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鼹行动-新一轮美苏（俄）间谍战
猎鼹行动──新一轮美苏（俄）间谍战 星宇 著 -------------------------------------------------------------------------------- 作者序 第01章 一九八五：中央情报局损兵折将 第02章 有来有往的间谍世界 第03章 老太婆临危受命 第04章 猎鼹活动举步唯艰 第05章 鼹鼠，鼹鼠，快出来 第06章 继承父亲的衣钵 第07章 一个心怀愤懑的将军 第08章 安卡拉：出师不利 第09章 纽约：时来运转 第10章 与君同消万古愁 第11章 哥伦比亚女郎 第12章 墨西哥城：劳而无功 第13章 掌握秘中之秘 第14章 踏上不归之路 第15章 叛徒审叛徒：有惊无险 第16章 该是鸟枪换炮的时候了 第17章 我要随心所欲地享受 第18章 深更半夜偷垃圾的人 第19章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第20章 讨价诬价 第21章 大限来时各自飞 第22章 局长大人运气不佳 第23章 夜漫漫，海茫茫 作者序 本书讲的是间谍的故事。 间谍是一个古老的职业。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间谍是世界上的第二个最为古老的职业。至于第一个最为古 老的职业，相信大部分读者心知肚明。 对间谍活动的重要性，情报系统的组织和运作，最早和最具权威性的论述当推 《孙子兵法·用间篇》。该书问世至今已逾两千余载，仍为各国学者公认之经典， 为日本和西方情报（广义的）人员必读之教材。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间谍战从来不曾中断。苏联解体以后，美俄之间的间 谍战照打不误。当今世界新秩序下的间谍战与昔日冷战期间的间谍战一脉相承，并 无二致。本书为此提供了若干佐证。而且，这一类的间谍战势必还会长期继续下去。 本书成书之时，英俄两国正在互逐间谍；叶利钦在内阁会议上强调要防范西方对俄 国进行的间谍活动，并加强俄国对西方的间谍活动。而当时，他没有注意到电视台 的采访记者尚未关机，他的这一番话顿成公开宣言。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各国之 间的间谍活动还会长期继续下去，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所披露的材料对美苏（俄）之间的间谍战而言，不过是冰山一角。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为读者在饭后茶余读书消遣时提供若干材料。细心的 读者也许还能从本书的背景交代中，获得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环境……等 方面的常识性的了解。希望您能有这样意外的收获，在掩卷之时说一声：“开卷有 益，此言不谬。” 第一章 一九八五：中央情报局损兵折将 20 世纪已近尾声，回顾这一世纪，真可谓是兵连祸接，风云变幻。两次世界 大战把人类抛入血海之中，千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城池化为废墟。回首往事，令人 不胜感叹嘘啼。二战之后，世界逐渐形成美、苏两强争霸的世界格局。由两霸在背 后撑腰的局部战争此伏彼起，而两霸之间的冷战更是从未间断。冷战的范围遍及政 治、经济、军事、情报等各个方面，其中又以情报战最为神秘诡橘，扑朔迷离。这 情报战中的两个主要对手便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和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这两个情报机构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从遨游太空的问谍卫星到深 藏海底的潜艇，从灯火辉煌的宴会上的握手言欢到深街陋巷中的短兵相接，这两个 机构所导演的无数阴谋活动令世人胆颤心惊，谈虎色变。 美、苏情报之战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故事，远非笔者一支秃笔可以尽述，现在摘 取其中一段，慢慢述来，以飨读者。 1985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突然发现自己运交华盖：他们对苏联进行的间谍战 遭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多年来他们费尽心血招募的苏联间谍，特别是高级间谍，一 个接一个地被苏方擒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有30 几个隐藏得很深的间谍从中 央情报局的视野中消失。下面，不妨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谢尔盖·莫托林少校是克格勃派驻华盛顿的特工，负责搜集政治情报，其公开 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他于1980 年携妻子奥尔加上任后不久，就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认为有可能将他收买为美国作间谍。美国情报机构在收买 俄国人作问谍这一点上可谓是不遗余力。一位联邦调查局的负责官员说：“每当一 个俄国人来到美国，我们都会研究招募他的可能性。 只要我们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机可乘，我们就会加以充分地利用。”他们等待着 时机。 两年后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接到他们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一个眼线的报告，说是 莫托林发生了一次车祸，当时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妓女。从此，联邦调查局对他更 感兴趣，也盯得更紧了。他们发现莫托林经常出入华盛顿的一家商店，用伏特加和 古巴雪前交换立体声音响器材。这些烟酒本来是克格勃分配给他用来拉拢和收买美 国人的。于是联邦调查局清楚地知道：莫托林对妻子不忠，而且假公济私，欺骗上 级。这些事情要是让他的领导知道了，他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联邦调查局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该找莫托林好好谈谈。手里抓着这样的把柄， 他们也就不愁莫托林不上钩。经过几个月的施压，莫托林终于同意向美国提供情报。 很快，他就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苏联大使馆里所有克格勃情报人员的名单。 除了对他施加压力之外，联邦调查局当然也不会忘记给他一些好处。比如在每 次秘密会面时，给他100 到200 美元。此外，莫托林在使馆里还有一个情妇，是另 一位外交官的妻子。联邦调查局对此特别乐意提供方便。他们给这一对情侣安排幽 会的地方，并给莫托林钱为他的情妇购买礼品。这样一来，莫托林就被牢牢地套住。 克格勃安排在苏联大使馆里的另一名官员，瓦西里·马尔季诺夫中校，早在1 年以前就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这样一来，美国情报机关在苏联大使馆里就有了两 名问谍，他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1984 年底，莫托林由于定期轮换被调回到莫斯科，但是他还是继续向美国提 供情报。1986 年初，他在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接头时被逮捕，不久被枪决。 马尔季诺夫的命运也差不多。1985 年11 月，他因为一桩意外的差事被召回 莫斯科。这年8 月，克格勃里负责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间谍工作的高级官员维塔利· 尤尔钦科从罗马叛逃到西方，成为在冷战期间叛逃到西方的级别最高的苏联情报官 员。他的叛逃在西方的新闻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可是，3 个月以后，他又轻而易举地摆脱中央情报局的监视，跑进了华盛顿的 苏联大使馆，要求返回苏联。苏联大使馆为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声明所谓叛 逃事件不过是中央情报局一手制造的一个阴谋。然后，克格勃命令马尔季诺夫陪同 尤尔钦科返苏。 马尔季诺夫告别了他的妻子娜塔莉娅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告诉她们他很快就会 回到华盛顿。 10 天之后，娜塔莉娅接到丈夫的一封信，说他在搬运行李的时侯，膝盖上的 旧伤复发，住进了医院，希望她带着孩子们回莫斯科。娜塔莉姬立即动身回国。可 是，飞机刚一着陆，她就意识到丈夫出了问题：克格勃的官员把她的两个孩子送到 她的母亲那里，而将她送到一所监狱进行审讯。起先，她以为丈夫是因为走私录音 机而被捕。可是克格勃的官员很快就告诉她，马尔季诺夫犯的是叛国罪。在长达两 年的时间里，克格勃曾经多次对她进行审讯，但是并不曾监禁她。克格勃允许她探 望丈夫4 次，最后一次还带去了两个孩子：因为当时马尔季诺夫已获知被判死刑。 他于1987 年5 月28 日被枪决。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校，在1983 年派驻布达 佩斯时被中央情报局收买。中央情报局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和他保持联络。他们 利用激光计算机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一页上嵌进一条细线，将通讯的内容藏在这 条线里。这些信息凭着肉眼根本无法辩认，只有通过特制的高倍放大镜才能阅读。 然后，他们设法将杂志送给瓦西里耶夫。在他返回莫斯科之前，他收到了1983 年 2 月号的一期《国家地理杂志》，内含如下指示：“我们给你的东西将会藏匿在我 们预先约定的地点，包在防水纸里，外面缠有一层破布”。同时，中央情报局还通 知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交接情报的地址和暗号。比如说，当要在芝沃罗克作一个暗号 时，他可以“乘10 路电车去克里姆斯基桥的方向，在第5 站下车”，然后走到一 个指定的电话亭，“在电话亭和排水管左边的墙上齐腰高的地方，用黑色的腊笔或 者口红画一个10厘米大的R ，这样，只要开车从那里经过一下就可以看见。”而中 央情报局给他做的暗号将放在停在列宁中央博物馆对面的一辆牌号为D004 的汽车 里，等等。瓦西里耶夫为美国作了3 年间谍，于1986 年被苏联逮捕，1987年被枪 决。 阿道夫·托尔卡切夫是苏联研究隐形飞机的主要科学家之一。1985 年6 月13 日，在他与中央情报局特工斯托姆堡接头时遭到逮捕。斯托姆堡被苏联拘留，然后 以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驱逐出境。托尔卡切夫于1986 年9 月24 日被处决。第二天， 克格勃的主席切布里柯夫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这一事件：切：托尔卡切 夫的判决已于昨日执行。 戈：美国情报机构对他真够慷慨的，给了他50 万美元。切：这个特务向我们 的敌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技术情报。 鲍里斯·尤金曾于1975 年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当时他已经是 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他的房东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两人很快就建立起了特殊的亲密 关系。在这个女人的帮助下，联邦调查局很快将他发展成为美国间谍。1978 年， 尤金再次来到美国，身份是塔斯社驻旧金山记者。他向美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他告诉美国情报机关，有一个由老牌苏联特务组成的“北方组”专门从事对美国和 加拿大的策反工作。他指出挪威外交官阿尔勒·特列霍特是一名苏联间谍。1984 年，挪威警察在奥斯陆机场逮捕了特列霍特，当时他正准备去维也纳和苏联情报官 员会面。警察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了66 份机密文件，结果他被判处20 年徒刑。 两年后，尤金在苏联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他被判处15 年徒刑，送往乌拉尔山 区劳改。 弗拉基米尔·波塔索夫是苏联的一个年轻的裁军问题专家。他在莫斯科的美国 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期间，向美国提供了许多情报。他于1986 年7 月1 日被捕， 随后被判处13 年徒刑。 根纳狄·斯梅塔宁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中校。在80 年代初期派驻葡萄牙里斯 本的时侯，他在美国驻葡武官家的信箱里放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情报。 如果美方同意的话，他希望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一条措词特别的广告。中央情 报局里斯本站的人员对这个自己送上门来的间谍深感疑虑，担心他是苏联派来的双 重间谍，因此不想和他进行接触。但是，当时中央情报局苏联部的负责人福尔登想 起了1963 年发生的切列潘诺夫事件的教训。切列潘诺夫是苏联克格勃二局的一名 军官。他将一包文件交给在莫斯科的一对美国夫妇，请他们转交美国大使馆。大使 馆的两名负责人看了文件后，认为他递交的是企图在美苏之间挑起事端的假情报。 他们不顾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负责人的反对，将文件送还苏联政府。于是，切列潘 诺夫遭到逮捕并被枪决。福尔登命令中央情报局里斯本分站在报纸上按斯梅塔宁的 要求刊登广告并和他进行联系。于是斯梅塔宁开始向美国提供非常重要的情报。1985 年，他被召回莫斯科，不久被处决。 根纳狄·瓦伦尼克是克格勃派驻德国的军官，其公开身份是塔斯社驻波恩记者， 被美国收买成为间谍。1985 年，他被克格勃召到伯林，然后押送回莫斯科并遭枪 决。 列奥尼德·波里苏克是克格勃派驻非洲的特工，被美国收买成为间谍，1985 年被突然召回莫斯科，被捕并被枪决。 谢尔盖·伏隆佐夫是克格勃驻莫斯科的军官，美国间谍。苏联情报机关发明了 一种名叫“间谍粉”的药品，可以用来追踪美国外交官在莫斯科的行动。伏隆佐夫 向美国提供了这一情报，以及其它苏联反谍措施的情报。1985年他被逮捕，后来被 处决。 弗拉基米尔·皮古佐夫中校是克格勃驻印度尼西亚的军官。后来被召回莫斯科 担任苏联间谍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的党委书记。他掌握了所有学生的名单以及他们 毕业后的去向。他向美国提供了这些情报，并揭露中央情报局驻印度尼西亚的官员 大卫·巴奈特是苏联间谍。1985 年，他被苏联逮捕，随后被处决。 最令美国中央情报局伤心的是季米特里·波利亚柯夫将军的命运。波利亚科夫 自愿为美国工作了18 年。是继潘科夫斯基* 以后对美国最有价值的间谍。1985 年，他的身份暴露，遭到逮捕并于1988 年被处决。 当然，也有一些间谍的运气好一些，在美国和西方情报机关的帮助下，他们逃 脱了被克格勃捕杀的命运。 谢尔盖·波罕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军官，1982 年开始派驻雅典，其公开身份 是苏联驻希腊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向美国提供了苏联在希腊的间谍名单以及搜集 西方军事技术情报的方法。1985 年5 月，苏联军事情报局驻雅典的负责人格奥尔 基·马斯罗夫斯基告诉波罕莫斯科召他回国一趟，因为他在基辅军校念书的儿子在 学业上有困难，需要他的帮助。为了照顾他，总部将以公差的名义召他回去。这一 安排听起来很有人情味，而且军事情报局也确实常常做这种假公济私的事情。但是 波罕却心生疑窦，因为他知道儿子学得很好，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想推辞不去，但 是在马斯罗夫斯基的坚持之下又不得不答应。在5 月的一个星期五，使馆派车送他 去机场。不知道怎么阴错阳差，他们去晚了，误了飞机，行期不得不延迟。但是， 苏联军情报局命令他们必须在周内出发。波罕立即与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征求他 们的意见。 中央情报局雅典站的负责人大卫·福尔登也认为情况反常，波罕必须马上撤离。 但是，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下，他们不可能将波罕送上飞机直飞华盛顿，他必须先 通过秘密途径逃出希腊。 星期六，波罕告诉妻子阿拉，他在走前要去看一个朋友，便提着一个运动袋出 去了，这一去就是远走高飞。星期一，阿拉带着波罕办公室保险箱的钥匙去找马斯 罗夫斯基，告诉他波罕星期六出去后一直没回来。克格勃立即警觉起来，怀疑阿拉 与波罕的失踪有关。他们搜查了波罕的住处，但是没有发现波罕从事间谍活动的证 据，也没有发现他去往何方的线索。而此时波罕已经逃出希腊，正在前往美国的途 中。在苏联的压力下，希腊政府不得不允许他们将阿拉和她的女儿送回苏联。在波 罕逃走后不久，希腊政府逮捕了一名海军军官和两个商人，他们都是苏联在希腊间 谍组织的成员。显然，是波罕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的情报，而中央情报局又将 这一情报转告了希腊政府。 另一个间谍奥列格·戈尔第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的鼻尖下逃脱了性命。他是克格 勃伦敦站的负责人，到1985 年，已经为英国工作了11 年，在此同时也为中央情 报局工作。这年夏天，莫斯科突然召他回国。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遭到克格波的 秘密监视。他感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向英国情报机关发出求救信号，请求协 助设法脱逃。7 月19 日，他穿着一条旧裤子和一件毛衣出外跑步，被英国情报机 关MI6 救出，逃往芬兰。关于他如何脱逃的细节至今尚未公开，但是目前公开流传 的说法有两个版本。据戈尔第耶夫斯基自己的说法是，在发出求救信号以后，他便 乘火车前往列宁格勒，然后设法进入接近芬兰边境的丛林。两辆MI6 的汽车驶过， 他钻进其中一辆的行李箱，穿过边境，进入芬兰。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版本则更有 戏剧性，象是好莱坞拍摄的间谍影片。他们说，当戈尔第耶夫斯基出外跑步时，从 英国大使馆一下子开出十几辆汽车，令克格勃负责跟踪的人员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MI6 在混乱中把他拉上了车，带回英国使馆。然后，他们又使用了一辆经过特殊改 装的兰德罗佛牌汽车偷运戈尔第耶夫斯基出境。通常这种汽车有6 个汽缸，但是这 辆改装过的汽车只有4 个汽缸。他们重新组装了驱动轴，把它挪到靠近车门的地方， 省出了一个空间，可以容得下一个人。戈尔第耶夫斯基在英国大使馆待了两三天， 然后被塞迸这个空间，开往赫尔辛基。苏联边防哨兵检查时没有发现这一机关，于 是戈尔第耶夫斯基得以逃脱。 在1985 年秋季开始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和西方在苏联的间谍有的被抓，有的 逃跑，总共损失了30 多名，很多他们用来从事间谍活动的新技术也暴露于世，数 以百计的行动遭到破坏，损失之惨重，难以估计。这一年对中央情报局来说，真是 灾难性的一年。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中央情报局焦头烂额，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极大 的困惑之中。 注释* 奥列格·潘科夫斯基（1919—1963），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上校军官，曾 经担任苏联国家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外事处的副处长。被英、美情报机关收买成为 间谍。他曾经向英、美两国提供了大量有关苏联军事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情报，特别 是有关苏联导弹部署方面的情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提供的情报帮助肯尼迪 在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西方情报机关认为潘科夫斯基是“天赐”给他们 的间谍。他于1963 年被苏联逮捕并处决。 第二章 有来有往的间谍世界 1985 年8 月1 日，星期二，克格勃刚刚派到罗马执行任务的高级官员维塔利· 谢尔盖那维奇·尤尔钦科告诉他在苏联大使馆的同事，他要出去散散步并参观一下 梵蒂冈博物馆。当他走到维亚·位莱托大街上的美国大使馆对面时，他钻进了一个 电话亭，给大使馆里的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了投奔西方的意 愿。这位官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请尤尔钦科立即到大使馆去。 尤尔钦科刚刚被提拔为克格勃一部一局的第二把手，主管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情报工 作。这次他跑过来，将成为整个冷战期间叛逃到西方的职位最高的克格勃官员。对 西方的情报机构来说，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尤尔钦科身材魁梧，衣着入时，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蓄着小胡子，红色的 头发已经开始变稀。从外表看来，他更象美国人，而不象苏联人。他曾经在美国呆 过5 年，担任苏联大使馆的安全官员。虽然有浓重的口音，他的英语说得相当不错。 面对一个叛逃过来的克格勃官员，中央情报局首先要问的是，他是否知道潜藏 在美国情报机关里的苏联间谍。尤尔钦科说他知道两个：一个原先是中央情报局的 雇员，代号叫做“罗伯特”；另一个曾在美国国家安全署工作过，该署位于马里兰 州的伏特麦德，是从事超级密码研究和电子监听的机构。 中央情报局罗马站立即将这一消息电传回坐落在弗吉尼亚州朗利的中央情报局 总部。中央情报局象触了电一样，上至局长威廉·凯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无不 欢欣雀跃——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对于苏联部的主管戈贝尔和反谍部的主管哈沙维，这一消息是喜忧参半，喜的 是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忧的是他们立即知道谁是罗伯特。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个名叫爱德华·李·哈沃德的前雇员一直是中央情报 局的一个心病。 1983 年，哈沃德在接受例行的测谎器的检验时，被查出有吸毒和偷窃的行为， 因而被解雇。解雇后，他搬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一直心怀不满。 戈贝尔和哈沙维都知道哈沃德可能成为一个极大的祸害。在将近1 年的时间里， 他们知道哈沃德曾多次徘徊在苏联大使馆的附近，盘算着如何进去出卖情报。在1984 年9 月，他在会见两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时曾明确地谈到这个念头。可是他们不知 道，实际上早在几天之前，哈沃德已经在奥地利会见过克格勃的人员并向他们提供 了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此时，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的行动已经出现了 问题。所以，叶尔钦科提供的情报并不令他们感到意外。 根据美国法律，逮捕间谍是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 局由于处于竞争状态而长期不和。所以，虽然明知哈沃德是一个安全隐患，为了家 丑不至外扬，中央情报局决定不将此事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 中央情报局内部得到解决。他们在圣达菲请了一个精神科医生，给哈沃德进行心理 治疗。尤尔钦科对罗伯特的描述正好符合哈沃德的特征。 在尤尔钦科叛逃的当天夜里，中央情报局用飞机将他经由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 送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中央情报局组成了一个讯问小组，由戈贝尔 领导。在讯问尤尔钦科的过程中，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也在场。 尤尔钦科在调到克格勃的北美部之前，曾在克格勃的反谍部门K 局工作多年。 他任该局第五部门的主管长达5 年的时间，该部门负责揭露潜伏在克格勃内部为外 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内好。就是在此期间，他看到一份报告，说是有一名前中央情报 局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为克格勃的情报来源。尤尔钦科不知道那个中央情报局雇员的 名字，只知道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罗伯特，中央情报局曾经计划将罗伯特派往莫斯 科，但是却始终没有实现。他还知道罗伯特在1984 年的9 月曾在奥地利会见过克 格勃的高级官员，并接受了因为出卖中央情报局机密而得到的报酬。报告说，罗伯 特提供了有关3 个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内部的美国间谍的线索。首先，有一个他不 知道名字的克格勃派往匈牙利的上校军官在布达佩斯被美国收买，为美国提供情报。 其次，有一个伪装成海员的克格勃特工也在为美国工作。第三，有一个以塔斯社驻 旧金山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官员也被美国收买，成为美国间谍。 在尤尔钦科谈到罗伯特的问题之后，中央情报局关于哈沃德的秘密也就无法长 期保持下去了。但是，即使事到如今，中央情报局也还是不打算向联邦调查局承认 他们已经知道谁是罗伯特。他们装腔作势他说，他们将立即清查数据库的记录，检 查所有的有关文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查明究竟谁是罗伯特。直到8 月7 日， 中央情报局才告诉联邦调查局罗伯特就是哈沃德。 但是，此时哈沃德正在去往维也纳的途中。在维也纳，他再次会见了克格勃的 人员。他们告诉他，由于一个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叛逃，他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要 他准备逃跑。但是，他仍然心怀侥幸地回到美国。 联邦调查局获悉罗伯特的身份后，立即往圣达菲派出了一组人马，对哈沃德进 行监视。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哈沃德住在圣达菲南边12 英里处艾朵拉多的旷 野之中。当地住户稀疏，房屋彼此离得很远，只要一有生人出现，立即会引起当地 人的注意。联邦调查局费尽心机才将一辆旅游拖车停放在离哈沃德的房子几百英尺 的地方。他们用摄象机对准哈沃德的房子，并且开始窃听他的电话。 联邦调查局在8 月19 日曾公开地盘问过哈沃德，但是一无所获。两天之后， 在中午时分，哈沃德夫妇乘车外出，由哈沃德的妻子玛莉开车。虽然是在光天化日 之下，但负责监视的联邦调查局的年轻干员却没有看见他们离开。他们去到一家餐 馆吃饭，等天黑以后才离开。当车开到一个急转弯处，哈沃德从车中跃出，他的座 位上立即弹出一个假人，这正是当年中央情报局教给他的金蝉脱壳之计。在这一时 刻，这一招显得有点多余，因为根本没人跟踪他们。但是，当车开回住处时，这个 假人却派上了大用场：联邦调查局的人虽然没有看见他们出去，却看见坐着两个人 的车开进了车库。这给了哈沃德极其关键的25 个小时。他利用环球航空公司的旅 游信用卡飞往纽约，然后飞往赫尔辛基。11 个月以后，苏联方面宣布哈沃德在莫 斯科获得了政治庇护。 尤尔钦科供出的另一个间谍的代号是龙先生，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曾经见过这个人。1980 年，当尤尔钦科被派驻华盛顿的时侯，这个人曾给 他打过电话，并到苏联大使馆送过情报。他告诉苏联人，美国的潜水艇可以通过鄂 霍次克海海底苏联的军用电缆窃取情报。这个人还表示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报，但是 必须要以金条支付报酬。在他离开大使馆之前，大使馆的人员建议他剃去胡子，换 上苏联的工装。他们用一辆面包车将他送到离大使馆很远的地方，才让他下车。负 责监视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看见他走进苏联大使馆，但是无法确定这个神秘的来访 者的身份。尤尔钦科记得这个人长着红色的头发，当时住在华盛顿郊区靠近马里兰 州贝茨维尔的一所破旧的房子里。 根据尤尔钦科的情报，联邦调查局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清查。4 个月后，他们逮 捕了罗纳德·皮尔顿。经审讯，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此外，尤尔钦科还提供了关于克格勃两项间谍技术发展的详细情报。第一项是 克格勃的100 号特种实验室研制成功的供间谍谋杀用的毒药。这种毒药曾用于著名 的毒伞事件。1978 年，在伦敦，保加利亚的特工将含有这种毒药的微粒放进一把 雨伞的伞尖，然后在街上装作不小心地用伞尖扎伤一名叫做格奥尔基·马尔科夫的保 加利亚的流亡者的腿部，把含毒的微粒射进他的体内，将他谋杀。第二项是克格勃 在邮局里装置的一种仪器，能够探测出用任何一种密写药水书写的情报。 尤尔钦科还向美国提供了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双重间谍尼古拉·夏德林1975 年在维也纳神秘失踪的真相。夏德林的真实姓名是尼古拉·阿尔塔莫诺夫。他曾经 是苏联海军里最年轻的驱逐舰舰长，后来与他的波兰籍的未婚妻乘汽艇穿过白令海 峡，叛逃到美国。克格勃企图说服他为苏联做间谍，但是他却应中央情报局的要求 做了美国的双重间谍。1975 年，他在中央情报局派他到维也纳去与克格勃会面时， 神秘地失踪了。据尤尔钦科说，在会面时，克格勃的人员企图将他麻醉后劫持到苏 联。当他们在汽车后座搏斗时，克格勃下手大重，意外将他杀死。 经过几次讯问之后，中央情报局将尤尔钦科送到离华盛顿西南40 英里的弗吉 尼亚州弗里德利克斯堡附近的一所漂亮的二层楼房里。但是，他在美国的逗留既不 长久，也不愉快。 70 年代末期，当尤尔钦科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工作时，结识了一个极有魅 力的女医生瓦连汀娜·叶列斯柯夫斯卡娅。她是另一个外交官亚历山大·叶列斯柯 夫斯基的妻子。两人发生了一段恋情。但是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感情完全是柏拉图 式的精神恋爱。他们有时一起到麦当劳去，坐在一起吃汉堡包。1985 年春天，当 瓦连汀娜回到莫斯科参加她女儿的婚礼时，他们曾经见过面。 当尤尔钦科叛逃时，瓦连汀娜与她的丈夫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任职。尤尔钦科 希望重新点燃他们之间的爱情的火焰。他恳求中央情报局允许他再见瓦连汀娜一面。 中央情报局同意了。加拿大情报机关也同意合作。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柯林·汤姆森 首先飞往渥太华，然后开车到蒙待利尔为这次会面作安排。另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 员和尤尔钦科在两个保安人员的陪同下先飞往纽约的普拉茨堡，然后驱车前往美加 边境。过境之后的安排由加拿大方面负责。加拿大的情报人员对瓦连汀娜的住处进 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掌握了她的丈夫的活动规律。他们趁他无法回家吃饭的时侯， 让尤尔钦科从她住处附近的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听到是他的声音，她立即挂上了 电话。加拿大的特工人员领他来到瓦连汀娜的门前。她显得非常犹豫，但是最终还 是同意让他进去待几分钟。她流着眼泪拒绝了他恢复关系的请求。尤尔钦科从房间 里出来时显出一副精神崩溃的样子。 自此以后，尤尔钦科越来越消沉。他对中央情报局的警卫如影随形以及中央情 报局将他叛逃的消息和提供的情报公之于众的做法很不满意。由于弄到了这样一个 大牌的叛逃者，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威廉·凯西带头大吹大擂，令他十分反感。 11 月2 日，星期六，中央情报局的年轻雇员汤姆士·哈南陪同尤尔钦科到弗 吉尼亚的曼纳萨斯的一家百货商店去买东西。尤尔钦科说服哈南带他去乔治城。他 们在一家离苏联大使馆不过一英里的法国餐馆吃过饭以后，尤尔钦科对哈南说，他 出去走一下，15 分钟内一定回来。然后就消失在乔治城里熙熙让让的人群里。他 叫了一辆出租车，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来到了苏联大使馆的门前。他向门卫报了姓名 以后，就立即被带了进去。 两天以后，尤尔钦科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先用英语，然后 用俄语告诉记者们，他在罗马被中央情报局麻醉后被绑架到美国。他抱怨绑架期间 中央情报局对他的虐待和造谣生事。他说除了从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外，他从来没有 听说过爱德华·哈沃德这个人。他将这一套故事说得有声有色，做了一次精彩的表 演。 11 月6 日，尤尔钦科乘坐苏联的飞机回国。克格勃驻华盛顿的负责人斯但尼 斯拉夫·安得罗索夫指示瓦列里·马尔季诺夫中校陪同尤尔钦科回国。 马尔季诺夫的妻子娜塔莉娅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她的丈夫是从事搜集科学 技术情报的，通常并不执行这一类的任务。可是，马尔季诺夫却毫不在意。 他吻别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告诉他们他很快就会回来。 中央情报局知道他们的间谍正陪伴他们失去的叛逃者飞往莫斯科。可是，他们 却不知道在莫斯科等待马尔季诺夫的是行刑队。 第三章 老太婆临危受命 在为数众多的美国间谍在苏联落网之后，中央情报局急于找出原因。尤尔钦科 在其短暂的叛逃期间告诉美国情报机构是爱德华·哈沃德向苏联出卖情报，哈沃德 揭露了托尔卡切夫的美国间谍的身份，导致他的被捕以及与他接头的中央情报局的 特工斯托姆堡被驱逐出境，这样一来，至少为中央情报局的一连串的失败提供了一 部分答案。但是，其他许多间谍的败露却依然无法解释，因为以哈沃德在中央情报 局的地位，他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存在和身份。 中央情报局怀疑，除了哈沃德的叛逃以外，他们的通讯渠道可能已被克格勃渗 透。这种渗透的方式可能是通过截获电讯或者是收买密码译员。为了检验这种可能 性，中央情报局苏联部的反谍机关发出了一系列的试探性的电讯，以图观察克格勃 的反应。比方说，他们可以用密码送出一条假情报，说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的克 格勃的官员已经被美国收买。如果这个官员的情况一切正常，并没有被莫斯科召回， 那就说明他们的通讯渠道并没有出现问题。 中央情报局苏联部一上来就怀疑是通讯系统出了问题，反映了中央情报局内部 的一种心理状态。中央情报局里从事秘密活动的行动部就象一个兄弟会一样，他们 从不怀疑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会为敌方工作。他们认为，任何人一旦进入了他们的秘 密世界，就会忠心耿耿，绝不会成为叛徒。对于这些官员来说，在他们天天见面， 一起上班，一起就餐，下班后乘车回家，教孩子踢球、游戏的同事中某一个人是克 格勃问谍的这种想法简直是不可思议。英国人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曾经让菲尔 比、伯吉斯、以及麦克林* 混进去过。 但是，美国人可不象英国人那样愚蠢。归根结底，这是美国的朗利而不是英国 伦敦。所以，他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的通讯系统出了问题。 出于这种忧虑，1985 年底，中央情报局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弄个水落石出。中 央情报局局长维廉·凯西命令行动部的副部长克莱尔·乔治去查明为什么中央情报 局在苏联的情报来源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除了通讯系统被克格勃渗透的可能性之外，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潜藏着一个苏联鼹鼠的可能性，不论想起来多么令人不快，也不 得不加考虑。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1986 年1 月，中央情 报局的苏联部收紧了他们在苏联的行动。 他们减少了可以看到从苏联和东欧的情报站发回的报告的官员数目，并将可以 接触到新招募的苏联和东欧的情报来源名单的人员限制在最小范围。 与此同时，凯西和乔治又找来了约翰·斯坦。斯坦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监察 部的部长并且是乔治的前任，当时正准备出任南朝鲜站的站长，斯坦当时53 岁， 身材高大，头发花白，举止轻松愉快。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于50 年代加入中 央情报局。他曾经在非洲国家扎伊尔、咯麦隆和利比亚待过多年，在苏联部他也是 一位老手。他还担任过驻布鲁塞尔情报站的站长。在任期间，他的工作深得当时中 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的欣赏，于是被调回中央情报局总部担任行动部副部长助理。凯 西上任以后，将他提升为行动部副部长。 3 年后，乔治接替了他的职务。 “我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凯西对斯坦说，“我们的情报来源在返回苏联以后 就变得音讯全无。我们已经损失了一些情报来源。” 凯西请斯坦审查一下那些遭到挫折的行动，进行分析，并找出可能的原因。斯 坦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审查了将近20 个案例，写成了一个20 页的报告，其基 本结论是其中每一个行动本身都有明显的漏洞。他写道，在间谍活动中，每一个秘 密行动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包含着自我暴露的危险性。这是它们遭到失败的一种可能 的解释。但是，他并没有排除他们的机构本身或者是他们的通讯系统遭到渗透的可 能性。他认为，如果有渗透的情况发生，就最可能发生在莫斯科分站。斯坦得出这 一结论的理由是，中央情报局在他们招募的苏联间谍回到莫斯科之前通常都不通知 他们的莫斯科分站。既然他们的损失都是发生在间谍回到莫斯科之后，最大的可能 性就是莫斯科分站出了问题。 斯坦的报告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局里的工作人员起到很大的 镇定作用。“每一个秘密行动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包含着自我暴露的危险性”，这种 理论冲淡了对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存在内奸的忧虑。行动中的疏忽和通讯渠道的破坏， 这些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职业性的危险。即使他们招募的是最为高明的苏联间谍， 也会有失手的时侯，也会犯致命的错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乔治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十几个行动遭到破坏都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大过 于巧台。于是，他跑去找局长凯西。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组织遭到了渗透。” 凯西立即召集情报局的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和几个部门的主管开会。 在会上，作风激进的乔治建议对所有接触过这些被破获的行动的中央情报局雇 员进行审问，并进行测谎器检验。他的主张立即遭到反对并被会议拒绝，因为这种 人人过关的审查方式涉及面太宽，而且可能引起法律纠纷。 在会上，苏联部的负责人向凯西保证，他们正在对有关的文件进行仔细的研究， 彻底检讨那些遭受挫折的行动，正在设法确定通讯渠道是否被克格勃渗透。与会者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可是，就象许多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开起会来热火朝天， 会后却烟消云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就在这个时侯，中央情报局的监察长和美国总统的外事情报顾问小组关于爱德 华·哈沃德叛逃事件的报告，对中央情报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总统对外情报顾问 小组的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对哈沃德这一严重的安全隐 患长期视而不见”，并指责：“居然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这种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可 能性：情报局里的一个秘密工作人员在为敌方从事间谍活动。”凯西看到报告后对 行动部的负责人乔治和苏联部的负责人戈贝尔大发雷霆，指责他们不愿考虑中央情 报局总部藏有苏联奸细的可能性。 他指出乔治应该对哈沃德叛逃事件负直接责任。可是，凯西的怒气冲天也不过 是马后炮而已，对于解决中央情报局眼前所面临的损兵折将的燃眉之急并没有什么 帮助。 在中央情报局试图查明遭受一连串失败的原因的缓慢过程中，中央情报局总部 苏联及东欧分部外事处的负责人桑德拉·简·杰克逊接到一份报告，说一个曾经派 驻墨西哥的名叫伊戈尔·舒尔金的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正在申请入境签证，以便前往 苏联驻旧金山的领事馆。这一报告引起了她的强烈的兴趣。 虽然舒尔金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外交官，可是桑德拉却知道他曾经是中央情报局 企图收买的对象，因为在70 年代，桑德拉曾负责过追踪每一个苏联外交官在全世 界活动的踪迹，而在80 年代，她又曾经在中央情报局的反谍部门工作过，墨西哥 曾经是她监视的地区之一。 中央情报局的任务之一，是审查外国外交人员和情报人员申请签证的材料，决 定是否需要拒绝他们的申请，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桑德拉在审查中央情报局保存的 有关舒尔金的材料时，发现他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重点发展对象。根据当时负责对 他进行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瑞克·艾姆斯在1981 年到1982 年期间从墨西哥城 发回的厚厚一叠报告称，他曾经在舒尔金的身上下过很多工夫。为了做他的工作， 他曾经整天整天地陪这位克格勃的情报官员喝酒、聊天。 在阅读艾姆斯的报告的过程中，桑德拉得出一个结论：艾姆斯企图收买舒尔金 纯粹是在枉费心机。她甚至得到一个相反的印象，觉得好象是舒尔金在企图发展艾 姆斯为苏联工作。当然，她并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艾姆斯。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 的：舒尔金曾经让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白白地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这 次让舒尔金来到旧金山，他很可能又会故伎重演，逗得中央情报局团团转，让他们 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不值得。 桑德拉和她的同事们决定在舒尔金的申请上注明此人曾经将一名中央情报局的 官员作弄了长达两年之久，并建议国务院不要发给他入境签证。 可是，没等到桑德拉他们的报告送出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已经批准了舒尔金的 申请。舒尔金于1985 年12 月到达旧金山。可是，他并没有在美国呆多久。1986 年8 月23 日，苏联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扎哈诺夫因从事间谍活动在纽约被捕。一 个星期以后，美国记者丹尼罗夫在莫斯科被捕。9 月17 日，美国驱逐了25 名苏 联人，10 月19 日，苏联驱逐了5 名美国人，21 日美国又驱逐了55 名苏联人。 就是在这样一轮交相驱逐的外交战中，舒尔金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10 月 7 日被驱逐出境。 1986 年10 月，中央情报局在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将近1 年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经过行动部副部长克莱尔·乔治的批准，该 部反谍处的主管噶斯·哈沙维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特别小组，其任务是清查内奸，按 照反谍人员常用的说法，这个小组被称为“猎鼹小组”，因为内奸也和鼹鼠一样， 躲藏在地下，在黑暗中进行活动。 当时61 岁的噶斯是行动部的老将，1 年多以前刚刚担任反谍处的主管。 他是一个清瘦、结实、精力充沛的人。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1950年 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以后，加入了中央情报局。从一开始，他就被分配到苏联部工 作。50 年代，他曾经以西柏林为基地，从事反对波兰政府的活动。 在60 年代，他曾被派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 年，他被派驻蒙得维的亚，成为情报局驻乌拉圭分站的站长。虽然他的岗位在拉丁 美洲，但是他的任务仍然是针对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和机构。他也曾经担任过情 报局莫斯科分站的负责人。1985 年春天，他被指定为行动部反谍处的处长。 清除内奸不是一件讨人喜欢的工作。中央情报局的员工对前反谍处的负责人詹 姆士·安格尔顿领导的除奸活动所造成的恶果记忆犹新。安格尔顿领导反谍处长达 20 多年。他怀疑情报局的几个忠心耿耿的雇员是苏联奸细，结果毁了这几个人的 一生。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人们普遍认为反谍处的地位仅仅比警卫部门略高一点。 他们认为那些警卫们是一些喜欢挑剔、无事生非的人，就是喜欢查一查你是否佩带 了徽章，是否将桔子皮和要焚烧的文件扔在一起，等等。至于反谍处嘛，因为有存 在的必要，所以也具有某种重要性；但是，被派到反谍处工作，绝不会被认为是一 种提拔。 前面提到，哈沙维与戈贝尔曾对联邦调查局隐瞒了关于哈沃德可能成为苏联间 谍的情况，结果导致他的脱逃。一般说来哈沙维与联邦调查局反谍机构的工作人员 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从中央情报局的观点看来，他们在1985 年损兵折将的 窘境最好不要让联邦调查局插手处理，他们宁可由中央情报局自行处理。 哈沙维召见了简妮·维特佛尔，告诉她说自己正在组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负 责清除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的苏联奸细。他希望由她来领导这个小组。 维特佛尔当时54 岁，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自，戴一副老花眼镜，看起来 毫不起眼的小老太婆。人们很可能认为她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一个中学教师， 或者是谁家的老祖母。很少人会相信她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员悍将。 维特佛尔生于美国的东北部，是法国移民的后裔，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她从未结过婚，中央情报局就是她的生活的主要内容。50 年代末期，她曾被 派驻埃塞俄比亚。60 年代初期，她被派往芬兰。60 年代中期，她被派往荷兰的 海牙。在70 年代初期，她找到了她的归宿——反谍工作。她被任命为苏联部所属 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然后是履历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的任务是追踪苏联和东欧官 员在世界各处的活动。当一名克格勃的官员突然在曼谷出现，或者中央情报局希望 在布拉格收买一名苏军情报局的上校，有关人员就会向履历部门索取这些官员的资 料。作为这一部门的负责人，维特佛尔对于涉及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的大小案件几 乎是无一不晓。维特佛尔具有非凡的耐性和敏锐的分析能力，特别适合于做需要进 行大量拨茧抽丝、条分缕析以寻找线索的反谍工作。 到了80 年代初期，她被调到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总部工作。1984 年她被任命 为中央情报局加蓬分站的站长。加蓬是一个说法语的西非国家。加蓬分站是一个小 站。她只有一个助手，一个密码员，当然比不上伦敦、巴黎分站那样风光。可是， 重要的是她获得了分站站长的头衔。要想在中央情报局里得到提升，这是一个必不 可少的阶梯。在以男性雇员为主的中央情局，只有为数极少的女性雇员曾被任命为 分站站长。维特佛尔在10 多年前就获得这项任命，这说明情报局对她的才能的赏 识。 加蓬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岗位。加蓬共和国盛产石油，面积与美国的科罗拉多 州差不多，人口只有100 万多一点。加蓬的政治相当稳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良好。 总统奥马尔·邦戈每次选举都能重新当选，因为那时他是唯一的侯选人。邦戈花费 了大量的金钱建设首都利波维尔，使它变成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城市。加蓬有美丽的 海滩。但是，由于出口热带硬木，很多原木顺着河流漂进海洋或者滞留在沙滩上， 使得游泳和冲浪变得非常危险。加蓬是在独立以后允许法国驻军的少数几个原法属 殖民地中的一个。一团法国海军陆战队就驻扎在美国大使馆的附近，令大使馆的人 员感到十分安全。 维特佛尔的公开身份是大使馆的政治官员。她与大使威廉姆森的关系良好。在 加蓬，大使馆的会议变得非常不拘形式。大使和站长每星期聚会一次，共饮啤酒。 威廉姆森总是要求维特佛尔告诉他她所获得的一切消息。 从情报工作的角度来看，加蓬完全是法国人的天下。如果克格勃的人员要在加 蓬叛逃，肯定会首先落到法国人的手里。但是，如果有中央情报局在别的地方收买 的苏联和东欧的间谍来到驻加蓬的外交机构工作，维特佛尔就负责和他们联系。 在加蓬待了两年半以后，维特佛尔回到美国。就在这个时侯，哈沙维找上门来， 请她担任特别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她从苏联部挑选了佛朗·史密斯来协助她。史密 斯和她一样，也是一名头发花白的女将。此外，她又请回了两位已经退休的中央情 报局的雇员来充实她的特别行动小组。 第一位是56 岁的本杰明·弗兰克林·派珀。他曾在苏联部工作多年。他身材 高大，一副运动员的好体魄，褐色的头发已经发白。他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富裕的家 庭，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50 年代中期，他曾经被派驻柏林。60年代初期，他曾 在墨西哥分站工作过。70 年代，他曾在伦敦协助英国保安机关从事针对克格勃的 活动。他在苏联部工作时主要是从事反谍活动。当时的反谍部门的负责人安格尔顿 怀疑两名为美国工作的苏联间谍事实上是双重间谍，派琅持反对意见。后来调查的 结果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除了经验之外，他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他是哈沙维的老朋友。他们都是大学 一毕业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他们曾在一起受训，并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 情况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中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当哈沙维筹建特别行动小组 时，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派珀。他决定请派拍吃午饭。在吃饭的时候，他愁容满面地 说：“天哪，我敢肯定我们已被克格勃渗透。” 派珀二话没说，马上就表示愿意回来帮忙。 另一位被请回来的老将是60 岁的但尼尔·尼修，他出生于纽约，二次大战期 间曾在陆军中服役。在中央情报局创建初期，他就加入了它的行列。他曾被派往仰 光和曼谷，是一名远东事务专家。 过了一段时间，桑迪·格瑞姆斯，一位身材修长的金发女郎也加入了特别行动 小组。和维特佛尔一样，她也是苏联部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 这个特别小组的活动地点小心翼翼地藏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二楼反谍总部的许多 办公室中的一间里，与哈沙维的办公室只隔两个门。这个特别小组的存在以及它的 使命都被严格保密。就连派珀的老朋友们也只知道他退休后又跑回来了，但是却不 知道为什么。由于这个特别小组的使命是负责清除藏在中央情报局里的内奸，所以 后来被称为“猎鼹小组”。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特别小组工作的一部分是集中在研究情报局的通讯系 统被苏联渗透的可能性。苏联情报机关光截获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还是不够的，他们 还必须能够解读美国的密码。可是，他们会不会收买了中央情报局的某一个密码员， 从而掌握了美国的密码呢？ 此外，他们也不能忽略其它技术方面出问题的可能性。1964 年，美国发现他 们在莫斯科的大使馆的墙壁里面藏有一个完整的窃听系统，而且克格勃正在计划改 进他们的设备。美国大使馆受到神秘的微波的照射，这也有可能与某种监视技术有 关。1985 年，美国发现他们在莫斯科正在兴建的新大使馆的钢梁中密密麻麻地布 满了窃听和发射装置，使得整个楼房变成了一个扩音器，于是施工被迫中断。但是， 中央情报局对克格勃的窃听活动究竟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并没有一个清楚的估计。 因为所有被美国收买的苏联情报来源都是在莫斯科消失的，派琅特别担心情报 局莫斯科分站的通讯系统遭到克格勃的渗透。这一担忧由于龙特瑞事件的发生而变 得更为现实。 1986 年12 月，在维也纳的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圣诞节晚会上，海军陆战 队上士克雷顿·龙特瑞走到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面前，吞吞吐吐地坦白了当他在 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担任警卫的时侯，曾经与克格勃有过来往。 克格勃利用一个漂亮的女翻译作诱饵，收买他为克格勃工作。他承认他与另一 个警卫阿尔诺德·布瑞西下士曾允许克格勃的人员进入过大使馆的许多机密区域。 中央情报局担心克格勃窃取了他们的密码。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就为中央情报局 所遭受的一连串的失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经过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 局一年多的详细审查，他们确定这两个警卫并不曾让克格勃进入密码室。1987 年 8 月24 日，克雷顿因间谍罪被判处30 年的徒刑。 在服刑了将近9 年之后，他于1996 年3 月获得假释。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考虑技术方面遭到渗透的可能性的同时，特别小组也开始认真考虑情报局内 部混有克格勃奸细的可能性。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维特佛尔不主张扩大特别小组， 因为吸收更多有对苏工作经验的人员，很可能会把奸细也吸收进来，这将给小组的 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请回两位已经退休的雇员的部分原因也是基于这一考虑， 因为他们早在情报局对苏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之前就已经离开，不可能是特别小组所 要寻找的苏联奸细。此外，扩大特别小组也难免走漏风声，不但会弄得人心惶惶， 还会打草惊蛇，引起奸细的警觉。 特别小组并没有提出大多的要求，他们的上级在建立了这样一个小组以后也感 到心安理得，乐得让特别小组去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特别小组刚一成立，事情就找上门来。1986 年10 月22 日，苏联政府宣布 已将美国间谍托尔卡切夫处决。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托尔卡切夫是莫斯科的 一个研究隐形飞机的国防科学家，被中央情报局收买为美国提供情报。他是1985 年8 月13 日被捕的。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托尔卡切夫是被爱德华·哈沃德出卖 的。9 天之后，中央情报局获悉美国间谍克格勃中校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也将被处 决。但是，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他们身份暴露的原因何在。 1986 年11 月，中央情报局苏联部反谍处负责人芮得蒙德在一份备忘录中指 出：“情报局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的活动遭到破坏或者出现的问题多达45 项。” 在1987 年1 月的另一份报告中他又说：“我们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事实上， 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剩下的对苏行动中有任何一项正在产生有用的结果。” 维特佛尔所面临的任务是分析所有这些遭受破坏的行动，首先找出情报局的哪 些部门曾经插手或者知道这些行动，哪些人员可以看到相关文件，这些行动有哪些 共同性，哈沃德可能知道哪些行动。在哈沃德不可能知道的那些行动中，有哪些可 能是因为其它原因，比如说是因为当事人的疏忽而遭受失败的。他们将分析的结果 储存在一个计算机里，不和任何其它的计算机联网。这些资料中包括一份涉嫌人员 的名单。就在特别小组开始工作的同一个月，联邦调查局也得知马尔季诺夫和莫托 林被捕和面临处决的消息。他们也组织了一个6 人小组来调查这两个情报来源被克 格勃破获的原因。这个小组由反谍官员卡鲁索负责，其中包括曾负责与马尔季诺夫 接头的吉姆·霍特。 但是，他们对中央情报局损失了另外几十个情报来源的情况却一无所知。 12 月，这两个特别小组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在其后的两年中，他们又召 开了7 次类似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气氛并不融洽，让两个小组合作实在是非常困难。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敌意可以追溯到1947 年中央情报局建局伊始。 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爱德伽·胡佛深恐这个新成立的情报机构会影响联邦调查局 的权力。两局虽然分工不同，但是其职权也有重叠的部分。 这样一来，两个机构常常暗中较劲，互相嫉妒，互相猜疑。1970 年，胡佛一 怒之下，断绝了两局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直到胡佛在1972 年去世以后才得以恢复。 联邦调查局对中央情报局向他们隐瞒哈沃德的情况仍然是耿耿于怀。 除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以外，这两个机构之间的芥蒂还起源于他们之间对反谍 工作所持的不同的看法。联邦调查局是一个执法机构，其主要的兴趣在于抓获间谍， 而中央情报局的兴趣主要在于搜集情报，他们往往倾向于让事情自然发展一段时间， 看它究竟会演变到什么地步，他们并不急于把苏联问谍送进监狱。在处理间谍案件 时，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常常会引发司法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之间的冲突。 但是，在两个机构执行具体任务的基层工作人员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尊重和 良好的合作关系。总之，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一言难尽，谁也离不开 谁，谁也不服谁，双方都不原意把自己的底牌亮给对方。 中央情报局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很可能有一个苏联奸细正在从内部搞垮中央情 报局，使其对苏情报工作陷于瘫痪。可是，家丑不可外扬，他们仍然只愿有限度地 让外人插手他们的调查。在其后两年的时间里，在两局的联合会议上，中央情报局 只愿意提供关于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这两个原来在苏联大使馆里为美国工作的克格 勃官员的情况，因为他们在美国的时侯是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管理的， 中央情报局无法撇开联邦调查局。而对于他们自己遭受挫折的行动，他们只提供了 简略的、经过严格删截的报告，他们无意向联邦调查局打开自己的文件。 注释*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英国人，著名的苏联间谍。30 年代他们在 剑桥大学读书时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并奉命潜入英国的机要部门，如秘密情报局、 军事情报局和外交部等。他们成功地渗透了这些部门，并且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 其中菲尔比曾经被派往华盛顿协调英、美两国的情报活动，并一度成为英国情报机 关的首脑人选。在此期间，他们向苏联提供了大量极其重要的情报。50 年代，3 人的身份先后暴露，逃往苏联。 第四章 猎鼹活动举步唯艰 “我们从来不曾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发现过真正的鼹鼠。”1983 年11 月，中 央情报局反谍部门的负责人噶斯·哈沙维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保证。 “我们从未发现任何中央情报局的正式职工在其为情报局工作期间被苏联收买 为他们服务，中央情报局总部里从来没有发现过苏联奸细。我们有可能尚未发现这 样的奸细，但是我很怀疑这种可能性。” 哈沙维的保证听起来斩钉截铁，可是却是经过字斟句酌的。就在两个月之前， 爱德华·哈沃德消失在新墨西哥州的旷野之中。可是，当时他已经不是中央情报局 的雇员，他已于1983 年被情报局解雇。因为他对“真正的鼹鼠” 的涵义做了小心的界定，人们不能不说他的证词是精确的。尽管当时中央情报 局正面临着损兵折将的严重局面，对于当时中央情报局内部是否存在有苏联奸细的 现实危险性，他仍然作了一个相当乐观的估计。 一年以后，迫于形势的需要，哈沙维组成了以维特佛尔为首的特别小组。 1987 年5 月底，威廉·韦伯斯特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位。前局长凯西于3 个星期前死于脑瘤。 韦伯斯特是一个英俊、和蔼可亲的人，出生于圣·路易，曾担任密苏里州的法 官和联邦上诉法庭的法官。1978 年，卡特总统任命他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 斯特为人正派，受人尊敬。1987 年，里根内阁被伊朗——尼加拉瓜丑闻搞得焦头 烂额：他们一方面信誓旦旦地声称不和伊朗来往，却又在暗地里出售武器给伊朗， 并把得到的钱拿去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秘密暴露以后，民主党在国会穷追 猛打，把这一丑闻与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想要整垮里根政府。作 为执行机构之一的中央情报局当然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一丑闻，弄得声名狼藉。为了 恢复中央情报局的信誉，里根任命了韦伯斯特做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在美国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出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韦伯斯特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那些直接参与伊朗——尼加拉爪丑闻 的人员。11 月份，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负责人克莱尔·乔治因欺骗国会而引咎辞 职。到年底的时侯，韦伯斯特处分了7 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有的被开除，有的被 降职，有的被警告。 为了取代克莱尔，韦伯斯特召回了61 岁的理查德·斯托尔兹。他于6 年前退 休，退休前是伦敦分站站长。因为较早离开了是非之地，他没卷入伊朗事件的丑闻。 斯托尔兹长得短小精悍，方面大耳，戴一副眼镜。他是韦伯斯特大学时的校友，比 他低两班。他于1950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曾被派驻土耳其、德国、保加利亚、意 大利，以及南斯拉夫。1964 年，他成为驻莫斯科分站的第二任站长，10 年后他 升为情报局苏联部的负责人。他本来有希望成为行动部的负责人，可是，凯西担任 局长以后，任命了自己的朋友，新罕布什尔的商人马克斯·胡格尔。斯托尔兹愤而 辞职。可是胡格尔也没能待多久。 他上任两个月后，华盛顿邮报揭露他在股票市场进行非法交易，他因而被迫辞 职。 斯托尔兹在退休了6 年之后，又回到中央情报局担任行动部的部长，他不知道 此时行动部的对苏工作已陷入一片混乱。但是他很快就了解了真相。 他回到中央情报局总部1 个月以后，哈沙维和苏联部的负责人戈贝尔向他汇报 了人员损失的情况。当维特佛尔的特别小组向他汇报了详细的情况以后，他马上意 识到情况严重，必须向韦伯斯特汇报。 韦伯斯特后来卧亿说： “我把狄克（理查德）请回来当行动部部长。当特别小组向他汇报时，事实上 已经把他也包括了进去。情报局里很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这是一个非常精悍 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必须要非常之小才不会引人注目。狄克听完汇报以后，说： ‘我们必须向局长汇报。’于是我们在1988 年年初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研究损失的原因时，行动部首先怀疑是由于哈沃德或者龙特瑞造成的。可是， 后来他们发现有些事情哈沃德和龙特瑞都不可能知道。于是噶斯建立了这样一个小 组，来调查那些不能归咎于哈沃德或龙特瑞的案件。 “除了知道情报局的对苏行动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以外，特别小组手里没有一点 线索，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有奸细渗透了情报局，还是因为通讯 系统遭到破坏；是由于克格勃破译了美方的密码呢还是因为他们严密的监视工作卓 有成效。克格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来监视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的每一个人员的一 举一动。特别小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们开始分析下列问题：谁知情？