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

目录
编选者序：作家思想家萨特与社会活动家萨特风雨同舟/沈志明(1)
1恶心
2墙
3艾罗斯特拉特
4一个企业主的童年
5文字生涯
6萨特精选集文论

第一部分：序萨特自幼喜爱写作

作家思想家萨特与社会活动家萨特风雨同舟 沈志明
让—保尔·萨特生于一九○五年，卒于一九八○年。新旧世纪交替的二○○○年正逢他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二○○○年一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明年，二○○五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会有相当规模的庆祝活动。我们借此机会，评说萨特的功过，也算凑个热闹吧。
一大器晚成的作家哲学家，姗姗来迟的社会活动萨特自幼心气儿极高，学问令人佩服，但直到一九三七年被让·波朗视为法国的卡夫卡后才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得以发表《墙》。这个短篇小说立即引起文坛泰斗纪德的重视，他对一位编委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非常有意思，但缺少文学语感。言下之意，遐迩闻名的马尔罗在文学语言价值上不如萨特，由此对萨特寄予厚望。波朗喜见试发成功，仅隔数月，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单行本《恶心》。萨特时年三十三岁。虽然比高师同窗学友们出道较晚，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不，要比原创性，即富有突出个人灵性的艺术独创性，萨特独领风骚。因为《恶心》终于把萨特存在哲学的核心成分，通过挥洒自如的文学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个性伸展自如，生命力自由洋溢，确实是文学独创。著名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当时发表了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指出《恶心》概括了当代文学的好几种倾向，是这部哲理小说石破天惊的尝试，就是说，不去揭示事物，而是去揭示事物本质的存在。所以可以说，萨特已步入卡夫卡、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塞利纳、普鲁斯特、尼采的行列。
萨特看到，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和失败历练，自己的文学地位终于确立，便迫不及待要抛头露面出人头地了。在波朗的怂恿下，他对准两个目标出击。首先发表《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当时极右的法西斯思潮通过《法兰西行动报》在右翼高中生和大学生中风靡一时。萨特作为高中哲学教师深为反感和痛心，但因缺乏抗争手段而焦急、无奈，于是通过这个短篇，婉转地指出法西斯思想的危害，权作一种间接表态吧。第二个出击目标是瞄准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代表的正统观念文学，其手段是先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把多斯·帕索斯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接着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三九年二月号上抛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和自由》，猛烈攻击这位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作家根本不懂小说艺术，武断下结论：“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批评虽然偏激，却振聋发聩，使巴黎文学界对这位新秀刮目相看，但很快遭到反击。
为首的是《法兰西行动报》文学栏作家罗伯尔·布拉泽耶克，他受到《一个企业主的童年》的刺激，对号入座，恼羞成怒地在自己的专栏大骂萨特“讨嫌”、“文笔极差”、“相当肮脏的色情文学”、“成天混在污浊下流肮脏的环境里炮制某些充满仇恨的思想”。而在支持者中打头阵的则是同窗挚友尼赞。此时的尼赞已是知名作家和记者，法共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就与阿拉贡和布洛克共同主持《今晚报》。他撰文誉称萨特是“法国的卡夫卡”、“一流的哲理小说家”。萨特立即投桃报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号《新法兰西评论》上推荐尼赞的新作《阴谋》，称赞尼赞的“战斗风格”，认为不仅是一般的好小说，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武器。
然而，萨特与尼赞的联系仅此而已，并没有参与尼赞的任何政治活动。他成天沉醉于写作，沉溺于有众多情人生活的小圈子里。甚至得知尼赞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登报声明辞去《今晚报》主编的职务，并宣布脱离法共以示抗议，萨特仍旧给一个小情人写信安慰道，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虚张声势罢了。不料，就在第二天，他被动员入伍，不得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抛弃一切，匆忙从军。可见，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两年，萨特因异军突起、头角峥嵘、心神专注于庞大的写作计划，又逢手头宽裕、情场得意，从而陶醉于虚假和平的生活而未察觉危机四伏大难即将临头，恰恰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后两年的和平烟幕所迷惑。
萨特入伍当了气象兵，工作轻松，有大量空余时间。他争分夺秒，一天平均读书写作十二小时。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十五册笔记本。但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的手记》。他在书中反思自己小半辈子孤军奋战、孤芳自赏，着力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努力克服面对尼赞等激进左派而产生的自卑感，坚决解放自己，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同时他心急如焚想完成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可惜第一部《不惑之年》虽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但因战争爆发直到一九四一年春才定稿。
一九四○年五六月，法军大崩溃，法国停战投降标志着萨特一生的分水岭。宣布停战后几小时他就被俘虏了。他和战友们一起被押往一所宪兵营房。在那里，萨特一下子看清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领悟到自己作为一分子生活在民众中面临各种危险，就是说我这个分子亦面临诸多危险，所以押在那里的人们互相团结了起来。”《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他第一次有了属于群体的感觉。可以说，这位无政府主义作家第一次真正与社会与历史相遇，也是第一次真正与过去决裂：“我先前那些年所学所写的一切在我看来不再有价值了，甚至不再言之有物了。”《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在神甫朋友们的协助下，在志同道合的难友们的参与下，自编自导了《巴里奥纳，雷之子》，主题是为了自由必须抗争。巴里奥纳经历了一场思想和行为的转变过程：从绝望到期望，从怀疑三王宣告救世主基督诞生到采取更有建设性、更具活力的新举措。战俘难友们全神贯注地看戏，企图从中捕捉他们期待的信息。他非常感动，顿时觉得自己与观众心连心了。这种集体认同感使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增强他此后文学创作介入社会现实的决心。


第一部分：序获释后回到文学领域孤军奋战

一九四一年三月萨特凭一张假的医疗证明获释回家，理由是“右眼部分失明导致方向感偏差”。他甚至索回被一个德国军官没收的手稿。四月返回法国首都，巴黎的局势完全变了。法国作家们早已作鸟兽散，各从其志，各行其是。纪德颇为悲观，深居简出；德里欧·拉罗什尔倒向伪政权；圣爱克絮佩里面临贝当和戴高乐两难抉择，举棋不定；马尔罗赋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布雷东去约纽躲避战乱；阿拉贡表面上只发表些即景即兴诗，惟有部分法共和亲共作家转入地下组织。况且，德国人下了书检禁令，连加利马(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也得违心服从。
面对这种形势，萨特仍不改初衷，决心抗德。他首先动员与自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他们的小圈子成员，然后说服亲朋好友和熟人，很快在萨特和梅洛—蓬蒂周围团结了五十多人，准备成立“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由他们两人各自起草一份宣言。暑假来临，萨特和德·波伏瓦骑着自行车南下寻访名流和法共地下抵抗组织。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找到纪德，但八旬老人对法国前途却不看好，甚至认为受点德国人的奴役没有坏处，萨特说服不了老人便走了。然后去拜访马尔罗，虽然受到很有礼貌的接待，却让他大失所望，因为马尔罗认为眼下任何行动都是无效的，不如期待俄国的坦克和美国的飞机来赢得战争。后来才知道，马尔罗在等待伦敦的召唤，直到一九四四年初才出山积极参加抵抗。至于接触法共地下抵抗运动负责人，根本没门儿，因为法共根本不信任萨特。原因有三：一、尽管“社会主义与自由”领导人之一梅洛—蓬蒂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萨特当时还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而其他成员多为托洛茨基分子，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鱼龙混杂，极不可靠；二、萨特是尼赞的同窗挚友，而尼赞已被法共党魁多列士亲自定性为“叛徒”、“烂狗”、“警察卧底”，按法共当时的逻辑，“叛徒”的挚友自然不是好东西；三、有人诬陷，说德国人故意释放萨特，让他回法国充当德国特务，弄不好他已是法奸了。此说在南部地区法共内部流传甚广。所以南方之旅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谁都不接纳他。更糟的是，团体内部意见不合、众说纷纭，十分怀疑两巨头提出的方向，即逐渐把联合抵抗的团体转变为新型独特的左派政党，前提是尊重成员个体自由。然而很快有两个同志被捕。这样，脆弱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一九四一年岁末就瓦解了，为时不足半年，萨特第一次组建团体政党的尝试失败了。
受挫被诬之后，萨特决心忍辱负重，回到文学创作和哲学立说这个得心应手的领域，孤军奋战。可是时不时传来消息，一些因苏德缔约而受到孤立的地下共产党激进派采取个人恐怖行动，谋杀德国军官，引起占领军和伪政权的疯狂反扑，开戒滥杀无辜。首当其冲当然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暗杀一个德国人，就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无辜的人惨遭集体处决，以儆效尤，以杀去杀。为摆脱这种绝境，正忙于写《存在与虚无》的萨特应著名导演聘请，采用古典悲剧的骨架和人物创作了《苍蝇》，隐喻德国占领国土所引起的社会悲剧，即恐怖分子的悲剧。他想通过《苍蝇》的寓意发出以下信息：自由人虽然想拯救人民，却不管不问老百姓愿不愿意摆脱奴役，就杀害占领者，以为这样就能使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处境。不料老百姓根本不领情，因为这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灭难。
《苍蝇》一九四三年六月初上演时，对剧本的寓意，伪政权略懂一二，为此很快进行阻挠，并组织伪媒体恶评，而观众却没有看懂，更谈不上领会作者的初衷。倒是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登载了著名作家米歇尔·莱里斯(笔名)一篇赞扬文章，指出：“俄瑞斯忒斯拒绝登基执政，义无反顾地离开故乡，带走侵扰危害故土的苍蝇。他犯了谋杀罪而不悔恨，反而充实受用，因为在他，这既不是报复也不是个人野心，而是自由完成的行为。他打破了命中注定的循环，开辟了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法兰西文学报》第十二期，一九四三年。而代表右倾势力的莫里亚克竭力贬低和打压他，引起波朗反感，觉得莫里亚克很不公平，认为“那座悔恨者的城市无非就是维希”。在德军占领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引起强烈关注，左褒右贬，左赞右厌，恰恰说明，这一投石问路宛如往死水潭里扔进一小块石头，激起一层层涟漪，波纹虽细，却把作者逐渐推向法兰西文坛的中心。
同期，即一九四三年夏天，加利马推出萨特存在哲学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这是萨特存在思想最基本的著作，从哲学角度高度概括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以后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回过头来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源头。这部本体论的轴心是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间自始至终的那种紧张关系，即主观绝对凌驾于客观，进而主体不断在客体上碰撞吃瘪，这正是孤独的良知自生至死的历险。面对世界和社会，这种良知才上升为个体绝对自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萨特与社会、政治、伦理、美学的关系。因此这不完全是一部纯哲学的著作，它涉及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等。举个与当时的政治有关的问题为例：
当时最令萨特气恨难平的是，德国法西斯排犹反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他在《存在与虚无》中以哲学高度审视，从谴责社会标签着手，揭露排犹主义的反动性：“因为我是犹太人，在某些社会，就会被剥夺某些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不能违抗禁令，不能声称种族是一种纯粹的集体想像，而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些个体。于是乎，我就突然面临我本人的完全异化：我不由自主选择的东西，这将会是怎样的处境呢?”《存在与虚无》第五八一至五八二页，加利马简易本，一九四三年。意思非常明白，世人属于哪个种族不能选择，与生俱来，不能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要受欺负，也不能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就可欺负人。但在那人人自危、食不果腹的年代，有多少人去读这本七百多页的著作?太厚了，令人望而生畏。要等到两年多之后解放，等到人们痛定思痛，需要新的思想反思过去、瞻望未来时，饥不择食的学子们才开始钻研这部著作，学习萨特存在哲学思想才蔚然成风，这当然是后话。
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很不得志的萨特意识到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赞扬《苍蝇》是伸来的橄榄枝，并得知法共处境极度困难，不得不放弃开战初期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而扩大统战范围，决定邀请他参加一九四三年八月的重要会议，并加入全国作家委员会。萨特接受邀请，但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撤销和纠正诬陷他的一切不实之词，禁止发行诋毁他的小册子：由于他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而被打成纳粹死党。法共代表克洛德·莫冈当场同意。不久南方来讯证实，令行禁止，效果不错。萨特这才开始为《法兰西文学报》撰写文章，并参加了八月会议。然而全国作家委员会非常复杂，各色人物应有尽有，尤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莫里亚克对萨特仍耿耿于怀，使他自尊心受创最深的是被萨特讥讽为“严肃认真而目的未果的作家”《境况种种》之一，第五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其他右翼成员对萨特也不以为然，更不幸的是，左翼成员虽有团结之心，却仍存戒心，何况美学观点极不相同，他们的偶像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是萨特最讨厌的作家。


第一部分：序几个剧本的上演令他名震西方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令萨特最为欣慰的是，《隔离审讯》于一九四四年春在巴黎上演。剧中只有三个角色，自始至终在舞台上一起待着。原来是三个死者，两女一男，处在一间地狱互相审讯，毫不留情，互相揭短。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作者利用他在德国战俘集中营的体验来表现他在《存在与虚无》中阐述的一个哲理：“地狱即他人。”也是战俘萨特在做自我剖析，对自己进行战俘心理分析，因为处在地狱般的集中营，他看到一道道围墙或铁丝网、一条条走廊、一间间封闭的或有人看守的寝室和活动室，看不到大墙外的天地。而大墙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恰恰是大墙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缩影。两个女杀人犯和一个男叛徒形成互相敌对的三角，已深深陷入毫无出路的恶性怪圈，永远后悔莫及地沉沦下去。只有每个人都真心诚意承认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付出代价，认罪服法，出路还是有的，还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萨特说，“自由只是一种小小的行动：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使他受制约的人”《境况种种》之九，第一○一至一○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对《隔离审讯》的舆论评价明显分成正负两面：持负面批评和攻击乃至谩骂的是伪政权媒体，他们认为思想内容堕落、“伤风败俗”、“只能骗骗性无能的老年人”，所以是“背德的剧本”；但正面评价则很高：“独树一帜”、“难以归类”、“颇具戏剧天才”。双方针锋相对，好在负面指责非但没有伤害萨特的名誉，而且被敌人谩骂倒是好事，反而提高萨特的声望，因为美军已经开始在诺曼底登陆。所以有人捧场说，《隔离审讯》在隆隆炮声中“勾勒出战后法兰西文学的新图景”，“开辟圣日耳曼草场的黄金时代”。不管怎么说，其时的萨特在巴黎左岸的文坛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相当突出的一席。
二事业鼎盛人气高扬，组织政党惨遭失败
美军成功登陆诺曼底，直捣法国首都，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组织起义成功，准备迎接戴高乐将军和盟军。萨特全身心投入行动，应聘加盟著名的地下刊物《战斗》，充当战地记者，为头版撰写系列报道，总题《漫步起义的巴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巴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萨特在罗浮宫宾馆阳台观看戴高乐将军站在装甲车上游行致意。短短几个月内，萨特向多家报刊发稿，只需列举部分文章标题，就可知道他的报道涉及法国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沉默的共和国》、《被占领下的巴黎》、《什么是合作分子?》、《战争结束了》等等《境况种种》之二，第十一至七十四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这些时政报道和评议，不仅引起法国和英国政界和媒体的重视，而且招徕了美国当局。一九四四年末一九四五年初，美国务院邀请八位法国记者有组织地采访美国两个月，萨特也在应邀之列，同时代表《战斗报》和《费加罗报》。在发回的稿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的个体主义和遵守习俗》、《美国城市》、《纽约，殖民的城市》、《介绍》《境况种种》之二，第十一至七十四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萨特的系列采访和报道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决支持戴高乐。众所周知，戴高乐将军长期与美英不和，不肯顺从美英干涉法国内政，视法国尊严和荣誉高于一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盟军登陆北非后，遥控指挥，安插吉罗充当法方统领，而不看好在伦敦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怀疑他亲共容共，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登陆诺曼底仍僵持不决。后来罗斯福本人发现吉罗不学无术，毫无政治头脑，才在七月邀请戴高乐将军正式访问白宫，承认他为法军统帅和法国首领。但在纽约等地的法国移民依然两派对立，吉罗派和戴高乐派水火不相容。尽管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将军甚至申明支持戴高乐将军是洗刷美国政府在北非事件上的耻辱，但在美国的吉罗派势力仍占上风。萨特的报道力排众议，别出心裁地指出，在此事件上，说到底，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主要区别在于，吉罗派代表“怯弱的法国”，戴高乐派代表“革命的法国”，并高明地指出，美国舆论导向一贯，尤其自一九四三年初，揭露位于摩洛哥战俘营的真相和阿尔及利亚维护反犹法律，所以吉罗派不能真正代表法国。萨特的观点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既旗帜鲜明支持了戴高乐将军，又让美国政府换回了面子，并讨好了美国的民主媒体《罗斯福总统向法国记者表示他热爱我们的国家》，载《费加罗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至十二日。。可见，萨特的报道鹤立鸡群，名震西方。
二、战后最早揭露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萨特访美除正式身份外，还是著名作家哲学家，他最早向法国推荐福克纳、多斯·帕索斯和吴尔芙，而且推崇备至。所以，美官方虽然严密监视法国记者团，对萨特却网开一面，应他要求，专门为他个人安排采访。他选择去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很快惊讶地发现：这两州某些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同时发现了黑人问题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一九四五年那里的种族压迫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片平等和自由的土地上却生活着一千三百万贱民……他们自称是‘三等公民’，他们是黑人。在南方到处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我耳闻目睹的黑人问题》，载《费加罗报》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这些与众不同的报道，立即引起了法国乃至西方左派媒体的高度赞赏。总之，萨特的美国深度之旅，是他社会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从反对排犹主义到反对一切种族歧视，从同情劳苦大众到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到支持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弱势阶层和团体，从此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巴黎解放，百废待兴，百事待举。萨特所在的法国作家联盟忙于清理阶级队伍，清除合作分子、亲德分子、变节分子，主力是以阿拉贡为首的法共和亲共作家，莫里亚克也积极参加清除右翼作家中的亲德分子。最厉害的是《海的沉默》的作者韦科尔和诗人出版家塞盖斯，他们甚至提出惩治加利马出版社。萨特则比较温和，对这种旷日持久的清洗不感兴趣，只应付二次会议，没有表态就不闻不问了。他的精力主要放在解放思想、创新意识形态、干预时政和建立新的介入文学，面向青年学士、培养新的文学人才。为此目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宣传阵地。在加利马的支持下，决定创建以文学和时政为主的综合性月刊《现代》，由萨特任主编，阿隆、波朗、奥利维埃、梅洛—蓬蒂、德·波伏瓦任编委。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现代》创刊，令人耳目一新，风风火火，一时间成为文学和时政焦点的集散地，独领风骚许多年。风头过后，风景一年不如一年，至今仍存，但是很少有人问津了。
也许萨特太急于标新立异，在大众还未弄清他的哲学思想之前，就急于左右开弓树对立面了，总之，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对手们首先拿一九四五年同时出版的《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开刀。不巧的是《不惑之年》的情节围绕堕胎展开。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四十年代，堕胎绝对是非法的。更有甚者，马蒂厄是中学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却缺德透顶，把玛赛尔肚子弄大的同时暗地里爱上另一个姑娘。非但不跟玛赛尔结婚，还硬让她做人工流产。玛赛尔逆来顺受，同意堕胎。马蒂厄暗自高兴，却凑不出巨款支付地下医生，于是去偷。当时，堕胎和偷窃正是法国人认为最不人道且最下流的事情。不怀好意的评论家，笔锋一转，暗示马蒂厄就是萨特本人，因为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不结婚就同居，并搞其他情人。一时间，谣言四起，这哪里是讨论文学，太没有水平了，可当时确是如此。
不能说萨特没有思想准备，《不惑之年》在战前就被伪政权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出版过，加上战后的萨特已不再相信个人绝对自由了。所以他加速完成了《缓期执行》，借以表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之后，个体像单子似的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完全不可能了。《不惑之年》主人公马蒂厄和其他个体在《缓期执行》中若隐若现地游离在浮动的群体中，根本不显眼了，整个舞台都被与战争狂澜有关的人与事占据了。个体微不足道了，完全融入自己选择的群体中了。作者以为内容够积极的了。
但舆论根本不买账，逼他回答。其实不难回答，只要说，小说是一种艺术，人物是虚构的个体，想像出来的，不是作者本人。即便主人公融会作者某些人生体验，那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剖析和批判。比如说，马蒂厄的怯懦、颓丧、情色、恐惧都反映作者内心的展露，但情节完全是想像的。况且是第三人称，即便是第一人称，普鲁斯特早就讲过，作者在小说中必然是另一个“我”，不是同一个“我”。这个真理，萨特不仅懂，而且就是这样做的，对他来说太小儿科了。可是他偏不这么讲，偏偏挑战性地回答：“马蒂厄错就错在没有真正与玛赛尔订终身。倒不是因为他没有娶她，在我看来，婚姻是一纸无关紧要的契约，只是订终身的社会形式。而是因为他明明知道他俩的关系不是真正两心相悦……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又虚又假的。”《答克里斯蒂昂·格里佐利》，《出版物月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这还了得，此言一出，引来一片谴责声，认为萨特的道德人格出了问题，他与丑恶和猥亵同流合污。但有许许多多的人听进去了，尤其那些不满资产阶级传统婚姻的人，嘴上笔下暂时不表态，但心中对萨特很佩服。


第一部分：序萨特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期

其实，反对萨特的人借《不惑之年》来攻击萨特存在哲学，因为这涉及到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大问题。法共乃至苏共对他进行大批判，称他的哲学为“静观哲学”、“奢侈哲学”、“资产者哲学”；天主教派也不甘落后，谴责他“突显人类丑行”、“处处表露不正经的东西，令人厌恶的东西”、“是悲观主义的”。一言以蔽之，贬斥为“存在主义”，涵盖好死不如赖活的哲理。萨特反其道而行之，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的哲学是一种存在哲学。”居然敢于接受红极一时的“当今讲坛”邀请做讲座，索性取题《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以示应战。海报一出，震惊巴黎，人们愤怒了：“恬不知耻!不可容忍!”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右两派蜂拥而至，挤得街区水泄不通。面对满满当当的闹场听众，萨特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勇敢：口才之雄辩、思想之独特、构思之新异、言词之新颖，居然镇住了满怀敌意的听众。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空手而来，没有只言片字讲稿，却讲得那么令人信服。一直等他讲完，那些冲击会议的人才想起他们的任务，这才大喊大叫，砸椅子敲设备，把会场弄得狼狈不堪。第二天媒体反响可以想见：听众太多，会场太热太乱，倒彩声不绝于耳，人群推推拉拉，衣服扯破了，有人挤伤了、晕倒了，救护车来来往往。各种说法真真假假，顿时把萨特炒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形成真正的萨特热。
为了匡正视听，萨特同意把即兴演讲整理发表，标题仍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应当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针对性、自辩性很强。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读者，萨特不得不通俗地讲他的存在哲学，所以难免有些简单化、概念化、庸俗化。但作者得到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即他的哲学从书斋走向大众，很快得以普及。战后整个西方信仰危机严重，这本通俗读物恰似久旱的及时雨，正符合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的需要，很容易被接受。一时间被译成各种文字，销量达几十万册，创造哲学著作畅销之最，以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整个西方的时髦哲学思潮。从此，萨特成为一个坐标，标示了埋葬法国文学的某些传统，标示了西方国家的思想融合，也标示了萨特本人的转变：从个体转向集体，从个体存在转向集体存在。
萨特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期，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不到四年中发表四十多种作品，包括文学、哲学、政治、时政、美学、伦理、音乐、造型艺术等；就拿文学来讲，包括小说、戏剧、批评、杂文、电影脚本、歌词等，继续主持《现代》，并应邀出访欧美许多国家，到处演讲，接待记者采访、电台广播。有人说“萨特有五个脑袋”。更有甚者，只要他发表什么，立即就被国外抢去译成几种十几种文字。一时间，萨特腰缠万贯，到处花钱和施舍。萨特存在主义的传播达到顶峰，他也成了西方屈指可数的名人。《周六晚报》惊呼：“萨特自我出口，其名声盖过戴高乐。”
确实战后萨特逐渐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从文学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介入文学，在创作上也转向和贴近大众的生活。特别明显的是，他积极主动介入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称他是意识形态各条战线的“守夜者”和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思想探索者。可是树敌也越来越多，交恶最深最久的是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此公诬陷尼赞为“内务部派出的癞皮狗”和“第五纵队的特务”后不久一直躲在莫斯科，这回突然跑回来登上了副总理的宝座，公开执行斯大林主义。萨特向法共发难了，突破口是他最熟悉的文学，于是隆重推出《什么是文学》矛头主要指向苏共法共的文艺理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有人问，作家为了接近大众，是否应该为共产党(指苏共法共)服务，我的回答是——不：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政治是与诚实操作文学职业不相容的。”《什么是文学》第三○七至三○八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七年。这部著名的文学专著立即遭到法共猛烈的抨击。法共中央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批判萨特文学是“掘墓人文学”；挖苦萨特哲学是“形而上病态”；谩骂萨特思想是“与大资产者搞精神通奸”。另一位法共发言人则骂自己曾崇拜过的老师萨特是“危险的动物”、“轻率地与马克思主义调情”、“根本没读过马克思的书”，甚至骂《现代》编委是“绝望的资产者集团”。萨特嗤之以鼻地反驳，自以为熟读马克思著作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口口声声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请读一下马克思一百年前发表的原著《共产党宣言》，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和自由人联合起来!”言下之意，你们的打击面太大了。于是他决定团结所有被法共抛弃的自由人，走自己的路。形势发展飞快，法共在议会追随社会党(当时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把戴高乐赶下台。然后奉莫斯科之命又跟社会党搞摩擦，因为社会党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倾向。闹不过社会党，法共部长们便集体辞职。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立即遭到苏联公开反对，法共奉命大搞内乱，指使工会大规模罢工，中断交通，使全国瘫痪，法国处在动荡和内乱中。在此混乱的形势下，戴高乐将军挺身而出，于四月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在同年十月举行的两轮市政选举中胜出，就这样，影响深远的戴高乐主义登上法国的历史舞台。
然而，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萨特和梅洛—蓬蒂以及《现代》杂志和广播的同仁们怀疑戴高乐政党会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倒向美国，并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于是萨特等人率先攻击戴高乐主义，萨特出言不逊，竟胡说“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是一丘之貉”。深懂民意的阿隆觉得萨特出格了，在戴派猛烈反击中，出面调停，主持辩论。不料萨特越走越远，竟影射戴高乐将军是希特勒，事后还怪阿隆偏向戴派代表，从此两人分手。后来在记者追问下又否认影射，但并未与阿隆和好。
在政治形势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投入政治斗争。自由人鲁塞多次邀请他组建政党，推他为精神领袖，他毅然同意领导革命民主联盟，并亲自制订宗旨：既反对奉行马歇尔主义的大西洋资本主义，也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开辟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革命民主的欧洲社会主义。然而，萨特太不识时务了，冷战双方那么强大，哪能容忍萨特书生说三道四呢?这不，同年三月十四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发话：“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即将来临。”况且党内派别林立，矛盾日益尖锐，那帮乌合之众实际上只把萨特当做财神爷，敲了他三十万法郎作为经费。萨特讨厌政治内斗，不久就撒手不管了。就这样，革命民主联盟从一九四八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散，只存在十八个月。从此萨特永远不组建也不参加任何政党。他的失败，阿隆早在他筹备政党的时候就警告过他：“斯大林主义者留下的空隙，革命民主联盟千方百计占领之。在官僚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他们企图开辟革命浪漫主义道路，尽管因诸多失败而失望，但总是时刻待命。”《革命浪漫主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费加罗报》。带有讥刺意味的革命浪漫主义是绝妙的评价：欧洲统一、欧洲大联盟、联邦民主宪法、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说得多好，可是能实现吗?然而具有理想的欧洲人看来非但没有责怪萨特，而且欣赏他的超前思想，对他的失败颇为同情。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萨特的梦想正在实现中，尽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萨特的政治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文学创作及其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前的“自我为中心”已改掉了，战后他所有的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的主题都是当时在社会生活中世人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比如《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说萨特战前的剧本皆为借古讽今的神秘剧、寓意剧、荒诞剧，那么战后他的第一部剧作就以现实为题材，是介入社会生活的正剧。讲的是刚刚过去却仍旧脍炙人口的抵抗运动，着重表现抵抗运动分子在刽子手酷刑下硬是顶住不招供，偏不肯在刽子手面前表现得贪生怕死，不给卖国贼任何聊以自慰的借口。往深处讲，作者想表现一种真诚的行为，完全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涉及性命攸关的问题，勇敢的人们在极端的处境下，情愿选择死亡的自由。从而充分表现了萨特精神自由的思想。
浩劫过后，欧洲沉浸在反思之中，最敏感的问题当首推犹太人问题，太敏感了，似乎谁都不敢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便是萨特，也似乎非他莫属。果然，萨特在刚问世不久的《现代》，即第三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表《反犹太者画像》，在此文基础上，次年出版《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部思想散论振聋发聩，一下抓住全欧洲最关注的问题，迫使人们严肃对待和处理，这关系到德法及全欧洲命运的问题。在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后，他发出结论性的警告：“只要犹太人享受不到他们的全部权利，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自由的；只要犹太人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还要为他们的性命担惊受怕，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安全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一八五页，一九五四年加利马出版社。这部著作很快列为经典，成为研究和关心犹太人问题的必读之作。当然，作者采用现象学描述是不完全、不完善的，萨特后来也承认应当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来论证，尽管结论是相同的。但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敢为天下先，抛出一块粗石，引来许多美玉。


第一部分：序编写剧本遇到的风风雨雨

最难能可贵的是，萨特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与《死无葬身之地》几乎同时上演和出版的《恭顺的妓女》，在美国起初引起批评萨特的舆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甚至说他是“反美分子”。不料此剧在美国公演却大获成功，攻击萨特的一切不实之词很快化为泡影。至于后来冷战加剧，萨特偏向社会主义阵营，莫斯科有人把《恭顺的妓女》改为《可尊敬的妓女》，即在原文中，妓女虽然揭露参议员儿子的劣行，但最后还是归顺了他。而改编后，妓女不肯归顺白人公子了，从而变成可尊敬的妓女。萨特也听之任之，同意公演和出版。五十年代中期，惟一在中国出版的萨特著作就是莫斯科版本的《可尊敬的妓女》。
最能体现萨特思想转变的是《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一九四九年八月)。主人公马蒂厄摆脱孤独，参加战争，与战友们一起体验传统价值观的毁灭，也获得一次机会来宣泄以前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他介入时局，融入集体，变得关心战友，谛听他人呼声，也为团体着想了。钟楼一战，他坚持抵抗了十五分钟，借以表明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真正属于他的行为。他狂怒的射击既表明他反抗社会强加于他的束缚，也清算了自己的怯懦，更宣泄了对自己对别人的怨恨，一了百了。就这样，自由人马蒂厄——某种意义上萨特的化身——从个体主义的体验转为接受一次族群的集体主义考验，融入集体，感受一次上层建筑的倒塌，在传统的价值废墟上萌发某种博爱。
《痛心疾首》完全按作者的创作意图，写得很顺手，也是现存三卷中写得最好的。但当他着手第四卷时，冷战开始了，时局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解释道：“我写小说遇到了麻烦，《自由之路》第四卷《最后的机会》写不下去了。……我无法在这部以一九四三年为背景的小说中说明白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快报》，参见《一种处境剧》第八十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以介入“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为己任的萨特又转向戏剧，因为在他看来，小说是不能说谎的，戏剧则可通过对话把谎言掩盖起来，剧中人物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可以诡辩，总之戏剧可以提出问题而不加以解决。于是萨特把自己对政治斗争失败的反思和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及社会动乱的看法一股脑儿融入《脏手》，企图对自己做一次阶段性的清算。但他万万没料到，《脏手》的上演和出版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强的风波、那么久的麻烦——前后二十年不得安宁。
限于篇幅，我们只做最简单的回顾和分析：《脏手》(一九四八年三月)首次上演获得成功，但遭到法共严厉的谴责，认为谋杀贺德雷计划是对共产国际的抹黑，并且是对法共领导人无耻的影射和诬陷。《法兰西文学报》发表阿拉贡夫人爱尔莎·特里奥莱和法共意识形态专家让·卡纳帕的批判文章；《行动》杂志发表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充满敌意的剧评。资产阶级各报终于放心了，于是齐声叫好，大炒特炒，著名的昂托望纳剧院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竟连续上演六百二十五场，后来外省巡回演出三百场。美国很快发表了《脏手》的片断，并改编后准备以《红色手套》公演，虽然遭到萨特严厉拒绝，却依然引起社会主义阵营一致谴责和声讨。苏联居然指使赫尔辛基当局公开禁演，把《脏手》视为“反苏宣传”。一九五一年八月《脏手》在法国改编成电影，影响更大了。可萨特本人一九五一年再度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再度与法共合作，再度成为保留批判权的同路人。他做出高姿态：任何国家没有得到该国共产党高层的允许，不得上演《脏手》。他说到做到，许多国家都一一接到他的禁令，前后禁止十年。直到苏军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剧才开禁。
造成这么大、这么久的误会，主要因为人们把《脏手》视为政治剧，而且是带有反共色彩的政治剧，萨特怎么解释也没用。时过境迁，凭心而论，《脏手》不是政治剧，而是以政党内部政治斗争为背景的伦理悲剧。其主题确是受到重大政治事件启示后的再创作，以下三方面值得一提：一、托洛茨基一九四○年五月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的特务暗杀，折射到剧本，变成针对贺德雷的谋杀计划，贺德雷秘书雨果的原型，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熟人，他曾受命混到托洛茨基身边成为秘书，在一所戒备森严的住所服务多年也无从下手。根据这个原型，萨特创造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雨果，他真心诚意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入革命，但很难适应，面对全心全意为完成既定目标的一位领导人。却很难下决心完成更高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暗杀另一位领导人。参见《势在必然》第二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二、法国政客雅克·多里奥(1888—1945)事件——一九六四年萨特接见《辩证理性批判》的意大利文译者卡鲁索时指出：“多里奥主张共产党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党前身)接近，为此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之后，为了避免法国沦为法西斯，并根据苏联的具体指示，法共走上了多里奥指出的道路，但从来没有承认多里奥是正确的，而党从此却奠定了人民阵线的基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辩证需求。”多里奥事件折射到剧中变成贺德雷是否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党的高层认为他是投靠社会党的叛徒，因此通过路易和奥尔嘉派雨果潜入贺德雷身边，乘机将其暗杀。三、研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萨特自认为，在列宁著作的研究者中，他是第一位论述政治现实主义的。在《脏手》中，贺德雷就依据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说服雨果，使他明白党与匈牙利国家元首及卡尔斯基谈判是正确的。剧本以此为主题展开讨论“自由”与“手段”的复杂关系，即伦理与选择的关系。革命政治家贺德雷认为在政治形势所迫之下，可以赞同马基雅弗利的名言：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哪怕暗杀党内异己。他说：“原则上我不反对政治暗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至于说谎，更不在话下，贺德雷指出：“必要时我会说谎。”《脏手》第二○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三年。
由此看出，萨特存在哲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他的自由哲学已让位于解放哲学。就是说，由简单处境过渡到复杂处境，其特征是，政治前景的考量迫使伦理规范让道：落实到《脏手》的社会背景下便是上述的冷战开始和法共部长们从拉马迪埃政府出局。
三四年同路人太辛苦，虽有文哲建树开道
萨特在走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治误区之后，进入相对沉默和反思时期，虽然决心不再组建或参加政党，但他的政治理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文化构思、社会设计并没有改变。他有选择地应邀为他人写序，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连他自己也颇为吃惊，曾自嘲道：“将来词典上出现一个条目：让—保尔·萨特，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序家。”只要细读这些序言，可以发现他依然如故。仅举一例，他在为纳塔利·萨洛特《一个陌生人的肖像》作序时指出，萨洛特是个真诚的作家，影射莫里亚克在上帝的名义下真诚作弊。除此之外，他还自我放逐式的旅游或闭门读书，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萨特几乎拒绝一切政治活动，潜心研究历史和经济，重读马克思。”《势在必然》第二一七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第一部分：序突如其来的政治活动

惟一的一次政治活动是突如其来的：当法共党员昂里·马坦于一九五○年五月被捕并被判五年监禁，因为他发动了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政治行动。克洛德·鲁瓦等人请求萨特出面干预。他一口答应，马上在要求共和国总统特赦的请愿书上签名，并要求万桑·奥里奥尔总统接见。同时参与集体撰写《马坦事件》一书。最终，萨特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在爱丽舍宫受到总统接见。
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萨特的举动纯粹出于正义感，是孤立的行为，但博得处于困境的法共领导人的好感。结果，萨特又被形势拉回政治生活中去，其干预政治的程度比以往更加剧烈、更加深入。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阴风已吹到法国，借李微奇将军访问巴黎，法共发动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当然遭到巴黎警察局根据贝洛局长禁令横加阻止。于是法共斗士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动员了二三万人“非法”上街游行，弄得当局非常狼狈。当晚法共书记雅克·杜克洛在他的汽车里被捕，消息传开震惊全国。罪名是他在汽车里用信鸽来指挥当天的非法游行，居然把他关押一个多月。其实他从外省回来，一个战友送了他几只鸽子一饱口福。
对当局这种卑鄙的闹剧，政治沉默两年的萨特义愤填膺，写下著名的《共产党人与和平》洋洋洒洒十五万言，登在《现代》一九五二年七月号上。情绪之激动、言辞之尖刻，把资产阶级反动派连同资产阶级文明骂个狗血喷头，其中针对贝洛局长武断“一个共党分子就是一个俄国士兵”的怪论，回敬道：“一个反共分子就是一条狗。”后来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这句话的针对性，某些反共右翼人士就骂萨特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萨特的偏激不仅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的负面影响，而且彻底清算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烙印。主动忘却法共曾加在他头上的骂名：豺狼、黄鼠狼、鬣狗、蝰蛇、老鼠等，而投身共产党同路人的政治生涯长达四年之久。
萨特转向法共的契机是继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武装干预朝鲜战争之后，又反对法国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并着重指出印支战争是“毫无用处的屠杀”。很快地应邀参加多次国际论坛，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说天才。比如他响应世界和平运动的号召，正式出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至十九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大会，见到来自中国、越南、日本、印度等世界各国的代表。一九五三年六月萨特得知美国人卢森堡夫妇因投共以叛国罪名义被判死刑，盛怒之下，发表《患狂犬病的动物》，第一次矛头直指美国政府，控诉美国盲目反共，滥杀无辜；谴责美军轰炸鸭绿江和全面推行麦卡锡主义，以致惊动联邦调查局。幸亏被誉为“西方第一号知识分子”的萨特是出于一时义愤所为，并非代表某个共党组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正义行为不断扩大他的声望，得到了更大的荣誉。他一再受邀出席柏林、赫尔辛基、维也纳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应邀一九五四年访问苏联，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受到陈毅元帅接见。所到之处结识大量名人，诸如：爱伦堡、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布莱希特、卓别林、毕加索、海德格尔、卢卡奇、陶里亚蒂、莫拉维亚、西洛内、翁加雷蒂、卡洛·莱维、奈兹瓦尔。更与阿拉贡和爱尔莎·特里奥莱接触频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竟当上法苏协会副主席，其前身是苏联之友，与共产国际有很深的联系。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对苏联不断的赞扬，似乎那边风景独好，仅举一例：“在苏联有完全的批评自由，苏联公民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不断改善生存条件。”(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解放报》)
萨特赞扬苏联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是真心诚意的吗?按他一贯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应当说是真诚作弊：他最痛恨最反对真诚作弊，但他自己一生曾多次犯此毛病。这四年间，萨特名扬四海，声誉登峰造极，但他的真诚作弊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举一例：一九五三年初莫斯科公开“白衣阴谋”事件，逮捕九名医生，其中七名犹太人，声称他们招认了一九四八年谋杀日丹诺夫以及阴谋危害某些高官。但几个月后便传出那是冤假错案，他们不仅无辜，而且受到严刑逼供，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一手制造的。萨特态度暧昧，终于被莫里亚克抓到了有力的把柄向他发难，义正辞严要求萨特公开表态。萨特陷于被动，非但自己避而不答或避重就轻，苍白无力，连《现代》同事战友都不得参与论战。他的霸道和傲慢使他付出沉重代价。最沉重的代价是失去多位杰出的合作者，继阿隆之后失去加缪，这次又失去艾田蒲、勒福尔、梅洛—蓬蒂。
先补充谈一下萨特与加缪从义兄友情到反目成仇。全世界同时喜欢萨特和加缪的读者几乎无不为他们的决裂感到惋惜，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作简要回顾：加缪首先在《阿尔及尔共和报》赞扬《恶心》和《墙》，作为回复，萨特在《南方手册》推荐《局外人》。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苍蝇》总排演时，加缪走向前致意萨特，作自我介绍。从此来往频繁，萨特甚至正式请加缪担任《隔离审讯》的导演和惟一男演员，后因技术问题改变计划。加缪聘请萨特加盟《战斗报》，并派他去美国采访。投桃报李，萨特邀请加缪参加《现代》编辑委员会。他们一起出现在革命民主联盟组织的大会主席台上，更经常一起娱乐、一起吃饭、一起开玩笑，情如义兄弟。但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背景、为人处世太不相同了，而他们从事的职业又太相同了。两人都是公认的小说家、戏剧家、思想家、杂文家、政论家、笔战家，而且都一样执著介入政治，都在第一时间干预时政。因此，立场观点方法有所不同是必然的。
事情爆发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加缪发表散论《反抗者》。萨特读后不悦，决定《现代》不表态。但编委员大部分成员坚持表态，权衡利弊，让萨特收回成命。萨特无奈同意了，但要求《反抗者》的反对者中最不怀敌意的人出面。于是在萨特默认下，弗朗西斯·让松写出文章。但相当不客气。加缪恼火了，一气之下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劈头尊称：“主编先生”。对萨特来说，这个称呼意味着决裂的信号，因为加缪不会不知道，萨特最忌讳这种资产阶级的礼貌称谓。再加上加缪太过表露自尊心受伤害，这不，如此重要的文章，萨特没有亲自动笔，而指使下手充当打手，太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令萨特不悦的是，整封信充满被伤害、被侮辱的酸味儿，自恋情结溢于言表。萨特一般欢迎反驳对骂，越剧烈越好，但瞧不起这种软弱的求情。于是萨特公开答复，题为《答复阿尔贝·加缪》。凡读过这封长信的人都记得精彩的开头：“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会惋惜您今天断绝友谊，或许是该断绝了。”《境况种种》之四，第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接着毫不留情地指出，加缪的虚荣心被伤害是因为知识浅薄，哲学外行，草率运用第二手资料和观点，又怕别人点破百出漏洞。萨特进而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妄自尊大、装腔作势、自命不凡、虚荣自夸、智力平庸、哲学毫无建树。骂得加缪晕头转向。实在太刻薄、太损人，充分暴露萨特家长式的学霸傲慢，完全忘记自己口口声声宣扬的社会主义民主。
即便论高下，两人各有千秋，萨特不一定绝对占优势：小说平分秋色，也许喜欢加缪小说的人更多一些；萨特戏剧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但技巧不如加缪。萨特是地道的哲学思想家，有一套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本体论，在理论上、命题上自成体系，而且带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术语。但不能说加缪没有思想，虽然在功底上、在体系上与萨特相比差几个等级，但他更多从实践中总结体验并使之升华，更接近大众哲学，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比如《西西弗神话》世人皆知皆懂，都能说出个道道。而萨特的哲学思想直到今天对世人来说仍是一头雾水，惟有专家才说得清一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然而当时两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政治思想分歧太大。各举一例：梅洛—蓬蒂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瑜伽信奉者与无产者》。聚会时，出身贫寒的加缪发难，认为该文嘲笑无产者。梅洛—蓬蒂竭力为自己辩护，并得到萨特的支持。加缪大怒，拂袖砰门而去，萨特和博斯特赶紧冲出去追他，苦苦挽留，但加缪仍拒绝回来。后来经人调解，事隔三月才重归于好。在政治上，加缪比萨特更偏激、更极端，比如对待斯大林主义，萨特认为不可一概否认和一棍子打死，要揭露、要批判，但有些事情还得与苏共法共联合起来做。而加缪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等于法西斯主义，只有斗争和打倒。关于如何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分歧更大，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萨特决不含糊，决不讲情面，与加缪决裂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也不能全怪萨特，尽管同情加缪的人一直占多数。再说，一九六○年初加缪车祸身亡，萨特立即在《法兰西观察家》(一月七日)发表悼念文章，写得相当得体，漂亮的文字把深情厚谊涵在哲理中。
现在回到他与《现代》同仁艾田蒲和勒福尔所发生的冲突。艾田蒲是《现代》文学专栏的负责人，于一九五三年二月收到主编的一封亲笔信，训斥他专栏文章的一句话：“我宁可不跟斯大林纳粹打交道，而跟真正的坏蛋、露骨的坏蛋、纯粹的纳粹打交道。”萨特指出：“换句话说，一言以蔽之，您宁可要希特勒分子而不要共产党分子。那天您曾问我，合作者的自由是否有限制。我回答错了，是有一个限制的。您让我发现您超越了限制，所以我认为，您的文章就是您想改换门庭的通知。”一向主张思想绝对自由的萨特，因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就把著名学者、散文家艾田蒲炒了鱿鱼。跟勒福尔的争论更加严重，更加复杂、剧烈。一九五三年四月号《现代》同时登载勒福尔的《马克思主义与萨特》和萨特的《答复勒福尔》。勒福尔是《现代》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曾代表一批拥护萨特的知识分子。他明确指出：“萨特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萨特两次错位：一九四五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追随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保持距离；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远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紧追不舍。


第一部分：序萨特名扬四海但损失惨重

至于梅洛—蓬蒂与萨特分手，对两者来说都是最为可惜、最为痛苦的。他们是高师的同学，又同时专攻现象学，虽然门道和路子不同，却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创办《现代》。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二年，他们是《现代》第一和第二号人物，共同主持和分担社论撰写。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洛—蓬蒂无法忍受萨特太过靠近斯大林主义，因为他一向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极权专制主义。一九五五年出版他的专著《辩证法的奇遇》，其中《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专题仔细深入分析了萨特与共产主义现象的关系，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既是自由作家又是共产党人，抑或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反对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立的统一，不能以在两个对立面之间疲于奔命的来往将之代替。”这一具有先见之明的劝告，事隔十八个月苏联坦克踏平匈牙利之后，才对萨特产生了效应，两个老朋友再次和好。
总之，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四个春秋，萨特名扬四海，踌躇满志，但损失惨重，授人以柄，永远让人揭伤疤。
幸好，这四年之初他的文学成就给他留下立于不败之地的空间。一九五二年夏，以《让—冉奈作品全集》序言形式出版的《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竟是一部单独的“大砖头”，长达六九○页的研究冉奈专著。这头“怪兽”令人惊讶之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作者借题发挥之作。经过许多专家的研究才明白这确是一本奇书，很难以传统的分类法将它定为何种类型：首先是一部哲学散论，界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是运用存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阐明萨特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次是一部文学评论，介于评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之间，或者说修正论波德莱尔之不足，即把诗人与其著作分开研究，而这次则把作者与其作品作为整体来研究，详细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即作者创造作品和作品创造作者的辩证关系。顺便说一句，这种批评方法，后来被誉为新批评的一个里程碑。再次是一部伦理散论，通过个体的嬗变来探究伦理学：冉奈曾是小偷、鸡奸者、诡辩家，蹲过大狱，但他一旦公开承认他是小偷，并把自己改变成世人要他改变的那种人时，他便成为诗人了。最后还是一部心理分析传记。要表现一个人的整体，要描绘一个人的一生，光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心理分析学的说明是有局限的，只有使个体在其整体中与命运碰撞才显得出个体掌握命运的自由。
总之，萨特认为，天才不是天赋，而是在种种绝望的境况下创造的结果。所谓天才作家，是指作家终于重新获得其自身的选择，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对世界的感觉，直至他的风格和作品的形式特征，直至他形象的人物结构，直至他个人的趣味特性。写一位作家的传记，就是重新详细描绘他自身解放的历史。
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一九八○年高度评价《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指出此书是“当代法国现象学本体论最灵活最聪明的教科书”。《丧钟》第五十八页，德诺埃尔—贡蒂埃出版社，一九八○年。著名文学评论家若日·巴塔伊指出：“我不仅认为这部长不见尾的论著是当今最丰富的专著之一，而且认为是萨特的杰作。”《文学与恶》第一二六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更令人惊喜的是，照例，萨特每当撰写思想专著时总觉得言犹未尽，需要一种文学形象创作来诠释、来补充。这次几乎同时完成的是一部戏剧，名为《魔鬼与上帝》，自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首场至一九五二年三月一直未间断上演，几乎场场爆满。虽然盛况不衰，但批评不断，误解难除。甚至引起不少人的公愤。尽管选择了中世纪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尽管法德两国是信仰自由宗教包容的国家，但肆无忌惮地议论上帝和魔鬼是会激起众怒的。即使像萨特这样的名人，也不可以任意妄为。但，他偏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招来过分的反应和抨击是难免的。
剧评的火药味十分浓重，甚至有报刊攻击这部剧作是“亵渎上帝的战争机器”、“可笑的亵渎神明”《震旦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至十日。。莫里亚克训斥萨特大逆不道，著文《萨特，无神论神明》《费加罗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从首场演出开始不断有人来闹场，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男子混进剧场吹唿哨，被带到警察局，竟发表声明：“我憎恨萨特，他是毒害法国青年的罪魁，是个罪犯，应当把他当做有害的畜生给枪毙掉。”《不妥协周刊巴黎版》，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第七页。爱尔莎·特里奥莱在《法兰西文学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著文批评《魔鬼与上帝》既缺乏历史性又缺乏现实性，譬如纳斯蒂用谎言煽动农民造反，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而如今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用不着向无产者说谎。
面对如此糟糕的反应和误解，萨特本人和以西蒙娜·德·波伏瓦为首的支持派，做了耐心的解释和指导，现简述如下：《魔鬼与上帝》根本不涉及上帝是否存在的形而上问题，而主要围绕伦理问题，即善与恶的辩证关系。“事实上，萨特再次以社会实践来对抗伦理的空泛。这种对抗与在他先前的作品中相比走得远了很多很多……一九四四年他以为一切处境都可以通过主观的行动得到升华；到一九五三年他明白了形势有时窃取我们的升华，而对抗形势，个体的救助是不顶用的，只有依靠集体的斗争。”西蒙娜·德·波伏瓦《势在必然》上卷，第三三○页，加利马袖珍本，一九六四年。格茨是冉奈的投影，而且比冉奈走得更远，无论作恶还是行善，都在寻找绝对，要么追求绝对的恶，要么追求绝对的善，结果都以惨重失败告终。这实际上是萨特作为精神领袖在革命民主联盟失败后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反思，但促使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让格茨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情。”《一种处境剧》第二六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不幸，萨特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越来越接近斯大林主义，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虽然写下无数的文字，但很明显，他的文学创作灵感和源泉几近枯竭。后来萨特醒悟过来之后也承认，在四年的同路人期间，讲了假话，违心颂扬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承认惟一的创作《涅克拉索夫》是“一部半拉失败的戏剧”，尽管动机是好的。《涅克拉索夫》(1955)本应该标志着作者深深涉及社会现实，不再采用传奇，而单刀直入社会政治，直抒胸臆。但结果他居然违背自己提出的介入文学理论，越过自己划定的创作底线，搞成一部政治剧，除讨好苏共法共外，遭到各方的谴责和辱骂。剧本主题是，涅克拉索夫是个骗子，冒充一个叛逃的苏联部长，在地区选举前夕，利用报界透露耸人听闻的秘密。作者胆敢触及最敏感的问题，甚至触犯禁忌，尤其是讽刺挖苦西方反共媒体，当然引起公愤：《费加罗报》挑衅性指责萨特是“暗藏的共产党人”，其他各大报，诸如《法兰西晚报》、《快报》、《巴黎竞赛报》、《震旦报》群起而攻之，整个六月份，万炮齐轰：“剧本简单化”、“小儿科”、“可笑透顶”、“无聊至极”、“漏洞百出”等等。
但赞赏和支持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大名鼎鼎的罗兰·巴特、让·科克多、吉尔·桑蒂埃等。尤其巴特指出问题的要害，他认为此剧触及了资产阶级灵魂深处的敏感处，描绘了一个政治空间而非道德空间，点破了大媒体的奴性，让那些在资产阶级邪恶下感到窒息的人们出了一口恶气。《涅克拉索夫，让我获益匪浅》，《人民戏剧》一九五五年第十四期。
在这四年中比较被看好的倒是一九五三年萨特根据大仲马署名的《凯恩或混世魔王》改编的同名剧《凯恩》，与政治无关，体现了萨特固有的哲学思想和语言风格，回到“私生”、“背叛”、“真诚作弊”等主题，写来得心应手，对话活泼流畅、丰满幽默，又充满哲理、雄辩和自信。很有看头，但毕竟是改编，无论是思想和风格都无新意。


第一部分：序投入国内政治斗争

四晚年偏执人气下降，幸有巨著永葆英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十月苏联入侵匈牙利，萨特闻讯，对苏联的态度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变。与一九五二年相比，以同样风风火火、心急火燎、义无反顾的态度反戈一击，其激情、其怒火、其疯狂、其手段完全与四年前相同。结果当然也截然相反，立即遭到苏共法共强烈的谴责和辱骂。正式决裂开始于十一月九日，萨特居然在反共的《快报》发表正式声明：“我百分之百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侵略(匈牙利)。我重申苏联人民没有责任，是苏联政府犯下了罪行。在我，此种罪行不仅仅是用坦克袭击布达佩斯，而且是十二年的恐怖和愚蠢所造成的。我声明，与目前仍领导法国共产党的人士，现在不可能，将来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联系了。他们的每句话语、他们的每个行为都是三十年谎言和僵化的结果。”萨特时年五十一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觉醒的人了，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文字生涯》第二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很快，他在《现代》发表洋洋数万言的政论，题为《斯大林的幽灵》。立刻受到右派媒体的欢迎，一向反对萨特的《法兰西晚报》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刊登详细摘要，并非常聪明地指出《斯大林的幽灵》是未完成的《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续篇。事实上萨特十二年来一直是带批判精神的法共同路人，关系时好时坏，离距时远时近。
事实也是如此，这次与苏共法共的决裂，丝毫没有使他转向西方阵营，相反使他更靠近马克思主义。他痛惜苏共法共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而他则越来越赞赏马克思主义。萨特自以为他的存在主义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为此写下极其著名的《方法问题》(1957)，后来作为长序收入《辩证理性批判》(1960)。总之，通过《方法问题》他想论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并没有过时，而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大写的“知”，非他莫属。然而，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停滞了，变成僵化的教条主义，已经解释不了人类现象所处的广度，而他却能解释，这就在马克思主义真知的边缘产生了他的存在主义。现在，他试图把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从内部使马克思主义复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临时飞地。因为存在主义坚持启发性的方法，即客观的、发展的方法，适应人类的创造性。比如，马克思主义应当吸收美国的社会学和欧洲的心理分析学来充实自己，以便能够从整体性上懂得个性，不至于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以上两方面的内容，很快由《辩证理性批判》详细地从哲学上做出深入的阐述和论证。
萨特每次遇到大麻烦，都会调整自己的哲学思想，突破精神危机，发表重大哲学著作，但定稿谈何容易。所以他总要把哲学思维难以表达的思想同时用文学形象表达出来，这次是先推出相应的文学创作，体裁仍是戏剧，题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首场演出得到一致好评，媒体交口赞誉，评说是萨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许是最好的戏剧作品。所谓重要作品，是指内容具有里程碑性质，正如《隔离审讯》印证《存在与虚无》中“真诚作弊”的现象学诠释；又如《魔鬼与上帝》反映《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中所描绘的善与恶的辩证法，那么《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包含着《辩证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系列相异性的哲学概念。剧中人物一个个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因为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却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完全的责任。
这次上演成功是萨特一生中内心深处感到最悲壮的时刻。赞扬声虽然使萨特感到一丝欣慰，但毕竟苦涩和无奈挥之不去。最使萨特高兴的是德国人的觉醒和集体忏悔意识。德国观众感谢萨特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并通过萨特向法国人民感谢对德国人民的宽容和理解。萨特向德国观众和读者谈到集体犯罪观念和个体责任观念的关系时指出，忏悔是必要的，但弗朗茨没有因愧疚而自杀，而是意识到自己毫无用处，无益于任何人，再活下去毫无意义了才自杀。他鼓励青年人向前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萨特最早主张法德友好，是建立欧洲联盟的思想家。他的这番话顺理成章，顺势投缘。从此，萨特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始终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们可以看出，萨特与众多因匈牙利事件而退出法共的知识分子不同，非但没有消沉，反而越斗越猛。他与法共意识形态权威专家罗杰·加罗迪的辩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争论长达数年，互不让步，但只限于不同政见的理论辩论。加罗迪首先发难，在他一部论述现代主要思潮的专著中专门有一章批评存在主义，尤其针对《方法问题》，指出萨特面临两难境地，必须做出二者必择其一的决定：要么选择非理性主义信仰，要么在抛弃萨特存在主义的前提下再加入马克思主义。萨特予以反驳，发表公开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哲学》(1959)，简单重提《方法问题》的有关论点。后来两人有过多次不同形式的交锋，最后加罗迪向萨特建议：“我们选一个人物来解释吧，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您用您的存在主义方法。”《境况种种》之十，第九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通过个例来证明谁对马克思主义更有贡献。萨特接受挑战，并立即建议写福楼拜，加罗迪同意了。萨特早就有计划要撰写《福楼拜》，后来基本完成，而加罗迪则没有实践诺言，不了了之。随着法共在政治上连连失败，加罗迪全部著作已成历史尘埃，连他的名字也被世人遗忘了。
然而，萨特的精力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活动和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首先萨特不顾一切地投入国内政治斗争，以反对“戴高乐军人独裁政治”的精神领袖自居，最后误入迷途。当时戴高乐看到由他创建的第四共和国自他离去后越来越混乱，已经走入死胡同，于是决定复出。通过斡旋驻阿尔及尔法军总司令马叙将军出来干政，他易如反掌地重新取得政权，曾傲慢地宣称：“政权不再需要夺取，唾手可得也。”一向担心军人当政专制的萨特闻讯怒不可遏，但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只能用拉封丹寓言中的各种动物来谩骂。当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国公投成功，十月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萨特气急败坏，预言戴高乐将把法国人民从人类界带领到动物界。《想有个国王的青蛙们》，《境况种种》之五，第一三八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当戴高乐总统向公众承诺：“法国正走向伟大的前景，正走向欣欣向荣……”萨特却充当民众代言人谴责这种自我陶醉，骂道：“我们全是杀手。”言下之意，法国人太不争气，选了这么个独裁者。但戴高乐毕竟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学富五车、学贯古今的文化人和著作家。他深深懂得法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两种传统的对峙，即以民族主义、黩武主义、保守主义的天主教传统为一方，以文人学士、教育家、神职人员、自由人的新教传统为另一方，但对峙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和底线，否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戴高乐自始至终力排众议，多次下令善待萨特，不可造次。他明明知道萨特早就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不仅《现代》成了该运动的发言人，而且萨特本人也卷入一些非法的活动而且相当过分。但萨特是碰不得的，首先因为他的动机是正义的，不懂政治而已，纯粹的书生意气用事。
况且萨特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光一九六○年一年，他应邀频频出国，去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去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去贝尔格莱德会见铁托、去巴西利亚会见巴西总统。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世人交代?但国内形势实在紧张到极点，萨特成了部分人想加害的替罪羊。一九六一年五月他的住宅遭爆炸，有人高喊：“枪毙萨特，恨死他了。”军方和内务部拿到确凿证据要抓他，戴高乐竭力阻止：“咱们不抓伏尔泰。”直到一九六二年戴高乐结束战争，让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法国人才明白他高瞻远瞩，赞赏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从此“咱们不抓伏尔泰”成为世人皆知的历史佳话。其实戴高乐比谁都懂，法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主要靠文化魅力，保护桀骜不驯的文化国宝萨特，是法兰西的荣耀。况且他明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阻挡的潮流，而萨特成为这个潮流的代言人，对法国在第三世界树立威信是有好处的。


第一部分：序《文字生涯》问世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巴黎和阿尔及尔都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主席台上专门为萨特留着显赫的位置。但萨特再三谢绝邀请，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他忙于完成自传《文字生涯》。但从自传直到一九六三年十月和十一月才在《现代》连载发表来看，那显然是个托词。为什么谢绝如此巨大的荣誉?因为萨特并不在意荣誉仪式，而在意斗争过程，在意为道义、为正义而敢为人先，况且他已经担心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会怎么样：独立仅意味着给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提供机会，远不等于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如不去出这个风头，埋头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事实上，他确在写自传，即正在告别文学创作，清算作家生涯，清算几十年的疯狂，使自己从半空中回到地上，踏踏实实做人。
《文字生涯》问世，出乎所有人意料。人们惊讶之余多半是惊喜，一本非常独特、难以归类的小书，似是自传而非自传。虽然书中讲到父母双方的家族，从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从两岁到十二岁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基本属实。但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仅仅举些支离破碎的琐事和逸事，不登大雅，况且找得出许多细节差错和年代倒错。最有发言权的母亲生硬地对他说：“你完全误解了你的童年。”善良诚实的母亲哪儿懂得儿子出了一部以自传为骨架的文学创作，简言之自传小说。虽然只提到十二岁以前的事情，但绝大部分篇幅都与他的读书和写作生涯有关，是萨特少有的一本完整的书。
《文字生涯》是萨特惟一没有受到争议的著作，四面八方一致赞扬。确实，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精品。特别是语言，连最讨厌萨特的专家学者都说文学语言上乘、大手笔、美不胜收。对出乎意料的自我批评、自我嘲讽、自我间离，有少数人颇有微词，认为有些矜持和矫情，但并不否定情操高尚。当时有谁知道他这部自我解剖的小书整整写了十年，真可谓：十年辛酸有谁知?见过他手稿的都说，涂改、重写、修正之多绝不亚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手稿。总之，他把整个身心都投进去了，确实是哲学家、戏剧家、批评家、政论家和笔战家熔于一炉的手笔。
《文字生涯》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单行本，许多国家立即用各自的文字快速出版译文，萨特颇为高兴。但他万万没想到同年十月，即正式出版仅仅六个月后，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此书“以表现出的自由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时代”。萨特第一反应：理所当然要谢绝。这是萨特逻辑。他知道，拒绝必定引起是非和风波。他心里很难过，但决不做违心的事情。果然风波大作，是非不断，最后闹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改变了评选游戏规则：从此往后，获奖候选人必须事先自荐或被推荐。这场由萨特引起的风波，许多人(包括笔者)都已评述过，此处不再赘评。但我们认为，除他本人讲的个人原因和客观原因外，最可信的理由是，萨特内心不愿意没有盖棺就被定论，说得刻薄一点，他不愿意像尸体那样用防腐香料保存，不愿意活活被塑像，或过早地被列入圣位。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从不结婚不生孩子，到不承担对他有束缚的任何职务，到反对一切体制化、制度化、政党化、帮派化，直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或半官方的荣誉。比如，二战后他曾拒绝荣誉勋位勋章，五十年后又拒绝法兰西学院讲席。他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书要写。
然而，萨特虽然照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但人气开始下降了。他变得与主流社会或社会的主流越来越隔阂了。他回到蒙巴拿斯区重新生活。明的一面，照旧从事政治活动；暗的一面，继续埋头写《福楼拜》，始终未忘对加罗迪的承诺。
一九六七年初，英国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哲学家贝特兰·罗素(1872—1970)发起成立人民法庭，名为罗素法庭，来控诉和声讨美国侵略越南和声援民族解放战线的斗争。萨特是主要负责人，罗素年事已高，欧洲大陆的事全由萨特负责。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萨特以罗素法庭的名义主持记者招待会，到一九六八年与罗素联名号召全世界抵制墨西哥奥运会，直到罗素去世前，其间召开近十次国际会议，全由他主持。所遇到的压力和困难无数。举个小例子，一九六七年四月，为解决一位南斯拉夫名人的签证，他不得不屈尊给戴高乐总统写信求助，总统回信非常有礼貌，尊称他“亲爱的大师”，但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萨特大怒，对报界声称：“我只在咖啡馆应侍面前才是‘大师’，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咖啡馆写作。”他根本不去想一想，总统即使同情他的请求，哪能在政治和外交上开此先例呢?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运动。萨特闻讯，立即发表声明：“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侵略，按国际法可称为一种战争罪行。”并断言苏联模式已被官僚主义窒息，不再有价值，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前程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表现，前途光明。不久应捷作家联盟邀请正式出席《苍蝇》首场演出，并发表演讲，大厅座无虚席，大受欢迎。因为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具有民主的本质。掌声雷动。从此新起点开始，他强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揭露苏修反人权的罪行。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巴黎互助保险大厅集会上演讲，声援在苏联受迫害的和不准移民出境的犹太人。十月再次呼吁给予苏联公民移民的权利。同年他甚至公开宣布与卡斯特罗和古巴政权决裂，因为古巴人权记录太差。


第一部分：序独一无二的人物—萨特

一九六八年初，谁都没想到持续十载的戴高乐鼎盛时代气数将尽。表面上法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总统正准备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不料五月初巴黎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接着爆发声势浩大的全国总罢工，有九百万人参加，一百二十万人上街，是二十世纪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民众自发运动。各色激进左派把学生和工人的诉求泛政治化，使局势更加复杂。萨特毫不犹豫支持学生运动，在宣言上签名，登在《世界报》上，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即爆发街垒战的前夕，意义重大。运动初期，萨特无疑是最受尊重最吸引人的，无论在报界、在街头、在集会，尤其在索邦大学梯形礼堂两次演讲，尤其把老同学阿隆当替罪羊的《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和《六八年五月的新思想》两篇文章。但除了精辟分析局势和召号推翻一切现行制度，他缺少新思维，指不出新方向。一九六九年二月，学生们对他不耐烦了：“萨特，讲简短些!”
几年来他确实落伍了，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新成果，诸如结构主义、文学形式主义、拉冈主义、阿尔杜塞主义，一概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应。而在拉丁区执牛耳的则是阿尔杜塞、拉冈、福柯、巴特、列维—斯特拉斯。这些新的西方学术名家对萨特都相当尊重，但都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他，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历史是无情的，随着他的死对头戴高乐一九六九年春公投失败后辞职隐退，萨特的威望也急剧下降。他非但没有悟彻，反而越来越偏执，越来越陷入极左派的泥淖。
可悲的是，在极左派的眼里，萨特是个过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老思想家。这顶保护伞虽然浸透铜臭，但革命还是需要花钱的，再说遭到官方镇压时，这位官方见了让三分的糟老头还可以出面伸张正义，帮他们解围。果然，萨特尽管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当他发现极左刊物被没收，极左派头头被内务部长亲自下令逮捕，他就不再与极左派保持距离了。只要找上门来，他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答应他们可以利用他的名义和威望，把他当挡箭牌。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机关报《人民事业》一九七○年两次被查封，先后两任主编被捕。四月十五日皮埃尔·维克多真实姓名为贝尼·勒维，二○○三年去世。去找萨特出任主编，他一口答应。后来萨特还担任过革命万岁机关报《一切》和另一个革命小将派机关报《我控诉》的主编，但他只参加一些象征性的政治活动，并慷慨解囊，为革命埋单。
这种现象引起他亲朋好友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警觉，甚至反对和阻拦，但萨特不听劝告。甚至为解决出生埃及的犹太人皮埃尔·维克多的长期居留证，萨特任命他为领薪秘书，亲自写信请德斯坦总统特许。法国总统通情达理，网开一面，答应请求。从一九七三年维克多担任秘书一直到萨特去世，长达十年。他伙同加维跟萨特长谈之后整理成书出版，题为《造反有理》(1974)。所得三万法郎全部捐给《解放报》。但以西蒙娜·德·波伏瓦为首的萨特挚友们几乎都讨厌维克多，有时闹得几乎反目成仇。每当闹得不可开交，都由萨特出面调停，当和事佬。
其间也发表了几篇值得参考的谈话：《关于家中的低能儿》、《西蒙娜·德·波伏瓦采访让—保尔·萨特》、《七十岁自画像》，作为研究萨特晚年的思想状况颇有用处，但也仅此而已。
总之，自诺贝尔奖金事件后，萨特真正的成就是他的巨著《家中的低能儿》，几乎消耗他最后十五年中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家中的低能儿》是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但非常独特。首先它是一部传记，顾名思义，就是写福楼拜的历史。表现福楼拜人生的素材主要取之福楼拜著作和浩瀚的书信，因此需要想像，不是凭空想像，而是根据福楼拜写的东西所包含的内在联系和各种蛛丝马迹编织而成的真实，即真实的小说，所以萨特要求人们把他的这部专著当做小说来读。切入点则是福楼拜的童年，只有把形成他性格的童年解剖和分析透了，才可理解他失败的人生。进而由他失败的人生促使他把内心的怨恨倾泻到他的作品中，这才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所以，萨特用绝大部分篇幅写福楼拜的童年。居斯塔夫出身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专横跋扈，视科学和荣耀高于一切。他偏爱聪明的大儿子，明摆着的继承人。小儿子居斯塔夫愚蠢、孤僻、懒惰，是家中的低能儿，在父亲眼里是个没出息的东西。更不幸的是，母亲也专横冷漠，协助丈夫执行祖法家规。居斯塔夫无人关怀怜惜，无母爱可言。这给深受母爱的萨特带来极大的困难。作者不得不采用感情同化的手段钻到居斯塔夫的肚子里才能体会居斯塔夫对哥哥的嫉妒，但又因胆怯和力薄而无计可施，无法报复，只能处处陷入被动。久而久之，这就铸造了居斯塔夫·福楼拜消极被动的性格，从而注定他人生失败的命运。
居斯塔夫·福楼拜恨透了自己的消极被动，不敢爱，不敢向心爱的姑娘或夫人表示爱而失落到倾向同性恋，从而把对自己全部的恨发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物没有一个好的。最集中表现在包法利夫人身上，这位夫人几乎集所有女人缺点之大成，所以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正因为作者向自己笔下的人物倾注了全部的真实感情，所以作品才永垂不朽。总之，《家中的低能儿》是萨特晚年给世人留下的惟一的宝贵财富，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消化这部近四千页的巨著。

萨特“盖棺”已经二十四年，“定论”恐怕还需一个历史时期。但，如果说历史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敌对的阵营以及两者之间的冷战，那么也不会忘记处在风口浪尖上长达三十多年的萨特以及萨特现象。当年德斯坦总统很想为萨特举行国葬，但深知他生前拒绝接受一切荣誉，只发表声明指出：“让—保尔·萨特的逝世使我觉得当代的一盏伟大的智慧明灯熄灭了。”引自法国总统吉斯卡·德斯坦在萨特逝世后发表的悼念声明，见于法新社一九八○年四月十六日电讯。西蒙娜·德·波伏瓦及萨特其他最亲近的人决定葬礼一切从简，严格只限他们几十个人参加。不料，蒙巴拿斯公墓里里外外聚集了五万多人，送葬队伍一整天井然肃静地缓缓地向萨特告别，完全不约而同自发而来，其中包括福柯等许许多多名人。这种萨特现象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如今已是信息时代，不可能再产生像萨特这样的人物了。历史不会忘记独一无二的人物。

2004年春节于巴黎小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塞利纳：《教堂》《教堂》，指法国作家塞利纳(1894—1961)的处女作——五幕喜剧《教堂》。出版者声明
这几本日记是在安托万·罗冈丹的文件中找到的，现在原封不动地予以刊登。
第一页没有标明日期，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写于日记以前数周，最晚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
安托万·罗冈丹自中欧、北非、远东旅行归来后，此时已在布维尔居住三年，为的是完成对德·罗尔邦侯爵的历史研究。没有日期的一页
最好是逐日记录事件。写日记使我看得更清楚。别漏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哪怕它们看上去无足轻重。千万别将它们分门别类。应该写我怎样看这张桌子、街道、人、我的那包香烟，因为它发生了变化。应该精确判定变化的广度和性质。
譬如说，这里有一个装墨水瓶的纸盒。我应该努力说出从前我如何看它，现在又如何……此处空白。——作者注它。那么，这是一个直角平行六边形，它突出在——蠢话，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别将空无吹成神奇，这一点可要注意。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另一方面，当然我能随时找到前天的感觉——对这个墨水瓶盒或其他任何物体的感觉。我必须时刻准备好，不然这个感觉就会再次从我指缝间溜走。不应该……此处有一字被擦掉(可能是“歪曲”或“制造”)，另加一字，但不清楚。——作者注而应该小心谨慎地、详详细细地记下发生的一切。
当然，我现在无法写清楚星期六和前天的事，因为我离它们已经太远了。我能说的只是无论是在星期六还是前天，都没有发生任何通常所谓的大事。星期六，孩子们玩石子打水漂儿，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往海面上扔石子，但我停住了，石子从我手中落下，我走开了，可能神情恍惚，以致孩子们在我背后哄笑。
这便是表象，而我身上发生的事未留下清楚的印迹。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使我恶心，但我不知道自己注视的是海还是石子。石子是扁平的，整整一面是干的，另一面潮湿，沾满污泥，我张开手指捏住它的边沿，免得把手弄脏。
前天，事情就更复杂了，再加上一系列巧合和误会，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我不会把这一切写在纸上来自娱。总之，我确实有过害怕或类似的感觉。如果我知道自己害怕什么，那我早就迈进一大步了。
奇怪的是，我毫不感到自己神经失常，而是确确实实看出自己神经健全。所有这些变化只涉及物体，至少这是我想证实的一点。
十点半钟当然是指晚上。下文与上文相隔很久。我们认为它最早写于第二天。——作者注
话说回来，也许那真是一次轻微的神经质发作。它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上星期的古怪感觉今天看来十分可笑，我已经摆脱了它。今晚我很自在，舒舒服服地活在世上。这里是我的房间，它朝向东北，下面是残废者街和新火车站工地。从窗口望出去，在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拐角，是铁路之家的红白火焰招牌。由巴黎来的火车刚刚到站，人们走出老火车站，在各条街上散开。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不少人在等候最后一班有轨电车，他们正站在我的窗下，围着路灯，大概形成了愁苦的一小堆。他们还要等几分钟，有轨电车十点四十五分才来。但愿今夜没有生意人来投宿，因为我直想睡觉，早就困了。只要一夜，美美的一夜，所有那些事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十一点差一刻，不用害怕了。他们已经来了，除非今天是鲁昂那位先生来的日子。他每个星期都来，二楼的那间带浴盆的二号房间是专为他留着的。现在他随时可能来，因为他常去铁路之家喝杯啤酒，然后才来睡觉。他不喧闹，个子小小的，干干净净，戴着假发，蓄着黑黑的、打了蜡的小胡子。他来了。
当我听见他上楼时，心中轻轻一动，感到十分宽慰，如此井然有序的世界有什么叫我害怕的呢?我想我已经痊愈了。
挂着“屠宰场—大船坞”牌子的七路有轨电车来了，丁零当啷直响。它又开走了。现在它载满箱子和熟睡的儿童驶向大船坞，驶向工厂，驶向黑暗的东区。这是倒数第二班车，末班车在一小时以后才来。
我要上床了。我已经痊愈，我不想像小姑娘那样在一个崭新漂亮的本子上逐日记下我的感受。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写日记才有意义，那就是如果……没有日期的一页至此结束。——作者注日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不能再怀疑了。它不是一般确切的或确凿的事实，而是像疾病一样来到我身上，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古怪，有点别扭，仅此而已。它一旦进入就不再动弹，静静地待着，因此我才能说服自己我没事，这只是一场虚惊。但是现在它却发挥威力了。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作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有些许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应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要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指奥吉埃·普(Ogier P...)，日记中常提到他。他当过庶务文书。罗冈丹于一九三○年在布维尔图书馆与他相识。——作者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
街上也有许多暧昧的、拖长的声音。
看来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在哪里呢?它是抽象的，不寄寓于任何东西。莫非是我变了?如果我没有变，那么就是这个房间、这个城市、这个环境变了，二者必居其一。

我看是我变了，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最不愉快的。总之，我得承认，我被这些突然的变化所左右，因为我很少思考，于是一大堆微小变化在我身上积累起来，而我不加防范，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真正的革命，我的生活便具有了这种缺乏和谐和条理的面貌。例如我离开法国时，许多人说我是心血来潮。在国外旅居六年以后，我突然回国，仍然有人说我是心血来潮。我还记得在梅尔西埃这位法国官员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去年在佩特鲁事件后辞了职。梅尔西埃随一个考古代表团去孟加拉。我一直想去孟加拉，他便极力邀我同去。我现在想他为什么邀我去，大概是信不过波尔塔，想让我去监视他吧。当时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预感到这个针对波尔塔的小阴谋，我更该高兴地接受邀请。总之，我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盯住绿台布上电话机旁的一尊高棉小雕像。我全身仿佛充满了淋巴液和温奶。梅尔西埃用天使般的耐心来掩饰少许的不快，他说：
“我需要得到正式决定。我知道您迟早会同意的，最好还是马上接受。”
他蓄着棕黑色的胡子，香喷喷的。他一晃脑袋，香气便扑鼻而来。接着，突然间，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雕像显得可厌和愚蠢，我厌倦之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待在印度支那。我去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装束如此古怪?我的热情已经消逝。在好几年里它曾淹没我、裹胁我，此刻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庞大而乏味的思想，我不知它是什么，但我不能正视它，因为它使我恶心。这一切都与梅尔西埃的胡子的香气混杂在一起。
我对他很生气，便打起精神冷冷地回答说：
“谢谢您，但是我旅行够了，现在该回法国去了。”
第三天，我便乘船回马赛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所有这些迹象堆积起来预示着我的生活将发生新变化，那么我很害怕。这倒不是说我的生活很丰富，或是很有价值，或是很可贵。我害怕那个即将产生、即将控制我的东西——它将把我带往何处?难道我得再次出走，放弃一切，放弃我的研究和书?难道在数月、数年以后，我将精疲力竭、心灰意懒地在新的废墟上醒来?趁现在还来得及，我想看清楚自己。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那种淡淡的恶心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一点，写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罗尔邦在俄罗斯的侨居生活，直到保罗一世去世。这部分已经写完，就只等将来誊清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坐在马布利咖啡馆里，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当正常。的确，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马布利咖啡馆，因为主管法期盖尔先生总有一种讲求实效、令人放心的谄媚神态。他的午睡时间就要到了，眼睛已经发红，但举止仍然轻快果断。他穿梭在桌子中间，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声调问道：
“还可以吧，先生?”
我见他如此积极，不禁微笑，因为当咖啡馆空无一人时，他的头脑也空荡荡的。两点钟到四点钟之间，咖啡馆里没有客人，这时法斯盖尔先生迟钝地踱上几步，等侍者关了灯，他也就滑进了无意识中。他一人独处时，便进入梦乡。
还剩下二十多位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和职员。他们在别人家里寄宿搭伙，在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堂里匆匆用过餐后，便来这里喝喝咖啡，玩玩牌，他们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们发出轻微的吵闹声，声音单薄，并不干扰我。他们也一样，必须好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生存。
我独自生活，完全是独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自学者不值一提。只有铁路之家的老板娘弗良索瓦兹。可我和她谈话吗?有时，晚餐以后，她端来啤酒，于是我问道：
“您今晚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不”，于是我跟她走进二楼的一间大房，这是她按钟点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钱，我们做爱，以工代酬。她很喜欢做爱(她每天需要一个男人，除了我，她还有许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忧郁，我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们说不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呢?各人都是为自己，何况在她眼中，我始终首先是咖啡馆的顾客。
她一面脱衣一面说：
“喂，有种叫布里科的开胃酒，您喝过吗?这星期有两位客人叫这种酒，小姑娘不知道，跑来告诉我。这两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过这酒。可我总不能一无所知就进这种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脱长袜了。”
从前我是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离开我很久以后。现在我不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无意寻找字词。字词在我身上流动，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听之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为它未被字词拴住。思想呈现出含混可笑的形式，沉没了，立即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赞叹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述清清楚楚、真实可信的故事。如果你问他们昨天干什么了，他们会毫无难色、三言两语就讲明白。要是我，我会张口结舌的。的确，长久以来，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表。当你独自生活时，你连讲述也不会了。真实性随朋友们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样，你听任它流逝。你看见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话、走动，于是你沉入无头无尾的故事之中，你会是一个蹩脚的见证人。然而，作为补偿，所有那些在咖啡馆里无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却屡屡遇见。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在车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蓝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着奔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手帕。与此同时，一个黑人正拐过街角，吹着口哨走过来。他穿着乳白色雨衣，一双黄皮鞋，头戴一顶绿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挂在栅栏上为夜晚照明的那盏灯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时此刻，在火红的天空下，既有发出浓重湿气的木栅栏，又有路灯，又有黑人怀中的那位可爱的金发小女子。如果我们是四五个人，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个撞击，注意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压脚被的漂亮蓝大衣、浅色雨衣、红色的玻璃灯；我们会对这两张惊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场的。
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接着它便解体了，只剩下灯、栅栏和天空，这就算不错了。一小时后，灯点燃了，刮起了风，天空变成黑色，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一切并不新鲜。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我与人们十分接近，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东西，譬如桌上这只啤酒杯。我看见这只杯子，很想说：“暂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远，我想不能让孤独“占上风”。这并不是说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害怕房门在半夜里突然打开。只是我感到不安，因为半小时以来，我就一直避而不看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围这些单身汉都无法救我，因为太晚了，我无法逃到他们中间避难。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对我说：“怎么了，这只啤酒杯怎么了?”它和别的杯子一样，有斜切面，有杯柄，还有一个带铁铲的小纹章，纹章上刻着施帕滕布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几乎莫须有的东西。我无法解释我见到的，无论对谁。就是这样，我慢慢沉到水底，滑向恐惧。
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我是孤单的。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他们都想到一起了，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老天爷!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明白了，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时走过一个长着凸眼的人，他似乎朝内观看，与他们完全不一致，他们便做鬼脸。我八岁时去卢森堡公园玩耍，那里也有一个凸眼人，他坐在一个岗亭里，紧靠沿奥古斯特—孔德街的铁栅栏。他不说话，不时伸直一条腿，惊恐地瞧着这只脚，它穿的是高帮皮鞋，另一只脚上却是拖鞋。看园人对我叔叔说，此人曾是中学学监。他穿着法兰西院士的院服去课堂上宣读季度成绩，于是被迫退休。我们觉出他是孤单一人，对他十分恐惧。有一天，他从远处朝罗贝尔微笑，并伸出双臂，罗贝尔几乎晕倒。使我们恐惧的不是他那穷途潦倒的神态，也不是他脖子上那块与假领相摩擦的肿瘤，而是因为我们感到他脑子里装的是螃蟹或龙虾的思想。一个人居然用龙虾的思想来看待岗亭，看待我们玩的铁环，看待灌木丛，我们不免惊恐万分。
难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个吗?我头一次讨厌孤独。我想把我身上发生的事告诉别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我现在还没有使小男孩害怕。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真奇怪，我写满了十页纸，可还没有说出真相，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在日期下方写“没有什么新鲜事”时是问心有愧的。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人说谎而自恃有理，真叫人佩服。当然，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今天早上，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想拾起来，但没能拾起。就是这件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是的，可是，说实话，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但挥之不去。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但它仍然待在我身上，沉重而痛苦。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
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大概是出于骄傲，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记不清先后顺序，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不过现在都结束了。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感到羞愧。我不要神秘，不要心境，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我不是童贞女，也不是神父，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
没有什么大事可讲。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仅此而已。
我很喜欢拾东西：栗子、破布、特别是纸片。拾起它们，用手捏着它们，这使我很愉快。我几乎像孩子一样将它们凑到嘴边。我在角落里拾起一些厚沉而豪华、但可能沾上粪便的纸片时，安妮便大发雷霆。在夏天或初秋，可以在公园里看见一些烂报纸，它被阳光烤熟了，像落叶一样又干又脆，黄黄的，仿佛在苦味酸里浸泡过。还有些纸片在冬天被捣碎、碾碎、污迹斑斑，返回到土中去。另一些纸片完全是新的，甚至上了光，白白的，令人激动，像天鹅一样展在那里，但是泥土已经从下面将它粘住。纸片卷曲着，脱离了烂泥，但是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又伏贴在地面上。这一切都可以拾起来。有时我从近处看看纸片，只是摸摸它，有时我将纸片撕碎，好听它发出长长的劈啪声。如果纸很潮湿，我便点上火，这当然有点费事，然后我在墙上或树上擦净那满是泥泞的手心。
今天早上，我瞧着一双浅黄褐色的皮靴，这是一位刚从军营出来的骑兵军官的皮靴。我瞧着它走动，看见在一个小水洼旁有一张纸。我料想军官会用鞋跟把纸片踩进泥水里，可是没有，军官大步越过了纸片和水洼。我走近那张纸，是横格纸，大概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它被雨水浇透，卷了起来，像烧伤的手那样布满了肿胀的水疱。纸边的红道退了色，成为粉红色的水渍，有些地方的墨迹也模糊不清，纸的下半部被一块干泥盖住。我弯下身，高兴地盼着触摸这团柔软凉爽的纸浆，用手将它揉成灰色小团……但我没有做到。
我弯腰待了一秒钟，看到纸片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我两手空空地直起腰来。我不再是自由的，不能再做我想做的事。
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
现在我明白了。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的感觉，现在记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手上感到一阵恶心。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谋杀保罗一世的阴谋

星期四上午，图书馆
刚才，在走下旅馆的楼梯时，我听见吕西一边给楼梯打蜡，一边在向老板娘诉苦，她诉苦已不下一百次了。老板娘很吃力地回答，话语简短，因为她还没有戴上假牙。她几乎赤身露体，只穿着粉红色的晨衣，脚蹬拖鞋。吕西像平时一样很脏，时不时地停下来，跪着直起上半身瞧着老板娘。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显得理直气壮。
“我宁可他去追女人，这我不在乎，这对他也没有坏处。”
她讲的是她丈夫。这个黑发棕肤的小女人四十岁上才用积蓄买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年轻男人、勒库安特工厂的钳工，但家庭生活很不幸。丈夫并不打她，也不找别的女人，只是酗酒，每晚回家时都是酩酊大醉。他情况不妙，三个月以来面色发黄，日渐消瘦。吕西认为是因为酗酒，可我看是肺病。
“得振作精神。”吕西常常说。
很明显，她十分苦恼，但她慢慢地、有耐心地振作起来，因为她既无法自我安慰，也不自甘沉沦。偶尔她也稍稍想到这桩烦恼，稍一想起便借机发挥，尤其是与人交谈时，因为人们总是安慰她，而她也稍感轻松，她那不慌不忙的语气仿佛在为他们出主意。她独自一人收拾房间时，我听见她在哼歌，为的是不去想这件事。但她整天闷闷不乐，厌烦愤懑地指着喉咙说：
“这里咽不下去。”
她独自享用痛苦，大概也独自享用快乐吧。我在想，她有时是否想摆脱这种单调的痛苦，摆脱这种她一停止歌唱便卷土重来的唠叨话呢?她是否希望痛痛快快地痛苦，自溺于绝望中呢?但是对她来说，这不可能，因为她已经被卡住了。

星期四下午
德·罗尔邦先生容貌奇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常称他为“亲爱的丑八怪”，然而他却赢得宫廷里所有女人的欢心。他不像丑男人瓦泽农瓦泽农(1708—1775)，其貌不扬，但十分风流，曾被伏尔泰称为“女人们亲爱的情夫”。——原编者注那样扮演小丑，而是靠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使被他征服的女人神魂颠倒。他长于耍阴谋诡计，在项链事件指一七八四年发生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项链事件。德·拉莫特夫人欺骗红衣主教罗昂，让他借债购买珍贵项链赠送皇后，后罗昂无力偿还债务，被捕入狱，王后也受到指控，朝廷上下分为两派。这个案件持续一年之久，后罗昂被流放，德·拉莫特夫人被捕入狱。中举止暧昧，与圆桶米拉博圆桶米拉博子爵(1754—1792)，曾武装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奈尔西亚奈尔西亚(1739—1801)，法国小说家，其作品当时被视为淫秽之作。来往频繁，后来在一七九○年销声匿迹，不久后又出现在俄罗斯，参与暗杀保罗一世事件，后从俄罗斯去到最遥远的国度，印度、中国、土耳其斯坦，走私、玩弄阴谋、充当密探。一八一三年他返回巴黎，一八一六年执掌大权，成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1778—1851)，法王路易十六之女，曾目睹父母被处死。的惟一亲信。这位老夫人喜怒无常，为童年回忆所困扰，只有看到德·罗尔邦先生时才开心地微笑。他通过这位公爵夫人在宫廷里为所欲为。一八二○年三月，他娶了美丽的德·罗克洛尔小姐为妻，她芳龄十八，而他已七十岁了。此时他至尊至贵，处于一生的巅峰。七个月以后，他被控谋反，被捕入狱，五个月以后死于狱中，而此案无人过问。

我忧郁地重读热尔曼·贝尔热的这段注解热尔曼·贝尔热：《圆桶米拉博及其朋友》第四○六页，注②，尚皮翁出版社，一九○六。——原编者注。我是从这几行字中首先知道德·罗尔邦先生的。我觉得他十分迷人，而且，根据这几行字，就立刻爱上了他!正是为了他，为了这位亲爱的先生，我才来到这里。我从国外旅行归来时，原本可以立刻定居巴黎或马赛，然而，大部分有关这位侯爵滞居国外的资料都保存在布维尔市立图书馆。罗尔邦曾是马罗姆城堡的领主。在战前，那个村子里还有他的一个后代，是位建筑师，姓罗尔邦—康普雷。他于一九一二年去世，将大量遗物赠给布维尔图书馆，其中有这位侯爵的书信、日记片断以及各种文件。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
我很高兴找到这些笔记。我有十多年没有碰它们了。我的笔迹似乎变了。从前我写得很密。那一年我是多么热爱德·罗尔邦先生啊!我还记得有天傍晚，一个星期二傍晚，我在马扎林图书馆工作了一整天，阅读了罗尔邦先生于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年期间的书信，从中猜到他多么巧妙地欺骗奈尔西亚。这时天色已黑，我走下曼恩大街，来到快乐街拐角，买了一些栗子。我真快活!我想到奈尔西亚从德国回来时那副模样，不禁独自大笑起来。侯爵的面孔和这墨水一样，自我研究以来，已大大暗淡了。
首先，从一八○一年起，他的行为就难以理解。我不缺资料：信件、日记片断、秘密报告、警察局档案，我的资料甚至太多了。但我认为这些见证不够可靠，不够确实。它们相互并不矛盾，不，然而也不吻合。它们说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可是，别的历史学家依据的也是同样的资料，他们是怎样做的?莫非我过于谨慎或者不够聪明?其实这样提问题对我毫无意义。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长久以来，我对罗尔邦这个人的兴趣超过我打算写的那本书，可是现在，这个人……人开始使我厌烦。我更关注的是书，写书的愿望日益强烈，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老了吧。
当然，我们可以假定罗尔邦积极参与了谋杀保罗一世的阴谋，后来又被沙皇派去东方作密探，并且经常背叛亚历山大一世而效忠拿破仑。与此同时他还可能与阿图瓦伯爵阿图瓦伯爵，法王路易十六最小的弟弟，即未来的国王查理十世。保持频繁通信，并告之以无足轻重的信息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一切并非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富歇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在法国督政府、执政府、拿破仑帝国期间曾任警察总监。也在玩弄更复杂、更危险的把戏。罗尔邦也许还私下和亚洲的公国做枪支交易。
是的，他很可能做这一切，但是没有证据，我开始想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证据。这些假定十分恰当，能反映事件，但它们来自于我，它们只是我归纳知识的一种办法。没有任何一点来自罗尔邦。事实是缓慢、怠惰、阴沉的东西，它们顺应我所强加的严格秩序，但始终留在秩序之外。我觉得自己在做一种纯粹臆想性的工作。小说人物肯定更真实可信，而且更为有趣。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劝说谋反者同意暗杀

星期五
三点钟。三点钟。要干事已经太晚，或者太早了。下午三点钟可是个怪钟点。今天更是无法容忍。
寒冷的阳光照得灰扑扑的玻璃窗发白。天空暗淡泛白。今天早上小河结了冰。
我坐在暖气炉旁艰难地消化午餐。我知道这一天将白白浪费掉。除非夜幕降临，否则我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是由于阳光，阳光将工地上空肮脏的白雾染成泛泛的金色，阳光泻进我的房间，苍白发黄，在我桌上铺开四个灰暗、虚假的影子。
我的烟斗上有一层金色的漆，初一看十分悦目，但细看之下金漆已脱落，木头上只剩下长长一道灰白痕迹。一切都是如此，一切，包括我的手。既然阳光是这样，最好还是上床睡觉，但是我已闷头睡了一夜，现在毫无困意。
我喜欢昨天的天空，昏暗的雨空，它显得窄狭，紧贴着我的玻璃窗，仿佛是一张可笑而动人的面孔。今天的太阳却一点也不可笑，恰恰相反。它向我所喜爱的一切，向工地上的锈迹和栅栏的烂木板投下一种吝啬和有节制的光线，就像人们在不眠之夜以后看着头天晚上冲动之中做出的决定，或者一气呵成、未加修改的文章。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四家咖啡馆一到夜间便灯光灿烂，交相辉映。它们远不止是咖啡馆，还是水族馆、大船、星星或白色的大眼，然而它们此刻却失去了这种朦胧的风采。
这种天气对自省是再好不过了。太阳向万物投下冷冷的光，仿佛是毫不留情的审判。它从我的眼睛进入我体内，照亮我的内部，使我贫瘠。我敢肯定，不出一刻钟，我就会达到自我厌恶的极端。多谢了，我可不想这样。我也不打算重读我昨天写的有关罗尔邦旅居圣彼得堡的文章。我垂着手坐着，或者胡乱画着，百无聊赖，打着哈欠，等待黑夜来临。等天黑以后，我们，物体和我，将走出虚渺。
罗尔邦参与还是没有参与暗杀保罗一世的阴谋?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一点不确定我就无法继续下去。
按照切尔科夫的说法，罗尔邦受雇于帕伦伯爵。切尔科夫说，大多数谋反者都同意推翻并囚禁沙皇(亚历山大似乎也赞成这个办法)。但是帕伦希望一劳永逸地除掉保罗，于是德·罗尔邦先生便受命去一一劝说谋反者，使他们同意暗杀。

他拜访他们中间的每个人，而且绘声绘色地模仿可能出现的场面。就这样他使他们产生并发展了谋杀的狂热。

但是我不相信切尔科夫。他不是明智的见证人，而是暴虐的占星家，是半个疯子，因为他把一切都说成恶魔。我根本看不出为什么德·罗尔邦先生要扮演这个夸张的角色。他模仿了暗杀的场面?算了吧。他很冷静，一般从不以情来打动人，不作明示，只作暗示。他这种平淡的、缺乏戏剧性的方法只能在他的同类人身上奏效，即能够理喻的阴谋家、政治家。
夏里埃尔夫人夏里埃尔夫人(1740—1805)，荷兰女作家。写道：

阿代马尔·德·罗尔邦讲话时从不绘声绘色，不作手势，没有抑扬顿挫。他半闭着眼，睫毛下勉强露出一点点灰色眼珠。近几年我才敢承认他曾使我十分厌烦。他的话有几分像马布利神甫马布利神甫(1709—1785)，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天性悲观，绰号为“预言不幸的先知”。本书中的马布利咖啡馆由他得名。写的书。

而正是这个人，利用模仿的才能……可他是如何迷惑女人的呢?这里还有塞居尔塞居尔(1753—1830)，拿破仑麾下的将军，剧作家，著有三卷回忆录。讲的一件奇事，我觉得它是真实的：

一七八七年，在穆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里，一位老人正奄奄一息。他是狄德罗的朋友，曾受到哲学家们的熏陶。附近的神甫们忙得不可开交，竭尽全力，但毫无效果。这老人是泛神论者，拒绝临终圣事。德·罗尔邦先生正经过这里，不相信这件事，向穆兰的本堂神甫打赌，说不出两小时他就能使病人恢复基督教感情。本堂神甫接受了打赌，而且输了，因为罗尔邦在清晨三点钟开始接触病人，五点钟病人就进行了忏悔，七点钟便死去。“您竟如此雄辩?”本堂神甫说：“您比我们厉害!”罗尔邦答道：“我没有辩论，只是使他害怕地狱。”

现在，他真正参与谋杀了吗?那天晚上八点钟时，一位军官朋友送他回到住所。如果他后来又出来，那怎能顺顺利利穿过圣彼得堡呢?保罗处于半疯狂状态，已下令自晚上九时起逮捕一切行人，只有产婆和医生除外。难道那个荒谬的传闻是真的：罗尔邦装扮成产婆混进皇宫?不过，这种事他也做得出来。总之，发生暗杀的那天晚上，他不在自己家里，这事似乎已被证实了。亚历山大多半对他疑虑重重，所以在登基后的头一批举措中，就以赴远东执行任务这种含糊其辞的借口使罗尔邦侯爵远离圣彼得堡。
德·罗尔邦先生使我非常厌烦。我站起身，在苍白的光线中活动一下。我看见光线在我手上和衣袖上变化，说不出多么恶心。我打哈欠。我点燃桌上的灯，灯光也许能压过日光。可是不然，灯柱脚周围只有可怜的一小片光。我灭了灯，站起来。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是玻璃镜，这是陷阱。我知道我会陷下去。我陷下去了。那灰东西出现在镜子里。我走近它，瞧着它，再也无法走开。
这是我的面影。在这种白白浪费的日子里，我常常待在这里端详它。我不明白它，不明白这张面孔。别人的面孔都有含意，而我的面孔却没有，我甚至说不出它是美是丑。我想它是丑的，因为人家这样对我说。但我并不感到惊奇。说实话，将这种类型的品质赋予面孔，我甚至很反感，难道可以说一块土或一块岩石是美还是丑吗?
然而，毕竟有一个东西使我看了高兴，它是在软塌塌的面颊上方，在前额上方，这便是使我头部发亮的、漂亮的红色火焰：我的头发。它可是悦目的，至少颜色鲜艳。我很高兴有一头棕红头发。它，在那里，在镜子里，引人注目，光彩照人。我算是幸运儿，如果我的头发晦暗无光、介乎褐色和黄色之间，那么我的面孔会暧昧不清，它会使我发晕。
我的眼光慢慢地、烦闷地，顺着额头，顺着面颊往下，它遇不到任何坚实的东西，它陷在沙里。当然，这里有鼻子、眼睛、嘴，但它们没有任何含意，甚至也没有人的表情。不过安妮和韦莉曾经说我炯炯有神，可能是我对自己的面孔太习惯了吧。我小时候，毕儒瓦婶婶对我说：“你要是老照镜子，就会看见一只猴子。”我大概看得太久了，我看到的还够不上猴子，只是像块息肉，与植物界相近，它有生命，这我不否认，但不是安妮想的那种生命。我看见轻微的颤抖，我看见黯淡的肌肉正自在地伸展和抽动。从如此近处看，眼睛十分可怕。它是呆滞的、软塌的、盲目的，周围是红圈，像鱼鳞。
我整个身子倚在陶制框沿上，将脸凑近镜子，直至贴着它。眼睛、鼻子和嘴都消失了，不剩下任何有人性的东西了。在努起的滚烫的嘴唇两侧是棕色的皱纹、裂缝和隆起。大角度倾斜的面颊上有一层细软光滑的白毛，鼻孔里也伸出两根毛。这是一幅凸起的地质图。但这个月球世界毕竟是我熟悉的，我不敢说认出了它的细枝末节，但它的总体使我感到似曾相识，这种感觉使我变得迟钝，我渐渐滑入梦乡。
我想振作精神，强烈而锐利的感觉会使我得到解脱。我将左手贴在脸上，用力扯皮肤，扮一个鬼脸。整整半边脸被扯歪了，左半侧的嘴巴扭曲了，膨胀了，露出一颗牙齿；眼眶里是白色的眼球，下面是粉红色的、充血的皮肤。这不是我想要的，这里没有任何强烈的、新鲜的东西，而是淡淡的、朦胧的、已经见过的东西!我睁着眼睛入睡了，在镜子中我的脸已经涨大、涨大，成为一个其大无比的、浅浅的光晕，滑入光线中……
我突然惊醒，因为我失去了平衡。我发现自己骑坐在椅子上，仍然恍恍惚惚。别人是否也这样对自己的面孔难作判断呢?我看自己的面孔时就好比在感觉自己的身体，那是一种隐约的、器质性的感觉。但是别人呢?譬如罗尔邦?他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面孔时也昏昏欲睡吗?德·冉利斯夫人冉利斯夫人(1746—1830)，法国作家，曾写过八十多部作品，特别是回忆录。——原编者注曾经写道：

在他那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竭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他着意修饰头发，每次见他，他总戴着假发。他的面颊呈蓝黑色，因为他蓄着浓须，他喜欢自己刮胡须，但又刮得不好。他常像格里姆一样往脸上涂铅白粉。德·当热维尔当热维尔，可能隐射法兰西喜剧院演员博托(1707—1783)。——原编者注先生说他那张脸又白又蓝，活像一块罗克福尔奶酪。

他大概很有趣，但是在德·夏里埃尔夫人眼中可不是这样，她大概觉得他死气沉沉。人也许根本不可能了解自己的面孔，或者是因为我孤独一人?群居的人们学会了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出现在朋友面前的模样。我没有朋友，所以我的肉体才如此赤裸?真好像，是的，真好像是没有人的自然。
我没有兴趣工作，什么也干不了!只有等待黑夜。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那个脏东西令我恶心

五点半
情况不妙!糟糕透了!我感觉到那个脏东西，恶心!这一次它在咖啡馆里袭击了我，这是从未有过的，因为迄今为止咖啡馆是我惟一的避难所，这里有许多人，又有明亮的灯光，然而以后连这也没有了。我在房间里走投无路时，我再也无处可去。
我来咖啡馆寻欢做爱，可是我刚推开门，女侍者玛德莱娜就对我喊道：
“老板娘不在，上街买东西了。”
我大失所望，生殖器一阵发痒，很不舒服。与此同时我感到乳头在与衬衣摩擦。我被一种缓慢的、有色彩的涡流围住、裹住，这是由烟雾和镜子组成的雾和光的涡流，尽头处有几张长椅在发亮。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这时产生了一股旋涡，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阴影。我感到自己被朝前推了一下。我在飘浮，明亮的雾气从四面八方进入我体内，使我晕头转向。玛德莱娜飘浮着走过来，帮我脱下大衣。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是往后梳的，她戴着耳环，我认不出她来了。我瞧着她的大脸颊，它们没完没了地往耳朵延伸。在颧骨下方的颊窝里有两个孤立的粉红色印迹，它们在这可怜的肉体上似乎感到乏味。面颊延伸，朝耳朵延伸，玛德莱娜笑着说：
“您要点什么，安托万先生?”
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开我，它牢牢地抓住我。
我付了钱。玛德莱娜端走了碟子。我的玻璃杯紧压着桌面上一小摊黄色啤酒，酒里漂着一个小气泡。长椅的软垫在我坐的地方塌了下去，于是我不得不用鞋底紧紧蹬着地面，以免滑下去。天很冷。在我右边，他们正在呢绒桌布上玩牌。我进门时没有看见他们，只是感到那里有暖暖的一大团东西，一半在长椅上，一半在最里面的桌子上，还有成双成对挥动的手臂。后来玛德莱娜给他们送去纸牌、桌布和一只盛着筹码的木碗。他们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我不知道，我不敢看他们。我身上断了一根弹簧，我能转动眼睛，但不能转动脑袋。我的头软软的，富有弹性，仿佛正好架在我脖子上。我要是转头，头就会掉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听见一个短促的呼吸声，眼角偶尔瞟见一个布满白毛的发红的闪光。这是一只手。
老板娘上街买东西时，她的表亲便替她站柜台。他叫阿道尔夫。我坐下时开始看他，一直看着他，因为我的脑袋不能转动。他穿着衬衣，挂着淡紫色的背带，衬衣袖子一直卷到肘弯以上。蓝衬衣上的背带几乎看不见，它们隐没了，隐藏在蓝色中，但这是虚假的谦虚，事实上它们不甘于被遗忘。它们温顺而固执，令我不快，仿佛它们原来要成为紫色，但中途却停了下来，放弃了最初的抱负。我真想对它们说：“去呀，成为紫色，事情就了了。”可是不，它们悬在那里，既未完成抱负，又痴心不改。有时，四周的蓝色滑过来将它们完全盖住，有一刻我根本看不见它们。但这仅仅是一阵波浪，不久以后，有几处蓝色变淡了，于是我看见迟疑不决的淡紫色像小岛一样露了出来，小岛逐渐扩大，相互连成一片，重新组合成背带。阿道尔夫没有眼睛，他的眼皮肿胀翘起，只露出下面一小点眼白。他在微笑，似睡非睡，不时地响响鼻子，叫一叫，身子轻轻抖动，活像一只睡梦中的狗。
他那件蓝布衬衣在巧克力色的墙壁前显得欢快。这也产生了恶心，或者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四周。它与咖啡馆合而为一。我在恶心中。
在我右手，那暖暖的一团开始喧闹起来，成双的手臂在挥动。
“噫，这是你的王牌。”“王牌，怎么回事?”一个大黑脊梁俯在牌桌上：“嘿嘿嘿!”“怎么，王牌，他出了王牌。”“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对，我出王牌。”“那好，红心王牌。”他哼唱：“红心王牌，红心王牌。红—心—王—牌。”说白：“怎么回事，先生?怎么回事，先生?我要了!”
再度寂静——我的口腔后部感到空气的甜味。气味。背带。
表亲站起来走了几步，将手背在身后。现在他微笑，抬起头，身体往后仰，重心放在脚跟上。他就用这种姿势睡着了。他摇摇晃晃，始终带着微笑，双颊在颤动。他要跌倒了。他往后仰，往后仰，往后仰，面孔完全对着天花板，接着，快跌倒时，他灵敏地抓住柜台边沿，又恢复了平衡。如此这般往返不已。我看腻了，将女侍者唤过来：
“玛德莱娜，在留声机上放一支曲子吧，好不好?你知道，就是我喜欢的那支歌：Some of these days.英文：《有一天》——拉格泰姆乐曲(源于美国黑人乐队的早期爵士音乐)，由黑人音乐家谢尔顿·布鲁克于一九一○年作曲并作词。曾风靡一时。”
“好，不过这些先生们可能不高兴，他们玩牌时不喜欢音乐。哦，我去问问。”
我使出很大力气才转动了脑袋。他们是四个人。女侍者俯身对一位老头说话，他脸膛红红的，鼻尖上架着黑圈单片眼镜。他把纸牌藏在胸前，从下朝上看我一眼：
“好吧，先生。”
微笑。他的牙齿烂了。那只红手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邻座——一个蓄着黑髭须的人——的手。此人鼻孔极大，占去他半张脸，似乎足以为一大家人泵送空气，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张着嘴呼吸，还气喘吁吁。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长着狗脸的青年。第四位玩牌的人我看不清楚。
纸牌旋转着落在呢绒桌布上，然后几只戴着戒指的手拾起它们，指甲刮着桌布。手在桌布上构成白色的斑点，显得鼓胀，灰尘扑扑。纸牌不停地落下，手也来来回回地动。多么古怪，既不像游戏，也不像仪式，也不像习惯。我想他们这样做仅仅为了填满时间。但时间太长了，无法填满。我们往时间里投的一切都软化了，变得松弛。譬如这只红手，它踉踉跄跄地拾牌，这个动作太松弛无力，应该把它拆散、压缩。
玛德莱娜摇动留声机的手柄。但愿她没有弄错，可别像那天一样放上Cavalleria rusticana意大利文：《乡村骑士》——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1863—1945)的歌剧。这首大曲子。她没有弄错，正是我要的曲子，一听旋律我就认出来了。这是一首拉格泰姆老曲子，迭句是歌唱。一九一七年我曾经在拉罗歇尔的街上听见美国兵用口哨吹这个曲子。它在战前就有了，但录音则是近得多的事。不过，这张唱片是这一套中最老的，是使用宝石唱针的帕泰牌唱片。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恶心消失了

一会儿就有迭句，我最爱听，它像悬崖绝壁一样陡直地伸入海中。眼下还是爵士乐，没有旋律，只有一些音，一大堆小震动。它们没有间隙，一个不可变更的顺序使它们诞生和死亡，它们无法从容不迫，无法为它们自己而生存。它们在奔跑，一个紧跟着一个，狠命地敲我一下就消失了。我很想留住它们，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拦住一个，它在我手里将只是一个暧昧和萎靡的音。我必须接受它们的死亡，我甚至应该盼望它们的死亡。我的感觉很少如此尖锐，如此强烈。
我开始感到暖和，感到快活。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恶心的快乐。这快乐在黏糊糊的水洼深处，在我们的时间——浅紫色背带和破长椅的时间——深处伸展，它是由大而软的瞬间组成，瞬间的边沿渐渐向外扩展。它刚诞生就已经衰老，我似乎认识它有二十年了。
还有另一种快乐。外面有那条钢带——音乐的狭窄时间，它穿透我们的时间，拒绝它，并且用冷冷的小尖角刺伤它，这是另一个时间。
“朗迪先生出红心，你出A。”
声音滑过去，消失了。门开了，一阵冷气拂过我的膝头，兽医领着小女儿走了进来。但这一切丝毫无损于钢带，音乐刺破和穿越这些模糊的形状。小姑娘刚一坐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睁大眼睛，直挺挺地听着，一面用手在桌上摩擦。
再过几秒钟，那位黑女人就要唱了。这似乎不可避免，这音乐是必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它中止，任何来自这个让世界搁浅的时间也无法使它中止，它会自动地、按顺序地停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更喜欢这美丽的声音，不是因为它宽阔，也不是因为它忧郁，而是因为它被那么多音符千呼万唤才出来，音符的死亡带来了它的诞生。然而我很担心，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唱片停下来，或者是弹簧断了，或者是表亲阿道尔夫突发奇想。奇怪而感人的是，这段时间竟如此脆弱。任何东西都无法使它中断，然而任何东西都能使它破碎。
最后的音符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寂静，我强烈地感到：行了，发生了什么事。

Some of these days
Youll miss me honey.英文：有一天你会想念我，亲爱的。

发生的事就是恶心消失了。在寂静中，歌声渐高，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硬了，恶心消失了。突然一下变得如此坚硬，如此鲜红，几乎令人难受。与此同时，音乐的时间膨胀了，像龙卷风一样膨胀开来，金属般透明的时间充溢了整个咖啡厅，将我们可怜的时间挤到墙边。我在音乐中。玻璃镜里滚动着火球，烟雾的环圈围绕着它们转动，将光线的冷酷微笑时而遮住，时而揭露。我的啤酒杯缩小了，蜷缩在桌子上，显得稠实、不可或缺。我想拿起它掂量掂量，我伸出手……老天爷!它变了，我的手变了。我的臂的动作像威严的旋律一样扩展，沿着黑女人的歌声滑动，我仿佛在跳舞。
阿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在巧克力色的墙上。它仿佛就在近旁。我捏紧手时，看见了他的头。它显出了结论一般的确凿性、必然性。我用手捏住杯子，瞧着阿道尔夫，我很快活。
“瞧这个!”
在嘈杂的背景前迸出了这个声音。这是我的邻座，那个红脸膛老头在说话。棕红色的长椅更衬托出他紫红色的面颊。他将牌往桌上一拍。方块王牌。长着狗脸的年轻人微微一笑。红脸膛牌友身子俯在牌桌上，偷眼瞧他，随时会蹦起来。
“瞧这个!”
年轻人的手从暗处露了出来，显得白净，它懒洋洋地在空中停留了一刻，接着便突然像鸢一样俯冲下来，紧紧压着桌上的一张牌。红脸膛的胖子跳起老高：
“妈的!他用王牌压。”
在痉挛的手指下露出了红心国王的模样，随后国王脸朝下地被翻了过去，游戏继续进行。漂亮的国王来自远方，那么多计谋，那么多已消失的行动为他的出现做了准备，而现在他也消失了，让位给另一些计谋，另一些行动，进攻，反攻，胜负易手，一大堆小小的冒险。
我很激动，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台停住的精密机器。我有过真正的冒险，现在想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我看到种种情境中有严格的连贯性。我曾漂洋过海，告别许多城市，沿着河逆流而上或者钻进森林。我总是朝另一个城市走去。我有过女人，有过斗殴，而我永远不能倒退，就像唱片无法倒转一样。但这一切将我带到了哪里?带到了此时此刻，带到了这张长椅上，带到了这个响着音乐的、光亮的气泡中。

And when you leave me.英文：当你离开我时。

是的，在罗马，我喜欢坐在台伯河畔，在巴塞罗那，我喜欢黄昏时分在宽人行道的街上散步，在吴哥附近的波罗坎巴莱小岛上，我见过一株用根缠着纳加纳加，即高棉雕刻中经常出现的神圣动物之一七头蛇。神庙的印度榕树，此刻我在这里，和玩牌的人生活在同一时刻，我听着黑女人唱歌，外面是游荡中的虚弱的夜。
唱片停止了。
夜进来了，虚情假意，犹犹豫豫。人们看不见它，但它在这里，它蒙住灯光，你呼吸空气，感到其中有什么厚厚的东西，这就是它。天冷。一个玩牌的人将乱七八糟的牌推向另一个人，让他收拢来。有一张牌被漏掉了。难道他们看不见?这是一张红心9，终于有人拾起它来，递给了长着狗脸的年轻人。
“啊!红心9!”
很好，我要走了。红脸膛的老头低头瞧着一张纸，嘴里吮着铅笔头。玛德莱娜用明亮而无神的眼睛瞧着他。年轻人将那张红心9拿在手中转来转去。老天爷……
我艰难地站起身。我看见在镜子里，在兽医的头部上方，滑过一张非人的面孔。
待会儿我要去看电影。

新鲜空气使我很舒服，它没有糖味，也没有苦艾酒的酒气，可是，老天爷，天真冷。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洁的纯洁

现在是七点半钟，我不饿。电影要到九点才开演。我干什么呢?快步走走，暖暖身子。我在犹豫，我身后的那条大街通往市中心，通往灯火辉煌的中心区街道，通往派拉蒙宫、帝国宫、雅昂大商场，但它们对我毫无吸引力。现在是喝开胃酒的时刻。一切活物，无论是狗是人，一切自然活动的柔软主体，我都看腻了。
我向左转，我要钻进那排路灯尽头的洞里，顺着诺瓦尔大街一直走到加尔瓦尼大道。洞里刮着冰冷的风，那里只有石头和泥土。石头是硬的，而且不会动。有一段路十分讨厌。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大团灰色气体，夹带着几串火光，发出贝壳类的声音，这是老火车站。它的存在丰富了诺瓦尔大街上的头一百米——从棱堡大街到天堂街——使那里出现了十几盏路灯和四家并排的咖啡馆：铁路之家和另外三家。咖啡馆在白天有气无力，一入夜便灯火通明，并向街心投下长方形的光影。我还要沐浴在三条黄色光影中。我看见从拉巴什针线杂货店里走出一位老妇，她将方巾拉起盖着头，跑了起来。现在走完了，我来到天堂街人行道的边沿，站在最后一根灯柱旁边。沥青地突然中止。在街对面是黑暗和泥泞，我空过天堂街，右脚踩在水洼里，袜子湿了。散步开始了。
人们不住在诺瓦尔大街这个区里。这里气候严酷，土地贫瘠，无法定居和发展。索莱伊兄弟(他们曾为海滨圣塞西尔教学提供有护壁的拱穹，价值十万法郎)的三家锯木厂门窗都朝西，开向静谧的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使这条街上机声隆隆。三家工厂都背朝维克多—诺瓦尔大街，以围墙相连。这些建筑物沿着左边人行道，长约四百米，没有一扇窗户，连天窗都没有。
这一次我踩在水里走着。我走到对面人行道上，那里有惟一一盏路灯，它像地球尖端的灯塔，照着一道破损的、有几处被拆毁的栅栏。
木板上还挂着几张破广告。在一张星形的破绿纸上，有一个满脸仇恨的、美丽的面孔正在作怪相，有人用铅笔在它鼻子下面画了一副钩状髭须。在另一张碎纸上，可以看出白色的字purtrepur，纯洁；tre,贬义的字尾。这是作者臆造的字，大意为“不洁的纯洁”。，它滴下几个红点，也许是血。这张脸和这个字也许属于同一张广告。现在广告撕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简单关系消失了，另一种关系则自动地在扭曲的嘴、血迹、白字、字尾tre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些神秘的符号仿佛试图表达一种毫不松弛的、罪恶的情欲。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铁路的灯光。栅栏过去就是一堵长长的墙。墙上没有缺口，没有门，没有窗，直伸到二百米开外的一座房屋。我走出路灯的光区，进入黑洞。我看着脚前自己的影子融入黑暗，我仿佛掉进了冰水。在前方尽头，透过层层稠密的黑暗，我看见浅浅的粉红色，那是加尔瓦尼大道。我回转身，在远方，在路灯后面，有一点光亮，那是火车站和四家咖啡馆。在我前面，在我后面，都有人在啤酒店里玩牌，但这里只有黑暗。风间或送来一阵微弱而孤独的铃声，它来自远方。做家务的声音、汽车的隆隆声、呼喊声、狗吠声，它们都留在温暖处，不会离开明亮的街道，但这铃声却穿过黑暗达到我这里。它比别的声音更坚硬，更缺少人性。
我停步聆听它。我很冷，耳朵疼，耳朵大概冻得通红。但我感到自己是纯净的，我的四周以其纯净征服了我。没有任何东西有生命，风吹着，僵直的线条遁入黑夜。诺瓦尔大街没有卑下的姿态，不像资产阶级的大街那样向行人献媚。没有人想到要装饰它，它恰恰是反面，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的反面，加尔瓦尼大道的反面。布维尔的居民对车站附近还稍加收拾，为了旅客有时去打扫打扫，可是再往远他们就完全不管了。于是这条街便盲目地、笔直地向前，与加尔瓦尼大道相撞。它被这座城市遗忘了。有时一辆土色大卡车飞快驰过，发出雷鸣声。这里甚至没有谋杀案，因为既缺乏凶手也缺乏受害人。诺瓦尔大街是无人性的，就像一块矿石，就像一个三角形。布维尔能有这样一条街真是幸运。一般说来，这种街只是在首都才有，譬如在柏林的新科隆或腓特烈海因附近，或者在伦敦的格林威治附近。这是些笔直的狭长通道，十分肮脏，刮着吹堂风，人行道很宽但没有树。它们几乎总是在城郊的古怪街区，有了它们才有了城市，附近是货车车站、有轨电车车站、屠宰场、煤气储气厂。暴雨过后两天，全城在阳光下半潮半干，散发出潮湿的热气，但这些街道仍然十分寒冷，而且到处是水洼和烂泥。有些水洼终年不干，除非到了每年的八月。
恶心待在这里，待在黄色的光中。我很快活，寒冷是如此纯净，夜晚是如此纯净，连我自己不也是一股冰冷的空气吗?没有血液，没有淋巴，没有肉体。在这条长长的通道里朝着远处苍白的光线流动。只有寒冷。
这里有人。两个人影。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一个小个子女人拉着一个男人的袖子。她低声说话，说得很快。由于有风，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你闭嘴，行不行?”男人说。
她仍然在说。男人猛然推开她。他们四目相视，迟疑不决，接着男人把两手插进口袋，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消失了。我与那女人相距不到三米。突然间，一种沙哑深沉的声音将她撕裂，从她身上迸发出来，整条街便响起了激烈冲动的话语：
“夏尔，求求你，你知道我对你说什么?夏尔，回来吧，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
我从她身边走过，几乎能碰着她。这是……怎么能相信这个热情冲动的肉体，这张痛苦不堪的脸竟是……但我认出了那条头巾，那件大衣，以及她右手上的那块紫红色大胎痣。这是她，是女佣吕西。我可以帮助她，但她得有能力提出要求。我慢慢地从她面前走过，眼睛瞧着她。她盯着我，但仿佛看不见我，她痛苦得不知身在何处。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不错，是她，是吕西，但神情完全变了，不再是她自己。她正在埋头忍受痛苦。我羡慕她。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张开双臂，仿佛等待被打上烙印。她张着嘴，呼吸困难。我感到街道两旁的墙在升高，在相互靠近，她好像站在井底。我等了一刻，我怕她突然倒在地上，因为她很娇弱，承受不了这异常的痛苦。但是她凝然不动，仿佛像周围的一切那样变成了石头。片刻间我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她，这突然显现的才是她真正的本质……
吕西发出轻微的呻吟，惊讶地睁着大眼，用手摸着喉咙。不，她能承受这样的痛苦，这力量不来自她本身，而来自外部……就是这条街。应该搂住她的双肩，将她领到明亮处，领到粉红色温暖的街道上，领到人们中间，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感到如此强烈的痛苦。她会软化，恢复她那讲究实际的神气以及普通程度的痛苦。
我背朝她转过身去。毕竟她运气不错。而我呢，三年来过于平静。从这种悲惨的孤独中，我如今只能得到一点空空的纯净。我走开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抵押广场

星期四，十一点半
我在阅览室工作了两个小时，然后下到抵押广场抽烟。这是一个用红砖铺砌的场地，修建于十八世纪，是布维尔居民的骄傲。在夏马德街和絮斯佩达街的街口，横挂着旧铁链，表示禁止车辆通行。一些身着黑衣的女士在遛狗，她们沿着墙，在拱廊下慢慢走动，很少来到空地上，但她们像年轻姑娘一样偷眼瞧着居斯塔夫·安佩特拉兹安佩特拉兹，萨特臆造的名字，与求得荣誉(头衔……)者(impétrant)音、形相近。——原编者注的雕像，悄悄投去满意的目光。她们大约不知道这尊大铜像是谁，但是从他的礼服和高礼帽看，他显然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他左手拿着礼帽，右手放在一大叠对开本的文书上。她们感到底座上的这尊铜像像是她们的祖父。她们不需久久注视就能明白他和她们想法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他用他的权威，用被他的手所沉甸甸压着的渊博学识为她们服务，为她们狭隘而牢固的思想服务。黑衣女士们大可放心，尽可以安安心心地操持家务和遛狗。至于那些神圣的思想，那些从父辈传下来的良好思想，已不再由她们，而由这个铜铸的人来捍卫了。
《大百科全书》指一九○○年左右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共三十二卷。——原编者注上有关于这个人物的几行文字，我去年读过。我把书放在窗沿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安佩特拉兹的绿色脑袋。我读到他于一八九○年左右踌躇满志，提任学区督察，画了一些精美的小玩意，又写了三本书：《论希腊人的民主》(1887)、《罗兰指夏尔·罗兰(1661—1741)，法兰西研究院教授，巴黎大学校长，曾著书论教育学。萨特在此也可能指他在勒阿弗乐中学的同事罗兰。——原编者注的教育学》(1891)以及一八九九年的诗体遗嘱。他于一九○二年去世，受到同胞及有识之士的深深惋惜。
我靠在图书馆正面的墙上。烟斗快灭了，我抽了一口。一位老妇人畏畏缩缩地从拱廊里走出来，精细而固执地瞧着安佩特拉兹。她突然壮起胆子，尽快地穿过院子，来到铜像前站立片刻，一面翕动嘴唇。接着她那在粉红色石砖上的黑色身影便逃走了，消失在墙的裂缝里。
一八○○年时，这个广场也许是很轻快的，因为它有粉红色的地砖和周围那些房屋，但现在它却显出几分冷漠与不祥，稍稍令人厌恶，这是由于底座上那个高高的铜像。这位大学教师被铸成铜像，也就成了巫师。
我看着安佩特拉兹的正面。他没有眼睛，也几乎没有鼻子，胡须上到处有一种古怪的斑点，它像传染病一样，有时袭击本区所有的雕像。安佩特拉兹在致敬，在他坎肩上，靠心脏的地方，有一大块浅绿色印迹。他看上去体弱不适，精神不佳。他没有生命，是的，但他也不是死的。他发出一种隐约的力量，像风在推开我。安佩特拉兹想将我赶出抵押广场。我得抽完烟斗再走。
一个瘦瘦的大黑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使我吓了一跳。
“对不起，先生，我本不想打扰您。我看见您的嘴唇在动。您大概在重复您书里的话吧。”他笑了，“是在寻找十二音节诗句?”
我惊讶地看着自学者，他对我的惊讶感到吃惊。我说：
“在散文里不是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诗句吗，先生?”
我在他眼中的身价降低了。我问他此刻在这里做什么，他说老板让他走，他便直接来到图书馆。他不打算吃午饭，他要看书，一直看到图书馆关门。我不再听他讲，他大概离开了最初的话题，因为他突然说：
“像您那样享受写书的幸福。”
我得说点什么。
“幸福……”我的语气流露出怀疑。
他误解了这句回答，迅速纠正说：
“应该说：本领，先生。”
我们走上楼。我无心写作，便拿起有人忘在桌上的一本书，《欧也妮·葛朗台》，它翻到第二十七页，我机械地拿起它，开始读第二十七页，接着又读第二十八页。我没有勇气从头读起。自学者快步朝靠墙的书架走去，取回两本书放在桌子上，就像一只找到骨头的狗。
“您在读什么?”
他似乎不想告诉我，犹豫了一下，转动着迷惘的大眼，接着无可奈何地递过书来。这是拉尔巴莱特里耶拉尔巴莱特里耶，法国作家，曾写过五十多部有关农业的书。——原编者注的《泥炭和泥炭沼》以及拉斯泰克斯的《希托帕代萨或有益的教诲》这是一部由梵文译成的寓言与故事集，作者姓名是萨特臆造的。——原编者注。怎么了?有什么使他为难的，这些书不是很正派的吗?为了于心无愧，我翻了翻后一本书，其中都是高尚的东西。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

