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2

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2

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如前所述是宽刑省狱的结果，但也有一番寓意：“曩者，法吏执刑深刻，犯者滋众，先皇帝甚厌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圣训，凡便于国、利于民者则言之，为民之蠹、为国之病者则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慑于势而屈所当为。一以道辅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时，斯不负建国图治之意。苟为不然……则是官之名虽更，而实之可厌苦者自若也，奚可哉！”可见，不仅改其名，而更着重于改其实。
与此同时，建文朝在地方上进行了省州并县，精简机构。建文帝的这一措施，是针对洪武时的官冗政繁而采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识之士已建议朱元璋要“省冗官，减细县”。据《建文朝野汇编》等书所载进行粗略统计，几年间撤销的县有三十九个，州九个和一批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还撤销了巡检司七十三个，河泊所四十九个，递运所十五个，水马驿四十八个，税课局一百零九个，税课司四十一个和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闸，省去府州县学训导一百零四个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个别零星的增设。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与税收有关，而增设机构中，只有一个河泊所。大量的税课局、河泊所等机构的撤销，无疑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经济发展。明人朱鹭说：“(建文)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是正学(方孝孺)之过也。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话虽不甚到家，却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种种措施，我们不妨称之为建文新政。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为指导的。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所好读书及古典文章”。即位以后，他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儒辈论周官法度”，一心恢复二帝三王之治。虽然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喜欢用此标榜自己，但建文帝是个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于权术和欺骗。这可能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史籍残缺，我们不妨从他的主要谋臣方孝孺的言论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方孝儒同样是个天真的政治家。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复井田制。其目的在于“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他认为“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使陈涉、韩信有一之宅，一区之田，不仰于人，则且终身为南亩之民，何暇反乎”。他行仁义，复井田，企图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以达长治久安。显然这些主张在君主社会内是无法实现的。
第94节：开创与守成之间(4)
明朝已是君主社会后期。洪武三十余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矛盾还是不断尖锐化。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有鉴于此，方孝孺作为一个政治家，旨在以复古为口号为社会寻找出路，企图克服当时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他斥王淑英反对复井田的话为“流俗人之常言”，就容易理解了。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处，是在于发挥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能均天下之谓君。”众人之所以要推选君主是为了“使人尽心于民事”。因此，“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评那些将君民关系倒置的后世之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进而指出：“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270年后，被称作具有启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了光辉的《明夷待访录》。他在《原君》中激烈抨击了君主制，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言辞相同而已。及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力排“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他们的心，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方孝孺的思想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很难相容。朱元璋认为“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则“国法不容”，“天道不容”。那么，他不满于方孝孺，说：“斯人何傲！”并贬其为蜀王府教授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新政给社会带来一定好处，因此明人有“四载宽政解严霜”之誉。他的“仁声义闻”甚至远播西域、朝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为鼻祖者”。中原地区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更多：“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这些记载和传说，足以与建文新政相印证。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轻文。勋戚多是统兵将帅，诸王也以能节制诸军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权。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并不十分重视科举，而是进士、贡举、杂流三途并用，做官并不一定要读书。王世贞说：“国家初起重武，其于文事亦不数数焉，大要各以其途进”。朱元璋晚年对功臣的诛戮，并未触动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种种特权。他杀的只是一些可能对皇帝构成威胁的高级将领。这种右武轻文的政策，是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的。打江山靠军人，巩固江山也靠军人。但在经过三十余年的和平之后，这种政策需要改变了。
建文帝看到了形势的变化，因而“归重左班”，着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不仅升高六部尚书的品秩，让文臣分享较多的权力，而且大开科举，为知识分子进入政权开路。方孝孺说：“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队伍。他还诏举优通文学之士作为科举的补充。甚至下令“并卫所”，“诏军卫官举通经军士”，颇有点和武弁们为难。
这些情况，如何帮助我们透视靖难之役呢？
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会得罪于洪武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必然会反对它，并竭力维护洪武的政治传统不受损害，凡已变更的，均需恢复旧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这样两部分人，其一是众亲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们的权益地位受到极大损害，有的亲王甚至罹于削爵杀身之祸。其二是众多的武将，因为文臣地位的提高势必使他们的权益受到抑制。这两部分人对建文新政的不满是必然的。
第95节：开创与守成之间(5)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靖难之役，便会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须要提出足以号召的政治口号，而这口号正是“恢复祖宗旧制”。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祖宗成法，声称“靖难”、“清君侧”正是以维护祖制为理论依据的。
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须要寻求依靠不满于建文新政的势力，而这正是诸亲王和众武将。
将这两点归纳起来便知，靖难之役是以朱棣和亲王军人集团为一方，他们极力维护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团为一方，他们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说，建文与永乐之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是争取实行开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团与保守的亲王军人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要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制，另一方则希望较多地参与政权，变更旧制，推行新政。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由于戎马倥偬，时间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这些天真的政治家没有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个靠左班文人支持的“仁柔”皇帝，在强大的亲王军人集团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这一结论完全可以用靖难之役前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复旧”的口号也明白地写在朱棣给朝廷的上书和他起兵的檄文中。地位受到威胁的军人们聚集在“恢复旧制”和“诛左班文臣”的旗帜下，公开叛附燕王或徘徊观望，成为朱棣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罪惟录》记载：
燕王初作难，苦无以为名，托云清君侧，不足以勇士怒，及两胜后，凡从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阵亡士卒，让皇(建文帝)有诏；“这孩儿每不肯用心厮杀，以致败衊，子孙勾补入。”茹以劝大宗(朱棣)，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闻反以蒙罚，谕俱复其父职，死亦免其徭。”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军人们不肯用心厮杀的原因，这里更可以看出朱棣等人是在用心争取这股势力。史籍记载“诸大将”又“多怀贰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战而溃”。“将士往往离散不肯向敌”，卒至失国。明人朱鹭说：朱元璋“专意右武”，因而“左班不得望幸泽，而亦无长短可效，不过定制度、修诰章，竞奉上旨而已。及至建文皇帝，注思讲学，恬武竞文，缙绅亲而介胄疏。于是，翰院有锡谥，尚书登一品，四稔之间，气若移焉。而文臣莫不涌跃致身，趋死如归。其凛凛箸亢节者，无虑弥百数，盖振古一创见。而武臣率怀携贰，叛附接踵，其临阵生心，甘心虏缚者，多至千人，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他感叹道，“两朝相及，曾不甚辽，一何文武离合之异也”！
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凡百若而人”。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地方官，仅北平所属郡县，“望风而解组者”就有“二百九十有一人”之多。他们拒绝与朱棣合作。许多人慷慨就戮，在极端野蛮的酷刑下毫无惧色，方孝孺甚至置杀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呢？用就义者自己的话说，是“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除了要尽那点君臣节义外，主要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他们宁肯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愿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帝则“专一煦以阳春”。朱鹭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诗中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多少道出了他们怀念阳春，甘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他们还企图以自己的死，唤起执政者对百姓的同情。
靖难前后文武阵营的划分是很清楚的。
至于亲王，燕师南下谷王朱橞打开南京川门迎降自不待言，宁王朱权则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虽然说是受了胁迫，但宁王的兵力毕竟全部加入了靖难军中，而且他们双方更有“事成当中分天下”之约。亲王们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实更是无可辩驳。如此，怎么能说不存在亲王军人集团呢？
第96节：开创与守成之间(6)
二、绝不安于守成
中国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开国君主或自己也参与创业，很少能做出什么业绩。他们大多生于安乐，长于富贵，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却也用不着雄才大略，只须守好家业，不要过分胡闹，就可以做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统，不仅仅靠了自己的优越血统，而且凭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谋略。他的经历造就了他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历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业的继承者，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开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从头做起。朱元璋已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会在朱明皇朝的旗帜下继续运转起来。同时，朱棣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号召而起兵的，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成法，破坏祖制，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复旧”相标榜。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这一假面具隐蔽起来。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便对自己的统治越有利。但这与他不安于现状的开拓气质很难相容。他的言行动辄突破成法。这就使他陷于近似于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们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他反复说“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圣治，人臣守成法以辅治”。永乐七年二月，朱棣采辑“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为一书，名为《圣学心法》。朱棣亲为之序。序言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统治思想，其一就是讲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经历艰难，其虑事也周，其制法也详，其立言也广大悉备，用之万世而无弊，有聪明睿哲之资，遵而行之，则大业永固而四海攸宁矣，灾害不生而五福攸萃。……盖创业实难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艰难，惕焉省惧，明昭有训，是仪是式。夫作之于前，则必有缵述于后。不有以继之，则无以承籍于悠久。”又说：“祖宗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继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维护者，因而也就是历代贤君圣主的后继者。这在下文还要做详尽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行动，也不妨将其与建文新政相对照。
针对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下令恢复刑部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恢复各宫殿的旧名，如正身殿仍为谨身殿，端门仍为午门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连永乐年间新印制的宝钞，也仍称洪武年号。这些空洞的政令和无关痛痒的名义，尽可以复旧，但一碰到要害处，就另当别论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虽算不得多么有利于民生的德政，却与祖制大相背。朱棣既声称复旧，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问题。建文四年七月至永乐元年之间，被建文帝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入京朝见朱棣。朱棣格外优礼，动辄大君赏赐，等等。
其实，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尊崇祖训、笃亲亲之义的宣传之效，也可以拢络人心，巩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难既联合亲王、军人组成集团，此时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胜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皇位与权力。当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触犯他的权位时，他就打起维护祖制的旗子；而当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对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强大的藩王对皇帝的威胁，也更善于削除这种威胁。在笑脸下面，他悄悄开始了削弱和控制诸王的行动。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楩，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言节饮，庶诸夷有所瞻仰，而不负兄之所望”。在冠冕堂皇的言词之下，藩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皇明祖训》规定，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与之抗礼。燕王等在藩国时都曾节制诸军。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与命将计议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吗？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对各王府官军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赏赐。“赏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头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赏钞十锭，典膳仍在本职，食俸同正六品，赏准次功百户例，舍人准次功总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赏钞有差”。《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朱棣做了皇帝后，绝不提此事。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朱棣是玩弄权力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见。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第98节：开创与守成之间(8)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永乐元年朱棣对他的群臣说：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
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献媚取宠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评。他说：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张扬其事。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儒雅了起来。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然而，他们是以参赞机密、参与决策的名义进入内阁的。
1．文官制度趋于完善
正是这些人进入了内阁，肇始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洪武废除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却了一个环节。朱元璋曾一度设立四辅官。四辅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但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久罢设。后来，又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帮助皇帝处理公务而已。当时帮助详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们可以“兼司平驳”。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是在朱棣即位的当年九月。以文学侍从之官，进入决策行列，说明文官制度趋于完善，这是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但这时入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品秩不高，没有部属，也不专管什么部门，各部门奏事也不得相关白。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越六部，成为决策的中枢，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
延揽人才，重视学校科举
明朝自洪武以来，国学及府州县学在全国普遍建立。朱棣继承其事，重视学校教育。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朱棣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在他亲撰的碑文中说：“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强调尊礼孔子，是因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
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第99节：开创与守成之间(9)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第100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0)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四、标榜儒家政治理想
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第101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1)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这个矛盾是致命的。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一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朱棣也说：
第102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2)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取舍标准则是与天下人心共好恶。他们把自己妆扮成天下民众中的一员，竭力约束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与民众同其好恶，如果追求满足私欲，而“拂天理之公”，其结果是极为危险的。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上述天命观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看到了能否稳住宝座在于是否得到万民爱戴。
历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力量十分惧怕。“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过独夫而已，连一个愚夫愚妇也不如，何况他面对的是亿万民众。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酿成祸乱则悔之晚矣。
于民怨未形之时图之以法，便是谨好恶、慎修身。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
(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朱棣同历代政治家一样，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做所为为普天之下所瞩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同时，他还领导着一国之风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为端正，品德无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日无惕，若厉，无咎。”“弗虑无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人君应该勤勉自励，疏懒豫怠则将一事无成。朱棣本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于此体会甚深，他说：
夫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须臾踅息，则非勤励。大禹勤劳，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孙。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则不懈，不懈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做所为均是有节制的。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
(一)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书》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二)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第103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3)
(三)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先王”，实是以最优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者相标榜。
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3）制礼作乐明刑弼教
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已经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观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应该理解为自上而下地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安于现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会“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为人君者则会安然稳坐其位。
在《圣学心法》中，还有所谓别内外、正名分，也应与礼教、德化作同等观。关于正名分，朱棣说：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他说：
第104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4)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然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
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朱棣说：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这里，朱棣提出了几项主张：1．致治须资贤才，贤才须养之而成，故育才须从建学立师为急务。2．任人当择贤才，择贤才当取之至公而用之至当。3．用人果贤，听之勿疑，官皆称职，庶事咸康。
但是还应该补充一条，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朱棣说：“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赵翼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因而朱元璋竟然规定了“不为君用”的法律。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与明廷合作。有鉴于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礼臣下的观念。礼臣下并不是朱棣的发明。
在君主制社会中，虽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却有赖于臣僚去完成。君与臣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权力分享上，也在治国方略之异同上，他们常会发生冲突。是出于公心还是满足私欲，是立足于长治久安还是只顾眼前安乐，往往是他们冲突的焦点。作为君主，如何对待臣下的意见，作为臣僚，如何“辅佐”君主，是又一个为历代政治家注重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纳谏、听言是君主为人们所称许的美德。不畏威暴，敢于谏诤，则是臣僚应尽之责。在《圣学心法》中朱棣说：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第105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5)
纳言之要，在于虚心约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临下，若不和颜下士，则人亦有言而不敢进。但君主之纳言，目的仍在消除祸患，长治久安。
那么，何者可亲，何之可斥？何言可纳，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则：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伪，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处心公正，表里如一，小人则用情私邪，险陂倾侧，当审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难辨，惟明君则能识之。
他批评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为，必然终至败亡：
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
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五、贤君？暴君？
但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仅是朱棣的言论，它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说的行事呢？事实证明，朱棣对他所宣称的信条并不总是严格恪守。他有时是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是干脆背离了他宣称的信条。
先说敬天法祖吧。朱棣本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事实上，他的父亲确也按照“天命”将他的长兄朱标立为太子。懿文太子死后，又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如果朱棣安于天命、遵奉祖训、谨守礼法，便不会导演出靖难那一幕戏剧了。然而他无法抵制皇位的强大诱惑力，由于他镇守边塞、节制诸军而养成的实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终于突破天命和礼法，要自己去改变既降的命运了。
经过三年多的征战，朱棣取得了胜利。将入南京金川门时，编修杨荣拦马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谒孝陵然后再入城即皇帝位。从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谒陵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过是驾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至若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齐鸾之谋早形于咨议，乃犹南向让三，连章劝进者。欺天乎？吾谁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称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则不足以制天下。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朱棣精心炮制的即位诏：
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于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赢得天下的原因无法说清楚，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难免产生这样的幻觉。当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于天命，他不能超出历代以武力、智术夺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维模式，要借天命来宣传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观。比如朱棣虽然宣传天人感应，但是他对“祥瑞”等迷信却是不尽相信的。永乐二年七月庚申，山东临清县奏野蚕成茧，且进献野蚕丝二十六斤。这被人们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礼部尚书李至刚请率百官朝贺。朱棣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为念，其头脑还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献瑞麦，朱棣斥为“谀佞”，臣下奏贺柏树生花，朱棣斥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于民”，民献嘉禾朱棣称“但得四序协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给足，即是国家之福。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等等，都表现出朱棣对于“祥瑞”的态度。
第106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6)
下面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妨录之如下：