谁可能得 到有关资料？他们甚至不敢肯定问题是否一定出在中央情报局。问题也可能出在别 的机构。他们只知道中央情报局蒙受了无法解释的损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 “就这样，特别小组向我作了汇报。是由简妮做的汇报，斯托尔兹在场，哈沙 维可能也在。我在联邦调查局的时侯就认识噶斯。我们一起在世界各地开过很多秘 密会议。我们也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我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在 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他们说两局之间有密切的配合。” 通过这次汇报，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他的负责秘密行动的主管人员至少 已经获悉情报局遭受到人员的损失，而一个特别小组正在努力寻找原因。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情报局对这些案件的兴趣似乎变得越来越淡漠了。这些事情毕竟是 发生在3 年以前的1985 年。 在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里，不管是海军，是农业部，还是中央情报局，总是存在 一种心态，那就是极力逃避责任。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可不是在我当班时 发生的。”现在凯西已经死了，情报局及其行动部也都换了新的领导，这种事不关 己的倾向就更为明显。 行动部的新主管理查德·斯托尔兹正忙于当前的，也就是1988 年的事务，他 并不特别喜欢回顾过去。秘密行动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说：“1988 年我们没有发 生任何事情，我们没有继续损失情报人员。那些问题都是3 年前的问题了。我们甚 至不敢肯定寻找内好的方向是否正确。” 这种说法反映了行动部上层领导的驼鸟心理。事实上，特别小组正在调查的那 些问题并不是老问题。就在几个月之前，1987 年秋天，情报局获悉又有3 个在苏 联的情报来源被捕，其中一个已被处决。这3 个人都是情报局在1985 年以前招募 的。 维特佛尔小组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领导上没有给于足够的支持，一种漠不关 心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的管理阶层。 大量从苏联传回的情报都暗示，苏联对美国的反谍活动突然取得重大进展的原 因是由于爱德华·哈沃德向苏方提供了有关的情报。另外，克格勃的人员也常常吹 嘘他们的监视活动是何等地严密，嘲笑美国的奸细是如何的笨拙。 这样的风吹了好几年。从1986 年起，哈沙维和特别小组就觉察到苏联的情报 机关正在耍什么花招，可是，他们一时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克格 勃在放烟雾，企图迷惑中央情报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克格勃在企图转移 中央情报局反谍机构的视线，将他们的调查工作引入歧途。 中央情报局也曾企图发展新的苏联情报来源，以弄清他们遭受的一系列挫败的 原因。他们花了7 年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多少收获。 1988 年春天，中央情报局得到一个线索：有一个雇员过去在接受测谎器检查 时多次表现不佳，而今却在大把大把地花钱。特别小组派了一个名叫丹·佩因的年 轻雇员去调查这一情况，佩因当时是29 岁，瘦高个，戴一副双光的眼镜。他出生 在印地安那州的东芝加哥地区，1984 年毕业于波尔州立大学，然后加入了中央情 报局。他成为一名侦探，也多多少少算是自学成材。 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这笔来得正大光明：那人的妻子最 近获得了一大笔遗产。 特别小组还接到另一条线索，说是克格勃可能渗透了中央情报局的某一个办公 室。可是，该办公室并不插手对苏的情报活动，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知道 那些失去的情报来源的身份。但是，特别小组也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即是该办 公室的某一个人后来调到苏联部工作，有机会得到有关的情报，然后又将这些情报 交给克格勃。 这一次，佩因又是唯一的一个被派去协助维特佛尔的工作人员。他对在该办公 室工作过的90 多名职工进了调查，认为其中有将近10 个人值得怀疑。 可是，他却无法再继续深入下去。他在报告中指出：“这些人都有很多问题… …，无法确定谁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 1988 年4 月，也就是在韦伯斯特听取了特别小组汇报后的两三个月，他对中 央情报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他组建了一个反谍中心，让噶斯·哈沙维担任领导。 维特佛尔的小组成为这个新建的中心的保安部调查处的一部分，而她则被任命为保 安部的副部长兼调查处处长。调查处的任务是负责清查所有可能混入情报局内部的 奸细。这样一来，其职权范围就比原来的特别小组更为广泛。这次机构改组延缓了 特别小组的工作进程。而且小组的工作重点也常常转移到其它被认为是更为现实、 更为紧迫的问题上。 同年6 月，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5 个被破获的行动的情 况，指出这些行动之所以暴露，纯粹是因为为美国工作的苏联情报来源或者是负责 与他们接头的美国情报人员在行动中犯了错误的缘故。 在这一段时内，韦伯斯特也在着手修补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因为哈沃德事件而变得十分紧张。韦伯斯特对这一问题尤为敏感，因为他 曾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将近10 年，其中包括发生哈沃德事件的那段时期。他知 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隐瞒情况长达两年之久。 韦伯斯恃拜访了新任的联邦调局局长威廉·塞辛斯，向他建议两局签定一个协 议，规定在将来，如果中央情报局有理由相信有雇员在从事间谍活动或有泄露机密 的可能，他们有责任照会联邦调查局。 “我一直利用爱德华·哈沃德的例子来说明两局不合作所造成的危害性”，韦 伯斯特说，“我希望中央情报局给予联邦调查局以充分的时间采取行动。”哈沃德 从联邦调查局的鼻子底下逃走，“是联邦调查局的耻辱，中央情报局的耻辱则是明 明知道哈沃德坐在公园里，盘算着如何进入苏联大使馆去出卖情报，却迟迟不告知 联邦调查局。所以，我决定和塞辛斯讨论这个问题，尽一切可能确保双方都理解自 己的义务。” 6 月7 日，韦伯斯特和塞辛斯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备忘录，阐明了两局达成的协 议。这个秘密协议要求中央情报局在他们“有理由相信”某个情报局的雇员或者是 前雇员“有可能考虑出卖情报、叛逃、泄露机密”或者“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过未经 授权的接触”时，必须“及时通知联邦调查局”。这个协议并未要求中央情报局提 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该雇员的确从事了上述活动。 其目的是“旨在防范此类情况的发生。”因此，根据这项协议，中央情报局甚 至必须报告其雇员的“含糊不清的以及可疑的活动。”这项协议也要求“联邦调查 局在独立发现有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从事危害美国利益的间谍活动时侯，应该通知中 央情报局。”这个秘密协议还规定“当一个反谍案件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之后，中央 情报局应立即退出。但是，他们仍有责任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任何新发现的有关情报。” 同时，这一协议还要求中央情报局在很多其它的情况下通知联邦调查局，比如说当 他们遭受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人员损失的时侯。 在签署这一协议时，两局的关系比处理哈沃德案件时要好一些，联邦调查局至 少知道中央情报局有可能已被克格勃渗透。 1988 年7 月底，两局的特别小组又聚在一起开了一次会。据情报局方面的估 计，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损失了16 个情报来源。爱德华·哈沃德肯定知道其中的 3 个，有可能知道另外7 个。这就说明，这剩下的6 个不可能是因为他而暴露的。 两局的联合反谍行动就这样缓慢地向前爬行着。 1989 年11 月，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女雇员向反谍中心反映了一个情况，说情 报局苏联部的一名官员阿得瑞奇·艾姆斯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富人区买了一栋很 贵的房子，说他花钱无度，远超过他正常的收入所能承担的水平。 这个举报者知道艾姆斯可以接触到所有那些被捕美国情报来源的资料，而且由 于和艾姆斯一家非常熟悉，她知道艾姆斯太太家里也并不富有。 根据这一汇报，反谍中心又派丹·佩因去调查艾姆斯的经济状况。佩因查看了 阿灵顿县的房地产交易记录，发现艾姆斯一下子付出了54 万美元，但是他并没有 向银行贷款。他又向财政部查询，看艾姆斯的名字是否出现在任何货币转手的报告 上。法律规定，当一次付款数额超过1 万美元时，银行或商家必须通知政府。他发 现艾姆斯的名字出现了3 次：1985 年，他在当地的一家银行存款1.3 万美元，1986 年又存入了1.5 万美元，并用意大利的里拉兑换了2.217 万美元。 也许是因为华盛顿周围的富人太多，佩因发现的情况并没有引起中央情报局的 警觉。相反，佩因却在1990 年1 月被派去做了两个月的培训工作，也没有人代替 他去调查艾姆斯。3 月份他回来以后，上级又派他出差海外，去会见一个情报来源。 据说那人掌握了有关中央情报局在1985 年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的情报。这一差事 让他一直忙到5 凡结果得到的情报不过是镜花水月。 6 月，佩因被派往柏林去查阅原东德情报机关的文件。他的任务是调查原东德 情报机关是否了解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情报活动，以及他们是否曾经收买过中央情 报局的工作人员，从而得知中央情报局在1985 年损失的那些间谍的身份。 8 月份，一个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告诉中央情报局，克格勃在70 年代就收买了 中央情报局苏联部的一个官员。他不知道那人的姓名，只知道该人酗酒和挥霍无度。 特别小组花费了1 年多的时间，在苏联部的现时的和过去的工作人员中寻找符合这 些特点的人，结果一无所获。最终，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该情报的来源并不可靠。 9 月，佩因曾短暂地恢复了对艾姆斯的调查。他调阅了艾姆斯和他的妻子罗萨 里奥的信用记录，发现虽然他们的开销很大，但是赊的账都已及时还掉。经过这些 调查，在特别小组接到举报整整1 年之后，特别小组决定对艾姆斯进行背景调查和 测谎器检验。 可是，艾姆斯在1986 年曾经通过一次测谎器的检验，下一次检验应在从那时 起的5 年之后，即1991 年进行。为了不致于引起他的警觉，特别小组决定等到1991 年，使这次检验看起来不过是照章办事而已。 1990 年12 月5 日，佩因向情报局的保安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根据艾 姆斯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对他进行调查。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艾姆斯当时就在情报 局的反谍中心工作。 这份备忘录接着说，艾姆斯用54 万美元的现款买了一栋房子，无需贷款；他 正在改装厨房，花钱毫不吝惜，以及他又花4.95 万美元买了一辆美洲虎牌轿车， 等等。 但是，备忘录同时也指出，艾姆斯出手大方也可能有合理的解释。比如说，他 的母亲去世了，可能会给他留下金钱或者房产。但是由于她的最后的住处不明，他 无法找到她是否给她的儿子留下遗产的记录。或许他的钱财是来自他的岳父、岳母。 “他们在哥伦比亚政界有广泛的联系。”佩因指出，艾姆斯的妻子罗萨里奥曾被哥 伦比亚总统直接安排在该国驻墨西哥使馆工作。艾姆斯的银行存款也可能是从联邦 信用社得到的贷款，等等。 从这列举的种种可能性来看，佩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企图找到一种合情合理的 解释，以避免看到二种非常可怕的现实。 “我们的请求十分紧迫”，佩因写道，“因为艾姆斯已被分配到反谍中心。目 前他只能接触到有限的资料，但是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不允许他接触更多的资料， 他在这里很快就会无事可做。我们希望至少在他接受下一次测谎检验之前不要使他 产生异常的感觉。” 特别小组的工作进展如此缓慢的部分原因是詹姆斯·安格尔顿留下来的后遗症。 从1945 年到1974 年，在长达近20 年的时间里，安格尔顿领导了中央情报局的 反谍总部。他对苏联情报机构的诡计深怀恐惧，除了阿那托利·郭里岑之外，他认 为所有的苏联情报来源和叛逃者都不可信，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在 冷战的高峰时期，他几乎使中央情报局的对苏活动陷于瘫痪。他一直致力于挖出一 个鼹鼠，可是始终也没找到。在这个过程中，他毁灭或败坏了几十个忠心耿耿的情 报局雇员的前途。多年之后，国会通过立法对其中的3 人进行了赔偿，这一立法在 情报局内部被称为“鼹鼠赔偿法案”。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企图将安格尔顿挤出情报局并最终解除了他的职 务。安格尔顿离开以后，他所建立的一套机构也被解散。他留下了一个精神上和组 织上都受到伤害的中央情报局。为了避免过去犯过的错误，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活动 变得谨小慎微，行动非常迟缓。另外，由于反谍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央情 报局的反谍机构也无法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去充实自己的队伍。 第五章 鼹鼠，鼹鼠，快出来 1991 年4 月12 日，艾姆斯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去接受测谎检验。1986 年他 曾经接受过一次测谎检验，当时他非常紧张，但是结果却是顺利过关。说实话，中 央情报局的雇员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测谎器弄得紧张兮兮的。这次，艾姆斯虽然也有 一些紧张，但是比上次要好得多。就他所知，这次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因为按规 定，情报局的雇员每隔5 年就要进行一次检查。艾姆斯没有理由怀疑他在反谍中心 的同事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当然，如果在检查的时侯，测谎器的操作人员询问他的 经济情况，或者问他买房子为什么要付现款之类特别具体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他的 警觉，知道他已经成为特定的调查对象。 就在同一天，情报局的保安部完成了对他的背景调查。调查报告对艾姆斯而言 真是一场灾难。报告说，艾姆斯是在苏联部对他有怀疑的情况下调到反谍中心的； 说他在派驻罗马期间经常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人员混在一起，在吃午饭的时候饮酒 ；说他大肆挥霍，用现金买了一栋50 多万美元的住房。 报告引用一位雇员的话说，如果情报局发现艾姆斯是一个间谍，他将不会感到 特别惊奇，虽然在进一步调查的时候那个雇员撤回了他的这番话，但是这种印象显 然对他十分不利。联想到前面提到的佩因在1990 年12 月5 日向保 安部提交的备忘录，这显然是雪上加霜。可是奇怪的是，保安部的负责人在审 查了这份报告后得出的结论是该报告“从反谍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艾姆斯即令知道了这些情况也无需着急。在即将进行的测慌器检验中， 那两个负责提问的人虽然知道艾姆斯的财富来路不明，可是在为他们准备的背景材 料中却没提及这一问题。显然，中央情报局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很难说得上是配 合默契。 测慌检验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步是面谈，第二步才是机器检查。很多接受检查 的人由于害怕自己的问题会被机器查出，常常在第一阶段就自行交代自己的过失及 不良行为，然后他们才接受机器检查。测慌器将记录下他们对所提问题的生理反应， 从而判断他们是否如实回答了问题。 在面谈阶段，艾姆斯机敏地谈到了他的经济情况。他说，他的钱大部分来自他 在哥伦比亚的岳母，他在那里也有房产。此外，他有几笔非常成功的投资，赚了不 少钱。 在第二阶段，当机器打开以后，操作人员问他是否向中央情报局隐瞒了任何经 济方面的困难。他回答说没有，机器没有显示任何撒谎的迹象。但是，从来没有人 在测慌检查的时候要他解释他的财富的来源。 当问他是否在为外国情报机关工作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测慌器也没有显示 任何撒谎的迹象。 但是，当问到他是否向情报局隐瞒了和外国人的接触的时侯，他遇到了困难。 检查人员告诉他机器对他的回答有了负面的反应。他解释说，他正想到他的妻子从 她住在哥伦比亚的母亲那里接收钱财，而他自己也打算在退休以后搬到那去做进出 口生意。可能是这些念头激发了机器的反应。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检查中，机器一直 显示他的回答不诚实。依照惯例，检查人员中断了检查，叫他先回去，过4 天再来 完成检查。4 天以后，艾姆斯回去继续接受检查。他看见换了一个操作人员，想起 上次的麻烦，他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包括他上次遇到困难的问题。机器没有显示任 何撤谎的迹象。操作人员让他离去，并写下他已通过测慌检查的报告。 由于他通过了测慌检查，特别小组减轻了对他的怀疑。但是，艾姆斯的财产的 来源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在7 月份，中央情报局派了一名官 员到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去调查艾姆斯的岳母是否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富有。这 个官员发回来的报告说，该家族在哥伦比亚相当有名，与政界关系密切，该家族的 一家公司拥有许多的冷饮店，并从事多项商业活动。他甚至听说，该家族几年前曾 捐献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土地去建造足球场。但是，他的报告却多少有些张冠李戴。 他所说的这个有钱的家族成员不是罗萨里奥的爸爸，而是他的叔叔。她的爸爸是一 个知识分子，曾在政府任职，但是并不富有。艾姆斯的岳母家并不拥有冷饮店。 艾姆斯通过了测谎检查，再加上这样一个证实他的岳丈家里确实有钱的报告， 使得情报局保安部门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 在接受了第一次测谎检查后的两天，艾姆斯和罗萨里奥申报了他们的所得税， 两人的年收入加在一起是6 万美元多一点。过了不到两个星期，艾姆斯到维也纳去 作了一次短期旅行。 但是，他不知道，就在他通过测谎审查的同一个月，事情有了变化。中央情报 局的保罗·芮得蒙德和另外一位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会见了该局情报部苏联处的处 长雷蒙德·米斯罗克和副处长罗伯特·魏德。芮德蒙德告诉联邦调查局的同事说， 中央情报局重新将猎鼹工作列为重点。联邦调查局的两位官员建议两局联合行动， 情报局的官员们欣然同意。于是两局第一次组成了一个联合猎鼹小组。同时，这个 小组的工作重点开始从分析遭受破坏的行动转移到调查特定的怀疑对象。 1985 年，芮得蒙德曾经负责处理过尤尔钦科的叛逃事件，当时艾姆斯曾参与 对尤尔钦科的审讯工作。 芮得蒙德很不喜欢艾姆斯。1989 年，当艾姆斯结束他在罗马分站的工作回到 总部时，芮得蒙德是苏联部的副部长，又是他的顶头上司，真是冤家路窄。芮得蒙 德曾经质问艾姆斯关于一个名叫费多连科的苏联情报来源的情况。费多连科在纽约 时是艾姆斯负责联系的。后来，他回到苏联，杳无音信。 可是，过了10 多年，他又重新出现在华盛顿，并且和艾姆斯会过面。芮得蒙 德问，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苏联情报来源在回国以后便遭逮捕，唯独费多连科可以逍 遥自在？新近上任的苏联部的部长米尔顿·贝尔登也有同样的疑问。 他们怀疑费多连科是苏联派来的双重间谍。后来他们给费多连科安排了一次充 满敌意的测谎检查。然后他们告诉他说他没有通过检查，并且与他断绝了关系。 1991 年初，在艾姆斯调到反谍中心工作后的几个月，芮得蒙德又成了反谍中 心的负责人，两人又碰到一起了。两人经常发生冲突。 1991 年5 月，韦伯斯特退休。布什总统任命罗伯特·盖茨接任中央情报局局 长。 在两局同意合作以后，联邦调查局派出了詹姆士·米尔本和詹姆斯·霍特与中 央情报局联合行动。米尔本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里最好的苏联行动分析家。在中央 情报局方面，仍由维特佛尔负责。 8 月份，联合小组整理出了一份名单，列举了198 个可以接触到那些遭受了破 坏的行动的材料的情报局的雇员。然后，他们又从中挑出了29 个作为首批审查对 象。阿得瑞奇·艾姆斯首当其冲。联合小组的一名成员为艾姆斯的经历编制了一个 详细的时间表。 10 月份，一个驻海外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报告说，一个克格勃的情报来源告 诉他，苏联情报机关多年以前就收买了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俄裔雇员，他将中央情报 局在莫斯科的行动向克格勃作了详细的报告，尤为重要的是这个鼹鼠目前仍在活动。 中央情报局深感震惊，他们认为有必要将这名提供线索的官员召回，以便弄清详情。 经过盘查，情报局断定这一情报是该官员自己捏造的，其目的是想引起情报局对他 的重视，以获得提职加薪。谎言戳穿以后，该官员不得不辞职。情报局将此案件移 交司法部处理，看该官员的行为是否已触犯法律。 这一事件曾经短暂地转移了一下联合小组的注意力。11 月份，他们开始找那 些榜上有名的人谈话。他们做得极为小心，使那些被找来的人不至于产生自己已经 遭到怀疑的印象。他们提的问题看起来都不是十分重要。无非是谁参加了什么样的 会议，文件保管得如何，等等。但是，这些人却不是那样愚蠢，被约见的人员心里 都明白联合小组的旁敲侧击是为了查出隐藏在情报局里的鼹鼠。 11 月12 日，联合小组约见了瑞克（阿得瑞奇）·艾姆斯。他心里对这次会 见的目的一清二楚。他两次主动提到，他曾因违反保密规定而受到警告： 他没有锁上保险箱，而保险箱里装有对苏情报活动的详细记录和打开其它保 险箱的密码。 联合小组显然没因此而感到满足，他们通过计算机检索了艾姆斯所有活动的记 录。他们查到了艾姆斯在1985 年和1986 年写的会见克格勃官员谢尔盖·丘瓦辛 的报告。他们还发现了联邦调查局询问艾姆斯为什么没有报告他与丘瓦辛的所有约 会。他们对联邦调查局监视部门的记录作了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表明，这种没有向 情报局报告的约会的次数非常之多。 联合小组在紧张地调查艾姆斯的情况，可是他却表现得若无其事。1992年1 月， 他将他那辆半新的白色美洲虎牌轿车折旧卖给车行，加些钱，又买了一辆崭新的红 色美洲虎牌轿车。这是他买的第3 辆美洲虎牌轿车，他每天开着它在中央情报局的 停车场进进出出，神气得很。 这年春天，联合小组决定对艾姆斯的财源再做一次详细的调查。佩因在1 年前 曾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但是后来却被别的差事打断了。芮得蒙德命令他这一次一定 要清查到底。 根据联邦法律有关保护财经隐私的条款，当政府调查公民的银行存款和财经记 录时，银行必须告诉当事人他的帐号已经受到调查。但是，当问题涉及外国间谍活 动时，政府的调查不受此条的限制，政府负责调查的机构只需向银行作书面说明。 毫无疑问，中央情报局可以做到调查艾姆斯的经济状况而不为他所知。事实上，早 在3 年之前当他们接到对艾姆斯大肆挥霍的第一份举报时，他们就可以这样做，可 是他们没有做。 这一次，他们向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征调了艾姆斯的财政记录。6 月份，他们取 得了大量资料。中央情报局第一次获悉，艾姆斯和罗萨里奥每个月用信用卡至少花 掉3 万美元；艾姆斯还曾经违反纪律，不通知中央情报局而自行出国旅行。 到8 月份，中央情报局已经知道艾姆斯在弗吉尼亚的多米宁银行存进了几十万 美元。其中许多钱是通过电传存入的，而且来源不明。中央情报局急于弄清真相， 于是加快了进度。当进一步调查艾姆斯的银行帐户以后，他们发现，到那时为止， 已经有100 多万美元通过电传存入了他的帐户，而现金存款则已经超过50 万美元。 就在联合小组的工作看来正在取得进展的时侯，维特佛尔年满60 岁，按中央 情报局的规定，她应该退休了。她本来可以和她的许多同事一样，搬到南部温暖的 阳光地带去安度晚年。可是，时至今日，她已经花费了将近6 年的时间来追踪情报 局内部的叛徒，她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撒手不管。她与情报局订了一个新的合同， 继续进行她的工作。 在这之前，猎鼹小组一直认为艾姆斯的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可以用“合法的家 庭财富乃至在哥伦比亚进行非法活动，诸如走私毒品或者绿宝石”所获得的金钱来 解释。可是，很少从事宝石走私的人同时也能接触到如此众多的有关美国在苏联的 情报来源的资料。 在这个时侯，联合小组相信他们终于听见了一个鼹鼠在地下窸窸窣窣地刨土的 轻微的响声。 不久，在维特佛尔小组工作的桑迪·格瑞姆斯又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她仔细地研究了艾姆斯与丘瓦辛会见的日期和他在银行存款的日期。她发现多 次存款都是直接发生在艾姆斯与丘瓦辛共进午餐之后。 于是，在1992 年10 月，猎鼹小组相当肯定地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们所 要猎取的对象，那就是瑞克·艾姆斯。尽管他们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其他几个情报局 官员的怀疑，他们的目标目前已经锁定在艾姆斯的身上。 比尔·克林顿于当年11 月当选为美国总统。12 月份，他任命了詹姆士·伍 尔西为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93 年1 月，联合小组向联邦调查局和其它有关方 面汇报了他们的发现。 但是，捉拿间谍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责任，他们没有权力进行逮捕。中央情报局 终于决定：是时侯了，该把案件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了。 中央情报局果真找到了他们所要找的人吗？ 阿得瑞奇·艾姆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且待我们将他的故事从头说起。 第六章 继承父亲的衣钵 库敏斯·卡舍伍德于1910 年生于费城的梅莱因，后来上了一个好学校，成为 一名富有的金融家、慈善家、银行家、石油大亨。1947 年，他捐出了1500万美元， 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基金会来促进教育机构里的科学研究。 就在这一年，美国国会建立了中央情报局。为了隐藏它所从事的种种秘密活动， 中央情报局需要掩盖它的秘密资金的来源。中央情报局很快就发现形形色色的基金 会可以用来做他们理想的掩护。 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时期，许许多多的基金会都乐千充当这种掩护，以示他们的 爱国精神。卡舍伍德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 1952 年，历史学博士卡勒顿·艾姆斯在威斯康星州的瑞维佛斯师范学院教书。 瑞维佛斯是一个偏僻的社区，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以东约20 英里处。当时他46 岁，已经在这个小小的校园里舒舒服服地安下身来，和他的妻子一起抚育一男两女。 他们的前途看起来相当不错。卡勒顿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关于缅甸这个新兴国家 的专家，缅甸当时刚获得独立4 年。缅甸是一个中立国家，但是也是第一批承认中 国的国家之一。在美国政府的眼里，缅甸显得有点左倾，所以要对它进行密切的监 视。因此，中央情报局需要了解缅甸历史和文化的间谍。 1949 年，卡勒顿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是《1900—1948 年英国统治对缅甸的影响》。他正是中央情报局所迫切需要的人 才。 卡勒顿长得高大、英俊，头发中已经夹杂了一大撮白发。他在46 岁时被中央 情报局召募，由一名教授变成了一名间谍。他们全家搬到华盛顿，他在那里接受了 1 年的间谍训练。 1953 年，他们一家搬到了缅甸的仰光。这时，卡勒顿已是情报局行动部的一 名特工。中央情报局的问谍在海外通常都有某种合法的外交身份作为保 护伞。可是卡勒顿却没有这种伪装。他自称是一名教授，由卡舍伍德基金会资 助，到缅甸去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书。这种没有外交身份掩护的间谍活动最为危险， 因为一旦身份暴露，就有坐牢杀头的可能。对于那些有外交身份掩护的间谍而言， 充其量不过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然后被驱逐出境。 在缅甸，卡勒顿曾带着他12 岁的儿子瑞克到北部作了一次旅行。他们到过与 中国隔河相望的码头巴漠。据瑞克的妹妹南西后来回忆，就在这次旅行中，她的父 亲告诉了瑞克他自己的真实使命；但是，瑞克可能早已经猜出来了这一点，因为他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艾姆斯家族来自英格兰，最初定居在维蒙特州。艾姆斯的曾祖父乔治在南北战 争时参加了北军，在波托马克军团服役，他当时只有17 岁。由于战争已接近尾声， 他从未打过仗。战后，乔治结了婚，搬到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居住。在一个伐木场 当工头。他的儿子杰西后来成了一位教育家，曾担任过瑞维佛斯师范学院的校长。 该学院现在是威斯康星大学分校的校园，园中的艾姆斯师范教育中心就是以瑞克· 艾姆斯的祖父命名的。 杰西的儿子卡勒顿于1905 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布兰顿，那是位于威斯康星州 州府麦迪逊东北约60 英里处的一个小镇。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 然后回到瑞维佛斯师范学院教历史。 在这期间，他的一个女学生瑞秋引起了他的注意。瑞秋出生在附近的新芮奇蒙 德的一个农庄，当时年方20，比卡勒顿小13 岁，长一头黑发，风姿动人。他们于 1938 年结婚。1941 年5 月26 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瑞克呱呱落地。1 年以后 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南茜。他们的小女儿艾利森生于1945 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 战刚结束不久。 瑞克的童年过得相当地正常、普通。他的家人和朋友记得他是一个文绉绉的、 非常内向的孩子。他喜欢下棋但是不喜欢运动。他在10 岁的时侯就戴上了眼镜。 即使是这样，他的视力还是很差。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妹妹说他很聪明， 但是并不很用功。他喜欢读科学幻想小说，求知欲强，但是不大重视分数。瑞克的 母亲出生于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但是，她并没有用天主教来 教育她的孩子。在瑞维佛斯，瑞克星期天会到基督教的主日学校去上课。他们一家 人有时也会去教堂，但是，他们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很轻松 愉快。家里的规矩很严格，大家都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父母要求孩子们要有良 好的举止，尊敬长者，对人友善，但是从来不鼓励孩子们提问题。家里人很少互相 问：“你认为如何？你感觉怎么样？” 瑞克家里有一个犯禁的话题，那就是卡勒顿的酗酒的毛病。他是一个引人注目 的人物，身高两米以上，身体结实，仪表堂堂，戴一副近视眼镜，30岁时头发就开 始发白，更给人一种渊博的印象。他每天晚上喝6 罐啤酒，但是他从来不曾喝得烂 醉如泥，至少没有在家里喝过那么多。他常常在他的书房里安安静静的，一面读书， 一面喝酒。每隔一段时间，在周未的时侯他就会出去畅饮一番。家长们也从来不向 孩子们解释爸爸为什么不在家。 在卡勒顿加入中央情报局之后，他们搬到了华盛顿，住在首都北街。当时瑞克 10 岁，南茜9 岁，爱利森6 岁。他们都进入了公立学校。瑞克上了吉恩小学，当 时不同肤色的孩子们还是分开上课。 1 年后，他们到了仰光。詹姆士·巴恩斯是当时中央情报局仰光分站的站长， 他26 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也是一个贪杯的角色。卡勒顿的公开身份是一名 去缅甸短期工作的学者，他不可能住在大使馆里，而且也不宜经常出入大使馆。但 是，巴恩斯是他的老板，他必须向巴恩斯汇报。这两家人逐渐变得亲近起来。瑞秋 与巴恩斯的太太贝维丽成了终身的朋友。瑞克常常照看巴恩斯的小儿子。 中央情报局仰光分站是个非常繁忙的地方。他们深深地卷入了一系列的秘密活 动，有些甚至连美国大使也不知情。缅甸曾经是英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二次大战 期间被日本占领。战后，英国与缅甸领袖昂山将军达成协议，让缅甸完全独立。1947 年，昂山被暗杀。1 年以后，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府在缅甸掌握了政权。 1953 年，当卡勒顿到达缅甸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的一万二千多名国民 党部队在李弥将军的率领下逃亡到缅甸北部，以抢劫和走私鸦片为生，使得当地的 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缅甸政府请求美国对台湾施压，让他们撤回这支部队。他们私下指责中央情报 局支持李弥的部队，以防止缅甸向中国靠拢。美国大使塞波德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 并不知情，他一再向缅甸政府保证，美国绝不会卷入此事。但是，缅甸的指控是有 根据的。中央情报局确实通过一个海上用品公司的掩护，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补给， 该行动的代号是“斧头”。后来，缅甸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国民党撤走了一部分军 队，但是还有不少留在缅甸不走。塞波德大使深感屈辱，愤而辞职。他在其后的3 年中一再努力，企图说服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进行沟通，不要使得政府的两个机构 各行其事。 当然，作为一个10 多岁的孩子，瑞克不可能知道这些阴谋。但是，随着父亲 到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地方所作的那次旅行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在那样年 轻的时候就对间谍工作产生了兴趣。 他一口气读完了英国作家赖斯利·卡特瑞斯写的一套间谍小说。小说的主角是 一个虚张声势的英国间谍赛蒙·但布那尔，绰号“圣者”。他是那个时代的詹姆士· 邦德，他是一个勇猛、殷勤的冒险家，漫游世界，援救落难女子。他嗜好雪茄、烈 酒和处理疑案。在缅甸，瑞克在签名的时候就写“赛蒙·坦布那尔”。 对12 岁的瑞克来说，仰光真像天堂一样。这个过去只喜欢读书、下棋的孩子 第一次爱上了体育。那里有一个网球和游泳俱乐部，许多人家都有网球场。瑞克学 会了使帆，变成了一个好水手和游泳运动员。13 岁的时候，他在游泳俱乐部的长 距离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同时，他也第一次尝到过好日子的滋味。在仰光，他们住在离帝王湖不远的高 级住宅区，那里仍然保留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生活方式。他们住一栋宽敞的房屋，家 里有佣人服侍。 1955 年，艾姆斯一家回到华盛顿。瑞克正好是上中学一年级的年龄。艾姆斯 家搬到郊区的一所住宅，对面就是麦克林中学。他和许多其他中央情报局雇员的孩 子都进入了这所学校。他很活跃，参加了戏剧、辩论和象棋小组，二年级的时候开 始交女朋友。他的母亲瑞秋就在这所学校里教英语。 在这所学校里，瑞克交了两个好朋友，维斯·桑德尔斯和约翰·绍德尔斯。他 们的父亲都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们形影不离，被同学称为“罗马三执政”。因为 他们父亲的缘故，他们夏天都到中央情报局去打工。他们也和其他少男少女一样喜 欢恶作剧。他们曾在一天夜晚，在法语老师院子里的树上挂满了手纸。 那是50 年代末期，麦克林中学的生活很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学生们在星期 六开着车到处乱转，或者到汽车电影院看电影。 据他的同学回忆，瑞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但是很会演戏。他曾在《尤 利乌斯·凯撒》一剧中扮演凯修斯。那剧中有一句台词：“凯修斯有一副孱弱和饥 饿的神情。他思考得太多。这样的人非常危险。”瑞克演得很好。另外，他还在一 部英国闹剧《看他们如何逃跑》中扮演过角色。整个故事发生在英格兰乡村的一个 牧师家里。一个苏联间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用俄语大叫“达瓦里西（同志）！” 瑞克扮演那个牧师，穿着一条短裤，跑出来抓间谍。 那时候，学生很少喝酒，没有人吸毒。他们做的最荒唐的事情就是到处去偷别 人的招牌。他们偷到的最好笑的招牌是“兔子屎：两毛五一蒲式尔”。 他们听猫王和其他歌手的流行歌曲和交响乐，买季票看戏，周末逛博物馆。 艾姆斯的年级有200 多名学生，瑞克是其中很受欢迎的一个。这所学校相当重 视文艺，当然在有球赛的时候也是旗帜飞扬，喊声震天。在50 年代，这个学校算 得上是文化气息很浓厚的。该校的学生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其中许多人曾经到过 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学生虽然还不成熟，但是也有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瑞克属于 自由派，他常和保守派的学生争论。他争论时显得很有知识，也很有风度。 瑞克的一些朋友认为当时瑞克和他父亲的关系不好。维斯·桑德尔斯带着怀念 的心情回忆起瑞克的母亲。他说她是当时麦克林中学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位老师。她 曾经教过维斯的英语，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妇人。但是，他还说瑞克从来不在他 们面前提起他的父亲。他的朋友们也曾在他家里碰见过他的父亲，可是卡勒顿很少 跟他们说话。他整天呆在他的书房里，也很少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当然，当瑞克 有辩论或者南茜有排球赛的时候，他也尽量到场表示支持。他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非 常自豪，但是，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亲近。 瑞克的母亲在当时算是一个很解放的女性。她把家务事分给大家做。卡勒顿的 责任是购买食物。他也会做饭，特别是做马铃薯和肉类。他总是种着一块菜园，每 年都要收获不少玉米和草莓。 1957 年，瑞克念完二年级后的暑假，在中央情报局得到了第一份暑期的短工。 他的工作是将不同的文件分别做上记号，以便分类保管。这个工作他一连干了3 个 夏天。 但是，他父亲的工作却在走下坡路。卡勒顿从仰光回来以后，中央情报局对他 在缅甸的工作评价极低。瑞克认为这是当时情报局仰光分站站长巴恩斯捣的鬼。中 央情报局的记录指出卡勒顿有酗酒的毛病。瑞克认为他父亲的表现虽然算不上杰出， 但是也很值得尊敬。 卡勒顿从仰光回来以后，中央情报局没有一个部门表示愿意要他，他只好在家 等待。半年后，当詹姆斯·安格尔顿成为情报局反谍总部负责人以后把他也吸收进 了反谍总部。据中央情报局的老工作人员讲，当时反谍总部几乎成了安置闲散人员 的地方，人浮于事，连安格尔顿也常常抱怨。 当时反谍总部所属的那些办公室夏天很热，卡勒顿的同事常常看见他扒在办公 桌上睡觉。他把一张报纸挡在面前，呼呼大睡。反谍总部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 可有可无的人。 1959 年，瑞克中学毕业时，被同年级的同学选举为最聪明的人。暑假，他又 在中央情报局打工。8 月，他进了芝加哥大学。像在高中一样，他仍然热衷于戏剧。 夏天，他又回到中央情报局打杂。秋天，正当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闹得热火朝天的 时候，他又回到芝加哥大学。但是，他在戏剧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他的功 课一塌糊涂，不得不退学。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剧院找到一份导演助理的工作。 1962 年初，艾姆斯回到华盛顿。由于他父亲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而他也曾 多次在中央情报局打工，他决定向中央情报局申请工作。 中央情报局在审查现有的雇员和申请工作的人时，非常相信测谎器的功效。尽 管测谎器极不可靠，但是很多情报局的雇员还是认为这种仪器有效，并对它怕得要 死。很可能是这种恐惧心理加强了它们的作用。1962 年3 月23日，艾姆斯接受了 招工的测谎检查。他承认1 年以前，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喝醉酒后，从一个酒店里偷 走了一辆自行车，结果被警察抓住，经罚款后释放。 艾姆斯通过了测谎检查。1962 年6 月17 日，他被情报局雇用，成为一名文 书兼打字员。这是他在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在行动部的记录保管处负 责整理有关针对一个东欧目标的秘密活动的文件。那是艾姆斯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 对苏联集团的间谍活动，后来他对这个方面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感兴趣。 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同时，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半时学习。他于1967年毕 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平均成绩是良。 同一年，艾姆斯还申请了中央情报局的培训课程，该课程的目的是训练合格的 间谍。他被接受并被送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附近的中央情报局间谍学校受训。 他在那里学习间谍活动的“手艺”，诸如密写、招募和管理间谍，等等。 1968 年10 月，他结束了为期1 年的训练，回到情报局总部。从那时开始， 他就一直在情报局的秘密部门行动部工作。他在中央情报局31 年的生涯中，一直 享有最高的密级。在情报局内部，他的化名是温费尔德·里盖特。 他的同事们都称呼他“瑞克”，从来不叫他“阿德瑞奇”。 在受训期间，瑞克遇到了一个从纽约州来的苗条的金发女郎南茜·塞格巴施， 并且爱上了她。南茜在水牛城郊区风景怡人的欧卡德公园附近长大，父亲在银行工 作。她于1963 年大学毕业，1964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并被分配到行动部。瑞克 开始和她约会，他们于1969 年5 月结婚。 在这之前，瑞克的家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情，他的小妹妹艾利森因严 重的神经错乱而住院治疗。对此，他的母亲认为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 伤心之余，她接受了一个工作，跑得远远的，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去教书，而 他的父亲卡勒顿则留在华盛顿。 但是，对瑞克来说，前途看起来是一片光明：他得到了提升，并于1969年10 月被派往土耳其去执行第一次海外任务。就这样，在28 岁的时候，瑞克和他的新 娘接受了新的考验。他们将在安卡拉从事间谍工作，为美国服务。 第七章 一个心怀愤懑的将军 1961 年11 月，在艾姆斯参加中央情报局前的7 个月，纽约市联邦调查局的 工作人员约翰·梅贝的生涯中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梅贝毕业于圣母大学，是联 邦调查局在曼哈顿的对苏反谍小组的负责人，当时38 岁，身体结实，长着一张方 脸盘。 好几个月来，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跟踪苏联军事情报局派到联合国的一名上校。 他的名字叫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波利雅科夫。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爱德华· 穆迪成功地在他的周围安排了两三个眼线。波利雅科夫曾漫不经心的对其中的一个 美国人提到，他希望能见到驻扎在总督岛的第一军指挥官。梅贝将这一愿望转达给 第一军的军长爱德华·奥尼尔少将。奥尼尔邀请了30 多个联合国的官员参加一个 鸡尾酒会，其中包括波利雅科夫。席间，波利雅科夫把奥尼尔拉到一边，问他是否 可以安排他与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代表见面，奥尼尔回答说不成问题。 不久，奥尼尔又举行了另外一个鸡尾酒会，波利雅科夫和梅贝都被邀请参加。 梅贝代表中央情报局，他办公室的一名速记员扮演他的太太。奥尼尔将梅贝介绍给 波利雅科夫，用的是事先告诉过他的一个假名。可是在这之后，波利雅科夫却明显 地躲避梅贝。当酒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梅贝决定单刀直入地去找他。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安排了这次会见，”梅贝直接了当地说。 “我改变了主意，”波利雅科夫回答。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梅贝坚持说。“我希望今天夜里12 点在59 街的哥 伦布圆环和你见面。” 波利雅科夫摇着头说：“我要向上级汇报这件事。” “你最好还是听我的话。” 梅贝对这番威胁是否能起作用心里也没有底。 半夜时分，他来到哥伦布圆环。那是一个烟雨蒙蒙的夜晚，周围没有一个人。 但是，波利雅科夫到底来了，他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必须 回家，我太太在等我。如果你继续纠缠我，我将向联合国报告，他们会采取行动来 制止你的。”说完，他就离开了。 看来事情就只好这样了结了。梅贝向他的上司约瑟夫·施密特报告了这次令人 失望的会见。施密特是个老狐狸。他说：“别放过他。”于是，联邦调查局继续跟 踪波利雅科夫。 1962 年1 月，联邦调查局决定再试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联邦调查 局知道波利雅科夫这天只工作半天，会在中午回家。他们决定在86 街哥伦布园环 和中央公园之间截住他。波利雅科夫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住在附近的卡麦隆旅馆， 在中央公园的另一头，一些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守在公园大街680 号的苏联驻联合国 代表使团的对面，另外一些人则布置在旅馆的西侧。梅贝在旅馆楼下的入口处等他。 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用报话机通知梅贝说，波利雅科夫已经上了汽车。过了一会， 波利雅科夫的妻子和孩子先进了旅馆，乘电梯上楼去了。10 分钟以后，波利雅科 夫走了进来。他看见了坐在那里的梅贝，但是没有停下来，直接走进了电梯。梅贝 赶忙跟了上去。电梯里还有另外两个人。电梯停了以后，那两个人出去了。 “我想跟你谈一谈，”梅贝说。“半小时后在7 楼的720 号房间找我。” 波利雅科夫说：“不行，我太太在等我，我们另有安排。”“你一定要去。” 梅贝坚持说。波利雅科夫在8 楼走出了电梯。梅贝等了半个多小时，波利雅科 夫没有露面。梅贝便走到8 楼去敲他的房门，波利雅科夫出来开门。“我在等你呢，” 梅贝开门见山地说。“对不起，我已经要迟到了，”波利雅科夫说。“你一定要下 去见我。” “很抱歉，我要出门。” “我在下面等你。” 梅贝回到楼下的房间。15 分钟后有人敲门，是波利雅科夫。“我不能久待，” 他紧张地说。“我必须回到她那儿去。要不然她又要感到奇怪了。” “好吧，”梅贝回答说。“但是，今天晚上9 点钟我在110 街和百老汇交界的 地方等你。” 晚上9 点，梅贝到了哪里，周围没有人。但是，他看见波利雅科夫的车。 波利雅科夫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门，叫梅贝赶紧上车。他把一个指头放到嘴 唇上示意不要做声。他对梅贝小声说：“我们不能说话，车里可能有窃听器。”梅 贝说：“那可不是我们干的。”可是波利雅科夫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摆手。车开到格 兰特墓地时，在路边停了下来。四周一片荒凉。 当梅贝开口说话时，波利雅科夫似乎已经克服了对汽车里可能有窃听器的恐惧。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变卦。你说过想和美国情报机关的人谈一谈，你究竟还想 不想？”波利雅科夫迟疑了一会，然后说：“好吧，我想。” 梅贝掏出一本联合国的电话簿，说：“让我们表示一下诚意。请告诉我你们使 团里的军事情报局负责人、密码员和其他军事情报局人员的名字。” 波利雅科夫指出了那些人的名字，并承认他是负责人的助手，负责非法活动。 梅贝要他说出自己的动机。他说，他对他的上级不满，“他们不重视我的工作。” “那你想从我们方面得到些什么呢？”“什么也不想。”但是，当他们继续谈下去 的时候，梅贝发现波利雅科夫还是有所求的。他说，有一个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在几 个月前离开纽约回莫斯科去了，走前给了他600 百美元，托他回去的时候带一些东 西。可是，他把这笔钱给花了，却又没有钱偿还。梅贝说：“好吧，我们给你这600 美元。一个星期后我在7 楼的房间里等你。”他们在汽车里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当他们离开那块阴森森的墓地时，已经快到半夜时分了。车开到80 号大街与沿河 街相交的地方，波利雅科夫让梅贝下车。梅贝就近找了一个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 的人接他回去。 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波利雅科夫被联邦调查局收买后，为了掩护他的真实身份，他们给他取了个代 号“礼帽”，因为梅贝曾见他戴过一顶白色的礼帽，颇为滑稽。 在“礼帽”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后不久，暗藏在联合国的另一名苏军情报局 的官员阿列克赛·库拉克也表示愿为联邦调查局效劳。库拉克是苏联驻联合国使团 的科技代表。他在60 年代到70 年代的15 年的时间里，向美国提供了无数的情 报，而联邦调查局则给了他大约10 万美元的报酬。联邦调查局给他的代号是“费 多拉”。在冷战时期的著名间谍中，“礼帽”和“费多拉”的活动交织在一起，象 是一对挛生兄弟。 在格兰特墓地见面后的一个星期，梅贝和波利雅科夫又在卡麦隆旅馆7 楼的那 个房间里会面。这次两人谈得非常投机，畅所欲言。波利雅科夫对他受到的待遇很 不满意。他已经43 岁，他认为他早该提升为将军了。他是乌克兰人，二次大战期 间在炮兵服役，立过功。梅贝当时也在美国陆军服役。两人谈了许多战时的体验。 这以后，他们每星期在那个旅馆见面5 到6 次。波利雅科夫只知道梅贝的名字 是约翰，但是梅贝从来没有告诉他自己姓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波利雅科夫要求改变会面的地点，因为7 楼那个房间离他住的 地方太近，于是联邦调查局把他们每星期会面的地点改在麦迪森大街607 号。 在这些会见中，波利雅科夫向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提供了苏联的密写药物，使得 他们能够阅读苏联间谍的秘密信件。但是他从未提供文件，他也不愿接受联邦调查 局给他的照相机。 波利雅科夫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苏联派往美国的所谓“非法间谍”，也就是没有 官方身份的间谍，其中许多是他经手训练的。他们没有外交身份的掩护，混在普通 的美国人中间，盗用真正的美国人的姓名和经历。 跟踪有外交身份的间谍比较容易，可是跟踪非法间谍却极为困难。所以，联邦 调查局对波利雅科夫提供的每一点情报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联邦调查局曾经监视过一对夫妻搭档的苏军情报局的非法间谍，伊戈尔和马伽 瑞塔·泰诺夫。可是他们显然发现了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监视，于是在50 年代末 期在纽约突然失踪。由于他们几乎是从联邦调查局的鼻尖下逃掉的，弄得联邦调查 局非常难堪。所以，他们对波利雅科夫提供的关于这两个间谍的详细情况特别感兴 趣。有些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两口子的脱逃，可能直接导致了为美国工作的苏军 情报局少校皮奥特·波波夫的被捕。波波夫是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收买的第一个苏 军情报局的官员。他是最后一个见过马伽瑞塔的苏联情报官员，是他在西柏林将马 伽瑞塔送上飞机的，而在航程的另一端，联邦调查局已在恭侯。泰诺夫夫妇发现自 己中了圈套并成功逃脱后，克格勃便把怀疑集中在波波夫身上。 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在泰诺夫夫妇被派往纽约之前，他曾经训练过他们。此 外，他还训练过另外一个名叫托米的苏军情报局的非法间谍。托米后来被联邦调查 局拉过去做了双重间谍，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关于另一对非法间谍罗伯特·包奇 夫妇的情报，导致他们被捕。包奇和他的妻子分别盗用了纽约州的一个天主教神父 以及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 除了这些过去的案件外，波利雅科夫还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当时尚未暴露的一个 苏联间谍的身份。联邦调查局找到了这个人，他表示愿意为联邦调查局做双重间谍， 可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波利雅科夫还出卖了一名他曾经训练过的女间谍，结 果她自杀身死。这些只是被波利雅科夫出卖的苏联间谍中的一部分。 波利雅科夫还告诉联邦调查局，苏军情报局能够听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通讯。 当联邦调查局的车辆在纽约跟踪苏方人员时，苏联情报人员可以听到联邦调查局的 人员通过无线电进行的对话。 此外，波利雅科夫还出卖了4 个向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其中纳尔森·德鲁 蒙是一个海军文书，他在1957 年被苏军情报局收买后，向苏联提供情报长达5 年 之久；杰克·敦腊普是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陆军上等兵，从1960年开始，向苏军情报 局提供了3 年情报；威廉·沃伦少校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到1963 年暴露为止，他向苏军情报局提供了4 年的情报；贺伯特·波肯豪普上士是空军的 一名密码机的维修人员，他在1967 年因向苏联提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而 遭到逮捕。这4 个人中，敦腊普自杀了，其他3 个被判处长期监禁。 1962 年5 月初，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他妻子怀孕了，将带着两个儿子回莫 斯科，而他自己也将在6 月份回国。他将乘座伊利莎白女皇号轮船到法国的榭堡港， 然后乘火车经巴黎到莫斯科。他将留在莫斯科等待下一个出国任务。 波利雅科夫保证与美国情报机关继续保持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必须在海外进行， 联邦调查局需要中央情报局的协助。因为苏联方面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极其严 密的监视，波利雅科夫坚持不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因为那样做过于危险。他只同意 通过所谓“死投”，即将信件投放在秘密地点的方式，以及通过报纸广告来进行联 络。 6 月初，波利雅科夫乘船去法国，他坐的是一等舱。一等舱里还有另一个乘客， 约翰·梅贝。但是，由于还有一个苏军情报局的官员和他的妻子也与波利雅科夫一 起回国，梅贝不能让人看见他和波利雅科夫待在一起，他们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轮船横渡大西洋的这段时间里，梅贝教会了波利雅科夫怎样使用美国的密码 和利用死投的方式进行联络。梅贝向波利雅科夫描述了他们将在莫斯科进行死投的 秘密地点，并给他看了照片。波利雅科夫只挑中了其中的几个，而其它的他则认为 不安全。他们还商量好了放置暗号的时间和地址。作为一个老牌情报工作人员，波 利亚科夫并不需要大多的解释。 有意思的是，苏联和美国的情报机关都用同样的方法和他们的特工进行联系。 他们在事先商量好的地方，比方说某一个电线杆子或某一个邮筒上，用粉笔做 上暗号，通知对方到某一个秘密地点去取藏在那里的信件或物品。这种不见面的联 络方式并非绝对保险，但是可以避免美方人员和他们的苏联间谍在见面时同时被擒。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较安全地传递金钱、文件、和其它的物品。对每一个地 址他们都给了一个人名，并规定男人的名字代表做暗号的地方，而女人的名字则代 表投放信件的地方。 在船上，梅贝和波利雅科夫还商量好利用纽约时报的广告栏进行联络。 波利雅科夫说，虽然苏联的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纽约时报，可是，作为军事情报 局的官员，这对他不是一个困难。这些广告的形式是艾德·穆迪给唐纳德·艾夫的 启事，其内容可能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表姐很担心，约翰叔叔也希望早 一点听到你的消息。”艾德·穆迪是协助梅贝处理这件事情的联邦调查局官员的名 字。 在波利雅科夫回到莫斯科以后，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很多类似的启事， 却没有见到任何反响。比如说，1964 年5 月20 日起，他们在纽约时报的启事栏 连续10 天刊登了如下信息：“穆迪致唐纳德·艾夫。请按事先说好的写信。查里 舅舅和克拉娜姐姐都很好并且希望听到你的消息。不要忘了给大卫和道格家里写信。 要出门吗？什么时候？到哪里？我们希望能早日全家团聚。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你 的兄弟爱德华和约翰·克罗斯特，新泽西。” 这一则启事的含义是：中央情报局在代号为查里的地方做了一个暗号，代号为 克拉娜的地方藏有信件，去察看一下代号为大卫和道格的两个信号点。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方面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一直到1965 年初，梅贝 才从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的人员那里听到，他们发现了一个暗号，并从一个投放点 取出了用密码写在梅贝事先提供的信纸上的一封信。波利雅科夫在信上说他很好， 已被提升为将军，并有可能被派往雅典。 但是，波利雅科夫并没有得到那份派往希腊的差事。直到当年的11 月，梅贝 才从中央情报局的人员那里得知他被任命为驻仰光的武官。因为他曾经公开到美国 大使馆去会见过美国驻缅甸武官，那人是一名空军上校。他去看这名武官的借口是 要买他的车，因为他即将任满回国。到了大使馆里面，他请求与美国情报机关取得 联系，并指定要见“约翰”。他说：“我不想和其他任何人谈。” 于是梅贝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另一条启事：“穆迪致唐纳德·艾夫。 对你的好运气感到极其高兴。一切顺利。我很快就会跟你联系。约翰·艾夫。” 但是，对官僚主义而言，“很快”并不等于“马上”。梅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从美国国务院得到外交掩护身份、入境签证、以及中央情报局的配合。当他到达 仰光时已是1966 年的1 月。现在他的名字是约翰·莫瑞，不是仅仅约翰，他的护 照上需要一个姓。他的掩护身份是军事援助计划的工作人员。 在缅甸，梅贝与美国的武官取得联系。那位武官给波利雅科夫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有一辆车你可能会感兴趣。”波利雅科夫来到美国大使馆，梅贝在武官的 办公室里等他。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梅贝站起来迎接他，和他握手。波利雅科夫拥 抱着他，问他：“你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从1966 年1 月份到4 月份，他们每周在中央情报局人员安排的安全地点见面 两次，每次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是在缅甸，波利雅科夫开始提供战略情报。 他向美国提供了关于苏联导弹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准备了详细的问题：数量、威力、 准确度，等等。 当时正是越战最激烈的时期。中央情报局间得最多的都是关于越战的问题。波 利雅科夫告诉美国情报人员：“让越南屈服的唯一方法是轰炸河内。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打败越南人。”梅贝向总部汇报了这些情报。波利雅科夫向 美国情报机关详细地描述了苏军情报局在远东的活动情况。他对美国情报机构提出 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详细的回答。 梅贝在缅甸还会见了波利雅科夫的妻子。波利雅科夫说她对自己干的事情一无 所知，但是梅贝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知道得很清楚。有一次，他在自己家里介 绍梅贝与一些苏联人相识。当梅贝后来问他：“这样做不危险吗？”他说：“不， 我告诉我的同事，我正在想办法把你拉过来。” 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他热爱苏联人民，但是不爱苏联政府。梅贝曾多次问他 是否考虑过叛逃，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他爱他的家庭，特别是孩子们。他说他愿 意帮美国的忙是为了报复苏联政府，他对他们多次不给他以应有的提升感到深恶痛 绝。 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付钱给波利雅科夫。当他离开美国时，他向中央情报局要了 一件皮大衣和一些首饰给他妻子，另外，他还要了一个好相机，大约值两三百美元， 总数微不足道。在缅甸时也是如此，除了一把霰弹猎枪以外，他从来没有要过什么。 按照他的描述，中央情报局从香港给他找到了一把。 梅贝在缅甸待了4 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算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而不是联邦调 查局的人。在3 月份，梅贝告诉波利雅科夫他实在是不能待得太长了，他说服了波 利雅科夫，使他同意在梅贝离开以后由别人和他联系。他们约定波利雅科夫和新的 联系人将在某一个时间在银亚雷克旅馆第一次见面。中央情报局将在靠近游泳池的 一个浴室里做一个暗号，然后波利雅科夫将和他的联系人在游泳池“偶然相逢”。 梅贝回到华盛顿以后会见了即将出发的新的联系人詹姆士·富林特和他的助手保罗· 狄隆。 由于波利雅科夫和前面提到的库拉克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双方都插手管 理过的间谍，两个机关分别给于了他们不同的代号，而且他们也身不由己地夹在两 局由来已久的纷争之中。麻烦是从1961 年圣诞节前开始的，当时一名叫做阿纳托 里·米海伊诺维奇·郭里岑的克格勃少校找上了中央情报局驻赫尔辛基分站站长的 门，要求庇护。他被送往华盛顿。到了华盛顿，他告诉中央情报局反谍中心的负责 人詹姆士·安格尔顿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鼹鼠。安格尔顿相信了他，便在中央情 报局内开展了一个猎鼹运动。1964 年2 月初，另一名克格勃的官员尤里·诺森科 从瑞士叛逃到美国。安格尔顿确信诺森科是克格勃有意派来的，其目的是转移反谍 中心的视线，将猎鼹活动引入歧途。 此外，诺森科告诉中央情报局，当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到达莫斯科并要求在 苏联定居时，他曾处理过他的案件。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后，他曾经查阅过奥斯 瓦尔德的案卷，发现奥斯瓦尔德并不是克格勃收买的间谍，而他行刺肯尼迪也绝非 受克格勃指使。 为了查明诺森科是否讲了实话，中央情报局将他置于残酷的环境里长达近5 年 之久。其中大部分时间里，他被关在藏在密林深处的中央情报局训练中心的一个4 米见方的水泥牢房里，周围没有窗户。尽管如此，诺森科始终没有改口。最终，中 央情报局不得不释放他，并为他平反。 但是，安格尔顿仍然坚信诺森科和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招募的苏联间谍是克格勃 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库拉克的说法与诺森科的说法相当一致，使得他以及和 他有密切联系的波利雅科夫也成了安格尔顿眼中的嫌犯。与此相反，联邦调查局的 局长爱德伽. 胡佛却对库拉克和波利雅科夫深信不疑。 梅贝对中央情报局的这种怀疑心理有切身的体验。在他们眼里，波利雅科夫提 供的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都不算作他是真心实意地为美国工作的证据。即令是5 年 之后，他们仍然是心怀疑虑。当梅贝跟安格尔顿谈起此事时，他狡黠地说：“他所 提供的情报都不过是些垃圾。”在梅贝到缅甸去会见波利雅科夫之前，他们的态度 是：你做你的，我们可不相信。在他从缅甸回来以后，中央情报局的态度依然如故。 更有甚者，他们满怀敌意地对梅贝进行了详细的盘问。 就是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象胡佛那样相信波利雅科夫。 联邦调查局情报处的负责人威廉·萨利文是安格尔顿的密友，他同样地怀疑波 利雅科夫，他说：“那个礼帽可不是个好东西。”关于波利雅科夫和库拉克是否真 心诚意地为美国工作的争论延续了多年，直到1974 年安格尔顿离开之后，中央情 报局才最终承认他们确实是在为美国效劳。 1966 年4 月，梅贝离开仰光的时间到了。在他动身前的两三天，他与波利雅 科夫又见了一面，他们为这次重逢干杯，并互相祝愿。梅贝注意到波利雅科夫在他 面前几乎从来没有喝过酒，也不抽烟。他生活得这样规矩，梅贝认为他简直象一个 神父。在告别的时候，波利雅科夫感谢梅贝再次和他取得联系。梅贝知道从此以后， 波利雅科夫的事情就由中央情报局接过去了，他的命运从此就掌握在中央情报局的 手里。可是，波利雅科夫却不知道，他以为自己一直在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梅贝 走后，中央情报局将给他派一个新的联系人，如此而已。 梅贝向他保证，他的安全不成问题。 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波利雅科夫。 第八章 安卡拉：出师不利 1969 年10 月，中央情报局准备派瑞克·艾姆斯到土耳其的安卡拉去工作， 可是他太太南茜却被留在中央情报局总部，这对刚结婚5 个月的夫妻碰到了一个难 题。艾姆斯不愿意离开新婚的妻子，单独前往土耳其。