三点钟
我放下《欧也妮·葛朗台》，又工作起来，但情绪不高。自学者看到我在写，用既尊敬又艳羡的目光观察我。我不时稍稍抬起头，看见从他那硕大的硬领中伸出一个鸡脖子，他的衣服磨损了，但衬衣却白得耀眼。他在同一个书架上又取了一本书，我从反面看清了标题，那是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诺曼底编年史《科得贝克之箭》《科得贝克之箭》，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一本小册子，于一八八○年出版。我不由得对自学者的阅读书目感到困惑。
突然间我想起他最近读的书的作者姓名：朗贝尔、朗格卢瓦、拉尔巴莱特里耶、拉斯泰克斯、拉韦尔尼。我心头一亮，原来这就是自学者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来阅读。
我看着他，带着几分赞叹。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必须有多么大的毅力!七年前的某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自学七年了)，他大模大样地走进阅览室，用眼光扫过那些靠墙的、不计其数的书，大概像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他曾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高处，面向巴黎上流社会，气概非凡地说：“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一样说：“人文科学，咱们俩来拼一拼吧。”然后便从右端第一个书架上取下第一本书，翻开第一页，对自己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定怀着敬畏之情。现在他读到了字母L，J后是K，K后是L。他从鞘翅目研究跳到量子论研究，从瘸腿帖木儿评传跳到抨击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小册子，而且从不感到困惑。他什么都读，单性生殖的理论，反对活性解剖的论据，他都东拉西扯地全部收进大脑里。在他后面，在他前面，有整整一个宇宙。有一天他将合上最左端最后一个书架上的最后一本书，对自己说：“现在呢?”
该吃点心了。他老老实实地吃面包和一块加拉彼特牌巧克力。他垂着眼皮，我可以尽情欣赏他那美丽的、弯弯的睫毛——女人的睫毛。他发出一股老烟草的气味，吐气时还夹杂着淡淡的巧克力香味。

星期五，三点钟
我差一点上了镜子的当。我避开镜子，却落入玻璃窗的陷阱。我无所事事，晃着胳膊走到窗前。工地、栅栏、老车站——老车站、栅栏、工地。我打着哈欠，连眼泪都打出来了。我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拿着那包烟丝。应该装烟斗，但我没有勇气。我垂着两臂，前额靠在玻璃窗上。那位老妇人使我不快。她固执地碎步疾走，眼神迷惘，有时又畏葸地停住，仿佛刚有一个无形的危险从她身边擦过。她来到我窗下，风吹得她的裙子紧贴着膝盖。她站住了，整理一下头巾，手在颤抖。她又走了。现在我看见的是她的背影。老鼠妇!我估计她会朝右走上诺瓦尔大街，大概还有一百多米吧，照她现在的速度，得用上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我就这样待着，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瞧着她。她会停下二十次，再走，再停……
我看到了未来，它在那里，在街上，比现在稍稍更苍白。它为什么非要实现不可呢?那会给它增加什么呢?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远了，不一会儿又停下来，理理从头巾下遁出的一绺灰发。她走着，刚才她在这里，现在她在那里……我开始糊涂了，我是看见还是预见她的姿势?我再分不清现在和将来，然而它在持续，它在逐渐实现。老妇人在僻静的街上走，摆动着脚上那双肥大的男鞋。这就是时间，赤裸裸的时间，它慢慢来到存在中，它让你等待，可是当它来到时，你感到恶心，因为你发现它早已在这里了。老妇人走近街的拐角，成了一小堆黑衣服。对，不错，这是新事，因为刚才她不在那里。但这种新事褪了色，凋谢了，永远不会使人惊讶。她要拐弯，她在拐弯——无止境的时间。
我奋力使自己离开窗口，踉踉跄跄地在房间里走。我贴着镜子瞧自己，我对自己感到恶心，又是无止境的时间。最后我摆脱了自己的影像，倒在床上。我瞧着天花板，想睡一觉。
安静。安静。我不再感到时间的滑动和擦动。我看见天花板上的图像。首先是圆圆的光圈，然后是十字形，它们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接着，另一个图像在我眼睛的底部成形了。这是一个跪着的大动物。我看见它的前腿和驮鞍，其他部分被蒙在雾里。但我认出了它，它是我在马拉喀什见到的一头骆驼。它被系在一块石头上，一连六次跪下又立起，一些孩子们笑着喊着逗它玩。
两年以前真是奇妙。那时我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像蜂箱一样嗡嗡响，于是我又看到一些面孔、树木、房屋、一个光着身子在桶里洗澡的日本釜石女人，一个死了的俄国人——他身上有一个大伤口，血流干了，在身体周围流成一大摊。我又感觉到古斯古斯古斯古斯(Couscous),北非食品，用粗麦粉团加佐料或再加鱼、肉、蔬菜等制作而成。的味道，中午时分布尔戈斯市满街上的油味，特杜安城街上飘浮的茴香味，希腊牧人的口哨声，我深为感动。然而很久以来这种快乐就耗尽了。今天它会再生吗?
一个炙热的太阳在我脑中迅速滑动，就像一张幻灯片，在它后面是蔚蓝色的天空，它摇晃几下便停住不动了，我的内心被一片金光照耀。这光辉突然来自哪个摩洛哥(还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的太阳呢?我沉入了往昔。
梅克内斯。那位山民当时是什么模样?在贝达伊清真寺和桑树浓阴下那个可爱的广场之间，他在小街上径直朝我们走来，使我们害怕。当时安妮是在我右边还是左边?
太阳及蓝天都是假象。我这是第一百次上当。我的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打开钱袋时，看见的只是落叶。
至于那位山民，我只看见一只大大的、乳白色的瞎眼。这只眼睛真是他的吗?在巴库向我讲述国家堕胎原则的医生也是独眼。当我想回忆他的面孔时，出现的也是这个发白的眼球。他们俩像诺尔恩诺尔恩(Nornes)，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掌管人的生死及宇宙秩序。一样，只有一只眼睛，轮流使用。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一件出名的奇遇

至于当时我每天都去的那个梅克内斯的广场，事情更简单，它的形象完全记不起来了。我只模糊地感到它很可爱，而这几个字牢牢地连在一起：梅克内斯可爱的广场。如果我闭上眼，或者茫然盯住天花板，也许我能重建那个场景：远处有一棵树，一个矮壮的黑影朝我奔来。但这是为回忆而臆想出来的。那个摩洛哥人是瘦高个，当他碰到我时我才看见他。这么说我仍然知道他是瘦高个，某些简化了的知识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搜索记忆，但是枉然，寻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我不清楚它们代表什么，也不清楚这是回忆还是臆想。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片断本身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字词。我还能够讲故事，讲得太好了(要说讲趣闻，除了海军军官和故事专家以外，我谁也不怕)，但它们只是框架。有一个人，他干了这个，干了那个，但这不是我，他与我毫不相干。他游历一些国家，而对于这些国家我知之甚少，和从未去过一样。在我的叙述中，有时会出现从地图上看到的美丽名字：阿兰胡埃斯或坎特伯雷。它们在我身上引发了全新的形象，就像从未出门旅行的人根据书本所臆想的全新形象一样。我根据字词来遐想，就是这样。
然而在一百个死故事中，总有一两个活故事。对它们我是十分谨慎，偶尔讲讲，但不经常，惟恐损坏了。我打捞上一个故事，重又看见它的背景、人物、姿态。突然我停住了，我感到有损耗，我看见在感受的脉络之间出现了一个字词，我猜它将很快地取代我喜爱的某几个形象。我立刻停住，想别的事。我不愿意使记忆疲劳，不过这样做也没用，下一次讲述往事时，一大部分将会是凝滞的。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动作想站起来，去找我在梅克内斯拍的照片。它们放在推到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里。其实何必呢?这些刺激性欲的东西对我的记忆力不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我在吸墨纸下面找到一张发白的照片，上面有一个女人站在水池旁微笑。我端详了一会儿没认出她来。照片反面写着：“安妮，朴次茅斯，二七年四月七日”。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深度，我被我的身体及从它那里像气泡般轻盈升起的思想所限制。我用现在来构筑回忆。我被抛弃，被丢弃在现在中。我努力要和过去会合，但是枉然，我逃不掉。
有人敲门，这是自学者，我把他忘了。我答应过让他来看我的旅行照片。真见他的鬼。
他在椅子上坐下。屁股紧张地挨着椅背，僵直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我跳下床，开灯。
“怎么，先生，刚才不是很好吗?”
“看照片太暗了。”
他不知怎样处置帽子，我接了过来。
“真的吗，先生?您真想让我看照片?”
“那当然。”
这是策略。我希望他看照片时会闭上嘴。我钻到桌子下面，将纸箱推到他的漆皮鞋旁边，抱出一堆明信片和照片放到他膝上：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
从他那副笑吟吟的开心神气，我明白要让他闭嘴谈何容易。他看了一眼那张从伊格尔多山俯瞰圣塞巴斯蒂安的风景照片，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说：
“啊，先生，您真走运，俗话说旅行是最好的学校。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先生?”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幸好他没有讲完。
“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哪一天我能去旅行，出发以前一定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性格，详详细细，这样，当我回来时，便可以把从前的我和后来的我作一番比较。书上说，有些人旅行以后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他们最亲的亲人都认不出他们了。”
他心不在焉地摆弄一大包照片，取出一张放在桌上，但是不看，接着又死死盯住下一张照片，那是布尔戈斯大教堂讲道台上的雕刻——圣热罗姆像。
“您见过布尔戈斯的那个动物形状的基督雕像吗?有一本奇怪的书，先生，专讲那些动物形状，甚至人形的雕像。还有黑圣母?它不在布尔戈斯，是在萨拉戈斯吧?不过布尔戈斯也有一座?朝圣者都亲吻它，对吧?我是指萨拉戈斯的黑圣母。一块石砖上还有她的脚印?是在一个洞里?母亲们把孩子推下去了?”
他直挺挺地，双手将幻想中的孩子往前推，仿佛在拒绝阿尔塔薛西斯大约指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之子，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国王。的礼物。
“啊，习俗，可真……真奇怪，先生。”
他稍稍气喘，对我扬起驴一般的大下颌。他身上有烟草和腐水的气味。那双美丽而迷惘的眼睛像火球一样闪光，几根稀疏的头发给头部蒙上雾气。在这个脑袋里，萨莫泽德人、尼亚姆—尼亚姆人、马达加斯加人、火地岛人都有极其怪异的庆典，他们吞食自己的老父亲和孩子；他们随着鼓声旋转，直至昏倒在地；他们是杀人犯，焚烧死人，将死人晾在屋顶上，或者将死人放在点着火把的船上，任它随波漂流；他们随意交媾——母与子、父与女，兄弟姊妹之间；他们毁伤自己的肢体，阉割自己，将托盘吊在嘴唇上，在腰部刻上凶恶的动物形象。
“我们能不能像帕斯卡尔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作家。那样说：习俗是第二天性呢?”
他那双黑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他在乞求回答。
“那要看情况。”我说。
他舒了一口气。
“我也是这样想的，先生。但我怀疑自己，得读过所有的书才行。”
他看到下一张照片，激奋起来，高兴地喊着：
“塞戈维亚!塞戈维亚!我读过一本关于塞戈维亚的书。”
他带着几分高贵神气又说：
“我记不起作者是谁了，先生，我有时爱忘。是讷……诺……诺德。”
“这不可能，”我立刻说，“您刚刚读到拉韦尔尼。”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毕竟他从未谈起他的阅读方法，这种狂热应该是秘密。果然，他不知所措，撅起嘴唇好像要哭，接着他低下头，一言不发地翻看十几张明信片。
但是，三十秒钟以后，一种强烈的热情使他膨胀，他再不说话就会爆炸了。
“等我完成学业以后(大概还需要六年)，要是可能，我就参加大学师生们每年组织的近东旅行。我想对某些知识进行确认，”他热情地说，“我还希望遇到意外的事，新鲜事，总之，奇遇。”
他降低了声音，一副调皮的神气。
“什么样的奇遇?”我吃惊地问。
“各种各样的，先生。坐错了火车，下错了站，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丢了钱包，误遭逮捕，在牢房里过了一夜。先生，我看可以给奇遇下个定义：一件反常的、但并不一定是非凡的事情。有人谈到奇遇的魔力。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先生。”
“什么问题?”
他脸红了，笑着说：
“也许冒昧……”
“说吧。”
他朝我俯下身，半闭着眼睛说：
“您有过许多次奇遇吗?”
我本能地回答说：“有几次吧。”我的身体往后缩，避开他的口臭。是的，我这样说是出于本能，未经思考。一般说来，我为奇遇而自豪。但是今天，话刚出口，我便对自己愤愤不满，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这一生没有任何奇遇，或者说我甚至不知何谓奇遇。与此同时，我肩上感到重负：气馁，这气馁与四年前在河内感到的一样，那时梅尔西埃催促我与他同行，而我闭口不答，只是盯住一尊高棉雕像。思想，这个使我十分厌恶的白色大物，就在这里，我有四年没有见到它了。
“我能问您……”自学者说。
当然啦!给他讲一件事，一件出名的奇遇。但是，关于这个我一个字也不想说。
“这里，”我俯在他窄窄的肩头上，指着一张照片说，“这里，这就是桑蒂亚纳，西班牙最美的村庄。”
“吉尔·布拉斯的桑蒂亚纳指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桑蒂亚纳的吉尔·布拉斯》中的桑蒂亚纳。?我以为它是虚构的呢。啊，先生，您的谈话真使我长见识。显然您去过不少地方。”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

我往自学者口袋里塞满了明信片、画片、照片，然后就把他赶出了门。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灭了灯。现在我独自一人，不完全独自一人。还有那个思想，它在我面前，它在等待。它缩成一团，像只大猫待在那里。它什么也不解释，一动不动，只说不。不，我没有过奇遇。
我往烟斗里装烟丝，点燃烟斗，倒在床上，用大衣盖住腿。令我惊奇的是，我竟如此忧愁、如此烦闷。即使我的确没有过奇遇，那又怎样呢?首先，这似乎仅仅是语言问题。譬如我刚才想到的梅克内斯的那件事：一个摩洛哥人扑到我身上，想用一把大折刀扎我，但我给了他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方……他用阿拉伯语喊了起来，于是来了一大群肮脏的人，他们追赶我们，一直追到阿塔兰市场。这件事，你管它叫什么都行，总之，它是我遇到的一件大事。
天完全黑了，我不知道烟头是否熄灭。一辆有轨电车驶过，天花板上闪过红光，接着又驶过一辆笨重的汽车，连房屋也在震颤。现在大概是六点钟。
我不曾有过奇遇。我有过麻烦事、事件、事故，你叫什么都行。但是没有奇遇。这不是语言问题，我开始明白了。我一直珍视某个东西胜于一切，但我自己并未意识到。那不是爱情，不是，也不是荣誉，也不是钱财，而是……总之我想像自己的生活在某些时刻会具有珍贵罕见的品质，那并不需要非凡的条件，我只要求一点点严格性。我目前的生活没有多少光泽，但是时不时地，例如当咖啡馆里响起音乐时，我便沉入往昔，心里想：从前，在伦敦，在梅克内斯，在东京，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奇遇。但是现在，我连这一点也被夺去了。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我明白十年来我在欺骗自己。奇遇是在书本里。当然，书本讲的事也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但方式不同，而我重视的正是这种发生的方式。
首先，开始应该是真正的开始。唉!我现在明白我想要什么了。真正的开始，像一声号角，像爵士乐的第一个音符，它突然切断了烦闷，加固了瞬间。它属于那样的黄昏，你事后说：“那是一个五月的黄昏，我在散步。”你散步，月亮刚刚升起，你很清闲，无所事事，甚至有点空荡荡的，但突然间，你想道：“有点什么事发生了。”不论是什么事：黑影里轻轻的爆裂声或是穿过街道的隐约人影。但这件小事与别的事不同，你立刻就看出它只是隐在朦胧中的一个大形态的前部；于是你暗想：“有点什么事开始了。”
开始是为了结束。奇遇是不能加延长线的。它的意义来自它的死亡。我被永不复返地引向这个死亡——它也可能是我的死亡。每一时刻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引来后面的时刻。我全心全意地珍惜每一时刻，我知道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但我绝不阻止它的死亡。我在萍水相逢——在柏林和伦敦——的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我热爱那一刻，我几乎爱上了那个女人——会结束的，这我知道。不久我就要去另一个国家。我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再也见不到这一夜。我细察每一时刻，将它汲尽，无论是美丽眼睛里短暂的柔情，还是街上的嘈杂、黎明的微光，我都一一捕捉，并且永远将它固定在我身上。然而，那一刻在流逝，我不挽留它，我喜欢它流逝。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奇遇结束了，时间又恢复它通常的惰性。我向后转头，身后那个富有旋律的美好形态完全沉没于往昔中。它越来越小，收缩成一团，现在，结尾与开端合而为一了。我瞧着这个金点在缩小，心想我愿意在同样条件下，从头到尾再生活一次，哪怕因此几乎丧命，哪怕因此而失去财富、朋友。然而，奇遇是不能重新开始的，也不能延长。
对，这就是我以前想要的——唉，也是我仍然想要的。当黑女人唱歌时，我是多么快活。如果我自己的生活成为旋律，又有什么高峰我达不到呢?
思想一直在那里，无以名之。它静静地等待。现在它似乎在说：
“是吗?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可这正是你从未得到过的(你想想，你一直用字词欺骗自己，将华而不实的旅行、女人的情爱、殴斗、玻璃首饰，称为奇遇)，而且将来也永远得不到——任何人也得不到。”
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切

星期六，中午十二时
自学者没有看见我走进阅览室。他坐在最里边那张桌子尽头。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但他不在看书，而是微笑地看着右邻，那是常来图书馆的一位很脏的中学生。那青年最初任凭他看，后来突然伸舌头扮了一个可怕的鬼脸。自学者脸红了，赶紧将脸藏在书里，埋头看书。
我改变了昨天的想法。昨天我太生硬了，觉得有没有奇遇都无所谓，只想弄清楚是否可能有奇遇。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人们会上当的。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他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
然而必须做出选择：或是生活或是讲述。例如我在汉堡与埃尔娜相处的日子，我不信任她，她也害怕我，我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但是既然我在生活里面，我就不去想它。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圣保利的一家咖啡馆里，埃尔娜离我去盥洗室。我独自待着，留声机里放出音乐Blue Sky英文：蓝天。。我开始向自己讲述来汉堡以后发生的事。我对自己说：“第三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叫蓝洞的舞厅，注意到一位半醉的高大女人。那女人就是此刻我一面听Blue Sky一面等待的女人，她即将回来坐在我右边，用双臂搂住我。”于是我强烈感到这是奇遇。埃尔娜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用手臂搂着我，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憎恶她。我现在明白：当你必须重新开始生活时，奇遇的印象便消失了。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分小结，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也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你似乎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二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马罗姆当公证人的书记。”实际上，你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它无形，但确实在场，是它使这几句话具有开端的夸张和价值。“我一面散步，一面想我的拮据，不知不觉地出了村。”这句话就它的本意而言，表明说话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与奇遇相隔万里，即使有事件从身边掠过，他也视而不见。然而结尾在那里，它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眼中，说话人已经是故事的主人公。他的烦闷、他的拮据比我们的烦闷和拮据要珍贵得多，它们被未来热情的强光照成金黄色。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天很黑，路上没有人。”这句话被漫不经心地抛出，仿佛是多余的，但我们可别上当，我们将它放在一边。这是信息，到后来我们才明白它的价值。主人公所体验的这个夜晚的一切细节，都仿佛是预示，仿佛是诺言，甚至可以说，他只体验那些诺言性的细节，而那些不预示奇遇的事情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忘记了未来还没有来到，那人在毫无预兆的黑夜里散步，黑夜向他提供杂乱而单调的财宝，他并不作选择。
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星期天的公园

星期日
今早我忘记这是星期日了。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上街。我带着《欧也妮·葛朗台》。当我推开公园的铁栅门时，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和我打招呼。公园里空无一人，光秃秃的。可是……怎么说呢?公园的模样与往常不同，它向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待了一会儿，猛然间我明白今天是星期日，它在树上，在草坪上，仿佛是淡淡的微笑。这是无法形容的，只能简单地说：“这是公园，冬天里一个星期日早晨。”
我放开铁门，返身朝房屋和市民们的街道走去，低声说：“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在沿海的码头后面，在货车车站附近，在城市周围，都有一些空荡荡的库房和一动不动地停在暗处的机器。在所有的房屋里，男人们都在窗子后面刮胡子，他们扬起头，时而瞧瞧镜子，时而瞧瞧寒冷的天空，看看天气如何。妓院也开始接待头一批客人：乡下人和士兵。在教堂里，在烛光下，一个男人面对一群跪着的女人喝葡萄酒。在所有的郊区，在长得没有尽头的工厂围墙之间，黑色的长队伍开始移动，慢慢向市中心行进。街道以骚乱时期的姿态来迎接他们：除了绕绳街以外，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铁挡板。再过一会儿，黑色人流将静静地侵入这些佯死的街道，首先是图尔维尔的铁路工人以及他们在圣森福兰肥皂厂工作的妻子，接着是儒克斯特布维尔的小市民，接着是皮诺纺织厂的工人，接着是圣马克藏斯区所有的修理工，最后是蒂埃拉什的人，他们乘十一点钟的有轨电车来。很快，在关门上锁的商店和房屋之间将出现星期日的人潮。
一座挂钟敲了十点半，我出发了。在星期日的这个钟点，可以在布维尔见到一种难见的景象，但不能去得太晚，必须赶在大弥撒结束以前。
若泽凡—苏拉里小街是条死街，有股地窖的气味，但是和每个星期日一样，它也充满了喧闹，充满了潮汐声。我转进夏马尔议长街，沿街是三层楼房，配上白色的长百叶窗。这条公证人的街也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闹哄哄的。我来到吉耶小巷，嘈声更大，我听出来了，这是人声。接着，在左边，突然迸发出了光与声。我到了，这就是绕绳街，我只要走进同类们的队伍，就会看到体面的先生们相互脱帽致意。
六十年前，谁会想到绕绳街会有如此奇妙的变化呢，它今天被布维尔的居民称作小普拉多大道普拉多大道，马赛市一条长达三公里的大街。。我见过一张一八四七年的地图，上面根本没有这条街。那时它大概是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排水沟里流着砖片、鱼头和鱼内脏。但是，一八七三年年底，国民议会宣布，为了公益事业，在蒙马特尔山丘建立一座教堂指一八七三年决定修建的圣心大教堂，意在为巴黎公社“赎罪”。。此外不久，布维尔市长夫人见到了显圣，她的主保圣人圣塞西尔对她进行指责。让精英贵人们每星期日踩一脚泥去圣勒内教堂或圣克洛迪安教堂和小店主们一同做弥撒，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议会不是已经做出榜样了吗?靠上天保佑，布维尔的经济状况属于上乘，难道不该修建一座教堂向上帝谢恩吗?
这些幻象被接受了。市议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主教同意募捐。剩下的是选址问题。商人和船主的古老家族主张将教堂盖在他们居住的绿丘，“让圣塞西尔俯视布维尔，就像耶稣圣心教堂俯视巴黎一样”。然而，人数不多却腰缠万贯的海滨大街的新贵们却不以为然。他们不在乎出多少钱，但教堂必须建在马里尼昂广场。他们出钱盖教堂是为了使用。他们很高兴能向称他们为暴发户的傲慢的市民们施展一下威风。主教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于是教堂被建在绿丘和海滨大街的中途点。这座庞大的教堂于一八八七年建成，耗资一千四百万法郎以上。
绕绳街虽然很宽，但十分肮脏，名声不好，不得不全部重新翻修，居民们一律被迫迁到圣塞西尔广场后面，于是小普拉多大道就成了——特别是星期日上午——名人雅士的聚集处。他们所到之处，豪华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开张，就连复活节星期一、圣诞节通宵、星期日上午也开门营业。于连熟肉店的热肉糜远近闻名，旁边的福隆糕点店陈列着它的名产，精致的圆锥形黄油小点心呈淡紫色，上面插着一朵糖做的蝴蝶花。迪帕蒂书店的橱窗里有普隆出版社的新书，几本技术书籍，例如船舶的理论、船帆的论著，还有一大本带插图的布维尔历史，以及陈设得十分雅致的精装本：蓝皮面的《柯尔希斯马克》《柯尔希斯马克》，法国作家伯努瓦(1886—1962)的小说。，淡黄皮面上烫有大红花的《我儿子们的书》，它是保尔·杜梅尔保尔·杜梅尔(1857—1932)，法国政治家，一九三一年当选总统，一九三二年遭暗杀。的作品。在“高级时装、巴黎款式”的吉斯兰商店两旁，有皮埃儒瓦花店和帕甘古董店。在一座崭新的黄色大楼的二楼是雇有四位指甲修剪师的居斯塔夫美发店。
两年前，在双磨坊巷和绕绳街的交接处曾经有过一家不知趣的小店，它贴出的广告是“滴必灵”牌杀虫药。这家店是在圣塞西尔广场上还有人叫卖鳕鱼的时代发迹的，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小店的橱窗很少被擦洗，你得费劲地透过灰尘和水汽往里瞧，才能看见一大群穿着火红紧身上衣的小蜡人，代表形形色色的老鼠。它们拄着拐杖，从一条多层甲板的大船上下来，刚登陆就被一位农妇挡住。这位穿着花哨，但面色发青、浑身污垢的农妇朝他们喷洒“滴必灵”药，将它们赶跑。我很喜欢这家小店，它有一种玩世不恭、顽冥不化的神气。它离那座法国最昂贵的教堂不过两步远，它在那里傲慢地提醒人们蚤虱和污垢的权利。
这位老草药商去年死了，她的侄子盘卖了小店。几堵墙一拆，便有了现在的小会议厅——“雅厅”。亨利·波尔多亨利·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惯以大山为题材。去年还来这里做过一次有关登山运动的谈话。
走在绕绳街上，不能匆忙，因为一家一家的人都在缓缓而行。有时，一家人走进福隆糕点店或皮埃儒瓦花店，于是你便可以向前挪一个位置。可是，有时两家人相遇，一家人属于正向的人流，一家人属于逆向的人流，他们相互紧紧握手，你只好站住，原地踏步。我小步前行。我比正反方向的人流高出整整一头，我看见许多帽子，帽子的海洋。大多数帽子都是黑色的硬帽。有时一顶帽子被一只手臂举起，微微发亮的脑勺露了出来，然后，几秒钟后，帽子又沉沉地落下来。绕绳街十六号是于尔班帽店，它专做军帽，门前挂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总主教红帽做招牌，金色的流苏从离地两米的高处垂下。
我站住了，因为在流苏的正下方聚集了一群人。我旁边的那人晃着胳膊，心安理得地等着。这是一个小老头，像瓷人一样苍白易碎，我估计他是商会会长科菲埃。据说他令人生畏，因为他总不说话。他住在绿丘顶上一座大砖房里，窗户总是敞开着。好了，那群人散开，我们向前走了。另一群人又聚在一起，好在不占许多地方；他们刚一聚拢，就朝吉斯兰商店靠过去。人流甚至没有停下，只是稍稍向外弯一弯。我们从六个人面前走过，他们相互握着手说：“您好，先生”；“您好，亲爱的先生，您好吗?快戴上帽子，先生，您会着凉的”；“谢谢，夫人，今天可不暖和”；“亲爱的，我给你介绍勒弗朗索瓦大夫”；“大夫，很高兴认识您，我丈夫常常讲起给他治好病的勒弗朗索瓦大夫，不过您快戴上帽子，大夫，您会得病的，不过大夫好得快”；“唉，夫人，大夫是最缺人护理的”；“大夫是出色的音乐家”；“哎呀，大夫，这我可不知道，您拉小提琴?大夫真是多才多艺”。
我身边那个小老头肯定是科菲埃。那群人中有一个女人，棕发女人，她一面朝大夫微笑，一面死死盯住小老头，仿佛在想：“这不是商会会长科菲埃吗?他真叫人害怕，冷冰冰的。”但是科菲埃不屑一顾，这些是海滨大街上的人，不是上流社会的人。自从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人们在星期日相互脱帽致意以来，我也学会了区分海滨大街和绿丘的住户。崭新的大衣、软毡帽、雪白耀眼的衬衫，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毫无疑问，这准是海滨大街的人。至于绿丘的人，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相、消沉相。他们的肩膀窄窄的，憔悴的脸上露出傲慢不逊的神气。这位牵着一个孩子的胖先生，我敢打赌，他准是绿丘人，因为他脸色铁灰，领带细得像根绳子。
胖先生走近我们，盯着科菲埃先生，但是在快与科菲埃相遇时却扭过头去，慈爱地与小男孩逗趣。他又走了几步，俯身瞧着儿子的眼睛，俨然是个爸爸。突然间，他灵巧地向我们转过头来，迅速看了一眼小老头，弯起手臂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冷冰冰的致意动作。小男孩不知所措，没有脱帽，因为这是大人之间的事。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绕绳街的尽头

在老下街的拐角上，我们的人流与刚从教堂涌出的信徒的潮流相遇，十几个人撞在一起，打着旋相互致意，帽子摘得飞快，我难以看清。在这个肥胖而苍白的人群上方是圣塞西尔教堂那庞大的白色建筑，它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出白垩般的白色；它那光辉的厚墙后面还留着少许的黑夜。我们又开始走了，但顺序稍有变化。科菲埃先生被推到我后面，一位穿海蓝衣服的女士紧贴在我左边。她刚做完弥撒，眨着眼睛，晨光使她稍稍目眩。走在她前面、后颈瘦瘦的那位先生就是她丈夫。
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位先生挽着妻子的手臂，凑到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微笑了起来，她立刻小心翼翼地收起奶油色面孔上的一切表情，像盲人一样走了几步。这是明确的信号：他们要打招呼了。果然，片刻以后，这位先生便举起了手。当他的手指接近毡帽时，它们稍稍犹豫，然后才轻巧地落在帽子上。他轻轻提起帽子，一面配合性地稍稍低头，此时他妻子脸上突然堆出年轻的微笑。一个人影点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那孪生的笑容并没有立刻消失。出于一种顽磁现象，它们还是在嘴唇上停留了一会儿。当这位先生和夫人和我迎面相遇时，他们恢复了冷漠的神气，但嘴边还留有几分愉快。
结束了。人群开始稀疏，脱帽致意也越来越少，商店橱窗也不那么精美了。我来到绕绳街的尽头。是否穿过街心，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再往回走呢?我想已经够了，我看够了那些粉红色的脑袋，那些高贵的和谦逊的小脸。我打算穿过马里尼昂广场。我小心翼翼地从人流中抽出身来，这时，就在我旁边，黑帽下露出一个真正绅士的脑袋，就是那位海蓝衣服女士的丈夫。啊!长头型人的漂亮长脑袋，上面长着浓密的短发，漂亮的美国式唇须中夹着几根银丝。还有微笑，特别是微笑，有教养的美妙微笑。鼻子上什么地方还有一副单片眼镜。
他转过头对妻子说：
“这是工厂里新来的绘图员。不知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是个好小伙子，很腼腆，很逗。”
年轻的绘图员正靠着于连熟肉店的玻璃窗站着，他刚又戴上帽子，面孔绯红，垂着眼睛，神态执拗——这是强烈快感的外部迹象。显然他这是头一次在星期日来绕绳街。他看上去像初领圣体者。他两手背在身后，转头看着橱窗，露出十分讨人喜欢的腼腆。四根香肠披着晶莹闪亮的冻汁心花怒放地躺在香芹配菜上，但他视而不见。
一个女人走出熟肉店，挽起他的手臂。这是他妻子。她很年轻，但皮肤憔悴。她可以在绕绳街周周转来转去，谁也不会把她看做贵妇。她那玩世不恭的眼神，理智而警惕的态度泄露了她的身份。真正的贵妇是不知道价格的，她们爱的是痛快的挥霍。她们的眼睛是美丽天真的花朵，温室的花朵。

敲一点钟时我来到韦兹利兹餐馆。像往常一样，老头们都在那里，其中两位已经开始用餐了。有四位正在喝着开胃酒玩牌。其他人站在那里看他们玩，一面等待侍者摆餐具。最高的那位蓄着长须，是经纪人。另一位是海军军籍局的退休专员。他们像二十岁的人一样大吃大喝。星期日他们总是吃舒克鲁特舒克鲁特，源自法国阿尔萨斯省的一道名菜，以酸白菜为主，配以大量的香肠、熟肉、土豆等等。。最后到的人与正用餐的人打招呼：
“怎么，还是星期天的舒克鲁特?”
他们坐下，舒了一口气：
“玛丽埃特，小姑娘，来一杯不带泡沫的啤酒，再来一份舒克鲁特。”
这位玛丽埃特是个壮实的女人。我在最里边的餐桌前坐下，这时一位红脸老头拼命咳嗽，玛丽埃特正给他倒苦艾酒。
“再倒一点呀，瞧你。”他一边咳一边说。
一直在倒酒的玛丽埃特生气了：
“我不是在倒吗，谁说什么了?您这人，别人还没开口就生气。”
别人都笑了起来。
“一针见血!”
经纪人走去坐下，一边搭着玛丽埃特的肩膀：
“今天是星期日，玛丽埃特。下午和亲爱的男人一道去看电影?”
“啊，对，今天该安托瓦内特值班。至于亲爱的男人，成天干活的可是我。”
经纪人在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神色不快的老头对面坐了下来。老头立刻激动起来。经纪人没有听，扮扮鬼脸，捋捋胡子。他们从来不听对方说话。
我认出了我的邻座，他们是附近的小商人。星期日女佣外出，他们便来这里用餐，总是拣同一张桌子。丈夫在吃一大块粉红色的牛排，凑近看看牛排，有时还闻闻。妻子正埋头小口小口地吃。这是个四十岁的金发女人，身体结实，两颊红红的、松松的，缎子衫下有着丰满、坚实的乳房。像男人一样，她每顿饭都大口喝下一瓶波尔多葡萄酒。
我读《欧也妮·葛朗台》，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无事可干。我随意翻开这本书，母亲和女儿正在谈论欧也妮初生的爱情。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沉默无语的邻座

欧也妮亲吻她的手，说道：
“你真好，亲爱的妈妈!”
这句话使母亲那张因长期痛苦而格外憔悴的老脸露出了光彩。
“您觉得他好吗?”欧也妮问。
葛朗台太太只微微一笑，沉默片刻后，她轻声说道：
“你已经爱上他了?那可不好。”
“不好，”欧也妮说，“为什么?你喜欢他，拿侬喜欢他，为什么我就不能喜欢他呢?好了，妈妈，摆桌子准备他来吃饭吧。”
她扔下手中的活计，母亲也跟着扔下，一边说着：
“你疯了!”
但她自己也高兴地跟着发疯，仿佛证明女儿疯得有理。
欧也妮唤来拿侬。
“又有什么事呀，小姐?”
“拿侬，中午能有奶油吗?”
“啊，行，中午行。”老女仆回答说。
“那好，给他上的咖啡要特别浓。我听德·格拉桑先生说巴黎人都喝浓咖啡。你得多放些咖啡才行。”
“我哪儿来那么多咖啡?”
“去买呀。”
“要是撞上先生了呢?”
“他去牧场了……”

自我进来以后，我的邻座便沉默无语，此刻，突然间，丈夫的声音使我从阅读中惊醒。
丈夫用神秘的、甚感有趣的声调说：
“喂，你明白了吧?”
妻子吓了一跳，从遐想中醒来，瞧着他。他边吃边喝，然后又用同样诡秘的声音说：
“哈!哈!”
沉默。妻子又陷入遐想。
她突然打了一个寒战，问道：
“你说什么?”
“昨天，苏珊。”
“哦，对，”妻子说，“她去看维克多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妻子不耐烦地推开盘子：
“真难吃。”
盘子边上挂着她吐出来的灰色小肉丸。丈夫继续他的话题：
“那个小女人……”
他闭上嘴，茫然地微笑。在我们对面，老经纪人正在抚摸玛丽埃特的手臂，一面微微喘气。过了一会儿，丈夫说：
“那天我对你说过。”
“你说什么了?”
“维克多。她会去看他的。你怎么了?”他突然惊惶失措地问，“你不喜欢这个菜?”
“很难吃。”
“手艺不行了，”他傲慢地说，“赶不上从前埃卡尔的时候了。你知道埃卡尔如今在哪里吗?”
“在东雷米，是吧?”
“是的，是的，谁告诉你的?”
“是你，星期天你告诉我的。”
她拿起随便放在纸桌布上的一块面包吃了，然后用手熨平桌子边沿上的纸，迟疑地说：
“你知道，你弄错了，苏珊更……”
“这有可能，亲爱的姑娘，这有可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用目光寻找玛丽埃特，给她做手势。
“真热。”
玛丽埃特举止随便地靠在桌沿上。
“啊，是的，很热。”妻子抱怨地说，“这里很闷，牛肉又难吃。我要对老板说，手艺不如从前了。请你稍稍打开气窗吧，亲爱的玛丽埃特。”
丈夫又用逗乐的语气说：
“喂，你没看见她的眼睛。”
“什么时候，宝贝?”
他不耐烦地模仿她：
“‘什么时候，宝贝?’你就是这样。在夏天，下雪的时候。”
“你是指昨天，哦，对!”
他笑起来，目视远方，相当用心地迅速背诵：

眼睛就像在火炭里撒尿的猫

他很满意，似乎忘记了想说什么。她也兴奋起来，并无什么想法：
“哈，哈，你这个机灵鬼。”
她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他的肩头：
“机灵鬼，机灵鬼。”
他更自信地重复说：
“在火炭里撒尿的猫。”
她不再笑了：
“不，说真的，她可是个严肃的人，你知道。”
他俯下头，在她耳边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她张着大嘴听，面孔紧张而快活，仿佛想扑哧笑出来，接着她朝后一仰，抓搔他的手：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他理智而平静地说：
“你听我说，亲爱的，既然他是这样说的，要不是真的，他何必这样说呢?”
“不，不。”
“可既然他这样说了，你听着，假设……”
她笑了起来：
“我笑是因为我想到勒内。”
“是的。”
他也笑了，她煞有介事地低声说：
“那么，他是星期二发现的……”
“星期四。”
“不，星期二，你知道，因为……”
她在空中划了一个省略号。
长长的沉默。丈夫用面包蘸着汤汁。玛丽埃特撤下盘子，送上水果馅饼。等一会儿我也要吃一块水果馅饼。妻子心神恍惚，唇边挂着骄傲和不以为然的微笑，然后用拖长的声音说：
“啊，不，你是知道的。”
她的声音充满了感官欲望，以致他动了心，用胖手抚摸她的后颈。
“夏尔，别说了，你在刺激我，亲爱的。”她含着满嘴的馅饼微笑着说。
我试图继续看书：

“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
“去买呀。”
“要是撞上先生了呢?”

可我又听见那女人在说：
“是呀，我会让玛尔特大笑的，我要讲给她听。”
他们不再说话了。在馅饼以后，玛丽埃特又端上了李子干，女人忙着吐果核，优雅地吐在匙上；丈夫则两眼看着天花板，用手在餐桌上敲进行曲。沉默似乎是他们的正常状态，而话语则是有时发作的小小的狂热。

“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
“去买呀。”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雷桑街

我合上书，我要去散散步。
我走出韦兹利兹餐馆时，已将近三点钟了。我那沉甸甸的身体感到这是下午。不是我的下午，是他们的下午，是十万布维尔人将共同度过的下午。就在此刻，他们用完了丰富而漫长的星期日午餐，离开餐桌，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已经死了。星期日已经耗尽它轻快的青春，现在该消化消化小鸡和馅饼，该换衣服上街了。
清亮的空气中响起了黄金国影院的铃声。大白天里响起铃声，这在星期日是司空见惯的。沿着绿墙有一百多人在排队，在贪婪地等待进入美妙的黑暗，等待那轻松自在的时刻，银幕将像水中的白石一样发亮，说出他们的心事和梦想。但这是空想，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个东西仍然很紧张，他们担心美好的星期日会遭到破坏。等一会儿，他们会像每星期日那样大失所望；或者因为影片愚蠢，或者因为邻座抽烟斗并且往两腿下面吐痰；或者因为吕西安令人扫兴，没有说一句好话；或者，就在难得去电影院的今天，他们偏偏发作了肋间神经痛。等一会儿，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隐隐的愤懑将在黑暗的影厅里膨胀。
我走上布雷桑街。阳光驱散了云雾。天气晴朗。从波浪别墅走出了一家人。女儿站在人行道上扣手套，她大概有三十岁。母亲站在台阶的第一级上，自信地目视前方，一面深深地呼吸。至于父亲，我只看见他宽大的后背，他正弯下腰锁门。房子将幽暗无人，直到他们回来。在旁边那几所已经走空的、上了锁的房屋里，家具和地板在轻轻作响。出门以前他们熄灭了餐厅壁炉里的火。父亲和那两个女人会合在一起，全家人便一言不发地上路了。他们去哪里呢?星期日，人们或是去那座巨大的墓园，或是去拜访亲戚，或者，如果完全没事，去海堤上走走。我没事，便走在布雷桑街上，这条街通往海堤—散步场。
天空呈淡蓝色，几缕轻烟，几只白鹭，不时掠过一片浮云遮住了太阳。远处是沿着海堤—散步场的白色水泥栏杆，我透过栏杆的孔洞，看见大海在闪闪发光。这一家人向右拐，走上通往绿丘的上坡路布道神甫—伊莱尔街。我看见他们慢慢上坡，在闪烁的水泥地上形成三个黑点。我向左转，走进在海边络绎不绝的人群。
与上午相比，人群更为混杂。他们似乎都没有勇气继续承受规规矩矩的等级制度，而在午饭以前，他们曾为此自豪。商人和公务人员肩并肩地走着，任凭那些可怜巴巴的小职员和他们擦肩而过，甚至碰撞和挤压他们。贵族、精英、专业人员都融合在这温暖的人群中，他们现在只是人，几乎仅仅是人，他们不再代表任何东西。
远处有一摊亮光，那是退潮的大海。水面上的几块礁石尖撕破了这光亮的表层。沙滩上躺着几条渔船，不远便是黏糊糊的立方形石头，那是被胡乱扔到海堤脚下护堤防波的，石头与石头之间有洞隙，塞满了蠕动的东西。在外港的进口处，一条挖泥船矗立在阳光耀眼的天空下。每到晚上，它便轰鸣吼叫，喧嚣之极，直到午夜。但是每星期日，工人们上岸走走，只留下一个人看船，因此挖泥船便安静下来。
阳光清澈透明，像白葡萄酒。光线轻轻拂过身体，没有产生阴影或曲线，手和脸只是淡黄色的斑点。所有穿大衣的人都仿佛在离地几厘米的地方轻轻飘浮。风不时将水一般颤抖的阴影吹向我们。片刻间面孔退了色，变成白色。
这是星期日。人群被夹在栏杆和别墅的铁栅之间缓缓流动，在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大饭店前散开成上千条小溪。有许许多多孩子，他们或坐在车上，或被抱着、牵着，或三三两两、一本正经地走在父母前面。这些面孔，刚才我都见过，它们在朝气蓬勃的星期日上午显得得意洋洋，而现在，沐浴在阳光中，它们表露的只是安详、轻松和几分执拗。
大手势没有了。人们当然还摘帽致意，但不再夸张，不再像上午那样兴奋。他们微微向后仰着，抬头望着远方，任凭风吹着自己走，大衣在风中鼓胀了起来。有时有一声干笑，但立刻就被止住了。一位母亲在喊：雅诺，雅诺，听话。接着便是沉静。我闻见黄烟丝的淡淡的气味，原来小职员们在抽烟，萨朗波牌、阿依夏牌，这是星期日的香烟。在几张比较松弛的脸上，我仿佛看到几分忧愁。不，这些人既不忧愁也不欢快，他们只是在休息。他们那睁大的、凝神的眼睛被动地反射出大海和天空。等一会儿他们要回家，全家人围着餐桌喝茶。眼下他们只想少费力气，节省手势、话语和思想，随波漂流；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抹去皱纹、鱼尾纹，以及一周的工作所带来的辛酸的表情，仅仅一天。他们感到时间从指缝间流过。他们来得及聚集精力以便在星期一早上焕然一新地从头开始吗?他们深深呼吸，因为海边的空气能增补精力。只有他们那入睡者般的均匀而深沉的呼吸表明他们还活着。我悄悄地走在这个处于休息状态的、悲惨的人群中，不知如何处置我那结实而且精力充沛的身体。
大海现在是深灰色，慢慢涨潮，晚上就该是满潮了。今晚，海堤—散步场会比维克多—诺瓦尔大街更荒凉。在左前方，有盏红灯在航道中闪烁。
太阳慢慢落在海面，途中将一所诺曼底别墅的窗子照得火红。有个女人被照得眼花缭乱，懒懒地用手捂住眼睛，一面摇着头。
“加斯东，真晃眼。”她半笑不笑地说。
“嘿!这可是好太阳，”丈夫说，“它不暖和，但叫人高兴。”
她转身朝着大海，又说：
“我还以为看得见它呢。”
“不可能，”丈夫说，“它在晃眼的地方。”
他们大概在谈卡伊博特岛，岛的南端位于挖泥船和外港码头之间，本该看得见的。
光线变柔和了。这个不稳定的钟点预示着黄昏来临。星期日已经成了过去。别墅和灰白栏杆仿佛是新近的回忆。面孔一一失去闲暇的表情，有几张脸几乎变得温情。
一位怀孕的女人倚在一个模样粗鲁的金发青年身上。
“那儿，那儿，你瞧。”她说道。
“什么?”
“那儿，那儿，是海鸥。”
他耸耸肩，哪里有海鸥呢。天空几乎纯净如洗，天际露出淡淡的粉红色。
“我听见它们叫了。你听听，它们在叫。”
“那是什么东西在吱吱响。”他说。
一盏路灯在闪光。我以为是点灯的人来过了。孩子们等着他，因为这是回家的信号。其实这只是太阳的最后一缕反光。天空仍然明亮，但大地已进入阴暗中。人群越来越稀疏，海涛声清晰可闻。一个年轻女人双手抓住栏杆，仰面望天，她的脸呈蓝色，有一条由唇膏形成的黑道。刹那间我想我也许会爱人们，但星期日毕竟是他们的，不是我的。
首先亮起的是卡伊博特灯塔。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站住，醉心地低声说：“啊!灯塔!”
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奇遇的强烈感觉。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小普拉多大道

我向左转，经过帆船街到达小普拉多大道。橱窗都拉下了铁帘。绕绳街明亮，但行人稀少，已失去上午那短暂的繁华，此刻与周围的街道毫无区别。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总主教的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
我独自一人。人们大都回到了家，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晚报。逝去的星期日给他们留下逝者如斯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星期一。但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日也没有星期一，只有在混乱中相互推挤的日子，以及像这次一样突如其来的闪电。
什么也没有变，然而一切又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不知如何描写，它仿佛是恶心，但又与恶心正相反。总之我碰到了奇遇，我询问自己，我看出来我是我，我在这里。穿破黑夜的是我，我像小说主人公一样高兴。
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阴暗的老下街上，有什么东西在等我。在这里，在这条安静街道的拐角上，我的生活将要开始。我怀着宿命的感觉看着自己朝前走。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块白色界石。从远处看，它似乎很黑，但我每走近一步，它就变白一点。这个逐渐变白的黑色物体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它完全明亮，完全变白时，我会停下来，恰好在它旁边，于是奇遇便将开始。黑暗中露出的这个白色灯塔现在近在咫尺，以致我几乎害怕起来，有一刻甚至想退回去。然而要打破魔力已不可能，我朝前走，伸出手，摸到了界石。
这是老下街和庞大无比的圣塞西尔教堂。教堂蹲在黑暗中，彩画玻璃窗闪着光。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我不知道是世界突然缩小了，还是我使声音与形状达到了高度一致，我甚至无法想像周围的一切会与现状有什么不同。
我停下片刻，等待，我感到心跳。我用眼睛搜索荒寂的广场，什么也没有见到。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我弄错了，老下街只是一个驿站，那东西在迪科通广场尽头等我。
我不急于继续往前走。我仿佛触摸到幸福的顶峰。我曾在马赛、上海、梅克内斯多方寻找这种饱满的感觉，今天我不再抱任何希望，我在这个空空的星期日傍晚回家，它却在这里。
我又走了起来。风吹来船的汽笛声。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就在此刻，轮船上的音乐在海上鸣响，欧洲城市都亮起了灯，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在柏林街头交火，失业者在纽约流落街头，女人们在温暖的房间里，在梳妆台前涂眼睫膏，而我，我在这里，在这条荒凉的街上。但是，从新科隆的窗口射出的每一枪，被抬走的血淋淋伤员的每一声抽噎，女人化妆时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动作，它们都与我的每个脚步，我心脏的每次跳动相呼应。
我来到吉耶小巷，不知该怎么办，不是有人在巷尾等我吗?可是，在绕绳街尽头的迪科通广场，也有点什么东西在等我，等我去它才能诞生。我焦虑不安，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我承担后果。我猜不出人们要求我做什么，但是必须做出选择，我放弃了吉耶小巷，它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将永远不得而知。
迪科通广场空无一人。难道我弄错了?我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点。真的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走近亮着灯光的马布利咖啡馆。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进去。我从蒙着水气的大玻璃窗往里面看了一眼。
店堂里挤满了人。香烟的烟雾与湿衣服散发的水汽使空气变成了蓝色。女收款员坐在柜台后面。我很熟悉她，她和我一样，长着棕红头发。她肠胃有病，忧郁地微笑着，下半身慢慢地腐烂，就像腐烂物体发出的那种堇菜气味。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战，这是……等我的就是她。她在那里，上半身一动不动地露出柜台，她在微笑。从这个咖啡馆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向后倒转，回到这个星期日的散乱的瞬间，将瞬间一一串连起来，赋予它们含意。我穿越了这整整一天，最后来到这里，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端详这张在石榴红窗帘前微笑的清秀面孔。一切都停止了，我的生命停止了。这扇大玻璃窗，这像水一样蓝的浊重空气，这株在水底的又肥又白的植物，还有我自己，我们形成一动不动的、完整的整体，我很快活。

当我回到棱堡大街时，心中只剩下辛酸的遗憾。我心中想：“这种奇遇感也许是我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了，但它来得突然，去得匆忙，它去以后我又是何等的干瘪!难道它这种短暂的来访只是为了挖苦我，说我错过了生活?”
在我身后，在城市里，在发出冷冷的路灯光的笔直的大街上，一件重要的社会事件正寿终正寝，这是星期日的结束。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短暂的布维尔之行

星期一
昨天我怎会写出这种荒唐和浮夸的句子呢?
“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
我不需要华丽的词藻。我写作是为了弄清某些情景。应该避免漂亮的空话，应该信手写来，不雕琢字句。
总之，昨晚我自觉崇高，这一点使我恶心。我二十岁时曾醉过，后来我解释说自己属于笛卡儿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那个类型。我很清楚英雄主义使我膨胀，但我听之任之，甚觉有趣。在这以后我感到恶心，仿佛躺在一张满是呕吐物的床上。我酒醉时从不呕吐，但呕吐也许更好。昨天我甚至没有酒醉的借口。我像傻瓜一样兴奋，现在我需要用清水一般透明的、抽象的思想来洗涤。
这种奇遇感肯定并非来自事件，这已得到证明。它多半是瞬间相连的方式。事实大概是这样：你突然感到时间在流逝，每个瞬间导致另一个瞬间，另一个瞬间又导致下一个瞬间，就这样继续下去；每个瞬间都消失，用不着挽留它，如此等等。于是人们把这种特性赋予在瞬间出现的事件，把属于形式的东西转移到内容上。总之，人们对著名的时间流逝谈得很多，却很少见到。人们看见一个女人，心想她会衰老，但是看不见她衰老，而另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看见她衰老，并且感到与她一同衰老，这便是奇遇感。
如果我记得不错，人们称它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那么，奇遇感仅仅是对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感觉了。但为什么并不永远有这种感觉呢?难道时间并不永远是不可逆转的?有时候，人们感到可以为所欲为，前进或后退都无所谓，但在另一些时候，网眼仿佛收紧了，因此不能错过机会，因为不可能再一次从头开始。
安妮使时间恢复了它的作用。有一段时间，她在吉布提，我在亚丁，我常常去看她，共度二十四小时。她千方百计地增加我们之间的误解，直到最后离我走只剩下六十分钟了，确确切切的六十分钟。六十分钟正好使你感到时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我还记得一个可怕的晚上。我应该在午夜动身回亚丁。我们坐在露天电影院里，心情沮丧，她和我一样，只不过她是策划者。到了十一点钟正片开始时，她拉过我的一只手，双手紧紧握住，一言不发。我感到一种刺激性的欢乐，不用看表，我知道现在是十一点钟。从这时起，我们开始感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这一次我们要分别三个月。银幕上有一次出现了全白的图像，冲淡了黑暗，我看见安妮在流泪。后来，到了午夜，她使劲握握我的手便放开了。我站起身，没有说一句话便走了。圆满的工作。

晚上七点钟
工作了一天，进展不错。我写了六页，感受到几分乐趣，何况这是对保罗一世统治的抽象论述。在昨天的狂喜以后，今天一整天我都正襟危坐。我真不该动情。不过，我在揭露俄国专制政体的手段时，感到十分自在。
但是这个罗尔邦令我很恼火。他在细小的事情上十分诡秘。一八○四年八月他在乌克兰到底干了些什么?他隐晦地谈到这次旅行：

后代将做出判断：我的努力——未能成功——是否该受到粗暴的背叛和侮辱，我默默地忍受它们，而我心中的秘密足以使嘲讽者闭嘴和无比恐惧。

我受骗过一次。在谈到一七九○年短暂的布维尔之行时，他的文字充满了浮夸和隐晦。我浪费了一个月去核实他的言行。最终，他使一个佃户的女儿怀了孕。也许他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
我对这个自命不凡、满口谎言的人十分气恼，也许这是怨恨吧。他对别人撒谎我很高兴，但是他应该对我破例。我原以为我与他会串通一气，骗过这么多死人，他终究会对我，对我讲真话的!可他什么也没有说，没有说，他对我说的就和对亚历山大或路易十八说的谎话一样。罗尔邦必须是个体面人，这点对我十分重要。机灵鬼，大概吧，谁不是机灵鬼呢?大机灵鬼还是小机灵鬼?我尊重历史研究，但并不因此而在这样的死人身上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他活着，我对他是不屑一顾的。关于他，我知道些什么呢?想像不出会有比他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了，但他确实有美好生活吗?如果他的信件不是那么浮夸……啊，应该看到他的目光，他也许有一种迷人的动作：歪着头，调皮地竖起细长的食指放在鼻子旁边，或者，有时在两个彬彬有礼的谎言之间，他突然变得粗暴，但为时不长，他很快就克制住了。然而他死了，留下的只有《论战略》和《对道德的思考》。
如果我随意想去，我想像他是这样的人：他善于讽刺揶揄，伤害过不少人，但是在这个表象下面，他很单纯，近乎幼稚。他很少思考，但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天赋，他在任何场合都举止得体。他的恶作剧是天真的、自发的、慷慨的，与他对道德的爱同样诚挚。他背叛了恩人和朋友，然后便严肃地转向事件以吸取教益。他从不认为自己对他人有任何权利，也不认为他人对他有任何权利。他认为生活对他的赐予是没有道理、毫无理由的。他迷恋一切，但又轻易地摆脱。他的信件和作品从来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由一位写字先生代笔。
如果最终是这样，我还不如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侯爵的小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维尔市普兰塔尼亚旅馆

晚上十一点钟
我在铁路之家吃晚饭。老板娘在那里，我只好和她做爱，这是出于礼貌。我对她有几分厌烦，因为她太白，又有一股新生婴儿的气味。她热情洋溢地把我的头紧紧抱在胸前，认为应该这样做。至于我，我心不在焉地在毯子下面摸玩她的生殖器，弄得手臂发麻。我想到德·罗尔邦先生，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生平的小说呢?我的手臂直直地贴着老板娘的腰。我突然看见一个小花园，那里的树木既矮又粗，毛茸茸的硕大的叶子从树上垂下，四处有蚂蚁在爬，还有蜈蚣和衣蛾。有的动物更可怕，身体是一片烤面包，就像一盘烧鸽里垫底的烤面包。它们像螃蟹一样用脚爪横行。宽大的树叶上有黑黑一层小虫。在仙人掌后面，公园里的韦莱达韦莱达，公元一世纪的日耳曼女祭司，反对罗马人入侵，后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原编者注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真令人作呕。”我大声叫了起来。
“我本不想弄醒你，”老板娘说，“但是床单压在我屁股下面，再说，我得下楼照料乘火车去巴黎的客人。”

封斋节前的星期二
我揍了莫里斯·巴雷斯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曾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屁股。我们是三个士兵，其中一人的脸中央有一个洞。莫里斯·巴雷斯走近我们说：“很好!”并且给我们每人一小束堇菜花。脸上有洞的士兵说：“我不知往哪里插。”，莫里斯·巴雷斯说：“插在你头上的洞里。”士兵回答说：“插在你的屁眼里。”我们便把莫里斯·巴雷斯打翻在地，脱下他的裤子，裤子下面有一件主教的红袍，我们掀起红袍，莫里斯·巴雷斯喊了起来：“当心，我的长裤是连鞋套的。”我们揍他的屁股，揍得出血，并且用堇菜花瓣在他臀部上画了一个戴鲁莱德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作家与政治家，曾参与未遂的军事政变(1899)。的头像。
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想起我的梦。此外，我睡觉大概很不老实，因为每早起来毯子都掉在地上。今天是封斋节前的星期二，但是在布维尔，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全城只有一百多人化装打扮。
我走下楼梯时，老板娘叫住了我，
“这里有您一封信。”
一封信，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五月份鲁昂图书馆馆长寄来的。老板娘领我去她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鼓鼓的黄色长信封，这是安妮写来的。我有五年没有她的消息了。信是寄到我在巴黎的旧地址的，邮戳是二月一日。
我出门，信封握在手里不敢打开。安妮用的信纸没有变，她也许仍然去庇卡迪伊那家小文具店去买信纸。她大概还保持原来的发型，留着浓浓的金色长发，不愿剪掉。在镜子面前，她不得不耐心地搏斗才能拯救自己的面孔。她不爱打扮，也不怕衰老。她愿意保持本色，仅仅保持本色。我欣赏她的也许正是这一点：对自己形象的忠实，绝对严格的忠实。
地址是用紫墨水写的(她也没有换墨水)，有力的笔迹仍然微微闪着光泽。

安托万·罗冈丹先生

我多么喜欢在这些信封上看到我的名字。在朦胧中我又看到她的微笑。我猜到她的眼睛和那低俯的头。我坐着，她走过来，微笑地站在我面前。她比我高出上半身，她伸直手臂抓住我的两肩，摇晃我。
信封沉甸甸的，至少装了六张纸。在秀丽的笔迹旁边是我从前的门房那潦草的小字：

布维尔市普兰塔尼亚旅馆

这些小字没有光泽。
我拆开信封，失望使我又年轻了六岁。
“我不知道安妮是怎样把信封弄得鼓鼓的，里面可什么也没有。”
这句话，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天说过一百次，当时我也像今天一样，使劲地从信封衬纸里抽出一小张方格纸。
安妮用铅笔写道：

“我过几天去巴黎。二月二十号你来西班牙旅店看我，求你了(‘求你了’被加在这行字的上方，并且以一个古怪的螺线与‘看我’相连)，我必须见到你。安妮。”

我在梅克内斯和丹吉尔的时候，晚上回家有时看见床上有张纸条：“我要立刻见到你。”我跑去看她，她开了门，抬着眉毛似乎很惊讶。她不再有话对我说了。她埋怨我去找她。这一次我要去，也许她拒绝见我，也许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姓名的人住在我们这里。”但我想她不会这样做。不过，再过一星期，她可能写信告诉我她改变了主意，下一次再见面吧。
人们都在上班。这个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将平淡无奇。残废者街上有股浓重的湿木头气味，每次下雨以前都是这样。我不喜欢这种古怪的日子：电影院放映日场，学校的孩子们放假。街上有一种泛泛的、淡淡的节日气氛，不断引起你的注意，但当你真正注意时，它又消失了。
我大概能重新见到安妮，但不能说这个念头使我真正快活起来。接到她的信后，我便感到无所事事。幸好现在是中午。我不饿，但我要去吃饭，以消磨时间。我走进钟表匠街上的卡米尔餐馆。
这是一家比较封闭的餐馆，整夜供应舒克鲁特或荤杂烩。人们看完戏就来这里就餐。那些夜里到达、饥肠辘辘的旅客们，在警察的指点下，来这里吃饭。八张石板面的桌子，沿墙是一排皮制长椅，两边是布满棕色斑点的镜子。两扇窗子和门上的玻璃用的都是毛玻璃。柜台在一个凹处，隔壁还有一个单间，是为成双成对的人准备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来一份火腿蛋。”
女侍者是一个双颊红红的高个子姑娘，她和男人讲话时总是笑。
“这我可没办法。您来一份土豆蛋吧?火腿给锁起来了，只有老板才能动。”
我叫了一份荤杂烩。老板叫卡米尔，很凶。
女侍者走开了。我独自待在这间阴暗的老店堂里。我的皮夹里有安妮的一封信。出于一种虚假的羞愧，我不再读这封信，只是试着一一回忆每句话。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亲爱的安托万

我亲爱的安托万

我微笑了，当然不，安妮当然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
六年前——我们刚刚按照双方同意分了手——我决定去东京。我给她写了几个字，当然不能再称她为“心爱的”了，便天真地称她为“我亲爱的安妮”。
“你的自如真令我佩服，”她回答说，“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你亲爱的安妮，而你呢，我请你相信你也不是我亲爱的安托万。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称呼我，就别称呼我，那样更好。”
我从皮夹里取出她的信。她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信尾也没有客套话，只有“我必须见到你。安妮。”没有任何东西确切地告诉我她的感情。我不能抱怨，因为她喜爱完美。她总想实现“完美的时刻”。如果实现不了，她便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生命从她的眼神中消失，她懒洋洋地待着，像一个青春期的大姑娘，要不就是挑我的毛病：
“你擤鼻涕像一个资产者，大模大样，还用手绢捂着咳嗽，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不能回答，必须等待。突然，从我无意的举动中，她看到了信号，战栗了一下，无精打采的清秀面孔变得严肃了，她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她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迷人的魔法：她哼着歌，眼睛巡视四周，然后微笑着站起身，走过来摇晃我的双肩，而且，在几秒钟内，仿佛给周围的物体下命令。她用低沉、急促的声音解释她对我的期望：
“听我说，你想努力，对吧?上一次你可真傻。你知道这个时刻会多美吗?你瞧瞧天空，瞧瞧阳光在地毯上的颜色。我刚好穿上了绿裙子，也没有化妆，很苍白。你往后退退，坐在阴影里。你明白你该做什么吗?真是!你真傻!给我说点什么呀!”
我感到手中握着成败的关键。这个瞬间有一种朦胧的含意，必须使它更精炼、更完美。某些动作必须要做，某些话必须要说。但我不堪责任的重负，瞪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陷在安妮臆想的那套关于瞬间的礼仪中，奋力挣扎，而且挥动粗大的手臂将它们像蛛网一样撕碎。在这种时刻，安妮恨我。
当然，我要去看她。我尊重她，而且仍然全心地爱她。但愿另一个男人对完美瞬间的游戏比我灵巧，比我走运。
“你这该死的头发把什么都破坏了，”她说，“能拿红头发的男人怎么办呢?”
她微笑。我首先失去的，是对她的眼睛的记忆，后来，是对她长长的身体的记忆，我尽量长久地记住她的微笑，后来，三年前，我也失去了这个记忆。不过刚才，当我从老板娘手中接过信时，这个回忆又突然回来了，我仿佛看见安妮在微笑。我再试试回忆它，因为我需要感受安妮所勾起的全部柔情。这个柔情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它渴望诞生。然而，回忆不再来，完了。我仍然空荡荡、干巴巴的。
一个男人冷飕飕地走了进来。
“先生、女士们好。”
他没有脱下发绿的大衣便坐了下来，两只大手相互搓着，手指交叉在一起。
“您要点什么?”
他一惊，神色不安地说：
“嗯?来点加水的比尔酒。”
女侍者一动不动。她在镜子里的面孔仿佛在睡觉。其实她是睁着眼睛的，只是睁开一条缝。她一向如此，接待客人慢慢吞吞，客人点了酒菜后，她总要遐想片刻，大概从遐想中得到小小的乐趣吧。我猜她在想那瓶酒，即将从柜台上方取下的、带白底红字商标的瓶子，她在想她即将倒出的浓稠的黑汁，仿佛她本人也喝。
我将安妮的信塞回皮夹里，它给了我它所能给的。我无法追溯到那个曾经拿着它，折叠它，将它装进信封的女人。然而，用过去时来思念某人，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不让最短的瞬间、最轻的不快脱离我们而留在后面。声音、气味、日光的细微变化，还有我们相互并未道出的思想，这一切都被我们带走，这一切都是鲜活的。我们不停地、身临其境地为它们高兴，为它们痛苦。不是回忆，是强烈炽热的爱，没有阴影，没有时间距离，没有庇护所。三年的一切都在我们眼前。正因为这个我们才分手，因为我们承担不了这副重担。当安妮离开我时，突然一下子，我感到这三年都塌陷在过去时里了。我甚至没感到痛苦，只感到空虚。后来时间又开始流逝，空洞越来越大，再后来，在西贡，我决定返回法国，于是残留的一切——陌生面孔、地点、长河沿岸的码头——全部化为乌有，因此我的过去如今只是一个大洞，而我的现在就是靠着柜台遐想的黑衣女侍者和这个小个子男人。我对自己生活所知道的一切，似乎都是从书本上来的。贝拿雷斯城的宫殿、麻风病王的平台，带有曲折高梯的爪哇寺庙，它们曾反映在我眼中，但它们留在那边，留在原处。电车晚上从普兰塔尼亚旅馆门前驶过，车窗上并不带走霓虹灯招牌的影像，电车燃烧片刻，然后带着黑黑的车窗远去。
那个人一直看着我，令我生厌，他个子小小的，倒摆出一副派头。女侍者终究去照应他了。她抬起黑黑的长臂去取饮料，然后端来瓶和杯子。
“来了，先生。”
“阿希尔先生。”他彬彬有礼地说。
她倒饮料，没有回答。他突然灵巧地从鼻子旁边抽回手指，摊开两只手掌放在桌子上，头朝后仰，眼睛发亮，冷冷地说：
“可怜的姑娘。”
女侍者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他的表情难以捉摸，可能是吃惊，仿佛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我们三个人都局促不安。
胖胖的女侍者最先恢复镇静。她缺乏想像力。她庄重地打量阿希尔先生，明白她只要动一只手就能把他从座位上提起来，扔到街上去。
“我为什么是可怜的姑娘?”
他迟疑着，瞧着她，不知所措，接着便笑了。他脸上堆满了皱纹，用手腕轻松地做了做手势：
“这把她惹恼了，‘可怜的姑娘’，不过就这么说说罢了。没有什么意思。”
她转身回到柜台后面。她的确在生气，可他还在笑。
“哈哈!我不过随口说说。真生气?她生气了。”他朝我这个方向说。
我转过头去。他拿起杯子，但不想喝，惊讶而胆怯地眯着眼睛，仿佛在回忆什么事。女侍者已经在收款处坐下了，拿起了针线活。一切重归于平静。但已不是原先的平静了。下雨了，雨点轻轻敲着毛玻璃窗。如果化装的孩子们还在街上，他们的硬纸面具会变成软塌塌的一团。
女侍者开了灯。现在还不到两点钟，但天空完全黑了，所以她看不清手中的活计。柔和的灯光。人们在家里大概也开了灯，看看书，在窗前瞧瞧天空。对他们来说……这是另一回事。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衰老的。他们生活在遗赠和礼品中间，每件家具都是纪念品。小钟、奖章、肖像、贝壳、镇纸、屏风、披巾。橱柜里堆满了瓶子、织物、旧衣服和报纸。他们什么都留着。保存往昔，这是有产者的奢侈。
我能在哪里保存我的往昔呢?不能将它揣在口袋里，必须有房子来安置它。我只拥有自己的身体。一个孤零零的人，只拥有自己的身体，他是无法截住回忆的，回忆从他身上穿越过去。我不该埋怨，我追求的不正是自由吗?
小个子男人坐立不安，叹了口气。他缩在大衣里，但有时挺直身体，露出傲慢的神气。他也没有往昔。要是仔细找一找，在他的表亲——如今互不来往——那里，大概能找出一张照片吧：在一个婚礼上，他戴着硬领，穿着硬胸衬衣，蓄着年轻人的粗硬髭须。至于我，大概连照片都没留下。
他仍然看着我，要和我说话了。我感到自己很僵硬。他与我彼此并无好感，但我们是同一类人，就是这样。他像我一样孤单，但比我更深地陷入孤独。他大概在等待他的恶心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这么说，现在有人能认出我了，对我打量一番以后心里想：“这是我们的人。”那又怎么样呢?他想干什么?他应该知道我们谁也管不了谁。有家的人都在家里，生活在纪念品中间，而我们在这里，两个没有记忆的落魄者。如果他突然站起来，如果他对我说话，我会跳起来的。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罗杰医生

门咣当地开了。这是罗杰医生。
“大家好。”
他走了进来，神态孤僻而多疑，两条长腿在微微打颤，勉强架住他的身体。星期日我在韦兹利兹餐馆常常看见他，但他不认识我。他的体格像儒安维尔的教官，胳膊和大腿一样粗，胸围一百一十厘米，站立不便。
“冉娜，小冉娜。”
他小步走到衣架前，将那顶宽宽的软帽挂在衣钩上。女侍者已叠好活计，无精打采、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将医生从雨衣里拽出来。
“您要点什么，大夫?”
他严肃地端详她。他真有一个我称作的漂亮脑袋，一个被生活和激情磨损和耗竭的脑袋，但他了解了生活，控制了激情。
“我也不知道要点什么。”他用深沉的声音说。
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擦擦额头。只要不是站着，他就感到自在。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十分威严，叫人害怕。
“要点……要点……要点……要点……陈年苹果烧酒吧，孩子。”
女侍者一动不动地端详这张堆满皱纹的大脸。她在遐想。小个子男人如释重负地抬头微笑。的确，这位巨人使我们得到了解脱。刚才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攫住我们。现在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
“怎么，不给我拿苹果烧酒?”
女侍者惊醒过来便走开了，医生伸开两只粗胳膊抓住桌子两侧。阿希尔先生异常高兴，想引起医生的注意，便摇晃着腿在长椅上跳动，但是白费力气，他个子太小，弄不出响声来。
女侍者端来苹果烧酒，并且向医生扬扬头，示意他旁边有那位客人。罗杰医生慢慢旋转上身。因为他的脖子动不了。
“咦，是你，老坏蛋。”他叫道，“你还活着?”
他又对女侍者说：
“你们接待这种人?”
他瞧着小个子男人，目光凶狠。这是一种纠正谬误的坦率目光。他解释说：
“他是个老神经病，老神经病。”
他甚至懒得表明这是开玩笑。他知道老神经病不会生气，而会微笑。果然如此，小个子谦卑地微笑了。老神经病，他这下轻松了，感到自己能抵御自己。今天不会发生任何事。最奇怪的是，我也松了一口气。老神经病，说得不错，仅此而已。
医生笑了，向我投来一个邀请与会意的目光，大概是由于我的身材吧——再加上我身上那件干净衬衣。他想邀我加入他的玩笑。
我没有笑，没有回答他的主动表示。于是，他一面笑，一面用瞳孔的可怕火光在我身上试探。我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他像近视眼一样上下打量我，将我归类。归入神经病还是流氓?
终于是他先转过头去。在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孤独者面前稍稍退缩，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立刻就被忘在脑后。他拿起一枝烟，点燃，然后像老头一样一动不动，眼光无情而凝滞。
漂亮的皱纹，各式各样的；有贯穿前额的横纹、鱼尾纹、嘴巴两侧苦涩的褶纹，还有吊在下颌下面的、绳索般的黄肉。这个人可真走运。远远一看见他，你就想他一定受过痛苦，他一定生活过。他配得上这张面孔，因为他毫无差错地留住和利用了往昔。他直截了当地将往昔制成标本，并且在女人和年轻人身上试用。
阿希尔先生很快活，大概很久以来没有这么快活了。他赞赏地张着嘴，鼓起脸腮小口小口地喝酒汁。好吧!医生镇住了他。医生没有被这个即将发作的老神经病给吓倒。几句粗话刺刺他，结结实实敲他一下，事情就成了。医生是有经验的，他是职业经验论者。医生、神甫、法官、官员，他们了解人，仿佛人是由他们造的。
我为阿希尔先生感到羞耻。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应该团结一致反对他们。而他却抛弃了我，投到他们那边去了。他真心地相信经验，不是他的经验，也不是我的经验，而是罗杰医生的经验。刚才阿希尔先生感到自己古怪，似乎孑然一身，而现在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而且不少，因为罗杰医生见过他们，罗杰医生可以对阿希尔先生讲述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以及故事的结尾。阿希尔先生只不过是一个案例，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纳入某些一般概念之中。
我真想对他说他受骗了，被那些重要人物利用了。职业经验论者?他们在半醒半睡的麻木状态中熬日子，由于急躁而仓促结婚，又莫名其妙地生了孩子。他们在咖啡馆、婚礼和葬礼上与别人相遇。有时他们被卷入旋涡，奋力挣扎，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他们的视野以外。长长的模糊形状、事件，从远方来，迅速擦过他们身边，等他们想观看时，一切已经结束。然而，他们快到四十岁时，却把本人可怜的固执习性和几句格言称为经验，于是他们就成了自动售货机：你往左边那个缝里扔两个苏，出来的就是银纸包装的小故事；你往右边那个缝里扔两个苏，出来的就是像融化的焦糖一样粘牙的宝贵忠告。照此办理，连我也会受到人们的邀请，他们会相互散播说我是空前绝后的大旅行家。是的，穆斯林蹲着撒尿，印度产婆用在牛粪中研碎的玻璃代替麦角碱，婆罗洲的姑娘来月经时便上屋顶待三天三夜。我在威尼斯见过小游船上的送葬仪式，在塞维利亚见过受难周的庆典，在上阿默高也见过受难主日。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见识的极小部分。我可以仰靠在椅子上，乐呵呵地开讲：
“您知道吉赫拉瓦吗，亲爱的夫人?那是摩拉维亚的一座奇特的小城，一九二四年我在那里待过……”
法庭庭长见识过许多案件，听完我的故事后会说：
“多么真实，亲爱的先生，多么有人情味。我刚工作时也见过类似的案件，那是一九○二年，我在利摩日当代理推事……”
但是，我年轻时就讨厌这些事。我不是出自职业经验论者的家庭，不过业余经验论者也是有的：秘书、职员、商人、在咖啡馆听别人讲述的人。将近四十岁时，他们感到全身被经验塞得满满的，无法排泄，幸好他们有孩子，便强迫孩子就地将经验消化掉。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的往昔并未丧失，他们的回忆浓缩了，柔顺地变成了智慧。驯服的往昔!可藏在衣袋里的往昔——充满漂亮格言的金色小书。“请相信我，我这是经验之谈，我知道一切都来自生活。”难道生活也替代他们去思想吗?他们用旧的来解释新的，用更旧的来解释旧的，就像那些历史学家说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是法国的克伦威尔一样，实际上，他们从来什么也不懂……在他们的傲慢后面，可以隐隐看出一种郁闷和懒惰。他们看着一些现象从面前驰过，却连连打哈欠，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老神经病”，于是罗杰医生便泛泛想到另一些老神经病，但却记不起任何一位了。现在，阿希尔先生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令我们吃惊，因为他是个老神经病!
他不是老神经病，他是害怕。怕什么呢?当你想理解一个事物时，你站到它面前，孤立无援。世界的全部过去都将毫无用处。后来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随它消失。
人们喜欢笼统的概念，再说，职业家，甚至业余爱好者最后总是有理的。他们的智慧劝诫你尽量不出声，尽量少生活，让你自己被人遗忘。他们讲的最好的故事就是冒失鬼和怪人如何受到惩罚。对，事情就是这样，谁也不会说相反的话。阿希尔先生也许良心不安，也许在想如果当初听了父亲和姐姐的话，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医生有发言权。他没有错过自己的生活，他使自己成为有益的人。他平静而威严地矗立在这个穷途潦倒者的上方，像一块岩石。
罗杰医生喝了他的苹果烧酒。他那高大的身躯下沉，眼皮也重重地下垂。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没有眼睛的面孔，真像一个硬纸面具，就是今天商店里卖的那种。他的两颊有一种可怕的粉红色……突然间，真理向我显现：这个人很快就要死了。他肯定知道这一点，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他一天比一天更像他将成为的尸体。这便是他们的经验，这便是为什么我常想他们的经验散发一股死亡的气息，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罗杰医生相信经验，他想掩饰无法容忍的现实：他是孤独的，一无所获，没有过去，智力日渐衰退，身体日渐蜕化。于是他努力制造、安排、铺垫一个小小的谵想作为补偿：对自己说他在进步。他的思维有空洞吗，脑子里有时出现空白吗?那是因为他的判断力已不如青年时代敏捷。他看不懂书里的话吗?那是因为他现在远离书籍。他再不能做爱了吗?可是他曾经做过爱。而做过爱比仍在做爱要强得多，因为有了时间距离，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比较和思考。这张可怕的死尸面孔无法忍受镜中的影像，于是便极力相信自己被刻上了经验的智慧。
医生稍稍转过头来，半睁开眼皮，用微红的、发困的眼睛看着我。我对他微笑。我想用这个微笑来揭示他试图掩饰的一切。如果他想：“这人知道我快死了!”那么他就会醒过来。但是他的眼皮又垂下，他睡着了。我走开了，让阿希尔先生守护着他的睡眠。
雨停了，空气温和，美丽的黑色形象在天空里缓缓滚动，对完美时刻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环境了。安妮会使我们心中产生暗暗的、小小的潮汐，以配合这些形象。但是我不会利用时机。在这片未加利用的天空下，我茫然走着，平静而空虚。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幸福时刻

星期四
写了四页纸。然后是一个长长的幸福时刻。不要对历史价值思考过多，那样会感到厌烦的。不要忘记罗尔邦先生目前是我生存的惟一理由。
再过一星期，我将去看安妮。
棱堡大街上浓雾迷漫，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沿着兵营的墙根走。在我右边，汽车车灯将湿漉漉的灯光抛向前面。我根本看不清人行道的边沿。我周围有人，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偶尔还听见说话的嗡嗡声，但我看不见人。有一次，一张女人面孔出现在我肩头，但立即被浓雾吞没。另一次，有一个人喘着大气掠过我。我不知道我去哪里，一心只想谨慎前行，用脚尖探地，甚至向前伸出双臂。对这种练习我毫无兴趣，但我不想回家，我已经上了钩。半小时后，我总算远远望见一团发蓝的烟雾。我朝它走去，很快就来到一片明亮地的边沿，我认出中央那个灯光穿透浓雾的地方就是马布利咖啡馆。
马布利咖啡馆里有十二盏灯，只有两盏灯亮着，一盏是在付款台的上方，一盏是在天花板上。惟一的侍者一把把我推到一个暗角里。
“别坐这儿，先生，我在打扫。”
他穿着上装和白底紫条纹衬衫，没穿坎肩，没戴假领。他打着哈欠，不高兴地瞧着我，一面用手指拢头发。
“黑咖啡和羊角面包。”
他没有回答，揉揉眼睛走开了。我眼前都是阴影，可恶的、冷冰冰的阴影。暖气肯定没有开。
我不是独自一人。我对面坐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她的手一直在动，时而摸摸衬衣，时而整整黑帽。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金发男人，他在埋头吃奶油面包。寂静使我感到压抑，我想点烟斗，但是划火柴的声音会引起他们注意，我不愿意这样。
电话铃声。她的手停住了，贴在衬衣上。侍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扫完地后才去摘下话筒。“喂!乔治先生吗?您好，乔治先生……是的，乔治先生……老板不在……是的，他应该下来了……啊，这种大雾天……他通常在八点钟下楼……是的，乔治先生，我会告诉他的。再见，乔治先生。”
浓雾像灰色的厚绒窗帘一样压在玻璃窗上。有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不一刻又消失了。
女人埋怨地说：
“你给我系鞋带。”
“鞋带没有散。”男人头也不抬地说。女人激动起来，两只手像大蜘蛛一样上下摸着衬衣和颈部。
“散了，散了，你给我系鞋带。”
他厌烦地弯下腰，轻轻碰碰她在桌子下面的脚。
“系好了。”
她满意地微笑。男人唤来侍者：
“多少钱?”
“几个奶油面包?”侍者问。
我低下眼睛，不愿显出盯住他们的神气。几分钟后，我听见嘎吱声，看到出现了裙子的边角和两只沾着干泥的高帮皮鞋，接着是男人的尖头漆皮鞋，它们朝我走来，停住，向后转。他正在穿大衣。这时，一只手臂直挺挺地垂着，那只手沿着裙子往下伸，犹豫片刻后，在裙子上抓抓搔搔。
“准备好了吗?”男人问。
那只手张开了，摸到右鞋上一大块成星状的泥，接着手便消失了。
“总算好了。”男人说。
他提起衣架旁边的皮箱。他们走了出去，我看着他们没入浓雾中。
“他们是艺术家，”侍者端来咖啡时说，“在电影大饭店里演幕间节目的，就是他们。他们今天走，今天是星期五，要更换节目。”
他走到艺术家刚离开的桌子旁边去取那盘羊角面包。
“用不着了。”我说。
我根本不想吃这些面包。
“我得关灯了。早上九点钟了，还为一位客人开两盏灯，老板会说我的。”
昏暗笼罩了店堂。从高高的玻璃窗透进紫棕色的微光。
“我想见法斯盖尔先生。”
我没有看见这位老妇人进来。一股寒气使我打了个寒战。
“法斯盖尔先生还没有下来。”
“是弗洛朗夫人叫我来的，”她又说，“她不太好，今天来不了了。”
弗洛朗夫人就是那位一头棕发的收款员。
“这种天气对她的肠胃不好。”老妇人说。
侍者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气说：
“这是由于大雾，和法斯盖尔先生一样。真奇怪，他还没有下来。有人来电话找他。往常他总是八点钟下楼的。”
老妇人机械地瞧瞧天花板：
“他在上面?”
“是的，在他的卧室里。”
老妇人有气无力地，仿佛在自言自语：
“也许死了……”
“什么!”侍者脸上露出强烈的愤慨，“什么话!真多谢您了。”
也许死了……这个想法也掠过我。这种雾天里难免有这种想法。
老妇人走了。我也该效仿她，这里又黑又冷。雾气从门底下钻进来，它将慢慢上升，淹没一切。我本可以去市立图书馆的，那里既明亮又暖和。
一张面孔再次紧贴在玻璃窗上，还扮着鬼脸。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

“你等着瞧。”侍者气急败坏地跑到外面去了。
面孔消失了，我独自一人。我狠狠地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浓雾多半已经侵入了我的房间，我害怕回去。
在收款台后面的阴暗处，什么东西咯啦响了一下。声音来自私人楼梯，老板终于下楼了?不，没有人出现，楼梯是自动地咯啦响。法斯盖尔先生还在睡，要不他就是在我头上死了。一个雾天的清晨，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小标题：在一家咖啡馆里，顾客们吃喝着，哪知……
但是他仍然在床上吗?他没有拽着被单翻倒在床下，脑袋碰着地板?
我很熟悉法斯盖尔先生，他有时向我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他是一个蓄着整整齐齐的大胡子的、快活的胖子。如果他死了，准是由于中风，他的脸会呈酱紫色，舌头伸在外面，胡子翘起，卷曲起伏的须毛下，脖子呈紫色。
私人楼梯隐没在黑暗中。我勉强能看见栏杆顶头的球形装饰。必须穿过这层黑暗。楼梯会响。在楼上我能找到房间的门……
尸体在那里，在我头上。我会扭动开关，摸摸那温暖的皮肤，瞧一瞧。我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如果侍者突然发现我上楼梯，我就告诉他我听见了声音。
侍者突然回来了，气喘吁吁。
“来了，先生!”他叫道。
傻瓜!他朝我走来。
“两法郎。”
“我听见上面有声音。”我说。
“也该有声音了。”
“是的，但我看情况不妙，好像有人在喘气，还有一个低沉的声音。”
厅堂阴暗，窗外是雾，在这种氛围下，这些话显得十分自然。侍者露出古怪的眼神，我永远难忘。
“你该上去看看。”我狡诈地说。
“啊，不!”他说，“我怕他骂我。现在几点钟了?”
“十点钟。”
“他要是到了十点半钟还不下来，我就上去。”
我朝门口走了一步。
“您走了?不再待一会儿?”
“不了。”
“真是有喘气声?”
“我不知道，”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也许是我的想像吧。”
雾气稍稍散开。我急急忙忙去绕绳街，因为我需要亮光，但我大失所望。的确，绕绳街上有亮光，商店橱窗里有亮光，但不是欢快的，而是蒙着雾气的白生生的亮光，像淋浴水一样落到你肩上。
这里有许多人，主要是女人：女仆、做零工的女佣、老板娘，总之那些认为“我亲自采购比较可靠”的女人。她们在商店橱窗前闻一闻，最后才走了进去。
我在于连熟肉店门口停了下来。玻璃窗内有只手指点着块菰猪脚和小香肠，接着出现了一位胖胖的金发姑娘，她向前弯下身子露出了胸部，用手指拿起了那块死肉。在离这里五分钟路的地方，法斯盖尔先生死了。
我在四周寻找可靠的支持，以抵御我自己的思想，但没有找到。雾逐渐破碎，然而街上仍然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也许它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它是隐蔽的、透明的。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害怕。我的前额靠在橱窗上，注意到俄式蛋黄调味汁上有一个暗红点，那是血。黄色上的这个红点使我想呕吐。
突然我看到幻象：一个人朝前摔倒了，血流进菜里，鸡蛋滚落在血中，上面的西红柿圆片平平地落下，红色落在红色上，调味汁有点变稀，成为一摊黄黄的奶油，将血分为两个支流。
“这太蠢了，我得动一动，还是去图书馆工作吧。”
工作?我很清楚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又虚度了一天。我穿过公园时，看见有个人坐在我常坐的长椅上，他披着蓝色长斗篷，纹丝不动。他可真不怕冷。
我走进阅览室时，自学者正要出来。他朝我扑过来：
“我得谢谢您，先生，您的照片使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一见到他，我产生了片刻的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也许更容易度过这一天。然而，和自学者在一起，所谓两个人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他在一个四开本的书上拍了一下，那是《宗教史》。
“先生，努萨皮埃能写出如此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对吧?”
他看上去很疲乏，两手发抖。
“您气色不好。”我对他说。
“啊，先生，是的，因为我遇见了一件倒霉事。”
图书馆的管理员朝我们走来，这是一个肝火旺的小个子科西嘉人，蓄着军乐队队长那种大髭须。他在桌子中间一连走上几个小时，鞋跟橐橐地响。冬天，他捂着手绢吐痰，然后将手绢放在炉边烤干。
自学者走近我，凑到我脸边低声说：
“在这个人面前我不讲，”接着用知心的语气说，“如果您愿意，先生……”
“什么事?”
他脸红了，腰部优美地晃动了一下：
“先生，啊，先生。我斗胆问您。您肯赏脸在星期三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很乐意。”
我乐意和他一起吃午饭，就像我乐意自缢上吊一样。
“您真给我面子，”他说，又急忙加了一句，“如果您同意，我去您家找您。”然后他就消失了，大概是怕我反悔。
那时是十一点半，我一直工作到两点差一刻，效果很差。我眼睛看着书，心里却不停地想着马布利咖啡馆。法斯盖尔先生现在下楼了吗?其实我并不太相信他会死，正是这一点使我不快，因为我这个念头飘浮不定，我既无法信服，也无法摆脱。科西嘉人的皮鞋在地板上橐橐响。有好几次，他来到我面前，仿佛要和我说话，但改变主意又走开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寂静的阅览室

将近一点钟时，最后一批读者走了。我不饿，主要是不想走。我接着工作了一会儿，突然惊跳起来，因为我感到自己被掩埋在寂静里。
我抬起头，阅览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科西嘉人多半下楼去他妻子那里了，她是图书馆的看门人。我想听见他的脚步声，但听见的只是炉子里的煤炭在轻轻地跌落。雾气侵入了阅览室，不是真正的雾，因为它早已散去，而是另一种雾，充斥街道的、从墙和地砖中散出的雾气。物体显得缥缈。当然，书籍仍然在这里，按字母顺序排列在书架上，书脊或呈黑色或呈棕色，上面有标记UP If 7996(公众用书——法国文学)或者UPsn(公众用书——自然科学)，可是……怎么说呢?在平时，这些强大而矮壮的书籍，加上火炉、绿灯、大窗和梯子，就抵挡了未来。只要你待在这四堵墙里，将发生的事只能在火炉的左面或右面发生。即使圣德尼圣德尼，三世纪巴黎第一位主教，后殉教而死。民间传说他捧着头从坟墓中出来。本人捧着自己的头进来，他也必须从右边进来，行走在法国文学书籍和女读者的桌子中间。如果他脚不着地，在离地二十厘米的地方飘浮，那么，他那血淋淋的脖子正好和书架第三层一样高。因此，这些物体至少可以用来确定可能性的界限。
然而今天，它们不再确定任何东西了，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它们艰难地从这一刻挨到那一刻。我两手紧紧握住我看的书，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已经迟钝了。一切看上去都不是真的。我好像置身于纸板布景中，布景随时可能被拆掉。世界在等待，它屏住呼吸，缩得小小的——它在等待它自己的危机，它的恶心，就像阿希尔先生那天一样。
我站起来，我再也不能在这些衰弱的物体中间待下去了。我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安佩特拉兹的头。我低声说：一切都可能出现，一切都可能发生。当然不会是人们臆想的那种恐怖，安佩特拉兹不会在底座上跳起舞来，而是另外的东西。
我惊恐地看着这些不稳定的存在物，它们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分钟就可能崩溃。对，是这样。我在这里，我生活在这些载满知识的书籍之中，一些书描述了动物种类永不变更的形状，另一些书解释了宇宙的能量不灭。我在这里，站在窗前，窗玻璃有一定的折射率。但这是多么软弱无力的屏障呀!世界大概是出于懒惰才一成不变的。可今天它似乎想变了。于是一切，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的不适起因于马布利咖啡馆的那件事。我必须再去一趟，必须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活着，甚至摸摸他的胡子和手。那样一来，我也许就得到了解脱。
我匆匆取下外套，顾不得穿，往肩上一披就逃走了。穿过公园时，我又见到那个穿斗篷的人，他仍然坐在原处；他那张大脸呈灰白色，耳朵冻得通红。
马布利咖啡馆在远处闪亮。这一次，那十二盏电灯大概都开了。我加快脚步，得尽快结束。我先从大玻璃窗往里瞧，厅里没有人。收款员不在那里，侍者也不在——法斯盖尔先生也不在。
我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我没有坐下，喊道：“侍者!”没人答应。一张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碟子里还有一块糖。
“没有人吗?”
衣钩上挂着一件大衣。在独脚小圆桌上有几个黑纸夹，里面夹着一叠叠的画报。我屏住呼吸，捕捉最轻微的声音。私人楼梯在轻轻响动。外面响起了汽笛声。我紧盯着楼梯，倒退着出来。
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时顾客稀少。法斯盖尔先生患了感冒，准是打发侍者出去办事了——也许是请医生。对，只不过我需要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我走到绕绳街街口时，转过身来，厌恶地端详那灯光灿烂却荒寂无人的咖啡馆。二楼的百叶窗是关着的。
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慌攫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正去什么地方。我沿着码头跑，拐进博伏瓦齐区荒凉的街道。房屋用无神的目光看着我逃跑。我焦急地一再自问：去哪里?去哪里?一切都可能发生。有时我的心怦怦跳，我猛然转身，我背后出了什么事?也许它在我背后开始，而我突然向后转身时，已经太晚了。只要我能盯住物体，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我尽可能地盯住地砖、房屋、路灯，我的视线迅速地从这些物体转到那些物体，以便出其不意地打断它们的变化。它们的模样不太自然，但是我拼命对自己说，这是一盏路灯，这是一个界石形状的小喷泉，而且我试图用强烈的目光使它们显出日常的面貌。我在路上遇见好几个酒吧，其中有布列塔尼人咖啡馆和海员酒吧。我站住，看着它们粉红色的罗纱窗帘，犹豫不决，这些封闭式的小酒店也许被幸免，也许还保留着昨日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被遗忘的部分。但是我必须推门进去。我不敢，便走开了。我特别害怕房屋的门，怕它们自动打开。最后，我在街心走。
我忽然来到诺尔船坞码头。几只渔船和小游艇。我的脚踏在嵌在石头里的圆环上。我在这里，远离房屋，远离门，我将得到片刻的休息。在有小黑点的、静静的水面上，漂着一个瓶塞。
“那么水下呢?你没有想到水下会有什么吗?”
一个虫子?一个半陷在泥里的大甲壳虫?它那十二对脚爪在泥里慢慢地挖。它有时稍稍抬起身子。在水底。我走近观看，等待一个旋涡，一个轻微的波动。瓶塞静止不动地待在黑点中间。
这时我听见人声，正是时候。我转过身继续走路。
在卡斯蒂格利奥讷街，我赶上了两个正在说话的男人。他们听见我的脚步声大吃一惊，一同转过身来，不安地看看我，然后看看我的身后，惟恐还有别的东西。那么，他们和我一样，也在害怕?我超过他们时，我们相互对视，差一点就搭上话了。但是，他们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怀疑。在这样的天气里，不能随便和人说话。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时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

我气喘吁吁地又回到布利贝街。是的，命中注定，我得再去图书馆，试着拿起一本小说看看。我沿着公园的铁栅走，远远看见那个披斗篷的人。他一直在那里，在荒凉的公园里。他的鼻子现在和耳朵一样红。
我正要推开铁栅门，便被他的面部表情吓呆了。他眯着眼睛，似乎在傻笑，一副痴和虚情假意的神气。而与此同时，他直直地盯着前方我看不见的某个东西，眼神冷酷而强烈，以致我突然回过身去。
在他正对面，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抬起一只脚，半张嘴，尖尖的脸往前探；她一面神经质地扯头巾，一面呆呆地看着他。
男人在对自己微笑，仿佛即将开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突然站起来，两手伸进一直垂到脚边的斗篷的口袋里。他走了两步，直翻白眼。我想他要跌倒了，但他仍然在痴痴地笑。
我突然明白了，那件斗篷!我本可以阻止这件事，只要咳两声或推开铁门就行了。但是小姑娘的表情使我呆住了。她满脸恐惧，心肯定在猛烈地跳动，但是在这张老鼠脸上，我也看到一种强烈和邪恶的东西。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有把握的等待。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是在外面，在公园的边沿，在他们小小的悲剧的边沿，而他们呢，他们被暗暗的强烈欲望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对。我屏住呼吸，想看看当我身后的这个男人敞开斗篷时，那张显老的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突然间，小姑娘得到了解脱，摇着头跑开了。穿斗篷的人看见了我便站住了，在小径中央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然后便缩着脖子走了，斗篷边碰着他的小腿。
我推开铁门，一下子跳到他跟前。
“这是怎么回事!”我喊道。
他战栗起来。
“城市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从他身边走过时，有礼貌地说。

我走进阅览室，从桌上拿起《巴马修道院》，想聚精会神地读，在司汤达的明媚的意大利寻找庇护。但我只有短暂的、断断续续的幻觉，不时地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在我对面，一个小老头在清嗓子，一位年轻人正仰坐在椅子上遐想。
时间在流逝，玻璃窗完全黑了。科西嘉人正在办公桌上给新进的图书打钢印，不算他，我们是四个人：那个小老头、金发青年、一位正在读学士学位的年轻女人，还有我。有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位抬起头，迅速地、疑虑地向另外三个人看一眼，仿佛害怕他们。有一刻小老头笑了起来，年轻女人便全身发抖。我从反面认出了他看的书，这是一本轻松小说。
七点差十分。我突然想到图书馆七点钟关门。我又将再次被赶到街上。上哪里去呢?干什么呢?
老头看完了小说，但是不走，用指头敲着桌子，一下一下，干脆而均匀。
“先生们，”科西嘉人说，“马上就闭馆了。”
青年一惊，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年轻女人转身看着科西嘉人，接着又拿起书，似乎沉入阅读之中。
“闭馆了。”五分钟后科西嘉人又说。
老头迟疑地点点头。年轻女人推开书，但不站起来。
科西嘉人很吃惊，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摁下了开关。阅览桌上的台灯熄灭了，只有室中央的那盏灯还亮着。
“该走了?”老头轻声问道。
青年恋恋不舍地慢慢站起来。每个人穿大衣时都慢慢吞吞。当我走出去时，那女人仍然坐着，一只手平放在书上。
下面，大门开向黑夜。青年走在最前面，他回头看看，慢步下楼，穿过门厅，在门口停留片刻，然后投入黑暗中，消失了。
我下了楼梯，抬起头。过了一会儿，小老头一边扣大衣纽扣，一边走出阅览室。当他走下三级阶梯时，我闭上眼睛，冲到外面。
我脸上感到一阵微弱清新的抚摸。远处有人在吹口哨。我抬起眼皮，在下雨。轻柔安静的雨。四盏路灯宁静地照着广场，雨中的外省广场。青年大步走远了，是他在吹口哨。我真想对那两个不知道的人大喊，告诉他们可以大胆地出来，威胁已经过去了。
小老头出现在门口，局促地搔搔嘴腮，然后大度地微微笑着，撑开了雨伞。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参观布维尔博物馆

星期六上午
可爱的阳光。薄雾预示今天是个大晴天。我去马布利咖啡馆吃早饭。
收款员弗洛朗夫人对我嫣然一笑。我从座位上大声问道：
“法斯盖尔先生病了?”
“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几天。他女儿今天从敦刻尔克来了，住在这里照顾他。”
自从收到安妮的信后，我这是头一次真正高兴能再见到她。六年以来她干了些什么?我们见面时会感到局促吗?安妮从不局促。她接待我时仿佛我们昨天才分别。但愿我别一上来就犯傻，别使她不快。好好记住，见面时别伸出手去，她最讨厌握手。
我们在一起待几天呢?也许我带她来布维尔?只要她在这里生活几小时，在普兰塔尼亚旅馆过一夜，就够了。然后，一切将改变，我不会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头一次参观布维尔博物馆时，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令我吃惊。是比例失调还是透视法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感到别扭。这位议员在画布上并不自在。
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仍然感到别扭。我不愿意相信博尔迪兰——罗马奖得主，六次获奖者——会有败笔。
今天下午，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的老合订本——这是一份进行敲诈的报纸，老板在战争期间被控有叛国罪——隐隐约约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图书馆，去博物馆转转。
我快步穿过幽暗的门厅。我的脚步在黑白两色的石砖上没有任何声音。在我周围是一大群扭着手臂的石膏像。我从两个大入口处门前经过时，看见里面有碎纹瓷瓶、盘子、立在底座上的一个蓝色和黄色的森林之神的像。这是贝尔纳·帕利西贝尔纳·帕利西(约1510—1589)，法国画家，陶瓷玻璃工艺家，农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作家。陈列室，专门陈列陶瓷制品和小工艺品。我不喜欢陶瓷制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毕恭毕敬地欣赏那些烧制品。
在大厅——或称博尔迪兰—雷诺达厅——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画，大概是前不久挂上去的，我没有见过。它叫《独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这是国家赠品。
独身者躺在一张零乱的床上，上身赤裸着，像死人一样微微发绿。紊乱不堪的褥单表明临终阶段为时很长。我微笑着想起了法斯盖尔先生。他可不是孤独一人，他的女儿在照料他。在画幅上，一个女仆——满脸邪恶的女管家——已经打开了柜子的抽屉，在那里数钱。从另一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在阴暗中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着烟，正在等待。靠墙边，一只猫在漠然地舔牛奶吃。
这个人一生都为了自己。他受到了应得的、严厉的惩罚，临终时，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合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最后的警告：我还来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继续往前，那就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我即将走进的大厅里，墙上挂着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几位过早夭折的年轻人和一位孤儿院院长以外，画上的人物去世时都不是独身，都有儿女在场，都立有遗嘱，都接受临终圣事。这一天像别的日子一样，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尘世，他们都合乎礼仪；他们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们有权享受的那一份永恒。
他们曾有权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财富、权力、尊敬，最后是不朽。
我冥想片刻，便走了进去。一位看守在窗边打盹。从玻璃窗泻下的淡黄色光线在画面上留下了斑点。在这个长方形的大展厅里，除了一只见我来就吓跑了的猫以外，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但我却感到有一百五十双眼睛在注视我。
布维尔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年间的全部精英都在这里，其中有男有女。这是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精心绘制的。
这些男人们修建了海滨圣塞西尔教堂。一八八二年他们成立了布维尔船主和商人联合会，“以便将一切善良的人们组成有力的束棒束棒，古罗马执法官的权力标志，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意大利法西斯(fascio)借用了这个字。，重振国家，挫败无秩序党派……”他们使布维尔成为设备最好的法国商港——煤炭和木材。扩建码头是他们的功绩。他们充分扩大了泊船站，并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时的抛锚水深达十点七米。由于有了他们，渔船的吨位从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吨上升到一万八千吨。他们不惜为培养劳动阶级中的优秀代表而主动创办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在他们的大力扶持下十分兴旺。一八九八年，他们瓦解了著名的码头工人罢工，一九一四年，他们为祖国献出了儿子。
女人们——这些斗士可尊敬的伴侣——创建了大部分教养院、托儿所和缝纫工厂，但她们首先是贤妻良母。她们抚育了漂亮的儿女，教他们懂得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兰西赖以生存的传统。
肖像画的总体颜色近乎深棕色。由于考虑到庄重，画家们排除了鲜艳的颜色。雷诺达喜欢画老头，在他的画中，雪白的须发与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长画手。博尔迪兰的画技不如雷诺达丰富，他对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画中的硬领像白色大理石一样闪光。
室内很热，看守在轻轻打鼾。我环视四周的墙壁，看见了手和眼睛；这里或那里，有一张面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走去时，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因为从墙壁的葱形饰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来明亮的目光。
他站在那里，头稍稍后仰，一只手臂贴着珠灰色长裤，手里拿着高礼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几分赞叹，因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庸俗，简直无懈可击；细小的脚，纤细的手，角斗士的宽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几分花哨。他礼貌地向参观者显露那明晰、整洁、没有皱纹的面孔，唇上甚至漾着几分笑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没有笑。他可能有五十岁了，但像三十岁的人那样年轻、精神。他很美。
我不对他吹毛求疵，但他却不放过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平静而不留情的评价。
于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相距遥远。我对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触及他，这只是心理学，和小说中一样。但是，他对我的评价却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使我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这是真的，我始终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生存。我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像石头、植物、细菌一样存在。我的生命胡乱地向四面八方生长。有时它给我一些模糊的信号，有时我仅仅感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嗡嗡声。
然而，对于冉·帕科姆这位死去的、毫无瑕疵的美男子——他是国防部的帕科姆的儿子——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他的心跳，他的器官发出的沉闷的声音，都像小小的权利，瞬间的、纯净的权利。在六十年间，他始终一贯地使用生存权。多么美丽的灰色眼睛!它们从未闪过一丝怀疑。帕科姆从未弄错。
他一贯履行责任，全部责任，作为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责任。他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的权利：作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继承清白的名声和兴旺的家业；作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爱的关怀；作为父亲，要求受到尊敬；作为领袖，要求得到任劳任怨的服从。其实，权利始终只是责任的另一面。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维乐最富有的家族)大概从未使他本人吃惊。他从不对自己说他很高兴，而当他高兴时，他便很有节制地说：“我在消除疲劳。”这样一来，高兴转换为权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无聊事了。在左面，在他那发蓝的灰白头发上方，书架上有书。漂亮的精装本，显然是经典著作。每晚睡觉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读几页“我的老蒙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几首贺拉斯的颂歌。有时他大概也读一本当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读巴雷斯和布尔热。阅读片刻以后，他微笑着放下书，目光失去了值得赞赏的警惕性，几乎充满遐想。他说：“尽责任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困难呀。”
他从来没有反躬自问，因为他是领袖。
墙上挂的还有其他领袖。甚至只有领袖。这个坐在安乐椅上的、灰绿色的大个子老头，是领袖。他的白坎肩与银发十分相配。(这些肖像主要是为了道德感化而绘制的，其精确性真达到一丝不苟，艺术性也有所考虑。)他将细长的手搭在一个小男孩头上。他的两膝裹着毯子，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的目光游移在远方。他看见年轻人看不见的一切。在肖像下面的一块菱形金色木牌上写着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罗坦，或者谢尼奥，我无意走近去看。对他的亲朋好友，对这个孩子，对他自己而言，他仅仅是祖父。等一会儿，如果他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用未来的诸多责任来开导孩子的话，他将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
“答应祖父你要好好听话，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学习，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生命的黄昏

在生命的黄昏，他将宽容的关怀分给每个人。如果他看得见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会得到他的好感，他会想到我也曾有过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东西，这个岁数的人不再有欲望了。他只要求在他进来时人们稍稍压低声音；只要求当他经过时人们对他露出温柔而尊敬的微笑；只要求儿媳妇有时说：“父亲可真了不起，比我们大家都年轻”；只要求当孙儿生气时，惟有自己能用手摸着他的头使他冷静下来，然后说：“这些伤心事，只有祖父能安慰他”；只要求儿子每年就棘手的问题多次请教于他；最后，只要求自己感到安详、泰然、睿智。老先生的手仅仅碰着孩子的鬈发，仿佛是祝福。他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光荣的过去，正是这个过去使他有权谈论一切，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因为经验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抵御，它也是权利，老年人的权利。
挂在菱形饰上的奥布里将军佩着长军刀，他是领袖。埃贝尔院长也是领袖，他是敏锐精细的文人，是安佩特拉兹的朋友。他的脸长长的，和其长无比的下巴很对称。嘴唇正下方有一小绺胡须。他的下颌微微前伸，像是在打嗝，那副得意的神态仿佛在做精细的剖析，在提出不同的原则。他手执鹅毛笔遐想，他也在消除疲劳，用写诗来消除疲劳。但他具有领袖的深邃目光。
那么，士兵们呢?我站在展室中央，成为所有这些严肃目光的靶子。我不是祖父，不是父亲，甚至也不是丈夫。我不参加投票，只是交点捐税。我不能夸口说我有纳税人的权利，或者选民的权利，我甚至没有受人敬重的小小权利——这是顺从了二十年的职员所获得的权利。我开始对自己的存在真正地感到吃惊。莫非我仅仅是个表象?
“嘿，”我突然对自己说，“士兵就是我!”我毫无愤懑地笑了起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人有礼貌地回我一个漂亮的微笑。雷诺达是怀着爱来绘制这幅肖像的，他的笔触十分柔和：小小的、厚厚的、精雕细琢的耳朵，尤其是两只手，修长而有力，十指尖尖的。这的确是学者或艺术家的手。他的面孔对我是陌生的，我大概经常从它面前走过而未加留意。我走近这幅画：“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
帕罗坦·瓦克菲尔德医生和我谈起过他：“我一生只遇见过一位大人物，就是雷米·帕罗坦。一九○四年冬天我听过他的课(您知道我在巴黎学过两年产科)。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领袖人物。我向您发誓，他真有领袖气质。他使我们激奋，我们会跟随他到天涯海角。此外，他还是位绅士，他家财万贯，并且拿出一大部分去资助穷学生。”
就是这样，当我头一次听人谈起这位科学王子时，我便有了强烈的印象。现在我来到他面前，他对我微笑。多么机智聪明、多么和蔼可亲的微笑!他那胖胖的身体舒适地坐在一只大皮安乐椅上。这位不装模作样的学者立刻使人不再拘束。如果没有他那充满灵性的目光，你甚至会把他当做一位好好先生。
不需很久就能猜到他的威信从何而来。他受人爱戴是因为他理解一切，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对他讲。他有点像勒南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及历史学家，在语文学、宗教史诸方面均有建树，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影响很大。，只是更优雅。他属于说这种话的一类人：
“社会主义者吗?可我比他们走得更远!”当你跟他走上这条危险的路时，你很快便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放弃家庭、祖国、财产权以及最神圣的价值，甚至怀疑资产阶级精英的统治权。然而，再往前走一步，一切又突然恢复了旧有的方式，而且理由出奇地充足。你回过头去，看见社会主义者被远远抛在后面，显得很小，他们挥动手绢喊道：“等等我们。”
从瓦克菲尔德那里我还听说，这位大师常常微笑着说他喜欢“分娩灵魂”。他始终年轻，身边也都是年轻人。他经常接待攻读医学的富家子弟。瓦克菲尔德去他那里吃过几次饭。大师把刚刚学会抽烟的学生当成年男人看待，请他们抽雪茄。他躺在长沙发上，半闭着眼，滔滔不绝地说，大群弟子们如饥似渴地围在四周。他追忆往事，讲述故事，从中得出有趣而深刻的教训。在这些有教养的青年中，如果谁的见解与众不同，帕罗坦便对他特别关心，请他发言，专心致志地听，并提供意见和思考题目。这位青年被丰富的思想装得满满的，遭到同伴们的仇视，又不愿再孤身一人与众人唱反调，于是必然有一天会请求单独谒见大师，腼腆地向他倾诉最隐秘的思想、不满和希望。帕罗坦将他抱在怀里，说道：“我理解你，从一开始我就理解你。”于是两人畅谈一番。帕罗坦走得很远、很远，年轻人跟不上。但是，在这样会谈几次以后，年轻叛逆者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他看清楚了自己，开始明白自己与家庭及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终于理解了精英们令人钦佩的作用。最后，仿佛出现了魔法，这只迷途羔羊在帕罗坦一步一步的指引下回到了羊圈，大彻大悟，改邪归正。瓦克菲尔德说：“他医治的灵魂比我医治的肉体还多。”
雷米·帕罗坦和蔼地向我微笑。他犹豫着，想了解我的立场，以便慢慢改变它，将我带回羊圈。但是我不怕他，我不是羔羊。我瞧着他那没有皱纹的、美丽而平静的额头，他那稍稍凸出的肚子以及放在膝上的一只手。我回他一个微笑，便走开了。
他的弟弟冉·帕罗坦是SAB可能是“布维尔船主协会”的缩写。——原编者注的主席，他正两手扶着堆满文件的桌子的边沿，那姿势向来访者表明会见已经结束。他的目光很特别，仿佛既抽象又闪着纯粹权利的光辉。令人目眩的眼睛占据了整个面孔。在这团火的下方是神秘主义者紧闭着的薄薄的嘴唇。“真奇怪，”我心里想：“他和雷米·帕罗坦很相像。”我转过头看那位大名医，寻找他们的相似点，突然在他那张温柔的脸上看到某种冷漠和忧愁，这是这家人特有的神情。我的目光又回到冉·帕罗坦身上。
这个人思想简单，在他身上，除了骨头和死肉外，只剩下纯粹权利。这是一个着魔中邪的案例，我想到。人一旦被权利占领，任何驱魔咒语也赶不走它。冉·帕罗坦一生都在思考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像每次参观博物馆一样，我感到轻微的头疼，但他不会头痛，他感到的只会是被医治的痛苦权利。人们不能让他过多思考，不能让他看到令人不快的现实，看到他可能的死亡，看到旁人的痛苦。人们在弥留之际往往按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习惯，说几句崇高的话，而他呢，对守护了他十二夜的妻子说(就像我的一位叔叔对他妻子那样)：“你，泰蕾兹，我不谢你了，你只是尽到了责任。”一个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真该向他脱帽致敬。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雷米·帕罗坦

我惊讶地凝视他的眼睛，它们示意我离去。我不走开，显然很不知趣。我曾在埃斯库里亚尔图书馆久久凝视过腓力二世的肖像，因此我知道，当你正视一张闪烁着权力的面孔时，不用多久，闪光就会熄灭，只剩下灰烬残渣，正是这残渣使我感兴趣。
帕罗坦有很好的耐力。但是突然间，他的目光熄灭，画幅暗淡下来。还剩下什么呢?盲人的眼睛，像死蛇一样细薄的嘴唇，还有脸颊，孩子般圆圆的、苍白的脸颊，它摊开在画幅上。SAB的职员们不会猜到它们的模样，因为在帕罗坦的办公室里从来待不长，他们走进办公室时，遇见的是那道可怕的目光，它像一堵墙，遮掩住那张苍白的、软弱无力的脸颊。他的妻子是在多少年以后才注意到的呢?两年?五年?我想像，有一天，当丈夫躺在身边，鼻子蒙上一缕月光时，或者当他饭后仰靠在安乐椅上，半闭着眼吃力地消食，下巴上有一片阳光时，她鼓起勇气正视他，于是这一大堆肉便现出原形，臃肿不堪，流着涎，有几分猥亵。从那一天起，帕罗坦夫人大概就掌握了指挥权。
我向后退了几步，一眼览尽所有这些大人物：帕科姆、埃贝尔院长、两位帕罗坦、奥布里将军。他们曾戴过高礼帽，星期日曾在绕绳街与市长夫人——曾见到圣塞西尔显灵的格拉蒂昂太太——相遇，他们郑重其事地对她行大礼，这种大礼的秘诀已失传。
他们的肖像精确之至，然而，在画笔下，他们的面孔已失去人脸的神秘弱点。就连最懦弱的面孔也像陶器一样纯净。我在上面寻找与树木和动物、与土生或水生的三色堇的相似之处，但是找不到。我想他们在世时不曾需要肖像，但是，在去世前，他们请来名画师为自己画像，好让他们为改变布维尔周围的海洋和田野而进行的工程审慎地重现在他们脸上：疏浚、钻探、灌溉。因此，凭借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的帮助，他们征服了全部自然：身外的自然和自己身上的自然。这些暗色肖像提供给我目光的，是人对人的重新思考，而惟一的装饰是人所获得的最大战利品：美妙的人和公民的权利。我毫无保留地赞赏人的统治。
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走了进来。他们身穿黑衣，尽量避免引人注意。他们在门口站住了，显得很惊奇，先生本能地摘下帽子。
“啊!怎么!”女士激动地说。
先生很快镇静下来，用恭敬的口气说：
“这可是整整一个时代!”
“是的，”女士说，“是我祖母的时代。”
他们走了几步，遇见冉·帕罗坦的目光，女士仍然惊呆地张着嘴，先生并不洋洋得意，他显得谦卑，大概是对这种令人生畏的眼神和短暂的接见十分熟悉吧。他轻轻拉拉妻子的手臂。
“瞧瞧这一位。”他说。
雷米·帕罗坦的微笑从来不让卑微者感到拘束。女人走近肖像，专心致志地看：
“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肖像由雷诺达绘制。”
“帕罗坦是科学院院士，”丈夫说，“雷诺达是研究院院士。这可真是历史。”
女人点点头，然后看着大名医：
“多么有派头!神气多么聪明!”
丈夫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简单地说：
“正是这些人建造了布维尔。”
“把他们全放在这里，真不错。”女人感动地说。
我们这三个士兵在这间宽大的展厅里操练。丈夫在不出声地、毕恭毕敬地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就突然不笑了。我转过身，走到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前。一种温和的快感侵袭了我。啊，对，我是对的。真是太逗了。
女人走近了我。
“加斯东，”她突然壮起胆子说，“你来看看。”
丈夫朝我们走过来，她又说：
“你瞧瞧，这个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还有一条街哩，你知道，就是那条到达儒克斯特布维尔之前、朝绿岗上坡的小街。”
片刻后她又说：
“他那样子可不随和。”
“可不!不满意的人要和他打交道可不容易。”
这句话是冲我来的。先生用眼角瞟了我，出声地笑了。这一次他显得自命不凡、吹毛求疵，仿佛他就是奥利维埃·布莱维涅。
奥利维埃·布莱维涅可没有笑。他向我们伸出肌肉紧张的下颌和突出的喉结。
片刻的安静和凝神赞赏。
“他好像要动起来了。”女人说。
丈夫殷勤地向她解释：
“他是做棉花生意的大商人，后来弃商从政，当上了议员。”
这一点我也知道。两年前我曾在莫勒雷神甫莫勒雷神甫(1727—1819)，法兰西学院院士。——原编者注的《布维尔名人小辞典》中查阅到有关他的条目，我抄了下来：

布莱维涅，名奥利维埃—马夏尔，前者之子，在布维尔出生和去世(1849—1908)，曾在巴黎攻读法学，一八七二年获学士学位。在公社起义期间，曾与众多巴黎人一样被迫避难于凡尔赛宫，受到国民议会庇护，因此感触极深。布莱维涅不同于只追求玩乐的同龄青年，他立下誓言要“为重整秩序而献身”。他信守诺言，回到家乡后立即建立著名的秩序俱乐部，该俱乐部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布维尔的大商人大船主每晚的聚会处。有人俏皮地称这个贵族圈子比骑师俱乐部更加封闭，然而，在一九○八年以前，它对我们这个大商港的命运起着良好的作用。一八八○年，奥利维埃·布莱维涅与商人夏尔·帕科姆(见另一条目)的幼女玛丽—路易丝·帕科姆成婚，并在夏尔·帕科姆去世后成立帕科姆—布莱维涅父子公司。不久后弃商从政，竞选议员。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奥利维埃·布莱维涅

布莱维涅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国家患了重病，那就是统治阶级不愿继续领导。如果那些就继承性、教养和经验而言都最有能力行使权力的人，由于顺从或厌倦而放弃权力，那么，先生们，谁将来领导呢?我常说，领导不是精英们的权利，而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先生们，我恳求你们，恢复权威原则吧。”
布莱维涅于一八八五年十月四日第一轮选举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后一再连选连任。他能言善辩，言词激烈锋利，作过无数次精彩的演说。一八九八年可怕的罢工爆发之时，他正在巴黎，连夜赶回布维尔，领导研究对策，并提出与罢工工人谈判。谈判是本着宽厚调解的精神进行的，后来由于儒克斯特布维尔的殴斗而中断。军队谨慎介入后民心才安定下来。
他的儿子奥克塔夫年纪轻轻就进了综合理工学院综合理工学院，一七九四年成立的高等学校，进行英才教育，属军队编制。，他一心培养儿子当“领袖人物”，但奥克塔夫却英年早逝，在这个沉重打击下，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一九○八年二月，他与世长辞。
演讲集：《道德的力量》(1894，绝版)，《惩罚的责任》(1900)——本集的全部演讲都是关于德雷弗斯事件(绝版)，《意志》(1902，绝版)。在他死后，人们又将他的最后几次演讲及致亲友的信收集成册，取名《Labor improbus》拉丁文，取自维吉尔《农事诗》(I，144—145页)名句“顽强的工作无坚不摧”的一半。此处可译为《水到渠成》。——原编者注(普隆出版社，1910)。肖像：一幅由博尔迪兰绘制的绝妙肖像现存布维尔博物馆。

绝妙的肖像，不错。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蓄着一小撮黑胡须，黄褐色的面孔有点像莫里斯·巴雷斯。他们两人一定相识，在议会中坐的是一条板凳，但是这位布维尔议员没有那位爱国者联盟主席那般潇洒，他像棍子一样僵直，像玩偶匣里的玩偶一样从画布上蹦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瞳孔是黑的，角膜发红。他抿着厚厚的小嘴，右手按在胸前。
我曾经十分讨厌这幅画。在我眼中，布莱维涅时而太大，时而太小，但是今天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时得知了实情。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六日那一期上，整个篇幅都是讲布莱维涅。在封面上，小小的他抓着孔布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一九○二至一九○五年任内阁总理，主张政教分离。老爹狮鬣，解说文是：“狮子的虱子”。从第一页起，一切都清楚了：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身高一米五三。人们嘲笑他身材矮小，嘲笑他的声音像雨蛙——这个声音却不止一次地使整个议会发抖。人们还说他在皮鞋里加了橡皮垫圈。相反，出身帕科姆家的布莱维涅夫人则人高马大。编年史家写道：“他的另一半是他的双倍双倍(double)，此处是双关语，意为复制品及双倍。，这话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一米五三!对，博尔迪兰小心翼翼地不让肖像四周的物品将肖像衬托得更矮小：一个墩状软垫，一把矮矮的安乐椅，一个书架及十二开本的书，一个小小的波斯圆桌。然而，他的身材与邻居冉·帕罗坦一样，两幅画的尺寸又一样，因此，这幅画上的小圆桌和那幅画上的特大桌几乎一样大，墩状软垫竟和帕罗坦的肩头一样高。目光本能地对这两幅肖像作比较，因此感到不舒服。
现在我想大笑，一米五三!如果我想和布莱维涅说话，我就必须弯腰或蹲下。他如此激昂地扬起头，这也不足为怪了，因为对这种身材的男人来说，命运总是在离他们头顶几厘米的地方起作用。
令人赞叹的艺术威力。这个声音极尖的矮小男人，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张咄咄逼人的脸、一个高雅的手势和公牛般血红的眼睛。对公社感到恐惧的大学生，肝火旺盛、身材矮小的议员，都被死亡带走了。然而，由于博尔迪兰，这位秩序俱乐部主席兼道德力量组织的雄辩家万世永存。
“啊，可怜的小皮波。”
夫人遏制住惊呼。在奥克塔夫·布莱维涅——前者的儿子——肖像的下方，一只虔诚的手写下了这几个字：

一九○四年死于综合理工学院

“他死了!和阿隆代尔的儿子一样!他看上去很聪明。他妈妈该多么伤心啊!这些高等学校功课太多，脑子不停地转，连睡觉也动脑子。我很喜欢他们的两角帽，挺神气。那叫羽饰吧?”
“不，羽饰是圣西尔军校的。”
我也凝视那位英年早逝的综合理工学院学生。他那张蜡黄的脸和正统的髭须足以使人想到死亡即将来临。何况他已预见到自己的命运：明亮的眼睛瞻望远方，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头高高扬起，他穿着军服，代表法兰西军队。

Tu Marcellus eris!Manibus date lilia plenis……拉丁文：你将是马尔切鲁斯，双手散发百合花……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卷。马尔切鲁斯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外甥，曾被视为王位继承者，但二十岁即去世。

玫瑰花被折断，综合理工学院学生夭折，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吗?
我顺着长画廊慢慢走，不停下，路过那些从幽暗中露出的优雅面孔时，向它们致意：商业法庭庭长博苏瓦尔先生博苏瓦尔(Bossoire)，作为普通名词，指船上升降船锚、小艇的吊架，用作姓名十分可笑，这种例子不止一处。——原编者注、布维尔独立港口管理委员会主席法比先生、商人布朗日先生及其一家、布维尔市长拉讷坎先生、生于布维尔、任法国驻美大使的诗人德·吕西安先生、一位身着长官制服的陌生人、大孤儿院院长圣玛丽—路易丝嬷嬷、泰雷宗先生及夫人、劳资调解委员会主席蒂布—古龙先生、海军军籍局局长博博先生、布里翁先生、米奈特先生、格雷洛先生、勒费弗尔医生、潘女士以及博尔迪兰本人——是他儿子彼埃尔·博尔迪兰给他画的。画中人的目光都明亮而冷静，五官清秀，嘴唇薄薄的。布朗日先生节俭而有耐心，圣玛丽—路易丝嬷嬷虔诚而灵巧，蒂布—古龙先生对己对人都十分严厉，泰雷宗夫人与严重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她那张疲惫已极的嘴角流露出痛苦，但是这位虔诚的女人从未说：“我疼。”她克服病痛，拟定菜单，主持慈善活动。有时，话说到一半，她慢慢闭上眼睛，面无血色。这种衰弱持续不到一秒钟，她又睁开眼睛接着讲。缝纫工厂的人悄悄说：“可怜的泰雷宗夫人!她从不诉苦。”
我穿过了长长的博尔迪兰—雷诺达展厅。我回过头，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在法国文学中，百合花常是纯洁和德行的象征。，你们在绘画的小圣殿里精美无比，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我们的骄傲和存在的理由，再见了，坏蛋们根据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纳吉尔出版社，第84页)中的说法，“坏蛋”是指那些试图证明其存在是必然的人(其实人在地球上的出现属于偶然)。——原编者注。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星期一
我不继续写关于罗尔邦的书了，结束了。我不再写了。我将如何利用我的生命?
三点钟了，我坐在桌前，我从莫斯科偷来的那一沓信放在我身旁，我写道：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侯爵在我身旁。我将自己的生命借给他，直到最后将他安置在历史存在之中。我感觉到他，仿佛他是我腹中的微热。
我突然想到人们肯定会对我提出异议，因为罗尔邦对侄儿毫不坦率，如果他失败，他要让侄儿当证人，在保罗一世面前为他辩解。遗嘱一事很可能是他虚构的，好装作幼稚无知。
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小的异议，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却陷入遐想中，闷闷不乐。我突然又看见卡米尔餐馆那位胖胖的女侍者，阿希尔先生那副惊慌的模样，还有那个店堂，我在那里曾清楚感到自己被遗忘、被丢弃在现在时中。我不耐烦地对自己说：
“我这人连自己的往昔都留不住，还能盼望去拯救别人的往昔吗?”
我拿起笔，试图继续工作。那些关于往昔，关于现在，关于世界的种种思考，使我烦透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安安静静地写完书。
然而，当我的目光落在那一叠白纸上时，它的外表令我吃惊，于是我手中的笔停在半空，我待在那里端详令人目眩的白纸，它是多么坚硬、鲜艳，它属于现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是现在。我刚才在上面写的东西还没有干，但已经不属于我了。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最初曾是我的一小部分，而现在，它印在纸上，它独立于我。我再认不出它了，甚至无法重新思考它。它在那里，在我对面，在它身上我找不到起源的标记。任何其他人都可能写它，而我，我不能确定它是我写的。字母现在不再发亮，它们已经干了。这一点也消失了，短暂的光泽已荡然无存。
我不安地瞧瞧四周。现在，只有现在。囿于现在中的一些轻巧、结实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玻璃衣橱，还有我自己。现在的真正本性暴露了出来：它是现在存在的东西，所有不在场的东西都不存在。往昔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既不存在于物体，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当然，很久以来我就明白自己错过了往昔，但是，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往昔仅仅撤出了我所能及的范围，它仅仅是退休，是另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度假和闲散状态。每一个事件，在完成任务以后，便乖乖地、自动地进入一个盒子，成为名誉事件，因为虚无是难以想像的。而现在我知道，事物完全是它显现的样子，在它后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想法占据我达好几分钟，后来我使劲晃动两肩想摆脱它，我将那一叠纸拉过来。