永乐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请率群臣上表贺”。上曰：“……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圣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灾害，不忘以生民为念，特别他不欲闻祥瑞之贺，而把灾异与自己的行政相联系，又从而对自己有所警戒，对群臣有所训谕，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朱棣的拒绝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为言，固然群臣为讨好朱棣，但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的固有观念，是君主政权的合理性的重要说辞，从根本上说，朱棣是乐于听到这类赞颂的。朱棣说灾异也是“朕所致”，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承认了祥瑞也是“朕所致”，从而肯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只要这个思维模式不改变，关于祥瑞的祝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并不相信金丹、长寿等迷信。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朱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他甚至并不企求长寿。一次，他与大臣论及此事，说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朱棣更重视的是修人事，他急于建立功业，垂名后世。然而，我们说朱棣急于垂名后世，不如说他更急于建立他当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为一切谨守封建礼法气节者所不齿，事实上他也被政治反对派指为乱臣贼子。怎样从乱臣贼子变为盛世名王，这是朱棣极费脑筋的事。他常常能够自省，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如前所述，朱棣并非绝对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灾异祥瑞，不过是他较能够警戒自省而已。永乐年间最大的天变莫过于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这一场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毁于一旦，举国震惊。朱棣连忙下诏罪己，征求直言，随后，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说朱棣对政务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愿提的事是迁都问题。三殿大火，群臣奉诏言事，言官多以迁都为非，以为上天示警者，盖因擅改祖制迁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与大臣俱跪于午门外对辩。辩至将午，大臣们窥知朱棣并不以迁都为非便有恃无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计”而妄言。所幸户部尚书夏原吉从中斡旋，言官才未获罪。关于迁都的辨论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对于天变，朱棣并不盲目地忧惧或喜悦，颇能按己意而取舍。他以天命为自己的后盾威吓臣民却绝不让天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是一位十分聪敏明辨的君主。
至于“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样呢？
朱棣声称爱民、恤民，在这方面言论甚多。朱棣所设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图画。和谐、安宁、殷富、礼让。的确，在永乐二十二年间，朱棣也做了大量安养生民的事。朱棣本人于政事极为勤奋。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处理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同时，朱棣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明人称颂朱棣“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不为无据。
第107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7)
由于朱棣君臣的经营，永乐初年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力量日渐增强。然而，众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乐一朝不断有所兴作：征安南、下西洋、讨蒙古、迁都北京，未一刻暂息。这与“毋殚其财，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异其趣。朱棣曾说过：“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其养，虽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为，百姓征战劳作不止，焉能不失其养，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切中永乐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永乐末年，民生情况已经十分不妙。暴发于山东的唐赛儿之乱，便是百姓对朱棣怨怼的真实反映。
其三，说到养士择贤，听言纳谏。
朱棣即位后，标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学，重视科举，注意人才的培养。在朱棣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文士，明代的内阁制度也因而开始形成。
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朱棣爱惜、养育人才的故事。永乐二年，状元曾等人受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进士文学优等者及善书者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后，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就读文渊阁，曾等二十八人入选。庶吉士周忱落选，他上言自谏少年愿学，朱棣十分高兴，增周忱共为二十九名。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学馆面试之。就学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并派给校尉驺从，可谓优礼之至了。后来其中的不少人树有政绩留名后世。永乐年间还开了举人入监读书之例。由于进士所取有限，不少举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并给予教谕之俸。也是养成人才之一途。
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乐年间有所施展。即如后来声名赫赫的学士杨荣、金幼孜、黄淮等也仅以五品秩入直文渊阁。说是参与密勿，其实也很难影响决策。
朱棣喜书画，善书的沈度兄弟、善画的王绂等都被他罗致在身边。这些看似优游尊贵的文人学士并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鸟入樊笼之感。如王绂诗有：
纵有好奇者，相看为玩弄。
孰知野鸟苦，只悦公子容。
这样的句子，确道出了朱棣身边的一些文人学士的心境。他们不过是供装饰用的花瓶笼鸟而已。
朱棣标榜谦己纳谏．但其刚愎自用，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军国大事多由一人独断。即如发五十万大军出塞亲征蒙古这样的大事，也难得令臣下赞一辞。永乐八年北征，车驾次凌霄峰，朱棣问侍臣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胡广以奉承之语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这固然可以看出诸将态度不积极，但也可以看出朱棣与群臣的关系。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次北征时说：“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肭。”宁远侯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畏罪自杀，“功冠交南”的英国公张辅，亟调从征，既不令抗锋，也不令逐北，仅以之俾督运。“天子自将，不欲诸臣分其功也”。既如此，诸臣何敢谏言？
经过两次北征，仍未达到朱棣预想的目的。永乐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问题，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兵部尚书方宾力言军兴费乏。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大怒，方宾惧而自杀，夏原吉下狱，并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连续发动了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结果，无功而还。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叹“夏原吉爱我”，岂不晚矣！
最后，朱棣声称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断申明礼制，旌表节妇孝子，又命儒生辑《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以颁赐天下。朱棣本人则装得极为仁慈，甚至虚伪到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永乐五年五月己巳这一天，朱棣来到灵谷寺，驻骅中庭：“有青虫着上衣，以手拂置地，余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而朱棣之所为，却多有可议之处。其最为人所不齿者，殆为对建文诸臣的杀戮。
第108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8)
大凡开国君主，总有点流氓无赖气。大概这正是他们能够蔑视礼法、无所顾忌地横冲直撞的一个原因吧？你看，楚汉相争中，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嬉皮笑脸地要“分我一杯羹”。起初，刘邦轻视儒生，有儒生拜见他，他竟夺过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撤尿。同样，朱元璋在羽翼丰满时，便指使人将他拥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于江水。即位后专杀立威，对于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绝不留情。
朱棣身为藩王，带兵夺位，也需要有向神圣礼法挑战的精神。这个近乎开国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带点流氓无赖气。朱棣还有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正是其父朱元璋。胡适尝说：“成祖生于明太祖起兵之后八年(1360年)，眼见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为最像他老子。”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样，不仅有流氓手段，也是个残忍嗜杀的暴君。不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是宫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诛杀无异。从带领“靖难”之师打入南京起，朱棣便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宣布：“朕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宪，浊乱天下之奸恶，悉就诛僇。其余文武官仍用无疑。升赏斥罚，从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怀疑怨谤，不安职事者，事发族灭。”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迫害、遭杀戮的人数字难于统计。如前面的引文所显示，他的杀戮是伴随着政治宣传的，无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处处标榜自己是嫡出，标榜自己维护、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宪。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号称“读书种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道：“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辞穷，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干脆说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孙坐，你管不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礼法定是非。不过，从这对话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无赖相吗？朱棣命人强授方孝孺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十族奈何！”于是酿出了一场杀十族的惨祸。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以成“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绝徼者不可胜计”。其他，如对兵部尚书铁铉，“割其耳鼻”，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益指斥”，终于被凌迟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朱棣“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死，不仅是出于对封建礼法对建文帝殉节，更重要的，他们是出于拥护建文帝的宽仁之政，从而反对朱棣“恢复祖宗旧制”的政治立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最野蛮的，莫过于朱棣对这些殉难者家属的处置了，且不说他下令在郡县穷治建文“奸党”，以致“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所谓“瓜蔓抄”，即从一段朱棣口诏的实录，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脸。
第109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9)
永乐元年正月，校尉刘通等赍帖为奸恶事：“一将刑科引犯人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又引犯人杨文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奉钦依“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都拿去，同刑科审。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的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永乐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著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第110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0)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派胡刺探民隐，奖励告密，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第111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1)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详见余篇)，便是最好的证明。
六、艰难民生
一个国家，必须有安定的秩序，否则，这个国家便无法维持。但安定的秩序并不只是凭借武力高压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凭权术便可以造成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安定首先是民众生活的安定。没有一个政府或统治者不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得到长治久安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一定是个明君；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或受到忽视，必是个庸主。朱棣对这个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圣君贤主自期的。永乐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历代帝王，祭毕，朱棣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话：
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我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修祀，著为常典。朕今此举，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尽心赞辅，庶几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够爱抚百姓，协助他使天下达于至治。永乐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进京朝见，朱棣对他们说：
第112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2)
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惟尽乃心，惟尽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道，极施无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门之外张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厉军民者，必罪不赦！”
我们还要举出朱棣命礼部发给中外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进他的致治之道。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礼部移文中外诸司：
一遵成宪，爱恤军民，必崇实惠。且以农桑衣食之本，必及时劝课；学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劝勉；赋役必均平，科征必从实，祭祀必诚敬，刑狱必平恕，孝顺节义必旌表，鳏寡孤独必存恤，材德遗逸必荐举，边徼备御必严固，仓库出纳毋侵欺。有官吏贪暴旷职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具实纠举。
上文已经说过，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打起了维护祖训、恢复旧制的旗号，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于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顾惜地将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势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采取措施，至于祖训云云，对他来说并不像夺权时那么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抚军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时，各地臣民对朱棣的大规模杀戮还惊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晓谕军民各安生业，他说：
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以高压强行使百姓就范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乐业”，反以告讦、死刑相威胁，其时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轨道，朱棣还脱不出军事高压的模式。他相继向全国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担任“整肃兵备，安抚人民”的任务，如都指挥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苏州卫，都督佥事赵清往凤阳中都留守司，前军左都督李增枝往荆州，江阴侯吴高往河南、陕西等等。但是，仅靠武力高压的“抚安”是不够的，朱棣也同时注意到民生的实际问题。因而，这时也派了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应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瘼，令其将“何弊当革，何利当兴，速具奏来”。第二年(永乐元年)，他又派监察御史、给事中这些“朝廷耳目，侍从之臣”，分诸直隶府州县及浙江等布政司抚安军民，宣传他的与民休息之意，并要求他们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时约束他们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有故违者具实奏闻，以法治之”。这些措施，还带有为“靖难之役”善后的色彩，这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会秩序稍为安定之后，必须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
一个社会成员主要是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国家，首先必须安定好农民，首先管理好农业，才能使社会安定、民有所养而财用不枯。土地、种子、农具、耕牛，以至于耕作技术、水旱蝗灾都是执政者应该考虑的。《明太宗实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朱棣的具体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屯田，耕种乏牛者，官市给之；乏农具者，宝源局铸造给之。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论述朱棣开发北京时要详细介绍。
减少工作，与民休息。例如：
永乐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谓兵部尚书刘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诏内外诸不急之务一切停止，毋妄劳人敛财，庶少息兵民。今闻诸司尚有不体朕意，横虐吾军民者，其申谕中外，自今军执常役，民安常业，官守常职，虽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须奏准然后行之，违者加罪。”
第113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3)
又如：
永乐元年四月丁巳，山东兗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县民丁三千余人，修治鲁府，东作方殷，乞暂停工，今归耕种，俟农隙就役。”从之。
再如：
永乐元年四月乙丑，赐书楚王祯曰：“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故即位之初，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皆停罢。今后宫为建文所焚，东宫亦皆折毁，而未敢兴造。贤弟幸体朕意，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如此公私两利矣。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以赡岁用，正合成法，具见远虑之意，宜早图之。
限制急征，缓民之困。例如：
永乐元年冬十月辛酉，户部尚书郁新等奏：“湖广今年夏税过期数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县皆当罪之。”上(朱棣)曰：“赋入有经制，人耕获或先后不齐，地理亦有远近之异，未可概论。任人长民，当使之察其难易而顺其情。虽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当急责于民，急责必至乎病民。其勿问。第更与约限，令民输之。”
又如：
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属华亭县征收秋粮过期不完，请罪其县官。上(朱棣)曰：“今年苏松间有旱劳，秋粮固难卒办，县官职在抚字，不得辄以此罪之，再与期限可也。
减免赋税，恤民之艰。例如：
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陈州今年租税，以淫雨伤稼故也。
又如：
永乐二年五月丙辰，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言：“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朱棣）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俟丰岁百姓复业，商贾通行，然后徵之。”
发钞发粟，赈济灾民。例如：
永乐元年三月戊子，户部言河南开封等府蝗民饥。命以见储麦豆赈之。
又如：
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东、河南、直隶、徐州、凤阳、淮安民饥。命户部遣官赈济。本处无储粟者，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
兴修水利，除灾利农。例如：直隶苏州一带仰仗钱塘江、吴淞江、娄江之水利。后因沙土雍塞，江水失控，旱时百姓坐视禾苗枯槁，泄时坐视垂成之禾淹没。朱棣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请而治之。永乐元年更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江浙诸郡治水。厥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点开中，徵集军粮。例如：朱棣甫即位时，北平各卫乏粮，便命户部悉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创定赏罚条例，发展军屯。例如永乐二年，朱棣颁屯田赏罚之法，第二年，将其法甩红牌刊识。后又规定，官军种植样田，每岁终赴京较其所收多寡而赏罚之。
照理说，朱棣如此爱民恤困，孜孜治理，国家应该大治，百姓应该丰足了。其实，永乐年间的国计民生远远不如人意。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极为有限的。况且，以明帝国版图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发生灾害。仅就《明实录》记载进行统计，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位期间，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就达二百七十六起之多。其中大多数灾荒为朝廷所了解，并给予了赈济或减免赋税。然而有些灾情却为地方官员所隐瞒。永乐十年六月甲戌，朱棣对臣下的这种做法曾加以申斥。他说：“朕为天下主，所务安民而已。民者，国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责也。故每岁遣人巡行郡邑，凡岁之丰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饥，有司不以闻，而往往有言谷丰者。若此欺罔，获罪于天。
朱棣曾经下令在外有司官员赴京朝觐时，要报告民间利病。但来朝官员却往往不把地方实情上报，而“率云田谷丰稔，闾阎乐业”以取悦于朱棣，盖朱棣亟欲跻身于圣主明王之列，甚或要超迈千古列圣，他所乐于听的就是“田谷丰稔，闾阎乐业”这样的话。臣下之隐瞒实情，实朱棣有以致之，反之，当他了解到民间并非“田谷丰稔，闾阎乐业”时，他又一定要表示出不满和责，唯此，他才会显得更加圣明。永乐十一年正月，山西发生饥荒，来朝官竟对山西饥民食树皮草根的惨状只字不提。永乐十六年七月己巳，朱棣降敕切责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同样是因为他们隐瞒灾情：“比闻陕西所属郡县岁屡不登，民食弗给，致其流莩。尔等受任方牧，坐视不恤，又不以闻，罪将何逃！”永乐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朱高炽自南京入朝，路过山东邹县，他目睹了当地的一次饥荒：“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皇太子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在皇太子的干预下，邹、滕的饥民得到了赈济。然而，邹、滕的饥荒可能不是最严重的，因而地方官司空见惯，才敢于不上闻。它只不过是偶尔被路过其地的皇太子发现而引起重视罢了。与皇太子过邹县的同月，山东青、莱、平度等府州发生水灾，造成大量饥民，官府一次赈济便达十五万三千七百三十四户之多。我们完全可以说，实录中所反映的灾情民困是远远不够全面的。
第114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4)
朱棣统治人民，提出一种理论，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所养，虽休之不德。”在朱棣看来，自己是爱民的仁君，因而民是不能失其养的。这也是实际上他不愿意听到民间的灾情的一个原因。
然而，就在朱棣崩于榆木川的当年十二月，大理右少卿虞谦的一道上书便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与朱棣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民生图画。他称：
太宗文皇帝继承大宝，恢弘治化，南拓交阯，以扩疆宇，北讨胡寇以靖边陲，营建北京以固中原，其志盖欲暂劳而永逸，事虽不同，其所以为安民之心则一。但牧民之吏不体朝廷仁民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贫，小人怙恃，愈肆贪毒，远近视效，海内成风，致民有不得所者。皇上(仁宗朱高炽)宸衷恻悯，盖亦久矣。是以即位之初，即罢土木之役以息劬瘁之民，弃苑囿以兴耕种，放鹰犬以省膏粱，蠲逋负以招流离，赎卖以全恩爱，进廉洁，退贪污，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四海闻命靡不归心……陛下爱民之心虽勤而官吏贪残之弊犹在，如洪武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内外诸司率用大棍掠人，盖欲使人畏惧得以遂其奸贪。洪武中隶兵不得滥设，今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多选富实之民，每员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军伴皂隶，月令办纳货财。洪武中官员之家不得于所部内买卖，今自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内倚官挟势买卖借贷，十倍取民。诏蠲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柴炭等物，今有司征敛自如，诏蠲逃民逋负粮税，有司乃指富为逃，欺公开豁，诏赐民年过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责取于民。进贺表笺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纸笔墨函等物皆取于民，此其诚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来之费，有司出于百姓，军卫出于军粮，军民至有终岁不自给者。又如粮草有督办者，有点发者，有部运出纳者，诛求百途，费倍正数。未足公府，先满私家，其显而易见者有此数事，其秘而难知者，未易悉言。方今朝廷省事，虽无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见闻，亦岂兵民之细害！苟不痛为惩戒，天下何由澄清？……曩因国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今果所储不足以供，令于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积者，从实准予，俾其父母妻子不致冻馁，如是若复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贪残于军民者，则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于国家大矣，古者人君设诽谤之木，下直言之诏，求之惟恐不尽。今陛下审见于此，故屡降求言之诏，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犹有不言者。……
虞谦所描绘的是一幅上下军民全面的社会生活图景。这时，仁宗才即位五个月，虞谦所指的“今”所存在的问题，显然主要由朱棣来负责，它是朱棣施政所带来的结果。朱棣自称其为政要使民不失其养，如此弊政丛集，民焉得不失其养！其他暂且不论，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犹有冻馁之虞，民间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朱棣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不过是为他的好大喜功的兴做不止所做的辩解和掩饰。既然百姓不失其养，便可以毫无顾惜地任意驱使劳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于洗刷自己篡位的恶名，因而永乐一朝，大事频兴，国家百姓为之耗竭。试看，永乐年间南征交，战争持续二十几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这样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养”？正如洪熙元年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佛休”，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难更加深重。于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
第115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5)
仅就《明太宗实录》的记载进行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的“流民”。我们不妨将永乐后期的几起“民乱”抄录如下，以见永乐民生之一斑：
永乐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军都督金玉为总兵官，蔡福为副，往山西广灵等县征剿山寇刘子进等。子进广灵县民，居乡无赖，尝自言往石梯岭遇道人，授以双刀剑，铁翎神箭，能驱役神鬼。造为妖言纠集乡民刘兴、余贵、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职名，以皁白旗为号，夺太白王家庄驿马，杀大同等卫采木旗军，所过劫掠人畜，官军不能制。事闻，遂遣玉等剿捕。
永乐十五年闰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贼刘胜孙纠集无赖，自号太平将军，攻清流县，劫杀居民，守臣执其首数人，送京师斩之，余党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县贼陈添保等伏诛。初，添保与县人杜孙、李乌觜及龙溪马郎、龙严、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张五官等聚众作乱，烧劫龙溪银场，杀中官及土民三十余人，官军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称太平大人先锋等号，招集贼众，烧劫清流等县，杀县官军民三十余人。至是福建守臣执送京师诛之。
嘉兴府贼倪弘三等伏诛。弘三纠集无赖作乱，劫掠乡村，三年众至数千，往来苏湖常镇诸郡，杀害官民，商贾不可胜计。发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讨之。反为贼所败，官军多被杀伤，其势益横。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讨贼，立赏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栅于小江港，议断其走路。贼无所容，乃趋北河。新遣壮勇蹑至桃源县，生执其首数人送京师。至是皆磔于市。苏湖诸郡之民始安。
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以谋反伏诛。化初名僧保，畏避从军，逃匿保定府新城县民家。衣道人服，自称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演说应劫五公诸经，鼓诱愚民百四十余人，皆信从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县人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事闻，悉捕诛之。
秋七月己巳，湖广靖州贼王忠，自称平定侯，率众攻劫武罔州，为守将所获并其党诛之。
永乐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监察御史李伟奏、江西新淦县逃匠雷剑南等聚众拒捕。上命都指挥刘忠、都督马聚领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剑南等自诣归罪。上览奏谓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祸？此有司失于抚绥。”命皆宥之。遣使驰召聚等还。
永乐十八年二月己酉，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作乱。(详见下文)
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阳县人杨得春、蔚满圈等以妖术惑众，伏诛。得春等素不事产业，不服役官府。有司将治其罪。得春变黄冠服，满圈削发披僧衣，俱逃入晋州，以妖术妖书符咒惑众。自称善治兵甲，能令人飞行十里。遂聚无赖，号五百罗汉，谋作乱。事觉，有司捕获，械送京师，即日皆弃市，家口财产没官。
二十年闰十二月甲子，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奏请调兵剿捕维摩州曲部驿野罗罗并蒙自县作耗强贼，以除民患。从之。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盗入南京大祀坛天库，盗苍璧二、黄琮一。命西宁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马捕贼。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长兴县贼首吴贵归等就。初，贵归等聚众千余人劫杀乡民，知府邓忠率民兵捕之。贼众拒敌杀官吏。事闻，命阳武侯薛禄率兵三千讨之。上谕禄曰：“寇首恶不过数人，必诛之。余胁从，宜与分别。盖百姓皆有父母妻子，岂好逆从乱？其间必有不已者。宜约束军士，不可滥杀。杀一不辜，将帅之罪。不有阳祸，必有阴谴。至是，禄悉捕首恶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复奏，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首贼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余人往来两县劫掠，渐致滋蔓。请兵剿捕。上命兵部尚书李庆等议之。于是，庆等奏调缘河备倭都指挥张翥所领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调兵二千，俱听翥率领捕之。时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共进言曰：“此愚民无知，或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不得已逃窜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宽而抚之，当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获，且坚其为盗之心，况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愿思处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抚。若负固不服，调军剿之未迟。
第116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6)
