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 樊树志 著 目录 第一章 朱元璋与胡蓝党案 第二章 建文帝生死之谜 第三章 “倭寇王”王直 第四章 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 第五章 高拱政治生涯终结的一幕闹剧 第六章 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第七章 宫闱大案 第一节 妖书案 第二节 梃击案 第三节 红丸案 第八章 “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 第九章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一、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城南东林书院与城东东林书院。 二、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三、顾宪成与李三才：悲剧的结局 第十章 “大刀手”杨琏 第十一章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鄤父子 第十二章 温体仁的垮台 第十三章 力挽狂澜的失败者：杨鹤、杨嗣昌父子 第十四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第一节 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第二节 袁崇焕之死 第十五章 “勤政”之君偏亡国 第十六章 钱谦益与马士英阮大铖 第一章 朱元璋与胡蓝党案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 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 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玉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第二章 建文帝生死之谜 风云激荡的历史，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建文帝的下落就是其中之一。 建文帝何许人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年号建文，历史上习惯于称他为建文帝。本来这个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长子，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长孙朱允炆即位。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一个英气勃发的青年了，他书生气十足，温文尔雅，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朱元璋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把他的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而且明文规定，如遇权奸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他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藩”，引来了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身为皇叔的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计议削藩。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之谜的由来。 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必须宣称建文帝及其长子已经死亡，否则他就不可能称帝。他在装模作样地多次拒绝大臣们的“劝进”之后，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这样，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改明年为永乐九年（1403年）。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寸旨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明成祖实录》如此写道：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己，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燕王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实录》继续写道，他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成祖实录》所说，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国史馆）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明朝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观真相，感人至深，“渎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之谜。 就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怀疑建文帝的下落，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胡濙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后，把打听到的民间隐秘与传闻，向皇帝报告，终于使他的怀疑冰释。《明史·胡濙传》如此写道：“先，（胡）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太监）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支逊国事考》中说：“夫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出其尸于火已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孙后代也认为建文帝的下落是个谜。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诏为建文朝尽节诸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看来他对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敬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寥寥数语，再次揭示了明朝的第一号无头公案。内阁首辅张居正对此也不甚了了，既然皇上问起，便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报告朝廷），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张居正的这一说法，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与祝允明《野记》（《历代小史》卷七十九）所说大体相同，可见在明中晚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已经不再忌讳，事实的真相逐渐明朗。有意思的是，明神宗对此很感兴趣，必欲追根究底，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某驿站墙壁上的题诗全文，背给他听。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全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这首诗见于《明神宗实录》，也见于孙承宗《春明梦余录》，具有很大的可信度，而且与建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的气质十分相符。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人野史关于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不妨将其始末简单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话，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皮包裹着。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立即命人打开，同时下令焚烧大内。打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度牒三张，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憎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第一张”应文“度牒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吴王教授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少顷，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赶来。一行二十；人开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臂力五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第一站来到吴江县的史彬家中。 此时，明成祖已经即位，革去建文帝的大臣463人，下令追夺皇帝颁赐的诰敕。吴江县丞巩德赶到史彬家中追夺诰敕时，随口问道：听说建文皇帝在你家？史彬坚决否认，巩德微笑离去。似乎是心照不宣，眼开眼闭。既然踪迹暴露，众人立即离开此地，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两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余人等星散。十月，来到襄阳的廖平家。获悉跟踪者也已到此，便决定前往云南。 永乐元年正月十三日，建文帝一行抵达云南永嘉寺。次年正月，建文帝经由重庆抵达襄阳。八月八日再次来到史彬家。原本决定去浙江天台，后因故改去云南。永乐四年四月，建文帝抵达西平侯沐成家，五月前往白龙山，结茅而居。这时，明成祖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前往西南地区，打着探寻道教宗师张三丰（即张邋遢）的幌子，其实是为了侦查建文帝下落。消息传来，建文帝决定遁迹深山。 永乐八年三月，工部尚书严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义，至云南秘密探访建文帝踪迹。某一天，偶然在云南道中遇到建文帝，两人相对而泣。建文帝问他：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严震回答：皇上请便，臣自有办法。夜间，严震自缢于驿站。建文帝见踪迹暴露，再次躲进白龙山。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惫，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害怕被发现，不敢出山觅食、求医，狼狈到了极点。这时史彬等三人赶来，境况顿时改善。几天后，三人离别，抱头痛哭一场。建文帝交代，今后不必再来，一则道路艰险，二则关津盘查严密。 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觅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时时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经过，由程济笔录，写成《从亡传》，建文帝亲笔写了序言，命程济藏于山岩中。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 永乐二十一年二月，建文帝在程济陪同下，来到湖广，登章台山，赋吊古诗：“楚歌赵舞今何在？惟见寒鸦绕树啼。”六月，游汉阳，登晴川楼，又赋诗：“江波犹涌憾，林露欲翻愁。”再此流露对故国的思念。 一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黄溪史彬的家。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问帝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老终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后英宗即位。皇帝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年），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经常诗兴大发，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在贵州金竺的罗永庵，曾在墙壁题诗，其一曰：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还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渗。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其二曰：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历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期。 人们常说，诗言志。从这些诗中，不难体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灵呼声。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窃得建文帝的诗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为惊骇，马上报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与建文帝一并逮捕，飞章报告朝廷。当朝皇帝下诏：械入京师。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了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名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狱关押。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秘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见到吴亮，脱口而出：你难道不是吴亮？吴亮说：不是。建文帝纠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鹅，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里拿着壶，爬在地上把它吃掉了。还说不是你！吴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脚趾有黑子，查看后果然，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够见面，痛哭不能仰视。于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宫中西内养老，宫中人都叫他“老佛”，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因为很难给他一个名分，所以成为一座无名墓。 以上是野史根据传闻描绘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之谜在几十年以后，终于有了一个真相大白的结果。 由于建文时期的档案史料已被销毁，《明成祖实录》又充满谎言， 已经难以核实其正确性究竟有多少。因此清代学者颇多怀疑，例如万斯同在《明史稿·史例议》中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朱彝尊在在明史馆时，为此写信给总裁，谈《明史》的建文帝纪的写法，对野史表示怀疑此文收在《暴书亭集》中，可以参看。乾隆时正式出版的《明史》，卷四惠帝纪，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由地道出亡”一段文章，依然是一团迷雾。因此现在要确切考证建文帝的下落，犹如雾里探花，那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我以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第三章 “倭寇王”王直 谈到明代嘉清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就是王直，这个被称为“倭寇王”的人物，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他本姓汪，因为在海上搞走私贸易风险大，为了避免连累家属，隐去真姓，改名为王直。这是一个值得细细研究的人物，由此可以探索所谓“倭寇”问题的真相。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所收），依据《日本一鉴》及其他相关资料，首次指出徽州商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史实。徽商研究的奠基人——日本学者藤井宏，在他的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刊登于《东洋学报》第36卷第l、2、3、4号【1953～1954年】），在藤田丰八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勾画出更为清晰的线索：嘉靖十九年（1540年），徽商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在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此时的王直还只是许氏兄弟的僚属。《筹海图编》谈到许栋时写道：“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日本一鉴》的“海市条”指出，嘉靖二十二年，许氏兄弟与葡萄牙商人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贸易，其伙伴王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前往日本，劝诱博多的日本商人前来双屿港贸易。由于这种贸易违反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袭击双屿港，捣毁了这个走私贸易基地，生擒了武装走私集团首领李光头、许栋，王直收拾残部，把走私贸易基地移到定海县以西八十里的海岛金塘山的烈港（沥港）。此后，东南沿海始终是王直武装走私集团的独占舞台。他凭借闽粤海商的势力，称雄浙江沿海。遭到官军打击后，他又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先称净海王，后称徽王），控制了中日贸易，把徽州海商的海外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藤并宏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的是，这一研究成果很少被中国学者关注，迟至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发表《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指出：“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有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海商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这里，他把王直写作汪直，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认为，《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很有必要。因为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有汪直传，以前多以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就姓汪，而且汪氏是徽州的大姓，在浙江的杭州、绍兴经商的尤为众多。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汪直（王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 曲此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嘉靖年间的“倭寇”真相究竟如何？ 20世界90年代出版的被称颂为“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这个条目的撰写者，它其实是以往历史学界流行的观点。但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了。 20世界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倭寇”重新加以检讨，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戴裔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侵。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视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以上新论或许有待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早在1965年陈文石发表了《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从沿海走私贸易的角度去透视“倭寇”，结论是：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他的研究思路，被林丽月所发挥，写出了《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商走私贸易》，着力论证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走私贸易，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之嫌，但就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日本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但是，以往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揭示出与上述中国学者大体相同的见解。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曾写过《倭寇》、《倭寇与勘合贸易》等专著，《日本史大事典》的“倭寇”条即出于他的手笔。他认为，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倭寇”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不要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去看待。具体到嘉靖年间中国沿海的“倭寇”，他强调，日本人参加的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 如果平心静气把上述论断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加以比较，那么其间的是非明的，所谓倭寇即“明时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云云，是值得商榷的。 明朝建立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以外，其人贸易一概禁止。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成为历代皇帝必须遵守的“祖训”。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国家纷纷东来，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海禁政策愈来愈不合时宜。在近邻日本方面，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也发生了新的矛盾。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所谓“争贡”事件，是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主管外贸的机构），中止日本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便取而代之。沿海的走私贸易商人向日本商人提供棉布、生丝、丝织品、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中国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利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记载当时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故引录于下： 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非此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绸：染彼国花样，作正服之用。 锦绣：优人戏剧用，衣服不用。 红线：编之以绣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进，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瓷器：择花样而用之。 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文价银一两二钱。 药材：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银二十两）以为常。 你看，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王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王直虽然带有谋求私利的动机，但是他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王直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是一篇有价值的史料。他首先说明：“窃臣（王）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而且他们也在搞海禁，“夷船”（外国商船）已经很少来了。最后他向皇帝恳请：“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也就是说，把广东允许开放通商口岸，设立海关收取关税的做法，推广到浙江沿海，并且恢复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 王直的建议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政府方面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要他“悔罪自赎”，当他几次协助官军擒拿海盗后，政府方面却背信食言，派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统兵前往烈港袭击王直。王直从此怨恨政府之失信，且藐视官军之无能，决计报复，摆出一副与朝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僭号称王。他身穿绯袍，腰佩玉带：随从为他打着金顶五檐黄伞，手下头目都用大帽袍带、银顶银伞；五十名侍卫都用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在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以后又建造巨舰，长约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以后又到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 自称“徽王”；不时派兵前往沿海骚扰劫掠，成为沿海数省的心腹大患。 地方官知道这是他们自己“以贼攻贼”策略招来的大祸，但不敢实事求是上报，竟然谎称“倭寇”来犯，蒙骗朝廷，以便推卸自己的职责。而王直为了日后能够推脱责任，每次骚扰劫掠沿海地方之后，就放出风声：这是“岛夷”（倭寇）所为。于是上下掩饰，祸乱愈演愈烈，真相愈来愈混乱。 到了真相——所谓“倭寇”其实是王直所部——逐渐明朗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率领四方精兵协力进剿。但是，官军毫无士气，一触即溃，朝野上下一筹莫展，不得不乞求招抚，宣布：如有能擒斩首恶王直者，授予世袭指挥佥事：如王直等悔罪率众来降，亦授予世袭指挥佥事。有的官员表示坚决反对，以为这种“以赏劝恶”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去了一个王直，会产生另外的“王直”。后来改为一面围剿，一面宣布愿意投降的胁从者可以不杀，但首恶不赦。议来议去，议而不决，“剿”与“抚”两方面都没有起色。 嘉靖三十四年权奸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以奉命祭海神的名义前往江南视察“贼情”，精通权术的浙江巡按胡宗宪与他勾结，排斥和赵文华有矛盾的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由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这种权力的改组，并没有改变形势，官军依然屡战屡败。赵文华与胡宗宪恐怕遭来政治麻烦，秘密议定招抚王直。于是派遣辩士蒋洲、陈可愿，以及先前与王直友善者多人，出海招抚王直。与此同时胡宗宪大搞心理战术，派人把关入金华监狱的王直母亲、妻子接来杭州，好生款待。过了几天后，要王直母亲写信劝王直归降，信中写道：朝廷愿意宽宥你的前罪，愿意放宽海禁，允许日本互市，今派遣蒋洲等人带信前来说明。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从定海出发，十一月抵达日本五岛，与王直会晤。蒋洲等向他表示胡宗宪的慰劳之意，并说胡宗宪是你的同乡，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愿意宽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许通市谋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养子毛海峰护送招降队伍归国，试探虚实；而把蒋洲留下，作为人质。胡宗宪为了考察毛海峰的归顺诚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万一两败俱伤，将进退失据，借口此事必须其父王直亲自决定，前往日本，把情况报告王直。王直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他的部下千余人返回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愿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权利。 胡宗宪以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特地安排了场面壮大、声势煊赫的受降典礼。在王直受抚以后，继续对他恩宠有加。对于这种做法，反对者议论纷纷，扬言胡宗宪接受王直的巨额贿赂。此时，赵文华得罪罢官，胡宗宪失去内援，态度立即变化。他在奏疏中表态：王直等是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王直被关入监狱后，他的部下知道当局已经变卦，据守岑港与官军抗衡。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将正直及其同党叶宗满等明正典刑。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叶宗满、王汝贤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临刑前，王直叹息道：想不到死在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为了求得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作为亲历者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导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王直当年的建议，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实现，未免令人感慨之至。 第四章 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他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不绝于世，《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然而在他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他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他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 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 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一把大火，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朝廷大臣有的主张修复永寿宫，有的主张皇帝迁回大内（紫禁城），议论纷纭。皇帝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既不同意修复永寿宫，也不同意迁回大内，而主张皇帝暂时居住南宫（重华宫）。皇帝大为恼怒：南宫这个 不祥之地，先前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场所，严嵩似乎有“幽禁”我的意思。内阁次辅徐阶一向 圆滑，从不得罪严嵩，这时敏感到严嵩已经失宠，便乘机落井下石，提议修复永寿宫，而且 以最快的速度竣工，由此而博得皇帝的欢心，把朝廷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交给徐阶。 徐阶为了扳倒严嵩，自己升任内阁首辅，便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 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据《明世宗实录》、《明史·邹应龙传》的记 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嵩父子的倒台。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 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其中写道：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 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 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信誓旦旦地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逮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他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皇帝虽然罢了严嵩 的官，但多年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的 形式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 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 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 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矢口之，念嵩，不忍发。会有 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 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 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 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应龙透露其中关节， 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余秋雨所谓 “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 事而已，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的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 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 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 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 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 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 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看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第五章 高拱政治生涯终结的一幕闹剧 明穆宗逝世之前，命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与司礼监太监冯保，一起作为顾命大臣，同心协力辅佐其子朱翊钧。朱翊钧即位后（即明神宗），顾命大臣本当同心协力，才不辜负先皇的托付。然而就在此时此际，顾命大臣之间为了权力而明争暗斗起来，高拱与冯保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进而为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十一年他与翰林院检讨陈以勤一起成为四十一岁的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的讲官（老师）。一直到嘉靖三十九年，他被任命为太常寺卿、署国子监祭酒，才离开了裕王府。裕王侍臣的七年半生涯，为他日后进入内阁辅平了道路。隆庆年间的内阁辅臣，高拱以外，陈以勤、高仪、殷世儋、张居正，都是裕王讲官出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廷机务。在内阁中，首辅徐阶以外，有前年入阁的李春芳、严讷，以及与高拱一起入阁的郭朴。李春芳、严讷专门以撰写青词贺表而飞黄腾达，即所谓“青词宰相”。高拱却是一个实务型官僚，颇想有所作为，于是乎与首辅徐阶渐生嫌隙。结局是，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以“乞休”而结事了一年零二月的第一次内阁辅臣时代。到了隆重庆三年十二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并兼任吏部尚书。