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
——“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著 -------------------------------------------------------------------------------- 出版说明 致谢 前言 第一部 学艺 第01章 两个场面 第02章 诺维·塔尔格 第03章 巴勒斯坦 第04章 法国 第05章 终于来到莫斯科 第06章 面对现实 第07章 恐惧 第08章 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第09章 谋害红军 第10章 巧克力大楼 第11章 追寻魔侠 第12章 传说的来源 第二部 红色乐队 第01章 乐队的诞生 第02章 国际优质雨衣公司 第03章 幻想破灭 第04章 投入战斗 第05章 初步措施 第06章 在第三帝国的心脏里面 第07章 大老板的死信念 第08章 奏乐 第09章 费尔南·包利奥尔 第10章 我的双重生涯 第11章 阿特雷巴德街-101号 第12章 情报中心的错误 第13章 别动队追踪 第14章 “奥托先生，怎么样……” 第15章 “大赌博” 第16章 杰林六战六败 第17章 祸不单行 第18章 特殊监犯 第19章 此仇不报非君子 第20章 四会朱丽叶 第21章 布林敦克地狱 第22章 情报中心采取主动 第23章 别动队中计 第24章 布拉格的刽子手 第25章 “大首长逃跑了!” 第26章 大战盖世太保 第27章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第28章 别动队受困 第29章 刽子手留下了指印 第三部 归来 第01章 奇怪的旅程 第02章 卢比昂卡 第03章 勒福托沃 第04章 活死人的收容所 第05章 历史的教训 第06章 斯大林监狱中的意外相逢 第07章 获释 第08章 回到华沙 第09章 最后的战斗 附录 名单 出版说明 这是作者利奥波德·特雷伯本人五十年谍海生涯的回忆。他出生于波兰一个贫 苦犹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被苏联情报部门派到比利时、法国，领导一 个被称为“红色乐队”的情报网。他领导的情报人员深入到希特勒身边，取得了法 西斯最高参谋部的最机密情报，为同盟国战胜法西斯作出过贡献。后情报网被破获， 特雷伯等被捕。他利用敌人企图拆散同盟国反法西斯联盟的诡计，又进行了名为“ 大赌博”的反间谍活动。 战后，特雷伯回到苏联，立即为“克格勃”逮捕，关押了九年多，直到贝利亚 被清算，才平反出狱。 我们出版此书，为的是向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这条无 形战线的纪录。至于作者的某些观点，应予具体分析。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失之 片面，有欠公允。 致谢 全世界所有挺身而出，把我救出波兰的仁人君子， 请在这里接受我感谢之忱。 “拯救特雷伯委员会”的战 士们，曾经参预这一场斗争的政党，工会，协会以及 个 人，都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才能够写成这一本书。 同时，我要向帮我进行调查的公私机关团体表达谢意。这些机关团体是： 比利时卫生家庭部，调查，文献，死亡司，布雷姆夫人领导的工作组。 庐文天主教大学，经济，社会、政治系，勃林东克纪念馆，尤其是侏罗·勒维 教授。 比利时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心主任范威尔根曾先生，以及让·杜若尔丹先生 和何塞·哥多维区先生。 比利时皇家军事学院，让·莱翁·沙尔教授。 有赖于他们，这本书才能写得比较完整，比较准确。 最后，所有大难不死的“红色乐队”成员及其家属，都请在这里接受我兄弟般 的谢意，感谢他们为我作证，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特雷伯 前言 写回忆录的想法，是我在等待波兰当局准我离境的时侯产生的。我在华沙足足 等了三年，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涯。这种“自由囚犯”的处境，在精神上是很不好受 的。 当时思想的唯一寄托，只有追思往事。 任何人到了旅程将尽的时候，总会记住一段印象最深的时期。我回顾逝去的七 十年，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搞“红色乐队”的一段时间。当然， 那时候，每拐一个弯都会出大事，危险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我，然而，今天如果要 我再干，我仍然可以兴高采烈地再干一番！ 现在，我反正什么也不用隐讳了。我唯一的雄心，只在从实叙述我五十年的战 斗生涯。 下面便是全部真情实况…… 第一章 两个场面 就在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两个场面，相当恰当地体现了我一生中两个阶段。 第一个场面把我送回幼年时代；1914年7 月，在我的出生地诺维·塔尔格，一个波 兰的小市镇。 我耳朵里仿佛还听得见有人吆唤： “逮住俄国奸细啦！” 才一会儿工夫，满镇都传说开了……谣言吗？这在1914年7 月底是司空见惯的。 从这家窗口到那家窗口，在街道上，到处传说：“在波罗宁村子里，逮住一个俄国 奸细，马上就要押到这儿来啦！” 我跟同年的孩子们一样，都跑到火车站去看犯人。火车进站啦……一个短小壮 实的人，由两个宪兵押下车来。他嘴上留着红毛小胡须，一顶宽边鸭舌帽歪戴在脑 门上。我混在孩子群里跟在后面。这不协调的三个人，穿过中央广场，走到市政厅。 市政厅只有一间拘留室，拘留一些吵吵闹闹的醉汉。 那名“奸细”关了进去。第二天，宪兵又来把他带走，关进监狱。监狱恰好就 在犹太教堂的对面。 正好是个星期六，一忽儿工夫，犹太人都离开教堂，三五成群来到监狱前面， 滔滔不绝地淡论战争和“俄国奸细”。 过了几天，“奸细”送到克拉柯维亚去了。诺维·塔尔格的居民，特别是犹太 人，都取笑波罗宁村的一位掌柜，因为他好几个月以来，一直赊账给那个奸细和他 的老婆。这位犹太掌柜，轻信生人，成为笑谈。一直到1918年的一天，他收到一封 从瑞士寄出的信，内容马上便传遍全镇。信里写道： “请您原谅我，在1914年， 没能付清赊欠的账就走开。当时的情况比较困难。附款请照收。 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宁并没有忘记清还赊欠。而在我却是毕生中头一次接触到“间谍”和“共产 党”。这里面似乎有点命中注定似的。但是，我当时才十岁，连这两个词的意思都 不明白，尽管后来这两个词伴随了我一辈子。 我的岁月在离奇古怪的战斗中消逝。年纪大了，生活越发孤单……这才出现了 第二个场面。日期是1972年2 月23日。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满了六十八岁，住在自己的套间里。前几年合家团聚， 替我做寿的情景，涌上心头，更加剧了我的哀愁。当年围着桌子坐的，有十来个人 ：我的老伴，儿子、儿媳和孙辈。今天，我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当“囚犯”，因为 波兰政府整整三年不准我去找亲人。我的亲人都是由于反对犹太人运动而给撵走的。 不知有多少日子了，电话老不吱声。跟外界已经完全隔绝。忽然电话铃响，把 我吓了一跳。我的老伴在电话里叫我，向我祝寿。整整一天，法国、丹麦、瑞士、 加拿大，比利时，美国，都来电话，不是儿子们，便是亲故们，甚至素昧 平生的 人，也向我讲几句关切的话。原来，为我声援的运动 已经在欧洲展开，所以陌生 人也动员起来．我不再是孤单的 人了。 从23日起，接连几天，邮递员每天早上都送来几十封来 自五湖四海的信电， 荷兰寄来两个邮包，装着几百封小学生 的信。其中有画的，也有写的，都是孩子 的口吻，向我表示 友情和安慰。我看了感动得潸然泪下。不，我不再是孤苦伶 仃的人了。我眼前重新出现童年的场面：诺维·塔尔格…… 第二章 诺维·塔尔格 1904年2 月23日，我出生于加里西亚省的一个小镇，镇子小得在当时的地图上 都不容易找到。特雷伯一家人住在索别斯街五号。房子不怎么样，是我父亲亲手造 的。砖瓦都是自己囤积起来的，到底还是欠了一屁股债。楼下开个小小的杂货铺， 专卖庄稼人要的货物和粗陋用品。装满种子的粗布口袋就地堆着。顾客很少用现钱 买东西，一般都用他们地上长的东西来做交易。铺子楼上只有一层，三开间，布置 简单，是一家人生活的地方。 根据一鳞半爪的回忆，我的童年似乎相当安定快活，尽管家里十分贫穷。大概 是天天过的苦日子，虽然黯淡，却比较容易淡忘。倒是我爸爸每天早晨塞在我枕头 底下的糖果，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他每天出去干活以前的老规矩。 我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具有一切犹太家庭的特点。姓的是特雷伯，看 不出原籍是哪里。亲故们有的姓特劳恩斯坦，有的姓哈摩希拉格，有的姓辛格，有 的姓佐尔摩，也都只是日尔曼族人的姓。有一天，我把这个问题向学校里舱老师提 出。他每星期用一个小时跟我们讲犹太民族的历史。他给我解释说，十九世纪末， 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获准改名换姓。维也纳政府大概认为，犹太人换了德国姓氏，比 较容易和奥国居民打成一片。不仅改姓，连名字都换了。就这样，我的出生证上写 的是；利奥波德·特雷伯。 诺维，塔尔格的犹太族人有三千光景，在中世纪建镇的时候，已经扎下了根。 当地的农户十分穷苦，单靠薄地的一点收成，勉强糊口。 村子里，一星期才吃一顿面包。土豆饼子和包心菜是经常的饭菜。星期天，老 乡们成百。成百地来镇上礼拜。他们把鞋搭在肩膀上，到了教堂门口才往脚上穿。 种地的犹太人也不富裕，一双鞋也得穿一辈子。村子没有富裕的农民，搞集体化的 专家们，想揪出一名富农来，恐怕很不容易。连镇子上也没有什么财主。 镇中心，一直没变，有一些比较富裕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住在那儿。他们做买卖， 当医生，当律师。走出镇中心，一到边缘的街道上，便是些十分简陋的手工作坊。 所以，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他们以为乐园在望，兴高 采烈地摒挡行李，准备踏上遥远的征途。这种情景仿佛还在跟前。他们敞开衬衫领 子，翻在外衣上面，手里提些小木箱子，头戴瓜皮帽，免不了带些得意的神色。 我得马上补充一句，在诺维·塔尔格，仇视犹太人的风气是根本不存在的。犹 太居民和天主教居民关系十分友善。 也许因为当时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执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比较开明。在这上面， 我想讲一个掌故。有一天，镇子上准备接待克拉柯维亚大主教斯别哈老爷。天主教 徒参加接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犹太居民也大做准备，就不免有点古怪了。 这么一来，大主教到了镇上，便当着成千的天主教徒，给犹太教长赐福。这位 犹太教长竟仪仗庄严，排着队伍，从犹太教堂里走出来接受赐福！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犹太教的信徒，但并不过火。星期五晚上，我妈老点蜡烛， 晚餐吃鱼。因为价钱太贵，白天只好少吃一顿，以资弥补。星期六，全家去犹太教 堂。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宗教仪式只不过体现一些节庆的习惯，大家团坐一桌，吃 那些平日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平时虽然不吃大荤，但是也有例外。我妈偶尔也叫我 去买火腿，每次都叮嘱我：“留神点，别让人瞧见你进熟肉铺。” 平静的生活，家庭的温暖，不久便打乱了。战事一起，镇上的一小支驻军便开 赴前线。当时好象过什么节似的。部队开拔，乐队领先，枪筒插花，人群欢欣鼓舞。 我瞧着出发去打德皇的队伍。几个月过去了，死气沉沉，毫无动静。然后，伤兵陆 续回来，住满了医院。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是寻欢作 乐。 有一天，镇上纷纷传说：“哥萨克骑兵来啦！”真该看看犹太人吓成了什么模 样。一说到哥萨克骑兵，大家马上就会想起杀犹太人。犹太人立刻组织起来，向维 也纳撤退。特雷伯一家人也跟大家一道出走。 一般说来，似乎孩子们不管政治。这通常是对的。但是别忘了，政治却不放过 他们。我是到了维也纳才开始看报的，前线的消息看得最仔细。我又进了犹太中学， 于是宗教问题也成了我的心事。我对犹太人的观念相当模糊，可是有一个星期六， 这个观念搞得越发复杂了。 这一天，我陪父亲去到一座寺庙。姑娘们唱得真动听。 出来时，两个姑娘从我身旁走过。只听得其中一个姑娘喊道：“耶稣、玛丽亚！ 咱们今天没把‘请听以色列’这个祷词唱好。”我听了莫名其妙。不是犹太人，怎 能到教堂里来唱犹太教的正式祷词呢？宗教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太不简单。 童年的怪事可还没经历完呢！我记得，从中学回家，老去一家意大利人那里买 冰棍。意大利人在维也纳做的冰棍，很有名气。忽然一天下午，我熟识的意大利商 人不见啦。我走了一家铺子又走一家，家家都关上了门，理由是意大利跟奥匈帝国 开战了。打这一天起，维也纳居民叫完了“上天惩罚英吉利！”又叫“上天毁灭意 大利！”这算是人们见面时问好的话。上天又该怎么办呢？听奥国人的吗？该打败 英法联军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呢？上天到底选择哪一个阵营呢？ 这些问题也叫我纳闷。 有一天，群众狂欢贺喜。奥国军队打下了普伦密斯炮台，维也纳庆贺胜利，十 分盛大，爱国精神动人心弦。街道上悬旗结彩，人群向皇宫拥去，到处都欢声雷动， 大家彼此拥抱，欢笑，叫喊，奔跑。我家附近，一位犹太老婆婆也想学样，她拼命 拖着一个小姑娘，嘴里吆唤：“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不久，她已经上气不接下 气，便用犹太话说：“由他去死！我可受不了啦！”这么一天，这样诅咒，叫个少 年儿童听了，岂不古怪？我再一次碰上了难题：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 显然，世上搞得清楚的事少，搞不清楚的事多。除了宗教，战争也不好懂。当 然罗，旗帜飘扬，喇叭震耳，战报纷纷，人群欢庆。但是，我虽然还在童年，毕竟 不能不看到这些场面的背后。我家就吃了战争的苦头，不仅两个哥哥征去当兵，而 且一个已经在意大利前线失踪，另外一个也受了伤。 我那可怜的爸爸，马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动身寻找儿子。他一直赶到前线， 在一个小小的野战军医院里找到啦。 到了那儿，他才明白，儿子在炮战时，被炸进一个弹坑，震得成了聋子哑巴。 爸爸把他送进后方医院，精心调护，总算恢复了一点听力。这个时期，家里的凄凉 味儿可想而知。说实话，我在维也纳见识了一些事情，跟学校里教的，恰恰相反。 这个教训，实在辛酸！在维也纳呆了两年，重新回到老家。 怎样回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就在这个时期，我对宗教的模 糊观念，转变为愤愤不平的怨气。有一次免罪节，教长十分详细地告诉我们，我们 随时会有多少种死法。我仔细观察信徒们脸上的反应，只见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我觉得太不象话。我可不愿意这样逆来顺受。这样做法的唯一用意，无非是叫苦难 的人们忘掉自己当前的苦难生活。 没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那就塞鸦片给他们吃。这个真理，我不是从马克思那 里学来的。那时候，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可是，谁想学东西，那末波兰的农 村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1917年，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衰老得早，得了心脏病去世了。照犹太人风俗， 整整七天什么事也不做。家里，百叶窗紧闭，镜子都罩上布，全家坐在小板凳上， 在阴影里过了一个星期。落葬时来人很多。坟场里，教长唪经，教人节哀顺变，天 帝的慈悲是浩荡无边的。我又一次对逆来顺受，听凭命运的说法大为反感，只觉得 冤屈，无法容忍。宗教这个东西，从此与我无缘。上帝是盲目的，我扔开他去接近 活人。活人在我遭难的时候是善良的，友爱的。我失掉了信仰，开始相信人道。我 认为，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只要想加以改造，那就只有自己救自己，千万别 去靠什么天堂地狱。 人只有自助，天是不会帮助你的。这个念头怎么会坚定下来的呢？有一次，在 维也纳，父亲带我去克隆纳马戏班看杂技，空中飞人连网都不张，这就使我的想法 落实到行动中去。 这样，我在童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生活有如走钢丝，永远是危机四伏。 残酷的欧战年月结束，我到了成人的年龄。战后重建的新波兰，有三分之一的 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原来在德国、奥国、俄国的统治下过日子。三百万波兰犹太人 的同化问题依然没法解决，反犹太主义的条件依然齐备。好几个政党公开宣布排斥 犹太人。政府也不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在“犹太人回巴勒斯坦去”的叫喊声中，大 学里定出了限制犹太学生的办法。政府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管行政。商店和合作 社一批一批开张，跟犹太店铺竞争。同时还发起了“买波兰货运动”。 我那时候已经深信，犹太主义不单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千百 年来饱受迫害，含辛茹苦，可是自己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 绵延不绝的犹太主义。因此，我加入了青年犹太运动，名叫“哈柯梅·哈蔡尔”， 宗旨在于复国。欧战期间，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在维也纳成立了这个小团体。接着便 在整个东欧发展起来，提出到巴勒斯坦去，彻底解决犹太民族的前途问题。1917年 11月2 日“巴尔福宣言”，不是宣布了英国决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 园吗？ “哈柯梅·哈蔡尔”抱有雄心壮志，想培养一代新人，放弃小市民的生活方式， 树立人的友爱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个组织里很强大。十月革命很有吸引 力。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 月22日在加里西亚省塔尔诺瓦市举行。 议程开列的根本性问题是：“怎样解决犹太民族问题？” 三种思想倾向彼此交锋。第一种倾向主张加入波兰共产党，因为只有以布尔什 维克为榜样，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第二种倾向主张去巴勒斯 坦，建立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积极分子都得离开大学和工厂，回返日间， 建立平等的新生活。第三种倾向是我赞同的倾向，主张一面留在“哈柯梅·哈蔡尔”， 一面跟共产党合作。大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我却成了诺维·塔尔格市的组织领导。 第二次大会于1920年在尔窝夫举行。我被选进全国的领导班子。这一年，我十 六岁，离开中学，到钟表店学艺。每天的主要重活是去教堂开钟。我对这门手艺不 见得有什么天赋。 1921年出了一件大事情：我家离开诺维·塔尔格，迁居西莱西省，东勃罗瓦市。 这个地方工业化程度很高，煤烟熏得到处乌黑。工人生活很惨。正是在这儿，我逐 渐意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接触到了民族问题，我又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 我仍然领导“哈柯梅·哈蔡尔”组织，同时参加少共秘密活动。这个时期，我取了 一个别名，叫做董伯，从事政治工作。我一辈子的战斗生涯中，一直用这个别名。 我一家人简直穷得食不果腹，可我就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我接连进过冶炼厂， 肥皂厂，又开始搞些非法的活计，赚几个小钱。由于当地的税制，本地的烧酒比在 克拉柯维亚便宜一些。从中贩运，可以赚钱。由于警察检查频繁，我只好做了一条 特别的腰带，插上扁酒瓶。衬衫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我并且趁机会上克拉柯维亚的 大学。我的好奇心很广泛，从来也不满足，最喜欢社会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我 贪婪地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试图弄明白我们身上秘密的冲动。同志们一起讨论：怎 样才能培养新人，摆脱成见，不受异化，这样研究问题，心理分析很起作用。 我并不因此而忽略政治生活，反而一天比一天积极。开会、示威，写传单、散 发传单，占了我大部分时间。这时候，工人运动正在高涨，斗争广泛展开。1923年， 克拉柯维亚的工人反饥饿起义，宣布总罢工，占据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长矛的马队。 流血斗争持续了几天。我积极参加运动，破天荒尝到了警察暴行的滋味。从此以后， 我上了黑名单，再也没法找工作。剩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入地下，一条是 到巴勒斯坦去，追求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犹太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了。 第三章 巴勒斯坦 1924年4 月，我和一批小伙子动身去巴勒斯坦，共约十五个人，年龄都是二十 来岁，跟我不相上下，人人都有合法的护照。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只好把薄薄的褡 裢袋各自搭在肩膀上。头一站是维也纳。当年跟爸爸在那儿居住的日子，就在眼前， 回想起来十分伤感。其实，事情已经过了很久．我们一帮人，免费住在一个旧营房 里。接着便满城奔跑，参观名胜古迹、展览馆、博物院，正是乡下佬进城，高兴得 如痴如癫。一个援助移民的组织，给我们发了盘费，好继续上路。我们在奥国的京 城住了八天，便乘火车到的利斯特，再去勃林提西港搭船。船是一艘古老的土耳其 货轮，走了十天才到贝鲁特。 我们的货轮靠拢另一艘轮船，给它装煤。成百成百的阿拉伯人，光着脊梁，浑 身煤灰，哈腰曲背，一个接一个扛着沉重的煤袋，慢吞吞地在甲板上爬。动作是那 么慢，有条理，象蚂蚁，仿佛一幅古代史上的情景。我想象中，埃及建造金字塔的 场面就是这样。 我问一位水手：“这样的奴隶劳动，能挣多少钱哪？” 他回答道：“你知道，先生，你要去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很不一样。此地 的人，干牲口的活。挣多少钱？到中午，瞧瞧他们吃些什么就明白了。” 过了一忽儿，哨子一响，人串儿住了脚，然后解散，接着便三三两两蹲在一起， 急急忙忙地吞吃一些面包和西红柿。 我在波兰也过过穷日子，可是非要到了近东才发现什么是赤贫的困苦。我们的 货轮再次启航，把我们送到扎发港上岸。 我下了船，在码头呆一会儿，看看风景。整个港口骄阳似火，对一个北欧青年 来说，是休目惊心的。他习惯的是低沉的天空，灰暗的气候。这儿的光，生硬耀眼， 逼得我眯起眼睛，从半开半闭的眼皮隙缝中，看那熙来攘往的人群，仿佛漩涡似地 转悠，不知为了什么，好象在发疯。 男人穿吉拉袍，五颜六色，十分宽大，脑袋戴顶小帽子，你推我拥，匆匆忙忙， 神经质地你喊我叫，嗓门儿挺粗，象在吵架。整个市区就象都在扭斗。 我对身旁的同伴说：“他们跟咱们是一家人哪！” “为什么？” “池们也用手势说话。” 我们走进城去，情景越发陌生。曲里拐弯的小巷子，吵吵闹闹的手工作坊，五 光十色的市民，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妇女挂着面罩，低垂着眼皮走路。到处都是声 响，尖厉的嘶叫，水果的浓香，在烈日下熟透。天气闷热，我们这些白脸的北方青 年真受不了。各种闪烁多姿的生活马上就迷住了我。 特拉维夫是我们的第二站。那时候还不过是个小市镇，移民中心却在市镇边外， 到了深夜，豺狗在屋外游逛、嗥叫，把我从睡梦中吓醒。 还有许多东西，等我去一一发现。口福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对我来说乃是意 外的盛筵。许多果晶都是生平没有尝过的，比如橄榄、无花果，仙人掌果，跟我在 波兰经常吃的土豆白菜比起来，真给我换了胃口。还有一个阿拉伯人教会我怎样吃 仙人掌果才不刺痛手指。 我们得赶紧找到工作。负责移民的组织，建议我们到一个名叫赫德拉的小村子 去。那儿有富裕犹太人的好些橘园。 那时节，新到的移民一般都尽先派去搞筑路平地等粗重的活计。我们听说去管 果木，大家都高兴。到了那里，一瞧见庄园中央的漂亮宅子，小伙子们更加兴高采 烈。不过高兴得太早一点。掌柜的把我们领到一大片沼泽边缘，对我们说：“选块 地方搭帐篷罢。”说着，他向面前茫苍苍的沼泽地带一挥手，接着说：“这些都得 排干。” 我们搭了四个帐篷。一个作为厨房和食堂，其余住人。 我们领到一条驴，驮运饮水。水井离那儿有好几公里。那驴说什么也不干。再 求它，推它，它似乎拚了老命也不肯千，一步也不肯迈。直到旁边一个阿拉伯人瞧 着好笑，猛拉一下驴子的尾巴，这畜生才拔腿迈步。 我们从天亮到黄昏，两脚踩在烂泥里干活，要说是享福，未免有点过火。夜里 是成千蚊子咬你，根本别想睡觉。每天总有三四个人打摆子躺下。然而，不管地方 多么荒凉，天气多么干旱，瘴疠多么厉害，谁也没有灰心。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 情，克服了一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创建家园，本来就是准备揎拳捋袖，大干一场 的。 晚上，干完了活，尽管筋疲力尽，心情却十分舒畅。我们聚在一起，谈论这种 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也是我们爱好的。在这个集体里，大家完全平等。 人人深信，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新的道德，平等博爱，创造出比 较公平的社会。我们关心的，主要是道德，理想，稀奇古怪地不去理会社会问题。 可是社会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发现犹太财东，日子过得挺舒服。庄园里雇的 尽是阿拉伯长工，剥削惨重。 一天晚上叙话，我对伙计们说：“东家都自称是呱呱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 什么尽用阿拉伯劳力呢？” “因为可以少给钱。” “为什么呢？” “很简单，犹太劳工总工会（1920年成立于海法。）只收犹太人，并且规定最 低工资，要雇主支付。东家便宁可雇用阿拉伯人，他们没有工会替他们说话嘛。” 这个发现，引起了思想混乱，特别是我那悠然自得的理想主义。作为青年移民， 我到巴勒斯坦来是为了建设新世界。 而现在发现，犹太复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却泡透了特权思想，一心要把我们想 要摧毁的社会关系千秋万代传下去。我在犹太民族团结的幌子下面，重又看到了阶 级斗争。 1924年年底，我们来这里已有几个月了，想徒步周游全境。当时，巴勒斯坦有 阿拉伯人五十万，犹太人十五万上下。我参观了耶路撒冷、海法，后者已经工业化， 又穿过艾麦克·伊色列、加里莱，看望在那儿工作的“哈柯梅·哈蔡尔”老会员， 老朋友。 他们和我一样，所以来到巴勒斯坦当移民，为的是创造新社会，消灭人间不平 事。他们以为回返大自然，干庄稼活，就会培养出勇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集体 效忠。有些人的幻想已经开始破灭，觉得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不太可能奠立社会 主义的基础。若要看清事实，只消去大街小巷，瞧一瞧壮健的英国宪兵，在那儿慢 步巡逻。想在这样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孤岛，不仅白费气力，而且是荒唐的，甚 至是危险的。这块地方，正有英国雄狮张牙舞爪地看守着呢。 有个同志和我长谈，他说：“咱们的行动，只有纳入反帝斗争，才有意义。只 要英国人在这儿呆一天，咱们就啥也搞不成。” 我反驳说：“可是，在这场斗争里，咱们需要阿拉伯人支持呀！” “正因为这样，咱们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民族问题。” “从你的道理里得出的最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只有加入共产党。” “不错，我刚刚加入。” 我的朋友几乎都跟他一样。我自己也在1925年初入了党。 从1917年以来，我一直指望着东方升起耀眼的光辉。十月革命扭转了历史的进 程，开创了新的纪元：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的心早已向往着布尔什维克，只不过 因为犹太问题，才推迟了我入党的决心。今后，我确信只有社会主义能解救犹太人， 摆脱千年的压迫。我纵身投入战斗。我认为大乱已经临头，新社会将在乱中诞生， 正象我梦寐以求的那样平等、博爱。分娩将是痛苦的，但也是鼓舞人心的，我也要 出一分气力。我放弃了天真的、理想的道德观，直截了当地投身历史。倘若我们不 能改变世界，那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谈呢？ 巴勒斯坦共产党是约瑟夫·伯格在1920年创建的，并且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1924年正式承认，大部分成员都是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最负盛名的 领导人之一，是大卫·阿佛布克，曾长时期领导左翼犹太复国党。从1922年起，在 犹太劳工总工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阿佛布克便向本·古利安标榜共产党 的论点。他口才很好，指出：一面维护资本主义市场法则，一面却想建立没有阶级 的社会，那是十分荒谬的。他的演说，逻辑精严，给大会参加者的印象很深，但只 说服一部分代表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必将陷入僵局。对我来说，那时候，我根本不相 信有可能、也不相信有必要成立一个犹太国。 我不明白，为什么五百万美国犹太人，三百万苏联犹太人，几百万分布世界各 地的犹太人，要离乡背井迁往巴勒斯坦，追求一个靠不住的祖国。在这个时候，我 觉得有必要让每一个犹太人，各自作出抉择。凡是自己认为属于犹太民族的人，都 该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要迁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偏不让他 们迁，那是说不通的。还有，那些愿意归化的犹太人——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和有钱 的人才有可能归化——为什么不干脆归化呢？相反，我又坚信，犹太的文化传统寿 命还长，如果让它发荣滋长，很可以丰富人类的共同遗产。 共产党刚刚诞生，便得对付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劳动人民放弃犹太复国主义 思想？我呢，我主张采取一个最低纲领，提出一些眼前的要求，用现实来打动犹太 工人。不久，党又面临另一个巨大困难：英国人不让共产党发展。犹太复国组织和 阿拉伯反动派，各自帮助英国警察追逐我们。我们几百个积极分子，连同情者有几 千人，都是忠心耿耿，不计小我的人，既不怕转入地下，也不怕吃苦受难。我们到 处碰壁，到处受人敌视。就在这时候，犹太总工会的少数共产党人，叫做“工人派 ’，被开除出工会，另外去加入了红色工会国际。党曾试图争取阿拉伯居民，但是 一切努力都动摇不了耶路撒冷大教长的影响。教长是英国人支持的。 我向党领导人阿佛布克、伯克、伯尔曼等建议搞一个统战运动，团结犹太人和 阿拉伯人。 纲领很简单： （一）争取犹太总工会吸收阿拉伯工人，成立一个联合工会国 际。 （二）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触，主要通过文化活动。 统战马上见效。1925年底，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都有了组织。连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并肩劳动的农村里，也是这样。随便进出的集会，越来越多。运动在 外地发生的影响很让犹太总工会操心。它没法理解，怎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一 道斗争。1926年年底，统战运动举行第一次大会。 代表有一百多人，其中四十位是阿拉伯人。头一天晚上，到会代表吃了一惊： 犹太总工会全国领导人本·古利安居然来了，还有阿拉伯问题专家沙尔道克。他们 一道凝望着会场里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物质处境并不太妙。凡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的。1925 年整整一年，我们在特拉维夫，十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十个人里面，九个男的， 一个女的。只好安排一个角落，专门给女的住。有工作的，都把工资交公，可是总 数仍然不够维持大家的生活。我们为革命，以吃西红柿为生。有时候，我们也去犹 太小饭铺，赊账吃饭，但是人人都穿上工作服，“有力”地证明我们没人失业。 当地的气候很不容易适应。气温变化太猛；夏天闷热，冬日严寒。还记得我一 个朋友，原籍克拉柯维亚‘，居然想办法解决了冬天取暖的问题。他告诉我找到了 工作，干泥水活。这真是奇迹。所以邀我上他“家”去瞧瞧。所谓的“家”，也不 过是一座棚子。 他对我说：“瞧瞧，我再也不会挨冻了。我睡在桌子上，身上再盖一张桌子， 真是再好不过的被褥！” 我和索菲．波斯南斯卡跟希勒尔·卡茨三个人一个小组。后来格罗斯沃格尔和 希雷伯两个人也参加进来。在战争和抗敌的年代里，我们都还得会面。聚会大都在 卡茨家。他住的棚子连木条都合不拢。因为希勒尔的泥水活是出了名的，大家便决 定由他领导，将棚子改造成真正的房子。我们居然亲手建成了一座小巧的新屋，住 了进去十分自豪。1926年，我才在特拉维夫租了一间屋子住，楼下便是统战办公室， 我搞领导工作比较方便。谁也想不到，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我未来的终生伴侣：露 笆·勃罗杰。 一天夜里，我听见办公室里有声响。我下楼瞧瞧什么事。 会不会迎面碰上一个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强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 姑娘坐在那儿看报。我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呀？” “打窗口进来的。这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么？晚上，我来开会，你们吵吵嚷 嚷，没法静心阅读。” 露芭是从波兰尔佛夫城来的。本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少共活动。那时 候，有一个奸细被揭发出来。这人已经向警察局告发了好些党的活动分子。党领导 决定消灭叛徒。一位青年犹太共产党人，名叫波特文，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 成员有露芭姑娘。手枪藏在她家里。毙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牺牲。警察还到处搜寻 其余的人。露芭只好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先在农村工作，后来在耶路撒冷当 油漆工。她加入统战运动和工人小组，同时参加救济政治犯的活动，但就是不肯加 入巴勒斯坦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不懂得建立犹太国是历史的必要。 英国当局担心我们的统战活动，并且发布命令，禁止集会。工人小组的书记被 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国人控制的犹太警察，在特拉维夫突袭工人小组 的一次集会。 我被捕后，在扎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我在狱中头一次感觉到铁窗并非不可 逾越。为此，我就想办法联系一位尽忠于我们事业的女同志安娜·克莱芒’，让她 到逮捕我们的犹太警察局去当保姆。她经常查看新东家的口袋，发现了一份名单， 列着我们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马上通知这些人，免遭逮捕。警长也没能脱身事外。 后来有一次示威游行，这家伙被打折了一条腿。 露芭效忠于我们的组织，也付出了代价。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 冷两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强的支部之一，党派我去当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工厂 和铁路方面很有影响。我成了党的专业干部。我带着理想，初出茅庐，工作特别积 极。工作在地下进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门，可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 到处搜索我们的警探。我有点口才，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出现，向工人们 演讲。我组织政治工作，写传单，写宣言，主持会议，尽管我们的集会一直被禁止。 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集会上被捕的。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 位同志一道关进海法的监狱。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了，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活动没拿 到正式的证据。 接着，我被送进圣·让·达克中世纪的堡垒。待遇很坏，甚至要穿囚服。英国 当局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拒绝给政治犯待遇，只把我们当作普通刑事犯。当时， 整个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个面包师，是共产党员，被关进地牢后，几个星期一丝 不挂，不肯穿囚徒的宽条子囚服。我们关了很久，开庭审判毫无消息。我们是哪一 类都归不进去，谁也不明白该由什么法庭来处理。通过我们跟党中央的联系人，得 知总督赫伯特·赛穆艾尔爵士已经准备签发命令，批准把一切亲共活动的嫌疑分子 流放到塞普台斯岛。我们决定绝食，要求把我们释放，或者开庭公审。绝食到第五 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我们的顽强终于战胜了虐政。绝食的消息传遍巴勒斯坦。 英国议会里，有几位工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揭露英国对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 十三天，我们接到通知开审在即。 二十三位难友推举我以大家的名义发言。 审判的第一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身体己经支持不住，只好用担架抬到法庭， 但是只此一天，别无下文。审判刚刚开始，庭长站起身来，身边一边一个助理审判 员，用一种自以为带点幽默的口吻说：“你们真以为你们能让帝国雄狮感到麻烦吗？ 你们搞错了！我们不开庭！你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一挥手，叫警察把我们轰出法庭。我们胜利了！ 1928年，困难越来越多。经济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业。许多犹太工人，约 占总数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大批离境。 一年里，走了五千人，来的只有二千七。1929年又爆发了排犹暴动，有人被暴 众私刑致死。这些暴动还在巴共和第三国际之间引起了戏剧性的误解。在第三国际 看起来，排犹暴动标志着阿拉伯群众起义的开始，所以必须加以运用，同时指示巴 共到阿拉伯农村中去宣传反帝斗争。第三国际借口巴共没能在土著居民中扎根，提 出口号要“阿拉伯化和布尔什维克化”，仿佛在领导机关里，以阿拉伯人代替犹太 人，就自然而然地能在回民中间深扎下根。这种想法遭到巴共的坚决反对。一部分 积极分子认为第三国际的决定是冒险主义。 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有一位积极分子，试图严格执行指示，结果在海法市被 人群用非刑害死。第三国际代表、捷克人斯梅拉尔，在耶路撒冷秘密活动。我们竟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加以保护。 这项荒谬的政策，削弱了我们在阿拉伯工人中间的影响。而巴共自己也闯了祸， 居然去保证苏联采取的解决苏联犹太问题的措施。 情况是怎样演变的呢？ 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考虑，苏联的犹太族人，应该在他们扎根的地区发扬光大， 比如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可是1927年，斯大林领导集团却凭空建立一 个犹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罗比疆，就在满洲边外。这个官僚主义的决定，人为地在 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国家，天气十分严酷，又没有任何犹太集团住过的踪迹。于是， 好几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 一向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国家一样，以此为榜样，表示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英明，同时鼓动大家到比罗比疆去。巴勒斯坦一个劳动队， 五百人，到那儿去创建一个集体，取名“新声”。这些人在斯大林清党以后，很少保 住残生。而巴共领导人呢，也是忠而见疑。莫斯科认为，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 巴共中央委员首途苏联，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预计， 因为到了1935年，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继续在巴勒斯坦坚持战斗。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饭。特拉维夫和耶路撒 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么点儿，知名的活动分子已经没法搞地下活动。我遭到 英国总督驱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国。我的行李虽然萧条，里面却有两份文件重 于黄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批准了我迁地工作，另一份是过境签证。 第四章 法国 1929年年底，我在马赛登岸。海上走了一个星期货轮开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 板上，脑袋枕着一盘绳索，悄悄思考问题。年纪不过二十五岁，流放倒经历过两次。 这倒没什么，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龄大小，只有安居乐业的人才怕播迁 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并不怎样宜于安家种菜。 我瞧见天边的法国海岸，旧梦居然成为事实，快活得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不到 了法国了吗？ 很难想象，对我这么一个没有国籍的年轻人来说，法国这个词有着多么动人的 魔力。二十年代，东欧的移民一般想当美国大叔。自己的亲故，不在华沙，便在布 加勒斯特。百老汇的擦皮鞋小孩，居然当了实业家，多么能鼓舞人的事业心啊！但 是，一个共产党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岁，由于警察寻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 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阶级斗争，到处贩卖革命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迟疑 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红墙，当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狱广场。 对政治流亡的人来说，法国就意味着革命。在这儿，巴黎公社的社员们曾冲向 九霄，第十七团的士兵，曾跟发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号一向高高飘扬， 地方再远也望得见，所以流民逐客无不向这里会齐。当然，任何革命昔，想找第二 祖国，必然首先看中法国，可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当然， 那儿的警察眼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都善于吹毛求疵。讲工作呢，乡绅们的共和国， 惯把最苦的活计给外国人去做。但是，这儿的法制，只要善于对付，总有空子可钻。 具体些说，任何共产党人都知道，到了法国，总有党员同志可以指靠，而任何犹太 人则可以在犹太人的团体里找到朋友。因此，我想到犹太工人中间去活动，因为， 我知道党的工作正在发展，很需要干部。最有力的理由则是，我手里有过境签证， 法国的大门向我开着。问题是要住得下来。身上盘缠已经不够再往前走，只好在马 赛呆了两个星期。加纳比艾尔大街的气氛实在不错。可是我找到的临时工作，却把 我整天关在一家小饭铺的厨房里。吃饭不要花钱，工资可以拿来买套衣服。今天看 来，这种细节，显得有点好笑。 我活到二十五岁，还没有穿过整套西服。在巴勒斯坦，大家只穿短裤和短袖衬 衫。我一秒钟也没想过能衣衫褴褛走进巴黎。身上穿了新衣服，老瞧着镜子里面的 新人，不由得回想起家乡的犹太人，动身到美国去以前，怎样的置办行装。 我走下火车，脚下踩上巴黎的街石，不免感到自豪。手里的小提箱，一半空着，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要上哪儿去。我童年的朋友，阿尔托·斯特罗姆，一年前 便离开巴勒斯坦，到巴黎居住。他的专业是铺楼板。找工作很容易。开给我的地址 是；巴黎第五区，阿拉斯街九号，法兰西旅馆。 我看了挺佩服。第五区，不就是拉丁区吗？学生区嘛！法兰西旅馆！这么漂亮 的名字，一定是皇宫般的大饭店呀！斯特罗姆成了资本家啦！他信上不是说，可以 在他那儿住些时候吗？我走进一条又暗又狭的小街。九号是一座小楼房，门面灰暗， 招牌上“法兰西旅馆”几个字已经风吹雨打，剥落—殆尽。我打听斯特罗姆先生的 房间。原来高高在上，就在屋顶下面。我推开门，一眼瞧出了屋子是多么“富丽堂 皇”。 一张大床几乎占了整间屋子。墙角里一个小脸盆，窗前一张缺腿桌子，门上钉 钉子挂衣服，这就是家具。 我马上理解房客的选择。法兰西旅馆房租特便宜，警察也管得松些，朋友都好 来分享。床很宽，可以横睡。睡到早上，人添到四五个，并不稀罕。没地方睡的人， 给下面守夜的人几个小钱，便可以上来占个空位子。 麻烦的是，臭虫闹得凶。有一天，我们买两瓶酒喝着，把旅馆改名为臭虫旅馆。 我决定到巴黎大学报名，当旁听生。只要能向警察厅证明，我确实能够维持生 计，那末居留证是不难领到的。我的朋友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先汇一笔钱 到家乡去。款子的数目大致符合警察厅规定一个月的生活费。亲友们接到款子，马 上汇回巴黎，然后换一个人又汇回去。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把汇单去向警察厅证明， 我们按期收到波兰寄来的月费。 我来到巴黎几个星期，便领到居留证，限期六个月。到达的头一天，我就和党 组织挂上了钩。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便在衣服里子底下藏着巴共中央的介绍信。 我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同志。他主管外国工人，所以我是由他接见的。我们讲好，等 我找到工作，就开始活动。可是，找到稳定的工作等于做梦。外侨劳工顶多只能指 望搞到一些时断时续的小工作。建筑方面时常雇用临时工。工头招工有抽头，所以 查看劳动许可证，不那么太认真。我在哈什德书店造大楼的工地上千了几个星期， 后来又去邦旦整天扛铁轨，一直抬到有一天砸坏了我的脚指头。伤痕今天还在。 那时节，百货公司每天都雇人洗刷地板。我跟几十个大学生，从早到晚，一脚 套着刷子，一脚踩着毡布，在萨马利丹公司，或是在廉价公司的地板上“跳舞”。 活是苦活，工资倒过得去，一夜的收入够活两三天。车站搬运货物，可更加累人， 整夜整夜的在沙贝尔火车站装车，早上才手捂着腰，挨上床去。 这些活计都不稳定，可并不怎么影响我的政治活动。活动对象是犹太移民，党 组织正在那里展开工作。 在法国的犹太人，团体不止一个。当时在巴黎便有二十万人光景。最早是定居 阿尔萨斯省，洛林省，康德省，博都省的犹太人。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获得解放， 并且逐渐爬进社会上层。跟这些阶层交错存在的，有后来一批一批的新移民。二十 世纪初叶，东欧的犹太人开始移居西欧。因为帝俄大举排犹。迁移的人大抵是无产 者。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左翼政党，搞政治活动，迁移后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信念。 所以，他们来到法国继续活动，并不稀罕。许多党派，诸如共产党、本德党、联合 党，犹太复国团体，以及我常讲的那个“哈柯梅·哈蔡尔”，都在他们中间招兵买 马，并没困难。 我呢，我在外国劳工管理处下面的犹太组工作，同事都是在本国受到镇压流亡 出来的。我们每晚开会，老拖得很晚。 那时候，犹太党员中间托派的影响很大。我们接到命令，在犹太人中间“清除” 敌对分子。辩论往往是很热烈的。渐渐地，托派的作用，在犹太侨民中间趋于江河 日下。但是活跃的小核心依然在活动。参加激烈的示威活动，对我们来说，总是危 险的，因为一经逮捕，未曾归化的外侨往往被驱逐出境。可是，不论有什么危险， 我们还是参加了一些大的群众示威，比如纪念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等等。 许多犹太侨民，除了纯粹的政治活动以外，还参加一些文化团体。例如文化联 盟，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星期天，在朗克利礼堂举行集会，总有好几百人到会。法共领导，比埃尔·塞 马尔、雅克·杜克洛，老笑咪眯的来做报告。我个人还时不时到斯特拉斯堡和恩特 威普去主持当地犹太人的公开集会。 在职工会里，我们也很活跃。成衣业和皮毛业都有不少犹太积极分子。罗索夫 斯基在1912年当帽业工会书记，这时候已成为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我也要谈一下犹太活动家的一般政治态度，同时着重指出这些人差不多完全没 有宗派主义。我们都急切需要消息，跟传统的共党活动家不一样，他们只看《人道 报》。我们的消息来源广泛得多，从社会党的《人民报》，到十分保守的《时报》， 中间也看《锁鸭子》漫画报。。我对这份画报，至今保持着青年时代的兴趣。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时组织起来。我重新找到了露笆。她是1930年来找我的。她 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因为英国警察搜捕她。她借用了妹妹萨拉的名字，并且跟一 个朋友结了假婚。这个朋友有英国国籍，所以露芭也取得英国公民的同等待遇，并 且领到了法国的签证。以后，我们这两个外侨又得跟警察打交道了。 露芭来了几个星期，一清早便有人来臭虫旅馆敲我们屋子的门。开门一看，果 然，来人的打扮错不了……他说：“我是五区警察局派来的。你的妻子来了已经一 个月，至今还没把手续搞好……” 我回答说：“对不起。”接着我低下头，去他耳边轻声说，仿佛怕人听见似的， 我说：“不是我的老婆，是情人。 过四十八小时，她就走了。” “噢！这样的话……”警察挤挤眼笑着说。 法国是古德林的故乡（译注），色情故事常受欢迎，特别在警察界为甚。 我们的物质生活相当困难。头一个孩子快要出世，实在叫人操心。幸而有一个 油漆包工商是犹太人，想帮我的忙，雇用了我。可是，使刷子不是我的专长，摘来 搞去，只会东涂西抹，不成气候。而我那东家却成了大资本家。 我的妻子在家缝皮货。一周两次，她去领回大包皮货，每天缝纫十个到十二个 小时。她也是党的活动分子。反法西斯第一次会议于1931年在巴黎举行，她还当了 犹太组的代表。 我呢，我当了中央委员会，外国劳工局、犹太组的代表。 我和局里的另一位同志被邀到中央委员会去会见加香同志。他那时候主编《人 道报》，见了我们很亲热。 “你们好！”他说，“犹太人的工作搞得怎么样？”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纳粹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犹太人中问必须加 强宣传。我们需要办一份犹太文的报纸，在法国和比利时推销。我就是为了这件事 要见你们。” “很好，可是谁出钱哪？” 加香打断我的话说，“怎么，你没读过列宁的书？你不知道共产党办报怎样筹 款？向工人募捐嘛……” “我们愿意搞一次大的筹款运动，开一次群众大会来壮声势。您能参加吗？” “当然很愿意，只要我有时间。” 这次谈话以后不久，就在蒙特娄开了一次群众大会。那儿犹太人很多。唯一可 用的会场，只有犹太教堂的大殿。教长答应借给我们。到了那天，犹太商人，工匠 把教堂挤得满满的。我在主席台上，坐在加香身旁。这位年迈的领导人站起来发言， 嗓子洪亮有力。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光荣，能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们， 肩并肩坐在一起。这个民族曾为人类出了三位大革命家。我指的是耶稣基督，斯宾 诺莎，马克思！” 掌声爆发，有如春雷滚滚。我听了既感觉吃惊，又有点发窘。这味儿不是小资 产阶级民族主义吗？我低了头，不敢端详会场。可是加香依然用这个调门说下去。 “朋友们，你们不会不知道，马克思的祖父是犹太·教长。” 我心里想，这关我屁事。可是满场听众好象触了电一般，仿佛当一个犹太教长 的孙子，比写《资本论》要紧得多！ 加香讲得差不多，又来一段激昂动人的话。全场又热烈欢呼。散场开始筹捐， 成绩可观。加香很满意，动身时对我说：“董伯，你瞧，八成行啦。报纸一定出得 来！” 过了几个星期，第一期《晨报》问世了，每周四页，发行数字很快增加。我时 常写文章，也写社论，但是经费不太靠得住。编辑部一位编辑提议辟一个广告栏。 以往，广告是根据共产主义道德从来不登的。那末，资本家的广告登不登呢？问题 一直提到中央委员会，决定先用我们的报作为试点，但有条件，只登小商人，饭馆 和手工业者的广告。负责这个工作的同志，昼夜奔忙，成绩卓著，结果给《人道报 》请了去搞广告。 1931年4 月3 日，我们的儿子出世了。这一天，安德烈·马蒂出狱。晚上在美 人仓开犹太工人大会，马蒂也来参加。 三喜临门，太该纪念，我们两口子便决定给孩子起名为安马蒂。我很明白，到 了今天，大家会觉得古怪。可在那时候，个人崇拜还没有受到批判，这个举动正足 以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是多么受人崇敬。 我还记得十九区市政厅，就在我们小屋子的附近。我向户口干事报告孩子出生， 取名安马蒂。那人吓了一跳，嚷嚷说，“哪有这么个名字！”这个区还是共产区呢！ 我说：“为的是纪念安德烈·马蒂获得释放。” “我明白，我要是你，为了免出麻烦，还不如换个名字。” 我回去征求露芭的意见。为了纪念我们在巴黎最先住在拉丁区，也叫圣米歇区， 所以便给孩子取名米歇。 露芭跟我一样，都参加党的活动。问题在于晚上谁看孩子。—朋友们都得出把 气力嘛，轮流看看孩子吧。 他们说：“不用道谢啦，这是当然的事，反正都是给党办事嘛！” 毛病只有一个，有些同志宁愿看米歇，不愿去开会。 我们就这样好好歹歹安排了新钓生活，挣的钱还够维持，党的活动使我们的思 想有了寄托，作为革命者，当然只能过一天算一天。革命的道路是荆棘丛生的。要 走这条路，就得应付一切，特别是应付意外的变故。1932年6 月一个早晨，只见斯 特罗姆满腹心事似的走来问我，有没有人寄给他一封信。这件事马上说明，搞革命 的人，总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外来。 我反问他说：“私人的信件吗？” “不，不，信很要紧。” 我觉得他古怪，便对他说：“我是外劳局负责人，寄信给我谈非法活动，非得 百倍警惕。” 斯特罗姆原本跟我一道在文化联盟搞工作。1931年，他爸妈寄钱给他，在技师 学校报了名，想学当绘图员。从此，他便不再在公共场所露面。我没有叫他摆明问 题，只怀疑他参加波共的地下活动。 过了两天，他更加忧心仲忡地来问我曾否接到给他的信。 临走时，他叮嘱说：“不管怎么样，多加小心。” 我根本想不到，横祸会从哪儿来。可是不用几天，报纸便告诉了我。斯特罗姆 被捕了。说他替苏联搞间谍活动。间谍网的头头叫比尔，大概颇有才能，连警察都 给他起了绰号，叫做魔侠。《人道报，的记者李杰，也受到牵连，成了所谓“魔侠 事件”。 巴黎的许多报纸都纷纷议论这件案子。这么好的机会哪能放过了，不去揭共产 党的疮疤，指控它“受外国的雇佣”？法国从来爱搞文字游戏，魔侠案变了魔马案， 马是影射马克思。 至于我，我跟魔侠集团有什么关联呢？除非就是我跟斯特罗姆是朋友。不过， 我是党的积极分子，自己觉得有责任把自已的情况报告组织。经过了研究，还是劝 我离开巴黎。因为，警察有可能利用我跟斯特罗姆的朋友关系，来打击犹太侨民。 这种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的反动报刊早巳在指摘“移民没边”，同时 又吹又煽，想把最庸俗的排犹思想煽得死灰复燃。我的一切手续都是完备的，只要 我愿。 意，就可以到，比方说，到布鲁塞尔去等候事态逐渐平息。 可是，我想趁机会去苏联，因为从1931年开始，我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 呢？为的是打从离开波兰以来，我一直没有喘息的时间，就算在经验方面收获很大， 毕竟还缺乏理沦知识。该及时补上这个漏洞了。 我的档案大概已经送去，人选则由法共领导向莫斯科提出。主管机关是第三国 际的干部局，而主管法国的则是马纽尔斯基的妻子勒别德娃。我的妻子随后再去。 这样，1932年初夏，我匝去到苏联首都。 第五章 终于来到莫斯科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天。 在那儿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动家，都低估了纳粹的危险。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只根据议会选举来看问题，认定希特勒的党绝对得不到国 会多数。我一说纳粹会以暴力夺取政权，说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准备远远胜于其他任 何工人党派，听的人都不以为然。 纳粹冲锋队的靴子声，却越来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响，巷战成了家常便饭， 冲锋队干脆袭击左派的一切活动分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共掌握一千四百万选民，就是不肯成立统 一战线。德共总书记台尔曼有句名言，说是“纳粹是棵树，社会民主党是树林，不 可见木不见林。”半年以后，纳粹这棵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 一直要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才从惨败中汲取教训，主张实现统一战线。 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在集中营铁丝网后面，实行统一战线已经有一个时期了。 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已经肯定大难即将临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旅客不多，过 境时，只有我一个人，不仅我那座卡里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车厢里也只有我一个人。 那时候，苏联在外界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世界各大洲的有钱人，都把它当做一场恶 梦，而我却把它当做劳动人民的祖国。 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 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 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 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 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 “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 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 “她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被撵出自己的村子，只好远去东方，去到西伯利亚，开 垦那无边无际的处女地。 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 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 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 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 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 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 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 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 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 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 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 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 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 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 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淡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 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 际的各部。一座搂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 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产主义大学。当时，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宁 大学，专收实践丰富而缺少理论的活动家。将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大学 出去的。那时候，铁托也在那儿上学。第二所是马什列夫斯基大学，用的是第一任 校长的名字。我已经在那儿报了名。 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 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 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 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 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 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 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 该说花样不乡。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 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 一层白菜，一层土豆。 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 就说：“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 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 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 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 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 三节学语文。 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 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些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 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 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 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 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 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 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 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 5月，这种活动还 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 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 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 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贴在地 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声音。就怕社会民主党当反革命的主力军！” 布哈林叫我惊心动魄：口才好，有学问，他放弃了政治搞文学。每逢他做完演 讲，总是一片欢呼。可是他神色不动。 有一天，他忧郁的目光转向全场欢呼的人，嘴里漏出这么一句话：“每鼓一掌， 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过他的挡箭牌是刻薄和厚颜。什么政治变局，他都同意， 还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解释官方的路线，可是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其实，谁也 骗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轰传全莫斯科的俏皮话，叫他去谈话。 拉狄克回答说：“怪我专讲反苏掌故，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别人……” 外国党员在莫斯科上学的，不同外界往来。我们不太有机会出去旅行，也没法 接触老百姓。从1932到1935年，我们跟苏联社会毫无接触，所以还不受官僚机器的 压制。以全国而论，官僚统治越来越厉害。我们谈的政治问题，在党内已经没人敢 谈。通过我们民族组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公民还清 楚。我们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说。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 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 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孩子才一岁半。共产国际法国组， 也叫她进马什列夫斯基大学上学，一直读到1936年。同时，她还在莫斯科的包门区 做党的工作。 该区区委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国营农场去当政委，负责 秋收和完成计划。可是到了1936年，外国党员便不能再在苏共组织内担任任何负责 工作了。她搞的实际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她的眼界，越发磨砺了她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面对现实 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 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 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 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 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 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 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 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 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 月1 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 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 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 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 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 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 “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 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 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 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 主要人犯。” “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你明白，毙人不值什么，可是他们有本领，可以使用， 所以把他们带来，对他们说：“你们脚底下有巨大的矿藏。 除了顿巴斯，卡拉冈达理应成为苏联第二号产煤区。生产由你们领导。反正二 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内政部的那家伙接着说，“一判决， 他们就来了。 他们生活自由。家里人也都来了。” 我们听了这话，奇怪得瞠目结舌。假如十一个工程师的确犯了被控的罪名，那 便死有余辜。跟这样的人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指点给我 们说：“这些工程师，说实话，也不见得拥护现政权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负责经 管的顿巴斯矿区多灾多难，生产松缓。坑道遭了水淹。当然是自然灾害。也许有人 想搞点破坏，也许起了点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擂，形成大狱，向 全国人民，为生产落后作辩解。我们呢，我们本来毫不担心，我们确信这些人有能 力领导本地区的开采工作。” 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判了死刑，却又把苏联第二号矿区交给他们开发。老 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 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 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 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一件一件开始动摇我美妙的信念。我带着初出茅庐 的梦想，来到苏联。年纪轻，热烈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只想为改造世界出一分气力。 尽管我也知道——因为我在斗争实践中有些体会——有些热情，直接接触到了现实， 是不可避免地会起变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过以后，从容分析，从容对证，直到理解。我现在已经有 了这样优越的地位，因为高龄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有了正当的发言权，因为我是共 产主义战士，从少年时期开始，便把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我们 一天一天地跟着局势发展，并不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当然，我的革命意识 是受到冲击的。但是，我在斗争中投身很深，再没有意思改变自己的抉择，只好归 咎人的天生弱点，以及环境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期，我才看到了“列宁遗嘱”·。这是打字机打的，在大学里私下 传阅。读了这个文件，我简直如梦方醒。列宁写道：“斯大林非常粗暴。在我们共 产党人彼此接触中，这个缺点还可以容忍。可是登上总书记的岗位，这个缺点便没 法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考虑，有没有可能撇开斯大林，不让他占据这个岗 位。” 相反，列宁却强调了托洛斯基的一些卓越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苏联 政权保存了列宁的遗体和著作，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忠实。托洛斯基贬斥流 放，而斯大林却掌握了政权。 我越想越狐疑，激动，只好细读党史，重读后几年的苏联报纸，想搞清楚一些 问题。我当时发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正五十岁， 就在那一年，报纸上才出现“天才”呀，“伟大领袖” 呀，“列宁的继承人”呀，“一贯正确的导师’呀，等等头衔。 无限度地引用这些头衔，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写文章的人，都是原来 反对派的头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科夫，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 大林，想他忘掉他们曾经胆敢反对过他。1929年，党内已经没有派别。反对派已经 失败，头头们重新占了负责岗位。布哈林当了《消息报》总编辑拉狄克当了《真理 报》的主要编辑和斯大林的外事顾问。 列宁生前，党内的政治生活一向活跃。开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会议，党 员很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民主交锋，往往相当激烈，却给党以活力和团结。自从 斯大林掌握了国家机器，连老布尔什维克也不敢反对上面的决定，连议论也不敢议 论。有人心怀惨痛，金人缄口。有人则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活。更严重的是，好些党 员，心里并不赞成，却公刀：拥护斯大林的立场。这种极为可悲的两面派作风，加 速了党内“士气的丧失”。 党员不得不作出抉择：自己的责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还是革命的品德？ 二者不可得兼。许多人闭口无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对时事发表意见，成了英 雄壮举。只有对心腹知己才敢讲心里话，还不一定！对旁人，只有背诵《真理报》 上的官样文章，照本宣科。 从1930年起，党的领导班子里面，已经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问题 上，永远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主张。尽管有些问题，本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征求不同的意见，大家也是噤若寒蝉。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几位老同志， 不愿意瞧着列宁的党蜕化为教门，居然鼓起勇气表示不同意，比如罗米那泽，卢那 查尔斯基…… 罗米那泽在1935年自杀。他跟尔卓尼基泽一样，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者是 在1937年自杀的，因为内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抗议， 斯大林咆哮说；“他们有权这么办！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办！在你家跟在别人家一样！” 直到1930年，卢那查尔斯基老为被判罪的知识分子开脱。在军队里，雅季尔将 军，于1929年，曾毫不犹豫地开脱一批军官，因为他们无辜遭到内政部逮捕。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机器，这是可能的。我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传到内政部去作证。第二天，轮到我去。主 持审讯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说，我们在巴勒斯坦认识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 出色的活动家，勇敢，忠诚，哪儿艰苦便上哪。英国人囚了他几趟。他在牢狱里表 现得很坚强。1930年，他被押上一条俄国船。 上校对我们说：“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国情报组织的嫌疑。” 我回答说：“请你听我说，咱们不宜低估对手。当然罗，英国特工想招罗特务， 但若招个象卡涅夫斯基那样的人，那非丢脸不可，因为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说：“但是，我曾要求两位巴共前领导作证。一位不认识卡涅夫斯基。另 外一位则称什么都有可能。” 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 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 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 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 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 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 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 最后才说：“司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 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 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 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 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 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 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 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 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 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 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 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是斯 大林和基洛夫两人领先，获得了全票。 内中只缺三票。事实却很不一样。二百二十位代表里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 在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冈诺维奇主持选举，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决 定把选票烧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样。当然，斯大林躲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 这就一步一步走向血腥的大清党，同时开始了所谓干部轮换制。陷阱的门户已经敞 开，革命的生命力都将从中落入深渊。为首的当然是出席十七大的人物。当选的中 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几年内便逮捕了一百一十名。清党需要借口，找不到借口便 凭空捏造。1934年12月1 日，基洛夫被刺身死。 基洛夫当了多年列宁格勒区委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这个北方的威尼 斯去，清除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基洛夫为人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 反对斯大林的人，举他为旗帜。十七大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如 果举行民主选举，基洛夫一定当选为党的领袖。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要了 他的命。斯大林消灭了敌手，同时借此为口实来发动清党。基洛夫当了牺牲晶，还 捉供借口，让人消灭自己的拥护者。斯大林立即亲自发动镇压，在血泊中解决问题。 一百来个犯人立即处决，罪名是指使了凶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审 判很快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并且招认自己是反对派的 头头，对于凶杀案该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俩，一个判十年徒刑，一个判五年。说 实话，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谁也不信凶杀案有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什么激烈分子干 的事。 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 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 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 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 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 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 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 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 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 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 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 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 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戴墨镜， 手拿黑书包，不用怀疑，肯定是个奸细。孩子紧紧跟踪，瞧着他走进一家工厂的大 门。这群穿短裤的小侦探，马上奔向门岗，责问他说：“你疯了？让奸细进了厂门！” 门岗吃了一惊，接着发笑说：“你们说的那个‘奸细’，乃是本厂厂长。” 审判开始了。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国、 英国、波兰和不知什么国家的特务。 证据呢，都是伪造的，不成体统的。每审一件案子，必定宣读一份政治局委员 的名单，说他们都是被告企图谋杀的对象。名单随时变换。有些谋杀对象，过几个 月却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现。