这里所录的，并非永乐年间“民乱”、“强贼”之全部情形，但却可以说几乎无年无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之乱了。这一年，朱棣正在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正在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落成，安南的战事正在打得火热，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皇太子亲眼所见的山东大灾荒也发生在这一年。层层的重负压下来，都落在百姓的肩头，他们实在不堪了，只有起来反抗。山东蒲台县民在女首领唐赛儿的号召下，占领了益都，其后往来于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官军青州左卫指挥高凤剿捕败绩，朝廷又派安远侯柳升充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带兵征讨。双方在益都发生激战，都指挥刘忠战死，而唐赛儿竟得逃脱。这时，另一叛民首领宾鸿正集众万人攻安丘，官军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昼夜兼程从海上驰援，宾鸿不敌而败。还有一支叛民队伍在诸城为鳌山卫指挥佥事王真所败。叛乱终于被镇压了，仅被解往北京的“妖党”就达三千余人。而唐赛儿仍然不见踪影。据说，唐赛儿也曾被官府捕获，“将伏法，怡然无惧色，裸而缚之，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两足。俄皆自脱遁去。”结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将校诸官皆以失寇死”。唐赛儿久捕不获，朱棣怀疑赛儿可能削发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诘之”，后来，搜捕范围扩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先后几万人”。
朱棣的搜捕毫无结果，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告“各处监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还俗”。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玉石俱焚，良莠并除，如此民生，岂得宁乎。唐赛儿之乱是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标榜“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
永乐年间，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驰”。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废，“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力之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我还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该书中邹吉甫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第117节：天下一统(1)
第四章天下一统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要达到这一理想，只有国内的安定康富还不够，还要有无限广阔的疆土，四海咸宾的局面。可以说，朱棣自即帝位后，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而首当其冲者是解决蒙古问题。我们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整个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国。其初，“顺帝北出渔阳，旋与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元顺帝继承人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斯帖木儿先后改元宣光、天元年号，仍以大元帝国自命，历史上习称之为北元。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一个明朝与蒙古部族政权对峙的局面。洪武年间为解决蒙古问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后派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名将以及秦、晋、燕诸亲王出塞北征，虽有挫折但多所胜利。与这种武力打击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一整套的防守与怀柔政策。在北部边塞，从东到西他安置了辽、宁、燕、谷、代、晋、秦、韩、安、庆、岷、肃诸王(有的亲王洪武时未就藩)，节制诸军镇守边防，并用优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势力归附。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极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内部的分裂与纷争，明帝国对蒙元的斗争取得了主动。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而又有所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朱元璋、朱棣的蒙古政策包孕着缺陷，这不仅使洪永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问题，而且他们的政策模式留给后世，也酿成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明史》兵志说“终明之世边防甚重”，其中“北虏”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威胁。
一、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像历代中原统治者一样，明朝皇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明初从洪武到建文、永乐年间，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内部的纷争，势力逐渐衰弱，并且分裂为三个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鞑靼和东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将所有蒙古人习称为鞑靼。
如何对待鞑靼和瓦剌的归附者，是明朝政府怀柔抚绥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称言“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以民族革命相号召；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元朝正统，称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并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元朝君臣，争取他们不战而降。他明确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顺天道来归降的话，“朕当效古先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其旧从元君仓卒逃避者，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验才委任。其宗伯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给换信印，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残元领兵头目”，“有能率众来归，一体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他还批评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说：“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又皆以胡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实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在强大的和平攻势面前，北元官员将领纷纷归附明朝。朱元璋践守前约，量材录用，厚给官职爵禄。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国公卜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户、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这一政策，标榜任人唯贤，“不分华夷”，对于降附者的优礼厚遇，视洪武时期往往有加。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
这一段话议论得十分透彻，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对鞑靼、瓦剌归附者的政策。在这里不仅显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这项政策的提出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视为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朱元璋，是很有见识的。
同洪武时期一样，朱棣对漠南北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这就是所谓“羁縻卫所”。对于腹里的归附者，或是归附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这就是所谓“鞑官”和“鞑军”。永乐时期，鞑官和鞑军的数字空前地扩大了。
第118节：天下一统(2)
朱棣与鞑靼人的关系，渊源甚深。早在为燕王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很多“鞑卒”。建文帝曾指责朱棣私纳智谋壮勇之士图谋不轨。朱棣辩解说：“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其实，燕府中的鞑军当不止百人。“靖难之役”中，朱棣还与蒙古私相往还。建文二年二月，“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款北平……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利帖木儿等自沙漠率众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赏赍”。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虏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这些鞑靼将士英勇善战，在战斗中“胡骑军官最近左右”，“每简其精锐使从征伐，得其死力”。朱棣夺取皇权，得鞑靼将士之力甚多。
朱棣即位之后，出于政治需要，更加强了对鞑靼人的笼络。对归附者，除根据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赐予布钞袭衣外，有时还给予牛羊孳畜。如：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说：“前归附鞑官阿卜都罕等八人，鞑民十九人，令尔给予畜产，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在普遍给赏时，对鞑靼人的赐予要比汉人多。永乐九年十二月庚戌，礼部尚书吕震言：“京卫官军俱锡棉花棉布为冬衣，各卫寄居鞑靼官军宜准此例赐之。”朱棣说：“待远人当厚，命赐都督、都指挥、指挥，皆织金丝衣，千百户卫所镇抚丝绫衣，舍人头目绢衣，旗军人等胖袄袴鞋。”但是，大部分鞑官在平时没有实际工作，只是在战时让他们从征。比如，永乐元年十月，朱棣对兵部尚书刘俊说：“武臣中有鞑靼人，多不识字，难委以政，故只令食禄，遇有警急，则用以征伐”。又如永乐三年九月丁酉，“陛陕西都指挥赵忠脱列干为后军都督佥事。脱列干食禄不视事”。己亥，“陛散骑舍人朱秃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赐金带，食禄不视事”。由于鞑官的待遇优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兵部“晓谕其改政，不改政者罪之”。对于边外归附的鞑宫，为了便于控制，明廷鼓励他们进入内地居住，或居住京师。永乐七年九月壬申，“鞑靼虎力罕等率家属来归，奏愿居京师，赐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居第，及日用什器皆给之。自是有来归愿居京师者，赐准此例。若元之故官，则第高下授之职，食其禄而不任事”。永乐十年二月乙丑，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宋琥说：“其诸虏及新附者，尔与丰城侯李彬熟计之，悉送京师，预法提备，毋致窜。”除归附的鞑军外，也有垛集鞑靼百姓为军的情况。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灵州鞑靼宜垛集为兵，以足边备。”朱棣命之“斟酌人情，可行则行”。
吴允诚和金忠是鞑官中的突出例子。
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是鞑靼平章，于永乐三年七月自塔滩率部属五千余人、驼马三万余匹诣甘肃归附。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属于甘肃，遣人送到京师。为了表示对归附少数民族人员的宠异，朱棣往往要赐以姓名。朱棣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授右军都督佥事，赐赉甚厚，令其仍率部属居凉州，谕兵部榜谕缘边将士毋有侵扰，并给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钞有差。朱棣命宋晟加意抚绥，俟吴允诚等居住既定，选其中壮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参以官军三倍，于塞外巡逻，侦察。“非但耀威，亦以招徕来附者”。朱棣厚待吴允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吴允诚受朝廷厚恩，因而对明朝颇为忠诚。永乐六年二月，吴允诚领军队从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虏”功升右都督。九年四月升左都督，与中官王安追“叛虏”火脱赤至把力河，获“虏”人口马驼牛羊而回。十年正月封恭顺伯。十二年从征沙漠。永乐八年吴允诚从征沙漠，其时，凉州鞑官千户虎保等叛，并协允诚所部同叛。允诚妻与其子管者及所部都指挥保住卜颜不花等不从，遂率众擒获叛者。朱棣赐敕褒奖说：“以妇人而秉丈夫之节，忠以报国，智以脱患。”陛其子管者，并厚赍赏之。永乐十五年吴允诚卒。其子孙亦多有功，封侯伯，赐美谥。吴允诚归附之后“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由允诚始”。永乐七年七月乙未，鞑靼丞相咎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及平章都连脱儿赤及司徒、国公、同佥等“各率所部来归”，其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这说明朱棣对鞑靼的抚绥政策很成功。
第119节：天下一统(3)
金忠，原名也先土干，因在漠北受忌于阿鲁台，于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途中归附。朱棣说：“鸟兽穷则依人，黠虏亦然。彼既来归，我须之以恩。”“宜厚意抚绥其家及部属。其资财孳畜一毫勿有侵损，庶不孤远人来归之心。”又对也先土干说：“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然而，当时也先土干的归附，并非尽为“慕义”，不过是想借用明朝的力量对阿鲁台进行报复。朱棣北征不见敌人踪迹，得也先土干如获至宝，大加宠异，超乎常格。他对也先土干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吾赤子，岂有彼此？”于是，赐也先土干名金忠，封忠勇王，与铁券金印，玉带绮衣金币，时时侍从。赐宴时，坐于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辍以赐之”。行军时“上乘马，金忠一骑后随”。金忠部下的官属，都被授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在朱棣的感召下，也先土干等皆叩头呼“万岁”，且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
优待鞑官，甚至对其归而复叛亦不甚罪之。如永乐八年十一月，凉州鞑官千户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朱棣“以其惑于流言，非其本心，挈家远遁，遣指挥哈剌那海等赍敕往宥其罪，使皆复业。在感召之下，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妻子万二千余来归罪，“上悉赦之”。九年九月，甘肃“土鞑”官军叛而复归。朱棣说：“土鞑官军比因人言鼓惑，惊惧逃叛，盖非得已。今既复回，罪亦可恕，亦善加抚绥。待之如前。”可以说是来去自由，至为宽大了。
但是，由于鞑靼、瓦剌对中原时有侵扰，明廷也对鞑靼、瓦剌时有征伐，因此，作为封建统治者，不管朱元璋还是朱棣，对其归附者不得不有所戒备。
朱元璋说：“吾虑其难处，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绌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
永乐二年冬十月庚午，朱棣对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说：“鞑靼率多来归者，虑有诈谋。古云受降如受敌。其悉调山西都司、行都司，并太原三护卫骑士赴大同操备。”永乐三年八月癸未，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比闻鞑官伯克帖木儿率众来归，可遣人慰抚，导之入境，然须密察其意。若有诈谋，易为制驭。语云，受降如受敌，不可不慎。”永乐十年五月己丑，敕镇守兴和都指挥王唤等曰：“今指挥岳山自虏中还言，鞑贼有为阿鲁台划计者，欲缘边副掠，宜谨守城池。或有以进马以归附来者，须详查其实，勿遽纳之。”
对于鞑官则不授以重权。丘浚说：“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赐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戍之任，则有此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将为正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王世贞说：“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或入奉朝请，或于各镇住牧。惟有征行，则遴所部精骑以从，或别将则副大帅耳。”朱棣对鞑靼、瓦剌人的优厚礼遇，是建立在他们承认明朝的宗主权、臣服于明皇朝这一基础之上的。既然这样，他们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与汉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担心在辇毂近甸安置大批的鞑靼人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给予限制。自洪武时期起，为了消除元朝的影响。促进蒙古族人和汉人的同化，明朝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做明朝驯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语胡姓；洪武四年禁胡礼；洪武五年再申民间妇女服饰之制；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嫁娶，违者治罪。朱棣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无疑这种强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着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歧视的。这与前述的对鞑官的不尽信任，是不利于对他们的怀柔和争取的。致使有的鞑官与明朝貌合神离，“犷悍如故”，一遇变故“甚至乃有为虏乡导者”，“有因事欲北徙者”。
第120节：天下一统(4)
然而总的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里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他们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永乐时期北部边境的大体安静，这种怀柔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大批的鞑靼人入居内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因而正统时有“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的感叹。但这与制驭鞑靼、瓦剌的大略宏图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二、商贾贸易，一从所便
蒙古人退居塞外后，比成吉思汗时期以前处于更孤立的状态，蒙古与明朝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了。由于游牧生活，从前工匠和农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但是，他们对于粮食、纺织品和铁器等金属制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于蒙古入主中原达百年之久，中原地区的影响并不能马上消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也不能马上改变。比如他们吃的是“食兼黍谷”，并非全是肉乳；他们穿的是“衣杂缣布”，“富者至被缇绣”，“食最喜甘，衣最善锦”，其首酋愈以“衣锦服绣”为荣。但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产，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区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与明朝处于交战状态时，蒙古人也悄悄与守边士卒进行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说明了商品交换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当然了解这种情况，对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贸易一向控制甚严。它一方面利用贸易作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手段，同时也用贸易对其示以怀柔。另一方面，明朝为了边防，需要大量马匹，这使得与蒙古等地区的贸易势在必行。
洪武时期，对于边地的贸易有很细致的规定。马文升说：“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抚治四夷，示之以威，怀之以德，彼皆顺服，岁时进贡。其所食茶、铁锅、铜器、罗缎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给予，及许令各该番人四时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委官管领。当时法度严明。”一切不经朝廷许可的私人贸易都严格禁止。《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条文繁复重叠，反映出明廷对这一问题重视的程度。明人认为，这些规定是为控制战略物资的出口，亦为了减少因贸易引起的纠纷，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则可以“操纵机宜”。
朱棣即位之初，为显示宽仁大度，对北部边疆各族的贸易似乎稍有放宽。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赍敕谕兀良哈、鞑靼、野人诸部曰：“朕今继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内外，俱效职贡。近边将言尔诸部酋长，咸有归向之诚，朕用嘉之。特令百户裴牙失里赍敕谕尔，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买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贡者，与使臣偕至。”同时，由于“靖难之役”，天下马匹损耗甚多，全国仅有马两万三千七百余匹。为巩固政权和边防，朱棣十分注意马政，一方面“严督所司，用心孳牧”，同时开民间养马之禁；另一方面就是加强与产马地区的贸易，大量买马。
一种交易是不定地点，价格由官方规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
永乐七年七月乙酉，“敕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官帑有绮帛布钞，可与新附鞑靼易马。良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第121节：天下一统(5)
大量的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出现。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节或商人，赴边境或进京贡马及方物，朝廷以赏赐的形式给予报酬，或直接给予货值。马和方物都有定价，赏赐有定额，如果赐赉不足额，进贡者则会不满。这种进贡，实际上是各族首领或商人与明廷之间在做买卖。在这种贸易当中，朱棣的方针是“怀柔远人，宁厚无薄”。不仅给货值，还要给予丰厚的赏赐。蒙古和其他各族来朝贡马及方物的记载，不绝于史书。比如：
“永乐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头目哈儿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命礼部赐钞币袭衣，并赏其马值。上马每匹钞五十锭，中马四十五锭，下马三十锭。每匹仍与彩币表里一”。
二年四月己丑，指挥萧上都等自兀良哈还。鞑靼头目脱儿火察、哈儿几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随上都等来朝贡马，命脱火儿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脱儿火察言，有马八百余匹留北京，愿易衣物。命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及大仆寺第其马之高下，给价偿之”。
“三年三月戊戌，哈刺温等处鞑靼也里麻等五十五人来归，贡马。命礼部如例赏之”。
“九月庚子，款多伦地面鞑靼纳哈刺等来朝贡马，赐之银钞彩币”。
在东北和西域，明朝同样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贡关系。这是明朝控制东西双方以箝制鞑靼和瓦剌的手段之一。“辽边西壁近虏，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但洪武时期，对辽东的贸易管理甚严，以至“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女直、兀良哈头目经常赴内地贡马。永乐时期，在辽东开原广宁设立了三处固定的马市，定期开市贸易；又规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贡、每贡一千人，兀良哈三卫一年二贡，每贡三百人，计每年赴内地朝贡者一千六百人，而实际不止此数。朝廷给予来贡“夷人”的赏赐也有定额。另外，朝廷还花费大量经费用以晏赏、迎驿。这些措施加强了同东北各民族间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疆，也削弱并牵制了鞑靼侵扰势力。
西北方面，永乐初明朝就与当地诸民族建立了通贡关系，抚之甚厚。
永乐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国及诸部落之人，有来互市者，多则遣十余人，少则二三人入朝，朕亲抚谕之，使其归国宣布恩命。”
以贸易关系为手段来争取少数民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与西番的茶马贸易是明朝与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带是西域门户，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永乐时期的翰林学士解缙说：
(河州)善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虏利相售易，或相杀害。而中国之货马贵。中国之货以荈茗为上……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来慕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
朝廷茶马之禁甚严，“虽勋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坐犯私茶，竟然赐死。布政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家人等皆坐诛，茶货没入官。朱元璋说：“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永乐时期，仍与西番保持了茶马贸易关系。
永乐三年二月，朱棣谈到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出关时曾说：“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但看其永乐六年等令谕，其禁令之严或踰于洪武时期，大概也是“制驭夷狄不得不然吧”？
永乐五年十月壬辰，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军器出境。近闻有鬻于外夷者，此边将失于关防之过，目今须严禁约。
六年二月戊子，何福奏凉州诸卫士军多私出外境市马，请按其罪……从之。
第122节：天下一统(6)
六月丙申，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丝绫罗与外夷交易。比闻军民裁制衣服与回回易马，贪利违法，尔更申明其令。
同年，令谕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设法巡捕，不许透露缎匹布绢私茶青纸出境，若有仍前私贩，拿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永乐十五年再次申谕：国家兵器以御外侮，近有小人贪图货利，私鬻出境，反以资寇，宜严禁止，犯者虽勋戚不宥。
禁令十分严厉。所谓“商贾贸易，一从所便”云云，是在朝廷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
明天顺中，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的马文升说：“四夷来贡，慕化之诚；朝廷优待者，柔远之道。此前代所行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蛮，罔不来贡，赐以彩缎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丰厚，使之餍饫，所以畏威感恩蛮夷悦服。”朝贡和市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的生活需要，也有利于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朝廷也因而得到了大量的马匹。
但是，通贡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以西域贡使言之：
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货他人马来贡，即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至，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途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途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归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
东北方面的贡使，也有类似的问题。
在朝廷把“四夷来朝”看作归顺或向化；而“四夷”未始不把朝廷的赏赐看作是软弱纳款。永乐以后，政治腐败，国力召衰，兀良哈、鞑靼甚至借武力邀贡、添贡。贡市非惟不能抚怀边外，反成了肇祸之源。正统成化以后，纷扰不已。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引用明人张涛说：“今日缺贡，明月补贡，今日革赏，明日补赏。塞上血未口乾，胡马之嘶风踵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甚至痛切地说：“是我不能以羁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
三、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元朝建国“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疆域是很大的。元顺帝退出塞外后，仍然在东西广大地区内有着相当的影响，并企图借其力量以图中原。明朝如据有东北和西域，不仅可以削弱故元的势力，而且可对其收包围钳制之效。反之，明朝则处于蒙古势力的包围之中，不仅难于制驭蒙古，而且会影响到明政权的巩固。因此，控制东北和西域，是明初对付故元蒙古势力的要务。这里先说朱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洪武初，元将纳哈出拥兵辽东，东北地区的女直族、高丽族等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下。朝鲜，时称高丽，还保持着与北元的臣属关系。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图借助朝鲜的力量恢复中原。因此，明朝必须控制东北地区，切断北元与朝鲜的联系。嘉靖时兵部右侍郎王之诰说：“辽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夫馀真番之境，负山阻海，地险而要。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这段话，准确表述了明朝与北元争夺东北的重要性。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丽封其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式遵典礼”、“作镇边陲”。高丽于洪武二年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号，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号，奉明朝正朔，纳元所降金印。然此时高丽仍首鼠两端，与北元使节往来不断。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方面不断遣使招谕东北地区官民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洪武四年元月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同年，在辽东设立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北元大批将领、女直头目相继归附明朝。朱元璋陆续将辽王、宁王、韩王封于广宁、大宁、开原等地，以扼制辽东。洪武二十年，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降。二十二年，朱元璋在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直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以处纳哈出降人，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丽国王，以鸭绿江为界，“不得复有侵越”。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更名称朝鲜，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其列为“不征之国”以戒子孙。朝鲜和北元的联系被切断了，北元借朝鲜之力恢复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地盘，洪武时期，明朝势力已达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第123节：天下一统(7)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朱棣锐意征服鞑靼、瓦剌，又因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的李承勋说：“国朝建都于燕，亲以九鼎之重，扼胡人之吭，而拊其背。辽在侯甸间，与宣大错峙为三雄镇，以藩屏京师。天下无事则并力以抗胡，有事精兵数十万，指麾可集，而天下固以服其强矣。”
辽东地近鞑靼，兀良哈三卫时与串通，造成边患，因而在军事上仍以防备鞑靼的寇掠为重点。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乐元年十二月，辽东都司就连续向朝廷报告军情：“缘边胡寇窃发不时”，“近虏寇盘山驿，虏掠人畜”，“虏寇懿德塞三昼夜，破寨栅，官军与战不利”。朱棣则不断下令：“严固边备”，“谨守疆场”。
其次是遣使招抚东北广大地区的汉人、女直人、鞑靼人：
永乐元年五月乙巳，赐东宁卫千户王得名钞百七十六锭，彩币七表里，纱衣二袭。得名先往朝鲜招抚辽东散漫军士复业。男妇来归者万五百二十五口，故嘉之。
二年八月庚辰，遣使赍敕谕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设三万卫，所以安养军民……尔等不得已流寓潭州……特遣千户高塔海贴木儿等赍往谕。尔等即同父母妻子复回本处，仍旧居住，毋久栖在外，徒自苦也。
朱棣十分关心女直的情况，曾亲自讯问女直地方的风土山川。永乐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又派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辽东安抚女直之地，拟设建州卫，“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于是，“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因其地分设卫所”，“选其酋长授以指挥千百户等官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朱棣巩固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重大措施。“奴儿干都司先名远三万户府，前代无考，元为东征元帅府”。洪武时期拟招抚远方女直，以路远未达奴儿干。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永乐七年闰四月，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运。永乐九年内官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近人研究奴儿干问题成果甚多，本文不再赘言，惟欲提出两点：(一)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但这些卫所，奴儿干都司并不能实际统属之。《大明一统志》：“我文皇帝神谋睿算，销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是以百年以来无东北之患。”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二)女直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诰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护印。“先尝与兵二百，至是，都指挥同知康旺请益，故有是命，且敕旺逾二年遣还”。依文意言之，逾二年所当遣还者，似应为后益之三百兵。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另外，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第124节：天下一统(8)
东北各卫女直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直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这是开设马市之始。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市马有官价，贡物“悉厚直酬之”。不论鞑靼或女直，“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女直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材木、鱼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永乐时，大批的女直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永乐六年四月，朱棣对兵部臣说：
