特务训练，所以人员除了几 个专人介绍来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军统所属的各地机构中抽调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平 的特务。训练的目的，是把这些受训人员培养成为高级特务干部。训练的课目有： 门）情报（包括密写通讯和药水反应等）；（2 ）侦探（包括侦查、化装。跟踪、 脱梢等）；（3 ）爆破（包括炸弹装制、手枪拆装、烈性药物炮制等）；（4 ）密 码（包括电码排列和翻译等）；（5 ）照相（包括摄影、洗印、放大等）；（6 ） 擒拿；（7 ）汽车驾驶；（8 ）手枪射击；（9 ）政治；（10）外文（英、日 等语）。 训练时间为半年。 在受训快要完毕的时候，曾举行过一次集体宣誓。那天半夜，集中在警官学校 操坪上，然后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用毛巾蒙住，装上汽车送往郊外傍山的一幢大房屋 内。屋旁半山坡上有一盏绿色的电灯，光线暗淡，显得恐怖。政治指导员董益三把 全队人员带到屋内，只见厅堂里挂着蒋介石的头像。董益三要全队人员列队向 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王孔安领着全体受训人员宣誓。宣誓的内容是：我们 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努力工作，不怕牺牲，如违誓言，愿受严惩。宣誓完毕。 当场杀了一只公鸡，把血淋人酒内，全体人员各饮一杯鸡血洒，作为盟誓。 此后不到半个月，训练班就结束了。第四队人员在1936年6 月前后一起调往南 京洪公祠军统局，进行短期实习，等候分配工作。同年8 月前后，军统局对第四队 人员分配工作，那些专人介绍来的受训人员另行分派去处，各地军统机构抽调来的 受训人员仍回原单位。我重又回到军统汉口站，充任情报员。 特工秘闻 军统息烽特训班始末 毕琪 戴笠为扩充实力大办特训班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就乘 机大肆加强法西斯统治，将原在1934年成立、由陈立夫做局长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 全部交与戴笠负责。戴原任该局第二处处长，因戴的资历较浅，蒋介石唯恐其难孚 众望，特指定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贺耀组等，先后兼任军统局的挂名局长，以戴笠 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戴笠得到蒋介石如是厚赐，遂积极大批训练特务骨干，以 扩充实力。 在1938年以前，戴笠也搞了一些特务训练活动，不过那些训练都是规模较小或 是用“移花接木”手段，寄生于其他单位。戴笠开始办的南京洪公饲训练班，只训 练了20个特务，以后都成了军统的高级骨干。杭州警官学校，戴笠以该校特派员的 身份，在警校办了一个特警训练班和一个电讯班，并在庐山康泽负责的星子训练班 里另成立一个队，专为军统训练特务。戴笠把大办特务训练班作为树立他个人势力 的基础。所以在他主持军统局活动以后，有计划地大批训练特务，自己则兼任所有 特训班的主任。所有受过训的特务都是他的学生，他把这些学生视为他最亲信的嫡 系。无论他多么忙或在什么场合下，只要是他的学生去见他，他都要接见。所有军 统局局本部及军统所掌握或控制的公开单位里，都少不了这些特训班出身的人。可 以说军统各组织中，科、股级的特务，以特训班毕业的所占比例数量大。还有不少 爬得快的特训班学生，已成为军统独当一面、负责一些重要组织或单位的头目。 军统特训班始办于1938年，地点在湖南临法，故简称临训班，最初军统称这个 班为军委会特训班，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作为该校的一部分， 但未获准。拖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由蒋介石决定，划人中央警官学校范围，定名 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 并冠以所在地区名称以资区别。如临训班、黔训班、息训班、渝训班、兰训班等等。 所有受训学员均按中央警官学校正科待遇，并由国民党的内政部发给毕业证书。 但实际这个班完全是由军统掌握，由军统负责招生、训练及分配使用，是属于 军统的一个秘密训练特务骨干的单位。 第一期临训班副主任是余乐醒。到1938年冬训练结束，因战局影响迁至湖南黔 阳续办第二期（即黔训班）。但戴笠仍感黔阳当时离战区太近不够安全，于1939年 底，迁至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改为由胡靖安负责。因为胡的资格较老，是黄埔 军校一期学生，过去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时还是戴笠的上司，后以胡失宠于蒋介 石才交戴笠使用的，戴为表示对他的尊重，就改任胡为代主任。因为这一期是迁息 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 戴笠对他的部下防范甚严，深怕哪个大特务乘在训练班当副主任的机会拉拢学 生，制造个人势力，所以都是只派任一期副主任，之后一定调开另换新人。徐亮与 戴笠是黄埔军校六期同学，两人私交很好，戴笠在上海打流最穷困的时候，戴、徐 二人是共穿一条裤子的患难之交。在蒋介石开始使用戴笠，派戴笠为联络参谋组组 长时，这个组由10人组成，徐亮就是这个组的书记。这10个人以后就成为军统所谓 的“十人团”，或称为“十大元老”。军统在南京首次办的洪公祠训练班，也是由 徐亮作副主任的。由于戴、徐关系如是之深，戴才放心破例地叫徐当了两期重点训 练班的副主任。 1940年至1944年，是军统发展扩充最快的时期，仅这一个班训练的特务数量， 远跟不上军统的需要，于是就在黔阳办第二期的同时，戴笠又在甘肃兰州另办了一 个兰州特训班。这样还满足不了需要，从1942年起又在福建省建伍开办了一个东南 训练班。此外还在重庆办了一个渝训班，不过这个班的性质有别于以上的三个班， 它是在重庆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参谋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 查缉干部训练班、外事人员训练班、南洋华桥训练班、电讯班、特种通讯班、爆破 班、特种警卫人员训练班、国术班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所有军 统办的这些训练班究竟训练了多少特务，恐怕连军统局的训练处也很难精确弄清。 因为各个班每期在训练期间，就有大批调进调出的。但大致估计，在军统各种 训练班受过训的人数，约在15000 ——20000 人左右。 1944年以后，由于军统与美帝勾结，双方议定组织中美合作所。以后便由美方 出资、出教官和器材，与军统合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来训练武装特务，训练 后并由美国提供武器装备。军统为了节缩开支，除电讯班外，息烽、兰州、东南三 个训练班全部停办，改办中美班了。抗日胜利后，这一大批由美帝装备的武装特务， 经军统报蒋介石批准，编人交通警察总局及所属各总队。 息烽特训班自1944年6 月，除原特训班电讯系改称电讯班仍归军统续办外，也 改为中美班。直到抗日胜利，中美合作所撤销，才全部结束离开了息烽。 特训班的训练主旨军统对内反共反人民，消灭异己；对外勾结献媚，为蒋介石 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专替蒋介石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机构。为了达到这些 目的，就必须有大批爪牙供其驱使，这就决定了军统特训班的训练主旨与要求和相 应的训练内容。从以下几点可见端倪：1.校歌与班歌特训班不是国民党的什么正式 军事学校，但戴笠生拉硬扯，总把特训班说成是黄埔军校的继续，并夸耀为是最革 命的学校。把黄埔军校的校歌作为班的校歌。每有集会首先要唱这个歌，其词为：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我们是奋斗 的先锋，杀条血路，准备与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停。亲爱精 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每次集会唱过校歌接着还要唱班歌。息烽三期代主任胡靖安，未征求戴笠同意， 就搞了一个特训班的班歌，其词一开头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先锋，我们是无名的 英雄，使三民主义实现，”为国家民族效忠……“戴笠去班里听到这个歌很不合口 味，什么国家民族，什么三民主义，在他的脑袋里根本没有位置，是无足轻重的。 他心里有的只是贴紧蒋介石争取权势，他要训练的是肯听使唤的奴才。所以戴 笠回到重庆后，就另叫人编写班歌，从中选了一个很合他口味的歌词和曲谱，命令 废除息烽班三期所唱的班歌，改唱他亲自选定的班歌。这个歌的歌词是：“革命的 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前面。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卫护着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着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胆、沉 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 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戴笠对这个歌深为喜爱，不仅严格规定所有的特训班要唱，而且要求老老小小 的特务全要会唱。在军统局本部的集会上，也要集体先唱班歌，可见戴笠对这个歌 是多么欣赏。 2.特训班一贯标榜的口号戴笠对军统特务们总是以“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 苦心”、“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为标榜和作号召的。一进特训班的大门， 在经常集会的场所，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条幅标语。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特务们，除 戴笠外，事实上没有几个能接触到蒋介石。所以如何去“秉承”，如何去“体念”， 就全要听戴笠的安排了。他这样的口号，不仅讨好于蒋介石，更可以此驾驭特务们， 是深有用心的。 至于“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听来满好听，也可骗骗幼稚的青年， 但什么是他们的‘光荣“历史？哪些又是他们的”清白“家风？从来也没有谁肯于 作过具体的解释。只是一个空洞的好听概念而已。但是只要看看军统局内部刊印的 一本定期小册子名为（家风）的内容，就可以体会到他们所谓的”光荣“，是如何 破坏革命人民的事业，如何在排斥异己上作了什么”贡献“，怎样巧妙地违背民意 国法暗害进步人士……由于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得到蒋介石的嘉奖，这就 是他们视为无比的光荣了。他们所谓的”清白“，正是与人民意愿相反，颠倒了是 非黑白。由于这本小册子上都写的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思想言论与阴毒险恶的事实， 是军统残酷血腥犯罪的自供状，所以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外边人看的。在这些小册子 上都编了号码，还规定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看，而且看后一般还要交回去，惟恐不慎 流传出去。 还有一些经常引用或讲述的口号，如“要做无名英雄”、“要做领袖耳目”、 “要为团体牺牲个人”等等，这一些也就是军统办特训班的主要意图与要求了。 3.最阴毒的两种无形训练在特训班的所有各式各样的训练中，贯穿着两点危害 青年、危害国家最深刻的思想意识：其一是反共思想。 蒋介石咬牙发狠地说过“有共无我，有我无共”，戴笠在这一点上是真正秉承 和体念了蒋介石的心意的。在特训班的训练科目中，表面上看不到任何反共字样， 但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中，却无形地都灌注着反共仇共的训练意图，矛头是对准着共 产党的。不过他们的做法并不高明，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恶毒诬蔑、盲目仇视、严 密封锁及恐怖镇压等等。 无论在训练的课堂里，或各级管理人员的讲话中，总把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 的任意诬蔑当成口头禅。他们把任何坏事全说成是共产党所为，甚至连日本人敢进 攻中国也归罪于共产党，把共产党人形容为青面獠牙的魔鬼。在他们实弹射击及野 外战斗演习中，也是以共产党为假设敌。总之，是竭尽一切可能，使受训的特务们 产生对共产党的仇视心理，对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共产党人的言行，甚至于对稍有一 点进步气息的文字也是怕得要死，用尽一切手段严加封锁，不叫有一点风吹进这些 受训者的视听之中，惟恐他们思想上产生疑问。 他们最得意的一着，是采用恐怖、镇压手段。无论哪个特务只要沾上一点共产 党的边，或是和稍有进步思想言行的人士有点瓜葛，都要以残酷手段相对。息烽第 四期，从游击干部训练班里选了一批人，送到班里受训，才进班不几天，一个姓朱 的小青年，连同队的人还没弄清他的姓名，就被送走了。原因是他不肯接受训练， 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还有一个女生是忠义救国军从江苏吸收送人班里的，也以有 共产党嫌疑关进了息烽监狱。这类情况各期都有，只是秘密弄走，或以调动为名喊 走的，很少人能知其内幕与结果。 其二是迎合青年心理，灌输军统是最革命的团体，参加军统就是革命的思想。 在蒋介石的指使和纵容下，军统事实上是不受国民党政府政令约束的。戴笠不 但不受法律的约束，而且可以只凭他个人一时的好恶，对某些人要关就关，要杀就 杀。他可凌驾政令之上，也可阳奉阴违。因此，戴笠每每伺机做一些事来欺骗这些 受训的人，造成军统是最革命的团体的错觉。比如当时国民党政权腐败、贪污，发 国难财成风，最为人所愤恨，军统各机构贪污机会最多，故贪污的也大有人在。戴 笠就抓一两个小特务，小题大作，以罪不当死的极少贪污而立即枪毙，以示军统纪 律的严格与清正。有时也凭仗蒋介石为后台，惩办一两个稍有势力的头头。这样就 有了宣传的本钱，以掩盖军统反动的实质。 特训班受训特务的来源特训班各期受训人员的人班情况，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个来源：1.由军统各地区的秘密站。组吸收输送来的。军统各省站、组经常负有吸 收受训特务的任务，他们在搞特务活动中，接触到的关系人，及个别特务的介绍， 先经站里考核，有的还经过考试，站里作出吸收受训的意见后，报到军统局本部， 再经局本部审核批准，就成批地送人特训班。在息烽办的三期中，以从上海、江苏、 杭州、湖南、江西、四川、贵州、广东、广西、西康等省来的比较多，这样进班的 人数约占30％－40％。 2.由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在苏、浙、皖各地吸收，输送人班。 3.由三青团介绍保送人班。当时在蒋管区各省，三青团介送的人很少，多是由 沦陷区各地三青团介送的。 4.由江西游击干部训练班选调。 5.从国民党军官学校选调。 6.个别特务向军统局介绍。 7.调训的。不少军统分子，过去虽在军统所属单位干了相当长时间的工作，但 所处地位很低，或是在工作中有了某些“成绩”，为该单位特务头子看中，为了加 深其与军统的组织关系，就报请军统调训，出来就成了戴笠的学生了。这样人班的 人，一般年纪较大，有40来岁才调训的。如军统局有个特务队，是专搞杀人、捕人、 跟踪、绑架等一类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这类人多是没有什么文化或兵痞出身，有些 人还是跟随戴笠多年的警卫人员，等等。第四期调了10名特务队员受训，这些人就 是从看守杨虎城将军处调去的，其中多是满手血污不知杀害过多少进步人士的凶手。 调训的人仍领原工资。 8.以军统所控制的公开单位名义招考。如以军令部乙种参谋人员训练班、财政 部缉私署查缉人员训练班、航空委员会工作人员训练班、财政部货运人员训练班以 及军委会外事局、电信学校、财政部货运人员等等名义公开招生，报考录取后就强 迫参加军统，很多青年受骗录取后，想不干已是不行了。但这类人多是在渝训班作 专业训练，分到几个重点特训班受训的为数极少。 息烽特训班把人变成鬼的历程1.失去自由的开端军统对被送去受训的人，事先 是一切保密的，只说是送去上学，是学习抗日本领的学校。当受训的人在学生总队 部办过报到手续，就有总队部的副官叫背上行李，分送到各学生队了。到了学生队， 由队长点点名，就分配到各区队，区队长又把人编人各班，班长就带到楼上寝室， 安排在各班的铺位里，从此一切就控制在这种机械生活的范围内。寝室是一个大通 间，里面排列着十几个上下双层的大木床，一层可以睡四个人。一个队里有三个区 队，一个区队又分三个班，每班有十二三个人，床位就是按此分配的。班长也是受 训的，由队里选有军事学历的人充任。区队长和队长则是专职军官。 人一分到班里，班长马上就领来全套士兵服，还有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肥皂 等等。并叫换下来平时穿的衣服。当换了军装，穿上草鞋、布袜，就与先来的人们 完全一样了。这时就来了理发兵，所有男生一律要剃光头。接着，政治指导员或助 理员送来只有一个号码的符号，叫钉在上衣左上口袋上面，并告诉“这是你的符号， 以后就以这个号码代替姓名，你们互相都要以号码相称，不准随便讲你的过去的事”。 从这时起，一切行动就全要受到约束，由早到晚都是集体活动，只有饭后的个 把小时，可以自由活动，但还是不准离开队部周围。就是星期日休息，上午还要集 体打扫卫生，下午才能到街上去买买东西，还要先请假经队里官长同意，必须按规 定时间归队，否则要受批评或禁止再外出。对外通信也有限制，不准谈任何班里的 事，发信不准封口，交指导员检查由他代发，收到的信全是拆了口检查过的。 对女生更有一条特别规定：不准与非军统的人结婚。人班前已有男女甚至订了 婚的，必须毁约，找军统分子另嫁。否则也要关起来，闹不好，连在外边的未婚夫 也要受牵连。如息烽四期有一个女生叫钱藏珍，是上海青年，受忠义救国军的欺骗， 送人息烽班受训。她早已与一个搞新闻工作的人订了婚的。在集体去息烽的途中， 不知她从何处听到了息烽特训班的实况，就伺机逃离集体不肯去受训了。但是逃不 过军统的耳目，不久就被抓到班里关进禁闭室，直到她肯于接收训练才放出来编人 女生队，毕业后还把她留在班里作图书管理员。对她的婚约问题，多次对男女双方 施加压力，强迫退婚，终于取消了婚约才算了事。 军统还规定，无论哪个军统分子结婚，必须经过军统局批准。在抗日战争时期， 除去派往沦陷区，因工作需要掩护可以结婚外，在蒋管区的无论男女一律不准结婚。 表面上说得好听，说是为了抗日而不顾个人一切，实际是戴笠为减轻负担，减 少调动上的累赘。有些特务偷偷摸摸地结了婚，多是被发觉后送进息烽监狱，关的 时间长短也不一定，十年八年的也有。一般小特务们敢怒不敢言，只有听天由命！ 但戴笠本人和他左右的重要亲信，不但可以乱搞两性关系，而且有的还是由戴 笠亲自撮合结了婚的。 总之，进了特训班的大门，个人的一切自由和人身权利，就完全被剥夺得一干 二净！ 2.套在受训特务们身上的锁镣受训的特务一编入学生队，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就 要喊去进行个别谈话，问长问短了解一番，并给几张纸和一份调查登记表，叫写份 详细自传和填好表交给他。调查表的项目是很详尽的，不仅包括受训者本人的姓名、 年龄、籍贯、学历、经历、详细的永久和临时的通信地址、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 人班的经过、介绍人，在国内外的近亲与社会关系，家庭成员、家庭经济来源等等， 而且要把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人的情况，填写详细。军统掌握了这份表，把相 片往上一贴，就牢牢地控制了这个人。 除去填表写自传外，还要在开学典礼或开学后不久举行一次集体宣誓。誓词已 印好在一张纸条上，只是很简要的几句话，大意是：“我誓以至诚参加团体，服从 领袖，严守团体秘密，服从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宣誓时，是由副主任或总值星官领读，他读一句，宣誓人跟读一句，最后宣誓 人各读自己的名宇。举行这个宣誓手续，不过是为了加深受训人的印象，要其死心 踏地为军统卖命而已。 “生进死出，活着进来，死了算出去”，这是军统戴笠规定的特务纪律之一。 人班后，写了自传、填了表、宣了誓，无异于签了卖身契，谁也无法自拔了！ 虽然大多数受训的人，甘心为虎作怅，成为戴笠的忠实奴才，但也有一些人， 以无法摆脱这种处境，积怨含恨，苦闷悲观，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如息烽四期学 生六队有个区队长叫张XX，平时已是寡言鲜笑，消沉悲观。在1942年夏，戴笠又一 次窜到息烽特训班，第二天，便召集全班人员在大礼堂讲话。学生第六队因故到得 稍迟一点，在各队值星官报告人数时，戴笠看到这个队的行列有些不整齐，就凶狠 地大骂起来，用语粗野，极为刻毒。这个队的值星官恰是那个姓张的区队长，在众 目睽睽之下，立正站在那里，气得脸白一阵红一阵，只有挨骂的份，没有丝毫解释 申说的余地，全班的人都深深同情于张，而厌恶戴笠太过分了。戴笠骂够了，才开 始讲话，讲了没有几句，远处隐隐传来一声枪声。一会儿就有人匆匆跑进大礼堂走 向总值星官悄悄地讲了几句话，总值星官面色紧张地又向徐亮低声汇报，徐亮听后， 立刻走上讲台向戴笠讲了几句话。这时在场的人全很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戴 笠听徐亮汇报以后，虽稍稍一怔，但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讲下去。显然，讲话的时间 缩短了。原来那个被骂受辱的张区队长，一气之下，在戴笠一开始讲话，他就退出 会场，走回第六队他的住房，用步枪以脚蹬机钮开枪，打穿头骨自杀了。事后，由 徐亮向全体宣告了张的自杀，并给死者加了个“背叛革命”的罪名，叫人草草收殓， 抬埋人士。 全班为之沉默了几天。 3.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前期教育受训特务一编入学生队，就开始了严格的入伍训 练。时间规定是半年，称为前期教育，以军事训练为主。训练的内容与方式，与国 民党的军官学样一样。训练过程中有多次实弹射击和战斗演习。 军事学科内容，就是国民党军政部规定的制式教材，典、范。令，即《步兵操 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前期的术科和学科都是由各队的队长、区 队长负责教学。 除军事科目外，前期尚有几种政治课，为《国父遗教》即孙文学说、《领袖言 行》即蒋介石言论、《中国革命史》即国民党孙中山革命的历程、《敌情研究》讲 述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侵华战争及其国内情况等。 4.以学习特务技术为主的后期教育①分系：前期教育结束后，全班进行一次重 新编队，把原编的队打散，按分配学习的系别编队。共分四个系：即情报系、行动 系、警政系和电讯系（息烽四期，把情报系和行动系合为一个系，称秘密工作系。 其余各期均分四个系）。各系分别上课，女生分在各系的都有，上课时她们分 别到各系去与男生一起听课。一至五期，行动、警政、电讯三系都只有一个队，其 余的都是情报系。 ②各系的技术科目：情报系学习科目分配的课时较多。 行动系学习的科目：这个系学习科目基本上与情报系相同，只是偏重于行动术、 爆破、武器使用法等杀人、放火、爆炸、抓人等类的科目，占的课时比例较多。 警政系学习的科目：此系以学习国民党的警察业务为主，如警察行政、刑事警 察、违警罚法、刑事诉讼法等等，但也学习情报学、行动术、侦查术。化装术、武 器使用法、爆破等科目，只是所占课时较少。 电讯系以学习电学及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为主，其他如武器使用法、情报学、爆 破、侦查术、化装术等科目也有，只是课时很少。他们以练习收发报的时间最多， 在前期教育中期，即开始编组电讯系，缩短军事训练时间，以加强收发报的锻炼。 毕业前一个月还要进行收发报的实习和考试，毕业后就分配到各电台做报务员， 所以收发报技术不熟练是不行的。 各系除上述技术课程外，还有一些继续前期教育的政治课和体育、音乐、国术 等。 5.紧密配合特务训练的文体活动文体活动在特训班里是极为重视，也很活跃的。 原因是文体活动素为青年所喜好，在那山窝里，过的是近于与世隔绝的单调刻 板生活，特务头子们为了安定他们的思想，就搞些生活上的调剂，以活跃他们的情 绪，利用青年的兴趣，来占据他们的休息时间，灌注一些适应特务需要的政治思想 与活动技术，因此这些活动，就成为特训班的重要工作了。在特训班的政训组里， 设有专职组员负责这项工作。从班副主任到各队，对此工作都抓得很紧，也很认真。 班里每月有一次全班参加的文娱晚会，遇有节日或纪念日，就组织更大规模的 晚会。 所有演出的节目或剧本，不是经政训组审查过的，就是由政训组选定的。主要 内容多是歌颂特务、歌颂个人英雄主义或资产阶级爱情生活等等。 体育运动在班里由体育室主任负责，有球类、田径、器械操、技巧运动、摔跤、 国术等等，还经常举行队际比赛，以提高兴趣。除此还有武装障碍赛跑，也是与特 务训练活动紧密配合的。 6.所谓“党团活动”的训练在息烽特训班第四、五两期的后期教育中，各有一 次为时一个多月的所谓“党团活动”，由政训组主持，占课时很少，都是利用课余 时间进行的。进行的方法是：由政训组提出一个很明显的有争议的时事问题，向全 班公布，有步骤地在全班进行辩论，最后以表决方式决定胜负。就在这个过程中， 溶合特务手段，进行幕后活动，以锻炼特务们领会资本主义国家党派斗争的种种手 段。如息烽四期后期教育开始不久，正是1941年日本侵略者凶焰高涨，企图扩大战 争、开辟新战场的意图已很明显的时刻。当时对日本侵略者的趋向，有两种不同的 看法，有的认为日本侵略矛头将指向苏联，因为有中国的东北地区作基地，北犯苏 联可减后顾之忧；又一种看法是日本必将南下，进攻南洋打击英美，包围中国并可 称霸亚洲太平洋。特训班政训组即以“日寇将北上犯苏，还是将南下侵占南洋各地” 为题，先在各队分别进行一个队内的辩论。之后，即宣布在若干天后，在大礼 堂进行全班的大辩论，最后采表决方式以多数人的看法为胜利者。在此同时，政训 组即分别进行秘密布置，把各队在初步辩论中，比较对某一看法有见解，具说服力， 平时也表现有活动能力的人选定一两个，把各队选定的同一观点的人，秘密召集到 政训组，组成一方的中心小组，对另一观点的也如法秘密组成对立面的另一中心小 组，要两个组进行幕后斗争，并要两个组随时向政训组汇报他们的活动与策略，以 便掌握和控制进展情况。这两个组的活动也包括了特务手段的运用，如侦察对方的 情况、哪些是中心人物、他们的主要发言人、他们的论点论据、他们如何拉拢中间 层的，及如何破坏对方的活动、打乱对方的计划，如何以特务手段使对方主要人物 不能发挥作用（但不准伤害对方），甚至利用女生以恋爱关系来软化对方，对如何 控制辩论会场，辩论中占优势时怎么办，处于劣势时又如何扰乱等等。通过这样的 活动实践，以锻炼特务们的斗争经验，最后由政训组公开双方情况，进行评述，以 达到提高特务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 7.训练结束后的分配分配中，首先挑选的是要派到沦陷区去工作的特务。对派 到沦陷区去的人，不仅要看班里的评定意见和他个人的志愿，更重要的是人、地、 社会关系，及可能作的活动等。选定去沦陷区工作后，就要他们自己去写工作计划 了，这些工作的进行是很保密的。 其次，挑选留军统局本部及留在特训班工作的人。 除分配去日本占领区、留军统局本部、留特训班及各省市军统秘密站、组、队 工作以外，当时派到由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人数较多的单位为：各省市警察局、 各省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或保安处、各地水陆交通统一检查站、航空检查所、各地 货运局、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各公路局警务组、各地邮电检查所、各地缉私处等。 特例波里的一起血腥案件1943年冬，在过元旦节的前四五天，学生第八队守卫 营房的卫兵，发现有一个大个子男人，在营房附近转来转去，卫兵就喊住了这个人， 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是找人的。这一句回答竟招致了杀身之祸。因为营房不能 随便让外人走近，更从来没有外边人到营房去随便找人的事。卫兵有了怀疑，问他 找谁，他又张三李四地乱扯。这样，卫兵就把他押交该队队长侯嘉玉。侯嘉玉一盘 问他，他又满不在乎地东拉西扯。侯嘉玉就派人把他送到学生总队部。总队长杨清 植（此人在北平临解放时任北平市警察局长）问他时，他讲：“名叫韩忠，山东人， 到息烽找侄子。侄子是当兵的，看到那里有兵，想去打听一下，就被抓起来了。” 在问他找的人姓名时，他又吞吞吐吐乱扯，讲不清楚。杨清植大为怀疑，深怕 班里有了共产党，他是来取联系的。这一怀疑就要了韩忠的命了。杨清植一阵乱打， 要韩忠说实话，韩忠是个乡间人，这一打就更乱扯，杨清植越加认定韩是共产党， 就把班里的爆破教官潘贞福和在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当过分局长当时任研究员的文 俊棠，一同喊到总队部，叫他们二人主持刑讯。特务们遇上这件事，巴不得显显 “威风”，发泄一下兽性，并想乘机邀功，想在这个人身上捞到好处，更想在班里 也抓出两个共产党人来才好，就开始残酷刑讯。在文、潘的指挥下，又打又吊，又 灌凉水、坐老虎凳……用尽严刑，韩忠死去活来几次，搞了一天大半夜，还是那些 话。 杨清植更认定这个人是共产党，就叫潘、文两人负责再问，先把人关进禁闭室。 潘贞福、文俊棠全是理化室的人，讯问就移到理化室附近离禁闭室很近的名为 石门洞里进行，从学生第八队调了几个壮汉专管用刑和看守。有一天夜间，还使用 理化研究室的大教室，布置了一次假法庭审判，文俊棠在一边指挥，叫研究员张景 俊假充法官，搞了一次假枪毙，但也没问出他们希望的结果。一连几夫日日夜夜地 刑讯，特务们也搞累了。搞烦了，就停了下来，把韩忠仍送进禁闭室。但文俊棠邀 功心切，仍不甘心，夜晚他一个人又跑到禁闭室去问。韩忠几天吃喝不足又受重刑， 文去后一阵毒打，竟把韩忠当时打死在禁闭室里。事后军统局本部知道了这件事， 专电班里叫把文俊棠、张景俊、潘贞福押送重庆军统局司法处。军统并不是要惩办 他们随便打死人的罪，而是认为他们抓到了共产党，没有问出什么可供扩大搜捕的 线索，就把人整死了，要办他们的失职罪。但这几个人都是徐亮的得意门徒，他电 复重庆，自己担当责任，拒不处理，仍114 他们照常在班工作。到1944年，特训班 结束后，张景俊。文俊棠先后去重庆，军统局司法处还是以失职罪把他们关了起来 ；潘贞福则一直在中美班当教官，一点没受影响。文、张两个也只关了一段时间又 放出来，另派工作了。刑讯。在文、潘的指挥下，又打又吊，又灌凉水、坐老虎凳 ……用尽严刑，韩忠死去活来几次，搞了一天大半夜，还是那些话。杨清植更认定 这个人是共产党，就叫潘、文两人负责再问，先把人关进禁闭室。潘贞福、文俊棠 全是理化室的人，讯问就移到理化室附近离禁闭室很近的名为石门洞里进行，从学 生第八队调了几个壮汉专管用刑和看守。有一天夜间，还使用理化研究室的大教室， 布置了一次假法庭审判，文俊棠在一边指挥，叫研究员张景俊假充法官，搞了一次 假枪毙，但也没问出他们希望的结果。一连几夫日日夜夜地刑讯，特务们也搞累了。 搞烦了，就停了下来，把韩忠仍送进禁闭室。但文俊棠邀功心切，仍不甘心， 夜晚他一个人又跑到禁闭室去问。韩忠几天吃喝不足又受重刑，文去后一阵毒打， 竟把韩忠当时打死在禁闭室里。事后军统局本部知道了这件事，专电班里叫把文俊 棠、张景俊、潘贞福押送重庆军统局司法处。军统并不是要惩办他们随便打死人的 罪，而是认为他们抓到了共产党，没有问出什么可供扩大搜捕的线索，就把人整死 了，要办他们的失职罪。但这几个人都是徐亮的得意门徒，他电复重庆，自己担当 责任，拒不处理，仍114 他们照常在班工作。到1944年，特训班结束后，张景俊。 文俊棠先后去重庆，军统局司法处还是以失职罪把他们关了起来；潘贞福则一直在 中美班当教官，一点没受影响。文、张两个也只关了一段时间又放出来，另派工作 了。司法处还是以失职罪把他们关了起来；潘贞福则一直在中美班当教官，一点没 受影响。 文、张两个也只关了一段时间又放出来，另派工作了。 特工秘闻 我所知道的东南特训班 陈光庚 1941年的秋末冬初，当东南特训班初创时，我任该班的少校中队长，1942年夏， 调任财政部税警总团教导第三团（不久改编为税警第十九团）为少校副营长。 1943年秋末，我调回东南特训班任中校军事教官，直至该班结束。 东南特训班简介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统局在抗战的名义下，在浙江警官学校开 办电讯班、邮检班，继而在湖南的临法、衡山，贵州的黔阳、息烽及重庆、兰州等 地，先后开办了十几个特训班、查干班和游干班，大量培训特务。鉴于东南地区还 没有建立基地，1938年，军统局就有在该地区建立训练班的计划。戴笠决定把训练 班办在福建建匝的东峰。于是，1939年开始筹备，1940年先调集了部分干部，1941 年秋正式筹办，这就是东南特训班的来历。 东南特训班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东南特种技术训练班”，挂在班本部门口的 衔牌上则写着“军事委员会东南训练班”，隐去“特种技术”四字。第一期学生的 毕业文凭上写的却是“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第五期”，表明该班毕业的学 生也隶属于警官系统。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研究训练合作所”（简称“中美合 作所”）成立，在东峰开办“军事委员会中美合作所东南特种技术训练班。”这个 后设立的训练班按中美所内部所办特训班的番号排列，也称“中美合作所第七特种 技术训练班”，军统内部则称“东峰班”或“七分班”。东南特训班与东峰班这两 个训练机关，虽然一为军统局所办，一为中美合办，但两位一体，统一指挥。 东南特训班（以下简称“东南班”）于1941年秋开始筹办，至1946年春正式结 束，历时4 年多，前后开办二期。 东南班的班址选择在极为偏僻的山区东峰，据该班首任副主任王乐坡告诉我， 这是戴笠亲自前来实地勘察选择决定的，一是训练特务之处，应尽量保守秘密，掩 避外界耳目；二是东峰附近常有中共闽北游击队活动，班址设此，可以扼制游击队 出没，便于配合其他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围剿”。 创办经过和招生工作一、创办初期1941年八九月间，军统特务王乐坡奉戴笠之 命，带领上校秘书组组长姜朝龙等一批特务骨干，从重庆来到东峰，筹办东南班。 东南班的教职员和训练干部，除组长以上的部分特务骨干由重庆军统局直接委 派或从四川、湖南、贵州等地调来外，其他绝大部分人员由邻近省区军统各公、秘 单位挑选，或由一些高级特务向外网罗而来。 由于人数众多，机构庞大，且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后勤供应任务很繁重，特 在建配、南平、永安、福州等地分设“东南班交通联络站”。福建各军统单位都全 力以赴支授东南班，闽北各县的县长在军统的威力下，要什么就得供应什么，否则 非但不能保住县长的宝座，而且有杀身之祸。东南班的筹建工作，大约到1942年初 才基本完成。 二、第一期招生工作情况班本部的筹备工作初见端倪之后，王乐坡即派出骨干， 分赴浙江淳安，江西上饶和本省的漳、泉各地设立招生办事处，开始招生。王还亲 到福州主持福州考区的招生工作，班本部总的筹备工作和招生工作。 王乐坡与我在中央军校有师生之谊，他是军校“中华复兴社”的负责人之一， 我也在校参加了复兴社，因而与王还有同个组织的成员关系。1941年9 月间，我正 闲居福州。王来福州，颇有人地生疏之感，虽有军统特务作依靠，但与这些人还是 初交，关系不深。他知我对福州各方面情况较为熟悉，特来访我，请我出来帮忙， 并告诉我他是奉戴笠之命，前来福建建团东峰筹办东南班的，对该班的性质、任务、 前途，说得很详细。特别打动我心怀的是：蒋介石对戴特别倚重、信任，已内定抗 战胜利后，界戴以海军部长的重任，将来海军陆战队的主要骨干，都将以在特训班 工作过的军校同学来担任。我于1936年从军校毕业后，一直充任副职，没有操过实 权，要在国民党正规军呆下去，没有背景靠山，前途实在渺茫，现在得此良机，岂 能错过？于是欣然答应了王的要求。王当时保荐我当中校中队长，后经军统局本部 核委为少校中队长，并派我兼任“东南班招生委员”。 王乐坡还告诉我，戴笠对特训班的招生工作非常重视，他离开重庆来闽前，戴 召见他时再三叮咛，要特别注重学生的来源和学生的质量，要求学生政治上绝对可 靠，文化程度高中以上，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而且体格强壮，不合其一，宁缺 勿滥。一定要有军统特务的介绍，由其出具保证书，再经过军统所属的公、秘单位 审查，认为合乎条件后，统一报送招生办事处。因此凡是投考东南班的，都是特务 分子的子弟、亲戚、朋友及与其关系密切的青年。 考试科目与试题由东南班班本部拟定寄来，口试的问话内容也是班本部规定的 几句话，如：“你对抗战的认识如何？”“你对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你愿意不 愿意终身做一个拥护领袖（蒋介石）实行三民主义的信徒？”“你有没有临危不惧、 临难不苟、效忠党国、宁死不屈的精神？”听说这些口试内容，特务们早就泄露给 自己所介绍的人，让他们做好准备，临考当然应答如流。 由于招生工作全部委托给军统所属各单位执行，我这个招生委员就没有什么具 体工作可做，主要是与各报名站联系，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向王乐坡汇报而已。 王这时正在花天酒地，忙与各方面应酬，我趁此机会为自己拉拢班底，利用 “招生委员”这块招牌，紧张地进行活动，物色了十多个中央军校毕业的同学，把 他们介绍到东南班分任区队长、区队副，以作将来发迹之本。 10月下旬，福州考区招生工作结束，录取学生集中泛船到财政部福建缉私处， 听取处长江秀清的训话，大意是：考取东南班前程远大，要学好本领，为党国效劳， 为领袖效忠。训练期间，吃、穿、用都是国家供给。毕业之后马上分派很优越的工 作，待遇起码在尉官以上，比投考军校还要优越。希望大家努力奋斗，等等。过后， 队伍即到龙潭角登轮。 三、第二期招生工作情况1943年夏，国民党方面由戴笠为代表与美方代表在重 庆订立合同，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训练合作所”，戴笠为主任，美方指派海军 情报部门的梅乐斯准将为副主任。合同规定：中国出人，美方提供武器装备，并派 遣人员来中国协助训练、培养大批军统所属武装部队的基层骨干。此后即在全国各 地陆续开办了十几个训练班。1944年夏，在福建开办了两个特训班，一个设在华安， 称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华安特训班或华安班）；另一个设在建匝 东峰与东南班合办，称中美合作所第七特种技术训练班，但一般人的习惯还是称它 为东南班，在东南班内部则称为第二期。 此时，王任教育长，我任军事教官，又参与了第二期的招生工作。第二期招生 对文化程度的要求降低到高小毕业至初中肄业，不需经过笔试，但也不宣布训练结 业后即是军统武装部队的基干。 我在南平招生时，福州被日军占领。从南平到白沙沿途关卡林立，商贩受尽敲 诈勒索。但这些关卡对持有东南班通行证的人都放行无阻，而且对其携带何种物品 也从不过问。听说持着东南班的通行证可以通过各道关卡，进入沦陷区做买卖，有 些商人就钻这个空子，通过各种关系，想法把东南班的通行证弄到手。南平招办处 曾领到“军事委员会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南平招生办事处铃记”一颗，这一 颗铃记对顺利通过通往沦陷区的沿途关卡和军警的检查起了很大的作用。记得我在 南平时曾发过三张通行证，每张通行证上都写上“兹有本处职员某某派往白沙等地， 负有特殊任务，携有XX货物一批……请予协助便利放行”等语。商人们领证都是事 前请客相商，事后敬送礼物，如哗叽。呢绒衣料或食品等。 第二期招生工作于1945年2 月底全部结束。 人事编组概况东南班机构庞大，人员复杂，调动频繁。现只能将一些主要人事、 编制情况简述如下：该班的人事管理属重庆军统局人事处，但行政、编练、经费则 归军统局东南办事处负责。班主任戴笠兼，负实际责任的是少将级副主任。首任副 主任王乐坡，浙江黄岩人，黄埔军校六期炮科毕业，军统老特务。第二任副主任金 树云，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四期辎重科毕业，军统老特务，在班任职年余，因教 务组长胡步虬向戴笠告发其贪污腐化罪行，被免职他调（但胡不知何故，反被关押）。 第三任副主任桂运昌，贵州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军统老特务，原奉戴笠之 命来班调查金树云的案件，名义上与李修凯共同负责政训组，金免职后任副主任， 至1944年5 月第一期学生队结业后离职他去。第四任副主任林超原是该班上校大队 长，桂调走后他升任少将副主任，直至该班结束。 班本部下设秘书组、教务组、政训组、总务组、主任办公室、经理室、军械室、 电台等组室，下辖大队和中队，各期大队、中队数量不等。 该班的中外教官前后共有七八十名，其中美方教官近半数。美方教官主要教授 各种美式武器的使用保管和爆破技术，也教授一些诸如化学密写、通讯联络、气象 观察、地形地物利用、阵地侦察等特务技术。美方教官的教学方法是典型的注人式， 只教你怎样做，从不解释为什么这样做，让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学生提出问 题，被难住了，就耍无赖地破口大骂“中国人是笨猪”或“你是故意捣蛋”，很不 受欢迎（按：美方教官都来自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为海军少校司华兹， 副指挥官为海军上尉歇尔），他们统归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的美方副参谋长、中 校总顾问贝乐利管辖指挥。 几个附属单位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讯人员训练班该班简称“电讯班”，设 在东峰隔河的井歧乡。戴笠为了掩盖外界耳目，套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衔头，但 实际是直属于重庆军统局的一个电讯专业特务训练班。由于该班设在东峰附近，军 统局不便于掌握，便委托东南班就近督训，外界也称之为东南班。它的任务是培养 训练特务部门的气象测候技术人员和有线。无线电讯报务人员。该班学生结业后， 大部分分配在东南各省气象站、台，邮电部门和邮检所搞特务工作，少数分配在军 统各特务机构电台当报务员。按原来意图，该班人员结业后，大部分将派往沦陷区 搞潜伏电台工作。谁料训练尚未完成，日本已战败投降，而临到该班结业时，戴笠 又撞死戴山，各部门对这批特务分子的工作分派极感头痛，能推的就推，能挡的就 挡，能挤的就挤，结果本是军统局“天之骄子”的这批人顿时受困，有的人甚至流 浪街头，饱尝失业之苦。 二、东南看守所1942年2 月间，我在东南班中队长任内，曾去抢墩看守所探望 一个被禁闭的同乡学生，以后也听人谈了一些有关该所的情况。 该所设在离东峰西北约7 里地的一个叫捻墩的小村里，叫作“东南看守所”， 也叫“捻墩看守所”，对外则叫“捻墩更新小学”，其实是军统的一所秘密监狱。 据说该所是从浙江金华沦陷前迁来这里的，专门关押中共嫌疑犯、进步人士和 学生，同时也关押一批军统内部的所谓犯了“家规”、违反“团体”纪律的人员。 该所规定关押人犯时间不得超过6 个月，否则就应转送到其他特务监狱和“中 学”。 但因当时交通阻塞，时局动荡，难以外送，因而有些人犯关押在这里达三四年 之久，最后被秘密处死。 这所监狱是利用破祠堂（孝子祠）修建而成，四周的风火墙高达丈余。内部分 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押军统内部人员的牢房，有床、桌、椅等设备，这些“犯人” 可以看书、下棋。谈笑、聊天，随时购买物品和接见亲友，看守所上下特务对 他们也敬如上宾，真是名副其实的“学校”。另一部分牢房关押共产党嫌疑犯和进 步人士，以及被特务们勒索敲诈不遂，被扣上“海匪”嫌疑的劳动人民。这批“犯 人” 睡在阴湿的泥土地上，手铐脚镣，一天吃的是二餐带沙的馊米饭，只用盐汤下 饭，个个面黄肌瘦，特务们对他们如狼似虎。两部分牢房共可关押150 人所内设有 许多中西式刑具，电椅、老虎凳、夹板子。刺甲竹签、烫斗、皮鞭……应有尽有。 夜阑人静时，住在附近的农民经常听到被害者的惨嚎声、呼救声、呻吟声，令 人毛发耸然；婴童听到，也吓得不敢啼哭。 该所所长曹飞鸿（有人说是江西省主席曹浩森之侄）是一个老特务，为人狡猾， 手段凶狠。 这批特务经常在半夜三更闯进农家强奸妇女，还明目张胆地按官价强买农民的 家养禽畜，宰后高价出售牟利，如有不遂，即以通匪嫌疑将农民关押、绑架吊打， 直至达到强买国的，农民具结认“罪”取保方肯罢休。当地居民被闹得鸡犬不宁， 难料何时飞来横祸。 训练概况和训练内容一、第一期入伍生训练1941年冬，招生工作结束，学生从 各地送班报到后即编队受入伍生训练。训练以灌输法西斯思想，磨炼所谓“坚强意 志”，考察政治倾向，锻炼强健体魄，养成刻苦耐劳，懂得军事基本常识为宗旨。 总之，这一阶段是对学生的政治思想进行甄别、考核的过程，甚受重视。由于 是在初创时期，设备缺乏，尤其所占民房不敷应用，而山村人少，派工派夫仍赶不 上建筑的需要，所以在头3 个月中，训练以强迫劳动为主。一些平素娇生惯养的学 生和一些原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氓地痞，哪能受得起这种苦役，自然叫苦连 天。 开始时就有学生偷跑，但几天之后，逃跑的人都由保证人或保送的单位送回。 既来又去，去而复来，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一般的都加以禁闭，直到受罪已够， 具结悔过，保证不再逃跑，方得回队续训。有些人消极怠工或装病告假。队职人员 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抓到把柄就严加责打或不给饭吃。这些人由于内心不甘，有的就 在吃饭时敲碗打筷。有的在晚间点名唱歌时故意高一声低一声，阴阳怪腔，有的在 熄灯以后卿咕个不停，以示抗议。队职人员对这些消极抵抗的行为常用的是罚集体 跑步，直到大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精疲力尽，互相怨骂，方肯罢休。总之，对队 职人员来说，就是要用各种办法，在这3 个月中，将这批学生训练到既不敢跑、又 不会闹、服服帖帖、惟命是从为止。 经过3 个月的强迫劳动，各方面已经上了轨道，班本部的大操场，中队的小操 场、课堂、饭厅等大致建成，才正式开始入伍生训练。训练内容分政治、军事两科。 政治学科有：“校史”，以黄埔军官学校的校史为教材：“家风”精神，以军 统局编印的绝密小册子为教材（这种小册子发了很多集）：“领袖言行”，以（中 国之命运）、“四维八德”为教材：“中共问题”，以叛徒的“著作”和国民党中 宣部所编写的反共资料为题材；抗战形势，以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内部“简报”为 教材；军事学科，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为教材；军事术科，从步兵 各个基本教练到班教练；野外演习课目则有斥候勤务、步哨勤务等。军事学术科的 训练要求不高，只求懂得一般军事基本常识和锻炼强壮体魄。下面将我所了解的 “家风” 教育和“中共问题”两课，略加叙述：1.“家风”教育。根据戴笠的规定，军 统所办的训练班都须认真严格地进行这一教育，并指出做好家风教育是办好训练班 的关键，也是创办训练班的宗旨。家风教育的教材是绝密的内部文件，是军统发家 史的记录，是军统特务反共反人民血腥罪行实例的详细记载。它按历史时期。时间 顺序与事件性质分类，编成许多集，分发给各级军统特务阅读。小册子编了号，分 发给谁，谁就要签名盖章，规定不得遗失，不得泄漏，否则以违反“团体”纪律论 处；非军统核心分子不准阅读，也不得听讲。所以许多特务把此书奉为“圣旨‘”， 身不离书，书不离身。我当时曾以分发不到这册子引为遗憾，为好奇心所使，也偷 阅过几册，还偷听过一次讲课，知道小册子内容很多，现只记得以下几点：①军统 的任务：就是戴笠经常说的“发扬黄埔精神，继承先烈遗志”，“秉承领袖意志， 体念领袖苦心”等几句话。在特训班班歌中，也引用了戴笠的话，如“我们是领袖 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等。 ②军统的组织原则：就是特务们常说的“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的封建家 长式的组织原则。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秘密指挥公开，各级特务组织和成员身份要 绝对保守秘密，连配偶也不得告诉。 ③军统的纪律：这方面有很多规定，如不得泄漏“团体”机密，不得叛变“党 国”，不得擅自脱离“团体”，不得违抗命令，不得出卖“团体”，战时不得结婚， 不得贪生怕死，等等。我在读完“纪律”这一节后，觉得有一种恐怖感随时在威胁 着我，以不知何时会有杀身之祸降临而心怀惴惴。 ④军统发展原则：必须是绝对忠于“党国”、忠于“领袖”，愿意遵守“团体 ‘纪律，服从”家长’指挥，经“团体同志”的介绍和保证，再经“团体”审查批 准的，方得加入。批准后，还要填誓词，参加宣誓仪式，才算正式参加组织。记得 小册子中还有这么两句话，叫作“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休入此门”，班本 部大礼堂门口的一副对联写的就是这两句话。 ⑤“家风”关于死的解释很多，对此单独作为一条阐述。中心意思是：人生总 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凡是为“党国”、为“领袖”、为“团体” 效忠而死，就是革命烈士，这样死就重于泰山，这就是孟子所谓“杀身成仁、 舍身取义”，其他的死，就是轻如鸿毛，都是军统“团体同志”所反对的。 ⑤小册子记载了军统的发家史和为蒋介石效忠的“丰功伟绩”，无异是军统反 共反人民罪行的自供状，这些小册子所以“绝密”不得外传，不得泄漏，见不得人， 可能即基于此。记得其中引述了对红军五次“围剿”中，复兴社特务处所作的“功 绩”有：镇压白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胜利”，暗杀反蒋爱国人士史量才、杨杏佛 的前因后果，“闽变”发生后瓦解十九路军的“功劳”，策反余汉谋投蒋反陈（济 棠）的始末，收买广东空军投蒋叛陈的“重要意义”，西安事变时戴笠冒险“深入 虎穴”营救蒋介石、“赤胆忠心”的“大无畏精神”的表现，等等。这些材料明确 地供认，军统是靠反共起家、靠血腥暴行发家的。 “家风”教育，占整个入伍生训练的一大部分时间。我偷听的一次是讲“西安 事变”那一节，说蒋如何感动了张学良；戴又如何忠于“领袖”，出生人死地营救 蒋介石；蒋回到南京后，宋美龄所著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如何表扬戴的 “忠勇双全”等等，将戴描画成为一个“绝世英雄”。家风教育的结论是：“有团 体就有前途，有戴笠就有事业。” 2.“中共问题”。金树云等特务曾在全班官生多次集合的训话中公开宣布过： 军统与中共是势不两立的，“有我无共，有共无我”。其他大小特务不论在纪念周 的精神讲话或平时训话中，无时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谩骂、诬蔑、造谣、中伤。尽 管咒骂是那样恶毒，戴笠犹嫌不足，为加强反共教育的效果，特在东南班开办了一 个“中共问题”课，从理论上灌输反共思想。此课由政训室主任每次集中一个大队 来讲授，下课后各中队分开以区队为单位开座谈会。东南班在所授的课程中，很少 采用组织座谈会的方式来巩固教育效果，唯独对“中共问题”有此方式，足见军统 对此课的重视。其目的不外两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反共教育，灌输法西斯思想； 二是从中寻觅“异党分子”，考查政治态度。据说这部分教材是重庆军统局发来的， 记得有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是什么叫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对比。 第二部分是“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以上两部分的教材，据说是叛徒 张国焘、叶青等人主编的。第三部分是“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歪曲、诬蔑、诋 毁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如有关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土地改革的政策等。据说这 部分是由国民党中宣部编写的。第四部分是“有我无共，有共无我”。据说这部分 是摘录蒋介石历次所作的反共演说记录编成的。 军统对所属特务进行反共教育的另一种手段是威胁。林超在一次训话中说到： 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 别想活命。他还列举几个军统人员因破坏人民游击队活动而被共产党处死的实例， 说什么与中共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此等等。通 过威胁和欺骗，使特务们对中共既怕又恨，更坚决地反共反人民。 二、分系专科训练1943年3 月中旬，戴笠来东南视察，一方面主持“四一”大 会，另一方面主持第一期学生的分系训练。戴对分系工作极为重视，要求做得认真 细致，那几天班内的大小特务因此个个忙得晕头转向。戴就入伍训练中的所有课程 对全班学生进行了考试，然后又找学生个别谈话，加以甄别。同时召集队职人员根 据各中队指导员平日对每个学生的考核，进行共同评审。每次召集队职人员共同做 学生评审工作时，总要把队职人员臭骂一顿，什么“管教无方，训练成绩不好”啦， “辜负了领袖委托的苦心”啦，等等（有些学生在个别谈话时向戴讨好，打了队职 官的“小报告”）。最后每个学生填了一张志愿书，虽名为志愿书，实际名目繁多， 从个人到家庭，从父母到先祖，从亲戚到朋友，六亲九眷都要填清。同年3 月底， 根据甄别、评审的结果，划分为5 个系，重编5 个中队，进行分系专科训练，从此 入伍生军事化的紧张生活退居次要地位，军事学术科训练时间大大减少，只有每天 早晨的健康操照常进行，作为锻炼体格的辅助训练。 就在这次分系甄别评审中，从中挑选了100 余名“成绩优秀”、“忠于党国”、 “热爱团体”的学生，送往重庆‘冲美合作所特种警察训练班“深造，使其具有” 万能情报员“的水平，并精通一至二国的语文，准备派往国外充当国际间谍。 这批特务训练到1946年3 月，因戴笠死于非命，也就草草结束，未按原定计划 派用，只调往全国各地警察部门做较为重要的特务工作。 分系训练主要是特工技术训练，附带一些政治（包括国父遗教、总裁言行、《 中国之命运》、近百年史、敌情以及主任言论等）、法律、警政、国文、外语的训 练。其宗旨是熟悉特工常识，掌握各种特工技术，锻炼胆识，培养机智灵活、心狠 手辣、有独立行动能力的特工人员。训练的类别很多，像特工常识、情报学、密码 学、行动术、擒拿术、通讯术、侦察术、邮检术，爆破学、指纹学、痕迹学、电讯 术、驾驶术、摄影术、国际间谍和内勤业务等课程是各系必修课，但各有各的教育 重点：如情报系以情报术、密码术、侦察术为主，另附化装术，秘密通讯，潜伏术， 心理学、交际学，各种毒药的性能、配制、使用和所谓“三十六计”等；行动系又 称爆破系，以爆破学、行动术、擒拿术、侦察术为主，另附地形学、跟踪术、暗杀 术、灭尸术及各种轻武器和小口径手枪的性能、使用等；邮检系以邮检术、情报术、 指纹术、通讯术、密码术等为主，另附密写术、显迹术、地理学等；电讯系以电讯 术、密码术、通讯术、内勤业务为主，另附气象学、电讯侦察术、化装术、潜伏术 等；政工系以内勤业务、情报术、指纹术、通讯术等为主，另附法律学、警政学、 心理学。政工条例等。以上是各系训练的主要内容，但在这些“术”和“学‘之内， 又分成许多项目。如暗杀术又分成为刀杀、枪杀、勒杀、毒杀、点穴杀等等。密码 通讯又分明、暗两种，明的又分数字的加、减、乘、除，千万个数字，变化无穷； 暗的分碱水密写、米汤密写、化学密写、化学浸没、火燃现字、代号通讯、隔行隔 字看文，等等。训练内容还有特务之间的秘密对话、帮会隐语和湖口”暗语的运用 等，五花八门。总之，军统特务训练的内容集古今中外一切杀人放火、抢劫、绑票 等经验之大成。 军统训练特务的特点是讲究实用，很少作理论上的分析，主要的课程都以现身 说法、解剖具体案例的方式来进行，以下是训练中的几个具体事例：行动术：戴笠 是靠杀人起家的，对这门课特别重视。这门课不由一般的教官主讲，而是由重庆军 统局派出的巡回队教官或有亲历经验的特务来班任教。记得一位巡回队派来的姓陈 的教官在讲授这一课时，以暗杀唐绍仪的亲自经历为教材，详细讲述该案发生前的 布置和执行的经过，历历如绘，有声有色，描述得淋漓尽致。除此，他还对执行暗 杀时如何进行内外线的周密布置，如何选择人员和凶器，下手时怎样做到干净利落 及如何毁尸灭迹等作了详尽的讲解，令人毛骨惊然。 射击术：这方面对行动系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因为根据军统特务从暗杀史量 才等爱国人士的行动中得出的经验，没有纯熟的特等狙击手，就不可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完成暗杀任务，有时反被对方抓住把柄，暴露暗杀的幕后真相。所以“团体” 的纪律规定：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便成仁”。 东南班以巨款修建了一个设备极为新式完善的秘密靶场，拨出大量的弹药供行 动系学生练习射击，要把每个学生都训练成为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优等射击手。 在射击术教学中，特别着重小口径武器如各种手枪的射击技术训练，规定每天在一 定时间训练，不论是静止目标还是活动目标，不论采用哪种射击姿势和情况如何复 杂，都要求能精确命中目标，完成任务。另外还要求学会单手装弹、双手打枪。‘ 最后到野外实地练习，以飞禽走兽为目标作围猎运动。这批学生能百发百中地打下 飞禽走兽的并不多，相反地，附近农民的家禽、家犬倒被打死了不少。 擒拿术：这也是行动系的重要课程之一。擒拿术教官有十余名，多半是从河北、 山东、内蒙古等地用重金聘请而来的江湖术士，专教擒拿、摔跤、“南拳北腿”。 其中“点穴”法，第一期由从四川峨眉山请来的一个姓金的和尚（绰号“罗汉”， 自称“活济公”）担任教习。这人一不持斋，二不拜佛，酗酒好色。我曾亲眼见他 做现场表演，以他的同伴为试验品，只见他用食指向同伴一点，此人立刻瘫躺在地， 面无人色。约过20分钟，那和尚又在他身上一点，脸色立即转好，神智亦渐恢复， 10分钟后就能立起。据此僧自称：他曾得峨眉山憎人的秘传，精于拳击，擅长医术， 熟诸人体五行血液循环运行原理，所以才有此按房“点穴”、“活穴”之功，一般 不轻易传授，并说“点穴”后不得超过30分钟，逾时即无法救活。第M 期“点穴” 教官是刘金声（山东人），教授此课时都是以学生为试验品。军统所以要训练 这种“绝技”，主要是用于对付强敌：若一时无法制服对手，就可以运用它毫不费 力地将对方擒获，或弄死灭口。 情报术：这是东南班每个学生都必须精研学习的一门课，因为任何人日后都有 可能被分派潜伏到敌方内部做情报工作。这门课由巡回队教官郑某（郑浩铭？）来 班主讲，他以自己在上海沦陷时期搞特务工作的经验为教材。据说搜集情报主要有 两种方法，一是“打进去”，二是“拉出来”。“打进去”要装得和对方一模一样， 一言一行都要时刻检点，特别是要取得对方的信任，这样才能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 “拉出来”比较困难，一不小心，就会全军覆没。在选择“拉出来”的对象时 要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有绝对的把握，一般采用“抓把柄”、“送钱财”、“美 人计” 等方法，要看清具体对象的缺口，然后向这缺口突破，对有的人还须交替兼施 这三种手段。此外还可用药物制服对方，他说他在上海潜伏工作时，曾用过一种烈 性药粉使对方嗅后昏迷，取得了汉奸内部的一份机密情报。还说在上海某敌伪机关 机要部门，有一位年轻的女职员与敌高级人员混得很熟，他曾用“春药”诱之下水， 从她的身上搜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特务教官所讲的课程都不发书面讲义，只许作笔记。但就连这些笔记，在学生 结业分发之前，也要经过极为严密的搜查，全部收缴。离开班本部前全体集中大操 场，由队职官和指导员、教官等将全部行李打开拆散，进行检查，甚至撕开棉袄、 棉被中的棉花，衣缝、夹袋更在不免，女生则从头发夹至下体由女护士和女生区队 长进行检查，这是第一道。到了南平、建伍上汽车站或轮船码头时，又同样再彻底 搜查一次。所以学生所掌握的特技，在班学了多少就算多少，离开班就记忆有限了。 三、第二期“巡察总队”的训练巡察总队是一支特务武装部队，因此该队的训 练内容，除“家风”、“中共问题”、特工常识等教育与学生大队相同外，其他则 偏重于军事学科、术科方面。由数十名美军特工人员控制一切，中方特务对美方意 见惟命是听。 巡察总队的装备，从服装到武器皆是美式。 该总队的训练，着重在军事术科和武器的使用。学科方面，由于这批队员的文 化水平很低，只限于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术科方面的制式教练， 从步兵各个基本教练到班。排教练为止；战斗教练，则有斥候勤务、步哨勤务、尖 兵勤务。班的进攻与防暴等课目。武器的训练皆由美军担任，包括各种武器的性能、 拆卸、排除故障及实弹射击等课目。整个训练时间不到半年，于1945年4 月底即由 东峰开到南平整训，待命追歼由福州撤退的日军。 第一期学生结业分配工作该班第一期学生受训时间很长，前后达3 年之久，这 在国民党所办的训练班是从未有过的。第一期学生结业分配工作时，国际反法西斯 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戴笠将这批特务保存到这时候，才奉蒋介石之命，来班主 持结业典礼和指导工作分配。 戴笠对这批学生的分配工作煞费心机，他花了不少时间，与每个学生作了个别 谈话。除1943年3 月份分系甄审时已从中挑选了100 名“成绩优良”的学生送往重 庆“中美所特种警察训练班”深造外，毕业时又从中选了300 余名男女学生，秘密 派遣到京、沪、杭一带日占区搜集情报，建立电台，策反伪军，同时勾结敌伪，破 坏中共游击部队，等待日军投降时做接收工作。其余的300 多名是这样分配的：凡 是在职特务来班深造、大部仍回原单位，提升一级任用；部分派到东南各省区军统 系统的机构工作，如缉私处、货运处、稽查处、高警室、水警队、刑警队、调查室、 情报处、中美合作所、水陆交通运输检查站、邮检所、航空检查站、秘密监狱，以 及戏院、旅社、浴室、照相馆等特种营业单位。其余非在职出身的分配到军委会、 外交部、财政部各经济部门和第三战区的政治部、参谋处、情报处，以及各杂牌部 队的第二科（管情报业务）等单位去。总之，这批特务的分配范围极为广泛，无处 不在。 这批特务在抗战胜利之后，大部分又调回国防部保密局所布置的各地秘密站工 作，专事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全国解放前夕，又把他们调派到“军事委 员会反共救国军”各武装部队中为骨干，在各解放区进行特务武装活动，最后全被 歼灭。 特工秘闻 军统的各种特务训练班 邹凤金 1939年春，我怀着抗日报国的愿望，辞别双亲，经人介绍，投笔从戎。 上饶初试，衡阳复试后，被录取某匿名军校，送黔阳编入新生队。行军抵息烽， 方知误入军统，从此过了10年军统生涯。 息烽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山区，交通闭塞，军统局在此设特务训练班，戒备森严， 外人不知其详，以情报学校、间谍学校名之。它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息烽特训班， 或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入伍新生踏进此地，就与世隔绝，开始接受特 务训练。 训练分前后两期，前期是入伍生训练，后期是各种技术训练。入伍生训练主要 是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强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效忠领袖、不成功便成仁等， 要学生摒弃个人感情、欲望、意志，成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驯服工具。技术训练 是为了使学生掌握特工技能。息烽班有情报、行动、警政、外事和电讯5 个技术系。 情报系培养情报人员，要求掌握掩蔽自己的本领，尽量做到一般化、合法化、 社会化，善于迎合各种各样的对象，搜集所需要的情报。行动系专门培养执行逮捕、 暗杀、爆破的行动人员，要求巧妙运用瞒天过海、国魏救赵、借刀杀人等三十六计。 警政系专门培养从事秘密工作的警政人员，主要是刑事警察。外事系培养对外 国人进行特务活动的专门人员。电讯系专门培养掌握秘密收发报技术和侦破敌台技 能的人员。其他如秘密通信、密电码学、擒拿术、拳术、手语等，则为各系学员的 普修课目。 特训班非常重视政治思想训练，每个讲授教师都言必称“信仰三民主义，绝对 服从领袖”。对学生的思想考查抓得很紧，每周召开一次由政治指导员参加的小组 讨论会，如发现哪个学生发言稍有进步倾向，就立即追查，将情况汇报政训组，由 政训组进一步调查分析，提出处理意见，报班主任裁决。这种审查制度不知冤枉处 理了多少人。 息烽特训班由戴笠自兼主任，实际上由副主任胡靖安全权代理。主任、副主任 下设教务组、政训组、总务组与大队部。所有官位均对学生管教甚严，进了训练班， 就不能退学，日日在严密控制下接受训练。 我初人特训班，内心非常懊丧、惶恐，想自己本是纯洁青年，抱着抗日救国之 心投笔从戎，不想竟误人歧途。如今欲罢不能，欲走不成，只得勉强应付。然而时 间一长，逐步适应了这种特殊的环境，1941年毕业考试，竟还名列前茅，从此正式 当了特务。 毕业后，随队行军到重庆，由戴笠亲自核派工作。戴笠问我：“你愿干什么工 作？”我知其凡事独断专行，便投其所好，说：“听从主任分配，学生绝对服从。” 戴听后喜形于色，又说：“不妨先谈谈你自己的意见。”我便说：“想多学习 学习，能否先干训练工作？”戴说：“很好，派你到局本部训练科工作。”报到后， 以上尉科员任用，成为“督训”的一员。科长郑锡麟，是戴笠十人团成员之一，在 军统中算是老资格。随着军统训练工作的扩展，1942年戴笠将训练科改为训练处， 郑当上少将处长，我也随着升为少校人事考核股长。 我在局本部训练部门供职，因而对军统所属各训练班情况有些了解。在抗战中， 军统特务组织不断扩大，训练任务日益繁重，为此开设不少训练班。其中基本的综 合性的训练班就有5 个：（一）临法训练班，1938年设于湖南省临法县，负责人余 乐醒。该班学生千余人，训练系别有情报、行动、军事、谍参、电讯、外事等，学 制一年，即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第一期。 （二）黔阳训练班，1939年在湖南省黔阳县开办，负责人吴琅。学生900 余人， 学制和系别与临澄训练班同。 （三）息烽训练班，设于贵州省息烽县，共训练8 期，第1 期由胡靖安负责， 其余7 期由徐为彬负责。每期学生500 至1000余人不等，学制一年，训练系别有情 报、行动、警政、电讯、外事等。 （四）兰州训练班，1939年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办，共5 期，负责人分别是刘藩、 王孔安、胡国振、廖华平和刘忠云。训练学生达7000余人，系别中特设有邮电系。 （五）建网东南训练班，1942年设于福建省建项县，由局本部训练科长李修凯 奉戴笠令筹组。负责人先是金树云，后金因过受撤职处分，由政训组长桂运昌充任。 该班第1 期学生700 余人，其中不少是上海流亡学生。第2 期改为中美训练班。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谍报机关对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工作颇感兴趣，提议 合办中美训练班，戴笠求之不得，于是加紧开办了数期中美训练班。 1942年，在重庆杨家山设立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副主任梅乐斯（美），参 谋长李崇诗、贝乐利（美），秘书潘其武、史密斯（美）。该所设作战、情报、心 战、电讯、气象、联络、交通、医务、总务等组。又在杨家山附近的丝厂开办重庆 中美班，负责人由军统局训练处长郑锡；麟任，教官多系美国人，学生近500 人， 来自各基本训练班刚毕业的学生或在职特工人员。1943年，戴笠偕同梅乐斯前往建 伍特训班视察，商定该班2 期改为中美班，学生1000余人。以后，又在安徽进县、 湖南南岳。陕西西安、绥远陕坝、贵州息烽、江西修水、浙江瑞安、福建漳州等地， 陆续开办中美班。 中美特训班的训练项目，主要是爆破、游击、侦察和美式武器的使用，课程有 气象学、摄影学、痕迹学、射击学、密电码研译、特种战争、心理战争等。训练期 3 ——6 个月，毕业后，由美方发给卡宾枪、汤姆弹或U.D 机枪、各式手枪，还有 少量火箭炮。 除基本训练班和中美训练班外，还有各种专业训练班。如在重庆、衡山、西安 等地开办查缉干部训练班，培养缉私人员；在黔阳、息烽和重庆石灰窑、万寿宫开 办外事、外交和外语训练班，学员毕业后，有被派往驻外使馆工作的。在重庆还办 有电讯班、谍报参谋训练班、通信训练班、政治训练班、会计训练班、技击训练班、 经济训练班，还有培养华侨和东北特工人员的南洋训练班与东北训练班。 戴笠办这许多训练班，有其个人野心。他看到蒋介石靠搞军队起家，就指望自 己有朝一日能靠搞特工取而代之，若非后来飞机失事，葬身戴山，恐怕还会办更多 的训练班。 1943年初冬，我奉戴笠命，陪9 名美国教官前往福建建巨东南训练班督训。一 行15人，乘汽车经贵阳、衡阳、曲江抵达目的地，安排停当后，即拟定督训计划， 予以实施。该计划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在技术方面突出海水测定训练，为盟军在福 建沿海登陆作准备。督训为时6 个月，届时戴笠和梅乐斯亲临主持毕业典礼，并核 派工作。戴笠为了检查督训的效果，特安排两次战地实习。一次是爆破福州市的敌 伪据点，派遣学生100 人，携带炸药化装潜入福州市区，在日伪司令部及其他机关、 仓库、据点，安置爆破点，定时一齐爆破，然后四面伏击，完成任务后撤回。另一 次是突袭海岛上的日军大仓库，派遣学生30人，持手提式机枪，乘敌军晚餐时，突 然登岛袭击，消灭敌守备军一个连，然后放火烧毁军火仓库撤回。完成督训任务后， 我即返渝。 特工秘闻 特务处以暗杀起家 程一鸣 蒋介石任陈其美部属时，就搞黑社会活动，进行暗杀。国民党定都南京，蒋介 石妄想用几个打手，几支手枪，来治国平天下。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是蒋介石亲自 控制的特务机关，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不满蒋介石统治的人，都以暗杀手段 对付。特务处从1932年成立起至1938年扩编，不知搞了多少暗杀案。我只略举几宗 震惊全国的案件如下：暗杀前北洋军闻、湖南省督军张敬尧1920年6 月，张敬尧因 遭到群众反对，在湖南省不能立足，逃往湖北省。后来，张敬尧又联合日本帝国主 义反对蒋介石，蒋乃下令特务处暗杀张敬尧。1933年5 月7 日的早晨，特务处华北 区区长郑介民下令用手枪击毙张敬尧。暗杀张敬尧的打手是白世维，旗人，黄埔军 校毕业生，是在北京六国饭店将张枪杀的。 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1932年12月，宋庆龄、鲁迅、杨桂等在上 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争取言论、出版、 结社自由。1933年5 月13日，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亲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 议书，抨击蒋介石仿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组织“中华复兴社”特务组织的行径， 并在各报发表，从而激怒了蒋介石。6 月18日早晨，特务处上海区派行动组组长曹 立俊（化名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将上海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桂枪杀。 暗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吉鸿昌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后，继续发 动向长城各口的攻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抗 日的冯玉祥等于5 月26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任 总司令，由冯领衔向全国通电抗日。任吉鸿昌为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佟麟阁为 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阮玄武为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总共六个军，兵力约20 多万人。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先后向沽源、康保、宝昌、多伦的日军进攻，收复 了以上四个地方。这是“九一八”事件后，中国军民第一次抗日的大胜利，尤其是 收复多伦，震惊全国。蒋介石认为抗日同盟军破坏了他向日本投降的政策，遂调集 嫡系部队黄杰、关麟微、刘戡和杂牌军商震、庞炳勋等，并和日军勾结，妄图围击 消灭抗日同盟军。是年9 月，方振武和吉鸿昌四面受敌，弹尽援绝。蒋介石命令商 震诱骗方振武，保证收编他的部队。方振武和吉鸿昌步行到怀柔来见商震，蒋介石 密令商逮捕方振武，商不肯下手，派车送方振武和吉鸿昌逃往天津。方振武和吉鸿 昌的车经过黄杰的防区，被黄杰的军队拦住问：“车里有没有方振武？”方振武在 车里答：“车里没有方振武！”方振武乘人群乱哄中下车逃走。吉鸿昌被黄杰的士 兵赶下车后，因为蒋介石没有下令逮捕吉鸿昌，因此没被扣押。吉鸿昌到了天津， 住在英租界40号路，他为了和各方人士联系，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了一个房间，继 续搞抗日活动。蒋介石获悉吉鸿昌仍在天津搞抗日活动，遂下令特务处暗杀吉鸿昌。 特务处华北区派行动组组长陈恭澎（河北人，黄埔军校毕业）于 1933 年11月 9 日下午，率领行动特务日一民等去执行任务，恰巧吉鸿昌、王化南、任应歧，李 干三等在国民饭店38号房里搓麻将，刚好打完了四圈换位搬庄，吉鸿昌和王化南调 换了坐位。行动特务竟把王化南当作吉鸿昌开枪射击，当场把王化南杀死。子弹打 在墙上弹了回来，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几分钟后，大批法租界巡捕房巡捕赶到， 将吉等押走，蒋介石要求引渡吉鸿昌后，将吉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 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审讯。吉鸿昌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坚贞不屈，于门月24日英勇牺牲。 暗杀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利用《申报》公开反 对蒋介石，引起蒋对他的不满，遂下令特务处暗杀史量才。特务处上海区派行动组 组长曹立俊，于1934年11月 13 日下午，埋伏在沪杭公路海宁县翁家埠附近地段， 狙击史量才乘坐的汽车，史量才下车逃跑，被击毙在公路旁。 暗杀四川军阀刘湘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蒋介石逃往武汉。四川省军阀 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胃病，企图联合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韩复榘，联日反蒋，阻拦蒋介石进人四川省。当时，宋哲元的军队驻在河南 省的新乡、谈阳一带；韩复榘的军队驻在河南省南阳、湖北省襄樊和陕西省汉中一 带。1938年1 月，戴笠利用刘湘旧部师长范绍增，在汉口监视刘湘的行动。范从刘 湘的侍从参谋那里，偷看到刘湘发给川军王统绪的密码电稿，内容是命令王统绪派 兵到湖北省宜昌、沙市和韩复榘的军队联合反蒋。特务处的电讯总台，也经常监听 刘湘和韩复榘的电台通报，但还未能将他们的密电码破译。戴笠从范绍增手上得到 刘湘发给王统绪的密电稿，就交给电讯总台，参照此稿译出刘湘和韩复榘密电码， 侦获他们联合反蒋的全部事实。蒋介石得到戴笠的报告，1938年1 月11日亲到河南 省开封，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骗韩到开封将其扣押，交特务处特务队押解汉口， 经过何应钦的军法审讯，1 月24日将韩复榘枪决。那时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胃 病，戴笠收买了万国医院的护士，将胃药换成毒药，把刘湘毒死在医院里。 特工秘闻 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内幕 程一鸣 1946年7 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在云南省昆明市被暗杀。 15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又在昆明市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 职员宿舍门口，被人开枪杀害。当时我正在上海，准备到湖南省衡阳市去接任粤汉 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的职务。一天，我接到蒋介石从江西庐山来的电话，要我即 去昆明协助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破获闻一多被暗杀案。当我乘民航机抵达 昆明机场时，唐纵已派车来接我一起往云南省政府招待所。 我问唐纵：“我接到老先生（蒋介石）从庐山来电话，要我来此协助唐先生破 获闻一多被谋杀案，此案侦查的结果怎样，有没有破获的线索？” 唐纵答：“现在还没有结果！你去和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勄帧、昆明市警察局 局长龚少侠共同研究破案，由你主办。”翌日，我和李勄桢、龚少侠共同商谈破案 问题。我要求警务处和警察局提供此案发生的经过、迹象和一切有关的材料和线索。 先谈该案当时发生的政治背景。当时昆明市有几间大学，国内学生的民主运动 浪潮，以昆明最为高涨。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政治活动又较其他党派为烈，因此 在此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因为地方和中央政治上有矛盾，中央控制不了云 南省，所以自由民主空气在这种环境下，更能迅速发展起来。从1945年6 月起，蒋 介石已在准备大打内战，一方面用武力进攻解放区；另方面大力镇压蒋管区革命民 主进步力量。因此，展开两条战线的作战。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为什么刚好在这个时候被枪杀？其原因得先从 上海发生救国会的“七君子”案谈起。1936年11月22日，上海“救国会”的李公朴、 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邹韬奋等七人，被蒋介石下令逮捕，这 是轰动全国的所谓“七君子”案。当时，李公朴已经是革命民主力量的代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结束，李公朴已成为昆明民主进步人士的领导者，国民党反动派 称他为“左倾力量的捣乱分子”，认定李公朴是中共的同情者。为了镇压云南的革 命民主运动，李公朴的名字列人被消除的黑名单。由于昆明屡次掀起反蒋反国民党 的风潮，蒋介石认定李公朴就是此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务必先将李公朴清除掉，因 此 1946 年7 月11日晚，李公朴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于昆明市街道上。 根据我过去在上海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时奉命暗杀唐绍仪和在军统 局第三处处理各种行动案件，都是按照蒋介石的规定，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 到他的事先批准，原因是怕错杀蒋派遣潜伏在各党派内的人物。像戴笠如要谋杀某 人，事前一定要得到蒋的批准才敢动手。所以李公朴被暗杀肯定是得到蒋的批准的。 但他被杀后，蒋既没有下令调查，而他在庐山给我的电话中也没有提及要我破 获李公朴被暗杀案。 当李案发生后，随即引起昆明学生反对政府的高潮，人心愤慨。云南省警备总 司令霍葵彰惊惶失措，赶紧从大理县调来陆军预备第二师，企图对昆明的学生进行 血腥的大镇压。 我到达昆明后，唐纵只要我主办破获闻一多案，并没有要我同时查办李公朴案。 我只能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亲自到西仓坡 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罪证。 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 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判断这件谋杀害，各种证据都指向云 南省警备司令霍葵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 其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被枪杀的经过是这样 的：闻一多，湖北省稀水县人。1899年生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北京清华大学毕业 后到美国留学，是一位诗人、学者。他由于不满意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而参 加革命进步的民主运动。1946年7 月11日晚，李公朴在街上被枪杀后，7 月15日下 午1 时，云南大学的“至公堂”举行李公朴的追悼会，各界参加者约千人。闻一多 主持追悼会。在会上痛斥国民党蒋介石谋杀李公朴的卑鄙行径，并大骂那些监视追 悼会的特务分子，要他们站出来。散会后，闻一多又在（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 待会，揭露蒋介石杀害李公朴的残暴罪行。下午5 点多钟散会后，闻一多和他的儿 子闻立鹤一起步行回家，走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遭到埋伏 在该处的特务枪击，闻头部和身上被击中倒地，他的儿子闻立鹤，见父倒地，即伏 在其父身上，也被击中受伤未死。特务行凶后，即上准备好的吉普车飞驰而去。 原来李公朴案发生后，昆明已经形成反政府的学潮。闻一多被杀后，更如火上 加油，云南省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促进了抗议和声讨的高潮。蒋介石大惊，遂派军统局老特务唐纵，飞往昆明伪装追 查闻一多案，又打电话，要我协助唐纵破案。我到昆明，通过一切材料综合，判断 李公朴案是经过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而闻一多案则是由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葵彰的 冲动，下令该部稽查处的特务枪杀的。因为当时闻一多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反蒋的活 动，尚未及李公朴高，因此蒋介石只批准杀李，而未同时批准杀闻。否则，蒋对闻 案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命令唐纵和我到昆明破获闻案呢？ 根据情况，我认为霍葵彰由于贪功妄动，破坏了蒋介石的杀人惯例。当霍葵彰 派人混入李公朴追悼会时，听到闻一多辱骂蒋而气愤，其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况 更引起霍的愤怒，同时也为了讨好蒋，因此就下令枪杀闻一多。以后事态的发展， 霍知道闯下了大祸，企图将自己的罪恶隐瞒起来。我将破获闻一多案的事实告诉唐 纵，说明此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主谋，他下令稽查处行动特务熊广福等乘总司令部 的军用吉普车，跟踪埋伏在西仓坡一带狙杀闻一多。唐听后默不吭声，我知道唐纵 和霍葵彰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处理此案有所为难。经过短时间的沉默， 唐纵问我：“你认为对此案要怎样处理？”我向唐纵建议两个处理办法：第一，将 破获闻一多案的经过详细电报蒋介石，说这件案是属军人行凶，全国警察总署不便 过问，建议由中央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捉拿凶手审讯。第二，请唐纵亲到警备总 司令部和霍葵彰面谈，把闻一多案破获的经过告诉霍葵彰，由霍自己将枪杀闻一多 的经过报告蒋介石。唐纵接纳了我的建议，由保密局驻昆明的电台拍发电报给蒋介 石，同时，又和霍葵彰协商处理办法。 几天后，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宪兵司令 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到昆明，经过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和卢汉开会商讨后， 唐纵把经过告诉我。卢汉认为只要公布闻一多案，不要公布李公朴案，避免对全国 人民更大的刺激。张镇自告奋勇地说：闻一多是宪兵司令部驻昆明的宪兵队的宪兵 激于义愤而枪杀的。 后由顾祝同决定，同意卢汉和张镇的建议，派冷欣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 最后决定。结果蒋决定照办。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 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一个假案，说是宪兵为了执行职务，到李公朴追悼会上进行监 视，听到闻一多在会上痛骂国家元首蒋介石，侮辱党国。又在《民主周刊》社招待 记者，再度侮辱。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为了维护党国元首，激于义愤，才跟踪闻一 多父子到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将闻一多击毙。这是宪兵个人的行动，和政 府毫无关系。嗣由宪兵司令部提出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两人为凶手，进行公开军法 审判定罪。1946年8 月15日，在昆明市举行枪杀闻一多案的公审，判处李文山、汤 时亮枪决，并在全国各报刊登公审经过，就这样把事实的真相掩饰过去。 闻一多案决定后，我离开昆明赴衡阳，没有参与这件假案的策划。据说这件假 案公审后，蒋介石还怕此案被揭穿，为留有余地，还下令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暂将稽 查处的行动特务软禁起来，万一假案被揭穿，再把真凶手交出。随后，云南省警备 总司令霍葵彰被撤职，经过一段时间，蒋介石又任命霍葵彰为湘西绥靖公署主任。 另一个替罪羊，是军统局特务、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因“未能防范社会治 安的谋杀”而被撤职。 特工秘闻 阴谋暗害宋庆龄 沈醉 1958年，参加国庆观礼时，当我看到和毛主席、刘主席并排站着的宋庆龄副主 席时，我既深深地感到内疚，又不免有些恐慌。因为抗战前，我在上海担任特务处 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的组长时，对她犯下了种种罪行。除了寄手枪子弹对她进行恐吓， 每日派人进行监视，并一再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中，收买她身边的人以外，还曾阴 谋制造车祸暗害宋庆龄先生。 当我炮制的“美男计”遭到失败后，蒋介石和戴笠仍未放弃对宋先生的迫害。 有天我去南京，走进鸡鹅巷53号戴笠的办公室，戴笠问我：除了采用暗杀，还 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撞伤， 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给她造成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 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他听后，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 法，你再具体点谈谈。” 当时我的阴谋是这样：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由我亲自驾驶，挡风玻璃 换用保险不碎的玻璃。因为一般车祸发生，司机受伤往往是挡风玻璃碎片造成的， 只要把它换成保险玻璃，撞后没有碎片，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避弹背心， 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更是可保无虞。自己早已 作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对我这一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我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凶手，更加满意， 一再称赞。我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 接着他就问我：何时何地最宜？我说，一定要在租界内，紧跟宋的车后。看到 来乘坐的车碰到红灯刚把车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 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如果在对方的车行进中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 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车停下后，撞上去的力量大，可以使车内的人受到 重伤；撞过之后，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 任就可以轻一些。我还表示：为了工作，不怕坐几年牢。戴笠对于我所提的意见和 表现的态度，自然十分称心。平日我去南京见他，遇到快吃饭时，我总是赶快把要 说的话说完，从他房内走出，到大饭厅和一些内勤特务一道吃饭，这次他却不让我 走，留我和他一道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坚定信念，并说，即使事 件发生后万一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会想办法很快让我出来。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约一个月左右，他便从杜月笙那里给我弄到了一辆构造十 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我试了一下，车子 很好，只等他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一下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 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 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后也方便些。 我作好一切准备之后，戴笠每次去上海，我总要去问：什么时候下手？他总是 答复：“等一等，决定后自然会通知你的。” 