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 平议民国大总统

乱世掌国: 平议民国大总统

　　序言

　　贾英华

　　无疑是缘分。得识夏双刃先生，居然是在网上购书。因而，引出了这一篇飞来之“序”。

　　自幼，我生长在北京，自然接触了众多与皇城文化有关的人物。当我在大约小学三四年级时，读到第一部有关晚清人物的书籍，就是裕容龄女士根据亲身经历所撰写的《清宫琐记》。记得，母亲从东四六条口的租书铺借来这部书时，全家人都抢着阅读。无论是星期日还是平日，夜晚的灯光，总是映照着这部并不太厚的书籍。六十年代，在霞光街路东一个院落里——她的住所，见到了裕容龄这样一位传奇的老人。此后，我始终想得到这部书的初版本。

　　前不久，我在网上购得了这部整整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第一版《清宫琐记》，这使我喜出望外。售书者，就是夏双刃先生。当我与他联系后，才意外得知，他不仅是晚清、民国历史的爱好者，也有刻苦撰写的专著。当我阅读了他在网上发过来其所撰写的《乱世掌国》书稿时，更是感到投缘。

　　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历史，虽然研究者并不算少，但囿于历史原因，很难在史料和观点上有所突破。而粗读了夏双刃的这部书后，深感他特别是在引用史料及观点上，有他独特的视点，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北洋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是一个“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当然，这是一个在皇权垮台之后，陷于迷茫的历史时期。

　　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北洋时期的七个代表人物，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特点，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反映了尖锐的历史嬗变。在这一点上而言，他的这部书，从史料的发掘及研究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了在目前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向，即断代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上，青年人不拘泥前人的的趋新观点和探索精神，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更况，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个业余历史研究者。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情形下，他能在工作之余暇，清心寡欲地埋首于故纸堆，探讨历史人物的谜团，毫无疑问是极为可贵的。

　　从人本角度看，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代表人物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常常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从北洋史来看，这亦是史同一理，颇值得推荐之。或许，读者会从这部书里，透过北洋时期这段历史的各个代表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走马灯式的“走场”，而从中感悟到那纷繁而鲜活的历史。

　　鉴此，匆匆作此序，聊表对作者和此书的持勉之意。

　　二〇〇六年一月五日于北京

　　（注：贾英华，晚清研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等系列丛书。）

　　引言：说不尽的民国风云人物

　　以1928年为界，可将“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分为两段：1928年前，通常被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际公认的中国首都在北京；1928年后，则由国民党实行专政，是为南京政府。因此对我们来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像是隔了一代的历史。

　　显然，民国的政权并非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北洋军阀”其实是国民党的死敌，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才要发动“北伐”去消灭它。北洋集团和国民党的对立，可上溯到民国成立之初。民国二年（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北洋集团刺杀，引发了“二次革命”，但旋即失败，孙中山等人只好流亡海外。因此，此时的中国，虽有分裂的苗头，却无分裂的事实。但是到了1916年初，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人为了反对洪宪帝制，发动了护国运动。国民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并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在西南和华南的一些省份站住了脚跟，并终于星火燎原。从此，中国陷入“一国两府”的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

　　将这些历史统称为“军阀混战”，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军阀混战的背后，另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首先，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多是从“北洋系”中派生出来的，而“北洋系”可说是袁世凯的禁脔，故袁世凯在世时，军阀混战是不存在的。其次，袁世凯死后，在北洋政府的中央，关于如何结束分裂的问题，被争论得不可开交，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总统要和平统一，段祺瑞和张作霖却力主行武力征服。然而对于北洋集团内部，这几个身居权力巅峰之人，主观上都是排斥军阀混战的，因为他们都自诩为北洋的领袖，而军阀混战即北洋内讧。再次，从1916年到1923年，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是有连贯性的，他们和南方军政府一起，为消除分裂局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1928年前的民国，前后有过七位“总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五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执政”（段祺瑞）和一位“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由于赖以产生总统的国会和“约法”屡遭摧残，加之前五任总统无不下场凄惨，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便不能也不愿用“总统”之名了，但他们确实都是如假包换的国家元首。

　　这七个人都已被盖棺论定。除张作霖尚有些评书传奇流传于世之外，其余六人皆被绘上丑角的脸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身处新旧交驰、天地翻覆的时代，具有后人所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对他们，绝不能简单地一棒子打死。

　　首先，他们都曾是清朝的臣子，故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派官僚的习气。但在前清，他们又是思想较为进步、实际上也很有作为的臣子。如袁世凯之经略朝鲜和治理直隶，徐世昌之治理东北，都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都是有口皆碑的。而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在张之洞、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是名噪全国的军事人才。至于曹锟和张作霖，一直被认为是两个粗浑的武人，却也在剿平东蒙匪乱的艰苦战争中立下大功。值得一提的是，袁、黎、冯、曹、段，都出身于正规的军人；徐世昌虽是文人，却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要职；只有一个张作霖，出身竟然是“胡匪”，但他们这些东北“胡匪”，却被宋教仁亲切地称作“二十世纪之梁山泊”。

　　其次，就整体而言，他们是失败者，已被证明不能将中国带上光明的道路。但是毫无争议的是，他们都是民国前17年中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在权力的巅峰，也都不是一事无成的，至少在主观上做了一番努力。有的固然鹰扬跋扈，有的却颇有些壮志未酬的悲凉。袁世凯在民国初年，于政治阴谋之外，在经济方面是有一定起色的，因此他那“袁大头”的银元才能如此坚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三位受制于人的可怜总统，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和平统一的政策，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符合。而段祺瑞和张作霖，虽然大体上奉行军事对抗的政策，但是前者通过参加“一战”为中国争取到了少许的外交筹码，而后者最终拒绝与日本继续合作，以至于陪上了自己的性命。至于曹锟，虽然是通过贿选才当上总统的，却在任内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宪法，且并无多少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昏君”或“暴君”，他的领袖才能还被顾维钧博士在《回忆录》中赞赏不已。何况，曹锟的政治生命，是与吴佩孚牢牢捆绑在一起的，而吴佩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得到民众广泛拥护的。

　　1917年时的中国疆域图

　　最后，他们的晚节令人叹赏。这些被指为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早已被革命的军队打倒，但当他们面对外敌时，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民族气概。冯国璋和黎元洪去世较早，而当他们年轻时，都曾主动刺探过日本的军事情报，以报国需。黎元洪参加甲午海战时，敢于凿船自沉，后来他屡次身处危境，都甘愿成仁，决不有损大义。徐世昌、段祺瑞、曹锟以及吴佩孚，上世纪30年代都陷身于华北，自然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但他们都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除了段祺瑞被其学生蒋介石接到上海予以保护外，徐、曹、吴都于不久后辞世，而他们的死因，或多或少都与日本人有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更为天下共知。至于袁世凯，虽然复辟帝制，后来窝囊地死去，却留下了两行遗书：“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其死不瞑目，仍念念不忘外侮。如果我们了解他年轻时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会加深对这句遗言的理解。

　　综论之，这七位“总统”，都只能说是复杂时代的历史人物，而不能一概加以简单的否定。中国社会一贯的传统，是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界定英雄，故只崇拜打下江山的风流人物，而对声名狼藉的“军阀”不屑一顾。然而，这北洋时代的17年，不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一个迥异于民国后22年的“异数”，就这些“总统”的个人情况而言，也同样如此。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最充分地了解那个风云惊变、万象峥嵘的大时代。

　　目 录

　　序言

　　引言：说不尽的民国风云人物

　　袁世凯

　　一 一失足成千古恨

　　二 焚稿从戎

　　三 末代班超

　　四 袁家军

　　五 前后“六君子”

　　六 出响马，无战事

　　七 末代宰相

　　八 先入关中者王

　　九 刺客、杀手、连环命案

　　十 民国从此成乱世

　　十一 此“君主”非彼“君主”

　　十二 罪在朕躬一人

　　十三 为日本去一大敌

　　黎元洪

　　一 壮士蹈海

　　二 南洋和北洋

　　三 宋江上山

　　四 杀武案

　　五 泥菩萨

　　六 截车夺印

　　冯国璋

　　一 龙、虎、狗

　　二 收顺御林军

　　三 大总统骗人

　　四 “吾家千野驹”

　　五 天津会议

　　六 田宅自肥之计

　　徐世昌

　　一 从龙之士

　　二 经略东北

　　三 “文人做总统”

　　四 偃武修文

　　五 “渔人”和“菊人”

　　六 人间重晚晴

　　曹锟

　　一 漫话“贿选”

　　二 曹锟与刘备

　　三 “最大的本钱”

　　四 好人不好做

　　五 生前身后名

　　段祺瑞

　　一 “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二 一元钱起家

　　三 三造共和

　　四 府院之争

　　五 “军阀祸国”

　　六 徐树铮之死

　　七 亲日派？

　　张作霖

　　一 “绿林学校”

　　二 东北王

　　三 逐鹿中原

　　四 四民主义

　　五 日俄的夹缝

　　六 大帅与少帅

　　附：本书大事记

　　咏北洋史事十二首

　　帝制崩溃前后的大转折年代，各路枭雄尽逞英豪，民国终成一局乱世。 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鉴于其军阀色彩，史家通常称之为“北洋政府时期”。走上北洋政府权力巅峰的，前后有七个人，即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他们所处的时代，固亦属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却与晚清大相径庭：一方面，帝制终结，共和创立；另一方面，帝制常有鲁阳挥戈的可能，共和却无取信天下的能力。这七个人在这一段重要历史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本书在主流史学观基础上，力求采用原始史料，以期完整展示他们的际遇沉浮，全面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读者可做小传读，亦可做信史看。

前言

　　无疑是缘分。得识夏双刃先生，居然是在网上购书。因而，引出了这一篇飞来之“序”。自幼，我生长在北京，自然接触了众多与皇城文化有关的人物。当我在大约小学三四年级时，读到第一部有关晚清人物的书籍，就是裕容龄女士根据亲身经历所撰写的《清宫琐记》。记得，母亲从东四六条口的租书铺借来这部书时，全家人都抢着阅读。无论是星期日还是平日，夜晚的灯光，总是映照着这部并不太厚的书籍。六十年代，在霞光街路东一个院落里——她的住所，见到了裕容龄这样一位传奇的老人。此后，我始终想得到这部书的初版本。 前不久，我在网上购得了这部整整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第一版《清宫琐记》，这使我喜出望外。售书者，就是夏双刃先生。当我与他联系后，才意外得知，他不仅是晚清、民国历史的爱好者，也有刻苦撰写的专著。当我阅读了他在网上发过来其所撰写的《乱世掌国》书稿时，更是感到投缘。 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历史，虽然研究者并不算少，但囿于历史原因，很难在史料和观点上有所突破。而粗读了夏双刃的这部书后，深感他特别是在引用史料及观点上，有他独特的视点，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北洋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是一个“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当然，这是一个在皇权垮台之后，陷于迷茫的历史时期。 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北洋时期的七个代表人物，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复杂历史现象的特点，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反映了尖锐的历史嬗变。在这一点上而言，他的这部书，从史料的发掘及研究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了在目前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向，即断代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上，青年人不拘泥前人的的趋新观点和探索精神，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更况，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个业余历史研究者。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情形下，他能在工作之余暇，清心寡欲地埋首于故纸堆，探讨历史人物的谜团，毫无疑问是极为可贵的。 从人本角度看，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代表人物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常常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从北洋史来看，这亦是史同一理，颇值得推荐之。或许，读者会从这部书里，透过北洋时期这段历史的各个代表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走马灯式的“走场”，而从中感悟到那纷繁而鲜活的历 史。 鉴此，匆匆作此序，聊表对作者和此书的持勉之意。 二○○六年一月五日于北京

一、一失足成千古恨

　　“中华民国”的30余年，是一个满纸荒唐的乱世，也是一段一把辛酸的恨史。惟其荒唐，实堪供恨！仅民国前10年，就有三件贻笑天下的恨事，一是洪宪帝制，二是张勋复辟，三是曹锟贿选。三件事接踵而至，将年幼的民国摧残得奄奄一息。而洪宪帝制，更是始作俑者。

　　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法选举出来的总统

　　后人常将袁世凯称帝的这段历史称为“秽史”、“丑剧”、“秘辛”，然回顾历史，终不如“恨史”两字更为贴切！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位正式大总统，论意义之重大，古往今来，除了始传家天下的大禹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还无有能出其右者。古语云：“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竟然抛开这古今第一等的荣耀，去追随尸居余气的帝王遗教，难道不是一件令自己痛悔，也令别人扼腕叹息的恨事吗？

　　何况，我们平心静气地来看袁世凯在称帝之前的表现，虽然毁誉参半，毕竟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

　　袁世凯的第一件大功劳，便是逼清帝退位，建立民国。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迅速征调了精锐的北洋军前往征剿。但是北洋军“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袁世凯）”，故行至孝感前线后，便逡巡不进，老帅荫昌莫如之何。朝廷迫于形势，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方一复出，北洋军即军心大振，一日之内攻克汉口，不久又攻取汉阳，南北双方的战斗力立分高下。如果北洋军继续猛攻，武昌多半是守不住的。但是北洋军却突然停止了进攻，主战的冯国璋被袁世凯撤换，替之以主和（共和）的段祺瑞。这便是袁世凯的“养敌自重”之计，若非其计，清帝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退位，而武昌也不可能如此幸运地保全。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

　　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袁世凯的政治地位也是倏忽突变的。由于他在戊戌政变时投靠后党，当慈禧太后逝世后，光绪之弟载沣做了摄政王，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只好称病辞官。武昌起义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由罪臣一跃而为内阁总理大臣。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他并未达到历史上王莽、曹操那样大权独揽的地步，因此，他想逼帝去位，决非顺手牵羊那样简单。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放任革命党在南方有限地发展，即所谓“养敌自重”，自己则跑到太后跟前去痛哭流涕，说革命党如何神通广大，朝廷军饷如何不足云云，先是将内帑的存银挪用一空，等太后感觉无以为继时，又以400万两的“年俸”作饵诱引太后接受共和，同时又暗示段祺瑞等将领和各驻外使馆发出逼帝退位的通电。就是用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他没有在北京城里放一枪一炮，就把江山赚了过来。

　　当然，他在紫禁城“公关”太后的同时，也与南方的革命党人进行着紧张的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即如果他逼清帝去位，即推戴他为民国的大总统。后来虽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革命党人并未忘记当初的承诺，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非袁世凯不能鼎定民国，因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做了70天，便让位给他袁世凯了。但是，革命党人中也有反对他的，如同盟会京津分盟的严伯勋等4人，便曾在北京刺袁而未中。但这次刺杀事件，暴露的恰是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和虚弱。

　　事实上，袁世凯的“养敌自重”是长期计划，而非一时权宜。他对清朝早就丧失了信心，因此当慈禧太后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他的次子袁克文时，他当即便借故推辞了。而他对革命党人前期在南方的活动也早有注意，认为不可低估；对留学归国的学生，都竭意延揽，如段祺瑞即留德的高材生；对留学生高谈革命自由，也不以为忤，反予以相当器重。等他被摄政王吓回河南老家后，表面隐居耕读，实则与全国的各大政治势力都有来往，其中也不乏革命党人。据说他常赠党人以重金，宣统年间每月必有党人起事，所用资金有很多一部分来自河南袁府。这些秘事，当时革命党中惟有与闻机密者才知道，因此严伯勋等刺杀袁世凯，也实在是一种误会，可谓莽撞。如此，便可解释为何辛亥年间南北谈判时，大多数党人甘心将天下拱手让与袁世凯了。这份建立民国的功劳，他的确该大大记上一笔的。

　　其实，他在清朝就是极有作为的臣子，其才具朝野共知。他早年随吴长庆远戍朝鲜，后来吴回国，军队交由他负责，前后共驻朝12年。在朝鲜，他不仅整顿了中国驻军的军纪和军威，而且帮助朝鲜国王编练了“镇抚军”；他不仅帮助朝鲜戡平动乱并整顿财政，且两次将日本势力逐出朝鲜。事实上，他在朝鲜大权独揽，却又不强客欺主，类似于东汉时驻节西域的班超。而他生逢清末这样的乱世，与班超所处的“强汉”又不可作同日语。

　　袁世凯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身着的还是清朝陆军将领的制服，佩戴的肩章与领章是一年前刚由清政府颁布的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袁世凯虽未参与此战，在朝鲜的“历史使命”却不得不宣告结束。但他接下来的表现更加出色，那便是在小站练兵，揭开了中国编练新式军队的序幕。甲午战争对国人的刺激很大，训练新军，迎头赶上，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他当初以西式操法帮朝鲜国王编练军队，取得巨大成功，因此才被朝廷选派在小站练兵。新建陆军效法德国军队的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武器亦购自德国，并从德国聘请了10多名教官。小站新军即北洋军的源起，后来更被他训练成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其战斗力之强，在当时的中国，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才堪仇匹。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小站的这支新军中，诞生了一批能力非凡、又对他十分忠诚的将领，日后成为他鼎定天下的股肱之臣，其代表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

　　随后，他先后出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山东巡抚仅两年，适逢八国联军之乱，他响应张之洞、李鸿章“东南互保”策略，稳定一省局势，使山东这个义和团的发源地在庚子之乱中居然没有战事，被朝野上下视为奇迹。而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更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赢得朝野交口称赞，便是洋人也啧啧称奇。首先，他通过外交手段使滞留的洋兵撤走，又肃清辖境内的团民剩勇，且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巡警，使天津的治安一跃而为全国之冠。其次，他整顿吏治，改革官场陋习，培养新政人才，一时朝野上下，都称赞北洋用人之善。再次，他兴办官方金融事业，兴办实业，开矿修路，使直隶的近代化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他还奏请废除科举，广兴新式教育，使小学、中学迅速普及于直隶全省，天津则更是发达，且有各类专业学校。总之，他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成就卓著，可见他非但是个“乱世之奸雄”，亦是一个“治世之能臣”。洋人因此对他极感兴趣，其中不乏将他当作“中国政坛之星”的说法，如《纽约时报》就对他进行过专访，跃然纸上的是他开明、开放、勤奋和睿智的健康形象。

　　他能在军政两方面取得如此成就，还有赖于他处事有道。无论在小站的中军帐还是在天津的总督府，猛将如云，策士如雨，门庭若市，群鲫过江；然他绝少使用私人，若有亲戚来求官，一概以自己的俸禄供给月廪。因此，北洋军虽“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是不折不扣的“袁家军”，却没有几个姓袁的。而亲近若有作奸犯科者，必严惩不怠。他自作表率，有人劝他入股滦州煤矿、启新洋灰等公司，他回答道：“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若我为一省长官而趋此利，将何以领导别人呢？”当然，他除了能持平之外，还善于笼络，因此当时的豪杰志士，纷纷为其所用，便是曾经仇深似海的梁启超也一度与他鱼雁往还。

　　治藩、治军、治省乃至治国，无不井井有条，成绩斐然，袁世凯本是一个名至实归的人物啊！然而正是因为他这些光荣的过去，才愈加彰显出他后来堕落的可悲。当然，由于他身败名裂，后人对他称帝前的表现，也多一概否定。何况，他还有戊戌变法时出卖维新派、暗杀吴禄贞、刺杀宋教仁等污点，都被认定是不容宽恕的大罪。然而这些罪状，尚有可资商榷或存疑之处，惟有称帝一事不容置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民国这座大山的崛起，他居功至伟；高山就此崩塌，他也是最大的罪人。

　　然而，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功是功，罪是罪，盖棺论定时，可以定他“几分罪，几分功”，却断不能因其有罪，就完全抹煞其功！白香山诗云：“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既然并非仅仅是一个结果，那么功罪又岂能互相抵消呢！

二、焚稿从戎

　　袁世凯字慰亭，1859年（咸丰九年）生于河南项城，因此时人多称他为“项城”。袁家本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族，到了道光年间，突然出了许多科甲之士，进士、举人，不一而足。尤其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不仅中了进士，且曾与曾国藩、李鸿章一起征剿太平军和捻军有功，但官运正隆时寿命不永，终年57岁。甲三的儿子保恒，与李鸿章为同时期的进士，也是李的得力助手之一，后来曾做过翰林院编修，死后有谥。袁世凯的生父保中只是个秀才，生子6人，世凯为第四子，庶出，出生时恰逢袁家人在前线打了胜仗，因取名世凯。

　　袁家是新近崛起的大家族，宗法力量巨大，先贵者对合族子弟左提右挈是一种义务，而为尊长者的权力更是不容挑战。袁世凯因是庶出，后来虽任直隶总督，但他想把生母刘氏葬入祖坟的正坟，都被其正室所生的二兄世敦断然拒绝，世凯也莫可奈何！而袁家却有一个可怕的传统，即数世以来，大多壮年而逝，最长寿者袁甲三，也不过才活了57岁。这是袁世凯平生的一大恐惧，其后来称帝与此不无关系，但他终究只活了57岁，没能逃过这个宿命。

　　保中的胞弟保庆是个举人，取妻牛氏，中年才生有一子，与世凯同岁，但不幸死于襁褓中。恰好世凯的母亲刘氏奶水不足，牛氏便将世凯抱去哺乳，一抱而不能舍。又过了几年，保庆认为自己不会再有儿子，便将世凯过继了过来。随后，世凯便随嗣父宦游山东、江苏。他不甚爱读书，喜欢骑马游玩，虽然才十二三岁，在南京也是一个翩翩公子哥了。他酷爱驯马骑马，能驯服烈马，不过却曾在莫愁湖畔坠马伤足。他怕被嗣父训斥，不敢声张，竟至耽误医治，以至于落下了一点残疾。

　　他在南京趣事很多，但绝非世人风传的那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试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又能怎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呢？他倒是曾经一时好奇，攀在一家教堂的围墙上窥视西洋女子，被洋人扭住不放，要带回去处置。他情急之下，将那洋人一拳打落在路旁积水之中，逃之夭夭了。诸如此类，不过是孩童心性，皆不足为怪！

　　不过，从许多小事中，都可看出他的过人之处。他六岁入私塾，塾师王志清是项城有名的孝廉公，见袁世凯天资聪颖，对他期望很高，教导也格外严格，不想却激起了袁世凯的反抗。一日夜间，他捉了百多只萤火虫，揉搓成粉状，涂在脸上扮鬼，将老师吓得卧床数月。他食量惊人，孩提时一餐就可以吃掉20个熟鸡蛋和10个馒头，但也不见臃肿，有些廉颇斗酒斤肉的味道，可见其内腑与常人大异。他臂力惊人，在南京时曾从一个和尚习武，体格日益强健，常击打石狮为戏。他虽不爱读书，却常作诗词，如《感事》诗云：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这当然还不足称作诗，但其气势过人，又非常人可比。又有《雨花台怀古七律》一首，诗云：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这首比上一首强许多，器宇轩昂，但是文采仍很粗陋，名为七律，实则处处出律。可见他学习确实不够努力。

　　他15岁那年，嗣父保庆殁于南京任上，他与寡母牛氏回到项城，不久生父保中亦死。好在次年，堂叔宝恒从西北回籍省亲，看到他的相貌，听到他的谈吐，认定“此吾家千里驹也”，深恐他在项城被耽误前程，便将他带到西北。当时西北的主将是左宗棠，故袁世凯在少年时曾近距离接触过这员名将。左宗棠抗击俄人，收复新疆，立下了班超那样的大功；而袁世凯日后在朝鲜鼎定藩政，驱逐日人，也是一个班超。他们之间或有忘年的交情或意气的感染，亦未可知。

　　不论有无受到左宗棠的言传身教，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他在西北军营中，确立了一个新的信念，那便是弃文从武。尽管他尚无足够勇气抛开当时惟一的荣身之径——科举，但他已经爱憎分明。他日后果然以武而隆，至于科举，他则激烈地加以抨击。而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正是在他的奏章的作用下寿终正寝的。

　　保恒本人是进士出身，自然希望世凯能走科举举士的正道。不久他调回北京，便延请了几个有名的先生教导世凯，但他的兴趣全不在此，若要读书，也偏喜欢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籍。但这并未影响宝恒对他的喜爱，因为他在办理具体事务时有突出的才能，这不是读书可以取代的。然而不久之后，保恒也没能逃脱家族诅咒似的壮年先逝，他便回到原籍，从大家庭中分出一块硕大的家业，开始过天马行空的不羁日子。他既然喜欢作诗，便出资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因东道主的缘故被推戴为社长，远近各县的读书人都知道他的名头。淮宁县有一个穷书生叫徐世昌，也慕名而来，二人一见如故，执掌聊灯，尤其是对于废除科举等问题，谈得十分投机。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两个“愤青”了，但事实上他们做不到真正地反抗科举，反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后来，徐世昌还是要上京赶考，袁世凯则赠以路费。多年后，袁世凯拿了一笔钱到北京捐官，不久便挥霍一空，多亏已中进士的徐世昌资助，才得以回到项城老家。

　　期间，袁世凯遵从父辈的遗训，参加了两次乡试，都铩羽而归。作为项城的文社社长、“文坛盟主”的子侄，却不能中举，此情何以堪！何况保恒逝世前，还殷切希望他能中个解元呢！他盛怒之下，乃将过去所作诗文悉数付之一炬，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这一年，他22岁。

　　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张謇

　　他在“投笔”之后、“从戎”之前，实际上有两段小插曲。由于他优游太久，对“从戎”这样艰苦的事情，一时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先是带了生母和嗣母的私房钱，到北京活动干系，想捐个中书的官职。不想一到京城，声色犬马欲拒还迎，最终被赌棍将钱财骗光，若非徐世昌的资助，连项城都要回不去了。从此，他对赌博深恶痛绝。后来，他又到上海去闯世界，大概是想“下海”经商，但始终没有成就。独自住在客栈里，不免寂寞，经常流连娼寮。后来结识了一个姑苏名妓沈小姐，情感甚笃。不意这沈小姐竟是个“巨眼识穷途”的红拂女，献出了自己的百宝箱钱，鼓励他北上从军。临别时，美人摆酒相送，表示会自赎其身，等郎君归来。他大为感动，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驻戍朝鲜时，即将沈小姐接来，做了自己的大姨太太。沈氏虽名为妾室，却主家事，公子们都呼她为“亲妈”，而后来的妾室都须接受她的教导。而正室于氏，是袁家从邻里中选聘的媳妇，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是袁世凯对她十分礼让，让她安享“夫人”之名罢了。

　　就这样，在女人的情感攻势下，他终于下了“从戎”的决心。恰好，他嗣父保庆的生前好友吴长庆，时在山东登州任庆军统领，得知他的窘况，乃写信招他前往。当年袁甲三对太平军作战时，袁家子弟如保恒、保庆等都在军中效命。时吴家的团练军，被太平军围在庐江城内，吴长庆单骑求援，袁家为此争论不休，终至延误，城破人亡。但袁保庆当时是极力主救的，于是吴长庆独与他交好。后来二人又在南京共事，吴长庆对聪明伶俐的袁世凯十分喜爱。这时老友先逝，孤儿无依无靠，他便义不容辞地施以援手。

　　后来可知，吴长庆是袁世凯一生最重要的“贵人”。若非吴长庆引他走出这一步，他也许将永远是“迷不知吾所如”的。

　　他在从上海去山东的路上，无意间认识了阮忠枢，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阮忠枢且资助了他一笔盘缠。此后他先去天津拜见了在北洋帮办海防营务的堂叔保龄，随后乘船去了登州，这时似乎还有若干保庆的旧部得到他的召唤，一起来投奔吴长庆。但吴并不以为忤，都给予了妥善安排，对他则更为优待。吴希望他继续在科举一途努力，只让他挂名文案，领有薪水，且派了两名差弁做他的勤务兵，更请来名流张謇、周家禄教他读书。

　　张謇是状元，名高气盛不客气，总是将袁世凯的作业改得面目全非，若文理不通者，干脆置之一旁不加理睬。袁世凯十分痛苦，他满心以为此番可以“效命疆场，安内攘外”，没想到还是要“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终于大病一场。他忍无可忍，乃对张謇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声称如果仍须如此，则宁愿立即回家。张謇虽是状元，却不是老夫子，为人十分开通，便向吴长庆建议满足他的要求。吴长庆一听便同意了，对军人来说，“从戎”自然不是坏事嘛！马上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

　　营务处是军中的中枢机构，负责辅佐主帅办理军政和行军布阵、联络将官、审理违法违纪事件、监督训练、考核课目、兼带稽查队，责任重大，也是人才辐辏之地。然而袁世凯年轻气短，卒然当此美差，未免遭人闲话。此时他表现出了十分的投入，努力学习各类业务，谦敬勤勉，且公正严明。这一年春节期间，有士兵因赌博而酿成几十人开枪射击的骚乱。当时营官们都回家过年了，惟袁世凯在军中，他马上赶到出事地点，假传吴长庆的命令，正法了带头闹事的士兵。事后，他向吴长庆磕头，请治专擅杀人之罪。可是吴长庆夸他还来不及，怎么会责怪他呢？他渐以公正之心与应变之才誉满军营，成为庆军中的后起之秀。

　　“投笔从戎”这个典故出自东汉的班超，班超若不投笔从戎，只怕终生都是个兰台抄书匠，又怎能威震西域流芳百世呢？袁世凯也是如此，他全不适合科举举士这条路子，若非“焚稿断痴情”、“投笔事戎轩”，又怎能出将入相，进而登阶元首之尊呢？

三、末代班超

　　1882年，日本人利用大院君李罡应和明成皇后闵氏之间的矛盾，在朝鲜煽动了“壬午兵变”。时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乃求援于清廷，不久，丁汝昌、吴长庆、马建忠奉命东渡平乱，袁世凯也随军出征。

　　大清帝国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老挝）、苏禄（菲律宾的一部分）、库尔喀（尼泊尔）、浩罕（乌兹别克等回教族）等，其中以朝鲜、越南最得中华文化的雨露之恩，外加日本，这三个国家是中华文化圈的坚定成员，就文化而言，比之中国本土的蒙古、西藏还要中国化。日本本来也是中国的属国，但因其岛国的天性，对大陆素来有着政治野心，从唐朝到清朝，对半岛（朝鲜）和大陆（中国）侵略骚扰了一千多年，在明朝打得尤其惨烈，乃不复入贡，因此未入清朝的属国之列。越南曾是中国领土，属汉武帝“天下十三州”之一的交州，在东汉末年还一度是全国最安定繁荣的地区，北宋时代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属国，因此它一直有摆脱中国的心理。惟独朝鲜，是最为中国化的属国。其最后一个王朝李朝与中国明朝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以至于明亡于清后，它认定清朝是蛮夷，拒绝臣服，并积极操练兵马欲为大明复仇。后来虽然在清朝的高压之下放弃了军事计划，但它的典章制度依旧仿照明朝，甚至延用着崇祯皇帝的纪年。当然，它已经承认清朝是新的宗主国，并对清朝履行着属国的义务。

　　可见数百年来，朝鲜是中国最为忠实的属国，但是这一牢不可摧的政治伦理关系，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而濒临解体。当时对朝鲜垂涎三尺的，不仅有老牌帝国主义英、美、俄、法等国，还有一个新近崛起的近邻日本。这些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大相径庭，在他们的眼中，温柔敦厚的宗主藩属关系简直莫名其妙，他们要做的是征服朝鲜，让朝鲜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国文化在朝鲜根深蒂固，便是朝鲜国王给各国的国书，都自称“大清属国”，这并非朝鲜人自轻自贱，在当时这恰恰是一种骄傲，明太祖曾一度埋怨朝鲜进贡太多，而日本也一度妒忌朝鲜得到中国的敕封！因此，尽管当时中国国力衰微，但宗主国的地位是深入人心的，无论哪路英雄，想在朝鲜逞强，都须顾忌中国的因素。然而，由于朝鲜牵扯着众多列强的神经，此时来朝鲜平乱，就绝非历史上任何一次那样简单。而袁世凯却在朝鲜复杂的局势中脱颖而出，从而不仅在大清朝廷一鸣惊人，而且得到了国际名声。

　　这次远征像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一样！部队开拔前一夜，他激动得无法入睡。中国从汉武帝开始，“从戎”之人的一大理想便是开疆拓土、戡靖夷氛，古代的班超如此，如今的袁世凯也是如此！从此，他极其主动和热情地投入此次行动之中，常能身先士卒，威震三军。

　　当时，吴长庆带往朝鲜的六营军队军纪很差，甫入朝境，奸污民女、抢掠财物之事便屡发不止，丝毫没有宗主国的样子。袁世凯深觉可耻，而且意识到如此军纪必然会引起日本和其他各国的轻视，便毅然使用中军令箭，正法了七个首恶，随后才向吴长庆禀报此事。吴厉声喝问：“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严办？”他昂然答道：“我已斩杀七人，首级正欲呈验。”吴为之动容离座，十分欣慰地夸奖他道：“真是将门之后啊！”他之所以要先斩后奏，是因为他明白军纪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往日纵容过甚的缘故，若报请吴长庆而得不到允许，则反而会助长那些恶兵的气焰，有妨大计。由此事便可看出他的决断力，吴长庆也因此对他更为欣赏，干脆令他总理前敌营务处，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且准予便宜行事。六营军纪从此肃然。

　　军抵汉城城下，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入城拜访大院君，回营后摆下“鸿门宴”，专候大院君回拜。等大院君一来，袁世凯即将其卫队拦在门外，将他劫上马山浦军舰押送回国，软禁于保定。之后，他持高宗李熙的国书敕平乱党，将阴谋作乱的日本人赶出境外。次日他受到了高宗的设宴感谢，同时，吴长庆奏请朝廷升他为同知，随自己继续留驻汉城。

　　清廷本次平叛有不可理喻之处。朝鲜高宗李熙以宗室继承王位时年龄尚小，其生父大院君监国摄政。高宗成年后收回相当权力，但又落入明成皇后的手中。当时日本人在朝鲜活动猖獗，明成皇后为标新立异，且刻意与大院君分庭抗礼，对日本极为亲近。而大院君是传统的卫道者，坚定支持固有的中朝宗藩关系，便是他被囚于保定时，手持不辍的犹是范仲淹、王守仁的文集。清廷莫名其妙地将一个忠臣活捉回朝，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他被囚于保定，清廷等于在给明成皇后做牢头狱吏，且须按其身份供奉吃穿用度，委实愚不可及。且大院君因此深恨清朝，他每每忽忽如狂，愤欲东归，都须清吏与鲜臣多方劝慰才能稍止。因此后来，他一旦东归，便迅速倒向日本。

　　这边袁世凯受到高宗的信任，决心为高宗编练一支军队。他主动提出帮朝鲜练兵，李熙自是求之不得，但袁世凯的真正目的在于防范日本。在传统的宗主藩属关系之下，朝鲜强兵，则可作中国的屏障，在地缘上牵制日本。

　　他以英、德式操法编练出一支禁卫军和一支“镇抚军”，人数共5500左右，高宗来巡阅时，为之大拊其掌。论其先进程度及战斗力，便是中国国内也是没有的。他的这次练兵在朝鲜和中国反响都不小，高宗马上要登台拜帅，封他为全国陆军大统领，但遭李鸿章反对而作罢；而清廷在甲午战败后，马上便想到派他在小站编练新军。可见，若无朝鲜之行，便无今后的北洋军，也便没有后来的大总统袁世凯。 晚清重臣李鸿章

　　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分出一半人马留驻朝鲜，交由袁世凯主持。但朝鲜的局势已更加扑朔迷离，日本极力怂恿部分官吏，谋求脱离中国，且提醒道：中国正在与法国作战，朝鲜若能与日本结盟自卫，便可称雄自主，不必再俯首他人。袁世凯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一针见血：“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果然，是年12月，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入宫劫持了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此即“甲申政变”。因此，袁世凯所处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朝鲜，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袁世凯分析形势后认为：若任由乱贼将高宗劫往日本并另立新君，则朝鲜从此非我所有。既失朝鲜，自己的前途也就完了。而且更要紧的是，乱党依附日本，必然会断自己的后路，两路夹攻，以俘虏天朝大臣而立其威风。因此，当前情势惟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毕竟，清军人数远多于日军和朝军。

　　他意既决，便不等向李鸿章请示，径自进兵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这次政变。他的军事行动十分迅捷，副将或有异议，均被他严词驳回，大有历代名将的风范。遥想班超在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典，实在是有几分相似的！

　　他马上上书李鸿章，认为列强日后必染指朝鲜，不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尽快向朝鲜派出监国，以正视听。然而，李鸿章不愿引起日本的误会，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袁世凯无奈，便自作主张搬进朝鲜王宫，与高宗隔墙而居，以利控制，又要求朝鲜各部大臣每日向自己汇报工作，并服从自己的指挥，从而在实际上行使着“监国”的职权。然而，当他需要以财力笼络朝鲜大臣时，李鸿章却拒绝拨付，以至于日本在外交公关上逐渐占得上风。不久，日本人又致函清廷，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清廷竟为此派员查办他，幸亏钦差吴大澂和续昌对他十分欣赏，才免于惩治。然而，日本人已经恨他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的危险处境一度为国人所知，连他的嗣母牛氏都有耳闻，卒至惊惧成病。他思母心切，于1885年元月回乡探母，并拒绝再回朝鲜。堂叔保龄闻讯大喜，心想侄儿终于迷途知返，忙不迭地催促他浪子回头，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他当然置之不理。

　　如此游冶浮浪半年之久，他突然又接到了李鸿章的召唤。原来朝鲜局势不稳，李鸿章乃决定送大院君回国主政，而若要安全送达，则非袁世凯出马不可。等袁世凯到天津来拜见时，李鸿章不得不恭维道：“如今就像演一台戏，台已落成，客已入座，就等你这个主角登场了。”袁世凯认为此行危险，提出让丁汝昌率军护送，李鸿章继续恭维道：“朝鲜人听说您袁大将军来了，欢声雷动，谁敢抗命。别人是不行的，兵再多也没有用。”袁世凯无奈，只好带了数十水兵启程。十数天后船到仁川码头，朝方竟无人来迎，他马上派人通知高宗，说你父亲在这里，你怎么可以如此不孝云云。高宗方才来迎，他又当面对大院君和明成皇后进行了调停，随后回津复命。

　　李鸿章大喜，对他更加器重，遂奏请任命他为驻朝商务委员，官居三品。此时他经历过护驾一事后，知道朝方对自己并无恶意，加之商务委员乃朝廷正式的驻外使节，遂决意重返朝鲜。李鸿章且致函高宗李熙，嘱他凡有大事，皆应咨询于袁世凯。故此时的袁世凯，身份地位已更上层楼，在朝鲜实与“监国”无异。此事他年方26岁，真是少年英才。

　　他崇尚强权，果敢多智，就气质而言，与前任商务委员陈树棠大相径庭。其实何止陈树棠，便是丁汝昌、马建忠、吴长庆，哪个又能如袁世凯这般顾盼自雄？清朝的大臣太半出身科甲，连将军也不例外，而他早早地放弃科举，反倒保存了别人不具备的锐气。他在朝鲜以“监国”自命，拒绝与别国使节平起平坐，列强对他十分不快，如美国公使福特就十分愤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袁世凯算老几，他凭什么？”既蛮横又无奈。当时的美国人并不了解宗主藩属的历史渊源。

　　然而在列强的怂恿下，朝鲜的独立意识渐渐觉醒，渐以臣服于中国为耻，高宗本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表示。此时朝鲜的局势更加微妙，亲日之外，尚有亲俄集团，高宗便一度倒向俄国。袁世凯乃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以规劝高宗迷途知返，文末有云：

　　……方今上下解体，国弱民贫，欲求一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谨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背中国乎？

　　1894年6月，日军借口朝鲜发生内乱，在仁川登陆，其后又陆续增派兵力，与到达朝鲜的清军对峙

　　然而高宗终于为“现代意识”所打动，在西方各国的支持下，决心抛弃传统的藩属地位，争取朝鲜自主独立。袁世凯闻讯，即托病避往仁川港，以沉默表示抗议。高宗甚为不安，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明成皇后认为，中国最怕西方各国，若与西方直接通使，则中国必不敢干涉。不料使节派出后，袁世凯坚称朝鲜作为藩属没有外交权，因此必须召回使节，朝鲜方面却只是一味地虚与委蛇。

　　中华文化在19世纪末期已呈全面败势，传统的宗藩关系已是日暮穷途。袁世凯却须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对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强大挑战，这实在是一个悲壮的使命！

　　但他好像愈挫愈奋，即致书朝廷，认为一不做二不休，趁着列强还未深入朝鲜，索性将其改为行省，但朝廷置之不理。不久，顶礼膜拜天朝上国的朝鲜赵太妃病逝，传统观念的象征轰然崩塌了，朝鲜王室更加倾向独立自主，而袁世凯的地位也更加尴尬了。但是他为了维持宗主国的尊严，在殓葬太妃这件事上，他强调了宗藩的礼仪。毕竟“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高宗不假思索地亲自郊迎天朝使臣，整个仪式隆重非常，令列强为之侧目。

　　他为这“最后一班岗”鞠躬尽瘁，虽与时代潮流不符，他仍顽强阻止着朝鲜的独立自主，这样就遭到了朝鲜方面的忌恨。他们常向清廷进谗，要求更换驻朝人选。而袁世凯也深觉力不从心，几次申请调回。但李鸿章目光如炬，认为安朝鲜者必袁世凯，不仅不同意他的请求，且写信斥责高宗“荒唐”。为勉慰袁世凯，李鸿章还特地送他“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16字考核评语，并赏加二品官衔。

　　不久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成为朝鲜局势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内乱招致外侮的典型。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出兵朝鲜，应互相照会。为镇压起义，中日两国军队同时登陆，党徒望风而靡，然日军就此驻扎不去。袁世凯曾亲访日本公使大鸟，道出利害关系，奉劝日本撤军，但日人不允。这便是他在朝鲜的最后努力，不久中日战争爆发。

　　日军屯驻朝鲜，中国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袁世凯的处境十分危险。东学党等势力都对他相当敌视，大院君也欲报当年被劫之仇，至于日本则素来险恶，虽恨他入骨，却希望假朝鲜人之手杀之。但日军别有用心地架大炮瞄准袁世凯的使署，以让朝鲜人看中国的笑话。

　　袁世凯困于使署内，当时朝鲜已在日军的逼迫下自承为独立国，他于是致电北洋大臣，剀切道：“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朝鲜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经过多次申请后，清廷宣布鉴于朝鲜已自承独立，故召袁世凯回国，并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

　　1894年6月15日，袁世凯黯然回国。六天后，日军即掳去高宗，拥大院君主政。又过两日，宣布不再进贡中国。不久，更请日军代为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甲午战争于是爆发。战争很快结束，中国战败，朝鲜也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东方文明的宗藩关系消失了，但中国和朝鲜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清朝在外交的愚蠢也是失去朝鲜的一大原因。首先，太拘泥于天朝上国的公允持平。本来，大院君是亲华的，清廷却要劫持和软禁他，让亲日的明成皇后得势；等到明成皇后倾向中国了，却又将一个充满仇恨的大院君放了回去。委实莫名其妙！其次，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十分奇怪。有人说他劳苦功高，他也确实面面俱到，但他浑俗和光过甚，处处避让，以求太平，实际上使国家蒙受了惨痛的损失。中法战争虽是中国战胜，中国却须向法国赔款，实在荒谬之极！对琉球和朝鲜也是一样。日军侵入琉球时，清廷竟不闻不问，表示事不关己，结果不仅使日本轻易吞并琉球，且使其认为对朝鲜和台湾也可如此。果然，1875年，日本军舰进入江华湾，次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明确了朝鲜乃自主之邦，中国竟未加干涉。先此，日本人向清廷交涉朝鲜事宜，清廷总是表示不便过问，遂助长了日本的气焰。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清廷又自低身份，自认朝鲜不是自己的属国，而使日本在朝鲜取得与自己同等的地位。这些荒唐的外交片段，不仅是清廷官僚的眼界狭窄及惰性使然，也与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思路有关。“以夷制夷”本是针对西方列强的，对朝鲜及日本有无可行性值得商榷。

　　因此，袁世凯在朝鲜的失败，并非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的失败，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于他个人的名声丝毫无损。不过，他那“一口吞尽胡天骄”的伟大抱负却遭遇了严重挫折。与这个伟大抱负相比，他从朝鲜归来时，收获实在不算多，综览一看，大约有三：一是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尤其是练兵的能力。二是得到了一个得力助手唐绍仪。他与唐在朝鲜一见如故，而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对袁日后的外事工作不无裨益。三是得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如夫人。他因有功于朝鲜王室，被赐婚王室外戚之女金氏。金氏以为自己会做正室，不想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只好做姨太太。中国人守礼极严，比如秦香莲见了公主，都要说：“我为大来你为小，你该给我行礼！”更有甚的是，中国的姨太太是按年龄排位次的，金氏带来的两个陪嫁丫头也做了袁的妾，按年龄排下来，其中一个做了二姨太，金氏遂只能做三姨太。她为此悒郁终身，一个16岁的小姑娘，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娘家人，委实是够可怜的。好在，她还生了一个名士儿子，即袁克文，与张学良、张伯驹、傅侗并称“四公子”，雅号“寒云”的便是。

　　袁世凯在朝鲜的事业十分悲壮，他想鲁阳挥戈，却偏回天无力。班超投笔时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袁世凯少年时候的感慨，想必也由此学来。但班超正当其时，他却生不逢时，因此，在能力上相似的两个人，结果却如此的不同。或许，他不应离开朝鲜，而应马革裹尸而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万古流芳的英雄！

四、袁家军

　　甲午惨败使清廷痛定思痛，始有编练新军之议。当时的高级将领多成名于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内战中，仍持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理念；朝廷虽曾选派段祺瑞等青年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但他们都没有编练新军的实践经验。故当时的满朝文武中，练兵人选其实只有一个，即曾为朝鲜编练“镇抚军”的袁世凯。

　　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朝廷的要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名有名，因此也是一个美差。袁世凯虽是众望所归，自己也跃跃欲试，但仍须有人推荐。由于甲午战败使李鸿章声名狼藉，影响力也大大下降，袁世凯便只有寻找别的后盾。他先是对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大谈其朝鲜的经历，并推销自己的练兵思想。又频频致电刘坤一，提议改革军队。此外，他对朝野各种势力展开公关，不久，从皇族贵戚到南北清流，都与他打成一片。

　　北派清流有张之洞、张佩纶等，由李鸿藻执其牛耳；南派清流有黄体芳、陈宝琛、吴大澂、王仁堪、邓承修等，以翁同龢为领袖。袁世凯由徐世昌引见，拜在李鸿藻门下；又通过吴大澂的关系，与翁同龢声气相通。获得清流派的支持后，又通过阮忠枢的关系得与李莲英通款，复通过李的关系进身荣禄。荣禄为人，见识有限，且好恭维，爱金钱，是很容易被争取的。

　　首先举荐袁世凯的是李鸿藻，荣禄强烈附议。而袁世凯后来每向人云及此事时，必对李鸿藻感激不已，而刻意淡化荣禄的作用。因为若表现得与荣禄过于亲密，则容易被人视为满人的奴才；而与李鸿藻交好，则可获得清流的名声。这便是政客的皮里阳秋。事实上，清流徒具清名，对他来说是不关痛痒的；与荣禄深相接纳，才是他今后十年之内飞黄腾达的关键所在。

　　清兵在甲午战争中暴露的问题极多，至为可叹之处是，各军竟然都不习枪炮之用。或有运来的快炮，却因没有配套的运输设备和炮膛油，往往稍用几次就哑了，且运不走，只好留给日军。再如士兵用枪，大多为托平乱打，不瞄准星，显然是疏于训练的结果。可见，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有所谓的“同治中兴”，海军方面颇有起色，然在陆军方面并无实质进展。若非甲午一战，清朝还不知要得过且过多久呢！袁世凯对编练新军的必要性看得十分清楚，在上呈李鸿藻的公牍中，他写道：

　　（甲午之战）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匀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袁世凯北洋军校场

　　不日他被召陛见，上述这套练兵之法得到了光绪的称许。不久，各亲王、军机大臣正式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其奏云：

　　中国自粤、捻削凭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旅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以为根本，并加募部队2000人，马队250人，共足7000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70000余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由臣等咨会德驻使选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尚拟逐渐扩充。

　　同日，清廷批准此议，正式命袁世凯赴天津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以作为新军的基础。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抵达天津小站，开始练兵。定武军十营不足5000人，他便往豫、鲁、皖、苏各省招募壮士，又往奉天招募骑兵，并购置大量马匹。凑足7000人之数后，奏请改名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的建制，有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打破了清军不分兵种的旧制。武器装备购自德国，有较先进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格鲁森快枪等，并从德国聘请数十名军官。如此不久，这支人数不多的“新建陆军”就名震朝野，凡来观阅之人无不啧啧称奇，皆认为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可与媲美。这便是北洋军的前身，也是袁世凯今后的政治根本。

　　袁世凯在小站十分勤奋，除了挑灯苦读西方的兵书之外，部队出操或者野外演习，虽然各有专职的指挥官，他也必定跟随观看。他对这些兴趣盎然，经常说：“这毕竟比读书做文章容易得多！”渐渐地，他由外行而内行，对军中大小事务均了如指掌。此外，他与士卒十分贴近，连低级军官都几乎可以认全，并了解他们的优缺点。如发放饷银这样的事情，他也坚持亲自执行，以鼓舞士气，团结军心，树立恩威。而最具后继效应的，则是他网罗了一大批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后人称之为“北洋系”，其最知名者，自然是“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除这三人外，日后民国的政要，如徐世昌、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张勋、阮忠枢、李纯、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赵倜、陈宧、王占元、陆建章、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等数十人都参加过小站练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小站走出了五个总统（或执政），即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执政）。

　　清廷军机大臣荣禄

　　他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拘一格，全无等级之见，固然有姜桂题等老将，但更多是通过考试从下级军官哨弁中晋用的；固然有徐世昌、阮忠枢这样的故旧，但更多的是素无瓜葛者，如段祺瑞这样怀瑾握瑜的青年学员被委以重任，在小站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故北洋诸将对袁世凯均感恩戴德，而普通士兵也被其勤奋的态度所感染，皆敬之如父，愿效死力。北洋军的战斗力，亦离不开这个向心力。因此，若说袁世凯是北洋军之父，北洋军是“袁家军”，是并不过誉的。

　　他知清朝不能长久，因此倾力将新建陆军打造成自己的武装，除怀柔士兵之外，也格外重视个人权威，力求恩威并御，收服众心。他曾对张之洞讲过练兵的要诀，即：“练兵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最重要的是一点，即‘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钱，一手拿刀，服从则有钱赏，不服从则吃一刀。如此而已。”他确以此简单而有效的办法驾驭全军，新军果然也对他绝对服从，渐渐地，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了。辛亥年，北洋军南下征讨革命军时，士兵们便不服从满人统帅荫昌的指挥，而惟下野的袁世凯是从。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日后虽已是封疆大吏，却始终不敢公开背叛袁世凯。

　　他在小站只争朝夕，却也志存高远，走的是持续发展之路。三年后，他即创设德文、炮队、步队、马队等四项随营武备学堂，其中以段祺瑞为监督的炮兵学堂最为知名，其学员如靳云鹏、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张树元、郑士琦、何丰林等，都是后来的风云人物。这些学堂加上天津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等，为北洋系培养出了很多军事人才，其中有的脱离北洋，投身南方革命，如蒋介石。

　　然其练兵也并非一帆风顺，作为推荐人，李鸿藻出于保守派的立场，深恐袁世凯过激的练兵手段损及自己清流的声誉，乃授意御史胡景桂弹劾他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然而朝廷派来查办他的却是荣禄，这恰恰给了他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荣禄第一次目睹洋操，十分新奇，赞不绝口，乃上疏保全他，遂以“查无实据”搁置此案。1897年，他反以练兵有功，晋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五、前后“六君子”

　　袁世凯一生的污点，除称帝外，尚有出卖维新党、暗杀吴禄贞、刺杀宋教仁等，而出卖维新党为时最早。此前，他被人推为能吏，德才并茂，出类拔萃；而戊戌变法之后，他的声誉急转而下，成为一个争议人物。这不仅是后人的看法，在当时也是一样的。

　　那被他出卖，以致死不瞑目的戊戌六君子，以及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曾一度都是他的朋友。1895年7月，他从朝鲜侥幸归来，为国家惘惘不平之际，通过徐世昌结识了立志维新的康、梁，并曾代康将其《万言书》转呈荣禄，但荣禄未收。不久，康、梁、陈炽等人在京组织强学会，袁世凯也参加了，并捐款500金，且积极发动他人参会和捐款。强学会的宗旨在于宣传维新思想、掌握舆论，可见袁世凯对维新是持支持态度的。1897年，他在小站练兵时，曾上书翁同龢，痛陈时危，力倡变法，且认为最要紧者在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事业的变革。他说：“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口吻与康、梁、谭嗣同是一模一样的。到了戊戌年春，变法前夕，他更面谒翁同龢，手持《瓜分中国画报》，剀切陈辞，慷慨自誓，大有牺牲自己，促成变法的勇气。

　　倘若他本是一个局外人，被康、梁强拉来变法，则谈不上“背叛”二字；正因为他一度热心变法，并曾慷慨自誓，其最终的突然变节才令人不齿。然而，他之所以有如此突兀的转变，又须结合当时的时局发展来看。

　　维新变法倡导者之一康有为

　　戊戌变法本是一场救亡图存运动，但是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脱不开权力斗争的窠臼。因此，变法不仅是新旧之争，同时也是皇帝和太后的一场权力斗争。光绪皇帝若不能夺取政权，新法也就无从谈起。而慈禧太后剿杀变法的首要目的，也并非否定维新，而在于扑杀政敌，否则，又何以解释数年后她重开立宪之议呢？

　　慈禧太后前后有过两次垂帘听政，一次是同治元年（1862年）到十二年（1873年），第二次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五年（1890年）。同治皇帝共在位13年，是不折不扣的儿皇帝；但光绪皇帝顺利长到成年，慈禧不得不按祖制还政给他。但是，1890年还政光绪后，慈禧太后并不甘于放弃权力，而她的一干旧臣对日益崛起的维新势力心怀嫉恨，更日日在她面前怂恿聒噪，因此，太后对皇帝的言行动向不仅关心备至，而且了如指掌。她最重要的一个部署，即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加文渊阁大学士，掌握中枢军事，辖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派裕禄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刚毅管理健锐营，作为副翼。因此，在戊戌变法前，慈禧太后已进行了七八年的人事和军事部署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绝不足与抗衡的。

　　而光绪皇帝锐意图新，行动过于操切。首先，他大量擢用维新人士，革褫守旧官吏，这必然激起后者的愤恨。他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均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此后凡关于新政的奏折皆送经此四人阅览，凡有谕旨也皆由四卿起草。而礼部六官怀塔布等因有阻挠维新派的行为，被同时革职，他们不能甘心，乃到慈禧处危言耸听，使帝后关系更加紧张。袁世凯也是被光绪破格提拔的人员之一，在光绪眼里，他纵不如杨锐等人那样可信，却也算一个准维新派，与那些“昏庸之人”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一说皇帝要杀太后，一说太后要杀皇帝。但后来有一种说法最为流行，即太后拟携皇帝赴天津阅兵，由荣禄负责安排，在军中废黜光绪。维新派听到这一消息，自然要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了。光绪则于七月廿七日托杨锐带出衣带诏，诏云：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废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为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废，将老谬昏庸之人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负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八月初又令林旭携出密诏，转交康有为，诏云：

　　“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磬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所谓“督办官报”，指此前令康有为督办上海《时务报》一事。然由于光绪的日常政务根本离不开康有为，故康并未南下。如今，光绪令康有为“迅速出外，不可延迟”，乃是明白敌我力量悬殊，自己凶多吉少，故让自己的亲信早日逃难而已。光绪为人仁厚，不仅对康有为如此，政变后他已失去自由时，还设法保全了另一位重要的维新派人士张元济，让菜市口少斩了一位“君子”，故其死后被谥“德宗”，也算名副其实。

　　维新派的仁人志士焉能坐视光绪的悲惨下场？光绪担心“朕位且不能保”，他们则决意铤而走险，营救皇上。然而想发动政变，必然要有军队，于是袁世凯成为焦点人物。

　　维新派中不仅对袁世凯的看法不一，而且在策反哪支军队方面也一直论争不休。当时近畿军队，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支军队，都有相当战斗力，也都归荣禄管辖。维新派认为，若能策反其中一支，则不仅能勤王，且能削弱后党。最初，康有为想让王照往芦台夺聂士成军，王照认为这根本不可行，当即拒绝。林旭则主张用董福祥，反对用袁世凯，他曾经写藏头诗给谭嗣同，诗云：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

　　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是个董字，“本初”是袁绍的字，林旭是借三国的典故来提醒谭的。然谭嗣同坚决主张用袁世凯，康有为后来也赞同此议，并称赞将帅之中惟袁世凯素来机警，又颇知外事，且是强学会同志，比之董福祥和聂士成，更为可信。因此，维新派最终把赌注押在了袁世凯一人身上，这也可说是袁的悲哀和不幸！事实上，康有为一直顾忌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如今顾忌未去，却贸然定为此人，可见维新派已是无路可走，病急乱投医了。

　　康有为遂密奏光绪，建议结交袁世凯以备不测。光绪于是在颐和园两次公开召见袁世凯，仅温言嘉勉而已，并未谈及要害，不过却降旨提拔他为侍郎候补。后党闻讯，即认为他已投靠维新派，因立即命令荣禄提前部署，以备不测。荣禄乃调聂士成守京东方面，以提防来自小站方面的军事行动。

　　形势如箭在弦上，维新派遂召开紧急会议。在座者有康、梁和六君子，以及康有为目为知己的徐世昌。这些思想家集思广益、思前想后，却仍是无计可施，惟有捧衣带诏而痛哭。其实大家放声大哭，不无想感动徐世昌的意思。因为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若徐世昌能出面，则是最好不过。但偷眼望去，徐世昌却也是大哭不止，始终一言不发。

　　结果，最终还是那位“手掷欧刀仰天笑”的谭嗣同出马。关于谭、袁见面的实况，版本颇多，但出入较大。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所录，全然刻画袁世凯的奸雄面目，谓其有“杀荣禄如杀一狗耳”的慷慨表现。而袁世凯自撰之《戊戌日记》及《自书戊戌纪略后》中，则强调道：“谭嗣同所带来的密诏，并非朱笔亲谕，而是以墨草就，且并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我以此询问谭时，谭答道自有挟制皇上之法。我闻挟制二字，不寒而栗。”袁世凯与梁启超所记，有两大出入，一是“朱谕”的问题，二是“围园”的问题，而这十分重要的两点都为梁启超所回避。“朱谕”涉及到维新派行动的合法性，而“围园”则说明维新派是要软禁甚至杀害太后的，这两个细节对袁世凯的态度转变至关重要。据传，谭嗣同走后，袁世凯一筹莫展，乃求教于徐世昌。徐沉思许久后，将密诏背面朝天覆于案上，一言不发离去，袁即明白其意是靠拢“后”党，于是下了决心。不过，当时的真实情境，惟当事人本人才知，别人多为臆断而已。

　　总之，当夜的会晤使谭嗣同满意而去，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光绪届时若能在袁世凯军中，则可诛杀荣禄。”然而维新派对此密议并未严加保密，以致次日朝内即有交头接耳议论此事者。荣禄对袁世凯早有戒心，此时更是秘密来津，以备不测。

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

　　八月初五，光绪得到谭嗣同的密报后，第三次召见袁世凯，除温言嘉勉外，有“卿练兵甚好，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之语，暗示他对抗荣禄。但袁的反应已经不同。他一出宫门，即向人道：“皇上若责我用兵，我不敢不奉诏；若是其他事，则非我所知也。”此时其立场已由帝派转为帝、后之间的骑墙派了。

　　但他躲避不及，在宫门与荣禄狭路相逢。事实上后党关注他已非一日，在军事上对他也早有防范，只是投鼠忌器，且要留观后效而已。如今荣禄见他神色不定地从光绪那里退出来，劈头便问所为何事。此时袁世凯自知若稍有犹疑，当场就可能死于刀下，乃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但坚称此事与光绪无关，万不可牵累皇上云云。荣禄微笑不答，只是宽慰道：“你还是回去好好练兵吧。”但旋即又带袁世凯赴颐和园觐见慈禧，具告此事。这便是袁世凯告密的全过程。后人或云他第三次觐见光绪后，迅速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发，再同荣禄赶回北京觐见慈禧，似不足信。荣禄秘密入京，目的正是为了防范袁世凯，由此可见袁世凯处境之尴尬，真所谓“造化弄人”。

　　政变后，光绪被慈禧幽禁于瀛台，从此恨袁世凯入骨，每天反复书写“袁世凯”三字后再撕个粉碎。维新派的下场更是凄惨，康、梁逃脱，六君子慷慨就义。谭嗣同且临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令天下人为之恸哭。京城一带迅速窜红一首童谣，其辞云：“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从此成为争议人物。

　　后来，袁世凯常向人解释告密之事，坚称自己是出于“天良发现”。一者荣禄是自己的恩公，岂忍加害；二者若拘囚太后，亦必被后人指责助皇帝行不孝之事。此外，他坚持认为自己并非首先告密之人，如杨崇伊、怀塔布等人早已对维新派严加监视，又与荣禄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且维新派的保密工作令人寒心，等等。不过，他在给兄长世勋的家书中，对光绪被幽禁和六君子被杀抱愧于心，直承是自己的罪过。毕竟，他为后党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手“罪证”。

　　1914年，四川民政长官陈廷杰将本省两个“君子”刘光第、杨锐的生平事迹造具清册，上呈大总统袁世凯，并要求国家对“六君子”从优议恤，特予表扬。袁世凯照准，批文中尊“六君子”为先烈，且命内务部在北京为“六君子”建立祠堂。

　　袁世凯之所以厚恤“六君子”，诚然是出于一片追悔之意，然更易被人忽略的一点则是，他对“六君子”所持之君主立宪思想极表赞同。他在朝鲜与日本人正面交锋，已把传统中国的理藩手段发挥到极致，然接下来的甲午战争，他眼睁睁地看着号称“世界前六”的中国海军打到全军覆没。因此，他对日本迅速崛起的认识，比之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的维新派秀才们更为直观和深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行君主立宪之政，改革军事，十余年取琉球，二十余年取朝鲜败中国，令人惊叹。康、梁、“六君子”等维新党人，正是在甲午战败后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向日本学习，才号召君主立宪的。袁世凯之所以以一介武人，格格不入地加入强学会和维新派，也正是出于这一政治理想。

　　抛开私心不论，他对这一政治理想的期许，固然在后起的民主共和之上，亦未必在传统的君主独裁之下。他做了共和体制的大总统，但对共和并无感情，否则他后来就不必称帝了；而他的称帝，也并非要恢复两千年的传统式帝制，而是要行君主立宪之政，故冠以“洪宪”之名。

　　在“洪宪帝制”中，又出现了一个“六君子”，为其鼓吹帝制，提倡君主立宪，由于他们组织了一个叫“筹安会”的组织，故史称“筹安六君子”。论学识和名气，“筹安六君子”毫不逊色于“戊戌六君子”。“戊戌”的代表人物为谭嗣同，“筹安”则除“旷代逸才”杨度外，还有大学者刘师培和严复，老革命党人胡瑛、孙毓筠和李燮和，以身后知名度而论，似非康广仁、杨深秀所可比拟。杨度且著有《君宪救国论》长文，为君主立宪张目，此文效法汉大赋的问答体例，滔滔巨制，气势非凡，为不可多得的奇文。

　　袁世凯暴卒后，有人作一不合平仄的对联讥讽他道：“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相继反对他称帝的三个故旧——陈树藩、陈宧、汤芗铭，而此处的“六君子”指的是“筹安六君子”，意为鼓噪帝制的“六君子”诱发病因，而“二陈汤”的背叛给他致命一击。然而，若将其一生展开来看，“戊戌六君子”未必不是他的病根，而“筹安六君子”也足以致命，哪里还用得着什么“二陈汤”呢！

六、出响马，无战事

　　戊戌政变后，朝廷认为有必要整合京畿的军事力量，遂命荣禄成立了武卫军。武卫军以聂士成所部武毅军为前军，董福祥所部甘军为后军，宋庆所部毅军为左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为右军，另外招募万人为中军，归荣禄直辖。从此，小站的部队改称武卫右军。不久，慈禧太后召见袁世凯，提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赏其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正是童谣所谓：“袁项城，顶子红。”

　　次年，在列强的胁迫下，对义和团主抚的山东巡抚毓贤被免职，令袁世凯代署之，且仍节制武卫右军，次年又实授山东巡抚。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机会，除了慈禧对他的信任之外，还因为得到了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等人的推荐。袁世凯本来就认为请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纯属妖妄，与白莲教之流是一丘之貉，因此一到任就颁令禁止，作势要严厉弹压。反倒是朝廷生怕事态扩大，谆谆告诫他要以怀柔为尚，因此他采取的办法主要是查禁、瓦解而已。他对山东的军队进行了简要的改革，裁并冗营，重新部署，配备较为新式的武器，分别驻扎于山东境内冲要之地。之后，便以军队之力取缔义和团，虽不剿杀，却将团民分割在各处，致其无法流动聚集，终使其无立锥之地。团民无可奈何，惟有编唱“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之类的童谣解气，久之，不得不退出山东，转往直隶。

刘坤一

　　他在80天内，前后捕杀团民不足半百，只相当于直隶的一个零头，却在不动声色之间，便将义和团驱至直隶，山东实现了划境自保。由于后来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出现了很大反复，因此尽早将其驱走是避免犯政治错误的一大保证。由此可见，袁世凯的办事能力，确非毓贤和一味主剿的裕禄等人可比。直隶的义和团之所以越演越烈，正是因为总督裕禄采取了一味打压的手段，而全然不讲谋略。

