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之鉴
前言1 第一讲近代西方最早兴起的殖民帝国 主讲人：王加丰，1949年生，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CCTV《大国崛起》(葡萄牙和西班牙部分)审读专家。 近代社会的开端是人类的活动领域从陆地转向海洋开始的，为什么中国有能力转向海洋但不愿或不想转向海洋，而当时看来更为落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却转向了海洋，由此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讲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兴起 主讲人：陈勇，1946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CCTV《大国崛起》（荷兰部分）审读专家。 荷兰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是如何成就大业的呢？为何能一再创造奇迹？在17世纪的世界舞台上，荷兰何以能独领风骚，成为令欧洲国家羡慕甚至嫉妒的经济强国和大国的？ 第三讲英国崛起的历程 主讲人：高岱，1956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CCTV《大国崛起》历史脚本编写主持人、（英国部分）撰稿者。 英国这个只占地球陆地面积02%、人口当时仅2000多万的岛国，是如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为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从而傲视全球的？ 目录 第四讲现代法国的由来 主讲人：高毅，195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CCTV《大国崛起》（法国部分）历史脚本负责人。 与英美比较起来，法国现代化的道路为什么如此艰难曲折？它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何历史启迪？现代法国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沉沦和复兴的？ 第五讲统一的德国与德国的统一 主讲人：李工真，1952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CCTV《大国崛起》（德国部分）审读专家。 与其他所有欧洲民族相比，为什么德意志空间在民族边界上有着最大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这种特点将给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什么样的特殊难题？ 第六讲日本的图强之路 主讲人：汤重南，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CCTV《大国崛起》（日本部分）审读专家。 日本是如何由一个弱小、落后的东方封建国家而建成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大国的？又是如何由图强之路而误入军国主义歧途的？日本帝国的败亡有何教训？ 第七讲俄国（苏联）是怎样两起两伏的 主讲人：徐天新，193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CCTV《大国崛起》（俄国部分）历史脚本负责人。 俄国为什么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俄国是如何两起两伏的？现在的俄罗斯还会有第三次崛起吗？ 第八讲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 主讲人：何顺果，194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CCTV《大国崛起》（美国部分）历史脚本负责人。 美国这个仅有200余年历史的国家是如何崛起为今天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它的崛起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原因或因素推动了它的迅速崛起？ 第六讲日本的图强之路 主讲人：汤重南：CCTV《大国崛起》（日本部分）审读专家。 1940年11月生于重庆市，籍贯江苏武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中方委员。从1989年起，十数次赴日、赴韩研究、考察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主要有《明治维新史》、《日本通史》、《中日近代化比较》（日文版）、《日本帝国的兴亡》、《日本文化与现代化》、《21世纪中国与日本》、《日本军国主义论》等十余部合著、主编著作。另有《坂本龙马与倒幕维新》、《独具特色的日本近代天皇制》、《传统文化对近代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庞杂的精神糟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剖析》、《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等百余篇论文。 日本帝国，其兴速，其亡也速。其兴，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起点，犹如“彗星那样登上舞台”，骤然于19世纪末叶出现在东方，划破了屡受欧美列强殖民侵略而笼罩着亚洲的沉沉黑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给沉沦中的东方各国、各民族带来希望。……曾几何时，骄横一世、不断膨胀的日本帝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及世界人民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在1945年8月迅速崩溃败亡，“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 “让历史照亮未来”，回望日本图强之路走入歧途，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穷兵黩武而招致灭顶之灾的过程和惨重后果，总结其沉重的教训，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正确把握未来，而如果歪曲或否认历史，必将误导未来。 以改革促发展，则能真发展；以战争促发展，则发展终将失败。 日本是东北亚地区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还只是一个弱小、落后的东方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走上图强之路，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大国——“大日本帝国”。 日本帝国，其兴速，其亡也速。其兴，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起点，犹如“彗星那样登上舞台”，骤然于19世纪末叶出现在东方，划破了屡受欧美列强殖民侵略而笼罩着亚洲的沉沉黑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给沉沦中的东方各国、各民族带来希望。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志士仁人，在惊叹日本的迅速崛起之余，纷纷全方位地效法日本，欲使本国、本民族能像日本一样振兴、腾飞。日本的强国之路，的确有很多经验可供参考借鉴。然而，崛起中和崛起后的日本帝国，却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打破了东方各国人士学习日本的迷梦。成为“世界一等国”、“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新兴日本帝国，不仅与西方列强为伍，欺凌压迫东方弱小邻邦，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跃登“东洋霸主”地位后，竟炮制和抛出建立囊括亚洲、澳洲及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大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计划，其侵略铁蹄践踏了东亚、东南亚各国，更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分霸全世界。曾几何时，骄横一世、不断膨胀的日本帝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及世界人民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在1945年8月迅速崩溃败亡，“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日本的强国之路，又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警觉记取。 一、近代日本图强之路的成功 1图强成功之概括 对明治维新成功及日本图强之路成功的方面，拟用一、二、三的样式进行归纳如下。 一即一大变革。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是一次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是一个使日本真正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和发生历史命运巨变的重大的转折点，这就是一。因为原来的日本，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也就是大化革新、天皇、武士、丰臣秀吉、德川幕府等等。而真正引起世界关注，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二即两大积极成果。通过明治维新取得了两项值得称道和肯定的积极成果。第一项积极成果就是取得了国富民强，使日本社会由封建历史发展阶段开始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走向了富强之道。仅用了半个世纪，就迅速地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第二个积极的成果，就是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亚洲唯一的避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这给亚洲人民作出了一个榜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通过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努力，用值得称道的一些智慧，即顺应时代潮流，一方面开国进取，主动变革，迅速增强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抓紧一切机会，顽强地坚持与列强谈判，还利用其矛盾推进谈判，扩大效果，为“收回国权”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终于从1894年开始修改不平等条约，到1911年彻底修改了全部不平等条约。从而使日本彻底地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维护和保持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确实是凤毛麟角。 三即“三大政策”。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在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时期，提出、制定和贯彻、推行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现对三大政策的提出和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方面的各项措施及其贯彻过程稍作具体的阐述。 2岩仓使团出访美欧 1871年11月20日，明治新政府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为全权副使，组成48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另有留学生59人同行。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一行，这是由日本国家掌握实权的近一半的官员组成的特大外交使团，他们由横滨启航赴欧美访问、考察，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和瑞士等12个国家，认真考察了各国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文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在长达20个月的考察、访问中，使团实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眼界大开，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必须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移风易俗、改革文化教育；学习西方，改革军事体制和制度。并决定从本国国情出发，效法欧美各国的先进文明和成功经验，认为“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1873年9月，使团成员回国后，重新改组了政府，使团主要成员牢牢掌握政权实权，亦使大批具有改革思想及专长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领导骨干，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 3经济改革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在1873年宣布地税改革前，明治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如废除以往对种植作物品种的限制，废除关于土地买卖的禁令及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1873年7月28日，政府发布《地税改革条例》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缴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而拥有土地所有权者。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限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使政府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 担任岩仓使团副使的大久保利通，回国后掌握了政府实际大权。他在1874年正式提出了《殖产兴业建白（议）书》，这个建议书到现在读起来，还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它最精彩的几句是：“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最后它归结在哪里？归结在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真正的关键，而政府的作用恰恰又主要是在引导、倡导、鼓励、奖励日本各种各样的人来投资产业，兴办产业，这样一个“建白书”，的确影响了整整一代日本人。从此建议书的提出起，日本正式开始了殖产兴业的具体历史过程。 “殖产兴业”的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殖产兴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为此，政府除进行地税改革而获取必要的巨额土地税收入之外，还实行货币金融政策，始而大量发行纸币，继而又提高税率、增收新税，采取金融政策，对人民进行双重的盘剥，还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大量资金；对外则通过向亚洲近邻国家实行侵略掠夺，获取资金。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在1868—1880年期间，主要是采取大力创办官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以1880年11月《处理官营企业条例》的颁布为标志，开始殖产兴业第二阶段（1880—1885）。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明治政府自19世纪80年代起，立足本国实际，认为引进必须结合国情，西方经验不能照搬。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广为延聘外国各行各业专家，很注意人才的引进，当时外国专家的薪金，可以高出日本领导人数倍；随着本国人才的培育成长，逐步减少以致停止了这种人才引进。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很注意实用实惠，摈弃了盲目性。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1886—1890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到甲午战争（1894—1895）前后，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革命开始后，外贸亦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间几乎翻了两番，且以出超为主。 4教育及社会文化改革 明治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又一重要政策是“文明开化”。这一政策主要涉及文化教育改革及一系列社会文化改革。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整顿旧教育机构，1871年设文部省，掌握全国教育改革事务。1872年9月5日发布《学制》，正式开始有纲领、有计划地改革。在《公布学制之布告》中指出：“学问可称为立身之资本。”制定公布《学制》之目标是：“以期今后一般人民（华士族、农工商以及妇女），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全国根据《学制》划分学区，设立大、中、小学及各类专业学校，教学内容焕然一新。另外，制定了有关留学生规则、学位制度，并允许私人办学等。1879年又迈出教育改革第二步，即制定47条《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将小学设置、管理权下放地方，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简化。翌年又修改《教育令》，加强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迅速提高，1883年达51%。1885年实行内阁制，森有礼首任文部大臣，他先后主持制定、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使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阶段。上述教育法令的推行，基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率及中学、大学都有极迅速的发展，成果极为显著：迅速发展为世界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关注。19世纪70—80年代，政府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各项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了一些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推动“欧化”风潮，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适应世界潮流和适合日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发布《断发脱刀令》，天皇带头剪发；发布采用阳历布告（改阴历1872年12月3日为阳历1873年元旦，并将一昼夜12时辰改为24小时）以及开展以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这些措施在城市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当然，在日本政府中也有人认为，日本同西方比是劣等国，不如搞“全盘西化”。社会上亦有人主张，日本应废日语而以英语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肤浅庸俗的“文明开化观”，但终未成气候。 “文明开化”更重要的方面是开展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幕末时期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明治六年（1873）成立的“明六社”，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它既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着先导作用。它的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很受社会欢迎。此外，其社员在明六社活动期间，共出版著译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贡献颇大。但在帝国政府公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1875)、实行《取缔演说令》(1878)和《集会条例》(1879)期间，《明六杂志》于1875年停刊，明六社亦同时宣告解散。日本知识界向右转，一大批启蒙先驱者和被誉为“理性之光”的传播者，纷纷沦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倒退转向分子。但是，群众性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淘汰了老一辈民主主义者的同时，锻炼培育出了新一代民主主义者。 5政治改革 明治政府在使日本走上图强之路的过程中，始终重视牢牢掌握国家政治大权，通过各时期的政治改革，建立、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制，最后确立了日本帝国的近代天皇制。 1868年4月6日，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在6月11日，公布“政体书”，宣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并将“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按此原则，天皇政权实行第一次“太政官制”。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冶”，取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中的“向明而治”，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翌年4月，天皇赴东京，事实上迁都东京。 在此前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府，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不仅对经济、文教、军事进行破旧立新，而且对政治方面也不断进行全方位的资产阶级改革。在日本被称为“维新”。“维新”，取自中国《尚书》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变革之意，实际上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 1869年7月25日，明治天皇下诏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版指领地、籍指户籍），任命藩主为藩知事，取消藩主、公卿等旧称，统称“华族”，一般武士则称为“士族、卒”。1871年8月29日，实行“废藩置县”，解除旧藩主、藩知事职务，建立了近代府县制度，最后取消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全国行政区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此举建立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体制。 天皇政权在1868—1878年间，镇压了20多起士族刺杀政府高级官员和暴乱的事件，如1874年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和1877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鹿儿岛士族叛乱。同时，更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农民起义和暴动。 天皇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极力利用日本的封建遗制。在政治上神化天皇，树立其绝对权威；为培植特权阶层，将维新功臣及财阀亦列入“华族”；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皇道、神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逐渐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从而确立了近代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日本政治改革是带有两面性的。日本明治宪法的制定也是一样。这里，还需对近代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作用作简要叙述。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以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和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在明治政府分化瓦解和镇压下失败了。但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于1881年亦被迫作出让步，许诺将以1890年为期开设国会，公布帝国宪法，同时着手立宪的准备工作。 第一，派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于1882年3月赴欧洲考察。伊藤博文一直主张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宪法为样板，故他直赴柏林和维也纳，向柏林大学法学家格拉斯特和维也纳大学法学家施泰因求教，历时一年多，学得了如何在立宪形式下保持君主统治大权的经验。他决心以“君权主义”色彩浓厚的普鲁士宪法为制定日本帝国宪法的楷模和蓝本。1883年3月，“宪法考察团”回国。 第二，设立华族制度，即日本的近代贵族制度。1884年颁布《华族令》，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并定为世袭。原来的藩主、旧公卿及明治维新的功臣被授予爵位，成为“皇室的辅翼”，日后成为牵制、抗衡众议院的贵族院基础。 第三，确定“皇室的财产”。1882年2月，岩仓具视建议，为制定宪法，必先巩固皇室基础。他主张“使皇室财产之殷实达到和全部国民财产没有多大差别的程度”，以便将来一旦政府预算案被国会否决时，可由皇室财产支付官吏的薪俸和陆海军经费。于是，不断用划拨、移交、接管、编入等手段和名义扩大皇室土地、工矿企业及财产。在1889年宪法颁布时，天皇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 第四，实行内阁制。1885年12月废除原来的太政官制，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内阁制，建立了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和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务、递信等9省大臣以及书记长官、法制长官组成，直接隶属于天皇。