大约在一年以后，他来到上海，要我把小车交还杜月笙一个学生开的汽车行， 说这一计划决定不实行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很周密的计划？他没有直 接回答，却笑着问我：有什么把握能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我 说：“没有经验。”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 彻底追查，查来查去，查出是我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要感到头痛， 脱不了手。”我虽然一再保证决不会说出来，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后悔，他还是一 个劲地摇头，并暗示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所以才决定取消这一计划的。 （摘自沈醉著《我这三十年》一书第四章） 特工秘闻 宣侠父被杀真相 张严佛 1937年10月，宣侠父一到西安，就成为军统局西北区的重要对象，经常派特务 跟踪监视，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转报军统局和蒋鼎文。当时我以西北区区长身份兼 行营第四科科长，跟行营一起在西安新城内办公。蒋鼎文的办公室，就是有名的西 安新城大楼。11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壮实 高大、脸带紫色的人，坐在沙发上面与蒋鼎文谈话。我只好退出来，在外面候着， 时间不久，那人出来了，我再进去，蒋鼎文对我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 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我在他们那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 系。他是个老共产党，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们接头的。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 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 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 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经蒋鼎文这么一说，我对宣侠父更加注意了，因此，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 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这个监视哨最 初的主要目标就是宣侠父。我告诉李翰廷和那个派出所长，叫他们对该派出所每个 警察切实交代，必须把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确确实实认清楚，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得严 加注意，决不放过，也不可认错了人。我严格规定：派出所对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 处任何人，只是以穿警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固定的监视，不化 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作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任何人的监视，必须绝 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 ：确实掌握宣在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必须立即报告。 后宰门派出所的警察，不和其他特务人员作正面联系，并不准其他便衣特务或 化装的特务到派出所去。另外，我指示李翰廷直属组比较精干的组员两人到三人， 专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以监视宣的行动。首先的要求是确保身份秘密， 勿使对方发觉，如果发现有被对方察觉的迹象，立即放弃监视，并撤销派他监视宣 侠父的任务。其次，才是要求从跟踪监视中掌握对象的动态：常到哪些地方去，常 和哪些人来往，偶然去的地方和有时接触来往的又有哪些人，他有什么特殊动作或 嗜好，等等。 我还与李翰廷研究，对宣侠父的监视，不必死盯硬跟，能够从侧面运用可靠的 关系以掌握宣侠父的行动，那就更好。我与蒋鼎文密切联系，把有关宣的动态情报， 随时向他汇报。蒋鼎文左右诸暨人如蒋鼎文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 机要科长寿家骏等，我都指使他们利用诸暨同乡关系注意宣侠父。西安警察局长杭 毅当过黄埔第一期队长，也是宣侠父的老师，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别与宣 将军为黄埔第一期同学，我也动员他们和宣接近，进行伺察。此外，我还指使杨虎 城旧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注意宣将军与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和西安各方面 的接触，并随时告诉我。这样，我用尽了心计，动员了军统局西北区能够使用得上 的力量以对付宣，比较确实地掌握了他的行动。我把这一揽子阴谋暗算伎俩，都告 诉了蒋鼎文，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也自以为得意，并报告了军统局。 从1937年冬天起，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向蒋介石汇报的主要内容有：（1 ） 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长老 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八月宣侠父与西 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 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因此 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3 ）宣侠父在西安 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 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4 ）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 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 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5 ）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 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这些情报内容空洞，没有具体事实根据，但引起了蒋介 石对宣的仇视，种下了杀机。 1938年5 月，戴笠调我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我离开西安前夕去见 蒋鼎文，蒋对我说：“宣侠父在西安，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 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 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 乱子不可。”蒋鼎文还对我说：“可惜你非走不可，宣侠父的事，你要好好地交代 下去。”我说：“我离开西安后，第四科（即西北区）交中校科员徐一觉负责。” 随后，我介绍徐一觉见了蒋鼎文，并叮嘱徐一觉关于宣侠父的事随时和蒋鼎文 联系。 5 月中旬，我到武昌军统局，把我在西安监视宣的情形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 并经戴笠转报蒋介石。 6 月底或7 月初，我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接到徐一觉的电报称：“奉行营蒋主 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等语。我把来电交戴笠看 了，他说：“宣侠父的事，委员长昨天已经告诉我了，蒋鼎文最近又有电报来，委 员长指示执行的。”我离开西安时，军统局派共产党叛徒李果湛接任西北区长。李 延期未去，戴笠认为他延误行期、违抗命令，撤销任命，降级派到军统局临澄特务 训练班当教官。由于没有适当的人，9 月初，仍派我赴西安复任军统局西北区长， 同时徐一觉也调离了西安。 我到西安后，西北区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国徐一觉对杀害宣侠父 案的奖金分配不公平，要求我报告军统局追究。我认为事情过去了，顾虑调查追究 可能泄漏宣案秘密，劝他们不要追问。同时，我向了敏之询问了杀害宣侠父的经过。 他说：“蒋鼎文接到蒋介石指示杀害宣侠父的密电后，把徐一觉叫去，当面派 徐一觉负责执行，亲笔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一觉。手令是这样写的：”派第四科科 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蒋鼎文（签名）。‘徐一觉回到四科办公室找我 与李翰廷研究执行办法。为了确保秘密，我们决定于深夜在城内执行。李翰廷说， 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陵）一带荒地，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附 近没有老百姓住宅，暗杀后，就可以把尸体投下桔井复土掩埋。执行暗杀决定用绳 索套颈，不用枪打，并准备用棉花塞住口腔，防止他叫喊。李翰廷领着徐一觉和我 三个人坐汽车到下马陵附近察看了一下，那口桔井很深，早就没有水了，下马陵一 带白天都没有人，是西安城内最偏僻的地方。因为宣侠父的行动无法掌握，经徐一 觉要求蒋鼎文伪称有事找宣侠父面谈，于某夜＊时后，蒋鼎文在后宰门公馆（距离 八路军办事处约2 里）打电话把宣侠父骗了去，谈到深夜1 时左右，正是和徐一觉 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回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 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 中途某处马路旁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 行动。 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 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当宣侠 父被架上汽车时，还怒骂了一声：“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 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我早就带了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 戒，等候他们，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 侠父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金表链，被他吞没了，没有往上报。尸体投下 桔井后，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我们回到第四科天快亮了。第二天上午， 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2000元。徐一觉自己独得1000元， 剩下的分配给参加执行的十几个人，大家都不满意”等语。 9 月间，蒋鼎文忽然找我去，说：“宣侠父的事发作了，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 行营追问，要我负责把宣侠父交出来，同时延安共产党已经正式向委员长提出抗议， 要求非把宣侠父交出来不可。宣侠父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如果让共产党找到 了，我负不起责任，你赶紧搬动一下吧。”我说：“宣侠父的尸体丢在城内下马陵 附近一个枯井里面，我也觉得不稳当，准备起出来，埋到城外去。”他又说：“搬 到城外去比较好，你就去办吧。”我回到第四科办公室，把李翰廷、丁敏之找来， 指示他们到城外去找一个离开道路较远的荒地。于夜间挖好坑，把宣侠父的尸体搬 去掩埋。当时军统局西北区已经由西安新城搬到城东南隅玄枫桥仁寿里4 号，离城 墙近，就城墙根挖了防空洞，开了两个口通向城处，加设了两道门，平时上锁，遇 到日本飞机轰炸，可从防空洞里面疏散到城外去。宣侠父尸体迁移后，丁敏之领我 到城墙上，指着西安城外东南角上离城一里地的新土堆向我说：“宣侠父尸体就埋 在那里，从防空洞搬出去的。” 10月间，蒋鼎文又向我说：“延安共产党已经向委员长指出来，宣侠父早就在 西安被暗杀了，追问不已，非叫负责答复不可，委员长只好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 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这就是宣侠父将军在西安被军统特务杀害的经过。 特工秘闻 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 钱芝生 丈量才致死的原因 我在抗战前曾任（申报》驻南京的教育新闻记者十余年，对于申报主人史量才 之死的原因知道一些。我的新闻写作对于他的死也多少起着一些导火线的作用。 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他办《申报》，至少希望有人要看，不至减少它 的销路。所以他时常冠冕堂皇地对我们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 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因此，《申报》在北洋政府和国民 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言论和记载，对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 不敢公然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地批评一下。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 然有两面性：一面怕军阀（例如北洋军阀中的沪军司令卢永祥）和蒋介石，想和他 们妥协；一面又不满意他们对他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史量才自恃《申报》 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去奈何它，所以不但不大肯听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的话，完全受它利用；有时甚至反而对它泼冷水，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以表示所谓“公道”。这在史量才收买了上海《新 闻报》股权以后，更为突出。那时他在上海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纸托拉斯的一个掌 握者报界权威。编辑方面遇有重要的言论和记载登与不登，都要向他请示，由 他决定后用电话通知。后来，他竟允许《申报》的《自由谈》登载起鲁迅和陶行知 化名“不除庭草斋夫”的文章（陶文是《古庙敲钟录》来，深刻地或冷言冷语地反 对蒋政权。甚至发表所谓《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申报月刊）创刊 号并且有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 等比较进步的作品。此外，史量才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由于杨杏佛陪同孙中 山夫人宋庆龄女士去见史，要求他捐助十九路军军切，史捐出了巨款，为不抗日和 嫉视孙夫人的蒋介石所不满。但蒋介石并没有杀史的决心。直到朱家骅任教育部部 长期间，在1932年6 月底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段（锡朋）学潮，由我据实写出， 《申报》予以发表；于是朱家骅在盛怒之下，与想控制申新两报的上海市教育局长 CC首要分子潘公展两人出面，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分别向蒋介石江 西行营直接告发。此后又发生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反蒋杀邓（演达）事件， 也牵连到史量才。 《申报》的《剿匪评论》 就在1932年吕月间，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命令禁止《申报》邮递。《申报》除 了在上海租界发行，上海警备司令部对它无可奈何以外，上海的租界以外地区和国 内其他各省市城乡，凡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一律被禁令截留，不能投递。史量才在这 种情况下，当然非常惊慌，不得不到处设法谋求解禁。因为《申报》驻南京办事处 的采访主任秦墨晒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就派秦奔走于南昌、武汉之 间，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秦在南京先去见陈立夫，陈立夫还写了两封信，一封 介绍他去见蒋介石，一封介绍他去见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秦到了庐山，适逢蒋介 石上轿下山，准备乘专机飞汉口。秦送上陈立夫的介绍信，蒋看了，就叮嘱秦另乘 轮船上汉口去谈。秦到了汉口，先见杨永泰，杨就把7 月间朱家骅写给蒋介石的8 张信纸的一封长信和潘公展的一份报告，一并拿出来给秦看。信上有蒋介石用红铅 笔批的“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信和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上海报阀史量才利 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 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 和《申报月刊》的登载陶行知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部长等，都是 不利于“党国”的，等等。 那时候，蒋介石正忙于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围攻，《申报》却先后发表了几篇 《剿匪时评》，原文大意如次：其-：“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 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 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 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挺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 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 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 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 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 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这些评论和关于中大学潮的评论等等，蒋介石由于“日理万机”，先前当然没 有看到。现在朱家骅、潘公展把它们剪附在信和报告里给蒋介石看。蒋一看之下， 当然要勃然大怒，立刻下手令禁止《申报》发行了。 《申板》的“中大殴段学潮”记载和评论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留学德国，学习地质。回国后充任北京大学教授。 “五四”运动中，他是国民党右派领导之一。其人心粗气浮，刚愎自用，但又善于 吹捧。由于国民党元老派如戴季陶、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等的赏识，以及CC的 提携（后和CC争权交恶），在蒋介石王朝官运亨通，一帆风顺。1930年由广州中山 大学校长调任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长中大不到两年，而学校经费积欠达半年，以 致引起中大师生不满。1932年初改任教育部部长，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之久， 校务无人负责。起初朱家晔推荐任鸿隽为校长，任坚辞不就。继而指由工学院院长 刘光华代理，又为学生所反对。之后，由教务长查谦兼代，查仅允暂时维持，仍请 政府迅速派人接替。一直到6 月中旬将要放暑假的时候，朱家晔才提请行政院简派 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段于6 月四日上午8 时半乘汽车到中大接事。 事前中大学生已有所闻，以段是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极为不满。那天 早上8 时正在体育馆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应付办法。忽闻段已经到校，学生多人 就蜂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摆起官僚架子，申斥学生，并且奋其两臂，捉 拿为首喊打的学生。学生不服，群起将段殴打。段趋避不及，脸胸各部受伤，所着 长衫被撕破，汽车玻璃亦遭击碎。朱、段立即报告行政院，当日行政院就决定命令 解散中央大学。先后逮捕学生王志梁、钱启明、陈克诚、谢治珍等60评余人。当时， 我在中大工作，兼任《申报》和《大公报》的教育新闻记者，据实写了报道，在 （申报）上揭露，为朱家骅所不满，被诬为“煽动中大学潮的恶劣分子”，也由警 备司令部予以逮捕。我被捕3 天后，由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会会长陈珳勋保 释出狱。 殴段风潮发生的当晚，教育部派秘书易克疑电话召请南京各报社记者到部，茶 点招待，分散油印稿件一份，请各位记者照教育部拟稿拍发中大殴段学潮新闻。当 时我发的电稿上就冠以“据教育部报告”字样，表示并非真相。而7 月1 日的《申 报》教育栏却另刊登了我写的《中大风潮原因》一文，说明学潮的起因由于中大经 费积欠甚巨，开学时教职员只领到月薪三成。学生因在沪战之后筹款不易，应缴各 费请由教授担保，分期缴清，先准注册上课，而朱家晔予以拒绝。以后师生请求拨 英庚款利息为中大基金，而朱为英庚款董事长，又予以批驳。加之朱接任之始，以 整饬学风为名，曾几次开除学生多名。平时对学生的请求，也总驳斥不准。因此师 生对朱极为不满，一再呈请政府准朱辞职，还说如果让他到政治舞台上去发展，其 成绩一定比办中大好得多。朱辞职离校后，学生又检举朱挪用水灾捐款3 万余元， 发给随朱去职的教职员薪金，呈请限朱即期归还，并撤职（教育部长职）查办。因 此，师生和朱双方结怨甚深。后来政府决议以教次段锡朋兼代校长，学生认为段是 朱的替身，所以加以殴辱，也是对朱积怨的发泄。我的报道还说段锡朋接事时的态 度不对，激起学生的愤慨，以致遭到殴打。我的报道发表之后，教育部就由秘书梁 济康出面，发表声明，对《申报》的学潮记载加以辩解（见7 月5 日申报来函栏）。 说段当时对待学生的态度，并无不当，以避重就轻的姿态，证明“报载失实”，以 转移读者的注意。 1932年7 月3 日（申报）还发表了《中大学潮平议》一文，大意是：……年来 学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初非偶然，要当以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 实为学潮之根因。……政治而不澄清，则一切皆陷于不安定之状态。……挽救之道， 与其责之学生，毋宁归诸政治本身。……至于中大此次学潮，依据事实之分析，则 又不能独责学生。……经费积欠拖欠，学校当局索讨无着，教职员请愿无着，学生 一再呼吁亦无着，……以号称地大物博之国家而竟至无法维持一最高学府之经费， ……使教授不能安心于其所事，……学生亦不能安心于其所学，此则政府不能辞其 咎者也。 次之，年教育之日益败坏，最大根因为由于官僚主义之侵入。……教育为专门 事业，段氏现任教育次长，……何能兼摄中大校务？……段氏呈报中有日：职自审 不敢当此重任，经再四坚辞……而政府必异之以重任，强人以所难能。……此又为 政府不能辞其咎者也。 ……尤有进者，据江院长前日演说，谓：某省政府不许人民种烟，而他一人独 种独卖，烟苗遍全省，都为他一人所有。又如张贞在漳，横肆骚扰。陈调元所部四 十六师在合肥茶毒地方。更如陈济棠之攻琼。政府如欲整饬纪纲，树立威信，则此 种烟之某省，祸漳之张贞，祸皖之陈调元，陈济棠之用兵，独不应加以膺惩乎？于 此种大问题则装痴装聋，置不闻问，独于中大之学生则有若奋雷霆之震怒，解散学 校，雷厉风行，毫不假借，是毋乃为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乎！…… 这些记载和言论，不但对朱不利，而且牵涉到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和军事问题， 大大触痛了蒋介石的心。蒋介石看到了怎么会不“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呢？ 丈量才的死 秦墨晒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见面之后，又求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申报）可 以恢复邮递，但是应该撤换总编辑陈彬和等，并且由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申报》 的编辑和发行（看来是陈立夫信中的建议，由蒋介石向秦提出）。秦把蒋的表示用 电报和史量才磋商（电报都经过蒋介石看过）。史量才表示：总编辑陈彬和自愿去 职，可以另派蒋所指定的张蕴和接替。黄炎培是自己的老朋友，由于生计困难，按 月送一点津贴，实际上既不到馆办事，也不负任何设计责任，希望不动。陶行知等 的文章是投稿性质，以后可以不再续登。《申报月刊》的稿件，以后注意选择，甚 至可以停版。但是坚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甚至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 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蒋介石 无可奈何，只好一面允许《申报》恢复邮递，一面再摆布史量才本人。 1931年底蒋介石命令他的侍卫长王世和把邓演达杀死在南京汤山。孙夫人宋庆 龄女士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就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分英文宣 言，谴责蒋介石杀死邓演达的罪恶。该项英文宣言由杨杏佛翻译成中文稿，于1932 年，密派谢某等二人送到申报馆，亲手交给史量才，请他设法发表。后来，《申报 》虽然没有敢刊登，但是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却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杨杏 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史量才和杨搞在一起，又是发表反蒋杀邓宣 言的实际指挥者，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 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于是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一年 以后，史量才就也死在特务之手了。 据当时报载，史量才由杭回沪，坐的是自备保险汽车，同车的连司机6 人，史 和他的次妻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儿子史咏赓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汽车开到 离览桥不远的沪杭公路上，忽遇一辆“京字72号”别克汽车横在路上，使史的车停 下来，车一停就有六七个穿黑色短装持手枪的大汉从斜刺里出来，先打死司机和邓 祖询。史等慌忙下车，狂奔而逃。但是除了沈丽娟略受微伤以外，沈秋水和史咏赛 都没有受伤，而史却被枪杀在一个涸水塘里。据我看：“京字72号”汽车是南京盐 业银行的，史案发生那天确没有离开南京。在沪杭公路上的京字72号汽车，显然是 特务伪造的车牌号。史量才死后，蒋介石还电唁史量才家族并且命令浙江省主席鲁 涤平悬赏缉凶，显然是猫哭老鼠的一番做法。六七个穿黑短装拿手枪的大汉，显然 不是所谓航空学校的“陶某”，而是很有组织的特务。杀死史而不杀死携赃款避往 史家，使史“人财两得”的沈秋水，显然不是所谓“报家仇”，而是“政治因素”。 否则主犯既然是航空学校的“陶某”，有姓名地址，很容易抓到，而且其事发生在 蒋介石统治的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悬赏缉凶，始终没有缉到？史的家族又为什么 “不敢追究下去”呢？ 史量才既死，报界大为震惊，几乎没有人再敢与国民党抗争。于是国民党把所 谓“舆论”也一手包办，不再有丝毫史量才式的所谓“民众喉舌”和“公道”了。 （我这个记述，是经过当年《申报》驻京老同事秦墨晒看过的，也访问过一些 略知其事的朋友。） 特工秘闻 暗杀国民党元老唐绍仪 艾经武 唐绍仪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在蒋介石执政时期颇不得志，对蒋的作风不满，住 在上海环龙路。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传闻日方有利用唐绍仪在南京组 织伪政府的消息，蒋介石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 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 信任的人之一。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 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字号已忘）看中 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赵理君得知 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 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 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 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 日下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 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 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 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 后，赵即按照后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很高兴，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 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 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 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后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赵理君 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 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主席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 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 员乘车逃逸。 以上所述刺杀唐绍仪的情况，是1941年冬我在洛阳听赵理君亲口说的。赵谈时 洋洋得意，认为是他在特务工作中的拿手杰作。戴笠也认为赵理君为蒋除患，功劳 不小，调赵理君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 特工秘闻 记暗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 陈恭澎 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 有一天晚上，王大哥（编者注：指军统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又领我和白世维 兄，三个人一起去逛韩家潭。韩家潭是条小巷子，北平“八大胡同”之一。 我们几个人正在清吟小班“荷花馆”内嬉笑得云山雾罩之际，像似王大哥的司 机在外面问伙计找人，王大哥一看，果然是老萧，招手叫他近前来，老萧回说郑介 民先生到处找我们，已经找了好半天了。我们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看见郑先生正 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我们见到郑先生，都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郑先生却让王大哥陪着他往回走， 于是我们仍旧回到客厅。 郑先生问：“天木兄，这里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王大哥转问他的熟人含 春，含春点头，引导着往里面让。 这是一间小套间，布置得相当雅致，是专供客人们捧场打牌用的。王大哥悄悄 的和含春嘀咕了两句，含春带上房门就退出去了。 世维兄又小心的前后看了看。 郑先生收敛了笑容，放低了声音，传达他的指示。他说：“下午5 点多钟，北 平最高军政当局召我前去，当面交付一项任务，其重要性，关系到整个华北地区的 安危；”我代表我们的组织，承担下来了；“这是一件行动工作，制裁的对象是前 湖南督军张敬尧；”限期是从今日起计一个星期，也就是七天；“提示给我们的线 索，是张敬尧现已潜人北平东交民巷，正从事叛乱活动。再进一步的细节，需要我 们自己侦察；”这是一个为国家除祸害、为团体争光荣的大好机会，成功了可以稳 定华北的局势，想见其作用之大，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以赴；“这一件工作， 我决定交由天津、北平两单位集中力量合作执行，其任务分配，请天木、恭澎二兄 自行斟酌；”本人立即将此事电告戴先生报备；“明天上午10时正，我们在府右街 集合会报，有关事项，届时再详加讨论。” 郑先生的话宣示完毕，他表示要先回去发电报，希望我们立刻交换意见，着手 进行。 这是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行动任务，乍听之下， 大有手足无措之感。王大哥却胸有成竹，拉着我让我坐下来说：“我有办法，你沉 住气好了。”他说：“东交民巷只有两处最有可能，一处是日本使馆，一处是六国 饭店。另外一家公寓式的旅馆，我想他不会去。”王大哥说明了他的具体做法就上 车走了。 我和世维兄雇了辆洋车，回到北长街18号。我在盘算着如何才能用得上力气； 世维兄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猛抽香烟，摹地他站起来问我说：“恭澎兄，你看，我 去干好不好？”世维兄既然是自告奋勇，我当然求之不得。 白世维，字子廉，山东人，军校七期毕业。已在北平落户有年。 第二天早晨不到7 点，打电话请戚南谱兄过来。晤面后，我把昨天晚上郑先生 交办的事，扼要地转告他，同时要求他对张敬尧的行踪，尽速作切实的侦察。 上午10点钟，我要到郑介民先生那边去参加会报。 天木兄和我相差两三分钟前后到达府右街，郑先生早已在他那间小办公室中等 我们了。 大木兄报告侦察经过及其结果：尚无任何发现。准备回去继续侦察。 我提出报告的就是白世维同志请缨，自愿担任“执行”的工作，在“被平站” 还没有专责的行动人员之前，解决了最大的难题。 有关工作部署事项，分为两个步骤，即现在应该着手做的，及发现目标后特定 的，“北平站”都可以负全责。 我们的会谈，到此告一段落。 郑先生透露他的了解对我们说：“情报来源很可能是来自参与张敬尧叛乱活动 的内线。” 10点多钟，我们和郑先生作了初步会商后，郑先生准备去晋见何部长（军分会代委员长），我和王大哥同车到北长街与世维兄会齐。 我们三个根据适才所谈原则，又交换了一番意见，商量好大家分头进行：世维 兄随王大哥同去六国饭店观察动静；我约到南谱兄，先去“巡视”一回北平的特殊 地界“东交民巷”。 我们沿着“水关”（城墙上开的一个缺口）城墙走，忽然发现还有一条可以通 行的路。从六国饭店出来，向南三五十步，就是“水关”，再向右一转，已经来到 这条新发现的路上，朝西直驶，左边是高耸的城墙，右边多是前面那条大街的后门。 经过之外，其中有一道门岗，是“日本兵营”的后门，再前进一二百英尺，又有美 国兵的岗位，是“美国兵营”的后门。走至尽头，只能右转，再前进，左转弯，已 到出口。出去后的这条大马路，就是户部街，已不在“东交民巷”范围之内了。 我们回到北长街，远远地就看见郑先生的车子停在大树底下。原来，郑先生已 经在等我们了。想必一定有要紧的事。 郑先生告诉我们，根据消息指出：“张敬尧的确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指 示我们立即转告天木兄。并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5 点50分，世维兄来电话，说他和王大哥在东安市场五芳斋等我们一块儿吃饭， 我答应和南谱兄一同来。 王大哥和世维兄的神色凝重，不用问，没有进展。 我把郑介民先生刚才到北长街通知的那番话，一字不易地复述了一遍。随后， 我又加重语气表达我个人意见说：“我们要的那个老小子，必在六国饭店无疑。” 我们重又分配了各自所承担的任务，重点还在王大哥他们回到饭店后的侦察活 动。南谱兄在六国饭店以外的侦察布置，决定全部撤销。 前三天，事情毫无进展，到了第四天中午，王大哥和世维兄正下楼，预备去吃 饭，刚待推门之际，门里转出一个熟人来，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人蓝布小包袱，原来 是西服店的应掌柜。王大哥问应掌柜：“干嘛到这儿来？”应掌柜不经意地用手在 下巴右面，一上一下的比划着说：“他做了两套衣服，叫我今天来试样子，这个时 候大概起来了吧？”应掌柜的举动和言词，王大哥已经完全会意，所以也没有多问 就示意世维兄推门往外走，他们不去吃饭了，急忙赶到北长街，把刚才的情形说给 我听。 王大哥解释说：“下巴有一撮毛的就是张敬尧，刚才在饭店里，不便多问，现 在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应掌柜也该回去了，我们再去找他，仔细问个究竟。” 我们三个人来到东四牌楼南大街，应掌柜开的应元素西服店就在此处。我们本 想以做衣服为借口，找机会和他多聊聊，没想到还未开口，应掌柜的就说：“这两 天我得赶工，你们几位如果想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了。我要先把张督办的这两 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王大哥顺口问应掌柜的说：“张督办等着 穿？”应掌柜说：“是啊，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 回天津去。” 我们三个人又环绕着这件事和应掌柜扯了一阵子，从应掌柜透露出来的最要紧 的几句话是：“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间，号头是231 到235 ，除了张督办本人 之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和副官。我去试样子，是在当中的那一间。” 目前，张敬尧的下落虽然有了，可是紧接着的还有许多难题在后面，我们所没 有想到的，是张某并非单独一个人。 最令人焦急的是，张敬尧就要走了，非要赶快动手不可。我们三人一同，把经 过的情形报告了郑先生，郑先生高兴非凡，又鼓励了我们一番。王大哥也表示了他 的决心。 竭尽所能展开侦案部署 当天上午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 这一天是（民国）22年5 月7 日。 一清早，院子里、屋子里都是静静的，一无干扰。全心悬念着六国饭店里的世 维兄和王大哥他们。 9 点不到，电话响了，一听是王大哥打来的，他说：“15分钟后，我可以到达， 请你等我。”这表示有了新的情况。 王大哥提出他已勾划成熟的两种做法：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从天津把他的 一位够得上交情的老朋友接到北平来，此人姓侯，河南人，闯荡江湖多年，现在已 经洗手不干了，如果此人点头答应，再和世维见联手，无论对方有几个人，也都不 在话下。 王大哥又接着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赵参谋长，如果是副官应 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赵某本人应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楚我现在干什 么，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还记得我这么一个人，我仍然是来看他的 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复查工作完成了。 “我从三楼一下来，世维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三楼就干，任凭 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另一个办法，王大哥说：“应掌柜的不是说明天要把赶出来的两套西服，送到 六国饭店给张督办吗？我们就乘机尾随应掌柜上楼，张某一定要穿穿试试，我们看 到目标就干，这样，也可以达到目的。” 我们一致认为第一个办法最好。于是也就决定了照计行事。 中午过后，12点3 刻光景，电话声响，是世维打来的，他说：“事情办完了， 我和老戚在清华园楼上。”我说：“好、好，马上就来。” 我们到清华园澡堂见面后，先朝他们左右作了一个罗圈揖，作为恭贺，他们也 都含笑答礼。我们虽然还没有说什么，已经可以确定是怎么回事了。至此，心情大 定。 世维说：“王大哥是先下去的，大概已经到家了。”我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经过， 可是此地又不能畅所欲言，不如先打个电话给王大哥，等我们四个人聚齐了，一同 去见了郑先生再说。 郑介民先生听了天木兄代表我们报告的大概经过后，真是喜出望外，握住世维 的手，抖了好多下。 事态的发展大大的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顺利，全部经过的实况是这样的：王大 哥偕同世维回到六国饭店，已经快到中午了。为了安顿可能会来的侯君，也为了便 于接近目标，更为了多建立一个据点，决定再开一个房间，因三、四楼没有空房， 王大哥就把二楼现有的一间空房订了下来，并拉着世维去看新订的房间。 这间房，在横挡上，是在左右两条两道的交会点，看完房，王大哥像是身不由 己般的，跟在茶房后头往前走，世维莫名所以，不得不随着王大哥的脚步，也朝前 走。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在对面这条两道上了。走了十几步，在南道左首一排房间 之中，有一间敞着半扇窗子，看见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着头，对着窗子， 手里正在摆弄一个看不清楚的小物件。这个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 着两撇小胡子，下巴底下还有一撮长毛。王大哥眼睛一亮，好像是打了一个闪，咦！ 那不就是张敬尧吗！ 王大哥又恐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转身子再一瞄，恰好和那个人打了一个照 面，一点也不错，就是他！ 世维兄看见王大哥停了一下，也循王大哥的视线扭头朝左边望去，看见有个人 坐在那里。再转头看王大哥，只见王大哥正用手往房里指，连连点头，嘴里小声说 ：“就是他。”接着，快步向楼梯口走去。 世维先已会意，继又听得明白，站稳了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枪来，对准房里 那个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胸部，砰、砰、砰，一连开了三枪。 霎时间，眼角下刮到的一丝景象，那个人正倾倒下去。 世维手里提着枪，大步奔向楼梯，刚到楼梯口，正待迈步下楼，恰巧碰到茶房 从楼底下窜上来。世维用枪一比，茶房哪里还敢阻拦，赶快躲在一旁，眼看着世维 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楼下大厅里三三两两，有好多只眼睛在盯着他。 世维也不去理睬，昂首阔步，端正地走向大门。 再说王大哥，他下楼刚走了五六级，已经听到上面的响声，于是加快了脚步， 来到大厅，只见有人朝上看，也有人在交谈，顾不了这些，连忙推门往外走。 王大哥走下石阶，招手雇洋车，跳上去就走了。 南谱觉察到王大哥是有意的不和他打招呼，一想情形不对，关照司机几句，三 步两步就窜上台阶，先用手推推那扇门，还在转，再留心注视里面的动静。 就在这个当口，世维正好推门走出来。一手拉住南谱的胳膊，一句话也没说， 直奔路边。他们两个一左一有，分别打开车门，未及坐稳，司机一踩油门，一瞬间 已离开原地朝“水关”那个方向驶去。 从发现目标起，到此刻为止，全部过程前后不到5 分钟。 傍晚，戚南谱报告：“六国饭店门前有救护车开来，旋即驶去。”晚上，郑介 民先生得北平军分会的确实消息：“张敬尧已于下午3 时伤重毕命于德国医院。” 民国22年5 月8 日的日报上，刊登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 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 当时新闻纸类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华北最高当局以及 北平军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也不能承认 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本方面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本军 方。是“哑巴吃黄连”，一句话都哼不出来，因为说什么都会暴露他们的阴谋，等 于不打自招。 所以这一件奇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4 期，转载时文字有删节） 特工秘闻 河内行刺汪精卫 王方南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 明逃往河内，随即于29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这份“艳电”， 首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林柏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 “艳电”发表后，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当即命令戴笠派人去河内行刺汪精卫， 趁汪尚未离开河内之前把他除掉。戴笠是以香港作为指挥中心进行这次暗杀活动的。 当时我是军统局香港区的助理书记，对于这次暗杀行动的部署情况有所了解。 建立河内据点戴笠接到命令后，深知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 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军统在河内虽然派有人员，但力量薄弱，担负不起刺江重任， 急需另调一批人员潜人河内，专门执行这项任务。因此必须在河内建立一个隐蔽的 工作据点，以便进行活动，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 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 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 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 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经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于 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得以在该领事馆 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并且还设有电台，作为通讯联络的工具。 设立香港指挥中心 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 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 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 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 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 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 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 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 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1 月中旬，从重 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民的胞弟，浙江江山人， 与戴笠是同乡）。 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 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 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6 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此。 戴笠将秘书毛万里也安排在此办公和住宿。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 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 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往来文电，均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 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4 月河内刺汪 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人员调遣 戴笠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办理行动案件方面，有不少经验。但由于这次刺汪案 件特别重要，非同寻常，戴笠格外郑重其事，决定挑选一批精干人员前往河内。军 统局有一个素为戴笠所赏识的人叫余乐醒，一向主持训练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军统 局杭州。临橙等训练班的副主任。此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能讲法语，而且熟悉情 报业务，通晓爆破术和毒药制造，人亦精明干练，办事负责。戴笠认为派余前去最 为适合。于是在他离开重庆来香港之前，便决定派余乐醒带领几个行动人员先去河 内进行侦察，伺机行动。 戴笠到香港后，觉得在行动方面还须增派一些得力人员，以便集中力量采取行 动，便把原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陈恭澎调到香港，要他前去河内会同余乐醒直接指挥 这次行动。听说陈以前曾参加过暗杀张敬尧的行动，在暗杀方面也有些经验。接着 戴笠又把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和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王鲁翘两人从重 庆调来香港。后从小学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的功夫。王是军统局杭州训练班的 学生，身强力壮，枪法很准，是戴笠亲自选中的贴身警卫。另外，戴笠还从上海调 来两个行动人员。这些人员到达香港后，戴笠—一接见，勉励他们竭力为“领袖” 尽忠效命，事成之后，定予重用。随后，这批人便由陈恭澎率领从香港乘坐海轮前 往河内。至此，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先后已达10余人之多。 武器运送 河内当时处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想在那里一下子找到一批枪支很不容易， 即使用钱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动手。唯一的办 法只有从外面运送进来。当时滇越铁路因为是法国人经营的，尚能通行无阻，我国 需要输人的物资和军火，可以通过这条国际通道经河内运到昆明；而我国需要输出 的物资，也可以从昆明运往河内，销往海外。同时还有滇缅公路的运输，也是以昆 明为起（终）点的。所以昆明便成为我国当时对外交通运输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重 要口岸。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昆明设立了一个西南运输处，专门负责办理这方面的 运输业务。 西南运输处在香港设有一个分支机构，其名称为交通部西南运输处香港监运科， 由军统局控制。这个科的科长，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兼任，内部主要负责人 均为军统分子。它的任务是负责监运从香港进口的物资和军火，着重监运由滇越铁 路经河内运到昆明的物资和军火。由于有这种业务上的便利，戴笠即要王新衡派人 从香港运送一批手枪去河内，于是武器问题便解决了。这就为刺江行动作好了充分 的准备。 刺汪未成误杀曾仲鸣 人员和武器问题解决以后，已是1939年的3 月了，戴笠惟恐汪精卫离开河内前 往南京。他几次去电河内，催促余乐醒、陈恭澎争取时间，早日动手。经过余、陈 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最后决定于3 月20日晚对江采取行动。这次行动，是由王鲁翘 执行的，他于事后从河内逃回香港，戴笠在高街6 号接见了他，当时我也在旁，亲 耳听到王鲁翘把这次行动经过向戴笠作了汇报。 余乐醒、陈恭澎等到达河内后，经过多方侦查，得知汪精卫住在哥伦路25号。 他们便设法在汪的住宅对面租到一栋楼房，派人日夜观察汪寓动静，知道汪精卫住 在2 楼的一间房子里。他们原打算派人强行冲人汪寓行刺，但四周筑有围墙，而且 法国还派有越南巡捕保护，门禁严紧，无法进入。他们又准备乘汪外出之际在马路 上拦车阻击，而江又深居简出，没有机会下手。最后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别的良 策，只好决定采取于夜间乘其不备越墙进去偷袭的办法。于是在3 月20日晚上，由 余乐醒、陈恭澎指定王鲁翘、唐英杰两人具体执行这次行动，王担任射手，唐负责 掩护，另外还派有五六个行动人员在汪宅墙外负责接应。上述人员各自携带手枪， 王、唐两人还带有电筒和利斧，分头行动。但当王、唐两人翻人墙内时，一只狼狗 猛扑过来，他们当即开枪将狗击毙。有个巡捕发现后向他们开枪射击，但被王、唐 强烈的火力压服。就在这个时候，王鲁翘在唐英杰的掩护下，疾步登上二楼，直奔 汪精卫的卧室，只见房门紧闭，他便举起斧头将房门劈开一个洞口，用手电筒往房 内一照，发现有一男人躲在床下，但看不见头部，以为这就是汪精卫，当即对准他 连发3 弹，将其打死。王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赶快下楼与唐英杰一同越墙逃出，安 全返回，向余乐醒和陈恭澎报告情况，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了。但等到第二天早晨 看报，才知道被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高级秘书曾仲鸣。 戴笠听完汇报后，虽然因这次没有杀死汪精卫而心犹未甘，深感失望，但对王 鲁翘等的忠勇行为还是表示赞赏，慰勉有加。接着，陈恭澎和唐英杰也从河内逃到 香港，余乐醒则仍返回重庆去了。在这次行动中，有几个行动人员被越南巡捕当场 逮捕，由法方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有期徒刑8 年，一直关押在河内监狱，直到抗 战胜利后才被释放回国。至于曾仲鸣的死因是这样的：那天恰巧曾的妻子方君璧从 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将原来住的那间大一点的房子让与曾仲鸣夫妇住，自己 搬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了。这样曾仲鸣就成了替死鬼。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戴笠亲自布置、亲自指挥的。但是没有 成功，他感到十分苦恼。据毛万里告诉我，戴笠之所以如此不安，是因为心存恐惧， 生怕没有完成任务，蒋介石要处罚他。 再度追刺汪精卫 汪精卫这次虽然侥幸免于一死，但精神上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投降活动 也更加积极了。在日本人的怂恿和护送下，他于4 月中旬从河内秘密乘船到了上海， 与日本人策划筹备组织伪政府事宜。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派遣陈恭澎率领 王鲁翘和唐英杰跟踪赶往上海，继续行刺。 陈、王、唐到达上海后，曾与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本共同研究行刺办法，并 积极进行部署伺机采取行动。但由于汪精卫住在租界内，防范十分严密，一时难以 下手。而江伪政权的筹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逐步接近完成，汪精卫不久 便从上海前往南京。因此，陈恭澎他们在上海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也没有实现。汪去 南京后，暗杀工作更加困难，戴笠便没有再派人前往行刺了。 特工秘闻 弹炸何思源 陈少校 1948年冬，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局部和平的何思源。蒋介石特 别痛恨一些国民党高级人员投向人民，认为杀掉一个像何思源这样地位的人物，对 别人可起警告和恐吓的作用。毛人凤奉命后，便找主持“行动”工作的第二处处长 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复、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共同研究，本来准备在何 思源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后来认为那样做，凶手逃脱不易，又改 为把定时炸弹放在何的住宅上面，希望把他炸死。毛人风为了慎重起见，特地叫叶 翔之亲自率领四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 行这个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却炸死了他的女儿。蒋介石接报后，异常生气， 还对毛人凤指责了一顿。毛人风因而又埋怨叶翔之，认为为了凶手的安全，而没有 实行在路上狙击的办法，实属误事。还说，即使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还是 值得的。 （原载《黑网录》） 特工秘闻 湘站在协助蒋介石监视排斥异己中所起的作用 黄德曾 湘站成立于1933年10月，它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谍报科， 受邓文仪领导，由吴超充站长。在湘站成立之前，湖南已有特务组织，由蒋肇周负 责，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参谋处参谋江汉清（戴笠化名）指挥。1934年初，邓文仪 因与杨永泰争权失败而去职，南昌行营所属特务机构合并于戴笠控制的特务机构之 中。吴超与蒋肇周因争夺湘站站长职位而发生摩擦，戴笠乃责成吴赓恕改组湘站。 吴首先派人打人省邮电检查所，以后又向省政府其他机关和外县发展势力，如他发 展了老十八师军需处长唐伯端、四路军总指挥部的秘书罗草、省保安司令部交际室 主任朱度恢等。“吴为了利用一部分警察，又通过唐伯端介绍特务到警察训练所担 任教官。 吴在得到两广将出兵人湘的消息时，立即派人到永州、宝庆、衡阳建站，扩大 特务机构。 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后，桂系对他频送秋波，湘站则尽力制止他们之间的联系。 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派王某来湘与何键联系。吴赓恕从电报局得到消息后，即 通知全州通讯员陈铁坚，利用洪帮关系探听王某来湘日期。一面又通知道县通讯员 何理堂潜人广西，利用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永州的特务也都行动起来，故当广西代 表王某抵达永州时，湘站即获得情报，了解了该人的面貌特征，并派人跟踪。同时， 又指定高级通讯员唐伯端负责与何键、胡达、周翰和湖南省政府及四路军总司令部 的上层人士联系，注意何键的态度和行动。 当广西代表王某抵达长沙时，何键侄儿何犹夫到车站迎接，并将王某接至家中。 当唐伯端探知王某来湘是联何倒蒋，而何键已决定派其侄儿何犹夫前往广西联系时， 湘站立即向南京请示，南京复电“为避免何键倒向两广，可于湘、桂边境将王、何 两人暗杀，使何有所顾忌。” 吴赓恕接到南京指示后，立即作了一系列布置，在何、王动身赴桂之际，吴赓 恕已带人乘车抵达湘桂边境，在预定地点将王、何架至山中绞杀，事后即埋于山中。 吴赓恕回长沙后，又派唐伯端拜访何键，询问有无派何犹夫赴桂之事，何矢口否认， 唐伯端也就笑而不言。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键准备支持张学良，吴赓恕得到这一消息后，即派何键旧 部皮培仁（省邮电检查所长）往见何键，向何威胁说：“委员长在西安蒙难，外面 传说主席将有所举动，现我奉命前来见主席，如果主席有所举动，在一小时之内， 主席全家生命恐有危险。”同时吴派唐伯端向四路军总司令部高级人员游说：“如 果何主席支持张学良，则湖南政局会糜烂不堪。”吴还通知各机关通讯员造谣说： “湖南军队包括何主席的嫡系军队，如十九师下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已倒向中央。” 这使得何键不敢轻举妄动，从而稳定了湖南局势。 此外，吴还利用邮电检查所检查广东方面给何键的电报，派员向何的译电员收 买何键与广东往来的密电，每页出价5 元，以此监视何键的行动。 特工秘闻 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 张严佛 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最初成立的时候，其活动重点在长江流域东南各省，对西 北陕甘各省还没有怎么注意。但自从红军北上抗日，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 形势为之一变。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蒋介石心慌意乱，食不下咽，寝不安枕。 他赶忙飞调还在湖北境内“清剿”红军的东北军十几万人不分昼夜开往西北，并在 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派东北军首脑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坐镇西安，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东北军以及原驻陕西、甘肃境内的杨虎城部十七 路军4M万人，还有蒋介石的御林军胡宗南等尾追红军的部队不下10万人，几方面合 拢来，足有30多万人，以为趁着红军刚到陕北，脚跟没有站稳，发动“围剿”，在 穷山恶水的陕北苦地方，一定可以消灭红军、杀尽共产党了。军统局为了配合蒋介 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灭共政策，于1935年10月“西北剿总”成立的 同时，立即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 省区的特务活动。对四省原有的特务组织，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主要 环节，针对着陕甘宁边区，以十倍的人力物力，加强特务布置，以所谓“看不见的 力量”，一面搜集红军军事情报，供应“剿总”作“进剿”决策的参考，并对“进 剿”部队的军官进行监督检举，鞭策着彻底执行反动政策。同时，在后方各地侦捕 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并对广大人民群众暴力镇压，以特务 恐怖手段来维护国管区的秩序治安。 军统局西北区初建时，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之下设立第三科，作为 掩护，进行工作，科长职务由西北区长兼任。这样，军统局西北区既可以与“剿总” 紧密配合，利用“剿总”和第三科的公开名义和职权，横行无忌，又可以保证特务 组织和特务人员身份的秘密。军统局规定：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必须绝对秘密，不 准出头露出。因为组织一经公开，身份被人发觉，那么目标显露，进行活动必然受 到严重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 第二条还是“秘密”，悬为严禁。军统局历来在各地方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人员的 确实身份，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就是军统下级特务人员也不完全明了军统局的组织 和特务人员彼此之间的正式身份，原因在此。 我于1935年10月在西安负责创建军统局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 第三科科长，其后又两次担任西北区长，前后达3 年之久。关于军统局自1935年冬 到1939年间在西北的重大阴谋破坏，凡我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均如实记录于下。 军统局在西北的主要特务布置 军统局从1932年起，就在陕甘两省开始了特务活动。起初派遣个别的特务通讯 员，然后发展到有组织的活动，陆续建立了特务小组。1934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站， 派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其活动范围为陕西全省，在绥德、洛川、汉中、安 康、潼关等地次第布置了特务小组。同时在兰州也设立了甘肃省站，派共产党叛徒 史铭担任站长，以策划甘肃境内的特务活动。1935年1O月，军统局西北区成立后， 就其组织规模的庞大，活动范围的广阔，都是军统局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陆续成 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 单就陕甘两省围绕陕甘宁边区而建立起来的固定的特务组织，就经常保持在20个单 位以上。此外，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及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 组，以及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 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无线电设备方面， 军统局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李秀夫为支台长。为了加速传递情 报，指挥特务活动，配属各地特务组织陆续建立起来的无线电分台，经常保持在20 ——30座。至于其他不限于编制、非固定性质的种种布置，如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 派遣和企图建立潜伏组织，以及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所谓“策反破坏”的特侦站， 这里尚略而未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军统局西北区和它的主要特务组织都垮台了。1937年蒋 介石设立了军委会西安行营，军统局也随之恢复了西北区的建制，并在行营办公厅 之下设立第四科以为掩护。 1938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程潜力主任，于是军统局西北区又在 天水行营秘书处设立第三科做掩护。1941年后，军统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西北地区 的布置，把原西北区改为晋陕区，指挥陕西、山西两省的特务活动。同时在兰州另 行设立西北区，就近指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特务活动，与晋陕区紧密衔接， 以钳形包围形式，全力对付陕甘宁边区。1944年日本侵略军渡河南犯，军统局在河 南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了。军统局把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名义上指 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作筹划恢复的打算，唯一 的矛头是配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一步紧一步地继续进行阴谋破坏。 而为了适应胡宗南军事方面的要求，及时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 报，自从天水行营撤销之后，军统局晋陕区、北方区先后均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 长官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名义作掩护，室主任一职，由晋陕区或北方区区长 兼任。从1935—1940年，历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有张毅夫（即张严佛）、江雄风、 王天本、赵世瑞、李果湛、李人士等人，而以张毅夫在西安为最久。其后军统局晋 陕区、北方区的负责人则有王鸿骏、胡国振、文强、徐远举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 后，军统局地区一级的组织撤销，仍旧恢复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 挥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隐人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 和任何名义作掩护了。这是军统局根据长时期的实际活动经验，权衡利弊得失，经 过郑重考虑所采取的关键措施。任何地方都如此，西北各省也不例外。 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设两个股。第一股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 报，及时转报军统局和西安行营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特种会 报等有关方面，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第二股主办特 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西北区初成立 时，所有侦捕、暗杀任务，交给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长许忠五执行。侦缉队是一个藏 垢纳污的大杂烩，特务、流氓、地痞、恶霸、骗子、小偷，什么人都有，不容易确 保秘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 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 侦缉队分队长流氓特务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从此， 马志超在西安成为众矢之的，大为杨虎城及其左右所不满。1937年军统局西北区恢 复之后，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监视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及杨虎城旧部 等等重要任务，不再交侦缉队去执行，另设立一个专搞行动捕杀的秘密组织——特 务队，派西安站长兼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担任队长。迄1938年，李翰廷因为 兼职太多，辞去西安站长职务，在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的掩护下，专负侦捕、暗杀 的责任。同时，“特务队”这个名字刺耳朵，引人注意，为了遮掩秘密，我与西北 区股长丁敏之、李翰廷计议把特务队改名为直属组，仍由李翰廷担任组长，并加派 共产党叛徒、军统局有名的刽子手张春记任副组长，该组共有组员十几个人。直属 组设在西安莲湖公园附近，附设一个秘密禁闭室。直属组专搞逮捕、看守和暗杀， 不做情报。所在地不挂招牌，除组员之外，包括组员的家属和任何其他特务人员一 律不准到直属组去，完全与外界隔离，电话只许打出来，不准外边的人打电话进去。 1938年，八路军派驻西安负责人宣侠父从被监视到被暗杀，就是李翰廷指挥直属组 一手干的。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在西安后宰门七贤 庄1 号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伍云甫为处长，并派高一级负责人宣侠父常驻 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以及各方面联络。张毅夫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转报军 统局，得到指示：“关于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 为了有效地执行监视任务，张毅夫在西安新城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 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办法， 认为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 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经张毅夫、李翰延到后宰门围绕八 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借口加强警察岗哨， 保护居民，在后宰门广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相隔约200 公尺的地方，由 警察第一分局加设一个派出所，在办事处的前后门，加派两个固定的岗哨，实际就 是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固定监视哨。后宰门一带正是李翰廷负责的第一警察分局管辖 地区。当时西安警察局长杭毅不是军统分子，但警察局主要成员督察长舒翔、侦缉 队长许忠五、分局长李翰廷以及司法科长都是军统特务，杭毅也处处靠拢军统局， 看着军统局的颜色行事，实际上，该局完全为军统局西北区所控制运用。在后宰门 加设警察派出所原则确定后，立即得到杭毅批准，于是派出所就正式设立了。然后， 我与李翰廷决定派军统特务、警察第一分局巡官充当派出所长，其任务是对八路军 办事处固定监视，不作流动侦察。监视对象为办事处长伍云甫，中共西安最高负责 人宣侠父。办事处所有成员和从陕北来往西安的人，以及由西安运往陕北的军用品、 武器等等一此外，前往办事处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各色人等都是监视的对象。 军统局西北区对派出所规定了一种日报表。关于来往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服装、进 出和在办事处逗留的时间，运往陕北的军用品、武器的品名、数量、时间以及其他 一切现象，必须按照日报表所规定的项目填具，每日交由李翰廷转报西北区。如发 现有突出的现象，立即用电话报告。 从1937年门月起，派出所陆续报告西北区的情况主要内容有：赵寿山驻西安办 事处长杨晓初、杜斌丞常到办事处去。有一次日报表注明，杜斌丞坐黄包车来到办 事处门口，进入办事处一小时后才出来，伍云甫、宣侠父两人送到大门外，在杜斌 丞上了车之后才进去。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西安，住在办事处， 杜斌丞三天内到办事处去了两次。西安青年学生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经常进入办 事处。1938年春，张毅夫接到派出所长电话称：从办事处里面抬出步枪十几捆，大 木箱十几口，很沉重，像是子弹和无线电材料，正在门口装上汽车准备开往陕北。 张毅夫用电话通知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宪兵团长胡毓英，要他们在西 安城门口、咸阳、三原几个地方的检查哨，对八路军汽车进行检查。关于这个问题， 1938年起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往陕北的汽车，在办事处装 车启运之前，由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负责监视，通知西安警备部队 十六军会同宪兵团在西安、咸阳、三原等地执行检查。汽车上装运的武器、军用品， 凡没有携带西安行营护照，或与护照所写数目不相符合，一律扣留。1938年内，八 路军西安办事处开赴延安边区政府的军用汽车至少有两次遭受检查，其所装运的军 用品、武器，都被借口与护照填载数目不符而被扣留。 军统局西北区不仅从外面监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妄想在办事处里面勾引 共产党叛徒，建立所谓“特务内线”，以达到搜集情报、进行阴谋破坏的目的。1938 年起，张毅夫指示西安站长许先登，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设法在八路军办事处里建 立内线。到1939年，许先登派遣了一个特务，运用某种关系与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取 得了联系，并且提供了关于办事处方面的一些情报。这个“内线”，1939年7 月， 许先登还介绍他到西安玄枫桥12号张毅夫住宅和张见了面。但由于八路军办事处组 织严密，对特务警惕性高，所以许先登在西安搞了两年，费尽心机，他所建立的 “内线”并没有真正打人办事处里面，遭到了失败。 运用警察机构掩护特务活动 “运用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是军统特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戴笠一开 始就把警察局、侦缉队作为掩护特务活动最主要的公开机关。从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以至司法、外事、侦缉队、警察训练所、巡官等各级机构的主管和重要爪牙，军统 局都一手抓到底，尽量派遣军统特务去充当。军统局认为警察局和侦缉队是深人下 层、统治人民最牢靠的组织，历来对其他公开机关有时可以放弃，而对于警察机关 则不肯轻易放弃。军统局于1934年在西安建立了陕西省站，派马志超任站长，就是 以西安警察局长的公开身份出现的。他以全副精神和力量，运用各方面人事社会关 系，吸收特务细胞，指挥布置全省范围的特务活动，使西安警察局完全为军统局陕 西站服务。为了安全与秘密，马志超在西安好几年的时间里，陕西站站本部和配属 该站的无线电台，一直设在西安警察局里面。军统局兰州站长史铭也兼任兰州警察 局长，以为展布特务活动的依托。从1934年起，西安、兰州以及陕甘两省较重要的 城市宝鸡、汉中、平凉、天水等地的警察局，都一直为军统局所控制。1935年，军 统局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区。在“秘密组织领导公开机关”这个原则下，西北区实际 就是军统局在西北方面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西安、兰州各地警察局，都在西北区 统一指挥下，配合特务秘密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秘密组织 配合公开机关”的作用。 马志超是军统特务最早的头目之一，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32年在蒋介石嫡系 部队八十师任团长，曾参加江西、福建“围剿”红军，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 闹意见，1934年转而投靠军统局。戴笠不过是军校六期被开除的学生，一般的“黄 埔老大哥”最初都不肯为他所用，马志超居然俯首帖耳地自动投靠。此时，正当军 统局急于要把特务魔爪加强延伸到西北去，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因此立即 被派到西安去。从19341936年他担任军统局陕西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凭借乡土关 系，加上军校一期“黄马褂”的招牌，招摇撞骗，广收滥用黄埔失业军人、流氓地 痞、恶霸、无赖之徒，加入了军统组织。军统局早期在西北方面的特务，多半是马 志超发展的。“ 西安警察局从1931—1949年解放前夕，一直是军统特务在西安镇压共产党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大本营。单就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长时期的两个血腥案子就足以说明 这一点。 第一，1935年12月，我初到西安和马志超谋划，把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特 务力量统驭起来，对共产党来一个下马威，在短期内给共产党地下组织以严重打击， 以加强西安市的控制。因此，我向“西北剿总”建议设立西安军各督察处，得到了 同意，指派“剿总”中将参议谢珂负责筹办，并派谢珂为军警督察处处长，马志超 为副处长，我以军统局西北区长身份担任督察长负实际责任。1936年1 月底我离开 了西安，督察长一职由我的后任西北区长江雄风接替。马志超当时担任军统局西安 站长，实际上他是军统局西北区和军警督察处的耳目。根据马志超的情报，1936年 2 月，在谢珂、江雄风指挥下，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共产 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的有20多人。 第二，1936年11月蒋介石进驻西北，住在离西安50华里的华清池，调兵遣将， 重新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已经内定撤换张学良，派他的嫡系蒋鼎文接替“西北剿 总”代总司令的职务。军统局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严令西北区加强对共产党、进步 势力。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镇压，把这个“维护领袖安全”的重担子，直接打电 报交给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负责。马志超一面派遣特务李翰廷等组织了一个便衣警 卫组，驻在华清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同时在西安市和通往临潼县华清池道路上， 加强了岗警与便衣特务的巡逻，采取了进一步盘查、侦防、镇压等非常措施。1936 年12月9 日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革命公园广场集会，群情激昂，一 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标语，在西安市游行示威， 并准备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只知道保护蒋介石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不顾一切，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警察、宪兵、特务对游行请愿学生实行 武力镇压，勒令学生解散队伍、停止游行，把学生队伍冲散，并把西安通往华清池 的中山门城门紧闭，派警察、宪兵实弹上刺刀守住城门口，阻止学生队伍到华清池 向蒋介石请愿。同时，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装实弹的宪警，对游行队伍如临 大敌，学生不服制止起而反抗，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马志超、杨镇亚下令军警 开枪当场打伤学生。马志超电告南京军统局报功，立即得到了戴笠回电嘉奖。 由于他作贼心虚，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他立即化装为黄包车夫，连夜混乱中逃 出了西安。1937年军统特务卷土重来，又到了西安。原来在西安警察局的特务舒翔、 李翰廷、许忠五等，仍旧盘踞这个血腥机关。李翰廷还以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 作幌子，掩护他担任军统局西安站长和以后西北区的直属组长。舒翔、许忠五仍然 充当西安警察局督察长和侦缉队长。但军统局顾虑马志超回到西安去，会引起西安 人民的反感，于军统局和马志超本人都不利。因此，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在军统幕 后操纵下，让非军统分子杭毅、孙谋过渡了两三年。不知道内幕的，以为军统局放 弃了西安警察局，其实这是军统特务运用公开机关和外围人物，在某种情况下不得 已而为之的狡猾手段。接着，从1940年起，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又由军统特务控制 迄于1949年解放前夕。同样，军统局对于兰州警察局也没有放松过。因为马志超不 见容于西安人民，从1937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警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 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1937年11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 “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 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 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西要“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 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党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峻， 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 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 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延安， 更使他们着了慌。