隆庆五年五月，六十岁的高拱出任内阁首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宰相（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及丞相，以后的内阁首辅有相位而无相名）。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于张居正却有所提防，视为潜在对手。他对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早有所知。正如他后来在回已录《病榻遗言》所说：“制人（张居正）卖众，别走轻径，专交通内臣，阴行事于内。而司礼太监冯保者，狡黠阴狠，敢于为恶而不顾者也。荆人（张居正）倾身结之，拜为兄弟，谄事无所不至……荆人（张居中）每有意指，即捏旨付（冯）保，从中批出，以为出自上意，而荆人（张居正）袖手旁观，佯为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看得出来，高拱与张居正的矛盾由业已久，尤其对于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关系如此密切，感到莫名的威胁。 隆庆五年十一月，殷世儋致仕，内阁辅臣只剩下高拱、张居正二人。高拱为了约事张居正，向皇帝建议增添内阁辅臣。张居正当即拟旨交付冯保，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这使高拱左右为难：一方面，自己一旦遭到弹劾，必须回避，张居正便可以与冯保内外配合，置自己于死地。 明穆宗死后，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自己大权旁落，决定拿冯保开刀。他多次向刚刚即位的小皇帝表示，要扩大内阁权力，遏制司礼监太监的权力，不让冯保过多干预朝一睡。然后，他又与新近由他引荐入阁的高仪相商。高仪自知人微言轻，不愿卷入这场政治赌博，顾左右而言它。 高拱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他决定把自己起草的消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高仪那边已经打过招呼，当然还得征求张居正的意见。张居正当场一口答应，并且佯笑道：除掉冯保这个阉宦，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然后马上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二人合力对付高拱。 六月初十日，高拱的《陈五事疏》送到了皇帝那里，它的主旨就是，严惩太监专政，消夺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将权力集中于内阁。冯保并非等闲之辈，接到高拱的奏疏后，并不转送内阁，而由他代皇帝票拟圣旨“知道了，遵祖制”，短短六个字，实际是皇帝不予理会的委婉表示。于是高拱再上第二疏，希望皇帝把奏疏转给内阁，由内阁票拟谕旨。皇帝同意，冯保只得遵旨将奏疏转送内阁，高失便草拟皇帝批示：“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 皇帝已经批准，可以照办。高拱以为时机成熟，便要他的门生故吏上疏弹劾冯保，迫使冯保下台。按照高拱的部署，首先发难的是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的一批言官。他们联名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骇人听闻，措辞毫不掩饰，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就是指责冯保虽然是个太监，却精通房中术，给先帝“诲淫之器”、“邪燥之药”，导致先帝因此生病至死。显然是在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何况还有“矫诏”－－假传圣旨等罪名，因此这些言官建议皇帝，将冯保逮捕审问，明正典刑。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皇上明察。这前一句，不仅要把冯保罢官，而且要他的性命；这后一句，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使他无法为冯保说情情。 接下来，言官们掀起了弹劾冯保的浪朝，纷纷要求皇上严惩冯保。冯保虽然老谋深算，对嘉靖以来朝廷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但如今自己挨整，毕竟有点手足无措。便派亲信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告诉他：“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张居正与高拱属于同一类型的实务型官僚，也是铁腕人物，而且棋高一招，精通法家的权谋术数。权衡利弊得失，深知如果协助高拱除去冯保对自己并无好处；反之，如果协助冯保除去高拱，自己便可以升任内阁首辅。正如文秉《定陵注略》所说，张居正是“深中多谋”之人，“耻居（高）拱下，阴与（冯）保结为生死交，方思所以倾（高）拱”。现在摊牌的时机到了；于是向冯保献计，要他去激怒皇后、皇贵妃，由皇后、皇贵妃出面除掉高拱。张、冯秘密策划，他人瓣亲信姚旷、徐爵连夜出入东华门，三番五次连络协商。 此事的关键是，张居正向冯保透露了高拱在内阁中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明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会顶真，不会追究。但是，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攻击高拱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心怀不轨。这对于皇后、皇贵妃、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是致命的一击，必然激起极大的愤怒，要对高拱予以严惩，以杜后患。 高拱的败局已定，不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从皆至！”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高仪惧怕连累自己，卧病在家。张居正前几天往天寿山视察先皇的陵地，归途中暑，借口在家中调理，回避今日的尴尬场面。在小皇帝看来，今日事关重大，没有张居正，断断不行，便派人再三催促，张居正才姗姗来迟，扶曳而入。高拱见了他，难以抑止兴奋心情，连声说，今日之事，必定是为了前几天科道官弹劾冯保的奏疏。皇上有问，我一定以正理正法为依据回答。如果触怒了皇上，我就离开此地，你来当首辅。张居正心中有数，表面上敷衍一句：高公，别这样说。 高拱、张居正以及文武百官一行来到会极门，太监王蓁捧着圣旨出来，文武百官下跪接旨。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忐忑不安的静候皇上的裁决。 只听得王蓁高声喊道：“张先生接旨！” 接着，王蓁打开圣旨，一字一句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太子）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我每（你们）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钦此。” 这首圣旨以皇后、皇贵妃、皇帝联名发出，显得极为慎重，焦点是指责内阁首辅高拱专权擅政，蔑视幼主，因此自即日起革去他的官职，离京回乡。这样的圣旨，大大出乎高拱的预料。先是王太监所说“张先生接旨”一句，便大有蹊跷，他是政府第一把手，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已经感到大事不妙。愈往下听，愈觉得不对劲，想不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描述，当时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身经百战的高拱，遭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也招架不住，几乎瘫痪。 不过高拱毕竟是老政客，对此多少作过一些考虑，在上《陈五事疏》之前，就和高仪提及，如果此事不成，那就听凭对手诬陷，死生不顾了。只是结局来得太突然，而且已经无法挽回。既然圣旨说“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只得立即动身离京，回到他的河南家乡。 张居正为了避嫌，与高仪联名上疏，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过失，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希望考虑到先帝托付之意，不要罢斥，如果以为阁臣有罪，那么臣等愿意与高拱一体罢斥。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百端为高拱评功摆好。然而联系到他与冯保密谋策划如何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汗颜。 高拱当然也已经察觉到，此事是张居正与冯保联手的阴谋。第二天一早，他赶去辞朝－－在宫门前拜别皇帝时，张居正对他说：“我为公乞恩驰驿行。”意思是让高拱享受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体面的回乡。高拱不领这个情，并全讽刺挖苦了张居正的挽留奏疏，表面一套，暗中又另一套。 据说，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文秉《定陵注略》用这样的措辞来描绘：“缇骑兵番，踉跄逼逐”；“囊筐攘夺无遗”；“仆婢多逃，资斧尽丧”；“出都门二十余里，馁甚，止野店为食”。他们一行来到良乡县真空寺，有亲朋友故友前来接风送饭。高拱刚下车，就见一名官吏手持文书赶来，得知是张居正特下派人送来的利用驿站的通行证。他始终认为他的下台是张居正、冯保串通一气的阴谋，上疏挽留、驰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政治手腕。他那傲视一切的习性压抑不住，对来人发泄一通，说得激动，河南老家形容两面三刀的民间俗语脱口面出：“俗语云：‘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三起三落’。” 卧病在家的高仪，听说高拱“顺籍闲住”的圣旨，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高仪入阁才一个多月穆宗死，作为顾命大臣，在高、张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中，虚与委蛇，在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时，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最后一死，彻底避免了今后的麻烦。此人一生秉礼循法，视权势如浮云，过着清贫的生活，死后差点无钱殡殓。 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斥逐，一个病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成为内阁首辅，一人独当辅佐皇帝的责任。张居正、冯保在与高拱的较量中，结成权力联盟，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为张居正日后的改革，实施新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他的助手－－内阁次辅申时行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中）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 高拱回籍闲住，冯保胜利了，但里还不踏实，提防高拱东山再起。事实上，高拱曾经有过罢官后再度出山的经历。于是冯保策划了诬陷高拱的“王大臣案”把政治斗争丑恶的一面毫无遮掩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小皇帝按例视朝。清早，轿子刚出乾清门，晨霭迷蒙中，有一个太监打扮的男子，从西阶直奔过来，被守卫人员抓住。那个腋下有刀剑各一把。初步审讯后，得知此人名叫“王大臣”，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其余一概不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把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下旨，把王大臣的幕后主使人以及宫内勾引人。皇帝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仔细研究主逆勾引之人”。 在官样文章的掩盖下，一场政治阴谋正在悄悄酝酿，并且发作。因为皇帝指示把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而东厂正是冯保主管的部门，一切便照冯保的谋划进行，冯保又时刻与张居正保持联系。 继续审讯，王大臣交代，他本名章龙，从戚继光总兵处来。张居正获悉后，急忙派人对冯保说，叫章龙不要说从戚继光那里来，而说从高拱那里来，“何借以诛高氏灭口。”随即他代皇帝票拟谕旨：“着冯保鞠问，追究主使之人。” 冯保拿着这首圣旨，亲自去东厂审问，关闭门窗，屏退左右，悄悄地对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即嘱咐他的心腹听差辛儒，与王大臣共处一室，教他高拱指使行刺的口供，又教他在公开审讯时供认：“高阁老家人李宝、高本、高来与同谋。”冯保当即派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捉拿高府家人（奴仆），以定高拱之罪。 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吏部尚书杨博对张居正说，此事关系重大，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太仆卿李幼滋抱病赶往张府，责问张居正：公奈何为此事？又说：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东厂称主使者就是高阁老。，万代恶名必归于公，将何以自解？ 同僚的责难令张居正感到压力，便去午门的关帝庙求签，但见签文写道： 才发君心天已知， 何须问我决嫌疑， 愿子改图从孝弟， 不愁家室不相宜。 正文的注解写道：“所谋不善，何必祷神，宜决于心，改过自新。”再加上一些正直大臣的劝告，决定悬崖勒马，于是，他指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会同冯保一起会审王大臣。 二月二十九日，原本风和日丽，朱希孝一行来到东厂后，突然风沙大作，黑雾弥漫，又下起了冰雹。东厂的问刑官白一清看到这种天象，对两个问刑千户说，天意如此，难道不该害怕？高阁老是顾命元老，此事本是捕风捉影，勉强诬陷，，我辈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难免杀头之祸。二位受冯公公厚恩，应当向他进一句忠言才是。接着又问两个问刑千户，王大臣招供言语前后不一样，而你们二位所写的审讯结论，却说“历历有据”，有什么根据？两个问刑千户回答：“此四字（指‘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白一清大吃一惊，警告说，你们犯下了死罪，东厂机密狱情，怎么可以送给内阁修改？ 他们之间的对话，预示着今天的会审将不会很顺利。何况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为人正直，想挽救高拱的性命，在会审前就派锦衣卫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从哪里来，答道：从冯保处来。又说，所有招供全是冯保教的。朱希孝义把高府家人（奴仆）混杂于锦衣卫校尉中，要王大臣辨认谁是同谋人，他根本无法辨认（原本就无此事）。又问他刀剑从哪里来？他说是冯保家奴辛儒给的。朱希孝明白了案情真相，又不想给冯保难堪，必须草草了事。会审的情景显得有点滑稽。按照惯例，东厂、锦衣卫审案，必须先对案犯动刑，于是打王大臣十五大板。 王大臣大声喊叫：“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说：“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用诱供的方式提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回答得很干脆：“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状不妙，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声中，会审草草收场。 冯保恐怕事情败露，便让王大臣喝下生漆酒，咽喉变哑，再也无法吐露真情。很快就把王大臣处死，此案也就不了了之。高拱也因此而避免了灭门之灾。 先前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赶下台，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不过是政坛最高层面的明争暗斗的另一幕，不足为奇。“王大臣案”则不同，那时高拱已经下野，冯保、张居正无中生有地株连高拱，企图置高氏于灭门的境地，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令人毛骨悚然。 在这一事件中，张居正站在冯保这一边，并且为之出谋划策，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满，向他施加压力。正如目击者申时行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促使张居正改变态度的关键人物，是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他们两人反复规劝张居正，要他借鉴先前内阁中夏言、严嵩、徐阶互相倾轧，致使“相名坐损”的前车之鉴。事态已经发展至此，只有你才有回天之力。张居正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表示愿意挽回。杨博向他建议，任命德高望重的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参与会审。在会审前，杨博还为朱希孝策划，派锦衣卫校尉透风给王大臣，令其翻供；同时又要王大臣辨认同谋者－－高拱府上的家人（奴仆），以显示所谓同谋的虚妄。这是很聪明的一招，不露痕迹，又使王大臣案由此得以澄清。 高拱虽然幸免遇难，但是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还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张居正参与阴谋的全过程，标题就叫做“毒害深谋”。现代学者出于对张居正的敬仰，百般为他的不光彩一面进行掩饰，比如关于张居正“附保逐拱”，有的说“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测”；有的说“此乃乌有诬蔑之事”。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也是徒劳的。为尊者讳，并非秉笔直书的史家品质。 第六章 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历史犹如色彩斑斓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让探索它奥秘的人们感到深不可测，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难解之后谜，例如功勋卓著的改革家为何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于非命，便是显例。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对他新生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遭受抄家充军的严惩，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万历元年至十年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本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力挽狂澜，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开创了成效卓著的万历新政，不仅改变了以前财政连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面，而且使万历时期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和他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赞誉有加。人称“王学左派”“异端之尤”的李卓吾，由于好友何心隐之死，怀疑是张居正指使地方官所为，因而对他一向怀有偏见。在张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出于学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说出了一句极分量的话：“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赞誉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时，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会有“身死之辱”？确实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给张居正写的“盖棺论定”珲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手揽大政十年，“海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看似官修史书通常史官褒贬笔法，却不乏史家难得的史识，其精髓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八个字。 诚然，张居正确实屡屡“钳制言官”，因为在他看来，要进行改革，必须“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倘使我们说他给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是毫不为过的。这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必然遭来许多菲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那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地打压了下去。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旨意，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记张居正票拟朱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由此遭来更多的非议，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对于他日后遭到报复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威权震主”。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们无不大惊失声。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之高可想而知。当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他是有明一代权力量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他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代帝执政。如此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部下当然要把他“比于威君严父”，成为他们争相拍马献媚的对象，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颇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显赫排场。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而且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被人称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祈祷，以表忠心，企求日后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睐。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缭绕的神坛，长跪不起。然后再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博其欢心，于是官僚们争相雇募文人词客，代写表章，送给张居正，“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这种举国若狂的举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罕见的不正常现像，后来明神宗病重时也没有出现类似排场。 张居正难道没有考虑到“威权震主，祝萌骖乘”吗？ 他是有所考虑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时，一天之内收到皇帝三道诏书，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师，显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特地为之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在隆重的庆贺典礼之后，张居正突然联想到骑虎难下之势，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三诏亭”，写下了一段感慨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诏平，吾居一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气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处在权势顶峰的张居正明白一旦形势变化，他连居所都成问题时，三诏亭对他有何意义呢？于是他忧心忡忡地想到了“威权震主”的霍光与宇文护的悲剧下场。 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汉昭帝死，他迎立吕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废刘贺，迎立刘询为为汉宣帝。他前后摄政达二十年之久，一改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的弊政，以节约财政开支为准则，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变为和平交涉。尽管如此，他还是难逃厄运。汉宣帝把他视作芒刺在背，在他死后，由于阴谋告发，妻子及家属多人被处死，当时盛传：“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第一个显著的实例。 宁文护的情况略有不同。他往西魏时任大将军、司空，继宁文泰执掌朝政，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自任人冢宰，专断朝政。其后废宁文觉，另立宁文毓，又杀宁文毓，立宁文邕（周武帝），最终被宁文邕处死，原因就是“专横”。 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和宁文护的下场，不免有点惶恐，还是激流勇退吧！他深感“高痊不；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就在万历八年三月向神宗提出“乞休”的请求。这九年来任重力微，积劳过虑，形神顿惫，气血早衰，须发变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态：从此以后，昔日的聪明智虑将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这是他辅政第九个年头的真实心态；尽管他对权位是热衷贪恋的，也不得不深长计议，以免中途翻车也就是他自已所说“驽力免于中蹶”。这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略，神宗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两天后张居止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中“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了渊谷”的心情，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只是请假．并非辞职，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神宗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识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也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人事更动他作不了主得请示“垂帘听政”的太后才行；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与张先生说，各项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态，大大出乎神宗与张居正的预料。这一决定使神宗颇为尴尬，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没有裁决政务的能力，不得不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所谓“辅尔到三十岁”云云，似乎意味着张先生一日不死亲政便一日无望。物极必反，神宗对张先生由敬畏至怨恨的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埋伏下一旦张居正死去必将有所发泄的潜因。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说：“今后再不必兴此念”，岂敢再提“乞休”之事。 张居正虽然不再“乞休”，但是内心的两难考臣逐渐明朗化了。他在给亲家刑部尚书王之诰的信中透露了这种心情：“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及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羸弱之躯终不知所税驾矣，奈何，奈何！”骑虎难下的无奈心情溢于言表。在他权势最鼎盛，事业最成功的时候，担心中道颠蹶，当然并非杞人忧天。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更部尚书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张居正一死，司礼监冯保失去了外朝有力的支持，剪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冯保依伏太后的宠幸、张居正的联手，有恃无恐，对神宗钳制过甚，必然要引起反感，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是在意料之中的。同年十二月，神宗在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这还算念在“大伴”多年掖抱陪伴的情分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这是一个信号，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张居正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善于窥伺的陕西御史杨四知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正中神宗下怀。既然已经新操政柄，不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杨四知的奏收写得空洞无物，却提供了一个极佳口实，神宗立即在奏疏上批示，把多年来郁结心中的怨恨发泄出来，对他的张先生的评价与先前判若两人：“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只不过是在等待言官们弹劾的逐步升级。 果然，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的弹劾奏疏把调子提高了许多，无中生有地说：“已故人大学士张居正隐古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 所谓“废辽”是指早已被罢废的辽王，说张居正霸占辽王府第的财产，是可以导致抄家的罪行，用心是十分险恶的。此论一出，久欲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已故辽王的次妃王氏向神宗呈进《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祈祖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胡说什么“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素有敛财癖好的神宗以为抓住了对张居正抄家的把柄，立即下令司礼监太监张诚与刑部侍郎丘＃＃等前往江陵查抄张府，这无异于对张居正在政治上彻底否定，他的罪状就不再是他不久前所说的“怙宠行私”这么简单了：都察院等衙门遵旨呈上给张居正定罪的奏疏，神宗亲笔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在神宗眼里，原先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之徒，没有断棺戮尸已经算是从宽发落了，他的兄弟儿子等人却必须以永远充军来抵偿。张居正生前虽然意识到骑虎难下，也许会中道翻车，但是他无论如何不会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张诚和丘主持的抄家，把皇帝的翻脸不认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房门，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封闭，饿死十余人。查抄家产更是辎铢必究，共计抄山黄金2400两，白银10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等。这与他们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于是丘便大加拷问，穷迫硬索。张居正的二子懋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长子张敬修（原任礼部主事）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缢身亡。他临终前留下一纸绝命书，真实的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巾乎！在敬修闹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户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等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落胆……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明神宗为了打压“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制造了一场大冤案，留给他的子孙去平反。天启二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明思宗给还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时人评论道：当人明王朝行将衰亡之时，皇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 恩怨尽时方论定， 封疆危日见才难。 第七章 宫闱大案 第一节 妖书案 争夺皇位继承权，是历代王朝宫闱斗争永恒的主题，明代也不例外。 万历朝围绕皇太子而发生的“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以及他死后的“移宫案”，扑朔迷离，读明史至此，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在下试图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分别撰写文章，把这几案的真相，告诉列位看官。今天先说“妖书案”。 万历皇帝由于宠信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储，不愿意册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一事件，在外廷大臣看来是不合祖宗法度的，因此屡屡向皇帝谏诤，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称为“争国本”。皇帝却寻找种种借口拖延，借口之一，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 当外廷对此事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这样一场对话： 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 儿子回答：“道她是都人（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 太后听了心中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进封为贵妃。万历自知理亏，如果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不已。太后训示的压力超过了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 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才出阁讲学（太子的豫教），已经十三岁了，因为是“庶出”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皇帝的一拖再拖，廷臣的一再谏诤，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易储”（更换太子）的局面。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于是乎有所谓“妖书案”的发生。 所谓“妖书”其实称不上“书”，不过寥寥数百字的揭帖（传单），题目叫做“续忧危竑议”。为什么要叫“续”呢？因为先前已经有过“忧危竑议”了，这次是“续篇”。 饱学之士吕坤在山西按察使任上，曾把历史上的“列女”事迹编成一本书，题名《闺范》。 不久太监购得此书，传入宫中。郑贵妃命人增补了十余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其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闺范图说》。 郑贵妃把自己列入“闺范”之中，意图是昭然若揭的，由此看来《闺范图说》与《闺范》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两者的编写初衷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料有人把两书混为一谈。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托名燕山朱东吉的人，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题为《忧危竑议》，把一本经过别人篡改的议论妇女道德的书，加以政治化、现实化，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回过头来清算吕坤。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吕坤“机深志险”，“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吕坤蒙不白之冤，立即写了《辩忧危竑议疏》向皇上辨白：“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 “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显然，他编写的《闺范》后来被人改头换面成《闺范图说》，与他无关，不能说成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 吕坤当然是无辜的。