第一届内阁由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在实行内阁制时，1887年政府制定《文官任用令》，1888年还制定了新的市制和町村制，实行所谓市、町、村的地方自治制度。 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帝国政府开始起草宪法草案。1886年秋，以伊藤博文为首，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等4人开始秘密起草宪法，并听取法律顾问、德国法律学家雷斯莱尔和莫塞的意见。1887年5月完成第一稿，又进一步加工修改完成第二、三、四稿，1888年4月最后修改定稿，送交天皇审阅，同时由枢密院审议、通过。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设立于1888年4月，也是为审议宪法草案而产生的机构。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职务，就任枢密院议长，召集顾问官和内阁大臣，从6月18日起，在天皇亲临之下，秘密审议宪法草案，到1889年1月31日审议完毕。其间经过若干字句上修改变动后，定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下简称《帝国宪法》）作为钦定宪法予以颁布。2月11日，是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纪念日(称纪元节)。该日，天皇在新落成的宫殿召集群臣，宣读颁布宪法的《告文》和《敕语》后，将宪法文本“御赐”给第二届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帝国政府同时公布《皇室典范》、《贵族院令》、《议院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仪式结束后，举行阅兵式，召开盛大宴会，并宣布大赦政治犯，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等。 《帝国宪法》的颁行，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帝国宪法》共7章76条。第1章关于天皇的规定共17条，是宪法的中心，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其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集一切国家大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就其权限和实际的政治作用看，天皇又毕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一是宪法规定天皇必须“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统治权，而宪法各有关规定又限制了天皇在政治生活中独立地发挥作用；二是根据明治初年以来形成的惯例及实施宪法后的历史过程中的实际情况，除极个别例外，天皇不直接干预国政。《帝国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成了“无答责制”，天皇对臣属的国务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由臣属承担。第2章关于臣民之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共15条。第3章关于帝国议会的规定共22条。第4章关于国务大臣和枢密顾问的规定共2条。第5章关于司法的规定共5条，规定以天皇之名义施行法律。第6章关于财会规定共11条，规定国家预算需经议会同意等。第7章为4条补则，规定宪法修改程序及办法。 《帝国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继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这种政治体制当然少有民主成分，但毕竟是东亚第一部近代宪法，而且是当时亚洲唯一颁行的资产阶级宪法，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有其深远的意义。 除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外，1882年日本曾实施《刑法》和《治罪法》，1890年废止《治罪法》代之以《法院组织法》、《行政审判法》、《刑事诉讼法》，1891年颁布《民事诉讼法》。19世纪70年代初曾着手制定民法，后因发生“民法论争”，新的民法制定后拖至1898年才全部实施。《商法》实施于1899年。至19世纪末，帝国政府基本建立起成体系的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1890年11月29日是日本第一届议会开幕之日。自此日起，钦定的帝国宪法正式实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正式确立。 6军事改革 在日本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中，“富国强兵”是其三大政策之一。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1873年颁布《征兵令》，建立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天皇。日本大量引进欧美的一些先进军事制度和建设大量近代军事设施。其海军主要是学的英国，其陆军主要学德国。很快使日本的装备、指挥和战斗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和提高，居于亚洲第一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精神和思想方面，强化军队和军人的忠君意识。1878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做神来崇拜，向军人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封建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 综观近百年日本图强之路，概括地说，日本的成功之处表现在各个方面：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方面，明治政府通过艰苦的修改条约谈判和不懈的斗争，终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获得巨大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工业化，农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逐渐实现了现代化。在政治方面，1889年就已开始建立近代代议制度，颁布了明治宪法，也曾有过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昭和民主运动三次民主高潮的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制定了新宪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治初期即开展了启蒙运动，经过文明开化，大学西方，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文化教育方面，经过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日本民间的长期努力，较早较快地普及了国民小学教育，对推进现代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日本图强成功的经验 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的成功，迅速发展为世界级的强国。日本图强成功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后，掌握政权的明治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图强总纲领、总目标。这就是明治天皇于1868年4月6日发布的《宣扬国威宸翰》（御笔信）所提出的“雄飞海外论”：“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1871年7月在《废藩置县诏书》中概括为要建成“与各国对峙”的强大国家。这是在明治维新伊始就确定的国家总纲领和最高目标。为达此目的，明治天皇在1868年4月6日，率领群臣百官、诸侯到京都的紫宸殿，向天神地祇、列祖列宗宣誓。其誓言即著名的“五条誓约”：“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对日本图强总目标和五条誓约，我们有很多批评它的理由，但是应该看到恰恰是这些，明确提出和制定了日本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大政方针，这个方针值得我们现在很好地理解。它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迎接对应西方列强侵略和挑战的一种勃勃的生机。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总政策和大的出发点，没有这样一个总的能够动员、笼络住全体日本人（上下，君民，原来旧的一些公卿和新的农工商人员）的口号、信念和方针、政策，那是很难动员日本全民族一起来为之努力奋斗的，也不大可能会实现其强国之梦的。而且也应该承认，“海外雄飞论”、“与各国对峙”的国家发展总目标和基本国策，在当时具有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摆脱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以跻身世界强国的某些合理性、正当性。而作为明治维新总方针和政治纲领的“五条誓约”，则不仅提出了内政建设的方针，也明确了与国际接轨，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在当时，也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改革封建归制；开国进取，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明的积极意义。 第二，日本明治政府制定和贯彻执行了其基本国策、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及持续进行一系列改革，而以改革促发展是可取的、正确的。“三大政策”及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改革，虽然这些也都存在不少问题，但基本上是切实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抓紧进行了持续达二十多年的各项改革；对外坚持开国进取，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各项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日本化。虽曾遭受许多挫折，却能及时总结、改正。如曾在1868至19世纪80年代“文明开化”时期，一时间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的文化传统，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极端“欧化”的典型，但不到20年，欧化风潮就基本平息，代之而起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之风大盛，一时开展了保存国粹运动。这种欧化与复古回归的交替，在日本曾多次进行。又如，进行农业改革时，盲目引进、购置各种西方大型农机具，大搞大农经济，结果在少平原多丘陵的日本基本行不通。但日本很快仿制了适合日本小块耕地的各种小型农机具，并总结了日本老农的丰富经验，制订成《明治农法》，组织培训，在全国推广，从而使日本农业在19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明治政府重视和抓住关键，进行制度建设。日本不仅持续进行各领域的体制改革，而且特别重视各方面、各领域的制度制订。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军事外交制度等均全方位地全面制订，在各领域均严格推行制度化。如外交领域的谈判制度，农业方面甚至制订了农业教育制度，教育方面制订了一系列学校制度及留学生制度等。制度化、规范化后，使国家各部门的工作有序进行，不至于只依某个长官意志执行。基本上可以说，日本的制度建设是使其迅速崛起成为大国的坚实基础和制度保证。 第四，在贯彻执行和落实政策、措施时，特别注意细节，精密计划做每件事的具体办法，权衡利弊，然后认真地去落实。日本似乎并没有制订过五年或十年发展规划，只是它对每个具体问题都精心地扎扎实实、切切实实地去贯彻执行，认真解决。日本曾有许多战略性的根本失误，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往往是极为完善几乎是近于完美的。这反映在图强之路中的各领域、各方面。 第五，在重视新时代意识，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调动其积极性方面也有许多可取的、有实效的经验。日本政府敢于重用有勇气迎接内外挑战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是皇族、华族和精英层，而且包括底层平民；不仅是支持明治政府的，而且包括曾拼死反对明治政府的人。仅举比较著名的两个事例。一是榎本武扬，他是顽固支持德川幕府的海军副总裁，一直与明治新政府武装抗拒到最后。政府军参谋黑田清隆（后出任第二届日本总理大臣）再三劝他投降，他均坚决拒绝。但是在拒绝信中写了简短的附言：“我在荷兰留学时研究的《海律全书》，是关于国际法的独一无二的著作，将它焚于战火太可惜了，希望送给黑田参谋”。他退守到北海道五棱廓最后一个阵地，依然拼死顽抗。最后在政府军猛攻下，为了不使跟随他顽抗的800名官兵送死，决定自杀以换取官兵生命。被部下强行制止后终于束手被俘，成为新政权的阶下囚。黑田清隆非常赏识他的为人和才能，对送《海律全书》之事感叹道：“死到临头，还把对国家将来有用的书送给敌将，真是令人钦佩”！榎本武扬这样的明治政府死敌在1872年出狱后，不久就受到政府重用，出任了驻俄国大使并授海军中将军衔（当时是日本海军中唯一的将官）。1874年在俄国谈判北部领土问题，经过顽强努力，于1875年签订了著名的“千岛桦太交换条约”。1880年出任海军卿（部长）、后历任农商务、文部、外务大臣等职，是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为开发北海道，修改日本与列强所订不平等条约，维护日本主权，扩大和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对日本在图强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例子则是与伊藤博文一起威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陆奥宗光，他曾在1877年西乡隆盛发动反政府的武士叛乱时，密谋策划响应。西乡隆盛兵败自杀，陆奥宗光也被下狱监禁。但到1882年被特赦后，1883年就在外交界出仕，1888年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后历任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成为效忠明治政府和天皇的重要外交家。 三、图强之路走入歧途 日本图强之路的历史，也是个悲喜剧。在叙述日本建成世界级大国之时，不能不阐述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后招致灭顶之灾的过程及其惨痛的教训。 “大日本帝国”，其亡更速。日本的强国之路，也是从明治维新起就具有两重性的。前述其成功经验的第一条中所列争雄世界的“与各国对峙”、“开拓万里波涛、宣扬国威于四方”等，就已蕴含了对外扩张、侵略的另一层意思。 随着日本迅速发展、修改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便演变成追求东亚霸权甚至狂妄地企图在亚洲及世界称霸了。“三大政策”中的“富国强兵”，以及军事方面的军制改革等，也成为扩张侵略的准备和条件了。 当日本逐渐强大后，日本帝国的侵略，打破了东方各国人士学习日本的迷梦。成为“世界一等国”、“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新兴日本帝国，不仅与西方列强为伍，欺凌压迫东方弱小邻邦，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跃登“东洋霸主”地位后，竟炮制和抛出建立囊括亚洲、澳洲及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大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计划，其侵略铁蹄践踏了东亚、东南亚各国，更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分霸全世界。曾几何时，骄横一世、不断膨胀的“大日本帝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在1945年8月迅速崩溃败亡，“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 日本崛起后，为何会穷兵黩武，走上军国主义与法西斯道路呢？ 1深远的历史文化源流 就日本来说，近代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并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于11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在镰仓地区建立的大将军府）为标志，武士阶级掌握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国家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第一个武家当政的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集团首领掌控国家最高权力达676年。1336年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武家政权。日本的武士阶级以作战杀伐为职业，成为古代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也自然是军国主义体制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日本武士阶级还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时代，逐渐发展和形成了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义务和职责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它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三大阶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思想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日本古代，就已有关于神功皇后的神话传说，即传说她于公元210年征讨新罗（朝鲜南部古国），三次用兵大获全胜。这是日本最早的对外征战的传说，后来统治者均大肆宣扬神功皇后开疆拓土之战功，推崇有加。 到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于1592年、1596年两次出兵侵朝，利令智昏地声称，朝鲜京城已被攻陷，自己“将直捣大明国”，让其养子丰臣秀次准备迁都北京，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贡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归你秀次领有”，自己则“居守宁波府”，因其“近天竺(印度)”，以便“占领天竺”。丰臣秀吉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统治者之大成，达到空前程度。丰臣侵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被迫撤军，丰臣秀吉亦悲凄地呜呼离世，临终前忽张目嘱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毕而死。 丰臣秀吉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从18世纪80—90年代起，力倡“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先驱思想家”吉田松阴，公开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满鲜（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战略，对明治领导人影响极大。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2主要成因 至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治维新”这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不彻底性。政治上掌握统治大权的多是封建武士出身者，武士道精神被继承和发展，成为维新领导人向日本国民，特别是向军队和学生灌输的伦理规范，在《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中浸满了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鼓吹军国主义和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集中代表。旧武士等级不复存在，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武士”(士族)活跃在各领域且是主导力量。1871年时，中央9省(部)官吏87％是士族，至1880年时，中央及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多是武士出身者，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垄断日本政权近50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到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军部法西斯魁首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在经济原因方面，由于地税改革和士族授产等改革，使农村土地制度（寄生地主制）留有浓厚封建残余，家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因而国内市场狭小。又使大批士族无法生存而对明治政权不满，统治阶级则以对外侵略扩张将心怀不满的农民、士族的不满情绪引向海外征战，使他们成为军国日本的基本社会力量。 二是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却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是以对东北亚弱小邻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武装侵略为重要手段的。正是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压迫民族才迎来了日本的迅速崛起。 故除具有早期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典型外，更具有军国日本的特点。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近代日本发展走的是“强兵富国”之路。“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即产业革命的完成均与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相联。待日本急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更与侵略战争捆在一起，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是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三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 3形成发展的过程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与日本崛起同步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孕育形成阶段，大体上是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这是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十年。明治政府上台伊始便确定了“与各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中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1871—1873年日本岩仓具视使节团（48人及59位留学生）出访欧美12国，历时20个月，完全接受了西方列强“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理论观念，为日本军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日本“富国强兵”政策的主要措施就是尽力建立和扩充军队。1871年组建了保卫天皇的名为“亲兵”的近卫军。同时开始创建近代陆军。1873年颁布《征兵令》，建立了常备军“皇军”并迅速扩大，并强调其效忠天皇。不久也由接收幕府和各藩军舰组建扩充了海军。1874年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其头目大警视川路利良甚至表示希望“日本被称为警察国家”。从1873年年底起，明治政府颁行了统一的监狱制度，建立起密布全国的庞大的监狱网。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便凭借其军事力量开始对亚洲弱小国家进行武装侵略。1874年就发动对中国台湾的侵略战争，1875年又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并于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 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了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标志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初步形成了。 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大体上是从陆军卿（国防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发动侵中、侵朝的甲午战争的1894年。其间，1881年建立宪兵制度并发布《军人敕谕》，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发布《教育敕谕》，1893年军部的形成等均为其路标。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 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大体上是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确立的1936年或直到其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后就不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几乎是每五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彻底败亡。