　　义和团不仅在直隶发展迅速，而且大量涌入北京。由于戊戌政变后，列强对光绪的遭遇表示同情，且公开庇护逃亡的康、梁，一度还有促慈禧归政光绪的意向，慈禧为此十分生气，乃决定借义和团对抗洋兵。义和团于是在“灭洋”之上，加上了“扶清”二字，被全伙招安，开拔到前线去“征辽国”了。

　　1900年5月，慈禧向列强宣战，时局骤乱。战事分东西线——“东线”由聂士成抗击从海路来的八国联军；“西线”是北京城内的中洋混战，除义和团外，以董福祥的武卫后军为主，主要集中在东交民巷一带。“西线”为街巷战，不久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俄国使馆被焚，外国人多被困在东交民巷。“东线”为遭遇战，聂士成战死，裕禄自刎殉国，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破灭，八国联军长驱直入。聂士成之死至为可悲！当时，义和团在焚烧杨村铁路，聂士成派一个支队去制止，结果被团民击伤数十人，聂于是痛剿义和团，声称“事定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不久，聂士成与众多部将于两线作战中死于八国联军炮下，聂死前，家眷且被义和团掳走。由于义和团散发“聂士成造反”的消息，朝廷对聂的死毫无矜表，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才使聂的冤情大白于天下。

　　庚子之乱中，山东境内没有战事，这得益于袁世凯的自保策略。他致电八国联军，表示将保护其侨民教众，并请勿侵犯山东。两广、两湖和两江的总督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亦采取此法，发起“东南互保”，致电各国，事实上准备“中立”。东南山高皇帝远，如此也就罢了，但慈禧不会容忍近在咫尺的山东也如此撇清，故令袁世凯速速出兵勤王。袁世凯则明白义和团决非八国联军的对手，故采取了油滑的应对。首先，他答应派出10000人马，但事实上不足4000，且都是原驻山东的淮军，至于武卫右军则按兵不动。其次，他积极响应“东南互保”，与最具实力的李鸿章和张之洞共了一场患难，巩固了原有的关系。

　　虽然八国联军不能说是乌合之众，但若武卫右军这样的精锐能北上勤王，津京防线不该如此不堪一击。不过，以袁世凯之智，是不难看出此战的结果的，他又怎么甘心去做“炮灰”呢？何况有聂士成做前车之鉴！朝廷对地方大员和骨干将领的控制力已明显下降，这一点从袁世凯身上体现无疑。当时驻扎于直鲁边界的张勋强烈请缨御寇，并吁请袁世凯亲自出兵勤王，被袁以“奉旨守土”为由搪塞过去。

　　他对辖内的教会、教民、外国人，以及逃至山东境内的外国人则执礼甚恭，派兵保护每一批往港口避难的“难民”。到了和谈之后，又殷勤抚恤教民，赔偿损失。终庚子之乱，山东全省没有一个洋人遇害。他这样“崇洋媚外”，固然会激起中国百姓的痛恨和不齿，但却为他日后问鼎民国总统增加了筹码。毕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没有洋人的支持，是举步维艰的。便是在庚子乱中，洋兵也遵守承诺，没有进入山东境内。于是，山东避免了一场浩劫。但尽管如此，山东依然痛骂袁世凯！

　　不过，当慈禧返回头来剿杀义和团时，袁世凯又不甘落后，庚子乱后他斩杀的义和团数以千计，原因自然是义和团已失去了政治保障，他也不必再投鼠忌器。

　　他自知必然会引起慈禧的不满，于是对“西狩”的圣驾极为殷勤，前后送去近40万两银子兼军火粮食无算，并表示恨不能“追随警跸”。慈禧逃在河北、山西境内时，一度沦落到餐风饮露的程度，骤然被袁世凯雪中送炭，眼酸心热，焉能不感念于心。他又与张之洞、刘坤一合筹25000两银子，打点随圣驾“西狩”的群臣，以弥补他们的“东南互保”之疚。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庚子之变中，袁世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虽身处激流之中，却能应付裕如，不惟朝野一片“才堪应变”的惊叹，就是读史的后人也不得不拊掌称妙的。

七、末代宰相

　　庚子之变中，袁世凯附和李鸿章等人“东南互保”策略，修复了他与李鸿章搁置多年的关系。从朝鲜的开边之将到山东的守土之臣，李鸿章始终认为，惟袁世凯可以支撑危局。因此，当李鸿章复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一年之后病逝时，特意留下遗疏，推荐袁世凯接任自己的职务。遗疏有云：“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袁世凯于1901年秋北上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且以“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的功劳加太子少保衔，故此后有人称他为“宫保”，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称呼。直隶总督为群督之首，而北洋大臣为实权之冠，事实上就是朝廷的宰相。他上台时，真可谓“举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那些权倾一时的亲贵显要、军机大臣，如载漪、载澜、载勋、刚毅、傅儁、赵舒翘、毓贤、史英年、董福祥等均被处死、流放或革职。故当时满朝文武，能与他争雄的，只剩下了一个荣禄，而荣禄也于1903年初病卒。在庚子之乱中，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全军覆没，荣禄自统的武卫中军土崩瓦解，董福祥的武卫后军护送圣驾到西安后被解散，宋庆的武卫左军只剩一半，惟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毫发无伤。不仅如此，他在山东还编练了武卫右军先锋队，军队人数比原来增加了两倍，以至于慈禧回銮欲重建京畿防务，亦不得不依靠他。因此，他上台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这一年，他才43岁。

　　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即是派段祺瑞、倪嗣冲镇压义和团余部的景延宾起义，以稳定近畿局势。他对捕获的起义军头领均残酷处死，一改当初在山东逐而不剿的做法。当幕僚劝说应从宽典时，他鄙夷地说：“这些人如臭虫孳生，惟有芟夷净尽，才能杜绝再生。”由此可见，他对义和团的态度是非常厌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一度做到了“逐而不剿”，足见他政治上手段之灵活。

　　他既入主中枢，便得以在军事上有更大规模的改革，即将“小站模式”扩大化。1902年初，他即修订了小站时的“募练新军章程”与“募兵格式”，在兵源上严加控制，诸如吸食大烟、素不安分、犯有事案、五官不全、体质软弱等均不予接收，且严格登记户口及家庭状况。其做法基本仿行西洋征兵制度，使士兵不复有往日雇佣兵的性质，在中国为首创。此外，还对军人家属出台了很多优惠措施，从而提高了军人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减少了军人的后顾之忧。他又参照西方列强，将军队分为常备、续备、后备三种，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预备役的概念。总纲既立，他即令王英楷、王士珍等分赴直隶各府招得6000人马。又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作为领导机关，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这一建制，为今后各省军事中枢之蓝本。不久，他将其军队改名为“北洋常备军”。

　　为免太后和朝廷的猜疑，他奏请在兵部之外另设了练兵处，由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专为负责新军事宜。朝廷任他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而他的亲旧如徐世昌、段祺瑞、刘永庆、王士珍、冯国璋、陆建章等都在该处担任要职，加之庆亲王为人老迈昏庸，因此朝廷本意是收回军权，不想反被他钻了空子。

　　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促使清廷下定了进一步强兵的决心，决定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而具体操办其事者，自然还是袁世凯。他迅速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招募壮丁，并整合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以及自强军的人马，编为六镇。此即大名鼎鼎的“北洋六镇”，是袁世凯问鼎最高权力的最大资本。

　　20世纪的前十年，袁世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物

　　六镇与旧式军队的不同点有五：一是编制，二是装备，三是训练手段，四是官兵素质，五是教育管理。袁世凯十分重视军事教育，1903年创办的保定陆军学堂，是堪与20年后的黄埔军校媲美的。而六镇的武器装备悉数购自国外，服装改为西式，且配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总之，六镇新军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清军的战斗力从未如此强大过。只可惜，日后这只军队从来没有为中国抵抗过外侮，却在南北内战和政治分裂中分崩离析。

　　袁世凯在编练新军之余，还顺便把直隶省内的旧式军队整编为北洋巡防淮军，令爱将张勋统领，主要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他对练兵之道的精通，实在是值得专撰一书的。1905年秋，他从军中抽调出两万多人，在直隶河间举行了野战练习，使北洋军名扬中外。通过六镇新军的编练，他的兵力骤增至八九万人，各镇统制均为其亲信，对军队的控制力不言而喻。

　　此时，他身兼的职务有：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部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可谓权倾朝野，位虽督抚，却是实际上的宰相。

　　综览他在这一段时期的表现，可知他是一个极具才略的实干家，与那些食古不化、只知揣度圣意的传统官吏截然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常批评他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六君子的行径，却不肯正视他在1902至1907这5年内的改革成绩。事实上，20世纪的前10年，中国最重要的人物已不是慈禧太后，也不是活动范围限于华南边陲的革命党领袖，而是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他贯彻了自己的施政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戊戌变法的遗志。这看上去过于荒唐，但是不要忘记，他一度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朋友，是强学会的成员，当初若非为了理想，他又何必去趟这潭浑水呢？

　　他的改革主要局限在直隶一省，覆盖面很广，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是吏治。清末吏治已处于不可救药之边缘，袁世凯对此坦承不讳。他对当时收受规礼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是造成官官相护的一大原因。所谓“规礼”，是指官员向其属下索取的财物。自明朝将行省制度最后确立下来之后，国家基本行政级别由郡（州）县二级变而为省州县三级，官僚体制因此急剧膨胀，官民比例迅速增大，致使宋朝履行的“高薪养廉”制度不复可行。有清一代，官员俸禄十分微薄，远不能支持其运动经营之费，遂使贪污受贿蔚然成风，吏治屡治不瘳，如“规礼”者，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袁世凯看到这一弊端，乃废除这一陋习，改以公费资助，希望能“养官之廉，止官之贪”，实际上便是“高薪养廉”。他还对本省34个贫瘠州、县采取额外的津贴制度。

　　高薪养廉之外，他还设立官吏考验处和调查处。考验处负责考核新任官吏，考核科目分五项：一为“阅历”，即工作经历；二为“批判”，即办理文件的能力；三为“律例”，即法律水平；四为“行止”，即日常行为，比如是否吸食鸦片等；五为“口才”，即应对能力。调查处负责调查官吏，分平时和临时两种。平时调查为日常的调查考核；临时调查为特殊事件如奏参、控告等情况下进行的调查。 　　考核调查之外，还有“开官智”之举。他为培养新政人才，设立直隶法政学堂，专门招收候补官员参加。一开始招生范围只限于直隶，后来山东等五省官员慕名前来参加。学制分预科和正科两种，预科半年毕业，正科一年毕业。课程则有大清律例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各类法律、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等，由日本教师任教。学制终了，按学员成绩优劣委派官职，且须先赴日本参观学习三个月。

　　这些整顿吏治的措施为清朝二百余年之破天荒者，在当时享有盛誉，一时朝野上下，尽知北洋用人行政之善。

　　二是警察。中国从无巡警一说，有则自袁世凯督直隶始。《辛丑条约》中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袁世凯针对这一不公平规定，令商务左丞徐世昌遴选了新军500人为巡警，并在天津城墙内外设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实行划区而治，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巡警组织。不久，又训练3000名巡警，一半开进天津，一半分驻山海关、秦皇岛、塘沽、北塘、西沽等地。还令赵秉钧开办巡警学堂，聘请洋人为教员，编译外国警务书籍，培养警官。直隶和天津的治安迅速好转，尤其天津以鱼龙混杂之所，一跃而成全国治安之冠，正是得益于巡警的确立。天津巡警取得成功之后，各地争相效仿，我国的警察制度由此滥觞。

　　三是实业。袁世凯提倡实业的指导思想有三：一是他认为直隶地瘠民贫，非于农工诸务切实讲求，不足以辟利源以资生计；二是利源开辟，财政收入增多，才可使国家富强；三是兴办实业可以抵制洋货进口，堵塞银钱外流。他兴办的实业主要有：

　　金融业。庚子之乱中，北京机器局造币厂被焚，天津银根吃紧，物价波动，商民交困。1902年，袁世凯令周学熙创办银元局，铸造银、铜两币，以铜币代替制钱，以银币代替银两，实现了币制改革。随后又创办天津官银号，发行票据。天津的金融为之稳定，商民称便。

　　工业。1903年，袁世凯令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以管理全省实业。并创办高等工艺学堂、考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等，聘请洋人传授技术，培养工业人才，开辟交流展览。工艺局且发布《劝业工艺文》，号召各界人士奋起直追、实业救国。当时接头巷尾，不时有演说者，鼓励官绅士民纾资办厂。对付诸行动者，颁发金、银牌荣誉；对发明创造者，授予专利权。如此不出数年，“实业”二字，已深深烙在天津人民的心上。

　　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南口机车房旧照

　　1904至1907年，天津市区新办工厂33家，直隶全省开办工艺局、所、厂85处，较大企业如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纺织）、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公司，以及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水泥）公司等。直隶的近代工业迈出了第一步。

　　矿业。1902年，袁世凯发现英国人骗占开平煤矿，遂向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严正交涉。此事拖延良久后，由徐世昌等人具体操作，陆续收回了开平煤矿及其河道、口岸，另建为“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从而限制了英国人掠夺该处矿产的势头。1905年，又从比利时人手里收回了临城煤矿。此外，由天津官银号呈请开办滦州煤矿，直隶的矿业始有起色。

　　铁路。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建筑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由袁世凯领衔督修。洋人对此嗤之以鼻，声称“中国修筑这样铁路的工程师尚未出世”。袁世凯则马上设立路局，筹措资金，聘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请用材免纳厘税。这条铁路于1905年开工，至1909年竣工，工程之精巧复杂，震惊了世人，而此时，袁世凯已退隐洹上两年了。

　　农副业。袁世凯本着“非讲求地利、振兴农务，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的观点，在保定设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机器，聘请日本人任指导。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糖酒酿造等。并倡导种树，故当时的直隶各州县，均重视种树造林。

　　四是教育。他在教育方面的第一大表现即奏请停止科考。科举制沿袭1300多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国领先世界的一大标志。然而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兴起，社会对人才的召唤不再局限于政界一途，分门别类的学习成为必须，科举制因此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制约。袁世凯是科举失败者，对这种选才机制深恶痛绝。1903年，他会同张之洞等人奏请递减科举中额，原因是科举会影响学校。他们认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而科举一日不废，学校即一日不能兴。”于是，已考中的举人等生员，分别进入新式学堂、仕学或师范速成科，预计至1906年，科举分三科减尽。1905年，袁世凯又再次领衔，会同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奏，要求科举马上停止，朝廷准奏，定于次年停止岁科。科举制于是寿终正寝。

　　袁世凯对兴办新式学校兴趣盎然，他先是设立直隶学校司，督办全省教育，又尽力筹拨公款，并带头捐资，筹措办学经费。他重视师范教育，创办师范学堂，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以充实师资。经他努力，至1907年，直隶已开办专业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000多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学生总数164000，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资产达480万两，居全国之冠。直到民国初年，直隶的教育水平仍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他兴办教育的初衷乃是培养实业人才，以图国家自强，而学堂中的学生则因接触西学而眼界大开，日渐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理想，日后更积极投身革命。客观上，这也是他对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

　　他在直隶的新政卓有成效，各种具体而微的细节都领全国潮流之先。如1903年，慈禧携光绪巡幸保定时，袁世凯令军乐队奏乐相迎。我国礼崩乐坏已两千年了，哪里还有这种礼仪用曲，因此在保定火车站演奏的竟是法国国歌《马赛曲》。太后兴致不减，旁边侍驾的德龄公主遂趁机建议编撰国歌。袁世凯的军乐队是中国最早的军乐队，而德龄提议的国歌不久也成为现实，此即中国最早的国歌。

　　直隶新政虽多，却都是治标，袁世凯的主要政治理想则是立宪。1906年，五大臣考察回国后，舆论倾向立宪，袁世凯乃决意奏请立宪。朝廷令醇亲王载沣主持会议讨论，结果奕劻、徐世昌、张百熙等人及出洋大臣支持立宪，而孙家鼐、容庆、铁良等反对，双方辩论不止。这时，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讲道：“实行立宪，是吾辈莫大的责任。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吾辈当共勉之。”这“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庶几有几分谭嗣同的味道了。

　　不久清廷即宣布预备立宪，守旧官吏的嫉恨不禁油然而生。本来，在袁世凯厉行新政的时候，满人忌惮他的六镇雄师，汉人怪他改变祖宗之法，读书人恨他摧灭科举之路，故不断有流言蜚语充斥朝野。时梁启超攻击天津为“第二政府”，御史陈田弹劾奕劻与袁世凯勾结，铁良、良弼等掣肘其军权，岑春煊则直接哭诉于太后，终于，他被迫交出四镇兵马，并悒郁成疾。不久，御史赵启霖等弹劾杨翠喜案，袁世凯涉案。他对这些不利因素奋起反击，尤其对于瞿鸿禨、岑春煊这两个重要政敌，更是不遗余力，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瞿、岑被逐，而袁世凯也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改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实权被夺。

　　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实权在握，俨然一朝宰相。但他做真正的清朝宰相——内阁总理大臣，则要迟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那才真的是“末代宰相”。而他由“末代宰相”一变而为“开国总统”，再变而为“中华帝国皇帝”，三变而为“末代皇帝”，其奇崛跌宕，真是千古无双。

八、先入关中者王

　　对袁世凯来说，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慈禧先光绪而晏驾，因为届时光绪必然会置自己于死地。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幽居瀛台，切齿痛恨袁世凯，常画一只王八做靶子，上写“袁世凯”三字，用小竹弓射击。1908年中秋刚过，御史江春霖弹劾袁世凯十二大罪状，光绪见疏，愤怒无加，却因无可奈何而痛哭流涕。

　　不料，光绪皇帝竟先于慈禧驾崩，三天后慈禧亦死。据传光绪死前欲写遗诏，但只写了一个“斩”字就溘然而逝了。这个“斩”字，八成是针对袁世凯。因此外界传言，也有袁世凯弑君之说。但若以理推度，如果慈禧先于光绪而死，袁世凯尚有弑君的可能；若光绪先于慈禧，袁世凯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而且，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慈禧剥夺了相当的实权，朝中尚有多种势力非他所能驾驭，他还远未达到王莽、朱温那样想弑就弑、想篡就篡的地步。

　　末代皇帝溥仪与生父摄政王载沣

　　因此，慈禧死后的袁世凯非但没有一飞冲天，反而命悬人手。慈禧死前，立溥仪为嗣君，以溥仪的父亲、光绪的弟弟载沣为摄政王。慈禧死后，载沣乾纲独断，由于他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年出卖光绪，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即是收拾袁世凯。当时支持他惩戒袁世凯的，主要是在杨翠喜案中的三个原告御史，人称“台谏三霖”的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他们的理由主要是为免袁世凯尾大不掉，不如防患于未然。但奕劻、张之洞等人明确表示了对袁世凯的支持，他们质问载沣届时是否可以摆平北洋军，载沣为之气馁。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那便是袁世凯免于一死，但奉旨“开缺回籍养疴”。当然，兹事前后都要做到位，袁世凯须自称“患足疾”，这样朝廷宣布他“开缺回籍养疴”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统领六镇的大将，被一个初出茅庐的载沣不费吹灰之力就赶回了老家。更有甚者，据说奕劻秘密通知他载沣要严惩他时，他即魂飞魄散地乔装逃往天津，想东渡日本避祸。可见当时的袁世凯不仅没有一手遮天的本领，就是拥兵自保都成问题。清朝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朝代，对科举功名奉若圭臬，而对赳赳武夫向欠重视。袁世凯偏生是一个半点功名也没有的武人，因此，即便他再努力，也无法令那些传统的文官士大夫满意，他在朝中的势力也就相当有限。

　　他离别京城之日，真是凄凄惨惨戚戚，前来送行的只有严修等三四人，朝廷亦未给他配备专车。大概满朝文武都认为他大势已去，因此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来唱这出“阳关三叠”呢？

　　他从1909年初回籍，一直到1911年秋复出，在这两年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呆在河南彰德、卫辉一带，主要则在彰德的洹上村，不时还将自己扁舟垂钓的照片刊诸报端，以安政敌之心。他此时的诗歌也绚烂之极后归于平淡了：

　　烹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

　　这些诗被收入《圭塘倡和诗》中刊行流传，与他少年时的“一口吞尽胡天骄”相比，真是恍如隔世。

　　孙中山与同盟会骨干在上海议事

　　然而，这近三年的时间，也是他“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蛰伏期。当时的洹上村，俨然成了一个政治中心，电报机夜以继日地哒哒作响，全国的报纸积案盈架，更有那些忠心耿耿的亲朋故旧，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杨士琦等都常轻装简从地来访。他还常收留前来投靠的失意者，资助近况不佳的旧部，更有一个强大的幕府在帮他运筹帷幄。他坐拥洹上村的华堂玉宇、良田美池，俨然是一个当代的孟尝君、平原君。

　　与此同时，清廷却在破罐子破摔，连立宪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不能把握。1911年，朝廷好不容易成立了责任内阁，却是一个“皇族内阁”——13名阁员中，汉人只占4人；9名满人中，皇族又占大多数。士大夫中的立宪派十分愤怒，转而与革命党人合作，这也是辛亥革命一举成功的关键之一。

　　与载沣的冥顽不化相比，袁世凯的扁舟垂钓足可令朝野倾心。1910年下半年，日俄加紧侵略东三省，唐绍仪外交失败，乃建议起用袁世凯为东三省总督，以挽危局。不久，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辞职，公开赞扬袁世凯的才能胜自己十倍，不应被旷废林田。连载沣的弟弟海军大臣载洵，也认为有必要重新启用袁世凯。但摄政王不为所动。

　　此时，朝野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袁世凯必将东山再起，洹上村遂迎来了几位贵客。首先是状元公张謇，他与袁世凯有师生之谊，但因性格不合而交恶。此次张謇来访，袁世凯不复年少时的趾高气昂，诚恳地将心事说明，令张謇十分满意，大有黄石公说张良“孺子可教也”的感觉。其次是名吏端方，他带来了大买办盛宣怀的来信，信中盛赞袁世凯为古今少有。袁世凯与端方晤谈甚欢，结为儿女亲家。

　　辛亥年八月二十日，武昌首义爆发，这一日正是袁世凯的生辰。洹上村佳朋满座，胜友如云，正值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乍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议论纷纷，皆以为湖北官兵不日必能破贼，惟独袁世凯微笑不语。

　　事实上，来往于洹上村的，又何止朝廷大员、社会名流和北洋旧部，便是看似格格不入的归国留学生，专程来访者也络绎不绝。袁世凯对他们不仅十分客气，还常馈以重金，以至于他的幕僚十分震惊。对此，他解释道：

　　苏长公论战国养士，谓智勇辨力，苟有人收而养之，则天下靖矣。今革命党气焰方张，吾将用此术剪其羽翼，是或借弭将来之乱，未可知也。吾闻吴中村妪，有蓄雏女于家，比长，饰而售之者，谚称“瘦马”，用意又毋乃类是。与其供盗匪略卖，毋宁为村妪之“瘦马”也。

　　他隐居洹上的两年半中，革命党人在南方的活动频繁，大则武装起义，小则暗枪冷弹，把清廷搞得焦头烂额。据说，革命党人的运动经费，有很多来自洹上。当然，这些事情隐秘之极，不惟清廷不知，就是革命党内部，也只有与闻机密者才知道。因此，当1912年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同盟会一位领袖解释道：“袁功不在孙文之下，今为继任总统，宜也，非幸也。”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回籍养疴”，“隐居”家乡河南安阳洹上村，以渔翁自居

　　如此说来，袁世凯为取天下，未雨绸缪久矣。他与革命党久通款曲，在辛亥年间玩养敌自重的把戏，与湖北、上海的革命党人频频密晤，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清廷冥顽不化，连自命清高的立宪派都愤而倒戈，何况一个被清廷无故褫夺前途的下野官员呢？

　　然而，革命党却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连其中的第一大党同盟会，其实也相当松散。它本来就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组成的一个联盟，因此难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频频起义频频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组织不够严密。往往是各派自行其事，不服从统一指挥，这边的同志还在等候命令，那边已经血流成河。就拿武昌起义来说，蒋翊武等还没有发布命令，孙武却冒冒失失地引爆了炸弹，以至于起义泄露，名单被搜获，白白丢掉了几个骨干的性命，虽然胜利了，却实属侥幸。

　　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惟一一次将一个城池占据一个星期以上的起义，它验证了黄兴、宋教仁等领袖“革命一旦站稳脚跟，将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的战略预测。武汉乃九省通衢，清廷为之心惊胆战，遂令北洋军第一军（原第一镇）为前锋前往征讨。不料，第一军行至孝感前线时，突然裹足不前，士兵鼓噪不已，总指挥官荫昌发现自己的指挥已经完全实效，不禁大惊失色。士兵们认为，荫昌是满人，跟着满人打汉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怨声载道，心中都抱定一个信念，那就是非袁世凯出山不可，这便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知道孝感离北京不过两天车程，若其反噬京城，那大清非亡在自己手里不可。在压力之下，他发布了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任命书。

　　但此时的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自问十年前已是天下第一总督——直隶总督，如今又岂能看得起一个区区的湖广总督？于是坚辞不出。果然，朝廷不容错失这最后的稻草，只好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

　　袁世凯马上接受委任状，复出后并不赴北京谢恩，而是直接赶往湖北前线督战。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革命军尝尝北洋军的厉害。果然，他一到前线，“袁家军”即声威大振，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日之内即夺回汉口，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攻克了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此时，他突然撤下主战的冯国璋，换上主和（共和）的段祺瑞，开始贯彻养敌自重之计。

　　他的战略思想是在南北之间维持一种均势，养敌自重，惟我独尊，对湖北和上海的革命军打而不迫，若南京方面军事有失，则在湖北方面施加压力，反之亦然。他要让革命军的锋头有所展现，如此才可奇货可居地要挟太后；但又不能放任革命军恣意发展，那样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后来，他正是在这种均势下，向隆裕太后哭哭啼啼地盛赞革命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进而把太后的私房钱直至江山社稷都骗过来的。

　　但是，有一种力量严重威胁着这一均势，那便是北方的革命党人。北方的革命党人以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张榕、阎锡山为代表，与南方的同志同步，早已在新军中进行了策反工作，一度纵横于奉天、直隶、山西等省，距京师的车程都在半日之内。《史记》有云：“先入关中者王。”吴禄贞等人确有直扑京师的计划，一旦成功，他们中很可能有一人会黄袍加身。何况，北方革命党人策反的新军，正是袁世凯的北洋军，这便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切身利益。对他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武昌起义后半个月，第20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及卢永祥、伍廷桢、潘矩楹电请朝廷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以及赦免擢用政治犯等十二款要求。继之，张绍曾扣留了朝廷运往湖北前线的军火，公开致电湖北革命军领袖都督黎元洪示好。山西的局势则更加激烈，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公推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

　　北方的革命活动虽不如南方规模之盛，但作为肘腋之患，对清朝的震动却更大。果然，摄政王马上颁发四道上谕：一是实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废止皇族内阁，承诺组织完全内阁；四是大赦政治犯。非但如此，清廷已意识到大祸已迫至眉睫，因此还预伏了一条“走为上”之计，准备大事不妙便出狩热河。

　　此时，袁世凯已意识到自己北上的时候到了，尤其是皇帝一旦出狩热河，则一切计划都要泡汤。然而他对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张榕、阎锡山这些著名党人之间的秘密联络和计划极为忌惮。其中，吴禄贞更一度被清廷安排在石家庄，扼守京汉路，以防袁世凯，因此更是一个心腹大患。清廷对吴禄贞也不是没有戒心，但吴向来善于走皇族亲贵的路线，也就始终身居要职。一开始，他与和张绍曾密谋夹击北京，被清廷察觉，然而竟未被免职，仍旧担任第六镇统制的要职，奉命招抚山西，并署山西巡抚。他又与阎锡山聚盟于娘子关，成立燕晋联军，自领总司令。接下来，他又扣留了朝廷南下的军火，并通电威胁朝廷从湖北撤军。

　　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吴禄贞与蓝天蔚、张绍曾、阎锡山都是日本陆军士官生，前三人且并称“士官三杰”，才具自不待言。更为可怕的是，皇族的少壮派良弼也是士官同学，与吴禄贞是莫逆之交，而良弼是是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如今，吴禄贞阳以良弼为依托，阴以张绍曾、蓝天蔚、阎锡山为盟友，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眼看就要挥师入京，这是袁世凯最害怕的事情。

　　好在，吴禄贞的第六镇是嫡系的北洋军，一样的“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许多将领并不服吴禄贞的调度。第十二协统周符麟便因过于怀恋旧主，而被吴禄贞革职，袁世凯乃令周符麟刺杀吴禄贞。周即刻奔赴石家庄，以2万元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蕙田。马蕙田是周符麟的同乡，早在1907年就追随吴禄贞，极受宠信。因此，当有人提醒吴禄贞提防周、马等人时，吴不仅毫不在意，竟然还把马蕙田传来说：“听说你要杀我，那就请杀吧。”马蕙田当然指天誓日一番。然而次日凌晨，他即带领一队卫兵闯入中军帐，亲手杀害了吴禄贞，并将首级割去报功请赏。

　　吴禄贞一死，阎锡山退保山西，蓝天蔚、张绍曾出走，北方革命党人的大联盟土崩瓦解，其进攻北京的计划也遂告流产。此时，袁世凯便可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从容进入北京，并进而鼎定天下了。此即所谓“先入关中者王”。民国初年，南京方面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但袁世凯不是项羽，知道不王关中而王西楚是锦衣夜行、沐猴而冠的愚蠢行为。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标志清王朝的覆灭，宣告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

　　张绍曾出走后，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率众在滦州仓促起事，且给袁世凯发出充满善意的电报，中有“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之语。但袁世凯岂能容忍这类肘腋之患，马上派王怀庆和曹锟扑灭之。除滦州外，党人还曾筹划在任邱、雄县、通州以及北京城内起事，但均被扑灭，同志死亡惨重。他派段祺瑞、张锡銮平定山西，派曹锟驻北戴河以防东北，华北革命风潮遂告完全熄灭。党人因此痛恨袁世凯，严伯勋等人行刺他，几乎得手。但袁世凯福星高照，炸弹击中了他的马车，他被震出车外，竟然毫发无损。

　　北方局势稳定后，袁世凯的养敌自重策略就可以顺利贯彻了。清廷（袁世凯）与民军在汉口和上海议和，双方就国体问题争论不休。袁世凯仍表示要效忠清廷，维护君主政体，和谈陷入僵局。这时，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第一军参议靳云鹏和北京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商榷出一个办法，即北方不反对共和，但必须由袁世凯做总统。他们首先将这一办法报告段祺瑞，段极表赞成，廖宇春等遂往上海会见革命军参谋长顾忠琛。顾马上汇报了黄兴，黄兴本来是一个有望做总统的人，却十分诚恳地说：“前次各省推举我为临时总统，我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作为同盟会的领袖，黄兴自然知道袁世凯曾以重金资助革命。于是，南北双方默契达成。

　　其实，袁世凯并非只能做总统，当时的局势，也存在他取清室而自代的可能性。但是，做皇帝太难，退而求其次，也还是不错的。对于这些，他应该早有考虑了。

　　然而此时，孙中山从海外突然回国，南洋华侨陈嘉庚等人的捐款随即汇至南京，革命党乃先发制人，成立了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对袁世凯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时，袁世凯再想取清室而自代，做君主立宪的皇帝，已完全不现实。他的指导思想于是完全确定，那便是接受共和，谋取总统宝座。

　　所幸孙中山是君子，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张謇、汪精卫、杨士琦、唐绍仪等人惟恐袁世凯错失良机，纷纷劝说袁世凯痛下决心，当机立断。于是，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开始逼帝去位。

　　当时摄政王载沣已被完全架空，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但此太后非彼太后，她的才能不及慈禧太后的十分之一。袁世凯便从隆裕太后着手，先是痛陈军饷匮缺，骗得太后将内帑存银如数奉献。之后又派赵秉钧、胡惟德等出面逼宫，以丰厚的俸禄为诱饵，将已一贫如洗的太后逼得泪如雨下。

　　这时，皇族少壮派的代表人物良弼、傅玮、铁良成立了宗社党，以维护清室为已任，成为袁世凯逼宫的最大障碍。但是，革命党人再一次成全了他，京津同盟会暗杀部成员彭家珍用炸弹刺杀了良弼，宗社党群龙无首，袁世凯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扫除了。

　　梁士诒将良弼被炸的惨况添油加醋地讲给了隆裕太后，太后为之胆寒。此时，段祺瑞领衔47位高级将领通电拥护共和，逼清帝退位。太后与皇室的紧张神经终于崩溃，接受了留住紫禁城、每年400万两岁俸的“优待条件”。268年的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结束了！

　　这一日，袁世凯通电南京，电文有云：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机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九、刺客、杀手、连环命案

　　彭家珍在刺良弼之前，曾说：“此人新组宗社党，潜力非凡，若不除之，共和必难成立。”良弼遇刺后，一时未死，也对彭家珍赞不绝口，说：“刺杀我者真乃英雄，知道我是大清的栋梁。如今我死，大清必随我而亡。”他二人惺惺相惜，有似历史上要离刺庆忌的旧典。诚如二人所料，良弼一死，宗社党即手足无措，清朝随之旋亡。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革命党人早就把暗杀作为推翻清廷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清末刺客之多，惟有战国时代才可比肩。除了革命热情的高涨、个体思想的进步之外，武器的日益先进也为行刺提供了便利，炸弹、手枪成为主要的刺杀工具。起初，革命党对是否采取暗杀手段有很大的分歧，如刘师复、章士钊都是较为坚定的暗杀主义者，而黄兴、汪精卫等人对暗杀持反对态度。汪精卫就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两个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是随着暗杀的不断得手，以及暗杀效果的不断彰显，再加上清廷残酷的报复手段，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使汪精卫等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汪本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刺客。1900至1911年的12年间，革命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壮烈的刺杀，著名者如史坚如刺两广总督德寿、万福华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王汉刺铁良、吴樾刺五大臣、徐锡麟刺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林冠慈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沛基刺广州将军凤山、严伯勋等刺袁世凯、彭家珍刺良弼等。频繁的刺杀活动令清廷官吏闻风丧胆，以广州为例，刺客横刀以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致使总督、将军、提督无不战战兢兢，夜不能寐，这样的官避之犹恐不及，不做也罢！而袁世凯和良弼相继遇刺，则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连堂堂国母太后也抱这样的心思，清朝又焉能不亡呢！显然，刺客们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个人或小集团的行为，故其历史作用被后人严重低估。

　　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暗杀，鲜血染红了民主宪政的理想

　　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刺客，如荆轲、聂政、专诸、要离、豫让等人，虽然英勇壮烈，终究是人家的“养士”。如荆轲作为一个卫国人，凭什么要为燕国刺秦呢？显然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罢了。但清末的革命党不同，他们对刺杀的态度是严肃而虔诚的，是为了民主共和的理想，而非为了个人恩怨。为此，他们有的散尽家财，有的抛妻别子，在刺杀过程中更表现出惊人的定力和勇气，虽万千人吾往矣。就精神境界，他们远远超越了春秋战国的刺客。

　　清朝的迅速灭亡，使彭家珍刺杀良弼成为革命党刺客的绝唱。至此，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已大功告成，同盟会麾下的暗杀团组织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暗杀手段并没有停止，如袁世凯暗杀吴禄贞便是血淋淋的一例。然而，这种暗杀的性质已完全不同，刺客变成了杀手，私欲取代了理想。两年后，宋教仁被暗杀，杀手更为千夫所指。然而，这种肮脏的暗杀和当年壮烈的刺杀一样，仍然是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因素。大致说来，清末多刺客，而民国多杀手，其杀人的形式相同，而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若说宋教仁之死，则有清晰的政治背景。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当选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让位的同时，提出两大条件：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世凯须赴南京就职；二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便是精通法律的宋教仁用一个通宵草拟出来的，然其严谨公正的精神，足以照耀整个民国时代。本来，《临时约法》中规定的政体以美国的总统制为蓝本，但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宋教仁等为制约他的权力欲，特地在《约法》中将政体修改为责任内阁制，以掣肘总统权力。

　　袁世凯是一代雄主，岂能任人摆布，对这两个条件自然要各个击破。最初，他采取的手段仍是哄骗，试想连清朝都被他骗了，何况稚嫩的革命党？对于“南下就职”的条件，他令曹锟在南方专使抵京当夜，即以讨饷为名发动兵变，然后以北京局势太乱为由坚持在北京任职。当夜受惊不小的南方使节中，就有宋教仁，而此时的袁世凯显然尚无杀他之意，因此虽曾有乱兵闯入宋的寓所，持抢乱指，却显然只是虚张声势；而宋教仁对袁世凯其人也并无太多成见，认为只要遵守《约法》，在北京任职也是一样的。

　　宋教仁被刺后，《民权报》出版临时增刊《逆证号》，报道事件真相

　　至于第二个条件，却是骗不来的。根据《临时约法》，唐绍仪组阁，各部部长多为声望卓著的开明派，其中且有同盟会四人。这样的内阁自然不是袁世凯想要的，他于是利用“三一四借款”和“王芝祥督直”两案气走老朋友唐绍仪，使同盟会的国务委员们也愤而辞职。两个月后，新总理陆徵祥亦辞职，由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暂代。然而，《临时约法》仍如一把利剑一般悬在袁世凯的头上，而“约法之父”宋教仁仍是强势的政治人物。

　　同盟会退出内阁后，宋教仁即着手改组政党，以贯彻其政党内阁的理想。他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任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故后来的国民党人称孙中山为“国父”，而称宋教仁为“党父”。当时实力可与国民党抗衡的，还有章太炎为首的共和党和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为了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角逐。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然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

　　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诸如“背叛民国”、“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等激烈措辞，在国会政治、政党竞选中显然是过激的，便是在欧美民主国家，也很少如此。当时民国刚刚成立，国会制度初创，袁世凯并无明显的背叛民国的迹象，宋教仁做如此演说，未免有欠思量。

　　何况，事实上宋教仁对袁世凯本人并无太多成见，他临死都要上书袁世凯，颇有忠荩之忱，更不曾怀疑自己是被袁世凯所杀。那么，他何以又要在演说中如此攻击袁世凯呢？这便是他光明磊落的性格所致了。他攻击的其实并非袁世凯，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守旧派；他要争的也不是总理位置，而是政党政治。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政客，因此不懂得政客的虚与委蛇、和俗浑光。

　　在袁世凯看来，宋教仁也不仅仅是个讨厌的大嘴巴。宋教仁青春挥洒，才华横溢，有人爱之，也有人忌之。作为总统，袁世凯自然欣赏这样的青年才俊。他初见宋教仁即大为称赏，每谈政事，则夜半虚前席。当唐绍仪辞职，宋教仁亦辞去农林部长时，袁世凯即赠给他50万元以维持生计，却被宋教仁婉拒。先此，袁世凯曾给各部部长一本空白支票簿，恣其所用，结果到期还归时，惟有宋教仁的票簿分文未取。从此，袁世凯对宋教仁，才于爱惜之外有了畏惧之心。

　　袁世凯素来喜欢发掘和提拔后进，如北洋系的“北洋三杰”等人，就是被他从下级军官中发掘出来的。到了民国年间，他又对革命党的青年才俊眼热不已，如宋教仁、汪精卫、蔡锷等，都是他极力拉拢的对象。而这三人中，以汪精卫与袁世凯最为贴近，在拥戴袁为总统这件事上出力不少；蔡锷次之，曾经听从袁的召唤，抛弃云南总督的显职，进京效力；宋教仁与袁世凯最为疏远，因为宋的志向在内阁和首相，自认为与总统是平行线，不应发生利益往来。因此，当宋教仁在各地激烈演说时，袁世凯连连电召他进北京磋商要政，未必不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宋教仁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赵秉钧是宋案的最大嫌疑人赵秉钧致应夔丞送密电本原函

　　1912年12月至次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作为实际上的党魁，对出任总理、建立清一色的政党内阁信心大增。然袁世凯却对此忧心忡忡，乃电召宋教仁赴京面商国事。宋教仁认为大局已定，进京正当其时，于是欣然命驾。遂于3月20日晚10点，遇刺于上海火车站，弥留两日后逝世，年仅32岁。

　　先此，前来送行的陈其美劝他道：“遁初，你不要太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手段对付你。”宋教仁听后放声大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于右任劝他改走海道，他嫌太慢，执意不从。作为一个政治家，却没有丝毫的政治敏感度，竟有“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之类的小儿之见，完全忘记了他华兴会老朋友吴禄贞的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教仁之死，亦不枉矣。

　　数日后，正凶武士英和协凶应夔丞落网，并在应夔丞家中搜到赵秉钧给应的密电码一册及叮嘱应“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的密函一件，以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行刺的函电多件。应夔丞其人，原来竟是国民党的同志，在宋教仁治丧时，还若无其事地走动其间。

　　通常认为，杀害宋教仁的主使人即袁世凯，但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对北洋人物的沉暮之气日渐不满，一度有招揽贤才的渴望。如召蔡锷入京，便是为改革军队储备良将。对宋教仁则更甚，一度曾有意任其为总理，以组织“混合内阁”。或有人认为宋教仁过于年轻，可是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时，又何尝不年轻呢？

　　宋案的主使人，更有可能是赵秉钧。赵秉钧的总理位置是代理的，而最可能取代他的便是宋教仁。首先，袁世凯欣赏宋教仁，有意任其为总理，组织“混合内阁”；其次，国民党已赢得国会选举，必推宋教仁为总理，组织“政党内阁”。何况，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讲中，多次点名批评了赵秉钧。

　　宋教仁在演说中，曾说袁世凯“背叛民国”，他本快人快语，袁世凯听说后，自然会有不悦之色，说不定还会骂娘，会拔剑斫案。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被总统府秘书剪呈时，袁世凯即大怒道：“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赵秉钧作为近臣，察言观色，正中下怀，便迫不及待要立这件大功劳了。

　　而具体负责刺宋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刺宋前，洪述祖在准备南下时谒见袁世凯，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若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答道：“一面捣乱尚不了，何况两面捣乱？”显然没有杀宋之意。而刺宋后，洪述祖回京又入府晋谒，袁世凯问他宋教仁为谁所害，洪述祖回答道：“总之是我们的人，是为总统出力者。”袁世凯当即面露不豫之色。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因此常在总统府内走动，如今见总统脸色大变，自知大事不好，乃避祸于青岛租界。

　　还有一事可以说明赵秉钧的嫌疑最大，那便是赵秉钧之死。1914年2月，他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一般人认为是被袁世凯灭口。其实，他一直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并刚被袁任命为总理，其在袁的心目中就算不如宋教仁，也断然不会被袁当作一个杀人工具来用；就算是被委以杀人任务，事后也断然不会被当作替死鬼来处理。一般来说，若追究责任，到洪述祖这一级就可以了。历史上，贾充为司马昭弑君，但承担责任的却是成济、成倅兄弟。同样的，袁世凯让冯国璋暗杀陈其美，但若东窗事发，也决无可能让冯国璋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杀赵秉钧者，确应该是袁世凯，但袁世凯杀他的目的，更有可能是为宋教仁报仇。同样，当从上海越狱回京的应夔丞来觐见后，袁世凯当即对雷震春说：“这个人杀死了遁初，我必杀之为遁初报仇。”不数日后，应夔丞在天津杨村被乱刀砍死，死状极惨，如果仅是灭口，一枪毙命便是，又何必下如此重手，显是报仇泄愤。他要报仇，不仅是出于对宋教仁的哀矜，也是因为憎恨赵、应等人令自己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其余两位当事人：武士英在狱中暴卒，为应夔丞灭口；洪述祖因是袁世凯内亲，得以保命于青岛和上海的租界，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访知，起诉于上海检察厅，被判绞刑处死。

　　据说袁世凯为宋教仁之死挥泪不止，曾说：“前亡午桥（端方），后亡遁初，我之大不幸也。”或有人劝其通电自辩，他叹道：“我代人受过多了，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又何必辩。若是明白人，就该想到，如果我要杀他，又何必招他来京呢？数次召他来京，却在他将行之际杀之，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就算傻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呀。因此我不自辩，相信总有真相大白之日。”

　　清末民初最活跃的革命家黄兴

　　他有一句话说得好——“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虽然他未必是主使，但客观效果是一样的。国民党已经认定是他，誓必报仇，黄兴且撰有著名的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联中提到的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功臣，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袁世凯之所以杀张振武，是为了造成黎元洪与革命党的矛盾。当时，张振武完全无视黎元洪的权威，令黎十分气愤，遂趁其进京之际，密电请袁世凯相机除之。袁世凯乃令陆建章捕杀张振武，并将黎元洪的密电公布，从而使黎名声扫地。然张振武之死，若与多年后的陆建章、徐树铮之死联系起来，其君子报仇，三命连环，比之宋教仁、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赵秉钧的五命连环更为处心积虑、惊心动魄。因为张振武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与同时留学于士官学校的徐树铮相识，故1918年徐树铮杀陆建章，也不无为张振武报仇之意；而1925年冯玉祥杀徐树铮，又是为舅舅陆建章报仇。他们都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比之袁世凯的迫不及待，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十、民国从此成乱世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内弥漫着极度悲愤的情绪，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主使人，誓必报仇。但是在如何报仇的问题上，却又意见不一。孙中山力主起兵讨袁，然当场只有戴季陶一人表示赞同；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思。

　　黄兴是在腥风血雨中铸炼出来的革命派，他之所以主张慎重，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但当时的国民党连两师兵力都没有，如此起兵，无异于以卵击石。其次，此时已是民国，国民党是国会的绝对多数党，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应是起兵打仗，而应是诉诸法律，若袁世凯公然撕毁法律，则将失却人心，届时再打不迟。此事如果发生在欧美民主国家，也当然会诉诸法律，打一场世界瞩目的官司。

　　因此，国民党先请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以公审刺宋案，不想却被国民党籍的司法总长许世英驳回。许世英认为，诉讼应从地方法庭开始，不可越级，所谓组织特别法庭，为干涉司法独立。国民党人诚然是依法办事，但也彰显出其内部的离心力，这种内耗为宋案的法律解决增加了阻力。事实上，宋教仁的飞扬凌厉的性格，不惟在党外结怨甚多，在党内也有许多矛盾，如陈其美与他就不甚相睦，而应夔丞正是陈其美的麾下。

　　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讨袁死难同志追掉会”后合影

　　孙中山要动武，首先号令国民党的三个都督——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钧和广东胡汉民宣布独立，然三督马上覆电，自承无此实力。孙中山乃欲亲自赴东京乞援于日本，联日倒袁，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想法，马上被同志所否决。孙中山无奈，只好派人在武汉进行地下破坏活动，不想被黎元洪破获，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死难。这边孙中山动武不成，那边袁世凯却已经挥师南下了。

　　此时，袁世凯已取得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两年之久的善后大借款，折合两亿银元。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是非法借款，拒不承认。国民党三督以及湖南都督谭延闿，也联名通电表示反对。然而，当外国记者问到袁世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他回答道：“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重要之事。”记者又问：“那么为什么国民党要反对中央，扬言第二次革命呢？”他答道：“这些人已有革命的习惯，而无建设的思想，也无实地经验，不了解中国大势。然而人民必然不会帮助他们。这些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取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而不满意者，另一种是尚未取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

　　袁世凯对国民党三督公然抗命十分不满，他钱既到手，便马上扩充军备，准备内战。孙中山等见此，自知不敌，又倾向于和平解决。素来亲袁的汪精卫提出了解决办法三条：一是推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是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不撤换都督；三是宋教仁案仅罪至洪述祖、应夔丞，不再往上追究。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均无异议。汪精卫便托张謇出面调和，不日得袁世凯复电云：

　　自共和成立以来，待遇伟人，倾诚接纳。即有以过于将顺来相诮责，在所不顾，方谓敬人者人恒敬之耳。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然且抱定不较之心，隐忍迁就，以冀其悔悟，非有所畏也。持以国计民生，不堪再忧，故降心相从耳。不意国会将开，党争激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使，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

　　电文中所说“伟人”，指主“北伐”之孙中山。孙中山明知实力不济，却公开扬言“若有两师兵力，当率问罪”，在行动上却又做不出任何部署，可谓毫无保密意识，视军事行动如儿戏。但在袁世凯看来，孙中山虽不足惧，但国民党三督却不容小觑。因此，他虽声称可以息兵，但为自身安全考虑，则必须更换三督。

　　不久，袁世凯即先后发布了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都督职务的命令，国民党始得同仇敌忾。7曰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7曰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江西宣布独立。紧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宣布独立。15日，黄兴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加入战团。而黎元洪则表示服从中央，遂使北洋军可取道京汉路进攻江西、湖南。

　　由于实力悬殊，不出两个月，“二次革命”即告失败。具体而言，江西李烈钧败于段芝贵和李纯，江苏黄兴败于张勋和冯国璋，安徽柏文蔚败于倪嗣冲和汤芗铭，上海陈其美败于郑汝成和刘冠雄，广东陈炯明败于龙济光，重庆熊克武败于胡景伊和唐继尧，福建和湖南的独立因内讧而终。显然，“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实力悬殊，但国民党方面缺乏良将也是事实。

　　北京方面称“二次革命”为“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它对民国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国民党要人亡命海外，国会因国民党人被驱逐而名存实亡，革命局势被打回辛亥革命前的原状；其次，因本次战争的胜利，北洋军中出现了几个地方实力派，如张勋、冯国璋、倪嗣冲、李纯、龙济光等，都在袁世凯死后成为军阀。

　　此时的袁世凯已视国民党为头号敌人，但他并未立刻解散国民党，因为他需要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若无国民党，则国会也不复存在了。此时，北京国民党部的负责人吴景濂和王正廷已被迫开除了黄兴、陈其美以及“党人三督”的党籍。然而到了总统选举的环节，人心就不易驾驭了。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总统选举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列席，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得之，以得票过投票之半者为当选。结果，第一次投票的结果，与会759人，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得151票，袁所得票未达到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必须进入重选。第二次投票，袁世凯得票略有增加，但仍不足法定票数。第三次投票是从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人之中决选，结果袁世凯得507票，已过半数，遂成为民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法选出的总统。

　　本次选举不仅是完全依法进行的，确切地说，还是在对袁世凯十分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二次革命”的缘故，占国会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显然有了成见，但纵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仍然能当选总统，可见他的威望仍在，而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也暴露无遗。然而此次选举对袁世凯的打击不小，当第二次投票后，出现他和黎元洪对决的形势时，他十分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直到第三次投票结束后才放下心来。他因此见识了民主的“可怕”，从此愈发要反其道而行之了。

　　总统就职典礼安排在10月10日国庆节，与国庆纪念活动同时进行。参议院院长王家襄认为总统不是皇帝，应该背南向北，向议员宣誓，袁世凯则坚持要背北朝南，并将议员安排在东西两向。经过激烈争论，他仍不愿改变初衷，最终只是把议员的位置调到背南朝北方面而已。他宣读的宣言书中，开篇即道：“此种政体（指共和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制，吾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令听者面面相觑。足见其内心深处，始终未尝接受共和。

　　任职典礼前，世界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只有美国、秘鲁、巴西三国；而典礼后，日本、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士等主要国家才次第承认并正式建交。中华民国看似有了些新朝气象，但事实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比清末更甚的乱世。

　　首先，辛亥革命的一大后果，便是打破了清朝封疆大吏“本省回避”制度，本省人把持本省军政，形成地方军阀。由于辛亥革命中，各省多是由本省革命党人领导本省革命，事成则被推为本省军政长官。以袁世凯之强势，上台后也不得不承认现状。但是，这种现状对中央而言是一大弊政，因为各省均以各种名义扣留国税，中央财政因此毫无着落，最终不得不通过举外债来度日。因此，国民党人批评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而事实上若易地而处，只怕除此之外别无善策。

　　袁世凯深知此弊，遂决意削藩，因此“党人三督”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恰恰撞到了枪口上。袁世凯免去这三省的都督后，又用不同的手段，先后免去了在“二次革命”中首鼠两端的湖南谭延闿、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广西岑春煊的都督职务。敲山震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各省都督对中央的态度有了转变，中央财政也略有好转了。

　　宋教仁一度曾是民国政坛上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

　　蔡锷的情况有所不同。袁世凯欣赏蔡锷的才具，故欲延揽于麾下，以备革故鼎新之用。而蔡锷素有大志，也不愿僻居一隅，正好一拍即合。再者，蔡锷是湖南人，在云南都督的任上虽得拥戴，却也不满各省割据自保的现状，终至羞与哙伍，潇洒而去，也是一段佳话。

　　但当时的封疆大吏们，能如蔡锷这样志存高远者又有几人？如山西阎锡山、奉天张作霖等，袁世凯在世时还能小心伺候，等袁世凯一死，就拥兵自重，且要逐鹿中原了。因此，作为民国最大乱政的军阀混战，实际上在辛亥革命时已埋下伏笔了。

　　其次，袁世凯在依法当选后，便要毁掉这个对自己处处设限的《临时约法》。按理，临时大总统成为正式大总统，临时政府成为正式政府，《临时约法》自然也应代以正式的宪法。1913年10月，即他当选的当月，国会即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亦称《天坛宪法》。然而这个宪法，仍然是按照《临时约法》的精神制定的，贯彻的仍然是责任内阁制的思想，仍然极大地掣肘着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对此十分不满，于是请出《临时约法》为尚方宝剑，坚称《天坛宪法》与《临时约法》有诸多不符，乃决意废止之，另行增修《临时约法》。而增修的内容，自然大有文章可做。

　　从法律精神考量，宋教仁实可谓中华民国的精神象征，他一夜之间草就的《临时约法》，在民国最初十几年内，成为民国正统的标志之一。袁世凯戕害《临时约法》，使民国的法理基础被破坏殆尽，此后，《临时约法》再未重见天日。而没有宪法的垂范作用，民国就成为一个基本制度和法律极不健全的国家。

　　再次，顺利当选后，他自然就要解散国民党，杀害“乱党暴徒”，以彻底解决这个第一劲敌。他于1913年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凡属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一切机关限令三日之内解散，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和徽章，驱逐出会。两日之内，被驱逐的国民党籍议员达438人之多，是国会总议员数（820）的一半以上，国会从此不足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事实上也就瘫痪了，其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等下属机构，也相应终止。次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会令，这个美国模式的国会，就此寿终正寝了。

　　总统选举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证明“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领袖们被迫流亡海外，重新开始辛亥革命前的艰苦创业，因此，将从此时开始的革命事业称为“二次革命”，似乎更为贴切！两年后，袁世凯真的背叛民国，称帝改制，蔡锷将军发动了护国运动，国民党才乘此东风，重返国内，并在西南和华南诸省站住了脚跟。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的军阀在内讧之余，还在整体上与国民党的政权呈对峙态势。从1916年护国运动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12年里，中国实际上处于类似“南北朝”的分裂状态。

　　《约法》废置，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外患频仍，再加上农民起义和工人暴动，民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而追溯这一切的源头，未始不是宋教仁遇刺一案。宋教仁是《约法》之父，他既死难，《约法》的精神也就随之而去了，乱臣贼子不复有畏惧之心，天下于是大乱。

十一、此“君主”非彼“君主”

　　袁世凯的理想政体是君主立宪，在保证君主之绝对权力的同时，依照宪法治理国家。辛亥革命的形势，使他退而求其次，抢到了共和政体的总统之职。但是，他对共和始终抱有敌意，认为权力分立的民主共和，会相当影响行政效率。当年他在朝鲜、山东和直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他并非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是他又是一个旧式官员，习惯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运作体制，而对新的、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式的行政体制极不适应。所以，他时时抱怨共和体制令他“夙夜彷徨，难安寝馈”，故先入为主地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必欲去之而后快。

　　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上，王莽要恢复周朝的井田制，结果由谦恭下士的君子，落了个遗臭万年。如今，袁世凯要从共和返归君主，不论对错，首先是逆世界潮流的，那便必败无疑。然而，他当局者迷，一条道走到黑，他与章太炎等常讥笑孙中山为理想家，不落实处，然其不如孙中山处，也正在于此。

　　哲人说：“要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地做事。”袁世凯虽不能做正确的事，却善于正确地做事。他称帝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操作称帝之事却十分高明。历史上，王莽改制复古，要拉刘向、刘歆、扬雄等学者为自己创建理论，打通玄关，而袁世凯比之王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2年7月，袁世凯颁布《勋章令》，将勋章分为大勋章和嘉禾勋章。前者由大总统佩戴；后者共分九等，授予有功之人

　　他先是令学者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招揽梁启超、张謇、朱启钤、周自齐、汪大燮等名流担任各部部长。名流内阁要搞行政体制改革，召集各省代表召开“行政会议”，袁世凯便指派李经羲、杨度、蔡锷等8人接管这一会议，并改其名为“政治会议”。在这个荟萃各省人才的“政治会议”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约法会议”，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约法会议”对《临时约法》加减乘除后，炮制出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来，并迫不及待地于1914年5月1日公布。

　　根据这个“正式约法”，国家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即立法院。在立法院未成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其职权。该参政院制定了许多必要的专门法律，成为后来国民政府法律的蓝本，这些工作值得称赞。但是，该参政院也制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此法，袁世凯的总统便不仅可以荣任终身，且可传妻传子了。

　　新《约法》中还有许多帝制的前奏，择其要者如下：废除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改为政事堂和国务卿，各部归总统直辖；各级官职采用封建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恢复清朝的都察院和御史台，分别改名为平政院和肃政厅，以监察官吏，贪污500元以上者死罪；废除各省都督，设巡按使主持各省民政；废省设道，以道尹掌握地方政府实权；设置将军府，以安置退位之高级军人；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权。《约法》之外，袁世凯还设立模范团，以改革军队；发布尊孔令，倡言春秋大义；恢复陛见制度，以正君臣之礼；以及赴天坛祭天，应膺天运；等等。

　　但是，当此万象更新的20世纪，新旧思想交相辉映，令人目不暇接，却尚无一种思想能占据绝对正确的地位。因此，若要令人心悦诚服，势必要理论先行，辩倒天下能言善辩的反对派，才可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付诸实践。而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就也必须有一个经得住推敲的理论来做指导才行。

　　此时的袁世凯，就如同赤壁战前的周公瑾，万事俱备，就等着一个登坛祭风的诸葛亮了。这时，果然有一个中国的“诸葛亮”和两个外国的“诸葛亮”应运而生。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何况是三个“诸葛亮”呢！

　　这个中国的“诸葛亮”，便是有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杨度其人，实在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他本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精通国学；后来又东渡日本求学，博览西学；回国后依附袁世凯，为其筹划帝制，不遗余力；洪宪帝制失败后，披发入山修道，忽然顿悟，改为孙中山效力；等到国民军北伐时，又加入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及党员家属。他为人极具个性，张扬不羁，却思想缜密；冷峻清高，却又热于助人。比如，他在日本与孙中山等交好，却明确表示政见不同，日后回国各行其道，可谓光明磊落；再比如，1927年，他淡出政坛后，经济已颇拮据，但为了营救李大钊甘愿倾家荡产，实乃古道热肠。正因如此，他虽是“洪宪帝制”的第一号怂恿犯，后人却并未因此把他看作一个花脸奸臣。

　　杨度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曾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专为讨论君主、民主何者为宜。如今，袁世凯增修《约法》，帝制已箭在弦上，以杨度之智，自是洞若观火。他于1915年4月撰写了鸿辩滔滔的《君宪救国论》，由夏寿田转呈袁克定和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大为激动，亲笔题写“旷代逸才”四字赠与杨度。此文以汉大赋的宾客问答文体，借“虎公”和“客”之口，极言君主立宪之佳，而将共和驳得体无完肤。此文一开始即写道：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杨度以此文得到袁世凯的器重，更于当年8月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和严复一起组织了筹安会，是谓“筹安六君子”。这六个中，杨度、刘师培、严复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才子，胡瑛、孙毓筠、李燮和则是成名已久的老同盟会员，刘师培其实也曾经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对革命早就失望，胡瑛、孙毓筠和李燮和则是对革命后的现状不满，至于严复则是被杨度涎皮赖脸拉来的。他们的组合，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迷惘情绪。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与各国公使合影

　　不论如何，这“六君子”的影响力都非同小可，他们一挂牌办公，全国上下被搅得人心惶惶，都认为帝制即将产生。梁启超即针对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发表了堪与并称双璧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驳之。继之，汪凤瀛发表《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发表《对于筹安会意见书》，从理论上驳斥筹安会的主张。袁世凯知道后，深以梁启超为惧，乃重金请同孚盛名的严复撰文驳之，被严复拒绝。袁只好改令孙毓筠撰之，但影响力就已大打折扣了。

　　此时，更有李诲、贺振雄、梁觉、周震勋等人弹劾或起诉“六君子”，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挂冠而去。惟司法总长章宗祥尚能揶揄，他说：“国家不安而能筹安，岂非人民的幸福！”众人既无可奈何，筹安会便干脆抛开研究讨论的外衣，开始公然呼吁帝制，将来京参加参政院会议的各省代表组织成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正式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

　　历朝历代，劝进之功乃是第一等美事。看到杨度等春风得意，一向与之不睦的梁士诒便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许多请愿组织包括筹安会都被列名其下。其中，安静生组织的妇女请愿团被几个女学生在报端痛斥道：“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杨度见状，乃组织了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与之争风。

　　事实上在袁世凯称帝的全过程中，梁士诒的功劳更大于杨度，因为梁士诒精通财政金融，素有“财神爷”的美誉，帝制的总花销超出预算一倍有余，都是由梁士诒办理的。因此，时人认为杨度是言论的帝制派，而梁士诒是经济的帝制派。只是因为杨度在理论上开了先河，更具精神象征意义罢了。

　　袁世凯发行的洪宪纪念金币

　　那两个外国的“诸葛亮”，一个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古德诺博士，另一个是日本著名法学家有贺长雄博士，两人都是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也是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即出其门下。当时顾维钧被袁世凯破格征用为机要秘书，遂向袁推荐了自己的导师。然而古德诺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夫子，对复杂的中国政治毫无了解，他只知道与中国政府签订了3年顾问合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便十分敬业地将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却不知道中国素来有“因言获罪”的传统。

　　他撰于1915年暑期、发表于《亚细亚日报》的大作《共和与君主论》，在后人看来，自然是一部臭不可闻的秽书，然而，若结合当时情况来看，他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道理。他认为，奉行共和政体而有效者，实际上只有美、法两国，而其中法国还经历多次反复。受美、法两国影响，原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地也纷纷建立共和政体，然而由于它们缺乏美、法两国的经济和文教条件，其共和政体最终都变易为寡头独裁政权。而当此寡头人物寿终正寝时，该国必然陷入大乱，搞得民不聊生。这种寡头独裁政权，由于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就还不如帝王专政，世袭罔替的好。因为，帝王专政虽然也是独裁，但为了子孙后代的江山社稷考虑，还是会付出相当努力、负起相当责任来的。古德诺又说，世界上最早搞共和政体的是英国，并且有了一位民选的元首克伦威尔，但克伦威尔一死，即复辟了帝制。而复辟后的英国，哪里不比克伦威尔时代好呢？而帝制的英国，又哪里比那些寡头独裁的拉美国家差呢？因此，帝制和共和，本无优劣之分，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应该机械地去看。古德诺最后认为，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情况来看，既不能一成不变，又不宜变得面目全非，相对于民主共和政体，显然以君主立宪为佳。

　　我们考量历史上的共和和独裁，如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制度，比之罗马帝国的独裁制度，孰善孰恶，一言岂可判之？而在民国创立之初，共和画虎不成，民主似是而非，天朝的斜阳却余暄尚在，面对如此困惑的现状，有个旁观的洋夫子踊跃发言，“高屋建瓴”地回答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惜的是，古德诺此文虽是秘密呈给袁世凯的，却被袁世凯当作一大利器公之于众，造成舆论大哗。要知道，民国之初，国人对民主、共和均若雾里看花，不甚明白，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大言绰绰，不足为信，而古德诺却是来自共和国家的典范——美国的政治学专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效果正是袁世凯想要的。于是，“君宪优于共和”之说甚嚣尘上。然而，由于袁世凯很快称帝失败，古德诺也随即身败名裂，并失去了代表共和党角逐美国总统的机会。

　　袁世凯称帝成为民国史上的闹剧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世界，一国的政治体制更多是随着世界潮流而发展变化。诚然，共和和君主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共和毕竟是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君主、独裁国家毕竟越来越少了。

　　有贺长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于德、奥，获法学、文学双料博士，从1913年起任中国政府法律顾问，被中国法律界奉为导师。他于1915年8月向袁世凯呈递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国，不应该实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国。但他的观点与古德诺略有不同，即他认为共和有两种，一是君宪共和，二是无君共和，这样就把英、日等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也纳入共和的世界潮流里去了。袁世凯对有贺长雄极尽笼络之能事，曾赐以唐人真迹，有贺长雄具奏谢恩，自称外臣，日本朝野因而鄙夷之。

　　袁世凯自己对称帝的态度，则有着较长的发展轨迹。辛亥革命时，就不时有人劝说袁世凯取清帝而自代，但他尚不敢如此。一是因为清廷旧臣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等尚有相当势力；二是北洋内部如姜桂题、冯国璋等人忠君思想浓厚；三是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也是半壁河山；四是南方未必不可以争取；五是尚不忍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

　　辛亥南北和谈时，北方代表之一杨士琦仍力主君主制，时人都以为他志在维系清室，其实他心目的君主其实便是袁世凯。这一点，他与组织国事匡济会的杨度不谋而合。这两人当时被视为不合时宜，后来被证明是目光如炬。

　　民国初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接见中国使臣梁敦彦时谈及国体问题，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度。当时袁克定在德国养病，听到此说，十分振奋。两年后，袁克定携梁敦彦回国，便将德皇的话转述与袁世凯，袁世凯亦十分动心。不久，中国驻英、日两国公使均来密电，大意是两国政府愿与中国结盟，但两国皆为君主国，而中国为共和国，联盟恐不能长久，因此结盟后愿助中国建立强有力的君主政体。袁世凯虽暂时搁置此议，但他增修《约法》、解散国会、修改《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正是为帝制未雨绸缪，不过是他更为小心翼翼罢了。

