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疯狂
历史也疯狂 猜想，有时离真理只差一步 ——读《历史也疯狂》 文/传奇 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哪里？西方文明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北通道到底哪个更重要？全球同源，怎么解释“南岛”问题？甲骨文为什么在红海？前代史学界的大师们怎样看待文明的起源……其实，长期以来,对于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还是从中东文明传播而来的两派论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此时，曾经对中国文字的起源，人类文明起源，特别是中华民族起源，提出大胆推论与猜想的北京学者苏三继《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后又在新著《历史也疯狂》中出惊世之言：甲骨文在红海！ 她的猜想与假设给正在进行“甲骨文起源研究”的专家们以强烈的震动，引起了各方的大讨论。两派学者各执一词，毁誉参半：文明研究者认为她敢于打破史学垄断的视角，挑战了“自我封闭的史学界”，引发了新的疑古风潮，为中国文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而正统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却认为,作者把一些相似的现象无端的假设和猜想，没有发现真正的相似性，是在胡说八道。那么,苏三的猜想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呢?读完此书,相信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通过苏三在书中的行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学英文出身的历史爱好者，她博采众长,通过自己所掌握、涉猎、收集、查询的很多文献和各学科知识,并深入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走新疆，过甘肃，踏青海，奔河南，跨晋陕，逛天坛，在各地积极探索，开阔思考，运用文化比较与文化分析方法，逻辑严谨的印证了自己假说，给激烈争论的各方以强烈的回应。 应该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常识读物，而是她近年来古文明研究的心路历程、行路历程、思路历程，她像是用心在诉说着自己对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和您探讨着自己猜想的不同观点。作品图文并茂，文字细腻,笔触流畅，图片新颖，读来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其间对国内很多优秀的考古胜地的见解也与众不同，发人深思。作为幸运的历史叙事者,她敏锐严谨的思维和大胆的想象也会给每一个历史爱好者强烈的震撼。 历史有时候很疯狂，许多看似分散的、凌乱的现象，通过特殊思维和特别方法，却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妙不可言的联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多样性的,对历史的思索需要丰富的想象，想象是没有国界的，没有时空限制的，人类正是在疯狂的想象中改变着社会。所以，猜想有时离真理只差一步。 一、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 买书的时候忘记是否注意到作者，但无论作者是谁，这本售价仅11元的小书我都会买的，它的书名叫《美术、神话与祭祀》。仅“祭祀”这两个字就足够让我眼睛发直。 古代的宗教与政治紧密相连，有时候祭司本人就是族长和国王，假如你抓住了它的宗教特色，就等于抓住了当时社会的核心特色。所以，任何带有祭祀意味的古代图案和活动我都极其关注。 这本张先生自称最喜欢的专门写给社会读者的小书，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一本书籍，他的意思是，他的其他著作是学术著作，这本是普及本。但在我看来已经很“学术”了，内容也很对我口味。据说一本书是否学术，是看著作后面的引文注解做得是否详细。真是奇也怪哉，一本书籍是否有学术价值不是看是否有重大突破和思想价值，而是看注解，看来“买椟还珠”已经蔚然成风了。中国的第一圣贤学者孔子不知道自己的《论语》曾经是多么地难堪，因为他的学生当初在编《论语》时一个注解也没有，所以后人就不遗余力地注解了二千余年。当然，我无意向学术规范挑战，有注解我相信是必要的，一个是求信，另外也给读者求源带来了方便。张先生这样的学者大家自然也是不能忘却注解考据的必要，即便是写给社会的普通读者，还是在这本正文只有118页的小册子里抽出了22页用于排列出处注解。当然，一如一本伟大著作一样，前面会序上加序，又是20页。 但无论如何这确是张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的著作，所以他喜欢，我也看得很认真。我总不能埋怨一本写给普通人的著作过分“学术”化。我自己写杂文写习惯了，所以不喜欢有注解条目，即便需要“学术”我也杂文化了，里外透着我才是真正适合给普通读者写书的劲儿，怎么努力也“学术”不起来，多亏早记熟了邓小平同志的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这才给了我一些勇气。 我是大约两个月前才知道张先生大名的。在一本美洲历史的小册子里，作者提到了张先生的观点，我顿时来了精神：看来张先生是不排斥“全球同源”的，假如不能说他是同意的话。当时我已经走火入魔，谁辱骂我、阻止我都无法使我对“同源说”产生半点疑问。很少有人赞同我，偶然看到一个学者隐隐约约地不反对我的逻辑，所以特别感动。我上网一查，竟然这人还是美国院士，一下我就“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把张先生引为知音了。可惜黄泉遥迢，无法联系，在我开始对史前史发生兴趣之前张先生已驾鹤西去，不禁扼腕叹息一番。所以，这之后对于张先生的著作分外关注。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这本书一上来就明确是针对“夏商周”的，这正是我关注的核心，我第二本书的副标题为“《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何其“对口”。当天回来就把整本书给翻完了。 很确切地说，张先生在书中确实没有明确显现出中华民族独立自生的观点，我隐约感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张先生到底是做学问的大家，所以他只提出谨慎的证据，没有急于给出“全球同源”的匆忙结论。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学者风度了。后来我还收集了一些他的有关论文，发现张先生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整体是比较犹豫的，而其怀疑点恐怕都纠集在商朝这里①。 张先生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恰合我的目的。他说他要“（用本书）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个观点正是我近十年来反复强调的”。哦，原来之前的人们看来一直是没有“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的，否则先生也不会如此“反复”倡议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不愿意“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呢？是不能？还是不会？是不愿意？还是偏见？还是组织结构的限制？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人。 我是行外人，整个一愣头青，不管不顾竟然就恰合了先生倡议的“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所以我根本找不到我的专业性与归属性了。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同源说”外围的文化氛围与专业队伍和专业归属问题，这里总算有点明白了。 我想，假如一项研究真的不好归于任何学科，那么，也就是说一门新的学科就开始诞生了！看看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是这样诞生的，似乎与老的一些学科有关系，但实际上目标与任务都不同，于是新的学科就名正言顺地成立了。我认为“文明源”的研究本身就是全新的学科，不能附生于任何其他学科。它涉及的领域太广泛，仅我可以想到的涉及的学科就有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气候学、宗教学、生物学、文化学、艺术等，我相信任何一门已经存在的学科都会渐渐与其发生或深或浅的联系。所以我已经不仅仅是同意张先生的意见，而且几乎要把他的意思更进一步，说：建立一门跨专业学科的“文明传播学”！ 一门学科是否能够建立其实还是“椟”，我们还是别忘记继续寻找“珠”吧。张先生此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者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从性质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在“代后记”里，实际上就是张先生在它处的一篇稿子（《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里，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即“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他引用F.W.Mote的话说：“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世界观“显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人类世界观的基层”，“当我们向东穿过太平洋而找到许多在同一个宇宙观基层的上面和范围之内建造起来的新大陆的文明时，上面这件事实的重要意义便看得更为清楚”。为之张先生举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萨满教的例子。在张先生论述中国文明在美洲印第安地区的“适应性”时，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适应性”可能近似于我要求证的“同源性”。 在同篇“破裂性”一节中，张先生说：“中国文明当是由中国所代表的政治程序而自古代亚美基层发展出来的许多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张先生似乎继承了李约瑟的理论，提到了欧洲的文明是以城市为文明标志的，城市代表了艺术和优雅，但是中国的文明更替却是以政治中心为文明发展标志的。所谓“破裂”，张先生显然是指西方理论适应性上的“破裂”。 让我们回到书的正文。一开始张先生就提出了史前史“重建”的问题，并且说这个“重建”可根据两重资料，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资料”。我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不够，主要是需要睁开眼睛向全世界索取中国史前史需要的东西，明确打破“中华文明独立说”的民族主义情结。 “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一重要问题，张先生的结论是：“中国文明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不过，对于这个文明发展的动力，张先生似乎还有别的顾虑：“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便是它如何形成的?从‘文明’以前到文明阶段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便是这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主张中国文明是外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现在既然没有人再作这种主张了，问题的解决便复杂化了①。” 在书中，张先生只是依赖神话传说与考古论证他的理论，对于其他资料，比如民俗等没有涉及。 下面让我们离开“主道”，进入细密的田间去拣取部分散落的“谷粒”。 我对第6页的论述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这正是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常见的规律，以至于《圣经》中的一个人就被直接命名为伤感的“分离”：“法勒”。对于分家的形式，或者说分家的具体方法我是比较模糊的，《圣经》上也没有做详细说明，张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 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在书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如此，中国古代也如此。其实，这个解释可能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夏商周并不在同一个区域生活这一事实颇让人难解。假如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是曾经被分离出去的宗族就比较好办。假如我们不能说夏商周的起源是三兄弟或者有复杂的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按照中国的典籍或者传说，加上秦嬴的祖先，确实最初是四个强人联盟，后来实际上看来像是一种轮流坐庄的形式。