10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 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 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 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 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 学生到延安去。于是4 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 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设，在西安金家巷ABC 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 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谷正鼎、顾希平、任党五、张毅夫、郭紫峻、 彭昭贤，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长、保安处长，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宪兵第一团团长， 西安警察局长，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等20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 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 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 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 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 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 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 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 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 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 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 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 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 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 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 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 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 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 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 堪设想。我提议在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 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 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 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 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 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 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 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 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 人都到西安崇廉路2 号谷正鼎家中，对谷正鼎提出来的草案，提供一些补充修正意 见，作出初步决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主要内容是：上述西安各机关负责人均为特 种会报成员；会报由谷正鼎负责召集，每逢星期日上午在他家举行，不拘形式，自 由座谈；关于共产党、进步党派、青年学生各方面动态，参加会报的人均有责任搜 集情报，于每周集会时，用书面或口头会报，但由军统局和中统局西安负责人负搜 集情报的主要责任；参加会报的人，必须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准 时到会，不另通知；会报记录和决议交谷正鼎负责处理，汇报蒋鼎文最后决定，交 有关单位执行。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组织以及建议国民党中央也组织特种会报等项决 议，均经谷正鼎汇报蒋鼎文决定后，以西安行营名义转报了中央。西安特种会报， 经谷正鼎转报蒋鼎文之后，即于1937年11月正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也由何应 钦负责在其参谋总长办公室内组织了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其后蒋管 区各省市县特种会报，在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统一领导下，均陆续普遍成立起来， 而始作涌者则为西安特种会报。 西安特种会报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 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 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1940——1945年劳动营总从长为余翼群。 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各地送去的共产党、进步青年，强迫管训劳役的机 关，所有被扣留的青年学生，即改交劳动营收押。西安特种会报关于堵截青年学生 的决议，在延安、咸阳、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交董钊十六军和宪兵第一团检 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 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局西北区指示三原组长任鸿献、宝鸡组长李铺村，以及渭 南、大荔、洛川、陇东环县、庆阳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协同 当地驻军和宪兵执行侦捕，以此作为经常的主要任务。1942年冬，我由重庆到洛阳 去，路过西安，与西安劳动营主任谷正鼎见了面。他说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 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 途扣留送去的。谷正鼎邀我到西安西门外飞机场附近集中营参观了一次。一进门就 觉得阴森可怖，门口站了两层武装岗警，持枪上刺刀，并摆着机关枪。集中营四周 布满了铁丝网，每隔约50公尺，就有一个武装岗哨。我边走边参观了所谓学生（其 实是囚犯）的寝室，就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层谷草，每个铺位只有薄薄的一 条粗劣的毛毯和一条棉被。我看到的十来个人都是脸黄肌瘦，形同乞丐。西安气候 严寒，室内没有生火，用报纸糊的窗户都被风刮破了，门板也是破的，每人穿一套 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 结做军服，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晚上还经常加工。被服厂由谷正鼎的老婆皮以书 负责经营，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从被迫害的青年学生身上剥削得来的无数金钱， 都被谷正鼎夫妇私吞了。 如前所述，1938年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军用品、武器，经常被西 安、咸阳、三原驻军和宪兵非法扣留；同时，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人，也遭受非法的 人身搜查。1938年，西安《秦风日报》报道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某些情 况，主张言论、出版和行动自由，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后方人民支援全 面抗日。该报还登载了某些有关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谷正鼎、张毅夫等认为《秦 风日报》言论左倾，鼓吹“反动”，提交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予以查封，经蒋鼎 文批准后，交西安行营第二厅通知《秦风日报》勒令停刊。此外，在西安市查禁进 步书报刊物，以及查封销行此项刊物的书店等，都是西安特种会报所决定执行的。 1943年我和蒋鼎文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期，谷正鼎由西安前来访问。 在闲谈中，蒋鼎文追怀往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由于大家一条 心，才没有让共产党抬起头来。今天全国各地都有了特种会报，总算是我们早就见 到了。”说罢狂笑不止。 企圈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 军统局历来总想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虽然费尽了心机，终不得逞，但每 年一度的工作计划，总有这么一条，并且列为首要项目，并不因屡遭失败而死心。 在西北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破坏的阴谋，更是如此。1937年5 月，蒋介石派军委会 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局乘机派遣共产党叛徒、军事科长杨 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1937年我到西安后，也 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1938年3 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曾派出一个特务去到延安，但也是失败而回。 原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凭借着本家顾孟余作靠山，竭力向蒋鼎文巴结。 我是军统西安负责人，又和蒋鼎文臭味相投，顾德明希望我替他在蒋鼎文跟前说些 好话，对我特别要好。我们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 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红人”如谷 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 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 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 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入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 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 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 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 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信，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他说： “在行政方面，汪克毅有电报来，但没有提的。”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 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5 月底，汪克毅突然从延安回来了，他说：“一到延安， 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 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 电报局里已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 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 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 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 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但我对边区方面的妄想，并不因此而灰心。1939年 7 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 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活动， 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 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恰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 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 鼎见了面。行前，我对郭子明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 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郭子 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 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立 即调郭子明到重庆去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科长。 我在西安3 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妄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 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汪克 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 败了，牺牲损失不大。我拿定了这个主意，就和丁敏之、李翰廷商量了好几次。我 对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么多年，认 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我和李翰廷决定的原则是： 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 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 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 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 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介派特务冒称商 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 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屡试都失败了。 以上是我在西安时期企图打入边区的例子，这一类的阴谋活动当然还有，但在 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严密的防范之下，都遭到了失败。 军统局在西北与胡宗南、蒋鼎文的勾结 戴笠以及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是与胡宗南的扶植和戴胡两人互相勾结分不开 的。 1935年胡宗南“追剿”北上红军，窜入陕甘两省。1937年抗战军兴，胡一度离 开，但1938年他又回军西北。从此，胡宗南茶毒西北10多年，军统局在西北的特务 组织一直与之配合勾搭。戴笠对谁也瞧不起，但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戴笠每逢遇 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 水，戴笠准备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事前曾经就商于胡宗南，得到同意后他才决定 了西安之行。军统特务都把保守秘密看成第二生命，不敢违犯；关于逮捕、暗杀事 件，因为都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阴谋暗害相关，那就更不必说了。但军统局所谓保 守秘密，对于胡宗南，却也是个例外。如1940年5 月，军统局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军事委员车耀先，和认为与罗、车有连带关系的进步 人士郭秉毅等两人，由戴笠亲自从成都把他们四人解到重庆秘密监禁。在军统局这 是何等机密的事！但罗、车等四人解到重庆后，郭秉毅两人就立即转送到西安胡宗 南负责的军校第七分校去当教官，也不顾虑什么秘密了。 1935年10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湖宗南先生在西北，重 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12月，我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看到了 胡宗南，由马志超介绍见面。我初次和他见面，就把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对陕甘宁边 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情 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我在西安几年，军统局西北区的公开掩护机关并不隶属于 胡宗南，但我与他却比较接近。胡宗南曾对我夸耀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 笠）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的确， 胡好像是较为冷静的。但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 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 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 号胡宗南住 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 一样去向他请示。并非胡宗南和谁有什么特殊，而是完全基于军统局与胡宗南集团 之间互相勾结的需要，军统局历来派在西安的负责人也莫不如此。军统局西北区关 于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情报，郭子明赴延安搜集的情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切动态， 在西安侦察共产党员车耀先、进步人士车向忱等的情报，以及杨虎城旧部孙蔚如、 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孔从周等的情报，都随时向胡宗南作了汇报。就是关于 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军风纪等等情报，也从来不报军统局转报蒋介石，而是就 近报告胡宗南，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任何地方、对任何部队从所未有的。根据这一 点，可以说，军统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为了包庇胡宗南而做了胡宗南的 耳目。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特务，胡宗南都叫他们和军统局西北区联系，交换情报。 胡宗南有时候也把某些案件交给军统特务替他调查。 在人事方面，军统局与胡宗南更是互相调用，彼此不分。1938年胡宗南重返西 北后，军统局陆续派江雄风。梁干乔、俞墉等到胡宗南集团担任重要职务，江雄风 曾任西安第七军分校总队长，梁干乔历任西安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 主任，以及在拘邑、耀县一带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民运组训总负责人。而梁干乔、俞 塘都在军统局担任过书记长，江雄风则担任过军统局西北区长，他们三个都是共产 党叛徒，派他们到西北去配合胡宗南工作，决不是偶然的。从1944年起，军统局还 介派了戴笠的座上客、军统第一个阴谋家赵龙文，出任甘肃省府民政厅长和胡宗南 的第一战区长官部秘书长，以全面策划防共剿共。戴笠为了胡宗南的安全，1937年 派军统局杭州特务训练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长，以与军统 局西北特务组织紧密联系，保护胡宗南。同时，由胡宗南部队高级军官调到军统局 任职的，那就更多。其中有胡宗南部军长吉章简调任军统局交通警察总局长；军统 局经理处副处长林尧民，中美合作所总务组长郭斌，兰州警察局长史铭等，都是由 胡宗南集团调去的。1941年9 月，军统局一次从胡宗南集团现职军官中调去团营长 以上军官20人，派充军统局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大队长等职务，从而充 实了在江南进犯新四军的特务武力。1944年春，胡宗南部队十几万人开往新疆，宋 希濂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军统局立即在新疆警备总部设立调查室，派余万选充当 主任。同时成立了新疆省站和新疆省警务处，派胡国振充任新疆省站站长兼警务处 长，另派刘汉东为警务处副处长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警察局长。此外，还设立 了新疆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等等特务机关，这些都是军统特务与胡宗南集团互 相勾结共同反共的实例。 其次，军统与蒋鼎文的勾结。由于西北区配属于蒋鼎文负责的西安行营时间较 久，与之共同策划的阴谋活动更多。除杀害宣侠父、倡导特种会报制度外，当时西 北区借以掩护的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实际就是蒋鼎文的反共参谋处。蒋鼎文在 西安时期，关于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 等动态情报，西北区都及时用书面或口头向蒋鼎文汇报并与之商量对策。比较重要 的事实有：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由杨虎城旧部向来以稳健厚重见称的孙蔚如出 任陕西省府主席，这是适合陕西人民愿望的，但南京方面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 为之的权宜之计，因此，对孙蔚如一直不放心。1937年我到西安后，不断向军统局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孙蔚如在西安、在陕西境内，大批起用杨虎城旧部，企图死灰 复燃，所谓陕人治陕的大西北主义空气极为浓厚；省府秘书长杜斌丞和长安县长韩 兆鹗思想左倾，与陕北南汉寰有勾结，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宣侠父来往密切，在 孙蔚如掩护下酝酿反中央活动，杜斌丞、韩兆鹗并在西安“公开诽谤委员长”等语。 同时，蒋鼎文原就觊觎省主席的位置，但不得机会，我看穿了他的心理，不时和他 谈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1937年底，孙蔚如省主席职务终于被挤掉，蒋鼎文攫 取陕西省政权的目的如愿以偿，这是我和他有了进一步勾结，甚至把我当成他的亲 信的一个重大关键。 1938年春，军统局西北区绥德组长诸大光报告称：绥德附近吴堡黄河渡口，为 八路军从延安与晋西北、华北前线的主要交通线。我接到这个电报，立即向蒋鼎文 建议封锁黄河渡口，破坏延安与抗日前线的交通补给。蒋鼎文采纳了这个建议，指 示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指挥保安团队执行。1938年秋，我建议军统局将榆林组扩建 为榆林站，派诸大光为站长、唐伯先为副站长，以监视和胁迫手段，逼使蒙古沙王、 邓宝珊等接受中央命令，加强特务控制，防止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站长诸大 光报告称，榆林远在塞北，比较可靠的力量，只有白海峰一个师，防守单薄。因此 我又建议蒋鼎文加派何文鼎一个师开往榆林，以充实防共力量。随后，我更进一步 指使诸大光挟持沙王充当了沙王的参谋长，以完全控制沙王。总之，从榆林站的建 立，以至加派何文鼎充实榆林防务，遮断了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的通道，当时 蒋鼎文认为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军统局也对西北区去电表示满意。 军统局对杨虎城及其旧部的侦防和迫害 杨虎城是蒋介石集团中的杂牌，一贯被歧视，受压迫。在西北方面，军统特务 所注意的对象，除了共产党，就是杨虎城。1935年，我到了西安，军统局西安站长 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向我汇报时说：“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 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 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 他包庇引用了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我叫马志超要特别注意杨 虎城及其左右的动态。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杨虎城，由他的秘书周梵伯介绍我到西安 新城大楼和他见过一次面。12月，据马志超报告称：“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 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所亲信”等语，经转报军统局并指示马志超暗中监视宋绮 云，从此宋绮云就成了军统特务的主要对象。 1935年冬，当我还在西安的时候，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的东北人涌人 西安，并不为杨虎城所欢迎，所以“酉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比较合适的办公 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南院门一个大杂院勉强将就，作为“剿总”所在地。12月， 防守西安的东北军刘多筌一零五师特务营士兵与西安绥署的宪兵营宪兵，因为在戏 院里争坐位打起来，一零五师特务营一个兵被打伤，更引起了两方面的不快和不安。 我为了加深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矛盾，以便运用矛盾，加强对张、杨的控制，指 示马志超以陕西乡土关系向杨虎城及其左右烧火。我自己则向刘多筌说：“杨虎城 自己搞起来的宪兵是私货，西安市的城防与治安之责，应该由一零五师统一起来， 指挥宪兵第一团共同维持才对。”我拿话煽动刘多筌，指望挑拨张、杨的不和。由 于张学良、杨虎城认清了形势，在团结抗日、停止内战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杨虎城对东北军不满之感，自然就烟消云散了。特务的挑拨离间，终不得逞。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在西安失去自由，南京方面都指望杨虎城有 非常举动，把蒋介石救出来。后来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又盛传杨虎城反对释 放蒋介石，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张学良避开了杨虎城，才把蒋介石送走的。西安事 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被军统局非法禁铜，军统局对杨虎城非常虐待。 军统局对杨虎城旧部，集中注意在杜斌丞和赵寿山两人身上，认为杜斌丞是政 治方面反中央的中心人物，而赵寿山则为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在杨将军被迫 出国以至被非法禁铜的长时期内，杜斌丞、赵寿山以及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人，都 为军统特务注意的对象。由于杜斌丞经常住在西安，其接触面较广，更为军统特务 所仇视。杜斌丞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当过陕北师范学校校长，是西北文 化教育界前驱。1935年起，军统特务就把他看做眼中钉，指他思想左倾，与南汉奂 有勾结，参与了西安事变，主张扣留蒋介石并且反对释放，他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宣侠父来往勾结，号召杨虎城旧部和西北方面的左倾人物“反抗中央”，公开诽谤 “委员长”等等情报，在军统局档案中起码有一尺高。因此，1937年冬中央根据军 统局情报和建议，免去了杜斌丞陕西省府秘书长职务。杜斌丞在西安有时爱和省府 财政厅长续式甫、民政厅长彭昭贤等聊天、打麻将牌。我也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 于是假装闲散，以师大同学关系找杜斌丞拉扯接近，老着脸皮在一起混，或者干脆 在一旁看打牌，有时候甚至歪着头躲在靠椅上，闭着眼睛装睡觉，实际都是为了侦 察杜斌丞的。杜斌丞在西安成了特务最大的目标，呆不下去，有一个时候离开西安 跑到昆明去避风。但他一回到西安之后，又被特务盯住，1947年被特务横加诬陷， 以所谓贩卖毒品的莫须有罪名而遭杀害。 抗战初期，赵寿山担任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十七师师长，经常在前线指挥对日作 战，有时回到西安来。军统局队为他是杨虎城在西北的继承人物、实力派，对他不 肯放松。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转报蒋介石的主要内容有：“杨虎城旧部中心人物 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西安事变时期， 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 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贯反中央，对委员长公开谩骂。杨虎城旧部军官孔 从周等都和他接近，受他的影响。十七师经理处长杨晓初夫妇都是共产党。杨晓初 等驻西安，代表赵寿山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勾结联络”等等。这些情况，军统局西 北区历任负责人，均随时向西安行营蒋鼎文以及胡宗南等汇报。 此外，1938—1939年我在西安还与杨虎城旧部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韩光倚、经 理处长王维之拉拢勾结。当时韩光琦、王维之常到西安东大街夏声戏院隔壁阎雨村 开设的书店后面去聚赌吃喝、抽大烟或者看戏玩乐。我和彭昭贤、周伯敏以及陕西 省府建设厅长雷宝华等也常到那儿去，或者到韩光琦、王维之的住家去吃喝、上大 烟炕扯谈。韩光倚、王维之的目的，自然是希图和特务拉拢以进一步投靠中央，追 求高官厚禄，而我与彭昭贤的目的，则在于刺探杜斌丞、赵寿山等动态，同时对杨 虎城旧部进一步分化、破坏。 1939年孙蔚如部三十八军独立第三旅长孔从周驻在晋南，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 杨虎城旧部中坚人物，军统局也不肯放过，从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介派军统特务吴博 夫充当孔旅的政治部主任以侦伺孔从周。吴博夫的工作就近受军统局西北区指挥。 1939年9 月吴博夫向军统局报告称：“孔从周思想左倾，与八路军有勾结，认为被 中央歧视，待遇不如中央军，对士兵讲话，公开骂委员长”等语。吴博夫在独三旅 进行特务活动，为孔从周发觉，被驱逐离开了独三旅。 其后，孙蔚如调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接替三十八军军长，与日本侵略 军在河南广武及陕豫一带作战。由于军统特务配合蒋鼎文、胡宗南等一贯侦监、压 迫，1947年赵寿山将军被迫离开了三十八军。胡宗南用明升暗调的手段，派他为空 头总司令，所能指挥的只有一个卫士和一个勤务兵。赵将军向蒋介石要求出国不许， 经孙蔚如代他请求也不许，最后起义投奔了解放区。 特工秘闻 军统局的西北区 程一鸣 军统局的西北区是军统局最大的一个区。1939年，军统局将兰州站扩大为西北 区，其范围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 调查室的公开名义作为掩护。调查室的办公处，设在兰州市郊区五泉山东龙口，和 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一起。西北区的区办公处，设在兰州市城里的曹家厅。 西北区表面上是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实际上由重庆的军统局直接 领导。 1941年春，我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公开名义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 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上校主任。 军统局西北区的业务：一是反共。在甘肃省陇东的马栏镇设立马栏组。这个组 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边缘，专搜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报。但在那里，双方都 设有封锁线，不可能派遣特务通过封锁线，只能配合驻在陇东的胡宗南部队，对陕 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封锁，破坏在甘、宁、青、新、藏五省的中共地下组织。 二是镇压群众和少数民族，控制航空、公路、邮电的检查，加强警察和保甲制 度，严密管理户口。西北五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西北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 受到满汉统治者的压制，经常起来反抗，因此军统局需要进行监视和镇压，预防他 们造反。 三是监视防范西北区的各割据势力，如甘肃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的马步芳、马 步青兄弟；独霸宁夏省的马鸿逢、马鸿宾兄弟；还有新疆闭关自守的盛世才；达赖、 班禅喇嘛在西藏勾结印芳和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这些集团都像一个独立王国， 各自暗中与国民党政府对抗。 四是监视当地驻军的活动和扩张。宁夏、青海、新疆的政治集团都拥有军队。 国民党军的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和骑兵师师长白海峰都有左倾嫌疑。 五是搜集甘、宁、青、新、藏五省的军政、党派、财经、文教、社会等情报， 以便了解各省的内情。 六是确保甘肃省大后方的安宁和交通线路的畅通，肃清地方的土匪。 我在军统局西北区工作四年多，曾发生过几件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件。 1942年1 月5 日，军事委员会兰州航空检查所用电话向我报告：“有一架苏联 运输机，载来一批苏联人，降落在兰州飞机场，其中还有八路军—一五师师长林彪。” 1937年，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9 月，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伤，1938年送 往苏联医治。这次乘苏联运输机回国，路经兰州返延安。 我将林彪抵达兰州的情况，电报重庆军统局。军统局收到我的电报后，报告了 蒋介石。蒋密令军统局要我好好接待林彪，妥善护送林彪返回延安。我和甘肃省政 府主席谷正伦私交很好，我将蒋的意图告诉谷正伦，请他出面，在甘肃省政府的后 花园船厅宴请林彪。陪客有八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张鉴桂、甘肃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赵 龙文和我。林彪身穿苏联制草绿色呢军服赴宴，他的讲话和神态很像蒋介石。宴会 毕，我请赵龙文电报西安胡宗南，要他通知甘陕两省的驻军，妥善保护林彪返回延 安。林彪在兰州励志社住了几天，坐汽车经西北公路安抵延安。 1943年，我到重庆开会，见到戴笠，谈起林彪路经兰州的情况。戴笠说：“林 彪是黄埔军校的好同学，校长常常向黄埔同学讲话，要他们学林彪。” 1943年，我从新疆迪化组获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人陈潭秋和毛泽民已 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33年4 月，盛世才乘新疆政变，掌握新疆的政权。以后任新 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标榜“亲苏、反帝、民主、廉洁、和平、建设”六 大政策。盛世才之所以顺从苏联的意旨，其目的是要苏联来保护他的统治。所谓反 帝，是盛世才利用它排除异己的势力。 新疆省的警务处处长李英奇，是盛世才的亲信，所有逮捕屠杀都由他主办。他 在兰州对我说：“我的老婆是盛夫人介绍给我结婚的，实则，她是奉盛世才的命令 来监视我的言行，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被逮捕，哪一天被砍头。盛世才也杀死了 他的弟弟和弟妇。”盛世才本来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1942年，德国希特勒用闪电 战术侵人苏联，德军迫近莫斯科。盛世才当时估计错误，认为苏联将被德军所败。 因此，盛世才对苏联失去信心，意想脱离苏联投靠蒋介石。于是1942年二月通 过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蒋介石洽谈。朱绍良赴新疆的前夕，曾对我 表示：“这次到新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拿三国时的关羽来比自己。 1943年夏，蒋介石夫妇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从重 庆飞抵兰州，住在兰州九间楼戴笠的寓所，由我负责警卫。朱绍良得悉蒋介石到了 兰州，即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飞返兰州，带着盛世才向蒋介石表示投靠的亲笔 信。蒋介石接受盛的投靠，于是派吴泽湘到新疆迪化，成立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 署，办理对苏联的一切外交事务，盛世才从此脱离苏联。翌年，盛为了讨好蒋，出 卖中国共产党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重要党员和在新疆的地下党员。 1943年6 月，蒋介石以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名义，派一个由王德博、季源博、朱 树声、郑大纶四人组成的新疆工作组（王德博任过司法行政工作，季源博曾任中统 局的处长、副局长，朱树声曾在东北、江苏任过法院院长）从重庆出发，路经兰州 赴迪化。由盛世才派他的秘书长为临时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德博为副主任委员， 季源博、朱树声和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及省政府各厅长、警务处处长十多人为委员， 郑大纶任书记。这个临时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延安驻新疆的第八路军办事处，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化 名徐杰）、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化名周斌）、还有其他两人负责。陈潭秋和毛泽 民被捕后关在警务处的地下室，被施以严刑拷打逼供，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 党人的崇高品质，于1943年壮烈牺牲。王德博等在1943年初冬，完成了在新疆肃清 中共地下党员的任务。他们是一伙屠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 1944年日军迫近贵州省的独山，距离重庆很近，而苏联的红军在欧洲打败了德 军。盛世才又企图重新回到苏联的怀抱。8 月一天，一夜之间，把蒋介石所派驻新 疆的人员悉数逮捕关押。但斯大林以盛世才反复无常，拒绝了盛世才重归旧好。盛 世才眼看走延安的路已断，他才不得不将蒋介石驻新疆的人员释放，蒋介石派胡宗 南部的叶成军和罗恕人师进入新疆，此时盛世才只好赴重庆就任农林部长。 特工秘闻 甘肃军统特务组织 蔡延寿 军统兰州站（一）组织人事军统于1935年在兰州设立秘密组织——兰州站。当 时活动地区只限于兰州市。设有站长、书记、译电员、司书、外勤通信员等。 首任站长是傅子资，用甘肃军械局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西安事变时，该站 人员逃往天水，兰州站无形中撤销。 1937年朱绍良第二次主甘后，军统派任冠军任兰州站站长，重建兰州站。任的 公开职务是甘肃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丁振华任兰州站书记，杨润任助理书记， 工作人员共10余人。1938年站长由霍立人接替，以第八战区参谋处第二科科长职务 作掩护。1939年，霍立人调军统局，由曾勤余接任站长。办公地点由曹家卷移至曹 家厅，组织扩大。 1940年，戴笠来兰，将兰州站改名为调查室，隶属于第八战区长官部。室主任 为刘艺舟。1941年后，室主任先后换为吴景中、马汉三、程一鸣。1944年又改组为 西北行辕视察室，张纪勋为主任。1946年，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视察 室改为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王孔安。毛人凤任保密局局长后，又命令将秘密组织 与公开机构分开设立。1947年兰州站重新设立。 1949年兰州站裁撤，与河西站合并，改为保密局西北特区，由胡子萍兼区长， 领导各地秘密组。 （二）罪恶活动收集情报主要收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情报。抗日战争开 始后，又收集苏联援华物资及人员活动情报，每日电报军统局。并利用商人身份作 掩护，由陇东进入边区，刺探解放区党政军等情况。利用西峰镇兰州邮电检查所办 事处，电报其上级。同时检查邮件、报纸、书刊，没收《新华日报》、《解放日报 》及一切进步书刊。此外并指挥各县秘密组，设立“追究案”，根据外勤人员的汇 报材料，对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行动，每日记载于追究案内，定期汇报兰州站。兰 州站将重要者用电报、次要者编成材料汇报军统局。 逮捕迫害根据情报，不时进行逮捕。如 1947 年兰州警察局长李汝为命令侦缉 队长文殿杰逮捕大陆通讯社殷甲明，直接解送长官公署第二处，押在特种看守所。 1949年省参议员祁鼎丞因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痛恨郭寄娇对甘肃人民敲骨 吸髓的剥削压榨。警察局长郭庄命令文殿杰派人跟踪祁鼎丞，但因祁系省参议员， 不便下手。警察局报告长官公署第二处（即西北特区），签呈马步芳，饬警备司令 赵珑秘密逮捕，押于新关特种看守所。解放前夕，西北特区区长胡子萍潜逃河西时， 将祁鼎丞活埋于张掖。 监视各马兰州站外勤人员也注意收集西北各马动态。宁夏国毗连陕甘宁边区， 更受注意。1949年5 月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后，该站将所存大量有关各马的情报 档案、电报底稿全部焚毁。1949年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兵团进窥咸阳及撤退期 间，兰州站令西峰镇、平凉两组，将马家部队的情况，每天电报兰州站。此外西北 特区布置任务时，对各马的动态及其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也很注意。 布置潜伏1949年3 月，保密局长毛人风电召西北军统特务头子等赴重庆开紧急 会议，布置西北特务工作及潜伏任务，妄图将西北特务人员纠集潜伏乡村，并企图 在陇南山区打游击，以等待时机；同时在西北各重要据点以商人身份潜伏下来，伺 机破坏。这伙特务头子回兰州后，军统、中统会同警备司令部组织成立保干事训练 班，训练潜伏人员，搞潜伏破坏勾当。因兰州迅速解放，这一阴谋未能得逞。西北 特区还布置了各地潜伏组，但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无法藏身。如张掖潜伏 组长王天爵向人民政府自首就是例子。 兰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组织人事郭寄桥为了配合执行国民党中央戒严法 令，在兰州警备司令部设稽查处，由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警官学校各派5 人 组成。旋于2 月初扩大编制为50人，处长为钱明新。 同年5 月，马步芳当了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后，警备司令换成了杨修戎《后为赵 珑》。稽查处长马全海，副处长马秉武，大肆扩充编制，增加了60人。来往乘飞机 旅客都要经过稽查处审查发给准许证，才能乘坐。有关人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 大发横财。6 月间，外勤组的区域小组在原东梢门附近某居民家，以搜查大烟为名， 将金镯一对，金戒指两只，铜元一大缸，全部送稽查处没收。 外勤组所有特务，随身带有“小派司”（即稽查证），随便出人旅馆、饭店、 娱乐场所，尤其出人妓院、赌场、烟馆等，除特殊招待外，还要敲诈勒索，稍不顺 意，即行陷害。 7 月间，将永昌茶庄经理贾某，另有四名茶庄经理，捏造一贯道首罪名逮捕， 押于稽查处普通看守所，由第一课长路守缄和军法官杨永亨会同审讯，授意可以取 保释放，但须每人交保证金银元500 元。结果敲诈银元共计2500元。 8 月20日，由赵珑、马全海率领稽查处全体人员到雷坛河一带突击检查户口。 凡是没有身份证的或认为可疑的一律逮捕，共捕了200 余人，关押在看守所。 凡贿送钱财物品者释放，其余到兰州解放后才获释。 破坏学运王永杰是稽查处学运组人员，一面在兰州大学上学，一面搞破坏学运 的勾当。以后又由中统介绍从北平逃来兰州的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来联民等5 人， 均以稽查员名义搞破坏学运的特务活动。1949年春，郭寄娇要发行建设公债银元300 万元。各学校纷纷集会游行，坚决反对。王永杰等人进行监视，不断向稽查处长钱 明新报告。当兰大学生示威游行时，稽查处派出大批便衣人员，跟随监视，暗中破 坏。事后稽查处根据王永杰的报告，专案汇报郭寄娇，得到郭的嘉奖。 恶贯满盈，仓皇逃散马全海当稽查处长不到3 个月，敲诈勒索了大批财物，于 兰州解放前夕仓皇逃跑。事前由其亲信督察长陈显宗每日在他卧室内用黑麻纸包裹 银元，放人麻袋，整装了一吉普车（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临走前先将该处100 多 人集中于稽查处，听候命令。1949年8 月25日上午8 时许，突然命令各人将行李搬 上8 辆汽车，马全海和贾文溥手持短枪到各宿舍检查后，全部汽车开往黄河北岸， 到达河口后，马全海说不愿跟随去的听其自便。结果只有36人愿意去河西，其中有 些人中途就逃散了。 兰州邮电检查所1936年以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兰州邮电检查所（以下 简称兰检所）只有七八人，派出人员在兰州邮政局、电报局检查来往信件、包裹和 电报，规模很小。该所每月经费由省政府补助500 元，自行开支。当时特检处长为 阮永棋，兰检所长为常宜中，审查员和检查员由军统、中统人员平均担任。1937年， 所长换成曾昭善，人员增为10余人。 该所邮电检查活动一般为每日将检获材料登记后，由审查员签具处理意见，送 所长批示，交内勤人员按批示抄送第八战区调查室、重庆特检处、中统各一份。对 重要材料、专案，报重庆特检处处理。检获材料中，大部分系由陇东边区发给内地 的革命宣传品，一律没收；对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来往电报，除照抄外原件放行；发 现形迹可疑的信件，扣留或抄送；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疆日报》 均行扣留。1939年，刘珑接替阮永棋为特检处长，从此全国邮电检查工作完全掌握 在军统手中。1945年冬，兰检所停正工作，各办事处人员集中兰州待命。1946年3 月全国邮电检查所奉命结束。 特工秘闻 军统河西站与兰州特训班 王世杰 军统河西站 军统在抗战期间设有酒泉组，指挥河西地区军统特务系统，并和本地区公开机 构取得密切联系。河西走廊是通苏联的国际路线，苏联援华物资以及我国羊毛、钨 砂等出口物资，均在酒泉交接。军统特务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方面的情报和监视苏 联人以及国内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 河西站是秘密组织，没有关防针记，不能对外。经费由保密局直接汇给站长； 军粮拨到酒泉军粮仓库后，提取时须托警察局长代领。 河西站无所不管，罪恶累累。凡是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 等情报，无不收集。而且在公开机构内也布置了不少军统特务，以便指挥如意。例 如，我是酒泉警察局长，也是军统特务，河西站经常叫我替它调查密件、某人行动、 路过酒泉各方人员、物资等情况。以下仅就个人经历举些例子：敲诈勒索吴北吾是 酒泉的烟商，山西人。1947年，酒泉组组长魏成德垂涎其财，对他进行敲诈，诬称 据李某密报，吴是共产党人。魏表面上装成郑重其事，要我查复，实际上是要敲竹 杠。我明知这是无中生有，诬陷无辜，请商会会长刘耀亭和山西同乡会会长毛某正 式以书面证明吴不是共产党人，此事才作罢。 酒泉县田粮处副处长薛得位，平常生活阔气，引起特务眼红。1948年河西站站 长马兆祥借口薛在田粮处以大秤进小秤出，贪污粮食极多，叫我查复。我知道田粮 处的余粮向来由专署和县政府平分秋色，这是公开的秘密，不能归罪薛得位一人， 我们都有份。我要求专员王维塘出面给马兆祥说明情况及后果，此事才罢休。 收买安插特务抗战期间，酒泉是中苏物资交接点。省贸易公司在酒泉设办事处， 专司其事。并设有招待处，招待苏联友人。据我所知，仅在上述两处，军统酒泉组 就吸收安插了32人作情报员，收集苏联交来的物资数量、苏联人员的行动；我国出 口羊毛、钨砂数量的情报；此外也收集玉门油矿石油生产数量、价格、石油工人情 况，定期电报军统局。 军统兰州特训班` 兰州特训班设在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一分校内，简称兰训 班。开办于1936年，属于戴笠派系（李士珍是另一派系），为军统在西北培养训练 特务人员的机构。因为戴笠认为警察最接近群众，且可避人耳目，将特务训练机构 放在警官学校内最合适。 兰训班主任由戴笠兼任，但实际是副主任负责。分为班本部及队本部两部分。 兰训班第一期分为爆破系、情报系、警政系、电政系、俄文系、边疆系。第二 期以后，将爆破系和情报系合并为谍报系，俄文系改为外事系，添设军事系。各系 除学习本身专业课程外，很重视政治训练。 班内各级人员对学生都有监视控制责任，尤以政训组权力最大。除灌输反动思 想外，就是严格考核学生思想言行，经常通过和学生个别谈话、对学生的公开和秘 密检查、学生之间的秘密报告等进行考查。学生对外通信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和家 庭通信，也要拆阅检查，才能寄出、收取。学生人校后，头两个月无星期假日，不 能外出。学生之间的接触也受限制，不准随便在一起谈话，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 1941年间，学生冯明因和另一同学谈到陕北解放区的情形，被告发后遭到逮捕， 关押后又转送重庆，一年多时间内受尽了拷打折磨。此事发生后，班里呈现恐怖状 态。 此外，对学生每隔一两月要大检查一次。各级当权者，还随便借谈话、个别检 查机会调戏污辱女生，或从中物色小老婆。 兰训班共办了5 期，戴笠来班主持过4 次毕业典礼。只有这天学生才能见到他 们的班主任。戴笠来后，除了解毕业生分发工作情况外，就是对学生讲话。每次讲 话，总要强调他如何受到“总裁”的信任；他的组织已扩大到什么程度；要大级效 忠“党国”，效忠“总裁”，前程远大等等。第三期学生毕业时，戴笠随同蒋介石 来兰，蒋住在九间楼，于是兰训班上下忙了一番。蒋的警卫工作除了侍从室外，加 上宪兵、警察岗哨还不够，临时便衣警卫就由兰训班学生担任。蒋介石在东校杨对 文武官员训话，戴笠也命令三期毕业生听训。用意是使学生认为他们也是蒋介石的 嫡系学生，是蒋介石的亲信。 兰训班的训练时间没有期限，因此毕业也没有定期。短的四五个月，长的一两 年，而且随时可能未毕业就分配工作。由于兰州警官学校不承认兰训班学生的警校 学籍，所以兰训班虽毕业学生w 余人，都是没有毕业证书的。他们在毕业时填写表 格就算是毕业证明，宣誓就算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此外也要看戴笠什么时候有空来 兰主持毕业典礼，因此毕业时间从来不预定。 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各种检查机构撤销，撤了不少军统特务人员。 1946年3 月，戴笠乘飞机摔死后，毛人凤继任军统局长。蒋介石对毛人民不如 对戴笠重视，因而受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对特务经费上的限制；加上戴笠平时和李士 珍的矛盾摩擦，李乘机将警察教育权揽到自己手里，将兰训班合并到新疆警官学校 第三分校，换了一批人员来兰州，兰训班从此结束。 特工秘闻 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 王方南 抗战初期军统上海区的活动 1937年2 月，戴笠派周伟龙到上海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把我带往上海区 在内勤当助理书记，负责编审情报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原外勤方面 各组组长先后调往内地。后来接任组长的有阮清源、刘健、朱啸谷、刘方雄和我 （情报组组长）。是年夏天，军统局派程一鸣接任上海区书记。不久程调往重庆， 军统局又派郑修元接任书记。 周伟龙初到上海区，忙于交接工作，调整人事。正要开展活动的时候，适值抗 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上海区只能凭借租界活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然而军 统上海区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因此而放松。但是我担任情报组长期间，并没有搜 集到中共方面的重要情报，只得到程慕颐搜集来的一些学生情况和秦承志抄来的一 些可疑的信件。除此之外，还由阮清源、朱啸谷搜集了苏联领事馆人员的动态和苏 桥协会的一般情况，内容亦不重要。 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起用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成立维新政府，苏锡文在浦 东组织伪大道市政府，陆伯鸿等在南市组成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一时，汉奸活动 十分猖獗。戴笠令军统上海区暗杀一些上海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即成立了两个行 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汉奸活动。当时被上海 区打死的汉奸有周凤歧、陆伯鸿、陆连奎、张啸林和唐绍仪①等人。 在军统上海区的暗杀活动中，刺杀唐绍仪为影响较大的一例。唐绍仪在袁世凯 政府中当过国务总理，与日本外交官员多有相识，南京沦陷以后，唐绍仪与日本有 接触。事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谢子磐所悉（谢是唐的亲戚，与唐常有来往），乃报 告上海区。周伟龙得报，决定暗杀唐绍仪。 上海区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不满。1938年夏秋，我和刘方雄先 后被公先巡捕房当作暴徒逮捕。后来军统局出钱贿通了公共租界探警人员，我和刘 方雄才得获释。因身份暴露，我和刘方雄获释后都调往军统香港区。1939年初，周 伟龙也被法国巡捕房逮捕，经疏通后亦获释，周获释后即调往重庆。周伟龙调走后， 由朱啸谷代理上海区区长。不久，军统局派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1940年初，由于 上海区管人事的陈明楚的出卖，上海区被江伪76号特务机关破获，王天木被逮捕后 投降了汪伪政府。军统局又派陈恭澎为上海区区长。不久，陈恭澎也为江伪76号特 务机关逮捕而投降。不少投身汪伪的军统特务在抗战胜利后又都以“地下工作者” 自居，摇身变为“有功之臣”了。 上海“八一三”抗战刚爆发，戴笠即带毛人凤、文强等人从南京来上海，伙同 杜月笙等在杜美路（今东湖路）10号成立了一个“苏浙行动委员会”，着手组织反 动武装，周伟龙也参与其事。当时由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等在上海郊区纠集流氓， 文强去浦东收编游击队，罗宝去太湖收编土匪，合并组成一支部队，定名为“别动 队”，其总指挥为刘志陆。沪宁撤退以后，又成立“忠义救国军”。上海失陷后， 忠义救国军步步后退到安徽，在广德设立总指挥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南京成 立了一个交通警察总局，将忠义救国军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由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先后担任总队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马志超把原忠义救国军改编过来的 一部分交通警察总队调到上海担任防守，在上海解放战役中，这些反动部队全部被 人民解放军消灭。 抗战期间军统香港区的活动1.军统香港区组织人事与一般情报活动1938年11月， 军统局把我调往香港担任军统香港区助理书记。此时，香港区区长是郭寿华。1939 年春，郭寿华调往重庆，由李崇诗接任区长，另派曾广勋为副区长。1940年春，李 崇诗调往韶关，曾广勋调往加尔各答，由王新衡和刘方雄分别接任区长和副区长， 刘方雄的书记一职由沈介人接任。香港区外勤设有三个情报组，组长张圣才于1940 年下半年调往菲律宾，由我接任组长。另外，香港区还在澳门、广州、汕头、琼崖、 海口和广州湾各设立一个组。 香港是一个国际间谍特务集中活动的地区，军统局对于国际情报的搜集非常注 重。香港区曾通过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部华籍探员方水（又名廖独航）等人的关系， 从英国方面间接搜集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另有专门搜集 国际情报的章克等人，不断向香港区提供苏联方面的情报。此外，香港区对于中国 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以及工人、学生、进步文化人士的活动也同时注意搜集。香港 区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当时广州、琼崖都已沦入日寇手中， 军统设在两处的情报组就专门搜集日寇在沦陷区的活动情况。同时香港区也注意搜 集华南日军调动的情报。 1940年下半年，我当情报组组长时，化名为王霖和王汝霖。下辖组员有：香港 英国当局政治部探员方水、潘波、霍保，国民党香港海员党部总务科长冯中达、《 星岛日报》编辑沈秋雁，《珠江日报》编辑刘大炎等人。通过这些组员搜集了不少 情报，均由我亲自撰编转报重庆军统局。 1941年夏，沈介人调走，由我接任香港区书记，由冯仲达接我的情报组长之职。 次年1 月，香港被日寇占领，香港区把组织缩小为香港站，由刘方雄为站长。 2 月间，我和王新衡先后奉调离开香港去重庆。 2.重伤林柏生汪精卫的“艳电”是在汪的亲信林伯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 上发表的，军统香港区十分恼怒，决定对林柏生采取行动。香港区本来打算把林柏 生暗杀掉，但恐引起香港英国当局的不满，故决定把林柏生凶殴一顿，予以警告。 香港区情报员刘大炎在香港《珠江日报》当编辑，郭寿华就要刘利用记者身份 与林柏生接近，另派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随刘大炎跟踪侦查林柏生的日常出人途径， 伺机行动。1939年1 月间的一天，当林柏生在马路上行走时，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 上前用铁棍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击一棍，将林打成重伤，乃扬长而去。 3.营救戴笠1940年秋天，戴笠在香港被英国巡捕房扣留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 ：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准备 把她送往美国去留学。余素恒在香港办好出国手续，戴笠特地从重庆乘飞机赶来香 港为余素恒送行。他刚下飞机就被英方人员扣留。事情发生后，刘方雄即打电话给 我，要我打听戴笠的下落，设法营救。我马上找到在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部当探员 的香港区情报员方水，询问戴笠被扣情由。方水告诉我说，戴笠到飞机场时，英方 人员检查了他的行李箱，发现了大量美钞和港币，认为可疑，乃将其拘留（另有一 说是英方知道他是戴笠，故意将其扣押，给他点颜色看看）。戴笠被扣后，刘方雄 急电重庆毛人凤。后经重庆与英国大使馆交涉，戴笠才被释放。戴笠对此非常气愤， 但亦无可奈何。 特工秘闻 军统闽北站始末 林成基 军统早期在福建的机构有由郑衰雄为组长的浦城直属组和由连谋为组长的厦门 直属组。1933年“闽变”后，浦城直属组发展为军统局闽北站，厦门直属组扩大为 军统局闽南站，两站都直属军统局局本部领导。 闽北站在1938年以前组织比较精简，先后有郑寰雄、卓飞。张超等为站长，其 中卓飞、张超都兼任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站股成为一体。1937—1938年张超任站 长时，以谍报股股长身份，在闽北闽南各地招徐土匪，收编民军，作为自己的军事 力量；同时与已退役的闽籍海军陆战队将校如金振中等勾结，提出“闽人治闽”的 口号，积极计划驱逐福建省主席陈仪。张超还经常不经保安处批准即以谍报股名义 擅自捕人或把人秘密处决，在福州制造恐怖气氛。后张超因有倒陈活动及越轨跋扈 事实被陈仪以反抗政府罪名执行枪决。 我于 1938 年 11 月自临浪特训班毕业回到福州时，闽北站与保安处谍报股已 分开，闽北站站长为严灵峰，谍报股股长为庄心田。 自临游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派回后，闽北站开始扩展组织。1939年初成立福州情 报组，严灵峰派郑琦任组长，福州组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沦陷时潜伏福州活动，并秘 密联络运用海军退役军人，准备沦陷后由他们出任伪组织职务，以掩护敌后活动。 闽北站又以闽东各县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且地处海疆，日军随时可能人侵， 乃派郑浩铭为闽东组组长，组部设宁德。郑浩铭到闽东后不闻有甚发展，不久即调 去息烽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后任组长张生亚又自行下海投张逸舟匪部，闽东组即这 样陷于停顿。 1939年1 月，闽北站派陈国元为预备实习情报组组长，把前由张超保送、刚从 临遣特训班毕业的人员统归该组联络，实习情报工作。 10月，闽北站又解散福州预备组，成立福州行动组，派杨又凡为组长。1939年 行动组暗杀谢荫坡后，为避免陈仪查究，把凶手调离福州。 1939年至1940年间，闽北站还在马尾设立情报据点，派周可寄为马尾组组长。 1940年下半年，原在息烽训练班医务所当护士的王友庚自息烽回福州，闽北站 即派王去马尾开设诊所，以掩护马尾组活动。 闽北站设有电讯支台担任电讯联络工作。各分台在平时亦每天与总台联络一次， 组的紧要情报可以径报军统局，后再报闽北站。在战时，各组所得的有价值的情报 都先行径报军统局后报站。直至伪维持会成立，福州组运用人员金振中出任伪公安 局副局长（局长是萨福畴），孙少泉（即国源）为伪财政局局长后，行动组组员王 仁贵、陈以鉴等由金振中安插在伪公安局所属派出所当巡官。行动组组长张武之来 往福州通过情报组组长郑倚及王仁贵等与闽北站联络。 福州沦陷后，南平地位日显重要，闽北站乃成立南平组，派刘崇丰为组长，着 手筹组。当时闽北的建阳亦成为交通要点，而且地处山区，共产党游击队陈枯老 （陈贵芳）部就在附近活动，为了掌握建阳地区的情况，闽北站又设立建阳组。 福州沦陷后，站和福州的潜伏组联络需要专设人员，乃调福州行动组组员陈其 鸣担任交通，定期来往南平福州间，运送经费、电讯器材等。沦陷期中，福州伪组 织的汉奸很多都与军统特务拉上关系，福州行动组几已失了行动意义，闽北站乃于 1941年6 月间把行动组撤销。那时闽北站所属的公密单位中已经暴露身份及无适当 工作可派的特务分子被大量调去受训。 上面所说的是闽北站从1938年至福州第一次沦陷时的秘密单位人事布置情形。 这阶段闽北站掌握的公开机关有：（1 ）省保安处谍报股。谍报股虽是保安处 的机构，但一切人事经费都由闽北站控制，所以闽北站是谍报股的真正上司。谍报 股以全省为工作范围，当时闽北站所得的一般社会情报及查悉的有关贪污不法的案 件多转饬谍报股转报保安处核办。谍报股要把所得情报及其办理情况具报闽北站存 查或转报军统局备案。自站股分开以后，军统局把谍报股拨归闽南站掌握运用，谍 报股从此脱离了闽北站的掌握。 （2 ）福州警察局特务组。该组是闽北站的主要运用机关，工作范围为福州市 区。约在1936年或1937年，福州警察局就开始有特务组的编制，毛森曾担任过特务 组主任，1938年毛森调去浙江工作时，推荐组里的王调勋继任主任。次年王调勋调 上海沦陷区工作，由巍耿继任主任。1940年该组配合闽北站行动组逮捕了在中国茶 叶公司工作的“共产党嫌疑”蒋君教。该组在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时，退往闽侯 县南屿、南通一带组织游击队，并将游击组织扩展到尚干等乡。魏耿和陈荣率队在 南港各地作威作福，胡行乱派，“游”而不“击”，人民深受其害。同年9 月，敌 人退出福州，魏耿率领游击队进入福州市区，到南台时，与自北门进入福州的第八 十师所部遭遇，发生冲突，被八十师全部包围缴械，魏耿和陈荣都被扣留，后由当 时新任的福州警察局局长林超出面保回。林超认为特务组这个机构既不能指挥又不 能得罪，是警察局的累赘，就趁此机会报准保安处把特务组编制撤销。 （3 ）福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1938年，第一零零军军长陈琪兼任福州警备司 令时，稽查处处长为金颂康。稽查处的工作范围为福州警备区，因为是军宪警联合 稽查处，所以工作任务较多。外勤稽查员都受行动股的指挥，负责搜集、复查情报 及执行行动案件，所以稽查处的主要职能都在行动股。情报股只是负责编审和抄写 情报。巡查股执行巡查业务，并在南台设立巡查队部。 （4 ）水警总队侦缉队。下设4 个侦缉分队。水警侦缉队工作地区主要在闽江 上游和中游，其主要任务为维护水上交通安全及查缉走私，搜集情报。 除上述由闽北站直接掌握运用的公开机关外，还有几个由军统局直接掌握拨归 闽北站联络运用的公开机关，它们是：（1 ）福州邮电检查所。该所由军统局掌握 的军事委员会特检处领导。邮电检查所的职务主要是对来往邮件、信件、电报等执 行秘密检查，对嫌疑信件或加以扣留，或在抄录下来后即转送闽北站进行复查处理。 当时闽北站每日都收到10余件被检的信件（大多数是抄录的），收到后多抄送 谍报股、稽查处、特务组等公开机关去侦查办理。 （2 ）绥靖公署情报处。 （3 ）闽警同学会。该会是由福建警官训练所毕业的各期学员组织的，军统通 过这个同学会实际控制着福建警政。 1941年9 月3 日，日军撤退，福州克复。日军占领福州后被任的站长林挣将闽 北站设在衣锦坊尾打线营2 号。内勤无变动，外勤方面则大加调整：（1 ）原福州 潜伏组已完成潜伏任务，且郑琦及其组员的身份亦已暴露，乃把郑价调任水警侦察 队队长调直属通讯员郑天宇接任组长，并发给资金，命该组在南后街开设旧书摊为 掩护。 （2 ）为加强特务手段，为更秘密地处置“异党”和政敌，以及处理特务分子 违法乱纪事件，恢复设置行动组。那时行动组实际上都是做情报工作，向闽北站提 供了很多关于中下层社会的情报以及地方官吏贪污不法的事实。我记得该组也时有 报告林白领导的中共城工部人员以及陈亨源部的活动情况。行动组向闽北站供应的 情报，在全站各单位中算是很多的。 （3 ）林铮认为马尾地区非常重要，在那里可以侦查了解闽江口的敌舰船只活 动情况和川石岛敌军动态，决定恢复马尾组，并于1941年底派原行动组组员、后调 为直属员的陈以鉴为组长。 （4 ）为了加强福州的潜伏工作，以备福州再度沦陷，情报组不能立足时，工 作不致受到阻碍，特再设立福州预备情报组，派张彬为组长。张彬久在教育界工作， 历在童宫小学任教员和校长，身份从未暴露，适合此任。 福州克复后，林铮除积极布置恢复各地潜伏情报组织外，并运用林铮等人，打 算打进当时占据闽江口南竿塘的林义和伪部，并由林铮前往南竿塘与林义和接触。 但正在来往商洽中，林义和伪部被张逸舟匪部解决。 林铮在福州克复后，与郑倚一起向汉奸敲诈款项，军统局据密报内定将其撤免。 1942年3 月，军统局明令发表张子白为闽北站站长，把林铮和郑琦一起调去重 庆。 那时在福州的特务都认为林、郑同时内调，一定要被禁闭问罪。林铮本人也认 为此行凶多吉少，认为是黄漠向军统局密报了他的敲索行为。他与郑琦到重庆后通 过严灵峰的活动，得免于罪，暂调在军统局里分任科长和股长。 张子白原是闽南站的厦门政特组组长，1942年2 月间来到福州，接任闽北站长 职务后，即把站部从打线营迁到东街孝义巷，并开始逐步调整站部内勤人员。 1943年3 月间，戴笠来东南视察。他到建阳时，即电调闽北站站长张子白、福 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杞英、军统局沿海区区长严灵峰和缉私处处长江秀清等 前往见他。张等4 人到南平后，戴笠即以张子白等借势经商、招摇舞弊、越权杀人 等罪名加以扣押，并亲来福州重新部署。福州警察局长马凭祖及高警室主任王调勋 曾往南平迎接戴笠，复随其一起到福州。戴在福州期间，王调勋百般奉承，经马凭 祖的推荐被派任闽北站站长。戴笠又派赵志熹为福建缉私处处长，严绍甲为福州警 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原在严灵峰的沿海区工作的王芳兰为缉私处人事科科长兼任 闽北站的副站长，以加强公密机构的特务关系。戴笠并指示所有公密机构的特务头 子，要他们严循“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组织原则，所有公开机关单位 的特务要绝对尊重秘密组织，强调所有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都必须接受闽北站的运 用。王调勋接任站长后，秉承戴笠意旨，将在各公开机关工作的特务分子编成情报 组，各该机关的军统关系分子亦编人为组员，由各公开机关的主管人兼任组长；规 定了每个组员的联络化名并规定每个组员每月至少要给闽北站提供一件情报，由各 “公组”设编审书记一人负责编汇，每月由闽北站考核成绩。严灵峰被扣押以后， 原由沿海区联络指导的南竿塘张逸舟部的军运直属组亦拨归闽北站联络指挥。这样， 在福州的所有军统公密特务单位都归闽北站统一联络领导了。但是，王调勋由流氓 起家，以警局高警室主任升任闽北站站长，很难得到所有特务的尊重。 四1943年军统局为加强对所属特务的控制，在各站都派了一个督察（直属军统 局督察室领导），并建立了秘密轮值督察制度，暗中监视特务言行。重庆派老特务 杜宜之来闽北站任督察。 1943年戴笠来东南视察时，决定加强对军统特务所掌握运用的公开机关的控制， 在各公开机关里设立情报组，所有各公开机关的军统分子或运用分子都列为各公组 的成员。这些公组对工作起初做得很认真，每月都由闽北站审查考核各公组成员成 绩，以后就慢慢松弛，徒有其名了。 1944年7 月间，闽北站以马尾在战时地位重要，军统局也以马尾潜伏组必需重 新建立，闽北站遂于9 月敌人侵犯福州时派站部文书林文钦为马尾组组长，派电台 报务员梁守栓担任该组潜伏台，发了潜伏布置费及掩护资金等。但林文钦不敢去马 尾，该组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五福州将沦陷时，军统局曾再三电令闽北站从速作好潜伏布置，并指令闽北站 站部在战时不准撤退，站长亦应潜伏福州活动。但王调勋和马敬华平时张威作势， 唯恐人家不知他们的身份，战时哪能潜伏？当时他们接了电令非常惶恐，只好向军 统局要求在战时把站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退往南平指挥后方各组活动，一部分留 在近郊指导潜伏福州的各组活动。这个方案好像说得很合理，其实是为了方便自己 撤逃。所以9 月间日敌进入福州的前两天，率领退往南平，在南平建立所谓“后方 站部”。王调勋此时正带领美国特务史密斯及中国工程师商国镜等前往闽东勘测港 湾公路，未回福州，所谓“前方站部”就由副站长马敬华率领亦于同日夜半先撤至 洪山桥，再雇了一艘民船撤往沙堤乡，暂住沙堤小学校内。过了两天敌人进入福州 市后，“前方站部”即逃往远离市郊的榕桥乡。这时王调勋和魏耿等人也绕道来到 榕桥乡。他们畏敌如虎，伯榕桥不安全，于是又撤至远洋顶山村，这个山村位在重 叠的深山里，似乎比南平还更安全。以后看到占领福州的敌军在短期内并无撤退模 样，前方站部才撤往闽清县城。前方站部的每月业务，仅为转发福州方面各潜伏组 发来的情报。其实福州的潜伏组都已经把情报径报军统局及南平站部，前方站部已 失去任何作用。到了12月末，闽北站只好报准军统局把它裁撤，所有人员归并南平 站部。那时王调勋已兼任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第三指挥站站长。 福州情报组组长张统投在福州沦陷后，运用前海军界失意政客叶心传参加伪组 织活动，并派组员何贻俊加人伪财政局进行活动。福州预备组组长张彬在福州沦陷 后，也通过汉奸尤柳门参加伪《新东南日报）社工作以作掩护，潜伏福州活动。 六1943年易珍到福建接任调查室主任后，即向军统局建议把南北两站归并于调 查室，对军统局改称福建总站，对外还用调查室名称。1945年8 月，日本投降，调 查室迁回福州，设在仓前山前法国领事馆。同年10月或11月间，站室即正式合并。 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局内外勤人事全部缩编，军统局规定整缩原则是：按长假、 资遣、停用、送训、介绍其他职业等进行处理。凡是已经弄到地位钱财的特务多数 请长假或领发遣散费而去，义务通讯员多行停用，大部分受过训练的特务都列送设 在苏州的中央训练团军官总队受训，准备转业。 特工秘闻 军统闽南站概况 刘浑生 闽南站沿革1934——1937年，是闽南站的开创和发展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 发后，该站为适应战时需要，将站本部移漳州，厦门各组留下转入潜伏状态。此时 连谋他调，站长遗缺由陈式锐接充。 1938年5 月，军统局忽派张圣才接任闽南站站长，这引起陈式锐等的严重不安。 张圣才原是《厦门日报》的发行人，曾参加过“闽变”，1935年因陈式锐（陈系张 的同学、同乡兼好友，原是《厦门日报》总编辑）检举他勾结中共等情事，军统局 命令闽南站将他逮送南京下狱。未料张圣才竟被派来领导闽南站（当时厦门已经沦 陷，军统局因急于要张圣才布置敌后工作，才派他担任站长），陈式锐一伙哪能不 惊愕呢？原闽南站人员采取“不报到”手段抵制新站长，只有漳州组组长柯孪声向 张报到。张圣才将宿舍作为办公处所。不料柯孪声突然失踪，张须赶往鼓浪屿部署 那里的潜伏组工作，对抵制行为一时不及深究。待张返漳，又得通知，原闽北站站 长张超已被陈仪杀害，此案牵连到他（陈仪已下令缉拿他），军统局调他去上海任 军统上海区情报组组长。张圣才离漳后，遗下闽南站站长一缺，军统局仍令陈式锐 留任。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调缅甸工作，所遗站长一职才改由陈达元接 充。 陈达元，福建漳浦县赤湖乡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毕业。陈仪后开办县政人 员训练所，陈达元入该所建设班受训。毕业后，任福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技 正兼漳浦县园艺学校校长，参加复兴社，后又兼三青团漳州分团筹备员，获得三青 团福建支团负责人黄珍吾的垂青，升为漳州分团筹备主任。军统以陈达元已在漳州 各县拥有一定社会基础，经陈式锐推荐，将陈达元调往重庆人军统高干班受训，结 业后即接任军统闽南站站长。1944年中美合作所在福建开办两个技术训练班，其中 的“第六训练班”设在华安县境内（也叫华安班），班主任例由戴笠兼任，实际负 责的是副主任，军统局指派陈达元兼任。 1945年11月，陈达元因另有他任，辞去闽南站站长职务，并保荐副站长王兆用 接任。这时，日本已经投降，华安班也宣告结束，闽南站已随接收队伍迁回厦门。 王兆用，福建安溪县人，军统临汉特训班毕业，历任闽南站站部书记、督察、副站 长。1946年6 月，军统局撤销，成立国防部保密局，闽南站和闽北站随之撤销，改 设保密局福建调查室（总站）。王任闽南站站长仅7 个月。 闽南站的组积与人员情况（一）站本部设站长，书记（相当于秘书），站局交 通员，译电员，站电台，行动队，站督察，经理（管总务）等。 （二）所属各组及直属通讯员1.南竿塘组。南竿塘是闽江口外的一个海岛。抗 战前，台湾海峡大陆一侧的沿海岛屿，北起福鼎大萧山，南迄广东南澳，均为海盗 渊查。汪伪政权建立后，把盘踞在福建沿海各岛屿的海匪一律收编为“福建和平救 国军第二集团军”，委派张逸舟为“总司令”，黄玉树、郑德明为“副司令”，所 有北起大箭、南迄南澳各海岛上的海匪统归其管辖，司令部设在南竿塘。鉴于闽北 站早已派遣一个“海外组”（组长张驰）打人南竿塘进行策反工作，闽南站认为自 己也应插上一手，就派出郑天贤（仙游人）、王台登、陈令德三人为闽南站南竿塘 组成员。但该组设立以后，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仅表示闽南站在海岛上的存在而已。 1951年，陈令德率领一连国民党武装特务乔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惠安獭窟登陆， 向晋（江）仙（游）惠（安）内陆深入。因伪造的符号露出马脚，被民兵发现，三 县驻军发动民兵联合截击，他们被迫分散窜入林深树密的山区隐藏起来。三县群众 发动起来封山搜索，两个月后，陈令德因得不到吃的，饿毙山头。 2.泉州组。该组是闽南站的重点组之一，吴贞、周马岱先后任组长，两人均是 “杭训班”出身的基干人物。副组长郑耕等以及电台台长等，都是军统的得力干部。 辖境之内，军统控制的外围单位林立，如：驻军第一零零军谍报室（在福州）、保 安司令部兴泉指挥部谍报组、保安处谍报股泉州组、泉州查缉所、货运站、战时邮 电检查所泉州分所、三青团泉州分团、（群力报）、闽通船务公司，以及泉属各县 的特种会报秘书、各县警察局及其刑警队等，均为军统控制的外围组织，按军统 “秘密指挥公开”的原则，均受闽南站泉州组的运用。 3.泉州潜伏组。该组系准备泉州一旦被敌占领时、潜伏敌占区内进行工作的备 用力量。因抗战八年泉州从未被敌人占领过，该组没有什么活动。 4.漳州组。该组也是闽南站的重点组之一，在漳州炮仔街办公。第一任组长柯 孪声被暗杀后，继任的有毛简（又名毛大可，系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风之弟）、李 继文（1944年调赴新加坡工作）。陈连茂（临渲特训班一期生，曾任陆军第一OO军 谍报室谍报参谋、省调查室漳州组长、华安班驻漳州办事处主任，是陈达元的堂弟） 三人。 5.漳州潜伏组。闽南站曾在漳州布置两个潜伏组。龙溪县商会会长魏钊为组长， 陈留青（家县店老板）为组员。魏、陈以职业为掩护，一旦日军入侵即打入伪组织 攫取情报。另一个潜伏组，纯由安溪茶商中选拔人员。 以上两个潜伏组，因漳州并未沦陷，均没有起过作用。 6.汕头组。闽南站在汕头设组的目的，先是搞有关两广的情报；抗战爆发后， 则负责搜集日寇活动的情报。他们除弄点日军动态情报外，没有什么建树。 7.厦门兆和组。七七事变后，闽南站根据局本部的指示，准备在敌后布置潜伏 组织。鼓浪屿有一组潜伏人员，系利用兆和酱油厂为掩护，一般就称之为“兆和组”。 闽南站指派原兆和酱油厂经理陈清保为组长，1938年5 月厦门沦陷，闽南站仓促退 往漳州，厦门人员逃避一空。张圣才到漳州接收后，立即赶去厦门，先到鼓浪屿找 到兆和组成员，并布置任务。兆和组利用厦门沦陷后鼓浪屿仍是租界的特殊地位， 工作开展颇为顺利，机关人员相对有所发展。 8.厦门第二组（或称台湾挺进组）。组长林顶立，台湾人，黄埔军校毕业。林 原是日本台湾军部的特高人员，1932年受命来厦处理台湾浪人与当地警探冲突问题， 与连谋有过联系，后回台湾。1939年林顶立在香港与军统香港机构建立联系，军统 利用他与日特的关系，指示他打人兴亚院从事反谍工作。林衔命从香港直接到厦门 向日本军方报到。闽南站根据局本部密示，派王兆用在草屿与林秘密接上头，并拨 一部电台归其潜伏使用。林顶立到厦之后，以发展兴亚院的人事关系为名，将厦门 中上层有影响的人士拉人秘密组织，参加爱国工作，组织同声俱乐部于鼓浪屿，作 为联络场所。华侨资本家黄钦书。允升布店老板林文火及名医生林遵行等都被秘密 吸收为情报人员。这个组是闽南站对敌工作最出色的一个组。日本投降后，这个组 论功第一，林顶立受到军统局的重视，提拔为赴台接收的第一任军统局台北站站长。 9.厦门预备组域称厦门第三组）。该组未进厦门，只潜伏在语屿，依靠伪军头 目莫清华、莫清苞兄弟的保护进行活动。该组原系驻闽绥署情报处的一个海外组， 情报处裁撤后，即拨归闽南站指挥。 闽南站与军统各公开机关的关系1.与福建缉私处的关系缉私处系军统在战时直 接控制的公开机构。当时，非沦陷区与沦陷区都实行交通管制与经济封锁，非沦陷 区的物资统由官方统制，商品流通不循商业渠道，因此，走私漏税、投机倒把、囤 积居奇等非法活动猖獗。国民政府命令军统局兼管全国各战区打击走私活动的工作， 于是福建成立了缉私处，在各地设立缉私所。这些挂着缉私招牌的机构利用职权趁 机大走其私。他们常把商人的货物任指为私货，加以扣留，送交海关拍卖，没收的 货款除抽一部分以奖励形式发给在事出力人员外，其他即充作军统的特务经费。福 建省缉私处设在福州，各地均设有查缉所，于是业务上（缉私情报）与闽南站发生 了交叉，随着“业务”的不断开展，缉私处与闽南站之间的各种纠纷、摩擦（主要 是争权夺利）也就多了起来。 二。与福建省货运管理处的关系货运管理处与缉私处一样，都是抗战时期军统 控制走私、贩私的特殊机构，成立于1943年6 月，陈警洲、江秀清先后任该处处长。 货运管理处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可以通过封锁线的特许权贩运私货，从中得利。货 运管理处的网点遍布沿海各地，几与缉私处并行设置。闽南站对货运管理处与缉私 处所经营的“业务”，均负有秘密掩护的任务，而且自身也在这些“业务”中插上 一手，成立了一支叫作“海上行动队”的船队，以“协助缉私”为名，行走私贩私 之实。闽南站、货运管理处、缉私处三者之间为争掠商货，时常演出“水冲龙王庙” 的闹剧。 3.与邮电、新闻、图书杂志三检查所的工作关系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军 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下，把一切国家行政置于军事管制之下，邮电要检查， 新闻要检查，图书、杂志的出版也要检查。检查大权交给特务，军统局相应地派出 专职人员设立执行机构——检查所。表面上，这些机构与军统不相统属，实际上， 军统利用这三个“所”进行“思想侦察”，并把其作为当地站组主要的情报来源。 闽南站辖境内，凡没有邮电局的地方，有发行报纸的县市，有出版事业的城镇，便 都有这些检查机构，其头头非军统特务莫属。 4.与福建省政府调查室的关系福建省政府调查室，是军统设在福建省政府内的 公开单位；它的功能是协调福建军统组织与省府之间的工作联系。它的成立，是有 其特殊历史原因的：自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杀了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之后，军统与 他结下血海深仇，双方关系一直很紧张。1941年省主席换了刘建绪，刘到福建之先， 主动找戴笠修补与军统的关系。即由戴笠派与刘建绪同属湖南籍的易珍来闽工作， 由刘建绪发表易珍为福建省政府调查室主任，协调军统在闽的工作。闽南站站长陈 达元自感已在闽南打下基础，可以呼风唤雨，自成气候，不须仰易珍的鼻息；凡事 直接请示局本部，不把易珍放在眼里，双方从此产生矛盾，久不相容，一直拖到军 统总改组才不了了之。 5.与中美合作所华安斑、气象站的关系中美合作所在福建开办了两个“特种技 术训练班”，一个设在建匝东峰（即第七班），以东南班为依托，由东南班的原班 人马兼理，无须另起炉灶；另一个班设在华安（即第六班），须在旷野建营搭寨， 颇费周章，戴笠便把这任务交给闽南站站长陈达元，要闽南站全力以赴，把这个班 搞起来。华安班成立后，陈达元兼任副主任，原闽南站人员（在敌后潜伏的除外） 多调班工作，“站”、“班”人事流通，关系自然密切。陈达元又兼中美所第五指 挥站站长，成了“三位一体”，闽南站与中美所在闽机构的密切关系可以想见。 中美合作所在福建除设有东峰、华安两个训练班和两个情报指挥站外，还设有 一个气象站，其测候网点遍布沿海各地，获得资料即报美军太平洋总部。气象站的 仪器使用及气象资料的获得等技术工作，均由美方人员负责，各站台的中方人员只 是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或佐理人员而已。这个气象站直到战争结束，才跟盟军一道撤 退。 闽南站建立的“海上行动队” 闽粤边界的诏安、黄冈、饶平等县濒临的南澳洋面，素为海盗出没之处。抗战 前，广东陈济棠对这些海盗也如福建对付内地民军一样，采取“剿抚兼施”的手段。 当时这些海盗说少也有一二千人，头头有翁尚恭等人。他们横行海上，向来往船舶 勒收护航费，收后发给一面小旗代替通行证，若有不从，就牵船掳人。抗战期间， 制海权落人日敌手里，翁尚恭等也被敌伪收编为和平救国军。敌伪不向和平救国军 提供粮饷和枪械，但准其自谋生计，所以原有的陋规一仍其旧，不过是由过去的明 火执仗变为敌伪允许的征收罢了。闽南站为对这些伪军进行“策反”，通过汤君沐 在伪军中建立闽南站南澳秘密组，把翁尚恭拉过来运用。后来更以协助海上缉私为 幌子，拨出人枪，搞起一个船队，名叫海上行动队，以江鲲为队长，汤君沐为指导 员。这个武装船队借口缉私，一遇货船多不分皂白地指为走私，将货物加以没收， 然后把没收的货物以名副其实的走私方式运人内地销售，得价用以奖赏行动人员。 关于“兆和惨案” 1938年5 月，闽南站厦门兆和组所属的行动组成员林光明叛变，通过汉奸洪文 忠，将兆和组策划爆破日本领事馆的情报向日特告密，致兆和组组长陈清保、编审 陈重宗被捕；林光明还向日特提供兆和组机关位置，日特搜查了机关，行动组成员 陈锡昌、林添丁二人也被捕。陈重宗经受严刑，不吐一语；陈清保则在日本特务小 板（领事馆办公厅主任）软硬兼施的诱胁下（小板以投降后可任“厦门市公安局长” 诱之）动摇，泄露了机密。于是日本军部及厦鼓的日本领事馆出动军警，“按图” 围捕抗日分子，并将兆和组收藏的文件全部搜走。此案株连所及，被关被杀的抗日 分子和无辜群众数以百计。 由于林光明的叛卖投敌，兆和组遭受了严重损失，除4 人未落敌手、安全撤回 站部外，余皆被捕。其中陈清保、林添了被日敌杀害，陈锡昌、陈福林在狱中受刑 而死。陈重宗等人后来越狱逃出（黄昌途中又被抓回，经其妹妹和妹夫重贿日敌， 以保外就医获生）。叛徒林光明于日本投降后获案，以叛国罪处决。 关于“柯孪声案件” 柯孪声原是漳州的一名记者，后参加闽南站工作，陈式锐任他为漳州组组长。 1938年5 月厦门沦陷，闽南站仓皇撤退，潜伏组没有接上头，竟一度与敌后电台联 络中断，局本部认为事态严重，立派张圣才往接站长职务。因原站长陈式锐的抵制， 只有漳州组的柯孪声向张圣才报到，柯不久即被绑架失踪。据张圣才回忆：柯孪声 是在1938年6 月6 日晚10时左右，被一群蒙面盗绑架、当晚被活埋的，距他接任站 长只有六七天。他接到柯孪声家里的电话后，连夜去请杨逢年和蔡竹禅两先生帮忙 调查。天亮，杨逢年告诉他：“柯孪声及其同时被绑的3 个朋友，可能已死。”他 即将情况电告军统局。那么，那些蒙面盗是谁？为什么要暗杀柯孪声？据沈汇川回 忆，柯案发生在漳州柯行内（地名）柯孪声家中。被绑架的是柯联魁、柯孪声、高 岗山等4 人（另1 人姓名忘记），据说他们都有共产党嫌疑，故当时外间都认为是 “被反共单位所谋杀”。沈君还说，1943年他在龙溪查缉所工作时，听同事郑赐福 说：他姐夫柯孪声是死于同室操戈，戴笠答应过陈式锐，要相机为柯孪声报仇。1946 年4 月1 日沈汇川在厦门参加由闽南站主持的“公祭大典”，在会场上悬挂的军统 在抗战期间的死难烈士像片中，柯孪声的遗像也赫然在内，而且在所附的传略中， 还指明是被林春风所害。