　　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清朝遗老劳乃宣发表《正续共和解》，认为若复辟帝制，自应请宣统复位。对此，袁世凯答道：“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真要皇帝的话，自应是汉族。清朝取天下于明朝，因此应该找明朝皇帝的后人，若找不到，交通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其话虽揶揄，但“要汉族不要满族”，已昭然若揭了。

　　到杨度、古德诺、有贺长雄先后撰就鸿文，筹安会、各请愿会如火如荼的时候，袁世凯之称帝已如箭在弦上了。各请愿团体组织召开了国民会议，进而升格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以投票方式决定政体。结果，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以1993票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12月11日，汪大燮领衔参政院向袁世凯呈上推戴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山呼万岁。

　　袁世凯称帝有许多客观原因：一是民国初年，共和突现，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社会上普遍存在迷惘情绪；二是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国内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地方税收上缴情况也有所好转，为称帝提供了经济保障；三是杨度等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判断力；等等。

　　袁世凯称帝时的报纸剪辑

　　而在袁世凯的主观上，则有两大原因：一是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其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虽贵为总统，犹嫌不足。事实上，以袁世凯这样一个旧官僚做共和政体的总统，本来就是合法而不合理的。二是长子袁克定的极力怂恿。虽然经过修改法律，总统已可世袭，但袁克定仍觉总统与世袭为格格不入，遂极力怂恿其父称帝。他针对袁家数代以来无人能活到60岁的怪圈，不断向其父进言，说惟有做皇帝才能突破这一宿命。久之，袁世凯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了。试想，对死亡的恐惧，是连秦皇汉武都克服不了的，何况袁世凯呢？袁克定还伪造袁世凯每日必看的《顺天时报》，让袁世凯看不到真实的民众反应。后来还是妹妹静雪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忙禀报父亲的，气得袁世凯把袁克定痛打一顿，但木已成舟，悔之已晚了。因此，有人说袁世凯是被袁克定所误，也有几分道理。不过，袁世凯作为一个旧式官员，必然深受中国官场为儿孙谋利益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不能完全归罪于袁克定。有意思的是，他的次子袁克文却极力反对他称帝，并写有诗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来劝百讽一，一父之子，竟然贤愚如此！

十二、罪在朕躬一人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次日于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色尚赤，国旗于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当日，他发表简短演说道：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他竟在登基之日说出“子孙鲜有善果”的不祥之语，令人面面相觑。然而本次朝贺也委实窝囊，文武百官有的着军装，有的穿长袍马褂，不衫不履；皇帝陛下则穿大元帅戎装，头上竟然无冠。自古以来，朝贺就是最重衣冠礼仪的仪式，本次朝贺如此草草，哪里有半分新朝气象呢？

　　袁世凯称帝时身着朝服的官员

　　他首先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黎愤然拒绝。接着又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最奇特的则是，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最终，封爵者共计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此外，又发布专令，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不日又有人性化措施出台，即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这个册封名单中，少了一位北洋实力派，那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逼帝去位、拥立袁氏的关键人物，长期把持陆军总长的要职，宋案后还一度代署国务总理，后来更参与赣宁之役和围剿白朗起义，实力大增。袁世凯对他戒心日盛，遂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段祺瑞与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宧、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段祺瑞即失军权，乃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称病不出。筹安会和请愿团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发表了卓尔不群的谈话，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还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袁则坚决否认有称帝之心。到了帝制已路人皆知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皙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据传，袁世凯一度派刺客刺杀段祺瑞，还曾收买段家的亲戚前往行刺，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袁世凯册封的众爵里，便没有段祺瑞，这也是因为不便强人所难。而段祺瑞一度与蔡锷暗通消息，蔡锷在潜出京城前，还曾赴拜访过段宅。段由于种种原因不便站在前台，但他在护国运动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后人说他有“三造共和”之功，其中的二造共和就是指他在洪宪帝制中的表现。袁世凯素来重视段祺瑞，他逝世前遗于金匮中的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缺少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也是洪宪帝制的一大败因。

　　便是在册封名单内，也多“义不帝秦”或貌合神离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例，但他本不属于北洋系统，情有可原。徐世昌则是袁世凯的总角之好，“义不帝秦”就令人费解。1914年，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拜徐世昌为国务卿，这是清亡之后徐世昌的首度出山。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统，别人是万难染指的。对于袁世凯称帝，徐世昌认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说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何曾对袁如此冷漠过？袁世凯称帝后，本来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干脆告老还乡，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袁世凯无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批评袁世凯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徐世昌去而复来，可见他宁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宪之臣。

　　冯国璋也是一个反对帝制的北洋实力派，他并不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一方面，他认为民国已有时日，称帝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复辟帝制，也应还政给宣统，而非袁世凯自为。他对梁启超一见倾心，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以梁启超的理论为指导的，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冯国璋的思想本来是偏于保守的，但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却相当进步。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他曾专门进京询问袁世凯，袁世凯辩解道：“华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说：“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当即否认道：“我决无这个意思，也决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冯国璋深信不疑。翌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冯国璋且频频向人保证，说袁世凯决不会称帝！因此，袁世凯称帝后，虽封他为一等公，但决不足抵消其愤怒。他在江苏装病扮傻，拒不合作，令袁世凯知道后十分不满，即下令调他为参谋总长。他自然不会中这个请君入瓮之计，对袁爱理不理，反而与西南方面频繁联系，密谋护国运动。不久，他又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一起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帝制，此所谓“五将军密电”。这份密电令袁世凯十分惊惧，几近于昏厥，因为他所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开始反对自己了。这是他众叛亲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帝制取消后，袁世凯仍恋栈总统位置，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通电威胁袁世凯“敝屣尊荣”，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见，冯国璋是北洋系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较之段祺瑞的“二造共和”更有成色。

　　蔡锷文武兼备，是民初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帅才

　　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坚持共和理念的进步人士，另一种则是死忠于清朝的守旧势力。由于护国运动主要是由前者所促成的，因此后人都忽略了后者的存在。事实上，前清死忠分子的不合作立场，也是洪宪帝制无法持久的一大原因。徐世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多少都带有为清朝鸣不平的意思。而如张勋这样的“辫帅”，就更要“义不帝秦”了，所以他虽然勉强接受了“伪官”，却仍蓄着一条发辫。事实上，在洪宪帝制中，如张勋这样虚与委蛇的，委实不在少数。北洋系的离心离德，较之护国运动，对洪宪帝制的打击更为致命。

　　然而，若非蔡锷将军发起护国运动，打响反袁的第一枪，北洋系的内讧也许将继续隐藏，而洪宪帝制或许会木已成舟、无以挽回。尤为难得的是，蔡锷是经过一段传奇式的经历，逃回虎口，万里奔命，举起护国大旗的。

　　蔡锷文武兼资，是民初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帅才。然而，正因为他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力，并不苟从于革命党的历次运动。在民初昙花一现的政党政治中，他并未加入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而投身较为保守的进步党。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像他这样加入进步党的，只有唐继尧、孙武、张绍曾、阎锡山以及黎元洪等寥寥数人。而进步党的代表人物，则是张謇、梁启超这样的前朝风云人物。当然，蔡锷之加入进步党，离不开其老师梁启超的援引。宋案后，蔡锷获悉孙中山欲兴师报仇，曾致电力劝“以静候法庭之裁判为主，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却不为孙中山所采纳，因而对“二次革命”持有明显的反对态度。

　　1917年9月，唐继尧被推举为护法军政府元帅

　　袁世凯对蔡锷的嘉赏，要上溯到1906年的彰德秋操。当时，蔡锷还只是一个24岁的下级青年军官，然袁世凯却巨眼识人，指派他为审判员，印象颇佳。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组织模范团以改革北洋军的时候，即召蔡锷入京，以备大用。但之后袁世凯耽误于称帝之事，不敢轻易改革北洋军，蔡锷遂被虚置，乃日日流连于烟花巷里。到了洪宪帝制中，蔡锷假意推戴袁世凯称帝，暗中与梁启超密议反袁，且一度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暗通消息，最终决定回滇护国。当时袁世凯对他的监视十分严密，他在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出虎口，辗转日本、香港、越南，躲过多次暗杀，才回到昆明。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是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师弟，且是由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早已按计划做好起事准备，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人也早已云集昆明。因此，蔡锷和唐继尧发起的护国运动，不仅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也宣告了革命重返国内。

　　云南的护国军不过区区数千人，却与北洋十几万大军在四川战场鏖战数月并占尽上风。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则被新独立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消灭。随着护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反对帝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形势回到了武昌起义后的格局。1916年3月23日，在无比失望之下，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此时距改元“洪宪”仅83天。

　　时人总结袁世凯称帝之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自然就是筹安六君子，这“六君子”是怂恿帝制的首犯。而“二陈汤”是指三个人，即：四川将军陈宧、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宠臣，却相继宣布独立，当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疾，闻此更是一病不起，就此呜呼哀哉。“二陈汤”本是一味中药，“送命二陈汤”之说，实在贴切。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之称帝，固然遗臭万年，然而在整个“洪宪帝制”中，贻笑天下的又何止一个袁世凯！筹安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组织的表现已是荒谬绝伦，而之后的国民代表大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1993名代表，以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国体”的议案。不日，一干文武大员又由参政院副院长汪大燮领衔，推戴袁世凯为皇帝。由此可见，袁世凯之称帝，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及普通民众也是难辞其咎的。可是到了护国运动如火如荼，袁世凯日暮穷途之时，举国上下又气势汹汹地讨逆惩凶，将所有罪过推在他一个人身上。从黄袍加身到众叛亲离，前后相隔不过100天而已，而100天前列名推戴书的人物，不少又出现在100天后的讨袁檄文上，连光芒万丈的蔡锷将军都如此，何况别人呢！

　　可是袁世凯既然称帝，就须学习古代帝王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罪在朕躬一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皇帝岂是那么好做的？ 十三、为日本去一大敌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像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他预藏于金匮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二十一条”密约摘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21条。主要内容是：

　　袁世凯墓铁门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施，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此时条款已不足21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尽管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声泪俱下。他说：

　　袁世凯墓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5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40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3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一、壮士蹈海

　　1894年的甲午海战，是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战争。后人普遍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跌入不可救药的深渊，甲午战争只是众多屈辱中的一幕而已。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其差异之大，堪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鸦片战争后，清廷尚能剿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以及营建近代化的海军，由于这些成就多发生或发端于同治年间，后人便将这段历史称为“同治中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西方列强都逐渐开始正视中国，尤其是当中国营建出一只实力居世界前六的海军时，列强更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敬而远之，拭目以待。因此，甲午海战爆发时，列强大多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然当中国惨败于日本后，列强在震惊之余，对中国的轻视和厌恶之心也陡然增加。

　　由于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被后人大加抨击，除了邓世昌等少数壮烈牺牲的军官外，余者皆与那些被击沉的船舰一起，沉入黄海之底，永不复见天日。事实上，这场战争固然暴露了中国政治军事体制的腐朽堕落，失败有其必然性，但也确实有许多不可解释的偶然性，比如，我军几发关键的炮弹失之毫厘，否则整个战争的结果就可能改写。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北洋水师并非惨败，中日双方在海战中的表现是旗鼓相当的。如英国人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很有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而亲历黄海海战的外国人马吉芬也以惋惜之情写道：“震撼东亚之中国舰队，今也已成过去。彼等将士忠勇，遭际不遇，一误于腐败政府，再腐于陆上官僚，与其所爱之舰，同散殉国之花。”可见，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广大的北洋水师官兵们，是同仇敌忾、士气高涨的，不惟邓世昌的致远舰如此，便是被冤杀的方伯谦之济远舰也是如此，而最令人唏嘘的，则是真正临阵脱逃的广甲舰。当时，“济远号”因丧失作战能力而退出战团，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看到后，即在未受一炮的情况下紧随出逃，结果慌不择路，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数日后被日军发现，吴敬荣乘小艇逃生，余下的十余名官兵则凿船自沉，决意殉国，最终只有四人生还。

　　黎元洪

　　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四个逃出生天的壮士中，有一个叫黎元洪的后来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中国历来有“造神”传统，大总统的“士有蹈海而死”正是上佳的题材，比之汉高祖“斩白蛇”实在得多。

　　黎元洪字宋卿，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汉阳。黎家本居黄陂，家道殷实，然在太平军西征中田庐荡然，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愤而投军，以镇压太平军有力，得擢游击之职，然家境并未得到明显好转。黎元洪幼时曾为人放牛，也曾偷挖邻舍的萝卜，都是家境所迫。后来，黎朝相升任把总，俸银增加，黎元洪才得以入私塾读书。不久，黎朝相又将黎元洪接到其驻戍所在地直隶北塘，同去的且有黎元洪的童养媳吴敬君。这一路山山水水，令14岁的黎元洪心潮澎湃，终身难忘。

　　他在北塘继续私塾学业，学习勤勉，常挑灯夜读。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对那个时代特定的军营氛围的感受。当时，清军已开始抛弃大刀长矛，代之以洋枪洋炮，并聘请西人按西法操练。黎元洪对这些情景耳闻目濡，小小年纪便壮志满胸。他说：“大丈夫建功立业，何必株守科举仕进一途？弃文修武，学习新式军事，效命疆场，为国捐躯，一样可以成就功名。何况，武德既深且大，经邦济国，理政安民，抚远驭外，无不与武德相关。武德昌明，则天下安宁；武德大行，则天下太平。”从此决心从军报国，对此，父亲黎朝相十分支持。

　　于是，他于1883年报考了属北洋系统的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条件虽然苛刻，他却轻松通过。天津水师学堂于1881年成立于天津，设管轮和驾驶两个专业，学制五年，其中上船实习一年，课程包括英语、地舆、数学、驾驶、测量、气象、物理、化学、力学等，要求十分严格，每年秋试不及格即予除名；而实习期间，须能完全将理论付诸实践，确认无误，方可毕业。当时，中国八股取士制度犹在，绝大多数读书人仍醉心于此，而军队的改革也只是刚刚起步，如天津水师学堂这样不仅标新立异、而且精益求精的近代化军事教育，实为凤毛麟角。黎元洪既有闻鸡之志，能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也正是得其所哉！

　　开学典礼后不到20天，父亲黎朝相病故，遗言嘱他求学上进，谨慎处世，学成报效国家云云。父亲的遗训对黎元洪来说，是永不磨灭的纶音。在天津水师学堂的5年中，他便不时崭露过人之处。在学业方面，轮机驾驶和引擎修理都不在话下，时常受到师长和同学的称赞。而其品德之馨，更是令人称道。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别人问他为何如此时，他回答道：“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因此，他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有长兄气度，师长如严复、萨镇冰等也十分赏识他。

　　父亲死后，俸禄断绝，黎元洪作为长兄，担负起了支撑全家的重任。而他的收入，不过是学校每月发给的四两银子而已。因此，每次他从天津回北塘家里，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而行。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他的精神，对他日后在政坛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无影响。

　　清朝一意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对水师学堂的学员是十分重视的。因此，黎元洪于1888年毕业后，即赏官六品，年纪轻轻便做到了把总，这是父亲拼搏半世才获得的职位。他先在北洋海军“来远”号服役，两年后又奉调广东水师“广甲”号。广东水师与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是清廷大力营建的三支海军舰队之一，但由于经费问题，惟北洋水师得到较大规模的投入，规模与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然而，无论北洋，还是南洋、广东，水师内部的风气都非常差，诸如赌博、吸毒之类皆司空见惯。然黎元洪独能出淤泥而不染，军务之余，概以读书为惟一消遣。久而久之，其德之馨，便誉满上下了。

　　1891年，他参加了朝廷对海军的检阅。此次检阅历时18天，取得了很大成功，李鸿章即向朝廷奏报：“综阅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黎元洪也以功提为千总尽先补用，次年又提为二管轮，赏五品顶戴。1894年，朝廷再一次检阅海军，黎元洪随“广甲”号北上。检阅结束后，朝鲜局势已箭在弦上，朝廷遂令“广甲”号等广东、南洋舰只暂不南返，与北洋水师一起，为运送清军赴朝护航。

　　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海军有一大弊端，即北洋、南洋、广东各自为政，殊无全局意识。这是因为，倾力营建这三支水师的，事实上并非朝廷，而是李鸿章、张之洞、沈葆祯等封疆大吏，他们之间本就分庭抗礼，互不服膺，在战争中就不免有坐观成败之意。甲午战争中，南洋和广东水师中，尚有将领认为这只是北洋水师或直隶一省与蕞尔岛国日本作战，故威海卫告急时，皆坐视不救。据此看来，黎元洪之参加黄海之战，也实在是机缘巧合；而管带吴敬荣命令“广甲”逃命，也不无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

　　黎元洪等凿船自沉后，驾救生艇逃生，但不久敌舰逼近，勒令投降，他们便互相激励着跳入黄海，誓以一死报国。古人所谓“士有蹈海而死”，此之谓也！黎元洪不会泅水，但穿了一件救生衣，与大海拼搏3个多小时后，得以漂到岸边，侥幸活命，这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不久，北洋水师彻底战败的消息传来，方伯谦被冤杀，吴敬荣反以“跟随”的原因从轻发落为革职留营。实际原因则是，方伯谦素与丁汝昌交恶，而吴敬荣则与丁汝昌有同乡之谊，杀方伯谦便可保住吴敬荣，亦可不损及丁汝昌，最终减轻李鸿章的保荐责任。不过，对黎元洪而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一意蹈海殉国，却被判监禁数月。

　　出狱后，他赴上海游历，等待着重新启用的消息。但当时朝野震动，以他一个职位低微的千总，哪里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呢？他正彷徨无定，不知何去何从时，与一个天津水师学堂的同窗不期而遇。同窗指点他道：“黄海之战，丧师辱国，责任在朝廷大员，与我辈何干？如今水师已全军覆没，谁还会想到我等。为今之计，自当各顾前程，岂能坐老此际。否则，于自己、于国家都是毫无好处的。”一席话说得他恍然大悟，乃决心赴南京投奔时任两江总督的广东水师创建人张之洞，再登舰船，以续前志。

二、南洋和北洋

　　甲午战争的次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南京组建自强军。自强军分以步、马、工、炮各兵种组成营队，完全照搬德国军事制度和模式进行编练，聘请德国军官35名，不仅负责教练，而且分别担任各级协、营、哨的正职长官，副职则征聘一批广东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黎元洪便是应此而来。张之洞一见他，便十分欣赏他老成持重的举止仪态和缜密周详的军事见解，多次对左右说道：“如宋卿这样的干练之才，我已是数年未得一遇了。”黎元洪当即被委派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结果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张之洞大悦，手书“智勇深沉”四字条幅赐给他，并奏请任命他为南京炮台总教习。从此，黎元洪即成为张之洞的心腹要臣，因此次年张之洞复任湖广总督时，即携黎元洪前往。对黎元洪来说，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清朝的北洋大臣多由直隶总督兼任，而南洋大臣最初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则改由两江总督兼任。张之洞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身份编练自强军，故自强军又称“南洋新军”。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北洋和南洋即泾渭分明；不惟在海军中，南洋水师与北洋水师互各成体系，便是在地方军政上，北洋大致属李鸿章的淮军体系，而南洋则仰承曾国藩的湘军体系，彼此虽在“洋务运动”的理念上志同道合，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经常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到了编练新军的时候，“南洋新军”与“北洋新军”也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张之洞虽无袁世凯朝鲜练兵的经历，但他当时的地位远高于袁世凯，故比袁世凯更具多种优势，在练兵方面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起步更早，起点更高。他拔擢了许多具备现代知识甚至新观念者担任军官，改变了中国军队不分兵种的传统旧制。为培养适应新军编练所需的军事人才，他还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选送兵员入校学习各种军事知识、技术及德语，学堂的教官也聘请德国人。仅就他主政南京时期来看，其“南洋新军”比之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要更胜一筹。

　　张之洞

　　张之洞回督湖广后，即将“南洋新军”的一部分调带武汉，扩编后由德国公使推荐的德国军官贝伦可多夫担任总教习，并创办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国军官格勒根汉等人任教习，借以培养新军军官。到了庚子之乱后，这部分“南洋新军”在建制上受编为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实力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六镇，此即在辛亥革命中立下首功的“湖北新军”的由来。而留在南京的部分“南洋新军”于1901年调往山东，归袁世凯统领，后溶入北洋新军。

　　黎元洪在湖北官运亨通，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都司，由都司而副将，并在1898年、1899年、1901年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军事。在东京等地他看到了许多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备感耻辱悲愤，便联络当地华侨，要求日本当局撤销这些展品，却遭到拒绝。他因此更加痛感国耻，考察也就更为专心致志。回国后，他向张之洞多方建议，许多都是十分具体的改革措施。

　　庚子之乱中，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实行“东南互保”策略，山东巡抚袁世凯也遥相呼应。结果，北方的旧式军队，如聂士成、董福祥等人率领的淮军势力被八国联军和义和团冲击得七零八落，但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却毫发无伤。从此，新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张之洞编练新军是地方行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等团练军队有承启关系，这一点，与袁世凯奉旨编练新军是不同的。针对北洋和南洋的各自为政，朝廷于1903年下令统一全国军制，湖北额定两镇，不久又将湖北第一镇改为陆军第八镇，第二镇改为第21混成协。而黎元洪即该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此外，他还兼任着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并兼辖湖北水师。

　　事实上，张之洞本想以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但终因与张彪私交更睦而作罢。到了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时，也想以黎元洪替换张彪，然黎元洪为大局着想，婉言拒绝。

　　他之所以能得到张之洞和赵尔巽的如此器重，一是因为他的性格魅力，二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当时武汉常有外籍军官来访，惟黎元洪对军事问题能侃侃而谈，洋人由衷地称赞他为“知兵之将”。

　　而他这个“知兵之将”，更在“南洋新军”和“北洋新军”的两次大比武中大放异彩。1906年10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南军”和“北军”对垒。“南军”由湖北新军中抽调一镇，再由河南拨一混成协组成，张彪为总统，黎元洪为统制，王汝贤为统领，但张彪自知不胜，乃令黎元洪实际指挥；“北军”由驻北苑和驻山东的北洋军中抽调，责成一混成镇，再加上由满洲旗人的北洋第一镇中抽调的一个混成协组成，段祺瑞为总统，张怀芝为统制，曹锟为统领。最终结果，“南军”的效率更高，射击技术且获最优奖励。袁世凯为之叹服，遂奏报朝廷道：“至就四省军队分析衡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1908年11月，朝廷又在太湖举行秋操，仍分南北两军。“南军”由第21混成协加第八镇部分官兵组成，“北军”由驻南京第七镇及驻江苏的两标合并组成，黎元洪仍为“南军”实际总指挥。结果，三天之内，“北军”三战皆败。秋操结束后，黎元洪获得朝廷嘉奖，并声誉鹊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两次秋操中，黎元洪都取得了胜利，这对他日后在北洋政府中的艰难处境不无影响。比如，第一次秋操中，风头被他抢去的段祺瑞岂能不耿耿于怀。后来他们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总理，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府院之争”，矛盾最终不得调和，与本次秋操也未必毫无关系。

　　“南洋新军”和“北洋新军”有几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北洋新军”是中央军，而“南洋新军”是地方军。“北洋新军”是袁世凯奉旨编练的，可以得到中央财政源源不断的支持；而“南洋新军”则是张之洞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一手策划起来的，只能得到两江和两湖地区的税收支持。起初，袁世凯以道台身份练军，很多方面无法与张之洞相抗；但他不出几年便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朝廷的宰辅之一，则“北洋新军”的优势更是体现无遗。因此，“北洋新军”有六镇之多，官兵达75225人；而湖北的“南洋新军”却一度缩编，最终只剩下一镇加一个混成协，也即一个半镇，官兵共16104人，只有“北洋新军”的五分之一。这与甲午战争前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的对比情况是一样的。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论战斗力，“南洋新军”绝不比“北洋新军”逊色。

　　其次，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个人风格必然投影于两支新军。张之洞作为一代儒臣，其编练新军的目的，乃在于保国、保种、保教，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而无自私自利之心。他曾对袁世凯说：“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访考求。”他还曾说：“中国练成能战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他又在为湖北新军所撰的《军歌》中写道：“欲保国家须要精兵保，欲保种族须联我同胞。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圣门学生佩剑兼用矛。”而袁世凯之编练新军，是以其军事能力获取朝廷信任的，是“专意练习兵事”，重技术而轻精神。而袁世凯亦显然将“北洋新军”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最终将这支中央军练成了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相比之下，张之洞就超脱得多，他调任湖广总督后，听任留在南京的部分“南洋新军”并入北洋，而他1907年奉调入京后，便基本失去了对湖北新军的控制力。

　　再次，士兵的文化素质不同。张之洞和袁世凯对新军军官的选择都是开明而严格的，都擢拔了一批毕业于新式军事学堂的学员或归国的军事留学生，其麾下的军官大多具备一定的新式军事知识和理念。但是在士兵的层面上，两者就有很大不同。袁世凯挑选士兵的标准，主要是身高、体力、年龄等，多从山东、河南、皖北等地的农村挑选壮士。张之洞则十分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说：“外国无不深通学问之将，无不识字、不通文理、不能明算、不能画行军草图之兵。盖兵不识字，遇有传达命令、探报敌情及一切行军规模符号、营官所发地图，皆不免有茫然之虞。”因此，他在《湖北练兵要义》的第一条便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因此，湖北各营多少识些字者约可得半，至于营官、哨官、哨长这些低级军官，则无不识字者。1906年秋操大典后，时人评价北军为“以勇气胜”，南军为“以学问胜”，可谓一语道破。

　　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诸多不同，使得两者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大相径庭。湖北新军从上到下，文化素质较高，更具理想色彩，故能更为广泛深入地接受革命学说，并最终形成武昌起义。而北洋新军由于被袁世凯用朝廷俸禄打造成一支私家部队，其取材又多是文化有限者，故在辛亥革命中较难被革命党策反，而是一心一意效忠袁世凯。

　　对于黎元洪来说，他在“北洋”读水师学堂，从“北洋”战于黄海，并差点捐躯国难。此后他又在“南洋”发展，官运亨通，一帆风顺，并借此好风之力直上青云。最后，他却又进入了“北洋”的最高政治集团，被目为北洋一员的同时，又与北洋嫡系的实力派人物进行着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他是“南洋”最后的代表人物，也是“北洋”集团固步自封的一个见证人。

三、宋江上山

　　被革命军攻克的武昌湖广总督署旧照

　　清末革命党人起义频仍，然大概不外乎三种：一曰边疆起事，即在边疆省份起事，如三洲田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二曰长江起事，即在中国的地理中心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如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等；三曰北方起事，主要指在东三省或直隶起义，如滦州兵变等。对此做出总结的是革命党人邹代藩，他认为北方起事可直接威胁京师，或有一劳永逸之效，故为上策；长江起事可掌握富庶的长江流域，对南北均具辐射力，可为中策；而边疆起事影响力有限，故为下策。当时的革命党领袖宋教仁等人对邹代藩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后认为，上策面临着北洋军的阻力，下策则已屡试屡败，相较而言，以在湖北、湖南、江西等长江省份起事为佳。当时在湖北起事，尤其有一大优势，即湖北新军经过革命党人的策反工作后，已颇具革命倾向，这是其他各省所不及的。因此，武昌首义，是早在计划之中的。

　　但是，武昌首义也有其偶然性的因素。那便是在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迫使清廷从相邻的湖北调兵前往镇压，湖北出现防备空虚的情况。革命党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定下了在武昌首义，站住脚跟，继之全国响应的全国起事计划。而在起义的过程中，由于几个参加起义的革命团体之间，尤其是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起义的计划未能圆满地贯彻执行，虽然起义最终成功了，但不可否认有运气的成分。如果不是偶然因素的垂顾，武昌起义或许又是一个黄花岗起义呢！

　　武昌起义还有一个不同凡响之处，即它是革命党人迄今为止惟一一次起义成功并占领一座城池达到一周以上者，全国因此才能发生连锁反应，革命因此才能星火燎原。而黎元洪，显然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11年10月10日晚，第21混成协的辎重队和第八镇工程八营同时起事。黎元洪闻讯后，即将麾下将官集合在会议厅内，下达了一个“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的命令，但求自保。此时，工程八营的党人周荣棠赶来联络，号召大家攻打督署。黎元洪正在担心军心不稳，见状大怒，当即抽出佩刀，将周荣棠杀死。他意在杀鸡儆猴，不料士兵们对革命早已神驰意往，纷纷奔出投入革命军。黎元洪无奈，只好藏身在参谋刘文吉家中。不料他的行踪被一个下人在搬运行李时泄露，次日上午即有一队革命军赶到刘宅。黎元洪见他们荷枪实弹，自以为不免，于是悲愤地问道：“各位兄弟，我自问不曾亏待过大家，何以却不放过我呢？”不想却听大家答道：“统领说哪里话来，我等哪里有什么恶意。我们是奉命请统领出来，主持革命大计的。”

　　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正规军

　　原来，武昌首义成功后，共进会和文学社的矛盾就暴露出来。由于孙武试制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暴露，若干同志被捕牺牲，起义计划被打乱，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不得不溯汉川而上，以求避祸。一个逃命的总指挥自然不配坐头把交椅，而另外几个党人领袖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分属不同团体，都不足以慑服对方；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又远在上海，远水解不了近渴。党人为了这个头把交椅，吵闹不休，甚至拔刀斫案，大打出手。在这样吵闹不休的局面下，便有人提议这头把交椅由黎元洪来坐，结果大多数人表示欢迎。

　　黎元洪何以能孚众望呢？这与他一直以来的治军风格有关。他对士兵们接受新思想向来不反对，甚至还有所鼓励，对军中暴露行迹的革命党人也常尽力加以保全。如1904年，刘静庵与黄兴的联络书被人截获，呈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并将此信销毁了事。1907年，日知会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即出面将其保释。1909年，主笔《楚报》的党人张汉杰因揭发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而获罪，又是黎元洪出面陈情，才使其从轻定罪，不久陈夔龙调离，他即将张汉杰保释出狱。1910年，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第21混成协中参与者甚众，黎元洪侦知后也未加严惩。基于这些事例，军中党人对他十分感戴，认为他“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文士，众望归之”。

　　武昌起义“三武”之孙武

　　他很像《水浒传》中的宋江，明知道晁盖他们干的是杀头的勾当，却义不容辞地施以援手。宋江只是一个郓城县的押司，武功低微，形象平庸，然其声望之高，却更在皇室贵胄的柴进大官人之上，在江湖上被尊称为“及时雨”，显然是因为他有超出众人的性格魅力和领袖才能。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正是一个活生生的及时雨宋公明哥哥，而他的身份地位又远非宋江可比，因而能量更大，威信更高。

　　因此，早在武昌起义前，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秘密开会时，针对群龙无首的局面，蒋翊武即提出事成后由黎元洪任临时都督。当时便有人质疑道：“黎协统虽好，终究不是同志，怎能举他为都督？”对此，刘九穗分析道：“并非革命党中没有人才，然而蓝天蔚、吴禄贞远在北方，黄兴、宋教仁远在上海，远水解不了近渴。何况我们依靠新军来起事，同志都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级以上便一个都无，因此若以军中同志为都督，显然不足以资号召，于大事有害无利。而黎协统有三大优势可任都督：一是他素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推举他为都督，可以震慑清廷，号令天下，增加我革命军的声威；二是他是我们湖北人，又素得军心，足以号召部署，收顺百姓；三是他平素就爱护军中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是我们的同志，彼此关系本就和睦，利于今后合作。总之，黎协统出任都督，对革命大有裨益。只要能推翻清廷，我们何惜乎一个都督的名位呢？”众人鼓掌称是，此议遂定。

　　无独有偶，共进会在长清里秘密会议上，也提出以黎元洪任都督。之所以出现这种众望所归的情况，不外几个原因：一是黎元洪本身具有的优势被党人发现；二是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互不服膺，矛盾需要平衡；三是黎元洪是湖北人，在湖北党人的心目中，较之黄兴、宋教仁等外省人更易接受，而蓝天蔚和吴禄贞这两个湖北人偏又远在他乡；四是大家对起义并无必胜把握，因此都督一职并非美差，自己不敢做，不想让别的团体做。

　　黎元洪在南苑阅兵

　　而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搜走党人名册。当湖广总督瑞澂等要按照名册搜捕党人时，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册牵涉过广，不应操之过急，以免生变。这个建议被瑞澂拒绝，但由此可见，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在精神上始终是关怀的。

　　在瑞澂的高压政策下，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由于蒋翊武临时走脱，众人推吴兆麟为总指挥。起义成功后，大家发现原来议定的都督候选人中，不仅黎元洪不见踪影，就是稍具资格的蒋翊武、刘公、孙武等党人同志都不在城内，于是想推吴兆麟为都督，被吴当即拒绝。恰在此时，工程营士兵马荣发现了黎元洪的一个下人，并顺藤摸瓜地发现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众人闻讯大喜，马上到刘文吉家里将黎元洪请了出来。从此，黎元洪走上了中国政坛的最高舞台，此后大富大贵，不可限量。人们都说他是有福之人，说起来，这场大富大贵，还是一个巡逻兵和一个下人送给他的呢！

　　他现在的处境，又与宋江有些相像了。宋江虽为造反的兄弟两肋插刀，自己却不愿上山落草，直到闹江州后，忍无可忍，避无可避，才委委屈屈上了梁山。黎元洪也是如此，他虽然对革命抱理解态度，却从未想过要跟从革命。因此，他对前来接驾的党人连连摆手，说“造反是要杀头的，莫害我，莫害我”。

　　他此时所想，固然有名节问题，也有实际的军事问题。督署虽已攻占，瑞澂、张彪逃窜，但若朝廷合重兵水陆并进，以革命军目前既无援军，又无粮饷的现状，断乎不是朝廷对手。他身负“知兵”之名，又是水师学堂的科班出身，自然知道水师的威力，是革命军万难抵挡的。因此，他之所以不愿“上山”，其实也出于十分实际的考虑。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和立宪派组成了联合阵线，武昌亦然。革命派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尚须征询立宪派的意见。结果，立宪派对黎元洪出任都督十分满意，一方面他们与黎元洪也交情甚厚，另一方面黎元洪与革命党并无渊源。这样，黎元洪之出任都督，就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了。

　　11日下午，黎元洪被迫来到谘议局，参加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席会议。会上正式宣布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著名立宪派人士汤化龙为民政长，拟由黎、汤二人出面主持大计，号召天下。黎元洪马上站起来说：“兹事体大，务须谨慎，我实在不能胜任，还是请另择高明吧。”众人哗然，党人蔡济民当即痛哭道：“昨夜多少同志牺牲，方有今日之光复，若因无人主持而功败垂成，何以面对死去诸同志？若黎协统再不答应，我便自杀以谢烈士！”另一党人朱树烈则抽刀断指，用断指指着黎元洪道：“你要再说一个‘不’字，我就同你拼命。”黎元洪皆闭目不答。这时，安民文告草就，须黎元洪以都督名义签署，结果黎元洪仍是连连摆手道：“莫害我！莫害我！”党人李翊东见状，便执笔替他在布告上写了个“黎”字张贴了出去。

　　是日下午，武昌的各大街口都贴出了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路衢为塞，欢声雷动，黎元洪威震武汉三镇。此安民布告张贴之前，由于消息闭塞，整个武汉弥漫着恐慌情绪，即便革命军内部的氛围也彷徨苦闷，布告一经张贴，即焦虑顿去。商民闻都督乃黎元洪，均欢欣鼓舞，照常营业，连外国人都赞叹“不意革命尚能如此”。而原先逃匿的新军军官闻黎元洪上台，也纷纷出山，表示愿归附革命军，从而减少了不确定因素。确实，对普通百姓来说，黎元洪素以仁义宽缓著称，今日竟然带头革命，其意义又非革命党人所能企及；而对清廷而言，连忠厚老实的黎元洪都造反了，于心理上的打击更是沉重。

　　湖北军政府布告

　　但此时的黎元洪仍不愿“上山”，他抓住一次机会金蝉脱壳，回到了自己家里，结果又被党人追获。张振武大怒，对吴兆麟说：“如今虽占武昌，然清廷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人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不如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壮声威，使一应旧臣皆为胆落。”并表示愿推吴兆麟为都督。吴兆麟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惟有黎元洪才能安定武汉局势，就是他一言不发，一事不做，于大局也有利无弊。于是，黎元洪被软禁在军政府，由断指诤臣朱树烈佩刀持抢，严加监守。党人们则以他的名义，陆续发布了《布告全国电》、《致各国领事照会》、《告汉族同胞之为清军将士者电》等文电，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时，代行都督职权的蔡济民为首之谋略处，已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年号为黄帝纪年。

　　黎元洪不与革命军合作的态度，外界也略有耳闻，一些守旧势力便欲与他联络，以求反扑。如名士梁鼎芬就曾致电，劝他皈正，但电报被党人扣下；张彪也曾派一旗人来送信，被党人截获；后来又传出黎元洪暗通柯逢时，密谋反叛的消息。事实上，黎元洪虽未投向党人，亦未必会效忠清室，他只是尚未看清形势而已。但是，不少党人因此疑窦丛生，要求以即将莅临武汉的黄兴取代黎元洪。对此，李翊东坚决反对道：“黎都督为我们所推举，出尔反尔，如何取信于人。何况赖黎都督的威望，人心始定，今日无故免之，人心必乱。”易主建议于是作罢。

　　真正让黎元洪转变态度的是战局的变化。13日晨，革命军炮队与瑞澂的楚豫等三舰进行水陆炮战，结果革命军大胜，瑞澂的三舰中有两舰披伤逃窜，这与黎元洪的预测大相径庭。他看好的朝廷水师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可见朝廷气数当绝。何况，他早已上了贼船，百口莫辩，纵使革命军失败，朝廷也必然会追究他的“附逆”之罪的。

　　他决心已定，但由于矜持了太久，实已赧于表露。恰好他的一个亲信王安澜担心他如此不思茶饭，会被活活饿死，故向党人汇报情况。哪知引得党人甘绩熙勃然大怒，说“他不死不活，留他何用”，手挥手枪就直奔黎元洪的住处。众人忙死死抱住，甘绩熙说：“我就是不杀他，也得逼他表个态。”于是众人一起来到黎元洪处。黎元洪见甘绩熙手持手枪，叹道：“年轻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这里呆了四天，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呵！”另一个党人陈磊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您的辫子还拖在脑后。您既然是民军的都督，就该剪掉辫子，做个表率，以示决心。”黎元洪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几年前我就跟你们说，愿剪发者听其自便。我何惜乎一条辫子？”党人闻之雀跃，马上找来工具，将其辫子剪去。一剪之下，众人释然，相对大笑不止。

　　他既正式上山落草，即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当晚的会议上，他便慷慨表态：“我对于革命，至今日决心始定。从今后，我便是军政府的一员，成败利钝，誓与诸君共生死。”众人大喜，有的便在都督府门外燃放爆竹，以示庆贺。他又发表演说道：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但革命须有充实武力，才能成功。湖北军界同事多不明革命宗旨，因而临时走避不少，为扩充武备起见，亟应招致，以做对抗清军进攻的准备。尤其是老兵更不应逃避，其中品行操练俱优者可以军佐委任，庶几吸引人才。拟派员往说张彪，如其赞同革命，不妨让出都督职务，俾有利大局。如其仍执迷不悟，即以敌人看待。我民军光复武汉后，清廷虽调兵遣将，企图扼杀革命，但革命成功有十分把握，可谓胜券稳操。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50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够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各位回去后，克尽职责，速召集同学同事，鼓励士兵，稳定军心，不使逃脱，这是目前要务。

　　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印

　　他在演说中，表示若张彪来投，则可让出都督职务，也与宋江动不动就要让出头把交椅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即向张彪发去劝降书，云：“种族之界，严于君臣。大义之行，可以亲友。”结果被张彪怒斥一通。

　　不日，黎元洪在接见《大陆报》记者埃德温·丹格尔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以美国为榜样建立共和制度。满洲统治者从未公正对对待汉人，只是镇压、屠杀，因而才激发了革命。我虽然早就知道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但并未参加，更不曾想到会成为党人的领袖，如今我要做的，是尽量减少革命中生命的牺牲。等建立共和国家后，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以及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一番高论，令这名记者十分叹服，即在报端声称：“如果没有黎元洪，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表明，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革命党人多年轻气盛，立宪派雅不愿与其合作，便拟订了一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军政府分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都督掌军政大权，立宪派掌民政大权。黎元洪尚未置可否，革命党人已将该条例扔进废纸篓。这时，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居正、谭人凤来到武昌，劝说湖北党人接受立宪派的《暂行条例》，并安排祭天大典。

　　武昌湖北军政府原址

　　10月17日，祭天大典在武昌阅马厂中央临时搭建的祭坛上进行。黎元洪戎装佩剑，缓步登台，宣读了振聋发聩的誓词：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与五洲各国立于平等，同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台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百姓和士兵们山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走下高台，在众人簇拥下骑马绕场一周，接受欢呼。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在三天半内持有不合作态度，但其态度一旦转变，对革命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于他的威望足以起到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作用，就是他的才具也远非那些年轻气盛的湖北革命党人所及。他对外国记者能侃侃而谈，对革命立宪两派都能折冲樽俎，确是不二的都督人选。诚如梁山泊的宋江，论造反精神，论武功，都远不是第一等的，但是他一旦坐了第一把交椅，却能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能招揽朝廷的优秀人才，使梁山事业蒸蒸向上，这是晁盖等人万万做不到的。黎元洪与宋江，在上山之前和上山之后，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黎元洪有一点与宋江截然不同。无论梁山事业多么蒸蒸日上，宋江归根结底还是要“受招安，心方足”；黎元洪则不然，他一旦接受共和，便终身以共和为理想。后来，他经历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多次面临生死抉择，他都毫无动摇，甚至曾经举枪自杀，以殉信念。因此，黎元洪之“上山”，比宋江更为彻底。 四、杀武案

　　黎元洪主政武昌后，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南下的清兵。起初，奉命讨伐湖北革命军的将领是满人荫昌，但由于他所率领的北洋第一镇是袁世凯的嫡系，又被革命党人灌输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满人打汉人十分不满，故军次孝感后，即裹足不前，鼓噪不已。荫昌的指挥完全失去效力，遂报告朝廷。朝廷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北洋军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派往前线督师。

　　湖北新军与北洋军曾在两次秋操中较量过，彼此不算陌生，但是北洋军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装备得以不断更新，而湖北新军在张之洞走后，却总是捉襟见肘。到了辛亥年间，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何况湖北新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处于劣势。袁世凯一到前线，北洋军士气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一个月收复汉阳。此时，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以“养敌自重”。在此期间，革命军曾几次反攻，试图夺回汉口，均遭失败。可见，战争的节奏掌握在袁世凯和北洋军的手里。这段战事，史称“阳夏之战”。

　　而阳夏之战中，革命军方面的总指挥，其实是黄兴。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受到了黎元洪的热烈欢迎，委以战时总司令之职，全权负责防守和反攻事宜。湖北民军或有不服黄兴指挥者，黎元洪均善言劝导。他又采取刘邦、韩信登台拜将的办法，在阅马场高台之上，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这样一来，不仅打消了湖北党人对黄兴的怀疑，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威望。

　　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革命党人，由于与黄兴、宋教仁等有旧交情，又认为黄兴才是革命党的领袖，故黄兴等一到武昌，即积极筹划换督之事。胡瑛、蒋翊武、杨王鹏等甚至认为，应推举黄兴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元首，如若不然，至少也应该是两湖大都督或南方军总司令，地位在黎元洪之上。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孙武、刘公、蔡济民、吴兆麟等人的强烈反对，孙武反驳道：“黄兴素有威望，人所共知，但初到武汉，情况不熟，而且又非湖北人，自不应居于黎都督之上。黎都督此次起义以来，名播华夏，且黎都督为湖北人，革命军以独立为号召，鄂人治鄂，名正言顺。”吴兆麟则说：“大敌当前，内部不宜遽变，黎都督若去职，人心必乱。且黄先生是革命领袖，日后革命成功，再由同志推举为全国领袖，前途远大，必不会计较这区区都督名义。”对于这些争论，黄兴自己剀切陈情，自愿担任总司令一职，受黎都督指挥。总之，在阳夏之战中，黎元洪和黄兴的合作是顺利而愉快的。

　　不久，黄兴因战局不利，提议放弃武昌，顺江而下，与江苏党人会合后北伐。此议遭到了湖北党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乃抱愧返沪。众人或不满其做法，黎元洪又尽力为黄兴辩解，但此时，武昌的城防大任已落在了他的身上。此时，清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楚有”号等十余舰只横弋武汉江面，并曾炮击革命军。萨镇冰是黎元洪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黎元洪便以这层关系，给老师写了一封感情摇曳的信。他在信中说，自己出任革命军都督并非自愿，但党人和民军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以及百姓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令自己大为感动，于是才下决心跟从革命的。他在信末又说：“元洪并非为私事，而是为四万万同胞请命，如今满汉存亡，就在于老师您一人了。”萨镇冰读信后，长叹道：“真不忍见到同胞骨肉相残。”从此，诸舰的炮弹只射往荒郊野外。不久后，萨镇冰麾下的所有舰只都投向革命。

　　袁世凯复出前，在洹上村听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时率军南下顺道来访的荫昌认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则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作为北洋军的家长，他对在两次秋操中胜出的南洋将才黎元洪的印象不可谓不深刻，再加上他早就定下了“养敌自重”的策略，因此两军对垒时，就不愿将黎元洪作为一个硬碰硬的对手。他先派黎元洪的故交刘承恩做说客，说朝廷已经立宪，且开放了党禁，不如见好就收云云。黎元洪收到信后，即轻蔑地掷于地上说：“要讲和，只有等革命军进了北京城时，才或有可能。”他干脆写信给袁世凯，先是一语道破袁的心机，说他“佯装中立，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欲收渔人之利”，然而他话题一转，又写道：“公若能来归，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后人或有据此信认为黎元洪为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虚总统位以待袁世凯倒戈来投，是当时在党人中甚为流行的观点。如阳夏之战中的黄兴就曾致信袁世凯，劝他回师直捣黄龙，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

　　黎元洪对袁世凯本无好感。当时，有党人认为袁世凯有可能为革命所用，黎元洪反驳道：“袁世凯是枭雄，又有北洋六镇做资本，是不会受制于人的。”因此，当袁世凯第一次派使求和时，黎元洪即坚决拒绝，并晓之以民族大义。他说：“若要和谈，首先必须要满洲皇帝退位。满人入关之初，即屠杀我汉人。按理我们就该杀完满人来报仇，但如今我们只要他退位，已经够对得起他了。宫保此时出山，任内阁总理，正中了朝廷令我汉人自相残杀的毒计，曾国藩、李鸿章是前车之鉴。”

　　北洋军攻占汉阳后，扬言要炮轰武昌。迫于压力，黎元洪的态度不得已而转变，他先命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敦请英、美方面调停，随即又正式发出停战呼吁。袁世凯马上响应，将主张继续进攻的冯国璋调开，易以段祺瑞。袁世凯是要“养敌自重”，革命军方面是要“虚席以待（袁世凯）”，双方十分默契，停战范围从湖北扩展至全国各省，停战期从15天续至30天，到12月18日，南北双方开始在上海进行正式的和谈。

　　伍廷芳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外交家”

　　在停战期间，袁世凯本以湖北方面及黎元洪为主要谈判对象，函件中均写明“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故北方代表唐绍仪先期抵达的和谈地点是武汉，并与黎元洪在毡呢厂会晤。但南方代表伍廷芳坚持以上海为和谈地点，北方和湖北方面无奈，只好让唐绍仪去了上海。可见，除湖北同志外，革命党人还是未能把黎元洪当作自己人，因此，武昌作为首义之城，却终究不能成为革命政治的中央。

　　武汉与上海为争中央地位，一度出现裂痕。早在11月9日，黎元洪即通电各省，要求选派代表赴鄂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然而两天后，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便联合通电，倡议依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十三州会议”的办法，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以总揽内政外交。于是，各省革命党人出现了兵分两路的情况，苏、浙、闽、湘、直、鲁、豫、沪诸省趋上海，赣、粤、桂诸省趋武昌，而上海方面抢先在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冠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号。

　　上海方面且致电黎元洪，要求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武昌才是首义之城，传檄布于天下，已获各国承认，江浙只是响应而已，岂可越俎代庖。上海方面自知理亏，于是退了一步，明确承认政府设在湖北，但坚持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仍表示反对，认为政府和代表会议理应在同一地方。他为拉拢上海方面，特地任命沪派的核心人物张謇为财政部长，以沪派的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首长，又派居正等人赴沪游说。

　　历史上的陈胜起义，只因为是首义，农民陈胜便被天下人奉为共主。后来，楚国贵族项梁想立楚怀王为帝，还得先问清楚陈王到底有没有遇难。因此，首义之功功莫大焉，这正是黎元洪今后最大的政治资本。

　　终于，11月底到12月初，各省代表纷纷抵达武汉。由于北洋军炮轰汉阳，会议只好改在汉口英租界内进行。会议重申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确定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职务，并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及“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任陆海军大元帅时的孙中山

　　此时，汉阳失守，武昌形势危急，而江浙革命军却攻占了南京。汉口代表会议中的沪派立即趾高气昂，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代表会议也移至南京举行。12月4日，江浙沪三都督即在上海召集会议，在未与湖北方面沟通的情况下，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闻讯大怒，心想登坛拜将才几日功夫，便有如此反复，于是通电各省明辨其非。一时之间，有关黎元洪与黄兴孰正孰副的争执甚嚣尘上。而当时舆论，多认为黄兴丢失汉阳，不足以任大元帅。12月12日，黄兴乃发表声明，坚辞大元帅一职，推荐黎元洪出任。南京会议遂正式确认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于是在一个多月内，正副元帅颠来倒去了几次，时人讥之为儿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时南京会议讨论临时总统人选时，本有三个候选，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孙中山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他远在海外，黄兴则是因为汉阳之败，惟黎元洪中流砥柱，更得人心。但是，无论黎元洪还是黄兴，都深知最有可能出任总统的，还是袁世凯。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使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孙中山本来就是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此番回国，又从南洋陈嘉庚等富商处募来巨款，得到拥戴是顺理成章之事。29日，孙中山即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两人互道契阔，惺惺相惜。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即令黎元洪十分不满。原来，在孙中山任命的18个部长和次长中，竟无一个武昌首义的功臣。这一安排大多出于黄兴之手，黄兴显然对汉阳之败后湖北方面对他的质疑和批评未曾忘怀。孙武等湖北党人十分愤怒，遂进言黎元洪，拉拢失意党人和政客如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民社”，由湖北才子黄侃编辑《民声日报》作为机关报，制造舆论，以对抗南京。此外，虽然孙中山已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却并未放弃大元帅之职。

　　他心目中的总统，仍是袁世凯，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推翻清朝，最终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因此，在整个南北议和过程中，他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惟一有所保留的，是针对南京方面“建都南京”的提议，提出“建都武昌”。当然，这个建议与国人的心理偏差太大，湖北人之外，除了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寥寥数人，便再无人应和，袁世凯对此更是一笑了之。

　　武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张振武

　　袁世凯如愿以偿做了总统后，亦如南京临时政府一般，把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等要害部门收入囊中，惟将司法、教育、农林等几个清水衙门让给党人，孙中山任全国铁路会办，黄兴为南京留守，皆名不正而言不顺。然袁世凯对黎元洪恩遇非常，特地任命他以副总统身份兼任参谋总长的要职。黎元洪则以湖北军政事务不得脱身为名，在武汉设副总统府，遥领参谋总长之职。

　　此时，孙中山以卸任总统的身份游历武昌，这是他与黎元洪的首次见面，但彼此相见恨晚。由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不久，因此当初的南京、武汉之争，与孙中山关系并不大，而主要是黄兴、黎元洪之争。此时在武昌，黎元洪称赞孙中山甘于让贤，功比尧舜；孙中山则称赞黎元洪为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此后，孙中山更无数次向人盛赞黎元洪的品德，确出于真心诚意。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黎元洪的声誉并未因革命退潮而削减，反而有了新的内容。立宪派的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时，即推举黎元洪为党魁，麾下有张謇、章太炎、梁启超、冯国璋、蔡锷、熊希龄、汤化龙、林长民等知名人士，他一变而为政党政治的要人。

　　他对渐露端倪的军阀问题十分担忧，乃抛出军人秉政“十害”论，进而提出军民分治。他以湖北为试验区，取消军政府，改为都督府和民政府。但他又排斥党人，启用逊清官吏，如曾任护理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就受到他的热烈邀请，结果樊决意死忠于清朝，拒绝赴任。而他的军民分治之策虽然得到了袁世凯的赞赏，却在全国遭到抵制，各省的都督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这是可想而知的了。

　　他在湖北的施政方针，也渐渐引起了湖北党人的不满，当初曾有意杀黎元洪以正视听的张振武就是其中之一。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都是在武昌首义中立下大功的革命元勋，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三武”中，蒋翊武较为超脱，孙武与黎元洪比较亲近，惟张振武是个激烈的反黎派。武汉局势稳定后，黎元洪重用立宪派甚至旧派人物，张振武怒不可遏，常向人道：“革命非数次不行，流血非万万人不止。”他目空一切，擅自组织卫队60余众，配一色短枪，出入都簇拥左右。即便去黎元洪府上，也总是派其卫队加岗，对黎元洪则总是横眉竖目，动辄拔枪高叫：“若非我们拉你出来，你焉有今日？”对黎元洪来说，张振武其人，真如芒刺在背。

　　南北议和时，张振武向黎元洪讨要白银40万两，赴沪购买军火。但张振武购得军火后，即擅自将其一半拨给了烟台革命军，黎元洪闻讯十分不满，令张振武解释。张振武则怒拍桌案，说：“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如今你竟查起我们的账来了。”

　　黎元洪对这些首义功臣是无可奈何的，一方面是感情上难以割舍，另一方面则是张振武等在湖北军中具备相当实力。他只有求助于中央，特举荐张振武为东三省边防使，率一镇鄂军赴任，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其他“两武”也一并举荐了。袁世凯照准，但“三武”进京后，均暂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等闲职。张振武不久被任命为蒙古屯垦使，他遂向袁世凯讨兵要钱，不得回复，乃挂印封金回到湖北。他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每月向黎元洪索取经费，扬言要筹组一镇精兵开赴蒙古。 武昌起义“三武”之蒋翊武

　　黎元洪对张振武的狂悖之举既怒且惧，而袁世凯对张振武的跋扈态度亦甚不满，恰好袁世凯曾致电黎元洪道：“略谓党人中如有嚣张之徒，能对付则对付之，否则可开列名单，由我邀其来京处理。”黎元洪遂求助于袁世凯，由袁电召张振武入京面商公务，待张振武到京后，黎元洪已致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正法，罪名为“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等。袁世凯即照办，令军政执法处陆建章，逮捕枪毙张振武及其亲信方维。时张振武刚在六国饭店宴毕北方将校，赴宴客人中便有知情者如段芝贵等，然均若无其事，谈笑如常。张振武在返回旅馆途中被捕后，孙武等人即赶到执法处救人，不料人已被杀。对此，袁世凯声称是按照黎参谋总长的命令办理，且兹事涉及国家安全，为重大机密，故不能明言其详。但次日，袁世凯即刊发了黎元洪的致电全文，其中列明张振武的罪状达15项，引起舆论哗然。

　　黎元洪以一忠厚长者，而必欲置张振武于死地，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争夺革命首功的问题。当初，“三武”等人对自己的能力并不自信，于是拥立了黎元洪，革命因此声威大振；而在“三武”心目中，黎元洪却不过是傀儡的角色，革命成功的首功自应属于他们自己。而黎元洪却决不是一个傀儡，他的能力使他一步步成为真正的领袖，并对自己在武昌首义中的贡献毫不讳言，且藉此首功，与天下豪杰分庭抗礼。但是，黎元洪也知道，自己在首义的最初三天半内，确曾采取不合作态度，若论首功，在“三武”的面前，毕竟气短不少。因此，双方其实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而张振武性格火暴直接，胸无城府，更是触动了黎元洪的心事。其实，若论按剑之心，双方必然都有。

　　扩展开来看，争夺革命首功的情况，其实也存在于黎元洪和黄兴之间、武昌和南京之间。坐镇上海的老牌革命党人如宋教仁等，对革命有统筹规划之功，若计首功，也并非十分牵强。但是，国人心目中的首功，仍然是指真刀真枪干起来的，对武昌的呼声也自然较南京为高。因此，黄兴对黎元洪、南京对武昌，争夺归争夺，但底气是不足的。

　　张振武被杀，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革命党人纷纷指责黎元洪和袁世凯，而且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人，其党内同志也对党魁黎元洪十分不满。自武昌起义以来，黎元洪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危机。他显然是轻信了袁世凯对他的许诺，且抱有“袁既杀张，则跟自己上了一条船”的简单结论，于是，被袁世凯“出卖”时，简直无地自容。

　　袁世凯则轻描淡写地利用了这一案件，既震慑了革命党，又瓦解了黎元洪与革命党的同盟关系，使黎元洪在武汉众叛亲离，最终被迫进京，进而使心腹之患武昌政权土崩瓦解。在这一回合中，黎元洪一败涂地，但是从此，他开始走上反袁的道路，从而使他在今后的历次政治风波中站在了一个相对正确的立场上。

　　翌年，蒋翊武因参加“二次革命”被政府通缉，终在广西逃难途中被捕，黎元洪即电令陆荣廷从速枪杀之。“三武”遂去其二，仅存的孙武于是向袁世凯讨要“免死券”，不得。袁世凯和黎元洪虽未杀孙武，却终不大用，且严加监视。他此后退出政坛，于1939年病逝于北平。其所以能得善终，也是因为他当初对黎元洪较为亲善。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何况争功之人呢！

五、泥菩萨

　　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时的黎元洪

　　黎元洪有个外号叫“黎菩萨”，因为他总是和颜悦色，温柔不伤，他在水师学堂的老师严复就曾评价他“德胜于才”，加上他相貌雍容富贵，比为“菩萨”实在贴切！可是，湖北方言中“黎”、“泥”的发音是相同的，因此，“黎菩萨”其实也就是“泥菩萨”，这正是他在北洋政府中的形象概括。

　　黎元洪于1913年12月11日进京。此前，他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虽然一再声明拒绝作候选人，却仍在第一轮投票中得到了150余票，仅次于袁世凯，而远高于第三名孙中山的不足10票。由于两轮投票后，袁世凯的得票数仍不过半，不得不进入第三轮投票，由袁世凯和黎元洪对决，最终袁世凯才以507票当选大总统。而在接下来的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却以610票的高票一次性当选，且得到了全场长时间鼓掌。这次选举，令袁世凯十分尴尬，也使袁世凯对黎元洪心生忌意。

　　事实上，确有不少人想利用黎元洪这尊“菩萨”，进行反袁的号召。比如，宋教仁就一度有以黎代袁的计划，但没有来得及实施就遇刺而死。若干年后尚有人惋惜不已，认为若由黎元洪任总统，宋教仁任总理，则民国必不至于如此。

　　袁世凯既对黎元洪有了忌心，就断然不能容忍他在武昌另立别府。陈宧等人也一再提醒袁世凯：“纵观世界，尚无副总统领兵驻外的成例。美国为共和楷模，其副总统不仅驻京，且兼任上议院议长。对黎元洪亦当如此。”但袁世凯几次三番电召黎元洪进京，都被他婉言拒绝。

　　袁世凯对武昌的四个师六万精兵投鼠忌器，只得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他先是将黎元洪的谋士饶汉祥邀至北京，极力攻心，让饶出面劝说黎元洪。饶汉祥刚回武昌，段祺瑞随即便到，强拉硬拽，将黎元洪送上了北上的专列。车次途中，袁世凯即发布了段祺瑞督鄂的命令。这也可算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一个过节。

　　袁世凯以当初接待孙中山的崇高礼仪接待黎元洪，极尽欢愉，时有报章将二人的会晤比为巴拿马运河凿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忽然翕合的奇观。但宴毕后，黎元洪却被送至瀛台下榻。此即当年慈禧软禁光绪的地方，黎元洪见此，心中已经雪亮，知道不仅湖北回不去了，而且身家性命都有危险。从此，他韬光养晦，绝口不谈世事，对袁世凯之羁縻赠馈，不谢亦不拒。每日晨起，即吟诵佛经，偶有客来，则颓然若愚。袁世凯对他极尽拉拢，终至结成儿女亲家，黎女绍芳嫁给袁的第九子。但这桩婚姻非常不幸，绍芳最终得抑郁症而死。

　　他在瀛台苦捱春秋，袁世凯则在紧锣密鼓地张罗帝制。黎元洪风闻此事，却始终不敢相信。他在湖北时，就有人推测袁世凯必然称帝，劝他加入反袁阵线。他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我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便我毁家灭身，继起者也必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至于灭亡。”如今谶言成真，袁世凯为了帝制自为之事，也亲来瀛台探访，不由得黎元洪不信了。而当袁世凯言及此事时，他毫不客气地回答道：“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万千，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先烈？”袁世凯怏怏而去。此时，参政院已成为帝制党的御用机构，黎元洪于是辞去参政院院长之职。虽然他仍参加参政院的会议，敢于对杨士琦、梁士诒等帝制党的论调反唇相讥，但由于多次遭到帝制党的倒彩，故不复到会，并请辞副总统、总参谋长。此时，由于瀛台作为皇帝的禁苑已不适合他再居住，遂举家迁入袁世凯在东厂胡同为他置下的私宅。这一时期，他为共和守节，极尽孤独困苦，有一次孙武来访，二人竟至抱头痛哭。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正式称帝，改元“洪宪”。两天后，“洪宪皇帝”发出第一道敕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令文曰：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黎元洪即召集智囊商量应对之策，饶汉祥劝他明哲保身接受王位，张国淦则坚决反对。黎元洪对饶汉祥嗤之以鼻，他说：“我意已定，宁死不受。”接着，国务卿陆徵祥等人来黎宅道贺，黎元洪当面表示不愿受爵后，即拂袖入内。袁世凯不久又派裁缝来量做亲王制服，被黎元洪逐客。袁世凯以为黎元洪终将接受，遂于19日重颁敕令，命九门提督江朝宗到黎宅宣封。黎元洪不见，江朝宗即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大怒，从房中疾步奔出，戟手勒袖，指着江的脸骂道：“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江朝宗却仍挺身直跪，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五字不止。黎元洪遂令左右将江朝宗架了出去。袁世凯闻讯，仍不死心，派袁克定等人往黎府馈赠各种礼物，但皆被拒收。自愿来祝贺的也大有人在，如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等就前来道贺，阮忠枢一见黎元洪便口称“王爷”，并传达袁的旨意，说打算封黎为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黎元洪怒道：“你们不要骂我！”而梁士诒来道贺时，黎元洪指着厅中一根石柱说道：“你们如再逼我，我就撞死给你们看！”

　　由于袁世凯之称帝，并未完全否定民国，而之所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正是表彰其武昌首义之功。首义之功既在，则无论黎元洪如何拒绝受封，袁世凯都莫可奈何，否则将无以向国人交待。同样的，黎元洪之所以要拒绝册封并反对帝制，也是因为首义之功本来就是属于民国的，而对帝制而言，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但是，他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能够始终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怕牺牲，毫不妥协，是难能可贵的。君不见，筹安六君子中，就有胡瑛、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四个老革命党，当时连革命党人都如此堕落，黎元洪之守节就更显可贵了。

　　此时，密谋出京的蔡锷将军密访黎元洪。蔡锷说：“欲解决此事，惟有武力。”黎元洪叹道：“你我身在樊笼，何得出此。”蔡锷答道：“大计已定，请您候我出京四十日后，必有佳音。”不久蔡锷潜返云南，打响了反袁护国的第一枪。黎元洪闻讯大为欣慰，击节叹赏道：“松坡不愧英雄本色！”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在出京前还去拜访了一个人，那便是段祺瑞，所谈的内容，多半和与黎元洪所谈相同。在洪宪帝制中，黎元洪和段祺瑞是共了一场患难的。

　　不久，袁世凯迫于压力取消帝制，但仍想占据总统之职，自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护国军方面看来，此时的几个总统人选中，蔡锷的威望显然不够，孙中山必然会遭到进步党的反对，冯国璋或段祺瑞不可轻信，因此最合适的还是黎元洪。梁启超也认为，以黎元洪为总统，可以平息各派的争论，且可明确护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事实上，黎元洪本来就是法定的总统继承人，又坚决抵制了洪宪帝制，是当仁不让的。于是，护国军大元帅唐继尧通电全国，恭承黎元洪为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此时不仅袁世凯对黎元洪忌心更盛，冯国璋等人也觊觎即将悬空的总统之职，黎元洪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一度想乔装出逃，因计划泄露而未果，袁世凯则令江朝宗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冯国璋自己想做总统，忙着迫袁退位，袁世凯因为北洋系的众叛亲离而绝望，忧惧成病。俗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必定是痛感戕害民国之非，故在向徐世昌、段祺瑞托孤之际，念念不忘“约法”二字，并谆谆告诫徐、段二人要好好辅佐黎元洪。依照相关法律，他在金匮石屋中预置的继承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总统位置悬空，段祺瑞未必不动心，然因徐世昌坚持应由黎副总统接任总统，段无奈接受，但心里很不舒服。他与黎元洪早在前清两次秋操时就意见不合，后来自己又奉令夺了黎的湖北，矛盾不可谓不深。段祺瑞本就器宇不宽，如今携张国淦赴黎宅首致祝贺，竟然除了三鞠躬外，一言未发。他对黎的敌视和轻视，已是一目了然。所以，为祸民国的“府院之争”，其实自袁世凯逝世就已经开始了。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私宅就任总统。北洋系对他出任总统十分不满，拥至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办公室，要求段或者徐世昌接任总统。段祺瑞即表示：总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削弱总统权力，而增加总理权力。此外，黎元洪任总统，南方的军政府便无话可说。