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既与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其他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十二年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咸居城中，畋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四月庚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朱棣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永乐十二年秋七月巫凯奏：“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明人说：辽东“历代以来地皆郡县，我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互市通贡。事虽羁縻，势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北之患”。不仅如此，许多女直、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其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遂升……俱赐敕褒谕且优赍之。”甚至朱棣出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六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永乐二十年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第125节：天下一统(9)
另外，“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甚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剌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
四、对西域的经营
“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马文升(1426年)说：“我太祖高皇帝应天眷命，扫逐胡元，统一寰宇，凡四夷来贡者不拒，未来者不强。其于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驭夷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承大统，开拓疆宇，始招来四夷，而西域入贡者尤盛。”
首先，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西域的土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以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诰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碙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以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直。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一)哈密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佥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贴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永乐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赍敕往哈密抚谕，且许以马入中国市场。哈密安克贴木儿遣人贡马，朱棣命“分别等第”，“计直给赏”，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市易”，并“约束军民勿侵扰之”。
永乐二年六月，封安克贴木儿为忠顺王，安克贴木儿乃元肃王忽纳失里之弟，忽纳失里卒，嗣为肃王。安克贴木儿遣使来朝请锡爵。朱棣说：“前代王爵不足再论，但今取其能归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可也。”遂遣指挥使霍阿鲁秃等赍敕封为忠顺王。这样，哈密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正式进入明朝版图。这是直接与北元争夺哈密的斗争。安克贴木儿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可见鞑靼势力仍在向西域渗透。朱棣命脱脱嗣位。脱脱为安克贴木儿兄子，于洪武二十四年宋晟讨哈密时俘入中国。朱棣即位“求得之”，“抚养甚至”，永乐元年送还故地。脱脱嗣立，使哈密与朝廷的关系更密切了。脱脱曾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脱脱为“朝廷所立”，降敕切责其“不顾礼法”，“不知有朝廷”。哈密显然受到朝廷的管辖。
第126节：天下一统(10)
永乐四年三月丁巳，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筹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充任。王府官之设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另外，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縻卫所不同。这既说明朝廷对哈密的重视，又说明其实际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永乐五年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挥法都剌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朝廷的法令、诏书都要在哈密颁行，几同内地郡属。脱脱死后，永乐九年封免力贴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说：“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虚名，而我享实利者也。”虽非尽借“虚名”，而明实享其利。明人称哈密为“诸番领袖”。其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译文具闻乃发”。另外，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瓦剌达子在其北百里”，明朝控制哈密，“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西番罕东、毕里诸卫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朱元璋曾颁《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诸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著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
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们承认了明朝的统辖权，便“赏赐名分”，“依旧本地里快活”，否则便出兵征讨。
洪武年间逐渐在撒里维吾儿之地设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废，二十九年复立)、阿端(八年置，后废)、曲先(后并入安定卫)、罕东(三十年立)诸卫。亦曾一度据有赤斤蒙古，并与沙洲通好。
永乐中，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恢复了曲先卫(三年)、阿端卫(四年)，新立了沙州卫、赤斤蒙古卫(二年置千户所，八年置卫)。
(三)别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土鲁番、撒马儿罕诸部，这些部族都与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贡的关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酋长织金文绮。遣使诏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并赐之币。黑的儿火者，元氏之苗裔也”。着眼于争取“元氏苗裔”，以固边陲。
撒马儿罕在诸部之西，即当时帖木儿大帝国主帐所在。以其主帖木儿为元朝驸马，明人称之为驸马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已定中亚，威德正隆，“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在小。明朝派给事中傅安以威胁利诱说降天山南北，到撒马儿罕为其所拘。帖木儿令人导傅安遍历诸国数万里山川以夸耀其国之广大。帖木儿勾结故元宗室完者秃(本雅失里)欲图东进。朱元璋怕元朝所留于凉州的大量回回与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归撒马儿罕千二百人。永乐三年帖木儿与完者秃合谋率二十万大军东征。朱棣闻讯令甘肃总兵官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第二年，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帖木儿帝国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孙哈烈嗣王，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王，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与故元残余势力的斗争。
第127节：天下一统(11)
明朝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永乐八年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踞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说：“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乐五年，沙迷查干使节来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永乐十四年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因而，“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洪武时期，故元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永乐十一年，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杨荣还言：“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中国。彼小丑当自来归。”朱棣从其言。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朱元璋曾遣使谕别失八里曰：“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使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这种片面的傲慢的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来者，推诚待之”。朱元璋听说西域产一马甚异，就派使者索取。其酋长靳惜，不得已，乃阴伤其足来献。图小利以失人心，不足效法。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笼络人心之效。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五、对青海、西藏地区的经营与管理
“自庄浪而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古湟中也。自凉州西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为了保持明朝与西域的正常通道，必须把守好镇番、西宁这个门户。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众“番族”“聚族”聚居，明人均称西番。洪武四年设河州卫，同年置洮州、岷州军民千户所，十一年立岷州卫，十二年立洮州卫。洪武六年立西宁卫。朱元璋说，“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弃之不守”，“岂良策哉”。明代西番还包括西藏地区。明朝在这些地区设立了朵甘都司和乌斯藏都司，以加强控制管理。
在政治招谕和军事征服之外，朱元璋父子还利用贸易和宗教作为手段进行笼络。贸易已详前文，此谈宗教。明朝法律对僧道限制甚严，民间不准私行剃度为僧，僧人需进行通经考试。但对于番僧优礼隆厚，实欲借其力以稳定“番族”。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剌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阴助王化”。
第128节：天下一统(12)
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京师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朱棣对番僧的优礼，无以复加。“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京师”。朱棣甚至称昆泽思巴、哈立麻为“尚师”，即“上师”，后又封他为“大宝法王”，给以极高的荣誉，赐予甚厚，所费不惜。后来番僧相继来朝，昆泽思巴被封为“大乘法王”，黄教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被封为“西天佛子”。许多来朝贡的番僧长期住在京师。陆容说：“盖西番之俗，一有叛乱仇杀，一时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谕之，则磨金恬剑，顶经说誓，守信惟谨。盖以驭夷之机在此，故供给虽云过侈，然不烦兵甲刍粮之费，而阴屈群丑，所得多矣。”其策略是成功的，虽非创见，却开有清一代利用宗教笼络少数民族的先河。
《明史》说：“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公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无番寇之患。”
同时，西番诸族不论大小皆许入贡，“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这样，朱元璋父子用军事征讨、宗教笼络、入贡给赏等各种手段控制了西宁地区，从而保护了河西走廊并防止了蒙古势力南下西藏。明朝在整个西域的控制加强和巩固了，不仅阻止了鞑靼、瓦剌向西域渗透的可能，明朝反得以西域之地扼制之。比如，帖木儿汗勾结元裔完者秃(本雅失里)图谋东进时，朝廷便得以及时了解，并有所准备。
经营东北、经营西域的活动贯穿了朱棣的后半生。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便可以看出朱棣对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控制，不仅仅是以之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包围，而且是为明朝的势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巩固，其实，它是朱棣整个宏图大业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谈到。
六、开设贵州
明代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湖广、广东、广西，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苗、瑶、壮、彝、侗、傣，等等。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管理这些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土人头目，在当地世袭为官，即世官，土官按当地风俗习惯，管理当地的社会生活。土官可能是宣抚司、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的官员，称土司，也可能是府、州、县官，称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用流官，即朝廷可以任意调遣的官，代替土官，叫做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结果是密切了当地与内地的关系，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当地的管理。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是明朝永乐时期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的最大成绩。
洪武时在贵州地区只设贵州、思州、思南州等宣慰司，并设都指挥使镇守其地。贵州宣慰使隶属于四川，思州、思南宣慰使隶属于湖广，普安、镇宁等州隶属于云南。著名的彝族女首领，水西人奢香，就是贵州宣慰使霭翠的妻子。她曾因不满镇守都督马烨的暴政，到南京向朱元璋马皇后告状。后来马烨被朝廷处死，奢香保证“世世戢诸罗（彝族），令不为乱”。“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使西南一方得以安定。
永乐初年，思州、思南两地宣慰司首领相互仇杀，明成祖朱棣命镇远侯顾成前往平乱。祸乱平定后，明成祖朱棣下令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加强了对当地的行政管理。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明成祖朱棣下令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正式提升为省一级行政机构。贵州布政使司所辖六府、四州、一安抚司、十五卫。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又在当地设立了贵州提刑按察司。于是贵州地区的行政管规格和理系统就与内地其他地区一样了。贵州布政使司等行政机构的设置，被称为开设贵州，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贵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安定了西南边疆。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经过他的努力经营，明朝永乐时期的版图，按《明史》说是：
第129节：天下一统(13)
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是溏”尽入版图。
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縻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此时的明朝，大致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虽不及元，但远较清为广大。清朝丢失了包括满族发祥地的外兴安岭以北地区，是尽所周知的事实。
七、严密的防御体系
明朝虽然在鞑靼、瓦剌地区封当地首领为王，设置了一些羁縻卫所，并实施各种政策加强与蒙古地区的联系，但由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中突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蒙古地区需要内地提供的生活物质，甚至不惜以抢掠手段获取，所以鞑靼、瓦剌经常对内地进行侵扰。明朝在对其怀柔抚绥的同时，不能不加紧防御。“选任名将，总率兵马，修饬边备以待之。自辽海至于两鄙，要害之处，皆有其人焉”，所谓“列镇控制四夷”。号称“九边”的北方重镇，永乐时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已驻有重兵。总兵官领兵戍守，营堡墩台，分其缓急量设兵马，平时走阵、哨探、守、焚荒，皆其职。敌“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贪戾而务广大也。卫边地而死民死”，“日戒修军政”。其时“边政严明”，诸官军“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
1．严关坚堡，且耕且战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区的军事工事的建设，洪武时关隘烽堠遍布边境，“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用以“限隔内外”，“詟服胡虏，抚辑边氓”。
永乐以后，由于大宁都司的内迁，宣府等地成为冲要，后来迁都北京，靠近边境，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其主要设施有屯堡、壕堑、墩台。
据《山西通志》载：
土堡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语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势便也。
堑窖多凿于近垣，以阻侵轶，凿地横垣曰堑，间凿间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盖城堡所以能御患者，以有堑窖为恃也。
烽墩多设于边境，以时侦望……相地形高耸足以眺远者，筑立墩台，设军戍守。一旦有警，昼则鸣炮，夜则烽火，庶警报易以飞传，兵马便于召集。
永乐时期所修大体类此。
水乐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修筑宣府诸处屯堡成。先有敕谕亨等于宣府、万全、怀安诸处简军马，坚垒壁，谨烽堠，慎防御之务。每数堡择一堡为高城深壕，城多置门，其中开井积水，以聚数堡之人马辎重粮饷。昼夜了望，寇至夜则举火，昼则举炮为信。以军士坚守之，附近屯堡军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经营规划，至是始备云。
朱棣还屡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务要壕堑坚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顷刻少怠，钦此。
永乐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处城池，务要十分整理得坚，屯堡务要修理得停当，摆布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将亲来巡视，钦此。
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边及各难守屯堡，即将人口头匹，尽数收拾入坚固屯堡内居住，务在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必然就擒。钦此。
据《译语》说：“虏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旷日费力也)，间攻堡寨。人果死守，则亦弃去。”“尝有畏死退缩者，贼入则无唯类”。因此，屯堡的坚固，对保护沿边军民不遭侵扰有相当作用。
宣府以外，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沿边要地都有屯堡设置。永乐十二年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视各处屯堡建设的情况。朱棣还规定了屯堡的规制：
“上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尽入大堡，并力固守”。
第130节：天下一统(14)
沿边还修筑了许多城池、石垣、壕堑。永乐七年六月，朱棣对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说：“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苦城池坚定，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永乐十年八月，又命边将在长安岭、野胡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永乐十三年三月大同镇守左都督朱荣言：“边卫城池，当边境冲要。其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东胜诸处城垣低薄、无壕堑，宜急修筑。从之。”永乐十一年二月，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曰：“前尝令边将于诸屯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水，凡邻近各屯行李刍粮孳畜皆置于内。有警则诸屯相与协力拒守。尔独不遵。尔别有良策否？即有缓急，不致误事否？宜深计之，毋贻后悔。”
烟墩之设有定制：
“永乐十一年令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五尺，外开壕堑，钓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了，以绳梯上下”。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处建筑烟墩。这样城堡、墩台、壕堑遍布北方边境，东起辽东，经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直至嘉峪关，各种军事设施连绵不绝。正德年间，礼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宁夏，尚得见永乐初何福所筑城，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诸卫，也有边墙隘门等设施。
1980年，笔者曾实地考察从宣化到大同一带的烟墩城堡。从宣化往西，过柴沟堡，沿洋河西岸，冈峦起伏。冈脊之上，烟墩相望，延绵不绝。偶尔在河岸也可以见到城堡。如柴沟堡西有一废弃的古城堡，城墙大体完好，呈正方形，每边约一百米，夯土筑成，访于当地居民，有说是城，有说是堡，当为明朝边军屯驻所用。这种墩台城堡的布置，一直绵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两岸。往北的御河两岸，往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两岸，都是这样。盖河床平旷，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当然也便是防边瞭敌的冲要之地。以御河两岸为例，从德胜口、宏赐堡往南，河东岸是一道土筑边墙，残存墙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阔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随山蜿蜒。河西岸峰峦起伏，每峰峦的至高点都有墩台，弥望无际。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观音台东侧，我们具体查看了一座墩台。台为黄土夯筑，台基为正方形，每边约七米，台高残存约十米顶部亦呈正方形，每边约五米。台东北角有土筑阶梯从地面通往台顶。台外四周围以土墙，正方形，每边约二十米。当地居民说，台西在五十年代初还有石砌房子的墙基，房子附近还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荡然无存。
当然，这些烟墩城堡并不一定都建于明初，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和经营的苦心。
对于通往鞑靼、瓦剌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鞑靼瓦剌入寇的必经之路、军事要地。永乐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通一人一马。又如：
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烟墩守之。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卫指挥同知朱腾等视山后道路，还言：苏林口二十六处，旧有官军守备，其黄石崖、庄窠涧二处并新视山口九处，俱合置守备。又言：守口军旧止五六人，今宜增为十人。从之。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关以北潭峪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十月乙亥，塞关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处，每处以军士十人守之。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卫指挥司奏，所辖境内诸隘口，可通车骑者三……皆已设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径八……悉已塞之。其纸坊沟等处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会议可通车骑者用百户一员领甲士二十人守备，樵牧小径宜用甲士十人。从之。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第131节：天下一统(15)
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钤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
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永乐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为不严。比年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覈治，自今宜严禁约’。”同年八月庚戌，“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陈敬及巡按监察御史曰：‘人臣无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今边境犹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潜住卜笼吉儿、沙迷查干诸处，诡称朝使，索取宝物，或于道途窃盗外夷所贡善马，或为商贩图利，此皆边将不谨致然。都指挥为朝廷镇守边境，御史为国家耳目之臣，皆坐视不理，可乎？其悉心廉问防闲，不可纵弛’”。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复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迤北”。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觇之’”。
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足食足兵，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国时，朱元璋就重视屯田。后来，朱元璋曾对冯胜、傅友德说：“屯田守边，今之良法。与其养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卫”永乐时期，屯田有了新的发展。永乐三年朱棣敕谕说：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养的道理，只要使平民丰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着太祖高皇帝时，都着他耕种自食，又积赞起余粮防备水旱。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这个办法甚是两便……因此上著恁每官军，依着定的分数下屯，专委官管领，定立赏罚则例，年终赴京比较。每一都司拨旗军十一名种样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种，攒下粮食，官府起盖仓廪替恁收藏起来。
第132节：天下一统(16)
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挥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士卒，且耕且战，尔其慎之！”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什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兴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屯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粮供给，减轻了军民运的负担。关于永乐时期的屯田，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赘言了。
杨荣诗句：“关塞有兵严号令，屯营无事乐耕耘”，“猛士防边严警柝，行人驻马听泉声”。正是永乐时期边关情况的真实写照。
2．内徒边民，烧荒防秋
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后来鞑靼、瓦剌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戍居兵卒，武吏驭之”，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文皇乘三驾馀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右卫、怀安卫，“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馀丁实之”。永乐十二年礼部尚书赵羾来宣府辑迁民，“羾至，披荆斩棘，布约束，分田立市，甚劳悴云”。永乐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庆(今延庆)州，“至是始迁民实之”。但这种工作做得太少了，永乐时期新立者唯保安、隆庆二州，开平一卫而已。远不能弥补以前大规模迁徙造成的空旷。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空旷荒凉的局面。终永乐之世以及后来这种局面并未改变甚至有所发展。曾任明兵部职方郎中的陆容(1436～1494)说：“居庸关以外抵宣，驿递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朱元璋的内徙是为了御外，朱棣的内徙是为了防内，尽管都满足了一时的形势需要，但却留下了长久的遗患，其不利于北方地区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是显然的。
第133节：天下一统(17)
为了防止为北元——鞑靼侵扰者所乘，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故事，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使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卒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须预报之使备。”
这当是烧荒之始。后来则逐渐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宫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贼不能南牧。
每岁冬，镇守总兵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总参游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尊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军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烧沿边野草尽绝……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贼闻兵马出境皆远遁，绝无踪迹。
本来，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永乐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朱棣)顾学士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
开平，旧有元之斡耳朵，犹华言宫殿也。今则荒台断础，零落于凄风澹月之间。
沙漠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
出得胜口，……过抚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边放牧，可能减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徒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临塞谕诸将曰：“吾与诸将军受命提丘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廓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军，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朱棣即位后，数次北征，迄无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蒙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驰”，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虏或因粮于我遂深入，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尽管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制驭蒙古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第134节：天下一统(18)
八、从“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到“逆命必歼”的政策转变
虽然，在朱元璋的怀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归顺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队伍中有鞑官，军队中有鞑军；虽然由于明军的打击，由于蒙古内部的纷争，蒙古势力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说，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并未正式置于明朝的统治之下。明人说：“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对于不肯归顺的蒙古势力是不会置之不问的。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废待举，而处于纷争中的蒙古各部，一时也还难以给明朝构成威胁，因而，朱棣对蒙古的政策在永乐初期是以怀柔为主，以防守为主，即所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凡来归附的，均以礼接纳，不愿归或归而复叛者，也不强求。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有边地降虜叛去者，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请举兵追之”。朱棣说，“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
对于边外用兵，朱棣还举汉武帝以为戒。他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
可见，这时朱棣对于边外用兵十分谨慎，他的这种决策，显然受到实力的制约。