但这一结局，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他们曾经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这几家后来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改朝换代，也勉强可以说服大家。这几家后来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势力，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并且通过婚姻形式来完成——古代的婚姻确实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针对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婚姻向来都是有严密考虑，尤其是牵涉到王子身份确立的时候。三代时期能够找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例证，这一点与古埃及同。 三代时期的王室婚姻是一个重点研究项目，张先生在书中略有叙述。其中之一说到周文王之母疑为殷女。“帝乙归妹”，很可能又说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给了文王。中国另外一个国学大家王国维特别推崇《诗经》的真实性，《诗经》里有关这段往事是这样记载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①”“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亲是殷人无疑，看来殷、周的和亲是肯定的了。 张先生提到中国古代很可能流行着双方交表婚制，“即一个男子可以娶父亲姐妹的女儿或母亲兄弟的女儿为妻。这种婚姻习俗最重要的证据是周代文献中保存的亲属称谓制”。 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利用道德来强化古代的政治力量，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国古代一直是道德社会，这个道德是一种有效的黏合剂，牢牢地把中国的社会维系了近3000年。我觉得中国的道德意识是从周朝开始明显纳入政治体系内的，西方则是以宗教来挟持政治，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见下页张著原图） 顺便说说我对于一个甲骨文的解释，关于“族”的解释，张先生或者一般学者的解释是：旗帜下面放着兵器，我的看法是：旗帜下面站着一个戴尖帽子的国王。“族”首先是人，并且是首领，兵器尽管嚣张却不能代表人的存在。古埃及国王的帽子恰是尖顶的。 书中提到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多形成于周后期或者汉朝这一事实很重要，其中尤以“黄帝功绩最大”这一事实与前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黄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于时间，既然可以把数功归其一，当然也可以提前无数年，甚至最领先。在神话中，黄帝活动的范围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间，我当然倾向于后者。但是我至今还看不到需要改变我以前的一个推论：黄帝是商朝人祖先（即黄帝很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约瑟”或者“雅各”），并且“颛顼”这个名称我认为也接近“约瑟”。 另外，对中国古代社会是母系氏族的说法我一贯是反对的。我不否认在民间的生活里可以存在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假如我们把国家政治整体考虑在内时我就不能同意。我宁愿说中国是不存在完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三代时期举不出一个女王的例子来，并且从5000年前开始的三皇五帝中也找不出一个女性！我不否认女性可能在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从妇好墓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必须承认，女性并没有在古代掌握政治决定权，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中东依然如此，此点可参见《圣经》。在整部《圣经·旧约》中，惟一出现过的女王只有一个示巴女王，另外以色列还出现过一位女士师：底波拉，其他的皆为男性统治者。无论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还是西方体系中的“圣母”都挽回不了女性没有地位的局面，虽然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未必就很低。因为她们有生育能力，这决定了她们的神圣母亲地位。 该书第五章《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我认为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符号（文字）是我向来最注重的证据。尤其在65页，有一些规律，里面提到中国陶器上许多的“Z”、“X”，张先生似乎多认为它们是工人的姓名或族徽，我坚信它们属于宗教符号，代表着神圣的意义，放置在当时最高档的生活品（陶器）上。恰好后来看有关古埃及的VCD，也看到了陶器上面刻画了许多的“Z”，与张先生说的一样，只是我提供的照片是古埃及的①，并且是5000年前古埃及的物品。 关于数字，“在中国的历史时代早期，1、2、3、4这几个数字简单地写作一、二、三、四个短划；5是个X，7为一交叉符号……6、8、9这几个中国数字变形就比较多，至今未在任何史前陶器符号中发现”。书中借李济的话提出：“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如2、6、8、9）却根本未见？”哈哈，得到这样一个提问太好了，因为这些规律是我花费再多时间也难得到的。但我很高兴试着回答他们的问题：“7”是中东人的信仰！中国的文明来自中东。 第80页的铜锡矿分布点划分也很有意思（见上图），这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已经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常用方法，用统计数据和图形等来说明和解释问题。当人们在做相关历史研究不再考虑手段和方法的高下与所谓的“禁区”时，那或许已经是进入了一门全新的“跨专业”学科。 二、世界上没有孤立的小岛 1、南岛，我的一块“心病” 我曾经有一块心病。或者说，在提出“全球同源”后使我吓出一身大汗的一件事情是：我使用全球语系基本分类后发现，大洋洲以及太平洋里面以及沿岸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明显和中东有地理或交通上交接的“困难”。假如这一环不能连接，那么“全球同源”就是一句空话。 在我的整个探索之旅中，与其说我在重读历史，毋宁说我在重新复习地理知识。我还被迫开始研究人类交通史和生物史。当我昨天举着一张大约两尺见方的塑料世界地形图回家时，或许很多路人会猜测我是个地理老师呢。我身边最常见的工具不是别的，是各种各样的地图。遗憾的是，网络上相关历史地理方面的信息非常少。另外，人们把目光集中投向了亚洲、欧洲和美洲，却忽视了大洋洲，之前出现的是非洲。这就给我带来了更大困难，这身大汗闷了许久出不来，干着急。 有关这个问题我作了一连串的探询，首先是从地理学、地质学上寻找可能的联系，并对地球“板块说”、“漂移说”等作了一番研究，但收效甚微，因为时间差距过大，整个地理上的结合或分离起码需要上亿年的时间，而我的目标范围只是近万年左右。所以必须另觅他途，气候历史资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越来越多地碰到一个词汇：“南岛”。接着是“南岛语”和“南岛族”，再接下来是“波里尼西亚”这个词汇的频繁出现，最后是南美洲、印加人、复活岛等。我看到了一丝渺茫的希望，接着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曙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于历史语言学及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有了一点了解，因为广大“南岛”区域内的人们之所以被证明有联系，多半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功劳。 南岛（Austronesia）地区生活着2亿人，但是南岛的区域范围却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它北到台湾，南到新西兰，西到非洲东岸，东到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属秘鲁），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所谓“波里尼西亚地区”则是指包含在“南岛”之中的一个三角区域：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三点画出的三角区域，又因为这个区域非常著名，所以南岛语（Austronesian family）又被称作“马来-波里尼西亚语系（Malayopolynesian）”。 目前的地球几大语系的划分实质上是一种人为假设，它潜含着这样一个定义：同一语系的人们在族源上是可能有关联的。但这并不能推断说，不在同一语系的人们就一定没有族源联系。实际上不是同一个语系的人们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分开了太久而已，比如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先生曾经在《蒙古语言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他在比较“汉藏语系”和北方“阿尔泰语系”后认为，他们之间有关联。这个研究作为一个新闻也曾经报道过，标题为《汉藏、阿尔泰语系可能存在“亲戚”关系》。这个学术的突破可能引起众多领域的反应，它意味着蒙古族、新疆等地许多少数民族都与中国中原的人们有族源联系。 其实在查知南岛语系的范围之后我这颗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尽管这个区域范围广大，但是却包含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南岛”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同源说”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核心起源就在中东附近（包括北非地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解释“南岛人”的起源也是在非洲地区。至于怎么来解释那些海洋“天堑”，怎样来解释人们当初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包括年代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语言学的研究结果放在那里，已经说明了广大区域内“南岛人”之间的固有联系，那些文化特征接近的人们明明生活在各个地理上不相连接的区域，他们本身就是证据。 从对于南岛文化浅层次的一些了解，比如宗教、祭祀、色彩偏好、动物崇拜、服装、人种等方面来看，我的结论依然是：这些“南岛人”与其他我们关心过的区域的人们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同源合乎逻辑。 我总体对于“南岛语系”以及族群的生活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一本名叫《走过南太平洋》的书给了我很多触动。刚翻这本书，印象很一般，觉得这是一本以讲述海上历险为主题的一本书籍，基本上没有讲什么土著人的情况，价值可能不大。看到最后我认为我错了，恰是这样一本看似浅薄的普及类书籍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它从“技术”角度证明了更多我想证明的东西——古代人征服地理障碍不成问题。 从人群分布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南岛居民散落在万里海域，其中的许多岛屿孤零零周围千里无人。这个特征说明，冒险、航海就是“南岛人”祖先的生存根基，没有了船只、没有了冒险精神，这些“南岛人”就不可能分布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我甚至怀疑，远古时代的这些“南岛人”在人类的东迁壮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特殊角色。古代中东曾经活跃着一个“海上民族”，由于缺乏确切的记载，他们一直是个谜。这个海上民族曾经重创埃及帝国与亚述人，但无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古代是专业的搬运队？还是只是以航海冒险为乐趣？他们是曾经受雇于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爱海、爱船？他们的航海技术到底怎么样呢？古代人真的有能力横穿汹涌的太平洋吗？通读这本书，我的许多疑问打消了，收获大于我想获得的。 2、读到一本好书 书的作者“泰瑞·马泰阿塔”（南岛的一位酋长给他取的名字）是现代挪威人。看着他的故事，在情感上我觉得我和他几乎是在做重复劳动，只不过他的探索在海洋里，而我的探索在计算机上，汹涌澎湃是一样的，面对的冷漠、不信任或者热情、激励也都有相仿的一面。 我读着他的叙述，不止一次地想：“这太传奇了，不会是骗局吧？”这大概也是许多读者看到我的研究时的疑虑。无论如何，我与这个“泰瑞”的动机一样地偶然，我是因为买了一本谈论三星堆的书籍，他是因为在太平洋上的马克萨斯群岛生活时听到当地的土著民提到神话中的酋长“铁基”。“泰瑞”突发奇想：这个岛上的“铁基”是不是南美洲的“铁基”？尤其是他看到当地岛上的巨大石像时他认为这与印加文明里的石像接近。但是，要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证明运用原始的航海技术的人们确实可以从几千海里外的美洲大陆越过汹涌的大海来到这里。这位来自挪威的男人马上决定了：去揭开这个秘密！ 开始时，他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因为这几乎是拿生命来作赌注。