　　袁世凯身穿洪宪皇帝装

　　于是，黎元洪任总统后，“府院之争”迅速爆发。所谓“府”，指黎元洪的总统府；所谓“院”，指段祺瑞的国务院。段祺瑞坚持内阁责任制，凡事多不与黎元洪商量，惟将其当作盖印工具使唤。而且，段祺瑞为政本就懒散，一天中有大半天在下棋打牌，院务多交与秘书长徐树铮来处理。而徐树铮偏偏是个目中无人之人，他对黎元洪毫无礼貌，经常说“这些事不劳您费心”之类的话，从而使“府院之争”不断升级。

　　最初，黎元洪想延揽南方护国军政府的人士入阁，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等人遂北上就职。他又想任命梁启超为府秘书长，被梁启超婉拒，一是因为梁启超极具政治眼力，看出了府院之间的矛盾，二是梁启超作为进步党人，对黎元洪延揽国民党人十分不满。极受黎元洪重视的内务部长孙洪伊，便是从在护国运动中脱进步党而入国民党的，因此孙后来也成为府院之争的一个焦点人物。

　　起初，由于府秘书长张国淦颇能调解双方的矛盾，府院之争尚能有所收敛。但随着张国淦不堪重负而辞职，丁世峄接任，府院双方就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先是丁世峄竭力增大总统权力，段祺瑞则公开表扬徐树铮的人品。接着，孙洪伊打抱不平，专门与徐树铮作对，日日火并。徐、孙第一次大冲突是因徐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电令，催促四省军队会剿驻粤滇军李烈钧部；第二次是因徐为福建贪官胡瑞霖辩护。这两件事都显然是徐理亏，院方不得已向府方让步，拟订了有利于府方的五项方案。然院方终难解心头之恨，于是以孙洪伊裁撤内务部冗员为罪名，着免其职。徐树铮将该免职令送交黎元洪盖印时，黎元洪严词拒绝。徐竟然说：“总统若再不用印，就只有不让孙洪伊出席国务会议了。”黎元洪愤怒地质问：“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讲话？”徐树铮冷冷地回答：“这是段总理的意思。”

　　徐树铮的嚣张跋扈使他在国会中臭名昭著，一些议员列举了他的七大罪状，联署者达60余人。但段祺瑞坚决支持徐树铮，甚至当面对黎元洪怒吼：“总统不免孙洪伊，就请免我吧。”这样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不得不软化。最终由徐世昌出面协调，双方达成妥协，即孙、徐同时去职。随后，“府院之争”便更上层楼，成为黎、段的直接对垒了。段祺瑞依靠张勋等人的督军团，以对抗总统的权威，不久又以徐树铮已去职为借口，要求府秘书长丁世峄也去职。黎元洪无奈同意，但要求由张国淦任院秘书长。张国淦为人乐于排解纷争，故府院之争暂时消歇下去。

　　然而接下来的对德参战之议，成了黎、段宣泄矛盾的地方。段祺瑞早早地便与日本人达成默契，要对德宣战，黎元洪十分愤怒，曾指着亲日的曹汝霖的鼻子痛骂道：“你们要卖国，还要我随同卖国，你们还有没有心肝！”段祺瑞为了通过对德宣战的议案，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签署了罢免令，段祺瑞避居天津。

　　表面上看，府院之争是府方赢了，事实上，由于段祺瑞遥控着最大的实力派督军团，便自然会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督军团”，即各省督军的联合阵线，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主张军民分治的黎元洪十分不满。他们为达到目的，竟云集北京，不断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就对德宣战一事而言，他们要求国会通过此案，否则便解散国会。黎元洪答道：“你们作为军人，职在国防，不要干涉中央政务。《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条款，因此我无法照办。”有了这些过节，督军团便有了驱黎下台之意。于是，在段祺瑞退居天津后不久，各省便纷纷宣布“独立”。

　　督军团的盟主是坐镇江淮的大军阀张勋，他的志向又与别的督军不同。张勋是著名的“辫帅”，除了要赶黎元洪下台，还要迎接宣统复辟。他召集督军团在徐州频频密会，就是商量复辟之事，督军们有的赞同，有的冷眼旁观，总之均未对张勋进行足够的劝阻。段祺瑞则想得更为深远：徐州会议的形成本来就有徐树铮的力量，如今张勋要复辟，让他驱逐黎元洪，然后由自己兴师讨逆，三造共和，不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而黎元洪对这些鬼蜮伎俩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张勋有意进京调解矛盾，又认定张勋是个头脑简单、重义气的热心汉子，正为此喜出望外，哪里还有他想。他在北京热盼张勋的到来，但张勋人还没到便给了他当头一棒。府秘书长从天津带回了张勋的六项条件，要求解散国会、另立宪法等等，无一不似晴天霹雳。此时，黎元洪已无计可施，只好抛弃他曾许下的“不违法，不怕死，不盖印”的诺言，宣布解散国会，但坚称此举是为了保存共和政体。

　　但张勋岂容他保存共和政体。6月14日张勋进京，望眼欲穿的黎元洪开正阳门迎接。但张勋完全没给黎元洪一点面子，一进京就把持了军政大权。黎元洪的总统府一下子变得格外冷落，但他仍在盼望着内阁重组、国会重开、法统重光，为此，他还专门致电陆荣廷，要求南方万勿北伐。可见，他对时局仍抱相当的乐观态度。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全国人民震惊。康有为来京后，张勋即胁迫王士珍等50余人，进紫禁城面圣，拥戴宣统复辟。黎元洪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即表示“愿以身殉民国”。6月31日凌晨4时，张勋派梁鼎芬、江朝宗、王士珍、李庆璋来总统府逼黎元洪退位。梁鼎芬拿出“奉还大政”的奏折要他签名盖印，他厉声斥道：“民国是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而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须遵从国民的意志，而非个人的行动。你们忠于清室，就要为清室的安全考虑，不能侥幸一试。复辟之后，我就不能再对清室的安全负责。”

　　张勋对黎元洪相当轻视，认为他已经无足轻重。但是黎元洪困居总统府内，仍不忘匡救共和。他派夏寿康赴天津问计于张国淦，张国淦认为总统既在难中，惟今之计，只有请冯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并重新启用段祺瑞，令他讨逆。黎元洪得讯后当机立断，即刻拟订了重新启用段祺瑞的任命书、命段讨逆的命令，以及冯国璋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秘密派人送交段、冯二人。他还不顾生命安危，通过日本使馆发出一份否认“奉还国政”的通电，表示“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始终，此外他非所知”。这一举措激怒了张勋，总统府警卫队遂被撤换。虽然外国公使团一再要求保证总统的安全，但是黎元洪仍觉不安全，遂于7月2日奔赴日本使馆避难。

　　段祺瑞接令后，于马厂誓师，不到一周时间便攻入北京，复辟遂告失败。段祺瑞特地赶赴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实则意在讥讽。黎元洪则声明准备辞职，决不再回总统府，接着他果然回到了东厂胡同私宅。

　　段祺瑞对黎元洪深恶痛绝，故宁可支持冯国璋出任总统。冯国璋早有此意，欣然北上。但南方军政府对此十分不满，坚持认为黎元洪才是合法总统，并一度派人迎黎南下，被他婉拒。黎元洪决心脱离政治，做一介自由的平民。但是段祺瑞对他余怒未消，并且颇具戒心，为防他与南方联络，故禁止他避居天津。他还一度遇刺，此事见报后，孙中山即在广州演说，表示愿迎他南下执行大总统职务，并命程璧光携两艘军舰在秦皇岛准备迎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段祺瑞自然更不会放黎元洪出京了。因此，此时期黎元洪的艰难困苦，有甚于当年被袁世凯软禁在瀛台时。

　　黎元洪虽在张勋复辟中，担任了一个引狼入室的愚蠢角色，但他在逆境之中，敢于公开抗逆，呼吁共和，虽死无惧，是无愧于民国总统的身份的，这种精神与他在洪宪帝制中的表现一脉相承，互相辉映。只是，他虽然有心维护总统、国会、内阁各安职守的共和政体，但在崇尚强权的北洋时代，这只能是痴人说梦！他被人称为“黎菩萨”，正应了那句“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老话。

六、截车夺印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使用的大元帅印模

　　冯国璋北上接任总统后，黎元洪在北京处境尴尬，多次提出要赴津休养。起初段祺瑞还百般阻挠，到后来南方对黎的热情减退，黎本人也一再表示无意过问政事，段祺瑞才同意他离开北京。

　　黎元洪于1917年8月末离京，从此息影津门5年之久。这5年内，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天津英租界的私宅内，养花、练字、读报、骑马、溜冰、打网球，也很喜欢听戏或看电影，因为他很喜欢跟普通百姓在一起。经过5年早睡早起、勤于锻炼的生活，他虽年近花甲，却格外健康。他与政治尤其是北洋政府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对有政治企图的访客很不欢迎，对北洋政府每月致送的1000元费用坚辞不受。

　　在北洋政府的高层人物中，富家翁比比皆是，但大多是利用政治地位博取来的不义之财，而如黎元洪这样以经商能力扩充财富的资本家并不多见。他在天津的5年，正值西方列强忙于欧战，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所放松，中国的民族实业获得喘息之机，他于是全力投资各类企业。这5年内，他投资的企业有20余家，包括矿业、金融、工厂等，多为资本运作。这些投资大多十分成功，他的资本也因此迅速扩大，在许多公司的股东名单上，他都名列首位，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大鳄。

　　不过，他仍然被许多国人奉为合法和正式的大总统。冯国璋任总统尚可说是以副总统继任，而接下来的徐世昌是被安福国会选出的，安福国会则被皖系以外的政治势力视为非法。不仅西南方面对此无时不忘，就是直系的政治新秀吴佩孚也对此耿耿于怀，再加上皖系自身的嚣张跋扈，法统问题就成为各派论战的焦点。各派争执不下，乃采取实际行动，先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发动二次护法运动，并当选非常大总统，明确地与北京政府对立。之后，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频繁发表反皖声明，最终撤兵北上，与奉系张作霖夹击北京，段祺瑞兵败下野，直奉进入北京。

　　段祺瑞虽表明不愿离开北京，然终因不合时宜而避居天津，步了黎元洪的后尘，这也许是段祺瑞最不情愿的事情了。吴佩孚本无意为难段祺瑞，他之所以攻入北京，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全新的国民大会的政治制度。但是，他的理想于曹锟和张作霖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曹、张二人在北京刚结为亲家，只求维护眼前利益，不愿节外生枝，因此，徐世昌依旧做总统，法统依旧没有恢复。吴佩孚黯然回到洛阳，一下车就对新闻记者说：“本次胜利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然直、奉缺乏合作的基础，此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果然，双方在组阁问题上互不相让，从唇枪舌剑终至大打出手，吴佩孚摧枯拉朽般将张作霖逐出山海关，直系独霸北京。吴佩孚从来都称徐世昌为“菊人先生”，而不称总统，如今更决心逐其下台。此时，梁启超、熊希龄、金永炎、哈汉章、王家襄等人都游说直系，要求用“恢复法统”来号召天下，被曹、吴采纳。直系既要“恢复法统”，就须恢复旧国会，迎回黎元洪。

　　吴佩孚先是令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呼吁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位，徐世昌和孙中山同时退位。随后，由曹锟出面表示支持，全国响应。于是，徐世昌也不得不避居天津，步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后尘，不同的是，黎、段二人都有返京再起之日，徐世昌却永远告别政坛了。

　　但有关黎元洪复位之事，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曹锟本人想做总统，对黎元洪复位心情复杂。黎元洪洞察到这一点，故对前来劝他出山的吴景濂、王家襄等人说：“你们还是选曹锟做总统为好！”其次，皖系余孽如卢永祥等通电讥讽黎元洪，认为黎元洪是自己辞职的，而且即便不辞职，其任期5年早已届满了，根本不存在“复位”之说。再次，章太炎等人情知黎元洪此次复出，不过是给直系做傀儡，出于旧交情而劝他暂勿出山。最后，虽然黎元洪解散国会是迫于张勋进京时的复杂局势，但旧国会议员对此事不依不饶。在这些反对声音的影响下，黎元洪一度拒绝复出。但是更多的政治势力和人物都敦劝不已，致使他在天津的私宅门庭若市，欲求往日之清静已不可得。有感于此，黎元洪乃打出“废督裁兵”的底牌，作为复出的条件。

　　该份强调“废督裁兵”的“鱼”电，由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起草，轰动一时。电文向国民倾诉苦衷，坦诚自己当年之所以辞职，是负疚于解散旧国会之非，并说自己5年来为此锥心泣血。随后，他又列举督军制的五大弊端，认为国家危亡已迫在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自存。他在天津过了5年平民生活，对民间呼声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因此这份电报虽有政治考虑，却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也自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高度评价。黎元洪这个黯淡多年的名字，一下子又变得光芒万丈。

　　然而，他提出“废督裁兵”，必然得罪全国的大小军阀。作为全国最大的军阀，曹锟对他就极为不满，但是势成骑虎，无法改弦更张，不得不委屈自己，通电表示支持“废督裁兵”。随后，直系诸督如河南督军冯玉祥、江西督军陈光远、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纷纷表态，表示愿听命于黎大总统。当然，这只是做姿态而已。

　　随后，曹、吴的使者熊炳琦、李济臣到天津继续游说，说到激动处，熊炳琦等竟然团团跪了一地，黎元洪也只好跪下还礼。但他心如铁石，坚称要各省督军全体解去兵权，否则免谈出山。曹锟闻讯，便令吴毓麟持了写有“曹锟首先废督裁兵”的名片，与黎元洪互相签字为证。黎元洪才下了最后决心。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赴京，当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复职典礼。民国的总统序列，因此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黎元洪显然是第二代总统，但如此一来，冯国璋和徐世昌就皆为非法。总之，国家名器，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中，实在太过儿戏了。

　　他上台后，即令清流颜惠庆组阁，撤销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战。南方迅速响应，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广东陈炯明都通电表示了对他的拥护。然而现在更重要的，还是恢复国会的问题。旧国会议员经段祺瑞安福国会和孙中山非常国会的分流，已经支离破碎，出现多种版本，故要恢复国会，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比恢复国会更要命的，则是废督裁兵。黎元洪以吴佩孚为陆军总长，希望可以借此解去吴的三省巡阅副使之职，为废督裁兵做个表率。哪知吴佩孚不肯去职，此事弄巧成拙，各省督军也干脆明确地反对废督裁兵了。最终，只有江西、浙江、东北等五省“废督”成功，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不过将“督军”换个名称而已。

　　废督裁兵的失败，只是政治理想的破灭，而财政的危机，则是当务之急。各地因索要军饷而兵连祸结，连北京的国务院衙门也不能幸免。颜惠庆因而辞职，黎元洪好不容易说动唐绍仪组阁，却遭到了吴佩孚的坚决反对。此时，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完全是直系的一个傀儡。

　　孰料，傀儡也不是随便做的。曹锟置吴佩孚的劝告于不顾，坚持要马上做总统，这样一来，驱逐黎元洪就成为当务之急。最初，他们拼命寻找法理依据，指出黎元洪只应补足160日总统任期，如今却已做了330余天总统，故当自动退位。对此，拥黎派则针锋相对地找出证据，认为黎的总统任期应补三年零三个月，到1925年9月才到期。吴佩孚就曾劝告曹锟，应等黎元洪1925年到期后再准备竞选总统不迟，但曹锟不听。

　　曹锟先是利用一个鸡毛蒜皮的“制宪经费”问题，驱逐了亲黎的内阁总理张绍曾，又指使冯玉祥、王怀庆率领兵痞进城，借口内阁无人负责，直接向黎元洪索饷。总统府门外一连数日成为军警索饷、流氓围攻和市民哄闹的场所，一些所谓“公民大会”便在此草草召开，演说者时有，而主题只有一个，便是黎元洪下台。不日，又有“市民请愿团”在天安门前集会，打出“市民饿，总统肥”、“府院勾结种种失败”之类的横幅，狂呼乱喊。这些巧立名目的集会活动越来越猖獗，黎元洪的态度却越来越镇定。起初，他还以为真的是军警索饷，为此愁眉不展；等到洞悉其奸后，则转趋淡定。他说：“民国六年我受张勋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错。如今出任总统，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我的任期若何，静听国会依法裁决，决不会再屈服于暴力，重蹈覆辙，贻害百姓。”

　　但直系诸人的手段越来越卑鄙，到后来，总统府连电话、自来水都被切断，而且狮子大开口，要求总统在12小时内发给军饷300万元，否则军队将自由行动，后果自负。黎元洪见此，豪气顿生，一气签署七道命令，其中有裁撤全国的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和督理一款，并声讨此次索饷兵变之幕后指使人。该件经总统盖印后，交印铸局发表，印铸局怯辞，遂交与驻京外国记者，翌日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

　　早年从袁世凯编练过新军的卢永祥

　　此事办完，出口恶气，黎元洪自知北京不宜久留，遂于1923年6月13日，携金永炎、唐仲寅、韩玉辰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离京赴津。行前致函外交团和国会，声明北京已不能自由行使主权，故政府迁往天津，并向国会要求撤回去年复职时的辞职公文，理由是“国难方殷，万难卸任”。他的表现愈挫愈奋，颇有些“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事实上，在此前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曹锟闻讯，即刻令人去总统府取总统大印，却不见踪影。直隶省长王承斌接令后，即刻乘快车赶赴杨村车站，截得黎元洪的专车，上车讨要印信。车继续向前行驶后，一开始王承斌还虚与委蛇，拐弯抹角，黎元洪均漠然视之。看看车到天津新站，王承斌一着急，才直问印信的去向。黎元洪说放在北京了，王承斌即回答道：“总统应该讲实话！”黎元洪大怒道：“我就是不把印交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王承斌冷笑一声，命令将车头摘下，声称要开回北京。

　　其时黎元洪的子女四人前来接站，被军警阻止，遂央求英美两国领事上车问候起居，不料亦被阻拦。两位领事愤然道：“中国的军阀竟然可以劫持总统，真乃世界所无的怪事。”黎元洪在车上走来走去，悲愤不已，竟至举枪自杀，幸被福开森把枪夺下，子弹虽已射出，但未中要害，仅受轻微的擦伤。他欲死不得，万念俱灰，遂向携印藏身于法国使馆的姨太太危文绣打电话，令她将印交出。王承斌又呈上三通电稿，内容为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请黎元洪签字，黎照签不误，这一出“截车夺印”的好戏始得收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声称要“住在车上不走”的直隶省长王承斌，在去年敦请黎元洪出山时，曾经声泪俱下，情形感人，前尘后事，竟至沧桑如此。

　　黎元洪回到天津家里后，即将印信被夺与被逼签字之事通电全国，说明这三通电稿为强迫签字，依法不具效力，并强调自己决不辞职，纵国会议决，也决不受命。他高度关注北京方面的各种命令，对于重要的则以总统名义针锋相对地另发一令。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大总统，由于他离京前已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故若能重设国会，就可以在天津恢复政府。因此，他在天津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是来津议员，均以旅费名义支给500元。但是，民初旧国会的国会议员经过洪宪帝制、安福系的摧残之后，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个人品质已经很难保证，此次来津的议员虽然不少，但大多为投机分子，无非是贪图那500块大洋而已。不久，曹锟在北京出价5000元贿选总统，这些人自然就跑到北京去了。

　　黎元洪又想重弹张勋复辟时的老调，与段祺瑞再度合作，再来个马厂誓师。但此时不具备“三造共和”时的客观条件，加之段祺瑞的心胸本就狭窄，宁可与张作霖、孙中山合作，也不愿与他再度联手。此时，孙中山、卢永祥等人在上海组织反直同盟，邀他南下，章太炎等故人也一再邀请他挺身而出，认为此正其时，他遂于9月8日南下。但他一到上海就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尴尬，孙中山、卢永祥对他的态度本来就有些敌视，而唐继尧、张作霖方面则对他太过客气，国民党人张继甚至在会议上痛骂他为“民国第一号叛徒”，林林总总，都令他心生退意。后来，他得知卢永祥催他南下的电报竟然是别人伪造的，才恍然大悟。此时，他的老友张謇、唐绍仪等人劝他放弃，他本人也渐渐意气萧索，对政治突生惧意，最终宣布自己将赴日本养病。

　　他于11月8日东渡日本，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安心做寓公。他于实业兴致高昂，曾对人说：“我两次做总统，皆赔累不少，不如做生意较为安闲自在。”他晚年投资的企业达到70余家，包括银行、证券、矿产、森林、造纸、食品、贸易、保险、运输、市政、文教等许多行业，投资地区覆盖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辽宁、香港等省市，积财极丰。他爱穿西装，吃西餐，做西式体操，看西洋电影，与他资本大鳄的身份极为相合。时人认为他资本主义民主意识较浓，且醉心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此言不虚。

　　他最重视的节日不是春节，也不是清明，而是“双十”国庆节，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功臣，他自然对这个节日情有独钟。不过，他宁可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来过这个节日，再不愿卷入政治的漩涡了。后来，段祺瑞执政府曾两次邀请他出山，他均予谢绝。

　　1928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到达山东临城时，欲没收中兴煤矿。这是黎元洪投资最多的企业，也是黎家当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便托谭延闿向蒋介石说情。蒋介石说：“别人的我可以没收，但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是，北伐军还是向中兴煤矿摊派了许多军费，声称若逾期不交，便予以没收。当时黎元洪患糖尿病已有时日，闻此愈加沉重，终至不治，于6月3日病逝，留有遗嘱十款：

　　一、国民对于济案应以沉毅态度，求外交正义之解决，不能有轨外行动。

　　二、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三、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

　　四、调剂劳资，应适应民族心理及世界经济趋势，统筹兼顾，制定详细法规，行之以渐，不可破坏社会秩序与家庭关系，俾免各趋极端，庶共产萌芽无从发现。

　　五、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六、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七、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八、参酌近今中外情况，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不可逮思废除国界，为列强所利用。

　　九、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

　　十、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

　　另有对家人遗嘱云：“丧事从简，戒诸子潜心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国民政府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勋，对他实行了国葬之礼。吊唁者名流荟萃，如逼宫之冯玉祥、摊派之蒋介石、跪呼“请王爷受封”之江朝宗等等，都赫然在目。段祺瑞也来吊唁，三鞠躬后，喟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而最别致的，则是老友章太炎的一幅挽联：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绥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一、龙、虎、狗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京、津、直隶地区。没过多久，就有若干虎狼之兵游弋到直隶和山东的边境，正习惯性地要烧杀抢掠时，冷不丁地看到那些砖墙土壁上用白灰大大地写了许多各国文字：“此山东境。”不禁面面相觑，缓缓点头，而后掉头离去。

　　原来，当时的山东巡抚是驰名中外的袁世凯。他于1895年小站练兵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人物，西方社会和媒体对他极感兴趣，认为他是新派人物，是中国的栋梁之才。1899年，鲁西北的义和团率先喊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朝廷受到洋人的压力，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职务，以袁世凯暂代之。袁上任后，果然对洋人相当友善，对团民则坚决镇压。当然，仅仅态度友善还不足以令洋人的虎狼之师折服，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山东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到3个月后他实授山东巡抚时，麾下已有两万精兵了。洋人消息灵通，知道山东不同于直隶，不是个好捏的软柿子。

　　庚子之乱中，袁世凯响应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的“东南互保”策略，而对慈禧太后自杀性的宣战避之犹恐不及。他承诺北上勤王的一万兵马迟迟不发，并宣布对山东境内的外国人负完全保护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在济南举行秋操阅兵，并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前来观阅，以震慑国际视听。结果，素以军容严整扬名天下的德国人惊叹不已，看到拖着辫子的清国兵勇们摇身一变，变得意气风发，士气如虹，不禁啧啧称奇。尤其对现场那三个武威鹰扬的指挥官赞不绝口，向袁世凯一打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分别叫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洋大人叹道：“这三个人可谓‘北洋三杰’。”消息一经附会，便有了很多版本，有人说洋大人将王士珍比作龙，段祺瑞比作虎，冯国璋比作豹；也有人说：王固然是龙，段也诚然是虎，而冯却不是豹，而是被比作狗的。

　　西方人对狗的评价一向是比较高的，“龙”虚无飘渺，“虎”清高傲慢，“狗”却忠诚果敢，最为实用。因此，即便洋大人将冯国璋比作“狗”，想来也绝无恶意。但是，“狗”在中国偏偏是一个最恶毒的贬词，被人指作“狗”直如辱及祖宗八代，实为奇耻大辱。后来，冯国璋就曾因某报比其为“狗”而大忿，竟诉至大理院，一时传为笑谈。

　　“北洋三杰”之“狗”冯国璋

　　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咸丰八年）生于直隶河间县诗经村。诗经村曾是汉儒毛苌传讲《诗经》之处，儒家教化深入人心。冯国璋的先祖乃明朝开国功臣冯胜，冯家于永乐年间从安徽迁至河间，400多年来，一直是该地的大姓望族。但到了冯国璋父亲一代，已沦落为农人，虽薄有田亩，但晚清时兵荒马乱，不足以供温饱。冯国璋在兄弟四人中排序最幼，幼时曾读私塾，少年时曾赴保定莲花学院半工半读，终因贫困而辍学。

　　1884年，冯国璋在一个族叔的介绍下，到大沽口投军，属直隶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淮军。他最初做炊事兵，后因为人机灵且颇通文墨，做了一个管带的勤务兵，得以跟各级军官接触。次年，清廷在天津创建了武备学堂，在淮军各营挑选生员，他在统领刘祺的保荐下成为第一期学生。1888年，他抽空回到原籍应试科举，因为通晓数学而补取了特设的诸生名额，但后来应顺天府乡试落第，只好回到武备学堂继续学业。

　　1890年，冯国璋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学办荫昌挽留为教习。但他急欲取得军功，遂于1893年投聂士成，得充幕僚，并奉命往山海关及东北各地考察地形。归来后他提交了详实的报告，对后来的军事行动大有帮助，以此得到了聂士成的赏识。次年他又随聂转战朝鲜，战后被派管理军械局，不久又被聂推荐为驻日使臣裕庚的武官随员。在日期间，他有意接近日军将领，暗地考察日本军事，最终写成兵书数册，期冀能为国家所用。但是当1896年回国后将此书敬献给聂士成后，却没有得到聂的重视。这时，他得到荫昌的推荐，赴小站助袁世凯练兵，乃将兵书转献给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大喜过望，誉为“鸿宝”，并称赞他：“军中学子无逾公者”。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他于是弃聂士成而投袁世凯。

　　冯国璋一进小站，就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任督操营务处总办，不仅负责日常训练和典礼阅兵的指挥，且主持新军的兵法操典制订，为新军的建立和成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一同在小站意气风发的，还有他的同届同学王士珍、梁华殿和段祺瑞。他们四人均受到荫昌的大力推介，被舆论认为是武备学堂一期的佼佼者。但是梁华殿福薄，刚到小站不久即在训练中失足落水而死，不然北洋就该不止“三杰”而是“四杰”了。

　　无论“龙”、“虎”、“豹”，还是“龙”、“虎”、“狗”，排序是一样的，冯国璋都排在了王士珍和段祺瑞的后面。但这一排名确是能力的真实体现吗？只怕也未必！论年龄，冯国璋长王士珍二岁，长段祺瑞六岁。论地位，王士珍曾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做到执政，冯国璋则做到货真价实的总统。论政治表现，王士珍信奉黄老学说，见头不见尾，成就有限；段祺瑞曾三造共和，但挑起府院之争，亲日借款，一度成为和平的阻碍，有些声名狼藉；冯国璋则一再呼吁和平统一，在北洋军阀中较为温柔敦厚。因此，虽然段、冯二人难分伯仲，但冯也决不至于排在三人之末的。

　　而且，庚子前后，王士珍是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段祺瑞是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冯国璋则是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不惟步兵官兵最多，且冯还是历次操练的全权指挥官。因此，冯当时在新军中的地位，只怕还高于王段二人。袁世凯曾用一个字逐次品评手下的将领，以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而以冯国璋为“主将”。

　　当然，因他和王士珍、段祺瑞，以及曹锟、李纯等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之后又一起在新军中并肩奋斗，彼此关系都十分亲密；而他和王、段又同是第一期毕业生，关系就更近一筹。“北洋三杰”的亲密关系可见于许多细微之处，大处可以出生入死，小处可以互相处理家事。随袁世凯在山东时，冯、段两家的子弟上的是同一家私塾，有荒嬉学业的，长辈都一视同仁加以责罚，毫无避嫌之处。有时冯国璋生病，段祺瑞对医生所开药方都要亲自过目，可谓无微不至。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不肯复职，依法应由驻节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冯国璋尚在犹疑，段祺瑞已拍来电报，简单干脆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阅电大悦，遍示众人道：“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马上便整装北上了。至于王士珍，则一直与冯交好。冯、段交恶时，王士珍居然违背了自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不惜惹祸上身，出山做了国务总理。若非冯国璋的面子，别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冯国璋做总统后与段祺瑞迅速交恶，除了政治主张截然相反之外，性格也是重要原因。段祺瑞作为北洋之“虎”，一向清高自诩，刚愎自用；冯国璋则满心以为自己是老大哥，对段祺瑞不甚客气，也犯了政治家的大忌。洪宪帝制时，段祺瑞与黎元洪本是共过一场患难的，但等他们分任总理、总统时，段祺瑞却不能屈己下之，于是出现了影响恶劣的“府院之争”。等到张勋复辟后，段祺瑞便不愿意让黎元洪复位，黎元洪也不愿再受段的窝囊气，于是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但段祺瑞已有了“府院之争”的心理惯性，此前的黎元洪雍容豁达，尚且不能相容，何况冯国璋本来就是个赳赳武夫，两人硬碰硬，自然火花四溅。这就像秦末的张耳、陈余，本来情同骨肉，但政治地位上升后发生了利益冲突，便只有作仇人相对了。

　　因此，等冯国璋卸任总统后，利益冲突不再，他和段祺瑞的关系就迅速好转，有时还在一起设局打牌。等到一年后冯国璋病故，段祺瑞来冯家吊唁。他以自己一贯的风格，面无表情地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把蒙在头上的盖帘掀开，看了一眼冯国璋的遗容，然后悄无一言地离去，不久又派人送来一幅亲拟的挽联，写道：

　　兵学砥砺最相知，忆当拔剑狂歌，每兴誓澄清揽辔；

　　国事纠纷犹未已，方冀同舟共济，何遽伤分道扬镳。

　　文采虽嫌平淡，却是一个精粹的总结。

　　由于冯国璋曾任武备学堂的教习，因此与曹锟、李纯、陈光远等低年级学员的关系也相当深厚。李纯和陈光远更被认为是冯国璋的嫡系，王占元虽然是一期生，却也事冯如兄长，这些人组成了直系的中坚。冯国璋任总统后，任命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加上王占元的湖北督军，并称“长江三督”，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曹锟在直皖战争中击败段祺瑞后，跑到北京帽儿胡同冯宅，向着冯国璋的遗像行礼道：“四哥，我给你出了气了。在小站的时候，他就打不过我的。”冯国璋在世时，鉴于直系内部的亲密关系，段祺瑞需要曹、李等人采取一致行动时，都是委托冯国璋为其做说客的。

　　出于自信或其他感情因素，冯国璋对北洋各军校出身的将官都较为器重，而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生”较为轻视。他曾说：“朝廷当年是受了蛊惑，让王遇甲、吴禄贞、蓝天蔚这些士官生做统制、协统，像吴禄贞那样，两万两银子就买个统制。滔天大祸，正是由此而起的呵！”事实上他也曾给主管兵事的载涛上过密呈，要求罢斥士官生，但未被采纳。不过等他就任第一军军统后，即刻斥用第四镇统制王遇甲，而用陈光远代之。军事领域是最容易出现派系的，此言不虚！

二、收顺御林军

　　庚子之变前后，冯国璋因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经袁世凯奏表，以候补知州升为候补知府。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保定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保、教练三处，以冯国璋为教练处督办，负责创办各类军事学堂。两年后，清廷在北京设练兵处，又征调他为军学司司长，仍兼任保定原职。由此可见，他在北洋军中的业务偏重于军事理论，这与他当初撰献兵书有关。而他也的确胜任教练处和军学司的职位，为北洋系培养了一批富有向心力的将官，并输送到各省军中，对民国北洋集团的形成居功甚伟。从一件小事可见其责任心之强：1903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一个皇族学员游宿娼寮并吸食鸦片，他得知后即刻亲自出马，将其带回学堂加以申饬。该学员倚仗皇族势力，竟然置若罔闻，并口出不逊。他大怒，将军帽力掷于地道：“我宁可不做此官，也要严明纪律！”于是亲挥军棍奋力责打，以致军棍折成两段，之后更将此人开除学籍。全校为之肃然。

　　当时清廷已风雨飘摇，皇族皆岌岌自危，都希望自己的子弟能成大器担大任，因此，冯国璋责罚皇族学员并未遭到皇族的忌恨，反而得到进一步的重用。1906年，清廷干脆用他做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专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次年，他又提升为陆军部军咨处正使。又过一年，继续提升为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觊觎北洋军队，在放逐袁世凯的情况下，极力笼络冯国璋。1909年，袁世凯称病回籍休养，冯国璋也忐忑不安，诈称坠马受伤，要求请假，载沣不准。恰好他的夫人吴氏去世，他便以此请假，亦不得准。他于是箝口结舌，人云亦云，假装不问天下之事，以求避祸。

　　清末北洋新军

　　他深知北洋军心所向，尽在袁世凯一人，以载沣这样的稻粱子弟，是决计收顺不了的。因此，他不仅坚决地抵制了载沣的利诱，而且还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他与段祺瑞、王士珍等北洋将领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都感念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而自己的羽翼尚不丰满，只可依傍雄主，却不能独当一面。是故，尽管袁世凯在河南老家泛舟垂钓的照片广见于中外报刊，实际上他却遥控着北洋的局势。

　　1911年（辛亥）8月，清廷在直隶东平府举行秋操，冯国璋为东路军总指挥。直到此时，他仍在军中干着自己的老本行，操练军队，培养军官，但是随着时局之变，他的用武之地渐渐凸现。秋操进行中，惊闻武昌党人起事，清廷派荫昌率第一军为先锋南下，命冯国璋组织第二军为后援。不想荫昌的军队刚开拔就出了问题，由于北洋军大多为汉人，又被先期潜伏的革命党灌输了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因此不仅对出兵攻打革命军态度消极，就是对由满人荫昌挂帅也深感不满，因此都默契地放慢脚步，拖延行程，以待时变。火车运兵到信阳和孝感之间，就此裹足不前，可怜荫昌堂堂一个武备学堂的老校长，竟丝毫不能驾驭。第一军如此，冯国璋的第二军更是拖沓迟滞，步履蹒跚。军次太行山下，冯国璋还单骑去向袁世凯请示，袁授意了“慢慢行，等等看”六个字的拖字诀。整个北洋军笼罩着一股诡秘的气息，不要说平叛剿匪了，竟似有反噬京城的势头。摄政王一旦嚼出此味，竟被吓得面无人色，只好将眼中钉袁世凯请出山来总揽军政大权。袁世凯毫不客气，甫一上台就以冯国璋顶替荫昌为第一军都统，总揽前敌大权。这是冯国璋成为实力派的开始。

　　袁世凯复出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革命军尝尝北洋军的实力。果然，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日之内即夺回汉口，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攻克了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当时第一军拥有德国制造的管退炮若干，威力巨大，武汉三镇被炸颓烧毁的房屋不计其数，汉口几成废墟，故为舆论所大加鞭笞。但清廷对冯国璋大加褒奖，攻克汉阳后，即封其为二等男爵。冯在第一军司令部接到圣旨电报，情绪万分激动，对周围人等说：“想不到我一介贫士，如今竟能封爵。今后必当拼死报效朝廷。”说罢痛哭流涕。

　　他一门心思要乘胜出击，以报效朝廷，不料却犯了袁世凯的大忌。袁世凯志不在小，要养敌自重，进而逼取清朝的天下，因而按照他的想法，打下汉口就够了，汉阳有无皆可，而武昌是决计不能攻下的。如今，冯国璋却三番五次请示，说什么“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云云，袁于是怅怅而恨之，以免坏了自己的大计，终于将其调开。这是冯国璋在政治上的失败，但他本来就富有忠君报国的热忱，从弃军校而应科举，到今日之炮轰武昌，都可看出这一品质。他之于袁世凯，颇似荀彧之于曹操，诚然忠心耿耿，但若是攸关汉朝和汉献帝，就另当别论了。在这一点上，他和段祺瑞有很大不同。

　　当时，前线抓到一个从武昌渡江而来的奸细，手执戳有“直隶总督袁”的龙票。冯国璋请示了袁世凯，袁回电说可以正法，但是不妨先向袁克定了解一下情况。冯国璋只得又咨询袁克定，不料袁大公子回电大怒道：“他（指奸细）就是我，你们谁敢加害他，我就去汉口与之拼命。”冯国璋到现在才意识到袁世凯跟武昌方面暗通声气，意在养敌自重。不久，他便被调任察哈尔都统，由段祺瑞接管第一军。 　　他正当春风得意之时被釜底抽薪，不禁心中郁结，回到北京后，既不去拜见袁世凯，也不即赴察哈尔就任。他的参谋人员仍旧跟随左右，日日聚会在北京煤渣胡同冯宅里。不几日后，袁克定突然造访，手持当年袁世凯收冯国璋为门生的兰谱，口称“四叔”，解释道：“我父亲今后要以四叔为兄弟。”冯国璋才感释怀，即刻便去拜见了袁世凯，旋即又被任命为禁卫军总统官，仍兼察哈尔都统。

　　历代的御林军都必有两大特点：一是必然为精锐部队，二是选材必然重视出身，晚清的禁卫军亦然。冯国璋接手时，禁卫军有步队四标，及炮标、马标、工程营、辎重营等，共12000人，其中除了步队第四标多为招募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汉族青壮年外，其余各标营不是满族便是蒙族，因此，绝大多数禁卫军官兵是拥护清廷的。袁世凯派冯国璋去统领御林军，一方面是考虑到冯国璋曾经担任过陆军贵胄学堂的主办，在满蒙官兵中较有威信，且与许多王公贵胄交往不薄，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冯国璋性格的了解。冯国璋的为人，常能负气直言，小事上常能雷厉风行，在北洋军中有“冯蛮子”的绰号，但是他并不长于决断，在大事上过于谨慎。袁世凯目光如炬，知道冯国璋最终不会背叛自己，正适合禁卫军这个具有两面性的位置。

　　冯国璋到禁卫军后，与满蒙王公打成一片，颇有拨乱反正、致君尧舜的愿望。当时，那些王公大臣的思想已与戊戌变法时大异，多数人认为君主立宪是挽救清廷的最佳途径。如贵胄阿勒精阿等人就组织了一个君主立宪会，推冯国璋为会长，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为副会长。这些人在大难临头之际还在高谈立宪，在政治上不可谓不幼稚。因此，当冯国璋带着大家到袁世凯那里申请立宪时，袁世凯只有在心中暗笑，顾左右而言他，冯国璋等人只好悒郁而去。

　　不久，汉口前线发来段祺瑞领衔请清帝退位的电报，同时驻荷兰钦差陆徵祥领衔的外交团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报，冯国璋阅电大忿，连说不信，即刻就要致电质问段祺瑞，经秘书们力劝后犹豫未发。三日后，段祺瑞派靳云鹏前来说项，冯国璋拍着桌子发了一通脾气后也就作罢。不久隆裕太后召集了御前会议，决定逊位。冯国璋闻讯叹息道：“既然皇族都甘愿退让，我们还有什么好争的呢！”袁世凯召集特别会议正式宣布退位事项后，冯国璋劈头问道：“逊位给谁？”袁世凯回答道：“逊给国民。”冯国璋于是默然。事实上，他的性格正是如此，在情感上忠于清廷，但却不愿意为之殉道，这便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接下来最棘手的便是禁卫军的收顺问题。清帝宣布逊位后，禁卫军官兵十分愤怒，有的便包围了冯宅，要求他表态忠于朝廷。当此紧要关头，稍有不慎，都可能身败名裂，并酿成京师的大祸。

　　辛亥年农历腊月的一天上午，他在镇司令部楼前的广场上召集全体禁卫军官兵，按平日检阅时步、马、炮、工、辎的次序分列站好。他手持南北协议达成的《优待清室条件》登上高台，向全体官兵训话。他先朗声说道：“我今日来，是和大家宣布一件要紧之事。大家都知道，总理大臣主张君主立宪，我向来也如此主张，为了这个问题，总理大臣与各位民军代表已商量了许多日子。如今，太后已下懿旨，将国体问题交由国民会议公决。然而现在，这一问题的决定，终究要取决于相关方面的实力。如今宣布独立的省份日多，我军已不敷分布；洋人也不愿贷款给我们，我们的军饷也就没有着落。当此情形，就算我们禁卫军和第一镇的将士愿意打，可是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呢？因此，总理大臣已与民军代表商定了优待条件：皇上、太后的尊号，满族、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将一如既往，毫无改动。”说完后，便拿出《优待清室条件》宣读起来。但只读到第一款“大清皇帝逊位”时，台下官兵就出现骚动，哭泣者有之，忿忿不平者有之，按剑拔刀者亦有之，开始只是交头接耳，渐渐地就大肆鼓噪起来。冯国璋见此大急，连忙高声说道：“对于我刚才说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尽可推选代表向我申诉。”之后便有几个代表上台，询问诸如“两宫安全能否确保”、“禁卫军日后如何”之类的问题。冯国璋回答道：“我以性命担保两宫的安全，且两宫仍可居住在宫禁之内，仍由禁卫军担任守卫。至于禁卫军，我将与你们同在，永远不跟你们脱离关系。”但是代表们归队后，队中的骚动情况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冯国璋大为焦急，突然热血上涌，想出一条苦肉计。只见他挥手高叫道：“大家不要吵闹，再听我一言。”旁边的协统也十分机警地高呼口令：“立正！”军士们下意识地静默下来，冯国璋便乘此间隙讲道：“请大家尽快推选出两个人来，我现在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枝手枪，从今日起就跟随我左右。今后不论我在家还是在外，只要发现我跟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他们可以立刻将我击毙，而且我现在就讲明白，决不许我家人进行报复。”官兵们见首长说得诚挚，一时为之语塞，也就认可了这个办法，于是推举了两个人出来，亦步亦趋地跟着冯国璋。

　　后来，冯国璋果然也信守诺言，对此二人不仅毫无恚恨之意，而且还按月给他们发放高薪，直到此事淡化为止。当然，如此收顺禁卫军也着实惊心动魄，他长出一口气的同时，只有庆幸，哪里还有恼恨的力气呢！而这支禁卫军，在1915年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直到他任总统期间，仍然跟随于左右，直到他后来卸任总统后，才被陆军部调开。他一直将这一信约奉为圭臬，将禁卫军官兵视为亲人，不想最终还是体味了一把世态炎凉，这也是他突然病死的一大病因。

三、大总统骗人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即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驻节天津。次年，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冯国璋又奉命率第二军南下讨伐，7月23日出发，8月16日已打到浦口，这时隔江相抗的国民党将领陈之骥正是他的女婿，马上过江投诚。南京方面闻讯大乱，他于是在25日渡江猛扑下关，和张勋一起，于9月2日攻陷南京。这一段战事，史称“赣宁之役”。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张勋为江苏都督。袁世凯固然别有深意，但一山二虎，却大违冯国璋之愿。再说张勋的辫子军在南京掳掠奸淫，民愤四起，百姓多有来向冯宣抚使喊冤求助的。冯国璋又不能得罪张勋，只好虚与委蛇，用“拖”字诀，实在拖不了了，就批示给张勋自己去办理，让贼去捉贼。他心情日益郁闷，又不欲示人以柄，便日日抽着大烟看《红楼梦》，凡有客来，便大谈其“红学”。如此数月之内，“江淮宣抚使”的招牌始终没有挂起来，而宣抚使衙门也始终没有组建。

　　袁世凯并用冯国璋和张勋于南京，暗地里让他们互相监视。有一天，张勋拜访冯国璋，酒酣耳热之际，张勋对冯国璋说：“我是奉着总统的命令来察看你的行动。”冯国璋听了只微微一笑，回到房内拿出一封密电给张勋，说道：“总统也有电给我，叫我监视你。”

　　不久南方局势已稳定，冯国璋才奉调回到了直隶都督的任上。但是不久，张勋在南京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国际干涉，袁世凯只好将张调为长江巡阅使，以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不久又授宣武上将军，总揽江苏军务。对他来说，江苏物产丰饶，又山高皇帝远，比之靠近京师的直隶都督要顺心遂意得多。从此，猛虎归山，飞鸟投林，他坐镇南京，虎视东南，成为势力雄厚的一路诸侯。

　　他虽然已独霸一方，却仍然为袁世凯效命，大到封疆治民，小到买凶杀人。“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陈其美在上海继续策划反袁，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遂密电冯国璋相机除去此人。冯国璋四顾之下，觉得在赣宁之役中投诚过来的张宗昌最为合适，便拨给5万元的经费让他策划此事。张宗昌本是山东都督老同盟会员胡瑛的部下，后来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军长。1913年，他以第三师骑兵第三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二次革命”，被张勋击溃，右手掌被子弹打穿，于是往浦镇投奔了冯国璋，当即被委任代理第三师师长。后来战事结束，仍常厮混在冯国璋的左右，常与冯的亲信戏谑说笑。如今既然恩公冯国璋有命，自然义不容辞。陈其美虽名为革命党，实际上江湖帮派的习气极重，不仅有帮派那样的严密组织，且有江湖人物那样吃喝玩乐的品性。张宗昌作为陈的老部下，当然熟知这一点，便派亲信打入了陈的帮会，专门以声色犬马投陈所好，渐使陈疑虑之心尽去。终于在1916年5月18日，用手枪将陈击毙。实际上，这一天距袁世凯去世已只有十几天了，陈其美完全可以不死的。但这些人的做法，往往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冯国璋把自己掩藏得十分隐秘。到1919年他去世后，陈其美的亲兄长陈其采还到冯宅抚棺而哭呢！

　　他之忠于袁世凯，也是因为袁世凯高超的羁縻笼络之术。段祺瑞的张夫人便是袁世凯的养女，一碗水要端平，果然，等冯国璋的原配吴氏一死，袁世凯就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介绍给他做了续弦。时人都认为是袁安排在冯家的内线，实际上远不到这个程度。不过周夫人性喜招摇，除了爱好打扮之外，还喜欢陪冯一起检阅部队。但是，冯国璋任总统才不久，她就去世了，不然兴许是一个新潮的第一夫人，也未可知！除了用美人计外（其实周夫人嫁给冯的时候已39岁了，徐娘半老，又能美到哪里去），袁世凯还让自己的妻妾们称冯国璋为“四哥”，以示亲切，后来整个北洋系都称冯为“四哥”了。

　　冯国璋对袁世凯的忠诚，只有在有关国体之类的大事上才会出现例外。当初清帝逊位时，他就曾经消极以对；后来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他更完全持反对的态度。他反对袁世凯称帝，有着两个角度的考虑，一是称帝确实不合时宜，二是即便称帝也轮不到袁世凯，而应是逊帝溥仪。他与复辟派人士如胡嗣瑗、康有为等人一直交往密切，常做密室之谈。然而，他的性格过于犹疑，容易受别人意志的影响，不具备政治激变的魄力。比如，在对待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有一个人对他影响极大，此人便是梁启超。

　　冯国璋一介武夫，能与闻名天下的梁任公交往，一是由于研究系王克敏与冯耿光的介绍，二是因为他在清末曾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君主立宪会，有理念上的亲切感。他与梁启超一见如故，抵掌而谈，常常夜半虚前席。他是封疆大吏，却深以结识梁启超这样的文化名流为荣，常常念叨任公的学问文笔真乃当世无双云云。梁启超则希望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借助冯国璋的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当时，针对杨度、古德诺和有贺长雄鼓吹帝制的滔滔雄辩，梁启超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从此文可以看出，梁启超已完全不同于其保皇派的师父康有为，已成为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派人物。冯国璋能与梁启超结识，可说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也是一大快事！在整个洪宪帝制的过程中，梁启超充当了他的重要谋士。

　　本来，他是决不相信袁世凯会称帝的，当初清帝逊位时，他忿忿不平地问过袁：“逊位逊给谁？”袁答得好：“逊给国民！”他无言以对，想是掂量出了“国民”二字的份量，于是老老实实地做民国的子民。如今有关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纷至沓来，他总会为之解释道：“袁大公子也许会这样想，而项城本人决不至于这么笨的！”但是消息风起云涌，渐至三人成虎，曾参杀人，他终于也坐不住了，以汇报公务为名，坐火车进京亲询袁世凯。

　　冯国璋和袁世凯的这段对话后来天下皆知，成为袁世凯的一大羞耻，也成为冯国璋的一大光荣。当时，冯国璋先是以公事为切入，终于试探地问了出来，袁世凯一听便故作无奈叹息状，语重心长地反问道：“华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得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进一步问道：“假如国体要变，总统认为谁最适合来主持局面呢？”袁世凯答道：“不如还政于清！”冯答道：“恐怕人心已去。”袁又说：“那就给明朝的后人吧！”冯说：“朱煜勋吗？他不是那块料！”袁接着又说：“那就让孔子的后人来主持吧！”冯实在忍不住了，干脆直说道：“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一听，故作惊愕地站了起来，满脸诚挚地答道：“我绝无这个意思，也绝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他说得极尽感伤，冯国璋居然深受感动，也深信不疑，回去后逢人就说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他可以保证云云。次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这当然便是快刀手梁启超的杰作了！

　　袁世凯见冯国璋作如此问，却有些想入非非，于是接二连三地往冯的馆舍送筵席。他不送一桌，而送半桌，意思是筵席可以平分，天下自然也可以，以此来笼络冯国璋。冯国璋见此，倒是留了个心眼。他在回转南京之前，专门找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委托无论帝制与否，他都要在第一时间通知自己，以便让自己遵命行事。梁士诒是帝制派，一见多了个封疆大吏的支持，自然十分高兴，殊不知，这是冯国璋的两用之计，既利于金蝉脱壳离开京城，又在京城安排了一个免费的斥候兵，实在高明。别忘了，他可是写过兵书的！

　　他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最终决定要称帝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他信誓旦旦地对天下人许诺“大总统决不会做皇帝”，结果大总统骗了他，害得他也骗了天下人。因此，虽然袁世凯封他为一等公，比他在前清的二等男高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视之如敝屣。江苏省的帝制筹备工作，他作为行政长官却始终在抵制，有时不辞装病扮傻，几乎已成为公开的反对。以至于袁世凯知道后十分不满，即下令调他进京任参谋总长，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他自然不上这个当，便让巡按使齐耀琳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江苏地方重要，军政不宜遽换生手，不如让我冯国璋以宣武上将军遥领参谋总长。袁世凯正忙得焦头烂额，于是此事就此打住。

　　梁启超和蔡锷这对师生是护国运动的设计师。蔡锷逃出北京，在天津面晤梁启超，定下了护国大计。之后他们密电往来，对前期的护国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事实上，冯国璋也是护国运动早期的关键人物之一。只是，他做大事无论好坏，大多隐秘不宣，甘居幕后，诚如当初刺杀陈其美一样，堂堂的护国功臣，竟然也被湮没不传了。

　　在护国起义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冯国璋就命吴守诚向云南唐继尧发出了梁启超具名的电报，并请唐转交蔡锷，电报内容便是反帝制的一些具体步骤。因此，冯国璋对于护国运动是早有予闻并亲自参与了的。外人风传是胡嗣瑗假借冯的名义发出这个电报的，但事实上当时胡嗣瑗已调离南京，是根本不可能的。

　　私通民党还不算大事，对袁世凯来说，冯国璋最叛逆的则是著名的“五将军通电”。云南护国起义后，袁世凯曾令江苏出一支人马到长江上游去填防，冯国璋借口江苏局势不稳，予以拒绝。他日益觉得各省对洪宪帝制态度消极，于是主动给北洋系的各省发去密电，建议共同发出一个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该密电马上便得到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四位将军的复电赞同。冯国璋认为五人还不够，于是进一步以五人的名义又发一个密电，宣称取消帝制乃大势所趋，并非个人行动云云，以此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不料直隶将军朱家宝要对洪宪朝廷效忠，立即把这封密电转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看到这个密电，惊惧非常至于昏厥，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了。袁世凯从踌躇满志地称帝到呜呼哀哉，不过短短170余日，其崩溃之速令人侧目。当时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是袁世凯最亲信的旧部，却相继反了他，真是送了他的命。但事实上，“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的打击也是致命性的。

　　不久，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但他仍想继续做总统，便央告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仍推自己为总统。冯国璋则认为南方决不会同意，通电反而会弄巧成拙。但他拗不过袁世凯的肯求，于是领衔通电提出和平解决八条，第一条即是承认袁世凯仍为大总统，南方果然当即拒绝。他于是将“五将军密电”的前科放在脑门子上，老实不客气地致电徐世昌等人说：

　　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须于取消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从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

　　此电话说得含混，但意思显然就是让袁世凯退位，过了十几天后，他索性又发一电，把话讲得更透：

　　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又过几日后，他再接再厉致电徐世昌等人，已暗含威胁的意味了：

　　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他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南北双方的和事老，但在价值取向上又倾向于南方的护国军。对于袁世凯，他只希望能保住其身家性命，这是分析当时形势后的一个理性的判断。

　　到了1916年5月，袁世凯距自己的死期已不足一月，却仍无冯国璋电文中建议的“敝屣尊荣”的打算，仍旧放不开大总统的宝座。冯国璋极为不满，于是联合了张勋和倪嗣冲，召集北洋系的地方实力派在南京开会，商量劝袁世凯退位。大多数人表示赞成，惟有倪嗣冲以为不可，竟至拍桌子骂娘。冯国璋的本意是让袁世凯看看地方实力派的意见，不料被倪嗣冲搅了局。

　　袁世凯虽尚有朱家宝、倪嗣冲这样的死党，但他其命不永，坚持到6月6日便羞愤而死。他这一死，关于他退位与否的争论自然消失了，冯国璋与他的情仇恩怨也忽然间化为尘土了。当冯国璋接到袁世凯逝世的电报时，想起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不禁悲从中来，放声恸哭，声泪俱下地说：“大总统如此英明的人物，不料竟会有如此下场！”不错，大总统的确英明神武，但是居然会拿他当小孩子来骗，说自己绝不会当皇帝。

四、“吾家千里驹”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将此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这孩子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溥仪出生于1906年，洪宪帝制后也不过才是个十龄幼童。无论自作聪明，还是愤世嫉俗，都不过是顽童心理，不可以常理度之。他想必是读《幼学琼林》，刚巧读到“吾家千里驹，苻坚羡苻朗为侄儿”一句；又或是读《三国演义》，刚巧读到曹操赞儿子曹休“此吾家千里驹也”，兴之至处，率意为之，只可权当一笑，哪可信以为真呢？不过一个十龄幼童，却要把一个年届半百的封疆大吏比作儿子，无怪乎冯国璋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了！

　　何况在洪宪帝制中，全国上下对帝制一致加以鞭笞，不论洪宪，还是宣统，都已成为民国的反面。以袁世凯之英明神武，一旦帝制自为，则由开国元首迅速堕落成丧家之犬；杨度、古德诺等一时俊杰也落下了千载骂名。冯国璋看在眼里，焉能不铭刻在心？何况他作为实力派，与康有为等“赤脚郎中”不同。康有为等搞复辟，成则大佳，不成则流亡海外，还不失轰轰烈烈。冯国璋若搞复辟，成也不过是人家的“千里驹”，不成则遗臭万年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将功业倾隳、为天下笑，最后落得一个袁世凯的下场。后来的张勋复辟就是明证！

　　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

　　传言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时，极尽坑蒙拐骗之能事，似有等民党之乱平息，再还政清朝的说法。因此北京的达官贵人，多有收藏朝服和辫子的，只等朝廷重光，好再做天朝的子民。此说或有不确，但在民国初年，满清遗臣和民国显要的关系仍是密切的，这与明清之际截然不同。如徐世昌、冯国璋等民国一等一的人物，均与前清贵胄交好，与复辟派互通声气，也就不足为怪。

　　冯国璋任直隶都督之初，即在前清贵族铁忠的推荐下，援引了复辟派的胡嗣瑗做自己的秘书厅长。到他转任江苏都督后，胡嗣瑗又跟随他南下，任江苏省咨议厅长，并在咨议厅中安排了许多复辟派人士，如张季煜、刘体乾、长兴、贺硕麟、丁传靖等，使咨议厅成为复辟派的一个重要营垒。后来，胡嗣瑗又向冯国璋引见了康有为。冯对康十分推崇，固然因为康的名头大，而且因为康的复辟主张一度与他甚相契合。但是有关复辟，对他来说，最为关键的则是与张勋的互通往还。

　　1913年征讨“二次革命”时，冯国璋与张勋在南京共处过一段时间，曾就复辟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流。到了1916年6月8日袁世凯病逝后两天，冯国璋便给张勋送去一封密信，原文如下：

　　项城长逝，中原无主，义旗北指，此正其时。兄若锋车先发，弟当部署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布胸臆。

　　可见，冯国璋此时，是仍不辞作“吾家千里驹”的。但是次日，他即从日本人那里了解到，北洋系内部对复辟的看法很不一致，他于是又改变了“事贵速断”的想法，又致电劝张勋“事须慎重”。因此张勋在复辟失败后，十分恼恨北洋诸将的反复无常，事实上，当初写信怂恿张勋复辟的，也不止冯国璋一人。未写信而持首鼠两端态度的，更是比比皆是，不过惟独张勋头脑简单罢了。

　　由于在洪宪帝制中的出色表现，冯国璋于1916年10月当选副总统。他不愿意放弃军队和地盘，于是援引民国初年黎元洪在武汉就职副总统的先例，设副总统署于南京，并兼任江苏督军。他既然成为国家的“二号人物”，自然与政界名流往来增多。他与梁启超的良好关系，也使得他与复辟派的关系愈行愈远，而与深具文人气质之研究系的关系愈走愈近，如他的秘书长林长民便是梁启超的挚友，而梁的弟子张君劢也是其秘书之一，梁启超还准备将研究系改造成一个较大的政党，请他做党魁。亲一派必然远一派，反观康有为等人，早已被他冷落多时了。

　　冲淡感情的良药莫过于时间。冯国璋对清朝的感情，来得最汹涌澎湃的莫过于被册封为“二等男爵”的时候。现在距那时已过5年，何况他已成为民国的副总统，下一步极有可能做国家元首，非“二等男爵”所可比拟，可见民国对他的恩典远大于清朝！政治人物的心理都是逐利而消长的，可笑小孩子溥仪自命曹操、苻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产生了府院之争，段祺瑞过于强势，黎元洪无法可施，只好求援于冯国璋，冯国璋于是赴北京做鲁仲连，但没有效果。不久，黎元洪盛怒之下，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激起了督军团的集体反对。黎元洪无法可施，只好再次寄希望于冯国璋，徐世昌和王士珍为了平息这毫无意义的内耗，也专门写信劝冯国璋出马。冯国璋则回答道：他反对段祺瑞的跋扈，但也不便斥责他，他可以做的不过是管束王占元和李纯等人不参与督军团的反黎活动。同时他又认为：“总统这次免芝泉的职，似乎冒昧了点。”因此他的态度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置身事外。在调解府院之争的问题上，他不如徐世昌的态度积极，而且他的消极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恶劣的后果，那便是黎元洪荒不择路，居然向张勋伸出求援之手，以至于引狼入室，上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

　　张勋复辟后，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实际上把持了中央军政大权。冯国璋则受封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级别虽与张勋相同，但实际上逊色多矣，因此他反对复辟的决心更加坚定。当时胡嗣瑗还自作主张奔赴南京游说他，被他严词拒绝，胡嗣瑗才知今日之冯国璋不复往日之冯国璋，乃进一步知没有冯国璋的帮助，张勋必败，于是自己流亡到上海去了，也算是个明白人。

　　当时黎元洪尚在北京，被复辟的清朝封为“一等公”。黎元洪在甲午海战中就敢于蹈海殉国，此时更是毫不含糊，他冒着生命危险通电全国，怒斥复辟，并宣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张勋怕黎元洪闹事，加强了对他的监视，但黎元洪于7月2日乔装逃出总统府，避难于日本公使馆。接下来两天内，在南京的冯国璋和在天津的段祺瑞分别发出讨逆通电，冯国璋电云：

　　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例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诸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处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鉴此心。乃安徽督军张勋，奉命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大兵围护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自称政务总长议政大臣。又捏造大总统与陆巡阅使暨国璋劝进之伪奏，进退百僚，行同儿戏。夫禅让之诏，优待之条，著在史书，传为佳话。今乃一切破坏之，玩国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自民国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国之承认，变更国体，是何等事。今以各国承认之民国，变而成为非国际团体之帝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骇人听闻，是谓不智。近年国家多故，天灾流行，金融滞塞，商民痛苦，正赖安居乐业，迄可小庥。乃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无穷，是谓不仁。保全元首，拥护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该督军亦电称不得别图拥戴。乃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藐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克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诸公忧国之忱，过于国璋，尚望慨赋同仇，各摅义愤。敢叶肝鬲，伫盼玉音。

　　随即他又与段祺瑞联名通电，宣布张勋的八项大罪。在这两个最大实力派的带动下，南北各省宣布反对复辟的通电纷至沓来，即便原先的帝制派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态度。但当时总统避难外国飞地，终究于讨逆有碍，冯国璋于是以副总统身份代行大总统职权。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7日开始军事行动，12日结束，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有多么愚蠢，他叫嚷道：“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他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

　　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他所受委屈确实属实，但他所言徐州会议之事，并不切实。第四次徐州会议是复辟前的总动员会，督军团照例是要参加的，段祺瑞确派代表参加了，但却不闻冯国璋有代表在座，且冯的嫡系王占元和李纯均消极抵制了这次会议。至于前三次徐州会议，则未必完全与复辟有关，不过是督军团的例会罢了。因此，说冯背信弃义，除非上溯到1916年袁世凯刚逝世的时候，可是，政治风云变幻，此一时彼一时，怎能刻舟求剑呢？

　　张勋复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由于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便是民国政坛的头面人物也不能免此。如徐世昌、冯国璋等人，有的甚至是为民国创立立下功劳的人，均不能褪去那层保皇的情结。就其层次深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坚定的保皇复辟派，如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以及金梁等宗社党人；第二种是满清情结严重，但具体表现受时局影响的，如徐世昌、冯国璋等，张勋其实也属于这一种；第三种则是墙头草，当时通电附逆的各省督军多是此类。由于民国初年的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民国，而是北洋系的民国，而北洋系实力派大多曾臣事满清，其民主共和的意识只怕远没有忠君事上的情结多，因此，民国初年的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倪嗣冲，抑或朱家宝，说不定就是冯国璋。

　　但复辟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这并非一组悖论，因为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乃在于他深埋在复辟派的心里，并未被实践加以证明，于是便如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复辟是极具危险性的。假设张勋的实力和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竟是历史上曹操、苻坚的角色，只怕粉碎复辟的行动要复杂艰难得多，而小朝廷的江山又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张勋竟成为小皇帝溥仪的“吾家千里驹”，也未可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前，就很担心附逆的人越来越多后，局面将难以控制，所以要兵贵神速，这一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此，马厂誓师和冯国璋的代行总统，客观上来说都是好样儿的！遥想洪宪帝制的时候，蔡锷将军首张义帜，这是出于他革命党人的理想追求，还不足诧异；如今张勋复辟，竟然由两大满清遗臣、北洋二杰联合出击，仅就其讨逆檄文激励民心的积极意义，其思想境界之提高，已足堪为之击节一赞了！

五、天津会议

　　辫子军于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当然，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的情形则是：北洋系内部十分讨厌黎元洪，但是南方的国民党和西南诸省坚持认为黎才是合法的总统；黎元洪的策士金永炎看到这个民心向背，就在上海用黎大总统的名义发出了一个“奉诏讨贼”的通电；伍廷芳也带着外交总长的公章赶到上海，声明继续办公；军界老人丁槐更偷偷携带大总统印玺避居上海，扬言除非黎大总统的亲笔信，否则谁都别想拿走印玺……这些事是否出于黎元洪的策划，不得而知，但是相对于北洋系的强势，黎派的这些做法实在是小儿科。不久段祺瑞迫使黎元洪下达了免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令，接着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打通租界的关系，将丁槐收监候审，“传国玉玺”自然就落到了北洋系手里。

　　但段祺瑞内阁中还是有君子的，比如张国淦就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在府院之争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鲁仲连，如今他抛出这个很有道理的办法，确实是出于对黎元洪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可惜段祺瑞竟然没有采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对黎元洪已经深恶痛绝，以他刚愎自用的个性，不可能委屈自己；二是他对北洋系内部的手足之情有信心。

　　因此，他兴高采烈地给冯国璋发电报，电文干脆利落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心中的棠棣之华登时怒放，连连对身边人说：“你们看，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随即命驾北上，就任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同时，黎元洪通电全国，指天为誓说：“即赴津宅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

　　其实在冯国璋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的僚属是进行过激烈的廷辩的。一派人极力劝说他北上就职总统，因为“天与”如何可以“不取”呢！而且老在南京代理总统，终究影响国际观感。另一派人就持重得多，他们觉得要做总统也要在南京做，一去北京就龙游浅水，黎元洪是前车之鉴。冯国璋在大事上素来缺乏决断，因此犹疑不已。这时靳云鹏来游说他说：“北方的局势如一个大香炉，香炉三条腿，大总统您是一条，其他两条是总理和东海（指徐世昌）。有这样三条腿，您还怕香炉站不稳吗？我保证，这次四哥到了北京，能做一辈子的总统。”冯国璋脸上渐露微笑，于是下了决心。不过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出发前以总统身份调任他最亲信的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为他守住了大本营。