……他刚刚立了遗嘱。

我突然剧烈地想呕吐，笔从我手中滑落，墨水四溅。这是怎么回事?是恶心?不，不是它，房间像每日一样和蔼慈祥。桌子似乎稍稍厚沉，笔稍稍紧实，然而德·罗尔邦先生却第二次死去。
刚才他还在那里，在我身上，安静而温暖，而且我不时地感到他在动。他是活生生的，对我来说，他比自学者或铁路之家的老板娘更鲜活。他很任性，可以好几天不露面，但是，在神秘的好时光，他常常像对湿气敏感的嘉布遣会修士一样，露出鼻子来，于是我便看见那张苍白的脸和发蓝的脸颊。而且，即使他不露面，他也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我感到自己装得满满的。
现在什么也不剩下了，就好比这些干涸的墨渍，它们原先的鲜亮也不再剩下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了恰恰不该说的话。我说往昔不存在。因此，刹那间，德·罗尔邦先生就悄无声息地返回到虚无中去了。
我双手拿起他的信，怀着某种绝望拍拍它们。
“这是他，”我想道，“是他一笔一画地写了这些符号。他俯在这些纸上，手压着纸，不让纸在笔下滑动。”
太晚了，这些字句再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我双手捏着的这一叠黄纸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这里还有一段复杂的故事。罗尔邦的侄子于一八一○年遭沙皇警察暗杀，他的文件被没收，转入秘密档案，一百一十年以后，又被掌权的苏维埃存入国家图书馆，一九二三年被我从国家图书馆偷出。这事好像不是真的，我对这次偷窃也没有确切的记忆。其实，要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在我房间里，可以想出一百个更加可信的故事来。但是，与这些粗糙的纸张相比，那些故事会像气泡一样空洞和轻飘。我与其依靠这些纸来与罗尔邦沟通，还不如直接求助于招魂桌。罗尔邦不存在了，完全不存在了。如果他还剩下几根骨头，那么它们是为自己存在的，完全独立，它们如今只是一点点磷酸酯和碳酸酯，加上盐和水。
我作最后一次尝试，对自己重复德·冉利斯夫人的话——它往往被我用来描绘侯爵：

在他那张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极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

他的脸顺从地出现了，尖尖的鼻子、发蓝的脸颊，还有微笑。我可以任意——也许比以前更随意地——想像他的五官，但这只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形象，一个虚构。我叹了一口气，仰靠在椅背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承受的缺陷。

敲四点钟了。我无所事事地在椅子上已经待了一个小时。天暗了下来，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白纸仍然在桌子上，旁边是笔和墨水瓶……但是我决不会在已经开始的那张纸上往下写，我决不再顺着残废者街和棱堡大街去图书馆查资料。
我真想跳起来走出去，随便做点什么好排遣排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动一动指头，如果我不老老实实地待着，就会发生什么事，而我不愿意它发生。它什么时候发生都为时过早。我不动弹，机械地看着我在纸上没有写完的那段话：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著名的罗尔邦事件

著名的罗尔邦事件结束了，就像热烈的恋情一样。我应该寻找别的东西。几年以前，在上海，在梅尔西埃的办公室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我生活在沙皇的宫廷里，古老的宫殿十分寒冷，在冬天，门上都挂着冰钟乳石。今天我醒过来了，面对的是一叠白纸。烛台、冰冷的庆典、军服，打着寒战的美丽的肩头，这一切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温暖房间里的某个东西，某个我不愿看见的东西。
德·罗尔邦先生曾是我的合伙人，他需要我是为了他的存在，我需要他是为了不感觉我的存在。我提供原材料，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打算出卖的原材料：存在，我的存在，而他，他要做的是体现。他站在我面前，占领了我的生命，为的是体现他的生命。我不再感觉我的存在，我不再存在于我身上，而是存在于他身上。我为他而进餐，为他而呼吸，我的每个动作的意义都在外面，在那里，在我对面，在他身上。我看不见我的手在纸上写字，甚至也看不见我写出的句子，但是，在纸的另一边，在纸的后面，我看见了侯爵，他要求我做写字的动作，这个动作延续和巩固他的存在。我只是使他存在的手段，他是我存在的目的。他使我摆脱了自己。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千万别动，别动……啊!
我不由自主地耸了耸肩……
处于等待中的那个东西警觉起来，猛扑向我，钻进我的身体，将我塞满。这没什么，那东西，就是我。存在被解放了，被解脱了，在我身上回涌。我存在。
我存在。这很柔和，多么柔和，多么缓慢，而且很轻巧，它仿佛半浮在空中。它在动。到处都有轻轻的擦动，擦动在融化、消散。慢慢地，慢慢地，我嘴里有充满泡沫的水，我咽下去，它滑进我的喉咙，抚摸我——它在我嘴里再次产生。我嘴里永远有一小汪发白的——隐蔽的——水，它摩擦我的舌头。而这一小汪水，还是我。还有舌头，还有喉结。这是我。
我看见自己的手，它摊开在桌子上。它活着——这是我。它是张开的，五指伸开、竖起，手背朝下，露出肥肥的腹部，像一头仰卧的野兽，指头就是脚爪。我逗趣地让手指迅速活动，就像仰翻的螃蟹在晃动爪子。螃蟹死了，爪子缩了起来，缩回到手的腹部。我看见指甲——我身上惟一没有生命的东西，这还说不一定哩。我的手又翻倒过来，手心朝下地摊开，我看见手背，银白色的、微微发亮的手背，真像是鱼——如果指根没有红毛的话。我感觉到我的手。在手臂尖端晃动的这两个动物，就是我。我用一只爪子的指甲去搔另一只爪子；我感到手在桌子上的重量，桌子不是我。这种重量的感觉久久不消失，久久地，久久地。它没有理由消失，久而久之变得难以忍受……我缩回手，将手伸进衣袋，立刻隔着布感到大腿的暖气，我马上让手从衣袋里跳出来，让它靠着椅背垂着。现在我感觉到它在我手臂尽头的重量。它稍稍往下坠，轻轻地、徐缓地、软软地，它存在。我不再试了，不论我将它放在哪里，它都会继续存在，我也将继续感到它存在，我无法消除它，也无法消除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和弄脏我衬衣的潮湿的热气，无法消除那懒洋洋地转动——仿佛用勺子转动——着的热脂肪，无法消除脂肪中的那些感觉，它们来来去去，从腰部上升到腋下，或者从早到晚待在它们习惯的角落里，无声无息。
我猛然站起身。只要我能停止思想，那就好多了。思想是最乏味的东西，比肉体更乏味。它没完没了地延伸，而且还留下一股怪味。此外，思想里有字词，未完成的字词，句子的开头，它们一再重复：“我必须结……我存……死亡……德·罗尔邦先生死了……我不是……我存……”行了，行了……没完没了。这比别的事更糟，因为我感到自己应负责任，又是同谋。例如这种痛苦的反刍：我存在。是我在维持这种反刍，是我。身体一旦起动，就独立出去了，而思想呢，是我在继续它，展开它。我存在。我想我存在。啊，存在的感觉是长长的纸卷——我轻轻地展开它……要是能克制自己不去想，那有多好!我试试，我成功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烟雾……但它又开始了：“烟雾……别想……我不愿意去想……我想我不愿意去想。我不应该想，我不愿意去想，因为这还是思想。”这么说，永远没完?
我的思想就是我，因此我才停不下来。我存在因为我思想，而我无法使自己不去想。就在此刻——多么可怕——如果说我存在，那是因为我害怕存在。是我，是我将自己从我向往的虚无中拉出来。仇恨和对存在的厌恶都使我存在，使我陷入存在。思想在我脑后产生，像眩晕，我感觉思想在我脑后诞生……如果我让步，它就来到前面，来到我两眼之间，而我一直在让步，它在长大，长大，变得其大无比，将我填得满满的，使我的生存继续下去。
我的唾液是甜的，我的身体是温的，我感到自己淡而无味。小刀在桌子上，我打开它，总之，会有点变化吧。我将左手放在折纸簿上，往手心狠狠扎了一刀。动作过于紧张，刀锋滑过去了，只是表皮受了伤。流血了。那又怎样?有什么变化呢?不过我满意地看着白纸上的那一摊血，它横在我刚才写的那几行字中间，它终于不再是我。白纸上的四行字，一片血迹，这是美好的回忆。我应该在下面写上：“这一天我放弃了写德·罗尔邦侯爵的计划。”
我该治治这只手?我在犹豫。我瞧着那一丝单调的、细细的血，它正好在凝固。结束了。切口周围的皮肤仿佛长了铁锈。在皮肤下面，只剩下轻微的感觉，与别的感觉相似，也许更淡而无味。
钟敲了五点半，我站立起来，冷衬衫贴着皮肤。我走出门。为什么?嗯，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即使我待在那里，即使我悄悄地缩在角落里，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我将压在地板上。我存在。
我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耸人听闻。小吕西安娜的尸体被发现了!报纸发出油墨味，在我的手指间皱成一团。无耻的家伙跑掉了。小姑娘遭到强奸。人们找到了她的尸体，她的手指紧紧抓着泥。我将报纸卷成一团，手指紧紧抓住它，油墨味，老天爷，事物的存在今天多么强烈。小吕西安娜被强奸。被掐死。她的身体，她那受伤的肉体仍然存在。但是她已不存在了。她的手。她不再存在。房屋。我在房屋之间行走，我是在房屋之间，直直地在铺路石上。我脚下的铺路石是存在的，房屋在我头上合拢，像水一样盖住我，盖住天鹅一般隆起的纸。我在。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在。我在因我思。我为什么思想?我不愿再想我存在，因为我想我不愿意存在，我思想我……因为……呸!我逃跑，那个无耻的家伙逃跑了，她的身体被奸淫。她感到另一个肉体进入她的肉体。我……我……她被强奸。一种微弱的、血腥的强奸欲望从后面袭击了我，轻轻地，在耳朵后面，耳朵跟在我后面。棕红头发，我头上的头发是棕红色，一根湿草，一根棕红草，这还是我吗?还有报纸，它还是我吗?拿着报纸，存在紧靠着存在，事物相互紧靠着存在，我放开报纸。房屋突然显现了，它在我面前存在，我沿着墙走，沿着长长的墙走，我在墙面前存在，走一步，墙在我面前存在，一座房子，两座房子，在我后面，墙在我后面，一个手指在我的裤子里抓搔，抓搔，抓搔，将小姑娘沾满污泥的手指拉出来，我的手指沾上了污泥，手指刚从泥水中出来，慢慢地，慢慢地垂下，刚才它变软了，轻轻地抓搔小姑娘的手指，她被掐死，无耻之徒，她的手指轻轻地抓土，抓泥，我的手指慢慢滑下，指尖朝下，暖暖地靠着大腿抚摸。存在是软的、滚动的、晃荡的，我在房屋之间晃荡，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晃荡，我在，存在是跌落，跌下了，将跌下，将不跌下，手指搔着天窗，存在就是不完善。先生。漂亮的先生存在。先生感到他存在。不，走过的这位漂亮先生，像牵牛花一样傲慢温柔的先生，他不感到他存在。开花。我那只受伤的手很疼，存在，存在，存在。漂亮先生，存在荣誉勋位，存在髭须，这便是一切，仅仅成为荣誉勋位，仅仅成为髭须，这该多么高兴，其他的谁也看不见，他看见鼻子两侧的髭须尖梢，我不思故我是髭须。他既看不见他瘦弱的身体，也看不见他那双大脚，仔细搜搜他的裤子，人们会发现一对灰色的小橡皮。他有荣誉勋位，坏蛋们有权存在：“我存在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有权存在，因此我有权不思想，手指竖起来了。我要……在喜气洋洋的白被单上抚摸轻轻倒下的充分发育的白色肉体，触摸腋下微潮的腋毛，肉体的黏液、汗液、滑液，进入他人的存在中，进入散发生存的厚重气味的红色黏膜中感觉我存在于两片柔和的湿唇之间，淡血色的红唇，颤抖的唇微微张开，湿湿的充满了存在，湿湿的充满了透明的脓液，在甜蜜的湿唇之间，它们像眼睛一样，泪汪汪的。我的肉体在生活，肉体在蠢动，轻轻地搅动汁液，搅动稠液，肉体在搅动，搅动，搅动，肉体甜甜的淡水，我手上的血，我受伤的肉体微微疼痛，这转动着的肉体走着，我走，我逃，我是肉体受伤的无耻家伙，存在因撞在墙上而受伤。我冷，我走一步，我冷，走一步，我向左转，它向左转，它想它向左转，疯了，我疯了?它说它怕变成疯子，小家伙你瞧瞧存在，它停下，身体停下，它想它停下，它从哪里来?它在做什么?它又走，它害怕，很害怕，无耻的家伙，欲望像浓雾，欲望，厌恶，它说它厌恶存在，它厌恶吗?厌烦了对存在的厌恶。它跑。它希望什么?它跑，逃走，跳进水池。它跑，心脏，心脏跳动，这是高兴，心脏存在，两腿存在，呼吸存在，它们存在，跑动，喘息，无力地跳动，轻轻地喘气，我喘气，它说它喘气。存在从后面抓住我的思想，而且从后面轻轻展开它；我从后面被抓住，我从后面被强迫去思想，也就是去成为某个东西，我喘息着吐出存在的轻轻气泡，在我身后，它是朦胧欲望的气泡，它在镜中像死人一样苍白，罗尔邦死了，安托万·罗冈丹没有死，我失去知觉。它说它要消失，它跑，跑猜环游戏猜环游戏：大家围坐成圈，相互迅速传递东西，一人站在中央猜东西在谁的手里。(从后面)，从后面，从后面。小吕西尔上文是吕西安娜Lucilenne,而不是吕西尔Lucile,原文如此。从背后被抓住，从背后被存在奸污，它求饶，它羞于求饶，羞于请求怜悯，羞于呼救命。羞于呼救命因此我存在，它走进海员酒吧，小妓院的小镜子，小妓院的小镜子里棕红头发的大个子面色苍白地跌坐在长椅上，唱机在转，存在，一切都在转，唱机存在，心在跳动，转呀，转呀，生命之液，转呀我肉体的冻汁、糖汁、甜食……唱机。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旅行推销员

星期三
纸桌布上有一圈阳光。一只冻僵的苍蝇在光圈里爬动取暖，前面的爪子相互摩擦。我要帮助它，将它拍死。它看不见这个巨大的食指，食指上的金色汗毛在阳光中闪烁。
“别打死它，先生!”自学者喊了起来。
苍蝇裂开了，小小的，白白的内脏从肚子里流了出来。我帮它解脱了存在。我冷冷地对自学者说：
“我这是帮助它。”
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呢?现在是正午，我等待着睡觉的时刻(幸亏睡眠不躲着我)。再过四天我又要见到安妮，目前这是我惟一的生活目的。在那以后呢?等安妮离开我以后呢?我很清楚自己暗暗地希望什么，我希望她永远不再离开我。然而，我应该知道安妮决不肯在我面前衰老的。我是软弱的，孤单的，我需要她，我愿意精神饱满地去见她，因为她瞧不起失魂落魄的人。
“您好吗，先生?您感觉好吗?”
自学者用带笑意的目光斜视我。他有点喘，像喘不过气来的狗那样张着嘴。我承认今早我几乎高兴看见他，我需要和人谈谈。
“我多么高兴能和您同桌用餐，”他说，“您要是冷，我们可以坐在暖气旁边。这些先生要走了，他们已经要了账单。”
有人关心我，考虑我冷不冷，我和另一个男人说话，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
“他们走了，我们是不是换个座位?”
那两位先生点燃了香烟，走了出去，他们现在在阳光下，在纯净的空气里。他们顺着大玻璃窗走，两手扶着帽子。他们在笑，风吹鼓了他们的大衣。不，我不想换座位，何必呢?何况，透过大玻璃窗，我可以看见海，绿绿的、稠稠的海，它在那些更衣室的白屋顶之间。
自学者从他的钱夹里掏出两张紫色的长方形卡片，一会儿他用这个付账。我从反面认出其中一张上写着：

博塔内店，饭菜实惠。
午餐定价：八法郎
冷盘任选
肉加配菜
奶酪或甜点
二十张卡为一百四十法郎

坐在门旁圆桌上的那个人，我现在认出来了。他经常住普兰塔尼亚旅馆，是旅行推销员。他不时向我抛来专注的、微笑的眼光，但是他看不见我，他在专心致志地观察他吃的东西。在收款台的另一侧，有两个红红的矮壮男人正一边喝白酒，一边品尝海蚌。蓄着稀疏的黄髭须的那位小个子在讲故事，他自己也乐，他不慌不忙，大笑时露出一口洁白闪亮的牙齿。另一位没有笑，眼光冷漠，但常常点头表示赞同。靠窗处有一个棕色的瘦男人，五官清秀脱俗，一头漂亮的白发往后梳，正带着沉思的神情看报。在他旁边，在长椅上，放着他的公文包。他在喝维希矿泉水。再过一会儿，这些人都要离去。他们的身体被食品撑得沉甸甸的，经微风一吹，他们将敞开大衣，沿着栏杆走，一面观看海滩上的孩子和海面上的船，他们的头脑微微发热、微微作响。他们将去工作。而我呢，我哪里也不去，我没有工作。
自学者天真地笑着，阳光在他稀疏的头发上闪亮。
“您点菜吧。”
他递给我菜单，我有权点一个冷盘：四片圆圆的红肠或者白萝卜或者河虾或者一小盘浇汁芹菜。勃艮第蜗牛得另外加票。
“给我来红肠吧。”我对女侍者说。
他夺过我手上的菜单。
“没有更好的吗?这不是有勃艮第蜗牛吗?”
“我不大喜欢蜗牛。”
“啊!那么牡蛎呢?”
“得加四法郎。”女侍者说。
“好，来牡蛎吧，小姐。我要白萝卜。”
他脸红了，对我解释说：
“我很喜欢白萝卜。”
其实我也一样。
“然后呢?”他问道。
我看了肉类那一栏，我喜欢焖牛肉，但我预知他会叫烩鸡，因为那是惟一要加票的菜。
“给这位先生来烩鸡，给我来焖牛肉，小姐。”他说。
他将菜单翻过来，反面是酒类。
“我们喝点葡萄酒吧。”他郑重其事地说。
“哟，”女侍者说，“您这回要酒了，您可是从来不喝的。”
“偶尔喝一瓶还是可以的。小姐，来一瓶安茹葡萄酒吧。”
他放下菜单，将面包掰成小块，用餐巾擦餐具。他看了一眼那位看报的白发男人，微笑着对我说：
“我来这里一般总带上一本书，虽然医生劝我不要这样，因为吃快了咀嚼不够充分。但我有个鸵胃，什么都能消化。一九一七年战争期间我当过俘虏，吃得极差，大家都病倒了，当然，我也像别人一样请病假，其实我什么事也没有。”
他当过俘虏……这是他头一次告诉我，我惊奇不已，很难想像他除了自学者以外还能是什么人。
“您在哪里当的俘虏?”
他不回答，放下叉子，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他要讲述他的麻烦事了。此刻我想起图书馆里曾经有过不顺当的事。我竖起耳朵听，因为对别人的麻烦表示同情，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换换脑子。我没有麻烦，我像享受年金者一样有钱，我没有上级，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存在，这就是一切。而我的厌烦是如此空泛，如此玄奥，我为它羞愧。
看来自学者不想讲述。他向我抛来一种古怪的眼光，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了心灵相通。他的心灵上升到那双美妙的盲人眼睛里，显露了出来。如果我的心灵也如法炮制，将鼻子贴到玻璃窗上，那么它们将相互致意。
我不要心灵相通，我还没有跌得这么低。我往后退，但是自学者死盯着我，同时在桌子上方向前俯身。幸好女侍者端来了他的萝卜，他坐回到椅子上，心灵从眼中消失。他顺从地吃了起来。
“您的麻烦解决了?”
他吓了一跳，惊恐地问：
“什么麻烦，先生?”
“您很清楚，那天您对我说过。”
他满脸通红，冷冷地说：
“哦!哦!对，那天，对了，是那个科西嘉人，先生，图书馆的科西嘉人。”
他再次犹豫，显出母羊的固执神气：
“那都是闲话，我不愿意惹您讨厌。”
我不再坚持。他吃萝卜，吃得极快，不像是吃。当女侍者给我端上牡蛎时，他已经吃完了萝卜，盘子里只剩下一堆绿梢头和少许湿盐。
外面有两个年轻人停下来看菜单，一个厨师模型左手拿着菜单给他们看(右手拿着一只煎锅)。他们在犹豫。女人怕冷，下巴缩在皮衣领里。年轻男人最先决定，推开门，让女伴先进来。
她进来了，和气地环顾四周，有点发抖。
“这儿暖和。”她低声说。
年轻男人又关上了门。
“先生太太们好。”他说。
自学者转身和气地说：
“先生太太们好。”
其他客人不回答，那位高雅的先生稍稍放低报纸，用深沉的眼光打量新来者。
“谢谢，不用麻烦。”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奥尔西尼奥尔西尼

年轻男人不等女侍者跑来帮忙就灵活地脱下了雨衣。他没穿短上装，穿的是带拉锁的皮夹克。女侍者有点失望，转身朝着年轻女人，但那男人又抢在前面了，他用轻巧而准确的动作帮女伴脱下大衣。他们在我们近旁坐下，两人靠在一起。看上去他们相识不久。年轻女人的脸显得疲乏和纯净，有几分怨气。她突然摘掉帽子，微笑地甩甩那头黑发。
自学者和善地久久端详他们，转身对我动情地眨眨眼睛，仿佛是说：“他们多美!”
他们不难看。他们沉默着，很高兴在一起，很高兴人们看见他们在一起。从前，当安妮和我走进庇卡迪伊一家餐馆时，我们有时也感到自己成为动情端详的对象。安妮为此不快，而我呢，我承认我有几分得意。主要是惊奇。我从来没有像这个年轻男子那样潇潇洒洒、清爽利索，甚至也不能说我的丑陋打动了人。然而当时我们年轻，而现在，年龄使我为旁人的青春而感动，我不为自己感动。那个女人有一双深色的、温柔的眼睛。男人的皮肤稍呈橘红色，有些颗粒，可爱的小小的下颌显示倔强。他们使我感动，的确如此，但又使我有几分恶心。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暖气使他们软弱无力，他们在心中追寻同样的梦，如此温柔、如此软弱的梦。他们很自在，充满信心地看着黄墙，看着人，这样的世界真好，它正应该是这样，而目前，他们正从对方的生命中吸取自己生命的意义。不久，他们两人将变成一个惟一的生命，一个缓慢的、温和的，将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而他们将毫不觉察。
他们仿佛彼此害怕。最后，青年男子笨拙而坚决地握起女伴的手指尖。她深深地呼吸，于是两人同时低头看菜单。是的，他们很快活。那以后呢?
自学者得意地，带几分神秘地说：
“前天我看见您了。”
“在哪里?”
“哈!哈!”他尊敬地逗我。
他让我等了一会儿，说：
“您正从博物馆出来。”
“啊，对，”我说，“不是前天，是星期六。”
前天我可没有心思去逛博物馆。
“您见到那幅著名的奥尔西尼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革命者，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刺杀拿破仑三世未遂，当场死伤一百五十八人。——原编者注谋杀案的木雕吗?”
“我不知道这个作品。”
“怎么可能呢?它在进门靠右手的一个小厅里。作者是一位公社起义者，他躲在布维尔的一个谷仓里，直到颁布大赦。他原想乘船去美洲，可是这里港口的警察很厉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利用被迫空闲的时间雕刻了一大块橡木，而且除了小刀和指甲锉以外没有别的工具。他用锉刀来刻精细部位：手和眼睛。木头长一米五，宽一米，整个作品是完整的一片，一共有七十个人物，每个人物像我的手那么大，还有给皇帝拉车的两匹马!那些面孔，先生，用锉刀刻出的那些面孔，都很有表情，很有人情味。先生，我敢说这个作品值得一看。”
我不想做出许诺。
“我只是想去看看博尔迪兰的画。”
自学者突然现出愁容。
“大展厅里的那些肖像?先生，”他露出颤抖的微笑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当然，我能看出博尔迪兰是大画家，他的笔法，怎么说呢，有功夫。可是，先生，乐趣、美学乐趣，与我无缘。”
我同情地说：
“雕刻也与我无缘。”
“啊，先生!唉，我也一样，还有音乐，还有舞蹈。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知。是呀，有些事难以想像，有些年轻人的知识不及我的一半，但他们一站到画前就似乎能感受乐趣。”
“也许是装出来的。”我用鼓励的口吻说。
“也许吧……”
他遐想片刻：
“我之所以感到遗憾，主要不是因为我失去某种享受，而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与我无关……然而我是人，这些作品也是人画的……”
他突然变了声音：
“先生，我曾大胆想过，美仅仅是趣味问题。每个时期不都有不同的标准吗?您允许吗，先生?”
我惊奇地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本。他翻了一下，有许多空白页，隔很远就有用红墨水写的几行字。他脸色苍白，将小本平放在桌布上，大手压着翻开的那一页，局促地咳了一声：
“我有时有些——姑且说思想吧。很奇怪，我在那里看书，可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些东西，仿佛是幻象。最初我不在意，后来我决定买一个本子。”
他停住，看着我，他在等待。
“哦哦!”我说。
“先生，这些格言当然是暂时的，因为我的自学还没有完成。”
他用颤抖的手捧着小本子，十分激动：
“这里正好谈到绘画。您要是允许我念念，我就太高兴了。”
“请吧。”我说。
他念道：
“十八世纪所认为的真实，如今已无人相信。十八世纪所认为的杰作，难道我们必须欣赏吗?”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
“您看怎样，先生。也许有点像悖论。我是想让自己的思想采取俏皮话的形式。”
“是的，我……我觉得很有意思。”
“您在别处见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
“真的?哪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先生，”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就是说它不是真理，否则别人早想到了。”
“您等等，”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掏出铅笔，用精确的语调问我：
“是哪位作家?”
“是……是勒南。”
他欣喜若狂。
“您能给我那段精确的话吗?”他一边吮笔尖一边说。
“可您知道，我是很早以前看到的。”
“呵，没关系，没关系。”
他在小本上那条格言下方写上勒南的名字。
“我和勒南不谋而合。我用铅笔写他的名字，晚上再用红墨水描一遍。”他兴奋地解释说。
他入迷地瞧了一会儿小本，我等他继续念格言，他却谨慎地合上小本，塞进衣兜，大概想一次有这么多幸福就足够了。他用亲密的口吻说：
“时不时地这样倾心交谈，这可真是愉快的事啊。”
可以想像，这块砖头击碎了我们有气无力的谈话，接着便是长长的沉默。
两个年轻人进来以后，餐馆的气氛变了。那两位红皮肤的男人不再说话，放肆地端详迷人的女郎。高雅的先生放下报纸瞧着那对青年，露出欣赏、甚至会意的神气。他在想老年是智慧，青年是美丽，他带着几分殷勤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仍然漂亮，风韵犹存，他那棕色的面孔和瘦高身材仍然有吸引力。他高兴地以慈父自居。女侍者的感情似乎更为单纯，她站在那对青年面前，目瞪口呆地瞧着。
他们在低声交谈。女侍者已经端上了冷盘，但他们根本没碰。我竖起耳朵，抓住谈话中的片言只语。女人的声音低哑而丰富，我听得更清楚。
“不，冉，不。”
“为什么?”年轻男人激动地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不是理由。”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见，接着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表示厌烦：
“我尝试够了。我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我老了，你知道。”
年轻男人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我承受过不止一次……失望。”
“应该有信心，瞧，你现在的样子，这不是生活。”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瞧瞧冉奈特。”
“是呀。”她撇撇嘴说。
“可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很有勇气。”
“你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是饥不择食。我告诉你，我要是愿意，这种机会有的是。我宁可等一等。”
“你做得对，”他温情地说，“这才等到了我。”
她也笑了：
“自命不凡!我可没这么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必老远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不再往下听了。他们使我不快。他们会在一起睡觉，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每人都清楚对方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端庄得体，他们都想保持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尊重，爱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大东西，受不得惊吓，他们每星期去几次舞会和餐馆，表演他们惯常的和机械的小小舞蹈……
总之，得消磨时间。他们年轻，身体好，还得这样过三十多年，所以他们不慌不忙，慢慢吞吞，他们没有错。等他们在一起睡过觉以后，他们就该寻找别的东西来掩饰存在的巨大荒谬性了。不过……必须对自己撒谎吗?
我用眼光扫视店堂。这是闹剧!这些人都万分严肃地坐在那里，他们在吃饭，不，不是吃饭，是在补充体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顽念，因此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是必不可少的。自学者那天不是说过吗：“努萨皮埃写出这么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他们每人都做一件小事，做得比谁都在行。那位旅行推销员推销斯万牌牙膏，比谁都在行，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在旁边女人的裙子下乱摸，比谁都在行。而我，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我，他们一定想到我干我的事，比谁都在行。但是我知道。我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如果我精通辩术，我会走去坐在那位漂亮的白发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他会做出一副怪相，想到这副怪相我不禁大笑起来。自学者惊讶地看着我。我想打住，但不由自主，一直笑出了眼泪。
“您可真开心，先生。”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
“这是因为我在想，”我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不为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我的笑声太大，几个人转头看我。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您大概是说，先生，生命没有目的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
他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地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罗宾逊著，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一九三三。。这就是您对自己提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这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想解释。
自学者用安慰的口吻说：
“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它就有了意义。首先得行动，投入一个事业。等你后来思考时，大局已定，你已经介入了。不知您怎么想，先生。”
“没有想法。”我说。
不如说我在想：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这两位青年、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
自学者微微一笑，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想我们不必老远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啊?”
“有一个目的，先生，有一个目的……有人。”
说得对，我刚才忘记他是人道主义者了。他沉默片刻，以便将半盘焖牛肉和一大片面包消灭掉，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有人……”他刚刚描绘了自己，这位多情人。——是的，但是他说不清楚。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心灵，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远远不够。从前我结交过一些巴黎的人道主义者，听他们说过上百次“有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维尔冈是无与伦比的。他摘下眼镜，仿佛要赤身露体，用令人激动的眼光，沉重而疲惫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脱光我的衣服，好抓住我的人性本质，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喃喃说：“有人，老朋友，有人。”他赋予“有”字一种笨拙的威力，仿佛他对人类的爱——永远是新的、惊奇的爱——因翅膀太大而行动不便。
自学者的表演还不到这种精湛程度。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他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人，”我对他说：“人……可您看上去并不十分关心人。您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埋头读书。”
他拍拍手，诡秘地笑了：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完全错了。”
他沉思片刻，然后谨慎地把话咽了下去。他的脸像曙光一样灿烂。在他身后，年轻女人轻快地大笑起来，她的男伴正朝她俯身，和她耳语。
“您弄错了，这也不奇怪，”自学者说，“我早该对您说……可我这人腼腆，先生，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这不就是机会吗?”我有礼貌地问。
“我看也是。我看也是。先生，我要对您说……”他脸红了，停了下来，“也许我使您厌烦了?”
我叫他放心。他高兴地叹了口气：
“不是每天都能遇见像您这样的人，先生，您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好几个月以来我就想找您谈谈，向您解释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他的盘子空了，干干净净，仿佛刚刚给端上桌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盘子旁边有一个小锡盘，盛着一只泡在棕色汤汁里的鸡腿。必须把它吃掉。
“我刚才和您谈到我曾被囚禁在德国。一切正是从那里开始的。战前我是孤独的，但我并未意识到，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好人，但我们并不融洽。我现在想起那些年头……怎么能那样生活呢?那时我是死人，先生，而我不知道，我收集邮票。”
他看着我，换了话题：
“您脸色苍白，先生，您看上去很疲乏。我没有使您厌烦吧?”
“我很感兴趣。”
“战争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参了军，又懵懵懂懂待了两年，前线的生活不容你有许多思考，再者，士兵们都很粗俗。一九一七年年底，我当了俘虏。后来有人告诉我，很多士兵在被关押期间恢复了童年的信仰。”自学者接着说，眼皮垂了下来，垂在燃烧的瞳仁上，“先生，我不相信上帝，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然而，在集中营里，我学会了相信人。”
“他们勇敢地承受命运。”
“是的，”他含混地说，“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我想说别的事。战争最后几个月，我们没有多少活干。下雨时，他们就把我们关进一个木板搭的大厂棚，差不多二百人挤在一起。他们锁上门，让我们待在里面，几乎漆黑一片，我们相互拥挤在一起。”
他迟疑片刻：
“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解释，先生，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你几乎看不见他们，但你感觉他们紧靠着你，你听见他们的呼吸……最初，有一次拥挤得厉害，我想我要闷死了，但是突然，一种强烈的欢乐在我心中升起，我几乎昏倒，于是我感到我爱这些人，他们像我的兄弟，我想亲吻他们所有的人。从这以后，每次我去都感到同样的欢乐。”
我该吃鸡，它大概凉了。自学者早已吃完，女侍者等在那里换盘子。
“那个厂棚在我眼中显得神圣。有时我躲过警卫的监视，独自溜进去，在阴暗中回忆曾经体验到的欢乐，坠入如痴如狂的状态。时间在流逝，而我毫不觉察，有时我还抽泣。”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使我不知所措的震怒

我大概病了，否则无法解释这种使我不知所措的震怒。是的，这是病人的愤怒，我的手在颤抖，血涌上我的脸，最后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鸡是凉的，我也是凉的，而这是最难受的事，我是说很久很久以来，我的心就凉透了，冰冰冷。愤怒的旋风穿透了我，像战栗，又仿佛意识在与低温奋力抗争。这种努力毫无效果。我本可以莫名其妙地将自学者或女侍者揍一顿或骂一顿，但是那样一来我便不是完全参与游戏了。我的愤怒在表层上躁动，因此有一刻我十分难受，像是一团被火包着的冰——怪味蛋卷挪威甜食，由冰淇淋、杏仁蛋糕等构成，外热内冰。。这种表层的躁动消失了，我又听见自学者说：
“那时每星期日我都去望弥撒。先生，我从来不信教，但是我可以说，弥撒的真正奥秘在于人与人的相通。有一位失去一只胳膊的法国神甫主持弥撒。那里还有一架风琴。我们脱帽站着听，风琴的声音使我激动，我感到和周围所有的人融为一体。啊，先生，我真喜欢那些弥撒。现在我有时星期日早上还去教堂，去回忆当初的情景。圣塞西尔教堂有一位卓越的管风琴师。”
“您大概常常回想这段生活吧。”
“是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被释放。那几个月可是很难熬，我不知干什么好，一天天地消沉。只要看见人们聚在一起，我就钻进去。”他笑笑又说，“有一次我居然跟在人群后面去送葬。有一天，我感到绝望，把我收藏的邮票扔进火里……但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真的?”
“有人劝我……先生，我知道您会为我保密的。我是——也许您不以为然，但您很豁达——我是社会主义者。”
他低下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眨动：
“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加入了社会党，SFIOSFIO——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九二○年十二月在图尔大会上，社会党分裂，产生了法国共产党。——原编者注，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
他容光焕发，自豪地瞧着我。他仰着头，半闭着眼，半张着嘴，像一位殉道者。
我说：
“这很好，很美。”
“先生，我早知道您会赞成我。再说，一个人告诉您他是怎样安排生活的，他十分快乐，这时您怎能责备他呢?”
他伸开双臂，手心朝着我，手指朝下，仿佛等待接受什么烙印。他的眼神呆滞，我看见一大块暗红色东西在他嘴里滚动。
“啊，”我说，“既然您快乐……”
“快乐?”他的眼光令我局促，他又抬起眉毛，严厉地看着我，“您可以判断，先生。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前，我感到可怕的孤独，想到自杀。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想到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会为我的自杀感到惋惜，那么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
他挺直身体，两颊鼓了起来：
“我不再孤独了，先生，永远不再孤独。”
“啊，您认识许多人?”我问。
他微微一笑，我立刻发现自己多么幼稚。
“我是说我不再感到孤独。当然，先生，这不是说我必须和谁在一起。”
“可是，”我说，“在社会党支部里……”
“啊!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但大都只知道名字，先生，”他调皮地说，“难道必须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去选择同伴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早上我去上班时，在我的前前后后都有人去上班。我看见他们，要是有勇气的话，我向他们微笑，我想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努力的目的，而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这就是快乐，先生。”
他用眼光探询我，我点头赞同，但我感到他稍稍失望，他希望我更热情些。可我能怎样呢?在他的全部表白里，我看出他在模仿和引用别人的话，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在他谈论时，我仿佛看见我见识过的所有人道主义者都再次出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唉，人道主义者我可见得多了!激进的人道主义者是官员们的亲密朋友。所谓“左”倾的人道主义者一心要维护人性价值，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因为他不愿背叛人，但他同情卑微者，他那丰富的古典学识是献给卑微者的。他往往是一位鳏夫，蓝眼睛里噙满眼泪，每到周年纪念时必定要哭一场。他喜欢猫狗和一切高级哺乳动物。天主教人道主义者出现较晚，最年轻，总用赞叹不已的口吻谈论人。最微不足道的生命，伦敦码头工人的生命，缝鞋女工的生命都是多么美丽的神话呀，他说。他选择了天使的人道主义。为了启迪天使，他写出忧愁的、精彩的长篇小说，并经常获妇女文学奖。
这些都是大明星，还有其他种种人道主义者。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像兄长一样关心弟弟们，并富有责任感；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现状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理想状态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在你的赞同下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不顾你的反对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想创造新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满足于旧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死亡，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生命；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快乐、诙谐，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愁眉苦脸，特别爱去守灵。他们都相互憎恨，当然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人。然而自学者不知道，他把人道主义者都关在自己身上，就像把几只猫装进一只皮袋里，它们在那里相互残杀，而他一无所知。
他看着我，显然不那么信心十足了。
“您的感觉和我不一样吗，先生?”
“我的天……”
面对他焦急不安，带几分埋怨的神气，刹那间我后悔不该使他失望。但是他又和蔼地说：
“我知道，您有您的研究，您的书，您以您自己的方式为同一事业服务。”
我的书，我的研究，这个傻瓜。这是他最大的蠢话。
“我写作不是为了这个。”
自学者突然变了脸，仿佛嗅出了敌人。我从未见过他这种表情。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东西死了。
他假装惊奇地问：
“可是……如果不冒昧的话，您为什么写作，先生?”
“嗯……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为写而写。”
他得意地笑了，笑得已经使我不知所措：
“如果是在荒岛上，您会写吗?写东西不总是为了被人读吗?”
出于习惯，他采用了疑问语式，实际上他是有看法的。他那个温和腼腆的表层龟裂了，我认不出他来。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笨拙的固执，这是一道自命不凡的墙。我还没有从惊奇中缓过来就听见他说：
“总得为点什么吧：为某个社会阶层写作，为某些朋友写作。好吧，也许您是为后代写作……总之，先生，不管您怎么想，您总是为了某个人写作的吧。”
他等待回答，见我不说话，便微微一笑：
“莫非您愤世嫉俗?”
我知道在这番虚假的调解口吻后隐藏着什么。实际上他对我要求不高，只要求我接受一个标签，但这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同意，自学者就占了上风，会马上包抄我，抓住我，超越我，因为人道主义将人的种种态度融合在一起。如果我正面反对他，就会上他的当，因为他是靠对立面生活的。有一种既固执又狭隘的人，一种无赖，他们每次都输给他。他对他们的暴力和极端行为进行消化，使之成为一种白色泡沫状的淋巴液。他消化过反理智主义、善恶二元论、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自大癖，它们只是一些阶段，一些不完整的思想，它们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解释。愤世嫉俗在这个大合唱中也占一席之地，它是整体和谐所必需的不谐和音。愤世嫉俗者是人，因此人道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是愤世嫉俗者，但他是科学的愤世嫉俗者，他善于掌握仇恨的分量，他最初恨人正是为了以后更爱人。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

自学者的笑声使我从忧郁的遐想中惊醒。
“请原谅。我想到我对人们的深深的爱，想到我对他们的强烈的激情，但我们在这里一个劲地争论，辩论……我真想大笑。”
我不说话，勉强笑笑。女侍者将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盘中有一小块像白垩一样的奶酪。我环顾店堂，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多管闲事讨论什么人道主义?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吃饭?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我想走，想去什么地方，找到我的位置，嵌进去……然而哪里也没有我的位置，我是多余的人。
自学者的态度温和了下来。他原本怕我做出更强烈的反驳。他愿意将我说的话一笔勾销。他朝我俯身，用秘密的口吻说：
“其实，先生，您爱他们，像我爱他们一样，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自学者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他在自命不凡地笑，紧挨着我的脸，像在噩梦中一样。我艰难地咀嚼一片面包，迟迟不咽下去。人。应该爱人。人是值得赞美的。我想呕吐，突然，它来了，恶心。
一次大发作，我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一小时前我就看见它逼近，但我不愿意向自己承认。嘴里的奶酪味……自学者在喋喋不休，他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鸣响，但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只是机械地点头。我的手抓住甜点刀的刀柄。我感觉到这个黑色木柄。是我的手在拿着它。我的手。我个人宁愿不碰这只刀，为什么总是触碰物体呢?物体不是用来让人触碰的。最好是在物体中间滑动，尽量少碰他们。有时你用手拿起一个物体，那就应该尽快放掉它。小刀跌落在盘子上。白发先生听见响声吓了一跳，瞧瞧我。我拾起刀，将刀锋压在桌面上，使它弯曲。
那么说，这个令人目眩的事实，就是恶心了。我绞过多少脑汁，写过多少东西!现在我知道：我存在——世界存在——我知道世界存在。这是一切，但对我无关紧要。奇怪的是一切对我如此无关紧要，它使我害怕。从我想打水漂的那个特别日子起就是这样。当时我正准备扔石子，我瞧瞧石子，于是一切便开始了：我感到石子存在。在这以后还有其他几次恶心。物体起初不时地在我手中存在。有铁路之家的那一次，在它以前，还有夜间从窗口往外看的那一次，然后还有星期日在公园的那一次，然后还有别的。然而哪一次都不如今天强烈。
“……古罗马，先生?”
自学者大概在向我提问。我朝他转身，对他微笑。哦!他怎么了?为什么缩在椅子上?我使他害怕?其实终究会是这样。再说，我对这也无所谓。他们害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感到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比方说将奶酪刀插进自学者的眼睛。那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来踢踩我，用鞋子敲掉我的牙。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嘴里是血味而不是奶酪味，其实这并无区别。但是我必须做一个动作，制造一个多余的事件——自学者会惊呼一声，那一声也是多余的——于是他脸上流着血，所有这些人都会惊跳起来。有许多事就是这样存在的。
大家都看着我，那两位青春的代表中断了情话。女的撅着嘴。但他们肯定看出我是不会伤害人的。
我站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自学者睁大眼睛瞪着我，我是不会扎破他的眼睛的。
“您这就走。”他喃喃说。
“我有点累了。谢谢您邀请了我。再见吧。”
离去时，我发觉左手还握着奶酪刀。我把刀扔到盘子上，盘子咣当一响。我在一片寂静中穿过店堂。他们不吃了，瞧着我，食欲也没有了。如果我朝那位年轻女人走去，对她说“喏!”，她准会跳起来。不过这犯不着。
然而，出门以前，我还是转过身，让他们看看我的脸，好终身不忘。
“再见，先生太太们。”
他们不回答。我走了。现在他们脸上该恢复了血色，他们该开始议论了。
我不知道去哪里，直直地站在那个厨师模型旁边。我不用回头便知道他们在玻璃窗后面看我，他们既惊讶又厌恶地瞧着我的后背。他们原以为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人，但我欺骗了他们。突然间我失去了人的外形，于是他们看见一只螃蟹，螃蟹后退着逃离了如此富有人性的店堂。现在闯入者在被揭露后逃走了，会议继续进行。我感到背后麇集着这么多双眼睛和这么多惊惶失措的思想，我十分不快。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那条沿着海滩和更衣室延伸的人行道上。
有许多人在海边散步，他们那春天般的、诗意的面孔朝向大海。在阳光下，他们高高兴兴。一些女人穿上了浅色的、去年的春装，她们修长洁白，像是上了光的山羊皮手套。还有些中学的、商业学校的大男孩，此外还有戴着勋章的老头。他们互不相识，却心照不宣地相互注视，因为天气晴朗，因为他们是人。在宣战的日子，人们相互拥抱，虽然互不相识；在春天，他们相互微笑。一位神甫读着祈祷书慢步走来。他不时地抬头，用赞赏的眼光看看海，因为大海也是一本祈祷书，它在讲述上帝。轻快的色彩、轻微的芳香、春天的灵魂。“天气晴朗，海是绿的，我喜欢这种干冷，不喜欢潮湿。”这些诗人!如果我抓住他们之中一人的大衣，对他说：“来帮帮我”，他会想：“这只螃蟹是怎么回事?”于是丢下大衣逃之夭夭。
我背朝他们，两手扶着栏杆。真正的海又冷又黑，充满了动物。海在这薄薄一层蓝色下蠕动，蓝色是用来骗人的。我周围的精灵们上了当，他们只看见那薄薄的表层，是这个表层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我，我却看见了下面!光泽消失了，一片片润滑闪光的表皮，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在我的注视下，发出爆裂声，裂开了，微微张着嘴。圣埃莱米尔的有轨电车来了，我旋转了一下，物体也随我旋转，它们像牡蛎一样苍白发绿。我跳上车，其实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因为我哪里也不去。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

车窗外闪过一些僵直硬挺的东西，一阵一阵地，它们发蓝，有人，有墙。一座房屋开着窗，露出黑黑的心脏。玻璃窗使一切黑色变浅发蓝。这座黄砖的住宅大楼也发蓝，它向我逼近，犹豫着，战栗着，突然又耷拉着脑袋停住了。一位先生上车，在我对面坐下。黄楼又动起来，一下子紧挨着玻璃窗，离得那么近，以至我只能看见局部，它暗了下来。楼房又升高了，其高无比，楼顶看不见了，几百扇开着的窗户露出黑黑的心脏。楼房沿着电车延伸，与之摩擦。颤抖的车窗之间是一片黑暗。楼房像泥土一样黄，没完没了地延伸，而车窗外现在是天蓝色。突然间，楼房消失了，留在了后面，于是一种强烈的灰色光线侵入车厢，而且以一种必然的公正方式四处蔓延。这是天空。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天空，因为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两面都看得清楚，右面一直看到大海，左面一直看到机场。禁止抽烟，哪怕是茨冈女人牌香烟。
我的手搭在长椅上，但又急忙抽回，因为它存在。我坐着的这个东西，刚才用手扶着的这个东西，叫做软垫长椅。他们制造它就是为了让人坐的，他们拿了皮革、弹簧、织物，开始工作，目的是做一张椅子，等他们完工以后，做成的就是它。他们把它搬到这里，搬到这个车厢里，车厢此刻在行进，在颠簸，车窗在颤动，车里载着这个东西。我喃喃说：“这是一张长椅”，仿佛在念咒驱邪。然而这个词停留在我唇边，不肯去栖息在物体上。它仍然是原样，有着红绒毛，几千个红色小爪朝上竖着，像僵死的小爪一样直挺挺的。这个硕大的肚皮仰天待在那里，血红色，鼓鼓的，肿胀的，上面净是僵死的小爪。这个肚皮在车厢里，在灰色光线里飘浮。它不是长椅，它完全可以是一头死驴，死驴被水泡胀，在一条泛滥的灰色大河里肚皮朝天随水漂流，而我呢，我可能坐在死驴的肚皮上，两脚泡在清水里。物体摆脱了它们的名字。物体在那里，怪诞、固执、硕大，我称它为长椅，或者说点什么关于它的事，都显得愚蠢。我在物体中间，无以名之的物体中间。我独自一人，没有语言，没有防卫，物体包围我，在我上下前后，它们并无要求，并不强加于人，它们在那里。在长椅的靠垫下，紧靠着大隔板，有一条细细的暗线，一条细细的黑线，它沿着长椅延伸，显得神秘与调皮，几乎像微笑。我很清楚这不是微笑，但是它存在，它在发白的玻璃窗下，在丁当作响的玻璃窗下延伸，它顽固地在那些停停走走、在窗外驰过的蓝色图像下延伸，它很顽固，就像是对微笑的模糊回忆，就像是你已忘记一半，只记得第一个音节的字。最好的办法是移开视线，去想别的事，想这位在你对面半卧在长椅上的男人。他长着陶土般的脑袋和蓝眼睛。他的整个右半身下斜，右臂贴着身体，右侧勉强活着，艰难地、吝啬地活着，仿佛瘫痪了。然而整个左半身有一个小小的寄生性生命，它在繁殖，像毒瘤。手臂颤抖起来，随后便举起，手臂末端的手僵直不动，后来手也颤抖起来，举到头的高度时，一个手指伸了出来，开始用指甲搔头皮。右半边嘴出现了心满意足的鬼脸，而左半边嘴仍然是僵死的。窗玻璃在抖动，手臂在抖动，指甲在搔、搔，嘴巴在笑，眼睛凝滞；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个小小的存在，它为他的右半身充气，借用他的右臂和右脸以实现自我。售票员挡住我的路：
“您等车到站。”
但是我推开他跳下电车。我受不住了。我再也无法容忍物体离我这么近。我推开一扇铁栅门，走了进去，一些轻巧的生命一下子跳了起来，高栖在枝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公园。我跌坐在一张长凳上，周围是黑色的大树干，是伸向天空的、黑色多节的手。一棵树用黑指甲抓搔我脚下的土地。我多么想放松一下，忘记自己，睡一觉，但我做不到，我透不过气来，因为存在从四面八方钻进我身体，通过眼睛、鼻子、嘴……
突然一下子，面纱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到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存在”意味着什么

晚上六点钟
我不能说自己感到轻松或满意，相反，我不堪重负，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了我一直想知道的东西。自一月份起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恶心从未离开我，我看它也不会很快离开我，但是我不再忍受它，它不再是疾病或阵咳，它是我。
刚才我在公园里。栗树树根深深扎入土中，恰巧在我的长椅下面。当时我记不起那是树根。字眼已经消失，与之一同消失的是物体的含意、用途以及人们在它的表皮上划出的浅浅标记。我坐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弓着背，单独面对这个黝黑多结、完全野性的庞然大物，它使我害怕。于是我得到了启迪。
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不久以前，我还未预感到“存在”意味着什么。我像别人一样，像那些穿着春装在海边散步的人一样，像他们一样说：“海是绿的，空中那个白点是海鸥。”但是我并不感到它存在，并不感到那只海鸥是“存在的海鸥”。一般说来，存在是隐藏着的。它在那里，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它就是我们。人们说话必定要谈到它，但是触摸不到它。我自以为想到它，其实什么也没想到，脑子空空的，或者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存在”。要不我就想……怎么说呢?我想到属性，我对自己说，海属于绿色物体，或者绿色是海的一种属性。即使我瞧着物体时，我也从未想到它存在，因为在我眼中它是布景。我将它拿在手中，将它当做工具，我预见到它的抗力，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表层。如果有人问我存在是什么，我会诚心诚意地回答说它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形式是从外面加在事物上的，它丝毫不改变事物的本质。但是突然间，它在这里，像白日一样清楚；存在突然露出真面目。它那属于抽象范畴的无害姿态消失了，它就是事物的原料本身，这个树根正是在存在中揉成的。或者说，树根、公园的铁栅门、长椅、草坪上稀疏的绿草，这一切都消失了。物体的多样性、物体的特征，仅仅是表象，是一层清漆。这层漆融化了，只剩下几大块奇形怪状的、混乱不堪的、软塌塌的东西，而且裸露着，令人恐惧地、猥亵地裸露着。
我小心翼翼地一动不动。但是我不用动就能看见树木后面的蓝柱石和音乐亭的路灯，还有月桂树丛中的韦莱达石像。所有这一切……怎么说呢?使我不舒服。我真希望它们的存在不那么强烈，而是比较冷漠、抽象、克制。栗树紧靠在我眼前，整个下半截被绿锈覆盖，黝黑、肿胀的树皮像是煮硬的牛皮。马斯克雷水泉的潺潺水声溜进我耳朵，在里面筑巢，使我耳中充满了叹息，我的鼻孔里充塞着一种绿色的、腐败的气味。一切东西都慢慢地、柔和地随意存在，就像那些疲惫的女人尽情大笑一样，她们说：“笑笑多好。”而她们从前相互卖弄，相互卑下地倾诉自己的存在。我明白，在不存在和痴狂的满盈之间是没有折中的。如果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个程度，直至发霉、肿胀、猥亵。在另一个世界里，圆圈、乐曲，都有它们纯净、严格的线条。然而，存在是一种弯曲。树木、深蓝色的柱石、泉水愉快地喘息、生动的气味、飘浮在冷空气中的薄薄的热雾。在长椅上试图消化的红发男人，所有这些半睡眠和消化状态，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泛泛的滑稽景象。滑稽……不，还不到这个程度，凡是存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滑稽的，只是与某些通俗笑剧的情景有着某种飘浮不定、难以捉摸的相似罢了。我们是一群局促的存在者，对我们自己感到困惑，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由在这里；每个存在者都感到不安和泛泛的惶惑，觉得对别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多余的，这便是我能在这些树木、铁栅、石子之间建立的惟一关系。我试图数数栗树，将它们与韦莱达石像的距离定位，将它们的高度与悬铃木的高度相比，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每株栗树都逃脱我想用来禁锢它的关系，它孤立出来，超越禁锢。至于这些关系(我坚持维护它们，从延缓人类世界的崩溃，延缓衡量、数量、方向的崩溃)，我感到它们的任意性。它们不再咬啮物体。多余的，在我前面稍稍偏左的那棵栗树。多余的，韦莱达石像……
还有我——懦弱无力、猥亵、处于消化状态、摇晃着郁闷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幸亏我没有感觉到，但我明白这一点，我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害怕，怕它从我脑后抓住我，像海底巨浪一般将我托起)。我模糊地梦想除掉自己，至少消灭一个多余的存在。然而，就连我的死亡也会是多余的；我的尸体，我的血，在这些石子上，在这些植物中间，在这个笑吟吟的公园深处，也会是多余的；腐烂的肉体在接纳它的泥土里也会是多余的；我的骨头，经过洗濯、去污，最终像牙齿一样干净清爽，但也会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

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笔下诞生了。刚才在公园里我没有找到它，不过我也没有去寻找，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我不是用字词来思想，而是用物体来思考物体。荒谬不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也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死蛇，木蛇。是蛇还是爪子还是树根还是秃鹫爪，这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确实，后来我所能抓住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荒谬，又是一个词，此刻我与字词搏斗，而那时我触及物体。但是，我想在此确定荒谬的绝对性。在涂上色彩的、人的小世界里，一个动作，一个事件，其荒谬性永远只是相对的，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例如疯子的胡话，它的荒谬是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而不是就呓语本身而言。而我刚才经历了绝对，绝对或者荒谬。那个树根，它对什么而言是荒谬的呢?没有任何东西。啊!我怎样才能用语言将它确定下来呢?荒谬，对石子、干泥、一簇黄草而言，对树、天、绿色长椅而言。荒谬是无法还原的，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包括大自然深沉和隐秘的谵妄。当然，我并非无所不知，我没有见过胚芽发育，也没有见过树木生长。然而，面对这个粗糙的大脚爪，无知还是有知已无关紧要，因为加以说明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并非存在的世界。圆不是荒谬的，一段直线围绕本身的一端旋转，这便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圆，但圆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个树根，我无法解释它，但它存在。它有许多节疤，它没有生气，没有名字，它迷惑我，占据我的眼睛，不断将我引向它本身的存在。我重复说：“这是树根。”但无济于事，不起作用。我看出来：无法从它作为根部、作为抽水泵的功能过渡到那个，过渡到它海豹般坚硬厚实的皮，过渡到它那油光光的、有老茧的、固执的外貌。功能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它使你大致了解什么是树根，但不是这个树根。这个树根有它的颜色、形状、固定的姿势，它是……低于任何解释。它的每个品质都稍稍脱离它，流到它外面，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物体；每个品质在树根里都是多余的，而整个树根现在也仿佛在稍稍脱离自身，自我否定，消失在一种奇异的极端中。我用鞋跟去刮这个黑爪，我真想刮去一点皮，不为什么，只是为了挑战，只是为了在它棕褐色的树皮上出现荒谬的浅红色伤痕，只是为了与世界的荒谬性开玩笑。然而，当我缩回脚时，我看到树皮仍然是黑色。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理解了恶心

黑色?我感到这个词在飞速地瘪下去，丧失意义。黑色?树根不是黑色，这棵树上没有黑色……这是……别的东西。黑色，正如圆一样，是不存在的。我瞧着树根，它是超乎黑还是近似黑呢?但是我很快就不自问了，因为我感到我是在熟悉的国度。是的，我已经惴惴不安地探测过一些无以名之的物体，我已经试图——徒劳无益地——对它们有些想法，但我也感到它们那冷冷的、无生气的品质在逃遁，在我手中溜掉。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阿道尔夫的背带不是紫色的。我又看见他衬衣上那两个难以确定的斑点。还有那块小卵石，引起这整个故事的那块不寻常的卵石，它不是……我记不清它拒绝什么，但是我没有忘记它的消极抵抗。还有自学者的手，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抓住它，紧握它，我感到它不完全是手，我想到一条白色的大软虫，但它也不是软虫。还有马布利咖啡馆的那只杯子，它具有暧昧的透明性。暧昧、声音、气味、味道，莫不如此。当它们像被人追逐的野兔从你鼻子下面飞快跑过，而你又不太留意时，你可能认为它们很简单，令人放心，你可能认为世上有真正的蓝色，真正的红色，真正的杏仁或堇菜的气味。可是，一旦你留住它们片刻，这种舒适的安全感便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取代，因为颜色、味道、气味从来不是真正的，从来不规规矩矩地只是它们本身——仅仅是它们本身。最单纯、最难以分解的品质，它本身也有多余的东西——对它本身而言，在它内部。我脚旁的这个黑色仿佛不是黑色，而是某人对黑色的模糊想像，他可能从未见过黑色，却又不知就此止步，而是想像一种超出颜色的、含糊不清的存在。它像颜色，但也像……伤痕，或者分泌物，或者羊脂，或者别的东西，例如气味；它融为湿土的气味，温湿木头的气味，像漆一样罩在这多节的树木上的黑色气味，还有咀嚼纤维的甜味。我不仅仅看见这个黑色。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是一种清洗过的简单化概念，人的概念。这个软弱而无个性的黑色大大超过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然而，这种丰富性转变为混杂性，过多最后成为虚无。
这是奇异的时刻。我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冰凉，处于一种可怕的迷醉状态。然而，就在这种迷醉中，某个新东西刚刚显现，我理解了恶心，我掌握了它，其实当时我无法表述这个发现，但是，现在，用文字来表述它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了。关键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于是一切都飘浮起来，就像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一样。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些坏蛋——绿冈及其他地方的坏蛋——试图用权利的思想对自己掩饰的。但这是多么可怜的谎言!谁也没有权利，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是完全无动机，因此他们无法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而且，在他们内心，隐秘地，他们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朦胧的、不确切的、忧愁的。
这种痴迷状态持续了多久。我是栗树根。或者说我完全是它存在的意识。我独立于它——既然我有意识——但我消失在它身上，我就是它。意识局促不安，但是它以全部重量悬伸在这根没有生气的木头之上。时间停止了，我脚下有一小摊黑水。在这个时刻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我很想从这可怕的享受中脱身，但这甚至是无法想像的，因为我在它里面。黑树根在那里，在我眼睛里，它下不去，就像一大块东西卡在喉咙里。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拒绝它。我费了多大劲才抬起眼睛?我抬眼了吗?也许是在自我消灭片刻以后，我才仰起头、抬起眼，死而复生?事实上，我没有意识到过渡。但是，突然间，我不可能再想树根的存在了。树根消失了，我徒劳地重复说：它存在，它还在那里，在长椅下，在我的右脚边，但这些话再没有任何意义。存在这个东西不是由你在远处想的，它必须猛然侵入你，在你身上扎下来，像静止的大动物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你心头——要不就什么也不再有。
什么也不再有了，我的眼睛是空的，我高兴得到了解脱，但是突然，我眼前晃动了起来，轻微的、迟疑的晃动，因为风吹动了树梢。
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并不因此不快，换换口味也不错，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一动不动、像眼睛一样死死盯住我的东西。我看着树枝摆动，心里想：运动从不完全存在，它是两种存在之间的过渡，中间阶段，音乐中的弱拍，我即将看到存在从虚无中诞生，逐渐成熟，充分发展，我终于能看到诞生中的存在了。
但是，不到三秒钟，我的希望被一扫而光。在那些迟疑不决的、像盲人一样在四周摸索的树枝上，我找不到向存在的“过渡”。过渡这个概念，是人的又一个发明。这个概念过于明确。所有这些小小的晃动都是孤立的，是为它们自己而发生的。晃动从四面八方包抄大小树枝，围着这些干瘪的手旋转，用小小的旋风覆盖它们。当然，运动不是树，但运动也是一种绝对。一个物体。我的眼睛遇到的都是满盈。树枝梢头充满了存在，这种存在不停地更新，但永不诞生。风——存在物过来栖息在树上，像一只苍蝇，于是树战栗起来，但战栗并非诞生中的品质，并非从潜能到行动的过渡，它是物体。物体——战栗溜进树里，控制树，摇晃树，又突然放弃它，去更远的地方旋转。一切都是满盈，一切都是行动，没有弱拍，一切，就连最难以觉察的跳动，都是用存在构成的。而所有这些围着树打转的存在物，不来自任何地方，也不去任何地方。突然之间，它们存在，突然之间，它们不再存在。存在是没有记忆的，对已逝者它不保留任何东西，哪怕是回忆。存在无所不在，无限的，多余的，时时处处——存在永远只被存在所限制。我待在长椅上，惊愕不已，被这么多无根无源的存在弄得晕头转向，因为四处都是开放、繁盛，存在使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连我的肉体都在颤动、绽开，汇入万物的萌芽状态，这令我厌恶。我想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存在，既然它们都很相似?”为什么有这么多同样的树?这么多的存在，它们失败了又固执地重新开始，然后又失败——就像一只仰翻在地的昆虫在笨拙地挣扎(我就是这样挣扎)。这种丰富并不使你感到它的慷慨大方，相反，它是郁闷的，软弱的，对它自己一筹莫展。这些树，这些高大笨拙的物体……我笑了起来，因为我突然想起书本上描写的美妙的春天，那是充满劈啪声、爆裂声，花木茂盛的美景。有些傻瓜走来和你谈权力意志和生存竞争。难道他们从未观察过一只动物或一棵树?这株有斑秃的悬铃木，那株半腐烂的橡树，有人还想让我把它们看做是向天空冲刺的、顽强的青春力量?还有这个树根，难道我该把它看做是撕裂大地、与它争食的贪婪的爪子?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将在巴黎定居

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物体。软弱、无力，不错，树在飘浮。向天空冲刺?不如说精疲力竭。时时刻刻我都准备看到树干像疲惫的阴茎一样皱叠、萎缩，倒在地上，成为布满褶子的、黑黑的、软软的一摊。它们不愿意存在，但无能为力，就是这样。于是它们慢慢吞吞、无精打采地为自己打点饭菜；树液缓缓地、无可奈何地在导管里上升，树根缓缓地深入土中，但它们无时无刻不想抛下这一切，无时无刻不想消失。它们疲惫、衰老，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存在，因为它们太软弱，不会死，因为死亡只能来自外界。只有乐曲能够高傲地负载本身的死亡——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乐曲并不存在。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我向后靠着，闭上眼睛。但是形象立刻警觉起来，跳将起来，使我合着的双眼里充满了存在，因为存在是一种满盈，人无法脱离它。
奇怪的形象。它们表现了大量的物体，不是真正的物体，而是与之相似的其他物体。有些木头东西像椅子，像木屐，还有些东西像植物，然后还有两张脸，那是在某个星期日下午在韦兹利兹餐馆吃饭的那一对。他们离我不远、胖胖的、热热的、充满肉欲的、荒唐的、耳朵红红的。我看见那女人的肩头和胸部，赤裸的存在。这两个人——突然使我厌恶——这两个人继续存在，在布维尔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在什么样的气味中?那个温柔的胸部继续与凉爽的织物摩擦，继续缩在花边下，而那个女人继续感到胸脯存在于胸衣内，继续想：“我的乳房，我漂亮的果实”，继续神秘地微笑，关注使她感到舒服的、丰腴的乳房，我叫了起来，眼睛又睁得大大的。
这个巨大的存在，是我梦见的吗?它在那里，压在公园上，滚落在树木中，软软的，厚厚的，把一切都粘住了，像果酱。而我，我和整个公园都在它里面?我害怕，但更感到愤怒，我觉得这很愚蠢，很不合适，我恨这极其讨厌的果酱。可它多得是!多得是!它一直升上天空，四处蔓延，用它衰竭的胶状体充斥一切，我看见它的深渊，深渊，比公园的边界，比房屋，比布维尔还远得多；我不再在布维尔了，我哪里也不在，我在飘浮。我不惊奇，我知道这是世界，突然显现的、赤裸裸的世界，对这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我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你甚至无法想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而不是虚无。这毫无道理。前前、后后，无处没有世界。而在世界之前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不曾有过它不存在的时刻。这一点着实令我气恼，因为这个流动的幼体，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但它又不可能不存在。这是无法设想的!我想像虚无，但我已经在这里，在世界上，睁大眼睛，活着。虚无只是我脑中的一个概念，一个存在的、在无限中飘浮的概念。这个虚无并非是在存在之前来的，它也是一种存在，出现在其他许多存在之后。我喊道：“脏货!脏货!”我晃动身体，想抖掉这些黏糊糊的脏货，但是抖不掉，它们是那么多，成吨成吨的，无边无际。我处在这个巨大的烦恼深处透不过气来。但是，突然间，公园变得空空的，仿佛落进了一个大洞，世界像出现时那样骤然消失，或者说我醒过来——总之我再看不见它了。我四周是黄黄的土，从土里向空中伸出枯树枝。
我站起身往外走。来到铁栅门时我回头看看。公园对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久久地注视。树木的微笑，丹桂树丛的微笑，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存在的真正奥秘。我想起不到三星期前的一个星期日，我曾经在物体上看到会意的神情。这个微笑是针对我的吗?我烦躁地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没有任何办法。然而，它在那里，在等待，像是目光。在那里，在栗树树干上……它就是那棵栗树。物体仿佛是中途停下的思想，它忘了自己，忘了原来的想法，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带着它也不明白的、古怪的、小小的含意。这小小的含意使我不快。即使我靠着铁栅门待上一百零七年，我也无法理解它。关于存在，我学到了我所能知道的一切。我走了，回到旅馆，于是写下了这些。

夜
我做了决定。既然我不再写书，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布维尔。我将去住在巴黎。星期五我乘五点钟的火车，星期六我将见到安妮。我想我们会在一起过几天。然后我再回来了结一些事，收拾行李。最迟在三月一日，我将在巴黎定居。

星期五
在铁路之家。我的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唱机。强烈的奇遇感。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安妮

星期六
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当然她不向我伸手，也不向我问好。我的右手一直插在大衣口袋里。为了避免客套话，她用一种赌气的声音很快地说：
“进来，随便坐，可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这是她，的确是她。她垂着两臂，闷闷不乐，那神气从前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但现在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胖了，胸部丰满。
她关上门，用沉思的口吻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床上……”
最后，她在一个铺着垫子的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与从前不同，走动时显出一种庄重的、带几分优雅的笨拙，她似乎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发胖而感到局促。然而，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她，是安妮。
她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
她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回答，而是显出吹毛求疵的样子：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门就摆出宽心的笑容，像位刚刚嫁出女儿的父亲。来，别站着，放下大衣坐下来，对，坐那儿，你要是愿意的话。”
一阵沉默，安妮并不想打破它。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从前，安妮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围巾、头巾、头纱、日本面具、民俗图片。她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只箱子，拿出全部宝贝，按照复杂多变的秩序，将它们或挂在墙上，或罩在灯上，或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因此，不到半小时，最普通的房间也具有了个性，一种沉重的、感官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个性……这间冷冷的卧室通向盥洗间的门是半开的，卧室显得有几分阴森。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只是更豪华、更阴森。
安妮还在笑。我完全认出了这种嗓门很高、略带鼻音的笑声。
“你没有变。干吗这副慌乱的样子?”
她在微笑，但是她用一种几乎仇视的、好奇的目光端详我。
“我只是想，这间房不像是你住的。”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又是沉默。现在她坐在床上，黑衣裙使她更显苍白。她没有剪发。她一直瞧着我，神态安详，眉毛略略抬起。她没有话对我说?那为什么叫我来呢?这种沉默难以忍受。
我突然可怜巴巴地说：
“我很高兴看见你。”
最后这个字哽在我喉咙里。与其说这句话，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她肯定会生气。我知道最初一刻钟是很难熬的。从前，每次我看见安妮，不管是在分别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在清晨一觉醒来，我说的话从来就不是她想听的，从来就与她的裙衣、天气以及前一天的最后交谈不相适应。但是她要什么?我猜不着。
我抬起眼睛，她正带着几分温情看着我。
“这么说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傻?”
她脸上流露出满意，但她看上去很疲乏。
“你是一块界石，”她说，“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
“需要我?我有四年没有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需要我吗?你可真是严守秘密。”
我笑着说，她也许会以为我怨恨她。我感到自己嘴上的微笑很虚假，我感到局促。
“你真傻!当然，我不需要看见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悦目的地方。我需要的是你的存在，我需要你保持不变。你就像那只白金米尺，它被保存在巴黎或近郊，但是大概谁也不想看见它。”
“你这就错了。”
“总之，这无关紧要，对我无关紧要。怎么说呢，我很高兴这只米尺存在，它的准确长度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每当有人测量住房，或者卖我一米一米的布料时，我都想到那个米尺。”
“是吗?”我冷冷地说。
“可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仅仅看做是抽象的道德，看做一种界限。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你该感谢我才是。”
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我想对她说我爱她，想将她抱在怀里。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安妮在我面前。对她来说，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她的手并不颤抖。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突然，安妮满怀深情地对我微笑，以至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旧事重提感到沮丧

“我想你比想白金米尺要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的整个模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站起来到我身边，手搭在我肩头：
“你在抱怨，可你敢说你没有忘记我的脸?”
“你真鬼，”我说，“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
“你承认了，你把我完全忘了。在街上你能认出我吗?”
“那当然。这不成问题。”
“你还记得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当然，浅黄色。”
她笑了起来：
“你说得倒得意。你现在看到我的头发了，当然就知道啦。”
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
“而你呢，你的头发是棕红色，”她模仿我说，“我永远忘不了头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戴着一顶近淡紫色的软帽，与你的棕红色头发极不相称，很难看。你的帽子呢?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那样缺乏审美力。”
“我不戴帽子了。”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睁着大眼。
“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真是，那我该祝贺你了。当然!是该想到这一点的。你的头发配什么东西也不行，帽子、椅垫、甚至作为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和它不配。要不然你就该把帽子紧紧压在耳朵上，比如你在伦敦买的那顶英国毡帽。那时你把头发藏在帽子下，人家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发。”
她用算老账的坚决口吻又说：
“它对你不合适。”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顶帽子。
“我说过它对我合适吗?”
“我想你说过，甚至你一个劲地说这个。你认为我看不见你，便偷偷地照镜子。”
安妮旧事重提，我感到沮丧。她甚至不像在回忆，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怀旧。她好像在谈论今天，最多昨天。在她身上，旧日的观点、固执、怨恨丝毫未变。而我却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我准备做出一切让步。
她突然用平淡的口吻说：
“你瞧，我胖了，我老了，我得保养。”
不错，她显得疲乏。我正要开口，她又接着说：
“我在伦敦演戏。”
“和坎德勒在一起?”
“不，不和坎德勒。你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以为我和坎德勒一起演戏。坎德勒是乐队指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我在索霍广场一个小剧院演戏，演过《琼斯皇帝》，肖恩·奥卡西和辛格奥卡西(1880—1964)，辛格(1871—1909)，均为爱尔兰剧作家。的剧本，还有《布里塔尼居斯》《布里塔尼居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名剧。。”
“《布里塔尼居斯》?”我吃惊地问。
“是的，是《布里塔尼居斯》，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离开的。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里塔尼居斯》的，他们想让我演朱莉。”
“那又怎么样呢?”
“当然我只演阿格里比娜。”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不该问这个。生命从她脸上消失，但她立即回答说：
“我不演戏了。我旅行。有人养着我。”她微笑地接着说：“啊!别这么担心地看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对你说，我不在乎让人养着。再说这是个老家伙，不碍手碍脚。”
“是英国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不快地说，“我们别谈这个老好人了。他对你、对我都无足轻重。你喝茶吗?”
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来回走动，挪动锅子，自言自语，她的声音尖利，模糊不清。在她的床头柜上，像往常一样，放着一本米什莱的《法国史》。我现在看清了，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是爱米莉·勃朗特的兄弟为姐姐作的肖像画的复制品。
安妮走回来，突然说：
“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
接着她又消失在盥洗室里。尽管我记性不好，这一点我是记得的：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我十分局促，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又想赶紧说完了事。总之，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怀疑了，她有求于我。目前只是刚刚开场，先排除可能的障碍，彻底解决次要问题：“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再过一会儿，她将谈她自己。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何必呢?恶心，恐惧，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
“来吧，快点。”她在墙那边喊道。
她端着茶壶进来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住在巴黎吗?”
“住在布维尔。”
“布维尔?为什么?但愿你没有结婚吧?”
“结婚?”我吓了一跳。
安妮居然想到这个，我很不痛快，并且告诉了她：
“真荒谬，完全是你曾责怪我的那种自然主义的臆想。你知道，从前我想像你是寡妇和两个男孩的母亲，我还给你讲了许多我们将来的事，你觉得很讨厌。”
“而你还十分得意，”她平静地回答说，“你说那些话是装样子。现在你口头上这么气愤，可哪一天你就会偷偷地结婚，你这人不可靠。整整一年，你一直愤愤地说你绝不去看《皇帝的紫罗兰》指电影《皇帝的紫罗兰》，讲的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位卖花女如何成为贵妇；影片因女演员的精湛演技而大获成功，并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原编者注，可是有一天我病了，你便独自去街区的小电影院看了。”
“我现在住在布维尔，”我庄重地说，“因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先生的书。”
安妮专注地看着我：
“德·罗尔邦先生?十八世纪的人?”
“是的。”
“不错，你和我讲过。”她含糊地说，“那么是一本历史书了。”
“对。”
“哈!哈!”
如果她再提一个问题，我会告诉她一切，但她什么也不再问了。看来她以为对我知道得够多了。她很善于听人说话，但是只在她愿意的时候。我瞧着她，她低下眼睛，在考虑跟我说什么，怎样开口。我该询问她吗?她大概也不愿意。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说的。我的心跳得很快。
她突然说：
“我变了。”
这就是开头。但她沉默了。她往白瓷茶杯里倒茶。她在等我开口，我得说点什么，不是随便什么，而是她期待的话。我如坐针毡。她真的变了?她发胖，脸色疲惫，但这肯定不是她想说的。
“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又看到你的笑容，你起身把手搭在我肩上的姿势，你自言自语的癖好。你仍然读米什莱的《法国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她一向关心我的永恒本质，而对我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她有一种古怪的矫揉造作，既像书呆子又很可爱；她一见面就排除礼貌和友谊的机械套式，排除一切促进人与人关系的东西，迫使对话者不断想出新花样。
她耸耸肩，冷冷地说：
“是的，我变了。完完全全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以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你却和我谈米什莱的《法国史》”。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感到自己罪孽深重

她站到我面前：
“咱们瞧瞧这个人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你找一找，我在什么地方变了?”
我在犹豫。她跺着脚，虽然还在微笑，她确实不高兴了：
“从前，你总为了什么事烦恼，至少你是这么说的，而现在这种烦恼没有了，消失了。你肯定觉察到了。你是不是现在太舒服?”
我不敢说不。我像从前一样颠起屁股坐在椅子上，考虑如何躲开陷阱，如何躲开莫名其妙的怒火。
她又坐下来，自信地摇摇头说：
“是呀，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忘了许多事，忘得比我估计的多。瞧，你忘了从前干的坏事吧?你来，你说话，你走，没有一件事是合时宜的。想像一下一切都没有变：你进来，墙上挂着面具和披巾，我坐在床上，我对你说(她的头朝后仰，鼻孔张大，说话像在念台词，仿佛在嘲弄自己)：‘怎么样?还等什么，坐呀!’当然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那时你给我设下陷阱。”
“不是陷阱……于是，当然啦，你会笔直走过去坐下。”
“那又会怎么样呢?”我问，一面转身好奇地瞧着那张椅子。
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看上去和蔼可亲、舒舒服服的椅子。
“太不好了。”安妮简短地说。
我不再坚持，因为安妮周围总有这么多忌讳的物品。
我突然说：
“我想我猜到了一点点，太好了。等等，让我想一想，对，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你得承认我一进来就发现了。对，从前我一进来总看见墙上有披巾、面具等等。旅馆总是被关在门外，你的房间是另一种样子……你不会来给我开门，我会看见你蹲在房角里或者坐在那块红地毯上，你总随身带着那块地毯，你严厉地看着我，等待着……只要我一说话，动一动，吸一口气，你就会皱起眉头，我就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也不知为什么。然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会做一件又一件的蠢事，深深陷入错误之中……”
“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
“上百次!”
“至少!那你现在更精明，更机灵了吧?”
“不!”
“我喜欢听你这样说。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再没有……”
“哈!哈!”她用演戏的腔调喊了起来，“他还不相信!”她又轻轻地接着说：
“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再没有了。”
“再没有完美的时刻了?”
“没有了。”
我目瞪口呆，坚持说：
“终于你不……结束了这些……悲剧，瞬间的悲剧；面具、披巾、家具，还有我，都在悲剧里扮演小小的角色，而你演的是大角色。”
她微笑：
“忘恩负义的人!有时我给他的角色比我自己的角色还重要，但是他却看不到。对，是的，结束了，你很吃惊吗?”
“当然吃惊!我原以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谁要是夺走了它，就好比挖掉你的心。”
“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她说，似乎毫无惋惜之意，接着又用一种使我不快的讽刺语气说：
“你瞧，没有它，我照样生活。”
她交叉着手，抱着一只膝盖，眼瞧着半空。隐约的微笑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像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既神秘又很满足。
“是的，我很高兴你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把你这块界石搬走，上漆，挪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就失去确定方向的固定标志了。你对我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变，而你呢，你应该恒定不变，我用你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最恨的也许是你

我仍然有几分恼火，激动地说：
“这话根本不对。正相反，这段时间我完全变了，而且，实际上，我……”
“啊，”她盛气凌人地说，“精神上的变化!可是我连眼白都变了。”
连眼白都变了……她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使我烦乱不安呢?不管怎样，我纵身一跃!我不再寻找消失了的安妮。令我感动、令我爱的是眼前这个姑娘，这个神情颓丧的胖姑娘。
“我有一种确信……生理上的。我感到没有什么完美的时刻。我走路时连两条腿都感到了这一点。我时时感到它，连睡觉也不例外。我忘不了。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启示，我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起，我的生活就完全变了。即使在此刻，那个突然的启示也仿佛发生在昨天，我仍然眼花缭乱，局促不安，还很不适应。”
她说这番话时声音平和，稍带几分自豪，因为她有这么大的改变。她在箱子上摇晃，显出优美的风韵。自我进来以后，此刻的她与从前的安妮，马赛的安妮最为相似。她再次攫住我，再次将我投入她那奇怪的世界之中，虽然有那些可笑的、装模作样的、难以捉摸的事。我甚至又恢复了一见她就激动的热情和嘴里那股苦味。
安妮松开了手指，放开了膝盖。她不说话，这是约定的沉默，就像在歌剧院：当乐队演奏最初的七小节时，舞台上是空的。她喝茶，然后放下茶杯，直挺挺地待着，两只手按着箱子边沿。
突然，她脸上出现了墨杜萨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女怪，据说原系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目光使人变为石头。那漂亮的面庞，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它扭曲着，充满了仇恨和邪恶。她不是换了一种表情，而是换了一张脸，就像古代的演员换了面具一样，一下子便换了，而每个面具都是用来营造气氛，给后面定调的。在她说话时，这个面具出现并待在那里丝毫不变，然后它落下，脱离了她。
她盯着我，仿佛视而不见。她要说话了。我等着一番与庄严的面具相配的、悲剧性的演说——挽歌。
她只说了一句话：
“我幸存下来了。”
这语气与面孔极不相称。它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可怕的，它表达了一种没有眼泪、没有怜悯的、冷冷的绝望。是的，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干枯了。
面具落下，她微笑了：
“我一点也不忧愁，我常常为此吃惊，但是我错了，为什么要忧愁呢?从前我有热烈的激情，我热烈地恨过我母亲，而且，”她挑战式地说，“我也热烈爱过你。”
她等待回答。我一言不发。
“当然，这一切都结束了。”
“你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你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盲目性……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
“为什么?”
她向我掷来一瞥讽刺的目光，不作回答，又说：
“现在我的热情都已死去。我努力回忆从前的狂怒，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母亲抽打我，我居然从四楼跳了下去。”
她又谈到一个似乎无关的话题，神情冷漠：
“我不能久久地盯住物体，我看一看，知道它们是什么，就赶快挪开视线。”
“为什么?”
“它们使我恶心。”
这岂不是……总之这里肯定有相似之处。在伦敦就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同一件事有同样的想法。我很想……然而安妮的思想常常是曲曲弯弯的，你永远也没有把握完全理解她。我必须弄个清楚：
“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什么是完美的时刻，你从来没有解释过。”
“对，我知道，你从来不努力，待在我身边像根木桩。”
“唉!我知道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的一切都咎由自取。你太不该了，不该用那种稳重的神气惹我不高兴，你仿佛在说：‘我，我可是正常人’，你处处要显示健康，全身上下都浸透着精神健康。”
“可我不止一百次地请你解释什么是……”
“对，可你那语气!”她生气地说，“其实你是在屈尊下问。你和和气气，漫不经心，就像我小时问我玩什么游戏的老太太一样。其实，”她带着遐想的神气说，“我在想我最恨的也许是你。”
她努力克制自己，镇静下来，微笑着，两腮仍然红红的。她很美。
“我很愿意向你解释。现在我老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向你这位老太太讲述我童年的游戏了。来吧，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和你谈过特殊情景吧?”
“好像没有。”
“谈过，”她蛮有把握地说，“那是在艾克斯艾克斯，法国普罗旺斯一地名，以其温泉疗养地著名。，在一个广场上，我记不清叫什么广场了。阳光很强烈，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坐在橘黄色的遮阳伞下。你不记得了?我们喝着柠檬汁，我发现糖里有几只死苍蝇。”
“对，也许……”
“我就是在那个咖啡馆里和你谈到这些的。我谈到米什莱大开本的《法国史》，就是我小时的那个版本。它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纸页发白，像蘑菇的内侧，也有一股蘑菇味。我父亲死后，约瑟夫叔叔找到这本书，把所有的卷册都拿走了。就在这一天，我叫他老猪，于是母亲抽打我，我便跳楼。”
“对，对……你肯定跟我谈起过《法国史》……你不是在阁楼上读的吗?你瞧，我还记得，你瞧，你刚才怪我把什么都忘了，真不公平。”
“闭嘴。你没记错，我常把那些大书抱上阁楼。书里的插图很少，每册大概只三四张，但是每张图都占整整一大页，反面什么东西也不印，而在其他书页上，文字排成双栏，好挤出篇幅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十分喜爱这些插图，熟记在心。我重读这些书时，早早就盼着五十页以后的插图了，重见它们真是奇妙。它们还十分精细，表现的场景与前后几页毫无关系，得到三十页以后去找解释。”
“求求你，讲讲完美时刻吧。”
“我在讲特殊情景。插图上表现的就是这个。我称它为特殊情景，因为我想它一定十分重要，所以才成为那么稀少的插图的主题。它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但是，有许多插图比这些更有造型价值，还有一些更有历史价值。例如，整个十六世纪只有三幅插图，一幅是亨利二世的死亡，一幅是德·吉斯公爵被谋害，还有一幅是亨利四世进入巴黎，于是我想这些事件具有特殊性。插图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它们画得很粗糙，四肢和躯干连得不太好，但是它们充满了崇高。德·吉斯公爵被害时，旁观者都转过头去，向前伸手，手心朝外，以表示惊恐和愤怒。这很美，可以说是古典戏剧中的合唱，那些有趣的或者轶事性的细节也没有被忽略。我们看见纸张飘落在地，几只小狗在逃跑，几个小丑坐在王位宝座的台阶上。所有这些细节处理得既崇高又笨拙，与画面的其他部分十分和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和谐的画。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特殊情景?”
“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特殊情景吧。这种情景具有一种罕见的、珍贵的品质，可以说别有风格。比如，我八岁时以为当国王便是特殊情景。或者死亡。你在笑，可是许多人的弥留时刻被画了下来，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留下崇高的话语，因此我完全相信……总之，我想人在垂死时是超越自身的。再说，只要在死人房间里待一待就明白了，因为死亡是一种特殊情景，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散发出来，传至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崇高。我父亲死时，人们叫我去看他最后一眼。我上楼梯时，心中难过，但也似乎沉醉于某种宗教性的欢乐中；我终于进入一种特殊情景了。我靠在墙上，试图做应该做的动作，但是我婶婶和母亲跪在床边哭泣，将一切都破坏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姗姗来迟的悔恨

她说最后这句话时很不高兴，仿佛这段回忆仍在灼痛她，她停下来，两眼发呆，抬起眉毛，再次重温这个场面：
“后来，我把它扩展了，首先加进了一种新情景：爱情(我是指做爱的行为)。我为什么拒绝……你的某些要求呢，以前你要是不明白的话，现在该明白了。对我来说，那是要拯救什么东西。后来我又想，一定有许许多多、难以数计的特殊情景，总之我认为特殊情景是无限的。”
“对!可那到底是什么?”
“咦，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她吃惊地说，“我解释有一刻钟了。”
“主要一点是不是必须充满激情，比如说，仇恨或爱情，或者事件的外貌必须崇高，我是说，能看见的那部分……”
“两者都有……要看情况。”她不高兴地说。
“那完美时刻呢?它与这又有什么关系?”
“完美时刻是在这以后。首先是先兆，然后，特殊情景便慢慢地、庄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于是便提出了问题：你是否想使它变成完美时刻。”
“是的，我明白了。”我说，“在每一个特殊情景中，总应该做某些动作，有某种姿态，说某些话——而其他的态度和话语是严格禁止的。是这样吧?”
“可以这样说……”
“一句话，情景是材料，需要处理。”
“对，”她说，“首先应该浸泡在特殊事物中，感觉到你在对它进行整理。如果这一切条件都实现了，那个时刻就会是完美的。”
“总之，这像是艺术品。”
“这话你已经说过了，”她恼火地说：“不，这是……一种责任。应该使特殊情景转变为完美时刻，这是道德问题。对，你尽管笑，这是道德。”
我根本没有笑，我自发地说：
“听我讲，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理解你，从来没有真心想帮助你。要是我早知道……”
“谢谢，十分感谢，”她挖苦地说，“你总不至于要我感谢你这姗姗来迟的悔恨吧。何况我也不怨恨你，我没有向你解释清楚，我很紧张，无法对人讲，连你也不例外——特别是你。那时总有什么东西显得虚假，所以我不知所措，可我感到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
“应该做什么呢?什么样的举动?”
“你真傻，这得看情况，没法举例子。”
“告诉我，你当时想做什么?”
“不，我不想讲。不过，你要是愿意，我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上学时读到的，令我十分吃惊。有一位国王吃了败仗，成了俘虏，待在战胜者军营的角落里。他看见儿子和女儿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后来他看见一个仆人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呻吟起来，抓扯自己的头发。你，你也可以想像一些例子。你明白，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哭，否则就是卑劣，而当一块木柴砸在你脚上时，你怎么干都行：呻吟、哭叫、颠起另一只脚跳跳。时时自我克制，这是愚蠢的事，因为你在毫无意义地耗尽自己。”
她微笑地接着说：
“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比自我克制还进一步。你肯定记不得我第一次吻你的情景吧?”
“记得，记得很清楚，”我得意地说，“那是在泰晤士河畔的基尤植物园。”
“但是有一点你不知道，那就是当时我坐在荨麻上，我的裙衣撩了起来，大腿全刺破了，稍稍一动就又添伤口。显然，自我克制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并不感到慌乱，我并不特别需要你的嘴唇，我要给你的那个吻可重要得多，它是承诺，是协约，你明白，那疼痛来得不是时候，我不能想到我的大腿。仅仅不流露痛苦还不够，应该感觉不到痛苦。”
她高傲地看着我，对她自己的作为仍感到惊讶：
“你坚持要我的吻，其实我已决心给你了，但我让你一再恳求，因为必须按规矩办事。在这整段时间里，在这二十多分钟里，我终于使自己完全麻醉了。老天知道我的皮肤多么敏感，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我们又站起来。”
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奇遇，没有完美时刻……我们失去了同样的幻想，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剩下的，我猜到了，我甚至可以代她说话，把剩下的事说出来……
“那么，你意识到总有人来破坏你的效果，或是泪流满面的老太婆，或是一个棕红头发的家伙，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是的，当然。”她冷淡地说。
“就是这些?”
“啊，你知道，红发家伙的笨拙，久而久之也许我会认了，因为我毕竟对别人如何扮演角色感兴趣……不……可能是……”
“没有特殊情景?”
“对。我原以为仇恨、爱、死亡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耶稣受难日的火舌安妮将耶稣受难日与圣灵降临节混淆了。在圣灵降临节，圣灵以火舌的形式降临到使徒身上。——原编者注一样。我原以为一个人可以因仇恨或死亡而发出异彩，完全错了!对，我的确以为‘仇恨’是存在的，它栖息在人们身上，使他们超越自己。当然只有我，只有我恨，只有我爱。而我呢，总是同样的东西，总是同一个面团，不断拉长，拉长……人们彼此这么相似，居然想到起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真是奇怪。”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舞台上实现完美时刻

她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仿佛从未离开过她。我说：
“你听着，刚才我想起一件事，比起你慷慨送给我的界石角色来，使我高兴得多。那就是我们都变了，而且是以同一种方式。我喜欢这样，我不愿看见你越走越远，而我却不得不永远当你起点的标志。你告诉我的这一切正是我要对你讲的，当然，用词不同。我们在终点会合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是吗?”她轻声说，仍然十分固执，“但我宁肯你没有变化，那样更好。我和你不同，我不喜欢别人和我想得一样。也许你弄错了吧。”
我对她讲我的奇遇，讲存在——也许讲得过长。她睁大眼睛，抬起眉毛，专心听着。
等我说完，她舒了一口气：
“可是，你想的和我完全不同。你抱怨是因为你周围的物体不像一束花那样有序，不用你费心费力。而我呢，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我要的是行动。你知道，我们以前玩冒险先生和冒险女士，你承受冒险，我制造冒险。我常说：‘我是一个活动家’，你还记得吗?现在我可以简单地说：不可能成为活动家。”
我的神情大概不以为然，因此她激动起来，用更强调的语气说：
“再说，还有许多事我没有告诉你，解释起来太费时间了。例如，我行动时必须自信，相信我的行动会产生后果……注定的后果。我没法向你说清楚……”
“没有必要。”我显出几分学究气，“这一点我也想过。”
她猜疑地看着我说：
“你认为你的想法和我一样，你真令我吃惊。”
我没法说服她，我只会惹她生气，于是便一言不发。我很想将她抱在怀里。
突然，她不安地瞧着我：
“如果你也想到这些，那该怎么办?”
我低下头。
“我……我幸存下来。”她沉重地重复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有生活目的吗?我不像她那样绝望，因为我原先的期望不高。面对着我被赋予——莫名其妙地赋予——的生命，我更多感到的是惊奇。我仍然低着头，不愿在此刻看见安妮的脸。
“我旅行，”她用沉闷的声音继续说，“我从瑞典回来，在柏林待了一星期。那个人养着我……”
将她抱在怀里……有什么用处呢?我对她无能为力，她和我一样孤独。
她的声音稍稍快活一些：
“你在咕哝什么呢?”
我抬起头，她正温柔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在想事……”
“啊，神秘人物!你爱说不说，随你便。”
我向她谈起铁路之家，谈起留声机上古老的拉格泰姆音乐，以及这音乐带给我的奇异的愉快。
“当时我想，也许从这方面可以找到，至少寻找……”
她不答话，我想她对我的话兴趣不大。
然而，过了一刻，她说话了，我不知她在继续她的思绪还是回答我刚才的话。
“绘画、塑像，这是些无法使用的东西，它们在我面前很美。音乐……”
“可是在戏剧里……”
“戏剧怎么样了?你想把所有的艺术都说一遍?”
“你从前说你想演戏，因为在舞台上可以实现完美时刻。”
“不错，我实现了，为了别人。我在灰尘里，在穿堂风里，在强烈的灯光下，在硬纸做的布景中间。一般说来，我和桑代克演对手戏。你大概在科文公园见过他演戏吧。我总担心我会当他的面大笑起来。”
“你不完全投入角色?”
“有时稍稍投入，但从不十分投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正前方的那个黑洞，黑洞里是人，但我们看不见，对他们来说，我们献上的当然是完美时刻。但是，你知道，他们并不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完美时刻在他们眼前出现。而我们这些演员，你想我们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吗?总之，完美时刻哪里也不在，既不在舞台下也不在舞台上，它不存在，但所有的人都在想它，你明白吗?亲爱的，”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她用几乎耍赖的口吻说：“我把这一切都甩了……”
“可我，我试图写这本书……”
她打断我：
“我生活在过去。我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并且稍加改变。像这样，从远处看，你不会难过，而且几乎信以为真。我们的整个故事都很美，我稍稍改变一下，就成了一连串完美的时刻。于是我闭上眼，努力想像我生活在其中。我还有些别的人物……得学会全神贯注。你不知道我读过什么书吧?罗耀拉指伊纳爵·德·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人，耶稣会创始人。的《灵性锻炼》。它对我大有帮助。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安排布景，然后是人物，这样就能够看见。”她用一种怪僻的语气说。
“这不会使我感到满足。”我说。
“你以为我会感到满足吗?”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可怜的人运气不佳

我们默默地待了一会儿。黄昏降临，我几乎看不清她苍白的面庞，她的黑衣服融入了侵入房间的黑暗里。我端起茶杯，杯里还剩下一点茶，我将它凑到唇边。茶是凉的。我想抽烟，但又不敢。我痛苦地感到我们再无话可说，昨天我还想问她那么多问题：她去过哪里?干了些什么?遇见了什么人?然而，只有当安妮对我推心置腹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现在我没有好奇心了。所有她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所有追求她的或被她爱过的人，所有这一切对她都无足轻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对她都无所谓，就像阴沉寒冷的海面上的几缕微弱阳光。安妮坐在我对面，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而我们没有话说。
“现在你该走了，我在等人。”安妮突然说。
“你等……”
“不，我等一个德国人，画家。”
她笑了起来。笑声在阴暗的房间里显得古怪。
“他这个人和我们可不一样，至少在目前。他行动，而且不遗余力。”
我无可奈何地站起身。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
“不知道。明天晚上我去伦敦。”
“经过第厄普?”
“是的，然后我可能去埃及。也许冬天我再来巴黎，我会给你写信的。”
“明天我一整天都有空。”我腼腆地说。
“是的，可我有许多事要办。”她冷冷地回答，“不，我不能再见你。我会从埃及给你写信。你只要给我地址。”
“好的。”
在阴暗中，我在一个信封角上草草写下地址。等我离开布维尔时，我得告诉普兰塔尼亚旅馆给我转信。其实我很清楚她不会写信的。也许十年以后我才能再见到她。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与她分别，我不禁感到沮丧，我最害怕的是再一次孤独。
她站起身。来到门口时，她轻轻吻了我的嘴唇，微笑地说：
“这是为了记起你的嘴唇，为了《灵性锻炼》。”
我抓住她一只胳膊，将她往身边拉。她不反抗，但摇头表示反对。
“不，我不感兴趣。不会重新开始的。要说和人的关系嘛，哪个稍稍漂亮的小伙子都比得上你。”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去英国。”
“不，我是指人……”
“什么也不干!”
我没有松开她的胳膊，我轻声说：
“那么，找到你以后我又得离开你了。”
现在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她的面孔。它突然变得灰白疲惫，一副老妇人的面容，十分可怕。显然这不是她所要的，但它在那里，而她一无所知，也许她无可奈何。
“不，”她慢慢地说，“不，你没有找到我。”
她挣脱胳膊，打开门。走道里一片光明。
她笑了起来：
“可怜的人!运气不佳。第一次演好了角色，却不受赞赏。好了，走吧。”
我听见门在我身后关上。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返回布维尔

星期日
今早我查了查火车时刻表。如果她没有撒谎，她该乘五时三十八分的火车去第厄普。也许她的伙伴和她开车去?我在梅尼蒙唐区的街上转了一上午，又在河边转了一下午。她与我相隔不过几步路，几堵墙。到了五时三十八分，我们昨天的会见就会成为回忆，轻轻吻我嘴唇的那个胖女人将和梅克内斯及伦敦的那位瘦小姑娘重叠起来，一同成为往事。不过，事情还没有过去，因为她还在这里，还有可能再看见她，说服她，将她带走，永远。我尚未感到孤独。
我想将思绪从安妮身上挪开，因为我对她的身体和面孔想得太多，神经极为紧张，手在颤抖，身体在打寒战。于是我在旧书报摊上翻起书来，特别是淫猥书刊，因为它们毕竟能吸引你的全部注意。
当奥尔塞车站的大钟敲五点钟时，我正在看一本叫做《拿鞭子的医生》的书的插图。插图大同小异，里面大都有一个满面胡须的小个子对着一个其大无比的、赤裸裸的臀部挥舞马鞭。我发觉五点钟已到，便匆忙把书扔回书堆，跳上出租车，来到圣拉扎尔火车站。
我在月台上走了约摸二十分钟，便看见他们来了。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皮毛大衣，一副贵妇的派头。她还戴着短面纱。那男人穿着驼毛绒大衣，皮肤黝黑，人很年轻，高大英俊。他显然是外国人，但不是英国人，也许是埃及人。他们上了车，没有看见我。他们相互没有交谈。后来那男人又下车买报纸。安妮放低她车厢的窗子，看见了我。她久久地注视我，平心静气地，眼神呆滞。后来那男人又上了车，火车就开了。此刻我清楚地看见我们从前吃饭的那家庇卡迪伊餐馆，然后一切都完了。我走路。我感到疲乏，便进了这家咖啡馆，睡着了。侍者刚刚叫醒了我，我是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下写下了这些话。
明天我将乘正午的火车返回布维尔。我在那里待两天就够了：收拾行李和去银行结账。普兰塔尼亚旅馆可能要求我多付半月的房钱，因为我没有预先通知他们退房。我还得去图书馆还书。总之，我将在周末以前回到巴黎。
这个改变能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都是城市，这座城市被河流一分为二，那座城市濒临大海，除此以外，它们十分相似。人们挑选一块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在上面弄一些空心的大石头，石头里面关着气味——比空气浊重的气味。有时，气味从窗口被抛到大街上，它就待在街上，直到被风吹散。天气晴朗时，气味从城市的这一头进，那一头出，穿越所有的墙。另一些时候，声音在这些日晒冰冻的石头中间打转。
我害怕城市。但是千万不能出城。如果你走得太远，就会遇见植物的包围圈。植物蔓延好几公里，它朝城市爬来，它在等待。当城市死去，植物将乘虚而入，爬上石头，钳住它，深掘它，用黑色长钳使它破裂，堵填孔洞，将绿爪悬吊在各处。只要城市还活着，就应该留在城里，不能孤身一人去到城门口那丛生的枝蔓下，应该让枝蔓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飘动和响动。在城市里，如果你会安排，趁动物在洞穴里或有机垃圾堆后面消化或睡觉的时候出门，那么你遇到的只是矿物——最不可怕的存在物。
我要回布维尔。植物仅仅从三面包围它。在第四面有一个大洞，里面全是黑黑的水，水自己在动。风在房屋之间呼啸。气味停留的时间比别处短，它被风吹向大海，像摇曳的薄雾一样贴着黑水水面奔跑。天在下雨。在四个栅栏之间长了一些植物，植物肥肥的，被摘去了芽，被驯化了，变成无害的，布维尔的一切都又肥又白，因为天上降下了那么多雨水。我将回布维尔。多么可怕!
我猛然醒来，现在是午夜。安妮离开巴黎已经六小时了。船已驶入大海，她在船舱里睡觉，那位黝黑的美男子正在甲板上抽烟。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脚下的城市—布维尔

星期二于布维尔
这就是自由吗?在我下方，花园徐缓地向下，朝城市延伸，每座花园里都有一座房子。我看见大海，它沉甸甸地一动不动。我看见布维尔。天气很好。
我是自由的，我不再有任何生活的理由，我尝试的一切理由都成了泡影，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我还相当年轻，还有精力重新开始。但是重新开始什么呢?在我最恐惧，最感恶心的时候，我寄希望于安妮，盼望她来救我，这一点我现在才知道。我的过去死了，德·罗尔邦先生死了，安妮回来又使我的全部希望破灭。我独自待在这条两边是花园的白色街道上。独立和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有点像死亡。
我的生活今天结束。明天我将离开这座躺在我脚下的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它将仅仅是一个名字，矮壮的、市侩气的、完全法国味的名字，我记忆中的一个名字，不像佛罗伦萨或巴格达那样富丽堂皇的名字。将来有一天我会问自己：“我在布维尔时，整天到底在干什么?”至于今天下午，至于今天的太阳，它们将荡然无存，甚至连记忆也没有。
我的全部生活都在我后面。我看见它的全貌，看见它的形式以及至今引导着我的缓慢运动。没有什么话好说，这是一场输掉的比赛，仅此而已。三年前我郑重其事地来到布维尔，那时我就输了第一局；我想玩第二局，结果第二局也输了，输了比赛。同时我明白了我总是输家，只有坏蛋才自以为是赢家。现在我要像安妮那样，幸存下去，吃了睡，睡了吃。慢慢地、悄悄地存在，就像这些树，就像一汪水，就像有轨电车上的红色长椅。
恶心让我喘息片刻。但我知道它将卷土重来，它是我的正常状态。不过我的身体今天很累，无法承担它。病人幸好有虚弱的时刻，他们在几个小时里失去对疼痛的意识。一句话，我感到厌烦。有时我使劲打哈欠，连眼泪都滚落在脸颊上。这是一种深沉、深沉的厌烦，存在的深沉核心，我本身就是由它组成的。我并非不修边幅，恰恰相反，今天我洗了澡，刮了脸。可是当我回想这许多细心的小动作时，我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做出来的，因为它们如此虚妄，大概是习惯替我代劳的吧。习惯并未死亡，它继续忙忙碌碌，慢慢地、狡诈地编织网纱；它替我洗身，替我擦身，替我穿衣，就像是奶妈。难道也是它领我来到绿岗?我记不清是怎样来的了，大概是从多特里台阶那边上来的，真是一级一级地爬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吗?更难以想像的是等一会儿我还要走下这些台阶。然而，我知道，过一会儿我来到绿岗坡下时，我将抬头看见此刻近在咫尺的房屋，它们将远远地亮起窗口的灯光，远远地，在我头部的上方，而我无法摆脱的此刻，将我关闭，从四面限制我的此刻，成为我的构成元素的此刻，它将仅仅是一个混乱的梦境。
我瞧着布维尔在我脚下闪烁着灰色的光。它在阳光下好像是成堆的贝壳、鳞片、碎骨片和沙砾。在这些碎屑之中，一些小小的玻璃片或云母片不时地闪着微光。贝壳之间，有些沟渠和细细的犁沟在蜿蜒伸展，一小时以后它们将是街道。我行走在这些街道、这些墙壁之间。我看到布利贝街上有些黑色的小人，一小时以后我将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站在山冈的高处，感到离他们十分遥远。我仿佛属于另一个物种。他们下班后走出办公室，满意地瞧瞧房屋和广场，想到这是他们的城市，“美丽的市民城市”。他们不害怕，感到这是他们的家。他们看到的只是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被驯服的水，只是一按开关就从灯泡里射出的光，只是用木叉架住的杂交树。他们每天一百次地目睹一切都按规律进行，世界服从一种亘古不变的、确定的法则。空中的物体以同样的速度坠落，公园在冬天下午四时关门，夏天下午六时关门，铅的熔点是三百三十五度，最后一班有轨电车在晚上十一时五分从市政府发车。他们性格温和，稍稍忧郁。他们想到明天，也就是另一个今天。城市只拥有惟一的一天，它在每个清晨不断重复。只有星期日这一天被人们稍加打扮。这都是些傻瓜。一想到要再见到他们那肥肥的、心安理得的面孔，我就感到恶心。他们制定法律，他们写民众主义小说，他们结婚，并且愚蠢之至地生儿育女。然而，含混的大自然溜进了城里，无孔不入地渗入他们的房屋、办公室，钻到他们身上。大自然安安静静，一动不动，他们完完全全在大自然中，他们呼吸它，却看不见它，以为它在外面，在离城二十法里的地方。我却看见了它，这个自然，我看见了它……我知道它的顺从是出于懒惰，我知道它没有规律——而他们以为它有恒定性……它只有习惯，而明天它就可能改变习惯。
如果出了点事呢?如果，突然间，它开始跳动了?他们会发现它就在那里，他们的心仿佛裂开了。他们的堤坝、堡垒、电站、高炉以及锻锤对他们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也许立刻就会发生，因为已经有了预兆。例如，一位父亲在散步时，突然看见一块红色的破布仿佛被风吹着穿过街道向他奔来，当破布来到近处时，他看出这是一块腐烂的肉，上面有灰尘的污渍，它在爬动，在跳跃；这一截扭曲的肉体在小溪里滚动，痉挛地喷出血柱。又例如，一位母亲看着孩子的脸颊问道：“你这里是什么，水疱?”于是她看见孩子的脸颊稍稍肿胀起来，绽裂，裂成一个大缝，而在裂缝深处将出现第三只眼睛，笑眯眯的眼睛。又例如，他们全身将感到一种轻轻的摩擦，就像游泳者在河里被灯心草抚摸一样，于是他们明白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有生命的物体。另外一个人将感到嘴里有什么东西在搔，他走近一面镜子，张大嘴，原来他的舌头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巨大蜈蚣，它正在编织脚爪，刮着他的上下颚。他想把蜈蚣吐出来，但蜈蚣已成为他的一部分，必须用两手使劲扯。还会出现许多新东西，必须为它们取名：石眼、三色手臂、脚趾—拐杖、蜘蛛—下颌。某人将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躺在舒舒服服的床上，但醒来时却会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发青的土地上，周围是丛生的阴茎，它们发出响声，呈红色和白色，像儒克斯特布维尔的烟囱一样指向天空，还有半露出地面的睾丸，毛茸茸的，像葱头一样成球形。鸟类将围着这些阴茎飞，用嘴啄它们，直至出血，于是精液将缓缓地、慢慢地从伤口流出，它透明而温热，其中夹着血和小气泡。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任何大变化都不会发生，但是有一天早上，人们推开百叶窗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它沉重地栖息在物体上，似乎在等待。仅此而已。然而，这种情况如果稍稍持续，成百上千的人就会自杀。对。稍稍改变，看一看，这是我求之不得的。还有些人会突然陷入孤独中。一些完全孤独，绝对孤独，可怕地畸形的人，他们将眼睛发直，在街上奔跑，沉重地从我面前过去；他们在逃避自己的疾病，但他们身上又带着疾病，他们张着嘴，舌头——昆虫在嘴里拍打翅膀，于是我将大笑起来，不顾我全身上下布满了肮脏暧昧的痂盖——它们开放成肉花，紫罗兰，毛茛。我将靠在墙上向他们喊道：“你们的科学又怎样呢?你们的人道主义又怎样呢?你们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尊严到哪里去了?”我将不再害怕——至少不比现在更害怕。难道这不仍将是存在，存在的不同变异吗?面孔将渐渐被许多眼睛吞没，这些眼睛将是多余的，可能吧，但并不比第一双眼睛更为多余。使我害怕的是存在。
黄昏降临，城里亮起了头几盏灯，我的天!城市虽有这许多几何图形，但仍显得如此自然，被暮色压得扁扁的。从这里往下看，这是多么……明显。难道只有我看出这一点吗?难道在别处，没有另一个卡珊德拉卡珊德拉，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亚公主和女预言家。从山冈上观看脚下被自然吞没的城市吗?何况这与我有何相干?我能对它说什么呢?
我的身体缓缓地转向东方，摇晃了一下，便开步走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维尔的最后一天

我跑遍全城寻找自学者。他肯定没有回家。这位遭人抛弃的可怜的人道主义者大概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无比羞愧和恐惧。说实话，对这件事的发生我并不惊奇，因为长久以来我就感到他那副柔顺畏缩的模样会招来丑闻。其实他没有多大罪过，勉强叫做好色吧，他喜欢凝视年轻小伙子，可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有一天他肯定会孤独的，和阿希尔先生一样，和我一样。他属于我这一类人，诚心诚意。现在他进入了孤独，直至永远。突然间一切倒塌了：对文化的梦想，与人和睦相处的梦想。首先出现的将是害怕、恐惧，不眠之夜，然后便是一长串的流放岁月。晚上他将再去抵押广场徘徊，从远处瞧着灯火通明的图书馆窗口，回想那一长排一长排的书、皮封面，还有书页的香气，他会失去勇气。我很后悔没有陪着他，但是他不愿意，他求我让他一人待着，他开始学习孤独。我现在是在马布利咖啡馆写这些话。我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这家咖啡馆，我想看看总管和女收款员，深刻感觉一下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但是我的思想摆脱不掉自学者，眼前不断浮现他那张充满责备的萎靡不振的脸和带血迹的高领。于是我要了一点纸，好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
下午将近两点钟时，我去到图书馆。我想：“图书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
阅览室里几乎空无一人。我很难认出它来，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来。它像雾气一样轻盈，似真非真，呈红棕色。夕阳将女读者的桌子、门、书脊都染成了红棕色。刹那间，我愉快地感到仿佛走进了一个金色树叶的小灌木丛，我微笑，想道：“我很久没有微笑了。”科西嘉人背着手朝窗外看。他看见什么了?安佩特拉兹的脑袋?“我再也看不见安佩特拉兹的脑袋了，再也看不见他的高礼帽或礼服了。再过六小时，我将离开布维尔。”我将上月借的两本书放在副管理员的办公桌上。他撕掉一张绿卡片，将碎片递给我：
“给您，罗冈丹先生。”
“谢谢。”
我想道：“现在我什么也不欠他们了。不欠这里任何人任何东西。一会儿我去铁路之家和老板娘告别。我是自由的。”我犹豫了一会儿，是否利用最后这几个小时在布维尔城里多走走，去看看维克多—诺瓦尔大街、加尔瓦尼大道、绕绳街?但是这个灌木丛如此宁静，如此纯洁，它几乎不存在，没有受到恶心之害。我走去坐在火炉边，桌上胡乱放着《布维尔报》，我伸手取了一份。
家犬救主
雷米尔东的一位养犬者杜博克先生，昨晚骑车从诺吉斯集市返回……

一位胖太太在我右边坐了下来，将毡帽放在旁边。她的鼻子正正地竖在脸上，就像一把刀插在苹果上。鼻子下方那个淫猥的小洞倨傲地皱缩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精装书，臂肘支在桌子上，用两只胖手托着头。在我前面，一位老先生正在睡觉。我认识他，我感到害怕的那天晚上他也在图书馆，那时他大概也很害怕。我想道：“这一切现在多么遥远。”
四点半钟，自学者进来了。我原想去和他握手告别，但我们前次的会晤肯定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此他冷冷地和我打招呼，然后将一个小白包放在离我相当远的地方，里面大概和往常一样装着一块面包和一长块巧克力。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本带插图的书走回来，将书放在小包旁边。我想道：“我这是最后一次见他。”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以及以后所有的晚上，他都将回到这张桌旁，一面看书，一面吃面包和巧克力，他将有耐心地像老鼠一样啃书，继续往下读：纳多、诺多、诺迪埃、尼斯，并且不时地中断，好往小本上记下警句格言。而我呢，我将在巴黎行走，在巴黎街上行走，看到新面孔。当他仍然在这里，胖胖的脸被灯光照射时，我会遇到什么呢?我即将被奇遇的幻影所迷惑，幸好我及时觉察到，便耸耸肩接着看报。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维尔及郊区—莫尼斯蒂埃

一九三一年宪兵队的活动。莫尼斯蒂埃宪兵队队长加斯帕尔中士及手下的四位宪兵：拉古特先生、尼藏先生、皮埃蓬先生、吉尔先生，在一九三一年成绩卓著，共处理刑事案七起，民事案八十二起，违章案一百五十九起，自杀案六起，车祸案十五起，其中三起造成伤亡。
儒克斯特布维尔
儒克斯特布维尔小号同谊会。今日总彩排，发放年度音乐会卡。
孔波斯泰尔
向市长授予荣誉勋位。
布维尔旅游者(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布维尔童子军基金会)：
今晚二十时四十五分，于费尔迪南—比龙街十号A厅总部召开月度例会。议题：宣读上次会议记录。请联系，年度酒会，一九三二年会费，海上出游计划，其他问题，新会员入会。
动物保护(布维尔协会)：
下星期四十五时至十七时，于布维尔市费尔迪南—比龙街十号C厅召开常务会议。函件请寄加尔瓦尼大道一五四号总部协会会长。
布维尔保护狗俱乐部……布维尔战争伤残人俱乐部……出租车老板工会……师范学校之友布维尔俱乐部……

两个年轻男孩夹着书包进来了。中学生。科西嘉人很喜欢中学生，因为他可以像父亲一样监视他们。他常常喜欢随他们在椅子上摇来晃去聊大天，然后，突然轻轻地走到他们背后说：“你们这些大小伙子，这样做合适吗?你们要是不改，管理员先生肯定要向校长先生告状的。”如果他们抗议，他便用可怕的眼神瞧着他们：“把你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也指导他们的阅读，因为图书馆里的某些书被打上红叉，这是地狱，例如纪德、狄德罗、波德莱尔的书，还有医学论著。当中学生要求查阅这些书时，科西嘉人便向他打手势，将他拉到墙角查问，不一会儿便大笑起来，声音响彻阅览室：“可是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有些书更有趣，更有教益，首先你完成了作业吗?你在哪个年级?二年级?四点钟以后就没事干了?你的老师常来这里，我要和他谈谈你。”
那两个男孩待在火炉边。年纪小的那一个长着漂亮的棕发，皮肤几乎过于细嫩，嘴巴小小的，傲慢而凶恶。他的同伴，一个开始蓄髭须的、腰圆背厚的胖子，用手肘碰碰他，低声说了几句话。棕发小伙子没有回答，但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高傲而自负。接着，这两人漫不经心地在书架上挑字典，并且走近一直死死盯住他们的那位自学者，仿佛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们紧靠着他坐下，棕发小个子在他左手，结实的胖子又在小个子的左手。他们立刻翻阅字典。自学者用游移不定的目光瞧瞧阅览室，然后埋头看书。从来没有一个阅览室如此令人放心。除了那位胖太太急促的呼吸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看到的都是俯在八开本书上的脑袋。但是，从此刻起，我感到即将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所有这些人都专心致志地低着头，好像在演戏，因为几秒钟前我感到有一股残酷的气流从我们身上拂过。
我已经看完了报，但迟迟不愿离去；我在等待，假装看报。使我更感好奇、更感局促的是，别人也在等待。我的邻座似乎把书页翻得更快。几分钟过去了，我听见一阵低语声。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那两个男孩已经合上了字典。棕发小个子没有说话，把脸侧向右边，显得恭恭敬敬，兴致勃勃。黄发男孩半个身子藏在他肩后，正竖起耳朵听，默默地笑。“是谁在说话?”我自问。
是自学者。他朝年轻的邻座弯下身，眼对眼地看着他，对他微笑。我看见他在努动嘴唇，长睫毛时不时地颤动。我从未见他如此年轻，可以说他很迷人。但是他常常停住，不安地朝身后看。年轻男孩似乎在吮饮他的话语。这个小场面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我打算继续看报，突然那男孩将手从身后抽出，慢慢滑到桌沿上，手躲过了自学者的目光，慢慢向前，向周围探摸，接着，它遇到黄发胖子的手臂，使劲地拧它一下。胖子正默默地听自学者讲，没有看见这只手伸过来。惊讶和赞赏地张开大嘴，跳了起来。棕发小伙子仍然一副恭恭敬敬、兴致勃勃的样子。你简直会怀疑这只淘气的手是不是他的。“他们会对他怎样呢?”我在想。我清楚即将发生一件卑鄙的事。此刻阻止它还来得及，但我猜不出该阻止什么。刹那间我想站起来。走去拍拍自学者的肩膀，和他说说话，然而，就在此刻，他看到我的目光，立即闭上嘴，并且不高兴地撅起嘴。我感到气馁，赶紧移开视线，继续看报，以掩饰窘态。然而那位胖太太却推开书抬起了头。她仿佛被迷住了。我明确感到悲剧即将爆发，他们都愿意它爆发。我能做什么呢?我朝科西嘉人那边看了一眼，他不再瞧着窗外，朝我们半侧着身子。
一刻钟过去了。自学者又继续低语。我不敢看他，但我能想像他那年轻温柔的神情以及别人注视他的沉重目光，而他本人还一无所知。有一刻我听见他在笑，一种轻细如笛的顽童笑声。我心中难过，仿佛这些可恶的孩子即将淹死一只猫。随后，轻语声突然停止。这种寂静具有悲剧性，这是结束，是处死。我低头假装看报，其实我没有看报，我抬起眉毛，尽量抬高眼睛，试图抓住在我面前静静发生的事。我稍稍转头，用眼角终于瞟到了一个东西，那是一只手，刚才沿着桌子滑动的那只小白手。现在它手背朝下待在那里，轻松、温柔、色情，像晒太阳的游泳女人一样懒洋洋地赤身露体。一个棕色有毛的物体迟迟疑疑地靠近它，这是一只被烟草熏黄的粗大手指，它在那只小手旁边，像男性生殖器一样无比粗俗。它停住一会儿，直僵僵地，指尖朝着那只小手的细嫩手心，接着，突然，它开始腼腆地抚摸那只手。我并不惊奇，主要是恼怒，对自学者恼怒，他这个傻瓜，竟然克制不了自己，竟然不明白他在冒多大的危险!他只剩下一个机会了，一个小小的机会!如果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子上，放在书的两侧，如果他完全保持沉默，也许这一次能躲过命运。但我知道，他会错过机会。手指轻轻地、谦卑地在毫无生气的手上滑过，稍稍擦过，不敢停留，仿佛意识到自己的丑陋。我突然抬起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固执的、反复的抚摸。我寻找自觉者的眼睛，我大声咳嗽以警告他。但他闭着眼睛微笑，他的另一只手消失在桌子下面。那两个男孩不再笑了，脸色苍白。棕发小个子撅起嘴，他害怕了，好像不知所措，但是他没有抽回手，手仍然一动不动地待在桌子上，稍稍有点紧张。他的同伴则张着大嘴，真正惊呆了。
这时，科西嘉人喊叫起来。他来到了自学者的椅子后面，虽然谁也没有听见他走过来。他满面通红，仿佛在大笑，但眼睛里闪着光。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又几乎松了一口气，因为等待是太难受了。我希望这事尽快结束。两个男孩像床单一样煞白，转眼间抓起书包消失了。
“我看见你了，”科西嘉人怒不可遏地喊道，“这回我可看见你了，你总不敢说没有吧。嗯，你还要说你这一招不是真的?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的把戏?我的眼睛可没有装在裤袋里，伙计。我对自己说：要耐心，耐心!等抓住他时，我轻饶不了他。啊，对，我轻饶不了你，我知道你的姓名、地址，我打听过，你知道，我还认识你的老板许利埃先生，明天早上，他会收到图书管理员先生的一封信，他会大吃一惊。嗯?你不说话了。”他瞪大眼珠接着说：“首先你别以为这事就此了结。在法国有专门处理你这种人的法院。先生在寻求知识!先生在进修!先生时时打扰我，又找资料又找书。我可从来不信你这一套，你知道。”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阅览室的恐惧

自学者似乎并不吃惊，大概多少年来就料到这个结局，不止一百次地想像将会发生的事，科西嘉人将悄悄溜到他身后，一个愤怒的声音突然在耳旁响起。然而他仍然每晚来图书馆，炽热地继续阅读，而且，时不时地，像小偷一样，抚摸一个小男孩的白手或大腿。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顺从。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来这里好几年了。”
他佯作愤慨和惊讶，但并不理直气壮。他很清楚事情已经发生，无法阻止，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挨过去。
“别听他的，我全看见了。”我那位女邻座说。她沉甸甸地站了起来：“啊，不!这可不是头一次，就在这个星期一我就看见了，但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在这个寻找知识的严肃场所居然会出现这种丑事。我没有孩子，但我同情那些母亲，她们让孩子来这里学习，以为这里很安全，没有干扰，而这些魔鬼却毫无廉耻，妨碍孩子们做功课。”
科西嘉人走近自学者，对着他的脸喊道：
“你听见这位太太说的吗?别演戏了。有人看见了你，坏东西。”
“先生，我命令你放客气点。”自学者矜持地说。这是他的角色。也许他想承认，想逃跑，但是他必须把角色演到底。他不看科西嘉人，两眼几乎闭着，双臂垂着，面无血色，接着，血突然涌上了脸。
科西嘉人气急败坏：
“客气!坏东西!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盯了你好几个月了。”
自学者耸耸肩，假装继续看书。他满脸通红，满眼泪水，但还假装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地看一幅拜占庭镶嵌画的复制品。
“他居然还看书，脸皮真厚。”那位太太瞧着科西嘉人说。
科西嘉人迟疑不决。副馆员是一个腼腆的、思想正统的年轻人，他十分害怕科西嘉人，此时他在办公桌后面慢慢站起来，喊道：“帕奥利，什么事?”刹那间，局面显得举棋不定，我希望事情到此了结。然而科西嘉人大概自觉可笑，便十分恼火，对这位默不作声的牺牲品不知说什么好，便挺直身体，往空中挥动拳头。自学者回过头来，惊惶失措、张嘴结舌地看着科西嘉人，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恐惧。
“你要敢打我，我就去告你。”他艰难地说，“要走，我自己走。”
我也站了起来，但为时已晚，科西嘉人快活地轻轻哼了一声，朝自学者的鼻子就是狠狠一拳。刹那间我只看见自学者的眼睛，他那双漂亮的、充满痛苦和羞愧的眼睛，它们瞪得大大的，在它们下方有一只袖子和一个棕色的拳头。科西嘉人抽回拳头，自学者的鼻子开始流血，他想用两手捂住脸，但科西嘉人朝他嘴角又是一拳。自学者倒在椅子上，腼腆和柔顺的眼睛直视前方。血从鼻子流到衣服上。他用右手摸索他那个小包，左手一个劲地擦鼻孔，因为血流不止。
“我走了。”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身边的那个女人面色苍白，两眼闪光。
“坏东西，”她说，“活该!”
我气得发抖，绕到桌子另一边，抓住科西嘉人的衣领把他提起来，他双脚乱蹬，我真想把他扔到桌子上摔碎。他脸色发青，奋力挣扎，想抓伤我，但是他手臂太短，够不着我的脸。我一言不发，我想揍他的鼻子，让他破相。他明白了，抬起手肘护脸，他害怕了，我很满意。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放开我，你这个粗人，莫非你也喜欢鸡奸?”
我至今还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放了他。是害怕事情复杂化了?还是布维尔的懒散岁月使我上了锈?要是在从前，我肯定会敲掉他的牙。我朝自学者转过身，他终于站起来了，但是躲避我的目光。他低着头，走去摘下大衣，不时用左手擦擦鼻子下面，仿佛想止血，但是血继续涌出。我害怕他受伤，他不看任何人，嘀咕着说：
“我来这里好几年了……”
小个子科西嘉人刚刚站稳，又重新控制局势，对自学者说：
“你滚，不要再来，不然就让警察把你带走。”
在楼梯下面，我追上了自学者。我局促不安，为他的羞愧而羞愧，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他仿佛没觉察我在那里。他终于取出了手绢，往里面吐什么东西。鼻血稍稍少了一点。
“您和我一起去药房吧。”我笨拙地对他说。
他不回答。从阅览室传来一片嘈杂声，大概所有的人都在同时说话。那个女人在尖声大笑。
“我永远也不再来了。”自学者说。他转身用迷惘的眼光看看楼梯和阅览室入口。这个动作使血流到他的假领和脖子之间。他满嘴、满脸都是血。
“来吧。”我抓住他的胳膊说。
他颤抖了一下，用力挣脱。
“放开我!”
“可您不能独自一人。得有人给您洗脸，治治伤口。”
他重复说：
“放开我，求求您，先生，放开我。”
他几乎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只好让他走。夕阳照着他驼着的后背，不一会他便消失了。在门口留下一个星状的血迹。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利贝街散步

一小时以后
天阴，太阳正在落山，再过两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最后一次穿过公园，在布利贝街散步。我知道这是布利贝街，但我认不出来。从前我走进这条街时，仿佛走进厚厚一层良知之中，因为这条街方方正正，结结实实，严肃而无风韵，街心凸起，浇上了柏油，很像国家级公路，这种公路穿越富裕村镇时，两旁是两层楼的大房子，绵延一公里以上。我曾经称这条街为农民街，并且十分喜爱它，因为对这个商港来说，它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不合常情。今天，房屋依旧，但已失去农村的面貌，仅仅是楼房而已。刚才在公园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花木、草坪，奥利维埃·马斯克雷喷泉由于毫无表情而显得固执。我明白，这座城市先抛弃了我，我还没有离开布维尔就已经不在这里了。布维尔保持沉默。奇怪的是：我还得在这座城里待上两个小时，而它已经不理睬我，将家具收拾整齐，盖上罩布，以便干干净净地迎接今晚或明天来的新主人。我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被人遗忘。
我走了几步，停下来。我品尝自己被完全遗忘的状态。我处在两座城市之间，一座城市根本不认识我，另一座城市不再认识我。谁还记得我?也许是一位粗壮的年轻女人，在伦敦?……然而，她想念的真是我吗?何况还有那个人，那个埃及人。他也许刚走进她的卧室，将她抱在怀里。我不嫉妒，我知道她是幸存者。即使她全心爱他，那也是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爱，而我有过她生前最后的爱情。不过他还可以给她乐趣。如果说她此刻正全身酥软，陷于昏乱之中，那么她身上不再有任何东西与我相连。她在享受，对她来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就仿佛我们从未相遇。她一下子便将我排除了，世上所有的意识也都排除了我。真奇怪。然而我知道我存在，我在这里。
现在，当我说“我”时，似乎很空洞。我被遗忘，所以再也无法很好地感觉自己。残留在我身上的全部真实，只是存在——感觉自己存在的存在。我长久地、轻轻地打哈欠。没有任何人。对任何人来说，安托万·罗冈丹都不存在。这挺有趣。安托万·罗冈丹到底是什么?抽象。一个苍白微弱的、对自我的记忆在我的意识中摇曳。安托万·罗冈丹……突然，我暗淡下去，暗淡下去，完了，它熄灭了。
意识处于几堵墙壁之间，它清醒、孤独，一动不动。它在继续。再没有人居住它。刚才还有人称我，称我的意识。是谁?刚才外面是富有表情的街道，熟悉的颜色和气味，而现在剩下的只是无名的街道，无名的意识。现在只有墙壁，而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有一种生动的、不具人格的、小小的透明体。意识存在，像树，像小草。它打盹，它感到厌倦。一些转瞬即逝的小存在占满了它，就像小鸟栖息在枝头。它们占满它又消失。意识被遗忘，被丢弃在这些墙壁之间，灰色天空下。而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它意识到自己是多余的。它稀释，它散落，它试图消失在那堵棕色墙壁上，消失在路灯旁或者傍晚的烟雾中。但它永远不忘记自己，它是意识到自我遗忘的意识。这是它的命运。一个窒息的声音在说：“两小时以后火车就开了。”还有对这个声音的意识，也有对一张面孔的意识。这张脸慢慢滑过，它全是血，很脏，大眼睛里噙着泪。它不在墙壁与墙壁之间，它哪里也不在。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弓着的背和一个流着血的头，它慢步远走，似乎每一步都站住，但又从不止步。有对这个身体的意识，身体在昏暗的街上慢慢走。它在走，但它没有走开。昏暗的街道永无止境，消失在虚无中，它不在墙壁与墙壁中间，它哪里也不在。还有一个对窒息声音的意识，那声音在说：“自学者在城里游荡。”
不是这座城，不是在这些没有表情的墙壁之间：自学者走在一座凶恶的城里，这座城没有忘记他，有些人想到他，例如那位科西嘉人，例如那位胖太太，也许还有全城的人。他还没有失去、也不可能失去他的自我，这个备受折磨，鲜血淋漓，但人们还不愿意结果其性命的自我。他的嘴唇和鼻孔很疼，他想：“我疼。”他在走，他必须走。如果他停下，哪怕只一会儿，图书馆的高墙就会突然在他周围竖起，将他围住。科西嘉人又会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幕会重来一遍，细枝末节都一模一样，那女人会冷笑说：“这种脏东西该去蹲监狱。”他在走，他不能回家，因为科西嘉人在家里等他，还有那个女人和那两个男孩：“别否认，我看见你了。”于是那一幕又重演一遍。他想道：“老天爷，要是当初我没有做这事，要是当初我能够不做这事，要是这不是真的，那该多好!”
焦虑不安的面孔在意识前来回晃动：
“也许他会自杀。”不，这个走投无路的柔顺的灵魂不会想到死亡。
有对意识的知觉。意识可以被你一眼望穿，它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是平静的、空的，摆脱了曾经居住它的人，它不是任何人，所以显得畸形。声音在说：“行李已经托运，火车再过两小时就开了。”左右两边的墙在滑动。有对碎石路的意识，对铁器商店、对军营的枪眼的意识，那声音在说：“这是最后一次。”
有对安妮——在旅店里的胖安妮和老安妮的意识，有对痛苦的意识，痛苦是有意识的，它在长长的墙壁之间，墙壁伸向远方，永不回头：“难道永远没完?”在墙与墙之间有声音在唱那支爵士乐曲Some of these days,难道永远没完?乐曲悄悄地，阴险地，从后面回来抓住声音，声音在唱，无法停下，身体在走，对这一切都有意识，唉!对意识的意识。但是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承受痛苦，扭着双手，自我怜惜。没有任何人。这是十字街头的纯粹的痛苦，被遗忘而不会自我遗忘的痛苦。那个声音在说“这是铁路之家”，于是我在意识里喷射出来，这是我，安托万·罗冈丹，我一会儿就动身去巴黎，我来向老板娘告别。
“我来向您告别。”
“您要走，安托万先生?”
“我要换换环境，定居巴黎。”
“您真走运!”
我怎么能将嘴唇贴到这张大脸上?她的身体已不再属于我。昨天我还能想像她在黑毛料裙下的身体，而今天，这裙衣已无法渗透了。那个青筋暴露的白白的身体，难道是个梦?
“我们会想念您的。”老板娘说，“您不想喝点什么?我请客。”
我们坐下来，碰杯。她稍稍压低声音说：
“我已经很习惯您了，”她有礼貌地惋惜说，“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会回来看您的。”
“这就对了，安托万先生。您什么时候路过布维尔，就来和我们打个招呼。您对自己说：‘我这就去和冉娜本书开始时，这位老板娘叫弗朗索瓦兹，而不是冉娜。夫人打招呼，她会高兴的。’的确，我们很想知道客人们的近况，再说，在我们这里，客人们总会回来的，有海员，对吧，有大西洋轮船公司的雇员，他们有时两年里不露面，去了巴西或纽约，要不就在波尔多的一条货船上干活，可是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您好，冉娜夫人。’我们在一起喝一杯，信不信由您，我可记得他们爱喝什么，虽然过了两年!我对玛德莱娜说：‘给彼埃尔先生端一杯不加水的干苦艾酒，给莱翁先生端一杯努瓦利—森扎诺酒。’他们对我说：‘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老板娘?’我说：‘这是我的本行嘛。’”
在厅堂尽头，有一个胖男人——她最近的姘头。他在叫她：
“老板娘宝贝!”
她站起身：
“对不起，安托万先生。”
女侍者走近我：
“您真就这样走了?”
“我去巴黎。”
“我在巴黎住过，”她自豪地说，“住了两年。我在西梅翁餐馆干活，但是我想念这里。”
她迟疑了一秒钟，然后感到再没有什么话说了：
“那好，再见吧，安托万先生。”
她在围裙上擦擦手，向我伸出手来。
“再见，玛德莱娜。”
她走开了，我拉过布维尔报，又将它推开，因为刚才在图书馆里我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老板娘还没有回来，她将两只胖手放在男友手中，男友正激动地揉来揉去。
再过三刻钟火车就要开了。
我在算账，以消磨时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

每月一千二百法郎，这不算阔气，但是如果我稍加节制，这钱也该够了。住房三百法郎，每天伙食十五法郎，还剩四百五十法郎，用于洗衣，小开销，看电影。至于内衣外衣，现有的能用很久。两套西服还很干净，只是肘弯上微微发亮，如果多加小心，还可再穿三四年。
老天爷!我将像蘑菇一般生活。如何打发日子呢?我将去散步，坐在杜伊勒里宫的铁椅上——或者，为了省钱，坐长椅。我将去图书馆看书。然后呢?每星期看一次电影。然后呢?每星期招待自己看场马戏?和卢森堡公园里的退休者一起玩槌球游戏?三十岁!我怜悯自己。有时我想不如干脆在一年里把剩下的三十万法郎花光，然后……可是我会得到什么呢?新衣服?女人?旅行!我曾有过这一切，而现在，结束了，我对它们再没有兴趣，它们会留下什么呢?一年以后我又会像今天一样空空的，连记忆也没有，而且在死亡面前胆怯懦弱。
三十岁!一万四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月去领钱。但我不是老头!但愿有人给我什么事情做做，不管什么事……我最好别想这个，因为此刻我在给自己演戏。我很清楚我什么也不想干，干事就是创造存在，而存在已经够多了。
实情是我不能放弃我的笔，我大概即将有恶心，而写作似乎可以推迟它，所以我将脑子里的闪念写下来。
玛德莱娜想让我高兴，在远处指着一张唱片对我喊道：
“您的唱片，安托万先生，您喜欢的那张，您想听听吗?最后一次。”
“请吧。”
我这样说是出于礼貌，其实我此刻心情不好，不适于听爵士乐，但我还是注意听，因为，正如玛德莱娜所说，我是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它很老，即使在外省也太老了，在巴黎是找不到的。玛德莱娜将唱片放在唱机的圆盘上，它马上就要转动了。钢针将在纹络里跳跃，发出声音，等到钢针顺着螺旋形的纹络达到唱片中心时，一切将结束，那个唱Some of these days的沙哑声音将永远沉默。
这声音开始了。
居然有从艺术中寻找安慰的傻瓜。我的毕儒瓦婶婶就是这样：“在你可怜的叔叔去世后，萧邦的前奏曲可帮了我大忙。”音乐厅里挤满了被侮辱、被冒犯的人，他们闭上眼睛，努力将苍白的面孔变为接收天线。他们想像，被捕捉到的声音将在他们身上流动，轻柔而滋润，他们的痛苦将变为音乐，就像少年维特的痛苦一样。他们认为美会与他们分担痛苦。这些笨蛋。
我想问问他们，这个乐曲与他们相通吗?我刚才的状态与至福相去万里。表层上我是在机械地算账，在下面一层滞留着许多不愉快的思想，它们或是表现为不明确的问题或是表现为默默的惊异，但无论白天黑夜，它们都缠绕着我，其中有对安妮的想法，对被我践踏的生活的想法。然后，在更下面一层，是像晨曦一样腼腆的恶心。但当时没有音乐，我郁闷而沉静。四周的物体是由与我一样的材料构成——一种丑陋的痛苦。我外面的世界是那么丑陋，桌上的脏杯子是那么丑陋，玻璃镜上的棕色斑点是那么丑陋，玛德莱娜的围裙、老板娘那位胖情人可亲的神情都是那么丑陋，世界本身的存在是那么丑陋，以致我感到无拘无束，和它们是一家人。
现在出现了这只萨克管的音乐。我感到羞愧。一种傲慢的、小小的痛苦，这是痛苦—典型。萨克管的四个乐音，它们往返来回，似乎在说：“应该像我们一样，有节奏地痛苦。”对，不错!我当然愿意采取这种痛苦方式，有节奏地，不取悦自己也不怜惜自己，而是怀着一种冷漠的纯洁。我杯底的啤酒是温的，玻璃镜上有棕色斑点，我是多余的人，我最真诚、最无情的痛苦蹒蹒跚跚，沉甸甸的，像海象一样肉多皮厚，瞪着湿漉漉的、难看而又感人的大眼睛，这一切难道是我的错吗?不，显然不能说这个在唱片上方旋转，并且令我目眩的痛苦——小小的金刚石痛苦——是与人相通的。它甚至不是讽刺，而是轻快地旋转，自顾自地旋转。它像长柄镰刀一样斩断了与世界的乏味联系，现在它仍在旋转，而我们大家，玛德莱娜、胖男人、老板娘、我自己，还有桌子、长椅、有斑点的镜子、玻璃杯，我们都曾陷于存在，因为我们是在自己人之间，仅仅在自己人之间。它突然来临时，我们正像每日一样衣冠不整，无拘无束，我为自己羞愧，为那些在它面前存在的东西羞愧。
它不存在。这甚至令人气恼。如果我起身将唱片从托盘上拿开，将它摔成两半，我也触及不到它。它在以外——总是在某个东西以外，在声音以外，在小提琴的某个乐音以外。它通过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存在显露出来，细薄而坚实，可是当你想抓住它时，你会遇见存在物，你只能撞上毫无意义的存在物。它在它们后面，我甚至听不见它，我听见声音，即揭示它的空气振动。它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多余的东西。与它相比，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它在。
而我，我也想在，我甚至一心只想这个，这便是事情的底细。我对自己生活中的表面混乱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在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企图中找到了藏在深处的同一个欲望：将存在逐出我身外，排除时间里的脂肪，将瞬间拧干，挤干，使我自己纯化、硬化，最后能够发出萨克管那样清晰明确的音。这甚至可以当做一个寓言：一个可怜的家伙走错了世界。他和别人一样存在在有公园、酒吧、商业城市的世界里，但他想让自己相信他生活在别处，生活在画幅后面——和丁托列托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的总督们，和戈佐利戈佐利(1420—1497)，意大利画家。严肃的佛罗伦萨人在一起；生活在小说后面——和法布里斯·台尔·唐戈及于连·索黑尔分别为司汤达的作品《巴马修道院》与《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在一起；生活在唱片后面——和爵士音乐长长的、干巴巴的呜咽在一起。后来，当过傻瓜以后，他明白了，睁开了眼睛。他看出他弄错了，他是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对一杯温啤酒。他颓丧地坐在长椅上想：我是傻瓜。正在这时，从存在的另一面，在那只能远远看见，永远无法接近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小小的旋律开始跳起来，唱起来：“应该像我一样，应该有节奏地痛苦。”
那声音唱道：

Some of these days
youll miss me honey.

