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

作者：单刚,王英辉

内容简介:

　　本书生动的记录了20世纪各代留苏学子们的奋斗历程、学习成绩、精神风貌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信念坚定、理想远大、追求执著，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是他们共同的特质，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同志“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讲话五十周年。

序

　　五十年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
　　五十年前，众多中华学子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了毛主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豪迈誓言在莫斯科大学礼堂里回荡不息。
　　五十年前，上万名青年学子在异国的土地上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五十年间，留苏学子在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勤奋工作，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才智。虽经历坎坷和磨难却无怨无悔。
　　今天，昔日英姿勃发的青年已然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者。可是，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每当我回首往事，心中仍禁不住激情澎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启蒙，学习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经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经过革命斗争血与火的洗礼，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和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才华，乃至热血和生命。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面对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大批管理和专业人才，新生的共和国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一万多名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一万多名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
　　学子们在克服重重困难与取得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后，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愉快地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才智和青春，为振兴中华创造了丰功伟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当中，有的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有的人成为一些行业和部门的领导者，有的人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的人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有的人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不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耕耘，他们都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最瑰丽的建设事业。他们的名字，已经并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隔阂后，中苏两国间留学生交流成为融化两国关系坚冰的第一泓春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国政府恢复向前苏联及独联体国家派遣公费留学人员。与此同时，大量自费留学人员来到独联体国家学习。他们为增进两国间了解和友谊，巩固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留学苏联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这就是永远胸怀祖国、视祖国声誉为生命的爱国主义，永远将祖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奉献美德，和永远追求真理、不向困难低头的科学精神。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革命时期，还是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无论是肩负重任，还是历经磨难，留苏群体始终没有辜负民族的期望。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留苏学生并发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重要讲话五十周年。尽管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但领袖的谆谆教导却言犹在耳。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又看到了一部翔实、生动地记述二十世纪留苏群体学习、奋斗历程的著作。
　　单刚、王英辉两位年轻的留苏学子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通过长期的访谈和资料收集，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素材。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部充满了质朴真情的文字。编纂横亘七十余年的留苏群体史录的行为，正因出自新一代留苏学子之手才显得更具有文化传承的意味。
　　《世纪风华》一书，不仅是对近一个世纪留学前苏联和独联体国家的中国学生群体在学习、生活、工作等若干方面的生动刻画，更是对这一群体所承载的伟大精神内核的深度发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是纪念毛主席讲话五十周年的珍贵礼物之一。
　　朱训


自序(1)

　　1988年9月28日早上7点40分。
　　十七岁的我，作为中苏关系解冻后国家第一批派往苏联的学习大学生，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站台上，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父亲也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红红的双眼。从没离开过家的我，实在是让他们放心不下。
　　列车徐徐启动了，并且越开越快，而父亲仍在追着火车跑，边跑边向我招手，可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刚与父母亲人潇洒道别的我忍不住痛哭失声，心里竟是那般茫然，不知这隆隆列车要将我带到怎样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根被拔出的小草，从此离开了坚实的大地，开始了未知凶险的漂泊。
　　到达了莫斯科后，我被分配到基辅工学院学习。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深深地陷于思乡的哀愁中。语言不通，上课听不懂，也无法和别人正常交流；饮食不习惯，自己也不会照料自己。没有了亲人的关怀，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和不可理解。被选拔时的激动和豪情早已荡然无存。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在不上课的时间里，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被纷乱的心绪所困扰。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无意中的一瞥。
　　这一天，学校为新生安排了一次校史参观。我无心关注讲解员冗长的介绍，目光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墙面的照片上逡巡。
　　猛然间，我的视线凝固在一张老旧的照片上。
　　那是一张张清俊的东方男女青年的面孔。他们的神态明快而自信，目光平和而坚定。他们穿着统一样式的西装，身材同样瘦削，然而却洋溢着同样不可掩饰的青春热情。在照片下方用俄语标注着：“1961年某某专业中国毕业生合影”。
　　跨越三十年的时空，两代炎黄学子的目光在异国他乡碰撞了。
　　是他们——五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
　　在出国之前，我曾被告知，在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一大批和我一样年纪的青年学生，和我一样被派遣到苏联学习。那时对于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现在，他们的形象终于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是的，他们和我一样年轻。他们一定也有和我相同的经历，也一定体验过和我相同的苦闷。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我的目光仔细地扫描每个人的眼神，试图寻找出问题的答案。
　　我像是被施了魔法，呆呆地伫立在照片前，以至于没有听到同行者催促的呼唤。
　　大学的第一年级就在混沌中度过了。期末第一门考试是高等数学。我由于没好好准备，一下子考了个四分。教数学的是一位名叫亚列姆丘克的老教授。在成绩册上写下成绩后，他近乎于痛心地看着我，问道：“我的孩子，你怎么啦？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让你只考了四分？要知道，三十年前我教过的中国学生，他们都是那么的优秀，他们永远只考五分。”接着，他回忆起五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提起他教过的每个人的名字。讲起当年的事情时，他充满深情。
　　我顿时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三十年前，他们一定曾经坐在这个教室里，从容地回答问题，用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赞许和敬重。
　　我是他们的后代。我的身上传承着他们的血脉和基因。我应当和他们同样优秀，我有能力和他们同样优秀，我必须和他们同样优秀！
　　从这天起，我发誓只考五分。
　　六年后，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又过了两年半，我获得了副博士（博士）学位。
　　回到国内，工作之余我参加了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的活动，有幸获得了许许多多和五六十年代留苏学长接触的机会。
　　那些曾支持我走过艰难的求学之路的高贵灵魂，如今就有血有肉地站在我的面前。
　　他们是如此平凡，平凡得就像邻家的一位慈蔼的爷爷或奶奶。在市井中，你绝对无法将他们和普通人区别出来。


自序(2)

　　他们是如此优秀。在他们当中，涌现了无数专家、教授、学术带头人、国家高级干部。他们的职位可能不同，但是决无平庸之辈。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一段凝重的记忆，一座功绩的丰碑。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
　　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规模巨大的国家间人员交流活动。在其后，类似的活动也再没有发生。
　　这是一个业绩卓越的群体。
　　他们支撑了新中国五十年的建设。他们当中的许多名字，永远铭刻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的史册中。
　　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群体。
　　在他们身上，浓缩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所有苦难。然而无论精神还是肉体的摧残，都丝毫没有折损他们矢志报国的信念。
　　这是一个正在远去的群体。
　　如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情感，正如同他们的脚步，与我们渐行渐远。
　　命运如何降临到这群人身上？
　　他们又如何迎接了命运的挑战？
　　在他们严谨的外表下，涌动着怎样的情感波澜？
　　他们每个个体的命运，又是如何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连？
　　这些疑问，驱使我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轨迹。
　　这是一次艰难的心路跋涉。我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来到我未曾降生的岁月，追溯这个特殊群体走过的足迹，揭示他们罕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这是新一代留苏学子的“寻根之旅”。我要探究他们克服重重艰险，矢志报效祖国的动力源泉，来指引年轻一代的人生之路。
　　文明需要传承，记忆需要挽留，历史需要铭刻，这是我们这些晚辈学子肩负的沉重使命。
　　我愿以这些文字作为后来者微薄的礼物，献给那个逝去不再的光辉岁月，献给那些忠诚于信仰、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生命的不朽灵魂！


第一章 大浪淘沙(1)

　　1925年3月。克里姆林宫。
　　在巨大深邃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一边吮着烟斗，一边缓缓地踱步。在办公桌上，是一封来自于苏联驻中国广东政府代表鲍罗廷的加急电报：
　　“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因病逝世。孙先生逝世前，曾口授《告苏联同志书》。全文如下：
　　……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
　　伴随着均匀有力的吮吸，烟斗中的火光忽明忽暗，烟丝燃烧发出细微的咝咝的声响。在缭绕蒸腾的浅蓝色的烟雾后面，斯大林陷入了沉思……
　　自从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以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苏联支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广东黄埔建立了第一所正规化的军事学校，培养军事指挥人才。但是，为了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需要培养大量的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革命干部。他们不仅承担着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也将成为今后维护良好的中苏关系的纽带。
　　几天以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在莫斯科，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为中国的革命者创办一所大学。
　　1925年10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代表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以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随即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①
　　10月7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招生开始。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全国报考的考生竟达上万人。
　　经过几年来的熏陶，苏联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因此，能够到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去“红色麦加”朝圣一般荣耀而神圣。
　　在鲍罗廷的参与和引导下，招生委员会从参试的考生中择优录取了二百八十人。在这些人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出于巩固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鲍罗廷从国民党要人的适龄子弟中，又特别推荐了二十名学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周折之后，1925年10月，第一批赴苏留学的一百余名青年学生们，从广州、江西、湖南等地出发，陆续在上海集结。
　　1925年10月19日夜晚，在苏联驻上海领事的协助下，学生们躲避过北洋军阀的警察和租界巡捕的围捕，终于登上了开往苏联的一条狭小拥挤的货轮。
　　穿破黄浦江骚动不安的夜色，轮船满载着青年学子们澎湃的心绪，将暮霭深沉的中国留在身后，驶向远方破晓的曙光。
　　这是一段艰难的航程，有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船出长江口进入到东海之后，遇到惊涛骇浪。全船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晕船，睡在我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呕吐的。大约在头三天很少人起来吃东西。后来风浪小了，天也放晴了，于是大家都往甲板上跑。那里空气新鲜，一望无际，自然不会晕船。原来我们所乘的这艘船，不超过一千吨，而且是专门载运咸鱼的，满舱鱼腥，再加上密不通风，住在里面的人，即使没有风浪，也会呕吐。”
　　尽管条件恶劣，可是青年人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船舱中，甲板上，到处都成了青年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几本马克思主义启蒙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成了大家手中的至宝。再也没有了反动势力的捕杀，大家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畅所欲言地讨论了。


第一章 大浪淘沙(2)

　　颠簸航行约一周后，轮船靠泊在苏联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在这里学生们没有停留，很快便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又经过三周的跋涉，火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学校负责人随即将疲惫不堪的学生们迎接到了校舍。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在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行程里，大家就没有洗过澡。因此，在匆匆填饱肚子后，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附近的公共浴室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热气蒸腾的浴水中，大家舒展筋骨，洗涤征尘，仿佛也去除了从旧世界带来的尘埃。
　　在毗邻莫斯科红场的沃尔洪卡街十六号，坐东朝西坐落着一座庞大宏伟的四层楼房。庭院宽大，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这座建筑曾是一个俄国贵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后改成一所中学，后又改为一所农业大学。
　　如今，这座楼房已经被改造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舍。一楼是衣帽间、饭厅、储藏室、理发室；二楼的右边是大礼堂，左边是教室，后面是医务室；三楼一半是教室，一半作寝室；四楼是图书馆、女生宿舍。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为二年。
　　第一年，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掌握俄语。学生们被分成二十至三十人的小组，每天用半天的时间，由专门的教师教授俄语。尽管相当多的学生是大学或专科在读学生，然而却都不具备任何俄语基础，连粗通英文的也凤毛麟角。因此，课程就从画蝌蚪般的学字母开始。接着，学生们开始在老师的带领下，逐字逐句地研读《真理报》，慢慢地学习单词和造句。除俄语外，学生们还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课程。
　　到了第二年，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此时，学生们已经可以或多或少地使用俄语和老师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于一般高等院校，其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培养和世界观改造。因此，教学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的方式。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这样，每堂课最终都演变成互动性极强的辩论会。校方希望通过激烈的辩论加深学员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理解和交流，每个班级还专门配备了一名翻译。
　　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队列、射击、武器维修等。学员们被要求学习射击技术，熟练拆卸和组装枪械。
　　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邓小平。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邓小平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邓小平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第一章 大浪淘沙(3)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②
　　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③
　　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注定是不平静的。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风，还是中国大革命的骤雨，都毫无例外地在校园中激起猛烈的波澜。
　　1927年3月21日，被北洋军阀长期盘踞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终于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了。
　　消息传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欢呼雀跃，个个欣喜若狂。兴奋的学生们一齐涌向街头向共产国际大厦挺进，沿途莫斯科的市民也不断加入。欢腾的人群汇成滚滚的洪流，穿过市中心的大街小巷。
　　然而，仅仅二十余天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
　　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突然发动反共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员和工人武装举起屠刀。一夜之间，千百人头落地。
　　消息传来，学生们群情激愤。昨天，大家还在把蒋介石当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和领袖而顶礼膜拜；可是转瞬之间，他就撕下了伪装，暴露出反动军阀的真实面目。在大学校园里举行了隆重的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会。学生们以极大的义愤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
　　“四一二”大屠杀和随后发生的“七一五”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决裂。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很快的，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和遣返回国。
　　1928年学校改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此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完全成为了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党校”。
　　1927年前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
　　联共中央在中国革命前途和策略方面的错误论断，为“托派”的反攻提供了新的论据和口实。在一部分“托派”教职工的鼓动下，有些原本崇拜托洛茨基的学生蜕变为真正的托派分子。


第一章 大浪淘沙(4)

　　1927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红场事件”。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师生队伍经过观礼台时，十几个青年学生突然展开标语并高呼口号：“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顿时拳打脚踢，扭打在一起。队列在列宁墓前乱作一团。
　　紧接着，联共中央严令莫斯科中山大学立即彻底肃清托派分子。那些曾经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支持托洛茨基的学生，很快被开除党籍和团籍，遣送回国。
　　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为权谋小人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明，就聪明地利用了政治倾轧的机会，通过巴结大学校长米夫，在学生内部的帮派斗争中左右逢迎，从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一跃成为留苏学生的领袖，乃至于中共的领导人。
　　为了巩固地位，清除异己分子，王明伙同米夫，蓄意制造了“江浙同乡会”冤案。1928年，俞秀松、董亦湘、蒋经国等一些江、浙籍学生，为了互相关照，经常在一起聚餐、活动。鉴于俞秀松等人资历较老、声望较高，已经成为自己统治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障碍，王明决定罗织罪名加以打击。他声称在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反对苏共的宗派小团体“江浙同乡会”，并侮蔑其与托派势力有关联。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着手进行“彻底调查”。苏联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也插手此事。不久，十二名中国学员被开除，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孙冶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④
　　尽管所谓“江浙同乡会”由于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的介入，最终被证明为一起捏造的冤案而被推翻，但是制造恐怖的元凶并没有受到惩治，反而因为阴谋的得逞而更加肆无忌惮。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在斯大林的策动下，苏联的肃反之风愈演愈烈。已经完全把持了大学领导权的王明集团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发动了“肃清托派分子”、“反对第二条路线”、“反对先锋主义”等政治斗争，并仿效苏共，开始残酷的“清党”。在他的淫威下，大批无辜的学生被开除、劳改、流放、关押，甚至被枪毙。莫斯科中山大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常学习生活已无法维系下去。
　　对于斯大林来讲，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但已经失去当初设立的意义，反而成为各种麻烦层出不穷的策源地。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至此，莫斯科中山大学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
　　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一些军事院校也曾接收过少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苏联和共产国际通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教育，确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政治和军事干部。这些青年骨干，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份宝贵财富。
　　在苏联，大批有志向、有素质的青年革命者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仰，提高了理论和认识水平，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成长为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邓小平、杨尚昆、刘伯承、叶剑英、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还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学员，回国后立即投入到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青春和生命。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罗亦农、瞿秋白、何叔衡、向警予、赵一曼、左权、周保中……


第一章 大浪淘沙(5)

　　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也有少数学员胆怯畏缩、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从事文化、教育、科技、工商实业方面的事务。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也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王明为代表的少数人，以“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把苏联党内“左“的思想意识和僵硬保守的机制带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使中国革命在其发展中多次出现偏颇与失误，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还有一类人，如任卓宣、盛忠亮之流，回国后很快叛变了革命阵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
　　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国民党学员，经过激烈的政治风暴的洗礼，也加深了左派和右派的分裂。劭力子、屈武、冯玉祥等左派代表人物，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而谷正纲、谷正鼎、康泽等人，则紧紧追随蒋氏父子，为捍卫国民党的统治走上了政治上的不归之路。
　　尽管旅莫中国学员回国后的政治方向发生了分化，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接受教育的这批人，无疑成为了那个时代政治波涛中的弄潮儿。无论如何，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当中，从苏联最早取回马克思列宁主义火种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疑成为其中的主流和中坚力量，他们对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举世瞩目的。


第二章 烽火绿洲(1)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老人。
　　他们彼此之间用流利的俄语交谈；他们相互对待如同兄弟姐妹；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饮食有着深深的依恋；他们称苏联为自己的故乡。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而幸存的革命领袖们也处于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烈士遗孤和革命者后代流离失所，陷入极其悲惨的生活境地。
　　为了保护这些革命者的骨血，让他们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存活和成长，将来继承父辈的伟大事业，党组织决定寻找流落在各地的烈士遗孤和革命者后代，送到苏联进行抚养。
　　1929年8月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设立了第一座国际儿童院，用于保护、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的后代，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随着儿童院抚养人数的不断增多，在距莫斯科东北三百多公里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伊万诺沃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称为国际第一儿童院。1937年，共产国际又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国际第二儿童院。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际儿童院划归苏联红十字会管理。
　　从1927年到1941年，前后有一百余名来自中国的“红色后代”被辗转送到苏联，在莫尼诺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度过了艰苦而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坐落在伊万诺沃市东部。儿童院的建筑是一片错落相连的灰白色楼房。
　　楼房前面，是用矮树墙围起的巨大的花园。被精心修剪的花木，团团簇拥着一座玉珠飞溅的喷泉。喷泉中，伫立着一座昂首飞奔的少年的青铜塑像。
　　儿童院的后面是一片茂密的松林。松树身姿挺拔、枝繁叶茂，交织成一面巨大的屏障。远远的，松脂和鲜花混合的芳香飘进鼻息，沁人肺腑。走在林中，只听鸟儿在树端婉转地鸣唱，常常可以看到毛茸茸的小松鼠在地面悉悉簌簌地跑过。
　　松林的另一侧，一条叫做塔尔卡的小河潺潺流过。河水宁静清澈，如镜面一般，倒映着天光云影。河岸上绿草茵茵，鲜花繁盛。
　　儿童院是由著名建筑师设计的。设施之完善，在当时的欧洲都是一流的。整个建筑群包括教室、宿舍、食堂、礼堂、活动室、体育室、图书馆、医务室、浴室和隔离室等。墙面是巨大通透的玻璃窗，楼里是永远擦得锃亮的木地板，有的地方还铺着厚厚的地毯。
　　儿童院里的伙食也是一流的。每天，孩子们都可以喝到牛奶，吃到猪肉、牛肉、鸡蛋，还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甚至还有鱼子酱和巧克力。
　　年纪小的孩子被编入幼儿园。每天早晨，老师带领着一群蹦蹦跳跳、唧唧喳喳的小精灵们，到附近的森林里散步、作体操、捉迷藏；中午，孩子们在繁花锦簇的露天阳台上睡午觉；下午，在老师的引领下，大声朗诵俄语单词，学唱儿歌……
　　到了入学年龄，孩子们便和苏联孩子一样，到当地的学校参加十年全日制的学习。在学校，这些孩子和苏联孩子一起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一起听课、考试、升级，并不因为是外国人而得到任何特殊照顾。晚上回到国际儿童院，孩子们在老师的监督、辅导下，完成学校布置的功课。
　　儿童院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家庭。这里除了众多的来自中国的孩子外，还有来自保加利亚、波兰、希腊、美国、日本等三十多个国家的子弟。
　　为了让孩子们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儿童院还把大家按国籍分班，每周几次由各国自己的老师讲授母语和历史文化。
　　课堂上，来自中国的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徜徉在祖国悠久灿烂的历史长廊中。通过老师由浅入深的讲述，孩子们了解到祖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认识了秦皇汉武，领悟了唐诗宋词，体会了汉语汉字的美丽玄妙。老师还向大家传播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介绍革命领袖的光辉业绩。很多孩子，是在这时候才从照片上认识了自己父母的形象，了解了他们为之奋斗、献身的伟大事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已经播撒下对敌人的仇恨、对祖国的热爱。


第二章 烽火绿洲(2)

　　除了文化课，学生们还要上体育课。孩子们要学习跑步、踢足球、打排球、游泳、滑雪、滑冰，每天还要洗冷水浴。老师反复告诫大家：只有在大自然中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将来才能承受艰苦环境的挑战，才能完成革命交给的任务。
　　儿童院非常重视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女孩子们要学会刺绣、缝纫、烫衣，每天下午还要到厨房帮厨，做一些削土豆皮、刷盘子的杂务。男孩子们则在车间里学习木工、钳工、车工的工作技能，学习自己修理桌椅。每逢节日，孩子们都要对全楼进行彻底的扫除和清洗。劳动教育不仅使大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更使他们从小形成了独立自主、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品格。“只有劳动才有权分享成果”的观念被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夏天，塔尔卡河畔的草地上如繁星般缀满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花。女孩子们提着篮子，如同一串欢快的音符，在草地和林间跳跃、穿梭。不一会儿，篮子里就装满了五彩的花朵、鲜嫩的蘑菇。勇敢的男孩子们跃入清澈的河水中游泳、打闹，溅起阵阵激烈的水花。
　　冬季，厚厚的积雪如同一床雪白的棉被，温柔地覆盖了原野和河流。有的孩子在院子里堆起大大的雪人，插上木炭球和胡萝卜做眼睛和鼻子；有的孩子穿上冰鞋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穿行、旋转；更多的孩子们在白茫茫的雪野中追逐打闹。雪团在空中飞舞，落在身上顷刻飞溅成洁白的花朵。顽皮的孩子们捧起大团大团的白雪，拍在小伙伴的头上、衣领里，大家滚作一团。
　　新年来到了。男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森林里，选一棵合适的松树砍下来，拖回儿童院。大家在松树下面钉上一个十字木架，把它树立在新年晚会的现场。巧手的女孩子们开始装扮松树。枝头挂上五颜六色的小灯泡、彩球、小花篮、小动物，再缀上小星星，拉上彩带，一棵翠绿的松树，一下子变得神话中一般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新年晚会开始了。同学们穿着漂亮的节日盛装围坐在树下，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当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会场一片欢腾。孩子们欢呼着，跳跃着，相互祝愿新一年的快乐和幸福。最后，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戴着红帽子、披着红色外套、一脸白胡子的新年老人走了进来。孩子们伸长脖子，目光仿佛定格了一般，凝固在他背上那个沉重的、神秘诱人的大口袋上。
　　收到礼物的那一刻，每个孩子的心都在怦然作响。小心翼翼地揭开五彩的包装纸，一包五光十色的水果、糖果和各种饼干赫然出现在眼前。 每个孩子都如获至宝一般，把礼物紧紧搂在怀中，因兴奋而涨红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靥。
　　为了让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感受到更多家庭的温暖，许多当地的普通居民来到儿童院“认养”孩子。每逢节假日，“爸爸妈妈”们总要用平日里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给认养的孩子购买糖果、礼物，带他们到自己家里、或城市里的公园去玩。
　　肖苏华至今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幕：
　　“认养我的是当地一个工厂的女干部。有一个新年，她把我和一个西班牙小女孩接到家里。当时正是战争期间，物资非常匮乏。可是桌子上还是摆满了能够搞得到的最丰盛的食品。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盘黄澄澄的桔子！要知道在战火连天的时代，又正值严冬，桔子可比金子还珍贵。‘妈妈’剥开一个桔子，醉人的香气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我们勉强忍住流出的口水。
　　‘妈妈’笑吟吟地把一个剥好的桔子递给我，又把一个给了同来的小女孩。这时，主人的小女儿也说要吃桔子。妈妈很生气地打了女儿一下，训斥说：‘你真不害羞。他们俩的父母都不在身边。这些桔子就是给他们吃的。’委屈的泪水一下从女儿的眼中涌出，她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我想起这个情景，总是免不了热泪盈眶。”⑤


第二章 烽火绿洲(3)

　　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庇护和关爱下，这群远离父母和祖国的孩子，幸运地躲避了故土的腥风血雨，健康快乐地成长，享受着如梦幻般美妙的童年时光。
　　战争的阴霾突然降临了。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急促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从老师们凝重的表情和慌乱的脚步中，孩子们预感到一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在广播喇叭中传出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激动的声音：“德国背信弃义，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分三路入侵苏联。”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动员起来和德国法西斯作殊死的战斗，保卫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败退，德军长驱直入。为避免遭受损失，共产国际要求国际儿童院立即后撤到中亚城市塔什干。为了减轻负担，除了必需的随行物品外，儿童院将其余所有财产全部遣散给了当地的居民。就在大家紧张地打点行囊、整装待发的时候，前线传来消息，德军的攻势被阻滞了。后撤的计划被取消。可是，这时的儿童院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儿童院里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一切为了前线”，面包的供应量先是被减到每天五百克，后来又被减到每天三百克。肉类和奶制品从餐桌上消失了，只有每天的一小块黄油，还能使人记起这里曾经的优越。
　　孩子们的甜蜜梦境，常常被凄厉的防空警报猝然划破。睡眼惺忪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跑向森林中的防空洞。到处是尖厉的呼啸，到处是火光和爆炸。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孩子们紧紧地蜷曲在一起，幼小的身体瑟瑟发抖。摇曳的探照灯光忽明忽暗，照亮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神。
　　学习中断了。年长一些的孩子被组织成后备军，每天参加射击、骑马、行军、防毒、救火等军事训练。年纪小的孩子则在老师的率领下，在宿舍和教室的窗户上贴上防止爆裂的“米”字条，在楼房的顶上昼夜值班，观察德寇飞机的空袭。
　　敌人逼近了莫斯科。
　　儿童院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投入后方支援工作。男孩子们进入工厂，日夜不停地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们也到当地的服装厂、被服厂缝制军衣，到医院护理伤员。
　　大一点的男孩子们被派遣到莫斯科近郊修筑防御工事。每人的任务是每天挖一段长一米、宽三米、深三米的防坦克壕沟。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土地被冻得比石头还坚硬。一铁镐砸下去，地面只是迸出一个浅浅的豁口。孩子们的双手很快就被震裂了，手套被流出的血冻结在手上，摘掉时就像撕一层皮一样。孩子们嫌碍事，索性甩掉手套，赤手空拳地舞动锹镐。歇工时松开手，锹镐居然没有落下，手已经被一层血水牢牢地冻在木把上了。每天几个小时艰苦劳动，报酬却仅仅是一小块面包。不少人又累又饿，昏倒在工地上。
　　来自莫斯科的物资供应中断了。孩子们的生存陷入了困境。
　　可怜的一点黄油也没有了。每天三百克面包，只有拳头般大小。早饭是半片黑面包和一碗玉米面粥，中午和晚上是一两片面包，还有几个小土豆。孩子们大多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如同无底洞一样。开饭的时间还没到，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守候在取饭的窗口前，心里不住地抱怨窗口怎么还不打开。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用舌头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汤水。每次厨房洗菜做饭时，总有很多孩子在门口排上队。他们舍不得那些剥下的烂菜叶和果皮被扔进垃圾箱。
　　饥饿，是对这段可怕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刘爱琴回忆道：
　　“每天早上似醒非醒的时候，我总是似乎闻到了从前吃过的好东西的香味。蜷缩在被窝里不想睁开眼睛，唯恐香味会消失了。就这样一直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才忽然清醒过来。”⑥