　　他进京后第一件事是派使节赴紫禁城面“圣”，一方面表示对清朝的感念，另一方面也通知小皇帝溥仪，您的“吾家千里驹”现在已是腾空而去了！他做的第二件事则是委派总统府的要员，名单中既有张一麐这样的彬彬文质，也有张宗昌这样的跋扈将军。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调和北洋系内部的关系了。他与段祺瑞执手相对，誓言今后再不会有府院之争了！他还把好好先生王士珍请出山来做了参谋总长，使北洋三杰聚首中央，他满怀憧憬地说道：“我们三人无所谓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

　　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对半壁山河的稳定很有好处。如今，“北洋三杰”若能拿出小站时的精神气质，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未始不能使国家有所起色，使其人生境界更上层楼。但是，他们一旦趟上政治这潭浑水，就无法避免上演“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闹剧。

　　接下来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较之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段祺瑞是两次府院之争的当事人，可见其必有责任。当初他和徐树铮把黎大总统当成盖印工具，把“黎菩萨”气得要死要活的；如今他竟然对冯四哥也如此跋扈，真是令人侧目。如此一来二去后，冯、段的私交大受影响，连往日常设的麻将局都渐少终无了，再加上徐树铮仍旧把冯国璋当黎元洪使唤，关系不僵才怪。

　　但是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毕竟上了一个档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器之争，总统认为总统是老大，总理却认为总理是第一，因此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动干戈，实际上有民国元年内阁制与总统制之论争的余响。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却是一种政见之争。段祺瑞鹰扬虎视，要用武力征服全国，是把南方军政府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这是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但冯国璋却希望“和平混一”，视西南实力派为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了对袁世凯的否定。

　　袁世凯之与冯国璋，似乎本来就不及与段祺瑞那么亲密。辛亥革命时，冯国璋竟然不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充其量是个诤臣；冯国璋则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之所以会有“和平混一”这么高的觉悟，其实还是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他任总统后，即曾请梁启超到总统府内讲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时事。而此时的梁启超，已是南方军政府的元老，思想日新又日新。所谓近朱者赤，冯国璋因此与南方要人的关系日趋紧密，并与广西实力派陆荣廷结为兄弟。他身为总统，又怎能对自己的结义兄弟开炮？可惜段祺瑞不管这些，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段祺瑞始终相信北洋军的实力，认为三五个月内就可以扫平西南，这是他决意武力统一的底气。当时，湖南地处南北之间，是地理位置最特殊的一个省份，他要平定西南，首先就要控制湖南。湖南省长谭延闿怕中央染指湖南，鼓动湘人发起“湘人治湘”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北洋军进入湖南。但段祺瑞才不管这些，他做出的惟一让步是派一个湖南人傅良佐去做湖南督军，他自作聪明地想：“这不就是湘人治湘嘛！”殊不知，傅良佐虽是湖南人，但他自小长在北方，在利益关系上是完全属于北方的，湖南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南人。这次，傅良佐在北京宣布就职时，信誓旦旦地保证：“湘人治湘”、“军民分治”、“不带北兵入湘”的三原则。湖南人一看就笑了，之前汤芗铭督湖南时，也是这样承诺的，结果北洋军还不是源源不断地开进来吗！北洋军除了吴佩孚外，对湖南一向是不守信用的。果然，傅良佐话音未落，第二师范国璋部调入湖南的消息就已诸见报端了。

　　这不仅是对湖南人的挑衅，也是对冯大总统的挑衅。不仅是因为冯的施政纲领是“和平混一”，而且还因为他已答应金兰兄弟陆荣廷，要维持西南局势的现状。这次傅良佐督湘，陆荣廷马上质问冯，使他面上飞红，只好让段祺瑞来回答。段祺瑞则还是那副刚愎自用的样子，坚称此事没有争论的必要，陆荣廷大怒之下，干脆直接帮助湖南人进行反抗了。

　　新的府院之争虽然伏笔很深，却是从傅良佐督湘正式开幕的，不久由于傅良佐被湘军驱逐而进入高潮。1917年9月18日，湘军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仓惶北逃。除了湖南，当时可以反映北洋内部矛盾的还有四川，段祺瑞指使刘存厚攻击黔军的戴戡，竟将这位护国功臣给杀了。戴戡是蔡锷的战友，当初和蔡锷一起回到云南，举起了护国的义旗，由于与蔡锷的关系，得以被梁启超赏识，他的黔军于是成为研究系的惟一武装。如今他在四川不明不白地被人击杀，梁启超在国会声泪俱下要求严惩凶手，段祺瑞却顾左右而言他。

六、田宅自肥之计

　　1917年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平心而论，冯国璋大总统“和平混一”的施政纲领出发点是好的，相对于段祺瑞向日本人大举外债而打内战，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当时的中国政坛是绝不以道德良心为转移的。张勋复辟被粉碎时，段祺瑞虽然一马当先，但冯国璋囊括长江，居中策应，实力似乎更胜一筹。等他做了总统，反倒却江河日下，最终败在下野总理的手里。他的失败恰巧是因为“和平混一”四字，断了北洋各实力派的财源和生路，于是才成为众矢之的的。

　　不惟他冯国璋如此，他前后的几任大总统也一样的可怜。袁世凯天下一人，却淹死在了全国人民的唾沫中；黎元洪身为大总统，却被逼到无立锥之地；就是德高望重的“文人总统”徐世昌，最后也被张作霖的一席电文骂得身败名裂；更不要说贿选上台的曹锟，最后被幽禁在小楼之上。因此，冯国璋能平稳下台，已是得了段祺瑞和北洋系天大的面子了。君不见天津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公开讨伐冯大总统，却马上被否定了吗？总统虽然不是大家的总统，“四哥”毕竟还是大家的“四哥”嘛！

　　这样难堪的日子过了八个月，终于熬到了9月4日的总统选举会。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他为期两年的总统生涯宣告结束。其实在他刚上台时，已有竞逐下一届总统的愿望，并在财政上进行过一定的准备。毕竟他这个总统是以副职递升的，不如正式选举的那么完美。但时过境迁，如今他不仅认识到总统是天下第一苦差，而且身陷如来佛的手心之内，竞选云云已是痴人说梦，尽早交掉这个苦差事，赎得自由之身才是当务之急。

　　他在最后宣言中声称今后“绝无出山之意”，且有“人非木石，宁不痛心”的谢罪之语。其鸣也哀，竟令段祺瑞眼眶一热，于是也同时宣布下野。新总统徐世昌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于是特准他仍节制北洋军第15、16两师。第16师即原来的禁卫军改编而来，这样就顾全了他当初的誓言。

　　圣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治国”、“平天下”两方面，冯国璋和段祺瑞半斤八两，虽然轰轰烈烈，却都算不得成功者；但是在“齐家”方面，段祺瑞虽和冯国璋一样是苦出身，后来却差得太远。段祺瑞是有名的清官，不治私产，以“国”和“天下”为家，到了下台后，居然连自己的私宅都没有。冯国璋则不同，他虽不善经营，但据统计，到他逝世时，他的财产仍有265万之多，包括大量的实业和证券投资，涉及银号、当铺、煤矿、盐垦、纺织、造酒、电灯、火柴、印刷等很多方面，此外还包括在北京和天津的房地产多处。因此，他虽然下野了，幸好还可以做“富家翁”。

　　他的这些家当早在前清时就开始经营，到了民国年间，有的已经颇有名气。比如与张謇在苏北合办的盐垦公司，占地面积达到70万亩，其他如华通银行、华充银号等也很有名气，此外，他还大量投资开滦煤矿、启新洋灰、汇业银行等公司，是北洋集团中最大的实业家之一。当时有人就评论他“善自封殖”，他泰然自若地解释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

　　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民国与汉朝不同，袁世凯也不是汉高祖。汉高祖威加海内后，功臣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萧何才有田宅自肥之计。但民国远没有河清海晏，功臣也远不到兔死狗烹的时候，所以冯国璋说这样漂亮的典故，不过是附庸风雅，使障眼法而已。

　　他之所以要田宅自肥，主要还是为儿孙打算。也许是他觉得政治太过黑暗，所以希望后代往工商业方面发展。他的后人中，长子家遂曾做过国会议员，算是半个政治人物，三子家遇曾做过军校的教官，算是半个军界人物，其他的都在实业方面发展。除了为儿孙考虑外，也是为了安排自己的亲朋故旧。做官做到总统，来投奔的亲朋故旧络绎不绝，他又不愿施舍国家名器，那么就只有往工商企业界安排，比如华通银号的经理就是冯家的亲戚，等等。

　　冯国璋出身贫贱，因此对金钱看得很重，是有名的吝啬鬼。发迹前在北京，常去朋友家蹭饭吃，路再远，风雨再大，也坚持不辍。有人识货，说：“此乃‘飞而食肉’，是封侯拜相之兆。”他喜欢吃玉田酱肉，每让佣人去买，一定要求切成整整齐齐的四方块回来，因为怕佣人偷吃。买回来后偶以待客，则用刀切得极薄，因为不愿让客人吃太多。若有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头舔个干净，有时不慎，舌头被刀子割破，以致血流汩汩。这些事情都被人传为笑谈，可见他有多吝啬了！他也从不轻易给人金钱，他身边跟随他几十年的人，也很少能得到他的赐钱，如果一旦得到了，那说明他确实是把这个人当心腹来对待了。

　　吝啬只是一种性格，项羽也是个吝啬鬼，照样可以做英雄，冯国璋也一样，他虽不够大方，但对部署还是十分宽厚和守信的。他身边也有不中用的庸才，他心知肚明，但也就是不加大用，绝不断人活路。而那些跟随他的人，他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拿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这长江三督来说，与他的关系一直比较坚定，在民国初年那样朝秦暮楚的环境里，的确不易。当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他对禁卫军的不离不弃。若真能善始善终，本是一段佳话，不料好事多磨，偏要功亏一篑。

　　当初紫禁城的那支禁卫军，自被冯国璋收顺到民国后，就铁了心要跟着他走。后来该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却仍然轮换派出一营队伍充当他的卫队。到他做了总统，这个师相当于恢复了“禁卫军”的身份。等他卸任后退居北京帽儿胡同，以及回河间原籍时，仍从该师抽调一连负责防务。但是1919年，他从河间回北京小住时，16师师长王廷桢却把这一连人调走了，改派了一支杂牌军来代替。他为此十分生气，一是气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居然能做出这样的负义之事；二是气自己当初对禁卫军的承诺被打破了，使得这段佳话不再完美。其实他也知道王廷桢是奉陆军部命令行事，而佳话不完美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关键是他由此知道了自己已今非昔比，不仅不再是总统，而且连个普通的军阀都不如了，那么他还如何能东山再起呢！

　　他为此郁闷满胸，觉得浑身不自在，便于隆冬季节在家里洗了个澡，冷热交换之间，突然得了个急性肺炎，渐渐地不能说话，终至不能呼吸。才几天工夫，就含恨而去了。

　　临殁时，他嘱张一麐笔录了“希望早日实现和平混一”的遗言，令家人郑重交给了大总统徐世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这一无可厚非的政治理想更加令人叹惋。后来徐世昌一意要“偃武修文”、“南北和谈”，加上此前和后来黎元洪的和平统一之志，大总统们其实是有一条施政脉络的。

　　他身后有两个墓穴，一个是政府所建、国葬所用的“冯公林”，另一个是祖坟，两者都在河间原籍。忠孝不能两全，家人因此为他准备了两具棺木，一具放肉身，一具置衣冠瓷像，肉身放入祖坟，而衣冠归于国家——其家人取舍原来如此！没想到的是，冯公林和祖坟最后都在“文革”的浩劫中被捣毁。

一、从龙之士

　　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也是国人记忆中极为惨痛的一年。这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兵临紫禁城下，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一路经冀晋两省，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在河北境内一度沦落到餐风饮露的程度，窘况到山西境内才得到缓解。情况稳定后，便陆续有文武臣工辗转来从。这些人大多是投机分子，与太后共一场患难，当然是事半功倍的好事！

　　在这众多的“从龙之士”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记名道员名叫徐世昌。他早早地抱定了跟随两宫西狩的决心，但无奈两宫逃得太快，等他收拾好行李穷追骥尾时，发现已是望尘莫及，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到北京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在湖北做知县的堂叔专门给他写了封信，劝他应该即刻奔赴两宫的行在，并且附寄了足够的路费。他于是坚定了做从龙之士的决心，终于于次年正月赶到了西安，并借助一个旧相识的力量觐见了太后和皇上。果然，次年两宫回銮后，徐世昌的官运一路亨通，四年之内，由内阁学士，而兵部左侍郎，而督办政务大臣，而巡警部尚书，而民政部尚书，而东三省总督，一举创下了有清一代汉臣升迁速度的记录。而从其堂叔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宗族力量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是何等重要！

　　徐世昌远祖为浙江鄞县人，明末开始在京津一带经营盐业。徐家显然家大业大，一度还得到朝廷的敕封，子弟们开始走上科举功名的路子，曾出现过父子两代都曾担任山西巡抚的佳话。乾隆年间，小徐山西巡抚入赘天津巨室，于是落籍于此。到了徐世昌的高祖徐城，又携家宦游，此后直到世昌的数代，都在河南为官，于是他就有了第三个籍贯河南。值得一提的是世昌的父亲徐嘉贤，17岁时就敢于独踹太平军的营寨，一时勇冠三军，但也许正是在战斗中受伤损害了健康，他竟然在25岁那年就死去了。虽然有这样一个例外，但徐家近十世内还是以文士居多，几乎代代有著作传世，世昌亦然。

　　徐世昌字卜武，1855年（咸丰五年）生于开封。7岁那年父亲去世，扔下孤儿寡母凄楚度日。寡母刘氏出身桐城世家，知书达理。一次世昌和弟弟世光见有三块来之不易的糕点，为了争到两块而大吵不止，刘氏大怒道：“你们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还会有什么出息！”于是把三块糕点扔到地上踩个稀烂。刘氏素来仰慕欧阳修的母亲画荻教子的垂范，对两兄弟的教课也就十分用心，四书五经自是不在话下，秀才四艺也毫不排斥。因此，世昌自幼便熟知经史，且能吟诗作画，其价值观取向与人生旨趣，于童年已经定格了一大半了。

　　及至他长成少年，生得眉清目秀，目光射人，言谈之间才气自见。虽然腹藏锦绣，但由于家境清贫，他只能在邻近各县的县署内暂充文书，或者代人撰写文稿，以贴补家用，虽有博取功名之心，无奈在经济上和精力上都不允许。曾有人问他的志向，他慨然说道：“日后若能作官，定以俸钱多致宾客。”直到20多岁时，有一个名叫席锦全的小吏独具慧眼，认为世昌必成大器，便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并将自己财产的大部分陪作嫁妆。孤儿寡母的窘迫生活自此得到缓解，不久世昌兄弟便进京考取了举人，弟弟居然名列哥哥之前。但接下来继续深造，哥哥则一路高中，取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进了翰林院；弟弟则不断地名落孙山。据说兄弟二人初到京城参加乡试时，曾到吕祖庙先求一签，签词恰巧写道：“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世昌认为“光”指的是弟弟世光，而“昌”则是自己，于是深信可以光大门庭，从此终身供奉吕洞宾。

　　但徐世昌在翰林院并不吃香，虽然也有人欣赏他的性格，比如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王当时任国子监祭酒，曾注视着徐谨慎小心的背影说道：“徐世昌是后起之秀。”不料马上被掌院学士李鸿藻驳道：“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掌院态度如此，徐世昌的处境可想而知，但这九年的翰林生涯，对他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锤炼阶段。他也曾一度无法再忍，想谋取降格外放的机会，结果他分别在湖北和江西任知县的两个堂叔同时来信劝阻他，要他安心等待，并允诺在生活上给予资助，他于是打消了离开的念头。家族的力量再次左右了他的命运。

　　徐世昌最终离开翰林院是1895年，他应袁世凯之请，赴小站兼管新军的参谋营务处。当时重文轻武的倾向仍很明显，小站的新军不过区区7000人，参谋营务处的性质又近乎幕僚，名不正言不顺，听上去比外放州县官员差得多。他之所以做此选择，一是他有感于甲午战败，早已提倡以西法练兵，很有热情参与这方面的实践；二是出于他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

　　袁世凯少时曾寓居陈州数年，徐世昌则曾在陈州为公署襄理文案，两人因此相识。袁世凯喜欢驰马、饮酒、读兵书，为人张扬不羁，轻财尚侠；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老成持重，深沉谦逊，正好与袁世凯互补。两人经常聚饮游玩，情同手足。袁世凯好纵酒暴饮，徐世昌常规劝他加以节制，袁世凯虽然不能改，却感念于心。而徐世昌上京赶考前，袁世凯亦曾馈赠多金，以壮行色。徐世昌在京为官后，两人音讯一度中断，但徐世昌一直没忘记袁世凯。数年后，徐世昌听说袁世凯仍然蛰居乡野，便写信劝他出山谋事，袁世凯于是才横空出世一飞冲天。

　　如今，袁世凯后发而先至，徐世昌还是一个穷酸翰林，袁世凯却已成为举国之望的新军总督练官。以徐世昌对袁世凯的了解之深，不难预见其未来的前程走向。因此，徐世昌之所以愿以堂堂翰林屈居参谋营务处，实在是因为他独具一双识时和识人的慧眼。尽管很有政治投机的意味，但他到任后的表现却又十分实在。他当时已43岁，却夜以继日地攻读英语，又设立专门机构编译西方军事学著作，并主张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与日本陆军的优点加以融合和吸收等等。他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上他和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使他获得了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姜桂题、张勋、曹锟等新军将领的尊敬，这也是他日后纵横民国政坛的一大资本。

　　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彼此推心置腹。徐世昌为袁世凯的前途着想，建议他与张之洞接纳，并以翰林的身份极力撮合两者。因此庚子事变的时候，袁张二人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即“保境安民”。而百日维新的时候，徐世昌又为袁世凯在北京四处钻营，并拉袁世凯加入强学会，以接近维新派。政变前夕，袁世凯为光绪密诏彷徨犹豫，求教于徐世昌。徐世昌沉思许久后，将密诏背面朝天覆于案上，一言未发便离去了，袁世凯马上明白其意是靠拢“后”党，于是便向荣禄告发，戊戌变法因此而失败，袁世凯却扶摇而上。袁世凯当然也没有忘记徐世昌，于是拉张之洞一起举荐徐世昌为候补道台。

　　之后便是庚子年，徐世昌一门心思要做“从龙之士”。当时的官吏或目光短浅，或眼高手低，或泯然从众，对于自掏腰包并长途跋涉追随政治前景不明朗的两宫，大多不愿付诸实践。徐世昌既然做到了，就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实践的人，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这种锐气对他日后的成功而言十分重要。

　　在后人看来，他跟从袁世凯练兵于小站，就已经是一个“从龙之士”了，而他现在却要追逐慈禧太后这条老迈昏聩的龙。据说慈禧第一次见到他时，见他仪表端凝，奏事明晰，大喜过望地跟左右说：“徐世昌足以继承李鸿章！”这说明，后人把他视为袁世凯的附属物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们虽然情同手足，互相多有关照，但彼此的人生轨迹显然是独立运作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场合下，徐世昌都毫不逊色于袁世凯。对他政治生命影响最大的人是慈禧太后，而非袁世凯。因此，1907年到1911年，是袁世凯政治生命的低潮期，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徐世昌却继续官运亨通，1907年官拜东三省总督，成为举国权力最大的封疆大吏；到1911年3月，清廷成立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他和那桐为协理大臣，在汉臣中已登峰造极，何必还要做袁世凯的羽翼呢？事实上，他不仅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还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这反倒是袁所不及的。

二、经略东北

　　任东三省总督时的徐世昌（居中者）与同僚的合影

　　徐世昌在西安觐见两宫之后，马上就越级得补六品国子监司业一缺。1903年，朝廷设立商部，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荐，徐得以越级提拔为该部左丞，官秩飙升至三品，兼管直隶、天津地区的政务和财务。当时《辛丑条约》已生效，侵略军却迟迟不肯撤出天津，八国除美、奥外，都在津设有“都统衙门”，把持各自占领区的行政大权。徐世昌刚接任命状，即宣告国际社会：“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联军一日不撤出天津，本官决不赴津上任，一切善后事宜包括赔款将无从谈起。”侵略者无奈之下只好坐下来谈判，经过八个月的艰苦舌战，于1902年8月在天津利顺德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

　　由于《辛丑条约》签订后，直隶和天津的进出口贸易漏卮情况严重，对当地的各行各业都提出了严峻的要求。针对这一危局，徐世昌贯彻“通商惠工”的政策，组织了“直隶农务总局”和“天津商务总会”，并制订和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法律，实行依法治商。具体的措施则有：在税制上对洋货从重征税，并广开利源以帮助国货；在币制上多铸铜元，以解决“贴水风潮”；在农业方面，劝导本省乡绅和农民采用西法耕种，鼓励购买先进机器，并建设农业试验场；在基础建设方面，在天津修建或整修了火车北站、金汤桥、旧金刚桥、老龙头铁桥等重要建筑，等等。天津能够在辛亥革命前夕成为全国经济新政的肇始之地，徐世昌功不可没。

　　徐世昌在天津还引入了西方的巡警制度。由于《辛丑条约》中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徐世昌便力主以巡警制度来对抗这一不公平规定。1902年5月，在奏请得到批准后，他亲自赴天津遴选了新军500名为第一批巡警队，在天津城墙内外设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实行划区而治。当时对巡警个人的要求有：性情温朴、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以保卫民众为义务，不得索取报酬；纪律严明，讲警语，等等。可见这是一支近代化的巡警队伍，而非中国传统意义中张牙舞爪的衙役。天津巡警取得成功之后，各地争相效仿，我国的警察制度由此滥觞。

　　徐世昌又坚持收回矿产，经过严正交涉，陆续收回了开平煤矿及其河道、口岸，另建为“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从而限制了英国人掠夺该处矿产的势头。此外，徐世昌还主持收回了津镇铁路的相当权利，并力主自建京张铁路。辛丑后，全国范围内的收回利权运动始于天津，而天津的运动则是由袁世凯和徐世昌主持发动的。到了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则间接引发了武昌起义。

　　到了1905年，徐世昌已调任兵部左侍郎，当时清廷选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徐世昌竟赫然在列。这五大臣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

　　这五大臣都是当时声望很高的开明派，如载泽被舆论认为是宗室中最为开通者，戴鸿慈和端方都是当时有名的能吏，徐世昌能与他们并列，可见在朝野已有相当高的声望。他们的大致分工是：载泽、戴鸿慈和绍英为一路，考察俄、美、意、奥，重点考察宪政；徐和端方为一路，多带懂西文的随员，考察英、德、法、比，侧重于面上的考察。

　　清廷撇开“天朝上国”的颜面，公开派朝廷大员出国向洋人求教，是很不容易的，足见其痛定思痛和知耻后勇的决心，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当时庚子赔款使中央财政几近枯竭，全由各省积极认筹经费，才得以成行。但是好事多磨，考察团刚于天津站登车，就遭到民族主义志士吴樾的炸弹刺杀。徐世昌和载泽只受了轻伤，戴鸿慈和端方毫发未伤，只有绍英伤势较重，但尽管如此，也不得不推迟行程。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候，徐世昌已调任巡警部尚书，绍英伤势未愈，于是以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新任驻比利时大臣李盛铎顶替，最终完成了本次出使。

　　吴樾之所以要刺杀五大臣，是怕立宪成功会巩固满清的统治，汉人将更无出头之日，故不如防患于未然。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革命党人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不绝于耳，而吴樾所要刺杀的更是领有特殊使命的使臣，国际影响尤其恶劣。针对这一事件，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上书倡办警察，并清查户口，以预防革命党潜伏，清廷于是增设了巡警部。由于徐世昌曾主持过天津的巡警创建工作，且在吴樾进行刺杀时，他的仆人王齐勋曾在火车上力拒吴樾，庆亲王奕劻便与袁世凯一起保举他为巡警部第一任尚书，官阶为从一品。巡警部正式成立于1905年8月，下设警政、警法、警保、警学、警务等五司16科，实际上集公安、民政和司法职权于一身；不久又增设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专门负责京师治安和民政。到了1907年，巡警部并入民政部，徐世昌又转任民政部尚书。他之所以如此见重于朝廷，与奕劻、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大力保荐诚然有关，但更重要的仍是慈禧太后的垂青。想来如尚书这样的朝廷重臣，以慈禧用权之专，决非他人所能左右的。

　　这一年，清廷计划在东北设立行省，以利控制。最初内定了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为东三省总督，派他先与徐世昌一起赴东北熟悉情况。不料这个纨绔子弟在回京途中，于天津接受了段芝贵赠送的一个小妾，并约好以黑龙江布政使兼黑龙江巡抚为交换。不久朝廷果然发布了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抚委任令，言官探知此事进行了弹劾，慈禧十分震怒，怒斥奕劻教子不严，并以徐世昌顶替载振为东三省总督人选。

　　东北本是满清的发祥之地，由于满人一开始对统治中华并不自信，特地留了一条退回关内的后路，因此一直禁止汉人移居关外，这在客观上方便了沙俄对东北的侵略。至1860年，清廷饱受沙俄豪夺领土之苦，才取消了东北的封禁令，并鼓励山东、河北等省百姓大量迁入。到了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在远东的利益，竟在东北大打出手。清廷无力保卫自己的领土，只有忍气吞声地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声明道：“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但是日俄两国竟置之不理，擅自于次年8月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开始出现“南满”、“北满”的称呼，东北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清廷经抗议无效后，认为有必要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徐世昌从东北考察归来后呈递的《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中，对这些问题看得很透彻，这也为他赢得这一要职增加了筹码。

　　就东北形势而言，徐世昌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于1907年4月从北京出发，乘火车赴奉天就任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事务，麾下的三省巡抚分别是奉天唐绍仪、吉林朱家宝和黑龙江段芝贵。段芝贵因“性贿赂”丑闻旋即被免，代之以程德全。这些人当时都属于开明派，日后则都将在民国初年大显身手。军事方面，则带来了曹锟和张勋。徐世昌深知东北局势的险恶，知道没有军队将一事无成。恰巧中央在削夺袁世凯的兵权，将一、三、五、六镇收归陆军部直接管辖，他便奏请将第三镇调驻东北。第三镇是袁世凯的王牌，徐世昌此举既壮了自己的声势，又为好友保存了实力，可说是一举两得。第三镇统制曹锟是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徐世昌如果抱有私心，完全可以换帅夺权，他既然并未这样做，足见他与袁世凯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后来沙俄雇用蒙族土匪骚扰挑衅，东北原驻军不能抵抗，还是曹锟带领第三镇东征西讨，才稳定了局势。除曹锟外，他还带来了张勋。当初徐在小站时看中了张的直爽性情，特意收其为门生，张勋意外地列名翰林门墙，也深感荣幸。这次徐世昌任命他为奉天行营翼长，后来也参与了剿匪。慈禧太后听说张勋力战有功，特意提拔为实缺提督，十分宠信，张勋也感恩戴德，这埋下了日后复辟的伏笔。行政方面，尚有陶大均、钱能训、黄开文等。此外，徐世昌还带来一批能人异士，比如武术大师孙禄堂，便是被徐世昌三顾茅庐请到东北的，后来更长期跟随徐世昌。不久后，孙禄堂在奉天轻松击败欧洲格斗冠军俄国人彼得洛夫，名震中华，又为东北军队的体质训练做出了一定贡献。总之，由于徐世昌兼有开明派与清流派两种形象，士人争相往之，故东北一时成为人才辐辏之地。

　　徐世昌到任伊始就遇到十分棘手之事。7月11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中国外务部，妄言位于图们江的江东滩“间岛”为何国领土未定，并于同日悍然派军进驻。所谓“间岛”，指的是延边一代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原属宁古塔辖地，光绪年间并入吉林省延吉厅，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本占得进一步侵凌中国的地利之便，所谓“间岛”问题就首当其冲地被提了出来。15日，日本擅自在延吉设立了“驻韩统监府派出所”，准备正式吞并该地区。徐世昌闻讯，立即派道员王崇文和监督吴禄贞赴延吉取证，证明“间岛”完全位于图们江北，是中国领土无疑。16日和19日，外务部两次照会日方，严正声明日方为侵略行为，敦请其撤出“间岛”。经过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撤出该地区。这是徐世昌东北任上的第一件大事。

　　对“间岛”的保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沙俄鲸吞中国领土，使中国失去了在东北原本漫长的海岸线，这对于当地渔民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有鉴于此，清廷据理力争，于1886年与俄国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将两国沿图们江的界碑向日本海方向推进了34华里，并争得了图们江通海航行的权利，从此20年内，该地区的出海贸易频繁。日本人之所以想染指“间岛”，正是眼红于此。

　　问题解决后，清廷将该地区开辟为正式的商埠，1909年又在珲春设立海关总管，统管东北边境的海关事宜，于是贸易更加兴旺，航线持续增多。直到1938年，日本在张鼓峰战役中败于苏联，遂封锁了图们江口，中国渔民的出海贸易才告停止，至此共行使出海航行权52年。

　　同时，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恩对葫芦岛海域进行了勘测，结果认为此处为建筑港口的适宜之地，此即葫芦岛港的滥觞。在内河航运方面，徐世昌则于到任之初便命人调查松花江航路，并在哈尔滨成立“汽船官营总局”，购买轮船开始在松花江上进行航运业务，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松花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沙俄之所以能轻易地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除清朝国力疲弱外，另一客观原因是东北地广人稀，很容易被对方进行殖民占领。比如，沙俄于1900年侵占的江东64屯，是黑龙江中游最富庶的地方，方圆有一百里，中国人却不过三万余，由于远东俄国人在粮食物产方面对其依赖严重，于是大量移民进入该地，并最终出动军队进行种族屠杀，永远霸占了这一地区。之后，沙俄和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倾向日益严重。清廷痛感于此，为防患于未然，将移民垦荒作为一项重要“新政”来推行，然而在东蒙地区推行的“放垦蒙地”则一度激起了蒙古牧民的激烈反抗。

　　沙俄对内外蒙古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因此，虽然牧民激烈反对，但为了迅速移民以实现有效控制，清廷对抗垦者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当时的东部内蒙古地区分属黑、吉、奉三省，因此继续推行“放垦”政策也是徐世昌的一项重要工作。1907年，新成立的黑龙江垦务总局宣布将尚未分放的荒地一律展放。次年，为犒劳驻扎东北的第三镇退伍兵，黑龙江省宣布每人授田百亩，兴办屯田，以补军用。牧民生存空间被挤压，于是在绰克大赍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反抗，徐世昌派兵征剿，虽然一直未能擒获绰克大赍，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放垦”政策的继续执行。蒙古放垦政策从1902年开始的十年之内，共放垦土地约为10万余顷加330余万垧，并征收了约700多万两押荒银。

　　1909年，徐世昌又奏请在东蒙设立洮昌道，以加强管辖，并建议加强对蒙族子弟的汉化教育，同时在各地法政学堂加开蒙语课程，以利于汉蒙沟通。这些举措的目的皆是强化对东蒙地区的控制，以对抗俄日两国迫在眉睫的侵略，在客观上则促进了东蒙诸旗的近代化。但是清末十年掠夺性的大规模滥垦，排斥传统的畜牧业，使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当然是身处那一时代的徐世昌所无法料及的了。

　　总体而言，徐世昌在东北的施政纲领是“平均各国之势力，广辟商场，实行开放”。所谓“平均各国势力”，乃是弱国外交的最为现实之路，是晚清外交政策的主线，以前的李鸿章便是如此，如今身处形势更为严峻的东北，更是惟有如此。所谓“广辟商场，实行开放”，则是通过与各国的通商往来，建设正常的经济交往，以形成关系各方利益的非军事化氛围。徐世昌之所以能鲜明地提出这一纲领，除了他在北洋军队中的钻研西学和在天津的行政历练之外，还在于他的助手奉天巡抚唐绍仪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素来亲美，其余僚属也多有亲美派，他们上下一心，故能迎合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外交思路。有关他在东北的表现，他都亲自记录于《东三省政略》和《退耕堂政书》两书之中。

　　徐世昌于1909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在他主政东北的两年内，俄日两国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工商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到他卸任之时，奉天已是一座马路、电灯、巡警无不具备，俨然欧式的近代化城市。贝勒载涛出访欧洲返国时路经奉天，见到楼厦壮丽、军乐嘹亮，不禁啧啧称奇，回朝后盛赞徐世昌的施政能力。结合他在天津和东北的表现来看，他绝非一个沽名钓誉的泛泛之辈，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当时慈禧太后已死，袁世凯知道将不见容于摄政王载沣，称病回乡隐居。他的部下多有不服，军机大臣张之洞于是奏请调徐世昌回朝，以笼络北洋军。他与满旗权贵素来和睦，于是竟得到了朝官的第一肥缺——邮传部尚书。到了次年，清廷设立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他和满人那桐为协理大臣。徐世昌终于赶在共和肇立之前，成为登峰造极的汉臣。

　　徐世昌在东北还有一事几乎被人遗忘：1908年，孙中山的特使李石曾秘密来到奉天，劝他响应革命。他回答道：“反对清朝我做不到，但是我决不跟党人为难，并请您向孙先生致意。”临行还赠送路费两千元。他向来不轻易赠人金钱，此举足见他对孙中山和李石曾的敬意。后来，革命党人分析道，如果摄政王载沣杀了袁世凯，徐世昌出于为好友报仇以及避祸的心理，是有可能响应革命的。

三、“文人做总统”

　　徐世昌之所以不排斥革命党，想必是出于他对清朝统治能力的悲观。一方面，他对清廷感恩戴德；另一方面，他又对清朝的统治不抱太大希望。这种矛盾的心理绵延至清亡之后，深刻影响着他今后在政坛上的表现。

　　他在邮传部尚书的任上也一样卓有成效。最可称道的是他大量任用归国留学生，如胡贻谷、项骧、王世征、李方、熊崇志、施愚、马德润、郑诚、水钧韶、周启廉、黄为基等都得到他的青睐，而既无出身又无官职的留美工科学生詹天佑更被他破天荒地授予“五品顶戴”，最可见他爱才之心。他还创办《交通官报》，宣传和普及交通、信息知识和筹办邮传宪政等等，对实业、信息产业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会面

　　徐世昌在阁臣任上波澜不惊，但清廷的统治却已是风絮雨萍，到了辛亥年十月，武昌终于被革命党人攻占。清廷派荫昌前往征剿，不料引起了一片责难之声。由于党人打出的是恢复汉土的旗号，而荫昌恰是满人，于是在敌我双方均激起了猛烈的针砭。北洋军不同于以前的八旗兵，不仅汉人占绝对多数，而且很多都被潜伏的革命党人策反动员过了，如今见满人带兵打汉人，自然是怨声载道。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调教出来的，大小将领多是袁的亲信，今见有隙可乘，便纷纷呼吁请袁世凯出山。摄政王载沣迫于形势，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不料袁世凯的眼里已看不上“总督”了，竟一口回绝。当时革命军兵锋甚锐还在其次，北洋军中也笼罩了一股诡秘的氛围，战不能战，散亦不散，开往武汉的后援部队裹足不前，似有反噬京城的趋向。载沣大惊失色，只好求助于徐世昌。

　　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天下皆知，但满清权贵竟然能始终信任徐世昌，纵是到了这个你死我活的关头，载沣等居然还对徐世昌深信不疑，足见徐世昌做人的成功。他总结自己的为官秘诀为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而徐世昌之所以能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第一利器便是“圆通”二字。但是正因为“圆通”，当此紧要关头，就决不会对清廷效愚忠之忱了。何况，他虽贵为内阁协理大臣，但这个内阁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满人有9人，其中有皇族6人，而汉臣只有4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的现状又有何恋栈的必要呢？

　　何况，当时朝野已有共识——非袁世凯不能安北洋军心。因此，徐世昌表面上领命赴河南敦请袁世凯出山，实际上却与袁世凯定下了鼎定朝政之计。不久他回京禀报了袁世凯的条件，即由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全权负责军政事务。迫于革命军和北洋军的双重压力，摄政王只好屈服。11月13日，袁世凯进京组阁，载沣、奕劻等退居一旁，徐世昌被任命为军咨府大臣，表面上仍属参谋或幕僚的性质，但袁世凯常找他商量大事，因此实际上仍是协理大臣的角色。

　　袁世凯复出后，北洋军心大振，在龟山取得大捷，旋即又收复了汉口，兵锋直指武昌。这时地方保守势力想仿效太平天国时的旧例，组织团练以对抗革命，便推举代表向徐世昌申请枪支弹药，他当即反驳道：“现在人心浮动，发下枪支弹药，难保不被党人所利用。党人是乌合之众，逼急了他们就会合力反抗，反之他们就会自相残杀。我们现在为一时权宜考虑，不如议和，这是欲擒故纵之计。”原来他和袁世凯已经在呼吁南北议和了。

　　不久议和开始，北方代表为徐世昌的故旧唐绍仪。这时兵驻徐州的张勋感愤清朝危亡，积极招兵买马图谋反攻南京，唐绍仪和段祺瑞怕他阻挠和议，不约而同地建议袁世凯诱杀之。袁世凯的秘书长阮忠枢是张勋的金兰之好，听说此事后十分担心，立即求助于徐世昌，徐世昌则马上赴徐州游说张勋。翰林老师驾到，张勋的态度马上转变，随即致电袁世凯，表示愿意拥护共和民国。张勋虽有勇无谋，但手握重兵，又屯驻徐州这样的战略要地，若非徐世昌的游说，民国的建立也许会横生波折。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前清王公显贵大多寄居青岛、大连、天津，徐世昌也在青岛做了寓公，以遗老自命。对于民国建立和袁世凯做总统，他本是有功劳的，但这并不代表他对清朝已经恩断情绝。满清的败亡是大势所趋，他做不到鲁阳挥戈；而清朝对他的恩宠是无可复加的，他在感情上却有节要守。所以，辅助袁世凯治理天下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他却激流勇退，甘愿为清朝“守制”。

　　被袁世凯尊为“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

　　当时章太炎由上海去北京，曾受徐世昌的邀请到青岛一叙。章太炎素来狂放不羁，连袁世凯和孙中山都不放在眼里，不料见了徐世昌，竟然敬佩不已。一到北京，他便四处向人说道：“天下治世之才只有两个，一个是徐世昌，一个是李经羲。”当时徐世昌虽然避居青岛，但他的门生故吏却遍布朝野，便是袁世凯也经常派人与之接洽。

　　1914年，袁世凯将总统权力扩大，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总理为国务卿，虚席以待徐世昌。当时被派往青岛迎请徐世昌的专使是吴笈孙，徐世昌的弟弟世光一见吴笈孙便十分生气。到晚间吃饭的时候问他哥哥道：“大哥，你到北京做什么？”世昌沉默不答。世光当然明白，于是激愤地说道：“你以前对我说过的不忘清室的话，言犹在耳，难道都忘了吗？太后和皇帝对你隆恩殊遇，有清一代能有几人？你现在竟要做民国的官？议和之际，你曲从袁世凯，已经不能被世人原谅。如今革命党已经失败，可见其不足成事，你若再为袁世凯效力，盖棺论定后，你将何以见太后先皇于地下?”徐世昌不能回答。兄弟二人一直相对坐到天明，最后世昌失声痛哭，但仍然无话可说。世光知道他决心已定，便不再劝。

　　徐世昌虽然就任民国的国务卿，但为了不忘清朝，通令规定：凡文武官吏在清朝所任大小官职，一律列入履历，与在民国的履历统一计算。他又自书“后乐堂”三字悬挂于政事堂，以示要“后天下之乐而乐”，暗示自己不是来享受荣华富贵的。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对紫禁城内小朝廷的优礼，不仅清朝的遗老们见此会浮想联翩，就是当时的舆论也有认为袁世凯请他出山是为了还政给宣统的。

　　袁世凯却是自己想做皇帝，这决非徐世昌所能预见。可以说，徐袁的友谊在此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称帝是袁世凯一生的劫数，表面上全国纷纷劝进，实际上都是隔岸观火。最要命的是，只因他称帝，他所倚重的北洋系实力派如冯国璋等都正式与他反目，他陡然间变成了孤家寡人。对徐世昌来说，袁世凯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世凯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世昌说不知道。袁世凯不信，徐世昌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世昌何曾对袁世凯如此冷漠过，袁世凯应该明白徐世昌的意思了。

　　袁世凯称帝期间身穿特种朝服的徐世昌

　　但是权力欲是不可理喻的，袁世凯还是做了皇帝。在帝制准备时期，袁世凯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在日记中分析道：“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显然对袁世凯称帝表示了不满。于是袁世凯一称帝，他就托病请辞，回河南辉县水竹村隐居起来，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袁世凯听说后也无可奈何，只好将他与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并尊为“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

　　1916年3月，袁世凯在称帝83天后宣布取消帝制，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当时他的江山急转而危，护国军起兵于西南，各省或响应或观望，全国形势与辛亥革命前颇为相似。民国恢复，徐世昌当然也就复任国务卿职，这是名正言顺之事，不值得过多推敲。只是袁世凯自知获罪于天下，竟然忧怒成病，因此急急召徐世昌进京，实际上有托孤之意。

　　按照当时大总统继承法，袁世凯在金匮中预置了总统候选人，人选几经变化后，最终定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3人。而人之将死，他自知戕害共和之非，实际上已经决定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弥留之际，袁世凯拉着徐世昌的手呜咽着说：“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像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我所顾忌的，倒是我家孤儿寡妇的身家性命。我死之后，请兄念及往日的交情尽力保全他们。”话及此时，袁家的“孤儿寡妇”已跪拜一地，徐世昌急忙回拜道：“我愿以合家性命来担保。”于是洒泪而成永别。

　　黎元洪任总统，随即取消国务卿，以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孰料黎、段不久便产生了矛盾，即所谓“府院之争”。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已首屈一指，纵无一兵一卒，却有足够的威信。因此当黎元洪受制于段祺瑞时，首先想到的便是求助于他。徐世昌回辉县休养还不足半年，就接到了黎总统的亲笔求援信，请他赴京调解府院之争。他负托孤之责，当然义不容辞。但他竟先在保定下车，由曹锟作陪阅兵。曹锟在高台之上对官兵介绍道：“徐公名震中外，文武兼资，道德文章，冠冕群伦。我愿率领各位，追随徐公之后，为民国造福。”当时曹锟的直系和段祺瑞的皖系已互不相让，徐世昌阅兵保定就是为了告诉段祺瑞，自己来做和事老并非只凭一张嘴，而是有实力做后盾的。

　　果然，他在北京的调停相当成功。先是黎元洪以总统之尊亲来拜谒，他好言抚慰之后，派许世英向段祺瑞劝说，最终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双双去职，府院之争告一段落。鉴于段祺瑞有军队作后盾，府院之间的天平并不平衡，之前的相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段祺瑞最信任的徐树铮引起的，徐世昌于是推荐张国淦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是一个正直温和的人，在国务院秘书长任上能顾全大局，也勇于调和两派，如此一来就避免了重复犯错。单从这个人选上来看，徐世昌的确是用心良苦的。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为总统

　　但府院之争又是无法根治的，一段时间的缓和后又告恶化，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段祺瑞悻悻然回天津密谋再起。这时北洋系的各省督军们商量着赶黎元洪下台，拟请徐世昌出任陆海军大元帅，以领袖诸侯，徐世昌断然拒绝。接着，黎元洪鉴于局势复杂，邀请张勋进京调停各派，不料张勋包藏祸心，竟然上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

　　徐世昌参与了从准备复辟到复辟的全过程，从这一事件中也最能看出他对清朝的矛盾心理。数年前，由于张勋念念不忘清朝，曾写信劝袁世凯效法周公辅成王，暗示还政宣统；徐世昌听说后，劝张不该如此着急，但并未明确反对复辟。后来张勋在徐州召集督军团会议时，徐世昌亦派人参加，秘密赞同复辟。但是到了张勋提师入京的时候，徐世昌却劝他道：“你到北京调解黎、段矛盾，尽管放手去办。惟独复辟之事，此时万不可行。”但张勋不听。

　　徐世昌之所以突然反对复辟，也是出于他对张勋的一片爱惜之意。张勋有勇无谋，其将复辟付诸实践，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段祺瑞的亲信如徐树铮、张敬尧等人的怂恿，想诱他复辟之后，再行讨逆。徐世昌明白这一关节，但出于自己“圆通”的处世哲学，怕得罪段祺瑞，因此不能说破，只能一再劝阻。等到宣统复位后，任命他为弼德院院长，他也深知不妥，马上谢绝。但是到了复辟失败后，他却首先要求对清室的优待条件如故，又为张勋求情，保全了其身家性命。1922年，张勋病死，他亲往凭吊，老泪纵横，可谓重情重义，绝非落井下石之人。康有为曾为了复辟失败之事为张勋鸣不平，指责徐世昌和段祺瑞、冯国璋都曾参与复辟密谋，却始乱终弃，实为不义云云，其实徐世昌多次规劝过张勋，与段祺瑞、冯国璋是截然不同的。

　　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总统，段祺瑞重新担任国务总理，由于两人都是实力派，府院之争更趋激烈。冯国璋的任期才一年多就满了，很想延长任期，段祺瑞就组织了“安福国会”进行阻挠，逼冯国璋下台。经过两度府院之争，段祺瑞认为冯国璋有兵有地，比黎元洪更难对付，下一任的总统最好手中无兵，而当时符合这一标准又够资格做总统的，徐世昌是不二人选。而冯国璋认为与其让段祺瑞做总统，还不如让徐世昌拣这个便宜。因此两派都支持他做总统。1918年9月，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徐世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

　　国会虽称“安福国会”，但安福系只是其中的多数党，占议员总数的七成左右。因此，徐世昌能以如此高的票数当选，固然得益于段、冯的支持，却也不能忽视他本身的感召力。一方面，他在政治上持超然态度，声望最高。另一方面，诚如孙中山所言，“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全国人民苦于军阀相争，都希望有一个“文人”做总统。徐世昌无兵无地，素称清流，正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因此他当选后，北方各省自然纷纷表示拥护；南方的军政府虽然反对，却只针对法统问题，并不否认徐是合适的总统人选；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威尔逊总统，也马上发来贺电，希望他早日谋求和平统一，以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

　　倒是他在美国留学的女儿闻讯后，马上来信劝他辞职，因为民国的总统还没有能任满五年任期的，足见是个政治漩涡，不如激流勇退。徐世昌本有政治抱负，自然不会理会这样的小儿之见，而他任总统几近四年，仅次于袁世凯，这已决非其女儿所能预料的了。

四、偃武修文

　　徐世昌从1918年“双十节”到1922年6月1日任总统，其基本执政思想为“偃武修文”。

　　北京政府议和总代表朱启钤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

　　仅凭这四个字，就可看出徐世昌比黎元洪和冯国璋更懂政治。黎总统本来是最合法的总统，却陷入府院之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冯总统则想以硬碰硬，结果只能狭路相逢输与勇者。但同样是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徐总统却聪明得多。他知道全国人民厌恶武人弄权，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昭示天下，此后若有不逊者，将不止是对总统不逊，而是挑衅全国人民。府院之争的痼疾居然就这样被化解了，实在高明！

　　当然，黎元洪和冯国璋之所以提不出这样的高明论调，也在于他们本来就是武人，“偃武”岂不就等于消灭自己！而徐世昌本来就是个文人，他的“偃武修文”不仅是个幌子，也是他的价值取向。

　　首先是“偃武”。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分裂，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军政府事实上处于敌对状态。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为了反映民意，熊希龄、蔡元培等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也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全国上下和平氛围浓厚。外部环境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南北和平动议，法、意等国接踵表示支持。徐世昌是在如此浓厚的和平氛围下当选总统的，即便是广州军政府，也在通电声明总统选举不合法的同时，善意提醒徐世昌不要被人愚弄。徐世昌从南方的反对电文中读出了友善之意，于是在就职15天后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他又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会商和议，最终使这些桀骜不逊的军阀们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次日，他发布了停战令，南北双方遵命停火。他十分高兴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

　　南北双方于次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和会，北方代表为朱启钤，南方代表为唐绍仪。朱启钤是实业家，与军阀的关系较淡；唐绍仪在1912年的南北和谈中是北方代表，如今却代表南方，是超然于军阀之外的北洋元老，且他与徐世昌的旧谊尚在。单就代表人选来看，是十分妥帖的。

　　但是和谈的基础十分薄弱，南北军阀均拥篲自重，互不相让，尤其是段祺瑞坚持亲日主张，拒不让步。到后来朱启钤知难而退，率团全体辞职，舆论为之大哗。各界纷纷奔走呼号，呼吁重开和谈。经徐世昌多方努力后，终于使朱启钤收回辞呈，并于4月9日复会且达成一个折中方案。但安福议员极力反对，致使和会再度停顿。不久“五四”运动因外交危机而爆发，为了一致对外，和谈恢复，并由双方代表联名致电巴黎中国专使请其拒绝签字。最后，唐绍仪提出八项具体要求：

　　一、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二、废止中日间一切密约。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之督军。

　　五、宣布民国六年（1917）年解散国会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组政务会议督促和议执行。

　　七、和会从速整理决定提出各案。

　　八、北方同意上述七项，即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

　　朱启钤认为第五条一定会遭到安福议员的强烈反对，于是要求南方先行放弃，其余各条可从长计议，唐绍仪当即拒绝。于是唐、朱二人达成默契分别辞职，和谈再度破裂。徐世昌以王揖唐取代朱启钤为北方代表继续谈判，但王揖唐与段祺瑞的渊源很深，处处维护段祺瑞的意志，和谈因此陷入僵局。

　　南北议和停滞，北洋军阀内部也矛盾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吴佩孚摧枯拉朽般杀入北京，段祺瑞被迫下台。徐世昌马上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其重要分子，于是南北和谈的最大阻碍被清除。恰好不久岑春煊从广东返回广西，并宣布撤销军政府，主张南方各省取消独立。徐世昌闻讯大喜，马上颁布了南北统一及筹办善后的明令，但随即就遭到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的通电驳斥。不久，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练兵北伐。南北议和就此告终，徐世昌的“偃武”政策遭到沉重打击。

　　除南北问题外，徐的“偃武”政策还贯彻于解决北洋军阀内部的问题上。他的指导思想是“以文辖武，废督裁兵”八字。具体而言则有：对南北各系首脑，承认其实力，确定其地盘，给予较高官职，或推崇之为元老辅政；实行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等。这些措施对于那些嚣张跋扈的军阀来说，直如与虎谋皮，不要说付诸实践，就是信口开河都不容易。徐世昌以一介文人，周旋于诸强之间，实在勇气可嘉。

　　事实上，徐世昌的“偃武”政策是弥足悲哀的，它原本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政治尝试，即所谓“以文辖武，废督裁兵”；但后来却蜕变成一种苟存于均势中的求生手段，即所谓“以文制武，保持均势”。在与段祺瑞共处中央之时，他为各系地盘的平衡曲舒费尽心机。比如，他以段祺瑞为边防督办，以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以满足段、徐的权力欲；又调开孟恩远，以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以笼络张作霖。总体而言，他想把皖系限制在西北，奉系限制在东北，直系限制于中原和长江，然后在这个三足鼎立的均势上再施行废督裁兵的政策。

　　当时段祺瑞常年把持中央政权，皖系在北洋各系中风头最劲，偏偏在对外立场上是亲日派，在内部问题上则有安福系的污点，是南北和谈的最大障碍。徐世昌深知这一关节，因此他对直奉二系更为热心。直皖战争的发展脉络是，吴佩孚公开在湖南前线与南军媾和，然后提师北上，一路痛骂徐树铮和安福系祸国殃民，张作霖、李纯等纷纷响应，不久，吴佩孚即大破皖军，直系和奉系同时进入北京。

　　直奉入城后，徐世昌仍想用“以文制武，保持均势”的老办法。由于直系稍强，他便接受张作霖的推荐，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以求两系平衡。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考虑到直系领袖曹锟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而且刚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想来不会公开反对。不想直系内部还有一个异数，即吴佩孚。吴佩孚之为人，从不乡愿，极讲原则。比如，他从来不承认徐世昌是合法的总统，即便在北京面晤之时，依然是拱手为礼，一连价地叫徐世昌“菊人先生”。如今，吴佩孚咬牙切齿地要赶梁士诒下台，表面上因为梁是亲日派，实际上是针对张作霖的。于是吴张二人用电报互相攻击，竟至互比文采，全国人民如看戏法一般啧啧称奇，叹为观止。徐世昌和曹锟都曾调停，但于事无补。不久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再一次显示了军事天才，风驰电掣般把奉军赶出了关外，直系独霸北京，均势被打破了。徐世昌深知不妥，暗劝奉军整装再战，不料张作霖发表通电，怒斥徐世昌为搬弄是非、坐收渔利的小人。

　　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徐世昌政治生命中的两大劫数，张作霖的电文将他的种种不得已之举统统斥为阴险卑鄙，使徐世昌的政治形象遭到严重破坏。而吴佩孚不循常理的出牌，又不经意间打破了徐世昌苦心营造的政治均势。于是，总统自然也做不成了。

　　说完“偃武”，再看“修文”。徐世昌素来以文治派自命，他做总统，自然要重用文臣，而排斥武人。因此几届国务总理如钱能训、龚心湛、颜惠庆、梁士诒、周自齐，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当时公认的人才，只有靳云鹏是个例外。钱能训辞职后，他本想请前朝翰林周树模组阁，但遭到段祺瑞的强烈反对，只好以陆军总长靳云鹏代之。但靳云鹏后来也反对段祺瑞对日妥协，并不惜辞职以对，因此对徐总统而言仍不失其位。总理人选如此，其他职务自然也是重文轻武，朱启钤任和谈代表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武人争雄，徐世昌既不能“偃武”，自然也做不到真正的“修文”。但他在许多方面修修补补，至少胜过破罐子破摔。他历来关心文教事业，曾说：“百年大计，莫如树人。古今之国，得人者昌。查五洲之国，其最强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要无地不学，无人不学。”早在前清年间，就曾聘请严修出任直隶省学务公所督办，在天津设立“劝学所”，发行《劝学月刊》，派劝学员赴各地游说督察，共建立学堂40多所，以至于凡5000户的村镇，至少有蒙学堂1处，学额至少40名。他还主张在天津的中小学普及美术、音乐、舞蹈、体育课程，并对天津的学制建设到课程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外，他还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并捐赠大量图书。十几年后，他已贵为总统，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文教事业。他派严修、张伯苓赴美、欧、日考察教育，严、张回来后汇报道：“洋人的教育，本着为事选人的原则，如此一来，即便人出现变化，事也不会受到影响。而我们的教育，为人选事，因此人一旦出现变化，事也随之废止。”徐世昌深以为然，于是本着这一宗旨发起创办了南开大学。他还号召曹锟、李纯、王占元等捐款助教，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十分宽裕，仅天津一地就累计达到480万两白银。他还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接触，以每年两万法郎之数在巴黎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宣传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轰动。他本来计划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都创办中国学院，因过早下台而未能如愿。

　　在“五四”运动中，他迫于压力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的职务，释放了陈独秀等政治犯，并签发了对蔡元培的挽留令。他对学生抱有同情心理，曾说：“学生伤人纵火，确属违法；但是青年人血气方刚，误入歧途，考虑到他们也是出于一片爱国之情，应加以抚慰而不是惩罚。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当时段祺瑞主张严惩学生，教育总长傅增湘力争以为不可，徐世昌称赞傅增湘说：“毕竟沅叔是读书人。”以此表示对段祺瑞等武人的不满。不过，出于传统士大夫的守旧观念，他对学生的这种行为表示反对。他认为学生应专力求知，不应过多过问世事，更不应干预政治，因此他在北京创办了两所中学，一曰四存中学，一曰成达中学，均严明校训，精研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严禁予闻外事。具体则有校规八条：

　　一、本校学生，对于师长须敬谨谦逊，服从训告。

　　二、对于同学，宜和厚亲爱，善则相劝，过则相规。

　　三、学生宜习勤习俭，养成耐劳质朴之习惯。

　　四、学生宜注意卫生，不准吸烟饮酒。

　　五、学生宜注重公益事项，不准损坏公物。

　　六、学生宜屏去酬应，专心学业，非有重要事项，不准请假。

　　七、学生不准擅开会议，聚众要求。

　　八、学生不准挂名党籍。

　　所谓“四存”，是取清儒颜元所讲的“存人、存性、存礼、存治”之意。徐世昌认为程朱理学太过注重心性，于是推崇颜元、李塨较为注重实践的“习行”、“习动”学说。徐世昌做总统后，便把颜、李的地位抬高，使其从祀于孔庙。他将“四存学说”贯彻于教育事业中，是为了摒绝清谈，专务实学，可以说仍承袭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老路子。但是他对于新思想有本能的排斥，因此四存、成达两中学，都将经学作为基本科目，并聘请前清宿儒担任国文教员。四存学校之外，尚有“四存学会”及其会刊“《四存》月刊”，他曾在该刊发表《弢斋讲学》等文章，号召尊孔读经。至于他自己的子孙，则一度被严禁上国内的学校，而是采取私塾教育和出国留学相前后的方式。结合其女儿劝他辞去总统一事来看，他的这一高成本教育也不是毫无成效的，但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当时教育状况的不满。

　　徐世昌之“修文”保持着浓重的中国传统色彩，1921年，他明令将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合成“二十五史”之数。他又与历史上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清高宗等有相同爱好，喜欢组织文会诗会。当时的风雅之士如林琴南、易实甫、严范孙（严修）、赵湘帆、樊增祥、柯劭忞、华世奎、王式通、高阆仙、吴廷燮等都簇拥在他的周围，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连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都曾被他邀请入社，这可能也算是一种“以文制武”的努力吧！诗社常将往来唱和的诗稿集印成册，而更有意义的则是诠选了《清诗汇》二百卷。他阐述编选的原则是既要“因诗存人”，也要“因人存诗”，意为诗好而人无名的要收，诗不好而人有名的也要收，因此这部《清诗汇》避免了同类著作的很多弊端。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于1929年，历时十年之久。他在编选诗歌的同时，还不忘维护中国天朝上国的威严，比如，他将琉球诗人的作品放在“属国”类内，表示了对日本抢占琉球的不满。

　　对徐世昌个人而言，既然以“文治总统”自命，便当领风气之先。他本好著述，诗词、书画、学术、政事等方面都著论滔滔，而尤足珍视的，则是他以一篇《欧战后之中国》一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出任总统后，好友李石曾赴法国访学，向法国当局盛赞中国总统是饱学之士、文治总统，法国人心向往之，欲授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但是受学位必须有著作，他于是决定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一书。鉴于总统府恣议黄郛熟悉各国情况，因此委托他代笔，每写一篇，徐世昌都会同学者加以讨论，随处增益中国史实和儒家道理，不到半载，书已写成。因此这是一部集体著作，但徐世昌作为历次讨论的主持人，说有定稿之功也不算勉强。该书印有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由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携带此书分访世界各国，最后到巴黎受博士学位而归。当时世界享此殊荣者，只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徐世昌两人而已。他因此十分高兴，曾穿了西装革履拍照留念，还特地资助黄郛出国游历，以示感谢。不料黄郛到纽约后，竟公开宣扬该文是自己的著作，后来竟又衍写了《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将上稿包罗在内。如此一来，徐在国际上顿时声誉扫地。

　　徐的“偃武修文”政策虽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在武人争雄的严酷现实中，几乎毫无施行的空间，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

　　“偃武修文”是内政，在对外方面，徐世昌却并不反对武力。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主张将《孙子兵法》尊称为《孙子兵经》，列为官学，令家喻户晓，以提高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素质。在总统任内，他的对外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外蒙古问题。他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不负其望，在外蒙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外蒙活佛撤消了自治的要求。其次是胶东问题。徐世昌以陆徵祥、顾维钧等组成外交团参加巴黎和会，并出钱资助梁启超赴巴黎活动各界。他的本意是寄希望于美国调停，这也是当时外交界最务实的希望，但美国临阵倒戈，突然转变态度支持日本。梁启超在法国将和会消息不断反馈到国内，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无关系。不久，日本提出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建议，段祺瑞表示支持，但全国各界激烈反对，徐世昌则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使日本的建议搁浅，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到了1921年，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日本针锋相对地向中国提出善后八项建议，他均明确予以拒绝，终于在华盛顿会议上，由英美联合对日本施加压力，最终达成了将青岛交还中国，并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的协议。

五、“渔人”和“菊人”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在直系的压力下，徐世昌下令免去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张作霖十分愤怒，通电痛斥徐世昌，原文如下：

　　自内阁问题发生以来，中央陷于无政府地位。作霖远处关外，不欲为若何举动。乃徐世昌派其介弟世章及吴秘书长笈荪，先后来奉，谓总统面谕，饬作霖率兵入关，以资震慑，庶总统对于用人行政得自由处分。当服从命令，率师出关。后欲撤兵回防，徐又派徐吴两人再三挽留，并谓直军徒有虚名无能为力。作霖与仲珊本系姻亲，岂忍相残，子玉情同袍泽，更非仇敌，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兵戎相见。顾以总统之命，违心言战。自恨菲才，以致丧师失地。及明其真相，方知为人所利用，决计退集滦州，出关自保。徐世昌又遣使来，劝我再战，一面以命令夺我职权，犹谓敷衍表面。此中诡谲，又复谁欺！徐世昌之为人，诡诈百端，惟利是视：臣事满清，欺其孤寡；辅翼项城，辜其托付；嗾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重用安福党人，又迫段氏下野；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以兵铲除。作霖愚昧，为其所卖。自民国以来，屡次变乱，徐世昌坐收渔人之利。外间不察，误以为和事老人，不知其实为导火索也。

　　这段电文对徐世昌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之前由于他秉持“偃武修文”的基本政策，虽然受制于军阀不得施展，但在国人眼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张作霖竟将政治家幕后的行为抖到前台，激起全民公愤，他的声望就此惨跌。张作霖这篇电文不惜自毁为“丧心病狂”，进而才怒斥徐世昌，不过300余字，却将其大半人生完全概括，逻辑缜密，情感摇荡，以情以理，都极具杀伤力。

　　电文似乎是对徐的一个盖棺论定。由于徐世昌过于“圆通”，素有“水晶狐狸”之称，其纵横捭阖之际，不可避免地会有坐收渔利的嫌疑。然而事实上，以上概括并不符合事实。

　　所谓“臣事满清，欺其孤寡”。徐世昌做总统时，想将女儿嫁给逊帝溥仪，孰料竟被拒绝，他大怒之下，说亡国之君还摆什么架子！小朝廷很是害怕。但事实上，他对清朝的感恩戴德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历次政治风波中，他都强调应维持优待清室的条件。就连就任总统之前，他都要先进紫禁城向溥仪汇报。即便是这次嫁女被拒，小朝廷为补偿他，特授以太傅衔位，他虽迫于民众的压力而不敢领受，心中却十分高兴。可见他的生气只是一时委屈而已。民国的总统愿把女儿嫁给亡清的废帝，更愿意去接受亡清的太傅，虽然荒唐，却可看出他对清朝感情之深。

　　所谓“辅翼项城，辜其托付”。应是指徐世昌对黎元洪的态度。事实上，袁世凯托孤托得明白，主要是托徐照顾自己的家人。即便如此，徐世昌仍曾在府院之争中尽力地帮过黎元洪。至于后来徐世昌自己做了总统，置黎元洪于不顾，这只能说明徐世昌自己也是想当总统的政治家。再说，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挚友，却决非他的“辅翼”；本来就不是君臣，又凭什么“守节”呢？徐世昌下台后，与其女儿有婚约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坚从美国留学归来。袁家想举行婚礼，但他决定取消婚约，令袁家大怒，骂他是“人去人情去”的小人。但事实上徐世昌之所以取消婚约，是因为袁克坚是被哈佛大学开除学籍才回国的，因为他半夜跳墙强奸校长的女儿。对这种斯文败类，难道还能把女儿嫁给他吗？

　　所谓“嗾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徐世昌确曾派员参加徐州会议支持复辟，但后来又与复辟划清了界限。事实上，徐世昌对清朝和对复辟的态度本来就是矛盾的，但他对张勋却始终是爱护的，否则就不会再三劝张勋三思而后行了。因此，用“嗾使”和“剪除”这样的词是很不贴切的。

　　所谓“重用安福党人，又迫段氏下野”。段祺瑞是实力派，徐世昌作为文人总统，只有被实力派胁迫，哪里有胁迫实力派的道理。段祺瑞下野是因为直皖战争的失败，怎能归罪于徐世昌呢？至于重用安福党人，原因有二，一是徐世昌本来就是安福国会选举的总统，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西方选举政治中也是这样的；二是迫于段祺瑞的压力，用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就是一个例子。

　　所谓“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以兵铲除”，这才是张作霖惟一真正痛恨的。其实，徐世昌对曹吴和张作霖并无偏袒，他惟有允执厥中，才能在夹缝中生存。由于吴佩孚从来不承认徐世昌为总统，且练兵于洛阳，早晚会提师北上，因此徐世昌不得不以张作霖的力量去制衡他。事实上，张作霖对徐世昌的怨恨已非一日。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江苏督军李纯暴死，张作霖推荐自己的亲家张勋继任，徐世昌认为张勋复出会激起公愤，于是任用了与曹吴亲近的齐燮元，使直系力量有所增强，张作霖就已经恨恨不已。这次，张作霖出兵关外，完全是为了抢地盘，却美其名曰为执行总统命令，这才是最荒谬的。