唱片上的这个地方大概被擦伤了，因为声音很古怪。还有点什么东西令人难受，唱针在唱片上轻轻擦动，却根本触及不到旋律。旋律在后面，很远很远。这一点我也明白。唱片被擦伤，被磨损。女歌唱家也许死了，我呢，我即将乘火车离去。存在物既无过去也无未来，从一个现在落入另一个现在；声音在日益分解，嘶哑，滑向死亡；而在这个存在物和这个声音后面，旋律仍然不变，年轻而坚实，像无情的见证人。
歌声沉默了。唱片转了一会儿也停住了。咖啡馆摆脱了讨厌的幻影，正在反刍，反复咀嚼存在的乐趣。老板娘脸上充血，朝她那位新男友白胖的脸颊扇几个耳光，但未能使它发红。这是死人的面颊。我呢，我滞留在那里，几乎睡着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上火车了，但我不想这个。我想到在纽约一座大楼的二十一层有一个美国人指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1896—1970)，他曾写过流行歌曲。——原编者注，他长着浓浓的黑眉，脸刮得光光的，正热得透不过气来。在纽约上空，天空在燃烧，蓝天起火了，黄色的大火舌舔着楼顶，布鲁克林的顽童们穿着游泳裤在浇水管下冲身子。在二十一层，阴暗的房间像被大火烤着。黑眉的美国人在叹息、喘气，汗水流在脸颊上。他只穿着衬衫坐在钢琴前，嘴里有烟味，脑子里隐隐约约、隐隐约约有一个曲调影子，Some of these days。再过一小时汤姆会来，屁股上挂着那个扁平水壶，于是他们两人都将倒在皮椅上，大口喝酒，炙热的阳光将使他们的喉咙燃烧，巨大而酷热的困倦沉沉地压着他们。但是首先得记下这个曲调，Some of these days。湿手抓住钢琴上的铅笔。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或那样，反正都一样。歌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挑选了这个眉毛如炭的犹太人精力衰竭的身体来诞生。他有气无力地拿着铅笔，汗珠从戴着戒指的手指上落到纸上。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恰恰要通过这个装满了脏啤酒和烧酒的笨伯来完成这个奇迹呢?
“玛德莱娜，您能再放一次吗?就一次，然后我就走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黑女人的歌声

玛德莱娜笑了起来，她摇动手柄，于是又开始了。但是我不再想到我，我想到远方的那个人，他在七月的一天，在炎热阴暗的房间里写出了这个乐曲。我试图通过旋律，通过萨克管平直而微带尖酸的声音去想念他。他写了这个。他曾有过烦恼，对他来说，一切并不是应该的那样，他要付账单，某处还有一个女人，她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思念他，此外还有这个可怕的热浪，它使人化成一摊脂肪。这一切谈不上美丽，也谈不上光荣。但是当我听见这支歌，当我想到正是这个人写的，我便觉得他的痛苦和汗水……很动人。他运气好。他大概还意识不到。他大概想：要是有点运气，这东西会给我带来五十美金。多年以来我这是头一次为别人激动。我想知道他的事，我想知道他有过什么样的烦恼，他有妻子还是独身。绝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写了这个。我不想结识他，何况他也许已经死了。我只是想了解他的情况，以便在听唱片时可以常常想到他。就是这么回事。我猜想，如果有人告诉他，在法国第七大城市的火车站旁有人在想他，他会无动于衷，但是换了我，我会高兴的。我羡慕他。我得走了。我站起来，犹豫地待了一小会儿，我想听那个黑女人的歌声，听最后一次。
她在唱。这两个人获救了：犹太人和黑女人。获救了。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彻底完了，被淹没在存在里，然而我此刻如此温情地想念他们，谁也不会这样想念我的。谁也不会，连安妮也不会。对我来说，他们有点像死人，像小说人物。他们已经洗去了存在这个罪孽，当然并不彻底，但做到了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突然间，这个念头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我已对此不抱希望。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畏畏缩缩地擦过我，我不敢动弹，惟恐它消失。某个我原先不再体会的东西：一种欢乐。
黑女人在唱。那么我们可以证明她存在的价值?稍稍一点?我感到自己出奇地胆怯，不是因为我抱很大的希望。我像一个在雪地行走、完全冻僵的旅行者，突然走进一个暖和的房间。我想他会在门边一动不动地待着，一直发冷，全身轻轻地打着冷战。

Some of these days
Youll miss me honey.

难道我不能试一试……当然不是乐曲，但我不能试试另一种类型吗?……肯定是写书，因为我不会干别的。但不是历史书——历史讲的是已存在过的事，而任何一个存在物都永远不能证明另一个存在物存在的价值。我的错误在于想使德·罗尔邦先生死而复生——而是另一种书。我不太清楚是哪一种，但是，在印刷的文字后面，在书页后面，应该有某个东西，它不存在，它超越存在。比方说一个故事，一个不会发生的故事，一件奇遇。它必须美丽，像钢一样坚硬，使人们为自己的存在而羞愧。
我走了，自觉茫然。我不敢做出决定。如果我确知自己有才能……但是我从来……从来没有写过这类东西；写过历史文章，不错，还有别的。可是一本书，一本小说，从来没有。有人会读我的小说，会说：“这是安托万·罗冈丹写的，就是那个泡咖啡馆的红头发家伙。”于是他们会想到我的生活，就像我想到黑女人的生活一样，仿佛这是一个珍贵的、半传奇性的东西。一本书。首先当然会是令人厌烦的、劳累的工作，它不会阻止我存在，也不会阻止我感觉我存在。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书将会写成，它将在我后面，它的些微光亮会照着我的过去。那时，通过它，我也许会回忆自己的生活而不感到厌恶。也许有一天，当我想到此时此刻，想到我弓着背等着上火车的这个郁闷时刻，我会感到心跳加速，我会对自己说：“正是那一天，正是在那一刻，一切都开始了。”于是我终于会接受自己——过去时，仅仅是过去时。
黑夜降临。普兰塔尼亚旅馆的两扇窗子刚刚亮了。新车站工地发出湿木头浓浓的气味。明天布维尔会下雨。


第三部分：墙第一次审判

我们被推进一个白晃晃的大厅，光线刺眼，叫人难受，我不得不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我就看清了厅里有张桌子，在它后面坐着四个家伙，他们都是文职人员，正在看阅文件材料。另一些囚犯都已被集中在大厅深处，我们得穿过大厅去与他们会合在一起。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其余的大概都是外国人。排在我前面的两个，都是圆圆的脑袋上长着金黄色的头发，颇为相像，我猜想他们都是法国人。矮小的那一个，不停地把自己的裤子往上提，他显然很焦躁紧张。
就这样耗了将近三个小时之久；我被搞得昏昏沉沉，脑子里一片麻木，空白；不过，大厅里很暖和，使我感到很舒服，因为一天二十四个钟头以来，我们一直冷得在打哆嗦。看守们领着囚犯一个个来到那张桌子面前。那四个家伙就讯问囚徒的姓名与职业。对大多数人的提问仅止于这两点，有时，他们也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如：“你是否参加过破坏军需品的活动?”“九日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不时一言不发，眼睛直瞪着前方，然而又开始写写画画。他们问汤姆他是否确实在国际卫队里服役过；汤姆不能否认，因为曾经从他上衣里搜出过有关的证件。对余安，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们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久。
“我的兄弟若塞才是无政府主义者，”余安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他已经跑了，至于我，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从来都不过问政治。”
那几个家伙不作回答。余安又说：
“我没有犯任何事，我不愿意代替别人受罚。”
他的嘴唇哆嗦起来，一个看守制止他说下去，把他带走了。于是，轮到了我：
“你名叫马普罗·伊比埃达?”
我回答说：“是的。”
其中一个家伙瞧了瞧卷宗，向我发问：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从六日到十九日，你一直把他藏在你的家里。”
“没有的事。”
他们写了记了一阵，看守们叫我出去。在走廊里，汤姆与余安在等着我，他们两旁各站有一名看守。我们一起往前走，汤姆问其中的一个看守：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看守反问他。
“这是一次讯问还是一次审判?”
“这是审判。”看守回答说。
“是吗?他们会把我们怎么办?”
看守冷冷地回答他：
“判决会在你们的牢房向你们宣布。”
用来当牢房关押我们的，实际上是医院的一间地下室。由于穿堂风，那里面冷得很厉害。整个夜里，我们都冷得发抖，在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间牢房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地牢，大概是在中世纪时期造的，由于囚犯很多，关押的地方太少，他们就把犯人随处安置，顾不得是什么地方。离开那个地牢，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我在那虽未受冷挨冻，但单独囚禁时间长了，简直就叫人精神上难以忍受。关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我毕竟有同伴。余安沉默寡言，因为他一直陷于恐惧之中，何况，他年纪太轻，没有多少话可说。汤姆倒是一个健谈的人，而且，他精通西班牙语。
在地下室里，有一条长凳，四只草垫。看守们一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就坐下来，一言不发地干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开口了：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但我认为他们对小家伙是不会怎么的。”我说。
“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向小家伙问罪，他只不过有一个当了战士的兄弟，仅此而已。”汤姆说。
我瞧了余安一眼，他那样子就像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汤姆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他们在萨拉哥斯是怎么干的吗?叫犯人躺在公路上，用卡车在犯人身上开过去。这是一个摩洛哥籍的逃兵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省子弹。”
“这可不省汽油。”我说。
我对汤姆有些恼火，他不该讲这种事。
他可偏要继续讲下去：“一些军官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监督执行，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你以为他们会帮那些被压的人早点断气?甭想!他们把那些人扔在那里叫喊，有时要叫喊个把钟头才死。那个摩洛哥人说，头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恶心得差一点要呕吐。”
“我不相信他们在这里也那么干，”我说，“除非他们真的缺子弹。”
光线从四个气窗与一个圆洞里射进来，那个圆洞开在地下室的顶上，朝向左边，可以直接望见天空。上面的洞口平时有一个圆盖封着，正是从这个洞口，人们把木炭往地下室里倒。在洞口的下面，还残留着一大堆炭屑；这燃料本来是给医院取暖用的，但是，战事一起，病人全都撤走，这堆没有用过的炭就留在那里。下雨时，如果上面没有把圆盖盖上，雨水就直接落在炭堆上。
汤姆开始颤抖起来。
“真见鬼，我打起哆嗦来了，”他说，“你看，停了一下又打起来了。”
他站了起来，开始做做体操，每做一个动作，衬衣都张了开来，露出他雪白而多毛的胸膛。他又躺在地上，举起两腿，在空中作剪刀式的动作，这使我看到了他肥大的屁股在发抖。汤姆是一条结实的汉子，但他脂肪过多。我想像着，枪弹或者刺刀不久就要穿进这一大堆软乎乎的肉里，就像穿进一大块黄油里一样。如果他身材干瘦，我就不会有此想像。
我并不确切地感到寒冷，但我的肩膀与胳臂都失去了知觉。我不时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找我那件上衣，这时我突然记起他们没有把上衣还给我。这更叫人心里感到窝囊、痛苦。他们经常拿走我们犯人的衣服，分给他们的士兵，只让我们穿着衬衣，而给我们穿的裤子，则是住院病人在炎热盛夏穿的那种布裤。过了一会儿，汤姆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坐在我的身边：
“你暖过来了吧?”
“真见鬼，还没有暖过来，但是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个军官带着两个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政党。的家伙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他问看守：
“这三个人名叫什么?”
“斯丹波克，伊比埃达，米尔巴。”看守回答。
军官戴上他的夹鼻眼镜，看着他的名单说：
“斯丹波克……斯丹波克，在这里，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晨枪毙。”
他又继续看他的名单。
“其他两人也判处死刑。”他说。
“这不可能，”余安说，“决不会有我。”
军官以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余安·米尔巴。”
“没错，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被判处死刑。”军官这样说。
“我没有犯任何的事。”余安说。
军官耸了耸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汤姆与我。
“你们是巴斯克人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居民。吗?”
“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才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那么，你们当然是不愿意要神父的罗?”
我们根本没有搭理。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医生待会儿就来，他被批准来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了。


第三部分：墙理解死亡

“我刚才跟你是怎么说的，咱们全齐啦。”汤姆说。
“是的，”我说，“这对小家伙，未免太狠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小家伙。他的脸面特别嫩，恐惧与痛苦却使那张脸变了形，毁了他面孔原有的轮廓。三天前，他还是一个娇弱型的小男孩，颇能讨人喜爱；而现在，他的样子却像一个年老的男妓，我想，即使他被释放，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变得年轻。对他表示一点怜悯，那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讨厌怜悯，而他又一直使我反感。他听了判决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变成了死灰色，他的脸、他的手都变成了死灰色。他又坐了下来，圆睁着两眼，盯着地面。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去挽小家伙的手臂，但他满脸厌烦，猛然把汤姆甩开。
“随他去吧，”我低声地说，“你瞧，他马上就要哭了。”
汤姆勉强地听从了我的话；他本来很想去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为别人的事操心，而不至于想到他自己。但这却正造成我的烦恼：我之所以从未想到过死，是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此时此地，除了想到死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汤姆又说话了：
“你杀过人吗?”他问我。
我没有答话。他就告诉我，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面临的处境，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故意不去了解的。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寻思着，惨遭此难，是不是会很痛苦，我想到了子弹，想像着他们一阵滚烫的弹雨如何射进我的身体。所有这些想像，与真实情景是两回事；我很镇静，因为我毕竟还有整整一夜去理解死亡。过了一会儿，汤姆停止说话了，我从眼角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变成了死灰色，样子很凄惨；我想：“事情开始了。”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昏暗微弱的光从气窗透进来，那堆煤炭在天空下形成黑污污的一大堆；从顶板上的那个圆窟窿朝外望，可以看见一颗星星，今夜将是晴朗而寒冷的。
地下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两名看守。他们身后跟进来一个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哔叽军服。他向我们行了个礼：
“我是医生，”他说，“我被批准在今晚这个痛苦的时刻来给你们提供帮助。”
他的语音清晰悦耳。我对他说：
“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我将尽我的可能，减轻你们在今夜几个钟头里的精神负担。”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医院里还有好些别的犯人，整个医院都关满了犯人。”
“我是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含含糊糊答了一句。
“哦!你们爱抽烟吧，嗯?”他赶忙改变话题，“我有香烟，还有雪茄。”
他给我们递上英国香烟与上等雪茄，但我们拒绝了。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显得很不自在。我对他说：
“你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同情怜悯。而且，我认识你。我被捕的那天，我看见你在军营的院子里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突然之间不知是什么抓住了我，我忽然对这个医生的出现毫不感兴趣了。在平日，当我盯住一个人以后，我是绝不会放开他的。可是现在，我却连说话的愿望也丧失了；我耸耸肩，挪开我的眼睛。过了一小会儿，我抬起头来，那医生正带着好奇的神情在观察我。两个看守坐在一个草垫上。那个瘦高个子看守彼得罗在转动自己的两个拇指，另一个看守不时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以防打瞌睡。
“你要点灯吗?”彼得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作肯定的表示。我想，他的智商大概跟一段木头同样多，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他那双又蓝又冷的大眼睛来看，我觉得他之作恶造孽主要是因为缺乏头脑。彼得罗走了出去，很快就端着一盏煤油灯回来了，他把灯放在长凳的一角。灯光昏暗，总比没有好，昨天夜晚，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度过的。油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对它，我凝视良久，心醉神迷。一会儿，我突然清醒过来，那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沉甸甸的大物压在下面，这大物既非死亡的概念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我的两颊像火一样在燎烧，我的脑袋也在疼痛。
我晃动晃动身躯，打量我的两个同伴。汤姆两手抱着头，我只看得见他白胖白胖的颈项。小家伙余安的样子更是可怜，他张着嘴，两只鼻孔也在发抖。医生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安慰他，但他的眼睛仍是冷酷的神情。接着，我看见这个比利时人的手偷偷地沿着余安的手臂摸下去，直到他的手腕。余安任他这样做，毫无反应。比利时人用三个指头捏着余安的手腕，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他稍为后退一点，略事转动身躯，用背对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但我身往后仰，就看见了他掏出他的表来，一边计时，一边紧捏着小家伙的手腕不放。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指，让余安那毫无生气的手掉了下来，他走了开去，靠着墙壁坐下来，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记录下来以备忘那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在上面记了几行字。“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愤怒地想，“只要他来按我的脉，我就要给他狗脸上一拳。”
他没有到我跟前来。但我感觉得到他在注意我。我抬起头来，也瞧着他。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我说：
“你没有发觉，这里，大家都冷得在打哆嗦吗?”
他的样子好像感到很冷，他的皮肤变成了紫色。
“我不冷。”我回答他说。
他仍然继续注视着我，带着冷酷的眼光。突然，我明白了，我用手去摸自己的脸，我发觉自己已被汗水湿透。在此地下室，正值严寒季节，冷空气不断流通，而我却在出汗。我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由于出汗，头发已黏结得像毛毡；这时，我又发觉，衬衫也湿了，扒附在我的皮肤上：原来我出汗至少已有一个钟头之久，而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这却逃不过这个比利时猪猡的注意；他早就看见汗珠在我脸上滚动，他一定这样想过：这是准病理的精神恐惧状的表征，同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处于正常状态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他感觉到冷，他没有出汗。我真想站起来，走过去把他的狗脸打得稀巴烂，但是，我刚动了一下身子，我的羞恼与愤怒就消散了；我又颓然在长凳上坐下，心里无情无绪，一片漠然。
我只满足于用手帕揉擦我的脖子，因为现在我感到汗珠从头发里流到了颈项，使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多久，我就放弃了揉擦，擦也没有用，我的手帕早已经拧得出水来了，我仍然在不断流汗。甚至屁股上也流汗，我湿透了的裤子已粘在板凳上。
小家伙余安突然开腔说话：
“你是医生吗?”
“是的。”比利时人回答。
“是不是痛苦……要很长时间?”
“哦!在……的时候吗?不，不，很快就会完的。”比利时用一种慈父般的声调这么说。
他那神情就像在安慰一个付了就诊费的病人。
“但是，我……我听别人说……经常要发射两次排枪。”
“有时的确要打两次，”比利时人点点头说，“第一次排枪可能没有命中要害。”
“那么他们要重新上子弹，再瞄准一次吗?”
小家伙考虑了一下，又用沙哑的声音加上一句：
“这可很费时间!”
他非常害怕咽气时的痛苦，他一心只想这件事，这在他那样的年纪，是很自然的。我却对死想得不多，我的汗流不止，并不是因为对咽气时的痛苦心怀恐惧。


第三部分：墙生活在噩梦里

我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那堆炭屑旁。汤姆吓得一跳，他向我投射了憎恨的一眼，因为我的鞋子发出嘎嘎声，惹得他发了火。我心里捉摸着，自己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已经面无人色了，我看见他也在流汗。天空美极了，没有任何光线射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我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得见大熊星。但是，此时此地，我的感受与前几天完全不同了：前天，我从总主教府的那个地牢里，也可以望见一大片天空，那一天的每个时辰都唤起我不同的回忆。清晨，天空一片寒凛的淡蓝，使我想起大西洋之滨的海滩；中午，我望见太阳，就想起塞维尔的一个酒吧间，在那里我一边喝白葡萄酒，一边吃鱼与橄榄；下午，我被笼罩在太阳的阴影下，这时我就想起被深沉阴影笼罩着的半个竞技场，而另外半个竞技场却在阳光下明媚灿烂；像这样从头顶上的天空来想见世界各地，的确令人难过。而现在，我仰望天空，愿意望多久就可以望多久，天空已不再勾引起我的任何回忆。我宁愿如此。我又走回去，靠近汤姆坐下。一大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汤姆低声说起话来，他经常需要说话，他不说话，就理不清自己的思绪。我想，此时他是在对我说，可他并没有瞧着我。毫无疑问，他是害怕看见我这副面无人色、汗流不止的样子，我们俩人一模一样，彼此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比两面镜子更糟。他瞧着比利时人，那个活着的人。
“你明白吗?你，”他说，“我，我搞不明白。”
我也低声说起话来，我也望着比利时人。
“怎么，有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会碰见我也弄不明白的事。”
在汤姆周围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我觉得我的嗅觉这时对气味比往常更为敏感，我冷笑着说：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事不大清楚，”他固执地说，“我倒很想鼓起勇气，但至少得让我知道……你说，先要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是吧，接着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排成一行。他们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总有五个或者八个吧，不会更多了。”
“好的。就算他们有八个，头头会对他们喊一声：瞄准，我就看见有八个枪口对着我。我想，到那时我一定想往墙里钻，我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背脊去钻那道墙，墙顶着我，我钻不进去，就像在噩梦中那样。所有一切，我都想像得出来。啊，你真不知道我多么能想像所有的这一切。”
“得啦!”我对他说，“我也想像得出。”
“那一定很遭罪。你知道，他们专瞄准眼睛和嘴巴，把面孔打得稀巴烂，”他恶意地这么说，“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那些伤口了；一个钟头以来，我的脑袋和脖子都感到疼痛，这并不是真正的疼；但比真疼更糟，这是我将在明天早晨遭受的疼痛。可在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我很理解他想说的是什么，但我装出不理解的样子。至于那种挨枪子的痛楚，我也感觉到了，在我的身体里，仿佛有那么一簇小伤口在隐隐发疼。这种感觉，我很不习惯，但是我和他一样，不把这看得很重。
“在那之后，”我狠狠地这么说，“你就入土呗。”
他开始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但眼睛始终盯着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好像没有在听。我知道这家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我们想什么，他不感兴趣，他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生生被死折磨的身体。
“这就真像在噩梦里一样，”汤姆说，“你想思索点什么，你什么时候都觉得就要达到目的了，就可以进行理解了，但思绪一下又溜走了，你再也找不到它，它丢失了。我对自己说，在那之后万事皆空。但我竟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好些次，我几乎能够理解了……但思绪又再次丢失，我于是又重新开始去想疼痛，去想子弹，去想放枪声。我是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我绝不会神经失常。但是也有不正常的情况。我竟看见了自己的尸体。这本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看见我的尸体的，却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眼睛。看来，我必须做到再进行思索，思索在那之后我再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东西，而世界仍然为活着的人们继续存在。巴普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思索这个。你可以相信我，我过去也曾彻夜不眠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但是，现在这件事完全不同，它突如其来，我们没法事前有所准备。”
“闭嘴，”我对他说，“你要我叫一个神父来听你的忏悔?”
他不答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渐渐在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声音自居为预言家在说话，并把我称为巴普罗。我很不喜欢这样，但是，看来爱尔兰人皆都如此。我模模糊糊觉得他身上发出了尿臭。实际上我对汤姆一直并无好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仅仅由于我们将一道去死我就要对他增加好感。如果是同别的人，情况就不同了，譬如同拉蒙·格里，情况就会不同。但是，在汤姆与余安之间，我却一直感到孤独。我倒觉得这样更好些，因为，如果我跟拉蒙在一起，我也许会多愁善感。然而，现在我却坚强得可怕，此时此地，我要继续保持这种坚强。
他不断喃喃自语，心神恍惚。他说话肯定是为了避免进行思索。他身上发出冲人的尿味，就像害前列腺疾病的老人那样。当然，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他所讲的那些，我也可以讲，因为，我们的死亡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自从我肯定非死不可后，就再没有一件东西在我看来是自然的了，这堆炭屑、这条长凳、这彼德罗的那张狗嘴，没有一件是自然的。只不过，我不高兴去想汤姆所想的那些事。而且，我很清楚，整个夜晚，差不多每隔五分钟，我们都同时想着同样的事，同时流着汗，同时打哆嗦。我偷偷地瞧他一眼，第一次觉得他很奇特，他已经把死亡摆在他脸上了。我的自尊心也感到受到伤害：二十四个小时以来，我生活在汤姆的旁边，我听他说话，我也对他说话，而我又知道，我俩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却像双胞胎兄弟那样相像，仅仅因为我俩将一道去死。汤姆抓住我的手，但眼睛并没有望我：
“巴普罗，我问自己……我问自己，人是不是真的会消灭?”


第三部分：墙“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我把手挣脱开，对他说：
“瞧你两只脚底下是什么，混蛋!”
他两脚之间的地上有一摊尿，从他的裤子里，尿还在不断往下滴。
“这是什么?”他惊奇地问。
“你在裤子里撒尿啦!”我对他说。
“你胡说!”他愤怒地说，“我根本没有撒尿，我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比利时人走过来，他假惺惺地表示关怀：
“你觉得痛苦吗?”
汤姆没有回答。比利时人看着地上那摊尿，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凶暴地说，“我向你们发誓，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比利时人不作回答。汤姆站了起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去撒尿，他一边走回来一边扣裤子，他又坐下来，再也不说话，比利时人又在他的小本上做记录。
我们都瞧着他，连小余安在内，我们三个人都瞧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有活人的姿势动作，他有活人的烦恼，他在这地下室里冷得打哆嗦，就像所有的活人在此条件下应该打哆嗦一样；他还有一副营养充足、控制自如的肉身。而我们这三个人，对自己的肉身，却已经不再有多少感觉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我很想摸摸自己的裤子，摸摸自己的两腿之间，但我不敢；我瞧着比利时人，他靠两腿支撑曲着身子，他的肌肉活动自如，而且，他还可以想他的明天。我们这三个人在这里，只是三个丧失了血肉的幽灵，我们都盯着他，要从他那里摄取生命，就像吸血鬼那样。
他终于走到小余安身边。他想抚摸小余安的颈项，是因为职业的需要还是出于慈悲为怀的冲动?如果是发慈悲的话，那也是他在整个夜晚惟一的一次。他抚摸了小余安的脑袋与后颈。小家伙任他抚摸，眼睛一直望着他；而后，突然抓住他的手，面带一种古怪的神情。小余安用两手把比利时人的手握着，这两只手可不招人喜欢，像一把灰色的钳子紧紧夹住比利时人那只红润、胖乎乎的手。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汤姆大概也有些担心，但比利时人沉浸在对方的热情之中，他像慈父一样地微笑着。不一会儿，小家伙把这只肥厚红润的手抬到自己嘴边，张口就去咬。比利时人迅速挣脱开，踉踉跄跄退到墙前。他恐惧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大概突然发觉了我们和他已不是同样的人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看守吓了一跳，另一个看守熟睡未醒，但他的两眼仍大大张开，露出他的眼白。
我既感疲倦又过于激动。我不愿再去想明天黎明将发生的事，不愿再去想死亡。去想，那是毫无意义的事，只会使我得到一些词语概念与一片空虚。但是，只要我试着去想别的事，我就看见许多枪口对着我。我这样体验被处死的滋味大概总有二十次以上；有一次我甚至以为是真的亲临其境了，其实只是睡着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我拖到墙跟前，我不停地挣扎；我向他们求饶。我吓得惊醒过来，我瞧了瞧比利时人，我担心刚才我在梦里曾发出惊叫。但他在捻弄他的小胡子，肯定他未曾注意到什么。如果我愿意的话，我相信还能再睡一小觉，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了，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不想失去我生命最后的两个钟头：天一亮，他们就会来叫醒我，我睡意犹浓地跟着他们走，我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给毙了，我可不愿这样，我不愿像头畜生那样死掉，我想搞明白死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害怕睡着了再做噩梦。我站起身来，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并且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回想我过去的生活。一大堆回忆一涌而来，其中有好的回忆，也有坏的回忆——至少我从前是这样将它们分类加以称呼的。回忆中出现好些面孔与好些往事。我想起了一个小家伙的面孔，他是巴伦西亚城过瞻礼节时被牛顶死的一个新郎；我想起了我叔叔伯伯中的一个，拉蒙·格里的面容。我也想起了一些往事：我怎么在一九二六年失业了三个月，我怎么饿得差一点丢了命。我想起了我在格林纳达岛上一条长凳上度过的那一夜，那时，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我烦躁而又愤怒，我可不愿饿死。这段回忆使我微笑起来。我过去是以一种多么狂热猛烈的劲头去追求幸福、追求女人、追求自由啊!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曾经想要使西班牙获得自由，我崇拜庇·伊·马卡尔庇·伊·马卡尔(1821—1901)，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我曾经在好些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对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认真，仿佛我是永垂不朽的。
此时此刻，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在把自己的一生摆在我的面前，并且这样想：“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一生既然已经完了，它就一钱不值。我扪心自问，过去我怎么能够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打打闹闹呢，如果我那时想像出今天自己会这么完蛋，我是绝不会动一个小指头的。我的一生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它已经结束，就像一只口袋已经封了口，不过，装在其中的一切都并未完成。有那么一刻钟，我也试图对自己的一生作个评判。我很想对自己说，这是美好的一生。但是，我不能对我的一生做出评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草图；过去，我把我的年华都用来勾画自我永垂不朽的轮廓，反倒对什么都没有真正弄懂。眼下，我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因为本来我所舍不得的东西的确有一大堆，如白葡萄酒的美味，还有夏天我在卡迪斯附近一道小湾里的沐浴，而现在，死亡已使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不值得我留恋。
突然，比利时人出了一个好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我可以负责——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替你们带一封信或一件纪念品给你们的至亲好友。”
汤姆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没有任何至亲好友。”
我没有吭声。汤姆等了一下，然后好奇地打量打量我：
“你不送个信给龚霞?”


第三部分：墙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我对他这种亲昵的帮腔十分反感：不过，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在昨天晚上曾主动跟他谈起龚霞，我本该控制住自己。我与她相处已有一年，即使是昨天，为了能再见到她五分钟，我也宁愿用斧头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臂。正是出于这种渴望，我对汤姆谈起了龚霞，这种强烈的渴望，我实在难以控制。而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见到她了，我也再无话要对她说。我甚至不想把她搂在怀里，因为我厌恶我自己的肉体，它已经变成了死灰色，它汗流不止，而且我也没有把握在此情况下不厌恶她的肉体。龚霞如果知道了我的死讯，她是会哭的，在几个月以内，她将痛不欲生，即使如此，我仍然得去死。我想念起她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从前，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有某种东西从她身上传到我的身上，但现在我想，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现在她再看着我，她的眼光只会停留在她自己的眼睛里，而不会传到我身上。我现在孤独无援。
汤姆也是孤独的，但孤独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支开两腿跨坐着，面带微笑瞧着那条长凳，神情讶异。他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去摸木凳，好像是惟恐弄坏某种东西，接着，他急速把手缩了回去，浑身颤抖。如果我是汤姆，我是不会去摸长凳来消遣的；这种方式也是爱尔兰人的滑稽玩意，不过，我也觉得周围的事物都带有一种古怪的样子，它们比平时暗淡模糊了，不像往常那样色彩浓重醒目。只要看一看那条长凳、那盏灯、那堆炭屑，我就感觉得到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当然，我无法把自己的死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到处都看到了我的死亡，在各种东西上看到，在这些东西对待我的方式中看到，这些东西都在我面前往后退缩，与我保持距离，小心谨慎，如像人们在濒死的人的床头总是轻言细语那样。汤姆刚才就正是从木凳上见到了他的死亡。
在我目前这种状态中，如果有人来宣布我可以安心回我的家了，他们免我一死，我很可能冷冷淡淡，无动于衷，因为，当一个人永垂不朽的希望幻灭了以后，迟几分钟去死或迟几年去死，反正都一样，并无区别。我现在对任何东西皆无所求，我心如枯井，沉寂冷静。但这也是一种可怕的冷静，其原因在于我的身体，我是在用我身体的眼睛在看，用我身体的耳朵在听，但这身体却不再是我自己，这身体在自行其是地流汗、发抖，我再也不认识它了。我不得不去触摸这身体，去观察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别人的而不是我自己的。有时，我还能感觉到它，我感到它在下滑，在急遽下跌，就像坐在往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有时，我则感觉到心脏在跳动。但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并不使我安心，所有这些从我身体中产生的一切，都有一种鬼鬼祟祟、令人厌恶的气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待在那里，无声无息，而我只感到有一种重压，有一种邪恶的现实针对着我；我觉得自己似乎与一个巨大的害人虫联结在一起。有时，我摸摸自己的裤子，我发觉它已经湿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汗还是尿弄湿的；为了预防尿裤，我到炭堆前解了小便。
比利时人掏出他的表，看了看时间，说：
“现在是三点半钟。”
混蛋!他故意这么做。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发觉时间在流逝，黑夜像一个无形的阴暗的东西包围着我们，我甚至想不起来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
小余安开始嚎叫起来，他绞扭着双手，哀求着：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着双臂，在地下室里跑了一圈，然后扑在一块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但并不想去安慰他。实际上，安慰也纯系多余：因为小家伙吵得比我们厉害，而他的痛苦却比我们轻。他像一个因发烧反而减轻了病情的病人。当病人连发烧也发不起来时，他的病才是更为严重的。
他仍然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怜悯自己，他其实并没有想着死。有一刹那，仅仅一刹那，我也想哭，由于怜悯自己而想哭。但实际结果却恰巧相反：因我瞧了小家伙一眼，我看见他瘦削的肩膀因呜咽而抽动，我反而变成铁石心肠了，我不能怜悯别人，我也不能怜悯自己。我对自己说：“我要死得有些骨气。”
汤姆站起来，他正好站在那个圆洞底下，开始等候黎明。至于我，我有了精神支撑点，一心只想着我要死得有骨气。但是，自从那个医生把时间告诉我们以后，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时间在流逝，一滴一滴地在流逝。
天还没有亮，汤姆对我说：
“你听他们动起来了。”
“听见了。”
有好些家伙在院子里走动。
“他们来搞什么名堂，总不能在黑暗里瞄准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也听不见什么，我对汤姆说：
“你瞧，天亮了。”
彼得罗打着哈欠站起来，把灯灭了，对另一个看守说：
“冷得够呛。”
地下室开始变成灰蒙蒙的了。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是在后院动手了。”
汤姆向医生讨了一枝香烟。至于我，我不想要；我既不想抽烟，也不想喝酒。从这时起，开枪的声音一直不断。
“你明白了吧?”汤姆问我。
他还想补充说点什么，但又一言不发了。他盯着那扇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尉，还有四名兵士。汤姆的烟卷从手里掉了下来。
“谁是斯丹波克?”
汤姆不吭声。是彼得罗把他指了出来。
“余安·米尔巴呢?”
“就是倒在草垫上的那个。”
“站起来!”中尉命令说。
余安仍不动弹。两个士兵挟着他的腋窝，扶他站起来，但他们一松手，他又倒了下去。
这两个士兵不知该怎么办。
“像这样受不了的，他不是第一个，”中尉这样说，“你们俩人只需把他架起来就行了，到了外边，问题就会解决。”
中尉转向汤姆：
“来，咱们走吧。”
汤姆夹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士兵跟在后边，他们从腋窝与腿弯部位架着小家伙。小家伙并没有昏迷，他两眼睁得大大的，泪水沿两颊流下来。当我也起步往外走时，中尉阻止了我：
“伊比埃达是你吗?”
“是的。”
“你在这里等着，待一会儿有人会来找你。”
他们都走出了地下室，比利时人与两个看守也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我宁愿他们立刻把我干掉。我听见排枪有规律地每隔一会儿就响一阵，每响一阵，我就要颤抖。我真想大声喊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但我使劲咬住了牙关，把手插在衣口袋里，因为，我要死得有骨气。
过了一个钟头，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充满了雪茄烟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有两个军官坐在安乐椅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一些文件。
“你名叫伊比埃达?”
“是的。”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审问我的那个家伙又矮又胖。他一双冷酷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对我说：
“走近一点。”
我走近他们。他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臂，用一种似乎要把我置于死地的神情盯着我。同时，他使尽全身的气力紧捏我的二头肌。他并不是要叫我吃点苦头，而是在进行事关重大的较量：他想一下就先威压人，使我慑服。他还把嘴里的臭气往我脸上喷，大概也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就这么对峙了一会，对我来说，他这种把戏简直使我想笑。要吓唬住一个即将去死的人，这点火候可不够。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用力把我使劲推开，他又坐下去，对我说：
“现在，就是要你的命和他的命互相交换。只要你告诉我们他藏在哪里，我们就让你保全性命。”
这两个穿着带饰的军服与长靴，手里拿着马鞭的家伙，同样也是迟早要死的人。他们会比我死得迟一点，但也迟不了很久。他们成天在他们的狗屁文件上找别人的名字，他们追捕这些人，把这些人关押起来或者消灭掉；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持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这些渺小的活动，在我看来既令人厌恶又荒唐可笑：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设身处地对他们加以理解，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第三部分：墙枪口下捡回的命

那个矮胖的家伙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他的长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显得像一头灵敏而凶恶的野兽。
“怎么样，你懂了我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格里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我一直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个军官无所谓地摆了一下他那只苍白的手。他的无所谓也是精心设计的。我看穿了他们所有这些渺小的伎俩。我觉得居然有人以玩弄这种小把戏而自得其乐，实在令人惊讶。
“你还有一刻钟可以考虑，”他慢吞吞地说，“把他带到贮藏室去，过一刻钟再把他带回来。如果他还拒不交代，就立即枪毙。”
他们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把戏：他们已经叫我等了整整一夜，然后在枪毙汤姆与余安的时候，又让我在地下室等了一个钟头，而现在又要把我关进贮藏室；他们从昨天起，就准备好了这一套。他们以为一个人的神经是经不起这样一拖的，他们想用这个法子来逼我就范。
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在贮藏室里，我在一只矮凳上坐下，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衰弱无力，我开始进行考虑。但并不是按他们的指点考虑。当然，我知道拉蒙·格里藏在何处：就在他堂兄弟家，离城四公里。我知道我决不会招出他的藏身处，除非这些家伙严刑拷问，而看来他们并没有想到采用此招。眼前这一切，都是他们周密安排好了的，无可更改，对此我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我想理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出卖格里。为什么呢?我不再爱拉蒙·格里。我对他的友情在这天黎明前一刻已经消亡了，与我对龚霞的爱情、与我对生活的希望同时消亡了。毫无疑问，我仍然敬重他：他是一条硬汉。但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准备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叫一个人贴墙站着，朝他开枪，直到把他打死，这个人是我或是格里或是另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回事。我很清楚，他比我对西班牙的事业更有用，但是，我现在对西班牙、对无政府主义都不在乎了：任何事物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虽然如此，我仍然在这里，我能够出卖格里来保全我的性命，但我拒绝这么做。这是一种固执，我觉得这的确有点滑稽，我想：
“就该这么固执!”我感到一种奇特的愉快。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到那两个军官的面前，一只小耗子从我脚下窜过，这使我乐了起来。我转身对其中一个长枪党徒说：
“你看见那只耗子了吗?”
他不搭理我。他阴沉着脸，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而我，我就只想笑，但总算忍住了，因为我害怕一旦笑起来，我就无法控制，笑个不停。那个长枪党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你该把小胡子刮掉，笨蛋。”
我觉得他活着让须毛在脸上蔓延实在滑稽可笑。他并不特别认真地踢了我一脚，我一声不吭了。
“怎么样，”那个胖军官问，“你考虑好了吗?”
我好奇地瞧了瞧他们，就像他们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他就藏在墓地里。在一个墓穴里或者在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完全是在跟他们开一个玩笑。我想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赶紧站起来，扣上皮带，发布命令。
他们一蹦而起。
“我们到墓地去。莫勒斯，你要洛布兹中尉派十五个人来。至于你，”矮胖子又转过来对我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我答应过你的一定兑现。如果你欺骗我们，我会要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们在一阵嘈乱声中出发了，我在几个长枪党徒的看守下平静地等着。我不时微笑起来，因为我想他们不久就会又恼又怒。我觉得自己既愚蠢又狡诈。我想像他们如何掀起一块块墓石，掘开一个个墓穴。我像一个局外人似的想着眼前的这种情景：这个囚徒固执地想要成为一个英雄，而这些留着小胡子的长枪党党徒，这些穿着制服的家伙则在那些坟墓之间忙来忙去，这真是一出令人不能不发笑的喜剧。
过了约半个钟头，矮胖的军官单独回到房间。我想，他该下令处决我了。其他那些家伙大概还留在墓地里。
军官瞧了我一眼，他丝毫没有要严惩不贷的样子：
“把他带回大院子里，和别的犯人放在一起，”他命令道，“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再交普通法庭决定他的命运。”
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懂他的话。我问他：
“那就是说，你们不……你们不枪毙我了?”
“目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枪毙你，以后，那就不是我管的事了。”
我仍然不懂他的意思。我再问：
“这是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我，几个士兵就把我带了出去。在大院子里，有百把个犯人，其中有一些妇女，有一些儿童，还有几个老人。我开始围着中央的草地转来转去，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脑子发呆。中午的时候，我们被带进食堂用餐。有两三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是认识他们的，但我并没有搭理：我已经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将近傍晚时，他们又把十来个新的犯人赶进院子里来。我从其中认出了面包商加尔西亚，他对我说：
“走运的伙计，我真没想到还能看见你活着。”
“他们判处了我死刑，”我说，“后来他们又改了主意，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他们在两点钟时逮捕了我。”加尔西亚说。
“为什么抓你?”
加尔西亚从不过问政治。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要把所有跟他们想法不同的人全抓起来。”
他又低声地说：
“他们抓到了格里。”
我颤抖了起来。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他干了件蠢事。他在星期二离开了他表兄弟的家，因为他俩发生了争吵。愿意藏他的人倒是不少，但他不愿意麻烦任何人。他说，我本想躲到伊比埃巴家里去，但既然他已被捕，我就躲到墓地里。”
“在墓地?”
“是的，他真笨。今天早上，那些家伙自然就到墓地里去搜。这是肯定要发生的。他们在一个掘墓人的屋子里抓到了他，他朝他们开了枪，后来他们把他击倒了。”
“在墓地!”
我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我恢复感觉时，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我大笑不止，笑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可爱的吕西安

“他穿着小小的天使服，样子十分可爱。”波蒂埃太太对妈妈说：“您的儿子真招人喜欢，他穿着那身小小的天使服，样子好可爱。”布法迪埃先生把吕西安拉到他的两腿之间，摸着他的手臂说：“真像个小女孩。”他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克琳娜，吕西安娜还是玛尔戈?”吕西安涨红了脸说：“我叫吕西安。”他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不是一个女孩，因为许多人一边亲他一边叫他小姐。人人都觉得他那薄纱翅膀、蓝色的长裙、赤裸的小胳膊以及金黄的鬈发非常招人喜爱。他害怕别人突然决定他不再是个小男孩了。他抗议也是徒劳的，谁都不会听他的。除了睡觉的时候，人家再也不许他脱下裙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便发现裙子就在床头。白天他要小解时，必须像内奈特那样撩起裙子蹲下来。人人都会对他说：我漂亮的小姑娘。可能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是一个小女孩了。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如此温柔，觉得这有一点令人沮丧。他的嗓音如同清脆的笛声从嘴里飘逸而出，他还用圆弧形的动作向大家献花。他很想亲吻自己的肘弯。他想这不是真的。他很愿意这不是真的。但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他玩得更加尽兴。那一天家里给他穿上了皮埃罗皮埃罗，法国哑剧中的典型人物。他全身穿白衣，面部涂白粉。的服装，他和里黎在一起又跑又跳又喊。他们藏在桌子下面，他妈妈用长柄眼镜轻轻地敲了他一下说：“我为我的小儿子感到骄傲。”她身材魁梧，长得很美，是在场的女士中最胖、最高的一位。他经过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时，正在喝香槟酒的爸爸把他从地上抱起，唤道：“小家伙!”他真想哭出来，喊一声“嗳!”他要了一杯橘汁，因为是冰镇的，以前家里人不让他喝冰镇饮料。可是这一回，人家给他在一个小小的杯子里倒了一点点。橘汁有点黏糊糊的味道，并不很凉。吕西安想起他生重病时喝过的掺了蓖麻油的橘汁，于是放声大哭起来。他在汽车里坐在爸爸和妈妈中间时，觉得心里好受多了。妈妈把吕西安紧紧搂在怀里。妈妈怀里很温暖，而且香喷喷的。她全身都是柔软的丝绸服装。汽车里不时地变成粉笔般一片白。吕西安眨了眨眼睛，妈妈衣襟上的紫罗兰从阴影里突现出来，吕西安一下子闻到了它的香味。他还在轻轻地抽泣，但他觉得自己又湿又痒，像橘汁那样有点黏黏的。他真想在自己小小的浴缸里扑水玩，让妈妈用海绵替他擦洗。家里允许他睡在爸爸和妈妈的卧室里，跟他小时候一样。他笑着，把他的小床的弹簧弄得吱嘎作响。爸爸说：“这孩子兴奋过度了。”他喝了一点橘花水，看见爸爸只穿着衬衣。
第二天，吕西安肯定自己忘了点什么事。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做过的梦：爸爸和妈妈穿着天使服。吕西安光着身子坐在便盆上敲着小鼓，爸爸和妈妈在他周围飞来飞去。那是一场噩梦。但是在梦前还发生过别的事情。吕西安大概醒了。他试图回忆时，他见到了一条被一盏小蓝灯照亮的又黑又长的地道，那盏灯和父母卧室里晚上点亮的值夜灯几乎一模一样。在这昏暗和蓝色的黑夜尽头，有个什么东西掠过——白色的东西。他坐在地上妈妈的脚边，拿起他的小鼓。妈妈问他：“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宝贝?”他低下头，一边敲鼓一边喊：“嘣，嘣，塔啦啦嘣。”但她转过头去时，他便开始仔细打量她，仿佛第一次看见她。那件蓝色带玫瑰花的连衣裙他是认得的，那张脸他也是认得的。但是又不一样了。突然，他觉得想起来了。假如他再继续想一小会儿，就会想出个结果了。那地道里只有灰白色的光亮，可以看见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吕西安害怕了，他喊了起来。于是地道消失了。“怎么啦，小宝贝?”妈妈问。她跪在他身边，神情很不安。“我闹着玩呢。”吕西安说。妈妈身上发出香味，但是他害怕妈妈碰自己。他觉得妈妈的样子很怪，爸爸的样子也很怪。他决定从此再不去他们的卧室睡觉了。
以后几天里，妈妈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吕西安依然像往常一样穿着裙子，但又像个真正的小男人和她闲聊。他要妈妈给他讲《小红帽》的故事。妈妈抱他坐在膝盖上。她翘起一个指头，面带笑容，一本正经地给他讲狼和小红帽的外婆。吕西安看着她，不断地问“后来呢?”有时候，他摸摸妈妈脖子上的发卷。可是，他没听她讲，他在思索她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妈妈。她讲完故事后，他说：“妈妈，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于是，妈妈就讲了，但是她可能在撒谎。也许她从前是个小男孩，家里给她穿了裙子——就像那天晚上给吕西安穿上裙子，为了装成女孩子她便继续穿了下去。他轻轻碰了碰她那美丽的胖胳膊，它们在丝绸衣服底下像黄油一样柔软。假如脱下妈妈的长裙，让她穿上爸爸的长裤，将会怎样呢?也许她立即会长出一小撮黑黑的胡须。他竭尽全力抱住妈妈的胳膊。他觉得妈妈就要在他的面前变成一头令人厌恶的野兽——或是变成一个游乐场上那种长胡子的女人。她张开大嘴笑了，吕西安看见了她玫瑰色的舌头和喉咙深处。那里很脏，他真想往里面吐口痰。“哈哈哈!”妈妈说，“你搂得我好紧，好儿子!再使点劲儿。你爱我有多深就搂多紧。”吕西安捧起那只戴满了银指环的漂亮的手，在上面印满了亲吻。第二天，吕西安坐在便盆上，她坐到他身边，拿起他的双手对他说：“使劲屏气，吕西安，使劲，我的小心肝，我求你了。”他突然停止屏气，有点气喘吁吁地问她：“无论如何，你是我的亲妈妈吧?”她对他说：“小傻瓜”，并且问他是不是快要解出来了。从那天起，吕西安肯定她在装腔作势，从此他再也不说长大以后要娶她了。但是她还不太清楚他搞的什么名堂。可能是在他梦见地道的那一天夜里，有几个贼前来把爸爸和妈妈从床上拉起来，让他们去干他们的勾当。或者，那就是爸爸和妈妈。他们白天扮演一种角色，夜里又扮演一种决然不同的角色。因此，圣诞节夜里他惊醒后看见爸爸和妈妈正把玩具放进壁炉，他也不感到惊奇了。第二天，他们大谈圣诞老人，吕西安便假装相信他们。他以为这就是他们扮演的角色，玩具大概是他们偷来的。二月份他得了猩红热，玩得很痛快。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装成孤儿—路易

病愈后，他便总是装成孤儿。他坐在草坪中央大栗树下，双手捧满了土。他想：“我将成为一名孤儿，我的名字叫路易。我已经六天没有吃东西了。”女佣日耳曼娜来叫他吃午饭。在餐桌上他继续装孤儿。爸爸和妈妈什么也没有察觉。他被几个贼人收容，他们要把他训练成一个扒窃手。他吃完饭就要逃走，要去举报他们。他吃得很少，喝得也不多。他曾在《守护天使客店》这本书里读到过，饿极了的人吃的第一顿饭应该比较清淡。这很有意思，因为人人都在演戏。爸爸和妈妈装扮成爸爸和妈妈，妈妈装作很烦恼，因为她的小宝贝吃得太少了。爸爸装作在看报，还不时用手指在吕西安的面前晃动，说着：“巴达嘣，巴达嘣!”吕西安自己也在演戏，但是到后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到底在演什么了。演孤儿?或是演吕西安?他望着盛水的长颈瓶，瓶底有一小片红光在跳跃。可以打赌，爸爸那只手指头上长着小黑毛，并且能发光的大手就在瓶子里。忽然间，吕西安觉得那长颈瓶也是装作是一只长颈瓶。结果，他几乎没有吃菜，因此下午饿极了，只得去偷了十几枚李子吃，差一点闹得不消化。他觉得自己很讨厌继续装扮吕西安了。
然而，他又不得不装扮下去，他觉得自己一直是在演戏。他很想和丑陋而庄重的布法迪埃先生一样。每次布法迪埃先生前来和他们共进晚餐，他总是俯身吻着妈妈的手说：“亲爱的夫人，我向您深深致意。”吕西安站在客厅中央，不胜钦佩地看着他。但是吕西安自己的事却没一件是庄重的。他摔了跤隆起一个包时，有时会停止哭泣问自己：“我真的很疼吗?”于是，他感到更加伤心，哭得更欢了。有时他吻着妈妈的手对她说：“亲爱的夫人，我向您深深致意。”妈妈便边弄乱他的头发边说：“小东西，这样不好，你不应该嘲笑大人。”于是他感到完全泄气了。他只在每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五才觉得自己有点重要。那两个日子，很多太太前来看望妈妈，总有两三位女士正在服丧。吕西安喜欢身着丧服的女士，尤其是那些长着大脚的太太。总的说来，他喜欢和大人们在一起，因为他们都非常体面。他从不愿想到大人们上了床就忘乎所以，再顾不上小男孩干的那些事。她们身上穿着那么多衣服，颜色又那么深，人们简直想像不出衣服下面都有些什么。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吃这吃那，又说又笑，笑得一本正经，像望弥撒时一样。他们把吕西安当个人物。库凡太太常把吕西安抱在她的膝盖上，一边摸着他的腿肚一边宣称：“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宝宝。”接着，她便问他有哪些爱好，她亲吻他，还问他将来想做什么。有时他说想成为一位像贞德那样伟大的将军，从德国人那里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有时又说想当一名教士。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贝斯太太是一位又高又大还长着一片小胡子的女士。她常把吕西安弄得朝后仰，一边胳肢他一边管他叫“我的宝贝娃娃”。吕西安十分开心，他乐得前仰后合，在她的胳肢下来回扭动身体。他想自己是一个小玩具娃娃，大人们的一个可爱的小玩具娃娃。他真想让贝斯太太脱去他的衣服，把他当成一只橡皮娃娃放到一个小小的摇篮里睡觉。有时候，贝斯太太会问：“我的娃娃会说话吗?”接着她便突然摁一下他的肚皮。于是，吕西安便装作像个机械娃娃，捏紧喉咙喊一声：“哇!”两人便都大笑起来。
每周六都来家里吃午饭的本堂神甫大人问他是否很爱妈妈。吕西安很爱他漂亮的妈妈和健壮而和蔼的爸爸。他小大人般地望着本堂神甫，答道：“是的。”全体宾客哄堂大笑起来。神甫的脑袋像一颗又红又粗糙不平的覆盆子，每一个小孔里长出一根毛发。他对吕西安说这很好，应该热爱自己的妈妈。随后他又问吕西安，在他妈妈和仁慈的上帝之间他更爱谁。吕西安无法立即猜出正确的答案。于是他晃动鬈发，两脚在地上乱踢，一边喊着“嘣，塔啦啦嘣”。大人们便继续交谈，仿佛吕西安不存在似的。他跑到花园，从后门溜到了外面。他带着那根小小的白藤手杖。当然吕西安不应该走出花园，这是禁止的。平常吕西安是一个很乖的小男孩，可是这一天他却很想反抗一下。他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庞大的荨麻丛。显然那是一片禁地。墙是黑糊糊的，荨麻是可恶的有害植物，有一条狗正好在荨麻下面方便过。可以同时闻到植物、狗屎和热酒的味道。吕西安一边用他的手杖抽打着荨麻，一边喊着：“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他看见被折断的荨麻十分可怜地挂在那里，流淌着白色的汁液。它们那毛茸茸的白色茎秆折断时都疏解开了。他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轻轻地喊着：“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一只很大的绿蝇在嗡嗡叫。这是一种很会拉屎的苍蝇，吕西安很害怕。这时，一股难闻的强烈的腐臭味静静地充塞了他的鼻腔。他不停地说着：“我爱妈妈”。但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很怪，突然感到一阵恐怖，于是一溜烟跑回了客厅。从这天起，吕西安明白了他不爱他妈妈。他并不觉得心里有愧，但是他表现得益发乖巧，因为他想人的一生就必须装作很爱自己的父母，否则他就是个坏孩子。弗勒里耶夫人觉得吕西安越来越温顺。恰巧那年夏天战争爆发，爸爸上前线打仗去了。由于吕西安格外善解人意，妈妈才在忧伤之中感到了几分欣慰。下午，妈妈觉得难受，在花园里的帆布躺椅上休息，吕西安忙去拿来一个靠垫塞在妈妈的头下，或者找来一条毯子盖在她腿上。妈妈一边推辞，一边笑着说：“乖儿子，我会太热的。你真懂事!”于是他抱住妈妈狂吻起来，弄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喊着：“我的亲妈妈!”随后，他走到栗树下面坐下。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吕西安准备长大接替父亲工厂

他说一声“栗子树!”便等着。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妈妈躺在游廊里，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沉寂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到处散发着热烘烘的青草气息，本来吕西安可以装扮成原始森林中的探险家，但此时他无心玩耍。空气仿佛在墙的红顶上颤动，阳光在地上和吕西安的手上射下了灼热的斑点。“栗子树!”他对妈妈说“我漂亮的妈妈”时，妈妈笑了：而他管日耳曼娜叫火枪时，她哭了，还到妈妈那里去告状。可是当他说栗子树时，却什么反应也没有。于是他咬牙切齿地骂“该死的树”，他心里还不踏实。由于大树纹丝不动，他便更加大声地不断高喊：“该死的树，可恶的栗子树!你等着瞧，等着吧!”接着狠狠地踢了它几脚。但是大树仍然静静地，静静地耸立在那里，仿佛是个木头人。所有这些事叫人很不愉快。晚餐时吕西安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些树是木头做的。”同时做出一副妈妈很喜欢的惊奇的小模样。弗勒里耶太太这天中午没有收到信，因此冷冷地说：“别装出傻样子。”吕西安现在变得常常毁坏东西。他把所有的玩具都拆了，为了看看它们是怎么做的。他用爸爸的一把旧剃须刀把扶手椅的扶手都划破，把客厅里的塔纳格拉小塑像指出土于希腊塔纳格拉村的两千年前的陶土女像。打翻在地，为了知道它是否空心的，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他外出散步时，用他的手杖砍杀那些植物和花卉。每一次，他都深深感到失望。东西是没有灵性的，它们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妈妈经常指着一些花和树问他：“这个叫什么?”吕西安总是摇摇头回答：“这东西什么都不是，它没有名字。”所有这些都不值得注意。把蚂蚱的腿揪下来要好玩得多，因为它能像一只陀螺在你的手指间震颤。而且，如果你摁住它的肚子，它还能吐出一种黄色的浆液来。不过总而言之蚂蚱是不会喊叫的。吕西安很想把那种弄疼了会叫喊的小动物拿来试验试验，例如母鸡。但是他不敢接近它们。三月份，弗勒里耶先生回到家里，因为他是一位厂长。将军对他说，他回来领导他的工厂比和普通人一样待在战壕里会更加有用。他觉得吕西安有了很大变化，并且说简直认不出自己的小儿子了。吕西安如今变得懒洋洋的。他回答问题时有气无力，总是把一个指头放在鼻孔里，或是吹吹自己的指头然后闻闻它们的味道。要他办点事情必须求他才行。现在，他自己一人去厕所，只需把厕所的门留一条缝，妈妈或日耳曼娜不时前来鼓励他。他往往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他的宝座上，有一次他竟然厌烦得睡着了。医生说他发育得太快，给他开了一种滋补的药品。妈妈想教吕西安几种新的游戏，但是吕西安觉得这类游戏已经玩腻了，它们都大同小异，总是老一套。他经常赌气：这也是一种游戏，但是很好玩。这样可以让妈妈难过，自己也可以自怨自艾。他装聋作哑，双眼，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内心却感到温馨舒适，如同晚上躺在被窝里可以感受到自身的气息那样，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存在。吕西安动不动赌气，爸爸用嘲讽的口吻对他说：“你成赌气包了。”吕西安于是哭着在地上打起滚来。妈妈有客人时，他还常常去客厅。但自从家里把他的鬈发剪去后，大人们便不太注意他了。他们要不给他讲大道理，就是给他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他的表兄里黎因为躲避轰炸和他漂亮的妈妈贝尔特姑妈一起来到费罗尔，吕西安非常高兴。他想教里黎玩。但是里黎满脑子想的都是憎恨德寇的事，尽管他比吕西安大六个月，仍然孩子气十足。他满脸雀斑，对许多事情都不很明白。然而吕西安还是对他透露了自己是一个梦游者的秘密。有的人夜里会起来，睡着觉说话并且到处游荡，吕西安在《小探险家》这本书里读到过。而且他想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吕西安，他在半夜里真的会走，会说话，并且爱着自己的父母。只是到了天亮，他便忘记了一切，重新开始假装成吕西安。起初，吕西安对这件事只是半信半疑。但是有一天他们来到了荨麻丛，里黎把自己的小鸡鸡露给吕西安看，说：“你瞧，它多大，我已经是个大男孩了。到它完全长大，我就成了男子汉，可以上战场去打德寇了。”吕西安觉得里黎很奇怪，大笑不止。“把你的那个给我看看。”里黎说。他们比了比，结果吕西安的比里黎的小，但这是里黎耍了花招，他把自己的故意拉长了。“我的比你大。”里黎说。“是的，可我是个梦游者。”吕西安平静地说。里黎不明白什么是梦游者，吕西安只得向他解释一番。解释完了，他想：“我确实是一个梦游者。”于是他极想放声大哭一场。他们两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因此两人商定第二天夜里里黎不能睡着。当吕西安夜里起来时，由里黎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并且记住他说的全部话语。“过了一阵你就把我弄醒。”吕西安说，“看看我是不是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晚上，迟迟不能入睡的吕西安听见了响亮的鼾声，他不得不把里黎弄醒。“桑给巴尔!”里黎说。“里黎，醒醒，你得在我起来时看着我。”“别闹，让我睡觉。”里黎含混不清地说。吕西安摇晃他，手伸到他睡衣下掐他。里黎的两腿乱踢乱蹬起来，终于醒了，两眼瞪得大大的，露出一副奇怪的笑容。吕西安想起爸爸要给他买的自行车，还听到了火车头的汽笛声。忽然间，女仆进来拉开了窗帘，已经是早晨八点钟了。吕西安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夜里干了什么。仁慈的上帝是知道的，因为他能洞察一切。吕西安跪在跪凳上，竭力表现得很乖，想让妈妈在望完弥撒后夸他一番。但是他讨厌仁慈的上帝，因为仁慈的上帝比吕西安自己更了解吕西安。他知道吕西安不爱他妈妈和爸爸，知道吕西安假装很乖，而且晚上在床上摸自己的小鸡鸡。幸好，仁慈的上帝不能全部记住，因为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小男孩。当吕西安拍着自己的脑门说“皮科坦”时，仁慈的上帝便立即忘记了他看见的事情。吕西安还努力让仁慈的上帝相信他是爱妈妈的。他不时在脑子里想着：“我多么热爱我亲爱的妈妈!”然而他身上总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还不太相信，仁慈的上帝当然能见到这个角落。那样的话，便是他赢了。但是有时候，人们能够完全融入自己说的话里面。当你口齿清楚迅速说出“哦，我多么热爱我的妈妈”时，你便能看见妈妈的面孔，觉得非常动情，你会含糊地，含糊地想着，仁慈的上帝正在看着你。随后，你甚至不再想了，你会柔情满怀。再后来，便会有几个字在你的耳边跳跃：妈妈，妈妈，妈妈。当然，它只是一闪而过，如同吕西安试图用两条腿使椅子保持平衡。但是，假如正好有人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声“帕科塔”，那么仁慈的上帝将会受骗上当。他只看到了好事，而且他所见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但是这种游戏吕西安玩腻了，因为要付出的努力太大了。而且无论如何你永远不会知道仁慈的上帝到底赢了还是输了。吕西安不再关心上帝的事了。他第一次领圣体时，神甫说他是教理课上最乖、最虔诚的小男孩。吕西安能迅速领会，他的记忆力很好，但是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每星期日他比较清醒。当吕西安和爸爸一起在通往巴黎的公路上散步时，他脑子里的云雾便驱散了。他身穿漂亮的水手服，他们会遇到一些爸爸厂里的工人。他们向爸爸和吕西安致意。爸爸走向他们，他们便说：“弗勒里耶先生，您好!”还说：“小东家，您好。”吕西安很喜欢那些工人，因为他们是大人，可是又和其他大人不同。首先，他们叫他先生。其次，他们都戴着鸭舌帽，有着一双双剪掉指甲的粗大的手。那是一些皲裂的受苦人的手。他们是一些可尊敬的人，而且也尊重他人。不可以去拔布利戈老爹的胡子，否则爸爸要骂吕西安的。布利戈老爹为了和爸爸交谈，摘下了帽子，但是爸爸和吕西安却仍然戴着帽子。爸爸说话时，声音响亮、粗重但悦耳。他问：“喂，布利戈老爹，等着儿子回家哪!他什么时候回来休假呢?”“这个月底，弗勒里耶先生，谢谢，弗勒里耶先生。”布利戈老爹显得很高兴，他绝不会像布法迪埃先生那样贸然在吕西安的屁股上拍一巴掌，叫他一声小顽童。吕西安很讨厌布法迪埃先生，因为他太丑了。但是他见到布利戈老爹时，他便会觉得满怀柔情，很想做一个善良的人。有一次散步回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对他解释什么是头头。吕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和工人们讲话的，于是爸爸便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的嗓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头头?”吕西安问。“当然喽，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将指挥谁呢?”“我死以后，你将成为我工厂的老板，你将要指挥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们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挥他们的孩子。你得学会让人服从和让人爱戴。”“我怎样才能让人爱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说：“首先你必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吕西安深受感动。当工头莫雷尔的儿子来家里报告他父亲的两个手指被轧掉时，吕西安同他既严肃又和蔼地谈了话，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并且直呼他莫雷尔。妈妈说她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儿子感到骄傲。不久以后便停战了。爸爸每天晚上都大声读报，大家都在谈论俄国人、德国政府和赔偿问题。爸爸在一张地图上把一些国家指给吕西安看。吕西安度过了一生中最令人厌烦的一年。他更喜欢打仗的时候。现在，人们都仿佛无所事事。库凡太太两眼发出的光芒已经熄灭了。一九一九年十月，弗勒里耶太太让吕西安作为走读生上了圣约瑟学校。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吕西安的变化

热罗迈神甫的办公室里很热。吕西安站在神甫的扶手椅旁，双手放在背后，心里十分烦恼。他想：“妈妈怎么还不走啊!”可是弗勒里耶太太还不想走。她坐在一张绿色扶手椅的边上，把丰满的胸部朝向神甫。她说话很快，声音像唱歌，正如她生了气但不愿表露出来的时候那样。神甫缓缓地说着，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字似乎比别人说出来的长得多。仿佛这些字像大麦糖，神甫在放走它们之前要一一吮吸过。他告诉妈妈，吕西安是一个有礼貌且勤奋的好孩子，但可怕的是他对一切事物都漠不关心。弗勒里耶太太则说她非常失望，因为她原以为换了环境能对他有好处。她问，至少在课间休息时他是否也玩。“很遗憾，夫人，”善良的神甫说，“甚至游戏似乎也不大能引起他的兴趣。有时候他也好动，甚至有点过火。但是他很快便厌倦了。我认为他缺乏恒心。”吕西安想：“他们是在谈论我呢。”他们是两个大人，他和战争、德国政府或普万卡雷普万卡雷(1860—1934)，法国政治家，曾先后担任过法国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先生一样，成了他们的话题。他们的神情严肃，正在分析他的情况。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高兴。他的耳朵里灌满了他母亲唱歌般的话语以及神甫那些被吮吸过、黏糊糊的话语。他真想哭。幸好铃响了，他获得了自由。但是在地理课上他非常烦躁，于是他请求雅坎神甫准许他上厕所，因为他需要活动活动。
首先，清新、孤独和厕所的好味道使他得以平静。为了问心无愧，他蹲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便意。他抬起头，开始看那些涂满门板的题词。有人用蓝色的粉笔写了“巴拉托是一只臭虫”。吕西安笑了。他想，确实如此，巴拉托是一只臭虫，他的个子很小。大家说他可能会长高一点，但可能性极小，因为他爸爸的个子很矮，几乎是一个侏儒。吕西安心里想，不知巴拉托是否看到了这句题词。他觉得他没有看到，否则这句话早就被擦掉了。巴拉托一定会吮湿了手指，把这几个字一一擦掉的。吕西安高兴地想到，巴拉托四点钟将会来上厕所。当他脱下条绒小短裤，便会看见“巴拉托是一只臭虫”这句话。也许他从未想到过自己那么矮小。吕西安打定主意，决定从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起就叫他臭虫。他站起来，看见右面墙上另外一句用同一种蓝色粉笔题写的话：“吕西安·弗勒里耶是一根大芦笋”。他仔细地把这几个字一一擦掉后回到了课堂。“确实如此，”他一边看周围的同学一边想，“他们都比我矮。”于是他觉得很不自在。“大芦笋”。他坐在自己那张用安的列斯群岛的木材做的小书桌前。日耳曼娜在厨房里干活，妈妈还没有回家。他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下“大芦笋”，为了好好地认认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太熟了，以至于他反倒觉得没有把握了。他喊着：“日耳曼娜，我的好日耳曼娜!”“您还要什么?”日耳曼娜问。“日耳曼娜，我想要你在这张纸上写‘吕西安·弗勒里耶是一根大芦笋’。”“您疯啦，吕西安少爷?”他双臂抱住日耳曼娜的脖子恳求地说：“日耳曼娜，我的小日耳曼娜，求求你了。”日耳曼娜笑了，在围裙上擦了擦她那油腻的手指。她写的时候，吕西安没有看她。但是，他随后便把这张纸拿回房间，久久地推敲。日耳曼娜的字体细长，吕西安觉得听到了一种干巴巴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大芦笋”。他想“我个子很高”。他觉得羞愧得无地自容。巴拉托太矮，自己又太高，真是半斤八两。人家一定在背后讥笑我呢。仿佛这是命里注定的。直到目前为止，他总是自上而下地看着自己的同学，他觉得这很自然。但是现在，似乎突然间他被判定今后一辈子都要成为大个子了。晚上他问父亲，假如他竭尽全力能否使自己变矮。弗勒里耶先生说这不行。所有弗勒里耶家族的人都是又高又壮的，吕西安还会再长呢。吕西安非常失望。当母亲替他塞好被子，他又从床上起来去照镜子。“我真高。”他想。但是照了也是徒劳，因为镜子里看不出来。他的个子不高也不矮。他略微拉起睡衣，看见了自己的双腿。于是他便想像出科斯蒂尔对埃布拉尔说：“喂，瞧那芦笋的两条长腿!”接着便会有人说：“芦笋在起鸡皮疙瘩!”吕西安把睡衣拉得很高，他们都看见了他的肚脐和全部秘密。于是他急忙跑回床上，钻进被窝里。他把手伸到睡衣底下时，他想科斯蒂尔一定看见了，还说“快来瞧瞧大芦笋在干什么呢!”他在床上焦躁不安地翻来覆去，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大芦笋!大芦笋!”直到后来，他手指底下产生了一种又痒又酸的感觉。
以后几天，他很想请求神甫准许他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那是因为布瓦赛、温凯尔曼和科斯蒂尔他们几个坐在他后面，可以看见他的后颈。吕西安能感觉得到自己的后颈，但是他看不见它，并且常常把它忘了。但是当吕西安努力回答好神甫的提问，背诵唐·狄埃格唐·狄埃格，高乃依的悲剧《照德》中的人物，主人公罗德里格的父亲。他因被罗德里格的情人的父亲打了一记耳光，认为是自己的奇耻大辱。的大段独白时，别的同学在他的后面看着他的后颈。他们会一边讥笑一边想：“他的脖子多细，简直像鸡脖子!”吕西安竭力提高声调，表现出唐·狄埃格受到羞辱时的心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嗓子。但是后颈始终在那里，静静的，毫无表情，如同一个正在休息的人。而巴赛却能看见它。他不敢换位置，因为最后一排是留给笨学生的。但是他总感到后颈和肩胛有点发痒，他只得不断地搔痒。吕西安想出了一种新的游戏：早上他独自一人像大人一样在卫生间洗盆浴时，他想像总有人在锁眼里看他，有时是科斯蒂尔，有时是布利戈老爹，有时是日耳曼娜。于是他朝着各个方向转动，以便让他们能看见他的各个侧面。有时他把屁股对着房门，四肢着地，让屁股撅起来，样子非常可笑，布法迪埃先生便蹑手蹑脚走过来给他冲洗。一天他在厕所里，听见嘎吱嘎吱的声音。原来是日耳曼娜在给走廊里的餐具橱打蜡。他屏住呼吸，轻轻把门打开走了出去，短裤拖在脚腕上，衬衫绑在腰上。他不得不小步地跳跃向前，以免失去平衡。日耳曼娜向他射来了冷峻的目光。“您在作套口袋跑步吗?”她问道。他愤怒地拉上裤子，奔回自己床上。弗勒里耶太太很伤心，她常常对丈夫说：“他小时候那么伶俐，瞧他现在这副傻样，多可惜呀!”弗勒里耶先生漫不经心地看了吕西安一眼，说道：“这是年龄关系!”吕西安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躯体才好。无论他做什么，他总觉得这具身子不经他同意就无处不在。吕西安很喜欢想像自己是个隐身人。而且为了报复，他还养成了从锁眼里窥视的习惯，以便看看别人在本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是如何行动的。他在母亲洗澡时看见过她。她坐在浴盆上，样子似睡非睡，她肯定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甚至她的面孔，因为她认为没有人能看见她。海绵在这具松弛的肉体上自行来回搓动。她的动作很懈怠，仿佛即将停顿下来。妈妈把肥皂擦在一块毛巾上，随后她的手便消失在两腿之间。她的面容很安详，几乎有点忧伤。她肯定在想别的事情，如吕西安的教育问题或普万卡雷先生。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就是这一大堆粉红色的肉体，这具压在坐浴浴盆珐琅上的庞大身躯。另外一次，吕西安脱掉鞋，一直爬到阁楼上。她看见了日耳曼娜。她身穿一件绿色的长睡袍，一直拖到脚上。她正在一面小小的圆镜前梳头，并且无精打采地对自己发笑。吕西安乐坏了，他放声大笑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匆匆下了楼。此后，他经常对着客厅里的穿衣镜发笑，甚至做鬼脸。过了一阵，他便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睡美男—吕西安

吕西安终于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但是除了库凡太太谁也没有发现他的这种变化。库凡太太管他叫睡美男。有一大团他既不能吞又不能吐的空气使他总是半张着嘴：这是他的哈欠。他独自一人时，这团空气不断膨胀，轻轻地抚弄他的上颚和舌头。他把嘴张得大大的，眼泪便在两颊上往下滚。这是非常愉快的时刻。在厕所里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好玩了。但是现在他很喜欢打喷嚏，它能使他惊醒，片刻之内他兴奋地环视四周，然后便又昏昏入睡了。他学会了辨认各种各样的睡眠。冬天，他坐在壁炉前，把脑袋伸向炉火。到它变得通红，烤得焦黄时，脑子忽然间就变得空空荡荡，他管这个叫做“脑袋睡觉”。每星期日早上恰恰相反，他用双脚睡觉。他进入浴缸，慢慢地弯下身子，睡意便汩汩作响地从两腿经两腋一直往上传导。昏昏欲睡的雪白躯体在水中胀大起来，像一只水煮母鸡，上面端立着一颗金色的小脑袋。脑袋里装满了诸如圣殿、神庙、地震、破坏圣像者等深奥的词语。在课堂上，睡眠是一片白，时而有些一闪而过的念头，如：“你要他做点什么来对付三个人?”第一名吕西安·弗勒里耶。“什么是第三等级：什么都不是。”第一名吕西安·弗勒里耶，第二名温凯尔曼。佩尔罗获代数第一名。他只有一个睾丸，另一个还没有下垂。他让人花两个苏看一眼，十个苏摸一下。吕西安给了他十个苏，犹豫不决地伸出了手，没有摸便走开了。但是后来他懊悔极了，这一来往往能使他清醒一个多小时。他的地质学成绩不如历史，第一名温凯尔曼，第二名弗勒里耶。每星期日，他和温凯尔曼以及科斯蒂尔一起骑车外出漫游。自行车队穿越被炎热烤红了的乡村，在柔软的尘土上滑行。吕西安的双腿肌肉发达、轻快有力，但是一路上沉闷的昏睡气息渐渐渗入他的头脑。他躬身趴在车把上，两眼发红，已经有点张不开了。他曾三次获得优秀奖，因此得到了《法比奥拉或地下墓穴教堂》、《基督教精髓》以及《红衣主教拉维热里传》等著作。暑假后返校时，科斯蒂尔给大家讲述了《非凡的孩子》和《梅斯的炮兵》。吕西安决心做得更好，他在父亲的拉露斯医学词典里查了“子宫”这一词条，然后向他们解释了女人的身体结构。他甚至在黑板上画了一幅草图，科斯蒂尔声称这令人作呕。但是从此以后，每当他们听到输卵管这个词时，便不禁哄堂大笑。吕西安自豪地觉得在全法国再也找不出一个中学生，甚至修辞班修辞班为法国中学的最高班。的学生，能像他那样熟悉妇女的器官。
弗勒里耶全家举迁巴黎仿佛一道闪亮的镁光。由于看到形形色色的电影院、五花八门的汽车和光怪陆离的街道，使得吕西安久久不能入睡。他学会了区分邻里牌和帕卡尔牌轿车；区分伊斯帕诺—苏伊萨牌和罗尔斯牌轿车。他还能在一些场合谈论低车身的轿车。一年来，他身着长长的短裤。为了奖励他在中学会考第一部分取得的好成绩，他父亲送他去英国游览。他见到了吸足了水的草地和白色的悬崖峭壁。他和约翰·拉蒂默玩了拳击，学会了由上朝下的出击手法。但是有一天早上他醒来时仍然昏昏沉沉，于是他再度陷入了半醒半睡的状态。他昏昏沉沉回到了巴黎。孔多塞中学的初级数学班只有三十七名学生。有八名学生自诩已经懂得人事，把别人都当成幼稚的娃娃。那些懂得人事的人一直瞧不起吕西安。到了十一月一日万圣节，吕西安和那个最自命不凡的加里外出散步，他漫不经心地表现出对解剖学方面的精确了解，使加里佩服得五体投地。吕西安没有加入懂事者小团体，因为他父母不准他晚上出门，但是他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铁了。
每星期四，贝尔特姑妈带着表兄里黎到雷努阿尔街来吃午饭。她变得臃肿而且忧伤，整天唉声叹气。但是她的皮肤仍然细腻白净，吕西安很想看看她一丝不挂时的样子。晚上他躺在床上想着此事：最好是冬季的某一天，在布洛涅森林的一个矮树林里，把她的衣服全都脱光。她将两臂交叉在胸前，浑身起着鸡皮疙瘩，不停地打着冷颤。他想像，有一个近视眼过路人用手杖的顶端碰了碰她说：“这是什么呀?”吕西安和表兄相处得不大和睦。里黎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但有点过分风雅。他在拉卡纳尔中学上哲学班，对数学一窍不通。吕西安不禁想起里黎七岁多的时候还把屎拉在裤子里，他只得像只鸭子叉开双腿摇摇晃晃地走路，还用天真的目光望着他妈妈说：“不，妈妈，向你保证，我没有拉。”因此吕西安很讨厌碰里黎的手。然而他对里黎非常友善，给他讲解数学课程。他往往需要做出很大努力来克制自己的急躁，因为里黎不太聪明。但是他从不发火，而且始终保持稳重平静的语调。弗勒里耶太太觉得吕西安很有办法，但是贝尔特姑妈却毫不领情。吕西安向里黎建议替他补课时，她便会涨红了脸，在座椅上焦躁不安地说：“不，你心眼太好了，我的小吕西安。但是里黎已经是个大小伙子，如果他愿意倒也无妨，不过不能让他养成依赖别人的习惯。”一天晚上，弗勒里耶太太忽然对吕西安说：“你也许以为里黎对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很感激，是吗?我来告诉你，我的乖儿子，你错了!他认为你自以为是，这是贝尔特姑妈对我说的。”
她说话时仍带着固有的唱歌语调，显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但吕西安明白她愤怒已极。他内心隐隐地感到不自在，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二天和第三天他都很忙，因此这件事被他抛在了脑后。
星期日早上，他突然放下笔，自问：“我真的那么自以为是吗?”那是早上十一点钟。吕西安坐在书桌前，望着墙壁装饰布上的粉红色小人。他左边的面颊感受到一股四月份首批阳光带来的干燥而多尘的暖意，右边面颊则感受到一种来自取暖器的沉重和闷热的气流。“我真的那么自以为是吗?”很难回答。吕西安首先回忆起和里黎的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公正地判断一下自己当时的态度。当时他俯身向着里黎，笑着对他说：“你懂吗?假如你不懂，我的老兄，你就直说，不用害怕。咱们以后再谈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在进行一项比较难的推理时出了错，于是他开心地说道：“我也一样出错。”这是他从弗勒里耶先生那里学来的一个短语，他觉得很有趣。这是个小过失。“可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否显得自以为了不起呢?”由于他努力地寻找，终于，他突然记起了一种像一团白云似的又白又圆又软的东西。这就是那一天他的想法。他说了：“你懂吗?”于是这一点便印入了他的脑子，但是这很难描述。吕西安竭力想看看这团云，忽然他脑袋向前掉到了云雾里。他被团团水汽所包围，接着自己也变成了水汽，最后他终于成为一股散发着内衣味道的潮湿的白色暖流。他想摆脱这团水汽，朝后退去，但是这水汽始终紧随不舍。他想：“我是吕西安·弗勒里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正在做一道物理题，今天是星期日。”但是他的想法渐渐化为一团团白色的雾气。他抖动一下身体，开始辨认墙壁装饰布上的人物。有两个牧羊女，两个牧童，还有一个爱神。接着，他突然自言自语道：“我是……”随后听见轻轻的卡拉一声，他便从长长的梦游中清醒过来了。
这一经历并不令人愉快。牧童朝后跳了过去，吕西安觉得仿佛在用望远镜的大头看着他们。取代这种他感到如此温柔，并且令人快感地逐渐消失在后退之中的惊愕状态的，是一种清醒的困惑，他不禁自问：“我是谁?”
“我是谁?我看着书桌，看着练习本。我叫吕西安·弗勒里耶，但这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我自以为是，还是不自以为是?我自己也搞不清，这毫无意义。我是一个好学生。这不是真的，因为好学生是喜欢学习的，而我却不喜欢。我的成绩很好，但是我不爱学习。我并不讨厌学习，我不在乎。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头头。”他不安地想道：“那么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又过了一阵。他搔了搔面颊，眨了眨左眼，因为阳光太耀眼了。“我是什么人呢?”有一股雾气，层层交织、无边无际。“我!”他望着远方。这个“我”字在他脑海里不断回响，随后似乎可以隐约看见一样东西，它像阴暗的金字塔尖，它四周的塔身正消逝在远方的云雾里。吕西安打了个冷颤，他双手在发抖：“明白了，”他想，“明白了!我可以肯定：我并不存在。”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我并不存在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吕西安经常试图再次进入昏睡状态，但是没有成功。他每夜都能睡着九个小时，其他时候非常清醒。只是他越来越困惑。他的父母说他从未如此健康。有时他想到自己并不具备当头头的素质，便觉得怪浪漫的，很想在月光下连续步行几小时。但是他父母还不准许他晚上出门。于是他经常躺在床上，给自己测量体温。体温表上显示三十七度五或三十七度六。吕西安以一种略带苦涩的喜悦心情想到，他父母觉得他脸色很好。“我并不存在。”他闭上眼睛，任凭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存在是一种幻觉。既然我知道自己并不存在，我只需把耳朵堵住，什么都不想，我就能自行消失了。但是幻觉很顽固。至少，他由于掌握了一个秘密而对别人有一种带嘲弄意味的优势。例如：加里并不比吕西安更多地存在。为此，只须看着他如何在其崇拜者中间胡乱抖动自己的身体，人们便会立刻明白，他认为自己的存在像钢铁一样牢固。弗勒里耶先生也不存在。无论里黎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存在。这个世界是一出没有演员的喜剧。吕西安的论文《道德与科学》得了十五分法国学校规定满分为二十分。，因此他想再写一篇《论虚无》。他设想人们读了他的这篇论文后，便会像吸血鬼听到公鸡啼明时那样一一消失。开始论文写作之前，他想征求一下哲学老师勒巴布安的意见。在一堂哲学课结束时他说：“请问老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并不存在?”勒巴布安先生说不可以。他说：“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的著名命题，原文为拉丁文。。既然你怀疑自己的存在，那么你就是存在的。”吕西安不服气，但是他放弃了论文的写作。七月份，他以一般的成绩通过了数学的中学会考，便和父母一起去费罗尔度假。困惑仍然缠绕着他，仿佛憋着想要打喷嚏一样。
布利戈老爹已经去世，弗勒里耶先生的工人们的思想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们现在能领到丰厚的薪金，他们的妻子也买得起长筒丝袜了。布法迪埃太太对弗勒里耶太太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她说：“我的女佣告诉我，昨天她在烤肉店里看见了那个小个子安西奥姆，她是你丈夫厂里一个工人的女儿。她母亲去世时，我们曾经关照过她。她嫁给了博佩蒂厂里的一个钳工。你知道吗，她要了一只二十法郎的烤鸡!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现在可没有什么能够满足她们的了。她们想要得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今，每星期日吕西安和父亲一起外出散步时，工人看见他们时只是勉强用手碰一下帽子致意，有的人则为了不打招呼而故意避开了。有一天吕西安遇见布利戈老爹的儿子，他甚至像是认不出他了。吕西安有点恼火，因为这正是证明他是一位头头的好机会。他向儒尔·布利戈射去鹰一般锐利的目光，双手叉在背后向着他走去。但是布利戈似乎并不害怕，因为他以呆滞的目光看了吕西安一眼，吹着口哨和他擦肩而过。“他没有认出我。”吕西安想。但是他极为失望，在以后的几天里，他更加强烈地感到这个世界并不存在。
弗勒里耶太太的小手枪放在五斗橱左边的抽屉里。这是她丈夫一九一四年九月出发上前线之前送给她的礼物。吕西安拿着它在手里把玩了好一阵。这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金色的枪管，枪托镶嵌着螺钿。不能指望一篇哲学论文去说服人们相信他们并不存在。需要的是行动，一次真正极端的行动。它将能清除表面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揭示世界的虚无。一声枪响，躺倒在地毯上的一具血淋淋的年轻人尸体，以及草草写在一张纸上的几句话：“我自杀是因为我不存在。你们也一样，兄弟们，你们也是虚无!”人们早晨读报时将会看到：“一名少年的大胆行动!”于是人人都会感到心烦意乱，他们将扪心自问：“我呢?我存在吗?”历史上，《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时，曾经发生过连锁反应般的自杀事件。吕西安想到“殉难者”这个字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见证人”。他过于敏感，因而不能当头头，但这不妨碍他成为见证人。后来，他经常来到母亲的小客厅看那把手枪，接着便陷入了精神危机。他甚至手指紧紧地捏着枪托，牙齿咬过金色的枪管。其他时间他还是很快活的，因为他想到所有真正的领袖人物都曾有过自杀的企图，例如拿破仑。吕西安对自己已到了绝望境地并非视而不见，但是他希望能摆脱这场危机，从而使自己得以脱胎换骨。他饶有兴味地读了《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然而，必须做出决定了。吕西安把九月三十日确定为结束犹豫的最后期限。最后几天日子过得极其艰难。诚然，危机不无益处，但是它迫使吕西安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致使他害怕有朝一日会像玻璃一样粉碎。他再也不敢碰手枪。他只满足于打开抽屉，把母亲的套装掀起一角，久久地凝视置于玫瑰色丝绸之中的那个冰凉顽固的小怪物。然而，当他同意活下去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沮丧，变得整天无所事事。幸好，即将来临的开学使他有无数需要操心的事。他父母把他送到圣路易公立中学的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预备班就读。他戴一顶镶红边的漂亮橄榄帽和一枚校徽，唱着：

是中央学校预备班的学生法语原文piston一词多义，既指活塞，又指法国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预备班的学生。推动了机器
是中央学校预备班的学生推动了火车……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吕西安投身到心理分析

“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预备班学生”这个新的头衔使吕西安感到无比骄傲。而且他的班级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传统和一套礼仪。这是一种力量。例如每一堂法语课结束前一刻钟，总会有一个人问道：“圣西尔学校圣西尔学校是法国著名的高等军事学校。的学生怎么样?”大家立刻悄声地回答：“他们是笨蛋!”于是这个人接着问道：“农业学校的学生怎么样?”大家稍为大声地答道：“他们是笨蛋!”于是，几乎双目失明，戴了一副黑色眼镜的贝蒂讷先生厌倦地说：“先生们，请大家自重!”接着是一片寂静，学生们面面相觑，会心地笑了。随后，又有人大声问道：“中央学校预备班的学生怎么样?”于是他们一起大声吼道：“他们个个都了不起!”每当这样的时候，吕西安总会感到激动不已。每天晚上，他都要向父母详细报告白天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当他说到“于是全班同学都乐了……”或“全班一致决定隔离梅里奈斯”时，这些话说出来仿佛像一口烧酒灼热了自己的嘴。然而，最初几个月过得很艰难。吕西安的数学和物理写作都没有及格，而且同学们之间也不太友好。他们大多数人享受助学金，学习非常刻苦却不大正派，而且都有坏习惯。他对父亲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我愿意与之交朋友的。”弗勒里耶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享受助学金的人是一批知识精英，然而他们将成为坏头头，因为他们过于顺利了。”吕西安听见说到“坏头头”时，感到他的心仿佛被揪紧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再次想到要自杀。但是他已经没有暑假里的那种热情了。一月份，有一个名叫贝尔利亚克的新生引起了全班的公愤。他穿了几件最时髦的绿色和淡紫色的紧身小圆领上衣以及时装广告画上的那种紧身长裤，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它们套到身上去的。一上来，他的数学成绩便是全班倒数第一名。“这无所谓，”他声称，“我是搞文的，我学数学只是为了苦修。”一个月之后，他征服了全班同学。他给大家散发走私香烟，告诉大家他有女人，并且把女人们的来信拿给大家看。全班同学一致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不必去管他。吕西安非常欣赏他的优雅仪表和举止风度。但贝尔利亚克对他十分傲慢，管他叫“阔少”。一天，吕西安这样说道：“不管怎样，这总比当穷人的儿子好。”贝尔利亚克笑了，对他说：“你是个厚颜无耻的小家伙!”第二天，他给吕西安看了他的一首诗：“卡鲁佐每晚都要生啖眼睛，除此以外，他和骆驼一样很有节制。一位女士用她全家人的眼睛扎成花束，把它扔到了舞台上。在这一大胆的行动面前，人人都为之倾倒。但是别忘了，她的这一光荣时刻延续了整整三十七分钟，从第一声喝彩直到歌剧院大吊灯熄灭。(后来她必须搀着她丈夫走。他是多次比赛的获奖者，现在只得用两枚军功章填充他血淋淋的眼眶。)请记住：我们当中谁若是吃下了太多的人肉罐头，必将得坏血病死去。”“好极了。”吕西安十分窘迫地说。“这首诗我是用一种新技巧写成的，这叫做自动写作。”贝尔利亚克漫不经心地说。过了若干天，吕西安自杀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决定征求贝尔利亚克的意见。“我该怎么办呢?”他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后这样问道。贝尔利亚克认真地听了他的叙说。他有吮手指头的习惯，吮完便把唾沫涂在脸上的青春痘上。因此他的皮肤有的地方闪闪发亮，就像雨后的路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终于发话，“这无关紧要。”他想了想又一字一顿地强调说：“从来一切都无关紧要。”吕西安有点失望。但是下星期四贝尔利亚克邀请他去母亲家里用茶点时，他明白那一天他给贝尔利亚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尔利亚克太太非常和蔼可亲，她的左面颊上长了几个疣和一颗血管痣。“你瞧，”贝尔利亚克对吕西安说，“战争的真正受害者是我们。”这也正是吕西安的看法。于是他们一致同意，他们两人都属于被牺牲的一代。天色渐暗，贝尔利亚克躺在床上，两手枕在后颈上。他们抽着英国烟，留声机上放着唱片，吕西安听到了索菲·塔克和艾尔·约翰逊的歌声。他们两人都变得很伤感。吕西安心想，贝尔利亚克是他最好的朋友。贝尔利亚克问他是否知道心理分析。他的语气很认真，并且很严肃地望着吕西安。他向吕西安透露：“直到十五岁，我一直对母亲怀有情欲。”吕西安听了觉得很不自在。他害怕自己脸红了，而且他想起贝尔利亚克太太脸上长着疣，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她产生那种念头。然而，她给他们送来烤面包片时，他有点心慌意乱，并且试图猜想她穿着的那件黄毛衣里面的胸脯是什么样的。她出去后，贝尔利亚克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你也一样，你一定曾经想过要和你母亲上床睡觉。”他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十分肯定。吕西安耸了耸肩说道：“当然啦。”第二天，他心里很不安，担心贝尔利亚克把他们的谈话告诉别人。但是他很快便放下心来。他想：“无论如何，他比我的责任更大。”他被他们之间秘密谈话所具有的那种科学方式迷住了，于是下一个星期四他去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读了弗洛伊德一本关于梦的著作。这是一次启示。“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吕西安在街上一边漫步闲逛，一边不断地说道。随后，他买了《心理分析入门》和《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两本书。他觉得一切都豁然开朗了。那种认为自己不存在的奇怪现象，那种曾长久地存在于他的意识里的空虚感，他的昏昏欲睡，他的困惑，以及为了认识自己所付出的种种毫无结果的努力，碰来碰去总是一道看不透的雾嶂……“当然啦，”他想，“我有一个情结。”他告诉贝尔利亚克，他小时候是如何想像自己是一个梦游者，而且他从未看清过事物的真面目。他断定：“我大概有一个极好的情结。”“和我一样，”贝尔利亚克说，“我们都有家庭情结!”他们养成了如何解释梦，甚至最下意识动作的习惯。贝尔利亚克总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以致吕西安有点怀疑他在编造，至少是美化了。但是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客观地触及到了那些最微妙的话题。他们互相承认自己戴了一副快乐的面具来欺骗周围人，而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非常苦闷。吕西安摆脱了他的忧愁，他贪婪地投身到心理分析的汪洋大海里，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最合适的，而且他觉得自己现在很坚强，无需再发火，也不必总是在自己的意识里寻找性格的具体表现。真正的吕西安是深深隐藏在无意识之中的。对他如同对一个亲爱的缺席者，只能想像而永远不得相见。吕西安整天思念着他的情结，并且相当自豪地想像在他意识的雾气之下蠢动的那个阴暗、残酷和强暴的世界。“你知道，”他对贝尔利亚克说，“表面上我是一个麻木不仁、对一切都很冷漠的男孩，是一个不值得关心的人。甚至内心也几乎如此，致使我有点自暴自弃。但是，我很清楚还有其他的方面。”“总会有其他方面的。”贝尔利亚克呼应道。于是他们互相骄傲地笑了。吕西安写了一首题为《当迷雾散尽时》的诗歌，贝尔利亚克觉得棒极了。但是他批评吕西安不该用格律诗。可是他们仍然把这首诗背熟了，每当他们谈到各自的LibidoLibido，弗洛伊德使用的心理学术语，意为“性欲”，音译“利比多”。时，便很乐于说那是“蜷缩在雾气大氅底下的巨蟹”，然后便眨眨眼简称其为“巨蟹”。但是过了一阵，当吕西安独自一人，尤其在晚上时，他开始觉得这一切很可怕。他再也不敢面对母亲。每当他去睡觉前和母亲吻别时，他总担心会有一股邪恶的力量使他的亲吻偏离，从而落到弗勒里耶夫人的嘴上去。这好比他身上背了一座火山。吕西安的行动极其谨慎，以免暴露他发现的那颗浮华和阴暗的灵魂。现在他已了解它的全部代价，而且担心其可怕的觉醒。“我害怕自己。”他自语道。半年来，他已经放弃了孤独的行为，因为它们使他厌倦，而且他的功课很忙。但是他正是回到了老路上。每人都必须走自己的路，弗洛伊德的书里充满了那些不幸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都因过分突然地放弃原有的习惯而得过神经官能症。“我们会不会变成疯子?”他问贝尔利亚克。事实上，有几个星期四他们感觉很古怪。黑暗悄悄潜入贝尔利亚克的卧室，他们已经抽完了几包含鸦片的卷烟，他们的双手在颤抖。于是，他们中的一个悄然起身，蹑手蹑脚走到门口，拧开门把。一缕黄色的光线射进房间，他们二人满腹狐疑地对视着。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吕西安自杀念头

吕西安不久便发现，他和贝尔利亚克的友谊是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的。没有人比他更能感受恋母情结那种哀婉动人的美。但是，他从中尤其看到了一种激情力量的征象，并且希望以后把它引向其他目的。贝尔利亚克则恰恰相反，他似乎满足于这种状态，而且无意改变。“我们是不可挽救的人，”他骄傲地说，“是两个完蛋的家伙。”“我们永远都成不了事。”吕西安呼应道，“是的，永远都成不了事。”但是他怒气冲冲。复活节度假归来后，贝尔利亚克告诉吕西安，他和母亲在第戎的一家旅馆里曾住在同一个房间。他清晨起床，走到母亲床前。母亲仍在睡觉，他轻轻地掀开被子。“她的睡衣是卷起来的。”他吃吃笑着说。听到这番话，吕西安不禁有点蔑视贝尔利亚克，他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有情结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要学会及时消除它们。假如一个成熟的男人仍保留着幼稚的情欲，那么他如何能担当起指挥别人的重任呢?吕西安焦躁不安起来，他很想听听权威人士的意见，但却不知道找谁才好。贝尔利亚克经常和他谈到一位名叫贝尔热尔的超现实主义者。他对心理分析非常在行，而且似乎对贝尔利亚克影响很大。但是贝尔利亚克从未提议介绍吕西安认识他。吕西安曾指望贝尔利亚克给他介绍女人，他想，拥有一个漂亮的情妇将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他的想法。但是这份指望落空了，贝尔利亚克再也没有谈起过他那些美丽的女友。他们有时去逛大街，跟在一些女人的后面，但是他们不敢和她们攀谈。“我的老兄，你想干什么?”贝尔利亚克说，“我们不是那种招人喜欢的人。女人们觉得我们身上有一种让人害怕的东西。”吕西安没有答话。贝尔利亚克开始让他生厌了。他经常拿吕西安的父母开一些十分庸俗的玩笑。他管他们叫软蛋先生、软蛋太太。吕西安很清楚，超现实主义者一般说来是看不起资产阶级的。但是贝尔利亚克曾多次应弗勒里耶太太之邀来家里做客，而且母亲对他十分信任和友好。即使不思感激，只是出于情理，他也不应该用这种口气来谈论她。此外，贝尔利亚克有个可怕的恶习：经常借了钱不还。乘公共汽车时他从不带零钱，每次都得由吕西安替他付车费。在咖啡馆，五次当中只有一次他主动提出付账。一天，吕西安明确告诉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而且他认为同学之间应该大家分摊外出消遣的费用。贝尔利亚克两眼直盯着他说：“我早就料到了：你是肛门那类货色。”接着，他便给吕西安解释弗洛伊德的粪便=黄金的公式及有关吝啬的理论。“我想知道一件事，”他说，“你母亲给你擦屁股一直擦到几岁?”他们差一点闹翻了。
从五月初起，贝尔利亚克开始逃学。课后，吕西安到小田园街的一家酒吧去找他，他们一起喝耶稣受难牌的苦艾酒。一个星期二下午，吕西安发现贝尔利亚克独自一人坐在桌旁，面前是一只空杯子。“你来啦，”贝尔利亚克说，“听着，我得走了。五点钟我跟牙医约好了。你等着我，牙医就在附近，我半个小时就能回来。”“没问题。”吕西安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答道。“弗朗索瓦，给我来一杯白味美思。”这时候，有一个人走进酒吧。他发现他们两人时，惊讶地笑了。贝尔利亚克脸红了，他急忙站了起来。“这会是谁呀?”他很纳闷。贝尔利亚克一边握着那陌生人的手，一边试图挡住吕西安。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急。另一人却响亮地答道：“不，小兄弟，不。你永远只能当个小丑。”与此同时，他踮起脚尖，镇定自若地越过贝尔利亚克的脑袋看了看吕西安。此人约摸三十五岁，脸色苍白，一头漂亮的银发。“他一定是贝尔热尔，”吕西安想道，他的心在怦怦直跳，“他长得真美!”
贝尔利亚克既小心翼翼又专横地抓住银发男子的肘部。
“您跟我来，”他说，“我要去找我的牙医，就在附近。”
“我猜想，你是和你一个朋友在一起，”那人注视着吕西安答道，“你应该给我们两人介绍介绍。”
吕西安笑着站了起来。“机会来了!”他想。他的两颊烧得发烫。贝尔利亚克的脖子已经缩了回去，吕西安又一次觉得他会拒绝。“喂，给我介绍一下吧。”他快活地说。但是，他刚开口说话便觉得热血冲到了两鬓。他简直想往地下钻。贝尔利亚克转过身来，并不看着任何人，喃喃低语道：
“这是我的同学吕西安·弗勒里耶。这位是阿希尔·贝尔热尔先生。”
“先生，我很欣赏您的作品。”吕西安细声细气地说。贝尔热尔把吕西安的手抓在他那双纤细的长手里，并且让他坐下。接着是片刻寂静。贝尔热尔用热烈和温柔的目光盯着吕西安看。他一直握着吕西安的手。“您是否很不安?”他和蔼地问。
吕西安清了清嗓子，以坚定的目光望着贝尔热尔。
“是的，我很不安!”他声音清晰地回答。他仿佛觉得经受了加入秘密社团的考验。贝尔利亚克犹豫片刻后便怒气冲冲地重新坐下，同时把帽子扔在了桌上。吕西安极想向贝尔热尔叙说自己想自杀的念头。这是一位可以信赖的人，应该把自己的事情直截了当、原原本本地向他倾诉。由于贝尔利亚克在场，他不敢说什么。他恨贝尔利亚克。
“你们有茴香酒吗?”贝尔热尔问侍者。
“不，他们没有茴香酒，”贝尔利亚克急忙答道，“这是一家可爱的小酒吧，但是只有苦艾酒可喝。”
“那边长颈瓶里黄颜色的东西是什么?”贝尔热尔悠然自得、柔声细语地问。
“那是耶稣受难牌的白苦艾酒。”侍者答道。
“那好，给我来一杯。”
贝尔利亚克在座位上烦躁不安。他仿佛既想夸奖朋友，又担心因突出了吕西安而损害了自己，内心十分矛盾。终于，他用忧郁和骄傲的口气说：
“他曾经想自杀。”
“原来如此!”贝尔热尔说，“我正是这样想的。”
又是一阵寂静。吕西安谦卑地垂下了眼睛，他在想贝尔利亚克是否会很快走开。贝尔热尔突然看了一下表，他问：
“你不是要看牙医吗?”
贝尔利亚克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贝尔热尔，您陪我去吧，”他请求道，“离这儿不远。”
“不，既然你还要回来，我就在这儿陪陪你的同学吧。”
贝尔利亚克呆立在那里，仍然迟疑不决。
“去吧，快去吧，”贝尔热尔威严地说，“一会儿你还上这儿来找我们。”
贝尔利亚克走开后，贝尔热尔站了起来，很自然地坐到了吕西安的身旁。吕西安向他久久地倾诉自己的自杀念头。他还向贝尔热尔诉说了自己曾经对母亲怀有恋情，自己是一个肛门虐待狂，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爱，而且他身上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滑稽戏。贝尔热尔一语不发地听着他的叙说，同时深情地望着吕西安，而吕西安则因被人理解而感到十分欣慰。他讲完后，贝尔热尔便用胳膊亲切地搂住他的肩膀。吕西安闻到了一股科隆香水和英国烟草的味道。
“吕西安，你知道我把你这种情况称做什么吗?”吕西安满怀希望地望着贝尔热尔，他没有失望。
“我把它称做‘紊乱’。”贝尔热尔说。
“紊乱”这个字的前一部分如月光般柔和，皎洁，但是结尾的oi这是法语原文dsarroi的最后两个字母，其国际音标为［wa］。这个音却带有法国号的铜质音响。
“紊乱……”吕西安念念有词地说着。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我曾和苍蝇做爱

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和告诉里黎自己是个梦游者时一样沉重和不安。酒吧里很昏暗，但是大门朝向街面，朝向春天那金色和明亮的雾霭敞开着。贝尔热尔身上散发出一种注意保养的男人所特有的香气。在这种香气里，吕西安又闻到了一股昏暗的大厅里的沉闷气味。这是一种红葡萄酒和潮湿木头散发出的味道。“紊乱……”他想道，“这将会使我怎么样呢?”他还不大清楚，到底是发现了他的一个缺点还是一种新的毛病。他清晰地看见贝尔热尔两片灵活的嘴唇，正在不断地遮挡和展现他那颗金牙的熠熠闪光。
“我喜欢那些处于紊乱状态的人，”贝尔热尔说，“我觉得您的运气极好。因为不管怎么样，您这是天赐的。您看见那些猪了吗?它们很呆。必须把它们赶到红蚁群里才能把它们惹恼。您知道那些兢兢业业的小昆虫都在做些什么?”
“它们在吃人。”吕西安说。
“对，它们啃掉骨头架上的人肉。”
“我明白。”吕西安说，接着又问道：“那么我呢?我应该做些什么?”
“为了仁慈的上帝，你什么也别做，”贝尔热尔以一种滑稽的惊愕表情说，“千万别坐下，”他笑着说，“除非坐在尖头桩尖头柱，古代一种刑具，犯人坐在桩上，桩尖由肛门刺入。上。你读过兰波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与另一象征派诗人魏尔兰(1844—1896)有同性恋关系。的书吗?”
“没有。”吕西安说。
“我把他的《灵光篇》借给你看。听着，我们还得见面。如果你星期四有空，可以在下午三点左右来我家。我住在蒙巴那斯的第一战场街九号。”
星期四，吕西安去了贝尔热尔家。整个五月份他几乎天天都去。他们两人商定对贝尔利亚克说，他们每周只会面一次，因为他们既不想瞒他，又想尽量不让他难过。贝尔利亚克的表现非常不得体，他嘲笑地对吕西安说：“怎么样，你们俩一见如故吧?他对你说了他的不安，你和他谈了你的自杀，可真有你的，不是吗!”吕西安抗议道：“我提醒你，”他红着脸说，“是你首先提起我的自杀。”贝尔利亚克立即说：“嗨，那只是为了让你不必羞于谈及此事。”他们的约会越来越稀少了。“他身上我所喜欢的一切，都是从您这里模仿的，现在我可明白了。”有一天吕西安对贝尔热尔说。“贝尔利亚克是一只猴子，”贝尔热尔笑道，“正是他的这一点一直吸引着我。你知道他的外祖母是犹太人吗?这样，许多事情便好解释了。”“确实如此。”吕西安附和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而且，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贝尔热尔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和滑稽可笑的东西。有红丝绒坐垫架在用涂漆木头做的女人腿上的墩状软座，有黑人小雕像，有带刺的铸铁贞洁腰带，有上面嵌着小匙的石膏乳房；书桌上有一只巨型的青铜虱子以及从米斯特拉的尸骨堆里窃得的一具和尚的头盖骨，它们被用来作镇纸。墙上贴满了宣布超现实主义者贝尔热尔死讯的讣告。无论如何，这房间给人一种聪慧和舒适的感觉。吕西安喜欢躺在抽烟室里那张深深的长沙发上。特别令他吃惊的是，贝尔热尔在一个书架上堆放了大量愚弄人、逗人发笑的小玩意儿。有冰凉的流体、能使人打喷嚏的粉末、挠痒的毛、漂浮的糖、魔鬼的粪便以及新娘的束腰吊袜带。贝尔热尔边说边用手指捏住魔鬼的粪便。他神色庄重地打量着它说：“这些玩意儿有着革命的价值。它们能使人不安，而且具有比《列宁全集》更加巨大的破坏力。”吕西安又惊讶又着迷，来回望着这张眼睛深陷、焦虑不安的漂亮面孔和优雅地夹着一块制作得非常逼真的粪便的又长又细的手指。贝尔热尔经常和他谈兰波以及“全部感官系统的错乱”。“你经过协和广场，能够随心所欲、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黑女人正跪在地上舔那块方尖碑时，你便可以说你破坏了背景，而且得救了。”他把《灵光篇》、《马尔多罗之歌》《马尔多罗之歌》，法国超现实主义者所推崇的作家洛特雷阿蒙(1846—1870)的作品，以动物为象征，暗示人在绝望中的反抗。全书是一场性虐待的噩梦。以及萨德侯爵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作品多为色情描写。的作品借给吕西安看。吕西安认认真真地想看懂，但是许多事情他仍然不得其解。他很恼火兰波是个同性恋者。他对贝尔热尔说了，但贝尔热尔却笑了起来。他说：“这有什么呢，我的小兄弟?”吕西安很难堪。他脸红了，足足一分钟他对贝尔热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克制自己，抬起头坦率地说：“我说了蠢话。”贝尔热尔抚弄着吕西安的头发，显得温情脉脉。他说：“这双惶恐不安的大眼睛，这双牝鹿的眼睛……是的，吕西安，你说了蠢话。兰波的同性恋行为是他的敏感性最初的和天才的错乱。正是有了它，我们才能读到他的诗篇。相信引起性欲有特殊的东西，即女人——因为她们的两腿之间有一个洞，这是那些呆子才犯的讨厌错误。你瞧!”他从书桌里取出十来张发黄的照片，扔在吕西安的膝盖上。吕西安看见照片上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妓女，她们张大了缺牙的嘴巴在笑，像嘴唇一样张开双腿，从大腿之间伸出了像长满苔藓的舌头那样的东西。“这套照片我是从布萨达布萨达，阿尔及利亚城市。花三法郎买来的，”贝尔热尔说，“假如你亲吻这些女人的臀部，你便是一个阔少，大家都会说你已经过上了单身汉的生活。因为她们是女人，你懂吗?我告诉你，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坚信任何事物都能引起性欲，例如：一台缝纫机，一支试管，一匹马或是一只鞋。”他笑着说：“我曾和苍蝇做爱。我曾认识过一个和鸭子做爱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把它们的脑袋放进抽屉，紧紧捏住它们的爪子，这样就能成事了!”贝尔热尔漫不经心地捏了一下吕西安的耳朵，最后说：“鸭子疼得要死，那个当兵的太折磨它了。”每当经过这类谈话回家时，吕西安总觉得脑袋烧得像团火。他认为贝尔热尔是个天才。他经常半夜里醒来，全身都被汗湿透了，满脑子都是鬼怪和猥亵的场面。他自问贝尔热尔是否对他起着好的影响。他反复地搓着手呻吟道：“我孤独一人!没有一个人为我指点方向，告诉我是否走在正道上!”假如他一直走到底，假如他确确实实把自己的全部感官都搞乱，那么他不就要不知所措、淹死在汪洋大海之中了吗?有一天，贝尔热尔和他谈了很久安德烈·勃勒东安德烈·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吕西安仿佛在梦中喃喃说道：“对，当然是了。可是在这之后我就再也不能后退了，对吗?”贝尔热尔跳了起来，他说：“后退?谁说要后退?假如你变疯了，那就好极了。正如兰波所说，以后‘自会有别的令人生厌的劳动者’。”“我正是这样想的。”吕西安凄然说道。他发现，这些长时间谈话的结果和贝尔热尔希望的恰恰相反。每当吕西安因体验到一种比较微妙的感觉和一种奇特的印象而惊讶不已时，他便颤抖起来。“开始了。”他想。他宁愿只有最平凡最迟顿的感觉。只有晚上和父母在一起时，他才感到很自在。那是他的避风港。他们谈白里安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曾十一次出任总理，兼掌外交，曾主张成立欧洲联邦。，谈德国人的缺乏诚意，谈冉娜表姐的分娩和物价等等。吕西安凭着粗浅的良知和他们愉快地交谈。一天，他从贝尔热尔那里回到家中。他走进卧室后习惯地锁上门，插上插销。他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后，便放声大笑。但是他一夜没有睡着，他刚明白自己在害怕。
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会中断和贝尔热尔的来往。“他把我迷住了。”他想。此外，他非常珍惜贝尔热尔在他们两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如此微妙、如此特殊的亲密关系。贝尔热尔说话时的语气一贯刚强有力，甚至有点生硬。但是他能巧妙地让吕西安感受到，甚至可以说触及他的柔情。例如，他批评吕西安的领带打得太难看，替他重新打好；他用一把来自柬埔寨的金梳替吕西安梳头。他向吕西安揭示自己身体的秘密，并且向他解释什么是青春的粗犷和感人之美。“你就是兰波，”他对吕西安说，“兰波来巴黎看望魏尔兰时，他有一双和你一样的大手，一张健康的青年农民的红润面孔和金发少女般纤细修长的身躯。”他迫使吕西安解开领扣和衬衫，把局促不安的他带到一面镜子前，让他欣赏他那红红的脸颊和雪白的胸脯之间迷人的和谐。这时他用手轻轻地碰了碰吕西安的臀部，伤心地补充道：“应该在二十岁时自杀。”现在，吕西安经常照镜子，他学习如何享受自己充满稚气的青春魅力。“我是兰波。”晚上他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时这样想道。他开始相信自己的生命将像一朵过于美丽的鲜花那样短暂和悲惨。这时候，他觉得很久以前自己曾经有过类似的印象，一种荒谬的形象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自己很小的时候，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张着天使的翅膀，在一项慈善义卖中兜售鲜花。他望着自己的长腿自娱地想：“我的皮肤果真那么柔软吗?”有一次，他用自己的嘴唇在前臂上亲吻，沿着一条可爱的蓝色小血管，从手腕一直吻到肘弯。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令他扫兴的贝尔利亚克