由于事情牵连到郑贵妃，万历皇帝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下达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推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彷佛，以备朝夕阅览。他在渝旨的最后以严厉的口气说道：“戴士衡这厮以私恨之仇，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好生可恶。”照例本应严办，但那样的话，势必追究《闺范图说》的来龙去脉，郑贵妃自然难脱千系。他不想把影响扩大，便轻描淡写地作出结论：“这事朕已洞知，不必深办。”他用这种方式来淡化此事，使事态渐次平息。因此这本“妖书”－－《忧危议》，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 到了万历三十一年，又冒出一本《续忧危竑议》，再次旧事重提，终于酿成晚明史上有名的“妖书案”。虽然文章不长，却好像一颗重磅炸弹，使政坛为之震动。 《续忧危竑议》抓住皇太子岌岌可危的处境大做文章，指责郑贵妃企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一则说，“夫东宫（指太子）有东宫之宫，一宫未备，何以称安乎？皇上迫于沈相公（内阁首辅沈一贯）之请，不得已而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再则说，“曰：改立其谁当之？曰：福王（即朱常洵）矣。大率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三则说，“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接下来，列举了附和朱赓的九个文武大臣，“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总的意思是说，皇帝不得已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其规制都不具备，因此储位未妥，国本未固，在“十乱”的活动之下，不知什么时候太子就会被废掉，而改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 一夜之间，这份《续忧危竑议》的揭帖，传遍京城，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看到这份类似传单的东西，指名道姓议论当时政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人惊失色。关于郑贵妃欲废太子由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的政治谣言，早己不翼而飞，传遍街头巷尾，但那毕竟是私下的窃窃私语，如今竟然堂而皇之地以书面形式公开散发，可见事态的严重性。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提到的朱赓，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在他家大门口发现了“妖书”，外题是“国本攸关”，内题是“续忧危＃＃议”。一看内容，竟是诬陷自己“动摇国本”他日更换太子，令他，惊惶失措，有口难辩，赶紧诚惶诚恐地把它呈送皇上，并且附上一份申辩书：“臣以七十衰病之人，蒙起田间，置之密勿，恩荣出于望外，死亡且在目前，复更何希何觊？而诬以乱臣贼子之心，坐以覆宗赤族之祸。” 万历皇帝接到奏报，一面对朱赓加以安慰，说这是不逞之徒无端造谣，干卿何事？一面下令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以及保卫北京的五城巡捕衙门立即侦察肇事者。由于“妖书”涉及太子的废立问题，唯恐太子朱常洛惊恐不安，特地召见他，安慰道：“哥儿，你莫恐，不干你事。但去读书写字，早些关门，晏些开门。”又说：“近有逆恶捏造妖书，离间我父子兄弟天性亲亲，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拿以正国法。”；“妖书”不仅震动了内宫，而且震动了外廷。内阁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鉴于“妖书”把他们说成是郑贵妃的帮凶，为避嫌疑，都待罪在家。内阁中只剩下沈鲤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外间便把猜疑集中到沈鲤身上。 与沈鲤本来就有嫌隙的沈一贯，要化被动为主动，毫无根据的怀疑“妖书”出于沈鲤的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郭正域、沈鲤与妖书有牵连，主张严查到底。由于“妖书”宣扬的基调是“东宫之立非上意，终必易之”，使万历皇帝十分恼怒，使他很容易接受沈一贯的主张，于是授权沈一贯大肆搜索。 京营巡捕陈汝忠受沈一贯之命，逮捕了和尚达观、医生沈令誉，欲从这些人口中引出郭正域。结果达观和尚被拷打至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都未招供。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官员又把郭正域的同乡胡化抓来，要他诬陷郭正域、沈鲤，胡化拒绝招供。 在权大于法的体制下，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会审时，竟然要沈令誉家奶妈的十岁女儿出庭作证。司礼监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问那小女孩：你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一共有几块？小女孩根本不知此事，胡乱回答：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大笑：妖书只有两三张纸，印版怎么可能有一屋子呢？陈矩又问另一个嫌犯：沈令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那一天？那人根本不知情，胡乱答道：十一月十六日。参与会审的兵部尚书王世扬说：妖书于十一月初十日已经查获，怎么可能在十一月十六日才刊印呢？最高司法当局的会审，搞成了一场闹剧，对郭正域的诬陷当然难以成立。 皇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被诬陷，十分焦虑不安。郭正域曾经当过他的讲官（老师），深知其为人，多方为之鸣冤，又传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后来还是陈矩鼎力平反，郭正域才免遭陷害。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郭正域）坐妖书系狱，九死不悔，可谓骨鲠之臣。” “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加紧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噭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噭生光有重大嫌疑。锦衣卫立即逮捕了噭生光及其儿子噭其篇，并在他家中查获罗纹笺写的手稿等物证。噭生光是一个秀才，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虽然与“妖书”无干，办案官员却如获至宝。接着又把为噭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作为证人，他招供曾为＃＃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及“妖诗”一版。掌管锦衣卫的王之桢武断认定噭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 于是厂卫与政府高官遵旨会审，噭生光屈打成招，获得了以下口供：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郑贵妃家属）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岸游稿》以后，再刻《国本有关》，命其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 其实，这是噭生光的“自诬服”，是逼供信得到的虚假供词。参加会审的官员却认为“噭生光前作妖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皇帝也以为此案可以了结，要三法司尽快定罪。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皇帝，皇帝以为太轻，要求从重拟罪。萧大亨心中有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论斩”已经过重，不敢法外擅拟，请皇上定夺。万历皇帝急于结案二便亲自走罪：凌迟处死，再枭首示众。理由是：“噭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 就这样，无辜的噭生光被糊里糊涂凌迟处死，然后枭首示众，他的妻妾、儿子都发配边疆充军。 噭生光成了“妖书案”的一个替死鬼。就连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噭生光之手也难以置信。他们曾就此案向皇帝表明：有关噭生光的证据，“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 然而参与会审的官员却振振有辞，不过他们的定案有如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载，参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宣布他定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造的。‘在场的人听了莫不匿笑。此话传到宫中，皇帝听了也为之绝倒。据《罪惟录》记载，另－个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为了急于了结此案，曾厉声对嗷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听了这样的诱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冤案的真相已经跃然纸上。 噭生光虽然是一个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后，却口还有一点骨气，始终没有顺从厂卫及三法司官员的意图，随意攀诬他人。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在向皇帝汇报时，承认皇上要追究幕后主使人的旨意难以实现，无可奈何地说：”（噭生光）忍刑辗转，书内词名一字不吐。“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噭生光证佐已明，忍刑辗转，未吐同谋主使真情。“刑部尚书萧大亨想讨好皇上，再三诱使噭生光扳扯”同谋主使之人“，噭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把写好的纸条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脱（噭）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噭生光死后，舆论界普遍认定，”妖书“并非噭生光所作。当时的野史都提及这件事：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后，杜门不出。据说，噭生光凌迟处死后，赵士桢精神错乱，屡次梦见噭生光索命，一病不起。临死前，他自己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闻，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所谓”肉碎落如磔“云云，当然是民间关于因果报应的街谈巷议，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过，由此也折射出舆论的导向：噭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静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断，一个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写出这篇涉及”国本“的政论文《续忧危竑议》！能撰写此文者，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不可，区区生光断然无此能耐。 当然，”妖书“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透露出来的政治动向。显然，”妖书案“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朝野上下对于皇太子地位不稳的一种忧患意识，力图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舆论的压力，迫使郑贵妃不敢贸然废太子。这恐怕是朝廷大多数官员的愿望，包括一部分参与会审的官员在内，都不愿在此案中株连无辜的所谓”主使人“，而铸成大错。既然抓住了噭生光，又有刻字匠为人证，案犯又供认不讳，此案便草草了结，是无奈中的上策。对于皇帝来说，真犯究竟是谁并不重要，把”妖书“舆论压－卜去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对于噭生光的处理，他不同意论斩，偏要凌迟以后再枭首示众，着意要造成一种威慑气氛，使后人不敢再在郑贵妃的问题上说三道四。 ”妖书案“虽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了结，但是它的政治后遗症，却－长期持续。上层官僚的派系门户之争愈演愈烈，沈一贯一派与沈鲤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面，由暗而明。此后的”梃击案“、”红丸案。“莫不如此，拉帮结派，以此为话柄，互相攻击。正如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所说：”光庙（朱常洛）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万历）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主名立矣。“ 第二节 梃击案 ”妖书案“过后，宫中稍稍安定。万历皇帝盼孙心切，鉴于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后无子，特地下旨多选淑媛，伺候于太子左右。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选侍王氏生了个儿子（就是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常洛有了儿子，意味着万历皇帝有了长孙，照理境况应该有所好转，其实不然。 自从他移居慈庆宫后，与居住于景阳宫的生母恭妃王氏几乎等于隔离。虽然万历三十四年因长孙诞生，恭妃王氏被册封为贵妃，但王贵妃与郑贵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等到她病危时，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阳宫探望母亲。但见宫门紧闭，一派门庭冷落的景象。王贵妃大约是常年思念儿子的缘故，眼睛已经近乎失明。她听到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凄楚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听到母亲的心酸话，泪如雨下。这时屋外有郑贵妃派来的人在偷听，王贵妃若有所闻，对儿子说：”郑家游人在此。“两人只好默然相对。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贵妃的境遇，折射出活着的太子朱常洛的景况。王贵妃安葬一年之后，朱常洛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说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时依然岌岌可危。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个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锦衣卫百户）告发：奸人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用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 万历皇帝获悉后，愤怒不堪，责怪内阁首辅为何事先没有报告。内侍太监听到皇上问话，便把早已递进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奏疏交给皇上。其实叶向高已经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议： 为皇太子考虑，皇上应该冷静处理此事：如果大张旗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反而使事态恶化，那么”其祸将不可言“。万历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张扬出去，势必像”妖书案“那样闹得满城风雨。 第二天，叶向高指示三法司严刑拷打王曰乾，把这个危险人物打死在狱中。他所告发的案情太严重，又真假难辨，只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张扬、消灭活口的方式了结，才能化险为夷，化有为无。叶向高不愧老谋深算，顾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 不过，这一事件或多或少透露出，宫廷内外围绕皇太子的争斗，虽然悄无声息，却处处闪现出阴森的刀光剑影，朱常洛的日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万历四十一年年底，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葬礼一拖再拖，其实是不想按照皇太子妃的规格发引。这种事态反映了皇帝对皇太子的冷漠态度。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朱常洛身边的警卫人员寥寥无几，慈庆宫一派冷清景象。这些因素，终于诱发了震惊一时的行刺太子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的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第一道门寂然无人，第二道门只有两名老太监（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六十多岁）把守，这个陌生男子打伤一个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说时迟那时快，太子内侍韩本用率七八名太监赶来，将凶犯擒获，押送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处。 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立即对案犯进行初审，案犯供称：本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此人言语颠三倒四，好像疯子。再三严刑审讯，他的供词仍语无伦次，只是说些”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之类不着边际的话。 消息很快传到宫外，北京城人情汹汹，纷纷揣测郑贵妃在背后捣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奉旨审理此案。张差供称：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蓟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胡、岳二人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拟将张差判处死刑。这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仅仅以”疯癫闯宫“论处，不追究是否有幕后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员对此抱怀疑态度，非要追个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志案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五月十一日轮到他提牢，在狱中仔细察看案犯的动态。此时，正值狱中开王志案见张差年轻力壮，并无疯癫迹象，便对他突击审讯，对他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张差望着边上的饭菜，低头不语，少顷，答道：”不敢说。“王志要随从人员退去，张差这才招供。他供出了内中的隐情：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带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对他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然后就跟随老太监来到京城，住在一个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太监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随即给我一根枣木棍，领我到厚载门进入内宫，来到慈庆宫，打到一个老公（老太监），老公人多，遂被缚。 从张差的供词可知，他并非”疯癫闯宫“，而是受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的。这是重大线索。王志案立即报告皇上：”太子之势，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颠不疯“，”中多疑似情节，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谓”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宫中太监策划的阴谋。 只要把这些太监逮捕审讯，幕后主使人即可现形。万历皇帝考虑得更为复杂，既然牵连到太监，追查下去，便是他们的主子。这无论如何是宫闱丑闻，必须淡化处理，因此他对于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志审讯的情况早已流传出去，举朝官员顿时议论纷纷。 署理大理寺事务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递上奏疏，指出张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宫禁，如入无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评皇上对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的做法，惊叹：”有此人情乎？“显然是在指责皇上对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志、王士昌的议论，反映了外廷大臣对”梃击案“的关注，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郑贵妃及其兄弟郑国泰身上。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不敢直犯其锋。这种局面很快被敢于披逆鳞的陆大受、何士晋打破了。 户部官员陆大受对于此案审理中的疑点一一提出疑问：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座落何处？他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戚畹凶锋“，暗指外戚郑国泰（郑贵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发。果然，郑国泰按捺不住，跳了出来，写了一个揭帖给皇上，极力为自己洗刷：”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陆大受根本没有提到”倾储“、”主使“，他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抓住郑国泰辩词中的破绽，质问郑国泰：陆大受并没有直指郑国泰”主谋“，何故”心虚胆战“？既然如此心虚，人们便不能不怀疑郑国泰了。他步步紧逼，质问郑国泰：”谁谓其倾陷？谁谓其主使？谁谓其阴养死士？谁谓其灭门绝户？又谁无踪影？谁系鬼妖？种种不祥之语，自捏自造，若辩若供，不几于欲盖弥彰耶？“何士晋这种逻辑严密的推理，把郑国泰”若辩若供“的丑态暴露无遗。然后进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郑国泰如此汲汲于自我申辩，干脆把张差招供的太监庞保、刘成蓟亲戚马三道、李守才一干人等，交给三法司审讯，谁是主谋，谁是助恶，必将水落石出。 何士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条分缕析，层层剥离，字字句句直逼郑国泰，使他无地容身，不由人们不信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牵连。舆论普遍认为，梃击案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与先前一系列围绕皇太子的阴谋，若即若离，或许就是诸多环节中的一环，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志传》所说：”东宫（皇太子）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张）差被执，举朝惊骇。“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恰恰就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想把案情向郑贵妃方向发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日，迫于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表明态度，一方面说”梃击案“不仅”震惊皇太子“，而且”吓朕恐惧，身心不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给张差定性为”疯癫奸徒，蓄谋叵测“。言外之意，这是一桩疯子闯宫的偶然事件，再三强调”毋得株连无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 事情并不像皇帝想象的那么简单。看到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的官员，无不谴责外戚郑国泰有”专擅“之嫌；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皇上。皇上要她去向皇太子表明心迹。朱常洛为人忠厚，心慈手软，听了郑贵妃的辩解，对于此案牵连郑贵妃感到恐惧，他不想把事情搞大，恳请父皇召见群臣，当众判明是非曲直，迅速了结此案。 五月二十八日，司礼监掌印太监季恩传达皇帝谕旨，在宝宁门召见内阁辅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给事中、御史）。待文武百官陆续到来后，文书官又把他们引到慈宁宫门外，向慈圣皇太后灵一拜三叩头，礼毕后，退于阶前跪下。但见身穿白袍头白冠的皇帝坐在檐前左门柱边，皇太子身穿青袍头戴翼善冠侍立于父皇右边，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儿雁行立于左阶下。 皇帝开始说话了，他先从”圣母升遐“、他每天都要到慈宁宫来”行礼“谈起，然后话题一转，说：”昨忽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耶！“少顷，他当众宣布结论：”止将本内又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位。“ 接着，他有意向大臣们表明对皇太子的爱护之情：”朕思皇太子乃国家根本，素称仁孝，今年已三十四岁，如此长大，朕岂有不爱之理！且诸皇孙振振众多，尤朕所深喜。奈何外廷纷纷疑我有他意。“然后，举起皇太子的手，对下面的群臣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 他的谈话被大臣打断后，又继续说：”朕与皇太子天性至亲……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是奸臣。“这几句话，他再三重复，脸色显得严厉起来。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今天召见群臣的宗旨上，再次当众宣布：”疯癫奸徒张差闯入东宫，打伤内官，庞保、刘成俱系主使。“为”梃击案“定下调子：凶犯张差是个疯子，主使人只追究到庞保、刘成为止。接着再重申处理决定：”今只将疯癫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了（处决），其余不许波及，恐伤天和，震惊圣母灵位。“ 他说完后，转过脸来对皇太子说：”尔有何话，与诸臣悉言无隐。“ 皇太子生性温顺孝敬，顺着父皇的思路说：”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稍停，又说：”我父子何等恩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皇帝马上接口，问群臣：”你每（你们）听皇太子说，尔等离间，为无君之臣，将使我为无父之子乎？“一边说一边用目光示意内阁首辅方从哲赶紧表态。 方从哲立即叩头承旨，说：”圣谕已明，人心已定，望皇上毋以此介怀。“ 方从哲回到内阁，遵照皇上刚才的叮嘱，草拟了一份谕旨呈上，皇帝稍作修改后立即发出：”谕三法司：……见监疯癫奸徒张差，即便会官决了。内官庞保、刘成着严提审明，拟罪具奏另处，其本内马三道等的系诬攀之人，斟酌拟罪来说。此外不许波及无辜，震惊圣母灵位。“ 明眼人一看便知，关于”梃击案“的处理，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皇帝在二十八日召见群臣时，明确宣布：将案犯张差太监与庞保、刘成一并处死。回宫后，突然变卦，把方从哲草拟的谕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 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夏允彝《幸存录》有这样的评论： ”张差处分之法，不过始则严讯之，继则以二挡（庞保、刘成）及（张）差结局，所谓化大事为小事也。“确实一语道破天机。 皇太子朱常洛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不得罪郑贵妃，前往乾清宫向父皇提出：”庞保、刘成原系张差疯癫奸徒疯口扳诬，若一概治罪，恐伤天和。“这几句话是皇帝求之不得即把它转告内阁，并表示要司礼监太监会通三法司在文华门前重新审问庞保、刘成。在城内的文华门前审问犯人，实属罕见，而且又要太监插手，其意图昭然若揭，让三法司感受到宫廷的压力，宣判庞保、刘成无罪，意味着张差后面没有主使人。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此时张差己处死，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与张差有任何关系。正在审讯之中，突然传来所谓皇太子的”谕旨“，大意是说，庞保、刘成身为太监，怎么会谋害本宫？一定是张差肆口诬陷，人命关天，岂可轻信仇家之口，株连无辜；三法司官员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出于皇太子之口，实际上传达的却是皇帝的意思，显然想将此案进一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杀一个张差了事。因为庞保、刘成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此二人的主使之罪不成立，郑贵妃便与此案毫无关系可言了。 这样徒具形式的审问搞了五次，庞刘二犯始终矢口否认。皇帝唯恐节外生枝，授意太监把庞刘二犯秘密处死。事后扬言，天启炎热，庞刘二犯被严刑拷打致死。其实在文华门内审问，根本不可能动用刑具，更不存在严刑拷打致死的可能，完全是有预谋的杀人灭口。正如《罪惟录》所说：”因毙（庞）保、（刘）成二，以灭迹。“ ”梃击案“至此总算草草了结。三名要犯，一名在刑场被凌迟处死，二名莫名其妙的突然毙命，留下一片疑云。然而统统死无对证，查无实据了，疑云永远成为疑云。细心的人们当然要怀疑庞刘二人的被灭口，恰恰暴露了当事者心虚的一面。蛛丝马迹，无可掩饰。 据《先拨志始》记载，张差临刑前，颇感冤屈，用头撞地，大喊：”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他当然不会了解宫闱斗争的复杂性。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借疯癫为调护两宫计“，便是内朝与外廷的良苦用心。只要不牵连到内宫，不牵连到郑贵妃，不使皇室蒙羞，一切供词、法理，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在权大于法的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第三节 红丸案 明神宗朱翊钧逝世前，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及司礼监太监要齐心协力辅佐皇太子朱常洛，实际上已经着手帝位的交接，一切显得十分平静。 然而平静中潜伏着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面对既成事实，改变策略，向朱常洛进奉绝色美女，继而指使亲信太监向身体亏损的朱常洛进奉泻药，致使其病危，然后又有李可灼进奉红色丸药，终于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郑贵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宝座，没有成功；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为朱常洵谋求机会，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他的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 这一个月，宫廷内部的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集中体现为”红丸案“。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逝世，到八月一日明光宗朱常洛即位的几天中，朱常洛已经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例如发内帑（宫内财政）犒劳前线军队，以解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停止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因建言而遭罢斥的大臣；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要破格提拔才能卓异者。凡此种种，无不显示朱常洛即位伊始，力图有所作为，当一个称职的皇帝。然而这样一个平常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朱常洛三十多年的生涯中，时时感受到郑贵妃的阴影挥之不去，直到父皇驾崩，自己已经登极，仍然难以摆脱这个阴影。父皇驾崩之前曾留下一道圣旨，要他把郑贵妃进封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典章制度，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暂时搁置了下来。 郑贵妃却在积极活动，勾结朱常洛最为宠信的李选侍（按：太子的正妻称为太子妃，其他姬妾依次称为：才人、选侍、淑女），为她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企图通过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采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使朱常洛感到左右为难。后来还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把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对于郑贵妃而言，这不啻是一个信号。她一向要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的地位，处处排挤打击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了当朝皇帝，而先帝进封她为皇后的圣旨又遭廷臣扣押，形势对她极为不利，迫使她不得不改变策略，力图使朱常洛捐弃前嫌，又要不失时机地控制住朱常洛。 朱常洛也有他自身的弱点，好不容易册封为太子，接连发生”妖书案“、”梃击案“，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女色，以求解脱。在他即位以后，郑贵妃投其所好，一次就送给他八名绝色美女。他原本是颇有政治头脑的青年，即位后一反父皇怠于临朝的作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地处理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繁忙的朝政已经难以胜任，何况郑贵妃又送来了八名绝色美女，内外夹攻，身体立时垮了。正如文秉《先拨志始》所说： ”光庙（按：指光宗朱常洛）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时。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足见此事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朱常洛一蹶不振的一个转折点。 八月十日，也就是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次日还坚持处理朝政，大臣们见到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三天后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促使他病情加剧的事件。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通利药－－大黄，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缛之间，顿时趋于衰竭状态，根本无法起床，更遑论处理朝政了。大臣们急忙赶到宫门问安。朱常洛要太监传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眠，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头眩目晕，身体疲软，不能行动。 皇上服用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进奉的药，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外廷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异谋。由此暴露出郑贵妃从送美女到进药，是预先策划的阴谋。《明史·崔文升传》说：”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明史·杨涟传》说：”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 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一起”照管“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朱常洛的外戚王、郭二家发觉郑、李有异谋，向朝中大臣哭诉：”崔文升进药是故意，并非失误。皇长子（朱由校）常常私下里哭泣：’父皇身体健康，何以一下子病成这样？‘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大臣们莫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皇上驾崩，郑、李控制皇长子（朱由校），实现垂帘听政阴谋。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大臣们倡议：郑贵妃应当离开乾清宫。杨涟还上了一道奏折，分析皇上”圣躬违和“的原因，指责崔文升违反药理，故意用”相伐之剂“，致使皇上”圣躬转剧“，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建议皇帝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 郑贵妃迫于外廷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离开乾清宫，搬往她自己的住所慈宁宫。 