这种悲惨的现实，破绽百出，本该使最盲 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然而在苏联公民中，却形成无边的恐怖。国家机器制造出一 种难以置信的群众心理，一时风靡全国。举措失度，不讲道理，席卷全苏。象加米 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作出那样的招供？全世界千 百万人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苏联本土，捏造谎言，弄虚 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过了多年，才部分揭开。1964年暂时解冻，科学院出版苏 联史第九册，内中写道：“基洛夫被刺以后，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 月，1938年3 月，四次审判原反对派的成员。三次公开进行，指控全体被告：叛国， 通敌，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经过材料分析，证明案件 的审判显然违法合法的规范。即使公开审判，也有违法之处。 指控根据证词，完全违法无证不起诉的原则。卡尔·拉狄克在审判时声称，全 部案情只根据两份供词。一份是比亚塔科夫的供词。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词。他 挖苦地问维辛斯基说，‘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务，那么供词如何又能作为证据 呢？’他向维辛斯基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粹的真话？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 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从而令人怀疑全部证词的真实性。 “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主持审判，完全破坏了诉讼的规则。 克雷斯丁斯基拒绝认罪，维辛斯基便宣布退堂，等第二天续审。第二天克雷斯 丁斯基宣称，自己是心不在焉地说了‘无罪’，没有说‘有罪’。布哈林肯定自己， 从未参加准备谋杀，或任何牵制行动。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向他起诉。 他问道；‘你们有什么证据？除非就是沙拉冈维奇的供词。 这东西在我被控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点上，维辛斯基列述事实时， 厚颜无耻地宣称，向罪犯起诉，没有必要先证实其全部罪行。根据我们提到的这些 情况，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案件粗暴地破坏了法制。" 这就是1964年，苏 联政权的官方看法。然而，真相却还远不止此。还应该算上身体和精神所受的折磨， 对被告家属所搞的系统的恫吓和讹诈。几十个党案，牺牲者所受的冤屈，不该叫人 忘怀千百万苏联公民遭受的镇压。对这些人来说，连招供都用不着。 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发展，集体化，工业化，都没搞好。斯大林下令干部轮 换，意思就是清算一切参加过工作的人。清党运动组织得非常科学。分类分等，街 道街坊，一部一部，一行一行，分片进行。一人下狱，鸡犬不留。同事，友好，无 不波及。比亚塔科夫在重工业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当然认识成百个人。可是， 一经逮捕，他认识的人便都成了嫌疑分子。 比亚特尼茨基的案子，最能说明这种株连式的镇压。比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 列宁的亲密战友。自从成立共产国际，他便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能力很强， 曾担任干部局的领导。他选拔培养干部，派往各国共产国际的组织。1937年初，有 一天，他被捕，并且判决为德国间谍。事情的真相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搞明白。 那时候，我关在盖世太保的监牢里，时间是1942年。审讯我的人，就是对比亚特尼 茨基施用离间计的人。判罪根据的证件全是假的，是德国反间谍组织伪造的。纳粹 反问谍组织的头头们，想利用苏联风行的间谍狂，在苏共领导集团里面，凭空捏造 出一个德国奸细。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比亚特尼茨基呢？很简单，德国人知道，通过 他可以搞垮整个第三国际的干部局。 比亚特尼茨基是德国人熟悉的。因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陪同拉狄克到德国去 出过差。盖世太保逮捕了共产国际派去的两个德共党员。事情搞得很机密。被捕的 两个人叛变投敌，仍然在德共内部活动。其中一个人报告苏联内政部，说是他掌握 了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叛变的证据。他又把比亚特尼茨基的材料送到莫斯科，“证 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德国情报组织发生了联系。在当时苏联的那种气 氛下，这就足够判决一个党的元老。只要机器一开动，就会自己运转起来。跟着比 亚特尼茨基，成百个第三国际领导人都失踪了。 审讯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逮捕谁，谁就犯罪，这是天经地义的。罪人必须 招认。不肯招供，罪加几等，越发是个叛徒。稍有嫌疑，机器便开始转动，直到定 案判决。最基本的辩护也是没有的。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内政部的实验场地。从1935 年起，城城村村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 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越的观察者，他们目睹狂澜席卷全苏。在第三国际享有领 导地位的外国共产党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听之任之，甚至为虎作伥，迁就这种 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随后就可以看清这一点。我在巴黎的时候，马塞尔·加香和瓦扬，古久里 率领法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党案以后，也回到法国。他们在瓦格拉木大 厅的群众大会上报告经过。他俩说些什么呢？歌颂斯大林英明远见，及时揭穿并粉 碎了“恐怖集团”。 瓦扬·古久里叫道：“我们亲自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认他们犯下的滔 天罪行。请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犯罪，他们能自己招认么？” 加香和瓦扬·古久里跟法共全体党员一样，只凭苏联提供的材料，来坚定自己 的信念。他们是否知道，三大党案只不过是前台的节目。而后台还有多少千万共产 党员，不审，不判，连供词也没有，就此无声无臭，一去不返呢？ 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外国负责人，眼瞧着镇压日益蔓延。他们怎能不知道， 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了呢？共产国际，产业国际，农民国 际，青年国际，妇女组织，有各国共产党干部好几千人，当时都在苏联的首都生活， 工作。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 者，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却在苏联受酷刑，遭杀害。这些人既不属苏共，凭什么 判他们刑呢？无非是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想从意识形态上指导共产国际，而且要自 封特权，给“兄弟党”发号施令，任兔干部，操其生杀大权1 共产国际大厦里，听 谣言是我们的专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完全了解全 国的情况。 关于贝拉，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儿知道的。贝拉·贡在1921年领导了匈牙利 革命，参加第三国际并担任领导，主管巴尔干各国。 1937年春天，他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跟一些多年熟识的老同志一起出席。 围着一张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瓦尔加，匹克，陶托里亚蒂，还 有一位法共领导人。马发言并宣称，他要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根据内政部的文件， 贝拉·贡，似乎从1921年便当了罗马尼亚的特务。 在场的人都知道，贝拉·贡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小时以前，大家还跟他热烈 握手。这时候，谁也不提意见，也不要求补充说明，会议匣宣布结束。走出会场， 一辆内政部的汽车在等着。贝拉·贡从此便如黄鹤一去再无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布景仍然没有改换，唱控诉戏的还是那几个角色。桌子周围，空 着两个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马努依尔斯基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 释说：从1919年开始，波共领导全都当上了毕尔苏斯基大独裁的特务。凡尔赛条约 推迟了划定波兰新国家东面边界线。毕尔苏斯基利用这一情况，打算趁苏联政权的 内部困难，在五百公里长战线上发起攻势，占领大片土地。不久，红军进行反攻， 六月，波军退却，放弃了基辅和乌克兰。7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骑兵离华沙已经 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马努依尔斯基“透露” 说，这时候，整整一个团的波兰士兵当了俘虏，其实都是故意的。这些人都是 英法雇用的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自以为能够为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工。这些 奸细里面，有波共的领导人。这么荒唐无稽的谎话，竟被出席会议的人照单齐收， 毫无异议。 波共中央委员，有的在法国．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参加战斗，都披叫到莫斯科。 这些人都热烈主张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以便抵御纳粹的涨势。他们以为被召去莫斯 科，是与这个想法有关，大概要去跟苏联同志进行讨论，于是毫无戒心地来到莫斯 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竟在内政部的地窖里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 尔斯基，仑斯基，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 分子和民族主义复仇分子。在同一时间和同样的条件下，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 斯共产党，也都被解散了。 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欧洲大党的领导们，怎么连举举手，要 求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都没有一个人肯干呢？他们怎么能坐视自己的战友们，没 有证据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后，当时这些领导们都装得如梦方醒，仿佛赫 鲁晓夫的报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实，他们是自觉的帮凶，谋害了战友，包括 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 这个阴森的时期，为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夜里，我们大学里住的各国党 员，到三点钟也不敢阖眼。因为就在这时刻，车灯会刺破黑夜，扫过门墙。 一有人吆喝，来了！来了！满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边窥探， 内政部的汽车停在哪里。 “不是来找我们的。开到那一头去啦！” 这一夜算过去了。大家懦怯地松一口气，睡下后恶梦连绵，不是高墙，便是铁 窗。有时候，我们心跳气促，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动也不敢动，好象被危险 定住了身形。 “来了！”我们只听见人声嘈杂，瓮声瓮气的敲墙声，喊声，碰门声…… “过去啦！没站下来！” 可是明天呢？ 老担心明天。也许这就是最后还有自由的几个小时啦！ 这种担惊害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恐怖钻进我们的皮囊，叫我们谨小慎微， 千依百顺。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气。为什么抓了他们，不抓我 呢？等着轮到我吧。 有什么办法呢？放弃斗争？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青春，我们的力量，我们对社 会主义的期待。能开小差吗？抗议吗？过问吗？这里，我想举一下保加利亚代表们 的例子。他们要求会见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 镇压，我们便宰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叫代表们别存任何幻想。他说：“我什么也办 不到。全归内政部管。”保加利亚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却象宰兔子似的，把他 们一个一个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拉特维亚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没影儿了。到了1937年， 除了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镇压狂 看不见边。朝鲜小组所余无几，印度代表影踪全无，中共代表也抓了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在大厅里，瞧着苏共代表团堂而皇 之地步入会场。为首的是斯大林，后面跟着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艾若夫。最前两 位是大家认识的。日丹诺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负责介绍共产国际 主席团的人选。他指着艾若夫说：“这位是艾若夫同志，声望很高，因为他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Ｉ” 那时候还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早了一点。艾若夫还没有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产主义战士。十 月革命的光辉，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灭。革命蜕化变质，产生了恐怖惨酷的体制。 社会主义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条，成为化石，而刽子手们还居然有脸把它叫 做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尽管心怀恐惧，行动上却千依百顺，让我们自己开动的齿轮把我们 绞碎。我们也是这部机器的部件。恐怖把我们弄得如醉如痴。我们自己当人家的工 具来压服自己。任何人抵制这部斯大林机器，都得负责，都得集体负责。 我本人也逃不出这个判决。 在这个时期，谁又提了抗议呢？谁又站了起来，表示深恶痛绝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为荣。托洛斯基本人顽强抵制，脑袋挨一斧子。他的 门徒则彻底反对斯大林也不过是空谷足音。在大清党期间，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 喊叫他们的不平。让他们在冰雪里活着受苦，实际是要他们死得更解气。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 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不能忘记，他们和咱们 比起来，他们占有绝大优点，因为他们有一贯的政治体系，有可能用来代替斯大林 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卖，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 他们没肯“招认”，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 第八章 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巴勒斯坦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我全都认识，后来在清党中销声匿迹了。这对 我来说是一场惨痛的考验。 大家还记得，在1929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给巴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布 尔什维化加上阿拉伯化”。因为巴共领导都是犹太人，所以都叫到了莫斯科去。我 的老战友，比尔曼、列青斯基、本·叶胡达、梅耶·库伯曼，一个接一个，都被清 算掉了。我特别要提大卫·阿佛布希。他出生在莫斯科，后来派去近东发展共产主 义运动，并且成为巴共的主要人物。 他跟其他人一样，召回莫斯科以后，重新被派去罗马尼亚。接着便禁止他再离 开俄国。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真叫笑话，他当了比亚蒂哥尔斯基国营 农场的政治部主任。其所以可笑，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搞过农业问题。他对这一行 当然完全是外行。当然罗，组织上想的只不过是要结束他的性命，结束他和他的同 志们的性命。所以，内行，外行，本无所谓。这位老革命，在我这一次见到他的时 候，已经没法认识。他已经被压垮，但对于事态发展认识很清，所以如同缓刑犯人 一般，只在苟延残喘。 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接到电话，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确是没有看错。果然，过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监狱大门，把他关 了进去。 他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活很是忿忿不平，但头脑仍很清醒。他说：“我的父亲 被控为反革命。……” 接着，我朋友的儿子电被捕了，借口是他参加过一个藻杀斯大林的集团，审问 他的人要他承认他父亲是个奸细。他不肯，于是便被送去最苦的一个集中营，然后 死在那儿。大卫的兄弟曾和我一道办过报，也被捕了。 大卫的妻子玛丽亚，只好去住在她哥哥艾普斯坦家里。 艾是教育部副部长，觉得一家人随时可以被捕，所以每夜挨到两三点钟不睡觉， 等候人来找他们。这样搞下去，玛丽亚的哥哥支持不住了！神经出了问题，通夜睡 不着觉，尽在满屋子跑，还要嚎叫；“天哪，天哪，咱们能不能加道，到底为什么 给抓起来！” 这是他再也不会知道的了。有一天，蒙蒙亮，他被逮走了，从此掉进了漫漫黑 夜，影踪全无了。 战后，我遇见玛丽亚，已经老态龙钟，老象用手撑拒什么。这个动作大概在她 被审讯以后，一直没能摆脱。不然就抱紧一个破旧的口袋，这里面尽是照片，过去 的纪念品都是她从家破人亡的时刻抢救在手的。她说：“我的丈夫，我的几个儿子， 我的哥哥，我丈夫的兄弟，都被逮捕了，弄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你知 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共产主义。” 关于巴共党员的苦难遭遇，我还有其他消息。索妮亚．拉仁斯卡是一位优秀的 活动家。人很聪明，也很活跃，入狱后发了疯。艾佛拉伊木·列钦斯基，巴共中委， 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很有才能地指导青年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带他去审 讯，总把一个刚刚审讯完毕的人推进他的牢房。 这人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已经动弹不得。这是内政部惯用的一种手段，旨在吓 唬即将要提审的人。 审讯人员向他嚎叫说：“怎么样？瞧见了吧？这家伙已经成了什么模样？要不 要照样来处置你？” 列钦斯基吃不消这样的讹诈。他也发了疯，在牢房里，从这堵墙跑向那堵墙， 脑袋撞着墙，不住声地叫唤：“我还忘了谁呀？我还忘了谁呀？” 巴共中央委员全搞光了，只剩下里斯特和克诺索夫两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去苏 联。还有一个约瑟夫·伯格。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周历了二十一年，真是虎口余生。 总的来说，巴共党员干部二三百人中，只有二十来人逃脱了性命。一直要到1968年， 苏共二十大以后十年，以色列共产党才为斯大林清党案中被害的领导人平反昭雪。 苏联的镇压潮流也波及犹太族人，他们和旁的少数民族一样，受害惨重。本来， 十月革命深深地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我们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宣传反对犹太复 国主义，强调尊重苏联犹太族人的民族权利和文化权利。我们以此而自豪。我还记 得，刚到苏联，那是在1932年，犹太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享有某些权利。 犹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气象蓬勃。我访问过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各地区，犹太语 是官方的语言，犹语报刊办得十分兴旺。日报有五六份，外加一些周刊，在全国发 行。几十位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数以百万计。许多大学设有犹太文学讲座。 我在经济领域观察到的，也很令人鼓舞。比如，克里米亚犹太族聚居的地区， 集体农庄搞得不错。他们利用靠近滨海游息区大种蔬菜，卖给游客。犹太人如果愿 意归化，那也十分方便。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大城市里，犹太人生活， 工作，爱好，都丝毫不受限制。社会上没有任何歧视大学里也不把犹太人编号。跟 帝俄的愚民政策相形之下，进步是突出的和巨大的。到1935年，犹太人才开始遭到 镇压，先在犹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后来蔓延全国。 我在马什列夫斯基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分配到《真理报》 的犹太文版工作。有名的犹太作家参加编辑，在优秀的新闻记者莫什·李特瓦科夫 的领导下工作。 我负责“党的生活”栏，自己写文章，有时也写社论。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会计主任，他对我说：“你的钱，你打算还让它在我 那儿睡多久哇？” “什么钱？工资我月月都领呀。” “我不是说这个。是说你的文章奖金。” 第二天，他交给我—笔钱，比工资多得多。 这只是编辑部规矩，不是列宁主张的“工人工资”。 每星期，中央委员会开会，由莫斯科各报社派代表参加。有几次，我们报馆主 笔派我去。1935年有一次会议，中央新闻局局长斯德茨基宣称，要给我们传达一份 重要的通报。 他说：“我应该通知各位斯大林同志亲自采取的一项措施。斯大林同志很不满 意对他的个人崇拜。每一篇文章开头结尾，都引他一段语录。他很不乐意这么搞， 而且他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许多集体的歌颂信件，由数以万汁的公民签名，送到 报馆登载，其实都是各级党组织搞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街坊，都规定定额，非 出多少签名不可。我奉命告诉诸位，斯大林同志一点也不欣赏这种做法，并且要求 别再这么搞。” 这话使我十分震动，回去便向主笔汇报。他听了微微一笑说：“这能有几个星 期的搞头……” “怎么您不相信吗？” “别着急，等着瞧嘛。” 过了三个星期，我又代表报社去开会。斯德茨基又传达一个中央的决定：“政 治局很理解斯大林同志出于真心的希望，不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局不同意这样的 谦虚。在我们国步维艰的时刻，斯大林同志掌舵有方！必须感谢他，并且恭贺他克 服困难，完成大业。新闻界理应竭尽全力，反复强调斯大林同志所起的伟大作用。” 我又向李特瓦科夫作了汇报。他坦然不以为奇，并且告诉我说：“听我说，我 在三星期前就告诉你，这样的指示，寿命长不了。斯大林早已料到，政治局一定会 来这一套的。但是他又一定要新闻工作者正确体会到他的谦虚的诚意。” 李特瓦科夫完全意识到，革命已经陷入怎样一种发展过程。交给他的工作，他 一定搞好。一句话，业务上他一丝不苟。但这并不影响他正视现实，爱讲的时候， 便开门见山。我记得在1935年，他曾请撰文快手拉狄克为十月国庆号写一篇文章。 拉狄克不用说，写好文章，寄到报社……李特瓦科夫当时的音容，至今天仍宛 在我眼前。他看罢文稿，冷冷的说：“咱们的报纸绝对不登这样的狗屁！” 文章连篇累牍，歌颂斯大林的功德……过了几天，我凑巧在主笔办公室里，拉 狄克打电话来，打听他文章的下落，如此宏文，为什么还没有发表。 主笔回答说：“你听我说，拉狄克，我再也不请你写文章了。你假如以为只要 凭你的大名，我便照登，那可大错特错。你那篇东西，一文不值。初出茅庐的小伙 子也比你强些。” 李特瓦科夫这样得罪一位首长，得罪威势无比的党，决不会有好下场。清党一 开始，他便马上遭到清洗。从此，月月都有人得罪，人数之多真可车载斗量。就这 样，哈辛不见了。他是阿佛布什的兄弟，罪名是在德国呆过。接替李特瓦科夫当主 笔的斯普拉希，也落了同样的下场，可是连个象样的罪名也安不上。从前那种轻松 的气氛，问题可以随便讨论，现在全变了担忧和疑忌。1937年，办公室里一片恐怖。 记者们早上来办公，跟谁也不讲一句活，一熬完规定的办公时间，便各自走开。1938 年初，斯特雷里茨被捕。他是内战时期红军老战士，老牌新闻记者，他的被捕更加 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中间一有人失踪，便得来一场丑恶的表演，仿佛举行丧礼。报馆的全体人 员，都聚在一起开批判会。人人得轮流背诵一篇八股，并且自我认罪，发誓悔改。 八股内容，连一个字也不用更换：“同志们，我们放松了警惕，一个奸细在我们中 间活动了这么几年，而我们却没能加以揭穿……” 为了不破例，我们又奉命出席斯特雷里茨的“丧礼”，大家做自我批评。有人 想起“罪人”讲过的一句话，当时却没有汇报，又有人记起“罪人”的某一古怪动 作，当时也没有揭发，诸如此类。正当大家在搞这种不光彩的练习时，在猫念佛声 中，我们忽然瞧见斯特雷里茨，悄悄地站在门边，听我们指控他，否定他，告发他 是“奸细”。他在那儿已经听了好几分钟。这次意外的对证，显然是内政部策划组 织的。 所以突然放了他在报馆出现。可是我们却淋了当头一盆冷水，顿时鸦雀无声， 茫然失措。 斯特雷里茨始终不吭声。我们默默无言，低着脑袋，一个跟一个退出会场。太 丢脸啦！谁也不敢瞧他一眼。就在这一刹那，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已经堕落到什 么程度，变成了什么样的机器人，替斯大林式的镇压当帮凶。我们心里笼罩着一片 恐怖，思想当了俘虏，不再会自己考虑问题。内政部胜利了，不用再做具体的表现。 它已经统治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条件反射和我们的行动。 犹太人遭受的镇压，又超过其他一切人等。在全国、在周围，在大学，都是一 样。我上文已经讲过，主要在1931到 1932 年期间，党曾怎样地鼓励犹太人迁移到 比罗比疆州去。 尤其是怎样地招徕干部和知识分子。我们好些同学都去了，其中有李贝伯教授。 他在苏联学术界很有名望，负责这项工作。镇压突然爆发，内政部派一个工作组主 持其事。我从两个亲历其境的人那里了解到，这场惊人惨酷的清党运动中，怎样的 抓人，杀人。公安人员成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员，而且是机械化的宗教裁判 员，成了专办冤案的机器人。 冤案成了经典，用高度简单化的逻辑下令：一切波兰犹太人，都是波兰政府雇 用的特务。凡是从巴勒斯坦来的，都是英国人雇用的特务。根据这样的准则，任何 判决，不容上诉，出路只有一条，刑场就戮。就这样，我们波共的老同志，什瓦茨 巴尔，经过公审，投入牢狱，眼睛几乎瞎掉。一天拂晓，他被押出牢房，绑赴法场。 临终前，他高呼对于革命的信念。枪声起处，牢房里响彻国际歌声。他在我们大学 里，当过党委书记，在比罗比疆也担任过重要职务。 象他那样的共产党人，不下千百，面对死亡，昂首不屈。 厄丝德·弗隆季娜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多年担任我们大学的校长。1937年， 尽管她身患重病，仍然把她逮捕，关进卢比昂卡监狱。审讯时，叫她同控告她的人 对证，她不顾法官和警卫，奔向诬告人，唾他一脸。她判刑后，不准上诉，死在牢 里。 同样在1937年，少数民族的大学被撤消，代之以所谓外语学院，实行铁腕管制。 大学门里，关了不少我们同志的尸体…… 第九章 谋害红军 关于图哈切矢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被清洗的案件，我也可以出来作证。1937年7 月1 ．1 日，莫斯科报纸宣布图哈切大斯基元帅和另外七位将军一齐被捕。这些红 军的首长，内战的英雄，共产党元老，都被指控为诚心打败仗，准备在苏联复辟资 本主义。第二天，全世界都获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雅基尔将军，乌博列维奇将 军，普利马科夫将军，艾德曼将军，费尔德曼将军，科尔克和普特纳将军，都被判 刑处决。第九位高级将领，卡马尔尼克将军，红军政治部主任，自戕身死。 事实是，好几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幕僚们，跟党领导早有深刻的分歧。 斯大林的官方理论认为，如果发生新战争，不会波及苏联的国土。而图哈切夫斯基 则忧心忡忡地监视着第三帝国扩军备战的活动。他认为世界大战必不可免，因此必 须加紧准备。1936年，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表示，他坚信战争完全有可能在苏联 国土上进行。 历史将负责证明，图哈切夫斯基的过错就在于他有理得过早。当他获罪的时候， 所有的反对派部已肃清。斯大林的铁腕已经掌握全国。只有红军还掌握不牢，所以 是必需攻取的最后堡垒。对斯大林的统治来说，清算军队干部，成为当务之急。可 是，清除对象都是十月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布尔什维克，若对图哈切夫斯基那 样的人，搞一套托洛斯基式的控诉，或是季诺维也夫式的审讯，实在不太象话，所 以必须打得狠，打得重。 盖世太保杰林是别动队长，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对付我们的“红 色乐队”。他曾在1943年告诉我，当年对比亚特尼茨基搞过的反间计，怎样又对图 哈切夫斯基搞了一次。他并且告诉了我详细的经过。 1936年在柏林，特务头子海德利希接见一个帝俄旧军官，名叫斯科布林将军。 这名无军之将，闲得发慌，便充当场面很大的双重特务。好多年来，他在巴黎白俄 中间，为苏联搞情报，同时又跟德国特工吊膀子，反正完全是个鬼蜮人物。他给海 德利希送的消息，确实惊人。他自称掌握可靠消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策划对斯大 林发动军事政变。海德利希汇报纳粹参谋部，考虑怎么办。办法只有两个可资选择， 要末听凭苏军统帅搞下去，要末通知斯大林，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图哈切夫斯基跟 德国国防军有勾搭。 结果采用了第二个办法，拼凑伪造的证据，透露图哈切夫斯基勾结德军当局， 策划政变。炮制伪证只用了三天。因为要证明图跟德国国防军参谋部有接触，并不 困难。原来，在纳粹取得政权以前，两国军队经常都有接触。苏联政府甚至开办军 官学校，专门训练德国军官。“证据”是由希特勒的亲信搞的。至于怎样送给苏联 当局，那却是特工的把戏了。 当时，德国的反间谍头子叫做塞伦堡，后来写了回忆录。 照他的说法，那些“证件”存放在一座文库里。文库失火，有一个捷克特务奉 命从灰烬中掏出文件。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德国人通过捷克人，把文件卖给了俄国 人。 这一手到底怎么搞的，关系不大。1937年5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档卷已经高 高摆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这位留髭须的乔治亚人大可踌躇满志了。德国人已经提 供了必要的材料，让他去宰掉他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物。斯大林的目的是粉碎 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因为这支力量在抵制他的政策。希特勒则抓住千载难逢的 良机，斩下了红军的首级。 比亚特尼茨基案件，教育了纳粹领袖，懂得了案子决不会限于几位高级将领。 他确信镇压的狂澜，必将席卷红军。没有好几年的时间，恢复不了元气。这样一来， 他便解除了东顾之忧，可以放手先行战胜西方。从1937年起，德苏亲善，已露端倪， 德苏条约只不过有待签署而已。 1937年8 月，清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后两个月，斯大林便召集红军政工领导 开会，规划肃清军内“民敌”的运动。纵犬逐鹿的号角吹响了。于是血洗红军，十 九位军团司令，杀掉十三位。一百三十五位师、旅指挥员，处死一百一十位。团指 挥员屠戮一半。大部分政委引颈就戮。红军大量失血。好几年失去了战斗力。 德国人彻底运用这一对他们有利的情况，命令情报机构，把惊人的消息透露给 英法当局。消息确实够叫人担心。肃反运动竟把红军搞成了什么模样！我不难想象 英法参谋部为什么不那么热衷于和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因为红军的脆弱，已为众所 周知。 第十章 巧克力大楼 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接触到了东布罗瓦的工人，才 明白资本家是怎样的剥削他们。另一方面，犹太人问题从小便缠扰着我。只有在马 克思主义里面找出了真正的答案。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结束种族主义、 排犹太主义，让犹太文化发扬光大。我研究过排犹思想的起源和内因：从帝俄的屠 杀犹太人到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译注：德雷弗斯是犹太族法国军官，以间谍嫌疑 成冤狱。左拉名著《我控诉》，便是为冤狱平反而写的。）。在我看起来，纳粹主 义正是排犹太思想在二十世纪的集中表现。我眼见妖兽成形，而为天下的太平担忧。 德国的工人党，兄弟阋墙，置公敌于不顾。很多人认为，希特勒一旦执政，必 然会销兵卸甲，抛下《我的奋斗》，让冲锋队转业为夏令营辅导员。德国资产阶级 和世界资产阶级一律认为，德国的赤祸酿乱，吃一帖恢复秩序的药剂，治疗一番， 未尝不是个妙计。 1933年1 月30日，各报以头版新闻报道，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总理。我当时 已是共产党员，觉得警钟一声，足以振聋发聩。世界已向野蛮势力敞开了大门，奥 国小军曹戴在脸上的民主假面具卸下来了。从此以后，首先是德国，接着是欧洲， 将要学会在铁蹄下讨生活。 （译注：德雷弗斯是犹太族法国军官，以间谍嫌疑成冤狱。左拉名著《我控诉 》，便是为冤狱平反而写的。） 1933年2 月27日，国会大厦有人纵火。起火刚刚几分钟，戈培尔和戈林已经到 了现场。第二天深夜，一万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束手就擒。3 月5 日举行选举。戈 林预告说：“今后我的行动，决不斤斤计较五花八门的法制成见。我们不用理睬那 种假想的法制。该消灭什么，我就下令消灭什么。如此而已。”就这样，共产党得 到的选票，一律作废。当时，恐怖气氛已经弥漫全国，而社、共两党仍然得票一千 二百万。 其他各党一千万。纳粹得票一千七百万。仅凭希特勒一纸命令，共产党所得议 席一律作废。德共总书记台尔曼被捕，跟着便是季米特洛夫被捕。 连锁反应是不可避免的。 3 月23日，魏玛宪法寿终正寝。 德国在赤党和褐党之间，首鼠两端，迟疑不决。现在却是褐色泥浆淹没了大地。 希特勒为了摧毁德国的工人运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冲锋队向工人冲锋陷阵。1933 年5 月2 日，工会大厦为冲锋队攻占。由总罢工来阻拦希特勒的指望，又成泡影。 成千上万工会活动家，也被关到铁丝网后面去，奉陪社、共两党的党员。但是，恐 怖统治还缺一条铁臂。 1934年4 月，盖世太保诞生了。 早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前，我就读了《我的奋斗》。当时很受友好们的打趣。 后来，我逐渐发现纳粹的发展过程，早在书中描绘得一清二楚。希特勒在这部书中 不断突出两个主题：一个是“粉碎国际犹太帮”，一个是“消灭共产主义”。 我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自然觉得两档子事都有我的份。1935年1 月，颁 布了“种族纯洁法”迫害德国犹太人。同时，我觉得纳粹势力虽然暂时限于第三帝 国境内，不久终将戏害全世界。大祸将临，朕兆不断显现。1935年1 月 13 日，纳 粹政府决定实行强迫兵役制。希特勒悍然把凡尔赛条约扔进了字纸篓。同一年，萨 尔省居民百分之九十赞成归并于德国。 西方民主国家就是不肯正视危机，一味拖延，期待奇迹。 他们迁就姑息，妄想舆论责难能使纳粹却步。西方民主国家越是首鼠两端，希 特勒便越发步步进逼。1936年3 月9 日，德军开进莱茵区。西方对此毫无反应。1936 年7 月初，西班牙内战爆发，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法政府标榜不干涉 政策，听任德意军队扑灭西班牙革命。然后，在1936年，德意终于缔结了反对共产 国际的同盟。 世界各国迟疑不决，不肯在蛋壳里便把褐色瘟疫的苗头扑灭，反而姑息养奸， 听其蔓延。1937年5 月1 日，我头一次出差去法国，路过柏林，更叫我如梦方醒。 街道上景色，令人看了没法忍受。成千上万戴便帽的工人，成千上万青年人，挥舞 着纳粹旗号，高唱希特勒赞歌。我在人行道上，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不知其所以然。 德国群众到底发了什么样的集体狂呢？歌声响彻云霄，不久就将响彻欧洲。我呢， 已经深信不疑，没有一次剧烈的冲击，不打一场世界大战，纳粹势力是无法遏制的。 这一场残酷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前途，我下决心把我的岗位放在第一线。 谁给了我参加战斗的机会呢？是苏军情报组织。组织的领导机关设在红场附近， 士纳门斯卡亚街十九号。楼房不大，由于油漆的颜色，大家称之为“巧克力大楼’。 这时候，苏联情报机关跟西方的作法不一样，主要依靠各国的共产党人。这种机构 成立于内战时期，没有来得及培训真正的特工人员。 任何特务机关搞情报，都想在对象国家就地物色特工人员。苏联当然也不例外。 红军自然也掌握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并不把自己当作间谍，而自认为世 界革命的先锋战士。一直到1935年，苏联军事情报组织还保持着这种国际主义性质。 如果不放在世界革命的范畴里面，那就没法理解这等样人怎能加入这样的队伍。我 跟这样的人交道打得多了，可以证明他们是完全无私的。他们绝口不谈钱，不提工 资。他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就象在工会里那样效忠心。 红军情报领导人是柏尔青将军，老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两次被判死刑，两次 越狱脱身。内战时期，他指挥一个团，指战员都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这 个团负责警卫列宁和中央政府。那时候，布尔什维克领导，确实奉行国际主义，否 则决不可能把中央警卫交给外国人负责。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各国拥有自己的耳目。民族各部搜集各种政治经济情 报。主要因为长时期内苏联同其他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谁都知道，搜集情报一般通 过外交途径，所以，在苏联的处境下，只好成立当地机构来弥补这个缺陷。 苏联情报的第三组成部分是内政部。内政部负责国内治安，就必须搞清苏联境 内的外国特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政部的职权日益扩大。国外的保安工作也交给 了它。接着又负责监视各国白俄的阴谋活动。最后，内政部既管国内，也管国外， 跟军事情报展开竞争，并派特务钻进军方情报系统。 革命刚结束，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便变成反革命的核心。 特别是英国大使馆里，有一个特工孤菌在蠕动。这人名叫洛卡特，朝思暮想推 翻苏联政府。他跟一些极端分子联系，要跟布尔什维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柏尔青听说他要收罗军官，士兵，加入他的阴谋活动。柏尔青便亲自找他，说自己 手下一个团，一心只想投奔他，因为这些人都不满意新政权。全国人民群众都破灭 了幻想，知道受了革命党的骗。 俄国已经大乱临头，非采取救急措施不可云云。然后，柏尔青以口问心，对洛 卡特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场大难。 洛卡特开头还略存戒心，说来说去便落进了圈套。他俩搞了一个计划，推翻掌 权的班子。这样一桩大事，当然需要非常的手段。单说答应举事士兵的酬劳，就花 一大笔钱。柏尔青当即暗示要马上先付一千万卢布。洛卡特如数交清，连眉头也不 皱一皱。 他俩随后又规定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细节。行动将是简单的，但又是彻底的。 先包围政府大厦，逮捕政府首脑，连如何处置列宁都规定明确。一位有名有姓的东 正教神甫，提供教堂，为共产党的领袖治丧。 柏尔青把收到的巨款，存放在安全场所。到了约定的日期，乱党开向政府大厦。 红军团队当即截住包围，生擒洛卡特，逐回英国。 这是柏尔青初试身手。后来便负责组织苏联的情报机关。我在1936年12月认识 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公认的领导人物。 他为众望所归。为人全不象个机器人式的情报专家。他最重视人的品质。他爱 收罗的人才必须是这样的人，他说，“苏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三种品质，一是头脑 冷静，二是心肠热烈，三是神经坚强如钢铁。”他和一般的特工作风相反，决不扔 下遭难的部下，决不牺牲一个部下。在他看起来，情报人员首先是人，而且首先是 共产党人。 柏尔青跟他派出国外的人员，经常保持个人联系。就这样，他和苏联情报巨头 里查德·索尔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去比国以后，于1938年，在布鲁塞尔遇见索尔格。他告诉我第一次会见柏尔 青的情况。 索尔格是个人才，非常聪明，是德共积极分子，曾写过几部经济著作。他本来 在中国工作，1933年召回莫斯科。柏尔青在一个象棋俱乐部和他约会，因为这个俱 乐部里常有德国人来往。 索尔格谈道，柏尔青真叫单刀直入。他说：“你看，当前，苏联最大的危险是 什么？” “哪怕作这样一个假设：就算苏联会跟日本打起来，以我所见，真正的危险， 还是来自纳粹德国。”（谈话时，希特勒上台才几天。） 柏尔青说：“正因为这样才请你来这儿。我们想让你去日本……” “为什么去日本？” “因为在东京，德日接近已见端倪，你可以搞到不少军事准备的消息。” 索尔格开始弄明白，人家想叫他干什么，便插话说：“怎么，叫我到日本去搞 谍报？我是新闻记者嘛！” “你说你不愿意当间谍，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间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有些 什么想法？你心目中的‘间谍’是搜集情报，提供本国政府去利用对方的弱点。可 是我们苏联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只想知道敌人在怎样准备，发现敌人的弱点， 以免临事措手不及。” 柏尔青接着说：“我们的意图是：由你在日本成立一个保卫和平的团体。你尽 量招徕日本的名流，尽力使日本不至于拖进一场反苏战争。” “我用什么名字到那儿去？” “用你自己的姓名。” 索尔格十分惊讶。在场的柏尔青的助手们，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惶惑，说道： “他是德共积极分子，德国警察早有他的档案。这又不是新近的事情。1918—1919 年代，他已经为德共活动。你可以相信，德国警察决不会失掉了他的踪迹。” 柏尔青答道：“我知道，我完全知道这得碰碰运气，不过我认为，只有自己的 鞋子最衬脚。我也不是不知道盖世太保掌握了德国警方的档案，可是，等到他们把 索尔格的材料补充整理就绪，莫斯科桥下的河水，已经流过不知多少了。 再说，就算盖世太保动作神速，超过咱们的想象，索尔格当共产党员已经是十 五年前的事，他就不能在十五年里改变主意吗？” 柏尔青又转过身去，对他主管德国的助手说：“你去设法让《法兰克福》日报， 派他当驻东京的特派记者。” 接着，他又转身对索尔格说：“你瞧，这不是得心应手了吗？你再也不会觉得 白己在当什么奸细了罢？” 柏尔青早就定下这么一条金规玉律：情报员的掩护，并不是只装门面。预料的 事居然实现。《法兰克福》日报真派索尔格去日本当记者。日本官方对他的文章估 价甚高，最难打进去的部门，也都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一一结识了德国驻日大使和 武官，并且被认为“自己人”。柏林供给驻外使节最机密的消息，都到了索尔格手 里。 大战前两三年，盖世太保派代表去东京，监视使馆人员。 索尔格很快便跟这个人混熟。后来，柏尔青害怕的事情毕竟发生了。那个盖世 太保特派员，收到从柏林寄到的材料，载有索尔格的共产党员经历。 这人对索尔格说：“当年，真有你的！” 索尔格便照柏尔青的说法说；“不错，年轻时候胡搞嘛！老古董啦！" 他甚至 再开个玩笑，不久便加入了国社党。他的把戏玩得那么巧妙，等到日本政府有所察 觉，德国大使还正式提抗议，说是不该逮捕他的“优秀助手”。 第十一章 追寻魔侠 魔侠案以后，比尔和斯特罗木都判了三年徒刑，1936年年底，他们获释回莫斯 科。直到这时候，法国公安厅的官方说法是苏联情报组织领导机关同意的。根据这 个说法，比尔集团之所以破案，那是因为有一个叫做利季埃的法国特务钻了进去。 他是《人道报》的记者。可是，斯特罗木和他的伙伴们都确信利季埃是无辜的。他 们反对这个严重的指控把法共牵连进去，同时提议到巴黎去重新调查。共产国际很 想刺穿这个脓包，便叫斯特罗木提出人选，结果提出了我。 他声称，“董伯具备一切保障，在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巴黎。可是没有参预。 他能讲法语，又是位老同志，定能把这桩疑案搞个水落石出。” 共产国际同意了，并且转告柏尔青将军，他未有异议。 我为了准备出差，才破天荒跟苏联情报部门发生接触。主管西欧的斯蒂加上校， 别名奥斯加，接见了我两三次，把调查工作的细节安排就绪。 他对我说：“问题只在于联系费鲁齐和安德烈．菲力普两位律师。你得重新研 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后一次会晤以后，斯蒂加交给我一本护照，冒充一位卢森堡商人。他又问我 说：“你服装什么的，都齐备了么？” “没有。” “服装可挺要紧。我们有几个情报员，就是在衣服上出了毛病。因为华沙的裁 缝，习惯在衣领正中留一条褶纹。” “我在安特卫普有朋友。到了那儿先停两天，找一家好点的成衣铺，做他一套 法国式的便服。” “很好，现在掌柜的要见见你。” 我被带进一问宽敞的办公室，屋角放一张很长的办公桌。一张世界地图，占了 整整一堵墙。柏尔青让了坐，开始谈谈巴黎，然后转入正题。他对我说：“法院的 档案卷有一吨重，你得在里头找出真情来。我；给你出什么主意，反正事情并不棘 手。只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巴黎旅馆里，肯定会碰见熟人。你知道，来去西班 牙的人可不少。” 我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便想站起身来。谁知他打个手势，叫我别动。他说： “如果你有点时间，咱还有话说。”他接着就开门见山说：“那末，照你看起来， 还要多久才打仗？” 他对我的信任，叫我吃了一惊。他这么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念念不 忘的问题。我便同样直率地回答说：“咱们的命运捏在外交官手里。问题在于他们 是否还要向希特勒卑躬屈节。” 柏尔青把嘴一堵，意思说，在他看来，外交官的选择不成问题，仗非打不可。 他又问我：“在你看来，仗在哪儿打？” 柏尔青真肯信任我，但也使我觉得古怪，因为当时莫斯科的气氛，却并不利于 这样的交谈。我稍一迟疑便说：“请您听我说，柏尔青同志，我认为根本问题，并 不在于西面打，还是东面打。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大战。就算在西方开始，结果仍然 谁也跑不了，因为谁也挡不住德国军队。 希特勒有两个目标，任何阻力也没法叫他后退。我说的是打苏联，并吞乌克兰， 以及消灭犹太人……” “但愿我们的政工人员都象你这样推理。”柏尔青说得很有分量，语调带些遗 憾，“我们这儿，大家经常谈论纳粹的威胁，但是总觉得事情还远。这样盲目，可 能叫我们吃大苦头。” 我半真半假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总有一个情报系统吧。我不相信你们的 情报员得不到德国备战的消息。备战的结果怎样，不用什么先知先觉，也能够料想 得到呀！” “你说我们的情报人员吗？你知道他们怎样搞工作吗？ 他们先熟读《真理报》打出的电报，先把可能不讨上级喜欢的东西一概划掉。 我们占了很大的下风，因为党组织决定禁止我们派情报员去德国。正好，你路过德 国。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尽量考察一番那儿的情况。你完成了任务，再来瞧我，咱 们再谈谈……啊，对啦，你观在干什么呀？” “我在犹太文《真理报》当记者。” “啊，明白了，没关系，若有必要，可以给你找个替工。” 谈话到此结束。我走出办公室，心里还留着很深的印象：柏尔青那种冷静，清 醒的头脑，十分难得。我当时还意识不到，我已经为投身终生事业，走出了第一步。 起程的日子接近了。但是发生了一件完全预料得到的事情，稍微引起了一点耽 搁。我们第二个儿子埃德加出世了。 1936年12月26日，我乘火车到芬兰，转道瑞典，到安特卫普，缝了一套新便服， 1937年1 月上日，到达巴黎，第二天使去找费鲁齐律师。 他接待我非常热情，为我放了一次红军合唱的唱片。 我告诉他说：“我是来调查魔侠案件的。" “你知道，这件案子疑窦很多，不 过，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利季埃肯定是无辜的。这是转移目标的传统手法：要开脱 叛徒，便诬告良民。" “我能看档案么？" “可以，不过要等一个月。我只能调挡 卷出来看一天。” 我闲下无事，便去瑞士一趟，以游客的身分，徜徉湖山胜地，饱尝可口点心。 一个搞革命工作的人毕生难逢这样的良机，哪能不充分享受一番。我精神饱满，回 到巴黎，费鲁齐跟菲力普便把档卷交给了我。我埋头审查，偶然发现二十三封信， 都是审讯时从未提起的。这是一个卧底特务和美国武官的往来信件。这是一个荷兰 人，名叫斯维茨。显然是他向法国警察出首了那个集团。经过强有力者斡旋，居然 获释。我看了这些信，无可争辩地证明这案件纯粹是一次挑衅活动。 斯维茨过去所作所为，说明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他先前当过苏联特务，派去美 国活动后，很快就被发现，并被收买了过去。在巴拿马，美国的反间谍组织，发现 他的护照是假的。非法混进美国在当时没什么了不起，十年徒刑而已。他当然没有 什么迟疑的余地，马上答应为美国效劳，同时仍和苏特保持联系。他打个报告给莫 斯科，忍笑自称一帆风顺，打进了美国。过了两年，莫斯科对这位卧底特务的工作 十分满意，决定派他两口子双双去巴黎当寓公。这样，他便跟比尔发生联系。 魔侠案爆发，斯维茨报告莫斯科，他已经脱身事外，准备销声匿迹一个时期。 他退隐得那末彻底，从此踪影全无。 法国警察责在抓住罪犯，当然求之不得，来他一个一箭双雕，既能牵累法共， 又能破案。所以利季埃这个人选，再妙不过。妙处就在他是《人道报》工人专栏的 编辑。” 1937年春天，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的部下不太相信我的解释，认为缺乏正式 的证据，足以证实利季埃无罪。于是决定再让我去巴黎。我第二次去法国，疏通法 院档案保管员，给他报酬，让我把原件拍成照片。这位仁兄十分愿意，因为池再过 一两个月，即将退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风险可冒。 我既然不可能随身携带文件出入边境，只好交给苏联大使馆，用外交途径递送。 约会定在蒙索公园附近一个咖啡馆里，跟大使馆派的人会面。 到了那一天，我走进咖啡馆，只见桌旁坐着一个人，模样跟告诉我的一点不差。 四十来岁年纪，鼻戴眼镜，正读着《时代报》。我一面走过去，一面发现那人手指 上没有预定的纱布包扎。我结巴了几句话，赶忙逃之天天，心下十分纳闷。过了一 个星期，我再去一次补救约会，果然来人手指上有了约定的包扎。我便把夹在报纸 里的文件交了给他，接着便交谈起来。他问我在巴黎还呆不呆一个时期。我说还得 呆一阵子。他就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有需要，我好给你打电话。”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叮嘱他，不到紧急关头，不要使用。谁知道这位“外交特 务”拿起笔来便往小本儿上写，一字不改，连最起码的警惕也没有。 这件事使我瞧清楚苏联情报组织的功效如何。简直不能想象，大使馆派出来的 人竟能幼稚到这步田地。我当时还想不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作风引起了些什 么后果。 1937年6 月，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已经去西班牙，担任共和政府的军事顾问。 我由斯蒂加接见，汇报了出差的经过。他肯定说，魔侠案已经完全解决。我后来屡 次会见他。 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我原则上同意了从事情报工作。我当“特工" 并不是出 于爱好或天赋，我也不是军人，唯一的雄心只是跟法西斯势不两立。所以，能说服 我的道理是：苏联军队不需要机器人，也不需要“官油子”，而需要是确信战争已 经不可避免的党员积极分子。 骰子已经抛了出去。我已经定了终生。 第十二章 传说的来源 大家传说：“特雷伯是苏联特务”。这个传说到底从哪几来的呢？有必要加以 说明。 从1930年起，甚至还要早一些，说我坏话的人就说我给苏联搞情报。 正如随便什么传说，事实根据总有一些，不过是经过歪曲和夸大，以便引为证 据。法国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档案里，都确有“证据”，证明我参加过魔侠集团。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在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德国人只知道我的绰号叫做让·吉尔伯。 后来在比国搜出了我的真护照，姓名列着利奥波德·特雷伯。可是，自从我参加工 作以来，一直使用“董伯”这个别名。认识我的人都只知道我叫董伯，特别是警察 机关。而盖世太保却不知道董伯。我呢，也就尽我所能，不让董伯和特雷伯对上口。 因为，好几十位党员积极分子，都在1930年被列入档案，作为董伯的联系人。 如果一对上号，这些人马上就会受连累。 幸而在1932年，法国保安局工作出了纰漏，档案里也没有把董伯跟特雷伯对上 号。一方面，保安局监视着“共党捣乱分子”董伯专门在犹太人中间活动。另一方 面，保安局又搞到了斯特罗姆老等着的两封信，都是寄给特雷伯的。 盖世太保利用法国警方的档案，只知道“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叫做特雷伯，曾 经被捕，而在1932年，便在苏联情报案子里受到牵连。不仅如此，从搜查到的护照 里，还发现了特雷伯于1924到1929年在巴勒斯坦呆过。德国人需要在柏林上司的心 目中夸大成绩，所以给我制造了一份了不起的履历：我从青年时期便当上了苏联的 特务，先在巴勒斯坦，后来又在法国。在审讯我的时候，我很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 色。因为，越是盖世太保把我当做一尊人物，我便越发有活动余地。比方说，盖世 太保认定我在莫斯科受过特工训练，我便故弄玄虚，说在波德罗夫斯基大学上过学。 直到今天，还有人写书，说我上过波德罗夫斯基军事学院，学的是特工。其实 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波德罗夫斯基大学。 我为了斗盖世太保，故意听凭别人传说，我从小便当苏联特务。这话至今还在 传说…… 第一章 乐队的诞生 柏尔青将军从西班牙回来，我去见他。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在西班牙听说图 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僚佐统统被处决。 他明知道那些累积起来的“证据”都是伪造的，所以心情十分沉重。柏尔青头 脑十分清醒，对自己的下场不存幻想。卷走同志们的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可是，不 顾安危，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主动向斯大林揭发保卫局在西班牙残杀共产党人， 柏尔青将军心里明白，这样一来，等于判了自己的死刑。 可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自觉地担当责任，他不能坐视自己选拔培养 的最优秀干部无辜死于非命。 时间是对他不利的，只要他一息尚存，便该尽量利用这点时间。 他接见了我，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怎么能不这样呢？这一天决定了我 做人，做共产党人的前途。 他对我说：“我劝你来跟我们一道工作，因为我们需要你。并不是在这里，不 是在这个机关里。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不是的。该让你到西欧去，建立我们行动 的基地。"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柏尔青，我便老想摘情报工作，在他身边战斗。日子 越来越近，我确信，希特勒匪帮就将席卷欧洲。 在这场即将来临的血战中，苏联必然举足轻重。我眼见革命变质，真是五内撕 裂。我为了革命，和千百万共产党人一样，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心甘情愿献出 我们的青春，让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朝气蓬勃地迈进。革命是我们的生命，党是我 们的家，我们每一行动都充满兄弟般的情谊。 我们自己要当新人。为了让无产阶级挣断枷锁，我们决心自己戴上枷锁。我们 能分享多少幸福？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为的是使压迫者不能再 猖獗。通往乐园的道路，决非铺满玫瑰鲜花。这一点，谁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呢？ 我们之所以投奔共产主义，为的是我们从小就体验了帝国主义的凶残。 然而，我们的道路上，如果铺满了工人的尸体，那末，这条路到哪儿去也走不 通，更甭说走向社会主义。同志们一个一个地不知去向了。最优秀的在内政部地牢 里奄奄待毙。 斯大林政权歪曲社会主义，已经弄得面目全非。…… 不管我们怎样忧心忡忡，怎样迷惘失措，苏联是非保卫不可的，尽管苏联已经 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真情实况，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柏尔青将军的 提议，给了我尽心的机会。我是波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呆过的犹太人，没有国籍， 当过犹太日报的记者，在内政部看起来，真是—卜倍的可疑。 我的命运早已注定，不在地牢底里了账，便在集中营里呜呼，最好是贴在墙上 吃“卫生丸”。如果远离莫斯科，去到狠揍纳粹的第一线，我倒还可以一本故态， 当一名革命战士。 经过反复思考和斗争，我得出结论，并在周游欧洲期间，拟出了方案，搞一个 欧洲规模的情报网。我报告了柏尔青将军。他要派我们到德国，甚至到邻近国家去 扎根。这将是反法西斯战士们的核心组织。等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后，才开始行动。 除了打击纳粹以外，不给任何其他任务。目前，先建立基地，以收集情报为目的， 先把联络、掩护，经费等等搞好。 特别在过渡时期，主要应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发展扎根，掩护联络工作，与红 军情报中心联系。打起仗来，情报网里只收反法西斯战士。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宗教 信仰，都无所谓。只要思想坚定，百折不挠。最好在重要的军事方面有熟人，在德 军司令部，在政府部门，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熟人。 情报员绝对不能出钱雇用。根本目的是及时向参谋部提供综合情报。纳粹德国 的计划和企业消息必须是确实的，经过检查的。 我对柏尔青将军做了补充说明：我在每一个国家，需要三个助手。第一，具有 领导一个小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国人。第二，具有技术知识，能够建立发 报网，培训报务员。第三，军事专家，能够就地精选收集的材料。 柏尔青将军完全同意，只反对一点。他说：“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一个小组，质 量出众。但是党领导的指示，很使我们束手束脚。党领导怕上当，不让我们在第三 帝国疆土上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你认为用经商作掩护，可以解决各小组的经费问 题，我却不敢指望。根据我们二十年的经验，这个办法无不落空。我们为这种掩护 的投资，没有不是亏折干净的。” 我答道：“您听我说。问题不在于替苏联政府省几个钱。 战争一打响，从莫斯科领取经费一定十分困难。也许过去经营商业作掩护的人， 不太内行，不会赚钱。我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行是会赚钱的。我的计划是在 比利时开设一家进出口公司，并在几个国家设分公司。” “搞这么一个公司，要花多少钱？” “先小搞搞。我先出一万美元，当一个公司股东。” “什么？你想花那么一万美元，就能赚那么些钱，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给自足？” “我就打算这样。” “反正，过几个月，你再来要钱，我照样给你。直到如今，我们最感棘手的， 不是收集军事情报，而是解决人员的经费问题。” 谈话快要结束，柏尔青将军显得很平静，几乎很愉快。 他对我说：“在战争爆发以前，你大概还能有两年的喘息时间。首先要靠你自 己。你的工作就是打击第三帝国，完全集中打击第三帝国。必须尽量小心谨慎，让 你的情报网冬眠，直到开战。 决不要惹事，受连累。打倒纳粹是咱们的唯一宗旨，旁的什么也不用管。我在 这些国家，都派了人，但是，你们的组织完全独立。我们就给你派报务员和器材。 不过，你也不必期待太大。得想法自己招罗，培训人员。至于各国的组长，我可以 预先告诉你，必定要就地取材。” 他的语音里有点激动，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他手下有本领搞好这项工作的干 部大部分已经被捕，在内政部审汛。 最后谈妥，我的家属，一有可能，便上我那儿去。单身汉总是容易犯嫌疑。我 决计充当一个安静而有高效能的实业家。 柏尔青又说：“我相信你，我深信你能成功。在发送情报的时候，千万别考虑 领导上的反应。千万别讨领导喜欢。 否则，你一定搞不好。” 他又补充说，他的话越发彻底证明了他对我的信任。他说；“图哈切夫斯基是 对的。战争没法避免，而且要在咱们的国土上打。” 这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事。在斯大林的恐怖气氛笼罩下的莫斯科，我从来也 没有听见过有人称赞枪决了的“卖国贼".他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又对我说：“你 只听自己的良心。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裁判。” 我认为这几个字，就是他的政治遗嘱。因为，他一生中，一直用良知指导自己 的行动。 在这个时期，柏尔青将军已经知道自己万无生路。但是他毫无牵挂，毫不后悔。 斯大林的法院可以给他判罪，可是他在历史面前却是打赢官司的。对一个共产党人 来说，只有这个才算数。 （我在比国才听说，来源是绝对可靠的，说是柏尔青将军和情报中心的领导人， 都在1938年12月被处决）。 已经到了1937年秋天，大家讲好，只要我准备就绪，马上动身。一个月，两个 月过去了，不见动静。我全不知道计划的下场到底怎样，又回报馆去工作。到了年 底，才从不同方面获悉，情报部门发生变故。其意义和后果显得十分清楚。我们的 事情流产了。建立针对德国的情报基地当时得到柏尔青和斯蒂加的热烈赞赏，却是 完全违背了党领导的看法和意图的。 我已经不存希望，而在1938年3 月，忽然接到斯蒂加手下一位上尉的电话，叫 我去一趟巧克力大楼。这不过是一位次要的人物。 我一连去了四次，人本来已经相当熟悉，可是今昔对照一下，马上觉得今非昔 比。是偶然的吗？不，偶然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被带进上尉的办公室，刚刚坐下，上尉便对我说：“请听着，我们得马上动 手。我们浪费了六个月，现在一分钟也不能错过了，一定要两步并一步走！” 我说，“这么重要的会晤，我本来以为会见斯蒂加上校。” 上尉斜瞅我一眼，为难的神色，比明讲还清楚。毕竟他还是作了一些解释。 “你明白吗？我们的机构作了一些调整。有人调动了工作，接受旁的任务…… 我们这就替你办护照，规定你的行程，再给你半天熟悉熟悉密码……” 我答道：“反正我是一切都准备好的。” 不错，我一切都是准备好的。除此之外，我本来别无他途。 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怎么会饶过我的呢？为什么又要用我呢？柏尔青下台已 经毫无疑问。我怎么会仍然肯干的呢？ 而心里又那么难受。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柏尔青将军如果还在，也决不会叫我 不干。交给我的任务是柏尔青亲自批准的，并且是亲自筹划的。我所以仍然跟他走， 恪守我的诺言，只有这才是有价值的。反对纳粹的斗争只会越发重要，越发责无旁 贷。至少，我将投入战斗，而且是决定性的战斗。 我要去建立的各个小组，我要去规划的地下斗争各个机件，都由我负责。机器 一开动，什么也别想堵塞它！ 我再次见到那位上尉，我的想法越发肯定，而提出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用 人的规格，我不清楚，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很明白的。我干这一行，完全出于我共 产党员的身分。我不是军人，也不想参军。” 上尉回答说：“随你的便。参军也罢，不参军也罢，我们只知道你的级别是上 校。” “爱给我什么级别，便给我什么级别。我无所谓，也不感兴趣。” 上尉介绍我见一个密码专家，用巴尔扎克的小说《芳龄三十》，作为码底，并 用了几个小时教我用密码编电报。 还有几点需要交代清楚。我的护照上登的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所以不一定会 讲英语，在布鲁塞尔的接头人是苏联商务代表团的一位职员。 我又接到通知，在动身以前去见情报局的新领导。他在柏尔青的办公室里接见 我。什么都没变，也是一位将军，但是怎能代替得了我对柏尔青的情谊和崇敬呢？ 他大约四十五岁光景，对我彬彬有礼，很想叫我放心。他说：“我们完全采取原定 的计划。” 他站起身来，走向墙上挂的世界大地图，接着说：“我很明白，咱们现在在德 国没有开展工作。（我记得柏尔青告诉过我，这是斯大林的命令，借口是不要上挑 衅分子的当。）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在边界附近一个德国城市里，建立一个小组。” 他一面讲，一面用手指在地图上寻找。过了好多年，我回；想起这件事，因为， 我读过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报告，里面说，斯大林爱指着地图跟将领们谈战略。 他接着说：“不错，这个德国城市可以是斯特拉斯堡。” 我听了在肚子里寻思说：“好家伙！这下子，我干啦！ 情报首长把斯特拉斯堡当做德国的城市。”我这才头一次懂得，斯大林的干部 “调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刊‘么样的水平。我今后还有的是机会去怀念柏尔 青将军呢！内政部提拔了一位火箭干部当情报头头，我在心里想，如果他搞情报跟 搞地理同样的高明，我今后的麻烦事肯定少不了。可叹日后的事证实了我这个预感。 这位将军跟我都沉默了一会儿。他瞧见在场的上尉脸色，由白色变成大红牡丹， 知道出了纰漏。我只好给他个台阶，让他下台。 我走到地图跟前大声说：“您完全说得对。斯特拉斯堡尽管在法国境内，却具 有德国城市的种种特点。咱们可以想法在那儿搞—个小组。” 他神情稳了下来，接着说：“本来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在德国边界附近，找 一个法国城市。” 我们告辞出来，上尉嘟嚷说：“你搞得不错。纰漏可真够戗！” 我一本正经地说：“噢！您知道，谁也难免搞错点什么呀！” 但是，我已经下了结论，碰上这样的权威，我的磨难还瞧不见头呢。 在离开苏联以前，我去跟儿子米歇话别。我觉得心酸，儿子住的校舍在我看来， 倒象孤儿院。 我对孩子说道：“米歇，我要去为党搞工作。我得走开一阵子……” 孩子不做声。我有点凄惶，觉得丢下了他。我拥抱他一下便走了。走了两公里， 到了火车站，听见后边有人叫喊。 回头一看，路上一个小人在奔跑过来，就是米歇。他嚎叫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 了。 “别扔下我！别扔下我！我不要一个人留下。” 我得过十六年再重新见到他。 我经过列宁格勒和斯德哥尔摩，去到比利时。到了安特卫普，我去赴约，领了 新护照，改名亚当·密克莱，加拿大实业家，打算在比国定居开业。 第二章 国际优质雨衣公司 加拿大实业家亚当·密克莱要在比利时开业，并非出于偶然。比利时国小中立， 它的中立法制提供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便于在那儿搞情报工作。唯一 的条件是不能针对比国自己。比国的地理条件，也便于迅速联系德国，法国和斯堪 的纳维亚各国。而最根本的是，密克莱在比国有几处站脚的地方，便于经营企业。 我劝柏尔青将军开办商业公司，那是有我的明确计划的。 1937年回莫斯科途中——那是我第二次在巴黎逗留——我在布鲁塞尔略为耽搁， 因为要拜访一位老朋友，名叫莱奥·格罗斯沃格尔。我一到比京，便赶去他家。 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曾经几次见过他。从1929到1932年，我往往从巴黎到比 京去开会。 莱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柏林读书。到了1925年，他扔下 一切，去到巴勒斯坦，在共产党里热情工作，并且发挥了他的才能。1928年，他到 比国定居，因为他有两位本家在那儿经营一个工厂，名叫“橡胶王”。他不久便当 上了商务经理。 然而，莱奥并没有因此而背弃他原来的信仰。这位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在比京 的工商界颇有名望，仍然替第三国际和近东各国的共产党担任联络。他摆脱了这些 重要工作，今后专搞情报。 首先得把“掩护”搞起来……我们得办一家自己的企业。 橡胶王生产雨衣。莱奥便计划利用国外众多的分公司，自己办一家进出口公司， 推销雨衣。就这样，一家“国际优质雨衣公司”，便在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 立。由于莱奥经营有方，这家公司很快就兴旺起来。 公司经理叫做儒勒·贾斯巴尔，是位有声望的企业家。 他的家族在政治界有地位，哥哥当过政府总理。自己在好几个国家当过领事。 他熟识上层人物，工作十分出色。他在瑞典、丹麦、挪威开设分公司。在比国呢， 他得到一些官方机构的支持，因为在那时候都想要重振奄奄不振的出口事业。 贾斯巴尔早就跟莱奥有来往。财务主任纳萨兰·德拉伊也是一样，早跟莱奥有 往来，而且为人坚强，有业务水平，一向反对纳粹主义。他知道赚的钱是用来资助 反法西斯的组织的。 莱奥担任公司经理，密克莱成了股东。企业发展很快。 1940年5 月，北欧各国的分公司搞得都不错，跟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也 有了往来，甚至和日本也有买卖。我们在日本买人造丝。分公司管事的，都是正当 商人，谁电想不到总公司是干什么的。 1938年初夏，我的妻子露芭带了第二个儿子埃德加来到比国。孩子才一岁半。 我一家团聚，完全象个殷实商家，稳当，可靠。露芭自然是个端庄雍容的家庭 主妇，在家务和社交之余，仍然和比京苏联商务代表团的成员保持联络。我们家住 在比京理查．纽堡大街一所僻静的宅子里。莱奥家住得很近：普吕当·伯尔大街117 号。他跟德拉伊和密克莱，既是朋友，又合股经商，当然过从甚密。 不过，有时难免出些事情，妨碍我们走我们选择的道路。露芭在莫斯科到比京 的旅途中，吸取了教训。人们为了避免麻烦，交给她一份护照，身分是法国小学女 教师。也许一些细节没有预先安排好，她在路过芬兰、赫尔辛基的时候，坐出租汽 车，司机是个白俄，向她问道，“你说你是法国人，怎么孩子会讲俄国话呀? ” 的确，埃德加讲了几个俄文字，露芭没有留神。她答道：“是呀，不过您知道， 这孩子学话特快。他在俄国呆了几天，就有点会讲俄国话了。” 所以，预防是永远不会多余的。 过了几天，我也要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公司的业务，在比京正常开展。我在比京一家大银行里，开了个户。过了 几天，我名下的支票本子老没送来，便跟莱奥一起去催问一下。 得到的答复把我们弄得相当为难。原来不久以前，银行经理处决定对外籍存户 进行一次原籍调查。这就不难想象，到。魁北克去调查亚当·密克莱这么一个公民 自然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果。 我跟莱奥商量一下，决定宴请银行经理。酒到半酣，我便给他编了个小故事。 我说：“我是犹太人，除了办实业，还想给同族人帮帮忙。这些人都想从德国银行 里把存款提出来。这种手续都需要绝对保密，所以我向贵行在魁北克的分行叮嘱过 凡是有人调查，便回答一个不认识。” 经理听了，信以为真，并且表示事前没有接头，十分遗憾，马上去电加拿大， 撤消调查。 过不了几天，支票簿便送来了。为了证实我没撒谎，便存进一笔巨款，算是在 德国的犹太人家汇来的。 情报中心估计我们用商业作掩护，已经站住了脚，便开始派生力军来。1939年 春天，来了个卡洛斯·阿拉莫，算是乌拉圭人，其实在俄国叫做米凯尔·马卡罗夫， 是个军官。 他曾在西班牙共和国空军中参加过战斗。年纪又轻，信仰又坚，难免有点贾勇 轻敌，来时脑袋上闪烁着英雄的光环。 这就决定了他为人和当兵的作风。有一天，佛朗哥的部队步步进逼，形势险恶。 守军请空军支援。飞机都整装待发，可是莫名其妙，找不到驾驶员。阿拉莫便自告 奋勇，跳上飞机，扑向敌阵，摧毁了目标，完成了任务，安然返航……问题是有这 么一个细节：阿拉莫不是驾驶员，而是个机械士。 我们第一次接触定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上午八点半。阿拉莫准时来到，擦肩走 过，却假装不认得。 又过了三天，重新在原来的地方约会，阿拉莫早就来到，就不过来，反而急忙 走开。苏联商务代表团的联络员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阿拉莫之所以不跟我接头， 那是因为有人跟踪。我觉得古怪。怎么我什么也没觉察呢? 只好再打听一下。 结果还是波尔沙科夫告诉我说：“两次都有人在跑步。” “你那个家伙是傻瓜。那些人在那儿跑了十年啦I 尽是些运动员，每天都在动 物园跑步。” 我开始怀疑，人们太推崇了阿拉莫。但是他很快就给了我好印象。 当然，有些现象是错不了的，从中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人对交给他的工作 缺乏经验。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能搞好情报工作。他在莫斯科情报中心受了三个月 收发报训练，这不足以培养出高手来。但是他为人的品质，却超过其他方面。 阿拉莫自然也享受到商业掩护的好处。他被派到奥斯当德去，担任“橡胶王” 分公司的经理，发现他销售雨衣的才能并不怎么样。我能理解他，从西班牙天空来 到比国一家商店里，变化是大了一些。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派一位出色的助手， 霍力克夫人，帮他掌握一应物质问题。 第二个来到的是维克多·苏库洛夫，也是苏联军官，也是乌拉圭公民，取名文 森·谢拉，他是1939年夏天到来的。 今后，咱们老要碰到他，用的别号又叫肯特。原定他在比国只呆一年，以后就 去管一个设在丹麦的分行。他和阿拉莫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改变业余爱好者的态度， 而肯特却十分积极，先到布鲁塞尔大学报了名，学会计和商法。露芭也在上大学， 学文学，便负责跟他联系。 这位肯特和阿拉莫一样，在西班牙搞了一些资历，又担负了机要工作，却在我 的心目中，不如后者那样值得凭信。我怀疑他给内政部做工作，同时又搞军方情报。 这种情形并不稀罕。内政部是有这么一种坏作风，派特务钻进红军特工部卧底。 “红色乐队”也不例外，我好几次掌握了证据。 1940年初，我们在商务代表团里，负责联系情报中心的联络员告诉我说，他不 能再管我们的事了。内政部的人经常跟着他。我马上通知代表团团长，盯梢才算停 止。 同样，我在1941年发现负责同维希苏联武官联系的交通员太爱管那些不该他管 的事。 这种联系实在没有必要。自从我当了欧洲军事情报局的代表，觉得这样的联系 方式十分危险，而且很不正常。国外情报网跟情报中心的联系，怎么能通过苏联驻 外的官方机关呢? 道理非常简单，官方的机关人员都受当地反问谍组织的严密监视， 很可能截留使馆的电报。 和平环境最多过不了几个月，若不加以充分利用，那将是不得了的错误。然而， 我还有一些要紧事没有办妥：建立无线电收发报直接联系；成立可靠的交通员队伍， 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为此，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1938年夏天一直到开战，我们绝对避免搞情报。我们的目标在于巩固商业掩 护，建立基层组织，一声炮响便能上阵。 我们连一分钟也不能错过，大限即将来临！ 第三章 幻想破灭 和平得救啦！ 这是1938年10月1 日《巴黎晚报》头版的通栏标题。多么好的消息呀！头一天 晚上，达拉第和张伯伦在慕尼黑，答应了希特勒对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他们对纳 粹领袖投降了，回到本国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居然逃脱了一场战争! 英、法政府， 为了保全“和平”，也顾不得自己的孬种丑态，居然跟纳粹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 约。 希特勒双手签字，长驱开进捷克。 “民主国家”在归顺投降的白旗折子里， 落了一滴眼泪，便心安理得了，接着又争先恐后地让步妥协。 1939年8 月24日拂晓，希特勒的德国竟跟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互不侵犯条 约。我那未来的“护法神”，盖世太保伯格，在这时节，还在当着里宾特洛甫的保 镖。他后来对我描绘了当时欢庆的场面。斯大林手举香槟，口念贺词，真叫人无法 忘怀，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所以我愉快地为他的健康干 杯。” 数以千计的德共党员，托敬爱的纳粹领袖的洪福，在集中营里腐烂，肯定不会 分享斯大林的愉快心情。 对我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不完全出于意外。 清党以后，党内军内最优秀的干部被清算殆尽。斯大林多年来向往的妥协，势 在必行。 略为清醒的观察家已经可以看得出，最近几个月来事态在加速发展。1939年4 月16日，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向英国大使建议缔结一项英法苏互助条约。两个星 期后，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当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开缺后才两天， 5 月5 日， 苏联驻德代办阿斯塔科夫会见德国外交官希努尔，说明李维诺夫去职，是因为他执 行一条政策，主张与英法缔结同盟。他下台后，德苏间可以建立新的关系。阿斯塔 科夫又补充说：“今后，你们不必再跟李维诺夫——芬格尔希坦打交道了。” 那些至死也相信德苏条约出于斯大林天才谋略的人，终于不得不让幻想破灭。 1939年10月30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的演说扫清了最后一点怀疑。他说： “最近几个月来，所谓‘侵略’、‘不侵略’的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内容……德国所 处的地位向往和平，而英法则要继续战争。地位变了，诸位也瞧出来了……” 瞧出来了，的确，尽管要擦擦眼睛，不仅瞧出来了，而且还听出来了。莫洛托 夫又说：“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有人承认，有人反对，这是政 见问题。但是，谁都懂得，思想意识是没法用武力来解决的……因此，躲在民主的 幌子底下发动战争来消灭希特勒主义将不仅是没有理性的，而且是犯罪的。” 最后，唯恐还有人不明白，莫洛托夫又补充说：“我们的意见一向是，只有强 大的德国才是巩固欧洲和平的条件。” 我读了这篇演说，心里真是纳闷，既然是这样，我到欧洲来算干什么呢? 可是， 我纳闷不会多久。 1939年底，我接到几次指示，表明情报中心的新领导已经不想搞“红色乐队” 了。不仅不再派人到“橡胶王，，的各支店去，而且还字斟句酌地打给我几个电报， 叫我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派回莫斯科，而把莱奥派到美国去。 至于我呢，也叫我回莫斯科。 我回信说得清楚而又明白：德苏战争决不可免。如果情报中心决定要阿拉莫和 肯特回国，那也可以，但是别把我算在账上，莱奥也不行。我们不能让亲手缔造的 东西毁于一旦。 这种企图并不是个别的。情报中心也决定召回索尔格，再派一个不见经传的上 校去接他的缺。但是，领导上终于意识到索尔格是不容易代替的，结果只好让他留 在东京。从此，情报中心便怀疑索尔格是两面特务，而且罪上加罪，怀疑他是托派 分子。他打去的电报搁几个星期也不给译。 马努依尔斯基发指示给共产国际在每一个国家的支部，叫它们赞成并执行斯大 林的政策。要点大体是这样：纳粹德国和英法交战，乃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跟 工人无关。 好多年来，第三国际的领导一直强调，打击希特勒乃是民主制打击野蛮人。可 是，一订苏德条约，战争就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全体共产党人都应该大事宣传，反 对战争，并且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目的。 季米特洛夫写道； “必须摧毁这么一种神话，把战争说成是正义的反法西斯 战争。” 我亲眼看到，比共党员让这条政策搞得怎样晕头转向，四分五裂。有的人屈从 了，有的人在绝望之余，退出了党。 1939年9 月1 日，清早4 点45分，德军开进波兰。通过我们的联络，我们获悉 德军的进展情况和沿路所犯的暴行。 党卫军的特务队残杀犹太人和波兰人，数以千万计。10月18日，我们得到消息， 戈培尔在洛茨城逗留期间，打手们搞了一次灭犹暴动，把犹太儿童都从楼窗扔下去。 就在这时候，我算是为它服务的红军，瓜分了波兰。莫洛托夫打电报给里宾特 洛甫，向他道贺说：“德军的辉煌战绩推翻了凡尔赛条约产生的杂种。” 现在我算是彻底地明白了。斯大林在一年前便毁灭了波兰共产党到底是出于什 么动机。波兰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容忍这次罪行。 战争一开始，他们便证明了这一点。关在苏联监狱里的波共党员都申请出狱， 奔赴前线，抗击德军。 德苏条约签订后一个月，斯大林的计划更加清楚了。苏德又签订了一项友好条 约。1939年第四季度，双方继续讨价还价，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一等德军战胜英 国，便可以成为定局。 在这一场大动乱中，信念和理想都遭到了历史的否定。 我们“红色乐队”的创始核心，始终抓住这么一个想法：不管斯大林怎样颠三 倒四，反正对德国的仗是一定会打的。这一根指南针让我们在狂风暴雨中免于灭顶。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有我们的情绪，我们也确有我们的情 绪，但是为了我们自愿规定的任务，我们决不能开小差。再说，莫斯科不是求之不 得想我们开小差吗? 情报中心想叫我放弃活动，没有成功。露芭已经回国，她在1940 年年底，甚至接到通知，说我即将到达。从此以后，我接到的指示都和建设“红色 乐队”毫不相干，反而只能破坏“红色乐队”的生存和使命。 首先给我的任务是筹办经费，寄到东京去给索尔格。我利用跟荷兰银行的关系， 很愉快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我深信索尔恪的为人，也佩服他的胸襟见识。后来，到 了1939年年底，情报中心派来四个情报员，都带的是乌拉圭护照，要我把他们送到 美国去。南美国家的公民要到美国去，必须申请本国领事馆许可。情报中心却不了 解这个细节。这四个“乌拉圭公民”，只有一个人会讲西班牙话，知道一点点乌拉 圭的生活。他还可以碰碰运气去请签证。其余三个人怎么办呢? 他们都是青年军官， 除了西班牙以外，欧洲哪儿也没去过。 情报中心只好把他们召回国去。 这些蹉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情报当局水平不够。 派出来的年轻人，聪明，能干，也很勇敢，但完全没有搞情报的经验。 最后，我又接到一个指示，真把我弄得哭笑不得。情报中心指示我建立一个 “制鞋厂”。照特工的黑话， “皮鞋" 是假证件，所以伪造证件的人叫做“鞋匠”。 搞这么一手当然要冒风险，因为总有踪迹可寻。“修补” 过的鞋迟早会落入警察手里。我最怕伪造证件，引起比国反间谍组织的注意。 可是，命令毕竟是命令，特工跟军队一样，无论如何只好照办。 莱奥到底门路多。别忘了，他去比利时是在1928年。他找到了一颗“珍珠”， 名叫雷希曼。这人大概是比国最有才能的伪造专家。我相信他是在柏林学的手艺。 因为共产国际把伪造证件搞成了一门工业。从此，他便自立门户，凭仗经验，专门 给逃出德国的犹太人造假证件。