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标志着法西斯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法西斯主义确立，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形态。 4穷兵黩武的特点及危害 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侵略战争，而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又具有其特点。一是军国主义无义战。军国主义发动和参加的一系列战争无一例外地全都是侵略战争。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均带有疯狂的冒险性，即是所谓“以国运相赌”的赌徒。三是野蛮性。甲午战争时所进行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和侵华战争时的南京大屠杀即是其集中代表。四是掠夺性。每次侵略战争均大肆掠夺，还逼迫弱小国家割地赔款，日本军国主义是贪得无厌的掠夺者。如甲午战争后，迫使中国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国库收入的四倍半。日本仅这一次从中国掠夺的战争横财，使日本“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日本“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日本首相井上馨语）。五是欺骗性。日本军国主义总是对外进行欺骗宣传。其狡诈性及颠倒黑白手法可谓登峰造极。 日本军国主义虽可得逞于一时，但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毛泽东指出，从根本上说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危害世界和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朝鲜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也使日本帝国败亡，招灭顶之灾，日本人民蒙受苦难，危害深重。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攻城略地，铁蹄践踏了我国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凶残屠杀，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直到南京，使我70万同胞血染长江；烧杀劫掠，蹂躏沦陷区数万万同胞；丧尽天良，实行毒气战和细菌战；无视国际法规，对我和平城市狂轰滥炸；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暴虐坑杀，制造80多个“万人坑”；实施“猎兔作战”，抓捕中国劳工42万人到日本服苦役，伤亡逾14万人；恶魔淫暴，强奸凌辱数百万中国妇女，违反人道和国际法，强迫20万中国妇女做“慰安妇”，供日军群体蹂躏；等等。在侵华战争的15年间，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亡20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按当时币值，约为现值的1/2000）。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的破坏最大、占地最广，确实创深痛巨，使我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受到最为严重的伤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命运。 日本帝国从1875年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后，进而于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加紧对朝鲜进行扩张侵略，最后于1910年公然吞并了朝鲜。此后对朝鲜进行了35年残暴的统治、压榨和剥削。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菲律宾人民战死和被屠杀者达111万多人，损失财产80多亿美元；越南人民仅1944—1945年一年即被饿死200万人；印度尼西亚被抓走的劳工就死亡约200万人；在泰国和缅甸，仅强制修筑泰缅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的暴行一项，就死亡战俘12万人，劳工约25万人；在马来西亚被日军屠杀者超过10万人。 日军的罪恶暴行，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是令人发指的。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战费560多亿美元，平均每个日本人承担650多美元；动员兵力730万人，平均每户有一人当兵；日本军民伤亡310万人。 在战争后期，日本首都东京80%以上住宅被炸毁，仅1945年3月10日一天空袭就被炸死15万人以上，除京都、奈良外，几乎所有的日本城市均被空袭，到处是一片废墟。尤其是美国于1945年8月6日、9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一瞬间，几十万居民惨遭伤亡，造成人类史上空前悲惨的情景。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使日本国民经济全面崩溃。日本经济学家的共同结论是：日本经济倒退了25年！ 战争更使日本人精神创伤深重，可以说已是“精神全面崩溃”了。对天皇神话、对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本人曾是坚信不移的，但在战败投降后，一时间都破灭了。人们思想极为混乱，传统道德观念均被破坏。至今还有些日本人一直受到“战争梦魇”的纠缠而寝食难安。 四、日本帝国败亡的教训 日本的图强之路，虽一时受益于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但日本帝国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痛击，最后败降，招致灭顶之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曾被美国占领，丧失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教训何等惨痛。现将日本帝国败亡的教训归纳为五点。 第一，日本帝国制定的基本国策、总目标、总纲领和总政策中已埋下了祸根。“与各国对峙”、“宣扬国威于四方”等国家战略目标，也表明了对外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在1874年便出兵侵略中国台湾，在1876年便把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强加给朝鲜，更在1879年吞并了“两属”的独立王国琉球，划入日本版图称为冲绳县。实践着吉田松阴的“失之于西方，补偿于满鲜（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思想主张。在维护日本国家独立自主，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特别是改约后，便仿效西方，与列强为伍，不断挑起侵略战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弱小邻国。在1894年7月16日与英国修改不平等条约成功，订立日英新约后，次日就召开御前大本营会议，决定了挑起甲午战争的部署，九天后的7月25日，即发动了侵朝侵华的甲午战争。并于1895年4月17日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总之，“与各国对峙”等口号也在一开始、后来则越发成为军国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动因和行动口号了，对外侵略扩张和追求霸权演变成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的这一根本性错误，是日本帝国败亡的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教训。 第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造成日本帝国最后败亡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日本招致灭顶之灾的必然。总结其教训，就是只有根除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形成发展的几个成因，才能避免和防止军国主义滋生、发展：一是进行彻底的全面改革，防止改革的半途而废和不彻底，补上政治民主化的缺失；二是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历史传统，特别是剔除、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对外扩张侵略的传统思想及武士当政、以军事立国等。走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必然失败。这是日本图强之路留给日本及全世界各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推行以“强兵富国”为主导的政策，是日本帝国败亡的又一重要原因。一味强兵、发展军事，最后不能富国而只能败国、亡国。 “明治维新”基本政策“三大政策”中的“富国强兵”，在日本图强过程中逐渐转变成“强兵富国”政策。日本军国主义之父山县有朋（日本军政巨头，多次任总理大臣，授元帅刀）在1880年11月给天皇的奏文中曾明确说道：“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强兵、扩充军备乃“燃眉之急”。推行强兵富国政策的逻辑发展，就是更具体化为日本帝国提出的所谓“大陆政策”，即从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东北入手，进而侵占全中国，最后侵略东南亚，称霸亚洲的武装侵略政策。正是推行这一错误的政策，使日本帝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地从战争走向更大的战争，终招致彻底崩溃，这是何等深刻的教训。 第四，妄图以对外侵略战争实现强国梦，只能是迷梦的破灭。明治初期图强之时，是以改革促发展，而从明治中后期开始已转变为以战争促发展了。日本帝国的发展，其工业化的实现、产业革命的进行和完成均是与侵略中国、朝鲜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导致日本国民经济，直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均被纳入了军事、战争的轨道，成为又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战争——经济军事化、国家发展强大——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国家更发展强大，直至发展为强大的军国日本——直至发动侵华战争和挑起太平洋战争……这部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只有到国民经济和军国日本彻底崩溃才被迫停止下来。以战争促发展只能使日本帝国彻底崩溃，教训是极为深重的。 第五，日本帝国崇尚、迷信“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信条，终于自食其果，招致灭顶之灾。在走上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时，日本派出了访问欧美的岩仓使团。使团在考察德国兴起发展和强大原因时，于1873年3月15日拜会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向他请教小国如何富强之道。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号称保全列国权利之典章，然而一旦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变动；若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规也。小国孜孜省顾条文与公理，不赶越雷池一步，以期尽力保全自主之权，然遭其簸弄凌侮之政略，则每每几乎不能自立。是以（普鲁士德国）慷慨激奋，一度振兴国力，欲成为以国与国对等之权实施外交之国。乃振奋爱国心，积数十载，遂至近年始达成所望。”俾斯麦这番“强权即公理”的话，“极大冲击”了岩仓使团。大久保利通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为“誉满全球的俾斯麦大先生”，认为“治理新国家必须像他那样。”回国后，大久保利通掌握日本国家大权后，确实照俾斯麦所言而行，亦被称为“日本的俾斯麦”、“铁血宰相”。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更进而提出脱亚入欧战略主张。这些对日本帝国与列强为伍，欺凌、侵略弱小国家的实践影响很大。直至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妄图分霸世界，终于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抗击下，最后败亡。这一教训也是何等深刻啊。 “让历史照亮未来”，回望日本图强之路走入歧途，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穷兵黩武而招致灭顶之灾的过程和惨重后果，总结其沉重的教训，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正确把握未来，而如果歪曲或否认历史，必将误导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62年的历程也充分说明和平发展才是图强的正道。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改革为起点，才使日本如“火中凤凰再生”一样，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改革促发展，则能真发展；以战争促发展，则发展终将失败。“聆听历史是一种智慧”，我们期望和相信聪慧勤奋的日本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不再允许日本重蹈历史覆辙，真正无愧于毛泽东的称誉：“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第七讲俄国（苏联）是怎样两起两伏的 第七讲俄国（苏联）是怎样两起两伏的 主讲人：徐天新，CCTV《大国崛起》（俄国部分）历史脚本负责人。 1934年生，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特约高级研究员。著有《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世界现代史》、《当代世界史》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俄国（苏联）一直渴望成为大国强国。它的追求十分执著，虽屡遭挫败，但从不气馁；虽代价巨大，但也接受认可。它的目标更不一般。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道出了俄罗斯的心声，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绝非一般的强国，而是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头号强国。 俄国崛起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次比一次耀眼的崛起腾飞；一次比一次出人意料的失势陨落。 目前，俄罗斯正在寻求新的道路崛起。其强烈追求已人所共见，其潜力也不可低估。是否会出现第三次崛起，一个什么样的崛起？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俄国（苏联）一直渴望成为大国强国。它的追求十分执著，虽屡遭挫败，但从不气馁；虽代价巨大，但也接受认可。它的目标更不一般。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道出了俄罗斯的心声，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绝非一般的强国，而是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头号强国。 俄国的崛起有着与其他大国不同的鲜明特点。它地处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崛起之路，既不同于欧洲国家，也有别于亚洲国家。相对于东方，俄国更早接触西方，更多效法欧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相对于西方，俄国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改革，群众也乐于追随一位“好皇帝”去实现强国理想。 俄国注意吸收东西方的长处，再加上对强国追求的执著认真，终于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令人吃惊的崛起。跌落后，在20世纪又再度崛起，而且是更大的崛起。 但是俄国的两度崛起都没能维持太久。俄国始终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徘徊，既不知应进入哪一边，更没有形成能与东西方文明相比肩的独特文明。俄国向欧亚的学习不免有肤浅之弊。它的崛起更多依靠军事力量的增长和武力的扩张，根基不牢，文化底蕴不深。而过分的强国追求更使俄国外强中干。打败拿破仑军队、号令全欧洲的俄国，原来却是一个泥足巨人，接连在克里木战争、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拥有能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令全球侧目的超级大国，未经认真较量就顷刻瓦解。 俄国崛起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次比一次耀眼的崛起腾飞；一次比一次出人意料的失势陨落。 一、一个雄心勃勃、以“第三罗马”自居的国家 在人类文明史中，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国家。9世纪，东斯拉夫人在欧洲东部陆续建立了众多的小公国。13世纪后，受到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统治。这期间，莫斯科公国兴起，相继征服东北俄罗斯各公国，并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直到16世纪初，才建立起统一的俄罗斯国家。 俄罗斯国家虽然成立很晚，但雄心不小。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莫斯科千方百计同拜占庭皇室攀关系，一心想做帝国的继承人。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同时，把曾是罗马军团的标记，后来是拜占庭皇室徽记的双头鹰拿来，刻在国玺上。进而又把双头鹰作为俄国的国徽，以表示自己同拜占庭帝国一脉相承。到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进一步打出“第三罗马”的旗号。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体现基督教思想的三个国家的历史。前两个基督教国家——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已崩溃，俄罗斯目前虽然弱小，但它是当然的继承者。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它将永远屹立于世界，不会有第四个罗马出现。 在“第三罗马”思想的鼓舞下，莫斯科公国想尽一切办法来提升自己的地位。1547年1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宾大教堂举行隆重仪式，为伊凡四世加冕。祈祷仪式过后，大主教马卡里把镶满珠宝的莫诺马赫皇冠戴到伊凡四世的头上。自此以后，昔日的莫斯科大公便成了俄国的第一个沙皇。 沙皇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凯撒”，意即皇帝。马卡里在祝词中宣布，莫斯科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他的权威至高无上。伊凡四世被称为雷帝，他采用各种残暴手段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统一后的俄国，其国土面积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内陆小国。但它已自视不凡，自诩为东正教的中心，负有弥赛亚（救世）的使命，要拯救整个世界。由此，世界强国的目标被深深植入俄国政治之中，成为永恒不变的追求。大国情结始终在推动俄罗斯前行。 二、改革和扩张，崛起为横跨欧亚美三洲的大帝国 俄罗斯发祥于东欧草原。周围既没有高山大川可凭，也没有雄关险隘可守。俄国就像一架没有护栏的婴儿车，不断遭受外界的骚扰和入侵。俄国人民在动乱和苦难中磨练出不屈的性格和尚武的精神。 莫斯科一心要把“婴儿车”变成令人生畏的大国。它打败鞑靼人后，便开始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侵入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17世纪中叶到达黑龙江流域，国土面积增加了两倍多。但在欧洲，通往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被瑞典和土耳其阻挡，同西欧的联系被隔断。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更是明显落后于西欧。在国际舞台上，它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正处于盛世，康熙皇帝更沉醉于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俄国的沙皇却看到西欧的进步，自己国家的不足。1682年即位的彼得一世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认定，“俄国需要的是水域，没有出海口就不能生存”，决心要突破俄国被封闭在大陆一角的不利处境。1695年，彼得率军攻打土耳其。由于没有海军而受挫，无法夺取黑海出口。彼得痛感俄国的落后闭塞，决定亲自到国外去看看，学习西方的文明。 彼得一世是莫斯科历代君主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并且是以一个普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进行出访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次出访显示了彼得的开明和远见。它更体现了俄国对大国地位的强烈追求，连一国之君为此也可以作出某种屈尊的事情。 1697年3月，彼得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诺夫，出访瑞典管辖下的里加、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的伦敦、德意志的德累斯顿、奥地利的维也纳，最后经波兰于1698年8月回到莫斯科，历时1年多。彼得没有因自己是沙皇就高高在上、飞扬跋扈，而是同平民百姓吃住在一起。到阿姆斯特丹后，彼得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学做木匠；同时安排一定时间参观工厂。到英国后，又进一步学习数学、船舶设计图制作和造船技术。在德意志，他认真察看炼铁、制造步枪的工艺流程。彼得在寄回莫斯科的信上盖了一个印，上面把自己雕刻成木匠，四周环以工具，上面还刻着一句话：“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通过出访，彼得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俄国与西欧的差距，学到了各种新知识，明确了改造俄罗斯的思路和方向。同时，他招聘了众多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教授，共640人来俄国。其中，有水手长科尼利厄斯?克鲁伊斯，后来当上了海军上将；有工程师约翰?佩利，担任开凿运河的工程师；有教授安多里，到莫斯科创办航海学校；还有23人到俄国后当上舰长，72人当上驾驶员，50人做医生。 彼得回国后，大力扩充军备，招募新兵，组建一支由外国军官训练的正规军。1700年，彼得率4万俄军攻打瑞典，被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的1万瑞军打得狼狈败退。 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击垮彼得的斗志。他全力推行改革，准备与瑞典再战。他加强自己的权力，确立了俄国君主专制制度。在各种章程中明确宣称：“沙皇陛下是专制君主，作为基督教君主，他对自己的事务，无须向世界上任何人负责，他有力量和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宽容治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彼得特别注重扩展军事力量，实行征兵制，军队人数最多时达到33万人，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火枪和大炮。彼得开办造船厂，创建俄国第一支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由此被称为“俄国海军之父”。彼得重视发展经济，引进西欧先进技术，鼓励开办工场特别是冶金工场，并亲自给乌拉尔地区的工矿企业拨去25万农奴做劳工。到彼得去世时，全俄已有100多个工场。此外，还下令建立科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三个部，推进科研工作。彼得的改革，使俄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彼得一世决定在新夺得的土地上建立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1703年5月初，俄军从瑞典手中夺取了涅瓦河沿岸的土地。27日（俄历16日），彼得就下令在涅瓦河口的扎亚奇岛修建圣彼得堡要塞，后来改称为彼得—保罗要塞。彼得最初关注的是巩固要塞，建立对瑞典作战的坚固前沿阵地。以后逐步扩大建筑面积，在几十个岛屿上建立起房屋。1713年，彼得一世正式将圣彼得堡定为首都。他邀请法国人勒布隆来为圣彼得堡制定城市建设总规划。还邀请意大利、德意志、瑞士等国的建筑师来圣彼得堡主持修建各种不同于莫斯科风格的建筑。 圣彼得堡初建时，是一片沼泽草地，到处荒无人烟。彼得下令各地每年要为圣彼得堡建设工地提供4万劳动力。劳工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干活，经常要在齐腰深的水里工作。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不得休息。彼得一世经常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到各个工地查看。高兴时，抡起斧头和工人一起干，还不时地炫耀自己的木匠活本领。稍不如意就骂个不停，把棍子抡到工人头上。由于气候恶劣，传染病流行，几年内就有近20万人为修建圣彼得堡而丧命。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荒野的河口兴建起一座10万人的大城市，一个新的、富有朝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不同。它完全是彼得一世根据他执政的需要、改革的需要、对外战争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圣彼得堡打开了俄国通往欧洲的窗户，成为推动俄国学习西欧的基地。马克思说：“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来，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彼得一世正是通过定都圣彼得堡来表达了他割断旧的莫斯科传统的决心，展示了他与西欧争雄天下的抱负。 彼得一世用野蛮的方式推进了俄国的文明进程。他把所有的臣民都当做农奴，要求所有贵族都为国家服役，强迫士兵终生在军队中服役。他把一切阻碍改革的人除掉，就是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不放过，也要处死。 改革使俄国日益强大。1721年，俄国打败瑞典，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由一个内陆国变为濒海国，开始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同年，参政院授予彼得一世以皇帝称号，即彼得大帝。