八月二十二日，锦衣卫官员传旨：宣兵科给事中杨涟及阁部科道官入宫觐见皇上。听到这一宣召，大臣们以为皇上针对杨涟的上疏，不免为他担心，恐怕遭到廷杖。尚书周嘉谟、孙如游向内阁首辅方从哲游说，希望他能够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老资格的方从哲表示愿意为杨涟求情，前提是杨涟必须先认错，他说：”宫中事原不好说，何况如今皇上圣体违和，恐怕怒不可测，须杨公认一错。“周、孙二人把此话传给杨涟，耿直的杨涟却拒绝认错，说：”我不要做乱臣贼子，不错！“周嘉谟说：”方老先生是好意。“杨涟说：”岂不知是好意，是为我惜死。伤寒五日不愈则死，死有何可怕！只是’错‘字说不得。“ 各位大臣进入乾清宫后，见到皇上虽然面有病容，却和颜悦色，丝毫没有动怒之意。君臣之间谈了一些公事，然后大臣们把话题转向皇上的病情，希望皇上。”慎医药“。” 朱常洛回答：“已有十余日不进药了。”表示他本人是非常“滇医药”的，大臣可以放心。周嘉谟抓住机会进言：“医药还是第二义，第一义是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药而愈。”这是在告诫皇上不要过于好色。 朱常洛久久望着大臣们，然后说：“宫中没有什么事。”那意思是说，宫中的情况没有外廷想象的那么复杂，随后把目光转移到他的皇长子身上，说：“哥儿，你说一说。”因为外廷关注皇长子的处境，他让皇长子现身说法，解除大臣们的顾虑。皇长子朱由校说；“宫中无别事，先生每传一传，莫听外边闲说。”儿子与父亲的立场完全一致，希望大臣们不要听信外面的流言蜚语。 今日的御前会议，君臣会晤，气氛相当和谐，似乎显示宫中一切风平浪静。只不过这仅是一个假象。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好像要临危托孤。他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辅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接着对身旁的皇长子说：“哥儿说一说。”皇长子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朱常洛向大臣们问起“寿宫”之事，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到的“寿宫”是指先帝（明神宗）的安葬事宜，便回答：皇考的陵寝工程正在进行。他马上纠正道：“是朕寿宫。”方从哲等人马上劝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他仍再三强调此事要紧，神情黯然。大臣们听得伤心，纷纷哽咽起来，不敢仰视。 正在这时，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耳语一番，皇长子摇头不答应。忽然，一个穿红衣的妇人把皇长子从皇上的御榻前拉走。少顷，皇长子被人从屏风后面推了出来。面色大变，愤愤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尚书孙如游机警地察觉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既不便拒绝，也不便完全答应，于是来个折中－－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对皇上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立即起草册封仪注（按：册封仪式的日程表）。朱常洛也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便漫声应答：起草仪注来！ 片刻沉寂后，朱常洛突然提到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消息，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臣等不敢相信。朱常洛不甘心等死，对“仙丹”抱有一线希望，直接命太监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 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说了病源及治法。朱常洛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宫内医官商量后再定。阁臣刘一璟对在场的大臣们说，他家乡有两人服用此药，一损一益，损益参半，并非万全之药。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敢明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 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了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的御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进来，看着他服用李可灼的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看的出来，他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毕竟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对李可灼的红丸寄予厚望，丝毫没有怀疑会出什么意外。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出来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欢呼雀跃地退出便殿。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来到内阁，对方从哲说：“皇上恐怕药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都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再让皇上服用一丸。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用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情况似乎朝着好转的方向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日凌晨，形势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结果。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感到惊愕，联系到皇上登极一个月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舆论顿时哗然。皇上虽然身体羸弱，但并非病入膏肓，假如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绝色美女，假如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假如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断然不至于短短一个月就一命呜呼。显然有人对于他登上皇帝宝座，有所不满，采取这种方法，把他拉下来。而时间只有一个月，短暂得不同寻常！ 一切的怀疑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 文秉《先拨志始》如此概括当时外廷大臣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这段话言简意赅，却抓住了所谓红丸案的要害。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疾病。对此，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策划之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郑贵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难脱干系。方从哲又有何相干？这当然是人们从他在处理此案的态度上推论出来的。当王安舜弹劾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时，方从哲仅仅票拟“可灼罚俸一年”，以后又改为“驰驿回籍”。简直轻描淡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似乎有意包庇。当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升”时，方从哲又从轻票拟：“着司礼监议处。”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药房太监，“着司礼监议处”岂不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 于是，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回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疑。 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但是他作为政府第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朱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仪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方）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 幸亏内阁次辅韩［火廣］上了一个奏疏，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了韩［火廣］的说法，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不过，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脚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化。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疼爱长孙，命李选侍抚养。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驾崩，册封企图落空。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这些事情为理解“红丸案”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第八章 “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 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刘诏的参奏，魏忠贤立即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这就更加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比祭祀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如此这般，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越发高涨。 被人们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偶像是什么模样呢？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喜容”是“垂旒执笏”的帝王相。朱彝尊有更具体的描绘：“祠以宏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因而其褒颂之词当然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由此可见当时风靡全国的建生祠运动，所营造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齿冷的是，参与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贤原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一个低贱的“小火者”，凭借他的阴谋与权术，一步步爬到了宫内太监的顶层。后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学者对此无不感慨系之，李逊之针对官僚们阿谀魏忠贤的现象说：“疏语皆扬诩赞叹，几同劝进，旨亦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也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 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 在滚滚热浪中，魏忠贤个人崇拜愈来愈离谱。不知从那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这个最高学府的学生如同痴人说梦般信口胡诌什么“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云云，还说魏忠贤芟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之笔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离奇荒诞，登峰造极。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配祀孔子，以为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可以和孔予孟子比肩，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居然还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叫好，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导致道德沦丧到了毫无是非可言的地步。 魏忠贤个人崇拜在短短几年中风靡朝廷上下内外，席卷全国，光凭个人再大的能耐也难成气候，必定要有制度与权力的保障。有熹宗皇帝、熹宗乳母客氏以及众大臣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密切配合，方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难以制衡。一种难以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它会导致权力崇拜，并引向迷信的程度。因此在那个时代出现皇帝个人崇拜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和它赖以存在的专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权力让给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熹宗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父亲（光宗朱常洛）没有受到太子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逊一筹。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朱东润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一向贪玩，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要是不当皇帝的话，他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每当他与亲信太监潜心于斧砍刀削之时，非平素亲昵近臣不得窥视。魏忠贤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泥木工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面经营鄙事，一面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熹宗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念尔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载于兹矣。夙兴以图，心力为悴……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这毫无疑问是内阁辅臣代皇帝拟的谕旨，但毕竟是皇帝意旨的体现，正如朱长祚在引用这段谕旨时所加的按语说：“逆挡之蛊惑圣聪，事事归功于己，而辅恶之谄媚权阉，言言称颂其美。”因此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宫廷和政府）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 魏忠贤的一步步发迹，直至控制朝政，宫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熹宗的乳母客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儿子后被选入宫充任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的乳母。此人极为妖艳，朱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在熹宗心目中，客氏远远超出乳母的概念，是集各种女性角色于一身的不可须臾或缺的伴侣。熹宗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及至熹宗完婚，忙于和后妃过从，客氏心中不悦，熹宗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宠幸较前更甚。客氏偶尔外出，用八抬大轿，威风显赫比后妃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为了窃权，千方百计巴结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贤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一拍即合，关系非同一般。而且配合得非常默契：“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当时人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珰，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魏忠贤的肆虐，如危害皇后所生长子，迫害裕妃、成妃，任用可以任意操纵的王体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多是客氏一手促成的。这个客氏在宫中称为“老祖太太千岁”，往来乘坐小轿由宦官鸣锣开道，俨然“‘熹宗八母”之一。她与魏忠贤“对食”，策划种种阴谋，直至使熹宗“无后”，政治野心非同小可。后世历史学家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称为“客魏”，是“客”在前“魏”在后，实在是深知其中三昧的画龙点睛之笔。 有了熹宗和客氏的纵容与支持，如果没有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轿子，魏忠贤个人崇拜决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魏广微、顾秉谦等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造成“内外一体”“宫府一体”的局面。推而广之，掌握人事权的吏部、都察院，掌握军权的兵部等要害部门的大臣，以及地方封疆大吏，几乎个个以争当魏忠贤亲信甚至于儿义子为荣，献媚谄附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是道德与气节的沦丧，是丑恶灵魂的大暴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帮吹鼓手演出了一幕幕个人崇拜的大合唱，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明史》的“阉党传”只列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徽、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许显纯等。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吕毖《明朝小史》说：“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历史上“千岁”、“九千岁”时有所闻，“九千九百岁”闻所未闻，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人们在惊诧之余，必然会问一句：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学家批判的锋芒不仅应该触及具体个人的灵魂，而且应该触及一种制度一个时代固有的劣根性。别以为魏忠贤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的特例。只有要专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绝迹。 第九章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游览无锡美景的人们，往往流连于太湖周边，以及惠山、锡山一带的风光，很少有人会想到去看一下曾经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它的旧址，至今依然保留在无锡繁华市区东面一条僻静的小巷里，被周围现代化建筑包围着，显得逼仄而孤立，早已没有了当年绿树成荫、弦歌满堂的意蕴。我曾经三次光临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晚明史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和他的朋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建立的，距今（2004年）正好400周年，内心的呼唤促使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一 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城南东林书院与城东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考举人的乡试中名列第一，四年后，以二甲二名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官场就锋芒毕露，对内阁首辅张居正有所微词，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出来“匡救”。当张居正病重时，举朝若狂，纷纷设立道场为之祈祷，顾宪成看不惯这种阿谀行为，从不参与。同僚为他捏把汗，在讨好张居正的慰问信上代他签了一个名。他得知后，立即骑马赶去，抹去了自己的名字。这种秉性，在官场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二十二年，已经出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顾宪成，因讨论“三王并封”（明神宗不愿把长子立为太子，宣布长子与另外两个儿子同时封王），以及会推内阁大臣的事宜，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他们把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相与讲求学问，显出前所未有的洒脱。既然在政坛难以施展，还是静下心来做学问吧！ 仰慕顾氏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讲习学问。由于地方太小，不能满足需要，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恢复宋儒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师事二程，精研孔孟之道。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师心切的佳话。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告老致仕，在无锡创办书院，以著述讲学为事。因杨时别名龟山，又名龟山书院；后人建道南祠奉祀杨时，又名道南书院。 顾宪成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凭吊杨时书院的废墟，叹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说，理想的讲学场所就在这里。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恢复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又和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宪成之前，已经有人欲兴复东林书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间无锡人邵宝，希望恢复杨时的东林书院。高攀龙后来给顾宪成写传记时，回顾东林书院的历史时说：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宋代杨龟山先生在那里阐述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停办，那里成了僧舍。成化年间“邵庄公图修复之，不果”。邵庄公就是邵宝，邵宝“图修复之，不果”云云，出于大名鼎鼎的高攀龙之口，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恢复杨时书院虽未成功，却在别处创建了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连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陈列说明，都不明就里，因此值得一说。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彀，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成化年间邵宝欲恢复杨时书院未果，就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外新建一个东林书院。关于这一点，王守仁：（即王阳明）写的《城南东林书院记》是最有力的佐证。阳明先生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比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早了76年，故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东林书院，即在城南锡伯渎畔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则在城东弓河畔。王阳明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与举子复讲学于期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先生之旧……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可见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毫不相干。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以致无人知晓，现今无锡东林书院旧址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自身历史沿革的解说词中，没有一句话提及此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有鉴于此，我想告诉读者诸君，无锡城南锡伯渎畔曾经出现过一个东林书院，而本文所说的东林书院，则位于城东弓河畔，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 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撰《东林志》万历四十二年，《东林志》完稿，可惜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刘元珍只得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令人遗憾的是，刘元珍英年早逝，《东林志》没有出版。清初，无锡人严彀在刘元珍《东林志》稿本的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于康熙八年（1669年）出版。这是关于东林书院的第一本志书，由上卷、下卷及附录组成，虽然保留了不少珍贵资料，但失之简略。 东林书院于天启五年（1625年）被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高廷珍等文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版。光绪七年（1881年）又出版了重刻本。以上就是目前所见的三种《东林书院志》，是深入细致了解东林书院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细细拜读这些志书，所获得的印象，与先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颇有出入。一言以蔽之，以往学术界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甚至误解为一个“党”－－“东林党”。这当然是几十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今天新认识东林书院，必须以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历史，才能揭示真相。 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什么呢？顾宪成说：“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继承正统学脉是责无旁贷的。他对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在他的《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亦不敢以为是也。”他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常道”。而目前文人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书院志》中称为“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由此可以看到，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这些讲会到底议论什么呢？这在《东林书院志》记载的“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读四书，谈体会。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说：“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在研讨四书中的某一章，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即使在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对于儒家经典，必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 其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诸君子罢官下野，对于政坛的纷争久已厌倦，回归乡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似乎已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立即写了辞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态尽见”之外，特别强调他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是实写照，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一个桃花源中人，办书院，把研讨四书五经作为唯一寄托，而偏偏被后人误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与事实真相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的第二年，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说明推辞的原因，真诚地吐露了心声，表示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他说：“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按：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这并非自谦的客套话，而是真情的流露。 以这种心情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订院规，其中有一条，力戒鄙、僻、贼、浮、妄等坏习气：“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暖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明确告诫书院同人，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也就是说，不得评论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这种主张，为后继者吴觐华所继承，并进一步具体化：“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这一条被列为“今日第一时宜”。还有一条是“今日第一禁戒”－－东林讲会既然是“布衣聚会”，没有任何压力，因此在讲求学问时，不得有“蝇营之听”：“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啐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不以入此门。”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政治的标榜，不仅停留于口头，而且付诸实践。清代人编写《明史》时，对此已经不甚了了，胡乱说些“（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之类，近人不加细察，人云亦云，误导了后世学人，以致把它误解为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0．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三 顾宪成与李三才：悲剧的结局 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的姿态，在东林书院潜心于学问，不再过问政治。但是政治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这个麻烦恰恰来自他的挚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万历朝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个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一些官员认为，阁员不必全由翰林出身，也可以选拔一些外僚（封疆大吏）。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阁员人选。当时官僚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外僚当然不受某些阁部大僚的欢迎。内阁权臣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马，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无所不用其极地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锐：“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一下子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 久已厌倦政治的顾宪成，退出“江湖”，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出面为挚友李三才辨白。他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说：“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叶向高、孙丕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还李三才一个清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谈不上“遥执朝政”。不料这些信件被刊登上邸报（政府公报），引起轩然大波。那些攻击李三才“结党”的官僚，以为抓住了把柄－－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是顾宪成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他对李三才从相识到相知，对他的人品操守十分敬仰。万历三十七年他在信中对李三才说，现在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才干卓识如你这样的人，“方有旋转之望”这是促使他写信给阁部大僚的缘由。当然他也深知，由他这个在野的革职官员来议论此事，必然会遭到嫌疑。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钦佩李三才每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虽然他的言论必然会遭来麻烦，但他坦然得很，“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顾宪成这位桃花源中人实在是太书生气了。以前在朝时他就特立独行，如今在野了，依然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估计过低。事态愈来愈扩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愈来愈厉害。这时他才意识到写这些信是失策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可奈何的说：“去岁救李淮抚（指李三才）书，委是出位”，为此深深悔恨；又说：“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 然而为时已晚。政治斗争的险恶难以逆料，不但李三才陷入了危机，而且顾宪成与东林书院也受到牵连，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便是徐兆魁之流，他无中生有地说：“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以至于此。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 顾宪成之死，触发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大声疾呼：“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是’，则为‘不肖渊薮’，且并讲学而非芍之。”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李朴被整得狼狈不堪，落得个“调闲散用”的处分。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污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御史田一甲甚至说，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门户之威炽矣”，“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云云。