他父亲大为震怒，家人都不同意，几乎所有的朋友也都不太理解。 “泰瑞”原是一位研究太平洋岛民历史的人，时值二战刚刚结束，他的军人气质、学者的执着可能都为这个人的行为注入了特殊因素。“泰瑞”详细描述了他是怎样异想天开地具有了初步的计划，然后一步步引起社会的关注以求助社会的经济、物质的支援，然后是选择合适的同行伙伴，甚至动静闹到美国国防部，并惊动了秘鲁总统。一切行动计划都完美无缺，最后他克服万难下海了。 “泰瑞”认为，在广大的“波里尼西亚地区”各个隔离的小岛上人们讲着同一种语言，他判断他们来到这些小岛上的时间应该不超过一千年，而“铁基”是他们共同的祖先。“铁基”意为“太阳之子”，多么熟悉的词汇啊，“太阳之子”，从中东到希腊，再到中国的“三代时期”，所有的统治者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是“太阳之子”。不过，“泰瑞”并没有进入“同源”体系，他还生活在1947年，他只是要证明这些太平洋小岛与南美洲之间的联系，而惟一使他起疑的不过是一个文化现象：“铁基”。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轻率的，但是我确信在这个可以说得出口的判断之外他一定有着其他丰富的却不便表达的理由，因为他本来就是研究太平洋岛民历史的。有时候我们说“直觉”是不科学的，似乎“直觉”不应该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利用的条件。但是我认为“直觉”对于一些拥有丰富知识的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很重视我的“直觉”。我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假如写下来了10条理由，实际上我会在背后有50条理由在支持，但是不好表述或者不被传统方法所采纳与理解，为避免更多的纷争我就不会把所有的50条理由都罗列出来，但那并不表明那些理由不重要。我曾经碰到过一些“神探”，他说这个案子大约3天后能破，事实果真如此。实际上就是大量的知识经验在做他判断的后盾，他不是“神汉”，他只是“神探”，他不能撇开经验和知识来做判断，但是你让他解释为什么说具体给出了这个结论，他会说：“直觉”。“神探”比较好做，没有人要他把判断过程写成论文，但我就比较倒霉了，不仅需要写，而且要按照学究们的格式来写，否则你无论怎样都叫“不科学”、“不正确”。后来意识到，我的埋怨只有部分道理，因为一个神探可以抓出凶手来证明他是对的，而我这里“凶手”永远不会出来，更不会坦白从宽，我要替代“凶手”说话，我做这个“侦探”确实有点难的。 对于“波里尼西亚”和秘鲁之间的文化历史，“泰瑞”是这样描述的。他认为在公元500年的时候，南太平洋里群岛上还荒无人烟，大约在公元1100年左右时才有第一批居民漂移过来。他认为移民是从东而西的。从我个人的眼光而论，南太平洋地区的小岛星罗棋布，这些居民与其考虑是从南美跨海而去，还不如说是从大洋洲过去更方便容易，但是“泰瑞”手里有“铁基”，所以他从最难的地方证明起。勇敢的人是应该受到赞扬，在跨越那样遥远的距离来证明人类确实可以相互来往之后，我不得不说，古代的人们是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航行了，这个探险队将要证明的航行距离是我们可以设想的地球上最遥远的一段距离，并且他们使用的是最原始最古老的航海方式。 《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3日4版登载了著名历史学家严明复先生《海洋考古的矢》一文：“……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在比哥伦布早得多的年代，许多沿海地区的居民驾着小船或木筏，竟然把浩瀚的太平洋上成千上万的小岛一批一批地发现和开发出来，那是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成就！语言学家们早就指出以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大群岛为主体，东到复活节岛，西抵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存在着一个讲“南岛语系”的巨大族群，并且推测原始的南岛语系的民族可能是生活在东南亚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代居民。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不过，同时严先生借用澳大利亚大学的贝尔伍德教授的考古研究指出，“南岛语系的人最早在中国东南，包括台湾一带”。 “在1950年代，从埃及的大金字塔旁边发掘出100英尺长的适合海洋操作的4500年前的舰船。”“在1991年在上埃及的Abydos发掘出更为古老的一个完整舰队的船只。”①这些似乎也说明了当时的航海能力是可以穿越大海的。即便不能从逻辑上肯定那些跨越大海的人就是古埃及人，但是我肯定还暂时不能同意他们的总司令部是在台湾附近，因为无疑这样的行动是需要强大的集团支持的，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做后盾是不能长期继续的。当时具有这样实力的只有中东人。 “泰瑞”要远航而去的马克萨斯群岛（或塔希提岛）在大洋洲边缘，它与夏威夷的距离比南美洲的距离为近。假如要以马克萨斯群岛为中心画圆的话，最近的是大洋洲诸岛，然后是夏威夷，最后才是美洲；并且，从墨西哥、南美洲距离马克萨斯群岛的距离基本上相同，但是“泰瑞”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从南美出发，因为传说中“铁基”就是从那里扬帆西行。除了“铁基”之外，“泰瑞”一定还有其他的考虑与判断。 几百年前西班牙人到达秘鲁时，当时的印加人告诉西班牙人：他们周围那些巨大的建筑不是他们所建，那些建筑由一群高大的白人所建，他们从北方而来（也就是中美洲与北美洲），这些白人教会了当地人建筑、农业和礼仪，然后突然消失，他们去了西方。而西方恰好就是太平洋。巧合的是，欧洲人抵达太平洋上的群岛时，他们碰到的原始人大多就是印加人描述的白人，和今天的闪族人一样！不过书中的图片告诉我们，今天那些生活在“波里尼西亚”的人们多是和我们中国人相貌接近的人们，甚至他们的装束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不陌生。很明显岛上的土著居民呈多种族倾向，既有白人，也有我们熟悉的印第安人的面孔，但是有关白人的神秘传说一直在当地流行，“铁基”就是个白人，“康铁基”是“大祭祀”和“日神”，他还有许多的名字。据说在一次部落间的战斗中，“铁基”在南美洲战败，然后逃向茫茫大海。“泰瑞”推断他们就是来到“波里尼西亚”的第一批居民。他认为第二批居民和他们的融合发生在公元1100年前后，他们从北美洲首先到达夏威夷，然后与第一批“波里尼西亚人”汇合。这里的石雕文化很发达，但是他们不会使用车轮、不懂陶器、不会织布。 3、为什么不？ 实际上在看似卤莽的行动之前，“泰瑞”已经有了几年的深思熟虑，只是他没有时间公布于众，或许他想到用语言来证明他的猜想比较无力，所以他选择了使用行动的冒险使整个世界注意他的这一理论：“波里尼西亚人”来自南美。想到此，我不禁想，难道为了证明中国人是从中东来到中国的，我是不是也需要一次徒步旅行呢？答案是：我不会。 他的目的达到了，全世界在他组建探险队开始就对他的事迹大加炒作，数个国家被迫卷进他的行动，甚至一些军方力量也参与了，除了大自然并不领情外，全世界对他的行动小组一路绿灯。当然也有劝阻他不要去送命的，有人在他临走之前还劝他：“你父亲会为你的死讯难过的”。但他丝毫没有犹豫。我在计划自己的探索时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我也达到了我的目的：让整个社会关注这个话题。只是泰瑞变成了英雄，而我成为“炒作”的“嫌疑犯”。 当“泰瑞”第一次把他的“理论”告诉美国一位老学究时，那人说“绝对错了”，并且“不该把人类历史当作侦探小说中的疑案来看待”，这就像我听到过的大多数批评一样。一位资深学者听说我破解甲骨文起源的消息后愤怒地说：“历史研究不是写小说，不能主观臆断、联想附会”。“泰瑞”说：“为什么不呢！”老学究说：“科学任务只在于调查研究，不在于证明什么，尤其是古代人根本不懂造船，怎么会跨越那么宽阔的大海？”“泰瑞”反驳说：“他们会制造木筏！”老学究说：“那你就试试从南美洲到南太平洋上去吧。” 一个本来不可能的伟大计划就这样诞生了，而“泰瑞”正是乘坐一个严格按照古代标准制造的木筏出发的，只不过制造这个木筏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并且这些木筏是由一种罕见的轻木做成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南岛居民虽然有许多他们不擅长的事情，但航行与制造水上工具却是他们最拿手的，也是最讲究的，甚至有些玄妙的道理在我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最终证明那才是“科学的”。由于当时南岛人并没有掌握青铜技巧，所以这个木筏上也没有使用一根金属钉。 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无名小辈，到一个世界关注的探险英雄，然后是细致认真的准备工作，再到全方位的耐心解说，尤其是卓越的组织才能，是“泰瑞”成功的关键。最后登上木筏的6个人都不是只有赴死决心的卤莽汉，他们全部是具有特殊技术的专家：无线电爱好者、生物学专家、航海专家、画家、极地探险家。他们勇敢，但不是亡命徒，他们确实在冒险，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是科学研究，事实上他们一路上都在考察和记录。这是一支已经具备现代科学头脑的西方人探险队，我真羡慕他们的完美结合。 在队员遴选和资金装备到位以后就是开始打造那艘神秘的木筏。然而这依然不是简单的事情，连砍伐这些特殊的木材都要冒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要穿过土匪占领的区域，而且那一带的土著据说有“猎头”的嗜好。这些身有专攻的技术人员还要充当体力劳动者，自己伐木，自己运输。这时中国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的典型又出现在我的头脑里，体力劳动由于受到鄙视而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不屑，这是由中国人一贯的等级观念所造成的又一特色。假如我对于自己民族的精英们过于苛刻了，那是由于我太钦佩这群与我们有着迥然不同文化背景的英雄们了。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绝对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我认为中国人其实应该学习的是西方的文化精神，它包含了太多一时无法言表的东西。 最后临行前，“泰瑞”还不忘记他的核心任务是考察种族迁徙，他写道：“码头上全是观看这艘怪筏命名典礼的人。这些人中好多人的肤色和面容特征说明他们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带航行过”。他所指的这些人中包括秘鲁人、西班牙人、欧美人、古巴人，还有中国人。这艘船最后被命名为“康铁基”。 三、读《法老的咒语》 我太懒，不愿意轻易动身外出，不是万不得已也肯定不会上医院。有些情况是必须到专科医院去看的，但是又心想，既然出门了还不把平日里总闹我的其他小病也给看了？所以起身出门的时候就准备在外面看它一整天病，大病小病全看完。当然我没忘记带本书去。由于跑的地方很多，为图轻便，所以带了一本很薄的科普小书，这就是杨澜主编的“电视图书”，名字叫《法老的咒语》。 看了3个病，在等候排队的间隙里居然把书看完了，也没有出现一个人傻坐着没书看的局面。真好。 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法老的咒语》，围绕是否真的有“咒语”这个迷信展开，是真正的科普性质，吸引眼球的读物，我自然不感兴趣，这类话题我只对埃及的考古才有兴趣。 书中后一半的篇幅被两个主题占据：其中之一是印加帝国的木乃伊。 初看这个题目我被吓了一跳。印加帝国怎么也有木乃伊？并且开始时间竟然在“公元前7000年”。无论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事实是这个木乃伊与埃及木乃伊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熟悉的埃及木乃伊是人工制作的，经过药物处理；印加的木乃伊则是全天然，依靠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放在山顶风干而成的。假如它们是同样工艺的话，我马上就会质疑我的“全球文明同源”顺序。好在它们不是同类，吓得我差点出一身冷汗。不过，由于木乃伊在这么久之前就在地球上存在，我们倒是可以怀疑木乃伊的风俗很早之前就有了。我的意思是，中东在这个时期也可能有了木乃伊（在北非确实也发现了一些年代久远的自动风干的木乃伊），但是很可能埃及人发现自然风干的办法不保险，所以最终改为对其进行药物处理了也未可知。 以上是一个例子。对一些表面上的阻碍若不甚了解，与其被朦胧的假想吓倒，还不如不去理会。我的意思是，假如我原先约略知道印加有年代久远的木乃伊很可能就会放弃“文明同源”的探索，加入人云亦云的队伍里去，但事实上此木乃伊非彼木乃伊。一句话，由于牵涉面过于广泛，探索工作应该宜粗不宜细，宜“卤莽”不宜“严谨”。“严谨”将使人寸步难行。当然，这并非鼓励人胡思乱想，而是适度猜想、尊重逻辑、避免拘泥保守而已。 看此书是半个月前的事情了，我已经忘记具体触动我的一些细节。依稀记得印加帝国那里是用死人管理国家的，就是让这些木乃伊享有极高的荣誉和地位，甚至还给它们吃饭、娶亲、洗澡，甚至让他们过性生活！然后拿它们当傀儡使用。当然“它们”也参加各种仪式与活动。这是祖先崇拜的极端表现，同时也是道德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国家并非难事。但我相信这个习俗或者统治方式并不十分久远，或许只有几百年。 据说创建木乃伊祖先崇拜的第一个帝王是印加历史上最辉煌的人：帕查库蒂。他生活于15世纪。 让人高兴的是，印加帝国国王的称呼也是“太阳之子”。这个称呼一如全球的其他区域，从古埃及到两河流域，再到希腊和东亚，凡是三千年前的帝王必被认为是“太阳之子”。这个时间痕迹也提示了在大约三千年前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人类可以真正自由来往的地球村！ 1532年西班牙人来到南美，这里的“死人文化”随之消亡。 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女法老”，讲述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女法老哈特史伯素。