尽管他约定从此不搞私人活动，我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不让他接触我们的组织。 我们掌握了证据，他不仅买通了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领事馆，不但给他提供真 护照，而且还给他办归化证书。他为了补充这门行业，又回收一些欧洲移民到了美 国寄回来的护照。 他最高明的一手无疑是到卢森堡一家印护照的厂家，搞到一包空白护照。 雷希曼在鞋底上把钉子敲得太深，结果还敲了自己的手指头。另—个同行，忌 妒他的成绩，告发了他，他遭到逮捕。 警察进行抄查，搜出了还没有销出的护照。 雷希曼受审讯时，干脆对法官说，他是护照收藏家，就象别人收藏邮票、蝴蝶。 因为证据不充分，他被宣告无罪。 在他拘留待审期间，我们给他找了最好的律师，照顾他的家属，不至受苦。他 感激我们的照顾，不肯忘怀。尽管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不让他直接加入我们的组织， 但是我们已经充分估计到他的智力和守口如瓶的美德，所以仍然把他当做一个有用 的人。 不管怎样，“制鞋业”是垮台了。而且我从一开始便对这一行存着戒心。情报 中心有了一大批存货，足够对付几年的缺货了。 第四章 投入战斗 到了1940年的春天，情况已经十分清楚，清楚得叫人头昏眼花，“滑稽战争” 的寿命决不会延至夏天了。 我们搞到了德军攻击计划的一些组成部分，这使我们深信正在准备中的攻势必 然收效。不幸的是，比国人也知道自己面临着何等样的威胁，而国家的中立在德国 战车面前不过是—层薄薄的烟幕。不幸的是，波兰被遗弃以后，谁也不再去幻想英 法的军事援助了。德军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西格弗利防线抽调走了兵力，防御空 虚，可是法国军队，一秒钟也没有考虑出击牵制。然而，这却是唯一的办法足以减 轻波军所受的压力。从战术上来讲，后果非常严重。如果当时希特勒受到了夹击， 有可能被迫后撤，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有这种想法并不是胡想重写历史。 这里，我想做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研究“红色乐队” 的专家们往往指责我们曾向莫斯科透露了法国的作战方案，特别是魏刚将军从 黎巴嫩出击巴库的方案。我要起来正式驳斥这种谰言。要证明这种谰言的狂妄，只 要回想一下当时的报纸怎样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法国的这个作战方案，哪里还要什么 情报组织来加以透露呢。 无耻谰言的用意无非是希望糟蹋了人，总不免留下一些污迹在那人身上。我再 一次申明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直到1940年5 月，情报中心从来也没有向我们要过 有关法国的情报。我想他们这种情报大概别有来源。 最不客观的历史家也都承认，法国政府在慕尼黑事件以后，又在准备新的投降。 法国参谋部躲在马奇诺防线后面，白以为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条防线凭仗比国的中 立，仅仅造到比国的边界为止。法国的情报组织难道不知道德军的备战工：作吗? 可是，揭露德军备战的材料可实在不少呀1 法国政府就是不理睬嘛! 等于说家里失 火，房主人就是讨厌救火员，关上大门，不让救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戏剧性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尽管索尔格一再提 出警报，揭露日本马上就要进攻珍珠港，可是美国政府根本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注）。 （注）也有这么一种假没，说是罗斯福为了启衅有据，故意听凭日本人进攻珍 珠港。 5 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进犯，轰炸布鲁塞尔。我到肯特家去写出第一封密码 战报。我出门不久，便有三位比国警探到纽堡街我的家。我跟露芭从1938年起便在 那儿住。他们对露芭说：他们奉命把我们带进集中营，让我们带一两天的干粮和替 换衣服。什么道理呢? 我们虽然入了加拿大籍，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祖先仍算德国 人。比国政府已经决定把第三帝国国民以及沾亲带故的人，统统关起来。时刻可以 说是紧急的。 露芭却并不惊慌失措。她请三位警探在客厅坐下，告诉他们说，我们原籍桑波 尔，是在波兰境内。她搬出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请警探们翻阅查清。他们迟疑一下， 便回去请示。 这一下来得正好。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到，听了露芭的情况，忙向她道贺。这 时候，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得开拔。警察一定还要回来，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 赶紧收拾收拾，轻身跳出是非之地，海阔天空任鸟飞。 首先得把露芭母子送往安全场所。我们跟莱奥商量了一下，选中苏联商务代表 团。我去跟原来的联络员联系一下，由他组织运转。从这天一清早，苏联大使馆和 商务代表团已经让警察包围起来。露芭母子乘坐外交官牌号的汽车通过包围圈，在 那儿住了两个星期，才搬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后来，他们索性回到苏联。至于我呢 ?我先住在邻近的莱奥家，再由他那里改名换姓，重新出世。我的新护照上，姓名叫 做让·吉尔伯，出生在安特卫普，职业是实业家。我们于是开始了地下生活。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比国警察奉了正式命令，重新回去把我们带走， 可惜迟了一步。话虽如此，我的特工生涯毕竟只差一发，几乎要来个出师未捷身先 死。 警察找了我们几天，又去敲门找一位我们的美国女朋友，名叫乔琪·德·温特。 我们早就熟识，并且时常往来。 “您最近几天见过加拿大人密克莱么? 他乃是德国人。” “你们搞错了，他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他是加拿大人，你就是比国人啦! ” 这时候，战 况日益严重。哪怕是最悲观的观察家也想不到德军进展会如此神速。5 月13日，德 军前锋已经在法比两目越过缪斯河。古德利安将军的战车从色当的空隙蜂拥而进。 居民已完全失去斗志，谣言乘虚而入，人人都害了恐谍病：又是德国奸细，又 是第五纵队，又是神秘飞机撒下伞兵，有如秋天的落叶纷至沓来。不知从何联想而 起，也许心理分析家和研究群众心理的专家会给我们启发，说是德国奸细乔装神甫， 到处活动。5 月11日，布鲁塞尔市内，布盖尔广场，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人 群歇斯底里地恶狠狠围住一位青年教士，掀起他的长袍，检查下面是否穿有德军制 服。我没有亲眼瞧见搞修女，但是我知道人们也怀疑修女中间有奸细。 到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成千上万的比国人抛弃家业，往法国逃难。战报特 慢。等战报出来，一个战役已成过去。 一些城市已被敌军占领，战报里还说在我方手里。我在十天前看见开过去的英 国兵千方百计炸掉小运河，自以为可以妨碍德军的进展。可是，桥炸了，旁边的楼 房也跟着炸了，人心越发大乱，大家都看清楚盟军是什么也挽救不了的了。 仔细观察这一次的闪击战，可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启发。 我打算忠实地汇报给情报中心，但是，首先非得开动我的收发报站嘛。 我们的发报机隐蔽在诺克市。为此，我们在那儿专门租了一处别墅。正打着仗， 要搬到布鲁塞尔，当然有困难。诺克市还没有被占领。只要不浪费时间，很可能搞 得出来。我派了阿拉莫去办。可这位仁兄觉得差一两天，没什么了不起，便绕道奥 斯当去看看他的女朋友霍力克夫人。她在那里管我们一家支店。等到阿拉莫赶火车 到诺克市去，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只好再跟莱奥一起，重起炉灶，白手起家。我们再次集思广益，大家出主 意，绕过险阻，克服困难。我们和比京保加利亚领事馆一位馆员有交情，便去求他 帮忙。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保加利亚是德国的盟友，这人又有汽车，可 以通行无阻，我们便求他帮我们到诺克市的那处别墅去找珍贵的物品，因为怕乱中 遭抢劫。这样便坐车出发。 诺克市一片荒凉，家家都经过‘访问’。我们的别墅里，家具全空，简直受过 洗劫。剩下的只有一个大柜，大概是因为搬不动。大柜里，我们本来搞了个夹层， 收藏发报机。 大柜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夹层没被发现，贵重发报机箱子动也没动。我们便把 箱子搬上外交牌号的汽车。归途路上，除了德国汽车以外，只有我们这辆轿车。这 儿一条封锁线，那儿一个检查卡，我们节节通过，十分顺利。凭着车上挂的外交牌 照，德国士兵还向我们举枪致敬。 离布鲁塞尔还有一半路程，汽车抛了锚，再也开不动。 我们只好下车，带了箱子，在路边上搭便车。我们的模样真好看。两个苏联特 务，手提发报机，由一位保加利亚外交官陪同在那儿想搭德国军车。一辆辉煌的大 轿车停了下来，车里坐着党卫军高级军官，听了我们的解释，便让我们上车，并且 叫司机把发报箱放进车后面行李箱里。大家友好地交谈，走完全程。保加利亚盟友 嘛，什么事不好商量。经过一再推辞，才谢绝了把我们护送到家。我走进一家咖啡 馆，喝了不少白兰地，庆贺我们的相逢、相别。 总算没人啦，我们叫辆出租汽车，回到隐蔽住所。不幸，阿拉莫打开箱子，准 备发报，才知道机子完全没搞好。只好再去请商务代表替我们发军事情报。 诺克市之行至少给了我启发，既然坐了保加利亚朋友的车，一路便那末样顺利， 干吗不去战场转一圈呢? 理由是，我们“橡胶王”总公司在法国北部有家支店，最 好能去瞧一瞧。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本来爱出游，哪怕要冒点小风险，再加他的时 间可以自由支配，又爱帮帮朋友，他便答应了我们，说他自己也想去看看住在那个 地区的朋友。于是，我们在5 月18日离开布鲁塞尔，带着通行证，哪儿都能去。 我们一走便走了十天，穿过德军攻破的色当，观察了阿布维尔周围的战事，和 敦刻尔克大撤退战场。回到比京，我写了一份八十页的报告，总结了我亲眼目睹的 闪电战：战车部队深插敌后，空军轰炸战略要点和战线前后的交通联络等等。 跟日耳曼指战员相处了十天，我深信不难跟他们接触。 从军官到士兵，嗜酒善谈，打了胜仗，不免喜欢夸耀一番。 他们希望不到年底便解决法国和英国，接着便跟苏联算账。 反正整个计划不外这些。 后来我们又见到一些党卫军的军官，看法有点不一样。 他们告诉我们说，原先他们以为不用再打苏联。这显然是纳粹宣传的结果。苏 联的宣传也是其应如响。当时，苏联最时髦的是歌颂苏德的友谊。德国方面，情况 一样。戈培尔本人也在他疯狂叫嚣的演说里，把迹近反苏的词句取消。在这几个伤 心的月份里，我们往往在德国军官嘴巴里，听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照他 们说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向 我们指出，两家选择的目标完全一样，只不过道路不同。我们当然没有心情去追问 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亲眼瞧见德国军官拍着汽车盖子嚷嚷：“我们攻势得手超过了所期望的，还 不是靠苏联给汽油开坦克，给皮张缝皮鞋，给小麦烤面包! ” 第五章 初步措施 战事往南移了。我们打算随着这个动向，再搞一次“视察旅行”，以巴黎为目 的。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贝特罗夫，依然替我们驾车。 德军开进巴黎才几天，我们也就到了那儿，景象十分凄惨。纳粹旗在巴黎上空 飘扬。街上尽是灰绿军装在游荡，市民仿佛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敌人的队伍进城。 我们决定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为此进行了初步接触。6 月底，我 和莱奥接受了瑞典驻比使馆一位熟人的提议，为红十字会把几百封法国战俘的家信 送给维希政府。 我们坐瑞典红十字会的车去到维希，并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这些战俘家信。 信里面都愤怒谴责法国政府和参谋部，甚至用丁卖国的字样。 维希政府乱成一团，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政客们激动之余，都去温泉疗养以 恢复元气。可惜，这些人恢复了元气，对法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法国战时首都抓紧时间建立了初步联系。1940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用 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组建立了起来。希勒尔·卡茨帮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认 识他的。跟我认识莱奥的情况差不多。从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间，我们 继续彼此往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卡茨的身材中等，虽然戴着厚玻璃眼镜，目光却十分敏锐。前额很高，头发很 厚，为人热情，热爱生活，很容易跟别人接近。他跟他父亲一样，爱好音乐，同时 又会使泥水刀，会造房子。他年纪很轻便加入共产党，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从 来也不动摇，哪怕在急风暴雨势不可当的时候。 他喜爱少年儿童，辅导共青团组织。他的态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游 甚广，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好处。他虽然是外国人，却在1940年自愿参加法国 军队。复员时军人证上写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错过，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们保持了过去的习惯，仍然到处 开设公司，用以掩护我们的活，动。 1941年1 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 家，叫做西梅克斯。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西梅克斯的总经理。 卡茨和科尔班是在战争年月里彼此认识并且成为朋友的。被俘后，一道逃走， 泅水渡过索姆河。这样的共同经历是不容易遗忘的．复员后，科尔班在吉费尔尼买 了一座磨坊，搞了一个家禽饲料厂。我们头一次接触便很成功，大家马上意识到这 人值得信任。我问他：“你认为应该继续战斗吗? ” 他微微一笑说：“当然应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样搞法。” 我说；“方式方法是要变的。今后的战斗要在内部进行。 你有准备么? ” 有没有准备? 他马上就向我提议，把头一部发报机安在他吉费尔尼的磨坊里！ 科尔班当了西梅克斯总经理以后，马上就把发报机搬走，因为我们的商业掩护必须 丝毫没有破绽。 班子逐渐搭了起来。牙科医生罗伯·布雷耶是科尔班的朋友，也是公司的主要 股东，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内幕。苏珊·广德担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她是老党员。 她怎样认识卡茨的呢? 当时，她辅导一个共青团员合唱队，名叫巴黎音乐合唱队， 由她教弹钢琴。 卡茨还招罗了艾莫虞尔．米农，是一位排字工人。我们还不知道米农已经参加 了一个抗敌组织，名叫“马丁家”，目的在于监视那些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米农 通知了一个叫做沙尔博涅的人( 这人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战后判处枪决) ，说我们 的公司西梅克斯是跟占领军合作的。所以，谁也不会再来怀疑我们。 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香什里大街，主要主顾是多特工程局，为德国国 防军担任全部营造工程和要塞工程，办事处就在我们公司对门。多特工程局的人对 我们的公司感兴趣：因为这些人都是穿军装的投机商，问题只要我们的公司能以黑 市价格卖给他们需要的材料。 李豪宁夫人一听说我们的西梅克斯公司，马上就来联系。 这位李豪宁夫人真是一尊人物！当我们跟她发生联系的时候，她正在为多特工 程局奔走。过不多久，她又当上了西梅克斯在工程局的代表。她是帝俄驻法最后一 任武官的夫人。 还在欧战时期，她极端反共，十月革命后不肯回苏联。她人很聪明，；不畏任 何开创事业的艰难。她马上看出了敌占时期能捞多少油水，当下就尽情干将起来。 为了要物色高级翻译处理和德国机关来往的信件，我联系上了符拉季米·凯勒。 他出生俄国，长住瑞士，养成当地的习惯，办事认真，遵守纪律。他以为自己在一 家正派的公司办事，拿起电话筒来，便大叫“向希特勒致敬I"我本人并不在西梅克 斯公司担任什么正式的职位，但是，德国人全都知道“吉尔伯先生”是公司的财政 后台。 我们借重贾斯巴尔和莱奥的臂助，于1941年秋天，在马赛的神龙街安顿下来。 布鲁塞尔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则由肯特主持。除了他和德拉伊两人以外，其余的股 东如：沙勒·德拉伊，亨利·赛格，维里·戴佛乃，都只知道在一家普通的进出口 公司工作。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家公司的业务，一概由莱奥总其成。 本来这两家公司的宗旨在于掩护我们的情报网，并为之筹措经费，可是，我们 很快就意识到借此可以打进德国的官方机关，其方便之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不 多久，由于和多特工程局的业务往来，我们两个公司的主要人员都领到了通行证， 到处门户无不洞开，跟德国军官的业务来往日益频繁。 在盛宴畅饮之余，纳粹官员往往口若悬河。我们手举酒樽，满面春风，洗耳恭 听，把消息牢记在心，日积月累，收获可观。比方说，工程局有一位工程师，名叫 路德维格·康茨，跟莱奥成了莫逆之交，把东进战备告诉了他。康茨本来不服纳粹 势力，他原先在波兰德苏边界修建要塞，1941年春天，又去走了一趟，观察到德军 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攻势。 他回来对我们谈得格外带劲，因为他在那儿目击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德军在 基辅地区的巴比·雅尔残杀数以千计的犹太人。 在维希，贾斯巴尔也结识了不少人，收获也很可观。他公开身份是西梅克斯公 司马赛分公司的经理。当时，他和一位比国的参议员取得联系，帮助上百个抗敌分 子逃往阿尔及利亚和葡萄牙。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社会里，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 人熙来攘往，里面有法奸合作派，也有抗敌分子，也有特务，只要耳朵尖些，呆的 地方对头，什么消息也听得到，甚至国家机密也听得到。情报中心对于维希的内幕 活动，跟意大利，西班牙和梵蒂冈教廷的外交把戏，都一清二楚。举个例子来说， 根据停战条约的规定，维希负责德军的费用，每一个月的账目我们也都知道。在这 种情况下，不是仙人也能推算出部队员额的概数。 法共领导上派的代表叫做米歇。我和他建立了联系，定期会面。有赖于铁道工 人的组织，我们十分清楚德军在法国的调动。大工业中心的外侨工人跟我们有不少 联系，也给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生产情报。情报人员只要安插的地方对头，消息便 能源源而来。我首先讲一讲马克西莫维奇男爵。 他是米歇在1940年年底介绍给我的，说他是白俄侨民，愿意为红军工作。 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古怪社会产物。他父亲是帝俄的将军，沙皇宫廷的重 臣。他的儿子和妹子安娜在十月革命时期便离开俄国，到法国定居，进了中央机械 学院，成了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跟其他外侨一样，被认为嫌疑分子， 关进了维尔内集中营。 可是，老天爷却拉了他一把。有一天，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在库普良上校率 领下，根据已经签订的停战协定，来到集中营招募劳动力。他一看见这位白俄男爵， 很觉得有点屈尊，当即给他介绍马杰斯蒂克大旅馆驻军参谋部的几位军官。 在库普良上校看起来，白俄男爵反共必然是最坚决的。 大概是想他以后出力报效，所以把他放了。德国人的想法并不错，但是出于他 们意料之外，这个白俄的心却不向着他们。 他在参谋部随意出入，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可是眼睛却没少看，他恨透纳粹 主义，好象一只狐狸请进了鸡窝，倒跟我们取得了联系。 凑巧这里面又夹杂着恋爱问题。库普良的女秘书，爱上了那位男爵，同时又调 到德国大使阿贝茨那里去工作。这儿真是无边无底的矿藏，机密文件都让我送到莫 斯科去了。 瓦西里是白俄男爵的名字，他的妹子安娜是心理分析家，在比叶隆领导一家休 养所。她也加入了我们的活动，通过家庭关系，她能接近沙普达尔主教和魏刚将军。 特别是他们家的宫堡，由于瓦西里的亲切介绍，老和德国官员们往来。 安娜这位女大夫，身高一米八，壮健得象个樵夫，治病别开生面。她经常爱说 爱笑，给德军的女秘书、女职员看病的时候，诊问得特别仔细，真是手段高，谁也 比不过她。这些人中间，有一位青年妇女，芳龄三十五，名叫凯瑟·福尔克纳。 她当索克尔组织经理的秘书。索克尔管的是德国的劳动力问题。 她是瓦西里发现的。经过了几次测验，瓦西里便把她交给安娜，搞一次取录考 试，成绩不错，可以让她采取直接行动。这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于是第一手的 情报源源而来，有的关于德国工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有的关于德国的经济问题。 此外，凯瑟还为我们的组织搞到许多表格和就业证书，万一遭到查问的时候，可以 证明持证人在德国工作，刚巧回家探亲。这样就有了“欧洲良民”的身份。 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宁听凯撒，不听马夫，我们责成一个专家小组，搞了一 座监听台，监听莱德西亚旅馆巴黎德军情报部的电话。这样，莫斯科的负责人便能 获悉德国在巴黎的反问谍组织跟柏林上级的谈话。 另外一种调查办法，虽然技术性不那么强，但是也很有效，就是利用巴黎夜总 会的舞女。每天，每晚，德军官兵数以百计，来到巴黎寻欢取乐，补偿战场上的地 狱生涯。在组织招待的办事处，安插一个我们的人，就能从官兵本人所属的师团单 位，看出德军的动态。蒙马特尔娱乐区和巴黎铁塔导游人员里面也有我们的人，把 德军游客介绍给有联系的舞女，让她们去关心醉醺醺的德国军人过的什么生活，吃 些什么苦头。 不错，方法并不新鲜，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烟雾腾腾的夜总会不仅为我们提 供情报，而且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师团的情况，作战伤亡，给养问题，部队士气 等等。 我们还记得旨特在比国领导西梅克斯戈公司，经常和德军高级军官打交道，也 跟当地的实业家往来，从而搜集到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他的女友玛尔茄雷德·芭 尔察的住宅，成了纳粹官员爱去的交际场所。 比利时小组新招了一位出色的人物，名叫斯普林格。我从1930年便认识他。那 时候，他在犹太组织工作。我来比京做演讲的时候，他当场跟我辩论，后来便加入 了共产党，又到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作战。战场上视死如归乃是家常便饭，可是他 超群的勇敢一向脍炙人口。 对这样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反法西斯战士来说，德苏条约真是一场恶梦。他在 1940年，在比国军队里当军官。我们一跟他联系上，他就答应为我·们工作，并且 由他的夫人帮助他。接着，他便全力以赴，招来一些技术人员，情报员，在战争时 期认识的一些军官，成立了自己的小规模情报网。这些人各有专长，十分有用，有 些是工业方面的专家，善能辨别材料的价值。再者，他本人就是化学家。在这些工 业技术人员里面，应该指出格隆齐格( 别名多里) 。他从1932年起便是共产党党员， 参加西班牙内战，结识了铁托和马尔蒂。从1940年年底开始，他便组织破坏小组， 跟他的妻子拉塞尔合作，给斯普林格提供兵工厂的情报。 斯普林格还有一位助手，名叫维拉·阿克曼。她芳龄不过三十二，却已经是老 党员。她在西班牙一个医院里，一直工作到1939年2 月。她的丈夫在1936年保卫马 德里的战斗中阵亡。 比利时小组里还有赫尔曼·伊斯布茨基( 别号包布) ，资格更老了。他原籍波 兰，1914年出生在安特卫普，从1939午起便跟我们一道工作。他是热忱的共产党员， 办事不遗余力。我们让他当“红色乐队”的交通员。他骑辆摩托，到处走动。什么 荒村野店，他都有熟人。要僻静的去处，他有门道，又善于收罗联络员。 他向我推荐他新收的一个年轻人，说是可以成为出色的情报员。我见过以后， 给他头一个任务是把一只沉重而上了锁的箱子从安特卫普运到冈城去。他不知道箱 子里装的是什么。一路上由包布陪送。 过了几天，我听到一些风声，引起了我怀疑：这位年轻的“候选人”告诉他的 朋友说，他运了一箱军火。当然，他也曾一再叮咛叫人绝对保密。后果如何，自然 不在话下了。这人既爱多嘴，又好吹牛，当然成绩好不了。我当下便把箱子的钥匙， 交给了这个年轻人和包布，告诉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指示就在箱子里。 小伙子急忙打开箱子，原来是一箱石子。 考试没有及格。这种测验能让我们知道来人靠得住靠不住。 另外一次，包布搞得比较得法。他给我们带来一位犹太姑娘，名叫萨拉·哥尔 德堡( 别号黎莉) ，打算叫她收发报。她本来已经参加一个青年共产党员的抗敌组 织。这些人都是给德苏条约搞迷糊了的。 包布开门见山的对她说，“这门工作十分危险，最好让你充分意识到干这个的 很少有好下场。” 萨拉同意一起干。可是对她原来的战友们有必要做个交代。她编了一套，说是 她开始意识到工作的危险性，她本来胆于就小，还是不搞的好。可是谁也不信她这 一套。那也只好由他们去了。我们很快就教会她收发报。万一包布出了事，马上便 由她接替。 芭尔察又为西梅克斯公司引进她一位远房兄弟，捷克人，名叫亨利·劳赫。他 时常给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但是，过不多久，我就怀疑他同时也给英国人搞情报。我尽管不反对，毕竟还 是叮嘱他把两个方面的活动分开。 阿拉莫有一位朋友是画家，名叫比尔，霍力克。他出面替我们租房子，很给我 们帮了忙。 还有奥古斯特·赛策，是位爱国志士，本来就搞无线电专业。他为我们在奥斯 坦德市装配了一台备用的发报机。这样，比利时小组便满员了。 我们在荷兰的基地，有十二位战士，由温特林克领导。 这个小组有三台发报机，发送当地搜集的情报，主要是柏林小组送来的材料。 第六章 在第三帝国的心脏里面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不久，一位德国贵族青年，名叫哈罗·舒尔茨·波 森。大名鼎鼎的海军上将提尔匹茨，乃是他的叔祖。波森有个朋友，叫做艾伦格， 是犹太人。有一天，他俩在一起被纳粹冲锋队逮住。好几年来，波森一直经营一家 杂志。艾伦格是编辑之一。这家杂志不分门户，不管什么倾向的文章，它都登载。 不过，杂志的名称到底还是别致。它名叫做《对手》。对手就是纳粹。 纳粹已经在德国大获全胜。冲锋队则是“治人者”，天生贵人的急先锋。由于 波森和艾伦格一伙人长期猛烈抨击纳粹党和纳粹党魁，纳粹冲锋队势必要跟他们算 账。他们这门拿手的把戏既有先驱，也有教师爷，那便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和法西斯 的“讨伐队”。 冲锋队把他们俩逮住以后，大发兽性，先把他俩的上身衣服剥光，然后叫他们 从两列手挥马鞭的人中间走过去。走了一遍，再走一遍，打得体无完肤。刚要罢手， 波森回过头去向刽子手们叫道：“你们何妨再来一遍! ” 走完了这一遍，他向冲锋队长行个礼，说道：“这一遍是我请客。” 纳粹党徒一个个目瞪口呆，走拢来说：“跟我们一道干吧。你这样有骨气的人， 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 ” 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扑向艾伦格，当着波森的面，把他处死。艾伦格是犹太人 嘛…… 后来，波森告诉他的朋友们说：“艾伦格遇难，使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这对波森来说，叫做覆水难收。 纳粹夺得政权以后，刚毅的人决计投身地下抵抗。波森首先成立组织，成员有 ：作家根室·魏森堡，大夫爱尔菲拉·保尔，吉赛尔·冯·贝尔妮茨，瓦尔特·库 亨迈斯特，还有舒马赫夫妇：库尔特和爱丽莎白。后来又添了些生力军。 1936年，波森结婚。新夫人是奥伦堡郡王的孙女。郡王府里有一位熟客，就是 日后那位大名鼎鼎的赫尔曼·戈林元帅。这位元帅很关照波森，特地保送他进戈林 研究所，从事最尖端的军事研究。波森青云直上，等到大战爆发，他已经在航空部 占有关键性的岗位。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越发全身投入地下抵抗。1939年，他的 地下组织与阿尔维德·哈纳克的组织合并。 波森的斗争激情，热烈洋溢，而哈纳克则特别沉着，善于思考问题。他比波森 年纪大一些，家庭是大学里教书的。 他自己是哲学博士，留学美国学经济。他在美国和一位文学教授菲希姑娘结了 婚，回国后，进经济部工作。1936年，苏联方面跟他搭上关系，他的职位已经很高， 可是没有什么机会发挥他的才能，因为，当时斯大林禁止情报人员在德国搞情报， 借口是怕中别人的离间计。 后来，波森和哈纳克的情报小组里又添进了一位作家，名叫亚当·库霍夫。他 写的剧本《淘气鬼梯儿》，出了大名。他的夫人格蕾达也加入了组织。还有格林博 士，社会党人，曾在普鲁士当过部长。约翰·谢格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德共《红 旗》报的编辑。还有汉斯·柯比，亨利希·谢尔，包顿希莱格，瑛娜·英顿……都 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战争一爆发，波森——哈纳克小组里面最精干的组员都派出去搞情报工作。实 际上，这个小组的抵抗活动并没有跟“红色乐队”彻底分开，两个组织都由波森领 导，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后来要吃大苦头。抵抗小组的活动，在德国首都里并非 觉察不出的。他们把传单发在邮政信箱里，贴标语，出一份报纸，用了五种文字， 还在战俘营里搞“内部战线”。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宣传。他们还组织逃亡网， 帮助犹太人和战俘逃亡，跟外国工人联系，打进工厂企业，暗中破坏兵工生产。场 面比较大的是一次破坏展览会的活动。这个展览会是戈培尔的手下人搞的，名叫 “苏联乐园”。 有一天深夜，柏林各处墙上都贴了告示，大书特书：“纳粹乐园，等于战争， 饥荒，欺骗，盖世太保。寿命到底还有多长? ” 在1942年第三帝国的首都，搞这样的活动，能有人相信吗? 波森要到1941年才 与苏联情报系统取得有效的联系。他在1936年，曾一旦身手。他把一份名单交给苏 联大使馆，名单上登的都是打进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纳粹特务。在侵略波兰以前几 天，他又把德军的攻击计划交给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战争开始以后，波森利用他在航空部的地位，搜集了许多情报。他还有好几个 助手。一个是上校艾尔温．盖尔茨。他是空军干训第三组组长。一个是约翰·格朗 本，在麦赛希密特飞机制造厂工作。一个是霍斯特·海尔曼。他原本是纳粹青年团 员，在沃克博土那儿管机要密电。沃克这个人，下文还要提到池。一个是赫伯特· 高里诺大。他领导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在苏联后方作战的伞兵队。 至于哈纳克呢，他能接触到最机密的工业生产，包括军事生产。 这足以说明“红色乐队”柏林小组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无可否认，德国国内的抵抗战士在反对纳粹的战斗中，曾经起了多么特殊的作 用。当然，法国人、比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投身于这样的战斗，并不引起什么 良心问题。不仅如此，对他们来说，这乃是他们职责所在。可是，对一个德国人来 说，这不算叛国，还能算是什么呢? 在这上面，波森和哈纳克早有成竹在胸。他们 对于纳粹的滔天罪恶，比谁都富有切身经历，对于纳粹得胜的后果，也有充分的估 计：那就是全世界将沉沦于黑暗之中。他们深知，只有盟国的军队能够歼此孽畜， 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处于德国心脏部门，象他们那样的人能给盟军参谋部以多大的 臂助。所以他们便作出了这样的抉择。 我很明白他们的抉择在今天是备受责难的。在德意志联邦，人们很倾向于把他 们当作卖国贼。而为英国人搞情报的，却颂扬备至，尊之为英雄豪杰。仿佛跟苏联 合作就不算为同一胜利出过气力！ 第七章 大老板的死信念 我们到英国去…… 法国军队崩溃以后，德军士兵最爱唱的一首歌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纳粹参谋部 究竟目的何在。希特勒的将领们，以齐罗夫密码为名，加紧拟定进攻英伦三岛的计 划。8 月里，德军最高指挥部下令陆、海、空三军对英国发动攻势。9 月7 日，伦 敦首遭空袭轰炸。接连六十五夜，英国人一直在防空壕里睡觉。谁都认为德军登陆 已经迫在眉睫。 10月12日，起了一场戏剧性的变化。希特勒下令延期执行齐罗夫作战计划。我 马上就得到了这个消息，因为我们有几个情报员手里有德军通行证，可以出入大西 洋海岸。而且紧急的备战活动一下子停了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军舰开走了，来的 是些旧货轮。更重要的是，本来准备渡海登陆的师团一一撤走。我打电报给情报中 心，报告德军放弃进攻英国，延期多久，尚无分晓。过不多时，我们有了确息：部 队都往东开拔。德军第四，第十二，第十八，三个师本来驻扎在大西洋边，现在都 开往波兰，驻在波兹南附近。 1940年12月13日，希特勒签发第二十一号指令，就是一般人知道的“红胡子” 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开头一句话便说得十分明白：“德军必须准备就绪，在对英战 事尚未结束以前，即行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理查·索尔格立即报告情报中心，并 且附送了一份指令的抄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红军情报部的领导陆续接 到德军备战的新消息。1941年初，波森把作战计划的详细部署都报告到情报中心。 这些部署是：大规模轰炸列宁格勒，基辅，维堡……出动师团的具体数字等等，都 调查得一清二楚。同年2 月，我发出一份详细的电报，报告德军从法国、比利时抽 调了多少个师派往东线。5 月里，我托驻在维希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转送出一 份原定的攻击计划情报，并且指明原定5 月15日发动攻势，后来改期，以及最后决 定的攻击日期。5 月12日索尔格通知莫斯科，说是德军在边界线上集中了一百五十 个师。5 月15日，他又报告发动攻势的日期已经定为6 月21日。波森从柏林送出的 情报也证实了这个日期。 这些消息并非只有苏联的情报机关知道，1941年2 月11日，罗斯福便把“红胡 子”作战计划交给了苏联大使。消息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搞到的。6 月10日，英国外 交次长贾德干也提供了同样的情报。苏联的情报人员，则在与波兰和罗马尼亚接壤 的边境地区，发出了军队集中的详细报告。 哪怕在大白天，谁要紧闭着双眼，照样什么也瞧不见。 斯大林和他的左右亲信便是一例。这位总司令只相信自己的政治嗅觉，不相信 桌上成堆的秘密报告。可是他的嗅觉也不见得怎么样。他深信跟德国签的条约必能 天长地久，传之万世，嘴里便叭嗒叭嗒抽起太平烟来，赶快把战斧埋进地里，恨不 得再也别挖出来使唤。 大战结束已经三十多年，格列哥夫元帅在苏联一本历史刊物里，正式追认当时 接到的情报是有价值的。他写道：“苏联的情报组织曾经及时地打听到德军进攻苏 联的确切日期，并且及时地发出了警报。关于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潜力，兵员的确数， 武器的数量以及德军总部的战略计划，苏联的情报组织都提供了准确的材料。” 格列哥夫元帅做出这样的声明，真是最恰当不过。他从1940年6 月到1941年? 月，一直担任红军情报首长。也许他也能够说明总部既然情况了如指掌，为什么德 军一击，便如同摧枯拉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消看一看1941年3 月20口，格列 哥夫本人发给他部下的通知。内中有这么一句话：“任何材料，凡是胡说什么战争 迫在眉睫等等，一律应该认为是英国方面搞的鬼，甚至是德国人用的计。” 在许多极重要的密电上，有的是索尔格发的，有的是波森发的，有的是特雷伯 发的，不分青红皂白，格列哥夫一概在文件边上批注：“双重特务”，或者批上 “英国消息”。 格列哥夫元帅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需要象他那样玫写历史的人还为数不 少呢！ 1972年，莫斯科开过一次会，讨论历史学家奈克利奇写的一本书，名叫《1941 年6 月22日》：会上有苏斯洛巴罗夫发言。他说，他那时候正在维希当武官，曾经 报告莫斯科德军进犯，业已箭在弦上。可惜我没能亲去作证，让这位武官大人不得 不谦虚一些。事实是这样；每逢我去向他提供有关德军备战的材料时，他总是故作 谦恭地拍拍我的肩膀，哼哼哈哈，说是：“可怜的老弟，你的电报我会发的，不过 完全为了顾全你的面子罢了。” 1941年6 月21日，我们接到马克西莫维奇和波森的通知，证实了德军在第二天 即行发动进攻。这时候让红军紧急备战，还是来得及的。我马上跟莱奥·格罗斯沃 格尔赶到维希。 而那位武官大人呢? 他照样不肯相信，反而想说服我们。他说道：“你们完全 搞错啦。我今天碰见日本武官。他刚从柏林回来。他说德国根本不准备打仗。他的 话是可以相信的。” 我却宁可相信我的情报员，坚持要那武官把我的电报发出去。深夜回到旅馆， 天亮前四点钟，旅馆经理大呼小叫，把我吵醒：“完啦，吉伯特先生，德国打进苏 联啦! ” 苏联大使馆武官处，空军武官佛洛秀克，在开战前几个小时，离开莫斯科，于 23日回到维希。他告诉我说，他动身前被局长找去，叫他转告我：“你去对奥托说 ；德国立即进犯的消息，已经报告大老板。大老板觉得奇怪；象奥托这样一把情报 老手，怎能中了英国宣传的毒? 你去再一次告诉他，大老板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在 1914年以前，决不可能跟德国打起来。” 大老板斯大林不可动摇的信念要叫人吃不知多大的苦头……德国攻势一开始， 他不顾一切显而易见的事实，严禁部下还手。理由是他深信有人在挑衅。绝对不能 上当。可是，挑衅的是谁呢? 目的何在呢? 玄之又玄……坚信的人只有他一个，而 又强迫别人都相信他的信念。结果是飞机场被炸，飞机在地面毁掉。德国飞机掌握 了制空权，把平川地变成苏联坦克的坟场。兵团司令接到斯大林的严令，不准部下 紧急备战，到了22日晚上才接到命令把敌军逐出国土。这时候，德军装甲师已经深 入苏境几百公里。 一直弄到全国人民自我牺牲，奋起抗敌，才把战局扭转过来。尽管这样，错误 毕竟导致了几百万俄国人的死亡，而且延长了战争。 苏德战争初期，同志们和我都身历其境。我们的心情十分复杂。 红军吃败仗，我们当然着急。但是我们指靠人民的勇敢，苏联人力，物力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精神上，我该说这是主要的，我们放下了一个大包袱。我们作为 共产党人，始终不同意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是搞情报的，我们也不相 信这个条约能长命百岁。而战争一打响，问题便清楚了，苏联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战 斗。因此，我们加倍的斗志昂扬，干劲十足。我们必须准备就绪，尽量收集军事情 报，经济和政治消息，为胜利添砖加瓦。 第八章 奏乐 真正打胜仗的是苏联步兵，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冰雪里把脚冻烂。是美国的海 军陆战队，他们把鼻子埋在奥马哈海滩的红沙里。是南斯拉夫，希腊出没山林的游 击队。……不管什么情报组织，都决定不了战局。索尔格也罢，拉多‘也罢，特雷 伯也罢，谁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不过是第一线的游击战士，凭仗同志们的耿 耿忠心，不遗余力地为最后胜利尽一分力气”。我觉得先把话说清楚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必需及早解答。简单说：“虹色乐队”固然很好， 不过，要它干什么呢? 这是一批勇敢的人，贴在敌人身边搞情报，搞材料。这也很 好。不过，这是些何等样人呢? 有些什么本领呢? 我在上文已经举过一些例子，下 文讲下去还要举出一些见证人，来证明我们怎样采取直接行动，用些什么方式方法， 把情报搞得越多越好。 从1940年到1943年，“红色乐队”的吹鼓手”，向情报中心打过报告一千五百 份左右。 第一类报告是有关敌人的物质力量：兵工生产、原料，运输、新武器。在这方 面，“红色乐队”很显了神通。德国的新战车老虎式T6，图样绝对机密，可是我们 弄到了手，马上送到莫斯科，让苏联的工厂争取时间，制成了KV型新坦克，优越性 全都超过德国制品。KV型战车在战场上一试身手，就叫德军总部大吃一惊，并且吃 了大亏。 1941年秋天，情报中心接到第三十七号报告：“ME110 型麦赛希密特飞机日产 九到十架。而在东战场却每天平均损失四十架。”这个加减乘除是很容易做的。 1941年年底，我通知局长说； “麦赛希密特飞机厂赶制一种新型歼击机已经 有三个月。发动机是新式的，时速可达九百公里。新飞机的图案拍成微型胶卷，首 途莫斯科。”过了几个月，苏联飞机厂也制成一种新型歼击机，性能超过德国。 第二类报告则有关战局。师团确数，武器配备，攻击方案。 举例来说，1941年12月10日，第四十二号报告指出； “镕闰空军第一第二线 共有飞机21，500 架。其中运输机6 ，258 架。 东战场现有9 ，000 架。” 另如； a1941 年11月，来源苏珊。德军总部建议冬季战线南起罗斯托夫，中 经伊秋木，库尔斯克，奥略尔，布刊扬斯克，诺夫格勒，北至列宁格勒。” 几天以后续报： “希特勒批驳了总部建议，下令向莫斯科发起第六次攻势， 并在这一战区赴以全力。” 1942年年底，报告指出：“在意大利，各战区指挥部开始抵制党的指示。推翻 墨索里尼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德军正在慕尼黑和英斯勃鲁克集中，准备干涉。” 此外，情报组主要负责人经常分析综合局势，进行推断，例如： “德军领 导集团认为，东战场闪电战业已失败，德国已失掉必胜信心。各种倾向都要希特勒 与英国单独媾和。德军总部将领等认为战事将延续三十个月，然后以妥协告终。” 谁要认为；索尔格呀，波森呀，特雷伯呀，他们打回去的报告都被莫斯科视为 经典，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情报中心接到的材料：都先经过译电处，然后由一批 军事和政治专家精选，查证，再和其他不同来源的材料相互对证。比方说，我在1940 年秋天报告德军三个师从大西洋沿岸抽调前往波兰。情报中心同时也接到运兵火车 司机情报组的报告，以及波兰情报组的报告，证实了我的消息。 1941年秋天，红军处境危急。德军在五个月内，推进一千二百公里。 基辅失守，德军开进乌克兰这个粮仓。往南，曼斯坦将军打下了黑海滨海地区。 在北方，列宁格勒四面楚歌。在德军中路，斯摩棱斯克陷落，莫斯科已经无险可守。 希特勒发出胜利的战报，宣称：“俄军就歼，莫斯科指日可下。" 德军总部着 手制订计划，占领苏联首都，并且另设行政体系，取代旧机关。希特勒确信莫斯科 陷落，军民斗志就将一扫而光，斯大林不得不屈膝投降。他在东普鲁士，拉斯顿堡 统帅部，召集麾下将领，再订攻击计划。他主张正面直取莫斯科，而参谋部则主张 包抄合围：第四军和第三军经过大迂回，大包抄，在莫斯科后方接合。结果是这一 计划占了上风。 我今天已经可以透露“红色乐队”的一位战士当时曾经参加了这一次最高军事 会议。会场有一位速记员详细记录了希特勒和众将领的发言，而这位速记员正就是 波森小组的成员。苏军总部对于德军这一次攻势了如指掌，乃得对症下药，策划反 攻，从而击退了德军。还是这一位速记员，提前九个月，便报告德军将进攻高加索。 1941年11月12日情报中心接到报告如下：“第三号方案以高加索为目标。原定11月 行动，现改1942年春季。5 月1 日，部队应全部布置就绪。自2 月1 日起，后勤部 将全力以赴。出击高加索兵力的各个基地展开如下：罗佐瓦亚，巴拉克莱沙，组古 耶夫，贝尔戈罗德，阿希丁卡，克拉斯诺格勒。总部设在哈尔柯夫。详续。。 1942年5 月12日，专差赶到莫斯科送交我的微型胶卷，上有攻势轴心的一切情 报。高加索全部地区应于8 月占领完毕，以便守住巴库及其油田。攻击将以斯大林 格勒为主要目标。 7 月12日，斯大林格勒战区成立指挥部，由铁木真戈将军领导。陷阱安排就绪， 就等德军自投罗网。 第九章 费尔南·包利奥尔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保证通信联络。不言而喻，假如没有通信设备，堆积许 多情报消息又有什么用处呢? 对一个情报网来说，通信联络等于潜水员需要氧气。 只要气管失灵，人就马上闷死。 必须承认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水下和水面隔绝，通信联络还没有搞好。理 由很简单，因为当时情报中心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收发报员都缺乏。 随后，“红色乐队”逐渐搞到了设备，布置了人员。柏林有三架发报机。比国 有三架。荷兰有三架。短时间内，法国还默不作声。我很着急，切望法国赶快参加 这个电波的协奏会。 我们掌握的通信手段并不限于无线电。首先，并不是什么 情报都能由电台发出去。港口设备的图纸，要塞图纸，军用地图，机构组织图等等 都没法用电报打出去。碰到这样一些材料，我们用化学墨水，主要还是用微型胶卷。 直到1941年6 月为止，绝大部分在法国收集到的材料，都交由苏联驻维希的武官苏 斯洛巴罗夫转出去。我们绝对避免身上带着材料越过分界线。我和莱奥想出了一个 办法，并且由我们俩最先使用。先租一问卧铺车厢。另外一名组员再去租一间车厢， 最好两间有门可通。两间里面有一间空着。检查员一走，情报员便离开自己的车厢， 走进另外一间，把藏着微型胶卷的笔塞进电棒里，然后返回自己的车厢。 车到磨坊站，要过分界线，交通员和他带的行李自然都受检查。德国宪兵打开 车厢，里面没有人，宪兵不用停留，随即走了过去。过了分界线，交通员只消进去 取回藏着微型胶卷的笔，那便万事大吉了。 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家公司的经理和职员都带得有多特工程局的证件，他 们来往十分方便。另外一些交通员也很别致。负责柏林跟比京之间通信联络的女交 通员，名叫瑛娜·英顿。她长得十分美貌，在时装公司当模特儿。希特勒的情妇艾 娃·布朗以及纳粹大官们的夫人都在那家时装公司定制衣裙。还有一个茜蒙·费特， 在巴黎当比利时商会职员，负责巴黎和比京之间的通信联络。她只要把信件交给比 京交易所的联络员，这人就会负责转送。我们还利用一位开过分界线的火车的司机。 还有渡海开往斯堪的纳维亚轮船上的海员。 自从东战场战事开始以后，我们的行动迅速发展。原来那种手工业操作法不顶 事了。不管那些窍门有多么巧妙，多么有效，多么富于想象，多么象侦探小说，毕 竟再也不够用了。我们情报组的材料不仅数量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要求迅速。苏 联投入战斗以后，武官苏斯洛巴罗夫离开了维希。 唯一可用的只剩下了比京的联络站。但是在那儿发报却靠不住。安全上，功效 上靠不住。 因此，我们急需在法国设置通讯站。我要求局长联系法共电台的负责人，让我 去找他，相信一定能够给我臂助。局长同意了。就这样我和费尔南·包利奥尔订了 约会。他的代号叫杜伐尔。 我们俩头一次见面便十分满意。我觉得他真算得人地两宜。他身上有一股子热 气，叫我一见倾心。尽管他在法共党内负有重要责任，毕竟还是答应了为我们找电 台，训练报务员。 他是南方人，老是乐呵呵的谈笑风生。不管任务有多么艰巨，他总是笑眯眯地 担负起来，笑容就象他家乡的太阳那样明亮温暖。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们 拿《人道报》来识字。他很早便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因为向往航海，进了马赛的 水文学校，毕业后当商船报务员。他在海军服役三年，上了黑名单，退伍后没法找 到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他投身于新闻工作，用全部时间为国际红色救护组织的喉舌《保 卫》写文章，同时还为龙河口的党组织到各地去做演讲。1936年，法共在马赛创办 双周刊《红色南方》，可是经费分文无着。他却不在乎，仍然当了总编辑，凭他对 新闻事业的爱好，奔走呼号，不管是找印刚厂，还是当跑街，反正什么都干。就凭 他的这份劲头，读者越来越多。有人说，《红色南方》名虽叫双周刊，实际上却一 周出双期。这是独一无二的。 战争一爆发，包利奥尔便奉命搞无线电侦查。老天爷真会开玩笑！日后的法共 电台负责人身兼“红色乐队”的电台负责人，居然负责侦查地下电台。复员后，他 马上参加抗敌组织，着手建立秘密电台，并且培养报务人员。 法共给我们的这份厚礼非常重要。我们是十分明白的。 包利奥尔很快就装好一部电台。至于报务员呢，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让我去 跟索科尔夫妇取得联系。 索科尔两口子是同乡。他们的家乡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了波兰以后， 归并入苏联。他们便申请到苏联领土上去定居。他们两口子，男的叫赫尔什，是位 医生，女的叫密拉，是社会科学博士，然而在申请书里，却填写了自己的职业是修 理无线电，因为他们知道苏联需要技工，这样填写职业比填真的较易录取。 苏联驻维希的大使馆接到了申请书，便转给武官处。武官处知道我要报务员， 就把他俩介绍给我。 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一听我的话，毫不犹豫，就让包利奥尔负责培训。成绩 之快，打破纪录，收发报工作很快就搞起来。1941年年底，包利奥尔又收了七个徒 弟：五个西班牙人，加上吉罗两口子。短短几个月打破纪录，在法国的“红色乐队” 已经能够上场演奏了。我得补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包利奥尔通过特殊 联络线，由法共地下中央转发。这事，下文再谈…… 就在这时候，情报中心叫我联系罗宾逊。这位是第三国际地下活动的老手，曾 经参加过罗莎·卢森堡组织的斯巴达·克小组。他在西欧定居已久，跟情报中心的 联系早巳中断。 局长让我自己斟酌斟酌，看看该不该和他恢复联系。 他对我解释说： “自从苏联清洗了情报组织，我就跟情报中心断了联系。1938 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瞧着好人被清洗，我没法再同意……现在，我跟戴高乐的代 表有往来，可是我知道情报中心是禁止这种关系的……” 我对他说：“告诉你罢，莫斯科干的那档子事，我也不同意。柏尔青和他的部 下全都清洗掉实在叫我痛心。不过，现在却不是算老账的时候。我们眼下正在打仗。 过去的事姑且放下，咱们先在一起战斗。你共产党员当了一辈子，不能为了对情报 中心有意见就不当共产党员了吧? ” 我的话打动了他，我很高兴。当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我有一座电台和 发报机，可是说什么也不能出危险。 咱们约好了定期接头，我把我的消息编成密码，交给你打给情报中心……” 局长接受了他的建议。罗宾逊的情报源源而至。我在物质上给他资助，因为他 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红色乐队”。 1942年秋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有急事要会我。约会定好了。事情果然十分 重要。 他告诉我说； “我跟伦敦有联系，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戴高乐的代表在 这儿，他想会会法共领导。" “他目的何在，你清楚吗? ” “因为戴高乐要法共派一个联络员去。法共领导隐蔽得十分严密，来人跑了整 整三个星期，连门儿也没有。” 我立即答应他想办法。因为我在两天以内可以会见法共联络员米歇，我把事情 告诉了他，随后定下了约会。 这是伦敦方面头一次跟法共地下领导接上关系。 第十章 我的双重生涯 关于当间谍的神活，真叫牢不可破。仿佛特工人员都上过什么专门学校，学会 一套搞特工的神技。未来的特工人员在大学里学习特工，就象别人学数学那样。毕 业时拿了文凭，这位特务博士便周游世界，以实践考证理论。这样想法的人却忘记 了特工的规律跟数学、哲学的规律不一样，而且一般说来是不见经传的。 拿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间谍课，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修生。 我的学校就是党的战士生涯。要领导一个象“红色乐队”那样的情报网，最好的培 养便是在我参加搞情报工作以前二十年风雨飘摇的生涯，有时还是地下生涯。地下 活动，我是在波兰和巴勒斯坦学会的。这种无法代替的经验，比什么学习班都强。 我那些老朋友，格罗斯沃格尔、卡茨为建立和发展我们这个情报网起过决定性的作 用。 搞情报也需要这样的得心应手，富有想象力。肯特是一位“间谍学院”应届毕 业生，走进巴黎郊区一家普通的酒吧间，要了一份茶，跟周围的人都开玩笑，特别 引人注目。搞情报的人却不兴这样呀。大概在学院里，老师们忘了告诉他“红葡萄 酒痕迹难除”。 要不引人注目，不用什么隐身法，最高的高招就是普普通道，决不突出。在这 个阶段，重在隐蔽，要存在，不要出面。 我在比京，取名亚当·密克勒，我当真就成了个亚当·密克勒。哪怕最细心， 最坚忍的观察家也找不出我跟交易所里，饭馆里常见的商人有什么两样。 要装 得逼真，非精通当地情况不可，非得要熟悉周围环境、自己处境以及职业风俗。亚 当·密克勒不是从魁北克来的吗? 我能够成天谈加拿大的景致，哪怕最有心的人也 听不出破绽来。 在比京的时候，露芭和一个儿子同在一起，对我混进当地社会很有帮助。战争 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自然需要格外小心了。 表面上，我在巴黎的生活并没有变动，依然名叫让·吉伯特，西梅克斯公司的 股东，住在福居尼街，不然就住在普罗尼街。邻居和门房都把我看做比国工业家， 和我打招呼。 我一个人住两处公开的套间，不大接待客人。我的女朋友乔琪·德·温特绝对 不上那儿去。她在1941年秋天离开比利时。自从美国参战，她便取名戴佛奈。她住 在比加尔区，后来又在维西奈租了一处别墅。她为人沉静，敏慧，只知道我反对纳 粹，旁的全不知道。格罗斯沃格尔偶尔到普罗尼街寓所来。有一天晚上，宵禁开始， 他没法只得住下。从此，那位和气迎人的门房，便公然向我板脸。过了两三个星期， 又有一位妇女来看我，第二天门房见了我，就满脸堆笑。我心中纳闷，不免向她问 个明白。她说：“吉伯特先生，我认为您是规矩人，可是来了男人在您家过夜。昨 天来了一位夫人，我才把心放下。不然，我还以为您不太正常呢。” 让·吉伯特每星期要到西梅克斯公司去几次。公司设在香什里大街。除了格罗 斯沃格尔、科尔班，卡茨和苏珊．广德以外，职员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在他 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企业家。带犯禁的东西到公司去当然是绝对不准许的，特别 是在那儿谈情报工作。隐蔽一定要毫无破绽。为了跟德国人订重要合同，格罗斯沃 格尔往往设宴款待，不拘形迹。 多特工程局的投机商，最喜欢一家俄国菜馆，东家叫柯尔尼洛夫。还有一家犹 太饭馆，乃是占领军保存下来由他们专用的。每逢这样的宴会，我们非得加倍小心， 五官并用。为了谨慎起见，我先喝一口橄榄油，再吞一匙黄油，免得喝醉。 因为胃里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终清醒稳重。不用说，我们请的客人 却不是这样。我的裁缝，理发师，酒店饭馆掌柜，我都跟他们公开打交道。他们跟 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慷慨地给小费。 在这样一位人物背后，经常附着“红色乐队”的指挥。 可是在吉伯特和奥托之间，却隔着一堵密封的墙壁。危险正在于两人之间的过 渡。所以，在吉旧特钻进阴影的时候，谁也不许跟在后面。 我们布置了“隐蔽所”二十到二十五处。我每星期分两次去两处，一般都是郊 区的别墅，都是由格罗斯沃格尔精心选中的。卡茨和他通过一系列约会，收齐材料， 然后送给我编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压缩成简明的情报，分编为四份或五份电报。 这个工作起码要搞一整天。联络员拿了稿子，交给译电员。一般由维拉·阿克曼交 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 道的事情。对这种组织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便是通信联络。 所以我们一开始便特别注意约会的技巧。 最安全不过的是两个人在自然的场合会面。比方说，1939年露芭和肯特会面， 非常自然，因为他俩当时都在比京大学上学。利用学校条件最为优越。不然，为了 赴约，两个人各自都得提前离家，在街上遛达。而在学校会面，各人只消照旧干着 各人的事，尽量别到会晤地点去遛达。原则上，乘地道车最好坐最末一节，最后才 下车，这样才便于观察前面下车的乘客，自己却没人能跟踪。换了车，再来这么一 套，直到确实知道背后实在没人盯梢。两个联络员这才各人找预先指定的公用电话， 检查一下电话本，看看约好的暗号是否做了记号。比方说第十行，第十号画了一画， 等于说太平无事。 会晤本身，看上去应该出于偶然，最长不过几秒钟，一般都在地铁过道里进行。 我有时在游泳池里约会人，只消两个更衣间连接在一起，而中间隔的板壁又不到一 人高。在这种条件下交换文件，确实十分理想。稍为变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较冷 清的咖啡店和饭馆的盥洗室。两位情报员也可以在剧院碰头。当然，两个人是素不 相识的，碰头纯出偶然，各人的戏票也是别人代买的。 这种辗转投递的情报，一般写在极薄的纸上。重要消息则用化学墨水书写在一 封无足轻重的书柬行距中间，有时候，情报员投递情报，彼此却不用见面。一方面 把包裹搁在约好的地方，诸如树脚下，铜像脚下，另外一个人则稍为等一下，便去 拿了。照规矩，我们从不用电话谈工作。 在比京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肯特，并一再叮咛，若非大祸临头，万万 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刚回家，只听见露芭在打电话。原来是肯特在跟她讲鸡毛蒜 皮。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对我们来说，电话不过是一种检查手 段。每逢发完了报，我往往打一个电话到发报的公寓或别墅去。一听到熟悉的答话 声音，我马上把话筒挂上，这说明一切进行顺利。有时候我也用暗号，比方说： “喂！某某先生住在这儿吗? ” “他不住在这儿，你搞错了。”译成明码就是说 ：“太平无事。”万一非打电话不可，那就说反话。“我离开巴黎”就是说“我呆 在巴黎”。“我星期一回来”就是说“我星期六在”。因为我们绝对不说真日子、 真钟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搞联络的技巧也与日俱进。1941年，我们 几乎已经炉火纯青。机器开动，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报的人跟别人一 样，各有弱点，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爱汽车。可是我们一般不用汽车， 因为领执照，出车祸等等，都会招惹麻烦。我很喜欢阿拉莫，所以为他开一个例。 他开起跑车来好似开飞机。有一天，他送我去诺克，跑车当真飞了起来。我出了汽 车，车子已经不成东西，我就是一声不吭。阿拉莫瞅着我大叫：“你骂我吧! 骂我 吧! 我差一点要了你的老命啦! ” “你要我说什么? 傻瓜，你连一辆汽车都不会开。”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赌钱也不行，情报员整夜玩牌，乃是最坏不过 的。棘手的是男女问题。又是那个阿拉莫，他有一天来跟我说： “告诉你，奥 托，我实在闷得慌。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别人在莫斯科怎样对你说的? ” “不准跟女人发生关系。”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 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缠上了女人，真是后患无穷。白天，我们还能掌握自己的言谈， 举止。可是，夜里谁能一定不说梦话呢? 对我来说，讲话还不算短处。我讲法语， 口音特重，语法也不怎么样，可是，我是比国人嘛，有什么稀罕呢? 不过，也不一 定逃得过细心的人。有一次，在比京，肯特慌慌张张来赴约。他对我说：“我让人 看破了。我打电话租房子，房东问我是不是俄国人。” “你把对他讲的话再说一遍。” “先‘伤’，您好。” 我打断他说：“这就够了。” 房东认识俄国人，知道他们口音的特点，说不好“先生”。 这些小事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也不敢说迟早不会由于这些小事情让盖世太保 发现我们的踪迹。 第十一章阿特雷巴德街-101号 1941年6 月26日，3 点58分，东普鲁士，克朗茨监听站值班员收到密报：“KLH DE PTX 2606 0330 32 WES N 14 KBV……” 接着又是五个码，三十二组："AR 50 385 KLK DE PTX ……” 收报员记录下来。一时，报文是什么意思? 谁发? 谁收? 都莫名其妙。若说是 从银河发来的，也未始不可。 从战争一开始，霄汉之间，电波嘈杂。各国特工各用密码交谈，有的发命令， 有的收回成命，有的传送情报。德国的监听站林立。克朗茨监听站不过是其中之一。 夜里老听到小乐曲，一般都是为了取悦于英国人的耳朵。可是这一次呢? 这一次却 不会迎合英国“听众”的口味。 整整三个月，一直到1941年9 月底，德国人截获二百五十份乐章。到了这时候， 德国人才确实知道这些神秘的，翻译不出来的电报，都是发往莫斯科去的。 原来全都是“红色乐队”的电报。 德军总部接到专家们的报告，真好比响了个晴天霹雳。 什么都可以猜想得到，就想不到莫斯科。德军情报部和保安局不是老说在德国 本部，或是在德占区苏联一个情报组织也没有吗? 他们到底有什么根据把话说得那 么样有板有眼呢? 根据他们知道斯大林下的命令，禁止特工人员在德国境内搞情报。 在头一次截获密电的1941年6 月夜里，德苏破裂还只有五天。 短短五天就够落实斯大林发下去的新命令吗? “红胡子” 作战计划投入行动的时候，德国特务头子海特利希不是向希特勒拍了胸脯吗? 他担保专家们的信念是可靠的。他还向希特勒打了书面报告，保证德国全境已经全 部肃清“共产余孽”。 这一重大发现迫使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纳粹头子们也暂息内讧，联合起来。 海特利希拍错了胸脯，威信下降，但仍然起来掌握了局面。在他的领导下，主持军 事情报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主持情报的梯克将军，特工头子席伦堡，盖世太保的 大老板缪勒决定协同行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情报人员，跟各色各样的警察特务， 全体出动，对付苏联间谍·。 在德军控制的任何地方，电波检查站全体出动，搜索日益加紧。德国人迟早总 会找出线索来，就得看他们的能耐和运气了。 果然，1941年11月，德军情报部派在比国的头子皮普上尉，在比京侦察出了一 部发报台。那时候，我们到底搞得怎么样了呢?1940 年底，我在比国布置几架电台， 碰到不少困难。我请情报中心给我联系一位能够修配电台的技术员。这样我才接触 了约翰·温策尔。他从1936年便在比国定居，领导一个专业小组搞兵工情报。 他的过去足以保证现在，年纪很轻，已经为德共工作；原籍革坦斯克，汉堡红 色堡垒的积极分子，熟识德共总书记台尔曼。他在鲁尔区建立了一个工业情报小组， 后来迁往比利时。他是地下工作的老手，对无线电专业又十分内行。 比京小组的全体成员都把他当老师，因为他能以身作则，既能培养报务员，又 在他的电台上发报。他收的头一个学生便是阿拉莫。1941年年中，法国小组缺报务 员。我决定派去两个实习生，一个是大卫卡米，一个是索菲·波兹南斯卡。 卡米是位百分之百的革命家，一位不分国界的战士。他是卡茨介绍给我的。他 们俩又是在巴黎第五区党支部里认识的。年轻时候，他在巴勒斯坦住过，后来又去 西班牙打仗。 “红色乐队”里不少类似人物。在加入我们这个组以前，他在法共担任技术工 作。他爱好无线电，又是一位很好的化学师。他布置了一个小小的地下化验室，制 造不少玩意儿，诸如化学墨水，自动灭迹的文件等等，更主要的是制造微型胶卷。 他在这方面已经十分精通。 温策尔老师讲课的时候，索菲当助教。她也是我在巴勒斯坦认识的，表现十分 出色，既勇敢又聪明。 可见我很关心这两位实习生。我曾吩咐肯特给池俩找个可靠的隐蔽场所。可是 肯特没理睬，只让索菲住在阿特雷巴德街101 号，原来是我们租下来发送材料的。 卡米则住在阿拉莫家里。连最起码的安全条件也不具备，简直是要诚心闯祸。 12月初，我接到索菲一个通知，说她很担心，要我去处理一下。阿特雷巴德街 的情况十分糟糕，很可能出事情。 12月11日，我来到比京，发现情况确实不妙。阿拉莫的积习难改，老带些外面 的男女朋友到别墅里玩。温策尔觉得不对头，暂时停止阿特雷巴德发报站的工作。 11月份，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 12月12日中午，我会见了索菲。她向我报告了这种恶劣的情况。我马上决定叫 她跟卡米一道回巴黎。丢下的工作由肯特设法找人代替。然后，我又约大家第二天 中午在阿特雷巴德街会面，把新采取的措施通知他们。可是，德军情报部的皮普上 尉也跟时间展开了竞赛。他虽然侦察出了发报地点，但是还说不清到底是99号，101 号，或者是103 号。当天深夜，他决定搜查101 号。他率领部下冲到楼下，遇见丽 达·阿尔努。丽达是荷兰人，反对纳粹，是斯普林格的朋友。房子就是她出面租的， 可是对于我们的活动，她几乎全不知道。 楼上，索菲正在译电报，一听见楼梯上的皮靴声，马上把手头的东西都扔进壁 炉。基本上什么都烧掉了。德国人毕竟还抢出了一张纸，只烧了一半。 卡米却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监听别处一个电台发报。这是规矩。我们的电台发报， 总有自己的电台监听。他一听见德国兵到，拔腿就跑。经过一场狂奔猛追，他终于 被捕。丽达，索菲，卡米都被带走。德国人还布置下一架老鼠夹子。 第二天11点半，阿拉莫还一无所知，扬长而来赴约。他几天没有剃胡子，手里 挎着一筐子兔子，准备做饭待客，脚还没有跨进门槛，德国宪兵便扑上去，要证件 看。 他倒神色不动，摸摸口袋，掏出一本乌拉圭的护照，署名卡尔罗斯·阿拉莫。 问话一句接着一句：“你来干什么? 你打哪儿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 ” 他便讲了一个小故事；他的铺子在奥斯当炸毁了( 这倒是真的) ，从此只得搞 点黑市维持生计。他说：“我正好来卖兔子。” 话说得很逼真。他那派头，他那兔子，确实象个游街串巷的小贩。 宪兵们商量一下，便叫他留下待命。 就在这工夫，我也来了。 12点正，我一按电铃，开门迎上德国宪兵。我清楚地觉得心脏停止跳动，使一 使劲才平静下来，马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哎哟！对不住。我不知道这所宅子住 着德国部队，大概我搞错门了。” 宪兵不相信，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差点把骨头捏碎，呼拉一声把我拽进里屋。 好罢，咱们来一场紧凑的……。宅子里已经彻底搜过，乱得没法形容，正是一 片典型的抄家景象。我上楼时，通过大屋子的玻璃隔板，瞧见阿拉莫。我不等德国 人向我要，慢腾腾地掏出证件，递给了他，神情十分安详。 宪兵看罢证件吃了一惊，脸拉长了。证件上面，签名和盖章搞得花花绿绿，证 明持件人吉伯特是多特工程局派驻巴黎为国防军收罗战略物资的。工程局局长咨会 占领军各机关予以便利并加协助。 为了打破沉闷，我补充说明：“我以为对面车库里有废铜烂铁，谁知道没开门， 所以我过来打听打听那车库到底什么时候开门。" 宪兵显得和气了一些，不过，纪 律毕竟是纪律，他答道：“我相信你，不过还得等我上级回来。” “没办法，没办法，我得赶火车。多特工程局局长今天下午亲自等我去向他汇 报工作，你这样会惹出事来的。不如把我带到你的上级那儿去。要不，就打个电话 给他。” 宪兵迟疑一下，决定去打电话给皮普上尉，告诉他出现了我这个人。我今天还 仿佛听得见对方在电话里大嚷大叫。 宪兵脸色发青，仿佛遭了五雷轰顶。 “混蛋! 你扣着这个人想干什么? 马上放了！” 阿拉莫也走了过来，也听见了这话，便向我投个眼色。 我跟宪兵一道走下楼去，走到门口，我向他问道：“这儿出了什么事? 犹太人 案子么? ” “吓！严重得多呢! ” “什么事，那末严重? ” “间谍案子。” 我听了假装关心，表示我很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两人分手时十分友好。我 对他说：“要是你到巴黎去，千万去瞧瞧我，让我高兴高兴。” 走到街上，我意识到情况确实严重，打击真是不轻。我们好几个情报员落进了 德军谍报的罗网。事情会搞到什么地步呢? 瞧瞧表，十二点一刻，真是迅雷不及掩 耳……我猛咕丁想起了斯普林格还在就近等我。一会儿也不能耽搁啦! 他要等不到 我，也钻进老鼠夹里怎么办? 总算还好，他还在等我。我简单地把情况告诉他，问 他身上有没有嫌疑品。他说：“满口袋都是。” “到底是些什么? ” " 安特卫普的港口图纸。” “好家伙! ” 我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局长表示要港口的详细图纸，看看潜艇能不能混进去。 斯普林格居然弄到了手。 “这儿一秒钟也不能再呆了。咱俩再让人盘问一番，那就不妙啦! ” 过了一小时，我找到了肯特。不用多说，他马上意识到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 人被捕三个，尽管对他们十分信任，可是落进了盖世太保的手，那就没法说咯。尤 其是丽达被捕，格外叫我担心。正因为她意识不到有什么必要只字不能泄漏，一定 会问什么讲什么。她一共见过肯特两次。她认识斯普林格，听说过温策尔……德国 人弄到了我们的电报，会不会搞清楚我们的密码? 非得马上采取紧急保卫措施不可 !肯特和斯普林格必须离开比国，越快越好。其余的人完全转入地下。 比国小组暂时停止活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行动要快，我走公路，去到里尔，转乘火车回返巴黎。 第二天，我跟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在一起，做了个小结，决定再成立一个 专业小组，专门负责注意情况的发展，对付敌人的打击。小组成员得找几个极靠得 住的人，总的由我那两位朋友领导。显然，自从出了阿特雷巴德事件，太平时代已 经结束。从此以后，德国人将白天黑夜放出群群警犬，追踪我们。 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动身去比京，把事情抓起来。 首先得设法把肯特搞到巴黎来，把斯普林格搞到里昂去。还要发指示给伊兹布 茨基，莱希曼和温策尔。温策尔立刻搬家，尽量把行踪搞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两个月内，跟情报中心暂停一切联系。 最要紧的是搞清楚被捕同志的情况。他 们都关在比京圣吉尔监狱。巴黎去的那两位先跟参加抗敌的监狱看守搭上关系，打 听到同志们的处境。原来德国人并没有搞清他们真的身份。阿拉莫在监里仍然叫阿 拉莫。卡米仍然用他的假名字，叫戴斯梅。索菲叫做魏林顿。 他们在12月被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些情况。1942年4 月初，我们接到消息， 德国人已经弄清了索菲的身份。卡米变了达尼洛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索菲说出 真的身份，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人盘问得太紧，她说出姓名是表示好意，当然， 这不过是表面。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她一向都用假姓名。说出了真姓名也不会暴露 踪迹。其次，她要隐瞒她出生在波兰一个叫做卡里茨的小城市。因为她的老家还在 那儿，隐瞒得过便免得德国人报复。她这种用心，我们当时是不明白的． 卡米 的动机却不一样。他搞过二十年地下活动，接触过的人很多，他不愿意为了他牵连 许多人。于是，这个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便在一次审讯特紧的时候，“招供”自己名 叫达尼洛夫，是苏军中尉。他俄国话说得不错，可以取信。他说，他在1941年在维 希的苏联大使馆工作。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到比京跟阿拉莫合作．他说除了同时被 捕的人以外，他谁也不认识。德国人居然信以为真。几个月以后，德国人讲起苏联 军官达尼洛夫，还有点肃然起敬，说他表现得很勇敢，什么也不肯说。他自称军官， 实在非常巧妙。 阿特雷巴德事件过后，追索放慢了一阵子。丽达给了皮普上尉两个地址，其中 一个是抗敌积极分子道夫的地址。这人是斯普林格的朋友。 12月16日，就是说在搜查阿特雷巴德街以后三天，道夫在五街开设的皮货铺里， 看见走来一个人，模样很怪，自称是“大首长”叫他来找斯普林格的。道夫觉得不 对头，让那人过四十八小时再来找他。他把情况告诉了斯普林格。斯普林格也觉得 来人象个特务，劝道夫多加小心。 那人如约重来，道夫把他让进铺面旁边一间屋子，又在近旁安排了一位朋友， 准备随时出来干涉。那特务果然掏出枪来，放在身旁。道夫全不惊慌，只告诉他说， 没有找到斯昔林格。过了几天，他又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瞧见那个人，越看越象一 个盖世太保。道夫一见，急忙躲开。 丽达交代的另一个地址很可能牵连到斯普林格，再从他那儿找到我们组织的心 腔。这便是丽达的表妹伊冯·吉斯林格的地址。伊冯是斯普林格和阿特雷巴德街的 联络员。这一次，盖世太保的特务做得比较巧妙。他们先派几个不怎样化装的特务 去找伊冯，用意似乎要吓唬她，不是真要抓她，而暗地里他们却派人盯她的梢，想 通过她发现斯普林格。可是他们这一手又没有成功。 在圣吉尔监狱方面，阿拉莫的消息却很叫人担心。跟我们有联系的看守，说他 已经送往柏林。这事本身就非同寻常。 更古怪的是，后来又送了回来，登记册上改名为米凯尔·马卡洛夫。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但也没什么稀罕。马卡洛夫大概是他的真名字。 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姓名。可是，我毕竟打了电报给情报中心查 问这件事。回电是“肯定”。我马上又给局长去一个电报，通知他情况危险。 德军情报组织已开始围剿，但是走错了路。尤其关于阿拉莫，他们几乎失之交 臂。就在皮普上尉搜查阿特雷巴德街的时候，好几位抗敌战士在法国北部被捕，其 中有西班牙内战时安德烈·马蒂的秘书。德军情报组织就此认为这个法国抗敌核心 跟比京的“红色乐队”同属国际纵队老战士的抗敌体系。我在上文已经讲过，阿拉 莫过去参加过国际纵队。皮普就按这种想法，给柏林打报告，建议把逮捕的人送进 集中营。这时候，杰林才出来过问这件事。以后，我还得跟他大打交道。 杰林是警探长，他以这个身份接到皮普上尉的一份报告。他不相信我们的组织 跟法国北部的抗敌组织是以国际纵队旧人为纽带的。但是，他又记得他在破获捷克 抗敌组织的时候，逮捕了几名苏联特工人员，供词中提到一个苏联空军军官，曾经 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 杰林觉得这个人特象皮普所描写的阿拉莫。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他决定到比京 去找阿拉莫。他坐飞机去把犯人带回柏林。他没把阿拉莫送进监狱，只让他在自己 家里住了十五天。杰林是反共老手，懂得一些心理作用。他的几子在空战中打掉一 只胳膊，跟阿拉莫谈得来。杰林在他们谈论的时候，又去讯问监牢里的捷克被捕特 工：认不认识阿拉莫? 阿拉莫有没有参加过国际纵队? 一面问，一面又把阿拉莫的 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答复是肯定的：就是他。跟他们都是在莫斯科情报洲练中心 毕业的同期同学。戏法就此收场。 杰林前进了一大步。他再把阿拉莫送回比京圣吉尔监狱。我们全仗看守的报告， 才知道阿拉莫的真名叫马卡洛夫。 刽子手们得知阿拉莫在地下斗争中的作用，便推论出索菲和卡米都是跟他一起 工作的。他们想多知道一些东西，觉得还很有油水，于是酷刑就开始了。 夏初，阿拉莫和卡米转送到布林敦克炮台，经常受酷刑。 他俩英勇不屈，什么也不说，一个人名字也不吐露，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俩而被 捕。 “红色乐队”的踪迹到此为止，德军情报局的线索断了。 第十二章情报中心的错误 我们派在比国的情报小组，就此烟消云散。 肯特去马赛途中，路过巴黎。他在6 月里刚和玛格丽特．芭尔扎结婚。他本该 分路先走，可是他不愿意劳燕分飞，非要一路走。肯特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他时 常去德国、捷克，瑞士，知道的事情太多，绝对不能冒险。 我在巴黎见到他，觉得他情绪很不好。他负责建立并领导比国小组，已经历时 一年，工作十分繁重，忽然毁于一旦，自然对他打击很大。他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 说：“你决定把我派到马赛去，这是正确的，不过我敢肯定莫斯科不会理解。我本 来是苏联军官，将来回去，一定要跟我算阿特雷巴德这笔账。” 斯普林格打算跟他的妻子在里昂成立一个小组。我向情报中心建议把剩下的比 国小组拆散，人自为战。最能干的战士如；伊兹布茨基，塞赛，莱希曼，各人都有 发报机，可以让他们直接联系情报中心。至于西梅克斯戈公司呢，肯特定后，经理 由德拉伊接任。 局长给我的答复叫我吃了一惊，并且搞得我心乱如麻。 局长命令我跟苏联上尉艾弗雷莫夫( 又名博尔多) 碰头，把比国小组的旧人交 给他领导，温策尔小组也拨归他领导。 我不认识艾弗雷莫夫。1942年春天头一次会见他，他给我的印象不好。他从1939 年便在比京定居。直到1942年，他只满足于隐蔽自己。他本来懂化学，便作为芬兰 学生，在科技大学报了名。他搞情报的成绩很有限，送出去的消息毫无价值，不仅 象客串，而且有点丑化这门工作。他报道的尽是些夜总会里德国官兵信口开河的无 稽之谈，他就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凑成大文章，从中发挥他的想象力。这不 打紧，情报中心的官老爷，宁可要上过三个月情报课的上尉，不要象温策尔那样搞 秘密情报的老手。 我克服了自己的担心和火气，说明了责任该由情报中心担负，然后把全部情况 向艾弗雷莫夫做了交代。温策尔，伊兹布茨基，莱希曼这一班老战士对这个决定都 十分遗憾。莱希曼一听到就叫道： “听这个傻瓜指挥J 他会让大家都把命送掉。” 我只好逐个去劝解，叫他们服从纪律。为了在这上面毫不含糊，我在4 月里向情报 中心打了一份报告，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决定。过了两个月，局长考虑了整个情况， 答复我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叫我解散比国小组。 来不及了！1942年7 月，艾弗雷莫夫被捕。由于缺乏经验，他埋头钻进了人家 给他安下的圈套。4 月里，我到比国会见艾弗雷莫夫。莱希曼告诉我说，他又偶然 碰见了比国警探马丘。这人在1940年办过他的伪造证件案。马丘对莱希曼说，他参 加了抗敌运动，很想出点气力，因为他怀疑莱希曼为地下组织工作。他最能效劳的 是提供真的身份证。 我对马丘毫无信心，就吩咐莱希曼跟他断绝联系。艾弗雷莫夫却认为银盘托来 崭新的身份证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我一走便不睬我的嘱咐。马丘又去向他提议 在他家里藏一个发报员。艾弗雷莫夫屁滚尿流地答应了，又把自己的照片交给马丘， 托他搞身份证，真糊糊涂得没法形容。约会订在天文台附近，马丘来了，可不止他 一个人，好些身穿风衣的人坐在黑卧车里等他。 伊兹布茨基赶到巴黎，报告艾弗雷莫夫被捕。格罗斯沃格尔，立刻前往比京处 理这件事。过了三天，艾弗雷莫夫又露面啦，陪着一位“朋友”，行动象一阵清风 那样自由自在。他告诉门房说，比国警察查了一查他的身份证，问题都解决了。 不错，都解决了。随后几天，塞赛，伊兹布茨基，莫利斯·贝伯( 负责联络荷 兰) 一一被捕。贝伯受了酷刑，于8 月17日供出他跟荷兰的联系人温特林克。温特 林克和希尔波林夫妇俩一齐被捕。九个组员，两个发报员幸免于难。 艾弗雷莫夫还初步供出了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个公司，但是说不出具体情 况，因为我们没让他知道。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两个公司的活动都遭受严密而隐 秘的监视。 有人去把西梅克斯戈公司的地址告诉皮普上尉，他认为是瞎开玩笑。他租的办 事处就在同一座大楼里面，等到艾弗雷莫夫向他描绘大老板的形象时，他拍拍脑门 子喊道：“我的天哪！我在楼梯上碰见过他，还跟他打过招呼呢！” 艾弗雷莫夫没有动刑便一一招供。盖世太保很会鼓动民族意识，打动他心坎深 处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他们对他说，“你是乌克兰人，怎么去听犹太人指挥? ” 他们威胁他，要难为他的家属，又邀请他到德国去游览，参观大德意志帝国的 种种成就。总之，艾弗雷莫夫招供了。 因此，被捕的超过三十人，有的人全家被捕，超过比国小组全体人数的一倍。 8 月底，艾弗雷莫夫碰到日尔曼·施奈德。施奈德是温策尔小组的成员。艾弗 雷莫夫对她交了底，说他被捕后为了保住性命，把什么都交代了，劝施奈德跟他一 起干。他说：“你该明白，奥托他呀，总有办法脱身，吃苦的反正老是咱们。若要保 全一点东西，最好是投奔德国佬。” 施奈德答应他第二天给回音，马上赶到巴黎向我报信。 我立刻派她去里昂。德国人发现施奈德失踪，随即逮捕了她的丈夫和她两个姊 妹。 施奈德两口子都是瑞土人，在第三国际工作了二十多年，当过联络员，交通员， 搞过通信站，见过和认识很多欧洲的党员干部。他俩在比京的住宅在战前一直是负 责同志路过比京时候的掩护所和转运站。多列士、杜克洛都在他们家住过。好些第 三国际的元老跟他俩有交情，特别是罗宾逊和他的前妻克拉拉·莎贝尔。莎贝尔是 温策尔和柏林小组之间的联络员。 施奈德的丈夫并不是“红色乐队”的正式成员，但是由于他过去的关系，毕竟 知道不少情况。在酷刑之下，他供出了罗宾逊电台的报务员格利奥托。从这一天起， 罗宾逊便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这一切，我当然立即报告情报中心，而情报中心的回信却叫人听了瞠目结舌。 局长回电说： “奥托，你完全搞错了。 我们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过是查查证件，什么事也没出。 而且他仍然送来许多材料，经过严格的检查对证，这些材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情报中心连想都不想一想为什么忽然之间艾弗雷莫夫变得那样的神通广大。实 际上，德国人放的毒已经开始生效。局长大概认为被捕人名单还不够完全，叫我在 9月初到比京去会晤艾弗雷莫夫……我们的监视小组先到现场察看，发现周围咖啡馆 里的座上客不大留心杯子里喝的，却只管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街上。离那儿不远，黑 色小轿车悠转得叫人寒心。 就在这时候，温策尔昂然不动，身旁搁支手枪，另外准备化学燃烧剂，只消几 秒钟便能把电报全部毁掉，他布置停当，继续发报。他的住宅被电波侦查队发现以 后，突然深夜被包围。他爬上屋顶，枪击追兵。人们为枪声惊醒，瞧见他奔跑的身 影，在邻近一座楼房里消失了。结果，德国人在地下室里把他抓住。我知道，在德 国人搞的档案里，温策尔被看做叛徒，说他被捕以后，同意跟敌人合作。真是无耻 的阴谋，用意在于污蔑共产党老战士、台尔曼的战友。事情的真相，我们下文可以 看到，完全是另一回事。 1 月末，我们的监视小组发现阿特雷巴德街的房子已经没有人在监视。我马上 派两个人，身上带着盖世太保的证件，去收回那些留在索菲屋子里的书刊。这些书 的确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密码就是利用其中一本书来编的。 德国密码侦查组组长沃克博士，也深知其中奥妙。他要求比京盖世太保把搜查 到的书本都交给他。盖世太保说当时投管那档子事，而且要的书都不在了．沃克这 才明白书已让我们取走。可是，他并不罢手，重新审问丽达，审出了丽达还能记得 的五本书的书名，因为这五本书老在索菲的桌上摊着。 为了找出密码的钥匙，沃克博士手里只掌握一个字：aProctor~ 。这是他反复 演算，才译出来的。根据的就是那壁炉里抢出的一纸余烬。那个字，找遍了四本书 都找不到。 第五本书叫做《海尔曼教授的奇迹，，什么书店里，旧书摊上都没有。一直到 1942年5 月17日，才由卡尔·冯·维特尔上尉找到一册。沃克博土马上拿来译手里 的一百二十份密电。 这些密电就是德国监听站在1941年6 月截获的。 1942年7 月14日，沃克的译电员才把下面一封密电译了出来。 KL3 de R．T ．X ，1010—1725WDS GBT 由局长发给肯特亲阅。 立即在柏林下列三个地址会面并找出电台联络失败的原因。如果再有中断，由 你负责转发。柏林三个小组的工作以及情报的发送极其重要。地址，纽卫斯顿，阿 尔顿伯格街19号，右手第三。查尔洛顿堡，弗雷德利亚大街26号，左手第二。伏尔 夫一弗利埃瑙，凯撒大街18号，左手第四。包威尔。记住“欧伦斯别格尔”。口令， 局长。 10月20日前回报。新方案( 重复新字) 适用于三个站。 gbt ar KLS de RTX 。 这真叫人说也不信，情报局长竟然会把这么样三个地址用无线电打出去。怎样 三个地址呢? 一个是波森的，一个是哈纳克的，一个是库霍夫的！我当时看见这等 样的麻痹大意，已经十分吃惊。万一德国人把密电译了出来，岂不是把德国组双手 奉送给了敌人? 在我看来，密码这个东西，不管你编得多么巧妙，总不是长期破不 了的，而1942年7 月14日，这个密码硬是给人破了。 盖世太保并不急忙去享受这份厚礼。他们沉着地布置下老鼠夹子，派出了盯梢 眼线，电话安了窃听器。夏天没过，柏林小组六十名成员都进了罗网。 外加运气不好。沃克博士那儿本来有海尔曼在埋伏着。 偏偏弄到8 月29日，他才得知这件事。他马上打电话给波森。 偏偏波森不在柏林。海尔曼留下话，叫波森马上回电话。8 月31日清早，波森 一打电话，谁知接话的不是海尔曼而是沃克博士。 “我是波森……” 沃克听了吃了一惊，以为有人挑衅，马上通知盖世太保。 波森即日被捕。两星期以后，穗国小组八十名成员都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株连 还在继续。1943年初，监里已经关了一百五十人，很多人跟“红色乐队”全不相干。 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黑名单越来越长了。 第十三章别动队追踪 阿特雷巴德街那件案子是德军反间谍部办理的。为了更加有效地对付法国和比 国的“红色乐队”，又在1942年6 月成立了“红色乐队”别动队，由卡尔，杰林领 导。他揪出了阿拉莫，表现得十分精干。他指挥的这个队伍是经过精选的，专门受 过地下斗争训练的党卫军战士。巴黎分队由亨利希。 雷伊瑟率领。盖世太保的头子缪勒监督各次行动。希姆莱和包尔曼这两个特务 总头目都亲自负责管理。 1942年10月初，别动队来到巴黎，在索赛街原法国保安局四楼安营扎寨。 针对法国小组的战斗打响了。 其实，这时候，小组已经初战不利，不过杰林却不知道。 原来，1942年6 月9 日，我们两个报务员，就是索科尔他们两口子，在拉菲特 郊区一所别墅里遭到突袭。那时候，他俩正快要发完一封电报。一辆电波侦查车偶 然巡查过去，发现了地点，立刻行动…… 当时，盖世太保没有联想到“红色乐队”，因为索科尔他们使用的电台是包利 奥尔安装的，功率太低，不能向莫斯科直接发报。这个电台发出的电报都是由伦敦 转发的。所以德国人肯定索科尔他们是为英国工作的。 索科尔夫妇两人被捕的消息马上送到我们那儿。包利奥尔在另外一架电台上监 听，忽然听到发报中断，知道出了事。 我马上派人到拉菲特郊区去侦察，结果证实了两人被捕。我们立刻去索科尔家 “打扫”屋子。等别动队赶到那儿，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已经“打扫”干净。 就在当天，我把编码员维拉·阿克曼派去马赛。一面通知斯巴克，因为他是索 科尔两口子的好朋友。索科尔夫妇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一个人名字也没能从他俩 嘴里逼出来。 杰林不知道索科尔他们跟“红色乐队”的关系，但是，沃克博士的部下在柏林 译出的密电，以及在比国被捕人员的口供都提供了很多消息。