第二章 烽火绿洲(4)

　　为了生存，孩子们开始学着自己种菜。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把操场翻耕成了菜地，种下西红柿、胡萝卜、圆白菜。西红柿还青涩的时候，就被孩子们偷偷摘了下来，藏在枕头里等待它变红。圆白菜收割了，地下还留下冰冻的菜根。孩子们把它挖出来，如获至宝地捧到房间里，锁上房门就着冰碴狼吞虎咽。房间里顿时充满“嚓嚓”的咀嚼声，如同一群小白兔在会餐。
　　土豆是最主要的食粮。孩子们把土豆种下去。然后就每天蹲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淡绿色的小芽从地下拱出，数着一个叶，两个叶……，直到枝繁叶茂。不等完全长成，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把土豆刨了出来，三把两把擦去表面的泥土，把土豆放到铁皮桶里，加水煮熟。不等冷却，孩子们就伸手从热水中抓出滚烫的土豆，一边在手指间掂着，一边敏捷地剥去皮，沾着盐大口大口地吞进肚里，然后从口中吐出大团大团的热气。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来自莫斯科的煤炭供应早就中断了。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教室和宿舍的墙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早晨醒来被子都冻在了墙上。孩子们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手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亮。
　　儿童院要求孩子们行动起来，自己到树林里伐木，解决燃料问题，并且还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个立方米。
　　谁也没有伐过木。可是谁也没退缩。男孩子们一声呐喊，扛上斧头，就向着风雪的深处出发了。
　　一斧子砍下去，树干怦然战栗，树梢的积雪簌簌地坠下。一下，又一下，坚韧的树皮终于慢慢绽开。孩子们嘶叫着，疯狂地舞动斧头，仿佛在和巨大的敌人肉搏拼杀。帽子扔掉了，手套甩飞了，棉衣的扣子也全部解开了。汗水未及流下就冻结在发际，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洁白的雪花映衬着孩子们亢奋燃烧的瞳仁，一团团的热气在每个人的头顶蒸腾。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满载着伐下的木块，唱着豪迈的战歌，如同骄傲的武士凯旋而归。
　　浓黑的夜色吞噬了万物。呼啸的风暴夹带着雪块与冰凌，如同一头暴虐的野兽，在空旷的原野上往来奔突。森林，田野，冰封的河流，在恶魔狂野的淫威下发出低沉的呜咽。暴风雪嗥叫着，扑打着门窗，抨击着墙壁，仿佛要将房子撕裂。然而国际儿童院依旧巍然屹立，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房间里，孩子们或搂着书，或抱着心爱的玩具酣然入睡。从窗口发散出点点柔黄的灯光，在冰晶中漫射开来，又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轮朦胧、圣洁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方生命的绿洲。
　　战争终于结束了。
　　陈祖涛[U1]和其他几个中国学生十年级毕业。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按照规定，十年级毕业后，他们就算已经长大成人，不再由儿童院抚养。
　　刚刚经历战争严重创伤的苏联，物资极度匮乏。每天政府配给的口粮只有五百克黑面包，其中还搀杂了不少锯末。作为一年级大学生，每月从学校领到的助学金仅有二百七十卢布，只够在黑市上买四公斤的土豆。
　　为了填饱肚子，陈祖涛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就去莫斯科河的码头上帮人扛土豆。五十公斤重的麻袋落在稚嫩的肩头，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弓着腰，一路小跑，只为多赚回一些酬劳。深夜，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煮熟土豆三口两口地吞下，赶紧躺下睡觉。明天还有功课和考试。
　　陈祖涛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
　　“苏联学生遇到困难，可以向家里伸手。我们真的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我们买不起新衣服。大学前三年身上穿的一直是离开儿童院前发的那两套衣服。我脚上的皮鞋也开了个大口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⑦
　　艰苦，从来没有击垮青年们的生存意志。来自国际儿童院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样顽强地与困难斗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等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


第二章 烽火绿洲(5)

　　就在学子们生活最窘迫的时候，祖国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臂。
　　1947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中途路过莫斯科。当她看到这群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如同街上的叫花子一般。这个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前面不改色的坚强女性，把孩子们搂在怀里流下了眼泪：“我们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想到你们过得这样苦。假如把你们留在延安，至少也能吃饱穿暖啊！”
　　情况很快有了转机。
　　蔡畅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时候，给孩子们带来了几根金条，让他们换钱改善生活。为了既安全又能有个好价钱，同学们决定拿到首饰店去换钱。
　　头一次还挺顺利。第二次当陈祖涛到首饰店兑换黄金的时候，埋伏在周围的便衣一拥而上，把他押到警察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外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黄金？面对警察的讯问，陈祖涛坦言相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从国际儿童院出来在莫斯科读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国内的亲人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如果想核实我们的身份，，可以询问联共中央领导。”警察部门的人一调查，发现事实果然如此，就把他放了。孩子们把黄金陆续换成了卢布后，终于换上了新衣服，吃饱肚子的问题也得到了根本解决。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好转，身在异乡的学子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故乡亲人的支持。1948年，中共东北局给中国学生们发来整整一车皮的食品和用品，有大米、火腿、皮蛋和白绸布。大米、火腿按需分配，随吃随拿；白绸布则每人一块，男同学用来做衬衣，女同学用来做裙子。礼物抵达莫斯科的那天，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赶来卸车，大家都喜气洋洋。面对苏联同学投来的艳羡的目光，大家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海外学子们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们欢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高喊“乌拉!”，激动的热泪肆意流淌。10月31日，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莫斯科的那一天，全体在莫斯科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个不少，都到火车站去迎接。那心情，就像迎接自己久别的亲人。
　　国民党的“大使馆”撤走了，克鲁泡特金大街十三号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留学生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949年11月以后，使馆开始统一对留学生实行助学金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终于得到根本的改善。
　　1948年9月，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U2]等一批青年学生，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
　　操场上，有不少七八岁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你好，你叫什么？”时，孩子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
　　年轻人们发现，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但是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
　　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关于祖国的一切，在他们日新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而如今，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
　　1950年3月，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⑧


第二章 烽火绿洲(6)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⑨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⑩


第二章 烽火绿洲(7)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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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第二章 烽火绿洲(8)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第三章 开路先锋(1)

　　1948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一个人。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


第三章 开路先锋(2)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11
　　出征的日子定在1948年9月2日。东北局为大家统一置办了服装：一套西装、两件衬衣。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东北局的领导林彪、高岗、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为青年学子们举行了饯行仪式。
　　尽管在延安时和首长们熟悉得像一家人，在哈尔滨也不止一次地聚会联欢，但是这次晚宴还是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庄重气氛。
　　在饭桌上，东北局领导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
　　9月2日，二十一名同学作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的留学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列车从哈尔滨出发，经由满洲里进入苏联。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正在大面积爆发鼠疫，进入苏联的列车和旅客必须进行防疫处理。在边境小站奥得勃尔，大家的衣物都被收走进行消毒，列车在奥得勃尔滞留。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人不能随意离开车厢，最多只能在车厢附近散散步，透透空气。
　　两个星期过去了，列车终于被放行了。
　　在赤塔，留学生们的旅程再次停顿下来。由于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并不是每天通行，因此大家不得不在赤塔等待下一班列车。在这里，由于东北局的事先关照，同学们得到了来自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的热情接待。大家在赤塔停留了几天，在当地官员的组织下游览市容、观看电影，对苏联的社会风情第一次有了直观的了解。
　　离开赤塔，经过六天六夜的漫长旅行，疲惫而兴奋的学生们终于到了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隔着车窗向外望去，在站台上迎接的，除了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居然还有几张东方人的面孔。大家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大学。
　　大家跳下列车，和久别重逢的伙伴们拥抱拍打、欢呼雀跃。想到即将在莫斯科重温童年时共同生活的快乐时光，大家无比欣喜，一路的风尘仿佛一扫而光。
　　可是就在当天，二十一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连夜送往距莫斯科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同学们被安置在国际儿童院。天气很快变冷了。苏联红十字会“雪中送炭”，为每个人赶制了一件夹大衣和西装。幸亏有了这件夹大衣，同学们才得以捱过漫长的严冬。
　　为了提高中国留学生的俄语水平，国际儿童院为他们指派了专门的老师。这位叫做费得洛娃的俄文女教师非常和善友好，对中国学生极尽耐心，不厌其烦地讲述难点和要点。在她的关爱和鼓励下，学生们的俄语水平很快有了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第三章 开路先锋(3)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些学校在名望和教学水平方面根本不能与莫斯科的学校相提并论。这一情况，与大家的期待相去甚远。
　　同学们并不知道，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存在着正式外交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斯大林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为了顾及国民党政权的利益，苏方刻意淡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不能进入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正规大学就读。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二十一个年轻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心情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一方面，不能及时得到国内时局进展的消息；另一方面，苏方似乎也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境遇不再给予关注。进入苏联最高等学府深造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既然来了苏联，就要进入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是就在伊万诺沃这样的小城里，不明不白地度过留学生涯，回去怎么向组织交代呢？可是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又是尽头呢？每每想起临行前首长们的殷切希望和自己的郑重承诺，大家心急如焚。加上对气候、饮食不适应，有些人病倒了。
　　就在大家沮丧苦闷的时候，叶楚梅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叶剑英在信中写道：
　　“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12
　　青年们争相传阅这份沉甸甸的来信，分享着来自祖国亲人的温情。父辈们充满激情的话语，重新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理想之火。
　　高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三人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中国留学生在伊万诺沃遇到的困境。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信中还列了一张清单，将这二十一名同学的父母在中共的职务逐一做了介绍。很快这封信就有了回音，马林科夫派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洛马瘳夫来调查此事。
　　1949年夏，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进行秘密访问，向苏方汇报了解放战争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建国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中国同志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彻底打消了苏方的种种顾虑。学生们来莫斯科上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据谢绍明讲，在大家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49年夏天，苏联红十字会安排大家到莫斯科附近的谢涅什疗养院休养，途中要经过莫斯科。伊万诺沃方面不知何故不愿让大家去莫斯科上学，就将其中两位同学扣下来不让走，希望借此牵制中国的学生们。可这哪里难得住具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青年干部呢？大家暗地里把两人的行李运上车厢，就在列车启动的时候，两位同学偷偷爬上列车。随着列车一声长鸣，二十一名中国学生终于结束了曲折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憧憬已久的正规学习生活。
　　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
　　在出国前，东北局就已经指示，到苏联后，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专业，并建议学经济、学工业。中央关于留苏学生学什么，也有比较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任弼时同志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传达了这方面的意见。他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也不赞成学习文科。他强调，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选择。


第三章 开路先锋(4)

　　因此，与后来的留学生相比，这批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成为大家选择专业的原则。
　　在苏联，对年轻人们触动最大的是其高度的电气化水平。大家都记得列宁说过的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因此，莫斯科动力学院是最受青睐的，罗西北、李鹏、林汉雄、崔军、贺毅、肖永定都选择了它的水力发电专业；
　　高毅也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但是是在土木系学习建筑；
　　自幼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零件的邹家华，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同样选择鲍曼学院的还有刘虎生和张代侠；
　　一代名将叶挺陨命于飞机失事。叶正大、叶正明下定决心要制造自己的安全可靠的飞机，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和飞机设计；
　　江明出身于农民家庭，又在土改工作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对探索中国农业社会问题有了浓厚兴趣。他进入莫斯科农学院，决心献身于农业经济研究；
　　罗镇涛和杨廷藩进入莫斯科财经学院学习财政和金融；
　　项苏云进入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棉纺；
　　任岳选择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工业及民用建筑；
　　叶楚梅进入莫斯科大学；
　　任湘进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朱忠洪进入了莫斯科有色金属与黄金学院。13
　　1949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全部免试进入自己所选择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1949年的莫斯科，还处处显示出残酷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流离失所的难民沿街乞讨；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拖着残缺的肢体，无声地诉说着战争带来的苦难。
　　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费是四百五十卢布，这在当时应当算是不低的数目了。然而战争造成货品奇缺、物价飞涨，抹面包的黄油卖到六十卢布一公斤。中国学生也只得节衣缩食，买一块黄油要节省着吃很久很久。
　　比生活的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
　　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极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谢绍明回忆道：
　　“我们到苏联时，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本人在满洲国印的《露和字典》。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有些字词和中文相同或相近。我们就拿着这本俄、日语对照的字典，连蒙带猜，学会了不少单词。
　　有时看书看的实在太累了，不论寒暑，就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放开冷水冲，一下子打个激灵，抖擞精神继续看。冬天的自来水冰冷刺骨。宿舍的管理员老大妈看我们这样做，连忙跑过来阻止：‘不行啊，小伙子！这样会得病的！’”
　　到苏联后不久，叶楚梅就因为不适应气候和饮食，患上了肺结核病。进入大学后，巨大的学习压力导致病情恶化，时常咳血，不得不住进医院。但是就是住院治疗期间，她也没有中断学习。她恳请同学们探视时把课堂笔记带来。每次同学们看望她时，她就不停地誊抄笔记，有问题就请同学讲解，结果课程不但没落下，还和同学们一起按时参加了考试。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迫不及待地出院返校了。由于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叶楚梅的病情终于恶化了，以致最后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休养。14
　　通过勤奋努力，大家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每个人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他们树立了中国学生勤奋、团结、友善、自律的完美形象，赢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普遍赞誉。苏联高校的荣誉榜上，第一次刻上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留学生的名字。
　　作为年轻的人民政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派出的留学生，他们经历了比后来者更多的曲折和磨砺。在管理这批留学生的过程中，我国教育部门逐渐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与苏联同行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上的配合也日臻完善。1948年派遣留苏的二十一人，客观上为后来的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工作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他们的优异表现，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卓越的楷模。


第三章 开路先锋(5)

　　除个别人中途因病回国外，1955至1956年期间，这批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陆续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对于这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技术专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组织部最初的分配方案，这批宝贵的大学毕业生将被安置在各大部委。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见时，二十一个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北京。大家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罗西北最先回国工作，他在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北京水电院只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重庆，组建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任总工程师，一干就是十年；
　　当征求李鹏本人的意见时，李鹏明确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工作，到水电站去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李鹏在那里前后工作了六年，参加了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工程的施工、维修、运行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贺毅学成归来，被分配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任工程师，但他渴望到基层去大干一场.他将想法对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倾诉，李锐便给他创造了一个锻炼机会，到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任主任工程师；
　　谢绍明回到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
　　邹家华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
　　叶正大、叶正明学以致用，在沈阳飞机厂工作；
　　林汉雄分在北京，但他没有留在机关，而是去官厅水库工作；
　　张代侠最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在他的要求下，组织又将他派往沈阳第二机床厂；15
　　其他人员也进入了基层工作。
　　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些人走上了行业领导职位，还有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地耕耘一生。
　　不论如何，1948年派遣到苏联的二十一名留学生，作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第一次有目的性地派遣的留学人员，作为新中国在国外培养的第一批“红色专家”，永远铭记在史册中。


第四章 决策(1)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国与国之间的留学生派遣活动。
　　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原野上，一列列呼啸而过的列车，满载着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面孔，满载着求索的渴望和奋斗的激情，驶向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驶向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都已经成了满头鹤发的老人。
　　他们是谁？
　　他们来自哪里？
　　命运如何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随着相关历史档案的逐步披露，历史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迷雾，终于得以层层揭开。
　　“一边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刚刚平息，美苏两国通过军事占领，在欧洲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些从惨烈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惊惧地发现自己又身处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
　　1946年3月5日，已经下野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发表了长篇演说《和平砥柱》。他叫嚷：“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这篇被称为“铁幕演说”的讲话，标志着冷战的开端。
　　1947年3月，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宣称世界已经分裂为“自由世界”和“极权主义”两个敌对的营垒。同年9月，苏共领导人之一的日丹诺夫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战后世界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
　　1949年1月，苏联与东欧六国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同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全面展开。16
　　地处亚洲和太平洋结合处的中国，也成为两大势力交锋的前线。正在与国民党苦苦周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壮大，面临着必须和其中一方结盟的抉择。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
　　“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17
　　1948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利用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之际撰写文章，除了盛赞苏联之外，都明确提出，要么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要么站在美国的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他指出：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8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苏联与东欧及亚洲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随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约定以友好合作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对方内政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这奠定了两国关系间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相互合作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基础。19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五十个企业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专家协定和贸易协定》、《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苏两国的经济、军事、文化交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第四章 决策(2)

　　根据两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苏联前后给予中国总额达六十六亿多旧卢布，年息为百分之一的优惠贷款。
　　为了帮助新中国尽快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工业建设项目，史称“156项工程”。实际投入施工的约一百五十个项目，涵盖了包括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化工、机械、、煤炭、电力、石油、医药等国民经济各个关键行业。“156项工程”的实施，为新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能力有了质的提高。
　　与此同时，苏联派遣了大量的专家来到中国。从工艺制造到国民经济规划，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有苏联专家手把手传授专业技能的身影。据苏方统计，在1954至1957年期间，根据双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派遣的专家数量达到近五千名。20
　　以俄为师
　　新生的人民政权，决心以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为范本，勾勒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21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他们（指苏联共产党人）不仅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1953年2月，毛主席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告诫大家：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目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2
　　新国家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决策者很快意识到，现有人才水平和人才储备，与日新月异的需求相差甚远。
　　战争艰苦环境下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在知识的系统性、专业型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难以满足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随着解放事业进程陆续加入革命队伍的旧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也还有一定距离。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烙印，不仅专业设置不完整，而且明显重文轻理，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造并孕育出国家迫切需要的大量工程、科技人员。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敌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并孤立的政策，在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封锁和扼杀的手段。大量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矢志报效祖国的海外学子，被敌对势力以各种理由羁绊阻拦，不能立即回国效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做出了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人员，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
　　1949年7月，刘少奇等秘密访问苏联时向苏方提出，除了派遣专家来华帮助工作外，希望苏联接受中国派遣留学生，以帮助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人才。这一请求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
　　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定国家文教委员会冯乃超同志、外交部伍修权同志、教育部陈新民同志组成工作小组，负责选拔、确定出国留学生人选。伍修权负责对外联系；陈新民负责留学生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及其他事务性工作23
　　1952年8月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协议规定：


第四章 决策(3)

　　“（中国派遣到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按通例，上述大学生与研究生接受到高等学校初级班学习，仅在个别情况下，方能至高级班学习。至于尚未能充分掌握俄语者，须进预科班学习，其期限自六个月至一年。”
　　“苏联各学校为大学生及研究生规定之一切规则，对于根据本协议接受至苏联各院校之人员均应一律遵守。”
　　“凡由苏联高等学校毕业之人员，均发给按苏联规定形式之毕业文凭，并载明其所获得之专门知识及熟练程度。”
　　“中国公民之大学生及研究生在苏联高等院校学习期间，由苏联政府供给之住处，其条件与苏联大学生及研究生同。”
　　“苏联政府支付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时之生活费与学习费。中国政府应向苏联政府偿还上述费用的百分之五十。”24
　　《协定》的签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历史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的留学生交流活动，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留学生的选拔、培养、管理、使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留学工作被提高到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高度。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并设立了由聂荣臻（代表国家科委）、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陆定一（代表中央宣传部）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外交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各部委细致分工、密切配合，保障整个工作有序进行。在1960年12月的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委《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留学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留学生的派遣规划、留学生毕业回国分配工作，和根据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派遣的实习生选拔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的选拔工作和所有留学生的最后审查批准、派出、国外管理和假期回国学习等工作，由教育部负责；留学生在国外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使馆负责，在国内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负责，其中关于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以教育部为主，涉外事件以外交部为主……”25
　　这一分工，奠定了未来几十年我国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格局。
　　这是一个睿智的决策。
　　建国伊始，从炮火和废墟中走出的新中国的执政者，对于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全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谦虚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事实表明，数量巨大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后，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迅速充实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极大地充实了技术骨干力量。以这批留苏学生为骨干，新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得到飞跃式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整体生产、科研、教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意义做了精辟的论述：
　　“什么是最迅速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指的是使十二年后我国的科技水平能达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的道路呢？这样的道路就是……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2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先进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苏联“老大哥”以一种同志式的真诚和宽容向我们敞开了大门，使得我们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军事等各个领域最近距离地学习和借鉴，从而建设一个完整、成熟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四章 决策(4)

　　不论后来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苏联政府在那个时期给予中国建设的巨大帮助，苏联人民所展现出的深厚纯真的同志情谊，是应当永远铭记、不容抹煞的。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1)

　　在冬日明丽的阳光里，我循着老学长们指引的路线，开始了我的寻觅之旅。
　　从高楼鳞次栉比的西单闹市口向南，都市的喧嚣瞬间抛在脑后。尽管从未来过这里，可是漫步在狭窄陈旧的新文化街上，却有一种异样的亲切在心头。
　　走到街道的西头，向南没多远，眼前赫然出现两扇黑漆铁栅栏大门，上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门牌——“鲍家街43号”。
　　我知道，我到达了今天一路寻访的终点。
　　我感到，这里也将是我的精神之旅的起点。
　　门卫没有阻拦，我信步走入半开的大门。
　　眼前霍然开朗，一个轩敞的古老庭院出现在眼前。北面升起的汉白玉石阶上，是面阔五间的大殿。整个建筑显然刚刚修缮过。金黄的琉璃瓦，大红的墙壁门窗，绚烂的檐下彩画，在清冽的阳光中格外灿烂眩目。
　　我知道，眼前的这进院落，是清朝末年醇亲王府的遗存。在这里，曾经诞生了大清帝国的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座王府成为“潜邸”而不再有人居住。后来，醇亲王府搬迁到什刹海附近，俗称“北府”。相对于末代皇帝溥仪出生地“北府”而言，位于鲍家街的这座王府倒是鲜为人知。
　　更鲜为人知的是，1952年6月至1955年2月，培养留苏学生的摇篮——留苏预备部，在这里度过了初建的近三年时光。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部分校区。空气中若隐若现的悠扬旋律，早已取代了昔日朗朗的读书声。角落里无处不在的中外演出海报提醒我，这里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
　　今天，站在这个历尽沧桑的院落里，我突然有了一种激动。
　　一百多年前，六岁的光绪皇帝从这个院落中走出，等待他的，是“变法维新”、“帝国中兴”的虚幻迷梦；
　　五十多年前，也是从这个院落中，走出了一批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肩负整个民族的期待，从这里启程走向世界，去完成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神圣使命；
　　今天，无数才艺臻备的青年才俊，从这里呼啸启程，走向世界的广阔舞台，去展现自己张扬的个性，去放飞人生的绚丽梦想。
　　鲍家街，梦开始的地方。
　　缘起
　　说到成立留苏预备部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到1951年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1951年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三百七十五名优秀青年便云集北京。
　　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由于时间紧迫，这批学生只是在北京集结一个月，简单了解了一下苏联国情，就匆匆上路了。
　　到达苏联后，这批学生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萨拉托夫汽车公路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俄语基础几乎就是“零”。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在火车上，从苏联列车员那里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字母。
　　苏联方面显然对如何对待这样大量的留学生也没有足够经验。当这批几乎对俄语一无所知的学生到达后，苏方居然没有安排哪怕是短期的俄语培训，就直接将他们领到了各高等院校的课堂。
　　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准备。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犹如一群赤手空拳的战士冲上了前线。
　　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张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27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2)

　　既要从头学习一门语言，又要完成学习和研究，还要逐步适应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郭子恒[U4]：
　　“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学习俄语。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外，处于清醒状态的全部时间——包括走路、乘车、购物、进餐，甚至于去卫生间等一切活动——无时不在背诵俄文单词或常用语。俄汉词典和记单词的小卡片一刻也不离身。最初那种有眼不识字、有耳听不懂、有口张不开的苦涩，比之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饥寒交迫还要难耐得多。”28
　　1951年留学苏联的李振肃[U5]回忆道：
　　“那时学习真是分秒必争！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能够在两节课中间休息的十分钟内，伏在桌子上打个盹，随即又继续全神贯注认真地捕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列宁格勒夜长昼短，常在昏暗的早晨就进了实验室，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是常事。晚上从实验室出来再回住处吃晚饭，睡觉就很晚了。设了两个闹钟早晨叫醒我。有一次实在太困了，两个闹钟一一响过，但在按住闹钟后一下又睡着了。不过猛地又惊醒了，赶快跳起来去上课，居然没迟到。29
　　凭借着战士一般冲锋陷阵的勇猛顽强，大部分学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其学术成果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许。
　　1955年7月，塔斯社播发了这样一条电讯：
　　“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术委员会授予中国医师潘世征医学副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苏联著名科学家认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潘世征一九五一年到莫斯科学习，那时他一个俄文字也不识。现在，在他的论文参考文献目录上已列有苏联作者的学术著作二百多种了。”
　　潘世征[U6]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医学专家。出国之前，他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政委兼卫生部部长。1951年，三十六岁的潘世征被派遣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学习极为刻苦，甚至连洗澡前往浴盆放水的这点时间，也要拿一本医学著作阅读。有一次，潘世征照例利用这个间隙读书，忽然感到脚下热气蒸腾。他低头一看，原来看书入了神，水从澡盆中满溢出来都没有发觉。对于潘世征的论文，苛刻的苏联导师给予了最优的成绩。而他在答辩时说的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更令在场的苏联科学家个个目瞪口呆。30
　　然而，由于对当地生活不适应，以及对学习压力思想准备不足，个别学员在心理、身体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1年，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疗养和考察。期间，林老与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进行了密切接触，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林伯渠归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三百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百分之九十五。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的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该学生等先无精神准备，一到莫斯科， 既听不懂话，又吃不惯饮食，加以气候亦殊，有的就闹起情绪来。并有个别（大约不止一二个）学生程度不够格，也为收纳该次学生的学校所不满。”
　　林老建议：
　　“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六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于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并须详细告诉他们到苏联以后的生活情形（如饮食、气候，这些是可以渐渐习惯的）。”31
　　林老的意见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总理随即做出批示，指定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三人负责筹备留苏预备学校。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3)