我在埃及旅游时曾经在埃及博物馆里抚摩过她的石像嘴唇，冰凉而生硬，但也令人心颤。她曾经一直戴着假胡须，这个尴尬暗示了她的累赘。那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 我一直不太相信有母系氏族公社时代。那至多是一种生活方式、经济方式，但在政治上女人从来没有获得过主动权。我怀疑，人们长期把精神上的崇敬留给了女人，但对于真正现实里的权威却只奉献给了男人。所以古代社会总体上看起来会是一种二元社会，分为精神层面与现实层面，并行不悖。一旦有人越过那条约定俗成的界限，就会引起巨大的骚乱。 女人可以作为女神来崇拜，但降临到人世作为法老来统治世界却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哈特史伯素尽管贵为法老的女儿，并最终把王位还给了她的继承人，但她依然受到非议，几乎所有她的雕像都遭到了人为的毁坏。 哈特史伯素的父亲萨特姆斯一世是埃及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他统治下的版图曾经北至幼发拉底河，南至奴比亚。一如古代王室兄妹婚或者父女婚，哈特史伯素与同父异母的哥哥结婚，即萨特姆斯二世。由于丈夫早逝，继子年幼，哈特史伯素不得不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谈资。历史的丰富多彩，多是因为偶然的意外。 哈特史伯素与一个平民的那段爱情常常受到人们的关注，我认为女王的爱情也是女人的爱情，国王的爱情与普通人的爱情并无本质区别，所以我对此并不关心。 四、读《考古随笔》 想了解点甲骨文，结果很难在网络上查找到相关资料。一个朋友说，怎么不到文物书店看看呢。结果，如愿以偿。除了甲骨文的书籍，顺便还买到了搜求已久的何新的《诸神的起源》，还有张光直的一些书籍，最后拿到的是陈星灿的《考古随笔》。 分三几天把《考古随笔》看完了，回味是一种静静滋润的舒畅，没有想到一本随笔竟然可以达到此种效果，足见作者的功力。印象比较深的是作者的眼光相当开放。 这里摘取陈先生的部分案例以充实我的文明同源考。需要说明的是，从书上的逻辑看，陈先生本人未必赞同我的思路，尽管他的考古案例处处显露出人类同源的痕迹——因为这恐怕就是事实真相。他到底怎么想的我并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不会保守。只有那些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保守，大概也与年轻有关。 在《上古以皮毛为目的的渔猎工具》以及《再说古代的非尖类镞》两篇中，从如何获取不受箭头损害的完整皮毛说到非尖类镞，或者圆头镞、带毛镞等，时间从尧舜到龙山文化，陈先生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题目”，并且“安阳市博物馆就陈列有圆头镞”，汉晋时的新疆有更多实物。接着，惊喜地看到最后：“圆头的镞，在古代的埃及和欧洲也有众多的发现”。陈先生认为：“使用非尖类镞，是人类长期以来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未必有从此到彼的传播”。但我是否也可以猜想：也许就是从此到彼的传播。 头骨穿孔问题也是陈先生关注的，如《头骨穿孔的奥秘》、《世界上最早的颅外科手术》、《四千年前中国人已成功实施开颅手术》，以及书中惟一的论文（而非通常的随笔）《史前时期的头骨穿孔现象研究》，都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对于这些考古发现中的头骨是否真的实施了“外科手术”，我本人没有任何专业资料参考，连猜想也不敢，不过还是持怀疑态度。但对于其中大面积多发的头骨穿孔中包含宗教信仰方面的诉求的观点，本人是极力赞同的。 陈先生认为，“头骨穿孔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境内从新石器时代的广西桂林到青海马家窑、新疆天山阿拉沟墓地、新疆哈密不拉克等多个墓地，也“据说在河南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头骨穿孔现象。史前时期的欧洲（如法国）等地也有头骨穿孔现象，近百年来更是在除了欧洲之外“太平洋岛屿、南美、北美、亚洲与非洲等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头骨穿孔事例”。“民族学家则发现，一直到上个世纪，头骨穿孔手术还在北非、南美、西伯利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地广泛地流行。从考古学上看，欧洲与南美是头骨穿孔现象发现最为集中的两个地区”。欧洲地区的这一发现的数目之多，令人咋舌，地区则散布于法国、瑞士、捷克和斯洛伐克、德国、丹麦、瑞典、英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 对于这个现象的流向，陈先生说：“皮乏特认为似乎存在着一个从法国南部的洛泽尔省向北传播到巴黎盆地，再向东向北向西传播至中欧、东欧和北欧以至于英伦三岛的这样一个过程”，“亚洲的头骨穿孔相对于欧洲要少一些”。至于在美洲则“主要发现是在南美的印加和早期印加文化中”。文中没有阐述几个地区间的传播流向，比较肯定的是这些发现既涉及欧洲白人，也有蒙古人种。比较统一的是，时间较早，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二千多年前。 恰是中东人的缺失，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探寻话题，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有一个族群在大约5000年前开始有这个习俗（被认为是开颅手术的时间则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的乌克兰就有发现），并且从他们的分布上来追寻他们迁徙的痕迹，事实上，在史前时期从欧洲到中国腹地，一直到南美都有白人的存在，迁徙传播了风俗不能排除在外。最初这一风俗的根源在哪里，我没有答案，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中东地区是否真的没有这个风俗，我们也期待最终的确定，不必事事都一定从中东传出。大多数文明与传统发源自中东就足以说明问题。 姜太公钓鱼的历史故事据说发生在中国的西北，但是陈先生却根据今天的民俗发现西南地区确实有无钩钓鱼的事实，他们就是云南布朗族和芒人。其主要原理是利用某种鱼咬食的凶狠。直钩并非不可以，但是需要饵食，必要时还需要网兜补充。许多今天看来怪诞的古代奇闻，未必不可信，尤其是生态环境的改变，会使今天的人们对于古代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产生许多误解。书中类似的趣文还有《民族志中所见的石烹技术》，读此文我马上想到的是著名的云南小吃——用石头放入汤中煮熟鱼片的“英雄救美”，还有就是由“保暖的小屋”想到的蒸汽浴——从中东到北欧十分兴盛。 《也探马的起源及其他》中，“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乌克兰草原无疑是最早发现驯马证据的地区”。我觉得有关马的起源问题可以与头骨穿孔一起讨论，以方便绘出族群的迁徙路线，因为早期的迁徙动力肯定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同期的文化传播也应该有某些相似性。美洲无马的问题其实长久以来也总是缠绕着我。据说最早美洲其实是有马的，后来的消亡似与冰河时期有关。这个要确定在什么具体时期消亡才有头绪，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对美洲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做出初步考虑。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马是可以通过大陆迁徙的，但是人类的迁徙可以不受陆地的限制，木筏船具都可以让人自由迁徙，人类只要依靠水中的鱼虾就可以解决食物问题；但是马属于草食动物，所以只利用船只和木筏是不能带去马匹的。从这个特殊的例证上，或许可以推断出白令海峡冰原消失的年代。 上文中有一段题外话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谈到北方草原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对于商周的影响时，陈先生说：“殷墟发现的贝，来源于我国台湾、南海甚至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湾和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殷墟的玉料，则有一部分是从我国新疆和阗来的；至于占卜用的龟甲，来源更为广泛，一些特别的种类，分别产自我国海南岛、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甚至日本等地，其范围之广，远远超出我们想像之外”。老实说，它们没有超出我的想像，但殷墟的贝壳竟然有南非的产地还是让我目瞪口呆。看来我还是猜想得不够大胆，远没有事实本身走得更远。事实上，可以看到周朝时期具有明显的非洲人特征的玉器，并且殷商墓地也挖掘出过白人尸骸①。所以人种上的迁徙是一定有的，最终的问题只是“数量”这个关键问题。仅从壁画上看古埃及的统治者就很让人兴奋：既有高鼻子的拉美西斯二世，也有黄种人，如阿蒙，还有示巴女王等黑人。这些事实说明3000年前的全球人种杂居，不是今天的格局。今天的人种如此明显集中，也验证了我的理论：大约2500年内迁徙渐趋停止，使人种局面在上古与今天完全不同起来。换句话说，远古人类是非常开放的。因为民族国家以及宗教的缘故，人类越来越封闭隔绝起来。 不管陈先生是否同意，这本书补充并解决了我的许多问题。从《埃及的玦形耳饰》中我得知这样一条信息：“玉玦或其他质料的玦形耳饰，常见于我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亚洲大陆自西伯利亚向南、经过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华北、华南至印支半岛以南，西达印度半岛的东面，岛屿由日本北海道至九州、中国台湾、菲律宾，南部最远可达爪哇及新几内亚，在史前和历史时期都出土有玦饰”。 文中说：“玦饰是一种环形带有缺口的器物”，“长期以来，它差不多成为中国古代饰物的一种代表。可是，这种独特的耳饰并非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独有，古埃及人也把它作为饰物使用”。古埃及的该种饰物饰“是埃及新王国时代（第18-20王朝，约前1567-前1085）最流行的装饰品。材料包括肉红玉髓、碧玉、雪花膏石、玻璃、釉彩陶和贝类等等，用途据说也是把它的缺口紧紧套住耳垂”。“如果说玦形饰物是单一起源的话，……显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高兴！ 在《南美洲考古所见操蛇神像及其他》一文，陈先生开篇即断言：“美洲文化源于欧亚大陆，这是考古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对于其间文化传播的时间和方式，则迄无定论。关于亚洲东部，特别是古代中国与美洲古代文化的相似性，张光直先生用‘环太平洋的文化底层’释之，这是充分认识到两者在深层次上的相似类似的一面，而目前又没有办法认定传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使然。最近，新的线粒体DNA研究，认为南太平洋新西兰岛上的毛利人，系距今5000年前后自中国东部沿海辗转而来。这至少说明在白令海峡沉入海底以后，亚洲大陆的古代居民不可能就此放弃向太平洋以及美洲的迁移和开发”。 有关这里的“南岛人”推论似乎还可以有别的猜测，如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古埃及文字出现于4000年前①（见本书第38页），似乎可以推测为真正的推动源泉在古埃及那里，当然那些古埃及人在到“南岛”区域的同时也到了中国沿海。 陈先生把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归为“大耳青铜头像”，以前人们只关注到眼睛，这次考古学家们看来也注意到了耳朵。在《三星堆大耳青铜头像与古代耳部变形风俗》一文中，陈先生认为三星堆的“硕耳”从何而来不好确定，“因为无论是中原还是楚地，抑或中亚、南亚，考古上都不见这种独特的耳部造型”。而我认为那里的“硕耳”很可能来自“牛”，并且那里本身就出现了许多牛头似乎也可以佐证。我的解释是，三星堆群体流行古埃及的哈特尔女神崇拜，她的表现通常为“眼睛符号”或者牛头牛面，两者三星堆都不缺乏。并且在一些哈特尔的人头像中“牛耳”是特别得到夸张的一部分。 在《吃的悲剧》一文中，从现代环保观念出发，对人类的自我中心和无止境的吃喝，作者摘取了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类必将毁于自己之手”！我深以为是。 说到“飞去来”器，一般人就会想到澳洲土著，在我书桌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飞去来”器，是老公从澳洲带回的，因为太精致了所以从来不舍得一试身手看它们是否真的会“飞去来”也。无疑这个器具确实具有这个“飞去来”的功能，只是操作者恐怕需要一定的训练。作者提到古埃及也有此种宝贝，并且一般为富家子弟所拥有。查阅网络资料发现，1922年在埃及的图坦卡蒙坟墓里挖掘出过“飞去来”器的记录①。两者的共同功能都是用来猎取水鸟，看来是在水上使用了。埃及出土的“飞去来”器是制作于公元前1330年前后，但发明与使用的时间恐怕可以追溯到更远。 《再谈飞去来器》中，作者谈到中国3000年前的新疆也有此物！我后来在新疆的博物馆里也确实看到了实物。这个物品之奇巧，一般人连使用都不会，更不用说独立发明了，所以我认为“飞来去”地区在史前的文明联系是肯定的，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带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谈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是这么说的：“传统认为马的驯化与印欧语系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方法自然是使用语言生物考古学，“因为印欧语系的词根，包括马、家畜和马车的字眼，但却少见谷物的名称。很多研究者由此推测印欧语的祖先擅长畜牧，最初是从乌克兰草原迁移印欧各地的。”自从我接触文明源探索以来最让我惊奇的事情莫过于语言生物考古学的介入了。 