张圣才回忆说，1943年他在菲律宾工作时，曾从蔡大文口 中得知，那批蒙面盗是当时复兴社在漳州的负责人戴仲玉、林春风等派遣的，他们 把柯孪声当共产党处理。又据李松辉回忆，1945年初他在长泰县任警察局长时，闽 南站派祈振耀带一批便衣（行动组人员）来长泰找他，要求派便衣会同他们去暗杀 林春风，为柯孪声报仇，他未予合作。那次林春风虽然得以不死，但后来还是被长 泰县长陈文照以通匪罪名所杀。 狙杀日特泽重信及其他厦门沦陷后，日伪在厦设兴亚院作为推行共荣圈的决策 机关，由日人所办的《全闽日报》社社长泽重信兼院长。泽重信是日军派驻厦门的 大特务，闽南站奉令暗杀他。闽南站决定由行动队队长张静山负责执行，张静山把 任务布置给汪组和苏群英二人。苏群英当时潜伏在台湾浪人林仔滚（“十八大哥” 之一）所开的蝴蝶舞厅（在思明南路）当会计，他侦知泽重信每日都要到舞厅跳舞， 舞罢必到高亭西餐馆进餐，汪鲲、苏群英据此拟定了行动计划。1941年七八月间， 汪鲲潜入厦门，在厦门豆仔尾一个单身老乡的家里潜伏下来。某日，苏群英得知泽 重信在蝴蝶舞厅请客，立即通知汪鲲到舞厅附近窥伺。那天泽重信宴罢离开舞厅， 大汉奸《华南日报》社社长林谷（又名林廷栋）随行，江纪即尾随至大中路喜乐咖 啡店门口，开枪击中泽重信。汪鲲得手后，立即由思明西路转入山仔顶，经署巷、 土堆一带小路回到豆仔尾住处，等候站部寄来救生圈（渡海用，站部前已答应）。 一个多月后救生圈寄到，汪鲲即由赏望港游到嵩屿转入漳州。苏群英当时见江鲲得 手，即悄悄溜回蝴蝶舞厅，不动声色地照常工作。过了月余，苏乘帆船回惠安老家， 再绕道至漳州报到领奖。本案在敌伪中造成很大震动，缉凶、破案，如临大敌。但 真凶早已撤离，在伪军警穷搜冥索下，无辜百姓因受株连被捕数十人，其中刑迫致 死者达10余人。 1945年8 月上旬，日本投降前夕，闽南站和中美合作所第五指挥站命令汤君沐 等，在华安班突击营中抽选精兵90人，由华安班配备武器，组织一个名为海鲸突击 队的小分队，择某日夜间袭击青屿（在厦门港口外）边上的一个无名岛（据悉，岛 上敌人仅1 个小分队）。不料当夜突击队未曾登岸即遭顽抗，双方展开激战，突击 队怕厦门之敌闻讯增援，乃立即撤退。以袭击不成，海鲸突击队随即解散。 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闽南站为争得对驻厦门日本海军的受降权，据说由王 兆用、刘长泅、林念慈等出点子，征得陈达元同意，用军事委员会华安训练班代主 任陈达元的名义发出通知，勒令驻厦的日本海军即日向华安班投降。闽南站预备组 通讯员许德辉奉命乘漳嵩轮船公司所派专轮到厦门海面，用旗语通知日本海军派船 来接通知。日本海军收文后，写了回信交许德辉，拒绝向华安班投降。陈达元等对 日军拒降极感愤怒，竟不顾受降官的反对，悍然率部先闯入厦门，强行接收。 闽南站的结束1946年夏天，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随之解 散改组，原来的局本部和各省省站、直属组，以及全部秘密工作人员，归国防部保 密局（郑介民、毛人凤分任正副局长）；军队内的情报、谍参人员归国防部第二厅 （郑介民兼厅长）接管；公开了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归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 纵）安置。军统闽南站应撤并保密局处理，站及各组都要办理移交。据局本部指示 ：闽南站的档案资料先妥加保管，俟保密局福建省总站成立后再作移交；未移交前， 由厦门市警察局思明分局的安尚志负责保管（闽南站机关所在的布袋街属思明分局 地段，安尚志又是军统分子，故由其代管）。1946年8 月省总站派边策（东南班一 期毕业）来厦，把闽南站档案全部由船装运福州，所有闽南站在编人员归福建总站 另行安排工作。军统闽南站至此结束。 特工秘闻 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 舒季衡 抗战前天津站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2年春，复兴社特务处在天津建立了特务组织——天津站。第一任站长王天 木。王系东北讲武堂毕业，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后经吴之子吴泰勋介绍 结识戴笠，成为特务处的骨干分子，又是天津站的奠基人。 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专门搞绑架暗杀等），并配属秘密电台。其任务 是，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迫害革命人士、反蒋分子以及监视北洋政府 下台的失意军政人员。当时在该站充当组长的有陈恭澎，先后充当电台台长的有了 湘峨等。 天津站建立后进行的两次暗杀活动，在当时社会上曾引起很大震动，一是暗杀 北洋军阀张敬尧，一是暗杀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 张敬尧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28年兵败去职后寓居天津，与日本特务机关及 亲日派自坚武取得联系，来往于平津各地阴谋反蒋，并在日本人扶植下，企图建立 华北独立局面。特务处侦知后，派陈恭澎、白世维暗杀张。1933年5 月当张敬尧由 天津去北平活动之际，陈、白跟踪至北平，在5 月7 日将张枪杀于六国饭店。 1934年，天津站侦知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派的反蒋人士任应岐在天津活动， 在追踪任的行迹过程中，又得知任与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以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有联系，遂一并监视。1934年11月9 日，当任、吉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内借与友人打 麻将而秘密开会之机，由吕一民带领女特务杨玉珊（真名陈玉珊）及行动员前往狙 击，仓促间误击其友王化南，吉鸿昌亦被跳弹所伤。任、吉二人虽然未被特务击中， 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特务处郑介民立即来津，向法租界当局 秘密协商引渡任应歧和吉鸿昌，解往北平军分会。同年11月24日任应岐与吉鸿昌一 并被害。 天津站的特务们凭借反动势力，肆意妄为，竟于1934年在意租界绑架曾任热河 省主席汤玉麟的小孙女，讹诈勒索银洋5 万元。事发之后，激起天津士绅和舆论的 愤懑情绪。蒋介石查知后，为缓和舆论的谴责，责令戴笠查处，戴不得不把王天木 及有关特务调回南京禁闭，由陈恭赵继任天津站站长。 这一期间天津站几个主要特务的情况如下：王天木，自被关押南京羊皮巷特务 处监狱后，直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戴笠才将其释放，令其戴罪立功，组织工 作组，到洛阳潼关陇海沿线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戴笠复派王天木来天津， 组织军统局华北区，任区长，成为驻华北最高负责人。1938年春组织“华北忠义救 国军”，兼任总指挥。1939年春调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以后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 转人汪精卫伪政府特工总部工作，专事破坏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潜伏组 织，不久担任汪伪江苏省镇江行政督察专员。1942年汪伯特工总部将其势力伸人汉 奸王克敏控制下的华北，组织了“华北工作团”，由王天本任团长，再来天津、北 平破坏军统、三青团的潜伏组织。1945年日本投降，王匿于北平西山。同年冬军统 局派吴安之、白世维来平、津进行“接收”时，因彼等均系王的旧属，遂密助王外 逃。 陈恭澎，河北宁河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1932年春，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南 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后，派往天津站工作，是王天木得力助手。1934年 继王天木之后任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继王天木之后任华北区区长。同年秋军统华 北区组织被日特破坏，陈逃往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布置）处长，不久又调任 军统局上海区区长。1941年5 月在上海被江伪特工逮捕，叛变投敌。陈除出卖军统 局在沪潜伏组织外，并写了一本（蓝衣社之内幕）的小册子，把军统特务内外部组 织机构。负责人、活动情况等全部揭露。1945年日本投降，戴笠到上海时将其逮捕 解往重庆关押。1946年因戴坠机身死，复经特务处旧僚属为其说情，以及当时反共 政策的需要，陈被释放，并被郑介民任命为国防部0760部队总队长，驻北平，专搞 特务武装，从事对抗人民武装。1949年初平津解放前夕外逃。 裴级三，东北人，行伍出身，原为黑龙江督办吴俊升的卫士，1932年参加特务 处后，被派在天津站工作。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投敌，裴在天津亦公开投敌，把军 统局华北区所属各站组织破坏殆尽。后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宪捕队队长，为虎作怅， 罪恶万端。1945年日本投降之第三天，逃匿东北，至天津解放后，又逃往南方。 吕一民，有时化名张天飞，河北宝抵县人，早年曾在河南督办岳维峻部任下级 军官，失业后，加人国民党胡汉民派系的组织，被派到天津，经其亲戚天津站行动 组组长王文介绍，加人天津站特务活动，出卖反蒋人士及爱国抗日将领。日本投降 后，任唐山市警察局局长。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旋被镇压。 白世维，军校七期毕业，山东蓬莱人。是天津站的行动员，被戴笠赏识，视为 心腹，曾先后随戴笠及蒋介石任便衣警卫。1945年10月随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处长 吴安之同来平津，担任该处副处长，在天津办公。1947年春，继陈仙洲之后任天津 稽查处处长，尔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在天津与曹锟的长孙女曹继英结婚，天 津解放前南逃。 天津沦陷期间军统特务活动的起落 抗战初期天津站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及军政组织撤离平津的同时，曾布置下一些潜 伏的特务组织。在天津设立特务处华北区，下辖北平、天津、保定三个站，总揽华 北地区的特务工作，派王天木为最高负责人。天津站仍由陈恭澎任站长。除在市区 布置几个情报组、行动组外，另在唐山、沧县两地各设一情报组。区、站及外地各 组均配备有秘密电台。驻华北区的电讯负责人程浚，称电讯督察，督导各台通讯业 务和调整人事工作。1938年当特务处改称军统局时，华北区的组织人事未变。 在抗战初期，特务处华北区天津站的活动，主要有两项：（1 ）组织华北忠义 救国军1937年8 月13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与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合谋组 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武装特务组织。1938年春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 军。与此同时，戴笠指使王天木就近在天津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其目的是与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相抗衡。王天木受命后，即在河北、山 东北部着手拉拢一些失业军人、土匪头目、地主恶霸，委任官衔，招兵买马，自立 山头，先后在冀东、冀中、鲁北各地组成二十一路军。其中除少数几路有武装数百 人外，其余大多仅有番号和光杆司令。这支杂牌部队，抗日无力，欺压百姓则绰绰 有余。天津站行动组组长王文曾在宝抵、宁河一带组成第六路军，自任指挥官，齐 庆斌任参谋长；赵光远在冀东一带组成第四路军；还有霸县地主黄某组成第九路军。 王天木为加强对各部队的控制，从军统华北区外围特务组织抗日锄奸团中抽调些骨 干人员到各路指挥部任政治指导员。 忠义救国军成立以后，曾经喧嚣一时。不久，就分别被日军击溃，有的投降日 伪当了汉奸部队，如新城县的王凤岗、霸县的刘凤泉、武清县的柳世平、鲁北地区 的刘佩臣等，都曾是华北忠义救国军的成员。他们投靠日本人以后，都先后充当了 日伪的警备大队队长和皇协军。 （2 ）组织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 天津沦陷后，军统华北区利用人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特别是青年学 生们敢于斗争的爱国热情，秘密组织了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由曾澈负责领导。 该团从天津市各大中学校里发展成员，从事侦查、刺杀汉奸们的活动。由军统派员 教授爆破、暗杀技术和搜集情报的知识。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 由军统华北区供应。在团以下分若干小组。抗日锄奸团进行的主要活动有：1.暗杀 汉奸王竹林。王竹林系天津盐商，又是商会会长，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出任伪职。 1938年12月27日，抗团将王刺杀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 2.暗杀汉奸程锡庚。程锡庚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 督，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9年4 月9 日在大光明电影院（现 海河影院）观看电影时，被抗团刺杀，当场毙命。日方多次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 求引渡凶手，为英方拒绝，为此造成日军封锁英法租界。 3.爆破烧毁中原公司。中原公司坐落在日租界（现百货大楼旧址），天津沦陷 后，该公司生意兴盛，上演各种游艺节目歌舞升平。抗团决定纵火焚烧大楼，在社 会上扩大影响。1940年吕月27日夜，该楼突然爆炸起火，火势顿时蔓延开来，全部 商品、货柜以及门窗设备等均化为灰烬。 抗团的暗杀、纵火行动，当时曾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恼 火。 1939年以后，军统华北区改组，王天木调任军统上海区区长，而以毛万里任区 书记。王天木所遗华北区区长一职由陈恭澎继任，而以曾澈任区书记，陈资一任天 津站站长。王天木到上海后与毛万里争权闹摩擦，因毛万里系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 风之弟，专横跋扈，不服从王的领导。1939年夏，王天木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同 年9 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在王天本影响下，亦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平、 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以上各组织 遭到致命性破坏。只有区长陈恭澎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 有的投敌叛变，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害，有的逃回重庆。从此机构瘫痪，活动陷于 停顿状态。 在军统局华北区组织被日本破坏的同时，抗团组织亦被株连，损失极大，许多 人被捕坐牢，有的被杀害。团长曾澈亦被杀害。该团未被捕的骨干分子孙大成（字 若愚，天津永安饭店少东）、叶德明和杨某等先后继任团长。随着军统在津机构一 再遭到日特破坏，抗团亦随之被破坏，不能再继续潜伏。1941年团本部不得不撤往 重庆。留津大部分团员，亦陆续逃往重庆，有的继续读书升学，有的被送人军统局 各特务训练班受训，后来成为正式军统特务，有的另谋他职。此后，他们虽仍不断 选派潜伏人员来津活动，但未起任何作用。 电台工作因属内勤，平素与外界接触较少，损失不大。但电讯督察程浚却感到 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不能滞留，乃逃回重庆。遗缺由华北区电台台长李仲英继任， 另由温崇刚任华北区电台台长。与此同时，北平、保定两站，唐山、沧县两组，均 遭受严重破坏，沧县组组长邵大为被捕后叛变投敌，电台人员张依道亦株连被捕。 军统局华北区活动，从此结束。 1940年以后潜伏组织屡遭破坏 1940年初，军统局重新部署恢复天津特务组织，派倪中立任天津站站长。倪到 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被杀害。1941年夏秋间，由张家铨负责的天津 站又遭日特破坏，除张家控逃回重庆外，站中多人被捕，仅电台得免。 1941年春季，军统局又派陈仙洲来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特别站，陈任站长。陈 来津不久，遇见其同学李子祥，原来陈、李都是特务处保定组的同事。李1938年在 武汉时，由军统局派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合办的中苏特种情报所工作， 后由该所派来天津活动，任组长。1939年到1940年间，该组织被日本破坏，李未被 捕亦未回重庆，仍在津潜伏，等待时机。陈、李相遇后，陈拉李任天津特别站书记， 负责内勤，陈又将其亲戚某安插在站内做文书译电工作。同时军统局另拨给陈站电 台一部，由文光华（女）负责。 1942年夏，陈仙洲去北平与该站工作人员（在日伪华北新民会工作）接头时， 发现已被日本特务跟踪，陈乃化装逃走，辗转逃往河南。原在陈站任内勤的某人， 本系陈之亲戚，早于1940年在北平站工作时，即已暗中投靠日伪，潜伏于陈站做内 线。在陈逃走以后，即公开投降，天津特别站李子祥以下数人全被逮捕，电台台长 艾光华亦株连就捕。李子祥在日本宪兵队关押数月后被释放。李虽未正式当汉奸， 但依附于汉奸特务裴级三之下，先当裴之家庭教师，后任裴之私人秘书，直至日本 投降。艾光华被押数月后，被日特转往早已投降日伪的王天木的华北工作团，当了 汉奸特务。 1942年初，军统局派李仲英为华北电讯视察，经兰州、内蒙潜来天津。同年夏 正值特别站电台艾光华被捕，李设法营救而未果。因艾与驻津电讯督察殷师舜等有 横的联系，殷等感到严重威胁，当由李仲英报请军统局，准许殷师舜夫妇和另一电 台人员齐致中等数人调回重庆。并将殷、齐二台所用电机，一部交与温崇刚，由温 重建一台，继续与军统局通讯；另一部由李仲英交给刚刚建立的军统局天津独立潜 伏台舒季衡留充备用。其后不久，李仲英亦绕道上海回重庆。 至1943年以后，军统局又先后在天津建立两个独立台。1945年春，该两台正当 筹建之际，军统局派殷师舜为电讯视察，来华北各地巡视所属电台工作。殷抵安徽 界首（抗战时敌占区与大后方间的交通孔道）时，殷身着上校军服，招摇过市，花 天酒地，致被该地潜伏的汉奸侦知盯梢，当殷北来山东视察军统局济南站电台时， 日本宪兵队即将殷师舜连同济南站电台台长王某一同逮捕。殷等受刑不过，供出天 津温崇刚、舒季衡、杜思忠、杨杰荣等台。日本宪兵队押解殷等来津会同天津日特， 逐个逮捕。 殷领着日特往法租界电灯房对过某胡同温崇刚的接头处捕温时，正值该邻居与 温家闹不和，不耐烦地说“不知道”，“早不在天津了”，温因而得脱。当捕舒季 衡时，殷又将舒的接头地点记锗，将日特领到法租界24号路（今长春道）福寿里10 号，此处系日伪天津市妓女检验所，亦未捕到（按舒的接头处是在附近山西路忠恕 里10号）。往捕杨杰荣夫妇时，因M 人外出未归，后闻讯潜逃。结果，仅捕到杜思 忠和原天津站电台机务员邓乃石。当日特押解殷等4 人返济途中，杜思忠又乘机跳 火车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杜思忠、杨杰荣两个潜伏电台，尚未建成即遭到日特的破坏。 在此期间，军统局又先后在天津布置两个情报组，惟电机尚未制成，日本即行 投降，两组皆未起作用。日降后该两组人员被调往东北地区潜伏活动。 1943年军统曾由西安派刘亚符来天津进行潜伏活动。他是伪河北省省长杜锡钧 的内侄，借此关系潜伏在保定，任伪省公署卫队长。1945年军统局给刘亚符以天津 特别站站长名义。但刘在当时，既无电台，又无工作人员，徒具空名，未起任何作 用。 建立军统局天津独立潜伏电台的经过 自1939年以来，潜伏在华北、华中各地的特务组织，一再遭受破坏，几乎全部 陷于瓦解。于是在1940年冬军统局决定改变策略，即在建立潜伏站、组的同时，试 将重点放在以电台为独立活动的单位，采取情报与通讯兼做的办法。自1941年至1945 年4 年间，所布置的这种独立潜伏台，达几十个之多，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两个台 ：一个是天津的舒季衡台；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汪孝明台。 舒季衡，先在国民党海军及商轮任报务员，1937年冬在武汉参加复兴社特务处， 先后在汉口湖北站电台、长沙军统局电讯总台、浙江站电讯股工作。1941年初军统 局派舒来天津建立独立潜伏电台。该台编制二人，即舒季衡和他老婆徐爱莲，舒任 台长，徐任译电、交通。于1941年4 月2 日由浙江金华出发，经绍兴、余姚，在钱 塘江口之庵东镇乘军统局武装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海上支队（第六支队）的走私帆 船，到达浦东川沙县之黄沙镇，雇小渔船抵上海高桥镇附近小乡村，偷渡上岸，在 该镇帮会头目某协助下，潜入上海法租界沧州饭店住下。与先期到达的妻弟徐志达 （军统局重庆爆破班毕业，派到上海军统行动总队毛森部负责爆破工作）取得联系， 开始办理来天津手续。离沪前曾与军统浙江站上海潜伏组组长郑文献取得联系，议 妥由郑为舒以后与军统局通讯的中转站。 舒抵津时，经原同学维栋（法租界四号路利生贸易公司职员）帮助，在法租界 中国旅馆暂住。又由维介绍结识其表叔孙家震（孙传芳之长子），维之表哥王龙及 其同学薄奉尧（开滦矿务局职员）等人，建立了友谊。并函上海妻弟徐志达汇来法 币3000元。旋由维等介绍，在英租界17号路（今新华北路）宝华里20号楼上租妥楼 房两大间一小间，作为电台台址。该楼房二房东黄道系新学书院校长。“楼下有江 姓人家居住，宁波人，系德商福来德洋行职员。舒妻徐爱莲与江家拉宁波同乡关系， 情感甚好。舒无掩护职业，报户口时佯称利生公司职员。安置就绪，即着手搜购自 制电台所需电讯器材零件。当时日伪对电讯器材统制尚松，除发射器材需持有日宪 兵队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买不到的零件可在英租界白俄人经 营的电料行中买到。维栋原系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家中有些小型工具，并存有英文 无线电书籍，舒把这些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至同年9 月末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 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制成。虽其外形不像样子，但通讯效果却出乎意外的 良好。 约9 月间由王龙介绍认识一西医李子涛，他在法租界今滨江道开设诊疗所。某 日舒到李家，据李妻说李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而去，时已3 日迄末回家。正谈 话间，门铃声响，李妻不敢开门，舒代为接见，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 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自称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找李子涛家属谈话， 说李有私通八路之嫌，现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又说有一姓张的是八路军采买，与李 有联系。舒问李妻，她说朋友中只与一牙科医生张星辰有来往，在北寰饭店旁开设 镶牙馆，别无姓张的朋友。杜又追问李的儿子李新华，当时不在家。时已中午，舒 邀杜外出吃饭，杜不去，当即用电话以流利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始知杜是日本人。 下午杜又来，见到李新华，李说同学中姓张的只有一个15岁同学。当晚李子涛被释 放回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是个谜。直到天津解放后1950年日本宪兵队翻 译张福来在交代罪行时才说明是一汉奸特务为诈财而凭空捏造的一个案子。可是在 这偶然的机会中，舒结识了姓杜的日本人。1941年12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 接管英租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杜曾先后三次带领日本宪兵队前来清查户口和 登记收音机，舒家均受到杜的照顾，并在门口贴上“检查济”的字条，竟免检查。 电台在1941年10月间即开始与军统局电台联系，可是由于舒台没有波长计，不 能精确地确定自己电机的波长，试通一个多月，重庆方面始终收不到舒台的回答。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法租界，舒不得不暂时把电台掩藏起来，去到 上海。 1942年4 月军统局电促舒季衡回天津与特派电讯视察李仲英接头。回津后，按 其妻徐爱莲预先约定与李接头办法：在天津《庸报》刊登遗失图章作废的启事，按 约定地点在今西安道小花园见面。当晚由李借用原天津站所属殷师舜台的发报机， 为舒台发报机校准波长，于5 月11日即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试通成功。 1943年初，军统局见舒台在津立稳，当即指令搜集日伪情报。当时由于经费来 源不畅，无法收买供情报的人，只好从日伪报刊上搜集些没有时间性的资料报往重 庆，以后又指定报告天津地区物价及商业行情，有黄金、白银、几种有价证券、大 五福布、米面、五金等。舒又利用私人关系，间接了解一些日本茂川特务机关和开 滦矿务局内的特务活动点滴情况以及开滦煤产量、出口的数字。1943年冬舒通过帮 会关系，与流亡天津的东北旧官僚相识。当时他们在今岳阳道源合里组织了一个 “天津万国道德会第五分会”，经常有来自伪满的人，从谈话中了解一些日本修建 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等情况。另一个帮会师兄弟杜奎元，河北人，曾在伪满宫内府 担任溥仪的禁卫军小队长，并随溥仪出巡视察过满苏国境的防御措施，把他看到的 一些边防驻军情况告诉了舒季衡，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在这同时，军统局与美国 海军情报机关联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局令舒台兼为该所作气象情 报，按规定项目，以阿拉伯数码为代表，译成密码，拍往重庆。初每天早晚2 次， 1944年增为3 次，直至日本投降。 1944年冬，军统局今舒在津策反伪军，扰乱敌后，舒以自己非军人出身，既无 军事知识，又缺少工作办法，无法完成任务。后来找到朋友来梅村，是山东长清人， 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孙传芳部任旅长、“杭州警备司令等职，抗战前在宋哲 元的冀察绥靖公署任参谋处长，华北沦陷后在津赋闲。经舒报准，任命为少将策反 专员。这时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在欧亚非各战场上盟军开始了反攻，在中国的日军 惶惶不可终日，伪军头目急于另找靠山。这对舒的活动，造成了有利条件。宋梅村 通过其妻见杨文恺的关系，与日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杜锡钧接线。但不久，杜调任 伪河北省省长，由伪南京政府派门致中继任总司令。宋梅村又通过旧同事刘竹眚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任伪华北绥靖军清河军校教育长），拉拢门致中下属各集 团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的头目，有绥靖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李海天，第二集团 军司令栾乐山，第三集团军司令姜凤飞（以上三部均驻北宁铁路唐山一带），第四 集团军司令李鸿汉（驻鲁南），第五集团军司令刘化南（驻保定、徐水），第九集 团军司令高德林（驻正定）。与此同时，宋又通过旧部杨丽日，与驻山东平度、掖 县之第八集团军王铁相勾结上，通过王又拉拢了汪清卫伪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张 步云军（驻山东诸城）。 1945年初，舒季衡结识一江湖术士，在今锦州道开设相命馆为生，自称是保定 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刘峙部的副官长，并毛遂自荐说与伪青县警备队队长 李雨亭有友情，愿代为罗致。果真李雨亭派青县商会会长杜鸿年来津与舒会面，并 称李雨亭还代表伪沧县警备队长魏虎城、献县警备队长高鸿基、大城县警备队长杜 福祥三部与舒搭线。以上四部当时自称有人枪1 万多，实际不过5000余人。1945年 5 月间，舒受军统局的指令在津与宋梅村、李景文等计议筹组行动队。此后不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一计划即行作罢。 抗战胜利后军统特务组织大发展 蒋伪台流抢占平津保三角地区 1945年吕月日本投降，军统局戴笠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 令门致中为国民党河北先遣军总司令。电报内容大意是：吾兄多年为国忍辱负重， 国人共谅。奉委座手谕，委兄为河北先遣军总司令，即饬所部原地驻防，严拒奸军 （指八路军）人城，如弹药不足，可就地向日军先缴收一部应用。舒季衡接电文后， 即派宋梅村送往北平。当夜铁路被切断，由铁路派专车边修路边前进，直到深夜始 达。翌日，即在宋的监督下，举行就职仪式。两天后来梅村回津，门致中特派一上 校科长和秘书陪同来见舒季衡，要求与军统局直接联系，舒同意派一电讯人员去北 平，驻门致中部电台，并规定密码、呼号、波长和通讯时间，交温崇刚带去，舒又 通知军统局电讯总台按规定试通。温在门部住一个月后，门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九路 军，始行撤回。 蒋介石给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王铁相加委为山东先遣军胶东总指挥。电 报由来梅村带往北平华北绥靖军总部电台转发时，门致中告知与王部电讯中断，无 法转达。原来王铁相部已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全歼。王铁相和舒季衡派去的联络员杨 雨田均被俘。 同年8 月21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通过舒季衡电台致电北平伪华北政委 会委员长王荫泰，嘱王在国军未到前，竭力维护平市秩序，保护物资，静待接收。 电报派来梅村送达。 有些事先不曾与军统局联系的汉奸、伪军，内心恐慌，自身虽无部队，也谎报 某地有多少部队，骗取番号，招兵买马成立部队。舒季衡与宋梅村未经军统局批准， 就擅自发表番号任其招摇地方。计有：贾少卿，谎报蓟县盘山一带有游杂部队数千 人，舒与宋即发表贾为河北省平东先遣军司令。贾在天津岳阳道求志里家中挂起招 牌成立司令部，接收日军枪支数百枝，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数百人，接收日军 军用物资和日侨财物，闹得满城风雨，舆论哗然。 戚文平，原为日伪皇协军某部司令，后来在津赋闲，经蒋方昆、刘子厚介绍， 谎报在静海县西杨芬港一带有游杂部队一二千人，可以由戚收容为军统所用。经舒 委为津静边区先遣军司令，并委刘子厚为其副司令。设司令部于李公祠，接收日军 枪支数百枝；还接收河北省银行仓库内日本存放的鸦片烟土3 吨，白银240 箱，养 珠约一面粉袋及其他贵重物资。该部不时与津郊人民武装作战。 马蕴民，8 月底据安次县李恩江说，静海伪警备队长马蕴民部1000余人尚无着 落，舒即委马为静海先遣军司令。马蕴民原为国民党安次县党部书记长，后投靠日 军。 以上三部后经舒季衡报往军统局子以追认。 这些汉奸部队经军统局收编加委以后，都曾与八路军地方武装发生过战斗，如 正定的高德林部，保定的刘化南部，唐山北宁路沿线李海天部，青沧李丽亭部战斗 最烈。 1945年9 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及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先后空运抵北平、天津后，这批河北先遣军的番号被撤销，门致中部改编为第九路 军，门任总司令，下辖四个军，仍驻原地。 1945年8 月中旬，八路军地方武装发动了攻打天津游杂部队的战斗。当时天津 除日军外，没有伪军正规部队，能抵抗的只有伪警察数千人。八路军进攻部队已进 抵南郊李七庄、王顶堤，最近到英国马场外；西南已抵小稍直口；再西已进至日军 仓库西沽酉菜园附近。此时舒季衡、宋梅村感到危急万分，遂通过伪警察局保安科 长张纯一唆使伪局长庆超速派伪保警队四出抵抗，并告知庆超“这是你立功大好机 会”。这时每天将战况报告军统局。数日后，八路军撤去。军统局电告舒，以蒋介 石名义派宋梅村去伪警局“慰问”庆超。1945年9 月初，舒得情报说中共天津地下 党负责人侯太和曾派人通知驻津日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的消息，乃速派宋梅村要庆 超转告日本驻津司令官，在国军未到津受降前，日军有责任确保天津安全，如八路 军进攻天津，日军应出兵抵抗。 这一系列活动说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的需要，竟不惜收容汉奸部队，依 靠敌寇，抢占平津保三角地区，掠夺胜利果实。 形形色色的地下组织及接收人员 日本投降后，在天津钻出来许多国民党地下组织。 原军统局华北区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成员张树森（又名张允孪，河北丰润 人），1941年由重庆“抗团”派来天津活动，不久即被天津日本宪兵队逮捕，当了 汉奸特务。当日本投降次日，在日特怂恿下，又以“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 津总站”站长名义，并自称是戴笠的学生，公开出面活动。他在今柳州路潼关道转 角处周家食堂原址设立站部，参加活动的有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蓝振德（台湾人）、 日商大仓洋行华经理孙绍亭和南京江伪政府特工总部少将高显宗（台湾人）。也有 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如上海话剧团当时在天津演剧的演员吕某和一些青年学生，还 有胜利前夕由重庆派来的“抗团”分子，多达100 余人。特别是蓝振德身着国民党 少将制服，自称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印有名片。这些人乘天津混乱之际，掠夺日 军财产、物资、汽车等。当津郊八路军武装部队进攻天津时，这些人又身佩“抗团” 袖章，在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并贴出安民告示。这些突然出现的地下工作者的所作 所为，使得一些市民莫名其妙。 张树森在日特唆使下，登报号召国民党所有在津各系统的地下组织成员，假座 伪市府礼堂开联席会议，由张主持并讲话。舒季衡认为他此种行为不合特务活动原 则，未去参加，为了解情况，派宋梅村之子宋其钧（学生）参加。宋回来说：“有 国民党十几个不同组织系统成员共约数百人，多是与重庆失去联系的人，想借此机 会取得联系。”舒季衡、宋梅村看出这个会是在日特操纵下召开的，目的是想知道 究竟国民党在天津尚有多少潜伏组织和人员。据闻会后日本特务头目曾对其下属说 ：“你们多次说国民党地下组织已破坏殆尽，看今天到会人数之多，证明你们过去 说的都是谎话。” 舒季衡不认识张树森，乃将情况向军统局报告，建议饬张敛迹。军统复电说 “不知张树森为何许人”，着舒速与门致中联系，将张逮捕审讯具报。舒持电与军 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商议，徐这时正以日降前在津无所表现，恐见 责于军统局，心有不安，认为这是立功的良机，即主动说不必去北平找门致中，提 出日伪宪兵队天津分队长李鸿举和徐有工作联系，可以利用李的便衣宪兵去执行。 9 月1 日下午2 时，徐宗尧带领所属及宪兵分队10余人，到柳州路张站站部，出其 不意，将张逮捕。当场被捕的有孙少亭等二三十人，跳楼逃跑的也不少。抄获手枪 10余枝，全部花名册、臂章、物资、小汽车数辆。人犯寄押于东马路原日本宪兵分 队。又在其他地方逮捕了蓝振德等人。连夜由徐宗尧审讯，其中学生及刚到津的 “抗团”分子都是受骗者，当即予以释放，只剩下要犯不到10人。经军统局指示， 将人犯移交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接收。不久戴笠到津，将张案一干人犯交军统 局华北办事处北平看守所审理。1946年3 月戴笠坠机摔死后，张树森、蓝振德等犯， 均经华北特务头目马汉三、司法处长毛惕园、看守所长侯子川等受巨贿后，无罪开 释。 1945年10月间，军统局派马兆祥来津接收有关日本电讯器材工业，先后接收了 七八家，多在河北区一带。马兆祥以此为基础，在今山东路接收日商一所大楼，成 立了军令部天津情报器材厂，马任少将厂长，舒季衡介绍秦慎言任秘书，又约请上 海中华无线电厂资本家黄天惠参加，实行官商合作，由黄任经理。这些日商企业并 不属于日本特务机关所有，军统不能以军令部名义接收，国民党接收单位相互争夺， 军统理亏而让步，除芝浦分厂及其仓库和义昌洋行外，其他均移交资源委员会和联 勤总部接收。芝浦分厂改名为军委会天津无线电厂，马兆祥调往北平军调部工作。 日本投降后，原在保定潜伏的刘亚符钻出来，成立军统局天津特别站，公开活 动。刘自任站长，并任用汉奸刘沛然为书记，不久又由军统叛徒郑晓帆为书记。他 们接收了日本电台一部，由杨杰荣夫妇负责。内勤章国栋。下设两个组，天津组组 长陈树田，塘沽组组长张韬。刘亚符又勾结天津帮会头目刘广海，利用其手下一批 流氓地痞，四出撞骗，掠夺日伪物资。同年12月该站撤销后，刘亚符调任天津警备 司令部稽查处侦查队队长。 1945年春，军统局将原在河南彰德日。伪皇协军某部潜伏的情报组，改组为华 北特别通讯站，由徐宗尧任站长，徐的掩护身份是皇协军少将高参，携带电台两部 及人员到天津在河东姚家台附近购买瓦房一所，以住家为掩护作为站部，电台亦架 设于此。下设天津、北平两情报组。天津组分别由刘一轩、吕柱青任正副组长，朱 云峰任交通员，徐的老婆任站部译电员；北平组由曲福乐任组长，并配电台一部。 由于该站电台都是小型特工发报机，功率只有两瓦，不能直接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 讯；情报无法发往重庆，工作展不开。听到日本已接受投降消息时，徐更加焦急， 遂想起曾给舒季衡送过经费，按原接头地点找到舒，说明处境，舒即向军统局代拍 加急电报，允徐在津公开活动。徐即将其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部迁至成都道芷江路口 的一所白色大楼内（即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该楼原是国民党军人谷良民所有， 被日本占据，徐予以接收过来。徐站曾抢收日伪大批物资饱人私囊。同年10月初军 统局调徐宗尧去保定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 张筠勋在1944年被军统局派往山东聊城皇协军李歧山部任联络组组长，1945年 春来天津活动，适与舒季衡相遇，滞津未走。在徐宗尧调保定之后，张代理华北特 别通讯站站长。张波勋在津结识一西医李步峰，李又给介绍汉奸特务“天津反共委 员会”处长王尧居，彼此互相勾结，接收一部分日军物资，有军用呢绒布匹、通讯 器材和缝皮机数十台，均被张吞匿。同年12月初该站被撤销。张彼勋调天津警备司 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 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由重庆迁回天津继续活动，初由叶明德负责，参加 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的肃奸工作。1946年夏“抗团”划归军统局华北办事处 领导，改称“抗团组”，由孙大成负责，下设北平、天津两组，专在平津各大专院 校从事破坏学运的活动。 以上是军统特务组织在抗战胜利后初期，在天津抢占胜利果实的种种丑恶表演， 给天津及河北省一些地区带来很大的祸害。 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的重建 1945年12月初，戴笠来到天津，在撤销原有各潜伏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军统 局（1946年6 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天津最高特务指挥机构。最初 由陈仙洲任站长，陈的公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利用公职掩护秘密，而 以秘密指挥公开。陈仙洲，河北望都人，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初在保定充 当小学教员，1932年参加复兴社特务处。1937年保定沦陷，逃往武汉，在武昌任军 统局特务队分队长，1939年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1941年派来天津任 特别站站长，因被日特跟踪，化装逃往徐水转人河南，任军统局平汉铁路北段爆破 队队长，及冀察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等职。日本投降后任军统局平津军事特派员， 1945年底任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又兼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 委员会行动组长。1946年组织外围帮会团体天津“青年共济社”，任顾问。又组成 第二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忠义普济社，兼任理事长。接办靳云鹏开办的育德大学， 改名育德法商学院，还接办一所女子中学，改名为中正女中。1946年3 月兼任行政 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天津分会第一处处长。1947年调任沈阳稽查处长， 1948年任保定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保定解放逃往北平，一度担任门头沟市市长。 北平和平解放前南逃。该站设于现新华北路36号。初无副站长，由黄宝和以秘书名 义负责内勤。黄宝和是由天津青年党头子刘静远介绍来此工作，本非军统分子。 兹将该站活动举例如下：（1 ）招纳中共叛徒邢仁甫（抗日战争时任渤海军分 区副司令员，后杀害政委黄晔而投降日军）。1945年12月受陈仙洲结纳后，任天津 站情报组组长，利用其以前旧部，潜人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搜集党政军各种情报。 （2 ）组织天津站外事组，搜集反苏情报。有顾爱民其人，原系日伪汉奸特务， 日降后在稽查处任情报科科长，陈仙洲接任处长后，委为外事组长，利用李淑贞、 日特谷古久一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不数月，因在外招摇撞骗，被陈仙洲解职。 （4 ）扶植帮会组织。1945年12月初戴笠来津时，带来专搞帮会工作的金玉波 （江苏人，杜月笙之徒）。金抵津后即与天津帮会头目勾结一起，组成天津站第一 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青年共济社，由汉奸帮会头子张逊之任书记长，陈仙洲以顾问 名义加以控制。把当时天津一些日伪时期天津安清道义总会的帮会头目罗致于该社， 充任理事、监事。1948年张逊之与天津警备司令部勾结，镇压工人罢工运动。 1946年3 月间，帮会中另一些人是日伪特务机关控制下的安清道义总会转化而 来，为帮会分子所鄙视。在陈仙洲支持下，另组成天津站第二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 忠义普济社。该社组织庞大，分子复杂。为扩大声势，同年7 月假中国大戏院召开 成立大会，邀请国民党在津党政军团首脑、在野旧官僚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大会。 计有天津警备副司令卢济清，第九十四军副军长陈章，国民党市党部主委时子周，， 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社会局局长胡梦华，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旧官僚士绅靳云鹏、 陈之驻、卢香亭、杨文恺、徐世章、周荫人以及金融、银行、新闻界知名人士数百 人。由陈仙洲致开幕词，要求各界予以支持，胡梦华代表致答词S 最初由周震苏等 任常务理事，以后陈仙洲为加强控制，推荐特务朱佑衡等为理事，并以朱佑衡、舒 季衡为常务理事。该社无固定社址，每月开会多在聚合成饭庄，后改在宫北大街 （建国日报）社，1947年后又改在寿德大楼舒季衡所办的华声广播电台。同年陈仙 洲调职离津前，又将其盟兄弟20人加聘为该社理事。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在津各机关 中的中坚分子。 该社外部组织，按市区建制，各区设一分社，社长由总社理事兼任。1947年又 先后设立塘沽分社、宁河分社。在市区内海河边张自忠路的摊贩，成立了摊贩组。 截至1947年底，各分社登记发证社员共约4 万人。该社曾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冀中解 放区的情报。 （4 ）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天津分会。这是一个全国性帮会组织，总 会设在上海。先是在重庆组织过人民动员委员会，把全国的帮会组织起来，为军统 特务所利用。1946年天津分会成立，把天津市所有帮会组织、各界知名人士、军阀 官僚。买办豪绅、恶霸地痞等都组织起来，以共济社、普济社为核心。保密局派戚 南谱（黄埔第六期毕业，任过某部师长）来津主持会务。旧官僚如靳云鹏、李廷玉、 卢香亭等以及大企业主、银行经理、新闻界负责人等等，共一百数十人，均被聘为 名誉理事或理事。成立大会是在中正路皇宫饭店（今解放北路第二饭店）举行的， 到会有数百人，极尽一时之盛。同年冬，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据说CC系骨干、 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反对，被下令解散。 （3 ）成立天津站经济情报组。1946年春组成天津站经济情报组，陈仙洲委张 恕为经济情报组长。张恕自称是张勋的孙子，时在经济部天津办事处任专员，与天 津稽查处特务多人熟识，吹嘘对天津经济部门接收和贪污情况知之甚多，但当了组 长后，借势勒索，不数月为陈所知，予以扣押解职。 （6 ）组织学运组。以张源清为首组成学运组，在各院校吸收特务学生，专做 对革命学生活动情报，制造黑名单，以便进行迫害。在哈密道附近常磐大楼辟出了 几间房，组织天津青年联谊会，由高枫负责，以搞文娱活动为名，拉拢学生，发展 特务。此外还办了一个天津青联广播电台，进行反动宣传。不久，因经费短缺而停 播。 （7 ）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国民党新八军军长兼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 勋，会同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于1945年10月间，联合北上，抢占平津保地区，行经 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区，高宣布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马被俘虏。同年间月底戴 笠来津时，曾召集在津特务们开会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弄过去，我们就有能力 把高拉回来。”并对陈仙洲说：“这事交你去办，不惜花费多大代价，把高拉回来。” 因陈曾在高部任过调查室主任，所以派陈去拉拢。陈仙洲曾派张抚疆（又名张汉泉， 曾在高部任师长）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一去无音讯。原估计张可能被杀害，天津 解放后，始知张早已转变立场为人民工作，后来担任河北省劳动局局长。 天津站外部的特务组织 当1946年初戴笠来津时，为密切与驻津美军的勾结，派其英文秘书黄天迈负责 这一工作，特务们称为“外事处”，称黄为处长。黄占据大理道汉奸张福居的一所 大楼，经常在这里举行鸡尾酒会、舞会等招待美军军官及国民党各界人士。同年戴 笠摔死后，黄从南京回津即销声匿迹，不常出头露面。有人说黄天迈改任天津第二 站（绝密）站长，设有秘密电台。同年秋，黄天迈调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后，该站 撤销。 1946年初，军统局派刘焕章来津组织天津经济情报站，站部设于今哈尔滨道树 德里。同年春末军统又派原该局经济研究室主任秦丰川来津主持站务，尔后扩大组 织，组成经济通讯社，并有专职记者数人。又在兴安路占用敌产办（民生导报）， 秦任社长，刘子威任总编辑。为报社的房子事，军统特务们故意刁难，骂他们是 “共产党”，工作很不顺利。1948年傅作义任命秦为张家口市市长，北平和平解放 后，秦一度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 1946年夏，天津稽查处在大沽口河面上破获了由大连驶来的一只帆船，该船系 中共胶东某机构来往于烟台、大连间的运送船，负责人姜盛三，叛变当了军统特务， 先在稽查处监督下，建立“航运组”，进行反共活动。1947年扩大为保密局天津航 运站。在今和平区沈阳道附近开设大中船行，以经商为掩护，专搜集大连、烟台及 胶东方面中共有关情报，由姜盛三任站长。1948年又将该站部迁往烟台。 1947年4 月，陈仙洲调往沈阳，保密局派吴景中专任天津站站长，白世维任稽 查处处长，从此“公”“秘”分开。站内。外部组织无大变动，听说只在今贵州路 增设一秘密联络处。吴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国民党政府在天津设立的乙级会报（当时 南京有甲级会报，参加的有国防部保密局、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和内政部警察总署 等几个最高特务机构负责人）。天津乙级会报参加的是天津站站长，中统局天津区 区长，宪兵第二十团团长，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天津稽查处处长，三青团天津支团 主任等。如负责人因事不能出席，得由副职代表。会报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 家法（军统特务）主持，先由各单位负责人报告一周活动情况，交换情报，提供黑 名单，之后制订下一步行动决策。1947年以后，有关镇压天津市几次学生游行示威 和1948年电信局职工“饿工”斗争事件，及几次全市范围的大逮捕等，都是这个 “会报”作出的决定和执行的。 1948年秋，保密局把派在天津的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按各机关分别编成若 干情况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 1948年秋，保密局预感天津易手为期不远，即做潜伏特务布置，挑选在天津有 家属、有社会关系并具有活动能力而未曾暴露过身份，有掩护职业的特务分子潜伏 下来。至同年12月布置了4 个情报组和4 个电台。 1948年秋唐山组扩建为保密局唐山站，同年12月唐山解放，站、台均撤回天津， 借住现新华南路天津站联络处内。 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是军统局公开的特务机构，它是双重领导又侧重于军 统局。除经费由警备司令部负担外，一切人事任免和重大案件的处理，悉听命于军 统。抗战胜利初期，1945年9 月国民党第九十四军抵津，10月初即成立天津警备司 令部，由该军长牟廷芳兼任司令。除军所属各处外，增设稽查处，这处必须由军统 特务或以军统特务为主来组成，但由于当时在津特务很少，无适当人选，牟遂派其 参谋处谍报队队长曹强和参谋处第二科（情报科）科长葛养元二人先行出组稽查处， 曹任处长。 1945年12月初戴笠来津视察，与牟廷芳协商，派特务陈仙洲任处长，由牟派九 十四军团长刘天一（亦名刘乾元，非军统分子）任副处长。曹强和葛养元仍回第九 十四军原职。刘天一对处务不多闻问，只是掠夺日伪财产，饱人私囊。初期活动以 掠夺日伪物资为主，由于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称旧政协）签字不久，特务们 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搜捕革命人员及进步人士，只是偷偷摸摸以土匪绑架方式去干， 还须严守秘密。如1946年3 月间，逮捕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苏路，由稽查处督察长 宫介梅指使特务秘密杀害后，投尸海河灭迹。听说还有几个中共地工人员，也是宫 介梅指使特务秘密杀害后，装人麻袋投尸海河灭迹的。 稽查处充实组织，增设东西南北四个稽查所，下设稽查哨（组），在各自管区 内进行反革命活动。东区是由原东车站检查所扩大组成；南区所址在今解放南路东 光大楼，该所还没有码头组，检查海河码头停靠客货轮，特务们借检查之名，公开 包庇走私贩毒，从中受贿；西区所址在南市；北区所址设于河东狮子林桥附近。1948 年于剑萍充所长时，逮捕了一解放区采买，株连到一家面粉袋工厂的经理王风仪， 于剑萍诬指王私通八路，声言要查封该厂，结果敲诈巨款了事。 增设护航大队。天津至大沽口一段河运，常遭“黑旗队”盗匪抢劫，稽查处设 一护航大队，发给枪支，经费由招商局等几家航运单位分担。此后，黑旗队的抢劫 行为稍有敛迹，但这批官匪比盗匪有过之而无不及，使运输单位有苦难言。 增设中纺公司警卫大队。1947年为镇压中纺天津分公司所属各棉纺厂的工人运 动和对工人们实行搜腰检查，由公司伙同稽查处设立中纺公司警卫稽查大队，在中 纺所属各厂分设警稽队，经费由中纺公司负担。 1947年4 月陈仙洲调沈阳，保密局派白世维任稽查处长。吕一民任督察长。这 些特务们如狼似虎，特别是白世维残忍至极，有关其残害革命人员的罪行，局外人 无从得知。仅就个人所知道的列举如下：1947年在今和平路承德道转角处的一家委 托商行内逮捕一革命人士周某，据说此人是周恩来之弟，白世维和警察局副局长齐 庆斌二人将周押解北平，后果不明。 1947年夏天津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时，白亲率军警宪特联合组织 人员，以维持游行队伍秩序为名，跟随游行队伍，相机镇压，强行殴打驱散。 1947年春，中共冀中区在天津地下组织侯太和部的刘文藻，由于叛徒出卖而被 捕关押，至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出狱。 白世维的内弟曹郁文（恒源纱厂经理）为霸占某著名评剧艺人不得下手，即与 白勾结，诬陷该女艺人的丈夫佟海山是“黑旗队”的首领，由稽查处特务把佟逮捕， 串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以盗匪罪名将佟杀害。事后律师曹雷怂恿佟的母亲及其妻 出头为佟鸣冤，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向社会控诉白等罪行。白得知系曹雷在 背后指使，遂派特务将曹绑架勒毙，投尸海河灭迹。 稽查处副处长张精一，秘书孙耕南，资源委员会天津办事处主任秘书黄秉墉， 天津忠义普济社常务理事张俭斋等人结成小集团，借张俭斋经营的时昌贸易行为据 点，收受商人贿赂，出卖物资出境许可证。与此同时，与塘沽永利碱厂黄色工会头 目某某勾结，倒卖永利碱粉，高于官价数倍出售获利。1948年张精一、孙耕南等均 腰缠累累，逃往台湾。 1947年9 月，白世维在天津的罪恶活动，闹得民怨沸腾，恶名四溢。保密局将 其调离天津，另派楼兆元继任处长。 1948年春，傅作义主持“华北剿总”，任用山西派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保 密局为适应这一变动，即派山西籍特务李广和、李俊才二人为稽查处正副处长。李 广和，山西襄陵人，是天主教会豢养起来的，曾留学比利时，原充当阎锡山部中将 高参，抗日战争中期，继雷鸣远（比籍神父）之后，任军统局控制的天主教华北战 地工作督导服务团团长，在晋南中条山闻喜、夏县一带，披着宗教外衣，借抗战之 名，进行反共活动。抗战胜利后该团解散，李被聘为保密局设计委员。李俊才，山 西兴县人，早在1938年毕业于军统局湖南特务训练班，后在华北战地工作服务团当 团员，日降后，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科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着天津金融管理局查缉黑市倒卖黄金白银美钞工作，经磋 商批准由稽查处代办，查缉人员可得20％奖金。李广和见有利可图。调用特务约20 多人从事这项工作，金融管理局仅派出陈大鹏、钱端本二人为联系人。李广和乃借 职权之便，大搞劫掠黄金美钞勾当，引起社会舆论愤慨，警备司令陈长捷将李扣押 法办。后经其妾刘秋芳向毛人凤疏通，毛亲来天津为李缓颊，从南京派来飞机由督 察长王鲁翘押解李去南京后释放。时天津已接近解放，军统特务们已成鸟兽散状态， 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浩，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亦借送李之便南逃。保密局急 委派李俊才收拾残局，接任稽查处长兼天津站站长。 当1945年10月间，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成立后，为经常在街道巡逻，缉捕匪 盗，检查行人等，由警察局、宪兵团、稽查处三方派员组成军警宪联合巡查队，派 稽查处督察朱云峰任队长。1948年春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将该队改组为天津 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保密局特务孙逸贤任组长。在城防各出入口增设检查哨， 检查出入商旅和物资。围城时又改称天津防守司令部执法队，仍由孙逸贤任大队长， 疯狂逮捕革命地工人员，听说解放前两天，还杀害了革命人员数人。解放时孙被捕， 后经审讯予以镇压。 军统特务控制下的各种组织 天津警备司令部电信监察科：直属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地址在新华北路34号。 对天津电讯器材进行管制，严防进人解放区；利用无线电收报机、侦测机，侦查市 内及郊区有无共产党地下电台讯号，设法进行破坏。 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戴笠想独自包揽该组织，又怕手大难遮天，随改 由党政军特联合主办，实际上仍以军统为主。经与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天津市市长张廷、市党部主委时子周、中统局天津区区长甘舍棠、宪兵第十九团驻 津第一营营长梁士杰等协商后，在睦南道61号召开成立大会。张廷任主委，戴兼副 主委（戴不在津时由天津站站长陈仙洲代行），时子周等兼任委员。不定编制，不 作预算，经费来源由中国银行借支，以查封汉奸珠宝文物财产作抵押，结束时由军 统局报行政院核销。委员会下设一室五组：秘书室。 行动组，负责逮捕行动，由军警宪联合组成。 保管组。 审讯组。 看守所，同年3 月间改隶于审讯组。凡稽查处秘密逮捕的革命地工单独寄押于 此，审讯组不得过问。该看守所曾关押重要汉奸徐良（汪伪政府驻日大使）、关维 庆（伪广州市市长）、朱崇信（伪天津市社会局局长）及日伪特务徐树强等二三百 名。另在外边设特别看守所三处：第一特别看守所在现和平区岳阳道83号王荷舫家， 关押的有王荷肪（伪河北省银行总经理）、温世珍（伪天津市市长）、屈士和（伪 保定河北省省会警察局局长）等五六人；第二特别看守所在现新华北路南头胜利路 转角处齐文元家，内押有齐文元（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方 若（伪天津法院院长）、周边平（伪天津市市长）、张同亮（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 李鹏图（伪天津市海关监督）等七八人；第三特别看守所设于现烟台道汉奸邸玉堂 家，内押有邸玉堂（伪天津商会会长）、刘静山（伪天津商会会长）、姚一新（伪 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数人。这些看守所除宪兵驻守外，均是“抗团”分子负责。 调查组，主管调查汉奸罪行、财产状况，配合保管组清点被封的财产。 监察组，配合保管、调查两组工作。 截至1946年4 月底该会结束时，共逮捕日伪大小汉奸300 多人。除少数几个人 开释外，余均交天津法院高检处侦审。至6 月间军统派经济研究室主任邓葆光来津 检查，动产（包括衣物。家具、文物、古玩、黄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包括 房屋。土地、企业单位等），按当时物价概略估价为法币140 ——200 亿元之谱。 1946年3 月间，设立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天津分会，主旨是 清查民间隐匿的敌伪产业。张子奇（天津副市长，军统局设计委员）为天津分会主 委，会址设于现赤峰道陕西路口（现人民出版社）之大楼内。委员有张廷愕、牟廷 芳、时子周等，设一室三处。其组织形式与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相同。当时清查出 几个重大隐匿案有：白俄李维金隐匿的属于汉奸特务徐树强、徐树浦兄弟二人的物 资；利华大楼经理李亚溥（犹太人）隐藏的日本军用物资；白俄陶德林隐藏的毒品 及汉奸陈坤元的财产；贩卖劳工致富的崔某（人称崔家大柜）隐匿的许多财产等。 其余小案件不计其数。 同年8 月，因第一处特务们借调查之名，任意在外敲诈勒索，臭名四溢，不断 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随即结束。 1946年10月间，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反动宣传，掩盖其发动内战的罪行，以由保 密局特务控制的民营方式，创办天津华声广播电台，招收股东20余人，股金法币8000 万元。该台自1946年12月开幕，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结束。 1946年春，接收日商东京芝浦天津分厂，改称军委会天津无线电厂，为军统局 制造各种型号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供特务组织使用。技术员多系留用的日本人，楼 兆绵任厂长。同年冬楼兆绵又招募部分商股，更名为中美无线电厂，公开对外营业， 并在该厂营业部楼上附设一个中国广播电台，由楼妻阮一成任经理。 1946年春，郑介民利用接收日伪物资及中美合作所赠送的大批军用物资，在上 海开办三有公司，天津设分公司。对外名称是天津国华贸易公司，地址在今营口道 北头。白莲丞与日伪经济汉奸沙子勃勾结。沙子勃经营的泰东贸易行隐匿很多日伪 物资，有人向法院告发，沙即将该部物资转到国华贸易公司，由白莲丞出具假证明， 伪称沙在日本投降前即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结果法院对沙不予起诉处分。另外原因 是沙的小老婆与白的小老婆是亲姐妹，同是平津著名京剧演员，沙、白二人是连襟。 这些关系，促使彼等为非作歹。副经理叶坚白来津后，以大同新闻社的名义，占用 云南路一所在逃的汉奸房产，连汉奸的小老婆也占为己有。 特工秘闻 戴笠三次到天津的活动情况 王子晨舒季衡 日本投降后，重庆国民党军统局大肆活跃，急电令各沦陷区潜伏特务，利用各 种手段拉拢当地汉奸，改编伪军，抢占军事要地，以对抗共产党、八路军。与此同 时，戴笠亲自出马，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布置工作，抢劫胜利果实。 兹将其三次来津活动情况，叙述于后。 第一次来津 1945年11月下旬，戴笠由上海、北平转来天津，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北平、华北 办事处长马汉三，军统局总督察严家诰，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四处系电信）， 司法处处长毛惕园，英文秘书黄天迈，秘书程克祥（该员系军统局派在南京汉奸周 佛海身边的特务，随戴同行准备派往东北负责工作）、毛钟新，警卫吴安之、王鲁 翘以及帮会工作负责人金玉波等。抵津后，由天津军统局特务头目兼天津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组成招待组，负责一切活动和警卫事宜。戴住马场道7 号吴 泰勋（系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家，同时借用睦南道61号张学铭（前天津市市 长）住宅，作为开会会客之用。此两处均设置便衣警卫（也称内卫），天津市警察 局派侦缉队于住处四周警戒巡逻（称为外卫），由登罂楼选来上好厨师制作宴席。 布置的特务工作有：回。将日伪时期在津潜伏的特务组织，统予撤销，建立军 统局天津站。这是军统局在津的最高特务秘密机构，统辖市内各机关团体的军统特 务，任陈仙洲为站长。 2.改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该处系军统局控制下的公开特务机构，原来是 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于1945年10月份成立的，派该军谍 报队队长曹强任处长。戴笠认为曹的资历不够，经与牟廷芳协商，免除曹强职务， 改任陈仙洲为处长，另由牟推荐第九十四军一团长刘乾元（字天一）任副处长。刘 不是军统分子，一切均凭陈仙洲之命是从。 3.组成天津肃奸机构。经与天津地方党政军首脑协商，联合组成肃奸机构，参 加单位有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天津市政府。天津警备司令部、宪兵第十九团的一个 营、中统局天津区、军统局天津站等六个单位。把肃好机构定名为“天津区汉奸财 产清查委员会”。主要任务要肃清沦陷时期叛国投敌日伪汉奸，并查封其财产。由 天津市长张廷谔任主任委员，戴笠任副主任委员，时子周、牟廷芳、梁士杰、甘舍 棠任委员。名为各单位联合组织共同负责，实际是军统局独揽大权，操纵一切。 4.在一次晚餐会上（工作会），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提出平津铁路沿线行车安 全问题，请求安排，予以解决。戴听完汇报后，当即决定向铁路当局建议，添置部 分铁道装甲车和吉普车，车上装设报话机，由武装路警按时分段巡逻，遇有情况， 立即通知附近驻军，进行“围剿”。唐山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王崇植也提出书面请求， 加强北宁铁路沿线治安，确保煤炭外运。戴即决定从南方抽调两个交通警察总队， 由海运至秦皇岛，分布两段。 5.当时有人谈到，八路军在邯郸击垮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迫使 新八军高树勋率部投共等事。戴听后痛恨异常，并发誓说：“定把高树勋部再拉回 到我们方面来”，又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拉过去，我就能再把高树勋拉回来。” 当即命令陈仙洲负责搞这项工作（按陈仙洲曾于1943—1944年在高树勋部任调统室 主任）。 戴笠还曾四出拜客与召开“恳亲会”，如：1.拜访靳云鹏。靳曾任北洋政府时 期的国务总理，卸职后寄寓津门，笃信佛教，结合一部分在津旧军阀如孙传芳等和 财阀巨商，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组织一个佛教居士林。靳在日伪时期未正式充当汉奸， 只在伯华北政委会挂一顾问名衔，得到蒋介石的敬重。戴笠以蒋的代表身份，前往 靳寓拜访，同去的有陈仙洲等。此后由陈仙洲经常与靳联系。 2.拜会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以取悦美 军，密切合作关系。戴高津后，专派其英文秘书黄天迈负责与美方联系。 3.戴第一次来津约10余日，离去前举行“恳亲会”。1945年12月中旬，由天津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承办，招待在津特务及其家属。到会人员有军统特务、抗日锄奸 团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大约40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时在津潜伏的特务和死 难人员亲属。开酒席40多桌，台上设3 桌，安排老特务及死难家属于首座，戴笠陪 同敬酒敬菜并讲话，对到会人员和家属表示慰问。 戴笠来天津的所谓肃奸，实际上是包庇汉奸。如：汉奸黄顺柏，山东黄县人， 生母是朝鲜人，1937—1938年，随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充当翻译官，在日本 入侵上海、南京时，曾大肆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卸职后来津隐居，广置房产经营商 业，曾任天津粘板公司总经理，在睦南道有一处富丽的住宅（人称“月宫”），其 妻蒋锦兰（系北洋政府陆军部总长蒋雁行之女），善交际。按黄顺柏其人是在册汉 奸，应予逮捕严惩。经吴泰勋从中牵线，由戴笠予以包庇，条件是由黄出资与杜月 笙合作，共同经营北洋保商银行。该行原为私营商业银行，已停业多年，但营业执 照尚未注销，戴笠拟将其复业，以为军统局的经济机构。 上海某电影明星的丈夫周某，原为上海一名西医，后充当汉奸。他们从上海逃 来天津隐匿，经吴泰勋、傅有权（军统分子，充天津市政府参事，后充公共事业管 理处副处长）从中拉线，以其妻陪戴玩几天为条件，免除周某汉奸罪，以后又安排 周去北平特警班医务所当医生。 战犯远藤，系日本黑龙会的头子，也是一名高级特务，他的黑势力遍布于日本 军政、工商、企业、洋行等各大机构（类似中国的青红帮），本应逮捕审讯。经北 平军统局潜伏特务曲福乐从中拉线，使远藤得识戴笠，把他在北平的两处房产，全 部送与戴笠，并特送一个鹿皮小袋，内装钻石数百粒，大的有5 克拉。戴把此袋终 日带在身边，至其死时，此物也同归于尽。此事系远藤亲口向王子晨述说的，经过 是这样：1946年2 月下旬，远藤和翻译秘密来津，到天津林森路43号（现新华北路 31号）拜会王子晨，当即拿出曲福乐介绍信，大意是说远藤系老板（戴笠）工作人 员，从塘沽回日本，予以照顾，不得留难，并又出示军统秘密证件。当经交谈后， 备饭招待，即行去塘沽，乘遣送日侨轮船回日本。 第二次来津 1946年2 月上旬，戴笠作为蒋介石的先行，为蒋来北方视察布置警卫，在北平 布置完毕，来津布置。把铁路宾馆作为蒋的住处，随行人员住利顺德饭店（今天津 饭店），由登瀛楼和利顺德供应中西餐。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组成内卫，天津警 察局组成外卫，警备司令部卫队营组成外卫警戒线。 戴笠在稽查处“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召集在津特务训话。指出接收大员贪污 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所属要忠于领袖（即蒋介石），秉承领袖意 志，体念领袖苦心；要克己奉公，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有故违，定予严惩。 并当场宣布将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的马汉三（军统华北办事处处长）。刘玉珠（该 处秘书）以及魏大铭（军统第四处处长）。又说：“要枪毙北平肃奸委员会的王子 英（军统特务）”，其罪状系与汉奸小老婆通奸。 戴此次来津，主要是随从蒋介石视察活动，同时企图解决军统局特务内部的权 力之争。后来，马汉三、刘玉珠两人在南京被枪毙（1948年），表面上说是严重贪 污罪，实际上是特务们的内讧。经过是这样：日本投降后，马汉三来北平任华北办 事处处长，刘玉珠任主任秘书，他二人发了一笔接收财，已经弓；起部分特务们的 不满，至1946年初军统局派来华北秘密总督察王蒲臣（此人系浙江江山县人，与戴 笠同乡，还是结盟兄弟），王到北平时，马、刘未曾热情接待和援助，又兼办事处 内一个失意特务宋元和，也对马、刘不满。从此王、宋二人结合，在平津两地拉帮 结派专搞马、刘的情报。戴笠死后，分成三大派系：毛人风的浙江派，郑介民的广 东派，唐纵的湖南派。后经蒋介石决定，把军统局所辖分为三大块：毛人凤主管保 密局，郑介民主管国防部第二厅，唐纵主管全国警察。虽然划分了权限，但军统部 分特务对毛人风不满，一致拥护郑介民。北平的马汉三、刘玉珠更为突出拥郑，并 与原戴笠的警卫吴安之组成反毛拥郑组织。蒋介石召开“国大”选举总统时期，马 汉三已就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负责“国大”竞选事宜。南京暗示副总统选孙科， 结果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而北平“国大”代表选李的占多数，招致蒋介石的恼怒， 这就给王蒲臣、宋元和搞掉马汉三、刘玉珠提供了好时机。于是王、宋趁机向毛人 凤密告马、刘拥护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想搞大华北主义，并声称马汉三接近北平共 产党要人，以及马、刘、吴结合“反毛拥郑”等等。毛人凤将此情况报告蒋介石， 蒋即批示法办，遂宣布马、刘犯有严重贪污罪判处死刑。“反毛拥郑”结合中的吴 安之出卖了马、刘，投靠了毛人凤。从这一事件中，具体反映了蒋、桂之间和军统 特务之间的权势争夺是非常激烈的。此后，王蒲臣升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宋元和 任书记。毛人凤又来天津召集特务训话，警告马、刘追随者从速改正，否则绝不宽 恕，并公开指出马、刘在北平搞“大华北主义”等等罪状。 第三次来津 1946年3 月13日，戴笠乘飞机由北平第三次抵津。随从人员有秘书兼人事处处 长龚仙舫，副官曹某，军统局总督察严家浩，帮会负责人金玉波以及警卫3 人。戴 仍在吴泰勋家会客，在睦南道其私宅住宿，随从人员安排在利顺德饭店住宿，在林 森北路（现新华北路）36号军统局天津站办公。戴此次来津目的是处理第九十四军 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雍载华为妾一事。当晚即通知该军军长牟廷芳说，奉委座谕， 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 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吴泰 勋家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 处分。戴为了恫吓牟等，故意不允，并大声说，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戴 立即叫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朱洽阳（当时任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 讯组长）扣押镣审。戴如此做，是杀鸡给猴看。杨案后来不了了之，并经蒋介石发 表杨文泉任第七十二军军长。戴本拟当日回上海，由牟、张等人再三挽留，延至15 日上午才动身成行。 与戴同行者除随行人员外，还有他特邀客人黄顺柏（准备让黄在上海筹备北洋 保商银行）。15日起飞去青岛，停留一日。17日上午飞去上海，准备当日晚为在上 海即将离任回国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饯行。结果飞机撞在南京郊区戴山， 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关于戴笠与吴泰勋的关系渊源，在此附记一笔。早在1931年张学良任国民政府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驻在北平时，吴年方19岁，担任警卫旅的团长。由于其父吴俊升 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所以张学良与吴结拜把兄弟，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 系。当时戴笠以蒋介石代表身份去北平谒见张学良，即由吴引见。戴为搞好与张、 吴关系，特提议与张、吴结为把兄弟，在互相利用情况下，张等慨然应允。戴居长， 张行二，吴是老三，此后吴向戴推荐多人在军统局任高级特务，如裴级三、李志一、 吴安之等。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护卫。 特工秘闻 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 张瑞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统局为了实现蒋介石加强内战的阴谋，在东北积极勾结日 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化敌为友，进行所谓“对日工作”，进行一系列部署，从事 特务活动。 1946年4 月中旬，军统局东北区办事处（对外称东北行辕督察处和东北保安司 令长官部督察处），从锦州迁到沈阳后，立即成立了“日韩组”，对外称东北行辕 日侨俘管理处督察组（简称‘旧管“）。它是以对日、韩工作为名进行特务活动的 职能机构。这是军统特务组织中内部机构，对外一切行文、身份证件。旅行护照等 均用”日管“的名义。刘治泽被任命为上校组长，我为中校副组长。当时军统局东 北区办事处主任文强（中将，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 长），副主任张树勋（少将，督察处副处长），二人当面对刘治泽和我交待任务让 我们在公开的”日管“工作掩护下，专做’旧韩组”的秘密工作。 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文强找我谈话，我准时来到沈阳市三经路九纬路他的 公馆。谈话是在会客厅里进行的。在谈了一些我的历史和家庭情况之后，他说：“ 今后你的责任很重，委座很重视东北的对日工作。戴先生在世时，不知多少次向我 传达委座的指示，我们一定要眼光放远，化敌为友。你要通过福田抓一些在日本国 内和在东北日侨中有影响、起作用的重要人物。过几天我准备找福田谈。”接着又 交换了一些情况，谈话就结束了。此后我就利用我手下日本特务小柴猛志（原名原 田俊雄）等人进行活动。 网罗日政重要人物培植亲蒋势力 福田德次郎是敌伪时期日本军部派到东北的特务头子，军衔是陆军中将。曾当 过日本驻美、德大使馆的武官，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 来东北后受日本关东军的指示，对白俄和英、美等国侨民进行工作，日本投降后潜 伏下来。我们通过小柴猛志等人和福田取得联系。福田和当时在东北的一些日本主 要人物关系密切，交谊深厚，洞悉关东军的内幕，了解伪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 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关键人物。军统局利用他充当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高 级参谋人员。 1946年4 月下旬的一天，文强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办公室和福田 德次郎、小柴猛志、大石等人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从中日友好历史、地理关系一 直谈到针灸、算卦、相面等等，谈了近两个多小时。福田说：“作为一个战败国的 将校，本应向你献上战刀以表示缴械投降之意。”文强说：“哪里，哪里！你已经 解甲归民啦！咱们不以过去的什么身份谈话，纯以民众的身份促膝相谈吧！蒋主席 （指蒋介石）胸怀宽阔，眼光远大，一贯重视中日两国友好交谊，和睦往来。”福 田等人聆听之后，表示愿为“中日合作事业”贡献力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自此以后，我和福田、小柴等经常来往，频繁接触。由于福田积极活动，很快 就拉拢了平岛敏夫（伪满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等重要人物。福田又派富永 等人到长春去拉拢了高崎达之助（伪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等日本战犯，还搜 罗了一批日本特务人员，除小柴猛志外，还有水野博等十余人。他们对外身份也称 为“日管督察组工作人员”。在苏联红军进驻东北以后，曾在长春、沈阳等地搜捕 过这些人，由于他们隐避潜伏，没有被捕。 1946年5 月间，文强在张树勋家设宴招待平岛敏夫、押川一郎、坪川与吉、福 田德次郎等人，我和小柴猛志作陪。席间，文强向平岛等人表明：蒋介石一贯主张 “中日友好，共同合作”，“不愉快的过去已经过去，将来要化敌为友，以新的姿 态重新合作，和平相处，长久友好下去”。平岛敏夫表示：“作为一个对战争应负 部分责任的我们，能够参加阁下这样的盛大宴会，殊为光荣。如果阁下有什么吩咐， 为了和平，为了中日亲善一定尽力而为。”当文强谈到有相当数量的日军潜逃到长 白山地区的情况时，平岛与福田看法不同。平岛等认为长白山地区不可能潜伏几十 万日军。福田等人则认为在日本投降时确有部分关东军潜逃于长白山地区。他们各 自提出不同意见。接着又谈论了一些中日贸易的情况。宴会后，文强对我说：“长 白山地区究竟有没有这么多日军，这还是一个谜。现在还没有搞出一个究竟来，所 以还不敢上报。依据关东军把博仪搞到通化去，准备在那里负隅顽抗的事实看，很 可能有的。我们先去。取得联系后，听听他们的要求再做下步计划。” 开办企业筹措特务活动经费 根据军统特务活动经费自筹的惯例，为了筹措“对日工作”的经费，成立一个 购销日侨生活用品的企业，名叫东北公司。我是经理，实际由日人贝野音次郎等人 负责。凡是福田、小柴等人的生活和工作活动费用均由该企业利润中拨给。1946年 8 月间，由东北公司投资，在沈阳市北市区西塔大街开设一处大米加工厂，名叫福 民碾米厂。我以张裕兴的化名当了该厂经理，实际上仍由贝野和一个朝鲜人金某负 责，于1948年秋倒闭。 1946年4 月间，张树勋让我和福田说，叫福田和平岛等人商讨，让沈阳日侨联 络处拿出几百万元，经营一个中日贸易公司，以便筹集“对日工作”经费。后经福 田、平岛等几次磋商，同意分5 次拨款，每次50万元，共给了250 万元，这笔款都 交给了张树勋。同年7 月间，军统局东北区经济委员会主任蒋膏生在沈阳市和平区 国际马路16号召集会议，出席人员有宋振中。熊斌、郝逸梅等十余人，讨论研究设 立中日贸易企业公司的问题。名称根据我的提议叫东兴企业公司，设在沈阳市和平 区台儿庄街原日管督察组旧址。董事长陈旭东，副董事长宋振中，经理熊斌。经营 项目：中日贸易、中朝贸易、国内贸易。8 月间正式成立。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 侠谊社、中国经济通信社等都送了匾额、挂轴、银盾等物，以示祝贺。从此他们开 始了投机倒把活动。 文强、张树勋要我对福田做工作，然后由福田对平岛等人进行说服，让他们树 立亲华（蒋）思想，为军统局多做工作。在当时主要做好潜逃在长白山地区日军残 部的招降工作，在他们回国以后，能同中国驻日代表团（文强准备去当该团副参谋 长，我准备去做武官）联系，培植一批亲蒋分子，然后组成一个党派，渗人日本、 朝鲜的各个分野，起亲华（蒋）作用。工作的结果，平岛、坪川等愿意合作，表示 要贡献力量。 此后大西等日人就吵吵嚷嚷地要在东北组织什么“日本国民党”，带回日本去。 1946年7 月间，我们派大西等回日本进行活动，并叫他们在日本组织东方文化研究 社分社，待文强和我赴日主持这些活动。同时从搜集的情报得知，日本500 吨左右 的轮船价格便宜，文强、张树勋为了给东兴企业公司购置一只船，以便搞中日走私 活动，便叫大西等人带了约值50万元的自来火石，随着遣送日侨的行列，回日本去 购买这种船只，驶来东北葫芦岛。可是大西一去就没有回来，连个消息也没有了。 1946年9 月间，刘治泽和我经请示文强、张树勋、陈旭东批准，派日管督察组 少校组员田孟化装成日人，随同遣送日侨的队伍回到日本东京，一面联系派回日本 的特务人员，看看大西等人是否购买船只，同时和中国驻日代表团取联系。预定在 日本活动三个月再随接运日侨的船只回来。田去后很久没有消息，待到1947年7 月 间，才给刘治泽回信说，他已和代表团取得了联系，他由代表团安排在一个华侨小 学校当了教员。 化敌为友放纵日本战犯 1946年9 月间，文强带领军统局长春站人员和一些日本特务到长春去视察工作， 高崎达之助、川义介等人在长春的吉林餐厅设宴招待文强。席上，文强又高唱中日 友好合作，并要求高崎等人协助做好工作。高崎当即表示，要竭尽绵薄，愿为“中 日亲善”而努力。过了两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小柴猛志急匆匆地进屋对我说： “昨天晚上由沈阳来电话，说南京国防部派来一个‘日本战犯督导组’，组长邹任 之少将，要逮捕日本重要战犯平岛敏夫等人。不日要到长春来，当然也要逮捕高崎 达之助等人。怎么办？”我说：“去请示一下文先生。”我起来去见文强，把小柴 猛志说的话重复了一番，文强叫我赶快写一个报告来。我在报告里，先叙述了蒋介 石化敌为友，实行怀柔日本人的主张，继而说现在对日工作进展顺利，高崎、平岛 等人虽犯战争重罪，现已缴械被虏，翻然悔悟，悔恨过去，愿立功赎罪为我团体 （军统）对日工作效劳尽力等等。写完报给文强。文看了以后，马上用红钢笔批语 ：“此人等虽属战犯，现在协助我团体进行重要对日工作，应暂缓捕办，速电沈阳 备文派干员到战犯督导组妥为洽办。”就这样这些甲级战犯在文强一笔之下，就逃 脱了正义的审判。 IWe 年10月间高崎达之助被任为东北日侨联络总处主任，该处由长春迁移沈阳， 文强在沈阳市和平区国际马路16号日韩组接待室设宴欢迎。高崎达之助、平岛敏夫 等参加，文强、张树勋亲自招待。席间谈了些长白山地区日军残部、中日贸易、日 本国内等几方面的情况。 在坪川与吉被遣回日本时，文强、张树勋派我带着文强的名片和点心、水果等 礼品送到葫芦岛，在葫芦岛日人俱乐部为坪J 门设宴饯行。坪川回到日本后当了日 本满蒙同胞援护会的头头。在福田德次郎被遣送回日本时，我派“日管督察组”少 校组员王浩携带点心、水果等礼品护送到葫芦岛送上日侨遣送船。 妄图招降日军残部为蒋效劳 日本投降后不久，社会上就流传着长白山地区有十多万日本关东军残部潜逃于 此的传说。从蒋介石党政军备情报机关所搜集到的情报，也都反映了这一情况。文 强、张树勋等人根据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竟然把伪皇帝溥仪搞到通化，妄图以长 白山为根据地负隅顽抗这一事实，推断长白山地区潜有日军。于是文强。张树勋等 于1946年4 月，在军统局东北区办内，设立了一个专办这一工作的职能机构——日 军招降组。先后用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督察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军事联络组 的名义作掩护，我任组长。又以福田德次郎为中心，组织了一个日本人的工作组， 由小柴猛志负责，工作人员有清水等20余人。从1946年4 月至7 月间，清水、佐藤 各带领两个日本人，由沈阳出发，途经抚顺、新宾等地，企图前往长白山地区，和 潜逃于该地区的关东军残部取联系。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来回走了好几次，始终 未能通过解放区封锁线。1946年8 月，把工作中心移到长春，还是原班人马，从长 春出发路经吉林、兀拉街等地，前往长白山地区，也因不能通过解放区封锁线而中 断。1946年10月，文强到长春去，把军统、中统、三青团、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各个 特务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了一个叫“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长春前进指挥部军事联络 组”的组织，隶属于“军统局长春站”领导。刘精一被任命为组长。他们于10月间 把工作中心移到通化，由刘精一亲自指挥，分几路派遣日本特务前往长白山地区。 由于不久通化解放，这些人仓皇逃回长春。 1946年10月的一天，文强告诉我，沈阳小东关军械厂有一个日本人，叫我去和 他谈谈。我去找到了他，此人叫新里一郎。他又给我介绍了另一个名叫酒井升的日 本人。我和他们二人谈了一个下午。他们说，日本东京有一个叫皇族联盟的组织， 是以日皇裕仁三弟高松官为首，以日本皇族为成员的政团组织。潜逃于长白山地区 的关东军残部就是由高松官在日本投降时乘飞机到东北关东军司令部亲自布置的。 这些关东军残部都控制在该皇族联盟手中等等。新里一郎原是关东军一个少佐， 是该联盟东北驻在员。我回来向文强汇报了这一情况。过了几天，文强找新里一郎 谈话。新里一郎向文强说明了长白山地区原关东军残部的分布。装备、人数等情况， 并说这些残部有时袭击共军，扰乱共军后方，进行牵制作战。文强听了以后很高兴 地说：“那很好，首先想办法取上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议。” 关于联系的办法，新里建议：一、架设电台和他们呼叫联系，二、派酒井升到 吉林一带去寻找途径设法前往长白山地区，三、派员到日本东京去和皇族联盟本部 接洽，商谈办法。文强除到东京一项外，其余都批准照办了。在沈阳市和平区民权 街14号架设电台，每日晚8 点至半夜1 点，按照新里提供的日本皇族联盟的电码、 波长、呼号进行呼叫，两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而作罢。文强决定派我到日本东京去 和皇族联盟本部洽商。后因1947年8 月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打击前主任熊式辉， 文强也被打击下去，军统局东北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因此这一计划未及实现。两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而作罢。文强决定派我到日本东京 去和皇族联盟本部洽商。后因1947年8 月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打击前主任熊式 辉，文强也被打击下去，军统局东北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 化，因此这一计划未及实现。 成立特种问题研究会掩护特务活动 特种问题研究会简称特研会，是直属于军统局东北区的一个电讯特务机关。文 强任主任，张树勋、陈旭东、王开江等任副主任。文强、王开江等人曾在1945年冬， 在北平搜罗了20多个日本人，都是在敌伪时期担任华北侵华日军司令部对延安方面 进行特务活动的电讯人员。文强、王开江把他们从北平带来沈阳，在北市区和平马 路北端旧东亚烟草工厂后边设办公室；在中山公园北侧原沈阳气象台楼上架设收发 电台，窃听东北解放区各军政机关通信的电讯密码。为了探测解放区各军政机关的 通讯电台的位置，还准备在大连、开鲁、哈尔滨、热河等地设立分台。从1946年5 月到1946年8 月间，窃听到很多解放区军政机关的通讯密码。但由于大连、开鲁等 地分台未能设置，没有客观材料对照参考，因而所窃听的密码不能翻译，解放区电 台的位置也没能测定。后来将一部分日人送回日本。1946年9 月间，我接任副主任 以后，又做了两个月，仍是没有结果。