　　留苏预备部
　　1951年12月初，留苏预备学校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经过研究，国家决定将留苏预备学校设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之内，由俄专校长统一领导，因此又被称为俄专二部。32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简称北京俄专）是和新中国同日诞生的，其目的在于为新中国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校长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毛泽东主席首席俄文翻译的师哲，副校长是张锡俦。
　　1952年2月，留苏预备学校迎来了第一批六百名学生。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校舍，不得已借用位于定阜大街的原辅仁大学部分校舍栖身。
　　1952年6月33，俄专二部搬到位于西城区西南角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的旧址。在五十年代初，王府建筑还基本保持原有的格局。空闲的殿堂廊庑经过简单修缮，就成了俄专二部师生的课堂和宿舍。这时的俄专二部已正式命名为留苏预备部。
　　由于王府内空间狭小，教育部又将附近石驸马大街18号——北京女八中的部分场地腾让出来，供留苏预备部学员住宿使用。
　　每天，学员们要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步行大约一公里的路程。可以想象，当年在石驸马大街上，众多学员夹着书本，成群结队往来穿行，该是怎样忙碌的景象。
　　据当时的学员回忆，由于教室有限，上课不得不实行“二部制”—— 一部分学生早八点至下午二点上课；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从下午二点上课到晚八点。
　　“所谓男生宿舍，就是一个偌大的房间。摆满了上下两层的硬木板床，百十号人挤在一起睡觉。连桌椅板凳都没有。”1954年入学的学员任满仓回忆道。
　　吃饭也没有固定地点。学校在伙房旁边用帆布支了一个大棚子，学生们用饭盒打了饭菜后，有的回到宿舍吃，有的干脆就在棚子下或蹲或立“解决战斗”。
　　体育锻炼的场地也是大问题。校园里没有跑步的空间，学生们只好出校门，沿着古老的城墙和狭窄的街巷跑上一圈。
　　如今，留苏预备部旧址经过一系列的拆改，只剩下一进院落，湮没在后来的钢筋水泥丛林中了，门牌也变成了鲍家街43号。石驸马大街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1969年，这个带有 “封建色彩”的名字被取消，街道更名为新文化大街。为了与后来位于魏公村的俄专新校址区分，这里又时常被称为太平湖俄专——得名于附近一个已经干涸淤平的湖泊。
　　为了迎接派遣留苏的高潮，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留苏预备部新校址破土动工了。
　　1955年春节后，刚刚度过寒假回到北京的学生们，被通知到新校区报到。
　　一进校门，眼前的一切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宽敞的校园里，矗立着整整七座高大巍峨、气势恢弘的大楼！“那感觉，绝对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一位学长告诉我。
　　伫立在面前的，是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五层教学楼。建筑呈“凹”字型展开，如同张开巨大的臂膀拥抱来自远方的学子。教学楼两侧，是同样风格、对称排开的六幢高楼。在这当中，五幢是学生宿舍楼，还有一幢专门的外国专家楼。师生的住宿条件大大改善。楼内长长的走廊里，对称地分布着一个个独立的房间。每个房间内平放四张床，还有一个共用的写字桌和四个小方凳。
　　楼群中央，是一个宽敞平坦的大操场，可以做操、跑步、踢球。学生们日常体育锻炼再不用出校了。
　　留苏预备部不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在教学水平方面，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所有高校中都是佼佼者。
　　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中方俄语教员则来自于各校俄文系刚毕业的学生。昨天，他们还是课堂上的学生，今天就要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学员们掌握尽可能多的俄语知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他们的辛苦和紧张，丝毫不亚于学生。每天，教师们白天讲课，下班后还要备课、准备教案、与学生谈话，总要忙到深夜。当时在留苏预备部工作的王敏慧就住在教师宿舍楼对面。她至今清楚地记得，对面楼里家家户户的灯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就没有熄灭过。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4)

　　留学生派遣人数逐年增长。1955年，在留苏预备部同时就读的学生数量超过两千人，所有的宿舍全部满员。等到1956年出发的时候，学生专列整整发了三趟。这批学生离开后，由于留学政策调整，留苏预备部在读人数锐减，设施和资源出现富余。1956年8月，留苏预备部又回迁到鲍家街原址，直到1958年2月才又返回魏公村，算是留苏预备部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由于中苏两国关系趋冷，留苏预备部也辉煌不再。1959年1月，留苏预备部与一街之隔的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校名仍为北京俄语学院。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只有百人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往英国、西德、法国等国派遣留学生。于是，留苏预备部改名为“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并陆续增加了英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的培训。1961年，“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与新成立的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一起，搬迁到原北京矿业学院所在地，后改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
　　从1952年到1960年，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的历史星空中如流星般短暂。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从它的怀抱走出了不胜枚举的新中国领导人、科学泰斗、学者名流，还有无数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骨干。这里，铭刻了他们矢志报国的豪情；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艰难求索的足迹；这里，是众多新中国未来栋梁之材放飞梦想的起点。
　　优中选优
　　1952年，对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新中国首次举行全国范围的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和录取。无数青年学子通过考试进入了自己期待的大学。不过，对于十七岁的籍传茂[U7]来说，这次考试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大大惊喜。
　　1952年，籍传茂从北京二中毕业。从小梦想成为一名医生的他，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医学院。
　　到了发榜的时候，别的同学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籍传茂的通知还迟迟不来。他平时学习成绩优秀，考的也挺满意，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籍传茂和家人有些忐忑不安。
　　过了三四天，他忽然收到了来自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籍传茂感到很奇怪，明明没报俄专，怎么会被录取呢？
　　回到学校一问老师，大家纷纷祝贺他被光荣地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将出国到苏联学习。这时候，全家人这才恍然大悟，顿时乐不可支。
　　这一年，全国共有二百八十多名像籍传茂这样的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收获了意外的喜悦。
　　新中国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派遣留苏生，严格来讲是从1951年开始的。不过，当年是以保送生的形式，从国内少数几所中学中进行了选拔，人员数量极少。
　　真正大规模通过高考选拔留苏预备生的工作，是从1952年开始的。然而，这一年的选拔，却具有某些“意外”的色彩。
　　1952年，教育部计划招收一千一百名学生到留苏预备部学习。在这些人当中，有二百人的名额属于军委。7月，军委提出意见：考虑到军事留学生的特殊身份，要求由军委自行安排他们的出国培训。这样算下来，将只有九百名学生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习。
　　留苏预备部已经做好了接收一千多人的准备。人数骤减，不免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各部委出于培养业务骨干的需要，要求早派、多派留学生的呼声非常强烈。
　　由于当年研究生留学考试报考工作已经结束，教育部建议在当年参加高考的五万余名报考生中，择优选拔二百余人作为留苏预备生，经过培训派往苏联攻读大学本科。
　　从此，“留苏预备部”，这个崭新的名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到了1953年，相当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被正式列入教育部拟定的留苏选拔计划中。“考取留苏预备部”成了无数优秀青年的追求。
　　除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一部分政治可靠、成绩优秀、具有培养前途的高等院校一年级肄业的大学生，也经选拔进入苏联大学一年级学习。另外，一些在参加革命工作前已高中毕业，或通过自学具备了同等水平的优秀青年干部，也获得了前往苏联大学学习的机会。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5)

　　陈为江[U8]回忆道：
　　“那时候，分配到每个大学的留苏生的名额非常有限。即便像我就读的清华大学这样著名的学校，一个班也只有一两个人的名额。”
　　研究生是在数量上仅次于大学生的留学群体。与大学生相比，选拔研究生的条件除政治可靠、工作成绩优秀外，特别强调要求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研究生的选拔主要来自于以下两类人员：
　　一类是机关干部。要求大学毕业，从事研究工作或相关业务工作一年以上，成绩优良，有培养前途；
　　另一类是高校人员。要求为国内具有一定学术造诣的高校助教、讲师、教授、副教授及成绩优良的研究生。
　　为满足国内高等院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教育部从1955年起，每年陆续派出数量不等的在职教师前往苏联进修。
　　留苏进修教师的选拔对象为政治可靠、业务能力突出、有工作经验的国内各高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在苏期间，进修人员主修与本专业相关的一门功课，留学年限一般为半年到一年半。留苏进修教师的的名额由派出学校自行确定，归国后回原派出学校继续工作。进修人员留学期间照发工资。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除了教育部选派的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外，其他系统，如国家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以及某些大型企业，也派出了大量短期留学人员。
　　“过三关”
　　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事关国家的未来，是一项无比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有关部门严格遵循一套严格得近乎苛刻的选拔标准和工作程序，以确保遴选出最可靠、最优秀的未来建设者。选拔条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够得上入党条件，不一定够得上留苏条件”。
　　所有留苏人员，都要“过三关”。
　　首先是学习和考试成绩。被推荐的人员要在学习或工作期间成绩保持优秀，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培养潜力。除应届高中毕业生以高考成绩为准、进修生仅考核俄语成绩外，其他类型的教育部派出留学人员，都需要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留学生考试。
　　其次是政治审查。不仅要求被审查对象思想进步、道德品质优秀、政治上可靠，而且其家庭成员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上也必须清白。在选拔进入留苏预备部前，各省市先要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再送高教部终审；进入留苏预备部后，校方还要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外调，进一步落实学员及其家庭关系的政治背景。这种层层审查的过程，被戏称为“小米筛子加细罗”。
　　最后还要过体检这一关。建国初期，许多人还不知体检为何物。教育部协同卫生部，制订了今天看起来都非常周密的体检规范。大到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疾病，小到砂眼、扁平足，都纳入检查范围。为了避免出现执行中的偏差，1958年卫生部还专门发布了《留学生体格检查标准》，详细规定了三十七个检查项目是否合格的判断标准。
　　毕业于基辅工学院的张开华[U9]，向我讲述了他的选拔经历。
　　1954年10月，十九岁的张开华正在哈尔滨某中学紧张地准备高考。忽然有一天，学校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书记对他说组织上对他的未来去向有所安排，要他填写了几个表格。临走的时候，领导特别强调对这件事要暂时保密，不可以和任何人，包括家里人讲。
　　突然有一天，住在附近县城的爷爷慌慌张张地跑到张开华家，一进门就问：“开华是不是出事了？”原来，当地的民警找到爷爷，说要了解张开华的家庭历史，一直问到爷爷的爷爷那辈，也不说是因为什么事，害得爷爷虚惊一场。
　　那年冬天的时候，学校通知张开华和另外几个学生去体检。五六个男同学一起接受医生们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检查，又是查视力，又是量身高，又是做透视，又是测血压……孩子们既新鲜又紧张，隐隐约约地感到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来临了。等到报志愿的时候，学校吩咐第一志愿不要填别的，一定要报北京留苏预备部。这时才真相大白。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6)

　　“我们报考留苏预备部的学生集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特殊的考场里参加高考，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最后被录取的只有十个人。后来到了北京，又进行了一轮政审，结果又淘汰了一部分人。等到出国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只剩下四个人了。”张开华回忆道。
　　最初，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不是很正规，考试科目也不区分专业方向，一律为语文、政治常识和俄语。34
　　1952年，是在中国留苏学生选拔派遣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的8月9日，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协定》规定；“已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之人员，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35
　　从此以后，留苏学生选拔考试严格按照苏联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学科考试科目进行。
　　从1953年起，教育部开始举行全国统一的留学生考试。北京、上海、汉口、重庆、沈阳、西安等六地设立了考区。为了确保考试质量，教育部还成立了专门的学科考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标准和考试课目的审定。委员会分为政治财经、理工、农医、政法文教四个组，每组成员都是各学科声望如日中天的学术泰斗，如政治财经组的何锡麟、何干之；理工组的钱伟长、华罗庚、赵忠尧、周培源；政法文教组的钱端升、翦伯赞等。36
　　1955年参加研究生留学考试的徐静[U10]至今还对备考的情形记忆犹新：
　　“我所就职的中山医科大学推荐了二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和在职教师，经过政审只剩下了四人。学校给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考试。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大学学的一些基础课已经记不得了，只好一门门从头捡起。我当时已经有了孩子。母亲非常理解和配合我，把孩子管起来，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那时家里居住面积不大，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学习会影响家人休息，单位下班又锁了门。我看宿舍外面有一盏路灯还比较亮，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夜里有时就坐在路灯下学习；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又坐到路灯下。那可真叫夜以继日、披星戴月啊！
　　考试是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正值酷暑，武汉被称为火炉。人坐着什么都不做，汗都顺着衣服往下淌。我们考试的教室又闷又热，大家又紧张，有的人考着考着就晕倒了，有的人交卷的时候一下子倒在了讲台上。我们的考场当场倒下了七八个人。”
　　留学生考试和公开选拔制度，为普通家庭的子女开启了出国学习的大门。“出国留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
　　通过优中选优、严格审查，国家遴选了一大批政治可靠、学习优秀、身体健康的未来栋梁之材。这份投入，在后来收获了慷慨的回报。
　　“填鸭式”教学
　　在留苏预备部的一年时间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俄语和政治学习。
　　学员入学后，按照俄语由低到高的不同水平，分成小班教学，每班的学员约有三十人左右。
　　大部分学员在来到留苏预备部时，俄语基础都不好；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俄语，要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要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俄语语法，积累生活、学习所需的基本的单词量，除了死记硬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所有学员都给自己布置了每天背诵几十个单词的任务，为此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记忆。其中，谐音记忆法最有效。比如，把俄语的“回家”说成“打毛衣”，把俄语的“星期天”说成“袜子搁在鞋里”，毛巾被说成“拨拉芹菜”。各种谐音有的形象，有的诙谐，笑闹之间，许多生拗的外语单词就记住了。
　　俄语中有一个发音近似于“勒”的颤舌音，需要用口腔中的气流持续冲击卷起的舌尖。这对于说话时舌头比较硬的中国人而言，是个不小的困难。有不少学生苦练几个月，舌头都肿痛了，就是发不出来。可是不会发这个音还不行。俄语中还有一个 “勒”的平舌音。有些词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区别，发音不准确有时会造成词义的曲解。有的同学推荐了一个方法：练发音的时候在口中含一口水。大家一试，还真灵。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7)

　　为了制造一种强化俄语交流的环境氛围，有的班级还规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往、生活往来，从早到晚都不能用中文。如果谁说了一句中文，就算犯规，便要扣分。
　　每天早晨五点钟，学生们就起床了。操场上、角落里、树阴下，学生们或立、或行、或倚、或坐，到处都是埋头苦读的身影。
　　早晨八点开始上课，除了中午一个小时午休时间，课程一直延续到下午四点。下课后，老师离开了，可是教室里仍然座无虚席，学生们在上自习。每个人都在各自高声朗读，教室里声浪滚滚，可是居然各学各的，互不影响。
　　晚上十点钟，学校准时熄灯。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许多学员就借口上厕所溜出房间，借着厕所门口昏黄的灯光继续学习。
　　王敏慧告诉我，当时学生们学习是非常刻苦的，可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振奋。整个校园里都弥漫着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气息。
　　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们呢？
　　钱凌白[U11]老人的一席话，或许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我们这批人都亲身经历了战争岁月。连年战争剥夺了我们正常学习的权利。现在，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样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进入学校安心学习。我们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只有拼命学习，才能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才能学好技能报答党和国家的培养，也才能不辜负自己的历史使命。”
　　伙食之好是出了名的
　　酆炳林[U12]念高中就在北京，可是他整整提前一个月到留苏预备部报到。说起其中原委，老人至今仍忍俊不禁：
　　“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同样被留苏预备部录取的同学一起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留苏预备部的大门前，大家决定进去看看。我们正赶上中午开饭。一进门，就闻到扑鼻的肉香。进去一看，原来大家正在吃肉包子，那个香呀！比我们中学的食堂要好不知多少倍！我当机立断：第二天就报到！结果我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一个月就报到了。说来也好笑，就为了留苏预备部的肉包子！”
　　我所采访的所有曾在留苏预备部学习过的学长们，无不对当时的伙食水平赞不绝口：“那伙食待遇，绝对没的说！”
　　学员们每月的津贴是三十三元。学校扣掉一元作为管理费，十五元发给每个人作为零用钱。大家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七元，这在当时已经够得上中级干部“小灶”的待遇。
　　留苏预备班的伙食，即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体面的。而在国凋民蔽的建国初期，几乎可以用“奢侈”来形容：
　　许宝文[U13]这样描述当年的伙食：
　　“早上，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豆浆、稀饭，佐以酱牛肉片、油炸花生和六必居的酱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四菜一汤，至少有一个菜是纯肉的重荤。主食是米饭、馒头、花卷，随便吃，随便拿。”
　　回忆起当时的伙食，有些学长至今仍然回味无穷：
　　“热腾腾的大白面馒头，就在过道两侧摆着。每次吃完饭，大家总要顺手拿一两个，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又喧又甜，后来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馒头；鸡蛋汤一上就是一大锅，有人居然能从锅底捞出不少整个的鸡蛋。我们在留苏预备班学习时，国内供应已经紧张，开始收粮票、限量控制了。可是留苏预备班里还是每顿四菜一汤。国家为了培养留学生真是不惜工本。”
　　建国初期，国家经济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全国绝大多数人民还处在温饱的边缘。对于占学员大多数的平民子弟来讲，昨天还是粗茶淡饭，今天却是鸡鸭鱼肉，生活就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天堂，
　　比妈妈还细心
　　在出国前，每个学生领回两只崭新的衣箱。统一置装的工作开始了。
　　同学们被集中在一起，由裁缝师傅给大家量尺寸。先是服装店的师傅来量了男生的西服、女生的裙子的尺寸，然后又在此基础上量了冬大衣、秋大衣的尺寸；接着，帽子店的师傅也来了，给每个人量了单帽和冬天的皮帽子的尺寸；后来，皮鞋厂也来人给每个人量了单鞋和翻毛皮鞋的尺寸。过了大约一个月，服装陆陆续续地送来了。衣服和鞋子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由于衣服、鞋帽都是由高级裁缝量身定制的，每个人穿在身上都合体熨贴。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8)

　　男生的服装包括：
　　冬季的皮领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五双；西服两套，一套是天冷时穿的呢料，一套是夏天的凡尔丁；中山装两套；衬衣十二件；睡衣一套；毛衣、毛裤一套；皮帽子一顶；实习的工作服一套；领带若干。
　　女生的服装如下：
　　冬季的排扣丝棉大衣一件；春秋季的薄呢子夹大衣一件；皮鞋六双，其中一双为毛皮鞋，其余为单皮鞋；粗毛哔叽西服两套；冬天的御寒帽子一顶；粗线毛衣一件；毛料的长袖连衣裙一件；花绸的短袖连衣裙一件。除此之外，每个女生还有布衬衣四件；内裤四条；长统丝袜四双；短袜套四双；纱巾一条；毛线围巾一条。女生还有一个小挎包，一小瓶香水和面油。
　　不论男女，每人发了皮拖鞋、梳子、牙刷、牙膏、香皂，还有一把毛刷，用来刷呢料上的灰尘。此外每人有一床中等厚度的羊毛毯和一件雨衣，还有一个上课时装书本的书包
　　陈国藩[U14]感慨道：
　　“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的一应俱全。有了这些服装和用品，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就是自己的妈妈来给打点行装，恐怕也不会考虑得如此周到。服装面料的质地，都是当时的上品；而丝绸，更是绝对的珍贵希罕之物。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免费为大家置办的。提起这沉甸甸的皮箱，我们能够感受到祖国对我们寄托的沉甸甸的希望。”
　　“缓出国”
　　留苏预备部的培训时间是一年。每年的八月，苏联高等院校开学之前，都有一大批学生离开这里，在喧天的锣鼓声中登上西去的国际列车。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入留苏预备班的学员，都能够如愿走出国门。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员没能如期出国。这种现象被称为“缓出国”。
　　“缓出国”的现象，与留学生的专业分配机制有很大关系。
　　某些专业的学员数量在派出当年超过苏方接收计划人数，或相关专业苏方在当年没有接收计划，相应的学生就不得不留在国内。在征求本人意愿后，有些学员经过调整专业，安排在第二年出国计划中，另外的学员则自愿放弃出国。
　　在“缓出国”的学生中，一些人是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些学生经过一年的培训后在语言能力方面没能达到派出要求。对于这部分学员，留苏预备部提供了补习一年的机会；如经补习达到要求，可安排在第二年出国。如果经补习仍不合格，或本人自愿放弃，则取消出国安排。还有个别学员，由于身体或心理原因，自愿或经劝告中途放弃了学业。
　　政策调整或政治原因，有时也成为影响留学工作进程的因素。1957年，我国调整留学生派遣政策，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1966年，由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绝大部分在读学员没有派出。
　　对于未能如愿出国的人员，国家也做了周到的安排。
　　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准备到苏联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国家允许他们自由选择任何国内高校，选择任何感兴趣的专业。对于攻读研究生的人员，则主要分配到国内有相关专业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有用人需要的单位；原为机关干部或高校讲师、助教的，回原单位妥善安排工作。
　　尽管没能实现出国梦想，但是这些青年仍然是同龄人中千挑百选出的佼佼者；尽管没能直接接受苏联的高等教育，他们还是在国内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中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学习和研究工作。
　　在他们当中，同样诞生了大批国家干部、院士、学术领袖、科研骨干。他们和留苏群体一样，是那个时代优秀青年的杰出代表。
　　历史的反思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研究，我将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派遣工作粗略分为四个阶段。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9)

　　第一阶段为探索期（1948年至1952年）。
　　在此期间，1948年派出李鹏等二十一名干部和烈士子弟，1951年派出三百七十五人，1952年派出二百二十人。
　　在这一阶段，留学生派遣工作处于探索时期。在派遣数量上遵循“宁少毋滥”原则，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和国外的管理工作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1953年至1956年，留学工作进入迅速发展期。
　　1952年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为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提供了政策保障；而留苏预备部的建立与运作，则为确保出国人员能力和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1953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就调整为“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当年派出约五百八十人。第二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一千五百二十六人。1956年派出人数超过二千，达到历年派遣人数的最高峰。
　　从1956年起，留学生派遣政策发生变化，留学工作进入调整期。
　　我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于1953年完成了院系调整。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大部分专业的大学生已经可以自己培养。同时，据有关部门反映，前期派出的大学生毕业归国后，其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与国内培养的大学生相比，并没有立即表现出过人之处。这一点，在1957年2月12日高等教务部部长杨秀峰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变动1957年派遣留苏研究生、大学生计划的请示报告》可见端倪：
　　“几年来，派遣高中毕业生赴苏联大学学习的，因俄文条件限制学习吃力，因而效果并不甚好。据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及各方面的反映，由于上述原因，留苏大学毕业生的学科水平和国内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一般并无明显差别。为此，……目前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的高中毕业生一千一百五十名原则上不再派出，留在国内高等学校学习。对国内不能培养的重要缺门专业，尽可能采取从现在苏联学习的大学生改变所学习的专业的办法来解决。”37
　　1956年，留学生派遣工作确立了“争取多派研究生，少派高中毕业生”的方针。大学生派遣人数骤减，除了少数国计民生尖端、缺门或薄弱专业外，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与此同时，研究生派遣政策也有了重大调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巨大而急迫。因此初期派遣研究生的主要目的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在培养对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国内在读研究生和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
　　很快，教育部发现，这些直接迈出大学校门的研究生，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习效果不能令人满意。高教部长杨秀峰指出：
　　“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研究生，大多是刚由大学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科基础较差，加以语文关系，出国后一般需补习某些课程，因而不得不延长学习年限，苏联教师指导也有困难，学习质量一般不高。”
　　此后，教育部明确了对研究生实际工作年限的要求。从1957年起，派遣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一般都要具备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考取留苏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在完成留苏预备部学业后（计作一年工龄），仍需要到国内有关单位进行一至二年的实习，获得专业上的积累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后，才可以派遣出国。
　　经过数年的人才培养和积累，我国各重要领域初、中级专业人才队伍积累已臻于雄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识到，研究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出去取经，回来传道”，即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带动国内整个学科领域的科技进步和人才积累。因此从1958年开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转变为培养高级师资和科研人才。教育部将留学研究生选拔和使用的主导权下放到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研究生出国名额和专业分布由此前的教育部统一规划、下达指标变为各高校自行确定；研究生毕业去向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变为“返回原单位任教”。38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10)

　　最后一个阶段为降温期（1960年至1966年）。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与此同时，通向其他欧洲国家的官方留学渠道已经畅通，留学国别选择趋于多样化。基于以上因素，六十年代初派遣到苏联的留学生人数骤减到两位数的水平。留苏学生以研究生和进修生为主，大学生在名单中逐渐消失。留学生派遣政策再次回到“宁缺毋滥”的轨道。1966年以后，中苏两国政治上走向敌对，中方完全中止了派遣留苏学生的行动。
　　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派遣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首先，在专业分布上偏向于应用技术。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才，当时认为并非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因此，一部分原本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留学人员中途改变专业，转向应用技术。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以1953、1954、1955年的数据为例，在每年派出的留学人员中，学习工业专业的占70％以上，文教卫生占15％左右；其他专业仅占15％。而在工业专业中，地质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土木建筑三类专业更是一举占到了80％。39
　　其次，在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定“左”的倾向。
　　在留苏预备部，有的人在统一置装后又自己买了考究一点的衣物，被视为故意摆阔；有的人在出国前返乡探亲时祭拜祖先，被看作有封建意识残余，结果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出国机会。
　　在留学期间，受国内各种政治风潮的波及，留学生内部也涌动着“斗争”、“批判”的波澜。尽管在使馆有关管理人员的调控下，政治运动远没有像当时国内那样风生水起，但还是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影响。
　　必须承认，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探索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称许。而十几年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也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说。


第六章 五分！五分！(1)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大学的第一节课。
　　老师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板书，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口述讲义。身边苏联同学唰唰地记着笔记，不时和老师进行讨论和交流。
　　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
　　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鸟，唧唧喳喳地散去。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留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我的无知无能。
　　一种近乎绝望的沮丧笼罩着我。
　　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整整六年俄语，来苏联后还上了一年预科。因为俄语远远比同班的亚非拉学生出色，预科时还曾被老师豁免听课！
　　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俄语了！
　　大学生活，居然就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狼狈中开始了。
　　每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听懂一点。可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残缺；每天走出教室都是一样的天昏地暗、头晕脑涨。
　　一个月下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向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老学长们倾诉当年的感受时，不期然得到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原来，他们也曾经历了和我完全相同的心理历程，还给这种体验赋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坐飞机”。
　　有了“坐飞机”的经历我才明白，原来国内的外语教育与留学国实际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相差有多远。
　　我在出国前已经学习了六年俄语，出国后又接受了一年完整的预科教育，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仅仅“填鸭”般突击了一年俄语，程度远远不如我等的老一代留苏生们，该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
　　陈先玉[U15]曾经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第一天上课回来，两个同学为今天上了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同学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理由是听老师说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字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序论”。
　　不仅仅是听课，生活中也因为语言障碍遇到不小的困难。
　　同学们不敢上街。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看不懂站牌，不敢开口打听路，打听了也听不懂。一旦不得已必须上街，只好一站站地数，来时多少站，回去还是多少站。就是这样还是要么坐过站，要么没到站就跳了下来，没少走冤枉路。
　　吃饭也成了大问题。同学们到了食堂，既看不懂菜单的格式，也看不懂菜名。有一次，一个同学拿过菜单琢磨了半天，最后对服务员说：“要这个！”服务员一看，笑得弯了腰，原来这位同学手指的是菜单最下面的“食堂主任”！
　　郭子恒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趣事：
　　“学校的餐厅里有一种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肴，叫做‘古俩什’，而青蛙的俄语发音是‘俩古什’。一次在食堂用餐，我想要一份‘古俩什’，不料开口说成了‘俩古什’，引得餐厅服务员和就餐的苏联人哄堂大笑。服务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从来不吃‘俩古什（青蛙）！’”40
　　上街买东西，也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一位女生走进生活用品商店，她想买一把切菜用的刀子。不料，她一开口说道；“我想要一个丈夫”。店员听了莫名其妙：“我们这里不供应丈夫”。原来，俄语中刀的发音是“诺士”，而丈夫的发音是“慕士”。她一紧张，把“诺士”说成“慕士”了。
　　苏联方面为了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尽早摆脱困难处境，想了各种办法。
　　有的学校在常规课程结束后，又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为中国学生补课，提高俄语水平。很多学校特地安排品学兼优的苏联同学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寝室，或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在一起听课，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以便在语言和学习上进行辅导。