在《毛利人来自中国——DNA讲述的故事》中，作者再次告诉我们，“语言学的证据”“直接指向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台湾海峡两岸”。毛利人传说，他们是大约一千年前从新西兰东北部3000公里的库克岛过来的，并且不是偶然漂流而去，而是在“有目的的旅行中”发现澳洲大陆的。在此篇文章中提到著名的DNA推理：人类来自非洲。线粒体DNA是只能通过女性遗传的特殊基因，80年代就是根据线粒体DNA技术把人类的起源推测到20万年前的一个非洲老祖母的。同样根据这项科技，科学家竟然推测到最初到达新西兰的妇女是50-100人。由此陈先生推测说：“仅就女性的人数，就不能用波利尼西亚的渔民偶然漂流发现新西兰的说法来解释，因为不可能有乘载100个妇女并且还是由女性驾驶的大渔船。由此看来，毛利人传说的有计划的发现大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文中还提到1970年代新西兰的探险家已经证明人类能够利用简陋的小渔船，在太阳和星星的指引下横渡太平洋之间的岛屿。并且一些植物也证明了这次迁移的可行。 这后面的几篇文章也很有趣，是深入考古之后才能感受的一些问题。正是这些手段和方法使考古学之下的历史成为“专业”。 《尼安德特人不再是人？》谈到著名的欧洲早期居民，对于他们是现代人的祖先还是已经灭绝的人类旁支，已经争论了许久。中国人最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已经存在了那么多的古人类，发现了那么多化石，怎么可以说中国人是外来的呢？其实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现象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 德国和美国的科研小组都得出了20万年前在欧洲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在3万年前灭绝的结论，他们使用的技术依然是DNA。那么中国的古人类为什么就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事实上，上海复旦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及多基因疾病课题组”已经做出了DNA测试，表明今天的中国人与北京“山顶洞人”没有联系。许多人怀疑尼安德特人消失这个结论，并且怀疑DNA的技术，“但是最近这次德国和美国科学家的工作程序是经得起考验的”。根据人类进化树的时间表，根据DNA技术，专家推断尼安德特人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之一。 在《史前的石刀刃有多锋利》中，陈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人的门，它让我们知道古代生活中隐藏了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奇迹，比如石刀的锋利程度可能就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像。 陈先生的大多数文章都让我这个考古的门外汉大长见识。尽管我也一直声称自己是个业余考古爱好者，看来一直停留在口头水平。在《从食物质量的变化研究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有一个奇怪的结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变化结果竟然是“食物质量变差了”。陈先生说，这“提醒我们农业社会的部分因素确实可能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更有甚者，美国学者戴蒙德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原因是“在限制人口和试图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之间，人类被迫选择了后者”。我认为事实有可能正是如此。每一步深入历史，我都发现以往的自己是多么无知，今天的人类是多么不了解他们的祖先以及祖先的动机、心理和曾经所处的环境与难题。由于考古学的技术支持条件的改善，确实在20世纪许多旧的结论正在改写。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人在对我的文明源探索面前的茫然甚至愤怒，看来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技术革命在考古学中的运用是一定要推翻他们部分熟悉的历史条文的。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做好知识与心理的准备。 五、从“山崇拜”说起 孤陋寡闻如我，以前没怎么看到过有“山崇拜”的提法。说实在，一开始我就对于是否真有“山崇拜”是有迷惑的，但是最后却越来越肯定。 一想到“山崇拜”，我首先是想到的是高耸入云的埃及“金字塔”。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建造如此宏大的建筑实在出人意外。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以此来模仿什么？除了金字塔可以作为坟墓之外，我的第一猜测是他们在仿造一座山。 高山可以与天连接，与神仙沟通，从而达到形而上的目的：为精神或灵魂找到某种合理的出口，“复活”以及生命的困惑就这样得到古人们的终极理解。 然后我想到的是，许多中国人喜欢居住在大山里的“山情结”（有关这点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有所论述，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高人”都喜欢住在山里）、悬棺现象，也是相关的迷惑点。 最后是一些古代常见的符号，它们提示了我“山崇拜”的可能存在。越来越多的此类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春秋战国时期有大量的“山形镜”，不仅有“四山镜”，还有“五山镜”、“六山镜”，一个文字被艺术化并广泛出现在古镜上，非常罕见，似乎仅此一例，所以我认为这个“山”不是今人理解的普通的“山”字，应该是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类宗教符号。今人对这个现象的淡漠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可能：可能在远离今天的上古时代，“山”文化所依赖产生的自然条件消失了，所以这个崇拜也就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我确定“山”形为有宗教含义的符号的原因是因为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著名的帛画中竟然也有“山”形符号①。在这幅举世闻名的T形帛画中，每一个符号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我认为“山”形符号在帛画正中的出现绝对不是多余的摆设。最初我在考虑帛画中的“山”形时曾疑问过那是不是一堆“火”，三个向上的苗头实在像火苗的蓬勃状。甲骨文的“山”与“火”确实也是“形近易淆”，一般需要“于文义求之”也是一个原因。 后来我看到更多的“山”形符号，并且许多根本不像火苗，在最上头是平顶的，如新石器时代的良渚玉器中就是这样。“山”字镜里的山也多是平头。渐渐就与“火”可以分辨开了。 最后发现，这个“山”形符不仅中国有，而且在玛雅文化中也有出现，并且与“T”字符和“羊”头符放在一起，这更坚定了我的推测：他们是具有明确崇拜含义的符号！也就是说，在古代千百种原始崇拜中，“山崇拜”确实是存在的。② “山”形很可能在另外的场合有“火崇拜”的意义。一个图形完全可以同时表达两种含义，例如古代的“王”字与“玉”字实际上都是三横一竖，但是他们却表达了两种含义，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看出来。而“玉”之所以为“王”或许是“玉”为“王”独有的现象造成的，是一种借指。人类认识到火的功用之后，火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它几乎成为一个种族最重要的生命之源，一个群体的搬迁过程中最受保护的就是火种了，某些原始部落也确实有“火崇拜”。“山”与“火”这两个象形文字在最初或许也是一种借指，“火”多产生于“山”，所以起初合而为一，最后又发展分离。在写此文几天后我读到拉尔夫一句话：“事实上，所有这些金字塔都与大火炉的比喻意相关”！①并且，“山”形符号有“外国”的含义。 这里还要切入另外一个问题。古代的星星，在埃及画中描绘出来的图像与今天的“火”字很接近，会不会由于这个原由也归于一个“山”字了呢？因为闪烁的星星就是“火”，火苗就是“山”。所以最终的火崇拜、星星崇拜与山崇拜都归结为一个“山”了呢？山东大汶口文物上出现的“太阳”、“山”与“火”并列，似乎也说明了类似的可能。 中国历代的皇帝始终保持着崇拜山（比如泰山）的习惯，并且作为一个固定的仪式每个皇帝一定会以某个形式去朝拜。那么最初的帝王真的是冲着山本身去的吗？没有天空的星辰与火崇拜的意愿在内吗？总之，“山”在古代并不简单，起码在古代人眼里远比在今天“可爱”。今天的“山”是障碍，是贫穷的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呢？ 《史记·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这句话说明了凡是受天命而做帝王的人必须到最高的山上用“封”礼来祭天，再到高山下面的小山上用“禅”礼来祭地。……至于“封”和“禅”的地方，“禅”地可以变动，“封”则只有泰山一处。……然而古代王者建国的地点不同，在他们的王畿里各有高山，例如西周都丰、镐，附近就有海拔3767米的秦岭主峰太白山，为什么周成王住在镐京，要举行确定天子身份的煌煌大典，竟会放弃这座眼前的高山，偏偏到很遥远的东方去，上那海拔才1532米的泰山呢？① 顾颉刚先生提出的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山崇拜”到底来自哪里？ 泰山有其特殊的人文背景，不是以往人们解释的那样简单，包括不是顾先生解释的是齐人眼光不够开阔引起的误解。我认为这与商朝的起源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甚至与丝绸海路惯例从这里登岸都可能有关。看看泰山周边的地形就更清了。与广袤的平原、低矮的丘陵相比，海拔一千多米的泰山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座给人们无限希望的航标，就是一座指路灯塔，看到了泰山，就是看到家门口的喜悦。“泰山”很可能与古老的太阳崇拜有关，泰山之“泰”就是太阳之“太”，今天的人们依旧有到泰山看日出的习惯，泰山其实就是“太阳山”。在这里似乎才能看清“日出”，其实不过是这里的日出更加壮观神秘一些而已。这在远古有太阳崇拜的人群来看，此泰山当然应受敬拜。 而接下来的所谓在山上“封禅”，实际上就是一个太阳把荣光与权力转让给人间的“上天之子”的礼仪，类似的活动在中东尤其是古埃及很常见，“法老”就是太阳在人间的儿子，所以才有帝王们“太阳之子”的称谓传遍全世界。同样的，自西周以来，中国的帝王们也一直被称为“天子”。 当然以上只是对于泰山现象的一种解释。或许还不是这么简单，或许是许多因素集合才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泰山”现象。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离开它是“山”这一特性。 最终促使我深入探讨“山崇拜”话题的是在国家博物馆网站上看到一幅《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图》。 古代人的“山崇拜”与他们的居住分布是否有关呢？地图确实印证了古代人逐水而居的事实，但事实不仅仅于此，假如说没有水就没办法生存，这促使人们必须逐水而居，那么对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而言他们似乎也离不开山！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似乎对于丘陵地带和山区边缘地带，甚至高山都有着浓烈的喜爱。那么为什么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必须山水兼具才能生存呢？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可以明显看出大约海拔100米之下的平原洼地所占中国面积其实很少，查了一下只有12％，主要是两大片，一片是东北平原，另外一片是华北平原。东北古文化很发达，但主要集中在海拔1000米的燕山一带，而非东北平原，另外一个古文化集中区域在长白山脉到辽东半岛这些丘陵地带。山东一带也是古文化发达地区，但这里不仅有泰山，而且从泰山到山东半岛实际上有许多丘陵，著名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恰好是以泰山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就连震惊世人具有7000年历史的世界最早稻谷发源地的河姆渡文化也是处于丘陵小山之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更多的遗址分布在云贵高原而不是东面相邻的低洼地区。 广西以东、长江以南地区都属于丘陵多山地带，这里一点也不缺乏古代人类的活动。海拔1000米之上的黄土高原也是古代人类的活跃地带，海拔4000-5000米的青藏高原也没有阻挡住古人类的挺进，他们放着古代那么宽松的地理分配为什么独独要与巍巍雪山为伴？陕西、山西、包括郑州以西的河南版图或者是丘陵地带，或者是海拔1000米以上，但这里恰好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兴盛地区，反而中原地区的平原在4000年前少有人类活动。最让我惊讶的是新疆地区。在广大的塔里木盆地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沿河而居，而是紧贴着昆仑山和天山繁衍生息，塔里木盆地的海拔已多在1000米之上。看来新石器时代人们居住条件的地理选择是：一定要选择高海拔地区，哪里有山哪里就是第一选择，所以我们看到新疆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如弯弓一样安窝在昆仑山的臂弯。 我又拿出一张世界地形图，崇拜山的答案似乎有了一点眉目。 