在安卡拉，艾姆斯将属于情 报局的近东部管辖，他决定去找近东部的负责人胡·麦克米兰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麦克米兰是一个擅长交际的加拿大移民，中央情报局曾派他去印度的孟买、新 德里和埃及的亚里山大工作过，当时他在总部工作，并等待被派往海外。 他还记得这次会面，他回忆说：“我早就认得瑞克。他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小 伙子，非常谦恭。有一天他跑到我的办公室求我帮忙，说他的处境非常为难。‘我 被派往安卡拉，可是我的妻子却仍在总部。除非她也能在安卡拉找到一份工作，否 则，她将不能和我一起去。’” 麦克米兰说他将尽力而为。结果，他在安卡拉为南茜找到一个工作，是行动部 在安卡拉分站的行政助理，他说：“这项工作将让她十分忙碌。不然的话，这些太 太们在国外无所事事，非闲得发疯不可。”可是，这项工作比南茜现有的工作的级 别要低很多，“她可能要从12 级降到7 至9 级，她肯定会不高兴。” 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安排至少可以让小俩口一起出差海外。在安卡拉，瑞克 和南省住进了坎卡雅山坡上的一套房间。他们的住处位于阿塔图克大街上的美国大 使馆上方。当时安卡拉分站的站长是约翰·李维特，他的经历很不平常，他是一个 生于法国的美国人。在珍珠港事变之前，他曾自愿在英国的皇家空军服务，和纳粹 德国作战。他在安卡拉的合法身份是大使馆的政务官员。 瑞克和南茜的合法身份是为美国陆军服务的非军事人员。他们办公的地点是一 所二层楼的砖房，离土耳其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的陵墓不远。这个建筑名义上是美 国对土耳其军事援助机构的总部。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占了二楼，而一楼则是土耳其 军官办公的地方。这栋楼房俯瞰一片农村，村里住着大约300 多人。在工作不太繁 忙的日子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就靠观看田野上的鸟儿相互追逐解闷。 开始的时候，瑞克在罗伯特·史蒂文森的手下工作。当史蒂文森在1971年离开 之后，他就在约瑟夫·林奇的手下工作。 艾姆斯在土耳其的任务是设法招募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情报人员或外交人 员做美国的间谍。但是，他在安卡拉没有招募到任何苏联人。情报局的老手们说， 这也不能怪艾姆斯，苏联人本来就很难收买，对于瑞克这样的新手，情报局顶多也 只能指望他们试一试。 瑞克从1969 年起在土耳其工作了3 年。当时土耳其的形势非常混乱，学生和 左翼分子的示威游行、恐怖活动、以及政治危机层出不穷。1971 年总理苏里曼· 德米雷尔辞职，政府实行了军管。当社会上的暴力活动越来越频繁时，政府的控制 也越来越严密，报刊检查、禁止某些书籍的发行、逮捕、死刑、以及谋杀恐怖活动 的嫌犯等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华盛顿并不急于帮助土耳其人去改革他们的政府。 土耳其是北约的坚定盟友，由于与苏联接壤而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约盟 国中，除了美国之外，土耳其有最大的一支军队。由于土耳其的领土横跨达达尼尔 海峡，万一有战争发生，北约可以封锁苏联黑海舰队的出路。美国在土耳其的亚丹 那设有空军基地，1960 年被苏联击落的U —2 间谍飞机就是从那里起飞的。在爱 琴海边的伊兹密尔有北约的军事基地，美国核武器的储存库遍布土耳其全国。沿土 耳其和苏联边界，美国设置了许多监听站，截获苏联的通讯和无线电信号。此外， 美国还在土耳其装置了许多仪器，探测大气层的放射性，以监视苏联进行的核试验。 在安卡拉，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同土耳其军方和情报机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除了爆炸、宵禁以外，安卡拉居民的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不方便的地方。 位于高原上的土耳其首都是一个很干旱的城市，缺乏足够的供水，经常会分区 停水，有时根本就没有水。 1971 年，麦克米兰来到安卡拉领导瑞克和南茜的工作。麦克米兰对女性怀有 成见，他对南茜的印象不佳，认为她具有女权主义的倾向。他说：“在安卡拉，瑞 克每天得跑步回家给南茜做饭、清扫，南茜在他的鼻子上套了一个环。” 麦克米兰认为瑞克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厨子。他记得有一次瑞克两口子请他们夫 妻和其他几个同事吃饭，后来他太太说这顿饭很可能是她一生中吃得最差的一顿饭。 他们准备的是快餐式的食物，所有的食物都不相配。他记得瑞克他们准备了果冻， 而那是他最不喜欢的食物，另外还有一盘花生和一盆沙拉。 在这个时候，亨利·夏尔德取代李维特成了安卡拉分站的负责人，亨利是来自 美国中西部的一名职业军人。同年7 月份，情报局在伊斯坦布尔的基地派野心勃勃 的杜威·克拉瑞基到安卡拉去当副站长，他认为这份差事早就该是他的。李维特和 夏尔德都是相当厚道的人，可是并不精通间谍活动。7 月份，另一名中央情报局的 官员艾伦·菲尔斯也被派到安卡拉。10 年之后，克拉瑞基和菲尔斯都在伊朗—— 尼加拉瓜丑闻中栽了跟头。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派驻安卡拉对艾姆斯看来并不是一项美差，很快他就发现克拉瑞基不喜欢他。 在这位副站长上任后没多久，艾姆斯接到了关于他父亲的坏消息。卡勒顿于1967 年8 月份从中央情报局退休，瑞秋也在1969 年6 月辞去了她的教职，两人搬到北 卡罗菜那州居住。1971 年底，他们到土耳其去探望瑞克时，告诉他卡勒顿身患癌 症，健康状况极差。 关于这一段时间的生活，艾姆斯后来告诉朋友说，他认为非常“令人失望”， 他甚至认真地考虑过离开中央情报局。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土耳 其对于间谍活动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土耳其人非常反对美国人在他们国家 进行间谍活动；另外，他对克拉瑞基是又恨又怕。他后来常常告诉别人发生在他的 一个年轻的同事和克拉瑞基之间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安卡拉分站站长夏尔德回总 部去述职，留下克拉瑞基管理分站的工作。 克拉瑞基想要炫耀一下自己领导有方，便命令那位年轻的雇员去发展一位希腊 驻土耳其的外交官做美国问谍。年轻人说：“我想他绝不会干的。”克拉瑞基捶着 桌子大发雷霆，命令他一定要去。那人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跑去做那位希腊外 交官的工作，结果遭到拒绝。更糟糕的是，那位外交官向他的上级汇报了这件事， 希腊驻土耳其大使极为震怒。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跑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威廉· 韩得利的面前质问：“你们究竟打算槁什么鬼名堂？”当夏尔德从华盛顿返回安卡 拉以后，韩得利向他表达了国务院对这件事情的不满，责问他说，希腊是北约的成 员国，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历来不好，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偏要挑这么一个地方 做这样一件蠢事？这事弄得夏尔德非常尴尬，便去找克拉瑞基发脾气。克拉瑞基却 将责任推到那个年轻的雇员身上，说是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并将此事写进了他 的鉴定。克拉瑞基也瞧不起艾姆斯，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招募任何间谍。他认为 招募间谍的程序简单得很：要招募间谍，你必须首先在目标的周围招募眼线；而艾 姆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比方说，招一个巴基斯坦的二秘做眼线，在他看来应该是 易如反掌：你只需要给他一点小恩小惠；再说这事对他也没有什么危险，就是被别 人发现了，大不了打一下手心，大家都是盟友，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可是，艾姆 斯没用得连个老巴（巴基斯坦人）都拉不过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克拉瑞基曾找过艾姆斯谈话，可是却毫无效果。他说，当他和艾姆斯谈话时， 艾姆斯隔着厚厚的眼镜盯着他，一声不吭；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他妈算老几？我比你不知道聪明多少倍！”所以，克拉瑞基认为，艾姆斯根本 就不是做间谍的材料，中央情报局根本就不应该雇用他。 克拉瑞基不能接受艾姆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不是间谍学校的科班出身，他 先前不过是在情报局总部管理文件，打打杂什么的，后来人家看他可怜，给他一个 机会试试看。这样的事克拉瑞基见得多了，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就赶跑了一个 这样的雇员，结果那人成了一个考古学家。克拉瑞基对于自己这种不讲情面的作风 和名声感到非常自豪。 艾姆斯在土耳其工作时得到的鉴定，第一年是“工作能力强”，还升了一级， 第二年是“有效率”；可是，当克拉瑞基到来以后，他给艾姆斯的评语是：他根本 不适合于在第一线工作，他应该留在总部不再外派，这样他就不需要去招募任何人。 他说艾姆斯“只喜欢做那些不需要和不大熟悉的人面对面地打交道以拉拢对方的工 作。”这样的评语对于一个从事间谍工作的人来说，无异于逐客令。正因为如此， 艾姆斯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但是，最终他并没有辞职。1972 年夏天，他们两口子打点好行装，离开了干 旱的安卡拉。尽管前途看来并不是很乐观，可是他相信总可以在总部找到适合于自 己的工作，而且回到美国，回到情报局苏联部熟悉的环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九章 纽约：时来运转 瑞斯顿是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个规划优良的高级社区，位于中央情报局总部与 杜勒斯飞机场之间，交通方便。地产商规划这个社区时，是想在华盛顿郊区再现美 国小城镇的风情。这个地理位置和这种规划方面的构想都非常符合瑞克和南茜的口 味。所以当他们在1972 年从安卡拉回到美国后，先在这个地区租房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搬进了瑞斯顿地区的高尔夫球场岛上的一栋房子里。 这年夏天，瑞克的父亲卡勒顿到了癌症的晚期。7 月初，瑞克和南茜以及瑞克 的两个妹妹都到北卡罗来纳去看他们的父亲，他们和他们的母亲瑞秋轮流在医院守 护卡勒顿。9 月2 日，卡勒顿去世，享年67 岁。 回到情报局总部之后，瑞克又被分配去管理文件，那又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 1973 年，他接受了俄语训练，然后被派去协助中央情报局以苏联派往美国的官员 为目标的活动。 在不需要招募间谍的情况下，艾姆斯的表现就比在土耳其的时候出色得多了， 他还因此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但是，他的好酒贪杯的毛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1973 年，在情报局总部举行的圣诞节晚会上，他醉得一塌糊涂，局里不得不派保 卫人员送他回家。在1 年以后的圣诞晚会上，他又喝得酩酊大醉，并被发现和情报 局的一名女雇员“很不体面地纠缠在一起”。情报局的安全部门及时地对这两次事 件做了记录，可是这些记录很快就被埋进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 在这个时候，南茜已经完全辞去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中央情报局的玻璃天花 板使她非常烦恼：情报局的高级职位对女性雇员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知道自 己在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和前途的，于是便下了决心，一走了之。这个 问题至今仍未解决，中央情报局仍然是男性一统天下。 另外，她对派驻土耳其的教训仍然记忆犹新：为了得到夫妻能够在一起工作的 机会，她不得不接受降级的安排。由此她得出结论：要是两口子都在中央情报局工 作，那就不可能同时都有前途；如果瑞克经常被派往世界各地，而她却只能留在总 部，那这个家还能维持下去吗？ 告别了间谍生涯后，南茜加入了瑞斯顿社区联盟，并对当地的政治发生了浓厚 的兴趣，成为了民主党的积极分子。1974 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她担任了当地的 民主党候选人玖·费希尔竟选委员会的主席，成功地击败了北部弗吉尼亚地区长期 在位的共和党议员卓尔·布罗希尔。南茜在这段时间里工作得非常辛苦：她挨家挨 户地去拜访选民，散发宣传品，组织座谈会，为费希尔拉票。在费希尔当选以后， 她成为费希尔在国会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艾姆斯夫妇在瑞斯顿的生活过得非常简朴。据他们的邻居说，他们经常去教堂， 好象一点都不在乎物质生活。他们喜欢书籍、音乐。瑞克是一个体贴、热情而又幽 默的人。他们的房子、汽车、衣服、以及生活方式都朴实无华，一切都很低调。他 们从来不去那些时髦、奢华的地方。他们是一对友好、坦率、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 夫妇。 在瑞斯顿，瑞克支持过县里在高尔夫球场岛的旁边建设经济住房的主张，以使 黑人和经济上不富裕的人能住得起。这个主张在瑞斯顿地区引起了强烈的争议。瑞 克和南茜积极地站在黑人一边，结果他们获胜。他们在瑞斯顿地区交了不少好朋友。 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工作中，艾姆斯也表现得不错：在连续4 次鉴定中，他都 得到了“工作能力很强”的评语，并因工作积极和效率高而受到表扬。 但是，评语中也指出，他有时也有拖拉和草率的倾向。他的情况不能说是官运 亨通，可是情报局苏联部的主管们对他的印象都相当不错，认为应该再给他一个到 第一线去试试的机会。这一次可是和在土耳其的那一次大不相同，这次执行任务对 艾姆斯来说真是吉星高照。 中央情报局派艾姆斯到纽约的外事情报处工作。该处的任务是收买在美国的外 国人为美国工作。根据1947 年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法令，国会和公众普遍认为中央 情报局的职责主要是在海外从事情报活动，而联邦调查局则继续负责美国国内的有 关活动。一般说来，这种看法并不为错，但是却不全面： 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也进行活动。虽然它没有执法的权力，但是在美国的大、 中城市里中央情报局都设有办公室。在情报局的国内分站中，最重要的是纽约和华 盛顿的分站，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过去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的外交和情报人员比较 集中，而他们正是中央情报局外事情报处的主要工作对象。 艾姆斯夫妇将他们的房子租给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同事，然后搬到纽约去住。 艾姆斯对于他在纽约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对一个在瑞维佛斯这种小地方长大的人 来说，这真是一个享受纽约这个现代化大城市生活方式的大好机会：它的文化，它 的剧院，它的餐馆，它的种种享乐。在通常的情况下，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是无法 享受这些的：他们负担不起；可是现在，中央情报局却给艾姆斯夫妇创造了这样的 条件。 瑞克在纽约的任务是引诱和收买苏联驻联合国使团和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 员。他当然不会自我介绍说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必须隐姓埋名。 他乔装成一名成功的商人，有钱住在豪华的曼哈顿东区。 艾姆斯夫妇的生活立刻焕然一新：他们搬到东54 街的一栋20 层的豪华公寓， 那里有宽敞的大门和穿制服的门卫。他们的住处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和良好的视野。 当然，这一切都是工作的需要：瑞克的伪装身份需要有相应的生活方式，他不 可能住在寒酸的社区，像成千上万的小公务员一样，天天上班、下班，在公车里挤 来挤去。此外，纽约的外事情报处也要求他们的工作人员住在离联合国总部和中央 情报局纽约基地都不太远的地方。 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不过是一个中级雇员，当然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所 以中央情报局必须给予他补助。因为纽约的房租极贵，中央情报局给他包了下来， 然后从他的工资中扣除5 ％左右。比如说，如果他的房租是2000美元1 个月，他只 需要付250 美元左右。另外，他还有充足的“活动经费”，用来支付在拉拢苏联官 员时用于娱乐、进餐和看戏等方面的开销。可想而知，艾姆斯活得非常开心。 在纽约，南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经验，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职业 也开始踏上了坦途。 瑞克很容易地适应了曼哈顿的生活环境。他的衣着入时，态度从容，彬彬有礼。 他周围的情报局的同事都认为他出身名门，是东海岸的那一所长春藤名校的毕业生。 他身材高大、口齿伶俐、谈吐不凡，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而他自己也乐于制造这种 印象。 1976 年，当瑞克到达纽约时，乔治·布什是福特总统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的局 长，到了年底，卡特当选总统。 但是，在纽约，艾姆斯更为关心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当他初到纽约报到时，纽 约分站的站长肯奈士·米兰在当了两年站长以后即将离任，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 老牌工作人员，曾在日本和拉丁美洲工作多年。接替他的是从华盛顿派来的彼德· 科罗米拉斯。科罗米拉斯的生涯大部分是在希腊度过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 是中央情报局在希腊活动的骨干。 1967 年4 月，当希腊的一帮校级军官在乔治·帕琶多泊罗斯的领导下推翻经 选举产生的政府，建立起独裁政权时，科罗米拉斯是中央情报局驻雅典分站的站长。 1973 年他被调回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外事情报处工作，直到1976年派驻纽约。 科罗米拉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问谍，他长得又矮又胖，圆滚滚的，头上只剩 下一圈花白的头发。他对自己的貌不惊人颇感自豪，认为这样对从事间谍工作更为 有利。他的业余爱好是木工。 科罗米拉斯和他的属下在纽约有多个据点，其中心在泛美大楼，表面上是属于 商业部的一个负责国际贸易的机构。他们的办公室有里外两道门，外面的门上没有 标志，里面坐着一个秘书，负责支开那些对他的伪装身份信以为真而上门洽谈业务 的人；而里面的那道门上则装有密码锁。艾姆斯虽然是在科罗米拉斯的领导下工作， 可是他的办公地点却不在泛美大楼，他搬来搬去，最后才在列克星顿大道上的一个 假冒的商家安顿下来。 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外事情报处可不是一个小机构。包括秘书和其他辅助人员， 它总共有57 个工作人员。他们从来不缺乏经费。除了泛美大楼的中心办公室和列 克星顿的对苏部以外，他们还有十几个活动地点遍布纽约东区乃至全市。联邦调查 局的条件则远不能与之相比，因而常常心怀嫉妒。 艾姆斯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商业顾问，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需 要依靠纽约分站的协助才能和那些他希望收买的俄国人拉上关系。纽约分站的特工 首先要在目标的周围发展一些外围人员，这些人可能是联合国的官员，其它国家驻 联合国使团的工作人员，等等。大部分时间这些人是不拿报酬的。这些外围人员可 以举办一个鸡尾酒会什么的，邀请那些目标，比如说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参加 酒会，然后在酒会上将目标介绍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把目标交到情报 局的手上。 艾姆斯在纽约参与了针对苏联外交人员的两次大的行动。总地说来，他干得相 当不错。可是，在这些行动尚未展开之前，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是运气好，这个 错误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 还是在华盛顿总部的时候，艾姆斯曾经负责联系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名苏联情报 来源，这个间谍是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管理的。艾姆斯定期乘火车到纽 约去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碰头，然后坐地铁到布鲁克斯去见那个苏联人。 有一次在去与那个苏联人接头时，艾姆斯带了一个有秘密夹层的手提箱，里面 藏有秘密文件，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为那个间谍准备的任务清单。 在地铁的火车上，艾姆斯想起了他带的录音机需要换电池了，而正在这个时候， 火车到站了。艾姆斯慌忙跳出车门，找到一家商店买了电池。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 他把提箱忘在车上了。 这个车站离终点站不远。艾姆斯慌慌张张地跑回车站，越过铁道，到了另一面 的站台上。他检查了从城里开回来的每一趟火车，结果是白费工夫。 艾姆斯于是乘车到最后一站，气急败坏地翻遍了放在那里的垃圾桶。他想，捡 到提箱的人说不定想在里面找到钱，结果却没有发现钱，便将箱子扔掉了。 白忙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他只好跑到他们的一个活动点，给纽约基地 的负责人打电话。 “我必须马上见你，”他说，“我们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泛美大楼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们感到惊恐万分。艾姆斯遗失提箱的地 方离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住宅区不远，这个箱子有可能被某个乘车的苏联人拾去。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光凭那份任务单，苏联人就可以查出谁是叛徒。但是事情还可 能更糟：那个箱子里还有那个苏联情报来源早些时候给艾姆斯的几张照片，照片上 有他本人和他的几个朋友。要是这些照片落到克格勃手中，那个苏联情报来源必死 无疑。这还不算，艾姆斯曾将所有的材料都从秘密夹层里取出来过，但是当他放回 去时，却只是往箱子里一扔，并没有放到夹层里去。 与此同时，艾姆斯与基地负责人经过商量，决定还是要去和那个苏联情报来源 见面。他们见了面；但是在见面对艾姆斯并没有告诉他丢失了手提箱的坏消息。他 只是告诉他，中央情报局又给他制定了一套新的应急计划，并对他说，这并不意味 着眼前就有什么危险，不过是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他又给了那个苏联人几个新的 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基地负责人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他的老板和两名联邦调查局的 人员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正在斟酌如何在纽约时报第一页的下方登一则寻物启事， 以找回那个箱子。当他们正在瞑思苦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联邦调查局打来的。 打电话的人告诉他们，箱子找到了：住在皇后区的一位教师拾到了那个箱子并把它 交给了警察。听到这个消息，几个人如释重负。据艾姆斯后来讲，他当时都快急疯 了，要是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只好卷铺盖走人。 事情过去以后，艾姆斯受到书面警告，中央情报局并责成他写一份建议，提出 若干措施，以预防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去和他们的情报来源会面时把提箱忘在 地铁的火车上。中央情报局对其雇员的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真叫那些私营企业的 雇员们羡慕得要死。 艾姆斯到了纽约之后，被分配去联络的第一个苏联情报来源是谢尔盖·费多连 科，一个圆滑、英俊的学者，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他归艾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共同 管理。费多连科当时32 岁，是苏联前驻联合国和日本的大使尼古拉·费多连科的 女婿。老费多连科会说中文，1949 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时，他曾做过翻 译。谢尔盖跟着他的著名的老丈人姓，这类事在苏联也是屡见不鲜的。人们普遍认 为谢尔盖这样做是想沾他岳父的光，可是他说没那么回事。他说跟老头子姓非但对 他没有帮助，反而还有妨碍：因为老费多连科在外交部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他说是老头子坚持要他改姓，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谢尔盖的妻子海伦是一位有名 的美女，1964 年8 月号的美国《时尚》杂志曾用一整页的篇幅刊登过她的一张美 艳惊人的照片，并配有一篇短文。那张照片是由世界著名的摄影家艾尔文·佩恩拍 摄的。照片中的那位黑眼睛的美女看起来很像著名影星赫本。那短文写道：“生性 活泼的海伦·费多连科显示了一种深邃的俄国浪漫风情，她兼有智慧、庄重和青春 的活力。19 岁时的海伦已经陪着她的身为外交官的父母到过中国、日本和美国， 当然更不用说俄国了。”这件事引起了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强烈不满。当 时苏联的阿尔卡狄·谢甫钦科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是谢尔盖·费多连科的上级。 据谢甫钦科回忆，葛罗米科早就对老费多连科不满，认为他打一个蝴蝶领结对一个 大使来说真是不伦不类。所以每当葛罗米科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老费多连科 就得换上领带。这次海伦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流行的时装杂志上更是火上浇油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苏联高级外交官的女儿会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搔首弄姿。 因此，葛罗米科感到极为气愤。 谢甫钦科忍俊不禁，笑着说：“不过这总比照片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要好得 多。” 虽然小费多连科被美国收买成为美国的情报来源，可是在美苏之间的间谍战中， 他在克格勃的那一面也压上了一宝：他也同时向克格勃提供情报，其中不少是艾姆 斯给他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非机密文件，用以骗取克格勃的信任。费多连科是通过隐 藏在联合国里的克格勃官员伏拉狄克·英格尔向克格勃递交情报的。 可是，间谍世界是很复杂的。费多连科没想到，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 局正通过一个身为海军军官的双重间谍来诱捕英格尔。1978 年5 月，英格尔和克 格勃的另一名官员在新泽西州的一个丛林中寻找那个海军军官投放的一个包裹时， 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在他们被捕以后，卡特内阁的成员们就如何处理这一案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司法部长格瑞芬·贝尔主张对这两个间谍进行起诉；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勒和国务 卿万斯则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影响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的关于裁减军备的谈 判，而且这也只会遭到苏联的报复。争论的结果是贝尔占了上风。但是，不出所料， 这年6 月，苏联政府宣布1 年以前他们逮捕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玛莎·彼得森。她 是在莫斯科河和列宁山之间的一个秘密投放点放置间谍材料的现场被捕的。 两个苏联间谍经审判后被判处50 年监禁，可是过了没多久，在美苏双方交换 人员时，他们被释放回国。 1977 年，费多连科离开纽约回国。艾姆斯出席了在纽约北部一个秘密地点为 他举行的告别晚会，并送给他一个黑色的钱包。 艾姆斯在纽约期间还试图收买真理报驻纽约的首席记者托玛斯·克勒斯尼钦科。 他后来告诉一个朋友说，托玛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艾姆斯在收买费多连科和克勒斯尼钦科这两件事上都颇有收获；可是和他这次 纽约之行的主要成果比较起来，这些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在艾姆斯尚未到达纽约的头一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官员阿尔卡狄· 谢甫钦科已经与中央情报局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西方。这一消息令中央情报 局欣喜若狂：如果这事果然发生，他将是历来叛逃到西方的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 艾姆斯被分配去协助处理这条迄今为止游进中央情报局网里的头号大鱼。谢甫 钦科是一个矮小，粗壮的汉子，热情奔放，颇有智慧。他于1933年生于乌克兰东部 的郭尔罗夫卡镇，那里有一个煤矿。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家里环境比较富裕。他 读过普希金的诗歌，学会了下棋和弹钢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幼的阿尔卡狄 和他的母亲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区躲避战火；而他年长的哥哥根纳狄则应征 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后来在华沙上空被击落，英勇牺牲。所以阿尔卡狄对 他的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战后，阿尔卡狄进入了苏联第一流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他在苏联外交部青云直上，于1963 年被派往纽约，成为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 成员之一。 在谢甫钦科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名叫库拉克的克格勃官员。在第七章中曾经提 到，此人已经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成为美国间谍。谢甫钦利和库拉克是好朋友。谢 甫钦科后来回忆说：“他经常给我讲些我不想听的关于苏联领导阶层的事情。说这 些事情就是对于克格勃的人来说也算是胆大妄为。当然，我早就知道他是克格勃的 人。”尽管两人的关系不错，谢甫钦科还是经常提醒自己要离他远一点。 1973 年春天，谢甫钦科再次来到纽约，还带来了妻子莉娜和女儿安娜。 这时他已经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负责政治和安理会的事务，是苏联在联合国 里职位最高的官员。 尽管谢甫钦科在苏联政府里身居高位，享有种种特权，例如大使级的待遇、在 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丰厚的报酬等等，他对苏联的前途却越来越没有信心。他觉得 自己变成了一个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 1975 年初，谢甫钦科终于下了决心。他对一个他认为可以信任的美国外交官 表示他希望投奔西方。没过多久，那人在联合国的图书馆里偷偷地给他递了个条子。 条子上说让他第二天到靠近联合国的一家书店去，中央情报局的人将在那里等他。 他们见面后，又商量好了在中央情报局安排好的位于东60 街的一个接头地点 再次会面。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按照情报局的规定，要求 谢甫钦科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再坚持一段时间，并为美国提供情报。 中央情报局认为，一个间谍留在原有的位置上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远比叛逃 到美国更有价值。 谢甫钦科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见面，并接受了他们的要 求。在这之后，谢甫钦科留在联合国为美国做了3 年间谍。他记得他们一共有4 个 接头地点：位于东60 街的一栋褐色的石头房子，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旅馆 里租的一个房间，在谢甫钦科的牙医看病的那栋楼里的一个房间，以及谢甫钦科所 住的房间底下两层的那套房间。 1977 年初，负责与谢甫钦科接头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要离 开纽约，并介绍他和另一名情报局的官员联系。那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有两撇 刷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并说他的名字叫菲尔。这个菲尔不是别人，他就是艾姆斯。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的地点就在谢甫钦科的楼下。谢甫钦科比较喜欢他的第一个联络 人，认为那人比较细致；可是他认为艾姆斯处理事情也相当老练。 就这样，艾姆斯接管了他的间谍生涯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案件。谢甫钦科回忆说 ：“他喝酒喝得很多，我自己也喝得很多，他是个好伙伴。当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 能使我忘记精神上的压力。我喝的是伏特加，我想他喝的也是伏特加，可能还有苏 格兰威士忌。我记得，在我们会面的所有地方，都有很多酒。总之，我觉得他这个 人相当不错。” 1977 年夏天，谢甫钦科夫妇利用一个短暂的探亲假回莫斯科去了一次。 这次回国让谢甫钦科感到胆颤心惊。当他坐火车去克里米亚看他母亲时，他发 现同一个卧车车厢里有一个克格勃的人在监视他。稍后，在高加索山北麓的避暑胜 地吉斯罗夫茨克，他发现这种监视变得更为明显。 在一段时间内，艾姆斯独立地处理了有关谢甫钦科的事情。但是，当谢甫钦科 夫妇回到纽约后，纽约基地新调来的副站长詹姆斯·哈斯直接接管了这一案件，艾 姆斯从旁协助。哈斯当时是46 岁，长得五短三粗，头发花白，并留着两撇小胡子。 他刚刚从加纳回来，在这之前，他去过老挝和乌干达。 谢甫钦科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一再要求中央情报局让他公开投奔美国。 1978 年3 月，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召他回国。他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于是对中央情报局坚持说是时候了，他不能再等了。谢甫钦科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 因此他不曾告诉她自己已经成为美国间谍并准备叛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谢甫钦 科提着一个沉重的箱子，从他住的公寓的灯光幽暗的消防梯上走下楼去，冒着大雨 跑到东64 大街。街角处停着一辆白色的汽车，车上的信号灯没有闪烁，说明一切 正常。他钻进车里，那车载着他飞快地开到中央情报局在波郭诺斯大街上的一个据 点。4 月11 日，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联合国的第二号人物叛 逃到西方。 中央情报局为其漂亮的一击感到兴高采烈，而每一个参与其事的人都受到称赞。 纽约基地的负责人肯·米兰是个聪明人，乘着这一大好机会宣布退休，以取得最优 惠的待遇。对于科罗米拉斯、哈斯、艾姆斯以及参加过处理这一案件的联邦调查局 的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事实上这也的确是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涯 中所达到的顶点。 哈斯认为艾姆斯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色；但是对他后来的表现却评价不高，认 为他缺乏主动精神，有时甚至是不推不动。他也曾找艾姆斯谈过，但是却没有什么 效果。 1979 年夏天，基地的对苏部调来了一位新的负责人，诺德·卡尔森。艾姆斯 和他相处得好得多。这一人事变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可是后来却对艾 姆斯和中央情报局本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卡尔森是南达科他州人，上的是赛罗科斯大学，在该校的麦克斯维尔学院获得 了俄国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他在1958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1962 年，30 岁的 卡尔森被派往莫斯科去联络中央情报局的王牌间谍之一：代号为“英雄”的苏军情 报局的上校潘科夫斯基。卡尔森的合法身份是美国大使馆的农业参赞。7 月4 日， 在美国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有人告诉出席招待会的潘科夫斯基去找一个佩带 红宝石别针的人，这个别针几个月前他曾在伦敦见过。卡尔森戴着那个别针。他和 潘科夫斯基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后来，在卡尔森的住处，他们两人曾交换过文件。 但是，潘科夫斯基在9 月初突然消失。克格勃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觉察到他的间谍 活动，并对他进行了监视。 他被逮捕、审判，然后被处决。5 个美国人，其中包括卡尔森，被宣布为不受 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 但是，潘科夫斯基案件使卡尔森在情报局的行动部出了名。他先后被派驻伦敦、 东京和罗马。卡尔森是个瘦高个，深色的头发，长着一张类似林肯的长脸。他是一 个沉静的人，说话简洁明了，是情报局苏联部里深受器重的一员老将。 在纽约基地的对苏部，卡尔森领导着大约15 个情报局的执行官员和辅助人员。 他知道艾姆斯在谢甫钦科案件中所起的作用，认为他在对苏部的工作出色，是一个 优秀的一线作战人员。 在卡尔森手下，艾姆斯在联合国里发展了一些眼线；但是并没有招募到任何苏 联间谍。不过其他人也没有。卡尔森知道对外情报处的工作环境相当困难。不象情 报局在海外的活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没有外交掩护和足够的支持。艾姆斯和其他 的人都只能利用一些非常模糊的假身份，诸如商人之类，他们只能希望和他们打交 道的人不要问太多的问题。 卡尔森喜欢艾姆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变成了 好朋友。卡尔森对南茜的印象也很好，认为她很有吸引力，事业上也很成功。他们 两家也常聚在一起。赖瑞·费伯是联邦调查局派到中央情报局纽约基地的联络人， 他与艾姆斯也很熟悉。当费伯退休后，艾姆斯和卡尔森两家还到他们家去聚会过。 1979 年年底，在卡尔森成为艾姆斯的顶头上司后的几个月，基地的副站长哈 斯升任站长。1981 年，站长又换成了丁·阿米，一个曾在越南和其他远东地区工 作过的情报人员。 这时候，艾姆斯接到总部派他去墨西哥的通知，并且已经开始打点行装。 可是，这次南茜却不打算跟他一块去。南茜是一个非常解放的妇女，事业上已 经很有成就，而且政治上也很活跃。她参加了一个以监督政府立法机构为目的的政 治团体，经常来往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她不愿意抛弃这一切，再一次作为艾姆斯 的家属到国外去受委屈。事实上，她已经开始考虑离婚的事情。 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南茜不愿出国，艾姆斯已经推掉了好几个出国的任务。 他知道不能常此以往，否则他在中央情报局就没有前途可言。 艾姆斯的同事记得当时他思想上经受着沉重的压力，“这对他确实是一个难以 解决的问题。他很想接受派驻墨西哥的任务，他知道要积累更多的经验，除了出国 没有别的选择。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应该去。这时他才告诉我，南茜不愿意去。他 说也许他可以先去，然后再让南茜去。我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婚姻。他们 的兴趣已经分道扬镳。南茜不体谅干我们这一行的苦处。我们有时需要工作得很晚， 有时需要在周末工作，有时候周末根本就不在家。有一个周末瑞克没在家里过，南 茜非常不高兴。诸如此类的事情常常发生。”艾姆斯告诉他的朋友，他的婚姻已经 岌岌可危。 经过长期争论以后，艾姆斯终于下了决心：他接受了去墨西哥的任务；而南茜 则留在纽约继续干她的工作。他们在东54 街的住房仍然保留。不管他们两人当时 是否心里明白，他们12 年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十章 与君同消万古愁 1981 年10 月，当艾姆斯到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城分站报到时，在局外人看来， 他的事业正一帆风顺：他当时40 岁，政府13 级，年薪3.632 万美元。 他在纽约的工作深受纽约基地和中央情报局总部的赏识，并为他赢得了第二个 海外出差的机会，而对任何一个情报局的雇员来说，要想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分支 行动部获得提升，派驻海外都是绝不可少的。 可是，他的私生活却陷入了危机：他的妻子南茜拒绝陪他到墨西哥，坚持留在 纽约，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这样，艾姆斯在墨西哥就是单身一人。当他被派驻纽约时，中央情报局补助他 的房租；可是当他离开以后，这种补助也就终止了。他和南茜必须自掏腰包。艾姆 斯的同事经常听见他抱怨纽约曼哈顿的房租太贵，实在令他们吃不消。 在墨西哥城，美国大使馆坐落在宽阔的帕西奥·德·拉·瑞佛玛大街。 艾姆斯的住处位于美国大使馆后面拥挤不堪的街区里，是一套顶楼的房间，楼 下是一个做书的工厂和一个库房。那是一套很小的房间，事实上是那栋楼里唯一的 一套住房。那一片地区临近萨利文公园，是一个半工业区。住在那里唯一的好处是 走到美国大使馆只需要10 分钟。 由于单身一人住在异国他乡，再加上婚姻濒临破裂，艾姆斯刚到墨西哥不久就 有了3 次外遇；而且他又开始酗酒。在纽约的时候，情况还不严重，可是到了墨西 哥以后，问题就变得严重的多了。 当艾姆斯到位于墨西哥城美国大使馆5 楼的中央情报局分站报到时，他的外交 掩护是国务院派驻大使馆的政治二秘。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对苏 反谍处的负责人。他的上级是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和东欧部。 1981 年，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总共有20 几个人，其中一半是在第一线工 作的情报人员，另一半是办公室的各种辅助人员。他们互相之间都认识。 在分站里，艾姆斯很快和大卫·萨姆森成了好朋友。萨姆森是加里福尼亚人， 长得又高又壮。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洛杉矶分校获得硕士学位，然后 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在到墨西哥之前，他曾被派驻新加坡和土耳其。他在1980 年 离了婚。他和艾姆斯，这两个光棍同病相怜，很快就打得火热。 据萨姆森说：“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这是一个运行得 很好，很有效率的大使馆。瑞克在那里的时候，约翰·盖文在那里当大使。报刊瞧 不起他，说他是‘里根的演员朋友’。但是，他有一半墨西哥的血统，说一口完美 的西班牙语。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时，他关于拉丁美洲经济的论文曾经获奖。在《精 神病患者》这出戏里有一个少女在贝茨旅馆被谋杀了，盖文在戏里演那个女孩的男 朋友。他非常聪明，对墨西哥极其熟悉，而且长得非常漂亮，这一点在拉丁美州也 很重要，那些女士们见到他骨头都酥了。” 如果说这个大使馆运作顺利，那么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可就大不一样了。这 个分站不论在总部眼里还是在大使馆其余人的眼里，都是等而下之。 大使馆的人员嘲笑分站的工作人员是一帮“打枪不会瞄准的家伙”。 在艾姆斯到达的前一个月，法兰西斯·麦克唐纳被提升为分站站长。他当时55 岁，是一个快活的矮胖子，满头白发，抽烟一支接一支。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拉丁美 洲度过的。他娶了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墨西哥女郎，据他的一个同事讲：“他被那 个女人弄得神魂颠倒，根本无心工作。” 不管是否神魂颠倒，麦克唐纳注意到他这位新来的反谍官员在一个晚会上喝得 烂醉如泥。由于晚会上没有外人参加，麦克唐纳并不担心他会泄露中央情报局的机 密，但是却非常担心他在回家的路上会把车撞得粉碎。第二天，他找艾姆斯谈了一 次；但是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向总部报告艾姆斯的酗酒问题。 麦克唐纳感觉得到，艾姆斯认为他自己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要高明。也许，在他 眼里麦克唐纳不过是个粗俗的苏格兰人；而他自己却是立过大功，见过大世面的人， 就说他的名字：阿德瑞奇·艾姆斯，听起来就显得有教养，有气派。当麦克唐纳跟 他说话的时候，他显得心不在焉。所以，麦克唐纳从一开始就对他有一种反感。 分站的副站长劳伦斯·怀特对此也有同感。他说：“他认为他比我们所有的人 都聪明。可是，作为一个行动官员，他的表现十分平庸，缺乏想象力；他的智力可 能在一般人之上，可是他却懒得要命。” 怀特来自堪萨斯州的奥塔瓦，是一个高大、精瘦的人。他在法学院毕业以后， 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打过仗，到墨西哥之前，曾在南美洲及西班牙工作过。 在他家里的墙上，挂着有佛朗哥元帅签名的照片，因此他常遭到他手下工作人员的 嘲笑。可是，他认为他挂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的照片不过是对他在70 年代初期曾 在西班牙工作过的一个纪念。麦克唐纳之所以没有向情报局总部报告艾姆斯酗酒的 问题也与他有关。当时怀特也有同样的毛病。据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总是找人陪 他喝酒。有时他整个下午甚至整天不露面。”在这种情况下，让麦克唐纳或者怀特 向情报局总部去报告艾姆斯的酗酒问题就显得滑稽了。 当艾姆斯到达墨西哥的时候，里根当上总统才9 个月。为了报答他的竟选主管 威廉·凯西，他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个脾气暴躁，说话很快的人，是 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战略情报处工作，负责向纳粹德国 派遣情报人员。此后，他一直对秘密活动情有独钟。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冒险家， 他将中央情报局视为行使权威的秘密武器，认为可以用它来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政 策，对付任何敌人，不管是中美洲和阿富汗的共产党，还是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者和恐怖分子。 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限制美国政府从事反对尼加拉瓜的秘密活动；可是凯西可以 置法律于不顾。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有钱有势，可以自行其事。 在艾姆斯被派驻墨西哥期间，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里有一个老牌外交官名叫艾 尔文，鲁宾斯坦，他对凯西非常了解。他说，凯西和里根内阁不断向美国驻墨西哥 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分部施加压力。 “在1981——1982 年这段时间里，华盛顿有一部分以凯西为首的人认为墨西 哥的情况正在急转直下，变成另一个伊朗。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说，共产党或者 军方将在墨西哥夺取政权，社会上将出现暴乱。凯西说他决不能眼看着这样的事情 发生。大使馆的政治官员阿瑟·香克尔和我都反对这种估计，盖文大使也支持我们。” 里根内阁对从墨西哥大使馆发回的政治情报材料感到不满，曾几次派人到大使 馆来检查工作。中央情报局找来了拉丁美洲问题专家约翰·霍顿，让他起草一份关 于墨西哥局势的报告。霍顿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老工作人员，曾在拉丁美洲从事 情报活动多年，并担任过情报局在墨西哥分站的站长。 霍顿在报告里说，墨西哥的天塌不下来。凯西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他坚持说， 墨西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已经威胁到墨西哥自身以及中美洲的安定。霍顿则认为他 了解到的情况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凯西要求他根据自己的意思修改报告，他拒 绝向凯西的压力屈服，并且在1984 年辞去了他的职务。这一事件经媒体透露，一 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的状况成了大使馆的笑柄，分站里属于情报局拉丁美洲 部的工作人员认为身为对苏反谍工作负责人的艾姆斯纯粹是个外行；更糟糕的是， 情报局的拉丁美洲部的负责人是艾姆斯的宿敌杜威·克拉瑞基。 在中央情报局里，由于他的华丽的服饰、粗暴的作风和他的职位，克拉瑞基是 一个既可笑又可怕的传奇人物。他是个身材矮小花花公子，穿着怪异，曾经戴过一 副单片眼镜。为了补偿他身材矮小的不足，他咋咋呼呼地装出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他是长春藤系统的名校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研究生的学位； 可是为了假装粗犷，他说起话来满嘴脏字。 在80 年代初期，他曾在罗马当过分站站长。他给维亚·温奈托时装店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当时的一个同事说：“他买下了他所能找到的每一套白色的西 服。他在罗马穿白西服，后来到了情报局总部还穿白西服，前胸的口袋里还露着一 块花手绢。那身打扮在罗马可能时兴，可是到了华盛顿看起来就象是卖冰淇淋的小 贩。” 凯西认为美国边境以南将是冷战的关键战场，他亲手挑选了克拉瑞基来领导情 报局的拉丁美洲部。在1981 年巴黎召开的情报局分站站长会议上，克拉瑞基干净 利落，满怀自信的风度深得凯西的赏识，便将他带回了情报局总部，并委以重任。 克拉瑞基对中央情报局卷入伊朗——尼加拉瓜丑闻负有直接的责任。美国国会立法 禁止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也禁止向伊朗出售武器。可是，中央情报 局却秘密地把武器卖给伊朗，并从得到的钱中拿出400 万美元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 府武装。 艾姆斯对克拉瑞基的憎恨可以追溯到70 年代初期当他被派驻土耳其时。那时 克拉瑞基是情报局安卡拉分站的副站长。他给艾姆斯做了一个毁灭性的鉴定，说他 根本就不是做间谍的材料，建议将他留在总部打杂，永不外派。如今，他又在中央 情报局总部冒了出来，并且成了艾姆斯所属部门的主管。 艾姆斯的办公室在大使馆的521 号房间。他有两重任务：第一是设法收买苏联 和东欧的情报人员或外交官为美国做间谍；第二是发现哪些到墨西哥来的美国人是 在为苏联工作。克格勃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 局和国防情报局都知道克格勃喜欢在墨西哥城跟被他们收买的美国人接头。对他们 来说，墨西哥城是一个比美国安全得多的接头地点：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苏联的 情报人员，以及他们怀疑是情报人员的苏联人，都进行严密的监视。 此外，艾姆斯还负责一项极其机密的任务：收集从苏联大使馆的电缆上窃取的 情报。这个窃取电讯的装置是多年以前安放在苏联大使馆里的。艾姆斯的任务是将 窃取的情报整理成文字，然后发回总部。为了做这项工作，他有几个助手：一个秘 书，两个助理情报官和一个俄语翻译。艾姆斯能读俄语，也能说，但是不太流利。 至于需要在城里进行的较大规模的行动，中央情报局还雇用了一个由墨西哥人组成 的监视小组为他服务。 但是，在招募苏联人为美国做间谍这一方面，艾姆斯只能靠他自己。在到达墨 西哥城以后不久，艾姆斯就选定了他的目标。很快，中央情报局总部就知道墨西哥 分站的这位反谍主管胃口不小：他选择的目标不是别人，而是克格勃驻墨西哥城的 反谍主管伊戈尔·舒尔金。在墨西哥政府的外交人员名单上，伊戈尔和他的妻子伊 林娜都是苏联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可是事实上，他是克格勃第一指挥部的反谍官员。 他在苏联大使馆里的地位正好相当于艾姆斯在美国大使馆的地位。 因为艾姆斯应该知道舒尔金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来收买美国情报官员，说不定 就是他自己，来为苏联做间谍，所以他的决定至少也可以说是非常大胆。 从外表来看，舒尔金就像是美国人经常描述的那种苏联间谍：身材不高，土里 土气的，象个种土豆的老农。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央情报局给他的代号是“土豆”。 他长着褐色的头发，蓝眼睛，皮肤白皙。 可是，舒尔金除了外表看起来象美国漫画上的苏联间谍之外，其他方面却远非 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笨拙。舒尔金很快就和各国驻墨西哥的外交官们打成一片。他 的幽默感为他赢得了很多的朋友。他很快就成为外交俱乐部里的一个很有威望的人 物。 在墨西哥城，如同在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首都一样，各国大使馆的生活都是以 外交俱乐部为中心的。参加墨西哥城的外交俱乐部午餐聚会的外交人员非常踊跃； 此外，俱乐部还经常组织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诸如到阿卡普科之类的旅游胜地去 玩，等等。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双方都认为这个俱乐部非常有用：他们可以在那里 辨认对方的情报官员，当然还能进行很多其他的活动。这个俱乐部是各国外交官员 们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一个理想的地方。情报人员总是努力在这些外交官中发展可供 利用的“线索”。在每个月一次的午餐聚会上，总可以看到六七个中央情报局分站 的官员在那里晃悠。这些聚会通常都是在墨西哥城里的不同的饭店里举行。 舒尔金参加了俱乐部领导委员会的竟选并且获胜。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对 他的外交官同仁们总是非常友好。他对他的具体工作总是含糊其辞： 他当然不会告诉别人他是克格勃的官员。他说他曾经在西班牙工作过，也暗示 他曾当过海军。他也提到过他曾在古巴当过卡斯特罗的顾问。中央情报局知道他和 古巴驻墨西哥的外交使团的关系极为密切。 艾姆斯心里当然很清楚舒尔金是克格勃在墨西哥的反谍机构的负责人，中央情 报局的计算机里储存着所有的有关信息，只要苏联的情报人员在一个地方露面，中 央情报局就将他的活动记录在案。 就这样，艾姆斯和舒尔金展开了他们之间的斗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消息来源 说：“艾姆斯一开始就和舒尔金进行了的长达17 个小时的饮酒、叙谈。 有时他们一起出去，在墨西哥城里喝一整天，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 舒尔金是个苏联的“美国目标官员”，也就是说，他的任务是研究和招募美国 人为苏联做间谍。所以当艾姆斯在发展舒尔金的时候，舒尔金也在设法收买他。 这是一场奇特的交际舞，两个职业间谍待在一起，彼此都明白对方心里在想什 么。在冷战期间，职业间谍熟悉这种交际方式，就像乡村俱乐部的老会员熟悉狐步 舞一样。 在培养目标的阶段，他们在一起进行社交，在一起喝酒，作通宵的长谈： 谈生活，谈爱情，谈运动，谈女人，谈政治。伏特加喝了一瓶又一瓶，交情也 越来越深。在扯掉了外交伪装之后，双方就可以交换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或者是 战时的故事，诸如：你还记得伊万诺夫在扎伊尔喝醉酒的那一次吗，他想买中央情 报局分站站长的房子，结果掉到下水道里去了？对呀，我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听说， 那位站长跟他的女秘书正在难分难解之际，压根就没有听到水响。如此这般，等等。 这对奇怪的哥们弟兄就这样在一起交流彼此听到的传闻轶事。 在这样的游戏继续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向对方提出试探。 如果一方得到的最终结论是对方并不软弱或者根本不感兴趣，他就应该及时刹车：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有可能向他的上级汇报这件事，而他的上级就会将他调走， 使他远离诱惑。这样一来，两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由公家出钱在高级餐馆 里饮酒作乐，并各自向自己的老板报告说争取对方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艾姆斯老老实实地向中央情报局总部报告了他与舒尔全 会面的情况；想必舒尔金也将他得到的关于艾姆斯的一点一滴的情报交给了克格勃。 在墨西哥城艾姆斯第一次有必要和一个苏联的情报官员进行深入的交往。几年 前在纽约的时候，他曾和真理报驻纽约的首席记者克勒斯尼钦科有过交往，他们大 约每月聚在一起吃一顿午饭。 艾姆斯曾把他当做发展对象，希望能收买他做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在艾姆斯与克勒斯尼钦科交往的过程中，他获得了很多关于俄国的人民、历史、 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位记者知道他是个披着伪装的情报人员。而他自 己却未必是克格勃的人，因为一般的来说，真理报总是反对克格勃在他们的机构里 安插自己的人员。但是，毫无疑问，他必须向克格勃在纽约的主管汇报他和艾姆斯 的来往；而克格勃的人也会监督他和艾姆斯的这种交往，对他进行指导，并要求他 及时报告。那一次他是间接和克格勃打交道；可是在墨西哥城，他却有了机会和克 格勃面对面地单独来往。 艾姆斯与舒尔金的彻夜常谈慢慢地由竞争转变为友好的聚会。这个看起来象个 老农的精明的苏联官员成了艾姆斯喝酒的伙伴和知心朋友。 在情报局的分站里，艾姆斯认为他比他的上级要聪明能干得多，而他的才能却 没有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充分赏识。他好不容易才升到13 级，然后是14 级，在情 报局总部从来没有人给他安派过什么重要的工作。他远非官运亨通，领导们并不重 视他；可是如今舒尔金却对他非常友好，仔细地聆听他的苦闷，同情他的遭遇，使 他得到不少安慰。可是，艾姆斯告诉了舒尔金一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在墨西哥城，艾姆斯逐渐向他的好朋友大卫·萨姆森吐露了他的苦闷，他的政 治观点以及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失望。据萨姆森说：“他对美国政府用所谓的苏联威 胁来蒙蔽公众的做法以至整个冷战持一种非常辛辣的态度。在他在墨西哥的这一段 时间里，他始终认为，美国在军事、政治、战略和情报等各方面对苏联都处于优势， 可是却偏要反过来说。他认为，苏联根本就不构成危险，而对和平和美国的真正危 险在于把苏联逼到采取不理智行动的地步。”但是，萨姆森同时也指出：“艾姆斯 并不是一个亲共分子，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只是一个自由 主义的民主派人士。” 萨姆森接着说，艾姆斯的不满已经不限于仅仅是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对他 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中央情报局本身都失去了信任。“考虑到中央情报局所具有的 资源、能力和严格的保密制度，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对美国的 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我想他已经开始对行动部乃至整个情报局的作风感到深恶痛 绝，他认为自己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些都是艾 姆斯在大使馆和情报局分站公开暴露过的一些大逆不道的思想。萨姆森认为自己是 一个共和党人，相当保守。他激烈地反对艾姆斯关于苏联并不构成威胁的说法；但 是他对艾姆斯对自己的工作和中央情报局的看法抱有同感。 在艾姆斯与舒尔金所进行的马拉松式的饮酒和交谈的过程中，如果他曾经向舒 尔金暴露过类似的想法，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一起畅饮伏特加的过程中， 艾姆斯不大可能只谈些无关痛痒的事情，舒尔金一定从他的话中清楚地了解到他的 政治观点、他对中央情报局的不满以及他已经陷人危机的婚姻。 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发现艾姆斯在墨西哥为克格勃工作的证据。可以 肯定的是，克格勃通过舒尔金了解到在艾姆斯身上是有机可乘的，可以将他作为重 点发展对象。但是，克格勃并不急于行事：当艾姆斯在墨西哥的任期结束回到总部 以后，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克格勃可以等待。 萨姆森记得在墨西哥的海滩上，大概是在阿卡普科，他曾经跟艾姆斯开过玩笑， 问他：“要是你有一天想跑过去为苏联人工作，你打算采取什么方法？”他回答说 ：“我要让他们永远不知道我究竟是谁。我只会通过死投或者其他的不露面的方式 和他们联系，比方说，通过加上电子变音设备的电话。” 那只是两个朋友之间在海滨玩耍时说的笑话。可是，舒尔金知道艾姆斯是谁， 远在莫斯科的克格勃也知道他是谁：克格勃的中心有舒尔金对艾姆斯所做的详细的 评估。舒尔金已经极为耐心地奠定了基础。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个貌似种土豆 的老农的人从墨西哥发回的报告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十一章 哥伦比亚女郎 大卫·萨姆森首先是被那个悦耳的声音吸引住的。 那是1981 年底，在圣诞节和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墨西哥城的外交俱乐部的 一次午餐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听见那一口纯正无瑕的美国英语在大厅里回荡。 萨姆森在4 年前和他的妻子分居，1980 年正式离婚。作为一个单身汉，他对 城里每一个新来的年轻女郎都特别敏感。 他步履如飞地走了过去，发现说话的是一位皮肤黝黑、容貌端庄的女子，长着 黑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他凑上去搭讪；那女子告诉他，她的名字是玛利亚·德 拉·罗萨莉奥·卡萨斯·杜佩，刚从哥伦比亚来到墨西哥城，担任哥伦比亚驻墨西 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她生气勃勃态度友好，是第一次从事外交工作。萨姆森马上 被她吸引住了。他告诉他自己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然他不会告诉她自己实 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萨姆森是加里福尼亚人，生于萨克拉门托的一个工 程师家庭，是一个蓄着浓密的八字胡的大块头，浅黄色的头发，戴一副角质框架的 眼镜。他当时是38 岁，而罗萨莉奥则是29 岁。 他决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一来是看能否发展她作个情报来源，二来是看 能否发展她做自己的女朋友，公私兼顾。很快，他们就变成了朋友。 罗萨莉奥告诉萨姆森，她的一个祖先是阿拉伯人；她的许多亲戚来自西班牙， 而西班牙人中很多人都有摩洛哥人的血统。很多人都问过她是不是黎巴嫩人。萨姆 森并不是唯一受她吸引的人，很多人都很喜欢和她接近。萨姆森说：“通常人们认 为拉丁美洲的妇女只关心打扮和娱乐；可是罗萨莉奥却完全不是那种女人：她非常 聪明，她读过的书比10 个男人加起来还要多。” 萨姆森又说：“那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我和罗萨莉奥常有约会，但是我们之 间只是朋友关系。1982 年夏天，我找到一个墨西哥女朋友，让我爱得神魂颠倒。” 但是，事实上萨姆斯对罗萨莉奥越来越感兴趣，如果说不是因为爱情的话，至 少也是因为她的住处和发展她作为情报线索的可能性。他帮了她好几次大忙。有一 次，不知道为什么哥伦比亚大使馆发不出工资，萨姆森借给她1000 美元应急；当 然，后来她如数归还给他了。 罗萨莉奥喜欢音乐，萨姆森就主动通过大使馆的特殊关系为她买来价廉物美的 立体声音响。 罗萨莉奥也努力回报他的帮助。她住在离美国大使馆只有4 个街区的一栋有电 梯的楼里，邻近独立纪念碑。那是一个带有阳台的房间，可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 个理想的接头地点。萨姆森告诉罗萨莉奥，他希望能偶尔利用她的住处开会，为此 每个月他将付给她两百美元。他并且保证只在罗萨莉奥上班的时候利用她的房间， 绝不会给她造成不便。罗萨莉奥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 罗萨莉奥不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她也没有意识的萨姆森是个情报官员。 在开始的时候她恐怕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控制，当她初到墨西 哥城的时候，还很天真，在外交和情报方面都没有受过训练；可是，当她一旦接受 了中央情报局的金钱，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罗网。 当中央情报局开始付钱给她时，要她在一个秘密协定上签字，保证永不泄露他 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这个协定中，中央情报局没有提及任何行动方面的 细节，也没有提及罗萨莉奥的房子和钱的事情。萨姆森认为，罗萨莉奥应该逐渐意 识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大使馆官员，普通的外交官是不会到外面去寻找接头地点的。 到了1982 年10 月，罗萨莉奥正式被中央情报局招募，而萨姆森则成了她的联络 官员。 多年以后，罗萨莉奥坚持说，她当时为中央情报局做的事不过是让一个朋友偶 尔借用一下房子。但是，事实上她做的显然不止这些。萨姆森逐渐将她发展成中央 情报局的一个线索。刚开始的时候，萨姆森只是随便问问她关于古巴外交官的情况 ；可是，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有针对性。 