1946年10月，文强决定撤销这个机构，电讯 器材交给了东北行辕通信大队，日本特务人员遣送回日本，事务员调到日韩组，这 个电讯特务机关就这样结束了。 东方文化研究社 东方文化研究社是为了掩护军统局东北区对日、韩进行特务活动而公开以文化 团体姿态出现的特务机构，于1946年10月间创办。当时以文强的名义发出请柬，在 沈阳市三经路凯宁饭店召开东方文化研究社发起人大会，会上文强首先讲话，说什 么谋求远东各国睦邻友好等等，张剑非也讲了一套外交辞令，李光站在朝鲜人的立 场上发言，热烈欢迎这个文化团体的诞生。会后军统主办的报纸《正义报》登载了 这一消息。发起人名单中出现了高崎、平岛等日本战犯的名字，赤裸裸地暴露了蒋 介石反共的狰狞面孔。凡是军统系特务机构的日本人，身份证件、旅行护照，留用 手续等全部使用东方文化研究社的名义。地址设在沈阳市和平区国际马路16号（日 韩组办公处）。具体筹备工作由陈轶珍和我负责。1947年5 月间，陈轶珍去北平请 京剧猴戏大王李少春来沈为东方文化研究社义务演出筹措资金。最后也因陈诚与熊 式辉矛盾，东方文化研究社遭到排挤。此时我已离开东北到南京保密局本部办理赴 日手续，文强也到北平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职务。陈轶珍恐怕陈诚整他，也跑 回北平。这个东北军统特务活动的掩体，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在南京的活动 1946年6 月间，文强到南京向军统局本部述职。回来以后召集东北区军统特务 骨干开会，报告他到南京述职的情况。当他谈到对日工作时，说：“委座召见我的 时候，我向他报告了对日工作的情况，委座很满意。不过对福田这个人印象很坏， 委座说在台儿庄战役中有个福田中将，顽抗到底，这个人很坏。当我向委座说明了 这个福田不是那个福田后，他叫我们很好做下去。” 1947年9 月间，文强准备叫我以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赴日通商代表的名义，携 带熊式辉亲笔写给商震（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信件去日本进行阴谋活动。这一计划 曾呈请南京行政院，结果没有获准，未能成行。我建议随日侨遣送船只去，文强不 同意。他说：“这次赴日工作是要和日本高层人物接触的，不能这样偷偷地去，得 有点派头。”在东北准备以公开身份去日本的企图是不可能了。文强和我研究准备 到南京军统局本部想办法。文强说：“我乘飞机先去，你乘船去吧，你到南京后到 局本部第三处处长郑修元家找我就可以了。”我到南京找到了文强。文强带我去见 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人，又到局本部见了各个处长。有一天上午，在局本部第 三处召开了一个会议，有三处（组训）处长、二处（情报）处长、五处（总务）处 长参加，还有副处长。科长等，共十几人。二处处长对文说：“你真走运，到北平 去啦。”文说：“从抗战到现在我没有清闲过，我应该休息一下啦，在那里写写字、 看看画。”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一阵子。三处处长郑修元说：“念观（文强字）， 说说张瑞兄的情况吧！”文强说：“在东北时，对日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都是瑞兄 负责的。派福田德次郎、高崎达之助、平岛敏夫等人回日本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长白山日军残部控制在皇族联盟手中需要到东京其本部洽办，所以想派瑞兄到日 本去搞这个工作。”说到这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下午的会我没有参加。这天晚上，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本部”，在南京龙门酒家设宴招待文强和我。散席 后文强告诉我：“本来我和毛先生（人凤）研究好了，我去日本担任中国代表团的 副参谋长，但现在派去的那个副参谋长没有理由调回来，所以我去不了啦！把我改 调北平站站长了。你的工作准备在局本部设一个小组，由你负责专办对日工作。以 后找一个对外名义，再派你去日本。”过了两天，正逢中秋节，毛人凤说：“我们 就需要这样的特殊人才，他的工作郑修元正在办呢。”此后文强又带我去见军统系 统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人。我正在等待批准赴日的时候，陈诚和熊式辉的风波 也波及到我身上。所谓的“对日工作”到此全部破灭。 1948年秋，文强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成了杜聿明的副手。 我到南京车站送别时，他对我说：“你先回北平，把家眷接来，到徐州去，再想办 法去日本。”我回北平后，就在东总布胡同开业行医了。 1948年10月间，我接到小柴猛志从日本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说：1948年秋被 遣四日本，到东京去见到了高崎达之助、平岛敏夫、坪川旧吉等人，他们都在满蒙 同胞援护会工作。也见到田孟酞，他在等待着你和文强去日。 毛人凤也给我来信，叫我到北平站。不久天津解放北平被围，我也走不了了。 接着北平和平解放，结束了我这段工作。 特工秘闻 军统局东北区的“对韩工作” 张瑞 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朝鲜之后，朝鲜人民展开了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 装斗争。1919年爆发了有名的朝鲜独立运动，又称“三一运动”。这次反日斗争遭 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领导这次运动的“三十人团”，一部分逃到了中国上 海，一部分逃到了中国东北及其他地区。这些人到达上海不久，以阅大植为首组织 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29年前后他们又组成韩国独立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争取朝鲜独立进行了一些活动。1945年8 月日本投降之后，朝鲜的大好河山也光复 了。在上海的韩国独立党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等组织的成员，吵吵嚷嚷地要凯旋还 都，受到蒋介石的欢送。1945年9 月间，蒋介石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及其 他主要成员在官邸设宴饯行，席间蒋介石要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留下一个代表团办 理中韩邦交业务。于是就留下以朴纯为团长、阂石群为代表的大韩民国驻华代表团， 同时设立了韩国独立党中国总支部；这些组织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国民 党反动派，干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其中有些人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其代表团 和总支部的总部就设在南京市马家巷。 在我国东北，他们设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东北办事处（简称代表 团）和韩国独立党东北委员会（简称独立党），其办事机构设在沈阳市北市区西塔 大街。代表团主任李光，独立党委员长金学奎。 韩侨民会 蒋介石扶持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韩国独立党，把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朝鲜族人 民，看做是大韩民国国民。从这一政策出发制定对韩侨工作方针，从而组织韩侨民 会，在东北行辕内设立韩侨事务处，简称韩侨处。处长叫张剑非（国民党外交部东 北特派员）。这是推行蒋介石对韩政策的职能机构。在东北国统区内组织了各级韩 侨民会。 韩侨民会表面看是韩侨自己组织的群众团体，实际是受韩侨处和代表团双重控 制的。1946年12月，代表团和韩侨处又组织了一个东北韩侨民会联合会，国民党和 朝鲜的反动派通过这个组织向居住在东北国统区的朝鲜族人民进行反共宣传，搜刮 财物，实行反动统治。韩国独立党也通过这个韩侨民会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 特务组织的合作 独立党和代表团调查组从1946年6 月开始一直到东北解放为止，先后多批派遣 特务人员到东北解放区及北朝鲜进行各种特务活动，搜集有关东北解放区和北朝鲜 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及其他情报。这些情报都报给“军统局国民党国防部保 密局东北督导室”。1946年11月，曾派遣特务李炳熙等人到柳河县去策动革命武装 民兵叛变，但结果只有一个民兵带了一枝大枪叛变，他们把这个人交给了柳河县的 国民党警察局。 1947年4 月间，国民党东北行辕成立了策反委员会（专门策动东北民主联军战 士干部叛变投敌），下设一个韩军策反组（以策动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的朝鲜 族战士、干部叛变投敌为目的）。我当时就是这个组织的上校组长。该组织下设三 个策反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是“代表团调查组”组长张真兼任的。与此同时， 独立党从1946年10月又派遣数批特务人员潜赴东北解放区金川、辉南去发展党员， 成立该党组织和朝侨民会等，进行秘密特务活动，以便接应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 他们还说和东北民主联军的朝鲜族战士取得了联系，准备策动这些朝鲜族战士反正 归来。当时独立党要求把策反过来的朝鲜族战士编为韩国光复军，但这一活动实际 上未能得逞。有的特务人员潜人解放区后，被人民武装逮捕，落人法网；有的由于 封锁线不能通过，被迫返回。1947年4 月间，又派遣特务张石泉、李笑春等人到安 东（今丹东）等地策动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由于部队转移失去了联系，未果。 5 月，从北朝鲜逃来一名中学女教师，姓朴，独立党把她安置在一个基督教会里， 从她口中获得了不少北朝鲜的情报，报给了东北督导室。 军统特务组织和“韩国”李光和文强的关系 1944年间，文强当军统局华北区主任，住在西安，李光当韩国光复军西安办事 处主任，二人来往密切。这次在东北重逢，咸感亲切，文强非常支持李光、金学奎。 1947年6 月间，文强和张剑非出面，发出请帖邀沈阳、长春、四平、抚顺等地的韩 侨民会会长及韩侨士绅多人，在沈阳市铁路局宾馆宴请并进行座谈。名义上是听取 各地韩侨民会的情况汇报，征求对韩侨工作的意见，实际上是进一步推行军统局东 北区对韩工作，并拉拢这些人听从代表团、独立党的驱使，扩大反动宣传。 在蒋介石支持下，韩国独立党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回到南朝鲜以后，没有斗过 以美国为政治靠山的李承晚，一败涂地。留在中国的代表团也土崩瓦解了。 特工秘闻 军统在西康的活动 刘成仁 我于1942年春由同乡毛慧剑（黄埔四期，当时在成都长江实业银行工作）介绍， 在雅安二十四军政治部投考中央政治训练班，经初试录取，送成都行辕复试，然后 送人军统息烽训练班第三期受训，继又人“军事委员会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第六 期受训。自1943年5 月至1949年12月西康起义的六年半中，先后任军统康定站译电、 收发、编审兼邮检组长，德格组、甘孜组副组长，荣经直属通讯员、雅安组通讯员 等。现将军统在西康的活动简述如下：一、1940年西康组长徐昭骏以康定党政军联 合行动小组名义，逮捕了康定中共地下党员田懋雍（或田笠夫）等人，派二十四军 部队押送成都行辕，行至荣经、雅安交界之鹿子岗，被刘文辉授意二十四军副官长 陈耀伦（号仲光）指使地方武装将田懋雍等抢救放走。押送部队返康后报称：在荣 经所属之席子岗遇土匪行劫，田懋雍等人逃走。徐昭骏明知其中有故，但以西康环 境纯属刘文辉之势力，军统亦无可奈何。 二、1945年共产党巴安地下组织负责人周志成和刘绍禹、王五九（都是藏族） 从云南边境运电台到巴安，不幸在边境被云南保安队查获，将运送电台之王五九扣 捕。周志诚、刘绍禹二人回巴安后，军统巴安组长陈纪唐派曹锐夫（藏族）监视他 们，周、刘二人便分别离开巴安，闽志诚向西藏方面逃奔，刘绍禹到康定住王家锅 庄邦达多吉（藏商）处。康定站接到陈纪唐的情报后，除饬令昌都组注意查报周志 诚逃向西藏情况外，并指示康定站司书鲜友仁（藏族，巴安人）监视刘绍禹。刘发 觉后，向成渝方向逃去，康定站立即电报军统将刘绍禹之特征（面麻，戴眼镜，身 材矮小）以及所用之藏名等转知成渝两地注意查获。 三、1946年康定站驻沪定直属通讯员童慨世曾报沪定之席茂昭是共产党人，康 定站指示童严密监视席茂昭的行动，并将活动情况随时查报。席茂昭发觉后，又得 悉刘家彦夫妇在雅安被捕，遂秘密逃离沪定。康定站侦知，便通令康定所有外勤人 员，密切注意查报席茂昭的活动和行踪，结果将席捕获，由军统行动组长蒋述发带 回重庆。 四、军统曾将中美合作训练班二期毕业之龙鸿文、邓章杰和息烽训练班三期毕 业之邱永文安排在康定省会警察局内掩护特务工作。1948年夏，邱永文捏造西康省 政府会计室科长梁奠宇。朱涛、谢银光、冯兴、巨成玉等是共产党人，曾在康定省 小教师朱涛的寝室里开秘密会议，阴谋在康定与沪定之间制造暴乱。又捏称与会者 名单是他在朱涛的寝室抽屉里发现的。他将名单交与龙鸿文看，由龙拿去交与康定 站长董士立，董立即电报军统，军统旋即派行动组长蒋述发率领三名行动人员前来 康定逮捕梁奠宇等人。当时西康省府代主席张为炯要蒋述发将梁奠宇等人关押在康 定省会警察局内，派警察局长刘静安陪审。在审讯中，他们均不承认是共产党人。 蒋述发准备押送至重庆关押审讯，张为炯不同意，并主张立即放人。蒋述发无法， 只好强迫梁奠字写了一篇反共文章在（西康日报）刊载，才将梁奠宇等人释放。 梁奠字之被陷害为共产党人，主要是因为他组织康定业余剧团，演出了话剧 （雷雨）；巨成玉因为不满现实，在1948年春节贴出一副对联：“后有凶山，前有 恶水；左有豺狼，右有猛兽。”因而被军统特务视为共产党人。军统特务不但残害 共产党人，就是一般的人只要被疑，亦同样惨遭迫害。 五、1946年共产党地下党员刘家彦偕其未婚妻来雅安，住新市区王逸平家，被 军统侦知，遂由刘剑仙以派驻二十四军联络参谋名义，迫使二十四军参谋处第二课 （主管情报）将其扣捕，后解送重庆。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刘家彦惨遭杀 害。 六、军统为了配合蒋介石对藏用兵计划，曾指示德格组长范昌元以德格县长之 公开身份，拉拢德格土司家，在必要时可以军统名义进行活动，切实掌握和争取各 个土司不为藏方所利用。 德格土司亡故后，其子不到3 岁，土司职权由其妻降央白母代替，由河西（岗 拖河以西）大头人俄马湘子辅佐。在德格土司家四大头人中，以玉隆之夏克刀登力 量较为雄厚。范昌元选中了夏克刀登，从中挑拨。刀登一贯骄横，做事跋扈，曾威 逼懦弱之降央白母，意欲夺取土司职权，受到另外两大头人的反对。军统特务一贯 制造民族纠纷，故对夏克刀登此举，表示非常赞赏，借以拉拢。 西藏地方政府为了预防蒋介石对藏用兵，曾意欲将逃亡到拉萨之德格色（德格 土司之弟）人赘降央白母，以控制德格土司家，管辖河东（岗拖河以东）之德格、 白玉、邓柯、石渠四个县。范昌元得悉后，便唆使夏克刀登极力反对，并阻止德格 色回德，使西藏的这一计划落空。 七、1945年，西康省废除乌拉（牛马）差役制度，省府派曾言枢前往康属之南 北两路检查。到达德格县府时，正逢军统德格组台台长许吉钦仍叫汤役给他供应柴 水，汤役说是省府派来的代表团叫他们不能无偿当差役了。许吉钦破口大骂，硬要 他们供应柴水。汤役不去，许便打骂汤役。汤役去向曾言枢泣诉。曾问是哪个单位 的，汤役答说是成都行辕派来的。曾言枢很生气地说，给他带一只手回去，马上派 人前去处理许吉钦。范昌元知道后，派人前去将许吉钦藏起来，以后调离德格才平 息此事。 八、1946年冬军统德格组书记吴旦成，见邮差到了德格，便去邮局取信，邮局 局长李宗伯说尚未开袋。吴旦成竞擅自去开袋，当为李局长阻止，并责斥吴旦成的 行为。吴自恃为一贯横行的军统特务，只有欺凌他人，焉能被人凌辱，马上在身上 掏出手枪，连发几弹，嗣后更以卑鄙的手段，诬害李宗伯为共产党人，向康定站报 告，制造恐怖行为。 九、西藏在英国支持下，购买英国武器，装备了十个代本（藏兵编制单位）之 兵力。当时沿金沙江一带之渡口处，均驻有藏军防守，严禁汉人过江。1941年冬蒋 介石曾准备对藏用兵，次年军统即将康定组扩大为康定站，在金沙之巴安、德格等 地和西藏之昌都建组。康定站当时的任务，除了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外，并注重搜集 西藏情报，以及藏军之调动和武器装备兵力部署情况。 特工秘闻 美蒋特务合流及戴笠和杜诺迈、赫尔利、柯克等的勾结 郭旭 美蒋特务勾结概况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军统局获悉日本帝国主义有进攻珍珠港企图的情报， 当即报告蒋介石。蒋指示将这个情报通知美国参考。戴笠乃电告国民政府驻美副武 官兼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萧勃，叫萧通知美国。萧将这个情报转告美海军参谋部情报 署。当时美海军人员极为骄傲，对日本非常轻视，认为这个情报不可靠，漠然置之。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才想起这个情报的可靠，向驻美武官郭德权询问这个消息 的来源，知道是军统局得到的。到1942年冬，美海军情报署找萧勃商谈，表示想和 国民政府合组一个情报机构，搜集对日作战的情报。萧电告戴笠，戴即报告蒋介石。 蒋获得此项消息非常高兴，立即指示戴笠转知萧与美方接洽。不久，由萧和美海军 情报部门接洽合作，拟定第一个合同草案十条，送到军统局。戴笠曾召集军统局有 关处室副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研究此事。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该室以后 改为经理处）副主任，是参加研究的一员。这个合同草案的内容，大要如下：（一） 中美双方（中方由军统局代表，美方由海军部情报机构代表）为了共同对日作战， 进行情报合作，合组一个情报机构，定名为‘冲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中 美所）。 （二）军统局尽可能地供给美方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一 切情报。 （三）军统局应尽力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 究机构及无线电台。 （四）军统局应尽力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有关食宿及交通方面问题。所 有美方人员在华一切生活费用，由美方负担，先由军统局垫付后，按期由美方偿还。 （五）美方愿无偿地供给军统局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和交通医 药器材。 （六）美方人员在华如有失踪及伤亡等意外事件发生时，军统局应尽力协助设 法寻找和救护，并应保护美方人员在华的安全。 （七）所有在中美所的美方人员，一律应享受外交人员的待遇。 （八）此项合同，经中美双方的元首批准签字后生效。 （九）如有未尽事宜或新的技术合作，经双方元首批准后派代表补充签订之。 （十）此项合同，用中英文各写两份，同等有效。 此项合同草案，经戴笠送给蒋介石批准后，由萧勃通知美海军部情报部门派人 来华接洽。1943年二三月间，美海军情报部门派梅乐斯，偕同参谋长贝乐利、主任 秘书史密司和其他职员共30余人来到重庆和戴笠接洽，戴招待他们住在重庆磁器口 杨家山。同年4 月间，在重庆磁器口中美所内正式签订合同，美方出席主持的，为 美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鲁斯及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国民政府出席主持的为外交部 次长胡世泽及戴笠。同年5 月1 日中美所正式成立，由戴笠兼任主任，梅乐斯任副 主任。以后陆续成立雄村、南岳等中美训练班，为军统局训练和装备特务武装部队 及刑事警察，直到1946年1 月间才结束。这是美蒋特务勾结的概况。 杜诺迈来华的任务及在重庆的活动 1944年秋，美方为了进一步渗人国民政府的特务机构，借加强中美合作对日作 战为名，派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迈来华，由萧勃陪同抵达重庆。其任务和活动如下 ：（一）与戴笠签订中美特务合作第二次合同。 杜诺迈到重庆后，代表美总统罗斯福和国民政府签订中美特务合作第二次合同。 这次签订合同，美方参加入为杜诺迈和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美方参谋长贝乐利； 军统方面出席主持和参加的为戴笠、郑介民、唐纵、潘其武及中美所各组组长，萧 勃也参加了。签订的补充合同，计有四条，大致如下：（1 ）美方愿协助军统训练 刑事警察人员。 （2 ）美方愿供给军统训练刑事警察有关的各项教材、器材（主要是测谎侦查 器和刑具等）。 （3 ）美方愿协助军统在各地训练和装备特务武装部队5 万余人。 （4 ）美方无偿地供给军统十轮大卡车M 辆、中小型吉普车200 辆及有关修车 厂设备和供两年使用的各种零件及轮胎。 （在这个补充合同未正式签订以前，中美所已于1943年冬扩大组织时起，在安 徽的雄村、湖南的南岳、河南的临汝等地设训练班，轮流抽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 动军及忠义救国军所属各纵队等特务武装部队的官兵参加受训。其在重庆专门训练 刑事警察的特警训练班，则是在这次补充合同签订之后才成立的。） 杜诺迈在中美所签订补充合同之后，戴笠在中美所新建的重庆特警班大礼堂设 宴招待杜诺迈，指定军统局副处长以上及中美所组长以上的职员出席作陪。当时我 已改任军统局经理处副处长，也参加了。戴笠邀请他的情妇容小姐和军统局眷属中 善于交际会跳舞的作陪，并在军统局及所属重庆单位中挑选姿色较好、举止活泼的 女职员担任招待员。宴罢，由她们伴同杜诺迈跳舞，极尽献媚之能事。 （二）戴笠邀请杜诺迈赴军统局内部参观。 杜诺迈在签订补充合同的第二天，戴笠邀请他到重庆市罗家湾军统局参观。戴 笠和萧勃陪同杜诺迈参观军统局各部门。参观毕，戴集合局内职员700 多人在大礼 堂，请杜诺迈讲话，由萧勃担任翻译。杜诺迈作了简短讲话，对戴笠大加赞赏，大 意说：“戴主任是蒋委员长最忠实的干部，是极能干和有魄力的，对中美合作对日 作战的贡献很大。你们都是戴主任最好的干部，希望努力工作，帮助戴主任对中美 情报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军统局内部的工作是极秘密的，戴笠从来没有邀请外面的人去参观和讲过话。 这次邀请杜诺迈去参观讲话，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从这里可以看出美蒋特务 勾结的密切和戴笠献媚投靠的一斑了。 （三）解决美海军情报部门的特务与战略情报局之间的矛盾。 杜诺迈到重庆的任务，是解决美海军情报部门驻中美所的特务与战略情报局之 间的矛盾。美国国防部及陆海空各部都有情报机构，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导 下的国防部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领导。但它们对于获得的情报，视为发财致富 的珍物，是不肯互相交换的。因为美国对情报的奖金很高，尤其重视军事情报，往 往一个重要的情报，国防部奖给几千几万到十万美元。同时，美海军正得势，门户 之见很深，看不起陆军人员。杜诺迈所主持的战略情报局，陆军人员多；而中美所 副主任梅乐斯是属于美海军参谋部的。梅乐斯在中美所所获得的情报，都是报到美 海军参谋部，对战略情报局置之不理。因此杜诺迈到重庆的另一任务，就是来解决 这个矛盾。杜诺迈在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之后，有一天找梅乐斯到美驻华大使馆商 谈，对梅乐斯施加压力，想使之听其指挥，将所得的情报直接报到战略情报局。梅 乐斯不听，杜诺迈把梅乐斯在大使馆软禁了一宵。梅乐斯受此刺激后，回到中美所 郁郁不乐，好像得了精神病一样。隔了一天，梅乐斯即乘专机返美，向美海军参谋 部请示，勾留一个多星期才回到重庆。梅乐斯从美国回到中美所后，将在中美所所 获得的情报，分报一份到战略情报局，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杜诺迈到重庆的收获。 （此事是我在军统局一次午餐时，听戴笠对毛人凤说的。） 赫尔利在中美所的活动 1944年冬，中美所重庆特警训练班成立后，美方派来很多特务教官，帮助训练 搜集情报。行动技术、指纹鉴别及警犬、警鸽等通讯侦查等特务技术。1945年夏， 为了加强中美特务合作，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向戴笠建议，邀请当时美驻华大使赫 尔利到重庆特警班讲话。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后，由梅乐斯前往美大使馆邀请赫尔 利于6 月28日下午到磁器口中美所重庆特警班检阅和讲话。戴笠指定军统局副处长 以上、中美所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我当时也参加了。赫尔利到该班后，先举行检 阅仪式，检阅该班第一期学生（计有学生600 人）后，即对他们讲话，大意是： “贵我两国是并肩对日作战的盟国。戴将军与我国情报合作，在对日作战上，是很 有贡献的。现在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快要被盟国军队打垮了，贵国将 来战后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战时创伤从事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的问题。我国愿意在 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帮助贵国恢复和建设。至于修明内政问题，必须有统一的 政令和良好的法制与警察制度，我国也愿意尽可能地帮助贵国办理。你们将来都是 执行法制的警务人才，是贵国的栋梁；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以便将来负起建国的重 大任务。”从赫尔利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帝于涉中国内政的凶恶面貌和为国民政 府培植特务警察的目的，是准备在击溃日军之后，利用他们镇压中国人民，以便它 通过国民政府来奴役中国人民。 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及中美所 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重庆特警班大礼堂盛宴招待赫尔利，我也参加作陪。席 间戴笠和赫尔利频频为美总统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健康和“中美友谊”干杯。这是赫 尔利在中美所活动的情况。 柯克与戴笠勾结的内幕 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不久，戴笠因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的介绍，与美第七舰 队司令柯克上将相识。他们勾结的内幕如下：（一）蒋介石的阴谋和戴笠的野心1945 年10月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国民党同 意取消特务机关。但在签订这个协定的同时，却秘密指示戴笠计划将军统局撤销后 化整为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 ）将军统局原主管的军事情报业务包括军统局 派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谍报参谋在内，划归军令部第二厅（以后改为国防部第二厅）。 （2 ）将军统局原主管的警察行政业务，划归内政部警政司，而将该司扩编为 内政部警察总署。 （3 ）将军统局所掌握的特务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 交通巡察总队及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等合并改编，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除以大部分特务武装部队成立交警总队外，并拟掌握海军部，以一部分特务武装改 编为海军陆战队。 （4 ）军统局的首脑部分，准备在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以为掩护 （此事后因中统局争夺作罢，以后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我听到毛人凤说，戴笠以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雄厚的武力作为后盾，而他只 有一些特务，恐一旦蒋介石死了，无所依归，在国民党陆军方面没有基础，不能与 陈、胡抗衡。当时陈绍宽所主持的海军总司令部已无军舰，戴因为和美海军情报部 门的特务勾结，梅乐斯答应向美海军部接洽，以一部分军舰援助国民党，劝戴来主 持海军，并以中美所所训练武装的特务部队的一部分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因为柯克 是美海军上将，在美海军中很有地位，所以介绍戴笠和柯克认识。戴笠以他自己在 海军中的资历不够，拟找国民党海军“宿将”曾以鼎（是戴笠的亲信、中美所主任 秘书潘其武的四舅父，即曾流隽的四弟）出任海军部部长，戴和桂永清分任次长 （那时桂任驻英武官，新由英回到重庆，住在戴笠的公馆），由桂在海军部负实际 责任；该部所属的舰队和陆战队，由军统掌握运用，以作戴的后盾。这是戴的野心。 （二）戴笠和柯克勾结的情况戴笠经梅乐斯介绍与柯克认识后，在青岛招待柯 克，对柯克极力逢迎，投其所好。柯克喜欢玩女人，戴笠就找一些女人陪柯克吃喝 跳舞玩乐。戴笠并在青岛成立军统局青岛站，派梁若节为站长，专门在青岛与柯克 和美海军人员联络，供给他们情报。我听梁若节说，柯克在青岛时，每星期三到青 岛市来，由他陪同柯克吃喝跳舞。因为每逢星期六晚和星期天，其他美海军人员出 外活动的多，柯克怕他的部下看了不好，所以每星期三或星期四出来活动。柯克对 戴笠极为赏识，常在梁面前夸奖戴的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 1946年3 月中旬，戴笠与柯克相约到上海会晤，研究美方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舰 艇有关问题。柯克定于3 月17日抵达上海（我是听毛人凤说的，戴于行前电告毛）。 所以戴笠在这一天由北平到青岛转飞上海。飞机在南京戴山的山顶失事，戴笠被烧 死了。 戴笠死后，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由陈诚兼任，桂永清以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 蒋介石之所以叫桂永清掌握海军实权，与桂和戴笠一道勾结柯克不无关系。 特工秘闻 美蒋特务的特种技术合作 程一鸣 1941年，美国太平洋舰队想了解台湾海峡的气象，要求蒋介石提供台湾海峡的 气象情报。军统局在福建省沿海的敌伪占领区，都设有秘密电台，每日专拍发敌伪 的情报，也拍发福建沿海台湾海峡的气象情报，军统局把每天的台湾海峡的气象情 报供给美国海军。美国海军认为这些情报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和日军作战有很大的 价值。 1941年12月7 日，日本的空军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给美国海军重大的 打击。事前，军统局已侦获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向美国透露过有关这方面 的情报。美国海军司令部认为中国的情报是捏造来企图挑起美日战争，因而置之不 理。后来美国的海空军经过这次严重的打击，遂决定和军统局加强合作。1942年4 月，美国海军部派梅乐斯来重庆和军统局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 称“中美合作所”，设在重庆市的磁器口钟家山。该所纵横20多华里，包括渣滓洞、 梅园、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等地，划为特区，不准他人进人，军统特务亦须持 有通行证始准出人。这个合作所，除了戴笠、梅乐斯的住宅外，建有能住1000多美 国特务的宿舍、办公厅。餐厅、跳舞厅、大礼堂，还有军火库、仓库、监狱等等。 在美国特务中，有美国海军战略局的特务，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主办过两 期特务训练班，中国学员1800名。其中训练骑术用的马匹，是我在兰州购买送到该 所的。还有警犬、通讯鸽等。 1942——1945年间，蒋介石曾亲到该所检阅两次。美国特使赫尔利去阅兵时， 我也在场。美国海军上将金开德和柯克，曾到过该所视察。 1941年1 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囚禁在该所的 监狱里。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一夜之间，蒋介石将该所监狱里的共产 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300 多人尽行屠杀，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97人。 中美合作所的组织，主任戴笠，美方主任梅乐斯；参谋长李崇诗，美方贝乐利 ；秘书潘其武，美方史密斯。下设九个组，由中美双方的人员任组长。中美合作所 的业务，主要是和日军进行特种作战和心理作战，侦测日军无线电台的方位移动， 研译日军的电讯密码，偷听日军无线电话的对话和广播的内容，取得日军的确实情 报。 该所为了和日军进行“特种战争”，设有三个大队，分驻安徽朗县、湖南衡山 县和河南临汝县。 除了在沿海设立气象通讯站外，还在我国西北兰州、宁夏。五原设有气象通讯 站。并在安徽、湖南、陕西、绥远、福建、浙江、江西等省，分设十二个中美训练 班，先后调训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的武装特务三四万人。 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春，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国为军 统局训练一批交通警察警官，如军统局高级特务郑锡麟、鲍志鸿、乔家才等。 1949年，国防部保密局逃往台湾。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 为了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派庄士顿上校到台湾台北市和保密局合作。在台北市厦 门街设立中美联合办公处，简称联公处，刘镇芳任处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冲绳岛 也为保密局训练一批特务。同时，美国要求蒋介石支援侵朝战争，设立大陆工作处， 由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兼任处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台北市郊区北投，设立 中美办公处（公开名义西方企业公司），企图在中国大陆进行特种战争。 1955年，国民政府设立国家安全局，美蒋特务合作成立中美情报会报，由此产 生一个中美情报协调中心，设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这个庞大的美国特务机关，以 美国海军通讯辅导中心为掩护，向蒋特提供金钱、物资、技术的援助；以台湾为空 中侦察中国大陆的基地，侦察中国大陆的军事设备，摄取大陆的地形地物。从1958 —1964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从台湾起飞的间谍飞机有RB57A 型、B17 型、RB57D 型、RE10lC型、pV－7 型、U －2 型共10架。 特工秘闻 从公审周佛海看蒋伪合流 刘子瑛 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算得上一件轰动一时的时事新闻。笔者当时是国防部军事 新闻通讯总社的新闻记者，曾有机会列席一次公审旁听。 1946年10月间，报纸上发表了要开庭审判周佛海的消息，地点在南京红纸廊朝 天宫。事先向各机关发出了旁听证，拿到旁听证的人可进入朝天宫最后进的正厅内， 开庭审判就在那座大厅内进行。大厅外和大门外都安装有扩音喇叭，没有旁听证的 群众，则聚在大厅外或大门外仁听播音。 一个薄雾浓云的阴云深秋天气，新凉初透，早饭刚过，人们从市区各个角落来 到朝天宫。厅内外，院子里，以至大门外，人群拥挤，等候着开庭审判。 约莫上午8 时左右，大门外开来了押送周佛海的囚车，周逆被武装法警从囚车 上押下走向大厅。周逆一路低着头，垂着手，走到被告席。他穿着一件新灰布薄棉 袍，灰白头发略显蓬松，眼皮浮肿，面色蜡黄。大厅正中上座首席是最高法院特别 法庭庭长石美瑜，两旁列坐陪审及工作人员。周逆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和章的助理律 师及随员列坐大厅左上方。新闻记者和党政机关代表散坐大厅左右两侧，有的仁立 在左右两廊。 审判是由检察官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主文开始起诉，叙述了周逆 从组织“低调俱乐部”破坏抗战，到随同汪道精卫叛国，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 反抗本国的一系列罪状。周逆对所列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着重辩解，诡 称他“通谋敌国”是“图谋保卫本国”，而不是“图谋反抗本国”，在“保卫”二 字上大做文章，曲尽狡赖诡辩之能事。接着他还滔滔不绝地宣扬他那一套“曲线救 国”的投降谬论，列举1941年以后四年间与重庆方面军统戴笠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等 许多往来事实，为己辩护洗刷，说是“效忠党国，有利抗战”。尤其滑稽的是，他 还自我表功，说他组织了十几万税警团部队，在沪宁一线保护京沪国道，阻止新四 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重庆方面曾给予赞许等等，要求法庭对他减轻判刑。周道 提出两个主要人证：一个是军统局长戴笠；另一个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 戴笠的死，周道十分惋惜，当庭失声痛哭地说：“如果戴笠不死，可以替我作证。” 经过复审，最后宣判对周佛海处以无期徒刑，监禁终身。不久，周逆病死在南 京老虎桥监狱中。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周逆的公庭对簿来追溯一下周佛海的汉奸历史始末，掀开 这一汪浊水，更可露出在蒋、敌、伪合流下的一堆污泥。 早在抗日战争前，周佛海就是国民党CC系的大将，曾任过一段时期的蒋介石随 从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委员长侍 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战争刚开始，他就主张妥协，反对抗战。他和陶希圣、高宗武 等几个人，躲到紫金山灵谷寺，秘密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胡说什么“战争如 果延长下去，中日双方都有困难，中国感到痛时，日本只不过有点痒痒；等到日本 感到有点痛时，中国已经痛得快要死了！”并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再战必亡”等 汉奸谬论，以配合德国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的诱降。周佛海并向蒋介石建议，秘密 派高宗武去香港打听日方的和平条件。当时蒋介石因为日方所提条件过多地损害他 和英美方面的利益，而没有拍板成交。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对汪精卫一派伸出了诱降之手。这时 周佛海又伙同高宗武、梅思平积极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效力。 1938年冬，先由周佛海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身份，伪称外出视察，跑到昆明， 游说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随即汪精卫本人带同他的班底 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一伙也到了昆明，再去越南河内。这时日本首相近卫又 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立即发表通电响应，这就是1938年12月29日的所谓 “艳电”，公开在香港各报发表。 蒋介石在汪精卫逃到河内后，发表“艳电”前，曾对汪施行软硬两手：先是派 谷正鼎携款50万元和出国护照，劝江出国去欧美旅游考察，阻他去南京上海与日方 单独合作，汪不听；接着，蒋就派军统特务去河内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了曾仲 鸣，吓跑了汪精卫。 周佛海随汪精卫到上海后，又随汪去日本与主子会谈商议，回国后，即着手筹 组江记党政机构组织。1939年夏，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40年伪 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汪道自任代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 长兼财政、警政两部的部长。1944年冬，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国府主席，周佛海 任上海市长。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在他近七年（从1938年12月一1945年8 月）的卖国生涯中， 前三年，是大捧汪精卫的丑角，大拍日本主子的马屁，使出浑身解数替日、汪卖力。 可是他嗅觉灵敏，惯会看风使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主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 过，周佛海看准风向，认为投靠汪精卫不如投靠蒋介石，讨好日本不如讨好英美。 所以在陶希圣、高宗武滑脚溜走，重新投人蒋介石的怀抱受到重用后，他也积极与 重庆方面搭桥牵线，另辟后路。而蒋介石也正好利用周佛海替他拉拢日、蒋亲善关 系，搜集沦陷区情报，打击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活动。这就是周佛海在开庭审判时辩 解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保卫本国”。 1941年间，戴笠在蒋介石授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从湖南接到贵州，要她 写信给周佛海，叫周要作忠臣（忠于蒋介石），才能算是“孝子”。从此，周佛海 就与蒋介石重新拉上关系，大搞蒋、敌、伪合流的勾当。 以后，周佛海与戴笠称兄道弟，秘密往来函电和人员。周一面在汪记财政部上 海办事处替戴笠设秘密电台，掩护军统特务搜集和发送情报；一面亲自为重庆方面 积极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还和在上饶的第三战区顾祝同拉上关系，给该战区人 员搜集情报，贩运私货，大开方便之门。还积极协助顾祝同、韩德勤部队破坏新四 军的敌后抗战活动。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到抗战末期，蒋介石一再要戴笠转告 周佛海，一定要打击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活动，阻止新四军靠近沪、宁铁路沿线， 严防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因此，周佛海把他控制的财政部税警团等武装扩大和 加强，与新四军对抗。这些汉奸武装，后来因“保护京沪国道”有功，抗战结束即 被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而为“忠义救国军”。 1944年初，重庆方面派军统上校专员周镐到上海找周佛海，被周委为汪记军委 会的科长，后升任江苏省镇江区行政专员、财政部警卫团团长等要职。1944年秋， 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亲自赶去办理丧事，替周充当孝子。周十分感激，更加卖 力给戴办事，为蒋效忠。 周佛海满以为狡免三窟，营藏有术，蒋介石一定会保护他。哪知蒋介石怕他这 种为蒋、敌、伪合流直接牵线的大汉奸揭露内情，以致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急派戴 笠把周佛海带到重庆，转往息烽集中营秘密关押。周佛海以为有戴笠替他作证担保， 有恃无恐，不料戴笠坠机殒命，周才着急起来，伤心地哭了几场。 蒋介石一开始就判了周佛海的死刑，周不服，一再申请复审改判。于是，就导 演了一出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的闹剧。周佛海在公审中，提出他早与重庆方面有往来 的事实证据，本想借此获得减刑轻判，哪知反而触痛蒋介石的心病，使其坚持非枪 毙周佛海不可。这时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亲自去找陈布雷，要陈代她转告蒋介石， 说她和周佛海早已把周在南京、上海期间与重庆方面往来函电，包括戴笠私人函电， 甚至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等件，都拍成了照片，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蒋 把周佛海杀了，她会去香港；就是把她杀了，香港那里也有人会把那些照片登在报 上揭露真相。杨淑慧使出这一着杀手锏，蒋介石招架不住，着了慌，赶忙约见杨淑 慧，亲口答应免周佛海一死。果然不几天后，报上登出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监 禁终身的消息。 特工秘闻 军统局“策反”汉奸周佛海的经过 王安之 周母狱中一封信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玩陵东乡杨树井人。“父早死，跟母亲长大。以后留学 日本，并参加国民党，历任中央委员和政府要职。1940年春，他同汪精卫一起，在 南京组织汉奸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等职。 当周佛海等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即将周佛海的母 亲从湖南玩陵老家押解到贵州，监禁在息烽县的军统秘密监狱里。 1941年12月8 日爆发了太平洋大战。战事起后的第二天，我在重庆接任军统局 上海实验区区长（前任区长毛万里调福建浦城筹组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后来，上 海区又扩充为华东区，主管华东沦陷区的工作。当时，戴笠一再强调说：“太平洋 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 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于是，我在1942年2 月初，用周佛海母亲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 容，只说她（周母）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 写上意思双关的四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阎望子归。” 这封信，先经戴笠批准，再送息烽看守所征求周佛海母亲同意，然后备了公文，从 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上海第二情报站。第二情报站副站长姜 尚诚是浙江江山人，戴笠的同乡，戴认为可靠。当时指示姜尚诚，待周佛海从南京 回到上海时，就将这信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信面上写明周佛海亲启。信里另附 一页信，约定在三天内，如有回信，可送交指定地点，转往重庆。但是，这封信送 去之后，当时未见周佛海回音。 周佛海遣使入渝 1943年3 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江西景德镇人），来到重庆枣子岚漱 庐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军 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指定我去接谈。接谈中，知道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 讯员，南京沦陷后，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人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 亲去信（即上面所说的那封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 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名义，将程克祥解到周佛海公馆，优礼相待，有时由 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谈谈。这样一住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思，便请杨 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 心中反党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 月，周佛 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意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 石。程克祥答应了，所以从南京来到重庆。 程克祥说完，掏出周佛海的信来。我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手笔，便招待程克 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回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 片，证实程克祥确是军统南京区情报通讯员，于是将经过情形签请毛人风转报戴笠， 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并不是冠冕堂皇的一封信，而是日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用 毛笔行楷，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我在签报 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样回南京，利用周佛海关系，在南京建立无 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 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戴笠的阴谋诡计 过了三天，已是1943年的3 月下旬，戴笠通知我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 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 让程克样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预料 程克样要求探望周佛海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我即如法炮制， —一照办。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求探望周母。我报告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 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后来程克祥回到重庆对我说：“周母生活很好，天天 在吃白木耳呢。”我听了好笑。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向曾家岩戴笠住 宅的机要室打听，才知道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去了。因为事关勾结 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不留任何痕迹，只作口头报告。事实 上他得到蒋介石允许，才通知我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的。可见这事在当时 的确是一件偷偷摸摸的勾当。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风和我，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宅晚餐。 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指 蒋介石）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 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报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 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接着，程克祥问：“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 哪些方面？” 戴笠说道：“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 的钞票一律调换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 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 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 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 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 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 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 的。这事你可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于晚餐席上又向程克祥说：“丁默屯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 回答：“丁默屯在南京和李土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 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我听到戴笠对程克祥所说这番话，知道他对于策反工作的目的，只是一种政治 投机，利用策反名义，对汉奸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还是照戴笠的意思，在第二天选派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本和无 线电收发报机，跟程克祥一路去南京了。暗中还指定文书、译电员，随时密报程克 祥和周佛海情形，另又指定电台报务员，随时用台密（电台专用密本）报告文书和 译电员情形，这样层层监视，步步为营。 不尽汉奸滚滚来 程克祥等到南京不久，周佛海又千方百计争夺到上海市长。他在伪政府代主席 陈公博面前坚决表示，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非干上海市长不可。这个道 理很明显，周佛海从程克样方面得知了戴笠的意图，所以他一定要干上海市长，可 以大大地直接搜刮一批民脂民膏，作为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来报效戴笠和蒋介石， 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可惜这种办法，只是加重了沦陷区人民的无限痛苦。 关于策反方面，周佛海首先介绍他内弟杨惺华，通过程克祥与军统发生了关系。 杨惺华也是湖南人，因是周佛海至亲，成为周佛海面前第一个心腹之人。周佛海兼 任财政部长，杨惺华名义上是财政部的总务司长，可是他这个总务司长在财政部权 高一切，等于财政部长。如今摇身一变，跟着周佛海也投人军统。 陈公博原是汪精卫死党，汪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原任的行政 院副院长即由周佛海接任，所以周佛海与陈公博是一鼻孔出气的。自从周佛海与军 统发生关系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 月间，派一个姓竺的（四川人） 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也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 策。这封信仍然落在我手里。我签报戴笠后，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陈 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主脑，这事不要理他。”事实上汪精卫死后，陈公 博在汉奸集团中已成鸡肋，所以戴笠不以他为策反对象。事后那个姓竺的回复了陈 公博，从此陈公博知道政治上没有退路，便迷恋声色，醉生梦死。 另一个汉奸鲍文越，辽宁凤城人，保定军校出身，原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 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京代表。张学良对他很信任，只因1936年西安事变后，不久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从此鲍文越郁郁不得志，逗留在上海。1939年被周佛海拉拢， 出任伪政府的军政部长。当时，张学良正由军统局看管在贵州修文县军统秘密看守 所。戴笠于1939年冬，曾要求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劝他与军统发生关系。鲍文越 接信后，虽未拒绝，但也只是敷衍。自从周佛海与军统发生了关系，戴笠再一次要 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越，同时由周佛海从旁启发，鲍文越与军统也就进一步发生了 关系。 这里有一个插曲，即在1943年秋，张学良已从修文迁到桐梓，戴笠第二次要求 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当时张学良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戴笠给他一根好的钓鱼竿， 说是他喜欢钓鱼，可惜没有好的钓竿。张学良这话是有意讽刺戴笠的，就是说钓鱼 也得要一根好的钓竿，如今你把我扣押起来，还要我写信给鲍文越，劝他来归，那 就好比既要钓鱼，又不给好钓竿。戴笠对张学良的意思也知道，可是对于张学良的 要求，难以拒绝，只得派人买了一根可以伸长缩短、左弯右屈的美国钓鱼竿，送到 桐梓看守所给张学良，暗示“大丈夫能屈能伸”。 另一个汉奸了默屯，原是中统局的老牌特务。1939年，他比周佛海先到南京。 他一到南京，就在日本特务机关支配下，和汉奸李士群一起，正式成立特务机关， 也称为调查统计局。这个调查统计局，正与重庆蒋介石集团的军统局、中统局针锋 相对。戴笠知道了，毛骨悚然，所以1943年4 月初，戴笠在程克祥面前曾问起了默 屯的情况。待程克祥说出了默屯已是肺病第三期，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才哈哈 大笑说，且看他悔悟如何？戴笠的用意是暗示程克祥对于丁默屯可以策反，只看他 悔悟如何。果然戴笠这话，先由程克祥传到周佛海，再由周佛海传到丁默哪，于是 丁默屯在1944年便也与军统发生了关系。当他出任浙江省长时，将戴笠派遣特务葛 谷光安插为浙江省会警察局长，从此丁默屯与军统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以上周佛海、鲍文越、丁默屯三人，可以代表汉奸集团的政、军、特三个方面， 自从他们经过军统策反后，再由他们引进三个方面的小汉奸，人数就相当可观了。 赏中秋安抚群奸 1945年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沦陷区大小汉奸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周佛海亲 电重庆，请求给予名义，用意是保护身家安全。戴笠给他回电，发表周佛海为军事 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长，程克祥为秘书长，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听候“中央”接 收。当时因为周佛海手下还有相当一部分武力，如伪政府财政部的税警团，以及上 海一部分伪警察。戴笠要利用这部分力量，所以将维护上海秩序的责任，套在周佛 海头上。这个维护秩序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要防止汉奸发生事故，另一方面 要防止新四军共产党接收。周佛海知道责任重大，也就来一个花枪，在上海各报公 开发表上海行动总队由秘书长程克祥“代行”。这样一来，周佛海仍将维护上海秩 序的责任，套在程克群身上，也就是套在军统身上。于是程克祥在1945年8 月下旬， 即在上海霞飞路善钟路附近一座洋房内，公开成立上海行动总队部。 9 月初，戴笠从重庆到上海，首先在上海杜美路70号（杜月笙房子）成立军统 局上海办事处，戴笠自兼办事处主任（我任秘书）。过了几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 秋节，戴笠以赏月名义，通知已经策反过来的大小汉奸，以及上海各单位组长以上 的特务人员，都在这天正午到办事处聚餐。届时参加聚餐的有500 多人，其中有周 佛海、杨惺华、丁默屯以及税警总团长熊剑东、日本通缨斌、汉奸特务上海区长万 里浪等。席间戴笠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 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 既往不咎的……” 戴笠一番话，说得汉奸们满面春风，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其实戴笠的话是 一套假话，是一种特务手法。他在中秋后的第三天，便将周佛海几年间搜刮的民脂 民膏，作为汉奸政府发行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其中有黄金、白银、美钞、公债、 股票、证券等等，一律接收过来，一吞精光，也就是沦陷区无数人民的血汗，由周 佛海“立功赎罪”之手，转入了戴笠、蒋介石的私囊。 捉汉奸大发其财戴笠接收了周佛海所谓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之后，即在1945年 的9 月底下令逮捕汉奸。上海方面，戴笠亲自主持，第一个晚上，通宵达旦，捉到 汉奸100 多人，第二个晚上又捉到汉奸100 多人。鸦片大王盛幼、银行大王林康侯、 盐商周吉甫等，完全落网。同时，戴笠下令查抄汉奸的财产，所有的动产。不动产、 汽车、洋房、金条、银元、首饰、珠宝、证券、衣服、家具等，一概没收。在盛幼 老婆那里抄出的钻石，就有几百颗之多。戴笠还假惺惺地对周佛海说：“外面的人 都在反对你们，现在为了你们的安全，上海不能住，我将你们送到重庆去。”周佛 海、丁默邮等被他说得服服帖帖，被送到重庆去住在郊区磁器口军统丝厂办事处内。 直到1946年春天，再从重庆解回南京，由法院公开审判。审判结果，陈公博、诸民 谊。丁默屯几个人判处死刑，周佛海判处无期徒刑，后来病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特工秘闻 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 徐肇明 奉命打入汪伪政权掌握实力 1942年，军统局武汉区区长李果湛领导我拥戴熊剑东组成“黄卫军”。该年8 月间，“黄卫军”改组，军统局又派杜伯威投敌参加“黄卫军”，促我率领军统成 员随熊剑东投入汪伪南京政权周佛海系统，掌握周系的军事领导权。11月，熊被任 为伪中央税警第二总团总团长，我任副总团长。我们在上海把部队编成后就到南京 晋见我们的新东家——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由周的助手、 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接待我们。由于他们和伯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的矛盾一天 一天地扩大，新收了我们这些特务和军队，认为有了力量制服李士群，因此周这天 专留家中等待我们。见面之后，因同去的伪总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杜怕威和伪参谋处 长余世杰，同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周佛海曾任该校政治部主任，他们扯了一 阵师生关系。接着周佛海向我们讲：“我离开重庆时，仅在临行上飞机前没有向蒋 先生（指蒋介石）说，这事雨农兄（指戴笠）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我们在这边所作 的努力，就不是在武汉时所谈的范围了。那时只希望日本人不在华北设立政权，现 在不仅不在华北设立政权，而且还可将冀东交还给我们。这些情况，我早已托雨农 兄转报蒋先生。你们都是蒋先生的学生，这次跟随剑东兄一道来帮助我，我很高兴。 我们还要付出最大努力，才能望到重庆政府回到南京。”他这段话是向我们交底的 话，说明他当汉奸是有来历的。 周佛海身旁的军统特备 程克祥、彭寿、周镐是军统的老牌特务，都在戴笠的耳提面命下，或公开或者 秘密跟随周佛海办事。程克祥、彭寿二人1941年春原充军统南京站情报员，被日本 南京宪兵队捕获。周佛海以需亲自审讯为名，将程、彭二人调去，不久即将他们安 置在伪财政部充当专员。1943年，周佛海派程、彭二人先后去重庆见戴笠。戴笠嘱 咐他们回到南京担负戴同周佛海之间的秘密联络。程、彭二人回见周佛海后，周就 要妻弟杨惺华拿出钱来，在上海市开设一家钟表商店，将程克祥、彭寿掩护在楼上， 设立电台与戴笠通讯，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为止。 1943年夏天，戴笠又派周镐到南京，由程克祥带他见周佛海。他告诉周佛海， 说戴笠切望周把重点摆在共同防共上，更要积极扩建军队，并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 区配合反攻作战……因此，周佛海就把周镐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充当科长，以便了 解情况，便于联络伪军。周镐曾利用伪军事委员会的职务，跑遍了长江以北 的伪军据点，并向几个伪军大头目，如孙良诚。张岚峰等人，直接传达了蒋介石对 他们的要求——“反共救国”，还给孙良诚等建立了与重庆联络的电台。1945年日 本投降时，周镐在南京成立行动指挥部，敢于破坏伪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所恃无 恐的就在于此。 太平洋战后蒋介石对周佛海的要求从谈和转为防共 1943年11月，在周佛海内部，熊剑东与罗君强两人争权夺利的矛盾白热化了。 罗因心腹人员王一藩纵兵闹事，在上海旧法租界打死9 名伪警察，遭到上海日方的 责难，被迫交出伪中央税警总团，改任伪安徽省长。但罗不甘心把伪税警部队交给 熊剑东，就建议周佛海把部队改编为两个中央警卫师，推荐我和郭尔珍分任师长。 周佛海把我找到他家对我讲：“君强同剑东的成见是没法消除了。这对我们来说， 是极不好的事。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同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那 个时候，蒋先生希望谈和，日本也把谈和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现在周镐从重庆 下来说，蒋先生希望我们要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共产党，将来的南京、上海、杭州一 定要控制在我们手内。君强建议我把税警部队改编成两个警卫师，由你和郭尔珍分 任师长，这是拆台的办法，我没有同意。因为：一、改编成师就要失掉掌握，将来 拿什么来做本钱？二、剑东不会反对你当师长，但绝不会同意郭尔珍分去一半，而 他倒成了光杆。他同日本宪兵的关系，我们还要利用。不要闹成跟对李士群一样， 反而弄得我们同重庆的联系又要束手束脚。我们一定要团结他。我请你来就是谈谈 我的意见：我自己来兼税警总团总团长，让君强把王一藩那个总队带到安徽去；你 到浙东把盐场的部队整理好，同台州的郭履洲（戴笠派遣的忠义救国军头目）取好 联系；剑东让他任副总团长，驻在上海去应付日本人。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 我们向蒋先生交账。”周佛海就是这样细致周到地向着蒋介石的。 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来由 1945年8 月11日上午4 时左右，上海市凡是暗地装有短波收音机的居户，都收 听到东京日本国裕仁天皇的广播：“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当时，全 市虽笼罩在黑夜里，但鞭炮声一阵密一阵，弄堂内、马路上人们都高声嚷着：天亮 了！天亮了！这时我正拿着电话筒同周佛海在讲话。他告诉我，准备发电报去重庆 联络，并说：“你要到特务机关去一趟，看熊谷（日驻上海市特务机关长）他们的 表示怎样。总之，我们要负责掌握上海，严防共产党窜入市内生事。我今天搬回湖 南路，你给我派一排人担任警卫。还有一件，剑东的部队你要抓紧些。晚上你到湖 南路来碰碰头。”上午9 时我见到熊谷，他这时如丧考批，死气沉沉，再不似过去 的派头。我向他提出上海市治安暂时由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来担任。他除了表示同意 外，并告诉我准备去日本上海市防卫司令部联络，嘱托他们协助。晚上我因为要把 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伪海军和伪海军学校也并到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指挥，同有关方 面商洽去了，当晚没有同周佛海见面。 8 月12日正午，周佛海找我去。我到他家时，罗君强同周苦着脸坐着没有讲话。 我坐下后罗就问我：“听到广播没有？”我说：“事情多没有收听。”罗接着说： “蒋委员长今天通电全国，命令沦陷区日、伪军在中央的受降部队没有开到以前， 要负责维持临时治安，将功折罪。同时军委会也给了周先生一个电报，你拿去看看 吧。”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戴笠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周的一个派令，就是这么一 句：“派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这时周佛海还是苦着脸不作声。罗君 强打破沉寂局面说：“这么一个名义怎么好去发号施令呀！”我说：“好不好再打 电报去问问戴先生？”周问：“怎么问呀？”我说：“我们就将错就错接受这个名 义，把它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要戴先生报告军委会。我想这样做准行。” 周、罗两人都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这办法很好，要（程）克祥马上发电报。” 第二天戴笠的回电来了，内容是：“一、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 案。二、上海市水陆军警应统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周佛海接电后就于 8 月14日自称总指挥，委派罗君强、熊剑东、刘明夏为副总指挥，程克祥为秘书长， 彭寿副之，徐肇明为参谋长，杜伯威副之。当晚，周并亲到上海市无线电台广播， 说他受军事委员会电令，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维持上海市临时治安，并公告 总指挥部处长以上的人事名单。接着，在上海全市张贴布告，声称“奉军事委员会 电令，负责维持上海市临时治安，严禁聚众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布告署名 总指挥周佛海，附署秘书长程克祥。有不少布告贴出时就被观众吐上口涎或顺手撕 毁。但这些措施对于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市行动指挥部的活动 8 月14日，周佛海打电话问我：“司令部军械仓库里还有什么枪支？”我告诉 他有汉司登手枪200 多枝。他又问：“有没有快机和轻机关枪？”我说快机可能有 点，轻机关枪早就没有了。他说：“好，请你把库存的枪都交给程克样，让他将杨 往华（周的妻堂弟）扩编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编成后你就写个命令派 他到南京去听周镐指挥。我已打电报给周镐，要他也用行动指挥部名义，负责维持 南京的临时治安。” 杨的特务大队开到南京后，南京行动指挥部即时开始活动。8 月15日，特务大 队一部冲入正酝酿向人民投降的伪中央军官学校。伪学生总队长刘纯铮溜走了，学 生们也就鸟飞兽散。周镐逮捕了一些没有走掉的人，以后交给了军统局作为汉奸处 理。特务大队另有一部把同情投降共产党的伪陆军部部长肖叔萱的住宅包围，将肖 拉出，说他要逃往苏北，在肖大腿上打了一枪，当时流血过多，没有几天就死于医 院了。伪内政部部长陈群听到伪军校被围，肖叔萱被捉打伤的消息，当天就在家中 服毒毙命。吓得陈公博函电催请周佛海速到南京共商何去何从之计。 8 月19日周佛海接到陈公博的长篇来信，得知南京情况很乱，感到踌躇，就找 罗君强和我到他家商谈。我和罗君强竭力主张他亲到南京去一趟，打消陈公博投降 共产党的企图。周妻杨淑慧引“危邦不入”的成语阻周不去。周沉思了一下就向我 们说：“我决定去一趟。我若是不去，公博先生可能随身倒向共产党。这样一来， 定有些部队跟他走，将来就没法向蒋先生交账了！上海的事，你们很好地同蒋（伯 诚）代表、阮清源、郭履洲等联络，我去最多三天就回。”当晚他就去南京。他见 了陈公博后，就以投共、投蒋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但后者侥幸苟全的可能 比前者为大的一番话，稳定了陈公博的一度动摇。这为蒋介石抢夺人民抗日胜利果 实，创造了有利条件。 匪特纷纷进入上海 8 月17日上午，忠义救国军温台区副指挥张惠芳派人送信告诉我说：“台州郭 指挥率部已于昨晚到达）！！沙县，急盼吾兄立即前来面谈……”我由来人向导到 川沙县的陆行镇同郭见面，张惠芳为我们备办了一桌丰盛酒席。席前我把上海情况 告诉了郭，并说：“阮清源早两日已到上海，日本人不同意阮部进入市区，现驻市 内使用的是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制发的‘卫’字臂章。如兄部要进入市区，也可以 采取以上办法。”郭说：“我们暂时不急于进入市区，请见来，一方面是要了解情 况，一方面是多年相知未谋一面。今晚我要去看我们的老师周先生（指周佛海）， 请兄顺便告诉周先生。” 我回上海市后，晚上燃灯时郭履洲从巨籁达路刘鸿生的公馆打电话找我去，由 我陪他到湖南路会见周佛海。他们见面亲眼胜似家人，郭一见周就说：“先生这些 年精神够痛苦的，现在可放下这副重担了。杜（月笙）先生一两天大概也可以到来， 他写信给我，要我代他问候你……”话未讲完，伪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政训处代理 处长姚次青给我打电话，说外滩江岸从浦东渡过来6 个美国军人，日本宪兵阻止他 们上岸，看热闹的老百姓越聚越多，问我怎么办？郭听说是美国军人，就向我说： “肇明兄，大概是同我一道来的中美合作所的盟邦朋友。这些人骄傲得很，请你没 法告诉日本人不要弄出事故来。”我当时在电话中嘱咐姚次青即时到外滩去，要日 本宪兵负责将美国军人暂时送到国际饭店休息，请他们今晚绝对不要外出。我另外 给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熊谷打电话，请他通知宪兵队，今后对美国军人不要加以阻 拦。郭怕美国人受了气要回去找他，就匆匆地告别周佛海，赶回浦东驻地去了。 8 月18日，周佛海在上海霞飞路盛老五（盛宣怀的第五子）的住宅设宴，特地 为军统已到上海的先头部队阮清源、郭履洲、刘方雄、徐展和外围分子罗教植、孙 家良、申屠鸿等人洗尘。陪座的到了唐生明、陈恭澎、程克祥、彭寿、罗君强、熊 剑东、刘明夏、杨惺华、徐肇明等人。席间除了相互吹捧一阵外，由唐生明提议说 ：“我们现在急于需要有个汇报组织，彼此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罗教植插嘴说 ：“确实有这个必要，我看每天下午就在你家碰头一次，不过要点费用，看怎样筹 措？”我说：“这没有问题，就在我们总指挥部投笔特别费。”罗君强、熊剑东等 都同声响应说：“好呀。”这样一来，大家的话头就转向唐生明，要他准备什么烟、 茶、咖啡去了。唐生明向我耳语说：“说老实话，明天开零的钱都没有了。”我说 ：“没有关系，明早给你送来。”第二天早晨我派人给唐送去伪储备票一亿元。 这样，军统上海市特务工作汇报会于8 月19日就在金神父路唐生明住宅开始了。 过了两天，1944年曾在上海市日本宪兵队充当宪佐队队长的毛森也到了上海。参加 特工汇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他们决定要周佛海在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划出 300 亿元伪储备票作为这个汇报组织的经费。这笔巨款由程克祥交给唐生明，由唐 生明的妻子徐来和徐的小姊妹张素贞保管（张系戴笠的情妇，抗战初期在长沙与戴 笠和唐夫妇等结为十兄妹，她是最年轻的一个，戴等呼她为十妹）。拿到了这笔巨 款后，唐家更是门庭若市，军统的大小头目到了上海，都要到唐家吃、喝、玩、乐， 同时了解自己所要知道的一些情况。因此，戴笠毙命后，绝无人去挑剔唐等所掌握 的这笔巨款。 戴笠到上海周沸海飞重庆 8 月底或者9 月初的一天，唐生明给我来电话，要我即时到他家去，说有要紧 的事。我到他家，他坐在客厅等我，见我就说：“戴先生来了，我已同他谈过，他 现在楼上等着要见你，我去告诉他说你来了。”一会戴同唐下楼来，邀我到唐的饭 厅谈话。我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十多天来所处理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向他作了扼要 报告。他说：“好。有的问题以后再谈。你看哪里有房子，5 点钟前后，李（崇诗） 参谋长同办事处（军统和中美特种情报技术合作所驻东南办事处）一部分人，还带 了一个支队要到，你同毛森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安顿好。”他未等我答话就问唐 生明毛森来了没有，接着毛同唐就推门进来了。戴向毛森说：“你同肇明去车站接 李参谋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好！”随后，我就同毛森到上海车站西站去等杭州的 来车。我准备把来的人安顿到龙华路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住宿一晚，第二天再给找 房子。毛森告诉我，说他已找好沧州饭店等地方。所以我等车到站后上车，由毛森 介绍我同李崇诗见面，车又开进上海北站，我就告别走了。 次日正午，周佛海给我电话说：“戴先生在我家中，你马上就来，有些问题要 你来讲讲。”我到周家走进楼上客厅时，周佛海正把自己一枝左轮手枪递给戴看。 戴看见我就问：“肇明同志，你看上海的部队需要多少时间能点验完事呀？”我答 ：“报告戴先生，部队都在上海市区以内，连同海军大概四五天可以点验完竣。” 他听完我的话，顺手就拨了两个电话，将别动军参谋长尚望和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 崇诗两人找来周家。他要尚望当日搬进上海市杜美路70号杜月笙的新住宅中去，说 ：“我已同杜先生讲好，请他夫人把钥匙都交给了看房子的，你今天就搬进去办公。 你去了，布置一下，往后办事处就要住进这房子。”同尚讲完，戴就问李崇诗： “明天就组成一个点验组去点验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部队，你看现在来的人，派 得出吗？”李答：“行。”戴接着说：“你们两人经常同肇明同志保持联系好了。” 尚、李二人都同声说：“我们随时找他。”这时戴站起身来准备走，周佛海说： “我已吩咐做了几个湖南菜，你不吃了饭走吗？”戴向着尚、李M 人说：“你们就 在这里吃饭。周先生和我是庚兄弟，你们在他家可以随便些……”当时我看到戴对 周的那股亲密味确实胜过同胞兄弟。 过了几天，周佛海又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一进门，就看到景物全非，楼梯下 堆了很多箱子，客厅的陈设大部分都收拾了，男女佣人正楼上楼下你来我往地搬东 西。我上楼时，客厅内就只周佛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思，看见我到了，就让我坐 下，对我说：“这两天雨农同我商量，考虑我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所谓‘ 翻手为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塞。他主张我住到重庆去。淑慧。幼海母子还 住上海。同我去的本来只有君强、默邮、惺华三人，马骥良知道了也要求同去，我 向雨农讲，他已同意了。你是有能力的，我同雨农讲过多次，他说他很知道，并说 将来他会重用你。行动总指挥部的结束就全托你负责了。明天上午9 时你给我派辆 卡车来，雨农同我们一道走，你就不要来送我了。我们后会有期。”言下有些难受 的样子。当时我也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又向我讲：“你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 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我也摹地站起来说：“好吧，先生保重身体，总指 挥部的结束，我会把它办好的，请你放心！”说完这话，我告诉他：“今天清点验 组的人吃饭，不能在此多坐。”他与我紧紧握手，把我送到楼下告别。第二天上午， 他们同戴笠飞往重庆。 周佛海等的下场 周佛海飞到重庆后，戴笠把他优待在磁器口级丝厂军统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内。 内部的陈设有沙发、弹簧床、卫生设备等等，胜过高等旅舍，吃的更是珍肴美味。 戴笠只要在重庆，每日必去同周聊天（这是周给其妻杨淑慧信中谈的）。戴笠死后， 周虽然政治上不似以前招摇，但生活上仍是自由自在、逍遥法外。1946年国民党政 府惩治汉奸已经鸦雀无声，而人民痛定思痛仇恨卖国贼的心情还是如火如茶。国际 法学专家周鲠生严厉谴责政府说：“国人皆日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 刑以肃国纪！”蒋介石感到人言可畏，无可奈何地指示军统局将周等送交南京高等 法院。同年夏，南京高等法院判决：“周佛海出卖国家民族，组织伪政权，应判死 刑。但念在日本投降时在上海市维持临时治安不无微功，改判为无期徒刑。”周对 审判官曾这样说：“我应不应该承担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罪，戴笠已死，没人给我 作证……”他的妻弟杨但华因被判为汉奸，抱怨受了欺骗，因而从判刑之日起就再 不与周对面讲一句话。 周被判无期徒刑后，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仍然受着特殊优待，单人号房，铁 架床铺，自备伙食。但没有几个月，他的心脏病加剧，暴死于狱中。周妻杨淑慧将 他尸体搬到淮海路口中国殡仪馆装殓。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陈布雷亲自出场扶棺视殓， 并悼慰杨淑慧说：“佛海的病并不大严重，夺去他生命的是他心地狭窄……”这是 说明周佛海没有耐心等到蒋介石下一步对他的安排就受到天谴了。 程克祥、彭寿在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结束后，被调充军统上海市联合办事处汉 奸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戴笠兼任），负责保管没收的汉奸财产和整理汉奸 的历史资料并案移送法院等工作。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提审周佛海之前，国防部保 密局忽然说程克祥、彭寿二人侵吞了逆产，将他们关进军统监狱，过了两个多月才 释放出来。他们出来后，合家住在上海市旧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一幢公寓房子的二楼。 当时，我以交通警察第十五总队总队长调充交通警察总局额外专员，回到上海的第 三天就由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陪着我去看他们。我们见面谈了几句客套话，程克祥 就向我提起周佛海的问题。他说：“肇明兄，我真没有想到他们（指军统负责人） 要把佛海先生和君强送出去。现在我与彭寿还不能抢着出头，要等法院传我们作证， 我们才能去作证。”以后，周佛海的原供词提到了他们，法院没有传他们出庭，而 他们也果然没有像周镐那样自动跑到法院作证。 同年4 月我到南京交通警察总局报到后，闲时到四条巷杏园8 号去看周镐。当 时他充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我们因同是湖北省人，认识以来感情也很接近，所以 一见面我就问他：“周先生（指周佛海）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 “我住在南京就是等着给他们作证。你不知道，现在局本部对这问题根本不负责任。 程克祥和彭寿因有人告他们贪污，局本部把他们关了两个多月，现在要是提起周佛 海的事，他们就噤若寒蝉，见着我还要我不管这事。林矾也因住周佛海的房子，坐 周的汽车，也有人告他吞没周的家财未报，已被关押，更不会讲话。”他讲这些话 时很激动。我当时安慰他说：“镐兄！你真古道侠肠，示人肝胆。我没有力量帮助 佛海先生，很希望你能这样做。” 大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从原籍汉口又回到南京，再到四条巷去看周镐。屋 内一位女人说：“我们是新搬来的，周家已搬到上海去了。”我到了上海，“就找 介绍我认识周镐的罗教植（罗宝）问周镐的下落。罗告诉我说：”你想找周镐吗？ 他这次在南京给周佛海出庭作证后，保密局就把他关起来了。关他的理由，是说他 1945年当汪精卫的无锡行政督察专员，没有向军统局本部备案。我看这一切都是郑 介民吃死鬼戴雨农的醋搞出来的。你现在搅在他们一伙（指周镐等），要当心啊！ “从此以后，我也就不敢再过问周佛海的事了。 特工秘闻 军统在华南勾结汉奸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始末 何崇校 策反委员会的成立 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前，蒋介石曾对他的一部分亲信讲过一段重要的话，说什么 ：日本侵略我国，我国受到屈辱，这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不能由我们完全负责。 今天国际关系复杂微妙，列强角逐正剧，日本不可能吞并我国；纵使日本占据我国 一部领土，甚至全部占据我国，我们尚有恢复、复兴之日。但如果我们的国家为共 产党所颠覆，亡于共产党，我们就会万劫不复。 1939年，广州已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在韶关碰到一位黄埔前期同学，谈到抗 战形势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现在抗战，不过徒为共党制造机会而已。”我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说：“抗战失利，我们节节后退，日军占据了点和线； 而广大的面，日军无力控制，我们也无法去控制。这些广大的沦陷区，就成为共产 党活动的广阔天地。将来即使抗战胜利，那些已被共党控制的地区，不知要费多大 的劲，才能争得回来。抗战无论胜败，对共产党都有利，所以我说徒然为他们制造 机会。” 这些，也正是蒋介石集团至感苦恼的。为此，他们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其 中包括组织“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混城队”、“挺进队”等特务武装， 在交界地区袭击人民武装，制造摩擦。但这些特务武装没有深入敌后，为了在日军 失败时，抢时间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便决心勾结沦陷区的汉奸、伪军，供其驱使， 实行蒋伪合流。这也是一种敌后工作，蒋介石将这项任务交给军统局负责去搞。 1943年，军统内部刊物（家风）上刊有戴笠一篇论沦陷区工作的文章，大意说， 我国的主要大城市都在敌后，我们不能控制，设若一旦胜利反攻，难免为异党捷足 先得。在文章里他引用古语“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来表示他忧心忡仲。那时候， 军统在敌占区除了在交接地带派有一些武装特务之外，在敌占区的大城市只布置有 潜伏的站或组，主要是搜集情报和间或干些暗杀破坏勾当。认真去从事勾结汉奸伪 军，实自1943年开始，且美其名日策反。 军统搞策反，先从华南开始，然后推广到广东，以后再推广到华中、华北。1943 年，军统先成立一个“粤海站”（后改称光粤站），专门负责勾结在华南的汉奸伪 军将领。随后在军统局本部成立一个“策反委员会”，统筹指导这项工作。当年我 是粤海站的负责人，在广州亲自去与伪军将领招桂章、许延杰、黄克明等勾结，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时，又将伪军改编为先遣军，窃踞广州。这部分汉奸部队直到国民 党军受降部队开到，才开往郊外，而后甄别遣散。 潜入澳门进行秘密活动 1943年，我在桂林任军统广西站副站长。是年4 月，黄埔六期同学姚虎臣来找 我，说他是局本部派赴澳门去和一个汉奸伪军将领联系的，现已有眉目，回重庆复 命。他还说局本部将在澳门另设一个站，专门和伪军将领联络，这个站一定会由他 负责，他因未干过站的工作，希望我去帮助他。