莱希曼受了酷刑，听 说艾弗雷莫夫叛变，他便垮了，跟他的情妇玛尔维纳·格吕伯一道投靠别动队。杰 林就靠了他们俩，对我们的巴黎小组有了一些认识。 他的头一招是想引我上圈套。他派人去跟里科宁夫人说，有一笔钻石买卖一本 万利，不过只能跟吉尔伯本人接头。里科宁夫人是西梅克斯公司跟多特工程局搞联 系的代表。 就这样把约会定在比京。幸好比京的别动队队员傻呼呼的告诉里科宁夫人，说 我是“苏联特务”，他没有估计到里科宁夫人虽然是白俄，毕竟还有爱国心。 她马上告诉我说； “我反对共产党，但我首先是俄国人，我不愿意把你送给 盖世太保。” 我一面安慰她，一面劝她去告诉德国人，说我忽然不舒服，不能赴约。 杰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放出莱希曼来追我。他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 曾经在巴黎住过一阵子，知道一些地址和一些信箱。他一处一处去找，可是，他的 身份已经暴露，谁也不理睬他。别动队只好原地踏步。杰林知道“红色乐队”的神 经中枢肯定在巴黎，他包围了几个组员的家，但是搞不出下文来。 杰林从格吕伯那里得知肯特的妻子芭尔扎在马赛。因为芭尔扎是格吕伯陪着去 马赛的。肯特也在马赛。杰林马上发动马赛的别动队，于1942年11月12日把肯特夫 妇双双捕获。 其实，肯特完全可以不至于落网。但是他不遵照我的指示在8 月里前去阿尔及 利亚。他要去却非常方便。西梅克斯设在马赛的分公司经理儒勤·贾斯巴，跟卡特 鲁将军交好。 卡特鲁将军在那时候正在阿尔及利亚当总督。可是肯特的情绪十分低沉，既不 能行动，也失掉了反应。10月里，我到马赛找他，他自己觉得处境危险，知道几星 期内，德军便要占领自由区了。 ·他对我说： “我不能到阿尔及利亚去，去 了一定会被召回莫斯科，办我搞垮比国小组的罪。”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 “我如果被捕，就来一个假降，把德国人的意图搞清楚……” “根本办不到。要假投降，必定要有办法通知情报中心。 这一点，你是办不到的，反而不得不交出密码。你摆弄不成德国人，反而受德 国人摆布。”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并没有能说服他。我又劝他到瑞士去避避风头，他说他的妻 子正在等护照，决不肯在这时候分手。 第二天，德军便占领法国南部。肯特夫妇双双落网。别动队真没有浪费时间! 肯特不等盖世太保费什么气力便从实招供。只要夫妻，团圆，什么都行。肯特知道 西梅克斯两家公司和“红色乐队” 的关系，也知道阿尔弗雷·科尔班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11月17日，我会见科尔班，对他说：“你的处境不妙，阿尔弗雷，你得走。” “我? 为什么? 只有肯特一个人能害我。而肯特是个苏联军官，苏联军官决不 会出卖人。不是吗? ” “阿尔弗雷，你做买卖非常现实，可是办旁的事，却太凭理想。你不了解盖世 太保到底有多么厉害。你不仅得走，还得快走。你全家都到瑞士去！” ‘没门，我那口子根本不知道我于些啥，她决舍不得离开寓所。” 11月19日，别动队突袭西梅克斯公司‘，逮捕了主要负责人：科尔班，苏珊· 广德，凯勒，密农夫人等等。 格罗斯沃格尔，卡茨和我撤退到安东尼。我们在那里有一处别墅，除我们三个 人，’谁都不知道这一个去处。 我们很快就把情况总结一下。情况不妙。比京，荷兰，柏林以后，轮到了巴黎。 我们决定先搞安全工作。 “红色乐队”法国组组员没有出事的还有五十来人，人 人都接到了我们的通知。我们又跟法共代表米歇订出一套新的约会暗号。 格罗斯沃格尔也照样跟包利奥尔定了一套新暗号。 可是，最严重的是情报中心显然对我们失掉了信心。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将来的 行动。我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每逢报告情报中心有人被捕的消息，回电老说： “你们搞错了，发报仍在继续，而且发来的材料很有价值。” 情报中心并不错，发报是没有停止，包利奥尔已经截获几次艾弗雷莫夫发出的 电报。他也截获过从荷兰、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事情很明白，别动队不想让情报中 心知道有人被捕，所以便让“乐队”不停地奏乐。用意何在呢? 我们一时还搞不清 楚。敌人破获一处电台，就让它反过来为敌人工作，发些假情报，让对方上当，这 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工惯用的手段。但是，德国人破获了电台，又用来发出真情报， 使莫斯科了解真情实况：那就难以置信了。 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新策略大概隐藏着什么深谋远虑的东西，不过目前还猜不透 其中奥妙。我们有责任把敌人的动机搞清楚，然后使其不能得逞。不管情况如何， 一定不能让他们得手。万一我们再有人被捕，我们就表面上同意合作，以便更好地 钻进敌阵。 有必要再一次把局势发展的情况通知情报中心。11月22日，我发出一份电报， 把情况讲得详详细细。同时又写信通知杜克洛。然后，我们准备隐蔽一个时期，不 留任何踪迹。 我在克莱尔蒙费朗附近一个名叫鲁瓦亚的小城里，办了一桩丧事。死亡证和墓 碑都准备就绪。让·吉尔伯过不了几天就要一命归阴了。 我打算17日离开巴黎，卡茨晚几天走，格罗斯沃格尔一拿到居留证便去南方。 我在动身以前打电话给马尔布拉德医生。他是牙科外科大夫，本来要他给我送 两个花圈，可是我又要他先跟我看看牙。恰好他在24日有一点空工夫，便约好14点 钟见面。 第十四章“奥托先生，怎么样……” 11月24日，我起得很早，不慌不忙地盘算盘算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觉得脚下 荆棘丛生，非得十分谨慎小心，越想越觉得暂时分散的决定是聪明的，也是必要的。 我和卡茨在一起吃了午饭，没讲多少话。这不是长篇大论的时候，也不是感情 用事的时候。我们约好在16点左右会面，等我会过那位牙科大夫。随后，我再去跟 德·温特告别。晚上还可以跟格罗斯沃格尔最后见一次面。当夜便搭夜车去鲁瓦亚。 卡茨陪我到牙医家去。诊所在利窝里街。我们还没有走到就分手了。卡茨离开 几十米，跟在我后面。这是为了提防被捕而规定的新办法。14点正，我走到那座楼 房前面，向左右两方瞧了两眼，行，可以进去。两旁既没有形迹可疑的人，也没有 停着的汽车。我走上楼，按一按电铃。大夫自己来开门。我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 手来接待就诊的人。还有一件事也叫我纳闷。候诊室里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平 常老坐得满满的。此外，大夫一直把我引进诊室。我瞧瞧他。 他神色不对头，脸发白，手发抖。我问他：“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 他结结巴巴，听不清说的什么，接着就推我坐上治牙的椅子。他叫我仰头靠紧 椅背枕垫上。我照办了。他拿起器具，手抖抖霍霍! 简直伸不进我的嘴巴。忽然， 我觉得身后有响动，可是已经来不及! 我觉察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按说可以提起 我的警惕，及早溜掉。现在却太晚了，背后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我走进诊室一共还不到一分钟，身旁已经夹着两条大汉，各人都握着手枪，脸 色灰白，跟牙医不相上下。我瞧瞧他们手里的枪，都霍霍地抖。嘿！倒是他们发抖， 大概心慌得很。 突如其来的冲动刚刚过去——说不定我还是在场的人里面最不慌张的人——我 马上恢复了镇静，脸上重新有了血色。我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 武器……” 他们听了，大概也心定一些。另外一个人一步窜到窗户跟前，大概想挡住我跳 楼的去路。 我站起身来，全身搜过，戴上手铐。他们眼神里仿佛有什么惊讶的意思。如果 他肯说话，我估计他们会说：“怪事，你出门不带枪，也不带保镖? ”他们似乎完 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办得那么利落。 牙医走到我的身旁，好象就是他一个人还没有恢复平静。他的嗓子仍然打颤， 勉强对我说，“吉尔伯先生，我向你保证，这事跟我毫无关系。” 他确实没有撒谎。我后来才搞清楚的。 当时，事情就那么摆着，我已经落进盖世太保的魔掌。 糟糕当然是很糟糕，不过仍然得保持信心。我隐约意识到我和他们的一场较量 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西梅克斯公司的职员们被捕以后，盖世太保日夜审讯。 酷刑用到一级、二级，问的只有一句话：“吉尔伯在哪里? ” 只有科尔班一个人知道，可是他不说。我却不知道，就在这工夫，科尔班夫人 和女儿都软禁在家里，由盖世太保的法国助手拉方那一伙看守着。他们以为我还不 知科尔班被捕，所以到他家去等我，把夫人女儿作为人质。 23日，杰林和军谍局的皮普上尉从比京赶到巴黎。他们对埃利克·荣格很有意 见，荣格是别动队队员，他自作主张抄了西梅克斯公司。杰林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 先不打草惊蛇，只派人监视、跟踪公司的全体人员，岂不更能找到我的线索？ 当天晚上，杰林把科尔班的夫人、小姐和一个兄弟都关进弗雷纳监狱。24日早 晨，杰林亲自审讯科尔班夫人。他平心静气地对她说，如果在几个小时内，她还不 说出我在什么地方，那末，科尔班便将在她和全家人面前枪毙，其余家属送进集中 营。压力实在大得可怕。那位可怜的夫人急得五内俱焚，只好搜肠刮肚思索，居然 想起了有一天，仿佛初夏光景，我害牙疼，请她介绍一位牙医。她便介绍了她家熟 识的马尔布拉德大夫。 11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科尔班夫人才把牙医的住址告诉了杰林。我认为她并 没有出卖我，因为她并没有想到这样就会害了我。原来，前几个星期，她问过我牙 还疼不疼。我说； “治好了，不需要再去了。”所以，她所做的正如任何情报员 会做的一样；提供没用的消息，保全紧要的东西。 在这一次审讯的时候，科尔班就在旁边一间屋子里。门半开着，说话全都听得 见。我想象当时科尔班听了一定很高兴，佩服他那口子居然想出了办法，扔点东西 给盖世太保去啃嚼。 杰林和皮普马上出动。11点30分便到了牙医诊所。牙医不在。助手说他还在医 院里。他们当即叫助手打电话去医院，说有急事，把他叫回家。大夫的父亲正害着 病，住在诊所楼上，所以大夫一听说，马上赶回家。回家撞上盖世太保，逼着他把 病号的名单念给他们听。大夫拿出身上的小本子，把一个一个人名字念了出来。就 是没有那么个吉尔伯。 杰林拿过本本亲自检查一遍，仍然没有。直到最后，牙医想起了一个病号，本 来约14点到诊所来，结果改了期，补上吉尔伯…… 杰林和皮普真叫喜从天降，一辈子也没遇见过这样的好事，竟能把我手到擒来。 他们一心要快，忙叫牙医形容出我的模样。牙医说，我是比国企业家，原约27日， 最后才改24日的。杰林他们什么也不说，只叫大夫不要走开。 那时候大约只有12点半光景，张大网已经来不及，只好亲自动手。1 点半钟， 他俩回到牙医家告诉他说：“我们来逮捕吉尔伯。你得跟往常一样，叫他坐上手术 椅，把脑袋贴在椅背枕垫上。” 后来的情况，上文已经叙述……我的人身自由就决定在那末一些细节上。人生 满是偶然，而搞特工的就得要能够预料出无法预料的事情。当杰林和皮普带我上车 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这些。车开了，我沉默一下便对杰林说：“你真有造化。今天 逮不住我，可得打完了仗再见啦。” 他兴高采烈地答道：“我真高兴，我们追你已经追了两年。凡是德国占领的地 方都找遍了。” 我们一阵风似的来到索赛街，直奔四楼别动队队部。不一会儿，巡阅开始了。 消息已经传遍各机关。头头们都进来看怪物。一个大胖子，酒糟鼻，见我就喊： “好了! 总算抓住了这头苏联熊！" 这人就是波梅尔堡，盖世太保在巴黎的总头目。 杰林忽然踪影全无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满面红光地跑回来，原来他直接打了 电话给希特勒和希姆莱，报告抓住了“大头头”。这话真假不知，至少杰林是这么 说的。他又说：“……希姆莱高兴得很，”他说，“现在可得留神啦，最好把他手 脚都捆上，填在沟底里。跟这等样人打交道，谁也不敢说到底会出什么事。” 天黑下来，他们又把我带到街上，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撞上我们。街上有车等 着。我的手上了铐。三个盖世太保簇拥着我，前有汽车开道，后有汽车殿后，风驰 而去。到了曼纳大街，我知道要送我到弗雷纳监狱去。进了监狱，又等半小时，把 闲人一律赶光。显然他们要把逮捕我的消息完全封锁起来。走过的走廊一条条空荡 荡阒无一人。最后走到特犯监，押的都是“红色乐队”的人，现在也出空了．我被 人推进一间牢房。门叭嗒一声关上了。牢房景致是很熟悉的：一张小桌子，一张草 垫，一眼小窗。 我暗中盘算一下，不知同志们的下落如何。首先，我跟卡茨曾约会在16点。他 一定等候了一阵子，不过事前也曾讲好，如果等不到我便给牙医打电话。后来我才 知道，牙医按照盖世太保的吩咐，回答说吉尔伯先生没来。这样回答是不顶事的， 卡茨明明瞧见我走进诊所的嘛。就在他在利窝里街等我的时候，盖世太保抄了他的 家。 乔琪·德，温特呢? 她没有落网纯粹出于奇迹。她等到18点光景，见我没有如 约来到，便决定到卡茨家去。这不是送上门去吗? 刚进大门，门房告诉她，盖世太保 就在楼上。 她二话没说，转身溜掉。 11月24日，我一直呆在牢房里。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谁也不来照面。 古怪呀！我不禁心里嘀咕，监牢里的一套，我是知道的。一般都先填表格，就跟住 旅馆一样，姓什么，叫什么，脱衣搜身…… 接着，许多阴沉沉的念头向我袭来，心想： “难道杰林已经骗信了情报中心， 所以不必再请教我了？也许‘乐队’遭他们策反成功，红色变了褐色，机器运转得 已经很顺当了？ 这么一来，你被捕了，岂不打乱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肯定会了结你的账。盖世 太保会一直好好利用‘乐队’向莫斯科送假情报，直到战争结束。” 尽管 我觉得死期已近，可是仍然不朦胧睡去，没睡一会儿，门又嘎吱一声开了。灯光射 进来，一声吼叫：“起来，走！” 走? 走就走！重新走过一条条空荡荡的走廊。仍然是下午那三辆汽车，仍然风 驰电掣。开了几分钟，车就停下。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没法猜出地点来。看 守们下车，只见人影憧憧，窃窃私议。就在这一刹那，我确信旅程已经到头。车门 开着，天色黝黑，乘机逃走罢? 可能性很小。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追我，开枪打我。 我这就是死于战斗。这是最后的挣扎，最后的抵抗。我迟疑了几秒钟，来不及了。 老爷们重上车，嘴里骂娘：“这混蛋司机，开前头一辆车的，他找不到路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回到索赛街，再上四楼。忽然前倨后恭。手铐去了。一个 别动队队员，如同侍役长请求宽恕他服务不够周到似的，向我必恭必敬地说：“请 原谅我们没在弗雷纳给您备饭，吉尔伯先生，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监狱管理处知道您 去过那儿。” 噢，原来如此…… 他们把我请进一间大厅，桌后坐着七个人，我只认识三个。另外四个人，据说 刚从柏林专程赶到。我只认出一个盖世太保缪勒。杰林坐在正中，仿佛是他主持会 议。有人请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如果有一个水杯，那就完全成了会议厅。 杰林对我说：“经过了这么一天，您也许想喝杯咖啡吧? ” 我十分同意。热咖啡给我提了神。 于是，杰林站起来，用德语对我说话，并且故意提高了嗓门．“这样，奥托先 生，您在德占区领导苏联谍报网，为情报中心局长立了大功。这都可以。现在可得 把这一页书翻过去了，您输了。下场如何，您是明白的。可是请注意，人不妨死两 次。头一次，我们可以枪毙你，因为你是第三帝国的仇敌，然后再让莫斯科枪毙你， 因为你叛卖了国家！” 我盯着杰林的眼睛，对他说；“杰林先生……” “你为什么叫我杰林先生? ”他打断我说，“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怎么啦 ?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每一个队员的名字吗?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的一切作 为吗? 你不是承认我搞情报还有点经验吗？这就是证据嘛。” 我稍停一下，让对方的印象更加深一些，才说下去：“那末，杰林先生，这个 一人能死两次的说法，你到底讲过多少遍了呢? ” 满屋子哄堂大笑。我在这场稀奇古怪的较量中得了一分，然后接着说：“…” 要说我呢，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确知道我的下场，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你讲那象 征性的枪毙，老实告诉你，一点不关我屁事。真情实况迟早总有人知道。随便你怎 样摘都不管用的。我于心无愧，什么都不在乎。” 杰林掉转话头，向我发问：“你不知道肯特在哪儿么? ” 我听了放声大笑。 “我知道，你也知道，他是11月12日在马赛被捕的。我不知道你们把他关在哪 一座监狱里，不过波梅尔堡这一手是跟法国警察一起搞的，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听了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问我：“你怎么会知道的? ” “遗憾的是你们不看法国报纸。11月14日，马赛有一家报纸，大吹大擂，宣布 逮住一批苏联特务。再加你们是跟法国警察合摘的，你们就那么样相信法国警察对 你们忠心耿耿，相信他们会守口如瓶? ” 最后这句话是经过考虑的，意在让他们彼此猜忌。因为法国警察帮助德国警察 最为可怕。在许多场合，盖世太保没有法国警察帮忙，便搞得不那末顺手。法国警 察在战前搞过左派分子，特别是无国籍人士的档案。这拿出来依然有用。 1940年6 月14日，巴黎刚被占领，赫尔木特．诺成的别动队，便在海特利希的 直接指挥下，向巴黎警厅索取“有关系的” 档案，特别是有关政治流亡人士的材料。 我想不到这一下居然击中了要害。在场的首长们顾不及当着我的面便叫杰林作 出解释。这件案子在柏林是定为“国家机密”的，为什么让法国警察和比国警察插 手? 杰林为自己辩解说：这事不归他的职权范围。不管怎样，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后来我听说，从这一天起，别动队队员不能再在这类案件中利用法国警察了。 插曲奏完，杰林试图重新采取攻势。 “从1941年12月开始，莫斯科就不再相信你打回去的报告了……”他给我看三 厚本材料。第一本大字标题： 《巴黎——红色乐队》。第二本标着； 《比京— —红色乐队》。第三本标着： 《大首长案》。我这才知道这个尊称指的是我。 杰林接下去说： “第一本是1942年初在柏林译出的密电，说明情报中心不满 意你12月13日采取的一些措施，认为太过严厉。” 我完全记得这一批跟情报中心来往的电报。不过，我后来毕竟向局长解释清楚， 不仅危险确实存在，而且并没有排除。 然而，这位别动队长非得要充分利用他这一条理由不可。他说：“这是你在1942 年夏天打给情报中心的电报，报告艾弗雷莫夫被捕，而情报中心却是这样答复你的 ：奥托，你完全搞错了。我们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过是查查证件，什么事也没出。” 杰林又接着说： “你瞧，局长已经不相信你了。其实，还是你有理。不瞒你 说，艾弗雷莫夫的确是在为我们工作。 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比你们强……" “杰林先生，比方说你们没有抓住 我，现在算是内行在一起谈话，我就会对你说：别太自信，搞特工的人在这上面最 犯忌。你们深信已经得到了局长的信任，可是，既然有电报为凭，那就何妨再看一 看局长的另一封电报呢? 他不是叫我到比京去找艾弗雷莫夫吗? 他连日期、钟点， 地点都规定好了。这封电报大概没有漏网吧? 现在，请杰林先生告诉另外几位先生， 我到底去赴了约没有? ” “没有，你没有去。” “这怎么可能呢? 特工纪律何等森严，谁不知晓? 我呀，我倒可以告诉诸位， 我另外收到了一封电报，叫我不要去。来电走的是另外一条线路。这个约会本是局 长设下的圈套，意在搞清楚艾弗雷莫夫到底被捕没有。" 屋子里似乎起了一阵小骚 动。我接着说：“瞧瞧，什么也不是绝对可靠的。你们怎么能知道，情报中心一定 没有搞清楚你们的计划呢?"杰林回答说：“我们知道莫斯科还以为肯特始终逍遥法 外。”’“肯特已经投奔你们了吧? ” “不错。” “当真? ” “当真。我们发给情报中心的电报都由他译。” “这证明不了什么。” 杰林再一次把话岔开。他说，“对啦，奥托，你们通过法共领导联系莫斯科到 底是怎么回事? ” “你知道这条线索吗? 是肯特交代的? 可是，他有办法让你们利用这条线路吗 ?” 我非常想知道，杰林会说些什么……他说：“还没有，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 …再说，你了解波森的小组吗? ” “不了解，我从没听说过。” “这是共产党在柏林的一个情报小组。已经一网打尽，但是跟莫斯科继续联系，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反问说：“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我是你们的俘虏，不 管你们讲什么也影响不了我。我本来就知道，现在仍然知道，莫斯科并不相信你们。 而且，我在这儿多呆一天，莫斯科就越发有可能看透你们的把戏。” 这一下，杰林却不吭气了。时间已经半夜两点。谈话的人显然都困了。我扼要 叙述的对话，本来很长，也很紧凑。 对方的计划已经渐露轮廓。显然，敌人想搞一个大规模的毒化体系，不是什么 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小差事。不过，我还瞧不清他们最终目的何在。“大赌博”已经 有了草图，但是目的呢? 杰林没有透露。别人也没有透露。杰林宣布休会，他说： “今天到此为止。明天再说。” 我在一间小屋子里，躺在长沙发上过了一夜，两个党卫军士官看守着我。上午 没人找我。下午，杰林来对我说：“目前，我们不让你被捕的消息传出去。我们对 你这样直率，大概会使你惊讶。‘红色乐队’的重要成员已经全部落网。一部分答 应合作，还有一部分不肯。我再对你说一遍，你已经输了。但是，你一定想知道我 们到底想干什么。没问题，奥托先生，咱们今晚就来谈这个。” 第十五章“大赌博” 11月25日，大约在21点，我又去受巨头们审讯。前一天，他们已经耍了很多手 段，老说我已经输光，试图以此来打击我的斗志。其实，我如果确实已经输光，那 末，别动队何苦还来向我请教呢? 他们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呢? 意外的事情一件一件 接踵而来。跟昨天一样，杰林对我的态度，不象对一个—蹶不振的俘虏。不，一点 也不象。他有时候换换手法，变变调门，用一种庄严正派的口气大谈高级政治，简 直可以把满座的外交家说得心花怒放。他开门见山地说，“第三帝国的唯一目标是 同苏联达成和议。” 真是新闻I 大概他瞧见我皱了皱眉，可仍然毫不在乎，照旧向我灌输他那一套 大道理。他说：“国防军和红军打得血流漂杵，只便宜了资产阶级寡头统治。领袖 不是亲口说过，邱吉尔是个酒鬼，罗斯福是个作孽的瘸子。不过这儿有个难题：在 中立国联系西方代表并不困难，而约会苏联政府代表却几乎没有可能。我们面对这 个难题一直束手无策。现在才想到利用‘红色乐队’。你们的发报网一旦由我们来 使用，就可以为争取和平出气力。" 杰林说到这里，自觉得十分动听，便停下来念 几份被俘电台发出去的报告，以为这样可以充实他的论点。他得意洋洋地说，莫斯 科方面一点也不曾觉察出什么。他接着又说：“在情报中心看来，‘西线无战事’， 一切照旧，别无新的情况，因为电台发出的材料依然质量很高。政治情报和军事情 报一样，质量都属第一流。杰林他呢，他决不发假消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取 得莫斯科的信任嘛。目前，他说什么也不会改变这条策略。 “……成大功者，不计小失。我们准备再吃几个月亏，完全取得莫斯科的信任。 到了那一天，就可以走第二步了。 你们那位局长将会收到柏林方面最高阶层透露的特等情报，每一件都能证实我 们决计跟苏联单独议和。” 杰林发言到了尾声，便转身朝我抛出了他的王牌，“我已经把我们的计划向你 和盘托出，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实现这个计划的障碍。你可以作出你的选择：要么跟 我们合作，要么从此不再见于人世。”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意图，所以才为我布置下这么一个场面，才用长篇大论作出 这么一个结论。纳粹给我的选择，不外乎为他们出力报效，将来可以把联盟翮个个 儿。到时候，我将成为新棋盘上一粒主棋。不然就结果我的性命。 这是一场大讹诈。别动队长说话很快，好象热病发作。 他一面讲，我一面估计这个阴谋的意义，并且看清了他们给我设下的圈套。我 的头一个结论是事情并不完全出于意外。 不。我本来已经隐约感觉到德国人并不太想摧毁电台，从肉体上消灭我们的战 士。他们要的是策反。这个策略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司空见惯的。经验将会证明， 策反对象决不止我一个。第二个结论是，事情虽不稀罕，杰林他们这一帮子确实来 头不小。他们说第三帝国很想跟苏联单独议和，这是睁眼说瞎话。我清楚地知道， 1942年11月，而且从1939年秋天就已经开始，纳粹有一批军政人物希望和西方妥协。 如果真能单独议和，那就管他“酒鬼”也罢， “瘸子”也罢，反正可以跟“资产 阶级寡头统治”联合起来去打苏联。 当然罗，这一手假如出之于军谍局和卡纳利斯海军上将，那就不难理解。这在 战后已经为人所共知。但是，出之于席伦堡，海德利希，缪勒，希姆莱，这伙盖世 太保的祖师爷，那就叫人难以置信了。我真想对杰林大喝一声： “你怎能叫我们 相信你们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呢? ” 对这一帮反动狂人来说，所谓单独议和不过是想拆散反对希特勒的联盟而已。 他们想我投身进去的这一场罪恶的赌局，用意不过如此。主要的危险在于引起盟国 彼此猜嫌，化友为仇。而纳粹则坐收渔人之利。对我们这些“红色乐队”的战士来 说，希特勒的德国跟苏联打仗是没法避免的。哪怕在德苏订立同盟以后，我们也没 有改变这个看法。 我们中间尽管有法国人，比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犹太人，反 正我们只有一个颠扑不破的主张：消灭纳粹，彻底消除褐色瘟疫。我们充分估计到， 单独议和，盟国离心，会带来多大的祸患。毒瘤非得连根切除。如果盟国中了敌人 的离间计，那末，毒瘤就能再度扩散。 纳粹在战争初期，已经由于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收获过一次渔人 之利。各国人民都吃了大亏。现在1942年，盟国之间又出现裂痕。红军后退好几百 公里，人力物力损失惨重。西方目击败况，不禁油然而生疑惧之心。红军经受得起 德军的冲击吗? 还能支持多久呢? 另一方面，英美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也在莫 斯科引起了阵阵疑云。苏联人心想，西方世界按兵不动，辎重山积，是否要等苏德 火并，力竭声嘶，为西方火中取栗呢?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的担心不无过火。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在德国军部，在希特勒周围，有这么一帮子人主张不 管希特勒肯不肯，牺牲苏联而与西方单独议和，但这帮子人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 也知道，英美方面也有一些政界人物乐于考虑跟一个投有希特勒的德国打交道。但 是，罗斯福和邱吉尔坚决要求“五条件投降”，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这么一个解决办 法。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也是确有把握的。 现在再谈我到案后的情况。 杰林他们的幻想并未破灭，还如数家珍地卖弄他们的计划。可是，在我这么一 个俘虏面前渲染他们的把戏，说明他们还不敢肯定是否骗取了情报中心局长的信任。 他们观察我的反应，估计我能否跟他们合作。在我看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今 后几星期内或几个月里，情报中心将会大规模中毒，接到大批假情报。德国特工特 制专送的政治，军事，外交假情报，莫斯科方面都将信以为真。这还不过是下钓饵 的阶段。等鱼儿吞了钩，杰林只消沉着地引回丝纶，鱼儿便会到手了。 我尽管心绪不宁，答话却狠命装得满不在乎。首先，我想动摇他们的信心。我 编了一篇故事，编得有头有脑，才能取信于逻辑性强的德国人。我说：“你们作出 了这样的假设；你们凭仗收罗过去的报务员，精心操纵，让情报中心照常跟你们联 系。好吧，就算你们得了手。可是，另外一种设想也不见得全无价值。比方说，局 长不瞎也不聋，他在‘乐队’奏的乐章里听出一些荒腔走板的地方，可是假装聋哑。 万一是这样的话，牵线人到底会是谁呢? 是你们呢，还是他呢？” 杰林愕然一怔，随即冷笑说：“你在1941年12月13日的壮举，对你并不曾有多 大好处。现在，莫斯科已经不相信你。你没有能够说服局长让他相信你当时是靠了 多特工程局的牌号脱险的。” 他这句话惹得哄堂大笑，只有皮普上尉不笑，因为那一天是他下令放我的。 杰林又说：“你很清楚，任何人在盖世太保手里呆过，哪怕只呆过一分钟，莫 斯科便不再相信他们。” 我于是下决心来它一手狠的：“诸位，你们忽略了一个要害问题。现在另外还 有一个反特组织，跟‘红色乐队’全无关系，专门负责保卫队员的安全。这个组织 别有通信渠道，直接向莫斯科报告当地情况。” 哪怕我揭发希特勒是个苏联特务，他们听了吃惊的程度恐怕也不过如此。对专 业特工来说，这样的组织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不仅德国人不知道，便是“乐队”的 多数队员也完全有可能不知道。 这个无中生有的反特组织，一下子就把各自的地位翻了个个儿。他们心里疑云 翻滚，渐渐成了信念。我接着说：“你们可以理解，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要十 分慎重地考虑跟你们合作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俾斯麦的根本方针，德国决不可以跟 俄国开战。但是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在沙上建屋嘛。我是一个俘虏，还来跟你们闹这 么一套，而这套东西的一切窍门，情报中心早已了如指掌，我如果这么干起来，岂 不叫人笑掉大牙?"杰林的答话又引起哄堂大笑。他说：“如此说来，我只好干脆放 了你了? ”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答他说： “如果你们真要跟苏联单独议和，看来这还算 最好的办法。” 第二次会谈到此为止。我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心里很痛快。他们的信心动摇了。 11月26和27日接连两天，我跟杰林单独谈判。 “大赌博”的弱点越来越明显。首 先，事情还在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德国人不能不送出有价值的材料，稳住莫斯 科，仿佛一个报务员也没有策反投敌。这事还有一点充裕时间。不过，杰林首先意 识到肯特告诉过他法共的特殊联络网有可能把“大赌博”一举荡平。他最怕情报中 心通过这一渠道，获悉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有一部分破了案。为了使情报中 心高枕无忧，他必须设法利用法共的渠道打一个报告出去，而能够这样办的却只有 我一个人。所以他便少不了我。我呢，我很有把握地告诉他，他这一手非垮不可。 他自己也不久就可以看得出来。日子越久，我跟法共联系的日子中断越久，情报中 心就越会觉得可疑。 我的推理并非纯出于虚张声势。我沾计杰林迟早不得不叫我参加“大赌博”， 不作为听凭摆布的一粒棋子，而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帮手。这么一来，我便能从内部 使机器失灵‘杰林向我问道：“如果让你参加，你能提供什么保证? ” 我答道：“不存在什么信任问题。有风险你们也得冒。 你们用得着我，为的是需要我，你说是不是? 没有我，你们布置下的一整套东 西就要垮台。” 杰林却还不准备冒这个风险。整整一个半月，他拚命想和法共接上关系，免得 向我请教。 第十六章杰林六战六败 杰林六战六败，更加鼓励了我坚持战斗。第一次败仗。 杰林叫我想法子不让情报中心知道我被捕。我马上建议打电话给玛德兰广场一 家咖啡馆掌柜，让他通知安德烈( 卡茨) 说： “一切顺利。过几天我就回家。” 在杰林看来，这句话很合乎逻辑。他不知道“红色乐队”的规矩平常禁止用电话接 头事情。如果发生非常情况，要用电话，那末也一定要只说反话。“一切顺利”就 是“一切糟糕”。卡茨一听就懂，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切糟糕，我回不了家。” 这样，卡茨便再一次可以证实我确实已经被捕。 第二次败仗。杰林让肯特发一封电报给情报中心，要求照我的样子，跟法共负 责人直接联系。理由是我靠不住，有必要建立双重接触。可是情报中心一口拒绝， 理由是各组都不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再让法共同志们冒风险。 第三次败仗。别动队又叫肯特手下的发报员，用我的名义要求情报中心通知法 共领导，约定地点，日期，钟点，会见法共代表米歇。情报中心复电同意，并且明 确地规定了办法。 别动队员乐不可支，马上开备战会议，决定不抓米歇。 非但不抓他，还叫派去联系他的人请他通知情报中心，盖世太保虽然在西梅克 斯公司抓了人，但是奥托和“红色乐队” 其他人员都没有出事情。 别动队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些。米歇并没有赴约，因为杰林和他的队员们全不 知道我在被捕以前，曾与米歇有约在先；凡是情报中心指定的约会决不可直接前往， 而要照情报中心规定的时间，提早两天另两个小时，到我们俩事前约定的地点去见 面。 这样一来，杰林越发如坠五里雾中。谁能想象情报中心规定了约会，而竟敢不 去赴约呢? 我告诉他说，米歇人在当地，不象情报中心远在三千公里以外，他也许 已经有点感觉到我出事了。 第四次败仗。杰林又叫肯特发一封电报，说我从马赛发报有困难，而最近几天， 不知什么缘故，法共的发报渠道也不灵了。因此要求情报中心再规定一次约会，去 联系法共的联络负责人杜瓦尔( 即费尔南·包利奥尔) 。如同上一次要求联系米歇 一样，情报中心再一次规定了约会的日期，钟点和地点。别动队又一次以为成功在 望，谁知道他们的希望又成泡影。原因是，我早在11月便跟包利奥尔达成了和米歇 一样的密契。不仅如此，我们还规定了只有格罗斯沃格尔有权去会见包利奥尔。包 利奥尔按照我们俩的密契，准时赴约，扑了个空。这时节，格罗斯沃格尔业已被捕。 这件事引起了包利奥尔的疑心，担心情报中心受愚弄。 杰林越来越纳闷。他就算钻了情报中心的空子，但是当地的人不听情报中心的 命令，那又有什么用呢? 杰林的第五次败仗。 从1941年起，沙德莱广场附近，贝尔耐尔街，雅干开的蜜饯铺一直是我们的联 络站，法共转发和收转的电报都在那里通过。在那儿工作的朱丽叶·穆谢夫人，年 纪已经不小，为人十分庄重，领导上和店员们都很器重她。她为法共工作多年，从 早到晚要接待顾客好几十人。包利奥尔和我都觉头得，在那里传递小卷电报比较方 便，于是便去和她接，蒙她一口答应。凡是她那里传递的东西都是最最重要的。一 年半中从未出过差错。和她联系的人，除了她的朋友卡茨一个人以外，一共只有两 三个。其中一个是雷希曼。他是在阿特雷巴德街出事以后，回到巴黎和朱丽叶夫人 一道担任联络的。 雷希曼被捕以后，受尽酷刑，终于投敌自首，向别动队供出了朱丽叶夫人。杰 林马上决定碰一碰运气。12月里有一天，雷希曼到蜜饯铺去找朱丽叶，请她传一句 话给“老头子”。老头子就是我。朱丽叶冷若冰霜地回答他说；肯定有误会。她根 本不认得他，也不懂他说的什么老头子。 杰林又碰了个钉子。雷希曼在不久以前还跟朱丽叶有联系，为什么她突然翻脸 不认人了呢? 他就是不知道，自从艾弗雷莫夫被捕以后，我们对雷希曼已有怀疑， 所以立即下令对他切断一切联系，同时和朱丽叶讲好，今后除了我和卡茨两人以外， 谁去联系都得用一个红钮扣作为暗号，而雷希曼却不知道这新办法。 杰林不断地盘算对付朱丽叶的办法：应不应该把她抓起来? 看来这不是好办法， 因为这么一来，等于从此切断了法共的线索。不仅如此。抓了朱丽叶，等于承认 “老头子” 被捕，雷希曼叛变投敌。杰林只好不动，嘴上仿佛贴了封条。 杰林打的第六次败仗，也是相当惨痛的。温策尔“老师”越狱了。 德国人一共搞到了六座发报台，但是不了解每一台的作用。1942年秋天，他们 在苏联空降情报员那里破获一部电台。这是由柏林小组使用的，也就成了假“乐队” 手里的头一部假电台。艾弗雷莫夫投敌以后，他的电台大发假情报，极受敌人欣赏。 另外还有塞赛的电台，温德林克在荷兰的电台。在法国则有肯特的发报站：铁塔一 号和铁塔二号。德国人两部都用，总称三月铁塔。然而，在这个假“乐队”里始终 缺少温策尔的那架发报台。 温策尔一被捕，立即关进布林敦克炮台，受了刑讯。到了11月，别动队觉得不 对头。莫斯科老听不见这位独奏家的演奏，难免生出疑心。至于派个别动队员来代 替温策尔，那也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因为“老师”是发报高手，有他特殊的艺术风 格，情报中心早已耳熟能详。所以，到了11月，温策尔答应“合作”，德国人听了 确实十分满意。 尽管温策尔受着严密监视，他毕竟在头一次发报的时候便发出了告警的暗号。 情报中心就这样获悉，今后演奏的乐章都出自敌人之手。 温策尔还跟德国人“合作”撰写并发出两个报告，名叫“日尔曼报告”。日尔 曼便是温策尔的别号。这两个报告的内容是我们从苏联方面得知的。第一封电报说 ：“局长收。急件。与大首长的通常联系已被监视。请指示方式与大首长会晤。我 认为此举十分重要。日尔曼。” 第二封电报说：“局长收。火急。从德方获悉，密码已破。会见大首长事仍未 奉复。本人与局长联系畅达，似无监视。今后如何与情报中心联系，盼速复。日尔 曼。” 这两个电报决刁；再让情报中心怀有任何疑虑。因为我们从来不用“大首长” 这个称呼。温策尔逐渐取得别动队的信任，便在比京震旦街一间屋子里安装了电台。 1943年1 月初，监守他的人背朝着他生炉子。他乘机把监守打昏，反锁在屋子里， 自己从此远走高飞。 对杰林来说，真是飞灾横祸。从1942年7 月以来，比国“乐队”发生的一切情 况，都有可能由温策尔报告情报中心。事实正是如此。温策尔逃到荷兰，利用一架 没被发现的电台，向情报中心局发电，报告了上述—切情况。 话虽如此，别动队自从破获阿特雷巴德街的案子以来，收获却也不可低估：在 五个国家，破获六个电台，向情报中心发出几十份假情报。从复电口气来看，局长 仍然毫无觉察。 不过，杰林却在几星期内接连打了六个大败仗，情报中心的指令得不到执行。 肯定有什么地方堵住了。他在沙滩上建筑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垮台。 看来，别动队队长手里，只剩下了一张王牌，那就是争取“大首长”合作，通 过法共渠道，稳住情报中心。杰林冒的风险固然不小，但是舍此别无他法嘛。 12月底，我又跟杰林和他的助手维里，伯格会谈。谈活的气氛变了。我等待的 时机已经来到。 第十七章祸不单行 我紧锣密鼓地对付杰林，但并没有忘记，我们还有几位同志没有落网。他们也 要加紧对付别动队的进逼。我担心的主要是格罗斯沃格尔和卡茨。其实，我并没有 理由特别为他们担心。他们既然这一次没有落网，想必已经有了隐身之地。 对卡茨来说，更不用操心。卡茨本来就在安东尼郊区有一处很可靠的藏身之地。 再说，我们早就商妥，他得离开巴黎，前去马赛静候几个月。 谁知杰林的助手伯格来向我报了噩耗：“你知道么? 你们那位卡茨被捕了。” “是吗? 什么时候呀? ” “约莫有三个星期了。” 原来卡茨也落了网。我到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卡茨也过不了关。可是为他采取的 安全措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了。 卡茨眼见我被捕，心里没了准星，便用几天时间，准备开路。正好他的妻子塞 茜尔在11月19日生了孩子。他要把母子安排妥帖才能动身。他的大儿子让·克劳德 已经送去比叶隆堡他姐姐家。 我在1973年离开波兰以后，才由塞茜尔口里获悉，194Z年11月28日，她丈夫和 格罗斯沃格尔一道到妇产医院去看她。他们俩都已经知道我被捕，愁得不知怎么好。 12月1 日，卡茨又到医院去看她，准备第二天把她母子二人带走。可是再没有什么 第二天了。就在当天，卡茨在巴黎逗留过晚，碰上了宵禁，又不愿意冒险回安东尼， 他便到一位女友艾尔里希家里去借宿。艾尔里希的丈夫是犹太人，当小学教员，从 前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 自从战争一开始，他家便成了通信联络站。雷希曼就是在那／L 跟卡茨碰头的。 那还是1942年年初。雷希曼被捕，做了招供，盖世太保便把这所房子监视起来。其 实，我早就下令不再利用这个去处，而卡茨却不管这些，心想几个小时出不了事， 明天一早就走。盖世太保的监守人员通知了巴黎别动队队长雷塞，派人逮捕了卡茨 和艾尔里希。我跟杰林说，艾尔里希并没有参加“红色乐队”。我们的活动，她全 不接头。可是，她后来还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并且死在集中营里。 最后轮到格罗斯沃格尔，他也给别动队逮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他，靠 的是极端无耻的讹诈手段。 天下也真有凑巧的事情；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雅纳·贝桑也在生孩子。我在牢 里，自然不了解这个情况，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却是关系重大的事情。所以 我在那时候并不怎样担心，反正一切都已经准备好，让他暂时去瑞士。贝桑不知道 情况如此之严重，不肯加紧隐蔽。结果，别动队于11月26日在比京郊区一所公寓里 找到了她。他们便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叫她写信约会她的丈夫。如果她不肯写 信，便要当她的面把孩子掐死。她丈夫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但是按捺不住最后作别 的热望，仍然如期赴约，于12月16日自投罗网。 事前四天，伯格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对我说。 “今天，我们要去逮捕罗宾逊啦。” 伯格说话，一向比较随便，他居然把别动队的行动汁划都告诉了我。这种半真 不假的好感，后来却帮了我的大忙。 伯格说：“我们发现他已经有好几个月，并且决定在他赴约的时候逮住他。雷 塞为此组织了一次毫不含糊的军事行动。几十名别动队员分布包围现场，各人手里 都有犯人的照片，按图索骥，万无一失。我可以预先告诉你，雷塞打算叫你一道去， 想看看你的反应。但是他不能让你出面。你一出面， ‘大赌博’不就全垮了? 你 若是不肯去，他就可以逢人便讲，你不肯合作。”我当即回答他说：“好吧，如果 没有理解错，雷塞也想摸摸我的底，给我设了个圈套……” “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好了。” 行呀！反正我已经心中有数。中午时分，我被带到雷塞那儿。他又把伯格的话 说了一遍。 他说： “奥托，我们今天去逮捕罗宾逊。” 老是这么一套，反正功劳都归自己，同伙没份儿。 “你搞错啦，雷塞，这个人只会令人讨厌，他什么山不知道。” 雷塞并不相信我的话，只说：“也有可能。不过，如果你不反对的活，他到底 有没有用场，还是让我们自己去掂分量吧。反正你得陪我们走一趟。” “悉听尊便。” 我把话说得那么样轻巧随便，雷塞一下子诧异得好象订在椅子上一动也动不了。 不管怎样，伯格的确不曾骗我。 我乘车前往现场，途中心里盘算自己该采取什 么态度。 结论是，唯一有助于同志的办法，不外是设法让他发现我在场。事情是这样， 假如德国人把我上了手铐，在现场露面，那就是说“大赌博”已经寿终正寝。因为， 负责格罗斯沃格尔安全的小组组员，必然会看见我，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已经被捕。 可是，我的车离现场二百来米就停下了。我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同志被捕。 自从8 月里，施奈德在比国被捕，盖世太保便发现了罗宾逊的踪迹。他的前妻 是柏林小组成员，和她已经参军的儿子一起被捕。为什么当时盖世太保却没有立刻 动手呢? 理由是，他们以为格罗斯沃格尔还指挥着第三国际的一个重要组织。在这 个组织里面还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第三国际从前的组织部书记德劳茨，一位是 德共前领导人明曾堡‘。 这个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其实全是缪勒他们脑袋里的、空中楼阁，全是他们 活见鬼。那时节，德劳茨已经开除出党，明曾堡则在1937年也已经由德共开除出党， 同时也开除出了第三国际。1940年，达拉第政府把他关进了古尔斯地方的外侨集中 营。就是在那儿，贝利亚手下的两个特务，奉命在集中营里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两 个特务劝他一道越狱。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 他答应了。结果，离集中营二百 来米，人们发现他吊死后的尸首。 德国人的意图是要抓住这个幽灵组织的全班人马。因此，他们才监视罗宾逊， 暂时不动他。这样才好搞一次大场面的审讯案，由格罗斯沃格尔担任主角。目的是， 让“新欧洲”各国人民耳闻目睹， “国际布尔什维克”到底是什么玩意几1 盖世 太保在u 月找到罗宾逊的踪迹以后，没有再从他身上找出任何线索，于是决定加以 逮捕。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1月21日，在西梅克斯公司破获以后两天。我把本组情 况告诉了他，彼此约定中断一切联系。就在这一次约会上，他已经知道施奈德被捕， 表示十分担忧。他还不知道，他在帕西的隐蔽所，已经在盖世太保监视之下。 至于马克西莫维奇呢，他也早已被发觉了。他和霍夫曼·晓尔茨小姐订婚的时 候，盖世太保照例到警察厅去查外侨的档案。晓尔茨小姐乃是奥托·阿贝茨的秘书。 等到我们知道这件事，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本来想托我们在警察厅里的联系人，把 有关的档案藏起来，可是盖世太保已经先下手。 他们得知马克西莫维奇一向同情苏联，当即撤销了他进出马哲斯蒂克大旅馆的 通行证。这样一来，他的嫌疑已经不轻，接着沃克博士又在柏林译出了一批密电。 密电的来源一望可知，于是嫌疑成了确证。他的未婚妻到德国探亲回来，告诉我们 德国城市遭受破坏的情况。我们把消息报告了莫斯科。 盖世太保把材料对证一下，发现来源在晓尔茨小姐。 从10月起，马克西莫维奇已经受人跟踪。别动队队员毫不躲躲闪闪，他们径直 去到比叶隆宫堡，一五一十告诉安娜，说是已经收集到一切证据，证明她自己和她 的兄弟参加了一个间谍组织，反对第三帝国。他们对安娜说：“你可以帮我们一把 忙，只消你帮我们约你的领导会见一位德国人，也不妨约在非占领区，我们可以完 全保证你不受连累，因为这件事政治意义很大。” 安娜马上把杰林的话通知了我。我当时自然只能够把这件事当做一桩普通的绑 票手段。其实，那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在想为“大赌博”打基础，争取我和他们 “合作”。 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马克西莫维奇的处境岌岌可危。我劝他让我设法把他 隐蔽起来。 他说： “我不能这么办。我上有老母，还有一个妹妹。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你想过他们的报复手段没有？” 他接着说： “我若被捕，宁可自杀。” “不行。这些王八蛋，一定要多杀几个才好。” 他全然不改习惯，照旧“工作”。12月12日终于在他未婚妻的办公室里被捕。 凯丝，佛尔克纳也由于密电被译出而暴露了身份。她知道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 就在12月回德探亲。三十年后，她的叔父告诉我说，她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 她的伴侣波齐亚尔多让盖世太保抓去受尽非刑拷打。她于1 月初回到法国。不出所 料，她也遭到逮捕。 斯普林格的结局和布劳索莱德一样。 他在1941年12月撤退到里昂，我在上文已经讲过，他继续积极活动。他跟比国 的一位前任部长巴尔达萨尔，还跟一位美国领事有交情，可以弄到一些消息。这真 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他手拿武器和盖世太保战斗，最后英勇牺牲。 我在4 月里碰见他，劝他小心一些。他说什么也不干，只问我要密码。我只好 给了他。 我问他： “发报机呢? ” “我什么都有，美国人给了我一个小宝贝。” 10月里，我们知道占领南方 已经是几个星期里的问题， 我回到里昂，再一次叮嘱斯普林格多加小心。他却发 起火来说：“我知道我跟弗萝拉( 他的妻子) 可以一道到美国去，可是我不愿意， 她也不愿意去。战士在前线，能说有危险便退却吗? 我们跟战士有什么两样? 我呀， 我是第一线的战士，我要工作到最后一天。如果他们来了，我有办法招待他们。 ” 他把发报机安置庄一个小村子里，离里昂十七公里。附近有高压电线，他在上 面接了根线。他又说：“他们要来，我把什么都炸光。” 可是他没有来得及。 一天晚上，他回里昂家里。他在事前早和他妻子约好，在窗子上做下暗号。他 一瞧就知道能不能上楼。天黑了，灯全灭了，按说他该特别小心，而他却手握短枪， 直奔楼上。 楼上有盖世太保等他吗? 管他妈的，有风险自己担当。一开门，特务们坐的站 的满满一屋子。他就往人堆里开火，打伤两个。一手掏出随身老带着的药丸……可 是没来得及吞下去。 他先关在里昂，第二天送往卯雷纳监狱，上了四天毒刑。圣诞节那一天，他怕 顶不住非刑，便从五楼过道跳了下去。 斯普林格的堂妹叫伊凤，还有她的弟弟是在战后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事情记 载在雷米上校写的一本书里，书名叫《勇怯集》。书中卷二第二十七页写道：“圣 诞这一天竟以自杀开场。走到了绝路的人，在最高一层楼的过道里，跨出栏杆。许 多监犯都听见叭嗒一声身躯落地……”这个记载是符合事实的。只有一点，斯普林 格自杀，并非走到了绝路，而是为了决不在毒刑之下招供。我对他有足够的认识， 知道他的勇气。他拿枪对付盖世太保，往人堆里开了火，服毒又没有成功，最后在 狱中跳楼自杀，完全等于模范战士战斗到底。他的遗体后来被发掘出来，重新归葬。 比国政府在他身后颁发了勋章，表彰他的功勋。 盖世太保在里昂的头目，便是那大名鼎鼎的巴尔比。他逮捕了卡茨的兄弟约瑟 夫和我的老朋友希雷伯。两个人都不是“红色乐队”的成员。约瑟夫曾经要求参加 工作，但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愿意一家两兄弟都搞这种性命攸关的工作，再加 他们一家人都和我有渊源。 跟好多地下斗争中的战友一样，我也是在巴勒斯坦认识希雷伯的。他是热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但不是驯服工具。他不怕提批评，叫理论家不痛快。所以他老愿报 名到西班牙去打仗，竟然没有得到批准，理由是他路线跟得不紧。 我在1940年夏天一到巴黎，便想找他。象希雷伯那样积极和坚决的人，决不会 半途而废。我从他妻子那里得知，他在1939年办了一家收买旧汽车的铺子，一旦打 起仗来，可资掩护。莫斯科情报中心对他感兴趣，派给他一位青年军官，名字很古 怪，叫做弗利茨。表面上，弗利茨算是经理。 遗憾的是，情报中心派来的一些代表，本来已经够戗，弗利茨和他们比起来越 发差劲。1939年秋天有一天，两名警探到车库去进行例行的检查，大概警署已经有 希雷伯的档案材料。咱们这位苏联特务军官正在后面一间屋子里，一听见便跳窗逃 走，而且动作十分“高明”，一逃就逃到苏联大使馆，报告他差一点被警察抓去。 大使馆里和弗利茨联系的人也是一位情报“高手”，其“高明”程度与弗利茨 不相上下。他觉得最妙的办法，莫过于把希雷伯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抄在本本上。法 国警察便把希雷伯当作苏联大使馆的人员一样监视起来，并且随便找个借口，把希 雷伯抓走，再把车厍搜查一遍。 这种客串式的胡闹目然会引起合乎逻辑的后果。德苏条约一签字，法国警察便 把希雷伯抓起来，送进维尔内集中营。 德军开到以后，希雷伯还在集中营里。我决定帮助他越狱，并把我的计划告诉 苏联驻维希大使馆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 他说宁可走合法途径。他本来已经有一张苏联被捕公民的名单，打算交给德方， 要求予以释放。再把希雷伯的名字添进去，十分轻而易举。果然，希雷伯获得了释 放。可是，德国一向苏联开战，希雷伯还在马赛。老婆孩子已经在莫斯科定居，而 他却没有来得及去，只好转入地下。这一次被捕时被击毙。 卡茨的兄弟约瑟夫则在流放后失踪。我之所以把他们两人的遭遇连在一起讲， 那是因为我认为告发他们的人乃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舒马赫，就是那种不三不 四，特工用来到对方去卧底，做内线的人物。我有种种理由相信他是盖世太保雇用 的眼线，钻进了“红色乐队”。温策尔被捕时的住宅是他租的。大家出了事，就他 没事。比国小组破坏以后，他来到巴黎，住在拉劳希家。拉劳希是负责我跟罗宾逊 两人之间联络的。1942年11月，他不管我的严格禁令，自作主张到里昂去找斯普林 格( 斯普林格英勇就义的情况，我在上文已经讲过) ，同时也找了施奈德。12月， 他找拉劳希，叫她约会罗宾逊。上文也已经叙述过德国人怎样兴师动众逮捕罗宾逊 的。拉劳希迟疑一下，还是答应替他联系。结果是拉劳希从此一去不返，拉劳希是 “红色乐队”的队员，爱上了一个杰林手下的眼线……姑娘长的很漂亮，性格温柔， 身后留下一些美妙的诗篇。 第十八章特殊监犯 1942年12月25日，当夜就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杰林必须解决我的拘留问题 ：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 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杰林大概是这样考虑问题：关押的 地方必须十分偏僻，不至于让我被捕的秘密传出去。另外还要具备一切条件，使我 不能越狱，这是起码的常识，不能跟外面通消息。 最后这一点，在对付“红色乐队”这样的条件下，有其特别重要的地方。在这 方面，别动队吃了几次惨重的败仗，始终没能把在监狱的“乐队”队员全都封锁起 来。因为，不能忘记，德占区监狱的看守人员总有些是战前留下来的旧人，总有人 向抗敌组织通风报信，传递消息，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抗敌组织。我在上文已经叙述 过比京圣吉尔监狱的看守怎样把我们被捕人员的情况通知我们。 在法国的“乐队”被捕人员，集中关在弗雷纳监狱的一个特监里，若有转移， 都得把脸罩上，在监狱里绝对禁止走动，监狱管理处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甚至其他 德国机关也不知道。别动队员各人负责专门看守一个或几个犯人，不准过问别人的 事。自从我被捕以后，防范措施越发严密。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别动队在10月初来到巴黎便在索赛街安营扎寨。这地方在 战前是法国政府保安局，别动队占用了整个四层搂。11月26日，我搬到一楼，原来保 安局财务科的办公室。杰林想在这个地方把我隔离起来，给我这个“特犯”布置了 两大间屋子作为牢房。头一间用钢丝网隔成两间，网上开一个门。半间里放一张桌 子，两张椅子，让两个党卫军下级军官在里面白天黑夜看守着我。另外半间是给我 的：也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加一张床。朝向花园的窗户也蒙上铁格子。进口 的门安上钢板。 过了两三天，柏林方面订定了规章制度，规定了我的待遇和看守人员的职责。 真是德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杰作。首先禁止看守人员和我说话，也不准回答我的任何 问话。 我住定以后，杰林给我介绍专门负责管我的人。这人名叫维里·伯格。他随时 可以来看我，可以随便跟我谈话，兼管我的伙食，一日三餐由附近一个部队食堂给 我送来。每天，我到院子里的花园去散步，也由他陪着。 他在这一桩公案里将占有不小的位置。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脸蛋丰满， 两手粗壮，要打人的时候就能狠打。 他身躯沉重，五十来岁年纪，智力不过中等，帮着杰林专心致志地演他那第二 把手的角色。他是杰林的知心朋友，就他一个人知道杰林的秘密和他的雄心壮志， 也只有他彻底了解别动队的特殊任务， “大赌博”的意图和措施。他在德皇治下 已经以警探为业，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未间断，随后又出力报效希特勒。他往往奉命 经办微妙而见不得阳光的案子。比方说，里宾特罗甫去莫斯科签德苏条约的时候， 就是他当保镖。 有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书，以为伯格是两面特务，往往把别动队的决定告诉 我，这完全是虚构的。要真是这样，岂不太妙啦！ 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和他发生接触，便有一种预感，觉得他有可能为我利用。 我很快就发觉他这人有弱点，在生活里不得意，心情不好，不顺心的事太多，两个 儿子在战争年代里死于白喉症，第三个儿子被飞机炸死，家也炸光，老婆经受不住， 曾企图自杀，后来关进精神病院。所以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创痛深巨的。1942年年 底，他和他的老友杰林都不信第三帝国能最后胜利。他为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指南， 就别动队的范围来说，他准备两种结局：如果苏联和盟国得胜，他可以证明他对我 很厚道，给我在“大赌博”里许多方便，如果第三帝国得胜，他又可以自诩为镇压 “共党颠覆”的英雄。他加入纳粹党还不久，尽管满口纳粹八股，对于政治却显得 十分怀疑。他对我说过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心话，其中可以举出这样的说法： “我在德皇时代便当警官，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作，现在是希特勒的侦探，将来 完全可以为台尔曼政权出力效劳。” 在开头几天，我借口进修德语，请他转达我的希望，给我一本字典，纸，笔和 报纸。请求被批准了。于是我存了一线希望，尽管这不过是幻想，希望能给情报中 心打个报告。至于如何下手，我可连影子也没有。就眼前来说，我已经很有道理不 该悲观丧气。一个囚犯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都有了。 手头有了纸笔就有希望跟外界通声气。 事情当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员不放松，任何东西是没法写的。看守一天换两 班，七点一班，十九点一班，每次都换新人。值班的党卫军下级军官，熟悉了规章 制度，无不战战兢兢，两眼老死盯着我，一忽儿也不敢放松。要达到我的目的，必 须不换看守，让我跟他们逐渐混熟。 我下决心和杰林商量，便对他说：“你得承认，这样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来 越难以保密。 半个月里头，看守换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个快嘴，那末外边就会知道索 赛街关着一个‘特种犯人’，我说五十多个人中有一个快嘴，还是少说了。” 我说话故意带开玩笑，居然触动了杰林。从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个人。 我和伯格的关系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园散步，他每每一鳞半爪地透露一点 别动队的消息。我用来象七巧图似的拼凑起来，可以得出别动队的真面目，也可以 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 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奥托，你 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刑场，我也向你保证，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12月下旬，有几个“红色乐队”队员在弗雷纳监狱自杀未遂。柏林发来命令， 叫把各人的手反铐起来。我受到优待，把手铐在前面。 这样一来，什么也写不成了。我向伯格诉苦。他表示同情，并说他很理解，铐 着手是多么不好睡觉，然后教我怎样把右手脱出来。这时候，看守以为我铐得结实， 各自酣呼大眠。于是，每夜，我估计两点三点之间最合适，我起来把我的报告写在 小纸片上。 我又向伯格诉说，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帮了我一把，给我换了一张铁床，铺 上软绵绵的垫褥。我发现四条床脚是空心的，正是囚徒们最好的保险柜。 我安顿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三个党卫军医官，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我马上 问伯格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的是检查你的身体，比方说，看看你能经受 得住怎么样厉害的刑讯。” 我心想，他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巴勒斯坦绝食，留下了后遗症：高血压和心 脏病。但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说：“他们根据人类学，肯定你不是犹太 人。杰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点笑痛肚子。后来才知道，杰林是怎样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认为如果 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种，柏林方面会比较容易让我搞“大赌博”。 关心我的高阶层，怎能听信犹太人的话？跟这么一个“贱种”的代表有什么合 作可言呢? 杰林需要一个阿利安人。他的理由不乏妙处。我们俩有一次谈话，我告 诉他，我出生于犹太家庭，我一生下来便进行包皮环切。 杰林的话颇出于我意料之外。他说：“你真叫我好笑。这只说明苏联特工干得 不错。你知道吗？战争初期，德军反间谍部派情报员到美国去，有的做了包皮环切 的手术，为的是他们工作上的方便。结果他们被美国特工破了案，把戏马上戳穿， 因为手术太新。” 杰林满脑子尽是些特工的诡计和窍门，连我那千真万确的包皮环切，也说成是 俄国特工专家技术人员的高明手段。 再说，我屡次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听了却是这样去推论的，一个人落进了盖 世太保手里，怎能自称是犹太人呢? 其中必定有诈。 结果，杰林为此进行了一 番调查。在比京格罗斯沃格尔妻子家里，查出了我1924年在巴勒斯坦用过的一本旧 护照，上面有我的真身份。我的真姓名叫莱奥波尔·特雷伯。1904年2 月23日出生 于诺维·塔格。1942年12月，别动队的探子去到该城，试图查明我的过去。他们打 回来电报说是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可以引用他们电报里的原文，说是该城里的“犹 太丑类业已扫除干净，连墓葬之地也经过了犁庭扫穴”。 杰林因此越发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苏联特工把我派去巴勒斯坦工作，特地为我 编造出一套犹太身份／特雷伯才是假名字。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盖世太保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党员姓名：莱巴·董伯。 别动队有它特殊的保密办法。我那间牢房的门，成天有几十个人走过来走过去， 门上却安上一块大牌子，上面大书特书：“注意! 特犯所在，闲人免进! ”后来， 我听说巴黎的所有合作派都纷纷传说一个“苏联特犯”，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看守我的人也往往好奇心胜过了纪律性，哪怕是德国式的纪律也在所难免。他 们受到那么多的叮咛嘱咐，不准跟我攀谈。他们看守值班的规章制度又定得那么样 的紧密严厉，而事情最起码的意义也一点不给他们吹风，时间长了，他们实在忍不 住想跟我搭话。他们等到午夜时分，确实知道不会再生意外，便绕着弯子向我来打 听，后来简直连弯也不绕了，我们便断断续续聊一两个小时，这对我很有好处，其 中两个是蠢猪似的打手，百分之百的刽子手。另外几个，我记得都是党卫军，但不 怎么迷信纳粹主义。当然罗，只要接到上级命令，无论什么罪恶勾当，他们都干得 出来，比方说，立刻结果我的性命。我和其中两个居然彼此有了一点好感。我特别 记得其中一个，他是信教的，他一面看守着我，一面对我说，他整夜为我祷告，要 让我的灵魂得救。他甚至想传个信息给我家里。 第十九章此仇不报非君子 杰林想不求教我而联系上法共领导，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若要冒点风险利用 我这着棋子，他又老拿不定主意，只好用一用他手里最后一张王牌：勒逼格罗斯沃 格尔和卡茨两人招供。 12月整整一个月，别动队缠住不放格罗斯沃格尔，认为他既然是我的副手，想 必有办法联系法共。可是他一口咬定，我们早有协议，他只管商务，其余事务一概 由我处理。于是，别动队决计使出高招，对他进行最无耻的讹诈。要末他吐露真情， 要末当他的面处决他的老婆孩子。他听了纹风不动，镇静如常。伯格自己告诉我说， 他的坚强态度，连好些德国人也为之动容。他回答说：“杀我，杀我的妻子，杀我 的孩子，随便你们先杀谁。 反正从我这里捞不到半根稻草。” 杰林和伙计们知道拿他没办法。碰上这样一尊铁汉子，酷刑也不会顶事。我呢， 我对杰林说，他们如果去折磨格罗斯沃格尔，那末我对“大赌博”就将完全无能为 力，因为要搞这件事，缺了他是什么也休想搞得成。情报中心总有一天要查明他的 下落。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别动队回头又去整卡茨，想叫他去联系朱丽叶。后来， 到了1943年4 月，我在纽伊监狱里再见到卡茨，他告诉我经受了多少磨难，真是人 间地狱。 刽子手之所以拚命肆虐，显然由于雷希曼事先告诉了他们卡茨在“红色乐队” 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先用哄骗手段，劝他到朱丽叶家去，算是转交我要发 出的电报，请朱丽叶转交法共领导。 卡茨回答说： “奥托是我的领导，我只听他的命令。” 别动队只好改变手法，施展惯技，威胁他的老婆孩子。 这时候，大人孩子都关在比叶隆监狱里，由雷希曼负责看守。 卡茨依然不吃那一套。杰林心劳日拙，一无所得。 接着便日夜上酷刑，永无休止。我觉得出这个主意的人大概是雷塞。他是别动 队在巴黎的头子。德国人又变了手法，叫他交代一切他所知道有关“红色乐队”的 事情。他们认为卡茨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的确，他什么都知道。最机密的事情， 他都有份。毒刑接连用了十来天。随后由别动队里出名的凶徒埃利克，扬格，大显 一番身手。眼见卡茨始终不屈，他们使向柏林请派生力军，酷刑专家、刑讯大王、 双手沾满鲜血的恶煞。卡茨却始终咬定我们在被捕以前商定的说法；“你们去问奥 托，他会告诉你们的。我不过是西梅克斯公司里的一名小职员，没资格参与机密。” 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他便割断了右臂的动脉，可是杰林的部下没让他自杀成 功。 杰林这时候不在巴黎，他回柏林去了一阵。等他回来，发现卡茨已经奄奄一息， 他觉得部下闯了祸，要设法补救．他明知道卡茨对“大赌博”的用处极大，可是， 没有我点头，他什么也不肯说。没有我便没法奈何他。杰林心里也明白，一个人能 熬得住那样的毒刑，而且不惜自杀，总不能再把他当做叛徒的培养对象了吧? 他便 派伯格来告诉我说，刑讯不是他要搞的，同时要我通知卡茨到朱丽叶家去。为此， 他要我跟卡茨会会面。杰林希望到时候只有伯格一个人在场，不要用翻译。问题是 卡茨不讲德语，而伯格又不懂法语。我就提议讲意第绪语，因为意第绪语是希伯莱 语和德语的混合产物，杰林同意了。殊不知这将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方便。 一面谈话，我可以夹进几个纯粹的希伯莱语，传达我的意见和指示。 几天过去了，杰林还迟迟不叫我们会面。我知道这是杰林想让卡茨受刑的伤瘢 来得及平复一些。 卡茨来到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走进屋子，屋里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 在等他。我才一个月没有见着他，他却变得判若两人，见了也认不出来。他走过来， 抱住我失声痛哭。他没戴眼镜，眼眶周围都是裂痕。他说：“你瞧瞧，瞧瞧他们把 我搞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我眼里塞进了碎玻璃。再看我的手! ” 他举起受伤的双手，指甲都已经拔光，裹着绷带。 他又靠近一些，很自豪地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一个字也没说。” 伯格站在一旁，看得清楚，便说：“这不是我们干的，是那煞神扬格。” 人搞成了这种样子，还要安慰他，鼓励他再接再厉，真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我只得用最温和的口气，略带一点点坚决的味道说：“别激动，卡茨，此仇不报非 君子! ”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伯格走开几次去接电话，我便利用这一点点时间，告诉卡 茨到了朱丽叶家该怎么办。 结果，卡茨的神情渐见开朗。我们取胜的决心提高了十倍，我们又可以行动了。 第二十章四会朱丽叶 朱丽叶夫人依然坚守着她的岗位。她的坚忍不拔，非比寻常。落进敌人手中而 能不屈，已经难能可贵，而朱丽叶则在敌人四面窥伺之下，黑天白夜，随时都有可 能突如其来，出现警探把她带走。而她呢，照常生活，若无其事，这才真算得上刚 强的人物。 她知道自己还能起作用，所以就抱着共产主义战士大无畏的气概，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舟。我原先和她约好，凡是奉了我的命令前去找她的人，一定要用一个红 纽扣作为暗号。读者还会记得，雷希曼正因为不知道这暗号，所以碰了钉子。这也 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密约实在是必要的。我在那时候并没有对她粉沛真相。我早就告 诉她，那家蜜饯铺子一定已经暴露，但是她还得呆下去。另一方面，她又得与一切 抗敌战友切断联系。包利奥尔接到了我的通知，仍将随时注意她的情况。 我在会见卡茨的时候，当着伯格的面，叫他去找朱丽叶，他假装答应了。去过 回来，他说朱丽叶态度不错，不过她和法共已经失掉联系，只好另行设法联系，要 过一个星期才有答复。卡茨赴了第二次约会回来，说是事情成了。法共联络员答应 是答应了，不过仍然顾虑重重，非要我亲自出马不可。所有这些把戏无非要逼杰林 允许我去会朱丽叶这样，我就能打报告给情报中心。 可是，于吗又得搞那么多次的来来往往呢？要杰林放心，要柏林的头子们放心 嘛。 杰林有点犹豫，不太想叫卡茨参与这件事。他向我解释说：“卡茨在落入我们 手掌以前，确是一个理想的联络员。 现在我可十分怕他给我背后来一刀。他吃了我们那么些苦头，怎么能想象他不 打算报复呢? ” 说实话，他的想法完全合乎逻辑，我只好想尽办法让他放心。我说：“你知道， 卡茨并不觉得他在卖国，他现在已经热烈拥护单独议和的计划。他的行动即将以此 为准绳。” 杰林到底不肯松嘴。他写了一张保单叫卡茨签字：如果他乘机逃走，或者把真 情告诉朱丽叶，那末他的老婆孩子和我一律枪毙。 卡茨心安理得地签了字。 卡茨到蜜饯店去以前几天，别动队简直好象开了锅。雷塞大显身手。整个市区 围困得水泄不通。附近街道上，一辆辆乌油油的雪铁龙小轿车埋伏伺机。车内躲着 一批一批的盖世太保。 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卡茨由伯格陪着走进蜜饯店，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包甜食， 或者说是敌占期间算作甜食的东西，他向杰林说了我事前教好他说的话：下一次约 会定在星期六。杰林听了表示满意，并且决定下一次由卡茨发一份安定人心的报告 给情报中心。报告说的无非是万事大吉，组织安然无恙，工作可以照前进行。 我又让杰林听信我的话，请情报中心准许我们完全切断联系一个月。理由是， 假定我没有被捕，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样拖一拖有好处。朱丽叶更有可能远走高飞。我准备见到她的时候就指示她 这么办。我觉得这个约会已经十拿九稳，因为卡茨在第二次约会后，曾明白提出， 先决条件是电文必须由我亲自交付。 可是，电文要先写好才行哪！平时只消几个小时就行啦。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 我得跟看守捉迷藏。而这种把戏既不能随兴而写，也不能出任何纰漏。白天绝对不 能写，倒不全是怕看守，因为看守老瞧见我学写德文，不太在意，而是怕伯格忽然 跑来翻这翻那。剩下的只有夜间。我因为失眠，请求通宵亮着灯，让我看书。最好 是两三点钟，看守伏在桌上睡得正香。照规定，他们本来应该起来看我干些什么， 不过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理会我了。尽管我急起来可以把写的东西塞在被子底下， 但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我把报纸撕成小块，用极小的小字，写上意第绪语，希伯莱 语和波兰语的混合物。万一事败，看懂这个怪语种也得费些工夫。这可以给我一点 喘息的时间。 为了说服情报中心，我不能不从1941年12月13日开始，把事情从头说起。我把 各人被捕的时日、地点，情况详细开了一份清单，然后叙述他们被捕后的表现。当 然只能就我所知。至于破获的电台、电报，密码，我也一一列入清单。 接着再把“大赌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采取的手段尽量解释清楚。最后， 我又列举了所有可能被捕的人的名单。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两种可以实行反击的方案。 方案一：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主动继续搞“大赌博”，那就由局长于1943 年2 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我的生日道贺。 方案二：如果情报中心认为不必再继续搞“大赌博”，那也得照旧在一两个月 内不断来电，免得让敌人看出我的报告引起了突变。 另外我再亲自给雅克．杜克洛去一封信，向他说明处境的严重，请他把我的报 告设法交到季米特洛夫本人手中，由他转交苏共中央。我又开一张二十个人的名单， 要求立即让这二十个人转往安全地点。为首两人便是包利奥尔和朱丽叶。 就在这时候，别动队又在安排卡茨与朱丽叶进行第二次会晤。杰林还不知道和 情报中心通报到底该用什么文字，该用哪一本密码。肯特曾经告诉过他，凡是托法 共转发的电报，都用一份专用密码。我坚决不承认有那么一回事。结果，杰林便决 定用肯特手里的密码，文字则用俄文。 这又给情报中心提供了新的线索。因为我从前发报都用德文，字是用化学墨水 写的，密码则用法共的密码。 第二次会晤的场面，一按惯例，没有改变，照旧由德国特务四面埋伏，层层监 视。杰林深信朱丽叶一定会接受卡茨的信件。结果呢，完全出于杰林意料之外，卡 茨不仅把信件带了回来，而且外加带回一包糖果。卡茨笑容满面，能使和尚见了他 也会觉得自己已经还了俗。他对杰林说，同志们对我的情况十分挂念，外面已经传 说我被捕，朱丽叶也接到了命令，叫她不要再收信件，一定要我亲自送去的才能收。 不管怎样，卡茨已经定了约会，由我亲自去找朱丽叶。 杰林听了十分恼火，问我该怎么办。 我便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被捕已经有两个月。在这期间，谁也没见过我。 我在哪儿都没有露过面，跟法共的联系完全中断。我早就告诉你，目前的情况在所 难免。你去为法共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又怎能不怀疑呢？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得 怪你。你不要我一道搞‘大赌博’，现在都给你弄糟了。” 他听了便对我说出一些真心话。他说他从一开头就要我参加“大赌博”的，可 是柏林方面不答应。他连打几个报告，证明我有诚意，可是都归徒劳。柏林方面害 怕法共会用非常手段救我脱险。 我对他说：“不管怎样，反正一星期内，我再见不到朱丽叶，那就不用再提什 么‘大赌博’了。而我呢，我要求重新把我送回弗雷纳监狱。” 谈完了这一次话，杰林便乘飞机回柏林。过了几天回来；他的计划已经得到了 上司的同意。 在杰林去柏林的几天里，伯格每天都来和我长谈，气氛十分友好。原来他是由 杰林派来摸我底的。在谈话中间，我、得知希姆莱本人也对“大赌博”十分感兴趣。 对我来说，这越发证明这一场把戏不是好玩的。 约晤朱丽叶的事非搞成不可，否则， “红色乐队”的全部被捕人员都得丢脑 袋。 —我一辈子做事，都以保全人命为重，可是这一次的彩头实在太大，我连一秒 钟都没有怀疑过我把那么多人性命来冒险有什么不对。有时候，全部责任部落在我 一个人的肩头上。 我没法跟任何人商量，只好由我一个人作出抉择。事情过了三十年，我仍然为 我做出了这一抉择而感到自豪。 星期四晚上，在会见朱丽叶的前两天，我和杰林长谈一次。他说这是最后一次 尝试。他承认在柏林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得到上级批准，由我去见朱丽叶。他为此 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我非常希望这一次会见能够成功。因为，我们若能取得 法共的信任，再跟情报中心打交道就方便多啦。” 接着，他便设想一些情况来安排我的行动。他说：“我完全排除你出卖我的可 能性。但是，你如果不完全相信单独议和会成功，那末我就该担心你会利用朱丽叶 的约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通知朱丽叶。我得预先告诉你，如果你想乘机逃走，或 者乘机通知朱丽叶，那我就把法国和比国‘红色乐队”的监犯一律枪毙。” 我一听火冒十丈，便对他说：“你自称要我合作，促成单独议和，可是你却这 样对我进行威胁。这使我不能不这样想，早知如此，还不如马上处决。这是我一落 网就作好的准备。你把我押到刑场去枪决好了! ” 从此以后，杰林再也不威胁我了。他终于看清楚他已经在’他上级面前大大地 卖弄了他和我一道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 他已经骑虎准下，不得不再冒一次风险，让我会见朱丽叶。 但是，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会晤的前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子老盘算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想杰 林不会搜我的身，因为他一搜，我就不肯再去赴约。怕的是杰林的同党来一次挑衅 活动。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波梅尔堡，还有巴黎别动队的头子雷塞都在窥伺着杰林， 等他出纰漏。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会晤的安全。他们只要布置一场假的逃走，就可以 毫不费事地逮捕朱丽叶。 伯格曾经告诉我，别动队里有几个人认为只要把朱丽叶抓起来就能把情况搞清 楚。 结果，我决定空身赴约；什么也不带。如果一切顺利，不妨再和朱丽叶定一个 约会，把杰林的电稿和我的电稿一齐交给她。 星期六下午，索赛街大楼院子里真是剑拔弩张。盖世太保的特务们大批去到沙 德莱广场，在周围设下埋伏。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一道到蜜饯铺子里去，但是，我 很怀疑，铺子里也许另外安排得有盖世太保的人。 朱丽叶见了我很高兴。我们彼此拥抱。我便乘机在她耳边小声说，我过一个星 期再来递给她一份材料。等我一走，她就得把这份材料转给另外一个人。随后，她 跟另外的那一位都得远走高飞，仗没打完永不露面。朱丽叶把话都听清楚，而脸上 却丝毫不露声色，只拿了一包朱古力给我。 回索赛街途中，杰林的心情显得很舒坦。他只表示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把电稿 交给朱丽叶。 我说； “朱丽叶告诉我，她已经不搞联络工作了。铺子里另外有一个人观察 事情的经过。这个人，她并不认识。所以只好等下一次，她才能把信件收下。” 杰林觉得我的说法合乎逻辑，他也就放心了，并且对于三次约会朱丽叶的情况 感到满意。 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晤定在1943年土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时间则在下午快要关 店门的时候。我选择这个时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我知道这家铺子星期天和星期 一都不开门营业，可以利用这两天让朱丽叶远走高飞。 约会的前夜，我从“保险柜”里取出写好的信件，然后简简单单地放进口袋， 上面再放一块手绢。杰林来找我，先闲聊一阵，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炸弹马上要 送出去了。 这一次行动比较平稳。监视放松了一些，做得也不那么显眼。我把两份报告塞 进朱丽叶手里，并且告诉她说，德国人的报告是密码，另一篇长的则出自我的手， 两份东西都得送到情报中心。我和她拥抱一下，再一次叮嘱她赶快逃走。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来 不及访亲问故。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 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 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敌人再也不能利用破获的电台，向我方提供假 情报，让我们上当。 我只消静候复音就成啦。 杰林为人本来不太容易冲动。他却对我说，我们一道取得的成就实在叫他高兴。 朱丽叶已经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铺子里埋伏的苏联特务一定可以亲眼证明，我去赴 约纯粹出于自由行动。 杰林既然得意扬扬，当然很好，不过我却担心能拿什么理由来解释朱丽叶的失 踪呢? 我又觉得别动队一定在严密监视着那家蜜饯铺。 朱丽叶实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没有任何权利再让她冒风险，对包利奥尔也是一 样。 星期二下午，蜜饯铺照例该开门了，只见杰林心事重重地走宋对我说：“你知 道么? 那个女的没到铺子上班。” 我当然想法让他放心。我说：“人已经抓了那么多，朱丽叶当然不敢放心，这 不是很自然吗? 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过不去呢? ” 我这些道理，当然说服力不会太大。杰林开始有点满腹狐疑。过了一个星期， 他派一个会讲法语的别动队队员到蜜饯铺去打听朱丽叶的消息。那人回来学掌柜的 话说：朱丽叶的婶母病危，打电报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杰林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觉得你去 赴约的时候，行动并不自由。” “我看哪，朱丽叶到底是个女人。女人嘛，办起事来总有点叫你料想不到。反 正，最要紧的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咱们不如等着瞧。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杰林摇摇头，模样还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说吧。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别动队队 长的心情，随后我还有机会做他的工作，真正担心的乃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到了夜 里，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据切身经历，很能理解要一个人自己认错，该有多 大的魄力。情报中心在1942年一年里，一再犯了多少错误? 有时候竞把我都弄得心 里寻思，难道撞了鬼啦? 难道有敌人的特务混了进去啦? 是呀! 多少夜我睡不着， 夜静转侧，千思万想，越想越担心，越发怀念过去有柏尔青那样的人在领导红军的 情报工作。 1943年2 月23日，又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杰林兴高采烈来到我的拘留所。 我等他先开口。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肯特的电台接连收到两封情报中心来电。他 把两封电报都递给我。头一封电报上说：“红军建军节也是你的生日( 我看了几乎 失声欢叫，情报中心知道了) 。我们向你们祝贺。情报中心念你劳苦功高，决定建 议政府授予你军功勋章。" 第二封电报封说：“奥托，同志们转来电悉。希望局势 好转。为了你的安全，同意暂停联系，以待后命。有事可径报情报中心。今后工作 方针再达。局长。” 看了电报，我不用再掩饰我的高兴，一切努力都收了效果，“大赌博”的主动 权业已落入苏军手中，报复的时刻到了。 杰林也得意得脸上放光。他对我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证据， 情报中心信任我们! ” 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带了孩子们撤退到西伯利亚，她也接到情报中心的通知， 说是：“您的丈夫是英雄。他为祖国的胜利出力报效。”签名的有：艾普斯坦上校， 波拉柯娃中校，列昂节夫中校。 第二十一章布林敦克地狱 地狱是无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见，可能侥幸挣扎出来，大多数时候却永远留 在那里，总是受尽折磨，没有尝过盖世太保暴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想象力 再大，也想象不出那种成了制度的恐怖。 “红色乐队”的幸存者从地狱回到人间， 在他们的记忆里，只留下肉体的剧痛，至今仍旧常常从梦中把他们惊醒。历史的车 轮继续滚动，随之而来的是屠杀，罪行，种族灭绝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报纸上头 条新闻的墨迹干得还要快。在人类的记忆里，这次战争的轰鸣和惨状逐渐模糊了， 甚至给说得象一次郊游。文学，电视，电影给可耻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 说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战争罪犯得意扬扬，云集在游泳池边上，为“黄金时代” 碰杯。 今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暴行开脱的大有人在；这些卫士为纳粹“褐色瘟疫 ’’粉刷开脱。历史学家，导演给某个盖世太保——缪勒，某个卡尔，杰林，某个 潘维茨，某个雷塞以及他们的帮凶脱下血迹斑斑的屠夫围裙，重新给他们穿上绅士 的礼服。雪白的手套掩盖着过去拷打，摧残和折磨池人的魔掌。天真无邪的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都是高官、军人，反问谍专家，他们要服从命令啊I 他们过 去忠实地执行罪恶的指示。今天，第三帝国的这些忠仆给当做老实的公民抬了出来， 一本正经地履行他们的所有任务，除了他们所最擅长的以外，也就是，在受难烈士 的地窖里充当血腥的刽子手！单纯的执行人，他们单纯地执行处决令就是了．今天， 有人却给他们恢复名誉。请你问问“红色乐队" 的幸存者吧，请他们说说他们的经 历，你马上就会觉得时间在倒退，退到中世纪。可是，这不过是三十年以前的事。 那些盖世太保“绅士先生”们在那儿确实如鱼得水啊。至于被捕的人，他们的肉体 永远烙上血腥的四个大字：盖世太保。 1941年12月7 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道臭名远扬的《就地处决法》： “占领区 内，对犯有反对第三帝国罪行者，可采取任何措施，以取得情报，可以不经法院审 判，予以枪决。” 1942年底，卡纳里斯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指令，名为“共产国际线’，规定使 用一切手段，对捕获的电讯员，密码员和情报员进行逼供。但是，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拷打情报网头目，相反，应尽一切力量，招降他们。 德国的别动队，在这两个指示启发下，从此以后，十分活跃……整个占领期间， 比利时的布林敦克炮台就是纳粹选中的一个地方，来发泄池们的兽性。我们的许多 同志便是在那里惨遭折磨和牺牲的。 布林敦克建于1906年，位于布鲁塞尔到安德卫普的公路旁。1940年战争期间， 曾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总部。 