一天，他走进贝尔热尔家里时，意外地发现贝尔利亚克也在场，这使他很扫兴。贝尔利亚克正在用小刀切割一团黑糊糊的像土块一样的东西。这两个年轻人已经有十天没有见面了，他们冷冷地握了握手。“你看，”贝尔利亚克说，“这是印度大麻。我们要把它夹在两层黄烟丝之间放在烟斗里抽，它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也有你的份。”他补充道。“谢谢，”吕西安说，“我不想要。”其他两人笑了起来，贝尔利亚克不怀好意地坚持道：“我的老弟，你真蠢。你试试看，你想像不出这有多舒服。”“我跟你说不!”吕西安说。贝尔利亚克不吭声了，他只是神色高傲地笑了笑。吕西安看见贝尔热尔也在笑。他跺了跺脚说：“我不要，我不想糟蹋自己，我觉得抽这种会把你们变傻的东西才是愚蠢呢!”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番话。但是当他明白了刚才这番话的分量，并且想像到贝尔热尔可能对他产生的想法后，他真想把贝尔利亚克杀死，同时不禁眼泪夺眶而出。“你是个阔少，”贝尔利亚克耸了耸肩说，“你装得像在游泳，但是你害怕失足。”“我不愿意养成对麻醉品的嗜好，”吕西安更加平静地说，“这是和别的锁链一样的一条锁链。我要保留自己的自由。”“你就说害怕陷进去不就得了!”贝尔利亚克粗暴地说。吕西安正想给他两记耳光，这时他听见了贝尔热尔威严的声音：“算了，夏尔。”他对贝尔利亚克说：“他说得对。他害怕陷进去，这也是一种紊乱。”
他们躺在长沙发上抽了起来，一股亚美尼亚纸的味道在房间里弥漫。吕西安坐在一个红丝绒的墩状软座上，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过了片刻，贝尔利亚克头朝后仰，面带激动的笑容，不停地眨着眼皮。吕西安满怀怨恨地望着他，觉得自己受到侮辱。最后，贝尔利亚克站了起来，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出房间。直到最后，他的脸上一直挂着那种迷迷糊糊而又充满快感的奇特笑容。“给我烟斗。”吕西安嗓音沙哑地说。贝尔热尔笑了。“没关系，”他说，“对贝尔利亚克别太在意。你知道他这时候在干什么吗?”“管他呢!”吕西安说。
“你还是知道为好，他正在吐呢!”贝尔热尔平静地说，“这是印度大麻对他产生的惟一效果。其他不过是瞎闹而已。我有时让他抽一点是因为他想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怪有趣的。”第二天，贝尔利亚克来到学校，他想在吕西安面前摆谱。“你上了火车，”他说，“但是你却精心挑选了那些留在车站上的人。”但是他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你就爱吹牛，”吕西安回敬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天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吗?你在那里呕吐，我的老兄!”贝尔利亚克的脸色立即变得煞白，他问：“是贝尔热尔告诉你的?”“你以为是谁?”“好极了，”贝尔利亚克喃喃道，“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贝尔热尔是一个有了新欢而出卖老朋友的家伙。”吕西安心里有点不安，因为他曾答应贝尔热尔保密的。“得了，没事儿!”他说，“他没有出卖你，他只是想告诉我这不能抽。”但是贝尔利亚克转过身去，不和他握手便扬长而去。当吕西安再次见到贝尔热尔时，有点忐忑不安。“你和贝尔利亚克说了什么?”贝尔热尔面无表情地问。吕西安低头不语，他心里有愧。但是忽然他感到贝尔热尔的手放在了他的颈项上。他说：“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我的小兄弟。无论如何，这一切得有个了结。我从不会长久地喜欢那种只会瞎闹的人。”
吕西安恢复了一点勇气，他抬起头笑了笑。“但我也是一个只会瞎闹的人。”他眨了眨眼说。
“是的，但是你很漂亮。”贝尔热尔说着便把吕西安拉到自己怀里。吕西安任其摆布。他觉得自己温柔得像个姑娘，不禁两眼泪汪汪。贝尔热尔亲吻他的脸颊，轻咬他的耳朵，一会儿叫他“我美丽的小坏蛋”，一会儿叫他“我的小兄弟”。吕西安则认为自己能有一个如此宽容、如此善解人意的大哥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弗勒里耶夫妇很想结识吕西安无时不在他们耳边提起的这位贝尔热尔先生。于是他们请他来家里吃饭。大家都觉得他很迷人，甚至日耳曼娜也为之倾倒。她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男人。弗勒里耶先生认识贝尔热尔的伯父尼藏将军，他就此大谈了一番。于是弗勒里耶太太很高兴把吕西安托付给贝尔热尔，在圣灵降临节时和他一起去度假。他们乘汽车去鲁昂。吕西安想参观大教堂和市政厅，但是遭到贝尔热尔的断然拒绝。“看那种破烂玩意?”他蛮横无礼地问。结果，他们到科尔得利街一家妓院里鬼混了两小时。贝尔热尔很古怪，他管所有的妓女都叫“小姐”，在桌子底下不断用膝盖碰吕西安。然后，他同意和其中的一个上了楼，但过了五分钟就下来了。“咱们快走，”他喘着气说，“不然事情要闹大了。”他们匆匆付了钱便出了门。在街上，贝尔热尔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趁那个女人转过身去的时候，往床上扔了满满一把痒痒毛，然后声称自己有阳痿便匆匆下了楼。吕西安喝了两杯威士忌，有点晕晕乎乎。他唱着《梅斯的炮手》和《非凡的孩子》两首歌。他觉得贝尔热尔既深思熟虑又童心未泯，对他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
他们来到旅馆时，贝尔热尔说：“我只订了一个房间，但是卫生间很大。”吕西安并不感到意外。在旅途中他曾隐隐约约地想到过将会和贝尔热尔同住一个房间，但是这一想法从未十分明确。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他总觉得这事有点尴尬，尤其因为他的脚很脏。在把行李往上送的时候，他想像贝尔热尔会对他说：“瞧你多脏，你会把被子和床单都弄黑的。”而他自己则会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说：“关于清洁问题，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但是贝尔热尔把他和他的手提箱一起推到卫生间，对他说：“你去里面准备准备，我要在房间里换衣服。”吕西安洗了脚，还洗了个坐浴。他很想去厕所，但是他不敢，只在便盆里解了小便，然后换上权充睡衣的衬衫和母亲借给他的拖鞋(他自己的那双破得不像样了)，便敲了敲房门：“您准备好了吗?”他问。“好了，好了，进来吧。”贝尔热尔在天蓝色的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睡袍。房间里有一股科隆香水的味道。“只有一张床吗?”吕西安问。贝尔热尔不语。他先是惊愕地望着吕西安，后来便放声大笑起来。“哟，你怎么穿着衬衫!”他笑着说，“你的睡帽怎么戴的?不行，你的样子太可笑了，我要你自己照照镜子。”“已经有两年了，”吕西安恼怒地说，“我一直要求母亲给我买睡衣。”贝尔热尔走到他身旁。“来吧，把这衣服脱掉，”他不容置辩地说，“我把我的一套睡衣给你穿。可能大了点，但是总比这个好。”吕西安呆立在屋子中间，两眼盯着地毯上的红绿菱形图案。他真想回到卫生间去，但是他害怕被别人看成是懦夫，于是干脆把衬衫从头上脱下。一时谁也不说话。贝尔热尔含笑打量着吕西安，吕西安则突然意识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伫立在屋子中央，脚上穿着母亲那双带绒球的拖鞋。他望着自己的手，这双和兰波一样的大手，他很想把它们护在自己的肚子上，至少可以遮挡住那个要紧的地方。但是他镇定下来，勇敢地把手放在了背后。墙上的两行菱形图案之间，有一个紫色的小方块正在变得越来越远。“我敢保证，”贝尔热尔说，“他和处女一样贞洁。吕西安，你去照照镜子，你一直红到了胸部。你现在这样总比穿着那件衬衫好多了。”
“是的，”吕西安好不费劲地说，“可是光着身子总归不大文明。您快把睡衣给我吧。”贝尔热尔扔给他一件散发着熏衣草香的丝质睡衣。接着两人便上了床。屋里的气氛十分凝重。“我不大舒服，”吕西安说，“我想吐。”贝尔热尔没有吭声。吕西安嗳出一股威士忌的味道。“他将和我一起睡觉。”他想。令人窒息的科隆香水味道堵住了他的嗓子眼，地毯上的菱形图案开始转动起来。“我真不该同意这次旅行。”他的运气真不佳。最近一个时期，他曾经多次差一点识破贝尔热尔对他的企图。可是每一次都仿佛故意似的，总会发生一件小事把他的思想岔开。而现在，他在这里，躺在这个家伙的床上，那家伙正等着干他的好事呢。“我得拿着枕头到卫生间里去睡。”但是他不敢，他想到了贝尔热尔讥讽的目光。他笑了。“我想着刚才那个婊子，”他说，“可能现在她正在自己搔痒呢。”贝尔热尔仍然一语不发。吕西安用眼角瞄了他一眼。他仰面躺着，双手枕在后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结果吕西安倒怒从中来，他撑起一只胳膊对他说：“我说，您还在等什么呢?您把我带到这儿难道是为了无谓的消遣吗!”
他后悔说出了这句话，但为时已晚。贝尔热尔转过身来向着他，用开心的目光盯着他说：“瞧瞧这个长着一副天使面孔的小无赖。我的小宝贝，我可没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指望我来放纵你的感官吗?”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他将找一个情妇

他又盯着吕西安看了一阵，他们几乎脸贴脸了。接着他便把吕西安搂在怀里，伸到睡衣下面去抚摩他的胸脯。这并非不舒服，有点痒痒，只是贝尔热尔非常可怕。他的样子很蠢，吃力地重复道：“小笨猪，你不难为情吗!小笨猪，你不难为情吗!”这声音就像火车站里报告列车进发的唱片一样。贝尔热尔的手则相反，它又轻又快，像一个人。他轻轻地触碰吕西安的乳头，仿佛人们进入浴缸时被温水抚弄一样。吕西安想抓住这只手，把它拉开，并且拧住它。但是那样贝尔热尔会笑话他的。他会说：瞧瞧这个童男子。这只手缓缓地沿着他的肚子滑动，停下来解开了系着裤子的绳结。他任其摆布。他又沉又软，仿佛一块湿透的海绵。他害怕极了。贝尔热尔撩开了被子，他把脑袋枕在了吕西安的胸脯上，仿佛在为他听诊。吕西安接连嗳了两股酸味，他担心吐在那神气十足的漂亮银发上。“您压在我的胃上了。”他说。贝尔热尔稍稍抬起身子，一只手伸到了吕西安的背后。另一只手不再抚摩，它在乱拉乱扯。“你的小屁股很美。”贝尔热尔忽然说。吕西安以为在做一场噩梦。“您喜欢我的屁股吗?”他殷勤地问。但是贝尔热尔突然把他松开，扫兴地抬起头来说：“该死的小浑球!”他怒不可遏地说：“你想玩兰波，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你仍然没有兴奋起来。”吕西安紧张得流出了眼泪，他竭尽全力推开贝尔热尔。“这不是我的错，”他尖声叫道，“您让我喝得太多了，我想吐。”“那你去吧!去吧!”贝尔热尔说。“别着急，慢慢来!”他又低声说了一句，“这一晚过得可真有意思。”吕西安穿上裤子，套上黑睡袍便走了出去。他关上厕所的门以后，感到自己非常孤独和心慌意乱，不禁哭了起来。睡袍的口袋里没有手帕，他便用卫生纸擦眼睛和鼻子。他徒劳地把两个手指伸到喉咙里，仍然没能吐出来。于是他随手解开裤子，坐在便桶上发抖。“坏蛋，”他想，“坏蛋!”他遭到了极大的侮辱，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因为被贝尔热尔抚摩过或是因为没有性冲动而感到羞愧。门那边的走廊在吱嘎作响。每听到一次响声吕西安便会惊跳起来。他犹豫是否要回到房间里去。“我还是得去，”他想，“得去。否则，他和贝尔利亚克会瞧不起我的!”他欠起身，但是他立即又见到了贝尔热尔的脸和他那愚蠢的神情。他听见贝尔热尔说：“小笨猪，你不难为情吗!”他又失望地坐在了便桶上。过了一会儿，一阵激烈的腹泻使他感到稍为轻松了一点。“它从下面跑掉了，”他想，“我宁肯这样。”事实上他不再想吐了。“他会弄疼我的。”他忽然这样想，而且他认为自己将会昏过去。最后，吕西安感到冷极了，冻得牙齿开始格格作响。他想自己要病倒了，于是猛地站了起来。他回到房间里，贝尔热尔不大自然地望着他。他在抽烟。他的睡衣是敞开的，可以看得见他那瘦削的身躯。吕西安慢慢地抽脱拖鞋和睡袍，一声不响地钻进了被窝。“好了吗?”贝尔热尔问。吕西安耸了耸肩说：“我冷!”“要我给你暖和暖和吗?”“您试试看吧。”吕西安说。他立即感到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压垮了。一张湿润柔软的嘴紧紧贴在了他的嘴上，仿佛是一块生牛排。吕西安被弄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但是他很高兴，因为他不再冷了。他想起了贝斯太太，她经常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管他叫“我的玩具娃娃”；他也想起了管他叫“大芦笋”的埃布拉尔；他还想起了每天早晨的盆浴，并且觉得布法迪埃先生就要进来给他洗澡。他心想：“我是他的玩具娃娃!”这时候，贝尔热尔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呼喊，他说：“好啊!你终于下定决心了。来吧，”他气喘吁吁地补充道，“咱们来把你培养成人。”吕西安坚持要自己脱掉睡衣。
第二天，他们中午时分才醒来。侍者把早餐送到了他们的床头，吕西安觉得他的样子很傲慢。“他把我当成男妓了。”他不快地想道。同时全身战栗起来。贝尔热尔非常体贴，他先穿上衣服，在吕西安洗澡的时候，他去老集市广场抽了一枝烟。吕西安边用马尾手套仔细擦洗身体边想：“问题是，这种事很让人腻味。”当最初的一刹那恐怖过去后，当他意识到这并不像想像中那么痛苦，他便陷入了沮丧的烦恼之中。他总是希望这就完了，他可以睡觉了。但是，贝尔热尔一直把他折腾到清晨四点钟才放过他。“我还是得把那道三角题解出来。”他想。他竭力抛开杂念，只想着功课。这一天过得很长。贝尔热尔给他讲述洛特雷阿蒙的生平事迹，但吕西安并不认真听。贝尔热尔有点让他恼火。晚上，他们下榻在科德贝克的一家旅馆，当然贝尔热尔又把他折腾了很长时间。但是到了清晨一点钟，吕西安干脆告诉他自己困了，于是贝尔热尔放过了他而没有生气。将近黄昏时他们回到了巴黎。总而言之，吕西安对自己并无不满。
他的父母张开双臂欢迎他归来。“你好好谢谢贝尔热尔先生了吗?”他母亲问道。他和他们一起聊了一会儿诺曼底的乡村风貌，便早早去睡觉了。他睡得很熟，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觉得身体里面在发抖。他站起身来对着镜子凝视了很久。“我是一个鸡奸者。”他想。随即瘫倒在地。“吕西安，快起来，”他母亲隔着门叫道，“今天早上你得去上学。”“知道了，妈妈。”吕西安顺从地答道。但是他又躺倒在床上，开始看自己的脚趾。“这太不公平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太没有经验了。”这些脚趾被人一个接一个地吮吸过。吕西安猛地转过头去。“他是知道的。他让我干的事有一个名称，就叫做和男人睡觉，而他是知道的。”这很有趣，吕西安苦涩地笑了，我可以在好几天里不断地寻思：我是否聪明，我是否有点自负，我永远不得其解。而与此同时，不知哪天早上便会有一些标签贴到你的身上，你一生都得带着它们。例如：吕西安是一名高个子的金发青年。他很像父亲，是个独生子，自从昨天以来他成了一个鸡奸者。人们将会这样说他：“你们知道弗勒里耶吗?他就是那个喜欢男人的高个子金发青年!”而别人会这样回答：“啊，对了!是那个娘娘腔的大小伙子吗?好极了，我知道是谁了。”
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但是他没有勇气去上学。他顺着朗巴尔街而下，一直走到塞纳河边，然后沿着河岸走。天空晴朗，街道上散发着绿叶、沥青和英国烟草的味道。这是洗净的身躯穿上洁净的衣服、换上崭新灵魂的理想天气。街上的行人个个都神态庄严，惟有吕西安自己觉得在这大好春光里显得反常和可疑。“这是命中注定的滑坡，”他想，“我从恋母情结开始，后来变成肛门虐待狂，而现在是最糟糕的，我成了一个鸡奸者。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显然，他的情况还不算严重。他并不很喜欢贝尔热尔的抚摩。“可是，假如我积习成瘾了呢?”他惴惴不安地想道，“我将摆脱不了，它就像吗啡一样!”他将成为一个名誉扫地的人，任何人都不再愿意接待他。他向父亲的工人下达命令时，他们会嘲笑他。吕西安自鸣得意地想像着自己那可怕的命运。他仿佛见到了自己三十五岁时的形象。他将是一个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蓄着小胡子，佩戴荣誉勋位勋章的绅士。他将神气活现地把手杖高高举起。“先生，您的到来是对我女儿们的侮辱。”忽然间，他一阵踉跄，戛然停止了游戏。他刚想起贝尔热尔的一句话。那是在科德贝克的夜里。贝尔热尔说：“嘿，瞧瞧，我看你上瘾了!”他想说明什么?自然，吕西安并非木头人，在被他抚摩一阵以后……“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不安地想。但是人们说，那种人非常了不起，他们很善于瞄准同类，如同第六感觉。吕西安长时间地看着一个在耶拿桥前指挥交通的警察。“这个警察能引起我的冲动吗?”他两眼盯着警察蓝色的长裤，想像着他那肌肉发达和多毛的大腿。“这能让我动心吗?”他非常宽慰地走开了。“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他想，“我还能够解脱。他滥用了我的紊乱，但我并不真是一个鸡奸者。”他对遇到的每一个男人都再次试验，每一次试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哎呀!”他想，“可让我紧张了好一阵!”那是一种警示，仅此而已。不能再干那种事了，因为学坏是很快的，必须立即摆脱这些情结。他决定不告诉父母，自己去找一位专家进行心理分析。然后他将找一个情妇，变成一个和常人一样的男人。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渴望回到贝尔热尔那里

吕西安渐渐安下心来，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贝尔热尔。在这一时刻，贝尔热尔正在巴黎的某个地方，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对其本人十分陶醉。“他知道了我身体的秘密，他了解我的嘴，他曾对我说：‘你有一种我忘不了的味道。’他将向他的朋友吹嘘，他会说：‘我占有了他。’仿佛我是个女人。这时候，他或许正在把那几夜的事情告诉……”想到此，吕西安心里一紧，仿佛心脏停止了跳动，“告诉贝尔利亚克!假如他这样做，我就要杀死他。贝尔利亚克非常恨我，他会把这种事情告诉全班同学的。那样我就完蛋了，同学们再也不会和我握手了。我要说这不是真的，”吕西安精神恍惚地想，“我要去控告，说他强奸了我!”吕西安对贝尔热尔痛恨到了极点，因为假如没有他，没有这种可耻和不可救药的意识，原本一切都会相安无事，而且无人知晓，吕西安自己终究也会忘掉它的。“他要是能突然死去就好了!我的上帝，我求求您，让他在没有对任何人透露此事之前，今天夜里就死去吧!我的上帝，请把此事埋葬掉，您不可能愿意我成为一名鸡奸者的!无论如何，他还控制着我!”吕西安愤怒地想，“我必须回到他那里，做他想做的事，然后对他说我喜欢这样，否则我就完了!”他又走了几步，为了万无一失，他补充道：“我的上帝，请让贝尔利亚克也死去。”
吕西安未能克制自己回到贝尔热尔那里去的念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以为到处都会遇到他。他在房间里学习时，每听到铃响便会惊跳起来。夜里，他常做可怕的噩梦。他梦见贝尔热尔在圣路易中学的大院中央把他强行拉走。预备班的全体同学都在场，他们一边看热闹一边哈哈大笑。但是，贝尔热尔杳无音讯，并不试图再次见到他。“他只是要我的肉体。”吕西安恼怒地想。贝尔利亚克也失踪了。星期日有时和他一起去购物的基加尔告诉他，贝尔利亚克在一次精神危机之后离开了巴黎。吕西安渐渐平静下来。鲁昂之行对他来说是一场阴暗野蛮的噩梦，幸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几乎忘掉了全部细节，只记得肉体和科隆香水发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味道以及那不能忍受的烦恼。弗勒里耶先生曾多次问起那位贝尔热尔朋友的情况，他说：“我们得请他去一次费罗尔，以示感谢。”“他去了纽约。”吕西安终于这样答道。他多次和基加尔以及他姐姐去马恩河上划船。基加尔还教他跳舞。“我觉醒了，”他想，“我获得了新生。”但是他仍不时感到有一种像褡裢一样的东西压在背上，那是他的那些情结。他寻思是否有必要去维也纳找弗洛伊德。“我将身无分文地出发，如必要可以步行。我将对他说：我没有钱，但我是一个实例。”六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圣米歇尔大道上遇到了以前的哲学老师勒巴布安。“弗勒里耶，”勒巴布安问，“那么你是准备上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喽?”“是的，先生。”吕西安回答。“你原本可以上文科班的，”勒巴布安说，“你的哲学成绩很好。”“我没有放弃哲学，”吕西安说，“今年我读了不少书，例如弗洛伊德的著作。噢，对了，”他忽然心血来潮地补充道，“先生，我正想问您，您对心理分析有什么看法?”勒巴布安笑了。“这是一种时髦，”他说，“它会过去的。弗洛伊德思想的精髓，你在柏拉图那里便能找到。其余呢，”他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补充道，“我坦率告诉你，我不屑于看那些无用的废话。你最好去读读斯宾诺莎的著作。”吕西安如释重负，他轻轻地吹着口哨步行回家。“那是一场噩梦，”他想，“不过一切都已烟消云散!”那一天赤日炎炎，但是吕西安抬起头一眼不眨地盯着太阳看。这是大家的太阳，吕西安有权正对着它看。他得救了!“无用的废话!”他想，“那是些无用的废话!他们想引我走邪道，但是没有得逞。”事实上，他一直在不断地抗争。贝尔热尔用歪理欺骗了他，但是吕西安学得兰波的鸡奸癖是一种病态。而当那个小虾米贝尔利亚克想让他抽印度大麻时，吕西安断然拒绝了。“我差点失足，”他想，“保护我的是我的精神健康!”这一天晚餐时，他深情地望着父亲。弗勒里耶先生肩膀宽阔，动作像农民般沉稳缓慢，体现出一种良好的教养，一双领袖人物的灰眼睛，目光冷峻，神采奕奕。“我很像他。”吕西安想。他想起了弗勒里耶家庭代代相传，已有四代企业家。“那些人真是胡说。家庭还是存在的!”于是，他骄傲地想起了弗勒里耶家族的精神健康。
这一年吕西安没有参加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入学考试，全家早早去了费罗尔。他欣悦地回到了那所房子、花园以及那座宁静沉稳的小城。那是另一个世界。他决定每天早早起床，在本地区进行长途跋涉。他对父亲说：“我要让肺部装满新鲜空气，为明年的拼搏把身体练得棒棒的。”他陪同母亲前往布法迪埃和贝斯家里做客。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成为一个既懂事又稳重的年轻人。在巴黎修法律课程的埃布拉尔和温凯尔曼也都回到费罗尔度假。吕西安多次和他们一起出游。他们谈起了对雅克玛尔神甫搞的恶作剧以及骑着自行车痛快地游览。他们唱三重唱《梅斯的炮手》。吕西安非常欣赏老同学的坦率和实在。他为自己忽略了他们感到内疚。他向埃布拉尔承认不大喜欢巴黎，但是埃布拉尔对此不能理解。他父母把他托付给一位神甫，他得到了很好的照料。至今他对卢浮宫博物馆的参观以及在歌剧院度过的晚会仍保留着美好的印象。吕西安为这种朴实而动情。他觉得埃布拉尔和温凯尔曼仿佛是他的大哥哥，并且开始想，他并不为曾经有过如此动荡不安的生活而感到遗憾，因为他赢得了经验。他和他们谈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并且以逗他们生气来取乐。他们猛烈地抨击关于情结的理论，但是他们的反对是天真的，吕西安向他们指出了这一点。接着他补充道，假如用哲学观点来看问题，便很容易批驳弗洛伊德的错误了。他们非常佩服他，但是吕西安佯装没有察觉。
弗勒里耶先生向吕西安讲解了工厂的机制。他带吕西安参观了中心大楼，吕西安久久地观察工人们的劳作。“假如我死了，”弗勒里耶先生说，“你必须能够立即掌管厂里的一切事务。”吕西安嗔怪他说：“我的老爸，你别说这个好不好!”但是接连好几天，当他想到早晚要落到他身上的责任时，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就老板的职责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弗勒里耶先生告诉他，产业并非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他们总是用他们的阶级斗争来烦我们，”他说，“好像老板与工人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就拿我的情况来说。我是个小老板，是巴黎行话里所谓的一个小奸商。可是我养活了一百个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如果我的生意兴隆，他们便首先获益。但是，如果我被迫关闭了工厂，那么他们便要流落街头。我没有权利，”他强调说，“把生意做坏。这就是我所谓的各阶级的厉害一致性。”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一切都正常。他几乎不再想起贝尔热尔。他已经原谅了他，只是希望今生今世不再见到他。时而，当他换衬衫时，他走到镜子前，惊奇地望着自己。“有一个男人曾经喜欢过这个身躯。”他想。他的双手慢慢地在腿上抚摩着，并且想：“有一个男人曾经为这两条腿动了心。”他又抚摩腰部，很遗憾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来抚摩自己这缎子般的肌肤。有时候，他也悔恨自己曾经有过的各种情结。它们很顽固和沉重，它们那巨大和阴沉的分量曾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吕西安再也不相信它们，而是感到一种艰难的轻松。再说，这并非那么不愉快，这是一种很能忍受的醒悟，它有点使人气馁，顶多可以认为是一种厌烦。“我不算什么，”他想，“什么都没能把我弄脏。而贝尔利亚克却被肮脏地拖下了水。我多多少少还能够承受，这是为单纯付出的代价。”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力图不再自我分析

有一次散步时，他坐在一处斜坡上想道：“我沉睡了六年，忽然有一天我从蚕茧里脱颖而出。”他非常兴奋，怡然自得地观赏着风景。“我生来就是为了投入行动!”他想。但是忽然间，他的辉煌思想变得平淡无奇了。他喃喃低语道：“让他们等着瞧，他们早晚会知道我的价值。”他使劲地说了，但是话语仿佛是从空壳里冒出来的。“我有什么呢?”这种奇怪的担忧，他不愿意承认，它以前曾给他造成太多的痛苦。他想：“是这片宁静……这个地方……”这里除了在尘埃中艰难地拖着黄黑色腹部的蟋蟀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有生命的东西。吕西安讨厌蟋蟀，因为它们的样子总像一半是空的。公路的另一边是一片地面龟裂、布满荆棘的灰蒙蒙的荒原，一直伸展到河边。谁都看不见吕西安，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跳跃着，只觉得他的动作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甚至重力的阻挡。现在他站着，在灰色云雾的笼罩之下，如同存在于真空之中一样。“这一片宁静……”他想着。它更胜于宁静，是虚无。在吕西安的周围，乡村出奇地静谧，一片懒洋洋，毫无人类的气息。仿佛它变得很小很小，屏住了呼吸以免打扰他。“当梅斯的炮兵回到了驻地……”声音在他的嘴唇上停住，如同火苗在真空中窒息一样。吕西安孤独一人，位于这非常隐蔽和毫无重力的大自然之中，既没有影子也没有回声。他打起精神，试图找到原先的思路。“我生来就是为了投入行动。首先，我有毅力。我可能做一些傻事，但是我不会走得很远，因为我能回到正路上来。”他想：“我的精神很健康。”但是，他做了一个鬼脸以示厌恶便不再往下想了，因为在这条只有垂死的小虫穿行的白色公路上谈论“精神健康”，他觉得十分荒谬。吕西安生气地踩在一只蟋蟀上，他觉得脚底下有一个弹性的小圆球。当他抬起脚来，蟋蟀还活着。于是吕西安朝它吐了口唾沫。“我很茫然，我很茫然，和去年一样。”他想起了管他叫精英的温凯尔曼，又想起了把他当做男子汉的弗勒里耶先生，还想起了贝斯太太，她曾说：“这个大小伙子，我以前叫他我的玩具娃娃，现在我可不敢和他以你相称了，他让我惶恐不安。”但是他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和他们一起留在了费罗尔。这里，在这偏僻荒芜的角落里，只有一条白色的惶惶不安的可怜虫。“我到底是什么?”几公里连绵不断的荒原，一片寸草不生、毫无气味的平坦而龟裂的土地。突然间，从这灰色的土壳里笔直地冒出一根芦笋。它是那样的奇特，甚至连影子都没有。“我到底是什么?”自从上一次假期以来，这个问题没有改变过，仿佛它就在吕西安曾把它搁下的老地方等着他。或者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种状态。吕西安耸了耸肩。“我太多虑了，”他想，“我自我分析得太多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力图不再自我分析。他很想对物品着迷，久久地凝视着蛋杯、餐巾环、树木、橱窗等。他极力讨好母亲，问她愿不愿意把她的银器给他看看。他观看银器时，他想的是看银器，然而他的眼光后面却有一小片充满活力的雾气在跳跃。吕西安徒劳地使自己专心和弗勒里耶先生交谈。这一片既厚又薄的雾气，浓密而不坚实，它给人以假象，仿佛一片光亮，悄悄地溜到了他对父亲话语的注意力的后面。这一片雾气就是他本人。吕西安不时感到厌倦，于是不再听对方的说话。他转过身来，试图抓住这片雾气，面对面地看着它。但是他看到的只是空白，雾气仍在后面。
日耳曼娜泪流满面地前来告诉弗勒里耶太太，她的兄弟得了支气管肺炎。“可怜的日耳曼娜，”弗勒里耶太太说，“你可一向说他的身体非常结实!”她准她一个月的假，找了厂里一个工人的女儿来替代她。那姑娘十七岁，名叫贝尔特·莫泽尔。她个子矮小，金黄色的发辫盘在头上。她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因她来自孔卡尔诺，弗勒里耶太太让她戴上花边头饰：“这样显得更可爱。”从她刚来的那几天开始，每次她遇到吕西安，她那大大的蓝眼睛总会流露出一种对吕西安的谦卑的爱慕之情，吕西安也明白她喜欢自己。他和贝尔特亲切地交谈，多次问她：“你喜欢我们这里吗?”在走廊里，他故意和她擦肩而过，以试探她的反应。但是，她使他产生恻隐之心，并且他也从这种爱中获得了宝贵的鼓舞。他常常不无激动地想像贝尔特对他的印象。“事实上我和与她经常来往的年轻工人是不大一样。”他借故让温凯尔曼来到配膳室，温凯尔曼觉得贝尔特身材不错。“你这小子真走运，”他断言，“我要是你，早就勾上她了。”但是吕西安还在犹豫，因为她身上有汗味，而且她的黑衬衫肘部已磨破了。九月的一天下午，天下着雨，弗勒里耶太太乘坐汽车前往巴黎，吕西安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他躺在床上开始打哈欠。他觉得自己像一朵变幻莫测、转瞬即逝的云彩，永远是同一朵，也永远是另外一朵。它的边缘随时随刻融入大气之中。“我纳闷为什么我存在呢?”他在那里，在消化，在打哈欠，他听见雨点打在窗玻璃上。这片白色的雾气在他头脑里渐渐散开。以后呢?他的存在是一种耻辱，以后他将要担当的责任也难以为它正名。“无论如何，我并没有要求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想。接着，他做了一个自我怜悯的动作。他想起了童年时的忧虑和长时期的昏昏欲睡。如今它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他面前。实际上，他一直不断为自己的生命所困扰，它是一件巨大而无用的礼物，他把它抱在怀里不知如何处置，也不知把它放在何处。“我是以后悔自己的出生来消磨时光的。”但是他实在太沮丧了，因而不能更深入地继续推想。他起来点燃一枝烟，到楼下厨房吩咐贝尔特为他沏茶。
她没有看见他进来。吕西安碰了碰她的肩膀，她吓得惊跳起来。“我让你害怕了?”他问。她双手撑着桌子，用惊恐的目光望着他，胸脯起伏不停。过了一阵，她笑了，说：“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家里还有别人。”吕西安也报以宽容的微笑，并对她说：“请你给我沏壶茶。”“马上就好，吕西安先生。”小姑娘说。她立即走向炉边。吕西安的到来仿佛使她相当为难。吕西安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他慈父般地问道：“怎么样，喜欢在我们家吗?”贝尔特转过身去，在水龙头上接了一小锅水。水声盖住了她的回答。吕西安等了一会儿。她把小锅放到煤气炉上，他又问：“你抽过烟吗?”“抽过几次。”小姑娘疑虑地回答。他把克拉温牌的香烟盒打开，递给她。他并不很满意，他觉得在损害自己的名声，他不应该让她抽烟的。“您想要……要我抽烟?”她惊奇地问。“为什么不?”“太太会骂我的。”吕西安有一种当了同谋的不快感觉。他笑起来，说道：“咱们不告诉她。”贝尔特脸红了，她用手指夹了一枝烟放在嘴里。“我要把火递给她吗?那是不得体的。”他对她说：“喂，你不点上它吗?”她把他惹恼了。她两臂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满脸通红，一副恭顺的样子，夹着烟卷的双唇像一只鸡屁股。仿佛她的嘴里吞进了一根体温表。终于她从一个马口铁罐里抽出一根浸硫火柴，擦着后点燃了烟。她眨着眼睛抽了几口便说：“这烟很淡。”接着，她从嘴里匆匆地取出烟卷，笨拙地把它捏在五个手指中。“她生来就是受苦的命。”吕西安想道。然而，当他问起她是否喜欢她的家乡布列塔尼时，她便渐渐活跃起来。她告诉他各式各样的布列塔尼女帽，甚至还用柔和但走调的嗓音为他唱了一支罗斯波登的歌曲。吕西安不怀恶意地逗她，但是她不懂得别人的玩笑，只是神色惊慌地望着他。这时候，她颇像一只兔子。他坐在矮凳上，觉得十分自在。“请坐。”他对她说。“不，吕西安先生，我不能在吕西安先生面前坐。”他抓住她的两腋，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这样行吗?”他问。她没有反抗，同时还低声咕哝道：“坐在您的膝盖上!”她感到无比幸福，但却用古怪的语调责备着。这时吕西安有点烦恼，他想：“我陷得太深了，我不应该走得这么远的。”他不再作声。她坐在他的膝盖上，浑身热乎乎的，显得非常安静。但是吕西安感觉到她的心在怦怦直跳。“她是我的东西，”他想，“对她我可以为所欲为。”他放开她，拿起茶壶便上楼去了。贝尔特没有试图留住他。喝茶之前，吕西安用母亲的香皂洗了手，因为手上有贝尔特腋下的味道。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要不要和她睡觉

“我要不要和她睡觉?”在以后几天里，吕西安不断地想着这个小问题。贝尔特总是设法出现在他的必经之处，并且用一双西班牙长毛垂耳猎犬似的忧郁的大眼睛望着他。但是道德占了上风。吕西安明白，由于自己经验不足，又因为自己在费罗尔人人皆知，无法买到避孕工具，因此，他会让她怀孕的。这样会给弗勒里耶先生带来极大的麻烦。他还想到，假如以后他手下一个工人的女儿夸耀自己曾经和他睡过觉，那么他在工厂里将会威信扫地。“我没有权利碰她。”在九月的最后几天里，他避免和贝尔特单独在一起。“那么，”温凯尔曼问他，“你等什么呢?”“我不想，”吕西安生硬地回答，“我不喜欢和女仆谈情说爱。”温凯尔曼还是第一次听说和女仆谈情说爱，他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便不再作声了。
吕西安对自己十分满意。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有风度，因而也弥补了不少过错。“她是唾手可得的。”他有点遗憾地想。但是继而他又想道：“权当是我已经占有过她了。因为是她自己送上来的，只是我不愿意罢了。”从此，他认为自己不再是童男子了。这些轻快的满意之情让他高兴了好几天，随后便也化作一片雾气。十月份开学时，他觉得和去年开学时一样无精打采。
贝尔利亚克没有返校，谁都没有他的音讯。吕西安发现了几张新面孔。坐在他右边名叫勒莫尔当的小伙子在普瓦蒂埃上了一年数学专修班。他比吕西安的个子还要高，留着一片黑黑的小胡子，已经像个大人了。吕西安兴趣索然地和同学们重新相聚。他觉得他们很幼稚，并且总是天真无邪地吵吵闹闹，简直像一群神学院的学生。他仍然参加他们的集体活动，但是显得漫不经心。好在作为二年级学生，他有权利这样做。勒莫尔当已经成熟，他原本可以更多地引导吕西安。但是，他并不像吕西安一样是个经历过多种艰难的考验因而成熟起来的小伙子。他生来就是一个成人。吕西安经常十分满意地打量着这颗没有脖子，歪歪地长在肩膀上的深思熟虑的大脑袋。仿佛无法把任何东西通过耳朵或那双玫瑰色透明的中国式小眼睛灌进他的脑袋里去。“这是一个有主见的家伙。”吕西安怀着敬意想道。而他不无嫉妒地思索着，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得勒莫尔当有了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这就是我应当成为的：一块岩石。”他仍然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勒莫尔当能够理解数学的推理。但是当于松老师把第一次作业本发还给大家时，他便放下心来。吕西安名列第七，而勒莫尔当只得了五分，名列第七十八位。这一切都符合实际。勒莫尔当有点无动于衷。他预想的结果似乎更糟。他那张小嘴和肥大光滑的黄脸蛋不是用来表达感情的。那是一尊菩萨。大家只见他发过一次怒，那天劳维在衣帽间里推搡了他。他先是发出十几声低而尖利的埋怨声，还不断地眨着眼。“回波兰去，”他终于说，“滚回波兰去!你这犹太鬼，别到我们的国家里来烦我们。”他那魁梧的身材镇住了劳维，他庞大的上半身在两条长腿上摇摇晃晃。最后，他打了劳维两记耳光，小劳维道了歉，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星期四，吕西安和基加尔一起外出。基加尔带他去他姐姐的女友那里跳舞。但是基加尔最后承认，这样的蹦蹦跳跳使他感到厌倦。“我有一个女友，”他悄悄对吕西安说，“她是罗亚尔街上普利尼耶舞厅里跳得最棒的。正好她的一个朋友没有舞伴。星期六晚上你和我们一起去吧。”吕西安和家长闹了一通，终于获准每星期六晚上可以外出活动。家里把大门钥匙放在门毡底下。将近九点，他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一家酒吧找到基加尔。“你会发现，”基加尔说，“法妮非常可爱，而且她的优点是很善于着装。”“我的舞伴呢?”“我不认识她，我知道她是个学裁缝的女艺徒，她刚到巴黎，是从昂古莱姆来的。对了，”他补充道，“别犯傻。我叫皮埃尔·多拉。你呢，你有一头金发，我就说你有英国血统，这样说更好些。你就叫吕西安·博尼埃尔。”“为什么呢?”吕西安不安地问道。“老兄，”基加尔说，“这是规矩。和那些女人在一起你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永远不能说出你的真名字。”“好吧，好吧!”吕西安说。“那我是个干什么的呢?”“你可以说是个大学生，这样更好些。你明白吗，这会让她们感到得意的。你不必为她们花费很多，费用自然是大家分摊。但是今晚让我来付账，我习惯这样。下星期一我会告诉你欠我多少。”吕西安立即想到基加尔企图从中揩点油。“我怎么变得如此多疑了!”他暗自好笑地想道。法妮几乎立刻到了。这是个身材高大瘦削的棕发姑娘。她的大腿很长，脸上浓妆艳抹。吕西安觉得她有点让人胆怯。“这就是我和你说起过的博尼埃尔。”基加尔说。
“很高兴认识你，”法妮眯起眼说，“这是我的朋友莫德。”吕西安见到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的年龄难以捉摸，戴的头饰像一只倒扣的花盆。她只是略施脂粉，和光彩照人的法妮相比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吕西安痛楚地感到失望。但是他发现莫德有一张漂亮的嘴，而且和她在一起他不必感到窘迫。基加尔特意预先付了啤酒账，因此他可以利用初到时的喧闹，不让姑娘们有时间吃喝便嘻嘻哈哈地把她们推出酒吧门外。吕西安对他十分感激，因为弗勒里耶先生每周只给他一百二十五法郎零花钱。他还得用这笔钱支付通讯费用。这天晚上过得很有意思。他们到拉丁区的一家小舞厅去跳舞。玫瑰色的舞厅并不大，暖融融的，四周的角落光线阴暗。一杯鸡尾酒只需五法郎。那里有很多大学生，他们都带着法妮那样的女人，但是不如法妮漂亮。法妮很出众。她直盯着一个正在抽烟斗的大胡子男人，大声喊道：“我讨厌在舞厅里抽烟的人。”那家伙立即满脸通红，忙把点燃的烟斗放回衣兜里。她对基加尔和吕西安的态度有点高傲，并且用母亲般的慈爱口吻多次对他们说：“你们是坏孩子。”吕西安觉得非常自在，心里甜滋滋的。他给法妮讲了好几件有趣的小事，边说边笑。后来，他的脸上便一直挂着笑容。他很善于运用一种随随便便、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而又略带嘲讽的高雅嗓音。但是法妮很少和他说话。她一手托住基加尔的下巴，向着脸颊方向拉动，以便突出他的嘴巴。当他的嘴唇变得肥大，并且开始流涎，像那些胀满了汁液的水果或是蛞蝓时，她就一边叫他“宝贝”，一边小口小口地舔他的双唇。吕西安觉得尴尬极了，他认为基加尔非常可笑。基加尔的嘴唇边上有口红，而且两颊上有手指的印记。但是其他舞伴的举止更加放肆。大家都在拥抱，亲吻。管衣帽间的那位女士不时挎着小篮子前来抛撒彩色纸带卷和彩色小球，同时大声喊着：“加油啊，孩子们，尽情地玩吧，放声地笑吧，加油啊，快加油啊!”于是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吕西安终于想起了还有莫德在场。他笑着对她说：“瞧瞧这些年轻的情侣。”他指着基加尔和法妮补充道：“我们两个是高贵的长者了……”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是笑得十分滑稽，弄得莫德也笑了。她摘下帽子。吕西安喜悦地发现她比舞厅里的其他女人毫不逊色。于是他请莫德跳舞，并且对她讲述了他中学会考那一年和老师们瞎起哄的事。她的舞跳得很好，她有一双持重的黑眼睛，显得很在行。吕西安和她谈起贝尔特，并且说很内疚。“但是，”他补充道，“这样对她更好。”莫德觉得贝尔特的故事很有诗意，但却令人伤心。她问贝尔特在他父母家里挣多少钱。她又说：“一个姑娘给人家当女仆并不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基加尔和法妮不再管他们，他们只顾自己互相抚摩，基加尔的面孔全都湿了。吕西安不时地重复：“瞧瞧这些年轻的情侣，快瞧瞧他们!”而且他脑子里也想好了一句话：“他们引得我也想学他们的样。”但是他不敢说出来，只是在那里笑。然后，他佯装莫德和他是老朋友了，不屑于谈情说爱。他叫她“老兄”，而且还拍拍她的肩膀。法妮突然转过头来，惊奇地望着他们。“喂，”她说，“小班同学，你们在干什么呢?快亲吻吧，我看你们早想得要命了。”吕西安一把搂住了莫德，他还有点为难，因为法妮在看着他们。他很想让此吻又长又成功，但又不明白人家这样做是怎样呼吸的。结果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困难，只需斜着亲嘴，把两人的鼻孔错开便可以了。他听见基加尔在那里数数：“一——二——三——四——”直到第五十二秒他才放开莫德。“这个头开得不坏呀，”基加尔说，“但是我比你棒。”吕西安看着手表，也开始数起来：基加尔在第一百五十二秒时才松开法妮的嘴。吕西安非常生气，觉得这种比赛很愚蠢。“我是出于谨慎松开了莫德，”他想，“但是这并不是难事。只要掌握好呼吸便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他建议再比一次，结果他赢了。当他们比完后，莫德瞧了瞧吕西安，并且认真地对他说：“你吻得很好。”吕西安兴奋得脸都红了。他弯腰说了一声“为你效劳”。但他本来是更想和法妮亲吻的。为了赶最后一班地铁，他们于午夜十二点半分了手。吕西安心花怒放，他在雷努阿尔大街上又蹦又跳。他想：“事情已有十分把握。”他的嘴角很痛，因为今天晚上笑得太多了。
现在他订于每星期四晚上六点和整个星期六晚上和莫德会面。她任他拥抱亲吻，但是不愿失身于他。吕西安向基加尔抱怨，基加尔安慰他说：“别着急。”基加尔说，“法妮肯定她会和你睡觉的。只是她还年轻，她只有过两个情人。法妮叮嘱你对莫德要温柔体贴点。”“温柔体贴?”吕西安问。“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他们两人放声大笑起来，基加尔肯定地说：“老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吕西安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他不断地亲吻莫德，并且对她说他爱她。但是时间长了便有点单调乏味，而且和她一起外出他也并不感到很骄傲。他本想对她的梳妆打扮提一些建议，可是她有许多成见，并且很容易生气。在亲吻的间歇，他们手拉着手，两眼发呆，默默无语。“她眼神如此严肃，天知道她在想什么。”而吕西安总是在想着同一件事。望着莫德这个郁郁寡欢，捉摸不定的小小存在，他不禁想到：“我想成为勒莫尔当，他是一个找到了自己道路的人!”在这一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自己坐在热恋他的女人身边，两人手拉着手，他的嘴唇还因刚才频频的亲吻而湿乎乎的。他拒绝她献给他的微不足道的幸福：孤独。于是，他紧紧抓住小莫德的手指，眼泪夺眶而出。他很想使莫德幸福。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摆脱毫无结果和危险的冥想

十二月的一天早上，勒莫尔当走到吕西安面前，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你愿意签名吗?”他问。“这是什么?”“这是为高师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给《事业报》寄去了一份有二百人签名、反对义务预备兵役的狗屁文章。对此，我们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至少征集一千人的签名。我们将要去圣西尔军校，海军学校预备班，农学院，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学院，让所有一流学校的学生都签上名。”吕西安顿感身价百倍，他问：“这会登载出来吗?”肯定会登在《行动报》上。可能也会登在《巴黎回声报》上。吕西安极想立即签名，但又想这样不够严肃。他拿起那张纸，认真地看了一遍。“我想，你不是搞政治的，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但你是法国人，你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当吕西安听到“你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时，他立即觉得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他签了名。第二天他买了一份《法兰西行动报》，但是声明没有登出来。它星期四才得以发表。吕西安在第二版上找到了它，标题是“法国青年给了国际犹太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大名被压缩得很小，登在离勒莫尔当不远的地方，和周围的弗莱什、菲利波等名字一样陌生。它的样子很体面。“吕西安·弗勒里耶，”他想，“是一个农民的姓氏，是纯粹的法国姓氏。”他高声朗读了以字母F开头的全部姓名。当他读到自己的姓名时，他佯装不认识这个人。随后，他把报纸塞进口袋，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几天后，是他去找了勒莫尔当。“你是搞政治的吗?”他问。“我是联盟联盟，指民族主义右翼组织“法兰西爱国青年联盟”。成员，”勒莫尔当说，“你有时也看《行动报》吗?”
“不常看，”吕西安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对它不太感兴趣。但我认为我正在改变态度。”勒莫尔当用他那难以捉摸的神情淡淡地望着他。吕西安粗略地向他叙述了贝尔热尔称之为“紊乱”的故事。“你是什么地方人?”勒莫尔当问。“费罗尔人。我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工厂。”“你在那里住过多长时间?”“直到上中学为止。”
“我明白了，”勒莫尔当说，“事情很简单，你是个背井离乡的人。你读过巴雷斯指莫里斯·巴雷斯。的作品吗?”“我读过他的《科莱特·博多希》。”“不是这部，”勒莫尔当不耐烦地说，“今天下午我把他的《背井离乡的人们》给你带来。它讲的是你的故事。你会在书里读到你的病证以及对症的良药。”这本书是用绿色羊皮做的封面。第一页盖有安德烈·勒莫尔当的藏书印鉴，那漂亮的哥特字体十分醒目。吕西安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他从未想过勒莫尔当会有自己的藏书章。
他满腹狐疑地开始了阅读。曾经有过多次人们企图给他解释，曾经有过多次人们借书给他，对他说：“读读这本书吧，写的全是你的事。”吕西安略带几分忧愁地笑着，他想自己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人用几句话便能剖析的人。恋母情结，紊乱，多么幼稚可笑!这一切早已远离他而去，不复存在了!但是，刚读了几页书，他便入迷了。首先，这不是心理分析——吕西安对心理分析已经极其厌烦——巴雷斯谈到的年轻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像兰波或魏尔兰那样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更不是那些请弗洛伊德进行心理分析的无所事事的病态的维也纳人。巴雷斯开始时把他们置于他们的环境和家庭之中。他们在外省极其传统的环境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吕西安觉得斯蒂雷尔和自己很相像。“这可是真的，”他想，“我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他想到了弗勒里耶家族的精神健康。这种健康只能在农村，并且通过他们的体力来获得(他祖父能用手指把一枚铜币拧弯)。他激动地想起了费罗尔的黎明。他起床后悄然无声地下了楼，以免吵醒父母。他骑上自行车，于是法兰西岛柔媚的景色便悄悄地笼罩着他，抚摩着他。“我历来很讨厌巴黎。”他坚定地想道。他还读了《贝雷尼斯的花园》。他时而中断阅读，两眼迷茫地思索起来。在这里，人们又一次向他展示了一种性格，一种命运，一种能够摆脱存在于他意识中无休止的废话的办法，一种确定自我、肯定自我的方法。然而他是多么喜欢巴雷斯奉献给他的这种充满清新的田野气息的无意识，并且厌恶弗洛伊德的那些邪恶和淫猥的畜生!为了抓住这份礼物，吕西安只需摆脱毫无结果和危险的冥想。他必须研究费罗尔的地面和地下，寻找一直延伸到赛奈特河边这片起伏的丘陵的意义，诉诸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或者，非常简单，他必须回到费罗尔，在那里生活。那样，他将感到费罗尔就在自己的脚下，它无害而肥沃，伸展于广阔的田野上。在这片土地上，有树林、泉水和花草。它像一方养料丰富的腐殖土，吕西安终于可以在此汲取力量从而成为一名企业主。吕西安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苦苦思索，变得兴奋不已，甚至不时感到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如今，当他一手搂着莫德的腰身，默默地待在她旁边时，脑子里经常回响起以下的词语和短句：“恢复传统”，“土地和死者”。这是一些深奥难懂，取之不尽的词语。“这多么诱人啊!”他想。然而他不敢相信，因为已经有过太多次人们让他失望了。他把自己的担忧向勒莫尔当倾诉。“太妙了，”勒莫尔当说，“老朋友，人们是不会立刻相信自己想要什么的，因为需要实践。”他略加思索便接着说道：“你应该来和我们在一起。”吕西安真心实意地答应了，但是他强调保留自由。“我来，”他说，“但是不做任何承诺。我想观察和思考。”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诚挚和简朴的同志情谊

吕西安被这帮年轻保守派的同志情谊迷住了。他们对他表示了诚挚和简朴的欢迎。他很快便觉得在他们中间很自在，而且不久便熟悉了勒莫尔当的“小集团”。他们是二十来个大学生，几乎人人都戴一顶条绒的贝雷帽。他们经常在波尔德啤酒馆的二楼聚会，在那里玩桥牌，打台球。吕西安常去那里和他们一起玩。不久他便明白，他们已经接纳了他，因为对他的每次到场他们都欢呼“帅哥来啦!”或“这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弗勒里耶!”但是，尤其吸引他的是他们欢快的性格；没有丝毫的学究和严厉气氛，很少谈论政治。大家笑着，唱着；并且为年轻的大学生们高声欢呼或是有节奏地鼓掌。这就是他们的聚会内容。勒莫尔当本人则一面保持一种无人敢于挑战的权威，同时也自我放松一点，不由得笑了起来。通常，吕西安默不作声，目光扫视着这些正在大声喧哗的健壮的年轻人。“这是一股力量。”他想。生活在他们中间，他渐渐地发现了青春的真实含义。它不存在于贝尔热尔式的人物所欣赏的那种矫揉造作的风雅之中。青年是法国的未来，而且勒莫尔当的同伴们并没有青少年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可爱。他们都已成年，其中好几个已经蓄须了。经过对他们的仔细观察，你便会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已经摆脱了同龄人固有的恶习和犹豫，他们无须再学什么，他们都已成熟了。起初，他们轻率和无情的玩笑颇使吕西安反感。本来可以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无意识的。当雷米前来报告激进派领袖迪比斯的夫人双腿被一辆卡车轧断时，吕西安原以为他们会对一位不幸的对手表示起码的同情。但是，他们却全体放声大笑，并且拍着大腿嚷道：“这个老僵尸!”“卡车司机真了不起!”吕西安有点窘迫，但他忽然明白了这种有净化作用的放声大笑是一种拒绝。他们察觉到了这种危险，不愿表示懦弱的怜悯，于是他们便拒绝了。吕西安也笑了起来。渐渐地，他们的恶作剧向他显示了其真实性质。它只有其轻浮的外表，实际上这是对一种权利的肯定。他们的信念非常牢固，如宗教般虔诚，因此他们有权利表现得轻浮，可以对一切无关紧要的事情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地开个玩笑。例如，在夏尔·莫拉斯冷峻的幽默和德贝罗戏谑性的玩笑之间(他的口袋里经常放着一块破旧的英式军大衣片，他称之为勃吕姆指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勃吕姆(1872—1950)，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组阁时担任总理。的包皮)，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一月份，巴黎大学宣布将要举行庄严的仪式，向两位瑞典矿物学家授予名誉博士的学位。“你等着看一场好戏吧。”勒莫尔当给吕西安一份请柬，这样说道。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当吕西安看到共和国总统和巴黎大学校长踏着《马赛曲》的乐声步入大厅时，吕西安的心怦怦直跳，他在为他的朋友担心。几乎同时，观众席上有几名年轻人站了起来，开始大喊大叫。吕西安满怀同情地认出了雷米，他的脸涨得通红，像个西红柿。他正被两名彪形大汉抓住上衣往外拉。他一面挣扎，一面高喊“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但是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看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正在拼命地吹喇叭，样子像一个捣蛋鬼。“太好了!”他想。他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固执的严肃和好动喧闹之间奇特的混杂。它使最年轻的人们显得成熟，最年长的人们显得调皮。不久，吕西安也试着开起了玩笑。谈到埃里奥指爱德华·埃里奥(1872—1957)，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之一，人民阵线组阁时任议长。时，他说：“假如这一位寿终正寝，那就不再有仁慈的上帝了。”这句话取得了成功。这时他觉得身上产生了一种神圣的狂怒。于是，他咬牙切齿，一时间，竟感到自己和雷米或德贝罗一样坚信、一样执拗、一样强有力了。“勒莫尔当说得对，”他想，“需要实践，有了实践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还学会了回避争论。基加尔只是个共和派，他对吕西安提出了一大堆反对意见。吕西安颇有风度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说话了。基加尔仍在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可是吕西安甚至不再看他，他在抚平裤子上的褶子，用烟卷吹出烟圈来取乐，一面盯着女人看。尽管如此，他还是听见了一些基加尔的责难，只是它们突然失去了分量，轻飘飘、微不足道地向他滑来。基加尔终于印象深刻地住了嘴。吕西安和父母谈起了他的新朋友，弗勒里耶先生问他是否会成为一名保守派。吕西安犹豫不决，他严肃地答道：“我很想，真的很想。”“吕西安，我求求你了，别干这种事。”他母亲说，“他们太狂躁了，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的。或是把你毒打一顿，或是把你投入监狱，你明白吗?而且，你实在太年轻了，不能搞政治。”吕西安只是坚定地一笑，没有作声。弗勒里耶先生却说：“亲爱的，让他去吧。”他和蔼地说，“让他去实践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得经过这个阶段。”自那日起，吕西安觉得他父母对他另眼相看了。然而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这几个星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脑海里先后浮现出他父亲善意的好奇，弗勒里耶太太重重的忧心，基加尔刚具备的尊敬，勒莫尔当的坚定执著和雷米的急躁不安。他摇着头自言自语：“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和勒莫尔当长谈了一次，勒莫尔当很理解他的理由，劝他不必操之过急。吕西安仍然非常沮丧，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小滴透明的胶质。正在咖啡馆的座位上颤动。他觉得年轻保守派们的喧闹和动荡十分荒谬。但是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石头一样沉重和坚强，因而又感到很是高兴。
他和这个小团体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他给他们唱了去年暑假埃布拉尔教他的《雷贝卡的婚礼》这首歌。大家都说这歌有趣极了。正在兴头上的吕西安谈了不少他关于犹太人的尖刻的想法，并且还提到了吝啬得出奇的贝尔利亚克。“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他如此吝啬，一般人是不可能这么吝啬的。忽然有一天我总算明白了，原来他是个犹太人。”这时全体哄堂大笑，吕西安愈加慷慨激昂。他觉得对犹太人真是痛恨极了，而一想起贝尔利亚克更是令人扫兴。勒莫尔当的目光直盯着他，对他说：“你是纯血统的。”此后，他们经常对吕西安说：“弗勒里耶，给我们讲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故事，要好听一点的。”于是吕西安就把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关于犹太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起头，吕西安只需故意怪腔怪调地说“又一田，莱匪鱼煎不老母……”原话应为：“有一天，勒维遇见勃吕姆……”朋友们便个个乐不可支了。有一天，雷米和潘特诺特说，他们在塞纳河边遇到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他们径直向他走去，仿佛想要把他扔进河里，这可把他吓得半死。“我当时想，”雷米肯定地说，“弗勒里耶没和我们在一起真是太遗憾了。”“还是他不在场为好，”德贝罗打断他说，“否则他一定会把那个犹太人扔进河里去的。”吕西安一眼便能认出犹太人，他这种本事举世无双。有一次他和基加尔一起外出，他碰了碰基加尔的肘部对他说：“别马上回头，我们后面那个小胖子就是犹太人!”基加尔随即夸道：“在这方面你的嗅觉真灵敏!”法妮也没有辨认犹太人的本事。一个星期四，他们四个人一起来到莫德的房间，吕西安唱起了《雷贝卡的婚礼》。法妮受不了了，说道：“别唱了，别唱了，我要尿裤子了。”当他停下来时，她向他投去了高兴、甚至温柔的目光。在波尔德啤酒馆，终于有人给吕西安编造了谣言。那里总有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说着：“弗勒里耶那么热爱犹太人……”或是：“莱昂·勃吕姆是弗勒里耶最要好的朋友……”其他人则屏住呼吸，张大嘴巴，出神地等待着。吕西安满脸通红，拍着桌子大声骂道：“真他妈的……”于是，全体哄堂大笑，他们说：“他起步了!他起步了!他不是走，他跑起来了!”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参加政治性集会

他经常随他们一起参加政治性集会，聆听克洛德·马克西姆·里尔·德·萨尔特教授的演讲。由于参加这些新的活动，他的学习受到了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吕西安这一年无法指望顺利通过国立高等工艺学校的入学考试，弗勒里耶先生表现得很宽容。他对妻子说：“吕西安需要学习如何做人。”这些会议散会后，吕西安和他的朋友们头脑发热，常常做出一些淘气的恶作剧。有一次，他们十来个人遇到一个黄褐色皮肤的小个子男人，他一面看着《人道报》，一面穿过圣安德烈德扎尔街。他们把他逼到墙角，雷米喝令他：“把报纸扔掉。”那小个子还在扭扭捏捏，但是德贝罗已经悄悄绕到他身后，将他拦腰抱住，勒莫尔当则以他强劲的腕力一把夺走了他的报纸。这一切很有意思。那个狂怒的小个子男人拼命地乱踢，同时用一种古怪的语调大声地喊着：“放开我，放开我。”勒莫尔当不动声色地把报纸撕碎。但是当德贝罗正要放开那个家伙时，事情开始变得糟糕起来。那家伙扑向勒莫尔当，并且企图揍他。幸而雷米及时向他耳后突然狠揍一拳，他才得以幸免。那家伙一下子被摔到墙边，脸色极难看地望着他们大家，同时骂道：“该死的法国佬!”“你再说一遍!”马歇索冷冷地说道。吕西安明白要坏事了，因为马歇索从来听不得关于法国的玩笑。那个外国佬又说了一遍：“该死的法国佬!”于是他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随即脑袋朝下，跌跌撞撞地向前扑去，并且声嘶力竭地喊着：“该死的法国佬，该死的资产阶级，我恨你们，我要你们死光，统统都死光!”接着又是一连串难听的辱骂声，吕西安简直想像不到他竟能使出这么大的劲头来。于是，他们失去了耐心，不得不人人都参与进来，好好地教训他一顿。过了一阵，他们放开他，那家伙连滚带爬地来到墙边。他全身在发抖，有一拳把他的右眼打得睁不开了。他们打累了，围在他四周，等着他倒下去。那家伙歪着嘴，又吐出了一句：“该死的法国佬!”“你想再挨一顿揍吗?”气喘吁吁的德贝罗问道。那家伙似乎没有听见，他用左眼挑战性地望着他们，一面还不断地重复：“该死的法国佬，该死的法国佬。”接着是一阵犹豫，吕西安明白，他的同伴们要放弃这场搏斗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扑向前去，拼命地揍他。他听见了什么东西的撕裂声，那个小个子男人用软弱无力和惊怒的目光看着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该死的……”他那颗肿胀的眼睛睁开了，但是那只是个没有眼珠的窟窿。他跪倒在地，什么都不说了。“快撤。”雷米提醒道，于是他们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圣米迦勒广场。没有人追赶他们。他们就整了整领带，并且用手掌互相拍打衣服以恢复常态。
整个晚上，这些年轻人谁都没有提起他们的冒险，并且互相表现得格外和蔼可亲。他们早已把那件通常用来掩饰他们情绪的可耻粗暴行为抛在了脑后。他们彬彬有礼地互相交谈着。吕西安心想，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现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但是他自己很是恼火，因为他一般是不会在大街上与流氓打斗的。他情意绵绵地想起了莫德和法妮。
他难以入睡。他想：“我再也不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跟着他们行动了。如今，利害得失都已权衡，我必须参与进去!”当他向勒莫尔当宣布这个好消息时，他觉得十分庄重，几乎有一种宗教的虔诚感。“我主意已定，”他对勒莫尔当说，“决心跟你们一起干。”勒莫尔当拍了拍他的肩膀，于是全体成员一起庆祝这件大事，喝了好几瓶酒。他们又恢复了粗暴和欢快的语气，但是没有谈论前一天发生的事。他们分手时，马歇索爽直地对他说：“你的拳头真厉害!”吕西安则说：“因为那是个犹太人!”
第三天，吕西安带着一根很粗的白藤手杖来找莫德，这是他在圣米迦勒大道的一家商店里买的。莫德一看就明白，她望着手杖问道：“怎么，你参加了?”“参加了。”吕西安笑着回答。莫德显得很兴奋。她本人更倾向于左派，但是她的思想很宽容。“我觉得，”她说，“每个派别都各有所长。”晚上，她曾多次搂着他的后颈，一边叫他“我的小右派”。不久以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莫德感到累了。“我想要回家了。”她说，“但是如果你乖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回去。你可以握住我的手，你要好好待你的小莫德，她太难受了。你要给她讲讲故事。”吕西安的兴致并不太高，因为莫德的房间虽然整洁，可那种穷酸相使他心里不快。这简直像一间女仆的房间。但是，如果他放弃这次良机，那将是一种罪过。莫德一进屋就扑在床上，她说：“哦，真舒服。”随后，她不再作声，并且翘起嘴唇直盯着吕西安看。他也来躺在她身旁。莫德用手掌盖住眼睛，却把手指分开，她用孩子般的声音说：“咕咕，我看见你了。吕西安你知道吗，我看见你了!”他觉得自己既沉重又绵软。莫德把手指放进他的嘴里，他就吮了起来，情意绵绵地和她聊着。他说：“小莫德病了，可怜的小莫德真不幸。”接着他便从上到下地抚摩她的身体。她已闭上眼睛，神秘莫测地笑着。过了一阵，他掀起莫德的短裙，两人便开始做爱。吕西安想：“我挺有本事的。”他们完事后，莫德说：“得了!我早料到会到这一步的!”她瞧着吕西安，温柔地责备他：“坏东西，我还以为你挺老实的呢!”吕西安说他也对她感到很意外。“就这么回事。”他说。她想了想，对他严肃地说：“我毫不遗憾。以前可能更纯洁，现在要差一点了。”
“我有情妇了。”吕西安在地铁里这样想道。他觉得空虚和倦怠，身上有一股苦艾和鲜鱼的味道。他直挺挺地坐下，以免被汗水湿透的衬衫贴在身上。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是凝乳做成的。他使劲地反复说着“我有情妇了”，但是他感到失望。直至前一天，在莫德身上他所渴求的是她那张仿佛与外界隔绝的如封似闭的小脸，她那纤细的身段，庄重的仪态，良好的名声，对男性的傲气，总之是使她与众不同的一切特性。她确确实实是另外一种人，让人难以接近，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她颇有主见，廉耻分明，常穿长筒丝袜和绉纱连衣裙，并且烫着头发。这些也都是他所梦寐以求的。可是这层美丽的外表已经在他的拥抱中融化了，只剩下了肉体。他曾把嘴唇贴在了一张没有眼睛，像肚皮一样裸露的面孔上，他曾占有了一朵巨大的湿漉漉的人肉鲜花。他又见到了在被窝里上下拱动，在微张的毛茸茸的洞穴里有节奏地拍打的那头盲目的牲畜。他想：那是我们俩。他们合二而一。他已经分不清哪里是他的肌体哪里是莫德了。以前没有任何人曾在他面前如此令人作呕地暴露过。除了有一次里黎在灌木丛后面给他看过他那小鸡鸡；还有他自己忘乎所以地光着屁股趴在床上，乱蹬双腿等着裤子晾干的时候。吕西安想到基加尔时心里才感到一阵宽慰。明天他可以对他说：“我和莫德睡觉了。老兄，她是个出色的小女人，简直是天生的尤物。”但是，他很不自在。他觉得自己在地铁尘埃滚滚的热浪里，在一层薄薄的外衣下，如同赤身裸体一般；他坐在一位教士身边并且面对着两位成熟的女士，觉得自己像一根被玷污的芦笋那样僵直和裸露。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一次家庭舞会

基加尔热烈祝贺他。他对法妮有点腻烦了。他说：“她的脾气实在太坏了，昨天她跟我闹了整整一个晚上。”于是，他们两人就下列问题达成了共识：这样的女人还是很需要的，因为人们毕竟不能把贞洁一直保持到结婚前。而且她们个个身体健康，也不谋私利。但是如果沉溺于她们那就要铸成大错。基加尔谈起真正的好姑娘时语气是高尚的。吕西安向他打听了他姐姐的情况。“她很好，我的老兄，”基加尔说，“她说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懂吗，”他暴露真情地补充道，“我不会因为有个姐姐而恼火。否则，有些事情是意识不到的。”吕西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此后，他们经常谈论女孩子，并且觉得这样做充满了诗意。基加尔喜欢引述他的一位叔叔的话，此人是一位情场高手。他曾说：“在我这坎坷的一生中，也许并不总在做好事。但是有一件事仁慈的上帝会感谢我的，那便是我宁愿被砍掉双手也从不碰一位姑娘。”他们两人有时也去皮埃蕾特·基加尔的女友那里。吕西安很喜欢皮埃蕾特，他和她谈话时像个爱逗弄人的大哥哥。他很感激她，因为她没有剪短头发。他一直忙于他的政治活动。每星期日早上他都要去讷伊教堂前卖《法兰西行动报》。在两个多小时里，吕西安板着面孔来回踱步。做完礼拜从教学里出来的姑娘们有时向他投来美丽而坦诚的目光。于是吕西安便松弛一下，他感到自己很纯洁、坚强。他向她们报以微笑。他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尊重妇女，并且很高兴得到了他们的理解。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而且，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姐妹。
四月十七日基加尔一家为皮埃蕾特的十八岁生日举行一次家庭舞会，吕西安自然也被邀参加。他和皮埃蕾特的交情已经很深，她称他为她的舞伴。他怀疑她是否有点爱上自己了。基加尔太太请来了一位钢琴师，整个下午一定会非常愉快的。吕西安和皮埃蕾特一起跳了好几次舞，随后他找到正在吸烟室里休息的基加尔。“你好，”基加尔说，“我想你们互相都认识了吧。弗勒里耶，西蒙，努瓦斯，勒杜。”在基加尔逐一介绍他同学的时候，吕西安看见一个身材高大、长着红色鬈发、奶油色皮肤和又黑又硬的眉毛的小伙子，正迟疑不决地向他们走来。他顿时便气炸了。“这家伙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不解地想着，“基加尔很清楚我是容不得犹太人的!”他立即转过身去，匆匆走开以免互相介绍。“那个犹太人是谁?”过了一会儿他问皮埃蕾特。“那是韦尔，他是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我弟弟是在练剑室认识他的。”“我讨厌犹太人。”吕西安说。皮埃蕾特莞尔一笑。
“他倒是个好小伙子，”她说，“你带我到冷餐桌前去吧。”吕西安拿了一杯香槟酒，但是随即又马上把它放下，因为他正好和基加尔和韦尔打了个照面。他怒火中烧地盯着基加尔看，然后便转身要走开。但是皮埃蕾特抓住了他的胳膊，于是基加尔大大方方地上前来搭话。“这是我的朋友弗勒里耶，这是我的朋友韦尔，”他很自然地说道，“好了，我给你们已经介绍完毕。”韦尔伸出了手，吕西安非常不高兴。幸而他突然想起了德贝罗的话：“不然，弗勒里耶准把那个犹太人扔到河里去了。”于是，他把双手插入口袋，转过身去走开了。“我再也不上这个人家里来了。”他一面要回外衣一面这样想道。他感到了一种苦涩的骄傲。“这就是坚持己见的结果，简直无法在社会中生活了。”但是到了街头，他的这种傲气便渐渐消融了，吕西安变得忧心忡忡。“基加尔一定会很生气!”他摇摇头，试图坚定地对自己说：“他既然邀请了我，就没有权利再邀请犹太人!”但是他的怒气消了。他很不自在地想起了刚才韦尔伸着手时惊愕的神情，于是不由得想和解了。“皮埃蕾特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我应该握住那只手。无论如何这于我毫无损失。冷冷地打个招呼，随即便分手。这就是我该做的。”他在考虑是否还来得及回到基加尔家里去。他可以走近韦尔，对他说：“请原谅，刚才我不大舒服。”他可以和他握手，友好地交谈几句。可是不行，已经为时过晚，他的这一举动其影响是无法挽回的。他怒气冲冲地想：“我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主张告诉那些不能理解的人呢!”他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觉得真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基加尔和皮埃蕾特正在评论他的行为。基加尔说：“他完全疯了!”吕西安握紧拳头。“哦!”他失望地想道，“我真恨他们!我非常恨那些犹太人!”他试图从对这种深仇大恨的沉思中汲取一点力量。但是这种仇恨情绪在他眼皮底下烟消云散了。他徒劳地想到那个收取了德国佬的钱财并且憎恨法国人的莱昂·勃吕姆。他身上有的只是沮丧和冷漠。吕西安幸运地在莫德家里找到了她。他对她说很爱她，并且疯狂地占有了她好几次。“一切都完了，”他想，“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人物。”“别，别!”莫德说，“别这样，我的宝贝，不要这样，这是不可以的!”莫德最终还是任他为所欲为了。吕西安要吻遍她的全身。他觉得自己很幼稚，并且有点反常，他真想哭。
第二天早上在学校里，吕西安看见基加尔时不由得心里一紧。基加尔的脸色阴沉，佯装没有看见他。吕西安狂怒不已，无法克制自己。“坏蛋!”他想，“坏蛋!”课后，基加尔脸色铁青地向他走来。“他要是对我发脾气，”吓坏了的吕西安想，“我就掴他几个耳光。”他们相持了一阵，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鞋尖。最后，基加尔嗓音沙哑地说：“老兄，原谅我，我不该那样对待你。”吕西安跳了起来，不信任地望着他。但是基加尔结结巴巴地接着说道：“你知道，我是在练剑室里遇到他的。于是我就想……我们一起参加击剑比赛，他请我到他家里去过。但是我明白，你知道，我不应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但是当我写请柬时，我不假思索就……”吕西安始终一语不发，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但是他打算宽容了。基加尔低着头继续说：“得了，就算我干了一件蠢事……”“傻蛋，”吕西安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慷慨大度地说：“再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那副德行像个没有教养的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我不能碰他们，这是生理上的原因。我总觉得他们的手上长着鳞片。皮埃蕾特说什么了?”“她狂笑不已。”基加尔可怜兮兮地说。“那个家伙呢?”“他明白了。我尽可能地做了解释，但是一刻钟以后他也找了个台阶自己下了。”他一直很窘迫，又补充道：“我父母说你做得对。当你有自己的信念时，你只能这样做。”吕西安品尝了“信念”这个词的滋味。他真想把基加尔拥抱在自己的怀里。“这没什么，老兄，”他说，“既然我们是好朋友，这就无所谓了。”他异常兴奋地顺着米迦勒大道而下。他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了。
他自言自语：“真奇怪，我不再是我了，我再也认不出自己了!”天气很暖和，人们在街上闲逛，脸上露出了春天带来的惊喜和初次笑容。吕西安如同一块坚硬的钢铁钻入这柔软的人群。他想：“这已经不是我了。”昨天我还是一只和费罗尔的蟋蟀一样的鼓鼓的大昆虫。如今吕西安觉得自己像精密的计时器一样干净、清晰。他走进泉水酒吧，要了一杯佩尔诺酒。小团体的伙伴们从不光顾泉水酒吧，因为此地麇集着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外国佬。但是那一天，那些外国佬和犹太人都没有烦扰吕西安。在这个如同随风微微作响的燕麦田的黄褐色皮肤的人群中，他觉得自己非同寻常，而且样子十分可怕，如同斜靠在长椅上的一座耀眼的巨钟。他饶有兴趣地认出了一个矮小的犹太人。上学期他曾被爱国青年联盟的人在法学院的走廊里痛打了一顿。那个胖小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身上并没有留下挨揍的痕迹。他大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伤痕累累，后来才恢复了原形。但是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对淫威的屈从。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最富于温情的权利

此时，他的样子很高兴。他舒舒服服地打着哈欠。一束阳光刺痒了他的鼻孔。他搔了搔鼻子笑了。那是笑吗?倒不如说是产生于外面大厅某个角落而前来终结于他嘴上的一次小小的振荡。所有这些外国佬都在深暗和沉重的水里漂流，波浪摇撼着他们柔软的肌体，抬起他们的胳膊，拍打着他们的手指，并且和他们的嘴唇嬉戏。这些可怜的家伙!吕西安对他们不由得生起恻隐之心。他们到法国来干什么?是什么样的海浪把他们带到此地的?尽管他们在圣米迦勒大道的高档时装店里购置了时髦服装，那也是徒劳。他们并不比水母更好看。吕西安想，他不是水母，也不属于这群低三下四的家伙。他想：“我是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后来，他突然忘记了泉水酒吧和外国佬。他只看见一个后背，一个宽阔的肌肉拱起的后背，它正在用一种平静的气魄离去，无情地消失在雾气中。他还看见了基加尔。基加尔脸色苍白，也在盯着这个后背看。他对看不见的皮埃蕾特说：“得了!就当我干了一件蠢事!……”吕西安狂喜不已，因为这个强壮和孤独的后背正是他的!这个场面是昨天发生的。有好一阵，他竭尽全力使自己变成了基加尔。他用基加尔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后背，他在自己面前体验到了基加尔的屈辱，并且觉得既高兴又害怕。“这对他们是一次教训!”他想。背景变了：这是未来，发生在皮埃蕾特的小客厅里。皮埃蕾特和基加尔神色不大自然地正指着一份需要邀请的宾客名单上的一个名字。吕西安不在场，但是他的威慑力在他们的身上起作用。基加尔说：“不!别请他!跟吕西安在一起会闹出事来的。吕西安是容不得犹太人的!”吕西安又细细地思量了一番，他想：“吕西安就是我!是一个容不得犹太人的家伙。”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多次，但是今天却不同往常，完全不同。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同说“吕西安不喜欢牡蛎”或“吕西安喜欢跳舞”。但是千万别误解，对跳舞的爱好，也许在那小个子犹太人身上也能发现，这并不比水母的一次颤动更有意义。只需看一眼那个可恶的犹太人便能明白，他的全部好恶都如同他的气味和皮肤的光泽一样紧紧地附在他的身上；而且像他那沉重的眼皮的上下眨动和令人厌恶的贪婪微笑一样和他一起消失。但是吕西安的反犹太主义属于另外一种。这是一种十足无情的反犹太主义，它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从他手上冒出来，直刺别人的胸膛。“这种事，”他想，“很是……很是神圣!”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有时用一种特别的口气对他说：“爸爸在书房办公呢。”这句话仿佛是宗教格言，忽然间赋予他一大堆宗教义务，例如不可以玩他的卡宾气枪，不能高喊“塔拉嘣”。他在走廊里必须踮着脚尖走路，如同在大教堂里一样。“如今，该轮到我了。”他满意地想道。人们只要悄声地说：“吕西安不喜欢犹太人。”于是大家都会吓瘫了，仿佛四肢都被大量痛苦的短箭刺透了。他动情地想：“基加尔和皮埃蕾特都还是孩子呢。”他们曾犯了弥天大罪，但是只需吕西安略施淫威，他们便后悔不已，他们就得低声地说话，并且踮着脚尖走路。
吕西安再一次对自己充满了敬意。但是这一次他不再需要借用基加尔的眼睛了。他令人尊敬地出现在自己的眼面前。他这双慧眼终于穿透了他的肉体、好恶、习惯与性情的外壳。“在我寻找自我的地方，”他想，“我不能找到自我。”他真心诚意地、仔仔细细地把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都搜集在一起。“可是如果我只应该是目前这个样子，那么我和这个小犹太人也相差无几了。”在黏膜深处如此这般地搜索，除了肉体的伤痛、关于平等的可耻谎言以及混乱之外，还能发现什么呢?“第一句箴言，”吕西安想，“是别想在自己身上发现什么，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错误了。”真正的吕西安——他现在知道了——需要在别人的眼光里，在皮埃蕾特和基加尔胆怯的顺从里，在所有那些为了他而成长壮大的人们，那些今后会成为他手下工人的学徒以及有朝一日他会当上他们市长的大大小小费罗尔人的充满希望的期待之中去寻找。吕西安几乎害怕了，因为他几乎觉得自己个子太高了。有多少人都携着武器在等着他。而他呢，目前和将来永远都是别人的这种无限期待。“一个头头就应该是这样的。”他想。于是，他仿佛又见到了肌肉发达、拱起的后背，随后立即又见到了一座大教堂。他就在教堂里，在通过窗玻璃射入的缕缕光线中小心翼翼地漫步。“不过，这一次我就是大教堂!”他目光死死地盯住身旁那个浅棕色皮肤、个子高高像一枝雪茄的古巴人。必须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他这个了不起的发现。他慢慢地、小心谨慎地把手举到额前，如同拿着一枝点燃的蜡烛，随后他庄严地冥思苦想了一番，那些词语便脱口而出了。他喃喃说道：“我有权!”权!这是像三角和圆那样的东西。它们是那样完美，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徒劳地用圆规画出了成千上万个圆，但是仍然画不出一个圆周。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将谨小慎微地听从吕西安的命令，然而他们却不能使吕西安的这种指挥权枯竭。权在存在之外，如同数学对象或宗教信条。而吕西安恰恰就是这样，他集一大堆责任和权利于一身。曾经有很长时间，他认为自己偶然地、漂泊不定地存在于世上。但那是因为缺乏认真思考的缘故。早在他出生之前，他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定位于费罗尔。甚至在他父亲结婚以前，人们已经在期待着他的降临。他之所以来到这人世，就是为了占据这个位置。“我存在，”他想，“乃是因为我有权利存在。”可是，可能是生平第一次，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闪电般的辉煌的想像。他或早或晚(而且这毫无意义)将被国立高等工艺学校录取。那么，他将会摆脱莫德。(如果她总想跟他睡觉，这很腻人。他们俩融合在一起的肉体在这初春的灼热中散发出一种有点烧焦的白葡萄酒烩肉的味道。)“再说，莫德属于大家，今天她跟我在一起，明天她会跟另一个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将去费罗尔定居。在法国的某个地方，有一位像皮埃蕾特那样的姑娘，一位为他保持着贞洁、眼睛鼓鼓的外省女子。她有时试图想像其未来的主人，那个既可怕又温柔的男人。但是她没有成功。她是一位处女，并且在内心深处承认吕西安有独占她的权利。他将娶她，她将成为他的妻子。这是他最富于温情的权利。晚上。当她以庄重而细小的动作宽衣解带时，仿佛是一种献身。他在大家的赞同下把她搂在怀里，他将对她说：“你是属于我的!”她要向他展示的，她有责任仅仅向他展示。而做爱对于他来说则是能带来快感的对自己财富的一种清理。这是他最富于温情的权利，也是最隐秘的权利。这是直到肉体都被人尊敬的权利，在床笫被人服从的权利。“我将趁年轻就结婚。”他想。他还想将会有很多孩子。随后他又想到了父亲的事业。他迫不及待地想接父亲的班，并且在思忖弗勒里耶先生是否不久便会去世。
挂钟敲响了十二点整。吕西安站了起来。他终于完成了嬗变。在这家咖啡馆里，一小时以前走进来一名举止文雅、犹豫不决的青年人，现在走出去的是一名成熟的男子汉，是法国人当中的一位企业主。吕西安在法兰西某个早晨荣耀的光辉沐浴下走了几步。在学校街和圣米迦勒大道的拐角处，他走向一家文具店，照了照镜子。他很想在自己的脸上找到他十分欣赏的勒莫尔当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但是镜子折射出来的却是一个漂亮而固执的小脸蛋，还不算十分可怕。“我要开始蓄须了。”他做了决定。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夏尔与路易斯

献给夫人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四日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应邀访问苏联。他们跟陪同的法文翻译列娜·卓妮娜结下了友谊。一九六三年该书分两次刊登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题献给Z夫人(即列娜·卓妮娜)。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至七月十日萨特再度访苏，为Z夫人翻译的俄文译本《文字生涯》写过一篇短序。一读书
一八五○年左右，阿尔萨斯的一位小学教师为孩子所拖累，降尊纡贵改当食品杂货商。这个脱雅还俗的人巴望有一个补偿：既然他已放弃造就人才的事业，那就应当有个儿子从事塑造灵魂的工作：家里要出一个牧师。这件事落到夏尔头上。夏尔不干，甘愿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马戏团的女骑手。于是夏尔的画像在墙上被翻了个儿，从此不许提起他的名字。该轮到谁呢?奥古斯特赶紧学父亲的样，献身于商业，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只剩下路易了，正好路易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父亲便抓住这个沉静的小伙子，转眼间让他当上了牧师。路易谨遵父命，竟至也亲自培育了一个牧师——阿尔贝·施韦泽阿尔贝·施韦泽(1875—196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生涯我们都是知道的。
然而，夏尔没有找到他那位马戏女郎，而且父亲的高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心于把芝麻大的事搞得轰轰烈烈。看得出，他并不是不想光宗耀祖，只是想从事一项轻松的修行，既神圣又能跟马戏女郎厮混。教书这一行倒能两全其美，于是夏尔决定教德语。他写过一篇论述汉斯·萨哈斯的学位论文。选用了直接教学法，后来他自称是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与西蒙诺合作出版了《德语课本》，备受称赞。从此一帆风顺，连连晋升：马孔，里昂，巴黎。在巴黎的一次发奖仪式上，他作了演讲，讲稿还很荣耀地专门印发给大家：“部长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怎么也猜不着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什么，我要讲音乐!”他还擅长即兴吟诗。家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常说：“路易最虔诚，奥古斯特最有钱，而我最聪明。”兄弟们听了哈哈大笑，妯娌们听了直抿嘴巴。
夏尔·施韦泽在马孔娶了路易丝·吉尔明，一个信天主教的诉讼代理人的女儿。她对新婚旅行一直耿耿于怀：丈夫没等她吃完饭便把她拽走塞进火车。到了古稀之年，路易丝还讲起在车站餐厅吃韭葱冷盘的事：“他把葱白全吃了，只把葱叶留给我。”他们在阿尔萨斯待了两个星期，始终围着餐桌转。兄弟们用土语讲些不堪入耳的与排泄物有关的故事。牧师路易不时转过身来给路易丝翻译几句，算是基督教徒的施舍吧。没过多久，她便从医生那里获得了通融证明，从而免去了同房的义务，可以单独住一间房。她老嚷嚷偏头痛，常常躺在床上不起来，开始讨厌噪声、情欲、热情，总之讨厌施韦泽一家粗俗不堪和演戏似的生活。这个易怒的、狡黠的女人总是冷冰冰的。她的想法正经，但不高明。她的丈夫想法不正，但有巧思。因为她丈夫爱骗人而且轻信，所以她对什么都怀疑：“他们硬说地球是转动的，他们懂得啥?”她周围净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喜剧演员，因此她憎恨德行和做戏。这个注重实际的女人十分敏感，她生活在粗野的唯灵论者的家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于是笃信起伏尔泰的宗教怀疑思想，以示对抗，尽管她并没有读过伏尔泰的书。她娇滴滴，胖乎乎，活泼诙谐，但愤世嫉俗，绝对否定一切；她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而不为人所察觉。否定一切的狷傲和拒绝一切的自私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她不见任何人。占先坐上手吧，未免太过分；将就坐下手吧，虚荣又使她不甘心。她说过：“要善于让别人有求于你。”起先人家确实有求于她，但后来对她越来越淡漠，由于老见不着她，到头来干脆把她忘了。她几乎身不离安乐椅或卧床。
施韦泽一家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新教徒。这两大美德兼而有之，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么罕见。他们讲话喜欢直言不讳，一方面以地道的基督教徒方式贬低躯体，另一方面欣然赞同对生理机能应予满足；而路易丝却喜欢闪烁其词。她念过许多猥亵的小说，不太欣赏男女私情，却赞赏裹着男女私情的层层透明薄纱。她美滋滋地说：“这才是大胆设想，妙不可言!做人嘛，要悠着点儿，别太使劲儿!”这个纯洁得像白雪的女人在读阿道尔夫·贝洛写的《火姑娘》《火姑娘》，当时流行的猥亵小说。时，险些儿没笑死过去。她津津乐道地大讲新婚之夜的逸事，大凡以不幸告终：不是新郎急不可待想成其好事，把妻子磕在床架上折断脖子，就是新娘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发现她光着身子，疯疯癫癫地躲在柜子顶上。路易丝把自己关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夏尔一进屋，便推开百叶窗，把所有的灯全点亮。她用手捂着眼睛，呻吟道：“夏尔，多刺眼呀!”可是她的反抗决不超过约定俗成的限度：夏尔使她胆战心惊，给她带来奇妙的不舒适，有时也感受到友情，反正只要夏尔不碰她就行。但要是夏尔一嚷嚷，她就什么都让步了。夏尔使她出其不意地生了四个孩子：第一胎是女儿，生下不久就夭折了，然后是两个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孩。
夏尔出于对宗教的冷漠，或出于对神的崇敬，同意让孩子们受天主教的熏陶。路易丝并不真信教，但因为她讨厌耶稣教，所以让孩子们信天主教算了。两个男孩都向着母亲，她悄悄使他们疏远身宽体胖的父亲，夏尔却毫无察觉。老大乔治进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老二爱弥尔当了德语教员。爱弥尔的行径有点蹊跷：我知道他一直打光棍，尽管他不喜欢父亲，却处处学父亲的样。父子动辄闹翻，但也有几次使人难忘的和好。爱弥尔神出鬼没，他非常喜欢母亲，一直到死，常常偷偷来看望她，事先并不打招呼。他对母亲又是亲吻，又是爱抚；讲起父亲，先是冷嘲热讽，然后越讲越生气，最后大发雷霆，砰的一声关上门离开母亲扬长而去。我想，路易丝很喜欢爱弥尔，但爱弥尔使她心惊肉跳。这两个粗暴而难处的男人使她头昏脑涨，所以她更喜欢乔治，可惜他老不在身边。爱弥尔一九二七年孤独悒郁而死。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把手枪，箱子里塞着一百双破袜子，二十双断跟皮鞋。
小女儿安娜—玛丽的童年是在一张椅子上度过的。父母教她学会无所事事，学会坐正立直、缝缝缀缀。她颇有天赋，但父母让她的天赋荒废掉以显示其高雅；她颇为艳丽，但父母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姿色掩盖起来。这等高傲的小康人家对美的判断可谓高不成，低不就，比他们富裕的或比他们条件差的都可以显示美：他们认为美是属于侯爵夫人和娼妓的。路易丝高傲到了缺乏任何想像力的程度，由于害怕上当受骗，干脆把她孩子、她丈夫、她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优点否定得一干二净。夏尔则根本不善于察看别人的美，他把美貌和健康混为一谈。自从妻子病了之后，他便与一些想入非非、长胡须、浓妆艳抹的女人来往；只要她们身体健壮，他都可以得到安慰。五十年之后，安娜—玛丽翻开家里的照相簿，突然发现她曾经是很美丽的。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的寄宿生

差不多就在夏尔·施韦泽与路易丝·吉尔明结婚的同时，一个乡村医生娶了佩里戈的一位大财主的女儿，在凄凉的梯维埃大街的药房对面安家落户。新婚的第二天，萨特大夫突然发现岳父原来身无分文，一气之下，四十年没跟妻子说话。在饭桌上，他以手势和动作表达思想，妻子管他叫“我的寄宿生”。不过他跟妻子仍旧同睡一张床，往往间隔一段时间，闷声不响地让她鼓一次肚子：她给他生下两男一女。悄悄生下的这三个孩子名叫让—巴蒂斯特、若瑟夫和埃莱娜。埃莱娜很晚才出嫁，嫁给一个骑兵军官，这位军官后来得了疯病。若瑟夫在轻骑兵服役，但很快就退伍寄居在父母家。他没有职业。父亲沉默寡言，母亲乱叫乱嚷，他在两面夹攻之下变得口吃了，从此一生吐词困难。让—巴蒂斯特早想进海军军官学校，为的是要看大海。他当上海军军官后，在交趾支那得了疟疾，病得力竭体衰。一九○四年他在瑟堡结识了安娜—玛丽·施韦泽，征服了这个没有人要的高个儿姑娘，娶她为妻，并飞快地让她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从此他便想到死神那里求一个栖身之地。
但死并不容易，内热时退时起，病情时好时坏。安娜—玛丽忠心耿耿地照料他，既不失夫妻情分，也谈不上爱他。路易丝早就告诫过她要提防房事：新婚出血之后，便是无休无止的牺牲，以及忍受夜间的猥亵。我的母亲效法她的母亲：只尽义务，不求欢快。她不怎么了解我父亲，结婚前和结婚后一样的不了解，以致不免有时寻思为什么这个陌生人决意死在她怀里。家人把他转移到离梯维埃几法里指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外的一座农庄里，他父亲每天坐着小篷车去看他。安娜—玛丽日夜忧心忡忡地看护病人，累得精疲力竭，她的奶水枯了，于是把我送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奶妈处寄养。我一心一意地等死，因为闹肠炎，或许因为抱恨含冤。我母亲时年二十岁，既无经验，又无人指点，在两个奄奄一息的陌生人之间疲于奔命。疾病和服丧使她尝到了出于利害关系而结婚的滋味儿。我却从中得到了好处：那时候做母亲的自己哺育，而且喂奶的时间很长。要不是我们父子同时病危，我说不定会因断奶晚而遭受磨难。由于生病，我不得不九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发烧以及发烧所引起的迟钝反倒使我对联系母子的脐带突然剪断毫无感觉。我投入了混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幻景和原始的偶像。我父亲一死，安娜—玛丽和我，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我的病好了，而我们母子之间却产生了一桩误会：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儿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
安娜—玛丽既无金钱又无职业，决定回娘家生活。但我父亲毫无道理的弃世使施韦泽一家愤愤不平：他简直像是休妻。母亲因为缺乏先见之明，又没有早做准备，被认为咎由自取，谁让她懵懵懂懂地嫁给一个不耐久的丈夫呢。但对待细高个儿阿丽亚娜阿丽亚娜是安娜—玛丽的爱称。怀里揣着孩子回到默东，家里人的态度倒都是无可指责的。我外祖父已经退休，这时他复职就业，并没有一声怨言；我外祖母，虽然得意，但并不喜形于色。安娜—玛丽虽然感激涕零，但在好意相待中猜测到责难。无疑人们情愿接纳寡妇，而不喜欢做母亲的姑娘，但实际上也相差无几。为了得到宽恕，她不遗余力地埋头苦干，操持娘家的家务，先在默东后在巴黎，一概如此。她身兼数职：女管家，女护士，膳食总管，太太陪房，女佣人，但依然抵消不了她母亲无声的怒气。路易丝每天早上排菜谱，晚上结菜账，感到枯燥乏味，但又不容别人替她效劳。她要别人分担她的义务，但又为失去特权而恼火。这个日见衰老而愤世嫉俗的女人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她自以为是不可缺少的。幻觉一旦消失，路易丝便嫉妒起女儿来了。可怜的安娜—玛丽，要是消极被动，就说她是一个包袱；要是积极主动，就说她有意掌管门庭。为了绕过第一道暗礁，她必须鼓足全部勇气；为了躲过第二道障碍，她必须含垢忍辱。没有多久，年轻的寡妇重新降为未成年的姑娘：一个带有污点的处女。父母不拒绝给她零花钱，只是老忘了给她；她的行头已经磨损得露线了，我外祖父也顾不上给她制新的。父母几乎不容她独自外出。她的旧友大部分已经结婚了，每当她们邀请她吃晚饭，她必须事先早早儿请求许可并保证十点前有专人把她送回来。这样晚饭吃到一半，主人就得起身离开桌子把她护送到车上。就在这时候，我外祖父穿着睡衣，手上拿着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钟打十下，不见女儿回来，他便大发雷霆。邀请日见稀少了，再说我母亲也嫌这样的乐事太花钱。
让—巴蒂斯特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
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请不要责备男人，而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幸亏他短命早死。我生活在背负安客塞斯们的埃涅阿斯埃涅阿斯，特洛亚王子。希腊人围城攻打时，他英勇抵抗；特洛亚沦陷后，他背着父亲安客塞斯并带着孩子逃亡。们中间，从苦海的此岸到彼岸，孤苦伶仃，所以憎恨一辈子无形地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没来得及成为我父亲的年轻死者，要是他现在复活了，可以当我的儿子。父亲早死是坏事还是好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乐意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萨特用反讽的手法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叫“本我”或“伊特”，即无意识或潜意识，所谓支配人的生命的原动力；第二层叫“自我”，即现实化了的“本我”；第三层叫“超我”，即道德化了的自我，即属于道德、良心和理想的意识。这里萨特的意思是，没有受到父亲的任何影响。。
人一死了之还不行，还要死的是时候。如果我父亲晚死几年，我本会感到有愧。一个懂事的孤儿应自怨自艾：父母讨厌见他，躲到天国里去了。而我当时却乐不可支，因为我不幸的处境反倒使人敬重，显出我的重要性；我甚至把服丧也看成是一种美德。我父亲很知趣，他负疚而死，因为我外祖母老说他逃避义务，外祖父又正好对施韦泽一家的长寿引以自豪，所以他不容许别人三十岁就去世。因为女婿死得蹊跷，他甚至不相信自己有过女婿。到头来，他干脆把他给忘了。我呢，连遗忘都不需要，因为让—巴蒂斯特溜之大吉，根本不想让我认识他。直到今天，我为自己对他不甚了了感到惊讶。不过，他曾经热爱过生活，想活下去，曾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造就人的一生，这也就够了。但家里谁也没有使我对这个人产生好奇心。曾经有好几年我都看到我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肖像：一个矮小的军官，诚实无邪的眼睛，圆圆的秃顶脑袋，浓浓的胡须。等到我母亲改嫁的时候，肖像消失了。后来，我继承了父亲的书，其中有一本勒当泰克勒当泰克(1869—1917)，法国生物学家，著有《生命的新理论》(1896)、《生命的科学》(1902)等。关于科学未来的著作，一本韦贝尔韦贝尔(1864—1920)，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题为《由绝对唯心主义到实证主义》。我父亲跟他的同代人一样不善于读书。我发现在书页空白处有他一些很难认的潦草的手迹，在我出生前后他曾有所悟，一时浮想联翩，留下这些记载。我把这些书卖了，死者与我太不相干了。我只是听旁人说起过他，就像听人讲“铁面人”传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出世后立即被宣布为王位的继承人，不料几小时后，他母亲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应是路易十四的兄长(据说，法国人把双胞胎中后出世的视为哥哥或姐姐)。但王位继承人已经宣布，不能改变，于是王室把他的哥哥赶走。他长大以后，一直神秘地被路易十四关在监狱里，因为孪生兄弟长得很像，阶下囚被戴上“铁面罩”，一直到死。或“埃翁骑士”埃翁骑士(1728—1810)，法国间谍，他的神秘之处在于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是女。他被国王路易十五派到俄国执行秘密任务，后担任过驻伦敦大使馆秘书，并参加过欧洲七年战争(1756—1763)。一七七七年他回法国后，接到命令不许脱去女装，因此他很可能是一个男人。一样，而且我所知道有关他的事情都是与我毫无关联的。就算他爱过我，抱过我，用他明亮的眼睛(现在已经腐烂了)饱含爱意地看过我，但谁也记不得了，真是空爱了一场。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他和我，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使大地承受我们的体重，仅此而已。家人向我暗示我不是某个死者的儿子，而是奇迹造成的孩子。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我淡泊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不是头头，也从来不想当头头。命令与服从，其实是一码事。连最专横的人都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以一个神圣的无用之辈——他的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把他自己遭受的无形的挨打受骂传给他的后代。我一生中从不下达命令，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使人发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势的腐蚀：人们没有教会我服从。
让我服从谁呢?人们给我介绍一个高个儿年轻女子，对我说她是我的母亲。但我自己却把她当做大姐姐。这个处处受到监视、对谁都屈从的“处女”，在我看来，她是伺候我的。我爱她，但要是谁都不尊重她，我怎么会敬重她呢?我们家有三间卧室，一间是外祖父的，一间是外祖母的，一间是“孩子们”的。所谓“孩子们”，就是“我们母子俩”：同样的微不足道，同样的受人供养。而一切照顾则是为我而设的。在“我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姑娘的”床。姑娘独自一个人睡，醒来的时候保持着贞洁。她跑到洗澡间沐浴的时候，我还熟睡着，她回来的时候已经衣冠整洁了：我怎么会是她生的呢?她向我叙述不幸，我同情地听着。等我长大了一定娶她、保护她。我还向她许诺哩：我把手向她伸去，把手放在她的身上，利用小孩的重要地位为她效劳。请想想，我会服从她吗?我宽宏大量地答应她的恳求，再说她从不给我下命令，而是用轻松愉快的话语给我描绘未来，然后赞扬我愿意实现这个未来：“我的小宝贝真乖，真听话，乖乖让妈妈点滴鼻剂。”这些甜言蜜语哄得我乖乖就范。
至于一家之主，他活像上帝老人，人们经常把他当做上帝老人的化身。一天他从圣器室进入礼拜堂，教士正以五雷轰顶来威胁对上帝不热忱的信徒：“上帝就在这儿!他看得见你们呐!”突然信徒们发现在悬空的讲道台底下有一个高大的大胡子老人在瞧着他们，吓得他们拔腿便跑。外祖父还说，有几次他们曾跪倒在他的膝前。他喜欢显圣上了瘾。一九一四年九月间，他在阿卡雄的一家电影院显圣，当时我母亲和我在楼厅里。他要求开灯，另一些先生在他周围扮天使，大声喊叫：“胜利!胜利!”上帝登上戏台，宣读马恩河公告指马恩河战役公告，一九一四年九月的马恩河战役中，法军大捷，从而阻止了德军的入侵，迫使德军后撤。。他在胡须还是黑的时候，就已经扮耶和华了，我怀疑爱弥尔是间接地死在他手里的。这个怒气冲冲的上帝嗜吸儿子们的血。好在我出世的时候，他漫长的一生已近尾声，胡子已经花白，烟丝把胡子熏得黄黄的。当老子，他已经没有兴致了。但倘若是他生育了我，我想他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控制我的：受习惯所驱使嘛。我幸亏属于一个死者。这个死者生前洒了几滴精液，算是塑造一个孩子所付出的普通代价。所以，我是天上的采邑，外祖父没有产权但可以享用其收益：我成了他奇妙的“宝贝”，因为他一直梦寐以求能怡然自得地度过余年。他决意把我看做命运的奇特恩赐，看做一件无偿的礼物，而且随时都可以退回；此外他还能对我有什么要求呢?只要我在他跟前，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既是大胡子爱神慈父，也是圣心孝子；他给我做按手礼，我脑袋上感到他手心热乎乎的。他称呼我是他小小的宝贝，颤悠悠的嗓音柔情绵绵，泪水模糊了他那冷冰冰的双眼。大家啧啧称赞：“这个男孩使他神魂颠倒!”他非常喜欢我，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爱我吗?他那么公开表露情感，倒使我难以识别他这一招的诚意了。我看不出他对其他孩子有很多感情，一则他不怎么常见到他们，再则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他，而我却处处依靠他：在我身上他欣赏的是他自己的慷慨大度。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孩子都是死亡的镜子

老实说他有点故作高尚：这个十九世纪的人物如同很多同代人一样自诩高尚，连维克多·雨果本人也不例外，维克多·雨果自诩是雨果主义者马克思夫人燕妮曾说过：“雨果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我外祖父是美髯公，总喜欢哗众取宠，一场戏刚下场便准备重新上场，好似酒鬼喝完一杯又想着下一杯，我认为他是两门新艺术的牺牲品：摄影艺术和做外祖父的艺术。他的尊容很上照，这是他的造化，也是他的不幸。屋子里到处是他的照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瞬间摄影，他津津有味地摆出固定的姿势和连续的活动姿态，动辄停住动作，一动不动地摆一个优雅的姿势，从而留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他醉心于这些永恒的瞬间，以便为自己塑像立影，流传千古。由于他喜欢照连续的活动姿态，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好似幻灯上硬邦邦的画像：一个小灌木丛，我坐在一个树桩上，时年五岁，夏尔·施韦泽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黑条乳白色法兰绒西装，白绲条背心，怀表的链条横贯其间，夹鼻眼镜悬系在一根细绳上，他向我俯着身子，抬起一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着话。画面阴暗，潮湿，只有他的大胡子放出白光，犹如绕下巴围着一圈光轮。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我过于战战兢兢地聆听，反而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我猜想这个帝国时期的老共和党人在向我传授公民的义务，在给我讲资产阶级的历史：从前有国王、皇帝，都是坏东西，人们把他们赶跑了，于是万事如意，一切皆好。傍晚我们到大路上去等他，我们很容易在走出缆索铁道的乘客中认出他来：高高的身材，迈着小步舞领舞的步伐；他在更远的地方先看见我们，早已拉开架式，听任某个无形的照相师摆布：胡须迎风飘悠，身板挺拔，迈着内八字步，挺胸凸肚，两臂大摇大摆。信号升起，我一动不动地停住，身子向前倾斜，我是起跑的赛跑运动员，是即将飞出鸟笼的小鸟。片刻间我们面面相照，活像一对漂亮的萨克森瓷人。然后我带着水果和鲜花，满载外祖父的幸福，向他扑去，撞倒在他的双膝间，假装上气不接下气。他把我从平地抱起，举向云霄，然后手臂一弯，把我降落在他的心房上，一边轻声说道：“我的宝贝!”这是第二个画面，颇受行人注目。我们俩大演特演滑稽戏，足有一百个种类不同的场面：调情，很快消除的误会，敦厚的戏弄和善意的责怪，多情导致的气恼，柔情绵绵的故弄玄虚和痴情。我们竟然设想有东西阻碍我们相爱，以便享受排除障碍的快乐。我有时蛮不讲理，喜怒无常，但这遮掩不住我那细致入微的敏感。他所表演的高尚而忠厚的虚荣心很适合外祖父的身份。他表现出雨果所推崇的糊涂和溺爱，要是别人只给我面包，他一定给我加上果酱，所以那两位夫人切忌只给我面包。再说我是一个乖孩子，觉得我的角色非常合适，决不肯出让分毫。
确实，我父亲过早的引退使我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其宿命为杀父娶母。这里作者以玩笑口吻说自己独占母亲，但已不可能杀父。：我没有“超我”，不错，但我也没有杀气腾腾呀!我母亲是属于我的，没有人与我争夺这个安稳的所有权，因此我不懂得暴力和憎恨，我不必学会妒忌别人。由于没有碰过钉子，起初我只是通过靠不住的笑容认识现实。我能造谁的反呢?我能反对什么呢?别人纵使为所欲为，可并没有侵犯我呀!
我乖乖地让别人给我穿鞋，往我鼻子里点滴剂，给我刷衣服、洗脸、穿衣服、脱衣服，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听凭别人对我爱抚备至。我觉得再没有比做好乖乖更有趣的事了。我从来不哭，很少笑出声，不吵也不闹。四岁的时候，我弄脏了果酱，被人抓住。我想，那是因为我爱科学，而不是出于恶作剧。总之，记忆所及，我就干过这么一件坏事。星期天夫人们有时去望弥撒，去听美妙的音乐，听有名气的管风琴演奏者演奏。老夫人和少夫人并不修行，但别人对宗教的笃信造成一种气氛，使她们也在音乐声中恍若出世，她们听托卡塔曲时才信上帝。我感到这种超凡入圣的时刻其乐无穷：大家都是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我懂得应该干什么。我双膝跪在跪凳上，把自己变成一尊雕像，连脚趾都不应该动一动；我瞪着眼睛直视前方，连睫毛都不眨一眨，直到眼泪流满双颊为止。当然我在进行提坦巨人提坦，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乌拉纽斯(又译乌拉诺斯)和地神格伊阿(又译盖亚)所生的子女，共十二人，六男六女，他们是力大无比的巨人。式的搏斗来忍受双腿发麻，但我坚信一定胜利，充分意识到我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在心里招来各种罪恶的诱惑，然后一一击退。我要不要站起来高喊“巴搭彭”象声词，一般在讲述冲锋陷阵时使用，意思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呢?要不要爬到圆柱上往圣水缸里撒尿呢?一会儿母亲一定会赞扬我，因为这些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可怕念头被我阻止了。我自欺欺人地装作受苦的样子，以便增添我的荣誉。其实我的邪念并非不可收拾。我太怕出丑了，我只想以我的美德使世人惊诧。这种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胜利使我确信我天性善良，我只要任其自然，就能受到赞扬。动坏脑筋，出坏主意，即使有这样的事，也是来自外部的，刚一沾上我，就失去生气而衰退。我这块土壤不宜生长邪恶。由于我善于表演德行，我不需要花力气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只要任意编造就行了。我可以演得像公子王孙那样潇洒，使观众屏住呼吸，我把这个角色演得精益求精。人家喜爱我，所以我是可爱的，再简单不过了。世界不是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吗?人家对我说我长得漂亮，我也就相信了。一些时候以来，我右眼长了角膜翳，后来使我成为独眼龙和斜眼，当时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人们给我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我母亲用彩笔整修着色。在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上，我脸色红润，满头金黄的鬈发，面颊滚圆，平和的目光充满了对现存秩序的敬重；鼓鼓的嘴巴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我知道我的价值。
光天性善良是不够的，还要未卜先知：小孩口中透天机。孩子儿们刚从自然脱胎，是风和海的表兄弟。他们的牙牙学语，对于知音者来说，富有广泛但是朦胧的启示。我外祖父曾同亨利·柏格森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七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横渡日内瓦湖，他说过：“我兴奋得如醉似痴，目不暇接地观赏熠熠闪烁的山峦和波光粼粼的湖水。柏格森却坐在一只箱子上，目不转睛地瞧着两脚之间的那块地方。”他从旅途中这件小事上得出一个结论：诗的沉思胜于哲理。于是他对我沉思起来，在公园里，坐在一张帆布躺椅上，身旁放着一只啤酒杯，他看着我跑来跑去，他想从我含混不清的话语中悟出至理名言。他居然真有所悟。后来我嘲笑过这种痴癫，现在不免后悔，这其实是因为他感到大限将临。夏尔用陶醉来攻克焦虑。他在我身上欣赏着世间奇妙的作品，以便确信一切皆好，甚至连人生可怜的末日也是好的。大自然正准备把他收回自己的怀抱。在山顶树梢上，在海波水浪中，在点点繁星之间，在我幼小生命的发源地，他寻找着归宿。他拥抱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一切，包括为他挖好的坟墓。这可不是真理，而是他的死神通过我的口给他的启示。我幼年平淡无奇的幸福不时夹杂着丧事的气氛，因为我的自由是多亏了一起及时的死亡，我的重要性全靠一起等待已久的丧事。唉，怎么不是呢?阿波罗神殿所有的女祭司都是女死神，这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死亡的镜子。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善”产生于我内心的最深处

我外祖父把自己的儿子看做眼中钉，这个可怕的父亲一生肆意虐待他们。他们踮着脚进屋，出乎意料地发现老人待在一个小孩子的膝旁：真叫他们伤心!在几代人之间的冲突中，孩子和老人往往是携手合作的：孩子传达神谕，老人解释神谕。本性露真情，经验传真知：成年人只有闭嘴的份儿。倘若没有孩子，他们便去找一只鬈毛狗。去年我去过一次狗公墓，在一块块墓碑上的铭文中，我认出外祖父的“至理名言”：狗懂得爱，狗比人更温柔、更忠诚，狗的感情细腻，有一种从不出差错的本能，能知善知美、识别好坏。一个伤心欲绝的人说过：“波洛纽斯波洛纽斯，狗名。，你比我好得多，反倒比我先死，我还苟且活着。”当时有一个美国朋友陪着我，听说此话，他一气之下，朝一条泥铸的狗狠狠踢了一脚，踢碎了一只耳朵。他行之有理，过分喜欢孩子和畜生，其实是厌恶人类。
因此，我是前途无量的鬈毛狗；我预卜未来。我说一些孩儿话，人们记住了，并跟着我说，这样我就学会了创造其他的话。我也讲一些大人的话，会使用“超过我年龄”的话语，而且不走样。这些话语就是诗，办法很简单：信鬼神，信运气，信虚无；从大人那里整句整句地借用，把句子拼拼凑凑，然后学舌地说出来，但并不解其义。总之，我口传的是真正的神谕，别人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善”产生于我内心的最深处，“真”出自我“知性”幼稚的蒙昧。我信心十足地自我欣赏着。我的举止和言论有价值，自己并不知道，大人却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奉献我自己享受不到的高尚乐趣。我小丑般的言行披着慷慨大度的外衣：可怜的人们曾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我心一软，便从虚无中跑了出来，很有一点利他主义的气势；孩儿的外表其实是我的乔装打扮，为的是给他们造成有一个儿子的幻觉。母亲和外祖母常常教我排演下凡出世的场面，因为这乃是绝顶仁慈之举。她们投夏尔·施韦泽之所好，知道他的癖性，知道他喜爱戏剧性的变化，有意为他准备一些意想不到的高兴的事情。夫人们把我藏在一件家具的背后。我屏住呼吸，她们离开屋子或假装把我忘记了。我消失了。外祖父进了屋，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看他的表情，好似我根本没有存在过。突然我从小小的藏身处走了出来，承蒙我出世，他感到不胜荣幸，见到我，他立即活跃起来，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向天举起双臂：我的出现使他高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句话，我献出自身，时时奉送，处处赠与，奉献一切。只要我推开一扇门，我自己也感到显圣似的。我把立方形积木一块一块往上砌，从模子里取出沙人：我大声呼叫，一个人应声而出，我又造出一个幸福的人。安排我吃饭，睡觉，按时令变化为我增减衣衫，都是这些拘泥虚礼的人们生活中的佳时良辰和必尽的义务。我当众吃饭活像一个国王，如果我胃口很好，人们便向我道贺，连外祖母也脱口喊道：“他吃得多乖啊!”
我不断地创造自己。我既是赠与人也是赠与物。倘若我父亲活着，我就会知道我的权利和义务；他死了，我一无所知。我没有权利，因为爱浸透了我整个身心；我没有义务，因为我出于爱才慷慨给予。惟一的职责是讨人喜欢；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在我们家，大度宽宏比比可见：外祖父养活我，而我使他幸福；我母亲对每个人忠心耿耿。今天，回想起来，惟有母亲的忠诚在我看来是真的，当时我们却好像闭口不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的礼仪，我们把时间消耗在互敬互让、虚礼相待上。我尊敬长辈，条件是他们宠爱我。我耿直，开朗，温柔得像个姑娘。我总往好处想，相信别人，大家都是好人，因为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把社会看做是一种功德和权势的严格等级制度。占据阶梯最高层的人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给予处在他们之下的人们。我绝对不会占据最高一级，我知道最高一级是留给严厉而慈善的人们的，他们是维持社会等级的人。我栖身在等级之外的一个小小的阶梯上，离他们不远，我的光芒从阶梯的上端倾泻到下端。总之，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世俗的权势，既不屈就低层，也不高高在上，而是在别处。我是神职文人的子孙，从小就是一个教士。我有红衣主教的慈祥，为了履行神职始终保持好兴致。我平等对待下级，其实这是出于好心，为使他们幸福而编造的谎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骗上当则是应当的。对女佣，对邮差，对母狗，我说话的语气宽容而温和。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上有穷苦人，也有罕见的怪物，有连体双胞胎，还会发生铁路事故，这种种反常的现象不是哪个人的过错。善良的穷人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我们提供慷慨施舍的机会，而沿街乞讨的穷人是一些羞怯的穷人，我奔向他们，往他们手里塞一枚两个苏苏，法国辅币名，一个苏相当于现在五生丁，即二十分之一法郎。的硬币，更重要的是，我赐给他们一个平等待人的美丽的微笑。我觉得他们笨头笨脑，所以不爱碰他们，但强迫自己去做，这对我是个考验；而且他们必须爱我，因为这种爱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丽。我知道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但我乐于成为他们多余的东西。再说，不管他们怎么不幸，他们的苦楚总不会超过我的外祖父吧。他小时候，天不亮就起床，在黑暗里穿衣服；冬天洗脸，得敲碎水罐里的冰才行。幸亏家境后来好转。外祖父相信人类的进步，我也相信，在我出世之前，人类的进步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我的家简直是天堂。每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总是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庆幸自己碰到千载难逢的运气，出生在亲密无间的家庭，生长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对现实不满的人使我感到气愤：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是反叛者。外祖母特别使我不安，我痛苦地发现她不太欣赏我。实际上，路易丝早就把我看透了。她公开谴责我哗众取宠，但她却不敢责备她的丈夫。她说我是鸡胸驼背的木偶，是小丑，说我做鬼脸出怪样。她命令我不许再“装腔作势”。我尤其感到憎恶的是看出她竟嘲笑我外祖父，这个女人是“否定一切的妖精”。我顶了嘴，她要求我赔礼道歉，但我有恃无恐地拒绝了。外祖父抓住机会表示偏爱，他护着我反对自己的妻子。她受到侮辱而怒不可遏，站起身跑回自己的房间里拒不出门。我母亲惶惑不安，害怕外祖母积仇记恨，低声下气地轻声责怪父亲。他耸耸肩膀，退到自己的工作室去了。母亲央求我去讨饶。我对自己的神通没法不得意忘形：我是圣米迦勒圣米迦勒，统领天兵武将的大天使。，我能擒妖除魔。我去到外祖母跟前随随便便地表示了一下歉意，算是了结此案。除此之外，我当然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的外祖母嘛。母亲建议我称她“妈咪”，称一家之长夏尔时，用他阿尔萨斯的名字卡尔。卡尔和妈咪，连在一起叫，声音比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好听，比菲来蒙和博西施相传菲来蒙和博西施住在弗里吉(小亚细亚古地区名)。他们俩慷慨地接待了化装成旅行者的宙斯和赫耳墨斯，而其他居民却拒绝接待他们。两位天神降下大水惩罚弗里吉人，只有菲来蒙和博西施幸免。他们俩的名字成了夫妻恩爱的象征。还悦耳。母亲每天翻来覆去地对我说：“卡尔妈咪等着我们咧，卡尔妈咪会很高兴的……”这不是没有用心的。她想用这四个浑然一体的亲切的音节来显示家里人的和睦。我将信将疑，不过我装得十分相信，好似我自己就是这么看的。言语掩盖了事物的实质。我喊卡尔妈咪便能维持家庭亲密无间的团结，并且能把夏尔好大部分德行归到路易丝的头上。外祖母令人怀疑，她天生爱造孽，随时都可能犯过失。但时时都有天使伸出手来阻拦，只言片语的力量就能把她挡住。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确确实实的坏人—普鲁士人

确确实实的坏人当然是有的，那就是普鲁士人。他们夺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和所有的时钟。法国每个城镇的政府正门高处都有时钟。这句话意思是说普鲁士人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各城镇。惟有原先搁在外祖父壁炉上的黑大理石座钟还在。说也巧，座钟还是一帮德国学生送给他的哩，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偷来的。家人给我买汉西汉西(1873—1951)，阿尔萨斯漫画家。的书，给我看书中的图画，我对画中那些粉红脸蛋胖乎乎的人一点也不反感，相反觉得他们可亲可爱，因为他们非常像我的阿尔萨斯的舅舅们。我外祖父只承认一八七一年的法国版图，他时不时去贡斯巴赫、法芬赫芬看望留居在那里的人。他也带我去。无论在火车里德国检票员向他查票时，或在咖啡馆里德国跑堂对他有所怠慢时，夏尔·施韦泽的爱国怒火便涌上心头，脸气得通红。这时两位夫人紧紧挽住他的双臂：“夏尔!你想过没有?他们会撵我们的，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外祖父提高嗓门：“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怎么撵我，我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呢!”两位夫人赶紧把我推到他的脚跟前，我用央求的神情望着他，他平静下来，叹道：“看在孩子的分上，算了。”一边用干瘪的手指摸着我的头。这种场面引起我对他的不满，而没有激起我对占领者的愤慨。再说，夏尔在贡斯巴赫少不了每周对弟媳妇发几次脾气，他常常把餐巾往桌子上一甩，砰地一声关上餐厅的门离去。弟媳可不是德国女人呀!饭后我们跑到他脚前哭哭啼啼，抽抽泣泣，而他脸色铁青，不理睬我们。外祖母说：“阿尔萨斯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不该这么经常去那儿。”怎么能不同意她的看法呢?况且我不太喜欢阿尔萨斯人，他们对我不敬重。所以，别人把他们抢走，我并不那么懊丧。有人说我到法芬赫芬的食品杂货商勃卢门费尔德先生家去得太勤了，说我屁大的小事都要去惊动他。卡罗利娜婶婶像煞有介事地“提醒”我母亲，人们又将此话告诉了我，这一次，路易丝和我串通一气，因为她很讨厌丈夫的老家。
在斯特拉斯堡，我们聚集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突然听见尖细而明快的音乐声，赶紧跑向窗口，军队!我兴致勃勃地观看普鲁士军队在孩子气的音乐声中列队而过，我拍手叫好，外祖父却坐在椅子上咕咕哝哝；母亲过来轻轻在我耳边提醒我应该离开窗口。我照办了，但有点不情愿，我当然恨德国人，不过不那么坚定罢了。何况就是夏尔本人也只能以委婉的方式发泄他的沙文主义情绪。一九一一年，我们离开默东迁居到巴黎勒高夫街一号，他不得不退休了。但为了养活我们，创立了实用语言学院，向旅居法国的外国人教授法语，用的是直接教学法。学生大部分来自德国，学费付得很高。外祖父把金路易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二十法郎金币。放进上衣口袋里从不计数；外祖母是失眠症患者；她夜里溜到前厅偷偷捞一些金路易据为己有，这是她亲自告诉她女儿的。总之一句话，敌人付钱供养我们。如果法德开战，阿尔萨斯会归还给我们，学院却要破产，所以夏尔是主张维持和平的。再说也有好德国人，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如一个脸红红的、汗毛很浓的女作家，路易丝带着几分醋意嘲笑她，管她叫“夏尔心爱的女人”；一位秃头大夫，一次把我母亲逼得紧贴门上，企图亲吻她。她怯生生地向她父亲抱怨这件事，外祖父却大为光火：“你使我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他耸耸肩膀，下结论说：“你一定是睁着眼睛做梦吧，我的女儿。”到头来反倒是她自感有罪。所有的客人都懂得必须对我的品德大加赞扬，他们温顺地捏捏我摸摸我。可见，尽管出身不同，他们隐隐约约也有善的概念。庆祝学院成立周年的时候，来了总有一百多客人，他们喝着蹩脚的香槟酒，我母亲和穆黛小姐合奏巴赫的乐曲。我穿着蓝色平纹细布长罩衣，头发梳得闪闪发亮，宛如插上翅膀，在客人中飘来荡去，托着果篮，敬献橘子，他们啧啧称赞：“真是个小天使!”这么看来，这些人并不太坏啊。
诚然，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替受难的阿尔萨斯报仇雪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德国鬼子当做笑柄，百般奚落，不过声音很轻，贡斯巴赫和法芬赫芬的表兄弟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嘲笑一个女大学生达一百次之多，可谓不厌其烦，为的是她在一次把德文译成法文的练习中出了差错：“夏绿蒂全身酸痛，瘫倒在维特的墓前。”应译为：“夏绿蒂痛心疾首，瘫倒在维特的墓前。”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以同样的劲头嘲笑一个年轻教师。他在一次晚餐上，狐疑地端详他那片瓜，末了他竟连瓜子和瓜皮统统吃了下去。德国人出这种洋相反倒使我倾向于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是劣等人类，好在他们有幸成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
人常说，没有胡须的亲吻就像没有盐的鸡蛋，我补充一句，就像没有恶的善，就像一九○五至一九一四年间我的生活。如果说人们只能通过对立的两个方面来确定自己的特性，我却活生生地体现了不能确定性：如果说爱与憎是一枚奖章的正反面，我却既不爱物也不爱人，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们不可能既要恨又要讨人喜欢，既要讨人喜欢又要喜欢他人。
那么我是不是那喀索斯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怜，相思而死。这是指自我欣赏到自恋的程度。呢?倒也不是，我一味卖俏，也就忘乎所以了。总之，我并非兴致勃勃地玩沙子、胡写乱画、小便大便，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一个成人赞赏我的产品，我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好在掌声不断，无论听我叽叽喳喳，还是听我演奏巴赫的赋格曲，大人们一概微笑着品尝，神情狡黠，十分默契。这表明我实际上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在书丛里寿终正寝