现在国际上有一派人类学家倾向于人类生命的起源在东非大裂谷。这里的地形高度大约海拔1000-3000米之间，并且这里也不缺水。著名的“露西人”是350万年前的非洲居民，他们生活在今天埃塞俄比亚一带，也有人认为人类的第一“老祖母”就生活在这里。这里的地形如何呢？绝对的高原，某些地区甚至比东非大裂谷还要高。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到索马里半岛，70%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之上，3000米之上的地区不在少数。假如古人类在如此地区进化百万年，那么就不会奇怪他们的后代确实更喜欢选择类似的高原、高山地貌生存，这牵涉到生活习惯、生理适应、气温调节等一系列问题。假如说“露西人”北移形成了旧石期时代的现代人类，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作为“过渡”地区无论是埃及还是撒哈拉沙漠，抑或阿拉伯半岛，都多属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黄色高原多山地带，比较例外的是两河流域。 当我们把目光移到欧洲，可以发现欧洲北部是一片广袤平原，但是众所周知欧洲文明要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晚，这为最初人们并不青睐这里做出了解释。但在南欧的高山地带一直就有古人类生存的痕迹，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西班牙都是多山地区，这里发现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较丰富，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再看美洲文明地带，印第安人在逐水的同时始终也没有放弃高山。这一点在南美就更清楚了，他们简直是专门沿着“安第斯山”在繁衍。其实以前我也一直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选择海拔大约100米、一马平川的亚马逊平原，他们为什么如此爱山呢？ 古代人们选择与山为伴，甚至崇拜高山、丘陵地带，我认为有这样几种可能：他们最初起源于海拔1000米之上的地带，有生活习惯问题；高山的雷电容易带来火种，由于对火种的需求人们更愿意选择来电的高山；大约7000年前，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一场特大洪水，所有低于海拔100米的地区遭到无情水灾，这场罕见的洪水灾害使人类从此后倾向于选择有山高原地带生存，主要目的是方便快速逃避洪灾；全球人类共同遭受过海平面提升或下降的威胁基本上都在100米左右，所以附近没有高山或者海拔低于100米的都不是他们的选择；山区的地形复杂，还有利于躲避残酷的部族间战争。可能还有一个人们不易觉察的问题，那就是地球上在新石器时期曾经发生过高温干旱天气，人们进入高山可以减轻高温袭击，因为海拔每上升1000米气温就可以降低6摄氏度。以山东文明为例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微妙的转变，年代越近越向西部平原发展。而河姆渡文化的消失恐怕是由于气候或者海平面的变化带来了灾难。 “山”在古人那里曾经如此重要，使得“山”崇拜成为可能，何况一些高山即使是今人面临也不禁肃然起敬。由此转而建造金字塔以志崇拜，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自从科技条件提高之后，或者说在近几千年地理气候上的稳定使人们忘记了曾经有过的洪灾及高温等问题；尤其在铁器时代之后，战争的胜负更多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与武器的先进，大山这个自然条件就越来越远离人类，今天的人们反而更愿意搬出大山走向平原。除了青藏高原地区，中国境内恐怕是不再有明显的“山崇拜”了。 举世同此，所以这个特殊的远古特色渐渐被人类遗忘也是合乎情理的。“山”不再是宗教符号，而成为一个简单的汉字。 六、读《K2与金字塔》再说“山崇拜” 1、运气 我是个有运气的人，当然了，运气也是为“有准备”的人储存的。 从2003年底开始文明源探索之后不久我就遇上了这套“拉尔夫考古风暴系列”，今年初有幸见到了这套书在中国的主要推介人万夏先生，他赠送了我尚没有买到的其余两本，其中之一就是拉尔夫的《K2与金字塔》（以下简称《K2》）。我本来周围放着许多未读书籍，没打算要先读这本充满数学和天文计算的枯燥《K2》，我觉得那完全是理科生的阅读选择。当晚失眠到两点多，后来就拿了这本“枯燥”的书在床上阅读，潜意识可能为了催眠，结果我却被牢牢吸引了。最终在凌晨四点多时我翻完了全书，当然我把重点放在自己关注的地方，对于复杂的演算那是给金字塔的专家们看的，我就免了。 我说“我运气好”，昨天晚上就是一例。刚刚写了上一篇关于“山崇拜”的文章后几乎是无意中翻阅到这本已放下几个月的《K2》，却猛然发现它们之间竟然隐藏着那么密切的联系！这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我以前看到过这本书的封面上出现的乔戈里峰与吉萨金字塔群的对照，一直以为放置了航空拍照的图片，其作者肯定将推出人类以及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是外星人的结论。我并非不相信天外来客，但起码我怀疑，所以我一般不把时间浪费在不熟悉的领域上。但是阅读结果证明我错了。 简单地说，拉尔夫利用许多数据和原理，证明了金字塔的建筑是有特殊的数学考虑，甚至是有地理考虑的，金字塔设计师的宏伟建筑理论被拉尔夫破解（起码看起来如此）。假如拉尔夫了解中国，了解青藏高原的特殊文化，他一定会得出我的“山崇拜”结论，但是他没有。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原来是可以这样幸运。拉尔夫只是迷惑于金字塔与大山之间的联系，他运用数学公式和历法来证明金字塔的建设，我运用了人文来推断出“山崇拜”。把我的推断与拉尔夫的结论放在一起可以互为补充印证，倒也相映成趣。 2、金字塔与“山” 金字塔的起始年代，有的人认为是1万年前，也有人认为是4600年前。 从98页开始，《K2》一书真正进入我关心的主题，著名的历史人物亚历山大进入读者的视野。拉尔夫说，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认为：亚历山大这个希腊马其顿国王在进入耶路撒冷后竟然在那里献祭。拉尔夫在解释为什么亚历山大会有如此举动时认为，在公元前1550年前后从埃及逃出的信奉白羊的犹太人很可能不仅了解埃及的秘密和传统，而且埃及与希腊的神学接近的事实也让亚历山大感到亲切。在攻取埃及之后，亚历山大不仅获得了与埃及的神祗对话的权力，而且被封“法老”。很可能埃及的神谕向亚历山大暗示了那些丢失已久的宝藏、众神的宝库以及那座“知识的神殿”所在的神秘地点。在获取一千多吨的黄金与许多宝藏之后，亚历山大没有直下非洲，而是在打败了大流士之后带领军队长驱直入兴都库什山脉，同时接触到喀喇昆仑山，并且到达了喜马拉雅山！ 亚历山大为什么要从埃及挥师来到这些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高原呢？拉尔夫认为他们到这里是为了寻找埃及神学中的“智慧的神殿”。 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以下信息令人兴奋：世界第一高峰是众所周知的珠穆朗玛峰，第二高峰就是位于昆仑山西端的乔戈里峰（所谓“K2”），前者高度8848米，后者8611米。拉尔夫认为亚历山大到喀喇昆仑山去的目的地就是乔戈里峰。拉尔夫没有解释亚历山大为什么不挑选前者，而挑选了后者，那么我暂且给一个解释：仅有200米之差的两座大山，很可能在几千年前它们的位序是相反的，因为雪崩或者因为气候的原因都有可能使两者调换位序。事实上珠穆朗玛山峰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女神第三”（或者“女神”）！我很奇怪为什么不是“第一”。看来确实古代与今天有不同位序？假如拉尔夫知道今天8586米高的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是锡金和尼泊尔的界峰）被直接称为“神山”并且它在藏语里具有“5座巨大的白雪宝藏”的含义，不知道他是否会改变主意把注意力放在这里而不是“K2”，因为它直接点出了“宝藏”或“宝库”的含义。这个今天的世界第三峰会不会就是2000年前的第一或者第二高峰呢？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因素还是人为的因素珠穆朗玛都曾经被世人看作过“第三”，那么第一名假如是乔戈里峰的话，应该除此两者还有一个被古人认为的最高峰了。我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两山仅只200米的高度使最初测量的古人们产生了误解，总之被选为“世界第一神圣山峰”的荣誉在拉尔夫的体系中落在了乔戈里峰的身上。或许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整个新疆地区起码K2是第一高峰。总之，K2不仅在2000年前引来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并且在今天引来了原本是飞行员的登山爱好者——英籍犹太裔拉尔夫·伊利斯先生。遗憾的是拉尔夫在那里限于恶劣的条件没有办法尽情寻找他希望看到的“智慧的神殿”，在海拔大约6000米的高度时不得不怏怏而返。不过作为勇敢的探索者，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办公室里运用电脑和古老的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智慧的神殿”我相信就在他自由而勇敢的心里。他的工作给了我许多启发与灵感。 拉尔夫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人能够亲自跑到东方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索历史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极大震撼，他与横渡太平洋的“泰瑞”一样，以他们的英勇顽强鼓励着我百折不挠，前进、再前进。 拉尔夫对大山的探索差点就触及“山崇拜”。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人们可以轻易看到当地居民对于大山的敬畏，并且他们对这些大山有花样繁多的命名，但是所见最多的恐怕是“女神”。这些作为一个英国人恐怕是不知道的。结合雪山的特性，“白色女神”恐怕只能指高原雪山了，而拉尔夫在书中提到的一本古代记录神秘字母表的书名恰好就叫《白色女神》，其中极言知识的神秘与神圣，也怪不得他要把雪山推断为“知识的神殿”之所在。对于一个国内并无雪山文化的人来说，能够推断到这一点确属不易，让人赞叹。 在埃及受到金字塔震撼的亚历山大来到东方神圣大山很可能受到宗教观念的驱使，但如何找到金字塔与大山的联系呢？拉尔夫认为金字塔就是大山，它是仿山建筑，尤其是吉萨高原上的一组最著名的金字塔具体地模仿了乔戈里峰以及它周围的环境。对于这点，拉尔夫用航拍图片和吉萨金字塔做了对比，但是他没有提古代人使用了什么方法做到了这个建筑模仿。我猜想，使用最简单的数学公式或者用脚丈量的人们也可以得到这个结果。这样推导出来的后果使我很吃惊，这同时意味着远古时代，起码在10000-5000年前古埃及人已经远征来到过喀喇昆仑山脉！这个潜在的结论让人十分振奋。并且拉尔夫的这一潜在推论并不荒诞，在我上篇文章的“新石器时代地图分布”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塔里木盆地中间没有人群居住的痕迹，但是紧贴着巍峨的昆仑山脉却排列着一张“弯弓”，他们是由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的居住点组成的。进一步仔细观察会发现，那几个新石器时代的居住点恰好都是比较接近于乔戈里峰的昆仑山脉而不是均匀地散布于整个昆仑山脚下，难道他们仅只是因为靠近神圣的雪山而故意拒绝了盆地？ 3、昆仑山与青藏高原 中国人其实对远在天边的昆仑山从来就不陌生。中国的神话大半都与昆仑山有关的，那里琼楼玉宇，那里仙女成群，那里高不可攀，中国惟一的所谓自生宗教“道教”更是与昆仑山结下不解之缘，地位最高的中国女神王母娘娘也住在昆仑山。多少神秘埋藏在那高山之殿！中国的神话对于“昆仑”的崇拜决非空穴来风。假如昆仑没有埋藏着秘密，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人们为什么要传唱那里的神灵呢？ 昆仑是否与埃及金字塔有关我们暂且不论。另外一个事实却加重了我对于拉尔夫这一探索的重视。在中国，大多数的古代人死后假如有面向东、西的机会绝大多数选择向西，那么昆仑山恰在中国的西方。假如以此来证明人们确实崇拜喀喇昆仑山并非没有根据。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古埃及人假如死后有方向选择则一定是向东！天哪，昆仑山正在埃及之东！ 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有这段话：“如果在吉萨高原上走一圈，我们一眼就会看到，并不是所有的金字塔都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建造起来的。它们在基调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与大金字塔相邻的第二金字塔的最下层，装饰着一圈十分迷人的花岗石，在底座左右形成了两层深桃红色圆环状装饰。这座金字塔的上层墙体用优质的图拉石灰石砌成，呈现出沙砾般的浅黄色。但是，在这座金字塔刚刚建成的时候，这些石灰石的颜色肯定是雪白的，在埃及强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雪白和深红这两者的颜色形成的对比一定非常非常强烈，即使亚历山大那些内心对金字塔充满敬畏的士兵也一定会在暗自嘀咕这座金字塔为什么会建成这种样子。……设计师之所以在设计方案中加入这些（红色）花岗石层，一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花岗石不仅仅是比石灰石更加坚硬，而且也难以加工得多，更何况，所有的花岗石都要从吉萨高原以南1000公里外的阿斯旺运来！”① 新近看到一条“在西藏发现金字塔群”的“谣言”，放在这里或许不算多余。冈底斯山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脉并行的重要山脉，它的主峰是冈仁波齐峰，位于普兰县境内。这座山是藏民心目中的“神山”。山下的玛旁雍措湖被称作“圣湖”，每年朝圣转山的人不断。山的周围有喇嘛塔、玛尼堆、石刻经文等人文景观。