后来又在首都树立起彼得大帝威武地骑在飞奔的马背上的雕像，展示了他率领俄国前进的雄姿。普希金写了一首名为《青铜骑士》的诗篇，借助这座雕像颂扬了俄国人心目中的明主。 继承彼得大帝事业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她是德国人。15岁时来到俄国，嫁给沙皇彼得三世。1762年，通过宫廷政变登上沙皇宝座。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个很有心计、很有作为的沙皇。她改信东正教，刻苦学习俄语，认真做俄国的女皇。而俄国为了自身的强大，也接受这样一位外国女人做自己的沙皇，愿意追随她前进。 叶卡捷琳娜二世同彼得一世不同，自幼接受的不是俄国的礼仪，而是西方文明的熏陶。她在给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信中说，“从17岁起，我能自由地支配我的时间以来，您的著作是我最好的朋友”。 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彼得一世的事业。但她没有采取彼得的野蛮强硬手段，也没有照搬西欧的做法，而是引进法国启蒙思想，实行开明专制。她制定新法典，并向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发布圣谕，宣称“我需要人人遵守法律，但不需要奴役”。她强化国家秩序，扶植贵族阶层，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叶卡捷琳娜二世向南扩张，打败土耳其，夺得克里木半岛，打通黑海出海口。她伙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1741年俄国的考察队到达北美洲的阿拉斯加。18世纪8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归属俄国版图”。 在女皇统治时期，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63万平方公里，达到1705万平方公里。人口从彼得时期的1500万猛增到4000多万。叶卡捷琳娜二世被尊称为“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成为继彼得一世之后另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君主。她的塑像矗立在圣彼得堡的广场上；苏沃洛夫等9位著名将领和大臣的雕像围在女皇雕像的脚下，拥戴着她，追随着她。 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满足这些成就，她还有更大的野心。她在遗嘱中说，“假如我能活到200岁，欧洲全部就会落到俄国脚下。我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都城的大帝国，它包括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巴黎、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把我孙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吧，我希望他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大俄罗斯帝国”。 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强国事业，到亚历山大一世时达到新的高峰。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于1809年兼并了芬兰。但不久就面临了一场生死考验。1812年6月，拿破仑率领40万法国军队入侵俄国，所向披靡。9月，法军攻入莫斯科。俄国军民誓死抵抗，决不投降。将近20万的城市居民，留下的不到1万人，其余都随俄军撤走。莫斯科大火三日不灭。进入城市的法军，兵无粮，马无草，处境艰难。拿破仑向亚历山大建议和谈。遭到拒绝后，决定撤离莫斯科，进而退出俄国。法军在冰天雪地的俄国土地上，遭受饥饿和俄军袭扰的双重打击，损失惨重。法军退到俄国边境时只剩下3万人。俄国在人民的永不屈服的精神鼓舞下，在不怕流血牺牲的努力下得到拯救，变得强大。 俄国进而同普鲁士等国军队一起打败拿破仑。1814年3月3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着白马进入巴黎，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着法国，傲视着全欧洲。1815年，又与普鲁士国王、奥地利皇帝正式签约建立神圣同盟。以盟主的身份，仲裁欧洲的事务，维护欧洲封建秩序。俄国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到19世纪上半叶，俄国成为地跨欧亚美三洲的殖民大国，成为令欧洲畏惧的强国。这主要是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鞭打和率领下，通过改革和扩张取得的。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写： “俄国就像下水的海船 在斧子敲击声中 在大炮轰鸣声中 进入了欧洲” 三、战败和改革多次反复，尽显泥足巨人的本相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崛起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强国。但是它的强大是建立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基础上的，主要是靠武力扩张实现的。它同进行了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拿生铁产量来说，1800年时俄国和英国还大体相当；但是到了1850年，英国生产了14亿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生铁，而俄国只有1300万—1600万普特，两者相差10倍左右。俄国日益变成一个泥足巨人。 被恩格斯称为“自我陶醉的庸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不察国力之不足，依旧盲目自大、野心勃勃。在镇压了国内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和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后，于1853年下令攻打土耳其，图谋夺取巴尔干和黑海海峡。这引起英法的强烈反对。对此，尼古拉一世并不在意。他骄傲地警告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说：“1854年的俄国能够表现它依然像1812年那样强大”。 然而，战争的情况恰恰与尼古拉一世预计的相反。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旧译克里米亚战争）充分显现了俄国同西方的差距。开战时，俄军连一张克里木半岛的地图都没有。俄军用马车运送物资，而英法却使用铁路。俄国使用的是一个世纪前的隧发枪，射程只有300步，而对方持有是远程的来复枪。俄国军民尽管英勇作战，但最终被英法打败。俄国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丢掉了一流强国地位。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农奴制的腐朽和俄国经济技术的落后，狠狠打击了俄国的强国梦。举国上下十分震惊，强烈要求变革，增强国力。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 俄国农民的农奴化现象早在15世纪就已出现。1649年法典最终在全俄确立了农奴制。农奴完全依附于贵族地主，不仅牢牢地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可以被当作物品随意买卖交换。农奴主是农奴的主人，无偿地占有农奴的劳动成果，还有权决定农奴的生死去留，对逃亡农奴拥有永远的追捕权。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有一部名著，叫《死魂灵》，无情揭露了贵族地主买卖死去农奴灵魂的丑恶罪行。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农奴制遭到更为强烈的反对，农奴的斗争日益威胁到沙皇专制制度。 沙皇尼古拉一世因克里木战争失败，绝望至极，于1855年2月服毒自杀。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 战败迫使新沙皇进行改革。他看到农奴制遭到万民痛恨，已是非解决不可了。他认为，“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来解决好得多”。经过多年准备，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早晨，亚历山大二世到莫斯科中心跑马广场亲自向汇集在那里的人们宣读解放农奴的宣言并颁布了相关的法令。 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使2000多万农奴摆脱对地主的依附，获得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农民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可以自由迁徙、择业、婚配，可以缔结各种合同，进行诉讼。农民还分得一些土地，但比原来耕种的土地少，还要付出大量赎金。据统计，这场改革使每个地主农民平均获得34俄亩份地，约合37公顷。农民为此付出的赎金达867亿卢布，比实际价格高出323亿卢布。此外，农民还被组织进村社之中，多方面受到限制。农民并没有完全摆脱地主的剥削压迫，也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自由公民。 废除农奴制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70年代继续推行其他方面的改革。他颁布众多法令，宣布建立无等级的地方自治机构；推进教育改革，实行大学自治，允许私人创办小学；颁布新的司法章程，实行无等级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公开；放松书报检查；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上述改革引进资产阶级原则，开始打破旧的封建法权思想，否定数百年来地主贵族独揽统治大权的局面。但它只涉及行政司法、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没有触及中央最高权力机构。 1861年改革沉重打击了封建经济基础，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最终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60—90年代，农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由19亿普特提高到33亿普特，增加了74%；人均粮食产量由20普特升为25普特，增加了25%。工业中，雇佣劳动代替了农奴劳动，机器替代了手工劳动。新的工业中心不断涌现。冶金工业基地原来一直是以农奴劳动为主的乌拉尔，那时以雇佣劳动力为主的、南方的顿巴斯超过了它。高加索成为世界知名的石油开采基地。莫斯科中央工业区则是全俄的制造业中心。 从19世纪50年代起，俄国通过侵略战争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亚历山大二世没有继续对美洲的扩张，而是于1867年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在中亚，俄国于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征服，把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以及土库曼诸部落并入自己的版图。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虽然推动了俄国的发展，但同西欧的差距依然很大，更无法重温强国之梦。 19世纪90年代，财政大臣维特提出了加速俄国工业化的战略。他认为，“现代国家没有发达的本国工业，就不可能强盛”，就无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他制定了《1893年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要加强国家干预，建立金本位制，保护关税，吸引外资，以促进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1890—1900年，俄国工业迅猛发展，生铁产量增加24倍，钢产量增加4倍多。铁路大规模兴建，1893—1900年共建筑了22万俄里铁路(1俄里等于1067公里)，比此前20年建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俄共有铁路56万俄里。这其中，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有着巨大意义。 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乌拉尔山以东的车里雅宾斯克，东至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9311公里。这项工程于1891年开工。由于政府财政拮据，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因此铁路的初期修建工程进展缓慢。1892年，维特出任财政大臣。他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阐述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意义。他说，大铁路不仅会使俄国有一个完整的铁路交通网，而且它也是一次“世界性的事件”。大铁路建成后，将使欧亚两洲的行程由35天缩短为18—20天。这样，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取代经由苏伊士运河的航路，成为欧洲通往中国的主要贸易通道。俄国既可由此获得巨大利润，又能增强与英国竞争的能力。维特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将会“巩固”俄国与东方各国“友好的”政治关系，即为俄国向亚洲扩张提供便利条件。维特的上书正中沙皇的称霸意图，得到赞许。在沙皇的支持下，维特用发行铁路公债和举借外债等办法筹集资金近10亿卢布。征调50多万工人参与施工，还大量使用了各种犯人。最终于1905年建成这条使用1200万根枕木、100万吨铁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经济的发展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使俄国向东方扩张的胃口越来越大。俄国于1896年同满清政府签订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海参崴）的权利。以后，又在中国修筑南满铁路，强行租借旅顺、大连。1902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决定“满洲将来必须归并给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属国”。俄国的扩张同日本发生了激烈冲突，远东形势日趋紧张。但尼古拉二世对此却漫不经心，认为主动权全在自己手中。他对德国皇帝说：“战争在1904年打不起来，因为俄国还没准备好”。 出乎俄国意料之外，日本于1904年2月对俄国不宣而战。两国交战一年零三个月，最后俄国败给了它看不起的东方国家。这次失败暴露了改革后俄国内部的严重问题。人们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对沙皇政府更是感到不满和失望。俄国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1905年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勉强保住皇帝宝座，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允许政党合法存在，建立权力有限的代议机构——国家杜马。沙皇的无限权力开始受到限制。随后，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又主持经济改革，允许农民退出村社，扶植富裕农民发展，促进农村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 新一轮的改革再次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力。从1910年起，俄国进入新的经济高涨时期。粮食产量不断提升，1913年达到8600万吨，出口1000多万吨。俄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工业增长更是迅速。1910—1913年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石油产量居世界第二位，机器生产和钢产量居第四位，煤产量居第五位。俄国继美国之后，成为传统的西欧列强以外的后起之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跃为世界第五工业大国，同欧美国家大体同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在政治经济方面仍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俄国依然存在着沙皇专制制度，还是有名的民族监狱。经济中，封建农奴制残余广泛存在，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沙俄只能算是一个中等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俄国的煤钢产量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都不及美国或德国的1/10。沙俄自知国力尚不足以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便用加强军事力量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争夺更大的霸权。1860年它有正规军队86万人，到1913年就扩展到230万之众。 1914年，俄国率先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接下来的却是前线的溃败。俄国这只双头鹰，对东西两面都虎视眈眈。但在东方几年前已败给日本，如今又在西部丢失了加里西亚、波兰，以及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部分地区。在后方，则是经济崩溃，饥荒逼近。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于1917年发动二月革命，只用几天的工夫就轻而易举地推翻了统治俄国300多年的沙皇政权。 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成为民主国家。人们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政见，提出各种振兴国家的办法。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也做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控制不了局势，更无力解决人民迫切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政局动荡不安。政府企图用战事的胜利来维护自己的统治。1917年7月1日，下令俄军发起进攻，结果冒险失败。十几天的战斗，俄军损失6万多人。人民在否定专制制度之后，很快就又对资产阶级政府失去信任。国家日益陷入混乱之中。昔日的辉煌不再，大国地位岌岌可危，显出泥足巨人的本相。 俄国在19世纪上半叶崛起为欧洲强国后，接连遭受三次重大战败，但这都没有摧垮俄国，反而引发了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显示了其对强国的顽强不屈的追求。从另一方面说，这一时期的改革和发展，虽为新的崛起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可是俄国到底走什么样的强国之路依然无法确定。坚决维护俄国传统的斯拉夫派和主张走西欧道路的西方派一直争论不休。俄国在摇摆中前进，但扩张野心不断膨胀，超出了实际国力，结果在同其他强国较量中屡战屡败。无论是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无力扭转这一令人沮丧的困局。旧的强国之路已日暮途穷，走不下去了。 四、走上社会主义新路，再度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 1十月革命开辟了新的崛起之路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19世纪中开始传播到俄国。一些有志之士接受了这一革命学说，决心用社会主义拯救俄国。 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来，他用西伯利亚一条大河（勒那河）的名字为自己取了化名——列宁。 列宁生于1870年4月22日。1887年，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从此，这位年仅17岁的青年就踏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 列宁坚信沙皇统治必定垮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俄国的光明未来。他因从事革命活动，曾多次被逮捕。在狱中，一个警官问列宁，“年轻的小伙子，你为什么要造反呢？要知道，在你的面前是一堵墙！”列宁平静地说：“那只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倒掉”。 列宁特别重视建党的工作。他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列宁亲自领导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一个有着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沙俄在对日战争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党不失时机地发动和领导了反对沙皇统治的1905年革命。可惜，未能取得成功。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 1917年4月16日晚，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在车站广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最后高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向全体俄国工农大众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方向。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人们十分关心战争问题，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列宁正是抓住这个问题开展革命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历来反对沙皇政府的强国政策，对沙俄的崛起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沙俄的发展是靠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获得的，沙俄的强大是靠加强军事力量和对外侵略扩张得到的。这种发展和强大，最终只会巩固反动的沙皇统治；而经济衰退和军事失败却会为革命、为俄国新的崛起提供机会。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但是群众怀有爱国思想，难以接受这一口号。党尽管处于孤立和困难境地，仍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群众认为俄国已经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应保卫它。列宁认为，这种革命护国主义是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他没有随波逐流，看到精疲力竭的俄国已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英明地提出和平的口号。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党的正确。临时政府发动军事进攻，带来的只是令人沮丧的失败。科尔尼洛夫掀起的军事叛乱，又进一步破坏了军队的秩序，瓦解了国家的武装力量。人民不再相信临时政府能拯救俄国。列宁及时提出接受平分土地的纲领，并号召农民立即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得到广大农民和穿着军装的农民——士兵的拥护。人民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赞同走新的复兴之路。 1917年11月7日晚，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火，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响起了大炮的轰鸣声。接着，革命的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从四面八方向冬宫发起冲锋。 冬宫是彼得一世在1711年下令修建的。1905年以前，是俄国皇帝的住所。沙皇专制被推翻后，成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是一座闻名世界的美丽宫殿，它有1000多个华丽的房间，众多的艺术珍品。冬宫是皇权的象征，旧世界的代表。革命者很快就攻进冬宫，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于1917年11月7日这一天是俄历10月25日，所以人们称这次革命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走上了一条新的强国道路。 苏维埃俄国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崛起的。首先，它要为自身的生存而战。国内外的地主资产阶级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联合一起进行反攻。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扬言要组织十四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用武力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布尔什维克党以其钢铁般的纪律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团结工农大众，浴血奋战三年，最终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同时，也防止了国家的分裂，继续维持住辽阔国土的统一。 苏维埃政权站住脚跟后，面临如何使俄罗斯迅速崛起，使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问题。由于苏俄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和包围，再加上自身经济落后，这个问题十分突出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最初人们认为，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联邦，就会走上强盛之路。并且相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爆发，理想即将实现。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积极推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结果没能成功。1920年夏，红军攻进波兰，再次燃起世界革命的希望。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挂着大幅地图，展现着红军进攻、革命向西扩展的大好形势。