这是一个常规，当一个人一旦开始拿钱，中央情报局的人就会感到越来越有权 提出更多的问题。 萨姆森发展罗萨莉奥时心里早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人是克格勃的一个重要的 官员，当时是外交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不是别人，他便是中央情报局 想要发展的伊戈尔·舒尔金。他希望罗萨莉奥向他报告有关舒尔金的情况。 可是，怎样才能让罗萨莉奥接近舒尔金呢？当时萨姆森是外交俱乐部的司库， 为了创造接近舒尔金的机会，他鼓励罗萨莉奥竞选管理委员会的职务。 罗萨莉奥本来就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她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她和管理委员 会的主席玻利维亚大使馆的一秘奥尔伽·瑞叶斯是朋友。 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来源说：“墨西哥分站对罗萨莉奥入选管理委员会感兴趣， 是因为我们希望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能够接近舒尔金。我们将她发展成为情报局的 线索，她自己可能并不清楚；但是那是我们的打算。我们把她弄进委员会的目的是 要通过她去接近舒尔金。” 但是，中央情报局把罗萨莉奥弄到舒尔金身边的努力遇到一个意外的障碍。罗 萨莉奥的上级，哥伦比亚大使伊格拉西奥对她是宠爱有加，当然会全力支持；但是， 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卡洛斯·奥索里欧却恰恰相反。罗萨莉奥认为他很懒惰，什么 事情都不做。他对罗萨莉奥极端不满，认为她是大使的忠实走狗。卡洛斯家里在哥 伦比亚的某些省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帮他在外交部谋到一个职位。他总是处处刁 难罗萨莉奥。当罗萨莉奥竞选外交俱乐部管理委员会职务时，他出面支持罗萨莉奥 的对手，让大使气得暴跳如雷。 罗萨莉奥曾对萨姆森暴露过她在大使馆里遇到的烦恼。如果大使有讲演，她就 得写发言稿；尽管那不是她的责任，而且她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如会见演员、 教授等文化方面的工作。结果她必须做所有那些本来应该由奥索里欧做的事情。最 后奥索里欧被大使踢跑了，而罗萨莉奥则成功当选。 从此以后，萨姆森就经常向罗萨莉奥打听关于舒尔金的情况。因为萨姆森自己 是委员会的司库，他当然不需要罗萨莉奥告诉他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但是他认为作 为委员会的一个新的成员，她可能在俱乐部的午餐会上跟舒尔金聊过天。所以，在 这些聚会之后，他总是去问罗萨莉奥：舒尔金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如果他下次再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请你务必告诉我好吗？ 当然萨姆森自己也可以去找舒尔金；但是，他认为舒尔金一定会对一个从美国 大使馆来的人怀有戒心，甚至会猜到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而对于一个来自第三世 界国家的漂亮女人，说不定他就会放松警惕，讲出更多的东西。 罗萨莉奥进了委员会以后，当然舒尔金也可能会企图拉拢她来反对美国人。如 果萨姆森发现有这种迹象，他将及时予以制止。中央情报局也不打算让罗萨莉奥成 为针对克格勃的双重间谍。他们并不常常使用双重间谍，因为耗费的时间太多，手 续也非常麻烦，需要通过许多部门的层层把关，才能确定什么样的情报可以让双重 间谍交给克格勃。 另外，舒尔金也可能收买罗萨莉奥为他提供关于哥伦比亚的情报；但是这种可 能性很小，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尝试过。萨姆森也没有要求过她向美国提供 关于哥伦比亚的情报。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在一起议论哥伦比亚大使馆里发生的一 些事情，但是那不过是作为朋友之间联络感情的一种手段。 但是，萨姆森的确要求罗萨莉奥向他提供关于古巴外交官的情况：他们对你有 什么要求吗？他们讲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当罗萨莉奥在1981 年离开波哥大到墨西哥城来担任文化参赞时，她做梦也没 有想到她会和中央情报局发生这样密切的联系。她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自己也 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她受的教育是在学术方面而不是外交方面。 她成为一个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外。 罗萨莉奥于1952 年12 月19 日生于哥伦比亚的一个显赫的家庭。这个家族 原先住在首都波哥大西边90 英里的艾巴克市。她的父亲帕布罗·卡萨斯·桑脱费 米欧原先是一个数学家，当过大学校长，后来成为哥伦比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知名 政治人物。他担任过参议员、托利玛省的省长以及自由党的总书记。他个子不高， 长一头浓密的黑发，看起来象一个阿拉伯人，气派与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大学校长 十分相称。1983 年12 月初，罗萨莉奥的母亲到墨西哥城去看她，她的父亲到机 场去送行。几个小时之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罗萨莉奥的母亲塞赛里亚初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拉丁美洲家庭主妇：头发乌黑， 身材丰满，性情快乐。但是，她却远非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虽然她出身于一个保 守的贵族家庭，可是她却在波哥大自己家里开了一个波希米亚式的沙龙，招待学生、 教授，以及名字希奇古怪的音乐家们。塞赛里亚收藏了5000 多张唱片。罗萨莉奥 在家时一听就是几个小时。父亲去世以后，罗萨莉奥和她的母亲变得格外地亲近。 罗萨莉奥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是她的母亲看起来最喜欢大女儿。 罗萨莉奥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她年龄相仿的孩子还要多，她母亲对她的 影响极大。 1972 年秋天，将满20 岁的罗萨莉奥进入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可是只念 了一个学期她就回到了波哥大，在安底斯大学继续她的学业。她的母亲也跟她一起 注册上课。 不管从哪一方面讲，罗萨莉奥都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学生。1976 年，她以最优 异的成绩毕业。当时的哲学院的院长加拉米罗认为她是一个杰出的、异常聪明的学 生。 毕业以后，罗萨莉奥和她的母亲一起留校任教。她能说5 种语言，她一面在学 校教古希腊语，一面在国立大学进修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黑格尔哲 学中的美学问题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在这段时间内，她一直住在家里。 尽管她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且有少见的文学才能，可是她并不是一个 书呆子。除了醉心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音乐以外，她还喜欢算命和星象学。她穿着鸡 心领的毛衣，苏格兰式的裙子，长筒袜和平底鞋上学，使她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学生 而不像一个博士研究生。她也有很活跃的社交生活。 罗萨莉奥的好朋友伏拉维亚·法尔克兹说：“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一点害羞。 她非常讨人喜欢，但是并不轻易地暴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她的博学是有名的，她很 聪明，分析能力很强。她离开哥伦比亚的原因是她爱上了安底斯大学的一位教授， 而那人却是一个好色之徒，令她心碎。” 罗萨莉奥从安底斯大学毕业后过了几年就成了该校文学系的系主任。她对学校 里的种种阴谋诡计深感厌恶，不少人对她的系主任的位置非常眼红。 由于罗萨莉奥的父亲是一个政治人物，她有机会见到当时的总统阿亚拉。阿亚 拉总统请她到总统府共进午餐。当她听说外交部有一个空缺，她立即提出请求并最 终得到了那个任命。到了墨西哥以后，由于她在政界的联系，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 了她的级别。伊格拉西奥大使非常信任她，曾经有好几次让她代理他的职务。她曾 和一个飞行员交往过；后来她说她碰到一个美国人，是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赞。 这个“政治参赞”就是瑞克·艾姆斯。大使馆政治处的工作人员鲁宾斯坦说： “他们是在外交俱乐部里认识的。那些先生们都受到她的吸引。她是城里新到的一 位女士，衣着光鲜，英语流利。刚开始时，我想她交过好几个朋友，根本轮不上艾 姆斯。” 是萨姆森介绍他们相识。萨姆森说：“这事发生在一次午餐会上，我不记得具 体的时间，但是肯定是在1982 年的夏天之前。瑞克在他们相识半年之后，也就是 12 月份或者是第二年1 月份才开始对她产生兴趣，和她约会。” 瑞克对罗萨莉奥的兴趣可能是在1982 年11 月份的一次舞会上产生的。 当时萨姆森带着他的墨西哥女友和罗萨莉奥，艾姆斯带着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女 士。在这次舞会后不久，他们两人开始约会。 作为情报局墨西哥分站的成员，艾姆斯当然知道罗萨莉奥和情报局的关系。所 以当他开始和罗萨莉奥约会时，他就通知了萨姆森，因为他是她的负责官员。萨姆 森说：“每个人都为他们的相好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的婚姻也就 无法挽救了。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经常看见他俩在一起，有时在他的住处，有时 在罗萨莉奥的住处，这事也就明朗化了。” 这样一来，萨姆森、罗萨莉奥和艾姆斯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三角关系：艾 姆斯和萨姆森两人都知道罗萨莉奥已经被中央情报局招募；可是，她又和情报局签 有协定，不向任何人透露她和情报局的关系。这两个男人感到非常好奇，并常在一 起讨论：罗萨莉奥究竟会保守这个秘密呢，还是会告诉艾姆斯呢？ 几个月后，艾姆斯告诉罗萨莉奥自己并不是一个政治官员，而是和萨姆森一样， 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时，罗萨莉奥也告诉了艾姆斯她自己的秘密。 艾姆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罗萨莉奥并不感到特别吃惊：因为她知道萨姆森 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而艾姆斯是萨姆森最好的朋友。他们曾两次一起飞到阿卡普科 去度假。第一次萨姆森带着他的墨西哥女友，第二次则带着他的女儿。 当这3 个人之间的秘密公开之后，中央情报局和罗萨莉奥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避 免地要发生改变。萨姆森将罗萨莉奥发展成情报局的线索；可是，如今罗萨莉奥与 艾姆斯成双结对地公开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罗萨莉奥和美国人打得火热的消息在 外交人员中不胫而走。要她继续发挥线索的作用已经不可能了。此外，中央情报局 规定，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和情报局发展的线索之间不得有与工作无关的私人关系。 不过，这条规则并没有约束住艾姆斯：因为他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 到了1983 年夏天，这种情况变得非常明显。在一次午餐会上，一些古巴外交 官碰到了罗萨莉奥，他们已经听到她准备嫁给艾姆斯的传闻，其中一个抱怨说： “天哪，你干嘛要嫁这个美国鬼子呀？”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官还出来为艾姆 斯打抱不平，说艾姆斯可是个很不错的人。 虽然说艾姆斯对他新的爱情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可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首 先，他和南茜尚未正式离婚；他仍在酗酒；情报局墨西哥分站的正、副站长都换了 人，而且两个人当中没有一个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第十二章 墨西哥城：劳而无功 55 岁的奥尔·魏德迈希望到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当一任站长，然后就退休。 他认为墨西哥城的生活比较轻松，气候暖和，而且要处理的文件也比中央情报局总 部少得多。1982 年他在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部当副部长，他深知那里文牍主义有 多么严重。 他的上级杜威·克拉瑞基很乐意派他到墨西哥去代替佛朗西斯·麦克唐纳。他 认为西点军校毕业的奥尔是一个品质良好的人，同时又是一名干练的情报官员。他 是著名的魏德迈将军的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老魏德迈曾取代史迪威将军 成为驻华美军的指挥官，是个极端保守和反共的军人。 奥尔不但出身显赫，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而且还在委内瑞拉、智利和巴拿 马工作过，有丰富的经验。在巴拿马时，他是分站站长。克拉瑞基认为他有合适的 背景和足够的经验去担任墨西哥分站的站长。在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特别重视墨西 哥的情况，并且希望加强对墨西哥分站的领导的时候，派奥尔去看来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此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长处：对克拉瑞基怕得要死。所以，克拉瑞基可以 指望他对自己唯命是从。有奥尔坐镇墨西哥城，克拉瑞基尽可以感到放心。 魏德迈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卷曲的头发已经发白。据他在驻墨西哥的美国大 使馆的同事说，从一开始，他就对自己站长的职务感到很不自在，“他是一个令人 喜欢的君子，知识渊博，态度严肃。但是，他看起来紧张不安，缺乏自信。”“他 非常胆小，事事着急。他总是问：‘他们’，也就是总部，‘会怎样看这件事呢？ ’他具有神经紧张的所有症状：他会在屋里走来走去，扭着手指，象日本人一样， 鼻子里发出嘶嘶的吸气的声音。” “作为一个情报官员，他的运气实在不错。有一次他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和所在 国情报机关之间的联络员。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作，谁都不愿意干。 可是他的运气特别好，他所联系的情报机关收买到当地的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 那人向他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而这个功劳却算到了他的身上，他是坐享其成， 这在拉丁美洲部是个公开的秘密。” 魏德迈感到紧张确实也是有原因的：凯西从总部不断地给墨西哥分站施加压力。 有一次，当他回到华盛顿去述职时，脾气暴躁的凯西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魏 德迈后来告诉他在大使馆的一个同事这次召见的情况。 “凯西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而是‘你们上个月送来了48 份报告， 可是这个月你们才送来42 份报告，你们这些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魏德迈的副手是约翰·西尔斯。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老牌工作人员，他是在 拉丁美洲长大的，并且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工作过。艾 姆斯很不喜欢他。 艾姆斯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和魏德迈一起向情报局总部汇报了艾姆斯酗酒 问题。在大使馆为外交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艾姆斯喝醉了酒，和一个古巴 的情报官员大叫大嚷地争吵起来。西尔斯把萨姆森拉到一边说： “你瞧瞧瑞克的这副样子，这是不能原谅的。” 分站负责人认为艾姆斯的行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们向总部写了一个报告， 建议等艾姆斯回到美国后对他酗酒问题进行评估和治疗。 可是，上述事件和稍后发生的事情比较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喝醉酒后开 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几乎醉得不省人事，他不能回答警察的问题，甚至连大使 馆派去帮助他的人都认不出来。 事后，艾姆斯怀疑分站又向总部汇报了他的酗酒问题，而且他也很担心由此引 起的后果。他痛恨西尔斯向总部汇报，同时他也不喜欢魏德迈，认为他是一个神经 紧张，吹毛求疵的家伙。 艾姆斯在吃午饭的时候有时也自己一个人喝酒。在大使馆的政治官员中就他和 萨姆森两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参加大使馆外交官员每周的例 会。瑞克因此交了几个朋友。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在一起吃午饭的小圈子。其中4 个核心人物经常一起在大使馆对面的左拉罗萨区的一家饭馆里吃午饭。这4 个人是 艾尔文·鲁宾斯坦、理查德·沙尔曼以及这两个中央情报局的人。有时其他的外交 官员也会跟他们凑在一起。 “艾姆斯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印象，”鲁宾斯坦说，“我知道他的父 亲曾经是一个教授。他读了很多书。我们在一起吃午饭，有时一个小时，有时两个 小时，他吃完后就回去工作。我们也不是经常看到他，他比较孤僻，可能是由于处 境，也可能是由于个性。他生活得并不快活。 “我知道他的婚姻岌岌可危。他的妻子在纽约有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 他们讨论过应该怎么办，她决定留在纽约。他们计划定期在诸如迈阿密、南帕 德尔岛、新奥尔良和阿卡普科这一类的度假胜地见面。他们也的确见过几次面。我 有时问他：‘你太太好吗？’他会说：‘我有好几个月没见过她了。’你可以看出 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的婚姻很不稳定。夫妻如果隔开太远，婚姻就有 可能保不住。在外交官当中我见过许多这样的情况。 “他常常独自一人，大量地饮酒。”鲁宾斯坦接着说，“我们在午饭时喝一种 叫作布尔斯的饮料。这种饮料在美国被称作德克萨斯冰茶或者长岛冰茶，装在啤酒 罐里卖。做法是在杜松子、伏特加、诺姆和特奎拉这4 种酒中任取两种，然后加一 点糖浆，加一点汽水，加几滴黑啤酒染色，再掺进很多柠檬汁。当你拿在手上时， 它看起来很象冰茶，喝起来很爽口，还有点劲。 我通常喝两罐，可是他起码要喝4 罐。喝完以后，他的舌头就有点打转，但是 却不口吃，然后他就回去工作。 “几个月之后，有一次在去吃午饭的路上，瑞克告诉我他正在和罗萨莉奥约会。 ‘是吗？’我问，‘是认真的吗？’‘是的。’我感到很惊奇，也很高兴。后来我 注意到当有罗萨莉奥在场的时候，他喝酒就节制得多了。我想，这真是不错，这位 年轻的女士可以让瑞克稳定下来，这倒是一段好姻缘。” 除了在一起吃午饭以外，瑞克还在大使馆的戏剧小组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社交。 鲁宾斯坦记得瑞克曾在一出戏里扮演一个喝醉酒的老牧师，令他手下的年轻牧师感 到非常失望。他将那个角色演得维妙维肖，令每一个人都惊叹不已。 在墨西哥的两年时间里，艾姆斯曾经插手中央情报局的许多秘密行动和反谍计 划。这些活动中的大部分都不成功；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 动中通常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获得成功。艾姆斯经手的行动中，几乎没有可以算 得上是有一定程度成功的。但是，这也并非全是他的过失：不成功的原因有些是因 为受到官僚主义的阻挠，有些则纯粹是因为运气不佳。 艾姆斯向分站领导人建议对每个进出苏联大使馆的人进行摄影。其实，分站曾 经从事过这方面的活动。1963 年9 月26 日到10 月3 日这段时间，后来被认为 行刺肯尼迪总统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曾在墨西哥城待过，而且他去过苏联和古 巴大使馆。中央情报局曾经偷拍过所有出入这两个大使馆的人的照片。后来他们指 出，这些照片中也有奥斯瓦尔德的照片；但是，经过仔细的鉴定，他们发现照片中 的人并不是奥斯瓦尔德。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在两个大使馆都没有偷拍到他的照 片。又过了一段时间，同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就停止了 这项活动。 所以，艾姆斯的建议不过是重开这项活动而已。但是他的建议遭到魏德迈的否 决，他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使情报站淹没在照片中。 艾姆斯还建议了一个找出哪些美国人可能是在为克格勃工作的方法。中央情报 局墨西哥分站有办法弄到外国人到墨西哥来的时候填写的入境卡。艾姆斯建议收集 星期五来墨西哥，而星期一就回美国的那些人的卡片。他推断说，大多数度假的人 至少会在墨西哥待上一个星期，不会只待一个周末；而因公出差的人大多数也不会 只在外面过一个周末。所以，如果有人只待一个周末，那么就有可能是一个间谍。 墨西哥分站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且也开始付诸行动。但是，因为这一行动是对 美国人的旅行进行监视，所以必须得到司法部的批准。可是，司法部打了回票，他 们认为，这一行动涉及面过于广泛，而且是一种侵权行为。所以，这一计划仅仅执 行了几个星期就停止了。 此外，艾姆斯在整理从苏联大使馆的通讯电缆上偷来的情报时得知，有一个苏 联外交官被派到墨西哥作短期出差，而中央情报局若干年前曾对他做过工作，结果 被他骂了一顿。墨西哥分站决定再试一次。他们让那个原来出面做过工作的人飞到 墨西哥城，和那个苏联外交官取得联系，并且准备和他会面。艾姆斯和另外一个特 工人员将在暗处监视这次会见。 但是，情况并非这样简单。中央情报局不知道在上次的尝试之后，那个苏联外 交官是否向克格勃汇报过这件事。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关键是看舒尔金如何行动 ：如果在会见时舒尔金不露面，那就说明那人并没有向克格勃报告过上次的事情， 那么这次他就有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如果那人曾经向克格勃汇报过，那么舒 尔金就会在见面地点的近处进行监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同 时收买他们两人。可是，尽管中央情报局做了这许多的准备，结果那人根本没有露 面；那个飞来和他会面的人只好又飞回中央情报局总部，徒劳而返。 但是，艾姆斯并没有因这一连串的挫折而感到气馁；相反，他又设计了一个更 加复杂的计划。这一次，他的目标是一个苏联记者。这个记者是亚美尼亚人，是莫 斯科一家报纸派驻墨西哥城的通讯员。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线索中找了一个已经 在美国定居的亚美尼亚人，那人认识这个记者。艾姆斯让那人飞到墨西哥，并在阿 卡普科为他准备了一个别墅。这位看起来很阔气的亚美尼亚人邀请他的记者老乡到 别墅去作客。艾姆斯的计划是让主人在这位记者作客期间，把他介绍给一个为中央 情报局工作的墨西哥人，等记者回到墨西哥城以后，让这个墨西哥人继续做他的工 作。这位记者欣然赴约，主人也按计划将他介绍给了那个墨西哥人；可是，当记者 回到墨西哥城以后，不管那个墨西哥人怎样找他联系，他都置之不理。显然，这3 位先生由中央情报局出钱，在阿卡普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这也就是全部的收 获了。 艾姆斯还指挥过另外一个行动：在一个东欧外交官的家里安装一个窃听器。首 先，他们要偷偷进入他的住处，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装上窃听器，然后监听他的谈话， 以了解他的情况。再下一步就是利用掌握的情报来做他的工作，收买他做间谍。 在放置窃听器的那天晚上，艾姆斯调来了他的全部由墨西哥人组成的支援小组。 他将该小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进屋去装窃听器，另一部分则分散在屋子的周 围负责掩护，以防对方的反侦察活动或者那位官员突然回家。 当时参与其事的一个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回忆说：“瑞克当时在现场指挥，他用 无线电和情报站联系。魏德迈则坐镇情报站。他紧张得要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一个劲地说我们会被抓住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被抓住，窃听器很顺利地装好了。” 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天，那个窃听器就不响了，这后面的计划也就跟 着取消了。 艾姆斯也有运气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情报局认为他在辨认到墨西哥来会见美国 双重间谍的苏联情报官员的身份方面做得不错。这些双重间谍主要是些美国人，他 们有的是苏联人想要收买的对象，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或者是国防情报局招募。他 们假装为苏联工作，而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工作；另外一些本来就是这两个情报机构 的人员，却要跑到苏联人面前去表现得好象很容易被收买的样子，希望由此打入苏 联情报机关内部。 艾姆斯还有一个行动好得过了头。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负责联系过中央情报局 安插在墨西哥执政党内的一个情报线索。那人的任务是向中央情报局报告墨西哥的 政治情况，可是他却懒得去做。尽管艾姆斯是情报局苏联部的官员，可是却被派去 联络这个人。艾姆斯决定采取物质刺激的办法：好情报，好价钱。 这个墨西哥人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中央情报局非常喜欢他送上去的情报， 于是美元滚滚流进了他的腰包，结果他一年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了5 万美元。这时， 情报局的某些雇员突然意识到：“嘿，这个家伙一年比我挣得还多！”于是中央情 报局开始削减他的报酬。艾姆斯说过的话不能兑现，感到非常丢脸。他也无办法， 只好回去告诉那个墨西哥人说，中央情报局要重新考虑他的报酬。 艾姆斯在墨西哥有个重要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并不讨中央情报局的喜欢。艾 姆斯发现，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对他们多年前开始雇用的墨西哥支援小组的负责人 进行过审查。此人曾经参与过情报局的许多秘密活动，可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对 他进行安全调查，他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测谎试验。艾姆斯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并坚持对他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发现，那人多年来一直为克格勃工作，而且他向 克格勃汇报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情况。中央情报局立即解雇了他。 很多经手的官员感到大丢其脸，他们未必会对艾姆斯心怀感激。 艾姆斯的一个同事说：“这一发现意味着这个支援小组参与过的所有活动都可 能遭到破坏。这事引起了一阵恐慌。虽然这是在魏德迈担任站长期间发现的，可是 却与前几任站长都有关系。中央情报局的保安部事后也并没有追究责任，拉丁美洲 部更是乐于把它撂得远远的。” 在发现了墨西哥支援小组的负责人原来是苏联的双重间谍之后，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那个放在东欧外交官住处的窃听器只工作了一天。那个墨西哥人从来没有承 认是他破坏了那个窃听器；中央情报局相信他讲的可能是真话，他所做的可能“只 是告诉克格勃的人窃听器藏在什么地方。” 从艾姆斯的这一系列努力来看，他还是想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即对苏情报活动 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仍然不露声色地和伊戈尔·舒尔金会 面；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舒尔金一直在对他进行观察，并将他了解的的所有情况向莫 斯科的克格勃总部汇报。 1983 年初萨姆森得知艾姆斯与舒尔金的过往甚密时不禁大吃一惊。他说： “我在1983 年7 月离开了墨西哥。在这之前的4 个月，我曾和艾姆斯谈到过舒尔 金。我说，经过在外交俱乐部一起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喜欢上舒尔金了。 他说：‘是呀，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看起来和舒 尔金非常熟悉。” 此外，他还注意到艾姆斯对中央情报局的敌意越来越深，而他对苏联的态度也 变得似乎是越来越同情。 在他们第一次带着罗萨莉奥和萨姆森的墨西哥女友到阿卡普科去度假时，艾姆 斯的不满显得更明显了。萨姆森说：“当我们喝了几杯酒之后，我们谈起了政治。 罗萨莉奥立刻警惕起来；我的墨西哥女友却哈哈大笑，她说： ‘别担心，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老是这样。’“瑞克总是争论说，苏联并非像 我们在冷战期间所描述的那样富有侵略性。美国在战略上仍处于优势，我们知道这 点，他们也知道这点。他说，里根总是说要和苏联这个邪恶的帝国作斗争，这使苏 联人感到非常恐惧，因为他们知道美国比他们强大。这样做会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 里，而把他们置于一个受威胁的境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我们不威胁苏联，苏 联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我告诉他，他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苏联虽然不是希特勒，但是仍然是一 个威胁。在卡特当政的时候，他们认为美国软弱，便出兵阿富汗。我告诉他，我认 为里根让苏联在军备竞赛中消耗得精疲力竭的策略是正确的。 时至今日，我还是这样认为。” 除了政治之外，他们还谈到中央情报局。萨姆森说，艾姆斯认为中央情报局对 美国是一个危险。“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经常向国会撒谎。中央情报局的人经常吹嘘 他们在国会作证时如何蒙骗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国会也并不热衷于控制情报工作。 国会的议员们只关心两件事情：金钱和重新当选。他还说中央情报局常常替国会以 及他们重要的选民们帮忙。其中很多时候是为了谋取利益，比如说谁将得到为中央 情报局生产秘密通讯器材的合同；谁将为中央情报局生产塑料泡沫，让他们放在驻 外使馆的墙里，以屏蔽外来的侦察信号，等等。 “瑞克认为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威胁，因为它从事的活动使美 国丢脸。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对外国的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从事操纵舆 论，干预选举等各方面的活动。” 虽然艾姆斯对中央情报局深感失望，但是他却没有辞职和另找工作的打算；相 反，他很担心他在墨西哥的处境每况愈下。每年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会从他们 的上级那里得到一份鉴定，这种鉴定对他们的前途至关重要。 艾姆斯知道上级给他的鉴定并不理想。 前面提到，西尔斯和魏德迈曾向中央情报局总部汇报过他酗酒的问题，此外他 还因为擅自将罗萨莉奥带到一个有若干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参加的晚会上去而受到训 斥。这些都令他心怀怨恨。 前任站长麦克唐纳也曾带他的女朋友到晚会上去过；此外，还有一个情报局的 官员在出租汽车上丢了满满一手提箱的机密文件，可是因为他是中央情报局一位高 级官员的女婿，所以也从来没有受到申斥。艾姆斯对此当然感到极不公平。他的一 个同事说，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区别对待的作法，“让艾姆斯气得发疯。” 7 月份，艾姆斯的好朋友萨姆森离开墨西哥回中央情报局总部去了。在他走之 前，他将罗萨莉奥交给了另一位情报局的官员负责联络。 几个月以后，艾姆斯自己也该回去了。墨西哥的这一段公事即将了结，回到总 部以后情况又将如何呢？他的心中也是一片茫然。 在他走之前，他的饭友们聚在一起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在会上瑞克提议进行 一次调酒比赛，看谁调出来的布尔斯酒最好喝。鲁宾斯坦对这次聚会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他在这次比赛中得到第一名，而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调这种酒。欢送会上大 家都显得很快活。 但是，这个欢送会上的欢乐气氛只是一种表面现象。1983 年10 月，当艾姆 斯在墨西哥两年的使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他的鉴定相当糟糕；他的上级办事不公；而且他也深感前途渺茫。他仍然酗酒， 而且不仅仅是和舒尔金在一起的时候。 在他走之前，他作出了几个决定：因为他已经向罗萨莉奥求婚，他将到纽约去 要求和南茜离婚，罗萨莉奥答应到华盛顿去找他；他的手头相当拮据，但是他相信 回到总部以后，无论如何他也会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些困难，为罗萨莉奥和他自 己创造一个新的生活。 第十三章 掌握秘中之秘 1983 年10 月，艾姆斯回到了中央情报局总部。 在他出差墨西哥之前，他将他的富豪牌汽车暂时存放他妹妹南茜家里。 当他从墨西哥回来以后，他先搬到南茜家地下室的卧室里暂住，一边找房子。 两个星期以后，他告诉他妹妹，他在墨西哥认识了罗萨莉奥，并且正准备和他 的妻子离婚。他说，罗萨莉奥出身良好，受过很好的教育。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 意地爱着罗萨莉奥。当他告诉他妹妹这件事情时，他显得非常不安：因为就他所知， 在艾姆斯的家族里他将开离婚的先例。然后，他前往纽约去告诉南茜他想离婚；当 时南茜还住在他们过去在曼哈顿住的那套房间里。 不久，罗萨莉奥也来到了华盛顿，她与艾姆斯一起搬进了埃代伍德大厦1009 号，那是位于弗吉尼亚瀑布教堂区的一栋高层建筑。 一年以后，南茜在纽约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请求；艾姆斯当然没有异议。 因为墨西哥分站曾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建议对艾姆斯的酗酒问题进行评估和治疗， 当他回到总部之后不久，就被中央情报局的医院找去。艾姆斯在墨西哥喝醉酒与古 巴外交官当众大吵大闹以及醉酒开车造成交通事故以后，中央情报局对他的酗酒问 题也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83 年11 月，中央情报局的医务人员把他找去检查，看他是否有酗酒的问 题。他矢口否认自己有酗酒的毛病。看来他是成功他说服了医生，因为这以后，医 院从来也没有为这件事情再找过他。 艾姆斯后来说：“在审查期间，我一直和医生合作得很好。我们也就谈了一次， 我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他接着又说：“要在中央情报局里找酒鬼，那可轮不到 我。”艾姆斯的运气不错，情报局总部只是要求他去检查；但是他们并没有事先告 诉医生艾姆斯在墨西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各机构之间经常是互 不通气的。1984 年2 月，他们又对艾姆斯进行了一次血液检查，看他的肝功能是 否因饮酒太多而受到伤害，可是检查的结果是一切正常。 艾姆斯虽然轻易过关，但是他的酗酒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变得越来越 严重。 除此以外，他还面临一个工作分配的问题：他将在情报局的苏联部做什么工作 呢？所有在海外出差后回到总部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些不太受欢迎的人常常 等几个月也找不到一张放办公桌的地方。他们只好成天在楼道里晃来晃去。 考虑到他从墨西哥带回来的鉴定，艾姆斯相信他的职业正在急剧地走着下坡路。 可是，这时候他碰到了一个救星：他在纽约时的老上级诺德·卡尔森。1983 年7 月，卡尔森成为苏联部反谍处的领导人。他的责任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苏联的克格 勃和军事情报局。反谍处的具体任务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对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 同时又设法破坏对方的情报机构。他挑选了艾姆斯做他手下的苏联分支的负责人。 卡尔森挑选艾姆斯的原因是基于他在纽约工作时对艾姆斯的了解。他认为艾姆 斯极其聪明，对苏联有丰富的知识，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很强；另外，他也认为 艾姆斯是一个优秀的一线工作人员，不管怎么说，是他在大冷天里把阿尔卡迪·谢 甫钦科带到了美国情报机关的驻地。尽管在纽约的时候他也喝过酒，但是好象也没 有因此出过问题。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卡尔森也很喜欢艾姆斯，他把他当做一个朋 友，认为他的深度、背景使他成为这一职位的一个很自然的人选。 卡尔森挑选艾姆斯担任这一职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对。卡尔森是一个经验极 为丰富的情报官员，他曾经负责联络过中央情报局的王牌间谍潘科夫斯基。奇怪的 是没有人告诉过他艾姆斯在墨西哥时酗酒的问题，也没有人给他看过关于艾姆斯在 墨西哥工作时的鉴定。所有这些对艾姆斯不利的材料都没有提供给他；当然，他可 以调阅这些材料，但是他认为他对艾姆斯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不需要看这些材料。 再说，他也和情报局的许多主管一样，认为这种鉴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处，因为 这些鉴定中的意见是主观的，而且常常带有个人的偏见。 这样一来，艾姆斯就在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机构的核心找到一份极其重要而敏感 的工作。他负责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境外进行的所有针对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的活动， 其中包括指导隐藏在苏联情报机构内的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在苏联境外的活动。他所 处的地位还可以使他得知那些隐藏在苏联国内的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的身份。 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及东欧部包括三个部分。卡尔森领导其中的反谍机构，其本 身又有三个分支：艾姆斯领导对苏分支；杰克·盖特伍德领导东欧分支，杰克曾与 艾姆斯在纽约共事，并且成为他的好朋友；另外还有一个分支负责撰写各种报告。 第二个部分是对苏内部活动机构，其中有一个苏联分支负责处理中央情报局在 苏联境内的活动。 第三个部分是对苏外部活动机构，其责任是协调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境外的情报 站里的对苏情报活动。 由于工作需要，艾姆斯每天都要和对苏内部活动机构的苏联分支打交道，中央 情报局在莫斯科的活动也属于该分支管辖。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这几个部 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往来。”此外，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境 外收买的苏联人归艾姆斯直接负责；可是，这些人最终还是要回到莫斯科去，而艾 姆斯知道他们都是谁。 1983 年大卫·福尔登是中央情报局苏联部的负责人。他当时是50 岁，长得 仪表堂堂。他出生于纽约，毕业于魏斯里安大学，已经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将近30 年，在50 岁时已是满头白发。他批准了卡尔森对艾姆斯的选择。 和卡尔森一样，他也不知道艾姆斯在墨西哥时的酗酒问题，有关方面从来没有 向他报告过。就这样，艾姆斯终于走马上任，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4D18号办公室里 开始了他的新的工作。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艾姆斯审查了中央情报局收买的那些苏 联情报人员的材料，以确定他们是否真是在为美国工作。 对于每一个审查对象，他必须考虑如下问题：这个苏联人是一个真正的美国情 报来源呢，还是一个克格勃派来的双重间谍？他还需要考虑每一个这样的案件中有 没有安全隐患；某一个特定的情报来源是否出了什么问题；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和这 些人进行联络的方法是否安全，等等。他的一个同事解释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针对苏联目标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需要审查从世界各地发回来的情报并努力从中找出问题。”他对艾姆斯当 时的模样记得很清楚：“搽过油的头发梳得锃亮，戴一副眼镜，留着八字胡，抽起 烟来一支接一支，牙齿和手指都被熏黄。处理起事情来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 相当懒惰，不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他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坐在办公桌前，两腿翘 在桌子上，面前摆着一大堆文件，他一边抽烟一边读那些文件。” 但是，艾姆斯在他那位于中央情报局4 楼的办公室里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读文件， 他的任务之一是发现隐藏在中央情报局里的苏联间谍，特别是指示那些隐藏在苏联 情报机构内部的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让他们探听是否有苏联间谍打入了中央情报局 内部。 因为艾姆斯负责指导那些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里的美国间谍，他立即知道了两 个主要的情报来源就隐藏在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里，他们就在克格勃反谍机构的 鼻子底下向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收买这两个苏联情报人员是两局联 手行动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 根据总统的命令，当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本土进行反谍活动时，他们必须通知联 邦调查局。1980 年，这两个历来不和的机构进一步采取联合行动，以收买苏联派 驻华盛顿的官员。他们办公的地点在华盛顿市郊的弗吉尼亚州的斯普林费尔德。 就在艾姆斯被派往墨西哥一年之后，诺德·卡尔森也被中央情报局苏联部的领 导人大卫·福尔登从纽约调回华盛顿来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情报局派他去联络一 个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合作收买的苏联情报官员。 1980 年11 月，克格勃的军官马尔季诺夫中校和他的妻子来到华盛顿，他的 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但是他实际上是克格勃派往美国搜集科 技情报的官员。他们办公的地点苏联大使馆在华盛顿西北的第16街，离白宫不远。 1982 年，马尔季诺夫被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分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盯上了。 这个特工受过工程方面的教育，他经常出席华盛顿地区的各种技术性的会议。 有一次，他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马尔季诺夫，并和他进行了交谈。这个会议一连开 了好几天，只要能看到马尔季诺夫，他就会上去和他攀谈。他回到情报站以后汇报 说：“这个人与众不同，是一个很特殊的俄国人。”于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 就设法和他单独取得联系，并最终将他发展成为美国间谍。卡尔森是在1982 年春 天从纽约被调回来处理这项工作的，而联邦调查局方面的联系人则是吉姆·霍特。 卡尔森和霍特一起和马尔季诺夫在联邦调查局的接头地点会见了50 多次，大约是 每两周一次，一直延续了3 年多。 马尔季诺夫是一个大个子，身高1.8 米左右，体重190 多磅。他并不象美国传 媒通常所描写的俄国人那样阴郁。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有一种友好、愉快的风度。 他当时是36 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妻子娜塔莉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 大里亚，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12 岁的儿子在上初中，还有一个5 岁的女儿。 马尔季诺夫同意为美国做间谍的动机不是很清楚。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样 做会冒极大的危险。总他说来，多年来，遭到出卖的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数目极其有 限。所以他认为来自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危险微乎其微，当然，金钱可 能是一个原因。美国情报机关曾经付给他钱，但是并不太多，一个月大约是几百美 元。此外，美国情报机关还告诉他，他们为他在美国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存了 数目可观的钱，将来在他叛逃到美国之后便可以得到这笔钱。 一个熟悉马尔季诺夫案件的老牌情报官员并不认为钱是这里的主要因素。他说 ：“如同所有的间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极端机密的性质，这使他们感到兴 奋。当他们向你谈到动机的时候，你不要相信少因为他们自己往往也不能理解自己 的动机。马尔季诺夫喜欢这种刺激。他并不认为替美国做间谍有什么不对，因为他 并不认为我们是他的敌人。”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在会见马尔季诺夫时各有各的目的。联邦调查局感兴 趣的的主要是那些被派到美国华盛顿的克格勃官员，他们的领导人是斯坦尼斯拉夫· 安德列耶维奇·安德诺索夫。他们希望马尔季诺夫对这些人进行分析，看哪些人比 较脆弱，可以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过来。 而中央情报局感性趣的则主要是与反谍工作有关的情报，比如说克格勃在美国 的目标，他们的运作方法，他们派往美国做短期出差的官员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从 莫斯科总部带来的消息，当然还有马尔季诺夫奉命搜集的科技情报和针对的目标。 马尔季诺夫还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很多文件的复印件；他不喜欢 用照相机。从中央情报局的角度来看，马尔季诺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当时所能提 供的那些情报，这些情报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潜力。 情报局的一位官员说：“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军官，前途无限，说不定哪 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 收买到马尔季诺夫是联邦调查局对克格勃在华盛顿的机构的一个重要突破，他 们自然是感到极为高兴。负责这一行动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五处，即情报处。不久 以后，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他们又成功地收买了苏联大使馆的另一名克格勃 的军官谢尔盖·莫托林少校。他是1980 年夏天被派到华盛顿的，同马尔季诺夫一 样，他的公开身份也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同样，他现在也成了美国间谍。 作为反谍处对苏分支负责人的艾姆斯知道这两个间谍的所有情况：他们的真实 身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分别给予他们的化名，等等。1984 年底，莫托林 在华盛顿大使馆的任期满后，回到莫斯科去了。走前，他保证将通过中央情报局在 莫斯科的分站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 处在这样一个极其关键的位置上，艾姆斯还可以看到许多其他的重要材料。伏 拉基米尔·波塔绍夫的案卷就是其中之一，波塔绍夫是一个年轻的裁军问题专家， 在莫斯科重要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工作；该所的负责人是格奥尔基·阿尔巴托 夫。 波塔绍夫觉得苏联的政治制度令他感到窒息，早就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希望 能移居美国。可是，他的父亲是苏联最大的卡马兹河卡车制造厂的厂长，曾经得到 过苏联政府颁发的金星勋章，他不想做什么会连累他父亲的事情。 1981 年，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派波塔绍夫到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工作3 个 月。几年以前，美国前国防部长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哈洛尔德·布朗访苏时曾到过 阿尔巴托夫研究所，在那里他曾见到过波塔绍夫。布朗卸任以后就住在离华盛顿不 远的乔治城。波塔绍夫到乔治城找到了布朗，对他说：“我热爱俄国人民，但是我 痛恨苏联政府。”通过布朗，他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中央情报 局告诉他说他不能留在美国，因为这样势必会伤害到他的父亲，而他的女朋友也会 成为克格勃报复的对象，等等。但是说实话，中央情报局真正关心的是，他回到莫 斯科以后，将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来源。 波塔绍夫同意了。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向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苏联在全面禁止核 试验和其他裁军谈判中的策略。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金钱，可是不反对中央 情报局在美国的银行里为他开户存款。 美苏两国的裁军谈判是1981 年秋天开始的。波塔绍夫同意向美国提供他对美 国在谈判中应该采取的立场所进行的分析，同时也向美国报告他所能了解到的有关 苏联方面的立场的任何消息。这一年，里根内阁公布了将在欧州部署巡航导弹和潘 兴Ⅱ式导弹。在此同时，他们也提出，如果苏联销毁它的SS—20 导弹和其他的中 程核导弹，美国就会停止实施他们的计划。这就是所谓的零选择方案。波塔绍夫相 信，如果苏联一旦面临解体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就会利用SS—20 导弹来对付欧洲。 所以他建议苏联政府接受里根的建议；同时他也分析了苏联对里根政府建议的可能 的反应，并将他的分析秘密地传送给中央情报局。 在莫斯科，波塔绍夫没有利用密投或者是会面的方式和中央情报局联系。他将 他的信件寄到一些虚假的地址；而中央情报局则通过密投或者是短波收音机向他发 送指令或者提出问题。在他们联系的过程中，波塔绍夫一直使用“保尔·兰斯基” 这个假名。在其后5 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瑞克·艾姆斯还了解到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的情况。鲍 里斯·尤金是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一名官员。多年以前中央情报局就在旧金山收买 了他。1975 年尤金第一次到美国来时是一个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 当时他已经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 中央情报局旧金山分站的特工在一个聚会上发现了他，并建议联邦调查局对他 做工作。为了找一个借口和他谈话，联邦调查局收买了尤金认识的一个年轻女人。 这个女人有一些住房出租，警察搜查了其中一套房间，结果发现了一些从苏联驻旧 金山领事馆拿来的小册子。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可是却给了联邦调查局足够的理由 找这个年轻的克格勃军官前去面谈。当时尤金已经结婚，他在克格勃的上级如果得 知他与一个美国女人相好，而这个女人又是警察注意的对象，一定不会高兴。联邦 调查局设计好这样一个圈套，希望能迫使他就范。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一切不过 是多此一举：尤金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开始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他 同意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 联邦调查局派比尔·司米兹做他的联络人。比尔只比他大几岁，会说俄语。在 旧金山分站，他的同事都称他为“公爵”，因为他总是衣冠楚楚。他是纽约人，毕 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当时正在金门大学攻读公共事务管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 和尤金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他们都是学生间谍。 1978 年，尤金又被克格勃派回旧金山，这次他的公开身份是塔斯社驻旧金山 的记者，他继续为美国做间谍。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 说：“他在克格勃里的待遇还不错；可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乡巴佬。在克 格勃内部，升迁并不取决于你工作的好坏，而是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尤金没 有什么后台。虽然被派回旧金山时，他已经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但是他仍认为， 这只不过是克格勃为了显示在克格勃内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得到公平待遇的一个 假招子而已。” 尤金向美国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他告诉中央情报局，克格勃有一个由最优秀的 军官组成的代号为“北方”的组织，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收买美国和加拿大人为他 们做间谍。 他还告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挪威外交部里隐藏着一个克格勃的高级 间谍。根据他提供的这一线索，挪威警察于1984 年在奥斯陆机场逮捕了阿尔讷· 特列霍特。他当时正准备前往维也纳去和克格勃的人员会面，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 了66 份机密文件。阿尔钠结果被判处20 年监禁。 这时，比尔·斯米兹仍然是他的联络人。比尔在詹姆斯·福克斯的手下工作， 福克斯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负责人。 尤金向美国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可是他没有想到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为什么 对他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这种怀疑使他成为了检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合 作关系的一个试验品。 这种怀疑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名重要间谍伏拉基米尔·皮古佐夫引发的。皮 古佐夫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在70 年代后期是克格勃派驻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间谍 机构的第二号人物。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大卫·巴尔 奈特曾经向克格勃出卖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 巴尔奈特是匹兹堡附近的人。他于50 年代加入中央情报局，60 年代被派往 印度尼西亚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搜集关于苏联武器的详细情况，从SAM 式导弹到 潜水艇，包括的面很广。中央情报局是通过他们收买的印尼的一名海军军官获得这 些情报的。1970 年，巴尔奈特向中央情报局辞职，他在印尼投资的养虾厂赔了一 大笔钱。于是他决定向克格勃出售他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克格勃讨给他9.26 万美元。中央情报局将这一线索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经过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巴 尔奈特被判处18 年监禁，但是他只服刑了9 年多一点便被减刑释放。他是历史上 第一个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联邦调查局对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材料，帮助他们成功起诉巴尔奈特一事十 分感激，便同意让中央情报局插手他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件。中央情报局选中了尤 金，而且作为回报，中央情报局破天荒地允许联邦调查局到他们的总部来查阅案卷。 调查了好久，他们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1 年，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飞到旧金山，他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给了尤 金一个间谍用的照相机，表面看来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尤金是抽烟的，所以 有一个打火机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这个打火机做成筒状，镜头装在火石的对面， 只有一个10 美分硬币的大小，特制的胶卷可以照90 张像。 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员教给他如何使用这种照相机偷拍文件。当他照完一卷之后， 就拿照好的胶卷和中央情报局换一卷新的。 几个月之后，尤金的一个疏忽几乎让他送掉了性命：他丢掉了那个打火机。当 时他快急疯了。比尔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帮他在他的车里找，希望那打火机是 掉在座位之间了。我们几乎把那辆车给拆散了，可是没有找到。”尤金又想起来他 有可能把打火机掉在一个朋友的房间里了。他跑回去找，结果又是白费力气。 与此同时，苏联领事馆的一个清洁工拾到了那个打火机，他想用它点烟，结果 给自己照了4 张像。他后来把这个打火机交了上去。克格勃的人一下子就发现了它 的秘密。尤金和领事馆的一名政治官员伊戈尔·萨姆森诺夫都抽烟，他们立刻成为 克格勃的主要怀疑对象。 1982 年尤金回到莫斯科，克格勃对他的怀疑仍未消除；但是因为缺乏确凿的 证据，他们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此后，尤金变得极为谨慎，他只同意偶尔给 中央情报局发一个平安信号，通常就是在一个约定的地点用粉笔做一个记号；此外， 他决不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会面，也决不用密投的方式进行联系。 艾姆斯了解这一切，他知道迄今为止，尤金至少是安全的。艾姆斯了解到的最 为重要的情报是关于狄米特里·费多诺维奇·波利雅科夫的情报。波利雅科夫在中 央情报局招募的苏联间谍中是个传奇性的人物。1966 年，在越战正酣的时候，他 是苏联驻缅甸的武官。他向美国提供了大量关于北越和中国的军事情报。3 年之后， 他被召回莫斯科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3 年，然后又被任命为苏联驻印度的武官。 当波利雅科夫在仰光时，中央情报局派给他的联系人是保尔·狄龙。所以，在他担 任驻印度的武官以后，中央情报局又把狄龙派往新德里去作他的联系人。狄龙总是 装成一个钓鱼的，带着鱼杆和录音机到一条小河边上去和波利雅科夫会面。波利雅 科夫坐在他的身边，很快地向他汇报他从苏军情报局内部搜集到的最新的情报。 1977 年，在印度服务了4 年以后，波利雅科夫回到莫斯科。因为他对中央情 报局极为重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提供了他们保留给特殊人物的最先进间谍工具。在 印度，狄龙给了他一个快速发报机，使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可以用这个发报机以每 次2.6 秒钟的时间，脉冲式地发报。这种快速发报机使得苏联的信号监测仪器无法 捕捉信号的来源。在莫斯科，波利雅科夫在开车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就利用这 个发报机向中央情报局发送情报。另外，中央情报局还给了他一个特制的钟，放在 他的家里。每当中央情报局从他密投的地点取走情报之后，就会发出一个无线电信 号，接到这个信号以后，这个钟就会发亮。 1979 年，他又被派回印度，这时他已经被提升为少将。如今，他接触到高级 机密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些年来，波利雅科夫向美国提供了无数极为宝贵的政治和 军事情报，其中包括苏联战略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数据，核战略，化学和生物武器 方面的进展，农作物的灾害，以及民防措施，等等。 1980 年，波利雅科夫少将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他已经为美国做了20年的间 谍。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詹姆斯·安格尔顿怀疑过他，可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终于承认 他是在冷战期间继潘科夫斯基之后最有价值的间谍。在美国间谍的名人录中，他占 有特殊的地位。如今，他已经接近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带着满意的心情静静地回 顾他为美国做间谍的这一段惊险的岁月。 对波利雅科夫而言，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他曾经为美国做过 间谍而且成功地逃脱了惩罚。他渴望有一个平静、舒适的退休生活，享受一个苏联 将军应得的待遇。只有美国的情报机关知道他的秘密，而且他们一定会严格地保守 这个秘密，他尽可以感到放心。 第十四章 踏上不归之路 1984 年3 月，艾姆斯对他的老板诺德·卡尔森说他希望反谍处能多采取一些 行动，天天坐办公室实在是闷得慌。 他请求卡尔森允许他在完成每天的本职工作后，能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一 些间谍活动。他说他希望能开始会见一些苏联派驻华盛顿的官员，说不定还可以拉 一两个过来。 这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奇怪的请求。中央情报局分配在总部工作的情报官员经 常自愿地要求从事一些第一线的间谍活动，尽管这通常需要占用他们自己的时间。 对一个每天坐办公室的情报官员，特别是曾经被派驻海外从事过具体间谍工作的情 报官员来说，能够采取一些行动的工作能给他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兴奋。 卡尔森和他的上级大卫·福尔登都批准了艾姆斯的请求。对福尔登来说，这真 是有点求之不得：因为反谍部正在积极地设法渗透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在华盛顿的 机构。对于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任何主动精神他都表示欢迎。正 如反谍处的一位官员所说的：“我们真正是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正因为如此，福 尔登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艾姆斯的请求。 但是，他的请求还需要经过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分站的批准，因为在首都华盛顿 从事招募苏联间谍的工作是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在等待批准的这几个月中，艾 姆斯曾经多次向他的同事们叫苦说他已经破产了，他本来就欠了不少债，如今打离 婚的官司又要花不少的钱。 但是，艾姆斯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引起中央情报局的关注。那些知道艾姆斯在墨 西哥时曾经有过明显的酗酒问题的上司和同事也是一言不发。