冈仁波齐峰虽不是藏地最高的山峰但却很有名气，“金字塔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去这里考察过的中国科学家杨逸畴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个传闻，但他没有否认这座大山外形确实与金字塔接近。初步的结论是，这座“金字塔山”不是人为而成，而是自然形成的景观。即便说这个山峰不是金字塔，那么它会不会正是金字塔模仿的自然原型？ 进一步从网络上查寻资料，得到以下信息：冈仁波齐峰，海拔6638米，梵语称之为“湿婆（印度一种神的名字）的天堂”，藏语意为“神灵之山”。冈仁波齐峰的腰部是较大的淡红色平台，平台边缘被冰雪侵蚀，风化严重，呈犬牙状，平台上有一圈凹进去的沟槽。冈仁波齐峰经常被白云缭绕，峰顶终年积雪，威凛万峰之上，极具视觉和心灵震撼力。冈仁波齐峰被称为“神山”，苯教发源于此，每年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我国各大藏区的朝圣队伍络绎不绝。由于多种原因，它至今仍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处女峰。为了表示尊敬，多数来到神山的游客都会转山①。 生活在“世界屋脊”的中国藏族同胞为什么从远古就不避艰险，一直选择生活在环境恶劣的高原？这本身就是个疑问。难道没有人想到：为什么在海拔已经很高的拉萨，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会故意建立在一座山峰上使其看起来更高？并且他们为什么让整个宫殿更像一座山？他们为什么不首先考虑生活起居的方便而建在平地？紧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宏大的布达拉宫恰好是红白两色的呢？当我走进布达拉宫时，我注意到为了保持那种经久不变的深红色，整个布达拉宫的红色部分并不是涂上的颜色，而是一种特殊红色木材的堆砌！生活在神圣高原的人们为什么选择红白相间的建筑？它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它模仿的是什么东西？这个红白两色和古埃及金字塔的红白两色建筑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吗？这红白的崇拜与埃及自古以来的上、下埃及的红、白两色是同一种含义吗？在此我必须说：布达拉宫的设计师之所以要加入这些红色的木材作为墙体一定有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实在太奇特了。 我还不得不指出另外一个巧合：不仅K2峰是个巨大的方锥体，而且珠穆朗玛峰也是如此被描述的。 我想只有到达过藏区的人们才能理解山民们对大山的神圣感与虔诚。只有生活在大山跟前的人们或许才能理解大山的神圣，有没有可能有人把这种不可触及的神圣精神带到了埃及呢？如此多的巧合确实不得不让我们把几千年前的古埃及和中国的这片神奇的土地联系起来，与整个中国的大山联系起来。 就在我审视地形图的时候，另外一个支持“全球人类同源”的苗头再次冒出来。那条横亘在高原上绵延千里的“冈底斯山脉”会不会在美洲被迁徙过去的人们再次命名以纪念故地呢？时空斗转，它被万里之外的人们省略掉了第一个辅音“g”，成为我们熟悉的纵向高耸在南美大陆左侧的“安第斯山脉”——这里一直是印加人的乐园。假如再一次给我大胆猜测的机会，我会认为北美的“科迪勒拉山系”很可能就是“喀喇昆仑山”的再现。要知道在古代某些语言中缺乏元音，所以发音有些“走调”是很正常的，况且我们这里使用对比的语言是汉语，假如使用他们的本地语言很可能有新的发现，假如你知道同一个外语单词既可以被翻译为汉语的“乔丹”也可以被翻译为“约旦”，那么我们就该知道经过汉语的过滤某些词汇的差异实际上是应该在判断上保留想像空间的。 拉尔夫在并不知道我的这些有关“山崇拜”的资料之前有什么证据证明埃及金字塔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神秘联系呢？他使用了许多数学方法，最后得出上述的结论。在亚历山大或许进入兴都库什山还没有找到他的“宝库”之前不得不撤兵了，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寻找这个宝藏的秘密和钥匙就藏在金字塔的王后墓里，准确地说，那个墓是个结构图。“那条斜斜的大走廊代表的是印度和亚洲，对面那间小墓室代表的是中东，在它的两侧向内凹进去的两根‘手指’是红海和波斯湾。最后国王墓室和那些神秘的上层墓室代表的是非洲大陆。”拉尔夫运用建筑学、物理学等学科知识说明这些通道或墓室都是特意的设置而非建筑本身的需要，这时候地球的纬度被及时地引进大金字塔内部的构造里。他的结论是：“这个伟大建筑中的任何一个部件都不是没有目的的”。 拉尔夫的结论说明，古人类远比我们想像的聪明，也远比今天我们想像的走得要远，无论是地理探索上还是知识积累上古埃及人都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其实我这几天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没有足够广泛区域内人们的物质支持，换句话说，假如不是具有全球殖民地的支持，埃及版图内的人群怎么可能具有那样的财力去建造那样宏大而无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建设？实际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粗略计算出那样的金字塔在古代原始条件下需要多少平方公里内的多少人群在多少时间内才可以连续建造出那些不可思议的建筑来。假如埃及的经济财力不够，那么答案就将迎刃而解：古埃及人一直控制着大片的海外殖民地。 4、“三”与“山” 在这幅“大金字塔”旁边一字排开的是三个等比的小金字塔，他们像三个小姐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威严母亲“大金字塔”旁边，非常明确地显示了他们的“辈分”不在一个级别。我有一个猜测：所有的金字塔几乎都是三个一组，他们只有这样排列才符合三峰向上的“山”的规律，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除了“山字镜”之外还有那么多“山”形的符号确实并非来自一个普通的字，而是由“山崇拜”才出现了固定的“山”字，并且在人为制造对应崇拜物时都会故意三个一组！也就是说，中国的汉字“山”并非一个简单的象形文字，而是对于具体的“三山”或“三堆”崇拜而来。这个“山”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只能合数为“三”。 让我惊喜不已的是，很快我就找到了“大金字塔”的另外两个“同辈”，他们组成了另外一个三“山”！在该书第148页的《卫星“眼中”的吉萨高原》中，人们清晰地看到9个金字塔，它们首先是一组巨大的三个金字塔整齐地排列为整齐的一行，大小与间距能够看出来他们是计划好的一组，完全没有其他可以与他们匹配的。但是在第一个“大金字塔”的前面又生出三个明显的小辈金字塔来，犹如一个母亲带了三个刚出生的婴儿一般，在第三个“大金字塔”面前又有另外三个排列为一行的婴儿金字塔来！我为这个规律的发现欣喜若狂！ “丘”、“台”都是中国古代神圣的建筑，尤其兴盛于中国先秦；其时只有国家才可以建立“丘”、“台”，因为这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在2004年4月21晚上CCTV 10套《探索·发现》节目中，“三星堆”被解释为就是“三座丘”！它们为什么是“三”堆呢？他们为什么不是“四”堆或“五”堆？这是一种巧合吗？它们的“三”和古埃及金字塔的三塔并列不是巧合，这是一种共同的宗教崇拜。古代“台”或者“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来自“山崇拜”。无论是山，还是丘、台，或者金字塔，它们曾经在古代象征着生命之源，它是“知识的神殿”，它们其实就是“山”，并且必须成“三”才有意义。 在江苏南部考古发现有一个著名的“三星村”，村庄以三个巨大的石头而命名。这三块石头经考证明显不是来自本村，而是从外面运来的石头，也有人说是陨石，目前尚未有结论。但把它们拿来放在“三山”崇拜中答案似乎就明确了。 四川还有一个“三台县”。远在中国最西北的新疆阿尔泰山里，人迹罕至的山区有一个“三道海子”，其中也发现了神秘的三大堆碎石积累的石包，其实这个名字“三道海子”就已经说明某些问题。他们都应该是同类的“三”堆文化。 在曹操诗歌中有“东临碣石”，无数帝王对于“东海碣石”的向往与崇拜也成为“碣石想始皇”的典故。每个皇帝都希望去祭拜著名的“东海碣石”，秦始皇更是死在途中。“碣石”就是“山”。 “碣石”现象一般也合“三”。辽宁绥中海上的“碣石”是自然生成的三块巨礁，世代受到崇拜，这是因为恰好符合了古人的“三山”崇拜还是有别的由来？有关碣石的崇拜其实从《尚书》上看大禹时期就已经有了。对于“东海碣石”的崇拜，其实除了“三山”原因之外，很可能直接与“太阳崇拜”有关。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的传说也很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他们的本意与“东海碣石”崇拜一样，包含了太阳崇拜，或者说反映了古人急于了解神秘太阳的渴望之情——每一个统治者都想揭开这个天文之谜，但注定都要失败。这要等到千年之后人类对于宇宙的更多了解。 从三石崇拜方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猜想，为什么中国的“王”字一定是三横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宝贵的玉石也是三横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否也是三星崇拜的一个副产品呢？甲骨文的“王”字与“玉”同，“”（王）、“”（玉），“王”的金文为下面一“山”，上面一“干”（）。“皇”()字则从“王”，金文可见“山”为“皇”顶①，看来皇帝一定都与“三”有关。都露出了“三山”崇拜的端倪。 在古代“三”“山”可能同音为这个“转化”最后一锤定音，“三”就是“山”，对“山”的崇拜进入到数目“3”的崇拜。普通话中“三”（san）“山”（shan）稍有差异，但是还有比这个更接近的，在我家乡嵩县“三”“山”同音同调：“san”。 其实我还有一个怀疑，就是“三”崇拜另有根源。亚当生育了三个儿子，挪亚也生育了三个儿子，尤其是后者被认为是人类的再生祖先，具有非常的神圣意义，一般认为挪亚方舟也是三层的，所以“三”就会具有神圣的意义。甚至我偶尔会想，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三皇”很有可能就是挪亚之子：雅弗、含、闪。 5、“大胆假设”与时代 拉尔夫根据墓室的结构提出了“喀喇昆仑山三角区”的大胆假设，实际上这个三角区不仅把K2包围进去，同时把兴都库什山的东段和喀喇昆仑山的西段全部纳入同一地理概念。 拉尔夫在书中第165页论证了K2恰好位于这个三角区的中心点，并且它可能正是“知识的神殿”的最好落脚点。拉尔夫站在K2峰上断言：“在喀喇昆仑山脉的所有山峰中，K2的形状与金字塔最为相似。不仅这座山峰的底座出人意料地呈正方形，而且还有四条主要的山脊向峰顶延伸，这与大金字塔的情况一模一样。此外，这四条主要山脊显然指向地图上的方位基点，它们甚至被标上了西北、东北、东南和西南等方向。”①读到这里我在心里打赌，假如他们的方向恰好与埃及金字塔的方向是一致的偏转，我就接受拉尔夫的观点，拉尔夫及时地为他赢得了一个新的拥趸，因为他接着说：“因此，K2这座山峰是用指南针上的方向进行定位的，这与大金字塔的情况也完全相同”！ 是啊，为什么古埃及的金字塔一定是四方锥体呢？它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形状呢？难道只有方形才是最容易建筑或者最稳固吗？假如不是的话那么埃及人一定是因为崇拜某个天然巨大的方锥体。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模仿了这个四方锥体的K2呢！世界上还有什么物体巨大而呈现白色的方锥体，什么东西被赋予过神圣的含义？惟有中国西南那片神圣的土地承受了那么多“白色女神”的青睐。假如在那里点清8000米以上的山峰还不算困难的话，那么点清7000米以及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数量多得一般人无法准确统计。青藏高原的高山之林作为古埃及人的崇拜之源是完全可能的。神秘的西藏、古老的西藏、独特的藏文化，我敢说那里还有许多的秘密在等待着人们去揭开。那里绝非只有地理风光，在远古时代那里就是一个人文荟萃的神秘地带。 拉尔夫挑选K2作为他研究的核心点可能是有道理的，除了上面所列的理由之外，K2周围的环境与吉萨高原的金字塔也很相近，包括那三个小金字塔实际上是对K2同样方向上延伸的一些小山峰的模仿；尤其让人信服的是，K2周围的大山沟形成的道路恰好在吉萨高原上基本被同样再现，按照拉尔夫的话就是：“两座‘建筑’之间的相似性是如此惊人，仿佛K2被连根拔起，安放在了吉萨高原上，他们简直完全相同”。拉尔夫不惜略显啰嗦地强调：“知识的神殿”或者古埃及人的神祗所在就是K2或者K2的周围。 拉尔夫与我一样常常担心人们一时不能接受新观点的事实，他说：“必须撇开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去探寻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实质上他是在说人们在探寻上古秘密的时候必须大胆假设，因为运用传统的方法人们已经穷尽可能而至今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远古文明至今在全球人类知识中保持着神秘的面纱。这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是人类的耻辱。要想找到或者接近真正的答案，必须抛弃传统做法，另辟蹊径，想人所不敢想，质疑传统之不可能，庶几可以接近实质上的可能。 七、黄金·海贝·玉 这三种东西排列在一起的分量特别重。它们在今天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些东西已经离我们普通的生活而远去，现代人连黄金首饰也不屑于戴，我们更多地开始与电子产品亲近，连钱都变成了电子卡。但在古代这三样东西却举足轻重，很可能牵涉到整个地球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命脉。 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其实不是偶然的，我关注它们很久了，但是有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却是最近几天的事情。