第六章 五分！五分！(2)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决方案都为中国学生乐于接受。
　　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贾泽林[U16]写道：
　　“精湛的俄语是学好哲学的基础。学校曾建议我们先用一年的时间专攻俄语，俄语过关后再进系跟班学习。我们哲学系的八个同学都不同意这样做：一是不愿被别人小瞧，不愿给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们都怀有强烈的尽早报效祖国的愿望，不甘心晚一年毕业，落于他人之后。我们在几乎听不懂课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开始跟班学习。”41
　　1956年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学校为了照顾大家，建议开一个特别班，由苏联老师单独授课，等将来俄语程度提高了再进大班听课。不料，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校方进行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进系跟班学习。结果，有一部分同学通过了考试，和苏联同学坐在一个课堂上。
　　在苏联，大学里授课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的。讲课时，老师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描述公式，才在黑板上写板书；其他时间都是口述讲义。考试的时候，一般也会围绕平时讲课的内容。因此，课堂上的记录成为获得核心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
　　李绍贵[U17]回忆道：
　　“大学第一年上课天天‘坐飞机’，老师讲的内容听不明白，也记不下来。每天一下课，我们就赶紧找苏联同学的笔记拿来抄。一般是借女同学的，因为女孩子上课记得认真，字迹也工整容易辨认。先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再抱着字典查明白每个单词和每句话的意思。抄完笔记，再找来老师推荐的参考书阅读，务求做到理解老师讲的内容。日复一日，就这样抄了一年多的笔记。”
　　作为一位女生，杜斌[U18]有着更细腻的心理感受：
　　“为了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每天上课之前，我都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事先预习一遍。一下课马上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跑到图书馆一边抄一边理解。晚上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入睡，再把当天老师讲过的内容完完整整回忆一遍，这叫‘过电影’。一旦发现有不清楚的问题，马上跳起来查看笔记；直到所有问题都明白了才能放心地睡觉。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些中国男同学对我说，你看人家苏联女孩子都花枝招展，你们怎么也不打扮打扮？我心说，每时每刻想着学习上的事，哪有那份心情啊？！有时周末同学拉我去参加舞会，我坐立不宁，心里惦记着功课，总是中途就跑了。”
　　沈菊生[U19]向我展示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典型的作息时间表：
　　“我们大学生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我们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这时图书馆已经要关门了；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的”
　　语言关就像前进道路上的一片浓雾。面对时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厚墙，进入时感到无边无际，穿越时不知不觉。仿佛就在不经意之间，云开雾散走了出来。大约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听课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坚持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头晕头疼等病症，无法继续正常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上关节炎、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周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


第六章 五分！五分！(3)

　　面对艰难处境，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
　　由于列宁格勒气候湿冷，酆炳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不得不进入当地的医院治疗。使馆为他安排了在雅尔塔三个月的疗养。在那里，酆炳林得到很好的照顾，疗养期结束病基本痊愈了。
　　可是回到学校，酆炳林的心情陷入了谷底。他本来学习就比较吃力，前后又停了半年课。追起来就非常难了。由于思虑过度，不久以后他出现了头晕头疼的症状，听课受到了影响。
　　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征求酆炳林的意见，告知他实在困难可以申请回国——国家有政策，像他这种情况中途回国还可以在国内大学接着念，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回首往事，酆炳林说：
　　“这时候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想到国家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如果轻率地放弃，怎么有脸面对祖国的父老乡亲呢？这时候，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同志来到列宁格勒。他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情况，见到我就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有困难，支部书记可以暂时不当。我们也可以……’他还没说完，我就跳了起来：‘我还没要求回国呢？！我一定要留下！就是累死，我也要坚持下来！’”
　　第一件事，就是要补习漏掉的课程，并通过上半学期的补考。
　　同班的中国同学把半个学期的全部课堂笔记，和在图书馆摘抄的参考资料全都无私地提供给酆炳林。他在桌子上铺开每个人的笔记，一句句比照，誊抄；遇到问题，就向同学请教。一个星期过去，觉得可以了，就约老师补考；下星期再准备另一门……。就这样，他补回了落下的全部功课，并顺利通过了相应的考试。
　　从三年级下学期到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没有假期，不分寒暑，酆炳林奔波于宿舍、教学楼、实验室的道路上。列宁格勒和附近地区是著名的旅游地带。可是除了大学一年级看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阿芙乐尔”巡洋舰外，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四十年后当他因公务重返列宁格勒后，才游历了全部美景。当酆炳林说他是第一次游览时，同行的苏联朋友都无法相信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六年。
　　这样，到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酆炳林已经顺利赶上来了。在酆炳林的成绩册里，考试没有得到五分的课程，都是在三年级下半年以前。从四年级开始到毕业答辩，成绩册记录的是清一色的五分。
　　军事留学生
　　在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等军事强国交手后，党和国家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捍卫新兴的人民政权，“小米加步枪”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多兵种、现代化、用先进指挥艺术和管理理念武装起来的正规军队。
　　1951年6月11日，徐世平等五十三名年轻的中国人民海军军官启程赴苏学习，揭开了新中国军事留学的序幕。
　　据有关人员介绍，从1953年到1957年，先后共有六批三百三十余名中国海军人员，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克雷洛夫海军工程技术学院等十余所海军学院学习，接受正规的军事高等教育。
　　除此之外，我国还向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红旗空军学院、陆军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防化兵学院等军事院校派出了大量的军事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60年，我国共向苏联派遣军事留学生近千人。
　　除了极少数来自国内正规军事学校的学生，军事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员是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土八路”，还有一些刚刚从朝鲜战争的硝烟中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代数、几何都不知道，却要一下子钻研微积分、高等物理和化学，还要掌握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其困难程度超乎想象。
　　对于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军人来说，这次出国留学，就是组织布置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坚固的知识堡垒。他们抱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战斗精神，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第六章 五分！五分！(4)

　　曾在莫斯科装甲兵学院学习的张重远[U20]回忆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老师讲的东西必须要听懂，必须要领会，必须要记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每天必须记住七十个单词。那时候真是走路背，吃饭背，睡觉前也要把当天背过的七十个单词逐一过一遍，看看是否还有没记清的。”
　　军事留学生们为了尽快突破语言障碍、掌握专业技能，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很多人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下课后留在教室自习；教室锁门了就回到宿舍看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就接着学习；夜里一两点钟才上床，躺在床上还要再背一篇课文。到了周末，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结伴出去跳舞、游玩，却几乎没有中国学生的身影。(7.12)
　　邹伯贤[U21]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学院领导召集包括中国、朝鲜、东欧等国家在内的学生干部开会，郑重宣布：
　　“朝鲜、东欧国家的干部请回去传达：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周末一律不许出去玩，否则严肃处理；中国的干部请传达：每个周末所有学生不许再看书，必须出去休息。学校将指定专门的教员进行陪同和监督！”
　　哈哈大笑之后，邹老正色说道：
　　“和民用专业的留学生不同，我们的学费是由国家完全承担的。我们上课要交学费，住宿要交住宿费，打靶要交子弹、弹药费，这些钱都是国家付的。我们这些军事留学生都知道，培养一个人要十万元人民币呀！那时候国内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几元人民币，你想想当时的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国家是真的下了本钱培养我们，你说我们不拼命学习能对得起国家吗？”
　　艰苦努力获得了丰硕的回报。这些从青纱帐、黄土地、白山黑水中披着硝烟走出的战士，大部分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向祖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回顾留学苏联的收获，马春途[U22]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军事指挥决策不能单纯依赖感性认识。一切分析和决策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细致的计算和论证的基础上；
　　二是在苏联的军事留学生，都受到了军容军纪，以及严谨完备的军事条令规范的熏陶。尽管后来国内对这一套有过种种微词，但是必须承认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还是受到其深刻影响。
　　军事留学生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军队建设的第一线。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一线指挥将领，有的成为高级参谋人员，还有一部分进入军事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一批高技术、现代化的军兵种建立起来，迅速填补了我国军队建制的空白，新中国军队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吉尔”到一汽
　　汽车工业，是带动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龙头。汽车工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实力的表现。
　　因此，建国伊始，中苏两国政府对于在短时间内建立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视。在苏联援建的第一批四十五个项目中，“一汽”项目的规模仅次于鞍钢。
　　规划中的汽车制造厂选址于长春，年生产能力为三万辆，被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汽”是以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为蓝本建设的。李哈乔夫汽车厂简称“吉尔”，其前身为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吉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一汽”的设施规划、生产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全借鉴“吉尔”，生产设备则是由“吉尔”的专家们专门设计、购买、制造的。“一汽”几乎可以称为“吉尔”在中国的姊妹厂。
　　曾在“吉尔”工作过的刘经传这样描述苏联专家们为“一汽”设计的现场：
　　“整个设计大厅热火朝天，横挂着大幅红布标语‘苏中友谊万岁’、‘为了一汽’等等。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十分认真。图纸上的俄文字句旁都要留出中文译文的空间。他们经常把我叫到图桌旁咨询，问图纸和文件是否能看懂，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中国同行看得懂。美术师曾将车头上‘解放’标徽旁的图案给我看，问是否具有中国风格。”42


第六章 五分！五分！(5)

　　1953年，承载着中国汽车人无限希望与骄傲的“一汽”破土动工了。
　　现代化的工厂需要专业人员来管理，先进的设备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操控。为了帮助中国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厂的潜能，苏联方面建议中方早派、多派人员到“吉尔”实习。
　　1953年4月，第一批八名实习生走进了“吉尔”的大门。
　　走进车间，眼前的景象令观摩者感到震撼。
　　在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巨大的机床发出轰鸣，自动完成原料充填、加工、传输的过程；在生产线上，几十台机床连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在操作台上按电钮，被加工完毕的零件就不断流出；总装配线上，仅用两分钟就装成一台汽车。一名司机神气地跳上汽车，汽车喇叭一声长鸣，车就开走了。
　　初次目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幕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实现，大家无不心潮澎湃。
　　厂方对于实习生的学习给予了高度重视。
　　尽管生产任务繁重，厂里还是安排了各岗位的主要业务骨干担当实习生的导师。辅导是一对一进行的。苏联的一线技术工人将操作步骤分解成一步步的程序，逐一进行示范，详细讲解每道工序的要领，然后再让中国徒弟亲手实践。苏联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了教授中国学员，他们不惜耽误工时，下班后再加班补上定额数量，甚至少拿计件工资也不在意。
　　在生活中，来自中国的劳动者也处处能够感受到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浓浓情意。
　　为了给实习生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吉尔”方面专门修建了一栋宿舍大楼。宿舍里窗明几净，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实习生们四人一个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烧菜做饭。
　　每逢周末和假期，厂里的共青团都要组织实习生们到莫斯科市内和周边旅游、参观。车间里的师傅和同事，也常常邀请中国朋友到自己家里作客，详细询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从1953年初到1956年，“一汽”向“吉尔”先后派出九批共518名实习生，每人都参加了为期八个月到一年的技术培训。43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计划管理到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几乎所有的关键岗位都得到了苏联同行毫不保留、几乎是手把手的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也曾作为“一汽”职工在“吉尔”实习。据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回忆，江泽民同志由于具有国内正规大学毕业的背景，加上个人勤奋好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充分掌握了俄语技能和业务知识。作为实习生党支部的干部，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关心体贴同事们的生活，同时也严格督促大家的工作和学习。他经常告诫大家不仅要学习，更要在学习中创新，要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重点在“先进”二字。44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则作为“一汽”最后一批实习生的带队人，于1956年至1957年间在“吉尔”度过了学习和工作时光。
　　1956年7月，在中苏两国人民期待的目光中，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了。当时正在“吉尔”实习的王少林撰文写道：
　　“1956年7月15日。这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早晨在报纸上读到，在我的祖国，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汽车。这个快乐的事件不能不使我激动，在高涨的情绪下度过了这一天。七月十六日，当我刚刚跨进我工作的办公室的门槛时，所有的苏联同志都站起来欢迎我，热烈握手并高声说着同一个词‘解放’。晚上，当我拿着《真理报》回到宿舍时，苏联朋友向我和我的同胞表示祝贺。另一天，当我参观汽车部件厂和化油器厂时，上至工厂领导，下至工厂警卫人员都向我祝贺长春汽车制造厂的胜利。” 45
　　“一汽”的顺利投产，是中苏两国汽车人共同的骄傲。
　　“一汽”从1953年奠基到1956年下线，仅用了三年时间。它的规模和水平在当时亚洲达到了领先的水平，将与世界最先进汽车生产水平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六七十年，打下了我国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建厂后的三年内，“一汽”开发研制了包括“东风”、“红旗”在内的十四种新产品。其中红旗轿车以其优越的性能、舒适端庄的车身造型，被选用为政府礼宾车。46


第六章 五分！五分！(6)

　　“一汽”被公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这批曾在“吉尔”刻苦学习的实习生们，很快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汽车工业管理和生产的专家。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陆续调离“一汽”，将从“吉尔”获得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带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从“吉尔”到“一汽”，实习生们的足迹，见证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学习、借鉴、发展、创新的历程。
　　中国等于优秀
　　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民间使者。
　　他们在汲取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传统和新中国青年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传播在异国的土地上。
　　他们严格的组织纪律、顽强的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打动和感染了身边的异国人民。
　　在教室里，坐在第一排永远是中国学生。每次上课，苏联学生总是自动将第一排的位置留出来让给中国学生。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大约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中国学生们的笔记成了班级里苏联学生争抢的“宝贝”。每到临近考试的时候，中国同学的宿舍门口，前来借笔记的苏联同学就络绎不绝。有时几个人同时来借，甚至会为谁先谁后争执起来。
　　在苏联的高等院校里，考试一般采用口试的形式。在考官面前的桌子上倒扣着若干题签，每张题签上一般有三个或四个问题。考试的时候，学生几人一组分批进入考场，按照随机抽取的题签回答问题。中国学生总是第一批进入考场。
　　陈为江：
　　“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总不让我抽题签，而是直接把我叫过去，然后就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地问我。我总能对答如流。考试出来以后，门口等待的苏联同学还不放我走。里面的人抄下考题带出来，我写上答案，下一个同学再带进去。就这样帮助同班的苏联同学也通过考试，否则他们得不到奖学金。也算是“同窗之谊”吧！”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学子之路——留苏同学图片实物展览》上，我有幸阅览了几本五十年前的课堂笔记。
　　厚厚的笔记本上字迹隽秀，行文整齐，穿插着精美的公式和示意图。当我用手指轻轻拈起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纸张，那感觉犹如赏玩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说实话，如果不是封面上用俄语拼写的姓名，我一定会以为这是来自某个纤巧的苏联女孩子之手。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在苏联学生手中，这么精美的笔记也不多见。在这些流畅隽美的字迹背后，流露出作者的自信和从容。
　　由于中国学生聪颖勤奋、成绩优秀，在中苏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中国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学校的优待。
　　例如，一些重要的设施和实验室，只对苏联本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开放，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就没有资格接触。一些重要的军事城市，也只允许中国留学生前往参观和实习。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保密科，有几本叫做《弹道设计学》的图书。由于详细介绍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属于绝密资料，校方轻易不外借。可是图书管理员一定要借给来自中国的“万尼亚”。她说：“我必须留一本给中国的万尼亚，帮他搞好毕业设计。因为他是中国人。”结果，一旦从学校借不到这本书，苏联学生就去找中国的“万尼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肯定借得到。
　　这个“万尼亚”，在五十年后因神州载人飞船而蜚声华夏－他的名字叫做王永志[U23]。
　　中国留学生，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成为优秀的代名词。很多苏联的老师，都以拥有中国弟子为荣。
　　在课堂上，最复杂的问题总要留给中国学生去解答；而中国学生的反应，则成了老师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尺。
　　有很多学长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课堂上，遇到苏联同学都回答不上的问题，老师就会叫中国学生回答。如果中国学生答上来，他就会批评苏联学生“你们看，一个外国学生都听明白了，你们还不懂”；如果中国学生也答不上来，他就会说“看来我没讲清楚，现在再讲一遍。”


第六章 五分！五分！(7)

　　刘恕[U24]提起了她大学时期的一位教授：
　　“这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非常有才华，只是由于曾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而对女性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见。每次考试，对苏联女学生总是二话不说直接写三分了事。但是，只有对中国女生例外。他说：‘我看到了她们的努力，我了解她们的才干。我没法不给她们五分！’”
　　吴美蓉[sg25]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
　　“那是大学四年级的一次考试。我进入考场一看，发现除了我的任课老师外，还有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准备妥当后，我看到任课老师面前有人在回答问题，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了那位陌生老师的面前。当我完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一幕令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我的任课老师站起身，径直走到这位考官面前，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了解她的水平。我决不允许你给她四分！”我后来才知道，这位考官有个习惯。在他此前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没有一个学生从他手里得到过五分。我成了唯一的例外。”47
　　在乌拉尔工学院的荣誉墙上，至今悬挂着一张东方青年的大幅黑白照片。这就是1959年从这里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郭树言[U26]。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郭树言开始了科学研究的历程。他凭借将自动控制技术与冶金铸造工艺巧妙结合的发明，在留学期间便获得苏联的两项技术专利。在乌拉尔工学院自动化实验室里，学生们至今还在观摩“郭树言线路”。在这里，郭树言创新性地应用了稳定器技术，使得继电器充电过程大大优化。
　　郭树言毕业答辩的时候，获得了一项殊荣——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电视台现场录制了他答辩的专题新闻，并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一个中国青年学生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的徐静没有想到，刚刚到苏联第二年，她的一项发现，便永远载入了世界医学的史册。
　　徐静的研究方向是组织细胞学。一个在当时公认的论断“成年高等脊椎动物的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引起了她的疑问。她决定用事实来验证这一理论是否正确。
　　实验对象是大白鼠。为了取得有说服力的试验标本，徐静需要建立十个以上的观察组别，一组观察对象要解剖二十个鼠脑，每个鼠脑要切成四百到五百个切片。每个切片含有无数个脑细胞，而每个细胞都要在几百至两千倍的显微镜下一个一个地仔细观察。这意味着要用肉眼在无数个细胞中发现细微的变化，其难度可称得上大海捞针！除了观察外，实验过程包括取脑、包埋、切片、染色等程序，也都要徐静一个人完成，工作量之大令人匪夷所思。
　　“这里面没有任何诀窍可言，就是细心、耐心、恒心。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愿意吃这么大的苦，从事如此艰苦、细致、枯燥、琐碎的观察工作。”徐静平静地对我说。
　　在这样执着的探索者面前，大自然终于展现了它的奥秘。徐静捕捉到了大白鼠大脑神经细胞受损后，在未损伤部位脑皮层的神经细胞出现有丝分裂的全过程。一个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女研究生推翻了！
　　徐静的科研成果很快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年纪轻轻的她登上了全苏、乃至全世界组织再生学的论坛。台上，徐静用幻灯片演示科研成果；台下，十几个显微镜一字排开，供听众亲眼观察。没看标本时，各路权威往往排着队、晃着脑袋将信将疑；等到看完最后一个显微镜下的标本，便纷纷握住徐静的手：“徐静，你真了不起！我服了!”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五分”的那份执着的追求。我们更难以揣摩的，是在优异成绩后面蕴藏的那份沉重的使命感。
　　对于这个群体来讲，“五分”决不仅仅是个人颜面的荣耀。
　　这当中，蕴涵了太多对祖国的感恩和承诺。


第六章 五分！五分！(8)

　　他们懂得，只有扎扎实实、竭尽所能地学到真本领，才能不辜负党的希望，才能报答祖国人民的哺育之情。
　　优异的成绩单，就是自己的态度的最好证明。
　　小小的五分，是对学习成果的考量，更是学子们拳拳报国之心的象征！


第八章 润物无声(1)

　　我在苏联求学的时候，每次走过大街小巷，目光总会被两侧建筑外墙上频频出现的浮雕铭牌所吸引。
　　这些铭牌通常用金属或者大理石制成，上面以浅浮雕的方式塑造某一人物的头像或半身像。铭牌下方，是职业和生卒年月。在浮雕下，经常有不知何人献上的鲜花——一支玫瑰，或一束朴素的小花。
　　我注意到，在这些被纪念的人物中，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和军事英雄外，绝大多数是科学家、诗人、作家、音乐家。
　　在这些普通的建筑里，民族文化精英们留下了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足迹。人们精心呵护与他们相关的一砖、一木，留待后人铭记和景仰。这，已经成了苏联的一个令人钦慕的传统。
　　苏联人民崇尚知识、尊重科学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早在1725年，当东方的文明古国还沉迷于在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时候，雄才大略的沙皇彼得一世已经创办了俄国科学院。一时间，大批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知名学者云集俄罗斯，圣彼得堡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之一。
　　1755年，在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支持下，罗蒙诺索夫创建了俄罗斯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俄国的普通民众从此有了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科学与理性的光辉照耀下，俄国诞生了罗蒙诺索夫、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齐奥尔科夫斯基、巴甫洛夫等一批科学泰斗，同时也产生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思想巨擘。俄国也从蛮荒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具有雄厚科技基础和文化底蕴的世界强国。
　　苏联时期，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继续突飞猛进。其间，虽然一些学科的进展出现了停滞和曲折，但在国防、航空、航天、运输、冶金、化学、机械等领域，苏联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在苏联时期，涌现出诸如谢苗诺夫、米丘林、科罗廖夫、斯米尔诺夫等一大批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国际崇高声望的学术领袖，也产生了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苏联的高等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知识，而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判断和总结能力。
　　在苏联的高校里，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整整一节课，老师在讲台上洋洋洒洒从头讲到尾，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做板书和推演。
　　这种授课方式，一方面要求老师不仅对讲授的内容真正消化贯通，还要不断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学生没有现成的资料照抄，需要主动从老师传授的内容中捕捉关键的成分。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下课之前，老师都要布置数量可观的参考读物，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在这些参考读物中，包含了不同作者的各种不同论点，其中有些是和老师讲授的观点相悖，甚至是违反主流意识的。
　　学生在阅读这些课外读物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教条去遵循，一切需要自己去消化、扬弃、吸收。这种对于不同观点的平等接触，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苏联高校的学术风气是开放的。
　　在苏联的大学里，至今保留着一种叫做“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中文译称讨论课）。课前，老师就某一讨论课题布置作业。课堂上，通常以一个学生的主题发言为开端，大家展开讨论。学生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经常会就某个问题争执起来，火爆的场面层出不穷。
　　记得我刚进入苏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习明纳尔”的课堂上还不好意思开口，怕说得不好“丢面子”。后来我才体会到，在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鼓励学生勇于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有条理、有依据地表达出来，在激烈的意见交锋中阐释、完善、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日复一日的锻炼，对于学生们培养开放交流的心态和坚持己见的勇气是大有裨益的。
　　有赖于开放的学术氛围，苏联的大学成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共存与竞争的舞台。而苏联人直率的性格，又使得不同观点的交锋显得格外尖锐。


第八章 润物无声(2)

　　许宝文对此深有感触：
　　“在学校里，经常会有某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会。会场上，同行，甚至同事间会为某个学术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得面红耳赤，丝毫不留情面。这令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庸哲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感到不太适应。
　　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做了成果介绍之后，系里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权威马上站起来说，‘你讲的东西，在理论上和证明上根本站不住脚。……’不料那位年轻人毫不让步：‘你提的问题实在没有水平。你要我证明的东西，就像要我证明我自己不是一头骆驼一样毫无意义！’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两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苏联，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会牵扯到学术以外的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情。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论是真知，还是谬误，都在面对面的褒扬针砭中浮出水面。对科学真理的认知，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证明中向前推进的。相反，那种‘和事佬’的作风，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之高，学术精英群体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术泰斗并没有深居象牙之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务之外，还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人群中相关的概率。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重视。据说只要知道了某一根手指的某一骨节的长度，就可能根据统计概率推断得出身体另外部分的值，从而对破案有所帮助。在与他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会了如何发掘数据、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持之以恒、如何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和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好几位大科学家。”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钱凌白深有感触：
　　“在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他们讲课时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至今津津乐道：
　　“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第八章 润物无声(3)

　　还有一位老师，曾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退役后进入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并任教。他开了一门课，叫做‘飞机机动学’。这门课讲的是在敌我双方战斗机高速相对运动过程中，如何通过速度、高度的变换，占据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数学、力学的运算。这是很独特的学科，完全建立在教授本人的实战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基础上。直到现在，我在国内外的各种空军教材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内容。”
　　苏联老师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极力要求学生们重视实践，关注细节。对于苏联老师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学习应用科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王邻孟[U28]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有一位教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老师，他的实践能力很强。到新开发的生荒地支援夏收时，生产队的机械坏了，他自己都能够动手修理。考试时，他会经常跳出书本，问一些需要在实习的过程中用心观察才能发现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问一名学生，联合收割机割下的草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走，那个同学答不上来。他就要求那个学生马上出去找一台机器观察。”
　　研究生专业最低考试的过程令陈国藩终身难忘。
　　在流利地回答了若干问题后，导师突然问道：“请你告诉我，各种吊机的司机室位置都在哪儿？”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陈国藩一下子懵了。
　　在国内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自己一直是与书本打交道，几乎没有去过施工现场。导师只是通过一个问题，便发现了他缺乏实践经验的缺陷。
　　针对这一情况，导师特地为陈国藩安排了大量的实习。在喀山桥梁施工现场的漫天大雪中，陈国藩穿着靰鞡鞋，滑着雪橇穿行于住所和工地之间，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陈国藩感叹道：
　　“师从于这样的导师，心中怎么可能容得下半点浮躁和虚伪呢？苏联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也正是我国教育的薄弱之处。”
　　张开华则是通过“大跃进”时的一件小事，领教了苏联学者的“较真”：
　　“大跃进期间，国内有的地方放出了亩产万斤小麦的 ‘卫星’，报纸上还出现了小孩子端坐在密密匝匝的谷穗上的照片。我们留学生们欢欣鼓舞，拿着照片向老师炫耀。
　　一位乌克兰农学院的老师认为不可思议，他来到基辅工学院找我们了解一亩地相当于多少公顷。在详细了解了一些细节后，他摇摇头说：‘这不可能吧？这种密植的结果是完全不透风啊？’我们也不太懂农业知识，无法说服他。没想到，他真的到自己家的田里，按照我们报纸上公布的耕作方法，搞了一小块试验田。不久，他又找到我们，生气地说道：‘你们的数据严重失实。中国人不诚实，这样下去对你们是不好的。’”
　　在苏联教师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质中，“敬业”也成为中国留学生屡屡称道的一点。
　　一位学长回忆道：
　　“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窗外下着大雪，树枝都被压断了。同室的苏联同学说不会有人去上课了。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我是不会因为天气而缺课的。我和另一个中国同学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齐膝深的积雪赶到教室。铃声响过，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学生，和一位苏联学生。正当我们议论老师是否会来的时候，教授带着一身的雪花和寒气闯了进来。他一边抖落身上的积雪，一边为因交通受阻而道歉。他显然没有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学生而失望。他为我们三个人讲了一节课，一如往常的生动和深刻。这无疑是我留学期间听得最入神、印象最深刻的一节课。”48
　　对此，我深有同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苏联高校教师的待遇颇高，住房条件优越，很多人还买了小汽车。九十年代初，社会变革到了最痛苦的阶段。大学教师们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以至于要在郊外种些土豆、蔬菜养家糊口。