不但视东林书院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荒唐之极。顾宪成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莫名其妙。 把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看作一个“党”，无异于重现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伪学逆党”之禁。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提醒当权者深长思。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时期，对东林书院近的迫害变本加厉。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仿照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与诨号，编了《东林点将录》，公然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相当于梁山泊的晁盖，其全称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开列了108人物的黑名单，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都网罗在内，一一予以镇压，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天启五年（1625年），由政府出面，捣毁了东林书院。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毁于政权的暴力，令人唏嘘不已。 第十章 “大刀手”杨琏 古代有这样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者，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者，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学会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身上弥漫了乡愿气息，官场风气由此腐败不堪。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乡愿如仇雠。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代不乏人，成为历史的亮色。 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出任常熟知县，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户科给事中，转兵科给事中，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泰昌、天启两朝以敢于直言极谏，抨击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为人磊落，负奇节”。这七个字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在泰昌、天启两朝的“红丸案”和“移宫案”中，把个人功名利禄与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挺身站在风口浪尖，力挽狂澜。他的最为彪炳于史册的事迹，是上疏弹劾权势显赫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结果遭到杀身之祸，并且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排在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等人之后，给他的名目是：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在他后面的是：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题目中“大刀手”三字的出典就在于此，显现出“阉党”心目中杨涟的厉害－－似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大刀手”，列位看官千万别误会，以为杨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入伙。 杨涟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多事之秋。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立即围绕这位新皇帝即明光宗而展开。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郑贵妃。她一向仰赖明神宗的宠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地位，处处打击排挤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为当朝皇帝，迫使她不得不变更策略，抓住朱常洛沉迷女色的弱点，送给他八名美女，每晚都是“一生二旦”，“连幸数人”，身体立时垮了。接下来郑贵妃又指使原先自己宫中的亲信太监现今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向皇帝进通利药－－大黄，使朱常洛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身体趋于衰竭状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兵科给事中杨涟与御史左光斗倡言于朝，要郑贵妃移宫－－目的在于不让郑贵妃继续控制宫中事务。此后杨涟又呈上一份奏疏，题为《圣躬违和之由疏》，探究皇上得病的缘由，要皇上把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矛头直指郑贵妃。郑贵妃迫于强大的外廷压力，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不久，朱常洛下令把崔文升逐出宫，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红丸案”。八月二十四日杨涟上疏奏论崔文升用药之误，表示“臣不愿与此贼医俱生”。这一事件还来不及处理，又出了李可灼进奉“红丸”的事件，其中肯定有阴谋。内阁首辅方从哲向皇帝介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病情危急的朱常洛对此抱有一线希望，命内侍召李可灼进宫诊视。谁也不曾料到，朱常洛在连服两粒红色丸药之后，到了九月初一日五更，因病情加剧，突然死亡。联系到皇上登极一月来的种种遭遇，人们对杨涟所说已深信不疑。文秉《皇明通纪集要》如此概括外廷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一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渐不可解。”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中，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看到郑贵妃利用明神宗生前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光呈帝的命运。朱常洛终于未能摆脱儿十年的厄运，当了一个月皇帝，就一命呜呼，泰昌朝如同昙花一现，迅即凋零。 继“红丸案”之后的“移宫案”，牵涉到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的继位与权力交接问题。原来朱常洛生前的元太子妃郭氏死于万历四十一年，此后并未再册封太子妃，只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宫中称为东李、西李。而西李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西李）请封皇后，李选侍（西李）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朱常洛也有这种考虑，不过得让李选侍（西李）先封为皇贵妃。但是不久明光宗（常洛）驾崩，李选侍（西李）册封皇贵妃落空，更不用说当皇后了。由于缺乏合法性身份，照理她应该立即从乾清宫搬出。这个女人也不寻常，她仿效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尊封她为皇太后。于是李选侍（西李）与郑贵妃密谋，把皇长子朱由校扣留在慈庆宫，企图达到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的目的，然后垂帘听政。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把这一密谋写成揭帖，告知外廷大臣，揭发李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外廷大臣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把皇长子托付给李选侍（西李），杨涟奋起反对，认为万不可，他以先帝（即明光宗）为例，四十岁成为皇帝，尚且摆脱不了郑贵妃之流的毒手，伺况年少的“今上”？一旦落入李、郑之手，我等恐无见“今上”之日。许多大臣表示赞同。 九月初一日，大臣们在内阁首辅方从哲率领下进宫哭临，并晋见皇长子。这时皇长子朱由校已被李选侍安置在乾清宫暖阁，王安把朱由校扶持出暖阁，众大臣一见，立即叩头，连呼万岁，然后仓促登上轿子，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等大臣亲自抬起轿子，走了几步，轿夫才赶到。在众大臣的拥护下，来到文华殿，请皇长子朱由校进位，接受五拜三叩头礼，并且请求他即日即位，朱由校答应初六日即位。然后，朱由校在群臣拥护下回到慈庆宫。 九月初二日，大臣们联名上疏，请李选侍（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积极支持杨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上疏力请移宫，理由是很充分的：对于“今上”而言，选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居正宫，而即将即位的皇长子却偏居慈庆宫，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如果不及时解决，恐怕“武氏之祸将见于今”。李选侍见左光斗把她比作武则天，勃然大怒，多次派内侍宣召左光斗，都被左光斗严词拒绝。李选侍企图邀朱由校到乾清宫议处左光斗，杨涟严词警告内侍：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随意召见！鉴于李选侍迟迟不肯移宫，杨涟愤然上疏指责李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并且在朝房、掖门、殿廷等处反复宣传他的观点。有的太监为李选侍求情，杨涟断然拒绝：选侍能于九庙前杀我则已，今日若不移宫，至死不去。刘一璟、周嘉谟等大臣在一旁支持杨涟，声色俱厉。九月初五日，杨涟奏请传敕李选侍立即移宫，态度坚决地扬言：此移宫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丝毫没有商量余地。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住内廷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终于在九月五日仓促移宫，她自己手抱女儿（八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岁鸾宫（宫妃养老处）。 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明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 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小角色－－日后不可一世的太监李进忠，在移宫事件中表现恶劣，遭到人们的谴责，对他的人品表示怀疑。例如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璟等上奏说：内官李进忠等辗转相攀，株连无已。御史左光斗等则希望皇上将李进忠等“止法”。明熹宗本人在回顾移宫事件始末时，对李进忠的所作所为也颇为厌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一年之后，明熹宗居然对李进忠信任有加，并为他赐名“魏忠贤”，放手让他专擅朝政，令人感慨系之。 以杨涟的政治态度与为人秉性，和魏忠贤正面较量，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以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写了一本《劾魏忠贤疏》，用辛辣的语言揭露这个以“九千九百岁”自诩的太监头目的无耻嘴脸和卑劣行径。他在奏疏开头就以口诛笔伐的声势，指斥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开门见山地把弹劾魏忠贤的政治目的和盘托出－－毫无私利或门户之见地为国除奸。为此，他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其中每一条都足以置魏忠贤于死地，而且死有余辜。比如第一条指出：“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它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半夜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再如第五条指出：“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而第九条与第十条揭露，魏忠贤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的皇长子，又对怀孕的裕妃“矫旨勒令自尽”，故意造成明熹宗无嗣绝后。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株连九族的。杨涟在奏疏的最后说：“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在当时魏忠贤勾结客氏专擅朝政，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讲出这样尖锐的言辞，是要冒杀身之祸的。杨涟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正直大臣的斗志，掀起巨大的倒魏浪潮，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魏忠贤。色厉内荏地魏忠贤不得不表态，向皇上辞去东厂总督太监之职，魏忠贤的亲信内阁辅臣魏广微代皇帝拟了一道温旨予以挽留。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这份奏疏，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甚至京“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但是，魏忠贤控制了明熹宗，也控制了整个朝廷，疯狂反扑，迫使主张“调停弥缝”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接着，在魏广微的策划下，倒魏干将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先后被罢官，陈于庭、杨涟、左光斗等被革职，内阁部院几乎全部落入魏忠贤及其亲信控制之下。至此，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残酷迫害异己分子，杨涟首当其冲。 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遵循魏忠贤的旨意，借口“追赃”，对杨涟进行严刑逼供。每隔五天就用酷刑拷问一次，杨涟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仍坚贞不屈。许显纯竟用钢刷把杨涟的皮肉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得杨涟依然不屈不挠。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得名义－－下令许显纯严厉“追比”，并且要五日一回奏。许显纯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审讯杨涟的难题推给刑部，遭到魏忠贤的严厉谴责。许显纯只得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到了七月二十四日夜里，许显纯索性用大铁钉钉入头颅，活活把杨涟折磨至死，许显纯却向朝廷报告：杨涟“病故”。 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留下了绝笔血书，其绝笔写道：“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长途锒铛不脱，欲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据说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写成后，杨涟亲手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人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于狱室北壁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子易手上，人们今日才能一睹真容。 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一百二十八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血书表露了他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字字血声声泪，今日读来令人震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高级官僚竟然死得如此之惨，让人感叹不已。 明末清初吴应箕为杨涟所写的传记，笔底带有感情：“……，（杨涟）疏草传诵天下，时甲子六月事也。逆挡功齿憾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杀涟而无名。自外廷与内构，而涟始削籍矣……乙丑四月，五虎梁梦环参奏汪文言及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皆缇骑逮治，后先拷死。时贾继春继起用，即追论涟移宫通王安犯上，罪当死。难以坐赃，于是借封疆一案，谓涟等受熊廷弼银鬻狱，诬坐赃二万两，竟以此杀涟。涟立朝廉直，天下所知。当被逮，郡邑震惊，集众至数万，欲禁官旗夺涟，涟叩头乞父老得解散。村市设醮祈生还者数百处。比就道，士民乞送者万计，下至老妪菜佣瞽蹩乞儿，各争持一钱为赠，官旗皆感泣……涟下镇抚（司），许显纯以锻炼赃银，痛加掠治。涟人叱显纯：‘熊廷弼初在辽阳，我有奏疏，广宁陷后，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辞一死之语，熊廷弼恨欲杀我，此岂受贿为营脱者？……汝昧心杀人，狗猪不食其余。’显纯大怒，将头而乱扑，齿颊尽脱，涟骂不绝口，仍加铁钉贯胸，立刻死……死七日，始得领埋，时盛夏尸烂，仅存残骨一具而已。” 崇祯元年，明思宗清查阉党逆案，并且对遭到阉党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宣布杨涟等人在狱中被强加的诬陷，官复原职，给还诰敕。杨涟之子杨子易向皇帝呈上父亲临死前所写的绝笔与血书。明思宗为杨涟追赠官衔与谥号：“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杨涟，谥忠烈。” 杨涟可以瞑目了。然而人们的思索仍然难以停息，如此刚直不阿的忠烈之士，为什么生前遭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死得令人惨不忍睹？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以后还屡屡出现？杨涟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呜呼！ 第十一章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鄤父子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纠缠于朋党之争，尔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籍，南宋的伪学逆党等，便是其荦荦大者。明代也不例外，官僚们拉帮结派，互相攻讦，门户主争充斥于政坛。到了万历时代，愈演愈烈，围绕权与利的争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出现了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官僚中有派系门户本不足为奇，何以清一色以地域为纽带，令人不可思议。后来焦点集中到了浙党与东林，夏允彝《幸存录》在论及“门户大略”时，如此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顾）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蒋平阶《东林始末》也有类似说法。 其实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帮派，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魁首的官僚帮派，是毫无疑问的。东林则是革职官僚顾宪成与高攀龙建立的民间教育团体－－东林书院，两者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何以一定要把东林作为万历三十年代以来浙党的一个对立面？ 然而不少人还是不由自土地被卷进东林与浙党的党争漩涡。那些进士出身的文人，初涉政坛，对政坛中党争陷阱的险恶估计不足，稍不留神就卷了进去，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郑振先郑鄤父子的悲剧就在于此。就他们本人而言，身受儒家正统教育，一身正气进入政坛，看不惯上层官僚的不正之风，口无遮拦地品评人物，非议朝政，结果受到当权者 以党争为借口的整肃，家破人亡，实在是很不公正的。 郑氏父子所代表的郑氏家族，出于元明两代受到朝廷旌表的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朝廷旌表“义门郑氏”的用意在于，提倡以肃睦治家的“孝义之门”，家庭中凛如公府，从而达到家国一体的社会理想境界。“义门郑氏”其中的一支从浦江县迁往常州府武进县，成为郑振先郑郧父子家族，后人在谈到郑振先郑鄤的籍贯时，都说他们是常州武进人，而不知其祖籍是金华浦江，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义门郑氏”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制订严格的家规《郑氏规范》，要求族人以孝义为民，以清正为官，郑振先郑郧父子在家训的熏陶下，以这种道德规范待人处世，进入官场亦复如此，与上下左右显得格格不入。 郑振先，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先后在工部营缮司、兵部武选司、礼部仪制司任职。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上了一本措辞严厉的奏疏－－《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矛头直指掌握朝廷人权的内阁大学士朱赓、李廷机。 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被正直人士戏称为“衣钵相传”，纷起抨击，锋－芒最为尖锐的就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把朱赓、李廷机斥责为“古今第一权女奸”，比以往历史上的奸相更为阴险更善于掩饰：“以避权而擅权，以擅仅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他把政坛最高层的不良传统，称之为“灯灯相续”，“薪薪无穷”。 朱赓对于郑振先指责他十二大罪非常不服，上疏辩解：“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口气很不理直气壮。然而万历皇帝还是为他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将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方（万历三十九年，当权者义借“辛亥京察”之机，把郑振先革职，使这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无所事事地在家乡闲居至死）。 郑振先上疏弹劾内阁人臣，本是官场寻常事，却被好事之徒与党争挂起钩来，使事情趋于复杂化－－虚拟为东林向浙党的进攻。把柄是似是而非的，其中之一就是，郑振先的儿子郑鄤在天启年间被王绍徽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这份黑名单是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为打击异己而炮制的，他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点了东林一百零八将，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和“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加给郑鄤的帽子是“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儿子是：东林分子，那么父亲必然也是东林分子。另一个把柄则是，当时正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称赞郑振先这一奏疏是对当权者的“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他们的逻辑是，顾宪成是与李三才齐名的东林魁首（由于他在万历四十年去世，王绍徽无法把他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之中），既然得到东林魁首称赞，肯定是东林分子无疑。 其实大谬而不然。即使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来看，与其说郑振先接近于东林，还不如说更接近于昆党。他是被称为昆党头面人物左春坊左渝德顾天埈的挚友，不仅政见相同，而且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郑振先在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之前，与顾天埈进行了推心置腹的磋商。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时，这样说：“毗陵太初郑公（按：指郑振先）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昔权臣千万矣……是时执政盖四明（按：指沈一贯）也，及四明既去，山阴（按：指朱赓）继之复然。太初（按：郑振先字太初）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如此知根知底，如此慷慨陈辞，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所以后来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顾天埈时，顾天埈一面声辩，一面毫不掩饰他们两人的密切关系：“自去年郑振先有直发权奸疏，害振先者欲阴构之，臣与振先同乡有交，并构及臣，臣知祸已兆于此矣。”郑振先与顾天埈二位一体的关系于此呼之欲出。 无怪乎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论文《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和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把郑振先列入“昆党”之中，作为顾天埈的同志来看待。按照以往传统的观点，顾天埈的昆党是以东林的反对派而著称的。这其实是后来的结局，起先并非如此。城井隆志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发前人所未发，以大量事实表明，顾天埈的昆党并不是一开始就与东林对立的。给人启示多多，其中之一就是，万历朝的所谓党争，大多围绕政府权力争夺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并非一成不变。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亦即王绍徽《东三林点将录》的第二号人物也认为，郑振先抨击朱赓、李廷机，并非“结党”，实为自己升官－－“旦夕望大拜”，“皆自为计”。这对于喜欢把一切都纳入“党争”的人，不啻一帖清醒剂。 大启二年，郑振先之子郑鄤进士及第，同科状元则是他的好友文震孟。这两位少年才子初登政坛，立即展示出锋芒毕露的风采。当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以少年新进的锐气，呈进《勤政讲学疏》，批评天启皇帝不“勤政”，上朝有如应付官样文章，“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前朝廷颁布禁止讲学的文告，实际上企图重演南宋当权者诬陷朱熹“伪学逆党”的一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似乎在批评皇帝，实际上是在抨击魏忠贤擅权。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魏忠贤，利用天启皇帝醉心于泥水木匠等雕虫小技而不理朝政之机，专擅朝政，每当上朝之时，魏忠贤站在皇帝身后，颇有僭越嫌疑地接受人臣对皇帝的跪拜，而且对帝耳提面命，天启皇帝鹦鹉学舌般回答大臣的请示。因此文震孟要说皇帝上朝“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魏忠贤当然不能容忍有人对他的擅权有所非议，抓住文震盂奏疏中“第如傀儡登场”一句，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激起皇帝的不满情绪，终于导致文震孟的罢官。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而且明显出于魏忠贤之手，舆论哗然。 与文震孟同科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呈进《谏留中疏》，从大臣奏疏屡屡留中不发谈起，抨击魏忠贤的擅权。他说，大臣的奏疏不经皇上御览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这“壅遏不通”为奸臣提供了“窃弄之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以“党护同乡”罪遭到降职处分，从中央放逐外地，郑鄤拒绝赴外任，愤然回归故乡常州武进。当时的内阁首辅门叶向高极力挽回，向皇帝上疏为文震孟与郑鄤开脱，说这是“书生泥古之过”，郑鄤这位三吴名士，与文震孟同时罢去，非常可惜。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元年，崇祯皇帝大刀阔斧地清查阉党逆案，昔日遭魏忠贤迫害的官员纷纷起用，郑鄤也以翰林院庶士原官赴京履任。不久，因父亲郑振先病故，辞官回乡丁忧守制，继而母亲吴太夫人病故，继续丁忧守制，直到崇祯八年才重回官场。郑鄤退居林下之时，内阁中周延儒与温体仁互相倾轧，引起言官非议，郑鄤在公开场合倡言：周决不可用，而温实可人用，言官不应当各打五十大板。与郑鄤同出于前阁臣钱龙锡门下的钱士升对这种说法十分欣赏，为讨好温体仁，极力向温体仁推荐郑鄤。 当时，文震孟已经进入内阁，处处受到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排挤，因此他劝郑鄤不要来京。郑郧以为有阁臣钱士升推荐，内阁首辅温体仁提携，仕途一定有如坦途，欣欣然赴京履任。殊不知他的族舅前任阁臣吴宗达早已在温体仁面前百般诋毁，使温体仁心存芥蒂，他的仕途凶多吉少。据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九“郑谦止始末”记载，郑鄤初次拜谒温体仁时，两人之间的一场交谈，已经伏下郑鄤日后悲剧性下场的伏笔： 温体仁试探性地提问：“南方清议如何？” 郑鄤毫无戒备地回答：“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刚才。” 温体仁说：“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 郑鄤说：“用人则才出，不用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按：指萧何）之识韩淮阴（按：指韩信），宗留守（按：指宗泽）之识岳忠武（按：指岳飞），何患不能成功？” 对于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温体仁极为反感，表面上致谢，暗中却在盘算：“彼锋芒如刃，必纠弹我，动摇我相位”，一定得设法剪除。适逢此时温体仁先后排挤了阁僚何吾驺、文震孟，京都舆论哄然不平，一向敢于直谏 又不甘寂寞的郑鄤也发表了愤激言论，非议温体仁。温体仁获悉后，决定上疏纠弹郑鄤， 并借题发挥整一下他的好友文震孟、黄道周。 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及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崇祯八年十一月，温体仁决计黜除 郑鄤，化钱从吴宗达处购得道听途说的揭发材料－－骇人听闻的所谓“杖母蒸妻‘’的不实之词，丐成纠弹郑鄤的奏疏。然后拿了这份奏稿去找曾经向他推荐郑鄤的钱士升，对他说：”今为郑某事具鹛，当与老先生同题。“钱士升欣然答应，等到看完疏文，才知道里面写的是郑鄤”杖母蒸妻“的事情，立即面红耳赤，双腿颤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温体仁冷笑道：”固知老先生不愿题也。“遂单独具名呈送皇上。 当时皇帝正以孝悌风励天下，得知内阁首辅控告郑鄤如此不孝不悌，勃然震怒，下令将他逮入刑部狱中严加审讯。刑部尚书冯英初审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又称郑鄤颇有才名，语气较为客观。温体仁以为这是回护郑鄤，借故把冯英革职，转手把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案犯受到冤屈，一直未予了结。 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罢官而去，此案仍然悬而未决。次年夏天，京师酷旱，皇帝要各衙门从救火着眼陈弊政宣冤抑。吴孟明便把此案作为”冤抑“上报，希望释放郑鄤，以昭天和。接到吴孟明的奏疏，皇帝立即严词驳斥：”杖母逆伦，干宪非轻，如果无辜，何无人为之中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从公回话。“ 吴孟明为了向皇上禀明案情，特地询问协理审讯的陆完学。陆完学道出了缘由：郑鄤对自己的才名很自负，倔傲放肆，得罪了乡邦，至于杖母之 事，非其本谋。吴孟明问：既然没有此事，前首辅温体仁何以要以此告他？陆完学说：听说郑鄤父亲郑振先家的箕仙非常灵验，能揭发别人隐事，一家无不皈依。凡是有过火者，都遭到扑责，谓之忏悔。白郑振先大妇至郑鄤以下，无二例外。 这时有个武进县落魄生员许曦来到京师，考取武英殿中书，未题授实职，似官非官，正符合皇帝所说”常州府人在京者“的条件。于是被请进锦衣卫镇抚司作证，说什么郑鄤仅杖母，而且奸媳奸妹，简直蔑视人伦之极。奏疏呈进后，许曦立即翻供，一则说，郑之事，窗外无闻：再则说，郑鄤之事，系宦室闺门，草野耳目实未闻见。由此看来许曦对此事一无所知，全是胡乱作证。锦衣卫镇抚司只得如实向皇上报告：事属影响，言出谤忌，希望皇上在革职与遣戍之间作出圣裁。崇祯皇帝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圣裁“：将郑鄤脔割处死！当时舆论认为，温体仁虽然已经罢官而去，皇帝却遂了他置郑鄤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愿。无怪乎民间有所谓”崇祯皇帝遭瘟了“的谚语，以瘟与温谐音，暗指崇祯皇帝遭温体仁蒙骗而不自知的情况。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崇祯皇帝”遭瘟“之深。 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郑鄤在官员兵丁押解下，来到京城西市甘桥下四牌楼刑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屋顶上都是黑压压一片看热闹的人群。在人声鼎沸中，忽听得官员宣读圣旨，最后一句声音特别尖利：”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百来个刽子手立即同声应利，如同雷声一般在刑场上空盘旋，令旁观者不寒而栗。 炮声响后，行刑开始。人们常说的”千刀万剐“，并没有应验在杀人越货的江洋人盗身上，也没有应验在渔肉乡民的土豪劣绅身上，竟然应验在江南名士郑鄤身上，这种错位着实令人费解。须臾，手持小红旗的旗校疾驰而去，向大内报告所剐刀数。郑鄞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被刽子手割下来，直到剩下一副骷髅。令人心寒的是，围观的百姓竟然向刽子手买郑鄤的作为药料。计六奇《明季北略》写道：”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按：指北京街市）。二十年前文章气节，功名显赫，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文气节功名显赫的郑鄤身上的肉，竟然被京城愚民买来作为医治疾病的药料，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正义感同情心，社会已经麻木到何种地步？群氓已经蒙昧到何种地步？呜呼哀哉，令郑鄤的亲朋好友无话可说了。然而还是有人要说话。大名鼎鼎的鲠直官员黄道周，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自陈”七不如“郑鄤，其中之一就是文章气节不如郑鄤。崇祯皇帝大为不满，指责他：颠倒是非，甚至蔑伦杖母名教罪人犹曰不如，是何肺肠！黄道周辩解道：”臣与郑鄤同为庶常（按：指庶吉士）时，文震孟疏论魏忠贤，郑鄤抗疏任之，削籍归山。每以臣为怯，臣心愧之也。每执笔不能明白，辄思郑鄤，以为不如，真不如也。盖以此自贬，亦以此分规。“郑鄤被脔割处死后，黄道周慨然叹息：”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有如此知音为之鸣冤，为之赞颂，郑鄤可以死而瞑目了，然而死得这样惨毕竟是令人心酸的悲剧。他如果听从文震盂当年的劝告不赴京履任，也许悲剧可以避免。 第十二章 温体仁的垮台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多疑，他临朝的十七年中，内阁辅臣多至五十人，更迭频繁，有如走马灯。唯独温体仁能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长达八年之久，而且颇受宠信，形成“遭温”现象，确实耐人寻味。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府乌程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明史·温体仁传》说他“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劣迹昭彰的温体仁得到皇帝重用，舆论为之哗然，北京城里传出的民谣如此唱道：“崇祯皇帝遭温了。”即温体仁，“温”与“瘟”谐音，意为崇祯皇帝受到温体仁蒙蔽，如同“遭瘟”一般。据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当时北京另一民谣也在“瘟”、“温”“二字上做文章，不过话说得更为尖刻： 礼部重开天榜， 状元探花榜眼， 有些惶恐。 内阁翻成妓馆， 乌龟王八篾片， 总是遭瘟。 京城的民谣，政治色彩十分强烈，因为在天子脚下，皇城根边，耳濡目染，一开口便是政坛高端的纷争。这首民谣也不例外，所谓”惶恐“，是”黄孔“的谐音，黄即黄士俊，孔即孔贞运，两个靠走后门而飞黄腾达的宵小之徒；所谓”乌龟“，谐音”乌归“，是指湖州乌程籍归安县人温体仁；所谓”王八“，谐音”王巴“，是指四川巴县人内阁辅臣王应熊：所谓”篾片“，是指阿谀奉承内阁首辅温体仁，毫无主见的内阁辅臣吴宗达；所谓”总是遭瘟“，如同”崇祯皇帝遭温了“一样，是指受温体仁蒙蔽。这首政治民谣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笑谈，中央政府被人们蔑视为妓院，内阁的一二把手则被叫做乌龟王八。文秉感慨道：”赫赫师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见矣。“当时人说，这些政治民谣出于轻薄少年之手，其实不然，如此洞悉政坛上层的内幕，一般轻薄少年哪里说得出来？ ”总是遭瘟“，一语道出温体仁这个脚色的厉害。