我因当时广西生活清苦，早想调离， 苦无机会，当即表示愿去帮助他。约十天后，姚从重庆返回，过桂林时对我讲： “局本部已特设一个粤海站，我们两人分任正副站长。你的调职令不日可发下，希 望你早日离开桂林，我在三埠（开平）等你。”隔了三四天，局本部来电，调我充 任粤海站副站长。等待工作交接完毕，7 月下旬我才得离开广西站，这时姚虎臣已 先赴澳门。我根据姚的安排先到三埠找到熟人谭培根（军统分子，时任广东缉私处 台山查缉所所长），谭告诉我：“从三埠到澳门，要经过日军几道关卡，危险很大， 最好还是循走私者的小路，从海道去，比较方便。姚虎臣上次到澳门，结识一个大 私枭梁秉銮。梁是金城公司（专干走私勾当的黑帮，其后台是日本海军驻澳门的特 务机关）的台柱，拥有几艘武装走私电扒。姚走时就是搭梁的电扒走的，你去澳门， 我可以安排你也搭他们的电扒走。但这种电执不是定期经常来，你需在此耐心等候。” 9 月上旬，我搭上同日军有关的走私船，作了一次沿海航行，日军和葡萄牙的 巡逻艇虽望见我们电扒，均不予置理，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偷渡。到了澳门， 找到姚虎臣的寓所，我们作了一次长谈。 姚告诉我：1942年10月间，一个军统外围人员李夏荣从澳门到重庆，带有一封 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写给蒋委员长的信。当年蒋介石在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 任参谋长时，招桂章是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他们是老同事。招在信中说他不该落 水做了汉奸，表示忏悔，请求许他自新，表示愿意接受蒋的任何驱策。蒋批示： “如招某确系接受驱策，许以将功赎罪。着军统局派员妥与联系具报。”局本部就 派姚虎臣跟李夏荣赴澳门与招接头。姚不知招桂章是否真心诚意反正，不便贸然上 广州，邀招到澳门见面。招怕自己到澳门会引起日本人注意猜疑，派其参谋长陈眉 介到澳与姚接头，表示愿绝对接受蒋委员长命令指挥。姚返重庆复命后，局本部特 设一个粤海站，任务就是专与招桂章联络。 姚又说：我在三埠等你很久，不见你来，只好先来澳门。到此后得知招桂章已 被汪伪政府调往南京，改任海军部次长，遗缺由何瀚澜继任。招的参谋长陈眉介又 已病逝。这些意外使我们的任务受到挫折。幸好去冬我结识了私枭梁秉銮，梁说他 有办法将香港物资运进内地，只须内地许以等价土产出口作为交换。上次我回重庆 时绕道韶关见了李崇诗（广东缉私处长兼货运处长），李表示此事可行，他可以通 知台山查缉所长谭培根给予方便，并派冯德恭为驻三埠专员，收购梁运人的物资。 我回局本部报告，局本部同意李崇诗的意见，并命我粤海站在澳门就近监督梁的货 运，这也成为我站的任务之一。 姚又说：粤海站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招桂章，局本部指示，要我们确实掌握招桂 章，平时叫他提供有关敌伪情报；到将来反攻时，叫他联系其他伪军将领反正，尽 力配合盟军登陆和策应我军反攻。尤其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务必尽一切方法， 阻止共产党武装进入广州等大城市，等候我中央部队到来，务必不让共产党得到任 何抗战胜利品。现在招桂章走了，我们失去了主要工作对象，真是尴尬事。我对秘 密工作是外行，几个月来一点都未开展，就是等你来。 我想了一下，对姚说：“中央意图很清楚，就是在将来日军溃败时，不让沿海 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现在距反攻时期还相当远，还有足够时间给我们准备。招 虽调到南京去了，我们仍可伺机再与他接上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一些 汉奸也想脚踩两条船，来和重庆勾结，所以利用汉奸伪军，其他高级伪军将领的工 作也可做。我想请示局本部一定会批准的。另外，我们也应多做些情报工作。姚听 后频频点头说：”决定这样办，以后一切听你。“ 除了粤海站之外，军统在澳门尚设有一个澳门站，但两站之间没有横的关系。 1943年11月，粤海站建立了香港组，12月又建立了广州组，到1944年11月，我将站 部由澳门迁至广州。 在广州与招桂章初次晤谈 1944年4 月上旬某日，广州组组长苏德深派人来澳门向我报告，说招桂章事假 回到广州，将有一周逗留。我获悉后，立即去见郑卓（郑是招的老朋友，招给蒋介 石的信是经郑转托李夏荣带往重庆的），要他同我同往广州会见招桂章。次日下午 来到广州，经郑前往联系，招约我晚8 时到他住宅会面。 经过郑的介绍，寒暄一番后我就说：“我从重庆到达澳门已好几个月，此来是 想会见招先生的，因招先生已去南京，无缘得见。今得到见面机会，深感有幸。” 我接着说：“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想招先生尚会记得，当年你和委员长在大本营 和粤军总部共事的情况，委员长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嘱咐我在见到招先生时代他问 候。”我这些话当然是杜撰的，但招桂章听我这样讲，似乎有些感触，他敛容郑重 地对我说：“桂章堕落为汉奸，蒋委员长不以桂章为耻，竟派人远道冒险来看我， 桂章能不感激。委员长对桂章如有驱策，桂章一定绝对服从。”我就说：“现在日 军败势已显，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军再予几次打击之后，我们就可以反攻，美军也会 在我国沿海登陆作战，到时我们希望在沦陷区的伪军将领，和我们配合行动。我们 也知道伪军力量有限，只盼望他们能设法对日军起一定的牵制。……我们最希望的 是，到时不能让共产党的武装占据沿海大城市。招先生现在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实 力，但平时可联系一些人，我们也会自己去多策反一些伪军将领，到时交给招先生 指挥。”招说，如果这样，他一定尽力去做。我说：“现在距反攻的时间还相当远， 在未到那天之前，我们希望招先生利用你的身份，尽量搜集敌伪情报供给我们。” 招说，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做到。此外，还商妥我们派一人携带电台在招的身边充当 联络员，人由招负责带到南京，电台由我们自己运送。 我回到澳门，立即发电向局本部详细汇报了会见经过和谈话内容，局本部复电 对我嘉奖，还说俟选定适当人选，当派到澳门随招赴南京。局本部还电令我在华南 尽力相机策反其他伪军高级将领。 敌伪渴望的“和平运动” 1944年6 月，军统局电令我接任粤海站站长。1944年8 月上旬，因何瀚澜为军 统广州行动组分子所刺杀，敌伪政权又调招桂章复任广州要港司令。军统局本部决 定姚虎臣任光粤站站长，站部设在广州，专司与招桂章联络。以后因为招桂章对姚 的印象不好，说姚性情过于浮躁轻率，担任与他暗中联系不甚相宜，要求改由我与 他联系。局本部知悉后命我上广州接替光粤站站长和对招的联络任务，取消粤海站 名称，调姚回重庆。 我在广州住在一个经营轮渡等商业的商人陈晴峰家里，因电台尚在澳门，每隔 一周左右回澳门一次。事先总通知广州组长苏德琛。12月下旬某日，我从澳门归来， 先到苏德琛处，开门的是一个未见过面的老妇人，说屋主都已回乡去了。我感到惊 奇，转身去找黄达明（我们的人都是分散居住的），黄一见我就说：“姚虎臣夫妇 在肇庆被日本宪兵逮捕，已解回广州，苏德琛闻讯怕姚供出住址，已经躲避。苏昨 天派人赶往澳门通知你暂勿来穗，大概走的不是一条路线、未能碰见。”我心里一 惊，就去找招桂章的亲信叶维揪。叶一见我就说：“老姚给日本人抓去了。”我说 ：“我想知道姚被捕有无牵连招先生，招先生对此事有什么表示？”叶说：“姚被 捕时即直供是重庆派来进行和平运动的，自承是国民党方少将，所以日本宪兵并不 难为他，解回广州由日军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富田少将审问他。富田问他到广州曾联 系过什么人？姚说曾联系过招桂章，招同意和平运动，要重庆方面提出条件和办法， 所以他要回重庆复命和请示。”其时汉奸中的所谓和平运动，亦即是蒋伪合流，和 对日方单独媾和。这是日方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人对姚优礼有加。富田邀招桂章 到日军司令部，问招认识姚虎臣否？招是很机警的人，知道姚出了事，就说：“见 过此人，姚自称是重庆的代表，来问我这方面的人对和平的意见。我答以我们是渴 望和平的，但要先看看条件怎样。”富田到此反而鼓励招说：“你们不妨试探进行， 日方是不反对和平运动的。”富田还叫招将姚虎臣夫妇保释出去，并说日军司令部 可以发给通行护照给姚，让姚平安通过日军防区，回到中国后方去。我听了之后， 心中一块石头才放下。 姚被捕事虽给我一场虚惊，但也使我更摸清了日方的底子，因战事不利，日方 急于和重庆单独媾和。我将这些告诉了苏德琛，苏也告诉了我姚虎臣被捕的原因。 姚前年在肇庆做情报搜集所所长时，与当地走私商人合资做生意，他认为同伙欠了 他的钱，这次去讨债，对方密告日军姚是重庆方面的人，因而被捕。 反共是真抗战是假 我为了控制招桂章，每隔两三天必去见他一次。白天招要去办公，我一般在晚 上先到叶维揪家看有什么情况，然后相偕去招宅，三人躺在烟床上无所不谈。我不 想在谈话中打破招还存有的中日议和的幻梦，但提醒他应有两种准备。我对他说： “中日战事能和平解决固然很好，但怕不易做到，所以也应作打到底的准备。”并 说：“中央知道伪军力量有限，不会要求伪军对日军硬拼，只希望相机做一点牵制 作用。而最主要的目的和要求，是在日军一旦溃退，中央军尚未赶到之时，如何确 保大城市不落在共军之手，在华南特别是在广州要坚决做到这一点，不知招先生有 何好办法？”招说：“我是惟蒋委员长之命是从，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不过到时只有我的海军十多条小兵船，几百名陆战队，恐怕力量不够，必须拉些陆 军共同来做。此间陆军将领我虽认识，但无深交，我尚不便去策动他们，这方面最 好请何先生去做功夫。”我说：“策动此间陆军，可以由我们负责。关于到时确保 广州，我们已研究过，认为并不困难。广州附近的共军，只有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 这两支部队，东江纵队力量稍大些，但它的活动地区离广州稍远，我方十二集团军 一八七师张光琼部驻在河源，一五四师郭永镰部亦在附近，不仅为了防御日军，更 主要是为了监视东江纵队的。如果到时东纵向广州移动，张师等就蹑击于后，我想 东纵不是那么容易向广州推进的。至于珠江纵队，在粤南既有李辅的伪四十三师和 伪护沙总队xxx 部牵制它，也不那么容易向广州推进。在中山的珠纵区动大队，有 我袁带的挺进队，特别是在大涌的肖仇支队盯住它，也不容易来的。何况我们还可 策动广九线和东宝、中顺一带的伪军一致行动，我看不让共军窜进广州有把握可以 做到。广州要港司令部的船舰用来海战是不行，但用来封锁河道，不让共军前来广 州，我想是绰绰有余的。你的陆战队就配合广州警察局严密维持秩序，我想是可以 控制得住的。我们只要顶住四五天，主力部队也就开到广州了。”招听后笑着说： “我的舰艇用来封锁河道，那是满有把握的。” 事隔不久，局本部来电询问具体办法，我将与招商订的方案报上去，并说此间 伪军将领招桂章资望最高，将来用他在此间统一指挥可以胜任。为了不致到时匆遽 忙乱，请先委发招一个适当名义。1945年2 月中旬，局本部回电批准我报的方案； 并称奉委员长侍从室侍XX号委令开，兹委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希即转饬知照 云云。国民党正式委任汉奸将领以名义，招桂章是第一人。其余伪军将领受委，都 在日本宣告投降之后或投降前夕。 我接到电令后心想，将来我要叫招指挥广州及其附近的一切伪军，光是一个先 遣军司令名义尚不够，在将委今抄转给招桂章时，有意在司令之前添了一个“总” 字。 方案定了，我就急于去抓其他伪军将领，选定的对象是广东伪绥署参谋长许廷 杰。因当时伪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是由省长诸民谊兼任，诸是文人，所以绥署事务和 广东境内伪军的指挥调动，都由参谋长许廷杰负责。我的居停主人陈晴峰与许认识， 且很熟，我让他找机会对许延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人总要失败，应该及早 找条措重庆的路线。过了两天，陈告诉我他已找机会对许廷杰讲了，当时许沉吟一 阵，才说现在不能谈此事，请七叔以后不要再提。我说许已意动了，不过他怕日本 人，现在还不敢和我们接头。我们不急，可以慢慢来。陈晴峰又问，他和伪三十师 一个团长林建新感情很好，可否策动林反正？我说可以。通过见面，我派广州组的 黄国球到林的驻地做联络员。 此外，光粤站广州组运用员张伯荫，是广州伪组织主办的《中山日报）社社长， 我们准备到时将该报改为《光粤报》，利用原有物力人力为我们作宣传。再是根据 招的要求，我报告局本部，请求释放因准备投敌而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的郑星搓， 并派他回广州襄助招桂章工作。 至此，我感到担任的任务已布置差不多了，于是静候形势变化了。 日本投降及先遣军总部之成立 1945年8 月15日午后，叶维揪打电话邀我去招宅，告诉我已听到新德里电台播 出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并说招先生已通知海军联谊社的厨师送一桌酒席来， 今晚我们要痛饮几杯庆贺。 饭后，我们三人横躺在烟榻上商谈。招说：“现在日本既已无条件投降，我看 广州先遣军总部已无成立之必要了。”我说：不，广州先遣军总部一定要成立。现 在日军虽说投降，但我们的中央军尚未到来。中央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在这段时 期内控制广州。为此，我们要赶快成立先遣军总部。“招说：”我们成立先遣军总 部，会有不少困难。“我说：”招先生大概是担心日本人不答应，担心伪组织伪军 不听从，担心经费无着，这三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现在日本已投降，招先生是蒋 委员长委任的，又与日本无利害冲突，他们绝不会不答应；伪组织伪军的官吏，一 听日本投降，正在对他们的命运恐惧，只要我们安顿他们一下，他们绝不会抗命； 关于经费，只要我们掌握了权力，银行金库都在我们手中，不须担心经费问题。 “招说：”何先生这样说，我就放胆去做。“于是商定次日由招通知日本南支派遣 军司令部，由我找伪绥署参谋长许延杰，请他们予以协助，17日上午再邀几个伪厅 长到招宅座谈。 8 月16日一早，我请陈晴峰约许廷杰来我寓所会面，之后，就到招宅。中午， 招告诉我，他到日军司令部，见到了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富田少将，富田对他被中央 委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表示祝贺，并表示尽力支持，还表示愿意将几年来积存的作 为参谋长活动费的棉纱相赠（因那时伪币不值钱，日军高级军官的活动费都以在香 港掠夺得来的棉纱支付）。我说：“我早就估计日方对你不会阻难。下一步，今天 就要发出请柬，请四位厅长和郭卫民及有关的人，明天上午来此大家商量。”招答 应下午把请柬发出。 我回到寓所，陈晴峰告诉我，许延杰下午4 时一定来见我。届时，许带了四名 卫士踉踉跄跄走进来，一见我就说：“何先生，我真不对，现在才来见你。”我说 ：“现在我们见面并不迟，我对许先生表示欢迎。”随即告诉他，中央已于2 月委 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命其在日军败退或投降时，维持广州秩序，勿让“暴 徒”扰乱。今天上午，招已会见日本南支军参谋长富田，说明此事。富田说日军一 定对招支持。招的司令部日内即将成立，请他来担任参谋长一职。许表示：“我一 定接受命令。我与招公也是很熟的，我愿意协助他。” 我与许延杰会晤后，即发电局本部报告定于8 月19日成立广州先遣军司令部， 参谋长拟由许廷杰担任。翌日局本部回电批准。 8 月17日，日本人才让投降消息在广州公布。是日上午，在招宅邀请伪民政厅 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xx、建设厅长兼广东储备银行行长李荫南、教育厅长陈良炯、 广州市警察局长郭卫民等人座谈。我在会上说：“中央军约在10——15天之间可开 到广州，蒋委员长已委招先生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并令立即成立司令部，维持治 安，并负责保护国家财产公物、机关档案，以待中央派人来接收。为此需要各位协 作，共同进行。先遣军总部即日成立，原来各厅暂改为处，隶属于先遣军总部，仍 由各位负责，看各位有何意见。”几个伪厅长听后都表示要得到诸省长同意才好办 理。我听得不耐烦，就发作说：“难道今天你们还要听诸民谊的话，而不听蒋委员 长的命令吗？这是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不愿协作，可以听便。”我还恐吓 说：“现在我可以拘留任何一个人，今天日本人已不能保护你们了。”几个伪厅长 面面相觑，才表示接受任务。散会后，我让招打电话与许廷杰联系，要他通知广州 区各伪军今后要听从先遣军总部的命令。 接着，国民党军委又将伪二十师、三十师、四十五师师长陈孝强、黄克敏、彭 济华等人分别委为原驻防地区的先遣军司令，我立即派人分送委任电令。8 月19日， 招身穿海军中将服装，赴总部去举行就职典礼。我这幕后导演者算是完成了任务。 鲜魔乱舞乘机掠夺 广州先遣军总部成立的第二天，在花县、从化粤北一带活动的“中美合作所” 别动军蔡春元支队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先遣军总部发给军服800 套，为他们准备驻 地47处，并声言日内即开入广州市区。招问我如何处理，我说蒋委员长有令，除指 定之受降部队外，任何部队不得进城，给点军服还可以。翌日，蔡春元的别动军伙 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不顾先遣军阻拦，强行间人市区。他们一人市区，第一步就 劫走了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省籍商人， 劫夺台籍商店的物资。他们的部属，特别是谢大傻部，三三两两闯人商店，强取强 拿，店伙向他们要钱，就拔出短枪，怒目相向。风声传开，许多商店都关了门，人 心惶惶。 这种强盗行为，不止是蔡春元和谢大傻部如此，其实我和陈劲凡（军统广州站 站长）的部下也是如此。陈劲凡一闯到广州，立即私刻了一颗“军事委员会广州军 事特派员”的关防，我不知他利用这颗伪关防做了多少坏事。有一天，陈的手下运 了一卡车瓷器古董回来，说是去抄了伪南海县县长李道纯家得来的。他们指着那些 东西请我任意要。我知道他们为了堵我的嘴，遂笑着点了两件，他们立即替我送回 寓所。 在日本未宣告投降之前几天，我的书记吴德辉带一别动军爆破行动组长李祖澄 来见我，说他们是军统训练班的同学。8 月18日，吴又向我说苏德琛组的组员李元 贞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台湾籍商人，苏德琛想和李祖澄合作绑架这商人勒索一笔钱。 吴还说：“我们跟二哥（指我）工作都很苦，大家又很穷，我们想借此得一笔钱， 大家分来使用，也算二哥一份，请二哥不要阻止我01. ”我说：“事情如搞到局本 部知道，你们要受严厉处分的，你们考虑过吗？”吴说：“我们瞒外不瞒二哥，如 事情泄露，我们自己承当，决不牵累二哥。”我想在那个情况下，也无法真能禁阻 他们，遂点头默许，只是说：“你们得手也不必送一份给我。”此外，苏德琛还将 已逃跑的台湾籍商人的酒家，改作广州组的组部。他家客厅里放着五六辆崭新自行 车，我想一定是非法得来的。我们还从警察局警探处长手里得到一张印有“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光粤站工作执行证”字样署上我名字的“工作证”。据说是从一商 人处得来，这商人说：在日本宣告投降后四五天，有三四人拿出工作证来搜查他的 店铺，‘强行拿走一些货物。他们离开时，遗下这个工作证。我和吴德辉研究，认 为苏德琛干这事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苏已弃职潜逃，我已无从追究。 8 月ZI日，国民党联勤总部副司令何世礼率领属员自江西赶到广州，交一大笔 关金券给招桂章，委托先遣军总部替他在四乡收购大批军米。当晚，我和招桂章、 叶维揪仍在烟床上倾谈，叶表示希望能去接收储备银行，以便大家从中得点“好处”。 我说：“储备银行是接收重点之一，银行账目是不易临时伪造的，到头来会弄得一 身麻烦，这是一件‘长虱子的棉袄’，还是不穿为好。”招桂章说：“今天何世礼 委托我们代购大批军米，这对我们是一个好机会。现在四乡还在使用储备券，我可 向储备银行提借一笔储备券去买米，将何交的关金券去套购黄金外币，待军米买齐 后，再将黄金外币沽出，买回储备券归还银行。我们利用储备券天天跌价，一转手 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这也不算犯法。”我和叶都赞成，交叶去办。为期不过十多天， 我从中分得港币5 万元。 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一些人员，显著的和隐蔽的，大的和小的，都利用机会 来抢劫掠夺，上面仅举我直接接触的几件，可见一斑。 中央军进入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8 月22日何应钦在湖南芷江召集各方面军各战区司令长官 开会，分配受降任务。广东方面分归张发奎和余汉谋受降。张发奎派中将高参张励 率领前进指挥所人员200 余人，于9 月6 日空运到广州。张等下机后径到越华路先 遣军总部，令招桂章、许廷杰将先遣军总部立即迁出，改为前进指挥所驻地，招的 先遣军总部便迁往南堤原伪要港司令部内。9 月9 日，十三军军长石觉率部开到广 州，一到广州即进驻南堤先遣军总部，再次将先遣军总部赶走。 新一军孙立人所部及十三军石觉的部队一到广州，就像别动军进入广州时一样， 也是连收带劫。仅举两件小事：石觉的十三军霸占了先遣军总部在南堤的办公处所 后，许延杰来见我，说：“总部被占是不能收回的，但一些公文档案应发还给我们。 司令部的地下仓库内尚存有要港司令部的军饷和烟土，也应让我们取回。”我便与 许等同到南堤石觉的司令部，但门卫不许我们进去，求见军长，传达说：“军长不 在，在也不见客。”这时原要港司令部一名伙夫从里面出来，告诉我们地下仓库昨 晚已被撬开，现款和烟土都被搬走了。 再是我寓所附近有一私人医院，叶医生是台湾名医，这所医院医疗仪器器械非 常完备。9 月9 日午夜，我见新一军驶来五六部大卡车，将医院所有物品抢搬一空。 这两件小事，只是中央军进入广州千万件行为中之一二而已。 9 月14日，张发奎偕美军联络官博文少将飞抵广州。9 月历日，举行受降仪式。 广州地区的日军于9 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和日侨分批遣送回国。此时，我的任务 已完，遂电请军统转报上级准予将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并请示对伪军官兵的处置 问题。10月1 日，军统回电给我，准即将先遣军结束，伪军官兵统移交第二方面军 司令长官张发奎处理。我即转饬招桂章依照办理。先遣军总部于10月5 日结束，伪 军官兵移交后，据我所知，除精壮伪兵编入国民党部队外，伪军官和老弱兵都被遣 散了。我因勾结伪军卓有成效，被奖给有战功才颁给的云麾勋章。 先遣军结束了，招桂章、许延杰等尚住广州。人民不服，张发奎也想将招惩办， 但碍于蒋介石发过正式委任令。1945年12月中旬，何应钦到广州巡视，张发奎说人 民要求法办汉奸，得到何应钦同意，便将招、许等人逮捕。并判招徒刑10年，许廷 杰徒刑5 年。我得知招被捕后即电军统局进行营救，但未发生作用。直到1949年五 六月，国民党疏散监狱时，招、许始被亲友保释出来，两人出狱后，立即逃往香港。 特工秘闻 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 郭旭 戴笠与杜月笙的结识 戴笠与杜月笙结识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只了解他们两人远在1924年前后， 即在戴未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之前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就结识了。 戴笠在20多岁时，在其原籍浙江省江山县陕口镇，穷极无聊，摆赌摊骗人钱财， 被人识破，逃避上海，寄居在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兄又为表姊丈的张冠夫 （即张衮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姊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戴的表姊为 什么讨厌他，主要是因为戴和杜月笙搅在一起的关系。戴当时和杜结识拜把，杜比 戴大8 岁，戴称杜为三哥，彼此时常来往。他的表姊很厌恶，常对她的丈夫说，戴 不务正业，和黄金荣老婆的梳头阿姐（指杜的大老婆沈氏）的丈夫水果阿三（杜过 去的绰号）结为把兄弟，太没出息了。她并曾当面责备戴，戴仍不改，且常深夜才 归，故她常闭门不纳。戴这才离开张家赴粤投考黄埔军校。这件事情是1941年我在 重庆任军统局会计室综计科长时，有一次和张冠夫、林尧民（张、林当时都任会计 室副主任）同赴江山杜月笙家时，张和我们谈起的。 戴笠去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混了一个时期，没有毕业，便离校去给蒋介石作 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以后蒋在国民革命军陆创造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密查组， 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戴笠、许忠五、成希超和东方白等为该组组员。这时即 初步建立了小型的特务机构，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 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不久，蒋第一次下野，赴日本前夕，将这个密查组撤 销，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把戴、许、成等留 住在上海他的家里，只供给伙食，而将他们应得的三个月薪金全部克扣，自己带了 家眷俏俏回了江西。戴、许等在伙食钱用光之后，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质当， 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和杜月笙是拜把兄弟， 怂恿戴向杜告贷。戴乃向杜借了50元，公推许经办伙食，不料许拿了这笔款子，没 有几天也逃之夭夭，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只好再向杜借了50元，才度过困难。后 来蒋介石复职，戴和周伟龙等组织十人团，继续替蒋进行特务活动。1932年4 月1 日，蒋将十人团扩大为特务处，即以戴为处长。此时许忠五找戴谋工作，戴虽然先 后曾派他做过便衣队队长，汉口、西安等警察局的侦缉队队长，但对他约束很严， 常被监禁。1942年秋，许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时，被人密告在家聚赌抽头， 戴亲自前往捉赌，可是并未碰上有人赌博，仅搜到麻将牌一副、筹码一盒，戴就将 许扣押起来。按军统局惯例，该局成员被扣押时，。照原薪发六成由家眷具领维持 生活，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主管发放这个费用。许妻每次前来领款，就 向我哭诉，说许本人并未叉麻将，是她自己和人有时玩玩，她愿受处分，托我代向 戴报告请将许开释。我将情况向毛人凤（当时军统局代主任秘书）反映，毛要我相 机报告戴笠。有一天，戴在军统局午餐，说得很高兴，毛示意我代许请求，我依照 许妻所说的如实反映，请戴从宽早日将许开释，毛也从旁代许请求。戴当时对我们 说许这个人坏极了，连他的钱都要骗，对别人更不要说了，接着他就把上述他们过 去在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最后说，如果那时候不是他过去在上海和杜月笙结识 拜把的关系由杜一再借钱给他的话，那末除了他过去在上海过惯打流的生活不致挨 饿外，他们那几个人在上海无亲无眷，身无长物，不去抢劫就非讨饭不可，许这个 人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要闹出大乱子的。毛人凤和我听到戴这样说法，不 便再多开口。结果许忠五这次被戴关了半年才释放出来。 以上两件事实，可以肯定杜月笙和戴笠建立关系的时间。 戴、杜的相互勾结利用 戴笠和杜月里相互勾结利用的事实很多，仅就我过去所听到的及亲身经历的有 关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往来，比较关系大一些的事实，写述如下：（一）杜指使其门 徒充当戴笠的帮凶戴笠自1932年任特务处处长后，以当时上海有各帝国主义的租界 和势力范围，有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在这里寄居活动，因此除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的 “上海区”外，并控制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沪杭而铁路警察署及上 海警察局侦缉队等单位。但当时他的特务在两租界内活动，还有所顾忌，同时那时 他的特务喽罗还不多，他以杜月笙的势力遍布于两租界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故利用 杜替他进行工作。戴来沪时，必与杜碰面。碰头并不固定地点，有时在华格路（今 宁海西路）66号杜的家里，有时在旅馆中。戴不去上海时，经常通过淞沪警备司令 部侦察大队长和杜联系。侦察大队长由翁光辉、吴廷宪先后充任，自1935年春到日 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 常去杜家，联系得很密切，并利用杜的门徒充作帮凶。1945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经理 处听到原在上海任王兆槐部股长后来在经理处出纳科任副股长的林洁清说，杜月笙 在上海的徒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有的地位很高，有的很有钱，有的是无业流氓， 各租界内都有他的门徒。社当时主要是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因为王兆槐 是杜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队里还有许多杜的门生。并说，鲁迅先生出殡时，戴笠 事先据报，宋庆龄和许多反蒋的人将参加执拂，即指示王兆槐派人对参加执拂的进 步人士相机予以警告，并嘱王如人手不够请杜月笙派人协助。王接到戴的指示后， 一面找他们商量布置进行，一面请杜帮助。杜指派了几十个打手交王指挥，王当时 派他为小组长之一。出殡那天，他带了几个队员和几个杜的门徒，担任四川北路一 段的活动。他们混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大学教授执拂，参加送葬的 学生很多，都非常悲愤，高呼口号，有许多学生担任纠察维持秩序。他们看到四川 北路那一段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无隙可乘，没敢动手，几个小组都只好悄悄地收 兵回去。 （二）戴利用杜组织特务武装戴笠自任特务处处长后，逐步扩充他的力量，他 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 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他看到复兴系的军人如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兵权， 尤其看到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系的康泽，控制了别动总队及禁烟督察处缉私室所属的 巡缉团，为了与陈、康等抗衡，他控制了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各省市的警察及在 特务处成立一个特务队（后扩充为特务团）。但他认为警察是军队的附属品，随军 事政治转移的，不以为满足。他知道搞正规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他想 找机会搞一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部队。1936年两广事件平息后，蒋攫得了广东地 盘，派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并命 戴协助宋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缉私部队。戴利用这个机会，将陈的缉私队扩充 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但他认为虽掌握了这个税警总团， 力量还是不够，何况还是地方性质的部队。因此他一心一意地想找机会再搞一支全 国性的队伍。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发生，他就借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议，利用 杜月笙把上海青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说是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万一日军登陆， 就可在敌后行动。蒋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戴掌握。戴随即由南京到上海和杜 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洪帮的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俞作柏等 开会，传达了蒋的指示，并号召他们策动所领导的帮会力量共同组织起来。与会者 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为主任委员，戴、杨、向、刘、俞均为 委员，由戴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戴在委员会成立后，派周伟龙为书记，代他负责 （以后由文强接替）。不久，戴即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别动军，保荐刘志陆 为总指挥，下辖5 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何行健，第二支队长为陆京士，第三支队 长为朱学范，第四支队长为张范。每个支队（比一个普通团大）辖4 —5 个大队 （等于营），每个大队辖4 个中队（等于连），每个中队辖3 个小队（等于排）。 人数共约2 万人，都是青洪帮分子。 日军登陆时，别动军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确曾奋勇作战，有过牺牲。如 大队长廖树东率部和日军作战，伤亡较大，仅余100 多人，犹继续抵抗。在被包围 时，日军劝降，他们坚持抗战，最后廖的两腿被炸断，当敌人来提时，他仍将剩余 的手榴弹向敌投掷，毙敌十余人，自己滚人黄浦江溺毙。 上海沦陷时，别动军退到江浙的浦东、苏南、浙西及皖南等地区。因为本是乌 合之众，没经过严格训练，在和日军作战时，除一部分牺牲外，其余多自行溃散， 所剩无几，曾一度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教导团”。旋在皖南、苏南一带收容了由上 海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8000余人，混合在一起，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改称“忠 义救国军”，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归军统局领导，从此变成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在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无形中停止了活动，但戴以该军官兵 许多是杜的门徒和上海其他青洪帮分子，仍利用杜对这些分子的影响。上海被日军 占领后，忠义救国军有一个支队在苏南，一个独立大队在浦东地区进行所谓“游击 工作”。这两部分的成员中，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居多，戴认为必须加以训练，故电 召这两个部分的干部由上海到香港面洽。那时杜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 号房。 戴到香港后，在铜锣湾湾景楼7 号陈质平（军统骨干分子，当时任军委会西南运输 处香港分处监察科科长，担任戴和杜的联系工作）家中，召集他们开会和聚餐，邀 杜到场对他们讲话。据当时任杜的秘书的郭兰馨讲，当时杜的讲演稿是由他代拟的， 杜在会上替戴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6 月间，戴邀杜陪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前往东南各地视察，布置 忠义救国军配合美军活动。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所属训练班 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那时美军准备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登陆，要忠 义救国军呼应配合，一起行动。戴为了鼓励该军中的帮会分子配合美军抢先占领杭 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免被新四军接收，特邀杜同行。杜以其个人的财产和势 力都在上海，也愿同去。他们于6 月25日由重庆出发，经贵阳到芷江，改乘飞机到 福建建阳转往东峰及浙江、安徽等地。我听到当时随戴笠同行的军统局经理处科长 叶世洪说，戴、杜和梅乐斯等到东峰后，在中美所东峰训练班住了5 天，乘汽车前 往铅山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商，由顾招待，在那里住了3 天，再赴安徽雄 村中美班，在该班住了十多天。戴到东峰等训练班时，都召集各班受训官兵和驻在 附近的忠义救国军所属支队的官兵讲话。因为驻在雄村方面的支队较多，所以在雄 村班时间较久。戴每次对官兵讲话后，总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都讲得很简单， 大意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戴离开雄村班后，赴淳安等地视察军统局所属 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回来时杜仍留在淳安协助忠义救国军工作。戴将杜逵副处 长（当时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兼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随戴赴东南视察）留 下暂代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担任同杜月笙的联系。 戴这次到以上各地，费时一个多月，到7 月底才回重庆。杜月笙留在淳安，直 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 这支特务武装部队，从成立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过战，在 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协助国民党军队抢夺人民抗日 胜利果实。 （三）策动陶希圣、高宗武背江投蒋内慕汪精卫于1938年12月间，离开重庆前 往昆明，经河内、香港转到上海公开投敌。蒋介石以汪抢先投敌，同时还因汪过去 和他合谋向日乞和求降，恐江把秘密公开，于他不利，故在汪到河内后，便秘密指 示戴笠派人前往河内杀汪。戴根据指示，派军统特务余乐醒率领行动人员王鲁翘等 到了河内，逾墙人汪寓所，枪杀了曾仲鸣，没能找到汪。汪发表所谓艳电，不久在 日方卵翼下，到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蒋于是又指示戴一面派人继续伺机刺汪，一 面派人设法策反随江投敌的汉奸，分化汪伪组织。因此，戴曾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 恕偕同军委会高参戴静园、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许天民等率领特务10人， 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刺汪。但因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破获，吴等被杀。 关于策动汉奸脱离汪伪组织，则以军统局在沪组织于1938——1939年沪一区区长陈 恭澎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 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1939年，杜经徐寄席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 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 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过，大致如下：徐寄席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 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 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 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人私交甚笃。黄与高宗武 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 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1938年到港 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 天（即1939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 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 办理。因此社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本订的卖国密约， 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 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蒋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再次 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 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 和高宗武脱离江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 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 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10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 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10万元港币中发给陶、 高各4 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日江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 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江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 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 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5 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留他在身边工 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20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 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000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的经过。据严愕声先生说，徐寄廊在抗战结束 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戴笠从1939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 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 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但军 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酉借，才能 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1941年春被调到军 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 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 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5 万元。我们 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 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5 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 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 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两次各挪借10万元；过了两 年（1944年夏），在来龙巷范绍增家见杜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膨胀，数字达5000 万元。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社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原 来他们5 个人轮换地玩，范正在“做梦”。我候到杜起身“做梦”，将来意向他说 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就把准备好了 的支票交给我。 1944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 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向杜继 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 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1941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 金城银行等处划汇，所付汇费和手续费很重，且有时不能如期拨到。1943年冬，我 向戴笠反映了情况，戴答复我说，这件事找杜月笙可能解决，等他和杜商量后再告 诉我。过了两天，戴给我说，拨上海的款子已经和杜谈好，杜已交代通商银行给我 们划拨，嘱我去该行接洽。军统上海方面经费由局内华东区会计股经管，这个股由 会计室领导，我偕同该股股长张震到通商银行，该行经理庞安民告诉我说，杜已有 电话交代明白，不烦费神。那一次一笔就划拨法币900 万元，所收的手续费比金城 银行便宜得多。以后由张震经手和该行接洽划拨，每隔半年一次，真到日本投降时 为止。 （五）合组通济公司1943年春，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经济研究室专 门委员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派人到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品运蒋管区调剂物资。戴 认为可行，惟在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必须先找到适当的人才能办通。军统局当 时在沪虽有许多特务，但都在搞秘密情报工作，不便公开活动，且他们都不大懂得 做生意。于是他找杜月笙商量，杜提出了他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及万墨林等，徐、万 和日方特务部门的梅机关早有勾结，可以通过梅机关收购花纱布等物资运往后方。 杜答应和戴合作，戴于是拟了一个由战时货运管理局与杜合作成立一个货运庄的计 划，呈报蒋介石。蒋将这个计划发交给“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 核议。当时该会的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副秘书长为刘 攻芸。孔觉得有利可图，答拟扩大组织，增加资金，由中、中、交、农四行及邮汇 局参加投资。蒋认为可行，叫戴重拟扩大计划，送蒋发交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经 孔办妥批准程序，由刘攻芸通知杜、戴。杜、戴根据这件公文邀集了四行一局的负 责人和货运局副局长王抚洲一起开会，戴派朱惠清出面代表。中央银行出席的是钟 愕（秉锋），中国银行是总经理贝祖治（湘苏），交通银行是钱永铭（新之），农 业银行由张润生代表总经理顾翊群，邮汇局是总经理徐继庄。会上根据默契，推杜 任董事长，钱、戴、钟、贝、顾、徐、朱和杨管北（杜的门客，代表杜）任常务董 事，王抚洲、张润生等为董事，刘秉彝为总经理。资金法币一亿元，原定四行一局 各投资1000万元，货运局2000万元，杜月笙为首商股3000万元。后来货运局的2000 万元由于财政部认为该局是行政机关碍于规定不便投资，没有批准。经杜、钱两人 与戴商议，改由商股投资，把商股改为5000万元，但仍承认货运局有2000万元，无 形中把资金总额增为12000 万元。商定货运局的2000万元毋庸照交，凡通济运来内 地的物资，都交由货运局的卡车免费代运，抵付该局的投资。 通济公司于1943年秋成立，总处在重庆林森路49号楼上。戴派朱惠清以常务董 事名义常驻办公，还派原任货运局业务处处长的林尧民担任总稽核。杜派郭兰馨为 该公司的主任秘书。 通济公司从成立起，到日本投降后为止，由上海购运了两批物资——棉纱和布 匹到蒋管区。第一批纱布共3000件于1943年冬由商丘分公司运到界首，交由界首货 运处处长王兆槐运到西安、重庆等地。运到重庆的，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 作价8000万元，交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作价多少，我不知道。第二批纱、布 共500 件，由淳安分公司交由浙江货运处处长赵世瑞运到金华，被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请其准予将这批物资留作该战区军用，戴复电说， 这批物资，他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请示。与此同时，军需署长陈良根 据第三战区军需局的报告，亦向戴提出了将这批物资留作该局军用的要求，戴对陈 作了同样的答复。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叫我面告陈良，要陈向蒋请求批准。后 来，蒋批准交给第三战区作为军用。于1944年夏作价2600多万元（此时法币已比1943 年贬值很多），由财政部办了转账手续。 日本投降后，通济公司由重庆迁到上海中汇大楼（今延安东路上海博物馆）， 那时货运局已经撤销，朱惠清和林尧民仍留在该公司工作。 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郑任局长。1947年夏间，通济公司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郑参加会议，回到南京， 曾告诉我（我当时任保密局经理处处长，主管该局的商业机构）说，通济的董事会， 杜月笙找他出席，会议决定将公司资金折成美金5 万元。公司虽然承认过货运局投 资2000万元，但该局并未实交股款，只以车辆免费代运物资作为抵偿，今该局早已 撤销，我们不占这个便宜，他已向杜表示，该公司的事随杜去搞，我们今后不过问 了。 同年秋，蒋介石今保密局将所属商业机构移交给毛庆祥所主持的“三有公司” 接管。该局在办理移交时，没有把通济公司原来承认货运局的投资额作为该局的商 业机构移交给毛接管，仅在移交清册中，叙明了和通济公司的关系。 （六）戴利用杜在帮会中作桥梁戴笠除利用杜月笙组织特务武装部队外，还利 用杜调解他和帮会中人的矛盾及拉拢四川袍哥。 1.戴曾利用杜调解和王亚樵的矛盾。王是上海安徽帮会头子，原是蒋介石拜把 弟兄，蒋发迹后，对王疏远，王以后进行暗杀蒋的活动，遭戴毒手。戴在杀王之前， 曾两度利用杜拉拢王。 1936年11月下旬，戴笠派原任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行动人员谷玉林等 前往广州，转赴梧州暗杀王亚樵。我当时任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 会计股长及军统广东区总稽核，戴来电命我协助吴工作。吴抵广州后，由我拨给用 费毫洋券1000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一艘交吴使用。吴在 梧州中央酒店将王暗杀后回到广州时，告诉我说，王亚樵于福建事变失败后，托人 向蒋说情，蒋交给戴笠任用，叫王和戴接洽。当时王住在上海，戴以王是蒋过去的 拜把兄弟，又是安徽帮中的首领，于是由南京到上海先去看王。但王以戴的地位不 高，对戴非常傲慢。戴乃请杜月笙从中斡旋，由社以上海帮会首领的身份，在新亚 酒店请王吃饭，并请黄金荣、张啸林等作陪，替戴拉拢。王仍提出要做淞沪警备司 令，作为条件，并表示不愿居戴之下。戴将王提出的条件报告蒋，蒋不答应，又趋 破裂。后王于1935年11月间组织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蒋未遂，而将汪精卫击伤。 这件事发生以后，蒋答应王以前提出的条件，叫戴找王接洽。戴得知王有一次由香 港来沪，又请杜月笙找王接洽。但王恐蒋借机收拾他，没有答应，离沪去香港。以 后戴侦知王与桂系接触，报告了蒋，经批准将王秘密杀死。起初拟在香港下手，已 由陈质平勾引和收买了王的老婆金石心作内线。同月中侦知王由香港潜往梧州，住 在中央酒店，故派吴来主持暗杀王的工作。吴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在王的卧室将 王枪杀，即乘广凯舰返广州。吴赓恕的以上谈话，是戴笠利用杜月笙调解帮会中人 矛盾的一例。 2.戴利用杜拉拢四川袍哥。1938年冬，军统局随蒋政权各机关由武汉、长沙撤 到重庆后不久，戴笠以蒋管区后方各省尤其是四川的袍哥势力很大，拟仿照以前设 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成例，进行控制和运用。他得到蒋的批准在国家总动员委员 会之下，成立一个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由军统局领导。该会的主任委员由戴兼任， 拉杜为常务委员，会址设在重庆戴家巷1 号。 该会在重庆的工作，主要是与青洪帮的各头目联系。杜月笙由香港到重庆后， 戴利用他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杜家在重庆南岸汪山，杜进城时常在来龙巷13号范 绍增家借赌博场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替戴拉拢关系。他一进城，必打电话通知戴， 有时还到曾家岩151 号戴的寓所晤谈；有时戴去交通银行楼上访杜，戴知道杜在范 家常和范绍增、康心如等赌博，时值重庆有赌博禁令，戴怕碰上他们赌局不方便， 所以很少去来龙巷访杜，而且还授意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暗中保护他们。侦缉队队部 同在来龙巷内，距范家不远。杜等每次在范家赌博，车辆盈门，深夜始散，侦缉队 明知道屋内局面，决不进去，而且加派队员在外巡逻，装做维持交通，实为保护赌 博。1944年秋，当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军统分子谈荣章，邀我和军统局人事室主任龚 仙肪到他家吃豆花，龚和谈开玩笑地说：“荣章，你队天天在外面抓赌，为啥子融 壁范家的大赌不去抓？”谈答说，戴笠曾郑重交代过，杜月笙去范家玩牌消遣，结 交四川朋友，嘱他好好地保护，他怎么敢派人去抓，还要派人去保护呢。 （七）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勾结1945年吕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急 于控制掠夺财富的目的地。但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分都在西南山区，他除令敌伪军 在原地驻防，拒向人民武装投降外，并依靠美国的飞机、运输舰等赶运部队分赴华 东、华北、东北各地。同时他着戴笠赶到上海与周佛海勾结，指挥一切可利用的特 务武装部队以及当地的各种敌伪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城市。戴在上海首先成立一个 军统局及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兼任办事处主任，他 自己经常在沪指挥。此时，杜月笙也回到上海，和戴往来很密，他们勾结的事实很 多。我因当时尚在重庆，所知道的较少，仅就我经手的两件事实，记述如下：1.杜 利用戴收回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房屋借给戴用作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 处。这所房屋，被江伪财政部占为上海办事处，因房子被敌伪占过，而杜过去尚欠 的半数建筑费未付清，恐作敌伪产业处理，故借给戴用，不收租金。1946年1 月底， 戴由上海回重庆时，曾对我说，上海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原是杜月笙的，他借给我 们用，不收租金，我们要替他维修，将来交还时，要修好交还给他。因此，军统办 事处惜用时，找陆根记营造厂修缮，并搭盖汽车房一大间，到1946年8 月间，该办 事处结束后，又找陆根记将全部房屋修理，我还特地由南京到上海验收，会同结束 处负责人廖华平交还给杜。听说杜以后将这所房屋卖与美国大使馆，得价款美金80 万元。 2.杜还利用戴的权力收回了法华路正始中学的校舍。此屋在“一二八”抗战后 新建，杜月笙是该校董事会董事长，校长为陈群。上海沦陷后，陈群当了汉奸，仍 兼校长，陈死后，该校停办，校舍由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占住，供税警训练班之用， 一部分作为军需仓库。日本投降后，戴奉蒋命，接收了税警部队，改编为交警总队， 房屋也由军统上海办事处接收。当时伪税警训练班的房屋应该移交给敌伪产业清理 处处理，杜利用戴的接管，请戴发还给他。戴允其请，“由军统局通知敌伪产业清 理处，说此房屋原是杜任董事长的正始中学校舍，已发还给社了。敌伪产业清理处 接到军统局的公函后，就没过问。 杜收回了这所房屋，准备恢复正始中学，他的第二个儿子社维垣由美国留学回 国，担任了该校的教务长。但后面原税警总团部仓库的一排房子，堆存着棉军服十 多万套，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物资，仍由军统局所派交警部队看守着。杜维垣以大 门有卫兵守卫，学生出人不便，请军统局将仓库移走。1946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 部保密局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所接收的军衣等军用物资移交给联勤总司令部经 理署。我那时任该局经理处处长，主管经理业务，曾陪同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派员 来沪点交。但该署因为伪税警军衣全是黑色，不适合做军服用，延不接管。拖到1947 年冬，杜月笙叫郭兰馨和林尧民到南京找毛人凤商量并和我接洽，经我几次催促经 理署长陈良和傅仲芳从速接管运走，直到1948年才将那些军用品搬出。以后该校因 时局紧张便停办了。 戴笠死后军统与社的关系 戴笠坠机身死，杜月笙很悲拗，曾由通济公司赠送金法币20亿元，由林尧民将 支票送到军统局副局长毛人风处。毛以这笔款子应送给戴的家属，命林带回上海交 给了戴的儿子戴藏宜。 1948年一二月间，杜月笙由上海到南京，住在洪兰友（时任社会部次长）家里， 有一次和洪一道赴灵谷寺戴笠坟前致吊。我以后听到守墓的人说，杜到墓前时，眼 泪盈眶，行了三鞠躬礼，在坟墓的周围看了良久才离开。 戴笠死后，杜月笙与军统（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在内）仍然保持关系，不过杜与 郑介民、毛人风等关系，没有和戴那样亲密。直到1949年1 月间杜离沪赴香港为止， 王新衡始终担任着双方联系的工作。这个时期（1946——1949年）杜与军统局、保 密局往来的事实，根据我所见所闻列举如下：（一）1946年6 月间，蒋介石在全国 人民要求民主、取消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军事委员会撤销，但同时 仍将原属该会的军令、军训、后勤等机构与军政部合并为国防部，实际上只卸除了 军委会这块招牌。他又因人民提出取消特务机构，秘密指示戴笠将军统局化整为零。 这个计划在戴笠生前已经蒋批准，并已开始实行。惟特务首脑部——军统改组后的 名称和隶属问题，迄未解决。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以国防部无军统局的编制预算， 不能发放经费，只借支维持费几成，致特务经费感到困难。这时，军统局局长郑介 民在北平任军调处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由唐纵代理局长，唐对经费不过问，内部事 务归副局长毛人凤负责。我当时任该局经理处副处长，负该处实际责任，因将经费 困难情形向毛反映。毛命我前往上海，找杜月笙商借法币2 亿元维持。我于6 月里 来沪，因不知社的住址，找了王新衡（王当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 查处处长）引我同往18层楼（即茂名公寓）见杜，杜立即应允，嘱其秘书胡叙五开 了2 亿元的支票给我。我问杜此款将来还到何处，杜说只要交给南京通商银行。到 了下月初，我到该行归还借款，该行负责人童一平说，杜关照不收利息。以后七、 八、九月，每月中我都去上海一次，向杜挪借2 亿元，也都于次月初在南京归还， 迄未收过利息。到了10月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编制预算确定，经费 有了着落，才停止向杜商借。 1949年杜月笙由上海往香港，寓居坚尼地城18号。同年10月广州解放，我也到 了香港。因毛人凤由台湾打电报给我，要我发给香港站组的经费，而经费尚未汇到， 该站组急需款项，我又找杜暂借港币1 万元，杜立嘱顾嘉棠取了港币现钞给我。过 了几天，我即归还，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杜见面。 （二）1946年冬，军统头目徐亮（即徐为彬）以各地青洪帮的势力很大，而军 统局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已经结束，为了继续控制利用这股势万，使它成 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外围，并作其个人的政治资本，曾向保密局正副局长郑介民、毛 人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会”）作为团结各 地帮会的中心机构。郑等采纳其建议，转报蒋介石批准。该会于1947年春在上海成 立总会，由徐亮任理事长，拉杜月笙为常务理事，在蒋管区各省市设有分支会，办 法和目的同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一样。徐拉杜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仍在利用他来号 召各地帮会，尤其是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参加，但该会一切实权操于徐手。 （三）戴笠死后，郑介民和毛人凤分任军统局正副局长，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 保密局后，郑、毛分任正副局长，在郑未返局以前，由毛代行。唐纵和毛人风都不 在帮，他们两人和杜没有直接往来。郑介民参加过青帮，是通字辈，辈分比杜大。 郑和杜虽有接触，但他们的关系远没有杜和戴笠那样深。郑对杜的态度和戴不同， 要用杜时就去找杜，用不着时就不和杜接近。郑在任军统局和保密局局长时，只于 1947年夏间，由北平到上海时去看过杜，在杜找他参加通济公司董事会会议以后， 就再没去看过杜。郑在通济公司会后，曾在南京对我说，杜月笙吸鸦片烟，生活腐 化，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晚上去看杜，杜的精神很好，但他却要休息了，杜 拉他长谈，他精神吃不消，因此很不愿去看杜。这是郑自己说他不愿去看杜的原因。 其实郑不常与杜接触的最大原因，还在郑怕老婆，郑妻柯淑芳对郑管得很严，怕郑 被杜带坏。我于1947年夏间，有一次和保密局总务处副处长成希超去南京北平路郑 家时，柯对我们说过这样一番话：上海这个地方坏得很！烟、赌、娼、交际花，无 所不有。杜月笙的门槛多，所以郑介民一去上海，她总跟着郑去，怕郑跟杜搞在一 起学坏了。郑去看杜，她也和郑一道去；杜请郑去开会，她不好去，但她打电话催 郑赶快回家。 （四）王新衡从IWh 年2 月起，任军统局和保密局的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处长，一直继续担任戴笠、郑介民和毛人凤等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系工作，杜 待之如上宾。王不仅和杜本人的关系密切，两家内眷也往来很密。我从1946——1948 年，每次由南京出差到上海，必去善钟路（今常熟路）l 号访王，好几次碰到姚玉 兰和杜的大媳妇等在王家打牌吃饭，有两次王还邀我和她们同叉麻将，有时王的岳 母和王夫妇也人局，每次都在王家吃了晚饭才散。她们在王家玩牌时，都打电话回 家去，杜月笙听到她们在王家玩，就放心了。 1948年春，国民政府选举立法院立法委员，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杜出来支持， 为王拉选票。当时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都是由CC系和蒋经国等 操纵，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蒋介石圈定后竞选的。王因和蒋经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 大学同学，私交极好，经蒋经国提出由蒋介石圈定为上海市应选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之一。由于所提候选人名额比规定的多，候选人必须自己拉票竞选，王在上海虽已 多年，但他一向搞军统特务工作，从搞选举的角度来说，对外关系不够。因此杜月 笙不仅为他拉关系，而且破钞为王请客拉选票。王得杜支持，当选了立法委员。1948 年秋，王到南京立法院开会时，曾和我说起：“我竞选立法委员，自己花的钱不多， 完全是靠杜月笙帮忙的，杜帮助很热心，亲自为我到各方面拉关系，而且掏腰包请 人吃饭，他为我的事耗费精神和金钱不少。”这可以说是杜月笙因为王多年来担任 他和戴笠及军统的联系而对王付出的一笔报酬。 特工秘闻 我所经历的军统三个集中营的内幕 黄彤光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1942年我还是一个人世未深的 青年，也遭到军统特务毒手，于5 年间在重庆被逮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望龙门两湖 会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又转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 集中营，历时数载。现将我在这人间魔窟中的种种遭遇，分述如下： 被捕后的“入学”过程 国民党特务机关所设的监狱、集中营，都是见不得天日的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 人民的屠场，所以虽如蛛网密布全国，但都非常隐秘，一般把这些魔窟美其名日 “学校”，将国在其中的人称为“修养人”。所设“学校”又分为“小学”、“中 学”、“大学”三级，“小学”相当于拘留所，“中学”相当于看守所，“大学” 相当于监狱。 “小学”——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内，面临长江，是一所家庙式的会馆房 屋，在大门口挂一木牌，上写：“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团长是特务王兆槐。实际 上这是个特务机关迫害人民的秘密拘留所。它的主要部门叫做“行动组”，组长程 永铭，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副组长胡天放，还有组员数十人，专门从事绑票、 逮捕、用刑、暗杀、活埋等勾当。这一伙歹徒，白天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均外 出四处活动，一到天黑，就将从四面八方绑架的人带回来，夜深以后开始审讯，电 灯彻夜通明，打骂、刑讯与痛苦呻吟之声不绝达旦。受刑之人，几经昏绝，用冷水 喷醒后，再施酷刑。因此，每到夜间，受难者个个心中紧张，一方面是准备自身随 时被提审受刑；另一方面，耳闻一群虎狼之徒的疯狂吼叫，与受难者的微弱呻吟， 愤恨与同情之感，交织内心，彻夜不眠。所以，这个魔窟在白天是静悄悄的，看不 出什么情况，一到夜间，就像是进入阎罗殿，牛头马面、吸血魔鬼就全部出现。 这里分为前后两层院子。前院即会馆的正院，除庙堂与戏台留作开大审用刑之 处，其三面走楼，均用木板隔成房间：楼上做办公室，也是刑讯的处所；楼下则监 禁着女“修养人”及在社会上有声望被禁后受优待的男“修养人”。与我同时关押 的有个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和由山东绑架来的一个王师长。 前院戏台下面的角上，有一间很小的黑房子，仅容一人转身之处，做为重禁闭 或被绑来的案情严重的人第一夜监禁之处。其余的屋子，每房监禁二至六人不等， 每人有竹凉板可睡；但因前院有特务进出，不准“修养人”凭窗了望，更不能出屋 放风走动。每室发小木盆一个，日给水一盆，所有全室的人洗面、洗脚、洗衣，全 用这一盆水。被捕之人，因对外隔绝，不能取用自己的衣物，久不换洗，汗酸气味， 弥漫全室。在不得已时，脱洗内衣裤，则身穿空心外衣；“洗外衣则由水中拧干后 当即穿在身上，站立窗口，借窗口微风和体温来烘干。 后院原为会馆停放待运的棺枢之处，很小，用木板隔房数间，监禁男“修养人”。 因屋窄人多，睡在阴湿的地下，挤得连身都不能翻，大家只有侧卧而眠；如想翻一 个身，就得全体都要转动一下。室内放一尿桶，臭味难闻。跳蚤、臭虫，触目皆是， 连老鼠也都日夜出动，毫不惧人。如解大便，则由武装警卫押至厕所。即无水洗面， 又不能理发，所以被关几天之后，均成胡须满腮，蓬头垢面。“修养人”终日锁在 室内，不放风，不散步，互相不准交谈，整天蜷坐在潮湿的地铺上，保持着愤怒的 沉默；偶尔有带重脚镣的人到厕所去，铁镣拖在石板上当当作声才打破这阴惨的沉 寂。 这个监禁部门，实际上是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的一个拘留所。所长是由司法科的 一个录事后祖槐兼任。他除了随同司法科科长毛棣国审讯外，从来不过问“修养人” 的生活情况。所拘留的人都是初次绑架或秘密逮捕来等待刑讯的人。 这里的设备，虽非专修的铁窗牢室，但警卫禁严，除武装警卫层层设岗值守外， 并有便衣行动人员轮流巡视。这里的行动人员，在外搞行动，对内则兼看守职务， 所以行动组长又兼看守长，行动员亦即看守员。这些亡命之徒，日夜巡行于窗外， 间或突然进屋大事搜查，所以被国在里面的人，比关在一般的铁窗监牢狱中受到的 凌辱更多。 一般情况，在这个刑讯逼供、暗无天日的“小学”中，囚禁两三个月后，案情 告一段落，即押解到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即所谓“升中学”。 “中学”——当时是在重庆城郊磁器口到歌乐山的山腰上，是一栋砖砌的楼房， 据说此房系四川军阀白师长所修建的别墅，故称之为“白公馆”。当时的所长叫侯 子川，山东人。1943年初，看守所由白公馆迁至渣滓洞，这是新建的一个专为监禁 “修养人‘的看守所，墙外碉堡围绕，武装警卫每时每刻都是持枪对着院内，里面 又有武装和便衣看守；有一个院坝，每天可出屋放风一次，各室轮流放风。男室一 排楼房，上下各8 间，对面一排平房为女室，男女两室的人，对面可见，但不准谈 话，亦不准凭窗探望。 这里被囚的人，基本上是案情确定，监禁半年以上、三年以下的人。如若是三 年以上者，则要送到息烽监狱，即所谓“升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 月 息烽监狱撤销，这所“中学”便代替了息烽监狱。 ‘大学“——即息烽集中营。一提到”大学“这个名称，就令人毛骨悚然，一 般人情愿挨一枪一刀结束了生命，也不愿去息烽受那长期地折磨；但反动派却偏偏 要用尽一切残酷办法，把活生生的人慢慢地折磨至死。 在这个处于深山峻谷中的人间魔窟里，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神经失常、 浮肿、夜盲、记忆力衰退，最后不免一死。被送到这个集中营的，都是属于案情严 重、判刑三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还有一种，是世界任何法律上所没有的名词，叫 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当时被关押的以“不定期”的人为最多，约占半数以上。 被关押的人，在“小学”时，大家是以“日”计算自己被囚的时间；在“中学”则 以“月”计算；到了“大学”，就得以“年”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年” 呢？许许多多的人竟被万恶的反动派长年累月地剥夺了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在解放 前夕，还有大批的人遭到集体屠杀！ 凡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人，首先要把随身所有的现款、首饰。手表、钢笔、书信 等缴出；再行严密搜身，然后编号，说明此号即为营中通用的姓名，互相呼唤，均 喊代号，不准互通真实姓名，更不准互谈案情，违者加重处分；后进营的人，亦不 能将外面的情况告诉先进营的人，如有获释之人，亦须搜身检查，穿着的棉衣则须 脱下，逐块逐处的摸捏，若发现有信件或地址纸片等藏在其中，当即还押，轻者长 期监禁，重者判处死刑。 在集中营里的“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 及稗子极多，因此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谓“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 吃后终日不得消化。下饭的菜，是白水煮老白菜帮子，每人一瓢。贵州缺盐，盐巴 很贵，虽规定每人每天供盐二钱五厘，但被贪污去了。这种伙食，终年累月没有改 变。集中营均是长期监禁的人，因此人人皆病，浮肿、夜盲、瘫痪、风湿、心悸、 肠胃病等极其普遍。营中虽设有医务室，每天有“医官”到各“斋房”诊病，但这 些病，并非医药所能治疗，所谓医治只是形式而已。 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的衣服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准对外通讯，也不 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严寒时才发给棉衣。所谓棉衣，就是 军统局每年发给军统分子新棉军服时，缴回的旧棉衣。这些脏、烂、破、臭的棉衣， 每个“修养人”只发一次，被禁好多年，就得穿好多年，穿在身上是捉襟见肘，棉 花都成了硬板板，根本不能御寒。 警卫方面，更是层层包围：大围墙外碉堡林立，二道围墙又有武装站岗，各 “斋房”还各有一道围墙，门口也站着武装，“斋房”内外，便衣看守和管理员日 夜巡逻不停。 特务头子周养浩还无耻地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大圈圈内的小圈圈里，小圈 圈里又有黄金困（即土墙），黄金圈里黄金屋，又有人保护，有吃有穿，这是世外 桃源，还不好啊！” 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损耗着无事人民的身心；再加上处于 丛山深谷之中，与世隔绝，置身于人间魔窟，常有“长夜漫漫何时旦，不知人间今 夕是何年”之感。 我是在1943年4 月被送到集中营的。听说在这以前叫做监狱，主任是刽子手何 子祯。所有被监禁的人，终日终年地锁在屋子里，留一小窗孔，作为送饭食的口子。 连这个小小的窗口，平时也是用黑布挡着，只有送饭时才把黑布拉开一下，不要说 出屋放风散步，连向窗口张望一下都不可能。因此，无人不生病，有的病情严重， 太阳出来时，才可以出屋晒上十分钟太阳，这是所谓照顾病人的特殊待遇。贵州天 气时常阴雨，偶在天晴之日，就在院中置一木笼，和动物园中关老虎的笼子差不多， 凡有病的人，轮流从屋子里被拉出来关进本笼，站着晒上十分钟。但是，因为人长 期被关在阴湿暗室中，忽然接触自然界的空气与太阳，身体疲弱，不堪支持，凡出 来晒太阳的人，常会晕倒在笼中。笼小，人倒不下去，只有软瘫在笼栅上。黄显声 先生曾目睹此情况，他每每谈到此事，气愤填胸，大骂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在我被监禁到集中营的那年，监狱负责人已换为大特务周养浩。周养浩的阴险 手段，欺骗了不少的人。黄显声先生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在Iw年时，黄先生和周同 去玄天洞探看杨虎城将军。饭后闲谈时，杨将军对黄先生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 有一个好人，只有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这是由于周的骗术高，以致使秉性 耿直、胸怀磊落的杨将军受其蒙蔽。1949年，特务密谋杀害杨将军，就是由周养浩 到贵阳把他骗来重庆下毒手的，其手法的阴毒，实非一般小特务所可比拟。他接事 后，就宣称“改革狱政”，“开明管理”。将“监狱”改称为“新监”，实际上除 了加重迫害之外，并增加了经济上的剥削，其手段的阴险毒辣，比何子祯犹有过之。 周养浩的生财之道 周养浩当集中营主任四年，不但杀人无数，任意奸污女“修养人”，而且迫使 那些已被折磨得体质衰弱不堪的“修养人”为其劳动生产，供其荒淫无耻的挥霍。 他的办法，是以“改革狱政”为名，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或原在社会上有声望的 人，参预讨论制定所谓革新办法，成立生产机构，把一些“修养人”由“斋房”里 提出来工作，称为“工作修养人”，发给极少津贴，与监狱的职员同住、同食、同 劳动。在1944年时，参加这种劳动的达80余人，其中所谓“工作修养人”有70人， 职员仅有10余人。这年12月日寇打到贵州，释放了二三百人，组织机构才适当缩减 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修养人”中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分。所谓“同 志”，是指原为军统分子，因违犯军统纪律而关起来的特务分子；所谓“非同志”， 是指社会上被绑架来的人。造“修养人”名册时，这两种人是分开造册的。在每年 一次的“四一”大会时，只有属于“同志”名册内的人才有被赦免的机会。 在“工作修养人”中，“非同志”占绝对多数，“同志”占极少数。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同志”均是军统分子，有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权利，可以随时 向军统局打“小报告”。“非同志”完全在周养浩控制之下，不怕泄露他的秘密， 所以他认为提用“非同志”为“工作修养人”比较可靠。虽有少数属于“同志”的 “工作修养人”，也是经他再三考虑不致做“小报告”的人。 在财务上，会计室与第四组生产部门的会计股是严格分开的。会计室属军统局 会计处，它的职责是要按年度预算逐月向上报核决算。第四组的会计股则掌管大小 13个生产单位的财务，不向上报销，由周养浩自行支配。所以狱中生产就等于周养 浩个人自办的企业，尽量剥削“修养人”，以饱其私囊。其生产营利的门路有如下 数种：（一）复活工厂：集中营内设有铅印、石印、雕刻、糕点、缝纫、草鞋、布 鞋、卷烟等8 个生产单位，统称为‘复活工厂“。”修养人“充当生产工人，每人 必须参加一种甚至数种劳动，计件给以为数极少的报酬，名叫”赏与金“。全月所 得最高的”赏与金“在当时仅可买到一斤肉，一般的只能买点肥皂、草纸等日用必 需品。复活工厂所获的利润却不小，其中以铅印与卷烟的营利为最多。它所产的” 四一牌“香烟畅销贵阳、重庆等地。 （二）商业：开设“正谊商店”与“四一合作社”两个商店。“正谊商店”开 设于息烽县阳朗坝正街，自建铺面楼房三大间，为全坝之冠。派员由重庆、贵阳等 地运来的日用百货、布匹及官价盐巴等均以高价售给当地农民。“正谊商店”是对 外公开营业的，收用当时通用货币。“四一合作社”设于集中营围墙内，除售百货 外，兼营糕点、烟、酒、冷菜等食品，营业对象是“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 售物不收通用货币，只收“代用券”。 （三）煤炭厂：集中营附近曾开一小煤矿，挖煤自用。又设有炭窑数个，每到 秋季就派人外出，到处砍伐青冈树，烧成冈炭，到严寒时运至贵阳待价而沽。 （四）农场：除种蔬菜供食外，并饲养鸡、鸭、猪等数百头，每届年节就用卡 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城市出售。 （五）汽车运输：这是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最大的一个部分，直接由周养浩的 小舅子郑文松掌管。有一部大卡车是以押送“修养人”为名向军统局请求拨来的。 其他的车，均是以拦截过往的货车，进行非法检查后扣押使用。经常在外日夜进行 运输的有四部大卡车，除代运走私货物收高额运费外，多半自运生猪、菜油、粮食 等到大都市出售。这些生猪、菜油、粮食的来源，是由周养浩特别指定的警卫人员， 到四乡向农民平价收购。愿卖者，就自行送到集中营；不愿卖的，到夜间又派上两 三个彪形大汉的警卫，持枪逼购，不卖也得卖。四乡农民，被搜刮得一贫如洗；食 无粮，灯无油，圈无猪，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六）发行“代用券”：集中营的“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不能持有通用 货币，可能是为了防范“修养人”越狱逃走。集中营自行发行“代用券”，分为1 、 5 、10、50、100 元五种。凡“修养人”人营，首先要把所带现金全部缴出，换以 “代用券”。发给“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都是“代用 券”。只有军统分子的自由人才能持有现金。凡“修养人”人营时带的现金，或变 卖金银首饰、手表等的现金，以及个别“修养人”由亲友转送来的现金，均必须换 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则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 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 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200 元，股长级100 元，一般为50 元。当时50元，约可购到3 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 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 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 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 并相约在自由后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 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在我被囚数年中，所 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 人左右。周养浩是1942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1943年春 天被监禁时编号609 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600 多人，以后还逐 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 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被任意罗织罪名，加以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 的人中举一些例：（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 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 流亡学生，官费读书，实则一天两餐稀饭，不能充饥；在病饿交加的情况下死了很 多学生。他们四人为了求生，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对学生的待遇要好些，就将仅有 的衣物当卖后作为途中伙食费用，相伴由绵阳步行到重庆；走到重庆近郊歌乐山上， 发现“中美合作所”内洋房林立，很是高兴，认为总算走到重庆了，等找到教育部 后即可安排好学校，安心读书了。他们正站在山上了望，不意为“中美所”内特务 发现，就逮捕送到磁器口童家桥派出所进行审问，首先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 问几句，时届中午，派出所的人员吃饭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每人一碗吃，他们在绵 阳六中时，多时未吃过大米干饭，一看到这么白的大米饭，实在高兴，匆匆吃完， 就悄悄商议，认为在这里还能吃到白米干饭，就说是共产党，能吃上几天干饭也不 错。在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是共产党。因此，接着就叫他们交组织名单，他们 交代不出来，于是个个被酷刑吊打，个个打成残废后就送到集中营内感化所（即信 斋）不定期监禁。集中营结束后，又转到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夕，除苏文玉因病重 经黄显声找保外出就医而幸免之外，其余三人均牺牲了。 （二）阎继明、张醒民：阎继明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是杨将军的警卫 员，在双十二事件后，杨将军被迫出国，他们均留住西安。抗战开始，杨回国被拘 禁，他们知道后，愿意与杨将军共患难，并想去照顾他的生活。行前他们购制皮大 衣一件，装在小皮箱内，由西安直奔南昌行辕，要求探视杨夫人。他们到南昌后， 就被囚禁，皮大衣没有送到，人也没有见到；以后辗转由湖南益阳到集中营不定期 监禁。1944年夏天，黄显声到玄天洞看到杨将军时，将此事告杨，又由于阎、张二 人一再请求，经周养浩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阎、张二人弃家别子，牺牲自己的 自由，要求陪伴杨将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重庆解放前夕遭特务杀害，特 务的残暴于此可见。 （三）萧明、夏文秀：1944年春天，由重庆送到集中营一批“修养人”。从中 我突然看到我的同学萧明，至为惊异。萧明和我曾在北平女一中同班三年，感情很 好，想不到在这魔窟重遇。她曾将她们被捕情况悄悄地告诉我。原来萧明在上海读 大学，她的义父黄绍越要替她做媒，将她介绍给第三战区一个集团军司令王敬久。 她和她的大学同学夏文秀从上海来到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后，看到王是个不学无术 的军人，很不愿意，就要回湖南原籍去，临行的前夜，王敬久设宴饯行，戴笠亦在 座，戴对她们说：“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 （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擅长青衣，夏文秀会唱花旦）不由分说，第二天就用汽 车把她们送走，抵重庆后，就关进望龙门两湖会馆；后又关到白公馆。一天黄昏， 突然派来两乘滑竿，将她们两人强由白公馆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住有个把月。因 胡蝶到杨家山来了，便将她们送至贵州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直到戴笠死后， 她两人才获释放。 （四）杨惠敏：就是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壮士献旗的女童子军，来到 重庆后，亦遭逮捕，监禁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内很久。她的罪名是偷了胡蝶 的行李。但据杨说，当她由上海逃出时，胡蝶确有部分行李托她帮忙带了来，但在 出沦陷区前被日军发觉，全部扣留，连她本人及亲友的行李同遭损失。她到重庆时， 适值胡蝶与戴笠姘居，因胡的一句话，戴即将杨监禁，长期不放。此事萧明曾和我 谈过。她和夏文秀在杨家山居住时，有一天她们与胡蝶、戴笠四人一桌共进晚餐， 吃饭时，胡蝶曾对戴笠说：“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得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忙呢。” 此后，杨惠敏就被监禁了。 （五）王通：原在东北做裁缝，经常有些俄籍人到他店里做衣服，他又会说俄 语。