　　徐世昌总结为官之道的那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所谓“圆通”，是指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要容许转圆，待人要不即不离，做事要八面玲珑。他有天津、河南、浙江三个籍贯，而这三地在晚清都盛产官僚，他处处联系乡谊，对其纵横官场大有帮助。他本与袁世凯等北洋派关系紧密，却又倾力结交南洋的张之洞；他助袁世凯训练新军、治理直隶，甚至改朝换代，却又与满清皇族称兄道弟……这些都是他“圆通”的表现。所谓“沉稳”，是指遇事故守缄默，或故为回避，不即刻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从不轻易出手。他平时遇到小事，经常唯唯诺诺，似有惧意；但大难当前，却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范，能当机立断，不怕危险。比如辛亥年他帮袁世凯向朝廷讨价还价，其实风险极大，但他毫无畏惧。所谓“柔韧”，是指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徐图东山再起，决不一蹶不振。清亡后和袁世凯称帝时，他两度退隐田园，却终能两度再起，便是“柔韧”的表现。所谓“机警”，是指对局势变化的敏感，时机未至则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则迎头把握。在张勋复辟的过程中，这一性格体现得很明显。他秉持这八个字的原则，在清朝和民国官场左右逢源，最终登峰造极，故得了个“水晶狐狸”的绰号。而他在总统任内，苦于手中无兵，虽想以文制武，却只能以力打力，可惜官场那一套并不适合于军阀，因此“水晶狐狸”就变成了“渔人”。

　　其实比他为“渔人”的，张作霖并不是第一个。早在1918年他以高票当选总统时，就曾有一票投给了“渔翁”，暗讽冯、段作鹬蚌之争，徐世昌渔翁得利。可是，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若不相争，渔人也就无利可得。张作霖若不想和曹、吴争天下，徐世昌又劳挂齿？这“渔人”二字，明明是张作霖拈来搪塞天下人，为自己推卸责任的！

　　张作霖是败军之将，何敢言勇？但是吴佩孚二进北京，却是今非昔比，他的政治理想是国民大会，自然不会姑息安福国会及其选出的总统。至于曹锟，一向以吴佩孚为诸葛亮，再说自己想做总统，自然更容不下徐世昌。而且，在徐世昌当选总统后曹锟本想做副总统，贿选票开到每张1000元，却仍被议员们拒选了，此恨焉能不雪呢？

　　事实上，曹、吴本来还算客气，想让徐世昌再做一年总统，任满五年任期为止。不料徐世昌这次太过“圆通”、“机警”，却不够“沉稳”、“柔韧”，他知道曹、吴必然要恢复旧国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竟派人南下拉拢老议员，又想方设法阻止老议员集会。恋栈不去是政治家的劣根性，袁世凯如此，冯国璋如此，徐世昌亦如此。曹、吴因此认识到了夜长梦多的道理，终于下了决心。 　　先是徐世昌亲自任命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请他下台，然后吴佩孚率直系诸将领公布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16字罪状，随后则由徐世昌最信任的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亲自到总统府传达曹、吴的决定，徐世昌一看连王怀庆都变节了，知道已不可挽回，于是决定辞职。当时情势危迫，徐世章和吴笈孙力劝他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暂避，他坚决拒绝，说：“我是中国总统，关系国家尊严，恕难从命！”

　　6月1日，他从总统府退回东四五条的私人宅邸。次日，他宴请了一干“文臣”如顾维钧、周自齐、颜惠庆、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等，举杯凄然道：“现在第一届国会拥戴黎黄陂复位，鄙人正好可以籍此退休，颐养天年。今日一别，鄙人即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望诸君各自努力！”众人皆默然不语。毕竟民国十年以来，中央惟强力是视，总统更换频仍，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的。

　　此时他倒是颇为“机警”，为防不测，他毫不拖延地于2日下午便离京赴津。临行电谕全国，大意为南北议和尚未完成，教育实业尚未实现，各系战争尚未泯止，人民疾苦尚未拯救，十分负疚于心，不过于华盛顿会议收回了若干权益，抵制了日人侵略，尚堪忻幸云云。最后说：

　　比年以还，劳精疲神，茹辛忍辱，调护群才，而不蒙相谅；遇事退让，而犹以为争；不私一财，不私一人，而疑为虚伪。既已艰苦之倍尝，夫何权位之足恋。

　　该电文为徐世昌亲自拟就，是对张作霖电的一个小小的反驳，也是给自己做的一个简单的总结。而著名报人邵飘萍则作了两首绝句嘲笑他，一时传遍国内。诗云：

　　昔日恩情安在哉？花冠不整下堂来。

　　临行还顾镜中语，且照新人笑脸开。（其一）

　　姬姜憔悴了残年，水竹村中独自怜。

　　常在君边遭厌弃，后来莫谩再如前。（其二）

　　诗中所指“新人”，自然是指黎元洪了。无论徐世昌还是黎元洪，都无非是受制于军阀的虚君而已。但是邵飘萍过于刻薄，因为不仅徐世昌有过“偃武修文”的努力，就是“新人”黎元洪后来也有“废督裁兵”的愿望，只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已。5年后，邵飘萍因文罹祸，死在了张作霖手里，不知他临死前，会不会觉得徐世昌是宽厚君子呢！

　　“渔人”可说是张作霖的诋毁，徐世昌真正的雅号叫“菊人”。因为家居天津，也有人称他“东海先生”；他也曾退隐河南辉县水竹村，因此又自号“水竹村人”、“退耕老人”；但是他最为人熟悉和认可的别号，还是“菊人”。比如吴佩孚就从不称徐世昌为总统，而是一口一个“菊人先生”。当年，袁世凯身经丧乱，竟至忧愤而死；如今，徐世昌被迫下台，却能挥洒而去。他比袁世凯多出的，正是几许菊花的淡定。

　　他先后两次退隐的辉县，位处太行山南麓，是商都朝歌的郊野，也是西周时鄜、卫之地，《诗经》中许多洵美之章如《淇奥》、《柏舟》等正是描述这一代的山水，风景之美，冠于中原。在此处退耕还读，最可涤荡心胸，看开世事，大有“悠然见南山”的况味。因此，这个“菊人”的雅号倒是贴切得很！当年他有一首《重修百泉诸名胜》诗云：

　　唤起山灵问水滨，池台竹树几经春。

　　楼迟贤哲空怀古，护惜山川要有人。

　　云月未教今古易，嵩条递送雨风频。

　　疏泉移石劳收拾，曳杖重来垫角巾。

　　他现在辞了总统，果然便如告别酒会上说的那样，“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在天津踏踏实实地做起寓公来。“护惜山川要有人”，说的是“达则兼济天下”；“曳杖重来垫角巾”，说的正是“穷则独善其身”。

六、人间重晚晴

　　晚年徐世昌像

　　徐世昌下台后一直住在天津租界内，从事书画、著述，并自书其书房为“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亦曾开畦种菜，一度有照片风行报端，

　　他一生著述等身，为民国总统总理中的翘楚。当然，其许多著作其实是集体成果，比如那浩瀚闳富的《清诗汇》二百卷，便是晚晴簃诗社诸人一起编选的，但他“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的编选原则起到了指导作用。此外，他在政学方面尚有《东三省政略》、《退耕堂政书》，学术方面尚有《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学》，诗文方面则有《退耕堂诗集》、《归云楼题画诗》、《海西草堂集》、《水竹邨人集》、《拣珠录》、《竹总楹联》、《藤墅俪言》等，此外每晚都用工笔小楷写作日记，积有50年之久。除诗文日记为自作外，多为集体著作。他年少时就有“以俸钱多致宾客”的志向，后来果偿宿愿，是战国时吕不韦一样的人物。

　　时人认为他字不如诗，诗不如画。他6岁开始学画，长于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画扇面，造诣很高。他的代表作为《晴风露月四竹图》，当时极为有名，行家评价道：“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1920年，他以总统身份成立了国画研究社，聘请国画大师周肇祥主持；又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聘齐白石、王梦白等执教。他下台后，他在天津的宅邸成为一个书画俱乐部，名家往来不断。他还有个弟子，即自己年轻漂亮的六姨太，从隐居水竹村时就开始跟他作画，后来画艺亦佳。徐世昌的书法宗法苏东坡、黄庭坚，行书别具风格，也精于旧学人最推崇的馆阁体。他晚年书画作品很多，多署名“石门山人”，但从不轻易送人，1939年大半毁于天津大水。他在京津两地还有许多题字，但大多毁于“文革”。六姨太本来收藏他很多作品，但皆在“文革”中被抄走，她大着胆子想要回一点来，说是要“留个念想”，但被拒绝了。

　　徐世昌的诗未臻上乘，但与他往还酬唱者如林纾、易顺鼎等，都是一时名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簃”意为“小屋”，因此“晚晴簃”应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这个诗社从他任总统开始，一直活动到他在天津的暮年。诗社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即不谈政治。后来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应邀入社，也得遵守这条规矩。不过吴、段的诗都很差，不过是来附庸风雅而已。

　　他晚年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练习气功，白天或书画自娱，或荷锄耕耘，或散步庭除。除了诗词书画外，他还爱好收藏古砚古墨，拓有《百砚谱》一册。

　　徐世昌不仅有“晚晴簃”这样的雅趣，而且确有“晚晴”这样的操守。他本来已决心忘记政治，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他曾苦心经营的东北，于是又开始关心时政。西安事变时，他曾有公开声明，认为事变应该和平解决，并一致抗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七七事变”后，曹汝霖来天津游说他，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权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和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他以自己年老为借口加以拒绝。曹汝霖走后，他马上吩咐门卫道：“以后这个人来，就说我不在家。”嗣后，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人转告他日本军方欲请他担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也加以拒绝。1938年，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约他定期见面，他仍托病不出。于是日本人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游说他，他委婉推辞，但是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他终于愤然骂道：“你们太浑了！”金梁也反唇相讥：“老师才浑呢！”徐世昌顿时老泪纵横，泣道：“没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章、金二人也不辞而别。章、金二人都是宗社党人，念念不忘恢复清朝，现在则为伪满洲国和日本人效力。

　　徐世昌坚守不出，但身心状况却江河日下。1939年春，他因练习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动手术。经医生诊断后，认为可以治愈，但须到北京住院治疗。他认为自己一旦离开租界，必定会被日本人扣留，于是放弃赴京，遂于这年夏天病故，享年85岁。他有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以胞弟世光的儿子绪直为嗣。

　　殡葬时，潘毓桂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老臣不眷念幼帝”，斥徐世昌不忠；又代其姐拟一挽联，骂徐世昌忘恩负义。原来潘毓桂的姐夫姓祁，徐世昌做翰林时，曾得到祁家的照顾，但后来徐世昌富贵后并无回报。然而潘毓桂如此攻击徐世昌是有隐情的：潘毓桂曾因涉嫌贪污被调查，他的父亲潘江曾与徐世昌同为翰林，便用这一层关系求徐世昌通融减刑，被徐世昌拒绝。不久，潘毓桂被判刑15年，潘江忧郁病死，因此潘毓桂深恨徐世昌。不过，这样的诋毁恰好可以彰显徐世昌的公正不阿。

　　他的墓碑所镌不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之墓”，而是“水竹村人之墓”，庶几有几分杰斐逊总统的风采了。只是他自称“水竹村人”，应是想回水竹村入土为安才对，然而山河破碎，岁月争驰，灵柩竟仍厝于天津北仓，名至而实不归，诚为一桩憾事。

　　1935年，各界在天津为徐世昌举办80寿典，当时他还是一个“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的矍健老人，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发表讲话，认为在历任总统中，以徐世昌外交眼光最为深邃，重大决策最为正确，领导水平最令人折服。时人沃丘仲子在《近现代名人小传》中评论民国前五任总统，相较之下，也对徐世昌最为推重，原文如下：

　　仲子曰：总统者，国人所赖以为治者也。辛亥以还，治日少而乱日多，岂元首之不得其人与？吾观病国诸祸，莫不起于袁氏，虽鞭其尸，不足谢国人。而葬以国礼，墓如陵寝。其群从子弟，骄纵犹昔。曾无人议所以惩之者，然则民国尚何有是非哉？孙文徒好为大言，用匪类，使其秉政，亦终必败。然当民国初建，避位让袁，甘谢权利，免众涂炭，不可谓非仁人者也。或曰：‘彼自知不才，其让也宜。’夫袁不知其不足称帝，段不知其不足统一，而勉强以图，祸延全国，以孙氏较有君子与宵人之别矣。元洪庸庸宜多厚福，然其操行之洁，足风国人；国璋首鼠依违，惟好货财，非复赳赳本色，故同侪恒非笑之。使以世昌之度量智力，能摒绝私交，鼓励名节，国事庶几有豸。而惜其深中清末官习，卒不可湔也。噫！

一、漫话“贿选”

　　后人每说到曹锟，必然谈及“贿选”，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钉在了一点耻辱上面，实在令人唏嘘！不过就这次贿选本身而言，倒是一出极好的喜剧，在我国气象森严的政治舞台上难得一见。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那是1923年10月5日，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幕后的情况则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伕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10月6日的《北京报》有详细报导说：

　　曹锟也曾参加过袁世凯的小站练兵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试剪辑如下：

　　密布军警。当天一大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以示郑重。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之二在于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齿区区数千元，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格外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须被搜身方可入门。总共大约一百余旁听者，一大早便等候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由于人多地窄，往往只有立锥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好心，送来一批面包而已。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监督的力气呢！

　　冒牌议员。当天虽签到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戒有司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司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以16人簇拥在侧，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不能做同日语。如今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俗云“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加上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可以看出议会政治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了。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的“国中一人”，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起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籍议员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敌人也准备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的，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目的。

　　9日，在广州的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统一行动，且对列强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第二天是“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曹锟也在几次敬谢不敏的客套话后踏上专列，驶向了他人生的宫殿和坟墓。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帐，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不想5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

　　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二、曹锟与刘备

　　若按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划分，曹锟的出身十分卑贱，他出身于大沽口一个修船操船人家，少年在津沽一带推车卖布，且因不善经营而亏个精光。由于“商”的地位历来居于士民之末，且他又是一个曾亏个精光的小贩，更居于商人之末，其卑贱可想而知。历史上的一国之君，出身贫寒者并不少，但出身小贩的只怕不多，其中一个耳熟能详的，竟然也是天津人，那便是刘备。

　　历史上的刘备应是精明强悍，目光如炬，所以才有“枭雄”之谓。《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儒冠长服，多仁近伪，“枭雄”名不副实。曹锟却兼得两个刘备的许多特征，其重用吴佩孚，不亚于刘备用诸葛；其宽容得士，正似刘备之深得人心；而其“推车卖布”，更与刘备的“贩履织席”古今辉映。

　　贿选总统曹锟，原为布贩出身

　　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生于天津大沽口。其父曹本生以排船为业，生子女7人，依次为长子曹镇，长女曹大姑，次子曹锟，三子曹锐，四子曹钧，次女曹二姑，五子曹锳。曹家素贫，老大曹镇自幼随父在船行做工，不曾读书，曹锟以下几兄弟幸运地读了几年私塾。曹锟16岁后，推车卖布于津沽之间，由于环境所迫和天性使然，喜欢练武和结交江湖朋友，于是就不能敛财。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曾有一位新娘子来买布，曹锟见她风致嫣然，颦笑风流，以为对自己有意，于是大献殷勤，甚而上下其手，被人家的家人捉住私了，血本无归不算，还丢了这个饭碗。英雄好色，自古已然，刘皇叔的女人也不少的。

　　曹锟日后共娶了四房，元配郑氏无出，二房高氏生一女，三房陈寒蕊生一女一子，四房刘凤玮亦生一女一子。曹锟到六十始得贵子，因此他之所以要不断再娶，可能是出于对后嗣的渴望。由于陈、刘二夫人相继生子，他对她们也就最为宠爱。宠爱的程度则不相上下，因此二夫人常争斗不止，曹锟身处其中，竟然能做到两不得罪。其中刘夫人即名伶九丝红，1937年，汉奸为日本人游说曹锟出山，曹锟素来慢条斯理，尚未置可否，刘夫人已令人关紧大门，叉指大骂汉奸，并厉声斥责曹锟道：你若敢为日本人卖命，则如何如何……曹锟自然识此大体，但这位夫人的深明大义，也毫不逊色于刘备的甘、糜二夫人了。这说明曹锟并非简单的好色，实在还是有眼力的。

　　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立志从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便如《三国志》说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曹锟的这一手，与刘备自称皇叔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曹锟在推车卖布的时候不甚自信，这一点跟刘备不同。刘备小时候和小朋友们嬉戏于树下，曾指着一棵大树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小小年纪就有人君之志。曹锟则在推车卖布时被一个算命的拉住打量了半天，说“你面相甚贵，日后必作县长”云云，曹锟竟认为其意在讥讽，将其暴打一顿出气。其实曹锟面相甚贵，袁世凯都看出来了：曹锟通过曹克忠的关系，得以近距离拜见袁世凯，袁世凯看到他“虎形福相”，十分喜爱，以后提拔甚速，应不是关系人情能完全解释的了。《三国演义》中，很多人见刘备大耳垂肩，都知其为有福之人，曹操所以才会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倒是那算命的只给曹锟一个县长，实在眼界太窄，除非将这个“县”字理解为“赤县”。

　　曹锟由一个推车卖布的小贩飙升至国家元首，实在令人惊叹。曹锟任总统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认为：“曹锟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顾维钧曾经就驻伦敦公使的问题与曹锟的三员爱将——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以及高凌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当吴毓麟向曹锟进谗言时，曹锟立刻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预？”顾维钧认为，自己并未就此事进行过任何解释，但曹锟却能立刻做出正确的判断，的确是一个天然的领袖人物！

　　事实上，商人的出身对他的决断力大有裨益。1920年，北方大旱，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田产荒芜，耕牛闲置，牛价因而大跌。曹锟抓住了这个机会，四处派人收买耕牛，以每头3元的价格收购，再用火车运到港口，以每头23元的价格卖到国外。后来此举遭到人民的反对，北洋政府才下达了禁止耕牛出口的命令，而曹锟此时尚有万余头牛没来得及卖出，于是立即下令全部宰杀，加工制成咸牛肉出口，照样盈利颇丰。最后一并核算，共收入百万余元，由此可见曹锟对市场的敏锐眼光。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刘备的战略眼光常常被曹操所称道，也往往为刘表所不及，只怕也得益于他“贩履织席”的那段经历吧。

　　曹锟待人仁厚在北洋系中是有名的，他亲善士卒，常穿便装外出与士卒聊天，久之士卒皆知其为曹锟，但见多不怪，也就佯作不知，与其滔滔如故。在保定时，有一次曹锟检阅军队，见一士兵在啜泣，一问才知是父亲死了却无法奔丧，曹锟轻言安慰，准其奔丧且赠送盘资。从这林林总总上看，他能得人心也就不在话下了。所以他当选总统时，保定全城披红挂彩，为其庆贺。遥想《三国演义》中荆州的老百姓跟随刘备逃难的往事，大概也与此差不多吧。

　　便是在旨趣爱好上，曹锟和刘备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三国志》上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曹锟偏生也不爱读书，而且也非常喜欢名犬良驹。1915年底，陆荣廷为军饷不足向曹锟求援时，就曾将两只名贵的长毛金狮犬作为见面礼，曹锟果然十分高兴，一口应承了援助之事。至于音乐，曹锟是个狂热的戏迷，在竞选总统的当日，都要抽出时间来去捧名伶刘喜奎的场。而他任总统期间，昆曲名家吴承仕在正阳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演出《击鼓骂曹》。时人以为是影射他，他也不以为忤，这说明他至少没有用政治去干涉艺术。而且，他和齐白石等艺术名家交往很厚，齐白石的《山水》、《汉关壮像》等作品就是画给他的。

　　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

　　《三国演义》中刘备曾说过自己和曹操的区别：“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宽”、“仁”二德，曹锟都具备了。他有时宽厚得像一个好好先生，尤其在平衡吴佩孚和曹锐等人的矛盾时，他的这一性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仁义也闻名于世，如1915年袁世凯派周骏攻打四川，四川都督陈宧不能敌，只好取道绵竹撤出四川，道路险仄，人马疲惫，眼看有覆灭之虞。曹锟当时驻扎在重庆，听说陈宧的窘境后，便通知他可以走水道。陈宧的部将都以为是曹锟的诱敌之计，陈宧说：“岂有忍人曹仲珊？”于是放心大胆地改路重庆水道出川，曹锟果然不予阻拦。民国时落井下石的例子比比皆是，曹锟却能做到让敌人都相信自己，实在也算难得。

三、“最大的本钱”

　　曹锟于1907年升任第三镇统制后，就成为国内瞩目的实力派。第三镇成立于1904年2月，最初的统制是段祺瑞，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他既然入主第三镇，说明他已经成为袁世凯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了。清廷改革东北时，他率全镇驻于东北，对于稳定东北，居功甚伟。1911年，他因功被授予副都统衔，不久又补总兵，后又以提督升用，但仍统辖第三镇。辛亥革命前夕，第三镇调至娘子关，以监防山西革命军。又过了不久，袁世凯见大变在即，便召曹锟率第三镇入京，以起到军事震慑和控制局面的作用。民国建立后，改第三镇为第三师，曹锟仍为师长。

　　1912年2月29日晚，第三师的官兵们以反对裁饷为名劫掠了正阳门、朝阳门、崇文门、东安市场、东四牌楼一带，前后绵延三日，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店及洋杂货铺等均遭洗劫，最终统计，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以至于上述被劫地区萧条零落如同死市。北京兵变后，天津、保定、通州也发生兵变。关于这些兵变的原因，史家一般认为是出于袁世凯的指使。由于南北议和后，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目前正下榻于北京，而袁世凯不愿南下，于是密令曹锟在北京制造骚乱。但是，事实上当时社会各界反对定都南京的呼声很高，而兵变很容易引起外国干涉和民众猜疑，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危险的办法。

　　也有人说策划这件事的是一个著名的投机分子——杨度，这倒颇具可信度。但是无论如何，曹锟的主观因素也是十分主要的。曹锟素有分析决断能力，他见南使北来，不仅担心袁世凯真的南下就职陷于被动，而且担心第三师失去拱卫京畿的优势地位。他瞄准了这个时机，便搞了这么一次只扰民而不流血，影响巨大却不伤害各方利益的大事件。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又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他显然有意要威胁南使，因此有个别乱兵不抓紧时间去抢商家，却持枪闯入蔡元培等人下榻的寓所。但他们显然又无心伤害南使，于是蔡元培等才能从容逃走。另外，对商家的抢劫也颇有游戏色彩，试举二例：

　　例一：四条胡同“义丰钱铺”主人见乱兵攻门，知道势不可免，于是主动开门请他们进来。乱兵搜掠银元无数后，其中一个好似队长的人还向店主人告辞道：“借光借光。”主人也答礼道：“不送不送。”

　　例二：兵变前一天，曾有士兵数人前往“洋广货铺”购货，却没带够钱，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地说：“老总们拿去吧！现在全国都乱，只有北京十分太平，这都是各位老总在保护我们。区区一点小钱，何足挂齿呢！”士兵们道谢而去。第二天兵变，有乱兵欲来抢劫此店，刚要动手，便有另一队士兵冲了进来，厉声喝道：“这家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抢它，老子要谁的命！”于是这家货铺独独无恙。

　　3月1日，袁世凯召集高级军政会议，决定补发各军欠饷，另责令曹锟对麾下官兵剀切开导，同时令毅军统领姜桂题弹压乱兵。按理说，首都发生兵变是影响极其恶劣的大事，乱兵的军事长官应付完全责任，曹锟却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无怪乎天下人都认定是此事袁世凯密授的了。实际上，袁世凯对曹锟的喜爱是超乎寻常的。曹锟每次谒见袁世凯，均是笔直站着，从不敢坐，袁世凯对他也从来不假辞色，相比之下，袁世凯对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北洋三杰”却礼敬有加。按照中国官场的哲学，长官对属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实际上就越是宠信。由此可见，袁世凯对曹锟的宠信，更在王士珍等之上。

　　但是，以曹锟的才能，充其量也就是袁世凯的一员爱将，决不至于成为袁世凯的重要本钱。从这次兵变可以看出，袁世凯才是曹锟的最大本钱，袁荣则曹荣，袁衰则曹衰。曹锟正是看透了这个道理，才会把袁世凯是否南下就职看成一件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来对待的，到后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他也不遗余力地支持。

　　所以，无论这次兵变是否出于袁世凯的授意，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最终定都北京，自然大合心意，对于曹锟也就不仅不会责备，且将更为器重。于是，当年曹锟就获得了陆军部颁发的白鹰勋章，两年后更荣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次年又被封为虎威将军。只是，这次兵变使他背下一个恶名，直到他贿选总统后才被后来居上地淡忘。

　　1916年，袁世凯派曹锟督师于四川，与蔡锷的护国军直接对垒，互有杀伤，渐成僵持。6月6日，曹锟的“最大本钱”袁世凯病逝于北京，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台没了，但曹锟不仅没有走下坡路，亦且在三个月后荣升直隶督军，并开始打造自己的“新直系”。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1913年他进军湖南岳州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他的另一个“本钱”。当时，汤芗铭为湖南督军，曹锟之驻岳州，正是有鉴于湖南革命形势的高涨，特为汤做策应的。有一天，曹锟到长沙拜会汤芗铭，汤芗铭一见他就说：“三哥，我们来学学古人借将的故事如何？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借给我用。”曹锟问：“你要借谁？”汤芗铭说：“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年轻时中过秀才，后来投军并上过武备学堂，毕业后分配在第三镇，逐渐提拔为炮兵团长。他比曹锟小12岁，两人经历有几分相似，但在性格方面是截然不同的。曹锟喜怒不形于色，吴佩孚却金刚怒目；曹锟是好好先生，吴佩孚却一辈子都在得罪人；曹锟好色，而吴佩孚是当世少见的柳下惠。

　　后来在山西独霸一方的军阀阎锡山，早年也是革命党人

　　当时，吴佩孚刚由炮兵团长迁为师部副官长，实权被夺，正郁郁不得志。这一天，长沙某团体开会，汤芗铭和各军将领都来出席。吴佩孚代表第三师发表了一个讲话，汤芗铭听后大加赞赏，于是便有了向曹锟借将一事。曹锟听了，含糊地答应了一声，一回岳州，便把吴佩孚叫来问话，可能是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一问之下，亦觉不凡。由于他一向佩服汤芗铭的识人之能，与其楚材晋用，何如楚弓楚得？于是马上提升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事无巨细，必先咨询。至于汤芗铭，则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裳了。

　　得到吴佩孚，就得到了更上层楼的最大动力。在袁世凯生时，曹锟无论官做到多大，影响力仅限于第三师。因为在袁世凯眼里他亲归亲，但终究只是员爱将而已，所以洪宪帝制时，他只得到了一个“一等伯”，还不如革命党出身的阎锡山（一等侯）！但袁世凯死后，他竟能在诸路诸侯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实力派，非吴佩孚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曹锟“最大的本钱”，前期是袁世凯，后期是吴佩孚，而后者比前者还“大”。有了这两大本钱，足以纵横天下了。

　　曹锟重用吴佩孚后，他们二人的命运就紧紧绑在一起了。而最难得的是，他们是在政治理想及人生追求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下，演绎了这一段君臣佳话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说是性格上的互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默契，这与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是相似的。

　　吴佩孚是个不怕死的硬汉，也是个善用兵的良将，1917年他与段祺瑞的爱将张敬尧兵分两路进军湖南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军军纪严整，战斗力很强，吴佩孚青布裹头，一马当先，平岳州，取长沙，下衡阳；张军却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弱，而且常做假传捷报的无聊事。当时曹锟已升任直隶督军，以吴佩孚代理第三师师长，这次干脆将其扶正，并且力荐其担任湖南督军。结果段祺瑞却令张敬尧督湘，后者在湖南纵兵殃民，被湘人称为“张毒”，吴佩孚与之相比，一仁一暴，天下皆知。这是段祺瑞在政治上短视的表现，他为自己日后在直皖战争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曹锟以直隶督军坐镇保定达7年之久，这是直系军阀的实力稳步攀升的7年。他居于辅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吴佩孚则先驻于岳州，后驻于洛阳，成犄角呼应之势，因此占尽地利。现在可以理解他当初为什么要发动那次兵变了，如果首都定在南京，他还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可见其眼光确有独到之处。

　　1917年7月，他以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师入京，迅速粉碎了张勋的复辟丑剧。并首先公布自己政治改良的主张，反对一切复辟行为，又自掏私囊犒赏讨逆军，再加上他对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采取了“两面光”的办法，因此他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不仅没有树敌，反而提高了声望，为日后击败段祺瑞加重了政治砝码。

　　之后冯国璋代为总统，任期届满后徐世昌继任，但实权尽归于段祺瑞。在外政上，段祺瑞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名与日本签订若干密约，大借外债以编练军队，实则是准备内战；内政方面，段祺瑞组织安福国会，以督军团作为和总统斗争的工具，他的政治声誉因此每下愈况。不久，一战结束，中国受挫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吴佩孚顺应了潮流，以前线指挥官的特殊身份，对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傀儡内阁大加笔伐，其反对北京的力度和频率，均非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可及，实可谓咄咄怪事。但是，吴佩孚却争得了全国的民心，几乎他的每一篇通电都会风行全国，因为他说出了全国人民想说而不敢说或者说了也不起作用的话。而吴佩孚作为曹锟“最大的本钱”，他的成功就是曹锟的成功。

　　所以，当段祺瑞督促曹锟对吴佩孚严加申饬的时候，曹锟只是虚与委蛇，一方面假意责怪吴几句，另一方面则趁机向段祺瑞索取第三师的军饷。对吴佩孚，北洋政府怀疑他已投降南方，而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也十分嫉恨他的锋芒。但是别人越是怀疑他嫉恨他，曹锟就越信任他，曹锟常常对别人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事实上，这个“最大的本钱”，确实给了曹锟无尽的回报。

　　政治上胜利了，接下来是军事上的较量。1920年，吴佩孚打着停止内战的旗号从湖南撤防，一路长驱直入直抵洛阳。有人见他反对亲日的皖系，就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英美派，实际上他平生有三大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又怎么会是英美派呢？或许，因为他一向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与英美的民主潮流暗合，英美报纸常对他大加赞扬，因此才有这样的误导吧！

　　吴佩孚命董政国守洛阳，自己带兵北上保定与曹锟会合，准备讨伐段祺瑞。当时张作霖想作调人，暗中问曹锟道：“三哥，皖系兵多械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答道：“我没有把握，但子玉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张作霖到京劝架本是一番好意，但段祺瑞过于刚愎自用，坚持要惩办吴佩孚，甚至牵连到曹锟，下令将曹锟革职留任，并拿吴佩孚进京问罪。张作霖大怒而去，马上倒向直系，并出兵入关，对皖系呈夹击之势。吴佩孚还是按照老规矩，先文战后武战，先通电将段祺瑞比作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以本次战争为肃清内奸之战。之后，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攻长辛店一线。7月16日，吴佩孚身先士卒，在暴风雨中突袭了皖军司令部，生擒皖系名将曲同丰。吴佩孚还不失君子风度，犹向曲同丰敬礼问“老师好”，因为曲同丰曾是他在武备学堂的老师，随后解送曲同丰到保定光园。曲同丰欲向曹锟行献刀礼，曹锟忙拱手道：“岂敢，岂敢。”仍把军刀递还给曲。

　　曹锟跟在吴佩孚后面继续前进，暗中告诫他要多加小心，吴佩孚说：“大帅放心，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果然，吴佩孚出奇计，甘犯作战大忌，将小山炮尽数密布于第一线，以求速战速决，结果居然一战而定。这时奉军也夜袭天津杨村，徐树铮逃走，皖军遂告瓦解，直系和奉系同时进入北京。

　　当时吴佩孚的民望如日中天，又有一套医国救世的方略，张作霖极为不满。张作霖常说：“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吴佩孚则自居其功，认为张作霖是“坐观成败者”，拣现成便宜。因此直奉之间方一接触就出现了情感危机。曹锟洞悉此患，马上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与张作霖联姻，将7岁之女曹士英许给了张作霖8岁之子张学思。当曹张大宴宾客时，吴佩孚落寞南下，一到洛阳便对新闻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然而，曹锟又怎么会冷落自己“最大的本钱”呢？不久，北洋政府以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以吴佩孚为副，且不许辞。事实上，曹锟对吴佩孚的信任和倚重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吴佩孚常不经请示便草签重要的军事任命，之后令秘书呈请曹锟盖章，曹几乎从不干涉，完全的“用人不疑”。他们的关系可做一个比喻：假设本是曹锟在跟人下象棋，棋艺本不甚高超，吴佩孚在旁边连出高招，曹连连得胜之余，不仅不复怀疑吴的能力，甚至连棋都懒得考虑了，最终宁愿做一个旁观者。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令董政国于24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才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您们也一起都过去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

　　曹吴二人之间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虽然是坚不可破的君臣，却有各自的政治观点。比如，1923年曹锟逼走黎元洪时，吴佩孚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而曹锟也不以为忤。当然，如果必须做出一个决定的话，曹锟有着绝对的权威。比如他做总统后，吴佩孚曾经批评外交官员的任命，他便命人训斥吴佩孚让他闭嘴，吴佩孚果然不敢再说。因此，吴佩孚是他“最大的本钱”，他却决不是吴佩孚的“本钱”，这与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曹吴二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曹锟在保定有光园，吴佩孚在洛阳有光楼。“光”是为了纪念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戚继光是吴佩孚的老乡，吴佩孚字子玉，就是从戚继光的字“佩玉”里面来的。那么曹锟为什么也要崇拜戚继光呢？想必还是受了吴佩孚的影响。而且，以一个“光园”的虚名，安一员大将之心，也是一件大有古风的美事。后来两人势微了，曹锟在开封画梅，吴佩孚在四川画竹，曹锟经常念叨：“玉帅不能离开我，和我不能离开他一样。他离开了我，许多事他准办不了！”确实，曹锟浑厚无间，不遭人忌；吴佩孚棱角分明，杀伤力强。两人宽猛相济，长短互补，才成就了直系的一番霸业。

四、好人不好做

　　直奉矛盾集中体现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口角之争上。张作霖一向看不起吴佩孚的出身，却不曾想想自己曾经出身绿林。吴佩孚本来碍于曹锟的情面未予反诘，但这次张作霖举荐梁士诒组阁，后者偏偏又是个亲日派，就正好找到了反戈一击的理由。当时日本想强行借款给中国，以修筑山东境内的铁路，梁士诒其实尚未做出决定，吴佩孚却已先声夺人地通电斥之。电文正义凛然，大有替天行道的气概，激扬者如“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等等，一时全国上下争相传阅，目为观止。梁士诒倒还不失宰相气度，仅一笑置之，后来见电文层出不穷，措辞越来越严厉，干脆挂印而去。但张作霖按捺不住，便反唇相讥吴佩孚胡说八道，越俎代庖，并督促曹锟罢免吴佩孚的三省巡阅副使之职。

　　曹锟素来忌惮奉系的实力，所以才跟张作霖结为亲家，如今当然更不愿意跟奉系翻脸，但亲家也亲不过“最大的本钱”。自从得到吴佩孚这一“最大的本钱”后，曹锟的“自我”已有一定程度的消失，在战略上，他对吴佩孚的依赖性极强，就如同刘备对诸葛亮的依赖一样。所以张作霖让他免掉吴佩孚的职务，他是万万做不到的，只象征性地电饬吴佩孚稍为收敛而已。

　　不过，曹锟的内心深处，并不赞同吴佩孚的这种做法。他认为，张作霖和段祺瑞不同：段祺瑞是他第三镇统制的前任，是“北洋三杰”之一，声望和资历都远远地高于自己，但盛气凌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此外，保定和北京位置太近，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直皖之战是有渊源悠久和不可避免的。张作霖则不同，他有东三省作大后方，现在又坐收直皖战争的渔利，实力不在自己之下；而当时全国的各大势力皆虎视眈眈，到底与奉系联合还是对立尚难确定，所以还不愿把关系搞僵。

　　从人际关系来看，曹锟是个浑俗和光的高手，总能做到“允执厥中”，他既然跟张作霖结为亲家，就更要恪守亲家的义务。如今，他却因为“最大的本钱”的激烈表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看来，好人是不好做的！

　　果然，张作霖终究咽不下这口恶气，抢先动手了。1922年4月，奉军入关，扬言专攻吴佩孚，而与曹锟无关。当时守天津的是曹锐，他由于对吴佩孚的妒忌起见，本来就与奉系眉来眼去，如今见奉军打来，马上自动撤退，天津遂属奉军所有。吴佩孚则后发制人，先发布公告说：“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惟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真是气概非凡！挟此气概，直军只用了半天就夺回了长辛店。奉军兵败如山倒，差点被全歼在滦河边上，幸亏杨宇霆动作快，早早地搭好了浮桥，才得以退出关外。

　　6月17日，直奉在秦皇岛海面英舰“克尔笛”号上签约停战，奉军完全退出山海关，直系独霸中原。

　　曹锟和吴佩孚在驱逐徐世昌的问题上没有异议，因为徐世昌是皖系的安福国会选出的总统。但驱徐之后，由谁来做总统呢？吴佩孚认为应先物归原主，迎请黎元洪复位，并召集旧国会，然后过渡到“国民大会”，最后再选举新总统。曹锟对“国民大会”不感兴趣，他只觉得论实力自己已经是国内第一，总统的位置伸手可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诱惑了。但是，如果不让黎元洪补足任期，也太过嚣张跋扈，这也不是他曹锟的性格。于是，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入京复职，恢复旧国会，实现了“法统重光”。

　　如果曹锟真的能安静地等到黎元洪任期届满，再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不论结果如何，声望必定会有所提升。无奈他这个“好人”在“总统”二字的巨大诱惑下，变得十分脆弱。于是，“法统重光”还不到一年，他便不能再忍，终于还是把黎元洪给逼走了。当拥曹派在疯狂逼宫的时候，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天津表明态度，劝他们一切活动应在轨道内行之，不要一时冲动，让老帅（指曹锟）落下千秋骂名，并声明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曹锟却终于放下了“好人”的名声，为了做“总统”而不惜落下千秋骂名。其实，中华民国的总统从袁世凯开始就一直是一个苦差使。冯国璋和徐世昌实力有限，一直受制于段祺瑞；黎元洪更是孤家寡人一个，最后被拥曹派逼到火车上差点自戕而死。或许曹锟自恃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自信能控制局面，但是，袁世凯又何尝不是实力派？论实力论能力，曹锟又如何与袁世凯相比呢？

　　“当选”总统是曹锟政治生涯急转而下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在就职文告中强调“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一副想以实际行动抹去“贿选”耻辱的姿态，但他显然是想当然尔。中国古来就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传统，即便民国时，段祺瑞、张作霖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一个只敢做“临时执政”，一个只肯做“大元帅”，可是曹锟却非要做这个“总统”。

　　曹锟的一大爱好是看戏，而中国传统戏曲的精粹在于伦理道德，而非波谲权变，看戏和读书的区别正在于此。而曹锟偏生不爱读书，据说下属向他书面汇报时，他总是把书面文件放在一旁，而要求该人口述其事。不爱读书，不通历史，就不能以史为鉴，对事物的认识能力也就相对有限。

　　曹锟的总统生涯太短，基本上属于垂拱而治，除了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外，没有什么值得大书一笔的政绩。可他的天下并不太平：直系内部，吴佩孚和曹锐、王承斌、冯玉祥的矛盾日益激化；外部环境，直系已肃清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卢永祥战败之前曾向奉系求援。评论家们说：“直系以外有三角联盟，直系以内亦有小三角联盟，小三角联盟是以同盟罢工为逼曹去吴之手段。”曹锟对吴佩孚是绝对信任的，因此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外部，当时张作霖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已决心要报仇雪耻，终在1924年9月兵分六路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发动北京政变时期的冯玉祥

　　大敌当前，直系突然空前地团结起来，曹锟连打十万火急的电报催“最大的本钱”进京。等吴佩孚到京时，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等列队欢迎，如同迎接救世主一般。曹锟握住吴的手激动地说：“子玉辛苦了！我老了，一切请你作主。”吴佩孚的些许疑虑顿时一扫而光，认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毕竟不在话下。于是欣然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以中南海四照堂为总司令部，开始升堂点将。他是一代名将，又曾随军驻扎东北，对奉军的特点十分了解，他的军事部署也颇严密。但接下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却以直系崩溃为结局，其原因并不在于战术，而在于人事安排。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推荐冯玉祥做了河南督军。督军本该是八面威风的，但由于吴佩孚驻节于洛阳，河南督军简直就成了矮屋下的小媳妇，前督军赵倜如此，现在冯玉祥也如此。本来吴佩孚是他的恩公，但他反倒觉得吴佩孚喧宾夺主，如芒刺在背，因此他一进开封就杀掉了吴佩孚安排在赵倜身边的内线宝德全。吴佩孚盛怒之下，坚决要求撤免并查办冯玉祥。冯玉祥便托了中央大员张绍曾和张廷锷去向曹锟求情。曹锟素来宽厚，有心要保冯玉祥，又不愿明确反对吴佩孚的意见，于是打电话给吴佩孚说要调冯玉祥入京当面查询。吴佩孚心里明白，却不好再争取，于是冯玉祥进京做了陆军检阅使，参与京畿的防务。曹锟不愿绝人生路，又做了一次大好人，事后被证明他做了东郭先生式的傻事。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时，以冯玉祥为三路军总司令，统率一师三旅约25000精锐，由古北口出承德、赤峰，对付奉军的吴俊升、许兰洲部。但冯玉祥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先是索饷15万，惹得吴佩孚太怒，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而且为什么只有你的军队要饷呢？”但是为安抚他的情绪，还是先拨付了10万饷银给他。冯玉祥又要求平奉之后由他来取代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吴佩孚回答说：“东北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的对日关系很微妙，因此任命巡阅使不能不考虑日本因素。而你素来被认为是英美派，你去了必遭日本之忌，因此并不合适。但国家名器有的是，一定会有别的职务，也必定会令你满意的。”冯玉祥很不满意，于是开始与奉军互通消息，并且把兵力从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侦察兵，越到后方兵力越厚。除冯玉祥外，王承斌、温树德等直系将领也各怀鬼胎，作战不力，因此直系在前方战况不佳。这时，在四照堂饮酒赋诗的吴佩孚终于按捺不住，亲自披挂上阵，直抵山海关。吴佩孚到前线使直系将士军心大振，战局逐渐改善，亟须加强兵力持续进攻，吴佩孚于是令张方严给冯玉祥发电报，中有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句话本是加强语气而已，不料冯玉祥早有了坐山观虎斗之意，如今一看这封电报，以为前线直军势危，于是下了倒戈的决心。

　　10月23日，冯玉祥班师回京，不费一弹长驱入府，软禁了曹锟。可怜吴佩孚还在前线好整以暇，将士士气如虹，战局即将扭转。当政变消息传到前线时，吴佩孚的部下大多不信，但吴佩孚深信不疑，因为他回想到了冯玉祥对自己的不满。但是当他想到曹锟的安全时，却又认为曹锟是忠厚长者，又对冯玉祥有恩，冯玉祥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他下毒手的。所以，当曹锟一日数电声嘶力竭地求救时，他还回电请他下令制止冯军异动。而且，他一度以为冯玉祥的行动系个人之举，还想让孙岳的京畿警备军抵挡一阵，但不久就传来孙岳附逆的消息。至此，他才知道大势已去，一代名将竟不知如何是好。当属下问他作何打算时，他竟然说：“我留在天津，看焕章（冯玉祥）把我怎样！”大家不禁默然，心想一个倒戈之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幸亏吴佩孚也只是一时头热，等清醒过来，便决定浮槎南下，以图东山再起。

　　曹锟和吴佩孚这一对坚不可摧的搭档，竟然被一个实力远远不逮的师长冯玉祥毁掉前程，实在令人叹息。而最可惜的是，吴佩孚能洞若观火于先，曹锟却偏要姑息养奸于后。可见曹锟毕竟有不如刘备的地方，假设曹锟能有一双刘备看马谡那样的慧眼，也许他的江山能坐得久一些，也未可知！

　　北洋老将陆建章被徐树铮暗杀后，人们发现了一个比徐树铮更可怕的人，那就是陆的甥婿冯玉祥。当时冯玉祥正在湖南打仗，段祺瑞为了安抚他，特任他为湘西镇守使，并授以勋四位。冯玉祥则从始到终不提此事，且自告奋勇，愿调到福建进攻广东。世人都骂曹锟贿选总统，但为贿选打第一阵的却是冯玉祥。他作为陆军巡阅使，却天天派兵包围总统府和国务院以索讨军饷。所以，有人说冯玉祥才是曹锟贿选的第一功臣。等曹锟就任总统后，还一度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冯玉祥却借故拒绝，但因此恃骄而不逊。有一次他约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去晋见曹锟，一见曹锟就正色说道：“初一那天，总统府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不知道么？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张廷锷当时很是吃惊，心说这哪里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本是和颜悦色地听他汇报，听完后即正色回答道：“焕章，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长官，为什么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者，我是总统，难道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冯玉祥碰了一个软钉子，不禁哑口无言。冯玉祥治下十分严刻，但并不能做到吴佩孚那样的军纪严明，士兵一般表面听从，背地里却五毒俱全。

　　但是曹锟没有识人之明，一意要好人做到底，最终落得个东郭先生的窝囊下场。冯玉祥一进北京，便把曹锟的佞幸李彦青枪毙，并没收了其几十万家产，令曹锟悲痛万分几至昏厥。随后，冯玉祥又逼迫曹锟将吴佩孚由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降为青海垦务督办。几天后，冯玉祥召见曹锐，曹锐不愿受辱，吞鸦片烟自尽。11月3日，曹锟被迫辞总统职，幽居于延庆楼。不久，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

　　现在，曹锟惟一能做的便是等待“赵简子”来救他了。

五、生前身后名

　　曹锟心目中的“赵简子”当然还是吴佩孚。他现在身困重楼，不求东山再起，但求重见天日，于是，“最大的本钱”就变成了救命的“赵简子”。而吴佩孚素来以关羽、岳飞自居，自然也不会忘记旧主。吴佩孚明白若非曹锟的信任，即使自己当初偶蒙汤芗铭重用，也决计不会有日后的名震中华。民国时代早已礼坏乐崩，翻云覆雨的军人政客比比皆是，曹锟和吴佩孚是肝胆相照也好，是狼狈为奸也罢，但他们之间的情谊是真实的，这已足够令人感动！

　　吴佩孚先由湖南军阀赵恒锡接纳，寄人篱下却喧宾夺主，发出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的号召。直系诸将深感内讧的切肤之痛，便不由自主地将吴佩孚的计划奉为圭臬，后来更加入晋、豫、陕三省扩为七省联防，吴佩孚于是东山再起。他以湖北为根据地，以奉系为远交，以冯玉祥为近攻。冯玉祥深觉处境危险，一度向吴佩孚求和，希望联合抗奉，但吴佩孚痛恨冯玉祥的倒戈之举，宁愿和往日的仇人张作霖合作，冯玉祥于是通电下野。1926年4月，吴军和张宗昌的奉鲁军打到天津，冯部的张之江于是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仍想联吴以抗奉。没想到吴佩孚是个极重义气的人，说自己既然已经和张作霖相约合作，就决不能出尔反尔。他的这一态度令张作霖十分感动，于是一改以前对吴佩孚的轻慢之心，决定要好好地交这个朋友了。

　　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

　　结果，“赵简子”尚未到，“东郭先生”已遇救了！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等想以释放曹锟来表达善意，以取得吴佩孚的信任。于是这一日，中华门外冠盖如云，阶下囚曹锟一下子又变回了总统曹锟，请安送礼者络绎不绝。而曹锟最想见的却是吴佩孚，可惜吴佩孚并未亲自出征，如今还在武汉，曹锟只好亲笔写了“文武吉甫”四个字派人送给吴佩孚。这四个字出自《诗经》，下面还有一句是：“万邦为宪。”他写这四个字有多重含义，一是表彰吴佩孚的救驾之功，二是想确定自己仍然是元首。除此之外，曹锟还曾发给吴佩孚一封电报，极力为鹿钟麟说好话，这电报后来被曹锟声明为鹿的伪造。

　　吴佩孚则一看电报就断定是假电，他对鹿钟麟如同对冯玉祥一样的深恶痛绝，于是在他亲自草拟的回电中，就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之语，鹿钟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但忌惮吴的实力，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勒索了200万退兵费后退出北京。

　　而吴佩孚对曹锟隐晦提出的元首问题，却表现出了凌驾于曹锟意志之上的主见。曹锟虽已领略了做总统的艰难，无奈作为政治家的劣根性，仍是恋栈不舍。吴佩孚只好发电报阻止他说：“国事已如此，总统不可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吴佩孚耿耿不忘冯玉祥的倒戈，所以他的本意是先恢复倒戈前的原样，即先由曹锟复位，然后再马上宣布下野，之后通过法定程序重选总统。但这篇电文于5月1日发表时，已经被一改再改，掺杂了奉系和拥曹派的各种因素，不过仍保留了“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位”的意思。不久，颜惠庆组阁，暂摄总统职权。

　　吴佩孚不拥戴曹锟继续出任总统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在1924年贿选的时候，吴佩孚就极力发对，但曹锟不听。曹锟对吴佩孚言听计从，惟独在这件事情上一条路走到黑，这便是权位欲的可怕之处。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同谋者黄郛的妻子沈亦云女士在回忆录里说道：“曹锟急要做总统，亦不择手段，以吴佩孚得其信用之专，而无可奈何，不能劝阻，终成贿选。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曹锟贿选总统是一件大不妥之事，吴佩孚洞若观火却有口难言，实在是个悲剧。要知道贿选前的吴佩孚甚得全国人民的期许，事业如日中天，但因曹锟贿选，声誉遂一落千丈，对此后军事和政治上江河日下不无影响。对曹锟来说，“总统”只是听上去好听，实际上却无异于陷阱，他费尽心机才做了一年总统，付出的代价却是软禁一年半以及嫡系力量的崩溃。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所以吴佩孚不让他继任总统，也是用心良苦。

　　曹锟虽然恋栈，但毕竟一年多的软禁生涯也使他悟出了一些道理，何况他对吴佩孚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好在他虽然做不成总统，但数十年的打拼，在北洋系内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富翁，他的大哥曹镇和五弟曹钧都是成功的商人或地主，枝气相连，无冻馁之虞。但他出于政治家的本性，耐不得寂寞，最大的希望还是跟“最大的本钱”在一起。

　　1926年，他赴郑州投吴佩孚，但吴佩孚素来清廉，当时竟把总司令部设在京汉铁路车站，人多屋窄，放不下曹锟这样的贵人，只好请曹锟移居开封。曹锟很是伤感，因为一来他跟吴佩孚各经过一场患难后不愿分开，二来开封的长官寇英杰恰是个他不甚喜欢的人。但是对于吴佩孚的话他又是听惯了的，无奈何只好洒泪相别，寓居开封龙亭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由这个雅号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已逐渐淡漠，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了。

　　但吴佩孚的境遇也不好，他新败于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又受到奉军的逼迫，势已江河日下。果然次年便弃豫奔川，成为流亡政治家。曹锟见吴佩孚走了，当然也不能留，一大把年纪也不能跟着颠簸蜀道，只好回到了老家天津，开始在租界里做寓公。

　　十年后华北沦陷，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曹锟，想以他为中心成立一个新政府。曹锟大怒，痛斥之余还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他还谆谆告诫自己的家人要保持民族气节。1938年，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兴奋溢于言表，连声说：“我就不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同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终年76岁。国民政府于6月14日对其进行了褒奖，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次年12月，吴佩孚以牙疼病于北平逝世，死因可疑，一般认为是被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割断神经致死。由于他同样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国民政府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不爱读书惟爱看戏，却能坚守民族大义，就这一点也比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汪精卫强。他虽然身背兵变和贿选的历史丑闻，却也具备宽仁忠厚的美德、用人不疑的风范和敏锐练达的气质，这些天然的领袖才华加上他晚年的民族大义，为他争回了几许名声。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在批评他的同时，也应该嘉许他的优点和气节，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他认识他。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立场变换，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年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刘和珍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横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一方面，孙中山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祺瑞则没有孙中山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祺瑞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中山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祺瑞更好驾驭。

　　因此，段祺瑞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任教育总长时的蔡元培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说法不一。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不过他的这个表现令人生疑。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让总统徐世昌很不以为然。即便“三一八”事件中，据说他也曾气哼哼地对卫队长官楚溪春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呢！这群土匪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够友善的。那么这次他长跪不起，必然别有原因。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以与奉鲁军作战为由，铺设水雷封锁了大沽口的水道，日军遂炮击了国民军阵地。其表面情况如此，幕后情况则是苏联支持之冯玉祥与日本支持之张作霖的一次矛盾爆发。当时，苏联人已经向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鼓动其发动“革命”。在此外力的作用下，张作霖与冯玉祥终于“一山不能容二虎”。所谓大沽口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一次无理挑衅，同时也是20年前日俄战争的延续。炮击后，在日本的鼓动下，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抗议，他们手捏《辛丑条约》，要求解除对水道的封锁。这八个国家就是当初八国联军的八国，他们在中国是骄横惯了的，这次也不例外，抗议后，更轻蔑地抛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3月18日正午之前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

　　人民自然看不到幕后的策划者，他们只知道国民军在与日军对垒，因此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是万众一心拥护国民军而反对列强的。这次大会最终形成议决六款：

　　（1）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瑞却已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了。

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

　　这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接着，数万学生与市民从天安门开始大游行，准备直趋执政府门前示威，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国民党兼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大家素来相信李教授的为人，于是从之而去。到了执政府门前，大家齐呼口号，内容包括：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并勒令八国向我道歉，要求列强驻华机关要在国民军阵亡将士出殡日下半旗谢罪，要求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直至“推翻段祺瑞”等等。当时，总理贾德耀正和总长们在府内召开例会，听到学生这些声震云天的口号，不禁面面相觑，吓得汗流浃背，最后由于谁都不敢负这个责任，匆匆作鸟兽散了。但大门口的军民对峙却越来越激烈，终于引发了惨案，连李大钊也被殴伤了头部和手部。随后躲入苏联大使馆避难，一年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

　　军警有罪，但这次国民请愿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从要求“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到“段祺瑞下台”，显然有一个渐趋狂热的过程，而在当日的死者中，也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最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答应列强的要求。3月16日，外务部接到“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于当日午夜即答复列强外交团，称“最后通牒”的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故“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因此，至少到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未苟从于列强。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段祺瑞作为一个傀儡，成为了众矢之的。此后，冯玉祥通电下野。段祺瑞则长跪不起，并扬言要“终身食素”。

　　事实上，段祺瑞吃素并非从“三一八“开始的，他本来就信佛吃斋，不仅吃素，而且吃得很简单，主食之外，常只是一碟雪里蕻加一碟辣椒。由于其太过简单，其家人多不与他同桌共餐。不过，他早期的吃素与信佛都不彻底，并不戒荤，也绝少烧香礼佛请和尚。但是“三一八”之后却有了改观：他下野后，日渐虔诚礼佛，曾受聘为中日密教研究会的会长，亲朋故旧辐辏在侧，形成了一个信佛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互以佛界人物相称，他当仁不让，自称“释迦牟尼”。他死后，也是按佛教礼仪大殓的。而在饮食方面，则果然坚决戒荤了，确有“以示忏悔”的意思。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而死。

　　就凭这一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再加上他当年那一幕长跪不起，他就决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物。大丈夫敢作敢为，言出必践，他以这种意志力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未能挽回政治上的败局。他本来在暗中策划联奉反冯，却被鹿钟麟获悉。此时冯玉祥不在军中，吴佩孚大军压境并要求驱段，鹿钟麟乃决心赶段下台。4月10日，鹿钟麟发动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

　　随即前任总统曹锟获释，段祺瑞乃于20日通电下野，避往东交民巷，不日又携亲信多人避往天津。直奉重新联合，鹿钟麟、张之江等冯玉祥旧部被吴佩孚唾弃，京师局势又生新变。不过，段祺

二、一元钱起家

　　段祺瑞不止饮食简单，在生活作风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可谓戛戛不同于流俗。他号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他对受贿深恶痛绝，据说只有一次例外，即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巨大的南瓜，他哈哈一笑收下了。段祺瑞一生爱穿布衣长衫，邋里邋遢，自己从不在意，有点魏晋人物的通脱。他也不事产业，生活但求自给，贵为总理时，车马服饰还不如一个次长，到了晚年，更是潦草度日。他能做到这些，一方面是自制力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年时曾有过一段艰苦日子，习惯成自然。此外，他的先世曾有过两件至惨之事，对他日后冷酷坚忍的性格形成不无影响。

　　段家祖籍江西饶州，明末迁至湖北英山，清初又迁至安徽寿州。道光年前，段家发生了一件至惨之事：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生性悭吝，仅因为妻子向穷人施舍了一碗羊肉汤，竟勃然大怒，一巴掌失手将妻子打死。当地人义愤填膺，不依不饶，段友杰自知理亏，只好搬迁到六安。

　　段祺瑞于1865年（同治四年）生于六安太平集祖居，由于此地离合肥很近，后来他也自称合肥人。他的祖父段佩与同乡刘铭传关系甚笃，曾一起创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后来编入淮军，累官至记名总兵。1870年，段佩在合肥大陶岗买田百亩，为子弟开创了一个小康的家境。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老实厚道，但只会种田，别无他长，甚至不会抚养子女。段祺瑞从小就养在外婆家，稍长大些后，段佩将他携往江苏宿迁的任所，在军中为其延请塾师，平时常带在左右，还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亲家是宿迁一个姓吴的举人。爷爷把孙子当宝贝，外人却不这样看。当时的段祺瑞其貌不扬，还老是拖着两排鼻涕，人见人厌。段佩有个下人还骂过他，说“就你这个屌样！”可是几十年后，这下人仍是段祺瑞的下人，跟人说起此事，只能抱怨自己当年瞎了眼睛。1879年，段佩病卒于军营中，14岁的段祺瑞失去了这个靠山，扶柩归梓，开始务农。

　　辛亥革命后，革命军士兵在街头为百姓剪辫子

　　段祺瑞是长子，下面还有一妹两弟，生活甚为窘迫。段祺瑞刚回安徽时还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实在拮据只好辍学。他不甘心做个农民，于是回到宿迁军营，希望能借祖父的余威谋个差使。但人情如纸，只能充当杂役而已，后来混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安徽。1882年，他决心去威海投奔在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但车马川资全无所出，于是仅带了一元银洋，步行两千余里，跋涉到了威海。段从德安排他在营中做司书，从此开始了佩剑戎装的生涯。后来，他常对子女讲起这段艰难往事，不无得意地自称“一元钱起家”。

　　但是他到威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父亲段从文思念儿子，分别一年后赶到威海看望，在返回合肥路上，行至离家只有二三十里的西七里塘时，被一个攀谈同行者乘夜幕降临时杀害，年仅38岁。想是段祺瑞给父亲带了许多盘缠，对方见此而起盗心，因此，儿子的孝顺反而成了父亲的死因。噩耗传到威海，他想请假奔丧，未获批准，只得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凶。不久案破，凶手被正法，但是母亲范氏竟因哀恸过度而死，祸不单行，实在是人生一大惨事！段祺瑞这次获准回家奔丧，开始正式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一年他才18岁，命运的无情使他拥有了一份过早的成熟，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先人两次遭遇至惨之事，才有福荫庇佑着他成为一代人杰。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了武备学堂，拟从淮军士官兵弁中选拔生员。段祺瑞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一考而中，成为第一期预备生，分入炮兵科。天津武备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立学理念，不仅有西式的兵法、地利、军器、炮法、算法、测绘等课程，也有传统的经史教育，段祺瑞一生的业务基础和礼仪修养正是奠基于此。有一次，学堂购自德国的一门管退炮的瞄准器坏了，无人会修，最终是段祺瑞解决了这个难题，还画出了图纸，他因此受到了校方的重视。1887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被分派往旅顺口监修炮台。次年，朝廷选派人才赴德国留学，经严格考核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与其余四名入选者以官费留学于柏林军校。

　　他们在德国被视为另类，尤其是那条辫子常遭到嘲笑和攻击，他们自己看来也觉不堪入目。但清廷对剃头蓄辫的严格规定，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谓200余年死不改悔。段祺瑞生性刚烈，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和讥笑，乃决定剪辫。同学劝道：“你以官费留学，不禀告朝廷便剪去辫子，一旦朝廷知悉，断绝你的学费，你求学不成还是小事，只怕便连家都回不去了。”他听后才觉害怕，但又不愿就此放弃，于是竟致电朝廷军机处，请求剪辫，结果自然是遭致一顿痛斥。剪辫本不是大事，如后来辜鸿铭曾有“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样精辟的总结，但从剪辫一事可以看出段祺瑞对清朝的感情淡薄，比之徐世昌、冯国璋、张勋等人都不可作同日语，这也是他日后所以能三造共和的一大心理因素。

任清军第二军总统时的段祺瑞

　　所幸朝廷并未以一眚而妨大德，他们五个人在柏林军校攻读一年半后，段祺瑞被保送到克虏伯炮厂实习半年，其余四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工厂，他在这里浸濡熏陶，业务知识自然大增，后来他在小站练兵时一直主持炮兵方面，正是肇因于此。而他这两年留学生涯，其成色之足，非后世那些自费官费、留日留美的学生可比。从某个角度来说，段祺瑞是我国早期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当时，朝廷的用人机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埋没人才的现象比比皆是，但也不乏畀以重任的例子。比如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时，只能做一个普通译书人员；而同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却被政界吸收，不久成为日本首相。而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却也能被委任军中要职，几年后便官拜山西巡抚。段祺瑞于1890年学成回国时，满心以为会大展才华，不料却被搁置为闲职，一开始任职于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达5年之久。当时，新式军队尚未开始大量训练，而行伍出身的将领们固步自封，哪里看得起什么留学生？只是，朝廷花那么大气力和财力进行选拔和培养，等学成之后却又弃如敝屣，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若非遇见袁世凯这样的明主，段祺瑞只怕就会默默无闻地了此余生了。

　　不过，他虽位卑权轻，却不乏血性。甲午海战中，日军进攻威海卫，他曾督率一帮学生军协守炮台，奋勇作战。中国士兵在甲午战争中的英勇壮烈天日可表，但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暴露了清廷的军政体制之弊，于是政治上乃有维新改良运动，军事上乃有训练新军之举。1895年，袁世凯奉旨练兵于天津小站，广招贤良，选拔标准是“宿将及有根底之学生”，如段祺瑞与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梁华殿、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锴、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皆云集麾下，真是云蒸霞蔚。他们当中许多人日后都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而当时最出类拔萃的，还数北洋三杰，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祺瑞且被称作北洋之“虎”。

　　段祺瑞在小站任炮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麾下虽只有不足2000名炮兵，不足100门炮，却是中国第一支装备正规的炮兵部队。除了炮兵部队的常务工作外，他还从事了建章建制的重要工作，如《编练章程》、《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大半多自他的手笔。此外，他治军十分严格，某次他的一个老乡有违军令，辗转托袁世凯向段祺瑞说情，他厉声驳回道：“此人是我同乡，我若放纵了他，今后将何以服众呢？”袁世凯由此对他更加爱重，似在王士珍和冯国璋之上。1900年段的结发妻子病卒，次年袁世凯即将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这个张夫人是袁世凯金兰兄弟的遗孤，素来被袁世凯当作亲生女儿来养育的，如今许配给段祺瑞，足见对段祺瑞的青睐。后来，袁世凯赴山东会操，段祺瑞亦随之南下，且参与了镇压义和团及景延宾起义，因功被袁世凯表荐为知府加三品衔，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按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改）。1903年，袁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段祺瑞被任命为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1905年和1906年，清廷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举行了两次秋操，段祺瑞皆任北军中的总统官，由于两次秋操均取得了成功，段祺瑞的声誉也随之愈隆。此期，他还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直接领导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也在各军之中建立了个人威信，为其日后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

　　1907年，朝廷开始防范袁世凯，着力削夺其兵权，将其嫡系部队收归陆军部直辖，并排斥其亲信将领。段祺瑞亦被转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他不屑于此等闲职，乃倾心于督办军校。其任总办的保定陆军学堂，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齐振林、陈调元、陈树藩、王永全，以及后来赴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等等。次年袁世凯还乡避祸，他与冯国璋等亦韬光养晦，曲意逢迎。由于他曾经留学德国，是新军不可多得的人才，近年来又名声鹊起，清廷对他的态度终究还是以笼络为主。1910年，他奉令署理江北提督，加侍郎衔，得以拥兵一隅，为北洋派积存了实力。他与隐居河南的袁世凯音书不断，诸如袁世凯后来的东山再起、鼎定朝纲、养寇自重，未必曾语之与王士珍、冯国璋，却悉数咨之于他。可见，段祺瑞是袁世凯入主民国的第一干将。

三、三造共和

　　袁世凯进攻汉口之告示

　　辛亥革命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先是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征调湖北军队前往镇压；随后湖北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个空隙，首义于武昌，各省响应；接着，清廷派精锐的北洋军南下征剿，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指挥，军前似有倒戈的危险；于是，袁世凯复出，总揽大权并养寇自重，意在逼帝去位。可见，革命军对清帝退位的作用是间接的，而袁世凯才是直接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南北之间形成一个僵局：南方革命军攻占南京，则北洋军收复汉口，在军事上务必维持均势；革命军进攻力愈强，则朝廷压力愈大，而袁世凯愈喜，在政治上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袁世凯之所以要铲除欲在北方起事的吴禄贞，正是生怕其破坏这一均势。袁世凯用的是借力打力、借刀杀人之计，他的天下打得太过轻松了！也许正因如此，后来也就不甚珍惜。