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在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一年只在十月开学的时候打扫一次，平时不许掸灰尘。我早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崇敬书籍，这些竖着的宝石，有的直立，有的斜放，有的像砖一样紧码在书柜架上，有的像廊柱一样堂而皇之地间隔矗立着，我感到我们家是靠了书才兴旺的。我在一间小小的圣殿里嬉戏，周围是一些方方厚厚的古代艺术珍品，它们亲眼目睹我出世，也将给我送终；书不离身使我有一个清静的过去，也使我有一个清静的未来。我偷偷地摸摸书、碰碰书，让双手有幸沾一点书上的尘土，但不知拿书做什么用。我每天恭恭敬敬地参加仪式而不解其意：外祖父平时笨手笨脚，连扣手套也要我母亲代办，但摆弄起这些文物来却灵巧得好似主祭司。我千百次看见他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绕桌一圈，两大步横穿房间，毫不迟疑地抓起一本书，根本不必费时选择。他一边回到扶手椅，一边用拇指和食指翻阅着，刚刚坐定，一下子就翻到了“要找的那一页”，啪的一声打开，那声音像皮鞋发响。有时候我走近看看像牡蛎一样裂开的盒子，发现里面赤裸裸的内脏，但见灰白而发霉的纸张微微凸起，覆盖在上面的黑色小静脉，吸饱喝足了墨水，散发出蘑菇味儿。
在外祖母房间里，书是躺着的，这是她从一家阅览室借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超过两本。这种无价值的装饰品使我想起过年吃的糖果，因为书页柔软而发亮，很像裁剪好的铜版纸。纸张光亮、雪白，几乎是新的，总带着点儿神秘感。每星期五外祖母梳妆打扮一番，出门时对我们说：“我还书去。”回家后，她摘下帽子，卸了装，从手笼里取出书来。我感到蹊跷，心想：“莫非还是那两本?”她精心地包上书皮，不让人看封面，然后选择其中一本，在靠窗口的安乐椅里坐定，戴上圆框眼镜，疲乏而安乐地叹口气，垂下眼皮，脸上浮现出一种美滋滋的、机灵的微笑，这种微笑我后来在若孔德夫人若孔德夫人即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原型，《蒙娜·丽莎》于一五○三年至一五○六年间创作，现藏卢浮宫。人们推测这是佛罗伦萨银行家弗朗塞斯卡的夫人蒙娜·丽莎的画像：她抿嘴微笑，从各个角度看，她都在微笑。的嘴唇上重新见到。母亲默不作声，也请我不要说话。于是乎，我想到了弥撒、死亡、睡觉，我沉浸在神圣的静穆中。路易丝时不时发出轻微的笑声。她把女儿叫过去，用指头点着一行字，两位夫人交换一个会意的眼色。不过，我不喜欢这种装订的书，太讲究了。这是我们家的不速之客，外祖父老实不客气地说这些书只为不懂事的人所崇拜，只有娘儿们才欣赏。星期天，他闲着无聊，走进妻子的房间，直挺挺地站在她面前，但无话可讲。众人望着他，他劈里啪啦地敲打玻璃窗，实在想不出新花样，便转身走向路易丝，突然从她手中抢走小说。她怒冲冲地叫道：“夏尔，你干什么?我念到哪儿了?一会儿该找不着啦!”但见他趾高气扬地朗读起来，突然用食指敲敲书，说道：“不懂!”外祖母说：“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从当中念起的呀!”于是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扔，耸耸肩走了。
外祖父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内行。我很清楚，他曾经指给我看书柜的一格上放着好些大本大本的书，硬纸褐色布贴面。“小乖乖，这些书是外公我编写的。”多么令人自豪啊!我是专门生产圣物的能工巧匠的外孙。他像管风琴制造者一样令人尊敬，像为教士做衣服的裁缝一样可敬。我看见过他著书：每年再版一次《德语读本》。暑假里，全家焦急地等着校样。夏尔是不能容忍无所事事的，他对虚度光阴非常恼火。邮差终于送来了大包大包的邮件，家人用剪刀铰断细绳。外祖父打开长条校样，摊在餐室的饭桌上，他在校样上划一条条红杠杠，每发现一个印刷错误，就嘀咕着骂天咒地。女佣人叫开饭时，他才停止嚷嚷。全家都高高兴兴的。我站在椅子上，陶醉地观赏着条条黑字和贯穿其间的血红条痕。夏尔·施韦泽告诉我他有一个死对头，那就是他的出版商。外祖父不善于算账，他因为无忧无虑而挥霍无度，因为爱出风头而慷慨解囊，结果到了风烛残年时，他得了八旬老人的吝啬病，那是肢体不灵和怕死所造成的。不过当时这种毛病还只是表现为一种古怪的多疑。每当他收到汇款单，看到作者版权的金额时，双臂举起，叫嚷别人掐他的脖子，要不然走进外祖母的房间，阴沉沉地声称：“我的出版商抢了我的钱，简直是绿林大盗。”我目瞪口呆，惊讶之余发现了人剥削人。这是十恶不赦的现象，幸亏范围有限，否则世界倒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人说老板按照工人的贡献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以报酬。那么为什么出版商，这些吸血鬼，要损坏这一美名而大吸我可怜的外祖父的血呢?这位圣人的一片献身精神没有得到报偿使我对他倍加尊敬：我很早就把教书看做是一种圣职，把文学看做是一种激情了。
我还不识字，但为了赶时髦，要求有我的书。于是，外祖父跑到他的混账出版商那儿要来了诗人莫里斯·布肖写的《布肖故事集》，里面是几篇民间传说，经过改头换面适合于儿童的口味。据作者自己说，他这个成年人以儿童的眼光进行编写。我想立即举行接收仪式。我捧起这两本小书，闻了闻，摸了摸，漫不经心地翻到“要找的那一页”，发出啪啪的响声。结果白费了力气，因为我并没有占有它们的感觉，我力图把它们当做玩具娃娃，哄哄，吻吻，打打，也不成功。我只得哭丧着脸把书放到母亲的膝盖上。她眼睛离开了活计，抬起头对我说：“你要我给你念什么啊，亲爱的?仙女吗?”我疑惑地问道：“仙女?这里面讲仙女吗?”仙女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母亲经常讲给我听。她给我洗脸的时候讲，只在给我擦花露水时停一停；她给我洗澡的时候也讲，到浴缸底下捡从她手上滑下去的肥皂时停一停。所以我现在听起来心不在焉，这样的故事我太熟悉了。我一个劲儿地瞅着安娜—玛丽，她是我每天清晨的侍女；我专心地听着她战战兢兢的声音，这声音是由于她的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我喜欢她那些半句半句的话，姗姗来迟的词语。她说话时猛一上来很有把握，但很快就乱了阵脚，败下阵来，她的自信消失在悦耳动听的稀疏的话语中，但一阵缄默之后，她的自信又重新抬头。故事，通过讲故事，她把内心的独白串连在一起了。她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俩始终单独和秘密地在一起，远离人间，远离诸神，远离教士，好似两只带角的母鹿母鹿没有角，意思是尤物。，和其他成仙的鹿在一起。我不明白人们居然把我们散发出肥皂和香水味的世俗生活片断写进了整整一本书里。
安娜—玛丽让我在小椅子上跟她面对面坐着。她弯下腰，垂下眼皮，好似睡着了。她的脸酷似塑像，嘴里发出无动于衷的声音。我完全糊涂了：谁在讲故事?讲什么?讲给谁听?母亲完全进入了角色，没有一丝微笑，没有一点默契的表示，我被弃置不顾了。再说，我已经听不出是她的语言了。她哪儿来的这份自信呢?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这是书在说话。从书里跳出来的句子使我惊恐不已，这可是真正的蜈蚣啊：音节和字母麇集在一起乱躜乱动，二合元音拉得长长的，双辅音哆哆嗦嗦的。朗朗的读书声中鼻音很重，虽然休止和换气时稍断一断，但仍旧浑然一体，抑扬顿挫地带着许多我不懂的词语向前流动，根本不搭理我。有时候没有等我明白，就滑过去了；有时候我早已明白，却大模大样地摇来摆去一直拖到终点，连一个逗号也不给我落下。毫无疑问，这篇宏论不是为我而发的。至于故事，则经过一番节日的打扮。樵夫，樵夫的老婆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还有仙女，所有这些平民百姓，我们的同类，都变得庄严郑重起来了。人们用华丽的笔调来描述他们褴褛的衣衫，言词装饰着事物，使行动礼仪化，使事情仪式化。故事讲到这里，就有人发问，这是因为外祖父的出版商专门出版学校读物，就是说他不肯失去任何机会训练年轻读者的智慧。我好像感到有人在向一个孩子发问：要是处在樵夫的地位，他会干些什么呢?他喜欢两姐妹中的哪一位呢?为什么?他赞成惩罚巴贝特巴贝特，故事中的女孩名。吗?这个孩子不完全是我吧，我可害怕回答呀。不过我还是做了回答，但我微弱的声音消失了，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孩子；安娜—玛丽也是，也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带着“天眼通”瞎子的神情。我感到我是所有母亲的孩子，她则是所有孩子的母亲。母亲停下不念了，我生气地从她手里夺回书，夹在腋下走了，连谢也不谢一声。
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使我神往的啪嗒翻书声：莫里斯·布肖眼观世界，关怀着儿童，宛如大商店的各部门主任关照着女顾客。我十分得意，无意中喜欢上预先编好的故事，而不怎么喜欢即兴的故事了。我对言词前后严密的排列开始具有感受力，每念一遍，书上都是同样的词，都是同样的秩序排列，可以事先盼着。在安娜—玛丽的故事里人物则是瞎碰运气的。就像她自己瞎撞瞎碰一样，但最后人人各得其所。而我好似在做弥撒，人名和事情周而复始地在我耳边缭绕。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比犹太人还犹太人

我于是嫉妒起母亲来，决心取她而代之，强夺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我拿着书躲到堆杂物的房间里，爬到一张有栏杆的铁床上，摆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我顺着一行一行黑字往下看，一行也不跳过。我大声地给自己编讲故事，并且注意发清楚每个音节。家人无意撞见了我——也许我故意让人撞见——喜出望外，决定教我识字。我很勤奋，活像初学教理的人，甚至于自己开小灶上课：我带着埃克多·马洛埃克多·马洛(1830—1907)，法国作家，《苦儿流浪记》是他的代表作。的《苦儿流浪记》爬到围栏式铁床上学起来。这个故事我记得很熟，一半靠死记硬背，一半靠连蒙带猜，反正我一页接着一页地往下念，等念完最后一页，我已经学会念书了。
我欣喜若狂：这些像在标本盒里的植物一样被晒干的声音，现在也属于我了。先前外祖父用目光使干枯的声音复活：他听得明白，我却听不明白。现在我也会听了，也会满口讲客套话了。我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家人任凭我在书房里漂泊，我向人类的智慧发起了进攻，这使我获益匪浅。后来，我无数次听到仇视犹太人的家伙责骂犹太人不懂得大自然的含义和不会欣赏静谧的甜美。针对这种论调，我反驳道：“那么，我比犹太人还犹太人。”农民对幼年的记忆是杂乱无章的，只记得如何天真烂漫地淘气，而我所记忆的东西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我没有扒过土，没有掏过窝，没有采集过植物，没有扔石头打过鸟。然而，书是我的鸟和窝，书是我的家畜和畜棚，书是我的乡间。书柜是一面镜子，把世界一并收入其间。它与世界一样无边无际，千姿百态，变幻莫测。我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冒险，为达到书柜的高处，得爬椅子、登桌子，大有引起山崩地裂把我埋没的危险。最高一格的书我一直够不着，有些书刚发现就被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还有些书跟我捉迷藏，我取出来刚念了个开头便放回原处，要一个星期方能重新找到，可见放错了地方。我看到了丑恶的东西，心里直发毛；打开一本画册，碰到一版彩色画，面目可憎的昆虫在我眼前麇集蠕动。我趴在地毯上，枯燥无味地浏览着封特奈尔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高乃依的侄子。曾任科学院常务秘书。著有《宇宙万象解说》。、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约前445—前386)，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家。、拉伯雷拉伯雷(约1494—1553)，十六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著名长篇小说《巨人传》的作者。的著作，文句硬邦邦的，我怎么也啃不动。于是我仔细观察，绕着圈子走，假装躲得远远的，然后突然出其不意，一个回马枪，攻其不备，但多半没有用，不懂的句子依然严守秘密。我成了拉佩鲁斯拉佩鲁斯(1741—1788)，法国著名航海家，受路易十四派遣，前往发现新大陆，被瓦尼科罗岛的土著人杀害。，麦哲伦麦哲伦(约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他首次进行环球旅行时，在菲律宾被害。，伐斯科·达伽马达伽马(约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于一四九七年发现可以从好望角通往印度。。我发现千奇百怪的“土著人”，如泰伦斯泰伦斯(前190—前159)，迦太基人，后沦为罗马奴隶，著名的拉丁语喜剧家，留下六部喜剧。用亚历山大诗体写的剧本《Heautontimoroumenos》拉丁文：《赎罪者》。，又如在一本论比较文学的著作中出现的idiosyncrasie医学术语：特应性。。尾音省略，交错配列法，典故以及无数其他像卡菲尔人卡菲尔人，系指非洲东南部沿海一带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般的难以捉摸和不可接近的词语不时出现在某页的某个角上。只要它们一出现，整段的意思就被搞得支离破碎。这些佶屈聱牙和晦涩难懂的词语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彻底弄明白：这是我记忆的腐殖土。
书柜里净是法国和德国的伟大经典著作，此外有一些语法书，几本著名的小说，如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之类，几本画册——一本鲁本斯鲁本斯(1577—1640)，比利时画家。画册，一本梵狄克梵狄克(1599—1641)，比利时画家。画册，一本丢勒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和雕刻家。画册，一本伦勃朗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画册——这些是外祖父的学生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可怜的小天地。好在《拉罗斯大词典》为我弥补了一切，我随手从写字台后面的书柜倒数第二格上取下一卷，A-Bello,Bello-Ch,Ci-D,Mele-Po,Pr-Z词典按二十六个字母的顺序排列，如第一卷的第一个词是A，最后一个词的词头是Bello，封面上标着A-Bello，下列各卷，以此类推。(这些音节的组合成了专有名词，划定着包罗万象的知识领域：有Ci-D区域，有Pr-Z区域，各自有各自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各自有各自的城市、大人物、战役等)；我吃力地把词典放到外祖父的写字垫板上，把它打开，一本正经地在里面掏鸟窝捉鸟，捕捉停在逼真的花上活灵活现的蝴蝶。书里人畜皆有，栩栩如生。版面是他们的躯体，正文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独特的精髓。我们一出家门遇见的则是轮廓模糊的草图，多少近乎原型，未臻完善：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大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大像人。我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我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我首先接受的是概念，而且是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的。我在书中认识宇宙，对天地万物进行了一番融会贯通，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倍加思索，但此后，依然感到宇宙可畏，我把自己杂乱无章的书本知识和现实情况的偶然性混为一谈。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
日常生活是清高的：我们所交往的人老成持重，他们口齿伶俐，言不虚发，他们的信念不是建立在健全的原则上，便是以民族的智慧为依据。其实他们与众不同之处，不过是心灵上的一种矫饰主义，我却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了。他们一发话，我就心悦诚服。他们讲得既透彻又简洁，言之有理，不容置疑。他们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申述的理由是那么冗长可厌，不可能没有道理吧。他们自鸣得意地披露自己的良心问题，这并没有使我心绪不宁，反而对我颇有裨益，因为这种良心上的冲突是假的，事先早已解决好了的，而且总是千篇一律。他们的过错，一旦自己承认之后，便无足轻重了。因为操之过急，或一时气愤——尽管合情合理，但也许火气太大了一点——使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偏差，好在他们早已及时改正了。而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并且比较严重，但不是永远不可饶恕的。在我们家里从不讲别人的坏话，只是不胜伤心地指出别人性格上的缺陷。我聆听着，理解着，赞同着，感到他们的话使人放心。既然讲话的目的是使人放心，那么我讲的话也不会出错了。任何事情都不是无可救药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变动；表面上的骚动徒劳无功，掩饰不了死一般的寂静，然而死气沉沉正是我们应守的本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书里去寻找生活

我的客人告辞后，我自个儿留下来，从这平庸的墓地逃跑，到书里去寻找生活，寻找欢乐。只要打开一本书，我便再次发现书中的思想不合人情，令人担忧，其浮夸和深奥之处超过了我的理解力，行文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迅速之极，一页之内我得中断无数次，无奈任其逃之夭夭，我莫衷一是，已经晕头转向了。我亲眼目睹一些事情，要是问外祖父，他决计认为不可置信，书中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物出其不意地出现，相亲相爱，吵架闹翻，相互扼杀；幸存者忧伤成疾，最终一命呜呼，到九泉之下与他刚杀害的朋友或温柔的情妇会合去了。应该怎么办呢?我也要像成人一样或指责，或祝贺，或宽恕吗?但这帮标新立异的人物一点儿也不想按我们的原则行事。他们的动机，即使写出来，我也不明白。布鲁图斯布鲁图斯，罗马共和国创建人之一，于公元前五○九年推翻帝制，宣布共和，被选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因其子与皇党勾结，他大义灭亲，把谋叛的儿子判处死刑。杀死他的儿子，马特奥·法尔科纳法国十九世纪作家梅里美短篇小说《马特奥·法尔科纳》中的主人公。因其子做了背信弃义的事而将儿子处死。也这么干，可见这等事似乎相当普遍。不过在我周围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默东的时候，外祖父和舅舅爱弥尔闹翻了，我听见他们在花园里吵架，但看不出他想宰儿子。要不然他怎么会谴责杀婴之父呢?而我不置可否，反正我自己并未面临危险，因为我是孤儿嘛。这类大肆炫耀的凶杀案，我感到可乐。不过在故事的行文中我感到有一种啧啧称赞的味道，这使我莫名其妙。对贺拉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始人高乃依(1608—1684)的悲剧《贺拉斯》的主人公。剧情取材于古罗马故事。罗马和阿尔巴的战争持续多年，最后双方决定，各方出三人，败者的国土将被胜者吞并。贺拉斯孪生三兄弟代表罗马一方，对方是居里亚斯孪生三兄弟。决斗开始后，最小的贺拉斯见两个哥哥已战死，便佯作逃跑。然后回马将三个受伤的敌手各个击破，一一杀死。贺拉斯凯旋归来，他妹妹卡米叶知道情人被杀(因她已与居里亚斯一兄弟订婚)，站在城门上指责他。贺拉斯勃然大怒，当场杀死了自己的妹妹。，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没朝他的画像上吐唾沫，瞧他那副德行，在画面上他头戴钢盔，手持光亮的宝剑，正在追赶可怜的卡米叶哩。卡尔有时哼哼：

近戚远亲，
不如兄妹手足之情……

这使我神魂颠倒：倘若我万幸有一个妹妹，我会感到她比安娜—玛丽更可亲吗?甚至比卡尔妈咪更可亲吗?说不定她便是我的情人。情人这个词，我当时经常在高乃依的悲剧中见到，但不解其意。情人们拥抱亲吻，海誓山盟永睡一张床。(稀奇古怪的习惯：为什么不像我和母亲那样分开睡在两张相同的床上呢?)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然而我揣测到在冠冕堂皇的构思里藏着一团毛茸茸的肉体。总而言之，要是我当哥哥，说不定会犯乱伦罪呢。我大胆地设想着。想入非非吗?掩饰禁忌的情感吗?两者都很有可能。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的母亲；我希望有一个妹妹。今天——一九六三年——母亲依然是惟一使我动感情的亲属作者原注：将近十岁的时候，我读到《横渡大西洋的客轮》(法国作家阿贝尔·埃芒(1862—1950)的作品。——译者)，心神酣畅。书里讲一个美国小男孩和他妹妹的故事。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自己扮演男孩，深入他的角色，热恋着小姑娘比蒂。我很久以来一直想写一个短篇小说，讲一对因心中有乱伦的念头而迷途的孩子。不过在我的一些著作中，已能找到这种幻觉的蛛丝马迹。例如，在《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在《自由之路》中的鲍里斯和依维什，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弗朗茨和莱妮。只有弗朗茨和莱妮这一对付诸行动。这类家庭关系，引起我注意的并非是情欲，而是禁止性交：火与冰，纵情与节制交错在一起；如果乱伦是柏拉图式的，我倒挺喜欢。。我千错万错不该到妇女们中去寻找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妹妹，难怪我碰了钉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我写到此事，当年为卡米叶惨遭杀害而愤愤不平的怒气又涌上心头。她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活泼，以致我想贺拉斯的罪行兴许是我反军国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军人居然杀害自己的姐妹。我要给这个兵痞一点颜色看看。我恨不得一下子吊死他!十二发子弹一齐打进他的身子才解气。我把这一页翻了过去，然而下一页上的印刷文字证明我错了：应该宣告杀妹妹的人无罪贺拉斯杀死妹妹卡米叶之后，有人把事情告到国王那里。经过一番辩论，国王对贺拉斯说：“你的美德使你的荣耀超过你的罪过。”从而保护了贺拉斯。。顷刻之间，我气急败坏，跺脚捶胸，活像一头上了圈套的公牛，灰心丧气。之后，我赶紧平息怒气，事情总有个始末呀!应该适可而止：我太年轻了，把什么都搞得颠三倒四的。再说，宣告无罪这一节正好是用为数很多的亚历山大诗体写的，难懂极了，我急不可耐地跳了过去。我喜欢这种一知半解，故事里有许多地方不理解，这就使我感到迷迷惘惘。我读了二十遍《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末了能把整段整段背得滚瓜烂熟，但依然不明白可怜的鳏夫的所作所为：是的，他发现了信查理·包法利在妻子自杀之后，发现了她的情人罗道耳弗写给她的情书。，但难道就有理由听凭胡子乱长吗?他向罗道耳弗投以忧郁的眼光，对他记仇抱恨，到底仇恨什么呢?那他为什么又对罗道耳弗说“我不恨你”呢?为什么罗道耳弗觉得他“滑稽和有点儿卑贱”呢?之后，查理·包法利死了，忧郁而死的呢?还是生病而死的呢?既然一切都了结了，那为什么医生还剖检他?我喜欢这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因为每每我都败下阵来。我莫名其妙，精疲力竭，领略着似懂非懂、模棱两可所激起的快感，这就是所谓世界的厚度吧。
外祖父爱在家里唠叨所谓人心，我觉得这既乏味又空洞，除了在书本里，人心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使人眼花缭乱的姓名决定着我的情绪，时而使我恐怖万状，时而使我郁郁寡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当我念叨着“查理·包法利”的时候，仿佛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大胡子在围墙里散步，简直让人不堪忍受，定睛一看，又无影无踪了。导致我既焦虑又快乐的原因是在我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忧虑：一方面我担心一头栽进虚构的天地里，在里面陪着贺拉斯、查理·包法利游荡不止，无望重新回到勒戈夫街，回到卡尔妈咪和母亲身边；另一方面我推想着这一连串的句子对成年读者提供的一些意义，而这些意义对我则是回避的。我通过眼睛往脑子里灌进一些有毒的词儿，这些词的含义比我原先知道的要丰富得多。虚构的故事与我并不相干，但故事人物怒不可遏的言语有一种外来的力量，在我身上引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忧伤，简直能把一个人的生命给毁了：我是否也会感染中毒而死呢?我贪婪地吸收语言的同时，深深地被形象吸引住了，幸亏上述两起危险彼此排斥，我方始得以逃生。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日暮时分，我陷落在词丛语林里不能自拔，稍微有一点儿声音都会使我哆嗦，把地板咯啦咯啦的响声当做感叹词在劈里啪啦作响，我满以为找到了大自然的语言。这时母亲进来，打开灯，大惊小怪地叫着：“可怜的乖乖，你糟蹋自己的眼睛啊!”我好不失望地回到家庭平庸的谈吐中来，同时又感到宽慰。我跳将起来，撒野，大叫，乱跑，作怪样。不过，恢复童性之后，我仍感不安：书里讲些什么?谁写的书?为什么写这些书?我把这些忧虑开诚布公地向外祖父倾吐。他经过思索之后，认为该给我开窍了。他干得挺出色，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一面让我骑在他绷直的腿上，一面唱道：“骑在我的小马上，马儿跑得快如飞，连连放臭屁。”听到这不堪入耳的歌词，我不禁大笑。他停住唱，让我坐在他的双膝上，目光炯炯，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并像演说似的重复道：“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无论人间什么事，一概通晓。”这话未免夸海口了。其实就像柏拉图的“共和国”里没有诗人的位置一样，卡尔把工程师、商人，可能还有军官统统排斥在他的“共和国”之外。他认为建设工厂是破坏风景，对纯理论科学，也只欣赏其纯。我们在盖里尼度过七月下半月，我舅舅乔治带我们参观铸造厂。厂里很热，一些穿着破旧的粗鲁人挤来挤去老是撞着我们，巨大的嘈杂声震得我昏头昏脑。我害怕得要命，无聊得要死。外祖父出于礼貌看着熔液赞不绝口，但他视而不见，根本没往眼里去。可八月份在奥弗涅时大不一样了。他串乡走镇，到处搜索，在古代砖砌建筑前面站定观看，用手杖头敲敲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眼前所看到的，小乖乖，是高卢罗马时代的砖墙。”他也很欣赏教堂建筑，尽管厌恶天主教徒，但只要见到教堂是哥特式的，少不了要进去看看；至于罗马风格的教堂，这要根据他的情绪而定。那时他已不怎么去听音乐会了，但以前常去：他喜欢贝多芬，喜欢演奏贝多芬音乐时的排场和大乐队；他也喜欢巴赫，但劲头不大。有时他走近钢琴，并不坐下，用僵硬的手指使劲弹几个和弦。外祖母抿嘴笑着说：“夏尔在作曲呢!”他的儿子们——尤其是乔治——个个都是杰出的演奏者。但他们讨厌贝多芬，只愿意演奏室内音乐。外祖父倒不在乎这些意见分歧，而且和颜悦色地说：“施韦泽一家天生就是音乐家。”我生下才八天，听到调羹丁当响时乐呵呵的，他便断定我的耳朵有乐感。
彩画玻璃窗，拱扶垛，雕门画栏，赞美歌，木刻或石刻的耶稣受难像，诗文默祷或诗律学，种种这类人文科学，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引到超凡的精神境界，再加上自然界的美，更使我们感到进入了仙境。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彩虹在雾气腾腾的瀑布中闪烁，在福楼拜作品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也在伦勃朗透明阴影的画幅上荧荧发亮，这道彩虹就是灵魂。灵魂向上帝赞扬人类，向人类显示上帝。我外祖父在“美”中看出有血有肉的“真”，在“美”中发现最高尚的升华源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暴风雨突然在山中爆发之时，或维克多·雨果灵感迸发之际——人们可以达到“真”、“善”、“美”浑然一体的最高点。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做教堂。作为教士的子孙，我生活在世界屋脊之上，所谓世界屋脊，就是七层楼上吧。我栖在主干——树干——的最高处，即电梯井的顶部。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投以居高临下的目光，越过栅栏门，向跟我同岁的女邻居吕塞特·莫罗致意；然后回到Cella拉丁文：神殿。，或者说圣殿。我金发鬈鬈，长得像个小姑娘，从不亲自下楼，每当——也就是说每天——我由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只是把我不值钱的外表借给低处罢了，而我享天福的圣身并没有离开高处。我想现在它还在高处，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我的自然地位就是巴黎七层楼，能看见千家万户的屋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山谷使我感到窒息，平原使我气闷，好像在火星上步履艰难地爬行，犹如肩负重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只要爬上乡间低矮的小屋顶上，我便乐不可支，好似回到我的七层高楼上，我在那里再一次呼吸到纯文学稀薄的空气，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我的脚下。万物个个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这是我最大的幻觉。但要是没有这个幻觉，我大概决不会写作了。
今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一幢新楼房的第十一层上修改这部手稿。凭敞开的窗户眺望，我看见一座公墓，看见巴黎，看见圣克卢蓝湛湛的山丘，足见旧习之顽固。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儿时，我确实想配得上这样的高度。如此喜欢高楼顶部的小房间，总怀着一点野心吧，总有点虚荣心吧，总想对我矮小的个子有个补偿吧，不，不见得，因为我不需要往我的圣树上攀：我就出生在上面，只是拒绝下来罢了；亦并非要把自己高高置于人类之上，而是想在太空中遨游，生活在事物空灵的幻影中间。但后来我根本没有死抓住热气球不放，而是千方百计要往下沉，恨不得给自己穿上铅底鞋。幸运得很，有时我接触到海底细沙上的珍奇，由我这个发现者给它们命名。但有时毫无办法，我的轻薄不可抗拒地使我浮在水面上。到头来，我的高度计出了毛病。时而我是浮沉子，时而我是潜水员，有时则两者皆是。不过，这对于干我们这一行倒挺合适：出于习惯，我住在空中，同时到下面去探索，但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总得给我讲讲作家吧。外祖父给我讲得很有分寸，而且不带感情。他教我念这些杰出人物的姓名，我自个儿待着的时候，把这个名单统统背了下来，从赫西奥德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末至前七世纪初的古希腊诗人。长诗《工作与时日》是他的代表作，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农业劳动，介绍了不少农事知识。到雨果，一个不漏，他们是圣人和先知哟。据夏尔·施韦泽自己讲，他对他们顶礼膜拜。但他们把他带坏了。他们老缠着他，使他不能把人类的杰作直接归功于圣灵。所以他暗中更喜欢无名氏，更喜欢那些谦虚的隐姓埋名的大教堂建造者，更喜欢无数的民歌作者。他不讨厌莎士比亚，因为莎氏其人到底是谁至今还未确定。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对荷马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古希腊行吟诗人。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其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也不反感。他还喜欢几个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存在过的作家。至于那些不愿意或不善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的作家，他尽量原谅他们，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已故的。对于他同代的作家，他则一概否定，只有阿那托尔·法郎士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以文笔俏皮含蓄著称。和库特林纳库特林纳(1858—1929)，法国作家、戏剧家，善于塑造滑稽可笑的人物。除外，后者能逗他发笑。夏尔·施韦泽颇为自豪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敬意：敬重他的高龄，敬重他的修养，敬重他的俊美，敬重他的德行，这位路德教教徒情不自禁地认为他家福星高照，他想的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一致。在饭桌上，他有时静心默想，回顾一生时自鸣得意，感慨万端地悟出：“我的孩子们，一生清白而毋庸自责是多么好啊!”他热情奔放，道貌岸然，高傲自尊，追求高尚。其实这一切掩盖着一种畏缩不前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形成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关，和教育界，即他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如此，他暗暗厌恶他那些藏书的作者们，这些著书立说的大名人全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内心认为他们的书简直不像话。而我却搞错了，把这种表面上热情推荐而实际上持保留态度看做是鉴赏家的严峻；他神圣的职业使他凌驾于这些大名人之上。不管怎么说，这位祭司向我提示，天才无非是一种借贷：要想称得上天才，必须吃得苦中苦，必须谦虚地、坚定地经受千锤百炼。这样下去，你就会听到有神圣的声音为你启示，而你只需挥笔直书。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

从俄国第一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在马拉梅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初期属于巴那斯派，后来成为象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死了十五年之后，正当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发现《地粮》《地粮》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的早期代表作。此处指纪德出名的年代。的时候，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向他的外孙灌输路易—菲力普时代流行的思想。有人这样解释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父亲下地干活，把儿子交给祖父祖母照管。这样，我起步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我该抱怨吗?不知道，反正在我们社会的演变中有时后退意味着前进。不管怎么说，外祖父把这根硬骨头扔给我啃，我居然啃得那么干净，以致能从骨头缝里看人生。原先外祖父暗暗地想通过这些作品来使我讨厌其作者。但他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我把才华和功德混为一谈。这些正直的作者很像我：当我挺乖的时候，当我勇敢地忍着疼不哭的时候，我有权得到赞扬，得到奖赏，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夏尔·施韦泽给我看这些人写的书，他们像我一样受到监视，经受考验，得到奖赏，但他们善于一辈子保持我这个年龄的童心。由于我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伙伴，便把他们当做我最早的朋友。他们深深地爱过，吃过大苦，好似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他们的结局都很好。我想起他们的苦恼时总怀着一种兴奋的同情：每当他们感到苦恼时，很快就会为苦尽甘来而高兴的；他们心想：“好运气!美丽的诗篇马上要诞生了!”
在我看来，作者们并没有死，反正没有完全死，他们变成了书罢了。高乃依，他是一个红脸大块头，粗里粗气，硬皮封面散发出糨糊味儿。这位言语难懂、臃肿而严肃的人物身上长着角，我搬动他的时候，他的角把我的大腿刺伤了。但他刚被打开，就向我奉献他的版画，色彩暗淡，线条柔和，好似在给我讲知心话。福楼拜，他是裱在布上的小个儿，无香无臭，但布满了雀斑。维克多·雨果，一人数身，书柜的各个阁板上都有他。以上说的是躯体。至于灵魂嘛，灵魂经常出没于著作之中：书页好比窗户，窗外有一张脸贴在玻璃上，有人在窥伺我，但我假装没看见，在已故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书中的照片多为头发蓬乱，目光直视，炯炯有神，严肃而带几分凶相。的凝视下，继续读我的书，双眼盯着书中的文字。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时间并不长，一般我很喜欢跟我玩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置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听说查理五世替提香捡画笔时查理五世(1500—1558)，先后为德国皇帝(1519—1556)，荷兰亲王(1516—1555)，西班牙国王和西西里岛亲王(1516—1556)。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他为查理五世画过像。一五三三年查理五世封他为皇室画师。，我毫不惊讶，这并不怎么困难嘛!一个君王干这种事儿挺合适。不过，我对他们并不肃然起敬：为什么要颂扬他们的伟大呢?他们只是尽职而已。但我指责所有其他的人渺小。总之，我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我把例外当做规律：人类是一个很有限的小聚会，周围生活着多情的动物。
我不可能非常看重作家，因为外祖父待他们太坏了。自从维克多·雨果死了之后，他停止看书；后来实在无事可做，他又读起书来。不过，他的职务是翻译。这位《德语课本》的编者内心真实的意图是把世界文学当做他的教材。他一张口，就按价值排列作家，这种表面上的等级编排掩盖不住功利主义的偏爱：莫泊桑的作品给德国学生作法译德的练习最合适；歌德的身价要比戈特弗里德·凯勒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作家，用德语写作。高出一大截，他的作品用来作德译法的练习无与伦比。外祖父，作为人文学者，对小说不太重视；但作为教师，对小说赏识备至，因为小说的词汇丰富，到头来他觉得只有作品片断选最可接受。几年之后我看到他津津有味地欣赏《包法利夫人》的一个片断，这是他从米罗诺选编的《读本》中摘取的，而福楼拜全集已经待在那里二十年等着他赏脸。我感到他用死去的作家来谋生，这使我跟他们的关系复杂化：在崇拜他们的幌子下，他把他们穿在他的锁链里，少不了把他们切成一片一片的，这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比较方便。我发现作家们既荣耀也悲惨。最惨的要算梅里美，他只被用来当做中级班的教材，因此他身居两地：在书柜的第五层上，《高龙巴》《高龙巴》是梅里美的小说，法语高龙巴(Colombe)是鸽子的意思。像一只纯洁的鸽子，张着一百个翅膀，被冷落，扔在一旁，一直无人问津，人家连瞧也不瞧一眼。但在书柜下面的阁板上，这位纯洁的少女被囚禁在一本很脏的小书里。小书黑不溜秋，臭味难闻，故事和语言没有变化，只是加上德语注释和一份词汇表。另外，我还得知，这本书是柏林出版的，这可是自阿尔萨斯—洛林被强占之后最大的丑闻。这本书，外祖父一周往他的皮包里放两次。他用多了，书上布满了脏渍，划满了红杠，处处是香烟烧的洞。我很讨厌这本书：梅里美受到了侮辱。我只要打开它，就厌烦死了：但见每个音节拉得开开的教科书中的字印得较大，字母之间的空隙也较大。，就像外祖父在上课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念出来的样子。这些字母符号是在德国印刷的，为的是给德国人阅读。那么这些众所周知、但看上去不舒服的符号，除了是法国文字的拙劣仿制之外，还会是什么东西呢?这又是一起间谍案：只要抹去被打扮过的高卢文字，就只剩下虎视眈眈的日耳曼文字了。末了，我思忖是否存在两个“高龙巴”，一个是不合群的，真的；另一个是教学用的，假的，就像存在过两个伊瑟典出叙事诗《特里斯丹和伊瑟》：国王马克派侄儿特里斯丹替他去爱尔兰向伊瑟求婚。伊瑟的母亲交给伊瑟一瓶春药，祝她跟国王马克永远相爱。但在横渡海峡时，伊瑟和特里斯丹误饮了这瓶魔水，以致相爱不舍。马克和伊瑟的婚礼举行完毕，夜已来临，但在新婚的床上却躺着一个假伊瑟——忠实的女仆白兰仙做了替身。伊瑟和特里斯丹继续相爱，最后以自杀告终。一样。
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苦难重重，使我确信我是他们的同辈。虽说我没有他们的才华和价值，虽说我还没有打算写作，但我是教士的子孙，我生来就比他们强。毫无疑问，我是赋有天命的，但不是像他们那样命定要受尽折磨，因为这种使命总有点令人生厌，而是肩负某种圣职。我将像夏尔·施韦泽那样成为文化的哨兵。再说，我是活人，生龙活虎。当时我还不会把死人们剁成一段一段，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背着他们，把他们搁在地板上，把他们打开，又关上；把他们从虚无中抽出来，又重新塞到虚无中去。他们这些方方正正的人是我的玩偶，我很同情他们可怜的瘫痪相，而人们却把他们这种死后的继续存在称为不朽。外祖父热心鼓励我的放肆：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灵感的。孩子根本用不着羡慕诗人，因为诗人们都是十足的天真孩子。我对库特林纳入了迷，像他剧本中的人物那样追赶厨娘，一直追到厨房，然后向她高声朗诵《泰奥多找火柴》。家人对我的着迷觉得很有趣，关怀备至地促使我更迷恋，并想把它宣扬出去。有一天，外祖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库特林纳大概是个好好先生。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为何不给他写信呢?”我写了信。夏尔·施韦泽把着我的笔，决定在我的信中留下好几个书写错误。几年前，报纸把我这封信发表了，重读时我很生气。我在信的最后写道：“您未来的朋友。”我当时觉得这非常自然，因为我亲近的熟人是伏尔泰和高乃依，一个活着的作家怎么会拒绝我的友谊呢?但库特林纳拒绝了。他做得很对，因为给施韦泽的外孙回信，实际是给他的外祖父回信。当时我们对他的沉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夏尔说：“我姑且认为他工作很忙。但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得给孩子回信啊。”
时至今日，放肆这个幼年时代的毛病在我身上依然存在。我把这些杰出的死者当做同窗伙伴相待，直言不讳地谈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当人们为此指责我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想回答：“你们甭管我们的事，你们的天才作家已经属于我了。我曾把他们捧在手里，爱不释手而非常不敬地玩耍过哩。难道我对待他们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吗?”后来我懂得，作为人，任何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这才摆脱了卡尔的人文主义，即高级教士的人文主义。这种摆脱是令人伤心的，因为语言所引起的幻想破灭了。我旧时的同窗伙伴，耍笔杆的英雄被剥夺了特权，重新成为庶民，因此我两次为他们服丧。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每天拜读圣经贤传

我以上所写的是假的，也是真的，或者说，不真不假。人们写发疯的人也罢，写正常的人也罢，其写法都是这样。记忆所及，我尽可能准确地叙述事实，但在抒写的时候，对自己的谵语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但这不是我所能解决的。后来我发现，别人能把握我们的情感的各个方面，但把握不住情感的力量，即情感的真诚程度。行为本身不能作为标准，除非人们已经证明这些行为不是表面的姿态，但这总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请看以下的情况：在一些成年人当中，只有我一个小型成年人，我念的是成年人的读物。这已经很不自然了，因为这时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想硬说自己有什么过错，事情本是这样，仅此而已。尽管如此，我的探索和我的猎奇组成了家庭喜剧的一部分。人们对此兴高采烈，但我心中有数，是的，我心中有数。每天，一个神奇的孩子使他外祖父不再翻阅的难懂的作品恢复了生机。我的生活超过了我的年龄，如同有人的生活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我急功近利，不辞劳苦，代价很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我一推开书房的门，就仿佛投身到暮气沉沉的老人怀里：大写字桌，写字垫板，粉红吸墨水纸上红的和黑的墨迹，尺子，糨糊瓶，散发不出去的烟味儿；冬天还有蝾螈炉发出的红光，云母的劈啪声。这简直是物化了的卡尔本人。这足以使我感到荣幸，我便向书跑去。真心诚意吗?此话怎么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确定真才实学和哗众取宠之间难以觉察的和游移不定的界线呢?我俯卧在地板上，脸朝窗户，一本书在我面前打开着，右边放着一杯掺入少量红葡萄酒的水，左边一只盘子里放着涂果酱的面包片。即使离开众人的时候，我也在演出：安娜—玛丽，卡尔妈咪早在我出世以前就翻阅过这些书，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他们的知识啊。晚上，他们问我：“你念了什么?学到什么了?”我知道他们要问的。我是产妇啊，要生产出一句孩儿话来对答。躲着大人们念书，是在感情上跟他们相通的最好办法。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的目光将通过我的枕骨部位进入我的体内，再从我的瞳孔出来，箭一般射到书上。书上的句子已被念过无数次了，而我才第一次阅读。我被人看见，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念书，就像听见自己在说话。这么说，自从我识字前装模作样地辨读《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以来，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喽?没有，其实只是演出的继续而已。在我的背后，房门打开了，他们来看我在干些什么。我弄虚作假：一骨碌爬了起来，把缪塞放回原处，立即踮着脚尖，举起胳膊，捧下沉甸甸的高乃依。他们根据我的体力消耗来判断我的爱好。我听见背后一个赞叹不已的声音轻轻地说：“他是多么喜爱高乃依啊!”其实我并不喜欢高乃依，因为他的亚历山大诗体使我很扫兴。幸亏出版商只全文出版高乃依最有名的悲剧，对他次要的剧本只印出剧名和分析性的剧情简介。但这反倒引起我的兴趣：“罗德林黛罗德林黛，《贝塔里特》的主人公，这是高乃依一部不成功的悲剧，发表于一六五一年。是伦巴第国王贝塔里特的妻子，国王被格里莫阿德打败了，她在乌努尔夫的威逼下嫁给外国的亲王……”在勒·熙德和西拿之间，我先知道罗多居纳，泰奥多尔，阿热西拉斯均为高乃依相应的剧作《勒·熙德》、《西拿》、《罗多居纳》、《泰奥多尔》、《阿热西拉斯》中的主人公。。我满嘴是声音铿锵的姓名，心里充满了崇高的情操，仔细地注意着不要把书中人物的亲缘关系搞错。家人还说：“这孩子求知欲很强，他竟在啃《拉罗斯词典》呢!”随便他们说去，其实我并没有钻研，而是发现词典里有剧本和小说的简介，我非常乐意读这类东西。
为了讨人喜欢，我竭力想受到文化的熏陶：每天拜读圣经贤传。有时静静地匍匐在书前，翻几页，这也就够了。这些小伙伴的著作往往是我的转经筒转经筒，藏传佛教徒祈祷用法物，形如桶，中贯以轴，其中装有纸印经文，上下两端固以轴承，周围刻六字真言，转动一周表示念诵六字真言一遍。。与此同时，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恐惧和欢乐。有时竟忘记自己扮演的角色，拼命地疾驶起来，好像被一条狂怒的鲸鱼卷走了。其实这条鲸鱼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请你们自己作结论吧!总之，我的目光在跟文字打交道，品尝着每个字，确定着每个字的内涵。久而久之，这种演戏似的学问培养了我的才智。
话说回来，我已开始了真正的阅读，那是在书房圣殿之外进行的，即在我们的房间里或在餐厅的桌子下面进行的。关于这些读物，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除母亲外，任何人也没有跟我谈起过。安娜—玛丽对我弄虚作假的行为十分重视，开诚布公地向妈咪讲了她的不安，外祖母成了她可靠的同盟者，说道：“夏尔胡闹，是他纵容孩子，我亲眼看到的。等这孩子身体垮了，我们算讨便宜啦!”两位妇女还讲到劳累过度和脑膜炎。要是用脑过度得了脑膜炎那将多危险啊。但正面袭击我外祖父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她们迂回作战。在一次散步的时候，安娜—玛丽好像很偶然地在一间书亭前站住。书亭位于圣米歇尔林阴路和苏弗洛待交叉角上。我看到了美妙的图画，画中耀眼的颜色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要求买这些画，立即就得到了。这下可上了瘾：每星期我都要买《唧唧叫》、《了不起》、《假期》，让·德拉伊尔的《三个童子军》以及每星期四以小册子出版的《绕地球飞行》《唧唧叫》、《了不起》、《假期》、《三个童子军》、《绕地球飞行》等五种画报和杂志均为当时的儿童读物。，这些都是阿尔诺·加洛班出版的。每两个星期四之间，我脑子里想的净是安第斯山的雄鹰，铁拳拳击家马塞尔·杜诺，飞行员克里斯蒂安，却很少想到我的小伙伴拉伯雷和维尼维尼(1797—1863)，法国作家、诗人。。母亲到处收罗能还我童年的读物。她首先找到了《粉红小书》，这是童话月刊，然后逐渐搞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小说，发表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库柏(1789—1851)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二六年。莫希干人是过去住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印第安人。，《尼古拉斯·尼古尔贝》《尼古拉斯·尼古尔贝》，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拉瓦雷德的五个苏》《拉瓦雷德的五个苏》，法国作家保尔·迪瓦(1856—1915)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九四年。。儒勒·凡尔纳过于沉着冷静，我更喜欢保尔·迪瓦写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但赫哲勒丛书的作品，不管作者是谁，我都非常喜欢。这是一些小小的舞台，金色流苏的红封面好似幕布，照在侧面的阳光宛如成排的脚灯。多亏了这些魔盒——而不是夏多布里昂排列整齐的诗句——我初次领略了美。每当我打开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便忘记了一切。我是在念书吗?不是，简直是陶醉：我消失了，继而出现的是手持标枪的土著人，荆棘丛林，一个头戴白盔的探险者。我显圣了，用灿烂的光轮照亮了阿乌达美丽而忧郁的双颊和费莱阿斯·福格的颊髯。美妙的小阿乌达脱颖而出，真的成了奇迹，令人赞叹不已。在这些五十厘米的舞台上出现了十全十美的幸福，没有主子和颈圈指牲畜的颈圈或奴隶的锁链。的幸福。我认识的这个新世界乍一看好像比我熟悉的旧世界更令人不安，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抢劫，杀戮，血流成河。印第安人，印度人，莫希干人，霍屯督人劫持姑娘，捆绑姑娘的父亲，发誓要让他死在最残忍的折磨之下。这是十足的恶。但很快，恶就在善的面前俯首帖耳地投降了。下一章，一切又都恢复正常。勇敢的白人把野蛮人杀了个落花流水，割断捆绑那位父亲的绳索，终于使父亲与女儿拥抱团聚。只有坏人才死，也死几个很次要的好人，算是为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再说死的样子并不可怕：双臂成十字倒下，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圆窟窿；如果在枪还没有发明的时代，那么，有罪过的人就“死在剑下”。我很喜欢那个漂亮的姿势，想像着刀光剑影，剑刺入胸膛，如同切入黄油，剑头从不法之徒的背部出来，他瘫倒在地上，却没有流出一滴血。有时人死得离奇可笑，譬如《罗兰的教女》中的那个撒拉逊人。他骑着战马直冲到一个十字军骑士的马上，骑士狠狠朝他脑袋正中砍了一马刀，活生生把他自上而下劈成两半。居斯塔夫·多雷居斯塔夫·多雷(1832—1883)，法国绘画家、木刻家、画家、雕刻家。的一幅插图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场面。多么有趣啊!两个半拉躯体往两边分开，倒下去，在马镫周围构成两个半圆形，战马受惊，直立起来。有好几年，我一看到这幅木刻画，就情不自禁地笑得流眼泪。结果我悟出：敌人虽然可恨，但毕竟是无害的，因为敌人的阴谋计划总不能得逞。尽管敌人诡计多端，不遗余力，到头来仍然是善的事业得益。我发现，每当秩序恢复，随之而来的就是晋升，英雄们受奖赏，得到高官显爵，受到尊敬，获得金钱。由于他们英勇奋战，一片土地被征服了，一件艺术品从土著人手中骗来，运送到我们的博物馆里。姑娘热恋着救她性命的探险家，最后以有情人结为眷属告终。这些画报书籍培育了我内心深处的幻影：乐观主义。
这些读物我很长时间都是偷着看的。甚至用不着安娜—玛丽提醒，我心里就明白这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因此对外祖父闭口不提。即使我腐化堕落，放荡不羁，出没妓院，也不会忘记真正的我应该留在圣殿里。何必为一时误读一点不正经的书而惊动外祖父呢?但卡尔最后还是抓住了我，他对两位妇人大发雷霆。她们趁他喘息的片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我见到画报和探险小说，垂涎三尺，死皮赖脸要买，她们能拒绝吗?这个巧妙的谎言把我外祖父难住了。是我，是我一个人勾搭浓妆艳抹的淫荡女人，欺骗了“高龙巴”。我，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埃利亚桑，即拉辛(1639—1699)的剧本《阿塔莉》中的人物。王子埃利亚桑被长老若亚德从他继母阿塔莉的屠刀下救出，藏在庙宇内。他长大成人后，在长老们的协助下，成为犹太人的国王，最后处死了阿塔莉。，骨子里则下流至极。任他选择吧，要么我不再预言，要么他得尊重我的癖好，并且不要追根究底。夏尔·施韦泽，倘若是父亲，大概会点一把火将这些东西烧个精光。可他是外祖父，他只能好不伤心地宽大为怀，我也就知足了。我继续安静地过着双重生活，直至今日，从未间断过。我更愿意念《祸不单行》《祸不单行》，法国一套侦探小说丛书名。，而不乐意读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后加入英国籍。在数理逻辑方面，特别在真值表和真值函项等理论方面有过贡献。。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尊重我的小学教师的理由

在我的空中孤岛上，我是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但一旦把我置于庶民之中，我就一落千丈，降为最后一名。
外祖父决定让我到蒙田公立中学蒙田公立中学属中小学十年一贯制的学校。注册入学。一天早上，他带我去见校长，并向他吹嘘我的聪明才智。我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智力大大超过了年龄。校长是个通情达理、有求必应的人。我直接上了八年级，心想这下可以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起了。然而，事与愿违，经过第一次听写之后，我外祖父立即被校方找去。他回来的时候气急败坏，怒不可遏，从皮包里取出一张胡乱涂写、墨迹斑斑的纸，往桌子上一扔，这便是我交的听写作业。校方请他注意看我的书写，仅“野兔喜欢百里香”一句，没有一个字写对的，因此校方竭力使他明白：我应该上十年级预备班。母亲看到我的“野兔”，禁不住大笑起来，外祖父狠狠瞪了她一眼才制止了她的笑声。于是他责怪我故意不肯好好写。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受到他的训斥，然后他宣布人们低估了我，第二天他就让我退学，并跟校长闹翻了。
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的失败并不使我伤心：我是神童，仅仅不会书写而已。再说，我对离群索居并不感到厌烦，更喜欢继续干我的坏事。我甚至失去了改邪归正的机会：外祖父请了一名巴黎小学教员给我私人授课，他几乎每天都来。外祖父专门给我买了一套小办公桌椅：一张木制的书桌和一张长椅。我坐在长椅上，李埃凡先生来回走着给我听写。他长得很像樊尚·阿里奥尔樊尚·阿里奥尔(1884—1966)，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47—1954)。。外祖父说他是共济会会员。他以正派人接近鸡奸者时那种既害怕又厌恶的心情对我们说：“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用拇指在我的手心里画共济会的三角共济会会员俗称三点兄弟，他们书写时爱用缩写F∴(单数)，FF∴(复数)，把三点连起来则成为三角，作他们的代号。。”我很讨厌他，因为他忘了疼爱我：我想他把我看做学业上落后的孩子，其实这并非没有道理。他后来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对谁说了我的坏话吧。
我们在阿卡雄住过一段时间，我上了市镇小学。外祖父出于他的民主原则才让我上这样的小学，但他要求校方把我跟群氓子弟隔开。他把我托付给小学教师时说：“亲爱的同行，我把我最珍贵的宝贝很信任地托付给您。”巴罗先生留着山羊胡子，带着夹鼻眼镜。他来我们别墅喝过麝香葡萄酒，声称得到一个中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对他的信任感到十分荣幸。他让我坐在靠近讲台的一张专设的课桌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不让我离开他的身旁。这种特殊照顾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至于我的同学们，那些“老百姓的子弟”，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我想他们大概无所谓吧。他们吵吵闹闹，我厌烦透了。在他们玩杠子的时候，我待在巴罗先生身旁无所事事，感到十分高雅。
我有两条尊重我的小学教师的理由，一是他要我好，二是他出气很粗。成年人应当长得很丑，满脸皱纹，惹人讨厌。当他们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虽感到有点厌恶，却满乐意克服这点厌恶情绪。这证明德行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我也有淳朴平淡的乐事：跑跑，跳跳，吃糕点，抱吻我母亲细嫩喷香的皮肤，但我更重视跟成年人混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种费劲的快乐。对我来说，成年人的威信与他们引起的反感是不可分的，我认为令人厌恶就是认真精神的体现。我冒充高雅的人。当巴罗先生俯身对着我的时候，他的呼吸使我感到既难受又美滋滋的。我做出巴结他的样子，吸着这位德行齐全者令人不快的气味。一天我发现学校墙上写着一条标语，走近一瞧，上面写着：“巴罗老头是个狗屁。”我大惊失色，呆若木鸡地站着，心跳得几乎炸裂，害怕极了。“狗屁”，这是多么丑恶的字眼啊!这是麇集在下等词汇中的肮脏字眼。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能与之打交道；这个短小而粗鲁的字眼像蛆虫那样面目可憎，看一眼就够叫人恶心的了。我决不肯念出声来，哪怕轻声念也不行。这个被钉在墙上的蟑螂，我不愿意它跳到我嘴里，化成黑色肉酱，咕噜咕噜地钻到我喉咙底下去。如果我装作看不见，它也许会钻进墙洞里去吧。于是乎，我把目光移开，却看到非常下贱的称呼：“巴罗老头”。这更使我惊恐不已，不管怎么说，“狗屁”一词，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家，管人叫“某某老头”，指的是园丁，邮差，或女佣人的父亲，总之是穷苦的老年人。有人竟把我外祖父的同行、小学教师巴罗先生，看成是穷老头。准是有人头脑里盘旋着这个错乱的、罪恶的想法。在谁的脑子里呢?也许在我的脑瓜里吧。念了亵渎神明的标语不就足以成为渎圣者的同谋吗?我好像觉得有个疯子在嘲笑我的礼貌，嘲笑我对别人的尊敬，嘲笑我的热忱，嘲笑我每天早晨脱帽问候“您好，老师”时所感到的快乐。同时又觉得这个疯子便是我自己。肮脏的字眼和肮脏的思想充塞了我的脑袋，譬如说，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放声大喊“这个老畜生臭得像头猪”呢?于是我轻轻地说道：“巴罗老头真臭!”这一下，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我哭着逃开。第二天我恢复了对巴罗先生的尊敬，对他的硬领和蝴蝶领结肃然起敬。但当他俯身看我的作业本时，我把头转过去，屏住了呼吸。
第二年秋天，母亲主张领我上布蓬私立小学。每天得爬木头楼梯，进入二楼的一间教室。孩子们成半圆形集合在一起，静悄悄的；教室后面，母亲们一本正经地靠墙坐着监督老师。教我们的那些可怜的姑娘，首要的义务，是给我们这些神童平均分配赞美词和好分数。如果她们之中有谁稍微表示不耐烦或对一个好的回答表示过分的满意，布蓬小姐们就会失去学生，而这位教师就会丢掉饭碗。我们足足有三十个神童，但似乎从来没有时间互相搭话。一下课，每个母亲便粗暴地把自己的孩子拽走，匆匆离去，从不打招呼。上了一个学期，母亲让我退学了，因为学不到东西。再说每次轮到表扬我的时候，她邻座的女人们眼睛都逼视着她，让她厌烦透了。玛丽—路易丝小姐是个金发姑娘，戴着夹鼻眼镜，在布蓬小学一天教八节课，但工资少得可怜，不够度日。她同意到家里来给我个别授课，当然是瞒着学校领导干的。她有时中止听写，深深叹几口气，以便减轻一点心头的重压。她对我说，她厌倦死了，她的生活孤独得可怕，要是有个丈夫，她愿意牺牲一切，什么样的丈夫都行。可她最后也被打发走了，硬说她什么也没有教会我。我猜想，主要因为我外祖父觉得她晦气。这个正直的人不拒绝减轻不幸者的痛苦，但讨厌把他们请到家里。而且他做得很及时，玛丽—路易丝小姐已经开始使我气馁了。我满以为工资是与功绩相称的，那么既然人们对我说她值得称赞，为什么付给她的钱那么少呢?只要有个职业，人们便是可敬的，自豪的，人们为劳动而感到幸福。那么她既然有机会一天工作八小时，为什么谈起自己的生活时直诉苦，好似得了不治之症呢?当我谈到她的苦衷时，外祖父便哈哈大笑，说是她长得太丑，没有哪个男人要她。我可不笑，难道有人生下来就注定倒霉吗?如果是这样，人们以前对我撒了谎。事实上，世界不是一切皆有秩序，而是表面的秩序掩盖着不可容忍的混乱。如果有人及时把这层表面的秩序挑开，我的苦恼早就烟消云散了。夏尔·施韦泽后来给我请了一些比较得体的教师，太得体了，以致我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十岁，我单独一人跟一个老头和两个女人待在一起。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

我的为人，我的性格，我的名字都是成年人决定的。我学会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我是一个孩子，就是说一个他们带着自己的悔恨所创造的怪物。即使他们不在我的跟前，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他们的目光和日光交织在一起，我每跑一步，每跳一下，都遵循着他们用目光所规定的模范孩子的标准，并继续由他们的目光来确定我的玩具和天地。在我漂亮而清澈的小脑袋里，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思想在转动，但无一不受到他们的牵制，连一点躲藏的地方也没有。然而在天真烂漫的外表下却融入了一种难以言传、没有固定形状和确切内容的信念。这种信念搅乱了一切。我成了一个伪善者。不学习别人演戏，自己怎么演得出来?我这个人，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这是因为我生来有缺陷，我既不能完全理解又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便求助于成年人。我要求他们确保我的价值，结果我在虚伪中越陷越深。既然必须讨人喜欢，我便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不过维持不了一会儿。我到处装作天真烂漫和神气活现的闲散模样，窥伺着良机。每当我以为抓住了良机，便摆出一副姿态，但总觉得这种姿态靠不住，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外祖父在打盹儿，身上裹着花格子毛毯。我瞥见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藏着赤裸裸的粉红双唇，颇令人难堪。幸亏他的眼镜滑了下来，我赶紧跑过去捡。他惊醒了，把我抱在怀里，于是我们演出了一场动人的天伦之爱，但这已不再是我所追求的了。那么我欲求什么呢?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也许我想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做窝呢。我走进厨房，宣布我要拌生菜，于是我听见一片欢呼声，欣喜若狂的笑声：“不，小乖乖，不是这样!把你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啊，对啦!玛丽，帮他一下!你们瞧瞧，他搅拌得多好啊!”我是一个做假的孩子，拎住生菜篮拌生菜只是做做样子，但我感到我的动作已变成了丰功伟绩。演喜剧使我避开了世界和大众，我只看到角色和小道具；我小丑般地博取成年人的欢心，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忧虑当回事呢?我真挚而急切地听凭他们摆布，以致对他们的意图毫不理会。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他们是我的观众，一排脚灯把我和他们隔开，使我孤傲至极，但这种孤傲很快变成了焦虑。
糟糕的是，我怀疑成年人在跟我演戏。他们对我说的话似糖果般的甜蜜，而他们之间说话时则完全用另一种语调。不过有时他们也打破神圣的默契。譬如，我撅着嘴装出最可爱的样子。这是我拿手的动作，但他们用真嗓门儿对我说：“一边玩去吧，小乖乖，我们在谈话呢。”还有几次我觉得他们在利用我。譬如，母亲带我去卢森堡公园，跟家里闹翻了的爱弥尔舅舅突然出现在我们跟前。他神情忧郁地望着他妹妹，冷冰冰地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你，而是想看看小宝贝。”他说，我是家中惟一纯洁的人，只有我没有故意伤害过他，没有听信闲言碎语谴责过他。我笑了，很不好意思自己有那么大的威力，居然能在这位郁郁寡欢的人心田里点燃起爱的火焰。但很快兄妹俩议论开他们的正经事，互相一一列举自己的冤屈。爱弥尔抱怨夏尔，安娜—玛丽为夏尔辩护，但不时作些让步；后来他们谈起路易丝。我待在他们的铁椅子中间，被他们遗忘了。
外祖父是一位左派老人，他却以自己的行为给我传授右派的格言：真情实况和无稽之谈是一码事；扮演激情就能感受激情；人是有礼仪的生物。如果我当时已经到了懂这些格言的年龄，随时都可能加以接受。人们让我相信，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演滑稽剧，互相引逗发笑。我乐意当喜剧演员，但要求当喜剧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关键时刻，我却无影无踪了。我发现我在喜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假主角”。我有台词，也经常出场，但没有“自己的”戏。一言以蔽之，我陪成年人排练台词。夏尔恭维我，为的是逃戏。一言以蔽之，我陪成年人排练台词。夏尔恭维我，为的是逃避他的死神。我欢蹦乱跳，使路易丝感到赌气有理，而使安娜—玛丽感到处于卑贱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我的话，她的父母照样会很好地收养她，她也用不着对妈咪战战兢兢；没有我的话，路易丝照样能发牢骚；没有我的话，夏尔照样可以对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塞万峰，对着流星，对着别人的孩子赞叹不已。我只是他们不和或和好的偶然因素，其深刻的原因在别处：在马孔，在贡斯巴赫，在蒂维埃，在一颗生垢的年迈的心里，在我出生以前遥远的过去。我为他们体现家庭的团结和原有的矛盾，他们运用我非凡的童年使他们各得其所。我十分苦恼，因为他们的礼仪使我确信，没有无故存在的事物，事必有因，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在宇宙中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当我确信这一点时，我自己存在的理由则站不住脚了。我突然发现我无足轻重，为自己如此不合情理地出现在这个有秩序的世界上感到羞耻。
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这位可敬的过客本应该给我灌输自尊，有了自尊，我便可以确立生活的权利。生我者本可以决定我的未来：如果我一生下来就决定让我将来进综合理工学院，那么我便一世有保障，无忧无虑。即使让—巴蒂斯特·萨特知道我的归宿，他也已经把这个秘密带到西天去了。我母亲只记得他说过：“我的儿子将来不要进海军。”由于没有更明确的指示，从我开始，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如果我父亲给我留下了财产，我的童年就会大变样，我就不写作了，会变成另一种人。地产和房产给年轻的继承人照出他自己稳定的形象。他走在他的砾石路上，触到他的阳台的菱形窗玻璃，仿佛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他自己，他把财产的稳定不动变成他灵魂的长存不朽。几天前，在一家饭馆里，老板的儿子、七岁的小男孩，对女出纳嚷嚷：“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主人。”好一个大丈夫!在他这个年龄，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我稍微胡闹一下，母亲便轻声在我耳边说：“当心点!我们可不在自己家啊!”我们从来都不在自己家，住在勒戈夫街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我母亲改嫁后依然是这样。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一切的一切都借给了我，使我始终悬在空中。这个世界的财富反映着所有者的本质，而我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既不稳定又不持久。我不是父业未来的继承人，钢铁生产不需要我。总而言之，我没有灵魂。
倘若我跟我的躯体相处融洽，那就十全十美了。然而，躯体与我，我们结成了奇特的一对。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问自己是谁，他的身体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得不到合理解释的境遇反倒证明他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为饥饿和随时可能死亡的危险确立了他生存的权利：他为不死而活着。而我，我既不富也不穷，既不能自认为是天生的幸运儿，也不能把我的种种欲望看成是生活的需求。我只是尽消耗食物的义务而已。上苍有时(难得)恩赐我好胃口(不厌食)。我没精打采地呼吸着，懒懒散散地消化着，随随便便地排泄着。我生活着，因为我已经开始生活了。我的躯体，这个好吃懒做的伙伴，从来没有粗暴和野蛮的表现，只有过一连串轻微的不舒适，是一种娇气。但这正是成年人所希望的。那个时代，一个高贵的家庭至少必须有一个娇滴滴的孩子，我正好是这样的孩子，因为我生下来就想着要死。人们观察我，给我摸脉，给我量体温，强迫我伸出舌头。“你不觉得他脸色不太好吗?”“这是灯光照的缘故。”“我向你肯定他瘦了!”“不，爸爸，我们昨天还给他称过体重呐。”在他们讯问的眼光下，我感到我变成了一件东西，一盆花。末了，他们把我塞到被窝里，里面热得使我呼吸都感到困难。我把躯体和身上不舒服混为一谈，两者之间，我不知道哪一个叫人讨厌。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西蒙诺先生

西蒙诺先生是我外祖父的合作者，每星期四跟我们一起吃中午饭。我很羡慕这个四十来岁的人。他有姑娘般的面颊，小胡子油亮油亮的，头发染得很漂亮。为了不使谈话冷场，安娜—玛丽问他是否喜欢巴赫，是否喜欢海和山，是否觉得故乡难忘，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先思考一下，在内心的情趣花坛里寻找一番。等找到所要求的答案之后，就用很客观的声调向我母亲叙述，一边向她点头致意。多么幸运的人啊!我想，每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准是满心喜悦，犹如站在高山之巅清点着属于他的山峰、山脊和山谷，然后舒坦地伸伸懒腰说道：“这正是我，完完全全的西蒙诺先生。”当然，别人问我时，我也很能高谈阔论一番我的爱好，甚至讲得有声有色，使人确信无疑。但我孤独一人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根本认不准我到底爱好什么。我的爱好需要确定，需要推动，需要注入生气。我甚至没有把握到底喜欢烤牛里脊还是喜欢烤小牛肉。要是我也有突出的面貌，有悬崖峭壁般的率直品行，我愿意奉献一切。皮卡尔夫人非常得体地用时髦的词汇谈起我的外祖父，她说：“夏尔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说：“他是不可多得的。”听到此话，我感到自己毫无希望了。卢森堡公园的小石子，西蒙诺先生，栗子树，卡尔妈咪，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我却不是。我既无惯性，又无深度，更无不可捉摸性。我是白纸一张，永远是透明的。自从我听说西蒙诺先生，这个硬如铁板的塑像式人物，居然还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时，我妒火中烧，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天是节日，实用语言学院里人很多，在奥埃尔煤气灯晃动的火光下，我母亲演奏肖邦的乐曲，人们不时鼓掌。大家奉我外祖父的命令，一律讲法语，他们讲法语时调子慢腾腾，喉音很重，夹着过时的优雅词句，带着清唱剧夸张的口气。人们搂抱我，我从一个人的手里飞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脚不着地。这时外祖父坐在最高荣誉的席位上庄严宣布：“今天这里缺少一个人物，他就是西蒙诺。”我心里受到极大的震动，紧紧贴在一个德国女小说家的怀里，又从她的怀里脱身出来，躲到一个角落里。顿时仿佛客人们消失了。我看到在一片嘈杂声中屹立着一根擎天柱：西蒙诺先生，无血无肉的西蒙诺先生。他的缺席奇迹般地美化了他。全院师生远未到齐。有些学生病了，有的人借故不来，但这些人不来无关紧要，不足挂齿。惟独西蒙诺先生不在要大书特书。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这间坐满了人的屋子犹如挨了一刀，出现了一个空缺。我惊叹至极，一个人居然有既定的地位，他的地位。大家的等待形成了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看不见的肚子，突然之间，他好像能从这个肚子里再生出来。不过，要是他真的在一片欢呼声中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甚至夫人们纷纷拜倒在他面前，吻他的手，我也许会从醉醺醺中清醒过来：肉体的出现总是多余的。作为童男，其本身必定是纯而又纯的，保持着一尘不染的透明性。既然命中注定我每时每刻处在某些人中间，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并且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多么想使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想念我，如同水、面包、空气那样使他们感到不可缺少。
这个愿望每天都挂在我的嘴上。夏尔·施韦泽认定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以便掩饰内心的焦虑。他活着的时候我觉察不到他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焦虑，只是现在才有所感受。他的同行们个个顶天立地。在这些顶住天的阿特拉斯巨神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之一，曾反抗主神宙斯，攻打奥林匹斯山，失败后被罚在世界极西处用头、手顶住天。中，有语法学家，语史学家，语言学家，例如里昂—冈先生和《教育学杂志》的主编。外祖父谈起他们时总用教训人的口吻使我们明白他们的重要性：“里昂—冈很称职，法兰西学院应有他的一席地位。”或者，“舒雷尔老了，但希望不要傻头傻脑地让他退休，否则学院的损失将不可估量。”这些老人都是无法替代的。他们要是死亡，欧洲将服丧，甚至可能回到野蛮时代，而我周围都是这些老人。我心想，如果能听到一个奇迹般的声音宣布：“这个小萨特很称职，如果他死了，法国的损失将不可估量。”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视瞬息为永恒，就是说无所事事，而我却想马上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阿特拉斯巨神，永生永世的阿特拉斯。我甚至不肯设想也许经过努力才可以变成阿特拉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权利。我需要有一个高级法院，下一道法令恢复我的权利。但到哪儿去找法官呢?我的家庭法官们由于他们蹩脚的表演已经身败名裂了，我拒绝他们的审判。但我找不着别的法官。
我是一条惊慌而发呆的害虫，无法无天，既无理智又无目标。我躲进了家庭喜剧里，在里面转圈，奔跑，从一场骗局转到另一场骗局。我闭眼不看自己不争气的躯体，闭口不谈软弱无力的知心话。我转啊转，如同陀螺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我这个惊恐失色的小喜剧演员变成了一只呆头呆脑的小动物。母亲的好友们对她说我郁郁寡欢，发现我有时呆着出神。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笑着对我说：“你一向高高兴兴，唱唱笑笑的!有什么不满意啊?你要什么有什么呀!”她说的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是不忧愁的。但他像国王一样无聊，像狗一样无聊。
我是一条狗，打哈欠，流眼泪，感觉到泪水滚滚而下。我是一棵树，风攀住我的枝杈，轻轻摇曳着。我是一只苍蝇，沿着一块窗玻璃往上爬，滚了下来，又往上爬。我有时感到蹉跎的时光抚摸着我，但更经常的是，我感到时光停滞不动。胆战心惊的时光凝滞了，把我吞没，不过时光虽则凝滞，还有一息尚存。有些人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时光一扫而尽，有些人用新鲜的时光代替之，但一样的徒劳无功。然而，这种厌倦却被称为幸福。我母亲老对我说，我是小男孩中最幸福的。确确实实啊，我怎么能不信她的话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被弃置不顾。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存在这种说法，其次我也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关怀备至。但这正是我生命的脉络，快乐的依托，思想的内容。
我见过死神。死神在我五岁的时候窥伺过我。晚上，她在阳台上徘徊，把她的丑脸贴在玻璃窗上。我见过她，但什么也没敢说。有一次在塞纳河畔伏尔泰路上遇见了她。这是一个又高又大的疯癫女人，上下一身黑。我经过的时候，她嘟嘟囔囔地说：“这个孩子，我要把他放到我的口袋里。”还有一次，死神以洞穴的形式出现，那是在阿卡雄。卡尔妈咪和我母亲带我去拜访杜邦夫人和她的儿子、作曲家加勃里埃尔。我在别墅的花园里玩，心里很害怕，因为人家告诉我说，加勃里埃尔病得厉害，快要死了。我学骑马玩，但不怎么起劲，只在房子周围蹦蹦跳跳。突然，我瞥见一个黑咕隆咚的窟窿：打开的地窖。我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当时怎么忽然感到特别孤独和恐怖，一阵眼花目眩，我转过身，大声叫喊着逃跑了。那个时期，我每天夜里在床上与死神相会，这已成了一种仪式：我必须朝左侧睡，脸向着床背后的过道。我战战兢兢地等着，她在我面前出现了，瘦骨嶙峋，手持长柄镰刀，完全是传统的死神形象；然后我获许翻身，朝右侧睡，等死神走后，我才安安稳稳睡觉。在大白天，死神乔装打扮，变化多样，但我认得出她。母亲一旦用法语唱《桤木之王》这支歌，我就赶紧塞住双耳；念了《酒鬼和他的妻子》，害得我六个月没有打开《拉封丹寓言》。死神这个臭女人，她倒无所谓，居然藏到梅里美的故事《伊尔的美神》里去了，正等着我读这篇故事，伺机跳出来掐我脖子哩。不过，葬礼和坟墓倒没有使我不安。大概在那个时期，我的萨特祖母病倒，死了。在她临死前，母亲和我接到电报，我们去了蒂维埃。人们不让我接受祖母漫长而不幸的生命寿终正寝的地方。为了不使我闲着，他们临时给我想出一些有教益的游戏，但统统沉浸在悲哀的气氛里，使人感到厌烦。我玩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拼命想做出默哀的样子，但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当我们送殡到公墓的时候，我并没有动感情。人不在世反倒增添了光彩：去世不等于死亡，老太太只不过变成了盖墓石板而已。我觉得挺有意思：这里发生了蜕变，肉身一经蜕变，就永远存在了。总之，我感到自己好像堂而皇之地变成了西蒙诺先生。由此我一向喜欢，现在仍然喜欢意大利公墓：墓石是经过雕琢的，全然是巴罗克风格的塑像，墓碑上一个圆框镶着死者生前的一幅照片。我七岁的时候经常遇见逼真的无鼻死神，但从来没有在公墓遇见过。死神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人影或一场恫吓。人影的形象疯疯癫癫，恫吓的形式则是这样的：黑咕隆咚的大嘴随时都可能张口把我吞没，甚至在大白天，在最灿烂的阳光下。任何东西的背面都是阴森可怕的。当人失去理智的时候，会看到可怕的情景，死就是极度地失去理智和完全陷入恐怖之中。我经历过恐怖，其实就是患了真正的神经官能症。如果追根究底，事情大概是这样：我是备受溺爱的孩子，天赋很高，常常感到家庭仪式这种所谓不可缺少的东西是生造出来的，因而我的无用感就更加明显了。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因此应该消失。我始终处于即将消亡前昙花一现的黯淡状态。换言之，我被判了死罪，随时都可以对我执行死刑。但我竭尽全力拒不服罪，并非我留恋我的生命，正相反，恰恰不留恋，只是生活越荒诞，死亡越痛苦。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运动

上帝本可以把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那样我就能成为画有十字的杰作了。一旦确信自己在宇宙大乐团中的地位，就会耐心等待上帝给我揭示他的意图和我存在的必要性。我揣测着宗教信仰，希望得到宗教信仰，这是救命良药啊。如果人们不让我有宗教信仰，我就自己创造出宗教信仰来。当然，人们没有拒绝，我受到信奉天主教的熏陶后，得知万能的上帝创造出我是为了他的荣耀，这已超过了我的奢望。但后来人们教我读谈论上帝的流行书籍，我从中认不出我的灵魂所期待的上帝：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创世主，而得到的却是一个大老板。两者其实是一码事，但我原来不知道，所以我为虚伪的偶像服务并不很热心，并且官方的教义使我失去了寻求我自己信仰的兴趣。多么幸运啊!信赖和忧虑使我的灵魂成为播种宗教信仰的理想土壤：如果不发生上述这场误会，我有可能成为修道士哩。
大资产阶级在受到伏尔泰怀疑宗教的思想影响之后，孕育了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运动。这场缓慢的运动，进行了一个世纪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的家也受到了影响。如果这种信仰没有普遍受到削弱，信奉天主教的外省小姐路易丝·吉尔明要嫁给一个路德教教徒可能还得多费一番周折。自然，我们家人人都信教，但这是出于谨慎。在孔布爱弥尔·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一九○二年任内阁总理。内阁之后七八年间，公开不信教的人情绪激烈，言谈放肆。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一个怪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人们不敢请他吃晚饭，怕他“出言不逊”。他是一个狂热者，受到层层禁忌的包围。他拒绝在教堂里下跪，拒绝在教堂里嫁女儿，拒绝在教堂里哭哭啼啼。他立志以自己纯洁的品行来证明自己学说的真谛。他拼命折磨自己，不让自己幸福，至死得不到安慰。他虽到处宣扬没有上帝，却言必称上帝，其实这是一个上帝狂。简言之，这是一位有宗教信念的先生，而信教者则没有宗教信念。两千年来基督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基督教普及到每个人，人们希望在教士的目光中，在半明半暗的教堂里，看到基督教的信念闪闪发光，从而使他们的灵魂受到照耀，而谁也不需要对之身体力行。这是公共的遗产。上流社会相信上帝，为的是不理会上帝。看来，宗教是多么宽宏大量啊!宗教听凭你自己做主：基督教徒可以逃避望弥撒，但可以给他的孩子们举行宗教婚礼，可以取笑圣絮尔皮斯教堂的“迷信品”，也可以在唱《罗恩格林婚礼进行曲》理查·瓦格纳(1813—1883)的三场四幕歌剧《罗恩格林》中的歌曲。时热泪滚滚。他不必在生活中做出榜样，也不需要在绝望中死去，更不会死后被焚化。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的家庭里，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为了享受法国甜蜜的自由时所用的冠冕堂皇的修饰词罢了。我像许许多多人一样接受洗礼，为的是保护我的独立；如果拒绝受洗，人们就担心我的灵魂会受到侵犯，一旦入了天主教，我便自由了，便是一个正常人。人们说：“至于将来吗，他爱干什么就随他自己吧!”所以人们认为培养信仰比失去信仰要困难得多。
夏尔·施韦泽的喜剧演员气质太重了，他需要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观赏者。但除了在关键时刻，他并不想念上帝；他确信在死的时候能找到上帝，所以在生活中把上帝撇在一边。出于对我们失去的两个省的忠诚，加之为了表示他一直保持着反教皇主义的兄弟们的粗犷豪放，他私下里少不了一有机会就对天主教教义嘲笑一番。他在饭桌上说的话很像路德的言论。他总提起卢德卢德位于上比利牛斯省。圣女贝纳黛特(1844—1879)生于卢德。她的幻觉引起人们对卢德的朝圣，朝圣日期是四月十日。，说什么贝纳黛特看见过“一个女人换衬衣”，还说什么有人把一个瘫痪者扔到圣池里，等人家把他捞起来时，他已“两眼翻白”了。他讲述圣人拉勃尔的生活，说他满身长虱子；讲述圣女玛丽·亚拉科克的生活，说她用舌头舔病人的屎尿。这些瞎话帮了我的忙，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倾向于超脱人世间的财富。何况我也没有任何财富，这种一无所有使我感到惬意，我不用费劲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因为神秘主义适用于流亡异乡的人，也适用于多余的孩子。为了把我投向神秘主义，本来只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向我解释圣徒的行为就行了；我向来钦慕圣洁，很容易上钩。但外祖父一劳永逸地使我对圣洁失去兴致，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圣人们醉心于他们疯疯癫癫的行为，这使我恶心。他们对躯体残忍的蔑视使我害怕。圣人们古怪的行为不比那个穿着无尾常礼服跳入海里的英国人更有意义。我外祖母听着这些故事，装出很生气的样子，说她丈夫是“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她拍拍他的手指以示警告。但她脸上挂着宽容的微笑，这使我彻底看破了她，她什么也不相信，只是由于怀疑一切，才使她没有成为无神论者。我母亲谨慎地抱着不介入的态度。她有“她自己的上帝”，只求她的上帝悄悄地安慰她。一场辩论在我的脑子里进行着，但是已不太激烈；另一个我，即我的黑影兄弟，无精打采地否定了所有的信条。我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新教徒，把批判精神和顺从思想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我好比当头挨了一捧，其结果不是教义的冲突，而是外祖父母对宗教的冷漠把我引向不信宗教。不过，我当时还信神：我穿着衬衣跪在床上，双手合掌，每天做着祈祷。但我想念上帝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母亲每星期四领我到修道院院长迪比多斯办的学校去，我坐在陌生的孩子们中间听宗教教理课。外祖父早已先入为主地向我灌输他的思想，以致我把神甫看成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虽然他们是我信奉的宗教的圣职人员，但他们比牧师更使我感到陌生，他们的道服和独身使我敬而远之。夏尔·施韦泽很敬重迪比多斯院长——一个有教养的人，很了解他的为人。但他如此公开地反教权主义，以致我跨进大门时，感到如临敌阵。至于我本人，我倒不讨厌教士。他们对我讲话的时候，总是和颜悦色，笑逐颜开，一脸聪明、慈祥的神情，他们有着无限深情的目光。这种目光，我在皮卡尔夫人和我母亲那些懂音乐的女友们眼睛里见到过，是我特别欣赏的。我外祖父则讨厌教士，并通过我表现出来，首先是他出主意，把我委托给他的朋友、那位修道院院长。但每星期四傍晚，我这个小天主教徒被带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总不安地仔细打量我，在我的眼睛里寻找教皇主义在我身上所取得的进展，少不了要取笑一番。这种暧昧的状况维持不到六个月就结束了。一天，我交给老师一篇论耶稣受难的法语作文。这篇作文在家里备受赞扬，母亲还亲手抄写了一份，但在学校里只得了二等奖。这次失望非同小可，使我更不信宗教了。接着我生了一场病，加上放假，便没有回到迪比多斯学校去，开学的时候，我要求干脆不去算了。以后好多年，在公开场合我跟万能的上帝还保持着联系，但在私下里，我已停止和他打交道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玩火柴，烧着了一小块地毯。我正在掩盖我的重罪，突然上帝看到了我，我感到脑子里和手上都有上帝的目光，弄得我在浴室里团团转，我已暴露无遗，成了一个活靶子。但愤怒拯救了我，上帝如此粗鲁和冒失使我怒火万丈。我辱骂神明，像外祖父那样嘟囔：“什么上帝，去你妈的，真是活见鬼!”从此上帝再也不看我了。
我以上说的是使命未完成的故事。我需要上帝，人们把上帝给了我。我接待上帝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找他。上帝没有在我心里扎根，只在我身上无声无息地待了一阵子，然后就死亡了。今天当人们跟我谈起上帝时，我毫无遗憾地打诨，用一个老风流重逢一个迟暮的美人作比喻：“五十年前，如果没有那场误会，如果没有那次误解，如果不发生那起使我们分离的意外事情，我们之间也许会发生点什么关系。”
但什么关系也没有发生。不过我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妙。外祖父对我的长头发很恼火，向我母亲说：“这是一个男孩子，你想把他变成女孩子呀。我不愿意我的外孙变成一个没有男子气的人。”安娜—玛丽硬顶着。我想，敢情她乐意我真的是一个女孩子呢。要真的是这样，她那童年般的不幸日子会好过得多。但上天没有成全她，她便自作安排：把我打扮成天使的模样，看不出是男是女，外表上像女孩的样子。她温柔可亲，从她的言传身教，我学到了温存。再加上我的孤单，我变得很文静，躲着一切激烈的游戏。我七岁那年，一天外祖父忍不住了，抓着我的手说带我散步去。我们刚拐过街角，他便把我推进一家理发店，对我说：“我们将让你母亲意想不到地高兴一下。”我非常喜欢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家这类事情层出不穷。譬如，捉弄人的或好意的故弄玄虚，意想不到的礼物，戏剧性的新发现，接着是拥抱亲吻，凡此种种成了我们生活的基调。我的阑尾被切除的时候，母亲瞒着卡尔，怕他着急，其实他未必会焦急不安。我舅舅奥古斯特出钱付了手术费。我们从阿卡雄偷偷出来，躲进库勃瓦一家诊所。手术的第二天，奥古斯特来看我外祖父，对他说：“我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他说得郑重其事，但语调和蔼可亲。卡尔摸不着头脑：“你再娶了!”我舅舅微笑着回答：“不是，一切都很顺利。”“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这类戏剧性的小事在我儿时生活中屡见不鲜。我亲切地望着我的环形鬈发串串沿着塞在我脖子上的白围巾滚落下来，掉在地板上，怪诞地躺着，失去了光泽。我理了短发，凯旋而归。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两件记忆犹新的事情

我听见的却是惊讶声，没有人来拥抱亲吻，母亲躲进自己的房间哭泣：人家用一个小男孩换走了她的小女儿。更为糟糕的是，我漂亮的鬓角鬈发原先一直在我的耳边翩翩起舞，在我母亲看来，这很能遮盖我丑陋的眼睛，当时我的右眼已经开始模糊了。她不是不承认现实，甚至外祖父也为此惊讶得目瞪口呆：人家好端端交给他一个漂亮的小宝贝，他还回来的却是一只癞蛤蟆，这使得他以后再也无法赞不绝口了。妈咪瞧着他，感到很有趣，只是说了声：“卡尔神气不起来了，他驼着背萎靡不振。”
安娜—玛丽出于好心向我瞒着她伤心的原因。到十二岁那年我强烈地感觉出来了。我很不自在，经常发现我家的朋友们向我投以忧虑或困惑的目光。我的观众越来越挑剔了。我不得不费尽心机，尽量演出拿手好戏，结果演得很不自然。我着实感受到一个衰老的女演员的痛苦，我发现别人倒能够讨人喜欢。曾经发生过的两件事情，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九岁那年，一天下着雨，在努瓦塔布尔镇的旅馆里我们有十个孩子在一起玩，好像十只猫装在同一个袋子里，好不热闹。为了给我们找点事干干，外祖父同意给我们编写并导演一个有十个人物的爱国剧本。我们这一帮人中年龄最大的贝尔纳扮演斯特罗索夫老头。这是一个善良而性情粗暴的老人。我扮演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剧情是：父亲选择去法国，我偷偷越过边境去找他。我外祖父为我精心安排了充满英雄气概的台词。我伸出右臂，低着头，把神圣的脸颊藏到自己的肩窝里，低声道白：“永别了，永别了，我们亲爱的阿尔萨斯。”在排演的时候，大家说我演得动人极了，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很自然的。演出在花园里举行，舞台设在两排卫矛树丛和旅馆的墙之间，父母们坐在藤条椅子上观看。孩子们玩得开心极了，可谓欣喜若狂，只有我例外。我深信这出戏的成败掌握在我的手里。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诚，我千方百计演得讨人喜欢。我认为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太做作了。大家普遍认为贝尔纳演得最好，他不怎么过肆渲染。我懂得这一点吗?演出结束，由他进行募捐。我悄悄跟在他后面，趁他不防，一把抓住他的假胡子，拽下来捏在我手里。这算得上头牌名角儿心血来潮的动作，想引起哄堂大笑。我感到十分得意，摇晃着战利品，欢蹦乱跳。但大家并没有笑。母亲抓住我的手，生气地把我拉得远远的。她很伤心地问我：“你怎么搞的?假胡子多么漂亮!大家一致称赞好看!”外祖母匆匆赶到，她转告我们刚听来的话：贝尔纳的母亲说我嫉妒了。“你瞧，这是爱出风头的好处!”我赶紧溜走，跑到我们的房间，站在带镜的衣橱前面，久久地做着鬼脸。
皮卡尔夫人认为孩子什么书都可以读：“一本写得很好的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害的。”以前当着她的面，我曾要求看《包法利夫人》，我母亲用她悦耳的嗓音说：“哦，如果我的小宝贝在他这个年龄就读这类书籍，赶明儿他长大了该怎么办呢!”——“我就照着做呗!”这句回嘴获得最真诚和最持久的赞扬。皮卡尔夫人每次来看望我们，必提起这件事。我母亲带着得意的责怪口吻喊道：“喔，布朗什!请您快别这么说，您要把他宠坏的。”我既喜欢又鄙视这个苍白肥胖的老女人。她是我最好的观众，听到通报她的到来，我感到精灵附身似的：我梦见她的裙子掉下来，看到了她的臀部，这算是对她的灵性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吧。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她送我一本红皮面的手册，切口是涂金的。那天外祖父不在家，我们待在他的工作室里，妇女们激动地谈论着。由于正在打仗，她们谈话的调子比一九一四年还低沉，一股黄黄的脏雾粘在窗户上，散发出熄灭的烟丝味儿。我把本子打开一看，非常失望，因为我希望这是一本小说，或短篇故事，原来是个记事手册，在五颜六色的纸上，同样的调查问题表有二十份之多。她对我说：“回答这些问题，让你的小朋友也来填写，将来都是你美好的回忆。”我认为这是给我一个机会显露奇才，我要立即大显身手。于是我在外祖父办公的地方坐下，把手册放在垫板吸墨纸上，拿起塑料杆的笔蘸到红墨水瓶里，开始写起来。这时她们交换着乐滋滋的眼色。我一跃腾空而起，超越了我心里要说的话，追逐着“超过我年龄的答案”。不幸，调查的问题不帮忙，表上净是一些关于我爱好或不爱好之类的问题。例如，问我喜欢什么颜色啊，最喜爱什么香味啊。我无精打采地杜撰着我的爱好。突然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什么是你最大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成为一个战士，为死者报仇。”我太激动了，不等写完，就跳到地上，急于把我的作品交给她们看。她们的目光打起精神，变得敏锐起来。皮卡尔夫人戴上眼镜，我母亲从她的肩上俯身去看，两个人同时狡黠地伸伸嘴唇，然后一起抬起头来：我母亲的脸涨得通红，皮卡尔夫人把手册还给我：“我的小朋友，你知道，只有由衷地回答才能引起兴趣。”我感到无地自容。我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她们需要的是有奇才的儿童，我却显示出高尚的品行。我的不幸在于这些夫人没有亲人在前线，在她们恪守中庸之道的心灵上，英豪是没有地位的。我赶紧躲开，跑到一面镜子前面做鬼脸去了。
这两次做鬼脸，如今想起来，当时无非是想保护自己。我用脸部肌肉运动来刹住羞愧迅速外露，然后把我的不幸推到极端，由此把我从不幸中解救出来。为了不丢脸，我赶紧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干脆抛弃讨人喜欢的手段，以便忘记我曾用过乃至滥用过这种手段。为此目的，镜子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让镜子向我表明我是一个丑八怪，如果镜子能做到这一点，我辛酸的内疚就会变成恻隐之心。但主要是因为失败使我看清我的奴性，于是乎我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为的是不让奴性发展，为的是与人们断绝关系，并使人们抛弃我。上演恶的喜剧为的是跟善的喜剧针锋相对。从前扮演埃利亚桑，现在扮演加西莫多加西莫多，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丑陋的打钟人。了。我歪嘴扭鼻子，皱眉斜眼睛，使我的脸变了样，用毁自己的容貌来抹去我以前的微笑。
我的病越治越糟糕：为避开荣誉和丢脸，我企图躲进孤独的个性中去。但我没有个性，在自己身上只发现令人吃惊的呆板。在我眼前，一只水母撞倒在鱼缸的玻璃上，有气无力地蜷缩成环状，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夜降临了，镜子里浮现的黑云慢慢聚拢，吞没了我的身影。我的替身已被夺走，只剩下我自己。在黑暗中，我感到迷离恍惚，听到声和怦怦的心跳声。啊!一头活生生的野兽，最可怕的野兽，惟一使我害怕的野兽。我拔腿逃跑，重新到亮光下上演我丧失神采的天使角色，但白费心机。镜子使我明白我本来并不讨人喜欢，其实这一点我心里始终是清楚的。这以后，我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受大家宠爱

我受大家宠爱，但每个人又把我推回来，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东西。七岁的时候，我才求助于自己，但我自己还不存在；我好比空无一人的玻璃宫殿，为新生的时代反映出它的烦恼。我新生，为的是满足我对自己极大的需要；直到那时，我有的只是沙龙小狗的虚荣；我被逼到非自尊不可的时候，变得傲慢自大起来。既然没有一个人把我当回事儿，既然谁都不要我，那么我就自命不凡地要成为天下不可缺少的人。还有什么更妙的呢?还有什么更蠢的呢?的确，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在座位上睡着了，检票员把我摇醒：“您的票呢?”我不得不承认没有票，也没有钱当场补票。于是乎我开始为我的过错辩护：我把身份证忘在家里了，甚至，不记得是怎么蒙过检票员的检查，但承认偷偷溜进了车厢。我非但没有对检查员的权威表示异议，反而对他履行的职责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他未检查之前，我已经屈从他的裁决了。我卑躬屈膝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局势完全倒过来才能得救。于是我透露我肩负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去第戎，这关系到法国，也许关系到全人类。从这个新的角度看问题，可能在这整列火车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有权利占一个位置。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项最高的命令与一项具体的规定发生了矛盾。但如果检票员擅自中断我的旅行，他可能引起严重的纠纷，其不堪设想的后果也许会落到他的头上，所以我恳求他三思而行：在维持一列火车的秩序的借口下，把全人类推进混乱之中是否明智?这就是自尊：无耻之徒的辩护词。持票的旅行者才应该老实点呢。我不知道是否能胜诉，反正检票员默不作声。我重新申述我的理由，只要我在讲话，便相信他不会强迫我下车，就这样，我们面对面，一个不吭一声，另一个滔滔不绝，而火车把我们带向第戎。火车、检票员和轻罪犯，在我身上熔于一炉，另外还有第四者，那就是组织者，其愿望只有一个：欺骗自己，哪怕一分钟也好，忘记自己所创建的一切。家庭喜剧帮了我的忙，家人称我为天才，这是闹着玩的，我也不是不知道。由于我备受同情，往往眼泪汪汪，但心坚如钢，我要成为一件正在寻找收礼人的有用的礼物，把自己献给法国，献给世界。至于具体的人，我才不在乎呢。不过，既然非要跟人打交道不可，我还能使人们高兴得流泪，这说明世界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欢迎我的。你们会想我未免太自负了吧，不，我是没有父亲的孤儿，既然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充满着自尊和不幸。我被一股激情推到世上，一味往善的方向发展，前后关系是很清楚的：母爱的温存使我变得懦怯，孕育我的那个粗野的摩西不在人世，使我的生活单调乏味，外祖父的宠爱使我自命不凡。我纯粹是个物品，倘若我能相信家里上演的喜剧，那么我献身于受虐狂再合适不过了。但不可能，家庭喜剧只使我表面上激动，骨子里却冷若冰霜，不以为然。我对成套的喜剧形式反感至极，憎恶幸福的昏厥，憎恶懒散，憎恶自己过分受抚摸、过分受宠爱的躯体，我在反对自己时找到我自己，我立意自尊和残忍，反过来说，我变得宽宏大量了。宽宏大量，如同它的反面：吝啬和种族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而分泌的香膏，到头来使我们中毒而死。为了逃脱被人弃置不顾的命运，我为自己选择了资产阶级最不可救药的孤独，即造物主的孤独。请不要把这当头一闷棍与真正的反抗混为一谈：人们奋起反抗嗜杀成性者，而我只有施恩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施恩人的同谋哩。况且是他们把我称为神童的，我只不过把受我支配的工具用于其他目的罢了。
上述的一切都是在我头脑里发生的。既然别人把我看做想像中的孩子，我就以想像来自卫。如今当我回顾六岁至九岁时的生活时，印象最深的是我智力活动的连续性，其内容经常变化，但纲领是不变的。一开始我上场太早，于是退到屏风后面藏起来，正当世界静悄悄地要我脱颖而出的时候，我恰好再生了。
我最初编的故事无非是《青鸟》此处《青鸟》指瑞典作家帕尔·阿泰尔博姗(1790—1855)写的童话故事。，《穿靴子的猫》《穿靴子的猫》，著名童话作家佩罗(1628—1703)的作品，与之齐名的，还有《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等。，以及莫里斯·布肖写的童话的翻版。这些故事在我的眉宇之间、脑门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后来我敢于修改这些故事了，给自己在故事里找到了一个角色，从此故事改变了性质。我不再喜欢仙女，仙女在我周围已经太多了，此时丰功伟绩代替了仙国美景。我成了英雄，把我的媚态一扫而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取悦于人，而是使人折服。我抛开了家，把卡尔妈咪、安娜—玛丽从我的幻想中清除出去了。我对做做手势、摆摆姿态厌倦了，决意幻想出瑰行壮举来。我杜撰了一个艰难困苦和难以忍受的天地，即《唧唧叫》、《了不起》中的天地，保尔·迪瓦小说中的天地；我不杜撰自己一无所知的劳动和需求，而代之以惊险。但我从来不敢触动既成秩序：确信自己生活在最美好的社会里。我给自己确定的职责是把坏蛋从这个社会中驱逐出去。我既是警察，又是施刑者，每天晚上都要献祭一帮强盗。我从来没有发动过预防性战争和惩罚性远征。我杀人不为取乐，亦非因为发怒，而是为了使姑娘们死里逃生。这些弱不禁风的人儿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她们需要我呀!显而易见，她们不能指望我的帮助，因为她们不认识我。但我把她们抛入极大的风险之中，除了我谁都救不了她们。当土耳其近卫军挥舞他们的弯形大刀时，一片呻吟声掠过沙漠，悬岩对沙子说：“此地缺一个人，那就是萨特。”就在此刻，我拨开屏风，挥舞快刀，人头纷纷应声落地，我在血河中诞生了。钢铁带来的幸福!我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我每次诞生都是为了消亡。女孩子被我救了之后，投入当总督的父亲的怀抱，于是我走开，不得不重新成为多余的人或去寻找新的凶手。杀人凶手倒总能找得着。我作为现成秩序的捍卫者，把我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上，把邪恶闷死在我的怀里。邪恶消亡我亦消亡，邪恶再生我又再生。我是一个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我暗中行侠仗义，外表上却不露声色。我依然奴颜婢膝和极力巴结，要丢开已养成的德行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每天晚上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日复一日的滑稽戏收场。我赶紧跑上床，草草做完祷告，便滑进被窝里去了。我急于想再横冲直撞地干一番。在黑暗中我衰老了，变成一个孤独的老年人，没有父母，无家可归，几乎连姓名都没有。我在一幢熊熊燃烧的房顶上行走，手中抱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妇女。在我的下面，人群高喊着，楼房眼看快倒塌了。此时我用预言家的口吻脱口而出：“请听下回分解。”母亲问道：“你说什么?”我谨慎地回答：“我暂停一下。”事实上我已经睡着了，在危如累卵的气氛中睡着了。这种不安全感挺有趣儿。第二天晚上，我很守约，又跑到屋顶上，又是熊熊烈火，这一回是死定了。不料，我突然发现一条承溜，前一天晚上却没有注意到。我的上帝，我们得救了!但我怎么样才能抓住竖管往下滑而又不松开我珍贵的负荷呢?有了，这位年轻的妇女苏醒了过来，我把她扛在背上，她的双臂紧搂着我的脖子。不，不好，经过考虑，我还是让她重新昏迷不醒，哪怕她对自己被救稍微做出一点点贡献，我的功劳就等于减少了。巧得很，我脚边有一根绳子。我把受难者牢牢缚在我这个营救者的身上，剩下的事便很简单了。高贵的先生们——市长、警察局长、消防队长——热烈接待我，拥抱我，亲吻我，给我颁发勋章。我失去了自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地位很高的人物抱吻起来太像我外祖父了。于是我把全部故事抹去，重新开始：事情发生在夜里，一个姑娘喊救命，我冲入混乱之中……请听下回分解。我冒着生命危险，迎接英雄壮观的时刻，使我这只偶然降到人间的动物变成荣膺天命的过客。但我感到胜利之后反倒活不下去似的，我太幸福了，等第二天再来一次吧。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和安娜—玛丽去电影院

一个大有希望成为神职人员的无知小学生居然做起冒失鬼的梦来，人们不免感到惊讶吧。儿童身心不宁是因想像而引起的，平息这种身心不宁并不需要流血。难道我从来没有希望成为一名英勇的医生，拯救深受鼠疫或霍乱之害的同胞吗?没有，我承认从来没有过。但我既不残忍也不好战，如果本世纪初的年代使我成为“史诗诗人”，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吃了败仗的法国，全国上下充塞着假想的英雄，他们假想的丰功伟绩安抚着法国人的自尊心。在我出生前八年，西哈诺·德贝拉克爱德蒙·罗斯唐(1868—1918)的五幕诗体喜剧《西哈诺·德贝拉克》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最流行的戏剧作品之一，主人公西哈诺·德贝拉克爱吵架，好动武，夸夸其谈，假充好汉。“像红裤军乐队那样大吹大擂”。不久，自负而被害的小鹰爱德蒙·罗斯唐的五幕诗体剧《小鹰》(1900)的主人公是拿破仑的儿子小鹰，他青年时代奢望光宗耀祖，但被德军俘虏。他企图越狱逃脱梅特涅的控制，结果事败身亡。问世，很快就使人们忘记法绍达事件法绍达是旧城市名，今称科多克，位于苏丹上尼罗省。一八九八年该城的归属问题引起一场英法外交风波。法军从刚果出发，走旱路先占该城，自六月十日插上法国国旗，英军走尼罗河水路，九月十八日才到达。开始法国拒绝撤军，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英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法国屈服，整个尼罗河盆地从此割让给英国。。一九一二年，我对这些上层人物一无所知，但和他们的模仿者倒是经常打交道的。非常喜欢黑社会的西拉诺，即阿塞纳·吕班阿塞纳·吕班是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人物，神出鬼没的小偷典型，外表极有绅士风度。在勒布朗的很多小说中出现过。，但我不知道他之所以力大无穷，敢于冷嘲热讽，表现出十足的法国聪明才智，正是由于我们在一八七○年惨败丢脸的缘故。民族的好斗性和报复思想使所有的孩子都变成复仇者。我也跟大家一样成了一个复仇者。爱开玩笑和喜欢摆军人威风，这些战败者不可容忍的缺点吸引了我，我把流氓无赖先嘲笑一番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但战争使我厌倦了，我喜爱经常到我外祖父家来的温和的德国人，只对个人之间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兴趣。在我没有怨恨的心中，集体力量起了变化，我运用集体力量来培养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管它呢!反正我已被打上烙印了。在这动刀动枪的时代，我之所以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做史诗，因为我是失败国的子孙。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在我死亡之前，我将用史诗般的理想主义来补偿我本人没有遭受过的侮辱，补偿我本人没有忍受过的耻辱，补偿早已归还给我们的两省的失陷。

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永远忘不了他们观看的第一场戏，代表他们的作家自告奋勇记述当时的情景。幕布一拉开，孩子们以为身临宫廷之中，但见一派金碧辉煌，大红绛紫，炉火熊熊，浓脂厚粉，夸夸其谈，尔虞我诈，这一切使犯罪也显得颇为神圣。孩子们从舞台上看到贵族复活了，而贵族恰恰是由他们的祖父们杀害的，幕间休息时，层层楼座的观众给他们提供了社会的形象，人们把包厢里袒胸露臂的女人和活着的贵族指给他们看。孩子们回到家里，直着眼发愣，精神萎靡不振，但心中暗暗盘算着将来有朝一日也能主持隆重的场面，成为儒尔·法弗尔、儒尔·费里、儒尔·格雷维式的人物。儒尔·法弗尔(1809—1880)，法国律师、政治家、国防政府成员(1870)。儒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曾对小学教育做出过贡献，但他是法国殖民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和组织者。儒尔·格雷维(1807—1891)，曾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79—1887)。我看我的同代人不一定讲得出首次看电影的日期，因为我们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一个与传统隔绝的世纪。这个世纪以它粗俗的举止与以往的世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新艺术，即庶民艺术，预示着我们的野蛮这种诞生在盗贼巢穴之中的艺术却被政府部门列入市集娱乐，以下等人的举止出现，使道貌岸然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娘儿们和孩儿们的娱乐。母亲和我是电影迷，但我们很少想到这种艺术，从来也不谈起：当人们不缺面包的时候，难道会谈论面包吗?当我们觉察到它的存在时，它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了。
下雨的日子，安娜—玛丽问我想干什么，我们久久犹豫不决，马戏场，夏特莱剧场，电力公司俱乐部，蜡人馆，不知去哪儿好，最后我们装出随便去一个地方的样子，决定到一家电影院去。我们打开房门，外祖父已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问道：“孩子们，你们上哪儿去啊?”我母亲回答：“去电影院。”他皱起眉头，母亲赶紧补充道：“去先贤祠电影院，很近嘛，只穿过苏弗洛街就行啦。”他放我们走了，但耸了耸肩膀。第二个星期四他对西蒙诺先生说：“您瞧瞧，西蒙诺，您是一个庄重的人，请您想想，我女儿居然带着我外孙去看电影，您理解吗?”西蒙诺先生用随和的语气回答道：“我从来不去电影院，但我的妻子有时倒是去的。”
电影已经开场了。我们跟着女引座员，跌跌撞撞摸着走，我感到自己像个偷渡者。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一束白光穿过大厅，白光中灰尘在欢蹦乱跳，烟雾在翩翩起舞，空中鸣响着一架钢琴的声音二十世纪初的电影是无声片，放映时带有钢琴伴奏。，紫色的梨指太平门上的梨形灯。在墙上闪闪发亮，消毒剂的气味直冲我的嗓子眼。在这挤满人的夜晚，这些梨和气味弄得我迷迷糊糊，我仿佛在吞食那些太平灯，全身都充满了它们的酸甜味儿。我的背蹭过一双双膝盖，坐到一张吱嘎作响的椅子上，母亲往我屁股底下塞一条折叠起来的毯子，把座位垫得高高的。我终于集中注意力望着银幕，看见一片白垩般的荧光，密密实实的光线好似暴雨蒙住了闪烁的风景，自始至终不断下着大雨，甚至在大太阳下或在屋里室内也是大雨滂沱，不时一颗小行星似的火球穿过一位男爵夫人的客厅，而她却若无其事。我很喜欢这种大雨，喜欢这种在墙上发生的忐忑不安。钢琴师弹起了《芬格尔洞》序曲门德尔松所作的著名序曲之一，又名《赫布里底岛》。，观众都懂得罪犯快出现了。男爵夫人害怕得要命，她美丽的容貌变成炭黑色，最后让位于淡紫色的字牌：“上集完”。立刻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哪儿?在一所学校里?在一个机关里?一点儿装饰也没有，只见一排排折叠式座椅，座位下露出弹簧，四周的墙壁涂着赭石颜料，地板上到处是烟头和唾沫。大厅里乱哄哄的，人声嘈杂，观众大声说话，女引座员叫卖英国糖果。母亲给我买了一些，我把糖果放到口袋里，因为我还在咂摸太平灯的滋味。人们揉着眼睛，个个头昏眼花的样子，士兵是这样，本区的女佣人也是这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嚼着烟草，披散着头发的女工大声笑着，所有这些人都不属于我们的阶层，幸亏在这片黑压压的人头中不时出现令人欣慰的高筒礼帽，这才使人放下心来。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讨厌繁文缛节

我已故的父亲和外祖父是剧院三楼楼厅的常客。他们对剧院中划分等级的繁文缛节兴致颇浓：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时，应该按三六九等把他们分开，要不然就会鱼龙混杂，面目不清了。电影院则相反，观众混杂在一起，好像不是为了娱乐欢庆而是发生了一场灾难才聚集在一起的。在电影院里礼节被取消了，这反倒显露出人们之间真正的关系，即依附关系。我讨厌繁文缛节，喜欢聚集的人群。我看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聚集，但这样毫无掩饰，这样摩肩擦背不分彼此，这样如梦后初醒的状态，这样暗自意识到做人的危险，后来只有一九四○年在D区十二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D区集中营关押战俘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萨特被俘后曾被关押在那里。才重新感受到。
我母亲索性大着胆子带我去通俗喜剧院，例如基内拉马剧场，戏剧游乐园，滑稽歌舞剧院，戈蒙大剧院——当时人们称跑马场。我看过《小丑》、《幽灵》、《马西斯特的功绩》、《纽约的秘密》这四种均为根据侦探小说或惊险故事拍摄的无声电影，其中苏韦斯特(1874—1914)写的侦探小说《幽灵》最为著名。，但这些地方的金碧辉煌很令我扫兴。滑稽歌舞剧院，这个由剧院改建的电影院，硬是保留着原先庄严隆重的气派：直到最后一分钟金穗帷幕还挡着银幕，等重重敲三下地板方始开场，乐队演奏序曲，幕布升起，灯光熄灭。我很厌烦这种不伦不类的繁文缛节，这种发霉过时的排场，这一套讲究必然使剧中人物更加远离观众。在楼厅里，在顶层楼座上，我们的父辈受到刺眼的吊灯和刺鼻的天花板油漆的侵袭，绝不可能也决不愿意相信戏剧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只在剧院受到接待而已。至于我，我宁愿就近看电影。在本区放映场那种虽不舒适却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我悟出这种新艺术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大家的。从思想上来说，我和电影艺术是同时代的产物：我七岁时，已经会念书；电影诞生已十二年，却还不会说话。听人说，电影方兴未艾，前程远大，我心想我们可以共同成长喽。我没有忘记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当人们给我一粒英国糖果时，当一位妇女在我身边抹指甲油时，当我在外省旅馆厕所里闻到某种消毒剂的气味时，当夜间乘火车我仰望着车厢顶上的紫色照明灯时，我仿佛在眼里，在鼻中，在舌上重新感觉到这些早已消失的放映室里的灯光和香味。四年前，我经过芬格尔洞穴附近的海面，正遇上狂风大作，我仿佛听到了钢琴声。
既然无法接近神道，我便崇拜起魔法来：电影。电影的表象变化无常，我却反常地喜欢这种变幻莫测。这种涓涓细流似的连续不断，既是整体又是零星，由整化为零。我观看从一堵墙上掠过瞬息万变的幻景，万物的立体形状消失了，扰乱着我身心的一块块庞然大物的形状消失了。作为幼稚的唯心主义者，我为万物能这样无止无休地缩小而高兴。后来每当看到立体的东西发生移动和旋转时，我便想起银幕上图像的移动和变幻。我实在喜欢电影，连它平面几何的图像都喜欢。从黑白两色，我可想像出黑白本身所包含的其他五光十色，而且只肯跟内行的人略谈一二。我为看到了平日人们不愿让人看见的事物而欣喜若狂。更使我喜欢的是，我的英雄们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并非哑巴，因为他们能使人明白自己的意图。我与他们通过音乐来沟通思想，音乐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声音。被迫害的无辜女子通过音乐表达的痛苦比诉说或表演更为感人。她通过旋律深深打动了我，犹如道出她的肺腑之言。我通过银幕上的字母读到人物之间的对话，了解到她的希望和辛酸，但通过耳朵突然发现了她强忍着的悲痛。我受到了感染，这位在银幕上哭泣的年轻寡妇虽然不是我，但她和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足以使她的眼泪润湿我的眼睛。我仿佛成了预言家，却又什么也不能预言：叛徒出卖以前，他的滔天罪行我已经感觉出来了；当宫殿里还是一派宁静的时候，阴森森的和弦已经预示凶手快出场了。这些骑士、火枪手、警察，他们是多么幸福啊，音乐预告他们前程似锦，他们主宰着局势。一支连绵不断的乐曲水乳交融地陪伴着他们的一生，引着他们走向胜利或走向死亡，随后乐曲也逐渐消失。众人期待着英雄，他们是遇难的姑娘，将领，埋伏在森林中的叛徒，被捆绑在炸药桶旁的伙伴——他忧心如焚地眼看着引爆线在燃烧。引爆线在迅速燃烧，处女向劫持者绝望地反抗，英雄在大草原上骑马飞驰。所有这一切形象纵横交错，迅速异常，台下演奏着根据《浮士德的沉沦》改编的钢琴曲《沉沦》《沉沦》，指法国作曲家柏辽兹(1803—1869)所作的四章传奇剧乐曲。，琴声阴森凄凉，形象与音乐浑然一体，表现着一个东西：命运。英雄下马着地，熄灭了引爆线，叛徒向他扑去，于是展开短刀搏斗。决斗的波折紧密配合着音乐的铺展，其实都是一些假风波，掩盖不了人世间既定的秩序。最后一刀正好落在最后一个和弦上，皆大欢喜!我兴奋至极，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世界，达到了极乐的境地。但灯光一旦复明，我感到扫兴透了，因为我已经完全进入这些角色，跟他们休戚与共，他们消失了，他们的世界也随之覆灭。我从骨子里感到他们确实胜利了，但这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的胜利。走到街上，我又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
我决定发表己见，并且生活在音乐的旋律中。每天傍晚五点左右机会就来了。外祖父到语言专科学校教课，外祖母躲进她的房间读吉普吉普(1849—1932)，法国女作家。的书，母亲让我吃完点心，把晚饭做上，吩咐完女佣人之后，到钢琴旁坐下，演奏肖邦的叙事曲，舒曼的奏鸣曲，弗兰克弗兰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的交响变奏曲，有时在我的请求下，她也演奏《芬格尔洞》序曲。我溜进工作室，室内已经昏暗，两枝蜡烛在钢琴上点着，半明半暗，对我非常合适。我一手抓着外祖父的尺当做我的长剑，一手拿着他的裁纸刀当做我的匕首，我立刻变成一个火枪手的平面形象。有时灵感一时上不来，为了争取时间，我决定，尽管我好斗成性，剑术高超，但因肩负一项重要的使命，还得隐姓埋名。我必须挨打而不还手，竭力装出怯懦的样子。我在屋子里团团转，恶狠狠地斜着眼睛，低垂着头，脚拖着地面走路，时不时惊跳一下，不是别人刮我一记耳光，便是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但我切记不作反抗，只是暗暗记下侮辱我的人的姓名。等到一定的火候，音乐终于大作，如同伏都教伏都教，安的列斯群岛黑人的一种宗教。的仪鼓，钢琴的节奏加快，迫使我行动起来。即兴幻想曲渗入我的心田，在我的脑海里萦回，使我忘记自己的过去，给我展现未来的艰难险阻。我着魔了，魔鬼附着我的身心，摇李树似的震撼着我。上马!我既是良种牝马又是骑士，既是骑马人又是被骑者，我飞快地奔驰在荒原和田野上，就是说在工作室的门窗之间来回乱跑。“你太闹了，邻居要埋怨的。”母亲说着，但没有停止演奏，我不理会她，因为我是不说话的。我发现了公爵，从马上跳将下来，不出声地向他撇嘴，示意他是狗杂种，他勃然大怒，一声呼出他的大兵。我用剑光护身，筑成一道钢铁堤防，时不时刺穿一个士兵的胸膛。紧接着，我一转身，又变成了被砍的大兵，我倒下来，死在地毯上。然后，我又悄悄从尸体中抽身出来，站起来重新担任游侠骑士的角色。我同时扮演所有的角色，演骑士时给公爵一记耳光，然后转过身来扮公爵吃一记耳光。但我演坏蛋演不久，总是急于回到第一个重要角色：我自己。我是不可战胜的，打败了所有的人。但像我夜间编的故事一样，我总是迟迟不让自己凯旋，因为害怕随之而来的消沉。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保护伯爵夫人

我保护着一位年轻的伯爵夫人，不让她受国王的弟弟的欺凌。一场大残杀啊!我母亲已经翻过一页乐谱，快板变成了柔板，我赶紧结束屠杀，向受我保护的夫人微笑。她爱上了我，这是由音乐一语道破的，而我，也爱上了她，也许是一颗钟情的心在我身上萌发。恋爱了，该做些什么呢?我挽着她的手臂，陪着她在一块草地上散步。但这不够呀。于是被急忙召来的流氓和大兵帮了我的忙：他们向我们扑过来，一百个人对付我一个；我杀死了九十个，但另外十个人抢走伯爵夫人，扬长而去。
我忧郁的岁月开始了。爱我的女人被掳走，王国的全部警察在追捕我，我成了不法之徒，走投无路。我可怜至极：孤独一人，以剑为伴。我垂头丧气地在工作室里踱来踱去，整个身心沉浸在肖邦如泣如诉的乐曲之中。间或我回顾自己的经历，或向前跳越两三年，心想那时一切将变得好起来，人们将还我爵位封号，还我土地，还我几乎未受损伤的未婚妻，国王最终将宽恕我。但我随即又向后蹦，蹦回两三年，重新处在不幸之中。这样的时刻真叫我陶醉：假想与现实融为一体。我是懊丧的流浪者，寻求着正义，活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孩子，茫然无所适从，寻思着生活的意义，在音乐的旋律中徘徊于外祖父的工作室里。我一面扮演戏中的角色，一面利用我们的相像之处，把我们的命运搅和在一起：我确信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透过自己遇到的艰难险阻看到了通向目的地的捷径。眼下虽然卑贱，但正是通过这个卑贱的地位，我瞥见了光辉灿烂的前程。舒曼的奏鸣曲更使我深信不疑：我既是绝望的人，又是从创世那天起就拯救了那个人的上帝。能够空伤心是多么让人高兴啊!我有资格对天地万物表示不满。我领略着伤感的乐趣和怨恨的刺激，终于对胜利来得太容易而厌烦了。平日我是备受关怀的玩物，不管我想吃不想吃，总是被填得饱饱的。所以我急于过一贫如洗的假想生活，八年的极乐生活，其结果使我产生了想当殉难者的志趣。我把平日偏袒我的审判官统统换掉，换成讨厌我的审判官，他们准备不听我辩护就定我的罪，但我决意改变他们的做法，迫使他们宣告我无罪，向我庆贺道喜，给我表彰性的奖赏。我满怀激情读了二十遍格里塞利迪斯格里塞利迪斯，又名格丽雪达，相传是十一世纪时的一位侯爵夫人，贤妻的典范。薄伽丘(1313—1375)最早讲述她的故事。萨路卓侯爵为了考验妻子的贤德，对她百般虐待，但她始终百依百顺，最后侯爵对她恩情弥笃，爱宠有加，尊她为侯爵夫人。萨特在下文中多次提到她。的故事。然而，我毕竟是不爱吃苦的，不过爱让别人受苦，而且很残忍。譬如，我是无数公主小姐的保护者，但毫不拘束地想像着痛打那个与我同楼的邻居小女孩一顿屁股。这篇不值得推荐的故事有一点使我十分中意：不幸的侯爵夫人受虐待，但她以百折不挠的贤德最后使残暴的丈夫折服。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迫使审判官屈服，迫使他们崇敬我，以惩罚他们的偏见。但我日复一日地推迟宣告我无罪，因此我始终是未来的英雄，一方面我如饥似渴地想成为一尊圣体，另一方面又不断推迟这个愿望的实现。
我感受到了双重的忧伤，既是体验到的，也是假装出来的。我想这种忧伤反映了我的失望情绪：我一连串的功绩只不过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罢了。当我母亲用力弹奏《即兴幻想曲》最后几个和弦的时候，我已经迷离恍惚了，不记得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孤儿，还是没有孤儿可供保护的游侠骑士。英雄完成一项功绩又去完成另一项功绩，小学生做完一个听写又去做另一个听写，英雄也罢，小学生也罢，同样地重复自己的事，我始终被关在“重复”这座监狱里。但未来确是存在的，电影向我揭示了这一点，我一心想有一个前途。格里塞利迪斯受的气使我厌倦了。我无止无休地推迟享天福的历史性时刻是徒劳无益的，反正我创造不出真正的前途，所谓前途，只不过是推迟了的今天而已。
接近这个时期——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我阅读了《米歇尔·斯特罗戈夫》《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儒勒·凡尔纳于一八七六年发表的惊险小说。主人公米歇尔·斯特罗戈夫是沙皇的信使队长，他奉命送一份重要信件到遥远的伊尔库次克去。该城受到鞑靼人叛乱分子的严重威胁，这次叛乱是由原皇家军官伊凡·奥加雷夫煽动的。米歇尔·斯特罗戈夫不幸被伊凡手下的人抓住，受尽严刑拷打，险些被挖去双眼。小说从始至终贯穿了斯特罗戈夫大无畏的精神和绝对忠诚的品质。。我高兴得哭了：真是楷模的一生!这位军官，为了显示他的价值，不需要等到强盗来挑战，上面一道命令就把他从黑暗的虚无中唤了出来，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服从上面的意志，并为上面的胜利而献身，因为这种献身是无上光荣的：小说最后一页被翻过以后，米歇尔活活地被禁锢在他那烫金边的小棺材里了。没有一点忧虑，因为他一出现就负有正当使命；没有任何偶然性，他转战南北，始终兴头十足：他的勇气，敌人的警觉，地形的自然条件，通讯的手段，其他二十名信使，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预先布置好的，米歇尔每时每刻都在地图上留下足迹。没有重复，一切都在变化，当然他也必须不断变化。他的前途在向他召唤，照亮着他的道路；他向着一颗明星勇往直前。三个月之后，我怀着同样的激情重读了这本小说。我并不喜欢米歇尔，觉得他太听话了，但妒忌他的前途。我爱慕他身上潜藏的基督教徒的气概，而大人们一直不允许我成为基督教徒。俄国的沙皇是上帝老子天皇爷，米歇尔被一道奇怪的命令从虚空中召唤出来，他像一切圣者，肩负罕见的重大使命，战胜诱惑，排除障碍，阅尽尘世，饱尝殉道者的苦难；在得到天助被一滴眼泪的奇迹所救。——作者原注后，对他的上帝歌功颂德，在他完成任务之际，进入了不朽的行列。我认为这本书有毒，难道存在上帝的意中人吗?上帝难道事先给他们指定了道路吗?我讨厌圣洁，但米歇尔·斯特罗戈夫身上的圣洁迷住了我，因为它披着英雄主义的外衣。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对我的哑剧改动分毫，肩负使命的想法只是想入非非，犹如飘忽不定的幽魂，落实不到行动上，可是我摆脱不了它。诚然，我的哑剧中的配角们——法国各代的国王——很听我的指挥，而且只要我打一个手势，他们便向我下达命令：我是不向他们请求命令的。如果出于服从而冒生命危险，那么慷慨施予将成什么了呢?马塞尔·杜诺，这个铁掌拳击家，每星期都使我惊讶不已，他的表演姿态优雅，超过了应尽的义务。而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尽管眼睛被打坏，满身是光荣的斑斑伤痕，却很难说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我欣赏他的英勇善战，却不赞成他的卑躬屈膝，这位好汉头顶一片青天，为何要向沙皇弯腰躬身呢?沙皇吻他的脚才对呢!然而，如果不卑躬屈膝，何处能找到生存的理由呢?这个矛盾使我深深陷入困境。有时我企图回避困难：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听说有一个危险的使命，便上前跪倒在国王的脚下，恳求交给我这个使命。他拒绝了，因为我太年轻，事关重大，我不行。于是乎我忽地站起来，向他挑战，干净利索地打败他所有的侍卫。君主明白过来了：“行吧，既然你乐意，那你就去完成使命吧!”但我没有上自己计谋的当，心里明白这是硬要别人接受的。再说，所有这些王孙贵族丑八怪，早就使我烦透了：我是长裤汉长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广大群众的称呼。因当时贵族都穿短套裤，平民百姓却只穿长裤。和弑君者，我外祖父早就让我对君主抱成见，无论他们叫路易十六，还是叫巴丹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八四六年化装从阿姆古堡逃跑，穿的是泥瓦匠巴丹盖的衣服，后来他的政敌给他取绰号称他巴丹盖。。尤其因为我每天阅读《晨报》上米歇尔·泽瓦科的连载小说，这位受雨果影响的天才作家发明了共和主义的武侠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全部代表人民，他们推翻帝国，又建立帝国，然后再推翻帝国，自十四世纪就预言法国大革命。他们出于侠义心肠，保护年幼的国王或呆傻的国王不受大臣们要挟，他们还打坏国王的耳光。其中最伟大的侠客是帕达扬，他是我的师父，我无数次学他的模样，高傲地做出两条细腿站得很稳的样子，打亨利三世和路易十八的耳光。在此以后，我怎么会听命于国王呢?总而言之，我既不能给自己发委任状，以证实我在这个地球上的意义，也不能承认任何人有权向我颁发这种委任状。我继续骑马巡视，懒洋洋的，已经厌倦混战了。由于自己头上没有沙皇，没有上帝，或没有父亲，我当刽子手时漫不经心，当殉道者时无精打采，因而只能当格里塞利迪斯喽。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的双重生活