8 月29日正式改为“接收营”。9 月20日，党卫军头子史密特将第一批俘虏押 送到那里去。以后拘留人数不断增加(1940 年11月约有五十余人) ，1941年6 月， 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达到新的高峰。 吃不饱的口粮、苦役劳动、侮辱、殴打、酷刑，这就是·俘虏的日常生活。从 1941年9 月开始，改由比利时党卫军当看守。他们有一个人在接收新来俘虏时说： “这里是地狱，我就是魔鬼！” 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大部分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当中一些人只是暂时关押 在那里，随后就送到死亡营去。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还要保守秘密。其他的人要 受“审问”，党卫军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碉堡”。刑讯室设在原来的一个弹药库里， 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到那里去。囚犯用滑车吊起来，惨遭前一个世纪的酷刑：夹手 指，勒脑袋，电刺，用烧红的铁棍火烙，木桩刑等等……要是刑讯得不到满意的结 果，党卫军头子史密特便放他的狗去撕咬受刑的人。撤退这个集中营时，看守们消 灭罪证，清除刑讯室里最容易暴露的设施。他们没有料到幸存者会记住一切，使真 相得以大白…… 战后，当法院调查案情时，把史密特押到现场。不用说，他若无其事，认为都 是事实，就是不承认那些惨况。不过他补充说，把犯人吊起来，再让他们掉在木桩 上，那些木桩稍为高了一点！ “红色乐队”好几个队员是在比利时被捕的。自从艾弗雷莫夫变节以后，我们 就再也不知道被捕的人的下落了。情报继续用他们的名义发出去。德国人设法让人 家相信他们已被收买了过去，仍旧在活动……只不过掉转枪头罢了。实际上，我们 的电汛员被关在布林敦克，隔离开来，惨遭拷打，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赌博”。在 这方面，我得到了比利时当局通力合作，进行了调查，取得丰收，搜集到极其有意 义的材料。 首先，我想谈谈温特林克的情况。大家想必记得，他就是“红色乐队”的荷兰 组组长。1942年9 月16日，由于艾弗雷莫夫出首，他被捕了，从那时起，便下落不 明。好几个研究‘红色乐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的，在战后写道， 我们这个同志答应了同别动队合作，1944年他居然逃跑了，当然是乘坐敌人的兵车 逃跑的‘。我不愿相信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于是开始进行调查，所得结果只能与 之相反：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温特林克最初关在布鲁塞尔的圣·吉尔监狱，1942 年11月18日转移到布林敦克。与此同时，他的电台重新开始发报……要是相信我们 那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专家，他就只能在两次受刑的空隙里发电报了；的确，这 就是两年来这个所谓“投敌分子”的命运……真正的投敌分子，投到德国一边，象 艾弗雷莫夫之流，他们住在舒适的住宅里，同地狱般的炮台牢房有天渊之别。 1944年7 月6 日，温特林克被押回圣·吉尔监狱，同日，在国家射击场遭到枪 决。为了隐瞒他的死亡，刽子手们施展他们的惯技，在他的墓上刻上“无名氏”几 个字。 我再说下去：报务员奥古斯特·塞赛，也是所谓德国人“招降”的人：他在1942 年8 月28日被捕，关在布林敦克，直到1943年4 月，被判死刑，转送到柏林，1944 年1 月被处决。 伊兹布茨基( 博布) ：电报用他的名义发往莫斯科…… 其实，1942年8 月被捕后，就送到了布林敦克。他被带去同马克斯·勒斯巴德 对质。马克斯是萨拉·戈德堡的小叔。 勒斯巴德从奥希威茨回来后说：“博布被折磨得人都认不出来了”。至于伊兹 布茨基则于1944年7 月6 日在柏林查洛登堡监狱被处决。 1942年6 月，阿拉莫和卡米也落入布林敦克监狱。受刑后，于1943年2 月18日 由罗德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 月30日，卡米被枪决。但是，我居然能营救了 阿拉莫。我那时想起了他姊姊同莫洛托夫一道工作。1943年初，有一次我同杰林谈 话时，向他“透露”阿拉莫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的侄儿。别动队头子向戈林报告。 戈林便决定暂缓他的死刑，只判了他流放。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有人在意大利边 境的一个集中营发现了他的下落。美国人把他放了出来。以后交给了苏联当局。 索菲·波兹南斯卡，阿特雷巴德街的密码员，1942年9 月28日在圣·吉尔监狱 的牢房里自缢身死。 索科尔夫妇1942年6 月9 日在拉菲特区被捕后几个月，也来到了炮台受刑。我 们从当时的一名女囚那里获悉他们所受的苦难。 贝蒂·德帕尔塞纳尔夫人写道，宪警用尽一切手段来逼索科尔夫人的口供。他 们用手铐把她双手反锁起来，就这样让她等了好几天，然后叫了几个党卫军来，进 行威吓，最后一次叫她“老实”点；然后进行了几次对质，重重地打了她好几记耳 光，接着用刑。 审讯员扭住她，好象她是头猛兽似的，用手捂住她的嘴巴，揪着她的头发，把 她拖在地上。通到那间屋子去的是条又窄又暗的走廊，墙壁就象坟墓里的一样…… 这间屋子没有窗户，从来不通风，一股烧焦了的肉味和霉味直冲鼻子，令人恶心。 里面只见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一条粗绳缚在天花板的滑车上，一个直通布鲁塞尔 宪警机关的电话机。审讯员命令她跪下来，趴在板凳上。皮鞭抽下来，一次，两次 …… 宪警知道要打得更狠才行。在场的有集中营头头和两个党卫军，警犬，应有尽 有，一样不差。手铐松开后，她得把双手伸向前，宪警把铁料摆布好，勒紧一扣， 然后系上绳子，这样，犯人的身子就可以一点一点接连地猛拉起来，直到只有脚尖 刚踮地面。鞭子象雨点一样抽下来，皮鞭不够硬，使用警棒，最后用一根坚硬无比 的棍子打。她惨叫着，这样可以少痛苦些。但她始终不说话。 审讯员暴跳如雷，汗从额角流下来。他决定把绳子拉高，这样，犯人整个身体 便悬在空中，身体的重量完全落在手腕上，钢手铐的棱割到肉里去。由于身体摇晃， 棍子就不那么吃劲。于是审讯员打个手势，副手便扑了上去，抓住犯人，使她的身 子垂直不动，棍子便打得更有力。她再也受不住了，昏了过去。当她醒过来时，只 见双手瘀黑，完全不成样子了。她挺起身来，再准备对付她的敌人。他们更加狂怒。 于是，先前一幕又重演一遍。人再次昏死过去。这一天，刽子手只好暂且罢手。 这种待遇，索科尔夫妇忍受了好几个月。他们电台发出的六百份电报的密码， 他们是知道的，但直到最后一刻，始终保守秘密。为了压服他们，刽子手让索科尔 夫人看着他们折磨她丈夫，反过来又让她丈夫看着她受刑。索科尔病倒了，体重减 到三十七公斤。对他们的抵抗力，连医生也惊奇：“嘿，他还没有死，是个硬命的。 人的机体竟能熬得住那么长时间，真叫人吃惊……” ， 但是集中营头子要把他结果掉。他做到了，他把狗放出，来吃掉索科尔。 索科尔夫人在德国一个集中营里，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 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在布林敦克监狱关了四个月。 她遭到她的同志们相同的命运。落入布林敦克的还有负责‘同荷兰联系的联络 员，莫里斯·佩珀，1944年2 月28日被枪决。还有让·约瑟，在他家里找到了一部 发报机。莫里斯·伯布莱是西梅克斯公司的法律顾问，在布林敦克熬了几个月，常 常被“请”到刑讯室，1943年于柏林被枪决。荷兰组的组员威廉·克鲁伊空投跳伞 时已经六十三岁，着陆后就马上被捕。他吞吃氰化毒剂，但没有死。盖世太保毒刑 拷打他，逼他供出一起空投的人是谁。他咬紧牙关不说。德国人把他带到陈尸所， 把盖着他同伴尸首的单子掀开：这是他的儿子，着陆时就给打死了。克鲁伊又被带 回布林敦克，后被处死。 在布林敦克审讯时遭到“狗刑”的，还有1942年西梅克斯公司的经理纳扎林· 德拉伊，1943年1 月6 日，他在一个女友家里被捕。他腿部给撕咬得血肉模糊，送 到安德卫普医院，把腿截去”。回到布林敦克后，被判死刑。他被解送到柏林，所 乘火车还运送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后流放的大部分“红色乐队”成员。他的妻子杰 曼和两个孩子也在同一列车内，她看见他走过去，两个盖世太保押着他，苍白得象 死人，她都认不出他来了。有人用手肘捅了她一下：“嗨，这是你丈夫啊! ” 她找到个机会在走廊里同他呆了五分钟。他对她说：“你看见了吗? 我一条腿 长，一条腿短。” 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他。1943年7 月28日，他在柏林被斩 首。他的夫人在柏林的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她先后到过拉文斯布拉克，舍恩费德， 奥里阿南堡，被判决处死，将于1945年3 月19日在那里受煤气毒刑。 但是15日 英国空军轰炸这个集中营。她逃跑出来。她不会游泳，竟然越过了一条运河。以后， 她告诉人家说： “当时我好象在水面上行走”。盖世太保把她抓了回去。在战争 最后的日子里，她参加了死亡行军，但却九死一生，永远记住这一切…… 在这列火车里，还有科尔班、贾斯帕夫妇，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施 奈德夫妇、格里奥托等，他们都是在法国被捕的。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在比利时被 捕的人：查里．德拉伊，他是纳扎林的兄弟，还有罗伯特·克里斯坦，制作卷烟的 路易·特维内，油漆工艺家比尔·胡里克斯，他出租住宅，给他的朋友阿拉莫帮了 大忙。还有亨利．罗希，他是玛格丽特·芭扎尔的一个捷克亲属，但池主要同英国 情报机关联系。由于害怕各情报网之间发生混乱，1942年，他退出了西梅克斯公司， 12月份被捕，在莫托森集中营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名战士曾关在布林敦克，其中十六人被判死刑，其他的 被送到集中营，打上可以就地处决的戳子。 由于贝蒂·德帕尔塞纳尔的见证， 我们得悉，1943年4 月，在柏林莫阿比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关着珍妮，格罗斯沃格 尔、卡特·沃尔克内，苏珊·广德，丽塔·阿尔努尔和弗罗尔·维拉斯特。她们面 对死亡的大无畏气概，使她们的看守们都不得不赞叹……到了晚上，苏珊，广德唱 歌，弗罗尔跳舞。1943年7 月3 日晨被押到刑场时，丽塔·阿尔努尔请求弗罗尔宽 恕她在阿特雷巴德事件后暴露了弗罗尔的丈夫斯普林格的名字，弗罗尔原宥了她。 卡特听到被判处死刑，高举拳头，向法庭高呼： “我感到幸福，能为共产主义做 了一点事。”苏珊，弗罗尔，丽塔以及她们的同志们，在刽子手的斧子下就义。 罗德检察官以凶狠出名，号称“希特勒的鹰犬”，主持对“红色乐队”所有战 士的审讯。今天，他是德国一个小市镇的副市长。战后，曾对他进行侦讯，结果开 释了他。1948年9 月16日他受讯时宣称：“据我所知，在法国和在比利时，‘红色 乐队’被判刑的总人数不超过二十至二十五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判极刑……1943年 4月初，我要求戈林元帅赦免被判死刑的妇女，他同意了。” 就是这个罗德又说，在柏林被捕的七十四人中，有四十七人被处决。可是，不 能不看到，我调查的结果并不一样·。 在法国和在比利时被捕的有九十人，三十二人判死刑，四十五人投入集中营， 其中十三人再也没有回来。在德国被捕的有一百三十人，四十九人被处决，五人死 于酷刑，三人自杀”。 这就是真相，虽然还不是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人，他们的遭遇如何呢? 象西 梅克斯公司的马赛分公司的秘书玛格丽特·马里维。还有莫德斯特，厄利茨，卡茨 就是在他家里被捕的。还有希雷博、卡茨的兄弟约瑟夫、鲁宾逊、杰曼妮．施奈德 的两姊妹夫妇。这些人的下落呢? 有多少无辜的人，由于在“红色乐队”内活动而 被捕！ 不少人是合家遭殃的，象德赖伊、格罗斯沃格尔、施奈德、科尔班等。在德国 警察的档案里，我发现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后，很多人由于牵涉到“红色乐队”而 被捕，象马塞尔·维兰克斯，路易·布尔金、雷吉纳尔·戈德马尔、埃米尔·卡洛 斯、博兰吉尔等。他们当中同我们的情报网都没有任何关系。 “红色乐队”的档案，1945年春天，按照柏林方面的命令，在甘堡城堡给烧毁 了。战后，只存下来缪勒1942年12月写的一份稿件和德军情报部的文件。皮普上尉 (我记得就是他测出阿特雷巴德街的发报台的)谈到了德军情报机关从1942年夏天起 如何在有关“红色乐队”一切主要方面被撇在一边。别动队只是时不时把经过删节 的或部分的情报通知德军情报部。 战后，为了保住脑袋，别动队的人员捏造了许多故事，一个比一个更荒唐。依 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只是依靠“红色乐队”的人，包括“大首长”在内，只是靠他 们自发招供和合作而取得成绩的。至于酷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听说 过。他们当时只不过是战士，是虔诚的骑侠，只用光明磊落的武器。不幸的是，为 了用最卑鄙的办法强奸事实，为了在其他方面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找到了意想不 到的盟友和同谋! 但是，无论有没有盟友和同谋，谎言是无法永久保住的，真相总 有一天大白于天下…” 在柏林，在布鲁塞尔，在巴黎， “红色乐队”数十名战士受尽严重的考验， 好象爬楼梯，每登一级，都要忍受新的痛苦，而到头是英勇就义。他们为了消灭褐 色瘟疫而牺牲。 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希望明天的世界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证明这一切，会记住 这一切的。他们的明天就是我们的今天，世界继续无情地转动，沉默更加森严。无 论是在巴黎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还是他们在柏林的上司都有理由要把这些 罪行掩盖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是刻在那上面的。以党卫军头子雷塞为例，从1942 年11月到1943年7 月，他在法国指挥别动队。他把手拍着胸口宣称；“我的机关从 来不用刑。” 他雷塞的良心清白无瑕，他的手从来没有“摸”过一个俘虏。但是，就是这只 手多少次签署命令，把受害者交到强化刑讯机关的刽子手专家手里? 是谁下令一个 月内，三次酷刑拷问阿尔弗雷德·科尔班? 是谁下令把索科尔夫妇拷打至死? 在雷 塞的机关里是不用刑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设备吧? 那里没有一小箱一小箱的刑具。 遵照雷塞的指示，这是刽子手专家从柏林随身带来的！ 雷塞只不过是个例子。我可以列举柏林别动队指挥部所有人员的姓名，可以列 举巴黎别动队所有人员的姓名，战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主子，以冤仇宜解不 宜结为名，为他们洗刷一切罪行。 对这些刽子手，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他们是什么人呢? 无疑，他们 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伸出胳膊，口呼“希特勒万岁”的。 在盖世太保当中，不少一部分人是后期的纳粹分子。他们早先曾经是魏玛共和 国的“体面的公仆”，于1939年或1940年才参加国家社会党的。缪勒，全世界把他 叫做盖世太保 ——缪勒，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他到1939年才成为国家社会党党员。但是还 未穿上褐衫，他的灵魂就是纳粹的了。这个右派分子，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疯狂 地憎恨共产主义，成了潜在的盖世太保。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已经显露出暗探的才 能。缪勒成为暗探是合乎他的天性的。刚够十九岁，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当差。 十年以后，也就是1929年，他分到慕尼黑警察第四师去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纳粹掌 了权，这个才能出众的警察便请求海德里希录用，很快就成为一个得力的助手。1936 年，缪勒被任命为盖世太保头子。巴威略邦小小的暗探成了盖世太保——缪勒。他 参加了纳粹党，1941年提升为党卫军的军团长和警察中将。正是在他最得志的时期， 负责进行“大赌博’。 缪勒的两个左右手是国家保安局第四处A 主任潘津格和柯普科夫。后者曾领导 反“共党破坏”斗争处。他们领导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指挥部。这个机构设 于1942年8 月，旨在统一对付“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活动。请记住这两个名字，他 们要对柏林组战土所受的残暴行为负责。这两个人的履历同他们的头子兼朋友缪勒 没有多大差别。潘津格一辈子当警察。 1919年，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开始他的生涯，当时他才十六岁，真是个奇才！ 很快便步步高升，战争开始时参加了国家社会党。要当盖世太保匪徒，不一定非早 期参加纳粹党不可。盖世太保——缪勒，潘津恪，杰林三个例子表明，对于这些天 生的暗探来说，参加党是一生的顶点。事实上，盖世太保的手段是在更大的规模上 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警察传统。 杰林，雷塞之流负责对“红色乐队”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因此而忘记了盖世太保 在法国和比利时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也要负责．例如，雷塞从1940年夏天到1942 年11月在巴黎指挥一个特务处，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巴黎别动队队员杨格专门执行 刽于手任务，还有柏林别动队指挥部的教官约翰，斯特里炳。他们罪行累累，铁证 如山，无法抵赖。他们不但奉令充当刽于手，而且嗜杀成性，是出于对他们“职业” 的酷爱．杰林虽然是天生的暗探，他的智力却在普通水平之上．他擅长于挑拨离间。 他二十五岁参加柏林警察机关，专门研究对付苏联，共产国际和德国国内的共产主 义运动．1933年，他凋到了盖世太保部门，多次执行微妙的任务，他奉命追查最初 图谋暗杀希特勒的凶手，不久，奉海德里希之令，先后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奥西普· 皮阿尼斯基和杜哈捷夫斯基施行反问计。在同“红色乐队”的斗争中，他取得了相 当可观的战绩，因而被任命为巴黎和布鲁塞尔别动队的头头。 杰林的副手，维利，伯格同样地是足登警靴出生的。他的专长便是警卫别动队， 和防止军事情报部和盖世太保的其他帮派把鼻子伸进别动队。 第二十二章情报中心采取主动 1943年2 月23日，也就是收到情报中心电报的那天，我同杰林谈了很长时间。 他告诉我，复电的内容已经立即通知，了他在柏林的上司。他们的意见同他的一样， 认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可以放手进行这场“大赌博”。杰林到底是个行家，不 会不经审查便相信这两份电报。特别是第一份值得审查，他询问肯特，通常到了红 军节，情报中心是不是给我们发贺电。肯特知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把事情通知了 莫斯科。另外，他显然想找个赎罪的机会，所以证实说，通常是发贺电的。这个时 候，肯特还有其他的积极的表现。我发现他疏远德国人，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我逃 跑的时候。 杰林知道我得到提名授勋，情绪很激动。他认为，情报中心这样表示信任是个 大好兆头，大大有利于他同柏林方面的关系。柏林会承认，他坚持要我在“大赌博” 中担任那个角色是作对了。他对待第二份电报的态度要冷淡得多! 我当初提议同共 产党中断联系一个月，而情报局长却答复我说要永久断绝联系！ 杰林想通过朱丽叶查出雅克·杜克洛和共产党地下总部。对于象他这种不顾一 切，一心充当警探的人，这是惯技。 我知道他的企图，所以很理解他为什么大失所望。这个反共狂人原以为可以给 杜克洛的党以沉重打击，甚至可以把杜克洛抓起来，现在却眼睁睁地把一个那么好 的机会错过了。这是他以后无法自我告慰的。因此我得想出一些理由来让他放心… … 我对他说，“说实话，你处在情报局长的地位，也不会不这样做的，‘也会发 出同样的命令。本来是明确禁止同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才 灵活对待这条规定。现在联系已经恢复了，你要怎样联系就怎样联系。那么为什么 还需要法共这条线呢? ” 几天之后，情报局长又拍了一份电报来，指示要尽量扩大发报基地，并给每个 基地规定了新任务，严格局限于军事情报。情报局长还询问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 两家公司的遭遇。杰林决定答复说：这两家公司部落入盖世太保手里，但口红色乐 队’并末因为那些人被捕而受到影响。这样，别动队的头头便具备一切手段打击这 两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同时又可以同莫斯科进行“赌博”。因此，可以预料西梅克 斯公司棱捕的同志会面临最坏的遭遇。军事法庭庭长罗德嗜血成性，于1943年3 月 到了巴黎，捞演了一场假审判，定计进行大屠杀。所谓“法官”并没有得到任何确 实证据，证明被告属于我们的情报网，但却把他们判处死刑，例如阿尔弗雷德．科 尔班，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凯瑟·福尔克纳和他的同伴波西阿尔多．凯 勒则被判徒刑。特别是罗伯特·布雷耶，他只是西梅克斯公司的一般合作人，同我 们的组织毫无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谋杀。侦讯时，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发表了明确 声明，得以救出了巴黎多特工程局的工程师路德维格·卡因齐。战争结束多年了， 我们才获悉，同柏林组一起罹难的还有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格 里奥托、凯瑟·福尔克纳．苏珊·广德、波西阿尔多和那扎林．德拉伊。他们都在 1943年7 月28日，在柏林普洛曾塞监狱被斩首。 自从我居然能够通知了莫斯科我们的情报网已遭破获，杰林向情报中心发了第 一份电报……别动队就此彻底投入这场假情报攻势中，竭尽全力，隐瞒“红色乐队” 人员被捕( 例如格罗斯沃格尔，卡齐·马克西莫维奇，鲁宾逊·艾弗雷莫夫，特别 是肯特等人的被捕) 。我自己也从索赛街被迁到纽伊的一个住所，因为在原来的地 方，我的“特囚”身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按照一般规律，囚犯总能适应他的 牢房的，我也不例外……就在盖世太保的心脏里，我居然写出我的报告。杰林和他 那一帮子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爱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继续搞他们所热 衷的单独和约，企图迷惑莫斯科，从抽屉里翻出他们的老办法，搞尽那种无恶不作 的暗探和挑拨者的脑汁。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面的莫斯科已经知道底细了！ 在纽伊，维克多·雨果大道拐进鲁弗雷街的转角，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头波梅尔 堡为他的特别身份的囚犯，要了一座公馆，有十个房间，门面装璜着雪白的圆柱， 屋前有一块草坪，屋后有个菜圃，整座建筑相当华丽。房子周围有一道铁栅栏，还 有茂密的树木，路人无法看见那些显赫的囚犯。波梅尔堡及他的左右是真正的纳粹 党人，他们的自命不凡是家喻户晓的。他们对于接待过如此著名的“客人" 引以为 荣，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末任总统勒布伦，曾出任过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烈·弗朗 索瓦·蓬塞，火十字党党魁和社会法兰西党领袖德·拉，洛克上校，西班牙前共和 政府总理卡巴勒罗。 除了这些人外，我记得还见到过英国情报局的一个上校。据我当时了解，他也 在进行他自己的某种“赌博”。波梅尔堡本人也住在那里，酗酒度日。看门人普罗 多门同他的两个女儿做饭和管理花园。虽然他不敢开口同他们攀谈，但是能够同这 些显赫人物接触，感到荣幸。 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 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 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 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 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 田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 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天天。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沂我说，我的“副官” ( 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 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 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 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 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 犯中的密探) 。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 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 边的这个JJ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 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 意图不起疑心。 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浯，自由地讨论问题。 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 “红色乐 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 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 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 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 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 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 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 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说： “你躲着波梅尔堡一点，特别是他喝醉了的时候! ” 这劝告是多余的，因为难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从索赛街回来，听到了枪响。伯格看见我惊讶的样子，便 把我带到花园去。波梅尔堡在那里踉踉跄跄，喝得酩酊大醉，手里拿着把手枪。 “可是他向谁开枪呢? ”我问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尔堡搭了个射击棚，靶子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旁边还有许多 画成犹太人的漫画，这就是巴黎盖世太保干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动镇压。 波梅尔堡继续他的练习……每放一枪，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阵。突然，波梅尔 堡揍他的狗，一边嚎叫道：“别叫，斯大林，别叫！”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便对我说：“你看到我给我那条狗找到了什么名字吗? 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过有些狗 叫希特勒……” 波梅尔堡激怒得或者说醉得发了疯似的，冲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说：“他妈 的，奥托！” 伯格冲到我们中间来，用身子拦住我……” 后来，他责怪我太冒失了，“我们差一点出了大乱子，‘大赌博’几乎就那么 荒唐地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别动队中计 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 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 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 证“红色乐队”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必须让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 咖啡馆， 理发店，餐厅，成衣店，商店等等) ，以及我接头的时间。这样，安全组就可以跟 随我的踪迹，但是我不认识这个组的人员。 我对杰林强调说，莫斯科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时期以来不在指定的地方露 面。这是因为我被捕了，在我的报告里，我设法通知情报局长，让他打电报来要我 到通常接头的地方去。接着情报中心来了电报，发出了这个指示。杰林疫有办法， 只好同意让我出来。这就成了习惯。头两次，有两部盖世太保的汽车押送我乘坐的 汽车。以后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机伴随。正象以后所见到那样，安排简化了是十 分有利的。这样，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来的接头地点，例如福图尼街的一家理发店， 蒙帕纳斯区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内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区和甚至附近的咖 啡馆和坂店都在我的路线上。别动队的特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搜索反问谍人员。 这种费时失事的干劲使我十分开心。雷塞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 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 的一扇小门终于渐渐打开。 我常在“陪伴”下外出接头，发现看守我的人用的不是德国的身份证，而是一 些假证件( 比利时，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 。我私下打听为什么杰林要用 这种隐蔽的办法。后来，我得悉，他认为，他的人这样就可以比较不显眼，可以免 受抗敌分子的突然袭击。万一遇到法国警察检查，就不至于暴露我的看守的真正身 份……和职业。我抓住机会要求杰林让我享受同样的好处。 我对他说： “如果遇到法国警察检查，你不想因我的处境而惹起麻烦，那么 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身份证。” 他认为我的意见很有道理：以后，每一次我们外出，伯格都给我一个身份证和 一些钱，我回到纽伊就交还给他。这表明我的忠诚，这样就为我未来的活动迈出很 有意义的一步。 直到朱丽叶那件事情为止， “大赌博”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德国人是在马上 ……情报中心成了他们胯下的坐骑。这是因为“红色乐队”变了颜色，变成了“褐 色乐队" 。它的七台发报机倒了戈，完全包围了莫斯科。情报中心患了色盲症，中 毒愈来愈深，特别是因为收到的情报质量一点也没有降低。 另方面，德国人还完全有理由认为：哪怕接到了情报局长1943年2 月23日的回 电，他们仍然不能不继续发送几个月的军事情报。那些主张同西方单独议和的人为 了证明他们知道这方面的企图，就必须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很了解情况，而且在军事 方面，也必须同样地了解情况。 今天证实，希姆莱设法同西方单独媾和，同别动队试图开展“大赌博”的时间 是相吻合的。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证明这一事实。 1942年12月，兰贝恩律师得到希姆莱同意，在苏黎世和斯德哥尔摩同盟国接触。 1943年多月——确切地说是23日——希姆莱在柏林内政部秘密会晤抵抗分子波 皮茨。波皮茨向希姆莱建议牺牲希特勒，这是单独媾和的必要条件。以忠实出名的 希姆莱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在波皮茨看来，这就意味着希姆莱接受了这个 方案。兰贝恩马上到瑞土去，向他的盟国联系人报告好消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巧 合。就是在1943年8 月，别动队的新头头潘维茨又设法把“大赌博”重新搬了出来。 希姆莱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盟国之间的矛盾。的确，第二战线一再拖延。所以认 为英美迟迟不动会影响同俄国人的关系，并非没有道理的。但是因此推论出联盟破 裂，就太过分了！随着战争发展，德国军队胜利的希望愈米愈小。德国国防军的一 大部分将领，从斯大林格勒一仗的败北，得到了特别教训，觉得纳粹德国的唯一出 路就是单独媾和，这就象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漂来的破船板，明知是腐朽的，一点 用处也没有，也不肯放手。希姆莱和他左右的人，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相信可以单独 议和，直到末了一刹那，还把愿望当做现实，竟然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迷惑 莫斯科。 情报中心接到我的报告后采取什么战术呢? 首先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完全 不知道有什么招降活动。 从情报中心拍来的电报，总是发给各个组长的。我利用这一点说服杰林不要审 判卡茨，格罗斯沃格尔和其他人。我的想法，从表面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对 杰林说：“请看，莫斯科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直接同他们联系，如果你审判他们并 因而判处他们，你就把你自己暴露了……” 他同意这个看法。 情报中心彻底利用“大赌博”，不断索取更多的军事情报．从1943年2 月开始， 德国人不得不向莫斯科提供情报，一个正常工作的情报网，哪怕是最强大的，也难 以收集到这样的情报。最后，情报中心还得以阻止德国渗透到还没有破获的情报网 去．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莫斯科索取军事情报，但是谁来决定给哪些情报，还是不 给哪些情报呢? 首先要得到柏林的“大赌博”负责人，盖世太保——缪勒和马丁· 包尔曼的同意，然后别动队还要通过巴黎的德国军事情报部领导机构，把要求提到 德国国防军的西线参谋部。每一次都由冯·伦斯德特元帅本人开放绿灯，传递材料。 他对希姆莱和盖世太保的态度，说得最轻，是并非充满友谊的。另方面，无论他也 好，德国军事情报部也好，都不知道“大赌博”目的何在。因此，他曾经促清柏林 注意所索取的情报是高度机密的。 冯·伦斯德特感到惊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柏林的头头们，是知道内幕的。他 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所提供的情报只同西线有关。然而，情报中心提出了对红军关系 愈来愈重大的问题。 德军情报部在柏林的档案库里有一些文件很能说明送给苏联情报中心的材料是 些什么东西，更能说明情报中心的目的何在。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尽量收集军事 情报。 这里有几个例子：1943年2 月20日致奥托电：“要求厂家提供军队和武器从法 国运往我线的情报。” 第二天，又拍来续电，“德军哪些师团留作后备？驻在何处? 这问题对我们十 分重要。” 3 月9 日，情报中心询问巴黎和里昂驻扎了哪些部队，师团的番号，武器的类 型。 这类问题，使到别动队十分为难，既不能不答复，用假情报来答复又十分危险。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看清莫斯科并不那么在乎得到这些情报，而是 想对证一下所掌握的情报而已。下—封电文可以完全证实这一点。 “在夏隆·塞·马尼和安古莱姆驻扎的是哪几个师? 根据我方情报，在夏隆的 是第九步兵师，在安古莱姆的是第十坦克师，希查对。” 别动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4 月2 日作出确实答复，“在安古莱姆的党卫军 新师团没有番号，士兵穿灰色制服，带黑肩章和党卫军徽号。” 4 月4 日续电对该师武器提供了详细情况。 差不多每一天，情报中心都拍来十分明确的电报，别动队必须同样确切地加以 答复。这就是单独媾和的缔造人需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驻扎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军队，同样有电报往来，查问指挥各个部队的军官 姓名，英国空军轰炸的结果等。 冯·伦斯德特对于这些愈来愈精确的情报来来往往，愈来愈怀疑，愈来愈不满。 1943年5 月30日的电报终于使他忍无可忍。于是在德国国防军和特务机关之间，爆 发了一场冲突．情报中心要求说：“奥托，同厂家联系，查清占领军是否准备使用 毒气，现在是否正在搬运这种器材? 机场是否存放着毒气弹? 存放在哪里，有多少 ?炸弹的口径多大?用的是哪一种毒气? 毒性如何? 是否对这种新式武器进行了试验 ?你是否听说过一种军用的新毒品，名叫盖赫尔的?你应该动用在法国的所有人员， 进行这工作……” 这一次太过分了，国防军司令部大大骚动起来。这些先生们在他们之间议论纷 纷，并通知柏林“完全不可能答复这些问题……”显然，别动队并不以为然。杰林 获悉在柏林破译的一些电报，是我在被捕前发出的，其中已经涉及到毒气的情报， 凯瑟·沃克内，而特别是马克西莫维奇，通过索凯尔组织的领导机构，十分了解德 国化学工业的新发现。 在德国首都，别动队指挥部认为应该答复这些电报，即使部分地答复也好。至 于国防军参谋部方面，则想利用这一事件大吵大嚷表示不同意。从德国档案局得来 的两份文件证实了这场冲突。 1943年6 月20日，首先德军情报部总部通知柏林说：“军队最高司令部认为， 一个时期以来，莫斯科情报局长提出的问题过于精确。”德军情报部指挥部接着说， “军事最高司令部不再能给予确切答复，例如对莫斯科提出的问题，有关师团的番 号，指挥官的姓名等等。”并结论说： “军队最高司令部认为不再能提供这类答 复，否则必然引起可怕的安全问题……” 冯·伦斯德特本人又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需要继续这场赌博……” 可见，德军最高司令部明确无误地把火力对准“大赌博”，过去，从来不曾这 样兴师动众过。更厉害的是6 月25日的爆炸性声明，说： “国防军司令部认为不 能再提供材料，因为可以绝对肯定，敌人在莫斯科已识破了这场‘赌博’……” 特别是德军情报部的头子卡纳里斯是这么想的。他怀着敌意，观察盖世太保— —缪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活动。事实上，不论德军情报部还是德国反问谍头子席伦 堡，还是伦斯德特都不知道“大赌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担心和怀 疑了。有人同他们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总要给他们解释解释吧，但只说“大赌博” 可以提供方便，破获苏联在被占领国家的情报网。可是，对于国防军参谋部来说， 这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不能因此就奉送重要和精确的军事秘密。别动队没有理由 同他们那样，对索取重要精确情报，大惊小怪，因为它知道， “红色乐队”给莫 斯科提供的情报，一向具有重大军事价值。 别动队的论点最后占了上风。军人被迫象以前那样答复向他们提出的那些精确 问题。7 月19日，柏林发出了这方面的正式命令‘。 情报中心想了解各种各样问题，超出了军事部门本身的范围。例如，有些拍来 的电报提出了弗拉索夫军团的问题。 弗拉索夫是红军的一个年青有为的将领，同他的师团一起成了俘虏。他很清楚 俘虏回到苏联会遇到什么命运。这种前景促使他直截了当地投到德国阵营去。德国 国防军头头向他建议建立一支俄国人的军团，同他们并肩作战。这支部队由一些土 气涣散的军官率领，他们只要能够离开俘虏营，什么都旨干。 一个专门的宣传机关负责做弗拉索夫和他的军队的工作。但饥饿比政治欺骗更 有说服力：苏联士兵当了俘虏，有的是遭到他们的上级抛弃了，有的是给他们的上 级出卖了。 他们身体虚弱，为了勉强活下去，宁愿穿上德军制服。就这样， “俄罗斯解 放军”诞生了。 这支军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物质上的补偿并不能代替为正义事业和保卫祖 国而战斗的信念。德国国防军的头头知道弗拉索夫这支军队没有战斗力，所以主要 把它用于西线，从事镇压活动。1943年夏天，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当然很需要 了解弗拉索夫军队的真实情况，部队的数目和总人数，部署的地方，军官的姓名和 装备的种类，使用情况及其所接受的政治思想宣传等等。情报中心要求提供最广泛 的材料，并且，为了掌握最详尽的细节，要求核对已经知道的情况。柏林方面，毫 无难色，满足了这些愿望。德国国防军参谋部一反常态，也不反对。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对弗拉索夫士兵的战斗力，不存任何幻想。 1943年4 月，别动队收到情报中心的一份长电，收件人是奥托。电文十分精确 地报道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损失的情况。杰林十分惊异，问我为什么莫斯科觉得有 必要把情况告诉我。我对他说：“情报中心时不时给我介绍一些情况，使我对某个 战场的军事形势，有个确切的概念。” “真遗憾，”杰林回答我说， “但是我从肯特那里知道，这是头一次给你拍 发这类电报。……” 我得找个对付的办法，把球打回他那边去。我说： “有些事情，超过一定 限度，就旨定不会让肯特知道了。” 事后，我才知道这份电报的意义和目的。那就是，情报中心想在柏林方面造成 思想混乱，对斯大林格勒的损失，提出一些数字，大大超过在帝国首都所流传的。 事实上，德军参谋部发给当权派的报告，缩小了真正的损失。于是，多亏了情报中 心，希姆莱在希特勒面前，表了一大功，因为给他说明了德国国防军遭受巨大损失 的确实情况。 别动队认定得到了情报中心的信任，便开始了一场宣传战，以便在反纳粹联盟 内部，制造混乱，迷惑对方，尽管破绽不少。但是，从中可以看清单独媾和派为了 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多么妙。有一系列电报是用我的名义发出的。据说是以戈 培尔在德国人民中间进行的广泛调查为根据，谈到了德意志帝国舆论有一股强烈的 反苏潮流。这些电报透露说，德国大部分人相信最后胜利，但是，如果要议和的话， 所有受到询问的人都赞成同西方单独媾和。 还有一些电报发到情报中心去，谈到英，美士兵和军官的情绪。他们借我的口 说， “红色乐队”的人曾经有可能接触到巴黎区上空击落的英国飞行员，现正在 克利希医院治伤。他们说，够了，不要再为苏联送命了。用不着说，这些飞行员都 完全赞成同德国讲和。 杰林把这些电报交给我的时候，我简直忍不住笑。情报中心收到这些“绝密文 件”，一定会哄堂大笑。确实只有十分浅薄的人才会有那么一秒钟，想到这样的蠢 话会影响苏联的土气。情报中心很清楚戈培尔所进行的民意测验到底有什么价值， 因为他的专长就是强奸民意，难道在纳粹德国，还有什么可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吗? 杰林给我“面子”，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电报的内容，甚至装出 十分认真的样子，加油添醋说，这样的情报会让“莫斯科好好想想的……”他很得 意，并继续走这条路，也就是在盟国中制造纠纷。他又草拟另一份电报，企图让人 相信英国人把冲锋枪卖给德国人。杰林所摆出的证据就是以下事实：在卡莱，德国 宪兵装备着从英国来的冲锋枪，他明确说这些枪是德国人从中立国家买来的，英国 人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在苏联战线上使用这些武器。 这条情报是经不起审查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国人同意这种做法，这些冲锋 枪很有可能是交战的时候落在德国人手里的。这种神话特别可笑，因为这个时候， 盟军把大量武器运往苏联。 就在这个时候，杰林想利用“红色乐队”打入苏联在瑞士的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是在战争初期建立的，领导人阿历山大·拉多，青年时代便是共产 党员，曾积极参加匈牙利贝拉·库恩的起义。另方面，拉多又是个科学家，著名的 地理学家，会讲好几种外语。这个情报网的全部力量都是针对纳粹德国的。 原则上，“红色乐队’同这个组织不应有任何接触。但是1940年，情报中心委 派肯特去瑞士训练拉多掌握无线电发报技术并把密码本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想法本 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1940年，情报中心有别的办法，用不着派出一个在占 领区工作的情报网负责人。两年后，肯特被捕了，并给招降过去。他出卖了关于拉 多的情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他知道拉多的地址，密码和发报的波长。 拉多所发的电报从三个电台拍出，这些电台叫做“三红”。电报全部给德国人 截获。虽然有肯特合作，他们要译出这些电报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便决定派人 到当地去。 瑞土的中立地位对德国的特务机关来说，是个问题。杰林便想到利用弗朗茨· 施奈德。因为他是瑞士公民，同妻子杰曼妮一起，名列于在比利时被捕的艾弗雷莫 夫小组人员中。 他同拉多几个极为重要的人员有联系。亏了肯特，杰林很了解瑞士小组的组织。 但是，连续三次渗透尝试都失败了。 第一次，他利用一个特务，叫伊夫·拉莫，他以前的确认识拉多。拉莫见到了 拉多，自荐参加工作，并吹嘘他在法国抗敌运动和肯特的组里有许许多多关系。拉 多嗅到了是个圈套，便终止了会晤。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是派一个德国女特务去瑞士，冒名为维拉，阿克尔曼，她是 “红色乐队”法国小组的一个密码员。 其实，在索科尔被捕后，我就把她调开了。我最初把她派到马赛肯特那里去， 接着，由于有被捕的危险，又把她送到克勒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杰 林从肯特那里得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他计划把她逮捕，然后隔离起来， 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认为那个德国女特务，冒她的名，就可以容易地打入拉多的 情报网。只需告诉情报中心：说，由于安全起见，把她派到瑞士去了，这就行了。 从表面看，这个计划很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再一次对付这种打击。 我告诉杰林说；“这个特务马上就会被识破。肯特说只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 曼的地址。不错，可惜她就在日内瓦……”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也落了空。维拉藏在中央山岳她的村子里，一直等到战争结 束。 第三个计划是肯特制定的，办法是派一个信使给拉多的左右手阿历山大·富特。 杰林向我打听过去这类接头是怎样进行的。我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以致第一次会 晤时，富特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了。 另方面，富特在回忆录里‘叙述说：情报中心通知他有危险，并命令他不要再 答应其他的会晤，要注意不让德国的使者跟踪他，来查清他的地址。此外，杰林指 示他的特务交给他要会晤的那个人一本大书，是用橙黄色十分显眼的纸包着的。书 里面，密码电报就偷偷地放在两页粘着的书页中间。这个特务应要求把电报发给情 报中心，并同他的对话人约定新的会晤。这种做法就足以把人暴露出来，证明他从 来不曾担负过真正的任务。的确，必须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才会在战时让一个特 工人员带着密码电报越过边界。这些电报又藏在这样一本古怪的书里，即使最麻痹 的边防军也会加以注意的。 当时，所有的材料都拍成微型胶卷，藏在衣服里面递送的。另外，正象我在前 面说过那样，没有一个稍为有点头脑的人竟然会如此荒唐，想规定一个接头，而不 需要介绍。所有这些怪事合起来，使富特给这个拙劣的使者吃一顿闭门羹。这个家 伙只好空手而回。 十五天之后，情报中心给肯特发了封电报，对于派去的信使是个盖世太保特务， 表示惊讶。杰林设法挽回面子，解释说，真正的信使被捕了。盖世太保派出一个特 务，冒名顶替。 利用“红色乐队”打入拉多情报网的企图接二连三失败了，但是在瑞士进行的 工作太重要了，柏林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席伦堡亲自负责对付拉多情报网的事。经 过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之后，他居然把一个特务打进去。这个特务引诱一个在“三红” 电台工作的年青女密码员露丝。不久，一对名叫马雄的夫妇，冒充苏联的老谍报人 员，麻痹我们的瑞士朋友，给柏林拍发了关于情报网如何工作的情报。最后席伦堡 对瑞士的情报机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逼它解散整个拉多组织。 这些交涉需要时间，所以直到1944年，拉多仍继续给莫斯科拍发重要的军事情 报。这些情报是从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那里得来的。 杰林还碰到别的障碍，那就是“红色乐队”的经费问题。 在人员被捕之前，商业公司斯梅克斯和斯梅克斯戈提供情报网所需费用，莫斯 科无需筹款维持。由于杰林打电报给情报中心承认这两家公司已落入敌人控制下， 为了掩人耳目，自然就得索取经费了。 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曾有机会向杰休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给 他出了许多主意，使他大大出丑。我劝他先从比利时和荷兰做起，并要求先给温策 尔一笔钱。于是，从保加利亚给他送来了一件“礼物”，这正好是他刚刚逃跑之后。 在一个豌豆大罐头底部，藏着区区十英镑的款项。 别动队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设法解释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给他 们提出一个解释，使他们大为满意。我对他们说， “这简单得很，情报中心肯 定要先检验检验联系是否畅通无阻，然后再送大笔钱来……” 他们便老等着以后的拨款。 关于荷兰方面，别动队要求给温特林克拨一大笔钱：情报中心回复说完全同意， 但要求指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信箱。 这些先生们高兴若狂，赶紧把一个前荷兰共产党员的地址报出去……但是情报 中心发来的电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为什么把盖世太保所熟悉的一个地址报来呢? 别动队十分狼狈，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情报中心便主动叫温特林克同布鲁塞尔某工 程师接触，向他要五千美元。别动队高兴得情不自禁，马上派去一个特务。那个工 程师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开什么4 月1 日愚人节的玩笑呢。别动队只好又一次画饼 充饥。 情报中心还寻开心，再次捉弄他们，把一个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艾弗雷莫夫， 说这个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当局一笔五万法郎的款项。实际上正好相反。情报中心 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对方，是象征性地通知对方，到埋葬这个经费故事的时候了。 但这种玩笑是别动队所不能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 ——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 —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 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 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 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 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 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 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 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 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 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 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 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 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 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 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 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 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 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 ．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 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 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 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诞生于柏林。他发展成为刑事警察确实可以为精神病学家提供大好的 研究题材。少年时代，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童子军组织。由于在家里接受了严格的 基督教教育，他接着就研读神学，花了三年时间b 但是他没有成为牧师，却当了刽 子手，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捉摸的。 潘维茨二十岁时，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门当差，后被凋到“难案” 组。但是，他负责处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让他大显身手。呸！多么庸俗呀。他所 要干的是政治镇压。他认为只有这样，英雄才有用武之地。为了在纳粹制度下一步 一步爬上去，最可靠和最迅速的道路就是走“盖世太保”的道路。他狗运亨通，受 到了注意和赏识。这条狼崽子便高攀兽王了。他成了诲德利希的助手。当时海德利 希招募一批年青有为、野心勃勃的潜在杀人犯。这帮人后来都哄动一时，他们叫做 艾克曼，叫做席伦堡。 1941年9 月29日，海德利希提升为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的总督，进驻布拉格，他 的左右手是潘维茨。这样，捷克人民便经历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到处都是集中营， 反抗纳粹主义的人成百成百地被枪决，流放和折磨。伦敦和捷克流亡政府决定空投 游击队反击褐色恐怖。1942年5 月27日，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袭击了海德利希的座 车。这个刽子手受了重伤，6 月4 日丧了命。 报复是可怕的。潘维茨是亲自负责海德利希的安全的，这次竟然措手不及出了 事，所以怀恨在心，布置围剿。戈培尔宣布，犹太人首先要对此负责。于是，他们 当中，囚禁在特西恩斯塔集中营的几百人遭到杀害。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三千 人被捕。而且，海德利希6 月4 日丧命后，恐怖政策加剧了，实行了血洗，仅仅在 布拉格监狱，就有一千七百捷克人被处决。在布罗诺，有一千三百人被处决。6 月 10日，利迪斯这个小村庄的全部男人和儿童遭到屠杀，妇女一律流放到拉文斯布鲁 克。 潘维茨亲自指挥追缉这次袭击的执行人。他就是所有这些屠杀的罪魁祸首。他 肯定没有忘记这一切，肯定看见无数的受害者的身影，看见布拉格监狱地牢一幕接 一幕的酷刑出现在眼前。又是他亲自指挥一团党卫军特务进攻圣·查尔斯·博罗海 教堂，里面藏着执行这次袭击的游击队。 这些事情发生后，潘维茨同他的柏林上司之间，出现了一些麻烦。因此他宁愿 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到俄罗斯前线去，在部队里呆了四个月，无疑地觉得那里的 气候，对于他虚弱的身体来说是太恶劣了。1943年初，他回到了柏林，当盖世太保 ——缪勒的帮凶。他负责审查从巴黎别动队拍来的电报。他的新上司赏识他的才能， 知道他不仅是个呱呱叫的刽子手，而且有能力担负“高级政治”活动。潘维茨的想 象力十分丰富。他刚回到布拉格，便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自认为这就能消灭捷克的 抵抗力量。他解释说，这也是他的经验谈，每逮捕一个爱国者，就会起来十个爱国 者。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逮捕他们的头头，并招降他们。等到他们倒向德 国一边，但是仍然保留在抗敌运动里的地位，这样才能破坏地下活动。 潘维茨的计划，在纸面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并不适应紧急形势。在捷克，盖 世太保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必须迅速而又有力地进行打击。于是，就仍按得力 的老办法行事。 潘维茨一看到巴黎别动队的报告便跳起来；至少，那里在执行他的计划。至少， 那里是懂得了。此外，潘维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为杰林为 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传“红色乐队”的大首长以及其他队员如何变节，如何不 费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国。这样，他的计划是明确的：即设法得到任命，取代杰林。 这个病号马上就要离职了。 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拢的一切上级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潘维茨，想不到这个举动象个小会计的家伙，双手竟然沾满了捷 克爱国者的鲜血。他假装斯文，好象只搞“高级政治”活动。他不久就可以如愿以 偿了。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柏林上司认为“大赌博”的头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 尽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许多牺牲——博得情报中心的信任后，要更进一步，开 展第二阶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战争的势头变了。自从斯大林格勒一仗以来， 红军象碾路机一样轰隆隆地压过去，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国 人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军队在西海岸登陆的前景愈来 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莱，席伦堡，卡纳里 斯等人对于最后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单独同西方媾和上。 从这种希望和这种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大赌博”在他们眼里具有多么重大 的意义。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维茨就是带着这种指示到达巴黎的。 是的，得赶紧了。从1943年夏季开始，马丁·包尔曼——领袖的左右手——十 分关心这件事。他不仅组织一个专家组，负责准备材料，以便为“大赌博”服务， 而且亲自动手，草拟电报。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们的真正 意图。在反对这个战略的阵营中，卡纳里斯和里宾特洛甫占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 长的敌意是很碍事的。因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须经过他的手。自从包尔曼亲 自掌握这件事以来，局势改变了：他拥有必需的权威去压服里宾特洛甫和伦斯德特 两人的抵触情绪。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大赌博”改名“狗熊行动”。我被捕的 那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看见我时惊呼道： “瞧瞧他，这条苏联狗熊，我们 终于把他逮住了！”所有这些战略家们都以为把这头野兽关到笼子里去了，对于这 头野兽的爪子，谁也不去提防。他们忘记了这句俗话： “不要老熊未死就急于卖 熊皮。。 潘维茨开始讲话。首先批评了他的别动队前任。他当着我面说：雷塞考虑这件 事情，就象个低能的警探。至于杰林，他认为他太胆小了， “大赌博”开展得太 慢。他给我进行解释，我也尽量装成专心听他讲的样子。他说，本来早就应该转入 政治阶段了。然而，潘维茨的想法，表明他在了解情况方面，有严重的漏洞，虽然 凭他的盖世太保经验，他可以识破一千零一种伪造和夸张报告的手法，但是，他对 杰林给柏林送去的辩解报告，却完全象瞎子一样，看不出那些假事实。 别动队的新头头建议我从纽伊监狱迁到一座私人住宅去，并派人暗中监视。他 对我申明，他认为，他的上司也认为，光用无线电同莫斯科联系不够了，在现时的 第二阶段，应该建立直接联系。他怀着野心勃勃的计划，想派一个使者到情报中心 去，告诉莫斯科，德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集团，想同苏联讨论单独议和的问题。这 个特派员将随身携带一些文件，足以表明这种情绪的。但是，他的行李里，也带上 相反的证据，证明德国另有一些派别，设法同西方商讨这种解决办法。 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 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 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 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 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 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 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 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 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 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 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 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就象一个钟摆向两边摇晃一 样，肯特又回到背叛的路上。他想向新主子表示忠诚，又倒向对面的阵营。他的老 婆眼看要临盆了。他不是那种愿意牺牲家庭安宁的人。最后，还是我赢了。我对潘 维茨解释说，如果继续把肯特也拉入“大赌博”，那么，全部事情就会成为一场闹 剧。 于是就给情报中心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解释说，有一部分军官希望同莫斯科 接触，同时建议俄国人派一个使者来·德国人这儿。这个计划颇有进展，已经准备 在埃德蒙·罗杰街3 号卡茨以前住的地方接头，约定每十天一次我在那里等候莫斯 科派来的人。 别动队狂热地准备接头。潘维茨没完没了地讨论这场戏怎样演法。我同伯格一 起去进行第一次接触，筹备主要的会晤；潘维茨担任柏林组代表的角色。为建造这 座空中楼阁，他所表现的热情是很滑稽的。豺狼披上了牧童的斗篷。布拉格的刽子 手扮演同莫斯科的斡旋人! 为迎接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潘维茨忙个不停，竟想 扩充那些在中立国抓过来的电台。奇怪的是，我发现他不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原 来是因为席伦堡对拉多问题掌握了主宰大权，可惜他在前线。这说明了他同潘维茨 的顶头上司盖世太保——缪勒闹暗斗闹得多么激烈‘。纳粹德国的帮派，斗争起来， 就顾不上第三帝国的利益了。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当时，席伦堡派了两个人来到巴 黎，要求向我和肯特查问拉多情报网的情况。潘维茨明确地向我表示我完全不必讲 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潘维茨的野心是要打进瑞典和土耳其的苏联情报网，以便扩展“大赌博”。在 商业公司‘橡胶王”的掩护下，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在丹麦，瑞典和芬兰曾为进行活 动打下了基础。 要恢复这些联系，全靠格罗斯沃格尔和我。我们便设法破坏潘维茨的企图。 这个时期，情报中心要求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倒台后的情 况，也是这个时候，柏林各个方面设法同西方取得接触。艾伦·杜勒斯当时领导美 国的情报机关，在瑞士同几个德国使者会晤。多亏“大赌博”，情报中心得悉这件 事。 至于潘维茨呢，他愈来愈心神不定，等候情报中心派来的人。这条错误的线索 要使他大失所望，莫斯科的使者根本就没有来。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事 情闹来闹去，最后就只是我捞到了去几趟埃德蒙·罗杰街3 号。 8 月底，我到那所住宅去，过去我曾在那里同热情的卡茨一家人亲切地度过多 少钟点，现在却变成陷阱，雷希曼成了饵儿。但是饵儿放久发霉了，猎物却不来。 雷希曼看见我走进屋子，没有勇气走过来，他远远地站着，眼睛始终望着地下。 我一边“等候”情报中心的使者来临，一边不停地想着雷希曼，艾弗雷莫夫或者马 蒂厄怎样滑到叛国的道路上的。他们所走的道路，各人不同，但是他们都滑下去了， 结果就在眼前：他们出卖了同志。潘维茨对他们的看法和态度是各不相同的。马蒂 厄是一个“体面的”合作者，艾弗雷莫夫自以为选择了乌克兰的国籍，但是雷希曼 呢，他在“主子”的眼中是最下等的。不论他做什么事，在超级种族主义者潘维茨 看来，他只是而且一直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佬”。 潘维茨仓促离开即将解放的巴黎时，并没有忘记这些差别。这个败北的刽子手 在退却时记起了从第三帝国所接受的优越性教育：那就是对犹太人刻骨的仇恨。马 蒂厄得到报酬——一点不错！——并给打发走了。他效劳得好，背叛得好，应该得 到背叛的报酬和“自由”。乌克兰人艾弗雷莫夫也有权得到某种优待：人家给了他 假证件和足够的钱，逃到拉丁美洲去。雷希曼则被关在比利时的监狱里，他不明白， 一个犹太人，即使出卖自己人，在纳粹的眼里，也永远不能自赎。 过了十天，根据潘维茨的计划所约定那样，同时继续等候莫斯科使者来临，我 们又到埃德蒙·罗杰街3 号去。卡茨陪我们去。这时，雷希曼最后一次挣扎想再浮 上来。他把卡茨拉到一旁去，托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们继续斗争，对自己的态度很 后悔。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子受到要挟，另外他的上司艾弗 雷莫夫变了节，出卖了他和其他人。现在他准备作点事情，将功折罪……卡茨假装 不明白什么意思。 要再信任他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背叛了一次，明天，只要机会一到，他又会背 叛的。他亲手把一切出路都堵上了。 一个人落到敌人手里，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在投敌和抗敌之间，有一个不 可逾越的鸿沟，无法从这一边到那一边去。 第二十五章“大首长逃跑了!” 1943年9 月。这一天，威利·伯格到纽伊我被囚的地方来看我，他是常常来的。 但是，他一走进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的样子十分慌乱，好象刚刚听 到什么不寻常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我小心翼翼不露出担心的表情，但已经 觉得不安。果然，他告诉我的事情吓得我手脚冰凉：“真不得了！杜瓦尔被捕了！” 在我士月份的报告里，我特别着重要求包利奥尔( 杜瓦尔) 高飞远走。对他的 搜捕一直不断，但是，夏初的时候，我从可靠方面知道，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的踪 迹。他怎么会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的呢? 我很沮丧。伯格很快就给我说明了：包利奥 尔是8 月13日在巴黎北郊皮埃尔雍特被捕的。几天之前，共产党的一个电台落入盖 世太保手里，有一个发报员逃脱了并同包利奥尔联系。虽然事情蹊跷，但是包利奥 尔居然答应见他，于是……便落入为他布置好的圈套里。 但是，盖世太保并不那么清楚是在同谁打交道。从1940年起，包利奥尔是地下 共产党一个最能干的党员。他领导电台业务，同时同“红色乐队”保持联系。就是 他培养无线电讯员，又是他建立了好些发报台，除此以外，他还负责朱丽叶和党领 导之间的联系。在1 月份的朱丽叶事件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收到了发给情报 中心的材料，接着便把这个宝贵的包裹送到党组织去。另外，自从1941年12月13日 在阿特雷巴德街抓人以后，他同格罗斯沃格尔建立了一个特别组，负责查证在比利 时以及在法国“红色乐队”各组中发生的损失。最后，在我被捕前，我同他规定了 一些联系的办法，足以揭穿别动队对情报中心进行的破坏活动。因此，他是了解 “大赌博”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包利奥尔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被捕后步步为营，一口 咬定，他只不过是个机械师，是个下级人员。不幸的是，到了月底，别动队的特务 在检查可能属于共产党的人的名单时，发现了包利奥尔的照片，这才知道逮捕了那 个著名的杜瓦尔，本来，已经暂时放弃追捕他了。 损失是重大的。我很了解包利奥尔，确信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然而，尽管有 勇气面对等侯着他的折磨，但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呢? 谁能保证在酷刑下，他不会松 嘴说出一个名字呢? 因此，一方面，我继续完全信任他，同时，做好准备，准备我 所建立的一切全部垮台，我自己的“赌博”完全露馅儿。 我几乎用不着问伯格便从他那儿打听到包利奥尔受到哪种拷问。不幸得很，我 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无法忍受的酷刑加上和蔼可亲的谈话，分量是算得那么 恰当。刽子手反过来复过去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基调是他们认为至关紧要的：关 于我和“红色乐队”其他人员被捕，共产党领导告诉了莫斯科些什么? 他始终如一 地回答说，他收到小包的包裹，次数很少，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便把它们交给一个他 不认得的联络员。他咬定说，他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在朱丽叶和上级之间充当中间人。 无论说服工作也好，酷刑也好，要挟也好，都不能使他改口。他顶住了。别动 队威胁他说要逮捕和枪毙他的妻子海伦娜和女儿……全是白费劲。这个了不起的人， 这个出众的战士，整整一年，同行刑手进行斗争，寸步不让。一年来遭受盖世太保 的拷问，而潘维茨和他的特劣完全知道他们的俘虏多么重要，因此从不放弃希望有 一天终于能逼得他招供。 1943年9 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虑不安之中度过的，对包利奥尔的英雄行为一 无所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漫长的不眠之夜——矛盾的心情激烈地斗争，满脑 子都是最荒唐的设想，考虑怎样行动，怎样去改变事物今后无情的发展。 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从伯格那里差不多每天都知道包利奥尔所受的苦难。他始 终不说话。我自己则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的命运，特别是“大赌博”的前途是在一个地下刑房里决定的，在那儿，有 一个人在体验什么才是痛苦的极限，这个人没有体验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有没 有极限。 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9 月10日，我从伯格那里知道别动队又得了一分，破获 了里昂地区的一个法共发报台，搜到了大量的电报和文件。于是，德国人确信已经 最后发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地下中心电台。他们希望从密码电报中，查出地下党中 央给莫斯科发出的有关“红色乐队”的电报。 暴风雨一天比一天逼近了，我得悉别动队决定让著名的沃克博士领导的密码特 别破译组来巴黎。确实， 9 月11日，我就在索赛街看见沃克博士同他的助手一道 工作了。伯格也在场，他告诉我说破译工作进展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所有那些 电报中，把有关“红色乐队”的查出来。但是，伯格又说，这不过是“一两天的事 "。 这个消息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共产党在法国南部某个地 方有一个大发报台。我估计1943年1 月交给朱丽叶的材料是通过这条渠道发出去的。 报告不是由我译成密码，而是按照党的密码底本译成的。如果沃克能够破开这密码， 别动队就可以阅读我的情报，象白纸上的黑字一样。 结论十分简单，十分明显， 那就是，“大赌博”马上就要暴露了。应该行动，而且马上行动，不要等到事情不 可收拾。9 月10日、11日和12日夜晚对于我来说是充满噩梦的。 随时我都有可能发现他们已经掌握真情实况了。每时每刻，我都可能看见潘维 茨和他的帮凶狞笑着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不怕死，也不怕酷刑，每天我都同这些打 交道。但是，我害怕我身体的每根纤维都感觉到这种奇耻大辱，害怕杰林在我被捕 时所发出的威胁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那时他叫道：“奥托先生，你输了……” 怎能在这帮混蛋面前认输呢! 不能，得逃跑。越狱，就是抵抗。越狱就有希望做为 战士战死沙场。在这些内心激烈斗争的日子里，我时刻提防精神上的波动流露出来。 我若无其事，一连几个钟头同伯格谈天，同潘维茨和别动队的其他人员见面，对他 们说些安定人心的话。口气绝对肯定，但这是靠不断强迫自己振作精神才做到的。 我说：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破译出来的电报将汪实我对法共发给莫斯科的情报的估 计是对的。 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 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 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 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 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 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 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 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 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 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 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 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 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 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 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 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 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 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 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 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 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 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 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 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 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 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 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 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 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 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 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 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 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 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 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 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 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 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 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 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 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 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 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 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 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 你来吗? ”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 是个圈套吗? 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 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 “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 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 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 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 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 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 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 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 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 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 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 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 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 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 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 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 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 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 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 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 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 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 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 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 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 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 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 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 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 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 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 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 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 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 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 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 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 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 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 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 那里，等侯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 我猜到了这一着) ，开出的 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 商店，咖啡馆，饭 店，理发馆) ，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 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 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 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 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被盖世太保逮 捕了。