既然一时还不能臣服鞑靼、瓦剌诸部，那么，只有先求与之通好。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谕诸部酋长。永乐元年(1403年)蒙古诸部推奉鬼力赤为可汗。朱棣又遣使致意，谕之曰：“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赍织金文绮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这位鬼力赤可汗，对于已经分裂的蒙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控制，特别是无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剌部。朱棣承认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统治权，也是限于力量无法向北伸延。但朱棣并不是不想对蒙古进行控制，他在永乐二年便向瓦剌等地派出使节，争取不战而屈之。其谕瓦剌头目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及和林等处头目说：“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无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劝忻感戴。惟迤北诸部犹观望进退，出没边境，未有归诚。今遣指挥完者先那海、百户亦剌思等往谕朕意。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今还本地射猎畜牧，安生乐业，永享太平之福。”
我们对比永乐元年和永乐二年的两通敕书，便会发现其中的矛盾。朱棣既然承认鬼力赤为蒙古可汗，要求通好，便不该再遣使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望其归诚；反之，要求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归诚明廷，便是对其可汗的不友好。朱棣推行如此矛盾的政策，正反映了他的尴尬处境与矛盾心态。他希望统治全蒙古，做个主宰华夷的君主，但没有力量；他遣使蒙古可汗鬼力赤要求通好，但不真诚，因为他有臣服蒙古之心。这种矛盾的政策使他无法处理好与鬼力赤的关系，鬼力赤等人对朱棣的心计看得一清二楚。另外，可以断定，朱棣一旦认为自己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臣服蒙古，便会抛弃这种矛盾的政策。
朱棣一再遣使鬼力赤，但鬼力赤非但无所表示，反而一再传言鬼力赤有寇边的意图。朱棣对此十分警觉。永乐三年五月庚申，鞑靼头目察罕达鲁花遣人归附明朝，使人言，鬼力赤见在卜鲁屯之地。朱棣联想到不久前山西地方曾报告说云内及天城小尖山有火，因而料定“此必鬼力赤遣人觇我边也”。他敕谕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曰：“尔等可遣精骄密侦其动静，若来寇开平，即设伏出奇击之。”朱棣一再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蒙古的动静，并令缘边兵马加紧备御。永乐四年二月丙子，朱棣以书谕赵王朱高燧：“小旗孙成自虏中逸归，见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向东南行。其来寇掠边境，亦未可知。尔速遣人驰报武安侯郑亨等，令坚壁清野以待。自黑峪、车坊至鱼台领隘口，可塞者塞之，不可塞则凿深壕以断其路，仍督兵屯田，且守且耕，寇来则相机用事。尔居守北京，一切边务皆当究心。”他同时还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将士往兴和同武安侯郑亨备御，敕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训练士马，坚固城池以俟，无为虏所乘”。
第135节：天下一统(19)
永乐四年三月辛丑，朱棣派遣指挥哈先、千户火儿忽答恍惚儿阿忽来赍书再谕鞑靼可汗鬼力赤，其口气已较前大为强硬。
联嗣天位抚天下，体天心以为治，惟欲万方有生之众咸得其所。今海内海外万国之人番已臣顺，安享太平。尝遣使致书可汗，谓宜通好往来，安为一家，而可汗不晤，拘我使臣掠我边境，自阻声教之外。夫天之所兴，孰能达之；天之所废，孰能举之？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馀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不然，元之后世自爱猷识里达剌北徙以来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曾有增益毫末者否？古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况而之众甲胄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徙，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数十年矣。是皆何罪也哉！可汗聪明特达，宜敬天命，恤民穷，还前所遣使者及掠去边境之人，相与和好，且用宁息尔众，同享大平之福，顾不伟哉！若果负倔犟之性，天命之穷有所不顾，必欲以兵一较胜负，朕亦不得独已。中国士马精强，长驱迅扫之势，恐非可汗能支也。可汗其审度而行之。文绮二表里往致朕意。
永乐五年十月壬辰，朱棣再次致书谕鬼力赤：“前遣使致书可汗，本朝通好，共享太平乃拘留信臣不报，今再遣百户早花等审求其故。祸福之机，天有显道，惟可汗省之。”然此次致书仍不获报。
这时，蒙古鞑靼、瓦剌之间攻杀不已。可汗鬼力赤实际在鞑靼头目阿鲁台的控制之下，被当作号召蒙古各部的工具。但因鬼力赤“非元种”。“其臣不肯下”。
与此同时，元裔本雅失里的势力却在兴起。本雅失里又名完者秃，流亡于帖木儿帝国，居撒马儿罕之地。蒙古兀良哈部来朝者向明廷报告说本雅失里欲率其卒合别失八里之众南掠。虽然别失八里远在西北，且据说本雅失里部属不过百人，但以其元裔的身份，必有相当的号召力，朱棣绝不能掉以轻心。又有消息说蒙古将遣人“迎立之”。于是，他于永乐六年正月甲子派遣太监王安往别失八里，潜察其所向，同时敕令甘肃总兵官何福等遣人往哈密以买马为名而觇本雅失里动静。三月辛酉，朱棣又遣使赍书谕本雅失里，劝其勿做非份之想。
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回，知尔自撒马儿罕脱身居别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尔北行。以朕计之，鬼力赤与也孙台文结肺腑之亲，相依为固，今未必能亲就疏矣，况乎握重兵！虽或其下有附尔者，亦安敢与之异志？今尔与鬼力赤势不两立矣！夫元运既讫，自顺帝之后传爱由识里达腊至坤帖木儿，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此亦可以验天道。然则，尔之保身诚不易也。去就之道正宜详察善处。古之有天下者，皆于前代帝王子孙封以爵土，俾承宗祀，如周封舜之后胡公满于陈，封夏之后东楼公于杞，封商之后箕子于朝鲜，微子于宋。汉唐宋亦皆封前代之后。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存恤保金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古思帖木儿还，后为可汗统率其众，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今朕之心即皇考与前古帝王之心，尔元氏宗嫡，当奉世祀，吉凶二途，宜审思之。如能幡然来归，加以封爵，厚以赐赍。俾于近塞择善地以居，惟尔所欲。若为下人所惑，图拥立之虚名，虽祸机在前有不暇顾，亦惟尔所欲。朕爱人之诚同于皦日，今再遣刘帖木儿不花等谕意，并赐织金文绮衣二袭，彩币四端，尔其审之。
朱棣的一纸诏书自然没能阻止本雅失里东来，权位的诱惑力是至为强大的。但有一点则被朱棣说中了，鬼力赤必与本雅失里势不两立，而首先受害的竟是鬼力赤。永乐六年十二月，传来蒙古迎立本雅失里戕杀鬼力赤的消息。鬼力赤的被戕杀，也许不都因为他“非元种”，有传说“鬼力赤欲归附而未决”是否与其被戕杀有关，亦未可知。
本雅失里雄心勃勃，甚至要恢复大元帝国。朱棣被迫接受了本雅失里被立为可汗这一现实。永乐七年三月，朱棣派都指挥金塔卜歹和给事中郭骥出使鞑靼，郭骥曾出使帖木儿汗国很可能与本雅失里相识，朱棣在信中说：
第136节：天下一统(20)
边将得尔部下完者贴木儿等二十二人来，其言众已推立尔为可汗，尔欲遣使南来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等赍书谕意。可汗诚能上顺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来，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沙漠，彼此永远相安於无事，岂不美哉！彩币大表里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儿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给赏赐令使臣送归，可体朕至意。
朱棣在诏书中表示无意臣服本雅失里，愿意与其平起平坐。他送还了边将所得之二十二人，对其臣阿鲁台等也都有赐赍，真可以说是至为诚恳了。
然而，事实并不像朱棣信中说的这样简单、美好。朱棣在争取通好本雅失里的同时，仍然在与蒙古瓦剌部频繁联络，朱棣于永乐六年十月丙子接待了瓦剌马哈木等的使节，并于七年五月封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主。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并给赐印诰。既然称本雅失里为可汗，又相约“可汗主沙漠”，为什么又封其臣马哈本等为王？且本雅失里既为元裔，自以乃祖乃兄继承者自居，其志焉得囿于沙漠？本雅失里心中十分清楚朱棣的诚意有多大。他绝不会接受朱棣为他划定的范围的。而且，迎立本雅失里的主要是鞑靼头目，瓦剌与之势不两立，朱棣封瓦剌头目为王，只能会给鞑靼头目带来反感。果然，本雅失里等拒绝了朱棣的要求，永乐七年六月辛未，百户李咬住及鞑靼伯兰等从漠北带来了给事中郭骥被杀的消息。其时，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居于胪朐河，“欲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遂袭边境”。朱棣无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怒曰：“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耳！”他决心用武力铲除逆命之寇。
朱棣对蒙古的政策从此发生一大变化，从“去则不追”变为“逆命必杀”。从此，他为歼除“逆命”之寇耗尽了精力，一直到死于北征蒙古的归途。
从表面看来，朱棣是在一再忍让，求和不成才怒而决定用武的，实际上，朱棣对蒙古政策的变化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明朝国内的形势已远非朱棣即位时可比了，政治反抗已经大体平息，社会秩序已经稳定，另外安南的战争从永乐四年开始至永乐五年告一段落，明廷在安南设置了郡县，篡杀逆命的黎季犁、黎苍等已献俘京师。朱棣已经可以腾出力量把目光投向北方。朱棣说“逆命者必歼除之”的话是在永乐七年六月，而在这一年的三月朱棣已经从南京来到北京。难道朱棣此次北行只是为了巡幸他的龙飞之地吗？他是否对在北边用兵早有成算呢，且本和田清先生说：“在这期间，四月，所以派郭骥等出使蒙古，如果不是为了冀求万一侥幸诏抚收效，也只是为了获得出兵的借口。”是肯定朱棣早已有了出兵的决定的，但这方面的证据还不足。然而，我们从朱棣的北巡、营山陵、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以及赦免曾助其靖难的将士及北京人民之罪这些事来看，朱棣确已用更多的精力注意北边的工作，可以说，朱棣用兵蒙古从而使之臣服也是久有酝酿的。
永乐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鞑靼。八月，丘福败绩胪朐河，全军覆没，《明实录》等书多以为丘福指挥失误，并说丘福辞行时，朱棣曾授以方略，丘福临阵背弃朱棣所嘱云云。这显系为朱棣开脱之辞，明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朱棣的轻敌。朱棣在郭骥被杀以后仅一个月，便命十万之师仓卒远征，准备不足是显然的。当时海内大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明军又在安南取得新胜，朱棣方在志得意满之时，又过低估计了鞑靼“残虏”的力量。他的这种情绪，很可能也传染了丘福。清初史学家谈迁说：“本雅失里之初，众心未附，降胡接踵。谓垂败之虏，尺组可缚。故淇公挥剑无前，灭此朝食。迨警尘沸天，捐十万之甲以填胪朐，犹未塞也。嗟呼，蜂虿有毒，况冒顿之馀腥乎，上(朱棣)在潜邸，数出塞北，自后阴山断牧者十馀年。兵有时而变，不得以前事为准也。”朱棣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这次失败是要负责任的。
第137节：天下一统(21)
朱棣志得意满，方欲用“四夷来朝”、“天下一家”来夸耀于国人，然而遣使被杀，命将败绩，“逆命者”仍然逍遥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耻辱，绝不能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暗中窥笑。为了保住尊严，只有一种选择，亲征，而且必须取胜！
九、“五出漠北，三犂虏庭”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以其家属远遁，明军胜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施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徵，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阿，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责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第138节：天下一统(22)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据实录记载，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剌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我们怀疑实录所以如此写，实为朱棣以后的轻举兴兵委婉开脱，“今秋若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颇带有制造口实的雕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为出兵制造口实，也是中了鞑靼挑拨的伎俩。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称赞他“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抚弱者，打击强者，而且坚持“来者不拒，逆命必歼”的原则。
当时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护人。明成祖朱棣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利用他们的矛盾。于是他封马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第139节：天下一统(23)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略，则瓦剌之侵略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党逆也……盖鹜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靮也。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出自黄淮之口，并非指鞑靼、瓦剌言。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直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
第140节：天下一统(24)
那么，朱棣率师北征的战绩，又是怎样的呢？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曾经随驾参赞北征的杨荣等人，对北征的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资，继志述事，旄钺一麾，而龙沙万里之外，罔有遗患，以为圣子神孙万年无疆之业。其于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后艰者，霄壤不侔矣。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夫岂浅见薄识，所能形容万一哉！然臣荣猥以非才，叨职翰墨，备员扈从于戎马之间，亲睹皇上，躬御戎衣，以临六军，神谟庙算，机敏睿发，出奇料敌，变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扫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万世不拔之功业也。
太子少师姚广孝说：
曾未及月，即抵虏境，群凶嗷嗷，无所逃命。搂其窟穴，尽其丑类，所获马驼牛羊，不计其数。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诚为王者之师，自古所无有也。……颂曰……北南一览，尽归王化，大无外兮。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纪诸史册，刻之金石，昭万世兮。
永乐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样？是否由于朱棣北征给子孙留下了“万年无疆之业”？这些都值得仔细分析。先说具体的战功。明人记载征战，对于战功详而复详。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比如洪武年间几次北征战果的记载：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家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其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橐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洪武二十年五月，冯胜征纳哈出，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
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副将军唐胜宗、郭英讨北虏，虏主数十骑遁去，追获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两。聚虏兵甲焚之。
现在，再来看看关于朱棣北征的记载，以比较之。
第一次北征，永乐八年征鞑靼。
金幼孜；《北征录》：
五月初八日，胡骑都指挥款台获虏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马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送至大营。
六月初九日，见虏出没山谷中……上麾宿卫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将轻骑穷追虏溃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时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
六月十二日，发长秀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
六月十四日，发广漠戍，……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车驾至斡难河……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渡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孽畜。
辛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自是降附者众。(按，此降附者为家属百姓)
癸未，车驾次清尘河，指挥万忠获虏四人至。
第141节：天下一统(25)
丙戌，下班师诏。
六月甲辰，阿鲁台聚众山谷中……上躬率精骑千余，径至虏阵，……阿鲁台失色堕马，虏死者枕籍……策马走，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
丙午，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
丁未，上追及虏于回曲津，……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自是军行，虏无敢窥于后者。
郑晓：《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里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大子，遂下诏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诸将追之，至斡难河及虏，……本雅失里以七骑遁去，俘获辎重孽畜无算。时阿鲁台东奔，复追至飞云壑……虏众溃败。复以精骑造至长秀川。命都督冀中等尽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复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乃还。至广漠镇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斩获又千余，始班师。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黄钺，未曾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
还有，在获得这种掳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实录》载：“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震。”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服。永乐九年十二月，阿鲁台确实“遣使来款”了。但是：
阿鲁台遣使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
阿鲁台归款，请得役属吐番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酋长以盟。
这些记载虽然说是“纳款”是“乞”、“请”，但乞请的内容却不一般。当时，女直、吐蕃诸部均向明朝称臣，其官员亦为朝廷所任命。阿鲁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诸部，对明朝无异于蛮横要挟。明朝虽未答应他的要求，但对阿鲁台的无理态度亦无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经鞑靼境内，作为接受朝廷封号的和宁王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见朱棣。这些都说明明廷的武力并未使阿鲁台诚心臣服，阿鲁台有恃无恐。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月征瓦剌。
金幼孜：《北征后录》：
六月初七日，次忽兰忽失温，贼首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未交锋，火铳窃发，精锐者复奋发向前力战，无不一当百。寇大败，人马死伤者无算，寇皆号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
六月甲辰，驻跸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虏与战，斩虏数十人驰报。
戊申，驻跸忽阑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个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上曰：“……必尽歼乃已。”皇太孙对曰：“……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上从之。
第142节：天下一统(26)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六月，至撒里却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战，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数百人，追至土剌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
六月初，至忽兰忽失温。答里巴等扫境来拒，可三万余人。须臾再战，皆退却，寇大败，人马死伤无算。遁至(土)剌河。后遇寇则击走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以神机炮毙贼数百人。上率铁骑乘之，虏败却。武安侯郑亨追击之，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动。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首千余级，余众俱走。大军乘胜追击之……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剌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师，……颁诏天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鲁台，次杀胡原。阿鲁台与家属北遁。大兵尽收其牛羊驼马，焚其辎重。移师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虏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大泽中，仓猝逆战。上率前锋，中之，斩首数百，追奔至河……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三十余里。神机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溃，死伤不可胜计，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数十余，生获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马驼，焚其辎重、兵器，其余党未降者赦之。复追获其男女千余。寻两败其追兵。诸将捣其别部者复大败之，斩首数千级，尽收其人口孳畜。按，是举最为得志，而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六：
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上乃出师次鸡呜山，虏闻之夜遁……七月，次杀胡原。前锋获虏谍者言，阿鲁台弃其驼马牛羊辎重于阔泊海之侧，与家属远遁。乃尽燔其辎重，收所弃孳畜，班师还。诏诸将曰：“所以翼阿鲁台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当还师击之。上麾兵追击斩首数百级，余众溃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斩虏酋数十人，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还。
此次战役的亲历者礼部郎中孙原贞记载当时情况说：
时和宁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众，不相统一，彼此疑畏，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给朱棣挣了点面子。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第143节：天下一统(27)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战而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第144节：天下一统(28)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朱棣惮毕生精力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号称蒙古可汗的，不论是鬼力赤，也不论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扎奇斯钦的文章已经指出这一点。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才勉强渡过难关。
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为了供给这样庞大的军队，几乎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以永乐二十二年北征为例，为供军饷，天下府库，搜索殆遍，“查勘两京及天下库府藏递年出纳之数”，“点勘南京并直隶卫府州系食粮递年出纳之数”，令督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车，丁壮挽运。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永乐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东、山西民丁随军供馈饷，“郡邑各遣官率之，惮行者往往为规避计”。由于道路险远，地冻天寒，不少民夫在运粮中冻伤手足或疾病而死。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营建北京宫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亲征，国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永乐弊政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霜，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朱棣一死，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一下抖了出来。
民间对朱棣的黩武，也表现出种种不满。明朝政府是奖励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赋。因而明廷对“一产三男”之家给予格外优待。但是，永乐时期，由于兵役不止，劳作不休，民间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则弃之不育者。”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唐人哀叹：“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殆与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颂朱棣武功相反，一些边塞诗反映出民间厌恶战争的情绪：“曾逐嫖姚出汉关，故乡宁负老来还！到家莫恨无金印，数亩青山梦亦闲。”“无家亦归去，胜作异乡尘。”“多少还家梦，中原有弟兄。”
第145节：天下一统(29)
明朝军队总数，洪武时期为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万人，到永乐时期膨胀到三百一十万人之多。洪武时王淑英上疏，已哀叹兵过多，造成“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永乐时军费负担可想而知。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都来源于军民的血汗。以屯军而论，宣德初年龚翊上言说，“官军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费及本力外，抵官数常恐不足，已周岁月粮，夫复何望？忽遇欠岁，尤更狼狈，是以冻馁交迫。强者取于触法为非，弱者甘为沟瘠以死”。以民间而论，永乐二十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资言：“天下郡县所上永乐十七至十九年实征之数，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洪熙元年四川双流知县孔谅言，“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搅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百姓由于军费而造成的沉重负担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众多大臣如方宾、夏原吉的激烈反对。另外，朱棣的频年出师也遭到了邻邦的批评和耻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传到朝鲜，其君臣有如下这样一段对话：
廷显启于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亲征鞑靼，抄诸路军，诸路城子，男无余丁，老弱妇女亦不得出于城外。禁兵侍卫而立食，外卒牵车而转输。”
上问：“达达先来侵欤？帝欲先往征乎？”
廷显言：“达达之来侵，臣等未之闻也。但闻沂国公率禁兵见败于贼，故帝欲雪其耻，将往征之。”
上曰：“彼来侵我，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我先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可乎？不胜则为天下笑矣。”
十、内迁大宁都司——始料未及的遗患
朱棣夺取皇位对明朝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同时也给明朝的北部边防留下隐患。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朱棣借助边防力量，使之调头向南，塞王的内迁、北京的经营都是为着巩固统治和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朱棣的地位巩固了，北部边防却空虚了。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朱棣把重点转移到控制四夷的宏伟事业上来，为的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盖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北部边防困扰了明朝近两百年。
明朝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说：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金都司，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卫夷虏，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六王于甘州、宁夏、大同、宣府、大宁、辽东，凡百军马俱听节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贼侵犯，就命各王挂印充总兵征剿，各边初无总兵镇守巡抚官之设，彼时胡虏远遁，边方宁谧。
朱棣的即位，打破了北部边防的这一格局。
朱棣以一隅之兵争天下，必须先安定后方，巩固地盘，并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后方，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号称“善谋”、实力仅次于燕王的宁王朱权不要做梗；二是鞑靼诸部不要乘机捣乱，如果能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营垒则更好。《明史》说：
成祖从燕王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作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这里讲燕王“靖难”之后做了三件事：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宁之地。朱棣不惜削弱北部边防以夺取和巩固皇位，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
关于“尽割大宁之地畀三卫”，明人的记载是很多的。然而《实录》、《明会典》等官书并无记载。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靖难兵之起，三卫夷人从战有功，故畀之(大宁之地)，国史不书，莫可考焉。”兹举私史数例：
第146节：天下一统(30)
郑晓：《皇明四夷考》：
靖难初，首劫大宁兵及召兀良哈诸酋率部落从行有功，遂以大宁畀三卫，宁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今三卫岁二贡，贡卫百人。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三卫志：
文皇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文皇帝乃移王与其军内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为三卫，其官都督至指挥千百户有差，约以为外藩，岁给牛具、种、布帛、酒食良厚。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
靖难兵起，……尽拔大宁诸军及兀良哈三卫胡骑，挟宁王入松亭关，趣援北平。永乐元年敕谕兀良哈部落曰：……今仍旧制。设大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处军民，镇守边境……乃废大宁镇，空其地给赏三卫夷人，每岁朝贡以为东北外藩。
朱鹭：《建文书法拟》上：
建文元年十月，靖难兵以宁王权及大宁诸军、兀良哈三卫胡骑入松亭关，趣援北平，大宁空。(大宁既破……从官稍稍入城，阴结诸胡并思归之士，濒行宁王饯送郊外，伏兵拥宁王去，遂诏诸胡及护卫官校，皆从宁府毕发，而城为之空。其后，大宁弃与朵颜诸虏，而行都司迁保定。)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
燕王靖难初，兀良哈骑兵先鞑靼来助，遂弃大宁故地与之，以内边为界。
谈迁：《国榷》卷十七：
义旗初建，首下大宁，简兀良哈三千骑为奇兵，立三千营，不忘其德，尽捐大宁地予之，割雄镇以资伏莽。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奏议均同此说。
在蒙古方面，记载此事的则有《蒙古黄金史纲》。
朱风、贾敬颜译：《蒙古黄金史纲》：
永乐皇帝统帅自己少数护卫与山阳之六千兀者人，水滨之三万女真人又黑城的汉人整兵来伐洪武皇帝之孙建文皇帝，捺银印于颈而废逐之。于是……永乐皇帝为君……号曰永乐大明。以拥立之功而赐与六千兀者人以三百大都。
这段话虽未确指以大宁地畀兀良哈之事，但却有力地证明靖难时朱棣与兀良哈之间有过一笔政治交易。
日本和田清先生对以大宁畀三卫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此说是由于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而将事实演义了。他说“三卫远在北方的根据地，它既没有被成祖收买的可能，也没有胁从宁王的可能”。“成祖不但没有得到三卫的援助，反而曾为制驭三卫费尽心机”。而且成祖还说过“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以永远无事矣”这样的话。成祖弃大宁，有“徐图他策”的打算。只因为他的死，重置大宁的志愿才未得实现。
类似的说法在明朝时便已出现，或为和田清之说所本。陈仁锡在《皇明世法录》中说：
论曰：三卫地界宣、辽，为蓟门之肩背，自大宁失而宣辽隔绝，昔人有血脉雍滞，肩背拘孪之恨，岂不信哉！世多以文皇畀虏为口实，爰考永乐、宣德有剿捕之诏，有宣捷之敕，除恶务本，曷尝不廑门庭之诚乎？且文皇帝尝语大学士金幼孜曰：今守开平、兴和、大宁，边境可幸无事。当日无弃大宁之意甚明。大宁弃斯开平难守，开平弃斯古北可虑，胡马云扰，谁阶之厉？初以三卫侦虏，亦略仿汉倚乌桓伺匈奴。或谓喜处之可因以为间，虽藩离失而耳目在，计非全拙。乃市赏无艺，至为东西虏攘臂挂藉，譬养鹰而绦绁去手，又如之奈何！
尽管陈仁锡做了这样一番辩护，但仍不能否认大宁失于朱棣之手：“兀良哈从征有功，文庙嘉其绩，秩以都督，宠以三卫，于是徙镇入于蓟南，而畀其地。”即以“养鹰而绦绁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无批评之意，至少得以“不慎”、“决策失误”归咎之吧！劳堪则将大宁的丢失，归于朱棣等过分相信兀良哈的“诚款”所致，“永乐宣德之间，但知兀良哈之诚款，开平之艰远，东胜之丁口不立，甘心弃土，略不顾惜，非往事之恨乎？”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到北京一带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样认为大宁是由于靖难而放弃。
第148节：天下一统(32)
兀良哈三卫设于洪武二十二年，而“久之皆叛去”。靖难之役后，朱棣虽加意拢络，“欲使受国恩，永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但兀良哈三卫“当成祖之世已烦驾驭”，不时剽掠边地屯堡，甚至与本雅失里合谋寇边。因此，放大宁虽贻患后世，但永乐年间就已显出祸端。
大宁之弃，使辽东到宣府的防御线被切断了。而且，大宁既弃，开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将韩王朱松改封平凉。再加上东胜诸卫迁于内地，开平迁于独石，北边第一道防线完全崩溃，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可守。自是“诸夷列我险阻，闯我门庭，要我官员，残我吏民”，“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永乐以后的边患，不少与兀良哈有关，加之国都迁于北京，其威胁益显严重。后人对此批评甚多！