代表们热切盼望苏俄打向德国，点燃欧洲革命。但是红军在1920年8月受挫败退，世界革命的前景日趋渺茫，苏俄必须另寻强国之路。 布尔什维克党转而注意到自己国内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有人把它翻译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是在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后，通过国家颁布各种法令来实施的。政府颁布了粮食征集制（有人把它翻译为余粮收集制）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并组织征粮队下乡。通常征粮队由十多人组成，每名队员都带有武器，小队则配有机关枪。征粮队经常采用武力手段，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在城市，将大中企业收归国有，统一集中管理。排斥市场贸易，对粮食和日用工业品实行配给制。实行劳动义务制，规定全国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参加劳动。苏维埃采取这些政策，最初被认为是临时性的，是为了满足国内战争的需要，才采用军事强制手段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里的。后来认为它就是共产主义政策，苏俄可以通过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建成强大的俄罗斯。 1920年年底，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政府非但没有放松干预，反而加强了控制。粮食人民委员部甚至建议由国家直接组织农业生产。春天，国家把种子发给农民，让他们按计划的规定进行播种耕耘。秋天，按政府的指标征收农产品。对违背者予以严厉制裁。一些人说：“1918—1920年所建立的那种社会体制是美妙的，真正是共产主义的。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私有制被铲除，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金钱已失去作用，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只要有足够的物质财富，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成为天堂”。 内战结束后，农民不再接受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有些农民抱怨说：“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还有人说，“在实行粮食征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被同样摊派，这太不公平了”。农民采取各种办法，对粮食征集制进行消极抵抗。政府征收粮食，他们就少种，让收成仅够自家活命。政府征用牲畜，他们在翻地播种后就把马匹杀死。政府不征收什么就种什么，例如不征收豌豆就种豌豆。许多地区还发生农民叛乱。连一直是党的可靠基地的喀琅施塔得也爆发了水兵兵变。苏维埃政权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 列宁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不仅知道军事胜利并没有使苏维埃俄罗斯成为强国，而且清醒看到胜利背后的危机，看到采用强制手段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首先是放松国家控制，实行粮食税制，允许农民在交完粮食税后自由处理手中的农产品。租让某些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给外国资本家。允许私人和合作社租借国家手中的中小工厂和商店。进而允许一定限度的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同时恢复商品买卖，把商品、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巨大成果。农民现在多种地，多收获就能多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发展使居民生活改善，国家经济恢复，政局稳定。列宁总结这段经验后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党的工作重心应由“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这表明，列宁认为苏俄可以通过新经济政策走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主要靠经济文化工作把国家建成一流强国。但是列宁由于受到生病和其他条件限制，没有具体讲清如何通过经济文化工作消灭敌对阶级，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市场经济等问题。苏联如何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2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 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对经济落后的苏俄如何崛起有不同的看法。斯大林先后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展开激烈争论，并取得稳固的领导地位。斯大林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认为，苏联必须主要依靠自己，走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 斯大林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党和政府不断宣扬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号召人民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而奉献一切。同时，大力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强调苏联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经济技术又落后于西方，而“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必须不惜代价地高速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强调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人民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应当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为世界强国、推进革命的可靠基地。 斯大林特别强调集中领导。他把社会主义同高度集权体制结合一起。规定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斯大林作为最高领袖，享有无限的权力和威望，受到全民的崇拜。在经济方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用计划、行政手段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建立独立完整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不惜破坏市场价格规律，人为地提高工业品的出售价格和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扩大国家积累，增加工业投资。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斯大林很赞赏彼得大帝的做法，他说：“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5页。 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苏联在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内部文化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推进了苏联现代化进程，加快了国家的崛起。 苏联的崛起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通过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措施，把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进而通过打败法西斯和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苏联按斯大林模式崛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始于新经济政策的废止、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全面展开。1927年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大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年均增长9 %。但是刚决定跃进就遇到了巨大障碍。1928年年初，国家收购上来的粮食只有513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89万吨，即少收购了1/3以上。国家面临缺粮的威胁，更无法高速发展工业。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强行收购粮食，进而终止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国家通过集体农庄，使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得到一定保障，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劳动力。由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9年前，苏维埃讨论电气化计划时就是在这个大剧院进行的，报告人同样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当时会场昏暗，没有供暖，代表们不得不穿着大衣参加会议。现在完全变了样子，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主席台的苏联大地图上。当报告人谈到建设项目时，每提到一项工程，就在地图上的相应地点亮起一盏小灯。项目不同，颜色各异。当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着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人们看到了这种壮丽的前景，心情无比激动，代表们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五年计划期间，整个苏联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各处都在施工建设，各个角落都在沸腾。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人们用10个月的时间就兴建起一座大型拖拉机厂。1930年6月，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生产出第一辆拖拉机，向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了喜。同月，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落成。它的产量比沙俄所有工厂生产的农业机器的总和还多。 苏联特别重视钢铁生产。原来只在乌克兰的顿巴斯有一个煤炭钢铁基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在乌拉尔兴建起新的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原来是哈萨克人的牧场。建设者们从各地汇集到这里，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建立起世界有名的大矿区。1932年，工人用第一炉铁水铸造了一块铁板，上面有列宁的浮雕像和题词：“用苏维埃工业巨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第一炉铁铸成”，表达了工人对党的热爱和对劳动成果的自豪。接着，又在西伯利亚兴建第三个钢铁基地。建设者们穿过覆盖着冰雪的山峦和没有道路的密林来到库兹涅茨克，用一千天的时间建成了西伯利亚的第一大钢铁厂。建厂的领导人、工程师巴尔金写道：“当寒冷把场地的粘土都冻结起来的时候，土方工程也从未停止过。掘土机被严寒冻得难以开动。但无论如何要把石头般的土地掘开……脚冻僵了，手冻僵了，但没有一名战士离开前线，在探照灯的照耀下，整夜都在工作，人们终于战胜了地冻天寒，战胜了执拗的西伯利亚”。苏联人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双手兴建了过去没有或几乎没有的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和机器制造等工厂，建立了新的工业城市。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值资本主义国家经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苏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还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到1931年年初，苏联同外国资本家签订了124项技术援助项目。3个主要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扎波罗日钢铁厂和库兹涅茨克钢铁厂，以及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大型项目都是在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援助下建成的。随着工业的发展，苏联急剧减少了同西方的经济联系。1937年，机器进口的比重仅占苏联消费量的09%，锅炉、发电机、农业机械和拖拉机都停止了进口。这显示了苏联经济的独立自主性，但也失去了利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机会，影响了国力的增长。 为了保证工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实行高积累，大投资。1922—1928年的7年期间，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仅为265亿卢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猛增为645亿卢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增为1334亿卢布，其中一大部分用于重工业。这一作法明显加快了建设速度。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6000多个大企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1928年到战争前夕的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增加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168 %；重工业发展更是迅速，增加了9倍，年平均增长212 %。同期，钢的年产量由430万吨增加为1830万吨，煤由3550万吨增加为16亿吨, 石油由1170万吨增加为3100多万吨，发电量由50亿度增加为483亿度。1930—1931年与1935—1937年相比较，飞机的年均产量由880架增为3578架；坦克由740辆增为3139辆；火炮由1911门增为5020门。斯大林的建设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苏联仅用十几年的工夫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产值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军事强国。 苏联的壮大还得益于外交的成果。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基本被排斥在国际舞台之外。斯大林注意借助国际革命力量壮大自己。他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是最先进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推动他国革命的基地。因此他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服从苏联的一国利益。他还通过共产国际确保各国共产党“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 由于得到国际的支持，苏联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20世纪30年代，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威胁各国安全。斯大林正确判断和利用了新的国际形势，主动调整外交战略，改变过去对国际联盟的敌视态度，积极倡导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反对德国、意大利的侵略扩张。苏联同英法的关系逐步改善，1933年又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34年，被接纳加入国际联盟，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从此，苏联完全走出被孤立、被忽视的处境，重新以大国身份返回国际舞台。 苏联的迅速崛起震惊全球，但也有重大的弱点和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看来（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首先，它是靠牺牲经济均衡发展特别是靠牺牲农业正常发展取得的。重工业、军事工业的片面增长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影响了国家的长远发展。 其次，苏联为实现自己的崛起目标，付出了重大代价。人们为经济建设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鲜血，虽取得成绩却长期过着贫穷和闭塞的生活。在实施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各地普遍采用行政命令和威胁恐吓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同时将100多万户富农扫地出门，迁徙到国家东部和北部荒凉地区。集体化造成社会动荡，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但斯大林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施，不断要求扩大粮食的收购和出口。1930年8月，他写信给莫洛托夫，说：“米高扬告诉我，说收购工作在加快，每天出口100万—150万普特粮食。我认为这还不够。应当（马上）把日出口额提高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否则的话，我们的新的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等）就有落空的危险……总之，必须大大加快粮食出口。”《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8月2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结果，粮食产量下降，而国家收购量激增。一五期间粮食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二五期间降为7290万吨；而年均收购量却由年均1820万吨猛升为 2750万吨。1932—1933年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哈萨克斯坦在1930—1933年间有将近200万人丧生，大牲口损失了4/5。许多农庄庄员流亡外地谋生，一些留在村里的人则充当了庄稼地里的“理发师”，他们多是妇女小孩，在夜里偷偷剪下麦穗带回家中充饥。政府不能容忍这一现象。1932年8月7日颁布法令，规定对盗窃农庄财产者处以死刑，情节较轻者，剥夺10年以上的自由并没收全部财产。这一法令不区分是大盗窃犯还是为活命而偷拿谷物者，一律处以重刑。结果，许多普通农民受害。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党中央报告说，5个月内，根据此法令判处了54645人。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于1933年4月写信给斯大林，反映产粮区北高加索韦申斯卡亚区的情况：“在50000名居民中，挨饿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49000人”，“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像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总之，这个区与我们边疆区的其他几个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4、663页。 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报告说，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斯大林在1940年9月的一次谈论电影片的会议上承认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参见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苏联人民为工业化，为国家崛起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 第三，苏联用命令和惩罚的办法管理经济，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排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成为苏联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苏联的这些严重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中就暴露出来，引发了人们对领导的不满和怀疑。面对这一危机形势，斯大林没有采取措施缓解矛盾，反而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用镇压的办法来对付一切他认为是或可能是前进中障碍的人。其规模十分惊人。仅在1937—1938年中就有近70万人被判处死刑。遭镇压受迫害的人更远远超过此数。但随着法西斯德国战争威胁的不断加大，苏联国内的矛盾冲突被暂时搁置一旁。 1941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战争，攻势非常凶猛。9月就占领了南方的基辅，包围了北方的列宁格勒，10月更攻抵首都莫斯科城下。苏联处境十分危急，一些外国政府甚至担心它会战败投降。但苏联坚持住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苏联依靠中央集权体制动员组织全国力量抗敌。半年时间，新组建了400多个师，同时用150万节车厢把临近前线的企业物资搬迁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组建新的强大军事工业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提供武器装备。1941年11月7日，当德国军队攻到莫斯科城下，政府机关已转移到后方城市的时候，斯大林亲自到红场阅兵，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演说。官兵们受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苏联军民浴血奋战，军人牺牲916万人，平民死亡1740万人，总共2600多万人，最终与同盟国一起打败法西斯。苏联的英勇战斗为自己赢得了极大声誉，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斯大林抓住英法等西欧国家衰落，日益丧失世界政治中心的时机，加强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协商合作，共同筹划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于美国使馆距苏英使馆较远，英国首相丘吉尔抢先邀请美国总统罗斯福住进英国公使馆。罗斯福怕斯大林起疑心，谢绝了。后来，斯大林邀请罗斯福住进苏联大使馆，也被谢绝。苏联说，德国间谍企图谋杀三巨头，还是住进苏联使馆好一些。罗斯福最终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丘吉尔对此感到懊丧，说从一开始就输了苏联一招。会议期间，斯大林极力拉拢罗斯福对抗丘吉尔，打压英国在会议中的地位。1945年年初，德国败局已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大国议事日程。斯大林借助红军的胜利战果，争取到三国首脑会议在苏联国土上举行。1945年2月，会议在苏联雅尔塔的利瓦吉亚宫开幕。苏联以世界第二大强国的地位，同美英商讨安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并为自己争得诸多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军队拥有1100多万官兵，上万架飞机、上万辆坦克，驻扎在西起德国柏林东至朝鲜的广大地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威慑力量。1949年又继美国之后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不仅通过战争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而且组成了以它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影响急剧扩大，许多亚非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宣称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苏联的大国地位在经济、军事和国际政治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五、 全球侧目的强大，但也日益 力不从心，终顷刻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背后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人民本希望战争结束后能过上和平、安宁、富裕的生活，而实际迎来的却是另一个样。国际上，同美国的冷战对抗不断加剧，先后爆发了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国内经济发展更加畸形，国防工业成倍增长，而1953年的人均粮食和肉类产量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比革命前1913年的540公斤和314公斤还要低，人民的生活比预期的要差得很多。另一方面，重又兴起的思想批判运动和新一轮的清洗镇压，更让民心不安，社会动荡。苏联的强国地位由于缺乏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基础而危机四伏。 此外，苏联在崛起过程中，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倾向日趋严重。