因此，就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 （六）郑老头：郑老头据说是蒋介石的亲哥哥。他是1944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 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16岁的女儿接来 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 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 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 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 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认为老三既已发 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 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 儿俩也送来了。她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 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了一年多， 又派人把他们送走，去处不详。 （七）周佛海一家：从周佛海公开当了汉奸以后，军统局的特务就把他的母亲、 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3 岁）从湖南接到集中营来关押。后来新屋建 成后，将他们全家搬进新屋，自开伙食，十分优待。特务们对周母都尊称为周老太 太，她年老多病，都是由重庆、贵阳等地特请中、西医为之诊治；病重时，即送贵 阳医院；死后，戴笠特由重庆赶到贵阳，披麻戴孝三叩首，痛哭流涕，充当孝子。 这是周佛海的岳母由贵阳参加丧葬后回来向我说的。 （八）黎洁霜、王振华全家：王振华原在重庆某学校教书，其未婚妻黎洁霜在 重庆女师读书，1940年，王振华以“托派”罪名被逮捕。黎洁霜在王被捕后，四处 打听，欲往探视，被军统特务查觉，将黎也逮捕。她被捕后，为了想与王相见，就 伪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与王结婚。到1946年由贵州集中营转押至重庆白公馆，两 人住到一处，生了两个孩子。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其长子3 岁，次儿尚在哺 乳，刽子手杨进兴将两个大人枪杀后，又将两个幼儿杀死。 数不尽的残杀和酷刑 军统特务，是残杀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据我所听到 的就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假称释放，中途悄悄杀害。如像对共产党员张露萍等7 人， 就是以释放为名进行杀害的。事情是在1945年的夏季。一天雨后的上午，“义斋” 女管理员张家启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开释到重庆报到，并备有专车，马上就送他 们走。张露萍从张家启的面色上观察出情况不对，就马上梳头、整容，换上一件浅 咖啡色的薄呢连衣裙，从容走出“义斋”，到会计室办理领取自己财物的手续。她 取出红宝石戒指，自己戴上，由小皮箱内取出一个打火机给我，并说：“这个打火 机送给你留作纪念，它对你还有用。”小皮箱关好后，她拒绝带走，她说：“这个 皮箱对我是不需要了。”就走出会计室，我和黎洁霜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送出来，当 时，我们不知她此去生死如何，心中是十分紧张的。走到院中停放的大卡车旁，她 叫黎洁霜把口红拿来，就对我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接过来替她擦口红，手有些抖，擦不上去。她还很安详地安慰我说：“你不要难 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话说完，其余6 个男的都带 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们上了车就开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出来站在坝子里看着， 大家都默无一语，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去的命运如何。 当天傍晚时分，车子回来了，一群刽子手也都回来了。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去 重庆，证明他们7 个人已被杀害。但当时是严守秘密的，谁也不敢探问或谈论此事。 直到1946年春季清明节日，我们到阳朗公墓时，才看到他们冢边所插木牌上的姓名。 这时，刽子手荣为箴才说出那时的情况。荣为箴当时是汽车押运员。刽子手是李巡 官带领武装警卫6 人，事先分工，各管一人。车开至息烽县附近松林坡仓库马路上， 车停下来，伪称要在仓库加油，并进午餐，叫他们7 人下车休息。他们下车后，向 仓库走去，正迈步踏上仓库门口石级时，由李巡官首先开枪，其余6 个警卫也都随 之开枪，对准预先安排好的对象。这7 个刽子手各放一枪，都回头走了。荣为箴站 在车旁看到，他们7 人应声倒下去后，有的还在翻身挣扎，有的在瞪眼观看，荣为 箴即赶上前去，拔出枪来，每人身上各补一枪。他说，他看张露萍死后，齿咬辫梢， 满脸气愤痛恨之色。 一种办法是，伪造“空袭警报”。因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 “修养人”就被带出躲避，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忽然间打锣鼓，放 警报，各斋房的“修养人”分别由看守员带领到各山坡或坟堆处躲藏，远近皆有。 刽子手们就将其谋杀的对象带到稍远的山拗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因此，每放 空袭警报时，个个心中紧张，此去生死莫卜。 再一种办法，叫做“拔草”。即在天晴之日，突然命令“修养人”外出拔草。 本来“修养人”长期监禁牢室，能有外出活动活动的机会，是令人高兴的事。被指 定去拔草的人，由看守员带到附近山坳处拔草，三三两两分在各处。正当拔草之际， 由事先安排好的刽子手突然开枪击倒预谋杀害的对象。因此，大家一听说要“拔草”， 人人心中紧张，不知又有几人死于非命。 他们的杀人手段，使用一两次后，即行改变，使人不能事先测知。被捕的人们， 从关押之日起，就时刻被死神威胁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就结束了 自己的一生。 在绑架逮捕方面也都是采取诈骗手段：如事先探明被捕人的亲友姓名住址，假 借亲友约会进行绑架；或以请客为名从事绑架。黄显声将军在汉口被逮捕时，即以 陈诚出名的请客帖子邀请赴宴，黄信以为真，前往赴约时被捕。 对其内部所谓违纪军统分子的逮捕，也采取各种诈骗手法。如在1944年时，有 一次来了两个人，到集中营后同被关押。此二人均为军统分子，同在昆明工作，两 人各接到密令。给甲的密令，是令甲秘密押解乙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 ；给乙的密令，叫乙秘密监视甲，解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不准使对 方发觉，并各发手枪一枝。此二人各得密令后，就互相暗中监视，兢兢业业，寸步 不离，同往贵州；到集中营后，分别拿出密令。及双双缴了枪被关押到监房后，二 人才恍然大悟。早知如此，在途中尽可互相说通，相约逃跑了。 使用酷刑，在集中营更是家常便饭。1943年时，男“修养人”李超民（即李任 夫）与女“修养人”张露萍（共产党员）相互恋爱，秘密通信。张能诗善文，擅长 话剧和球类运动，被囚人集中营时，即为周养浩所垂涎，多方设计，意欲染指，曾 以个别谈话为名，提张至其办公室图加污辱，张在激愤之下，打了周养浩两记耳光。 周被打后，怕丢人，但又不便发作，只得伺机报复。李超民与张露萍秘密通讯之事 为其耳闻，即突击搜查李的住室，找到信件甚多，信中并大骂周养浩为“活王八”。 他一看之下，恼羞成怒，即集合全体“修养人”于大礼党，外面派武装包围。在大 礼堂内当众痛打李超民100 大板。当时正在严冬，李穿的灰布棉裤被打得布破絮飞， 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木板打断三根。李超民被打后，寸步难移，再加重镣，吃盐 水饭，关进重禁闭室。 周养浩对张露萍仍不死心，假意殷勤，叫她个别谈话，说她年轻，受人欺骗， 上了当，他是原谅她的；又亲写一条给会计室发200 元特别补助费给她。他这一打 一哄的毒辣手段，受到张露萍的厉声斥骂。 对女‘修养人“的蹂躏污辱，更是残忍无耻。如：周大全，湖北沙市人，十二 三岁时，在沙市日籍人办的医院里学护士。不久，抗战发生，院长河北外男被逮捕， 在重庆南区公园以国际间谍之罪，公开枪毙。周大全、金光珍、邹世秀等3 个女护 士同被逮捕，押至重庆转到集中营后，就把她3 人提出在医务室做护士工作。当时 周大全仅16岁，周养浩以洗沙眼为名，每日上午指定周大全到他的办公室给他洗眼 睛，利用机会奸污了她。以后她恢复了自由，又被周占作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 重庆解放前夕，将她抛弃了。 军统特务不仅对被关押在监狱的人进行残杀，即在集中营附近的农民，亦常遭 其毒手。1944年秋季，我与陆朵云、邹志英（邹原为戴笠的姘妇）3 人住在一室， 此屋在饭厅附近。有一天夜里，我们熟睡以后，被叫喊呻吟之声惊醒，不知在饭厅 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屋里，夜间虽不锁门，但不准外出。这时听到这种不停 的叫喊，不禁心惊。和陆朵云商量后，我就悄悄溜出来，伏在饭厅的窗口探视，看 到在饭厅大梁上用粗绳反手吊着一个赤膊的老汉。不一会，便衣看守由厨房里飞奔 而来。手举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条，向老汉背上烙去；老汉痛得惨叫起来。我目睹此 状，禁不住失声惊叫，看守听到，即大吼“是什么人！”吓得我赶忙跑回屋中。时 在深夜，室中无灯，未被发现。他们以为是邹志英，不再追究，因为只有她在夜间 可以随便东走西走不受干涉。 可是两天之后，即将我们迁到大操场网球场尽头的一间阁楼上去住；人夜后， 不准我和陆朵云出阁楼一步。过后，我问黄显声，那个被吊打的老汉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受这样的刑？他告诉我说：这个老汉是附近的农民，因在青黄不接时卖了青 苗，现在还不出粮，给绑来逼粮的。（黄显声在集中营行动比一般人自由些，有些 事情他能听到。） 事有凑巧，我们迁住的阁楼靠近第二道围墙，武装警卫队队部就在围墙外面。 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墙外呼吼之声吓醒，只听到众多人同时“啊、啊”的呼啸呐 喊。喊声过后，沉静片刻，又喊一阵；就这么反复地停停喊喊，将至天明。我们不 能外出，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心惊胆战地等到天明。到第二天集中营里一切照 常，看不出什么新情况。我心中不解，就找机会问黄显声。他悄悄地告诉我，他也 听到这个声音的。他由一个看守那里打听出来，说是吊打农民逼不出粮来，于是改 变办法，设计恐吓：由警卫队一个队附廖雄，面涂黑烟，装成阎罗殿的判官，又将 一些队员，化装成无常、牛头、马面、小鬼等两边站立。另一批特务们趁半夜里闯 入人家，把熟睡的农民从被中拉起，拖来审问，进行逼粮，众人呐喊助威，吓唬被 审的农民，使其恍惚惊惶不知所措。 特工秘闻 息烽集中营黑幕 李任夫 军统特务机关的息烽集中营，是蒋介石特务统治下的第一号天牢，是一个惨绝 人寰的活地狱。 笔者曾经在那里度过长期的苦难生活（1941年——1946年），同时又一度参加 过他们的工作。现将亲身所历以及所见、所闻披露于后。 一座庄园式的大魔窟` 这个集中营因为设在贵州省的息烽县，所以一般人都称它为息烽集中营（以下 简称息营）。但反动派为了美化自己，却不叫集中营，而称之为新监，以区别于其 他的集中营。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 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 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 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在未到阳朗坝之先，远从迂曲的山坡望去，隐约看得到几十座高低不一的碉堡， 好似一群大小宝塔站立着。在那中间，便是息营的所在地了。将到阳朗坝时，有几 重城垣式的围墙，随着山坡的斜度逶迤起伏。在围墙之中，几十栋密集交错的瓦房， 和几座碉堡式的高楼，即是息营的本部。论面积，约有四平方华里之大。东西短而 南北长，里面有山有湖（取名为明心湖）。还有几十株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点缀其 间。据说原来是本地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军统就原有基础加以扩建改造而成，所以 房子的结构形式不一，新旧都有。从它的内部组成来说，是相当复杂的。除了息营 本部几个行政单位办公处之外，还划分为几部分。男监区分为忠、孝、仁、爱、信、 和、平七个大斋房。女监为义斋，原与男监毗连，后来另建，就与男监隔绝了。特 监之部，是一些单座独立的平房。工厂单位很多，最大者为印刷所与排字间。警卫 队部分，所占面积亦大。此外还有可容几千人的大礼堂，以及大小教室、大操场、 球场、合作社、菜圃等处，真是五花八门。就中尤以监牢部分范围最宽，经常可住 几千人之多。但仍时有人满之患，所以又屡加扩建。 在息烽县城里，还有一个庞大的特务训练机关，即军统与美国特务组织合作举 办的息烽训练班。它与息营虽然性质不同，却是一个姊妹组织，所以息烽真是一个 典型的特务区。 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 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 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 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 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 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反动派为了保卫这个特务区域，也是经过周密部署的。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 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 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 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尤其 是自张学良、杨虎城等几位重要政治人物先后囚禁于此以后，警戒更为森严。息营 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 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 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 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 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 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 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 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营内电灯设备，只限于办公处所及交通要道。在牢房那边，则黑暗阴森，完全 是另一世界。每一牢房门口，只挂着一盏若明若灭的鬼火灯，室内黑漆一团，伸手 不见五指。除非月光照顾，有时从窗隙里射进来一线光明。照息营规定，在未吹休 息号之前，每夜都有轮值警卫来逐房按簿呼号点名（只喊囚犯号码），倒便桶，一 应手续清楚之后，重复加锁。及至休息号一响，便不许谈话了。这时候，真是一灯 如豆，万籁无声，多少人沉在忧思苦忆之中。可是，当犯人们规定休息之际，却是 特务们紧张活动之时。他们为了防范意外，为了注意犯人们的言论动态，不止是来 往梭巡，还往往秘密潜伏在牢房门口或窗前，偷听室内的谈话，记录汇报，作为一 种工作干部考勤和犯人考核的材料。有的时候，息营主任也亲自出马来干这种勾当。 凡初次人狱的人，不知道此中厉害，以为夜阑人静，可以和同窗难友谈谈心事和案 情，或大骂反动派，发泄一顿牢骚。结果是这些谈吐，都成为特务们掌握的最好材 料，从而受到严酷的刑讯。有的竟因一夕之谈，种下杀身之祸。 惊心动魄的“大学”生活 由于息营的庞大和内容的复杂，反动派是十分重视这个机关的。对于该营的负 责人，选择非常严格，如非戴笠的心腹亲信，就不可能派来。里面的一般干部，也 是经过挑选的对军统最忠实的分子。 息营的地位在其他集中营之上，所以军统内部的术语，称之日“大学”。此外 的集中营，则称为“中学”或“小学”。其所以称息营为“大学”，有两层意思： 第一，论规模，息营确比其他的集中营为大；第二，从反动派集中营的等级来看， 它是最高的一级。凡是各处集中营选送来息的，一般都称为“升大学”。至于“留 学”，则是处死的代名词。凡是来到“息大”的人，都随时有“留学”的可能，或 是被蒋介石或戴笠批下长期禁闭的人。据我了解，里面关了10年以上尚无自由希望 的人，不在少数。至于比较轻一点的案情，早已在“小学”阶段或“中学”阶段解 决。因此，从其他集中营转送来息营的人，自己心中有数，已作了随时“留学”的 思想准备。 息营杀人，往往是夜里执行。因此，每个人一到夜里，就提心吊胆怕被提审。 如果某一个房间夜里有被提审的人出去，在被提审人未回来之前，则同室者都在紧 张的心情下等待着。回来了，大家便起来问长问短，格外亲切；假如久无消息，一 听到夜半枪声，则心惊胆颤之余，一阵喧哗议论之后，就只有悲愤交集，凄然无语 了。为了发泄人们的愤怒和悲哀，有人编出了许多追悼的诗歌来纪念被难者。这些 歌词，很快地辗转相传，播满全监。特务们虽然听到，也无可奈何。 由于关在这里的，尚有许多是未作结论的案子，需要继续清理。在息营的组织 上，主任是兼任法官的，当然也有审理之权。但多数则由军统直接派人来处理，主 任协助。军统派人来，每年一次或几次，法官一人或几人不等，时间长短也不一定。 清理之后，即将案卷带回重庆，签呈戴笠裁决。戴笠本人每年也要来视察一次或几 次，重要的案子多由他自己即时裁决；特别案件则呈蒋介石核准。因此，每当军统 法官来监清理案件时，必然引起全监人心惶惶。尤其当戴笠将来未到的时候，人们 的心情更为紧张。因为那时内外警卫加严，整个监牢如临大敌，连窗外都不准张望。 往往戴笠一到，即有不经审讯立即处死的人。这就使人人自危，相互谈话也多作身 后家信之托。这种紧张情绪，一直要到法官或戴笠离去以后，才得慢慢平静下来。 据说在抗战之前及抗战初期，戴笠杀人，尤其是杀中共党员，可以先斩后奏， 或斩而不奏；后来因为滥杀大多，不特激起外面的攻击，而且也引起CC派的告状。 虽然主要是为争宠争功而起，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便下手令，以后逮捕人犯， 非经蒋批准，不得执行死刑。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戴笠这个魔王，仍然随时以各 种方式秘密杀人。至于随意逮捕，那就更不消说了。据军统的高级干部传出，好些 人的逮捕，连蒋介石都莫名其妙。可见戴笠的跋扈横行到了如何地步。 尤其令人恐怖的时间，是每年4 月1 日以前的一段。因为军统前身特务处成立 之日是“四一”，这在军统是一个相当隆重的日子。戴笠在四一前后，一方面释放 一批可以释放的人，同时也要处决一些认为该杀的人，作为庆祝每年四一的行动。 这种杀或放的决定手续，照例在四一之前，即3 月下旬，由司法科分别拟定，由戴 笠最后裁决。所以在四一之前，司法科即忙于审讯与结案工作，凡军统所有集中营， 都派有法官前往清理。息营是军统的“大学”，当然更为紧张。 地狱里的三阶段 每个人来到这活地狱以后，他的命运，一般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被解 到息营之后，首先即进行检查、登记、编囚犯号数，打人监牢；并交代以后只许用 号码代名，不准讲出自己的真名姓等。随即开始过单独禁闭生活，这样大概要经过 一月内外。既无人可谈话，别人也不敢对他说话，同时也不准散步。每天除闷在房 里看规定的书如《总理遗教）、（总裁言论》之外，就只有吃饭、睡觉、排泄而已。 可是特务警卫则是随时进行侦察的。在他们高兴时，也可能与你攀谈一下，然而这 种机会并不太多。经过他们一定的考核，认为没有什么异状之后，才能调到大房去 过集体生活。 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长短虽不一定，但一般在三个月左右，可以得到一个 考核结论。这个阶段的生活情况是：每个大房，住十人以上或数十人不等。每室有 一个由上面指定的室长；有轮流处理室内清洁的值日，在分吃的情况下，还担负分 菜的任务。室长表面上是管理室内的秩序和生活，实际则是监视全室犯人的言行。 他对于室内情况，个别人的动态，都有反映报告之责；如不反映，发生问题时须负 连带责任。还规定了一套室长报告制度：有时个别执行，有时集体汇报；有时口头， 有时用文字，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室长，就是特务的耳目爪牙，事实上他本身也 是特务干部。因为军统的干部犯有错误的，有些也拘禁在此。他们为立功自效，不 惜为虎作怅，往往黑心害理，捏造是非来谎报邀功。所以一般人对于室长的害怕， 较之旧式牢狱的“龙头”，尤有过之。除此以外，他们还经常布置一个至几个特务 耳目在内，多数也是特务分子，有时是故意安排进去的。例如为了要了解某个人的 情况，在长期侦讯得不到什么或苦打也不能成招的时候，就往往插下这么一刀。即 派一个至几个特务伪装为犯人，故意安排与某人同住，使其伪造身份，谎报历史， 争取与某人接近。由接近而谈心，佯为同情，阴为刺探。在得到真情之后，或代为 出主意，如当事人以为来者是善意好人，乐与周旋，则必误堕奸计，以致愈陷愈深， 往往身遭毒手，犹在梦中。反动派对于这些派遣特务，随时以审讯为由，提出谈话， 以便了解情况，所以也无人怀疑。直到问题解决之后，才将这些人调出。这种手法， 即令是室长，也蒙在鼓里。再则经常利用个别谈话，鼓励相互揭发，以防止室内有 攻守同盟的活动，这也是一种很毒辣的手段。 第三阶段当转人集体生活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问题，通 过考核，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则一部分照例参加生产劳动。至于分配到哪一部门， 则主要由自己的条件来决定。如老年有病不能劳动者，则留在房里。每天规定的生 活方式，可以阅读规定的书，如前述“遗教言行”之类。有写作能力的人，也准许 从事写作。要用纸笔，必须报告核准，用完之后，立即缴还。照例每周要实行大检 查一次，有时则实行突击检查。如果发现什么违禁物品，或秘密活动，则看情况轻 重，分别处分；重则镣铐打人重禁闭室去。在有太阳的天气，每天可能放风一次， 时间约15分钟左右。在这短短时间内，可以集体在院子里散步，或晒衣物；值日的 人则清理马桶。但武装的便衣警卫是在一旁监视着的，流动的武装卫兵有时也参加 警戒。 一般说来，半年以后，即通过两次考核以后，凡是没有犯过监规或少犯监规的， 同时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就有得到优待的希望；所谓优待，主要是调 动到较好的斋房去，同时扩大一点自由范围。这部分人大都集中在忠斋。这是一座 新建的平房，共有监室10间。地点位在后面一个小山之下，四围有树，旁有运动场， 院子很大，可以自由种菜栽花。每室最多住四人，中间陈设大书桌及小凳，为人们 读书写字之用。只有这里，纸笔才不受限制。当然，秘密通讯是绝对禁止的，一切 须通过警卫之手。白天开放，可以随意在院内活动。至于夜间锁门，室内不许点灯， 以及伙食给养情况等，大致与各斋相同。但有存款的人，可以随时请求添菜，并准 许使用菜刀之类的利器。这一点权利，也算是特殊的。可是能够调到忠斋的人，事 实上为数不多，据我回忆，在我禁闭的四年期间，一共只不过四五十人而已。 特务情报是反动派的专业工作。他们除了上述的各种手法之外，还有一种很毒 辣的措施，即奖励告密。在各个监房里，都设有专用报告箱，是为投收告密小报告 用的。他们非常重视这一工作，派有高级干部负责审核（由秘书室主任秘书负责）。 报告箱的开闭，由负责审核人亲自动手。按照规定，这类报告固然可以报告本人的 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揭发别人。即工作干部有问题，一样可以报告检举。为了方便， 既可给各人纸笔使用，如有必要，还可调出室外来写，进一步更可请求对负责人当 面报告。只要提出，虽警卫亦不敢阻挠。如有表现，并给以物质奖励或其他奖励。 当然，由于这种小报告，有不少人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一些特务和干部，对此 也非常害怕。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痛恨特务爪牙的，为了保卫自己，反抗迫害，就团 结起来一致行动，利用这种小报告的武器，来进行战斗。因而在管理与被管理之间， 好人与坏人之间，便经常发生矛盾与摩擦。斗争的结果，两者阵线分明，谁是好人， 谁是坏蛋，更为清楚，从而使特务们孤立起来，不敢乱造是非来诬害别人。 初到息营，经常听人指说，某某是“二进宫”；某某是“白头公”；久后才明 白这术语的含义。原来所谓“二进宫”者，乃幸而得到自由的人，因为出去后泄露 了息营的秘密被人揭发，重又被捕的人。“白头公”则是指重大的政治嫌疑犯，因 无确证，既不能杀，又不能放，成了不决的悬案，这些人就成为“白头公”了。由 于反动派对于营内的一切是绝对秘密的，泄漏消息者，轻则拘禁，重可死刑。这条 不明文的法律，不管是军统内或军统外的犯人，都是一律适用的。当每一个人得到 释放之日，第一个手续，就是亲自填写一张绝对保守秘密的具结。上面写得明白： 释放之后，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准泄漏营内的任何秘密，包括自己被 逮捕的经过在内；如果违犯，自甘接受最严厉的惩处。写了之后，还须按上指模画 押，最后并由主管者郑重宣布。然而不管是什么天条，要求一个遭受长期蹂躏的有 灵魂的人，永远保持沉默是不行的。所以，“二进宫”的囚犯，还是每年不断地有。 有些情况严重的，当“二进宫”不久，就受到最残酷的刑讯。至于“白头公”也不 在少数，有些已关了10年以上，从来不审不问。例如：吴佩孚一个秘书王某，湖北 人，在吴已死之后，仍在狱中。两个刺宋子文的嫌疑犯，关的地点转移了四五处， 也从不审问。邓演达先生的秘书文某，与邓先后被捕，但邓死多年，仍不释放。有 个中共党员韩某，是“九一人‘之前在北平被捕的，也关了十多年。 谈到逮捕，也有不少骇人听闻之事，而最惨毒的，莫过于连锁逮捕。一人有罪， 不止是究及妻子，即亲属亦所不免。在狱中有一些是夫妻父子同狱许久，但彼此各 不知道。即同时逮捕来的，一方已被屠杀，另方还丝毫不知，其家属亲眷，依然拘 禁不放。 再则一人被逮捕以后，往往在侦讯过程中，又任意扩大逮捕。他们采用种种特 务手法，得到一点似是而非的捏造情报，即将其周围人物，不问青红皂白，实行一 网打尽。只要他们的权力能够办得到，不管在天南地北，不惜用出最无耻的威胁诱 骗，将其捕获，谈不上什么法律手续。捕到之后，即隔绝禁闭，虽同在一处，仍各 不相知。有时为了对质对证，大家一见惊心，究不知谁先谁后和问题如何发生。即 真相大白，证明确无关系，理应释放，但他们却抱着宁可错捕千百人，不随便放走 一个的主张，使之遭受长期禁闭。 至于刑讯的残酷，更是一言难尽。一般体刑毒打，固属家常便饭，即水火交攻 （用开水烫、铁火烧）亦时有所闻。我亲身经历，从镣铐到毒棒，都曾尝过滋味。 此外经常所见的毒刑尚有几种：如灌辣椒水、钻刺指甲和上电刑等。灌过辣椒水的 人，大都眼鼻同时红肿，一身辣痛，呕吐不止，往往造成吐血或精神失常。受过钻 指甲的人，则更为痛苦：在用刑时，全身捆在架子上，将双掌合十紧缚，用锥子从 指尖钻下，随钻随问，虽血流如注，仍不罢手。晕绝之后，又用冷水喷醒，再次用 刑。凡受过这种毒刑的人，指甲全脱，不易再生。在息营犯人中，最少有10人以上 是没有指甲的。至于上电刑，在用刑时固然惨痛发狂，即几天之后，仍然神经麻木， 不能饮食。 执行杀人，基本上是由第二组的爪牙们干的。这般如狼似虎的刽子手，不止是 以杀人为职业，而且以杀人为娱乐。前已说过，息管杀人，多在夜里执行。地点多 在监后山上和马路两旁山坡。很少集体执行。如一次处决多人，也分在几处以各种 方法处决，很少集中一地。即同属一案，其处死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他们对于死刑 的执行，事前绝对秘密，事后则随便谈论，如何杀法，也说得有声有色。我从他们 那里听到，杀人方法经常采用的是三种：即枪决、棒杀、活埋，而以枪决者为多。 但枪决又有“快板”与“慢板”之别。所谓“快板”，即击中要害，一枪解决。往 往使死者事前不知，生前没有死的恐怖。如佯为释放，警卫与之同行，且走且谈， 乘间以手枪一击，死者即应声倒地。这种杀法，多系对他们自己的干部行之。“慢 板”则是最残酷的。有一次屠杀男女青年六人，其中除一女同志张露萍是中共党员 外，其他五人，都是军统电台的下级干部。据说这几个人是有背叛团体、泄漏秘密 的嫌疑，但除了一人告密外，并无其他证据。因此一直关了四年之久，并没作结论， 但最后终于被执行死刑。这几位青年都相当倔强，在禁闭期间，思想转变也很快。 他们都由当特务而恨特务，对管理当局经常有抗拒行为。所以更引起反动派的仇恨。 枪决的地点，是在息营仓库附近。据说将他们架到之后，连镣铐都没有取下，即令 他们一排跪下。但张露萍不肯在敌人面前屈膝，在她一再高呼“打倒国民党”和 “共产党万岁”之后，刽子手并不马上开枪，还对她开一阵玩笑，然后由六个刽子 手分别射击，先从臀部射起，再及四肢，一连中了六弹才告断气。对其他几人，也 是采取同一手法，并且是以陪斩方式来逐一解决的。（此说法与上文不同） 所谓“修养人”的几种类型 周养浩想以息营作为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大搞其改革计划，他为囚犯创造了一 个代名词，称之曰“修养人”。凡在息营的犯人，都换上了修养人的称号，而且还 有等级的区别。从性质上。条件上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一）一般修养人：除了住在忠斋的以外，都属于此类。大概包括一些普通政 治犯和纪律犯，绝大多数都是军统以外的人。如不满现状，发表不满言论，有反蒋 活动，有反抗命令行为等。 （二）优待修养人：这一类型的人数不多。被调到忠斋的囚犯，都属于这一类， 但也有个别不通过这种过程的。其选调的条件，根据他们的说法，大概可以归纳为 下列几点：（1 ）在人监以后，没有犯过监规或很少触犯监视，而且通过考核鉴定 的；（2 ）过去的政治地位比较高的；（3 ）文化水平很高的；（4 ）在修养期间， 有特别好的表现的。此外则为上级特批照顾的对象，但主要仍是前三条，第一条尤 为主要。因为在这个小王国里，息营的负责人有权决定一切，而一切以是否有利于 管理为标准。有些人虽经上级批下优待，如果周养浩等认为有问题，仍可以改变待 遇或暂时改变待遇来处理。 （三）自由修养人：这是一个特定名词，是指从监房内调出外面参加他们工作 的犯人。这种被提调的人犯，不限于优待修养人之类，只要他们需要，可以从任何 斋房调用，包括义斋女监在内。当然还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如张学良、杨虎城的 随从副官，并没有在优待之列，但同样被提为自由修养人。这一类型的人在生活待 遇上一较之忠斋又提高一步，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他们与军统干部共同生活（同 吃，同住，同工作）。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到营外附近的地方走动。我曾 经作过自由修养人，就到过阳朗坝多次。与我同时被提出作自由修养人的，还有中 共党员宋绮云、刘丕光等多人。 （四）特别优待修养人：这种类型，为数不多。其所以称之为特别者，其一， 因其案情与一般不同；其二，因其生活待遇也与一般有别。而从其住区来说，又可 分为两类：一种是住在集中营之内的，一种是住在集中营之外的。 先从后一种说起。关于这一类，可以举马寅初先生为例，马寅初先生在抗战中 期因发表一些金融问题的言论被扣押以后，先拘禁在重庆。后来又转送息营。为表 示优待，第一步即住在息营百步外一间小屋。其生活情况，较忠斋优待室为好，但 不及自由修养人，行动完全限制，且不准与外面接触。我们相距虽近在飓尺，并没 有会面。他被禁闭不久，即恢复了自由。 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 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 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 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 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 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 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 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 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 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关于住在营内的特别优待修养人，其生活情况，各有不同，但活动范围，则大 致相似。可以举出几人为例。 （一）蒋介石的胞兄郑绍发：这个神话性的人物，只要你一见面，就可以肯定 确是蒋介石的同胞弟兄。他自1941年从河南跑到重庆来找蒋介石，不特没有会见， 反而被扣，先拘禁在重庆的白公馆，曾与我同住过。以后为保守秘密，又转送息营。 据军统人说，这完全是戴笠的布置，蒋介石并不知道。但实情如何，我们也无从明 了。军统对郑，除衣食住优待外，初次即为其寄200 元回家，以后每月还代他寄几 十元。郑到息营后，自住一小屋，被准许在营内一部分地区走动，但一不许与人接 谈，二不许走近一般监房。这种限制，当然还是为了保密起见。但以后就去向不明 了。 （二）汉奸周佛海的一家：包括周的母亲、妹子、妹夫、岳父母等一共6 人。 前面说过，在捕来时，除周母、岳母及妹子关在义斋外，其岳父则住忠斋优待，妹 夫在平斋。后来因为周佛海与戴笠有进一步勾结，另在营内建一小房子，使其三家 同住。每月发给生活费，准其自由起伏。但活动范围仍受限制，大致与郑绍发相同。 （三）戴笠的情妇邹志英：她虽失掉身体自由，但仍有对外通信的自由，同时 还有发牢骚的自由，即主管者亦不敢干涉。至生活情况，与自由修养人类似，但不 参加工作。 （四）外籍修养人：在押的外国囚犯约在10人以上，国籍则颇复杂。计有白俄 6 人，听说都是流浪贵族，有军人也有神父，被捕原因不明，时间已相当长。捷克 斯洛伐克1 人，名叫米罗斯，住在中国很久，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思想颇进步， 被捕原因可能与党的工作有关。日本籍2 人，听说是间谍嫌疑，大概是日侨。西班 牙1 人，是一个中西混血儿，通几种外国语文，也能讲中国话，原来在汉口当买办， 主要经营猪鬃生意，是在抗战中期被捕的。这些人中除西班牙人被提出在教务所工 作外，其余的都关在一般禁闭室，生活情况与一般修养人无异。 除此以外，还有若干华侨，以云南及广东两省的为多，是从越南及缅甸回来的 ；其中有个别的是军统在海外的干部。 息营的组织与人事 由于息营的内部情况复杂，它的组织规模也相当庞大。尤其是在周养浩主持以 后，一再扩张，编制超过原来规定的几倍。周养浩接任不久，就提出“监狱学校化”、 “监狱生产化”两个口号，于“加强思想教育感化工作”的同时，也加强生产业务。 除了扩大教务所的组织外，又添设专门机构，来经营生产业务。在建立了一些工厂 以后，进一步更兼营商业和运输。而周养浩也投机发财，息营主任成为军统内部人 所共羡的肥缺了。 周养浩很清楚，为了发财，就必须剥削囚犯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思 想教育”工作，也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因此，他一面将全监的犯人组织起来，参加 生产劳动，一面又调动全监的知识分子来加入工作。当时组织概况如次：息营的最 高负责人是主任。在这个小王国里，主任就是一切。主任之下，有秘书室，是执行 工作的指挥所。某些特别性的工作，还是由主任直接领导的。此外，在主任直接指 导之下的，还有几个具体单位：第一组管总务和医务所。第二组管全营警卫、行动 和监房。第三组管给养。第四组专营生产业务，范围相当大，所有息营的工厂、商 业、运输业的经营，均由该组管理，工作人员也特别多。以工厂而论，有印刷所， 规模并不下于一个报馆。还有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草鞋部、洗衣部 等若干单位。同时还直辖汽车运输队和消费合作社。此外，还有特务队也直接对主 任负责，同时受第二组节制。 与上述工作平行，而为息营重点工作一环的，则为思想感化与考核工作。这部 分工作基本上由教务所负责，第二组和秘书室也配合协助。教务所的组织，除所长 外，下设三股，即：教导股、编辑股、图书股。在编辑股领导下，有复活月刊社。 教务所原为教诲室，以后才扩大组织，工作人员也由几人增至十余人。 关于息营的人事，首先从主任周养浩谈起，他是戴笠的小同乡，在上海一个野 鸡大学混混之后，即走上特务之路。凭借裙带关系，在军统局从法官干到司法科长。 为人阴险毒辣，是一名杀人出色的刽子手。在他的刀笔下，不知决定了多少人的死 刑，所以颇得主子的赏识，特派来担任此职。 第二把交奇。秘书室主任邓文仪秘书李祖卫，都是清一色江山人，李且系军统 局秘书下调协助工作的。邓则是一个少壮派的特务干部，其职权仅次于周养浩。 第一组组长卢某，也是江山人。组员有张明宪等多人，都是浙江籍，同为军统 特务班出身。医务所只有两个医生、两个看护。其中医师郭某，广东人，美国博士， 是一囚犯被提用者。 第二组组长陈某，是浙江诸暨县人，军统特务训练班出身，只20多岁。配备的 行动人员很多，都是一些如狼似虎的打手，且有青洪帮人物。这一群杀人不眨眼的 小魔，都是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人。在平时逮捕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审讯时 用毒刑是他们的专业；杀人时则是刽子手。在押的军统有名的杀人特务朱山猿（解 放后潜伏在上海被捕）也是该组组员之一。 第三组组长徐某，江山人，因办事不力，贪污有据被拘办，提用在押的东北军 副军长黄显声担任，据说他是为与日正操同志的关系被捕的。吕在参加八路军之前， 是黄的团长。黄为人忠直能干。黄与我同住忠斋很久，颇为接近，无话不谈（解放 前夕为反动派屠杀）。至该组组员在犯人中提用者，计有宋绔云（杨虎城秘书）、 杨醒民（杨的警卫员）和张学良的副官张某，这几位后来也为反动派所屠杀。 第四组为添设单位，组长人选也是提用在押犯人、军统干部、广东海军舰长郑 某。组员之多，仅次于第二组，除周养浩江山系的乡亲多人外，多在囚犯中提用。 如丁氏兄弟、王某等。丁某原在南京开汽车行，因会开车，所以调作司机。王某则 因干过报馆经理，调任印刷所职务。 特务大队长，原系浙江詹某，后因事禁闭，改派吴某代理。 至于教务所，自成立之日起，即由在押囚犯文光甫担任所长。文系四川人，法 国留学生，系邓演达的秘书，与邓同时被捕，为人沉默寡言。反动派认为他修养有 素，所以调充此职。教务所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多数 是在大学毕业或留学的；能通几种外国语文的，颇有其人。绰号“西班牙”的杨某， 通英、德、法、西以及希腊文。孙履平通英文，当美国人来参观时，即由其担任翻 译。周科征通英文，文光甫通法文，我通日文。所以外语班教员，颇不乏人。在教 务所长之下，设有3 个股。（一）教导股，股长系刘丕光，哈尔滨人，北师大毕业， 因从事救亡工作被捕。股员车耀先，是四川军人，中共党员（解放前被屠杀）。蔡 某，湖南人，原系党员。严守三，桂系分子。孙履平是CC系分子，同时与军统有关 系，在抗战时担任外交部驻沪工作，自由后当选伪立委。此外尚有军统干部李楷、 黄民魂、王某（鄂人，吴佩孚的秘书）等3 人。（二）编辑股，股长是我，曾参加 民主反蒋运动。我曾在息营作过一次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学术演讲。股员有李 楷、周科征等。我受处分后，即由周负责。（三）图书股，由车耀先及王某主管。 以上这些人，完全是在监的囚犯被提出参加工作的。至于间接为教务所服务的知识 分子，为数更多，但主要系为几个刊物写稿。如后为反动派屠杀之罗世文同志和在 白公馆逃出之韩子栋同志等，都是复活月刊和读书指导的经常撰稿人，名义是特约 撰稿，一般都有稿费。至被提出直接参加工作的，则给以不同程度的津贴。 从所谓思想教育到生产活动 反动派从他们的特务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关和杀是不足吓倒中国人民的。他们 认为必须加强思想感化工作，要求一般人在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前提下 统一思想与行动，死心塌地地永远跟着反动派走。这是一方面。再则戴笠想广收人 才，为将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由于这样，所以戴笠才将息营的思想教育工作，提 高到第一位，同时并主动地去争取高级知识分子。教务所的扩大与充实，在他们的 主观愿望上，是完全为实现这种目的与要求而进行的。从教务所的工作内容概括起 来谈，可以归纳为两个重点：第一是思想感化工作；第二是思想考核工作。而其归 结点则为加强思想统制，使人们思想一元化。 在具体办法上，关于思想感化工作方面，具体的措施是加强反动思想的灌输。 环绕着这个重心，有几个实施项目，主要为读书指导、笔记解答、学术演讲、集体 训话、个别谈话、文艺宣传等。一方面要强调反共，一方面则须研究封建主义、资 本主义的唯心哲学，为中国法西斯独裁找理论根据，以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基础。不 管他们采用什么方式方法，都不能离开这个宗旨。因此，总理遗教、总裁言论，就 成了息营必读的圣经，而最后则以《中国之命运》作为神圣的教材。即汉奸周佛海 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戴季陶的反共著作 等，也成为必读之书。同时又配合一些《四朝学典》、《曾文正公全集》之类，作 为参考的资料。周养浩是戴笠的代理人，每周必举行纪念周一次。除了讲解党员守 则或大事攻击共产党发挥其反共的理论外，就是宣传蒋委员长的伟大和老板戴笠的 英明。读书指导所指导的，复活杂志所宣传的，笔记解答所教导的，文艺活动所标 榜的，也不能脱离这个范围。试一检查多年来在复活月刊上，在读书指导上，在养 正周报上所发表报道的东西，可以说是一贯地灌输反动思想。而人们天天在笔记上、 日记上所写的，也是千篇一律的应景违心之语。在那种万恶环境之下，人们为了生 存，只有这种伪装来保卫自己，以待将来。因此，我可以总结一句话，反动派在思 想感化这个工作上，虽然用尽了心机，耗尽了心血，但所得的效果是相反的。连他 们的特务干部，在内心与行动上，都有不同程度在反对自己，如何能感化别人！ 至于思想考核工作，由于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很低，所以考核也是非常空虚的。 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个别谈话、修养报告。日记、笔记审查、奖励报告等。以个别 谈话论，一方面是灌输反动思想，但主要则为考核思想。这个工作，反动派是十分 重视的，而且抓得很紧。每天从主任起，到教导股的每一个干部止，几乎是夜以继 日地不断进行。有些人被提出来，往往一谈便是半天，要点都作出记录。教务所的 工作者，不止是在倾听对方的谈吐，同时也在说教，好似牧师要说服一个不信仰上 帝的人。所以，谈来谈去，决不能得出结论：对于个别谈话的人，已被谈得心说诚 服接受了感化，给以一个正面的肯定的考核鉴定。关于修养报告，那是在管理上一 种消极记录，主要是第二组提供的材料。同样，不能以这种材料为根据，就判断某 人思想的转变。一个作为犯人的人，只要不犯监视，不发牢骚，而又参加劳动生产， 被认为是好的表现，但决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内心转变，或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至 于日记、笔记的审查，实际上也是不足为凭的。最后谈到奖励报告一项，主要是由 秘书室供给材料，附有他们的考核按语。看来，多是一些隔靴抓痒的话。此外还有 一点工厂方面的考勤记录，不过是请假与工作的登记表而已。 反动派的手法，是麻醉与收买同时并行的，为配合教务所的思想教育工作，他 们有一套奖励制度。这种奖励大都为金钱、日用品与加菜之类。被提出参加工作的 少数人，包括教务所的工作者在内，一般都是久经考验、经过斗争生活的人，是不 容易被其麻醉软化的。所以整个说来，教务所干的教育思想工作，包括感化与考核 在内，从某一角度看，或者起了一点安定作用，但从反动派的政治目的与要求来说， 基本上是失败的。 其次，说到息营的生产活动。 在后一阶段（解放前两年）反动派对于生产业务，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大力在 干。这决非为了改良息营的囚犯生活，主要是周养浩想以息管为经济地盘来剥削囚 犯的劳动力——无偿的劳动力，以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 生产部门最大的业务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工厂，一个是运输和商业。工厂方面 主要为印刷所的经营。他们从贵阳买进了几副圆盘印刷机和几副全套活字，又从贵 阳聘来一些排字工人与印工。即在营内建筑工厂，训练工人。挑选大批有文化的比 较年轻的人犯参加排字与印刷的短期训练。从息烽、贵阳、重庆各处，接受大批印 件。局本部的文件表册，都由息营包办下来。至于息烽县府、息烽训练班一应公文 教材，也由息营一并承印。至于息营本身的东西，如复活月刊、读书指导、养正周 报这几个刊物，当然都一致改为铅印出版了。在人歇机不歇的情况下，印机简直是 日夜不停地工作。工作的人，几十人一班，轮流交替，还忙得不得了。可见生意兴 隆，生财有道。但作为工人的囚犯们，则普遍感到疲劳过度，营养不足与睡眠不足， 大都眼睛红肿，面黄肌瘦。即使在大棒鞭策之下，怠工、破坏机器和将铅字偷出使 无法完成排字上机等消极抗拒行为，则是经常发生的。反动派为了防止这种事故， 建立纠察小组，日夜监视。同时又实行物质奖励办法，来刺激犯人的工作情绪。 周养浩为了投机倒把，除了将息营的几部大卡车专作运货之用外，同时还买进 了好几部。利用犯人丁某兄弟等为司机，一面又以带徒弟方式，训练临时司机。为 了怕犯人逃跑，每一辆车子都配上一二个刽子手，作为押车人。驱使这般犯人司机 日夜不停地奔驰于贵阳、昆明、重庆之间，为反动派的发财服务。因为当时在抗战 期间，后方交通工具异常缺乏，各处都是货堆如山，无法运输交流。同时，又派出 心腹干部多人，分驻昆明、贵明、重庆各处，坐地打听行情，并用密码电报相互报 告。如他们在贵阳大批收买木炭、纸张等，运到重庆发售；又从昆明购进大批化妆 品，运到贵阳、重庆。转眼之间，获利几倍。周养浩又命令在运货车上挂上军统的 旗子，作为军用品运输，既不缴养路费，又不缴税捐。当时的交通检查都掌握在军 统之手，所以他们敢于胡作非为。 除上述两大部门之外，在工厂方面，还有几种业务。如缝纫部也动员了几十个 囚犯工人来干。除了息营本部的囚衣外，接受外边大批服装生意，同样是剥削犯人 的无偿劳动，最多支付几个聘来师傅的少数工资。加上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与 草鞋部的几个单位，都与外面挂上了钩，不止是有货输出，而且有时还派人出去工 作。即以内部所设的消费合作社而论，从饮食业到日用品，行行俱全，其实是合作 社其名、商店其实。以上的巨大收人，绝大部分是人了周养浩、戴笠、毛人风等人 的私囊。因此，在军统中，大家都视息营为发财的宝库，可是因为周是戴笠、毛人 凤的宠儿，他的政治地位也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无法动摇。 各种问题研究会和戴笠的野心 1944年夏，因苏联的反攻胜利，国际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戴笠曾到 息烽视察，对于息营的全部情况，认为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尤其是在禁的许多民 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与高级官吏，既不能全部杀光，也不敢全部释放，究竟如何 善后，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戴笠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能不收揽一些 政治人才。他的策略是，第一步将他们组织起来，第二步再来运用他们。戴与周养 浩作了几度详密研究之后（据周事后谈，戴曾将全监名册详细审阅，在若干人的名 字下，加了批语），就定出了一个计划。先拨3 万元经费，挑选一部分人组织各种 问题研究会。暂时利用他们在此研究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方案，以供参考。具体的 措施是：一次拨发9 万元，一方面对这一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他们的身体健 康；一方面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补充他们的精神食粮，并供研究参考之用。 开成立会那天，在一个教室里，布成圆桌式的会场，摆上桌布鲜花，在另一个 教室里，则摆好了几桌筵席，水陆杂陈。开会时，周养浩首先讲话，大意是“各位 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受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 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 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云云。这一席话使我们啼笑皆非， 无话可答。以后即进入饮宴之境，大家碰杯猜拳。在那种环境里，我们得到这种待 遇，诚然有点意外，但每个人思想里，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阶下之四，前途命运， 还是未知数。而且这个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还是一个谜。因为在这样一个绝对 秘密的集中营之中，竟然组合我们成立这样的组织，确是破天荒的事。该会自始至 终，都是在周养浩直接掌握之下。即每次大会，都是由他自己主持的。 自宣布成立以后，下一阶段，即进入具体的组织过程与研究过程。组织的情况 是这样的：在周养浩直接领导下，分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四个组。各组均 按其性质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结果，提出具体方案，直接向戴报告。关于成员人选， 是经过他们挑选的，从左到右，各色俱有。人事大致如次：政治组：组长是我，组 员为罗世文、杨世荣、奇丕彰、孙壹东、张资平、黄民魂、孙履平、李楷、阎鉴清 等人。 经济组：组长周科征，组员有宋绮云、何麟书、舒翼、王某等人。 军事组：组长黄显声，组员有李铁夫等人。 教育组：组长刘丕光，组员有车耀先、韩子栋、文光甫等人。 总人数未超过30人，以政治组为最多。内有军统高干数人，如孙履平、黄民魂 等。共产党员及与党有关系者数人，如罗世文、韩子栋、刘丕光、车耀先、宋绮云 等均为禁闭多年之共产党员，而黄显声、周科征等，均直接间接与党有关系者。其 他大致属于中间集团之人，比较突出者，一为周佛海之岳丈杨世荣，一为内蒙古德 王之代表奇丕彰。 以住区而论，则以忠斋为最多，其他各斋亦有，且有多人为自由修养人。所以 开会讨论，必须事先报告，经核准后始可提调集中一处。但四个组长，均同住忠斋， 可以随时交换意见。 至于研究题目的提出，有两种方式。一为自上而下的指定，一为自下而上的请 求核准，两者同时并用。记得政治组第一次的研究题目，先为上面指定：“开展本 团体政治工作方案”，大家本已根据指示，进行分工研究。但正在进行中，周养浩 又临时变更计划，要我们研究“新监改革计划工作方案”，前指定之题，改作下次 研究。于是我们又根据新的指定来进行商讨。经过几次讨论，才完成初稿，由我统 一整理。内容很多。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改革办法，但原则上不外监狱学校化与监狱 生产化两点。在这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些中外监狱改革的参考资料。在完成初稿之 后，先送周养浩审阅，再行誉清交去。当第一次研究任务完成之后，接着又搞第二 次研究，题目即上次所指定者。齐稿之后，先由我统一整理，再讨论通过。此次研 究的重点是把军统作为一个政党前身来考虑，最终的目的是，将来要开展组织成一 个独立公开的政党。毫无疑问，这个政党的党魁，就是戴笠自己。方案里最强调的 工作是，一方面要吸收人才和培养人才，一方面要多创办学校、书店，以及出版杂 志报纸等。对于如何从扩大政治影响到进行实际活动，从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的政治 运动，也多少提出了一些意见和措施。 据周养浩和我们说，戴笠已有搞政党活动的兴趣，但并不放弃特工。戴认为特 工是他将来搞政党活动的基础，但只靠特工为基础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公开的 活动。所以他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八个字来作行动方针。他对CC与政学系是 根本瞧不起的，矛盾也很大。我在狱中曾看到他们的秘密刊物（家风），其中有戴 笠的演讲，对于CC大加攻击，并要他的部下，对CC展开全面进攻。CC与军统同为蒋 介石的左右手，但戴却以敌人的态度来对待，由此可以看出戴笠的最后目的，恐怕 不止于作一个希姆莱而已。 另一方面，我且引出狱中的军统高级干部朱某、黄某等的具体看法，作为具体 参考。据他们透露，戴的野心很大，有决心有计划要自成一家。在各方面，已下了 不少功夫，有些是蒋知道的，有些则蒋也不清楚。根据他们的分析，有下列几点： （一）与胡宗南的紧密勾结。除了他与胡结为金兰弟兄之外，还叫他唯一的儿子拜 胡为义父。胡的妻子，是戴给介绍的军统特务。他们以道地的封建关系为纽带结成 胡戴同盟。在工作上、人事上，都配合一致，尤其在西北方面。（二）他不断扩充 忠义救国军的实力，而且完全美械化，同时还派了不少心腹干部去加强领导。（三） 与当时伪军有许多联系，一旦转变，可以掌握。（四）全国的交通警察机关和部队， 都在其掌握中；对陆、海、空的交通据点，均能控制。（五）税警机关及缉私机关 以及部队，全在戴的指挥之下，力量不小。（六）他的军事谍报工作，不止布满全 国，即在海外使馆，也建立了基础。（七）各省公安局或部队，多数归其掌握，例 外者甚少。（八）他的一般情报工作，已打人全国各省的行政部门，到处扎根。由 此看来，他的作法，实已超出任何国家一个特务情报工作范围之外。他的活动经费， 直接向蒋报销，从不通过军需署，再加缉私所人，所以他的活动用费，不受什么限 制，为发展个人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他特权在握，为所欲为。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心腹对他都侧目而视。据说， 他与宋子文的关系相当密切，如有紧急需要，可以一次挪动几百万元，毫无问题。 他对宋固然起了保镖作用，但宋对他，也起了保姆作用。他对孔祥熙则是另一种作 法，有时还故意与孔为难。听说孔戴之所以矛盾，主要是为缉私收人问题。 一次预谋未成的暴动 在特务们的严密管理下，虽然特别的活动是困难的，但并非无隙可乘。一般说 来，如与室长的斗争，各斋间的秘密通讯，传递消息，以及工厂里的怠工、破坏和 揭发特务们的罪行等活动，有时是相当尖锐的。有些特务犯，由仇视我们而同情我 们，被我们争取过来，与我们一致行动，给我们许多方便。有一次功败垂成的大暴 动事件，可以说是息营自成立以来一次反特斗争的高潮。 周养浩利用职权调戏在押女共产党员张露萍未达目的，又发觉张与我秘密通信， 于是借机进行报复，将我杖打一百，并罚我二人镣禁和吃盐水饭之后，全营的人包 括一些特务在内，对于周养浩的丑恶面貌与无耻行为，无不愤恨。对于我们所受遭 遇，都表示同情。我当然更积恨在心，等待机会，以行动答复行动。 我因为在自由修养阶段，可以自由活动，各方面联系比较活跃，和军统干部们 也时有接触，尤其和息营特务队长占志成颇为接近。占是浙江人，却在息烽娶妻生 子，早不想干这种工作，企图别谋出路。但几次请假，都未获批准，对周养浩的专 横亦感不满。他不仅和当地的老百姓搞得很好，而且和袍哥土匪之流也合得来。息 烽一向土匪很多，虽在特务统治之下，仍有集结活动。这些情况和人物，占是了然 在胸的。因为他久有脱离团体之心，不止暗中掩护，而且还有秘密往来。在我受到 处分后，他颇为不平，一次酒后失言，说要把周干掉。事后被周听到，深为震怒， 不久就借其他理由将其禁闭，另派人代理队长职务。 占志成自被打进监牢后，对周养浩更为愤恨。因与我不在一斋，开始无法会面， 但不久即取得联系，无话不谈。为了表示同心，占和我及另外两个囚犯，结拜为义 兄弟。4 人日夜研究，要相机行事，来一次里应外合的大暴动，并决定几点行动计 划。大致是：（一）由占团结他的心腹部下，组成一个小队，作为发动的基本力量。 （二）与当地土匪头子段某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同时由占设法搞一部分新武器交 段使用。（三）在牢内秘密发展细胞组织，每斋建立行动小组，届时一致行动。 （四）决定在行动前，以火攻为主，办公室与监房、工厂同时纵火，内外同时行动。 （五）由段某组织突击队，事先破坏电线交通，以继绝反动派外援。（六）对外宿 军统干部，同时控制，首先将周养浩一家捉起来。我们并根据情况及地理环境，拟 定了进攻路线及退却路线，和暴动成功以后的作法。 在这样秘密策动之下，全监参加行动小组的已达60人，都是一些壮健坚强分子， 而以印刷所工人为主。大家以种种方式暗中联络，随时通讯。眼看着占志成禁闭之 期将满，内部已有眉目，一切只待占出去活动。一次我们4 个人于放风时密谈，我 为说明进攻形势，随将竹枝在地下画一地图。正密谈间，忽为一个特务兵士黄某看 到，深为怪异。黄某对占一向有意见，就向周养浩告密。 周接到告密后，马上到我们谈话地点踏看，但结果是一无所获。接着即提我们 4 人审问，并与黄某对质。可是，我等在知道黄某告密之后，4 人宣誓，无论刑讯 或枪决，决不吐出真相，以免牵动全局。因此，虽经几度讯问，毫无结果。但4 人 则受到分别镣禁的处分，并严密监视。一时监中空气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周养浩对我抱有宿恨，恐将借此开刀，于是秘密通知占等， 嘱其设法越狱逃出，速与土匪段某联系，一面争取部下，采取非常行动，或可死里 求生。对在监的同志们，亦告知作思想准备，以应付万一之变。占志成在同室同志 的协助之下，秘密破镣，并破坏后壁一线，于大家人睡之后，即冒险逃出室外，先 伏在沟中，几经危险，终于越狱成功。第二天早上点名时，反动派才得发觉，大为 震惊。经过监内搜索，了无踪影，于是全监上下，都轰动起来，反动派也手忙脚乱， 发动人员到处搜捕。 但占志成越狱后，未立即上山联络段某，却先跑回家中。在几经搜索之后，终 于又将他逮捕回来。于是审讯日夜进行，威胁、利诱、棒打，一齐向我们4 人进攻， 但得不出一点内容。除黄某一人告密之外，又别无佐证。周养浩是一个老练法官， 于是改变了审讯计划，对于我暂置不理，对于占等3 人，则由刑讯改为说服，分别 提出来，作了好几次长谈，并对他们保证：决不追究3 人责任，但对我的活动情况， 必须全盘托出，才可以将问题缩小交代云云。可是，周养浩虽然用尽心机，而占等 3 人，依然一致矢口否认，使周一筹莫展。最后又改变办法，交由教务所长文光甫 来进行审理，并刺激文光甫说：“他们成功，你也在杀头之列，如不搞一个水落石 出，不止我对不起老板，而且新监的问题就多了。”文光甫心中有数，无论周养浩 如何催逼，他决不落井下石。因此，在形式上他虽然再三审问，几次对质，最后还 是以得不到佐证为理由，无法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周也不能凭空捏造，这一 场紧张局面，才没有扩大。最后不得已，才以监内纪律问题处理而告结束。而我们 4 人的镣禁生活，却在半年之后才得解除。 特工秘闻 军统兰州秘密监狱见闻 甄载明 我于1938年2 月13日和1943年3 月9 日两次在兰州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先 后被羁于伪警察局和广武路121 号（现为秦安路79号）军统秘密监狱。现将在被监 禁期间的亲身感触和见闻回忆如下。 1937年夏，我在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兰州救亡运 动进入高潮，我在中共驻兰代表谢老（觉哉）的教导和进步人士吴鸿宾、杜汉三、 王教五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救亡活动，遭到了复兴社特务分子杨居敬等人的 嫉视。我随即于二月13日在赴别人宴会后返回军部的途中被捕。被捕后先被拘于警 察队（今兰州市军分区前院），后又转送到警察局，复于当晚天将明时，被塞进警 察局门口的防空洞中。 我在防空洞中约半个月，无人审问。由于每天只给半斤重的馒头一个，开水一 碗，身体渐渐不能支持。随又将我转移到贡元巷宪兵营后面一个小院子里，既不给 被褥，地上又复潮湿不堪，加以饥饿难挨，身体完全搞垮。、特务们不得不叫来医 生检查。因为病情严重，便派了两名看守监视着，以贾步瀛的假名字送到西北疗养 院治疗。到医院两星期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有天，听见看守闲话说：“马局长 （马志超，兰州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把这家伙弄来，杀又不杀，放又不放，真 是麻烦。听说又要往乡下转移，将来就成了咱们的包袱了。”我听了之后认为，如 果转移到了乡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趁医院人杂，瞅空跑了出来，回到了新一军 军部。这天正是5 月6 日，计被拘押了67天。 我在宪兵营羁押时，曾有一个湖南人来审问过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反对葛武柴 （复兴社头子、甘肃教育厅长）？为什么要反对中等学校教职员受训？为什么要骂 复兴社？为什么要领导学生反对政府？为什么要搞救亡运动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 其中骂复兴社和搞救亡运动两个问题，我据实回答了。我说，因为我不同意复兴社 破坏团结抗日的论调；作救亡工作是为了团结抗战，没有错误。由于审问不得要领， 以后再未审问。这个审问的人是第八战区的谍报科长霍立人。在我到医院以后，复 兴社分子杨居敬曾跑来看我一次，还假惺惺地挂着眼泪说：“没想到把你弄成这个 样子了！” 1943年3 月9 日夜12时左右，我在甘肃省驿运处宿舍，被特务逮捕，当晚羁押 于广武路121 号军统秘密监狱。这里是一所民房，正院原是前后两进，后来把中间 的屏风拆除了，成了一座长院，西南角有门连着一个小跨院，计前后共有房约40间。 除了“特务队”（军统调查行动队）办公和看守人员占用的近10间外，其余各房都 押满了犯人。西跨院房间极小，多是临时改建而成。个子稍微大一些的人，晚上睡 觉还伸不开腿，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我进去时，共有犯人七八十名。其中属 于所谓“异党”问题的犯人共20余人。有六七人是条城的农民，据说是因红帮聚会 而被当作“异党”活动捕来的，这些人大都用过电刑，有的承认了是共产党，其实 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当然，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有。在所谓“异党”犯人中，受刑 最多的是吴渊彦。王彦升，长期镣铐的有陆堂安、蔡映瑞。在我被押期间，所谓 “异党”分子，曾有两批被送往西安劳动营受训，人数不详。 这个监狱归特务队管理。特务队是军统八战区调查室的行动组织，队长先是江 苏人高尚，后为兰州人王永忠，最后为文殿杰。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一为山东人 刘某，两个姓赵（一为青海人，一为河南人），另有一个司务长也姓赵，甘肃径川 县人。这些分队长、司务长大都是军统兰训班毕业的职业特务。 我原被关在前院里，次年春，因防空紧急，规定“犯人”被带出防空，一律带 了铐子。我曾因此提出抗议，被报告到调查室后，命令将我关进西跨院，一星期后 又移出来。约20多天后，特务调查室司法股长张橡夫把我提出审问了一次。审问的 地点是前院西房队长办公室内。当我走进时，两边有四个特务人员站立，手里拿着 绳子、皮鞭等刑具。当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恐惧，因为我自关进秘密监狱，即将生 死置之度外，何况那时每天已经听惯了难友们被拷打的声音，看熟了难友们在受刑 之后皮开肉绽的痛苦景象。这次审问，由于他们提的问题根本不着边际，我答应用 书面答辩。以后再未审问。旋于1944年8 月，由邓宝珊将军转托地方士绅说情，取 保释放。 我在广武路监狱总共20个月，移住过5 个号子，对于狱中一些较为重大的案情， 知道一些梗概。大都系特务们借口政治问题，达到其敲诈勒索和残害的目的，实际 以政治问题入狱的并不多。现在摘记几件，以说明特务监狱的真实情况。 定远营案宁夏定远营（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有一个姓刘的京货商人，系河北宛 平县人，在狱时年ho多岁。据同案的徐四成（山西人）、李子源（山西人、黄埔军 校毕业）对我谈：刘在定远营经营京产货物，已30多年，与定远营蒙旗达王（达理 扎亚）很要好，因续弦娶了个年轻女人，略有姿色。定远营原驻有特务一个缉私队， 其中有一个特务垂涎刘妻，旋即有染。适晋北某剧团经三边到定远营演出，刘夫妇 经常包座看戏，慢慢与徐四成（剧团领班）、李子源（剧团交际人员）相熟起来。 特务们乃利用这个机会，构成大狱。 特务首先逮捕了刘某，加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驻定远营的小 组组长，并诬指徐、李二人是共产党派来进行联系的，准备在定远营暴动。刘因经 不住拷打，也就—一招认，特务们用三只大木箱将三人装运来兰，关在广武路秘密 监狱。刘在监狱中受刑最多，差不多隔一月、半月总要把他提出审问一次。审问时 经常是压杠子、打背花。这个人也很奇怪，每当刑讯一次，他就供出一些财产作为 所谓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贡献给特务们。特务们掌握了他这个特点，就不断刑讯， 因而他一份家当就完全弄光，最后于1944年春因受伤致死，死时通身溃烂，臭气难 闻。据说这人交出的财产光驼毛就3 万多斤，其余的更不用说了。与他同案的徐、 李二人，在刘死后被特务转送西安劳动营“改造”去了。 文合买提案——艾合买提，维族，新疆人。他于1939年经商来兰，在兰州开设 叶尔羌商行（后改为天山商行X 初以出售新疆土产为主，后亦经营京广杂货，大赚 其钱。另有一新疆人阿不那目，在新疆作过县长，随艾来兰。他本与艾合买提是朋 友，但见艾发了财，心生嫉妒。另有一新疆汉人，冒称维族，亦名阿不那目，为某 特务机关和职业特务。此人与维族阿不那目商量，合伙敲艾合买提的竹杠。因艾不 买账，汉人阿不那目即以通苏的罪名，将艾合买提检举。时朱绍良奉蒋介石命第一 次人新，盛世才积极反苏。于是在通苏的大罪名下，牵连了艾合买提和其他在兰的 新疆籍维族商人巴拉特、肉孜、瑞勒等7 人。巴拉特和肉孜在兰州开设塔里木商行， 巴拉特还有儿子驻在国外。7 人先后被逮。后维族阿不那目被阿合买提以敲诈不遂 反控，也被逮捕，关在广武路秘密监狱。这几个维族商人人狱以后，不仅他们商店 里的存货被特务们任意攫取，连他们家里的财物也都听任劫夺。因此，他们在监狱 中能享受一些优待。文合买提一去就住在优待号（门不经常上锁），同时，还允许 别人帮他写辩诉书。艾合买提人很聪明，经常写条子让特务们到天山商行去取货。 据他告诉我，他曾给特务头子（调查室主任）送了一辆道吉牌小卧车，因而得到了 保外就医的优待，我问他共花了多少钱，他笑而不答。巴拉特和肉孜都和我关在同 一个号子，艾合买提释放之后，他们也被释放了。据肉孜告诉我，他花了7 两金子， 同时塔里木商店内的大部货物也被抢掠一空。巴等出狱不久，塔里木商店就结束了。 巴拉特出狱后全家到了印度。瑞勒则因油水太少，被转到甘肃省第一监狱，直到1947 年才被释放。 武威大烟案——1944年六七月间，有一天监狱内部异常紧张，连例行的放风都 停止了，特务并规定不准开窗户，如有人从窗孔外望，格杀勿论。两天以后，才恢 复正常，但究竟为了何事，一直弄不清楚。直至1946年才从一个姓赵的（在监狱当 过小队长）口中得知事情梗概如下：1933年，河西王马步青有一批大烟（传说约数 万两）要运往四川。就与缉私处驻武威的负责人韩某商量，由缉私处负责保运，给 酬很高。韩某答应承运后，电报兰州特务机构调查室共同负责保运。不料此项大烟 运出后，马步青已有下台消息，八战区调查室遂派其爪牙吴剑武（当时西北公路局 警察队长）带人前往接运。在兰州西十里店附近，趁夜将马步青的经办人员杀害， 推人黄河，吞没了全部大烟。马步青当然不甘心，请求戴笠查办。戴笠遂手令调查 室主任程某查究。程不得已，派人将武威缉私处韩某押解来兰，送人秘密监狱。1944 年六七月间秘密监狱戒严的这一天，正是将韩某投入监狱的一天。可能是程为了防 止武威缉私处特务的报复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次日，程又将韩解送出潼关，伪称韩 已畏罪潜逃，此案遂不了了之。 中茶公司案——中国茶业公司系财政部直属机构，抗战后在兰州设立了分公司， 经理由一个军人出身的王蔚文担任。后来甘肃各地茶价大涨，特别是西路的茶价较 兰州高出四五倍。但兰州茶叶系物价管制委员会控制物资，茶叶出售，须先经物价 管制委员会批准，出境时又要经过经济纠察队查验放行。经济纠察队队长余仲施， 是谷正伦的心腹，为了弄钱，串通建设厅主任秘书姜颖初和特务头子程某，大量套 购西运。后来茶叶由省贸易公司专卖，而余、陈等人仍继续西运。贸易公司董事长 为赵龙文，虽同属特务，而矛盾很大，赵遂将此事向谷正伦报告。谷将姜颖初找来 查问，姜说他们（姜本人和程某）只运了一两票（每票800 封），其余都是茶业公 司自运的。谷即将此事电报财政部请予制止。财政部将此案交缉私署办理，缉私署 兰州缉私处处长刘鸿烈遂趁机与程某合伙大整茶业公司。该公司业务主任、会计主 任及西安茶业公司的业务主任都被押进秘密监狱。有一个姓邱的广西人，是兰州茶 业公司职员，被押时与我同号。常与我谈及此案内幕。后来此案移交重庆中央缉私 署办理，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致兰斋案——致兰斋为兰州最殷实的南货点心铺。有人向省政府保安处反映， 该号后院有夹墙一座，内藏大烟不少。谍报股股长李季康（湖南人）遂上报程某， 程即令李率谍报人员前往检查。检查结果是：没有大烟或其他违禁物资，夹墙内只 存放了几缸铜元。但致兰斋经理柴仲圭素与省保安处军法官马某认识，二人在闲谈 中，柴有意识地透露出李季康向他借端敲诈了钱财。马听了之后，因对特务横行霸 道心怀不满，遂向保安处长王治歧当面报告，适逢戴笠来兰，王即当面给戴笠讲了 此事，戴立即下令叫程某将李季康从严讯办。李季康和检查了致兰斋的几个谍报员 一起被押进了秘密监狱。谍报员之一的天水人郭某和我被押在同一号子，据他谈， 李确受了柴家的贿，但数目多少不清楚，钱都由上边分了，他们一无所得，只不过 陪上受罪而已。李季康以后被押往他处，谍报员被移送军法处看守所，此案就此结 束。唯在程某严讯李季康时，因我在隔壁号子里，又系夜间，所以听得很清楚。李 一进门即失声痛哭，程还作了安慰，然后再是一阵密谈，个中情况，可想而知了。 宋季良案——宋季良，湖南长沙人，系虎标永安堂兰州分店经理。广州、香港 沦陷后，他认为国难不可收拾，幸所存货物尚多，便大量抛售，将收人大事挥霍。 这就引起特务们的眼红，遂以“汉奸罪”将宋全家及店员二人逮捕，所有永安堂货、 款全部没收。后来宋妻团产后得病，才准保外就医。宋本人一直被押了两年半，将 所有永安堂货、款交代了结，才交保释放。但一名店员已死在狱中。 秘密监狱死了犯人后，拍一照片，再用席子卷起，深夜从房上吊出，以避人耳 目。因此难友们把死叫“买飞机票”。 史文忠案——史文忠系蒋作宾任驻日本公使时的秘书，湖北人，日本留学生。 “七七”事变后到兰州，在省政府民政厅任秘书。其人思想进步，曾与谢觉哉同志 有过往还，并介绍过学生赴陕北求学。军统以上述罪名将其全家逮捕，押于秘密监 狱。史平素本非富裕，人狱后时间一长仅剩短裤遮蔽下身，可怜之状，目不忍睹。 狱中除克扣囚粮、不发国服外，还迫“犯人”做工纺线，工资全被中饱，真是暗无 天日。以后处理史案时，又查不出案卷，因原调查室主任刘艺舟已换成马汉三，又 换成现任程某。这些特务头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离任时往往焚卷灭迹，只好叫史 自写材料，以后释放。 王彦升与吴渊彦案——王彦升，河北人，曾在陕北学习过。吴渊彦，安徽人， 也到过陕北，曾在绥远某部队任职。捕前王任青年合作社业务主任兼副经理，吴任 青年工厂厂长。吴是单身汉，但存款很多，被特务垂涎，二人先后被捕。特务几番 用刑逼供，吴渊彦坚强不屈；特务又假造口供，迫吴签字，亦被拒绝。lop 年夏， 王、吴解送陕西劳动营。吴于释放后又来兰州搞革命活动，二次被捕。解放前夕被 害于张掖，年30余岁。 广武路秘密监狱中所有案件，多是凭空陷害，或借端敲诈，尤其敲诈最为普遍。 特务队员之凶残，可说完全失掉人性。有一个特务队员因坐洋车时拉车的人对他不 够礼貌，便拉进监狱，先实行毒打后，又押了3 天。又有一队员为戴笠在九间楼住 所守卫，晚上有西园一民众路过，在电灯下查看什么，竟被开枪击毙。在那时真是 人命不如狗。 特工秘闻 保密局福建秘密站 林成基 1946年夏，原军统局的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成立后 即在各省市设置秘密站。福建秘密站（省站）于是年6 月间正式设立，经保密局局 长办公室秘书李逸云向局人事处荐介，以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任秘书的陈重 乙为站长，并派原任兰州特警班政训处处长的翁其法为副站长。陈、翁二人都先后 到南京局本部请示，领受工作原则和任务后回福建布置。当时福建秘密站的主要任 务是：侦查、破坏共产党组织，设法打人其内部，必要时收买内线搜取情报；搜集 各党派（尤其是民主党派）活动的情报，并设法潜入其组织；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 报；设法制止和破坏学生、工人的革命活动及布置专线人员进行秘密活动等。其工 作原则是：内外勤人员不准与保密局所掌握的公开机关或其他秘密机关人员发生任 何横的关系，必要时仅准站长与其他单位负责人秘密接触；内外勤人员要彻底潜伏 活动，在任何情况下不准暴露身份；内外勤人员的任用、运用、试用、停用等都要 报告局本部核准，站长只准有吸收试用3 个月的权限。 福建秘密站按保密局规定为乙种站编制，下辖3 个乙种组。秘密站站部设在福 州河口嘴，以福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站布置直属通讯员搜集情报。 站辖的3 个乙种组是：福安组，建阳组，龙岩组。各组都吸收当地的土劣流氓为通 讯员。龙岩组曾在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中布置了内线，有3 人就潜伏在中共的适中 交通站做交通工作。1947年四五月间，福建站还向保密局报告，说林葆芬将被共产 党保送去广东潮汕干部训练班受训，请求保密局发给服装费，保密局以机会难得， 准予从厚发给服装费、旅费等，但结果林葆芬并没有去成。 1946年7 月，保密局以厦门是经济文化重镇，商业繁盛，决定布置厦门直属组 （属甲种组编制），亦由李逸云荐介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直属通讯员曾献民 为组长。曾献民工作一年多没有什么成绩，被免职调为秘密站的直属通讯员，并把 厦门直属组改隶于福建站，另派原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担任过台中组组长的 庄尚德为组长。 1947年秋间，福建站站长陈重乙以身体衰弱、胃病严重不能胜任，向保密局请 求辞职。保密局亦以陈重乙一年多没有显著成绩，准其辞职（陈重乙离职后即去台 湾休养），派省政府调查室主任王调勋兼任站长。 王调勋任站长后，福建站几方面的情况： 人事动态 1947年11月间，王调勋从苏州军官总队把张统资调回，派他为建阳组组长。张 统资当时为要利用其姐夫葛越溪（建瓴人）在建瓴的社会关系，特把建阳组迁到建 瓴以便活动。当时保密局为要掌握全国各地物价变动情况，在各秘密站、组都设置 了专负物价报告任务的经济通讯员，王调勋乃派沈述为秘密站直属通讯员，负责经 济情报。1946年至1948年间，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罢 工罢课，游行示威，掀起革命热潮。面对工人、学生的斗争，福建站的对策是：派 何在国为站直属通讯员，负责对工运的侦察和破坏工作；吸收运用福州理工中学和 福建学院的教员负责学运方面的工作。由站发给活动费，拉拢、收买和运用一些人 进行破坏活动。工运小组和学运小组一直活动到1948年冬才解散。 1948年秋，福建站与省政府调查室合并，合并的主要原因是保密局以调查室只 有内勤组织没有外勤编制，而调查室主任王调勋已兼任秘密站站长，可以利用调查 室的内勤编制来充实福建站的工作，合并后的对外名称仍为省府调查室。 调查室还掌握运用省特种会报秘书处闽北、闽东各县的特秘人员收集情报。特 种会报秘书处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中统与军统联合组织起来的一个机构，它在全省各 县都派有一名特务担任专职的特种会报秘书，负责收集有关当地共产党和民主人士 活动的情报。闽东、闽北各县的特秘由省府调查室（军统）派员充任，闽南、闽西 各县的特秘由省党部调查室（中统）派任，两调查室各派一人充任省特种会报秘书 处主任并各派一秘书主办实际工作。 1949年4 月间解放军进军福建。闽北尚未解放，建阳组组长陈以鉴即先溜回福 州。王调勋见其无故回来非常气愤，再三促其返组进行潜伏部署，但陈不敢再回建 阳。解放军进入建阳的前夕，建阳组的电台报务员孙文开及该组内勤人员带同电机 跟随县政府人员狼狈撤逃，以后辗转逃回福州。建阳组就这样瓦解了。福安组的情 况也一样，当闽北各县相继解放时，闽东震动，组长黄痒即借故先逃回福州。虽然 闽东各县当时尚未解放，但黄已不敢再回福安，副组长华瑞麟和电讯人员亦在闽东 解放前相继逃回福州。 潜伏工作的布置 福建站从一开始就着重于潜伏布置，其原有布置的各组都负有潜伏使命。随着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保密局鉴于江北各秘密站组在解放时都无法立足的教训，通 令各未解放地区的秘密站组迅即重新布置潜伏工作，并改变从前潜伏组的布置方式 ：各潜伏组人员要精干，最好布置万能情报员担任；潜伏人员由站长或由站长指定 一忠实可靠的内勤于部直接联络指导，潜伏人员不得暴露于第三者。王调勋接到通 令后亦积极进行部署，并于1949年3 月初赶往上海，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领潜伏 布置费百余万金圆券（当时可买10两黄金）及拨给原在保密局福州办事处的6 辆十 轮卡车给他经营运输，充作福建站经费。王调勋回福州后积极物色新员，但当时全 国解放已是必然趋势，特务工作日暮途穷，没有人再肯卖命，福建站的潜伏布置迟 迟不能进行。保密局非常着急，乃于7 月初派布置组第二科主任科员周经文来福州 催促和协助王调勋进行部署。周经文在福州期间，曾向我查询福建支台报务员陈振 富的情况，可能是要派陈振富干潜伏工作，但后来陈振富随副站长丘春华前往厦门 建立福建分站电台去了，直到福州解放还没有回来。周经文、王调勋曾要魏耿手下 的谢少华担任潜伏工作，为此，王调勋介绍谢少华与周经文见面，直接商洽，结果 谢不愿干，于福州解放前逃往台湾。7 月底的一天，我到王调勋家，见王调勋、周 经文及支台长刘崇浩正在核算发给支台报务员陈澄的潜伏经费（几个月）。大概因 为陈澄是福州人，作为电讯人员，身份又不十分暴露，适合做一个万能情报员。周 经文在福州活动了20余天，到福州即将解放时去台北。 福州解放前夕的应变布置 工调勋恐怕在福州解放时无处存身，计划先行占据沿海岛屿作为福建站的退路 ；乃于1949年4 月间拉拢起用前海匪、伪军头子收罗前伪军散匪，组织“海上保安 纵队”。王自任司令。不久，闽北各县解放，福州震动，王调勋即派人先行下海， 占据川石岛成立司令部。适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率领交警部队逃来福州，王调勋乃 煽动特警班毕业的特务向马志超索领交警总局原存在调查室的武器（还在1948年底， 交警总局即运了一批武器到福州寄存调查室，这批武器当时正启运去台湾），马志 超被迫发给步枪约100 枝，都由王调勋以福建站站长名义具领交与王仁贵支队使用， 作为下海为匪的资本。王调勋还以解放军即将进逼福州，命丘春华领着调查室非必 需在福州的人员先行下海（部分家属同时撤退），并把支台分为海岛和福州两部分， 一俟福州危急，福建站特务即全部逃退下海。约于7 月下旬，保密局又准许福建站 在厦门设立分站，王调勋乃派副站长丘春华率带林后继和电台报务员陈振富等前往 厦门筹设分站。这时，很多下海的特务因为不惯海上生活，见福州还很安静，又复 回来。 在福州解放前几天，福建站曾通令所有在福州的特务在紧急时应向闽南撤退， 向泉州站的后方联络站负责人薛径青报到（薛最早是调查室股长，后调为驻泉州直 属通讯员，当时被指定负责后方联络站）。 由于解放军在完成了对福州的包围后才进入福州，原先准备在紧迫时下海或向 闽南撤退的福建站特务都无法逃走，惟有站长王调勋在福州解放前夕去义序飞机场， 与省主席朱绍良同乘一机于翌晨4 时左右飞离福州。 特工秘闻 保密局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王方南 保密局上海站的组织人事与一般情报活动 1947年1 月，我来上海担任保密局上海站副站长。 上海站是在上海市政府调查处的公开招牌掩护下进行特务活动的，保密局上海 站和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上海站站长也即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 我调到上海站时，站长是王新衡，副站长是刘方雄和我。1948年初王新衡辞职，刘 方雄升任站长。1949年2 月刘方雄调走，我接任站长。 上海站本部设有二科一股。一科主管总务，二科主管情报，会计股直属站本部。 上海站外勤设有九个组：一到六为情报组，其余为工运组。学运组、侦防组。 此外，上海站还有直属通讯员多人。 上海站搜集中共情报的有报一组组员诸善衡（又名钱民荣）。诸善衡与中共一 个交通员叫余致力的有情报关系，余经常往来于上海、苏北之间，诸善衡通过他搜 集到一些有关苏北解放区的军政情报。例如新四军的编制、人员、枪支数目、驻地、 活动地区和粟裕在苏北训练部队等情况，以及管文蔚在行政方面的各项措施等情报。 另外，上海站情报四组组员诸风和张汀也搜集过山东解放区的情报，例如中共在山 东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活动以及他在山东解放区实施的各项法令、土地改革等情报。 上海站工运组情报的搜集，是采取委托性质的办法，即每月由上海站发给15个 名额的少尉津贴作为活动经费，由组长自行物色人员，通过他们搜集情报。工运组 组长范才骤是上海工福会的指导员，他利用职务的便利，在上海申新纱厂、电力公 司等几个主要工厂吸收情报人员，发给少尉津贴，通过他们搜集情报。在申新九厂 和电力公司发生工潮时，范才骤都得到这些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参加了镇压工潮 的行动。 上海站学运情报的搜集办法同工运组一样，也由组长自行物色15名情报人员， 给以少尉津贴，通过他们搜集情报。学运组的组长陈志强（后为王契鹏）在本市几 个主要大学如交通、复旦、暨南、大夏和同济等校分别吸收学生为组员，搜集学运 情报。在上海发生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学运组都提供了情报并参与了镇压学潮的行 动。 对民主人士进行的特务活动 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活动的情报搜集，也是上海站的一项主要特务活动。 上海站搜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情报的主要是原军统局渝特区直属通讯员、上海站 少将级直属通讯员卢广声。上海站专派我与卢广声联络。卢利用民社党中央委员的 身份，暗中搜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活动的情报。除张澜、沈钧儒、史良、罗隆 基、黄炎培等人外，卢广声与章伯钧、王绍鳌、冷氮、包达三、邓初民、周新民、 沙千里、叶笃义、周鲸文、胡子婴。沙彦楷、张东苏等民主人士均有来往。卢向我 提供了不少有关民主同盟的情报。张澜和罗隆基在上海虹桥医院疗养期间，卢以探 病为名，常常前去探视，搜集他们的言论。黄炎培利用中华职业学校为掩护发展组 织的活动也为卢广声获悉，写成情报送上海站。当时，民主同盟在上海永嘉路集义 里8 号举行会议，决定发表对时局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站，恢复和平；并决议 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各党各派反对国民党一党政府。会议内容为卢广声所知， 卢即将情报送到上海站。这些情报经上海站转报南京保密局。国民党政府得报后， 对民主同盟甚为仇视，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民 主同盟被迫解散后，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商议从上海去香港重组民盟，恢复 活动。卢广声向我提供了情报，此情报由我亲自编就上报了南京保密局。 1947年冬，上海站为了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情报工作，决定成立一个 政情组，委卢广声为组长，由他物色组员。就在这时，民社党内部发生分裂，伍宪 子等人脱离张君励的领导，另组民社党革新派，总部设在香港。卢广声属于革新派， 亦要去香港。因此，政情组没有成立。 卢广声去香港后，保密局派上海站秘书李天山专门与卢联络，其情报由李天山 直接由香港发送保密局。此后，卢广声与上海站便脱离了情报关系。但在1948年秋， 李天山由香港来上海结婚时，曾带来一张文件（原文）照片的底片。据李天山说， 底片是卢广声提供的，内容是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联名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张 底片卢广声是怎么得来的，我没有问李天山，想必是卢广声通过民主同盟内部关系 搞来的。此底片后来由上海站转送保密局了。 除了通过卢广声搜集民主同盟的情报外，上海站还通过直属通讯员罗宝去香港 搜集过民革的情报。罗宝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和戴笠是同期同学，很早就参加 了军统特务组织。罗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桂系军队中当过师长（罗自称），和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李品仙等均有关系。1948年，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毛 人凤四处寻求李宗仁的关系。是年秋天，毛人凤从南京来上海，得悉罗宝与李宗仁 有关系，便叫刘方雄打电话通知我带罗宝去陕西南路3 号刘方雄家见他。我便带了 罗宝去刘家见毛人风。到了刘家，毛人风接见了我和罗宝，刘方雄也在座。毛人凤 对罗宝慰勉了一番，并要他对桂系方面多联络，好好工作。早两天，罗宝曾对我说 过，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从香港写信给他，要他去香港，我认为这是一个到香港搜集 民革情况的好机会。所以，当毛人凤与罗宝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就把李济深写 信要罗宝去香港的事情向毛人凤汇报了一下。毛人凤当即同意罗宝去香港，并要刘 方雄发给罗宝500 元金圆券作为活动经费。过了几天，毛人凤回南京去后，还寄来 保密局聘罗宝为设计委员的聘书。刘方雄把聘书连同sop 元金圆券交由我一并给了 罗宝。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罗宝动身去香港。罗宝抵达香港后，曾写信告诉我已安 抵香港。约过了一个多月，罗宝回到了上海。他对我说，此行没有见到李济深，只 见到李的一个亲信，因而没有搜集到什么重要情报，只得到民革在香港发展组织的 一般情报。罗宝所得到的民革方面的情报，由我编审后报送了保密局。 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 1947年3 月前后，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上海，指示上海站站长王新衡以不定期 的聚餐方式，召集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和解决与各单位有关 的问题，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 按照郑介民的指示，王新街每隔半月或一个月召集一次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 负责人会议，定名为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参加“会报”的各单位负责人有 ：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副站长刘方雄和我，秘书李天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处长陶一珊；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上海铁路局警务处处长王兆槐；东方 经济研究所主任邓葆光；善后救济总署总务处处长华高经，汽车管理处处长余乐醒、 苏强（振通）；招商局警卫组组长石仁宠；物资供应局警卫组组长徐风；新中国社 会建设事业协会负责人；保密局国际站站长郑庭显，保密局南市看守所所长毛继和 ；肇和中学校长关思敏（素质）等。“会报”会议大都由王新衡主持，有时由陶一 珊主持；李天山充任“会报”的秘书。“会报”开会地点在淮海中路1414号楼下 （楼上是我和后来的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的住宅）。每次“会报”所 讨论的均为各单位共同有关的问题。 在1947年8 月左右，保密局发给“会报”一个命令，要上海各公开单位各成立 一个情报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工作。在王新衡主持下，“会 报”讨论决定在各公开单位内各成立一个情报组，定名为公组，以各单位负责人为 组长。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公组成立时，我曾代表上海站去参加成立会议并讲了话。 各单位的公组成立后，均与上海站密切联系，陆续不断地送来各种情报。各公组送 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情报，都由我编审报往保密局。 差不多同时，保密局又发了一个命令给“会报”，要“会报”组织一个特别侦 防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侦防。“会报”在王新衡主持下，讨论决定成 立特侦组，并推定陶一珊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另以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科长罗 静芳为秘书。这次“会报”会议后，我曾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找陶一珊，商量 特侦组的成立问题，一直没有落实，该组亦未正式成立。 1947年，王新衡因为当选为立法委员便辞去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处长的职务，“会报”因无人主持而自行解体。 