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指大宁)至，则(兀良哈)阳顺阴逆，亦卧榻鼾睡故也。
泰宁、福余常与东虏合，而朵颜常与西虏合。弱则乞赏，强则要挟。少则鼠窃狗偷，众则称兵入犯。或联姻于西虏而藉其势，或乡导于东虏而假其声……使我蓟边疲于奔命，此贼寔为之耳。
明朝许多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局面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有练兵振武之谋，有恢复大宁之议。大学士丘浚指出：“京师东北藩离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明末东北边警频仍，完全证明了丘浚的这一预见。
此外，在内迁辽王的同时，朱棣又将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塞王内迁，固然解除了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但也大大削弱了北边的防卫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尽管朱棣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但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朱棣的措置失当留于后世，极大地影响了明朝政权的稳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傅维鳞说：“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驭内，南面以临海宇。独迫在边陲，则守御为艰。然而大宁之内徙三卫之外向，独石之孤悬，东胜之沦没，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让朱棣承担一定罪责是不冤枉的。
十一、迁都北京——一个天下共主的伟业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将金陵改为应天府，称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他把自己的老家临濠定为中都，后改称凤阳府。但凤阳并不适于做首都，中都城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被迫停止。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将南京改为京师，但并不想把南京作为永久都城。他已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希望能选择一个有利于明朝长治久安的地方作为都城。在历史上，建都其地而享祚长久的一是河洛地区的开封、洛阳，一是关中地区的长安、咸阳。朱元璋有意将首都定于关中，理由是其地“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于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山川形胜，为迁都做准备。但是，太子考察回还就一病不起，而这时朱元璋已经年老，再无力推动迁都的大事。迁都的事也就搁置了。
朱棣即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称做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集物料。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宫殿正式开始营建，经过三年半的时间，永乐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个京城的建筑包括城墙、城门，皇城、紫禁城、宫殿和坛庙。其设计精巧，宏伟壮丽，令人叹为观止。北京城的宫殿坛庙，其规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袭，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中的瑰宝，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永乐迁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迁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学家便对其利弊争论不休，数百年后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认为，北京地理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他们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形势最优。他们说：
第149节：天下一统(33)
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
至于其优越之处，无非是：
沧海遶其东，太行峙其西，后枕居庸，前襟河济，饶谷马鱼盐果窳之利。顺天为皇居，东南转漕，秦晋入卫，形胜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评永乐迁都北京，他们对北京的地位十分担心。大学士丘浚说：
居庸者，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
都燕者切近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
陈建说：
幽燕形胜，自昔称雄，然距边塞不二百里，无藩篱之固，而天子自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无争帝之志耳。
他们认为，边防局面之所以能如此勉强维持，是因为“我固不产英雄，彼亦不生豪杰”。否则，明朝之亡，可能不在甲申。
他们都无例外地指出，北京作为国都的根本缺点，在于距边防前线太近，政权的中枢极易受到困扰：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甚至有人把“都燕”认做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这些论说，概括起来，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出发点，即他们都把北京的优劣与边防相联系，把北京作为边防前线。把迁都北京当做“镇压北虏”的措施来评价。北京有优点则在于它可以“据险防边，居外驭内”反之，北京有缺点，则在于它以天子守边，易受攻击。
如此评价迁都，是否确当？朱棣迁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追究一番。
永乐迁都，应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时。燕京是朱棣的“龙飞”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迁都的打算。永乐元年，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下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在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运行在所。其时，北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方迁都时，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费巨资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宫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被一场大火烧毁。朱棣以天变示警下诏求言，群臣又纷纷提出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并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门外质辩。《衣生集》记载：“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彼书生之见，岂足以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书无载，不得而知。于是，后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丘浚说，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袁袠说，“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郑晓说：“京畿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鱼盐谷马果窳之利，又转漕东南，财货骈集，天险地利，足制诸胡。”孙承泽说：“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今其所密计者即不得闻，以余度之，其说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迁一；古享国长久者靡不迁都，……宜迁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迁三；天下之祸莫烈于卤，吾今子孙当之，庶几四海豪杰辐都下，足与卤角，宜迁四。”
如此众说纷纭，不外以下五点：一、北京为朱棣龙飞之地；二北京形势优越；三、北京物产丰富，供给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与虏较。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但是，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更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乐年间，蒙古对明朝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否则，明朝不会有力量同时进行塞北、交南的战争，或者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也会受到影响。正统以后，蒙古的威胁日益严重。与其说是由于蒙古力量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这时，蒙古问题才成为朝政的一个中心问题。上面所举明朝中后期人们对迁都原因的推测，都是囿于自己的时代，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边防现实出发的。它反映了明朝北边从向外发展到向内收缩，从积极出击到消极防御的转化。永乐时期根本用不着以迁都这样举国震动的措施来对付蒙古，说迁都仅仅是为“足与虏较”，或说仅仅是为了对付蒙古，显然不符合明初的历史事实。
第150节：天下一统(34)
如果迁都不仅仅为对付蒙古，那么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处呢？我们还是考察一下永乐时期的人是怎样说的吧。
永乐元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附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先是，车驾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货辐辏，射货充盈，……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六部都察院等官复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
永乐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诏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福，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据此综而述之，永乐之迁都不过有两个原因：一、北京是兴王之地，二、北京便于控制四夷。其他诸点，如物产丰富，供给方便等则为迁都提供了可能。
以兴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乐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永乐以后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广安陆为兴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为北京，这比中都、兴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开始便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已经将迁都的意见定下来。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国都未迁，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宫暂时停放，更显示了有意迁都。自永乐七年二月朱棣常驻北京，设行在六部，处理天下奏章，更与洪武之中都、嘉靖之兴都不同，永乐十八年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号，不过是为一个既成事实正名而已。
迁都北京是经过长时期准备、策划的。在这长时期内，朱棣的政策目的经历了从巩固皇位到求得发展这样两个阶段。以上归纳的永乐迁都的两个目的：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标的这种变化。
朱棣迁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为了巩固皇位，是为了防止国内反对派的东山再起。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朱棣即位之初，朝野汹汹，天下不稳，连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巩固他的基础地盘。基础地盘巩固了，才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过是为了标榜祖制如此，增加他迁都的合法性。
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它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先说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覈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
永乐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第151节：天下一统(35)
其时，也有一些人户自愿赴北京种田：
永乐四年正月已未，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给道里费遣之。
还有一些军士被放归乡里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北京、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军从征，有功者已在爵赏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继，辄取户丁补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从之。
或者收流民以复业：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诸郡流民复业者凡十三万六百余户。上命户部令有司加意绥抚，勿重扰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寅，书谕世子曰：山后官员军民，本皆无罪之人，曩因建文残害骨肉，祸及无辜，不得已逃遁，飘零艰窘，深可哀矜。今既来归，其令官仍原职，兵仍原伍，民仍原业，咸加绥抚。后有归者悉如之。
或者释罪囚以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言三事。一，种田囚人……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屯种有效。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京永平、遵化等处，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庶几良善获安，词讼简息。凡徒流罪除乐王、灶匠拘役，老幼残疾收赎，其余有犯俱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定立年限，纳粮当差……上是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
当时，朱棣残酷镇压政治反对派，以严刑苛法临天下，所在囚徒累累，此问题之又一面也。为了保证屯种的进展，官府给予牛具种子：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甲寅，上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民缺耕牛，特命王部于直隶凤阳、淮安等处以官牛给之。
永乐元年十二月戊寅，工部尚书黄福奏，陕西行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
永乐二年三月丙寅，抚按江西给事中朱肇言：比者工部遣人于江西买牛，令有司递送淮安转运北平给军屯种，未免劳民。今江西、浙江、湖广所属郡县积岁没官牛共计五千余头，俱在民间牧养，若停收买，以民间见养之牛转送给军，则官民皆便。上命工部勘实，先以牛给本处屯军，有余者送北京给军屯种。
为了适应北京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时曾“取南京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在靖难之役中，北京地区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军民多所劳苦。朱棣即位后，对他们很是眷顾。他说：“时皇太子居守北京，赖军民竭忠效力，不避艰难，供给军需，馈运粮饷，驰驱负，昼夜不宁，攻守战斗，披坚执锐，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为劳苦，使朕无北顾之忧……朕自即位以来，念尔将士人民，饮食梦寐，时刻不忘。”为此，朱棣曾多次诏免北京税粮。一次，顺天府老人三十余人谒阙谢，朱棣谕之曰：“往者连年军旅，北方之民供给劳困，朕未尝忘之。比岁农种如何，民力复旧否？”又谕诸臣曰：“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朱棣厚遇北京之民，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令罪犯于北京纳米赎罪，或充军饷，或输官仓；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或诏民采盐易米者勿禁，；有灾则急治，民饥则给钞，量免其差，屡蠲其税，较之他地，优恤特甚。朱棣还将“初日所受王庄田地，薄其赋税，岁收租入，建仓积贮，赐名黄垡，于以备一方之民凶荒给赈，而又复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与。且当其时，县令贺银，两迁至少司空，宠荣之极，振古所无。”明人沈榜称：“此非汤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王业，因重其令以肇启太平乎！”“培植王业”，“肇启太平”，是朱棣强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朱棣在永乐九年曾说过：“皇考以五州府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朱棣所做正仿此，优恤“兴王之地”，“以固邦畿”。
第152节：天下一统(36)
除此之外，朱棣于永乐四年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宫，诏文武大臣集议营建北京，十五年命陈硅董营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诚垣。朱棣“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其广”，可以说为经营北京费尽了心机。
再说第二方面，加强守卫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不惜动用防御蒙古的兵力，破坏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北边防御部署。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陈国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蔚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丙午，改大同中护卫为定州卫。
永乐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已见上节)
按，是年大宁都司新城、富峪、会州、榆木、全宁、开平左、右、前、后卫、宜兴守御千户所均废，营州诸卫，兴州诸卫、开平卫、开平中屯卫、宽河守御千户所均内徙。可以看出，朱棣调来加强北京的军队卫所，都是原来用以防御蒙古的。在将大量卫所军队迁移部署到北京周围的同时，朱棣还规定北京地区原有卫所兵力不得轻易减少。杨士奇记载朱棣有这样一道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处充军者，今后勾补，不复发去，只就河开立一卫或一所，就此当军。原卫军伍别着人当。若北京卫分当军的不动。”
若将这些情况与上文所述的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联看，便可发现，永乐初年北边防线是一个内缩的架势。其当务之急，是集中兵力巩固兴王之地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朱棣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这样做，是当时鞑靼、瓦剌的分裂、纷争，他们无力南图，使朱棣得以腾手南向，同时，兀良哈、鞑靼的将领，与朱棣有良好关系，他们甚至率兵援助朱棣的靖难之役，朱棣自然无须对之设防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朱棣设立北京，考虑迁都北京，其初并非用来防御蒙古，相反，是撤消防御蒙古的力量，以加强北京。
另外，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地盘，从而感到很亲切，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声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灵，得无怒乎？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后要葬到朱元璋身边，是会感到惭愧无颜甚至心惊魄震的。我们绝不能低估一个封建帝王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即使不迁都北京，也不会继续以南京为首都。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了，如果说还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如果认为迁都的原因是如此简单，那还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说“乌足达英雄之略”！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个总目的。
第153节：天下一统(37)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视，在西北，他不断派出陈诚、李达出使西域，设立哈密卫，这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古，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剌竟然顽梗不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后已。与此同时，永乐三年派郑和下西洋，永乐四年征服安南，郡县其地，简直是东南西北全线出击。《明史》坤城传说：“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为大元帝国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困扰的局面，到元朝彻底结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但是朱棣失败了，因而也没有能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蒙古政策失败了，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伤心的事。虽然他对蒙古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古贵族为王等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等对蒙古的歧视政策，没有建立起一个蒙古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切实而有效的渠道。他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的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五次大规模亲征，不仅没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本来，在元朝时长城内外已经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现在又相互脱节了。这也就是整个明朝蒙古问题一直难于解决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的，结果，他的失败反倒使宁王、谷王内迁等等所造成的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他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随着永乐末年以后的朝政腐败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北京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宁。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当由后代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不仅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者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它实在可以看做是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再次使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首都北迁，或者说是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合而为一了，它强调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欲做个君主华夷的统治者的野心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趋势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合了。朱棣此举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统治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南方各民族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英雄之略虽然是从个人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出发的，但是它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趋势。迁都北京表现出了朱棣本人的恢宏胸怀和胆魄。但是，他的后继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胸怀和胆魄，更不具备推进这一“英雄之略”的能力，却反而重覆了朱棣的失误。终明之世，塞北多故，天子守边，举国上下惶惶惴惴，如果对朱明朝廷和朱棣后世子孙来说，迁都北京实在并非高明之举。
第154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1)
第五章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一、“郡县交阯”——一招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为此，他除了要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向东北、西北、西南发展外，还力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国家”的概念。在古代，“国”更具有地区、地域的意义。他们称世界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称为各国。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君主意识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其地位与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对应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众与他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臣民，处于边远地区的是夷人，更远的则称为远夷。这些远近夷人与中原地区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称作来朝、向化，他们送给朝廷的礼物则被称为进贡、纳献。中国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们派使节赴各地封其国王、山川，宣布教化，传达政令，以期四海来朝。在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艰难，明初的国力也还有限，他虽控制了中土，但连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还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颁给安南的诏书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就是这种态度。朱元璋还多次告诫子孙臣工：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他又在《皇明祖训》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还规定了“不征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齐国等。当然，朱元璋所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国主义的理论，但他提出的安定边徼，慎动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朱棣的对待中外关系的态度，与朱元璋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时虽然有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毕竟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础巩固，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洪武时期相比，蒙古衰落，东北、西北地区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这些都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乐时期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时为象郡，汉时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为安南都尉府，宋以后历朝都接受册封立安南王。明初，陈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
其时，安南大权为其国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国王陈炜被黎季犛杀害。立陈日焜主国事，而一切皆决于黎氏父子。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杀日焜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为胡一元，其子为胡，自称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后，立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不久季犛自称太上皇，传位于胡。
永乐元年，胡遣使贺朱棣即位，诡称，“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然“名分未正，难以率下”，他请求“锡臣封爵，使废国更兴，荒夷有统”。且发誓说，“奉命效职贡，有死无二”。明廷不知内情，派遣行人杨勃等赴安南廉察。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为安南国王。朱棣说：“覆载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顺民情。”胡则上表退还所侵占的广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顺。但一年之后，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一作“添平”)绕道老挝，逃至南京，向明廷报告了实情。陈氏的故臣也来告急，请明朝出兵讨伐黎氏。朱棣说：黎氏“试主篡位，暴虐国人，而臣民共为蒙蔽，是一国皆罪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请求迎陈天平归国复位。永乐四年，明朝派兵五十人护送陈天平，但黎氏却伏兵杀了陈天平，并杀明使。朱棣大怒说：“朕为万国王，蠢尔蛮夷，乃为不道以戕其主、夺其国。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其时安南实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纷纷向朝廷告愬。此外，黎氏还侵云南宁远州七寨；杀土官猛慢，“虏其女，徵其银”；“威逼近边土官，致其骇散”。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时他们还“毁中国儒教，谓孟子为盗儒，程朱为剽窃”。这些都为朱棣所不能容忍。
第155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2)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分别统“两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统“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进讨安南，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大理寺卿转饷，朱棣亲临龙江祃祭誓师。此役明军兵力达八十万，比朱棣亲征蒙古还要多出许多。可以说是举国动员了。朱棣说：“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又戒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者”，并称“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如此说来，这岂不可以称作仁义之师了吗？而且，朱棣的话，就兴灭继绝的封建礼法来说未尝为无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明朝军士“皆欢呼用命”。五年五月，明军大胜，黎氏父子均被俘虏，都督柳升等将其“献俘阙下”。
但问题并未完结，关键在下一步如何处理。
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据张辅报告说，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对此，各书记载大体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分司，并设立府州县等机构，俨然为内郡。朱棣忘却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话，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从此，明军便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明廷规定陈氏宗族被杀害者赠官，居官者仍其旧，又诏访明经博学、贤良方正等各种人才送京擢用。同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然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永乐六年，陈氏故官简定反，立国号大越，纪元兴庆，诸县响应。明守军战败，朝廷派沐晟率师征讨，再败。不得已，又派张辅再次往征。简定同时使用政治手段，争取大越政权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陈季扩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请求封爵，被张辅拒绝。陈季扩等兵败乞降，朱棣诏受其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实未降，明廷随即又派张辅、沐晟再次率兵征讨。直到永乐十二年，陈季扩才“兵败服诛”。明朝先后以张辅、丰城侯李彬出镇交阯。
朱棣曾经说过“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却派出中官马骐等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把内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骚动，桀黠者故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有的“自署官爵，杀将使，焚庐舍”，有的“皆自称王”，此起彼伏，官军无法控制，朝廷派荣昌伯陈智带兵助剿，到永乐十九年才“贼悉破灭”，但原陈季扩手下的一个金吾将军黎利仍未拿获。黎利曾一度归附，而又自称平定王，置官署。在明军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挝，被迫“求抚”，而心实未降。这时适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机再起。洪熙、宣德两朝不断派兵征讨，并下诏“大赦交阯罪人”，招抚黎利等人，“停采办金银香货”，但迄无成效。这时明军诸将多畏缩怯战，而宣宗则主张放弃交阯。黎利声称已经访得陈氏之后，请求“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这样，问题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发点上了。宣宗打算顺水推舟，借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但撤兵之诏未到，交阯已经丢失。明朝所设的三司官及镇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还者仅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正如蹇义、夏原吉所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夏原吉掌握着国家财政，他非常清楚征交阯所花的代价是多么大。他不同意放弃交趾，对于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说：“臣以为非是。”他们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维护先王的业绩，同样可惜二十年中抛在战场上的血汗呀！