我过着双重生活，全是骗人的把戏：在公开场合，我是一个小骗子，即著名的夏尔·施韦泽那个有名的外孙；私下自个儿时，我深深陷入假想的愤慨。我假装隐姓埋名，以此来纠正虚假的荣耀。我毫不费劲地从一个角色跳入另一个角色。正当我一剑刺倒假想敌人时，门锁发出钥匙的转动声，母亲的双手突然僵住，在琴键上空一动不动。我把尺子放进书柜里，跑向外祖父，投入他的怀抱。我给他搬椅子，给他拿毛皮便鞋，对他一天的工作问长问短，不时提到他学生们的名字。不管先前我陷入多么深沉的遐想，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迷途的危险，我自如地对付着外祖父。不过我面前有一种潜在危险：我的现实生活很可能永远是双重的虚假，只是不断互相交替罢了。
我还有一种现实生活。卢森堡公园的平台上，孩子们在玩，我走近他们，他们在我身边擦过，却对我视而不见。我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们，他们是多么壮实，多么敏捷，多么健美啊!在这些活生生的英雄面前，我失去了神童的智慧，失去了渊博的知识，失去了强健的体魄，失去了舞剑的灵巧。我靠在一棵树上，期待着。只要这帮顽童的首领吼一声：“出来，帕达扬，你来扮演俘虏。”我将抛弃我的种种天赋，哪怕跑龙套也甘心情愿，哪怕扮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甚至装死人也乐意呀!可惜我没有得到这种机会。面前这帮孩子是我真正的审判者，我的同代人，我的同辈人。他们的冷淡把我打入冷宫，我再也不求他们来发现我了，我既非奇迹，也非怪物，一个引不起任何人兴趣的矮小瘦弱的人而已。可是我母亲愤愤不平，这位颀长而美丽的女子跟我这个小矮个儿在一起感到很得体，认为再自然不过了：施韦泽一家颀长，萨特一家矮小，我长得像父亲，仅此而已。她情愿在我八岁的时候还抱着我走，这样携带方便；我岁数长了，个儿仍旧矮小，但在她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然而当她看到谁都不邀请我玩时，她真心疼我，生怕我发现自己矮小而自惭形秽，其实我不尽然如此。为了挽救我失望的情绪，她装出不耐烦的样子说：“大傻瓜，你等什么呀?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玩。”我宁愿干最卑贱的事，也不愿丧失自尊去求他们。一些妇女坐在铁长椅上打毛线，她指着他们说：“你要我去跟他们的母亲说说吗?”我求她千万不要这样。她抓着我的手，我们离开了，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个人群走到另一个人群，始终是哀求的样子，但总是被排斥在外。黄昏，我回到自己的窝，回到精灵出没的圣地，沉浸在遐想中：我用咒骂和残杀一百个大兵来为我沮丧的情绪报仇雪恨。管他呢，反正事情进展得不顺利。
我的外祖父拯救了我：他无意中把我抛入了一场新的骗局，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
二写作
夏尔·施韦泽从来不把自己视为作家。但到了七十高龄，仍对法语爱不忍释，因为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学会，而且还不能运用自如。他喜欢舞文弄墨雕词琢句，不喜欢吟哦咏诵，而他那不争气的语音语调却处处使他露怯。一有空，他便挥笔成章，很乐意为我们家和学校增添光彩，每逢佳日良辰写些应时作品：新年祝辞，生日祝愿，婚宴贺词，圣查理曼节献诗；独幕剧，猜字谜，限韵诗，顺口溜；开代表会时，即席赋四行诗，德文和法文同时并举。
初夏，没等外祖父结束课程，两位妇人和我，我们便出发去了阿卡雄。他一星期给我们写三次信，每次给路易丝写两页，给安娜—玛丽写一个附言，给我写一整篇韵文。为了让我更好地领略我的幸福，母亲边学边教我诗律。有一次她们发现我在乱写韵文回信，于是赶紧催我写完，并助我一臂之力。两位妇人发信的时候，想到收信人会惊奇得目瞪口呆，不禁笑得流眼泪。回程邮班给我送来一首赞美我的诗，我再以一首诗相答。这个习惯使外祖父和外孙之间结成了一条新的纽带，两人犹如印第安人或蒙马特区为妓女拉客的人，用妇女不懂的语言狼狈为奸。家人送我一本音韵词典，我便成了打油诗人。我给薇薇写情诗，这是一个金发小姑娘，总坐在她的长椅子上，几年以后死了。小姑娘对我的情诗满不在乎：她是一个天使；但公众广泛的赞美为我补偿了她的无动于衷。我后来还找到过几首这样的诗。一九五五年科克多让—科克多(1889—1963)，法国著名多体裁作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说过，除了米奴·德鲁埃，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米奴·德鲁埃是本世纪初一个不出名的女诗人，因早熟而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天赋很快衰竭。显然，这里是科克多一句俏皮的反话。。一九二一年除了我，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我写作纯粹是装腔作势，搞虚礼俗套，冒充大人的样子；我之所以写作，因为我是夏尔·施韦泽的外孙嘛。家人让我念拉封丹寓言，我不喜欢。拉封丹的韵文写得松松散散，我决定用十二音节诗重写他的寓言。这个创举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好像受到嘲弄，从此不再赋诗。但我已是离弦之箭，干脆放弃韵文，改写散文。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从《唧唧叫》中读到的引人入胜的奇遇进行再创造，笔录下来。该是我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走出来的时候了。在神奇的遨游中，我想达到的却是现实。母亲经常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乐谱，一边问我：“普卢，你在干什么?”我有时打破沉默回答：“我在演电影呢。”确实，我千方百计想像出种种镜头，让这些镜头在真的家具和真的墙壁之间再现，如同银幕上荧荧闪烁的镜头那样明晰可见，结果白费了力气。我不能无视我的双重虚假：我假装一个假装英雄的演员。
我乍学创作，下笔成文时，真是欣喜无穷。依然是冒名顶替，但我说过，我把文字看做是事物的精髓。看到我细小而潦草的字像萤火虫似的在黯淡无光的物体上闪烁爬行时，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想像的事物成了现实。一只狮子，一名第二帝国的上尉，一个贝督因人贝督因人，居住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稀里糊涂地被命名后进入餐厅，从此永远受禁，化为文字符号。我自以为用钢笔尖把我的梦想铭刻在人间了。我要来一个本子，一瓶紫色墨水，在封皮上写道：“小说簿”。我把第一个写完的本子定名为《寻蝶记》。一个学者和一个强壮的年轻探险家以及学者的女儿逆亚马逊河而上，寻找一种珍贵的蝴蝶。内容，人物，探险的细节，甚至故事的标题，全部是从上一期季刊的一篇连环画借用的，这是肆无忌惮的抄袭，却替我解除了一切不安：既然我没有作任何杜撰，那么我写的一切必然是真实的。我并不奢望出版，但竭力使自己相信已出版的正是我要写的作品，我不写楷模以外的东西。我认为自己是抄袭者吗?不，我认为自己是独创一格的作者：我做了加工和润色呀。譬如，我想到了改动人物的姓名。这些细微的改变使我有权混淆记忆和想像。现存的句子以崭新的面貌在我头脑里重新组合，稳稳当当，井井有条，这就是所谓的灵感。我把这些句子誊写下来，在我眼前展现出密密匝匝的东西。如果人们普遍相信，作者灵感来临时已在内心深处变成另一个人，那么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灵感了。
我从来不完全相信“自动写作”超现实主义初期的写作方法，即快速地、不假思索地写作，以抒写“潜意识”。，但非常喜欢这种写作游戏，我是独生子嘛，可以自个儿玩耍。我不时搁下笔，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双眉紧锁，目光恍惚，竭力使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作家。再说，出于赶时髦，我醉心于抄袭，甚至有意走极端，下例可资印证。
布斯纳路易·布斯纳(1847—1910)，法国小说家，以写惊险小说著称。和儒勒·凡尔纳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人传授知识。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中断故事，着重描写一株毒草，一座土著人居所。作为读者，我跳过这些专题技术性描写；作为作者，我的小说充斥了这类东西，我认为要向我的同代人灌输所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富埃吉富埃吉是南美火地岛南部的一个地名。人的风俗，非洲的植物，沙漠的气候。蝴蝶采集者和他的女儿遭到意外，不幸分离了，后来意外地乘坐一条船，一起在海上遇难，他们紧紧抓住同一个救生圈，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喜出望外，一个喊“爸爸”，一个喊“黛西”。不幸，一条角鲨在周围转来转去，寻找鲜肉，越来越靠近父女俩，鲨肚在浪花间闪闪发亮。遇难者能死里逃生吗?我去找《拉罗斯大词典》Pr—Z卷，吃力地搬到书桌上，熟练地打开所需要的那一页，逐字逐句地一行行抄袭：“鲨鱼遍及热带大西洋，这种大海鱼嗜食，长达十三米，重达八吨……”我慢条斯理地抄写，懒洋洋而津津有味，感到高雅的程序已跟布斯纳相等；由于还未找到办法拯救我的主人公，我乐于沉浸在惴惴不安之中。
这种新活动注定也是一场滑稽戏。母亲对我鼓励有加，领着人到餐厅观看少年创作者伏案写作。我装作聚精会神，全然未注意到欣赏者在场。他们一边踮着脚退出去，一边轻声说我可爱、迷人至极。爱弥尔舅舅送给我一架小打字机，但我不曾使用过；皮卡尔夫人给我买了一个地球仪，供我环球旅行，不至于搞错路线；安娜—玛丽把我的第二部小说《香蕉商人》誊抄在铜版纸上，传播了出去。甚至妈咪也鼓励我，她说：“至少他乖了，不吵闹了。”幸而这种认可因受到外祖父的反对而被推迟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养尊处优”的年代

卡尔从来不允许我看他所谓的“低劣的读物”。母亲向他禀报我已开始写作，起先他非常高兴。我猜他希望我写的是我们家的编年史，一定是妙趣横生，幼稚可爱。他拿起我写的本子，翻阅了一番，撅撅嘴，离开餐厅，对我热衷抄袭报刊上无聊的东西大为恼火。自此之后，他对我的作品漠不关心了。母亲十分伤心，但执著地在他不防备的时候让他读《香蕉商人》。她等到他换上便鞋，在安乐椅上坐下，当他双手扶膝，眼睛冷冷凝视前方，静静养神的时候，她抢走我的手稿，漫不经心地翻阅，突然受到感染，自个儿格格发笑，最后情不自禁地把手稿递给我外祖父：“爸爸，你看看嘛!有趣极了。”但外祖父用手推开本子，或者看上一眼，没好气地挑剔我的书写错误。母亲慢慢害怕起来，既不敢赞扬我，又恐怕我难过，干脆不再读我的作品，闭口不谈了事。
我的文学活动虽然得到许可，但已受到冷落，处于半地下状态。然而我仍旧兢兢业业，无论课间休息、星期四当时法国小学星期四不上学，现在是星期三下午放假。、假期，或者有幸得病躺在床上，从不间断写作，记得病后初愈是我美好的时刻。我用的是一个红边黑皮本，像织挂毯一样不断地拿起又放下。我不怎么演电影了，小说代替了一切。总之，我写作是为了取乐。
我把故事情节写得复杂起来，加进了错综复杂的插曲，把我所读的东西倾箱倒箧，好的赖的，一股脑儿塞进去。故事的进展虽然受到影响，但这对我倒是一个收获，因为不得不在情节之间外加衔接。这样一来，我抄袭的程度反而减少了一些。再说，我已具备两重性。前一年我“演电影”的时候，扮演我自己，把整个身心投入想像，不止一次真以为自己全部陷进去了。当上作者，主人公仍旧是我，即在他身上倾注了我史诗般的梦幻。同时，我和他又是两个人：他不叫我的名字，我讲到他时只用第三人称。我不再借给他举止，而用文字替他塑造一个身子，如见其人。这种“间隔”的结果有可能使我胆战心惊，其实不然，反倒使我十分高兴：我乐于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他是我的玩偶，我高兴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对他严加考验，在他的胁部捅一长枪，然后照料他犹如母亲照料我，医治他犹如母亲医治我。我所喜爱的作者们多少还知道羞耻，一般中途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甚至泽瓦科米歇尔·泽瓦科是前面提到过的《帕达扬一家》的作者。书中的勇士也从来不跟二十个以上的恶棍对垒。我却把惊险小说写得更加惊险，干脆抛开真实性，把敌人增加十倍，把危险增加十分。《寻蝶记》中的年轻探险者为拯救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岳父，跟鲨鱼群浴血奋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大海变得一片血红。还是这个勇士，受伤后，逃出一个强盗所围困的大农场，双手捂着肠子，穿过沙漠，在向将军当面禀报之前，决不肯让人家缝合他的肚子。稍晚些时候，还是这个勇士，改名叫格茨·冯·贝里欣根，单枪匹马打败了一支军队。一个人对抗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准则。我这种阴郁而崇高的幻想来源于我清教徒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环境。
作为英雄，我向暴君作斗争；作为造物主，我使自己成为暴君。我从无害变成伤人。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挖掉黛西的眼睛呢?我可以像拔去一只苍蝇的翅膀那样挖掉她的眼睛。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边写道：“黛西用手捂住眼睛：她瞎了双眼。”我感到恐惧，把笔搁下：我制造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小事件，使我的名誉颇受影响。我其实并不残忍，这不，我反常的乐趣立即变成恐惧。我吊销了所有的政令，用笔大涂特涂，使人无法认清，于是姑娘双眼复明，或干脆让她从未失明，但这个反复久久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当真不安起来了。
小说中的世界也使我不安。有时候，我对写给孩子们看的冲淡了的屠杀场面感到厌倦，索性信笔写去，便在焦虑中发现各种恐怖事情都有可能出现。我发现一个面貌狰狞的世界，它恰恰否定了我强大无比的王国。我心想，一切都可能发生啊!这就是说，我能够想像一切。我哆嗦着，时刻准备撕掉自己的稿纸：我写下了不可思议的暴行。如果我母亲碰巧在我背后读到了，她一定会像抓到什么似的惊恐地大叫起来：“多么可怕的想像啊!”她会轻轻咬着嘴唇，想说话而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突然逃走了之：她的逃跑只能加剧我的焦虑。但是这跟想像没有关系。十恶不赦的暴行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像其他事情一样，在我记忆中发现的。
那个时代，西方世界死气沉沉，正是人们称之为“养尊处优”的年代。资产阶级没有明显可见的敌人，于是乎乐于疑神疑鬼，风声鹤唳，有意寻找某种忧虑，聊以解闷儿。譬如招魂术，降神术。勒高夫街二号，即我们对面的那幢楼里，有人转桌子。外祖母说，对面五楼占星师家干这事。有时她叫我们观看，我们赶巧看到几双手摁着独脚圆桌面，但有人走近窗口，拉上了窗帘。路易丝断言，这个占星师每天接待像我这种年龄的孩子，不过都是由母亲领去的。她说：“我亲眼看见他给他们做按手礼。”外祖父直摇头，尽管他反对这类名堂，但不敢嘲笑；母亲诚惶诚恐；外祖母破例地显得惊讶，不再抱怀疑态度。但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千万别介入，不会有好下场的!”当时流行神怪故事。持正统观点的报纸每周发表二三则神怪故事，以飨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读者，因为这些读者依然留恋着信仰的高雅。叙述者非常客观地报道某件令人惶惑的事情。这给实证主义提供了机会：事情不管怎样离奇，总包含着某种合理的解释吧。作者探求这种解释，发现后，忠实地向我们介绍，但立即巧妙地使我们意识到不足和浅薄。故事无非以疑问告终，让人寻味，但已足够说明阴间是存在的，这比直言阴间存在更令人生畏。
一天我打开《晨报》，不禁毛骨悚然。一则故事使我震惊，现在还记得标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夏日傍晚，一个女病人独身在农舍二楼的床上辗转反侧。一棵栗树从敞开的窗户向房间里伸进一个枝杈。楼下好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聊天，看着夜幕降临花园。突然一个人指向栗树说：“瞧!瞧!起风了吗?”大家不胜惊讶，走到台阶一看，一丝风也没有，但树叶却在颤动。就在此刻传来一声尖叫，病人的丈夫急忙奔上楼，但见他年轻的妻子直挺挺地立在床上，手指栗树，然后倒下猝然去世。这时栗树恢复了平日发呆的样子。她见到了什么呢?一定是某个疯子从疯人院逃出来，躲在树上装鬼脸吓唬人，按常情推测，不是疯子。难道有另外更合理的解释吗?但是……大家怎么没有看见他爬上树呢?怎么没有见到他爬下树呢?狗怎么没有叫唤呢?可是又怎么可能出事后六个小时在离农舍一百公里的地方抓住这个疯子呢?问题没有解答。叙述者笔锋一转，漫不经心地推断：“据林子里的人说，摇栗树枝的是死神。”我扔掉报纸，跺脚高喊：“不对!不对!”我的心跳得差点从嘴里蹦出来。一天，我在去里摩日的火车上翻阅阿歇特出版的年历，差点儿没昏厥过去：我看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版画：月下码头，一个粗糙的长钳子伸出水面，夹住一个醉汉，拖入水底。画下方有一段文字说明，结尾大致是：“醉后幻觉呢?还是地狱微开?”我怕水，怕蟹，怕树，更怕书。我诅咒刽子手，故事里充斥着他们狰狞可怕的形象，然而我却模仿他们。
当然必须有一定的时机。譬如日暮黄昏，阴影笼罩餐室的时候，我把小书桌推到窗前，焦虑油然再起。我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高尚绝伦，起先怀才不遇，后来一鸣惊人，他们对我百依百顺，正说明他们毫无定见。这时候，它来了：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的生物吸引着我，但迷离恍惚，要看清，必须把它描摹下来。我赶紧结束正在展开的奇遇，把我笔下的各种人物带到地球的另一端，一般在海底或地下，我急于让他们面临新的危险，让他们临时充当潜水员或地质学者，发现那个怪物的踪迹，跟上去，突然与它相遇。与此同时，在我笔下出现火眼章鱼，二十吨重的甲壳动物，会说话的巨蜘蛛蟹。其实这个怪物就是我这个魔童：我的百无聊赖，我对死亡的恐惧，我的庸俗和反常。当时我并没有认出自己，邪恶的东西一经问世就跟我作对，跟我勇敢的洞穴学者们作对，我为他们担忧。我的心很激动，手不由己地写下一行一行的文字，好像在念别人写的东西一样。事情往往不了了之：我既不把人物丢弃给动物，也不让人物脱身，只不过让双方交交锋而已。第二天，我留下一二页空白，把我的人物投入新的行动。离奇的“小说”，总是有头无尾，总是重新开章，或待下回分解，随意在别的标题下出现，凶杀故事，侠义奇遇，荒诞事件，词典条目，陈词滥调大杂烩。可惜这些东西全部丢失了，有时不免感到遗憾，如果当年想到保存，我便可以重温童年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相信自己“确有天分”

我已开始发现自己。我几乎什么也不是，充其量在从事一项毫无内容的活动，但这已经足够了。我逃脱了喜剧：我还没有真下功夫，便已不再演戏了。说谎人在炮制谎言中发现了自己的真相。我在写作中诞生，在这之前只不过是迷惑人的游戏；从写第一部小说，我已明白一个孩子已经进入玻璃宫殿。对我来说，写作即存在；我摆脱了成年人，我的存在只是为了写作；如果我说“我”，这指的就是写作的我。不管怎么说，反正我领略了喜悦，我是属于大家的孩子，却和自己在私下幽会。

能长期如此就好了，这样默默地坚持下去，我就会言之由衷的。但是人家把我挖了出来。我已到了习俗认为资产阶级子弟应该显示志向的年龄。别人早就告诉过我们，我那些住在盖里尼的施韦泽表兄们将像父辈一样成为工程师。事关重要，刻不容缓。皮卡尔夫人决意首先发现我额头上的征兆，她信心十足地说：“这孩子是写作的人才!”路易丝听不入耳，一笑了之。布朗什·皮卡尔转身一本正经地向她重复道：“他确是写作的人才嘛!在他，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母亲知道夏尔不鼓励我写作，生怕招惹是非，眯着一只眼睛打量我，一边说：“布朗什，是这样吗?您当真这么想的吗?”晚上，我穿着衬衣在床上蹦跳的时候，她紧紧搂住我的双肩，笑着对我说：“我的小宝宝是写作的人才!”她谨慎小心地向我外祖父转告，生怕他发脾气。他只是点了点头。但到了星期四，我听见他向西蒙诺吐露，人到风烛残年，见到天才绽露，谁也压抑不住激动。他对我的涂鸦尽管仍然一无所知，可是当着请来吃饭的德国学生，他把手按在我的头顶上，不失时机地用直接教学法向他们传授法文短语：“他有文学头脑。”每个音节咬得清清楚楚。
其实他根本不信自己说的话。怎么讲?既然坏事已铸成，如果硬性不让我写作，也许更不可收拾，可能导致我一意孤行。卡尔宣布我的天职，为的是留个后路让我回心转意。他完全不是看破红尘的人，但人老了，激情使他厌倦了，在他思想深处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冷沙漠里，我相信他对我、对家庭、对自己是心中有数的。一天我趴在他脚下看书，大家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里，这是他一手制造的。突然他心血来潮，打破寂静，好像我不在场似的，瞧着我母亲，用责怪的口气说：“要是他想靠笔杆子过日子，那就糟了。”外祖父欣赏魏尔兰保尔·魏尔兰(1844—1896)，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有一本《魏尔兰诗选》，自称一八九四年见过魏尔兰醉醺醺走进圣雅克街一家酒馆。这次相遇使他根深蒂固地蔑视职业作家。在他看来，职业作家是微不足道的魔术师，开始索取一个金路易让人赏目，末了乞讨几个苏让人看屁股。我母亲听后心惊肉跳，但没有吭声。她知道夏尔对我另有期望。大部分中学里教德语的席位由选择法国国籍的阿尔萨斯人占据，这是对他们爱国主义的奖赏。他们夹在两个民族中间，讲两种语言，因此他们的学业不正规，文化有缺陷，为此很痛苦；他们抱怨在学校里受同事敌视，受教育团体排挤。我应该成为他们的复仇人，为我外祖父报仇，因为我既是阿尔萨斯人的外孙，又是正统的法国人。卡尔让我知识渊博，走康庄大道：我将代表受难的阿尔萨斯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出色地通过获得大中学校教师资格的会考，成为堂堂的文学教授。一天晚上，他宣布要跟我进行男子之间的谈话，让娘儿们退席。他把我抱在膝上，郑重其事地跟我交谈。我从事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此话为的是不挫伤我的愿望——但我应当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文学不能糊口啊。我知道有些著名作家是饿死的吗?我知道有些作家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吗?如果我想独立自主，应当选择第二职业。教书有空闲时间，而且大学教员和文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我可以交替从事这两种神圣的职业，一方面跟大作家打交道，另一方面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学生，我从中获得灵感，可以趁韵赋诗，把贺拉斯的作品译成无韵诗。聊慰客居外省的寂寞；给地方报纸写些文学小品，为《教学杂志》写一篇出色的希腊文教学论文，再写一篇关于少年心理学的文章。等我死的时候，抽屉里放着未发表的著作：一篇颂海沉思诗，一部独幕喜剧，几页关于奥里亚克奥里亚克，法国康塔尔省首府，以名胜古迹著称。古迹的考证，既博学，又富有感情。这些足以汇集成册，将由我以前的学生精心出版。
一些时候以来，外祖父对我德行的赞赏已打动不了我了，他称我是“上天的礼物”，颤抖的声音充满慈爱。我虽然假装听着，但已经听不入耳了。那次他肆无忌惮地对我说谎，我为什么会洗耳恭听呢?出于什么误会我使他说出违背心愿的教诲呢?他的声音变了，变得生硬、严厉，在我听来，俨然成了去世的生我者的声音。夏尔有两副面孔。当他扮演外祖父的时候，我把他看做跟我一样的小丑，对他不敬；但当他跟西蒙诺先生或跟他的儿子们谈话，当他在餐桌上一语不发，用手指点作料瓶架或面包篮，让两个女人伺候时，我赞赏他的权威，尤其是食指的动作更叫我肃然起敬，他有意不把食指伸得很明显，只是半屈着在空中比划一下。使他的意图模棱两可，让两个侍女捉摸他的指令。有时，外祖母一不高兴，搞错了，把果酱盘递给了他，其实他要喝酒。我责怪外祖母：既然我对这种至高无上的愿望百依百顺，那么迎合这种愿望比满足这种愿望更为重要了。如果当年夏尔张开双臂，远远向我高喊：“这就是再生的雨果，这就是未来的莎士比亚!”那么我今天可能是机械制图员或文学教授了。他并没有这样做，在第一次以家长身份对待我时，显得闷闷不乐，由于忘记欣赏我，变得更加令人可敬。这是摩西在颁发新法令，即我要执行的法令。他在谈论我的天职时，只强调不利的一面，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确认我有此天职。如果他向我预言我的稿纸将浸透泪水，或将使我神经错乱，我的资产阶级中庸之道可能使我退下阵来了。然而他在让我深信具有天职的同时，使我明白我可以幸免令人眼花缭乱的紊乱，因为论述奥里亚克或教学法，既不需要狂热，也不需要喧嚣；至于二十世纪永垂不朽的呻吟，让别人去发泄吧。我甘心情愿永不叱咤风云，在文学领域满足于施展侍从的特长，温文尔雅，兢兢业业。至于职业写作，在我看来，似乎是成人的事，显得那么繁重严肃，那么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又那么枯燥无味，以致霎时间我深信这种事正是为我安排的。我既认为此事“不过尔尔”，又相信自己“确有天分”，与所有耽于幻想的人一样，我把幻想的破灭混淆为真理的发现。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学习观察

卡尔把我像兔子皮似的翻了个儿。我本以为写作只是为了固定我的梦境，卡尔的意思则相反，我梦想只是为了练笔：我的焦虑和我假想的激情只是我的天才施展的诡计，旨在每天把我引向课桌，给我提供适合我年龄的叙述主题，准备迎接将来有了经验和成熟之后对付大题目。我神奇的幻想破灭了。外祖父说：“唉!光有眼睛还不行，还要学会使用眼睛。你知道莫泊桑小时候，福楼拜让他干什么吗?他把莫泊桑拉到一棵树前，给他两个小时，让他把树描摹下来。”从此我学习观察。作为奥里亚克遗迹天生的颂扬者，我伤感地观看着眼前的文物：写字垫板、钢琴、挂钟将通过我未来的苦差而永垂不朽，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观察着。这是一种令人失望和悲伤的游戏。譬如，直挺挺地站在丝绒轧制的扶手椅前仔细观看。有什么可讲的呢?喏，外面套着一块绿色毛茸茸的织物，两个扶手，四只脚，一个靠背，靠背上方装饰着两个木制小松果。暂且说这些吧，以后再补充，下一回我会讲得更好，最后将对扶手椅了如指掌。将来等我描写起扶手椅来，读者会说：“观察得多仔细，多透彻，多完整!这种特征是编造不出来的啊!”真实的笔，通过真实的文字，描写真实的事物。我倘若不变成真实的我，那才叫见鬼呢。简言之，我终于明白如何回答向我要火车票的检票员了。
读者一定以为我珍视我的幸福。糟糕的是，我并未从中体验到快乐。我已经正式受命，别人好心赐给我一个前程嘛。我声明我的前程似锦，暗地里却不胜厌烦。这个书记官的差使，难道是我请求得来的吗?跟伟人们频繁接触之后，我深信作家必定享有显赫的名声；拿人们为我预言的荣耀与我身后留下的几本小册子相比，我感到受骗上当了：我真能相信子孙后代读我的书吗?他们真能狂热崇拜这么一点作品吗?真能对我自己也望而生厌的科目发生兴趣吗?有时我安慰自己说，我的“风格”会使我不被遗忘，外祖父认为斯丹达尔没有这种莫测高深的素质，而勒南埃尔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和语言学家。则具备。但这种毫无意义的话不能使我放心。
然而，我必须自我牺牲。两个月之前，我好斗剑、善竞技，这下全完了!人家责令我在高乃依和帕达扬之间选择。我撇下心爱的帕达扬，卑躬屈膝地选定高乃依。见到小英雄们在卢森堡公园奔跑角逐后，他们的健美使我沮丧，我明白我属劣等，必须公开承认自己属劣等，然后收剑入鞘，回到芸芸众生中来，重新跟大作家们为伍。他们个子矮小，我不怕。他们小时候，体格不健全，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像他们：他们长大成人后，弱不禁风，老年时患卡他性炎，在这方面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一个贵族让人对伏尔泰饱以老拳，我也许会挨某个上尉的鞭打，而此人小时候在公园里假充过好汉。
我是出于无奈才相信自己有写作才能。在夏尔·施韦泽的工作室里，在那些不成套的、破旧的、散线的著作中间，天才成了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因此，在旧制度指一七八九年前的法国封建王朝。下，很多军事院校的学生尽管命中注定只配舞文弄墨，却为了能指挥一个营而来受罪。有一个情景久久在我眼前不断出现，集中表现了名望带来的可悲排场：一张铺着白台布的长桌子，上面放着几个长颈大肚瓶橘子水和几瓶汽酒，我拿起一个酒杯，周围一些穿礼服的人——足有十五个——举杯祝我健康。这是一个租来的大厅，我猜到我们身后那一部分布满灰尘，长期无人使用。由此看出，生活对我来说，是等到晚年能主持实用语言学院一年一度的庆典，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求了。
就这样，在勒高夫街一号的六层楼上，铸下了我的命运。我和卡尔进行过无数次交谈，面对着亨利·海涅、维克多·雨果，上方是歌德和席勒，下方是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我们赶走了娘儿们，紧紧搂在一起，秘密交谈，其内容对我来说犹如对牛弹琴，但每句话却印在我的心上。夏尔措词委婉，恰到好处，让我相信我并没有什么天才。确实，我知道自己没有天才，我无所谓；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主义却成了我激情惟一的目标。这是指引内心贫乏者的火焰，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我不再敢对自己未来的丰功伟绩欢欣雀跃，再说我早已噤若寒蝉：人们想必是搞错了，要么有天才的是别的孩子，要么是我应该负起别的使命。晕头转向之余，为了顺从卡尔，我接受了小作家兢兢业业的生涯。简言之，他十分小心地防止我走文学道路，结果反倒促成了我的文学生涯。时至今日，有时心情不佳，不禁寻思，我长年累月、日以继夜地埋头写作，消耗那么多墨水纸张，抛售那么多无人请我写的书，这一切是否仅仅奢望取悦于我的外祖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五十多岁，为了执行一个早已离世的老人的遗志，深深卷入他所反对的事业中去了。
事实上，我活像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万，他感叹万分地说：“真想不到我为了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有时候我私下十分粗野，这种简便的方法有益于身心健康。粗野总是理直气壮的，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我确实不是写作的天才，人家已经让我有自知之明了，认为我读死书，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我写的书充满辛劳和汗水。我承认对那些贵族派来说我的书臭气冲鼻。我常常跟自己作对，也就是跟大家作对你沾沾自喜，别人乐于喜欢你；你攻击你周围的某个人，其他的人哈哈大笑；但倘若你解剖你自己的灵魂，所有的人就会嗷嗷叫。——作者原注，从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开始，以高血压、动脉硬化告终。我接受的命令已经缝在我的皮肉里，要是一天不写作，创伤就会作痛；要是下笔千言，创伤也会作痛。这种刺人的约束至今仍使我感到格外生硬和粗鲁，犹如史前的螃蟹，被海水冲上长岛的海滩，像煞有介事；也像螃蟹那样，幸免于时光的磨损而留存下来。我久久羡慕拉塞佩德街的看门人，夏日傍晚，他们在人行道上乘凉，跨坐在椅子上，眼睛无伤大雅地四处张望，却不负有观察的使命。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只是一台造书机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几个靠舞文弄墨卖俏的老头和一些文理不通的花花公子之外，轻而易举成才的并不存在。这是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说话用的是自身的语言，写作的语言则是非固有的，从而我推断干我们这行的人无一例外，个个服苦役，人人刺花纹。再说，读者已经看出我憎恨我的童年以及童年残存的一切。例如我外祖父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使我启蒙，使我伏案写作。如果他的声音没有化成我的声音，如果我在八岁至十岁之间没有傲慢地把所谓迫切需要的使命引为己任，尽管我是委曲求全接受的，那么我就不会听信外祖父了。

我深知我只是一台造书机。
——夏多布里昂

我差一点儿宣布弃权。卡尔勉强承认我有天资，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我的天资不够策略，其实我认为自己的天资仅仅是一种偶然性，不过这一偶然性无法给予另一种偶然性——我本人——合法地位。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唱歌，但她同样不能因此而免票旅行。至于我，我有文学天资，所以我写作，一辈子干这个好差使。不错。但是艺术失去了——至少在我看来——神圣的权力，我飘忽不定，只是稍微富足一点，仅此而已。为了使我感到必不可少，必须有人请我出山。家人曾一度让我保持这种幻想，他们一再说我是上天送来的，千载难逢，对外祖父、对母亲不可缺少。我不再相信了，感到人生多余，除非专门满足某种期待而出世。那时候我的自尊和我的孤独达到了顶点，我真想，要么一死了之，要么全世界都在盼望我。
我写不下去了。皮卡尔夫人的赞扬使我笔下的内心独白显得如此了不起，我不敢再继续写下去。等我想把小说往下写，心想总得把让我撇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挨饿的、无依无靠的一对青年救出来吧，我尝到了无能为力的痛苦。刚一坐下，我的脑袋就乱作一团，我咬指甲做鬼脸：我已经失去了童心。我重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里火烧火燎，可惜心中从未点燃过怒火。环境、兴趣、习惯养成我很听话，后来只是因为顺从过了头才造反的。家人给我买了一个“作业本”，红边黑布面，外表跟我的“小说簿”没有丝毫区别。乍一看，学校作业和个人习作合二为一了；我把作者和学生，把现时的学生和未来的教师视为一体，把搞创作和教语法看成一码事。我的笔一经社会化，便被我扔下了，整整好几个月没有再碰过。外祖父暗自庆幸，而我在他的工作室里则整天板着脸，他大概在心里盘算，他的计谋初见成效了吧。
他的计谋失败了，因为我满脑子是英雄史诗，我的剑虽则断了，我虽则重归庶民行列，但夜里经常做令人焦虑的梦：我在卢森堡公园水池旁，面对参议院大楼，必须保护一个金发小姑娘免受某个未知的危险，她很像一年前死去的薇薇。小姑娘冷静而自信，眼睛严肃地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个铁环。害怕的倒是我，我怕她落到隐蔽的强人手里。我多么喜爱她，但爱莫能助啊!至今我对她还眷恋不已。我寻找她，失而复得，把她抱在怀里，又重新失去：她就是史诗。八岁那年，正当我逆来顺受的时候，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惊，为了拯救这个死去的小姑娘，我致力于一个简单而疯狂的行动，以致改变了我的生涯：我把英雄的神圣力量偷偷地赋予了作家。
起初我得到一个新发现，确切地讲是一种模糊的回忆，因为两年前我已经有所预感，即伟大作家和游侠骑士很相像，因为两者都使人感恩戴德。对帕达扬，毋庸置疑，感激涕零的孤女泪如雨下，洒落他一手背。但按《拉罗斯大词典》和报上登的讣告来看，作家也不乏厚待，只要他们不短命，总能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感谢信。此后，感谢信源源不断，堆满他的写字台，充斥他的房间；外国人远涉重洋向他致意；他的同胞在他死后凑钱为他树纪念碑；在他的故乡，甚至在首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对感恩图报本身，我不感兴趣，太像家庭喜剧了。但有一幅木刻画使我神魂颠倒。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几小时后将到达纽约，远处可见他乘的船。岸上人群麇集，恭候着他，人人张大口，挥舞帽子，孩子们夹在当中喘不过气，此时人群好似独雁、孤儿、寡妇，由于心目中的人不在而显得黯然寂寞。我喃喃自语：“这里独缺一人，此人就是狄更斯!”泪水润湿了我的眼睛。然而，我暂且不管结果，直接追溯其根源，心想，受到如此狂热的欢迎，文人必然历尽艰险，为人类做出了辉煌的贡献。至此，我一生只见过一次如此狂热的场面：帽子满天飞，男男女女高呼万岁，那就是七月十四日阿尔及利亚步兵列队游行。这个联想使我进一步深信，我的同行尽管生理有缺陷，矫揉造作，娘儿们模样，却很有士兵气概。他们单枪匹马，冒生命的危险，进行着神秘的战斗，人们仰慕他们的天才，更崇敬他们军人般的勇气。我心想，这是千真万确的喽!人们需要他们!当他们还未发表第一本书，当他们还未开始写作，当他们还未出世，在巴黎，在纽约，在莫斯科，人们已经焦急不安地，或如醉如痴地等待他们了。
那么……我呢?我负有写作的使命吗?反正人们在等待我。我把高乃依改编成帕达扬，让高乃依保留畸形的腿，狭窄的胸，苍白的脸，但闭口不谈他的吝啬和贪财。我有意混淆写作艺术和行侠仗义。出于好玩，我把自己打扮成高乃依，自授委任状：保护人类。我的新伪装为我准备了一个奇特的未来，但就眼前来讲，我捞到了一切好处。我出身低微，说过要尽一切努力脱胎换骨。无辜的受难者频频求告我出世为他们主持公道，请别见笑，我是假骑士，丰功伟绩净是假的，变来变去，最后自己也厌烦了。正好这时我获准幻想，并让幻想变成现实。因为我的使命是真实的、不容怀疑的，大主子已拍胸脯担保了嘛。我这个假想的小子变成了真正的侠客，其功绩就是真正的书籍。我是人们所需要的啊!人们等待着我的著作。但尽管我很卖力，第一卷要等到一九三五年才问世。将近一九三○年人们开始不耐烦了，他们凑在一块儿议论：“他倒不着忙!咱们喂了他二十五年，什么结果也没有!难道到老死还看不到他写的书吗?”其实我在一九一三年已经回答他们了：“嗳!让我慢慢写嘛!”但是说得十分客气。我看得出——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我援救。这种需要使我具备使之满足的手段，我竭力在自己心灵深处发现这种普遍的等待。发掘我生命的源泉，寻找我存在的理由。有时我简直以为就要成功了，但没多久，又听其自然了。管他呢，反正这种自欺欺人的感悟够我受用的了。安下心之后，我观看外部世界：或许在某些地方我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不，还没有，为时尚早。我是人们望眼欲穿的对象，尚未脱颖而出罢了，乐得再隐姓埋名一阵子。有时候外祖母带我去图书阅览室，我看到苗条的夫人们从一个书柜移向另一个书柜，若有所思，因找不到合她们口味的作者而表现出嗔怪的神情。合她们口味的作者无处可寻，因为就是我，即在她们裙边磨蹭的小鬼，她们却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成了军事独裁的化身

我因淘气而发笑，因感动而哭泣。短暂的童年消磨在假想中，而假想出来的兴趣和主意也随即消逝了。人们想摸我的底，结果碰了钉子：我是作家，有如夏尔·施韦泽是外祖父，天生而永恒的。不过有时兴奋之余，不免产生不安。卡尔替我担保的天资，我不肯承认是偶然获得的。于是设法搞一份委任状，但因缺乏鼓励和正式请求，我不能忘记是自己给自己授的委任状。我出身于一个完全过时的世界，在刚脱胎成为我，即我自以为是别人眼中的那个“别人”的时候，我正视自己的命运，清楚地看到我的命运不是别的，正是自由，正是我自己所确定的自由，看上去却像是外部力量强加给我的。总之，我既不完全迷糊，也不完全觉醒，我游移不定。这种摇摆引起一个老问题：如何兼收并蓄米歇尔·斯特罗戈夫的坚信和帕达扬的侠义。我身为骑士，却从未接受过王公大臣的命令。那么是否需要有命令才能当作家呢?这类苦恼一向持续不了多久，我夹在两种对立的神秘学说中间，但对两者的矛盾应付裕如。上天的礼物和自己的产物融于我一身，这对我非常合适。在我兴高采烈的日子里，一切来自于我。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从虚无中冒出来，给人类带来盼望已久的读物；我是百依百顺的孩子，至死不变，但只顺从我自己。在我愁眉苦脸的时刻，感到我的飘忽游离庸俗得令人作呕，只能强调上天降我以大任，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我吁请人类对我的生命负责，这时我只不过是某种集体需求的产物。大部分时间，我精心协调内心的平衡，既不排斥振奋人心的自由，也不忽视顺理成章的必然。
帕达扬和斯特罗戈夫可以和睦相处，危险在别处。有人让我目击一场令人不快的较量，从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对此泽瓦科应负主要责任，我可没有怀疑过他呀，他到底是想找我的麻烦还是提请我注意?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在马德里郊外一所小客栈里，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帕达扬，这位老兄举杯自酌，好不闲适。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个饮酒人，此人只能是塞万提斯。他们两人结识，互相敬重，企图携手协力。高兴至极的塞万提斯向他的新朋友透露写书的想法，至此，书的主人公尚未成形。感谢上帝，帕达扬出现在他眼前，可以给他当模特儿啦。我勃然大怒，差一点把书扔掉：多么没有分寸啊!我是作家兼骑士，人家把我劈成两半，每一半成了一个整人，两方相遇，各方不再具备对方的特点。帕达扬不愚笨，但根本写不出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会打架，但让他单枪匹马打败二十个大兵却办不到。他们的友谊本身说明他们的局限。前者想：“这个学究有点虚弱，但不缺乏勇气。”后者想：“咳!这个兵痞还会动脑筋呢。”再说，我可不乐意我的英雄做愁容骑士的模特儿。我演电影那阵子，有人送我一部《堂吉诃德》的删节本，没有念五十页就丢下了，因为作者公然嘲笑我的丰功伟绩。而现在泽瓦科把自己出卖了……相信谁好呢?实际上，我是荡妇、娼妓。我心里，我卑怯的心里喜欢冒险家胜过知识分子。我为只能当塞万提斯而感到羞愧。为阻止自己泄露真情，我在自己的头脑里和在自己的言语中实行恐怖统治，追踪具有英雄气概的字眼和行为，驱逐游侠骑士，不断设想文人的模样、他们经历的危险、他们鞭笞坏人的锐利笔锋。我阅读《帕达扬和福丝塔》、《悲惨世界》、《历代传说》雨果的第十本诗集(1859)，也是他规模最大的史诗选本，几乎集中了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为冉阿让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悲伤，为埃维拉德斯《历代传说》中的人物。哭泣，但掩卷之后，便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找我真正的部下去了。西维奥·贝科科西维奥·贝科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因参加烧炭党而被判死刑，后缓刑，坐牢九年。他写的《监狱回忆录》使他享有受侮辱的爱国者的盛誉。，终身监禁；安德烈·谢尼埃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因反对大革命的过激措施而上断头台。，上断头台；埃蒂安纳·多莱埃蒂安纳·多莱(1509—1546)，法国人文主义者和印刷师，因不顺从教会而被绞死。，活活烧死；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大诗人，因参加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而死于希腊。，为希腊捐躯。我以镇静而热烈的情绪，千方百计改变我的天职，让它披上我旧时的梦想。为此目的我不惜任何代价：混淆概念，歪曲词义；我退出凡尘，生怕碰到坏人和与人较量。我的心灵原先一片空白，现在处于持久的总动员状态：我成了军事独裁的化身。
我的不安还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磨炼我的天才，当然再好没有，但有什么用处呢?人们需要我：为的是什么?我不幸自忖我的作用和命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顿时，我感到一切都落空了：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想当英雄就是英雄。没有这回事儿。光有勇气和天资是不行的，还得有七头蛇典出希腊神话。七头蛇生有七个头，斩去后仍会生出，后为赫拉克勒斯所杀。这里说到七头蛇和龙，是指英雄需有用武之地。和龙，而我又从未见过。伏尔泰和卢梭当年披甲奋战，是因为当时还有暴君肆虐。雨果在盖纳西岛无情地抨击巴丹盖，外祖父教会我痛恨巴丹盖。但我认为我的痛恨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个皇帝四十年前就死了。对当代史，夏尔闭口不谈，这个德雷福斯派从不跟我提起德雷福斯。多么遗憾!要不然我可以大演特演左拉左拉是为德雷福斯平冤狱的主将。：我受斥走出法庭，登上马车的踏板，一个转身，打断一批狂热者的腰。不，不，我找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把他们吓退了。之后，我当然不肯逃亡英国，我宁愿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巴黎街头游荡，乐滋滋地重新变成格里塞利迪斯，丝毫没想到先贤祠里已留出我的位置。
我记得，外祖母每天收到《晨报》和《精粹日报》。我得知大盗的存在后，跟所有教养有素的人一样，大加谴责。但这批人面兽心的家伙跟我不相干，大无畏的莱皮纳路易·莱皮纳(1846—1933)，第三共和国期间任警察局长。足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时报上说工人发怒了，接着工厂倒闭，资本不翼而飞，我不甚了了。再说，我不知道外祖父是怎么想的。他不折不扣地履行选民的义务。每当他走出选举人秘密写票室，满面春风，显得有点自命不凡，我们家的妇人逗他：“喂，跟我们说说你投谁的票啦!”他冷冷地回答：“这是男人的事情!”当时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在后来选举共和国新总统时，他一时失口，说出己见。他瞧不起总统候选人庞斯，气冲冲嚷道：“他是卖香烟的!”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愿意法国的最高职务由另一个跟他地位相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此人叫普万卡雷雷蒙·普万卡雷(1860—1934)，于一九一三年当选为法国总统。。今天我母亲证实他投激进派的票，而且当时她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看中公务员的政党毫不奇怪，再说激进派已名存实亡。夏尔投票给一个主张变革的党，实际上选举的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党也就心满意足了。总之，照他说来，法国的政治颇为健全。
我为此感到伤心，因为我已经全副武装，以备保护人类避免可怕的危险，可是大家都劝我放心，说人类日臻完善。外祖父一向教我尊重资产阶级民主，让我为之执笔作战。但在法利埃阿尔芒·法利埃(1841—1931)，普万卡雷的前任总统。当总统期间，农民已经有了选举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幸生活在共和国时代的共和党人能干些什么呢?无事可干，要不然教教希腊文，写写奥里亚克的名胜古迹。我又回到了起点，这个无冲突的社会使作家失业，我再一次感到窒息。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夏尔使我摆脱困境

依然是夏尔使我摆脱困境，当然他自己并未察觉。两年前，为了对我进行人文主义的启蒙教育，他给我讲过一些思想，之后只字不提了，生怕促使我过激，但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悄悄地抬头，其主要精神在我身上扎根，渐渐使作家兼骑士转变成作家兼殉道者。我前面说过，夏尔虽然不愿当牧师，却继承了父亲遗志，保留了牧师精神，把文化奉为神明。从这种混合物产生的圣灵，即无限的本质，照耀着文学与艺术，古代语言与实用语言以及直接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采用犹如白鸽子，给施韦泽一家带来吉祥，吉祥的鸽子星期天随着教堂管风琴乐队的音乐而飞翔，平日上课时如福星高照在我外祖父的脑门上。卡尔所说的话在我脑子里汇总起来形成一篇论文：世界受邪恶蹂躏，惟一的解救是自灭于人间，像落水者在海底仰望星空一样瞻仰不可能实现的理念。由于这差使很难办到且带有危险，人们便把它委托给一批专家。学士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扭转乾坤拯救人类。大大小小的世俗猛士们可以尽情互相残杀或苟且偷生，反正有作家和艺术家替他们思考美与善。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只需两个条件：其一，严加保管已故学士圣人的圣物：油画、书籍、塑像；其二，至少剩下一个学士圣人继承苦差、炮制未来的圣物。
这些无聊的胡诌，我生吞活剥，当然不甚了了，二十岁的时候还信以为真呢。由于这些胡诌，我在很长的时间里把艺术作品看做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个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我发掘出这种极端的信仰后，摄为己有，装潢我平庸的天职。先前，仇恨和刻薄跟我无缘，跟外祖父缘分也不深，而这时我已兼收并蓄，福楼拜、龚古尔、戈蒂耶的旧怨积恨使我中毒了。他们对人抽象的恨以爱的幌子灌输到我身上，使我感染上新的自负。我成了清洁派清洁派，又称卡特里派，十二三世纪流行于西欧的基督教异端教派，该派信奉新摩尼教二元论，宣传善恶二元论，视物质世界为恶。，混淆了文学和经文，把文学视为人的一种牺牲。据我判断，我的同胞们只要求我用笔赎救他们，他们为先天不足而痛苦。要是没有圣人代他们祈祷，他们将永世不得翻身；每天早晨我之所以睁得开眼睛，跑到窗口看到街上来往的先生太太还活着，那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家干活，从黄昏到黎明孜孜不倦地撰写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使我们赖以多活一天。每当夜幕降临，他重新埋头工作，今晚，明晚，一直到耗尽心血死去。我应接这个班，也要用我神秘的祭品，即我的作品，保护人类不滚入万丈深渊，此时军人悄悄让位于文人：我这个悲惨的帕西法帕西法是瓦格纳三幕五场歌剧《帕西法》的主人公。这部作品肯定了善胜恶的力量，艺术家的牺牲使人类获得再生。萨特对此加以讽刺。，把自己当做赎罪的祭献品。我发现尚泰克莱法国诗人和剧作家爱德蒙·罗斯唐的《尚泰克莱》是一出情节剧，主角是一只公鸡，名叫尚泰克莱。此剧在作者死后才搬上舞台。之日，心上就起了一个结，一个怨结，过了三十年才解开。这只公鸡尽管挨打、受伤、流血，但依然设法保护住一窝家禽。他嘹亮的鸣啼足以吓退雄鹰，而卑鄙的芸芸众生对他冷嘲热讽之后极力奉承；鹰消失之后，诗人重整旗鼓，美激发他的灵感，大大增强他的力量，于是乎他扑向对手，把对手打倒在地。我痛哭起来，格里塞利迪斯、高乃依、帕达扬原来是同一个人，那么尚泰克莱便是我了。在我看来，一切都显得简单了：写作就是给诗神的绶带锦上添花，为后人树立榜样，保护人民不伤害自己和抵御敌人，以隆重的弥撒祈求上天保佑人民。我从来没有想到写作可以供人家阅读。
我们要么为同胞写作，要么为上帝写作。而我决心为上帝写作，目的在于解救同胞。我要的是感恩者而不是读者。目中无人败坏了我的侠肝义胆。在我保护孤女的那阵子，已经嫌她们碍我的手脚，不让她们露面了。成为作家后，我的方法没有改变，在拯救人类之前，我先把人类的眼睛蒙上，然后才转身刺杀敏捷的小黑兵——文字。当我的新孤女斗胆解开蒙眼带时，我已离去甚远。一个孤胆英雄救了她，她却没有及时发现国家图书馆的一个书架上光彩夺目地陈列着一本崭新的书，书上印着我的名字。
我申诉减轻罪行，减罪的情节有三：
首先，我通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幻觉，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有关我自身的生存权利。我想像中的人类期待艺术家发善心超度他们，人们不难从中看到，这不过是一个备受宠爱、在他栖身的高处百无聊赖的孩子产生的念头。我接受圣人拯救百姓这个可恶的神话，因为归根结底百姓就是我自己。我自称是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我自己得救。巧哉，耶稣会士也是这么说的。
其次，我时年九岁，独生子，没有伙伴。我想像不出我的离群索居会有尽头。应当承认我是一个根本不为人知的作者。我重新开始写作，我的新小说因缺乏新内容，跟旧小说如出一辙，但谁都没有察觉，甚至连我自己在内，因为我讨厌重读自己的作品。我的笔飞奔疾驰，经常写得手腕发痛，然后把涂写完的本子丢在地板上。忘得一干二净，本子也不翼而飞了。正因为如此，我写东西从来就是虎头蛇尾：既然故事的开头没有了，何必再讲它的结尾呢。再说，即使卡尔肯对这些篇章看上一眼，他决不会是我眼里的读者，而是至高无上的判官，怕他说我一钱不值。写作成了我的黑活儿，毫无归宿，因此写作本身成了目的：我为写作而写作。但并不后悔。要是我写的东西供人阅读，就会千方百计讨人喜欢，从而再当别人的心肝宝贝。我转入地下后，反倒真实了。
最后，文人的理想主义建立在孩子的现实主义之上。前面已经说过，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存在，就是对语言的无数规律运用自如，就是能够命名；写作，就是把新的生灵刻画在语言里，或者按我始终不渝的幻觉，把活生生的东西禁锢在字里行间；如果我巧妙地搭配词语，事物就落入符号的网里，我便掌握住事物。在卢森堡公园，开始对一棵梧桐闪烁的幻影着迷后，我并不观察树本身，相反，我望着空处，蛮有把握地等待着；片刻之后，树叶的真面貌以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出现，或者有时以一个句子出现。总而言之，我以微微荡漾的绿波丰富了宇宙。我从不把新发现存放在纸上，而是积累在我的记忆中，其实也就遗忘了。但这个新发现使我预感到我未来的作用：我给事物命名。好几个世纪以来，奥里亚克一堆堆白白的废墟需要确定范围，获得名称，我可以使这些废墟变成真正的古迹。作为生命的操纵者，我只注意古迹的本质，用语言使古迹获得生命；作为修辞学家，我只爱词语，用语句在蓝字织成的天幕下树立起教堂，为千秋万代而建筑。我拿起一本书，打开和合上二十次也没有用，书依然如故。文章是永不腐朽的实体，我的目光在上面移动，犹如表面掠过一阵微波，丝毫不影响和耗损文章，我则相反，好似一只昏头昏脑的苍蝇，懵懵懂懂闯进炫目的火光，稍纵即逝。我离开书房，熄灭灯光，书隐蔽在黑暗中，却依然闪着光彩，只为自身闪光。我要使我的著作放射耀眼的光芒；当人类消失，图书馆沦为废墟，我的书仍旧存在。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感动苍天助我夙愿得偿

我对这种默默无闻的状况感到心满意足，希望延续下去，使之成为一种功德。我羡慕那些著名的囚犯，他们在黑牢里把作品写在包蜡烛的纸上，不必与同代人联系，但保留了赎救同代人的义务。自然，由于风俗日趋进步，在监禁中发挥我天才的机会日渐减少，但我没有完全死心：我如此不计较名利，一定会感动苍天软下心来助我夙愿得偿。我暂且先把自己禁锢起来。
母亲受了我外祖父的哄骗，不断给我描绘未来的幸福；为了诱惑我，她把自己所缺的一切一股脑儿地加进我未来的生活：安宁，闲适，和谐。开始，我将是单身青年教师，一个漂亮的老妇人租给我一间舒适的房间，薰衣草香气袭人，内衣被褥整洁清爽，学校近在咫尺，来去方便；傍晚我在房门前稍稍停步，跟房东太太闲聊两句，她受宠若惊；大家都喜欢我，因为我彬彬有礼，教养有素。可是只有一个词进了我的耳朵：你的房间。至于中学、高级军官的寡妇房东、外省产的薰衣草香味，已忘得一干二净，眼里看到的只是桌上一圈灯光，周围影影绰绰，我坐在房间中央，面前放着一本黑皮簿子，正伏案写作呢。母亲继续预言，十年之后，我受到一个中学总监察的保护，厕身奥里亚克的上流社会，我的贤妻对我体贴入微，我让她生下二男一女，孩子们美丽健康；她继承了遗产。于是我在城边买了一块地，兴建房子，每星期天全家去视察工程。我毫不理会她那一套，十年里我没有离开过写字桌：我，矮矮的个儿，蓄着跟父亲一样的小胡子，埋在一堆词典里，胡子已经发白，字仍写得飞快，簿子写完一本扔一本。夜阑人静，我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入睡，要不然他们已不在人世，我的房东也入睡了，所有入睡的人一概把我抛到脑后。多么孤单啊!二十亿人躺着安睡，惟有我，孑然一身为他们站岗放哨。
但是圣灵在注视我，正巧他刚决定抛弃芸芸众生，重返天国。我抓住时机自荐，让他看看我心灵的创伤和浸透稿纸的眼泪，他从我双肩的上方往下看稿，他的怒火平息了下去。他平静下来，是有感于深切的痛苦，还是因作品华丽而动心?我猜是因为作品，心里却不禁想是因为痛苦。当然圣灵只欣赏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但我读过缪塞，知道“绝望之声是最美的歌”，所以才决定设下绝望的陷阱来捕捉美。我对天才一词总是将信将疑，到头来对这个词完全厌恶了。如果我有天资，那么还会有什么焦虑?考验又在哪儿?抵制邪念表现在哪儿?功绩在哪儿?我不能忍受一个躯体天天顶着同一个脑袋，不能让自己老关在同一个骨架里。我接受我的任务，条件是这项使命无所凭借，在绝对的真空中闪亮。我跟圣灵进行过秘密交谈，他对我说：“你将来从事写作。”我扭着手不好意思地问道：“您干吗选中我呀，上帝，我有什么特别呢?”“毫无特别之处。”“那为什么选中我呢?”“没有理由。”“至少我一挥而就，是吧?”“根本不对，你以为伟大的作品出自一挥而就之手吗?”“上帝啊，既然我如此一钱不值，那我怎么写得成一本书呢?”“靠你的勤奋。”“这么说，谁都能写书喽?”“谁都能写，但我选中的正是你。”我这般弄虚作假倒也省事，一则可以宣称自己无足轻重，再则可以敬仰自己是未来杰作的作者。我被选中。纯系天命，并非因为我有奇才；一切全仗我持之以恒，吃苦耐劳。我否认自己有任何奇特之处：人一旦有特色就显得突出；我没有什么信仰，只是忠于严肃的誓言：经过吃苦，达到光辉的顶点。惟一的问题是要知道吃什么苦，耐什么劳，但看来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因为我无法指望生活贫困。默默无闻也罢，声誉卓著也罢，反正教育部的预算里有我一份，决不会饥肠辘辘。我给自己设想痛心疾首的失恋，但劲头不大，因为我讨厌窝囊情人。我对西哈诺指爱德蒙·罗斯唐的喜剧《西哈诺·德·贝吉拉》中的主人公。很反感，这个假帕达扬在女人面前装疯卖傻。真正的英雄身后拉着一串女人的心，而且满不在乎。应当指出，西哈诺的情人薇奥列塔之死使他心碎，从此他一蹶不振。失去情人，为了一个女性而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但不是由于她的过错：这使我拒绝一切其他女人的追求。这令人深思。但不管怎么说，就算我的贤妻死于事故，这一不幸还不足以使我荣膺天命。因为事故出于偶然，而且屡见不鲜。最后我的狂怒战胜了一切。某些作家受嘲弄，吃败仗，一辈子蒙受耻辱，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等到他们断了最后一口气，荣华才覆盖尸体，这就是我的未来。我兢兢业业地对奥里亚克及成群的塑像大书特书。由于无法怀恨，便只求和解与效劳。但我第一本书刚出版就掀起轩然大波，我成了众矢之的，奥弗涅报刊辱骂我，商人拒绝招待我，愤怒者往我家窗户扔石头。为了不被活活打死，我只得逃走。我受到了劈头盖脸的打击，开始几个月痴头呆脑，不断喃喃自语：“一定是误会，得了!大家都是好人，何必呢!”事实上确是一场误会，但圣灵不许解除误会。后来我慢慢恢复了元气。一天，我在桌旁坐下，开始写一本新书，有关大海或有关山脉，但这本书找不到出版商。我逃命、伪装，也许流亡，但继续写作，写了很多其他的书。我用韵文翻译贺拉斯，对教育学提出朴素而合理的想法。毫无办法，我的手稿塞满了一箱子，未能出版。
故事有两种结局，随我的脾气，任选一种。郁郁寡欢的日子，我看到自己躺在一张铁床上，奄奄一息，受人憎恨，绝望得不堪回首。正在这时，荣耀从四面八方降临。有时我也让自己快活一下。五十岁那年，为了试一枝新笔，我在一本手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这本手稿不久遗失了。有人在顶楼上，或在小河旁，或在我刚搬完家的壁橱里，反正找到了这本手稿，念完之后，感动不已，把手稿送到米歇尔·泽瓦科的最有名气的出版家阿泰姆·法雅那里。成功至极，一万册两日之内一售而空。万人悔恨当初有眼无珠，记者成百出动寻找我，但找不到。我因为隐居，很久才知道舆论的骤变。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一家咖啡馆躲雨，无意中看到一份丢在一旁的报纸，大吃一惊，报上写着：“让—保尔·萨特，隐姓埋名的作家，奥里亚克的歌手，大海的诗人”，用大写字母在第三版上占了六栏。我欣喜若狂，不，我既快活又伤心。总之，我回到家里，关上门，在房东的帮助下，用绳子捆好手稿箱，寄给了法雅出版社，但没有留下地址。故事编到这里，我暂停下来，津津有味地加油加醋：如果我从住的城市寄发邮件，记者会很快发现我的隐居地。于是我把箱子带到巴黎，交给警察局，让人转送给出版商。乘火车返回之前，我回到童年的住地：勒戈夫街，苏弗洛街，卢森堡公园。巴扎尔酒吧引起我的注意。记得外祖父——这时已故——一九一三年有时带我去那儿，我们并肩在一张长凳上坐下，大家羡慕地瞧着我们。外祖父要了一大杯啤酒，给我要了一小杯，我感到他对我爱护备至。而这时我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出于怀旧，推开酒吧的门，要了一小杯啤酒。旁边一桌年轻貌美的妇女正交谈得十分热烈。她们提到了我的名字，其中一个说：“嗳!可能他是个老头，丑八怪，但不要紧，要是能嫁给他，我情愿牺牲三十年。”我向她微微一笑，微笑中夹杂着骄傲和忧伤，她不胜惊讶地回我一笑。我站起来，消失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死亡使我晕头转向

我费了很多时间精心编造了这段插曲以及无数其他的枝节，此处不一一赘述。从这个插曲中读者可以看出我童年时对未来的憧憬，当时的处境，六岁时的杜撰，怀才不遇的游侠骑士所发的牢骚。九岁那年，我仍旧牢骚满腹，觉得赌气也其乐融融哩。作为无法逃避的殉道者，我硬是不肯让误会解除，甚至圣灵好像也不耐烦了。为什么不向这个极可爱的仰慕者透露我的姓名呢?我自问自答，嗨!她仰慕得太晚了——不过，既然她不顾一切愿意嫁给我——但我太穷啊——太穷?那么作者版税呢?连这个反驳也阻挡不住我。我写信给法雅，让他把属于我的钱分发给穷人。但故事总得要有个结尾啊，结局是我缓慢地死在房间里，无人理睬，但死而无怨：使命已告完成。
在这个改编了无数次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使我震惊：从我看到我的名字见报之日起，我这部机器某处出现断裂，完蛋了。我不胜忧伤地享有盛誉，但已写不出东西了。两种结局其实是一致的：等到死才获得荣耀，或荣耀先降临然后把我置于死地，总之，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绝望。将近这个时期，一则轶事使我心绪不宁，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反正是上个世纪的事。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个小站上，一个作家踱来踱去，在等火车。一眼望去，连一座破房子也没有，寂寥无人影。作家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他眼睛近视，单身独处，样子粗俗，性子火暴；他百无聊赖，老想着前列腺病和债务。突然一辆四轮马车沿铁轨驶来，跳下一位年轻的伯爵夫人，向作家跑去，她跟他素不相识，但肯定眼前的旅行者就是她在一张达格雷相片达格雷照相是早期的一种照相法。上见过的作家。她向他躬身行礼，拿起他的右手亲吻。故事到此为止。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九岁那年，我为这个故事着了迷，这个爱发牢骚的作家居然有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女读者。一个美貌的人儿给他恢复了连他自己都遗忘的荣耀，这叫做新生。再往深处一想，其实这意味着死亡，这是我感受到的，或我愿意认为如此。一个活着的庶民不可能从一个女贵族那里得到如此仰慕的表示。伯爵夫人仿佛对他说：“我之所以能来到您跟前，碰碰您，那是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保持门第的优越感了，我不担心您对我的姿态有什么想法，已经不把您当做一个人，您只是您作品的象征。”一个吻手礼把他置于死地：离圣彼得堡一千俄里的地方，一个旅行者在出生五十五年之后被焚，荣耀把他烧死，他只剩下火光闪闪的一系列著作。我仿佛看见伯爵夫人回到马车上，消失了。大草原又恢复原来的凄凉。黄昏，火车为了赶点越过小站飞驰而去，我打了一个寒噤，不由得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寻思道：“这个伯爵夫人是死神吧!”总有一天，她会在一条偏僻的路上截住我，吻我的手指头。
死亡使我晕头转向，因为我不愿意活下去。这就说明为什么死亡引起我的恐怖。我把死亡和荣耀相提并论，从而把死亡作为我的归宿。我急于死，有时死亡的可怖给我的热情泼冷水，但为时甚短，我神圣的喜悦不断再生，等待着火化的时刻。我们内心的愿望其实是谋求和逃避两者不可分割地结合的产物：写作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使我原谅自己的存在。我看到，尽管写作是吹牛皮、说假话，总还有一些现实意义，其证明就是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仍在写作。但如果追本穷源，我看到自己不断在逃避，进行格里布依格里布依，法国女作家索菲·塞居尔(1799—1894)笔下的人物，可怜的女子格里布依害怕潮湿，干脆跳入水中。萨特的意思是，怕死干脆自杀。式的自杀。是的，何止是史诗，何止是殉道，我在寻求死神哩。很长一个时期，我担心的死和生一个样，随随便便，不拘地点，默默死去只是默默出生的反映。我的天职改变了一切，刀光剑影总要消失，文字著作则与世长存。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内赠与者可能变成他自己的赠与物，即纯粹的物。我之成为人纯属偶然，成为书则是豪侠仗义的结果。我可以把我的絮叨和意识铸到铅字里，用不可磨灭的文字代替我生命的嘈杂，用风格代替我的血肉，用千古永生代替我的蹉跎岁月，作为语言的沉淀出现在圣灵面前。总之成为人类不可摆脱的异物，不同于我，不同于其他人，不同于其他一切。开始，我给自己塑造一个消耗不尽的身躯，然后把自己交给消费者。我不为写作的乐趣而写作，而为了用文字雕琢光荣的躯体。从我坟墓高处细看这个光荣碑，感到我的出生好似一场必须经历的痛苦，为了最终变容而暂时显示的幻想。为了再生，必须写作；为了写作，必须有一个脑袋，一双眼睛，两只胳膊。写作结束，身体器官自行消失。
一九五五年左右，一只怪虫出世，二十五只福利欧蝴蝶福利欧是法国著名的加利马出版社出版的一种普及版本，多为较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但价格较便宜。脱颖飞出，载着一页一页作品，振翅飞到国家图书馆，栖息在一排书柜上。这些蝴蝶便是我。我即是二十五卷，一万八千页文字，三百幅版画，其中有作者的肖像。我的骨头就是皮革和硬纸，我的肉是羊皮纸，散发出糨糊味和蘑菇味；安置在六十公斤纸里，我感到怡然自得。我再生了，终于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思考，说话，吟唱，声音洪亮，以物质不容置疑的长存证实我的存在。人们拿起我，打开我，把我摊在桌子上，用手心摸我，有时劈啪作响折腾我。我听凭折腾，但突然闪电发光，使人眼花缭乱。我天马行空，其威力能穿过空间，越过时间，打击坏人，保护好人。谁都不能忘记我，谁都无法不提到我，我是一个伟大的偶像，既可摆弄又很棘手。我的知觉已化为齑粉，那再好也没有，反正有别人的知觉负担我，人家阅读我，我跳入他们的眼帘；人家谈论我，我蹦入他们的嘴中，化成普遍而独特的语言。在亿万人的目光里，我成为展示的珍品。对知我爱我者，我是他们最亲密的知音，但谁若想触及我，我一个闪身便无影无踪。我无处可寻，但活着。总之处处有我在。我寄生在人类身上，我的善举折磨着他们，不断迫使他们让我复活。
这套戏法很灵，我把死神掩埋在荣耀这块裹尸布下，只想到荣耀，从不想死神，竟未意识到两者是一码事。在写这本书的现在，我知道迟早我将不中用，明确而不无忧伤地想像出自己即将到来的老年和未来的衰老，以及我喜爱的人的衰老和死亡，但从来没有想像我自己的死亡。有时我向亲近的人——有的比我小十五岁，二十岁，三十岁——表示抱歉，我将比他们活得更长，他们拿我打哈哈，我跟他们一起哈哈大笑。但是人们的取笑没有改变，也决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九岁那年，我动过一次手术，使我无法体会据说我们人类状况固有的悲怆。十年之后，在高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种悲怆突然在我几个好朋友身上发作了，表现出惊恐或狂怒，而我却鼾声如雷，高枕无忧。其中一个同学得了一场重病之后，对我们说他经历了临终的痛苦，甚至包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感受。尼赞保尔·尼赞是萨特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作家。后成为法共党员，《人道报》主编，一九四○年五月在前线阵亡。着魔最甚，有时在完全清醒的时候，他仿佛感到成了一具死尸。他站起身，眼睛里仿佛有麇集的小虫在攒动，摸索着拿起他的圆顶帽，走开了。第三天发现他酩酊大醉，跟一些陌生人混在一起。有时候这些患不治之症的人聚在某个同学的房间里交谈他们的失眠，交换提前进入虚无的经验，只要只言片语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我听他们交谈，热切希望能跟他们一样，因为我喜欢他们，但办不到，充其量，我只能领会和记住关于死人的老生常谈：人生，人死，生死不由自主，死前一小时，人还活着哩。我不怀疑他们的话中有我领会不了的意义，只好不做声，好生妒忌，只得置身局外。末了，他们把目标转到我身上，不等回答已经恼火了：“你呢，你无动于衷吗?”我摊开双臂，表示无能为力和十分抱歉。他们觉得在对牛弹琴，不禁笑了。他们认为这再明显不过了，奇怪怎么不能使我明白：“你入睡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可能在睡眠中死去?在刷牙的时候，你脑子里从来没有转过：这一回逃不过了，今天是我的末日?你从来没有觉得应该赶快，赶快赶快，否则时间来不及了?你以为你永垂不朽吗?”我半挑战半应付地回答：“是的，我认为我永垂不朽。”这纯属假话，我只是保了险，不会猝死而已；圣灵向我定做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作品，那就应该让我有时间去完成。死于荣誉，这种死庇护着我不出事故，不会充血，不患腹膜炎。我跟死神已约好相会的日子，如果我过早赴约，可见不着死神啊。我的朋友们尽可以责怪我不想到死，殊不知我时时刻刻跟死神生活在一起。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预先把自己放在死者的地位

今天，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盘接受我们的生存状况，包括焦虑状态在内，而我选择高枕无忧，事实上我真以为自己永垂不朽哩。我预先把自己放在死者的地位，因为只有死者才享受永垂不朽。尼赞和马欧马欧也是萨特的同届同学。后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长。明白他们会成为野蛮干预的对象，活生生、血淋淋地被迫离世。我则自欺欺人：为了抹杀死亡的野蛮性，我把死亡当做目的，把生命当做了解死亡的惟一手段。我慢慢走向我的终点，惟一的希望和欲望是能写完我的书，确信我的心脏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上，这时才让死神带走一个死人。尼赞二十岁的时候就用一种绝望的急切心情观察女人、汽车以及世上一切财富：必须马上看到一切，占有一切。我也观察，但虔诚多于觊觎。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这颇为省事嘛：我是一个过分安分的孩子，胆怯、懦弱，不敢正视自由开放的生存和没有上帝保佑的生存；我望而生畏，连连后退，硬要自己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更有甚者，认为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
显而易见，这种作弊的做法免得我受自爱的诱惑。我的每个朋友受到灭亡的威胁，他们时刻自卫，以求生存，寻求凡人生活的不可替代性，自视可爱、珍贵、卓越，人人自命不凡。我则把自己与死者相提并论。我不自爱，认为自己极其平常，比伟大的高乃依更令人生厌。依我看，我奇特的主体只在为变成客体做准备时才有意义。难道我比较谦虚吗?不是，而是更为狡猾。我让后代来替我爱我自己。那些还未出世的男男女女将来有一天会觉得我可爱，就是说认为我有某种魅力吧，我是他们幸福的源泉。我有更多的心眼儿，更会用心计：我把枯燥无味的生活变成我的死神的手段，然后悄悄杀个回马枪来援救我的生活。我用未来人的眼睛看待我的一生，感到这是一则美妙动人的故事，是由我替大家亲身体验的。多亏了我，今后任何人都不必再亲身经历这一切，只要动嘴巴讲讲就行。这是十足的疯狂：我把某个伟大死者的过去选作自己的未来，妄想倒过来经历一遍。在九岁、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是被追认的人了。
这不完全是我的过错，因为外祖父就是用这种追溯的幻想培养我的。再说也不完全是他的过错，罪魁不是他。我一点也不怨他，这种海市蜃楼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在同代人完全消亡的情况下，某个伟人的死亡对后代人永远不会构成意外打击，时间为他的死亡确实了某种特色。凡享高寿的死者都死于先天，死亡既在他接受临终涂油礼，也在他初生受洗礼的时候来临，他的一生属于我们这些后来人。我们从开始，从末尾，从中间，进去出来，随意顺年表而下或逆年表而上，因为年代顺序已经打乱，不可能重建，所以这个人物可以高枕无忧，不担风险，即使有人在他的鼻孔里挠痒痒，他也不会打喷嚏。他过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人生表象，但是只要你稍微让他的生命复活一下，他的经历顿时变成同时发生的事件。你若想置身于消亡者的地位，装作体验他的激情、无知、偏见，复活一下已消失的抵抗力，重现一点儿急躁或忧虑情绪，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你忍不住要根据他本人当时无法预料的结果和掌握不住的情况来评价他的行为，你情不自禁地要对他本人当时忽视而后来证明很重要的事件给以特别的重视。这就是海市蜃楼，未来比现在更符合实际。这并不奇怪，死亡是出生的归宿，盖棺才能论定。死者居于存在与价值的中途，介乎历史的原貌与编写的历史之间，他的历史成了某种循环的液汁，在他一生的每个时刻都得到体现。在阿拉罗伯斯庇尔于一七五八年生于阿拉。的沙龙里有一个年轻的律师，沉着镇静而矫揉造作，他就是后来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当时没有一个客人注意到他已把脑袋夹在腋下，鲜血淋淋，看不出血弄脏了地毯，而我们则清楚地看到鲜血淋淋的人头。曾几何时，相隔五年，囚车送他上刑场，但此时此地，这颗割下来的人头颚骨下垂，却在侃侃而谈。这种看法上的阴差阳错已是公认的，不过无妨大局，有办法纠正。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力加掩饰，以此孕育自己的唯心主义。他们暗示，某种伟大的思想倘若诞生，就投胎到女人的肚子里，变成将来怀有这种伟大思想的伟人，为他选择状况、环境，恰如其分地确定他的亲人们的理解和不理解的比例，解决他要受的教育，让他经受必要的考验，逐步使他形成不稳定的性格，但又加以控制，直到精心培育的对象脱颖而出，光芒四射。这一切虽然没有明讲，但处处使人感到因果的顺序在暗中是颠倒的。
我高高兴兴地使用这种海市蜃楼，以便确保我的命运。我抓住年代，颠倒其头尾，一切便豁然开朗了。事情从一本小书开始，深蓝色的封面，带有发黑的镀金装饰，厚厚的纸发出死人的臭味，书名是：《英杰们的童年》。扉页上有一个戳记，证明是我大舅乔治一八八五年获算术第二名所得的奖品。我在胡编异想天开的旅行的那阵子，发现了这本书，翻阅了一下，就气愤地丢下了。因为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跟神童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在呆板的德行方面跟我相近，我不懂为什么对他们大书特书。后来书不翼而飞了，其实是我有意把它藏起来的，以示惩罚。一年之后，我翻箱倒柜把书找了出来，这时我已经变化，由神童变成备受磨难的小伟人。无巧不成书，书也变了样。书上的文字还是原来的，但讲的好像就是我。我预感到这本书会把我毁了，心里很怨恨，很害怕。每天打开书之前，我走到窗前坐下：一旦有什么危险，便可以让真正的阳光进入我的眼睛消毒。今天，那些为受过方多马斯二十世纪初由苏韦斯特尔和阿兰合著的侦探小说《方多马斯》的主人公，是神出鬼没而富有诱惑力的罪人。和安德烈·纪德影响而不胜遗憾的人使我啼笑皆非，殊不知孩儿们愿意吸毒啊。我像吸毒者那样战战兢兢地吞下我的毒品，结果似乎并没有伤什么元气。那时候人们鼓励少年读者，说什么明哲和尽孝是成功之本，甚至可以使我们成为伦勃朗或莫扎特。人们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描述一些平平常常的男孩子所干的平平常常的事情，但他们知恩尽孝，他们叫让—塞巴斯蒂安，让—雅克或让—巴蒂斯特，使他们的亲人幸福，如同我使我的亲人幸福一样。其毒汁恰恰在于文章作者从来不提及卢梭、巴赫、莫里哀的名字让—雅克是卢梭的名字，让—巴蒂斯特是莫里哀的名字，让—塞巴斯蒂安是巴赫的名字。，却巧妙地处处暗示孩子们未来的伟大，漫不经心地通过某个细节提到他们的著作或他们最出名的行为，精心设计着故事，要是不对照后来发生的事情，哪怕最寻常的小事也无法叫人理解。作者在乱哄哄的日常生活中埋下神奇的伏笔，预示着会使一切改观的未来。一个名叫桑济奥的男孩，发疯似的想见教皇。一天人家把他带到广场等候圣父经过。孩子脸色苍白，双目睁得圆圆的，人家忍不住问他：“你高兴了吧，拉法埃洛?这一回你至少亲眼看见我们的圣父了吧?”他惶惑地回答：“什么圣父?我光看见鲜艳的颜色啊!”还有一例，小米格尔一心想从军，坐在一棵树下津津有味地读一本武侠小说，突然一阵震耳的铁器声吓了他一跳，原来是附近的老疯子即堂吉诃德。孩子读《堂吉诃德》入了神。，一个破落的绅士，骑着一匹瘦马，举着长枪，颤巍巍地冲向一座风车。吃晚饭的时候，米格尔把这个小故事讲得既滑稽又可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后来房间里剩下他独自一人时，他把小说扔在地上，踩上几脚，抽噎了好久。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

这些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的一言一行实际上预示着自身的前途，而他们却以为在瞎说、胡闹。我和作者比他们看得远。我们交换着微笑，对他们不胜同情。这些表面极其平常的孩子，我观察他们的生活，用的是上帝设计这种生活的目光，即先看其结尾。开始我兴高采烈，他们是我的兄弟啊，他们的光荣也就是我的光荣。然后完全翻转过来，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书页的另一面，让—保尔的童年酷似书中让—雅克和让—塞巴斯蒂安的童年，一切都是先兆。不过，这时作者挤眉弄眼的对象则是我的甥孙们。这些未来的孩子从我的死到我的生倒着观察我，我想像不出这批未来的孩子该是什么样子，但不断向他们递送我自己也难以破译的信息。想到死亡，我不寒而栗，虽说死亡是我全部行为的真正意义。我丧失了自身，试图从反方向穿过书页，把自己重新放在读者的地位，我抬起头，求助阳光，喔，原来这一举动本身也是一种信息。这种突然的不安，这种怀疑，这个眼睛和脖子的动作，到二○一三年会得到怎么样的解释呢?到那时有两把打开我的钥匙：作品和死亡。我已经无法从书中出来了，这本书早已读完，我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已。我窥伺自己：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跟母亲嘁嘁喳喳说话。我说了些什么?我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大声重复，但无济于事，话语出口而逝，不可捉摸。我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好像跟我毫不相干，扒手天使钻进我的脑袋，抢劫我的思想。这个天使不是别人，正是三十世纪的一个金发少年，他凭窗而坐，通过一本书观察着我。我喜恨交加，感到他的目光把我钉死在我所处的那十个世纪。在他看来，我弄虚作假，生造一些双关意义的词语抛给读者。安娜—玛丽看见我趴在课桌上乱涂乱写，对我说：“天色暗啦!我的小宝贝要弄坏眼睛的。”这正是天真无邪地回答得好时机：“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写字。”母亲笑了，说我是小傻瓜，并把灯点亮。戏法已变完，我们俩谁也不知道我刚才向公元三千年报告我未来的残疾。等我风烛残年的时候，我眼瞎的程度超过贝多芬耳聋的程度，我摸着黑创作最后一部书。在我身后人家找出这份手稿时大失所望：“根本无法辨认!”甚至提出把手稿扔进垃圾箱。最后奥里亚克市图书馆纯粹出于怜悯，收藏了起来，一百年无人问津。后来有一天，一些年轻学者出于爱我，试图辨认这份手稿，他们得花毕生的精力方能重整我的杰作。母亲已经离开房间，剩下我自个儿，我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在黑夜里!”我的曾甥孙在天边，啪的一声合上书，深思着他曾舅父的童年，眼泪流满双颊，不胜感叹道：“想不到他真的在黑暗中写作。”
未来的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在他们面前招摇而过。我想到会使他们成为泪人儿，自己也挤出几滴眼泪；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死亡，死亡已肯定无疑，我在谱写死者的传略，即我的真相。
一个朋友看了上述文字，不安地打量着我说：“原来你精神病很严重啊，超过了我的想像。”精神病?我说不上，反正我的极度狂热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毋宁说是真实性的问题。九岁的时候，我感到真实性不足，后来则绰绰有余。
开始的时候，我身心是健康的。一个耍花招的小鬼知道适可而止。然而我很勤奋，即便虚张声势也竭尽全力。今天我认为当时卖弄小聪明是智力训练，耍花招是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所作的夸张。我的天职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强加的。其实也无所谓强加，只不过是一个老妇人的信口开河和夏尔的使用谋略，但这足以使我心悦诚服。成人的话铭刻在我心上，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颗明星，我看不见明星，只看得见手指，但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声称相信我。他们给我讲已故伟大人物的生涯，其中就有一个未来的古人，他们是拿破仑，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前525—前460)，古代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菲力普·奥古斯特菲力普·奥古斯特(1165—1223)，法兰西国王(1180—1223)。，让—保尔·萨特。对此我深信不疑，否则就是怀疑大人的话了。上列最后一个伟人，我很想面对面遇见一下。我张着嘴，扭曲身子，企图引起直觉，使自己心旷神怡，我好比一个性冷淡的女人，先是扭动身子，激发情欲，结果却是用身子的扭动代替性的快感。称她是佯装还是过分用心呢?总之，我什么也没有获得，不是太前就是太后，无法直视内心，发现自我。扭来扭去结果毫无进展，神经倒紧张了一阵，最后对自己产生怀疑，靠权威、靠成人不可否认的好意，无法确认和否认对我的委任：委任状已经封口盖印，万无一失，加在我身上，却并不属于我，尽管我对它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但我既无法解除它，也不能领受它。
信仰即使根深蒂固，也从来不是自在圆通的。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或至少阻止自己去破坏它。我注定成为英杰，我死后将埋在拉雪兹公墓，也许在先贤祠已选好位置，在巴黎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外省、在外国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心公园和广场。但即使在最乐观的时刻，我也看不到自己。作为无名小卒，我怀疑自己不可靠。在圣安娜医院，一个病人在床上喊道：“我是亲王!把大公爵关禁闭。”人家走近病床，凑到他耳边说：“把鼻涕擤掉!”他乖乖地擤鼻涕。人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轻声回答：“鞋匠。”然后又大声嚷嚷起来，我想，我们无一例外都像这个人，反正我刚九岁的时候，很像他：既是亲王，又是鞋匠。
两年之后，病人康复，亲王消失，鞋匠什么也不信了，我停止了写作。小说手稿被扔进垃圾箱，丢的丢，烧的烧，取而代之的是句法分析本，听写本，算术本。如果有人潜入我四通八达的脑袋，他会发现里面装着几个半身塑像，一张错误百出的乘法表和比例法，三十二个省名，附有省会而没有专区，一朵名叫罗萨罗萨罗萨姆罗塞罗塞罗萨的玫瑰花，几处历史古迹和几部文学巨著，几条刻在石碑上的礼仪准则，有时这座凄凉的花园里飘过一缕轻雾：虐待狂的梦幻。孤女已无影无踪，骑士已销声匿迹。英雄、烈士、圣人等字样已无迹可寻，不再被提及了。我这个前帕达扬每季度收到令人满意的健康简况表：孩子智力中等，品行高尚，数学欠佳，想像力丰富而不过分，易动感情；十分正常，只是有些做作，但也日见减少。实际上我已完全着了魔。两个事件，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使我残存的一点儿理智也泯灭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出乎意料的公共事件

公共事件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九一四年七月我们还有那么几个坏人，但八月二日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总动员，接受德国的宣战。，突然之间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了大权，全体法国人都成了好人。我外祖父的冤家对头们投入他的怀抱，出版商恪守诺言，小老百姓预卜未来，我们的朋友收集他们门房、邮差、管子工豪壮而朴实的语言，并向我们转述；人人大叫大嚷，惟有我外祖母例外，真是个可疑分子。我乐不可支，法国演滑稽戏引我发笑，我也为法国演滑稽戏。但是战争很快使我腻味了，我的生活很少受到战争的干扰，说不定早已把战争忘到脑后了。不过，当我发现战争破坏了我的读物，不由得对战争深恶痛绝起来。我喜爱的读物已从报亭消失，阿努·加洛班，若·瓦尔，让·德·拉伊尔均为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抛弃了他们熟悉的英雄人物，他们笔下的少年是我的兄弟，曾乘着双翼飞机或水上飞机周游世界，以一当百英勇杀敌。战前的殖民主义小说让位于战时的英武小说，充斥着小水手、阿尔萨斯少年以及孤儿——军团的福神。我讨厌这些新来的家伙。我一向把绿林小冒险家看做神童。因为他们屠杀的土著人实际上都是成年人；由于我自己也是神童，在他们身上我认出了自己。随军少年却显不出自己的本事。于是个人英雄主义动摇了；个人可以依靠武器的优势打击野蛮人。但是怎么对付德国人的大炮呢?必须采用大炮，动用军队。神童在这些法国勇士中受到爱护和保护，重新降为小孩子，我也随之下降了。时不时，作者出于怜悯，委派我送一封信，我被德国人抓住，出色地反诘他们，然后逃跑，返回阵地，使命完成了。大家当然向我庆贺，但热情并不太高。我在将军慈父般的眼睛里看不到孤儿寡妇们对我倾倒的目光。我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地位，战役打赢，但没有我的份，成年人重新垄断了英雄行为。我偶尔从死者身旁捡一枝枪，放几下子，但阿努·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从来不让我参加刺刀肉搏。作为见习英雄，我急不可耐地要达到自主行动的年龄，说得正确一些，不是我，而是随军少年，阿尔萨斯孤儿。我合上书，退出他们一伙。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一点我早已知道，反正我有充足的耐心。阅读则是一种娱乐，我急于得到一切荣誉。人们向我提供什么样的前途呢?当兵?破差使!勇士只身一人时，已毫无作为，他得跟其他人一起冲锋，打胜仗靠的是全团的力量。我才不稀罕集体的胜利呢。阿努·加洛班想突出某个军人，最高的一着只不过派他去救护一个受伤的上尉。这种默默无闻的效忠使我反感，无非是奴隶救主子。再说这只不过是偶尔的壮举，战时人人皆勇敢嘛，每个士兵稍有一点运气都能干这样的事。我气急败坏，因为我喜欢战前的英雄主义：孤胆而无偿。我无视日常平淡无奇的德行，气概不凡地为自己一个人创造英雄。《乘水上飞机周游世界》、《巴黎顽童历险记》、《三个童子军》阿努·加洛班等人的作品。，这些神圣的作品指引我走上死亡和再生的道路。而突然之间，这些书的作者背叛了我。他们使每个人都能做出英雄行为，勇敢和牺牲变成日常的德行，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勇敢和牺牲降为最基本的义务。背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阿戈纳一九一四年在阿戈纳发生激烈的交战，法方稳住了战局，一九一八年德军在此开始崩溃。集体作战的硝烟替代了热带独特的大太阳和个人主义的光芒。
中断了几个月之后，我重新拿起笔写我心爱的小说，决心教训一下这些先生们。一九一四年十月我们还没有离开阿卡雄。母亲给我买了一些练习本，一色装潢，淡紫色的封面印有贞德的肖像，她头戴钢盔，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在女英雄贞德的保护下，我开始写士兵贝林的故事：贝林劫持了德国皇帝，把他五花大绑解到我们的阵地，然后在全军面前向他挑战，一对一搏斗，把他打翻在地，用刀对准他的喉部，迫使他签订屈辱性和约，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我们。一星期之后，这个故事使我心烦意乱。决斗一场是我从武侠小说中借用的：斯脱特—贝克尔是富贵人家子弟，流亡异乡。一天，他走进一家强盗开的酒店，受到强盗头目大力士的侮辱。他大显身手，活活打死了头目，取而代之，然后搜罗流氓无赖，自立为王，按时带兵登上强盗船，扬帆出海。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子：作恶之王必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行善之杰在一片嘲骂声中艰苦奋战。而后者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嘲笑者毛骨悚然。我因缺乏经验，违反种种写作规则，效果适得其反。德国皇帝尽管是个彪形大汉，却其貌不扬，早就看得出，在虎背熊腰的贝林手下不堪一击。再说观众敌视他，我们这些大兵恶狠狠地高声骂他，战犯威廉二世孤零零，受尽嘲笑和欺凌，我亲眼看到他被世人唾弃却不失其高傲，而这本应是我笔下的英雄们的处境。这种逆转使我瞠目结舌。
还有更糟糕的。我那些被路易丝称作“胡言乱语的东西”得不到任何的证实或否定，非洲辽阔，遥远，人口稀少，消息不通，谁都不能证明我的探险者没有到过非洲；我在叙述他们的战斗时，谁也无法证实他们没有向俾格米人俾格米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诸岛屿。开过枪。我还不至于自认为是他们的传记作者。但人们跟我大讲特讲小说的真实性，到头来我以为自己的奇谈也真有其事了。虽然我自己还未意识到，但我未来的读者会认为确有其事的。然而，这倒霉的十月使我陷入假想和现实的混战中不能自拔：我笔下的德国皇帝败北之后，下令停火，因此按逻辑推理秋天应该恢复和平了。但是恰恰相反，报刊和成人一天到晚唠叨我们仍处在战争中，并且战争还要继续下去。我感到受了愚弄：我是一个骗子手，说了一通废话，谁也不相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读自己的作品，羞得脸红到耳根。难道是我，是我津津乐道这些幼稚的神话吗?我差一点抛弃文学，洗手不干了。末了，我把手稿带到海滩，深深埋在沙里。苦恼清除，信心重振，我是命定的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文学艺术有其奥秘，要等到火候才向我泄露呢。我的年龄还不到，权且作储备吧。我停止了写作。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

我们回到了巴黎，我从此不再碰阿诺·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的书，因为我不能原谅这些机会主义者比我高明。我对战争不满，因为它平淡无奇。恼羞成怒之余，我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几个月前，一九一三年岁末，我发现了尼克·卡特，布法洛·皮尔，得克萨斯·杰克，锡丁·布尔等英雄人物，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类人物消失了，外祖父说出版商是德国人。幸亏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大半。我生拉硬拽着母亲到那里去，我们从奥尔塞车站到奥兹特利茨车站一个个书摊找遍，有时去一次能买到十五本，很快就收集了五百本。我按数一叠一叠排齐，不厌其烦地点着数，高声念着带神秘色彩的书名：《气球中的凶杀》，《与魔鬼订约》，《穆图希米子爵的奴隶》，《达扎尔起死回生》。我很喜欢这些书，纸张发黄，老化变脆，斑迹点点，散发出枯叶的怪味，确实是一些枯死的纸页，残存的遗迹，既然战争使一切都停止了，我明白长发人最后的历险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个谜，或再也弄不清侦探之王最后的侦查了。这些孤胆英雄跟我一样成了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因此我对他们怜爱备至。只要看到装潢封面的彩色版画，我便欣喜若狂。布法洛·皮尔骑着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时而追逐印第安人，时而躲避印第安人。我非常喜欢尼克·卡特的插图。人们可能觉得这些插图单调：几乎清一色是表现这位伟大的侦探大打出手或挨揍败退。但是这些吵架斗殴发生在曼哈坦大街上，那里地面空旷，周围是棕色的栅栏或猪血色立方形的简陋建筑，这使我心驰神往。我想像这是一座广阔的城市，习俗严格而血案累累，恶习和美德皆置于法外，杀人犯和正义者一概逍遥自在和为所欲为，双方到了晚上才拔刀评理见个高低。这座城市酷似非洲，在炎热的太阳下，英雄主义始终表现为萍水相逢，见义勇为，我对纽约的神往来源于此。
我把战争和天职统统抛到脑后。要是有人问我：“你长大干什么啊?”我就和蔼地、谦虚地回答想当作家，但已经抛弃了登峰造极的梦想，不再搞什么心灵修炼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一四年左右那几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跟母亲平起平坐，形影不离。她称我为她的男伴，她的小男人，我对她无话不讲。更有甚者，被束之高阁的创作转化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我嘴里往外涌，我嘁嘁喳喳地讲述所见所闻，净是一些安娜—玛丽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房子、树木和人物。我非常乐意向她通报消息，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事物通过我发出信息。起初我感到脑袋里有人在唠叨，不断地说：“我走路，坐下，喝水，吃糖果。”我大声重复这些不断出现的议论：“我走路，妈妈，我喝一杯水，我坐下。”我好像有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是我的，但不服从我的指挥，却让另一个声音作它的传声筒。我确定自己有双重人格，这些轻微的紊乱一直持续到夏天，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为此我十分恼火，终于害怕起来了。“我脑子里有人说话。”我对母亲说，好在她并未在意。
这件事没有影响我的幸福和我们的结合。我们有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口头禅，我们惯常的玩笑。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我每说十句话至少要加一句：“但没关系”，语气间带着忍耐而讽刺的味道。譬如，“那是一条大白狗，不完全白，带灰色的，但没关系。”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不断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我们常常用第三人称的复数讲我们自己。例如我们等公共汽车，看见一辆车开过未停，我们中的一个嚷道：“他们气得直跺脚，咒天骂地。”于是我们齐声哈哈大笑起来。当着人的面，我们自有默契，一个眼色即心领神会。一家商店或一间茶室的女招待显得滑稽。母亲走出时对我说：“我没敢看你，否则我会当着她的面扑哧笑出声来。”我对自己的能耐感到骄傲，要知道没有多少孩子能使一个眼色就让他们的母亲扑哧笑出声来的啊。由于我们俩都羞怯，害怕受惊也是共同的。一天在塞纳河畔，我发现有十二本布法洛·皮尔历险记我没有买过。正当母亲准备付款的时候，走过来一个男人，白白胖胖的，漆黑的眼珠，小胡子抹得油亮，头戴划船草帽，一副时下英俊少年的派头，他眼睛死盯着我母亲，可是冲着我连连说道：“看把你宠的，小子，太宠你啦!”开始我大为生气，他怎么劈头就用“你”称呼我，但当我看到他古怪的目光，我和安娜—玛丽都不由得如受惊的小姑娘似的朝后蹦了一步。见此情景，这位先生不自在地走开了。我见过千万张脸都遗忘了，但这张猪油般的脸，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对肉欲一无所知，想像不出这个人想要我们什么，但是他的情欲如此露骨，连我也看出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看透了他的心思。这种欲望，我是通过安娜—玛丽观察出来的。通过她，我嗅出男性，害怕男性，讨厌男性。这件意外的小事加深了我们的联系，我拉着母亲的手，趾高气扬地迈着小步快速走着。确信自己在保护着她。这是那些年代留下的回忆吗?是的，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某个一本正经的孩子对受保护的母亲说话，样子郑重其事、温情脉脉，我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喜欢这种甜蜜而孤僻的友情，世间俗人之间没有这种情谊，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常情。我久久凝视这样一对对无邪的伴侣，等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子时，赶紧转过头去。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十月，我十岁三个月。家人不想再把我过久地关在家里了。夏尔·施韦泽闭口不提他的怨恨，替我在亨利四世中学注了册，让我走读。
第一次作文，我得了倒数第一名。我是小封建主，一向把教和学看做是个人之间的联系。玛丽—路易丝小姐出于笃爱向我传授知识，我出于好心和爱她接受知识。所以，从讲台上向众人权威性地授课使我张皇失措，我对这种冷冰冰的民主法则感到莫名其妙。我时时刻刻受着比较，总有人比我回答得好，回答得快，我那些假想的优越感化为乌有了。由于太受宠爱，我不肯否定自己；虽然由衷地佩服同学们，但不羡慕他们，心想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也会露一手的。总之，我晕头转向了，但并不苦恼。突如其来的慌乱使我十分卖力，但交的作业却一塌糊涂。外祖父为此大皱眉头，母亲赶紧求见我的班主任奥利维埃先生。他在自己的独身套间里接见我们，母亲运用了她悦耳的嗓音。我靠着她坐的椅子，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瞧着穿过窗玻璃上的灰尘透入的阳光。她竭力证明我的实际水平比作业要强，说我已经学会独立看书，开始写小说。等到讲不出别的论据，她便泄露我在胎里待满十个月才出世，因此比别的孩子成熟，好似烘炉里的面包，烤的时间较长，格外金黄松脆。奥利维埃先生专心听着，心软了下来。这主要多亏她的妩媚，而不是我的长处。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秃头脑袋光得十分彻底，一双深凹的眼睛，蜡黄的皮肤，长长的鹰钩鼻下长着几根红棕色的毛。他拒绝给我单独授课，但答应“关照”我，我本无更多的要求。上课时我窥视他的眼色，他只针对我上课，这一点我十分肯定。我好像感到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几句好话，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不费劲地成了一个较好的学生。外祖父看到我季考成绩单咕哝了几句，但不再想把我从学校领出来。五年级的时候，换了别的老师，我失去了优待，但我对民主已经习惯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

学校的功课很多，我没有时间从事写作，再说跟新朋友们交往后连写作的欲望也没有了。我终于有了伙伴。先前我一直被束缚在集体乐园之外，进去之后第一天就受到非常自然的接待，从此我不再离开。说实在的，我的新朋友们跟我比较近似，不像帕达扬那帮小伙子，尽叫我伤心，他们是走读生，宝贝儿子，用功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兴高采烈。我过着两种生活：在家里我继续模仿大人；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却又讨厌孩子气，这可真是些男子汉啦。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每天放学我们结伴回家，马拉坎三兄弟，若望，雷内，安德烈，还有保尔，诺贝·梅尔，布兰，马克斯·贝科，格雷瓜，我们在先贤祠广场又跑又叫，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脱下了家庭喜剧的伪装。我丝毫没有想到出风头，只是一股劲地应声嬉笑，重复那些口令和俏皮话。我不表现自己，而是顺从别人，仿效伙伴们的神情举止。总之，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跟他们打成一片。干脆，倔强，快活，我感到自己坚强如钢，解脱了生之多余的思想负担。我们在伟人旅馆和让—雅克·卢梭雕像之间的广场上玩球，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英文：各就各位。，真是各得其所，我成了不可缺少的了。不再羡慕西蒙诺先生了：我此时此刻守在我的位置上，梅尔向格雷瓜做传球的假动作时，会想到我以外的另一个人吗?这种迅如闪电的直觉使我发现了我的不可缺少性。相比之下，我以前那种奢求荣耀的梦想是多么乏味和丧气啊。
不幸，这种直觉来得快，去得更快。如我们的母亲们所说，我们的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有时把我们各组混成一个统一的小群体，把我整个吞没了。不过，我们忘记父母的时间不长，他们无形的影响使我们很快重新陷入动物群那种共同的孤独感中。我们的团体没有目的，没有终点，没有等级，在完全融合和并列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坦诚相待，但不能抵制外界使我们产生的相互看法，毕竟各自属于某些狭窄的、强大的和原始的群体。这些群体创造出蛊惑人心的神话，以讹传讹，硬要我们接受。我们这些孩子娇生惯养，思想正统，感觉灵敏，好动脑筋，害怕混乱，厌恶暴力与非正义。在一起也罢，分散开也罢，反正我们心照不宣地确信世界是为我们服务而创造的，我们的父母皆是世界之精华，所以我们切记不冒犯任何人，甚至游戏的时候也保持彬彬有礼。冷嘲热讽是严格禁止的。如有人发火，大伙儿立即围上去劝他平静下来，迫使他道歉，让—马拉坎或者诺贝·梅尔代表他的母亲训斥他。所有这些夫人互相都认识，而且互相毫不容情：她们互相转告我们的话、我们的批评、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但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却对她们的反应闭口不谈。有一天，我母亲看望马拉坎夫人回来后非常生气，因为马拉坎夫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安德烈觉得普卢尽找麻烦。”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介意，这是母亲们之间的闲谈而已。我对安德烈没有记恨，对他只字未提。总之，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士兵和百姓，人类和畜生。我们只瞧不起包饭的走读生和寄宿生：准是他们作恶多端，他们家才对他们弃置不顾：或许他们的父母不好吧，但这个理由站不住，因为父亲是按儿子的品行区别对待的。傍晚四点，自由的走读生放学之后，公立中学便成了为非作歹之地。
如此小心谨慎的友谊总间隔着冷却的时期。假期我们分手时，并无遗憾。不过，我很喜欢贝科。他也是寡妇的儿子，有如我的兄弟。他漂亮、脆弱和温存。我不厌其烦地欣赏他梳成贞德式的黑色长发，但主要因为我们俩有着共同的骄傲。我们无书不读，躲在学校风雨操场指雨天可以活动的带顶棚的操场。的一角谈论文学，就是说无数次津津有味地列举我们所摸过的著作。有一天，他古怪地瞧着我，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想写作。后来我们俩到修辞班当时法国公立中学中仅次于哲学班(即毕业班)的最高班。时又分在一起，他仍旧很漂亮，但得了肺病，十八岁上死了。
所有的孩子，包括文静的贝科，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贝纳尔。这是一个胖胖的、怕冷的男孩，活像只小鸡。他的好名声一直传到我们母亲的耳朵里。她们略有不快。由于无法使我们讨厌他，她们干脆不厌其烦地让我们以他为榜样。请看我们不公正的程度吧。他也是包饭生，我们却喜欢他，在我们看来，他是名誉走读生。傍晚在家灯下，我们惦记这位传教士，有他在丛林里教化这帮寄宿野人，我们感到宽慰。话说回来，寄宿生也十分敬重他。我现在已记不清这种一致的赞赏出自什么原因。反正他温存，和气，灵敏，除此之外，主要因为他是班上第一名。再则，为了他就学，他母亲节衣缩食。我们的母亲不跟这位女裁缝来往，但她们对我们说起她，往往为的是让我们掂量母爱的伟大，可我们想到的却是贝纳尔，他是这位不幸妇女的温暖和快乐。末了，大家对这样善良的穷人同情备至。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贝纳尔跟我们若即若离，他总戴着一块羊毛大围巾，和蔼可亲地向我们微笑，但很少说话。我记得有人不许他加入我们的游戏。在我，他由于身体虚弱不能跟我们玩，更引起我的敬意。他好似被置身于玻璃柜里，隔着玻璃窗向我打招呼致意。但我们不接近他，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生前已像一个象征符号一样隐退了。儿童是遵守习俗的，我们看他十全十美到了无个性的程度而对他十分感激。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语言浅显，很合我们的口味，让人高兴。我们从未见他发过火，也没有过度兴奋。上课的时候，他从不举手，但要是问到他，他言必有理，既不犹豫，也不卖力，恰如其分地吐出真言。他使我们这帮得天独厚的孩子惊讶不已。因为他是最优秀而不是得天独厚的。那年月，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程度的丧父孤儿，这些父亲先生不是死了就是上了前线，至于留下的男人，都已精疲力衰，丧失了男子气，竭力让儿子们忘却他们。那是母亲统治的时代，而贝纳尔恰恰为我们体现了母权制消极的美德。
那年冬天，贝纳尔死了。孩子和士兵是不关心死人的，但我们足有四十个人聚集在他的棺材前哭泣。我们的母亲们参加了守灵，坟墓上铺满了鲜花，鲜花之多，使我们把这起死亡看成是那年颁发的超优奖。再说贝纳尔平时不声不响，好像没有真死，仍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隐隐感到他神圣的存在，我们的品德起了一个飞跃。我们热爱自己的死者，低声谈论他，这是一种带伤感的乐事。或许我们也会像他那样过早地死去。我们设想着母亲的眼泪。感受到自己的珍贵。我在说当年的梦话吗?反正我模糊地记得这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明摆着，这个女裁缝，这个寡妇，失去了一切。想到这一层，当时我是否感到恐怖呢?是否隐约看到邪恶呢?是否觉得上帝不存在呢?是否猜到世道艰难呢?我认为是的。要知道我对自己的童年采取否定和遗忘的态度，并认为我丧失了童年，所以，我肯定上述的感受，否则为什么贝纳尔的形象会引起我如此清晰的痛苦的回忆呢?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

几个星期之后，五年级A甲班A班是拉丁文班，偏重文史哲。甲班即优秀生班。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我们正在上拉丁文课，门突然打开，贝纳尔在门房的陪同下进来向我们的老师迪里先生致敬，然后坐下听课。从他的铁架眼镜和围巾，从他略钩的鼻子和小鸡似的怕冷的样子，我们大家断定他是贝纳尔。我心想，莫非上帝把他还给了我们不成?迪里先生好像跟我们一样，不胜诧异。他停止讲课，喘着气问：“你的姓名?身份?父母职业?”他回答道，包饭生，工程师的儿子，姓尼赞，名保尔—伊夫。我最为吃惊。课间休息时，我主动接近他，他也作了反应，从此我们结下友情。一个细节使我感到这个人不是贝纳尔本人，他比贝纳尔丑陋：尼赞患斜视症。但注意到这一点为时已晚，我已经喜爱上尼赞的外貌所体现的善良，以致喜爱上他本人了。我上了圈套，崇尚美德的习性导致我喜爱丑八怪。说真的，假贝纳尔并不坏呀；他代替真贝纳尔活着；所有真贝纳尔的长处他都有，不过已衰退。贝纳尔的矜持，到他身上变成掩饰。当他被强烈而消极的冲动压倒时，他不喊叫，只是气得脸色煞白，结结巴巴语不成章。这不，我们视为温存的情感只是暂时的麻醉。他嘴里吐出的不是真知灼见，而是愤世的、轻率的客观言论。我们听起来不顺耳，因为我们很不习惯。他跟我们一样，自然敬重他的父母，但惟有他，谈起父母时带讽刺的口吻。在课堂上，他不如贝纳尔那样才智横溢，但读过许多书，并渴望写作。总之，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我看来，把他跟贝纳尔相提并论不足为怪。尼赞跟贝纳尔的酷似使我着迷，我弄不清是应该赞扬他提供了美德的外表，还是责备他只有美德的外表。我总是要么盲目地信任，要么莫名地怀疑。我和尼赞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只是后来的事，中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结识的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但没有根除。其实在骨子里没有起任何变化。成人在我身上所寄托的重任，我虽不去想它了，但继续存在，并侵蚀了我的身心。九岁那年，哪怕在最放纵胡闹的时候，我还能自我检点。十岁上，我已经忘形了。我跟布兰跑跑跳跳，跟贝科、尼赞促膝谈心，在这种时刻我的假想使命自流了，自成一体躲到我的阴面，不让我看见，却操纵着我，对一切的一切施加影响，越过我，使树木低头，使墙壁让路，使天空弯腰。我视自己为大王，竟疯狂地信以为真。我的一个分析学家朋友说，这是性格性神经症。他说得对，一九一四年夏至一九一六年秋，我的使命左右了我的性格，我的妄想离开了我的大脑，注入了我的骨髓。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我发现我原先扮演的和预言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惟一的区别是我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盲目行事。先前，我通过形象想像一生，从死亡看到我的出生，我的出生把我推向死亡，自从抛弃生死转化的看法后，我自身成了生死交替的实体，在两极之间颠簸，每一次心脏跳动就是一次死亡和再生。我未来的永存变成我具体的未来，每个瞬间跟永存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在我最专心致志的时候，对永恒的想念使我分心，使充实变得空虚，使现实变得轻浮。永存从遥远的将来驱散我嘴中的甜腻，消除我心头的忧和乐，但挽救了最无所作为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来得最晚，使我进一步接近永存。永存给我赖以生活的耐心，我再也不想一下子跨过二十年，然后草草越过第二个二十年，再也不设想我遥远的登峰造极的日子，我等待着。我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因为每一分钟引来另一个一分钟。我泰然自若地生活在刻不容缓的时间列车上，时间推我一直向前，把我整个几卷走，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真是如释重负!以前我的日子天天一个样，有时不禁生疑，我是否注定要过千篇一律的倒退日子。现在，日子本身没有起多大的变化，还是照旧哆哆嗦嗦地消逝。但是我，日子在我身上的反映起了变化，不再是时间朝我静止的童年倒流，而是我，好似奉命射出的箭，穿破时间，直飞目的。
一九四八年在乌特勒支乌特勒支，荷兰历史名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在此签订《乌特勒支和约》。，冯·列纳教授让我做投射测验。一张图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画着一匹奔驰的马，一个行走的人，一只高飞的鹰，一艘前进的艇；受测验者应指出哪个画面给予他最强烈的快速感。我说：“小艇。”然后，我好奇地观察这个我突然选中的画：小艇仿佛腾空而起，霎时间凌驾在停滞的湖水之上。我很快明白了这个选择的理由：十岁的时候，我好像感到自己如艏柱似的冲破现时的束缚，腾空而起，从此我开始奔跑，现在仍在奔跑。在我看来，决定速度快慢的不是在一定时间内跑过的路程，而是起跑突破的力量。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吉亚科梅蒂吉亚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塑家，画家，萨特的朋友。萨特曾为他写过专文。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他腿被撞伤摔倒时，脑子还清醒，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喜悦：“我终于出了点事儿!”我深知他的激进主义：他已做好最坏的准备。他爱他的生活，以致没有别的向往。这种生活很可能为偶然发生的、荒唐的事故所冲击，甚至被断送。他心想：“因此，我不是天生的雕刻家，甚至不是生来就该活着的。我生下来时什么都不是。”使他兴奋的是危险的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遭难时吓得发呆的目光茫然望着城市的灯火、来往的行人和他自己落在污泥里的躯体。而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界本来就与他朝夕相处。我欣赏这种顺应不测的意志。如果人们爱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就应该爱好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欢迎这类迅如闪电的意外，因为这类事故向他们揭示，地球并非为了他们而存在。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按形象塑造我的人物

十岁的时候，我声称酷爱这类意外。我一生的每个环节应该预见不到，能散发出新漆的芳香。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实事求是地说，我以笑脸相迎。一天夜晚，因电路故障，灯突然熄灭。家里人在另一间房间叫我，我叉开双臂，摸着黑向前走，结果头撞在一扇门上，磕掉一颗牙。尽管痛得厉害，我却觉得有趣好笑，如同吉亚科梅蒂后来把他的腿当做笑料，但我们取笑的理由截然相反。既然我预先确定我的历史将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意外只能是一个圈套，新鲜事物只能是一种表面现象。各族人民请我出世，这种需要本身早就把一切安排妥当，这颗磕掉的牙对我来说是一种征兆，一种暗示，要等到后来才能明白。换言之，我历史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确定好的，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反正保持不变。我通过我的死亡观照我的一生，结果只看到一系列已完成的事情，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你们想像得出我安然无事的程度了吧?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偶然事故，我遇到的只不过是上天安排的假事故。报纸让人相信街头四处隐藏着横行霸道的人，偷盗小老百姓。而我，生来命运不凡，撞不见这等人。也许有一天我会掉胳膊断腿或双目失明，但这一切都是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我的不幸只是考验，只是促使我创作出书的手段。我学会忍受悲伤和疾病，从中看到通向隆重葬礼的起点，看到为我开拓的通天台阶。这种颇唐突的操心没有使我不快，相反我一心要表现得名副其实。我把坏事看做变成好事的条件，连我的错误都有用处，就是说我犯的错误算不上什么错误。
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已有信心，一方面很有节制，另一方面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把失败看做死后胜利的条件。双目失明或双腿残废，或犯错误陷入歧途，总之在不断吃败仗之后，最后赢得战争。对出类拔萃的人物所进行的考验和由我负责任的失败，在我看来，两者没有区别。这就是说在我眼里，我的罪过实际上就是不幸事件，我愿意承担不幸意味着愿意承担错误。我简直不能得病，一有病痛，哪怕麻疹或鼻炎，就宣布自己有过错：我放松了警惕，忘记了穿大衣或戴围巾。我总愿意责备自己，不肯怨天尤人，这不是因为天性朴实，而是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这种自命不凡并不排斥谦卑。我很乐意认为自己可能犯错误，因为我的失败证明我走在通向尽善的捷径上。我设法在自己的生命中捉摸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引力，能不断迫使我取得新的进步，哪怕我自己非常不情愿。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在进步。再说人家也不让他们蒙在鼓里：“应该取得进步……在进步中……可靠地进步……不断地进步……”成人给我们讲法国历史，说第一共和国不太稳定，之后有第二共和国，然后是第三共和国，这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有二必有三嘛。当时激进党人的纲领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财富不断充裕，由于才智出众的人和小产业主急剧增加，因而贫困化已消灭。我们这些小先生，生得适时，满意地发现我们个人的进步体现了全民族的进步。但想超过他们父辈的人却不多，大部分人只等待着长大成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停止长个儿，停止发育，那时他们四周的社会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美好，更安逸。我们之中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到来，但有些人带着恐惧的心理，还有些人带着遗憾的心情。至于我，在接受使命之前，在漫不经心中长大成人：将来能否跻身显要，我根本不在乎。外祖父觉得我个儿矮小，为此十分伤心。外祖母为了气他，对他说：“他准是萨特家的个儿。”外祖父装作没有听见，站到我跟前，目测我的身高，终于说：“他长高了。”但口气不坚定。我对他的不安和希望一概无动于衷。野草也长个儿嘛，足见人可以长高，但不失其野。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永垂不朽。当年岁增长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好干已经不够，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只有一条原则：向上攀登。为了培养我的抱负并掩盖其过分，我求助于普遍的经验：我想在童年动摇不定的进步中看到我命运的初步成果。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虽然微小和平常，却给了我感到自己往上升的幻觉。在公共场合，我公开接受同班级和同代人的观念：我们受益于既得的成绩，得益于已有的经验。过去丰富了现在。在单独一个时，我远远没有感到满足。我不能接受从外部获得的存在，不能接受通过惰性保持的存在，不能接受内心活动受前人活动的制约的说法。既然我是未来的人们所期待的对象，那我干脆跳跃前进，堂堂正正，一气呵成，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我希望看到内心的情感迸发出火花。为什么非要过去来丰富我呢?过去对我没有作用，相反，是我自己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我越再生越完好、越善于运用内心的惰性储存，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越接近死亡越看清死亡的真相。人们常对我说，过去推动着我们，但我深信未来吸引着我。要是我感到自己干活拖沓，或才能施展缓慢，我就会不高兴。我把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硬塞进心里，把它变成了内燃机。我让过去向现在低头，让现在向未来屈服；把平稳的进化论改变成间断的革命灾变说。几年前有人向我指出，我的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危机时刻突然做出决定。眨眼之间，《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就转变了。自然如此，因为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成为背叛者

我成为背叛者，并坚持背叛。尽管我全心全意投入我的事业，尽管我对工作全力以赴，尽管我真心诚意结交友谊，尽管我发脾气时毫不掩饰，但我很快便否认自己。我知道这一点，也愿意这么做。正在激情高昂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背叛自己，高兴地预感到我未来的背叛。大致而言，我与常人一样履行我的诺言，我的友情和行为虽则始终不渝，但我容易感到新的冲动，比如观赏古迹、名画、风景。有一个时期我感到最后看到的总是最美的。我有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当我们一起回顾他们所珍视的事情时，我的言谈很不敬，或干脆很轻率，为的是使自己相信我对过去的事情已不屑一顾。由于我颇不喜欢自己，就寄希望于未来，结果更不喜欢自己，随着时间毫不容情地向前进，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差劲。昨天我干得不好，那是昨天的事；而今天我已经预感到明天我对自己严厉的评判。总之，不能挨得太近。我对自己的过去敬而远之。少年，中年，刚消逝的去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属旧时代。新时代此时此刻宣告诞生，但决不固定下来，因为明年就要把它彻底埋葬。尤其是我的童年，我早已把它一笔勾销。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花费了许多时间才回忆起童年的大概轮廓。我三十岁的时候，有些朋友感到奇怪：“好像你既没有双亲又没有童年似的。”我傻乎乎，居然十分得意。不过，我十分喜欢和尊重某些人，尤其是妇女——对她们的志趣和欲望，对她们从前的事业，对消逝的节日，始终不渝地保持朴实忠诚的态度。我欣赏她们以不变应万变的意志，欣赏她们牢记一切的愿望，甚至到死她们还记得洋娃娃、乳牙、初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到了暮年还非得找年轻时爱过而没有到手的老女人睡觉。还有一些人对已故的人怀恨在心，或者不肯承认二十年前犯的小过失，甚至耿耿于怀。而我，我从不积怨，出于好意承认一切；我善于做自我批评，条件是出于我自愿，不由别人强加。有人曾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四五年跟当时的我过不去，那和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我把这些都记在当时那个我的名下了。谁叫他太笨，不会让人家尊重。一天遇到一个老朋友，他说话带刺，对我心怀不满了十七年，事因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我对他失礼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当年出于自卫作了反击，指责他太敏感、太胡搅蛮缠，总之对那件事我发表了个人见解。这次会面，我非常乐意听取他的想法，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责备自己当时出于虚荣心，表现自私，没有心肝，总之，乐意承认一无是处。我对自己头脑清醒感到欣喜。要知道这么心甘情愿承认错误，证明我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人家相信你的话吗?不，我的正直和毫无隐讳的坦白相反更加激怒申诉人。他揭穿了我，知道我在利用他。他怨恨的是我，活着的我，包括现在和过去，他深知我依然如故，而我却扔给他一具僵死的遗物，为的是乐于感到我自己像初生的孩子。到头来，我发火了，对这个鞭尸的狂怒者很不满意。反之，如果有人提醒我说在某个场合我表现不错，我一摆手就把此事忘了。人家以为我谦虚，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今天干得好一些，明天还要好得多。中年作家不喜欢人家过分肯定他们的处女作，而我敢说我最不喜欢这类赞扬。我最好的书是我正在写的书，然后才是最近出版的书，但我心里已经开始腻烦了。要是批评家今天觉得这本书不好，他们也许会使我不快，但六个月之后，我差不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论他们认为这本书如何贫乏和无价值，我毕竟要求他们把它放在比它更早写出的东西之上。我同意所有作品被全盘贬斥，只要把它按出版时间加以评论就行，惟有出版顺序能给我写好书的机会，明天写得更好，后天写得好上加好，最后以一部杰作告终。
自然我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我们经常炒冷饭。但这一点我新近才觉悟到。我旧时的信念动摇了，不过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一生中有几个严厉的见证人，他们不放过我的任何小毛病，经常揪我的辫子，说我重蹈覆辙。他们直言相告，我相信他们言之有理，最后为之庆幸：昨天我多么盲目啊。我今天的进步就在于明白了我停滞不前。有时我自己成了原告的证人。例如，我想起两年前写过一页东西，可以供我使用，但找来找去找不着。心想这也好，我一时懒惰，想把一页旧货塞到新书里，现在既然找不着，干脆重写，今天写得肯定要好得多。等我写完后，却偶然发现了那页一时丢失的文字。实在令人惊讶：我两次写的，除了几个标点有差别外，无论内容和用词，一模一样。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把这页过时的东西扔进字纸篓，留下新写的文字。新写的似乎总比旧写的要高明。总而言之，我自我陶醉：幻想破灭之后，继续弄虚作假，尽管老朽昏庸，仍想享有登山运动员那种青春的活力。
十岁的时候，我还不了解我的怪癖和唠叨，怀疑是跟我不沾边的。我跳跳蹦蹦，嘁嘁喳喳，为街头的景象所吸引，不断脱颖新生，听得到旧壳一一脱落的声响。每当回到苏弗洛街，我每跨一步都感到在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里倒映着我生活的节奏和规律，反映出我那对一切都不忠的任命。万物皆备于我。外祖母想配齐餐具，我陪她去陶瓷和玻璃制品商店。她指着一只盖上有红圆顶的大汤碗和一些印花盆子说，这些不太称她的心，她要的那种盆子上除有花外，还有沿花茎往上爬的小虫。老板娘生气了。她很清楚我外祖母要的货，曾经卖过，但三年来不生产了。而这些新近出的盆子质地精美，至于花上有没有小虫，无关紧要，花总是花呗，谁会吹毛求疵注意小虫呢?我外祖母不以为然，她坚持让人去看看有没有库存。去看库存当然可以，但要时间呀。老板娘一个人在店里，伙计刚下班走了。人家把我安置在一个角落里，叮嘱我什么也别碰。我被遗忘在那儿，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围那些易碎的物品，那些布满灰尘的闪光的器皿，还有已故帕斯卡尔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学者，思想家和作家。的面具和画有法利埃尔总统法利埃尔(1841—1931)，法国政治家；一九○六至一九一三年间任共和国总统。肖像的便壶。不管表面上如何，我只是个虚假的配角。有些作家正是这样把“不重要的角色”推到前台，而把主人公放在不显眼的地位，这叫做伏笔。但读者不上当，他先翻阅最后一章看看小说是否圆满结束，已经知道这个靠在壁炉上的苍白的小伙子肚子里装着三百五十页书，三百五十页爱情和历险的故事。其实我至少有五百页，我就是长篇故事的主人公，结尾圆满。这个故事，我早已停止对自己讲了，有什么用呢?无非使自己感到浪漫罢了。尴尬的老妇人，陶器上的花朵和整个商店被时间往后抛。黑裙子褪色了，声音模糊不清了，我可怜的外祖母，故事的第二部分肯定见不着她了。我则是故事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三者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所以也可以说我是老小孩，死小孩，在此地默默无闻地被埋在比我还高的盆子堆里，在外面，在遥远的地方，则享受着声誉带来的无上哀荣，我是处在行程起点的原子，也是与终点撞击后反弹回来的振波。起点和终点集中于我，两面向我夹攻。我一手碰到我的坟墓，一手抓住我的摇篮。我感到自己生命短暂而辉煌，好似一个消失在黑暗中的闪电。
然而，无聊仍一直纠缠着我，时而不引人注目，时而使我反感，等无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便屈服于最致命的诱惑：俄耳甫斯操之过急，结果失去了欧律狄刻典出希腊神话传说，俄耳甫斯是善弹竖琴的歌手。他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追到阴间，获准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在路上不许回顾。但俄耳甫斯急不可耐，当他接近地面时违约回首看妻子在不在，结果欧律狄刻又回到阴间。；我操之过急，结果常常晕头转向。我苦于无所事事，有时旧病复发，又疯狂起来，而恰恰这时应忘记疯狂，应暗中控制疯狂，并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事物。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想当即认清自己，一下子抓住纠缠我的全部东西。真倒霉!进步，乐天，令人愉快的背叛和秘而不宣的归宿，总之我自己创造的一切土崩瓦解了，惟有皮卡尔夫人的预言尚存。但尚存的预言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种权威性的判断空洞无物，旨在笼统地挽救我失去的分分秒秒。未来一下子变得干巴巴，剩下一个骨架子。我感到在这个骨架子里生存极为困难，但是我发现根本无法摆脱。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一生以逃避开始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有一天在卢森堡公园，我坐在一张长凳上：安娜—玛丽要我坐在她身旁休息，我浑身是汗。那是跑得过多的缘故。这至少是事情的顺序。我无聊至极，竟狂妄地把顺序颠倒过来：我奔跑，为的是出一身大汗，好让我母亲有机会唤回我。一切行动的目的地是长凳，一切行动必须在长凳结束。长凳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对此我不在乎，但整个过程的各个印象，我却记忆犹新，反正全部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迟早会知道的，我的侄儿们将来也会知道的。我摆动两条不着地的小腿，看到一个人走过，他背着一只包裹，原来是一个驼子：这有用处。我得意地对自己重复道：“我坐着不动极为重要。”但无聊反而加剧了，我憋不住偷偷观察自己：我不想获得什么了不起的启示，只想捕捉我此时此刻的意义，体会其迫切性，享有一点未卜先知的机能，我认为缪塞和雨果便有这种机能。自然，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抽象地要求肯定自己的不可缺少性，顿悟自己的存在其实并无目的性，这两者并行不悖，既不打架，也不混淆。我一心想自我逃避，重温腾云驾雾的神速。俱往矣!魔法已破。我的腿弯发麻，身体扭动起来。巧得很，正在这时，上苍委任我新的使命：我重新奔跑极为重要。于是，我跳下地，飞奔起来，跑到路头，转身一看：什么也没有变化，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对这次失望，我用语言向自己掩饰：我声称，一九四五年在奥里亚克的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这次奔跑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我欣喜若狂地宣布，我十分满意。我强迫圣灵做出反应，向他表示信任：我疯狂地发誓不辜负圣灵给我的机会。这一切十分微妙，而且非常伤脑筋，我心里明白。母亲已经急匆匆过来，又是毛衣，又是围巾，又是外套，我乖乖地让她一层层地裹，最后成了一个包裹。还得忍气吞声地回苏弗洛街，瞧门房特里贡的小胡子，听液压电梯的劈啪声。不管怎么说，多灾多难的小追求者终于回到书房，从一张椅子坐到另一张椅子，拿起书，翻阅一本扔掉一本。我走近窗户，发现窗帘下有一只苍蝇，我把它赶到窗帘的一个皱褶里，逼得它走投无路，然后向它伸去一只凶杀的食指。这个时刻不包括在总进程表里，纯属额外，不算数的，绝无仅有，僵死不变，而且天机不会泄漏：那天晚上不会，以后也不会，奥里亚克城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这起纠纷。人类已熟睡，而杰出的作家——这位圣人决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已经退场。孩子单独一人，一时感到烦闷没有出路，需要强烈的感受，那种想凶杀的感受。既然不让我有人的命运，那我就来主宰一只苍蝇的命运。我不慌不忙，让苍蝇猜猜扑向它的巨人是谁。我摁下食指，苍蝇成了肉酱，结果受愚弄的却是我自己!真不应该杀死它，天晓得!所有的生物中只有这个小生命怕我，现在谁也不买我的账了。既然杀了虫，我便取代受害者，自己成了虫子。我成了苍蝇，而且一直是苍蝇。这次我把事情讲透了。现在没有别的事可干，只好从桌子上拿起《科科朗上尉的奇遇》法国作家阿弗雷德·阿索朗(1827—1896)的小说，全名为《科科朗上尉奇妙而真实的奇遇》(1867)。，一屁股坐在地毯上，随便翻到哪一页，反正已翻阅无数次了。我感到非常厌倦，非常忧伤，甚至麻木不仁了。但一开始读故事，我就忘乎所以了。科科朗在空无一人的书房里打猎，腋下夹着卡宾枪，背后有母虎跟随。丛林的矮树匆匆地在他们周围后退。远处我安排了一些树，猴子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突然母虎路易宗大吼起来，科科朗停住不动：大敌当前!这是我选择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的光荣有了归宿。人类惊醒，求我援救，圣灵悄悄地在我耳边下达振奋人心的启示：“如果你不是早跟我结下不解之缘，你就不会来找我了。”这句恭维话算是白说了，因为此地除了骁勇的科科朗之外，没有别人听得见。顶天立地的作家却好像在立等这句恭维话，听了之后立即重新上场。一个曾侄孙侧着金发的头在阅读我的历史，泪水润湿了他的眼睛。未来的光明使我的心充满阳光，我沉浸在无限的爱中。我乖乖地读下去，阳光终于消失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感到一种节奏，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击。我开动了，其实早已开动。我在向前进，马达隆隆。我感觉到心灵在飞速跳动。

综上所说，我的一生以逃避开始，外部力量使我逃避，从而塑造了我。宗教通过陈旧的文化观念，作为原型，显露出幼稚性，这对孩子来说，再容易接受不过了。人们教我圣史、圣经、信条。却没有给我提供相信的手段，结果引起了混乱，而这种混乱造成了我的特殊品性。信念，如地壳褶皱似的发生了周折，大大转移了。我对天主教的神圣信念转移到了纯文学；我成不了基督教徒，却找到了他的替身：文人。文人的惟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死亡只是一种过渡仪式，万古流芳成了宗教永生的代用品。为了确信人类永远与我共存，我主观上确定人类将无止境地存在下去。我在人类中间瞑目，就等于再生和永存。但要是有人在我面前假设有朝一日大难降临，地救毁灭，哪怕要五万年之后，我也会惊恐万状。如今，我虽已看破红尘，但想到太阳冷却仍不免感到忧虑。我的后人在我死后第二天就把我遗忘，我倒不在乎。只要他们世代活下去，我就能长存在他们中间，无名无姓，不可捉摸，但始终存在，如同在我身上存在亿万我不认识的死者，我使亿万死者免于遭受灭顶之灾。但人类一旦消亡，那么世世代代的死者将同归于尽。
这种神话其实非常简单，我毫不费劲就心领神会了。我既是耶稣教徒，又是天主教徒，这种双重教派的属性妨碍着我信神，即一般人所称的圣人、圣母、上帝。但是某种巨大的集体力量深深感染了我，在我的心里扎下根。时刻注视着我，这就是他人的信任。通常被信任的对象只要换个名称或作表面的变动，立即就被这种力量识破，遭到它的攻击，受到它的重创，然而乔装改扮却使我受骗上当。我自以为献身于文学，其实我接受了神职。在我身上。卑躬屈膝的信徒所持的信念变成自命不凡的天降大任。为什么上天没有降我大任呢?一切基督教徒难道不是预定灵魂得救的人吗?我野草似的生长在天主教教义的沃土上。我的根吸取其养分，从而制造自己的液汁。由此导致我自以为清醒，实为盲目，害了我三十年。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无日不写作

一九一七年在拉罗歇尔的一天早晨，我等同学一起去上学，他们迟迟不来，我等得不耐烦，无事可干，决定想想上帝。转瞬间，上帝从九重天上滚落下来，无缘无故地不见踪影了。我颇为礼貌地表示惊讶，心想：上帝不存在。从此我以为万事大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如此，因为后来我从未想使上帝复活。但他人依然存在，即看不见的人，圣灵，此人确保我的委任，并以无名而神圣的伟大力量指导我的一生。要摆脱他，我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他躲在我的脑后，化装成概念，让我用来了解自己，确定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辩护。长期以来，我通过写作向死神、向戴着面具的宗教请求把我从偶然中解脱出来。我是教会的一员。作为活动分子，我想用我的著作解救自己。作为狂热的信仰者，我企图用令人不快的文字揭示沉默的存在，我把事物和事物的名称混为一谈，这也是信仰。我眼花缭乱，只要眼睛继续发花，我就认为自己太平无事。三十岁的时候，我成功地露了一手：在《恶心》中描写了我的同类多余而不快的人生——这完全是心里话，读者尽可以相信——同时为自己的人生开脱。我当年是罗冈丹《恶心》中的主人公。，通过他表现我生活的脉络。但并不感到得意。同时，我是我自己，命运不凡的人，地狱的编年史家，并对自己的原生质进行显微透视摄影。后来我乐陶陶地论述人是怪诞的。我自己就很怪诞，我跟他人的区别仅在于我被委任说明这种怪诞性。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怪诞性就改观了，变成了我内心深处的潜力，变成了我完成使命的对象和我获得光荣的跳板。我囿于这种自圆其说，没有看穿。我用这套理论来观察世界。弄虚作假已入骨髓，路子走错了，但我仍津津乐道地描摹我们不幸的人生。根据教条，我怀疑一切，只不怀疑自己；我用一只手恢复被另一手摧毁的东西，把不安视为我安全的保障。我那时候很幸福。
以后我变了。我准备将来叙述怎样的酸楚侵蚀了缠裹我、使我产生幻觉的轻纱，何时和如何尝试暴力和发现我的丑陋——这长期是我的消极因素，如同有腐蚀性的生石灰，摧毁着神童的心灵——以及出于何种原因我经常性地不论自己，甚至根据一种思想使我不快的程序判断其是否正确。追溯性的幻想已破灭，什么殉道，什么救世，什么不朽，一切皆倾塌，大厦成了废墟，我在地窖里逮住圣灵，然后把它逐走。树立无神论要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努力，我认为已经彻底树立了。现在，我心明眼亮，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任务，无疑配得上荣获公民责任感奖。近十年来，我是一个觉醒的人，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反而大吃一惊。我想起积习不禁好笑，但不知道此生今后留作何用，我又回到七岁时无票旅行的地位：检票员进入我的车厢，望着我，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其实他只想尽早走开，让我安稳地旅行，只要给他一个站得住脚的托辞，他就满足了。可惜我找不到任何托辞，况且我无心寻找，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尴尬地一直待到第戎，而我知道第戎没有任何人在等待着我。
我解除了包围，但我没有还俗。我一直写作。我不干这个干什么?
Nulla dies sine Iinea拉丁文：无日不写作。。
这是我的习惯，再说也是我的职业。我长期把我的笔当做剑，现在我认识到我们无能为力。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此外这座破旧不堪的大厦，即我的假象，成了我的特性，我虽已摆脱神经症，但本性是改不了的。儿时的种种特性尽管大大减弱，遭到消磨，受到挫损，吃不开了，不出头露面了，但仍残存在五十来岁的人身上，大部分时间龟缩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待时机，趁你稍不提防，便抬头翘尾，以新的伪装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真心诚意断言只为我的时代写作，但我对现时的盛名很恼火。这算不上什么光荣，因为我还活着，仅此一条就足以推翻我往日的幻想。是不是我暗自还抱有幻想?不尽然。我想，我的幻想已改编过了，因为我失掉了默默无闻死去的机会，有时反倒庆幸被人误解哩。格里塞利迪斯没有死，帕达扬仍跟我形影不离，斯特罗戈夫阴魂未散。我隶属于他们，他们隶属于上帝，而我不相信上帝。请你们想想如何理清其中的关系吧。就我来说，我理不清，有时怀疑我是否在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竭力践踏往日的希望，为的是得到百倍的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成为菲洛克忒忒斯菲洛克忒忒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神箭手，参加特洛亚远征途中被蛇咬伤，伤口化脓，臭不可闻，被同伴抛弃在一座荒岛上，后特洛亚久攻不克，又把他请到战场，射死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卓尔不群，但臭不可闻。这个残废者愿奉献一切，直至无条件交出宝弓，但可以肯定他暗地里在期待着报偿。
“随他去吧。”妈咪会说，“做人嘛，悠着点儿，别太费劲啦。”
我感到我的疯狂有可爱之处，那就是起了保护我的作用，从第一天起就保护我不受争当“尖子”的诱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天才”的幸运儿。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惟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既无装备，又无工具，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我彻底获救的事业。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巨大的打击—再也不能写作

米歇尔·贡塔：一年以来，关于你的健康状况流传着一些说法，有些是好心的，有些却不那么好心。到这个月你满七十岁了。萨特，你身体好吗?