他先是与周延儒联手，把竞争对手钱谦益、钱龙锡排挤出中央政府，并且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接着又把他的合作伙伴周延儒赶下台，自己当上了内阁的第一把手－－内阁道辅；以后又扶植亲信，党同伐异以卑劣手段整肃那些敢于同他抗衡的正直官员，文震孟的罢官，郑鄤的处死，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这样一个人，皇帝何以会”遭瘟“呢？从皇帝方面而言，始终为内阁中没有一个能为他排忧解难的重臣而苦恼，他需要一名有权有谋、足以统双六部九卿的干才，起先看中了周延儒，后来看中了温体仁。当时人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说：皇上即位以来，任命内阁辅臣三四十人，其中并非没有贤能之人，但求其精神，能提纲挈领的，只有周延儒与温体仁二人，可惜都不轨于正道。堪称精辟之论。周延儒、温体仁是有才干的，只是不走正道，而成为佞臣，《明史》把他们列入”奸臣传“，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温体仁就其才干而言，确非庸碌之辈可以比拟，许多方面令皇帝感到满意，否则，是不可能”遭瘟“的。 其一，温体仁精明干练。李清《三垣笔记》说，温体仁长于心计，凡是内阁代皇帝起草谕旨，每每遇到刑名钱粮等专门知识，名目繁多，头绪错乱，其他阁员往往愁眉苦脸，唯独温体仁一看便了然于心，从无差错，因此内阁同仁都佩服他的敏练。 其二，温体仁在贪风弥漫的官场尚能廉谨自律。《明史·温体仁传》说，温体仁辅政多年，顾虑到朝中官员和他结怨的很多，不敢瓷意放肆，用廉谨来获得皇上的好感，贿赂从不进门。这虽然是为了提防政敌攻击，巩固自己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廉谨自律总比贪贿枉法要好得多，因此夏允彝《幸存录》说，平心而论，不收贿赂是温体仁的一个长处。 其三，内阁同僚多庸才，反衬出温体仁的鹤立鸡群。这当然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那些内阁同僚都是他一手引进的，专门挑选一些庸才，滥竽充数。《明史·温体仁传》说，这是他的手段，目的在于”藉形已长，固上宠“。由于这个缘故，才华超群、声望卓著的钱谦益、文震孟必然为他所不容。 其四，温体仁善于揣摩皇上心意。逢迎有术。杨士聪《玉堂荟记》说，温体仁在位最久，不露破绽，关键是”主于逢迎“。皇帝作为一个独裁者，都不喜欢大臣”批逆鳞“，而乐于接受逢迎，但逢迎也要有术。温体仁就精于此道，每当皇帝向他征询军饷事宜时，他都谦逊地说，素以文章侍从皇上，皇上不以为愚笨，提升至高位。其实臣愚笨无知，只知道代皇上票拟谕旨不能欺骗。军饷之类大事全听皇上圣明裁决。皇帝不以为是虚伪，反以为是”朴忠“，愈加宠信不已。 因这些缘故，当其他阁僚纷纷落马之际，温体仁稳坐相位达八年之久，而且一升再升，官至少师兼太子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恩礼优渥，无与伦比。然而此人毕竟心术不正，以排斥正人君子为能事，又害怕群起而攻之，擅自规定，凡内阁公文一律不发给六部、六科，也不存录。因此，温体仁辅政八年的政绩，首推驱除异已而不露痕迹。但是在他辅政期产，民变愈来愈严重，弹劾他辅政失职的奏疏不断送到皇帝的御案上。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向皇帝揭发温体仁的问题。这位一向刚直不阿的官员，语气尖锐地责问：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因而显得有点泛泛而谈。温体仁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于是皇帝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因为准备一死，所以说话无所顾忌：温体仁秉国以来，满洲铁骑两次兵临京城，”流寇“又在各省蔓延，平治之绩安在？国危于上，而不去谋求平安之策；民怨于下，而不去思考体恤之法，扶持朝廷之责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唯有引罪矢官而去，才不至于贻误国家。杨光先一个基层小官，也看到了政局的危机，但是要温体仁引咎乎职的直接证据不足。不待温体辩解，皇帝就下旨斥责杨光先”恣意乱政“，把他廷杖一顿以后，发配辽东。 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庇护，愈发肆无忌惮，为了钳制舆论，必须对最具影响力的人下手。他怂恿前任苏州推官周之夔、无聊文人陆文声诬告张溥、张采创立的复社，什么”结党恣行“，什么”把持武断“，什么”朋党蔑旨“，罪名非常吓人。其实复社不过是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成员的精力集中于制艺以科学考试为目的，由于其成员如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不断高中进士，而引人注目。温体仁之弟温育仁希望加入复社，以缓冲温体仁与复社清流之间的矛盾。张溥坚决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指使人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复社诸君子。以后才有周之夔、陆文声之流的攻击。由于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等正直官员主持正义，才使温体仁的阴谋未能得逞。 尔后，温体仁又把矛头对准与复社关系密切的东林巨子钱谦益。早在崇祯二年在会推阁臣侯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闲住“了七年，温体仁仍不放过他。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个张汉儒不愧师爷出身，告御状的状子写得过分厉害。《虞阳说苑》中收录了这份状子，一共开列五十八条无中生有的罪状，比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面强要渔民缴纳常把它与文坛领袖相联系，不免令人生疑。这种诬方的手法也太拙劣了。 当时的钱谦益被温体仁整得狼狈不堪，罢官乡居，那里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把持朝政“、”操生杀之权“？这个张汉儒，钱谦益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称为”常熟奸民“，然而决没有胆量向钱谦益叫板，他背后一定有后台－－当时人们纷纷这样猜测。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文秉《烈皇小识》、王夫之《永历实讦》都证实了这点，《明史·瞿式耜传》说得最为清楚：”常熟直民张汉儒希（温）体仁指，讦（钱）谦益、（瞿）式耜贪肆不法，（温）体仁之主，下法司逮治。“如此看来，钱谦益自撰《丁丑狱志》所说是可信的：”乌程（温体仁）以阁讼逐余，既大拜（引者按：指温体仁升任内阁首辅），未尝顶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北京），召奸人张汉段、王藩与谋曰：‘杀钱（谦益）以应乌程（温体仁）之募，富贵可立致也。’（张）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耜。“钱谦益被捕入狱，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连上疏皇帝，为钱谦益鸣冤。钱谦益自己在狱中也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在为自己声辩的同时，揭露温体仁幕后操纵的蛛丝马迹。他写道：”（温）体仁攘居揆席，虑臣姓字尚在人口，死灰或至复燃，显示风指，阴设陷井必欲杀臣而后已。“然而他的声辩得不到回音，心境低沉，在狱中写了三十首诗，借以排遣内心的抑郁，其中之一吟咏道：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在当时形势下，钱谦益有自知之明，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难乎其难，不得不托人情、通路子。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这是因为，他曾经为前任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彼此之间有一点交情。曹化淳为人还算正派，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决心尽力营救。而后，钱谦益又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结连三天拜访，都见不到冯铨，第四天二更时分才得以会晤。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直截了当地说：”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己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 事情的转机果然出现了。温体仁得知曹化淳在插手此事，指使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的匿名揭帖，义要王藩出面自首，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求助于曹化淳。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这样曹化淳有了奉旨清查的名义，可以无所顾忌的大力追查，终于查清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逮入东厂。他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招供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以及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捏造”款曹击温“揭帖等情节，并且招供，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握定“。 皇帝获悉这一审讯结果，猛然省悟：”体仁有党！“他先前之所以宠信温体仁，就是因为他在朝廷中”无党“，现在看来远非如此，结党营私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于是痛下决心，除掉眷顾了八年的宠臣。 此时的温体仁正在沾沾自喜，在由他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之后，以为胜券在握，义一如往常那样，每每欲兴大狱之时，必定称病休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到大局已定，才谎称病愈复出，造成他与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 皇帝对温体仁结党营私有所察觉，决心除掉温体仁。因此，当温体仁一手提拔进入内阁的张至发在温体仁的”引疾乞休“奏疏上票拟好谕旨呈进时，便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票拟，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 正在湖州会馆悠然自得吃饭的温体仁，听到”放他去“的圣旨，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得知这个消息，欢声雷动。这时正是崇祯十年六月，距温体仁崇祯二年六月入阁，虚度八年，十足七年。 次年，温体仁病死于家中。 崇祯皇帝接到讣闻，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崇祯皇帝遭温了“，竟至于如此，罢温体仁的官，只是由于他”有党“，并不怀疑他的”朴忠“，所以死后还要追谥”文忠公“。无怪乎明朝的遗老遗少要慨乎言之，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皇帝始终以为他是忠臣，不亡国才怪呢！ 第十三章 力挽狂澜的失败者：杨鹤、杨嗣昌父子 明朝临近崩溃的崇祯时代，内外交困，一切全乱了套。崇祯皇帝当然想力挽狂澜，朝廷中一些干臣也想为皇上力挽狂澜，为此而不惜身家性命，无奈时运不济，统统以火败而告终，成了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杨鹤、杨嗣昌父子便是其中之一。 崇祯初年，陕西的黄土高坡上民变蜂起，高举造反大旗的义军，搅得当局人仰马翻。 朝廷上千惊呼“流贼猖獗”，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害怕承担渎职之罪，畏罪自杀。一时间陕 西成了一个火药桶，官僚们视为畏途，没有一个愿意继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会推杨鹤 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不是贪生怕死之流，毕竟一介文人，从来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有 点犹豫不决。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进士，由知县升任御史，因上疏言事过于直率而遭忌，引疾辞官而去。天启初年，他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愿同流合污，魏忠贤借口“党护熊廷弼”，把他除名。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清除魏忠贤“阉党”，拨乱反正，恢复了杨鹤的原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献策：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这话绝对不错，却引起善于党同伐异的朝中大僚的反感，决计把这个特立独行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推举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把一个负责监察人权的高官凋到陕西去平定“流寇”；显然用非其才。杨鹤也以为自己没有“勘定祸乱”之才，向皇上推辞。 崇祯皇帝鉴于无人肯挑这付重担，不同意他推辞。为了显示对这项任命的重视，皇帝特意召见了他，询问他有何“平乱方略”。杨鹤对陕西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得泛泛而谈：“清慎自持，抚恤将卒。”杨鹤为官一向清慎白持，但不懂军事，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御史，但难以成为称职的战时总督。皇帝要他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是用其所短，弃其所长。杨鹤在陕西的失败，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鹤抵达陕西不久，适逢“己巳之变”－－崇祯二年清军越过长城、逼近北京，陕西三边的驻军奉命“勤王”，保卫北京，因此他手下几乎无兵可调，成了一个光杆总督。他的战略决策别无选择，只能是主抚不主剿－－对于造反武装无力围剿只能乞灵于招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后来杨鹤“招抚”失败，面临审判时，杨嗣昌为父亲申辩说：为了勤王，五名大帅全部奉调，陕西精锐之师尽付东行。陕西空虚，“流寇”横行。臣父以三百士卒去对付神一魁（造反武装首领）数万之众，不得已而招抚、遣散。事实确实如此。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朝廷也是主张“招抚”的。在“剿”与“抚”的抉择上，崇祯皇帝举棋不定，而更倾向于“抚”。在他看来，“民穷为盗”，原因在于“抚字失官”，也就是说地方官在“安抚”、“抚恤”、“招抚”上，所下功夫还不够。负责军事的兵部为了推卸“督剿无方”的责任，也大力鼓吹“招抚”，兵部尚书梁廷栋向皇帝说：“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在朝廷一片主抚声中，派出御史吴［生生］带了赈济钱粮前往陕西，协助招抚。看来杨鹤的 招抚，虽然是权宜之计，却没有违背中央的决策。 问题的关键在于，朝廷对于陕西“流寇”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是乌合之众，是地方措置适当。其实不然，它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政治腐败加上天灾人祸，社会早已病入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无以为生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在这种情况卜，“剿”不但不能治标，反而刺激矛盾更加激化；“抚”的调理作用在连年灾荒的打击下，迅即化为乌有。时局发展的总趋势，预示着杨鹤“招抚”的必败下场。他在谋求注定失败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 杨鹤当然希望出现奇迹。他匆忙招安了陕西最具战斗力的造反武装首领神一魁，还特地在宁州城举行了招安庆典，在宁州城楼上设置龙亭，令降兵头目叩头顶礼，三呼万岁。然后要他们抬着龙亭，在“圣寿无疆”、“太平有象”两面杏黄旗导引下，进入杨鹤的总督衙门，让他们听皇上的“圣谕”。礼毕后，杨鹤带领他们前往关帝庙杰香发誓。途中，降兵们争先恐后扛抬杨鹤的轿子，欢声雷动。七天后，神一魁拜见杨鹤，杨鹤宣布赦免其罪，并授予守备官职，发给降兵饥民印票，遣送回乡。杨鹤为了表明诚意，下令官军安营休息，不许枉杀降兵，使神一魁的部众处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杨鹤要他们投奔官军或解甲归田，他们大多阳奉阴违，安然如故。其后果是严重的。正如文秉《烈皇小识》所说：“群盗自是视总督中儿戏。”问题在于，成千上万的造反大军一旦接受招安，如何安置，十分棘手，到处是灾荒，少量赈济根本不解决问题。 根据杨鹤命令，安置神一魁部众的延绥巡抚洪承畴为此大叹苦经：解散安插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村落全部成了丘墟，数千之众，无居无食，何以度生？押回未必尽回，散又无处可散，实在是千难万难。奉命前往陕西赈济的御史吴［生生］也看到了症结：“流寇”中多饥民胁从，如不解散，那么赈济毫无益处。现已下招安令，然而招安不难，解散真难。解散之难在于，使叛军还军伍，要按月发饷；使饥民返还原籍，要发给种子，使之安生。他还指出，陕西之乱起于灾荒，招安以后，如果不稍微赈济，“是出之死地，终不能予以生全”。他希望朝廷继续拨发银两赈济，但得不到回音。 因此不断出现“倏抚倏叛”的现象。一些先前接受招安的小股造反武装，重新起兵反叛。官员们纷纷指责杨鹤主抚不主剿，导致局面难以收拾。 杨鹤经受不住重压，精神趋于崩溃，向皇上请求辞职。他痛苦万分地说：臣自历任三年余，无一日不在多凶多惧之中，未尝一日称病请假。由于军情紧急，惊吓忧虑，食不下咽，遂成毁食之症，日复一日饮食不进，形容渐柘日食薄粥渐觉喉间窄小，胸中如已有一积块不化。臣焦头烂额，愈病愈忧，愈忧愈病。倘蒙皇上哀怜，容臣回籍调理，留臣未死之身，使臣子杨嗣昌尽瘁危疆，亦臣所以忠于皇上！杨鹤的这篇奏疏写得哀怨凄苦，希望能够从陕西全身而退，愿以儿子杨嗣昌代尽一片忠心。 然而皇帝却不为所动，给他的批复冷冷的几个字：“已有旨了，该部知道。”所谓：“已有旨了”云云，是指半个月前他所下达的圣旨：“还着悉心料理，不得遽求卸担。”此时已经升任陕西巡按的吴［生生］，在背后捅了一刀，弹劾杨鹤“招抚失策”。杨鹤如果不能有所作为，处境岌岌可危。 不料，一个月还不到，神一魁手下的两名大头目，带兵北上攻占军事重镇宁塞。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内外舆论哗然，主剿派气势汹汹向主抚派大兴问罪之师，原先的主抚派也看我使舵，谴责杨鹤。曾经支持杨鹤的吴［生生］摇身一变，极言“抚局”之害，谴责杨鹤“主抚误国”。 崇祯皇帝大为震怒，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杨鹤总制全陕，何等军权！乃的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这种革职查办的处分，未免有失公允。杨鹤“抚局”的大政方针是得到皇帝认可的，也体现了皇帝的主抚思想。但是到了追究责任的时候，杨鹤再搬出这些谕旨，已经无济于事了。 杨鹤曾经希望皇上从宽发落，“愿以子代尽一片忠心”，杨嗣昌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逮捕杨鹤的命令是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在北京附近担任册海关内道右参政的杨嗣昌，于三天后接到邸报（官方新闻公报），立即向皇帝上疏，请求“代父承罪”，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这点上，从轻发落。皇帝不为所动。而远在陕西的杨鹤接到这一圣旨，已经是十月十一日了。接旨后，他立即上疏申辩，一方面指出：臣出任总督，原非其据，委婉地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另一方面指出，赴任以后，朝廷不断从陕西三边抽调军队保卫京师，致使当地兵力单薄，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招抚政策。这些话并非托词，都有事实根据，但是要皇帝分担责任，是官员们最为犯忌的做法。杨鹤的事之所以无法挽回，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不久，杨鹤遣戍（发配）江西袁州。崇祯七年（1643年），皇帝提升杨嗣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委婉推辞：臣父杨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向心复居此职？其实是希望以宽赦父亲之罪作为一个交换条件。皇帝在答复杨嗣昌时，嘉奖他边略娴熟，足堪胜任三镇总督，不准推辞；对于宽赦杨鹤之事，根本不予理睬。 崇祯八年十月，杨鹤死于袁州戍所。家人把噩耗奔报在长城边防的杨嗣昌，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后，始终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复，他向皇上请求，恢复亡父的官衔，否则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皇帝大概考臣到杨嗣昌地位重要，居然松口：“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实际上无异于表示先前对杨鹤的处分有所不当，以此来激励杨嗣昌尽忠报国。联系到日后杨嗣昌死于疆场，杨氏父子为崇祯朝平定内乱，可谓鞠躬尽瘁了。 崇祯皇帝也确实器重杨嗣昌，以为人才难得。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书几乎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当洪承畴、卢象升忙于在中原战场全力对付“流寇”之际，崇祯九年六月，满洲铁骑突然越过长城张凤翼身上。为了逃避指责，张凤翼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然而一败再败，张凤翼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办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军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一命呜呼，逃避了下狱论死的难堪。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如法炮制，自杀身亡。 张凤翼自杀后，崇祯皇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总督、现丁忧在家的杨嗣昌。按照当时惯例，父母死亡，官员必须在家服丧守制皇帝鉴于形势紧急，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径直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文职，逐步升任宣大总督。因父死于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三次恳辞不许，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此人颇有才华，办事干练，广泛涉猎文献，对前朝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堪称是明大臣中的佼佼者。因此当皇帝召见时，他与其他大臣的拘谨木讷截然不同，毫无拘束地侃侃而谈，令杨嗣昌感恩戴德，接连不断地向皇上条陈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就把“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作为治国方针提出。杨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铁骑两次南下所显示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是战略上无法回避的抉择，也是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提出六项当务之急，其中之一就是“灭奴先灭寇”－－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似乎过于空洞。杨嗣昌则不然。他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写得颇有深度，首先从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开宗明义就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今天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但是只要不因人废言，设身处地观察晚明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安定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在当时朝廷中江无异议，分歧只存在于攘外的策略方面。 为此必须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对于杨嗣昌在赋税中加派军饷（剿饷）的建议与做法，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抨击。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流寇志》中对此评论道：杨嗣昌加派军饷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国“。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其实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邹漪《明季遗闻》所说，把”加饷殃民“作为杨嗣昌的罪状，恐怕未必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卢象升督师已经建议请行，设身处地，不必苛求。 杨嗣昌增兵增饷是为了”安内“，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陕西、河南、湖广、风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那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杨嗣昌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在此后一年中，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的湖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廷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十八人逃往商洛山中。至此，造反大军已扑翦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望到尽头了。 就在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在攘外与安仙的两难抉择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表势发生剧变，错失安内大好时机。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洲武装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皇帝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洪承畴、孙传廷奉调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由于中原兵力全部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又不及时回访，致使中原空虚。在湖广谷在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委任杨嗣昌以内阁在学士身份，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再度把”安内“放在”攘外“之上。然而”安内“的最好时机已经错失，而且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集结于北方长城一线。杨嗣昌要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官，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下场。然而这幕悲剧的开场却是极富喜剧色彩的。九月初六日，皇帝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这位督师大学士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皇帝听杨嗣昌念罢，笑着说：”朕为卿赠行。“他的诗巧妙借用典故，预祝这位盐梅上将马到成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杨嗣昌不仅推崇备至，而且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一扫寇氛从此靖“。 打了一点胜仗以后，皇帝又给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亲笔手谕：”谕督师辅臣：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字里行间流露出皇帝对这位督师辅臣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也挂在心上。在此之前洪承畴、卢象升曾屡次打过大胜伏，从朱见皇帝如此动情，唯独杨嗣昌有此殊荣。对于杨嗣昌而言，皇恩浩荡之外又有亲如家人的牵记，令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直至以死相报！ 杨嗣昌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玛瑙山大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他自己间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在与下属关系的协调中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与骁勇善战的左良玉关系搞僵，是一大失策。原先杨嗣昌再三向朝廷保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又想让陕西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结果，两面不讨好，失去了左、贺两名大帅的信赖。 不独左、贺领兵消极观望，那些总督、巡抚为了保存实力，都想从围剿中抽身，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后，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团团转，束手无策。 为了分化瓦解，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张献忠针锋相对，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在心里较量上，杨嗣昌明显处于下风。 张献忠是运动战高手，半年之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川，杨嗣昌老是指挥军队在后面追赶，根本无法交锋。正如张献忠在打油诗里讥讽的那样：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露出了危机。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在河南突然攻下洛阳，处死了当朝皇帝的亲叔－－福王朱常洵，把这个体重三百六十斤的大胖子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和鹿肉放在大锅中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了一场”福禄宴“（谐音福王与鹿）。消息传到宫中，崇祯皇帝大为震悼，停止上朝三天。近日来，他一直在为其他藩王担心，唯独不担心分封在襄阳的襄王，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正当他在武英殿向左右近侍询问开封的周王近况如何时，忽然宗人府官员传进襄王府福清王（襄王次子）的紧急公文，他大惊失色，拍案而起，喃喃地说：果然，襄王也不免于难了么？打开奏章一看，果然如此：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的军队攻放襄阳，南门起火，一城糜沸，初五日，襄王在西门城楼被杀死，然后放火烧城，肢体化为灰烬。皇帝的悲恸，不仅是远房叔祖朱翊铭之死，而是感慨于于形势的剧变。令他不解的是，杨嗣昌为何至今不不向他报告此事？ 其实此时杨嗣昌已经病入膏肓了，崇祯十三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隐给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馨尽，心亦忧煎，不知死所。“他的病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自从奉命督师以来，这位盐梅上将除了玛瑙山大捷，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部将不听调遣，被张献忠牵着鼻子走，狼狈不堪。而皇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班师回朝。心力交瘁的杨嗣昌终于一病不起。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用，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襄阳方面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的军队已经到达当阳。张献忠派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 天明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喊：”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慌忙讨好：”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 张献忠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说罢，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兰阳王母徐氏等四十三人。 杨嗣昌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他从水路沿江而下，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夷陵（宜昌），方才得知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不禁大恸：无脸再见皇上！原本身患重病的他，遭此惊吓，顿时绝望，饮食不进。赶剑荆州沙徐家园，便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古代理。万元吉问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 二月初一日，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崇祯皇帝得到杨嗣昌的死讯，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感叹：”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舆论却一致谴责杨嗣昌，主张追究责任。皇帝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皇帝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朝五十名内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 第十四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第一节 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毛文龙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 确实，毛文龙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犹如跑龙套般地一闪而过，没有给人留下甚么印象，彷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不过他本人倒并非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是明朝止式任命的驻守鸭绿江口战略要地的东江总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鲜的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崇祯二年他死在督师人人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由于袁崇焕的赫赫威名与耀眼光环的笼罩，毛文龙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来的本真面目。到了历史学家笔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早在20世界40年代就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筚路蓝缕，从漫无头绪的史料中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人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以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按：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大启皇帝在渝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在皇太极继位后与之多次联系，相约和好，以维持边界安定。由于他的这种独特地位与作用，崇祯皇帝即位后，继承先帝对他的优容方针。 然而朝廷中也有一些大臣以为毛文龙拥兵跋扈，千方百计对他加以掣肘。毛文龙对于自己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向皇帝表示不满。崇祯皇帝对他劝慰有加：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皇上，认为这是把皮岛一地兵员作为他辖境诸岛兵员总数，太过于昧良心。崇祯皇帝也不同意户部这种做法，在给毛文龙的批复中说，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显然，皇帝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口实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平心而论，虚冒军饷是当时边防各镇的普遍流弊，并非毛文龙所独有。何况，毛文龙为了应付皮岛等岛屿以及金州驻军的开支，除了朝廷固定军饷外，还从经商收入中每月拿出白银十万两尽充军饷。因此崇祯皇帝所说“准得以糜饷为借口”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崇祯元年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却不如此看问题。