　　当时奉命征剿武昌革命军的北洋军，乘火车抵达孝感前线后开始盘桓不进，总指挥官荫昌莫如之何。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明白，湖北到北京不过两三日的车程，如果北洋军反扑京城，则是亡国之祸。于是，10月27日，摄政王逊退，袁世凯复出，总揽军政大权，且直接赴湖北督战，不曾入京叩谢。果然，北洋军突然声威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前军主帅冯国璋战到酣处，把政治因素浑然忘却，一意要直捣武昌，创立曾国藩那样的赫赫功勋。袁世凯十分不满，乃临阵换将，以段祺瑞替换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并署理湖广总督，主持前线军事。

　　其实袁世凯刚复出时，对冯国璋并无偏见，因此，他最初只是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调任第二军总统，折往山西镇压党人起义。但一个月后，袁世凯便无法容忍冯国璋的迟钝，乃以段祺瑞代之，驻湖北前线与革命军对垒。冯国璋曾纵容第一军在汉口纵火烧屋，破坏严重，民愤极大。袁世凯以段祺瑞取代冯国璋，不仅支开了冯国璋，也保护了冯国璋，且可给冯国璋总结自省的时间，为日后收服禁卫军埋下了伏笔；而将段祺瑞从革命军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江苏调开，坐镇革命军已被严重削弱的湖北，这样就既保护了段，又给段祺瑞以机会。一进一退之间，形势即大有改观，袁世凯用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

　　不久前，袁世凯避祸林田的时候，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与他联系密切，一样的幕后密语，段祺瑞却显然更得要领。果然，他一到汉口，即下令停战，大谈和平。之后，又秘密派亲信廖宇春到上海与革命党代表顾忠琛、俞仲达谈判并达成协议，约定若确定共和政体，则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这正是袁世凯朝思暮想而口不能言者，幸有“政治觉悟”如此之高的段祺瑞，日后才得以心想事成。

　　次年元月26日，段祺瑞领衔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马金叙、谢宝胜、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徐树铮、蒋廷梓、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张士钰、袁乃宽、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施从滨、萧安国等47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原文如下：

　　隆裕太后与太监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官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400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篇电文将隆裕太后吓得面如土色，从此食不甘味。她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大清皇帝永传不废”、“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条款，早把什么老祖宗“退保关内”的走为上之计忘在九霄云外了。但是，许多朝廷亲贵并不相信这么多人会一同造反，坚持认为电文是伪造的。局势虽然越来越明朗，太后却仍然不知所措，无奈何处，干脆装聋作哑，捱得一天是一天。不料段祺瑞已等不下去，2月5日，又领衔第一军八名协统再次发出代奏电：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他威胁“率全军将士入京”，便是毫不客气的逼宫了；所谓“败坏大局，罪难发数”，对皇族也不再有丝毫客气。他明指“二三王公”，实批“太后皇上”，如此电文，犹胜十万貔貅，应该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电文之一了。果然，2月12日，隆裕太后再也捱不下去，乃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退位，去安享其400万两“岁俸”去了。

　　《三国演义》中，曹爽胸无大志，想做“富家翁”，结果造成曹氏被司马氏夷灭的惨剧。如今，隆裕太后妇人之见，甘愿领“遣散费”，结果造成清朝政权迅速瓦解的笑剧。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然而清室却能保住身家性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正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实际上，满清入关之初，就对统治中国很不自信，因此一直留有“退保关外”的后路。清帝退位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即后来《清史稿》的主编，是个死忠的保皇派，他帐下的张作霖等将领，也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因此，如果隆裕有慈禧一半的手段，他庶几可以退出关外，依仗日本和东北地方的力量，维持一个小王国的。当然，这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清帝没有退出关外，而是和平交出政权，避免了别生枝节，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幸事。而段祺瑞在此重要时刻中，立场坚定，终至一锤定音，不仅为袁世凯立下头功，对民国的建立也可谓功勋卓著，这便是他的“一造共和”。

　　15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从此他在这一职务上连任七届。陆军总长的实权，仅在总统、总理之下，因此，段祺瑞一入民国，便成为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了。事实上，他还在民国二年（1913年），暂代过两个月的国务总理，而更早些的总统选举，他与孙中山得票数相同，仅排在袁世凯、黎元洪、伍廷芳之下。

　　段祺瑞对袁世凯忠诚不贰。1913年2月，宋教仁遇刺，总理赵秉钧涉案辞职，段祺瑞代理总理，面对众议院国务委员的质询，傲然不答，显示了对国民党的轻视。不久，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他也参与了镇压。后来，他又以陆军总长兼署湖广都督，将黎元洪挤出湖北，为袁世凯除一大患。继之，他又兼任河南都督，参与镇压白朗起义。然而，他虽然参加了许多军事行动，但他在军事上并无太大建树，即便对白朗军这样装备简单的流民起义，也莫如之何。不过，由于他身居要职，且兼署较多，在北洋军中的势力却得以日益扩大，再加上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袁世凯另外编练模范军后，想让袁克定来负责，征求他的意见，被他一口拒绝。袁世凯很生气地说：“那么我自己来兼如何？”他才不好再说什么。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已不似当初那么亲密了。

　　独裁者都要独掌兵权，袁世凯对段祺瑞的忌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袁世凯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宧、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这样一来，段祺瑞在军中的优势面临被褫夺的危险。他自知形势微妙，乃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则称病不出，颇似当年袁世凯归隐林田的样子。

　　袁世凯既是过来人，岂不知其用意！随着袁世凯称帝的步伐日渐促迫，他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当筹安会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不愿做出尔反尔的小人，不愿遗臭于青史，这份气节犹如鹤立鸡群，是十分可贵的。在整个洪宪帝制中，他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态度相仿佛，事后证明，这四个人的成就也是北洋系中最可称道的。

　　张勋

　　段祺瑞还曾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被袁一口否认，这与冯国璋的情况相同。到了最后帝制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一开始还虚与委蛇，最终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皙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世凯，袁世凯均称病不见。

　　不久袁世凯称帝，他对袁世凯抱有知遇之恩，做不到像蔡锷那样潜出京城高张义帜。但是，他与蔡锷、陈宧等人都曾暗通消息，蔡、陈潜出京城前，都曾到段宅拜访过。因此，他在护国运动中的角色，与冯国璋有相似之处，都属于不便站到前台的幕后人物。而其既然身在京城，处境自然比冯更为艰难。据说，袁世凯曾收买他的干儿子罗凤阁做刺客，但罗风阁下不了手，反向段祺瑞坦陈其事。而洪宪分封的诸臣中，黎元洪、冯国璋、曹锟等都赫然在目，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却惟独没有段祺瑞，这是他拥名“二造共和”的一大关键。

　　1916年3月21日，洪宪帝制取消。4月22日，段祺瑞复出担任国务卿，5月8日复称国务总理。可见，他不是不忠于袁世凯，但先决条件是在共和体制下；袁世凯也不是不倚重段祺瑞，前提条件也是在共和体制下。6月6日，袁世凯逝世，在金匮中预留了嘉禾金简，上列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至少在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人之上。段祺瑞则不惜对抗民意，为业已身败名裂的袁世凯主持国葬，并亲自执绋扶柩，全了这一段君臣之谊。此即段祺瑞的“二造共和”。

　　几个月后，他在国务总理任上，与总统黎元洪发生了激烈的府院之争。1917年5月23日，矛盾终于不可调和，黎元洪下令免去他的总理职务。他于是退往天津，寄寓在段芝贵的私宅，决心武力倒黎。在朝总统和下野总理依旧剑拔弩张，京津之间局势紧张。这时，对清朝死忠的辫帅张勋在督军团的怂恿下，决意以进京调停为名，复辟清朝。黎元洪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把张勋当做了救星，结果6月14日张勋进京，黎元洪差点被其俘虏，最终依托洋人的力量才得以逃出北京。

　　“张勋复辟”，溥仪重新坐上乾清宫宝座

　　张勋复辟是袁世凯称帝之后的又一政治丑剧。袁世凯之称帝尚有杨度和古德诺的理论先行，张勋复辟则完全是军人强奸民意。全国舆论一时大哗，纷纷要求讨逆。黎元洪在离开京城之前，在国家大局的面前，终于放下了府院之争的面子，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出师讨贼。

　　当初，张勋在徐州几次召集督军团会议，段祺瑞曾派曾毓隽告诫张勋道：“如果议及复辟，则必尽力扑灭之，届时不要说没有预先告知。”张勋率辫子军北上路过天津时，曾专门下车拜访段祺瑞。段祺瑞郑重地告诉他：“你若复辟，我一定打你！”又说：“保清帝复位的事，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南方也决不会答应，因此至少应该缓办。”但张勋未加理睬。当然，从客观上来说，张勋进京可以驱逐黎元洪，这正是段祺瑞求之不得的，因此，说张勋为段祺瑞做了嫁衣裳，也是一点不错的。

　　7月1日，张勋拥清帝复位。3日，段祺瑞即在马厂誓师，正式通电复任国务总理，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叛逆，檄文为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所拟，文末写道：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同胞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兵横行部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受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履及剑及，率先涌进，以为国民除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清宫”搬出紫禁城，引得百姓纷纷驻足观看

　　以段芝贵、曹锟为东西两路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的讨逆军，12日即光复北京，复辟丑剧上演12天后即告收场。段祺瑞拥兵入京，迎“四哥”冯国璋继任总统，将黎元洪晾在一旁。此即“三造共和”，也是惟一一次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但是却带有更多的权力斗争意味。其名为“讨逆”，却对王士珍等“从逆”的老朋友网开一面，除张勋外皆不问罪。因此，梁启超在檄文中说张勋的“既类疯狂，又同儿戏”，讨逆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段祺瑞对“共和”这一原则是十分坚定的。马厂誓师前，他曾分析过形势，认为若不迅速出兵并速战速决，复辟派就有可能控制人心和扩大影响，届时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毕竟当时中国的保皇观念还比较流行。他的这一分析是理智而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展现了一个统帅的政治素质。他之所以能始终赞同共和而反对帝制，只怕与其留德的经历不无关系。德国虽是君主国，但西方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他眼界既开，势必会受到熏陶。当然，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武人，是不能真正理解“共和”的含义的。

四、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中的段祺瑞

　　“三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总统黎元洪，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在此之前，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只此一点，便可看出府院之争的主要症结。

　　当时，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了这个建议。

　　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有两次，一次是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争，另一次是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之争，两次的当事人都有段祺瑞。可见段的性格缺陷是府院之争的一大动因。

　　但是，府院之争的渊薮却决不止如此之浅，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因此民国肇立之初，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于是，有关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在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心理作用下，一时甚嚣尘上。即便以袁世凯的神武雄健，欲加强总统的权力，也一度面临着宋教仁政党内阁计划的挑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同时修改了《临时约法》，将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用以约束袁世凯。宋教仁更在此基础上，重组国民党，要成立政党内阁，从而在实际行动上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不愿放弃权力，乃卑鄙地暗杀了宋教仁，激起了国民党“二次革命”，然后再借此驱逐了国会中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总统制与内阁制的理论之争，最终引发了流血和战争，使民国成为一个乱世。

　　在社会运动中，理应有一个“理论先行”的过程，此即孙中山所谓的“知难行易”。中国的民主革命自维新运动失败后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出十余年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在这十余年中，革命者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民主共和的蓝图来憧憬新政权的，至于将民主共和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工作，实在还做得很少。于是，进入民国后，就出现了一个“理论后行”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不惟总统制和内阁制发生了激烈论争，到后来竟连“共和制”和“帝制”、“世袭制”和“非承继制”等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也被重新翻上台面。参加这些辩论的往往不是政客本身，而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中国的比如杨度、梁启超，洋人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不一而足。

　　不论总统制或内阁制，总之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根植了一个“共和”的理念，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解决内部矛盾。如此一来，那些“共和”业务素养十分有限的政客和军阀们，主观上本就惟力是视，客观上也的确不知所措。府院之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16年6月袁世凯临死前，对徐世昌、段祺瑞执手呜咽道：“按照《约法》，由宋卿（黎元洪）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可能是有感于此，当在川作战的张敬尧等将领致电表示愿推举段祺瑞为总统时，被他断然拒绝。此事被外人知晓后，举国一片赞叹之声。当时，袁世凯戕害约法，解散国会，民国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今有一个宽仁谨厚的黎元洪担任国家元首，有一个正直不阿的段祺瑞主持内阁，又有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处国会，宪政实现已依依在望，全国上下对此表示了一致的乐观。

　　见证民初历史的新闻记者黄远生

　　但是，段祺瑞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元洪绝少交往；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再者，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树铮偏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于府院之间，处处越俎代庖，以前就为袁世凯所厌恶，现在更为黎元洪所不喜。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元洪问起其人的履历，徐树铮竟然回答道：“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元洪十分愤怒，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而段祺瑞对徐树铮却每每纵容，有一次徐树铮以辞职要挟黎元洪，段祺瑞竟为他说情，说他“为人耿介，不屑妄语”云云，甚至于说“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其责。”黎元洪等听了，都觉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争，与徐树铮有很大关系。

　　徐树铮的嚣张跋扈，使府秘书长张国淦愤而辞职。黎元洪为对抗徐树铮，乃聘请一样霸气纵横的丁佛言为府秘书长。丁佛言与黄远生、刘少少并称“报界三杰”，笔锋锐利，又素喜打抱不平，如今乃利用报纸为黎元洪张目。徐树铮则以牙还牙，创办《公言报》与之抗衡。于是府院之争，竟然成为报端的花边新闻，搞得天下皆知。而黎段二人也日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竟至事事必反，为争而争。以对德宣战一事为例，最初是黎元洪主张与德国绝交，段祺瑞则深信德国必胜的；到后来在张国淦的游说下，段祺瑞又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反德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为了与段祺瑞相反，硬生生地转变为亲德派，竭力反对宣战。到了1917年5月，在府院之争的影响下，国会仍然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段祺瑞乃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元洪签署了罢免令。段祺瑞下野后避居天津，坚持认为在责任内阁制中，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即便任免总理也是如此，因此并不承认自己已经下野。他在天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徐树铮则为他策划了徐州会议，直接推动了张勋复辟，再由段祺瑞“黄雀在后”。于是，才一个多月功夫，段祺瑞便暗渡陈仓，“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的胜利。

　　第二次府院之争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之争。张勋复辟中，黎元洪流亡使馆区，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与段祺瑞遥相呼应，通电讨逆，保障了共和政体的持续。随后，段祺瑞拒绝迎回黎元洪，乃致电冯国璋北上就任总统。他的电文是简单干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不禁心中一热，即令备车出发。不过，在北上之前，他以总统名义令最亲信的将领李纯接替自己的江苏督军，以坐镇自己的大后方。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之初，和段祺瑞的心思是一样的。他们都出身北洋，在小站时就朝夕相处，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说亲如手足，因此他们相信决不会再有新的府院之争了。为此，冯国璋还曾将段祺瑞、王士珍请到府中大话家常，执手温言：“我们三人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我们是一体的，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谈何容易！军事方面。段祺瑞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因此要整合北洋的军事，早在冯国璋北上时，他就准备以亲信入替其江苏督军之职，不料被冯国璋先下手为强。后来段祺瑞在幕后策划的天津会议，则几乎囊括了除冯系“长江三督”之外的所有北洋地方实力派，从而最终倒冯成功。政治方面。段祺瑞将第一次府院之争时的“朋党”继续扩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进而形成安福系，并最终组成了安福国会。所谓“安福”，指的是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内的一个四合院，段系人物常在此聚会，评论时政，商量大事，代表人物如王揖唐、曾毓隽、王印川、梁鸿志、光云锦等，显然的“朋党”无疑！段祺瑞方一复任总理，即宣布解散旧国会，代之以安福系为主的新国会，从此国会成为国务院的御用会议。段祺瑞在新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而第二次府院之争的要害，其实在于施政理念。段祺瑞秉持的是袁世凯的政治立场，以西南为叛逆，要以武力统一全国，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限的；而冯国璋的立场与黎元洪类似，与西南暗通消息，要以和平方式统一南北，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较为坚决的。由于西南方面一直对黎元洪持支持和同情态度，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除约法的行为从失望而至于愤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贯彻得尤为坚决。而西南方面的实力派如陆荣廷等频频示好于冯国璋，冯国璋因此认为西南可以和平争取，而惟有南北统一，他的总统才更有含金量，而战争则会破坏这一切。至于那些参加天津会议的督军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冯国璋而支持段祺瑞，乃是出于军阀的劣根性。因为惟有借战争的机会，他们才可以扩展财源和扩充地盘，而在和平的环境下，他们将没有用武之地。

湖南立宪派领导人谭延闿

　　袁世凯的托孤之臣是徐世昌和段祺瑞，却未及冯国璋，这对段、冯二人日后的政治路线不无影响。段祺瑞感念旧主之托孤，故坚持旧主的政治路线；冯国璋未入托孤之列，难免心生怨怼，故在反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次府院之争应了张国淦的预言，冯国璋自恃为实力派，对段祺瑞毫不客气。冯、段二人袍泽深厚，本来常在一起棋牌娱乐，但自从冯做了总统，一切就大有不同。试想，以黎元洪之温柔敦厚，都被段的飞扬跋扈惹得火冒三丈，何况冯国璋呢！一些小的事情，因有前车之鉴，还可各退一步，但遇到一些原则性的大事，那便毫无退让的空间了。黎元洪没有一兵一卒，段祺瑞与他只是意气之争，可谓气结胸臆；冯国璋则控制着大半条长江，段祺瑞不能不投鼠忌器，可说是痛在心扉。

　　冯、段交恶的最关键一事是傅良佐督湘。当时的湖南地处南北交锋的前线，湖南人不胜其烦，湖南省长谭延闿乃号召发起了“湘人治湘”的运动，希望能实行自保。段祺瑞却一意要武力统一，湖南是首攻之地，因此派遣军事长官是必要的。他对湖南人做出的惟一让步是让湖南人傅良佐任湖南督军，以揶揄“湘人治湘”。但事实上，傅良佐这个湖南人从小在北方活动，已全无多少湖南人的痕迹，湖南人大多也不知道他是湖南人，更不要说他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属于北洋系的。因此，傅良佐督湘一事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对于冯国璋而言，傅良佐督湘一事令他大丢颜面。因为他和广西陆荣廷是结拜兄弟，他曾向陆承诺过，湖南决不另派督军。结果段祺瑞丝毫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义兄的质问下抬不起头来。结果还得陆荣廷自己来解决问题，他暗中鼓动湖南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冯国璋马上策应之，鼓动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不能控制局面，乃仓惶北逃。此事搞得舆论沸腾，段祺瑞迫于压力宣布下野，冯国璋似乎赢得了府院之争的胜利。

　　但实际上，段祺瑞是在以退为进。当冯国璋以为府院之争结束，开始为南北和谈做努力时，段祺瑞发动了对和谈不满的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喊出“北洋团结”的动人口号，阻挠南北和谈，事实上也进行着驱冯运动。他有通电声称：

　　……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阱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

　　电文中不仅充满了狭隘的正统观念，也洋溢着偏狭的南北地域之见。器宇不宽，是段祺瑞最大的问题。他身为中国总理，却口口声声“北方”、“南方”，怎能不令天下人耻笑？

　　冯、段终由貌合神离而至公然决裂。1918年元月，冯国璋意识到自己在京城的危险处境，乃使出金蝉脱壳之计，突然约见段祺瑞，声称自己也认为南方的态度恶劣，应该以武力讨伐。段祺瑞正愕然时，冯国璋更表示要亲自南巡，以激励北洋士气。然而，冯国璋托名“南征”，登上的却是往南京方向的列车，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忙令倪嗣冲在蚌埠阻截。结果，冯国璋垂头丧气被截回北京，做了段祺瑞的政治俘虏，从此自暴自弃，成了一个比黎元洪更窝囊的“盖印机器”。第二次府院之争，又以段祺瑞的胜利而收场！

　　1924年身着戎装的段祺瑞

　　第一次府院之争，段祺瑞胜利，并签署了对德宣战令，由于德国战败，客观上为段祺瑞争得了不少印象分，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第二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喊出的“北洋团结”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内战的动员，在这可耻的内战中，北洋各系的山头主义迅速滋长，以曹锟为首的新直系迅速崛起，并轻松击败段祺瑞的皖系，也结束了段祺瑞在中央的优势地位。

五、“军阀祸国”

　　段祺瑞虽然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天津会议上，督军团口口声声“北洋团结”，实际上却各怀心事。不久，冯国璋的直系遭到严重打击，冯本人被禁止出京，其心腹爱将李纯暴死。但是，段祺瑞的皖系并未因此而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曹锟坐镇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支足以抗衡皖系的力量，时人称之为“新直系”。在天津会议上，曹锟就已经唱了主角，要知道这种军阀会议，自然是以实力说话的。除曹锟外，关外张作霖的奉系也毛爪渐丰，虎视中原。可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激起了北洋诸将竞逐武力，使北洋进一步分裂，也为他自己种下了祸根。

　　冯国璋虽然暂时失败，心理上却没有放弃，一度想竞选下一届总统，但段祺瑞已决不容许他死灰复燃。1918年9月4日，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当选新总统，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此国会号称“安福国会”，显然冯国璋是被挤下台的。冯当初以副总统接任总统，本来就不够完美，如今偏偏还要举行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交接仪式，实在欲哭无泪。要知之前的三位总统，孙中山是让位，袁世凯是暴死，黎元洪是流亡，都未有过正式的总统交接仪式，偏偏冯国璋赶上了。他本是一个政治俘虏，心有戚戚焉，如今当众献丑，体味着世态炎凉，确是戚戚惨惨，因此他发表的退位文告中有“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之语。段祺瑞为持公平，也为了宽慰这位老朋友，乃同时宣布下野。按国际成例，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般来说，总统换了，总理也应随之换届的。因此，第二次府院之争对段祺瑞而言还有一大负面影响，即失去国务总理这一要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有利位置。

　　徐世昌为宽慰段祺瑞，特任命他为参战督办，次年改称边防督办，负责组织编练西北边防军。他遂以“参战”和“边防”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外债，购买军械，加紧操练兵马，准备继续贯彻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

　　然而府院之争虽已结束，其动因却依然存在。作为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希望和平统一，对国会顶礼膜拜。因为，惟有和平统一，总统才是完整的总统；而恢复国会，再通过法定的程序赢得选举，总统才符合民国的法律精神。段祺瑞则不这样想，一方面他是袁世凯的托孤之臣，要继承袁的遗志，以西南方面为叛逆；另一方面，他是北洋军的创业元勋，对北洋军有极强的自信，认为南方的军力不值一哂。然而，他同时也意识到北洋内部的不团结，因此，他编练新式的边防军，目的不仅在于西南方面，也在于北洋内部的异己分子。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开始自动裂变，根据将领们的籍贯属地、军学出身，甚或平日的交好程度，自然地形成诸多派系。段祺瑞和冯国璋素来在北洋系内有较高威望，在他俩的周围分别形成了皖系和直系，这也是最早形成的两个北洋派系。皖、直云云，是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籍贯，而其麾下的将领则未必如此。不久，张作霖在东北崛起，被称作奉系。皖、直、奉三系以及其他一些较独立的小军阀占据了除西南五省之外的大半个中国。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街头演讲

　　冯国璋为了殉“和平混一”的道义，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后只剩下了长江三督权充羽翼，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甘肃张广建、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等均完全倒向段祺瑞，直隶曹锟等也一度反冯而从段。但是，冯国璋对曹锟并未深责，他以直隶同乡的名义与之接纳，不久，曹锟对段祺瑞的态度即突然转恶。曹锟之所以与段祺瑞为敌有三个原因：一是曹锟驻节保定，离北京太近，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二是曹锟的力量已足够对抗段祺瑞；三是曹锟身边那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吴佩孚，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直皖战争爆发前，曹锟这个老好人还一度想避免战争，可吴佩孚非打不可，他也莫可奈何！

　　段祺瑞对日大举外债，使全国人民愤怒不已。当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屈辱消息接踵而至，又无不与日本相关，因此五四运动将亲日的政府视为众矢之的。段祺瑞十分厌恶此类学生运动，主张严办。徐世昌则对学生的表现表示理解，对段祺瑞主张严办的请示采取了“拖”字诀，且支持外交代表团不在和约上签字。在政治上，段祺瑞又输了一笔。

　　他主张严办学生，话说得轻松。但是吴佩孚在湖南发出的通电，在他听来，却比学生的呐喊可怕多了。吴佩孚不仅是北洋系军事上的后起之秀，就政治上的清醒和开明程度而言，也在北洋一枝独秀。他的学历不过是个不入流的秀才，以及武备学堂测量科的普通学兵，乍闻学生请愿，却能热血沸腾。他不仅大力搭救被捕学生，还义无反顾地给徐树铮等人拍电报，痛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他的电报越拍越多，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不仅就事论事，还不惜抛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和谈等。一时之间，国人视吴佩孚为民族救星，而在段祺瑞看来，吴却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吴佩孚的电报完全站在国家和人民的高度，与当时督军团的军人干政电报，正好黑白分明，高下立见。这些文字一方面宣告了一个英雄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北洋人物的虚弱。虽然吴佩孚当时只是湖南前线的一个师长，却气宇轩昂，仿佛立于高山之上；段祺瑞虽然贵为全国公认的最大实力派，却吞声语塞，仿佛堕于深谷之中。吴佩孚能以气驭文，其通电一登报端，马上洛阳纸贵传遍天下。他敢于直接唾骂王揖唐、龚心湛、徐树铮，敢于不避嫌疑地跟敌营的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会衔共骂，所骂皆天下人想骂而不敢骂，所做皆天下人想做而不敢做，因此即便在五四时期，他的声名之炽也决不在陈独秀、胡适等文化运动先驱之下。

　　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被吴佩孚骂掉许多，但他却不敢将吴佩孚如何，首先，吴佩孚身处前线，若激怒了他，只怕他会开关延敌；其次，吴佩孚和曹锟不分彼此，而曹锟近在肘腋，在天津的冯国璋与曹锟也暗通消息；最后，段祺瑞自己的左膀右臂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有矛盾，徐树铮要惩罚吴佩孚，而靳云鹏却抛出“软化曹吴”的主张。因此，段祺瑞这样一个声色俱厉之人，却不得不对吴佩孚这个无名小辈忍气吞声，先是让靳云鹏取代龚心湛任国务总理，又一度想用湖南督军的职位来贿赂吴佩孚。不过话说回来，吴佩孚还是给他了三分薄面，毕竟没有骂到他本人！

　　可是，倪嗣冲、张树元等仍强烈要求惩罚吴佩孚，他正在犹疑之间，不料吴佩孚竟然主动示好，拍电报恭贺靳云鹏荣任总理，于是大家在面子上扯平了。他知道嘴上功夫不算什么，要紧的还是实力，因此更加抓紧编练他的边防军。遑知吴佩孚也不复作口舌之争，而是直接要求撤防班师，北上抗日，仿佛知道了他的用意。吴佩孚一再要求撤防，都被中央拒绝。段祺瑞知道吴佩孚是名将之具，在前线足以御敌，回北方则必然给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任凭吴佩孚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请，他只管来个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吴佩孚终于忍无可忍，乃主动撤起防来，他的军队唱着他那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满江红·登蓬莱阁歌》，一路过长沙、武汉、郑州而回到保定，段祺瑞在路上设置的人马无人敢撄其锋。曹锟和吴佩孚会合后，先是占据京汉铁路各据点，又虎视眈眈，大有直噬京师之意。段祺瑞大惊，忙召远在外蒙库伦的徐树铮返京。

　　1920年6月，徐树铮回到北京，段祺瑞心中为之一宽，乃电召直隶、奉天、江苏三省督军进京开会，这也正是最令他忌惮的三个地方实力派。直隶曹锟当然不会身入虎穴，江苏李纯则托言生病告假，只有奉天张作霖来了。张作霖不仅来了，还慨然以鲁仲连自居，他提出的调停手段是：一、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二、免去徐树铮的筹边使；三、靳云鹏辞职。段祺瑞原则上同意了，张作霖便拍着胸脯保证道：“这样的话仲珊（曹锟）若还不想来，我就亲自去保定请他。”但是段祺瑞的性格缺陷随即暴露，他终究按捺不住对吴佩孚的怒火。当张作霖从保定返京后，段祺瑞突然提出“吴佩孚和徐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并要以擅离防守的罪名，褫夺吴佩孚的中将衔。张作霖自认为被段祺瑞玩弄，乃大怒而去，决心与曹锟合作。

　　当时的局势已如箭在弦上，双方压抑数月的口舌之争终于又爆发出来。段祺瑞悍然下令捉拿吴佩孚进京，着曹锟革职留任，并大肆表其三造共和与参战胜利之功。吴佩孚则不复指桑骂槐，毫不客气地痛斥段祺瑞为汉奸。通电原文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督理东三省军务时的段芝贵

　　都说梁启超的笔下有“魅力”，吴佩孚又何尝不是，他在这几年中的通电，都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激扬文字。如这一篇，比段祺瑞为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而以岳飞自比，这便是吴佩孚一贯的行文风格。

　　当时，段祺瑞已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总司令，刘询为第四路总司令。就边防军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精锐之师，不过它生不逢时，一者统帅段祺瑞政治上已经惨败；二者京津一带地域狭小，奉军入关，已与直军形成夹击之势；三者直军刚从前线撤防，富有实战经验，统帅又是天才的吴佩孚。直系的军队，当时已张“讨逆军”的大纛，直扑京师而来。

　　双方甫一交锋，直军被曲同丰的新式武器杀得溃逃一片，且被俘虏了一个整营。段芝贵闻讯，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夜就在琉璃河车站附近的一列花车上寻欢作乐。当夜大雨滂沱，曲同丰的大炮火药俱湿，失去效用。吴佩孚乃与士卒痛饮美酒，乘醉突袭了定国军的司令部，曲同丰被俘，段芝贵逃命。吴佩孚掩杀到定国军的第二道战线，将所有小山炮密布于前线，准备速战速决，打闪电战。有部将劝道：“如此大违兵法，若一战而败，则小山炮尽归敌手。”吴佩孚睥睨之。闪电战的一大原则即是不让敌军稍有喘息整理的时间，吴佩孚的为将之道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战争准备阶段，而真正作战时则一鼓而定。果然，“讨逆军”一战而胜，奉军则在杨村一带趁火打劫，定国军溃不成军，总参谋长徐树铮化装逃走。

　　直奉同时进入北京，首先宣布战犯名单：第一人即徐树铮，随后有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日本马上表现出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敏捷性，要求将徐树铮等定为国事犯，予以保护，被吴佩孚一口拒绝。但是曹锟等人认为，北洋是个大家庭，应念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于是对这些战犯皆网开一面。

　　段祺瑞是事实上的第一战犯，他既不愿逃，又不愿被俘。正进退维谷时，老将姜桂题来访，颇含怨怼地说道：“我早说你打不过吴佩孚，你非要打，结果落得如此下场，这都是徐树铮害了你呵。”他听毕羞愧无地，乃拔枪自杀，幸被侍从夺下手枪。死虽未死，却不得不宣布辞职。吴佩孚想将他迁于汤山加以保护和优礼，他则坚持要留在其在府学胡同的私宅，表示不离开北京。吴佩孚也就不曾难为他。

　　不久后，他还是避居天津日租界段芝贵的私宅。他整日吃斋念佛，但争名夺利之心全无稍减。其寓所依然门庭若市，其表现依然长袖善舞，他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实力人物之一。他秘密派段芝贵联络张作霖，派徐树铮交好孙中山，结成了一个半透明的三角同盟，以对抗直系。孙中山在向人解释为什么要跟段祺瑞这样的军阀合作时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不失为爱国军人，可以跟他联合。如果他跟我们一起革命自然最好，不然，就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

　　别人认为他是军阀，他却认为军阀是别人。他在天津礼佛，常与人喋喋不休：“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转世，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其实他不认为自己是军阀也有些道理，“军阀”一般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之武人，而他却始终雄踞中央，地方军阀正是他的一大攻坚目标。如今被“军阀”打败，忿忿不平，故有此言，也就不足为怪。

六、徐树铮之死

　　徐树铮对府院之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徐决不止是一个阴恻恻的小人。在民国初年，府院之争本有其必然性，徐树铮与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只是不能突破这时代局限性而已。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少时应科举失败，赴山东投奔袁世凯，未遇。但不经意间结识段祺瑞，却受到段的赏识，被留在段的身边做书记官，1905年被段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后，正式进入段的幕府，赞襄帷幄，这一年他才27岁。民国肇立，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以军学处处长的微职调理部务，将次长国民党人蒋作宾架空。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后，徐树铮更升任次长。袁世凯称帝时，他极力劝说段祺瑞反对帝制，被袁世凯免职。“二造共和”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以他为院秘书长。他处处维护段祺瑞的利益，为此与总统府的张国淦、丁佛言以及内务总长孙洪伊大打出手，甚至不惜与黎元洪针锋相对，成为府院之争的症结之一，为各派人士所忌，于是有“小扇子军师”的诨号。究徐树铮其人其事，可归纳为四大特征：

　　徐树铮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惨死对民国是一大损失

　　一是忠心耿耿。特指他对段祺瑞的忠诚。他是段祺瑞的第一亲信，他们的君臣之谊，较冯国璋和李纯更为亲密，与曹锟和吴佩孚差相仿佛。因为，李纯是冯国璋的忠臣，绝少有自作主张的时候；而徐树铮不仅是段祺瑞的忠臣，且能越俎代庖地为段祺瑞策划大事，段祺瑞对他则绝对信任。这一点，吴佩孚之于曹锟也是类似的。在陆军部时，段祺瑞并不常常到部视事，大小事务多委之于徐树铮。徐树铮说一不二，不徇私情，有时是连段祺瑞的面子也不给的。这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与小站练兵时的段祺瑞相似，真可谓人以类聚。

　　二是才华超群。他是北洋系中一等一的人物，有纵横捭阖之能。他记性过人，思维敏捷，口才绝佳，可以一边会客，一边办公，一边还拿电话与人说话，真可谓五官并用。他又是林琴南的门生，文字功夫过硬，写一手好诗词，是徐世昌“晚晴簃诗社”的诗友。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国家大势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并能组织策划重大的政治行动，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有儒将之风。如徐州会议和天津会议这两次北洋系重大的洗牌行动，其幕后总策划人都是他。徐州会议引发了张勋复辟，驱逐了黎元洪，玉成了段祺瑞的“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呼吁“北洋团结”，孤立了冯国璋，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因此，徐树铮在两次府院之争中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黎元洪、冯国璋和段祺瑞。天津会议后，他又出关连横张作霖，以对抗直系，自己则出任奉军副总司令。此外，臭名昭著的安福系，也是他组织起来的。

　　三是面冷心狠。徐树铮在国务院期间，素以不徇私情而闻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便是对段祺瑞本人，也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每次他到段祺瑞处报告公事，都是干净利索地交代完就走，向来不耽搁时间，也很少参加段公馆的宴会，更极少陪段祺瑞打牌。对段祺瑞如此，对别人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也有失公允，比如对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处处刁难，气得蒋百里在学员大会上拔枪自杀。他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大多投身南方的革命事业，在北洋系中多遭排挤，惟徐树铮是个例外。他面冷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心狠！1918年，第二次府院之争渐趋白热化，冯国璋援引北洋元老陆建章为高等顾问。陆建章先是策动甥婿冯玉祥反对对南方用兵，又策动吉林督军孟恩远反对张作霖，以对抗皖奉二系，为冯国璋清除路障。当时徐树铮正在为段祺瑞争取张作霖，对陆建章的拆台自然十分不满。在一般人看来，陆建章是北洋元老，无论有多讨厌，也决不至于该死。但徐树铮不同于常人，他竟然请陆建章赴鸿门宴，从身后开枪将其击毙，手段之毒辣令人侧目。然而一报还一报，7年后，他终于还是血债血偿。

　　曹锟、张作霖、李纯、王占元、赵倜、陈光远、马福祥、蔡成勋、王廷桢等人讨伐皖系及徐树铮的通电

　　四是好大喜功。徐树铮自视甚高，精力过人，亦好大喜功，其在陆军部和国务院的独揽大权，可谓路人皆知。然而其好大喜功，客观上却为国家立了一件大功劳。徐世昌任总统后，为将徐树铮调离段祺瑞身边，特任其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并兼外蒙善后督办，负责收回国家在外蒙的利权。民国初年，外蒙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虽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仅冠以“自治”之名，但实质上中国在该地区的利权已丧失殆尽。但是十月革命使俄国暂时无暇东顾，也使部分外蒙王公对赤色的俄国心生排斥，决定回归中国，但被外蒙“议会”否决。对徐树铮的任命正当此时，他知道自古以来军人最大的光荣便是开疆拓土，于是慨然赴任。1919年10月，他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挺进库伦，软禁了外蒙伪政权的一干人等。11月17日，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完全回归中国怀抱！徐树铮更驻军于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发动人民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从各个层面上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其中的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7年之久，这次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徐树铮此番功业，可与清朝左宗棠收复新疆相俦，只是民国政局太乱，终于不能保持他的胜利果实而已。

　　综上可见，徐树铮是个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他既纵横捭阖，播权弄非，又辟疆开土，功在国家，对他决不可片面论定，而应全面了解。然其最终惨遭横死，撇开江湖恩怨不论，实在是民国的一大损失。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息影津门达4年之久。这4年内，他与军政人物依然往来密切，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与此同时，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锟居然贿选总统，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而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军战败，被迫退出关外；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直系惨败，奉系进入北京。然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孙中山。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他们却权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

　　当时段祺瑞在天津的公馆门庭若市，奉、苏、鄂、浙、皖、闽、赣、豫八省联电拥他出山，他本人亦登高训话，大有舍我其谁之意。1924年11月24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所谓“执政”，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以避免府院之争，但翌年12月始又重设了国务总理。执政名义上是大权独揽，但由于段祺瑞今非昔比，除浙江卢永祥外已无兵可用，因此他这个执政处处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比之当年黎、冯、徐等几位总统受制于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此十分愤懑，经常不到府视事，在家中下棋打牌消遣。

　　但他争强好胜的秉性竟全无改变。孙中山应邀北上时，沿途演讲其“国民会议”的施政思想，并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段祺瑞视孙中山为政敌和“外人”，故反其道而行之。他针锋相对地抛出“外崇国信”之论，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针对“国民会议”，他亦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并付诸实践，在此“善后会议”上，他由“临时执政”变为正式“执政”。孙中山乘兴而来，却遭此反戈一击，身心俱废，不久病死。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竟未参加孙的致祭。其心胸之窄，竟至如是！

　　拥段祺瑞组织临时执政府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而已。

　　段祺瑞的处境如此糟糕，徐树铮为此忧心忡忡。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时，委徐树铮以特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意、美、俄等国。徐树铮在外国常登台演讲，由于他风度翩翩且博学多才，于文学艺术亦有颇高造诣，洋人对其印象极佳。这正是段祺瑞的本意，他除让徐树铮远离是非外，还要培养徐树铮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徐树铮心知肚明，故在各国均着力表现，处处显示政治家的风范。

　　徐树铮与冯玉祥是一对冤家死对头。当初，被徐树铮杀害的北洋元老陆建章，便是冯玉祥的娘家舅舅。陆建章被刺时，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段祺瑞为安其心，特升他为常德镇守使，授勋四位。冯玉祥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不仅绝口不提此事，反而自告奋勇调往福建前线与军政府作战。实际上，冯玉祥的城府极深，他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1924年，他阵前倒戈，害苦了吴佩孚，取了北京，软禁了曹锟。段祺瑞任执政后，冯玉祥的军队负责京畿的防务和治安，直接监控段祺瑞的动向。段祺瑞为人倔强，素来重英雄而轻小人，比如吴佩孚败走天津，段祺瑞就曾主动为他指点迷津，而吴佩孚也将自己的军械辎重留给段祺瑞。而段祺瑞对冯玉祥绝无好感，因此在冯、奉出现矛盾时，他总是偏向奉系。久之，冯玉祥对段渐生厌憎，乃利用京城的治安大权，对段祺瑞多加监守，使段祺瑞如坐针毡。徐树铮在国外闻讯，十分焦急，他觉得段祺瑞孤掌难鸣，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以共同倒冯。1925年夏，他从美国返回上海，即拜访张謇、孙传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计，并致电段祺瑞，拟晋京拜见。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极力反对他来北京，但徐树铮胆气豪壮，竟置之不理，终于北上不归之路。

　　徐树铮和冯玉祥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冯玉祥深藏不露，貌似粗豪忠厚，实则心细如发；徐树铮意气风发，看似白脸奸竖，实则磊落使才，胸无机心。因此，徐树铮与冯玉祥结怨，是他最大的不幸。

　　他到北京见了段祺瑞，即口称老师，行跪拜大礼，段祺瑞连忙回拜，二人相拥而泣。随后他告诉段祺瑞，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经和张作霖、孙传芳议妥。段祺瑞自然心中暗喜，但是嘱咐徐要小心从事，不料徐极端托大，竟然在办公室里跟梁鸿志大声说道：“你可即草拟讨伐令，我们要对付冯玉祥了。”这些话被冯玉祥的探报听到，冯玉祥闻讯便开始策划暗杀计划。更要命的是：徐树铮离京返沪之日，有人在段祺瑞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写：“又铮万不可去，去必死。”段祺瑞急令将纸条送徐树铮，当时徐树铮已登车待发，竟将纸条一笑置之。左右或劝他改乘汽车往天津走海路，徐树铮自重其政府官员的身份，务求堂堂正正，竟仍乘火车启程。故徐树铮难逃一死，也可说是咎由自取。

　　徐树铮并非毫无警觉，而是过于自信胆大。他去北京觐见段祺瑞，便刻意渲染自己“考察各国政治专使”的身份，待他离开北京，又自恃国家大员，认为冯玉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料，冯玉祥祭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合情入理的法宝，即由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参与刺杀，还天下以“替父报仇”的解释。当时，英日两国都不喜冯玉祥，冯玉祥为应对两国驻屯军的干涉，不惜动员其京畿驻军，并延请资深外交人士入幕。实际上，为了杀掉徐树铮，他已不遗余力。

　　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的专车抵达廊坊。负责刺杀的张之江乃紧急布置，先使列车停在廊坊车站，又郑重邀徐树铮下车面谈。徐树铮当即拒绝道：“要公羁身，不便下车。若张师长有事相商，可上车面谈。”据说，当时陆承武就出现在车前，一边散发“报仇雪恨”的传单，一边高喊“杀人犯，杀人犯！警察快来！”张之江早已化装为二等兵模样，混在普通士兵中，挥手示意将徐树铮强行拉下车来，推到车站以东100多米处，也即票房北角的台阶上，预伏在此的手枪营士兵一拥而上，将徐树铮乱枪击毙。

　　徐树铮之死虽有血债血偿的因素，然对国家却是一大损失，尤其考虑到他在外蒙创立的巨大功勋，更令人感到乱世不恤功臣的悲哀。徐当初离开库伦，是为了襄助段祺瑞对抗直系，此番回国，也是为了扶助段祺瑞渡过危局，其忠心可悯。他的惨遭横死，凸显出军阀混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当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即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可谓左膀右臂。但靳、徐向来不睦，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两人更势同水火，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吴光新避居日本，段所能依赖者，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如今徐树铮遇害，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他之一蹶不振，是想当然耳的事情了。“三一八”事件，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七、亲日派？

　　段祺瑞再次息影津门，自称“正道居士”。他在须磨街的住宅尚未显鞍马冷落，因为不时还有策士说客前来说项，有的更是劝他复出，他也未始没有此意，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北洋的黄金时代随着他的下台已经过去，执掌北京政权的先是北洋的旁枝——奉系，不久，他当年想以武力征服的南方革命党人北伐到黄河流域，迫使奉系改旗易帜，在形式上统一了南北。自此，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完全破灭。

　　好在，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勤奋的政治家。当初他任总长、总理或执政的时候，就保持着极其规律的作息规律。每天吃过早饭，就在书房里看公事，看完公事即赴其公署。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午睡，醒后会客，客来除交谈外，也常对弈几局。下午除下棋外，也起诗社，王揖唐、曹纕蘅、梁鸿志等酬和最多，并自编有一部《正道居集》，同时他也参加过徐世昌的晚晴簃诗社。晚饭则常同棋友或诗友一起，乘兴继续切磋。膳毕则照例打麻将，一般8圈到12圈，也不至于太晚。老朋友冯国璋、张勋等都是亲密的牌友，也有因会“打牌”而博得他的重用的，如傅良佐就被讥为“打牌打出的督军”。而督军团进京开会的时候，他家的牌局最为热闹，许多军政大事，都决定于牌局之上，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由上可知，段祺瑞对公务是相当懒散的，好在有一个精力充沛又足智多谋的徐树铮做他的军师，否则，诸如府院之争那样繁琐的权力斗争，以及督军团会议那样的复杂人事，他是吃不消的。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不良嗜好，麻将虽是一大弊事，但亦非通宵达旦；而围棋与诗社，则是传统士大夫的共同爱好。他对围棋非常痴迷，水平也很高，长子段宏业受他影响，棋艺堪称国手，曾得到过日本的段位。他还养了一批国手陪自己下棋，如易敬羲、张国英、刘有碧、汪云峰、顾水如等，但最为后人熟知的则是吴清源。1925年，吴清源由顾水如引见给段祺瑞，当时才11岁，不料首盘就把段祺瑞杀得溃不成军，从此吴清源常出入段府，直到东渡日本。吴清源曾回忆道：段祺瑞最擅长的手法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地中活一小块，并自称为“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日本在东北扶植满洲国时，他曾以棋喻事：“搭个小房子可以，据为己有就不行了。”他如此痴迷围棋，令徐树铮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至于他为什么喜欢围棋，可能是因为家乡合肥一带棋风甚盛，如他的父辈刘铭传就是此道高手，并有棋谱流传至今，而李鸿章一族中也不乏围棋好手。

　　段祺瑞晚年像

　　如今，他退隐津门，自然更有时间打点棋艺，生活也不会太过无聊。但是，不久后有了麻烦事，那便是日本人的拉拢。日酋土肥原一直想拉他出山，以在华北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日本人找到他，请他“调停”中日关系，有“就地停战”之语，他回答道：“我们在野之人，若要出面调停，说话就要有根据。以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非易事。当局若问到东三省，将如何答复？如今中国军队士气之高，不下于关东军。若说停战，也应由日军先停，因为是日军先开战的。”当时，他的旧部王揖唐企图为日本说他出山，被他疾言厉色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日本人之所以倾力拉拢他，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亲日派。早在袁世凯死后，他便已经迎合日本的“经济援华”政策，谋求所谓“中日亲善”。他之所以力主对德宣战，也是为了取得日本的借款。从1916年底开始，他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具体操作借款事宜，借得的款项名义上用于“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际上用于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5月，他又派徐树铮、王揖唐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军，并可指挥中国军队。此一协定的签订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也加快了北洋系内部的分裂。不久，吴佩孚挥师北上，将他赶出了北京。4年后他东山再起，又与张作霖一道采取了亲日反苏的外交政策。

　　然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亲日派吗？当年袁世凯召集会议讨论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满堂文武或主张接受，或沉默不语，惟有他段祺瑞，虽然身已下野，却愤怒地通电各省，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第二次府院之争时，一次冯国璋约见段祺瑞，问他为什么要向日本举债而打内战，将来如何偿还等等。段祺瑞回答道：“政府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处处缺钱，不举债怎么办？至于还债的问题，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还便是！”

　　他在袁世凯时是赳赳武夫，到了冯国璋时反倒成了雌黄小儿。外债哪里可以不还？结合他后来抛出的《外崇国信宣言》来看，这不过是一席狡辩而已。他一意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攘外必先安内，无钱无饷，是决然做不到的。他的亲日并非出于对日本有多少感情，而是身为弱国总理（或“执政”）的无奈何之举。当时，国际上的几大势力在中国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英美较为接近冯国璋、徐世昌，而苏联支持孙中山、冯玉祥，那么，“亲日”这个最令国人厌恶的名头便只有由他段祺瑞来背了！

　　所以，他一旦身为布衣，便恢复了他赳赳武夫的血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日本人的拉拢，使他当年保定军校的弟子蒋介石大为担心。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派钱永铭迎他南下，22日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到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甚恭。次日，蒋介石又陪他拜谒了中山陵。之后，他谢绝了蒋介石提出的留居南京的建议，以探望女儿为名，赴上海定居。他买不起像样的私宅，只好寄寓在霞飞路的陈调元公馆，依旧吃素念佛，下棋作诗。南京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家用，得以维持一大家子和一干部旧的生活。

　　他到南京之初，蒋介石便想藉他之口激励民众的士气。在记者面前，段祺瑞慷慨陈词：

　　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方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念，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几日后在上海，又一次面对记者，他说道：

　　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此时的他，可何尝有一点“亲日”的样子呢？

　　1925年6月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者在中华门前（原中华门在现天安门广场处，50年代拆除）

　　他在上海依然冠盖云集，不惟蒋介石常来奉教，如章太炎等名流，亦常来府上拜谒。人虽驳杂，但他始终超然处之，有人劝他与杜月笙接洽，他不加理睬，也从未雇佣保镖。1935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然一直未就职。据说，蒋介石一度有意拥他为总统，自己任副总统，此说未必可信。

　　1934年春，他突患胃溃疡，经治疗后暂愈。随后由蒋介石安排赴庐山调养三个月，车马劳顿，身体转弱。1936年暑间，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致腹泻数日。入秋后腹部又感不适，吐血便血，确诊为胃溃疡复发。这时，医生劝他开荤增强体质，他说：“人可死，荤绝不能开！”10月下旬，李思浩自华北来，谈及长城内外国土日危，段祺瑞听后十分悲哀，病情转重，数日后即不治而逝。

　　他临终留下遗书，内讲“八勿”，忧国忧民之心，复兴中华之志，淋漓满纸，文曰：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他的葬礼依照佛教礼仪，当日上海下半旗致哀，各界显要纷来吊唁，挽联之中，亦可见当年仇敌的名字，如冯玉祥致联云：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而吴佩孚的挽联更佳：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众人随其长子宏业的意见，移柩北上，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宏业在八宝山寻找坟地，但始终不能如意，遂一直拖延至日军进城。日军强行征用卧佛寺，段的遗体只好匆忙下葬在西郊一块普通坟地。50年代初，又移厝清河镇。1963年，其侄段宏纲和章士钊又为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章士钊为题写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日本人不仅令其死后都不得安生，且强行买走其后人在北京的房产，强行收购其子宏业任总经理的井陉煤矿。段祺瑞生前号称“亲日派”，日本人却对他如此凉薄，对世人而言，真是一个深刻的警戒！日本作为蕞尔岛国，哲学土壤贫瘠，只知惟力是视，趋利往来，全然不知攻城攻心之术，因此纵然带甲千万，也休想征服一寸土地！这样的国家，漫说中华哲学中的“王道”、“霸道”，就是“兵者诡道”都是谈不上的！

一、“绿林学校”

　　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由于其军政大权一直被北洋集团所把握，故通常又称作北洋政府时代。然而，这17年中更迭的七位国家元首，却并非都是北洋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诚然是百分之百的北洋派；但黎元洪出身南洋新军，日后虽在北京政府贵为总统，却与北洋派格格不入；张作霖则晚至民国元年才被编入北洋系的军队，充其量只是北洋系的支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七位元首中，袁、黎、冯、曹、段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是从前清正规的新式军队中磨砺出来的；徐虽是文官，却有襄赞小站练军的经历，被北洋诸将奉为长官；惟独张作霖，是以绿林响马的身份接受招安，然后混迹于杂牌军，最后才整编为正规北洋军的。

　　相比之下，张作霖显然是这七位元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张作霖时，询问他曾在哪里读过书，张即幽默地回答道：“绿林学校。”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家境赤贫。8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境更加窘困，全家遂逃荒至广宁县，为人做工度日。13岁时，他在别人家私塾外偷听，感动了先生，遂得到免费读书的机会。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极为重要。他对这位汤景镇先生十分感激，后来便请他做儿子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张作霖题刻

　　他迫于家境，不能专力读书。他卖包子，做货郎，也给人家放过猪，但都没什么成就，直到后来在营口学做兽医，才取得了一点成就，在远近有了一点名气。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绿林人物叫“钻天燕”，慕名来找他医马，他手到病除，名声于是大噪，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但由于他从小就跟父亲进赌场，早已沾染上这一恶习，所得钱财大多赔折在内。有一次，他输到心头火起，便一刀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来，掷于案上作注，赌友们大惊失色，忙把钱全数还了给他。

　　甲午战争期间，他浪迹于辽西一带，常为宋庆的毅军部队医马，以此投入军旅，在马玉崀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因为熟知马性，精于骑射，不久提拔为哨长，白马红缨，春风得意，娶了当地乡绅赵占元的女儿。但他这一段行伍生涯很短，不久中国战败，毅军回防直隶，他即留在了辽西。当时国家新败，奉天首当其冲，散兵游勇与流氓无产者到处抢劫，乡间几无宁日，各地遂出现“保险团”的组织。保险团并不同于团练军：团练军是准官兵，是朝廷允许和鼓励创建的地方自保武装，如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由团练军发展壮大而来的；而保险团以收取保险费作为保护乡民的条件，事实上是一种黑社会组织，即通常所谓之“胡匪”或“绿林”，向为朝廷所禁止。大致说来，保险团有似梁山泊，依盗贼而自壮；团练军好比祝家庄，赖官府而图强。

　　然而，保险团的表现也各有不同，这正如《水浒传》中的“四大寇”，宋江是“替天行道”，方腊、田虎、王庆则是穷凶极恶之辈。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资助下，拉20多个弟兄组织起了保险团。他这个“大团”负责附近七八个村子的治安，不仅能保境安民，且能抵御外侮，是个合格的小梁山泊，受到了乡民的称赞和信任。然而，他虽是个合格的“宋江”，相邻地区却有更多的“方腊”、“田虎”、“王庆”。比如，附近中安堡有个大团，首领叫金寿山，手下100多人，控制20多个村子，在小王国内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最后，中安堡的乡民只好求助张作霖。张替天行道，马上去把金寿山给赶走了，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27个村子，手下兄弟增加到40多个。不想金寿山不肯善罢甘休，趁大家过年时发动了突然袭击，张作霖落荒而逃，他的好兄弟汤玉麟和孙大虎背着他的妻女随他逃出，其余兄弟也逐渐来会合。他们稍做休息后，决定去高坨子投奔绿林前辈冯德麟。冯德麟手下有千余人，是辽南规模最大的保险团，而最难得的是他打出了杀富济贫的大旗。

　　但是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缘分还未到，他途经八角台时，遇到了一个独具慧眼的秀才张程九。张程九是八角台的乡绅，在当地属于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认为张作霖北人南相，言谈不俗，有心要留住他这个人才，便将张作霖的40余人编入了当地的保险团，并由张作霖做头把交椅，原来的头领张景惠作副。他们虽实为绿林，却也自称团练，故张作霖此时的徽号是“团练长”。此时，他有了70多个弟兄，并有了一个富庶的商镇八角台作大本营。

　　《辛丑条约》签订后，地方局势渐渐平复。张程九是个读书人，他以团练的标准去衡量“保险团”，认为既然局势已经稳定，团练就该解散。可他又无从安置这生龙活虎的百十号人，遂去拜见新民知府增韫，表示愿将团练交给政府。增韫听他对张作霖赞不绝口，很感兴趣，便招来一见，结果他一见张作霖聪慧儒雅的样子便很喜欢，马上便答应收编。恰巧此时盛京将军赵尔巽深以“胡匪”为患，正令张锡銮派员招抚。因此，张作霖之“受招安”是十分顺利的。

　　可有一点他与宋江一样——受招安后，就得征方腊。他得到官府的支持，在八角台招兵买马，大量收编绿林队伍，如张作相、薄振声、叶景全、薄芳庭等均来投奔。此时，他已有400弟兄，乃正式受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他任帮带，统率五哨人马，仍驻八角台。翌年又升任管带，移驻新民府，奉令剿杀各绿林山头，如王六哨、杜立三等均覆没在他的手里。

　　剿灭杜立三可看出他手段之残忍。杜立三是一支势力较大的绿林，张作霖自知不敌，遂在杜立三的族叔杜泮林身上下功夫。老举人杜泮林自然不希望自家出个盗贼，乃力劝贤侄接受招安，并说张雨亭便是好榜样云云。结果杜立三真的带人来投，不料却被张作霖灌醉后全部杀死，他收编江显真等五大哨也是用这样的手段。不久他以剿匪有功升任巡防营统领，因此，说他用绿林同道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也是毫不过分的。当他进省城谢恩时，总督徐世昌派周树模代为接见，周树模问他为何愿意受招安，他直截了当地答道：“为了升官发财！”

　　此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决心在东蒙一带移民屯田，以对抗沙俄的鲸吞蚕食。然而，蒙族牧民因牧场被占，奋起反抗，渐至形成匪患，著名的有白音大赉、牙仟驱、陶克胡克等。1908年，徐世昌在增韫的推荐下，派张作霖移驻奉天西北的通辽、洮南一带，以发挥他骑射的特长，对抗来去如风的蒙匪。洮南一带系干燥的沙漠，草长逾尺，毒虫四处，饿狼遍野，条件之艰苦，至于无法完成侦察工作，斥候兵往往人死了马跑回来。蒙人对这一带自是十分熟悉，可以来去如风，经常打官兵一个措手不及，张作霖本人也曾经遇险，九死一生。起初，他对此一筹莫展，经年无功，遂被朝廷褫夺了顶戴，命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他于是结交了绿林豪杰安遇吾，委托他打入蒙匪内部，以破获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动路线。安遇吾是荆轲那样的侠客，找到关系进入蒙匪内部，顺利地画好了地图。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还想刺杀一两个蒙匪头目，不慎事泄被杀，尸体被肢解。蒙匪将安遇吾的尸体送给张作霖以示威，大家在为安遇吾入殓的时候，发现安的身上有个伤口，里面藏有地图。张作霖就用这张地图击溃了蒙匪，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仟驱投降、陶克胡克逃往西伯利亚。张作霖以这件大功升任九营统领，原驻洮南之孙烈臣部也归其麾下，部众达到3500人，兵精马多，成为东北一支劲旅。他为了感谢安遇吾，十分照顾安的两个儿子。但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两个年轻人不愿接受报答，甘愿飘然离去。后来，他们仍然混迹绿林，以行侠仗义为己任。

　　如安遇吾这样的侠客，春秋战国以后就很少见了。清末的革命党人，为刺杀权贵，甘于杀身成仁，是可歌可泣的烈士，却不是重义轻生的侠士。侠士的要旨在于一个“义”字，如大刀王五与谭嗣同这对好友，一个是侠士，一个是烈士，气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安遇吾仅为了与张作霖的朋友之义，就甘愿身涉险地，虽死无恨，正是古时侠客的风范。而这样的人物，往往遁迹于绿林中。张作霖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保险团中脱颖而出，成为绿林“总瓢把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义”字。显然，他本人也是一个大有侠客风范的人。

　　他说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幽默之余，却也十分贴切。他只上过一点私塾，无论成名前后均无广泛读书的可能性，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市井之间最流行的说书演义，诸如他的能力、气度、义气，固然有天生的成分，但未必就没有这些说书演义的影子。评书艺术精彩绝伦，多带有草莽豪侠之气，对人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觑。张作霖的一生便是一部传奇，日后编入评书演义，也是很自然的事，这就决不是段祺瑞等人所能比拟的了。

二、东北王

　　张作霖在关外受朝廷招安的时候，朝廷已经日薄西山了。然而，作为一个出身绿林的人物，生当乱世并非坏事，此时他已拥有一支精锐的武装，身经百战，野心勃勃，对奉天乃至东北都有强烈的征服欲望。

　　他要扫除的第一个障碍是革命党人。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有取天下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便是在东北起事，然后直迫北京。自1904年留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军以来，革命党人在东北的活动是有传统的。到1911年5月赵尔巽回任东三省总督时，奉天已有一大半落在革命党人手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加上为赵尔巽训练新军的蒋方震，以及奉天本地富家子弟张榕，这些著名革命党人占据着新军中的要职，在奉天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由于辛亥革命后，为防备别省革命党的活动，吴禄贞奉调正太线，张绍曾奉调滦州，剩下蓝天蔚和张榕留驻奉天，实力有所削弱。

　　武昌起义后，奉天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即蓝天蔚之新军第二混成协，因此其起义条件不在武昌之下。然而，蓝天蔚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生怕急则生变，因此一直隐忍不发，等待时机。他拟与驻石家庄的吴禄贞、驻滦州的张绍曾，以及山西的阎锡山同时举事，结果吴禄贞被刺杀，此事遂告流产。此时距武昌首义已将一月，他才准备在奉天一省发动起义。11月7日，张榕、柏文蔚等人推举蓝天蔚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拟驱逐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赵尔巽获悉后十分恐惧，准备逃走，但袁金铠认为，新军虽已不可用，正可重用巡防营旧军。赵尔巽遂密调后路巡防营吴俊升部自辽源驰援奉天。

　　这个重要的情报被张作霖探知。张作霖早有图省之志，故在省城安排有密探。如今得到这个消息，即刻亲率七个营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洮南直驰奉天。在路过辽源时，吴俊升出城迎接，竟还不知道此事，他也虚与委蛇，刻意隐瞒。到了省城后，他即面谒赵尔巽，声称听说局势紧张，生怕总督陷于危境，故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罚云云。赵尔巽正望眼欲穿，不仅不责怪他，且令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如此一来，他一下子增加了一倍的兵力，有了15个营的人马了。

　　蓝天蔚错失良机，贻误大事，此时竟还奢望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11月12日，他与吴景濂等人组织了保安会，邀请绅商200余人到会，准备以表决方式通过奉天独立的方案。赵尔巽亦携张作霖到会，且在会场内外布置了人马，持枪待命。吴景濂等人倒也不惧，仍旧慷慨陈辞，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马上予以反驳，张作霖则将手枪置于案上，予以公然恐吓。革命党人与倾向革命的议员见状，均愤然离去，此议遂告流产。不久保安会复会，袁金铠以副议长身份主持，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推举赵尔巽为会长，伍祥桢、吴景濂为副会长，袁金铠为参议长，蒋方震、张榕为参议副长。于是，保安会成了保皇会，张作霖成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进一步取得了军事实权。

　　翌日，赵尔巽即褫夺了蓝天蔚的兵权，令聂汝清暂兼第二混成协的协统，令蓝天蔚赴东南各省考察。蓝天蔚很不情愿，张作霖便拔枪相向，被赵尔巽劝开，如此，蓝天蔚便不得不走了。事实上，当蓝天蔚试图有所作为时，第二混成协已完全不听从他的号令了，由此可见他对新军的策反工作几乎毫无成效。

　　蓝天蔚走后，张榕落单。张榕曾与吴樾一起刺杀使洋五大臣，在革命党中声望很高。他为人机智且有感召力，故因刺杀案件被捕入狱后，狱吏居然与他一起逃亡到日本。他本是奉天的富家子弟，颇能以家产资助革命，因此实为奉天革命党中第一要人。他与张根仁、柳大年等人组织了奉天联合急进会，自任会长，密谋起事。但他为人过于光明磊落，毫无保密意识，故其一举一动，均为赵尔巽所掌握，赵尔巽便命张作霖负责监视张榕。不久南北议和，赵尔巽便主动找张榕要求讲和，张榕自然应允。1912年1月23日，袁金铠怂恿张榕请客吃饭，张作霖也到场，但被袁金铠借故支开。筵席散后，张榕在回家途中，即被张作霖所害。张作霖迫不及待要杀张榕，还有一个原因，即觊觎张家的财富，故张榕死后，他马上就查抄了张家，并因此株连了100余人。他出身绿林的嗜杀本性，在此事中体现无遗。但赵尔巽对他极其嘉赏，保奏清廷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授统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

　　那个贻误战机的蓝天蔚，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关外军政府大都督，节制北伐之沪军及部分海军，驻节烟台，准备进攻辽宁半岛。此时听到张榕死难的消息，极为悲愤，于二月初攻入大连，暂设都督府于此，与张作霖等部激战连日。不久，清帝退位，南北妥协，双方遂停战。不久，黄兴饬令东北保持现状，蓝天蔚遂辞职南返。1915年洪宪帝制中，他又曾潜反辽沈，拟推翻张作霖，事泄反被通缉，遂南下广州襄助孙中山。他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优柔寡断，使革命党人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坐失东北，对今后中国政治格局之影响不容小视。

　　革命党的势力被清出奉天，张作霖取得奉天的军权，现在他要清除的下一个障碍，便是他的顶头上司——奉天都督。第一任奉天都督张锡銮是袁世凯的好友，张作霖和冯德麟都是他间接招安来的，有些像《水浒》中的宿太尉。但是，张、冯手握重兵，又都是桀骜不驯的绿林人物，对有人凌驾在自己头上十分不满，言谈举止之间毫不保留。可怜张锡銮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对此实在不堪忍受。加之张作霖曾被袁世凯接见过一次，身价为之倍增，其府邸日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成为奉天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张作霖还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说：

　　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他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承总长相待甚优，与吴俊升对调一节，极所赞同。谨率全军驻防荒僻，以俟钧命。但愿早脱奉省，以免祸至无日。

　　张作霖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居功讨赏，实际上便是冲着督军之职，而所谓“与吴俊升对调一节”，实则是一种威胁，意思是若敢“对调”，则必然自由行动，到时“祸至无日”，后果自负。其枭雄本色跃然纸上，但是袁世凯和段祺瑞这种正规的军人，根本看不上张作霖这种绿林出身，因此当张锡銮迫于压力请辞的时候，袁世凯仍不愿委张作霖以都督，而是派段芝贵入督奉天。

　　段芝贵字香岩，人称香帅，既是袁世凯的宠臣，又是段祺瑞的同乡本家。袁世凯称帝时，封张作霖为一等子，比段芝贵的一等公差之远甚。张作霖固然不能拒绝段香帅上任，但他有自己的办法。他一方面搜购珍奇古玩，以结段氏的欢心，另一方面则借口不愿给人作“子”而拒绝封爵，并请求辞职。事实上他以区区第二十七师师长的身份得封爵位，已是天大的恩宠了。可他既然提出辞职，段芝贵便不能不置之不理，因为将领的所谓“辞职”其实就是自由行动的同义词。不想段总督亲自登门造访，他却闭门不见，这样一来，段芝贵在奉天就呆不住了。