他们奉命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接着，我又向潘维茨解释说，“为了不影响 我们的共同事业”，我认为有必要不违抗这两个人，并跟他们走。他们让我登上一 辆汽车，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在离首都一百公里的地方，我们坐上了火车，到 瑞士边境去。我又说，我趁我的看守一时不注意，在伯桑松车站投寄了这封信，并 且将继续告诉他事情今后的发展。在附言中，我劝潘维茨不要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伯 格，因为，不管怎样，他即使进了药房，也无补于事。 圣杰尔曼那家寄宿学校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答应坐火车到伯桑松车站，投寄这封 信。 我采取这个行动，是试图让潘维茨相后我已经远离巴黎，从而放慢搜捕，而特 别是如果盖世太保在电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报告，莫斯科情报中心就可以继续进 行“大赌博”，我逃跑了也无所谓。 乔琪马上并且以很大的勇气设法同法共取得联系。事实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 领导接触，办法是拨某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留下口信说： “让先生动了手术，需 要药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应该派联络员到所有四个预定的接头地点去，一个在巴黎 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乔琪打电话后两天，一个少女在 西郊的维西内同她见面。乔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证，毒药和朱丽叶传递那份报告的消 息。第三天，她带回来了我所要的证件，还有一片胶囊氰化毒剂，到了绝路时，我 就吞服它。同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区的法共电台只用来 传送宣传材料到别的地区，盖世太保只缴获了一些传单，一点秘密内容都没有。当 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认为我委托朱丽叶交给情报中心的报告 太重要了，不应用电波发出。这报告是由专门的信使带到伦敦，然后经由外交途径， 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显然毫无用处。如果我是在13号而不是在17号知 道这些事实，无疑我还会留在纽伊。别动队根本没有可能发现“大赌博”的秘密。 更严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坏“大赌博”的危险，而“大赌博”是情报中心十 分重视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活着落到盖世太保手里了。放在我口袋里的毒药 重新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吞下 去了。 这天早上，乔琪把外面的门关上，每次她离开这座房子时都是这样做的。百叶 窗是整天关上的。我们采取这种起码的预防措施，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房子是没有 人居住的……有人长时间地按了两次铃。我是警觉的，准备好逃跑，但是，来访者 并没有继续按铃。这是一场虚惊。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 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 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打破时，马上跳出去。但是声音停止了。我听见 房东向乔琪解释说，已经好几天了，他想让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门窗都关上， 便决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时间，碰碰运气。 由于这双重的意外，我们更急于采取行动了。情况刚刚证明，我们随时都会因 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别的地方去成为必须的了。但是从下决心到采取行动，中 间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兽性大发的盖世太保猎犬尾随着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 走……走……但到哪里去呢? 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后决定请奎里一家 人收留我。乔琪的儿子帕特里克便是寄宿在他们家里。他们住在徐雷纳，在一座别 墅里。他们的母亲住一个小套间，地点不错，就在附近一个近似花园的住宅区。她 要外出几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我就赶在别动队前头好几天采取了行动。但是尽管我十分小心谨慎也不 应抱太大幻想。潘维茨的人肯定设法通过乔琪找到我的踪迹的，他们早晚会从圣杰 尔曼追到维西内，从维西内追到徐雷纳。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查出了圣 杰尔曼的寄宿学校。潘维茨再一次不惜工本，他们逮捕了和监禁乔琪的许多亲友， 有比较亲的，也有比较疏的。 在布鲁塞尔，她的父母亲和好几个朋友受到惊扰。他们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办 法得知乔琪的儿子寄宿在巴黎附近。有一条消息对他们帮助特别大：他们得悉乔琪 曾经在克利希广场的一个舞蹈学校学跳舞，便到了那里，从她的一个女伴丹尼丝那 里知道帕特里克在圣杰尔曼。 盖世太保越来越迫近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我在徐雷纳还不到三天，便接到 那两姊妹的电话，告诉我来了一个人，说想把什么东西交给温特夫人( 乔琪) 。从 她们的描述里，我认出这是肯特。他成了别动队的褐色军师，在调查的所有紧张关 头，我都将发现他。过了三天，又有一帮“好奇的人”来到寄宿学校。他们当中， 还有卡茨! 我逃跑以后，潘维茨马上把全部力量用在卡茨身上。别动队队长梦想通 过卡茨就可以追踪到我这里。因此，在伸出爪子之前，这个恶魔试用诡计：他让卡 茨打电话给他妻子，约她在巴黎紧急会面。赛西尔明知道她丈夫从1942年12月便落 在盖世太保手里。她也知道自己不断受到监视，如果不干的话，就会遭到报复。剩 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电话接了。 她在一家咖啡馆里同卡茨会面，发现有个陌生人同他在一起。可以猜到，卡茨 只能按潘维茨的指示办事，但是仍然想出办法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赛西尔，他对她说 ：“我的朋友们对奥托的命运很担心，他们等侯着他马上回去。” 用明话来说就是我逃跑了。只有潘维茨一个人相信这种做法是有用的。他的这 些活动没有半点进展，于是又决定采用他更为熟悉的办法( 逮捕、酷刑) ，并决定 最后一次活动，把他的特务同卡茨一起派到圣杰尔曼。在那里，卡茨又十分巧妙地 对付过去。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他向乔琪和帕特里克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在最后一刻，居然能在两姊妹当中的一个耳边轻轻说，“吉尔伯有生命危险，盖世 太保在追捕他。” 英雄的卡茨，直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为了拯救其他人，不惜 冒生命的危险。 后来，就在巴黎解放的同一天，我在一个同志阿历克斯·莱索沃伊的陪同下， 回到纽伊监狱。这座房子的法国看门人普罗多姆先生向我们叙述了卡茨遭受的苦难。 在我逃跑十多天后，别动队经常在夜晚把他带到索赛街。每天早上把他带回来时， 情况可怕极了。他的苦难愈来愈难以忍受，所受拷打不断加重。原来的伤口还来不 及结疤，新的拷问又开始了。看门人利用给他送饭的时候，同他交谈几句，并收集 一些关于他遭受折磨的情况。别动队的刽子手指责他为我安排了越狱，说他知道我 藏在那里，就是不肯说出来，责怪他跟他们去圣杰尔曼查问时，给我通风报信。 普罗多姆先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卡茨的脸和手伤痕累累，他悄悄地对他说： “战争结束后，吉尔伯先生肯定会再到这里来。你一定告诉他，尽管酷刑和痛苦， 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幸福做了我所做的事。你只须要求他照顾我的孩子……” 几个钟头以后，盖世太保的人把他带走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卡茨是怎样死的。但是刽子手潘维茨知道，是他下令折磨然后 杀害卡茨，也许搞了点假审判，也许连假审判也没有。我仍然看见卡茨，仍然看见 这个模范战士。 对于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当然的事，凡是自愿牺牲性命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的 人，都是这样。 在圣杰尔曼，别动队逮捕了那两姊妹。她们非常勇敢，不开口说话，一点也没 有透露到过伯桑松，也没有透露关于潘维茨从我那里收到的信。第二天，盖世太保 打到了维西内。 那群恶狗迫近了。几天之内，也许几小时之内，它们的吠声就会惊动徐雷纳。 这样，又一次必须迅速行动，必须搭救奎里夫人，我说服了她离开家( 她带了帕特 里克躲到科雷齐她嫂嫂那里去) 。乔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锚转移。往哪个方向呢? 我 们思索着：我想到斯巴克，苏珊和克罗德他们那里。 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到博乔莱街他们的住所通 知他们的朋友索科尔夫妇被捕了。他们听到这消息，表现得很镇静，当时给我印象 十分深刻。他们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索科尔夫妇，确信这两个人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 事实也是这样：索科尔夫妇的名字列入反纳粹烈士长长的名单，他们把这个秘密， 同其他许许多多秘密一起，带进了坟墓。 我们彼此信任，这是我下决心的最好保证。于是，乔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诉 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向她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这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 克罗德到徐雷纳我房间来看我。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是多大的安慰啊I 眼前 最急迫的是给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这必须是同抗敌人员没有关系的， 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同法国共产党恢复经常的联系。 首先必须找个藏身的地方，因为绝对不可能在徐雷纳再呆下去了。暂时要先躲 起来，然后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乔琪在舞蹈班的那个朋友丹尼丝把夏巴奈街自己 住的阁楼的钥匙交给她。我们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里去。我是勉强采纳这个办法 的，因为总有点不放心，觉得丹尼丝不大靠得庄，觉得也许我们正好自己送上虎口。 我在惊慌不安之中度过24号到25号这一夜，没有睡觉，注意听着周围的声音，每分 钟都准备看见那些先生们突然在门口出现。 第二天—天亮，我们便离开这个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们真正松了一口 气。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幸而我们匆匆转移了。因为，丹尼丝被捕后，倾箱倒箧， 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讲出了奎里一家的地址，于是马上得到了释放。 这时，潘维茨的确以为自己得手了。恶狗群扑到了那座别墅，但是太迟了。吹 响合围号角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当时奎里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惊扰。 潘维茨又转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个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确信帕特里克 是我的儿子，便想利用他来要挟我，因为他打听到奎里夫人带着孩子躲起来了。他 就让一个所谓“邻居”给她打电话，说她的丈夫摔断了腿，她必须赶紧回去，但是 这个圈套太显眼了些，奎里夫人猜到了危险，便留在科雷齐不走。 别动队队长并不灰心。就这样，他决定了，既然奥托的“儿子”不愿到我们这 里来，我们就移樽就教吧。于是，他布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齐把那个小帕特里克找 来。虽然戈培尔博士在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国将会得胜，潘维茨并不把这 些大言不惭和安定人心的话当真。他很了解科雷齐是在游击区，所以布置了一次真 正的军事行动。塞满了武装盖世太保的车子出动了，目标是：“红色乐队”的一个 危险分子，年龄四周岁。 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 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 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他老子揪出来。他满怀信心， 特别是因为进行了一次试验，他认为是决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给小帕特里克看， 叫他认认“那个先生”是谁，结果听见他叫道：“爸爸那努”。这就肯定无疑了。 但是别动队队长并不知道帕特里克一向是这样叫我的，就象他一向把奎里夫人叫做 “妈眯安妮”。 我一方面为潘维茨犯错误而高兴，同时十分担心小家伙的命运。我也估计到潘 维茨要千方百计抓到乔琪。后来，我们得悉盖世太保的人对如何处理帕特里克，意 见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遣送到德国去，另外一些人主张把他留在手头边。 由于无论如何不便把他关进牢房里，他们便把他和奎里夫人一起放在圣杰尔曼 德国人所征用的一所私人学校，直到1944年土月以后才把他们转移到徐雷纳，德国 人日以继夜地监视着他们。这样，他们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儿子”分离之苦，会在 附近徘徊，自投罗网。 潘维茨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藏在斯巴克家里。尽管我对他们完全信任，但是， 他们这个地方同我以往躲藏过的地方比起来，毕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们夫妇 俩都参加了抗敌活动，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珊， 她同时从事多种地下活动。1942年，她致力于拯救犹太儿童，参加全国反种族主义 运动。但是，1943年9 月她收留我时，我并不知道她还为好几个戴高乐派和共产党 的组织工作。她参加了最危险的活动，但对危险却一点不在乎。 因此，她最容易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分手比较谨慎些。以后 的两夜，我们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的。这次收留我们的是教堂牧师， 他一向提供房间，收藏苏珊从德国人魔爪下抢救出来的犹太儿童。 多亏斯巴克的帮助，我又从奥拉托利教堂到了一个养老院。看来，这是躲避盖 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养老” 这两个字却使我背上发凉。 第二十六章 大战盖世太保 我三十九岁，是“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却不得不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扮演 多多少少已经老朽的退休者。这儿叫白宫，位于布尔·拉·雷尼。但是，我没有选 择的余地，只好决定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靠一个女看护照应。乔琪肯定是不 能留在这里了。我们请了一个人，叫梅太太，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歌手的遗孀。她恨 透了纳粹，准备参加地下斗争。多亏了乔琪，找到了这个稀有的宝贝( 要找一个完 全信得过的，准备好对付这样风险的妇女，不是容易的事) 。对外来说，她是我一 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实际上，她当联络员。 起初，我在白宫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好几个住院的人，看来同我一 样，难以保持扮演安安静静的老人的角色。许多迹象泄露了他们的年龄和真正的职 业。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觉得他们好象我那样是来躲开德国人的耳目的……气氛 是很友好的，但是彼此都保持一定距离，好象害怕别人多嘴多舌，并且大家都在自 己的房间里吃饭。的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养老院。 要对付潘维茨的计划，虽然希望并不大，但是仍然值得试一试。因此，9 月底， 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想必还记得，我在头一封信里告诉他说，我在苏联反问谍人 员的陪同下到瑞上去。但是从那以后，他发现我到过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 …由于我必须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我就告诉他，在反间谍人员的同意下，我 已回到了巴黎。 我这种说法会引起什么反应，那是马上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呀，人家会对我说， 你难道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告诉别动队你在巴黎吗? 对于一个逃脱了的， 并且仍在逃走的人来说，你得承认，这是个奇怪的行为！这等于给猎人指出猎物的 脚印，你冒着极大的危险啊。——我很了解这种吃惊的心情。但是，我得回答说， 应该考虑到一个盖世太保特务比较简单的心理；只要你告诉他你在巴黎，他就会到 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乐园。一个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够 断绝以前的关系，就很有可能逃脱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现得镇静而有 把握，对别动队的态度表示愤慨，指责它有意制造恐慌，逮捕同我情报网无关的无 辜者。我又说，以后，我如何对待别动队，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释放。 潘维茨自以为别动队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赌博”，现在却被我的信弄得 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图，不了解为什么我逃跑以后并没有向情报中心揭露全部 真情。显然他不知道从1943年2 月朱丽叶事件以来，莫斯科对真正的局势是一清二 楚的。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法国共产党同情报中心恢复稳定的联系。我希望依靠苏 珊·斯巴克做到这一点。虽然她不是党员，但是在拯救犹太儿童的斗争中，她同一 个年青的医生歇托克博士合作，这个医生又同一个法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勒德曼律师 有联系。勒德曼是法国犹太抗战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过去，我参加法国共产党 活动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他。在全国范围内，他同外籍战斗人员组织的领导人科瓦 尔斯基有联系，后者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移民工人组织的第二把手。 我很了解科瓦尔斯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因为他同法共的领导机构和米歇 都有联系，米歇从1941年起，便负责在法共和我之间进行联系。 要找到科瓦尔斯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通过整个系统。我努力想做到这一 点，我在当月的1 号和15号派了一个信使到布特，顾蒙教堂，那是长期以来同情报 中心约定了的一个永久接头地点。但是，这个点是不是还起作用呢?10 月1 日，乔 琪到这个接头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斯巴克夫妇在两个英国女友鲁恩·彼得丝和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的协助下， 说服了乔琪离开当地。这两个英国妇女在巴黎过着地下生活。安东尼娅·莱昂·史 密斯曾经建议写信给容克博士，这是她的一个亲属，住在圣皮埃尔·德·夏特雷斯， 离瑞士边界只有两步远。容克博士是个坚决的反纳粹战士，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 方便难民进入瑞士。在等候答复时，我们决定让乔琪到夏特尔附近的博斯一个小村 庄去隐蔽一下，等到有了信息，再到瑞士边境。但是乔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神经 极度紧张，于10月14日来到了布尔·拉·雷尼。我终于说服她回到博斯去。出发前， 就在10月15日晨，她瞒着我把一块纸片交给了梅太太，上面写着新地址，到那里可 以找到她。梅太太把这张纸片留在身边。按预定计划，她这一天就要到布特·顾蒙 这个接头地点去。 这次接头是经过我同梅太太仔细安排的。她应该离开教堂一定距离，保证安全， 并且——我十分强调这一点——在接头后，无论如何不要经过她的家，因为她就住 在附近。 丹尼丝，大家还没有忘记她吧。过去，她在跳舞班同乔琪跳两步舞。 从这个时期以来，毫无疑问，她又同别动队跳探戈舞了。我们可以肯定，自从突袭 徐雷纳以来，她把脚尖然后是脚踝都伸进叛卖的泥坑了，不幸的是丹尼丝熟悉梅太 太，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住在白宫养老院的时候，有机会了解梅太太。她已经年纪大了，话不太多， 聪明，就象所有帮助过我逃跑的人。 她激烈反对纳粹，慷慨，有战斗性，但是，对什么是地下活动，什么是非法工 作，却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属于那一大批值得赞叹的业余活动家。这些人由于缺乏 经验，却大大方便了盖世太保的职业特务。她曾经告诉我，她的独生子在她丈夫死 后是她全心全意所爱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战俘。我可以想象要是她不幸落到这些 穷凶极恶的人手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要挟。所以我要求她，万一出了事情，无论 如何要坚持两三个钟头不说话。 布特·顾蒙的约会定于正午。我等她等到一点钟以后。 时间过去了，但是，她没有回来，到三点钟，还是不见人。用不着什么神机妙 算也可以得出结论：她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开始作种种的猜想。 在我看来，梅太太不会在约会地点出事，因为那个地点的方位，只有乔琪，情 报中心和我知道。另一个设想是：她违反了我最郑重的指示，回家去看了看。不幸 得很，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正好是这样。起先，她在教堂附近等了一 刻钟，谁也没有来。但是她却不回到布尔·拉·雷尼，却决定到家里去一趟。你就 试试猜一猜吧，一个母亲最心疼的儿子当了俘虏，好久没有消息了，她心里会怎么 想的！ 我给她规定要直接回到布尔·拉·雷尼，但是她希望就近走一两步，也许有信 等着她呢。于是，她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什么信呀! 在这间变成耗子笼的屋子里， 她所发现的却是盖世太保的法国帮凶拉方那一帮子人。在梅太太口袋角落里，他们 发现了那张纸条……还有乔琪在博斯的地址。 丹尼丝也许没有当上“白耗子”，但是她的行动证明当了“灰耗子”，她是有 前途的。潘维茨把臭名远扬的亨利·钱伯林·拉方的心腹杀人犯布置在梅太太家里。 他信任这帮人。他们已证明了他们的奴性和“能力”。潘维茨知道，梅太太家的来 客只要一到，就会受到他们有效的拷问。 但是，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象他们预料那样。梅太太中了圈套，大怒之下，开 始狠揍拉方这帮子特务。虽然这些家伙更为习惯的是揍人而不是挨揍。这些杀人犯 大大吃了一顿拳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制服了。接着便把潘维茨叫来。这家 伙赶来了，也挨了一顿。 以后，对于梅太太来说，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特务把她带到索赛街去，把交 易摆在她面前：要么是她儿子的命，要么把地址交出来。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 不说话，坚持了好几个钟头。到下午六时，再也受不下去了，她屈服了，把我在白 宫的地址，斯巴克一家的地址，都说了出来，还说自己在他们和我之间充当联络员。 可怜的梅太太，她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人……几小时之内，盖世太保竟然搞成了 很危险的一手。斯巴克一家、乔琪和我都受到了威胁。我必须行动，极其迅速地行 动。下午三点左右，看到梅太太还没有回来，我便要求紧急会见白宫养老院的女院 长帕伦夫人。我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警告她，盖世太保随时都可能来， 劝她通知住院的所有“特别” 住客。她十分镇静，马上就劝告有危险的人转移。 至于我自己，我同帕伦夫人约定，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回答说我出去散步了， 要到七点二十分才回来。因为我认为潘维茨不会马上把狗群放到白宫来，而是设法 让我安心，不用为梅太太迟迟不回来而担心。我让别动队认为我七点左右才散步回 来，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我并不担心。我想，潘维茨会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布尔· 拉·雷尼，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四面出击。要把他拖在白宫，时间越长越好。 下午3 点30分，我离开了养老院，事先小心地把我的身份证撕毁。法共给我的 后备证件，证明我是一个外地德国人。这些证件给我主要的好处是晚上戒严后还可 以在街上通行。我十分小心地把我所有的物件都留下来，并且不把门关上，给人一 个印象，好象我外出不多久。最后，为了使可能来访的客人深信不疑，我还稍稍布 置了一下：桌子上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一本无关重要的书——，床铺没有收拾， 床头桌上放着药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盖世太保等我回来。 我十分镇静，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了，每逢我感到危险逼近，就反而安 静下来。我需要我的全部力量，来从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手里救出斯巴克一家。我一 口气走到普勒西斯·罗宾宋。这一天天气晴朗，街上一大群人在散步，过路人似乎 很快活，无忧无虑，可能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我十分焦虑，思想翻腾，而盛装的路 人表面十分安静，对比鲜明，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这时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 十分偶然的巧合：我看到了米歇的身影，他是法共和我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人同 他在一起。我真有点情不自禁想走到池身旁，把我们挣扎着对付局面的情况一五一 十告诉他，请他指点和帮助。但是，我马上就放下了这个念头，我没有权利暴露他， 也许，我自己后面就有人跟踪，也许我已经被发现了。从我逃跑以来，不幸的遭遇 接连发生( 圣杰尔曼两姊妹、奎里一家、梅太太、白宫养老院，而现在又是斯巴克 一家都出了事) 。自此以后，我给自己严格规定，凡是会因我的关系而受牵连的人， 一概不接触。我努力说服我自己，一个人从监狱或纳粹集中营逃出来只能靠自己， 这是不止一次地为事实所证明的。这种想法，虽然坚定了我的决心，重新鼓起我的 勇气，但是并投有解决这个纠缠着我的问题，怎么办? 然后是，哪里去? ……怎么 办? 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里去呢?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独无靠。我一再问自己：怎么办? 突然之间，自己几乎 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叫注一辆出租汽车。我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博乔莱街斯巴克家的 地址。 这显然是个奇怪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不行的，用不着是个地下斗争的大行家才 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吗? 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对的，对的。但是难道我还有 别的办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吗? 我在孤注一掷，没有其他办法。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 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 回答我说：“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 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 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 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 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 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 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 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 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 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 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 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 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 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 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 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 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 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在吗? 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 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 他说；“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 ”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 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 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总之，这是激情爆发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细听我们心脏的跳动和 沉迷于体会我们的情感。必须立即行动，应变。我们立即转到实际问题上来。他的 家人在哪里? 怎么通知他们，使他们逃脱潘维茨先生的报复? 我们决定：苏珊和孩 子们要在当天晚上九时左右从奥莱昂回来，斯巴克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朋友 家里去。斯巴克夫人和孩子们要尽快到比利时去。斯巴克本人则留在巴黎，转入地 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 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 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 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 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 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 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 这是不可能的， 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 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 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 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 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呢? 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 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 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 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 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 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 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 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 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 以后怎么办? 哪里去? 而明天呢? 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 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 百计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 心谨慎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 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 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 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 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 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 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一定大 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 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 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 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 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 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 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 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 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 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 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 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 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 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 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 怎样呢? 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F 腰来问道：“你也许找不 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 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 他 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 线友谊之光…… 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 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 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 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无疑 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 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一 切。 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 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 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 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 —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 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 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 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 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 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 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 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 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 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魂酷 刑专家并不懂得，讹诈伎俩无论看起来如何有效，有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十七章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当时，我没法明白为什么乔琪遭到逮捕。很长时间，一直到解放，我老在琢磨 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因为，所有安排她出走的人都是绝对可靠的，而且这些人 显然都没有被捕。我百思不得其解，得不到答案，只不过因为我不知道梅太太的一 个口袋里有那么几行字。直到战后，我们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因此，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我并不知道乔琪被捕的消息。但是，在奥对没有 接上头这件事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足够引起我加倍警惕了。盖世太保就在这一带 兜来兜去，我必须停止在巴黎街头流浪了。这一天已经很晚，不可能认真考虑干些 什么事了。我又重新游荡，眼睛寻找着还开门的酒店。走到了夏巴奈街，我注意到 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德国人专用店”，这是专供德国国防军用的窑子 之一。 过去，不止一次，别动队的人曾对我谈到他们在香什里舍区光顾的这种地方。 午夜了，我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四、五个钟头。人声和饮酒作乐的歌声从屋子里 传出来。醉醺醺的大兵忘记了战争，沉迷于这种有意安排的淫乐中。他们烂醉如泥， 根本不注意我。至于姑娘们，她们的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给战胜者解 闷。在她们看来，我只不过是那些德国鬼子当中的一个罢了。于是，我老实不客气 推开门，走进去。我避开了客厅，那里一片喧腾。我请女主人把我直接带上楼。房 间的陈设同它的用途是相符的。我躺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店里的一 个“女职员”走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我；“呆半个钟头，还是过夜？” 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个细节……半个钟头太短了，不能让我充分利用这个栖身 之处。因此，我告诉她，我一点也不急，可以拿瓶香槟酒来，让我们愉快地彼此认 识认识。我的“女伴”马上照办，拿了酒来。我开始喝酒。但是，我刚喝完第一杯， 就觉得天旋地转，好象失去理性。我艰难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和衣倒在床上。那 姑娘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半个钟头过去了，我才慢慢清醒过来……才明白我在什么 地方。 那姑娘安静地，耐心地看着我半睡半迷糊的，等着我醒过来。我重新站起来， 我们又继续聊天。她很清楚我是个特别的客人，不是来参加这种地方节目单上所安 排的表演的。 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 你到旅馆去不比这里强吗 ……你害怕什么吗? ……你一点也用不着怕。请看，宪兵从不到这里来。你想在这 里呆多久就呆多久。这儿比别的地方更安全……” 我回答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要害怕的。我把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给她看。但 是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不相信；于是，她给我讲述到这窑子来的德国军官没完没了 的事。我想顺便指出，潘维茨之流应该考虑到告诫他们的姑娘说话小心些。我从那 儿了解不少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所谓“高涨”的士气。在这1943年底，德军士气十分 低沉，就象他们在楼下喝干了的那些酒瓶瓶底！ 早上五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宾至如归的地方。我问那个姑娘我该给她多少。 “不，”她对我说，“一分钱也不要，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挣这些钱。” “拿着吧，只是为了友谊。” 她最后还是接受了。同我话别时，还叮咛道：“当心啊，不要在街上磨蹭！如 果没有地方去，就来我这里，我这里是安全的。” 就算这样吧，但是我想，一个战士是不会在这种地方长久休息的！ 10月18日。接连第四天，我又开始流浪，到处徘徊，始终不晓得应该走哪条路。 我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碰巧走到哪里便到那里。就这样，走到了一幢楼房前面，这 是马尔塞．德阿的亲纳粹党党部。这个时候，我记起了德阿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 发表在他办的《事业报》上，题目是《为但泽而死》。这个前社会党领袖，观在竟 然驱使他那群受骗的党羽去为希特勒卖命，人各有志嘛! 正在回想这些事的时候， 一刹那间，我想起了就在这幢楼里，住着一个护士，名叫吕丝太太，以前，她给我 打过针。 于是，我起了一个有点不近情理的念头，我这个逃亡的人，遭到盖世太保追捕， 竟想在这座楼里找个躲避的地方，明知鼓吹“合作”最卖力的组织，全国人民同盟 就设在这里。另外，回过身来看看，不远就是索赛街，潘维茨就是从那里指挥搜捕 我的。这个区域的确是块凶地。 从表面上看，这个念头完全是神经失常的表现。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在 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吕丝太太。其次别动队不会想到在这样近的地方搜捕 我，也不会料到我就躲在离他的巢穴两步远的地方。可是，我看见有人在站岗。最 好还是等这些背时鬼走开。所以，我决定耐心等待，以便万无一失。二十二点，我 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这幢楼，其中一部分是还没有被通敌分子占据的。 上到四层楼，我按了按门铃，吕丝夫人来给我开门，她仔细地打量我一会儿， 脸刷地白了。 “可是，你怎么啦，吉尔伯先生，”那个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吗? ” 我轻轻把她往门内推，想进屋去才说明情况。她又说：“你变得真可怕，简直 成了另一个人，我都认不出来了。” 迄今她认识的那个人是个比利时工业家，每周只来巴黎逗留几天。 “吕丝太太，”我一口气对她说，“我是个犹太人，逃了出来，盖世太保在追 捕我，你能够把我留在你家里几天吗? 坦率地告诉我，我请求你，行还是不行。要 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马上就走。” 她泪水盈眶，声音十分激动，回答我说：“怎么，你怎么能想到我会拒绝你呢 ?” 她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对我说：“这里是安全的，你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我去 给你找点喝的。” 我掀开床罩：雪白的单子，暖和和的被子在等着我。于是，我最后的一点力气 也没有了，一头倒下来昏了过去。我醒过来时，正好吕丝太太回到房间。毫无疑问， 我就象个垂死的人，因为她不停地问道：“他们把你怎么啦！他们把你怎么啦！” 我吃了点东西，便躺下来，刚才紧张的精神松弛多了。 但是回想到过去的时刻，我就睡不着。大概午夜时分，我听到有人敲外屋的门。 象有个什么机关把我弹起来似的，我蹦了起来，侧耳细听。有人按门铃。是不是索 赛街我的那些邻居来光顾? 我迅速拿起那片氰化毒剂来。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似乎在低声说话。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敲门。吕丝 太太走进来，随着射进一线亮光。 “是谁? ”我问她…… 她大概从我的声音听出我很紧张，便走近床边，用最保 密的口气告诉我……但天真得叫人没法生气。 “哦，吉尔伯先生，请放心，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法国军队的军官，参加了 抗敌活动，现在是到这里来投宿的。" 两个抗敌人员住在一间屋子里，就在潘维茨 的鼻子底下。这太过分了……我严肃地向吕丝太太进行解释，提议把位置让给那个 人。她不同意，走了出去。又听到低声谈话。 不久，她回来了，同时，听到外屋的门重新关上。 “解决了，”她对我说，“他到另一家去。” 第二天是10月19日，我一醒来便发高烧，我起不来，躺在床上，生平第一次昏 昏沉沉，睡梦里见神见鬼，昏迷中，噩梦象演电影，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地演过去， 就象一个失灵的万花筒，各种情景，蜂拥而来，互相冲突，彼此重叠。在波兰的年 青时代，巴勒斯坦的监狱，莫斯科，巴黎的场面乱七八糟，一幕紧接着一幕，既遥 远，又逼近，既昏暗、又明朗，既紊乱，又有条理。我看见父亲去世，重新感受过 去的激情，欢乐和痛苦，悲伤和爱情。这一切是那么强烈，那么逼真。 我终于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从梦幻的漂流中挣脱出来。 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 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约会的地点却在布尔·拉· 雷尼的一间屋子，在那里，盖世太保正严阵以待！我愈来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 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经有办法给科瓦尔斯基报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 沉沉睡过去，直到20号快到中午才清醒过来。 “埃德加，为什么你不来电话? 乔琪。”我正在翻阅投敌分子的破烂《巴黎晚 报》，这个简短的广告两次出现在第二版上，跳进我的眼帘。 我惊呆了，把这消息读了好几遍。很清楚：潘维茨居然抓到了乔琪。他悄悄地 胜利了，就这样他通知我必须听凭他讹诈。我好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第二次了，别 动队队长利田报纸来宣布他的胜利。从科雷齐回来时，他就已经设法让人刊登过一 个广告，说：“乔琪，你为什么不来，帕特里克在他叔叔家。” 乔琪被捕是一个既可怕又意外的打击。必须把主动权再夺过来。10月20日这天 晚上，我从吕丝的住所走下楼，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打到博乔莱街，检查一下，看 看盖世太保的人是否占据着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要说我这个朋友的 家没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别动队在那里布置了圈套。要是 这样的话，没有人接电话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个电话是打到布尔·拉·雷尼白宫养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伦夫人谈谈话。 接电话的人外国口音很重，十分难听。他回答我说，她临时外出了。于是我客气地 请他通知我姑妈，我不再到布尔·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里去看她。我的 对话人紧张地要求我重复这个口信。我照办了，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一遍。我这样 做要想干什么呢? 是要想在科瓦尔斯基投入圈套之前，尽量把盖世太保的注意力从 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这种做法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一再重复这 句名言；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自己绝望的人。” 在这期间，我在10月21日如约到三位一体教堂去会见斯巴克。整整一天，为了 消磨时间和克制焦虑的心情，我望着窗下。别动队的汽车进进出出索赛街。这些先 生们象卷进了一阵狂热的旋风里。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近三位一体教堂。 天已经很黑，几米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我竭力保持镇静，自从最近几天 发生的事情以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我看见斯巴克在等我。我们彼此拥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急于想知道消息，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了，却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字来 ：“怎么样? ” 我们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于17日到比利时去。 他又说，苏珊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发生了危险，所以不愿离开巴黎。他简直不得不把 她推上了火车。 为了防范万一，他同苏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签名“苏瑟”，那就 是说一切顺利。如果她签名“苏珊”，那就不要相信信里的话了。 苏珊·斯巴克——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三个星期后， 1943年11月8 日，苏珊被告发了，于是，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一直到1944年8 月 她牺牲为止。 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我获悉她和孩子们已远离巴黎，十分高兴。接着，我 和斯巴克谈到了第二天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他告诉我的情况并不太妙。歇托克大 夫原定在19日打电话给他，中午12时正是规定的时间，电话铃响了，斯巴克拿下听 筒，吼叫道：“着火了，一个人也不要走动！” 那一头的电话立即便挂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吗? 他能给科瓦尔斯基报信吗? 问题真叫人坐立不安。 这是战争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又再重逢。这 期间，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吕丝太太家，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布尔·拉· 雷尼的约会。要把别动队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 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仍然是潘维茨最重视的猎物。我想了想，就排 演了一幕戏：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电话到斯巴克家去。接电 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于是开始了一段叫人无法相信的对话：“请问你是谁呢? ” “我是斯巴克先生的女秘书……” 斯巴克的女秘书！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女秘书，至少，不曾有过私人秘书，因此， 这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朋友的这个所谓女助手只不过是刽子手的一个同谋罢了。 我竭力装得十分认真，继续说：“你能否告诉他，他的朋友亨利下午两点钟来 看他…… 谢谢你转告他，这是关系重大……” “好的，我一定照办。” 然后，话筒挂上了。 我承认做得太露骨了一些。可是，对待盖世太保并不总是绣花才行。但也不要 一概而论。往往，最简单的圈套却收效最大。总言之，我的牵制行动在这一天收到 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下午两点钟，潘维茨带着他的突击队包围了博乔莱街那幢楼。 这个时候，在布尔·拉·雷尼，勒德曼律师和歇托克大夫守候在白宫养老院附近， 居然截住了科瓦尔斯基。我们走了运。 10月22日是斯巴克的生日。为了庆祝，斯巴克想到家里找几瓶好酒。出发前， 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女佣人梅兰德太太。以前，他曾同梅兰德太太商量好一定的安 全措施：要是她在电话里称呼他“亲爱的先生”，那就是说道路畅通无阻，他可以 来，不会发生危险。如果相反，她只称呼他“先生”，那就意味着有危险。 于是，斯巴克拿下话筒，拨了电话号码。梅兰德太太回答了他的话，并不停地 一再说： “先生，先生……”然后大叫道；“我要给他说的就是这些吗? ” 如果，尽管这样，斯巴克还没有明白过来，那就真是叫人绝望了。就在这时候， 电话给粗暴地打断了。暴跳如雷的盖世太保特务扑到梅兰德太太身上。 也就是10月22日这一天，《巴黎晚报》上刊登了这则小广告：“埃德加，你为 什么不打电话来? ” 但是，潘维茨等于在沙漠里空喊而已。 第二十八章 别动队受困 从我越狱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天。这是戏剧性的，无时无刻不紧张，焦虑的四 十天。亏了吕丝太太给我提供的避难所，我头一次能够头脑冷静地审查我的计划， 清醒地、差不多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首先是失败方面，虽然这一戏剧性事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发生了丹尼 丝的叛卖，使盖世太保能够发现我在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的踪迹，结果使圣 杰尔曼的两姊妹，奎里先生和夫人以及小帕特里克等被捕。谈到我个人的责任，我 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没有及时把乔琪送走。第二个则更为严重，就是用梅太太做 联络员，她太脆弱，太没有经验。通过她，德国人知道我在布尔·拉·雷尼，同时 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 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 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 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 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 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 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 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 书、信，各种包裹等) ，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 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 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 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 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 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 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 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 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 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 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 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 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 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 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 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 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 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园。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 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 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 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 “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 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 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 便在苏珊，斯巴克被捕后，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获 释。我还威胁说： “如果你不释放人质，我就毁掉你的‘大赌博’。”为了不让 人对我的决心有半点怀疑，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再次勒令他照办。以后事实表明； 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满足。但别动队队长却惊慌失措起来。 我刚刚再遇到阿历克斯·勒索沃尔，他便给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对我说， “这是你朋友的一份礼物。” 礼物! 这不过是一份电报的抄本，是发给所有警察机构的：“搜索让·吉尔伯。 曾打入警察组织，为抗战效力。 已携带证件潜逃。无论如何必须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报告。” 附在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后，从盖世太保那里拿来的，还有关于 我本人的详细描写。说是凡提供线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赏。同时，在法国、比利时、 荷兰，盖世太保 和德军情报部的所有部门，德国的一切行政，经济和军事组织祁收到这通知书， 还附有我的照片，上面注明： “潜逃间谍．极其危险。。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潘维茨的行动表明，他对我使用的战略，有了一个转折。 我和阿历克斯研究，什么东西促使别动队队长改变办法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迄今为止，潘维茨及其喽罗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避免惊动法国警 察和占领军。他确信我逃跑后并没有能够同情报中心联系上，便试图使情报中心认 为我完了。关于这个意图，我们是有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肯特奉命向情报局 长发了一封电报，说我逃跑了。按照潘维茨的想法，情报局长就会因此发现我曾经 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于把我说成是潜入警察内部的一个挑衅分子， 抗敌组织就不会再理会我了。把拉方这个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这件阴暗的事情搞 得更混乱。 这就是潘维茨的意图。我不会忘记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后，所有德 国大兵，警察部门的大小喽罗，受豢养和驱使的投敌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贴的特务， 一直到垂涎那些赏金的家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记性好的 人随时都威胁着我。幸而我的外表，同盖世太保 散发的照片，大不一样了。我的脸庞已经没有过去丰满的线条。我还蓄了大胡 子，带上了眼镜。另外，吕丝太太给我找到了一个窝，符合安全原则的一切要求： 1943年11月，我安身于梅尼大街里昂信托银行的一个职员家里。 人家把我的身世说得同当时的情况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 时运不济。在一次空袭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邻居，道听途说， 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对我表示极大的怜悯。我的房东让先生是个单身汉，可惜我 忘记他的姓了。他是个沉静、聪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来。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收留 的是个什么人。我栖身的地方显得这样可靠，这样舒适，我就住在那里，直到1945 午1 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维茨从我给他的上一封信中，听到了我的呼声。由于 害怕我向情报中心揭露“大赌博”的真相，便接二连三地释放一些人，与此同时， 又放出所有的鹰犬来追捕我。1944年1 月8 日，他又让人在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地 说：“帕特里克身体很好，已经回家了。”不久后，奎里一家都恢复了自由，梅太 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后来，好象是由戈林亲自决定，也得到同样的优待。 别动队队长的主意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他又搬出一种新的战术来，是正 统的办法，但极为危险。他把我理应认得的或理应曾经认得的人，都进行了统计， 并威胁他们，如果我来访时不报告，就要把他们逮捕。阿历克斯和我一知道这种敲 诈，便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单来，并派人给他们报信。 我询问了以往的老相识，证实潘维茨的威胁是真的，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我 们访问了一家内衣商店的女业主，我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 梅克斯公司的对面。她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其中我们认出有肯特( 根据她给我 们的描写，是肯定无疑的) ，他们到她家里来，并把交易摆在她面前。她给吓坏了， 便答应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我，就向他们报告，并把我拖住，等他们到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也受到了同样的敲诈和威胁。当我还以比利时工业家面 目出现的时候，她在皮加尔广场附近租过一个房间给我。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我站 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又是肯特，来 给她看了派出所所长的证件，念了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鼓励那些“好法国人”告发 他们国家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名叫吉尔伯先生。贝当的名字把这个女人吓唬住了， 因为她很相信贝当的胡言乱语，但是她总疑心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伙逼着 她签了一份声明，证明她读过这封信。他们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个行李箱在她 家里，就命令她采取那家内衣店的女主人的办法：也就是说，见到我面时，就到楼 下打电话，同时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的访问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吓成那个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 “要是他们又来了呢，要是他们又来了呢，" 她不停地一再说， “要是他们 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 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 “请听着，”我告诉她说， “我们一出门，你就赶紧去打电话向他们报告我 来过了。你给他们解释你没有办法报告得更快，这样就没事了……” 她十分吃惊地望着我，心里想也许我疯了，但是我觉得，在内心里，她感到轻 松得多了。 我拿回我的行李箱子。我们刚刚一出门，就看见她去打电话了。阿历克斯打量 着我，满腹狐疑。也许，他也同那个妇女一样感到惊愕。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我不 慌不忙地往前走。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了解他们，”我对他说， “今 天是星期天，一个大好的下午……索赛街不会有很多人的，大多数人都在附近的咖 啡店里……” 我没有弄错。解放后，我想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当时别动队的 人正在花天酒地，受到了打扰，很不乐意，晚了三个钟头才到达那里。于是，我给 潘维茨写了第四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告诉他说，我病了，决定退出活动。我又说 “你可以继续‘大赌博’，我不来妨碍，条件是你不得再逮捕无辜的人。” 第二十九章 刽子手留下了指印 1940年，德国人征用了库塞尔街威尔·皮卡德先生的一座私人公馆。征用的唯 一理由是：威尔·皮卡德先生是犹太人。他的所有同教人的财产都给洗劫一空，整 车卡整车卡地运到德国去，充实权贵中那些……艺术欣赏家的珍藏。戈林更是密切 注视这些有组织的劫掠，并在赃物中，抽出适合他审美口味的那一部分。威尔·皮 卡德收藏的画在法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珍品，引起了这些强盗的垂涎。但他那座楼并 没有人住。 1944年4 月，潘维茨就在这里安了家。他感到这将是在巴黎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了。房屋的布置是紧跟潮流的。刽子手们感觉到他们的失败正在大踏步地逼近。在 欧洲，被压迫的人民到处都在抬头。法国的抗敌活动骚扰着敌人。路卡出现了，同 法国人民握手的招贴画却不见了，德国国防军楼房前面都布置了机枪，而法德友好 团体却不再在元首的庇护下表演那种滑稽游行了。 这样，威尔·皮卡德的私人公馆，在别动队队长的操心下，给改造成堡垒。大 门给一排路障堵塞了，只留下一个小门，是从屋子里面用电开关的。正面放上一挺 机枪，各个侧面的安全保卫都加强了。德国国防军利用公馆左边的空地来停放汽车。 为小心起见，车辆是从来不开进院内的。来客从这个新建的停车场下车，经过在隔 墙打开的一个口子入内，从外面是看不见这里的。公馆的侧面，有一扇门，通往地 窖，那里已改建为牢房。从前的画廊，出于一种阴森可怕的主意，给改成了行刑室。 这儿恐怖代替了美感。1944年4 月，玛格丽特·芭尔扎和肯特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公 馆诞生的。 潘维茨的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清楚地预示着结局快到了，巴黎即将苏醒，街上 将会到处筑起路障。我同阿历克斯一起布置一个行动，在游击队一支队伍的支援下， 到时堵截别动队的逃窜人员。阿历克斯那个组严密监视着公馆，拍摄了进进出出的 人数以百计的照片。肯特和玛格丽特的外出，犯人的运送，黑雪铁龙汽车的来来往 往都受到监视和纪录下来。有一个老犹太囚犯名叫勒维，给德国人当园丁，是他给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巴黎解放时，堵住别动队，不让他们逃 跑。一支包括三十名游击队员的武装队伍将拦截他们。我们通过法国共产党，把计 划通知了情报中心，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潘维茨的罪恶冒险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布拉格的这个刽子手不愿跟着起火的 船同归于尽。他的野心是设法为自己开脱，最好是为自己粉刷一番，因为他很清楚， 他要向人类的法庭作出交代，然后是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一切痕迹，免得暴露他必 须负责的暴行。 他给莫斯科露了底。他告诉情报中心说我逃跑了，发表了那大肆声张的公报， 并发送给所有警察机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所作为了：但这就等于承认“红 色乐队”的“大首长”已落在盖世太保手里，而几个月以来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由 别动队念一句、写一句拟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赌博”。他知道，盟国阵营方 面，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单独同德国议和了，因为德国正在全面崩溃。希特勒左右 的—‘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顽固地同英美接触，但并不是这几个人就能说 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从1944年7 月20日谋剌希特勒未遂，这位大独裁者就禁 止继续搞“狗熊行动” ( “大赌博”的新名称) 。 所有这一切是一码事，而潘维茨的个人野心又是另一码事。他是纳粹政权最忠 实的一条走狗，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是布拉格杀人犯的头子。纳粹政权垮台 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倒猢狲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象其他许多人 那样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象只兔子一样给逮住，被英国人当做战犯 ——这不是个办法，显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报中心保持联系，希望苏联 会考虑到他的功劳。 潘维茨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今天，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直到1945年5 月，在 肯特这个奴才的帮助下，他进行了自己的赌博。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还在送军事 情报。肯恃通知情报中心，说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国人有联系，因此有条件送出 具有首要价值的情报。就是这个肯特，在1944年7 月盟军逼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 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 复，劝他跟纳粹一块走，同时保持联系。潘维茨显然对这些指示大为满意：他认为 同俄国人合作是个意想不到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因祸得福。这样，由于潘维茨的插 手， “大赌博”进入第三阶段。希姆莱原先的计划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时 欺骗莫斯科和英美。别动队通过“红色乐队”的发报台，让俄国人相信盟国准备同 第三帝国谈判。与此同时，又对盟国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 “大赌博”的这一 阶段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展。从1943年中起，战争的结局是肯定无疑了。 这时候，纳粹的领导人便改变主意，想利用“大赌博”来寻求“真正”的单独 议和。希姆莱是倾向西方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抓总的包尔曼就不那么肯定了。 不论怎样都已经为时过晚。这个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无论罗斯福也 好，邱吉尔也好，更不用说斯大林，都不想谈判，都相信必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 就是在1944午这一阶段，潘维茨设法利用“大赌博”为自己服务。 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维茨想稳住自己的后方，也就是要消灭证人，以掩 盖他当别动队队长的活动。布拉格的刽子手从来就是个特务。灭口，谋杀，他已习 以为常。人头一个接一个落地了。我们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被处决。 首先是莱奥·格罗斯沃格尔。1944年5 月，他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从1942 年12月，就给关在弗雷尼监狱，从来无人过问他的命运。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 同样关在弗雷尼，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得悉格罗斯沃格尔被判处死刑，就知道这是个警报，肯定接着就是其他人。 我们确信别动队决定逃跑前，要杀害被捕的人。马克西莫维奇和罗宾逊都遭到同样 命运。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后几个星期被处死的。弗尔南德·包利奥尔 和苏珊·斯巴克于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监狱被枪决。7 月6 日，伊兹布茨基在 柏林被斩首。 温特林克在布鲁塞尔被枪毙。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国 首都被处决。战后，潘维茨曾多次申述(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他企图为自己辩解) ， 他声称：“……由我下令处决的‘红色乐队’人员，都是在我到来之前判处死刑的。” 不对！况且，不管怎样，别动队队长有权力决定缓期执行。他之所以没有缓期，是 想在逃跑之前，实行灭口。 我现在想进一步谈谈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是怎样死的。这是在巴黎解放的 前夕。他们是多么希望有这一天啊I ……我在想象中看见他们同无数人群共同欢呼 胜利，涌到街上，庆祝这个伟大的事件。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潘维茨曾希望逼出包利奥尔和苏珊的口供，他知道这两人 肯定了解“大赌博”的底细。但在出走前的一片慌乱中，他决定把他们干掉。我们 这两位同志，便被那些胆小鬼卑鄙地杀害在牢房里，然后秘密地埋葬掉。 潘维茨竟然无耻到写信给苏珊的姻兄保罗·亨利·斯巴克，即当时比利时在伦 敦的流亡政府外交部长，亲自向他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她的性命。保罗·亨利可 以放心了，她会安全无恙，直到战争结束。我深知潘维茨的为人，说不定他就是在 把苏珊交到刽子手手里的那一天发出这封信的！ 1944年8 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我同阿历克斯去到弗雷尼监狱，设法了解 一下我们朋友们的遭遇。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把情况告诉我们。但是经过一再追问， 我们终于获悉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带走，我们熟悉盖世太保的习惯，所以只好等侯 最坏的消息：既然苏珊和包利奥尔没有“跟”别动队的人走，那就是说，他们被杀 害了，很可能就埋在附近。 于是，我们便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查看最靠近弗雷尼的坟墓，一面参阅落葬登记 册。由于德国人一向很精确，通常都列上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处决的日子， 我们认为这会使我们的调查方便一些，可是没有考虑到潘维茨必需冷酷无情地隐瞒 事实和消灭罪证。他犯了双重的罪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 就在巴黎南郊的坟场，经过一次又一次调查，终于在巴岳发现了苏珊。