1939年苏联同德国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还附有秘密议定书，划分了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随后，苏联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占领了波兰等邻国领土40多万平方公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美英三国首脑多次背着当事国决定其边界走向，划分三大国在东欧、在中国的各自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各人民民主国家颐指气使，对不驯服的南斯拉夫则公开进行指责、威吓和围攻。霸权主义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添加污点，更给苏联的崛起造成致命的伤害。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出任党中央书记。他看到内部矛盾的严重和全面对美冷战的巨大负担，大胆进行改革，但考虑并不周详。政治上，他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过去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经济上，减轻农民负担，加强物质刺激；外交上，提出和平共处的外交总路线。 赫鲁晓夫的改革缓解了一些矛盾，改善了国内的局势。农业也克服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取得较快进展。1951—1955年期间，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8850万吨；1961—1965年期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亿吨，增长近50%。在同一时期内，肉类的年平均产量增加60 %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增加70 %以上。工业继续发展，1951—1965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07 %。国际上，苏联恢复了同美国首脑的会谈，达成一些妥协。激烈的冷战对抗形势得到某些缓和。 赫鲁晓夫虽进行了改革，但基本上仍继承了斯大林的发展模式和强国道路。他主要关注的依旧是用计划命令手段发展经济、赶超美国。他更不肯放弃大国霸权主义，力争得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赫鲁晓夫特别重视发展战略核武器，把它作为强国的基本手段，1953年苏联试爆氢弹成功。虽然比美国晚了几个月，但苏联的氢弹可以装载在飞机上，而美国的过大过重，无法装载。1957年苏联先于美国试射洲际导弹成功，接着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号飞船第一个进入太空。赫鲁晓夫骄傲自大起来，错误地认为苏联的国力已接近美国，可以向华盛顿进行更大的示威和较量。1961年10月，他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10年内苏联将在人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2年莽撞地把核武器运进古巴，最后又承受不住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把核武器撤回苏联。赫鲁晓夫的主观盲动，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和威望，自己也被迫于1964年下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改了赫鲁晓夫的许多欠考虑的做法，注意稳定政局，发展经济。1950—1980年，钢的年产量由2733万吨增为148亿吨，石油的年产量由3788万吨增为6亿多吨，水泥的年产量由1019万吨增为12亿多吨，产量均居世界首位；煤的年产量由26亿吨增为72亿吨，发电量由912亿度增为12950亿度，居世界第二位。同期，粮食的年产量由8120万吨增为189亿吨，肉类的年产量由490万吨增为1510万吨。经济实力达到苏联时期的顶峰。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滞胀之中，美国更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勃列日涅夫乘机大肆扩军备战，与美国一争高低。 苏联的军事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加强。它的陆军一直非常强大。20世纪80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是美国的4—5倍，大炮是美国的9倍。海军原是一支近海舰队，在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中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以后，苏联大力扩建海军，建成一支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1967年中东战争期间，苏联黑海舰队开进地中海，1968年驶入印度洋。1970年4—5月，苏联出动波罗的海舰队、北海舰队、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四大舰队的200多艘舰只在三大洋七大海域举行第一次全球性海军大演习，显示了苏联的强大作战能力。总的来讲，苏联的常规武装力量已达到同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 在核武器方面，苏联历来十分重视。苏联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试爆原子弹和氢弹成功的国家。勃列日涅夫更加快发展战略核武器。据美国估计，1964年苏美在洲际导弹上的数量对比是1∶4。这以后，两国差距迅速缩小。到20世纪70年代中，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大体同美国相等。1972年5月，苏美两国首脑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莫斯科会谈，发表宣言承认了这一均势情况，宣布“平等与同等安全”是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到80年代，苏联的核武器数量超过美国，但在准确度等质量方面次于美国。1980年苏美拥有的战略武器数量情况是：洲际导弹是1398对1054；潜艇导弹是950对656；远程轰炸机是150对348；核弹头是6000对9200。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拥有明显的数量优势。1981年，苏美的军队成员分别是370万人和200万人；坦克是48万辆和11万辆；战斗机是4885架和3988架；潜艇是370艘和121艘。 勃列日涅夫一方面提倡缓和冷战形势，同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另一方面又凭借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大肆推行霸权主义，主动与美国进行争夺和对抗。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苏中边界冲突事件。20世纪70年代末，在越南金兰湾建军事基地，把太平洋舰队的立足点向南推进2000多海里，威胁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通道。1978年，北、南也门发生政变，苏联乘机渗入，控制该国。1979年更直接派兵入侵阿富汗。在非洲，苏联通过古巴武装干涉安哥拉；乘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发生争端之机，把军事力量开进非洲之角；向10多个非洲国家派遣军事人员。1977年，苏联的国土面积达到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26亿，成为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的超级军事大国。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达到巅峰。但内在的矛盾和危机也积累到了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程度。 首先，它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遭到各国的谴责和反对，受到美国和中国的抗衡，苏联陷入空前孤立和困难的境地。超级核大国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沼中，无法自拔。 其次，苏联的强国地位没有足够的国力支持。苏联的生产总值大大低于美国。据苏联官方统计，苏联1975年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 %；而据美国国务院的计算，仅为53 %。不仅如此，苏联的科技生产水平除少数军工产品外，同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计算机、生物工程、合成材料、石化工业等新兴部门大约落后于欧美10—15年，劳动生产率不及美国的一半。但苏联没有全力发展经济，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国防建设。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估计，苏联的国防开支1955年是324亿美元，1970年大约增加一倍，达到539亿美元，1979年又增加近两倍，高达1480亿美元。苏联军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 %，而美国只占6 %。庞大的军事开支给苏联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继续加强同美国争霸更是日益力不从心。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准备用数千亿美元在高空布置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企图凭借自己的科技和经济优势压倒苏联。在里根“星球大战”的挑战面前，苏联既不能退却，又无力接受，处境十分尴尬。空前的强大一下变为空前的无力。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通过改革重振国威，没有成功，反而使苏联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强国的光环一天天在暗淡退色，再也无法掩饰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人们感到灰心丧气，对领导失去信任，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更是不满和失望。国家陷于动荡混乱之中。 1991年8月29日，最高苏维埃非常通过决议，停止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别洛韦日会晤。12月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12月21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11国首脑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会晤，签署了6个文件，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4日，格鲁吉亚宣布申请加入独联体。对这一惊人突变，苏共党员和普通群众都冷漠对待，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抵制行动。 1991年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待厅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随后，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苏联国旗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沙皇俄国的白蓝红三色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从法律上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就这样，一个要领导全世界走上新途的苏联，半路夭折了。一个貌似强大、实则根基不牢的大国，在一次不大的风浪中解体了。一个拥有能够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未经严重较量就从地图上消失了。 目前，俄罗斯正在寻求新的道路崛起。其强烈追求已人所共见，其潜力也不可低估。是否会出现第三次崛起，一个什么样的崛起？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第八讲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 第八讲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 主讲人：何顺果，CCTV《大国崛起》（美国部分）历史脚本负责人。 194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理事。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美国史、历史理论、资本主义史。主要著作有：《美国边疆史》、《美国“棉花王国”史》、《人类文明的历程》、《美国史通论》等。 这个新兴国家发展很快。1860年它还是一个位于英、法、德之后的工业国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在经济上已超过英国，20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种对美国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和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崛起过程及其历史原因，并从这种了解和认识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期待着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并在与它日益深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尽量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既影响世界局势，又削弱当事国双方本身的严重势态。 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阶段都是平衡的，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必有一两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美国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 美国的前身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其中最早的一个建于1607年，最晚的一个建于1732年。（见表1） 表1独立战争时的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 名称建立年代 弗吉尼亚1607 马萨诸塞1628 马里兰1634 罗得岛1636 康涅狄格1636 德拉瓦尔1638 北卡罗来纳1663 南卡罗来纳1663 纽约1664(夺自荷兰) 新泽西1664 新罕布什尔1679 宾夕法尼亚1681 佐治亚1732 当1776年这13个殖民地不甘英帝国的压迫，联合起来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这个新兴的国家还只是一个小国，只据有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面积不过40万平方英里，人口也只有240万。当时连一个国家机构都不健全，1781年生效的《邦联条例》虽然把美国正式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USA），并在法律上宣布它是一个“永久性联盟”，又把1774年以来就存在的“大陆会议”改为“合众国国会”，但各邦仍享有它们早先宣布的“主权、独立和自由”，邦联中央政府既无主权也不完整，甚至连一个国家元首也没有。邦联最初只设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和邮政等几个部、局。国会在休会期间，由各州委派代表组成的“诸州委员会”主持国家日常工作，该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由长者担任，只有象征意义。 但这个新兴国家发展很快。1860年它还是一个位于英、法、德之后的工业国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在经济上已超过英国，20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今，美国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它不仅拥有939万平方公里领土、285亿人口，而且拥有50个州和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其中还不包括相当数量的海外属地，如关岛、中途岛、威克岛，就是这样的属地。据统计，2001年时，美国人口虽然只有285亿，但它的GDP却达到7966万亿国际元，人均GDP达到27948国际元。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它都拥有他国难以与之匹敌的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苏东发生剧变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极力推行“单边主义”，在各地横行无忌，称王称霸。所有这些，人们都是熟悉的，并不陌生。 然而，今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是如何崛起的？它的崛起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或者说，这个超级大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崛起的历史条件又是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或因素推动了它的迅速崛起？对世界人民来说，美国的崛起是“福”还是“祸”，这个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国家，为何不断在各地挑动战争？这里面，包含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这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了。其中许多东西，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或许我们目前还很难将它弄清楚，只能等待将来再做深入的研究。但有许多东西，并不是事实本身难于弄清，而是研究者本身观点不清，妨碍了他们去弄清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美国又是陌生的。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种对美国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和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崛起过程及其历史原因，并从这种了解和认识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期待着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并在与它日益深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尽量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既影响世界局势，又削弱当事国双方本身的严重势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特介绍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及其动力，先介绍它崛起的历史情况，然后再做一些综合分析，以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为纲举目张起见，我们拟把美国崛起的过程分为5个步骤、阶段或台阶，但在介绍时只选取一件在当时最具全局性影响和意义的大事为重点，其他问题和要素只作一般介绍，并以它为中心展开。从中读者不难看出，这些大事并不仅是我们叙述和讨论的中心，它们本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过程中，那一个阶段、那一个台阶的主要标志或动力，并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起伏又多姿多彩的画面，当然，这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以往有关美国历史的著述中尚未见到此类系统描述，仅供讨论。 翻阅美国内外资料，关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问题，政治决定论者常常强调战争的作用，进而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和两次大战，作为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几大标志；经济决定论者只强调生产力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相信技术上的发明和创新一定会带来历史的大变革；而文化决定论者则强调“多元文化”的作用，认为对“多元文化”（主要是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的包容，为这个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活力。我是“综合崛起论”者，认为，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阶段都是平衡的，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必有一两种因素起主要作用。战争的成败得失最终要受制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更何况“暴力”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其主要精力在开疆拓土、维持生存，在这个时期内其技术主要靠从欧洲引进；至于“多元文化”问题，首先必须明白的是它强调的是“非主流文化”的作用，既然是“非主流文化”，又怎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崛起呢？总之，对一个大国的崛起，既不能采用单因素论去解释，也不能忽视其发展过程。 一、 第一台阶：奠基与立国（1607—1789）， 以联邦宪法为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情，是在北美独立革命（1775—1783）的基础上，在1787年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联邦宪法》，以及由此而开创的美国联邦制国家体系，这个体系被马克思称为当时“最完善的”现代国家，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础。 1787年的联邦宪法，除了把国家建立在共和制的基础上而外，关于国家的性质有三条重要宣示：第一，实行联邦制，由13个殖民地的人民共同管理这个国家，各州在参议院均拥有两个席位；第二，允许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管理州政府，即实行地方分权；第三，中央收回了主权，但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均不得独自控制中央政府，而是采取分权制衡的原则。此外，视情况而定，并通过一定程序，宪法还规定可对宪法进行修正，从而保证了宪法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体制？这就得从英国在北美进行殖民的做法说起，因为美国联邦制的种子原是在殖民过程中埋下的。以往的研究常常只把联邦宪法看做美国革命的“结果”，我更视之为一种过程和经验，不这样看就无法理解这部大法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前往北美的英国和欧陆移民，因大多是把北美当做逃避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自治”意识。1620年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上岸前在“五月花号”上达成的契约中就宣称，他们“自愿结为一公民政治团体，将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和宪章”，且“全体保证遵守和服从”之。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建立一个“公民政治团体”的目标，而且围绕“公民政治团体”的建立问题，提出和张扬了三个重要观点和条件：（1）这个团体必须是“自愿结合”而成的，它说明了它的自治性质及自治和自愿的关系；（2）维系这个团体的是一整套宪法、法律和法规，且这些宪法、法律和法规必须是“公正和平等”的；（3）公民社会要求其公民“保证遵守和服从”宪法、法律和法规，而公民能否“保证”取决于公民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前所未有的民主自觉。 其次，13个殖民地产生和形成的方式本来也不一样，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样的殖民地是由公司来建立的，马里兰、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佐治亚等殖民地则是由业主建立的，而罗得岛、康涅狄格以及并入马萨诸塞前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又与上述两种殖民方式不同，它们是由移民群众按自己达成的契约自发建立的。最初各殖民地总督的产生办法也不一样：有的由英王任命，有的由业主指定，有的由移民选举。但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采用了代议制，也就是在原英国所建立的由英王、总督和参事会构成的旧殖民体系中，加入了一个由民意代表组成的自治机构，其中最早的一个产生于1619年的弗吉尼亚，1620年产生于普利茅斯的公民大会，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二个自治机构，尽管它不是代议制而是直接民主制，但以后所有这样的地方都改成了代议制。它们对旧殖民体系来说，毫无疑问已是一种制度创新。 再次，无论哪种殖民地，由于终归是英王的海外领地，最终都必须获得英王的批准和特许，并颁发有正式的载明殖民地义务和权利的特许状。因此，各殖民地权力的来源实际上只有一个：英王。这是一种垂直关系，而各殖民地之间都没有类似的权力关系，因此，各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属的，它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当独立运动开始后，各殖民地也是自行其事，纷纷各自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并制定了不同的宪法，建立了各自的革命政权。这就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造成了这样一个逻辑和特点：先有镇而后才有州，先有州而后才有国；而建国之父们在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把这些原来互不相属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并在处理相关事宜时不得不优先考虑到州及地方的利益。 