第八章 润物无声(4)

　　尽管如此，学院里课程仍然正常进行，教学质量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在课堂上，老师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引发对时局的感慨。可是三两句抱怨之后，他们总会挥挥手说道：“算了，不说了，我们继续。”
　　或许，就在上课之前，他还在为生计忧虑；或许，就在下课之后，他又要奔向兼职的岗位，为第二天的面包奔波。可是就在这里，在课堂上，他就是知识王国里至尊的国王。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压力，全身心投入于科学研究的乐趣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然物我的乐观主义的存在，前苏联的科学巨树才得以保留下高贵的血脉，并且在经历了最严酷的季节后，重新萌发出新的枝干。
　　然而，最令中国留学生们景仰的，是苏联知识分子捍卫科学真理、不迎合世俗与政治淫威的高贵品格。
　　马春途回忆道：
　　“我对一位讲授苏联军事历史的叫做季莫霍维奇的教授怀有很高的敬意。
　　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时候，他还是客观评价斯大林在指挥战争中的功绩。有些东欧国家的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斯大林已经被打倒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现在还适宜再提吗？’季莫霍维奇教授当场正色道：‘我讲的是历史，历史是不能随意篡改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一直牢记到现在。”
　　曾在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学习的刘恕向我讲述了一位名叫达尔曼的老师的故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存在着两大学派。一派以米丘林为代表，认为动植物的遗传性是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步获得的；另一派则信奉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基因突变观点，被称为基因派。基因学说的最终胜利，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但是在当时，由于认识工具的局限性，基因学说还仅仅是一种假说。两个学派的学术争论非常激烈。
　　针对某个事物不同观点的交流和辩论，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本来是件好事，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时任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表态：米丘林学派是唯物主义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因学说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因而是反动的。本应是学术领域内的一场辩论，却随着意识形态的介入而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一夜之间，基因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信奉基因理论的学者们被打入冷宫，有的甚至被流放。
　　然而，就在肃杀的政治风暴中，仍然有一些坚持自己的科学信念的人不肯屈服。达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每次给学生上课，他都把官方的教材丢在一边，从头至尾详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通过两种理论的比照，学生们获益非浅。
　　达尔曼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博士论文答辩。
　　前两次答辩，他都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失败了。在当时的苏联，一位副博士只有三次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如果第三次失败，将此生与博士头衔无缘，也就意味着永远无法成为教授，永远无法获得科研带头人的资格和学术地位的升迁。
　　这是达尔曼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在课堂上，他平静地对学生们说：“有人已经给我打过招呼，如果这次我不再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能够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否则，等待我的将是永远的失败。”
　　答辩那天，全校所有的学生都来了。答辩举行地图书馆大厅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人。学生们打心里钦佩、敬重这位学者，大家都在为他提着一颗心。这将是他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他会屈服吗？
　　达尔曼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了，因此讲的格外细致、缜密。尽管很多同学已经不止一次听过他的课，可是这次还是听得如醉如痴。
　　精彩的陈述结束了。
　　等待达尔曼的，是观众如潮的掌声和评审团成员铁青的面孔。


第八章 润物无声(5)

　　零票赞成，他第三次失败了。
　　刘恕至今记得答辩结束后达尔曼夹着陈旧的文件包，从大门走出的孤独的背影，但是，他坚持真理、不肯随波逐流的高贵人格，却永远烙刻在年轻人的心中……
　　讲完达尔曼老师的故事，刘恕突然问我：
　　“你觉得，我们留学苏联，究竟学到了什么？”
　　这确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耐人寻味的话题。
　　是扎实的基础知识吗？
　　无疑，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是幸运的。苏联雄厚的师资、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醇厚务实的学风，使得他们比国内的同龄人获得了更优越的教育条件。
　　是成熟的工作技能吗？
　　这是无可辩驳的。苏联的教育体系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几乎所有的专业设置都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因此，青年人一进入校园，就会有意被培养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毕业后可以马上投入到生产、科研的一线，迅速成长为该领域的专家。
　　“这远远不是全部”，刘恕说道，“是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
　　我忽然有了顿悟的感觉。
　　是的，这才是我们留学苏联的最大收获。
　　没有冗长的说教，没有枯燥的理论，就在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中，学子们领悟了什么是科学家的品格，什么是科学的光辉。
　　与知识和技能相比，来自苏联的师长们所表现出的尊重科学、追求真理、不肯随波逐流的高贵人格，才是我们继承的最大财富。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

　　异乡亲人
　　自东向西静静流淌的莫斯科河，在流经莫斯科中心的时候，受地势的阻挡，忽然向南转了一个圆润丰满的大弯。河水如一条温柔的臂弯，呵护着怀抱中精致的克里姆林宫。
　　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是地势高峻的列宁山。
　　对于万千留苏学子来说，列宁山具有不可抗拒的巨大吸引力——不仅因为这里坐落着举世闻名的莫斯科大学，更是因为这里有着学子们在异国他乡的亲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
　　1951年10月，时任我国驻苏联大使的张闻天同志向国内呼吁：
　　“为搞好留学生的工作，急需在大使馆内部设立公开的专管留学生的部门。……这一部门应有三个干部，务请教育部或组织部派一位较强的专管留学生的干部来，并随带两名助手。……这一部门的设立，不仅对管理留学生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我国教育部研究苏联高等教育情况及其经验来说，也是最有效而实际的办法，对改进国内高等教育及将来派遣留学生工作，是有帮助的，对中央人事部了解留学生干部及将来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也有好处的……”49
　　1953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李滔[U29]，作为教育部派出的留学生管理干部，踏入了中国驻苏使馆的大门。李滔在教育参赞、留学生管理处主任、留学生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八年。八个寒来暑往，他迎来一批批的学子，送走了一批批栋梁之材。李滔见证了留苏教育历史最重要的阶段，他也因为正直的人格和热情的工作作风获得了广大留学生的由衷尊敬。
　　除了国内专门派遣的留学生管理干部外，使馆还从留学生中物色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事辅助工作。
　　我曾拜访过的陈先玉老人，就经历了从学生到管理干部的转变。
　　1955年7月，大学二年级刚毕业的陈先玉，突然被调到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这一年有一千七百余名留学生赴苏，急待落实学校、专业等事宜。使馆决定调他到使馆任三秘，负责留学生的派遣、分配、调换学校和专业等具体对外交涉事宜。考虑到陈先玉的学业尚未结束，使馆就两种解决方案征求他的意见：一是终止学业专职工作，二是转夜校系继续攻读原专业。陈先玉选择了半工半读。
　　从此，陈先玉白天在使馆工作，晚上还要去学校参加夜校的学习。三年以后，陈先玉以全优的成绩大学毕业，从此成了一名专职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一共干了六年半。
　　曾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也是于1955年在苏联中央团校进修期间，被抽调到使馆从事留学生管理工作，从而逐步走上了外交道路。
　　留学生管理处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
　　每年国内大批新生到来之际，留学生管理处的同志们马不停蹄地穿梭在苏联高等教育部以及各个院校之间，为学生们协调办理入学、转系手续。
　　平日里，干部们要定期到中国留学生所在的各个城市巡视，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和学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
　　对于每个留学生，留学生管理处都建立了专门的档案，记录学生的学习成绩、政治表现、工作潜力，为将来国家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意见。
　　留学生管理处还要管理留学生党团组织，指导留学生学生会的工作，落实对留学生的政治领导。
　　除此之外，留学生管理处还要研究苏联各高等学校的情况，了解其科系、课程、设备情况，作为将来派遣留学生及改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参考。
　　张闻天同志任我国驻苏联大使期间，曾用十六个字概括了留学生培养的方向：“立场坚定、业务精通、作风正派、身体健康”。这一标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
　　1954年4月，高等教育部颁布了《留学生注意事项》。这一文件在思想上、纪律上、学习上、生活上对留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成为海外学子们的行为准绳。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2)

　　留学生管理处不仅是国家管理留学人员的机构，更是留学生们在异国他乡的依靠。他们通过辛勤的工作，为广大学生顺利完成在苏联的学习开辟了坦途。
　　对此，我有着亲身的体会。
　　我至今记得1988年，当我们这批经历了长途旅行身心俱疲的新生到达莫斯科时，车窗外迎接我们的使馆教育处同志亲切的笑脸；我还记得从莫斯科中转到基辅时，使馆教育处的同志把我们从住处一直送到列车车厢，直到大家安顿下来才千叮咛万嘱咐地离开。
　　我更记得，当预科结束后，苏联方面要把我一个人分派到一个偏僻的乌克兰西部小城学习。孤独和惶恐一下子包围了我。举目无亲的我，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使馆教育处写了一封信求救。
　　没想到使馆教育处杨恕、王立生两位老师马上专程从莫斯科驱车赶到了基辅。他们就我的问题专门与乌克兰教育部进行了磋商，又考察了基辅的几所高校，直到为我确定了最适宜的学校和专业。
　　就这样，我得以进入著名的基辅工学院学习，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1989年11月中旬，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人数最多的一批中国留学生共八十余人抵达苏联。他们被安置在从贝加尔湖到黑海十余座城市的预科系。按照苏方的惯常做法，这些学生将留在预科所在城市进入大学学习。
　　鉴于苏联的一流院校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城市，而且当时大城市的物资供应也好于偏远地区，也为了使同学们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学习环境，使馆教育处的同志们和苏方进行了反复磋商。第二年夏天，预科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最终得以离开所在的二级城市，全部进入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的一流高等院校学习。
　　中国留苏学生最早的自治团体成立于1947年。
　　这一年，罗荣桓和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来苏联治病。看到国际儿童院毕业的中国孩子们无人管理，罗荣桓要求大家尽快组织起来，加强政治思想学习，争取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很快，在苏联高校学习的学生们成立了“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由刘允斌、陈祖涛等三人负责。“同学会”成立后，漂泊在苏联的中国学子终于拥有了了解祖国形势、提高政治觉悟、陶冶道德情操的家园。
　　1948年，李鹏等二十一名学生到达莫斯科后，在“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之外，另行建立了“中国留苏学生会”，由李鹏担任主席。后来，两个留学生组织合并，继续称为“中国留苏学生会”，李鹏为主席、刘允斌为副主席。
　　1951年，新中国派出的三百多名留学生抵达苏联，留学生队伍空前壮大。“中国留苏学生会”改组成为“中国留苏学生总会”。原红军将领、时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U30]被选举为首任会长。从此，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有了统一的组织。此后，李鹏、夏子敬、陈先玉、宋健[U31]等先后担任了学生会的领导职务。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遵循着严格的党、团组织生活。驻苏大使馆设立了留学生党委，在留学生所在的各个城市成立了下属党委，在每个大学还成立了支部。像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则在留学生集中的大学设立总支一级机构，以系为单位成立支部。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党员留学生过着双重组织生活，除了参加中共党组织活动、向上级汇报工作外，还要出席苏联校方的党组织活动。
　　每个月，各级组织都要定期召开生活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国内党内文件、阅读、讨论《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跟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除了组织政治学习之外，关注学生们的学习和思想动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中国学生内部以及与苏联学生的团结，也是各级党团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
　　作为规模较大的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党支部的一员，许宝文对党组织在留学生管理中的作用如数家珍：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3)

　　“党支部在留学生的日常管理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平时有谁感冒发烧缺了课，党支部就会安排专人去给他补课；谁平时学习吃力，党支部会布置学习好的同学和他建立一帮一的关系；每到考试期，党支部会了解每个人的备考情况，谁有难处就给予解决，让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甚至个别同学国内家里有困难也要设法给他帮助，使他能够安心学习。”
　　陈非告诉我：
　　“我们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同志掉队’。这就是说，不论在学习上，还是思想上，所有同学要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大家共同进步、互相支持，共同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关怀和勉励
　　在我查阅的大量有关留学苏联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时时跃入眼帘。
　　他，就是周恩来总理。
　　无论是派遣第一批留苏学生出国，还是迎接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最后一批学生回国，所有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决策，都与中南海西花厅息息相关。甚至诸如每年选派的人数、专业比例这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周总理也要一一亲自审批。
　　1951年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在回忆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临行前高教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饯行冷餐会。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专程赶来为大家送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将祖国人民的全部期待归纳为十六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席间，同学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三五成群地向总理敬酒。周总理慈祥的笑容、殷切的话语，至今令当事人历历在目、言犹在耳。
　　留苏预备部成立后，学员们的衣食住行，更是得到周总理事无巨细的关心。
　　周总理一再指示：要把留学生的伙食搞好，让学生们个个营养充足，身体健康，才能经受艰巨学习任务的考验。关于出国的着装，总理特地叮嘱：留学生代表新中国的风貌，国家再穷，也一定要穿戴体面。
　　1953年7月，周总理把即将出国的五百余名留学生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为大家举办了隆重的送别晚会。
　　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根据毛主席的三好指示精神，针对留学工作的特点，提出了“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的要求。
　　总理指出，身体是我们学习工作的物质基础，身体不好就容易衰弱。大家应作长期打算，不要只看眼前。大家在国外尚须学习语言，学习会很紧张的，但一定要注意身体，锻炼身体。
　　其次，要学习好。总理回顾了我国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历史。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后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十月革命后吸收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现在更需要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这一光荣任务就放在广大学子的身上，要学习建设理论、科学技术，首先着重经济、工业，此外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文学等，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要读死书，要活用。要按照兄弟国家的制度规定，按部就班，好好学习。
　　在谈到纪律好时，总理提醒学子们在国外不要骄傲，要尊重兄弟国家的法规。此外，应遵守学习纪律。不能要求人家对每个同学都信任，不需要知道的事，不应该过问；不允许学习的东西，不应该去学。如果认为需要，应先由两国正式交涉。党团员参加旁听兄弟国家党团活动，应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中国同学之间应订立规约，互相约束，大家遵守，要在学习中养成集体纪律性。守纪律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是革命的传统，应加以发扬。
　　最后，周总理深情地寄语大家：
　　“我相信，三五年后，等你们光荣完成学习任务，回到祖国，就一定能接替我们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努力。祝大家成功！”50
　　会后总理请大家看京戏。一出戏是“将相和”，另一出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亲历这一历史时刻的许宝文回忆道：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4)

　　“总理这两出戏是别有深意的。关于“将相和”，我当时就想，总理的意思是要我们大家要谦虚谨慎，要讲究团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大闹天宫”，当时我们只知道武打精彩热闹，非常过瘾。其实总理是要我们学习“孙大圣”，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勇于创造啊！”
　　1965年，周总理在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接见留学生时，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红专关系的问题。他指出，留学生要做到又红又专：在国外学习要站稳立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除了学好所在国语言外，还要多学一两门外语；要扩大知识面，如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要打破洋框框，做到学以致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陈先玉那里，我看到了一张周总理与留学人员的合影。留学生们亲昵地紧紧围在总理的身边，有些人甚至直接坐在总理脚边的地毯上，所有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是不是和总理在一起特别放松呢？”我问道。
　　“是啊”， 陈先玉回答，“周总理特别喜欢和留学生一起跳舞、唱歌。每次经过莫斯科，只要有可能，都要会见留学生，和大家一起联欢。
　　有一次，总理和留学生在使馆联欢，大家笑啊跳啊兴致正高。总理提出一个建议，请一位他在延安时期就认识、此时正在莫斯科留学的的女歌唱家唱一首歌。女歌唱家高兴地说，那就唱个“夫妻识字”或者“十二把镰刀”吧。总理摆摆手说，最好唱个新歌，唱歌剧《红湖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吧。那位女歌唱家可能以前没有练过，怕唱不好，有点犹豫。总理见她面有难色，就说：“没关系，我来指挥大家一起唱。”大家齐声响应。总理站到大家面前，一边打拍子，一边起头唱了起来。大家见总理亲自指挥，都非常激动。唱罢“洪湖水浪打浪”，所有人都意犹未尽，又唱了“红色娘子军连歌”和其他流行的革命歌曲。唱完歌，总理和大家都高兴极了。一大群年轻人无拘无束地簇拥在总理身边照相，场面非常感人。在我从事留学生管理工作得几年时间里，总理和留学生这种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场面，亲身经历了许多次。”51
　　曾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的马春途，则亲眼目睹了总理惜才爱才的一幕。
　　1961年，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会议结束后，总理照例在大使馆接见全体留学生。当总理走入礼宾大厅的一刻，大家欢腾了。总理满面笑容地从人群中穿过，和每个人员握手、问候。令马春途惊讶的是，总理的记忆力如此出色。那些以前曾经仅仅见过一面的人，他竟然还能准确地叫出姓名、籍贯和专业。
　　突然，总理的目光在一个人的面孔上停住了：“你是王淦昌[U32]嘛！”
　　王淦昌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1934年，他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1956年起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工作。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一所国际性原子核物理科研机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周光召、何祚庥、丁大钊等一大批中国科技工作者曾在该研究所工作过。王淦昌在这里出任副所长，主持新奇粒子的研究。
　　周总理拉着王淦昌的手问道：“你们的研究进展如何？”
　　“报告总理，我们通过联合所的加速器，已经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 王淦昌大声回答。
　　“好！好！祝贺你们！”总理满面春风，紧握着王淦昌的手，用力摇动着。紧接着，总理问道：“在苏联还要待多久？”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几天就回国。”
　　“准备怎么走？”
　　“坐飞机回国。使馆的同志已经买好机票了。” 王淦昌回答。
　　这时，周总理的浓眉猛地一挑，立刻环顾四周，大声喊道：“刘晓呢？刘晓大使在哪里？”他紧紧盯着挤到身边的刘晓，表情严肃地说道：“你要安排王淦昌坐火车回国。飞机票退掉。你们使馆要派一个专人全程护送！”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5)

　　马春途当时就站在不远处。眼前发生的一切，令他震动。
　　许多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逐渐丰富，马春途才体会到总理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敌对势力想方设法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尖端科技事业进行破坏。当钱学森返回祖国时，美国的军方甚至发出死亡威胁“我宁可把钱学森毙掉，也不要让他回到中国！”经验丰富、处事谨慎的周总理，决不允许敌人有任何可乘之机。
　　数年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证明了周总理的远见卓识。1965年12月初，世界著名的力学专家、“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同志，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一个重要数据，便搭乘了夜航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不幸坠毁了……。钱学森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一位弥足珍贵的国防科技专家，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这样令人惋惜地陨落了。
　　“发生这样的悲剧后，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周总理对人才真的是关怀备至啊!身为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在很多细节方面，竟然比基层工作人员考虑得还要周到。”马春途无限感慨地说道。
　　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也对留学生培养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
　　1953年，刘少奇同志来到留苏预备部，接见了准备当年出国的全体留学生。
　　少奇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你们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门寄托着无限的希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待着你们学成归来发挥主力作用。毛主席说，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还要难。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需要你们用科学知识来巩固，需要你们把新中国建造成为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富强国家……。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因为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他们的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我今天特地来看你们，再一次表达对你们的重托，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刘主席要求大家注意与苏联人民保持良好关系：
　　“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苏联朋友把你们看成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所以一举一动都不能丧失国家尊严，不要有损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你们在学校里要和苏联同学打成一片，生活学习住在一起，要尊重苏联人民的风俗习惯。”
　　最后，刘少奇同志勉励同学们：
　　“你们现在多么幸福，党和人民把你们当成儿女一样关心和爱护，什么都事先替你们想好了，只要求你们努力学习，把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祖国的繁荣昌盛需要你们贡献力量！”52
　　曾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滔，向我讲述了“少奇同志教子”的故事。
　　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由于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加上与同学们之间的矛盾，刘允若思想情绪波动很大，甚至提出了转学要求。
　　为此，少奇同志写信给大使馆党组织，请党组织不要因为刘允若与自己的特殊关系而纵容包涵。信中写道：
　　“对刘允若的错误思想和行动，请进行严格的批评和处理，不要怕他难接受。为了教育有严重毛病的孩子，我和党组织密切合作，是完全必要的。”
　　他还多次亲笔写信给刘允若，对他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并将信转送大使馆。当时在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滔同志保存了少奇同志的信件。
　　信中写道：
　　“你总以为你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大家都对不起你，你却没有对不起别人。你没有替别人着想，却要别人替你着想；你不肯为别人有所牺牲，却要别人为你有所牺牲；你不去理别人，却要别人来理你。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同志之间，这不是团结和合作的态度，而是同组织、同集体对立的态度，就是把自己个人放在同集体对立的地位，就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有集体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

　　你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愿望、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当个人愿望和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敢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你应该下决心成为这样一种人，决心改造自己，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经常注意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有错误立即改正，否则，你将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53
　　时隔半个世纪，李滔同志仍然感慨不已：
　　“少奇同志对待子女，一如对自己一样严格。他不为子女护短，信任和依靠党组织，对孩子爱而不娇，严而讲理。这些文字，可以看作一位严厉的父亲对子女的管教，也可以看作是一位老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谆谆教诲。这些要求，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留苏学生的管理和使用。
　　1957年邓小平同志访苏期间，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非常认真仔细地听取李滔同志对留学生情况的汇报，并不时提出问题。他关切地说：
　　“这些学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要很好地爱护、严格要求他们。不但要努力学习专业技术，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思想坚定，为增进中苏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劳逸结合，智力体力双丰收，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针对一部分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没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1961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讲话，提出大胆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他说：
　　“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留学生回来后，使用得怎么样？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 54
　　除了周总理、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同志外，五六十年代的其他国家高级领导人，如朱德、李富春、胡耀邦等，都对留学生管理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中央领导人率团出访苏联，必定要安排时间接见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在很多留苏老学长的相册里，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55
　　1957年11月17日。
　　一个让万千留苏学子铭记终生的日子。
　　一个永远载入新中国留学教育史册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表达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殷切希望。
　　五十年过去了，主席的音容笑貌，至今铭刻在每一位有幸亲临现场的学子心中。老人家的谆谆教诲，更是成为整整一代留苏学人赤心报国、矢志不渝的动力源泉。
　　或许是因为毛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或许是因为大家当时情绪格外激动，以至于现在很难找到当时关于主席讲话内容的准确记录。
　　在此，我综合了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试图再现当时的场景。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莫斯科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城市银妆素裹，在明澈的阳光下奕奕生辉。
　　就在前一天晚上，莫斯科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得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全体同学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集合，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大家做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如同一缕清风，刹那间掠过所有的校园：毛主席有可能会来看望大家！
　　大家都知道，11月2日毛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自从毛主席踏上苏联的国土，大家就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地关注代表团每天的活动。每天上课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张真理报看看有什么新消息。
　　早上八点刚过，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便从四面八方赶到位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大礼堂。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7)

　　陆定一同志的讲话在十点钟开始。此时，能够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已经座无虚席了。
　　陈国藩回忆道：
　　“我们几个同学是最早赶到会场的，占据了第一排正中的好位置。得意了没多久，一批穿着整齐军装的军事留学生进场了。刘晓大使宣布，为保障会场秩序，请前两排的同学把位置让给军事留学生，留学生要服从纪律听指挥。”
　　“我们怀着惋惜无奈的心情，不得已站到左侧走廊上去。还好，我们紧靠主席台，只是偏了点。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毛主席讲话的照片，其背景就是大礼堂左侧走廊。照片中可看到站在第一个柱子前的就是我。”
　　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很重要，可是所有学生都无心听讲。大家都在低声议论一个问题：毛主席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大家表达心情的小纸条像雪片一样飞向主席台，不一会儿就在主持人刘晓大使面前堆成一座小山。刘晓大使笑着对大家说，这当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关于和毛主席见面的问题的。
　　当第一次休息时，大家都涌上了主席台，把刘晓大使包围起来。
　　刘晓大使向大家解释：“几个月来大使馆不知收到了多少信，接到了多少电话，都表达了同志们极其热烈的心情。同志们对我们的党和领袖热爱的心情我是很理解的。但我们也应当体谅我们的领袖。毛主席今天早晨八点钟才就寝，昨晚他工作了一整夜，我们不能使毛主席太疲劳了。”
　　下午三点多，陆定一结束了报告。这时，刘晓大使带来一个喜讯：毛主席将参加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会议，会后很有可能要到这里来和同志们见面。大使还没结束讲话，同学们就欢呼起来，把大使的话打断了。大使接着说：“但是，这个会议不知道会开到什么时候，有可能开得很晚。”同学们齐声高喊：“等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愿意！”
　　下午六点刚过，大礼堂里已是人山人海。大厅的座位上坐满了人，两厢、廊柱之间也都站满了人。在前几排，一个座位上甚至挤进了三个人，有的人干脆在走道上坐了下来。一部分同学实在坐不下，被安置在旁边的学生俱乐部听实况广播。
　　苏联的电工们正忙着在场内拉电线，安装拍电影用的强光水银灯，大厅里灯光也全部亮了起来。整个大厅被照耀的如同白昼，更加显得金碧辉煌。而来自中国的摄影记者则背着照相机，台上台下跑来跑去忙个不停。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突然间，如疾风般跑进来两个同学，大声说道：“毛主席的汽车已经到门口了！”大厅立刻静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又隔了两三分钟，匆匆忙忙又跑进两个同学通报道：“毛主席已经到前厅了，脱大衣呢，就来了！”再隔一分钟，又有同学跑进来喊道：“毛主席来了！”话音未落，前台入口处的同学一下子向两旁闪开。
　　毛主席伟岸的身材出现了！
　　大厅里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人都在跳，在笑，在疯狂地鼓掌。暴风雨的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激荡在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整座巨大的礼堂如同狂风暴雨中的海洋，激情的巨浪澎湃汹涌，往来奔腾。
　　毛主席登上大厅前面的舞台，代表团其他人员也鱼贯而上。
　　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从台前一端阔步走到另一端，微笑着频频挥手向同志们致意。
　　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像涨潮的海水，蓦地向前涌动。所有的人都扑向前排，希望离领袖近点，再近点。池秀峰[U33]对当时的感觉记忆犹新：
　　“当毛主席向我所在的方向走过来时，我忽然感到背后涌来了巨大的压力，推动我不由自主地向前扑去，双脚几乎都离开了地面。周围全是因激动而涨得通红的面孔。我勉强支撑住才没有倒下去。”
　　毛主席回到舞台中央，用手向大家一摆，掌声嘎然而止。大厅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8)