斯巴克 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的消息。在登记的那一页下面，注明的时间同估计他们被害 的日期相符，上面写着：‘比利时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没有疑问，这就是 苏珊和包利奥尔。于是，我们希望看守能告诉我们一点消息，便接二连三追问他们。 开头，他们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吐露真情。虽然盖世 太保 警告过他们不要说话，否则就要进行报复，他们心有余悸，十分害怕，但到底 还是告诉了我们： 8 月12日晚，德国人来了，带来了两只木箱，要求把他们带到 坟场一个潮湿的角落。他们征召了两个挖土工人，叫他们挖了两个洞，把尸体放在 里面，洒上一种化学药品，来加速腐化作用。 潘维茨真的希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他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1974年3 月，在哥本哈根，包利奥尔夫人告诉我，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一 次见到她丈夫包利奥尔的，还有她怎样获悉他被害，怎样在巴岳坟场同阿历克斯和 我那样发现他的遗骸。她说：1944年上月初，大概是1 月15，16日之间，我接到一 封信，地址是我丈夫写的。信写给海伦娜·包利奥尔夫人，由普鲁尼埃夫人转维西 内、大草坪大街19号。信里写了几行字，要我在19日到索赛街去——说我也许能见 到他——并叫我带上套衣服。我就这么办了。1 月19日，我便到索赛街去，带着这 封信，我同小女儿一块去。到了那里面，我才在心里说： “我疯了，我不该把孩 子带来啊！”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只是……想着……看看他是否还活着，看看是 不是真的是他……我并没有醒悟到，把孩子带来真是疯了，因为他们有可能把她也 扣起来啊！再说，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吧，有些时候，简直没法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 应，简直没法知道。 只要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就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反应，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们把我带上楼去，我不知道是几层了，可能是四层。我在一个房间里等候， 同孩子一起坐在一张长椅上。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有两个德国人进来，后面跟着我丈夫。他坐在我旁边， 穿着他被捕时那套衣服，血迹斑斑，他把行李箱拿过去。我们呆在那里有一刻钟或 二十分钟，后来，人家把我叫出去。于是，我在外面等着，看见他坐上盖世太保的 一辆汽车走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以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于是，我想，也许，他参加了……你知道……在 弗雷尼发生了暴动，发生了反抗。于是，我对自己说； “他是不是也在这列幽灵 火车上呢，因为他1 月份还活着，从8 月到1 月他们还没有杀害他。他不可能已经 死了。”你知道，一个人总是……总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在别人身 上，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他还那么年青。我说：“这不可能，他一定在 别的什么地方，．或者给流放到别处，或者在那列火车上。”等到巴黎解放，我到 《人道报》去，因为那里有名单。人家告诉我说； “不，什么也没有，没有名单， 啥也没有，但是，应该抱有希望……” 1944年10月头一个礼拜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看见一个少女。她问我是不 是包利奥尔夫人。我说：“是的。”这个少女问我： “我能进来吗? ”我说： “请吧……”于是，我请她坐下，她便问我： “你丈夫被捕了吗? ”我说： “是的。哦，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消息了……” 她有点犹豫，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我有个伤心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丈 夫……”当场，我就把她赶了出门，这个女人！不可能，这种事情。但是过了两个 钟头，她又回来了。她说： “对不起，请听我说……”于是，她把我丈夫的信交 给我，简单地对我解释说：这里有我丈夫最后的一封信，有他的结婚指环。信里面 还有一张证明条子，是那个牧师拿来的。你知道，这个德国牧师，他在弗雷尼，常 到牢房里看那些死囚，他大概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他一直跟到巴岳坟场，拿回这 张证明条子，在那上面，他写上“无名氏，法国人，枪毙于8 月12日。”这时，我 再也没法不明白了。到了一定时候，——个人不得不清醒过来。但是，我还不相信 真有这样的事。我心里想：“也许是弄错了吧。”只有看到了尸体，我才能死心。 1944年11月14日，我得到了准许。我们便去巴岳，到那里时，只知道有两个不知姓 名的人是在那一天枪毙的，一个是比利时女人，一个是法国人。 打开了棺材，还有那一天我带去的衣服。这是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衣服。就是他！ …… “红色乐队”所有被捕的人，除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由潘维茨 亲自主持审问以外，都被送到了德国。 乔琪·德·温特解送到弗雷尼，在那里，她居然同苏珊·斯巴克取得了联系。 然后于1944年8 月10日被押送到东车站，在月台上，她遇到了玛格丽特．芭尔扎和 她的两个孩子。潘维茨亲自指挥开车，并且提醒她，要是她逃走，她的儿子，小帕 特里克就要遭殃。潘维茨这个讹诈恶棍，直到最后一秒钟，不失其本色…… 载运乔琪的那列火车，第一站停在卡尔鲁克。雷塞是该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我 在前面说过，他在巴黎被革职后，被任命担任这职位。他得到了乔琪到达的通知。 大概出于一种体贴的意愿吧，他来看乔琪。作为问候，他重申了潘维茨的威胁。乔 琪从监狱熬到集中营。离开卡尔鲁克后，到过莱比锡，拉文斯布鲁克，法兰克福， 萨克森豪森，这就是她走过的苦难历程。 肯特给逼到墙脚下，无论他转向哪一边，他都明白自己失败了，输了。如果我 逃脱盖世太保之手，他知道我就会揭发他背叛。从别动队方面来说，自从我被捕以 来，肯特是为虎作伥的忠实奸细，奴颜婢膝的打手，但也不能指望得到好一点的下 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为了争取最后开恩，办法并不多，摆在他 前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倍卖力，向主子献媚，施展出最后解数，证明自己害人的 本领。 他的最后一招最为严重，远远超过其余的。 1940年底，情报局长要求我调查一个人，名叫瓦尔德马．奥佐尔，外号索利亚， 过去曾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个前立陶宛将军在西班牙内战时，曾参加共和派 作战。虽然情报中心怀疑这个人同维希方面有瓜葛，但仍然希望试探一下 ’有没 有可能同他合作。我答复说，经过调查，这个人不具备各项安全保证，建议放弃。 肯特很清楚同情报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他本人曾译出那些密码电报，包括我们提 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复。 杰林却对奥佐尔发生兴趣。我嗅到了别动队队长的阴谋计划，便设法不让他找 到这个人。但是，在我逃跑前几天，潘维茨找到了奥佐尔的踪迹。肯特居然能同他 见了面。这就惹起了大祸。他同意介绍肯特认识勒金德尔上尉，这是米特里达特情 报网以前的领导人。勒金德尔太缺乏警惕性，以为是同一个苏联情报人员打交道， 就把法国抗敌战士的一份名单交了给他。随后，在肯特一再要求下，勒金德尔还同 自己的组织一道提供了盟军解放地区的军事情报。这是肯特搞得很成功的一手。潘 维茨乐得飘飘然，表扬了肯特干得出色。 至少，我想潘维茨是会这样做的。勒金德尔问肯特为什么苏联那么想知道这些 情况，肯特就回答说，英美参谋部不愿在情报方面同红军合作，由于彼此不配合， 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因此，他只得依靠勒金德尔上尉的情报网来弥补这个缺陷。 不错，肯特确实不愧是个十足的别动队队员，这个衔头是他自己挣得的，他干 得很出色，博得了潘维茨的感激，所以是不会给干掉的。头头会记得，就在卷铺盖 的时候他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因此，他有理由象在相片中表现的那样，就在 解放前几天公然在库塞勒街公馆大门前趾高气扬。 巴黎起义了，德国法西斯及其爪牙都得滚蛋了。别动队的人挤进了塞满了行李 的汽车……有一个人跳到看门人面前喝道：“要是你讲出来，小心你脑袋！” 这就是他，这就是肯特。 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4年8 月25日大清早，阿历克斯就到梅尼街来找我。 我们急于到库塞勒街别动队所占据的那座私人公馆去。 巴黎在自由的空气中醒来了。我们穿过市区，情况是动荡的。到了利窝里街， 战斗正在激烈展开。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马上向游击队员打听情况，他们正在 同德国人交火。 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在最后顽抗。枪声有时在这里、有时又在那里响起来。但是， 这些年青人，胳膊上缠着臂章，衬衣大大敞开，露出胸膛，脸容消瘦，表现出他们 坚决要结束压迫的意志。小伙子们从四面八方奔来，要肃清占领军的最后残余。他 们有大批手榴弹，就是不会使用。 我们这些战士从地下回到了阳光下面，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他们! 阿历克斯· 勒索沃尔过去从事地下斗争，围剿敌人，现在能同敌人面对面打一仗，高兴极了。 他临时充当军事教官。他的示范起了决定性作用，德国人设置的障碍给炸掉了。 再远一点，我们参加了德国国防军总部周围的战斗。到了协和广场，在克里戎 旅店附近，又发生新的战斗。最后，直到下午了，我们才到达库塞勒街。别动队离 开那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走进潘维茨和他的刽子手们的巢穴。我们的同 志曾在这里遭受残酷的折磨。我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小心地往前走，这并不 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要看到什么是恐怖的真面目。他们走了， 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仓促逃跑的。办公桌上捕满了文件，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什么都 烧掉。地窖，牢房里，以前一直关着囚犯，地上还撒着腐烂的稻草。我们走进旁边 的一个浴室。浴盆上，地上，墙上，血迹斑斑……他们就是在这里行刑的! 在二楼 的画廊里，同样是大片的深色血印。我们走上三楼：有一间房子的桌子上，放着盖 满密码的纸张。毫无疑问，艾弗雷莫夫工程师就是住在这里的。看门人证实了我们 的猜想：他随同别动队离开了巴黎。 我们收拾了找到的所有文件，对这罪恶渊薮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物证，敌人 兽行的这些无法抵赖的罪证，我们都送到了莫斯科去。 第一章 奇怪的旅程 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曾经当过我同阿历克斯· 勒索沃瓦的联络员。巴黎解放后几天，我在她家里接到情报中心给我的一份电报， 表扬我的行动，并要求我等候苏联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来。 到处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尽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有这种如释 重负的兴高采烈的印象，我不应看不到放下武器还为时过早。有时，正是你最想不 到的时候，正是你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的时候，敌人却利用这种机会，在你背后给 你一刀。如果说，这位潘维茨先生在逃避审判而逃跑之前，留下个定时炸弹，或者 布置几个武装匪徒，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干掉，这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阿历克斯那个组一直保持警觉，并且曾发现一些可疑分 子的踪迹。这些人似乎在寻找我。他们到过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罗杰街的住宅，到 过盖世太保档案里列举的寓所。这些无恶不作之徒、拉方匪帮漏网的家伙肯定是奉 潘维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历克斯说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须小心 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为苦遍的欢乐气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这最后一批亡命之徒 的枪口前。于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处于半地下状态。 1944年11月23日，从苏联来的第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载来了莫里斯·多列士 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返国。诺维 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诉我不久后就可以趁这架飞机返航之便出发。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1945年1 月5 日，我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 护照，用了个假名。我们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几天前，我才在诺维科夫住所 里见到他，还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欧洲的心脏，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 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 个中途站过的两天是很愉快的，受到的接待好极了。我们同飞行员坦率地、兄弟般 交谈。 我们又再起飞，首途开罗。拉多坐在我旁边，他丰富的知识使我受益不浅。我 在前面说过，他是个地理学家。他给我介绍我们飞越的地区。其他的乘客并不健谈。 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六十岁上下，白发苍苍，身材粗壮，一双有力的大手表明 他是经常劳动的。他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说：“查里亚普涅科夫同志……” 查里亚普涅科夫! 我着实吃惊不小。 “查里亚普涅科夫，工人反对派领袖? ” “就是我本人……” 查里亚普涅科夫是个冶金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科隆泰夫人一起领导过 一个派别，在1920年——1921年间的党内，主张工会对国家保持独立性，并捍卫罢 工的权利。当年，他对自己有一双长满了茧的手，是个真正的无产者，理所当然感 到自豪，因此曾经受到列宁的嘲弄。有一次，正在讨论得热烈的时候，列宁向他喊 道，“这位同志向来如此，又摆出他那真正无产阶级的身分来了……” 然而，列宁尽管不同意他所持的论点，但在取缔工人反对派的问题提出来时， 却在中央委员会里为他辩护。我一直确信：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查里亚普涅 科夫受到了清党浪潮的冲击。他对我解释说：“在工人反对派失败后，我在列宁帮 助下，离开了苏联，到巴黎去，当了个木工。观在红军胜利了，我决定归国，因为 我热爱祖国。我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莫洛托夫，请他在这方面帮助我。他给我回了信， 热情洋溢，鼓励我回来。我肯定他会坐汽车来机场接我的。我十分希望能马上再为 党和国家出力……” 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受到冲击，仍完整地保持着他年青时代的信念。他那 种有点天真的热情是感人的。我对他表示祝愿，祝他不致于太失望…… 在开罗，我们住在旧城的一个旅店里，到达的第二天，我同其他的旅伴一起到 苏联大使馆去。所有人都到了，只有拉多不在。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一起来呢? 当时，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便同其他人一起去买东西，把人家给我们的那 点钱花光。这一次，拉多却在那里，但是，使我诧异的是，我发现他把他那一份钱 留下来没花。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在旅店前集合，等候公共汽车到飞机场去。拉多并没有 同我们在一起。大家感到奇怪，便到他房间找他。人不在，床上原封未动，显然他 没有在旅店里过夜。他会不会在旧城遭到袭击呢? 有人认为有可能，因为这种事情 是常常发生的。 我吗? 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个字也不吐露。当时，他到 我房间来看我，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了解埃及的生活情况吗? 你认为一个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没有什么困难吗? ” 拉多还是找不到……中午前后，飞机起飞了，首途伊朗，飞机的乘客只剩下了 十一位。 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坏。我真的以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了。我们飞了 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 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 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 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 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 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 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天气条件耽误了我们从德黑兰起飞的时间。富特和我被邀请到苏联武官家里去。 他告诉我，关于拉多失踪的事，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他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点 什么情况。 富特很着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从目前情况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 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会毫不犹疑地这样想的。富特对苏联武官声称：“发生了 这种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报告我们在瑞士的活动呢? 我一定会受到嫌疑的， 无论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我飞往莫斯科途中，心里老惦记着拉多潜逃这件事。就我而论，我知道他完成 了任务，成绩之佳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问心无愧的。拉多长期参加斗争，很 年青时就参加了匈牙利贝拉·库恩的革命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瑞士，他对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他十分熟悉情况，具有科 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认为：尽管胜利了，但苏联国家保安部的统治并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他预料到在莫斯科等侯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不愿意在斯大林的监 狱里了结他的一生，因而在开罗潜逃了，事先还作了安排，保证他妻子和孩子们在 巴黎的安全。 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 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 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 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 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 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 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 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 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 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 同志，牺牲的烈土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 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 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 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 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 我问道：“我 的妻子和孩子呢? ”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 院里疗养。我们投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 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 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 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 “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 的! 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 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 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 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 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 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 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 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 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 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 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 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 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 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 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 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 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 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 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 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 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 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 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 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 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 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 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 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 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 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 !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 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 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 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 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 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 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 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 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 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 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 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 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 “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 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 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 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 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 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 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 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 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 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 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 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 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 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 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卢比昂卡 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 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 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外面去。这 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 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 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 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 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 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 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 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 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 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 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 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 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 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 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 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 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 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 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 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 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 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 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 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 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 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 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 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 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 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 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 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 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 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 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 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 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 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 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 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 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 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 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 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 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 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 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 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 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 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 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 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 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 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 ”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 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 面包口粮。 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 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 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 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 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 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 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 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 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姓什么，名什么? ”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 “犹太。” “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名叫利奥波德，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没法问问我父亲，他死了。” 他不动声色，继续说：“哪里人? ” “波兰人。” “社会出身? ” “什么? ” “你父亲是工人吗? ” “不是……” 他—边记录，一边念道：“出身：小资产阶级……职业? ” “记者。” “党派? ” “从1925年起加入共产党。” 他写着，嘴里还是高声念道：“……他自己说从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 审讯完毕了。我走出来，嘴里有一股子灰味：波兰犹太人，“出身”小资产阶 级。这就是我这个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的履历。我想哭一场，但是我忍住了泪，不能 让他们痛快。 每天晚上十点钟，便有人来找我去受审，一直审到清晨五点半，我有一个星期 没有睡觉了。我问自己还能支持得多久。我记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绝食斗争。我发现 “绝睡”要更为痛苦。而这一次，我是个非自愿的“绝睡者”。我一直抗拒审判。 什么审判，不如说是想用疲劳战术把我搞垮而已…… 每夜，同样的把戏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那侦审军官说，而我则象个机器人一样回答： “我没有犯罪，没有反对苏联! ” 接着的一个阶段，那上尉装出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在看报，时不时地重复 他的问题，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机械地一再说， “我没有犯……” 审讯放松了。时间在过去。我不做声，已经习惯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连七个 钟头，一动也不动。 清晨，人家又把我带回牢房里。过了片刻，看守又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走过去嚎 叫道；“起来！”我还没有睡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想把我压垮。走来走去， 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侦讯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卜星期，每七天里，只有一夜让我睡觉。我变得昏昏 沉沉，第二天，戏又开场了……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子，脸色蜡黄，面带病容，走进了审讯室。 他神经处于十分兴奋状态。这就是侦讯组的上校组长，整个卢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残 暴，狂虐出名。他亲自动手打人，从中取乐。他二话不说便问那上尉： “你得 到什么结果没有? ” “没有。他顽固地否认他的罪行，还没有松口招供……” 那上校转身向我，并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足足有半小时。 操娘，骂街，恫吓，侮辱，问中也夹着日常用语的一些词藻。一般上，用俄语 骂人，都是从娘开始的。他这个人更是个老练的专家，就一直骂到祖宗三代、四代 !他的“学问”当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但是以后我知道他不过在背诵预先准备 好的经文而已。这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是一个上校侦讯员必修的基本课程。 我保持缄默，没有反应。他好象碰在一堵墙上，突然住嘴了，威胁说：“卢比 昂卡的休假，就此结束。我会想出办法让你讲话的。你必须承认你的罪行! ”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把门打开，嚎叫道；“给我把这个混蛋拉出去! ” 看守们扑过来。这还不过是清晨一点钟，为了争取几小时的休息，只好忍受这 个小丑的丑恶表演。 以后，晚上就没有人再来找我了。 第三章 勒福托沃 我在卢比昂卡一个多月了……一天晚上，看守到我的牢房来，照例喊叫：“跟 我走！” 我便踩着他的脚后跟走，他又说；“带上你的东西! ” 这么说，我“搬家”了? 费不了多少手脚我就把全部财产收拾好了……在严密 的警戒下，我出了监狱。一辆车子停在门口，这是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叫做“黑乌 鸦”。它外表上同任何运货的小卡车没有一点分别；两旁用大字漆上“鱼，肉，面 包”，里面的布置是为了运载另一种货物的：车身分为许多小单间，安排得让乘客 无法互相串连。我给推上车去。 路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便到了闻名全苏联的勒福托沃监狱。那幢大楼使我想起了圣·让，达克尔 堡垒。勒福托沃是座军事监狱，建于沙皇时代，由于残酷虐待，犯人出狱时，往往 成了残废。十月革命后，监狱给关闭了。但是斯大林1937年下令重新使用，把图卡 捷夫斯基以及他的战友关了进去。那里面建设得象个马戏场，有三层环形走廊，牢 房的门都冲着走廊，中间是一大块空地，从那里可以上上下下进行观察。 我又经过了搜身；这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从一个监狱迁到另一个监狱啊。但是 这个明显的道理是监狱管理官员无法理解的。人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泡在消毒药水 里，拿出来就软得不成样子了。我给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墙壁潮得淌水，松起泡 来。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衣物全都潮了。但是，房牢里却有一种“奢侈”的设备：洗 脸盆有条排水管接到厕所去。 由于水管堵塞了，我只好用我吃饭的饭盒来把脏水舀出去。 我到达第二天，理发师就来了。他给我刮了胡子，然后抓起一把剪子…… “现在，”他宣布说，“我要给你把头发剪掉……" “可是，我又不是个犯人！” “没有关系，大家都一样。要是你不肯，那就只能剃个阴阳头，中间给你开个 十字! ”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卢比昂卡的凶恶得多。囚犯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他们 无时无刻不停地打开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一个小时走进牢房里十次： “你走动得太多”，“你坐的时间太长”，“你动弹的不够”等等。至于饮食方面， 我以为已经尝过最坏的了，但这里的比卢比昂卡的还要坏。 每天晚上十时左右，监狱便醒过来开始非常紧张的夜生活：门不停地砰砰作响。 押去受审的人来回啪嗒啪嗒地走动……我到了不过几天，就轮到我头上了。 审问我的上尉给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问题：“你给我说说，一个象你这样的波 兰公民，怎能进入苏联的？是谁帮助了你? ” 他听我回答，但不作记录，粗声大笑，厚颜无耻。审问持续了一夜。过了几天， 我——又一次! ——给带去受审。 还是那个上尉，他再次发动进攻：“那个所谓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你在那里读 过三年书的，那帮子头头现在怎样了，你知道吗? ” 我给他讲了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伦金纳 …… “所有这批家伙都暴露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吗? ” “要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批家伙当中的一个，我为此感到 自豪! ” 他冷酷得象座冰山…… “可惜你当时离开了苏联，不然的话，早就把你结果了，我今天就用不着在你 身上浪费时间! ” 然后，又是老调重弹。 “交代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在这一连串的审问中，对我战时所做的工作，没有提过一个问题，对“红色乐 队”也不提。我觉得我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帮”老共产党员里面，也有 我的份，他们在战前就给清洗掉了……我能死里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侦审官正在 设法加以纠正。 一天夜里，大概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刚受审回来，牢房门又打开了。两个看守 进来，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到 空着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块湿布拭擦他那肿胀的脸， 上面布满挨打的伤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这是一个红军军官，刚刚受到 一次强化刑讯。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个牢房里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侦讯的是个上校。他得意地微笑着，提出第一个 问题来…… “怎么样，今天早上你看见了吗? 你有些什么想法？” “你想说的就是那个给打得不成样子的，抬到我牢房里去的人? ” 上校说：“就是那一个，我们想让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对待你！” “你听着，上校，我郑重警告你，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手指，拿一只手指 动一动我，你们就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拿这种可耻的办法来对待我， 我就把你们看做苏联的敌人，并且，在这种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应，即使把命送 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着我一会儿，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就发作起来。于是我听 到了一阵臭骂，使我的词汇大大丰富起来。最后，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 我的侦审官平静下来，要求我识相点，不要向他挑衅。 我一点也用不着他关心。 “我并不认为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希望，而且我一定 要活得比你们长，哪怕长一天也好。 至于你那天谈到的那‘帮’人，都是你们在这里或在别的地方杀害的。你不要 存什么幻想；你们也要遭到同样下场的。” “为什么你侮辱我呢I ”那上尉恼火了，“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 你以为我就那么天真，竟至于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 事情? 这里是‘阎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许多同类同他们的受害者一 样，落得了同样下场。” 他不回答。我发了这顿脾气后，心里舒服一些。在出来的时候，我对他重复说 ：“你可以长年累月问我：‘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答 复， “我没有犯汪何罪，没有反对苏联。’” 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 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 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 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 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 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 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 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 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 还是在咖啡馆里呢? 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 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 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 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 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问谍军官，到过 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 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 …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 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 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 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 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 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 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 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 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 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 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 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你猜猜看 我去机场找谁呢? ”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 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 吉尔之间的通讯。 ”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 “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 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 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 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 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 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 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 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 ”“不签。”“那 么说，你不愿签字? ”“不! ”“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 有一夜，值班的头子，同一向那样，满脸怒色，神经质地抽搐着走进来，他问 那上校：“喂，这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 我答道：“一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天！” 于是，只听见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接着那上校威胁说：“不要忘记了你还 有个家。你这样顽固，他们可能要吃大苦头的……” 两三天后，我半夜给叫了 去。侦审室外的走廊很安静，人家没有把我带到通常那间屋去，而是到最后一个房 间，就在走廊的尽头。侦审官在那里。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请我坐到他 的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没有侦讯记录。他对我宣布：“我不愿调查下去了。我把你 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级处理。” 我对他所宣布的意图抱怀疑态度。 “如果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谎言满篇的记录来，那么，无沦怎样做法，对我来 说都一样。另一个侦审官会来接替你，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他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都是阎罗王的小鬼了? ”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方式变了，但目的不变；从部长到这个‘地方’最 小的一个当差的，你们都追求一个目的：打倒党内最好的干部！” “我想在这个没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谈谈……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我就不 说了。假如你对我的上司讲出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在牢 房里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坚定和不 可动摇的意志，未来坐牢的岁月还很长呢。特别是，不要做什么蠹事……” “什么蠢事，你以为我要自杀吗? 可不！我要斗争到底。 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活得比你们长久……” 他望着我，凄凉地微笑，接着说；“我所希望的正是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决定 不再办理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我知道， 这会给我造成很大麻烦，但是我准备好了。在我们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说明一些事， 象你这样的囚犯是不了解这种事的。你以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剧责任就在这里，就 在于内政部吗? 错了！我们不过执行斯大林的政策罢了……” “忠实的执行人……” “可能。但是内政部并不是凌驾于党之上的机构。它服从……当然，在执行斯 大林的计划时，内政部的领导可能太卖力气，因而做得过分了。斯大林宣布在建设 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于是，内政部就清洗愈来愈多的敌人，来 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为什么大部分侦审官明知被扣留的人是无辜的，却那么凶狠对待他们呢? ” “不要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看做是一丘之貉。年青人没有经验，他们完成 他们的工作，确信是在消灭党的敌人，斯大林和苏联的敌人。另外一些人继续工作， 但没有多大信心：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但是，如果拒绝工作，那么，第二天， 他们就会坐在被告的席位上。恐怖就是这个制度的动力。最后还有那些‘职业家’ 和那些暴虐狂。”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明白的，”我对他说，“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格利科夫 元帅视察了解放地区的俘虏营。他以斯大林和党的名义郑重宣布，落在敌人手里的 所有俄国人，欢迎他们都回到祖国去。于是成千上万的战俘回到了苏联? 但是却立 即遭到逮捕和流放。为什么呢? ” “你看，斯大林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同我们昨天的盟友打仗的可能性。于是， 他便大规模地对他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进行清洗，首先是战时曾在欧洲打过 仗的人：士兵，军官，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斯大林又曾宣布，在苏联的一长串民族 中有‘薄弱环节’。胜利后，他为俄罗斯民族干杯，这就等于向内政部指出了哪些 是嫌疑分子：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洲人，乌兹别克人，犹太人，简言之是所 有少数民族。这一切总有一天要完的。我们党的领导是会改变方向的。但是我自己 嘛，我不愿继续做这些罪行的帮凶了。 你的命运，就同柏尔青班子所有老干部的命运一样，甚至在头一次受审以前， 就已经决定了。” 他再一次强调说：“但是我的共产党员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干下去了。” 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把放在桌子上那包烟拿过来，抽出一根，把它点着……他 中断了他的话，惊奇地问：“你抽烟吗? ” “我抽得可厉害。” “那么说，你五个月来不肯抽我一根烟是因为我是另一边的人罗！我不后悔对 你讲了真心话；你在这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你坚强的意志。我坚决相信你不会象有些 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选择了慢性自杀的道路。……” 早上七点钟，天蒙蒙亮。我们长时间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上校又 说：“希望我们能在监狱外面再见！” 我这个囚犯同内政部负责审讯犯人的上校进行了这次交谈，好几个星期来，一 直占据着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着希望。我刚刚得到了证据， 证明即使在撒谎做假的王国，真理也是可能取胜的，虽然这不过是暂时的胜利，但 却在我的牢房深处射出了一线光明…… 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 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 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 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 “失踪” 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 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问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 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 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 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 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 啦! 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 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 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 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 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 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 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 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最初，我同一个俄国军 官住在一个牢房里，他被控是给美国收买过去的一个间谍，因为他被德国人俘虏了， 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一个集中营里，而这个集中营后来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这 个可怜的人在白俄罗斯家乡的一家人都给纳粹杀害了，即使这样也得不到宽容和怜 悯。以后，又赏给我们另一个伙伴。他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的功劳本上，着实 可观：他是白俄罗斯盖世太保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象是凑巧似的——他曾在明 斯克附近大肆屠杀平民。 我听完了他的罪恶回忆，问他说：“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内疚呢？” “内疚? ”他回答说，“一点也不，我不过执行上级的命令罢了。不过，请看， 有时候我会做恶梦，又看见我曾目击的可怕场面，要是我在睡梦中惊叫起来，请你 们不要见怪。” 那苏联军官一言不发，听完他的话，情绪十分激动，脸色惨白，从他全身发抖 和直楞楞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很难控制自己。 他不停地说，声音很低，几乎听都听不见：“也许就是他杀了我的一家！” 等那纳粹分子受审去了，我们把值班军官喊来，要求他把这家伙带走。他把我 们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回答说：“你们简直忘记了你们自己也是一丘之貉，根本谈 不到把他带走。”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砰一声把门关上。 清晨一点，那盖世太保分子受审回来，他躺下来，马上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 睡，我发现我的同伴也张大着眼睛。 突然那纳粹分子嚎叫起来，既可怕，又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见那军官站起来，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使劲地把他的头往墙上撞… …在这种碰撞的治疗下，当然，他醒过来了，痴呆地两只手捧着脑袋，不晓得发生 了什么事情。 “你以前告诉过我们说你晚上会叫唤，”我对他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 还会乱闯乱动。你在梦中把脑袋撞在墙上了。” 这一回吵闹得很凶，看守冲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我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看到 了我们那个同房囚犯的样子，他们明白了，什么也不问便出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审的地方。我的侦审官笑着对我说：“看来，你不再觉 得自己是个囚犯了，你已经以审判官自居了！” “你要说什么? ” “得啦，不要装成清白无辜的样子了……那盖世太保分子，是你的杰作呢，还 是你的同伴的杰作? ” 我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两个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 家伙从我们那里带走，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概不负责任。 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我回到了牢房，发现那纳粹分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 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刚从精神病院 呆了几个月出来。 他到来的第二天，中午时候，人家给我们送来了洋白菜汤。所谓洋白菜，不过 是外表而已，一点点残渣，漂在并不开胃的汤水里。我的新同伴沮丧地望着那淡薄 的食物，沉默了一会儿，说：“唉！犹太鬼，犹太鬼，这些肮脏的犹太鬼，我们遇 到所有这些倒楣的事，都是因为他们的过错！……” 我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他说：“听着，我的老先生，安静点，别说话。因为， 我警告你，在你面前就有一个犹太人！” 他马上安静下来了，道歉说：他是个病人，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一点，我有 机会看得出来，只能好歹忍受这个半疯子同我呆在一起，他是每顿饭都要吃犹太人 的。 接着又轮到了普罗尼纳上校。他虽然外貌大大变了，但一走进来，我马上就认 出他来。以前在情报中心，他负责“红色乐队”初期一切有关我们的问题。 他老了，脸上还可以看出他所受过的痛苦。我们互相拥抱，彼此都想不到竟然 在这个地方相逢…… “怎么，你也在这里? ” “你呢，你在这里干什么? ” 这有点傻里傻气的对话继续了几秒钟。 门又开了，那军官走进来，一把抓住普罗尼纳的胳膊，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 ：“搞错了，你不应该在这个牢房里! ” 搞错了，笑话！这次会面是专门安排的，好让我们看看，对情报部门老人员的 清洗仍在继续进行。以后，同样的情况又再发生，这一次是理查德·索尔格的电报 员克劳森。他是从海参崴来的，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他很消瘦，面带病容， 抽搐着，病得背都驼了，很艰难才直起他那高大的身子。他精神十分沮丧，变得 “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在日本坐了那么多年牢，一回到苏联，又给逮捕起来。 说实在的，对于一个头脑健全的，不受内政部逻辑影响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不能理 解的。理查德·索尔格的遭遇是克劳森告诉我的。索尔格于1941年被捕，1944年11 月7 日被日本人枪决，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枪决1 以后，我又同—个六十岁上下的 人住在一个牢房里。他显得很年青，神态安详，稳当，对我产生很深刻的印象。他 是苏联情报部门留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回来后就被捕。他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超 然自若，好象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陈迹了。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交谈中，我一 向是不谈以往的活动的。我怎能知道在这些“住客”里领导部门会不会安插一个伪 装密探，或者装上一个窃听器，把我们的话都记录下来呢? 监狱的墙尽管很厚，但 阻挡不了秘密传播。在事情发生后很久很久，我才得悉关于温策尔的事迹片断。有 一个军官从1945年便被关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曾经同一个德国军官共住一个牢房， 这个军官以前是同温策尔关在一起的。我通过这个途径得悉温策尔被捕后遭到可怕 的折磨。虽然身衰力竭，几乎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仍然继续希望这个噩梦有个尽头。 另方面，我却没有见到肯特，也没有见到潘维茨。 第四章 活死人的收容所 别了，勒福托沃…… 这一次，囚车离开了莫斯科，开上了一条插进森林里的道路。经过了几小时的 路程，我们到了一座大楼前面。大楼隐没在树丛中，从外面看，一点也不象监狱。 我以前听说过这座十分特别的院子，囚犯在自己中间把它叫做“别墅”，但是直到 今天，我还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一个看守走过来，凑到我耳边说：“这里讲话要 悄悄地说! ” 每个最细微的地方都经过研究来避免发出音响。门不会发出嘎吱嘎吱声，钥匙 在锁孔里转动，一点声音也没有。走廊里没有嗡嗡的回响。人家没有搜我身便直接 把我带到一个牢房里。奇怪的牢房，三步长，两步宽：床翻到墙上，有一块一丁点 大的板子和一张板凳，这就是全部家具了。墙壁是镶着隔音材料的。上面有一个小 窗眼，透进一点点空气来。 静寂！我听见了静寂，绝对，混沌，压抑得你无法逃避。我是半夜到达的，在 其他监狱里，从早到晚，一片喧闹。这里则是无声世界。整夜亮着的灯光照得我两 眼发花。我没法入睡，希望听到一点点声音扰乱这个安静的海洋，但是左等右等郭 是白搭。 我突然惊醒过来，有人在我耳边说话，看守要我起床。 我没有听见他走来，那当然听不见啦，他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门一点吱声也 没有便打开了。 已经早晨了。时间失去了其他监狱里嘈杂的节奏，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便消逝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 我失去了白天，黑夜、流水般时间的概念。谁也不找我，谁也不给我说话，饭 是从小窗眼给我送来的，一个字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牢房是个坟墓，我 已经开始相信我给活埋了．有时，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嚎叫刺破了静寂，穿透了密 封的隔墙，吓得我毛骨悚然。那里，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囚犯正在丧失理智 ……他对死亡喊叫，因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里徘徊。他嚎叫，为的是至 少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怎样去抗拒这紧紧压抑着我的恐怖呢? 从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从这 隔墙走三步到那边隔墙，再三步走回来。必须有惊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挣脱想死的神 经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觉得这种彻底的安静 是一种休息。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睡个够，用不着害怕突然给惊醒，用不着害怕 突然袭击的审判。我习惯了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我的问题，我的担心和我 的理智，再也没有别的对话人了。这些一刻不离身的侣伴使我放心，我坚持得了。 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侦审官和两个穿 便服的人，这是负责检查活死人状况的专家。 那军官对我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样? ”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 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 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 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 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 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 开嘴巴呼喊。时间在过去，我无法知道过去了多少。 我又一次给叫了去，还是那帮子人…… “怎样啦，你觉得怎样？现在你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月啦! ” 两个月！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试图把我压垮！他 们希望我跪倒在他们面前，哀求他们，恳求他们让我出去。他们等待我投降。他们 十分自信，等着看笑话，相信时间是对他们有利的，以为这些日日夜夜在我脑子里 会乱成一团，照此下去，我就会不成人样，就会去舔他们的靴子。照理来说，我所 受到的待遇只能有这种结局，这是隔离的必然结果。可是不！我必须打破他们的乐 观情绪。他们还没有把我打败，于是我向他们高叫道：“如果你们想把我害死在这 里，这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 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 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 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 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 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卡去，我预感到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审讯停止了。人家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里。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给叫到部里去。经 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的目光给一张通告吸引住了，在这种地方，这样的通告确实不 无幽默之处，它宣布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晚会，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演员雷金参加。 晚会的主题是： “请来参加友好的交谈”。 我走进阿巴库莫夫将军的办公室，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他当了内政部长。我一 边走一边还想着通告上的邀请而发笑阿巴库莫夫还是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对 我喝道：“为什么你那么高兴? ” “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看到一张请他参加‘友好谈话’的通告，确实会产生古 怪的感觉。通常，你是习惯于同囚犯进行另一类的讨论的……” 他没有回答这个评论，但是……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情报网中有那么多犹太人? ” “将军公民，我的情报网包括有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犹太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批 准才能参加，也没有什么‘限额条款’限制他们。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对纳粹主义 斗争到底的意志。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西班 牙人、荷兰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我绝对信任我的犹太 朋友，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们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将军公民，犹 太人进行着一场双重的斗争，既反对纳粹主义，又反对消灭他们的民族。对于他们 来说，即使背叛也没有活路，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苏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们为 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灵魂出卖了。” 阿巴库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谈到过的话题。 “请看，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或 者砍掉他的脑袋……” 他接着说，一面流露出遗憾的口气；“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图卡捷夫斯基——柏 尔青反革命策团一道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富贵荣华的人了。可是你搞到 这种田地，就只配进监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务 机关都在找你。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情报网给破获了。有几份北美的报纸说，有些 专家们从我们的作风，看到了‘大首长’的手法。” 这个老差骨自鸣得意，对自己开的玩笑十分满意。阿巴库莫夫又说，“你觉察 到了吗，如果你是个自由人，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啊? 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十 分安全！” 我摆出一个内政部官员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很认真，然后回答他说：“部长 先生，我谢谢您关心我的安全。” “没什么，没什么……唉! 我很清楚，给你的待遇也许不够理想……可惜我们 没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样接待他的特工人员，封给他们爵位，赏给他们豪华的财产 ；我们穷，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给什么……我们有的，嘿嘿，就是监狱… …监狱也不太坏嘛，你不这样认为码? ” 他一点头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现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红色乐队”的活动与这一切都 无关。他们不能饶恕我的，就是我曾经被柏尔青将军选中；那个有勇气放弃办理我 案子的侦审官说了真话，从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 第五章 历史的教训 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 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 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 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 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 我对他说：“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 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 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 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 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面写，一面 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 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 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 没有用处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 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 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没有用处的。1961年，我已经在波兰生活 好几年了，我接到《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电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他对我说，“我同另外两个作家负责写‘红色乐队’ 的历史。我们缺少一些材料，就是关于你在巴勒斯坦所领导的那个‘团结’小组的。” “关于其余的活动呢，”我惊奇地问道，“你知道吗? ”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谈谈。” 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965年4 月，那位记者到华沙来，同来的还有一个代表团， 是来参加犹太隔离区起义二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他告诉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得悉 “红色乐队”的历史的…… “1964年，我去见苏联副总检察官，谈谈我要给《新闻》周刊写的关于理查德 ．索尔格的文章。当时他是个新闻人物……他听我说明了来意，站了起来，走到一 个保险柜前面。 他对我说，‘理查德·索尔格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份 记载，是关于一个情报网的历史的．这个情报网也曾作出很大贡献……’副总检察 官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有一叠纸……‘这就是笔记，’他接着说， ‘但是我得事先对你声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是不能发表的。’我问他这个 情报网的领导人是谁，他回答道：‘特雷伯。’你想想我当时是多么吃惊啊……我 很感兴趣，便给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中央委员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由三名作家 组成，其中有我在内，负责准备一份关于‘红色乐队’的材料。可惜这个材料没有 能够发表，因为东德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谈论柏林组的事情还为时过早。” 这样，我当时寄给检察官的小纸头并没有丢失。在苏联，文件档案是永存的， 要是有一天把它们都打开的话…… 我还没有到获得释放的时候。斯大林监狱的生活开始了……我住过好几个。