它决定了：1774年组成的“联合殖民地”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直接母体。所以，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过程并不简单：第一步是在1774年10月建立“大陆会议”，它可以看成“联合殖民地”的载体和组织形式；第二步是1776年5月10日“大陆会议”决议建议各殖民地建立组织保护“它们的选民的幸福和安全”的新政府，由此各殖民地开始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和自由”之邦；第三步是建立“邦联”，它虽然正式宣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但由于各邦保留了“独立、主权和自由”而成为松散联盟；第四步才是建立“联邦”，此时由于中央收回主权而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原来的邦则降为既放弃主权又拥有相当权力的州。即便如此，联邦制的建立，也是大州和小州、中央和地方、南方和北方之间长期谈判、互相妥协的产物。由于分歧很大，结果难料，1787年的制宪会议不得不秘密举行，甚至连一个正式的会议记录也没有，而且从5月一直争论到9月还是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请当时已81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出来说话。富兰克林在最后的发言中，劝说对宪法持反对意见的人自行保留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忽视别人判断的正确性。他说：“我愈年高就愈易怀疑我自己的判断。” 从美国崛起的角度看，1776年美国革命的历史作用有四：第一，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而这个新的民族是带着1776年精神，即“人人生而平等”原则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它把“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视为自己永恒的目标和权利。第二，它通过建立“联合殖民地”（1774）、邦联（1781）和联邦（1789）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结构和体系，不仅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原则，而且允许地方分权。它宣布：“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这为日后美国人民创造性活动的展开保留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此类决定和安排前所未有。第三，构建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结构和体系的联邦宪法，不仅正确地处理了国家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权内部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体制的不完善和未来所面临的新挑战问题，特地为自己安排了“修正”机制，从而赋予该体制以生机和活力，这一决定和条款体现了“建国之父”们的前瞻性。第四，华盛顿总统通过任命主张“工业立国”的汉密尔顿和主张“以农立国”的杰斐逊作为他执政的左膀右臂，并使两者的主张和意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从而确立了美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和目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建国之时，美国虽然在领土和人口上都还是一个小国，但它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第一步是走得不错的，也是非常坚实的。 二、 第二台阶：扩张与起飞（1789—1865）， 以“西进运动”为主要标志 建国之初，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所确立的基本路线，已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建国后的美国有三件大事： 头一件是在新英格兰发生了工业革命。早在1790年，塞缪尔?施莱特就和当地资本家阿米尔?布朗在罗得岛创办了美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施莱特原是英国一农民的儿子，1783年在一家纺织机器厂当学徒，后来曾主管机器制造，因了解到美国急需高效率的纺织机技术工人，1789年才不顾英国技术人员外流的禁令秘密乘船来到美国，靠记忆在美国复制出阿克莱特式纺纱机。至1812年，他已管理着新英格兰12家企业，此时的新英格兰已建立起类似的大小近代工厂几十家，甚至一度发展到约200家。1814年，由“新英格兰制造业协会”在瓦特罕姆投资创办的工厂，已能把从“纺”到“织”的全部流程集中在一个工厂里，被美国人骄傲地称为“瓦特罕姆制度”。 建国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在大西洋两岸发生的工业革命的刺激下，棉花正在取代烟草成为美国南部主要的奴隶制种植业，因为南部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而为这一转变推波助澜的是1793年由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这种机器虽然很简单，但由于它能比较容易地使当时南方主要种植的“高地棉”脱籽，轧棉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50倍。而在此之前，用人工一天一人只能脱棉一磅，因而这种棉花种植在当时毫无商业价值。由此，佐治亚、卡罗来纳一带的粮农，纷纷改种“高地棉”，并把它由沿海向高地，甚至向墨西哥湾平原推进，到19世纪30年代已建立起一个以墨西哥湾平原为中心、面积约达35万平方英里的“棉花王国”。 建国后在美国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成千上万移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的迁徙，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西进运动”。这是一个集群众性移民、领土扩张和大规模经济开发于一体的运动。当时报刊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小伙子们，到西部去啊！”据统计，从1790年开始的60年内，平均每年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口，在10万以上。由于对土地的需求猛增，除了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之外，美国人把夺取直抵太平洋的整个西部土地视为“显然的天命”，并在19世纪50年代就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见表2） 表2美国大陆扩张过程 单位：平方英里 原13 州（1783年以前）40万 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地区43万 （巴黎和谈时英国转让1783年） 路易斯安那购买（1803年）875万 佛罗里达购买（1819年）65万 得克萨斯兼并（1845年）39万 俄勒冈（1846年）29万 墨西哥割让（1848年）52万 加兹登购买（1853年）36万 总计约300万 “西进运动”本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性运动，但由于联邦政府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公共土地”政策，使群众性移民所拥有的劳动力得以和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从而成就了19世纪西部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这套政策始于1780年10月10日大陆会议关于“公共土地”的决议，形成于1784、1785和1787年三个土地条例，而1784年土地条例就是由杰斐逊主持起草的。其基本精神是：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不管它们是由原有各州转让的，还是以其他方式从别国和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的，其日后的处理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公共利益”，即先纳入美国的“公共土地”储备，然后再向移民开放，供移民购买、使用，或留作他用。这是一种“先国有化，后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政策，令移民在建立家庭农场时得以免除绝对地租的负担，使成千上万的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西部迅速形成，又能把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投资于土地经营，所以，西部的拓殖进展神速。据统计，在1790年以后的最新几十年内，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的移民，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而1860年以后的40年内，西部的新垦地就达252亿英亩，相当于过去270年垦殖的土地面积。这种垦殖的最大成果，是在西部形成了三大农业专业区：一是以中西部为中心的“小麦王国”，二是以墨西哥湾为中心的“棉花王国”，三是以西部草原为中心的“畜牧王国”，并由此奠定了美国农业帝国的基础。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和进展。 但“西进”不仅造就了一个“垦殖的西部”，也为美国的现代化准备了条件。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证明：首先，西部生产的小麦、棉花和牛肉，为东北部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出现的都市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原料和食品，其中棉花尤其是东北部纺织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次，西部的垦殖需要大量的农机具、交通运输工具，这就吸引着许多东部的资本家、企业家到西部投资办厂，甚至直接把一些重要工厂从东部迁往西部就地生产，从而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西移。再次，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1815—1850年运河的开凿和1850年以后铁路网的向西延伸，对钢铁的大量需求，推动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重工业区的兴起和发展，但这里不仅生产钢铁，也生产机器和汽车。由此，一方面把美国的制造业带从新英格兰延伸到中西部，另一方面实现了美国工业的换代升级：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最后，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中西部重工业的发展，以及以铁路为标志的交通革命，使西部的拓荒农业日益深入地卷入国内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浪潮，也促使其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实现了西部农业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换言之，“西进运动”不仅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准备了重要前提和条件，也为它的工业化即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提供了直接动力。 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因为它是黑人奴隶制和自由劳动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北部的胜利和南部的失败，因为东北部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西部自1840年以后由于东西部之间交通运输联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由作为南部的同盟者转变为北部的同盟者。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内战的原因和结果，都与三大区域关系的演变有关。 三、 第三台阶：重建与发达（1865—1930）， 以“福特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 1865年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有一个“重建”时期。过去，一般只把“重建”看做是内战的一个阶段，也不注意它对以后美国发展的影响。其实，“重建”不仅是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南部的重建，也是对被南部奴隶主破坏了的联邦的重建，并引进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政策和措施，对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运动都起了巨大作用。 内战与重建时期，由于南部奴隶主退出国会，共和党人执掌大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决定：（1）决定对宣布脱离联邦的南方实行军管，各州按国会的重建方案，重新选举并达到一定标准后方可重新加入联邦，这就重建了联邦；（2）从1863年1月1日起实行《宅地法》，让自由移民得以免费获得期盼已久的建立一个家园的宅地，成千上万移民涌入大平原、落基山区及太平洋沿岸，西部开发进入新阶段；（3）将平均关税率从内战初的188%调整到47%，并在1866—1868年间3次豁免了工业产品的国产税，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也加速了国内市场的整合；（4）大量运用“公共土地授予”，特别是给铁路公司的土地授予，刺激了美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并在1890年以4英尺85英寸为标准统一全国铁路轨距，加快了铁路网的形成。（5）1865年年底，宪法第13条修正案获得批准，奴隶制的存在在合众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均成为非法，种族奴隶制被正式废除。（6）1862年，制定了《摩利尔赠与高等院校土地法》，推动了高等院校和实业技术教育的空前发展，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技术支撑。（7）此外，在内战期间，国家还发行了26亿美元国家公债和45亿美元“绿背”纸币，国家先是把利息率提高到5—73厘，后又规定：停止用硬币支付。这些都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因为他们是公债和纸币的重要持有人。总之，内战后的重建，不仅废除了奴隶制，重建和扩大了统一市场，其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全方位地影响到国家农业、工业、交通和教育的发展，是内战后美国走向腾飞的巨大推力。 这个时期美国经济的腾飞或发达，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迅速变革。除了钢铁、汽车和各种电动技术的发展外，托马斯?A.爱迪生的发明活动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一生发明达2000多项，而获得专利的就有1097项，几乎涉及和影响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其次是经济结构的改变：1859年农业产值还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8%，到1889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75%，其中食品、纺织、钢铁和木材等工业，作为美国四大近代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4%。一般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全面实现了工业化或现代化；与此相联系，都市化也在美国取得重大进展，1920年时，全国人口的都市化比例已超过50%，其中新英格兰的都市化比例已高达733%，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南部种植园区，都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生产组织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70年之前，生产主要是由个体来组织和进行的；187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生产已由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来操控了。大企业，最初以“托拉斯”为主要组织形式，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后，迫使企业家改变联合方式，许多企业采取了所谓“控股”的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占有或控制其他公司的股票，而达到支配别的公司的目的，从而形成连锁关系或母子公司。这一时期，在美国经济中独领风骚的大事，是1903年由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的福特汽车公司，它不仅以销售1500万辆T型汽车而闻名，更重要的是它在1913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固定的汽车生产流水线，第二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条流动装配线，从而做到了融标准化、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于一体，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换，一种合股的集体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取代了以往以个体为主的小生产形式。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福特生产方式”或“福特主义”。美国汽车业起步虽然晚于德国，但由于有了“福特生产方式”而使之后来居上；这时候，由于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大，银行和金融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以至逐渐支配了整个生产和经营，进而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八大财团，1882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是它们的典型代表；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发达的最后一个表现，是“科学管理”的兴起，它的创始人是时任来德尔钢铁厂总工程师的弗里德利克?W.泰罗（F Taylor，1856—1915）。此人以对工人劳动进行“动作——时间”研究为基础来确定双份工资制，并在劳动管理方面提出“任务管理”的概念，其管理理论很快在各地传播，并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860年的第4位上升到1894年的第1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已取代英国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 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角度看，此间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这就是于1898年发动的美西战争。因为这场战争首次以强硬的方式既公开向世界宣告了美国正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也为美国的进一步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为这场战争提供理论依据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的“海权论”。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控制水域，而水域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占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而一旦“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一个扼加勒比海的要冲，而另一个则是通往中国和东亚大陆的跳板，正是马汉所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这场战争如愿以偿，结果美国不仅占领了这两个战略要地，而且还在战后陆续占有了关岛、萨摩亚等一系列岛屿，初步建立起一个海外殖民体系（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这对于美国经济的成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因为正如马汉所说：其中包含着“更大的商业好处”。 表3美国海外领地 单位：平方英里 地名面积 波多黎各（1898年）41404 美属维尔京群岛（1917年）342 关岛（1898年）541 美属萨摩亚（1899年）119 坎吞岛和恩德伯里岛（1939—1989年）70 中途岛（1867年）5 威克岛（1900年）8 约翰?斯顿岛和桑德岛（1858年）13 北马里亚纳群岛（1947年）477 太平洋岛屿托管地（1947年）1380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即老罗斯福。从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角度看，他在总统任内的思想和活动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他通过把政府的监督范围扩大到劳资关系及食品、医药领域，制定《赫伯恩法》以调节收费标准并直接打击垄断的铁路公司，适时地扩大了政府对经济和生活的调控权，并为此提出了“充分的控制权”的概念；其二，他在“制服托拉斯”口号下打击垄断的时候，并未忽视大企业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为此将托拉斯划分为“好托拉斯”和“坏托拉斯”两类，并进而提出了“公平交易”的概念，从而维护了大企业的健康发展；其三，他提出自然资源不能再生、并非用之不竭，对自然资源要进行“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发”的思想，并第一个在美国成立了“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以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把政府的调控由经济领域扩大到自然领域。老罗斯福因此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崛起，被誉为“现代美国之父”。 四、 第四台阶：危机与调整（1930—1945）， 以罗斯福“新政”为主要标志 这一阶段，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争夺世界的霸权。但这种努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其转折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新政”不仅挽救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也为美国的最终崛起乃至问鼎世界霸权准备了经济和政治条件。 美国改变“孤立主义”，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美西战争实际上已是美国外交转变的开始，紧接着于1899年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1904年罗斯福对门罗主义所作的“推论”，均加强了这种转变。必须注意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年初提出的有关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十四点原则”，因为它包含了三个重要条款：（1）是取消秘密条约，这是要阻止欧洲强国背着美国瓜分世界；（2）是强调民族自决，这是要瓦解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体系；（3）是建议建立“国联”，这是企图操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安全体系。这明明是一个争霸计划，但这时的美国虽然已是经济、军事强国，却弱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结果威尔逊虽“赢得战争”，却“失去和平”。 但美国仍然从参战中获益，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国民生产总值由1919年的742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国民收入总值从1921年的594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872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00年时的480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681美元；资本输出从1919年的30亿美元，猛增到1929年的172亿美元。30年代的繁荣并非虚妄，汽车、电机和建筑为繁荣提供了主要支撑，仅汽车业就为工业总产值提供了8%的份额。但20年代的繁荣业有虚假成分，农业长期萧条、分期付款赊销和过分的股票投机，均隐含着难以预料的因素，而这时的美国领导人赫伯特?胡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却过于乐观，竟宣称：“我国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消灭贫困的最终胜利。”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化解1929年10月23日开始出现的“大危机”。 但这次“大危机”的爆发也有国外的因素。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太过：把煤炭基地鲁尔割让给法国，还须支付战争赔款320亿美元。结果，美国不得不向德国大量贷款，德国则用以支付协约国的赔款，但协约国在拿到赔款后还须支付美国的战争借款，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金融、德国赔款和欧洲重建三者之间的“微妙循环”。1924年，德国发生货币贬值，40亿马克只能兑换1美元，这迫使德国停止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进而迫使协约国停止向美国支付战争贷款，当美国人意识到不能收回给协约国的几十亿美元贷款时，便丧失了对美国经济本身的信心，从而引发了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华尔街股市崩溃。 