　　毛主席随手从讲台上拿起凉水瓶向杯中倒水。刘晓大使见状急忙上前。就在这时，毛主席举起水杯说了声“同学们好”，就一饮而尽。这时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掌声。所有人的眼睛随着毛主席的一举一动而移动。?
　　刘晓大使开始作介绍。当刘大使说到“毛主席率领中央代表团……”时，毛主席马上打断他的话，纠正说：“不是中央代表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副主席，今天有别的活动没有来。”台下的听众善意地笑了起来。
　　刘晓大使一一地介绍今天随毛主席前来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等同志。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了他们。当刘大使介绍完代表团成员，毛主席立刻幽默地“介绍”道：“这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驻苏大使刘晓同志。”又引来台下一片笑声。接着毛主席点了一枝香烟，微笑着问第三排中央座位上几位女同学：“在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场内静得连女同学的答话也能听得见。
　几分钟后，毛主席摁灭了香烟，站起来走到台前。
　　“同志们！我向你们问好！”台下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主席的话语几乎被掌声淹没了。
　　毛主席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大部分同学没有听明白。他见同学们露出困惑的神情，便解释到：“世界就是World。”但是那时留苏学生大多数没有学过英语，仍然听不懂。毛主席便转头问刘晓：“世界用俄文怎么说？” 刘晓回答：“是米尔。”
　　毛主席就说：“米尔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在，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时全场立刻响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掌声经久不息。
　　毛主席一挥手，又继续了他的讲话。
　　“我们已经老到这个样子，你们还年轻，我们老，但我们懂世故。你们年轻，有朝气，我们则有暮气。但你们还没有经验，这叫做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点。”毛主席这时笑了，大厅里也出现了笑声和掌声。毛主席说：“你看我们都老了！”台下立刻喊“毛主席不老！” “毛主席万岁！”。
　　“这次来苏我感觉很好。上次我来苏时，心中是不舒服的。但现在苏联同志工作大大变了，对外国也更谦虚了，并且爱和同志们商量问题了。我看苏联现在又有民主，又有集中，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这次会议你们知道吗？”“知道！”台下立刻齐声回答。
　　“这次四十周年纪念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这次会议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开的很好，很成功。参加这次会的有六十二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表现出共产主义空前的团结。你们有头没有？”（台下回答“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得有个头。如果没有头，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力量就会削弱。我们的头就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高兴吗？”大家都喊“高兴！”
　　毛主席说：“不但我们有头，敌人也有头呀！美国就是他们的头子。所以我们应当有头。我们中国来个大国主义好吗？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做头可是不容易呀！你们应当和苏联人交好朋友！将来的担子应当由你们来负。”
　　“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大好，今年气候很好。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林黛玉说的（笑声）。现在我们有十亿人口，中间的有十三亿人口，敌人有四亿人口，而在这四亿人口中还有我们的。在我们中间也有他们的，我们国内的右派不就是他们的吗？但右派毕竟是少数，才占百分之二。好比两个泥人，我们把他们打碎，再用他们做成两个泥人。这时你身上有我的，我身上也有你的。我们的在他们中间要比他们的在我们中间多得多。中间派是多数的。在国际上我们也要争取中间派。因为英法有旧的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而我们什么殖民主义都没有！（热烈的鼓掌）因此，我们说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压倒西风！（再次热烈的鼓掌）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重量七十公斤。刘晓大使体重有没有七十公斤？”刘晓回答：“不到，差一点儿。”毛主席风趣地说道：“就是说，苏联可以把刘晓大使送上天。美国还做不到嘛！”台下的同学们开怀大笑。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9)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实际上是在1957年，而不是在1956年。1956年的改造不过是这样，”毛主席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就这样一夹就把资产阶级夹住了。这是不难的。最难的是人心呀！我们要洗脑子，我的脑子也是洗过来的呀！这次右派向我们进攻，说我们一切都搞坏了，说现在不好，蒋介石时代好。我们是用头硬顶着的。”说到这时，毛主席做了个头顶的姿势，然后用手堵住自己的嘴说：“我们把自己的嘴封上，叫他们放，把他们的声音都登在人民日报上。我们用头顶，但拳头还是握得紧的。”
　　“近来我们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字报可了不起哩！在你们这里没有看到；在北京大学那可是亿万张呀！现在全国到处都是大字报。人民日报不过是小字报呀！整风就是要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不是说空话，而是要真改。不改，出了大字报就改了。现在右派的大字报占百分之二，左派的占百分之七，中间派是多数。在我们国内也是这样，谁争取了中间派谁就能胜利。现在中间派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基本上已经胜利了！”同学们再次热烈鼓掌。
　　“我们国家钢产量每年只有五百万吨，过两个五年计划后可增到两千万吨。再过些时候可增到四千万吨。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按产量超过英国。英国的产量也可能增加。波立特同志说最多在这个时候只能增到三千万吨。”
　　“你们现在可真是幸福呀！我们在像你们这么大时是什么也不懂的。哪里知道有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只知道个拿破仑。那时学的是教育，装了一脑袋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还有些封建思想。你们现在知识可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你们已经知道什么马克思，什么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杜勒斯等。我们那时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真是不易呀！那个时候，谁知道中国的革命咋个搞法？”台下大笑，响起了一片掌声。
　　“你们这里有人民日报吗？”台下立刻高呼“有！”“农业四十条纲要你们看过了吗？”大家齐声喊“看过了！”“这次的四十条和上次的四十条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有了新的内容。在过去的四十条里有一点主观主义。这由我负责。”说到这里毛主席用手指了一下自己，台下又笑了。“新的四十条内容比原来的四十条更丰富和完善了。如原来的四十条中，就没有搞化学肥料这点。我们的农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呀！过几年后，贫农的水平要超过中农。我们这样说他还不服哩!”这时毛主席用手指了一下刘大使，“他就是中农出身呀！你看到那时他服不服？”毛主席的诙谐又引起同学们一阵大笑。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现在国内正忙着‘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都要消灭。北方蚊子少，但南方蚊子可是个大问题。我们要争取消灭蚊子。当然不是绝对的消灭。如有些大森林，人都没有到过，怎么能消灭掉呢？”主席自己也大笑起来，“苍蝇也是个大问题。大城市少些，中小城市就多些，在农村里就更多些。前几年，在北京苍蝇曾被消灭，而现在又有了。我们必须发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来消灭它们。麻雀消灭没有了，森林的虫子成灾，现在决定不消灭麻雀，用臭虫代替麻雀。”
　　“老鼠危害也不小。你们这里有四川人吗？有！”毛主席忽然用手指了一下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哈哈笑起来。“小邓，你们老家四川老鼠成灾，夜间老鼠上炕把小孩儿的耳朵都给咬了，你怎么不管管？” 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又一浪高过一浪地响起来。
　　毛主席突然说道“我的计划还有五年！”大家齐声高呼：“不！”“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说“你们还要我超额完成任务吗？”大家都笑了。“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的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担负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俗语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只打算再干五年……”这时礼堂内此起彼落地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足足喊了两三分钟。毛泽东甚为感叹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哪有万岁的？我计划再活十年，争取十五年就行了。”主席的话又引来一阵“万岁”欢呼声。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0)

　　还差几分钟就到七点了。毛主席还要到小礼堂接见那里的学生。刘晓大使已经开始催毛主席快走。但毛主席说再坐一会儿。刘大使说转一圈要五分钟。毛主席说我只要两分钟。这样我还可以在这里坐三分钟。毛主席就像坐在家里一样和刘晓大使谈起话来。毛主席看了一下台下问道：“这些都是激进派吧？”大家都笑了。接着毛主席问有多少人在这里，都在什么地方学习。然后毛主席又说：“我看你们这里男的多，女的少呀！”所有人都大笑起来。从一个角落喊起来“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另一个角落又发出一声“我们一定好好学习！”这时毛主席轻轻的鼓掌表示感谢。
　　毛主席问：“你们这里有湖南人吗？”“有！”台下答应。毛主席开始谈起自己的生活。他说他曾五次爬山，爬过几个有名的山，曾一渡长江，三渡湘江，还游过钱塘江……。同学们都静静地听毛主席的叙述。
　　已经过七点钟了。毛主席这才说：“我们该走了”。同志们立刻全体起立，用热烈的掌声为毛主席送行。
　　此时，在学生俱乐部的同学们忍受了近一个小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折磨，早已迫不及待。毛主席的出现，又立即引起了一阵山鸣海啸般的欢呼。毛主席在学生俱乐部逗留片刻，向同学们提出三点希望：“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毛主席一行人离开了莫斯科大学。可是同学们仍然长久地聚集在大礼堂里，大家齐声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时候，许多人才发现自己的手掌早已拍得肿胀，发痛……
　　尽管时隔半个世纪之久，可是当年有幸亲耳聆听领袖教诲的老学长们，竟然还都能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主席的音容笑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言语中仍然是掩饰不住的激动和自豪。
　　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讲，这次与毛主席不到一个小时的短暂会面，成为青年时代，乃至一生中最值得回味、最幸福温馨的记忆。领袖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嘱托，更化作巨大的精神动力，时时鞭策青年学子们发愤图强，如同初生的太阳一样无私地奉献能量和才智。
　　陈国藩老人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
　　“由于工作和学习关系，我曾经多次见到毛主席。以前见到主席时，我更多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光荣和幸福；而这一次，我最突出的感觉是强烈的责任感。”
　　“我感到，毛主席的讲话不仅是对我们留学生的希望，也是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希望。毛主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嘱托，最精辟地表达了党和领袖对青年人的殷切期望，最典型地体现了祖国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培养。‘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成为我，像我一样的留苏学子，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时刻鼓舞着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


第十章 红莓花开(1)

　　相濡以沫
　　1955年，十八岁的王邻孟在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第一次见到了已闻大名的程海[U34]。
　　还在留苏预备部的时候，从同班的男同学口中，王邻孟就经常听到程海这个名字。据这些曾是程海中学同学的小伙子们介绍，程海“思想深邃、见解不凡，比我们都强”。
　　如今，在嘈杂的车厢里，王邻孟终于得以近距离地端详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话语不多的年轻人。
　　相逢是短暂的。火车到了莫斯科后，年轻的新生们各奔东西。王邻孟被分配到哈尔科夫农学院，程海则转车去了列宁格勒。
　　列车上这个清纯、活泼的少女的身影，在程海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终于，程海提起笔来，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姑娘写下了第一封信。在信中，程海描述了初到异乡的观感，关切地询问对方的情况。
　　“他呀，真够狡猾的。明明对我有好感，偏偏拐弯抹角地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呀，还说大学期间要专心学习，不要过早谈恋爱呀！” 说到这里，王邻孟老人咯咯笑了起来，脸上浮现出一抹少女般的红晕，“其实，我对他也有好感，觉得他像个大哥哥一样，可以依靠和信赖。所以呢，我就回信了。”
　　从此以后，两个年轻人便开始了鸿雁传书。每当王邻孟学习和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心里有了什么委屈和困惑，都向程海寻求建议和帮助。与千千万万普通的青年学生一样，两人在信中谈学习、谈思想、谈生活，谈周围的老师和同学。至于那份朦胧的情感，却深深埋在心底。
　　第一年暑假的时候，程海获得了一次到哈尔科夫旅游的机会。为了给姑娘一个惊喜，他故意没有透露这个消息。在哈尔科夫的工作结束后，他马上买了一小把鲜花，兴冲冲地奔向农学院。
　　当他费劲周折来到王邻孟的宿舍门前的时候，却遇到了紧闭的房门。邻居告诉他，王邻孟不巧去外地实习了，要一周以后才能回来。小伙子怅然地把花束插在了门缝中。
　　直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王邻孟利用到列宁格勒实习的机会，来到了程海的宿舍。当程海打开房门，两人都怔住了。
　　三年的时间里两人阴差阳错从未谋面，双方在气质和外表上和从前相比都有了一些变化。可是两个年轻人此刻感到彼此竟然如此熟悉。三年间持续的思想交流，让他们觉得仿佛从未分离过。
　　就在这一天，两人彼此吐露了心声，恋爱关系终于得到确定了。
　　聚首是短暂的。两人很快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在遥远的两座城市，两人靠书信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最终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1960年，程海提前回国参加工作。第二年王邻孟大学毕业，一对恋人才得以组建家庭。
　　在两人相识、相恋的几年时间里，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感情的丝线仅仅依靠一封封书信维系。尽管身边人来人往，其中也不乏优秀的异性。可是用王邻孟的话来讲，“我们心中都已经有了一个人。”
　　在家中，王邻孟满心甜蜜地向我们展示了珍藏了五十多年的“两地书”：
　　“这都是程海上学时给我写的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一封都不少。”老人满怀柔情地抚摸着那厚厚一迭已经有些陈旧发黄的信笺。这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恋爱中年轻少女的浪漫情愫。
　　回国后，由于工作的缘故，他们经历了长达近十二年的两地生活。两人共同扶持，走过了人生最艰难坎坷的岁月，迎来了祥和宁静的晚年生活。在两位老人频频交换的眼神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依赖，什么是风雨过后的淡定从容。
　　曾为莫斯科铁道学院同学的池秀峰、杜斌夫妇则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二人在留苏预备部就相识了，而后有幸被分配到同一所大学学习。杜斌做得一手好菜，引得包括池秀峰在内的一群男生趋之若骛。
　　可是两人感情的微妙变化，则源于杜斌的一场大病。


第十章 红莓花开(2)

　　由于语言障碍，杜斌学习比较吃力。精神紧张，加上刚到苏联不久对当地气候不适应，使得杜斌在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患了严重的感冒，住进了医院。
　　入院的第一天，杜斌躺在病床上，心情非常忧郁。自己孤身一人病倒在异国他乡，无法得到亲人的帮助和慰藉；本来学习就吃力，这一病又要落下一大截，真不知如何才能追上。想到这些，她不免偷偷地流泪。
　　第二天早晨，一个清俊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
　　是池秀峰！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排骨。我按照你的做法试着做了一下，你尝尝看是不是可口？”说着，池秀峰一层层揭开紧密包裹的毛毯，里面露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饭盒。“你先趁热吃了。我还带来了笔记和参考书，过会儿我给你补一下昨天的功课。”
　　泪水从杜斌的眼中唰地一下涌了出来。
　　此时，在她最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时刻，这一份贴心的关爱，显得多么及时，多么珍贵！姑娘的心弦，被这份意外的温柔和体贴拨动了。
　　“池秀峰非常有心计。就在我内心最虚弱的时候，他就‘乘虚而入’了。”杜斌笑着对我说。
　　此后，每天放学之后，池秀峰都马上赶往医院，为杜斌送去亲手准备的饭菜，为她补习功课。不论医生、护士，还是同屋的病友，都注意到这个体贴细心的年轻人，向杜斌称赞：“你的男朋友真好，我们真羡慕！”姑娘羞涩地低下了头。
　　在池秀峰的细心照料下，杜斌很快病愈了。
　　出院后，学习成绩优秀的池秀峰又每天为杜斌辅导功课，使她不仅赶上了课程进度，还大大提高了学习成绩。在相互支持和关心中，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
　　四年后，两人在学生宿舍中举行了朴素的婚礼。
　　这一天，中国同学、苏联同学全都赶来了，狭小的宿舍房间被挤得满满的。大家唱歌、跳舞，举杯庆祝，祝愿两位新人生活美满、白头偕老。苏联朋友勃得列夫夫妇也赶来了，坚决要求为两位新人作证婚人。
　　在北京的家中，一起走过人生的大半旅途，白头偕老的池秀峰、杜斌夫妇，向我展示了婚礼那天朋友们赠送的各种礼品：
　　“这是苏联当时非常珍贵的玻璃雕刻杯子，是一个苏联女同学送的；这个礼物是莫斯科大剧院的微缩模型；这个水晶盘子，是苏联朋友勃得列夫夫妇送的……”
　　尽管后来不乏辗转流离的岁月，但是池秀峰夫妇一直珍藏着这些礼物。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宝贵的礼物，更是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段珍贵的恋情的纪念。
　　尽管在出国前，有关部门曾明确表示，不赞成学生们在留学期间谈恋爱。然而，在我对近六十位学长近乎完全随机性的访谈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程海、王邻孟夫妇和池秀峰、杜斌夫妇外，夫妇二人同为留苏生的竟然不下十几对，可见当年中国留学生在学习期间结成伴侣的情况还是不少见的。
　　由于具有相似的经历，我能够深刻地理解那种在陌生的环境中内心的孤独，在艰苦的条件下对感情支持的渴求。
　　这时候，一对温情的手臂，一段真挚的感情，就可以使得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走过人生中艰难而重要的岁月。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经历，我才能从留学生夫妇之间不经意的眼神交流中，读懂那份难以言传的默契与温情。
　　坚守承诺
　　为了让留学生们专心学习，也是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资源，五六十年代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留学期间大学生无特殊情况不能回国探亲，研究生只可以回国一次。这个限制对于孤身一人闯荡天下的大学生来讲，还可以接受；可是对于为数众多的研究生来说，却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五六十年代向苏联派出的研究生，一般都要具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因此年龄都相对比较大。很多人出国前已经组建了家庭，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孩子。苏联研究生的学制为三年。这期间只能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对于拖家带口的研究生来讲，自然就平添了许许多多的思念和牵挂。


第十章 红莓花开(3)

　　在北京东南一间简朴的居室里，莫斯科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陈国藩，满怀深情地向我讲起了他的妻子。
　　1956年，正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的陈国藩突然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此时，陈国藩和未婚妻已经恋爱很久了。
　　为了让即将出国留学的小伙子解除“后顾之忧”，热心的领导们为他们张罗了一个朴素而热烈的婚礼。一周后，陈国藩就动身去北京了。组织上出于照顾，随后又将他的妻子也调到了北京。在留苏预备部的近一年时间，陈国藩和妻子度过了新婚燕尔的短暂幸福时光。陈国藩出国后，妻子独自一人留守在北京的家中，孕育腹中的新生命。
　　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打水时妻子不小心摔了一跤，婴儿早产了。妻子独自一人挣扎着，几乎是爬到了医院。
　　孩子虽然保住了，可是却因早产先天身体孱弱，再加上对母乳过敏，连续腹泻不止，以至于得了肠梗阻，被送上了手术台。
　　孩子的医疗﹑手术费用要三百余元。对于收入平平的陈国藩夫妇来说，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正当妻子一筹莫展的时候，幸好在唐山和北京的亲友们予以帮助。大家七凑八凑，才凑足了手术费。孩子再次从死神手中被抢救回来。
　　厄运还没有结束。在医院肝病病房从事医生工作的妻子，由于和病人接触又不幸感染上肝炎。
　　1959年，陈国藩回国探亲。他惊讶地发现两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衰老了很多。
　　“她在来信中，总是说自己很好、孩子很好。家里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她从来一个字不跟我说。我是从朋友口中，才知道这些年来，她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磨难。”
　　说到这里，老人突然沉默了。他抬起头，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全家福照片上。冬日午后明澈煦暖的阳光，斜斜地从窗口涌入，刚好投射在合影上。照片中，满头银发的陈国藩夫妇端坐在子女孙儿的簇拥中。每个人的笑容都是那样灿烂。
　　陈老动情地说：
　　“所有同事都说我们两口的感情非同一般。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首先要感谢我的老伴。她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家庭牺牲了健康。我常常对我老伴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和你结婚。”
　　这时，老人的妻子恰巧走进来。她一边为我满上茶水，一边轻轻说道：“这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时代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语气竟如此淡然和轻松，仿佛听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徐静出国时，孩子刚刚一岁。
　　备考的豪情，成功的喜悦，一朝变成远行的车票时，那份骨肉分离的痛楚，立刻攫取了她的内心。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年轻的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固然可以排解深深的思念。可是晚上回到宿舍，一躺在床上，孩子的一颦一笑就马上出现在脑海。
　　关于孩子的一切消息，成为徐静最大的慰藉：
　　“那时通讯非常不发达。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一封信从广州寄到莫斯科，路上要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丈夫非常理解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几乎每周都写一封长长的家信。在信里，他详详细细地描述孩子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什么时候又长了一颗牙，什么时候开始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咿呀学话，什么时候开始学唱儿歌……。每一封来信可都是宝贝。每封信我总要翻来覆去看上不知多少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丈夫是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工作自然非常忙碌，可是还要承担起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重担。苏联同事对中国学生的长期两地分居大为不解。很多苏联朋友对徐静说：“在我们苏联，如果夫妇一年不见面，肯定会各找各的。你们居然会分居四年！徐静，相信我说的话，你的丈夫不会等你的。他肯定会有别的女人的！”徐静总是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了解我的丈夫。我相信他会等着我。”


第十章 红莓花开(4)

　　1959年，徐静学成回国了。
　　当徐静走出车厢，第一眼便看到早就在站台上等候的丈夫。三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
　　“来，叫妈妈！”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怯怯地从丈夫身后挪了出来。
　　三年了，孩子从懵懂无知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健壮伶俐的孩童。
　　突然见到记忆中未曾谋面的妈妈，孩子一下子又兴奋，又紧张。
　　“妈妈，欢迎您回家！”孩子双手高高举起一束野花。徐静的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一把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在他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
　　一进家门，儿子马上钻到橱柜里。正当徐静纳闷的时候，孩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篮子，里面是三个鸡蛋。
　　孩子快活地说：“妈妈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吃鸡蛋了。这是外婆专门给妈妈留的。” 徐静的泪水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丈夫的每次来信里，总是说家里丰衣足食，国内一片歌舞升平。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国内竟然遇到这么严重的经济困难，家里的日子这么艰难。”
　　徐静既心酸又无奈，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事实真相：“早知道家里连鸡蛋都吃不上了，我随便从苏联带回几盒罐头和黄油，也能给孩子补充些营养呀！”可丈夫回答：“告诉你又能怎样呢？反而会影响你安心学习……。”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徐静老人眼里又一次噙满泪水。
　　在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中，有千百个像陈国藩、徐静这样的家庭，承受了夫妻、子女长期分离的煎熬。
　　和一般家庭相比，那些独自留守在家中的“另一半”，承担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民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双倍的艰辛和付出。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承诺，海外学子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在学子们的成就与荣耀背后，凝聚着留守伴侣深沉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
　　异国情缘
　　来到苏联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如同从东方吹来的清风，轻轻拂过白桦林的树梢。
　　在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们简直就是完美人格的化身。
　　他们品质朴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既不酗酒，也不打架。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放得开，可是内心火热。用苏联姑娘的话来讲，“就像暖水瓶一样”。
　　而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国男孩子们的目光。
　　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花。
　　沈菊生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莫斯科某学院有一位叫刘一平（化名）的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全部学业，正在准备论文答辩。一天，他在地铁站看到一位苏联姑娘，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吃力地走出来。刘一平不假思索走上前去，帮姑娘搬运行李。
　　在攀谈中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苏联姑娘是本校的大学生，刚从索契疗养回来。刘一平把姑娘一直送到宿舍。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起来。他们的感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恋爱一个月后就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考虑到男方一个月后就要进行论文答辩，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劝止，避免因儿女情长而影响学业。但是一对恋人此刻正如胶似漆，无论怎样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男方答辩后先行回国，女方毕业后随即到中国团聚。
　　对于跨国恋爱，我国政府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
　　时任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团支部书记的陈非告诉我：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支部要做很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相差太大，通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和年轻人心中炽烈燃烧的爱情火焰相比，苦口婆心的劝阻，甚至于严肃正式的批评，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第十章 红莓花开(5)

　　列宁格勒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做这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苏联姑娘威胁道，如果中国政府不准他们结婚，她将卧轨自尽。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苏联外交部和高教部。
　　每次提到这件事，李滔总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
　　无奈之下，使馆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婚的事例。
　　在苏方的要求下，我国有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李滔回忆道：
　　“后来我们把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即对外继续强调不赞成、不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苏联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戏称为‘派一个赚一个。’”
　　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缔结跨国婚姻的大约有五十对左右，在近一万人的派遣总数中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还是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规定。
　　沈菊生这样描述留学生当时的普遍心态：
　　“说老实话，很多苏联姑娘在各方面的确很不错。年轻人朝夕相处，难免会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是大多数同学心中还是存有顾忌。一方面，看到了不少跨国恋爱坎坷挫折的事例；另一方面，家里亲属也不支持寻找外国配偶。因此尽管心中有想法萌动，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极少。大家都把这段感情经历当作一段纯真的友情珍藏起来。”
　　1955年，王光启[U35]被派遣到基辅工学院学习，他在留苏预备部认识的女友陈国敏，则被分配到了列宁格勒。
　　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大学读一年级时已经学过苏联的教材，因此一到基辅，王光启经过考试直接上了二年级。
　　不久，这个学习优秀、性格活跃的中国小伙子，引起了同班一位叫做斯维塔的乌克兰姑娘的注意。
　　每天上课的时候，斯维塔总要坐在王光启身边；一下课，姑娘就把王光启的笔记本要去，仔细地填补空缺，修正语法错误。王光启天生一副好嗓子，斯维塔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在学校的各种聚会活动场所联袂表演，倒也珠联璧合。
　　一来二去，他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斯维塔邀请王光启到她家里作客，姑娘的单身母亲也很喜爱这个聪明质朴的中国小伙子。
　　一天，在教学楼走廊的一个角落里，一群姑娘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在等着看王光启考试拿到五分后斯维塔跑上前去亲吻的镜头。不一会儿，王光启考完了，笑嘻嘻的走出教室。毕竟是不大好意思，斯维塔没有跑上去亲吻，而是挽着王光启的手臂高傲的仰着头从姑娘们的面前走过，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直到这时王光启还傻呵呵的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其实，刚满二十二岁的斯维塔在心中已经暗暗地萌生了爱意。可是，刚到苏联半年多的王光启却只把这当作中苏青年间的纯洁友谊。他的心时刻在挂念着远在列宁格勒的恋人。
　　两人从教学楼出来，漫步在楼前静谧的树林里，温暖的阳光在林间投下斑驳的阴影，黑油油的小松鼠在地面上跳来跳去。
　　这时，王光启突然感觉到斯维塔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她的手臂挽得更紧了，平日里爱说笑的她似乎心事重重。
　　“我突然意识到姑娘爱上我了。这可怎么办？我热恋中的女友还在那等我。斯维塔是个好姑娘，可我怎么能辜负我女友的忠贞呢？必须马上让斯维塔的感情刹车！不能让她先开口！我赶忙从衣兜里掏出女友的照片，对她说道：‘这是我的中国女友，她正在列宁格勒学习。’我用眼角偷偷瞥了一下斯维塔。她本来红润的面孔一下子变得煞白。空气凝滞不动了。”