但 在所有监狱中，给我印象最不坏的是布蒂尔基监狱——这是卡特莲娜二世时代的一 座兵营改建的，房间很大，空气流通，明亮。卢比昂卡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给迁到 那里去。这是个很明白的迹象，说明镇压正在加紧进行。斯大林身体力行俄罗斯的 这句老谚语： “圣地是永远不会空着的”……内政部根据斯塔汉诺夫的定额来工 作。在高墙和铁丝网后面，关着国家的优秀人材。镇压浪潮一浪接一浪，把工程师， 军官、作家，教授都冲进了监狱。 从冷战初期——1947年——斯大林便打击他认为过于温和的人，因为一旦新的 世界大战爆发，他们不能适应情况．在暴君眼里，少数民族就是那出名的“薄弱环 节’，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军队再一次遭到清洗。 事实上，斯大林大元帅——阿历山大一世以来最有天才的战略家——越来越难 以容忍“柏林的胜利者”朱可夫将星的光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邀请 朱可夫元帅访美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朱可夫成了对手，竞争者，总之成了一种 威胁。于是这位功名显赫的将军便被任命为……敖德萨驻军司令。他左右的所有军 官都走进了监狱。“薄弱环节” 中最受嫌疑的犹太人，1948年遭到了镇压。被清洗的人的队伍扩大了，席卷了 那些“累犯”，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战初期从集中营放出来从事军火工业的工程师 和科学家。然后，然后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他们犯了清白无辜的罪！ 当然，也有一些确实犯了罪的囚犯，但只是一小部分，有弗拉索夫和他的参谋 人员。他们投到了德国人一边去，组织了一支所谓“解放军”，有盖世太保分子， 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了累累罪行；有白俄，他们拿起了武器反对红军。 所有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敌分子。这些喽罗就在他们犯罪的地方遭到了审 判。 除了这些人以外，我所遇到的囚犯都是绝对无辜的公民。关于他们中间的每一 个人，都可以写一整本一整本书来叙述这些年来，他们对党和对苏联所作出的牺牲， 以及忠心耿耿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奖赏都是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监禁。每一 个人的历史，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典型的。 但在清洗的大旋风里，这些人的命运又多么相似啊。 我感谢“各族人民的好爸爸”使我能够同苏联优秀的知识界来往。在卢比昂卡， 勒福托沃，布蒂尔基，大多数时候我都遇到了这样的人，他们模范的，吸引人的一 生，使我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添了不少见识。 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在斯大林监狱里会见过一些怎样的特殊的人物。 第六章 斯大林监狱中的意外相逢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溃退，我在监狱里跟在一起的高级军官谈话，知道了不少关 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苏联军人都起过誓永远不活着落在敌人手里，都应该把最后 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但是作战并不是靠起誓就行的。攻势一开始，德国国防军就包 围了整师整师的苏军。许多土兵能够逃了出来，但是也有很多被俘虏了。这些人就 犯了罪，因为他们没有自杀。另外一些人穿过敌人的战线回到红军方面来，但却受 到了指责，说他们是间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我曾经同三个将军‘在一个牢房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其中的一个从内战时期就 参加了红军，那个时候他还很年青，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指挥一个哥萨克师团， 被敌人孤立和包围了。他身负重伤，但居然逃脱了，躲在农民家里，农民偷偷给他 养伤，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恢复健康后，他经过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友军的战 线。人家却马上审问他：“为什么你回来了? 德国人给了你什么搜集情报的任务?" 他震惊得呆住了，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捕了，下场是卢比昂卡…… 我的第二个难友，内战时期便加入了共产党。大战开始，他已经当了师长。在 德军步步进逼下，他的部队奋起抵抗，但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个师不久就被歼灭 了。师长带领着一小股士兵，插进森林，建立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战斗了几个月。 他的基地后来暴露了，受到了袭击。师长和两个同伴侥幸逃了出来，在游击队的掩 护下，他终于回到红军的队伍。由于有进行间谍活动的嫌疑，他被逮捕起来。他犯 的大错误，就是没有死，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第三名将军遭到监禁是毫无道理的。他的罪状是战时曾经在朱可夫的参谋部里 工作……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这三个将军并不灰心丧气。他们一直坚持共产党员的态度，对于我们的看门狗 的训斥，毫不理睬。他们保存着镶着红星的皮帽子，我还记得他们怎样消磨时间， 没完没了地玩他们用面包心做的多米诺牌。 有一天，一个新的看守——顶多是个士官长——走进牢房来，勒令囚犯站起来 向他敬礼。那三个军官继续玩他们的牌，其中的一个连身也不转一下，说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红军的将军要在一个士官的面前站起来的? ” 这士官只好罢休。以后，他总算接受了这个教训。 要是不玩多米诺牌，我们便长谈时事。我那三个同伴，有一个最有政治头脑。 他很明白他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的意外事故，不是因为内政部的某一个密探过分卖力 气而造成的。 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内政部剑子手们所作所为是得到斯大林本人同意，主 使、鼓励和指挥的。” 证据多不胜数，可以互相对证，刻画出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镇压的可怕情景。 例如那个将军告诉我的故事，是两个犹太医生的经历。他俩是亲兄弟，在白俄罗斯 的一个军医院里工作，在德军的进逼面前，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当主任 医生的那个下不了决心抛弃他的伤病员，就决定留下来，在敌人占领下，继续照顾 他们。这样，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不愿落在纳粹手里，便和 医院的其他医生( 除了他兄弟以外) 逃走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战后，这两个犹太医生都被逮捕了，主任大夫被控同敌人合作，另一个被控临 阵逃走和抛弃他的伤病员。 真是辩证法万岁！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个党员还给我讲过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惊人的招待会。他被 捕前，当过翻译——他的俄语说得很好——当时，他国家的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访 问。罗马尼亚党的总书记乔治乌·德治亲自前来同苏联的领导人会谈。他们讨论了 一整天，晚上，斯大林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一个亲切的宴会，翻译员也参加了。 宴会后，气氛是十分轻松愉快的。斯大林快活地走到乔治乌·德治身旁，友好地搭 住他的肩膀，说：“你听着，乔治乌，你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但是你仍然头脑十分 简单。你还懂不了什么。可是你却领导一个国家，你就象一个排长要去指挥一个军 团。你要想吃得消，那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与会的人在这种粗暴的侮辱下， 震惊得酒也醒了，谁也不敢再开口。对斯大林的这番话，他们只好解释说，这是因 为这位“说笑不笑的大师”十分幽默，他开玩笑开得同他摆弄马列主义理论一样高 明。瞧，这就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关系！ 我另外的一个难友是个波兰老党员，他居然逃脱了1938年的清洗，这简直是奇 迹。他给我叙述了斯大林的另一个招待会。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945年 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波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那时他们即将建立波共的新领导机 构。斯大林同他们握手，闲聊起来，并问道：“战前，波兰共产党领导有个妇女叫 科斯特尔齐娃，人很聪明，忠心耿耿。她现在怎样啦? ” 在场的党员你看我、我看你，望着自己的脚尖，不知所措。科斯特尔齐娃同波 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都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清算了。这个“清算共产 党人酌大师” 往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以便更好掩饰他在清洗中应负的沉重责任。他在贝拉· 库恩事件牛就把执行权力下放，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了。当时是马努伊尔斯 基负责搞这些肮赃的勾当的。 这里还有斯大林儿子的精神病大夫的故事。 1949年，也许是1950年，我有一个同房难友是苏联一个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 他是犹太人，出生于维尔那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长的助手。 很年青的时候，他便脱离了他熟悉的环境，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完全归化了。从语 言上，风俗习惯上，文化上，他都觉得自己是个俄罗斯人。战时，他入了伍，在解 放波罗的海国家韵那支军队里领导卫生工作。解放时，这个有名的精神病大夫成了 斯大林儿子的私人医生。他叫华西里，是大元帅的小儿子，二十三岁便当了将军， 本来是个不怎么样的飞行员。他慢性酒精中毒，已经成了全苏联的笑柄。那位精神 病学家负有把他治愈的雄伟任务，以后，内政部的那些先生们认为他事情知道得太 多了，就决定把他逮捕。在历次审问中，从来不提斯大林儿子的问题；但却控告他 有“犹太沙文主义”。证据呢? 当红军开进里加废墟时，成千上百的孤儿，自生自 灭，饥饿，一无所有，结成一帮一帮的青少年犯罪分子。负责这个地区的将军建议 这位精神病学家设立一个流浪儿童收容所。他实实际际地负起这个工作，并且大部 分收容犹太儿童。内政部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责备他按犹太沙文主义办事。他们说 ；“显然你偏爱犹太孩子而排挤其他孩子。” “一点也不! 犹太孩子之所以比较多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家庭受害更重! ” 审讯带上愈来愈浓厚的反犹色彩。在填写他的档案卡片时，侦审官问他说： “民族? ” “俄罗斯。” “你不是俄罗斯人，你不过是个臭犹太! 为什么你隐瞒你是哪个民族的? ” 这个精神病大夫平常多么善于治别人的病，这时却丧失了勇气。由于治疗斯大 林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儿子，他遭到了判决，无处上诉。他的侦审官换了人，于是又 重新审问他的身世；“民族? ” 这一次，我的同伴回答道：“犹太！” 侦审官照例骂得他狗血喷头：“你自称犹太人难道不害羞吗? 要知道你自己是 俄罗斯人啊！” 那请神病大夫反驳说：“我是在这儿监狱里才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我属于这样 一个民族一点也不害羞，这个民族曾给了人类耶稣基督、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如果 你不让犹太人加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活该！到了人类取消国家，种族和民族 之间的区别那一天，我们犹太人，我们将第一批表明我们的国际主义。” 审问完了，他回到牢房，把他讲过的话告诉我，觉得十分自豪。这个场面使他 想起了那一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寄给他父亲。他父亲回信说：“我对你的 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会有一天，人家不再使你 感觉到你坐错了车，说这辆车不是为你这个犹太人开的。” 他的身体愈来愈坏了，他消沉，不再斗争了，逐渐变得听天由命。由于病情严 重，人家把他迁走了。后来，我从卢比昂卡的女大夫那里得悉他死了，患的是心脏 病。 1948年我十分幸运交上了一个难友。他先前在海军当大夫，年纪五十岁上下， 能说能笑，身体壮健，情绪乐观，充满幽默感，说话十分风趣。他带来了一股轻松 的空气，我甚至说一股快乐的空气。他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题目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战时，由于他懂英语，所以给调到莫斯科海军部做联络员，同一队美国医生打 交道。胜利后，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 美国间谍，这是当然的了。证据呢? 在 第一次审问时，侦审官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挥动着这个大夫的一个美国同事写给他 的信，上面一开头就写着这两个字：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 。 “亲爱的朋友，”侦审官认为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便得意扬扬说，“这是什么 意思? ……‘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间谍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难道美国人写信 给我会叫我‘亲爱的朋友’吗? 不！可不是吗！……” 无可辩驳的逻辑！如果荒唐无稽积重如山，那么只有幽默能够把它搬掉。我的 朋友始终不渝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却很痛快。我们从刚来 的囚犯那里知道苏联承认了以色列，并且派军官去整编以色列军队。我那位医生当 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去捉弄那个侦审官。有一次审问他时，他要求说：“与其把我留 在这里，不如把我送到巴勒斯坦去，我还可以为国家做点工作。” “派条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 我们派到那里去的，都是最好的军官，久经考 验的。”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集中营天地里是唯一的消遣，帮助我们抵抗、坚持。因此， 我们从这个角度欣赏我们的同伴。在漫长得没个完的灰色的日子里，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他，他还是那么幽默，一点也不减当年。他之所以 能活下来，就全凭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所遇见的并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说 过，在无辜者的海潮里，也有一些坏蛋落在内政部的罗网里。由于幸运的巧合，在 昨天的一大批敌人里，我遇见了几个有趣的人物，他们是以同等的名义同我住在一 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左右，门开了，看守把一个穿得很好的军人带进来，在半明 半暗中，很难认出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自我介绍说：“富荣将军”， 日本的满洲关东军参谋长，他是在战争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从一个集中营带来， 以便让他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犯审判时出庭作证。 头一天开饭的时候，他看看给他送来的饭，便要求见监狱长。 “我有严重的胃病，”他解释说，“我吃不了这种食物。” (我从来没有见过 更好的饭食了，因为同我关在一起的军官可以吃到军官食堂的饭) 但是富荣抱怨说 ；“我吃不了这些，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每天有几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纵声大笑。战后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监狱里！这 等于要到北极去找桔子…… 富荣只好放弃他的香蕉饮食计划了，但是人家给他特别做饭。当然我们不懂日 本话，监狱的领导以为我们不懂英文，由于害怕富荣把他受审经过说出来，所以才 把他放到我们牢房来。这些牢头禁子的算盘打错了，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军官和我 都懂得莎士比亚的语言，尽管我们讲得不好。几天后，我意外地听见富荣讲起法语 来，并且得悉他曾任驻巴黎的武官。于是我们交谈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你知道点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情况吗? ”我问他说。 “当然知道，在索尔格问题爆发时，我是副防卫相。” “那么，为什么索尔格1941年被判处死刑，而只是到了1944年11月7 日才被枪 毙呢? 为什么你们当时不提出来把他交换呢? 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开战啊。” 他急忙打断我的话说：“这完全不对头，我们曾经三次向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建 议拿索尔格同一个日本犯人交换，我们三次都碰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不知道有 理查德·索尔格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理查德·索尔格这个人? 可是当时日本报纸大谈特谈他同苏联武官处的 关系。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曾经把德国的进攻事先告诉了苏联，他在莫斯 科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透露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使苏联能够从西伯利亚调回 整师团整师团的生力军…… 人们宁愿让理查德·索尔格给枪毙，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 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这就是理查德·索尔格 同柏尔青将军交好的代价。自从柏尔青给清算以来，他就受到了嫌疑。对于莫斯科 来说，他不仅是个双重间谍，而且是个托派。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发来的密码 电报都没有译出来，直到情报中心终于发现他提供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才 改变了态度。他被捕后，领导上就象扔掉了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新班子的政策。 莫斯科听凭日本人在1944年11月把理查德·索尔格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枪毙 了。我觉得特别痛快的是今天能够向全世界揭发这种伪善的态度。索尔格是我们的 人。那些借刀杀人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他据为已有的。 历史的又一个见证……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身材短小，消瘦的面容加深他刚毅的 表情。他说出了他的姓名，可是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也一点没有引起我注意。 后来听到他开始谈他的生平，我惊了一下，猛地想起来了：这是弗拉索夫的助手! 这个人的遭遇多么离奇啊……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还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年青军官。他狂热地反对布尔 什维克，对于革命胜利，怀恨在心。以后他参加了红军。时间并没有能够平息他对 现政权的仇恨，他耐心地等待时机。德国的进攻使他高兴若狂。战争一开始，他便 想投到对方去。当弗拉索夫按照德国人的意旨建立起这支出了名的“俄罗斯解放军” 时，他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 可是大失所望！这个向往旧沙皇制度的人，由于相同的思想意识而投到纳粹的 一边，却发现弗拉索夫的军队是个骗局，主要是被德国人利用来进行宣传而已。他 当了弗拉索夫部队的政委，徒劳无益地想给他的人灌输些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哪知 这些人是迫于饥饿而投到敌人的旗帜下的。要么就在集中营里慢慢饿死，要么就穿 上“俄罗斯解放军”的制服，于是红军许多被俘的士兵便选择了苟延残喘的道路。 弗拉索夫的助手给我们讲那些人怎样在第一次较大的交战中就成批地开小差投 奔红军。一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空军部队起飞了……却飞到了苏联的机场。 即使是在弗拉索夫的参谋部内，那些军官主要是一些投降的人，而不是死心塌 地的人，他们主要赞赏的是酒，而不是《我的奋斗》。经过了几个月， “俄罗斯 解放军”的司令部变成了一帮兵痞子，他们才不关心解放什么地方呢！弗拉索夫的 军队毫无军事价值可言，德军最高统帅部便把他们调到被占领国家去执行镇压任务。 弗拉索夫的助手在他上级和参谋人员接受审判的整个期间，都同我们住在一个 牢房里。这位老先生先前有多么狂热，现在就有多么无耻，每天晚上他都给我们讲 述白天过庭的情况，他讲得很客观，自己觉得很有趣，好象他不是被告，而是个观 察员。 他告诉我们说：第一天，一开庭，弗拉索夫就表示要发表个郑重声明。他摆出 英雄的架势，提高嗓门，对他的法官喊道：“无论你们作出什么决定，我都要进入 历史的！" 法庭听了他的慷慨陈词，默不作声，突然被告席上传来了一个尖细的声 音：“是的，不错，你是要从屁眼进入历史的! ” 这就是我们这位老先生，弗拉索夫以前的助手，他打定主意要开玩笑开到底。 他被判绞刑，宣判后，法官问被告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这个活宝站起来，煞有介事地对法官说：“我有个要求要提出来，我恳切 地请求法庭不要把我吊在弗拉索夫旁边！” “那为什么呢? ”法庭庭长惊奇地问道。 “这会显得很滑稽，弗拉索夫那么高大，而我却那么矮小。这就势必破坏这个 场面的严肃性。” 人家来找他把他带到死囚的牢房去，他同我们握手，向我们声称：“我过去和 现在都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我只后悔一件事情：就是落在弗拉索 夫军队这个粪坑里……” 他讲这话，是心中有数的。 除了这个弗拉索夫的助手和其他许多人，在囚犯的世界里还不停地遇到意想不 到的人，使我惊讶不已。我同新囚犯认识的过程总是差不多的：门打开了，出现一 个新面孔，一个新的身影，几秒钟内集中注意力，设法记起个什么名字。 搜索点什么回忆，观察他到了我们这儿的一举一动，一见面就产生的印象，一 般是错不了的。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过去他曾经是我们的人吗? 虽然上了年纪，他 的高个子还是笔直的，模样仍然很英俊，他穿的衣服同他高贵的举止适成对照。裤 子太短，腿肚子也露出来了。披在身上的褂子太宽了。他好象走进“上流社会”的 客厅里，走到我们每个人跟前，轻轻地点点头，用讨好的声音自我介绍。 他走到我面前来，于是我听见说，“维塔利·朱金……” 我望着他，十分诧异：“维塔利·朱金，‘黑百入团”的团长? ” “就是他本人。看来你是读过莫斯科出皈的那本关于我的小册子了，但是当心， 这同事实相去很远。” 我接着说：“我要马上告诉你的是，我是犹太人。” “在监狱里，我们没有什么要彼此隐瞒的，但是我要向你指出，多年以来，我 已经不再反犹了。1935年，我在巴黎共济会的一个分会做过报告，题目是：为什么 我不再反犹了。” 朱金就安置在我旁边那个铺上。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给我谈他的生平…… 战争初期，纳粹把他请到柏林，要他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但是这个 倾向法西斯的反动派，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却拒绝了，他认为德国人并不关心俄罗 斯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而是一心想要占领大片领土。整个战争期间，朱金隐姓埋 名，生活在南斯拉夫的一个小村子里。希特勒匪帮溃败后，他决定返回苏联。胜利 激起了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虚荣心。他留恋他的故乡，准备在那里度过他的晚 年，即使在监狱里也好。 他前往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使团。内政部值班的军官惊奇地望着这个自愿投案 的人。他查看一张名单，看看要追缉的人里面有没有朱金，结果名单里没有他。那 军官便回答他说：“你可以走了，我们不认识你。” 但是，他并不罢休，第二天他又来了。有一个上校坐在办公桌前面。朱金一说 出姓名，他就站了起来，扑上前抓住朱金，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吼叫道，“朱金 原来是你，就是在俄罗斯组织屠杀犹太人的那个家伙? ” “黑百人团”团长还是那么安静地回答说：‘终于有人认得我啦！” 人家把他押上飞机，送到莫斯科。于是，他这个一辈子梦想当飞行员的人便在 贝尔格莱德到卢比昂卡的航线上，接受他的空中洗礼。 接着就是对他进行侦审 ……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侦审官说：“你何必跟我浪费时间呢，把我放到一个单人 牢房里，我就把我的历史和我反对苏联的罪行全都写出来。” 他把几百页纸写得满满的。每一次他被传去受审，房子里都挤满了军官来听他 的“报告”，居然也有一种侦审是有教育意义的！朱金对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历史 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作为‘黑百入团”团长，他同其他两个人参加了各党派的 代表团去要求沙皇逊位。尼古拉二世当时正在下棋，不愿受到干扰。但他一听到来 访的目的，他就放声大笑，‘好啦，总算完啦！” “有什么办法呢，”朱金又说，“这是俄罗斯王朝的最大一个混蛋！” 朱金的政治思想确实古怪。他常常发表议论，谈他最喜欢的题目：俄罗斯的伟 大。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全球帝国，它实现了俄罗斯人世世 代代渴望的目标。共产主义象个疣子，是要消灭的，但是帝国将留存下来。可惜斯 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沙皇，他却具有沙皇的一切品质！你们这些共产党人不懂得俄 罗斯的灵魂。人民差不多象需要宗教那样，需要有一个他们能信得过的父亲来带领 他们。唉，要是斯大林不是个- 布尔什维克就好了！” 朱金把他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斯大林帝国的伟大上面。 “我不愿得到释放，”他说，“因为无论什么地方，人家都会象你那样对待我 的。我希望给我一个牢房，让我可以继续写书，论述我们国家的历史。” 他这个顽固的反犹分子，鼓动屠杀犹太人的家伙却比共产党战士早得多获得释 放。当局在一个乡村里拨给他一座别墅，直到今天他仍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不知 疲倦地歌颂斯大林政权…… 在这漫长的黑暗的旅途上，以上的相逢不过是一些歇歇脚松口气的地方，是单 调日子的一点调节。在几页的篇幅里，我回顾了这些浪费我生命的岁月……关于我 的铁窗风味，我就只记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余的千篇一律的千百个日日夜夜， 却在我脑子里溶化了。希望随着岁月而消逝，每天千百次地重复同样的举动，忧心 忡忡地看着时间无可挽回地损失掉，这就是囚犯永恒不变的生活。有什么可讲的呢 ?这一段时间给我们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生活， 所能顾得到的只不过是怎样能够死里逃生。 第七章 获释 1953年3 月初，卢比昂卡的制度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 牢房的气窗给封死了。有十天时间，散步也取消了。看守们摆出一副丧门神的 脸。我们互相询问：是不是爆发了新的战争呢? 有一天，礼炮响了。我们牢房里的 军官听得出这是举行官方仪式放的炮。是喜事呢? 还是丧事? 看看我们看守的那副 嘴脸，我们认为是第二种情况居多。然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 去了……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囚犯告诉我们说斯大林死了。囚犯们的反应各有不同。 这儿没有一个人怀念斯大林，但是有些人害怕制度会变得更加严厉。 这种担心加剧了，因为又把我们迁到勒福托沃去。5 月，我被召到监狱长那里 去。 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给上级当局写信，要求修改‘三人委员会’的决定。” 我提出了申请，就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写了报告，送交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亚， 他是负责国家保安口的。两个月过去了。7 月份，我又写信给监狱长，问他为什么 我得不到答复。第二天，他叫人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把我的申请拿在手里…… “我接受你的申请，但是为什么要送交贝利亚呢? ” 我茫茫然瞧着他，说，“可是，照例不是那么办吗? 我应该向谁写申请呢? ” “向内政部长或者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我回到牢房里，带回来这条 新闻：贝利亚失势了，他不再领导保安口了！囚犯们猜测纷纷，估计前途。8 月份， 我们又给带回卢比昂卡，又过了两个月，到了1953年底，我被召到部里去。我又重 新走那条我走过好几次的路，当时是到阿巴库莫夫的办公室去的。 多么想不到啊：坐在桌子前面的是个老将军，秃顶，蓄着胡子。我走进去，他 便站起来，十分友好地同我打招呼：“请坐，卢·扎查雷维茨。” 我吓了一跳，多少年来谁也不这么称呼我了！ 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问我道：“这几年来，你看到报纸吗? ” “报纸? 不，当然看不到! ” “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几周前才当上内政部副部长。 我是捷尔仁斯基的亲密战友。但是我放下了这工作，因为我不适应。我给你准 备了几份报纸，你先看看，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请忘记你是个囚犯。” 老将军叫了茶和三文治来，还递给我一份1953年1 月13日的报纸。头一页的标 题是：《卑鄙的间谍和凶手伪装为医学教授》。下面是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最后一 页是塔斯社的一条公报，概括了“白衣战士的阴谋”。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保安机关发现了一个医生搞的恐怖组织，专门用毒害的 办法来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接着是九个名字，包括六个苏联著名的犹太教授。 公报指出说：“这个恐怖组织的大部分人是同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有关 系的。” 老将军很注意我的反应，等我看完了就问：“坦白地说，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 看法? ” “滑稽，如果有人要暗害领导人，他们应该去找专家，而不是去找大夫。” “一点不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查明了真相，可是，唉，太迟了……” 他把1953年4 月4 日的《真理报》递给我。第二页上刊登了内政部的一份公报， 宣布，“现已查明，被告的口供，承认犯有被控的罪行，是前国家保安部的调查人 员逼出来的。他们使用的侦讯办法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和严格禁止的。” 老将军把报纸拿回去，然后给我指出用黑边框着的那一期报道斯大林逝世的标 题。我把报纸推回去，没有说出我们已经知道这消息了。 他又拿出1953年7 月的一份《真理报》来，上面说：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 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解除他在内政部的一切职务。 老将军对我说：“部领导决定要重新进行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于第一批复 查的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 我把这话带了回来，牢房便沸腾起来。每一个人又都有了希望，这是有道理的。 几天以后，我同房的一个犯人、一个将军，被叫到侦审处去，在那里，人家告诉他 将要重新审理他的案子。 在这一时期，清洗工作全面展开。新任内政部长塞罗 夫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他主持这工作。6 月26日解决了贝利亚，那个结着鲜艳领带 的阿巴库莫夫也被捕了，白衣战士阴谋的“发明人”里乌明也被逮捕。 1953年12月，一个新的侦审官办理我的案子。审问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大白天 ：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说的话也完全变了。负责的军官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 历史，不再讲什么“情报网的特务”，而是说“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英雄”。 1 月份，复查工作结束了。侦审官先告诉我，他把结论送交苏联最高军事法庭， 不久后，我就可以获得释放。 2 月份，我被转移到布蒂尔基监狱的医院去。其他被囚禁的人，凡是得到复查 的，也都送到那里去。好几个星期以来，医生设法使我们恢复健康，由于监禁和营 养不良，我们的身体受到了摧残。当我们回到监狱去的时候，牢房变得象旅店的房 间：食物丰富，有书籍，有报纸，看守服务周到得象咖啡店的侍应生。……时代变 了。 2 月23日，我被叫到部里去。一位将军祝贺我的五十岁生日和红军节。三个月 以后，1954年5 月23日，我又给召到内政部去：我受到隆重的接待。有一个军官向 我宣读最高军事法庭的决定：我完全恢复名誉，过去对我所提出的一切控诉都被宣 布为没有根据的。 这些话慢慢才能印入我的脑子，并反映出来。意思是：我即将出狱，恢复自由， 同亲人重逢。一只无情的手抓住我的心脏。与其说我在说话，不如说我在嘟哝出几 个字来：“我家里人呢，他们怎样啦？” “请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一个军官会把你带回家的。过一天，情报部门的领导 将接见你，同你解决一切物质上的问题，以表示感谢你对苏联作出的巨大贡献，使 你们一家人能象样地生活下去。” 他把决定释放我的记录递给我。我签上名，望望那位老将军，问他说：“没有 什么别的要签字了吗? ” 我知道，一般获释的囚犯都要签署一个文件，保证对他被监禁期间所发生的一 切事情保持缄默…… 老将军的脸变得通红…… “没有，绝对没有！你有权利，甚至有责任把你在这些悲惨岁月里的经历告诉 大家。我们再也不怕真理，我们需要真理就象需要氧气一样。” 可惜，这个“百花”运动并没有继续多久，又不许讲话了。但是，在这1954年 的5 月里，我听见这些话十分高兴，这本来是我一生的行动指南。关于全面真理的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得实在太晚了。如果把自己的王国建立在撒谎和作假上面，那 么真理的道路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事情办完了。在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我离开了卢比昂卡。 我是在九年又七个月以前进来的。 我同光明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是奇怪的。我有点象个喝酢了的人。走路艰难。眼 睛好象蒙上一层纱。我很难找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是没有铁栏杆挡住的。 我们坐上一部汽车，马上开走了。我老是想着一个问题，它啃咬着我的心头； 我家里人在我们见面时会怎样呢? 我的儿子还认得我吗? 露芭呢? 他们已经接到我 获释的通知吗? 我们的车开了一段时间，到了巴布奇金小村庄，离莫斯科有十一、 二公里，我们停在那普鲁纳娅街22号前面。 “就是这里。”那上校对我简单地说。 我走下来，车又开走了。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以便有喘口气的时间，平 息一下十分激动的心情，同时看看自己那副打扮：我手里拿着个包袱，穿着难友借 给我的裤子和绒衣，活象个流浪汉。我被捕时所穿的那套衣服穿了那么多年，早已 磨破了。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就只剩下一件大衣，在冬天的寒夜，曾经帮了我的大忙。 到了门牌22号，我问一个住客：特雷伯一家住在哪里? 那个人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 番，然后用一种半好奇、半敌意的口吻对我说：“大楼后面的那个板房里。” 板房? 那么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只能让他们住在一个板房里。我绕 着大楼走了一圈，到了一间小木屋前面，真叫作家徒四壁！我慢慢一步一步地走到 那房子跟前，敲敲门。一个年青人出来开门：是他，埃德加，我的儿子。 他不认得我，对我怀疑地看了一眼。我知道我这次回家不会是平平静静的。我 自由了，但是我后来没有想过，要重新赢得我的自由会那么困难。我抑制着我的感 情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给你们带来他的消息。” 他凝视着我，摇摇头：“你弄错了，我们已经没有父亲。他在战争期间牺牲了。” 我觉得双腿发软，只有作出超人的努力才能保持常态：“你的哥哥呢，他不在 吗? ” “不在，他在莫斯科，晚上才回来。” “你妈妈呢? ” “她在外省。” 我觉得很疲倦，很疲倦；我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讨厌的陌生人。 “我很累，”我对他说，“我能不能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会儿呢? ” “请吧，就在床上躺躺吧。” 埃德加给我送上杯咖啡便走了。于是我陷入深深的无边的绝望中，我经受了所 有那些考验，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现在我觉得完了。我感情冲动得思想十分混乱， 觉得眼泪顺着腮帮子流下来。我热爱的人把我当做外人，这个无情的思想折磨着我， 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剧烈的绞痛。一连好几个小时，我啜泣得象个小孩。有时我想安 静下来，说服自己，抓住一点什么希望，但都没有用处。我什么也没有了，我丧失 了一切。 我就这样躺在那里，后来听见外屋门响，在隔壁房间里有人窃窃私语。我站起 来，把门稍稍打开：我的大儿子米歇尔刚刚回来。我走到他前面，并且很费劲地嘟 哝出几个字：“你好，你还认得我吗? ” 他久久地打量着我，思索着，然后回答说：“不认得，对不起，先生，可是我 记不得曾经见过你……” 他也这样…… “这样吧，”我尽量加重语气对他说，“你回忆回忆你的童年……” “你这么一说，真的，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后来，米歇尔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他觉得他面前的那个人隐隐约约有点象他父 亲，但是这个头发灰白、面带病容的老先生，同他想象他父亲的样子只是模模糊糊 有点相似而已。 另外，官方不是已经正式向我家里人宣布我已经被纳粹杀害了吗? 我竭力保持 平静，对米歇尔说，“我是你父亲，十年前我就回到俄国了．在牢里关了十年了， 刚刚才得到释放，回到你们这里来．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 “只有一个，”他回答我说，“为什么人家把你判刑了呢? 在我们国家，清白 无辜的人是不会一坐牢就坐十年的。” 我无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十分苍白。我从口袋里拿出 一份文件，把它递给我的儿子．这是苏联最高法院的一份声明，证实所有对我提出 的控告都是没有根据的，我得到彻底恢复名誉。 米歇尔阅读着，默不作声，脸上表情变了…… “现在，”我对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互相拥抱了吧……” 他走过来。我把他搂在怀里，终于…… 我感觉到沉浸在一种极其甜蜜，极其强烈的欢乐中。我急切地想知道：“妈妈 在哪里呢? ” “她两天前到格鲁吉亚去了。她是流动摄影师，每次外出三个星期，然后带钱 回来养家。我就去拍封电报告诉她……” “爸爸归来，速返。”露芭收到这封电报，还以为是保 安部门的挑衅呢。她无法相信我回来了。但是她又觉得不能永远排除这种可能 性，所以借了钱做路费回来。火车都满座了。她便把电报给一个司机看，这个司机 很理解她的处境，便让她坐上铁路工人的专坐车厢．露芭终于到了……分别了十五 年，我们的头一眼包含的意思要比一千句话还要多。快乐的泪水，混杂着无限的哀 伤……无论怎样恢复名誉都无法弥补这些失去的光阴。这是肯定无疑的，因而更加 剧了我们的哀愁。 这失而复得的幸福在我看来是多么靠不住啊！……我象在梦中度过这些时刻， 而无情的现实随时都有可能打破我的美梦。 以后，全街的人都奔走相告：“露芭的丈夫回来了！” 邻人们，好奇的人以及无处不有的密探都活跃起来。许许多多的手向我伸出来， 我不得不解释，叙述…… 又过了几天，门口来了一辆华丽的轿车，一位上校走进来告诉我说，军事情报 部部长叫他来请我到情报中心去。我去到那间办公室，就是当年，1937年，柏尔青 将军接见我的地方。一位上了年纪的将军走过来，十分热情地和我握手，并且对我 说：“哦，你这才来了，总算来了。” 他的这个开场白有点出乎意外。我不免有点激动，问他说：“为什么那么多年 来局长没有给我辩护? ” 我的问话，他听了发笑。 “谁能给你辩护啊? 我们都在你呆的地方呢。一直要到斯大林死了，我们才把 那一帮子人请开。就是他们负责把国外工作的人一回到苏联就抓了起来。我们在监 牢里度过的岁月应该认作是对敌斗争的岁月。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才五十岁，年 纪还不大。我们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你的健康，同时我们要在莫斯科中心 区给你搞一个套间。我们已经向政府提出申请，为你以往出过的力给你发津贴。现 在你打算干什么? ” “就是我在1945年想干的事：回我的祖国波兰。在巴黎解放那一天，我的情报 工作已经结束，以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那位将军迟疑了一下，又说：“你的孩子们都是在苏联长大的。在苏联住下去， 不是更合适一些吗? 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不，我仍然是波兰公民。在我的国家，三百万犹太人在战争中丧失了生命。 我应该回到剩下的少数犹太人中间去。 他们都是大屠杀的虎口余生。” 他祝愿我一切顺利，我就向他告别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情报部门打交道。从 这一天起，我在国外为苏联搞秘密工作的经历就要深深地埋葬在我的记忆里。说来 也怪，在我看来，我一生中度过的这一阶段应该算作是史前的事情。 情报中心负责人确实履行了他的诺言。我在疗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再过几个 月，我们住进了一个套间。为苏联立过功的生活费发给我了。在我的工作手册上， 我当囚犯的年代都算作积极搞情报工作的年代。 那一次出差真是非常特殊的差事！ 第八章 回到华沙 我的经验告诉我自由是很难获得的，并且，在吃了苦头之后才知道：并不是重 新获得了自由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活了……战争时期，我对纳粹进行了斗争。但是， 我刚刚踏出斯大林政权的监狱大门，便发现过去促使我们进行斗争的原因，许多战 友牺牲自己性命的原因，依然如故，原封未动。 虽然纳粹大发淫威，虽然死亡集中营被揭发出来，虽然千百万人的尸体堆积如 山，可是反犹太主义并没有从此罢休，反而在苏联比在其他地方更厉害。 在我被囚期间，从传到我们那里去的消息，我了解到犹太人所受的迫害。我获 悉：1948年，除了爱伦堡以外，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遭到了逮捕。1947 —1948年同以色列一道作战的志愿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加上了叛国罪，投进了监狱。 在卢比昂卡，一名高级人物告诉我，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斯大林在克里姆林 宫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参加的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军队的最高政治委员彻巴 科夫和其他几个人。这个会议是高度机密的，讨论中心是犹太人问题。斯大林自己 提出了这个问题；战后如何逐渐削弱犹太人在国家机关里的地位？怎样才能不让战 时到西伯利亚逃难的成千上万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 这些地方的居民不欢迎犹太人? 彻巴科夫问斯大林：“这些措施是否适用于军队? ” 这个独裁者回答说：“首先适用于军队。” 我在狱中又获悉，有一条机密的通令曾经发至党内所有干部，要求他们执行这 些新指示。1952年8 月12日，有二十五名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遭到枪决。在斯大林 临终前几个月，爆发了克里米亚事件。经过是这样的：共产党内的一些犹太老党员 ‘曾经建议在克里米亚地区重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区。 他们遭到逮捕，并被控企图在克里米亚制造分裂。斯大林逝世并没有丝毫改变 犹太人的处境。1955年初，我决定就这个问题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备忘录。我写道 ；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清除以后，仍然存在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由于得不到答复，我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备忘录。我相 当痛心地看到党内有些犹太老党员并不愿意支持我的行动。犹太局的领导人是我在 共产主义大学时的老师，当时讲授共产国际史，他读完我的报告后哑然失笑：“亲 爱的朋友，你干什么呀！你刚刚才出了监狱，恐怕又要回监狱去了！！” 我一点也不开玩笑地回答说：“至少，这一次我是知道我为什么入狱的！” 1956年底，我在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受到党的理论刊物总编辑接见，他 对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尼基塔·赫鲁晓夫阅读过你的四个备忘录。但是他也 接到了许多其他犹太人士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你的观点，认为无需重新建立犹太人 的文化生活，包括戏剧、报刊、学校等等。在苏联，犹太人已经完全归化了。 如果恢复过去的状况，岂不倒退了吗? 总之，我们也许要在党报上就这个问题 展开讨论。中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将最后采取决定。” 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开展讨论，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但是，我知道的是反 犹太主义继续泛滥。 回到波兰，重新踏上我亲爱的国家的土地，再见到诺维·塔尔格，我祖先的故 乡，在我被囚的岁月里，我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活下来的。我一得到释放就表示过要 走的愿望，但是人家告诉我说还要等一等( 第一批人是在战争刚结束后就返回波兰 的) 。我是1957年4 月接到好消息的：我获准回到波兰去。我是个幸福的人…… 我同波兰党领导的接触是很鼓舞人心的。 1956年秋( 这是“波兰的十月革命”) 在哥穆尔卡推动下，政权实行自由化， 结果是明显的。我所遇到的领导人向我保证他们要把犹太民族这个集体长期保持下 去。 4 月7 日，在我逗留期间，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发给各级党组织一千通令，规 定反犹太就是反革命，必须开除出党。党领导保证帮助犹太集体保持其少数民族的 地位，同时向归化了的犹太人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歧视。这个政策我是完全赞 成的。 党的领导人参加华沙犹太区起义的纪念活动，我觉得是这种新意志的一种表现。 当波兰军队合唱团同犹太集体的合唱团一起用意第绪语唱犹太游击队之歌时，我为 这种不分彼此的精神所感动，觉得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 我回莫斯科接我的家人。1957年秋天，我们全家到了华沙。我首先访问的地方 就是我的故乡诺维·塔尔格。我到那里去，心情之激动是可以想象的。 诺维·塔尔格变了。在那里建立了全国最大的皮鞋厂，有几千工人。但是我出 生的那个区还保留着小街小巷，我在那里遇到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记得特雷 伯一家。我到基地去，那里一个老仵工告诉我诺维·塔尔格的犹太人是怎样被屠杀 的…… 这是1942年的夏天……一列货车进站了，放出了盖世太保的一帮子屠夫来，估 计有几百人……城里的所有男人都被集中起来，塞进火车，向奥斯维兹开去，五十 几个年青人给送到一个锯木厂去，那里缺乏劳动力。妇女和儿童则给赶到坟场…… “请看，”那老人告诉我说，“在这个地方，纳粹强迫受害者挖自己的墓坑， 然后用机枪扫射……我还记得，有些人当时还活着，掉到坑里去，后面不断倒下来 的尸体就把她们压在下面……” 看墓的人准确地数给我听，我家里有哪些人被送到奥斯维兹，哪些人死在坑里。 在这次屠杀中，有几十名犹太人侥幸地活下来，战后，他们回到诺维·塔尔格， 但又遭到匪徒杀害。这些匪徒拿起武器反对新政权，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屠杀犹太人。 听了老仵工的叙述，有好几个星期我都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回到我出生的城 市，决心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波兰的犹太人小集体。我成了意第绪文出版社 的社长。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唯一的犹太出版社。以后，我又被选为波兰 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我们的努力包括几个方面，我们出版一份日报和一份文艺周 刊。我们还主办一个国营剧院，一个历史学会，还在三十五个城市成立了年青人的 群众俱乐部和供销合作社。 当时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有二万五千到三万人，其中一部分已经完全归化了。 我们的组织包括有九千名成员。政府和党从政治，精神和经济上帮助我们。但是反 犹太主义的遗毒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肃清的。有一个叫皮亚塞斯基的人战前曾领导 过一个最反动的党，现在据说是苏联的特务，又重新捡起了老狂热分子的旗帜。然 而，从总的方面来说，发展是很明显和顺利的。年青人对老的口号是格格不入的。 官方的教会在天主教徒中对反犹太主义的复活进行了斗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家终于团圆了，我生活在他们当中，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几年。 我全部时间都用来完成我在犹太集体内担任的职责，但是我觉得莫克扎尔将军在党 领导内影响的扩大是个不好的兆头。在执行我的任务时，我开始遇到困难。我们这 些波兰犹太人感觉到要是克里姆林宫内不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处境就会继续动荡 不定。 这些日子是宁静的，可惜只是暂时的。有时我想最好出本书，叙述一下“红色 乐队”的历史……我手头上有一些关于我们情报网活动的文件，但却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全都是敌人方面写的，歪曲了事实真相。1964年，我读了一个日本作者写的关 于理查德·索尔格的书。他完美地掌握了人物丰富多彩和复杂的性格，我认为这本 书是同类著作中的典范。 我怀有强烈的愿望也想试一试，并把我的打算告诉了波兰的负责当局。但人家 对我表示这事还嫌过早，而且最后须要经过审查。后来，我更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 题，觉得我一家人都在华沙，因此我不可能是个真正自由的作家，例如，我怎能提 出柏尔青将军被清洗的问题，或者提出德苏条约的问题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 了吉尔·佩罗。 1965年10月15日这一天，我同往常一样，在我的意第绪文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工 作。有人通知我说有个法国作家想见我……由于我出版过法国犹太作家的几本书， 我还以为可能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一个年青人，相貌和蔼可亲，眼光坦白直率，有点腼腆，走到我跟前。他告诉 我说：“特雷伯先生，我现在写一本关于‘红色乐队’的书……” 我望着他，觉得很有趣：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的话，那就请吧。” 实际上，我根本不相信这样年青的人能够掌握这么复杂的一部历史。看到我的 反应，他明白我一开头就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因此，他就递给我一本书，上面有 他的签名，然后，显然是要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他说，“瞧，这就是我最近写的一 本书，请你看看。” 书名是：《J 日的秘密》。 我们约好了下个星期一再见。 这一天是星期五，我离开华沙，好安安静静地看这本书。 书上有一条题词，是邱吉尔的一句话：“在战争中，事实真相应该有云云雾雾 来护从。”内容是叙述英国情报机关准备在诺曼第登陆的活动。我一口气把书读完。 毫无疑问，作者是有能力写一本“红色乐队”的历史大书的。 到我们第二次会面时，我喜欢他和信任他了。我久久地听他叙述他如何在两年 的时间里进行调查研究，很快我就觉察到，这个情报网的局外人所能了解到的东西， 他都知道了。 他耐心地找到了见证人和仍活着的人，参考了档案文件，跑遍了欧洲，居然查 清了“红色乐队”的历史真相。我们谈了两天，谈的都是他所知道的事情。显而易 见，他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 “你能否给我谈谈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时间还没有到，以后就什么都可以说了。但不瞒你说，到时我打算自己来讲 ……” 我又说，由于身在波兰，因此我透露某些事情总要受到限制。分手以后我担心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后来，吉尔·佩罗又问我愿不愿意阅读他的手稿。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对 这部著作负责任，但是我请他在书出版后到华沙来看我．以后，他来了，胳膊下夹 着他那本书。 我知道《红色乐队》这本书得到很大成功。几天之前，法国航空公司驻波兰的 经理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你想一想，我在离开巴黎到华沙前一小时才买了这本 书，不读完这本书我真的不想走了！” 我同他一样感到兴奋，通过这些篇幅，我又象回到过去我们惊险的年代．我满 意地看到书中的叙述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热情，慷慨、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充满 兄弟情谊的人写的书。关于我在波兰的童年时代，关于巴勒斯坦和我早期在法国的 经历有一些出入，但都无关重要。 吉尔·佩罗正在我家里作客，电话铃响了：“我是《政治》周刊( 中央委员会 的刊物) 的总编辑。 你知道不知道法国刚出版了一本关于‘红色乐队’的书，十分畅销? ” “知道……”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最后再来谈呢? ” “我不希望你们的刊物……” “我们怎么办呢? ” “这好办，作者就在我这里。” 第二天，我们到《政治》周刊编辑部去参加讨论“红色乐队”的问题。原定要 执笔的副总编辑病了。《政治》周刊到1967年6 月17日才连载吉尔·佩罗这本书的 片段。几天之前，哥穆尔卡发动了反犹运动。于是一反惯例，这篇连载没有由波兰 各报转载。 毫无疑问，吉尔·佩罗这本著作的发表，为我们情报网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他花了三年的光阴去写这本书，从警察的档案和往事的阴影中，把“红色乐队”重 新翻了出采。多亏了他，全世界得悉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壮烈事迹，他们为了全人类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再多说这本书在西方所得到的成功了。对这本书在东方引起的哄动，大家 知道得少一些。在东方，这本书从来得不到出版的机会(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之春”时代，这本书本来是要出版的，但是俄国的坦克到得太快了！) 。 在波兰，我看到法文版本来回传阅，读者之多，连书页都散开了。 吉尔·佩罗的书，主要功绩是让专家也好，广大群众也好，都了解“红色乐队” 的真实情况，冲破了纳粹和冷战散播的谎言，冲破了抗战的壮丽神话对我们这个惊 险经历的排斥。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舒齐·博伊森组的幸存者，如科学院副院长海恩兹·谢 尔，又如格雷塔·库霍夫都发表了证词。1969年8 月，《世界论坛》周刊发表了文 章，标题是《红色乐队的报务员》，大大称颂了佩罗的书。民主德国的教学电台为 我们的情报网编排了专题广播，题目是； { 大首长捉弄了盖世太保》．在苏联， 关于“红色乐队”的历史也有形形色色的报道。1968年12月，我在莫斯科遇到了一 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希望就“红色乐队”写一本书，我妻子于1969年底阅读了手稿。 但这本书却从来没有出版。有一些书是由唯命是从的人写的，却只卖出数千本，例 如《忘记你的名字》和《锁上的屋子》。有一份周刊用这个题材，一连几个月，， 刊登了一篇连载。 就在波兰，“红色乐队”也终于从无声无臭之中出世了。1969 年底还为柏林组的一个领导人阿当·库霍夫举办了展览会。 1970年9 月，我同 我妻子在海边度假，突然看到一页报上的标题：《让·吉尔伯通知了情报局长) ． 这是佩罗那本书的选篇，结尾提出这个疑问：让．吉尔伯出了什么事呢? 他今天在 哪里呢? 这篇稿是一家通讯社发的，刊登在各报上。波兰当局同意澄清围绕着让· 吉尔伯这个人的疑团，但是继续在利奥波德·特雷伯身上扔上一铲又一铲的土，这 个人就是吉尔·佩罗向全世界介绍的。 当然罗，特雷伯是犹太人，而让·吉尔伯呢…… 第九章 最后的战斗 1967年6 月17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毫无 节制地攻击犹太人。中东的六天战争刚刚结束，哥穆尔卡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 口号：“犹太人集体就是第五纵队”。内政部长莫克扎尔将军指挥着一个空前猛烈 的反犹运动，在报刊、电视台和工人集会上全面展开。 1968年春天，华沙大学生的示威给当局提供了新的借口，重新为泄了气的运动 打气。他们硬说，犹太学生在警察和波兰大学生之间挑起冲突。攻击矛头集中在我 领导的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千百名犹太大学生被开除出大学。老党员给逐出党。 莫克扎尔策动所谓“自发的”示威，叫喊： “犹太鬼滚到达扬那里去！”这种歇 斯底里大发作，就差没有发动一次小规模的屠杀犹太人运动了．是的，战争结束二 十多年了，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波兰。 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集中区，犹太人受到纳粹野蛮的摧残比在其他地方更加严 重。现在，虽然那里的政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反犹太主义却在这个国家死灰 复燃了。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很快就变成公开反对波兰犹太人的 情绪。情况愈来愈清楚地表明政府想尽办法要消灭犹太人集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离 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是符合当局内心深处的想法的( 以后，我吃了苦头才知道 我是个例外) 。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申请签证的话，莫克扎尔将军无疑会十分高兴批准犹太人集 体的主席出国的。我的大儿子米歇尔没有工作，头一个走了．我的另一个儿子皮 埃尔是个电器工程师，以前就被指责为“大学生带头闹事分子”。于是，他退回了 党证，申请签证，同他的妻子安娜一起走了。安娜的父亲是个瘫痪病人，通过电视 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再也活不多久了，便把妻子叫到身旁，告诉她说：“我 深信在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终是要和好的。在我们的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必 定要胜利，但是这需要许多许多年的时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出路的。你看看有哪 些波兰朋友是可以收藏你的，把名单列出来。但是，最要紧的是，赶紧、赶紧走… …” 我的三儿子埃德加是俄罗斯文学博士，可是所有大学都不让他工作。他经历了 许多困难，最后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对于我来说，要选择什么道路是很清楚的：应 该重新投入战斗．我就反犹运动问题向哥穆尔卡递送了备忘录；当然得不到答复了。 我猜想，人家正要趁机会给我带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帽子，然后把我送到个 与世隔绝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去。我被剥夺了儿子，又不能为犹太集体工作，尽管 这个集体有灭亡的危险。在我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我成了一个可疑的外人。1968年 春天，我辞去了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的职务。除两人外，其他的理事都仿效我 的榜样．1970年8 月，我要求波兰当局准许我移居以色列。我得到了答复…… 但只是在十个月以后才得到的，也就是在1971年的3 月：具体内容是法律第二 条第四款．两年来，我交涉了七次，每一次答复都是这一条．由1971年3 月起，我 六次写信给内政部长，五次写信给党的第一书记，六次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 记。最有意思的是内政部1972年3 月15日的答复，引用了法律第九条第四款，说政 府可以采取决定而无须说明理由! 我的固执激怒了波兰领导人，他们一有机会便与 我为难…… 1971年6 月，比利时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来波兰拍制一部关于“红色乐队”的 纪录片。我的妻子和我陪同记者到扎科帕尼。6 月8 日下午，我们正在拍片，突然 来了几十名便衣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有两个保安上校亲自指挥作战，他们一定自 以为是在战场上吧。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押到扎科帕尼公安局，审问了我们好几个 小时，无聊得很。比利时的记者被没收了器材，然后驱逐出境。但是临走的时候， 他们看见露芭和我被押上一辆汽车，开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肯定我们是被捕了。于是，一到了布鲁塞尔，便马上向国际舆论发出呼吁。 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们放了，但是继续监视我们．我们的麻烦方兴未艾．我们成 了警察调查时“特别受到照顾”的人…… 在审问我们的时候，有人来查看我们在扎科帕尼租的住宅，他们大手大脚，满 不在乎。在我们旁边，楼上、楼下的住宅，在整个大院里，在对面的大楼、街道两 侧，无处不是保 安部门的人员。一眼就可以把他们看穿，他们日夜监视着我们。附近的灯火通 明，通宵达旦。还有，我们一出门，就有大队人马紧跟在后面．要是我们想到诺维· 塔尔格的墓地‘去，保安部门的人员就比我们先到达那里……我们所受的这种待遇 继续了十天之久。我们回到华沙去，深信不疑我们一到马上就会被捕。在出发之前， 露笆居然躲过我们的看守的监视，邮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国外的朋友。在火车上，我 们的车厢两头都有人把守。在华沙车站，我马上发现了来接班的人马。当我们向一 排排出租汽车走去时，有一位先生走到我们跟前，活象个开电梯龄，问道：“我把 你们送回家去好吗? ” “不，谢谢，我们自己走，” 但是，我们一坐上出租汽车，就过来一个人自作主张，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告 诉司机……我们的住址，就差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一直搬到我们家里去了。不用说， 我们的住所已经在我们不在的时候，经过几次的搜查，好象用梳子梳了几遍。由于 这些事件，我心里很不痛快，眼看着人家在我们房子周围加强监视，十分反感。回 来的当天晚上，我就卧床不起。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嘱咐我不要起床。但是， 我刚刚把听筒放下，警局的一辆救护车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屋前，警笛齐鸣。 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我们的护法神又不见了。我到中央委员会去 提抗议，负责保安事务的人接见我．他假仁假义地安慰我：“你的担心是没有道理 的，”他对我说，“我们注意的不是你，倒是比利时电视台的那些人事前没有申请 批准……” 这是一个官僚的卑鄙的花招……他不断地监视我们，刁难我们，却叫我们不要 介意！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接到了警报，对我的命运很担心。吉尔·佩罗赶到华沙 来，但是看到的还是自由自在的我。因为，波兰当局在一段时间里，还要让表面上 过得去。但是我并没受骗。对于莫克扎尔这一帮子人来说，我是个嫌疑分子，是敌 人，是反革命( 你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罪名……) 。1971年12月，内政部再次拒绝 给我签证。我把内政部的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们。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吉 尔·佩罗，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维尔科，弗拉迪米尔·波兹纳，雅克·马多 尔，范范尼夫妇等在马塔拉索律师家里开会，决定在巴黎成立一个委员会，设法把 我从波兰搭救出来。特雷伯委员会1972年土月12日在巴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第二天的报纸广泛地报道招待会的经过。不久后，瑞士、英国、丹麦也成立了这样 的委员会，荷兰的所有议员( 除共产党议员外) ，还有其他许多知名人士签署了一 份请愿书，送交波兰大使馆。我为这个声援和抗，议运动的广大规模深深感动…… 在日内瓦，人权公民联盟，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党议员国际委员会等向波兰政府发出 呼吁。在布鲁塞尔，人权联盟主席所领导的声援委员会，包括有议员，部长和抗敌 组织。在巴黎，各界人士都表了态。巴黎的马尔蒂大主教安德烈·马尔罗给委员会 发了声援信。委员会包括有最广泛的政界人士，从极左派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有。 社会党通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声音表示不安。在伦敦，前外交大臣迈克尔，斯蒂 华，帕特里克·戈登，沃尔克和前司法大臣埃尔温·琼斯写了信给波兰共产党第一 书记爱德华·盖莱克。 “利奥波德·特雷伯曾在许许多多长期和危险的战斗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军队 作战。他在摧毁纳粹政权方面，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并因而把纳粹的暴政驱逐 出被占领的国家，其中也包括波兰……” 这封信有二十一名工党议员，七名保守党议员和五名自由党议员签名。美国参 议员也写信给华沙政府，还有巴西，澳大利亚、哥伦比亚，英国、哥斯达黎加和以 色列的工会活动家签署了联合请愿书。 波兰当局对声援我的运动感到不安，在外国通讯社记者不断追问下，不得不出 来解释。1972年2 月29日，新闻部长贾纽雷克交给法新社下面的一个声明：“波兰 当局对特雷伯先生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因意识形态或民族问题。利奥波德。 特雷伯先生不能离开波兰是因为事关国家利益。至于特雷伯夫人，她可以随时 到她的儿女那里去……” 波兰政府躲在所谓“国家利益”的盾牌后面，想把我扣留下来。露芭趁批准她 离境的机会于1972年4 月动身了。我的儿子米歇尔在哥本哈根开始绝食斗争，埃德 加也在耶路撒冷仿效他。在欧洲和在美洲，声援我的运动开展得规模愈来愈大。 但是，在巴黎却有一个人被所有这些证词激怒了。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罗歇 先生。1972年1 月13日声援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他便跳了出来打电话 给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 “还有别的犹太人等着你去为他们辩护呢1 ”罗歇警告他说。 好象碰巧那样，法国内政部长拒绝发给我妻子入境签证。 罗歇先生为了替这一决定申辩，给《世界报，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特雷伯事 件》。这封信对我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攻击。国家保卫局局长表示怀疑我，说我在a1942 年11月底被德国军事情报部逮捕”后，我的“行动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责我出 卖了我那个情报网的好几个人。罗歇先生又写道：“没有人能否认，特雷伯先生至 少答应了同敌人进行某种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让人进行这种诽谤而不作出反应。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依法提出控诉。 由于罗歇先生领导着法国反间谍机关，所以他的这些话肯定会有人相信。要是让公 众舆论信以为真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另外，波兰当局马上利用法国国家保卫局长 的这篇文章，企图破坏声援我的运动。在丹麦，波兰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把上述文章 分发给各报。但是他碰了钉子：各报的编辑部回答说，他们不参与这个德雷弗斯事 件。 然而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同马塔拉索律师一起负责为我辩护。1972年6 月23日， 苏勒兹到华沙来看我，为我那个案子作准备。我们不能在住宅里谈话，于是便到公 园里长时间散步，远远躲开那些包打听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们，就中断我 们的谈话，转而大谈特谈天气。 6 月26日，我送苏勒兹到机场去。 ‘不招自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里程计算 表的。在反光镜里，我几次发现华沙当局——钉梢的——眼睛。我刚刚同我的朋友 告别，转过身来，他就给七个身强体壮的“海关人员”拉走了。他给带到一个房间 里，脱光了衣服，从头到脚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细的检查，牙膏和刮脸 肥皂的锡皮都给挤瘪了，胶卷被没收。苏勒兹拼命抱住他的皮包，就象落水的人抱 住救生圈，还固执地拒绝把皮包打开。人家就威胁他，说要对他使用“粗鲁的办法” 了．由于众寡悬殊，他只好认输。波兰警察抓走了有关我案子的材料．折腾了几个 小时，最后，我的律师才获准登上飞机．我得悉这事后，马上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 抗议。中央委员会是完全知道苏勒兹到华沙来的。当然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 从值班的官僚那里得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得让你哭笑不得的答复：“毫无疑 问，这不过是通常的海关检查罢了……” 1972年7 月底，苏勒兹又来到华沙。他坚定不移，但处处提防——有了经验的 律师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受到比上次更严密的监视。于 是我们决定，如要交换意见就写在小纸头上，看过了就马上扔到抽水马桶去。我的 律师十分气愤，问我“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呢? ”他在一张纸头上写上那出色的“三 字经”。我起誓我离开这个地方时也要把这“三字经”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一次， 苏勒兹离开了波兰，没有受到什么留难。在巴黎，我的朋友们继续保证给我积极的 声援：1972年10月2 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迎接他的是声 援委员会印发的招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特雷伯呢，盖莱克先生? 》另方面， 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报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问题》。 对罗歇先生的起诉定于月底开庭。我的律师要求法国内政部发给我通行证。为 了支持我的要求，吉尔·佩罗以及《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伯纳德·格塔，鲁思， 瓦伦蒂尼和克里斯琴·杰伦开始绝食斗争．法国内政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波兰 政府不让我离境。 这样，法国国家保卫局局长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级法院出庭时，我 并不在场。我所认识的朋友：海伦娜·包里奥尔，塞西尔·卡茨，勒德尔曼律师， 克罗德·斯巴克，雅克·索科尔，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都到法庭为我作证。 维科尔写信给法庭说：“我认为利奥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纳 粹德国的一个伟大英雄。作为‘红色乐队’的领导人，他为最后胜利作出贡献，要 比我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得无法比拟……” 雷米上校得到过解放勋章，也来声援我。法庭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里写道： “如果我当时是在‘红色乐队’的队伍中作战，我会感到十分自豪能够有效地为盟 军的胜利，因而也是为了法国的解放，贡献出力量。” 吉尔·佩罗在他的证词中，回顾了“红色乐队”的历史，并确切而清楚地回答 了所有问题。马塔拉索律师的辩论词很有力，根据充分和有说服力。苏勒兹律师发 表了热情的辩护词，还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真正丑恶面：“我想知道盖世太保的所有 这些人现在怎样了。我想过，我也进行过调查：希特勒的鹰犬罗德，曾经夸耀把‘ 红色乐队’的四十名战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他是托纳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长。 他主持一个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 “皮普过去专门收集受够刑讯的人的遗物……他两年前死了，他是汉堡的扶轮 国际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图加特过着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 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 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 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 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 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 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 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 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 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 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 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 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尔·佩罗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对我示意要采取 最后措施了。以后，我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并把信的内容通知各新闻通讯社： “我完全知道，我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波兰警察局都给记录下来。因此我决 定第一次把我在华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和盘托出。” 我日日夜夜受到监视，在我家的楼上、楼下、街道上：到处都有他们这些人。 我刚刚住了一个时期医院出来，他们原以为我的末日到了，所以才把我送到医院去 的。即使这样，他们也呆在医院监视着我和把我隔离起来。没有人能想象我是多么 地孤单。这不是生活，这是苟延残喘而已。神经紧张得使我无法忍受，我已经再也 忍耐不下去了，他们把我逼到了墙根下。我知道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死。 但是我将站着死，一个领导过“红色乐队”的人是应该这样死的。 如果两周之内，情况没有改变，我就开始绝食，直到我能够离开波兰或者死去 为止。 我结束我的生命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使我 的家庭十分不幸。我的妻子和儿女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而不是现在那种地狱般的 生活。我的处境是一个囚犯的处境，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这个监狱。” 几天之后，内政部的一个官员和卫生部的负责人来通知我说，波兰当局批准我 到伦敦去疗养。 自由之门打开了……我到了英国首都，在那里同家里人重逢，心情万分激动。 英国的声援委员会主席曼特尔夫人迎接我。多亏他们大家，多亏声势浩大的国际声 援，我打赢了最后的也是最痛苦的一仗，而我的对手却是过去的“自己人”。 还有一句话：我是历史所牺牲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在十月革命光辉指引下找 到了共产主义的男男女女，受到了蒸蒸日上的革命气息的鼓舞，万万想不到五十年 以后，列宁遗留下来的只剩下红场上一具不腐的遗体．十月革命变了质，我们也跟 着堕落下来。 什么，在占领冬宫半个世纪之后，在兴师动众处理了那些“离经叛道分子”之 后，在犹太人遭到赶尽杀绝，东欧“正常化”之后，在这样一个暴力体制下，竟有 人还胆敢淡什么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吗? 我们追求一个新世界，不 惜牺牲性命进行斗争，为的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吗? 我们生活于未来，而未来就好 象信教的人心目中的天堂，用来给我们处在动荡不安的今天的人们打掩护的。 我们想改造人，但是我们失败了。这个世纪孕育了两个怪物；法西斯主义和斯 大林主义。我们的理想在这场大灾难中破灭了。我们的绝对信念曾使我们的生命富 有意义，现在却完全走了样，连认都认不出来了。由于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再去 教训别人．但是历史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所以是不会重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有 理由抱有希望。 我并不后悔我二十岁开始信仰的东西，也不后悔我所选择的道路。1973年秋天， 在丹麦的一个公共集会上，有一个年青人问我：“你不觉得白白牺牲了一生吗? ” 我回答说：“不。”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们要从我这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一 生中吸取教训……我知道，我们所没有做到的，年青一代将会做到。社会主义一定 要胜利，但绝不会打着俄国坦克压平布拉格时候的旗号。 1972——1974 附录 名单 从1973年秋天我到达西欧，便写作我的回忆。在这过程中，我最关心的事情就 是设法了解“红色乐队”的同志们的下落。为了寻找他们，我重新走上我的朋友吉 尔·佩罗所走过的道路。他成功地了解我许多同伴的命运，头一个揭露了比利时布 林敦克监狱惨无人道的勾当。赫希和米拉，索科尔就是关在那里的。多亏了比利时 当局，我能够在我的朋友雅，克和萨拉·戈德伯格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调查。比利 时公共卫生部的调查局和布林敦克炮台的行政当局向我公开了档案．这样，我才能 够列出名单来，尽管是不完全的，才能作出初步的总结，不用说，以后还要总结。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人曾经被关在布林敦克监狱。 有二十四人被枪毙或斩首。 有六人被枪毙，时间和地点不详。 有三人自杀。 有五人失踪。 有十人在流放中死亡，" 红色乐队”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的人，一共有四十八 名在战时牺牲。 有二十九名被捕的人生还。 扫校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