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大危机，由金融业迅速波及工业、农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危机爆发后的1929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共抛售股票达1640万股。3年内纽约股市价值下降了450亿美元。30年代头3年，银行倒闭达5100家，储户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据统计，从1929—1932年，农产品价格下降了56%，农场主平均收入从962美元降至288美元，产业工人的周工资从25美元降至17美元。总之，美国由20年代的空前繁荣演变为30年代的“空前危机”。美国及世界各大媒体都不得不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形势：“恐惧”。而1929年年底，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仍坚持说：“美国实业从未像今日这样牢固”。他认为“繁荣实无问题。” 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把危机变成了机遇：改革的机遇。他的办法就是实行“新政”（New Deal）。这是他在1932年7月2日接受总统提名时，向美国人民立下的誓言：“我要向你们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什么是“新政”？国内外有关研究“新政”的著述连篇累牍、车载斗量，认为所谓“新政”就是实行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其实，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并不是“新政”的新东西，而是美国及各国早就实行的政策，只不过罗斯福的“干预”和“改革”空前加强罢了。“新政”时期真正的关键词是“调整”（adjustment），这是对几百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后提出来的。“干预”也好，“改革”也好，均是为了落实“调整”。“调整”涉及四个方面的关系：（1）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更加明确劳方的权利和资方的义务，如《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年7月）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的权利；（2）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如《全国工业复兴法》（1933年）反对在生产和贸易中实行垄断；（3）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发展过于“自由放任”的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如《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管理全国经济的权力；（4）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不公。1935年通过的《税收法》对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人征收附加税。有人认为，这类改革已是美国经济的“革命”，那是夸大了。所谓“调整”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修正上述各方面的关系并使之趋于正常化，其实质乃是一种改良。但有一点必须指明，就是“新政”不仅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从此还通过政府拨款和创办企业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发动机”。从此，美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除了个人、集体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国家”。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国家现在既是整个经济的“发动机”，也是许多重要企业的创立者。罗斯福的“新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1）是靠了罗斯福个人的领导魅力，他关于“我们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的宣示正是其领导魅力的表现；（2）是靠了以雷蒙德?莫利为首的“智囊团”的帮助，这些“智囊”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3）是靠了他采取的新的“亲民”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如直接诉诸国民和舆论的“炉边谈话”方式；（4）是靠了他大胆的改革，对经济做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违反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克服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一场最大的危机，其成功还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准备了物质基础，并为美国最终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创造了条件。那么，美国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爬上世界霸主的宝座的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修改“中立政策”，变“不干预”为“参战”，回到国际事务中来，并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积极力量，这意味着“孤立主义”外交的结束。第二，由于“中立”政策的结束，美国修改对外贸易政策，积极向民主国家提供军事贷款和军事物资。这一方面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另一方面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世界出口总值的324%，世界黄金储备的745%。第三，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世界金融会议，决定以下列三原则成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2）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3）美元可代替黄金作储备，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第四，由于参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战争机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队已有1200万人，军事工业尤其获得巨大发展。据统计，1941年7月—1945年7月，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开支达1860亿美元，4年中生产坦克86338辆，飞机297000架，登陆艇64500艘，军舰、运输舰几千艘。第五，通过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建立了威尔逊未能建立的国际安全机构——联合国，并通过“五大国一致”原则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否决权”确保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50个国家和地区驻军，又以对各国拥有506亿美元的债权作为其称霸的经济手段。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已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其权力在世界历史上超过昔日的英国。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己经崛起的标志。 五、 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1945—1990）， 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参战不仅为这个国家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机遇，也为其社会经济的新转型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历史走向的主要问题是“冷战”。美国人认为“冷战”是为了对付所谓“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虽然在东欧增加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整个苏东地区百废待举、力量很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尚处于“守势”。 与此相反，早在1941年，亨利?卢斯就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概念，到1945年4月，杜鲁门声称美国已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1946年2月乔治?凯南发自驻苏使馆的反苏的8000字电文，以及丘吉尔于是年3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实际上是内外呼应的冷战宣言。于是便有了1946年9月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秘密报告中“遏制”苏联的建议，以及1947年3月正式宣布对抗所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再接着便是在1948年8月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之对应的《华沙条约》，则晚至1955年5月才正式签订。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敏，充分表现在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的所谓“忠诚法令”并据此成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的“麦卡锡主义”。 “冷战”并不排斥热战。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核威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恐怖平衡”。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冷战”，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5年9月6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今天的‘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1979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提出著名的“天基防御”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发展，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线索。 由于发展高科技被置于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1946年8月1日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同年10月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9月15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等。1950年10月，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10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在1957年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并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决定对美国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个总统特别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联邦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整合下，不仅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庞大科技体系，而且明显地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学日益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以高科技的发展为动力，发生了多重的变化或变动：（1）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大科技突破，即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起点，迅速向各个重要科学技术领域扩散，形成包括生物、化学、能源、材料和航天在内的几大群落，而尤以信息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2）由于技术科学化，这次高科技革命较好地解决了“科学——技术——生产” 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问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高科技产业，如“信息产业”、“基因工程”；（3）随着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在传统的农业和现代工业之外，形成了以高科技为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据研究，在近期生产率增长中，大约2/3应归功于IT（信息技术）。同时，它也带动了整个服务业的扩大，“信息产业”或“知识经济成为新经济中的代表”；（4）与此同时，高科技也逐步由新兴产业向传统的工业、甚至农业转移、扩散，使传统的工农业在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务等各个方面获得改造，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销售、管理企业增加了“R＆D”（即研究与开发）投资，从而增加了传统产业的含金量，使传统产业不断换代升级；（5）以高科技研究和产业为中心，一批拥有一定新兴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新兴信息技术的人员成长起来，在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之外，形成一个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贵，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代表。总之，由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或正在改变着美国传统工业社会的动力、结构和面貌、特征，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某些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非物质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但其深刻性已令人震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社会经济的变革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自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积分计算器ENIAC在美国宣告研制成功以来，而今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第五代，并进入了人工智能和网络化时代，1993年以后，“信息高速公路”也在全国建立起来，“信息技术”在生产、管理、军事、教育等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被广泛采用，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人类文明的面貌，包括人们的行为、思想和观念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亦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典型。据国际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研究，1950—1973年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此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上升28%。（1973—1995年为14%；1995—1998年则为25%。）1973年，美国的GNP约为1790年时的1100倍。在美国经济增长最好时期的1970年，其GDP是苏联或日本的2—3倍，法国或英国的5—6倍，印度的15—20倍。当时，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其生产量约占全世界的25%，美国人均生产量约为全世界平均生产量的5倍，苏联的3倍，印度的40倍。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低谷阶段，但在克林顿掌权时期，不仅将财政赤字变成了财政赢余，而且出现了连续10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情况。尽管它的社会经济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见表4），而今，美国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表41998年几个主要国家GNP比较 国家GNP（以10亿美元为单位）人均GNP 总值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美元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 巴西709 688 24400316 1 中国906 1710 0750818 9 加拿大569 991 719020180 5 法国1533 641 426270101 0 德国2364 631 32887060 9 印度257 8146 91080745 8 日本5149 223 94094023 6 意大利1740 561 019980160 7 俄罗斯356 015-5 3214050-5 0 英国1152?152?619600172?3 美国7433?512?31902081?4 为了醒目起见，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美国的崛起极为迅速，实际过程只用了150年；第二，美国的崛起是以制度创新起步的，且这一传统贯穿其崛起的全过程；第三，通过引入“福特生产方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两次大转换；第四，美国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又通过高科技革命催生了更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内部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外人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除了上述不同时期的一些特殊历史条件和动因外，是否还有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和更为基本的动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以为，这些基本动因就是： （1）“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美国领土面积939万平方公里，它占有北美大陆最富庶的心脏地带，其土地属于最肥沃和最高产的土地之列，其可耕地占总面积的40%。它蕴藏有丰富的金属矿和能源矿源，其中许多种产量居世界前列：锡占世界总储藏量的2/5，铅约占世界总储藏量的1/5，铜、银、锌各占世界总储藏量1/6，金占世界总储藏量1/10。烟煤、无烟煤占世界总储藏量1/5，褐煤占世界总储藏量1/8，还有数量可观的石油、天然气。所以，《美国大百科全书》说：“美国的繁荣大半归功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2）比较完善的国家体系。自1776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以后，经过邦联阶段而建立的联邦制度，以“人民同意”和“法令约束”为基本原则，在允许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又赋予联邦“适当的政府权力”，得以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不同功能。但又不必担心处于强势方的中央挤压地方，因为中央的权力在宪法中采取了列举方式，即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宪法又设置了严格但可操作的“修正”机制并明文规定：“凡未授予联邦、又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保留给州和人民”，仅这两条就不仅赋予这个国家体制以巨大内在活力，而且为美国人民的创造性发挥留下了很大空间，是美国崛起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3）除了内战以外，200多年来美国国内虽然纷争不绝，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革命性社会震荡，其基本原因是美国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而美国的国家体制和框架，在设计时就为这种改革或改良预留了余地，并在1787年合众国宪法中为宪法的修改，即制度的改变做了专门的规定。正因为如此，自联邦政府建立以来，美国宪法已增加了27条修正案，其中至少有四次实质性的改变：一是建国之初的《权利法案》，二是内战后废除奴隶制的法案，三是有关进步主义改革的法案，四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总统和副总统职权的若干变更。但美国的改革事业仅靠宪法的机制作保障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来为之全力推动，这个阶级力量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历次改革运动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宏亮声音，尽管来自这个阶级的成分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4）宪法将使子孙万代“得享自己的幸福”作为立国的目标，因此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尤其是州和地方政府工作的中心。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州政府均把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劳动力的素质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一般，州政府开支的约40%是用在教育事业上，比其他任何方面的花费都多。在美国，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5—20岁青少年在校人数由1920年的64%上升到1970年的90%以上；衡量“教育水准“的尺度，即25岁和25岁以上人口完成学业人数的中位年龄，由1940年的86岁提高到1970年的122岁。大学及其研究院成为美国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支柱。 （5）美国是由一个移民和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在美国发展史上，除1885—1924年这段时间以外，美国政府一般比较重视外来移民的吸纳工作：在1885年之前一般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1924年以后则有配额和人数的限制，但各地的政治难民入境不在限制之列。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给美国提供了支持经济发展的资本、知识、技术和劳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大量外国移民的到来，造就了美国传统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极大地促成美国独特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6）美国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也充满现实主义的国家。1776年，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据此都拥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自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和准备移居美国的人，均把“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作为自己的“美国梦”。但“追求”是要靠自己用行动去实现的，“追求”（to require）一词本来就包含着以某种行动去实现的意思。由此可见，《独立宣言》本身乃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体，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美国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历程，成为美国崛起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人人生而平等”，在美国历史的转折关头，至少有三次都是美国人核心的战斗口号：除了独立战争之外，另两次就是1861年美国内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了。高举这一旗帜的分别是杰斐逊、林肯和马丁? 路德?金。 最后，必须指出，这些基本因素并不游离于美国崛起运动之外，它们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发展和崛起的过程，并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上述各发展和崛起阶段的动力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六条只不过是对上述各阶段主要动力及其内涵的综合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