第156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3)
且不说征交阯所耗费的财兵、物力，单说八十万大军离乡背井，就从农田中夺走了多少劳动力。永乐年间的无休止的征战，给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一首《鸟夜啼》，正描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离乱之苦：
慈乌哑哑清夜啼，飞来飞去无枝栖，天空月冷声惨切，更深夜永情悲悽。东家织妇年二五，良人万里操干橹。冬衣未寄春复临，机杼劳劳不胜苦。耳边忽听慈乌声，炎炎万感焚中扃。掀襟抆泪罢机杼，披帘促步趋前庭。悲悲咽咽对乌说，莫向清宵学啼血。妾夫别去三逾年，鱼雁迢迢至今绝，愿乌将妾相思情，西飞啼向夫郎听。夫能听兮妾情达，妾情达兮夫心宁。夫宁岂欲终忘返，恩义须期两无赧。夫能努力树功名，白发归来未为晚。
远在战场的军士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仅有奔波之劳，还有杀身之患，连粮饷也常常难以继给。我们也录一首诗看，《交州病中录诸友，时军中绝饷，以手帖干主帅索粮》：
问病寻方事总虚，漫劳车马慰踌躇，三年玉署兰台笔，学写颜公乞米书。
官员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哀叹和祈望了：
不有辕门贤主帅，飘零谁与慰我魂！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结束了。它使明朝官民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到明朝中后期，不断有人对明军撤出安南的政策提出批评。
然而，明军在交阯坚持下去能够成功吗？安南脱离中原政府的控制到永乐时已经有“四百四十六年”。以元之强悍，仅能“屡破其国”。明朝虽然在交阯设立了郡县，但那里“群盗蜂起”，“或聚或散”，盖“交人久外声教，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贼酋所至，辄为之供仪隐蔽。以故贼溃复聚。如前所述，中官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岁女儿也被中官马骐携归明廷以充宫婢，病死在内地。因此当地人民更为不满。二十余年中，反抗从未停止。明军是被打出来的。谷应泰说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议”，诚然。情况十分凄惨：“旌节符绂，狼藉裔土，将吏公卿，流离草莽，战士污魂，哭闻中夜，孤臣血，碧化千年。……死者君其问诸水滨，生者不望生入玉门。贻笑蛮方，损威中国。”谷应泰责备于宣宗君臣，我们不是更应该责备朱棣吗？永乐时期，国力可谓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吗？如果坚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损失恐怕会更大。
交阯撤兵之议，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不久，与杨士奇、杨荣有一段对话：
上御文华殿，召士奇、杨荣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洩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洩。’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戍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我想，这绝不仅是修实录的史臣为以后不得已撤军杜撰出来的遁词伏笔。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宣德皇帝才对交阯的战事不积极，对战败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军。
安南之役在周边地区也有反响。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李芳远对群臣说：“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工曹判书李来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国，谁敢有敌之者！”李芳远说：“不然，兵在精不在众，岂可执一言乎？且安南国王奔告于皇帝，则帝之此举，不得不尔。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诸小国是愿意与明朝和平交往的，他们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会起而反抗。
第157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4)
郡县交阯，无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却正是朱元璋所告诫的“倚富强，要战功”。事实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于其地小民少，而在于难于控制。朱元璋主张“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为“不征国”，其用心是深远的。朱棣声称“四海之内皆赤子”，虽然应当地军民耆老请求郡县其地，结果还是造成了连年战乱。最后撤车是必然结果。
二、郑和下西洋——震惊世界的壮举
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1405年），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自明初以来，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略，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余孽，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慕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是否会在海上纠集力量与朱棣对抗，也是未知之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显示明朝在海上的存在，早在永乐元年朱棣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但更重要的是朱棣想要通过郑和下西洋建立他理想中的天下秩序。
1．天朝礼制体系——明成祖的远大理想
天下秩序在一心要成为“盛世名王”的朱棣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十分看重明朝、他自己的形象。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实现他的天下观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的一部分。朱棣所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那么明成祖是怎样设计他所理解的天下秩序，又依据什么来设计这种天下秩序？我们可以通过一封敕书，看出朱棣想要建立理想世界。这封敕书是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由郑和带给“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的：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
这封敕书，表达了来源久远的儒家的天下观：天子为天下共主，在天下共主下，无论远近，无论种族，华夷无间，一视同仁。天子是天道、正义的代表，在他的主持下要建立和谐共存的天下秩序。而天子对四夷远国是无所取的，在物质交往中实行“厚往薄来”的原则。香港黄枝连教授把这种天下格局称为“天朝礼治体系”，我把它称作“天朝礼制体系”。
在天朝礼制体系的格局之下：
（1）得到天命的天子君主天下，有责任向全天下的人“施恩布德”。
（2）天子有责任让全天下的人“遂其生业，不至失所”。
（3）全天下的人都应该遵守天子的要求，“祗顺天道”，“循礼安分，毋得违越”。
（4）在天子的监督之下，天下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5）天子要达到的目的是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这是把儒家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向更大范围、向全世界推行的一种尝试。天下各国，“华夷无间”，不分彼此，都是大明天子的赤子。大明天子对其“抚字如一”。在经济上，中央帝国对各国采取少取多予、“厚往薄来”的原则。在文化上，中央帝国向各国推行“声教”，最终使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2．郑和的身世和宗教信仰
郑和出生于洪武八年（1375年），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郑和的家庭本是伊斯兰世家，其祖先赛典赤??瞻思丁在成吉思汗西征时率军投入成吉思汗军队，屡立战功，后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治理云南政绩卓著，被追封为咸阳王。其子孙姓纳、哈、马、撒、赛、忽、沙等，世代居于云南昆明、玉溪各地。郑和是赛典赤的六世孙。他的曾祖父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哈只，是一种尊号，按伊斯兰教习惯，凡是到伊斯兰圣地朝拜过的信徒，都可以享有这个尊号。郑和兄弟二人，郑和行二，哥哥叫马文铭。郑和还有四个姐妹。
第158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5)
郑和小名三宝。虽然郑和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也许四姐妹中有一个是他姐姐，一兄一姐，郑和就这样被呼为三宝吧。
明初，云南还在元朝梁王控制之下。洪武十五年，明军攻灭梁王，郑和被俘入军中，当时郑和八岁。两年后，洪武十七年（1384年）郑和十岁，在南京进入皇宫做了宦官。后来，郑和被拨给燕王朱棣使用，成为朱棣身边亲近的人。朱棣当年镇守边塞，巡边和征讨乃儿不花，郑和都有可能随军。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郑和在军中“多立奇功”。一般认为，这是指建文元年（1399岁）郑和在北平城外郑村坝之役中立有战功，这一年，郑和二十九岁。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郑和三十一岁。以后，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四年（1416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奉命出使西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郑和曾受命到旧港，给赐其宣慰使印信。
宣德五年（1430年），于是，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这年，郑和年五十六岁。三年后，郑和于西洋返回途中，卒于印度古里，年五十九岁。
郑和墓在南京城外牛首山。
郑和立其兄郑文铭之子为后，命郑赐，字恩来。
郑和出身于回教世家，是回教徒，为他出使西洋各国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郑和对宗教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尊重佛教，并受戒为弟子，法名福善。这又使他在出使众多佛教国家时有很多便利之处。
另外，郑和还尊奉妈祖。妈祖又称天妃，是中国人敬奉的靖海娘娘。
3．为什么选择郑和做正使
《古今识鉴》卷八记载：郑和“身高七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山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如洪钟，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博辩机敏，长于智略，知兵善战”。据说，明成祖欲通西洋，问擅长相术的袁忠彻：“三宝领兵如何？”袁忠彻回答说：“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于是，明成祖朱棣就任命了郑和统督部众前往西洋，结果所至畏服。
这种记载或者不无夸张之处。但是，郑和能够在近三十年间，统率大队人马，出使三十余国，显然是才智过人的。
近年，在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了明代雕塑像群，其中的巡海大臣，有人认为这就是郑和的形象。
2003年10月，在印度南部城市，当年华人较集中的柯枝，发现了一尊鎏金铁像，供奉在一座中国寺庙中，其装束形象与显应宫出土的巡海大臣像极为相似，据认为这也是郑和像。
远下西洋，出访万国，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这样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用宦官担任呢？这就与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关了。
朱元璋一再申明对宦官的禁令，不允许宦官干预政事，但只是不允许他们参与决策，而以宦官担任政事，传命出使，在洪武时期也是很经常的事情。朱元璋说：“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所以，洪武时期命宦官出使的事特别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明朝宦官与外官属于两个系统。宦官是天子和亲王的私臣，是内官，是皇帝的家人，直属于皇帝，所以，有关宦官的制度规定都写在《皇明祖训》中，与朱元璋对亲王公主的规定并列。朱棣靖难夺位后，对宦官更为倚重，选择宦官担任使节，就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了。郑和在靖难之役中立有战功，深得朱棣的信任，再加上他的个人才能和出身、宗教背景，选派他出使西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4．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远航，历尽艰难险阻，但都能化险为夷，顺利返航，在当时不能说不是奇迹：文献记载了当年航海的壮丽景象：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历通衢者。
郑和的远航船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
第159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6)
郑和船队的规模是空前的，船队由宝船、战船、座船、粮船、水船组成，共大小船只百余艘。其中“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明代一尺相当于0.311米，大号宝船长曰138米，宽曰56米。船队中还有二千料海船和八橹船。据现代学者推算，二千料海船排水量约为1000余吨。船队各种人员包括官校、旗军、勇士、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阴阳官、医士，铁锚、木埝、搭材等匠，水手、民稍，共27800余人。船上备有充足的粮食、淡水、盐、酱、茶、油、烛、柴，等等。
比郑和稍晚，即西方史学家所说，进入了世界大航海时代。如果把西方著名航海家的航海规模与郑和相比较的话，更能看出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庞大。
1492年，晚87年，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
帆船3艘，最大的排水量不足250吨，水手约88名
1497年，晚92年，达伽马航海，到达印度卡利卡特
船4艘，最大排水量120吨，船员约160名
1519年，晚114年，麦哲伦环球航海
船5艘，最大排水量130吨
郑和航海时，阿拉伯人曾画下郑和的宝船，后来美国人又把郑和宝船与哥伦布的船进行了比较，以证明二者大小悬殊。
郑和航海导航使用航海罗盘和过洋牵星术。航海罗盘指针以灯芯草扎住，浮于罗盘水内。虽有风波不易脱落。罗盘分24方向，48指向，每指向7.5度。过洋牵星术靠日月升落辨别方向，靠测星体高低度量远近。其法以大小12片牵星板测量，在太阳升起前和落下后的12分钟内所谓“晨昏朦影”时进行测量。里程计算则以更为时间单位，每一昼夜分为10更，每更行程约合16.22—10.81海里。各船之间的联络，白天看旗，夜间看灯笼，雾雨天听锣鼓音，还使用信鸽。
5．郑和航行到了哪里
郑和所下之西洋，一般说是印度洋。当时东、西洋在什么地方分界呢？
不同时期所说的东、西洋范围不同。明代初期，郑和航海时所谓的东洋、西洋，继承了元朝的说法。郑和所指的西洋，应该以随同郑和一起下西洋的马欢所说为准。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一书中“南渤里国”条写道：“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名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所指大平顶峻山，是马六甲海峡西口的韦岛（Pulauwe）。那么，韦岛即是当年东西洋得分界，其东为东洋，其西为西洋。
郑和出航一般从南京龙江港起航，经江苏太仓刘家港，编队集结出海，驶向福建长乐县太平港驻舶，等候东北季风，冬天，从福建闽江口五虎门开洋远航。郑和下西洋第一次。经南中国海—占城（今越南归仁）—爪哇（在今印度尼西亚）—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旧港、阿鲁、苏门答剌、南巫里（以上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小葛兰（今印度奎隆）—柯枝（今印度科钦）—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返航。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船队还到过渤泥（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以上。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到过淡马溪（今新加坡）、加异勒（在今印度半岛南端东岸）阿拔巴丹、甘巴里。
第四次航行，到过彭亨、急兰丹（在今马来半岛）、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跨越了印度洋。
第五次航行，到过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剌瓦（在今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祖法儿、阿丹、剌撒（在今也门），以上。
第六次航行，到过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幔八萨（今肯尼亚蒙巴萨），以上。
第七次航行，从竹步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
当时说，郑和七下西洋，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永乐年间，郑和所到过的海外各国，派使臣来华的就有318次（不包括朝鲜、日本、琉球）。有四个国家的11位国王亲自来华，有浡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国王、苏禄（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国王、满剌加（在今马来西亚）国王、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国王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第160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7)
6.郑和下西洋影响深远
永乐四年（1406年）郑和的船队来到爪哇，正值爪哇东王与西王相攻杀。东王战败被杀，属地为西王吞并。郑和船队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贸易，竟有一百七十人被西王都马板兵杀害。郑和为了自卫，刚要兴兵致讨，西王闻讯赶忙遣使到明廷谢罪。由于都马板遣使表示谢罪悔过，朱棣决定“止兵不进”。但一百七十人死于无辜，都马板必须输黄金六万两偿命赎罪。如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爪哇表面悔过，实际并不服罪，郑和于第二次下西洋时再至爪哇，都马板才派使臣献黄金万两谢罪。礼部臣以爪哇偿金尚欠五万两，请治爪哇使者之罪。朱棣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后来爪哇“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与明朝关系一直较好。
郑和的使团又曾到渤泥国（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及文莱苏丹国)，封前渤泥国王马合漠沙世子麻那惹加那乃为渤泥国王，给印符诰命。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并陪臣来中国朝见。朱棣派中官杜兴等前往福建宴劳慰问，迎接进京。朱棣对麻那惹加那乃远道前来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嘉劳再三”。麻那惹加那乃称颂“天子功德加于我者，与天地同其长矣”。因而“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下，以伸其悃。”朱棣对渤泥国王的至诚也很受感动，说：“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
渤泥国王的来朝是郑和出使而取得的最令朱棣满意的结果，不幸后来渤泥国王回国前病死在中国。朱棣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以王礼安葬于南京南城外。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开始第三次远航。这次远航，受到了占城国王的欢迎，因为明朝制止了安南对占城的侵略。在郑和第二次远航时，曾经到过锡兰山，向佛寺布施香礼，并立碑于锡兰山。此碑经过五百多年，1911年发现，现存于科隆坡博物馆。当时锡兰山国王为阿烈苦奈儿，是个暴君，对明朝及邻国不友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第二次出使时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次，郑和带了朱棣的诏书，告诫锡兰山国王要“祗顾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同时照例给予赏赐。阿烈苦奈儿非但不听，反而要谋害使者，劫夺钱粮船只，结果失败被俘，被解送南京。朱棣念其为远人，不久释放。永乐十年，朱棣派使节往锡兰山颁给诰印，封阿烈苦奈儿的亲属耶巴乃那为王，并送还阿烈苦奈儿。这一举措使得海道清宁更多的贡使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郑和这次出使，还诏封了满刺加的国王，使满剌加摆脱了长期受罗控制的地位。在郑和船队回还时，满剌加国王随船来到中国致谢，朱棣亲自在奉天门设宴款待，并给予厚赐。在郑和的斡旋下，暹罗终于与满剌加和睦相处。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要代表皇帝给予赏赐，还要与当地进行贸易。同时明朝与许多国家之间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朝贡有定期，或一年、两年、三年一贡，也有一年几贡的。朝廷接受贡品，给予赏赐，还收买其余的货物，也准许其在市场上出卖其货物。中国输往各国的有丝绸、瓷器、铁制工具及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药材、茶叶、货币、衡器、历法、书籍，等等。输入的主要有香料、药材、制瓷原料、珍稀动植物，等。
郑和的航海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的。《明史》郑和传说，郑和下西洋要“耀兵异域，且视中国富强”。但最近有学者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图书馆发现，郑和传最初的稿本中，“耀兵异域”为“耀威异域”。“耀威”比“耀兵”应该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当时海上秩序混乱郑和要达成他的目的没有武力为后盾是不可能的。郑和不纯用武，他首先是“宣天子诏”，“给赐金币”，如果“不服”，则“以武慑之”。郑和明显用武的例子在记载中有三次。一次是捉拿了旧港的酋长陈祖义。陈祖义是私逃海外的华人，又“剽劫商旅”，郑和用武不为无因。不过，我们不妨先来读读明廷“部臣”通过暹逻转给旧港前身三佛齐的移牒：
第161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8)
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我圣天子一以仁义待诸蕃。何诸番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礼！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罚，易如覆手。尔诸蕃何不思之甚。我圣天子曾曰：“安南、占城、真腊、暹逻、大琉球皆修臣职，惟三佛齐梗我声教。彼以蕞尔之国，敢倔犟不服，自取灭亡。”
它强调的是“君臣上下之分”，是“君臣之礼”，如果失分、越礼，那么便要“恭行天罚”了。他捉拿陈祖义，也是对各国的威慑。陈祖义解京伏诛，“诸夷闻之震慑，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内向矣’”。从此海上清宁，海道畅通。从中可以看到武力的作用。
另一次是将锡兰山的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捉拿至京。据说，锡兰山仅梁时与中国通，其后与中国绝少来往。郑和使其地，几等于强使其与中国来往，其国王“欲害和”，“诱和至国中，索金币”，郑和不得已抓了锡兰山的国王，“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还有一次是在苏门答腊“生擒伪王”苏干刺，郑和至苏门答腊封其酋长为国王。其先，王之父死于与邻国花面王的战事。某渔翁因率众杀了花面王，为苏门答腊王妻报了仇，而据有了王位，称为老王。王子宰奴里阿必丁年长，杀了老王夺回王位，从此与老王之弟苏干刺累年争战不息。郑和支持宰奴里阿必丁，将苏干刺擒归，在明朝人看来，明朝的皇帝是天子，四夷的君主是国王，各国之间发生的纠纷，天子朱棣都有调节裁处的责任，且看：
永乐元年八月癸丑，敕安南胡曰：朕君临万方，体天为治，一物失所，时予之辜。今占城与尔邻壤，尔屡兴兵侵其土地，杀其人民，剽掠财物，占城之人困尔毒。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踰越！为恶受祸，自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兹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尔其钦哉！
又如：
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谕暹逻国王三赖波磨刺扎的赖曰：朕祗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郑和的出使活动是始终伴随着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的。用郑和的话说，就是“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安宁，番人赖之安乐”。郑和的出使，为朱棣争得了天朝大国的荣誉，明人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三世五世，不是过矣。”这正是朱棣要夸耀于国人的。因而，他们也称赞郑和“为天子光”。
由于郑和打通了海路，维护了海上秩序，各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也比以前更为繁荣。
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
推行天朝礼制体系是郑和下西洋的核心使命，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了按儒家理想建立天下格局的努力的重要措施。明成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的。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其他种种措施，结果是
（1）明代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位置，所谓“威德遐被，四方宾服”。
（2）明朝与周边的众多国家都建立、保持了朝贡贸易关系其伸延联系范围之广，超过以往历代，使明朝成为努力拓展国际空间的空前的时代，所谓“远迈汉唐”。
成祖“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的思想观念无法超出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用今天普遍承认的国家关系准则去要求他。也就是说，他的观念与当今世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立意是不同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朝以其力量所及，为维护和平秩序，为保护商路通畅，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明朝不掠夺别国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坚持厚往薄来，着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采，也使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
第162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9)
郑和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尊敬。郑和所到之处，很多遗址被精心保护，在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垄、三宝墩、三宝洞，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在斯里兰卡郑和所立的石碑还完好地保存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国都有三宝庙。在非洲索马里布拉瓦地区还有一个郑和村。
7．郑和船队后裔
郑和航海，前后跨越20余年，船队人员达二万多人，每次航行都要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船员们在所到各地与当地百姓有广泛的接触，那么是不是现在会在某个地方留下郑和船队的人员，因而现在还有他们的的后裔呢？
澳大利亚安亨地（AmhemLand）北部原住民的民歌中，记录了一支叫作白吉尼（Baijini）的民族。他们比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更早来到澳洲，而且与中国人有关。记忆中的白吉尼人有浅金黄色的皮肤，当地的原住民还说白吉尼人的女子漂亮极了，她们总是穿着彩色的袍子和裤子。白吉尼人种植水稻，用石块树皮盖房子，用带来的织布机织布，在大缸里染纱。后来他们离开了安亨地。跟随郑和航海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宝船队曾经到达吉里地闷岛（Timor）。这个岛位于澳洲达尔文港北方400英里，所以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曾到过澳洲。
另外，《郑和航海图》上有一个叫“哈甫泥”的地方，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南极洋的科尔圭兰岛（Kerquelandisland），这说明郑和船队的分（）可能到达过南半球。
在非洲的东海岸，在肯尼亚沿海的群岛上，有一种贝朱尼人（Bajuni）。他们的皮肤颜色浅，体形较瘦小，面目清秀。男性胡子平顺垂挂，女性头发中分，梳两个辫子。
珮特岛（Pate）上法茂族的一支，叫瓦上家人（Washanga）,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子孙，其祖先是发生船难后存活下来的中国水手。他们会砌城墙，擅长雕刻和精细木工。他们中间还流传着当年马林迪国王向中国皇帝赠送长颈鹿的故事。有人推断他们是郑和部下的后裔。2003年，中国新华社记者和肯尼亚滨海考古专家曾到那里实地考察。见到了自称中国人后裔的瓦尚家人。
历史是如此扑朔迷离。他们真的是郑和船队的后裔吗？这是个尚待解答的问题。
8．郑和实现了环球航行吗
2002年，英国退役军官孟席斯（GavenMenzies）出版了一布叫作《1421年：中国发下现世界》(1421:TheyearChinaWorld)的书。书中宣称，他经过年十五年，遍历一百二十个国家，通过精心考证得出结论：中国人郑和率先实现了环球航海。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短短三天之内，就有包括加拿大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二十六家电视台对他进行采访，世界各大出版商不惜高价向他购买这本书的版权。孟席斯租用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厅，邀请学者、外交官、海军军官、出版商和记录片制片人二百五十余人发表他的研究结论，而实际出席的达到了七百多人。孟席斯的写手勃诺米也被出版商和电影公司的查询包围，他说：“几乎可以说，不管（结论）是否正确，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冒险故事。孟席斯是一个非常英式的偏执怪人，象他这样的人通常就是找出真相的人。”他又说：“许多学者思想僵化，只想保护自己，对他们来说，孟席斯是一名门外汉，他们会像狼群那样围着他不放。”
孟席斯是首先通过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发现的一幅古地图开始研究的，他的长期海上航行经历，给了他很大帮助。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史料，而且结合星象学、地图学、古代文物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孟席斯表示，他的研究态度很严肃，希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还说：“了解郑和越多，越惊叹郑和历史的分量。”他推断，中国船队不仅到过非洲海岸，而且到过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并进入了加勒比海和科蒂兹海。他提出了在加勒比海发现的9艘中国古代沉船残骸的有力证据。如果孟席斯的结论成立，它将改写世界航海史，改写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他还说：“郑和实在是个了不起的航海家，他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他在船队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沿途的能工巧匠为船队服务，其中包括基督教徒、阿拉伯人、通晓各种语言的翻译。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船队。”“而且在我的考证中，郑和的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愿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二十年的七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性质根本不同。”
第163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10)
事实不幸被这位写手言中。许多学者像一群狼一样围着这个门外汉孟席斯。
孟席斯的研究是有缺点的。比如，他得到的1424年以前绘制的古海图，上面就已标明了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很多岛屿的位置，标明了好望角。而这时，欧洲人的航海探险还没有开始，早就有人到过这些地方。而当时郑和正带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远航，他认为，那肯定是中国人。他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确认是中国人郑和首先完成了环球航海，但是我们应该对孟席斯的研究予以尊重，而不是指责。至少，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他使用的一些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一个西方学者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待东西方的历史，本身就是极为了不起的。
9．永远的遗憾
郑和二十余年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1998年，美国地理杂志评选出一千年来，一百位对全世界贡献最大的人物，入选的中国人有，郑和、忽必烈、毛泽东、曹雪芹、朱熹、范宽，而郑和位列第一位。
早在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梁启超就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郑和航海的历史，向国人和世界作了介绍。他称郑和为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葡萄牙航海家达嘉马“是并时而兴的海上巨人”，且早于哥伦布六十余年，早于维哥达嘉马七十余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1947年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中命名了永乐群岛（西）和宣德群岛（东），在南沙群岛命名了郑和群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第一艘现代化训练舰命名为郑和号。郑和远航的奇迹，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又如梁启超指出：“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隐含，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在宣德以后戛然停止了？梁启超指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满足“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郑和之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
郑和吓西洋为什么戛然而止，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哥伦布航海那样的深远影响？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说明白了。那就是他的动因不同。郑和下西洋缺乏经济发展原动力的驱使。明成祖所达到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义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然而，抛开明成祖的个人目的不谈，天朝礼制体系的设想却是美好的没有侵略，没有杀戮，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但不幸的是，历史的发展常常伴随着掠夺和杀戮。人们在歌颂哥伦布的伟大功绩时，却不去计较他的野蛮掠夺和杀戮，人们在称颂美洲大陆的发现时，却忽略了印第安人的血泪和苦难。无疑，这种价值定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是以强权强势为中心的。在今天我们评价这段历史时是不是应该改变这种以西方为中心，宣扬掠夺、侵略有理的价值观呢？我们的世界究竟需要什么呢？无疑，需要发展。然而，更需要和平、平等。发展不需要掠夺和流血，不能以牺牲弱小民族为代价。说到此，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华民族的天下观之伟大。它要建立的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普天之下一视同仁的和谐世界。郑和留给世界的不止是对新航路的开辟，不止是他的领先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不止是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更主要的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面向全球化，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时，这份遗产将会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第164节：魂断榆木川(1)