让—保尔·萨特：很难说我身体好，但是我也不能说身体坏了。这两年来，我遇到一些意外。特别是我的腿，只要我走路超过一公里就会痛，一般我不超过这个距离。另一方面，我的血压相当成问题，不过这个毛病近来突然消失了：我曾有相当严重的高血压，而现在，经过服药治疗，我恢复到一种几乎是低血压的状态。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左眼后面出过血——我只有左眼看得见，因为右眼在我三岁那年就基本上丧失视力了——现在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我看得见光线、颜色，但是我不能清晰地辨认物体和人脸。因此我再也不能读书和写作了。说得确切一些，我能够写字，就是说用我的手描出一些字，我这样做，眼前勉强还过得去，不过我自己看不见我写下的东西。至于读书，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了：我看见一行一行字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但是我不再能分辨这些字本身。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
然而我还能说话。因此，如果电视台能筹到经费，我的下一项工作将是一套电视节目经与电视台商定，这套节目由萨特建立一个班子，独立制作，预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分十次播出，每次一小时零一刻钟。脚本写成后，内务部长与内阁总理以萨特受到他的班子中某些成员的操纵为借口，拒绝批准经费。，我将设法在这套节目里谈论本世纪七十年间的事情。这项工作，我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彼埃尔·维克多彼埃尔·维克多，即法国极左派组织的领袖贝尼·莱维。和菲利普·加维合作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要发表，此外他们还担负我自己无力胜任的编辑事务：我对他们口述，他们做笔记，或者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他们把我们商定的提纲写下来。偶尔我也动手写字，就是说我把这套节目应当包括的一篇演说的内容记下来。不过只有他们能辨认我的笔迹并且念给我听。
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很香。与同志们合作的这个工作，我干得很有效率。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智力也许同样敏锐——并非更加敏锐但也未见衰退，而我的感受性也没有变化。我的记忆力通常情况下是好的，就是人名不太记得住，往往要费很大劲儿才想得起来，有时候还是忘了。我能根据物体占据的位置来辨认它们、使用它们。我一个人上街困难不大。

——再也不能写作，这毕竟是个巨大的打击。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却显得很平静……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存在的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我本应十分沮丧，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不坏：我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

——没有任何反抗?

——你叫我反抗谁，反抗什么呢?别以为这是斯多噶主义——虽然你知道，我素来对斯多噶派有好感。不是的，既然事已如此，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难受的时刻，因为两年以前，有一个时期，病情比较严重。我患过轻度的谵妄症。我记得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阿维农的时候，我曾在外面转悠，寻找一个与我约定在某个场所一条长椅上会面的姑娘。当然，根本没有什么约会……
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做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当然，最使我感到不方便的，是我失去视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挽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随机触发的。

——你感到无所事事吗?

——是的。我散散步，听人家给我读报，收听广播，有时候看点电视。这确实是无所事事的人才干的事情。我生活的惟一目的是写作。过去我预先想好了再动手去写，不过主要的时间是写作过程占据的时间。我现在仍旧在思索，但是，因为我已不可能写作，思维的实在活动已以某种方式被取缔了。
从此以后不允许我去做的，正是今天许多年轻人轻视的事情：在文体上下工夫。不妨说文体是表达一个想法或一种现实的文学手段。讲究文体就必须反复修改，有时候要改上五六次。我连修改一次都办不到，因为我不能复读我写下的东西。因此，我所写的或者我所说的必定停留在最初的状态。另一个人可以复读我写的或说的话，实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改动，但是这一切和我自己动笔重写，实在不能相比。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说话和写作巨大的区别

——你不能使用录音机，口述，听自己的录音，再录下你要做的改动吗?

——我以为说话和写作有巨大的区别。人们可以复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不过读的时候或快或慢；换句话说，你并不预先规定你将在某一句话上停留多久，因为你可能一下子觉察不到这句话里有不妥之处：这可能是话本身不妥，也可能是这句话与前面或后面的句子，或者与整段整章的文字的关系没有摆好。
这一切就要求你看待你的文章有点像一本天书，要求你依次在这里那里改动几个字，然后你又推翻原来的改动，另起炉灶，接着你又变动下文隔得很远的地方的某一成分，如此等等。倘若我听录音，听的时间的长短是由磁带的转速而不是由我的需要规定的。因此录音机给我的时间不是有富余就是不够用。

——你试过没有?

——我将要试验，我将要老老实实地去试验，不过我确信这不会使我满意的。由于我的过去，我的教养，由于我迄今为止的主要活动，我首先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现在叫我改弦易辙已经太晚了。假如我四十岁上失明，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也许会学会其他表达技术，例如使用录音机，我知道有些作者是用录音机的。但是我不认为，对我来说，录音机不能提供写作给过我的东西。
在我身上，智力活动仍和过去一样，就是说对思考保有一种审查能力。因此我在反省的时候能对我的思考结果加以改正，不过这一改正活动是严格的主观性的。我再说一遍，如我所理解的文体工夫必定要求写作。
今天许多年轻人毫不留心文体，他们认为人们想说什么就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这就够了。对我来说，文体首先是用一句话说出三个或四个意思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排斥简洁，恰恰相反，有些简单的句子首先带着它的直接含义，同时还包含着在深层相互配合的不同涵义。如果人们不能使语言表达这种多义性，那么大可不必去写作。
文学与比方说和科学报告的区别，正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语言艺术家有一种本事，他巧妙地遣词造句，结果他用的词的意义随着他为它们安排的照明强度和赋予它们的分量的不同而变化，它们表示一件东西，又一件东西，还有一件东西，每次都在不同的层次上。

——你的哲学手稿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文不加点；相反你的文学手稿却是用心推敲，十分精练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这是对象的差别。在哲学上，每句话都只应该有一个意思。比如说我在《文字生涯》这本书里力求让每句话都带有多种相互重叠的意思，这番工夫用在哲学著作上就糟糕了。如果我要解释自为和自在萨特早期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以两个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万物处于静止、不变、浑成、充实状态，归入“自在”的范畴；人有意识、可变、脆弱，归入“自为”的范畴。，这可能是很困难的，我可以利用不同的比喻，不同的论证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必须局限于使用一些应该能够合拢的观念：完整的意义并不处在这个层次上，它可以而且应该处在整部作品的层次上。我确实不想说，哲学和科学报告一样是单义的。
文学始终以某种方式与亲历打交道，在文学上，我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我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同一个现实可以用实际上无穷无尽的方式来表达。需要整本书才能指明每句话要求的阅读类型，指明这个阅读类型要求使用什么语调，需要不需要高声朗诵。
一句如同人们经常在斯丹达尔笔下遇到的那种纯客观类型的句子必定会舍弃许多东西，但是这句话却在它身上容纳了所有其他东西，因而包括一个整体含义。作者脑子里应该始终想着这个整体含义才能传达所有这些东西。因此文体工夫与其用于锤字炼句，毋宁用于始终在脑子里设想整个场景，整章情节，乃至整本书。如果你心目中有这个整体，你会写出好句子来。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体，你的句子不是不协调就是无所为而为。
这个工夫或大或小，或费力或轻松，视作者而异。不过，一般说，用一句话来表达四句话的意思总比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句话的意思要困难一些。比如“我思故我在”这样一句话可以在各个方向引起无穷尽的后果，但是作为句子，它有时有笛卡儿给予它的意思。然而，当斯丹达尔写道：“……只要还望得见维立叶尔城教堂的钟楼，于连总不断地回过头去看”，他在简单地告诉我们他的人物在做什么事情的同时，也把于连感受到的，以及德·瑞那夫人感受到的等等，都告诉我们了。
因此，很显然，找到一句能顶好几句的话比起找到一句例如“我思故我在”那样的话更为困难。笛卡儿那句话，我猜他是一下子找到的，就在他想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你曾责备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使用了文学味太足的提法，如“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人作为“自为”的存在，由于他有意识，便“与自身不相符合”，他“是他不是的那个东西，又不是他是的那个东西”。他羡慕“与自身相符合”的“自在”的存在，但又不愿放弃意识。换句话说，他想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但这只有上帝才做得到。《存在与虚无》全书以这段话告终：“因此人的激情与基督的激情相反，因为人之所以作为人丧失自己是为了上帝能够诞生。但是上帝的观念是矛盾的，于是我们徒然丧失自己：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这个公式就过分凄怆。

——是的，如同大部分哲学家做过的那样，我错误地在一篇本应该毫无例外地使用技术性语汇，就是说使用单义词的文章里，使用了文学性的句子。在你引证的那个公式里，显然是“激情”和“无用的”这两个词的歧义歪曲了原话的意思，引起一些误解。哲学有一套技术语汇，必须使用这套语汇，必要的时候更新这套语汇。如果人们提出新的概念，技术性句子的集合才能创造整体意思，而这个整体意思是一个有多种层次的意思。然而在小说里，提供整体的是每句话的多种意思的重叠，从最明了、最直接的意识到最深刻、最复杂的意思。通过在文体上下工夫从而在意思上下工夫，这正是我现在不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再也不能修改自己的文章了。

——再也不能读书，这对你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

——眼前还不是。我不再能亲自了解任何一本现在出版的、可能会使我感兴趣的书。不过有人对我提到这些书或者读给我听，我大体上对当前的出版物有所了解。西蒙娜·德·波伏瓦读许多书给我听，各种著作都有，我们在一起把这些书都读完了。
然而我从前有浏览我收到的书籍和杂志的习惯，现在不再能这么做，这是个损失。但是对我目前准备的历史节目来说，如果我想了解某一部著作，比方说社会学或历史著作，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读或者我让西蒙娜·德·波伏瓦读给我听，结果是一样的。相反，如果我不仅要吸收一些知识，并且要批评它们，要审查它们是否彼此一致，要知道这本书在结构上是否遵循它自己的原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光听人家读就不够了。那时候我就必须要求西蒙娜·德·波伏瓦反复读上好几遍，要求她即便不是每句话都做一个停顿，至少每段话做一个停顿。
西蒙娜·德·波伏瓦朗读和说话的速度极快。我让她用她习惯的速度去读，使我自己设法去适应她的朗读节奏。当然这要求我做某种努力。然后，每读完一章我们就交换意见。问题在于，当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读的时候，这个反省批判成分是始终在脑子里的，而在高声朗读的时候，这个成分就不那么清楚了。那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只不过是为理解而做的努力，批判成分退居背后。只有当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切磋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从脑子里抽取出被朗读掩盖了的东西。

——像这样依赖别人，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难受?

——是的，虽说难受这个词太过分了，既然，我再说一遍，眼前对我来说还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不管怎么说，我对依赖别人总有点不愉快。我有独自写作、阅读的习惯，我今天仍旧相信，真正的脑力劳动要求孤独。我不是说某些脑力劳动——甚至有一些书——不能由几个人合作。但是真正的劳动，能同时导致一部写成的著作和一些哲学思考的劳动，我不认为可以由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在目前情况下，用我们习惯的思想方法面对一个对象去揭露一个思想必然需要孤独。

——你不以为这一点是你特有的吗?

——我曾经参加过集体工作，比如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这以后，在勒阿弗尔，我曾和别的教员一起搞过一个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我忘了我们在这里面说了些什么，想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所有的书，除了《造反有理》和我当年与大卫·卢塞和钱拉·罗桑塔尔合作的《政治谈话录》，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我询问你自己的事情，这样做是否使你感到不便?

——不，为什么会感到不便呢?我认为每个人在记者面前都应该可以把自身最深藏的东西讲出来。按照我的看法，人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坏，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对别人保留某些隐蔽的、秘密的东西，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做保留，但是对于当时他正与之说话的人有所保留。
我以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替代秘密，我不难设想这样一天，那时候两个人之间将彼此没有秘密，因为他们将对任何人都没有秘密，因为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一样都将被完全提供、给予。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交付我们的身体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却掩盖我们的思想，因为对我来说，身体和意识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透明性的主要阻碍——恶

——是不是惟独对于那些我们在事实上交出我们的身体的人，我们才完全交出我们的思想?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给大家，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可以在任何性关系之外发生。你把你的身体交给我，我把我的交给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都作为身体而存在。但是作为意识、作为观念，我们并非以同样方式存在，虽然观念是身体的一些变化形态。
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为了别人而存在，作为身体、作为永远可以被剥光衣服的身体而存在——即使人们从来不会这样做——那么观念对于别人来说应该好像是来自身体的。言语是用舌头在嘴里划出来的，所有的观念都应该以这个样子出现，即使最模糊的、最飘忽的、最难把握的观念也应该这样。换句话说，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这种秘密性，某几个世纪曾经认为这是男人和女人的荣誉所在，我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

——对你来说，什么是对于这个透明性的主要阻碍?

——这首先是恶。我指的是在不同原则启发下做出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不赞同的结果。这个恶使得所有各种思想的传送变得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在多大程度上从与我相同的原则出发来形成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原则当然可以得到澄清、讨论、确立；但是我不能与随便什么人讨论随便什么问题。我可以和你讨论随便什么，但是我不能与我的邻居或者穿过马路的行人也这样做——逼急了，他宁可打一架也不跟我讨论到底。
因此，事实上有一种来源于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这种心理使我每时每刻都不能信任别人，或者使我过分信任。我个人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向我碰到的人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我努力做到尽可能的透明，因为我认为我们身上的这个阴暗区域同时既对我们自己也对别人都是阴暗的，我们只有在力图对其他人做到襟怀坦白的时候才能为我们自己照亮这个阴暗区域。

——你是不是首先在写作中寻求这个透明性?

——不是首先，而是同时。你倒是可以说我在写作中朝这个方向走得最远。不过还有每天的谈话，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别的人，与你，既然我们今天在一起。在谈话中我努力做到尽可能地襟怀坦白和真实，以便能够把我的主观性全部交付出来，或者尽力把它全部交付出来。事实上我没有把我的主观性交给你，我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人，因为还剩下一些东西即便对我自身也拒绝被讲出来，我可以对自己讲出这些东西，但是它们不允许我对别人把它们讲出来。

——你指的是无意识?

——完全不是。我指的是我知道的东西。总有一种处于边缘状态的东西没有被说出来，也不愿意被说出来，但是它愿意被知道，被我知道。你知道人们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但是我想以后，就是说我死以后，也可能在你死以后，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这将带来一个巨大的变革，我想这个变革并且是与一场真正的革命相联系的。
一个人必须完整地为他的邻人而存在，而他的邻人也必须完整地为他而存在，这样就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协调。这在今天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以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感情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这就能实现。要改变这些关系首先要消灭物质匮乏，我以为，如同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的那样，物质匮乏是人与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对抗的根源。
到那个时候想必还会有新的对抗，我不能想像那将是什么对抗，谁也不能想像，但是那些对抗不会形成对一个新型的社会的障碍，在那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将把自己完整地奉献给某个人，后者也将把自己完整地奉献出来。这样一个社会当然只可能是世界性的，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还存在不平等和特权，这些不平等现象引发的冲突必将由近及远地扩展，直到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写作肯定起源于秘密

——写作不是起源于秘密和对抗吗?在一个协调的社会里，写作可能就不再有存在理由了……
——写作肯定起源于秘密，但是不要忘记它不是致力于掩盖这个秘密和撒谎——这种情况下它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对这个秘密提出一个看法，甚至为人们对于其他人是什么样子提供佐证，从而尽力破除这个秘密。这种情况下它就与我要求的这个透明性相符合。

——一九七一年有一次你曾对我说过：“现在该是我最终说出真理的时候了。”你还补充说：“但是我只能在一部虚构的作品中说出真理。”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打算写一篇小说，我本打算把我在这以前想在一种政治遗嘱里说的话都以间接方式写进这篇小说。那份政治遗嘱本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续篇，后来我打消了这个计划。虚构成分应该是很少的；我本想创造这样一个人物，读者必定会说：“这里写的那个人，就是萨特。”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读者来说，人物与作者本来会相吻合，这意味的是，最好的了解人物的方法本应该是在他身上找出自我的东西。我本来想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既是虚构的，又不是虚构的。这只不过表示今天写作是什么罢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不深，我们还不能彻底地把我们自己交出来。写作的真理，由我来说应该是：“我拿起笔，我叫萨特，这就是我的想法。”

——一项真理难道不可以独立于表达这项真理的那个人而得到阐述吗?

——那样就没有意思了。那就是把个人和人们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里抽掉，局限于客观真理。人们可以达到一些客观真理而不去思考他们自身的真理。但是，如果需要同时谈到人们自身所构成的这个客观性以及在这个客观性背后的、与他们的客观性在同等地位上成为人的组成部分的主观性，那个时候应该写道：“我，萨特。”由于目前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我们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借助虚构拐了一个弯子以后就能更好地接近这个由客观性和主观性共同组成的整体。

——你是不是会说，你通过罗冈丹罗冈丹，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的主人公。或者马蒂厄马蒂厄，萨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主人公。比在写作《文字生涯》的时候更接近你的真理?

——也许是这样，或者不如说，我认为《文字生涯》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一些。并非说我在《文字生涯》里讲述的事情不是真的，而是因为《文字生涯》也是一种小说，一部我信以为真的小说，但无论如何仍是一部小说。

——你说过最终说出真理的时候来到了，人们会理解成，迄今为止，你一直在撒谎。

——不，不是撒谎，而是在说只有一半真实、四分之一真实的东西……比方说，我没有描写我生活里的性关系和性爱关系。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除非是在另一个社会里，那时候大家都把牌摊在桌面上。

——但是你自己确信知道自己的一切吗?你从未动过心想去做一次精神分析吗?

——动过心的，但是目的完全不在澄清一些我自己也不理解的东西。当我重写《文字生涯》的时候——一九五四年我写出这本书的第一稿，后来到一九六三年我又重写——我问一个当精神分析学家的朋友蓬塔利斯，是不是愿意给我做一次分析，与其说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不如说是出于对精神分析法本身怀有的求知欲。他有理由认为，鉴于我们二十年来的关系，他不可能给我做精神分析。再说我只是随便想想罢了，以后再也没有重新考虑过。

——从你的小说中，人们可以推导出许多与你体验性生活的方式有关的东西。

——是的，甚至从我的哲学著作中也能推出来。不过这只代表我的性生活的一个阶段。我的书里没有关于我的性生活的足够的细节和复杂性，所以人们不可能在这里面真的找到我。那么你可能会说：你又何必谈论它呢?我要回答你：因为作家，根据我的看法，应该在谈论整个世界的同时完整地谈论他自己。
作家的职责是谈论一切，就是说谈论作为客观性而言的世界，同时谈论与它相对抗的、与它处于矛盾地位的主观性。这一个整体，作家应该在彻底揭露它的过程中说明它。所以他不得不谈论他自己，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做得或好或坏，完全的程度也有区别，但他一直在做。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的高血压发作

——那么写作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谈论这个整体，似乎通过说话也可以做到，不对吗?

——原则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事实上人们在口头表达时从来没有说出如在写作时那么多的东西。人们不习惯使用口头语言。目前可能有的最深刻的交谈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交谈。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必定比非知识分子更接近真理，而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有知识，有一种思想方式——比如说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学的——这使他们在了解自己和别人方面能够达到某一点，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自然达不到这一点。通常谈话是这样进行的，每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说了，也以为别人什么都说了，而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在被说出来的东西之外开始的。

——总之，你说的这个“到了说出来的时候”的真理，指的是要表达某些并非你讳莫如深的东西，而是你以前还不理解的东西?

——我指的尤其是把我自己放到某一个位置上，从那个角度出发我必然会看到我过去不认识的某种类型的真理。我指的是，通过真实的虚构——或者通过虚构的真实——去重新审查我一生的行动和思想，以便努力把它们组成一个整体，仔细察看它们所谓的矛盾和局限，弄清楚它们是否确实有这些局限，或者人们是否强迫我认为某些想法是矛盾的，而实际上它们却不是，弄清楚人们是否正确理解我在某个时刻采取的某一行动……

——可能也是为了摆脱你自己的体系?

——是的，我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没有说明一切，我就必须在同等程度上把我自己置于这个体系之外。由于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个体系，很可能我会重新陷进去。因此，这就将证明，对我来说不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去构想真理。不过这同样可以表示这个体系在某一水平上是有效的，即便它不能达到深度的真理。
真理始终有待寻找，因为它是无穷尽的。这不是说人们不能获得一些个别真理。我想，如果我能够做到我在那篇本应说明我的真理的小说里企图做到的事情，运气好的话，我本可以获得某些真理，一些不仅关于我自己，而且关于我所处的时代的真理。但是我不会获得全部真理。我只不过会让人们明白真理是可以达到的——虽然今天谁也没有能力达到它。

——如果你现在能够写作，你就会去做这项工作?

——是的，而且我一直在以某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

——但是，人们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得悉，大约从一九五七年起，你怀着极端紧迫的感觉进行工作。西蒙娜·德·波伏瓦说你在“与时间、与死亡做精疲力竭的赛跑”。我以为，如果你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这是因为你认为只有你能说出某些绝对应该被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是从那个时候起写《辩证理性批判》的，这本书把我咬住了，占去我的全部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小时，服用科里特拉纳一种苯丙胺类药片。——最后我每天吃二十片，我的确感到必须完成这本书。苯丙胺使我的思想和写十分敏捷，至少是正常速度的三倍，而我正想尽快写。
正是这个时期，我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后与共产党人决裂了。并非全面决裂，但是联系切断了。一九六八年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代表整个左翼，以至于与共产党决裂就使你处于一种流放境地。一旦人们脱离这个左翼，人们不是向右转——如那些投向社会党的人所做的那样，就是处于某种期待状态，那个时候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人们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
写《辩证理性批判》对我来说是在共产党对思想施加的作用之外为我自己的思想结账的一种方式。《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篡改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

——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你之所以有这种紧迫感，是否也因为你上了岁数，感到年龄不饶人?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你的健康第一次出现问题。

——那一次问题不严重，我的高血压发作了，我以为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暂时不适，也和我正在苏联首次小住有关，那次逗留对我并不愉快，把我搞得很疲劳。当时我没有感到自己身上已发生某种变化。但是这以后不久，戴高乐取得政权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印象了。
我当时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九五八年冬天，有一天，我开始感到很不妙。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我正在喝一杯威士忌，我想把酒杯放回到一张小桌子上去，自然而然地，我的酒杯从旁边掉下去了，不是我手笨，而是平衡失调。西蒙娜·贝里欧立刻发现了，她对我说：“去看医生吧，情况很糟糕。”确实如此，几天以后，我还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时候，与其说我在写作不如说在涂抹：我写出一些没有意义，与剧本没有关联的句子，叫西蒙娜·德·波伏瓦大为惊慌。

——你自己那会儿也感到害怕吧?

——不，但是我看到自己的健康毁了。我从未感到过害怕。但是我停止工作——我想有两个月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干。然后，我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使《隐居者》晚一年脱稿。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

——我以为，那个时期，你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读者、对你自己负有责任，感到你在《文字生涯》里面谈到的那些“人们缝入你的皮肉的指令”：总之，要么定作、要么完蛋。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放松了，如果说你也有过放松的时候?

——最近几年，自从我放弃写《福楼拜》以来。对于这本书也是这样，我付出巨大的劳动，服用科里特拉纳。十五年来我断断续续写这本书。我写点别的东西，然后我又回到《福楼拜》。但是我不会写完它。不过我并不感到多么不幸，因为我认为我想说的主要东西，我在前三卷里都说了。另一个人可以从我写成的三卷书出发写出第四卷来。
尽管如此，这部未完成的《福楼拜》还是使我感到内疚。说“内疚”，可能是过分了；归根结底，我是迫于实际情况才放弃的。我本想完成它的。同时，这第四卷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文体，这对我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乏味的。不过，我告诉你：主要的已经完成了，即便作品还悬在那儿。

——这个评价是否适用于你的著作的整体?人们几乎可以说，这部著作整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没有完成。难道这不使你……

——不使我烦恼?一点也不。因为所有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所有从事一项文学或哲学著作的人都不会完成它。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不够!

——今天你是否不再感到时间的紧迫?

——不，因为我做出决定——我说得很明白：我做出决定——认为我已经说出所有我想说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我把所有我还想说的，所有我没有说的，都一刀割断了，因为我把我已经写出来的看成是主要的。我对自己说，剩下来的不值得去费劲，这不过是人们偶尔心血来潮，比如说想用这个或那个题材写一部小说，后来又取消这个念头了。
事实上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如果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来日方长、身体健康的人来提出要求，那么我会说我没有竣工，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不愿意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这就很好了，这就不错了。

——这十年你打算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一些类似我们正在准备的电视节目那样的工作，这套电视节目我认为应该成为我的著作的组成部分。还用来写一部对话录，我已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写这部书，这是《文字生涯》的续编，但是这一次将根据主题编次，而且在文体上将没有《文字生涯》那样讲究，因为我再也不能在这上头下工夫了。

——但是在你说到的这些计划里头，你投入的心血少了。

——我投入的心血少了是因为我可以少投入一些。因为我在七十岁的时候不能指望在剩下的十年有效的生命里，我会产生我毕生最重要的小说或哲学著作。大家知道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原因与其在于你的半失明状态，不如说在于你上了岁数?

——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我本来还可能遇到别的意外。我只是通过这个半失明状态以及死亡的临近才感到自己上了岁数。死亡是绝对否认不了的。并非我老想着它，我从来不去想它；但是我知道它要来的。

——你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了!

——是的，但是我以前不去想它，真的不想。你知道，有一个时期，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我甚至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会死，虽然从来不去想它。我只不过知道自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有些事情不允许我去做。由于它的规模太大，并非由于它们太困难，因为我以为自己的智力水平与十年以前差不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做得好坏，关系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试过了。再说还剩下十年呢!

——你使我想起纪德在《忒修斯》(Thésée)里说过的话：“……我完成了我的事业，我没有虚度此生……”他那时候七十五岁，他也有这种宁静的心理，这种因完成职责而感到的满足。你也会说同样的话吧?

——完全一样。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非常沉重的负担

——用同样的精神?

——需要补充其他东西。我不是以与纪德相同的方式想到我的读者们。我不是以与他相同的方式想到一本书的作用。我想到的未来社会与他想的不一样。但是，只拿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不错，我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你对你的一生满意吗?

——非常满意。我想如果我的运气更好一些，我还可以探讨更多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如果你略微注意自己的健康，你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因为你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把身体搞垮了。

——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几个月以前，你既带着幽默又不无感伤地对我说过：“我衰退了，我活过头了。”你今天有没有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

——不被人理解，这说不上，如果你是在有些十九世纪的诗人和作家不被人理解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不过也不能说很被了解。

——你小时候有两个野心：做一番事业和出名。你从什么时候起知道自己赢了?

——我总相信自己会赢的，因此我从来没有很明确的获得成功的印象。不过，说到底，战后我是赢定了。

——换句话说，这个毋宁说是个负担的名望，是一九四五年掉到你头上来的……

——非常沉重的负担……

——它也让你高兴吧?

——你倒是想想看，它并不叫我高兴，因为这个名望里有那么多的辱骂，甚至还有诬蔑，它叫人恼火。但是它不叫人灰心，远远不是，因为这以后我在里面找到一些乐趣。不过，一开始这是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强加给我的——仇恨。

——仇恨影响你的情绪吗?

——不，现在不再触动我。不过当时我在领教它的滋味。我刚熬过德国占领，这很不好受，偏偏我又在我的同胞们身上找到仇恨。这真叫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这事最终解决得很好。他们始终恨我，但是，重要的是，年轻人与我的关系很好。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的意思是说，六八年五月的事件是在与我无关的情况下发生的，我甚至没有看到事情的来临。后来，一九六八年以后，一九六九年的时候，我又接近他们，至少是他们中间某些人，我继续保有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读者群。现在情况又不同，这开始变成别的东西了——该我卷铺盖了……

——你遗憾青年知识分子对你的书读得不多，他们通过一些关于你的不正确的看法来了解你?

——我说这对我来说很可惜。

——对于你，还是对于他们?

——要说实话，我觉得对他们也很可惜。不过我想这只是一个阶段。

——其实你会乐意接受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1915—1980)，法国批评家和符号学家。刚刚做出的预言，他说人们会重新发现你，这将是不久以后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是吗?

——我希望是这样。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一种虚假的权力

——你希望新一代人捡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

——《境况种种》、《圣冉奈》、《辩证理性批判》和《魔鬼与上帝》。你不妨说《境况种种》集是非哲学部分中最接近哲学的——批评和政治。我很愿意这一部分能留下来，愿意看到人们去读它。还有《恶心》。我以为，从纯文字观点来看，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书。

——六八年五月以后，你对我说过：“如果人们重读我的全部著作，人们将会明白，我在骨子里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是真的。人们将在我为电视台准备的节目里看到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我有所改变。当我写《恶心》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明白对我写的东西可以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诠释，我只看到与“恶心”这个形而上学观念以及与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念的关系。后来我通过哲学发现了活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做出这个发现的时候没用这个词，因为今天的无政府主义与一八九○年的无政府主义毫无关系。

——你确实从来没有在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里认出你自己来!

——从来没有。相反，我离它远得很。不过我从来没有接受人家对我行使任何权力，我始终认为无政府主义，即一种没有权力的社会，是应该得到实现的。

——总之你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朋友对你说你将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的时候，你没有怎么反对!

——啊，你知道，像这一类的预言!不过，说到底，我为什么要反对呢，既然我希望一百年以后人们还读我的书——虽然对这一点我不怎么有把握。但是我希望人家在我做过的工作的基础上再做点工作，超过我。

——不管怎么样，你是否承认，如果说你拒绝任何权力，你自己却行使过一种权力……

——我有过一种虚假的权力：教师的权力。但是一个教师的实际权力在于，比如说，禁止在课堂上抽烟——我从来不去禁止，或者是淘汰某些学生——我总是给及格分数。我传授一种知识；按照我的看法，这不是一种权力，或者这要看人们是怎样教书的。你去问博斯特，我是否自认为对我的学生们拥有一种权力，我是否有点权力。

——你不认为名声给你一种权力吗?

——我不认为。也许，警察要我出示证件的时候确实比对别人要礼貌一些。不过我看不出在这些敬意之外我还有什么权力。我不以为自己除了有说出真理的权力之外还享有别的权力。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权力在于你通过你的书取得的道义权威?

——但是我没有权力!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有什么权力!我是一个普通公民……

——并非随便哪一个公民都可以主持，比如说，罗素法庭……

——这又怎么能是一种权力呢?有一天有几个人来找我，对我说：“应该组织一个关于越南的法庭，你愿意参加吗?”我说行。“你同意当主席吗?”“如果你们认为这有用，那我同意。”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这以后，我在瑞典，然后在丹麦参加法庭的工作的时候，人家就管我叫主席。但是我并不比在场的随便哪一位代表有更多的权力。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即便它没有在罗素法庭面前发抖，这个法庭还是代表一种它不能完全忽视的力量。你和法庭其他成员在道义上的威望使你们的指控具有分量，从而这个法庭可以对世界舆论产生影响。

——这正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根据我与美国人的接触来判断，我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根本不理睬罗素法庭。至于世界舆论，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希望法庭的结论将被各国人民接过去，希望它们不仅是某一些人根据纽伦堡法庭确立的国际法制而做出的结论，而这一点，人们不能说它已经实现了。所以，你看，我不知道我在这件事情里有什么权力……

——实际上，你不容易估量你自己的名望有多大……

——我不知道。现在我不太清楚我说的话是否还有效力，或者占据当前知识界的其他文学和哲学思潮是否把我完全掩盖或隐藏起来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渴望光荣是因为害怕死亡

——可能今天法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读得更多的是德勒兹或者富科的书。但是他们的名气还是没有你大，而且肯定在国外没有你那么多的读者。你想到德国监狱中去探望巴迪尔巴迪尔，联邦德国一个恐怖组织“赤军派”的头头。，人家就准许你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名流。一部分德国报刊辱骂你。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害怕你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新闻界以及给我写信的那些人表示的这种神圣的狂怒之外，我没有引起别的反响。换句话说，我以为那次探望巴迪尔是一个失败。德国舆论并未改变态度。倒不如说这件事反而促使它反对我企图支持的事业。
我在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头就声明我考虑的不是人们责备于巴迪尔的行为，而是他受囚禁的条件。我白费唇舌，记者们认为我支持巴迪尔的政治行动。因此我以为这是一次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再干一次，如果需要再干一次的话。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萨特，你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些人对《文字生涯》的最后一句话大为反感：“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按照他们的说法，一个人要求做随便什么人，那时候他必须已经不再是随便什么人了。

——这就大错特错了。你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问他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人，充其量就是一个人，此外什么也不是，和大家一样。

——这个人可能处于完全无名的境地，他可能十分厌恶他的生活：他只是一个数列里一个简简单单的号码!使许多人寝食不安的，正是这种无名地位。只要能够不再成为随便什么人，他们什么都豁得出来……

——但是做随便哪一个人不等于无名无闻!这是要做自己，完全地成为他自己，在他的村子里，在他的工厂里或者在他的大城市里，而且在与随便哪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地位上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个人必须是无名无闻的呢?

——你自己，萨特，你曾希望成名!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还希望成名。一九三九年的战争之前我希望成名，战争之后那几年我也希望成名，你知道那时候人们把我宠得厉害。而现在……

——这正是我想说的：现在你已经成名了……

——我出名了，但是我感觉不到这一点。我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谈话。好吧，这将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但是在骨子里我不在乎这些……

——如果说你曾希望成名，这是某种存在方式。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这么说过：“新的笛卡儿公式是：报上谈到我，故我在。”

——倘若某人想出名，他要的不是出名，他要一切。他要使自己独立于繁衍他的生命的卵巢滤泡而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将有读者，但这是因为人们记得他，而不是相反。我从不认为报纸或者随便哪一部关于我的著作应该使我永垂不朽和使我满足。这个任务，我在还没有写下第一行字以前就指派给我自己的作品：它应该使我名垂千古，因为它便是我。只有我自己能照管我自己。其他人可以从我的著作得到混杂的收益。但是必须有一个十分高明的精神分析学家才能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以及我有多大价值，而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是不存在的。

——你自己在《文字生涯》里面解释说，你之所以渴望光荣是因为你害怕死亡，也因为你感到自身的偶然性偶然性(Contingence)是萨特常用的哲学术语。世界上出现人以前，万物处于混沌状态。人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安顿下来，但总觉得万物作为纯粹的存在与他格格不入。人有烦恼，物无烦恼，这表明人在世界上不得其所。宇宙间有人存在，并非一种逻辑必然性，因此人生是偶然的。见《存在与虚无》。，感到你的存在的无法辩解的无目的性。

——确实如此。一旦获得光荣，情况也没有任何改变：人们还是同样得不到辩解。其次，你知道，光荣这个想法不是自发产生的：我是在书本里找到它的。你是一个与其他男孩一样的男孩子，你想比其他人强一些：光这样并不含有光荣的想法。光荣是文学内部的一个想法：一个在一九一○年前后接触文学作品的男孩子会在书本里找到一整套起源于上一个世纪的文学意识形态，这个文学意识形态组成一整套命令。我把它叫做“有待去做的文学”。你会找到像福楼拜那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文学与死亡，光荣与不朽，都是一回事。就这样我也染上了这种想法。我后来花了好长时间才摆脱这种想法。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愿意就能被社会合理化

——你是否以为，在一个并不一开始就给它的成员们以合理地位的社会里——如在神权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对个人光荣的渴望是人人共有的?

——一个个人如果他愿意就能被社会合理化。实际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合理化，但是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一点。母亲由于她的子女而成为合理的，女儿由于母亲而成为合理的，等等。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想办法……

——大概是这样的。但是难道不是因为你在童年时代感觉不到任何一种合理性，所以你才如此强烈地追慕光荣，而且这么一来你就得到了光荣呢?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人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出名。不是靠才能或天赋。但是你要从这一切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想你难以体会你对其他人是什么。我以为这是克洛德·罗阿说过的话：“萨特不知道他是萨特。”

——我完全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想你同样不知道。

——我知道你对于我是什么。

——是的，但是问题正在这里：你是我的至交之一，至交们不把我看做一个人物。但是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我又怎么知道我对于他们是什么呢?我没有提供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一种可以被把握的、可以被我自己把握的形象。确实有些人见到我之后就说：“喔!他倒是不吓唬人的。”那就是说，他们本以为我是吓唬人的。另有一些人对我说：“我很喜欢你的书。”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我得到一种外部形态，这只不过表示与我的一些关系，如此而已。

——但是，与此同时，你经常在报纸上，不久还要在电视上遇到你自己，或者你在人们拿你做题目写的著作里遇到你自己。你很清楚，你比大部分人在公众中得到更多的传播。

——是的，我想到这一层的，虽然现在我不再知道了。几年以来，我不再知道了。

——你说这句话带着遗憾吧?

——不，我跟你说我不在乎。因为我曾想就世界和我自己写点东西，我做到这件事了。我曾想被人阅读，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个人拥有许多读者，人家就说他出名了。好吧，我同意说我出名了……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全部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如愿以偿了。不过这还代表别的东西，我也说不上是什么。至于这个东西，我却没有得到……

——人家说你有为自己做广告的天才……

——我以为这么说是不对的。我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去为自己做宣传。

——你耸人听闻。

——喔!现在不这样了。

——证据是，前不久你去探望巴迪尔。

——报上说我老糊涂了。即便是为了损毁我的信誉，迄今为止人们没有说过这种话。是我的年龄使人们可以这么说。你看，人们总是回到同一个话题上去。

——不过，从我们刚说过的这些话来看，你不怎么见老。从什么时候起你觉得自己正在变老?

——这很复杂，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实际上丧失视力，只能走一公里路等等，这个事实就是衰老。因为这些病痛实际上不是病痛，我可以带着它们活下去，它们的起因是我的路已走到尽头了。因此，这是真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不怎么去想它。我看到我自己，我感到我自己，我像一个四十五岁、五十岁的人那样工作。我没有垂老之感。然而，一个人活到七十岁总是个老人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从不主动与人谋面

——你是否认为，这对大部分与你岁数相同的人都适用?

——我毫无所知。我不能跟你这么说。我不喜欢与我岁数相同的人。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比我要年轻得多。我跟他们最谈得来：他们跟我有同样的需要、同样的无知、同样的知识。我见面最多的人，目前几乎每天上午都碰头的，是彼埃尔·维克多和菲利普·加维，他们三十岁。还有你，跟你在一起我完全觉得好像跟一个三十岁的人在一起一样。我知道你比我年轻得多，不过我感觉不到这一点。

——与你岁数相同的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叫你不舒服呢?

——他们上了岁数!他们叫人讨厌……

——我不觉得你讨厌……

——是的，但是我跟上了岁数的人不一样。上了岁数的人，他们出尔反尔，他们有一套固定想法，他们对人们今天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他们真叫人讨厌!上了岁数，这就是惩罚，通常都是这样。还有，他们丢失了自己身上的新鲜东西。遇到一些当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的老年人，总叫我很不愉快。跟我还谈得拢的岁数最大的人们，是《现代》社的同仁，他们比我小十五岁或二十岁。跟他们还过得去。但是我只跟三十岁的人才能有正常的接触。

——是他们寻求这个接触吗?

——反正不是我。

——这也是你身上叫人纳闷的事情之一：你从不主动与人谋面。

——从不。我对人们没有好奇心。

——然而你曾经写过：“我的热情就是要去理解人们。”

——是的，一旦我面前有一个人，我就产生要理解他的强烈愿望，但是我不会走老远的路去见他。

——这是一个孤独者的态度。

——孤独，是的。请注意我周围有不少人，不过都是些女人。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惟一的，但是总还有好几个。

——这恐怕要占去你不少时间。这已经占去你不少时间，既然你所希望的一切，归根到底是从事写作。你有一次对我说：“我惟一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伏案写作，最好是写哲学书。”

——是的，我真正喜欢做的是这件事情。但是人们老把我拉开：必须下定决心抛开别的事情，才能回到我的书桌跟前来。

——当你不工作的时候，你喜欢自个儿待着吗?

——在某些场合，我很喜欢自个儿待着。战前，有时候海狸即西蒙娜·德·波伏瓦。——原注晚上没有空，我喜欢独自去吃晚饭，比如在巴尔扎餐厅。我那时候体会自己的孤独。

——战争结束以来，你不常独自外出了……

——我记得，三四年前，我有一个晚上独自度过，我很高兴。我去找一位女友，她不在家。我喝酒了，喝得酩酊大醉。我步行走回家去，我的秘书布依格在远处跟着我，他是来看看有没有出什么事。后来我摔倒了，他把我扶起来，搀着我走，领我回家。我就是这样使用我的孤独的。所以，每当我对西蒙娜·德·波伏瓦说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但是人家不让我这么干的时候，她总是说：“你叫我好笑。”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的生活很简单

——你今天怎样生活?

——我的生活很简单，既然我不能多走路。我早晨八点半起身。我经常睡在西蒙娜·德·波伏瓦那里，我在路上一家咖啡馆里吃过早饭再回我自己的家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未遵照资产阶级的法律登记结婚，双方各保有自己的寓所。。我在蒙巴那斯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战前我有很长一段时期住在一家出租带家具的房间的小旅馆里，是密斯特拉尔旅馆，今天还在赛尔街，在蒙巴那斯公墓和曼恩街中间。我还在快乐街的一家旅馆里住过。
人家用塑性炸药炸毁我在波拿巴特街四十二号的住所以后，我离开草场圣日耳曼区，在拉斯巴依林阴道二二二号住了十二年。现在我住在新落成的大厦附近。几乎所有接近我的人都住在蒙巴那斯，我认识这个区的居民，咖啡馆里的侍应生、女报贩，还有几个店主。

——你是一个“蒙巴那斯名人”……

——不是的。有时候我在路上听到：“瞧，这就是让—保尔·萨特。”不过说这个话的肯定不是本区的居民，他们对看到我已习以为常了。在圆顶咖啡馆，经常有人来要求我签名留念或者向我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这一点，我不再上那儿去了。我在咖啡馆里待着，最好人家别来打扰我……

——你每到一个公共场所便会引起小小的骚动，这是否叫你感到不便?

——不，我不去注意它。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老爱跟在我后面，这就特别令人讨厌了。你要看到这并非一定是恶意的，通常不过是发表一种无关紧要的意见，比如说“看，这是某人”。

——不相识的人对你的友好表示是否让你高兴?

——我很少遇到这类友好表示。有些人跟我说他们很爱我：我不一定相信他们。

——但是这种咖啡馆生活，你是留恋的?

——是的，这是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生活的。这不完全是一种咖啡馆生活：我午饭吃得迟，两点才吃，我在咖啡馆一直待到四点钟。每隔一段时间，不过这不常发生，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一家饭馆用晚餐。她有时会发现一家饭店，要我去品尝；我自己不会有这种好奇心。

——你现在是否会见许多人?

——总是同一些人，不过为数很少。主要是女人，她们在生活里非常接近我。然后有三四个男人，固定日子会面：《现代》社的同仁，每半月碰一次头，星期三。

——为什么你的生活这么有规律呢?每个星期都与上个星期一样过，你会见的每一个人都有固定日期，固定钟点，总是同一些人……

——我以为这是因为生活必须有规律，才能从事大量的写作。我并非一生只写了三部小说，我写了好多好多页书。一个人若不遵守工作纪律就写不出比较多的书。话是这么说，我在哪儿都可以写。比如说《存在与虚无》的一部分是在比利牛斯山脉一座小山峰上写成的，那时候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博斯特一起骑自行车旅行。我第一个到达，在岩石底下坐下来，就开始写书。后来他们追上来了，在我身边坐下来，我继续写作。
当然我在咖啡馆里写了很多。例如《缓期执行》和《存在与虚无》的一大部分是在圆顶和曼恩街的三剑客，后来在弗洛尔咖啡馆写成的。但是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年起，我住在波拿巴特街四十二号我母亲那里的时候，还有一九六二年以后，住在拉斯巴依林阴道，我几乎总是在书房里写作。但是我出门旅行的时候也写书，我去过好多好多地方……
所以，你讲的这些习惯，都是从我根据我的工作时间安排生活的那个时候起养成的：九点半或十点到一点半工作，然后从五点或六点起到九点。我一辈子都是这么工作的。现在在这几个钟点里我不怎么干活了。不过我仍旧保留这几个钟点，我的作息时间表没有改变。比如说，这一阵子，每天大约十点半或十一点，我在家里与跟我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准备电视节目的同志们会面，我们一直工作到一点半或两点。然后我到附近一家啤酒店去吃午饭，四点半回家。
通常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我家里，我们说一会儿话，然后她为我读书，要么读一本对我们准备节目有用的书，或者随便什么书，要么读《世界报》或者《解放报》，或者别的报纸。这样我们一直待到八点半或九点。到九点，通常我们就一起回到她在蒙巴那斯公墓附近的单间公寓里去，我和她一起度过夜晚，几乎总是听音乐，偶尔她继续朗读，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上床，大约夜里十二点半。

——很少人知道音乐在你的生活中占据很大位置……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音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音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既是一种娱乐，又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主要成分。我的家庭里人人都是音乐家：我外祖父会弹钢琴和风琴，我外婆的钢琴弹得相当好，我母亲也能弹，还能唱歌。我的两个舅舅是出色的钢琴家，乔治舅舅尤其出色，他的妻子也是音乐行家。你知道我的表兄阿尔培的风琴也弹得不坏……总之，施韦泽家里人人都会乐器，我整个童年都是在音乐气氛中度过的。
八九岁的时候，我上过钢琴课。后来一直到十二岁，迁居拉罗歇尔之前，没有再学过。我跟母亲和继父住的拉罗歇尔那座房子里有个大客厅，只有开招待会时才启用，那里摆着一架三角钢琴。我自己重新学会弹钢琴，先是演奏轻歌剧的乐谱，后来跟我母亲一起四手演奏，比如弹门德尔松的曲子。后来逐渐过渡到比较难的曲子，贝多芬，舒曼，然后是巴赫。我的指法不太正确，但是大致跟得上速度，不是很精确，但是能遵守节拍。
最后我学会弹相当难的曲子，如肖邦的作品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贝多芬最后几个奏鸣曲太难了，我只能弹一部分。我还演奏舒曼、莫扎特，还有歌剧和轻歌剧的曲调，边弹边唱。我唱男中音，不过我从未在唱歌上下工夫。严格地说，在钢琴上我也没有下工夫：我从来不做速度练习；但是由于我老弹那几个曲子，结果勉强还过得去。我二十二岁上，在高等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教过钢琴呢。
到头来演奏变成我的一件重要事情了。比如在波拿巴特街四十二号，每天下午西蒙娜·德·波伏瓦到我这里来工作，她先开始阅读或写作，而我呢，我去弹钢琴，往往一弹就是两个钟头。我弹给自己听，要么弹一段新的乐谱，边读边弹，要么弹一首巴赫的序曲或赋格曲，贝多芬的奏鸣曲，我也说不上是第几遍了。

——你有没有为朋友们演奏过?

——不，谁也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后来我跟我的养女阿莱特合作过，她唱歌或者吹笛子，我给她伴奏。有好几年我们都这么合作，后来，到现在，我当然再也不能演奏了。眼睛出毛病前不久我就停止了，因为我一双手已失去灵活性，很难相互配合。现在我听音乐比以前多了。我可以说我有很好的音乐修养，从巴洛克音乐一直到无调性音乐。
差不多每天晚上我们都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家里听唱片，各种各样的作品，有时候我在白天听电台的法国音乐节目。以前我从来没有一边写作一边听广播，好像有些作家是这么做的。但是今天我工作少了，我喜欢听法国音乐节目，这套节目总的来说编得不坏。

——你最喜欢哪些作曲家?

我要说贝多芬，他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音乐家，还有肖邦、舒曼。现代音乐里三个最著名的无调性音乐家：勋伯格、贝尔格贝尔格(1885—1935)，奥地利作曲家。和韦本韦本(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我很喜欢他们三位，特别是韦本，还有贝尔格，例如《纪念一个天使的协奏曲》，当然还有《沃采克》。对勋伯格的喜爱稍为差一点，因为他学究气太重。另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家，那是巴尔托克巴尔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一九四五年我在美国纽约发现了他。这以前我不知道他。巴尔托克曾经是，现在还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
此外我也很喜欢布莱布莱(1925—)，法国作曲家。，他不是天才，但有很高的才能。你看得出来，我的趣味很杂。我也很喜欢旧的音乐：蒙特威尔第蒙特威尔第(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与杰苏阿尔多杰苏阿尔多(1560—1613)，意大利作曲家。，那个时代的歌剧。一般说，我喜欢歌剧。
所以你看，在我患病以前，音乐占去我一天中四个钟头；现在占去的时间更多。当然，如果让我在听觉和视觉之间选择一项，我宁可丧失听觉，不过这也会叫我感到很不方便的，正是由于音乐。

——你从未作过曲?

——作过的，我甚至写了一部奏鸣曲。我想海狸还保存着这份曲谱。这有点像德彪西，我不太记得清了。我很喜欢德彪西，还有拉威尔。

——你在音乐上没有特别厌恶的人吗?

——没有特别厌恶的。如果你硬要我指出一个，那么是舒伯特，特别是他的歌曲。他的歌曲和舒曼的没法比。舒伯特的歌曲粗糙、旋律俗气，你拿舒曼的一首歌曲的旋律和他比比看!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连贝多芬也不知道的交响乐

——你还喜欢爵士音乐吗?

——我曾经很喜欢。但是我不能把它看做一种我真正了解的音乐。米歇尔·维昂，博里斯·维昂的妻子，会演奏爵士乐，我看她很有修养，她可以谈论爵士乐。我没有这个资格。战前我听过许多爵士乐，都是好的爵士乐，不过我是碰上什么就听什么。现在我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有时候还听，例如塞洛纽斯·蒙克塞洛纽斯·蒙克(1920—1982)，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又是钢琴家和作曲家。，我现在很爱听，还有查理·派克查理·派克(1920—1955)，作曲家，萨克斯演奏家，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查理·明格斯查理·明格斯(1922—)，作曲家，低音提琴手，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我一九四九年在巴黎见过派克，他对我表示，如果有时间，他想到巴黎音乐学院来学习。我收听广播的爵士乐，但是通常我听不出是谁在演奏，可能除了派克、丢克·艾灵顿丢克·艾灵顿(1899—1974)，钢琴家，作曲家，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我也勉强听得出来，当然还有蒙克，从头几个和声就能听出他来……不过我知道的差不多就是这一些。然而我认为真正的音乐修养应该包括从旧音乐到当代最新的音乐，爵士乐当然也在其内。

——不包括流行音乐吗?

——这上头，坦白说我一窍不通。我偶尔听到一些流行音乐，我不能说它令人不快，不过我有个印象，好像每个乐师在演奏的时候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干什么。我认识一个搞流行音乐的人，这是帕特里克·维昂，米歇尔和博里斯的儿子，我觉得他有一张唱片很好。不过我跟你说——你问我爵士音乐的事是因为你自己演奏爵士音乐——对我来说真正有价值的音乐是古典音乐。
说到这里，确实很奇怪的是我没有在我的书里头谈论音乐。我想这是因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以外，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从前为勒内·莱博维茨的一本书写过序，他是我认识的有限几个音乐家之一。不过在那篇序里我讲得更多的不是音乐，而是音乐上的意义问题，再说这肯定不是我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

——还有《恶心》里那一段有名的话，人家会以为你讨厌大型音乐：“音乐会堂里挤满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以为美是同情他们的。这帮混蛋。”

——是的，我从不以为音乐是用来在音乐会上演奏给人家听的。音乐应该是一个人听的，听广播或者听唱片，或者由三四个朋友在一起演奏。跟一大堆你不认识的、和你一样在听音乐的人一块儿听音乐，这没有意义。音乐是供每一个人个别地听的。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在音乐会上听交响乐——虽然交响乐也是供人们单独听的——但是在音乐会上演奏室内音乐和小型音乐，那就荒唐了。

——你偏爱小型音乐作品?

——我想谁都不知道写真正的交响乐，这太难了。

——连贝多芬也不知道?

——贝多芬也不知道。虽然，第九交响乐几乎称得上是一部美的交响乐。

——你拒绝音乐会，是否因为你根子里拒绝礼仪和社交活动?

——可能有这个原因。不管怎样，除了我真正的朋友们——他们很少邀请我去做客，我从不到人家家里去。我一直讨厌被人请去与陌生人一起吃饭：这种场合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人被吃掉了。

——但是有过一段时期，你很喜欢与新人会面。

——是的，比如战后，我会见了海明威、多斯·帕索斯。我会见一些作家，如萨拉克鲁、莱里斯、格诺、科克多。是的，我有过任何作家都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保持的关系。这也只是从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开始的。所有与我会面的作家都是反纳粹的，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抵抗运动。战后我会见一些美国、意大利作家，还有几个英国人。还有那些到法国来，要求见我的作家：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间，许多人要求见我。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曾对自己感兴趣

——为什么这些经常是友好的文学交游，到后来就疏远了呢?

——有他们的原因，也有我的原因。与外国作家疏远的原因很简单，国家之间的距离，加上我很少写信：我从未与作家们保持通信联系。我们只是不时见上一面，趁他们到巴黎来的机会。与法国作家们的情况又不同了。有一些人我后来失去联系，并非因为有什么争执，只因为我们忙的事和我们关心的事变得太不相同了——你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另一些人，尽管有分歧，我继续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我很喜欢科克多，我一九四四年认识他，跟他经常见面，直到他去世：他去世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我觉得他很可亲，人家现在说他为人轻浮，我觉得他远非如此。
我们俩在一起，主要是他说话。他讲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的想法——他那些话我听来心不在焉，因为照我看他很浅薄。他的谈吐迷人，他有敏感性，但缺少思想。这不等于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有很大价值的诗人。

——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你参加了人们所谓的巴黎社交界。

——我没有真正加入巴黎社交界。不如说是戏剧使我会见一些否则我绝对不会认识的人。比如我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遇到科莱特。我跟西蒙娜·贝里欧很熟，因为我的全部剧本，除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都是在她的剧院里上演的。她认识许多许多人，善于招待客人。
我喜欢伊夫·密朗德，那时候他与西蒙娜·贝里欧同居，他叫我开心。他为人敏感、滑稽。我记得有一天我对茹威朗读《魔鬼与上帝》，一方面我只写完这个剧本的第一幕，另一方面茹威已经请求他的忏悔神甫允许他上演这部戏。就这样茹葳在西蒙娜·贝里欧的客厅里听我念完第一幕，密朗德在他身边。
茹威一言不发，他皱起眉头听着，样子像要打架。我念完以后，沉默了好久，密朗德说：“你用的词有力量，像硝镪水。”这句话是惟一的评论，因为茹威立即站起来告辞：他第二天要到美洲去。这个可怜的密朗德，他想说一句恭维话，结果找到这么一句过时的俗套话!
这一类始终与戏剧有关的事情是我对巴黎社交界的惟一让步。此外，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接见来访者，每天下午一点，在我结束上午的工作之后。他们有的想见到我，有的想给我看他们写的一本书，在这件那件事上征求我的意见……

——你今天仍旧接见研究关于你的一部或另一部作品的年轻人?

——是的，我一直接见他们。前不久我见到一些中学生，他们是布依格的朋友，准备做一篇关于《恭顺的妓女》的作文，要求我跟他们稍为谈谈我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

——但是有一个时期你似乎乐于会见名流?

——事实上，从来不是我要求见他们。他们给我写信，或者通过戈跟我联系，我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我就是这样见到一位我很喜欢的演员，爱里克·冯·斯特罗亨的。我跟他见过好几次面。不过跟这样的人交谈总带点不自然的劲儿，即便他们也说点真心话。如果人们遇到一个正在变得出名的人，那就有趣多了，人们会看到他正在经历什么阶段，什么程度。但是如果你见到的一位先生已经是卓别林先生或者冯·斯特罗亨先生，那么你只看到他习惯让人看到的东西，他扮演的那个角色永远留在他身上。这倒不是他在演戏：他被他的角色霸占了。

——而且这么一来，你自己也被你的角色霸占了?

——不，因为我不怎么扮演角色，我知道存在着我的形象，不过这恰好是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不是我自己心目中的。我不知道我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关于我自己，关于我自己作为个人而言，我想得不多。当我反省的时候，我思考的是对人人都适用的想法。
十九岁的时候我曾对自己感兴趣。这以后，当我为了写作《想像》而观察自己，搜索自己的意识的时候，我更多探求的是一般性的道理。至于《文字生涯》这本书，写它的目的是要理解我的童年，过去的自我，从而明白我怎样变成写作时候的这个我。不过还需要写许多别的书才能说清我今天之所以成为我。现在，当我有空的时候，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写这卷自传，做的就是这一项工作。
我力求解释事情是怎样变化的，某些事件是怎样对我产生影响的。我不认为一个人的历史是在他的童年注定的。我想还有别的很重要的时期：少年、青年，甚而壮年。我在自己生活中看得最清楚的，是有一个断痕。这道断痕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我现在处于下半截，甚而认不清上半截里那个我来了。我指的是战前和战后。
你看，目前为止，我们的谈话主要涉及我的私生活，好像私生活可以与其他一切，即与我的思想，我发表的书，我支持的政治主张，我有过的行动，总之与人们可以笼统称之为我的公众生活的那一部分分开似的。然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存在私生活与公众生活的界线，这个界线纯属幻想，是一种愚弄。所以我不能要求有一个私生活，即一种隐蔽的、秘密的生活，所以我乐于回答你的问题。然而在这个人们称之为“私生活”的生活里有一些矛盾，它们起因于人际关系的目前状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迫使我们保守秘密和说谎，我在前面已经跟你谈到这一点。不过一个人的存在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个人和政治必然相互影响，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人们只有把他看做一个社会存在才能理解他。任何人都有政治性。不过这个道理我是在战争中为自己发现的，而且从一九四五年起我才真正理解它。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反对资产阶级读者

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做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我在这上头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这对我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想的、我写的、我亲身经历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石。整个战前时期我都没有政治观点，当然我也不去投票选举。尼赞的政治演说我洗耳恭听，他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同样去听阿隆或别的社会党人的讲话。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绝对不把写作看做一项社会活动。我断定资产者都是坏蛋，我想我恰恰可以通过对资产者说话，毁坏他们的名声，从而说明我这个判断，我当然也这么做了。《恶心》并非惟独把资产阶级作为攻击对象，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资产阶级的：请看书里写博物馆的场面……你不妨说《恶心》是“孤独的人”的理论在文学上的结穴。我的立场扼要地说在于把资产者作为坏蛋来谴责，并且在努力为孤独的个人规定一个不受蒙蔽的存在的条件的同时企图说明我自己的存在。即便我已经隐约看到这个立场的局限性，我也不可能从中脱身。说出关于存在的真理，揭穿资产阶级的谎言，这是同一回事，而且我为了完成我作为人的命运要做的正是这桩事情，既然我生来就是为了写作。至于其他事情，即我的私生活，我以为它应该是一连串赏心乐事——跟大家一样我后来也遇到烦恼，烦恼掉到我脑袋上来，躲也躲不开，不过总的来说我后来过的是愉快的生活：女人、美餐、旅行、友情……我是教书的，当然，因为总得有个饭碗，不过我不讨厌教书，恰恰相反，虽然过渡到成年，负起成年人的责任，对于我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一九三五年左右，我有过一种消沉情绪，延续好几个月，今天我多少把它解释为与我过渡到成年人生活有关的一种认同危机。但是最后我设法做到把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社会义务缩小到最低限度，结果很好。所以我跟你说，我以前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的：首先是写作，在这之余，愉快地过日子。
我看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从三六年开始的。首先是人民阵线。海狸讲过，我们曾从远处对人民阵线表示赞赏：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目睹人民阵线的游行队伍通过，队伍里头有我们的同学；我们却在外面，靠边站，我们感到这一点。不过这毕竟迫使我们放弃绝对冷漠的态度，我们是完全拥护人民阵线的。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使我足以被看做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后来社会运动发展了，事态急遽地变化，后来是三八年夏天，慕尼黑。慕尼黑会议期间，我身上个人主义的和平主义与反纳粹主义如水火相攻；然而至少在我脑子里，反纳粹主义已经占上风了。因为这个时候纳粹主义已对我们呈现为一种要打垮我们法国人的敌对力量，这也与我的一个经历相符合，这不单是个人的经历，已经是社会经历了，虽然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一点。我指的是一九三三年我在纳粹德国住了一年。我结识一些德国人，我跟他们谈话，我看到一些为躲避纳粹分子而隐蔽起来的共产党人。当时我不以为这在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事实上这对我想的或者我经历的已经产生影响，不过我自己还不明白。纳粹德国简直叫我冒火，而那个时候在法国已经出现杜梅格——他是一种天真善良的法西斯分子，各种联盟，火十字团，等等，所以我回国后不久就采取与尼赞以及与我的共产党或社会党同学们接近的立场，就是说反法西斯的立场，但是我显然没有从中得出实际上的结论……所以你看，人们可以在我战前时期的生活里找到一些预示我日后的态度的因素。

——就是不了解你战前的生活，也能看出《恶心》是一部左翼小说!至于《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我认为当时对法西斯主义提出的责难没有比它更彻底的，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外提出的责难没有比它更彻底的。再说，如果把这两篇作品与尼赞同一时期的作品相比较，显然你的作品要辛辣得多。

——这是因为我有一个敌人：资产阶级读者；我为了反对他而写；至少部分是为了反对他，而尼赞却希望有他为之写作的读者。由于他是一个共产党作家，而他的读者群大体上与我的读者群相同，是那些读书的人，这就使他处于一种矛盾境地，而我没有这个矛盾。最终，我相当舒服地作为反资产阶级的和个人主义的作家安顿下来。
使这一切分崩离析的，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应征令，不得不到南锡兵营报到。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动员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的意识印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我载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周围的伙伴并不比我更想去，也跟我一样是平民百姓，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在营房里团团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时与他们交臂而过。我看到他们尽管千差万别，都有一个共同的向度，也是我的向度：他们不再是我几个月以前在我的中学里碰到的简单的人，那时候他们和我都没有想到我们是有社会性的个人。在这以前我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等到我通过应征令遇到对我自身的自由的否定，我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和所有别的人与我的联系的重量。
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开始打仗时我三十四岁，结束时我四十岁，我真的从青年转入壮年。同时战争向我披露了我自己和世界的某些面貌。比如说，我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我也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不是与你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或者用言语来攻击你的对手，而是只消对几个武装的人做一个简单的手势就可以逮捕你、把你投入牢房的敌人。
其次，我也是在战争里体会到社会秩序和民主社会的。尽管受压迫，被打倒，社会秩序依然存在。正因为民主社会受压迫，被摧毁，因为我们为保全它的价值而斗争，希望它能在战后重生，我们才体会到它。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著作，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一九五二年，你靠拢共产党人的那一年，还有一九六八年，不也是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吗?

——一九五二年不是很重要的。我有四年时间与共产党人很接近，但是我的想法与他们不一样，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利用我而且不受什么牵累，他们料想得到，如果发生布达佩斯那样的事件，我就会与他们分手：我也没有错过这么做的时机。客观上这可以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主观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差不多已经形成我自己的想法，在与共产党人做邻居的时候我没有放弃这些想法；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找到并且发展了这些想法。
至于一九六八年，这是重要的。对大家都重要。但是对我特别重要，因为，如果说我曾经靠拢共产党人，那是因为归根结底一九六八年以前在他们左边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有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分子实际上是一些倒霉的共产党人。如果战后有过一个极左派运动，我马上就会加入的。

——那时候有个组织叫“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这是一个小宗派，联合百来个知识分子和几个工人。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有这几个工人而感到骄傲，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工人……我不喜欢他们的正是这一点，同时还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的遗产。这个组织里惟一与我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勒福尔，因为他也在《现代》社工作，他远没有说服我。于是我就在《给勒福尔的回答》里表达了我对他们的看法，这篇文章是紧接着《共产党人与和平》写的，梅洛—蓬蒂和勒福尔都不同意我在《共产党人与和平》里的观点。

——是的，而且如果人们重读你那时候写的文章和他们的文章，人们会发现你今天重新引为依傍的自由社会主义，与其说在你这边不如说在他们那一边。

——听着，我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于准备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事件起过作用。我知道柯恩—邦迪柯恩—邦迪，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了解这些想法，彼埃尔·维克多也对之感兴趣。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与六八年表现出来的行动意志毫无关系。今天看来他们的想法可能比我在一九五二年提出的想法更为正确，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对头。

——因此，你对《共产党人与和平》不做任何自我批评?然而你在那篇文章里关于党的作用发挥了一种与你目前的立场不相容的列宁主义观点。

——我现在批评我从前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但是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当时必须支持共产党，因为政府要阻止共产党发表它的见解。

——就是为了支持共产党，你也大可不必在思想上反对你自己直到反对自由的地步。你后来绕了好大一个弯子才重新找到自由。

——这个弯子转得不大，三四年的工夫。

——但是为什么你今天仍然认为你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间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立场却不对头?

——这是因为我仍然认为在冷战年月共产党人是有理的。苏联尽管有我们知道的种种过错，那时候它毕竟是受迫害的，它还没有能力在战争中抵抗美国，所以它要求和平。因此，我们当时可以认可共产党人的言论：大致上，他们指责美国的也就是我们指责的。
——这同样也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指责美国的……

——但是这个组织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从不信任少数派?

——不是这样的，自从……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五月运动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当时没错呢?你的态度使我想起高茨不久前跟我讲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毛的中国特别意味深长：一九五九年左右，有些身为中共党员的技术人员警告他们的党要提防俄国人，他们说两国之间的合作归根结底只对苏联有利。于是他们就因为“损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些技术人员要求重新入党，党却拒绝他们的要求，大体上对他们这么说：“你们错在懂得毛本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只要你们不对你们的立场做自我批评，党只能把你们视为不守纪律分子。”这等于对他们说：你们错在你们对了，我们对在我们错了。你对“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说的，总而言之也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因为他们也没有懂得某些我还不懂得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在对于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并非因为我今天对共产党的看法与他们当时的看法一样，所以他们的理由就必定是对的。真理是“变成”的，重要的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人们在自己身上以及与其他人一起为达到真理而做的工作。没有这个工作，一个真理只能是一个真正的谬误。

——不妨说他们赢得了时间。你今天与柯恩—邦迪在主要政治抉择上意见一致，而柯恩—邦迪这样的人正是亏了他们才赢得时间。

——这是可能的，但这完全不是可靠的；你说的那个“赢得时间”可能日后使你丧失时间，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对你来说，六八年五月事件深刻的独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这个运动产生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他们决定，当自由被理解为政治目的的时候，现在必须努力去从正面描述自由。因为，归根结底，在街垒上造成六八年五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我不久将设法写一本名叫《权力与自由》的书，在那本书里我要说明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你的态度即便在六八年以后也是矛盾的。因为，根据你刚才说的话，人们在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间本来期待你会和“革命万岁”这样一个组织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站在一起。“革命万岁”企图把在五月的街垒上出现的这个新的自由精神付诸实施并且亲身体验，而前无产阶级左派却是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团体，它在组织先锋党问题上遵循传统的列宁主义观念。

——毛派团体内部确实等级森严，同时他们又不愿意有这种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寻求与群众结合，不是作为先锋队而是作为表达群众意志的活动家与群众结合。他们既要组织性，又要群众的自发性，于是他们就陷入矛盾。毛派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我自己，六八年五月之后将近两年，我还在思考已经发生了的、我却没有理解的事情：我看不出这些年轻人要求什么，也看不出像我这样的老家伙能在这件事情里起什么作用；于是我就跟在后面走，我对他们倍加赞扬，我到索邦索邦，即巴黎大学。去与他们谈话，但是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到后来，我与毛派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一开头他们要求我当《人民事业报》的社长，他们想的就是要利用我，不过他们对我直说了，所以谈不上玩弄权术，我是在了解底细的情况下接受的。后来这已变成和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与他支持的一个团体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你的政治历程中，引人瞩目的是你的尾巴主义。一九四一年你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是惟一的例外，可能一九四八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也是一个例外。你总是以对一个已经形成的运动表示声援的形式来设想你的政治介入。

——这不是尾巴主义。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应当让知识分子去结成团体。并非我以为知识分子只应该充当配合力量。不是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团体的成员，参加团体的行动，同时要坚定地维护原则并且批评团体的行动，如果这个行动背离原则的话。我以为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作为代替别人去思想的人注定要消失：代替别人去思想，这是荒谬的，这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站不住脚。

——然而在我们目前的处境，知识分子还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应该做他们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不是像你在一九七一年主张的那样到工厂里去“落户”，那时候你本人却在继续心安理得地写你的《福楼拜》。

——你说得太过分了，我从未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落户”。我说他们应该超越他们的矛盾，除了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写文章给别的知识分子看之外，还应该发明别的介入方式。那些去“落户”的知识分子不比其他人过得坏，即便他们今天干别的事情。至于我自己，如果我去敲一家工厂的门，要求人家把我当不熟练工人来雇，这将是很滑稽的——不说别的，光讲岁数，我已大大超过退休年龄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只是到六十七岁上才彻底懂得，一个人与政治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政治人——就任何人都有政治性而言——的真正处境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多亏毛主义我才能有这个彻底的了解，但是这对于我不能如对于一个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好的人那样在实践上产生相同的后果。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辱骂他的理由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四十岁或者五十岁，你会屈从毛派对知识分子施加的压力——毛派使知识分子产生一种犯罪感——你会放弃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我什么也不会放弃。什么也不能阻止我继续去写我认为我可以写、应该写的东西，以及我愿意写的东西。彼埃尔·维克多要求我与其继续写《福楼拜》，不如写一部平民小说：我丝毫没有去考虑写这样一部小说。

——反过来，某个时候你不是考虑过写一部爱情小说吗?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一年，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二年，我在罗马，不知道写什么好。于是我寻找一个小说题材。一会儿我想写一部爱情小说，一会儿我想写这么一个人，他在罗马街头转悠，望着月亮，想着他自己在世界的过程中占什么位置……

——还是那个“孤独的人”?

——你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个人已经改变很多了……

——今天，除了你的知交，或者用你的话来说，在“自家人”之外，你很少与人见面。对那些写关于你的著作的论文的人，你是否也闭门不见?

——不，对那些写作关于我的文章并且我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的人，我是乐意接见的。例如你认识的这个青年批评家，米歇尔·西卡，他在准备一篇关于《家中的低能儿》的论文。有些英国或美国的大学教员以我的著作的这一或那一方面做论文题目，他们经常向我提出问题，因为我的书对这些问题提供的回答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的那么少的话，总可以有许许多多解释的。还不如去问他自己，趁他还活着……

——反过来，是否有些评论家也为你阐明了你的著作的某些方面?

——不，从我的评论家们那里我什么也没有学到。不过，从一九四五年起，我曾经想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有一天某一个人将关于我写出足以阐明我的思想的某些东西。我看到，当人们在一九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读左拉或者雨果的时候，人们把作者自己没有有意识地放进去的东西放到他们的书里边去，因此人们就以另一种方式辨读他们。于是我想，对一个活着的作家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是不对的：只有作家死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不然评论家本人就得比他研究的作家走得更远，他必须完全读透后者的所有著作，必须已经比后者更加深入，不过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

——在人们关于你写的堆积如山的文章和著作中，难道没有任何真正有用的东西?

——要那么说未免过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读到的关于我的论述中——当然我没有全部阅读，我读的勉强够十分之一——总的来说我什么也没有学到。
要么我遇到对我的思想的一个忠实的介绍，这是最好的情况；要么我对人家提出的异议不能给予任何重视，因为这些异议都是建立在对我想说的东西明显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对我来说这种不了解是明显的。

——无论如何，有一个人长期以来持之以恒地和你的思想交锋，这是你的老同学雷蒙·阿隆。

——说到这儿，我太了解阿隆的思想了。我太知道他往哪里去。至于我自己，我早就超过他的观点了。他在写关于我的文章的时候，实际上阐述的是他自己的思想，对于我的思想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我读过他最近写的那本对《辩证理性批判》提出异议的书。他提出一些问题，从他的立场出发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不过他提的问题与我绝对没有关系。依我看，他歪曲我的思想以便能更好地提出异议。

——阿隆说你除了用辱骂，没有以别的方式来反驳他的论点。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无辛酸，很是伤心……

——我一生中很少辱骂他，硬要那么说的话，我在一九六八年辱骂过他，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的立场叫人无法忍受。这位聪明、博学的教授竟然如此看待六八年五月事件，这说明他的智慧和学识有局限：他不理解那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未必是一个辱骂他的理由。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

——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以这种方式来表示他把自己置身于六八年五月预告的那个社会之外，也表示我同意把他排除在外。在这以前，他是一位教授，对他的思想我可以不赞成，但是他讲授的思想学生们可以加以讨论。这一切，我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是完全接受的。但是，当我看到他对上过他的课、对整个教育制度提出争议的学生们的想法的时候，我想他一点不了解他的学生们。我攻击的是教授，是对学生抱敌意的教授，而不是《费加罗报》的社论作者。作为写社论的，他想说什么都行。

——一般说，你不乐意与人讨论思想……

——我写书，思想都在书里头，人家只消写出别的书来回答我的思想。

——但是你没有回答梅洛—蓬蒂、莱维—施特劳斯莱维—施特劳斯(1908—)，法国人类学家。和雷蒙·阿隆，他们都写过文章表示不同意你的见解。

——没有回答他们，回答又有什么用?我想说的我都说了，他们表达了与我不同的观点。谁不同意他们写的关于我的文章，谁都可以直说。不需要我去说。这倒不是出于蔑视。比如说我绝不蔑视莱维—施特劳斯——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家——但是他关于《辩证理性批判》写的那些话，我以为是荒唐的，不过我不必跟他说，说了又有什么用?

——单单交流思想呢?

——我讨厌知识分子之间讨论思想，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总说一些傻话。

——你从未在向一个交谈者表述你的思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思想?

——从未。我可以在我的思想尚未定型的时候向西蒙娜·德·波伏瓦表述它。我还没有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就向她阐述了这本书的主要论点。那是在“滑稽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线无战事，人称“滑稽战争”。时期。我所有的想法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都对她阐述过。

——因为她的哲学知识达到与你同样的水平?

——不仅因为这个，还因为惟有她对于我自己、对于我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与我同等的水平。因此她是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恩赐。可能有许多作家，男的或者女的，得到过某个非常聪明的人的爱护和帮助。比如乔治·爱略特，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很多帮助。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与我之间独一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

——可以说你们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

——确实如此。这个说法完全合适。以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意见可能使我高兴或不高兴，不过这些批评都不是真正重要的。自从《恶心》以来，一直是这种情况。

——毕竟也有过你不接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评，起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吗?

——这种时候太多了!我们甚至相互辱骂……不过我知道最后还是她有理。这不是说我接受她所有的批评，但我接受大部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你对她的严厉程度与她对你的严厉程度相等?

——绝对相等。最大限度的严厉。当人们有幸爱着他们批评的那个男人或女人的时候，人们做的批评如果不是很严厉就没有意思了。

——按你说，你惟一的对话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但是你学生时代与尼赞或者阿隆的辩论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吧……

——并非真是这样。我与阿隆或者波利采有过许多次辩论，不过这没有起什么作用。与尼赞的辩论起过一点作用。只不过使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就是说他信奉了一种当我们订交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受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引起的牵连比他意识到的要丰富复杂得多。这样一来我就面临一个我不甚了解、我还知之甚少的思想——我读过《资本论》，但是没有读懂，就是说我读完以后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思想变得碍事，简直该死，它扮着鬼脸，爱捉弄人，因为有另一个人，另一个我所爱的人，拿这个思想既当做严肃的真理，又当做跟我开的玩笑。
我感到马克思主义对我提出争议，因为这是一个朋友的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横在我们的友谊中间。至少一直到战争爆发，马克思主义仍是某种妨碍我的东西，它让我不好受，它为我指出我并非认识一切，差远了，还得学习。但是我没能学会它。有个时期，我在勒阿弗尔读过一些马克思本人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我没记下什么，我看不出这些著作有什么意义。
到了德国占领时期，当我参加一个有共产党人在内的抵抗组织的时候，这就开始成为问题了。后来，在战后，我为写一部伦理学做了满满十来本笔记：这些笔记的内容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一场辩论。我很遗憾把笔记本都丢失了。

——你今天还像你在一九五七年说过的那样，坚持存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主性?

——是的，完全如此。

——也就是说你接受存在主义者的标签?

——这个名词很没意思。而且你知道不是我自己选上它的：人家硬把它贴在我身上，我就接受了。但是现在谁也不管我叫“存在主义者”了，除非在教科书里，在那里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反正是个标签，你更喜欢“存在主义者”的标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如果非有个标签不可，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没有经历掌权的考验。今天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在变成一个政权——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便显示了它作为权力思想的深刻本质。你怎么看?

——这是对的，因为我想，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偏离了方向，它本身毕竟还是存在于苏联制度中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被二十世纪的一种独裁制度用来作掩护的一种十九世纪德国或英国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处于苏联制度的核心，它没有被这个制度篡改本质。

——但是你也认为苏联制度是个彻底失败。这难道不抵消你一九五七年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我想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苏联人吸取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权力成分。作为权力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经充分表演过了。我认为，像我在《造反有理》里曾说过的那样，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捡起它，把它包容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我以为自己与今天其他许多从事思考的人一起为这个超越指出了道路。我现在很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年事已高，无能为力了。我的全部希望是有别的人接替我的工作。比如说我希望彼埃尔·维克多去做这项他愿意完成的既是知识分子的又是活动家的工作。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

——你在彼埃尔·维克多身上看到这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最大可能?

——是的。在所有我认识的人里头，惟有他在这方面使我完全满意。

——你赏识他的，似乎是他的抱负的彻底性。你在吉亚柯梅蒂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雕刻家。身上赏识的也是这一点?

——是的，也是这一点。尼赞没有同样彻底的抱负。党使他不能走到底。如果他没有死，可能他会达到同样彻底的程度，既然照他的说法，党出卖了他。

——实际上，你给予完全器重的人都是一些，用十九世纪的话来说，怀有“对绝对之渴求”的人?

——是的，当然。我器重那些要求一切的人。我自己也要求一切。自然人们不会达到一切，但是必须要求一切。

——在你的同时代人中间，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同样予以完全的器重?比如你在一九六○年曾公开声明你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器重和友谊。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当我们抗议囚禁巴第亚的时候，他不理睬我们。他对我们很粗暴，我们对他没有那么粗暴，因为我在心底对于我过去认识的那个人还有点友情。我喜欢过他，这种事不常见，我曾经很喜欢他。

——还有别的人吗?

——毛。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大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的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一九五五年，去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钦佩是不是一种为你熟悉的感情?

——不，我谁也不钦佩，我也不喜欢人家钦佩我。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重要的是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你跟我说过你钦佩雨果……

——不怎么样。我说不清对雨果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应受到责备，另一些东西却是非常美的。这种感情混杂不清，为了摆脱困境我就说我钦佩他。不过，实际上，我并不钦佩他甚于钦佩别的人。不，钦佩这种感情意味着人们不如他们钦佩的那个人。而你知道，按照我的看法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用不着钦佩。器重，这才是人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的真正的感情。

——甚于爱?

——不，爱与器重，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是与别人的同一个关系。这不等于说器重是为爱所绝对必需的，也不是说爱是为器重所绝对必需的。但是当人们具备两者的时候，人们就有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正态度。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当主观被完全发现的时候我们将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你怎样对自己解释你在友谊上有始无终，而在爱情关系上却始终不渝?

——我并非在友谊上有始无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对我来说友谊不如爱情那么重要，你为什么说我有始无终?

——我想到加缪，举例说吧。

——但是我从未反对过他。我反对的是他寄给《现代》的那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管我叫“社长先生”，对弗朗西斯·詹松的文章见一九五二年八月《现代》第八十二期。——原注提出一些荒谬绝伦的看法。他可以反驳詹松，但是不应该以那种方式——使我发火的是他那篇文章。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以后你们决裂了，这没有使你感到难受吗?

——没有，没有真正感到难受。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次数已经少得多了，最后几年里，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要骂我一顿——我做了这桩事，我做了那件事，我写了几句他不喜欢的话，总之他把我臭骂一通。还没有到决裂的地步，不过已经不那么愉快了。加缪变得很厉害。一开始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他是个活宝，我们在一块儿很开心：他讲话不避粗野的字眼儿，我也和他一样，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下流话，他妻子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听了装出大为反感的样子。两三年间，我与他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在知识领域不能谈得很深，因为他容易受惊；实际上他有一面是阿尔及利亚的小流氓，很无赖，很逗乐。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好朋友。

——有许多人后来脱离你的生活圈子，这里头主要是男人。

——也有许多女人后来脱离我的生活圈子。有的由于死亡，另一些人则别有原因。不过，总的来说，我不认为自己在友谊上比别人更没有常性。比如我与博斯特的关系几乎同我与海狸的关系一样老。我们过去称之为“自家人”的那些人，我现在几乎还和他们都见面……比如布庸布庸，萨特的朋友，办《现代》杂志的伙伴。，他是三十五年的朋友……
然而我与吉亚柯梅蒂的关系却有个奇怪的结局；是个误会，我不太明白究竟，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他也是，他死前不久曾以某种方式转过来反对我，我以为这是他那方面的误会。

——许多人奇怪你竟然长期用约翰·考这样一个人当秘书，因为约翰·考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听着，约翰·考的演变与我毫无关系。

——回过来谈女人吧……

——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狭义的性关系更容易使主观和客观一起被给予。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即便你不和她睡觉，也比与一个男人的关系要丰富——如果你和她睡过觉，或者你本可以这样做，那么你与她的关系就更加丰富了。首先有一种语汇，不是语言，而是手的语汇，面部表情的语汇。我且不说狭义的性语汇。至于语言本身，当你在一种爱情关系里使用它的时候，它便发自心灵最深处，发自性器官。人们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把他们自己整个儿都交出来了。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另有一件事也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你提到自己的朋友，往往毫不留情……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对我自己同样可以毫不留情。

——如果人家对你不留情面，你又会怎么想呢?

——人家指责我，大体上总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我这一生当然犯过许多错误，或大或小，原因不同，但是每次我犯错误，事情的本质总在于我做得不够彻底。

——反过来，认识你的人一般都认为你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没有自我陶醉心理。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我想我没有自我陶醉心理是一件好事，我的行为确实像一个没有这种心理的人。不过这不等于说这个看法完全正确。按照我的看法，自我陶醉是某种自我欣赏、自我爱怜的方式，是人们要在自己做的事情中找到自己为自己想像的那个样子的一种方式，简单说，这是一种与自我发生的经常关系，而这里的自我不尽然是那个在说话、思想、做梦、行动的积极的自我，毋宁说是以那个积极的自我为基础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说我完全排除自我陶醉心理了。我致力于取消这种心理，有一些时候我完全不存这种心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论某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因此我本可以自我陶醉，但是实际上我想的是怎样尽可能好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我没有自我陶醉。不过换一个时候这种心理会回来的：从其他人看待我的方式可以产生自我陶醉心理，与我在一起的某个人说的一句话也可以引起我的这种倾向。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从不觉得自己有罪

——难道你不认为，做一个幸福的人，有一项条件是要爱自己?

——难道人们爱他们自己吗?难道人们对自己怀有的不是另一种感情?爱某一个人，这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爱的那个人并非老在那儿待着，他不是你。这两个理由足以说明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一种可能不存在的感情，因为你老在那儿，你是你自己，于是你既是施爱的那个人又是被爱的那个人。除非你引入一些形象，这种感情才可能存在，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处在自我陶醉的境地了。我不以为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爱的关系。我想爱是自我与其他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反过来，不自爱，经常责备自己、讨厌自己，同样妨碍人们充分地占有自我。

——相当令人惊讶的，是你看来果真没有犯罪感。

——我没有犯罪感，这是真的。绝对没有。我从不觉得自己有罪，我没有罪。

——然而你在你的作品里描写过这种感情，这甚至是一个重大主题。我以为你必定体验过犯罪感才能把它描写得那么生动。如果你今天毫无犯罪感，这可能不是你的本性，而是经过努力才达到的。

——在我的家庭里，人们一开始就使我相信我是一个大有价值的孩子。然而我同时还感觉到我的偶然性，这与价值的观念有点矛盾，因为价值好比一团旋风，把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异化都卷进去了，而偶然性是赤裸裸的现实。但是我想出一个高招：我认为自己的价值正在于我能感到其他人感觉不到的偶然性。于是我就成为谈论偶然性的那个人，因此也就是把他自身的价值用来寻找偶然性的意义和含义的那个人。这是再清楚不过的。

——你不认为，比如说在你处理钱财的方式中，人们可以找到犯罪感的痕迹?

——我不认为。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在我出身的家庭里，金钱与劳动的关系没有被明确地把握为某种严酷的、艰难的东西。
我外祖父工作很勤奋，但是他的工作是写作。而对我来说，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娱乐。他写作，并引以为乐，我见过他改正的校样，觉得这很有趣；其次是他的工作室里有许多书，再次是他与一些人说话，给他们上德文课。他就是靠这一切挣钱的。你看得出来，关系不是很清楚的。
后来，当我自己从事写作的时候，我收到的钱和我写的书之间完全不存在关系：我不懂这两者之间会有关系，既然我认为一本书的价值只有在悠久的岁月中才能得到确立。因此，我的书带给我的钱本身就是偶然性的一种标志。你可以说金钱与我的生活最初发生的关系后来一直延续下去。这是种糊涂的关系。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方式，我乐意做的努力——我一直很高兴写作——附带着还有跟这一切多少有点关联的教师职务，都没有叫我不愉快的地方，我喜欢做这些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家一定要给我钱呢?然而人家还是给我了。

——我讲到犯罪感的时候，主要想到的是你给钱的方式。

——我先得有钱然后才能给人家钱。我只是从十八九岁起才有钱给人家，那时候我在高等师范学院上学，同时给人上个别辅导课，收到一点钱。我在这上头搞到一点钱，于是也给别人一点。不过我到底给了人什么?几张我在做了一件自己感到满意的工作之后收到的纸币罢了。我没有感到金钱的价值，感不到钱的分量：我只感到几张钞票，我无缘无故地拿到，又无缘无故地给出去。

——你本可以给自己买点东西，占有些东西。

——有过这样的事。我没有把我拿到的钱都给出去，于是我就给自己买了点东西。不过我从来不想拥有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或一套房间。说清这一点之后，我不以为在我给钱的方式里有一星半点犯罪感的痕迹。我给钱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因为我对之感兴趣的那些人需要钱用。我从未为了洗刷一个错误，或者因为钱已成为我的一个负担而给钱。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花在自身的钱相当有限

——我认识你以后，起初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你经常随身携带大捆钞票。这是为什么?

——这是真的，我经常口袋里揣着一百万旧法郎。人们屡次责怪我身上带的钱太多。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就觉得这么做很可笑，这确实是件蠢事。不过，说实话，如果说我现在不这么做了，这不是因为我可能丢失这些钱或者人家可能把它偷走，而是因为我眼睛不行了：我分不清钞票的面值，这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但是我仍旧喜欢随身带着钱，现在不能这么做了，对我是桩不愉快的事情。我跟你说这还是头一回有人问我为什么……
我知道掏出一大摞钞票是阔佬的举动：我记得当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住在天蓝海岸一家旅馆里的时候，有一天，接替老板娘的那个女人对西蒙娜·德·波伏瓦抱怨说我付账的当儿拿出来的钱太多了……然而我不是阔佬。不是的，我以为，如果说我喜欢身上带许多钱，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我对待其他东西的方式相适应的：我喜欢周围有我自己的家具，喜欢穿日常衣服，几乎老穿同一件衣服，喜欢带着我的眼镜、打火机、烟盒……
我的想法是要随身带着尽可能多的能确定我毕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带着能在此时此刻代表我的日常生活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我想在眼前这个时刻完全是我是的那个样子，不依赖任何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什么，能够立即调用我的全部可能性。这种想法代表某种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方式，这样想当然是错的，我十分明白这一点。

——你经常给显然过多的小费。

——我总是多给。

——对于接受小费的人来说，这可能使他难堪。

——你要这么说未免过分。

——轮不到我来告诉你，只有当对方也有可能回敬的时候，一方的慷慨举动才不至于使他感到某种形式的屈辱。

——回敬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可以用盛情来报答。咖啡馆侍者们对我给他们巨额小费深为满意，他们用他们的盛情来做回报。我的想法是，既然有一个人是赖我们给的小费为生的，我就要尽可能地多给，因为我想，如果需要我养活一个人，我应该让他活得好。

——你挣了好多好多钱……

——是的，我挣了一点钱。

——如果给你挣的钱算一笔总账，会得出一个庞大的数字。这笔钱你干什么用了?

——我很难告诉你。我把一部分钱给人了，另一部分自己花掉了，花得很多，花在买书和旅行上——我的旅行开支很大。我以前有的钱比现在多，我老爱随身携带超过必要数目的款项。

——你怕缺钱?

——可能有点。我外婆给我钱的时候老对我说：“万一你打碎一块玻璃什么的，你好有钱赔人家。”这种想法对我有影响。直到今天，每当我的银行户头所剩无几，我就不太高兴。眼前我正处于这种情况。我有过身无分文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为了帮我纳税给我一千二百万旧法郎。你不妨说我花掉的钱总是超过我的收入……我不知道留下纳税的钱……几年以来，加利马出版社在我名下预扣应交的税金……

——现在你怎样开支?

——除去旅行，我花在自己身上的钱相当有限。每天上一次饭馆，不过总有人作陪——这需要一万旧法郎一天一百旧法郎等于现行一法郎。一九七五年前，法国最低工资不到一千五百法郎(十五万旧法郎)。，抽烟，难得买几件衣服，书有人送我——我买过许多书，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女佣人，一套相当贵的房间——月租二十万。不过所有这一切还不代表我每月开销的总数。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曾有过为挣钱而工作

——你每月花多少钱?

——全算上吗?有些人靠我养活：一共是一百五十万旧法郎，再加上我自己的花销将近三十万，总数大约是每月一百八十万。加利马出版社每月付给我七十二万五千旧法郎，布依格代我去领这笔钱，再加上一百万，大致上就够了。

——这一百万又从哪里来呢?

——一部分来自著作者协会，这是我的作品在法国上演或改编为广播、电视节目应得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吉赛尔·哈利米，她是我的律师，并以这个资格照管我与国外的合同，这部分钱的来源是我的剧本，或者是电影、答记者问，等等。我从这一切得到的收入比我的版税要多得多。我想我去年交了一千五百万旧法郎的税金。此外，我有一份自由职业退休金，每半年约有八十万。我的主要收入是由吉赛尔·哈利米经手的：每年两次，一般很多，每次有几百万。不过目前什么也没有了，我第一次发愁，怎样才能渡过难关。

——所以就谈不上资助一些团体，像你过去曾经援助过《解放报》那样。

——这一点，我现在办不到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挣的跟你一样多吗?

——少一点，不过数字也不小。

——你们不再合伙开支了?

——不，没有理由这么做。再说她的开销比我省得多。

——你是否认为，一般说这个与金钱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人们了解细节并且予以巧妙的解释，人们就会发现你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有关你的真相?

——我不认为。因为事实是我从未把金钱当做它作为金钱而具有的价值。我从未花钱买股票，或者去买耐久的东西。

——事实上，你刚才讲的那种怕缺钱的心理，你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驱除它：像大部分人所做的那样去购买安全。你没有这么做，是否因为从一九四五年起，看到你已取得的地位，你完全确信自己再也不会缺钱花?

——大体上，我确实曾经以为金钱对我不再会成为问题。实际上它将会成为问题的：如果我一直活到八十岁，到某一个时候我将除了我以前写的书以外没有别的收入。

——你有没有主要为了挣钱而做过一些工作?

——有过的。至少有一件，那是我为约翰·休斯敦写的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脚本。那时候我刚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我想正是那个时候我母亲给我一千二百万旧法郎用来纳税。税交清了，我不欠任何人的钱，但是我不名一文。这个时候，人家跟我说休斯敦想见我。一天上午他来了，对我说：“我建议你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脚本，我付给你两千五百万。”我答应了，我收到两千五百万。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不愿意人家把我活埋

——假如是一个不知名的或者没有才能的导演向你提出这个建议，你也会接受的?

——不。在这个计划里头已经有个滑稽的成分。那就是人家要求我来写关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弗洛伊德是无意识理论的祖师爷，而我毕生都在宣布无意识是不存在的。再说，一开头，休斯敦不愿意我谈论无意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合而散伙了。通过为这部电影而做的工作，我主要的收获是对弗洛伊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我重新考虑我以前关于无意识的想法。

——换个话题吧。你在一九六七年说过：“七星文库是一块墓碑，我不愿意人家把我活埋。”后来你改变看法，米歇尔·里巴卡和我不久就要在七星文库里出版你的小说。你为什么改变你原先的决定?

——主要是海狸对我的影响，还有别人，我向他们征求对这件事的意见，他们都说这是件好事。何况七星文库也收入别的还活着的作家，因此它的墓碑性质就不那么大了。被收入七星文库只不过表示达到另一种类型的名声——我进入古典作家的行列，而这以前我是一个普通作家。

——概括说是功成名就?

——是这么回事。这毋宁叫我高兴。说真的我急于看到这册七星文库，我想这来自我的童年。那时候对我来说出名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印成精致的版本，大家都抢着买。这种想法多少没有磨灭：让自己的名字与马基雅弗利并列在同一套丛书里……其次，作为带有批评资料的丛书而言，我很喜欢七星文库。我差不多有全套书。长期以来，罗贝尔·加利马每出一册就送我一册，我惟独拒不出借的就是这套书。我经常使用它，我总是读所有的注释，因为这些注释原则上包罗当代有关一部著作的全部知识，因此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然而，被收入七星文库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你的著作已告结束。

——确实已告结束：我将发表之后一本自传性对话，电视节目可能将会完成——你知道我们在这上头遇到多少困难——然后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总不能去写爱情小说!我想我可能零零碎碎地，关于我正在思考的某些事情写一本两本书，不过，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拒绝我和里巴卡把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结成一个集子出版。我们想汇集《心灵》、四七到四九年写的《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未发表的那两章等等。

——这些文章都没有完工。在《伦理学》里我有一个想法要表达，但是没有写成。我写成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应该引入一个主要思想，恰巧在这上头我遇到障碍。我的大部分笔记本都丢失了。这里头倒是有值得发表的东西。还留下一本，其余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你的拒绝表明你与你的著作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一方面是已经发表的著作，这一部分著作已经定型、告终，你希望它们能收入七星文库，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另一方面是这些未发表的著作。你始终怀着一个主要目的从事写作，就是要有读者，结果你就不在乎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可是，当我跟你说我们认为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希望发表它们的时候，你却回答说：“不，你们等我死后再发表吧。”我不明白，从读者的观点来看，这些文章到你去世以后会起什么变化。

——它们将变得更有意思，因为它们将代表我在某一时间曾经想做但又放弃完成的事情，这后一点是有决定性的。不同的是，只要我还活着——除非我衰弱到极点，什么也干不了——我总有可能捡起这些文章，或者用几句话说明我想怎样写下去。如果到我死后再发表，这些文章就处于未完成状态，如它们的本来面目那样晦涩费解，因为我在这里头提出的想法没有全部得到充分发挥，将由读者自己去猜测这些想法本来会引出什么结论。我活着的时候情况相反，始终存在着我自己捡起这些想法，把它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的可能性。一旦我去世，这些文章就以它们在我生前确实具有的面目保留下来，种种费解之处也都保留下来，即便对我本人来说这可能并不费解……我让你发表的那些未发表文稿都是完全死去了的，如你收入七星文库的那几篇少作，我甚至认不出是我的手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无惊讶地认出它们，好像认出很久以前一度熟悉的一个陌生人的文章那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明显的矛盾实质上在于：一方面你认为你的著作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想保留对它的控制。所以，你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你的著作更多地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属于读者。

——著作属于谁，这个问题很复杂。它属于作者，同时又属于读者，双方很难调和。再说读者很少以为著作归他所有，而作者又以为他的著作是属于他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在他意识到的灭亡之前——我指的是确实的死亡，意识与身体一同死去——或者在他无可挽回地发疯以前，是属于他自己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写下的著作仍然属于他。如果这一著作尚未完成，那么它尤其是属于作者的，因为作者可能产生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就我自己的著作而言，《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伦理学》。因为对于《批判》来说，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我若续写，就得重新研究历史。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从来不愿意有弟子

——对于那些未发表过的著作，你有什么指示留给你的继承人们?

——我还没有立遗嘱，不过我会对继承人们说：我已经指定一些人维护我的著作权，听凭他们和出版者去行事吧。这些被指定的人里没有我的家属和接近我的人。说真的，这个问题我不怎么操心，因为没有多少未发表的著作。

——你有大量手稿分散在各地，有一天必定会出现。肯定还有许多信件。几年以前你对我们说，像对于《福楼拜》那样，你希望读者能接触到全部材料。你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跟你说实话，我无所谓。我的信不比赛维涅夫人的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你知道，除了她交给你供七星文库采用的那些信件，她在一九四○年逃难时至少丢失了二百封。另有一些必定相当有趣的信也不见了，那是我写给“图卢兹”，就是西蒙娜·若利威西蒙娜·若利威，原籍图卢兹，早年与萨特相好，后来与名导演杜兰结合。，杜兰的女伴的信。你知道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与她有一段很长的缘分。我写给她的好多好多信，她死前几年还都保存着，后来有一天，她把信统统烧了。我在信里讲一些有关师范学院的事情，发挥一些小小的想法。我是伏脱冷，她是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说到底，除了一个例外，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你从来不愿意有弟子。为什么?

——因为照我的看法，弟子是这样一种人，他捡起另一个人的思想，却不给这个思想增添任何新的、重要的东西，不以他个人的工作去丰富、发展这个思想，使它得到延续并且向前进。比如说我毫不认为高茨的《叛徒》那本书是弟子的著作。如果说这本书使我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给它写序——这不是因为我在书里找到我的某些想法，找到一种力求完整地理解一个人的方式，而是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使我感兴趣的是来自他的东西而不是可能来自我的东西。这是本很好的书，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是新的。

——弗朗西斯·詹松呢?

——他的情况不同，他拿我做题目写了几本书；而且最后几本书不那么有趣。我想他本人现在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他最好去写那些东西。不，我看不到目前有谁从我出发以新的方式从事思考。

——你不把彼埃尔·维克多看做弟子吗?

——绝对不。他不是通过我的著作而是出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我接近的。为了《人民事业报》能继续出版，他要求我当这家报社的社长。我一九七○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离我的思想相当远：他来自另一个知识天地，使他的思想定型的是阿丢塞尔式的马列主义。他读过我的一些哲学著作，但是他绝非全部接受。与他打交道对我是一种幸运，我得以接触一个坚实的、站得住脚的思想，这个思想与我的思想相对立又不笼统地排斥它。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若要产生一种真正的关系，一种能使他们彼此都向前进的关系，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在一起关于自由做过许多次讨论，我想这些讨论是有收获的。

——另外，我特别觉得你在他身上看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化身，这种新型知识分子融合并且超越了迄今为止一直分开的两个类型——你曾经以某种方式代表过的古典知识分子类型以及活动家、实干家类型。

——你不妨这么说。彼埃尔既代表彻底的、自主的理论活动——就是说不受任何政党指令的约束——又代表与一个具体的群众行动相联系的政治活动家。你马上会对我说——而且你说得对——彼埃尔曾是一个领袖，正因为这一点他曾与我认为必须达到的境地相矛盾。我认为必须在一个组织的成员之间，而且推而广之在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达到完全平等。当然我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的关系的历史主要是我与一个人的关系的历史。这个人便是彼埃尔，他是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对这个组织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最终明白过来，这个权威是有害的，这正是前无产阶级左派自行解散的原因之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许多次讨论——这可以在《造反有理》里见到——彼埃尔逐渐接近我的想法，特别是我关于自由和拒绝等级观念，一切等级观念，拒绝领袖这个概念本身的想法。

——你讲到相互改变。发生的情况却是，他改变了，你没有变。你们之间难道不是一种父子关系吗?父亲由于未能陶冶儿子的思想便改变他的思想。

——但是我丝毫不把彼埃尔看做我的儿子，他也没有把我看做父亲!你要那样理解我们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尽管年龄悬殊，这与父子关系毫不相干。我跟你说，我从未希望自己有儿子，我也不在我与比我年轻的人的关系中寻找父子关系的替代品。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革命力量遣散低落时期

——彼埃尔目前做的工作——与你合作的历史节目，他从事的理论工作——凭什么使他与古典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呢?难道这不代表一种失败，使新型知识分子这个观念本身都发生动摇?

——不，我不认为。这只不过代表新型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短暂的阶段。我们处于革命力量遣散、低落时期。彼埃尔不太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当活动家的经验帮助他明确了一个方向，他就在那个方向探索。我确信他的努力会有收获的，不过这显然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他现在做的工作是他以前做的工作的继续，这既不是决裂——即便他今天对自己过去的许多立场都有异议——也不是倒退。

——你为什么不让彼埃尔加入《现代》的编委会呢?

——问题没有提出来过。彼埃尔还有别的活动。再说《现代》已经出版三十年了，编委会成员除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了法国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使他们的思想定型，而彼埃尔没有这个经历；他们有亲昵的关系，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思想习惯和语言。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个性，而且各不相同。他们的想法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他们的抉择都很明确；他们并不怎么想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抉择。声明这一点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彬彬有礼地接待彼埃尔，会承认他的价值的。他们一定会与他展开讨论，对他想说的话会感兴趣的。我们的《现代》为毛派出了一期专号，我们发表了好几篇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文章。但是我们也发表了别的文章——比如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那些文章毛派当时是接受不了的。

——《现代》毕竟是你的刊物，而你本人对它是否远不如过去那样感兴趣?

——原则上，我参加每半个月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家里举行的编委会。她不时督促我；她说：“萨特，你已经三次没有到会了，这一次你应该……”于是我就出席，我听取对文章内容的介绍，我与编委会其他成员一样发表我的意见，人们予以考虑，但是我的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更起作用。去年我想发表无产阶级左派一位前领导写的一篇关于列宁在苏联引入泰罗制的文章，作者大体上说当时不能有别的办法。我们之间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有分歧，结果就没有刊登；然而我曾要求发表它，即使我并非完全赞同它的内容。不过意见分歧的情况很少发生。班戈和蓬塔利斯有点代表《现代》的右翼的意思，他们一九七○年辞职不干，因为他们不同意发表高茨的一篇文章，高茨在文章里说必须摧毁大学。这以后，还有一位编委会成员提出辞职，不过我说了些必要的安慰话，总算把事情弄妥了。总的来说，我们相处很好，只消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在主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自动趋向一致。

——取得一致的代价是回避可能使你们意见分歧的题目。比如说《现代》对去年的总统选举没有表态。

——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西蒙娜·德·波伏瓦、博斯特和朗芝曼想投密特朗的票；布庸、高茨和我不想去投票，但又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过一家杂志不需要在政治生活的所有场合都表明立场。前一年，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曾明确表态反对投票，反对共同纲领法共与以密特朗为领导人的社会党联合提出的竞选纲领。一味收罗选票的倾向。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有严格规定的路线的政治团体。《现代》当然是一家极左翼的杂志，但它首先是进行思考、提供证词的杂志，这样一本刊物的一致性体现在另一个层次上：通过我们发表的文章的整体，即便这些文章有时候初看起来似乎各不相容，这个一致性终究会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一致性，我们自己也可能没有马上觉察到，但是它来自我们的分歧在共同基础上得到综合。我想读者们是看到这个一致性的，既然我们有一个读者群。当然是极左翼的读者群，但是我们对之了解不多，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新，但它是存在的，杂志的印数大约与创办时期相等，一万一千册。我们每个人都通过它推荐发表的文章来表明自己的影响，因为除了布庸和高茨不时写一篇文章之外，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目前都不怎么写了。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她的女权运动的革命同志们撰写的“日常性别歧视”专栏。她读其他人推荐的所有文章，她自己也推荐一些，她非常认真、坚定地领导着杂志。不过具体领导工作，实际工作——我们称之为“出一期”——是由布庸和高茨轮流担任的。我们遇到的惟一问题是要维持平衡，以免有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最终把他的路线强加给杂志。还要保留对完全由我们邀请的人编定的各期杂志的控制权——这样的期数相当多——同时又要给他们很大的自由，既然是我们请他们来的。一般说，进展顺利。
对我来说，《现代》在战后曾经很重要，然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又重要起来，六八年以后也有点重要性。总之，如果说我近来对它的关心不如过去，那是因为杂志已经取得自己的生命，不需要再做重大决定，除非做出破坏它的决定。不过我看不出有任何破坏它的理由。其他人珍惜它，我以为这是一份好杂志，它有读者，它经常发表一些只有我们愿意刊登的文章。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引进一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年轻人以便改变这份杂志：那还不如去创办另一份杂志。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与帕斯卡尔打赌

——一年来你以个人身份在有关国际政治的若干问题上表了态。对国内问题你没有一次表态。你是否认为，假如左翼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你今天对于权力的反对态度会激烈得多?

——这很难说。假若密特朗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到今天他一定会与共产党人兵刃相见的。左派分子的阵容可能也会得到加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会反对社会党并与既反对社会党人也反对共产党人的极左派组织保持联系。不过不可能知道左翼的一次胜利将会引起的社会运动能有多大力量。你不能要求我对假定的情况表态。就法国政治问题而言，我真的看不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目前法国的局面太糟糕了!近期没有希望，没有一家政党代表哪怕是最微弱的希望……

——一般说，你发表乐观的政治声明，即便你在私底下非常悲观。

——是的，我是悲观的。而且我的声明也从来不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每一个与我们休戚相关，涉及我们的社会事件中，我总是对它明显的或者还不很明显的矛盾很敏感；我看到错误和风险，看到所有能妨碍一个形势向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的东西。这上头我是悲观的，因为每一次确实都遇到巨大的风险。就说葡萄牙吧，我们今天想要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在葡萄牙得到它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完全没有的一个小小的机会，但是它同时面临最大的风险，可能受到挫折，要推迟很久才能实现。在总的方面，我这样想，要么人是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是完蛋了，他从未存在过，人们只不过是与蚂蚁一样的一个种类而已——要么人将在实现自由社会主义的同时完成他自身。当我考察个别社会事实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人是完蛋了。不过，如果我考虑到为了人成其为人而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我想惟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用全部力量去强调、去支持那些在个别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中能引来一个由自由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因素。如果人们不这么做，人们就得接受人是粪土。

——这正是格拉姆西格拉姆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说过的：“必须带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去进行斗争。”

——我不会完全采用这个说法。必须斗争，这是对的。不过这并非唯意志论。如果我确信任何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都注定要失败，斗争就没有丝毫意义了。不，如果说我并非完全悲观，这首先是因为我在自己身上感到的要求不仅是我自己的，而且是任何人都有的。换句话说，正是我亲身体验的对我自身的自由的确信——我自身的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使我既要求一个自由的生活，又确信这个要求尽管其明确程度与自觉程度因人而异，也是每个人的要求。正在来临的这场革命将与以前的革命大不相同，它延续的时间将长得多，它将严酷得多，深刻得多。我想到的不仅是法国，今天我把自己与全世界展开的革命斗争等同起来，所以法国目前的形势尽管不利，我并不因此产生更大的悲观情绪。我只是说，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斗争，人民的权力才能从资产阶级权力那里夺到部分果实，斗争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成绩有限，但失败并非不能挽回，最终才能实现新社会，那时候一切权力都将被取消，因为每个人都将完全地占有他自己。革命不是一个权力推翻另一个权力的时刻，它是一个漫长的放弃权力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担保革命会成功，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失败是命定的。不过我们只有在两者之间作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结果，你与帕斯卡尔一样打了个赌。

——是的，不同的是我把赌注押在人身上，而不是上帝身上。不过，确实如此，要么是人垮台——那个时候，人家只能说，在有过一些人存在的两万年期间，有几个人曾努力创造人，后来失败了——要么是这场革命取得成功，并在实现自由的同时创造了人。没有比这更不可靠的了。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确信，而是一项价值：这是自由把自身当做目的。

——这就要求有一个信仰。

——在一定范围内是的，因为不可能合理地确立革命乐观主义，既然只有当前的现实才是存在着的。何况怎样才能确立未来的现实呢?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这么做。我确信一点，就是必须搞彻底的政治。不过我不确信它一定会成功，要不然就有信仰了。我可以知道自己拒绝什么，我可以证明拒绝这个社会的理由，我可以说明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因此就应该彻底改变它。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不包含一种信仰，而是导致行动。作为知识分子，我能做的一切是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就是说争取群众——加入为彻底改变这个社会而采取的行动。这正是我努力做过的事情，我不能说我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既然未来尚未定局。

——你经历了这个世纪七十年的历史，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你目睹巨大的社会变革，你看到一些希望破灭了，另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希望出现了。你会不会说我们比本世纪初有一个“更好的出发点”，或者说在我们目前的处境里人的历险遭到决定性失败的可能性与过去一样大?

——我既说我们有所前进，我们开始走向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就是说走向革命，又说风险与过去一样大。换句话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使我们比五十年或六十年前更乐观。不过，另一方面，我认为许多危险已经避免，我们毕竟以某种方式有所前进。如果你经历过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那几年，那时候我刚开始生活，你就会像我一样估量发生的变化有多么大，而且看到这些变化是令人鼓舞的。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恶永远不会得到辩解

——变化令人鼓舞，尽管有上次世界大战的千百万死者，有希特勒的集中营，有原子弹和古拉格群岛?

——是的，你别以为埃及法老不希望杀死五千万敌人!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今天可以这样做，这个事实本身几乎足以使人产生乐观情绪，这标志着某一方面的进步。

——这并不妨碍受害者都是些个人，而他们蒙受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我完全同意。从个人角度来看，忍受到的恶永远不会得到辩解。我只不过说，本世纪受害者的数字巨大也与世界人口增长有关，不必由此产生某种绝望情绪。

——你在政治上始终是诚实的吗?

——尽可能地诚实。有过一些场合，既然政治是那种样子，我可能支持一些我不太有把握的主张，不过我认为自己从未蓄意肯定与我的想法相反的见解。

——即便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也如此?

——说到这上头，一九五四年，我第一次访问苏联回来以后，我确实撒过谎。不过“撒谎”这个词可能太重了：我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是戈代我写完的，因为我患病，我刚在莫斯科住过医院——文章里说了苏联一些好话，其实我没那么想。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当你刚才还接受邀请在人家那儿做客，你不能一回到自己家里就把人家骂个狗血淋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清楚怎样处理我与苏联、与我自己思想的关系。

——你第一次到苏联去的时候，是否已经知道集中营的存在?

——我已经知道，既然四年以前，我与梅洛—蓬蒂一起揭露过这件事。负责接待我的作家们拿这个跟我开玩笑，他们说：“千万别撇开我们去看集中营!”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斯大林死后集中营依然存在，尤其不知道这是古拉格群岛!那个时候西方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你难道不担心有一天获悉中国也有古拉格?

——人们多少已经知道一点了。你读过若望·帕斯卡利尼写的那本讲中国劳改营的书若望·帕斯卡利尼，汉名包若望，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曾在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任翻译。五十年代因反革命罪被捕，中法建交之际作为我国政府对法国表示的友好姿态被提前释放。他到法国后与一名美国记者合作写了一本书：《毛的囚徒》，讲他本人在监狱和劳改农场的经历。该书在西方有一定影响。!我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人家带我参观几所监狱，不过这些监狱和有关的报道毫无相同之处，而我不怀疑有关报道。但是我想中国的集中营现象即便是可怕的，与苏联相比总要小得多……

——你不以为人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很不愉快的事件?

——我以为会的。所以不应该寄信仰于中国革命，也不能寄望于今天的任何一场革命。不过，再说一遍，这不妨碍你抱乐观主义。

——惟独在一个政治问题上你不顾一切保持毫不动摇的强硬态度，那就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你为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脱离你的战友们，使自己处于某种孤立境地。我认为总有许多人因为你这种独立的立场而感激你的。

——我不认为有人因此感激我。我觉得恰恰相反：两个阵营的每一方都希望我与对方破裂。但是我在双方都有朋友，我承认每一方都有正当权利。我知道我的立场纯粹是道义上的，但是正是这一类情况证明我们必须拒绝政治现实主义，因为政治现实主义导致战争。我想说，以阿冲突以及它在我感情上引起的波动，对我放弃政治现实主义是起了作用的。六八年以前我在某种程度上贯彻的也是政治现实主义。这上头，我确实与毛派有分歧。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自由必须起来反抗异化

——关于你的思想的影响，前不久我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使我有所体会。那一天我在蒙巴那斯塔顶上看下面的中学生游行队伍通过。一个约摸三十五岁的妇女，是塔上的工作人员，站在我身边。我们就讲起示威游行的事情。她是反对的，因为她不赞成任何反抗。她说，如果她不赞成任何反抗，那是因为她认为自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全部责任：她并非特别爱她的生活，但是她认为在她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她都有过选择，一直到她今天的境地。比如说她在十七岁上自由地选择结婚，中止了学业。她说每个人都同我一样是自由的，因此每个人都要对他的境遇负责。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搬若干你最有名的提法。这个妇女可能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你的著作，她可能从你那里得到为她的忍让态度辩解的想法，对她你会说什么?

——我会对她说起异化。我会对她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需要解放自己，因此自由必须起来反抗异化。你跟她也是这么说了?

——当然，我跟她说的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她固执己见……

——既然如此，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结局怎么样?

——这一类谈话永远是这样告终的：双方就此分手。你知道，你必须非常爱一个人才能改变他。不过我刚才想问你的是这一点：你是否觉得，正是你的思想里传播最广的那一部分，即关于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概念，最能阻碍人们在政治上真正地觉醒?

——这是可能的。但是我想，当一部著作深入公众的时候，这类误会总会发生的。一个思想的最活跃、最深刻的部分，同时既是能带来最多好处的那一部分，又是能带来最多害处的那一部分，如果它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话。我确实认为一个关于自由的理论，如果它不同时解释什么叫异化，自由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摆弄，偏离正道，转过来反对它自己，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十分残酷地欺骗某一个不了解这个理论的全部内容并且相信自由是无所不在的人。不过如果人们好好读我写的东西，我不认为人们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将在电视节目里，在政治领域说明我的观点。这将是最后两三次节目的重大主题之一。不过我将用明确的、具体的例子来解释，这将不是哲学，至少这将不用哲学方式来表达。

——你以为你能说服人?

——我不知道。我将尽力而为。

——弗朗索瓦·乔治最近在《现代》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大致是这样写的：“如果我的思想未能说服大家，想必是因为我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你也会说类似的话吗?

——这话说得好，大家在某个时刻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但这并不证明这种想法是对的；有些思想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叫人信服。人人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刻。我想我在这种时刻也可能说这一类话。不过这样说既是过分抬举“大家”——既然这里要讨论的是思想是否正确而不是大家怎么想，又是接受正确思想会马上取得胜利的看法——这同样是不对的。假设苏格拉底临死前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岂非一大笑话!他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不过是在他死后很久。

——而你呢，你觉得你的思想产生影响了吗?

——我希望我的思想将有影响。我想人们自己对于他们的思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过的重要性所知甚少，这种情况是件好事。

——读者写给你的信不说明一点问题吗?

——一个读者的信又能代表什么呢?况且人家现在不怎么给我写信了。有个时期，我收到许多信。现在几乎没有人给我写信。我对我收到的信也不太感兴趣了：就算有人跟我说他很爱我吧，这对我起不了大作用，这不说明什么。我曾与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通信，他们给我写信，我给他们回信。总有一天关系中断了，不是他们对我某一封回信不满意，就是他们突然去忙别的事情了。这一切使我在收到一封看样子很诚恳的信的时候也不抱什么幻想。何况我收到不少疯子的来信，我不知道比如纪德这样一个作家收到的信件里，疯子来信是否占同样比例。至少对我来说，从我开始发表作品起，总有几个疯子跟在我背后。我不知道这与我写的内容有关呢，还是所有的作家都会引起疯子向他们倾吐衷情或提出要求。《恶心》发表以后，许多人说我是疯子或者说我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这足以使某些人产生与我建立联系的想法。《圣冉奈》发表以后，我也收到许多同性恋者的来信，这只是因为我讲了一个同性恋者的事，而他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不过我跟你说，虽然我有时还能收到一些信，我对它们已不感兴趣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你是否觉得，遇事冷漠，这就是到了老年?

——我没有说我冷漠了!

——还有什么东西使你真正感兴趣?

——音乐，我已跟你说过，哲学和政治。

——但是这让你激动?

——不，不再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激动了。我把自己放在比较超脱的位子上……

——你还想补充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需要补充一切，在另一个意义上，又什么都不需要补充了。说一切，因为相对于我们说过的话而言，还有所有剩下来的一切有待于用心发掘。不过这不是人们在一次答记者问里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有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答记者问总不能尽如人意，因为本来你确实还有许多话要说。你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会想起那些话，而那些话跟你的答复恰巧相反。不过，说清这一点之后，我想作为我七十岁上的肖像，我们这次谈话是符合实际的。

——你不至于像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样，临了说你“受骗上当”了?

——不，我不会这么说。何况她本人，你也知道，她的意思不是说她受到生活的欺骗，而是说她在写这本书指《时势的力量》，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原注的场合里，就是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等等，感到自己受骗上当了，她这样解释是对的。至于我，我不会说这个话；我没有上过任何东西的当，没有任何东西曾使我感到失望。我见过一些人，好坏都有——坏人只是对于某些目的而言才成其为坏人——我写过书，我生活过，我什么也不遗憾。

——总之，迄今为止，生活对于你是美好的?

——总的来说是好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要责怪它的地方。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最后这番声明看破一切的调子引起哈哈大笑，谈话就此结束。〕
应当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随着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