此时艾姆斯的处境是 十分微妙的：一方面，他的职位使他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在世界范围内和克格勃斗争 的核心机密，另一方面，他又在经济、婚姻和酗酒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而中央 情报局不但没有估计到这里包含着的潜在的危险性，相反却批准乃至鼓励他去与克 格勃在华盛顿的情报官员接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就这样，艾姆斯在1984 年的春天开始采取行动。但是，招募苏联官员为美国 做间谍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要收买一个苏联人，首先他需要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 这要做得非常细致和恰到好处，因为所有的后续步骤往往都取决于第一次接触。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艾姆斯跑去向卡尔森求教。卡尔森建议他去和谢尔盖·狄 维尔科夫斯基联系。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的一名外交官，卡尔森在中央情报局纽 约分站工作时和他相识。当时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1984 年在华盛顿，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大使馆的新闻顾问。他是一个中等 身材的人，头发稀疏，戴眼镜，看起来大约50 岁左右，非常专业化的样子。 狄维尔科夫斯基的头衔是新闻顾问，但是头衔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说， 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名义上都苏联大使馆的三秘。至于狄维尔 科夫斯基是不是克格勃的间谍，中央情报局内部也有争论。 但是不管怎样，如今艾姆斯需要和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取得联系，而狄维尔科夫 斯基正好提供了一个渠道。按照卡尔森的建议，艾姆斯给狄维尔科夫斯基打了一个 电话，说自己是他在纽约的一个熟人的朋友，受朋友之托，想跟他见一面。他说到 的这个熟人自然是指的卡尔森。当然，他用的是卡尔森那时用过的假名，而且他自 己也是用的假名。他说他叫瑞克·威尔斯，在政府的情报协调总署工作。同时他还 给了狄维尔科夫斯基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实际上中央情报局设置的一个掩护号 码：如果狄维尔科夫斯基想打电话查证“瑞克·威尔斯”的身份，接电话的人就会 告诉他：“这里是情报协调总署，威尔斯先生正好出去了，您有什么留言吗？”诸 如此类的话。 艾姆斯终于见到了狄维尔科夫斯基，并开始请他吃午饭。按照政府的规定，中 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这一类的活动都必须通知联邦调查局，因为苏联外交人员在美 国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艾姆斯必须向中央情报局 汇报他和苏联人接触的情况，而中央情报局则将这些情况转告联邦调查局。就这样， 艾姆斯白天继续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业余时间则致力于收买苏联 间谍。4 月份，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他打算和罗萨莉奥结婚。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 要嫁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她必须接受测谎检查。8 月份，她接受了这种检查 并且顺利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安部门还对罗萨莉奥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她的一些 朋友告诉中央情报局说，她出身于“哥伦比亚的一个显赫而富有的家族”。但是， 他们并没有到哥伦比亚去对她家的财富进行实地调查。 因为艾姆斯准备娶一个外国女人，中央情报局的反谍中心建议将他调离现有的 职位，换一个不像这样敏感的工作。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副部长接受了这一建议； 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84 年7 月，艾姆斯的上司大卫·福尔登被调往希腊担任雅典分站的站长， 他的情报局苏联部部长的职务由布尔顿·戈贝尔继任。在这之前，戈贝尔是情报局 欧洲部的副部长。 戈贝尔当时51 岁，是一个瘦高个子，卷曲的头发已经发白，戴眼镜，说话声 音柔和。他学究气很浓，缺乏幽默感。他是伊利诺伊州的人，1955 年毕业于密歇 根州立大学，然后就加入了中央情报局。他学过保加利亚语，在60年代以外交官的 掩护身份被派往索菲亚工作。80 年代初期，他担任过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站站长。 他在情报局的总部一步步地向上爬，终于在1984 年当上了情报局苏联部的部长。 这位新部长喜欢狼，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狼的照片。 1984 年夏天或者是在1985 年，艾姆斯和他新交上的苏联朋友一起喝过几次 酒，而且他在观看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手球比赛时也开怀畅饮，结果喝得烂 醉如泥，需要他的同事把他送回家去，而他的徽章、一些密写的笔记、装有假证件 的钱包和外套则扔在球场上。情报局苏联部的高级官员有的在现场目击了这一事件， 有的事后得到了报告，可是谁也没拿它当回事。 1984 年秋天，联合国大会期间，大量的外国官员聚集在纽约，美国情报机关 把这段时间当做发展间谍的大好机会，因此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机构感到人手短缺。 中央情报局总部便派艾姆斯前往纽约支援。但是，他很快就被赶了回来：因为他把 罗萨莉奥也带去了。当时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负责人是约翰·麦克噶芬。在这之前 他曾经在黎巴嫩和约旦工作过。 一个当时在中央情报局纽约分站工作过的人回忆说：“分站在曼哈顿东区接近 联合国的地方有一个据点，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套房，客厅里的沙发可以拉出来当床 用，因此一共可以住3 个人。艾姆斯和其他两个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被分配到这个据 点。”谁也没有想到艾姆斯会把罗萨莉奥带去。再说，罗萨莉奥知道艾姆斯是中央 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把她带到据点去，就暴露了另外两名工作人员的身份。所有这 些都是违反中央情报局的规定的。 当艾姆斯与罗萨莉奥搬进这个据点的时候，简妮娜·布鲁克讷尔是中央情报局 纽约分站对联合国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她当时负责管理各个据点和接待派来支援的 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艾姆斯所在据点的一个人对罗萨莉奥的出现很不满意，便 向她汇报了这件事情。她马上去找艾姆斯交涉；艾姆斯告诉她说他这样做是经过总 部同意的。简妮娜说，总部绝对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事情。于是她向麦克噶芬汇报了 这件事，麦克噶芬马上把艾姆斯和罗萨莉奥从那个据点里轰了出去。纽约分站向中 央情报局总部报告了这一事件。在艾姆斯回到总部之后，他的上司戈贝尔对他进行 了“口头申斥”，指出他“办事糊涂”。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1984 年9 月，几乎是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南茵在纽约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诉 讼，指责艾姆斯“精神残酷”。10 月份法庭开始审理这一案件。这两口子在艾姆 斯从墨西哥回到美国后已经正式分居。 根据离婚协议，艾姆斯同意付所有的信用卡上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债务，总共是 3.335 万美元；此外，从1985 年6 月起的42 个月中，他每月还得付给南茜300 美元的生活费，这样一来，又给他增添了1.26 万美元的债务。 1983 年，艾姆斯在墨西哥大使馆里交的朋友瑞奇·沙尔曼回到华盛顿，在国 务院的情报研究部门工作。他因公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去的时候，常像过去一样跟艾 姆斯聚在一起吃午饭。艾姆斯告诉他和其他的一些朋友，南茜已经弄得他一贫如洗。 罗萨莉奥搬来和他同居以后，他又要贷款买车，买家具，还有许多其他的费用， 这时他的经济状况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他已经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在纽约据点遇到难堪后不久，艾姆斯开始考虑一条可以解决他的经济问题的途 径。在1984 年12 月到1985 年1 月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念头时时浮上他的心头 ：他手里有极其宝贵的东西可以卖给克格勃。 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常常想起多年来他在中央情报局内看到的腐败现象， 想起他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这一切更加深了他对中央情报局的不满；而过去几 年中他在与苏联人接触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多次长谈，使他更感到自己的想法是正确 的。所以他觉得，如果他真的做出了什么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事情，在道义上那也 是无可厚非的。 1984 年12 月，在与艾姆斯交往将近一年以后，狄维尔科夫斯基任期已满回 莫斯科去了。在走之前，他将艾姆斯介绍给另外一名苏联人谢尔盖·第米特里那维 奇·邱瓦辛，他说邱瓦辛是苏联大使馆的一秘，是裁军问题专家。 1985 年4 月，在他44 岁生日的前夕，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将近20 年的瑞 克·艾姆斯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准备去找苏联人并向他们出卖中 央情报局的秘密。 艾姆斯约邱瓦辛于4 月16 日在离苏联大使馆两个街区的5 月花饭店会面。那 天晚上，在等候邱瓦辛的时候，他坐在酒巴里喝了几杯酒。邱瓦辛、中央情报局和 艾姆斯三方对这次会见各怀不同的目的。邱瓦辛以为艾姆斯将和他讨论有关美苏双 方安全的问题；中央情报局以为艾姆斯将评估发展邱瓦辛为美国做间谍的可能性； 而艾姆斯则要利用这次会面向克格勃传递一个信息：他愿意向他们出售中央情报局 的秘密情报。 等了好一会，邱瓦辛没有露面。艾姆斯站起身来，离开了5 月花饭店，向东走 了两个街区到了第16 街，然后大胆地走进了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是一栋富丽 堂皇的19 世纪的建筑，进去以后，在走道的尽头放着一张接待用的桌子和落地式 的闭路电视，旁边有表情严肃的克格勃的卫兵把守。艾姆斯递给值班官员一个信封， 并告诉他要找邱瓦辛。但是那个信封上的名字不是邱瓦辛，而是克格勃在华盛顿的 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安德诺索夫。 艾姆斯当然知道安德诺索夫是什么人。他没有报自己的名字，因为所有的人都 能想到美国情报机关会对苏联大使馆进行窃听，尽管大使馆的墙壁里放有隔音的材 料，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那位值班官员看了信封上的名字，知道他真正想联系的 是克格勃的长官安德诺索夫，便会心地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过了一会，邱瓦辛出来了，两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艾姆斯就离开了。 艾姆斯在留给安德诺索夫的信里描述了在苏联境内的两三个自愿向中央情报局 提供情报的苏联人的情况。艾姆斯后来说，因为中央情报局认为这几个人实际上是 克格勃控制的双重间谍，所以他给克格勃的情报不过是他们早就知道的事情。他辩 解说，他和克格勃的第一次接触实际上是他设计的一个从克格勃那里骗钱的花招。 他说：“在1985 年4 月，为了还债，我决定骗取克格勃的信任。我向他们提供了 几个苏联人的情况，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在苏联境内和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但是， 我怀疑这种合作的真实性，我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人。所以我把他们的身份 告诉克格勃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这就是艾姆斯的逻辑：因为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就这样做了。再说，这样 做也不会对那些人造成什么伤害，大概不会吧。而他自己则可以从克格勃那里拿到 一大笔钱，用来还他和罗萨莉奥买家具欠下来的债。 但是，他没有说，他的“怀疑”很可能是错误的，这几个人的下场很可能会非 常悲惨：死刑或者流放西伯利亚。他实际上是在拿这几个人的生命进行赌博。 事实上，艾姆斯的这封信里包括的内容远不止那几个人的情况。他还放进去了 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部的内部电话簿的一页，在这一页上有他的真名实姓，而 且他特意用彩色笔标出了自己的姓名；尤为重要的是，他向克格勃表明了自己的身 份：中央情报局苏联部反谍处对苏分支的负责人。仅这一项，就价值千金。对克格 勃来说，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大好消息，就如同美国的金·菲尔比自己找上门来一样。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位负责在全世界对抗克格勃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的官员， 这位知道隐藏在苏联情报机构里的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官员，竟然会自己找上 门来为克格勃效劳！如果克格勃的领导人有能力透视中央情报局，在其所属的各个 部门中去挑选他们最希望收买的对象，他们一定会挑选阿德瑞奇·艾姆斯。如今， 他却自己送上门来，这样的好运气他们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好一个超级鼹鼠！ 在墨西哥的时候，舒尔金曾经将艾姆斯的姓名、特征都向克格勃总部做过详细 汇报。在华盛顿艾姆斯又和狄维尔科夫斯基交往了将近1 年的时间，假如克格勃在 华盛顿的负责人安德诺索夫会笨到这种地步，居然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那么从这一刻起他应该知道了。艾姆斯在信里还告诉了安德诺索夫他过去在和苏联 人接触时所用过的所有化名。最后，他要求5 万美元作为报酬。 所有这一切艾姆斯都处理得非常冷静，不露声色。他甚至没有向安德诺索夫提 出会面的要求和对以后进行联系的方法提出建议。他知道和他打交道的都是专家， 提出这些事情不但没有必要，反而还可能引起对方的不快。 1985 年5 月初，邱瓦辛和艾姆斯取得联系并安排好了另一次约会。5 月15 日，艾姆斯又一次来到苏联大使馆指名找邱瓦辛。他被请到一个隐蔽的房间里，一 个克格勃的官员走进来递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克格勃同意付给他5 万美元，并且 希望继续利用邱瓦辛作为中间人。 联邦调查局相信这个和艾姆斯见面的克格勃官员是维克多·切尔卡辛，当时他 是苏联在华盛顿的反谍机构的负责人，其公开身份是苏联大使馆的一秘。 两天以后，艾姆斯又和邱瓦辛会见了一次，邱瓦辛给了他5 万美元的现款。这 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艾姆斯就变成了克格勃的间谍。 5 月20 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退休的海军准尉约翰·沃克尔。他曾经是 海军的一名通讯官员，为苏联做了将近18 年的间谍，并最终发展了他的全家为苏 联做间谍，成为轰动一时的间谍之家。沃克尔被捕后，被判处终身监禁。沃克尔事 件只是1985 年发生的一系列间谍案件中的一个。这一年被人们称为“间谍年”。 但是，文姆斯井没有被由此引起的一连串的逮捕吓倒。 他认为自己是从事间谍工作的专家，聪明过人，不可能被发现。 据艾姆斯后来说，原先他打算只做一次就得。这很可能是实话，可是，这钱来 得大容易了，而且只要他愿意继续于下去，金钱还会源源不绝地流进他的腰包。这 种形况跟酗酒的人一样，本来也打算“只喝一杯”的。 6 月中旬，艾姆斯做了一笔大生意，他连价钱都没讲，便将中央情报局核心机 密出卖给了克格勃。 6 月13 日，艾姆斯在他位于4 楼的办公室里用塑料袋装了5 到7 磅重的机密 文件，包括从世界各地电传回来的密件，然后乘电梯下楼。他将自己的证件插入中 央情报局出口处门上的锁孔，那漆有黄黑相间条纹的栏杆升起，他从容不迫地走进 了停车场。没有警卫检查他随身带的东西：他早就知道，中央情报局已经不再搜查 他们的工作人员带出的物品。几年之前，中央情报局曾经那样做过。结果在下班的 时间，出口处拥挤不堪，费时费事，弄得中央情报局的几千个急于回家的职工都不 高兴，于是这一道手续也就取消了。 卡德维克斯是华盛顿的一家沙龙和饭店，它坐落在乔治城临水的K 街上。在不 塞车的情况下，艾姆斯只需要15 分钟就可以开到那里。在13 日这一天，艾姆斯 来到卡德维克斯和邱瓦辛共进午餐。他将塑料袋交给了邱瓦辛。 那袋中装着中央情报局所拥有的最为机密的情报：十几个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 调查局工作的最重要的苏联情报来源的名单。当他把塑料袋递给邱瓦辛的时候，他 就给名单上的许多人判处了死刑。 在这以前，克格勃从来没有在一次会见中得到数量如此之多的绝密情报。艾姆 斯后来说：“我所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也无法对自己解释清楚：没有任何先 决条件，没有要求任何报酬，我就自动地把最为机密的情报交给了克格勃。可以说， 这些情报包括了在世界各地所有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官员的材 料。克格勃方面的反应直到现在还让我感到惊讶，他们说为了表示他们的感激，他 们为我准备了200 万美元。” 多年以后，艾姆斯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至今，我仍然不理解究竟是什 么原因使得我在得到5 万美元后又接着干了下去。我想，其主要原因是我开始意识 到我所做的事情的严重性……这种恐惧……我已经越过了一条界线，而且再也无法 回去。在4 月里我觉得我的计划很清楚，到6 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象是在梦游一 般。现在我无法追溯我当时的思想。我当时处于一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震惊的 状态。与此同时，我也明确地意识到，我可以得到我永远也花不完的钱。” 当艾姆斯说他已经越过了一条他无法退回去的界线时，他开始意识到，在他向 克格勃提供了情报并且接受了5 万美元之后，他已经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他可 能遭到隐藏在克格勃内部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的间谍的揭发。 他说：“我做过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从此以后，我将永远处于危险之中。” 当然，克格勃也可能对他施加压力，让他提供更多的情报。但是，艾姆斯根据 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验知道，尽管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都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 都是利用偷拍的不体面的照片进行讹诈的行家；可是他们通常并不喜欢利用讹诈的 方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是被迫提供情报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情报 来源是不可靠的；他们喜欢自愿提供情报或者是为了钱而出卖情报的人。事实上， 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曾经看到过克格勃对他们的情报站的指示，告诉他们在遇到这 种情况时应该如何处理。所以，他知道克格勃不会向他施加压力，不会对他进行讹 诈。 但是，意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并不是他决定继续为苏联做间谍的主 要原因。他在事后相当坦白地承认，能够快速地获得大量金钱是推动他继续出卖情 报的主要动力。艾姆斯交给克格勃的名单中包括了两个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里为 美国工作的克格勃军官——马尔季诺夫中校和莫托林少校。这两个人活在人世的日 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多年以后，当艾姆斯身份暴露而锒铛入狱的时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邓 尼斯·狄孔西尼在监狱中访问了艾姆斯，他希望了解当时艾姆斯究竟是怎样想的。 以下是他们的一段对话。狄：艾姆斯先生，当你交出这些人的名单时，你考虑过这 样做的后果吗？你想到过这些人将要面临的危险吗？ 艾：我想过。 狄：当时你不觉得这样做不太…… 艾：不，我当时并没有感到那是一个痛苦的选择。 狄：你想到过没有这些人可能因此丧命？ 艾：我想到过……，对于其中的某些人来说死刑是肯定的。狄：你看起来是一 个有信念的人，不像是一个会做这样极端事情的人，你当时是不是受到酗酒的影响 呢？ 艾：没有。 狄：你的私生活方面的影响呢？ 艾：没有。 艾姆斯对狄孔西尼说，当时在关键岗位上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 难的也不止他一个，而且有些人的情况比他的情况更严重。他本来也应该像其他人 一样靠自己的努力来渡过难关；但是“由于我有一种失败的感觉，一种力不从心的 感觉，一种恐惧的心理，使得我的困难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可怕得多。”他说，在 那个6 月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是“非理性的。” 岂只是“非理性的”，艾姆斯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疯狂。4 月份，在他决定向 克格勃提供情报之前，他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被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里 的美国问谍揭发的风险有多大。 由于他对苏联情报机关具有丰富的知识，他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克格勃的各个部门之间也是相当有隔阂的。在华盛顿方面，除了安德诺索夫、 切尔卡辛、邱瓦辛之外，恐怕没有一个别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可能的例外 是密码员。 在莫斯科那一方面，克格勃第一指挥部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尼科夫会立 即知道；他会向克格勃的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汇报；而切布里科夫有可能会通 知新当选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但是，他接到的报告中将不包括艾 姆斯这个情报来源的具体身份。苏联情报机构的其他高级官员有可能会知道在中央 情报局的深处有他们的一个情报来源，但是他们不会知道究竟是谁。 因此，他对被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里的美国间谍揭露的可能性并不是很担忧。 可是活又说回来，某种无法预见的泄密的可能性又总不可能完全排除。 说不定某一个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内部的美国间谍会偶然听到一点风声，并向 中央情报局提供一些线索，比如说，中央情报局在克格勃里的两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不是就隐藏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里进行活动吗？这两个家 伙离他太近了，使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一定要将他们除掉。所以，6 月13 日在 卡德维克斯饭店吃午饭时，他交给邱瓦辛的第一批名单中就有这两个人。 当狄孔西尼问他交出这份名单时是否考虑过它所涉及的那些人的命运时，这个 问题显得非常滑稽：对于艾姆斯来说，他的当务之急不是考虑别人的命运，他首先 要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命运。反过来说，如果那份名单上的某一个人在他下手之前先 知道了他的秘密，那个人会对他手下留情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艾姆斯是一个 间谍。既然做间谍，就要按间谍的规矩办事。 为了保护自己，艾姆斯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所以，艾姆斯很坦率地告诉狄孔西尼：“我开始对被发现的可能性感到害怕。 中央情报局在克格勃里有一些情报来源……，我认为除掉他们对我有利，能保护我 的安全，他们将不可能听见任何有关我的事情……。我并不认为他们一定会发现我 的秘密；但是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他们之中有两个就隐藏在苏联大使馆里， 他们对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那个时刻，我把自己连同我掌握的所有情报都一起 交给了克格勃……。从那一刻起，事实上我已经改变了效忠的对象。” 克格勃要给他一个代号，他自己选择了“钟声”，那是19 世纪俄国作家赫尔 岑所办的一个刊物的名字。 大约在艾姆斯把那一袋文件交给邱瓦辛的1 个月之前，也就是5 月16日，他得 到了克格勃的第一笔报酬5 万美元。就在这同一天，克格勃驻伦敦的负责人奥列格· 戈尔第耶夫斯基接到总部的电报，召他回莫斯科。戈尔第耶夫斯基早在1974 年就 被英国情报机关收买成为英国间谍。接到这个电报，他感觉到情况不妙，但是在克 格勃的严密监视下除了服从以外，又没有别的选择。回到莫斯科以后，他被指控是 英国间谍，但是他矢口否认。克格勃命令他停职接受审查。 虽然戈尔第耶夫斯基是英国间谍，中央情报局也知道他的情况。艾姆斯在6 月 份交给克格勃的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但是，他是在艾姆斯交出他的名字的前1 个 月奉命回国的，当时他已经受到克格勃的怀疑。究竟是有人在艾姆斯之前就已经揭 发了他呢，还是艾姆斯实际上在四五月份就已经向克格勃暴露了他的身份呢？这个 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美国情报机关的官员们倾向于认为艾姆斯是唯一 揭发戈尔第耶夫斯基的人，因为如果克格勃从两个不同的途径得到同样的消息，他 们将不可能让戈尔第耶夫斯基在莫斯科自由行动。但是，不管是艾姆斯还是别人早 就揭发了他，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艾姆斯在6 月份交出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 这就等于向克格勃再次确认戈尔第耶夫斯基是英国间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克格勃在得到艾姆斯交给他们的名单后，仍然没有立即对 戈尔第耶夫斯基采取行动。这样就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 7 月19 日，戈尔第耶夫斯基穿着一条旧裤子和一件毛衣出去跑步，被英国情 报机关援救并偷运出苏联。关于他如何逃出苏联的详情我们在第一章己有交代，此 处不再重复。 6 月13 日，也就是艾姆斯交给邱瓦辛将近7 磅重文件的同一天。克格勃在莫 斯科拘留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保尔·斯托姆堡。他是在去和阿道夫·托尔卡切夫接 头的途中被拘留的。托尔卡切夫是苏联研究隐形飞机的主要科学家之一，被中央情 报局收买成为美国间谍。但是这一次，他已经无法和斯托姆堡会面了：他已经被克 格勃逮捕。 在那天午饭时艾姆斯交给克格勃的名单中也有托尔卡切夫的名字。但是考虑到 时差和其他种种因素，克格勃不可能行动得如此迅速。中央情报局认为托尔卡切夫 首先是被爱德华·李·哈沃德揭发的。他于1983 年5 月被中央情报局解雇，在这 之前，中央情报局曾准备派他到莫斯科分站工作。1984 年9 月，哈沃德到维也纳 去了一趟。在那里，他向克格勃出卖了有关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的活动的机密。 在艾姆斯再一次向克格勃证实托尔卡切夫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之后，他的命运 也就完全决定了。 在1985 年5 月以后的1 年多的时间里，艾姆斯和邱瓦辛在一起至少吃了14 次午饭。他继续向克格勃提供各种各样的秘密情报，包括更多的苏联情报来源的身 份、美国双重间谍的活动，以及关于中央情报局在土耳其、纽约和墨西哥的活动情 况。在这些会见中，除了免费的午餐以外，他曾多次得到从2 万美元到5 万美元的 数量不等的现款。 艾姆斯交给克格勃的机密文件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中央情报局撰写的秘密 报告《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该报告分析了这两个苏联情报机构， 并且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地列举了他们的组织情况。同时，这份文件还描述了苏联情 报机关负责在北美地区招募间谍的代号为“北方”的组织。该报告还有一段令中央 情报局感到非常得意的文字：苏联情报机关承认中央情报局的人很难收买，“一个 新近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的情报人员” 说：“克格勃下属的反谍机构的任务本来是要收买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但 是由于这项工作极其困难，成效甚微，他们不得不把注意力主要地集中在分析方面。” 相信艾姆斯看到此处会忍俊不住。 在开始的时候，艾姆斯按照中央情报局规则的要求，向上级报告了他和邱瓦辛 会面的情况。到了7 月份，虽然他曾向他的同事们提起过他和邱瓦辛的一些会面， 但是他却停止了报告。这种情况开始引起联邦调查局的不安，由于他们有责任监视 邱瓦辛的一举一动，他们对这些会面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都是知道的。 他们曾经到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分站去过两三次，问为什么没有收到关于艾姆斯和邱 瓦辛会面的报告。最后，他们还就此事向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分站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但是，事后他们还是没有收到艾姆斯的报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再 追问过，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对于艾姆斯来说，这年10 月份的一餐午饭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餐午饭。 艾姆斯后来回忆说：“在我和邱瓦辛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递给了我一包东西， 里面装的是钱和一张纸条。邱瓦辛不是克格勃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桌面下的事 情。我们有时会交换购物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企图相互摸底。 在他转交的克格勃的那张纸条上写着：他们为我准备好了200 万美元。” 第十五章 叛徒审叛徒：有惊无险 在艾姆斯和克格勃取得联系之后，一时间，他真可谓是时来运转，春风得意。 在中央情报局，他升到了自他参加工作以来的最高职位：对苏反谍分支的负责人； 7 月30 日，纽约法院批准了他和南茜离婚的请求。再过10 多天，他就要和他心 爱的女人罗萨莉奥结婚。再说，他也不需要为钱的事情发愁：在他和邱瓦辛共进午 餐时，成千上万的美元已经开始流进了他的腰包。 但是，他刚刚高兴了没有几天，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就吓得他魂飞魄散： 1985 年8 月1 日，克格勃第一指挥部第一局的副局长维塔里·尤尔钦科从罗 马叛逃到西方。他在克格勃里是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间谍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如今 他成为在整个冷战期间叛逃到西方的职位最高的克格勃官员。 中央情报局罗马分站立即将这一消息电传回总部。中央情报局苏联部部长戈贝 尔立即召见艾姆斯，给他看了罗马分站发回的电报，并且告诉他尤尔钦科将在第二 天到达华盛顿。艾姆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尽管声色不露，但是也不禁浑身直打冷颤。 从敌方叛变过来的人，是一个内奸最大的恐惧。因为不管他如何小心地掩盖自 己留下的痕迹，总免不了有被敌方叛徒揭发的可能性，更何况艾姆斯并不曾非常小 心地掩盖自己的痕迹。为了尽可能地铲除这种危险，艾姆斯已经将所有他所知道的 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内部的美国间谍的名单交给了克格勃；但是，他却无法预料对 方营垒中还会出现新的叛徒。 他飞快地扫视了一下电报，心中略感欣慰：尤尔钦科在罗马的初步交代中提到 一个曾经和他打过交道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但是这个人显然不是他。而且他马上 意识到这一情况事实上对他非常有利，因为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就会将注意力集 中到尤尔钦科所描述的这个人身上。但是，这毕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尤尔钦 科在克格勃里的地位相当之高，他有可能曾经听到过有关艾姆斯的情况，他在罗马 时没有吐露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当他到了华盛顿感到安全有了保障以后，有可能 说出更多的情况。总之，对艾姆斯说来，尤尔钦科不是一个好消息。 更为糟糕的是，戈贝尔命令艾姆斯第二天清早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尤尔 钦科，并负责对他进行审问。 艾姆斯的一个同事在回忆起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时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艾 姆斯那天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狼狈，精神紧张，而且象喝醉了酒还没有醒过来的样子。 他说他睡过了头，差一点错过了飞机到达的时间。我想，当他听到尤尔钦科叛逃的 消息时一定怕得要死。回家以后借酒消愁喝醉了，所以闹钟响了也没有听见。到了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看见有那么多的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等在跑道旁边，他一定 会感到非常害怕，担心尤尔钦科一下飞机就会指着他的鼻子说：‘就是他！’” 但是，这样戏剧性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尤尔钦科下飞机后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 认识艾姆斯的迹象。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车队载着尤尔钦科从安德鲁斯空军 基地前往中央情报局位于弗吉尼亚州维也纳的一个据点。艾姆斯、尤尔钦科和联邦 调查局情报部苏联处的代理处长勒弗乐尔同乘一辆车。 他们在路上转了几圈，以甩掉克格勃可能派来的跟踪人员。 到了据点以后，尤尔钦科向美国的情报人员要茶，可是那个屋子里居然找不到 茶，他只好喝白开水。就这样，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开始了对尤尔钦科 的审问。 从这以后，美国情报机关的人员每天上午9 点到下午1 点对尤尔钦科进行4 个 小时的审问。艾姆斯负责审问，戈贝尔指派保尔·瑞德蒙德协助他对审讯得到的大 量的材料进行分析和核实的工作。瑞德蒙德是马萨诸塞州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加 入中央情报局以后，曾在马来西亚、南斯拉夫、黎巴嫩、希腊和赛浦路斯等地工作 过，是一个有经验的情报官员。由于审问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戈贝尔又指定科 林·汤普森给他帮忙。汤普森当时51 岁，是威斯康星州的人，毕业于耶鲁大学， 曾经被中央情报局派往老挝、越南、菲律宾、泰国和柬埔寨工作。当时他已经在中 央情报局苏联部工作了好几年。 除了中央情报局的人以外，通常还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参与审讯。 每天早晨，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人员给艾姆斯和汤普森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 这种清单通常包括很多问题，而他们得逐条地向尤尔钦科提问，所以审问进行 得很慢。 当然谁也没有想到，艾姆斯将尤尔钦科告诉中央情报局的内容一五一十地都向 克格勃作了汇报。这样一来，克格勃等于在中央情报局审问尤尔钦科的据点里开了 一扇窗子或者是装了一个摄象机，对那里发生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艾姆斯坐在尤尔钦科的对面对他进行了1 个多月的审问。尤尔钦科在4 月份的 时候就当上了克格勃对外情报指挥部第一局的副局长；第一局负责对北美的情报工 作，而尤尔钦科直接负责管理驻美国和加拿大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在华 盛顿的安德诺索夫。按理说，他应该知道艾姆斯已经变成了苏联间谍，可是他为什 么没有向中央情报局揭发他呢？ 这一直是艾姆斯案件中最神秘的一个问题，也是尤尔钦科之谜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很多反谍官员都倾向于认为尤尔钦科是一个真正的叛逃 者，但是在3 个月后又改变了主意，在乔治城的一家饭店里甩掉了跟随他的那个年 轻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跑回了苏联大使馆，然后回到苏联。当他走出饭店时，他 的那位“保镖”没有跟出去，他认为自己应该尽地主之仪，先留下来付完帐再走。 事隔多年，当艾姆斯的间谍活动被发现之后，很多情报专家认为尤尔钦科的案 件远比当初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认为尤尔钦科可能是克格勃有意派往美国 的。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哈沃德和皮尔顿的情况，其目的是为了掩护他们更为重要 的一个间谍，也就是瑞克·艾姆斯。联邦调查局的一位资深的反谍官员哈瑞·布冉 顿承认他仍然不明白尤尔钦科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因为艾姆斯提供的情报极端重要，克格勃不敢轻易 相信他，便派尤尔钦科前来试探他，看他是否会将审问尤尔钦科的情况如实地向克 格勃汇报。当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以后，便命令尤尔钦科回国。 当然，事情可能没有这样复杂。尤尔钦科没有揭发艾姆斯可能只是因为他确实 不知道艾姆斯是苏联间谍。联邦调查局反谍机构的前负责人爱德华·奥马里认为， 对于艾姆斯这样重要的间谍，克格勃势必极其严格地保密，真正知道他的身份的人 为数极少。 另外一位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尤尔钦 科当时被委派负责克格勃北美部加拿大方面的情报工作，而不是美国方面的情报工 作。由于克格勃不同的部门之间是严格地相互隔离的，因此他不可能知道克格勃在 美国的活动。” 此外，尤尔钦科是在4 月份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到他叛逃的时候，他在这个 位置上也不过只待了3 个多月的时间。当他进入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时，中央情报 局罗马分站自然会建议他继续留在克格勃里为美国窃取情报，但是遭到他的拒绝。 他说，如果他回到克格勃，他将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与克格勃在北美活动有关的文 件，以便熟悉他的新工作；可是，当他一旦熟悉了他的新工作，克格勃将永远不会 让他离开莫斯科，因为到那时，他已经掌握了大多的秘密。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那 么他根本没来得及熟悉克格勃在北美的活动；另外，即使他有这个时间，他也未必 能够接触到关于艾姆斯的材料。 很多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克格勃从来不曾派出他们的官员作假叛逃，因为这 样做过于冒险：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他有可能不小心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再说，万 一这个官员假戏真做该怎么办呢？那克格勃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如果这一分析 是正确的，如果尤尔钦科的确是假叛逃，那么他就是克格勃派到中央情报局的第一 个假叛逃者。 根据尤尔钦科是克格勃派往美国转移中央情报局视线的想法，可以写出一本扣 人心弦的间谍小说；可是更大的可能是，当尤尔钦科听说当初在美国负责对他进行 审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竟然是一个苏联间谍时，一定会惊奇得目瞪口呆。 尤尔钦科决定冒险返回苏联。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没有被苏联政府处决，而 且克格勃还允许他继续为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工作，尽管职位大为降低。他于1993 年春天退休。事实上，这些年来还有其他一些曾经叛逃到西方的苏联人后来又回到 苏联，不过媒体很少报导罢了。尤尔钦科是返回苏联的叛逃者中最为有名的一个， 但他也并非是第一个或者唯一的一个。 在尤尔钦科返回苏联之前，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在他被调到克 格勃的北美部之前，他曾在克格勃的K 指挥部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在该指挥部 的第五处当了将近5 年的处长，负责清除隐藏在克格勃里的内奸。 就是在这期间，他得知了有关“罗伯特”，也就是爱德华·哈沃德的情况。在 1984 年9 月哈沃德在维也纳会见了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以后，尤尔钦科曾经看到过 一份哈沃德的供词。在这份材料中，哈沃德揭发了3 个克格勃的内奸：第一个是一 名在匈牙利的克格勃上校，后来克格勃发现那人实际上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 校；第二个是一个伪装成海员的克格勃军官；第三个是伪装成塔斯社驻旧金山记者 的一名克格勃官员。克格勃很容易地就发现了这几个人是谁。其中这个记者就是我 们在上一章所提到的鲍里斯·尤金。 在哈沃德揭发他之前，由于把间谍照相机遗失在苏联驻旧金山的领事馆内，他 已经受到克格勃的怀疑。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发生的一连串的背叛和出卖：哈沃德出卖了尤金，揭发他 是克格勃的叛徒；尤尔钦科又出卖了哈沃德，告诉中央情报局哈沃德已经出卖了尤 金；而现在艾姆斯又向克格勃报告了尤尔钦科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就象 两个面对面放着的镜子，你可以从中看到一连串的反射和再反射。连热衷于进行除 奸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反谍中心的第一任主管詹姆斯·安格尔顿都承认他已经在无数 镜子的反射中迷失了方向。 这样一来，克格勃先后从哈沃德和艾姆斯这两条线索得知尤金已经背叛了克格 勃；而且他们也知道，中央情报局已经知道克格勃发现了尤金的间谍活动。时间一 到，克格勃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艾姆斯审问尤尔钦科的过程中，他曾经又一次地违反中央情报局的纪律，把 罗萨莉奥带到他审问尤尔钦科的据点去。戈贝尔对此感到不快，但是也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艾姆斯和尤尔钦科会见了20 多次，有时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他们在一 起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后来艾姆斯一直否认尤尔钦科知道他的身份，而 他也不曾告诉尤尔钦科他自己的秘密。 在这一年的劳动节过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反谍部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该部 的负责人诺德·卡尔森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7 年以后退休了；瑞克·艾姆斯也 获得了新的任命。 1984 年，在艾姆斯开始为苏联做间谍之前，他曾经向上级申请过中央情报局 罗马分站苏联部主管的职位。当时这个位置正好出缺。诺德·卡尔森建议艾姆斯去 申请这个位置。1985 年9 月，他得到了这个任命。 在正常的情况下，艾姆斯会因此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海外工 作，是他在中央情报局内获得提升的一个重要的阶梯；但是，如今这项任命却令他 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离开他现在的职位就会失去许多接触重要机密的机会，但是 如果他推掉这份他已经申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差，就会引起怀疑。克格勃也并没 有建议他设法留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到现在为止，艾姆斯已经向他们提供了很多人 的名字以及其他的重要情报。由于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有资格处理与艾姆斯有关的情 报，这些材料已经足够他们忙好一阵子的了。虽然艾姆斯离开中央情报局总部以后 会影响到他搜集情报的效率；但是却会给他们与艾姆斯的联系带来许多方便，因为 在罗马没有联邦调查局无时不在的严密监视。 9 月份，艾姆斯前往语言学校学习意大利语，为罗马之行作准备。尤尔钦科的 事情由科林·汤普森等人接手处理。对艾姆斯而言，尤尔钦科事件就这样有惊无险 地过去了。岂只无险，反而有益：在尤尔钦科揭发了哈沃德的事情之后，中央情报 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哈沃德的身上，没有人会来找艾姆斯的麻烦。 第十六章 该是鸟枪换炮的时候了 1986 年的春天很快就来临了。春天是华盛顿最美丽的季节。首先开花的是连 翘，金色的花朵遍布山坡，接着便是黄色的水仙，粉红的樱花和山茱萸花，然后橡 树和枫树上长出了嫩绿的新叶，宣告冬天终于过去。 但是，艾姆斯却并没有什么心情去欣赏这大好的春光。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各 方面的情况都很顺利：克格勃的钱滚滚而来，超出了他过去只能梦想的数量；罗马 这个繁华、兴奋的城市正在等待着他，而且他还将和他的新娘罗萨莉奥同行。3 年 前在墨西哥时，他在中央情报局里的前途曾经显得暗淡无光，而今却呈现出一片欣 欣向荣的气象。 但是，生活中仍然有一些令他感到害怕的问题：从1985 年秋天到1986年年初， 中央情报局有20 多个在苏联的情报来源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其速 度之快令他们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显然，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的活动出了大问题。虽然艾姆斯当时是在语言学校 学习，但是他仍然是苏联部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些情况。艾姆斯大为惊恐，因为克 格勃以这样快的速度将他提交的名单上的间谍一一剪除，是艾姆斯所完全未曾料到 的，也是不符合反谍工作的常规的。克格勃的这种做法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艾姆斯原先以为克格勃会依照惯例谨慎行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地逮捕 名单上的这些间谍，用以掩护他们的情报来源，使中央情报局认为他们的损失是因 为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例如苏联间谍本身的疏忽大意；通讯中的泄露；或者纯 粹是运气不好，等等。 但是，克格勃却采取了一锅端的做法。艾姆斯后来说：“好像克里姆林宫里所 有的霓虹灯、探照灯一下子全都打开了……，灯光穿过大西洋，好像要告诉中央情 报局‘你们里面藏着一个内奸！’” 此外，因为他已经不再是对苏反谍分支的负责人，他也无法知道在克格勃内部 是否有人，比方说美国新招募的间谍，正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与他的活动有关的线 索。艾姆斯后来说：“如果我仍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我就有充分的机会发现任何 危险的迹象。可是，到语言学校去了以后，我就完全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让他感到害怕：5 月2 日又是他接受例行的测谎试验的 日子。测谎器根本就不是一个很精确的仪器，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测出谎言。它所能 做的事情是测量被测人的生理变化：呼吸、血压、心跳以及出汗等等。测谎器的原 理是，当人在有意撒谎的时候，他心理上所受到的压力就会引起生理上的变化，而 这种变化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但是这种方法的漏洞很多，很多撒谎的人都可以通 过测谎试验，而讲实话的人却被指责为撒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每5 年要接受 一次测谎检查。在这段时间测谎器的操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就特别沉重，往往无法如 期完成任务。有些运气好的人几十年都没有接受过测谎检查。艾姆斯上一次接受检 查是在1976 年；可是这次他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必须接受测谎检查。 当检查的日子越来越临近的时候，艾姆斯感到越来越紧张。大多数中央情报局 的官员在即将接受检查的时候都会感到紧张。但是艾姆斯如今有了真正的理由感到 紧张：他向克格勃出售情报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他曾经听说克格勃发明了一种对付测谎器的技术。而且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广 泛流传说，某种药物可以影响测谎检查的结果。1981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了一 次实验，结果表明：如果一个人在接受检查前服用400 毫克的氨基甲酸酯镇静剂， 他就有70％的把握在测谎器面前撒谎而不被发现。还有人建议过另外一些“打败测 谎器”的办法，如咬舌头、绷紧脚指、预先做心理训练等，但是效果如何却不太清 楚。 艾姆斯通过邱瓦辛告诉克格勃，他即将接受测谎检查，并请教应该如何对付。 当他接到克格勃的答复后，刚开始时不禁大失所望。他以为克格勃会告诉他一些具 体的方法，如绷脚指、服药之类。可是他得到的是如下的指导： “睡一个好觉，得到充分的休息，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和检查人搞好配合， 并保持良好的关系……，尽可能地保持平静和放松。”当他看到这些建议时，心中 不禁嘀咕：“就这些？” 尽管他感到很失望，可是他知道克格勃虽然并不像中央情报局那样相信测谎器， 但是他们还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测谎器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 他知道没有人比克格勃更希望他能顺利过关，所以他意识到克格勃给他的是认 真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看起来是如此简单，但是很可能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他后 来说：“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克格勃的建议，并努力地按它去做……，结果我顺利 地通过了。”事后他对自己轻易地就过了关感到很惊奇，他感到“极大的放松，一 切忧虑都被这种放松的感觉冲洗干净。” 照说，他本来是不应该通过的。当他被问到是否与外国情报机关有什么私下的 来往以及是否曾经泄密时，他直接了当地回答了问题。可是，当被问到是否有外国 情报机关曾经企图收买过他时，他的回答就有些含糊其辞。他解释说，他是有些担 心在罗马会碰到这一类的事情，操作员又重问了一次，并得出结论说艾姆斯“聪明、 直爽、而且诚实。” 多年之后，当艾姆斯的秘密暴露出来时，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又重新审查 了他当时的测谎检查的记录，结果发现他在回答上述两个关键问题时都在撒谎。可 是，且不说这些马后炮似的“新发现”是否准确，即令准确又于事何补呢？他们无 非是想说明他们对测谎器的依赖是有道理的。 除了测谎检查以外，在艾姆斯动身前往罗马之前，中央情报局又给他进行了一 次血液检查，看是否有酒精中毒的迹象。检查的结果显示，有两项肝功能指数略微 偏高，但是医生认为并没有什么值得着急的地方，也不需要进行复查。 5 月17 日，在艾姆斯通过测谎检查后的两个星期，他的母亲瑞秋到离华盛顿 不远的安那波利斯海军军校参加她的外孙的毕业典礼，然后她顺便探望了艾姆斯和 罗萨莉奥，她住在他们的客房里。星期六晚上，她在睡觉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没有迹象显示她知道或者怀疑他的儿子是一个苏联间谍。 春天的时候，艾姆斯买了他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和文字处理软件，他准备把它 们带到罗马去，以便于通过计算机和克格勃进行联络。 1986 年7 月22 日，瑞克和罗萨莉奥到达罗马。艾姆斯正式走马上任成为中 央情报局罗马分站苏联部的负责人，他的外交掩护是美国大使馆的一秘。 当时美国驻意大利的大使是马克斯维尔·纳普，他曾经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总统 的助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有200 多个美国人和几百个意大利人。中央情报局罗马 分站是所有分站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大使馆的2 楼，当时的站长是艾伦·沃尔夫。 沃尔夫是纽约人，当时58 岁。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学的专业是化学工程。1950 年他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最初他被派往巴基斯坦，后来他的大 部分时间是在中东度过的，主要是在约旦、伊拉克和阿富汗这几个国家度过的。他 头发雪白，肤色红润。像他的朋友克拉瑞基一样，他说话时也喜欢口带脏字；可是 当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他又能收起他那硬汉子的模样，满嘴的莎士比亚和英语诗 歌。此外，他还是一个名酒的鉴赏家，他生性暴躁、好斗，因此和他的许多同事的 关系都处得不好。 因为他曾经在中东待过多年，很多人都在背后叫他“骆驼粪”。 去年8 月份，当尤尔钦科在罗马叛逃时，他是罗马分站的站长。这件事使他脸 上增光不少。这是他在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海外任命，他大部分时间都将罗马分站的 日常工作交给副站长约翰·戈维尔负责处理。戈维尔是一个很刻板的人，素来以唯 命是从著称。 尽管中央情报局总部对沃尔夫说，艾姆斯在总部的工作深受好评，可是这位罗 马分站站长很快就发现，这位新来的官员除了给他增添麻烦以外什么好事都不干。 艾姆斯经常出去吃午饭，一去就是好久，回来后醉醺醺的，什么也干不了。 他的同事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可是，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里，能喝酒是一种 男子气概的象征，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3 个女职员向上级抱怨说，艾姆斯下午经 常不上班，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在罗马时的一个上级后来承认，在1986 年到1988 年期间，“他平均一个星期要喝醉3 次。” 他这样常常喝醉的情形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多次在会见克格勃的官员之 前或者在会见的时候喝的醉醺醺的。有时他回来后向上级汇报时连话都说不清楚。 1987 年7 月4 日，在美国大使纳普住处的花园里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他又喝醉 了，和到会的一位客人大声争吵起来。在他离开招待会以后，醉倒街头。一个意大 利警察把他从水沟里扶起，并把他送进医院。他在酒醒以后根本不记得是怎么到那 里去的。 第二天，沃尔夫在楼道里碰到他，对他说：“你应该小心一点。”艾姆斯露出 一副可怜和抱歉的神情说：“实在是……”，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后来沃尔夫告诉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人员说，他在事后警告艾姆斯，如果 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他将把他送回华盛顿去。艾姆斯酗酒的毛病也影响到他的 家庭生活，他和罗萨莉奥也常为此吵架。 在罗马，艾姆斯开始公开地会见克格勃给他安排的中间人阿列克赛·赫伦柯夫。 赫伦柯夫是苏联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他在罗马起的作用与邱瓦辛在华盛顿起的作用 相同。中央情报局罗马分站知道艾姆斯与赫伦柯夫定期会面。可是，在戈维尔和罗 马分站看来，这很正常：赫伦柯夫不过是艾姆斯企图招募的对象而已。艾姆斯非常 小心地向中央情报局汇报说，发展赫伦柯夫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并非易事。他这样 做是为了防止中央情报局问他赫伦柯夫何时可以开始活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和在华盛顿时一样，艾姆斯还是将秘密文件装在信封里，然后放进购物袋，大 摇大摆地走出美国大使馆，反正谁也不会搜查他。 虽然艾姆斯已经离开了总部，可是他仍然可以查出中央情报局的许多苏联情报 来源的身份，而且他还能得到他们发给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副本。在每周的例会上， 他还能听到关于苏联情报来源的消息以及可能被收买的对象。 中央情报局定期向它在世界各地的分站寄去大批的文件。在罗马他还负责协调 美国军队所进行的双重间谍活动。所以他也不愁没有情报可以提供给克格勃。克格 勃希望了解中央情报局过去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的渗透活动，艾姆斯就给他们提供 了许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的名单。 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罗马，艾姆斯都给了克格勃许多秘密文件的原件。他甚 至懒得复印，因为他通常得到不止一份原本的文件；更何况复印还会引起注意。虽 然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文件是编了号的，而且只发给相关的官员，可是一般的机密文 件却在机关里传来传去，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控制。所以，艾姆斯只要把它们往袋子 里一装，然后走出去就得了。 艾姆斯通常是在傍晚的时候和赫伦柯夫会面。会面时，他将装满文件的购物袋 交给赫伦柯夫，而后者则交给他钱和克格勃的新的指示。 艾姆斯在罗马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克格勃里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麦丘拉耶夫 曾经3 次飞往罗马和他会面。麦丘拉耶夫是克格勃反谍指挥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艾 姆斯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那是1985 年的圣诞节期间，艾姆 斯和罗萨莉奥飞到哥伦比亚去看罗萨莉奥的母亲塞西里亚。在那里，艾姆斯偷偷地 溜进了苏联大使馆，和他的负责官员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在其后的几年中，麦丘 拉耶夫一直是他在克格勃里的负责官员。 艾姆斯和麦丘拉耶夫在罗马的第一次会面是1986 年10 月，在一家咖啡馆里。 会面时，艾姆斯本想问麦丘拉耶夫，克格勃为什么要这样迫不急待地将他提供的名 单上的所有美国间谍一网打尽，使他陷于危险之中。可是没等他开口，麦丘拉耶夫 就向他道歉。艾姆斯回忆说：“一开始，他就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向我表示歉意。 他说：‘你知道，我们本来是不准备这样做的，我们是被迫的。这件事情一直闹到 最高一层的领导人那里，我们争论说这样做对我们的情报工作不利，但是他们否决 了我们的意见……。’我想，那年6 月以及夏天我给他们的大量情报在苏联领导的 最高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所以他们作出了一个必须一网打尽的政治决定……。 我相信麦丘拉耶夫告诉我的是实活……，他还说，这样的事情将不会再次发生。” 如果艾姆斯所说的话是确实的，那就说明当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局否决了克 格勃的意见，置消息来源的安全于不顾，做出了这样一个武断的决定。 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艾姆斯在会面的前一个小时就到达了那家咖啡馆，自己 先喝起酒来。等他和麦丘拉耶夫见面以后，两人又继续喝下去。结果他又喝得糊里 糊涂的，竟然忘记了第二天晚上麦丘拉耶夫还要和他见面，给他一大笔钱。所以， 第二天会见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有露面。几个月以后，当他再次见到麦丘拉耶夫时， 他连忙向他道歉。他说自己是喝酒误事，而且那天晚上他发现自己的尿里有血，担 心有什么感染，等等。麦丘拉耶夫接受他的道歉，并说他不在意，跟中央情报局的 官员们的反应差不多。 当麦丘拉耶夫到罗马来的时候，通常都是赫伦柯夫开车到一个约定的地方去接 艾姆斯。一路上，艾姆斯会“猫”在车里，把一顶球帽压得低低的，遮住自己的脸。 到了苏联大使位于罗马西区的住处之后，车一直开进使馆宿舍区的铁门。在苏联大 使住处的阁楼上有一个经过克格勃仔细清除了窃听器的房间，在那里艾姆斯和麦丘 拉耶夫会见两到三个小时，在一起开怀畅饮伏特加。艾姆斯说：“我尊敬并且信任 他。在一起喝酒也是做生意的一种方式。” 在艾姆斯和麦丘拉耶夫以及赫伦柯夫见面的时候，每次都会得到2 万到5 万美 元的现金。有一次赫伦柯夫给了他一盒古巴雪茄和一叠钞票。他告诉赫伦柯夫那雪 前的质量不怎么样，可是对那些钱他却没有什么怨言。 有了这许多钱以后该怎么处理呢？9 月份，艾姆斯在瑞士苏黎世的信贷银行开 了两个户头。一个是在他自己的名下，另一个是在他岳母的名下。这些可不是小户 头：在罗马期间，他在这两个户头中存了将近100 万美元，后来总共达到180 多万 美元。他在瑞士存钱是因为他相信瑞士的银行法会为他严格保密。为了不引人注目， 他从来不用电汇的方式存钱。他带着巨额现金，亲自飞往苏黎世几次。他最多的一 次是存入了30 万美元的现金。 有了这样多的钱，艾姆斯两口子就大手大脚地花了起来。他们到瑞士、英国和 德国去旅游，买高级服装，每个月光电话费就是5000 多美元。 在艾姆斯和罗萨莉奥结婚前的几个月里，艾姆斯还一个劲地抱怨说自己快要破 产了；可是突然之间，他们有钱在欧州大陆飞来飞去，在瑞士银行中有大笔存款， 能够出入高级商店，总是在罗马最好的饭馆里吃饭。罗萨莉奥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 对于他们生活中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她是否会感到至少有点好奇呢？ 艾姆斯当然不会告诉她说这笔钱是从她的娘家来的，因为她知道这不是事实。 不管其他的人怎么想，她娘家方面在政界是有不少关系，而且备受尊敬，但是他们 并不富裕。罗萨莉奥还知道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机要部门工作，而且他经常和俄 国人搞在一起。尽管如此，他们后来坚持说罗萨莉臭从来没有起过疑心。为了解释 他们突然好转的财运，艾姆斯说他向罗萨莉奥编造了一套谎话。 他说他有一个名叫罗伯特的大学时候的好朋友住在芝加哥。他曾经帮过罗伯特 的大忙：替他的女朋友安排流产的事情。因此，罗伯特对他十分感激。 他说他的第一笔5 万美元的钱就是向罗伯特借的。 但是，那一笔钱在他们到罗马之前就已经花完了。为了圆谎，他又告诉罗萨莉 奥说，罗伯特和他的生意上的合伙人对在欧洲投资很感兴趣，所以委托他在意大利 时顺便照顾他们在欧洲的投资事业，他们付给他佣金作为报酬。他对罗萨莉奥说他 因此赚了不少钱，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而且会越来越富有。他们开始购 买昂贵的衣服和用品，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手头宽裕。于此同时，他让罗萨莉奥出身 于哥伦比亚一个富裕家族的流言在他的中央情报局的同事中广泛传播。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保安官员注意到艾姆斯的挥霍和酗酒的情况，并向中央 情报局罗马分站的站长作了汇报。但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因为谁都知道罗萨莉奥 的家里非常有钱。 在罗马，艾姆斯向克格勃提供的情报大多，以至于麦丘拉耶夫不得不委婉地建 议他稍微放慢一点速度，要不然克格勃都来不及处理。据艾姆斯后来讲，在一次会 面的时候，他问克格勃是否希望得到某一方面的情报。麦丘拉耶夫出乎意外地说： “我看暂时不需要。你已经给了我们大量的情报。虽然这些情报都很有价值、很有 趣，可是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处理。”他向艾姆斯解释说，克格勃只有很少几个人 处理他的材料，而他在1 年的时间里向克格勃提供了上千份的文件。克格勃必须非 常小心地处理每一份文件，以保证不会暴露情报的来源。这就给那几人造成了极大 的困难，所以他们并不急于得到更多的情报。 1986 年12 月，在艾姆斯在瑞士银行开户后的一个星期，中央情报局局长威 廉·凯西在他的办公室里心脏病发作，他的职务不得不由副局长罗伯特·盖茨代理。 