第十章 红莓花开(6)

　　“幸好几个月后女友陈国敏[U36]来到基辅，我把她介绍给了斯维塔。两个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好姐妹。看到她们亲亲热热的样子，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一场感情终于妥善收场了。”
　　1958年，王光启转学到了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他和陈国敏终于团聚了。
　　1994年王光启重返基辅，再次遇到斯维塔。她颇有感触的说：“在你之后，我和一位匈牙利人结婚了”，道出了三十多年前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国家严格规定，有异国配偶的学生将不能从事尖端、高级以及与军工有关的工作。
　　为了能够满足祖国的需要，把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很多学生在回国前的一刻，毅然割舍了儿女情长，把那份纯真的恋情永远留在了白桦林的土地上。
　　而那些建立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上的跨国婚姻，注定要经受现实的严酷考验。
　　尽管国内把来中国定居的苏联配偶当作专家对待，在居住条件、伙食待遇方面都给予种种特殊的优待，可是由于国力所限，生活水平与她们在苏联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从小习惯了面包、牛奶、黄油、香肠的苏联媳妇们，发现她们整日要面对米饭、馒头、稀粥、窝窝头。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也波及到苏联侨民的生活。
　　其次，受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影响，苏联侨民在中国的生活处境也愈发艰难。而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则严重打击了苏联新娘们对未来的信心。
　　那些地老天荒的誓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在涟涟泪水中，苏联妻子们登上了返乡的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挂念和遗憾。
　　曾经在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的陈先玉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从基辅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军医，携妻子、女儿来到使馆，要求与基辅某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王某结婚。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热情接待，好言相劝，耐心说明两国之间的差距，可是他们怎么也听不进去。特别是女儿，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若不同意，就只有一死……’。
　　我们不得已请示国内，他们的婚事得到了批准。后来，王某毕业携妻子回国。国家对他很照顾，本来应该分配到西北偏远艰苦地区工作，改为留在北京。可是生活上的矛盾显露出来。女方想吃面包、牛奶、香肠，可是国内一来稀少买不到，二来价格昂贵，王某收入微薄也承担不起。同时，女方不懂中文，和周围的人无法沟通，只能和丈夫交流。可是丈夫整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很晚。苏联妻子感到非常寂寞，萌生了带丈夫回苏联的想法。
　　于是女方又全家出面，要求中国政府批准王某到苏联定居。我方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苏军少校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就鼓动女儿离婚。离婚后，王某继续留在苏联，可是处处受到苏联方面的冷淡和白眼。他曾想过回国，可是又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这样坎坎坷坷地过了一生。”56
　　五六十年代在留苏学生中缔结的跨国婚姻，绝大部分是以悲剧收场的。
　　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合后回到国内。不久，两人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萨沙。
　　可是，苏联妈妈不顾中国国情，按照苏联人的习俗，在冬天里给一岁多的小萨沙洗冷水澡，结果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炎，被同事们送到医院抢救才活了下来。可是孩子出院后，这位母亲不吸取教训，又用冷水给孩子洗澡，结果孩子再度发病，最终没能挽救回来。
　　孩子失去了，年轻父母的心破碎了。不久，“文革”爆发。苏联妻子返回了祖国，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一个大学生在苏联某城市实习的时候，爱上了当地的一个苏联姑娘。毕业回国后，他利用一次工作机会回到苏联，和恋人团聚了。谁知好景不长，不久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他滞留在了苏联。


第十章 红莓花开(7)

　　随着两国敌对关系的不断加剧，他的处境也愈发艰难。在异乡漂泊的几十年里，他做过锅炉工，当过火车司机，一直在社会底层浮沉挣扎。
　　三十年后两国关系缓和，他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老同学们团聚的时候，大家几乎认不出这个面容苍老、说话做派已经完全俄化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
　　李滔感叹道：
　　“曾经有一位学生，上学时执意要和苏联女友结婚，使馆怎么规劝也不听。回国后不久，婚姻破裂了，妻子回到了苏联。后来他见到我时懊悔不已：‘李主任，我现在才明白你那是为我们好。可是我当时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如今，那些白桦林中的海誓山盟，那些红莓树下的恩恩怨怨，都早已随风而逝，如同寒冷北国凋零的树叶，褪色成为浅淡的记忆。然而，那份纯洁的情感，那份真挚的爱情，却永远伴随《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1)

　　这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友爱化作仇恨，天使变身魔鬼。一切来得似乎如此突然和诡秘。
　　时隔四十年，无数历史学者还在努力揭开覆盖在这段历史上的扑朔迷离的面纱。
　　我无意于铺陈事件和背景，也无意于评价两国政治家的偏正得失。
　　我只想关注这个特殊的人群——留苏学生，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折射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
　　功过评说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赫鲁晓夫提出了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的主张 。
　　赫鲁晓夫的这篇被称为“秘密报告”的讲话，如同落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激起了剧烈的波澜。同年七月至十月，在波兰、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去斯大林化”的群众示威活动，并在苏联的武装镇压下，最终演变成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流血冲突。
　　在学校里，中国留学生们惊讶地发现，仿佛在一夜之间，空气都变了味道。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课堂上，老师们尖刻地批判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苏联同学们分成了两派，整日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挥拳相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在学子们纯洁的内心中，斯大林如同自己民族的领袖一样，具有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击败了法西斯的入侵；纵然有一些决策失误和人格缺陷，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那些昨天还将斯大林作为“领袖”、“慈父”顶礼膜拜的人们，此刻却把他当作魔鬼来诅咒。有的人为此甚至还和苏联同学争执起来。
　　中国大使馆组织留学生们学习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章强调，中国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文章同时指出个人崇拜是一个长远的历史现象，一定会在党的生活中有反映；但我们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的原则，反对官僚主义。
　　池秀峰回忆道：
　　“人民日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苏联《真理报》几乎进行了全文转载。应当说，这件事在苏联民众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尽管顾忌苏联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有一些老师和同学私下里对我翘起大拇指：‘你们中国人了不起，真理应该是在你们这边！’”
　　池秀峰万万没有想到，命运为他安排了一道考题。
　　1960年6月的一天，他迎来了五年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门考试——哲学。
　　由于学习出色，他已经在此前所有的考试中获得了五分。他多么希望能够顺利完成考试，为自己的学业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当池秀峰抽出题签，他顿时感到眼前一黑：最后一道题的题目赫然写着：“你如何评价斯大林？”
　　天哪，怎么会这么倒霉？!
　　要知道哲学课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声色俱厉地批判斯大林。池秀峰对苏联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深为不满。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还在床头贴了一张斯大林的大幅画像。
　　可是此时此地，要公开地阐述自己的反面观点，还真令他犯了难：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是离经叛道，给个三分，甚至是不及格都有可能；如果随波逐流，一定能拿五分。可是，那将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党和祖国。这可怎么办？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2)

　　想来想去，池秀峰横下一条心，在考官面前稳稳地坐了下来：
　　“我认为，斯大林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有的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是斯大林与列宁携手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后，坚定地执行了工业化的路线，才使得苏联具备了在卫国战争中取胜的经济实力。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的作用就不用多说了。我只想提到一点，无数的青年是怀着保卫斯大林的信念走上前线的，也有无数青年高喊‘为了斯大林’冲向敌人的炮火。因此，我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客观公正，功绩是百分之七十，错误是百分之三十。”
　　当池秀峰结束最后一句陈述，考场里一片寂静。哲学课老师面无表情，透过眼镜直直地注视他片刻，低头在成绩册上唰唰地写下了分数。
　　“听天由命了！”池秀峰甚至没看一眼自己的成绩，起身走出考场。
　　等在外面的苏联同学照例把他的成绩册一把抢去传看，走廊里顿时响起了欢呼：“乌拉！五分！”
　　山雨欲来
　　有人说，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姿态触怒了毛泽东；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显著提高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恐慌。总之，从1958年起，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58年4月至7月，苏联先后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
　　1959年9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人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突然挑起对中共的攻击和批判。57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科技合同，并很快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近一千四百名专家。58
　　苏联在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四十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二百五十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中国的经济建设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遭受到极大的损失。
　　59
　　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奋力反击，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高潮。
　　1959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指出：“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60
　　中国政府认识到，留学生身处苏联社会中，容易受到当地政治宣传的影响。如果不向大家说明事实真相，这群年轻人就难以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站稳脚跟。
　　1960年6月至7月，在苏联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分批陆续回国参加政治学习。
　　正值暑假，留学生们被安置在北京几所高校空闲的学生宿舍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封闭政治学习。学习期间，同学们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仔细研读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
　　一天，全体留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大家按照次序鱼贯进入会场。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甚至是压抑。池秀峰远远看到几个多年未见的留苏预备部同学，大家也只是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陈毅副总理给大家做了关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讲话。
　　当说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陈老总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只见他剑眉倒竖，大声吼道：“你们回去告诉苏联人，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任人欺负的旧中国了！你们告诉苏联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他突然狠狠地一拍桌子，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3)

　　学生们谁也没见陈老总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大家屏住呼吸，会场里鸦雀无声。
　　会后，时任高教部长的杨秀峰把所有与会者留下。他表情异常严肃地说道：“今天的会议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国内还没传达，连局级干部都没听到。如果谁透露出去，党纪国法处分！”
　　在此之前，为了让留学生们安心学习，中国党和政府还在努力掩饰中苏两国间的裂痕。
　　尽管大家已经感觉到苏联对于中国的报导明显减少，周围苏联人的言语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但对于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了解内情的人还是不多。
　　但像今天这样一切真相大白，大家还是有一种摧心裂胆的感觉。池秀峰的感觉是：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政治学习后，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陆续返回苏联了。可是有些学生却留在了国内。
　　程志坚[U37]回国前正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准备毕业设计。他回忆道：
　　“我们接到回国参加集训的通知的时候，还以为集训后可以回来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辩，所以连回程票都买好了。可是政治学习没几天，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些毕业年级的航空专业学生全部留在国内参加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国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和书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苏联。每个系组织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且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组织上安排我们马上顶替。”
　　和程志坚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在苏联学习航空、航天、造船、化学等军工和尖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军工专业是敏感专业，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会再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取得毕业证书，当时认为关键是把知识学到手，拿不拿文凭不重要。另外，国家可能还考虑这批军工人才有被苏联扣留的风险。”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五年级学习的程海回忆道。
　　可以想象，当学生们从国内返回，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是怎样的复杂心情。
　　尽管早秋阳光灿烂，留学生们的心中却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中国学生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发觉有人在后面盯梢。盯梢的人并不掩藏，就那样不远不近地公然跟在后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车他也上车。这种举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一位学长回忆道，当时在留学生党团干部的房间中，苏方专门布置了苏联学生，监视中国学生的一言一行。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手里拿着扑克牌，装作打牌的样子，还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的非常大，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陌生的苏联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大家还传言克格勃在房间中安放了窃听器，搞得很紧张。以后再开会，就干脆到公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进行。
　　陈国藩回忆道：
　　“那时候，使馆发布了几条纪律。一，一个人不要单独上街，至少要两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论参加苏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要至少两个人参加；三，会上如有对我国政府的敌对言论，要当场予以反驳，反驳不成，要退场以示抗议；等等。”
　　一些和国防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一些先进的设备，不再对中国学生开放了； 实习要么安排回国进行，要么和苏联同学分开，被单独安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草草进行。
　　酆炳林这样回忆他实习的经历：
　　“1960年我进入毕业前的实习期。学校公布的实习地点是某种新型武器的靶场，我当时非常兴奋。当我告知使馆时，大家也都为我能有机会接触最新军事技术感到高兴。可是没有多久，我的名字从实习名单中被划掉了。据说是克格勃有指示，重要的军事目标不再允许中国人接近。后来，当苏联同学到靶场实习的时候，我却被安排到一艘老旧的军舰上，实习的内容就是每天把那些老掉牙的鱼雷擦得锃亮。”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4)

　　在这扑面的寒风中，只有来自苏联师生的关爱，还能让中国学子们感受到温暖。
　　在采访王永志的时候，他向我提起了恩师米申。
　　米申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助手，在当时是苏联航空航天领域数一数二的人物。
　　1960年，王永志正值大学最后一年。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濒于破裂。出乎王永志意料的是，米申竟主动要求担任他的毕业设计导师。回忆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永志深情地说：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米申就坦诚地对我说：‘我知道现在两国关系变化了，但这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我们之间仍是师生关系。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问题尽管提。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的。’我本来很担心再回苏联，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有了导师的这一席话，我就比较放心了。”
　　1961年夏，基辅工学院56届的三十六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准备返回祖国了。
　　由于政治气候敏感，站台上送行的人不多。学生们登上了列车，向送别的人群挥手致意。
　　突然，人群中传来呜咽的声音。人们循声望去， 是白发苍苍的无线电系主任阿基耶夫斯基教授。
　　中国留学生景仰这位老人：这位曾亲手为流放中的列宁组装过地下无线电台的老革命者是基辅工学院最为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中国学生热爱这位老人：他平时给予了中国学生异乎寻常的关爱。临行前，老人还自掏腰包送给每个学生一本厚厚的列宁画册。
　　此刻，泪水顺着老人皱纹纵横的面颊流淌，浸湿了花白的胡须。老人缓慢地走上列车，伸开双臂，把身边最近的一个留学生揽入怀抱，一边摸挲着年轻人的后背，一边嗫嚅着：“永别了，我的孩子！永别了！”然后是下一个学生，下一个……直到和所有的学生一一拥抱分别。
　　后来，年轻的毕业生们才明白为什么老人没有使用常说的“再见”这个词，而是说“永别了”。
　　基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政治的敏锐洞察，老人已经预感到在两国间将会发生怎样的风云变幻。
　　他的痛哭，是为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再也无法再见到这些优秀青年而惋惜，更是对中苏两国间的美好岁月永远逝去不再的悲哀！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1)

　　自己的家园
　　在北京旧皇城东部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庭院。
　　与对面富丽堂皇的北京饭店相比，庭院的入口显得内敛而凝重。 这里曾是清初三大喇嘛寺之一——普胜寺的原址，又称石达子庙。
　　1913年，一批清末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如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等人，为了维系海外同窗友谊，交流文化思想，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
　　1915年，欧美同学会集资两千两白银，购买下残破不堪的石达子庙作为永久会所。原来的建筑被拆除，后来又经过数次改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即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交流中西文化，切磋学术，以情会友，以文会友，承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任务。在它的历任会长中，不乏严济慈、茅以升、卢嘉锡、吴阶平等学术巨擘和社会名流。
　　随着时代的需要，欧美同学会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推动本世纪初的“勤工俭学运动”，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抗战时期，曾号召海外学子返国抗日，共赴国难；新中国建设时期，为吸引海外专家学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欧美同学会大力提倡“科教兴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欧美同学会下属十四个分会，现有会员一万余人。其中留苏分会拥有会员约三千多人，是欧美同学会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分会组织。
　　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学成归国的留苏学子们，在很长时间内没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
　　随着大家逐渐退出一线工作岗位，这个曾经是规模最大、管理最严密的留学生群体，又一次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跨越了半个世纪不曾泯灭的亲情和友情，如同一张无形的巨手，将分布在各行各业、四面八方的学子们又一次集合在一起。
　　作为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筹备者之一的酆炳林，引领我回溯了近二十年前那些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
　　1989年4月的一天， 李扈生[U38]、酆炳林、胡立生、张通、李瑞等几位留苏学长在欧美同学会聚会。大家谈论的主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属于留苏学子自己的组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关于同学会的构想逐渐成型了。
　　酆炳林告诉我，李扈生当时已经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可他还是主动承揽了外联工作。筹备期间的奔波劳顿进一步吞噬了他的健康。留苏分会成立后不久，他就因病故去了。
　　听着酆老的讲述，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体瘦弱的李扈生穿着一件白衬衣，迎着初春的寒风，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扣响中央领导的房门，往返奔波于中央统战部、民政局、欧美同学会等众多管理机构之间，盖下林林总总的公章。
　　一切进展非常顺利。4月24日，李扈生、酆炳林、张通等再次聚首。这次会议，是留苏分会成立前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筹备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推举我国第一位留苏技术科学博士高景德[U39]先生作为第一任会长。高景德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89年5月14日，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举行了庄重的成立仪式。会上通过了留苏分会的章程和组织机构。除会长高景德外，大会还选举了副会长十人。大会选举李扈生为首任秘书长。
　　从此，饱经沧桑的留苏学子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从1994年开始，几乎每年春节留苏分会都会组织留苏毕业生联欢会，至今已经延续了十几年。
　　我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多次作为义务工作者参加了春节联欢会的接待活动。
　　联欢会在九点开始，可是八点刚过，学长们便携带着家眷子女，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有的腿脚不便，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登上礼堂的台阶；有的在门口踯躅张望，等待老同学的到来。大厅里，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远远地高声打着招呼，疾步奔向对方，紧紧地握手、拥抱，关切地询问彼此的近况。从他们眼中流露出的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友情，每每令我感动不已。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2)

　　对于这些年事已高、平日深居简出的老人们来说，平日里很难有与同学相聚的机会。看到这么多熟识和挂念的老同学们都还在健康地走动、愉快地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内心莫大的慰藉和鼓舞。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成为老留学生们的心理寄托。
　　联欢会上，既有老中青学长自己排演的节目，也有曾经留学苏联或独联体国家的艺术家的精湛演出。其中一个保留节目，便是欧美同学会合唱团的表演。
　　欧美同学会合唱团成立于1994年9月。在总数六七十名的成员中，除部分曾留学西欧、留学美国的学长外，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于留苏分会。合唱团团员的平均年龄已经有七十岁了，可是这丝毫不能减弱大家的热情。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团员们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都会准时参加排练。这个日程历经十余个严冬酷暑从未间断。合唱团在著名指挥家吴灵芬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排练了近百首各具特色的中外名歌。
　　合唱团创始成员之一的籍传茂，向我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合唱团的成员们，有的曾留学美国、有的曾留学西欧；演出曲目也五花八门，从中国民族歌曲，到欧美各国的名曲。不知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还是别的原因，当排练西方一些具有宗教色彩歌曲的时候，指挥总是抱怨大家找不到那种虔诚的感觉。可是排练苏联老歌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所有的人都变得精神振奋，那种激情完全是发自内心深处，根本不需要指挥的启发。那是一种几十年来一直埋在心底、根深蒂固的情感，那是年轻时代热血沸腾的记忆。”
　　合唱团成了欧美同学会的“金字招牌”，多次在国家重大庆典活动中演出，获得了无数荣誉。1999年，这群意气风发的鹤发老者，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作为留苏分会的执行机构，在秘书处义务工作的老同志们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
　　当有学长反映国内无法获得完整的苏联经典老歌唱片时，汪熊麟[U40]秘书长在网络上搜索了大量苏联歌曲网站，从上面下载了七八百首苏联五六十年代的经典歌曲和相应歌词。经过挑选、鉴定、归类，最后刻录了一张包含七百余苏联经典首歌曲的MP3光盘，免费提供给学长们。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并发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四十周年，1997年，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组织当年的留苏学子编撰了回忆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为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九十周年，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又编写了续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忘的峥嵘岁月》。
　　在这厚厚的两本书中，数百位老学长们用饱含浓情的笔触，追忆那些令他们铭记终生的美好时光，怀念那些曾给予他们感动和帮助的师长、同学、朋友。一篇篇朴实、深情的文字，如同一颗颗水滴，折射出青春岁月和奋斗历程中的各色光芒。
　　为了重温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对留学生一贯的关怀与期望，弘扬新中国留学生“学习、奋斗、团结、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祖国五十华诞之际，留苏分会编辑的《学子之路》大型画册问世了。经过两年多的筹备，编委会从全国各地的留苏学长手中征集照片两千七百余张。经过编辑人员的精心挑选，最终入选八百一十三张。这部图集分为“期望篇”、“学习篇”、“友谊篇”和“报国篇”等四个部分，并收录了曾在四百三十六所苏联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实习工厂学习和工作过的一万一千余名留学人员名单。
　　2006年11月18日，《学子之路——留苏同学图片实物展览》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展览，通过大量珍贵的学习、生活物品，以及书籍、影音等文献资料，直观地再现了五六十年代留苏学子令人热血沸腾的学习生活，以及他们在各行各业取得的杰出成就。
　　在留苏分会的积极努力下，1995年，我国正式成为苏联高校毕业生联合会（INGORVUZ）的成员之一。与苏联高校毕业生联合会的合作，不仅开启了我国与独联体国家的高等教育民间交流的新渠道，也为引进前苏联专家和技术做出了贡献。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3)

　　2006年6月，会长朱训率领欧美同学会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我有幸作为代表团成员跟随出访。所到之处，除了拜会当地的民间友好机构外，代表团一项重要的日程就是和当地的青年留学生座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前往原苏联各共和国留学的机制发生很大的变化，自费留学成为主流。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承受着学习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同时也对学成回国的前途感到困惑不清。
　　朱训会长和老一辈学长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同学们揭示了青年留学人员的成材道路，以及年轻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他们语重心长地指出，尽管老学长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初所有人都是在最基础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能浮躁虚荣，要踏踏实实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欧美同学会具有广大而深远的社会资源，无疑是广大同学在国内和国际开展事业的巨大平台。
　　2006年11月11日，留苏分会中最年轻的组织——白俄罗斯校友会成立了。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派遣到苏联的留学生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高校，在白俄罗斯的则非常少。在留苏分会领导的亲切关怀下，部分于二十一世纪初毕业于白俄罗斯高校的回国留学人员终于组建了白俄罗斯校友会。
　　和其他已经存在的校友会相比，它太弱小了，目前登记成员还不到三十人；它太年轻了，会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五岁；它太稚嫩了，成员还都是初涉世事、寻找定位的年轻人。
　　然而，它像一棵古树上萌发的新枝，尽管看上去还娇嫩、弱小，却承载着事业传承、精神永续的无限希望。
　　　　　情感的纽带
　　毕业回国后的三十多年里，留苏学子们在繁重的工作与家庭负担中奔忙，几乎无暇顾及同窗之谊。
　　于百川[U41]：
　　“我们这些人在退休之前，大家都在没白天没黑夜地忙工作，彼此之间几乎顾不上有什么联系。有时候，老同学住处相距也就隔着一条街，可是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
　　九十年代初，大部分学长从工作第一线退了下来。同窗之情的感情纽带再次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在留苏分会的穿针引线下，各个原苏联高校毕业生的校友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在所有六十八个校友会中，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称得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1989年，在籍传茂等三人的倡议下，一部分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毕业生们开始定期聚会活动，形成了校友会的雏形。1995年，校友会正式成立，大家推举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领导成员。会上明确了校友会的宗旨：“加强联络、交流信息、组织联谊、增进友情、为校友服务。”
　　据现任秘书长于百川介绍，列宁格勒矿业学院共有在册中国留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已有二十七人去世，还有一些人移居海外，平时保持联系的大约一百二十人。校友会编印了同学录，散发到每个同学手中。每年春节，校友们都要举行聚会，共叙亲情。一些住在北京周边地区的校友，从外地开车，有的甚至坐火车赶来。
　　由于地矿工作性质的缘故，校友会有一半的成员分布在祖国各地。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定期编发的“校友会简讯”，像一条牢固的丝带，将大家的心紧紧系在一起。
　　据于百川介绍，“校友会简讯”第一期只有简单的一张纸，到现在已经有六张纸十二页，每期约两万字。包含留苏分会信息、校友来信摘登、开展活动简报；活动基金募集和使用情况、返校旅游见闻、出国探亲感受等栏目。“校友会简讯”每年出版三期，赠送给所有能联系上的校友。
　　“校友会简讯”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在全国各地的校友们通过它，及时了解到留苏分会和校友会的各项活动。大家踊跃来函，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和养生心得，表达对老同学们的问候。“校友会简讯”在留苏分会、校友会、校友们之间架起了信息的桥梁，成为校友们沟通情况、传递信息、增进友情、互致敬意的精神园地。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4)

　　任何组织的运作都离不开资金的保障。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成立之初，便确定了活动基金募集的原则：“自愿交费、数额不限、次数不限，公开监督”。共同基金的交纳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缴费金额从十元到一千元不等，缴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基金主要用于“校友会简讯”的印刷和派送、同学聚会时的经费补贴、接待外地校友、购买留苏分会刊物送给外地校友等。校友会还自费印刷出版了《无私的奉献、永远的纪念》一书，作为对同窗之谊和地质工作者奋斗历程的永恒纪念。
　　校友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一次对校友的救助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996年8月下旬，北京的赵鸿才学长到洛阳出差，意外得知了三十六年未曾见面的同学黄士杰、张树平夫妇的下落。当她提着礼物，兴冲冲地叩开老同学的家门时，眼前的情景简直让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房间里，家徒四壁。丈夫黄士杰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说话战战兢兢不能自已，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妻子张树平患心脏病和神经衰弱，一脸病容憔悴不堪。还不到六十岁的两个人，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人一样衰老。
　　老同学久别重逢，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凄凉的光景。三人执手相看泪眼，未语已先哽咽。
　　黄士杰、张树平两人毕业后，双双被分配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繁重的任务，日夜加班，严重摧残了两人的健康；再加上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到老时纷纷病魔缠身。黄士杰的治疗需要服用特效药，每月的药费在四百元以上，都不能报销。张树平自己患病也要治疗，还有女儿在上大学。而由于退休时间早，两人退休金合起来还不到八百元，连药钱都不够，全家的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
　　赵鸿才回到北京后，立即联系两位同班同学，马上向洛阳汇去五百元，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她向校友会负责学长详谈了黄士杰、张树平夫妇的情况。校友会领导成员马上开会商量应对措施，决定速办两件事：一是向处境艰难的两位学友写慰问信表示关切；二是以校友会的名义汇款五百元。在当期的校友会简讯上，于百川介绍了两位校友的困境，号召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校友们纷纷来信或打电话表示关心和同情。上海的马在田院士率先捐款五百元。他在来信中写道：
　　“了解到洛阳两位同学的近况，心情十分沉重。以前总认为我们这些人还来日方长，殊不知人生旅途的终点已近在咫尺。”
　　在半年时间里，先后有三十多位校友总共捐款约六千三百元。一笔笔寄托着关爱的汇款，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向洛阳。不少校友多次捐款，有的校友捐款不留下姓名。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廖学盛同志，既不是黄、张二人的校友，也不是亲故。当他得知列矿校友会的捐款活动后，也汇去五百元表示支持。
　　1997年10月的一天，赵鸿才收到黄士杰女儿的来信，得知张树平已于当年四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黄士杰也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五月去世。信中说道：
　　“这几年来多次得到各位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和经济上的援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是你们给了我们向困难抗争的力量和勇气。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向我们伸出了一双双温暖的手，我父母亲的在天之灵会永远记住你们的。父母去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在众多亲友的帮助和关怀下，我终于度过难关，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会鼓起勇气继续生活下去的。再次向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表示感谢！”
　　校友们的鼎力相助，固然没有能够挽救同学的生命，但是这份胜似亲人的关怀，再次印证了留苏学子间积淀的“血浓于水”的亲情。61
　　不是为了利益，不是有所图报，只因为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誓言、共同的命运，只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共同的光荣群体——留苏学人！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5)