袁崇焕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他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在离京前，他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定辽东事宜时，并不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所采取的的基本态度又是非常冷酷的：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作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首先在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在这种背景下，他中严海禁：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而先前由天津所运的粮料，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必须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无疑给毛文龙致命一击。 毛文龙只得向皇帝申诉：自从受到几十份奏疏诽谤以来，早已心如死灰，只因圣恩未报，才力疾以做未完之事，这是臣的愚忠，并非栖栖恋位。谁知袁督师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船畏法不敢前来，故而部下士兵慌忙说：是拦喉切我一刀。 “拦喉切我一刀”，道出了毛文龙对袁崇焕的看法。崇祯皇帝对此没有表态，他有他的难处，当他任命袁崇焕为督师时，已经授予他尚方宝剑，可以全权处置蓟辽及登莱天津一切事宜，当然包括东江在内。毛文龙见皇上没有表态，再上一疏，倾诉他孤撑海外的苦衷：责臣虚冒军饷，是朝臣终于未明，而使臣心终于不白。并非臣冒领军饷贪图金钱，只不过力图恢复辽土。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唯命是从，岂敢哓哓取憎？实在是文臣误臣，而非臣误国。毛文龙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祸变，所以对皇上慨乎言之：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这是他对袁崇焕此番督师的总体评价。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看来并非耸人听闻之词，因为毛文龙讲此话时已经离死期不远。事实就是如此。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受命督师辽东，为何不调动一切力量一致对外，而要同室操戈呢？崇祯皇帝只好充当和事佬，因为他已经承诺只要袁崇焕实现“五年复辽”的大计，一切可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加掣肘，所以他只得淡淡地答复毛文龙：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时隔不久毛文龙就身首异处，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据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后向皇帝报告：自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毛）文龙有死无生矣。可见衰崇焕要杀毛文龙早已成为定局，他先前所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前半句不过是一个幌子。他曾在皇帝面前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手持尚方宝剑，统揽辽东军事大权，不能容忍再出现那种“经抚不利”的互相掣肘现象，因此他要求朝廷撤销辽东巡抚与登莱巡抚两个建制，对于一向不听节制的毛文龙当然不能坐视。然而毛文龙不仅有一支独立的武装，而且深受皇帝信赖，除了用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别无他法。 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龙工于心计，而且督师的官衔和权力也使他处于主动地位，精心策划了一个圈套，让毛文龙来钻。为了麻痹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毛文龙到底是一介武夫，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为何不在宁远自己的地盘将毛文龙擒杀？那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他决定深入海岛，到穴中擒虎，便与毛文龙约定，在双岛再次会晤，兼带检阅东江官兵。 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抵达距旅顺口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的双岛，次日毛文龙从皮岛赶来，双方拜会与回拜，礼尚往来，丝毫看不出有何异常。 六月初三日，袁崇焕弃舟登上双岛检阅军队，毛文龙率东江将官列队欢迎。次日，毛文龙设宴为督师大人接风。席间，两人密谈至晚间，据《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奏报，内容如下。 袁试探道：“久劳边塞，杭州西湖尽有乐地。” 毛应答道：“久有此心，但唯我知灭奴孔覈，灭了东夷，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也。” 袁：“朝鲜不勤远略，当有代劳者。” 毛：“此处谁代得？” 看似闲聊，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火药味，袁督师要毛帅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毛帅则反唇相讥，大有此地舍我其谁的意思。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双岛召集毛部将士，犒赏随毛前来的三千五百人。毛文龙进入袁崇焕营帐面谢，袁崇焕要将官们也进来，逐个询问姓名，不料都说姓毛，毛文龙在一旁解释：俱是敝户小孙。袁崇焕说：你们那里都姓毛，是出于不得己。这样好汉人人可用。我宁远前线将官有许多俸禄，士兵有许多粮饷，仍然不能温饱，你们海外辛苦，俸禄不足以养家糊口，情实酸痛。你们受本部院一拜。为国家出力，自后不愁无饷。这一席话既有同情又有煽惑，不加掩饰地流露了要收拾毛文龙，整编其军队的意思。 眼看时机成熟，袁崇焕便单刀直入向毛文龙兴师问罪：本部院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那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大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 不容毛文龙申辩，袁崇焕立即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一，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二，全无战功，却报首功；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四，侵盗边海钱粮：五，自开马市，私通外夷；六，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七，劫赃无算，躬为盗贼：八，好色诲淫；九，拘锢难民，草菅民命：十，交结近侍；十一，掩败为功：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即使袁崇焕所说全是事实，这十—二条中也只有二三条够得上称为罪状，其余各条大多为官场和车队的通病，并非毛文龙所独有，如果以此定“当斩之罪”，那么当斩的官僚、将领多得很，何必非斩毛文龙不可？况且毛文龙毕竟有牵制后金（清）军队的功劳，这是令毛文龙和旁观者难以心服口服的，然而此时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袁崇焕说完十二条罪状之后，面向京城方向请命：“缚文龙，去冠裳！” 一向桀骛不逊的毛文龙岂肯在自己的地盘就范。袁崇焕申斥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朝廷一个首将。尔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尔罪岂不应死？接着向在场的毛部将士大人声说：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部院不能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愿试尚方（剑）以偿尔命。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其实他早已命随行的参将布置停当，毛部将士已无反抗的可能。众将官相视火色叩头哀告。毛文龙以为处死他是皇上的旨意，只得求饶：文龙自知死罪，只求恩赦。 袁崇焕毫不松口：你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你，尔江一块国土非皇上所有。说罢，朝西叩头请旨：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然后取下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将毛文龙斩于帐前。 一代枭雄威震辽东的总兵，没有死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手下，而死在督师钦差的尚方宝剑之下，对于毛文龙而言是悲剧的结局，对于袁崇焕而言是悲剧的开端。 待改编了东江军队后，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了祭礼，在他的灵柩前拜祭道：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 袁崇焕离开双岛，经旅顺口返抵宁远后，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奏疏——《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在列举毛文龙的罪状及处斩的全过程之后，向皇上流露出惶恐的心情。尽管皇上赐予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但毛文龙也有先帝赐予的尚方宝剑；生手，与一般总兵地位迥异。大敌当前，未经请示，竟然擅杀一名大帅，此事非同小可，无怪乎他要“战惧惶悚之至”，“席藁待罪”了。 崇祯皇帝获悉此事后，大为震惊，考虑到毛文龙既然已死，目前正要倚重袁崇焕收复辽东，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支持袁崇焕，表示“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这一事件的处置，对于崇祯皇帝而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已把辽事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由他全权处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处夕E毛文龙自然难以问罪。他只要求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听任他便宜行事。 对于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人错特错，于己于国都无好处。 于己，他在杀毛文龙时曾发誓：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但是恢复辽东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观五年复辽的承诺，那么只有一死。一语成谶，不幸而被言中，袁崇焕果然比毛文龙死得更惨 （将另文细表）。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袁氏）杀岛帅（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于国，临敌斩帅乃兵家大忌，内部窝里斗的结果，使皇太：吸发兵南下没有了后顾之忧，不费一兵一卒而坐收渔翁之利。毛文龙所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并非夸张之词。夏允彝《幸存录》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止的：“（毛）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按：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袁崇焕杀毛文龙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但是从全局看，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清）是一大威慑力量，是他们南—卜进关骚扰的后顾主忧，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对此，袁崇焕也不否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 尽管皇帝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不予追究，但是朝廷有关方面官员还是进行了委婉言批评。 《明清史料》所收的两个题本最能说明问题。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说：毛文龙所控制的旅顺附近的金复海盖四州，实为要地，与宁远可以呼吸相通，倘驻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声势，战时可以探虎穴。兵科给事中宋呜梧也说：兵法讲究犄角以牵制，多方以误之，当后金全师出击时，如能分疲其势，就能使其攻捣徒劳。如能掌控复州盖州以及东江一带，以窥辽沈，尤为全策。都旁敲侧击地肯定了毛文龙及其辖地在牵制后金（清）军队方面的战略作用。 止因为如此，后金（清）方面早就把毛文龙视力眼中钉，对他软硬兼施，但征讨与招降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后发生的“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清）就可以肆尢忌惮地长驱南—卜，足以令人深省。 当时的一些官员已经看到了袁崇焕杀乏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联系。候补科阮震亨在传闻毛文龙部将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惊忧：弹丸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为明朝大患，扬帆上下，可以无所不攻。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也以岛兵告变，指责袁崇焕假公济私，毛文龙无罪就戮，为今之计，应当尽快把在京师的毛文龙之子派去安抚。但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哗变，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不像袁崇焕所说只会冒饷不会宁丁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武装。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杀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节 袁崇焕之死 明末的辽东战场，努尔哈赤的后金（清）军以叫咄咄逼人之势，攻城略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在此风云激汤之际，堪称中流砥柱者，大概非袁崇焕莫属。 在他之前，兵部侍郎杨镐出任辽东经略，不但没有收复火地，反而遭到空前惨败。继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以固守为上策，稳定了局势，但是被卷进了无谓的内耗中，遭诬陷而罢官。取代他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义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与辽阳的相继沦陷。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互相掣肘，终于导致“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惨败。由于王化贞有“阉党”背景，熊廷弼就成了替罪羊，落得个斩首后义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继任辽东经略孙承宗颇想有所作为，不意遭到“阉党”攻击，被迫辞官归乡。新任辽东三经略高第态度消极，撤退山海关外守军，努尔哈赤亲率主力进犯宁远（今辽宁兴城），镇守宁远孤城的袁崇焕宁丁了一个人胜仗，声名人震。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万历四十七年进十，天启六年山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卜，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刺血为——书激励十兵，指挥唐通判用红夷人炮击中努尔哈赤的黄龙幕帐，迫使努尔哈赤退兵。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屡战屡败的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纂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人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努尔哈赤自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宁远城—卜败北，忿恨而归，不久就病死于沈阳。之后袁崇焕又在锦州、宁远再次挫败皇太极，天启皇帝欣喜若狂，在谕旨中称：十年积弱，一旦挫其狂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扭车专十年积弱，力挫敌人狂锋的大将，竟然遭到专擅朝政的魏忠贤的忌恨，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迫使他辞官而去。 崇祯皇帝即位以后，为了扭转辽东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添注左侍郎。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请求皇上重用袁崇焕，他对袁的评价独具只眼，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种品格，在当时的朝廷人臣和封疆人吏中十分难得，要在辽东力挽狂澜，非袁莫属。崇祯皇帝接受这一建议，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把辽东军政全权委托给他。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廷臣与袁崇焕，讨论辽东事宜，希望袁崇焕能够提出令人振奋的平辽方略。袁崇焕对于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假思索地回答：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听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不仅皇帝高兴，连在一旁的内阁辅臣们也莫不欢欣鼓舞，以为袁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然而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却显得相当冷静，趁皇上暂退便殿稍憩之机，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复辽”的方略。不料袁崇焕并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而是若无其事地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许誉卿听了人吃一惊，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怎么办？ 袁崇焕自知失言，待御前会议继续逆行时，急忙对“五年复辽”之说加以解秆，提出许多前提条件，诸如钱粮与武器必须悉心筹措，用人必须得心应手，件件落实才行。皇帝马上交代户部、户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办。接着袁崇焕义提出言官舆论问题：以臣之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致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皇帝听得注，不由得站了起来，问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仆可提了，皇帝督促他立即出关，并赐给尚方宝剑，嘱咐他：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 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为了恢复辽东，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儿乎言听计从。袁崇焕看透了皇上这种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复辽的方略“聊慰上意”，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按照当时的形势及力量对比，“五年复辽”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如同梦呓。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万历末年萨尔浒之役后，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朝控阻后金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遑论收复失地（王吴：《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载《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这种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酿成了袁崇焕日后的悲剧。清初的历史学家张岱在为袁崇焕作传时，把他的性格弱点与悲剧遭遇联系起来：“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话说得似乎有点刻薄，但切中了要害，颇堪同味。 一年后，监察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时，评论道：袁崇焕对陛下说“五年复辽”，臣心壮之，且服之。窃以为督师之语并非他平日那样胸有成竹，而是目无全牛。恐怕是迫于陛下一时之顾问，只得猝然以对。事实确实如此，在御前会议两天后，袁崇焕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疏，详细陈述他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一句是守为止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这一战略方针强凋的重点是，同守、征战、和议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同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议，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袁崇焕陷入了自己制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无法自拔。 深知袁崇焕在君前“浪对”底细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在袁崇焕上疏两天后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边臣，显然是有所指的。他说：可以拔除向来积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风气的，只有法律。他援引辽东战场上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丧师的先例，指出近来用人过滥，封疆人吏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参驳弹劾，按律逮治。皇帝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给袁崇焕预示了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犯的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是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并且再一次夸下海口：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诛文龙者诛臣。但是恢复辽东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那么只有一死以谢皇上（参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清）军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很快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满洲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并关、马兰峪，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阻击，就抵达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县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不日即可威胁京都。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 长城以南的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是无可置疑的。袁崇焕的重点是治兵关外，但他毕竟负有督师蓟辽的重任，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住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是由蓟镇总兵凋任山海关总兵的，虽然熟悉蓟镇情况，但创促应战，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激战中阵亡，全军覆没，形势顿趋严峻。 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焕亲自率领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关增援。次日又凋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他随即部署：以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镇守山海关，参将杨春镇守永平，游击满库镇守建昌，参将邹宗武镇守丰润，游击蔡裕镇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守护皇陵，宣府总兵侯世禄镇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与辽东总兵祖人寿镇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应援。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对袁崇焕过分收缩于京都外围的消极防御部署，有不同看法，他赞同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同退守昌平、通州一线。 这是一个错着。另一个错着是，当他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居然率兵跟蹑。理应抢前阻击，而非跟蹑。于是乎，敌兵接连攻陷京城东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袁崇焕一错再错，十一月十五日赶到河西务，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现在舍弃上策，先是跟蹑，后义退保京城，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此举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朝廷上下这种不信任气氛，被后金（消）方面巧妙利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后，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满洲铁骑进入内地。这一密谋颇类似《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伎俩并不高明，策划者是后金章京范文程。据《东华录》与《清史稿》的记载，皇太极在广渠门战败后，嘱咐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今日撤兵，乃上（按：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按：指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太监佯卧窃听，默记在心。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情报就传到崇祯皇帝那里。皇太极的这一招，在“都人竞谓崇焕召敌”的气氛中，是极易奏效的。文震孟在他的《文文肃公日记》中，隐约流露了些许端倪：“（十一月）十八日，闻袁督师至城下。义云是奴酋奸细伪为袁者，忧惶殊甚。十九日，至朝中，汹汹而已。”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所说更为具体：“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兵部尚书特地招募名叫沈文学的人进入袁营探听虚实，沈对袁说：“天子新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同知公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且公枉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争脔公，可不畏欤！”这段话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是当时朝廷上下“疑其有外心”；其二是将来的下场很可能是“天下争脔公”。不幸而被他言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人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可能已经获悉太监杨某的情报，但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对于袁崇焕极力夸张敌军不可抵挡的说法，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袁崇焕披上。皇帝其实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只是隐而未显而已。 以后几天，北京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崇祯皇帝作了一系列布置，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名以上是讨论军饷事宜，实际上是宣布将他逮捕入狱。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令袁崇焕大惊失色，也令同时应召的将领们出乎意料。崇祯皇帝直截了当地责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兵犯阙以及射伤满桂三件事情。这含沙射影的背景便是所谓“密约”。袁崇焕其实并没有和皇太极订立什么“密约”，对于皇上的简单问话，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皇帝以为他默认了，不由分说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的朝服脱去，扭押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镇抚司监候。 对于皇帝突如其来的这一重大举措，内阁辅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皇帝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山来，他是有不得已苦衷的，又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公然摊到桌面上，所以当他与督师人学士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袁作为督师的失职，丝毫未涉及其他因素：“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义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获悉此事的感想反映了廷臣的忧虑：“十二月一日……忽闯上召袁崇焕督师，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抚戎。已，闯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 确实，崇祯皇帝忽略了主帅被逮后辽兵的动向，这是一个潜在危险。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向兵部尚书及时提醒：辽兵无主，不败即溃，今日之上策，莫若释放袁崇焕以维系军心，责成他驱逐敌军出境以自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兵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戴，机人寿又与满桂有过节，袁督师被逮，要他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在十二月四日一早悍然率部离京，回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撤退，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脱离战场，形势堪忧。 崇祯皇帝接受兵部尚书粱廷栋的建议，命令内阁六部等官员前往狱中，开导袁崇焕顾全大局，阻拦祖大寿东行。袁崇焕欣然从命，写了言辞极其恳切的书信，要祖大寿顾全大局。手持袁崇焕蜡书的的信使昼夜兼程疾驰，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祖大寿年逾八旬的老母果断地劝儿子率军回师北京，立功自赎并救袁督师。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挥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皇帝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及至听说收复失地皆辽兵之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出“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所谓“蛮子”是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妮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僚唯恐天下不乱，乘袁崇焕被逮之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清查阉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名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山东道御史史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劾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与督师大员商议平辽方略，是内阁辅臣的份内主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人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不着边际地捏造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擅权主款”云云。 皇帝接到这一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不加核实便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皇帝在平台召见文武人巨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他在列举袁崇焕种种罪状之后，以咨洵的口气问道：法司如何定罪？人臣们都不敢造次，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皇帝见人家并无异议，随即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致死。 袁崇焕之死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袁崇焕绑赴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瞠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忧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这种事例的一再出现让人们寒心：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 袁崇焕死后，他的兄弟妻妾被流放到福建，家财没收。《明史·袁崇焕传》如此写道：“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读来令人感慨唏嘘不已。如果说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一大错误，那么崇祯皇帝误杀袁崇焕是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杨士聪《玉堂荟记》说：“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清中一代宗师孟森1936年著文《明本兵粱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对袁崇焕被杀一事议论道：“（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遂以便宜诛毛文龙。于是崇焕一身，在明诋为罪大恶极之人，而清太宗反间之计得行。阉党余孽，媒孽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功罪一日不明。“一个罪不致死的有功之臣遭到他所效忠的朝廷如此不公平对待，面且从崇祯一直到南明，始终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令人心酸。 袁崇焕之死，难道仅仅是他自己的悲剧吗？ 第十五章 “勤政”之君偏亡国 今又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也是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年代。