凯西一直未能恢复，1987 年5 月6 日他因患恶性脑瘤而去世。 里根总统提名盖茨继任，但是盖茨和凯西一样，也深陷伊朗——尼加拉瓜丑闻， 被迫退出。于是里根又提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他于5 月26 日上任。 1987 年年初，有报导说，克格勃收买了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担任警卫的海 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有可能曾经进入大使馆的密码室。但是调查人员后来发现问题 并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的“海军陆战队间谍丑闻”于1987 年 8 月24 日结案。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上士克雷顿·龙特瑞被证实有罪，因而被 判处30 年的监禁。在他同意协助有关部门分析他所造成的破坏情况之后，他的刑 期被减为15 年。 1 个月以后，艾姆斯用他的计算机给克格勃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克格勃， 中央情报局怀疑他们损失了这么多的情报来源是由于龙特瑞造成的，没有人注意到 他。他在信中还重申了对克格勃的忠诚。他和克格勃讨论了他们计划将在罗马和维 也纳举行的会见，并且告发了更多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苏联人。到现在为止，他和 罗萨莉奥一直用一辆普通的阿尔发·罗密欧牌的汽车，和他们目前的实际收入太不 相称。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瑞克就在苏黎世的银行中存入了16.5 万美元。是该 换辆好车的时候了。 说来也巧得很，就在9 月份，英国驻意大利的副大使吉尔斯·菲茨赫伯特即将 调任英国驻委内瑞拉的大使。他正想卖掉他的那辆银灰色的美洲虎牌汽车。因为在 加拉加斯他将有一辆公车，所以他再不需要那辆美洲虎牌汽车。 他并没有登广告，因为没有必要，在外交官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有辆美 洲虎要卖。吉儿斯是个好出风头的人物，那辆美洲虎和他的爱好正好相称。 当他接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家伙打来电话询问他的汽车时，感到十分高兴。他 回忆说：“他来到我们大使馆，把车开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后对我说他喜欢那辆车， 他打算买下来。就在我离开罗马的前夕，他过来把车开走了。 他给了我一张支票，并且说：‘我早就想要有一辆美洲虎了。’” 1987 年11 月份，当艾姆斯还在罗马的时候，他的小妹妹艾利森死于乳腺癌， 当时她只有41 岁。她在去世之前已经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好长一段时间了。1986 年夏天，瑞克和罗萨莉奥在去罗马之前曾经到医院去看过她。她想和瑞克单独谈谈 话，可是罗萨莉奥却老是不愿意离开，弄得她非常恼火。当她去世以后，瑞克没有 回去参加她的葬礼。后来，他一直不愿谈他为什么没有在她弥留之际赶回去看她并 参加她的葬礼。 1988 年年初，罗萨莉奥告诉瑞克一个令他们兴奋的消息：她怀孕了。尽管他 在罗马的工作乏善可陈，而且得到的评语也平平常常，可是他却得到了在罗马多待 1 年的延期。这样一来，总共他将可以待3 年。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对他不甚喜 欢的情报站站长艾伦·沃尔夫任满离去。 继任沃尔夫职位的是杰克·狄文，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二十的大汉。他曾经负责 过中央情报局反对由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秘密活动。在沃尔夫还未调走之前， 他就来到了罗马。情报站里有流言说，沃尔夫对狄文并无好感。 在一段时间内拒绝让出办公室和住宅，迫使狄文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并且在 旅馆里过夜。 在这段时间，艾姆斯是美国大使馆里唯一的一个每天开着美洲虎牌汽车上班、 下班的职员，这一点当然非常引人注目。当他的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同事在一个聚会 上直接了当地问他，他怎么能负担得起如此阔气的生活时，他说：“我对投资市场 很有研究。”可是，当这位同事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指点时，却发现他对投资的 事情知之甚少。最后他不得不说，他赚了很多钱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对投资有什么特 长，而是因为他有一个能干的朋友管理他的帐户。这个同事对此心怀疑虑，就去向 情报站站长狄文汇报。狄文说：“是呀，他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哥儿们。”无论是在 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总部还是在罗马的分站，没有一个人将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无 法解释的、灾难性的损失和艾姆斯的招摇过市的突然致富联系起来。 11 月11 日，罗萨莉奥生了一个儿子。艾姆斯夫妇给他取名保尔，可是在家 里他们却用西班牙语叫他帕普里托。 1989 年春天，当艾姆斯在罗马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又向克格勃揭发了一个 中央情报局情报来源的身份。那人是保加利亚内务部的一个军官，他曾经和艾姆斯 在罗马见过几次面，并且交给了他很多文件。艾姆斯将他的名字告诉了克格勃，结 果那人便消失了。可是，那人并没有被处决，因为多年之后，他又重新露面。被艾 姆斯揭露的那些美国间谍差不多都被处决或者监禁，不知道他是如何逃脱这种厄运 的。中央情报局的猜测是，因为他是艾姆斯亲自负责联络的美国间谍，逮捕他将会 使艾姆斯遭到怀疑，为了对保加利亚情报机关的一个内奸采取行动而危及艾姆斯这 个主要的情报来源将会是得不偿失，所以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 6 月份，艾姆斯收到了克格勃的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信上说：“亲爱的朋友， 以下是截至1989 年5 月1 日您的财务报告。您总共应得270.5 万美元。 我们已经给了您188.181151 万美元。在您的帐户里还剩下153.507728 万美 元，其中包括25 万美元的债券。” 信中还夹有几张彩色照片，显示的是苏联境内某处的一块沿河的土地。 克格勃向他保证将在这片土地上为他建造一所乡间别墅。照片中有挺拔的树木， 茂密的丛林和宁静的河流。艾姆斯早就梦想在退休后能有驾船游乐的机会。看来克 格勃了解他的心意，所以特意给他选择了一块临河的土地。 在这封信结尾的地方写道：“我想您从这几张照片上可以对这块美丽的河边土 地获得一点印象，这块土地从今以后将永远属于您。这些照片上没有显示这一地区 的房屋。因为我们认为您对您将来的别墅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一定有更好的主意。祝 您好运气。” 从这封信和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克格勃已经提前为他们的大间谍考虑好了退 休以后前往苏联的计划，就象金·菲尔比在1963 年从贝鲁特逃往苏联一样。同时 也可以看出，麦丘拉耶夫和艾姆斯曾经讨论过这种可能性，而且艾姆斯对他未来别 墅的建筑风格也有一定的想法。没有理由认为克格勃是在拿空话欺骗艾姆斯，因为 他们已经付给他几百万美元。和这笔钱比较起来，一块土地和一栋房子在苏联则要 便宜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克格勃还给了他一份长达9 页的任务清单。列出了他们希望艾 姆斯在回到华盛顿以后为他们搜集的情报。他的首要任务将是提供美国情报机关隐 藏在克格勃、苏军情报局、苏联党政机关、军事和科学机构里的美国间谍的名单。 同时，他们也希望艾姆斯提供有关美国双重间谍的情报。 此外，他们还要求艾姆斯留心观察他在中央情报局里的同事，看是否还有其他 的人可以成为克格勃的发展对象。 在这份清单中，克格勃还告诉了他当他回到华盛顿后克格勃付钱给他的方法。 他们制定一个和艾姆斯进行联系的新计划，提供了一系列的密投和放置信号的地点。 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们不知道艾姆斯回到华盛顿以后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是否能和从前一样公开地和苏联人进行接触，用交换塑料袋的方式交换材料。使用 上述传统的联络方式可能对他更为保险。 除此以外，克格勃还建议每年在美国境外和艾姆斯至少见一次面。为此，他们 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设置了一个永久联络处。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双方无法通过 其他的途径取得联系，他们总可以使用这个地方恢复联系。他们约定每年12 月的 第一个星期二和艾姆斯在这个地点见面。针对需要更多面对面接触的可能性，克格 勃又提供了一系列的见面地点，其中包括维也纳这个克格勃最喜欢的城市。 克格勃向艾姆斯保证，他们将把他的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并且提醒他警惕中央 情报局为了抓获内奸而设置的圈套，特别是在计算机上做的手脚。 最后，克格勃向他保证，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剩下的两次会见中，他们将付给他 30 万美元。看来他们是说话算话的，因为艾姆斯6 月底在他的瑞士银行的两个户 头中存进了45 万美元。 在离开罗马之前，艾姆斯想把他的美洲虎卖给他的一个同事，也就是那个曾经 向他请教过投资秘诀的人；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央情报局的雇员来说，那车实在是 太贵了一点。结果他没有卖成，只好另找买主。 1989 年7 月20 日，瑞克、罗萨莉奥带着他们的儿子回到了华盛顿。3 年前 克格勃将他揭发的美国间谍一网打尽时给他造成的恐惧如今早已烟消云散。过去他 们在瀑布教堂区住过的那套公寓显然已经与他们百万富翁的身份不相称了。 艾姆斯决定买一栋大房子。 他还需要一辆豪华轿车。他打算买一辆崭新的美洲虎。 第十七章 我要随心所欲地享受 在艾姆斯一家人回到华盛顿之前，瑞克就已经开始物色住房，他和弗吉尼亚的 一个专门做外交人员房产生意的经济人安娜·哥麦兹取得了联系。她带着艾姆斯夫 妇看了好几栋房子。最后，艾姆斯夫妇看中了位于阿灵顿区北兰多弗的一栋宽敞的 两层楼的房子。那房子有5 个卧室，建好的衣橱和带壁炉的客厅。这栋房子原来的 主人是一个有钱的律师。房价54 万美元。 从艾姆斯夫妇的衣着举止来看，就知道他们有钱。当文姆斯说他愿意用现款一 次付清时，这一点就更清楚了。不管怎么说，不需要分期付款，一口气就买下这么 贵的房子，即使是在华盛顿周围也还是不多见的。 艾姆斯如果和大多数人一样通过贷款的方式买房，就不会激起别人的好奇和疑 心。他为什么要付现款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现钱就现钱，反正是克格勃的钱，他怎 么用也用不完。他从瑞士银行他岳母名下的帐户里把这笔钱转到他在弗吉尼亚银行 的帐户里。为了逃税，他们假装这笔钱是罗萨莉奥的母亲送给他们的礼物。艾姆斯 夫妇从罗马回来后不久，就飞往波哥大。艾姆斯和他的岳母塞西里亚一起到当地的 美国大使馆去。在那里塞西里亚签署了一封信，说明买房子的这笔钱是她给文姆斯 夫妇的一件礼物。 在罗马的时候，艾姆斯每天开着他的那辆银灰色美洲虎上下班，神气得很。回 到华盛顿以后，他又买了一辆崭新的美洲虎牌轿车，花了4.95 万美元。 在艾姆斯夫妇搬进他们的新居后不久，他们在墨西哥时结识的好朋友大卫·萨 姆森去拜访了他们一次。他离开墨西哥以后，被派往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了两 年。 在墨西哥时，艾姆斯的经济情况相当紧张，常常向萨姆森叫苦说快要破产了。 而萨姆森知道罗萨莉奥的家庭也并不富裕。他记得罗萨莉奥那时开一辆很普通的车。 有一次她的车被人偷走了，结果哥伦比亚驻墨西哥的大使吵得整个墨西哥城都听得 见。后来，那辆车又不知道怎么被别人送回来了。 当萨姆森第一次看到艾姆斯家的房子时，感到十分吃惊。他回忆说：“很显然 那是一栋很贵的房子。我问艾姆斯：‘瑞克你是怎么搞到这栋房子的？’他笑着说 ：‘我不但搞到这栋房子，而且是付的现款。房价是54 万；不过，是塞西里亚出 的钱。’” 萨姆森不禁张口结舌。他说：“情报局的保安人员会怎么看这件事啊？” 艾姆斯回答说：“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塞西里亚带着这笔钱到美国驻哥伦比亚 的大使馆，在那里进行了申报。”“你不需要付税？”萨姆森问。 “不需要，”艾姆斯回答说，“只要钱是进到美国来，而且经过申报，那就不 需要上税。” 然后艾姆斯说了一句话让萨姆森久久不能忘怀：“只要我待在华盛顿，我就要 随心所欲地享受。” 萨姆森对艾姆斯的突然致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在和艾姆斯的谈话中，他得知 他们不仅买了这样贵的一栋房子，而且他们在南美洲还有房产，他们打算在退休以 后搬到哥伦比亚去住。 萨姆森说：“他告诉我，塞西里亚有一个朋友在靠近桑塔马尔他的海滨拥有一 片地产。他们给我看了照片。他们说那片地很大；但是最重要的是别让什么俱乐部 或者是旅馆之类的先买去了。他说我是他的好朋友，他很乐意卖一块地给我。” 艾姆斯向萨姆森描述的靠海的这块地，是他在哥伦比亚拥有的3 块地皮中的一 块，位于哥伦比亚北部风景如画的瓜士拉半岛，面向加勒比海。 萨姆森说：“好哇，我还真想买一点哩。”艾姆斯说：“别着急，老朋友，在 我的地皮上总会有你的一份的。”萨姆森认为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会给他一块地 皮，让他盖一所房子。 萨姆森为自己朋友的好运气感到高兴，但是也有些不太理解。他说：“我的第 一个反应是，这可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变化。在我的印象中罗萨莉奥的娘家并不是 有钱人家；可是话又说回来，他父亲当过参议员和省长，而且哥伦比亚的总统图尔 巴伊也认得罗萨莉奥。有一次总统给她打电话时我也正好在她的房间里。每一个搞 政治的人都有可能变得非常有钱，特别是当国家总统是你的朋友的时候更是如此。 说不定他们确实在那里有着一大笔钱呢。” 艾姆斯在墨西哥交的另一个好朋友瑞奇·沙尔曼也有类似的经验。沙尔曼在离 开墨西哥以后曾被派往巴西。回到美国后在亚拉巴马州的马克斯维尔空军基地的军 事学院教书。他曾经在艾姆斯的新居里待过几天。当他看到他们的新家时，眼睛都 睁圆了：好漂亮的房子！门前停着瑞克那辆崭新的美洲虎和罗萨莉奥的本田雅歌； 房子后面的凉台中央有一个很大的热水浴池。 “瑞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实在是太棒了！你是怎么弄来的啊？” 沙尔曼惊奇地问。 艾姆斯回答说，罗萨莉奥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 此外，他还看到其他许多迹象表明艾姆斯夫妇确实有钱。他们正在重新装修厨 房，而且他们每天晚上都请沙尔曼上饭馆。 在中央情报局，同事们都注意到艾姆斯和以前大不一样：他镶了金牙，穿着名 贵的意大利西服和皮鞋。而且他每天都开着他的美洲虎牌汽车上班。 和他比较熟悉的人还知道他家里雇有菲律宾的佣人，他们在美国和菲律宾之间 来往的机票都是由艾姆斯出。他对其他的人撒的谎和在萨姆森以及沙尔曼面前拉的 谎又有所不同。他说，在保尔出世以后，罗萨莉奥的叔叔高兴得不得了，就买了这 栋房子给他们作礼物。 尽管艾姆斯过得十分惬意，可是他回到中央情报局总部之后也碰到了麻烦。这 麻烦主要是来自苏联部的新负责人米尔顿·贝尔登。贝尔登身高一米八几，淡褐色 的头发，戴眼镜。他脚蹬马靴，腰扎一条宽皮带，一副牛息的打扮。由于他在德克 萨斯待过多年，再加上这一身打扮，很多人认为他是德克萨斯的人。其实不然。他 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华盛顿州度过他的幼年时代。当时 他的父亲是曼哈顿工程的一位主管，这项秘密工程的目的是研制原子弹。 贝尔登毕业于耶鲁大学。当中央情报局招募他的时候，他正在德克萨斯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加入中央情报局以后，他曾经在德国、香港、瑞士和非洲等地工作过。 1985 年7 月，他回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在戈贝尔手下当苏联部的副部长。他就是 那时认识艾姆斯的；当时艾姆斯已经为克格勃做了3 个月的间谍。1986 年贝尔登 被派往巴基斯坦去负责反对由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秘密战。结果，由中央情报 局撑腰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取得了胜利，苏联军队在1989 年2 月撤出了阿富汗。 5 个月以后，贝尔登回到中央情报局，取代戈贝尔成为苏联部的部长。 这时，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已经开始动摇。11 月柏林墙被推倒。为了适应新的 形势，贝尔登计划从他手下的人员中调走20 到25 人，其中包括艾姆斯。贝尔登 认为艾姆斯懒惰，因而不喜欢他，想把他赶走。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一次 地留了下来。而且，那年夏天还当上了苏联部对外行动组欧洲分支的负责人。12 月份，在机构改组的时候，他的职位被取消。但他仍然留在苏联部，并成为捷克斯 洛伐克分支的负责人。这对艾姆斯和克格勃来说都是好消息，因为只要他还留在苏 联部，就有机会得到克格勃所需要的情报。 他继续向克格勃提供情报。他使用的方法是到国外去和克格勃的人员会面或者 是在华盛顿地区进行密投。使用信号和密投进行联络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如果艾 姆斯有什么情报要交给克格勃，他就会在某个邮简上用粉笔做个记号，告诉克格勃 到一个预先商量好的地方去取；克格勃也用同样的方法给他传递金钱和指示。 在华盛顿，艾姆斯的活动现在是在伊万·谢苗诺维奇·格诺马科夫的指导下进 行。他于1986 年11 月代替安德诺索夫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的负责人。 他是一个矮个子，秃顶，戴一副很厚的眼镜。他英语讲得很好，但是德语讲得 更好。他曾经在波恩和柏林待过多年。他是克格勃第一指挥部的一员精明强悍的老 将。指挥艾姆斯无疑是他间谍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克格勃的钱仍然源源不绝地向艾姆斯流来，弄得他都不知道该往那里存放。除 了在瑞士苏黎世的帐户之外，他又在瑞士的日内瓦、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和意大利的 罗马的银行里开设了户头。在美国国内，他在八家银行和投资公司里拥有存款。数 以百万计的金钱在他的这些帐号里周转。 虽然艾姆斯在苏联——东欧部捷克分支的工作对于克格勃也很重要，但是和他 当初在对苏核心部门的工作比较起来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艾姆斯在1990 年 请求重新从事对苏方面的机密工作，遭到拒绝后，他又申请担任中央情报局驻莫斯 科分站的副站长，同样遭到拒绝。 但是，也有令克格勃感到欣慰的地方。尽管艾姆斯处于官员中评语最差的10％ 的范围以内，可是他仍是负责审查年轻官员是否应该得到提升的官员之一。这样， 他就可以掌握这些年轻官员们的材料。这些材料为克格勃将来对他们进行追踪和收 买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989 年11 月，就在艾姆斯被分配到捷克分支之前，中央情报局接到了第一 份针对艾姆斯的举报材料。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和艾姆斯很熟的女雇员向上级报告说， 艾姆斯买了一栋很贵的房子，而且生活奢侈的程度和他的收入很不相称；她也知道 艾姆斯掌握那些在苏联被抓获的间谍的情况；而且她还知道罗萨莉奥家里并不富有。 于是，中央情报局派了一个年轻的侦探丹·佩因去调查艾姆斯的经济情况。 在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之后，针对哈沃德案件和中央情报局1985 年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他建立了一个反谍中心来代替原有的反谍机构。 为了加强它的权力，该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负责反谍工作的助理 副局长。韦伯斯特指定噶斯·哈沙维担任这一职务。我们在第三章中曾经提到中央 情报局在1986 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以调查中央情报局在1985 年损兵折将的原 因，这个小组也归入了这个新成立的反谍中心。 1990 年的6 月，艾姆斯飞往维也纳去和克格勃的麦丘拉耶夫会面。他们在罗 马的时候曾经见过3 次面。在艾姆斯回到华盛顿以后，他还没有在美国的土地上和 克格勃的人见过面，因为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这样做过于冒险。在这次 会面时，他们商定10 月份在维也纳再见一次面。可是，因为艾姆斯常常在会面之 前和会面时喝酒太多，醉的糊里糊涂的。结果他把会面的地点记错了：他没有飞往 奥地利的维也纳，却飞到了瑞士的苏黎世，两人没有见到面。 也就是在10 月份，尽管早在一年前中央情报局就接到那个女雇员对艾姆斯的 举报，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艾姆斯被分配到中央情报局的反谍中心。这 要归功于苏联部的部长贝尔登。前面提到，贝尔登早就想把艾姆斯赶出苏联部。这 次他终于如愿以偿。他借口艾姆斯的工作表现不佳，便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捷克分支 的负责人，硬把艾姆斯给挤跑了。艾姆斯只好到别的单位去找工作，还有什么地方 比新成立的反谍中心更合适他呢？ 就这样，艾姆斯这个超级鼹鼠就钻进了中央情报局旨在保护中央情报局不被敌 方渗透的机构，而当时他还是中央情报局调查的对象。不久，噶斯·哈沙维退休了。 1990 年3 月，他的副手泰德·普莱斯接替了他的职务。 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幸运的是艾姆斯并没有被分配到反谍中心的猎鼹小组。他 被分配到分析处的苏联科。令人惊奇的是，普莱斯和分析处的负责人当时都认为艾 姆斯是一个安全隐患；但是，当时分析处需要一个行动部的官员，所以尽管笼罩在 艾姆斯头上的疑云未消，他们还是对他表示了欢迎。就这样，具体工作的需要，又 让有关方面的主管人员做出了有悖常识的决定。 普莱斯当时53 岁，身材矮小，长着浅黄色的头发，喜欢穿一套花呢服装，嘴 里老是叼着一个大烟斗。他是纽约人，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 于1965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是远东事务专家，会说中国话。他在反谍中心主持了 10 个月的工作以后，就活动到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当副部长去了。 1990 年12 月初，根据艾姆斯和克格勃每年12 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在波哥大 会面的约定，艾姆斯飞到哥伦比亚。在那里，他被介绍给另外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尤 里·卡列特金。他们约定几个月后在维也纳会面；可是，艾姆斯再一次地搞错了会 面的地点，结果两人又没有见面。 尽管他有这些问题，克格勃对他的状况还是满意的，他们对他能重新从事反谍 工作甚至感到惊奇。他们认为，第一，这说明艾姆斯并没有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怀疑。 第二，让艾姆斯负责分析克格勃的活动，实在是像派狐狸去守护鸡笼。克格勃可以 固此而得知中央情报局对他们的分析，从而制造假象去误导中央情报局。 此外，艾姆斯在反谍部的工作可以使他得到极其重要的关于美国的双重间谍的 情报。如果中央情报局派出的双重间谍能成功地骗取克格勃的信任，中央情报局就 可以通过这些双重间谍向克格勃提供假情报，从而引导他们犯错误。另外，通过克 格勃向这些双重问谍提出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可以知道克格勃对那些目标感兴趣。 有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反谍中心里工作，克格勃就知道那些被招募的，或者 自己找上门来的间谍实际上是在耍花招。他们可以将这些人拒之门外，或者利用他 们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当中央情报局以为他们已经用假情报骗住了克格勃时， 实际上他们是在欺骗自己。在这场木偶戏中，跳舞的是那些双重间谍，但是牵线人 已经不是中央情报局，而是克格勃。 中央情报局反谍中心的分析处是一个防范得非常严密的单位。门上装有电子密 码锁，屋里摆满了橱柜，存放着中央情报局最为重要的文件。因为这整个屋实际上 就是一个大的保险箱，所以屋里存放文件的橱柜都没有上锁，在里面工作的人可以 很容易地查看文件。 艾姆斯和十几个同事在一起工作，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分析过去的材料，包 括那些失败的行动，希望能找出原因。在这里，艾姆斯可以查出那些过去被中央情 报局或者联邦调查局收买的苏联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回到了苏联，身份至 今仍然没有暴露。艾姆斯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故纸堆里，他还可以从计算机中找到 更新的材料。在墨西哥的时候他对计算机一无所知，到罗马后他学会了使用计算机， 并且下了不少工夫使自己变得非常熟练。 他对磁盘操作系统、文字编辑软件用得得心应手，对数据库的检索也十分内行。 艾姆斯可以进入非常机密的数据库，其中藏有关于美国的双重间谍的详细情况。他 可以随心所欲地查阅电子文件。这样一来，克格勃就好象有了中央情报局数据库的 联网服务，而中央情报局却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秘密用户。在中央情报局的行 动部里，计算机都没有装软盘驱动器，为的是防止有人从计算机里拷贝文件。可是， 在中央情报局的其他很多部门的计算机上都装有软盘驱动器。艾姆斯将他给克格勃 的报告用计算机写好以后，转移到软盘上，然后将软盘用密投的方式交给克格勃。 过一段时间以后，克格勃又会将这些软盘还给他。为了保密起见，他在软盘上都设 置了密码，只有他和克格勃可以阅读磁盘上的文件。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给克 格勃的情报主要还是中央情报局的原版文件。 1990 年12 月，艾姆斯再次飞往波哥大去和克格勃的官员卡列特金会面。 在这次会见中，他又揭发了一名隐藏在克格勃第二指挥部里的美国间谍。克格 勃的第二指挥部负责在苏联境内的反谍工作，其职能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 央情报局并没有披露那个人的下场；但是从被艾姆斯揭露的那些美国间谍的命运来 看，他的下场也肯定好不到那里去。 艾姆斯像一只有九条命的猫一样。他在反谍中心工作了1 年以后，又设法钻回 苏联部并且当上了克格勃工作组的负责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项任命居然是贝 尔登批准的。1 年以前，正是贝尔登花了好大的工夫才将艾姆斯挤出苏联部的。 艾姆斯在新的岗位上无法直接得到中央情报局对苏进行最新活动的情报；但是 他仍然可以接触到苏联部的文件和人事材料。 12 月份，在他担任克格勃工作组负责人后的第三个月，艾姆斯被调到中央情 报局的反毒中心。这是他在1 年多的时间内的第五次工作变动。考虑到艾姆斯的妻 子罗萨莉奥来自世界上可卡因的最主要产地哥伦比亚，以及他们家的难以解释的突 然致富，这项任命显得有些奇怪。 1 年前，威廉·韦伯斯特和他的副手理查德·科尔在中央情报局建立了反谍中 心。但是由于冷战已经接近尾声，中央情报局必须寻找新的方向以证明其存在的必 要性。反对国际贩毒显然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在刚开始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其反毒中心的负责人他们正在对艾姆斯 进行安全审查。由于他曾经在苏联部工作过，他被分配到监督苏联境内贩毒活动的 分支工作。 也就是在这一个月，苏联解体了。这一剧变使艾姆斯十分紧张。他担心克格勃 会随着苏联一起垮台，这样不仅会断了他的财源，而且会危及他的安全。可是，事 实证明他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克格勃的确是分裂成了几块，但是立即被俄罗斯联 邦的不同部门吸收了进去。克格勃的对外情报机构第一指挥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 联邦的外事情报局。除了改了个名字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对于艾姆斯来 说，他从隐藏在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间谍变成了俄国间谍，如此而已。 俄国的外事情报局知道艾姆斯会因为情况的变化而感到担心，便派他的老熟人 去告诉他不必惊慌，一切照旧。 但是，艾姆斯还是担心在苏联解体以后，某些知道他的情况的克格勃的成员会 叛逃到美国，并向中央情报局揭发他的身份。他和负责管理他的俄国官员谈到过他 的忧虑。这些官员告诉他，尽管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是这种可能性也 不是很大。因为负责他的工作的仍然是原班人马，没有任何变化。 在克格勃解体之后，中央情报局内曾广泛流传，从今以后中央情报局将和俄国 的外事情报局进行合作。后来，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罗伯·盖茨和詹姆斯·伍尔 西还到俄国去和外事情报局的负责人进行过会谈。可是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的新主 人合作的想法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的只是一阵冷笑。艾姆斯并不着急，就是外事情 报局派几个人常驻中央情报局，也不会暴露他的身份。 艾姆斯的银行存款也证明他不必担心断绝了财源。1992 年是他为俄国外事情 报局工作的第一年，他从俄国人那里拿到的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1991 年，他在华盛顿地区的3 个银行里存入了9.11 万美元；可是在1992年，他存入了 18.7 万美元。美国的法律规定，每当存取的数目超过1 万美元时，银行必须向财 政部提交一份报告。为了避免引起政府的注意，艾姆斯每次存入的数量都不超过1 万美元。他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犯法行为。在1985年到1993 年期间，艾姆斯和 罗萨莉奥两人花了140 万美元，除了买房子的钱之外，他们的信用卡上用去了45.5 万美元，平均每年5 万美元左右。他们花了将近10 万美元装修房子。罗萨莉奥在 乔治城大学读研究生花去了2.5 万美元。他们付给保尔的保姆一年1.43 万美元。 而当时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年薪是6.9843 万美元。 在艾姆斯从罗马回来以后，他经常和他的老朋友瑞奇·沙尔曼聚在一起吃午饭。 几乎每次都是艾姆斯从中央情报局总部开车到国务院去接沙尔曼，然后开到康涅狄 格克大道的一家名为伊根先生的饭店去吃饭。在吃饭时，艾姆斯总要喝酒。有时他 会神情恍惚几分钟，然后清醒过来。他可以开车送沙尔曼回国务院，然后自己再开 回中央情报局总部。每当这种场合，他都会提醒沙尔曼：“不要告诉罗萨莉奥。” 这种聚会令人感到愉快，就象当年在墨西哥时一样。但是，沙尔曼也不能不注 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当他们到饭店吃饭时，艾姆斯到处乱停车。有一次他竟然把 车停到消防水龙的前面，结果得到一张罚款单，可是他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 艾姆斯的行为使沙尔曼感到纳闷，他觉得很奇怪：艾姆斯对路边的停车记时表 瞧都不瞧一眼，更不用说往里面塞硬币。这对艾姆斯来说，无足轻重，万一被抓住 了，不就是罚几个钱吗？如今对他来说，这几个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十八章 深更半夜偷垃圾的人 1992 年3 月的第3 个星期，春天来到了华盛顿。艾姆斯遛遛哒哒地走过37 街和R 街交界处的一个邮筒时，偷偷摸摸地用粉笔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 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居民区，离乔治城大学只有一个街区。 对其他的过路的人来说，这个记号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看到了，也会认为 是小孩子闹着玩的。可是对于俄国的外事情报局来说，艾姆斯刚刚在这个代号为 “微笑”的地点做了一个暗号，通知他们到一个代号为“小桥”的密投点去取东西。 在他开车到乔治城去做暗号之前，艾姆斯在家里用计算机给俄国外事情报局写 了一封信。他说随信他将投放一些秘密情报，并且希望俄国人能及时地把钱付给他。 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 联合猎鼹小组终于盯上了他。 尽管他靠出卖情报已经得到了几百万美元，可是他还是觉得不够。1 年前，他 在接受测谎检查时，他说他没有任何经济困难，可是现在又过了1 年，他对俄国人 又是另外一套说法。两个月后，他给俄国人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口气使俄国人感到 吃惊： 正如我在3 月份指出的，目前我最需要的是钱。我已经说过好几次，我尽量从 我得到的钱中拿出一大部分用来投资，只用一小部分来应付日常所需。目前我因为 急需用钱，不得不撤回部分投资。这真是一个非常窘迫和令人不快的处境！我不得 不取出了在苏黎世银行的一个定期存款，并且卖掉了一些股票，来填补亏空。因此， 我需要你们在代号为“管道”的密投点给我放一笔钱，数目请尽力而为，因为我需 要10 万美元才够。 如同在3 月份一样，他先在乔治城做了一个暗号，然后把信件放到“小桥”这 个密投地点。 5 月份，艾姆斯这个俄国间谍得到一个机会被邀请到白宫赴宴。这使得俄国情 报人员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在墨西哥时，艾姆斯的外交掩护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政 治官员。那个时候，他结识了国务院的一名年轻的外交官罗曼·坡帕丢克。有一次， 坡帕丢克在他的住处为苏联外交官举行了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艾姆斯也在场协助。 事隔1O 年，坡帕丢克当上了布什内阁的新闻次官，在马尔林·菲茨沃特的手下工 作。同时，他也是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发言人。坡帕丢克是 乌克兰人的后裔，能说乌克兰语。 在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坡帕丢克就成为美国驻乌克兰 首任大使的一个很自然的人选。 在5 月7 日参议院批准了这一任命以后不久，艾姆斯给他在国务院的朋友沙尔 曼打了一个电话，建议在坡帕丢克赴基辅上任之前，大家聚会一次。 沙尔曼也是在墨西哥时与坡帕丢克认识的。坡帕丢克请他的这些朋友到白宫高 级官员的餐厅共进午餐。虽然这只是一次社交活动，可是因为坡帕丢克知道艾姆斯 曾经在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部工作过，认为他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所以还希望他能 对他未来的工作提供一些建议。 在苏联解体以后，因黑海舰队的归属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双边问题没有解决，俄 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在吃午饭的时候，艾姆斯不停地问问题。坡帕 丢克说，在他看来，黑海舰队必须一分为二，而怎么个分法也是个难题。他谈到他 上任后的目标，以及他为扩大大使馆的编制所做的努力。 他认为大使馆的规模太小。同时，他希望能有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支队担任大使 馆的警卫工作。坡帕丢克说话还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毕竟还没有上任。 但是，他说的很多事情对艾姆斯和他的俄国老板来说是很有价值的。通过艾姆 斯，俄国情报机关了解到了美国新任驻乌克兰大使的心态。而坡帕丢克却一直认为 自己是在和两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聊天。 不过，这并不是艾姆斯第一次在白宫吃饭。1991 年6 月，当他的朋友萨姆森 到华盛顿来玩时曾经住在他的家里。萨姆森和坡帕丢克约好了一起吃午饭，并建议 艾姆斯陪他一起去。在吃饭之前，坡帕丢克带着萨姆森和艾姆斯去见菲茨沃特，并 且领着他们在白宫里转了一圈。艾姆斯显得特别高兴。几年之后，当艾姆斯的秘密 已经暴露出来时，萨姆森猜想他当时特别高兴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在白宫见到政府的 高级官员，并且到过白宫里的许多重要的办公室，包括总统处理像古巴导弹危机这 一类紧急事务的办公室，这在俄国情报机关的眼里无疑会加重他的分量。 联邦调查局在他们在苏联大使馆里收买的两个间谍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暴露以 后，为了找出原因，组成了一个代号为“安雷斯”的特别行动小组，由一名叫做梯 姆·卡鲁索的官员负责。就在艾姆斯为他的白宫之行感到洋洋得意之时，联邦调查 局将卡鲁索派到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地区的行动办公室，并且命令他迅速组织起一 班人马，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联合猎鼹小组的报告一出来，就立即采取行 动。联合小组的报告原定于1992 年春天完成；可是显然需要推迟了。在等待这个 报告的同时，卡鲁索和他的一班人马又对过去收到的有关美国情报机关遭到渗透的 线索进行了分析。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说，从70 年代起，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自愿地向 俄国人提供情报。他们给这个案件起了一个代号“死门”。这些年来，这个案件他 拿起来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来，折腾了好久，却始终未能破案。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这个案件真是如芒在背。 当联邦调查局再次拾起这个案件时，艾姆斯还在继续向俄国人提供中央情报局 的秘密情报。1992 年8 月19 日，他又给俄国外事情报局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 他将按照原定的计划于10 月5 日或者6 日在加拉加斯和俄国的情报官员会面。 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艾姆斯和他的俄国老板在付款的方式上发生了一些争执。 由于有些密投点的空间太小，实际上放不下多少钱；再说，密投点也并非绝对安全 ：狗和淘气的小孩们都有可能把藏在里面的东西掏出来。此外，携带大量的现金来 来往往既不方便，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他一直要求俄国的情报机关使用电 汇或其他的银行转帐的方式把钱存到他在瑞士苏黎世的帐户里去。可是，俄国人则 担心通过银行转帐容易被人追踪，所以仍然坚持使用现金。他们经常为此发生争吵。 他在信中说，他希望在加拉加斯能拿到现钱；尽管这种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但 是他确实是很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仍希望俄国情报机关能够使用某种银行转帐的方 式来处理数量较大的金额。在反毒中心9 个月的时间里，艾姆斯对于越来越不容易 得到对俄国人有价值的秘密情报感到烦燥不安。他在信中说：“无法得到秘密文件 使我感到非常烦恼。我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搞到我给你们的这些情报。比过去把电讯 稿直接交给你们的时候事情要费劲得多！ 相信随信投放的文件会对你们有用。” 的确不假，这些文件对俄国人很有价值。它们包括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的活动 计划，中央情报局对俄国情报机关对美国大使馆所进行的技术渗透所作的结论，以 及中央情报局在俄国官员中招募间谍的计划。 最后，艾姆斯提到罗萨莉奥。他说：“我的妻子已经理解了我所做的一切，而 且非常支持。” 但是，在有些间谍活动中，计划有时也赶不上变化。有一夭清早，艾姆斯在代 号为“小山”的地方做了一个暗号，告诉俄国人他将把信件和材料放在代号为“平 地”的密投点。当天下午4 点钟的时候，他按计划做完了这件事情。第二天早晨， 他跑到“小山”那里一看，发现暗号没有被擦掉，这就说明俄国人还没有取走他投 放的东西。他只好赶紧把那些东西取了回来。9 月1 日，他又给俄国外事情报局写 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并且通知他们两天以后，他将把那批材料再次放 回“平地”。 在这封信里，艾姆斯还提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作为中央情报局负责监视在 前苏联黑海地区贩毒活动的官员，此前，中央情报局曾派他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尽 管当时他已经被中央情报局列为怀疑对象。这是艾姆斯案件中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 象，好象中央情报局有意要将一名俄国间谍送回莫斯科去。 如果当时艾姆斯或是俄国外事情报局知道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他进 行调查，他就可以留在俄国，美国的情报机关将对他鞭长莫及，无可奈何。这样的 事情不乏先例。1963 年，隐藏在英国情报机关MI6 里的克格勃间谍菲尔比，就在 MI6 要对他下手之前，由贝鲁特逃往莫斯科。前面提到的爱德华·哈沃德也是在联 邦调查局要对他采取行动之前逃往苏联。他们都在那里享受到相当优厚的待遇，安 度余生。对于艾姆斯来说，这并不是他到俄国或者其他的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去的 唯一的一次出差。 在他的信中，在谈到他的莫斯科之行时，他写道：“你们大概已经从你们（如 今也是我的）在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的同事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情况……。”这 里用的“如今也是我的……同事”几个字非常传神。他说明，艾姆斯如今不仅仅是 为了钱而出卖了美国的秘密，他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和俄国的外 事情报局站到一起了。他认为他已经是俄国情报机关的一员，外事情报局在俄国反 谍机关里的同事也是就他的同事。也就是在9 月份，艾姆斯在一个为外国官员们举 行的聚会上又喝醉了酒。他自言自语地谈起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和人员情况，最后 趴在桌子上不能动了。可是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谁也没有找他的麻烦。 9 月18 日，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规定，艾姆斯向上级报告说他要到波哥大去看 他的岳母。虽然他应该报告他所要进行的所有的国外旅行，但是他显然不愿意，也 不会报告说他将要到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去会见俄国的情报官员。 10 月4 日，艾姆斯到达加拉加斯。他交给俄国情报官员一些秘密文件，得到 了15 万美元的现款。同时，外事情报局给了他1993 年的新的联络计划。 根据这项计划，艾姆斯将在1 月、4 月、7 月和10 月通过密投的方式送交情 报，而他将于3 月、6 月和9 月从密投点得到钱和指示。此外，和过去一样，他将 于11 月和12 月在波哥大和俄国外事情报局的官员会面。 在艾姆斯经由迈阿密回到美国之后，他在弗吉尼亚的银行帐户里存进了8.5 万 美元。当然像过去一样，为了避免银行向财政部报告，他和罗萨莉奥是将这笔钱分 期分批地存进去的。 1993 年1 月，中央情报局的猎鼹人员确信艾姆斯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开 始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他们掌握的情况，并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尽早接过这个案件，因 为他们自己没有权力逮捕间谍。但是，联邦调查局决定要等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 查局的联合猎鼹小组的最后报告完成以后再采取行动。这个报告直到3 月15 日才 完成。据联合小组里的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吉姆·霍特说，他们花了两年时 间才写完这份报告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说： “我们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个人，因为艾姆斯可能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鼹鼠。” 两局联合小组的这份报告估计，在1985——1986 年这段时间里，美国情报机 关共有30 项对苏的行动遭到破坏。这份报告还详细地说明了在这段时间内，克格 勃为了保护他们的情报来源而极力转移美国情报机关视线的种种努力。报告说，联 合小组相当肯定地认为，他们所要找的这个鼹鼠是紧接着爱德华·哈沃德之后出现 的。他在1985 年7 月或更早一些的时间就已经渗透了中央情报局，并且开始向克 格勃提供有关中央情报局在苏联活动的情况。这份报告指出，这个鼹鼠曾经在中央 情报局的苏联——东欧部的反谍机构里工作过。总结这份报告所列举的特征，可以 看出它相当精确地描述了艾姆斯。 可是，这份报告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艾姆斯的名字。在报告的附录中列举了40个 可疑分子的名字，艾姆斯是其中之一。在中央情报局的心目中，艾姆斯是最值得怀 疑的一个。 但是，联邦调查局方面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他们在1993 年初行动得非常 谨慎。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们在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对艾姆斯展开全面调查，以及 请求法院批准对他的电话进行窃听等问题上的意见不能统一。联合小组中的一个联 邦调查局的成员一直认为除了艾姆斯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员涉嫌此案。 据熟悉这一案件的消息来源说，当时联邦调查局还面临一个政治上的难题。联 邦调查局有可能会对相当多的一批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进行调查。但是，如果他们对 噶斯·哈沙维和布尔登·戈贝尔这些对所有遭到破坏的行动知情的官员，或者中央 情报局其他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就会给人以联邦调查局在收拾中央情报局的印象。 当时在联邦调查局情报处工作的帕特里克·瓦特森回忆说，艾姆斯从一开始就 受到怀疑；但是他也并不是唯一受到怀疑的人，“从1991 年开始，他就是最可疑 的两三个人当中的一个。联合小组的成员开会的时候甚至进行过表决，看谁是头号 可疑分子，结果每次都是艾姆斯得票最多。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整理了一个名单， 艾姆斯是名单上的第一名。但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强烈地认为艾姆 斯是头号可疑分子。联邦调查局对此感到有些忧虑，因为案件是发生在中央情报局 内，而中央情报局的人又非常讨厌艾姆斯。他们担心中央情报局的人会由于对艾姆 斯的厌恶而把他放到首要地位。”中央情报局里对猎鼹活动最为积极的是保尔·芮 德蒙得，而他对艾姆斯的敌意是众所周知的。 3 月份，联邦调查局终于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联邦调查局总部将这一案件交 给了他们在大华盛顿地区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当时的领导人是来自阿肯色州小石城 的律师罗伯特·布赖恩特。此人长得膀大腰圆，头发金黄，绰号“大熊”。布赖恩 特又命令具有丰富反谍经验的约翰·路易斯负责这一案件的日常工作。联邦调查局 的华盛顿地区办公室位于远离市区的安娜科斯梯亚河边的布扎尔兹。他们的任务就 是负责监视和调查外国间谍在华盛顿地区的活动。他们的一线工作人员分成大约15 个小组，负责监视俄国的外事情报局、军事情报局和其他的外国情报机关在华盛顿 地区的人员。他们的上级是位于华盛顿市区胡佛大厦的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情报处。 路易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组成了他的调查班子，其中每一个成员事先都必须 通过测谎检查。他之所以这样小心，是因为他担心俄国间谍也有可能渗透了联邦调 查局。他们行动的第一步是仔细阅读与这一案件有关的文件。 3 月中旬过后，联邦调查局终于确定艾姆斯就是他们要进行审查的对象。在这 期间，有一些前苏联和俄国的叛逃者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情报，尽管没有一个人曾经 直接了当地指出艾姆斯就是这个鼹鼠，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5 月初，联邦 调查局终于准备就绪。 路易斯回忆说：“我们是1993 年5 月12 日正式对艾姆斯进行立案审查的。 我们给这一案件起了一个代号叫做‘黑夜搬运工’。”他们起这样一个代号，是因 为艾姆斯和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小组双方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秘密活动的。 两个星期之后，路易斯挑选了特工人员赖斯利·崴塞尔作为调查小组的负责人。 崴塞尔是宾夕法尼亚人，曾在康涅狄格州的纽伦敦的潜艇基地担任过国防顾问和海 军法庭的起诉官。他在1983 年离开海军后加入了联邦调查局。在联邦调查局的9 年时间里，他有7 年是在从事对外反谍活动。 崴塞尔是个瘦高个，褐色的头发，留着八字胡，戴一副牛角框的眼镜，看起来 有点象他的调查对象艾姆斯。他不像人们从电影和电视中看到的那种典型的联邦调 查局的工作人员：神色严峻，寡言少语。他是一个笑脸常开，富有幽默感的人。但 是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他又以敏捷善断著称。他并不害怕公开地显露他的感情。在 他们办案遇到挫折时，尽管通常他并不气馁，但是也可以看出他所感到的深深的失 望。 崴塞尔的小组里有7 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两局联合小组派来的一名指挥，一 名会计，两个负责进行电子侦察的技工，两名负责跟踪的侦探，以及一个收集证据 的专家。 崴塞尔回忆说：“当我们决定对艾姆斯进行审查时，我们并不敢肯定他一定就 是我们所要我的内奸。我们必须找到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说不定他的问题并不 是间谍活动。” 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艾姆斯的办公室和住处进行监视。为此，崴塞尔 请来了联邦调查局特别侦察处的工作人员。这些侦察人员打扮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比如说蓄大胡子的自行车手，抱着食品袋的老太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跑 步的大学生，戴着黄色硬壳帽的修路工人，腆着啤酒肚的卡车司机，在公园里接吻 的情侣，等等。这些人并不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都是民事人员，所得的报酬 比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要低。但是，他们都受过监视、摄影和通讯方面的训练。联邦 调查局之所以挑选这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联邦 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为了监视艾姆斯，联邦调查局分配了大约50 名这样的侦察员 归崴塞尔指挥。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这个调查小组的活动严格保密，连他们隔壁办公室的人都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别人问起时，他们嘻嘻哈哈地说，他们正在拍电视连续剧 《X —文件》，别人也就不再问下去了。 在艾姆斯居住的居民区对他进行监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样的居民区里 常常有社区联防，外来的陌生人很容易惹人注意。所以，崴塞尔吩咐他手下的监视 人员在跟踪艾姆斯的时候，既不要有漏洞，又不能死缠着不放，一旦出现被艾姆斯 发现的可能性时，就应该立即撤离。他们的监视人员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当地居民发 现和报警。但是，特别小组却不能跟当地的警察局打招呼。 联邦调查局要想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对艾姆斯进行监视就更为困难。总地来说， 对中央情报局进行监视就不容易，再加上当时的情况又十分特殊。1993年1 月，一 个名叫米尔·埃马尔·堪西的28 岁的巴基斯坦青年，在早上上班的时候，从排队 等候进入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一长溜汽车前走过，用AK—47步枪向车里的人扫射，打 死两名中央情报局的职工，打伤两名中央情报局的职工和一名中央情报局的承包商。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调查局的没有特殊标记的车辆在中央情报局的周围活动，使得 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惊恐。另外，中央情报局也担心他们自己的警卫人 员会认出联邦调查局的车辆。 因此，联邦调查局只好在离中央情报局总部较远的地方进行监视。 联邦调查局对艾姆斯进行监视的目的很简单：他们希望能看见他密投或与俄国 人接头。但是他们估计艾姆斯不会在美国和俄国人会面。所以他们如果发现艾姆斯 携带文件离开办公室，那他就有可能进行密投。如果他果然进行了密投，联邦调查 局就可以在密投点等候俄国人去取情报，并将取情报的人拘留。但是在他们进行监 视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上述情况发生。 没有看到并不等于没有发生。事实上，艾姆斯在1993 年5 月至1994 年2 月 这9 个月的时间里曾经到密投点去过5 次，到信号点去过3 次。为了不至于惊动艾 姆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和监视人员都和他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俄国外事情报局总是有意将密投点选在偏僻的、草木丛生的地方。如果有外人 在场，艾姆斯很容易地就可以发现。 联邦调查局反谍机构的第二把手帕特里克·瓦特森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多年，他 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在处理间谍案件中，跟踪监视是其中最为精细的任务之一。 要想跟踪艾姆斯到一个会面或者密投的地点而不被他发现，这是极其困难的。特别 是因为艾姆斯是一个职业情报官，曾经受过侦察和反侦察的训练，这就更加使得联 邦调查局不敢轻举妄动。 当联邦调查局对艾姆斯进行监视以后，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向克林 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汇报说，有一个鼹鼠钻进了中央情报局总部， 而且现在已经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安东尼意识到这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 损害，便立即到椭圆办公室去向克林顿作了汇报，引起了总统高度的关切。在这以 后，安东尼每隔一个月向总统汇报一次联邦调查局工作进展的情况。他汇报了他所 了解到的每一个新的情况和细节，但是却从未提起过艾姆斯的名字：因为他自己也 不知道，而且也有意地不向联邦调查局打听，因为他怕自己知道以后，会在不留心 的时侯说漏了嘴。 与此同时，艾姆斯却依然十分自信，认为没有人发现他的间谍活动。在两个月 之前，他曾向俄国外事情报局报告说：“我的一切均好，没有发现异常现象或受到 怀疑。”在这封信中他还谈到由原来的苏联部改成的中欧亚洲部工作人员的士气、 中央情报局的人事变动和预算等方面的问题。他将这封信和若干秘密文件一起密投 给了俄国外事情报局。 6 月11 日，联邦调查局得到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批准，开始对艾姆斯的电话 进行窃听。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无需化装成电讯局的工人，爬上艾姆斯住所附近的电 话杆子；这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电话公司的通讯中心办到。 6 月25 日，经过司法部长的批准，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艾姆斯在反毒中心的办 公室，他们发现了144 份机密文件和10 份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大多都与前苏联或 俄罗斯联邦的反谍活动和军事情报有关，而与艾姆斯从事的反毒工作无关。其中有 一份绝密文件的内容是关于反潜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份文件描述了前苏联和俄国潜 艇用以逃避美国侦察和攻击的方法。这些文件都与艾姆斯的本职工作相去甚远，所 以联邦调查局担心还存在另外一个鼹鼠，向艾姆斯提供了这些文件；或者向俄国外 事情报局报告说有这样一些文件的存在，让外事情报局指示艾姆斯去窃取这些文件。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艾姆斯之所以能得到这些文件，完全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总部防 范很松懈造成的。 对联邦调查局来说，发现这些文件说明了他们没有选错目标。可是，他们仍然 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对艾姆斯进行进一步的监视而不被他发觉。 为了把握艾姆斯的行踪，联邦调查局希望能在他的汽车里装上一个微型的发射 机，不断地发射无线电信号，指示车的位置。但是，如何才能把这样一个发射机装 到艾姆斯的美洲虎汽车里去呢？崴塞尔想出了一个办法。7 月中旬的一天，他在联 邦调查局总部安排了一次会议。联邦调查局刑事处的两名官员邀请艾姆斯和他的上 级大卫·埃德格尔到会讨论黑海地区各国联合控制鸦片种植的问题，这是艾姆斯所 在部门的本职工作。可是，这一次联邦调查局召开这一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艾 姆斯把他的车开到联邦调查局。 执行这一计划的关键是艾姆斯必须开他的美洲虎汽车来。埃德格尔是中央情报 局反毒中心的副主任，当时48 岁，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人，曾经在智利、哥斯达尼 加和巴西工作过。这时他已经获悉艾姆斯是反谍机构的一个审查对象，而且他也在 协助进行调查。他对艾姆斯说：“我的车有毛病，送去修理了，我们只好开你的车 去。”这样，两人就开着艾姆斯的美洲虎汽车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 艾姆斯把车停在在联邦调查局总部院子里的铺有鹅卵石的车道旁边，就乘电梯 上楼开会去了。会场位于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地下车库的楼上。电梯的门刚一关上， 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立即用早就准备好的钥匙，将艾姆斯的车开进了地下车库。 这次会议开了半天，联邦调查局的技工们获得了充分的时间给艾姆斯的车装了一个 免费的零件。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回原处。 就在同一个月，中央情报局反毒中心派艾姆斯到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出差。 他到达了格鲁吉亚的首都梯比利斯。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中央情报局派了一名工 作人员佛瑞狄·伍德鲁夫到格鲁吉亚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伍德鲁夫当时是45 岁，已婚，是3 个孩子的父亲。他曾经在列宁格勒、土耳 其和非州工作过。他被派往格鲁吉亚去帮助训练格鲁吉亚的保安人员，以保 卫该国政府和遭受围困的亲西方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人身安全。 8 月8 日，伍德鲁夫和格鲁吉亚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埃尔达·古谷纳泽开车前往 梯比利斯北面离高加索地区的第二高峰卡兹别克山不远的地方，说是去观光。据合 众社报导，车里还有两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当天夜里，有人向伍德鲁夫的汽车开枪。 结果伍德鲁夫的头部中了一枪，当场死亡。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伍德鲁夫是中央 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可是，当时正在莫斯科和俄国外事情报局负责人会谈的中央情 报局局长伍尔西立即飞往格鲁吉亚，并伴随伍德鲁夫的尸体回到美国。 在艾姆斯的秘密暴露以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调查过伍德鲁夫之死 是否与艾姆斯的梯比利斯之行有关。他们曾猜测艾姆斯有可能向俄国的外事情报局 透露了伍德鲁夫的使命，结果使他成为政治谋杀的目标。几个月之后，美国国务院 公布了一个简单的调查报告。报告说，伍德鲁夫的车经过了一辆因为汽油用尽而停 在路边的汽车。车中一个名叫安佐尔·夏尔美德泽的人示意让他停车，他没有理睬。 那人便向他开了一枪，将他杀死。安佐尔结果被判处15 年的劳役。国务院的发言 人迈克尔·麦克卡瑞说，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一事件“是一偶然的暴力事件，凶手并 没有政治动机。”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上述说明并不属实，可是政府没有公布的情况也同样有趣： 伍德鲁夫和艾姆斯是朋友，彼此相当熟悉，并且曾经有过金钱上的来往。官方的说 明并没有提到当艾姆斯和他的前妻南茜在1976 年被中央情报局派到纽约去的时候， 曾经将他们在莱斯顿高尔夫球岛的住房租给了伍德鲁夫一家。当伍尔西将伍德鲁大 的尸体带回美国后，伍德鲁夫家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赫尔敦为他举行了葬礼。艾姆斯 也出席了葬礼。 也是在8 月份，艾姆斯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到迈阿密海滩去度假。联邦调查局 也尾随而至。 同样是在8 月份，崴塞尔开始收集艾姆斯家里的垃圾以图发现有用的线索。干 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得到司法部长或者法庭的批准，因为居民一旦把垃圾扔到路边让 垃圾车收走，人人都可以将垃圾袋拿走。但是，联邦调查局作这件事的时候必须特 别地小心。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能收走艾姆斯的垃圾而不引起他的注意和怀疑。令联邦调查 局感到特别困难的是，艾姆斯有失眠的毛病，他常常在夜里二三点钟的时候醒来， 往窗外的街道上张望。 崴塞尔制定了一个计划，并且将此计划交给特别侦察处的人员去付诸实行。城 里每个星期三收艾姆斯家里的垃圾。联邦调查局找来了一个带轮子的垃圾桶，跟城 里发给艾姆斯家周围居民的垃圾桶一模一样。他们将这个垃圾桶放在一个货车里， 在深更半夜开到艾姆斯的家门口，两个人跳出车来，将带来的垃圾桶和艾姆斯家的 垃圾桶进行交换。这些人事先都经过训练，整个行动都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无声无息 地完成。然后，他们迅速地将换来的垃圾桶运到附近的一个安全地点进行检查，留 下所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崴塞尔下决心不让这项行动出现任何批漏。他对所有的 细节都再三检查，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艾姆斯和他的邻居们的垃圾桶都是有编号 的。艾姆斯有可能发现他们家的垃圾桶一夜之间突然改变了号码，因而警觉起来。 所以，崴塞尔决定在天亮之前将换来的垃圾桶再换回去。 这样做了几个星期之后，布莱恩特命令崴塞尔停止这项行动，因为他担心会被 艾姆斯发现。崴塞尔实在是不愿意将这项在过去行之有效的活动完全放弃。但是在 他也只能服从命令，暂时停止了这一行动。 9 月9 日清晨，刚过6 点，艾姆斯就出去了。他这样早就离家是很不寻常的。 负责对他进行监视的人员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根本就没有看到他出门。当他们到 达他们的监视岗位时，已经是6 点25 分，他们刚好看见艾姆斯开车回来。 几个星期之前，联邦调查局在艾姆斯家附近隐蔽的地方装了一个摄象机，正对 着他家的门口。所以，虽然监视人员没有亲眼看到他出去，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录象 带发现他是什么时间离开的。 9 月9 日这一天对于监视人员来说真是个倒霉的日子。早上，他们没有发现艾 姆斯出门，下午，当艾姆斯离开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时候，他们又没能够盯上他。在 同一天里，他们两次失去了他的行踪。 当天下午4 点钟，艾姆斯提前离开了中央情报局。他那辆红色的美洲虎汽车一 出大门就飞快地溶进了繁忙的车流。虽然联邦调查局成功地在他的车里装了一个信 号源，可是其功率远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只有当跟踪的汽车离他的车不是太 远的时侯他们才能收到发出的信号。当联邦调查局守在大门口的车企图跟上去的时 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崴塞尔感到极为沮丧，甚至感到绝望。可是，这天夜里他们开始转运了。 晚上，艾姆斯夫妇开着他们那辆红色的美洲虎汽车到儿子保尔的学校去开家长 会时，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盯上了。在回家的时候，他们绕了好长一段路，到了华盛 顿西北的一个住宅区。他们的车开进了一条小街，又倒了出来。然后，他们就开车 回家了。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过车。 可是当联邦调查局分析他们在跟踪过程中偷拍的录象带时，他们发现艾姆斯在 他的车经过位于两条街道交界处的一个邮筒时，曾经侧过身子去观察那个邮筒。联 邦调查局后来知道，这个邮筒是艾姆斯他们的一个代号为“玫瑰”的信号点。那天 下午，艾姆斯一溜烟跑出中央情报局总部以后，去到一个密投点，投放了一批材料。 晚上，他开车去检查“玫瑰”上有没有信号表明俄国的情报人员已经取走了这批材 料。 联邦调查局局长佛瑞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在得知艾姆斯仍然在活动，而且 在一天的时间内两次逃过了对他进行的监视以后，非常生气。崴塞尔为此受到严厉 的训斥。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崴塞尔决定恢复收集艾姆斯家里的垃圾的行动；尽管早 些时候布赖恩特曾经命令他停止这一行动。