　　段芝贵先是请袁世凯为周旋说项，袁世凯乃欲委张作霖为绥远都统，被张拒绝。袁世凯遂召张作霖进京，劝他率兵南征，并许诺事成后封公爵。张作霖佯装同意，但取得军饷军械后又突然变卦，与冯德麟唱了一出黑白脸，由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进城逼宫，张作霖则代表二十七师劝段芝贵暂避风头。段芝贵是著名的贪官，他自知奉天非久留之地，遂携巨额官款逃回北京。张作霖则马上公开段芝贵贪污之事，誓欲为奉天父老讨还公道，接着又模仿蓝天蔚等人的旧例，组织了新的奉天保安会，宣称“奉人治奉”，以独立要挟袁世凯。袁世凯无奈，只好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以冯德麟为军务帮办。

　　袁世凯考虑奉督人选时，征询了段芝贵的意见。其实当时的人选只有张作霖和冯德麟二人，而段芝贵对唱黑脸的冯德麟恨之入骨，故推荐了张作霖。袁世凯对张作霖的印象向来不错，亦表同意，遂发布了任命状。不久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张作霖遂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奉天为东北最重要的一省，取得奉督地位，鼎定了他日后成为东北王的基础。

　　但是他就任奉督，惹恼了那个绿林前辈冯德麟，这便是张作霖要排除的第三个障碍了。冯德麟是秀才出身，远比张作霖“高贵”；在绿林时已拥众数千，非张作霖的小打小闹所可比拟；而受招安后的地位也一度在张作霖之上。张作霖以征讨蒙匪有功，在徐世昌的提拔下，得以与冯德麟同为巡防营统领。此后二人地位相当，关系也相当融洽。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冯德麟固然可以在双簧戏中唱黑脸，让好兄弟张作霖唱白脸，但后来一知道是被张给利用了，这一气便非同小可，何况这个昔日的绿林晚辈竟摇身一变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可忍孰不可忍！袁世凯和段芝贵分别以张、冯为正副职，也未必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于是，在张作霖就职那日，冯德麟便未去道贺，当然也拒绝接受帮办之职。张作霖可以对张榕痛下杀手，对段芝贵爱理不理，却不能对冯德麟略有怠慢。他连忙亲自登门拜会，说了不少低声下气的话，不料冯德麟还是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即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与督办公署完全一样，内设参谋长及四课，其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张作霖自然不会同意，便电请袁世凯出面解决，不料冯德麟也以辞职要挟袁世凯。袁世凯乐得坐山观虎斗，将奉天的问题束之高阁。于是，冯德麟率五营人马浩浩荡荡开入省城，准备正面与张作霖争雄。张作霖闻讯，立刻亲自来拜会，晚上且在将军署宴请冯德麟，不料冯德麟到时未至，张作霖只好把酒席抬到冯的司令部，并召十余歌妓助兴。但冯德麟铁了心要做奉天之主，张作霖越毕恭毕敬，他就越趾高气昂，翌日他即令财政厅拨款50万为编练飞行队之用，并电请袁世凯要求增招七营兵力等等，更与吴景濂等人联合，准备驱张讨袁，响应南方。张作霖于是对南方人十分敏感，曾通令驱逐行政机构中的南方人，不久黄兴、蔡锷病故，举国痛悼，他竟禁止奉天举行悼念活动。

　　冯德麟始终不予让步，他也始终不愿对冯德麟动武，只好向中央电请辞职。但此时袁世凯新丧，新政府无暇过问此事，他又只好请吴俊升做调人，结果吴俊升被冯德麟骂了出来，因为吴俊升口口声声称张作霖为“将军”，惹得冯德麟大动肝火。最终迫于无奈，张作霖只好答应冯德麟的苛刻要求，其中包括由他亲率二十七师营长以上军官赴二十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张作霖能屈能伸，真的登门致歉，倒使冯德麟有些过意不去，二人和吴俊升等打了几桌麻将了事。

　　但道歉并不能解决问题，冯德麟仍是不能满意，又不好提新的条件，便以辞职为要挟。张作霖只好问冯：“麟阁，条件都依了你，请问你到底还要怎样呢？”冯德麟这次说了实话：“兼任省长！”

　　在北洋政府时期，省长固然是督军的傀儡，但若是冯德麟这样的实力派做了省长，便不止不会是傀儡，肯定将张作霖挤作傀儡了。因此，对这个条件，张作霖是万万不会同意的。双方剑拔弩张，武斗一触即发。此时，段祺瑞为专力对付南方，请赵尔巽来奉天做调人，还召开了一个盛大的调解大会，但仍毫无效果。然而张作霖却因此与段内阁进一步靠近，成为督军团的一员，有了一个大靠山。

　　奉天的内部矛盾最终需要外部解决。诚如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一样，冯德麟和张作霖的对立也是十分刻意的，往往是张往一个方向，冯则必往相反方向。因此，当张作霖加入段祺瑞之督军团时，冯德麟则通电拥护黎元洪。而当黎元洪召张勋进京时，他也携一支人马，冒冒失失地进了北京。他无非想立勤王之功，走中央路线，以取代张作霖的地位，不料张勋复辟转瞬即败，他自己也成为阶下囚。

　　复辟失败后，冯德麟乔装逃出北京，在天津站被捕。这个消息令张作霖喜出望外，即刻令孙烈臣为二十八师师长，另编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但他始终不忘绿林人物的那个“义”字，要求中央对冯德麟网开一面，然冯德麟虽得自由，却已无一兵一卒，毫无危险性了。不久段祺瑞封冯德麟为“山陵守护大臣”，负责守护清朝入关前的祖宗陵墓，从此冯田多地广，乐得做一个富家翁，而与政治绝缘。张作霖则通过对冯德麟的有情有义，得到了二十八师官兵们的认同。

　　清除了冯德麟这个劲敌之后，他在奉天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接下来，他便将目光投向了黑龙江和吉林。他对此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因为东三省在前清只有一个总督，而治所在奉天，因此黑、吉自当听命于奉天。事实上，民国的督军和前清的总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他要称霸图强，故强词夺理，偷换概念，也就不足为怪！

　　他欲谋黑龙江已久。洪宪帝制时的黑龙江督军为朱庆澜，任第十七镇统制时曾驻奉天，当时地位比张作霖高，很看不起张作霖。此时张作霖想控制黑龙江，就必须驱逐此人。他于是极力拉拢驻黑龙江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许以未来的黑督职位，怂恿他制造事端。许兰洲便鼓动齐齐哈尔的旗人通电反对朱庆澜，揭发他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袁世凯为息事宁人，遂将朱庆澜调任广东省长，同时调毕桂芳为黑龙江将军兼巡阅使，许兰洲竹篮打水一场空。督军团反黎元洪的时候，许兰洲也宣布独立，不过他不是对中央独立，而是对毕督军独立。毕桂芳只好同意以省长相让，仅保留督军之职。尽管如此，许兰洲都不知足，竟勒令毕桂芳24小时内离境。毕桂芳一走，段祺瑞在征询张作霖的意思后，任命自己的老乡、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为黑督，许兰洲依旧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鲍贵卿任黑督，使黑龙江成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后来的两任督军孙烈臣和吴俊就都由张作霖直接委派了，而许兰洲则被张作霖调入奉天，成为自己的参谋长，结果也不算太坏。不过，许兰洲在黑龙江的地位和当年张作霖在奉天是类似的，且无冯德麟那样的竞争对手，他做不了督军，必然也与自己的能力有关。

　　黑龙江到手，接下来是吉林。当时的吉林督军是孟恩远，此人出身袁世凯的小站陆军，在吉林驻扎多年，根深蒂固，非黑龙江的那些督军可比。张作霖先是告发孟恩远在张勋复辟中从逆，段祺瑞遂调孟恩远为诚威将军，调田中玉为吉督，但孟恩远置之不理。1918年，徐世昌刚上台三天，便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张作霖过问吉林事务合法化。此时孟恩远已年逾花甲，不想作战，但他的部下高士傧等人强烈主战。不久张作霖大军压境，孟恩远自知非敌，乃密电张作霖表示愿交出吉林。奉军进入吉林，鲍贵卿转任吉林督军，孙烈臣接任黑龙江督军，东北三省遂归张作霖所有。从此，山海关外成为半独立的王国，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三、逐鹿中原

　　张作霖有枭雄之谓，自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偏安一隅的东北王。他通过参加督军团，击败了第一号竞争对手冯德麟，得以独霸东北，且依附于段祺瑞，结螭于众督军，借中央以震慑地方，借地方以抗衡中央。东三省地处东部，迫近京师，毗邻海洋，其地缘优势非西南、西北等边陲地区所可比拟；又山高皇帝远，进可攻，退可守，有似于东周时的秦、楚二国，腾挪空间远较中原诸夏要广阔得多。这也是他逐鹿中原的最大本钱。

　　他依附段祺瑞，段褀瑞则自命清高，始终视他为绿林草寇，只是顾忌他军力强盛，不敢小觑于他而已。1918年，冯玉祥在湖北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段祺瑞对此束手无策，只好遣徐树铮赴奉天请张作霖出兵。张作霖对逐鹿中原早已跃跃欲试，如今自是满口应承。但他首先派杨宇霆在秦皇岛港口劫走段祺瑞新购的27000支步枪，然后向中央抱怨道没有军火无以南征，故先斩后奏云云。段祺瑞只好由得他去。

　　当初张勋复辟时，除张勋的“辫子军”外，冯德麟的“胡子军”也给北京人留下了较差的印象。因此，此次张作霖的军队刚进北京，市民即极为恐慌。张作霖连忙发表通电，说此胡子非彼胡子，保证不会扰民云云，京师人心始定。张作霖遂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宣布组成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总司令且代行总司令职权，这标志着他正式与段祺瑞结盟。

　　沈阳张氏帅府

　　但张作霖是个桀骜不驯之人，他驻扎京师，仍不辞反客为主地继续劫掠段祺瑞的军火。段祺瑞的财政本来就紧张，为此只好向日本举债，军火也多购自日本，以膺南征之用，如今张作霖兵未渡河，军火却一劫再劫，实在太过跋扈。徐树铮遂在汉口成立奉军前敌指挥部，将入关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准备与南方开战。张作霖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做炮灰，便将三个奉军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从前线调回，并要求撤回被推上前线的奉军。张作霖之别有用心，已是昭然若揭，徐树铮对此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段、张之间矛盾形成。

　　张作霖查出徐树铮把从中央代领之奉军军费500多万元的大部分，用于编练皖系的参战军和组织安福国会的选举，发到奉军手上的只剩180万元。他盛怒之下，遂免去了徐树铮的奉军副总司令职务，且要求段祺瑞发还欠款。段祺瑞虽认为张作霖劫扣军火无礼在先，却不敢激怒他，只好答应清欠。然中央财政状况不佳，无钱可付，只好从徐树铮新编练成的5个混成旅中，拨出3个移交给张作霖。徐树铮是军事人才，于训练军队颇有成效，故张作霖的军力则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不过，徐树铮对此耿耿于怀，对张作霖暗起杀机。

　　张作霖的第一次挥师入关虽然短暂，但新的机会转瞬即至。段祺瑞不断的对日举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就连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在湖南前线连续发出通电，谴责段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亡国政策。吴佩孚虽只是个师长，却是北洋军在前线的中流砥柱，也是曹锟新直系的中坚人物，段祺瑞对他不敢稍假辞色，只能在暗地里布置兵力，以防其倒戈。而曹锟早已联络了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河南赵倜，以及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等七督，召开联盟会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指桑骂槐，虚指徐树铮，实为段祺瑞。吴佩孚则不待中央命令，擅自从湖南前线撤防北上，在保定与曹锟会师。此时，张作霖也挥师入关，声称拱卫京师，与直系一起，对皖系形成夹击之势。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驻节库伦，闻讯赶回北京，积极准备应战。

　　大总统徐世昌希望能和平解决，遂希望张作霖从中调停。徐世昌对张作霖有雨润之恩，当年委任张为巡防营统领，让张从绿林人物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不久前又任命张为东三省巡阅使，因此，张作霖愿作鲁仲连，很大程度是承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在北京和保定、段祺瑞和曹锟之间数次游走，好话说尽，终使徐世昌得以顺利发布撤免徐树铮西北巡边使的命令。当时的军事形势对皖系不利，若皖系能接受这个调停结果，虽暂时损失徐树铮之西北，却保住了段祺瑞的总理位置，并不是不能接受。不料段祺瑞尚未置可否，徐树铮已将张作霖骗至团河赴鸿门宴，准备于席间杀之。然张作霖甚是机敏，他看出对方表情有异，借口出恭而逃走。徐树铮忙令廊坊驻军截车搜捕之，但张作霖已连夜乘货车赴津，遂免此难。徐树铮闻讯，顿足长叹道：“大势去矣。”徐树铮拟于席间杀张时，才把这个计划报告给段祺瑞，段祺瑞为之犹豫万分，张作霖因此看出端倪，才逃出生天的。回头再看，若徐树铮果能杀死张作霖，奉军多半大乱，而直奉夹击之势也将瓦解，故此招虽险，却是上策。如今，张作霖既然得免此难，便决意与段祺瑞决裂，决心助直讨皖了。

　　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远不如徐树铮，徐树铮已高呼“大势去矣”，段却对两面作战极具自信。他干脆逼迫徐世昌下令严惩曹锟和吴佩孚，积极调兵遣将，自任总司令。这些举措实际上便是向直系宣战了，而当时的内战，先发动者必不得人心，因此此战未开，段祺瑞已棋输一招了。

　　反观直系方面，吴佩孚本已严装待发，却还要慢条斯理地发表几篇冠冕堂皇的奇文，将段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得到全国上下的鼓掌称妙。张作霖学习能力极强，也如法炮制了几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接着便令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入关，大军7万余集结于军粮城附近，令皖军未战而股栗。

　　1920年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进攻令，直皖战争开始。最初，皖军尚打了几个小胜仗，不料这是直军的疑兵之计。16日夜的大雨之中，吴佩孚出奇兵，直扑松林店的皖系前敌总司令部，诱擒其总司令曲同丰。翌日，曲同丰被押送保定，在光园向曹锟献刀投降，并通电奉劝策反皖军，皖军的军心遂为瓦解。而与奉军正面交三、逐鹿中原

　　张作霖有枭雄之谓，自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偏安一隅的东北王。他通过参加督军团，击败了第一号竞争对手冯德麟，得以独霸东北，且依附于段祺瑞，结螭于众督军，借中央以震慑地方，借地方以抗衡中央。东三省地处东部，迫近京师，毗邻海洋，其地缘优势非西南、西北等边陲地区所可比拟；又山高皇帝远，进可攻，退可守，有似于东周时的秦、楚二国，腾挪空间远较中原诸夏要广阔得多。这也是他逐鹿中原的最大本钱。

　　他依附段祺瑞，段褀瑞则自命清高，始终视他为绿林草寇，只是顾忌他军力强盛，不敢小觑于他而已。1918年，冯玉祥在湖北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段祺瑞对此束手无策，只好遣徐树铮赴奉天请张作霖出兵。张作霖对逐鹿中原早已跃跃欲试，如今自是满口应承。但他首先派杨宇霆在秦皇岛港口劫走段祺瑞新购的27000支步枪，然后向中央抱怨道没有军火无以南征，故先斩后奏云云。段祺瑞只好由得他去。

　　当初张勋复辟时，除张勋的“辫子军”外，冯德麟的“胡子军”也给北京人留下了较差的印象。因此，此次张作霖的军队刚进北京，市民即极为恐慌。张作霖连忙发表通电，说此胡子非彼胡子，保证不会扰民云云，京师人心始定。张作霖遂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宣布组成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总司令且代行总司令职权，这标志着他正式与段祺瑞结盟。

　　沈阳张氏帅府

　　但张作霖是个桀骜不驯之人，他驻扎京师，仍不辞反客为主地继续劫掠段祺瑞的军火。段祺瑞的财政本来就紧张，为此只好向日本举债，军火也多购自日本，以膺南征之用，如今张作霖兵未渡河，军火却一劫再劫，实在太过跋扈。徐树铮遂在汉口成立奉军前敌指挥部，将入关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准备与南方开战。张作霖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做炮灰，便将三个奉军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从前线调回，并要求撤回被推上前线的奉军。张作霖之别有用心，已是昭然若揭，徐树铮对此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段、张之间矛盾形成。

　　张作霖查出徐树铮把从中央代领之奉军军费500多万元的大部分，用于编练皖系的参战军和组织安福国会的选举，发到奉军手上的只剩180万元。他盛怒之下，遂免去了徐树铮的奉军副总司令职务，且要求段祺瑞发还欠款。段祺瑞虽认为张作霖劫扣军火无礼在先，却不敢激怒他，只好答应清欠。然中央财政状况不佳，无钱可付，只好从徐树铮新编练成的5个混成旅中，拨出3个移交给张作霖。徐树铮是军事人才，于训练军队颇有成效，故张作霖的军力则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不过，徐树铮对此耿耿于怀，对张作霖暗起杀机。

　　张作霖的第一次挥师入关虽然短暂，但新的机会转瞬即至。段祺瑞不断的对日举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就连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在湖南前线连续发出通电，谴责段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亡国政策。吴佩孚虽只是个师长，却是北洋军在前线的中流砥柱，也是曹锟新直系的中坚人物，段祺瑞对他不敢稍假辞色，只能在暗地里布置兵力，以防其倒戈。而曹锟早已联络了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河南赵倜，以及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等七督，召开联盟会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指桑骂槐，虚指徐树铮，实为段祺瑞。吴佩孚则不待中央命令，擅自从湖南前线撤防北上，在保定与曹锟会师。此时，张作霖也挥师入关，声称拱卫京师，与直系一起，对皖系形成夹击之势。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驻节库伦，闻讯赶回北京，积极准备应战。

　　大总统徐世昌希望能和平解决，遂希望张作霖从中调停。徐世昌对张作霖有雨润之恩，当年委任张为巡防营统领，让张从绿林人物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不久前又任命张为东三省巡阅使，因此，张作霖愿作鲁仲连，很大程度是承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在北京和保定、段祺瑞和曹锟之间数次游走，好话说尽，终使徐世昌得以顺利发布撤免徐树铮西北巡边使的命令。当时的军事形势对皖系不利，若皖系能接受这个调停结果，虽暂时损失徐树铮之西北，却保住了段祺瑞的总理位置，并不是不能接受。不料段祺瑞尚未置可否，徐树铮已将张作霖骗至团河赴鸿门宴，准备于席间杀之。然张作霖甚是机敏，他看出对方表情有异，借口出恭而逃走。徐树铮忙令廊坊驻军截车搜捕之，但张作霖已连夜乘货车赴津，遂免此难。徐树铮闻讯，顿足长叹道：“大势去矣。”徐树铮拟于席间杀张时，才把这个计划报告给段祺瑞，段祺瑞为之犹豫万分，张作霖因此看出端倪，才逃出生天的。回头再看，若徐树铮果能杀死张作霖，奉军多半大乱，而直奉夹击之势也将瓦解，故此招虽险，却是上策。如今，张作霖既然得免此难，便决意与段祺瑞决裂，决心助直讨皖了。

　　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远不如徐树铮，徐树铮已高呼“大势去矣”，段却对两面作战极具自信。他干脆逼迫徐世昌下令严惩曹锟和吴佩孚，积极调兵遣将，自任总司令。这些举措实际上便是向直系宣战了，而当时的内战，先发动者必不得人心，因此此战未开，段祺瑞已棋输一招了。

　　反观直系方面，吴佩孚本已严装待发，却还要慢条斯理地发表几篇冠冕堂皇的奇文，将段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得到全国上下的鼓掌称妙。张作霖学习能力极强，也如法炮制了几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接着便令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入关，大军7万余集结于军粮城附近，令皖军未战而股栗。

　　1920年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进攻令，直皖战争开始。最初，皖军尚打了几个小胜仗，不料这是直军的疑兵之计。16日夜的大雨之中，吴佩孚出奇兵，直扑松林店的皖系前敌总司令部，诱擒其总司令曲同丰。翌日，曲同丰被押送保定，在光园向曹锟献刀投降，并通电奉劝策反皖军，皖军的军心遂为瓦解。而与奉军正面交锋的是徐树铮的东路军，徐树铮自知不敌，弃军而逃，皖军遂致完败。

　　直皖战争的结果是，段祺瑞下野，皖系瓦解，直、奉共同进入北京。然直系鄙夷奉系渔人得利，且不忿奉军四处抢夺军械，双方矛盾顿生。不久，双方又在安徽、江苏等省的督军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矛盾日益加剧。为解决矛盾，徐世昌命总理靳云鹏召集曹锟、张作霖以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天津召开了一个高峰会议，时称“四巨头会”。但会上唇枪舌剑，摔杯打盏，终未达成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在利益的争夺中，直系总是占据上风，令奉系十分不满，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任命张作霖为蒙藏经略使，以勘平蒙古之乱，并对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亦有全权。张作霖满载而去，然他对外蒙不如徐树铮那样热心，惟对热、绥、察三区极为热衷，他的势力范围于是进一步扩大。

　　但张作霖野心极大，欲壑难填，他与直系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稍为缓解，双方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国务总理的人选问题上。靳云鹏总理是张作霖的亲家，但他为了表示公平，反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偏向直系，久而久之，各派对靳云鹏都失去了信任，他只好辞职。张作霖遂推荐梁士诒组阁，吴佩孚虽不满意，但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梁士诒则素有“财神”之称，又许诺上台后会优先解决直系的欠饷问题，吴佩孚也就默许了。不料梁士诒上台后，对财政问题一筹莫展，许诺给直系的300万元欠饷也毫无着落，曹、吴对此十分不满，加之梁士诒是张作霖举荐的，又有亲日的嫌疑，曹、吴便决心要倒梁了。吴佩孚仍然发挥他善于文战的本色，通电痛斥梁士诒亲日卖国，事实上梁士诒与日本的接洽尚无实际进展，但国人宁信其有，形成了举国讨梁的声浪，上海还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吴佩孚且在骂电中含沙射影，指向幕后的张作霖，气得张作霖拍案而起，反唇相讥，二人一个骂梁，一个护梁，针锋相对，文采斐然，令时人叹为观止。不过吴佩孚文章自拟，而张作霖都须文案捉刀而已。

　　梁士诒最终挂冠而去，令张作霖十分愤怒，但他自知非直系对手，尚须韬光养晦，以待时日，故令张景惠撤回驻关内的奉军，双方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不久后，他和段祺瑞、孙中山达成同盟，胆气为之一壮，遂又大量调动奉军入关。这一去一来，引得吴佩孚十分恼怒，遂决定对奉一战。曹锟当时已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本不愿妄动干戈，但他对吴佩孚言听计从，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不料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出于对吴佩孚的不满，对奉军的步步进逼竟步步退让，直至让出天津。

　　战争于1922年4月28日打响，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在战争的人事部署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派邹芬的第16师驰援梁朝栋旅，但该师原是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如今两兵相接，倒戈者比比皆是，加之直军破天荒地出动了飞机，将奉系炸得人仰马翻，西线奉军遂败。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线奉军败绩后，东线也渐不能支。5月4日，张作霖下达了总退却令，自己逃往滦州，不久又下令全部退出山海关。吴佩孚虽想收并东北，但自忖无此实力，加之孙中山已开始北伐，只好作罢。但是此役与直皖战争，都足以证明吴佩孚的军事天才，他了解战争的全局性，因此其准备期可长达一年，热战却不过几天，此即闪电战之精髓。而这一点，是张作霖所不及的。

　　但张作霖有自己的长处。这次战败后，徐世昌即在直系的胁迫下，下令免去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等职，且改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以离间奉系内部。但奉系是张作霖的奉系，冯德麟已退出江湖，吴俊升等人则完全以张作霖马首是瞻。直系此举，反倒激怒了张作霖，不久他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在关外励精图治。

　　吴佩孚为防张作霖坐大，联络了东北的失意军人高士傧、卢永贵等，准备从内部策反奉系。高、卢的军队组织纪律性有限，结果被张作霖派张宗昌轻易地击败，高、卢还赔上了项上人头。张宗昌因懂俄语，还顺便收编了一支白俄武装。这些白俄军人都是十月革命后逃入中国的，装备精良，且具有军工知识，在他们的帮助下，奉系拥有了中国最早的铁甲车炮兵，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

　　高、卢死后，吴佩孚策反奉系的计策作古，张作霖在站稳脚跟后，却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他对奉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他做如此调整，是基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新旧派将领的表现大相径庭，例如，若非杨宇霆富有应变能力，抓紧时间在滦河架起浮桥，则奉军就有可能被歼灭在滦河边上。旧派将领如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都是他在绿林中的兄弟，可以生死与共，却未必是打天下的材料，这好比周勃、樊哙，不能与韩信相提并论一样。在与直系的战争中，旧派诸将的军队溃不成军，且军纪很差，这些都对张作霖的触动很大。因此，他不仅要重用新派，且要申明军纪，此外，还广揽军事人才，明确提拔制度，创办军事学校，建设兵工厂，引入新式武器，建设海军，甚至组建空军，誓要把奉军建设为一支国内无敌的武装。他请书法名家在心爱的折扇上写了“勿忘吴耻”四字，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耻。“吴耻”二字一语双关，既是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又明指被吴佩孚击败的耻辱。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吴佩孚

　　奉系空、海两军的建设有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即便是1926年“吴耻”已雪后，其步伐也并未停下。在其全盛时期，海军的舰只吨位占全国的四分之三，空军则拥有飞机近300架，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为奉系的历次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除军事外，他在财政、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财政方面，他重用王永江，撤换贪官污吏，整顿税收，收回利权，协调官民经营，如此不出数年，奉系即还清外债，且有相当节余。教育方面，他派王永江、张学良等人多方筹措，创办了东北大学，著名学者如梁漱溟、罗文干、黄侃、章士钊、梁思成、林徽因、曹靖华、刘仙洲等都曾任教于此。

　　王永江可说是张作霖麾下的第一能吏，他主持奉天行政的几年内，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财政盈余充沛，商民两利。王永江希望用财政盈余广兴百业，保境安民，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张作霖不听，他要用这充沛的财政支持杀出关去，一雪前耻。

　　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对手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3年，曹锟不顾吴佩孚的反对，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并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贿选完全蔑视民意，将刚刚部分恢复的国会摧残至万劫不复，使直系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的三角同盟更加巩固，一为声讨直系，二为对抗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然而，张作霖在关外，孙中山在广州，段祺瑞的势力仅余东南一带，对独霸中原的直系还不足以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仅有这个三角同盟还不够。此时，直系内部已分化为津、洛两派，津为曹锐等亲贵，洛为吴佩孚，他们之间争斗不休，而除了这两派外，负责京师卫戍的冯玉祥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冯玉祥本来被吴佩孚保举为河南督军，然因专横妄杀被吴佩孚所痛恨，在曹锟的庇佑下始免一死，因而与吴佩孚矛盾很深。张作霖便专力在冯玉祥身上下功夫，两人一拍即合。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本次战争比第一次直奉战争波及范围更大，浙江卢永祥与江苏齐燮元之间之江浙战争也应是此战的一个部分。卢永祥本属皖系，在直皖战争后日益倒向奉系，成为奉系安排在南方的一支奇兵。卢永祥对上海的控制，以及他持续的招兵买马，引起了江苏等省的妒忌和猜疑，遂致爆发江浙战争。此役9月3日开始，13日结束，卢永祥敌不住苏、皖、赣、闽四省的围攻，兵败后逃亡日本，不久又辗转到了奉天。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即下达动员令，组建了镇威军，决定讨伐曹、吴。15日，奉军开始向山海关移动。此时的奉军虽说兵强马壮，然较直军少数万人，且吴佩孚一直在洛阳练兵，也未曾懈怠，因此论实力双方旗鼓相当。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其军事部署并无大错，只是后来两件意想不到之事，将作战计划完全破坏而已。一是他本来安排海军，拟偷袭辽东半岛，以包抄奉军后路，不料战争中海军司令温树德按兵不动；二是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这两件事使直军迅速瓦解，吴佩孚仓惶浮槎南逃。事实上，当冯玉祥倒戈之际，直军在吴佩孚亲临前线的感召下，已经声势大振，战局即将逆转。因此，张作霖此役之胜，计首功的是冯玉祥。

　　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奉系进入北京，与冯玉祥共掌中央，重演一出一山二虎的好戏。

四、四民主义

　　张作霖一向敌视革命党人，甚至因此仇视南方人，但他却称孙中山为“我的老友”，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孙中山是民国的开国总统，是名震中外的革命家，又甘于让贤给袁世凯，口口声声“天下为公”，论其品德之馨，声望之高，举国无人可匹，自然不是张榕、蓝天蔚之流所可比拟。张作霖是个绿林豪杰，受戏曲评书中忠奸之辨的影响很深，在他心目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是奸臣，那么，揖让天下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宁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的刘备！

　　其次，张、孙建立关系，孙居主动。孙中山的革命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袁世凯窃国后，他先是组织了党魁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到了护国运动时期，又与南方军阀互相援引。但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他很自然地认识到，对北方军阀有分化的必要，因此，他对作为北洋旁支的张作霖情有独钟。早在1919年，他就已经定下了联络张作霖的计划，次年即派奉天人宁武前往游说，结果张作霖也有意向，乃派张亚东回拜孙中山。

　　张作霖见宁武的第一句话是：“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可见他对孙中山是充满崇敬之情的。他总爱向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这种感觉，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那里是找不到的。

　　但惟一令张作霖感到不满的是，孙中山也有和段祺瑞建立同盟的意向。张作霖很厌恶段祺瑞，因此他跟宁武说：“我是带兵的，粗人一个，不懂政治。但是我很不明白，中山先生是革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段祺瑞这路人合作？”说是这样说，但一者由于孙中山的感召，二者由于直系的威胁，孙、段、张三角同盟终告成立。

　　直皖战后，这个三角同盟是十分活跃的，而孙中山也并非只借助段、张的力量，而是有相当的主动表现，如他曾对张作霖说：“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次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军只须扰乱其后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能把雨公的一生事业给毁了。”使张作霖心头为之一热，乃慷慨答道：“要干一起干，我也派兵出关。”然而，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流亡上海，这一计划遂告流产。奉军孤军深入，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奉军遂败。但他并未迁怒孙中山，他说：“此事是被陈炯明和张景惠两人耽误的，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虑。”他且令人给孙中山送去10万元生活费。从此，双方信使往来更加频繁，如汪精卫、程潜、孙科等著名革命党人都常在奉天出现，而孙中山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常有书信往来，张学良的居室且挂有孙中山亲书的“天下为公”横幅。

　　至于段祺瑞方面，也并未被冷落在外。张作霖虽不喜段祺瑞，但直皖战后，直系如日中天，奉系不得不连横皖系，因此信使同样不绝于途。而对皖系最后的实力派人物卢永祥，张作霖也不吝资助。1924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曾碰头开会，时称“三公子会议”。而这些后辈们对彼此的长辈，如孙科对张作霖、张学良对孙中山，都是十分钦佩的。

　　郭松龄旧照。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密约，达成联合倒奉协议

　　三角同盟中，论交际能力，以孙中山为第一。除段、张外，他还将直系的冯玉祥感化到自己的国民军阵营中来。冯玉祥之倒直，虽符合其一贯作风，却也与张作霖和孙中山的游说有关。尤其因为冯玉祥早在辛亥滦州起义时，就曾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此时，孙中山又命李大钊等人前往游说，冯玉祥不动心也难。何况，此时冯玉祥已得到了苏联的军事资助，自然就要靠近“联俄”的南方国民政府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共掌北京，很快应了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话，双方都曾策划暗杀行动。为平衡矛盾，他们只得推出一个国家元首，人选有二，一是段祺瑞，二是孙中山。此时，军阀的劣根性起了作用，他们认为惟有请段祺瑞上台，才能不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段祺瑞已无兵无地，注定只是个傀儡而已；至于孙中山，此公号称“孙大炮”，做事一往无前，主义至上，精神象征意义巨大，届时若要消藩裁军，势必很难应付。此外，国内大多数利益集团也希望段祺瑞重新出山。

　　但孙、段、张三角同盟犹在，因此虽然段祺瑞上台已基本确定，碍于面子，段、张、冯等人仍热烈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此时，孙中山认为自己跟段、张的主张已大致相同，且认为此时乃13年来最难得的一个谋取和平的机会，故很快发表《北上宣言》，整装北上。中山北上，未必没有入主中央之意，但不久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便发出拥段的通电。段祺瑞即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将国家元首抢在手中，并组织“善后会议”，以对抗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的“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矛盾焦点在于：“国民会议”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善后会议”则声称要外崇国信。段祺瑞等人的态度转变太快，对孙中山的打击不小，孙中山不久即病死与此必有关系。

　　至于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关系，也在击败直系后出现了潜移默化。首先，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因此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就说道：“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而张作霖对孙中山，则本是“雾里看花”，为之神驰意往；如今没有了距离感，也就没有这种“美”感了，因此他说“孙先生当做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到天津后，特地去拜访张作霖，张竟然没有亲自出迎，且让孙在客厅坐了许久，才慢条斯理地踱出来，而且自己傲然地落在上座。宾主之间，一时竟无话可说。后来还是孙中山先说道：“这次赖贵军的力量，击败曹、吴，真是可喜可贺。”张作霖竟然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李烈钧听后霍然起身道：“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即徐徐说道：“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

　　其次，张作霖突然对孙中山持冷漠态度，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坚决反对苏联的。他曾当面向孙中山说：“我是捧人的，今天可以捧姓段的，明天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亦不辞。”张作霖、段祺瑞都有日本背景，而日本视苏联为其在华利益的竞争对手，他们权衡利弊，对亲苏的孙中山采取排斥态度是很自然的。

　　奉军此次入关后，并未裹足不前，他们继续南下，一度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由奉将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分别入督。在奉系的步步进逼下，直系各部暗中联合，尤其是浙江督办孙传芳异军突起。孙传芳对战争有天然的嗜好，他曾说：“秋高马肥，正好消遣作战。”在他的冲击下，杨宇霆、姜登选迅速失败，奉系遂失去苏、皖二省。

　　此时，奉系内部又爆发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本被张作霖当作皖督的人选，但因杨宇霆请命督苏，张作霖遂将原拟督苏的姜登选顺递为皖督，郭松龄因此忿忿不平，致有反叛之举。

　　既然反叛，必然会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郭松龄的口号就有很多，如“罢兵”、“建设东三省”、“清君侧”、“老帅下台，拥护少帅”等。奉系始于绿林，却得陇望蜀，逐鹿中原，本来就令天下人侧目。在入关争霸的问题上，郭松龄的看法与王永江相似，即认为奉系的实力还不足以征服中国，因此应当养精蓄锐，以待时日。但他的意见不仅受到张作霖的漠视，且受到杨宇霆等人的嘲笑。杨宇霆是奉军的总参议兼总参谋长，在众将中声势最为显赫，而郭松龄受张作霖的委托辅翼张学良，也掌握相当实权，加之杨宇霆是士官生，重用留日学生如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戢翼翘、熙洽、何柱国等，而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重用陆大生如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动等，故二人在奉系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最要紧的一点是，郭松龄早不反晚不反，非要在皖督得而复失的时候反，可见其更多是出于个人私怨。

　　其实，张学良已经洞悉到郭松龄的情绪，乃派魏益三抚慰他道：“稍安勿躁，日后黑龙江和吉林可任他选择。”但郭松龄的最大缺点就是心狭气促，他方一起兵，便杀掉了素有芥蒂的姜登选，因此他也决无耐心再等什么黑督吉督。

　　直隶督办李景林是个武功高超的红脸汉子，当初他带着一支奉军打下热河后，按捺不住衣锦还乡的冲动，顺便也打下了河北。张作霖闻讯大怒，认为他不听指挥，要按军法杀掉他，赖郭松龄求情才得幸免，还得了个临时的直隶督办。这次见郭松龄造反，二话不说，就准备把这条命还给恩人。除了李景林外，郭松龄还联络了冯玉祥，如此结成了一个小型的三角同盟。

　　郭松龄是奉命辅翼少帅的，与张学良关系甚睦，因此他打出“拥护少帅”的旗号。这是他最不可理喻之处，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也是他苦心栽培的继承人，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张学良怎么可能跟着他去打自己的父亲呢？最可笑的是，郭松龄在反叛前夕，还在天津与张学良密谈，抱怨说自己打胜仗，便宜尽让杨宇霆他们捡，并说愿意拥护少帅云云。张学良一听就明白了，但当时只是虚与委蛇，谈话一结束便乘火车东返，沿途命令迅速布防。因此，郭松龄尚未起事，其实已棋输一招了。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正式起事，即日兵指奉天，其“反对内战”、“实行民主共和”等口号迅速引起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一周后，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其易帜的性质与冯玉祥类似，而在郭军的绿色臂章上，也写有冯玉祥似的口号——“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接着，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其中列举了张作霖的四大罪状，即“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民”、“用人不公”。果然念念不忘“用人不公”！

　　郭松龄之反，在奉系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对，大家从此都称他为“郭鬼子”，既言其脸长鼻隆貌似鬼子，又言其忘恩负义不配为人。奉系本就出自绿林，又是由张作霖这个“总瓢把子”一手打造出来的，众将多有“坐交椅”的情结，讲的是一个“义”字，在重用新派后此风有所改变，但大部分将领仍不改江湖本色。再说，郭松龄自滦州而反噬奉天，是对家乡父老开刀，显然不得人心。盟友冯玉祥和李景林都是身处关内，只能虚张声势，丝毫起不到呼应的作用，何况李景林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动摇。因此，郭松龄是孤军深入。

　　郭军因突然发难，得以连续攻克连山、锦州，势如破竹，进抵新民。此时，郭松龄已经相当骄傲，他居然对张学良派来劝阻的日人守田说：“此次举兵乃深思熟虑之事，绝不可中止。我已四十二岁，时不我待。若张作霖下野，可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我的经纶抱负当能实现一部分，届时再将地位让与他，自己下野，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可见，他的所谓“拥护少帅”全不足信，而以他这样的刚愎自用，也是断难打赢这张战争的。

　　果然，作为张作霖发迹之地的新民府成为郭松龄的葬身之所。12月21日，他向巨流河东岸的奉军下达了总攻击令，结果却被对方偷袭了后方，遂致大败。24日，他只得准备突围，结果他舍不下亲人朋友，竟车马辎重缓缓而行，终被追及。幕僚饶汉祥逃脱，林长民死难，郭氏夫妇藏身于一个地窖里，被村妇出卖被捕，因张作霖不想再见到他，遂于次日午时被枪杀在辽河边，其妻韩淑秀与殉。前夜他自知不免，与人道此次起兵之动机，念念不忘者，仍是杨宇霆一人。

　　张作霖的胸怀就远比他宽广得多。郭松龄死后，人人都以为从逆者必遭重刑，不料张作霖竟完全赦免了众将，且任用如故。这事说来容易，但换了郭松龄却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过，由于这次平叛多赖吴俊升和张作相等绿林老兄弟，张作霖的用人标准又有所改变！

　　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这一点与王永江相似。平定郭叛后，王永江即要求放弃武力政策，抓紧时间建设东北，但仍未得到张作霖的支持。王永江意气萧索，终于留书辞职，他的辞职是张作霖的巨大损失，但张作霖反而抱怨道：“郭松龄以枪杆倒戈，王永江以笔杆倒戈”，可见他将郭、王视作同类了。王永江实现不了“保境安民，造福桑梓”的理想，在次年就郁郁而殁。

　　郭松龄42岁，就说自己“时日无多”，则张作霖已年过半百，更是迫不及待。大多数政治人物都不免目光短浅，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希望赶在时间的前面。张作霖也是如此，他为了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逐鹿中原、统一中国的伟业，便无暇考虑整顿财政、建设东北这样的“小事”。他现在要再出山海关，首先要对付的便是助逆的冯玉祥。为对冯玉祥形成夹击之势，他联络了恨冯入骨的吴佩孚。张、吴二人两次大打出手，一度不共戴天，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好汉惜好汉”，两人心里对彼此其实是很佩服的，如今有了共同的敌人，便很容易走到一起。

　　1926年2月，吴、张联合讨冯，势如破竹，掩杀到京畿一带。此时冯玉祥为避锋头，已通电下野，取道外蒙，赴苏联游历去了，其麾下张之江、鹿钟麟等遂缴械迎接吴军入京。此时，段祺瑞已被迫再次下台，被囚禁的贿选总统曹锟获得自由，一度想通电复职，被吴佩孚劝止。因此，国家元首的位置暂时虚置。以吴佩孚的意思，要由颜惠庆组阁，代行总统职权，待国民大会召开后，再选举新的总统。张作霖虽表面同意，但心中十分不满，遂处处刁难，终使颜内阁倒台，易之以杜锡珪。此时，张、吴二人已先后抵京，相逢一笑泯恩仇，竟然有相识恨晚之感。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吴佩孚是个实心眼，他带着奉军张宗昌、张学良等部去打冯军的南口，胜利后，越俎代庖地请杜内阁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张学良为良威将军、陆军上将，褚玉璞为璞威将军、陆军中将。结果，张宗昌等全不接受，因为一女不能配二夫，身为张作霖的人，怎么可以再领吴佩孚的赏呢？由此可见，张作霖的驭人之术远比吴佩孚高明，吴治军严谨，惟有气节者能效死力，是名将之具；而张作霖恩威并施，远近皆服，更有领袖风范。

　　这次虽也有些“一山二虎”的迹象，但由于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大敌当前，两人不具备决裂的条件。吴佩孚即在汉口督战，打了一场血淋淋的汀泗桥保卫战，然终被北伐军击败，仓惶退守河南。此时，张作霖要求南下助阵，吴佩孚不愿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染指，故予以拒绝。但奉系对邻近的直隶早已垂涎欲滴，乃径直开入保定，隐居于此的前总统曹锟只好逃到河南去投吴佩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军队至此已损耗殆尽，张作霖看准了这个机会，组建了安国军，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大举南下。如此一来，吴佩孚的河南就成为奉军的第一个目标了。此时吴军已只余残部，根本不是奉军的敌手，寇英杰等重要将领又相继出降，连曹锟都回到天津表示输诚。吴佩孚大势已去，不久北伐军打来，只好夜走山道，逃往四川。至此，正统的北洋系已被消灭殆尽，作为北洋旁支的奉系登堂入室，成为北京的惟一主人。

　　然而，他所得到的决不是天下，而是一个岌岌半壁的危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已将孙传芳击垮；冯玉祥再度出山，在北方与友军遥相呼应；山西阎锡山宣布易帜，改称晋绥联军总司令；即便在北京，也有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甚至军事行动。奉军与北伐军几度遭遇，却非其敌手，任其压迫至陇海线。

　　此时，蒋介石要求张作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东北国民革命军，并承诺由其继续担任总司令。张作霖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挂五色旗的北京政府，就可继承民国的正统，而南方政府是非法的，正如青天白日旗明明是海军旗，自然不可以用作国旗！如今虽然形势危急，但皇城北京却毫无问题是在自己的囊中了，那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虚悬着，不坐岂不可惜！

　　1927年6月，奉系在北京召开会议，杨宇霆代表张作霖提出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抵御南方，因此必须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以便号令全国。此时，就最高统帅的名称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为“临时总统”，有人则建议仍为“临时执政”。这时，张宗昌这个粗人居然说出一番道理：“不如叫大元帅！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余地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有了大元帅的称号，有利于号召全体将士。何况，孙中山在广州也是这样做的。”孙传芳都当即表示赞同，最后一致通过。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军职摄行元首职权，一如孙中山广州军政府之故例。他同时发出“讨赤”通电，声称：

　　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认为共同之事。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安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以为友。惟对于赤祸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

　　他对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各种新的思潮均抱仇恨态度，因之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日益推崇。如今，他肯仿效孙中山成立军政府并就任大元帅，可见对蒋介石的要求实已有所妥协，但他对三民主义有补充意见，即须在“民族”、“民权”、“民生”之外，再加一个“民德”，改称“四民主义”，以尊崇旧道德，维持中华文明。

五、日俄的夹缝

　　从20世纪初开始，东北就成为俄国和日本激烈争夺的对象。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中国竟然被迫划出交战区，宣布严守中立，成为世界的笑柄。战争虽以日本获胜而结束，但俄国并未退出东北，双方只是在势力划分上有所改动而已。

　　日俄战争时，张作霖正在辽西新民府占山为王。新民虽属“中立区”，但日、俄视“中立”如无物，一样来去自如。张作霖的百十人马无法与两强抗衡，就只有尽量与其周旋。一开始，由于俄国肯为他提供枪械和金钱，他便帮助俄军，为俄军筹集粮草、搜集情报，并因此被日军俘虏。日本人本要处死他，但日军参谋田中义一见他很是干练，遂为说情，保住一命，他于是转为日军效力。后来因为日本赢得战争，故张作霖的实力在此次战争中有所增强。

　　俄国败于日本后，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东北划分为“南满”、“北满”。俄国退至“北满”，大体在长春以北，从此奉天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俄国并未放弃对奉天的争夺，他们利用地利之变，支持东蒙的蒙匪，不断侵扰辽西一带。张作霖奉命剿匪并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对俄国的间接打击，因此张作霖的崛起，也可视作是亲日抗俄策略的成功。

　　日本人不仅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南满”的诸多特权，且逼迫清廷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开放东北十六处商埠，在营口、奉天、安东划定日租界，以及日军可在多处驻扎。张作霖在清末民初的敏感时期，为了能够督奉，曾倾心与日本人接纳。1915年，他奉段芝贵之名赴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趁机与日本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深相接纳。次年4月，张作霖如愿以偿成为奉天督军，半年后，寺内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双方的关系于是进一步深入。此时，有一群日本人如川岛浪速等在搞“满蒙独立运动”，妄求将东蒙和东三省变成一个实体，建立国家，并由日本托管。这些人在中国国内倾力扶植宗社党和部分内蒙叛匪，希望在东北发动武装暴动。而这些人内部也有分歧，其中一部分如田中义一等，希望游说张作霖加入行动；另一部分如川岛浪速等，则想“射人先射马”，暗杀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奉天。结果川岛等人先下手为强，在张作霖欢晤日本载仁亲王后回返府邸的路上，以投掷炸弹的方式行刺，结果刺客错把汤玉麟当作张作霖，且掷弹不准，因此汤也只负轻伤。张作霖则早已飞马回府，途经奉天图书馆时又遇到刺客，但他提马而过，竟然毫发无伤，倒是那个刺客被溅起的弹片击中要害而死。他刚回府邸不久，日本驻奉总领事即来探望，他心下雪亮，却不动声色。有人报告说刺客的脚形显然是常穿木屐的，也被他斥退。

　　此次刺杀事件使他对日本人有了戒惧之心，但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大难不死”，却未“必有后福”，12年后，他还是遭日本人暗杀而死。

　　日本人杀他不成，但并未因此放弃对“满蒙独立”的努力。1916年，日军在辽西北的郑家屯挑起事端，强占了该屯。由于在《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郑家屯并不允许日军驻扎，张作霖便要求敌军撤退，但遭到拒绝。日军之所以要占据郑家屯，是因为此处正当通往内蒙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若能取得此地，就如同在奉天西北插入一把钢刀，且可为进攻蒙古奠定基础。此后不久，日军即支持蒙匪进攻奉天，被吴俊升击退。日方恼羞成怒，乃就郑家屯事件向中国提出八项苛刻的要求，包括向东北派驻警察和向奉军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等，最终被张作霖避重就轻，只同意就兹事赔礼道歉，日军终从郑家屯撤出。

　　寺内正毅上台后，对华策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之前的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实施的是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其“杰作”；而寺内内阁采取的是以借款方式支持中国内战，以经济控制带动政治、军事侵略。同样的，在东北，他也一改支持宗社党发动武装暴动的做法，而改为扶植张作霖统一东北，并进而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很快击败孟恩远的吉军，统一了东北，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对学生的反日示威持反对态度，不仅严禁东北出现类似情况，且通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学生严惩不贷。

　　在他逐鹿中原的几次大战中，他都对日本相当依赖，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和町野武马，每年都为他赴日联络朝野要人。日本人对他支持甚巨，如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人提供给他枪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对阵地战帮助极大。但他也相当精明，不轻易出让东北的利益，属于一种有伸缩性的亲日。比如，梁士诒组阁时迫于财政压力，欲向日本借款，遭到了吴佩孚的口诛笔伐，张作霖便反唇相讥。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结日本人欢心的机会，但他在奉天却积极整顿财政，以避免类似的借款，可见他对日本人的依赖是有限的。

　　无论吴佩孚还是冯玉祥，都是张作霖的对手，然他们彼此都一度联合，但斗争才是他们的主旋律。

　　张作霖对日本的外交是十分灵活的，即既不轻易就范，又不完全屈服。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些像谈判“二十一条”时陆徵祥外长的态度，即“拖”字诀，往往虚与委蛇，等日本人自己做出调整。

　　郭松龄反奉事件使日本获得机会。本来他们不无助郭反奉之心，但郭松龄明确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终使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在关键的巨流河之战中，日本炮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关东军开入奉天一带的兵力已达4万人，将日旗遍插各处，勒令郭军不得通过，遂使郭军走入死胡同。在郭军咄咄逼人时，日本即向张作霖提出签订密约，作为出兵襄助的条件，密约包括五条：

　　一、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三、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五、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正慌不择路，马上一口应允。

　　但是这个条约是不成文的，而且有“另外协商决定”的约定，故张作霖事后即予反悔。他认为日本人帮的不是东北，而是他个人，因此亲自去旅大拜访关东军白川司令长官，盛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以500万日元作为答谢礼，并声称这些钱完全出自自己的私产，没有花一分公款。他的意思便是，公私要严格分开，而对东北的财产和利权，是不能随便慷他人之慨的。当日本人来交涉密约时，他便尽量不见，且故意放出风去，鼓动人民抗议，再据此要求订约缓行。此事虽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日本人从此认识到张作霖非但不会做傀儡，而且是他们侵略东北的拦路虎，尤其是关东军此次受到他的愚弄，已经恨他入骨，便必欲除之而后快。

革命先驱李大钊

　　但张作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武士道，不同于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极其偏狭的国家主义面前是十分渺小的。他认为，他仍可以与日本维持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对于其他在华的外国势力，也就没有调整政策的必要。

　　必须依赖某个外国势力，是当时政治实力人物的悲哀，便是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以及张作霖这样的人，主观上虽有自强之心，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外援。一般来说，当失去一个靠山时，就须马上找到下一个靠山，否则必然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英国在“一战”后对中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下降，美国则推崇“门口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而对中国最具实际影响力的还是日、俄两国。两国在1904年为争夺东北大打出手，后来则为了争夺整个中国而相持不下。

　　俄国人对东北的荼毒殊不逊于日本，或许是从小就耳闻目濡俄国鬼子的残暴，张作霖的主观上对俄国人是排斥的。他从1904年为日军效力开始，就与俄国人正式决裂，此后20多年不曾更改。

　　1927年4月6日夜，张作霖派陈兴亚、王琦率领300士兵，查抄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搜走数卡车的文件。这次查抄还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大钊。李大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领袖，是“三一二”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运动之后被当局通缉，乃在苏联大使馆避祸，并仍旧执行党务不辍。他的朋友杨度和章士钊听说了要查抄使馆的消息，马上通知了他，但他认为当局决不敢如此，竟未及时撤离，不幸被捕。后人常认为张作霖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共同残杀共产党人，实际上两者反共的立场虽同，却不可能有勾结情况。因为蒋介石当时还在北伐，他们根本就是敌对的双方，在张作霖的心目中，和闹学潮的李大钊相比，只怕北伐的蒋介石更可恨一些。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他的被捕激起了一片抗议之声，不仅学界同仁纷纷声援，就是政界名流如章士钊、杨度等也倾力营救，张学良、杨宇霆也都请求赦免，张作霖一度动心，但此时在前线对抗北伐军的张宗昌等将领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人心。”张作霖遂下达了处死令。李大钊之被捕和被杀固然有偶然性的成分，但张作霖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极度敌视也是一大原因。

　　1928年2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声称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北伐。北伐军也进行了改组，蒋介石仍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18个军，共29万人；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辖25个军，共31万人；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辖11个军，共15万人；杨树庄任海军总司令，辖四个舰队；不久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至此，张作霖彻底陷入孤立，但他自恃有东北做后盾，仍准备与北伐军对抗到底。

　　但他在军事部署上有重大的失误，他让精锐的第三、四方面军攻打冯玉祥和阎锡山，却让缺乏战斗力的奉鲁军对付最强大的蒋介石。结果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奉鲁军在山东一溃千里，一着失算，满盘皆输，不得不全线撤退。而此时已攻占大同的张学良和杨宇霆也只好跟着撤退。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显示出比张作霖高出一筹的军事能力，他集中优势兵力专门攻击奉鲁军最薄弱的环节山东，而在河北、山西一带采取守势，只投放有限兵力，与奉鲁军周旋。因此，奉系之所以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被轻易击败，完全是统帅的失策造成。吴佩孚在汀泗桥之战后坦承自己不如蒋介石会打仗，连吴佩孚都这样说，可见张作霖更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了。

　　日本习惯性地对奉军进行了支持。5月1日北伐军开进济南，3日日军就制造了“五三惨案”，杀害了交涉员蔡公时，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北伐因此陷入停滞。张作霖乃利用这段时间，将奉军分批撤回滦东一带，军事实力得到保留。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专车被炸后现场

　　当初，张作霖戏弄白川司令后，已被日本朝野视为眼中钉。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正义给张作霖送来“人形”一具，暗示“汝为小儿，我可玩弄汝于股掌之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张作霖已陷入孤立，再度恢复政治强势已不可能，因此日本不应该继续扶持他。然田中与张作霖有旧交情，因此想做最后的努力。是年6至7月，田中召集了“东方会议”，会议主题即“使满洲脱离中国”。“东方会议”后，日本即趁张作霖还掌握北京政权，向他索取“满蒙权益”，主要要求有：在东北借日款由日本承建七条铁路；扩大铁路的附属地和商埠区，承认日本的商租权和营业权；延长本溪湖矿山的合同期限；抗议东北当局修筑与“满铁”平行的“打（虎山）通（辽）”铁路；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公馆；签订《治安协定》，由日本军警参加东北的治安工作；等等。

　　对日本人变本加厉的要求，张作霖仍旧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不仅在筑路等问题上当仁不让，且向英美两国借款2000万元，用以修建葫芦岛商港。他渐向英美靠拢，触犯了日本的大忌。日使芳泽谦吉多次会见张作霖，不断提出“满蒙权益”，逼张答应，有一次竟威胁道：“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侨，你要对此负一切责任。”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即将手中的翡翠烟嘴摔于地上，声色俱厉地向芳泽吼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说完拂袖而去。日本人见他不从，竟然专门派人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连关外都回不去了。”张作霖即刻回答：“关外是我的家，我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有什么不行！”

　　他此时的处境已相当危险，所谓“人穷则返本”，他于是下定决心撤出关外。1928年6月1日，他以茶话会形式与外交使团告别，命许兰洲将陆海军大元帅印信送到关外，次日即发出出关通电。此时，日使芳泽竟然专门来访，逼他正式签订郭松龄反奉时双方所订之密约。他拒绝见芳泽，在隔壁大骂道：“日本人趁火打劫，真不够朋友。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是卖国贼。”双方的矛盾已经尖锐化。

　　按照田中正义的意见，是要等张作霖出关后逼其下野或使其傀儡化，而被张作霖戏弄过的关东军部却决心杀掉张作霖，以雪前耻，并永绝后患。5月31日，村冈司令官密令武官竹下义晴赴京刺杀张作霖，但后来又决定改在张作霖的归途中炸车。芳泽大使事先明明已知道这个消息，却要赶在张作霖死之前再抢些好处，其心可诛！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出发，次日凌晨5时许，当列车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点的铁路桥洞时，忽然一声巨响，铁桥被炸药炸塌，张作霖所乘车厢被压得粉碎。前来迎张的吴俊升当场丧命，张作霖身受重伤，被救回帅府后，10时左右死去。

　　日本人的暗杀计划是十分周密的，若车厢未被炸毁，他们埋伏在附近的几十名士兵就将冲出来用机关枪扫射。然车厢既成齑粉，他们就没有采取下一步行动，只是杀害了几个中国人，往其衣服中塞了一些纸张资料，嫁祸南方国民政府而已。但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叫查大明，趁天黑逃走，不久便公开出现，揭发了事情的真相，日本人的鬼蜮伎俩遂完全曝光。

　　张作霖处于日本人的威胁之中，但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处处小心，最终还是防不胜防。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关庚泽，只是奉天交涉署的一个蝇头小吏，也遭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他说了一句很悲壮的话：“连张大元帅这样伟大的人物都被炸了，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何足惜，由他去吧。”确实，张作霖作为国家元首，都遭如此残害，可见当时中国人民的处境是何等可悲！

六、大帅与少帅

　　张作霖遇害后，27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

　　张作霖死时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小六子快回奉天。”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当时正在北京欢度27岁生日，没想到自己的生日竟成了父亲的祭日，从此不可贺寿辰，天下之惨事无过于斯者！他在宴会上突接密电，却不动声色，密令长辛店、卢沟桥一线的奉军迅速向滦河方面撤退，当晚即与杨宇霆离京东去。途中在军粮城、汉沽、滦州做三次停留，安排撤退事宜。他于6月17日始乘火车回奉，途中每停一站，必有日本宪兵上车质询张学良是否在内，但他已经化装为普通士兵，遂能有惊无险回到帅府。先此，帅府上下对大帅逝世的消息严格保密，日本人不断前来探视，但众人坚称大帅只是负伤，不便见客，一直等到张学良回来，合府上下才得以大放悲声。

　　北洋政府的七个国家元首，都生长于前清年间，是深受旧式教育和传统熏陶的旧式人物，作为国家元首，继承人问题是考验他们的一道门槛。袁世凯称帝的一大原因，便是为子孙考虑，因此身败名裂；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则总是处在自身难保的忧虑中，虽贵为元首，其实如坐针毡，自不会想到传给子孙，如黎元洪便把政治看了个透，故遗命后人不得从政；惟有张作霖，既有东北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基业，又有一个资质不凡的儿子，虽然在皇姑屯横遭枉死，幸好这基业还在自家手里，故死也瞑目了。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民国四公子”至少有三种说法，但每种都有张学良。一说是指恭亲王之子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以及张学良，此说偏重才艺方面。前三人都出身贵胄，文采风流，又善梨园之技，都是温白社的成员。张学良的出身虽然显赫，却并不高贵，他本人出生时，父母正在躲避金寿山的追杀，可说是生于危难之际。他在北京虽也颇曾优游岁月，附庸风雅，但论文艺才华，与前三人是无法比拟的。第二说是指张学良和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这种说法偏重于政治，如张、孙、卢就曾举行过著名的“三公子会议”。第三种说法与第二种大致相同，只是把孙科换成张謇之子张孝若而已，因为孙科出身革命党家庭，在气质上与这些公子很有差异。此外，还有将段宏业换作其弟段宏纲的。

　　无论如何，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一点，他与父亲张作霖难分伯仲。但两人的秉性为人又截然不同，表现于政治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张学良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崭露头角，奉军虽然战败，但张学良与郭松龄却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一路深入敌阵之中。此次战败，使张作霖下决心整军经武，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训练处，自任通监，以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学良为副监，并命郭松龄辅佐张学良。从此新派得势，而张学良是新派的首领，对许多军政大事有专断权，他的第三旅和郭松龄的第八旅是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张学良和郭松龄情同手足，两人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

　　但在郭松龄反叛后，张学良遭到了张作霖的惩罚，因为尽管张学良并未附逆，但郭松龄却打出“拥护少帅”的旗号。不过，由于张学良在此事中一直表现得相当聪明和冷静，张作霖对他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张学良对郭松龄虚与委蛇，之后连忙离开是非之地，并在沿途布防，对叛军的进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不过，当郭松龄被俘后，他主张赦免郭，并将其送至国外深造，表现得很重情义。

　　但是，当他在张作相等人的支持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顺利接班后，即诱杀了父亲最信任的杨宇霆。他趁杨宇霆及其亲信常荫槐来汇报工作时，命人在老虎厅内将二人枪杀。此举与郭松龄之死不无关系，由于郭松龄至死痛恨杨宇霆，张学良为友报仇，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杨宇霆或出于派系之见，或倚老卖老，对张学良也确有怠慢。但无论如何，杨宇霆是罪不至死的！回想张作霖赦免郭松龄同党的往事，可知张学良的容人之量实在不如乃父。

　　他请著名诗人杨云史为杨宇霆写了挽联，辞曰：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留言。

　　从此联可知，他将杀杨比作挥泪斩马谡了，事实上，他杀杨时必然不曾挥泪，而杀后必然有如释重负之感。就其客观效果来说，杀杨使他立威于军中，但是也产生了离心离德的现象。如他当面对孙传芳说了杀杨之事后，孙即翘指大赞：“英雄，英雄，想成大事者，不杀几个人行吗？杀得好，杀得好！”但翌日便不辞而别，显然是怕了张学良。

　　张学良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有三次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次是张作霖遇害后，他临危不乱，主持大局，使日本人趁乱夺取东北的阴谋破产；第二次是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放下了地区军阀的面子，就使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第三次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民族的抗战。但是，他也有一次巨大的消极作用，即“九一八”事变不战而逃。他当时在北京优游岁月，生活堕落，“九一八”事件爆发时，竟毫无思想准备，对形势判断完全失误，因此酿成大错。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幼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11岁丧母，父亲忙于军政，又宠爱有加，自己则未及弱冠出掌军旅，未足而立即掌方面大任。因此处事待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敏和良心直觉，虽然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却忿事急躁，有勇无谋。”这应该是他痛定思痛后得出的教训吧。但事实上，他为人聪明、侠义，待人亦有宽厚的一面，处事亦有冷静的一面，有许多过人之处，至少比袁克定、段宏业这样的纨绔子弟强多了，名列“民国四公子”之首，也绝非浪得虚名。总之，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的人，这种性格很容易将人生衍作传奇。

　　他的宽厚之处在于，对没有利害关系者可以敞开胸怀，比如张作霖曾残忍地杀死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换作张学良则一定不会这样做。而张作霖的宽厚则多表现为一种政治策略，比如对冯德麟、孟恩远，以及郭松龄的同党，都是十分优待，不忍加害的，但张学良却杀了杨宇霆。就这一点来说，老帅比少帅更适合政治。

　　另就两人的决断能力来看，张作霖在重大事项上的决策上更为游刃有余，张学良则多流于武断。比如“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就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换作张作霖，这是绝无可能的。而反过来说，张作霖可以与日本人较量耐心和智慧，如此20余年而不被驯化成傀儡，换作张学良，也未必做得到。

　　国恨家仇使张学良迅速倒向国民政府，东三省及热河遂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自1916年护国运动开始的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北洋时代正式划画上了句号。

　　跋

　　咏北洋史事十二首（代跋）

　　天朝无计济烝民，七十年来劫后春。五色国旗同底尽，半轮红日戴何人？

　　书生一死亡天下，逊帝犹生愧贰臣。从此神州真乱世，岂惟鞑虏是前身。

　　文官将将古今同，还向残湾收剩艟。从此北军皆尚武，岂惟三杰是枭雄。

　　如何不竞攘夷志？毕竟先争独霸功。中国几曾为弱国？无非天性好和戎。

　　孙黄革命久难成，天下传檄看宋卿。陈涉韩童皆暴死，汉高明祖最无情。

　　托君洪福兴民国，与子偕老贶太平。德胜于才非褒语，当年孰个更知兵？

　　刺秦风定水潇潇，还是中州气最高。卫国荆轲惟养士，汉人精卫始同胞。

　　早知题壁能千古，岂待牵羊折郑腰？年少轻生真可羡，正从此处覆前朝。

　　项城雄主岂虚才，一念之差万念灰。忆昔平韩驱岛寇，况曾督直筑金台。

　　朝廷安肯传天下？革命当时止半材。立宪终为心上结，故从称帝巧安排。

　　洪宪元非旧帝王，细民何故太仓惶。前清辫子家家有，末代翎花点点香。

　　劝进几曾无蔡锷，誓师未必不冯璋。千金买赋杨皙子，一片丹心说富强。

　　忆昔新华宫外事，寒云空赋玉楼高。黄门长跪初承旨，汉玺新镶是伪朝。

　　博士洋文潇洒瘦，财神支票烂漫销。蔡郎此去图名节，从此胡同锁二乔。

　　晚晴诗社故人多，且向兰亭书大鹅。乱世从文魂未定，美芹持论意稍和。

　　倘如东海非君子，难道徐郎是魇魔？愿倩强梁支广厦，萧墙无奈起干戈。

　　广陵听罢泪沾巾，如此英雄未朽身。河洛纵横来又去，京华歌舞玉和尘。

　　国中之战非名将，攘外无功则乱臣。百姓从来多薄幸，至今谁忆旧功勋？

　　莫向窗前读史书，有如夜半临深湖。为人岂有十全恶，惹我空怀一片愚。

　　卖友袁公真变法，倒戈冯氏暗通胡。至今惟忆徐督办，能复燕然入版图。

　　两代英风百载间，中原谁与竞蝉联？世袭则须天下任，公平岂必自由天。

　　信陵公子真名士，抵抗将军未禁烟。虎父当年瘳骏马，军前不幸太当先。

　　且教生死辨雄雌，王莽周公事可疑。名将功垂牙痛病，少年空负引刀诗。

　　芝泉媚日从头看，冯鹿亲苏何必嗤？不许优伶重击鼓，曹瞒终是汉家儿。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