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子时（凌晨），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在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由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自缢明朝灭亡。那一年正好是甲申年，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之变。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即2004年5月7日，恰好是整整三百六十周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淮北农民的儿子，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他的后代、明朝第十六代皇帝朱由检竟然会被陕北农民的儿子李自成逼上了死路。紫禁城的国号由大明变成了大顺。然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在紫禁城的日子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四十天以后的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从北京仓惶撤退。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进入紫禁城。短短的一个多月，国号由大明改为大顺又改为大清。虽然南方有南明小朝廷．在苟延残喘，但已经改变不了改朝换代的事实，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了。 对于一个甲申，史家们应该是有话可说的。或者从李自成的角度，或者从朱由检的角度，或者从多尔衮的角度，都有话可说。我只想说说崇祯之死。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岁（虚岁）。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中有的人阖家自尽，或自缢，或投井，或自焚，义无反顾地表达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为了延续明朝的国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换门庭，走上归顺新朝的坦途。因此各色人等对崇祯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已故的崇祯皇帝的盖棺论定，还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 康熙初年，协助浙江学政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对崇祯这位亡国之君是赞誉有加的：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陨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看得出来，这位陶庵先生对崇祯是颇有好评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推崇，还指出了“先帝”的两大失误。其一就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允许人臣动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终于导致九边军十数年无饷可领，无衣可穿，何以羁縻天下！其二就是过于刚愎自用，“焦于求治，刻于理财，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陶庵所说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评崇祯不准动用内帑银两用于军饷，以致军队士气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实。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记载，李自成从宫中搜出的金银是惊人的：“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如此庞大的积储，何至于发不出军饷！许重熙还说：“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他不好意思批评“先帝”吝惜，只能假定他并不知道内帑的家底，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令他感到怅惘的事。 康熙年间蜚声文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就是：庄烈帝（即崇祯）并非亡国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国的责任。他说：“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他分析道：“大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他的意思是，如果当时能够与清朝议和，抽出身来全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以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这三员大帅的精兵，用于东征（与清朝作战）虽然不足，用于西征（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却绰绰有余。那样的话，其结果就不一样了：“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的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仔细考察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皇帝而言，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流寇长编》的作者在自叙中所说：“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人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大臣们并非不知道“攘外”与“安内”两线作战决不是上策，但谁都不敢提倡与清军议和，全力对付“安内”战场。 崇祯十年，这个僵局被杨嗣昌打破了。正在家乡披麻戴孝“守制”的他，被皇帝夺情起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兵部尚。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犬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摆脱内外交困的三人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杨嗣昌把“必安内方可攘外”，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胆识。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也提出过“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失之空洞，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杨嗣昌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无怪乎崇祯皇帝要拍案叫绝：“恨用卿晚！” “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治准则。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时，就明确地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人们决不会以此谴责张居正大节有亏。杨嗣昌此时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当然并不是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突破长城要塞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几天以后，他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再次展开分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设身处地从明朝政局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那么，杨嗣昌所提出的“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崇祯皇帝采纳了杨嗣昌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在一年半时间里，剿抚并用，先后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白成等部，取得了可观的战绩。然而就在这时，崇祯十一年五月，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边关，直逼京师附近的近畿地区，朝野震动。这次清军南下，与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形势大不一样，当时陕西的农民军不过是小股零星武装，所以各地勤王军保卫京师，危机很快过去。今非昔比，此时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京师危急，朝廷调集五省常备军以外，还动用了北方边防军，迫使清军撤退，但是留下了隐患。朝廷误以为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已经接受招抚，李自成等部已经惨败，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既定方针，把多年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部队全部凋往北方边境，全力对付清军。中原兵力一旦空虚，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湖广“重举义旗，李自成从商雒山区挺进河南，与张献忠遥相呼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朝廷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中，丧失了主动权，不得不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困境，崇祯皇帝不得不任命杨嗣吕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代替熊文灿督师湖广，围剿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结果一无成效，张献忠大下襄阳，处死襄王；李自成打下洛阳，处死福王。疲于奔命的杨嗣吕深感有负皇帝重望，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病死于沙市。“安内”以一败涂地而告终，从此再也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局面。 “攘外”也是如此。崇祯十四年，朝廷调集几乎全部精锐兵力，由屡建战功的洪承畴统率，在辽东与清军展开战略决战。由于朝廷中枢指挥失误，全线崩溃，松山陷落，一向骁勇善战的洪承畴成为清军的俘虏，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种被动情况下，崇祯皇帝再次意识到“必安内方可攘外”，秘密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和谈，企图腾出兵力来“安内”。正当讨价还价的谈判进行的中途，妥协退让的谈判条款无意之中泄漏，舆论哗然：“堂堂天朝，何至讲款！”要求皇帝严惩“擅作主张”的陈新甲。了解内情的内阁首辅周延儒不肯出面澄清事实真相，为朝廷分担责任，一切压力都落到皇帝身上，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得已改变初衷，处死替罪羊陈新甲，以平息舆论。清朝方面以毁约为由，再次发兵南下。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皇帝已经无牌可打了，内外交困的形势日甚一日。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陕西进入山西，直逼北京。面对李自成咄咄逼人的攻势，皇帝与大臣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三项对策，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代帝出征，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土地，就当了农民军的俘虏。南迁议而不决，大臣们准也不旨承担放弃京都“逃跑”的责任。勤王阻力重重，因为唯一可以“勤王”的只有山海关外的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但是抽调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放弃关外大片领土，大臣们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推诿拖延。迫使皇帝自己下令征调吴三桂入关，但为时已晚。三月十六日吴三桂入关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到达北京附近的昌平，当三月二十日吴三桂抵达唐山西面的丰润时，北京早已在前一天陷落了。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北京城。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彰义门，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即开启。到了夜间，各个城门全部打开，炮声停息，农民军控制了全城。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霏霏，仿佛预示着一个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崇祯皇帝带了心腹太监王承恩跑到煤山（景山）上，四处了望，确认内城已经陷落，才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事宜。他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然后安排太子及另外两个皇子化装，由太监带出宫去躲避，为明朝留下一线香火。又派宫女逼懿安太后（天启皇后）自缢，并亲手用剑把十六岁的长平公主砍杀（未死）。这一切办完以后，他在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上自缢，王承恩也随之自缢。当时已经是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凌晨。 这十行动极其秘密，宫里宫外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一直到二十二日才被发现。后人根据发现此事的太监传闻，得知崇祯之死的细节：他披散的头发覆盖在脸上，身穿白绵绸夹衣，蓝纱道袍，下身穿白绵绸裤，一只脚鞋袜已脱落，另一只脚穿着绫袜和红方复底鞋。据说他的衣带上有亲笔血书，据冯梦龙《甲申纪闻》记载，血书这样写道：“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上发观了他的尸体，用门板抬下，与周皇后尸体一起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不久，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以土块当枕头，安放市后尸体，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昔日的大臣中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那些往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人臣，如内阁大学士魏藻德、陈演之流，此时摇身一变投靠了大顺，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点上他们反不如李白成。李白成作为反叛势力的代表，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改殡人行帝后，为崇祯的棺材刷上红漆，为周皇后的棺材刷上黑漆，并为崇祯换上翼善冠、衮玉及渗金靴，为周皇后也换上袍带。李自成目己还到祭坛，向帝后梓宫四拜垂泪。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投降的明朝大臣们正忙于向李自成“劝进”：尽快登上新皇帝的宝座。这头的冷，更反衬出那头的热。 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翰林院庶吉士周钟，他一面与魏大中主子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上疏“请葬先帝”，一面按照大顺丞相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换门庭张目，牛金星称赞不已，周钟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俨然牛丞相高第门生。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损朱由检“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一时间传为士林之羞。魏学濂还要“抢头功”，声称这篇文章出于他的手笔，周钟“想不到此”。对于这两人的表演，冯梦龙不胜感慨：“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 五月三日，多尔衮进入紫禁城。三天后，他为崇祯在帝王庙设灵堂，允许在京明朝大臣为先帝哭临三日。他还任命归顺的明朝大臣李明睿为清朝礼部侍郎，负责崇祯的谥号及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拟上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建议改葬梓宫。后因众人建议帝后已经葬入田贵妃坟，不必改葬，便把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思陵因此成为十三陵中规制最为简陋的一座。 顺治十四年，清世祖（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他在给工部的谕旨中，谈到了自己对崇祯的评价：“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据奉旨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兴亡了如指掌，深悉崇祯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思陵碑立在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思陵碑亭中，龙首龟趺的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上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庄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撰写的奉敕建思陵碑记。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十三陵祭扫。他的祭文镌刻于碑亭边上，祭文写道：“维帝英姿莅政，志且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袭弊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顺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清世祖鉴于明十三陵中，各陵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荒凉卑隘，特下诏重修。只因他不久病逝，修陵之事终于不了了之。 乾隆初年官方编撰的《明史》对这位庄烈帝似乎同情多于谴责：“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相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却演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历史多么不可思议！ 第十六章 钱谦益与马士英阮大铖 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总是处在两难境地，刚直不阿则为当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于是乎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为非议他的人品，而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却火之偏颇，缺乏客观公允的心态。人品与文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需要加以分析。笔者对钱谦益的才华极为欣赏，对他在政坛上不断遭到挫折深表同情，为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士大夫生存状态的无奈，感慨系之。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钱谦益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过于寡断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难以摆脱，扭曲了他的心灵。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11—35页），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一个视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 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回到常熟家乡服丧守制。这种守制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他并没有复出，在乡里整整闲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他才官复原职，很快又碰到麻烦。那就是天启元年出任浙江主考官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不久还是因此而罢官归乡。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因为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阉党骨干分子王绍徽根据魏忠贤的授意炮制《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东林人士一百零八人编入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李三才”及“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钱谦益也名列其中：“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在一场“阉党”发动的整肃异己的政治风潮中，钱谦益革职回乡。崇祯元年明思宗打 击魏忠贤及其“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钱谦益官复原职之后，很快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声望才干鹤立鸡群，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之中，引发会推阁员的“枚卜之争”。机深刺骨的温体仁：借口天启元年的科场舞弊案钱谦益的问题还未搞清，横加诬陷，使钱谦益有口难辩。明思宗不加细察，无端给了钱谦益一个革职处分。温体仁搞掉钱谦益以后顺利地进入内阁， 以后又升任内阁首辅，还是忌惮钱谦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于崇祯十年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把乡居八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无瑞蒙受不白之冤的钱谦益在狱中上疏申冤；并且通过亲朋好友为之多方奔走，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插手清查此案，真相大白：纯系温体仁陷害无辜。明思宗至此才明白，他宠信了七八年之久的温体仁原来在结党营私，痛下决心罢了温体仁的官，释放钱谦益。然而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困顿，并没有官复原职、直到六年之后，才在南明福王小朝廷出任礼部尚，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点，不过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不久，清军渡过长江，弘光小朝廷的福王、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擅离职守，自顾逃命，南京陷落，手下无一兵一卒的钱谦益无可奈何地率南京政府投降。钱谦益降清后，前往北京出任礼部侍郎，在仕途与名节的两难选择中，陷入深深的无奈与痛苦。几个月后便借口养病告假，回到家乡常熟，两年后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径，反映了失节者的忏悔以及对于名节的珍惜，他想用最后的抗清来洗刷降清的污点，结果两面不讨好，在明朝遗老遗少眼里始终是火节者，在清朝当权者眼里则是朝秦暮楚的贰臣。 钱谦益的降清，暴露了他的人格弱点，对此人们已经知之甚多。而他在弘光小朝廷的短暂政治生涯中，暴露出来的人格弱点，人们知之甚少。笔者试图对此稍加披露。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宣告延续276年的明朝灭亡了。众所周知，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于南京，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仍在南京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班子。北京陷落后，南京政府的动向，是关系明朝国祚延续的大问题，因而成为遗民关注的焦点。由于战争的因素，当时情报的传递十分缓慢。北京事变的情报传到南京，大约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间。但是南京的衮衮诸公们怀疑事变可能是“风影”，没有采取什么大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报确信”，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才邀约各大臣议论善后事宜：二十七日，南京文武诸臣才告迎于奉先殿，议立新君。新君人选有潞王朱常涝与福王朱由崧，前者稍有人望，后者则在皇室亲疏关系上有一点优势。史可法倾向于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则非福王不立，高杰、刘泽清等统兵将领支持马士英拥立福王。五月初三日，福王在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宣告南明弘光政权的正式建立。福王对拥戴他登极十分卖力的马士英的回报，是任命他担任兵部尚并且兼掌内阁实权。《小腆纪年附考》说，马士英为了排挤颇有声望的史可法，假意对他说：“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令，当无不济者。”史可法只得上疏自请前往扬州，督师江上。 马士英为了完全掌控弘光小朝廷，决意捉携他的挚友阮大铖。阮大铖，安庆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初由行人提升为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人士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此人心术不止，做事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崇祯二年清查“阉党”逆案，阮大铖列入从逆分子名单， 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判处削籍，按刑律得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也就是说今后再也不允许重登政坛。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义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所以在清查“阉党”逆案时只不过作为从逆分子而已。此人又极有才华，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颇获好评。这样的人当然不甘心永远淡出政坛。当农民军逼近安庆一带时，他为躲避战乱，来到南京这个政治舞台，充分表观自己，招纳游侠，虚张声势的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看得出来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 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尔林遗孤与复社名士。他企图利用世交侯方域（朝宗），以及晚明四公子（归德侯方域，桐城方以智，阳羡陈贞慧，如皋冒襄）这些复社名士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为此，他不惜重金，撮合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 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谈及此事，东林遗孤顾杲大义凛然地表示：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憝。随后吴顾二人在陈贞慧寓所议论此事，一致认为应该点破阮大铖“逆案”身份，捉醒与其交往的士大夫。于是陈贞慧起草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吴应箕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杨廷枢、方以智、周镳等复社成员的支持。崇祯十二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会议公推周锤、徐孚远等为盟主，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142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天启被难诸家代表黄宗羲。《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阮大铖逆案祸首的老底，以慷慨激昂的气势向世人宣布：“（顾）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俱愤，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顾）杲亦请以一身当之， 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塞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阮大铖遭此迎头痛击，从此隐匿于南京郊外牛首山，不敢再招摇过市。 弘光小朝廷建立以后，马士英想起用挚友阮大铖，与之搭档，控制南京政坛。阮大铖与马士英在《明史》中同列于“奸臣传”），两人可谓臭味相投。马士英，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阮大铖同科会试，三年后进士及第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宣府巡抚，因失职而遭造戍，流寓南京。阮大铖在遭到《留都防乱公揭》声讨以后，闭门谢客，唯独和马士英“深相结”，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何况阮大铖对于马士英的仕途升迁起过决定性作用，马士英的援引阮大铖可谓感恩回报。 事情是这样的。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据吴伟业《复社纪事》记载，吴昌时在信中说： 自从钱谦益和文震孟被排挤以后，“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于是庶吉士张溥与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冯铨、侯恂与阮大铖等人筹集白银六万两，作为买通路子的活动经费，终于使得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出任内阁首辅。由于阮大铖在周延儒复出中出钱出力，便向周延儒讨官，以洗刷自己的“逆案”耻辱。周延儒感到为难，对他说：我此行谬为东林所推，你名在逆案，可以吗？ 阮大铖沉吟良久，不得已收回请求，转而推荐马士英，周延儒表示同意。于是马士英就在崇祯十五年六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凤阳总督。这一细节见之于《明史·马士英传》，透露了周延儒与阮大铖马士英的权钱交易，马士英后来之所以能在弘光小朝廷大权独揽，这是关键的一步，他的提携阮大铖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留都防乱公揭》的巨大影响，马士英欲起用阮大铖必须消除舆论的不利因素。于是他想到了钱谦益，利用钱谦益在政坛长期不得志又急于谋求升迁的心态，要挟他以东林领袖的身份为逆案中人翻案。 关于“（马）士英入朝而逆寒白此翻”的整个过程，文秉《甲乙事案》有详细的记录。 五月下旬，马士英的亲信刘孔昭上疏攻击吏部尚书张慎言，原因就在于刘孔昭“故善阮大铖，必欲起之”，而张慎言掌握用人大权，“秉铨持正，度难破例”，便在上朝时发动突然袭击，迫使张慎言“引疾乞休”。六月初，马士英向福王推荐阮大铖，他的奏疏以“冒罪特举知兵之臣以共济艰难”为题，推举阮大铖，希望福王“赦其前罪，即补兵部右侍郎”。次日福王召见阮大铖，阮大铖为自己“见枉”做了辨白。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高弘图说：“（阮）大铖若用，必须会议。”马士英说：“会议则（阮）大铖必不得用。”高弘图说：“臣非必阻大铖，旧帝京堂必会议，乃于大铖更光明耳。”马士英说：“臣非徇私贿，何所不光明也？”高弘图 说：“何必不受贿，一付廷议，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可也。”阮大铖于是写了《孤忠被陷之繇疏》，口口声声“逆案冤及于臣”，理由是“凡（魏）忠贤窃威福，皆臣在山林息影唯恐不深时也”。马十英与之呼应，攻击持反对意见的姜曰广、吕大器等官员“护持局面，阻抑大铖”。接下来的局势演变是在意料之中的，吏部尚书张慎言罢官后，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吕大器也随之罢官，主持止义的姜曰广、刘宗周等官员先后遭到攻击。道路扫清之后，马士英于九月间挟制福王，“内批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圣旨如此写道：“阮大铖前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见，朕览群臣所进逆案人铖并无赞导实迹，时事多艰，需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渎扰。”对于这个过程，文秉评论道：“钦案问徒之人，士亡英以私交之谊，特拔之囚伍之中”，可谓一针见血。 但是马士英仍然顾忌舆论压力，难以名正言顺，便要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出面表态，为“阉党”翻案。十月，礼部尚书钱谦益写了《愚臣报国心长等事》的奏疏，在议论南明的四件大事——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的幌子下，强调“不复以党论异同徒滋藩棘，则人才日出”。 所谓“不复以党论异同”，就是说不要再谈什么“东林党”和“阉党”，只要是人才都可以用。他列举了逆案中人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等人，为他们辩护，说如果任用他们，就是“许其自新，用以成先帝惩瘴之志，昭国家平明之治，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在谈到“惜人才”’时，他提出“资干济”与“雪冤滞”两个方面。关于“资干济”，他的立论是——“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惜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 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关于“雪冤滞”，他的立论是——“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然后笔锋一转，看似不经意地带出一句：“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这可是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奏琉的要害。他的议论焦点并非区区贾继春之流，而是阮人铖，因为阮人铖已经是“内批”添注兵部右侍郎了，必须为他找到合法性依据。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强凋“不复以党论异同”，捐弃前嫌，推翻逆案，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文秉评论道：“时马阮欲尽翻钦案，擢用杨维垣诸人，以钱（谦益）为东林领袖，欲令钱疏荐，以塞众议，以爰立诱 钱，钱遂出此疏。” 钱谦益在奏疏中的立论，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他指出“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确实是晚明政治中一大问题，但是据此企图抹煞“阉党”迫害东林人士的事实，为那些卖身投靠魏忠贤的“逆案中人”翻案，为阮大铖之流宵小之徒张目，无论如何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他自己的良心。轻而言之，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而讲了昧心话：重而言之，是出于私心，晚节有亏。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谈及此事，作这样的评论：“（马）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 以（钱）谦益人望也，属荐之。（钱）谦益乃阿（马）十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钱谦益心甘情愿的被马士英利用，看来是不争的事实，其目的或许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是珍惜人才，但后果却及其严重的。 事情的发展并不以钱谦益的愿望为转移。阮大铖的“逆案”洗刷之后，并没有捐弃前嫌，而是小人得志，立即报复，人力起用逆案中人，网罗爪牙，效法魏忠贤对付“东林党”的办法，编《蝗蝻录》《续蝗蝻录》，以东林人士为蝗，复社人士为蝻，罗织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又作《蝇蚋录》，罗织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主义。阮大铖被列入《明史》的奸臣传，完全是咎由自取。为这样一个人鸣锣开道，钱谦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系到后来他的降清，我们彷佛可以看到某种互相贯穿的内在线索，那就是钱谦益的人格弱点，铸就了他的悲剧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