对于崴塞尔来说，这是一次赌博：如果 这一次仍和上次一样，除了香蕉皮和咖啡渣之外一无所获的话，布赖恩特决不会轻 饶他违抗命令的行为。 崴塞尔决定等到9 月13 日艾姆斯被反毒中心派往安卡拉出差以后再动手。9 月15 日破晓之前，一辆黑色的货车黑着灯悄悄地滑行到了艾姆斯的门口，两个黑 影跳出车外，迅速地换过了垃圾桶，然后继续向前开去。没过多久，联邦调查局获 得了他们在这一案件中头一次重要的突破。他们在垃圾中找到一张撕碎的黄色纸条。 上面写着： 我准备好10 月1 在B 会面。9 月11 到19 我无法看北方。如能10 月1 在 B 见面，请于9 月20 周信号北方落实。管道无信。若不能10 月1 见，9 月27 后信号北方，信管道。 经过联邦调查局的鉴定，纸条上的字是艾姆斯的笔迹。其内容经过翻译之后是 说他已经准备好于10 月1 日在波哥大与俄国外事情报局的人员会面。 在9 月11 日至19 日期间，他将无法检查代号为“北方”的信号点，因为他 将出差土耳其。如果外事情报局同意10 月1 日在波哥大会面，请他们在他从土耳 其回来后的一周里在“北方”放一信号确认一下，但是无需留信。如果外事情报局 要取消10 月1 日在波哥大的约会，则请他们于9 月27 日之后在“北方”放一信 号，并在密投点“管道”里放一封信另作安排。 联邦调查局经过分析和推算以后，断定这是6 天以前，也就是9 月9 日艾姆斯 给俄国人的那封信。他们认为艾姆斯那天一旱就跑出去，是为了在一个信号点做上 记号，告诉俄国人那天下午他将进行密投，让他们及时去取。 联邦调查局认为他们发现的是那封信的初稿，因为他们同时也发现了第二稿的 一小块。那天下午他躲过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后，将这封信和一些情报一起放进了 某一个密投点。现在他们知道了艾姆斯夫妇那天晚上在开完家长会以后跑去检查那 个邮筒究竟是为了什么。 崴塞尔后来回忆说：“他们是去检查艾姆斯大清早做的记号是否已经被擦掉。 我们在邮筒上没有发现任何记号，当时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没有记号也是一种 记号。艾姆斯所希望看到的就是俄国情报人员已经檫掉了他早些时候做的记号。” 当这些特殊的“清洁工”找到了这张纸条之后，立即给崴塞尔家里打了个电话， 那时天还没亮。他也没有心思再睡，起床冲了个澡，刮了胡子，6 点还不到就到了 办公室。当他看到那张纸条时，不禁心花怒放：证据终于找到了。“当找到这张纸 条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间谍，”崴塞尔说，“而且他还在活动。”当 他的上司布赖恩特上班的时候，看见崴塞尔正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等着他，脸上露 出胜利的笑容。 “崴塞尔乐得嘴都合不拢，他那副高兴劲真叫人难以相信。”布赖恩特回忆说。 为了充分享受这份胜利的喜悦，崴塞尔走进了布赖恩特的办公室，对他说： “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把那张纸条递给了布赖恩特。布赖恩特看了以后急 忙问他是从那里弄来的。他如实地告诉了布赖恩特，两个人少不了又有一番讨论： 不管怎么说，布赖恩特曾经命令崴塞尔停止这项活动，这个台阶得让他下得舒服些。 布赖恩特当然也乐意忘掉这件事。他说：“这真可谓是不服从命令的一个杰作。” 为什么像艾姆斯这样一个经过中央情报局严格训练的间谍，会把罪证随便扔在 垃圾桶里呢？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实在是过于粗心大意。可是，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工 作人员，艾姆斯并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在艾姆斯身上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他 是一个是开着美洲虎招摇过市，将草稿扔在垃圾里的肆无忌惮的俄国间谍；另一方 面，他又是一个训练有素、相当谨慎的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之所以会这样粗心， 是因为他从来不认为他会被发现。另外，他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某一天，一个俄国 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或者隐藏在俄国情报机关里的美国间谍要揭露他，不管他自己 如何谨慎小心，也是无济于事的。 有了这一发现，联邦调查局感到有充分的把握可以得到特别监视法庭的许可， 对艾姆斯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在他的家里安装窃听器。约翰·路易斯看到那张纸条时， 又是高兴又是气愤，他说：“这下子这个王八蛋再也跑不了啦！”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早就掌握了他的银行存款的记录，看上去他确实出卖过 情报；但是，他是否仍然在干呢？我心中一直不清楚他是否已经洗手不干了。我知 道我们损失了很多情报来源。当我们拿到这张纸条时，一切疑问都消失了：艾姆斯 是百分之百的有罪，而且他还在继续活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对中央情报局的现时 的渗透。” 第十九章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9 月19 日，艾姆斯从土耳其出差回来后两天，他向航空公司订了机票，准备 月底按原定计划到波哥大去与俄国外事情报局的官员会面。但是，10 天之后，俄 国外事情报局利用暗号通知他取消这次会议。 在艾姆斯告诉罗萨莉奥这一变化时，联邦调查局窃听了他们的电话。 艾：对，事情有了变化……，不去了。 罗：喔……。 艾：是呀……，不去了。 罗：知道了。 艾：我想……，你该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旅行取消了。 罗：你是说你又取到了一些东西？ 艾：是啊。 第二天，艾姆斯取消了他预定的飞机票。10 月3 日，他从代号为“管道” 的密投点里取出了俄国外事情报局留给他的通知，告诉他新的会面时间。通知 是写在从华盛顿时报的广告栏里撕下的一小块纸上： 我们准备11 月1 日在你熟悉的城市会面。2 、7 、8 日亦可。若可行，10月 17 前微笑。祝好。 俄国外事情报局在这个通知中建议将会面的时间挪到11 月1 日、2 日、7 日 或者8 日，地点仍是波哥大。它指示艾姆斯于10 月17 日前在位于37 街和R 街 拐角处的信号点“微笑”上做一记号，以示确认。艾姆斯拿到这份通知后，用电话 告诉了罗萨莉奥，表示“一切正常”。最后，他们还谈到了他们关心的问题：罗： 谈不谈钱的问题？ 艾：当然要谈，等我到了那里再说。 10 月9 日是个星期六，艾姆斯夫妇带着儿子保尔到佛罗里达的潘萨科拉去参 加艾姆斯的外甥帕垂克的婚礼。帕垂克是艾姆斯的妹妹南茜的二儿子，是美国安那 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当时在潘萨科拉接受海上飞行训练。 这对联邦调查局来说是一个大好机会。经法院的批准，他们进入了艾姆斯的住 处进行搜查和安装窃听器。至今为止，联邦调查局已经窃听了他们的电话长达4 个 月之久；但是他们也只能窃听电话，对此他们感到很不满足。 这次，他们在艾姆斯家里的每一个房间里都装上了微型发射机。从此，他们可 以窃听艾姆斯家里的谈话。 艾姆斯的房子没有防盗装置，使得联邦调查局的潜入变得容易得多。虽然他们 始终不愿透露他们是怎样进去的，可是不难想象溜门撬锁一类的事情对于联邦调查 局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联邦调查局在这次搜查中的收获极大。 崴塞尔回忆说：“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资料是从他的计算机的硬盘上取得的。 其中包括了他和俄国情报机关之间来往的信件。这些信件中谈到了许多信号点和密 投点。他甚至保留了一个地址表。” 联邦调查局还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他们在艾姆斯的一件衣服的口袋里硬盘 及他的计算机里找到一个电话号码：俄国情报机关在维也纳驻地的电话号码。由于 他和俄国情报机关的通信中从未提到过“俄国”二字，这个电话号码就清楚地表明 了他和俄国情报机关之间的联系。这个由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小组 拷贝了艾姆斯计算机里硬盘及软盘上的文件。他们小心翼翼没有留下任何潜入的痕 迹，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星期天，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开始分析他们拷贝来的文件，艾姆斯在他的文件 中加的密码都被一一解破。 艾姆斯一家在婚礼结束以后回到了弗吉尼亚。可是艾姆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到 乔治城的那个邮筒上去做记号，表明他将如期到波哥大去和俄国人会面。这种拖延 使罗萨莉奥感到不快。他们两口子有如下一段对话： 艾：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应该早一点走，去做一个暗号。 罗：你要干嘛？ 艾：他们要我做一个暗号确认我一定会去……。 罗：谁呀？ 艾：……（听不清楚）。 罗：你怎么……？你今天下午要出去放东西吗？艾：不需要。做个暗号就行了。 罗：天哪，你今天干嘛不做呢？艾：我是应该去，可是雨实在下得太大了。 罗：可是那不是事先约好了吗……？艾：他们说14 号以前。罗：……（不清）， 明天就是13 号了。 艾：是呀。 罗：唉，我只是不想你把事情搞糟了。 艾：不会的。 罗：你不是只要做个记号吗？ 艾：是呀。甭着急。就是我不做记号，他们也会在那里等的。罗：你有足够的 时间打个来回吗？ 艾：只要15 分钟的时间，路上又没有什么车。 罗：要带保尔去吗？ 艾：……早上6 点……，6 点30 分……。 罗：那么早，没问题。 艾：那就这样定了，我去做记号，然后我就回来。联邦调查局后来公布的这段 对话再现了他们在窃听电话时所经常遇到的一个主题：罗萨莉奥对她丈夫的问谍手 段评价不高，而听起来艾姆斯确实象个蹩脚的间谍。艾姆斯夫妇讨论间谍活动时的 语气，就象讨论谁应该到小卖部去买一小罐牛奶一样轻松。由此可见，当人们没有 意识到他们究竟是在谈什么的时候，即使是最富有戏剧性、最危险的话题，也可能 变得平淡无奇。第二天一大早，艾姆斯出去做了一个记号。10 月25 日，艾姆斯 准备飞往波哥大，罗萨莉奥为她的丈夫回来时将随身携带一大笔现款感到担忧： 罗：我担心你的行李会在路上丢失，这种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了，你知道我 为什么担心。你可不能丢掉了你的箱子。我看你应该用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箱子。 艾：我是打算这样做。 罗：你打算把那一大扎东西放在行李箱里，是吗？ 艾：不，我过去这样做过；不过这次我会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箱子。 罗：你应该更机灵一点。那一扎扎的东西都应该好好包起来。3 天以后，罗萨 莉奥还是在为钱的问题着急。她问艾姆斯：“如果你拿到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处理 它呢？我看还是保存现金比较好，虽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你将得到美元是不是？” “对”，艾姆斯回答说。 第二天，罗萨莉奥又提醒艾姆斯说：“你可别带什么会引起怀疑的东西，让别 人翻你的箱子。” 月底，艾姆斯没有告诉中央情报局就偷偷溜到波哥大去了。他告诉罗萨莉奥如 果有人问起，就说他到安那波利斯去了。但是，艾姆斯不知道当他飞往波哥大时， 联邦调查局的人也跟踪而至。当他溜溜达达地走近一个购物中心时，联邦调查局的 人就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里监视着他。他走到一家保龄球馆的门前，一个俄国情报 官员正在那里等着他。这些都被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记录在案。崴塞尔亲临波哥大 指挥这次行动。当艾姆斯到达波哥大机场的时候，正如罗萨莉奥所担心的：一件行 李丢失了。10 月30 日，艾姆斯与罗萨莉奥有如下一段对话：罗：我感到非常、 非常紧张。 艾：我知道。 罗：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把这个箱子放在心上，好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艾：这个箱子会找到的。 罗：哼……艾：我敢肯定会找到的。 罗：我希望你没有……，你没有什么东西……艾：什么？罗：你没有把什么不 该放的东西……，放在那个箱子里吧？ 艾：没有，亲爱的。 11 月1 日，艾姆斯从波哥大给罗萨莉奥打来电话，告诉他会面的情况： 罗：干嘛，有事吗？ 艾：你好吗？ 罗：不好，亲爱的。有点……，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在我妈妈家里打电话？ 艾：没有。没事，没事。今天晚上会面的时间很短。罗：呵。 艾：我回来后碰到伊利西奥，大家都很高兴（停顿）。罗：你真的见过面了？ 艾：是啊。 罗：你什么时到家的？ 艾：（向屋里的什么人发问）我是什么时间回来的？（向罗萨莉奥）9 点左右。 罗：好吧，亲爱的。瑞克……，你干嘛…… 艾：9 点半吧。 罗：……你干嘛要问我妈你是什么时间回来的呀？别犯傻。我们再次看到，罗 萨莉奥就象一个生气的上级官员，怀疑他手下蹩脚的特工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从 录音带上看来，罗萨莉奥是艾姆斯间谍活动中的一个积极、主动的参加者。“你是 不是把事情搞糟了？”“天哪，你干嘛还没有做暗号？” “用可以随身带的箱子，别带现金”，“最好把现金留在波哥大”，“你真的 准时去见面了吗？”可是，艾姆斯后来解释说，她不过是个担心受怕的妻子，害怕 她的丈夫被抓住罢了。 在其后的谈话中罗萨莉奥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变得缓和一些。罗：我着急的唯一 原因是我担心你会白跑一趟，你知道，要是你没有…… 艾：不，不会的。 罗：你肯定吗？ 艾：当然……。 罗：……明天你打算做些什么？ 艾：我想先去买点东西。下午有会，晚上还要出去。罗：……好吧。一定要小 心，你敢向我保证一切都顺利吗？艾：没问题。 罗：你发誓？ 艾：是的。 罗：你听起来不像是很肯定的样子。你有把握，对吗？艾：当然。 罗：你不会对我撒谎吧，你会吗？ 艾：不会，行了吧？ 罗：好吧。 艾：那就好……，安心睡觉，好吗？ 罗：好吧。明天一定小心，好吗？ 艾：好的。 11 月3 日艾姆斯回到了弗吉尼亚。罗萨莉奥问他下一次大概将在什么时候到 波哥大去。联邦调查局仍然在窃听他们的谈话。艾姆斯说，他下一次大概会去加拉 加斯或者另一个地方。他向罗萨莉奥保证，明年他们将会得到4 次钱，经济情况将 会进一步地改善。他悄悄地对罗萨莉奥说：“他们……手里还有我们的190 万美元。”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逮捕艾姆斯只是时间问题了。在他们对艾姆斯近期的活动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之后，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艾姆斯9 月份去安卡拉出差时，他 带去了他的笔记本型计算机，其中存储了大量的秘密资料和一些计算机游戏。艾姆 斯的领导大卫·埃德格尔和他一起去的，看到他在玩游戏，便向他借过去玩。在这 种情况下他当然无法拒绝。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感到紧张的，因为其中一些 文件中记录有他和苏联以及俄国情报人员的来往的情况。可是，这么长的时间没有 出过任何问题，艾姆斯都有点不在乎了。他若无其事地把计算机递了过去。埃德格 尔虽然没有读那些文件，可是还是注意到艾姆斯的计算机里储存了大量的保密资料。 将这些资料带，出中央情报局是违反规定的。当他们回到中央情报局以后，埃德格 尔向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汇报了他所看到的情况。 11 月份，从波哥大回来以后，艾姆斯设法将他的计算机连上了中央情报局行 动部的信息系统。因为行动部计算机的软盘驱动器都锁起来了，所以无法从那些计 算机里拷贝文件；可是，与之相临的信息部的计算机上的软盘驱动器却没有上锁。 艾姆斯所在的反毒中心也算是信息部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计算机上也装有软盘驱动 器。这样他就有可能通过局部计算机网络进人行动部的信息系统。 艾姆斯对他的新发现感到极为高兴。他从这个信息系统中窃取了三四百个文件， 都是从世界各地传回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电讯。他将这些资料存放在3 张软盘上，准 备用密投的方式交给俄国的外事情报局。 1993 年眼看就要过去了，联邦调查局一直希望能在艾姆斯进行密投，或者从 密投点取出东西的时候，当场将他抓获。可是，他们仍然不敢跟艾姆斯靠得太近， 深怕他发现了对他进行的监视。威塞尔的上级路易斯变得越来越紧张。他说：“有 几件事情实在令人感到不安。我们认为俄国人一定会在圣诞节或者新年期间会见艾 姆斯，给他一大笔钱；可是，他们居然没有见他。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疑虑：他是不是已经觉察到了我们对他进行的调查呢？ 会不会是俄国人告诉他他已经遭到怀疑了呢？俄国人为什么不见他呢？ “我们开始在我们进行监视活动的现场附近发现俄国的情报人员，在那些密投 点的附近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俄国人正在观察我们的行动。我们知道俄国人这 方面的技术相当强。他们不大可能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他们显然知道我们在 那里。我们对艾姆斯住处和中央情报局总部附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他们一定知道 我们在这些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活动频繁；但是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分析出我 们的目标何在。” 在联邦调查局为采取行动逮捕艾姆斯感到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的负责官员们 意识到他们采取行动的最后时限已经迫近。中央情报局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使情况 变得更为紧迫和复杂。 中央情报局曾决定派艾姆斯出差莫斯科。 按照原定的计划，艾姆斯应于1994 年2 月22 日动身前往土耳其的安卡拉， 然后到布加勒斯特。从布加勒斯特他将飞往法兰克福，在那里和他的上司埃德格尔 会合，然后一起前往莫斯科。这将是他第二次去莫斯科。他曾经在1992 年去过一 次。 在莫斯科，艾姆斯将和俄国的情报官员们在俄国外事情报局自己的地盘上商讨 对抗毒品走私的问题，而正是这个俄国的情报组织，在过去将近9 年的时间里付给 了他几百万美元的报酬。后来，中央情报局对这一极不寻常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 们说，这次反毒会议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他们担心取消这次会 议会使艾姆斯发觉自己已经受到怀疑。换一个人去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艾姆斯会 说俄语，又负责监督黑海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出席这次会议。 究竟该怎么办呢？中央情报局举棋不定。在1 个月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将艾 姆斯动身的日期拖延了3 次，1 月份一次，2 月份两次。中央情报局内部争论不休， 可是，行期还能延迟几次呢？ 第三次推迟艾姆斯行期的借口是崴塞尔想出来的。他建议中央情报局对艾姆斯 说，他被选中向总统或者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汇报国际合作反毒工作的进展。 中央情报局很喜欢这个主意，但是他们不想涉及这样高的层次，便改为让艾姆斯向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汇报。 雷克批准了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举行的这个虚假的汇报会。那位被安排听取汇报 的官员事先知道这次会议的真实目的，但是不知道参加会议的几个中央情报局的官 员中哪一个是俄国间谍。不知是哪位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幽默得起来的人给这次汇报 会定的议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俄国外事情报局进行全面合作的可能性。 为了使这次会议看起来跟真的一样，白宫事先送来了详细的问题清单。 在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各方面的专家汇报了在各个不同领域内同俄国人进行合 作的可能性。艾姆斯汇报了与俄国人合作进行反毒活动的可能性。他一点也没有起 疑。 这次虚假的汇报会给了中央情报局一个喘息的机会，可是并没有解决这个根本 问题：让不让艾姆斯到莫斯科去出差？按照原先的安排，艾姆斯将在莫斯科待一个 星期。但是，这一个星期也可能变成一辈子。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上至局长伍尔西， 心里都很清楚，这次如果他们让艾姆斯到莫斯科去，他就很可能一去不回来。 是谁首先决定让艾姆斯去莫斯科的呢？这一问题一直裹在一层官僚主义的浓雾 之中。最初，谁也不愿承担责任去告诉艾姆斯他将出差莫斯科。结果是艾姆斯自告 奋勇表示要去，中央情报局也未加阻拦，并作了相应的安排。 如今，他们是作茧自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 中央情报局后来坚持说，他们并没有真的打算让艾姆斯到莫斯科去。可是，情 况并非如此。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在是否让艾姆斯到莫斯科去的问题上意见分 歧严重。 路易斯后来回忆说：“中央情报局里涉及艾姆斯案件的人众说纷云。有人说应 该让他去；有人说让他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当然也有人主张不让他去。我曾经 参加过处理哈沃德的案件。我一直在想，如果万一艾姆斯觉察到什么异常的地方， 他就很可能一去不回。” 2 月初，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艾姆斯案件的人员开会决定是否让 艾姆斯前往莫斯科。联邦助理法官马克·哈克维尔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的意见仍 不统一。有人说，艾姆斯是反毒中心的官员，理应与会；再说这也不是第一次，过 去有过先例，等等。可是，路易斯寸步不让，坚持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去。中央情 报局的反谍官员瑞得蒙德翘起大姆指，表示完全赞成路易斯的意见。最后，反对的 意见占了上风，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联邦调查局绝不让艾姆斯登上去莫斯科的飞机。他们要先下手将他逮捕。9 年 前，爱德华·李·哈沃德在新墨西哥州逃出了联邦调查局布下的罗网，1 年之后又 在莫斯科露面。这一次，联邦调查局决不打算重蹈覆辙。这样一来，破案的步伐大 大加快。 在白宫，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原来是每周向总统汇报一次关于这一案件的 进展情况，现在改成每天汇报一次。 大约在艾姆斯动身前的一个星期，联邦调查局偷听到他要把他的美洲虎送回罗 森塔尔车行去检修电气部分。这家车行在华盛顿地区经营多年，出售各种汽车。就 在几个月之前，这家车行的8 个雇员因参与为毒贩洗钱的活动而被判有罪。当时，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假装成毒贩，用现金向他们购买昂贵的汽车，从而侦破了他们的 犯罪活动。 就在联邦调查局计划逮捕艾姆斯的前夕，他突然要修理他那辆美洲虎汽车的电 气部分，这就给联邦调查局的计划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车行的技工发现了联邦 调查局装在车里的那个信号源，并且告诉艾姆斯他们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玩意，那他们的计划就可能告吹。在正常的境况下，联邦调查局可以去找罗森塔尔 车行，要求他们合作。可是，他们必须三思而行。 首先，这样做会有泄漏风声的危险；其次，在刚刚查办了这家车行的8 名职工 之后，他们不敢确定这家车行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进行合作。 崴塞尔不想去找罗森塔尔车行。最后他也确实没有去。他决定沉住气进行一次 冒险。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派出了几个便衣人员在车行里等候艾姆斯去取车。 如果车行的人向艾姆斯提到那个奇怪的装置，他们就会立即通知联邦调查局。威塞 尔赢了这场赌博：车行的人根本就没有发现那个信号源。 如今到了戏该收场的时候了。”我们不想看见他离开美国”，路易斯说。 所以他们打算在他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下手。他们原来想在2 月22 日艾姆斯 去机场的途中逮捕他，因为那时候他可能会随身带有准备交给俄国人的秘密文件。 后来他们决定不要把时间定得太接近起飞的时刻，反正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在 任何时刻可以逮捕他。 2 月21 日，星期一，总统日，是联邦政府法定的一个节日。崴塞尔很早就起 来了。几个星期以来他都没有好好睡一觉了，他常常在半夜3 点多钟就醒了，然后 就起床。可是这天早晨他感到信心十足。 因为节日放假，崴塞尔和联邦助理法官哈科维尔必须通过特别安排才能见到当 地的法官巴瑞·泊勒茨。当巴瑞刚一签署逮捕令，崴塞尔立即给联邦调查局在泰森 斯阔勒的指挥部打电话。指挥部又给在中央情报局待命的大卫·埃德勒尔打电话。 在正常的情况下，艾姆斯应该在家里忙着整理行装，不会到办公室去。可是，埃德 勒尔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给他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你明天就要走了，我们刚刚得到一些最新的消息，你最好到办公室来一趟。” 艾姆斯将他那辆红色的美洲虎汽车开出了车道，向右拐上坡，再向右拐驶入了 魁北克街，那是一条单行路。在离他家约一个半街区的地方，他碰到了一个停车标 志。在他前面的车停了下来，可是奇怪得很却不再启动。他旁边的一辆车也停在那 里，准备向左转。往前开的路已经被堵死。艾姆斯不耐烦地等着前面的那辆车挪动。 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后面有两辆闪着红灯的车逼了上来，4 辆车将他的车围 在中间。 9 年来艾姆斯所深感惧怕的时刻，多少次他在恶梦中曾经经历过的时刻终于到 来了。他知道，在这一刹那间，他的生活就永远改变了。 3 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走到他的车前。 艾姆斯这一边的车窗早已摇下，因为他是一边开车一边抽烟。 一个特工举起了他的证件：“联邦调查局。你被捕了。”他抓住艾姆斯的衣服 命令他：“出来。” 艾姆斯惊呆了，坐在方向盘后面一动不动。那名特工又重复了一遍：“出来。” 就象在电影里常常看到的那样，艾姆斯结结巴巴的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 一定是搞错了……。”然后，他慢慢地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动作慢得象是电影里 的慢镜头。那个特工帮了他一把。 艾姆斯手里还拿着一支烟，那个特工上去把烟从他手里夺了过来。 “你因违反美国的间谍法而遭到逮捕”，那特工对他说。这时是早上10点30 分。 7 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将他团团围住。艾姆斯摊开双手，脸上露出一副难以置 信的神情。“间谍？我是间谍？”他问道。“我听见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 他们当然不是。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让艾姆斯面对美洲虎汽车站好，从背后将他的双手拷上。他 被塞进了一辆联邦调查局的车，开往联邦调查局在泰森斯阔勒的指挥部。 威塞尔的车离开地方法院开了不到50 英尺，车里的无线电报话机响了： “嫌疑疑犯已经落网。”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另一帮人马包围了艾姆斯的家。这时，罗萨莉奥正在 楼上的卫生间里化装。他们5 岁的儿子保尔也在家。罗萨莉奥的母亲从哥伦比亚来 作客，正在客房里睡觉。 门铃响了。艾姆斯家里的管家出去开门。罗萨莉奥感到很奇怪，她今天并没有 约什么人。她从窗子里看下去，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怀孕的妇女站在门口。她下楼 走到门口，那两个人请她出来一下。 他们告诉她，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她的丈夫艾姆斯刚刚因从事间谍活动 遭到逮捕。她本人也因同样的罪名遭到逮捕。他们之所以要她出来，是因为他们不 想让她的儿子保尔看到她被逮捕。 他们告诉她可以回去告诉她的母亲，并且取一件大衣。同时，他们要她取下所 有的首饰，把提包留在家里。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女特工陪同她到了楼上。她叫醒了 她的母亲，告诉她瑞克已经由于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她自己也因此被捕。当罗萨莉 奥下楼的时候，保尔在楼道里等她。她抓起了一件驼毛大衣，拥抱并亲吻她的儿子。 “我要和这些人出去一下，别着急，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她对儿子说。 到了门外，她才知道她们的家完全被包围了。到处是联邦调查局的车，前院和 街上到处是手拿步话机的人。她被推进了一辆联邦调查局的车。 在10 分钟路程之外的麦克林，艾姆斯的妹妹南茜家里的电话响了。是她的侄 子保尔，他只说了两个字：“哈罗。”南茜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保尔已经 离去，另一个男人拿起了电话。 “你是谁？”那人问。 “我是保尔的姑姑南茜。你是谁？” “联邦调查局。你哥哥和他的妻子被捕了。你能过来把孩子接过去吗？” 南茜呆住了。但是她还是问了一句：“他们为什么被捕啊？” “阴谋进行间谍活动。” 南茜站在门口动弹不得。 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出现在她的门口。 南茜开车到她哥哥家里去，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后面跟着她。 当南茜开到那里的时候，看见屋子里到处都是人。几个特工拿着保尔的背包从 楼上下来，背包里塞满了保尔的录象带。 南茜想要罗萨莉奥的母亲塞西里亚和她一起回家。她很容易激动，脾气也很急 躁。可是她不愿意离开。她说她要给哥伦比亚驻美国的大使和哥伦比亚总统打电话。保 尔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坐在车里等候。南茜只好先开车送保尔回去。联邦调查局说 他们过一会儿会送塞西里亚过去。他们果然说话算话。 崴塞尔和哈科维尔在开车到艾姆斯家里去的路上接到了第二个报告：“第二号 嫌疑犯已经抓获。” 联邦调查局之所以等到艾姆斯离开家以后再抓他，是为了防止他毁灭证据。艾 姆斯在联邦调查局的车送他到指挥部去的路上，像神经病一样，嘴里不停地念叨：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坐在这辆车里，他也能听到车里的无线电中传来的报告：“房子已经在我们的 控制之下。” 艾姆斯知道他家里藏有各种各样的罪证：文件、计算机磁盘和信件。特别是他 的计算机里存放着9 年来他为俄国人做间谍的许多详情。现在他们抓到了他、罗萨 莉奥和证据。一切都完了。 蜷缩在车里，艾姆斯这个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1 年的老牌特工，这个秘密的 百万富翁，这个在整个冷战期间对莫斯科最有价值的间谍，听到这个消息，口里吐 出了两个字：“真糟。” 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指挥部以后，艾姆斯被带进了一个经过精心布置的房间。房 间里的桌子上摆着喝咖啡的杯子，好像很多人在里面工作过的样子。 墙上挂满了照片：有艾姆斯从事间谍活动时的特写镜头，有艾姆斯的房子，他 用过的密投点，标明他去过的所有地方的地图，等等。联邦调查局要给他一个下马 威，给他造成一个联邦调查局早就掌握了他的一切活动的印象，好让他老老实实地 交代他的问题。 果然，这一着把艾姆斯给镇住了，他看到这些照片以后好象掉了魂一样。 联邦调查局的人让他坐下。他四周看了看，然后垂下了头，再也不愿抬起眼睛。 第二十章 讨价诬价 艾姆斯是在1994 年2 月21 日被逮捕的，那天，联邦调查局在天亮之前就已 经在艾姆斯的住处周围布置好了。在7 点50 分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知道艾姆斯不 会出去放置信号了：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他们知道他必须在早上 8 点以前做好信号；但是因为没有一个信号点在离他家10 分钟的路程之内，所以 这一天算是吹了。而且，他也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因为在10 点30 分，他 已经落到联邦调查局的手中。联邦调查局推迟了24 小时才发布逮捕艾姆斯夫妇的 消息。他们想利用这段时间冒充艾姆斯再欺骗俄国外事情报局一次，以进一步搜集 起诉艾姆斯的证据。 在差5 分钟8 点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乔治城的一个信号点上做了一个 记号。他们希望俄国的情报人员在看到这个信号以后会到一个密投点去取情报。如 果俄国情报人员上钩，他们就可以偷偷摄下这一场景，作为艾姆斯进行间谍活动的 进一步的证据。 但是，因为犯了两个错误，他们的计划没有得逞。第一，他们的信号是做在37 街与R 街交界处的邮筒上，也就是代号为“微笑”的信号点上。但是，俄国外事情 报局和艾姆斯已经改用了另外一个代号为“欢乐”的信号点，那是位于水库路和35 街交界处的一个电闸箱。第二，艾姆斯所做的暗号是垂直的或是水平的直线。垂直 的线代表危险，而水平的线则代表平安。他们认为，只要艾姆斯对他的处境有一点 怀疑，就会给俄国人发出危险的信号，以引起对方的警惕。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微 笑”上做了一个错误的记号。情报工作要求一丝不苟；可是联邦调查局却一下子犯 了两个错误。因此，俄国的情报人员没有上钩。 在白宫，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一直密切地注视着破案情况的进展；但是为 了防止不慎漏风，他一直都避免询问联邦调查局调查对象的名字。现在问题终于有 了答案。他立即向克林顿总统作了汇报，并给他看了联邦调查局给艾姆斯带上手铐 时的照片。 2 月22 日，联邦调查局公布了逮捕艾姆斯和罗萨莉奥的消息。 退休的外交官艾尔文·鲁宾斯坦是艾姆斯的老相识，在墨西哥时他几乎每天都 和艾姆斯一起吃午饭。他和太太在度假回家的半路上听到了这条消息。第一次他只 是听到“阿德瑞奇·艾姆斯”和“间谍活动”几个字，思想上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 只得等45 分钟后再听下一次新闻。当他听清楚了以后，一惊之下，几乎把车开到 路边的沟里去。他说：“天哪，他可从来没有露出一点对政府不忠的迹象！” 瑞奇·沙尔曼是正在国务院上班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有个同事跑来告诉他 说：“快看有线电视网络的新闻，他们在中央情报局里逮到一个大间谍！”沙尔曼 往电视上一看，脸马上拉了下来。他后来说：“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都感到非常 沮丧。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难过。我真不敢相信他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对 瑞克还有一份感情，我过去曾经把他当做一个好朋友。我仍然感到非常吃惊，一个 人可以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失去自我控制而又一点痕迹都不露。” 大卫·萨姆森在家里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一个电话：是沙尔曼的妻子茉蒂打来的。 她说：“瑞克和罗萨莉奥的情况真可怕！”可以听得出来她感到非常震惊。她不停 地说：“真可怕！”萨姆森以为他们发生了车祸。她又说“真可怕！”萨姆森想一 定是一起很严重的车祸。然后她说：“他们是间谍！” 萨姆森一下子就傻了。 约瑟夫·林奇20 多年前在土耳其时是艾姆斯的上司，这时早已退休。当他在 地方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时，并没有把艾姆斯这个名字和他过去的下级联系在一起。 可是，当他看见艾姆斯的照片时，不禁大吃一惊，“喔，天哪！” 罗曼·坡帕丢克在白宫里请艾姆斯吃过两次午饭，并且带领他参观了白宫的西 翼和总统的紧急情况办公室。他的反应又是一个样子。他气愤不己地说：“如果这 个家伙落到我的手里，我非把他的脖子给拧断了不可。” 在艾姆斯被捕的同一天，联邦调查局手持法庭的搜查令，对艾姆斯在中央情报 局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这一次他们查得比去年6 月份的那一次要彻底得多。 反毒中心位于中央情报局总部新楼的地下室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进入了GV06 号房间。这是一个大统间，里面放了许多办公桌和屏风。在房间的尽头处有两个单 独的办公室。靠右边的一个门上挂着一个牌子：瑞克·艾姆斯。 在这个办公室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了几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他们在一 个书架底下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份标题为《安格尔顿是怎么想的》的文件。这说明艾 姆斯对30 年前中央情报局内发生的清查内奸的活动怀有特殊的兴趣。这份文件是 由克利夫兰·格拉姆撰写的。格拉姆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博士，曾在中央情报 局工作多年，并且担任过两任分站站长的职务。从1975 年开始，他花了6 年的时 间研究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的活动，从而成为中央情报局内了解这一段 时期历史的权威。 在艾姆斯的办公室里发现的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安格尔顿在1966 年4 月所 做的一次秘密讲话。当时他带着他最喜欢的苏联叛逃者安那托里·郭里岑到挪威、 海牙、法国和英国作了一次秘密旅行回来，得意洋洋。他没有告诉他的上级他要作 这样一次旅行。他对此行的成果感到极为满意。在这次讲话中，他警告友邦的情报 机关如何提防克格勃的阴谋：他们在郭里岑之后派出了大批假的叛逃者以迷惑西方。 一个荷兰的情报官员对安格尔顿秘密出现在海牙感到怀疑，便告诉中央情报局 驻当地的分站站长说，中央情报局反谍机构的首脑来到了荷兰。中央情报局荷兰分 站立即将这一消息电传给总部。当安格尔顿回到总部时，引起了一阵骚动。 格拉姆对这件事情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他就是那个向总部报告安格尔顿行踪 的分站站长。有趣的是，在处理艾姆斯的案件时，中央情报局猎鼹小组的负责人简 妮·维特佛尔当时就在格拉姆的手下工作。她对安格尔顿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 对荷兰情报机关戳穿了他的秘密而感到高兴。 在同一个柜子里的一个绿色夹子里，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份标题为《夏姆诺克 分析》的绝密文件。艾姆斯很可能是1990 年秋天在中央情报局反谍中心分析处工 作时得到这份文件的。夏姆诺克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给一个自愿为美国情报 机关工作的克格勃官员起的代号。在60 年代，联邦调查局在纽约负责和他联系。 当他回到莫斯科以后，联邦调查局把他的关系转给了中央情报局。安格尔顿立即认 定他是一个假的叛逃者。 在1965 年左右，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部对这一案件进行了研究，并将结果写成 了一个长达两卷的报告。中央情报局认为夏姆诺克提供的情报看起来都是相当不错 的。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就从来没有在西方露过面，也从来不曾和美国情报机关联 络过。美国情报机关对他的命运不得而知。当艾姆斯在反谍中心工作时，他可以看 到许多有关过去的案件的秘密文件。他可以告诉苏联和俄国情报机关在过去曾经为 美国工作过的苏联人的情况，他们可能仍然隐藏在俄国人的情报机关里，有的可能 已经退休但是仍然健在。代号为“礼帽”的波利雅科夫的命运就是如此。夏姆诺克 的命运也可能类似。 上文提到，艾姆斯被捕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人首先将他带到一个墙上贴满照片 的房间，以期对他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当他们看到艾姆斯果然感到恐惧时，就 趁热打铁地将他带进另一个房间进行审问。他神情阴郁地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你 们既然逮捕了我，想必你们有充足的证据。除此以外，他是一言不发。罗萨莉奥被 带到另外一个房间进行审问。一开始，她也是否认，可是不久便承认她的丈夫从俄 国人的手中拿过钱，的确是在为莫斯科做间谍。 在罗萨莉奥开始供认他们夫妻两人从事的间谍活动以后，一个矮小精悍的人悄 悄地溜进了房间，坐在一旁静静地聆听。此人就是联邦政府的助理法官哈科维尔。 当时他是36 岁，聪明能干，精力充沛，迄今为止，已经对3 起间谍案件进行了成 功的起诉。这个犹大移民的后裔，先后从康奈尔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的法学院毕业。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要成为一名检查官，便转到政府部门工作。 在处理艾姆斯的案件时，他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通力合作，努力弄 清案情的每一个细节。现在他已经非常肯定：艾姆斯和罗萨莉奥非坐牢不可。 柏拉图·卡契瑞斯是华盛顿的一位有名的辩护律师。在法庭里能言善辩，行动 敏捷。他的服务费是每小时400 美元。但是这钱也不是白挣的：他已经让许多有钱 的客户免受牢狱之灾。 他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市中心康涅狄克大道一栋大楼的7 楼。2 月22 日早晨， 他正坐在他办公室里的那张抛光的桃花心木的古董写字台前工作，他的女秘书给他 转来了地方法官巴瑞·珀瑞兹打来的电话。巴瑞在电话里说，阿德瑞奇·艾姆斯因 为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他的百万家产都被政府冻结，他自己已经拿不出钱来请辩护 律师。巴瑞问卡契瑞斯是否愿意做政府为艾姆斯指定的辩护律师，报酬是每小时60 美元。 60 美元对400 美元，从经济上来讲这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可是对于律师来 讲，特别是华盛顿的律师来讲，像这一类的大案、要案，又使他们感到难以拒绝。 对于他们来说，钱固然重要，但是并不是那样紧迫：他们有的是钱。而和处理这些 重大案件联系在一起的高知名度则是千金难买的。所以有时人们也可以看到大牌律 师自告奋勇地免费为涉及重大案件的嫌疑犯做辩护律师。尽管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这 样做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正义，可是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想借此提高自己的知名 度；而高知名度自然会转化为金钱。 所以受理这一类的案件，实际上也是一种回报率很高的投资。在水门事件中， 卡契瑞斯曾经做过当时涉案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辩护律师。在后来的伊朗— —尼加拉瓜的丑闻中，他又做过涉案的诺斯中校的女秘书芳·霍尔的辩护律师。她 帮助他的老板销毁了许多证据，并且将一些文件藏在内衣和长筒靴里偷运出政府的 办公室进行藏匿。一时间也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除此之外，当律师的都不愿意得罪法官。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是显而易见的。现 在既然法官琅瑞兹打来电话问他而不是别人，那就说明这位法官是希望他能受理艾 姆斯的案件。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考虑，卡契瑞斯的决定也就不难作出。他回答说：“好吧， 我接受这个案件。” 当天中午，他就到法院索取了检方的控状并且签署了有关文件，正式成为艾姆 斯的辩护律师。傍晚，他和他的当事人艾姆斯见了面。监狱里的管理人员取掉了艾 姆斯的手铐，使他可以和卡契瑞斯握手。艾姆斯对卡契瑞斯做他的辩护律师感到非 常高兴。 与此同时，法官琅瑞兹指定曾经担任过亚力山大地方法官的威廉·库明斯作罗 萨莉奥的辩护律师。 当艾姆斯夫妇被逮捕的消息公布以后，克林顿总统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件”，并且向莫斯科方面提出了抗议。但是，他又指出，这将不会影响美国和俄国 的总体关系，而且他会拒绝国会提出的取消美国对俄国的25亿美元援助的建议。 但是，白宫还是必须对艾姆斯的间谍案件有所反应。在艾姆斯被逮捕的4 天之 后，美国驱逐了俄国外事情报局驻华盛顿的负责人亚力山大·李森科。 作为报复，叶利钦政府驱逐了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分站站长詹姆斯·莫里斯。 从一开始，人们就认为艾姆斯会和政府就合作与量刑的问题达成协议。 中央情报局特别急于知道艾姆斯究竟出卖了哪些美国间谍和破坏了哪些行动， 这样他们才能对遭受的损失做一个精确的估计。 但是，他们不敢肯定艾姆斯是否会跟他们合作，坦白交代这些问题。与此同时， 哈科维尔正在积极准备证人和证据，以便对艾姆斯夫妇进行起诉。 首先，他与司法部国内安全处的负责人约翰·马丁飞往英国，去见一位重要的 证人奥列格·戈尔第耶夫斯基。他是被英国情报机关Ml6 收买的克格勃官员，艾姆 斯曾经将他的名字泄漏给克格勃。后来在英国情报机关的帮助下他才逃脱了性命。 因为戈尔第耶夫斯基曾经在克格勃里工作过多年，他对克格勃所使用的方法、术语 等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在分析艾姆斯的间谍活动时，他可以以专家的身份作证。 在3 月1 日的听证会上，法官珀瑞兹拒绝了艾姆斯夫妇关于交保待传的请求。 艾姆斯夫妇曾经对法官允许罗萨莉奥交保待传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使卡契瑞斯感到 非常失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成功地迫使检方承认联邦调查局从来不曾看到或者 是偷拍到艾姆斯和俄国情报人员会面的情形。 尽管如此，政府方面手里掌握了大量的文字材料方面的证据。卡契瑞斯得到了 一份清单。当他将这份清单拿给艾姆斯看的时候，艾姆斯惊奇地说： “怎么，我把这些都留在那里了？”这些都反映了他当时的疏忽大意和肆无忌 惮。 卡契瑞斯决定采取拖延战术。他要求法院延期开庭，因为辩方需要时间来研究 检方提供的大量证据。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准备答辩和考虑讨价还价 的条件。他和联邦调查局安排好将许多证据带进监狱去，让艾姆斯知道政府方面掌 握了足够的证据。艾姆斯看了以后垂头丧气，联邦调查局从窃听他的住处和在他的 计算机中取得的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令他无法抵赖。 但是，卡契瑞斯认为联邦调查局对艾姆斯的家进行窃听是非法的，辩方可以抓 住这一点做文章。所以他建议艾姆斯在开庭时向法院否认有罪。但是，考虑到政府 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证据，辩方获胜的希望不大，以及艾姆斯希望罗萨莉奥能得 到减刑，以便照顾他们的孩子的想法，他也不反对文姆斯向法庭承认有罪。 即使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大牌律师帮他打官司，艾姆斯也难逃因问谍罪而被判处 终身监禁的命运。如今他唯一能够讨价还价的地方就是罗萨莉奥的刑期。罗萨莉奥 能够早一点释放，保尔就能早一点得到母亲的照顾。 据卡契瑞斯说，艾姆斯和他会面的时候，一直是非常冷静顺从地，从未发过脾 气或者失去控制。但是，当有罗萨莉奥在场的时候，情况就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了。 艾姆斯、罗萨莉奥和他们的两位律师曾经会见过3 次。罗萨莉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 情，艾姆斯也跟着难受起来，特别是提起他们的儿子时，他也会热泪盈眶。 在读完政府方面准备好的证据之后，艾姆斯决定承认有罪，以便和政府方面协 商为罗萨莉奥减少服刑的时间。辩方希望将刑期减为3 年，而检方则认为她应服刑 7 年。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如果艾姆斯同意与中央情报 局和联邦调查局全面合作，罗萨莉奥可以只判5 年的监禁，加上表现良好，她只需 坐大约4 年半的牢便可提前释放。至于艾姆斯自己则会被判处终身监禁，而且不准 假释。艾姆斯夫妇必须同意政府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包括房子、车子、银行存款、 以及将来从有关他们案件的书籍、电影、电视节目中得到的收益。 1994 年4 月28 日是一个晴朗而凉爽的日子。在破晓之前，记者们就开始聚 集在亚力山大联邦法院的门外。到8 点45 分法院对艾姆斯案件正式进行宣判之前， 法院大楼已经被一帮记者和电视台的摄象机、话筒以及电线给包围了。 但是，法官克劳德·希尔顿的法庭只能容纳下27 个人。开庭之前，瑞克和罗 萨莉奥穿着囚服，坐在那里一边喝水一边小声地交谈。罗萨莉奥看起来精疲力竭， 手里握着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她是先站起来接受询问的。她承认犯有间谍罪和逃 税罪。根据协议，法院要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对艾姆斯进行审问以后，视合 作的程度如何再给罗萨莉奥定罪。 艾姆斯站了起来。检查官哈科维尔通知法官联邦大陪审团认定艾姆斯犯有间谍 罪和逃税罪，而且艾姆斯本人已经保证跟政府进行“全面的合作”。 “对第一项指控你是否认罪？”法官问艾姆斯。 “认罪。” “对第二项指控呢？” “认罪。” 检察官哈科维尔在定罪之前指出，法庭的记录显示出，艾姆斯的“罪行造成了 别人的死亡，如同他亲自扣动了板机一样。尊敬的法官先生，当我们在这里谈论情 报来源、渗透、妥协以及情报信息，当我们使用这些间谍活动的术语时来谈论这个 案件时，往往容易忘记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人们的命运。” 然后，他不指名地向法庭讲述了波利雅科夫的遭遇。他说：“在70 年代，一 位俄国将军出于对苏联所作所为的不满，开始主动地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他并 没有索取金钱，他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他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由于艾姆斯 的出卖，“这位将军遭到克格勃的逮捕并且被处决。”他和其他的几个人之所以丧 命，就是“因为艾姆斯认为他在中央情报局里赚的钱太少，而他希望住价值50 万 美元以上的房子，开美洲虎牌的豪华汽车。” 他要求法庭判处艾姆斯终身监禁，不准假释。 然后，艾姆斯作了一个长篇讲话。罗萨莉奥坐在他的背后无声地哭泣。 他说：“我对我给我的妻子和儿子带来的灾难感到无比的悔恨。对我面苏联人 出卖情报的行为感到有罪和羞愧，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我和他们作了类似的选 择，如今也遭受到了类似的苦难。” 艾姆斯是在说，那些被他出卖的俄国人也和他一样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他们所 冒的危险和他所冒的危险是一样的。那些俄国人中有10 个被枪毙了；而艾姆斯自 己也落得个终身监禁。但是这在美国也就是最为严厉的刑罚了，因为根据美国的法 律，在和平时期从事间谍活动不会被判处死刑。 然后，他对法庭对罗萨莉奥的处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坚持说，在长达7 年 半的时间里罗萨莉奥并不知道他是俄国间谍。在最后的1 年半的时间里，她曾经多 次恳求他和俄国人断绝来往。她是在他的欺骗和威胁之下才参与间谍活动的。而且 大部分时间，她仅仅是出于对丈夫的关心，提醒他在与俄国人打交道时要特别小心。 他指责政府方面有意将罗萨莉奥描述成为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中的一个主动的、 出谋划策的角色。为了败坏她在哥伦比亚的名誉，政府方面竟然不惜将她在墨西哥 时与中央情报局签定的秘密协定公之于世。 他说，他为自己因为卑微的动机而背叛政府的信任而感到悔恨和羞愧。 但是他同时认为，美国的利益并没有因为他的活动而受到明显的损害。 他回忆了他为克格勃做间谍的历史。他说，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基于两个方面 的原因。首先，他对“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向右转”感到强烈不满。第二， 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是一个由职业官僚们执行的自圆其说的 耻辱。这些人欺骗了几代政府的决策人和公众，使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存在的必要 性和价值。” 他接着说：“坦白地说，这些年来我们所进行的间谍战对美国的重大的安全利 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他又说了几句，就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 法官希尔顿向前探出了身子，宣布说：“本法庭的判决如下：艾姆斯先生，你 被判处终身监禁。” 根据艾姆斯和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彻底交代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在 他被判刑的第二天，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对他进行第一次审讯。艾姆斯被 警卫押送到联邦调查局在泰森斯阔勒的办公室。美国的反谍人员在那里等待听到事 情的真相。 在审讯室里，参加审讯的人员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坐下。他们是来自联邦调查局 的官员莱斯利·崴塞尔、詹姆斯·米尔本，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迈克·东勒尔和鲁迪· 戈林，代表美国司法部的马克·哈科维尔；从中央情报局只来了一个人：那就是那 位看来象个图书管理员，或者中、小学教师，或者谁家祖母的小老太婆简妮·维特 佛尔。 当这个审讯班子准备就绪以后，艾姆斯带着手铐被押了进来。审讯人员站起身 来，警卫人员会掉了艾姆斯的手铐。 艾姆斯一进屋就认出了维特佛尔。他在苏联部工作时曾经见过她。 猎鼹小组的人员终于和他们猎取的对象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了。 艾姆斯向她点了点头，说： “你好，简妮。” “你好，瑞克，”简妮回答说。好久以来，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艾姆斯弯下身去隔着桌子和审讯小组的每一个人握手，包括维特佛尔。 在轮到哈科维尔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就是此人把他和罗萨莉奥送进了监狱； 但是最终他还是和他握了手。 在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以后，艾姆斯先发表了一篇开场白。他说，他过去曾经 代表中央情报局审问过别人。他希望这次审讯能和他过去主持的审讯一样，具有专 业水平。 审讯人员都表示同意。他们对艾姆斯表现得很有礼貌，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 包括维特佛尔，对他心怀敌意，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厌恶。但是，这种审讯的唯一 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从艾姆斯那里得到情报；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艾姆斯说什么都 行：他希望这帮人仍和过去一样尊敬他，他们表面上照办就是了。等到审讯一完， 他们也就无需到铁门紧锁的监狱里去向他显示他们的礼貌了。 戈林领头对艾姆斯进行审问：“你知道中央情报局里是否还藏有其他的俄国间 谍吗？”“不知道。”“在美国其他的机构里呢？”“不知道。”审讯就这样进行 下去，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在这期间，艾姆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吃了两个三明治。 戈林按照他为克格勃和外事情报局做间谍的时间顺序对他进行审问。当谈到克 格勃在1985 年将他揭发的美国间谍一网打尽，引起他的恐惧时，出现了一个颇有 戏剧性的场面。 他说，在罗马和克格勃的官员会面时，他抱怨克格勃采取的行动会引起中央情 报局的怀疑，从而发动一个清除内奸的运动，危及他的安全。苏联情报人员问他， 事到如今，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能否制造假象，把目标转移到中央情报局其他人 的身上？说到这里，艾姆斯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维特佛尔说：“你一定不爱听这个， 简妮，我告诉了他们你的名字。”参加审讯的人象触了电一样，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阿德瑞奇·艾姆斯将简妮·维特佛尔的名字交给了克格勃，而克格勃 希望在艾姆斯的配合下他们能将内好的罪名转嫁到她的身上。 此外，艾姆斯还说，他知道维特佛尔是中央情报局猎鼹小组的负责人，而且他 很可能将这一情况向克格勃作了汇报。在这一段时间里艾姆斯显然还没有充分体会 到铁窗风味，没有考虑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命运在等待着他。在审讯的时候， 他可以和其他人接触，他觉得他过去的同事们都对他相当尊重，当他在他们面前谈 起他是如何骗过他们，成功地为俄国人做了将近9 年间谍时，他有时甚至会感到洋 洋得意。 可是，这样的日子还有多少呢？当审讯最终结束的时候，当他被送回监狱，铁 门在他背后眶卿一声紧紧关上时，当他孤身一人被囚禁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牢房里 的时候，他又作何感想呢？ 第二十一章 大限来时各自飞 在罗萨莉奥被捕后的几个小时中，联邦调查局就对她进行了审讯。当问到他们 家里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的时候，刚开始她一直坚持说是瑞克在芝加哥的好朋友罗伯 特帮他们赚的。可是后来她实在顶不住联邦调查局的审问，终于讲了实话：那钱是 瑞克向俄国人出卖情报得来的报酬。 这一道防线突破以后，联邦调查局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罗萨莉奥是在什么时 候得知她的丈夫是俄国间谍的。 罗萨莉奥说，在1991 年，有一次她需要一个能放进她的提包的小钱包。 她突然想起瑞克有一个红色的小钱包从来没有用过。她便在抽屉里把它翻了出 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我们将在你的岳母居住的那个城市 的大使馆里见面。”这个神秘的纸条引起了她的警觉。 她要求艾姆斯告诉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约会会跟她的母亲有关，和谁见 面，为什么，等等。艾姆斯闪烁其词，但是罗萨莉奥每天都缠着他不放。这样过了 两个星期，艾姆斯终于决定告诉她事情的真相。他把罗萨莉奥请到威斯康星大道上 一家越南餐馆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告诉罗萨莉奥他在为俄国人做间谍，他们的钱 不是什么罗伯特帮忙赚来的，而是他出卖情报给俄国人得来的报酬。 稍晚，在为罗萨莉奥的刑期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她又改口说，她是1992年而 不是1991 年发现那张纸条的。这样就将她自己介入艾姆斯的间谍活动的时间推迟 了将近1 年。在对艾姆斯进行的审讯中，他讲的情况和罗萨莉奥讲的情况基本一致。 艾姆斯夫妇是否讲了实话，政府方面也无从查证。但是这时政府方面也无心在 这一点上和他们争论。政府方面在窃听时所做的录音足以证明罗萨莉奥参与了她丈 夫的间谍活动。为了换取艾姆斯的充分合作，他们必须对罗萨莉奥从轻量刑。在这 种情况下，再去纠缠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现艾姆斯是俄国问谍的已经没有什么必要。 政府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罗萨莉奥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知道 艾姆斯的间谍活动的；可是人们也不难根据常识来进行一番分析。 首先，罗萨莉奥在墨西哥时就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金钱，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合 作者，所以她对情报工作绝非天真无知；此外，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央情报局的官 员，手里掌握着极有价值的秘密情报。 其次，她是一个博士候选人。她的老师和朋友们都称赞她是一个聪明过人的知 识分子和学者。可是，她却似乎从来没有对瑞克告诉她的关于那位住在芝加哥的朋 友罗伯特的故事产生过疑问。罗伯特是那样生财有道而又慷慨大方，把成千上万， 最后乃至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源源不绝地送进他们的口袋；可是，在他们结婚后的 这些年中，她不但从来没有见过罗伯特，艾姆斯连罗伯特姓什么都没有向她提起过。 她完全不知情是否可能呢？艾姆斯是1985 年春天开始为俄国人做间谍的。5 月17 日他拿到第一笔报酬5 万美元。他后来说，他告诉罗萨莉奥这笔钱是他向罗 伯特借来的。那年夏天，在瑞克和罗萨莉奥结婚之前，罗萨莉奥曾经在芝加哥大学 选修过一门哲学课。7 月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在大学讲演。瑞克和罗萨莉奥的母 亲塞西里亚都到芝加哥大学和她一起听讲演。这本应该是他们会见瑞克的这位慷慨、 仗义的好朋友罗伯特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看来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罗伯特的事 情。而且在这之后的六七年的时间里，艾姆斯一直对罗萨莉奥说，罗伯特帮他投资 并且赚了很多钱；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告诉过罗萨莉奥罗伯特姓什么。在这么长的一 段时间里难道罗萨莉奥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怀疑或者好奇吗？ 就算她对艾姆斯的其他活动一无所知，她至少也应该知道他们的那些钱来得有 些蹊跷：因为他们没有为这些钱上过一分钱的税。在长达8 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 在报税时讲的都是假话：他们仅仅依靠艾姆斯从政府领取的并不丰厚的薪水度日。 再说，为什么他们需要向亲戚朋友讲两个不同版本的谎话呢？他们对朋友们说他们 的财产是罗萨莉奥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但是，他们当然无法在罗萨莉奥家人 面前讲这个谎话。所以，他们必须搬出罗伯特的故事来进行解释。如果这些钱来得 光明正大，那又有什么必要欺骗他们的朋友呢？ 罗萨莉奥说，当她发现那个红色钱包里的那张神秘的纸条上谈到她的母亲时， 她很着急；可是，对于艾姆斯和她的母亲在1989 年到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去签 署假文件，把艾姆斯从苏黎世银行取出的50 多万美元说成是她母亲赠送的礼物， 她又为何毫无异议呢？ 罗萨莉奥和艾姆斯夫妻两人先后谈到了红色钱包和越南饭馆的事情，情节大体 相符。这种说法当然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个故事也很可能 是他们串供的结果。他们要串供实在是太容易了：在他们和检方就合作和量刑的问 题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们至少在一起讨论过3 次，而且事 后他们还可以通过他们的律师传递信件。此外，他们在去法庭受审的路上，不止一 次地坐在一起。艾姆斯是在4 月28 日以后才开始谈到这件事情，比罗萨莉奥晚了 两个多月。也有人怀疑，艾姆斯夫妇在被捕以前就对万一有一天事情暴露了该怎么 说统一了口径。可是艾姆斯的律师卡契瑞斯认为根本不可能。他说，如果他们果然 事先作了准备，他们就应该一口咬定罗萨莉奥对艾姆斯的活动根本就一无所知。再 说，罗萨莉奥是一个感情极容易冲动的人，谈论被捕的可能性会使她歇斯底里大发 作，艾姆斯未必会跟她提起这个话题。 事情当然也可能正如罗萨莉奥所说的，她在1991 年或者1992 年的某个时刻 发现了那个红色的钱包和神秘的纸条，心生疑惑，反复盘问，终于使艾姆斯吐露真 请。但是，即令如此，她也仍然没有回答这个基本的问题：在这以前的六七年的时 间里她对他们生活中发生的种种诡橘现象究竟作何感想？ 看来在这些年的时间里，罗萨莉奥采取的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作法：她并不想知 道事情的真相。 公平地说，罗萨莉奥本人并没有机会得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她也从来没 有和俄国情报人员接触过或是向他们递交过情报；但是她的确曾经为她丈夫的间谍 活动出谋划策过。不管她是何时知道艾姆斯的间谍活动的，她并没有义务向当局检 举她的丈夫。，在美国知情不报并不犯法。罗萨莉奥被判有罪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揭 发艾姆斯，也不是因为她挥霍了大量的金钱。而且明明知道那些钱是由俄国情报机 关提供的。美国联邦政府从来不曾立法禁止花费从事间谍活动挣来的钱。即使是在 她已经知道艾姆斯是间谍之后，她大笔大笔地花钱也不构成犯罪，如果这是一种罪 行，那么那些黑手党党徒和银行劫匪的妻子们也都是罪犯了。可是在美国情况并非 如此。 4 月28 日，希尔顿法官将罗萨莉奥的宣判日期推迟到8 月26 日，以便联邦 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审讯，并决定艾姆斯是否履行了 和政府进行充分合作的协议。8 月11 日，艾姆斯被政府方面从亚力山大的拘留所 押送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艾伦伍德的戒备最为森严的监狱。 当宣判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由于政府方面还没有结束对艾姆斯的审讯，希 尔顿法官又将宣判日期延期到9 月23 日。可是，就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头一天，罗 萨莉奥突然决定解雇了她的律师库明斯，另选约翰·休莫作她的律师。休莫也是哥 伦比亚政府聘请的在华盛顿代表该国利益的美国律师。由于这一变化，法官不得不 再一次地将宣判日期推迟到10 月21 日。 休莫不愧是一个公关老手。就在宣判的前夕，他邀请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萨莉· 奎恩和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节目的主持人黛安·索伊尔对罗萨莉奥进行采访， 希望能在采访的过程中将罗萨莉奥描述成为艾姆斯间谍活动的一名受害者，以搏取 公众的同情，使她能被判较轻的刑罚。 奎恩是一名文章高手，文风辛辣，常常令那些社会名流们坐立不安，因此颇有 名气。可是，这一次她的文章却是大不一样。她写了一篇对罗萨莉奥充满了同情的 长文，占了一版多的版面。