　　　　　重逢在春花烂漫时
　　2007年4月，我得到酆炳林副会长通知，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历届中国毕业生们将举行一次聚会。
　　4月14日下午，我赶到北京市翠微路。在中国船舶总公司某部门院内，往日的寂静被沸腾的人声所打破。
　　六十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聚集在庭院里，欢声笑语在天空中弥漫。在这里，同学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温暖的夕阳，将最灿烂的余晖播撒在每个人的脸上，勾勒出一张张欣喜的笑容。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们，在毕业五十年以后的第一次全体聚会！
　　在苏联学习造船和海洋军事技术的留学生共七十八人，毕业后大多被分配到军工单位，长期从事保密工作，因此很多人毕业后再也没有见面。岁月沧桑，不幸有八人已经过世，十一人在国外定居或者失去了联系，能够联系上的还有五十九人。
　　如今，当所有人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时候，都想了却一个心愿，那就是能够和同窗五年的同学们再见上一面。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易事。
　　酆炳林告诉我，最初在策划活动的时候，他不无顾虑。
　　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已经八十多岁了，最小的也在七十开外；有的人疾病缠身，有的人腿脚不便，平时在一个城市里见一面都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要把分散在北京、上海、大连、武汉等全国各地的同学聚在一起。
　　“这么多人，分布这么广，组织一次聚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大家年纪都很大了，身体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怕出意外。可是，是几位老同学的坚持和热情影响了我，是同学们的积极响应打动了我，使我从怀疑派变成了一个积极推动者。”
　　这么大的活动，需要有热心人来组织。王光启、余承安、刘其春就是热心人。但是，组织这种活动光有热心不行，必须还要有经费，几十人的食、宿、游览开销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最终还是上海的校友、著名企业家李培植[U42]，为举办这次活动慷慨解囊，提供了赞助。
　　4月14日是预定聚会的日子。来自祖国各地的校友们如期来到北京，不少校友结伴而来，有人还带来了第三代。萦绕在同学们心头几十年的梦想，此刻终于成真了。
　　母校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现已更名为圣-彼得堡国立海洋技术大学）校长得知中国留学生聚会的消息后，专门发来了贺电。他在贺电中意味深长的说：
　　“……你们中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优秀的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俄语和造船的专业知识；
　　你们是苏联的热爱者，一如既往地促进着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
　　你们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为中国造船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你们中的很多人成了主任工程师、科学家，一些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的走上了中国造船工业的领导岗位。
　　时至今日，我们还常怀尊重之情回忆起你们。
　　我们深信，中俄两国间的合作和传统友谊将日久天长！”
　　欢聚场景非常动人。
　　老同学们一见面你拉着我的手，我挽着你的臂，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尽的情，诉不完的思念。
　　当看到这群早已是爷爷奶奶的老人们嘻笑打闹，看到他们脸上浮现出的年轻的红晕，听到他们彼此称呼对方的昵称，我有一种时光倒转的感觉。时钟仿佛一下子回拨了五十年。此刻，再没有身份、地位、财富的差别，只有同学间最纯真的友情。
　　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
　　当刘光宇、吕培忠两位老学长的手握到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愣住了。他们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头脑在飞速地翻阅五十年前的记忆。“你是刘光宇！”“你是吕培忠!”两人几乎同时喊了以来，紧紧拥抱在一起。
　　五十年杳无音讯，五十年岁月沧桑。
　　昔日的青春少年已经变成垂垂老者。每个人的面貌都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以至于这对五十年前曾经大课、小课形影不离的好友，竟然无法一下子认出对方！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6)

　　我至今还记得，在分别的酒宴上，同学们兴致勃发，一首接一首地合唱青年时代熟知的苏联歌曲《海港》、《在遥远的地方》、《纺织姑娘》，当然还有那首永恒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激动的情绪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光芒，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溢着幸福的红晕。
　　我的耳边，至今还回响着严宝兴学长席间饱含激情朗诵的诗篇：
　　“不论去到海角天涯，远渡重洋，
　　?? 我那忠实的朋友永远在我身旁。
　　?? 不论动荡的岁月里和暗淡的时光，
　　?? 友谊的火把为我们把道路照亮。
　我们在痛苦不幸的时候也很坚强，
　　?? 彼此帮助，相互鼓励，永不颓唐。?
　　?? 尽管岁月一年年地不再回头，
　　?? 我们的友谊永远放着青春光芒。
　每桩事情都忠于友谊，从不欺诳，
　　?? 同心同德走向目标，实现理想。
　　?? 深厚的友谊好像歌曲，毕生难忘，
　　?? 忠实的朋友肩并肩地一路前往！62
　　我至今还记得，离别的时候大家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一遍遍叮嘱保重身体，相约两年以后再次重逢。
　　目送一位位老校友心满意足地离去，为这次聚会操劳了大半年的王光启如释重负。
　　长期积压的劳累、紧张一下子释放出来，他病倒了。
　　与此同时，信笺、电话如雪片般飞来，参加聚会的老同学们纷纷对这次活动的成功组织表示感谢。
　　然而，欢声笑语犹存，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却突然袭来。沈士良[sg43]同学因癌症病逝了！
　　王老告诉我，在得到消息的当晚，他彻夜未眠。老同学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聚会时的音容笑貌，在眼前一幕幕地闪现。当夜空中浮现出第一缕晨曦，他翻身下床。所有的切切深情，从笔端如激流般倾泻——
　　士良，你怎么走的那么突然
　　五一节刚刚过去，一条短讯击中了我的脑海，击中了我的心头，击的我脑海和心头发颤。我们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同窗学友、大好人——沈士良在节日前的最后一刻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欲哭无泪，泪流满面。
　　士良，你知道，咱们的全国性校友聚会活动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周，可是我至今还没能从聚会的疲惫中复原，毕竟都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岁月不绕人，我有了亲身的体验。服药、输液都没能把我治好，整日卧床还得好几天。是的，若把分散在全国的五十九位学友凝聚在一起，这有多难！如果不去办，那就更难。五十多年的愿望只能是梦想，不会实现，那将成为终生的遗憾，成为我和其春、承安三位承办人以及诸多学友的遗憾。
　　士良，你知道，聚会活动虽只三日，筹备工作何止百天，至少要再加一番。发出的函电一次次，长途电话打了个遍。个别学友事多、忙，不搭不理把你干，你得耐着性儿、厚着脸皮再把信息传。地址不详退回来，再查再找再发函。报到地点要写详细，避免出租车绕道把人骗，每件事情都得事先想完全，因为我们都已年事高，记忆不再那么健全。
　　士良，你知道，二〇〇七年三月初的一天，我发现你在电话中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定有变。老实人经不住盯着问，从未发过火的你说了一句：‘他妈的，我造什么孽了’后，对我说了实言：“肺癌在扩散！”轰的一下，天旋地转。我不敢把噩耗告诉学友，我愿在即将到来的聚会前奇迹出现，康复的士良高高的站在大家的面前，笑的那么甜。
　　士良，你知道，再过两天——四月十四日我们就要相聚了。我问：“你身体怎么样？可以来吗？”你没说别的，只回问：“照相吗？”我忙不迭的说：“照，集体照，分组照，都照。一定和爱人一起来，终身相伴的潘胜凡。我们还专门给你们留了房间呢。”这次你回答的挺干脆：“我一定去。”听得出来你是在那儿笑呵呵的回答我，我很高兴。与此同时，我冥冥中突然预感，这也许就是你的梦，你要圆了的梦，你要把最后的身影留在老同学中间的梦，梦想实现了，那该是多么的欣慰，所以你笑了，所以你一定会来。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7)

　　士良，你知道，时间到了，四月十四日到了。这天从一大早开始，上海的、大连的、武汉的、东北的、西北的各地学友和亲人都陆续到了，那场景怎么形容呢，都记录在摄像机里了，可惜你再也看不见。下午三点你女儿开车把你夫妇二人送到了会场的庭院，我忐忑不安的看着你下了车，只见你面带笑容，红光满面，一一和大家握手，一点也看不出你全身骨头发疼的表现，但愿我以前听到的是谎言！
　　士良，你知道，聚会开始了。我在主持会议，但我的目光时时注意着你坐着的方向。你挺直腰板、半张着嘴在那静静地听着学友们的发言，那么的全神灌注，那么的让人心颤。要知道，这短短的半小时，对你来讲，该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我再也不敢往你那方向张望了，我要赶紧结束大会的发言，去招呼大家到大院里的大树前摄影留念，去满足士良的心愿。
　　士良，你知道，事有多巧。按照原来的计划，前排就座，妇女优先。正在安排，却有人高喊：“年纪大的、名人、领导坐前面。”于是，重新做了调整。空了一个位置，就在你身边。又有人喊：“你就坐在那里吧，看你忙的团团转。”这一刹那，你的左手和我的右手紧紧握成一团。至今，我的手心里还保留你那软乎乎的温暖。
　　士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五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在苏联。那时候每当听完课回到宿舍，你总是第一个下到厨房，淘米、洗菜、切肉、削土豆皮……，样样抢先。不一会儿，桌上菜肴摆满，虽然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大家确实吃的欢。还有一点人们都不会忘记，那就是饭后碗筷洗刷轮不到他人你全包揽，这一切你做的那么自然、随便。五年啊五年，应该说你这五年的付出、默默无闻的无偿付出，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每一位学友分数簿的分数门门饱满。
　　士良，你为人诚实，性格憨厚，没有歪心眼。你从不与人争雄，也从未与人纠缠。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每位党员都不把你另眼相看。五年多啊，一位大好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你这一走，更增加了人们对你的怀念。
　　士良，你为什么要那么匆匆忙忙的离开我们，撒手人间？为什么不等到我们下次、下下次、再次、再再次聚会、相见、联欢、畅谈，这也是我们这次聚会后全体学友的一致留言。好吧，你等等吧，耐心的等等吧，我们会陆续的去找你，不过要等十年、二十年，反正等候的时间不会太短！


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1)

　　1952年9月，年轻的朱训和同一批出国的二百多名学子一起，乘坐火车抵达莫斯科。
　　出国前，朱训已经从事了多年的生产管理工作，并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学习。按照事先的专业分配，他应当学习工业经济专业。
　　在莫斯科的站台上，大家正在忙碌地整理行李。忽然，一位使馆工作人员拿着一张电报大声问：“哪一位是朱训？”找到朱训后，他宣布；“接到国内通知，你改学地质，不学经济了！”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朱训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尽管地质一词对我非常陌生，学地质是什么味道，干地质又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很清楚，但听从祖国的召唤和服从党的安排是我们留苏学子的天职。我听了这个改变的决定之后，当时感到很突然，但没有任何不愉快和不高兴的感觉，立即就欣然地表示服从祖国的决定，从学经济改学地质专业。”63
　　在五六十年代，有许许多多的留苏学子，和朱训一样，在出国时改变了原来的志愿和专业。在我数量有限的采访对象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例子：
　　沈菊生，自幼对俄罗斯语言文学深感兴趣，出国前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一直梦想到苏联汲取文学营养的他，最终学习的却是铁路专业；
　　出身书香门第，曾立志成为一名医生的籍传茂，最终与水文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小对无线电感兴趣的郭树言，做梦也没想到会成为一名冶金专家；
　　曾经申报“地球物理”专业的谢自楚，成了我国冰川研究的奠基人；
　　喜爱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贾泽林，改学了哲学；
　　倾心于铁路和建筑的叶舜赞，却与土地规划相伴一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在各行各业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千挑百选出来的留学人员，无论在人数上，还是专业分布上，都与国家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临时改变一部分人的专业，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种专业的改变，一般是基于专业相通相近的考虑，然而有时却看起来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无一例外的是，在改变专业时，都没有征求学生本人的意见。
　　每个人的职业方向，乃至于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作为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问及当时的感受，沈菊生的神态和五十年前一般地坦诚：
　　“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就已经让我无比感激了。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我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人了。所以国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专业的改变来得更晚，也更加艰难。
　　彭士禄1951年赴苏，进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各项专业考试，获得了工程师称号。正当他整理好行囊准备回国的时候，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一天，彭士禄被叫到大使馆。一进门，他迎面见到了熟识的陈赓将军。陈赓详细了解了他的学习情况后，突然问道：“你知道反应堆、核动力是什么吗？”彭士禄摇了摇头说：“没学过。”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也要有这些东西。
　　“现在搞原子能、原子弹，任务十分艰巨，时间非常紧迫。为了赶时间，不可能什么都从头来。中央的意见是安排相近专业的学生改学新的专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陈赓问道。
　　彭士禄想都没想，立刻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64
　　就这样，当曾经同窗的伙伴们登上回国列车的时候，彭士禄提起行李，又迈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大门。
　　彭士禄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又进修了三年。1958年毕业回国后，他很快投入到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研发工作中。
　　毕业回国后，每个学生都有科研、生产、教学三个方向的选择。很多人在所有的选项后面填写了相同的六个字“服从祖国分配”。在他们看来，现在正是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


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2)

　　李滔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
　　“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制定了发展“两弹一星”的决策。这项计划需要大量中层和基层研究人员。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决定从当年的留苏毕业生中进行选拔。聂荣臻、蒋南翔和我一起向周总理做了人员分配的汇报，当场确定了一千多人的名单，全部分配到负责航天工程的七机部。当时是我给所有人开的动员大会。让我感到惊讶和感动的是，当我宣布分配方案时，一千多人全部服从分配，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留苏学子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所有的留苏学生都知道，他们在苏联大学学习不是免费的。他们的学费、路费、生活费用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家乡父老乡亲的血汗付出。
　　沈菊生：“刘少奇同志对我们讲，培养一个留苏生的费用，相当于三十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
　　陈国藩：“刘少奇在留苏预备部讲话：派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二十五到三十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
　　胡启恒[U44]：“一个留苏生一年的费用，相当于一个农民一辈子的劳动收入”。
　　大概是时间久远的缘故，1952年9月刘少奇主席在留苏预备部这段讲话中的某些细节，在一批批留苏生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些许偏差。
　　然而，数字在这里并不重要。每个留苏学子心中都有一本帐。
　　一位学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走在莫斯科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商店里出售产自中国的鸡蛋和苹果，上面清晰地印有“一等品”三个中文字。每当看到这个情景，我们的心里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我们的国家需要用多少鸡蛋、水果供养我们到苏联学习啊！我们的父老乡亲节衣缩食，自己吃不上鸡蛋和苹果，却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到苏联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优越的学习条件，尽快学到有用的东西报效祖国。想到这些，自己吃点苦，受点累，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胡启恒对我说的一段话，道出了所有留苏学子的心声：
　　“少奇同志的讲话对我们这批青年人来说，是激励，更是鞭策。我们当时就感到，我们欠祖国，欠人民太多了！国家和人民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付出巨大代价给我们提供到国外学习机会，栽培我们，为的是能够早日学成报效祖国。我们感到这辈子再努力工作也还不了这个债，再努力奉献也无法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每个留苏学子的心中都深深理解，在这种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关怀和荣誉背后，隐藏着祖国人民殷切的期待；在他们身上，承载着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社会的热切希望！
　　于是我们看到，学子们回国后，不计个人得失，把全部的学识和热情，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
　　李绍贵大学毕业后，马上投入了核试验的工程施工：
　　“荒凉无烟的戈壁滩上经常狂风呼啸，飞砂走石，飞起的小砂粒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的痛，环境条件非常恶劣。有一天夜里，我睡得很热，身上有汗，只披了一件羊皮大衣去厕所。通过走廊时，寒风从窗户的破碎玻璃孔吹到我身上，因受风寒得了关节炎。
　　在四川的深山沟里，我们住在帐篷里，到小河沟去刷牙、洗脸，以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最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一年四季经常阴雨连绵。冬季由于湿度大，特别感到寒冷，耳朵生了冻疮。当睡觉往被窝里钻时，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冰冷。”65
　　王之任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很快成为我国第一代自行研制的火箭发动机的研发主力。在孕育这个寄托了整个民族希望的“婴儿”的同时，她却无暇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
　　“生完孩子才五十六天，我就被组织派遣到外地工厂，监督火箭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好好的奶水被生生地憋了回去。孩子一生下来就只好喝牛奶。到了冬天，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部队里订不上牛奶，地方上又不管我们。孩子就只好喝稀粥，滴上点酱油借一点味儿。”


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3)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一部分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毕业回国后，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尽管理工科留学生获得了苏联颁发的“工程师”毕业证书，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只按照“技术员”对待。留苏学生参加工作，工资只比国内毕业的大学生高半级，为62元5角。一年后转正，才涨到73元5角。而这73元5角的工资，很多留苏学生一拿就拿了二十多年，有些人甚至比国内某些同期大专毕业生收入还低。
　　1960年在苏联学习军工专业的三百名留学生，已经完成全部学习，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未来得及获得苏联学位证书提前回国。按照规定，他们由我国教育部统一颁发毕业证书。但是，国内有些单位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这些留学生的工程师称号。66
　　由于苏联学制的关系，留学生在苏联学习时间一般比较长，再加上留苏预备部一年，会比国内大学生多学习一到两年。而一些根据国家需要中途改变专业方向的学生，学习时间更可能长达八、九年。因此，和国内同期大学毕业生相比，留苏学生客观上形成了工龄短、结婚晚、孩子小的情况，从而影响到工资、住房等方面的物质待遇。67
　　文革结束后，昔日风华正茂的青年们已是拖家带口、身心俱疲，白发已悄然爬上双鬓。一般来讲，四五十岁的年龄应该已是事业有成了。可是对于这批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讲，事业似乎才是刚刚开始。
　　然而，他们没有颓废，没有抱怨，一如二三十年前刚刚来到苏联学习时那样，以饱满的斗志、必胜的信念，与时间展开了竞赛。
　　这是浴火重生的群体。十几年的风霜磨砺没能摧毁他们的意志，反而验证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三十年前，他们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弟，沐浴着荣耀与敬仰；三十年后，他们成为国家大厦最坚实的栋梁，用杰出的业绩写就了载入史册的辉煌。
　　这是高度浓缩的生命。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最大的成就，都诞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十五年时间里。他们如同置于纯氧中的灯丝，在极短的时间里炽烈燃烧，却释放出无比夺目的光亮！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信念，支持他们甘愿将青春和生命托付给祖国，虽忍受重重艰辛和苦难却仍旧无怨无悔？在那种近乎于苦行般的自律与虔诚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行为动机？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令我苦思不得其解。
　　我注意到，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有一段话被老学长们频频重复：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在临终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进行着斗争。”
　　这是五十年代风靡中国的一部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过的话。
　　这段语录，在五十年代可谓是家喻户晓。
　　无数热血青年把这段话作为座右铭，义无反顾地奔向祖国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克服艰难困苦，挥洒青春和热血，只为证明人生的意义，只为探究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正如邓朴方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书的序言中所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同龄人在年轻的时候，人人会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深受他的影响。我相信，那些能超越自我、追求信仰与理想、追求祖国繁荣富强与社会文明进步的人，是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人，是人生最绚丽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68
　　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群体，和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的亿万青年一样，用一生的承诺和实践，为保尔·柯察金的宣言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群体，是那一代青年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凝聚着太多人民的重托，领袖的希冀，民族的荣耀；


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4)

　　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群体，是那一代青年人的普通一员。在所有和他们一样优秀的青年身上，蕴涵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永远胸怀祖国、视祖国声誉为生命的爱国主义，永远将祖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奉献美德，和永远追求真理、不向困难低头的科学精神！
　　他们是超越了自我的人，是人生最绚丽的人，也是最平凡而伟大的人！
　　这，或许就是问题的答案。


后记(1)

　　这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近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周末、假日；白天忙本职工作，晚上回家安置好孩子后，还要写作到深夜一二点钟；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多家单位，查阅了大量书刊、杂志、回忆录、文献档案，做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走访了近七十位留苏学长，出席了多次留苏老同学的聚会活动，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录音、影像记录，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得到了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巨大支持。我们访谈的对象，无一例外地给予了关爱和配合。大家称赞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有些人甚至用“功德无量”来形容。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自身经历了复杂而又令人激动的思想历程。每次采访结束后，我们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我们发现自己从最初对于他们生活、学习、工作的琐碎细节的猎奇，已经逐渐深入到对他们内心世界的探索，试图发掘他们的精神内核。
　　这是一段艰难然而有意义的历程。
　　今天，在本书终于付梓之际，我们衷心感谢耐心接受了我们采访的七十余位不同时期的留苏学长，和向我们慷慨地提供了照片资料的基辅工学院校友会、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校友会、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校友会以及相关学长。感谢你们与我们分享了宝贵的记忆和情感；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在本书中出现与未出现的、所有相识与不相识的、所有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学长们。是你们的杰出和谦逊，使得这本书具有了厚重的内涵；是你们赞许和鼓励，支持我们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
　　我们衷心感谢感谢欧美同学会及留苏分会的领导们。是你们的关怀和指导，使得我们的构思不断得以完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我们衷心感谢“中国扶贫地区文化促进会”和王兴有老学长。是他老人家抱病奔走，为本书的付印找到了来自“中国扶贫地区文化促进会”的赞助款项；
　　我们衷心感谢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刑艳琦总编和吴颖丽主任编辑、子木唐文化艺术中心的子木老师，是你们的负责和努力，使得这本书得以在2007年11月17日面世，成为向五十年前那一伟大历史性时刻的献礼；
　　我们衷心感谢我们的父母，是你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辞劳苦，帮助我们日夜照顾幼小的孩子。我们才得以将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倾注于本书的采访和文稿撰写中。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对于采访对象的选择是近乎随机的。我们认为，我们撰写的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名人树碑立传，而是着意于塑造留苏群体的整体形象。在我们看来，他们当中尽管有些人相对默默无闻，但他们具有同样优秀的品质，同样散发着留苏群体共有的人格光芒。他们构成了留苏群体这个人才金字塔最宽广和坚实的基础。由于篇幅和取材的关系，我们没能收录所有采访过的学长的事迹；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我们认为必要的取舍；同时，在行业分布的代表性和人物的典型性方面也定有欠缺。在此一并请求学长们的谅解。
　　由于本职工作繁忙，只能利用全部业余时间采访和写作，更是由于自身认识水平和写作能力有限，使得我们痛切地感到，这本书距离我们的设想，距离老学长们的期待，还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尤其令我们感慨无奈的是，每次当我们将采访后的感受，转化成为一行行文字的时候，总会感到些许的力不从心。我们不知该用怎样传神的笔墨，才能生动再现出那些或激昂、或温婉、或抑郁、或辉煌的历史瞬间，才能精确传达出我们所经历的感动和震撼。
　　这本书注定会留下非常多的遗憾：
　　在数据、日期方面未来得及做细致考证，必定会有不确之处；
　　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对更多居住在北京以外的学长进行采访；
　　对老学长们的精神境界认识和发掘得还远远不够；


后记(2)

　　未能对中苏关系正常化前后派出的留学生进行广泛采访，没能充分展现他们已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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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缺憾，我们期待能够通过再版的机会，进行修订和补充。
　　在这里，我们恳请读者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留苏（独联体）学子加入弘扬传统、传承文化的行列。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email protected]
　　　　　　　　　　　　　　　　　　　　　　　　　　　　　　　　　　　单刚、王英辉 2007年10月于北京
　　①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② 余玮、吴志菲：《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孙耀文著《风雨五载: 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④孙耀文：《风雨五载： 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⑤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02页。
　　⑥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⑦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⑧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页。
　　⑨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02页。
　　⑩ 同上第490页。
　　11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12 《人物ABC 》网站。“叶剑英长女叶楚梅”http://www.rwabc.com/diqurenwu/diqudanyirenwu.asp?id=35&people_id=28&p_name=%E5%8F%B6%E6%A5%9A%E6%A2%85
　　13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61页。
　　14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62页。
　　15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68页。
　　16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17 孔寒冰《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048
　　18 孔寒冰《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048
　　19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20 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1 顾明远《论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2 郝世昌《留苏教育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23 北语新闻网2002年7月5日文章《校庆之际缅怀周总理》?
　　25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26 顾宁《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世界历史》2004年第04期。
　　27 《一代人的使命与业绩》
　　28 郭子恒《遥忆留苏往事》。《健康报》2007年5月18日
　　29 《一代人的使命与业绩》
　　30 《一代人的使命与业绩》
　　31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32 北京外国语学院图书馆档案B7永1卷
　　33 日期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图书馆档案B7永1卷
　　34 陈国藩、余秀英《解放后至文革前唐山铁道学院教师出国留学与师资培养》，《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0页。


后记(3)

　　35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36 同上，第119页。
　　37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38陈国藩、余秀英《解放后至文革前唐山铁道学院教师出国留学与师资培养》，《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2页。
　　39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第134页。
　　40 郭子恒《遥忆留苏往事》。《健康报》2007年5月18日发表
　　41 贾泽林《走向列宁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42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编《风华正茂的岁月：在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43 4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编《风华正茂的岁月：在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4 4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编《风华正茂的岁月：在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第378页。
　　45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编《风华正茂的岁月：在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46 同上第5页。
　　47 北京电视台电视系列片《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的留苏岁月》，2006年10月1日至7日播出。
　　48 北京电视台电视系列片《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的留苏岁月》，2006年10月1日至7日播出。
　　49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50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51 陈先玉回忆文章《周总理对留学生的关怀》
　　52 改编自《往事回眸》第十二章《留苏预备部》。发布于“中国博客网”
　　53 李滔《少奇同志教子记》。1980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
　　54 李滔《历史的嘱托》。收录于《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55 本节的撰写主要基于池秀峰当日的日记，同时参考了陈国藩、孙美玲等人的回忆文章
　　56 陈先玉回忆文章《周总理对留学生婚恋问题的关怀》
　　57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58 《人民日报》社论《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而继续奋斗》。1 9 6 3年 1 2月 4 日第2 版
　　59
　　60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61 于百川《捐款资助两位病困校友纪实》，收录于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纪念文集《无私的奉献，永久的纪念》
　　62 苏联电影《忠实的朋友》插曲《朋友》歌词
　　63 朱训《阳光、狂风、雨露伴我行——忆留苏岁月的前前后后》，收录于《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忘的峥嵘岁月》，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编，中国计量出版社
　　64 腾叙兖《哈军工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65 李绍贵回忆文章《在秘密历程中的艰苦跋涉——记难忘的峥嵘岁月》
　　66 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文件《关于对留苏回国学生反映问题的处理意见》，1980年1月26日
　　67 同上
　　68 程海、王邻孟译《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