余篇魂断榆木川
作为朱棣的传记，我们应补述一下他的家庭生活。的确，帝王也有家，但他们的家庭极为特殊。他们没有庶人柴米油盐的烦恼，却也少了人间的那几分温情。权力争斗伴随着血腥屠杀，可以说帝王很少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便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徐氏自幼贞静，好读书，朱元璋听说她贤淑，便对徐达说：“我与你是布衣之交，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朱棣配焉。”不知徐达是感到莫大荣光，还是感到君命不可违，总之，马上顿首谢恩了。正式册封是在洪武九年(1367年)，这时朱棣十七岁。
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王妃册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有不同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氏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徐氏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氏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徐氏还曾将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氏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二十篇。又编了《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乐五年(1407年)，徐氏病逝，临终她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徐氏被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氏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调护。徐氏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姿质浓粹，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1410年)，权氏随朱棣北征，在还师时死于山东临城。
说到权妃，这中间还有一段长长的故事。
从元朝起，朝廷每年要让高丽进献美女。明朝相沿不改。洪武时，后宫中就有不少高丽嫔妃。朱棣本人就是高丽人妃所生。到了永乐时期，仍然不断下诏派人到朝鲜(明洪武末年，高丽改称朝鲜)选秀女入宫。
永乐六年（1408年），朱棣派内使黄俨等人到朝鲜去，赏给朝鲜王廷花银一千两、纻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因为朝鲜曾向明廷献马三千匹。临行时，朱棣对黄俨说：“你去朝鲜和国王说，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于是朝鲜王廷下令禁止婚姻嫁娶，广采童女，以备进献。但最初所选，黄俨以为无美色，甚为不满，并对当事者加以挫辱。朝鲜王廷只得分遣各道巡察司再选，同时通告各地：“前者，不用心推刷，多有漏报者。更于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如有姿色，一皆采择。如有隐匿或有针灸、断发、帖药多方规避者，论如律。”对于各地所选的女子，黄俨等都要亲自过目。这一年被选中者共五名；工曹典书权执中之女，十八岁；仁宁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十七岁；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十七岁；护军吕贵真之女，十六岁；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十四岁。她们连同从者使女十二名、火者十二名，一同被送往北京。上路之日，被选淑女的父母亲戚哭声载道。朝鲜人在描写这些女子被选入京时写道：九重思窈窕，万里选娉婷。……辞亲语难决，忍泪拭还零。惆怅相离处，群山入梦青。
这五位淑女入宫后，权氏被册立为贤妃，任氏为顺妃，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她们的父兄也都授予了官职，如权妃的哥哥被授予光禄卿之职。但这些官是食禄不任事的。不过，他们的俸禄要由朝鲜王廷代发，因为他们离北京实在太远了。同时被册立的还有贵妃张氏，是追封何间忠武王之女，昭容王氏，是苏州人。
第165节：魂断榆木川(2)
五女之中，永乐皇帝最宠爱权妃。权氏姿质浓粹，又善于吹箫。朱棣见到她，问她有何所长。她拿出随身携带的玉箫吹奏，窈渺多远音，朱棣大为高兴，立刻把她选拔在众妃之上。宁王朱权曾写宫词描绘道：
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行。
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
鱿鱼窗冷夜迢迢，海峤云飞月色遥。
宫漏已沉参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
宫中的女官王司彩(司彩是掌管储藏缎匹的官)，朱棣曾命她与权妃同辇而行，她很熟悉权妃。她也写宫词歌咏道：
琼花移入大明宫，旖旎浓香韵晚风。
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亮月明中。
但是，这位权妃享年不永。永乐十年，朱棣率师出塞北征蒙古回还，权妃死在山东临城的回途中。朱棣极为伤心，将她葬在峄县，命令当地百姓出役看守坟茔，他打算将来把她迁葬在徐皇后陵中。因为思念权妃，朱棣对她的哥哥更加厚待。在给他授予诰命时，朱棣不禁含泪伤叹，悲痛得说不出话来。
权妃为什么突然死去，起初无人猜疑。但一次吕美人和权贵妃两家的奴婢在吵骂中却透露了不寻常的消息。权贵妃入宫时，皇后徐氏已死。朱棣让她接替皇后，掌管六宫的事。吕美人对此十分不满，曾面责权妃说：“有子孙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几个月，这般无礼！”于是，吕美人串通宦官金得、金良，从一个银匠家里借来砒霜，研成末子，放进胡桃茶中送给权妃吃了，权妃因而毙命。朱棣得知此情，大怒，将内官、银匠一并处死。吕美人罹刑最惨，朱棣命用烙铁烙她一个月，最后将她杀死。吕美人在宫的从人也一起被杀，牵连被株杀者达数百人。朱棣还逼迫朝鲜王廷将吕美人的母亲抓来杀了。但这实在是一个冤狱，直到永乐晚年才大白于天下。
原来，权贵妃、吕美人等被选入宫后，又有商人之女吕氏被选入宫。吕氏因与吕美人同姓，欲相结好。但吕美人不乐意，吕氏因而怀恨在心。后来权贵妃猝死，吕氏便乘机诬告吕美人毒死了权妃，以致造成上述的惨案。
后来，吕氏和宫人鱼氏行为不检点，与宦官私通。朱棣虽有察觉，但却因宠爱吕、鱼二人而未做处置。二人知道隐秘泄漏，惧罪自缢。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朱棣认为坏事都因吕氏所起，便把吕氏的侍婢都拘来审讯。这些侍婢不胜拷掠，便违心认罪，说是要谋杀朱棣。既然问出了大逆之罪，一场刑杀的大祸就不可避免了，连坐被杀的竟达两千八百人。行刑之日，朱棣亲临刑场监督，要眼看着将她们一一剐死。有的宫人临刑时当面大骂朱棣说：“你自家阳衰，所以人家才和宦官私通，这有什么罪？”朱棣为了惩戒后人，让画工把吕氏与小宦官相抱的情况画下来。但是，他对鱼氏的思念却难以割断，命人将鱼氏葬在寿陵的旁边。
这案初发时，朝鲜人嫔妃任氏、郑氏便自缢而死。黄氏、李氏被鞫处斩。黄氏死前援引了很多人。李氏说：“反正都是死，干吗要牵连别人！要死我自己死！”终于不诬一人。这时朝鲜诸女大都被诛杀，只有崔氏在南京而幸免。朱棣曾命南京的宫女北上，崔氏因病未成行。惨杀开始时，韩氏被幽闭在空室，好几天不给饮食。守门宦官可怜她，有时在门口放些吃的，因而没有饿死。但她的从婢却全部被杀了。韩氏的乳母金黑也被囚于狱中，事后才得赦免。
就在朱棣滥杀的时候(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夜晚，雷雨交加，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被雷击中起火。大火冲天，力救不及。经十余年耗尽民财才修建成的壮丽宫殿，就这样化为灰烬，很多人丧身火海。宫人们却庆幸火灾的发生，以为天降的大火可能会使皇帝的虐杀稍稍收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天变是对人事的惩戒。人事有错误，天才震怒降灾。
第二天，朱棣下了一道诏书，对上天的惩戒表示自责：
朕躬膺天命，祗绍鸿图，爰仿古制，肇建两京，乃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奉天等三殿灾，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法祖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恶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或谗慝交作谄谀并进而忠言不入欤？或横征暴敛剥削掊而殃及田里欤？或赏罚不当财妄费而国用无度欤？或租税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欤？或军旅未息征调无方而饷空乏欤？或工作过度徵需繁数而民力凋弊欤？或奸人附势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罢软贪残恣纵而致是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第166节：魂断榆木川(3)
朱棣认错反省的态度似乎极为诚恳。到了十三日，朱棣再次下诏，宣布将“见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者，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然而，后宫的杀戮并未被列入他的反省范围之内，朱棣“恣行诛戮，无异平日”，并没有停止对宫人的诛戮。先后因二吕之案被杀的竟有三千多人。
朱棣如此狂杀滥诛，还有一个原因。朱棣晚年庞爱贵妃王氏。据说王氏有贤德，侍奉皇帝皇后恭谨如一，在宫闱之内肃雍有礼，和蔼仁厚，掌理庶务有条不紊，甚为朱棣所重。朱棣晚年有病，常常发脾气，王贵妃常常从中调护，以免宫人们受到谴责。自皇太子、亲王公主以下都很信赖王氏。朱棣甚至有立王氏为皇后之意。王氏的死，使朱棣痛悼不止，更加重了他的丧心风病。自此以后，朱棣处事更多错谬，用刑也更加残酷了。
朱棣在临死前的几个月还要求朝鲜进献美女，这时朱棣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然而，这些可怜的淑女，不论是何处选来，也不论受宠与否，最后在宫中也难免一死。原来，明朝初年仍然保持着为皇帝殉葬的制度，朱棣死时，被殉葬的宫人有三十余人。即使最受宠爱的韩氏和在吕氏惨案中幸免于难的崔氏亦在其列。殉死那天，要赏她们一顿酒宴，随后，把她们领入大堂，这时大堂上已经安置好了许多小木床。只听得哭声震天，宫人们一个个被强迫站在木床上，把头伸进吊好的绳套中。站在一旁的宦官将床一撤，宫人们便升天了。韩氏死时，呼喊着自己的乳母说：“娘，我去了！娘，我去了！”喊声未绝，床已撤去。虽然殉葬者的家属被称为朝天女户，受到优恤，殉葬者也会得到好听的谥号，并被葬入皇陵，但这又怎能补偿她们被断送的青春和被虐杀的生命！
朱棣即位不久，曾自我标榜说：“人心诚不可有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则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朱棣虽然称不上是个荒淫无度的皇帝，但也绝不是真的清心寡欲，朱棣刚一即位，便下令“求民间识字妇女入内职”。永乐元年，又命礼部访求在京官员军民之家女子年十五至二十容止端正、性情闲淑者备王妃之选。他曾命女官蔡氏到杭州选识字妇女入宫，闹得民间骚动。当时有人作诗说：“已云玉闰归马足，更妆金屋贮娥眉。”“临别亲邻莫惆怅，从来生女作门楣。”朱棣平时吃饭要有宫女伴唱，晚年因为身体有病，朝参也要有宫女陪伴搀扶，这在整个明朝都是很特殊的。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便是后来的仁宗皇帝。朱高炽虽为长子，又仁贤，却不为朱棣喜欢。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搀扶，还不免失足，当然难以带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欢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他从小不肯读书，为人凶悍，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几次救朱棣转危为安。朱棣想立他为太子，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大学士解缙的死，黄淮的下狱，就与他们跟朱高炽的关系有牵连。幸亏朱高炽有位聪明伶俐的儿子朱瞻基，很为朱棣所爱，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后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造反，想夺取皇位，这时是朱瞻基在位，亲自率兵东征，兵临城下，高煦不战而屈，最后仍未免一死。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为赵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殇。
朱棣的母亲是谁？自明朝以来便众说纷纭。按宗法制说，谁与朱元璋最亲，谁便有资格做皇帝。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居众王之上。”这一招确实在他夺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们还是渐渐发现各种官私记载与朱棣所说大不相同，这些记载之间又互不相同。有的说朱棣与周王朱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晋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说朱棣是达妃所生，太子与秦王、晋王则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则说朱棣的生母是妃。还有说朱棣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说是元顺帝妃瓮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的高丽妃所生的。
第167节：魂断榆木川(4)
成祖既然说他是皇帝亲子，皇后亲生，他于即位后便无法改口了，生母的姓名、身份被隐瞒起来，应有的礼仪封典也只能给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明南京《太常寺记》认为是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皆李妃所生。这不仅从看守孝陵的阉人口中得到旁证，而且明朝就有人为此专门进入寝殿探寻究竟。殿里的情况果如《太常寺记》所记：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座位座北朝南，左淑妃李氏等座东向西，惟妃座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于其它妃嫔。原来这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朱棣为了自己皇位坐得稳一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明人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实录》关于朱棣是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关于妃，有的野史说她是高丽人。燕王出生后，马皇后养为己子，便将妃赐死了，据说是用铁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确实，已不得而知了。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带兵出塞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北征，但师抵漠北，不见敌人踪影，原来阿鲁台早已带着部属远逃了。一天，他对身边的杨荣、金幼孜说：“昨夜三更我做了个梦，有个像画中神人模样的告诉我：‘上帝好生。’难道上天有意保护他们这些蒙古人吗？”行军途中，朱棣见往年用兵时死于塞外的白骨委弃路旁，不禁心怀恻然，命人收拾道中遗骸，亲写祭文，加以悼念。大军继进，仍不见敌，这时军中已经乏粮了。杨荣请求将皇帝供用之余都给予军士，又让军士互相接济借贷，等回到关内官府加倍偿还。但北征军仍久久不见敌踪。朱棣这时不能不感到后顾之忧，也感到疲乏了。他说：“北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于是决定就此回师。
七月十七日庚寅，大军行至榆木川，朱棣竟然积劳病倒，骤然去世，时年六十五岁。一代雄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朱棣逝世的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榇(棺)，将朱棣收殓了，然后将锡匠杀死。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将榇放在龙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太子朱高炽不久即位，这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氏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不用说在明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然而朱棣果真是个圣主贤君吗？这是个颇费思索的问题。如果要从官书的记载中找一些材料证明他的贤明，那是很容易的，比如他关心民生，勤于政事，永乐元年他曾说：
朕即位未久，曾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记，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处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比如他安不志危，勤读不怠。永乐九年二月癸卯，朱棣在右顺门披览奏章，御案上镇纸金狮欹侧将坠，给事中耿通赶紧移置案中。朱棣就此做了一番说教：
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他还曾说过：
朕德谅薄，托於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曾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情即百废弛矣。”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以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间暇观之，以熟悉政情。
第168节：魂断榆木川(5)
又比如，比起后世皇帝，朱棣还算节俭。他曾说：“内府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敞垢，纳而复出。侍臣有人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濣濯更进。”这一点颇受朱元璋的影响。他说：“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其他，如朱棣说“治贵得大体”，不必拘泥细故小事，“君臣贵相与以诚，谀佞非治世之风”，“国之兴废，在德，不专在数”，“一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一物之异常有之”，算不得祥瑞，“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家之瑞”，以及认为“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等等。
以上所举，虽不为无据，但若仅以此称朱棣为圣明，尚不能令人心服。众所周知，官书之溢美，史臣之阿谀，是不遗余力的。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急于建立功业，虽欲留圣主贤君之令名，实欲洗以篡权夺位的乱臣贼子之耻。看他五出漠北，迁都北京、开设贵州、修《永乐大典》、郡县交阯、派郑和下西洋、派陈诚出使西域，无不赫赫煌煌，超迈前古。这些业绩是功是过，何成何败，自应给予应有之评价。而其摊子太大，步伐太急，二十余年间，驱天下百姓于无休止的征战徭役之中，虽号称功加汉唐，而当时百姓实未得其惠。欲“斯民小康”，其可得乎！又，其自许神圣，必难入人言，狠厉好杀，定广招民怨，至于其为钳制人口严施控制，恢复锦衣卫刑具，重用宦官，设立东厂，更是历来受人抨击。
然而，以史家之眼光看之，明成祖朱棣自有其历史地位。明人焦竑(1392～1449)说：“高皇帝剪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王世贞(1526～1590)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明人自有明人的立场。他们更看重朱姓皇朝的长治久安。对我们说来，即便是由于明成祖的功业而延长了明朝的国祚，也不是我们一定就要给他肯定评价的理由。皇帝姓朱还是姓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给人民带来什么，给历史留下什么。
放眼看去，中国历史上似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个新兴皇朝建立，完成了统一事业，它同时带有的缺陷又注定了它迅速垮台。继之而起者，必须把前代皇朝所开创的制度完善起来，把它的缺陷克服掉。这时，便出现了一兴盛的较为持久的新皇朝。你看，秦经百战统一天下，而失于役繁政苛。汉起而代之，承秦制，以黄老无为之治得以安天下。隋继战乱而兴，而失于荒淫奢侈，唐承隋制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出现了“贞观之治”。后周虽经改革，已具统一气象，但因未能削除武臣擅权而失败。宋继之，剪除藩镇，强干弱枝，从而完成了相对的统一，建国达三百余年之久。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用刑过繁，分封过侈而又文武失衡，朱允炆强行推进政治转轨，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夺位，削弱诸藩势力，文武兼用，强化中央集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这样纵观下来，朱棣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呢？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并非继体守成之君。对于明朝，他承袭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并把它置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却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尽管政见不同，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要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则以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以此，对于中国历史，成了一个重要人物。经过朱棣，完善了中国君主宗法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第169节：朱棣年表(1)
附录：
朱棣年表
1360年庚子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应天(今南京)，1岁。
三月，朱元璋征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到应天。
陈友谅杀徐寿辉称汉帝，攻应天，大败。
1361年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龙凤七年，2岁。
正月，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1362年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宋龙凤八年，3岁。
三月，明玉珍在蜀称帝国号大夏。
1363年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龙凤九年，4岁
三月，刘福通战死，朱元璋挟小明王居滁州。七月，朱元璋败陈友谅兵于鄱阳湖。八月，陈友谅死，陈理于武昌称帝。九月，张士诚称吴王。
1364年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5岁
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仍用龙凤年号。二月，朱元璋伐汉，陈理降，两湖、江西原陈友谅属地多归降。
1365年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龙凤十一年，6岁
二月，李文忠破张士诚军。十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攻取江北张士诚辖区，取泰州，围高邮。
1366年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龙凤十二年，7岁
二月，夏主明玉珍死，明升继位。五月，朱元璋传檄攻张士诚，称白莲教为妖言。八月，陈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舟沉瓜步，小明王死。龙凤政权结束。
1367年丁未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8岁
朱元璋为诸子命名，始名朱棣。
正月，朱元璋始称吴元年。九月，徐达、常遇春破苏州，俘张士诚，士诚自缢，吴亡。十月，汤和攻方国珍，胡廷瑞取福建，徐达、常遇春北上灭元。
1368年戊申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9岁
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即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长子朱标被立为太子。汤和克延平，陈友定死，五月，两广平。闰七月，徐达、常遇春克通州，元顺帝北逃上都，明军取大都。
十一月，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师教授太子、诸王，选才俊之士伴读。朱元璋与太子论汉七国造反事。
1369年己酉洪武二年10岁
四月，诏中书省编《祖训录》，定分封诸王及国邑官属之制。朱元璋立皇陵碑，以凤阳为中都。
正月，立功臣庙，死者像祀，生者虚位。
三月，明军克陕西，李思奇以临洮降。六月，明军克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元顺帝北走。七月，常遇春病死。
1370年庚戌洪武三年11岁
四月，封皇子九人为王，朱棣被封为燕王。从孙朱守谦为靖江王。
四月，元顺帝死于应昌，子爱猷识里达腊嗣位，改明年为宣光元年。封李善长等六人为公，封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
1371年辛亥洪武四年12岁
汤和、傅友德取蜀，明升降。左丞相李善长致仕。诚意伯刘基致仕。国子司业宋濂谪知安远县。
1372年壬子洪武五年13岁
赐秦王、晋王、吴王、靖江王田各百顷。命百官奏事皆启皇太子知之。徐达深入漠北，大败。作铁榜申诫公侯。
1373年癸丑洪武六年14岁
三月，颁《昭鉴录》，训诫诸王。五月，《祖训录》成，录于诸王宫殿正殿及内宫东壁。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
降中书省右丞相汪广洋为广东行省参政。以胡惟庸为中书省右丞相。以徐达师久无功，责之。详订《大明律》，颁行天下。
1374年甲寅洪武七年15岁
十月，皇长孙雄英生，为太子之长子。十一月，《孝慈录》成。
命冯胜、邓愈、汤和仍镇北边。
1375年乙卯洪武八年16岁
皇太子及秦、晋、楚、靖江等王赴中都讲武。
廖永忠坐事死。刘基卒，中官出使之始。改卫为都司。淮安侯华云龙以擅用元故宫中禁物，召还，中途死。杀功臣从此始。
1376年丙辰洪武九年17岁
二月定亲王岁供禄米之数。册徐达长女为燕王妃。秦、晋、燕王受命赴中都。
因星变求言，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下狱死。空印案起。
第170节：朱棣年表(2)
1377年丁巳洪武十年18岁
增秦、晋、燕王府护卫。世子朱标次子朱允炆生。
翰林学士宋濂致仕。邓愈破吐蕃。命李善长、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令臣民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命中外政事先启皇太子裁决，然启奏闻。以胡惟庸为左丞相，汪广洋为右丞相。邓愈卒。
1378年戊午洪武十一年19岁
朱元璋封朱椿等五子为王。燕王在中都凤阳改南京为京师，开封罢称北京。北元爱猷识里达腊死，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位，改明年为天元元年。朱元璋派中官吴诚赴湖广视军，宦官预军事之始。禁天下奏事关白中书省。
1379年己未洪武十二年20岁
燕王回师京师。汤和率列侯练兵于临清、右丞相汪广洋谪到广南，追敕杀之。
1380年庚申洪武十三年21岁
燕王之国北平(今北京)，给燕山中、左二护卫侍从及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
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株连一万五千人，罢中书省。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大将朱亮祖被鞭死。
1381年辛酉洪武十四年22岁
燕王在北平。徐达等出镇北平。曲靖平，元梁王死。编定黄册。
1382年壬戌洪武十五年23岁
马皇后病逝，燕王奔丧京师。僧道衍随燕王还北京。
云南全境平。设锦衣卫。设四辅官、殿阁大学士。
1383年癸亥洪武十六年24岁
燕王在北平。沐英留镇云南。
1384年甲子洪武十七年25岁
李文忠卒。宋晟破西番。
1385年乙丑洪武十八年26岁
郭恒案发。徐达死。御制大诰成颁示天下。
1386年丙寅洪武十九年27岁
傅友德平云南诸“蛮”。遣行人刘敏等偕内监出使真腊等国。汤和巡视海防。冯胜准备攻北元。
1387年丁卯洪武二十年28岁
冯胜北征至金山，元将纳哈出降。置大宁都司。
1388年戊辰洪武二十一年29岁
九月，秦、晋、燕、周、楚、齐、湘、鲁、谭诸王进京朝见。
蓝玉破北元兵，俘元主次子、妃等。沐英破思伦发。汤和解兵归第。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被杀。
1389年己巳洪武二十二年30岁
正月，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人令，晋、燕王为左、右宗正，周、楚王为左、右宗人。十二月，周王朱弃国奔凤阳，命其居京师，世子理藩国事。置兀良哈三卫。更定大明律。思伦发降，麓川平。
1390年庚午洪武二十三年31岁
命晋、燕王率师北伐。傅友德为等北平兵马受燕王节制，王弼等山西兵马受晋王节制。三月，燕王等收降乃儿不花。晋王不见敌而还。谭王妃父坐胡惟庸党，谭王惧罪自杀。萧清逆党。榜列功臣五十七人。蓝玉平施南等洞蛮。杀李善长、陆亨等。严禁沿海军民交通外番。
1391年辛未洪武二十四年32岁
续封皇子朱等十人为王。秦王有过，被召至京师。命皇太子巡抚陕西，经略迁都事。傅友德备边北平、徐辉祖备边陕西。叶升练兵甘肃。哈密平。更造黄册。
1392年壬申洪武二十五年33岁
皇太子朱标卒。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晋、燕、周、楚、湘诸王赴京朝见。靖江王以淫虐幽京师，卒。命诸王“岁训将练兵，周视封疆，作军器必精良，以固边圉。
召天下卫所军士屯田。蓝玉征罕东。沐英卒。周德兴伏诛。叶升伏诛。
1393年癸酉洪武二十六年34岁
冯胜、傅友德备边山西、北平，其属卫将校悉听晋王、燕王节制。凡军中应有机务，一奏朝廷，一启王知，永著为令。《永鉴录》成，颁赐诸王。
蓝玉因谋反被杀。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一万五千人。《世臣总录》成，颁示群臣，定天下都司卫所。
1394年甲戌洪武二十七年35岁
命韩、沈二王省视秦、晋、燕、周、齐、诸王，以敦友悌。
严禁私人海外贸易。修《孟子节文》。傅友德、王弼赐死。
第171节：朱棣年表(3)
1395年乙亥洪武二十八年36岁
命周王、晋王发兵往塞北筑城屯田。命燕王发北平，辽东兵同总兵官周兴等往三万卫搜捕野人女真。更定诸王岁供之数。皇太孙完婚，以光禄少卿马全女为妃。
冯胜赐死。谕嗣君群臣不许设丞相。颁《皇明祖训条章》。汤和死。
1396年丙子洪武二十九年37岁
燕王北征，败敌于彻彻儿山。重定诸王见东宫礼。
大致仕武臣，各进一级。《稽古定制》成，颁功臣之家。
1397年丁丑洪武三十年38岁
敕晋、燕、代、辽、宁、谷诸王备边。禁诸王擅自兴作。敕楚王、湘王率师征“蛮”，筑铜鼓城。
颁《大明律诰》。南北榜案发生。禁私茶出境，驸马欧阳伦赐死。命沐春、何福等征刀干孟。朱元璋有疾。
1398年戊寅洪武三十一年39岁
三月，晋王朱卒。四月，救燕王备边方略。五月，敕燕王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及燕、谷、宁王府兵，辽东都司及辽府兵备御开平。闰五月朱元璋病卒。皇太子朱允炆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以齐泰、黄子澄参国政，定削藩之议。周、齐、代、岷诸王以罪被逮，命北平布政使张昺等监视燕王。
1399年己卯建文元年40岁
二月，诏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力士。三月，命宋忠屯开平，耿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调兵屯彰德，顺德，防燕王。四月，湘王柏自杀，齐、代二王废为庶人。遣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北伐燕军。复遣李景隆代耿炳文。七月，燕王杀张昺、谢贵等，以僧道衍为谋士举兵靖难，夺北平。八月，破耿炳文军于真定。又败李景隆于北平郑村坝。袭大宁，挟宁王，得朵颜三卫骑兵。
1400年庚辰建文二年41岁
诏减苏松重赋。以盛庸代李景隆率师伐燕。四月，败李景隆军于白沟河。五月。围济南不克，解围撤兵。盛庸败燕军兵于东昌，张玉战死。
1401年辛巳建文三年42岁
三月，破盛庸于夹河。再破平安于藁城。断官军粮道。用僧道衍计，直趋京师。
谕燕王罢兵归藩，不听。罢齐泰、黄子澄以缓燕师不果，贻书燕世子朱高炽，行反间计不行。
1402年壬午建文四年43岁
(七月)洪武三十五年燕军下徐州，不克，趋宿州，破平安军于淝河。四月又败官军于灵璧，俘平安。渡淮，趋扬州，守军降。破官军于瓜州，镇江守军降。
燕王朱棣即位，改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为永乐元年。杀齐泰、黄子澄，族诛，杀方孝孺，灭十族。大杀“奸臣”，株连甚广。诏一切复旧制，命解缙、黄淮等直内阁预机务。诏重修《明太祖实录》。
诏各地勤卫，调海船防江。割地请和不成，谷玉、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下落不明。北元鬼力赤杀坤帖木儿，废元国号，称鞑靼。
1403年癸未永乐元年44岁
改北平为顺天府称北京，北平行都司改称大宁都司移治保定。恢复被建文窜逐诸王爵，各令之国。谷王改封长沙，宁王改封南昌。派夏原吉赴江南巡视治水。复设市舶司。命宦官侯显赴乌斯藏征僧人。派宦官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刺加等国。以中宦随诸将出镇。岷王因罪削去护卫。盛庸下狱自杀。安南黎氏篡国，册黎苍为安南国王。
1404年甲申永乐二年45岁
定屯田赏罚则例。夏原吉再赴江南治水。以僧道衍为太子少师，复姓姚，赐名广孝。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长兴侯耿炳文遭籍设，自杀。曹国公李景隆遭籍没。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谕日本使者惩治海盗。
1405年乙酉永乐三年46岁
遣中官郑和、王景弘带兵出使西洋。颁《祖训》于诸王。忠顺王安克帖木儿被杀，命脱脱嗣位。日本送所捕海盗首领来，还其自治。
1406年丙戌永乐四年47岁
安南陈天平还国被黎氏所杀，派张辅统兵攻安南黎氏。齐王因冤枉被废。瓯宁王允熙邸火，王暴毙。广泽、怀恩二王被禁锢。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乌斯藏尚师哈立麻至京。
第172节：朱棣年表(4)
1407年丁卯永乐五年48岁
因议建储，出翰林学士解缙为广东参议。封哈立麻为大宝法王。安南平，设郡县及交阯三司。皇后徐氏死，郑和出使还。戮旧港头目陈祖义。修《永乐大典》成。朝鲜贡马三千匹。中官尹庆出使至满刺加。
1408年戊子永乐六年49岁
岷王朱楩复因罪削长史以下官属。肃王朱楧有罪，逮其长史官属。鞑靼知院阿鲁台杀鬼力赤，迎立本雅失里。交阯复乱，派沐晟等征讨。浡泥国王来朝，卒于京。郑和再使西洋。命安远伯柳升等沿海捕倭。
1409年己丑永乐七年50岁
严茶禁，设洮州、甘肃茶马司。朱棣赴北京，皇太子监国。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图孛罗为安乐王。丘福率师征鞑靼，全军覆没。设奴儿干都司。张辅俘安南上皇简定。郑和出使还。营昌平天寿山陵。
1410年庚寅永乐八年51岁
朱棣亲征鞑靼，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败本雅失里、阿鲁台。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安南陈季扩屡败请降。明任其为交阯布政使，拒之，复叛。命中官王安、王彦之等监军，中官监军率以为常。
1411年辛卯永乐九年52岁
张辅再征交阯。开会通河。倭寇浙东。郑和出使还，俘锡卢山国王阿烈苦泰儿至京，释还。解缙以私觐太子，下狱。封哈密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诏重修《明太祖实录》。立朱瞻基为皇太子。鞑靼阿鲁台请部属吐蓍诸部，不许。
1412年壬辰永乐十年53岁
削辽王护卫。宋礼治卫河。禁中官平预有司政事。大理右丞耿通以党太子处死。郑和复使西洋。瓦剌马哈木杀本雅失里，立答里巴为可汗。
1413年癸巳永乐十一年54岁
始设贵州布政使司。朱棣赴北京，皇太孙从，太子监国。天寿山陵成，葬皇后徐氏。封鞑靼知院阿鲁台为和宁王。瓦剌犯边。
1414年甲午永乐十二年55岁
张辅平定交阯，献俘京师。朱棣亲征瓦剌，战于忽兰忽失温，大败之，杀伤相当。逮东宫官属蹇义等。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1415年乙未永乐十三年56岁
解缙死于狱。张辅征交阯还师。改封汉王朱高煦于青州。南北漕运通，罢海运。郑和出使西洋还，俘苏门答腊王苏干刺以献。陈诚使西域还。
1416年丙申永乐十四年57岁
平山西广灵刘子进之乱。改封赵王朱高燧于彰德。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伏诛。作北京西宫。朱棣自北京还，决定迁都。削汉王高朱煦二护卫，以其有过。郑和复使西洋。
1417年丁酉永乐十五年58岁
谷王有罪，废为庶人。命丰城侯李彬镇交阯。徙封汉王朱高煦于乐安川。朱棣北巡至北京。北京西宫成。交阻复乱。瓦剌顺宁王马哈木死。以赵羾为兵部尚书巡视塞外。
1418年戊戌永乐十六年59岁
姚广孝卒。复代王朱桂护卫及官属。重修《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宝训》成。逮东宫官属梁潜等。封瓦剌脱憎为顺宁王。
1419年己亥永乐十七年60岁
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埚。郑和下西洋还。
1420年庚子永乐十八年61岁
山东唐赛儿反。命陈智为参将助李彬平交址。置东厂于北京。诏迁都北京。复遣中官侯显使西域。皇太子、太孙至京师(北京)。北京宫殿郊庙成。
1421年辛丑永乐十九年62岁
朱棣御新殿受贺。郑和复下西洋。后宫以鱼、吕之乱大杀宫女宦官，坐死三千余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大火，尽焚毁。主事萧仪下狱，以谏迁都也。再议征沙漠，夏原吉力谏止，下狱。
1422年壬寅永乐二十年63岁
朱棣亲征鞑靼，皇太子监国。鞑靼阿鲁台远遁，移师破兀良哈。郑和自西洋还。杨士奇、蹇义下狱，以辅导太子有阙。
1423年癸卯永乐二十一年64岁
常山护卫指挥孟贤谋立赵王朱高燧夺嫡，伏诛。朱棣亲征鞑靼阿鲁台，皇太子监国。鞑靼已被瓦剌所败，闻大军至，远遁。朱棣不遇敌而还，收也先土干，赐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1424年甲辰永乐二十二年65岁
复命郑和出使西洋，朱棣亲征鞑靼，次翠云屯，以不遇敌，还师，卒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即位。葬朱棣于天寿山长陵，谥文皇帝，庙号太宗。
毛佩琦记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2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