文章说罗萨莉奥的遭遇令人“同情和心碎”，她的丈夫 用威胁和利诱的方法将她牢牢控制，逼得她走投无路。 她也谈到那个红色钱包和罗伯特的故事。她说，罗萨莉奥从来没有怀疑过钱的 来源问题，因为在美国成千上万的人都有投资。 在文章中，罗萨莉奥抱怨说她和艾姆斯的夫妻生活也不和谐。在保尔出生以后， 艾姆斯几乎变得完全性无能。她拿出了艾姆斯的一封信，在信里艾姆斯列举了自己 的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性无能和酗酒。可是，艾姆斯看起来又不总是性无能， 因为罗萨莉奥说：“我记得曾经多次告诉他不想被他强奸，因为那就是我和他在一 起时的感觉。”总之一句话，罗萨莉奥是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受害者，她的丈夫是一 个性无能的强奸犯。她说，在得知艾姆斯导致了这么多人的死亡之后，她永远也不 想再见到他了。 《黄金时段》的采访跟这也是大同小异。罗萨莉奥说，在她得知艾姆斯是俄国 间谍之后，曾经多次告诉他“必须立即停止。”黛安在采访中也提到了艾姆斯的性 无能和酗酒的问题。然后，镜头一下就转到了波哥大：罗萨莉奥的儿子保尔穿着一 身蝙蝠侠的服装跳进了画面。黛安解释说，孩子是在哥伦比亚受到外婆的照顾。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黛安问罗萨莉奥如今对她的丈夫有何看法。 “我憎恨他，”她说。 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事到如今，除了各自分飞以外， 罗萨莉奥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由于罗萨莉奥面临着4 —5 年的监禁，并且将和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人们很 难责怪她和她的律师想尽办法去争取公众的同情。可是，他们的努力不但没有感动 法官，反而惹恼了检方。 10 月21 日，在法官希尔顿的法庭里，罗萨莉奥站起来谴责她的丈夫是一个 “撤谎大王和骗子”。她说在他们结婚后7 年的时间里，她对于艾姆斯的间谍活动 毫不知情。她说，艾姆斯还恐吓她说，如果他的间谍活动暴露出去，克格勃就会杀 死她和保尔。她说她看到有报导说，俄国外事情报局手里可能还为她和保尔保留着 几百万美元，但是她说：“我决不会接受他们沾满鲜血的金钱。”她说，她为她丈 夫的受害者感到悲哀，“我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哭泣。” 她用颤抖的声音对法官说：“尊敬的法官先生，保尔需要我，孩子是无辜的， 他没有任何过失，请您发发慈悲……，想一想您不但是在对我进行判决，也是在对保 尔进行判决。” 她的律师休莫在为她进行辩护时指出，她是“情节最为恶劣的虐待的受害者”。 检方的代表哈科维尔起立辩驳。 他说，使他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罗萨莉奥极力逃避责任，想把自己洗刷得一 干二净。每过一天她就将自己的责任推脱掉一部分，而且竭力想使法庭和公众相信 她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为此，她只接受对她有利的采访。他说，1992 年，当她已 经知道艾姆斯是俄国问谍和他们家里的财富的来源之后，她“仍然高高兴兴地花钱， 她在纽约过一个周末就花掉了俄国情报机关给会的6000 美元，其中的1000 多美 元是花在饭馆里，2000 多美元用来买衣服和鞋子。这只是一个周末的开销。” 他接着说，尽管罗萨莉奥一再声称她曾经多次请求她的丈夫停止为俄国人做间 谍，可是，在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进行的几千个小时的监听和录音中，他们没有听到 过一次罗萨莉奥对艾姆斯进行规劝，要他洗手不干。 他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对检方与艾姆斯之间就罗萨莉奥定罪问题达 成的协议进行了评估。他指出，艾姆斯与政府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尽管他在某些问题上的交代并不彻底，但是他的确提供了“关于间谍活动的大 量的情报，而且这些情报是无法从其他来源得到的。” 根据这些，希尔顿法官判处罗萨莉奥将因阴谋从事间谍罪服刑5 年零3 个月， 将因阴谋逃税而服刑两年，两个刑期连在一起。判刑之后，罗萨莉奥很快就被送往 位于康涅狄格州丹布瑞的监狱。除掉她在被捕之后已经被拘留的日子和由于服刑期 间忐度良好而得到的减刑，她可能只需要坐4 年半的牢，在1998 年8 月获释。 罗萨莉奥当然主要是受到艾姆斯的影响才介入间谍活动的。如果不是碰到艾姆 斯，她很可能早就回到哥伦比亚去，在波哥大大学给研究生讲解黑格尔的哲学。可 是如今她却落得身陷囹圄，骨肉分离。 从另外一方面讲，罗萨莉奥也确实喜欢花钱，即使是当她知道这些钱是由俄国 情报机关提供的以后，她也仍然乐此不疲。在1993 年联邦调查局录下的他们一段 对话中，艾姆斯告诉罗萨莉奥有一家百货商店送来了一张超过1 万美元的帐单。但 是他叫罗萨莉奥不要着急，因为他已经付了9600 美元的现款。他之所以没有付清， 是因为超过1 万美元商店就要向财政部报告，而他不想自找麻烦。 艾姆斯向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交代了许多只有他才知道的他从事间谍活动 的细节。比如说，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联邦调查局查出了和他联络的俄国情报官员 的真实身份。但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对于艾姆斯是否彻底地交代了他所知 道的一切仍然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在罗萨莉奥的判决宣布以后，艾姆斯很有 可能对他所知道的情况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因为正如他自己曾经承认的，他的忠诚 早已转向了俄国情报机关而不是中央情报局。他的被捕当然不会使他在感情上和美 国情报机关变得更加亲近。另外，他可能还会想到，如果将来万一有那么一天，他 能到俄国去，他还可以告诉俄国人说他曾经努力保守秘密，他并没有暴露一切。 哈科维尔在向法庭提交的备忘录中指出了政府方面的这一怀疑。他说： “审讯人员怀疑，但是无法证明，艾姆斯仍然隐瞒了一些情况，1994 年9 月 20 日对他进行的测谎检查也证实了这种怀疑。”但是，哈科维尔不愿说明艾姆斯 可能隐瞒了哪些情况。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也不愿对此发表评论。 但是，据某些和审讯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测谎器查出艾姆斯在回答何时 开始为克格勃做间谍的问题时没有讲实话。但是，中央情报局相当肯定那是在1985 年的春天。 此外，艾姆斯和罗萨莉奥在接受测谎检查的时候，至少还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撤 谎。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说：“他在回答他是否隐瞒了有关他的妻子是如何得知 他在为俄国人做间谍的情况时撤谎；而罗萨莉奥则在回答她是如何发现艾姆斯是俄 国间谍的问题时撒谎。” 测谎检查在过去曾经多次把正在进行间谍活动的艾姆斯说成是忠实可靠的，如 今却突然变得高明起来，证实审讯人员对艾姆斯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该不是检查人员又在自欺欺人，自圆其说吧？ 第二十二章 局长大人运气不佳 1994 年2 月22 日，艾姆斯夫妇被捕的消息像地震一样袭击了中央情报局总 部。所有的报刊、电台和电视都报导了这对“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夫妻”的新闻。中 央情报局总部里藏有俄国间谍的恶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混了25 年，可谓深谙内情了，他 知道事情不会就此了结。 事情果然如他所料，这一事件震憾了中央情报局的根基。总统指定了一个委员 会对中央情报局进行审查，有可能威胁到它的未来。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局长感到极 为不满，伍尔西突然宣布辞职。自70 年代中期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披露中央情报 局进行的暗杀、偷拆信件和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罪行以后，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信 任又降到一个新的低点。 这一场灾难的前兆并不是很明显。伍尔西具有令人羡慕的履历和经验。 他是一个和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门都有密切联系的律师，曾经轻松地在政府部门 里进进出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府里担任过多种职务。他是一个灵活善变的人， 一会儿是政府官员，一会儿是民营机构的主管，哪里有利就往那里钻。 他出生在一个律师的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也和克林顿总统一 样作为罗兹学者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学习。后来， 他和克林顿夫妇一样毕业于那鲁 大学法学院。 1968 年，他在从法学院毕业以后，为美国陆军工作了两年，先是在五角大楼 做一名分析员，后来又进入了裁军谈判的代表团。 1970 年，他曾经在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 他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里作了3 年顾问。在这期间， 他逐渐成为该委员会里具 有实权的人物，能够影响五角大楼几十亿美元的预算。 1973 年他离开了政府机关，加入了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在那里干了4 年以后，他被卡特政府任命为海军部的副部长。于了两年，他又回到律师事务所， 成为一名合伙人。后来他又在尼克松和里根的内阁里担任过多种职务，参加过在日 内瓦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因此，他被人称为共和党最宠爱的民主党人。在 此期间，他成为后来担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的心腹。他和斯 考克罗夫特一起在研究MX 导弹和战略部队的两个委员会里工作过。1991 年，布 什任命他为欧洲常规武器裁军谈判的代表。 总之一句话，伍尔西是一个保守的民主党人，又和共和党有着密切的关系。此 外，他还担任过好几个国防承包公司的负责人，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 尽管他和克林顿一样也是罗兹学者，并且和克林顿夫妇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法 学院，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他是在1991 年民主党元老帕米拉·哈里曼举行 的一次晚餐会上第一次遇见比尔·克林顿的。在1992 年大选期间伍尔西和其他一 些保守的外交事务专家表示支持克林顿。当克林顿当选总统以后，在考虑中央情报 局局长人选时，伍尔西的老乡，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大卫·波伦向克林顿推荐了 伍尔西。当时波伦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12 月22 日，克林顿在小石城任命伍尔西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在同一天， 他还任命了克里斯多弗为国务卿。 伍尔西于1993 年2 月5 日走马上任。几乎从第一天起，他的日子就不好过。 就在10 天之前，来自巴基斯坦的青年米尔·阿马尔。堪西在中央情报局的大门外 面射杀了中央情报局的两名职工，并枪伤了另外两名职工和一名来访者。这一事件 震憾了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中央情报局本来就是各方面批评的对象，而今又变成恐 怖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 伍尔西上任伊始，就决定采取一种激进的方针来维护中央情报局的利益。在冷 战结束之后，政府里有些人对于中央情报局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产生过疑问，很多 人主张削减中央情报局的经费。就在这个时候，伍尔西为首的中央情报局的管理阶 层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向国会要求更多的拨款。 克林顿在竟选时曾经许诺要在5 年内削减70 亿美元的情报活动经费。在克林 顿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的时候，情报活动的经费看起来是可以砍 掉一大块的目标之一。可是，伍尔西驳斥了这一主张。 2 月份，他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的确，我们已经杀死了 一条大龙，可是，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毒蛇的丛林之中。比较起 来，监视一条大龙要容易得多。”伍尔西说这些话的意思是： 尽管随着苏联的解体，核大战的危险已经减少，可是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掌握核 武器并且将它们用于局部冲突的威胁却越来越大。但是，是否需要用和以前一样多 的经费来对付这种新的形势呢？答案并不是很清楚。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里的一些权力很大的成员对伍尔西咄咄逼人的态度感到非常 不满。情报委员会的新任主席，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狄孔西尼和伍尔西发生了激烈 的争执，这种争执很快就演变成两人之间的一场决斗：狄孔西尼主张削减经费，而 伍尔西则强烈反对。 国会的一位老资格的议员说：“伍尔西非常聪明，工作起来惊人地刻苦。 但是他太狠好斗，每次争斗非要打赢不可。他甚至抱有这样一种态度：‘我不 管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但是我一定要打赢这次战斗。’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他 听不得批评，老虎屈股摸不得。” 对于政府的官僚们来说，和国会打交道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谦恭有礼。 国会的议员们喜欢别人奉迎。可是伍尔西却不管那一套。结果他为自己的妄自 尊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很多人认为，伍尔西是被他新获得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他 如今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而神秘的部门的首脑，出入有专车，车里装有保密电话，不 论走到那里，总有身穿黑色西服的警卫跟随身边，好不威风。 伍尔西好斗的作风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分明不是一个詹姆士·邦德似的 人物，如今却偏要和一帮神通广大的人物一争高低。 伍尔西知道艾姆斯的案件是无法隐瞒的，他作好了应付一切麻烦的准备。在艾 姆斯被捕以后，他立即采取行动，企图减轻中央情报局在政治和舆论方面可能遭到 的损伤。他想先下手为强，以堵住批评者的嘴。他在中央情报局宣布，他希望了解 “为什么艾姆斯在活动了9 年之后才被抓获。” 伍尔西下令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查：第一，中央情报局在处理艾姆斯的案件中为 何这样无能？第二，艾姆斯的间谍活动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损害？第三，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措施以解决中央情报局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 中央情报局的监察长弗里德里克·希兹负责第一方面的调查，他手下有12 名 工作人员。他们对艾姆斯的案件做了深入的研究，在9 月份提交了一份长达486 页 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中央情报局处理艾姆斯案件的方式，以及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 管理工作作了颠覆性的评价。其主要结论是，艾姆斯本来是早就可以抓到的；但是， 中央情报局没有对其在1985 年遭受的损失做出适当的反应。 希兹在报告中点名批评了23 个人，其中包括凯西、韦伯斯特和盖茨这3 位前 任局长。这一报告给伍尔西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根据报告的结论来处理这些 问题？事实上，这份报告为伍尔西的下台埋下了伏笔。 艾姆斯为俄国人作间谍的9 年中，只有一年是在伍尔西的任内。当他到中央情 报局上任时，中央情报局的猎鼹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联邦调查局正式接手艾姆 斯的案件时，他到任才4 个月；可是，在艾姆斯的间谍活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 平息国会和公众愤怒的责任却落到了他的身上。 在文姆斯被捕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是在伍尔西的领导之下，他 对如何处理这一案件作了一些关键性的决定。比如说，是否应该让艾姆斯到莫斯科 去参加联合反毒会议，以及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会期，等等。伍尔西指示中 央情报局公关部门的负责人出面否认中央情报局曾经考虑过让艾姆斯到莫斯科去开 会；可是事实上直到会期临近时，中央情报局还在举棋不定，结果是由于联邦调查 局的坚持，艾姆斯才未能成行。 在艾姆斯被捕之后，4 月19 日伍尔西在接收国家广播公司《今天》节目的采 访时又信口开河。他说，他预料会有更多的奸细被揭发出来，会出现好几起间谍丑 闻。中央情报局掌握的线索表明在美国政府的好些部门里都藏有内奸。采访的记者 马上就指出：“你是不是想说：‘嘿，我们可不是唯一遭到渗透的机构’？” 伍尔西回答说：“希望大家不要产生这样一个印象，觉得艾姆斯案件是他们将 看到的唯一的反谍案件。在今后的几年中，我们还会看到若干类似的案件。”这事 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强烈不满。联邦调查局的职责是捉拿间谍，伍尔西说美国政府 里充满了间谍，等于是在说联邦调查局无能或者失职。因为这种不满，伍尔西第二 天不得不出来更正说：“当我说‘案件’时，实际上指的是‘线索’”。 艾姆斯被捕以后，新闻媒体对这一案件趋之若鹜，派出很多记者到牢房里去采 访艾姆斯。伍尔西对艾姆斯操纵新闻，为自己涂脂抹粉的作法非常反感。他说艾姆 斯毫无悔改之心，“他企图从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把自己从事间谍活动的原因说成 是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说艾姆斯的说法不过是吹牛撒谎而已。为了贬低 艾姆斯，中央情报局从上到下都把艾姆斯描述成一个平庸的官员，在中央情报局里 的表现不佳。但是，这种说法也有问题。 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分配他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呢？为了 自圆其说，伍尔西又说，艾姆斯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还不错，“我们也不能说他是一 个百分之百的吹牛家。”伍尔西说艾姆斯越多，就把自己和艾姆斯案件绑得越紧。 尽管在艾姆斯为俄国人做间谍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是在前几任局长领导之下， 艾姆斯案件暴露后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却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往往弄得他不知所措。 他决定不去指责他的前任，因为那样做既得罪人又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再说， 凯西已经死去，韦伯斯特和盖茨斗坚持说从来不曾有人向他们汇报过有关这一案件 的详情。 伍尔西还面临另外一个难题：在艾姆斯的案件中，他找不到一个应该负主要责 任的人，使他可以指名道姓地说：“就是他，让艾姆斯滑了过去！” 前中央情报局反谍部门的负责人噶斯·哈沙维可能算是一个接近的目标；可是 哈沙维早已退休，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在希兹列举的应该受到谴责的人的名单上有 哈沙维的名字；可是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本来是应该，而且也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早一点破获艾姆斯的间谍活动的。 一位名叫汉纳·阿连德的政治理论家曾经指出过官僚机构的特征就是“与我无 关”，出了事情，你找不到任何人负责。究竟应该惩罚谁呢？怎么惩罚呢？ 但是，出了这样大的事情，总应该有人受到处罚吧。伍尔西最终从希兹的名单 上挑出了11 个人进行处罚。这11 个人中有10 个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工作人 员。可是，对于其中大部分人伍尔西已经是鞭长莫及了：7 个早已退休，1 个即将 退休，只有4 个人还在工作。 问题变得非常棘手：如果将这4 个还在工作的人撤职，而对另外7 个人却无法 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做是否公平呢？更难办的是，在这些人当中，责任最大的有4 个，其中3 个已经退休，1 个即将退休。 在目前还在工作的4 个人中，有一个是行动部的部长泰德·普莱斯，是美国的 头号间谍。伍尔西下得了决心撤他的职吗？伍尔西知道国会希望看到中央情报局对 有过失的人员严惩不贷，照某些人的说法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行动部的年 轻官员们也有同样的愿望。他们从一开始就怀疑伍尔西会袒护行动局的老家伙们。 伍尔西进退两难。尽管他为人傲慢，可是在处理事情时总还是力求公平；而且 他也深知行动部的艰辛。因此，他觉得无法严惩那4 个人。最后，他决定对这11 个人只进行书面惩戒。这一决定断送了他的前程。他应该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可是 他还是这样做了。 4 月28 日，他向新闻界和国会公布了他的惩戒决定。在受到处罚的11个人当 中，唯一被提到的名字是秦德·普来斯。在哈沙维担任中央情报局反谍中心主任时， 普莱斯是他的副手。在1990 年哈沙维退休以后，普莱斯在反谍中心当了10 个月 的主任。在这段时间内，艾姆斯在反谍中心的分析科里工作过3 个月，当时普莱斯 知道艾姆斯是个安全隐患。 伍尔西告诉国会情报委员会说：“除奸小组的工作是在1991 年才真正积极开 展起来的，我认为在这之前负责向他们提供支援的主管人员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应该受到惩罚。”他说的这些人中包括普莱斯，还有他不曾指名的哈沙维和其他的 人。“因此，我对普莱斯先生发出了惩戒令，谴责他在1990年担任反谍中心主任的 10 个月的时间里未能向除奸小组提供足够的支持。” 这样对美国的头号间谍进行公开惩戒的做法是异乎寻常的。但是，他马上指出 他不准备撤普莱斯的职，他说：“我对泰德·普莱斯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深具信心。 因此，我已经要求他继续担任行动部部长的职务。” 受到惩戒的职务仅次于普莱斯的是布尔顿·戈贝尔。有意思的是，在中央情报 局的总监希兹对艾姆斯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调查时，戈贝尔正好是他的副手。由于 他可能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所以被排除在调查小组之外。戈贝尔受到惩戒的原因 是：在1984 年艾姆斯经授权和俄国官员狄维尔科夫斯基接触时，以及1985 年艾 姆斯拎着7 磅重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去找俄国人的时候，戈贝尔都是艾姆斯所 在的苏联部的负责人。 受到惩戒的第三个人是杰克·郭维尔。当艾姆斯被外放到罗马分站时，郭维尔 是当时罗马分站的副站长。在艾姆斯被捕以后，中央情报局向其海外各分站发出电 报，收集各分站的工作人员所了解到的有关艾姆斯的情况。曾经和艾姆斯在罗马分 站共过事的人指出，艾姆斯经常在午饭时喝的醉醺醺的，下午常常不露面，对工作 毫不关心。3 个女职工曾经向分站的负责人反映过他的情况，可是他们却根本不把 它当回事。 在艾姆斯被捕之后，这3 位女士中有一位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的询问，希 望向总部提供她所知道的情况，她当时是在洪都拉斯分站工作，而郭维尔正好是该 分站的站长。他不准这位女士向总部反映情况。但是她自己回到总部，提交了一份 正式的报告。 此外，在罗马时，还有一位女特工和一位捷克的官员取得了联系，跑去请示艾 姆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是，艾姆斯总是醉醺醺的，无法对她进行指导。她便跑 去找杰克·狄文，当时狄文继郭维尔之后担任了罗马分站的副站长。但是，狄文对 此也是漠不关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很清楚，罗马分站根本就不愿对艾姆斯进行纪律处分。所以，伍尔西决定对郭 维尔进行惩戒，因为他当时是罗马分站的副站长。伍尔西可以对郭维尔进行撤职处 分；可是，对罗马分站的站长如何处理呢？当时的站长艾伦·沃尔夫早已退休，伍 尔西如今也对他无可奈何。撤郭维尔的职而不触动沃尔夫，这说得过去吗？在这种 情况下，伍尔西只好决定对两人进行书面惩戒。 第四个遭到惩戒处分的是负责对艾姆斯进行测谎检查的保安官员。希兹在他们 的调查报告中建议对中央情报局保安部门的前三任负责人进行处罚，因为他们在对 艾姆斯进行的测谎检查中从来没有问过他经济来源方面的问题。但是，伍尔西认为 他们的过失与未能及时破获艾姆斯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太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他们进 行处分的证据不足。 遭到不同程度惩戒的退休官员除了沃尔夫和哈沙维以外，还有行动部的两名前 任副部长克莱尔·乔治和理查德·斯托尔兹，苏联部的两名前部长米尔顿·贝尔登 和大卫·佛登。当艾姆斯在苏联部工作时，他们曾经是艾姆斯的上司。此外还有华 盛顿分部的负责人詹姆士·安德森，他发现艾姆斯和俄国人进行接触而事后不汇报 的情况时没有进行追究。 同时，他对努力破获艾姆斯间谍活动的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进行了提拔或表扬。 伍尔西本来是可以将泰德·普莱斯、布尔顿·戈贝尔和杰克·郭维尔撤职的， 这样做可能是不公平；可是，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说的，生活并不总是公平的。 这样做将向中央情报局的全体人员和社会上广大的公众表明，中央情报局将不允许 其行动部的那种松松垮垮、互相包庇的哥们弟兄的风气再存在下去了。这种风气导 致一个内奸在其内部活动了将近9 年的时间而没有引起注意；更严重的是，艾姆斯 事件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显示了中央情报局遭到渗透的种种迹象，而他们却没有给于 认真的对待。 但是，伍尔西却没有这样做。他自己对间谍活动毫无经验，而中央情报局行动 部的那些老牌间谍们却善于拉拢那些从外面调来的局长们，欢迎他们来到这个神秘 而富有魅力的间谍世界，使他们为自己能成为了这个看不见的小圈子中的一员而感 到荣耀而兴奋。正因为如此，伍尔西在到了中央情报局以后，很快就站到行动部的 官员们一边。 在这种情况下，伍尔西根本不会将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部长撤职。对于艾姆斯 这样严重的问谍案件，伍尔西只对中央情报局中严重失职的官员们进行书面惩戒， 然后就让他们过关，这实在是太便宜了他们了。国会和舆论界闻讯大哗。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注意到“在处理这个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大的管理瘫痪事件时，没有人被 撤职，没有人被停职，没有人被降职，甚至没有人辞职。”他们认为这样的纪律处 分“严重不当”。 这还不算，不久又发生了一件火上加油的事情。在遭到惩戒的官员中米尔顿· 贝尔登当时正在担任中央情报局波恩分站的站长，他即将结束他在中央情报局里漫 长的生涯，退休养老。波恩分站的工作人员决定为他举行一个告别仪式。他的两个 老同事觉得应该赠送给他一块纪念牌，以表彰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 10 月份，中央情报局近东部的负责人佛兰克·安德森给行动部的副部长约翰· 麦克噶芬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准备飞往波恩，去向贝尔登告别，并且赠给他 一块纪念牌。麦克噶芬祝他一路平安，对此事也没有多想。 一个星期以后，伍尔西在底特律会见了汽车工业的主管们。他的一个助手给麦 克噶芬和安德森打电话，让他们到底特律去见伍尔西。这两个人立即飞往底特律， 根本没想到会有什么问题。 当他们见到伍尔西时，他们才知道闯了祸。伍尔西明确指出：在他刚刚对贝尔 登进行惩戒之后，他们批准对贝尔登进行嘉奖是有意唱对台戏。两个人忙解释说， 他们赠给贝尔登的并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奖章，只是一块纪念牌，并不具有任何官方 的意义。他们说，安德森在波恩发言时根本就没有提到贝尔登和艾姆斯共事的这一 段。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要跟局长作对的意思。 伍尔西本来就已经被各方面说他在处分失职官员时软弱弄得焦头烂额，对他们 的解释表示了不相信的态度。他要这两位高级官员“靠边站”，接受降职的处分。 两人不服，决定辞职，以示抗议。消息传出去以后，伍尔西又召来一阵批评，说他 “小题大做”，“太过分了。” 伍尔西在努力处理艾姆斯案件的善后工作时，在中央情报局内作了一系列的改 革，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他对人事部门和计算机的保密措施进行了全面的 检查，对行动部的工作作了新的评估。5 月份，克林顿总统下令对反谍机构进行改 组。他作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决定：中央情报局反谍中心的负责人必须由联邦调查局 的官员担任。 但是，国会在如何处理中央情报局的问题上自有主张。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参 议员约翰·沃勒提议建立一个由17 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美国未来的情报工作。 克林顿总统任命了前国防部长，现任总统外事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莱斯·阿斯平 来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并要求他们在1996 年3 月以前提交工作报告。 伍尔西极力反对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白宫方面也不是很热心。 对于伍尔西来说，这样一个机构建立之后，将有17 个人监视他这个中央情报 局局长的工作，他当然是满心的不高兴。而且，他也不打算掩饰自己的不满。他说 ： “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真有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必要……，但是，如果他们 采取正确的态度，也许能作出有益的贡献。如果你们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我 们将会和它合作。” 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都对艾姆斯案件作了深入的调查。11 月1 日，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200 多页的详细报告，对中央情报局及其官员们 在处理艾姆斯案件过程中的“严重失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1月30 日，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也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进行了批评。其 中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要温和一些。 人们已经猜测了好几个月，认为伍尔西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子坐不久了。可是 白宫方面并不曾对他施加压力。在1994 年11 月的中期选举中，40年来共和党第 一次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让克林顿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他当然不想在这 个时候添乱，再去撤换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由此看来，伍尔西很有可能躲过这一次危机，继续当他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他也一再声称，他不打算辞职。直到12 月22 日，他还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会见了 几个想担任他的行政助理的候选人。他原有的助理简讷特·安德瑞斯是从外事部门 借调到中央情报局的，如今要离去，担任美国驻法兰克福的总领事。 圣诞节期间，他和他的妻子以及3 个儿子在华省顿郊区马里兰州的家里欢聚一 堂。在这期间，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 12 月28 日，他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说明他已经请求 辞职。他在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说，这一工作过于繁重，使他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 起。他的这一决定使他在中央情报局以及他在华盛顿的同事和朋友们都感到非常意 外。白宫方面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克林顿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且表示惋惜。 在他最后一次参加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该委员会的新任主席， 共和党参议员斯派克特尔问伍尔西可否保证今后将再也不会出现类似艾姆斯的案件。 伍尔西回答说，没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可以打这样的保票。他说他已经对 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改革，以减少出现类似事件的可能性；但是他无法作出绝对的保 证。 1995 年1 月9 日，中央情报局员工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他发表了一个没有 公开的告别讲话。他对他手下的大小间谍们说，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进行情报工作 是非常困难的。“你们的工作就是偷窃秘密……，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掩盖我们的 活动。 这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点。” 他承认，他作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也作过一些正确的决定。他曾经努力试图改 变中央情报局的不良作风。他说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方式应该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念。 他说，他走后，中央情报局还将存在下去。至为重要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一 个人会让外面的力量，不管他们披着什么样的伪装：报纸编辑、美国参议员或者其 他什么人”改变中央情报局捍卫宪法和美国价值观念的使命。 掌声在镶有大理石的冷冰冰的会厅里回响。 伍尔西离开了中央情报局，成为阿德瑞奇·艾姆斯间谍活动的又一个牺牲品。 第二十三章 夜漫漫，海茫茫 在世人的心目中，中央情报局的形象常常是一个诡计多端、暗中操纵国际事务 的机构。可是艾姆斯事件暴露了事情的真相：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一个疲惫不堪的 官僚机构，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闭目塞听，弊病丛生。 在遭此大祸之后，中央情报局的人被那些漫画作品描绘成一帮笨蛋和小丑，竟 然看不见有一个鼹鼠天天开着美洲虎牌的轿车上下班，把秘密文件成捆地偷运出去。 中央情报局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多得不胜枚举；中央情报局中存在的那种哥们 弟兄的风气使得他们无法相信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可能是敌方的奸细。所有这一切 都是他们百口莫辩的。 这一切本来都是有可能防止的。 在1985 年秋天，中央情报局隐藏在苏联情报机构内部的间谍几乎丧失殆尽。 后来他们逐渐得知，其中10 人被杀，多人入狱。许多技术方面的间谍活动，包括 对苏联进行的电子监听都遭到破坏。总计起来，人员损失达到有30多个，在不同程 度上受到影响的秘密行动数以百计。 当时的情况应该很清楚：中央情报局的运作中出了大问题。这样多的间谍，其 中许多是老牌间谍，几乎在同一时间因为行动上的疏忽而遭到逮捕，不管是从概率 上还是从常识上讲，都是说不过去的。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密码被破译等，虽有可 能，但是可能性不大。而大量的迹象都显示中央情报局遭到渗透，内部出现了奸细。 对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官员们来说，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苏联间谍正 在出卖中央情报局的机密的这种可能性，是耸人听闻和难以置信的。 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按理说，中央情报局是应该把整个机构翻个底 朝天，不找到这个内奸是誓不罢休的；按理说，他们是应该暂缓其他活动，先解决 这一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的；按理说，他们是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并进 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的……。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中央情报局开始损兵折将的整整1 年之后，反谍部门的负责人噶斯·哈沙维 才成立了一特别小组来研究这一问题；可是，这个特别小组只有4 个人，而且其中 两个人是退休人员。 简妮·维特佛尔和她领导的小组都没有接受过对付间谍犯罪活动方面的训练。 上级只分配给她一个年轻的探员去追踪每一个线索，包括克格勃为了迷惑中央情报 局而制造的假线索。她专心致志地工作了将近8 年的时间，从未放弃，一直坚持到 破案和审讯。可是，从分配给她的人力和物力来看，中央情报局的领导阶层从一开 始就没有把这一案件当做大事来抓。 为什么呢？ “他们不想知道，”一个对艾姆斯案件进行过深入分析的情报官员说，“一旦 发现了内奸，你就得处理很多麻烦的事情。这件事情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 象哈沃德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 在艾姆斯案件发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是在韦伯斯特和盖茨的领导之 下。证据显示，不管是韦伯斯特还是盖茨，都没有听到关于这一案件的详细汇报。 他们都说在他们所听到的汇报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员损失。众议院情报委员 会的报告也证实了他们的这一说法。该报告说：有关人员“没有向他们汇报中央情 报局遭受的损失的规模和所损失的人员的命运。” 他们告诉韦伯斯特和盖茨，特别小组正在研究一些“给中央情报局带来麻烦的 问题”，而不是其运作中出现的空前的大灾难。 韦伯斯特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内奸，或者有出现 了内奸的迹象。他们没有提到过艾姆斯或者任何其他人的名字。特别小组当时只有 根少的一点线索……。直到艾姆斯被捕以后，我才知道损失的人员远比他们告诉我 的要多。” 继韦伯斯特之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盖茨坚持说，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说， “直到艾姆斯被捕之前，我还一直以为当时只有五六个行动遭受挫折。没有一个人 告诉过我说他们已经知道谁是内奸，也没有人向我提起过艾姆斯的名字。要是他们 向我汇报了这些情况，天啦，我肯定会向总统汇报。 我可能不会告诉总统艾姆斯的名字，可是我会告诉他中央情报局有一个内奸， 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他是谁。” 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要向几任局长隐瞒情况呢？上面提到的那位研究艾 姆斯案件的情报官员说：“行动部将永远不会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出了问题，因为 他们害怕局长会指示他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直是一个问题：下级不愿 意告诉上级，而上级也不愿意知道。” 很清楚，行动部的风气是中央情报局花了将近9 年才抓获艾姆斯的主要原因之 一。伍尔西自己也曾经警告过行动部，不能把他们的机构搞得象一个“兄弟会一样， 更不能象一个白人兄弟会。一旦你被接受，你就终身是它的忠实会员。”尽管行动 部的许多官员都非常聪明，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他们仍然摆脱不了盲目自大 的心理：他们认为自己比谁都高明。行动部成了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秘密组织，这 一点正是他们自己的心腹大患。他们极力掩盖内部出现的问题。对于行动部外面的 人，那怕是中央情报局其他部门的人，他们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最不喜欢的 就是报界和国会。这样一种“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他 们在将近9 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向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汇报过任何有关中央 情报局所遭受到损失的原因。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监督中央情 报局的活动，而根据法律，中央情报局必须向这两个委员会汇报他们的工作。 官僚主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不是在我当班的 时候发生的事情，就与我无关。这是艾姆斯案件之所以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解决的 另外一个原因。中央情报局在1985 年下半年开始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损失了一大批 隐藏在苏联内部的间谍。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也有一些损失，但是数 量却少得多。这里的原因也很清楚，在1986 年到1989 年的这段时间里，艾姆斯 被派到罗马工作。尽管他仍然能够得到很多秘密情报，但是他却无法得知许多间谍 的真实身份。为了向克格勃交差，艾姆斯在这段时间里甚至把他自己负责联系的苏 联间谍谢尔盖·费多连柯的名字也交出去了。由于这种原因，当时在中央情报局里 负责有关工作的一批新的官员们就把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撂到一边去了，他们对这些 事情不感兴趣。这些事情不是在他们手里发生的；何况还有维特佛尔和她们那个特 别小组在调查这件事，用不着他们操心。 当然，从一开始，中央情报局就不应该任命艾姆斯做行动部对苏反谍分支的负 责人。中央情报局总部不止一次地接到过有关他酗酒问题的报告；他曾经多次在同 事面前抱怨自己的经济困难。尽管他当时处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状态中，中央情报局 的负责官员们还是委派他担任了中央情报局里最为敏感的职务之一，使他可以接触 到中央情报局对苏活动的最为核心的机密。 此外，安格尔顿当年在中央情报局进行的反谍活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帮了 艾姆斯的忙。安格尔顿的除奸活动没有找出任何内奸，相反却毁掉了许多忠心耿耿 的工作人员。自那以后，人们对除奸活动是谈虎变色，反谍机构在中央情报局里的 地位也随之下降。在中央情报局里，比较优秀的官员，只要有可能，总是力图避免 被分配到反谍部门去工作。在安格尔顿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反谍工作时，他坚信中央 情报局的苏联部已经受到克格勃的控制，必须大力开展除奸活动，结果在冷战的高 峰时期使得中央情报局的对苏工作陷于瘫痪。在处理艾姆斯的案件时，中央情报局 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由于害怕重蹈安格尔顿的覆辙，他们在应该除奸的时候又缩手 缩脚，不敢采取行动。 艾姆斯在1986 年到了罗马以后，根本没有企图掩饰他的富有。他开始大手大 脚地花钱，并且买下了他的第一部美洲虎牌汽车。罗马分站的人都知道这些情况，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特别行动小组却没有得到这一消息。 1989 年，中央情报局终于对艾姆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有所警觉。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是又花了4 年多的时间才抓住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接到对艾姆斯的第一份 举报以后，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决定通知联邦调查局介入其事。那时候，也就是 1991 年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已经掌握了如下情况： 1.艾姆斯曾经在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部里工作过。在他担任苏联部反谍分支负责 人期间，可以接触到所有那些在1985 年遭到破坏的行动的材料。 2.艾姆斯和他的妻子的日子过得象百万富翁一样，他们在罗马和华盛顿大肆挥 霍。 3.艾姆斯并没有向上级报告他和俄国官员的所有接触。 4.艾姆斯是个酒鬼，他曾经在罗马醉卧街头；他常常在午饭后醉得无法工作； 他平均一个星期要喝醉3 次。 5.艾姆斯曾经向他的同事们打听过某些与他的工作无关的对苏活动的情况。 6.艾姆斯每天开着一辆美洲虎牌的汽车到中央情报局总部上班。他在罗马时也 开过一辆。 7.艾姆斯花了50 几万美元的现金买了一栋房子。 尽管艾姆斯不像后来某些漫画上所画的那样，戴着一顶俄国皮帽到中央情报局 去上班，上面所列举的情况至少也值得中央情报局好好考虑一番。可是，中央情报 局又花了3 年的时间才将他抓获。由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缺乏合作，导 致了哈沃德的脱逃。在这之后，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和联邦调查局局长 塞辛斯签定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表示在未来的行动中要加强合作。艾姆斯的案件证 明这个备忘录不过是一纸空文。在艾姆斯成为怀疑对象以后过了4 年的时间中央情 报局才在1993 年正式将这一案件移交给联邦调查局。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保卫部门和特别小组之间互不通气；测谎检查人员和保卫 部门也是互不通气。在某些时候，看起来好象谁也不跟谁通气。对于这种情况艾姆 斯和俄国情报机关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联邦调查局在处理这一案件时也曾经拖拖拉拉。中央情报局是在1993年1 月将 艾姆斯的案件正式移交给联邦调查局的。可是联邦调查局犹豫不决，直到5 月才对 艾姆斯立案审查。在这几个月里，联邦调查局的行动极为谨慎。一方面，固然是因 为他们担心除了艾姆斯以外，还有其他的奸细；另一方面这也和联邦调查局和中央 情报局互不信任有关。中央情报局说他们肯定艾姆斯就是他们要我的内奸；联邦调 查局认为中央情报局的结论信不过，偏要等到他们自己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时才采取 行动。 早在1985 年，联邦调查局就知道艾姆斯并没有报告他和俄国官员的所有接触。 可是，他们没有和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迫使艾姆斯补交那些报告。 在1992 年，他们也知道艾姆斯常常在和俄国官员会面以后，就到银行去存款。 可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追查这一线索。但是，当他们一旦确定艾姆斯就是他们所要找 的目标之后，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在他们办案的过程中，任何一点疏忽都有 可能惊动艾姆斯，导致前功尽弃。可是，他们每一步都迈得非常小心，没有犯过错 误。艾姆斯从来没有想到他已经遭到监视，而最终他落入了联邦调查局的手中。 但是，如果中央情报局认真地对待这个案件，他很可能在5 年甚至8 年之前就 被逮捕，中央情报局的损失也会大大减轻。 艾姆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背叛他自己的国家？如果这些问题真有 答案的话，这些答案应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上来加以考虑。且让我们从最明显的地 方开始，然后逐渐深入。 我们可以从瑞克·艾姆斯的父亲卡勒顿·艾姆斯谈起。卡勒顿是个酒鬼，是中 央情报局的雇员。他娶了一个比他年轻13 岁的妻子。他在中央情报局里的表现不 值一提。 瑞克·艾姆斯也是一个酒鬼，也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妻子罗萨莉奥比他小11 岁。他在中央情报局里混得比他的父亲强得多，可是最后也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 卡勒顿在安格尔顿的手下工作，清查内奸。 瑞克变成了内奸。 心理学家也许会从这些现象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研究课题；人们也许会说这两者 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是，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假如不是卡勒顿在中央 情报局工作，瑞克也不大可能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看来为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象酗酒 一样，也有遗传性。 在1985 年艾姆斯开始为克格勃工作之前，他45 岁，行政14 级，年薪5 万 美元左右。他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弄得他垂头丧气。虽然他当时在中央情报局的 反谍机构里的对苏分支担任负责人，职位还不错；可是他知道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 反正当不上中央情报局里一个部门的主管，也当不上驻外分站的站长：他的某些上 级给他的鉴定实在是太差，使他在中央情报局里升官的可能性变得十分渺茫。 当时他正准备娶罗萨莉奥，按他的说法，一个“上等人家的女儿”；可是，他 却因不善理财和离婚闹得债台高筑，按照他自己后来在参议院调查会议上的话来说， 他“为深陷债务不能自拔而感到羞愧和屈辱。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挫折和无能为 力的感觉，有一种恐惧……。” 他觉得第二次恋爱的感觉十分甜蜜。他下决心要使这次婚姻获得成功，让他出 身于上流社会的妻子过体面的生活。他要努力挣脱一个政府中级官员所受到的种种 限制，改变他所面临的工资不高、前程有限的窘境。 对他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真是名符其实地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深知每天 经过他手里的秘密情报的价值，他说，对克格勃来说这些情报是“无价之宝。” 而且，他很容易地说服了自己：他第一次交给克格勃的那几个名字没有什么价 值，那不过是他设计的另一个骗局。他说：“我在那年4 月决定……，与其抢银行， 还不如去抢克格勃。” 可是，一旦尝到拿到第一次报酬的5 万美元的甜头，艾姆斯就是想停也停不下 来了。他承认，当时他对自己出卖情报的动机也觉得恍恍惚惚的，好象梦游一样地 走出了下一步：1985 年6 月13 日，他直接找上们去，将他知道的所有的隐藏在 苏联内部的美国间谍的名字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克格勃。 如果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真的有过恍惚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快也就消失了：因为 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库，如今他很清楚，他当间谍是为了金钱。 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动机。 他知道有些隐藏在苏联情报机关内部的美国间谍有可能会发现他的身份，从而 向中央情报局揭露他的间谍活动。所以，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努力消除任何来自这 方面的威胁。他感到，每交出一个美国间谍的名字，来自这方面的威胁就会减少一 分。因此，对于他来说，如今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 经济方面的压力固然是艾姆斯决定向苏联出卖情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 是唯一的原因。除了他以外，不少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政府部门手里握有机密情报 的工作人员也有经济方面的困难，可是他们并没有选择艾姆斯的道路。 除了贪婪之外，艾姆斯成为苏联间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中央情报局完全丧失 了信心。在对他的案件进行宣判的那一天，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其中 谈到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和美国政策所抱的幻想完全破灭。 在这以后，中央情报局里以局长伍尔西为首的各级官员都出来驳斥他的说法。 他们说，艾姆斯不过是一个利欲黛心的叛徒，在自己的罪行被揭发以后，编造出来 一套虚假的政治动机，来掩饰自己丑恶的嘴脸，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 事情也很清楚：在80 年代初期，艾姆斯的确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他自己在中央情 报局的工作抱有强烈的反感。 在墨西哥时，艾姆斯在和他的朋友大卫·萨姆森的多次谈话中，明确地表示他 强烈地反对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他担心如果苏联感觉到自己被逼到无路可 走的时候，会进行危险而狂乱的报复，此外，他对自己在中央情报局的前途也感到 悲观。 艾姆斯说：“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对中央情报局严重不满的雇员”。但是，他也 从来不是行动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说：“我相信，美国进行的间谍活动已经到了 走火入魔的地步。” 在艾姆斯被捕后记者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希望能使苏联和美国势均 力敌，使得双方都认识到谁也赢不了谁，从而早日结束冷战。在这个时候，他的说 法变得混乱、难以令人置信。艾姆斯说，克格勃和苏共政治局都相信中央情报局已 经“渗透了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他告诉他们说，中央情报局仅仅打进了克格 勃的内部。“这样，苏联的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就会感到放心一些：美国并没 有在暗中操纵整个苏联社会……，他们就不需要听从克格勃和其他部门里的保守派， 认为美国是在操纵苏联社会并且对苏联怀有侵略的意图。” 艾姆斯的这番话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并不值得认真对待。他为苏联做间谍的 主要原因仍然是金钱；但是，他的政治观点的确也起了推动作用，使得他更容易地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再进一步地考察一下。和很多人一样，艾姆斯的内心世界也深 藏着一种好奇，想了解那些神秘的东西，比如说看看月亮的背面，偷吃禁果，等等。 在墨西哥的度假胜地阿卡普科的沙滩上，艾姆斯曾经和他的朋友萨姆森开玩笑， 探讨如果他们想为苏联做间谍，怎么行动最为保险。相信不止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雇 员曾经有过这一类的奇想。可是很少有人会象艾姆斯一样，将这种奇想变为现实。 为了了解艾姆斯内心世界隐密的一面，我们不妨来看看他自己说的一些话。当然， 他对自己所作的一些评论常常是不可靠的，是自圆其说。可是他在和参议院和众议 院情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的谈话中，却相当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分析， 如同他对中央情报局及其种种弊病所作的评论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常常 是非常准确的。 从他所说的话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处理和苏联的关系时，他不仅仅只是 出卖情报，他将自己的立场也转了过去。“我……把自己和我所取得的情报一起交 给了克格勃……，也就是彻底转变了效忠的对象。”“我已经认为自己和克格勃和 他们派来和我联系的人是一家人了。” 艾姆斯在为苏联人工作时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不仅仅是钱的缘故：苏 联情报人员把他当做一位英雄，他们尊敬他，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样说的。他从克 格勃那里得到了他在中央情报局里没有得到的重视。克格勃给了他270 万美元，而 且保证再给他190 万。这足以表明克格勃对他的器重。 克格勃还给了他一片土地，使他可以修建别墅，而且告诉他“这片土地将永远 属于你”。他们还表示非常欣赏他的才能。 克格勃的官员当然还告诉过他，他是整个冷战期间最有价值的间谍。艾姆斯说， 他并没有打算为克格勃干一辈子。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在心理上的确需要维持 和他们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忠诚的转换。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 关最有价值的间谍，苏军情报局的上校潘科夫斯基坚持要美、英两国的军队授予他 上校军衔，并且要求穿上相应的军服照相留念。 他需要某种具体的东西来证明他的确是属于美国和英国一边。 艾姆斯的间谍活动是否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呢？当然没有。就是中央情报局本身， 也没有这个能力。在冷战期间，从猪湾登陆入侵古巴，到伊朗——尼加拉瓜的丑闻，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武士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灾难。他们对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形势的 发展，几乎都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包括对苏联形势的错误估计：他们根本就没有预 料到苏联的解体。 但是，由于艾姆斯毁灭了许多美国的情报来源，他确实也削弱了美国收集苏联 情报的能力。此外，他还向莫斯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情报。 有一个情况美国方面很少公开谈论，那就是艾姆斯对美国的情报技术也造成了 严重的损害。在艾姆斯被捕之后，美国政府方面对他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认真的评估。 他们发现，艾姆斯向克格勃提供了若干美国航天局和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技术项目 的情报，其中包括那些用来截获苏联以及俄国人的通讯的先进技术。早在1986 年 11 月份，中央情报局苏联部的反谍机构就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有两个这样的技 术项目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是，实际数字比这要高得多。 除了艾姆斯以外，中央情报局里是否还有别的内奸呢？联邦调查局有关方面的 负责官员认为，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从间谍活动的实际 操作来说，在中央情报局里还有别的内奸和艾姆斯配合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很小。艾 姆斯之所以能拿到那么多的秘密文件，主要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本身的防范松懈。克 格勃不会冒险让两个高级间谍冒互相牵连。 艾姆斯对美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很多伤害，他对中央情报局造成的伤害尤其严 重。冷战结束以后，中央情报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应该对它的作用和使命进行什 么样的调整呢？中央情报局被这些问题弄得惶惶不安。美国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个时候，艾姆斯事件的暴露，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更是雪 上加霜。它使得中央情报局在世人的眼里显得愚蠢不堪，成为漫画家们手中的笑柄。 在中央情报局里，也有象简妮·维特佛尔这样的人，在中央情报局的高层领导 并不关心的情况下，还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清除内奸。可是，这样的人在中央情报 局里只是少数。 曾经在中央情报局行动部里和艾姆斯共过事的许多老牌特工们，如今都已经退 休，搬到温暖的阳光地带去了。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打高尔夫球或从事其他的娱乐时， 他们常常互相提醒：如果不是他们首先招募了那么多的间谍的话，艾姆斯又怎么可 能出卖那样多的人呢？他们可以说，归根到底，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可是， 那些先是被美国人收买，然后又被美国人出卖的的亡灵们又会作何感想呢？他们会 不会从坟墓中跃起，大声欢呼：“谢谢诸位收买了我们。要不然，我们哪有这份为 美国捐躯的光荣呢？”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的存在会受到威胁。只要世界上还有不同 的国家存在，这些国家互相之间进行的情报活动就不会停止，因而中央情报局以及 其他国家的类似的机构也将存在下去。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 超级大国。而且美国历来有对全球事务进行干预的强烈意愿。美国政府在制订其对 外政策时，离不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收集的情报。 国际政治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化变为冷战后的多元化以后，情况的确变得更为复 杂，中央情报局的使命和活动方式也相应地变得更为复杂了。 艾姆斯在为自己进行辩解的时候说，他背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可是那些被他 揭露的为美国做间谍的俄国人也背叛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做了同样的选择， 冒了同样的危险，也落到同样的下场。有些美国人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他们认为， 不少俄国间谍在被艾姆斯揭发以后而丢了性命。可是，艾姆斯却因为美国的法律而 没有被判处死刑。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象艾姆斯这样，在戒备森严 的密闭的牢房中度过他的余生，其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可言呢？人们处在极度 屈辱的环境中常常会感到生不如死。艾姆斯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些都是只有 当事人才可以回答的问题，而不是旁观者可以妄加揣测的。 艾姆斯背叛了他的国家、他的同事和他的朋友。他毁掉了他的婚姻，使得他的 妻子身陷囹圄，孩子失去了父亲，使得他自己终身失去了自由。 他在监狱里接受了有线新闻电视网、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 新闻机构的采访，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可是，新闻天天都有，艾姆斯的间谍案件很 快就变成了旧闻，在节奏快速的西方社会里，不用多久就会被人遗忘。在以后的几 10 年中，艾姆斯将孑然一身，深锁牢房，他又会想些什么呢？他的手上还戴着结 婚戒指，他还想维持住他的婚姻；可是，时至今日，还有这种可能吗？他希望有一 天他可以见到他的儿子；可是，他又将对他说些什么呢？他希望有一天美俄之间能 交换间谍，能使他获得自由。说不定他还能搬到俄国去，在俄国人答应给他的那一 片美丽的土地上盖一所别墅，安度余生。这样的事情过去曾经发生过。可是，如今 却已经是时过境迁，冷战已经结束，美国情报机关的官员们说，他们不知道俄国人 在哪里还关有重要的美国间谍，值得他们拿艾姆斯去换。在过去，曾经有过对美国 有重大价值的间谍；可是在遭到艾姆斯的出卖之后，他们都已被化骨扬灰了，已经 没有交换的必要了。 监狱的铁门在艾姆斯的身后紧紧地关闭了。 艾姆斯在间谍活动的大海中沉浮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那冰冷的海浪吞没了。 可是，只要间谍活动的大海还没有干涸，就还会有人在里面沉浮，就还会有新 的间谍故事出现。 扫校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