策划逮捕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 1947年8 月前后，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从上海坐飞机撤往解放区。保 密局上海站本想在机场扣捕林枫，但林在抵达机场后突然失踪。上海站派情报员四 处寻觅林枫的下落。其时，上海站第四情报组组长肖波夫得到本组运用员张彬的情 报，说从中共内部得悉林枫仍在上海，经常到北京路泥城桥中法大楼办公，张彬本 人愿意引领逮捕林枫。我得到肖波夫的报告后，认为这是个大案件，又向王新衡作 了报告。王新衡指示我去和陶一珊会商，以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的特侦组名 义办理此案。我赶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陶一珊家里，把林枫案告诉了他。陶说， 特侦组尚未正式成立，此案既是上海站得到的情报，还是由上海站办理为好。于是 我带回此案，亲自布置办理。我派上海站侦防组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人员在北京路 泥城桥通商旅馆开一间房间守候；另派肖波夫在通商旅馆隔壁的一家旅馆开一间房 间，作为与张彬联络的地点，只待张彬的消息一到，即由肖波夫通知钱步新带领行 动人员前去逮捕。后来张彬来肖波夫处对肖说，他没有和中共内线联络上，因此线 索断了。我得报后，知道已逮捕不到林枫，就把特务人员撤回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党政军联席会报。“联席会报” 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后为陈良）、淞沪警备司 令宣铁吾（后为陈大庆）等负责主持。1949年1 月，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 “联席会报”即由汤主持。参加“联席会报”的机关计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 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 三青团上海市分团、上海市工福会等。在“联席会报”下面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 专门负责指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参加行动委员会的单位有：淞沪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和三 青团上海分团等。“联席会报”成立后，曾先后主持镇压了1948年2 月的申新九厂 （今上海国棉二十二厂）和4 月的电力公司工潮，8 月的上海学潮；主持了1949年 4 月的大逮捕；并策划了“保卫大上海”的计划。下面分述一下镇压上海电力公司 工潮事件、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和“联席会报”是如何商谋死守上海、抗拒解放 的。 镇压上海电力公司工潮 1948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摧残工人运动，指使特务把铁屑放人上海 电力公司的发电机油管内，然后捏控是王孝和等人所为，妄图以此来诬蔑工人运动 和打击共产党的威信，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所谓上电工人破坏机器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行动委员会曾召集了几次会议，策划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 第一次会议是由刘方雄代表保密局上海站去参加的，内容是要各单位开具工人 的黑名单，为镇压作好准备。第二次会议，刘方雄要我去参加。赴会前，刘方雄把 上海站根据平日所得的情报材料编造的工人黑名单（约有20余人）交给我。我便带 着这份黑名单去保阳路上海市工福会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上海工福会头子陆京 士召集的。参加会议的除陆京士和我外，还有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陈庆斋，上 海市警察局刑事处科长章承祖，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主任路鹏，水上稽查大 队长冯仲达，上海市政府视察室视察了念之，三青团上海市分团负责人等。会议一 开始，陆京士就拿出一份工福会编造的黑名单放在桌上，我和陈庆斋也把带来的黑 名单交给陆京士。会议先由三青团上海市分团的两人报告上海电力公司风潮的情况。 他们讲的大致内容是，诬告上海电力公司的破坏事件是共产党鼓动起来的，工厂的 机器是被工人放进铁屑而遭致破坏的，主张严厉加以镇压。他们两人报告完毕，陆 京士便在工福会编造的名单中提出几个工人，说他们是工潮的为首人，都是共产党， 要会议通过并报请“联席会报”准予逮捕。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 处和上海市警察局担负逮捕行动的任务，由各单位派人配合行动。 4 月21日，由陆京士亲自指挥，调动军警和特务，根据黑名单逮捕了共产党员 王孝和等十几个工人。 密谋“保卫大上海” 1949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来上海，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复兴路口的一 座花园洋房内先后三次召集“联席会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治、吴国恢、陈 大庆、上海市社会局长曹沛滋、上海两路局代理局长兼警务处长王兆槐、上海市招 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三青团上海市分团负责人曹俊、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和其 他机关及国民党军上海驻军代表共约20人。这几次会议都是为了防守上海准备作战 而举行的。汤恩伯在这几次会上都讲了话，要各单位同心协力，为保卫大上海作好 军事部署，抵御解放军的进攻。这几次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 方面：（1 ）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在上海周围建造碉堡等防御工事，作好防守准 备；（2 ）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3 ）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 木，以利作战；（4 ）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5 ）尽力维护社 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作战，等等。 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 1949年4 月下旬，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行动委员会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举行会 议。会议由陈大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上海 市警察局刑事处处长姚恺如，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曹沛滋，王方南，三青团上海市分 团负责人曹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守备司令部（即交通警察总局）、上海两 路局警务处、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等单位也派人参加了会议。陈大庆 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已告破裂，共军已渡过了长江，上海 进入战时状态。为了稳定后方秩序，以利前线作战，要进行一次全市大逮捕。由淞 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指挥行动，各单位提供逮捕对象名单，派人参加配合行动。 他讲完后，姚恺如表示意见，主张这次逮捕的人一律要杀掉，一个也不要放。他说 完后，与会者未表示异议，会议也就散了。 我回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后，吩咐上海站档案股股长戴声洪就平日所登记的材 料（均为不能编作情报的片断消息材料），编造了一份约40人的黑名单，送往淞沪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份名单中，除一部分为工人外，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不过是 些思想进步或有共产党嫌疑的青年。此外，我还派上海站侦防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 人员刘葆珊等去稽查处参加大逮捕行动。 后来据钱步新报告，4 月26日清晨，陈大庆下令调动警备部队、稽查大队、警 察和交通警察总队在全市进行大逮捕。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市工福会也派了行 动人员参加了这次大逮捕。逮捕了乔利江等6 名学生，送往达仁中学关押。在这次 大逮捕中，被捕学生有300 多人，后来都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处置。 上涂站的潜伏布置 上海站的潜伏布置是在1949年1 月初的一次工作会议后开始的。这次上海站工 作会议是在陕西南路3 号刘方雄家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均为上海站的主要成员， 会议由刘方雄主持。他在作了工作报告之后，提出了应变的问题。刘说，现在形势 发生了变化，上海将来也须放弃。为了应付事变，上海站准备到必要时撤往台湾， 但须留下少数人员潜伏在上海，待上海失守后继续进行搜集情报等活动。潜伏人员 以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有相当的公开职 业掩护而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而能开展活动等条件为标准。此项潜伏布置现 在就要开始部署进行。在这次会议前，刘方雄从未同我谈起过布置潜伏人员的事， 这次会上他提出这个问题，依我推想，大概是他得到了毛人凤的指示或同意。 从这次会议后，上海站便开始进行潜伏布置，最初由刘方雄和我负责。原拟在 上海站原有人员之外物色新人，但一时难于找到合适的人员，只得在上海站原有人 员当中挑选人担任此项潜伏任务。 正当上海站潜伏布置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 总统。李宗仁一上台，不但对保密局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加以限制，而且还要接收保 密局。保密局为了应付李宗仁的接收，调拨了不到100 人组成假保密局（由副局长 徐志道为局长）随同李宗仁的总统府撤往广州，其余局本部人员由毛人凤率领从南 京撤来上海。上海站亦根据毛人风的指示，把上海站划分为两个站。以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办公点为第一站，由我任第一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长；另在南华新村 对号成立第二站，由王仲青任第二站站长（此时，刘方雄奉毛人凤之命，离职去做 生意，以筹集真保密局活动经费，解决因李宗仁的限制而造成的经费困难）。上海 站一些有情报关系的情报员如情报一组。二组、三组和五组的关系等人都拨归第二 站。这样的划分，是准备李宗仁来接收上海站时，把上海市政府调查处第一站交给 他，而第二站仍归毛记保密局指挥。上海站虽然分为两个站，但在工作和人事经费 等方面还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划分后不久，毛人民又要两站合并，由我任上海站 站长，王仲青为副站长。 2 月初，保密局从南京撤退到上海，设立了保密局上海办事处。保密局上海办 事处有个布置组是专门负责潜伏布置的，上海站便把准备布置的潜伏人员移送办事 处，由布置组去直接布置。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布置组先后布置了上海站的潜伏人员。 毛人凤和保密局上海办事处 1949年2 月初，毛人凤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保密局一部分局本部人员从南京撤 退来上海，在上海南阳路145 号设立了保密局上海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的工作。 当时，随毛人凤来上海办事处的有局本部人员共100 余人。 从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成立到上海解放前夕期间，毛人凤共召集过两次会议，我 都代表上海站出席了。 3 月17日，毛人凤在愚园路市西中学大礼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一天是戴笠 被烧死的日子（自从戴笠死后，每年4 月1 日军统局成立纪念会便改在3 月I7日举 行）。到会的各单位代表二三百人。毛人凤在会上讲话，他要到会的特务本着以往 的“精神”，继续干下去，不要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气馁，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毛 人风讲完后，保密局高级特务胡靖安接着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对苏联力加诽谤，诬 蔑苏联侵略中国，帮助共产党打国民党。他讲完之后，会也就散了。 第二次会议是在四五月间召开的，地点是淮海中路1414号楼下。出席会议的共 约30人。毛人风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坚强，继续和共 产党斗争，以报答领袖平日爱护的苦心。毛并对杜长城在华北破坏共产党的技术爆 破工作大加表扬，要与会者向他学习。毛人凤在会上谈到李宗仁等排斥保密局使之 处于困难境地的时候，很是气愤。他说，我们受到多方的排斥，环境的确是困难的，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他还说，他已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如果李宗仁迫使保 密局解散的话，准备缩小编制，把保密局改名为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成为一个短 小精悍的团体，继续进行工作。毛人风讲了一通之后就散会了。 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曾在上海主持迫害民主人士。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的儿 子黄竞武，就是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根据上海站第二情报组组长黄特提供的情报，逮 捕后杀害的。此外，保密局上海办事处还准备逮捕民主同盟领导人史良，加以迫害。 在1949年5 月中旬的一天，叶翔之在我家吃过中饭时对我和王维一说，在沪西 某处房屋内有一部汽车，他准备运往台湾，要我们去看看。饭后，叶翔之带着我们 到了那里。叶说，这是史良的住宅，这部汽车就是史良的。我看见史良住宅周围有 便衣人员在守候，才知道保密局上海办事处要逮捕史良。后来，王维一把史良的那 部汽车劫运到台湾去了。 四五月之交，我去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向毛人凤请示上海站人员的撤退问题。我 造具了约30个人的花名册要他发给撤退经费。毛人风批了一张纸条，上写发给上海 站撤退人员每人银元10元。我问他上海站的人员应如何处置，他说，在不妨碍工作 的原则下，有些身份已暴露和那些无必要留在上海的人可以尽先退往台湾；但上海 站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时刻，并要我最后撤退；撤退时档案必须注意，不能带走 的必须烧毁，不能留给共产党。毛人凤还对我说，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 会名流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没去台湾，要注意他们是不是准备赴台，不要让 他们留在上海将来为共产党所利用。讲到这里，毛人凤拿起桌上的一份名单给我看， 要我注意名单上的人走不走。我记得名单上列有吴蕴初、刘鸿生、王晓籁、武和轩、 周伯敏、杨虎、王寄一、孙履平等人。这份名单中我只认得杨虎和王寄一两人。毛 人凤还问我有没有看到保密局的余乐醒，我说，前一个时候还看到过余一次，最近 未见到过。毛人凤说，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希望能够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要 让他留在上海为共产党所利用。毛人民要我碰到余乐醒时把他的意思告诉余，我答 应了。 根据毛人风的指示，我在5 月中旬命文书股长和人事股长将上海市政府调查处 所存的情报档案全部运往武定路923 号上海市政府调查处职员宿舍内的草坪上烧毁。 至于文书、人事和会计档案，则分装在木箱和皮箱内，会同保密局上海站的人 携带，于5 月24日乘毛人凤拨给上海站的两只机帆船运往台湾。 5 月20日前后，保密局负责对美国海军联络工作的高级特务聂淙，带着一个美 国海军士兵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处来找我。他对我说，奉毛人凤的命令，要把上海市 警察局所有的外侨犯政治案件的档案交给美国海军运走。聂淙要我陪他去警察局。 我便陪同他和那个美国士兵一同到上海市警察局找外事处主任徐文棋接洽。适 徐文棋不在，于是，我便留了一个条子给徐文棋，说是奉毛人民之命要把外侨政治 案卷交美国海军运走，希作好移交准备。我留条后，就同聂等走了。聂一边走一边 对我说，那些政治案卷他明天再来运，交给美国军舰运往华盛顿，这些案卷对于将 来战争方面有用。后来，便由聂淙直接和徐文棋接洽此事，有无运走不详。 5 月23日，毛人凤在动身逃往台湾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要我和王仲青速 到他家里去一次。我和王仲青当即赶到长乐路毛人凤家里。当我们上二楼时，正好 毛人凤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下来。这时，我听到毛人凤在二楼楼梯口对 那个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给你奖励。”那人连连点了几下 头，走出去了。从毛人风这几句话的意思推断，那个人一定是毛人凤布置下来的潜 伏特务。我们上楼到了毛人凤住的房内，只见成希超也在。毛人凤见到我们时，未 及打招呼就问王仲青：“你布置的几个人都弄妥了吗？”王仲青回答说：“都弄妥 了，只是诸善衡要买房子还缺一点钱。”毛人凤转而问成希超还有没有钱，成希超 说一共只有100 多块银元。毛人凤叫成希超把这些银元全部发给王仲青。接着，毛 人凤对我和王仲青说，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没有留在上海的必要，就要动身去台 湾了。他要我们在上海维持到最后时刻，不要置党国的困难于不顾，要我们最后撤 退。他随即又问我：“上海站还有多少人？”我答道：“还有十几个人，连几个家 属在内。”他又问：“你们准备怎样撤退？”我说：“上海站本来准备好一只小火 轮停在黄浦江，但是因为封锁交通，黄浦江不能停泊，小火轮开出去了，现在正在 另找交通工具。”这时，毛人民就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 船，我要他拨两只机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他一面说，一面就写 了一张给岑士麟的纸条，要我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士麟接洽。毛人民又说：“船只 停在吴湖口外，你可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去舟山，再转往台 湾。”他还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给我打气，说：“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时，先来 的是军人，政工人员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 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来以前，你仍可以逃走。”讲到这里，他看了一下手表，即吩 咐成希超准备动身走。我和王仲青说要去为他送行，他不要我们去。我们告辞而出， 毛人凤和成希超就动身去飞机场坐飞机逃台湾。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就此完结了。这 时，毛人民就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船，我要他拨两只机 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他一面说，一面就写了一张给岑士麟的纸 条，要我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士麟接洽。毛人民又说：“船只停在吴湖口外，你可 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去舟山，再转往台湾。”他还装出一副 沉着的样子，给我打气，说：“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时，先来的是军人，政工人员 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 来以前，你仍可以逃走。”讲到这里，他看了一下手表，即吩咐成希超准备动身走。 我和王仲青说要去为他送行，他不要我们去。我们告辞而出，毛人凤和成希超就动 身去飞机场坐飞机逃台湾。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就此完结了。 特工秘闻 上海解放前夕的大劫掠和大屠杀 郭旭 大劫掠 1949年4 月间，南京解放后不久，继承戴笠衣钵的毛人风由浙江奉化溪口看了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南阳路145 号国防部保密局办事处，召集该局在上海的 各处处长开局务会议。我当时任该局第五处（经理处）处长，是参加者之一。毛人 凤在会上指示说：“南京现在已经被共军占领了，上海非常危险。估计共军在南京 略事休整，就会来攻打上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还被共军打过来了，上海是不易 守住的。我这次到溪口见了总裁。总裁指示说，已令汤恩伯保卫上海，至少要守住 一个月，叫汤会同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和行政院物资局局长江构，将上海所存的黄金、 白银和物资运往台湾，以免资敌（指解放军）。并给了我以下的任务：1.协助汤、 陈等办理抢运物资工作；2.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3.集中沪杭市一带 的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 任护运物资的工作；4.监视上海的资本家，勿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往香港等地；5.发 给应变费金圆券一亿元。关于集中交警部队，控制轮船、帆船和大小木船及护运物 资等工作，我已经命令交警总局副局长郭履洲（当时局长马志超率该局大部分人员 迁往广州，上海方面由郭履洲负责，福州方面由副局长尚望负责）负责办理。关于 调查上海资本家的物资和监视工作，我已经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 负责办理。关于应变费一亿元，已经由俞局长（原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通知 顾总长（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老郭（指我）迅速前往国防部治领。” 我听到毛人凤的指示后，即于当日前往国防部预算局和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驻 上海办事处，将这项应变费领回来了。 过了几天，毛人凤告诉我说：“汤恩伯召集陈良、江构及有关机关负责人，到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开会，讨论抢运物资事宜。我没有去参加，叫郭履洲、黄加持 去了。听郭履洲报告会议决定事项大致如下：1.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 扫数运往台湾；2.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3.棉纱、 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4.所有 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5.帆船 及大小木船3000多艘，其中约有1500艘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 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6.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两个总队 专司护运；7.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局长江构处理公务；8.上 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 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 毛人凤叫我前往物资局找江局长，托江将保密局的汽车和印刷机器等运往台湾。 我即于次日到物资局找江构，江告诉我说：“现在每天都有轮船驶往台湾，贵局托 运的物资，请即送到本局运输处，以便带往台湾。”我返保密局办事处报告毛人风， 毛交代总务处办理，都交给物资局运往台湾。 同年六七月间，我在香港听到为汤恩伯修筑防御工事的陆根记营造厂总经理陆 根泉说：“我在无锡、江阴一带，为汤恩伯修筑工事的价款共银元48万元，汤还未 给我。我找汤要时，汤说需向台湾陈诚那里领下来后才发给我。因为由上海运往台 湾的黄金、白银，都交给陈诚了。”我向陆说：“你和汤的私交极好，汤由上海运 往台湾的黄金、白银究竟有多少，你有没有听到汤说过？”陆说：“我曾听到汤说， 上海撤退前夕，由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白银，除因有一艘轮船遇风沉没损失一部 分外，计运到台湾的有黄金1l万多大条（每大条10两），白银3 亿多两，银元几百 万元，都交给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了。所以汤要等陈诚将款发下后，才归还我垫的工 事费。” 与此同时，我在香港听到保密局广州办事处香港组组长盛昌富说，陈良派陶一 珊到香港处理由上海运到香港的棉纱、布匹等物资，据陶面告他说，这项物资共约 值港币400 多万元。 同年10月间，我由香港飞往台湾时，与江构同机。在九龙启德机场候机时，我 问江关于上海撤退时抢运物资的情况。江说，黄金、白银都运往台湾，不过有一艘 船遇风沉没损失了一部分。他说的数目，和陆根泉听到汤恩伯所说的相同。江并说， 棉纱、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有一部分运到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陶一珊来港处理。 机器、纸张等都运往台湾。因为船只不够，还有些物资未及运出；如果上海能多守 半个月到一个月，则能多运出很多物资了。 广州解放前，我经香港逃到台湾，住在黄加持家中。黄告诉我说：“汤恩伯、 陈良和江构等，在上海撤退前夕，抢运台湾的物资不少。总裁对他们很满意，特别 是陈诚对他们满意。陈诚过去和汤恩伯因为在总裁面前争宠，不大对头。这次陈因 汤将从上海抢运的物资都交给他，对汤不同了，向总裁保汤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 副长官，做他的副手。陈诚过去先后任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时，陈良先后任军需署 长及联勤副总司令兼经理署长。当时陈诚排斥陈良。这次陈良将上海抢运的东西都 交给他，因此对陈良的印象也不同了。陈良以一个文人搞军需多年，现在得任为参 谋次长，主管后勤业务，就是陈诚保举的。听说陈诚还向总裁保荐江构为经济部次 长哩！” 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解放时劫掠的梗概。 大屠杀 1949年5 月初，蒋介石乘军舰到了上海，驻在复兴岛，亲自指挥汤恩伯抗拒解 放，劫掠上海的物资运往台湾。蒋抵上海后，还指示毛人风逮捕和监视革命进步人 士。当时，毛人民住在上海蒲石路118 号。大概是5 月3 日晚，毛人民打电话找我 到他家，指示我到广州成立办事处的事情。我抵毛家时，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和黄 加持等都在那里，毛人凤叫我参加他们的谈话。毛人凤说：“总裁指示，凡属有嫌 疑的人即予以逮捕，对张澜、罗隆基等予以监视。这件事情，本应由上海稽查处和 上海警察局会办，因上海稽查处另有任务，希望善森兄（毛森的别号）多负点责任， 由加持兄协助办理。” 毛森回答说：“好，我即叫刑警处和各分局执行。” 毛人凤说：“好，随时将情况告诉我。” 他们的谈话结束后，毛森和黄加持辞出。毛人凤指示我速赴广州成立办事处， 就近向国防部洽领经费和粮服，分别转发给所属各单位。 我于翌晨离开上海飞往广州。 同年10月21日，就是我于广州解放时经香港逃到台湾的翌日，毛人凤邀我到他 家吃晚饭，为我洗尘。当人席时，适毛森由金门（毛森于上海解放时，随汤恩伯逃 往厦门，任厦门警备司令，厦门解放时逃往金门）乘第一次由金门到台湾通航的飞 机到达台湾，前去看毛人凤，毛人凤邀其同席吃饭。席间，毛森向毛人凤汇报在上 海撤退的情况。毛森说：“上海撤退前夕，共逮捕了有嫌疑的人犯3000多人。临走 前，除释放了1000多人之外，杀了1300多人。” 毛森说时洋洋得意。当时，毛人凤和在座的马志超、潘其武（原保密局办公室 主任）、叶翔之（原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及我，都举杯慰劳毛森。 毛森还埋怨毛人凤说：“5 月25日那天，你的电话迟打来一刻钟，我就把张澜、 罗隆基两人干掉了。” 毛人凤说：“总裁原来是指示要把张澜和罗隆基搞掉的。我因为看到民主同盟 没有多大的力量，不过跟着共产党呐喊而已，杀了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再则杀了 他们之后，反给人以口实。人家将说总裁杀害民主人士，影响其他的民主党派。不 杀掉他们比杀掉他们的作用还大，所以我向总裁建议不杀掉他们。总裁同意了，因 此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不要杀他们了。这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 毛森说：“可惜！可惜！真是便宜了张澜和罗隆基。他们两人真是幸运啊。” 以上是我听到毛森向毛人凤汇报时说的。但到解放后，听到原国防部保密局浙 江站副站长章微寒说，他在杭州改造时，听到原上海警察局南市看守所所长黄某 （忘其名）说，上海解放时，在该所秘密屠杀的革命进步人士为130 多人。 特工秘闻 最后的疯狂 郭旭 在重庆和成部的大破坏 1949年间月中旬，蒋介石由台湾第二次飞到重庆，毛人民随同前往。我于是月 20日应毛人凤的电召，由香港飞往重庆就任国防部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当我抵 重庆后去见毛人凤时，毛告诉我说：“广州撤退时，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对广州 的建筑和空军的物资，破坏不彻底，致空军3000多吨物资都被共军得去了，总裁极 为震怒。现在总裁指示在重庆撤退前，将重庆的各兵工厂、水电厂、广播大厦及飞 机场等大建筑物予以破坏，叫我负责主持，这件事情真是责任重大。” 次日，毛人凤在他的住所嘉陵新村6 号召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兵工 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原稽查处）处长周养浩、。交通 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重庆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第五区公路工程局警卫稽查组组 长陈粟冬。保密局第七处（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及保密局第五处（经理处）处长兼 重庆办事处处长郭旭等开会商讨，决定事项大致如下：（一）成立一个重庆破厂办 事处（又称破坏指挥部），形式上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任总指挥，实际上由毛 人凤领导。以廖宗泽为处长，秉承毛人凤的命令，负责领导布置执行。 （二）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和运输三个组。 （三）由徐远举拟具破坏计划，郭旭拟具破坏经费预算。 （四）军统在重庆的公开单位，尽力协助破厂工作的进行，给予工作和交通运 输的便利。 伍）各兵工厂破坏程度，以一年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在破坏技术上由各兵工 厂稽查组组长带同西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队员分赴各厂先行调查各兵工厂发电设备 和机器设备情况，预算所需炸药和雷管器材，预计使用黄色炸药共ZI（k ——xt吨。 所需炸药及运输汽车，由国防部第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六）破厂掩护部队，主要由交通警察总局所属第一、第二两个交警总队担任， 各兵工厂的警卫大队予以协助。在破厂前，掩护部队准备强行进厂，以免各厂工人 护厂，发生阻碍。 （七）破厂工作由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名义对外。破坏时机，候国防部命令执行。 （八）破坏对象计分为以下10个地区：（1 ）第十兵工厂；（2 ）第二十兵工 厂（包括磁器口詹家溪分厂在内）；（3 ）第二十一兵工厂（包括鹅公岩分厂在内） ；（4 ）大渡口钢铁厂；（5 ）第五十兵工厂；（6 ）南岸第三十、第三十一兵工 厂；（7 ）第二十五兵工厂及长寿水电厂；（8 ）军械总库；（9 ）小龙坎广播电 台；（10）重庆大溪沟电力厂。此外还有白市驿、九龙坡和珊瑚坝三个飞机场，不 在这10个地区之内。共计破坏对象17个单位。 各个地区设指挥官一人负责指挥，人选由重庆保密局各公密单位挑选调派。各 飞机场的破坏，由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负责指挥。 会议决定后，破厂办事处即开始工作。各技术员分别到各厂调查研究，准备破 坏的具体目标，由各厂稽查组掩护并照顾他们在稽查组的食宿。 过了一天，毛人风又在嘉陵新村6 号召集各兵工厂稽查组组长、交警总队长、 破厂办事处各组长及技术员等会报。决定事项大致如下：（一）决定破坏目标500 余处，是根据各技术员在各兵工厂调查研究、绘成蓝图核定的。（二）派交警总局 副局长兼第二旅旅长彭自强为掩护部队总指挥，由彭就现有兵力统筹配备，各掩护 部队进厂时机，候令行动。（三）派张振武等分任破厂指挥官。（四）破厂炸药规 定预先搬运到指定位置，随同武装部队进厂，由交警第一旅在涪陵招募的1000新兵 搬运炸药，每人发给奖金银元一元，由交警第一旅参谋高凌汉为搬运负责人，听候 破厂部队总指挥彭自强的命令行动。（五）武装部队进厂和发火破坏命令，通用重 庆卫戍总司令杨森命令行之，由破厂指挥部参谋组预先准备好命令。（六）长寿水 电厂的破坏，先行派员前往。（七）军械总库存有大批武器，可在破坏时抢运一部 或全部，以作保密局游击武装之用。（八）执行发火命令后，地区指挥官即率领交 警部队和各厂稽查人员及技术总队技术员等立即离厂向预定安全地点集中。 以上这些阴谋布置决定后，即分别进行。经报告蒋介石批准照办并批准破坏费 用银圆券17.91 万元（其中搭发银元3 万元），由我找参谋次长陈良批交国防部财 务预算署发给具领，并请陈良通知国防部第四厅拨大卡车10辆备用。兵工署派副署 长唐某协助进行。 这个破坏阴谋计划，在蒋介石未批准前，已着手布置，批准后不久，即布置就 绪，只等待时机执行。当时毛人风对破坏时机很有顾虑，恐破坏迟了，不能达成任 务，破坏早了，恐蹈1938年长沙大火惨案的覆辙。他曾在杨森的公馆招待参谋次长 萧毅肃、陈良，兵工署署长杨继曾和杨森等吃饭，研究破坏时机以何时为最好。负 责作战的参谋次长萧毅肃，建议以解放军到达南川附近时进行破坏。 过了两天，蒋介石以解放军进展迅速，令毛人民将公路大桥破坏，以阻止解放 军直达重庆。毛人凤当即派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率领技术队员20余人，乘大卡 车前往，会同蒋军第二军陈克非部将九孔大桥破坏。当时解放军已逼近桥头，技术 队员仓皇逃走，被解放军击毙2 名。 与此同时，蒋介石恐民生公司的轮船逃跑，断绝了长江交通，令毛人风转饬交 警部队将民生公司停泊重庆的轮船管制起来，并令毛人凤将中美合作所结束后移交 给军统局的催泪瓦斯弹送往山洞，因蒋那时驻在山洞，以备防止解放军袭击时使用。 长寿水电厂和长寿第二十五兵工厂的破坏，是于u 月27日派出一班武装交警， 携带炸药，由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会同该厂警卫中队长侯佳誉前往破坏的。 11月28日中午12时，毛人凤匆匆前往破坏指挥部下达命令，令彭自强率掩护部 队进厂安装炸药，并带去国防部部长阎锡山的紧急命令。这个命令是给各兵工厂厂 长的，内容大意是：以战争接近重庆近郊，命令停工，将厂区警戒勤务交给交警部 队接替，如违令不遵者，军法从事。 彭自强接到毛人凤的命令后，立即令掩护破厂部队开始行动，当晚8 时许到达 指定地点。只有二十一厂由大渡口警卫大队长袁时中担任，因路途太远，于29日拂 晓才进该厂。 翌日（29日）中午，蒋介石在山洞召集陆海空军头目开会，出席的有顾祝同、 萧毅肃、杨森、钱大钧、王叔铭、晏玉琼、毛人凤、蒋经国及俞济时等，决定蒋军 撤出重庆，对重庆的大建筑物即予破坏。 毛人凤于散会后，即于当日下午2 时从山洞打电话通知破厂办事处处长廖宗泽 下达破坏命令。下午6 时，破厂命令到达各厂，即开始点火爆炸。 我当时正在毛人风的住所吃晚饭，毛打电话给我，叫我偕同他的亲信柴滋修 （保密局经理处综计科科长）、译电员吴信达将他的行李和机要文件乘小汽车带往 山洞。当我们经过化龙桥、小龙坎郊区时，听到爆炸声隆隆不绝，看见天空中映得 透红，途中行人扶老携幼，呼号之声，不绝于耳。抵山洞后，听说大溪沟电力厂工 人勇敢护厂，与掩护破坏部队发生冲突，同时杨森不主张破坏，因而没有破坏。还 有小龙坎广播电台和军械总库两处，因为炸药未运到，也没有破坏。其余各兵工厂 正在进行破坏中，也有不少地区护厂工人与掩护破厂部队发生冲突，使原定破坏计 划未能全部实现。 当晚，蒋介厂由山洞逃往白市驿飞机场，还令毛人凤将山洞到白市驿的公路涵 洞和空军在白市驿机场待修的飞机四架予以彻底破坏，然后逃往成都。毛人凤偕马 志超、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和我，也乘飞机逃往成都。我们所乘的飞机起飞后， 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率技术队员20余人，将白市驿和九龙坡等飞机场先后炸毁 后也逃往成都。 蒋介石到成都后，住在中央军校内，继续指挥残余军队抗拒解放。 1949年12月2 日上午，毛人凤叫我陪他赴军校去见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及 参谋次长陈良。我们抵达时，胡宗南正在接待室与蒋经国谈话，候见蒋介石。毛和 胡、蒋寒暄并介绍我和他们认识后，由蒋经国代为通报，蒋介石即先行单独接见毛 人凤，我在接待室等候。毛见了蒋出来告诉我说：“总裁叫我马上派人将内江到成 都的公路大桥予以彻底破坏，以阻止共军直达成都，并指示加速布置游击工作，将 来撤出成都时，将成都和新津等飞机场予以破坏。所需费用，总裁叫我找顾总长和 陈次长（指陈良）。”我们从蒋的“官邸‘出来后，即先后赴军校教务处和经理处 见顾祝同和陈良，当由陈良批发保密局临时费6 万元（一半银元，一半黄金人毛即 先归，’留我在那里向国防部财务预算署办理领款手续。 毛人凤回到他的住所后，即派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率技术总队队员20余人， 前往内江破坏桥梁。听说胡等抵内江时，因由重庆撤到成都的人员车辆很多，不便 行动，延到当晚午夜才将内江大桥破坏。 同月7 日，蒋介石由成都前往新津机场，准备随时乘飞机逃走。8 日晨，毛人 风偕我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及最后撤退的办事处职员和电台人员共40余人前 往新津飞机场，候机逃往海南岛。 毛人凤本拟和我及徐远举、成希超等一道乘机逃往海南岛，后因蒋介石叫他同 机逃走，毛乃和译电员吴传达留在新津，我和徐、成先行。我们所乘的飞机于9 日 起飞，因空军方面飞机不够，临时改飞昆明再转海南岛。我们飞抵昆明之日，适卢 汉宣布起义，当晚即被逮捕。 几次大屠杀的血腥罪征 保密局在重庆磁器口原来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旧址，设有三个集中营，即 ：白公馆看守所、杨家山特务队和渣滓洞看守所。杨家山特务队又称为看守杨虎城 的特务队，为了避免外人注目，在国防部的编制预算上称为第二特务队（第一特务 队是看守张学良的）。渣滓洞看守所，名义上隶属于西南长官公署，实际上是由保 密局领导的。此外，在重庆市内原新世界饭店设有一个看守所，名义上隶属于重庆 卫戍总司令部，实际上也是由保密局领导。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由台湾到重庆，先后指示毛人凤杀害杨虎城 将军全家及白公馆、渣滓洞和新世界等集中营所关押的人员。据沈醉在《国防部保 密局内幕》一文中说共屠杀600 人，又在《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一 文中，说连续集体屠杀的共为400 多人。根据我当时发给和审核各集中营的经费、 “囚粮”及屠杀奖金所了解，共为200 余人。兹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分述如下： 杀害杨虎城将军 杨将军原来被军统局囚禁于贵州息烽县多年，1946年秋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 密局时，移押于重庆磁器口原军统办事处后面的杨家山一平房内，即戴笠生前在重 庆乡下所住过的房子。1949年一二月间李宗仁代理总统时，宣布释放政治犯，首先 宣布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当即令保密局释放张、杨。那时候，蒋介石以桂系一向 对军统人员非常歧视，授意毛人民辞去保密局局长职务，将保密局编制缩编为92人， 其余外勤单位人员一律由国防部发给遣散费，名义上予以资遣，实际上仍然保留， 转入地下工作，而以接近桂系的军统分子原保密局副局长徐志道继任局长，随国防 部迁往广州，以应付李宗仁，其实际责任仍由毛人凤在上海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 徐志道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由广州打电报到上海报告毛人凤（那时候徐志道尚未 和毛人凤闹翻，表面上还接受毛的指挥；到1949年4 月间他和毛人凤闹翻，不听毛 的指挥，经毛报告蒋介石批准将他们分开），毛即于当日下午由上海飞往浙江奉化 溪口请示蒋介石。据毛人凤回到上海后告诉我说：“李宗仁今徐志道释放张学良和 杨虎城一事，经请示总裁，总裁当时很生气地说：”如果张、杨当年听我的话，不 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 出去，杨就会去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杨在重庆的目标太大，马上将他秘密移 押于贵州。‘我当时请示如何答复李宗仁，总裁说：“叫徐志道推说不归他管，要 李宗仁直接找你，你就置之不理。’我已经电复徐志道，叫他推说囚禁张、杨的特 务队是由我直接指挥的，不归他管，请李直接找我好了。” 不久，李宗仁以毛人凤当时在国防部已无名义，公文也无由投递，乃令重庆市 市长杨森释放杨虎城。杨森推说找不到毛人凤，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哪里。其实杨 森不但知道毛人凤是住在上海蒲石路118 号，而且于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亲自飞 到上海，住在毛人凤家中和毛商量这件事情。毛将蒋介石的指示告诉杨后，杨即返 重庆答复李宗仁。李宗仁因杨答复找不到毛人凤，于是在南京登（中央日报）找毛， 叫毛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听说当时重庆报上也登出“毛人民在哪里”的消息，保 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看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报告毛人凤时，毛早已知道 此事了。 毛人民照蒋介石的指示，对李宗仁登报置之不理，并电令重庆看守杨虎城将军 的特务队队长龚国彦将杨秘密移押于贵州的黔灵山。 到1949年八九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时，毛人风随之前往。蒋指示毛速将集 中营的人犯予以清理。毛请示是否将杨虎城送往台湾，蒋指示将杨虎城全家及其秘 书宋绮云全家都解回重庆秘密杀掉。据毛人凤于1949年10月下旬在台湾告诉我和马 志超、毛森等关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经过情况时说：“当我在重庆请示总裁是否把 杨虎城送到台湾来时，总裁指示将杨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6 人（杨虎城将军和其男 女公子及宋绮云夫妇和宋的小孩）解回重庆，秘密杀掉，勿让外人知道。我当时恐 把杨虎城杀了之后，引起张学良的不安，建议把宋绮云全家在重庆秘密搞掉，而将 杨全家解到台湾来继续囚禁。总裁踌躇了一下指示说：”留了他们做什么？还是在 这里（指重庆）把他们秘密搞掉了吧。‘因此我仍叫周文豪（即周养浩）前往贵阳 把杨等接到重庆。于9 月6 日下午到达，就在当天晚上在松林坡（原中美特种技术 合作所内）把杨、宋两家6 人都搞掉了。至杨虎城的两个副官，仍囚禁于重庆渣滓 洞看守所内。“后来，在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时这两个副官都被杀害了。 白公馆集中营的大屠杀 白公馆看守所的屠杀，是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和看守长杨进兴等执行的。这个 看守所，就是军统局原来的重庆看守所，所关押的人员，除该所原来囚禁的政治犯 及违纪的军统分子外，1946年秋改组为保密局后，因编制缩小，将息烽监狱所囚禁 的政治犯及判处徒刑的军统违纪分子移押于该所。在渣滓洞看守所未成立之前，重 庆绥靖公署第二处（以后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的革命人士，都关 押在那里。那时候共关押200 余人，以房屋狭小，拥挤不堪。大概在IMS 年春渣滓 洞看守所成立后，移出100 余人，还关押100 人左右。白公馆看守所所押的政治犯， 都是关押了几年或10年以上的。 1949年11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时，令毛人凤将关押的革命进步人士速予屠 杀；违纪的军统分子，案情轻微的予以释放，严重的并予屠杀。毛人凤派保密局第 六处（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到重庆清理该所人犯，除释放大部分违纪的军统分子 外，经签报蒋介石批准屠杀的，共为30余人。 毛人民接到蒋介石的批示后，令陈景清于同月25日执行屠杀。这次在屠杀之列 的人，据我所知道的，除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黎剑霜夫妇， 进步人士周均时及几个迷途误人中美合作所被囚禁的重庆国立六中学生等外，还有 军统分子刘笃一。 周均时是同济大学校长，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和军事独裁，曾在校内公开说蒋 是倒行逆施。蒋知悉后，约在1944年春令军统局将周秘密逮捕，囚禁于重庆看守所。 朱家骅因和周在德国同学，曾向蒋介石保周，没有批准，朱乃请军统局对周予以优 待。因此，周在看守所内的行动比其他的政治犯较为自由。1949年11月19日，我应 毛人民的电召，由香港飞往重庆兼任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我到重庆的第二天下 午，朱家骅（当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偕立法委员杨公达（因杨和我认识）到办事处 找我，请求保释周均时。我当时告诉朱说，办事处只管发看守所的经费、国粮，不 管案件的处理，此事须找毛人凤。朱请我通知毛人凤和他见见面。我即打电话给毛， 毛即邀请朱到嘉陵新村6 号晤谈，事后毛人凤告诉我说：“朱家骅来保周均时，我 当晚向总裁请示可否把周释放，总裁指示说：”不行，早就该把他杀掉的，你赶快 把他搞掉了吧。‘因此叫陆景清于25日把周杀了。“ 刘笃一是军统局兰州训练班毕业，原任保密局汽车队副队长，南京解放前夕， 随保密局一部分职员撤到福州；福州解放时，在逃往广州途中与保密局总务处一职 员的家眷通奸，被人打了“小报告”到台湾保密局。该局打电报到广州办事处叫我 将刘扣押。当时我已准刘前往重庆，经转电重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将刘扣 押，囚禁于白公馆看守所。1949年11月23日上午，刘笃一的妻子到重庆办事处见我， 说刘笃一已被判处死刑，请我代向毛人凤面前说情，将刘释放。当我代向毛人民说 项时，毛对我说：“总裁近日的脾气很大，前天我去为朱家骅保周均时碰了一个大 钉子，不便再为保刘去碰钉子了。”我说：“救人一命，胜造六级浮图，何况刘是 你多年的部下呢。”毛说：“保释不行，可以叫陆景清于执行时不将刘杀死，叫刘 妻将刘领回去。”我即将毛人凤的指示告知刘的妻子。当日下午陆景清来办事处领 取经费时，我即将毛人风对处理刘笃一的指示告诉陆，请他不要杀刘，交刘妻领回 去，并要他再打电话问毛。陆答应了。 过了几天，陆景清又来办事处领取借款和执行屠杀人犯的奖金（此项奖金是毛 人凤批准的，凡执行屠杀人犯的官兵，每人发给奖金银元二元）。陆告诉我说： “看守所关押的人犯，原为100 多人，除陆续释放的外，到上月底尚余78人。最近 清理，释放41人，判处死刑的为37人。这37人中，除刘笃一未杀外，其余的36人是 于25日集中在一间房子用机关枪射杀的；个别没有射死的再用手枪补杀死了。刘笃 一是我于临执行扫射前密将你向毛先生保他的情况告诉他，叫他卧于屋角装死，并 交代杨进兴等不要射击刘。刘没有受伤，已交由其妻领回去了。 渣滓洞集中营的大屠杀 渣滓洞看守所，名义上隶属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不属于保密局，但因它归长 官公署第二处领导，而第二处是由保密局领导，且该处处长徐远举兼任保密局西南 特区区长，因此，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由保密局领导的。看守所所长是李磊。这个 看守所原关押约300 人，重庆解放前夕，先后由毛人风转达蒋介石之命，共屠杀了 两次：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杀了140 多人。 第一次屠杀了革命人士42人，是蒋介石于1949年八九月间第一次到重庆时指示 屠杀的。这42人都是中共干部及党团员，有工委、市委、地委、县委、学运和工运 及军事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革命人士，是于1948年春由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以后 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和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合作搜查《 挺进报》，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组织，因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而 被逮捕的。其中交由重庆警备司令部在大坪公开屠杀的，计有淄华辅、邓兴邦、江 竹筠、陈然《挺进报》的负责人）等10人；秘密屠杀的有刘国志、王淄等32人。这 32人是在原中美合作所旧址的东面岚秘密屠杀的。 第M 次屠杀的为100 人左右，是蒋介石于1949年11月间第二次到重庆时指示屠 杀的。当蒋介石指示毛人凤迅速清理集中营的人犯后，毛人凤派徐钟奇会同西南特 区司法科科长龙学渊、法官张少云（？）等清理渣滓洞所关押的人员。据徐远举告 诉我说，渣滓洞的人犯，于重庆解放前夕释放了一部分，如民革、民盟人士和西南 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寄押的军事俘虏及嫌疑犯都释放了；个别的共产党员也有释放 的，如（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就是其中之一。判处死刑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 共100 人左右，杨虎城将军的两位副官就在其内。这一批人是于同月27日集中屠杀 的。 在屠杀的前两天，西南特区会计科长李宪章到保密局重庆办事处领款购买汽油 10大桶。我问购汽油作何用途，李告诉我说，一部分准备给载运特区人员撤往成都 的大卡车之用，另一部分准备于屠杀渣滓洞看守所的人犯之后，把那个房子用汽油 烧了。我当将款发给李具领了。 以后徐远举告诉我说，渣滓洞看守所判处死刑的那一批人犯，是由他派西南长 官公署第二处所属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于27日前往渣滓洞会同看守所所长李 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执行，先将该所判处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间大房子内，将铁门 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屠杀后，然后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了。又听到李宪章说，当 机关枪扫射时，被屠杀的烈士们，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 的当时没有被打死的被火烧死了，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连刽子手钟铸人事后都说 ：“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 用机关枪扫射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 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指开机关枪的特务）扫射，这个玩意真不好干啊！ 我们这样的杀人，如果共产党捉了我们，对我们还会饶恕吗？共产党快打到重庆来 了，我是非走不可的。” 新世界集中营的大屠杀 新世界看守所，表面上是属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即原来的稽查处）， 因该处是由保密局所领导，因此这个看守所实际上也是由保密局领导的。 这个看守所原关押150 余人，都是在1949年间由重庆丙种会报决定逮捕的。同 年11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指示毛人凤清理集中营的人犯时，由毛人风转知保 防处予以清理，除释放嫌疑犯100 余人外，经签报蒋介石批准判处死刑的革命人士 30余人。这30余人，由毛人凤指示保防处处长周养浩派人于11月26日押赴中美合作 所旧址内的松林坡屠杀后，即在那里挖了一个大坑掩埋。 特工秘闻 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特别站 范国栋 天津特别站的建立经过 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老军统分子陈仙洲，有一个把 兄弟叫高洪恩，外号叫高大胖子，两人关系密切。高原为军统上校直属通讯员，在 陈仙洲的支持下，在天津组织一个在航运方面进行活动的特务组织，直属南京保密 局，名为保密局直属天津策反行动组，公开的招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航运调查组 （工作人员均佩戴稽查处证章），专门从事对旅大解放区的航运调查情报及策反活 动。高洪恩担任上校组长，凌道章任内勤中尉文书，会计是马路平，由稽查处派来 一名稽查秦质彬任书记，组员有郭凤橄、徐钰麟、海涛、孙世秀、王宗金等，分别 在大连和朝鲜汉城、仁川搜集情报及进行策反活动。小组的地址就设在高洪恩家中 （万全道59号）。 徐钰麟在大连（已是解放区）潜伏活动中策反了大连船舶管理处（相当于海关） 副处长姜盛三逃津投敌叛变。姜盛三是山东黄县人，出身大地主兼资本家，在大连 开设有饭庄、布店。对姜盛三的策反还包括两艘机帆船，即“胜华号”和“德胜利 号”。这两艘船由大连向朝鲜运送物资，经策划由姜盛三押运，与船长事先勾结好， 船行中途将押船干部杀害，再转道驶往天津。姜盛三叛变来津，在塘沽受到陈仙洲 的代表的欢迎，船被没收，货物被拍卖，货款归保密局。姜盛三被任命为稽查处航 运组中校副组长，参加特务组织，先后曾策动大连几十艘机帆船投敌。 孙世秀的哥哥孙世文，长期潜伏在大连，在大连港口任检查所长；吴海涛在大 连市政府当科长，是航运组在大连的负责人；还有王宗金在大连港口码头一带活动。 这些人都有公开职业掩护，与其他人员不发生横的关系。姜盛三策反了几十艘机帆 船，就是得力于这些潜伏人员的协助。 由于姜盛三投敌有功，保密局本部于1947年9 月将姜盛三叫到南京，由第一处 （专管策反情报）处长叶翔之接见，慰勉奖。1947年10月，局本部批准原航运调查 组扩大为“站”的编制，受保密局直接领导和天津稽查处的督导，改称为“国防部 保密局天津特别站”，又称“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航运调查站”。编制是：中校 站长姜盛三，中校副站长杨德邻，后又来一名副站长减玉山。另设三个组，即大连 组、平壤组、汉城组，每组配电台一部。 航运组的外围组织大中船务行 大中船务行是个船舶代理行，成立于1946年，地址在今和平区沈阳道辅安里3 号。这个船行是在白世维担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由白的好友张善一和姜盛三 的老友姜砚田合资开办的，后台是稽查处，从处长到督察长、科长都人了股。姜砚 田原在大连代姜盛三经营饭庄、布店等，姜盛三叛变后，他也逃来天津。大中船务 行的业务是在来解放区贩运货物，从中牟利，并在大连搜集情报，出人港口有稽查 处撑腰，生意颇为兴隆。姜盛三利用这些往来于天津、大连之间的船长、船员为他 提供航海情报，因而对旅大解放区船舶航行动态了如指掌。 1947年下半年，该行被人控告投机倒把贩运通匪物资，天津警察局准备逮捕张 善一。白世维闻讯恐暴露其经商牟利内幕，将张善一先行扣押在稽查处，实际上是 保护起来。大中行因此关闭，出兑给鸿程船务行。 几次派遣特务潜入大连 天津特别站的主要任务，是要推进到大连，成为一个潜伏站，再配合汉城、平 壤两组开展策反及情报工作。自1947年10月天津特别站成立后，局本部几次电催姜 盛三向大连推进，姜以冬天封港为由，再三拖延。春暖开冻后，上尉组长徐钰麟奉 命率马路平到烟台再转去大连。两人领取半年的活动经费，在津买成粮食、布匹、 毛巾等物资运到塘沽，再乘机帆船去烟台，落脚处是烟台信船行李世亨处（李是姜 盛三的拜盟兄弟）。徐、马二人到烟台后，花天酒地，逗留不前，经姜盛三再三派 人催促，才不得已乘机帆船去大连。不料船行中途，遇到国民党军舰在渤海湾巡弋， 发现该船是开往解放区的，盘查后予以扣留。徐、马二人最初未敢暴露身份，在被 扣留后，徐始说明自己是国防部保密局的。国民党海军令其出示证明，他只好留下 马路平作人质，回天津向姜盛三报告情况。姜将此事电告南京局本部，后由保密局 电告海军司令部将马路平释放回津。这次行动，宣告失败。 第一次派人去大连潜伏的计划失败后，姜盛三又利用马路平、姜维家等人网罗 从旅大流亡在津的一些反动分子，组织一个特务外围组织，取名叫在津旅大复员协 进会，由姜维家担任理事长。姜维家原是大连民生轮船公司民生三号船长，于1947 年夏在仁川被该站平壤组的特务凌道章策反来天津，当时船上满载杂货玻璃等物资， 驶来天津后，姜维家得了一笔回扣及奖金，民生三号船被没收，成为天津站的行动 船只。 姜维家社会联络广泛，出面组织在津旅大复员协进会后，活动极为猖狂。他们 大肆散发传单，制造反共舆论，要求“国军”迅速收复旅大。该会总部即设在天津 特别站内，理事多为东北籍的特务，由马路平任总干事处理日常事务。后因往来人 员太杂，而站部是保密单位，就迁往别处了。 进入大连建立潜伏站的工作遇到挫折后，局本部多次来电督促迅速开展，最后 来电斥责姜盛三，如再拖延，即以玩忽职守论罪。为此，姜盛三组织一个烟台前进 指挥所，携带一部电台，亲自出马坐镇烟台，开展对大连方面的工作。天津方面由 杨德邻。臧玉山两个副站长负责。 开展大连工作，必须很快把电台建立起来。姜盛三经过一番策划，与潜伏在大 连的特务联系好，向大连运送电台，方法是将电台用油布包裹严封，系于前往大连 的船只的尾部，不使露出水面，随船运进大连。原计划船到旅大港后，由潜伏在大 连充当海口检查所长的孙世文负责接运。但船到港后，港口检查极为严格，孙世文 不敢贸然行动，最后只好将电台原船退回。这次行动又告失败。 姜盛三第一次派徐钰麟、马路平去大连失败后，在1948年初又命令大连组中尉 文书张弘、少尉交通员赵仁样二人携带半年经费去大连。临行前在天津将所领的经 费包括薪饷全部购成粮食、布匹、百货等物品，以“鸿祥号”名义，由天津去塘沽， 再转船去烟台，然后搭乘一艘帆船去大连。两人落脚在金县，经常去旅顺港和大连 市刺探各种情报，如飞机场的位置、仓库分布情况、码头船只出人及货物吞吐情况、 苏联驻军动态、旅大各级负责干部名单，以及机关团体编制概况等。张弘还买了架 照相机，拍照了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由于电台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经费也用 完，不能维持下去，不得已于1948年七八月间返津。 1948年夏，天津特别站电请南京局本部派一名报务员来。这人叫孙永必，朝鲜 人。经过一番周折后，孙永必乘船到朝鲜仁川，再转道大连，终于把电台建起来， 直接与烟台姜盛三联系。 大连潜伏组的活动重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上层人物进行策反；一是从事于情 报及船只策反活动。为此划分了两个小组：第一组由于子仁担任中校组长，他们的 策反对象是前关东主席及大连市长；第二组从事情报及船只策反活动，由赵宝民担 任上尉组长，原大连组长徐钰麟改为站部直属通讯员。 赵宝抿原在大连经商，他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经常把解放区需要的物资运 进大连。赵上任后提出，共产党急需拉轮带，如能从天津运一批到大连，必能取得 共产党的信任。当时拉轮带是天津禁动物资，利润很大，赵宝民拿出几根金条交臧 玉山设法购买。臧玉山写了一个报告给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严家浩，说明情 况，经严批给警备司令部物资管理处准予发给特别许可证。赵宝民在津购买了一大 批拉轮带，臧玉山派徐钰麟押送到塘沽等候装船，同时将此事电南京备案。不料第 二天南京来密电，拉轮带停止运出，同时命令扣押赵宝抿，其第二组组长职务被撤 销。另委申熙章担任。 组织海上行动大队 自姜盛三在烟台成立前进指挥所后，工作开展不大，为了应付局本部的一再督 促，姜盛三决定在烟台成立一个海上行动组织。将“寿城号”、“湖南号”、“民 生三号”、“海通号”等机帆船做为该站海上行动船只，调来塘沽警察局督察李克 东任少校行动组长。报请南京批准，准予发给四个中尉的薪饷做为海上行动组的活 动经费，再将抢来船上的物资少报些，留做经费用。 行动组成立后，为了出人天津港口及购买船上用油及其他补给品，必须有个公 开的名义，经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批准，可以使用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上巡查队 的名义出人码头，船上官员佩戴稽查处证章，同时通知津塘港口关卡免验放行。 该行动组成立不久，就在海上抢了一艘朝鲜“海英号”扣在烟台，船上所载大 部分是柴油、汽油，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全部没收。船员数十人，后被押解天津。 姜盛三见海上行动有成效，便决定与烟台警察局合作，扩大海上行动队。姜与烟台 警察局长刘馨吾地是军统分子）取得一致意见后，上报局本部，得到批准。即由烟 台警察局刑事警察总队队长陈实兼任航运站海上行动大队中校大队长，调北平行辕 上尉谍报参谋廖凯为上尉大队副兼政治指导员，原海上行动组长李克东任分队长， 烟台警察局派出一部分水上警察并携有枪支，归海上行动大队指挥。该队将船员集 中在烟台信船行进行军事训练，由廖凯任教官，教以军事常识和射击技能，以便在 海上开展海盗活动。 1948年夏，陈实乘“湖南号”由烟台来天津，向臧玉山汇报海上行动情况，鼓 吹这种“海盗”行动油水不小，建议臧玉山将指挥中心迁往烟台。经臧玉山上报南 京批准以后，即将天津特别站本部迁至烟台，改名“烟台特别站”。 与韩国大同青年团特务队的勾结1946年航运组成立后，就向朝鲜汉城、平壤、 仁川派去情报人员。扩大为特别站以后，正式成立汉城组，录用当地人为情报员， 搜集政治、军事、航海交通等情报。在仁川以策反为主，因仁川港是对外联络港口， 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等地都有船只往来，是搞策反的重点地方。 1948年春，有十几名“韩国大同青年团”的特务队员来天津会见了臧玉山，双 方商议在朝鲜合作开展情报活动。臧玉山请示局本部，准予去南京进一步协商，遂 由汉城组组长郭凤犀陪同乘飞机去南京与局本部叶翔之商议。经协商，保密局出经 费、枪支及爆破器材、通讯设备等，由大同青年团特务队出人，负责搜集军政、经 济。交通等各方面的情报，并负责对北朝鲜进行重点破坏活动。双方在南京签了协 定，大同青年团特务队领了经费返回南朝鲜。 逃往青岛 1948年秋后，华北战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烟台被围不久之后宣告解放。特 别站的全部人马乘船逃往青岛，依仗美军的军舰保护，又立起了“青岛特别站”的 招牌，站址设在青岛河南路92号源盛行内。天津的臧玉山也带着全部档案逃往青岛。 青岛解放后，又逃出大陆。至此，进行了两年多罪恶活动的保密局天津特别站宣告 结束。 特工秘闻 郑介民是靠什么起家的？ 沈醉 郑介民是戴笠的最重要助手，后来成为戴笠的继承人，在军统局的三巨头中， 他是居唐纵、毛人凤之首的。 郑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并由蒋介石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 1927年8 月间，他从苏联学习回来，正赶上蒋介石被迫下野去了日本，他没有工作， 只好到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后期名称）第六期去找在该校当总队长的潘佑 强，由潘安排他在军校担任政治教官。1928年1 月9 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复任国 民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被蒋派为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介石搞搜集情报的工 作。他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从他在武汉搞特务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才扶 摇直上，成为特务头子的。 1928年12月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在东北挂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国旗，蒋 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统一了，但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 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要拔去这一眼中钉。 郑介民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很了解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向 蒋请求去武汉搞对桂系的特务活动。郑和桂系头子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 大学同学，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认为通过这一关系，很有 把握打人桂系内部去活动。当然，这种机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的，所以马上召见他， 并面授机宜，命他立即去武汉。 他在武汉这次的活动，他认为是最得意的大事，以后经常向人夸耀，我不止一 次听他谈起过，所以能了解到一些。 他从南京悄悄溜到武汉后，假装失业，故意住在一家小客栈，并做出一副非常 穷困潦倒的样子，装成无路可走，而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求见李宗义。当时四集 团军总部的军官们习惯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在总司令部内 一向是受到各方面尊重的。 李宗义见到郑介民那种落魄样子，十分同情，马上答应为他设法；特别是第二 天去小客栈看他时，更毫不怀疑，完全相信了他编造的那一套假话，要他立即随他 一道搬进总司令部和自己同住一室。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二总”会把蒋介石派的 “探子”——特务引进来。第二天李宗义为他做了一身漂亮衣服，带他去见了李宗 仁和总司令部的许多主管人员，并常常陪他出去玩。这时总部一些想讨好“二总” 的人，对郑介民也特别巴结，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慢慢开始活动起来。首先把李 宗仁部的兵力部署和装备等弄清楚之后，又把总司令部和各方联络的密电本偷拍成 照片后再送回去。当时李宗仁总部的一些机要人员，一方面是麻痹大意，另一方面 是受了郑介民的贿赂，所以郑在武汉很短时间内就摸清了第四集团军全部情况。 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搞特务活动的王柏龄把郑所得到的情况不断向蒋介石汇报后， 蒋介石十分高兴；又叫王柏龄通知郑介民在李宗仁统率的桂系将领中，进行分化、 离间等阴谋活动。郑便设法拉拢一些桂系中的湖北将领，向他们提出“鄂人治鄂” 的口号。桂系中的鄂籍将领胡宗锋、陶钧等都极力赞同，他们更尽力去争夺地方上 的权力，李宗仁也希望通过他们来更好地统治湖北。这样一来，许多桂籍将领如夏 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便大为不满，郑又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到处散 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的却是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加深他 们之间的裂痕。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另行派人去对这些 人进行收买拉拢，封官许愿，大搞分化瓦解的工作。据郑介民说，这方面的工作， 他当时完全不清楚，事后他才知道。当时，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潜伏在李宗仁身边， 在内部去搞活动，因为怕一旦暴露，便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能打人内部去的人。由 于郑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那么毕恭毕敬地开口“德公”闭口“德 公”（李宗仁别号李德邻），连老谋深算的李宗仁也从未对他有过怀疑，总把他当 成自己胞弟的好朋友。 当蒋介石的阴谋布置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 内部发生了变化。1929年初，他还想扩大地盘，与蒋介石平分天下，暗中企图把桂 系势力从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李手下的大将白崇禧是桂系中有名的“智多 星”，他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 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 江浙进军之势。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积极作好消灭桂系的各种准备，只等机会 下手。 李宗仁要想把桂系从广西到华中联系起来，首先得把湖南拿下来，所以他便企 图扶植倾向桂系的湖南军阀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不经过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的批准，直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任命何键为湖南 省主席。这时，何键一方面接受李的任命，同时又向蒋介石去请示，蒋介石对此极 为高兴，认为消灭桂系的时机和借口都有了，便于1929年3 月ZI日将李济深软禁于 南京汤山，公开宣布：李宗仁不服从中央，免去李宗仁的一切职务。李宗仁和白崇 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便下令讨伐李、白，除调集大军围攻桂系军队外，并 亲自从南京赶到九江指挥。 这时，早被蒋介石分化了的桂系部队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均一枪不发， 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怿、陶钧亦通电下野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其 他桂军亦纷纷退出武汉，桂系在湖北十多万人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 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治疗眼病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就失败，他从 上海经香港转回广西，还准备收拾残部与冯玉祥合作共同反蒋。通电发出不久，蒋 又指使广东的陈济棠部进占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得不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之后，郑介民即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蒋接见他的时候，紧 紧握着他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此机会，当场把蒋介石给他的一 笔未用完的巨额特别活动费交还，更加受到了蒋的称赞。 据郑介民的妻子柯淑芬告诉我，郑在武汉搞对桂系的特务活动时，与南京方面 秘密联络接头处便是在她家中。她当时是冒全家生命危险来掩护他的。郑与她往来， 对外诡称是谈恋爱，后来假戏真做，双方有了感情便正式结婚了。柯淑芬自恃对郑 搞垮桂系立了大功，所以后来郑介民对她百依百顺，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特工秘闻 长沙和平解放前后的张严佛 陈达 张严佛，又名张毅夫，湖南东乡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 令部任过少校、中校科员、科长等职。第六军垮台后，由同乡邓文仪介绍，进入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课任中校股长。邓文仪被撤职，由戴笠接管该课后， 见张对情报业务很熟悉，且有大学文化程度，办事能力很强，便将张调任为复兴社 特务处书记长。张感戴的知遇之恩，工作十分卖力。1941年，戴笠以西北地区工作 重要，委派张严佛为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不久，又调张为军统局主任秘书。但由于 张既非浙江人，又非黄埔出身，且生性耿直，不善吹拍，为戴笠的江山同乡所排挤， 一度降为秘书。而原来的部属毛人风反而成了他的上司，从此张内心十分不满。1946 年秋，张被任为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闲职，并无具体工作可做， 心情极为苦恼。 张严佛在南京期间，陈明仁正被贬为总统府中将参军。张。陈系小时同学，交 情甚笃，同感国事日非，张积极怂恿陈设法再谋兵权，以图应变。 程潜竞选副总统期间，张积极为程拉票，程落选后回湖南任省主席和长沙绥靖 公署主任，张亦为摆脱同毛人风的关系，返湘谋职，程委以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兼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后又升任主任，总揽湖南党政军和平解放事宜。 程潜在湖南停止征兵、征粮后，蒋介石即觉察程有“叛变危险”。曾指示毛人 凤说：“不能让湖南再出一个傅作义了。”言下之意，要毛人凤暗杀程潜等人。 当陈明仁因故愤而返回时，程潜叫张严佛与李君九、温汰沫等人去劝说陈明仁 以湖南和平解放大局为重，速回长沙主持工作，张等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9年5 月，毛人凤密派机要秘书毛钟新来长沙，会同保密局湖南站长夏松， 组成“湖南政局侦防组”，阴谋暗杀程潜等人，也包括张严佛在内。 当时在湖南的军统人员，有赞成起义的和反对起义的两派，起义派以张严佛为 首。张经常参加程潜、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陈明仁等人的绝密会晤，在得知 毛人风派毛钟新企图暗杀程潜等人的消息（这是湖南站人事科员刘炳文告知张严佛 的）后，再三函电让我到长沙，挫败毛钟新的暗杀阴谋。因我与毛钟新私交较好， 当时又不在长沙工作，不致引起毛的怀疑。我从毛那里了解到杀程的具体部署后经 张严佛向程潜反映，程潜加强了戒备，并用恐吓办法赶走了毛钟新，使毛的暗杀阴 谋未能得逞。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张严佛还通过刘炳文搞到军统布置在湖南各地的潜伏特务 名册一份，于长沙解放的次日交给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夏印，使政府很快将潜伏特 务一网打尽。 据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在改造中交代：长沙解放后不久，毛人凤密派曾在军统 兰州特训班受过训的特务四人潜人长沙，要他们务必将“叛徒”张严佛暗杀，并告 知凡解放后留长沙的军统人员皆已“叛变”，都在暗杀之列。张在长沙解放的第三 日即秘密迁居洪家井，深居简出，以防不测。暗杀张的特务因找不到张的新住址， 无从下手，改杀了赞成起义的刘人爵。 后来张严佛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协助工作期间，毛人风再一次派特务企图 暗杀张于广州，由于张警惕性高，未能得逞。 特工秘闻 周伟龙的一生 刘植根 周伟龙，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之一。他是军统前身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的前身 “十人团”的成员之一。他的一生极富戏剧性，他从20年代投靠蒋介石起，长期从 事特务活动，与共产党为敌；可是最终他又因有追随程潜、唐生智争取湖南和平解 放的表现而被国民党保密局以“图谋不轨，叛党投敌”罪逮捕、杀害。 周伟龙，宇道三，生于1901年，原籍是湖南湘乡十三都的三迁谭家湾（现湘乡 市仁厚乡桃丰村）。20年代初，他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深得谢的青睐，被保 送进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任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当时戴笠在 汉口搜集情报被宪兵部队逮捕，戴以黄埔同学求见周伟龙，周不但释放了戴，并弃 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由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成员之一， 也奠定了日后周在军统中的地位。 30年代初，周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1937年调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八 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周伟龙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 作。在这一时期，他的得意之事，就是在1938年派人刺杀了唐绍仪，帮蒋介石除去 了眼中钉。1939年，周伟龙被调到重庆，一度担任军统局书记长。 1940年春，戴笠到江西上饶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组军事委员会忠义救 国军，下编三个纵队。由周伟龙任总指挥，负责苏、皖交界地带的防务，实际是同 新四军在苏南的各支队闹摩擦。有一次，周伟龙带领两个营袭击新四军，遭到伏击， 几乎全军覆没，事后他还自我解嘲地说：“我在望远镜中看到了陈毅，要是多带点 部队去就把他俘获了。”1940年11月6 日，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到柏垫忠 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与周伟龙密商，此后不过两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2年，周伟龙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司令部设在重庆。同时，周还兼 任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该所1943年底停办后，周又与美国人合作在湖南南岳、江 西上饶、福建和漳州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的骨干。由于周与 美国人的关系没有搞好，被解除别动军司令职务；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 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周得知戴的死讯后立即驱车到军统 局，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宝座”。但他论资历不及 郑介民（郑是黄埔二期生），论关系不及毛人凤和唐纵，当然没他的份，仅被任命 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因此他失意愤懑。 周伟龙早年在他老家照壁腾龙图案上曾撰写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 兴天上云。”由此可见他极为自负。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周在南京组织 了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被选为南京的湖南同乡会理事长。1948年，他又为程 潜竞选副总统卖力。 1947年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人战略反攻，据守东北的交警第二总局所辖交 警总队全军覆没，在南京的交警第一总局所辖的交警总队也损失惨重。蒋介石即起 用周伟龙担任交通警察第一总局局长，仍兼军法执行部主任。 交警总局在体制上属交通部领导，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交通方面的特务机构。由 国防部批准建立18个交通警察总队、4 个教导总队，主要是配合“勘乱”，担任南 北铁路主干线的护路任务。周伟龙接任后，就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新任命和留任 的总队长，大部分是湖南籍人或周的旧部。内外骨干都是周在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 时的旧部亲信。 1948年6 月，周伟龙又多次向交通部提出，并晋见蒋介石申述理由，要求增建 3 个交通警备旅，在国防部次长刘斐支持下得到批准。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担任陇海、津浦铁路护路的交警总队，在徐州 “剿总”统一部署下，被调离铁路，在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当战事转移到津浦路徐 州、蚌埠一带时，国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周兼任护路司令，为保存 力量，他掌握对交警部队的直接指挥权，避免投人野战部队。淮海战役结束，周率 人马撤回南京。 国民党在各战场的失败，以及国民经济的近于崩溃，各地学潮的起伏及人心思 变，促使周伟龙考虑何去何从。他的公馆中每天有客人来访，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 的弟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李俊龙更是常客，有时两人长谈到深夜。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长沙后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 1948年9 月，周伟龙派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系；停办交警总队的反动刊物《警钟》， 并以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进步姿态的《前进》月刊。与此同时，周又 邀请湘籍陆大同学、进步人士黄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要他负责与 程潜、唐生智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11月中旬，交警总局家属及2 ／3 的 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把原计划迁往福州的上海交警第三仓库、上海 修械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迁运衡阳。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周将我调出局 长办公室担任第四处出纳，接管黄金108 条，共67.8斤。 1949年元月，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 担任警卫任务，周调去的却是从徐、蚌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同时，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京沪一带 待命。周不愿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 护路司令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的极大猜忌。 1949年元月下旬，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京告急，交警总局留京人员全部迁往苏 州。2 月2 日至3 日，周伟龙在住所召集邓季之、李雪华、王力忠、喻勋衡、温应 冰等主要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七、八两个总队 自上饶出发赴衡阳。2 月4 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准备2 月8 日乘飞机去衡阳，但就 在2 月6 日晚被保密局逮捕。据新任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 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 “专案小组”进行审查。事后听说周伟龙、邓季之、李雪华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 党杀害，这是误传。实际上周伟龙是1950年被杀害于台湾新竹。 1986年3 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上，委员程星龄、唐生明、黄克虎 联名提案请中央统战部按照政策把周伟龙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经中央统战部查 复：“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 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智相机行事的进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