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属于黄金文明，中华文明属于玉文明，这不绝对，但它们确实有使用量上的多寡区别。难道这个区别就这样割裂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纽带？它像一个结让我困惑了许久。“解铃还需系铃人”，最终，还是他们三者解开了他们之间的神秘联系。 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海贝把东西方文明联系了起来。 并不缺乏黄金产地的中国在先秦的考古和文献中鲜见黄金，多见玉器。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还是一种主动的审美价值取向？我认为，上古时代很可能长期存在着一种海贝换黄金的习惯。换句话说，“西方”（中东地区）很可能有组织地拿海贝来换取中国地区的黄金，并且他们之间有广泛接触的文明痕迹。 以良渚文化为例，这里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地处长江下游，玉器是这个文化的主要特征，其雕刻工艺达到了无以想像的精美地步。这里是中国玉文化之集大成者。玉，归根到底是一种石头，石头雕刻工艺正是古埃及最拿手的一种工艺。古埃及也不缺乏对于玉器的征集，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记载他们到处去采掘玉料的史实，玉对他们也是宝贵的；但那不是最宝贵的，埃及人第一看重的是黄金和宝石。 与此同时，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有“民不藏金”之说。谁是“民”，谁是“官”？这个传说的起源在哪一代？事实是，在具有炼金能力以来的上千年间，商周时期里黄金竟然没有流行起来。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强力人为因素改变了自然的选择和自然的格局。难道生活在中国的统治者也依然是“民”吗？ 尽管对于“金”什么时候成为货币出现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是中国商周开始就有金器出现，只是量小而已。 对于贝币在先还是金币在前，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这个短文里讨论这个并没有意义，我认为“贝”比“金”先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因为它出现的时代早于“金”。我还倾向于认为海贝不是一种普通具有流通价值的货币，它还附带了其他神圣的价值，否则中国就不会有另外一种衍生出来的特殊的古代文物：储贝器。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件青铜器并非一般财力可为，而使用“储贝器“来专门保存一些海贝，可见海贝为重中之重，其神圣意义也可见一斑。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储贝器”其实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时的海贝已经渐渐退出普通流通货币意义，成为单纯具有极高收藏价值的珍贵古物——但非今天意义的文物。 从仰韶文化一直到三代时期，均有广泛使用海贝陪葬的习惯，从殷墟到三星堆，如此广大区域内都把海贝作为隆重的祭祀性礼品。并且越是重要人物的坟墓越容易发现有海贝。这个小小的海贝决非平常物品。我们真得问一问，海贝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在某些区域伸手可得的生物不仅与黄金等价，甚至比黄金还宝贵，它们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第一特殊是，这些中国墓地中的海贝产地多与中国相距遥远，并且以印度洋中的阿拉伯海一带为盛①，最远可达南非。第二特殊的是，这些海贝不是普通的生物，它们是一种信物，是一种承诺。第一个特性造成了物以稀为贵，自然逐渐可成具有特殊价值的货币；第二个特征可以使其进入崇拜行列，跃升为祭祀神品。要符合这第二个特征，只能这样推测：中国确实曾经是中东或者非洲某国的殖民地，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红海沿岸，并且集中注意那些善水民族。 本来我们只能从这遥远地方的物品在中国腹地的出现作为两地相互文化交流的一个简单证据，但海贝在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神圣性”，不得不让人想起古代常说的“赐贝”、“取贝”等事件可能就发生在中国和中东之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海贝并非无限自由拾取，它是定量的，它因为路途的遥远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而影响中国地区的经济混乱，同时它是“换取”的：拿黄金换取海贝，并且必须交出黄金才能换取海贝似乎是一条铁律，“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前是个道德社会，不可能对其中的规矩提出质疑。假如海贝真的来自这样一条途径，其实海贝就不可能仅仅承担货币的职能，每一枚货币上面承担着当时完全清楚自己故乡所在的人们对于“西土”的敬意、对祖先的崇敬，海贝寄托着中土人们对故国的绝对服从和无限思念。 在古埃及灭亡时，曾经有上千吨的黄金被亚历山大运到古希腊。那么埃及这个国家到底黄金储量和自己生产力之比如何就是个问题。实质上埃及这个大量使用金的帝国基本上不产金。中国的黄金矿储藏量有多少，从哪个时代才开始大肆采掘也需要考察。商朝已经出现金器，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此时已开始炼金。中国既然不缺乏黄金矿，我们就要问古代中国为什么居然不是黄金流行的国度？换句话说，黄金有那么多的天然优越性弃之不用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它真的应验了中国人的“民不藏金”的古训吗？如果中国是“民”，那么谁曾经是中国的“主”呢？ 中国古代生产的黄金假如必须“交公”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只能发展一种中东人还不十分看重的玉了？ 我设想，中国的黄金之于玉，正是西方王杖之于鼎。并且这个分别或者有意的等级出现是在早于或接近三代时期，这两个现象其实也不完全相同，但两者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重新回到海贝的话题。在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年代跨度之大方面看，我绝对不相信海贝到达中国是一些商人的个人行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双方有约定的政治行为。但是我不敢肯定的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会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发生种种微妙的变迁，这包括它们的运输、使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之外的价值转换。 哪天中国人彻底解决了先秦墓地中海贝的产生、运输、使用和分布问题，我想就基本上可以给“中国文明起源”盖棺定论了。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就下定论，不仅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是愚蠢的，归根到底是不严肃、不科学的。 八、几张图片 1、“7”=“十” 假如说近几天来最震撼我的发现是什么，我可能要拿这个“十”字图片。在这张新石器时代的符号汇集中，我们熟悉的“十”字，或者说宗教的“十”字符号，它的意思并不是“10”，而是“7”。我原是不懂甲骨文的，最近翻看甲骨文证实了这一说法。今天中国人连小学生都知道“十”=“10”啊，这是怎么回事？可见商朝之后与今天的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严重断裂。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因为这个“十”字自新石器时代就在中国广泛出现，这说明了许多重大的问题。 我们以往只知道中东以及西亚、中亚地区有“七”崇拜，其实看来在中国自古同样有“七”崇拜。张光直先生与李济先生在谈及中国史前考古时都曾经说过：“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的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2、6、8、9）却根本未见”①，这足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是很崇尚和流行“七崇拜”的。反而到了后来，中国人不仅忘记了“七崇拜”，并且完全否认了这个历史。最彻底的表现在于中国人今天已经把“7”（十）当成了“10”。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期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可能可以揭示出中国的文化大变革大约发生在何年何月。 为什么说这个“发现”非同小可还有一个意思。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7”与“十”的纠缠，所以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中国人揭开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它对中东的文化研究是否有价值呢？中东人自始至终都了解这个秘密呢，还是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由于时间的久远有关符号发生了一些变异，导致了“7”与“十字架”的最终分离呢？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无疑知道中国人远古有“七崇拜”联系到中东是个令人兴奋的事情。 2、牌坊是怎么立起来的 牌坊一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它在现代人看来更多浸染了妇女的血泪，因为在中国的牌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表彰高官厚德，另外一种则是为了颂扬节妇烈女。一旦能够以牌坊来昭显其贞节，则这样的妇女一定经过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人生苦难。 牌坊这东西在中国似乎南方兴盛于北方，北方其实应该也不缺乏，但是叫法多为“牌楼”。总体今天在长江下游地区更多见，安徽地区有最大的牌坊群。这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呢？中国西北地区比较少见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中国东部与南部地区接受了一个近似的文明体系，这个体系里包含了牌坊文化，其来路应该是走东南亚通道。 牌坊的来源以及名称都是我好奇的。查《辞海》中的“牌坊”：“中国古代一种门洞式的建筑物。一般用木、砖、石等材料建成，上刻题字，多建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或街路口。在建筑上起到入口标识、行进导向、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其内容多为标榜功德，宣扬封建礼教，如功德牌坊、节孝牌坊等”。 我一直以为牌坊是中国独有的，当我看到印度一个佛寺门口的牌坊时吓了一跳，转而马上变为欣喜。这说明中国的牌坊有一个传播的来源，我估计印度的这个“牌坊”应该比中国所有的牌坊历史都早，它是石头的，因为立在印度最早的佛教庙宇前，时间可能已经长达两千多年。 帮助我关注到牌坊文化的其实并不是亚洲人，而是英国人拉尔夫孜孜不倦地在书中谈西方的类牌坊建筑与数学符号“Π”（小写为“π”）之间的关系。估计由于对亚洲文化的陌生，我上面的话题他从来没有涉及。他认为古埃及的许多建筑都有一种奇妙的数学关系“Π”，它很神圣，甚至英国著名的巨石阵中的石条就是“Π”。这个希腊语的数学符号“Π”的发音和中国的“牌楼”、“牌坊”之“牌”几乎一模一样！中国的这个建筑最初很可能就单叫“牌”，可能后来加上了性状词“坊”或“楼”。而“牌”这个词汇在这里的运用确实像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来词，再看看形状，确实“Π”和牌坊的格局是相仿的，大模样和最基本的组成都是两竖一横。 拉尔夫认为22∶7是“Π”的近似分数值，所以古人才要一再将这一比率用在一些神圣重要的地方，包括用在金字塔。那么顺着拉尔夫的思路，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在一些牌楼上面看看这个分数值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形。 不止如此，法国的凯旋门也被拉尔夫认为是一个相关的延伸。这种建筑其实更多的还有古埃及的神庙入口。其实中国牌坊在一些重要场所，其主要功用正是放在门口起引导作用。 从形式到内容统一的“Π”，从英国到埃及，从希腊到印度和中国的“牌楼”，这个猜想的深入与证实，需要涉及到许多学科，我所做的只能是提出这个疑问。一如其他的话题，对我的猜想的反驳也都将是另外的一个“猜想”而已，除非能拿出确实的证据。 3、“青面獠牙”的来源 中国人都知道“青面獠牙”是专门形容一些鬼怪与死神的。在许多庙宇里和传说里活跃着他们恐怖的身影。 中国古代的认知在某一方面与西方人是相同的，都有人死后的地方：中国人叫阎王殿、冥间等，西方人称为地狱。但我相信前者属于“音译”，后者是“意译”。在那个想像的世界里一切井然有序，人人生前的行为将得到审判，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几乎全球同理。这是精神层面。在造型上这些鬼怪如何呢？ 对于古埃及的“青面獠牙”中国人了解比较少，其实我以前也很少知道。是我的探索让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么多的相似之处的存在。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青面”。健康的人脸色红润，死人或者病人脸色“苍白”或“铁青”。比如这位被兄弟杀死的古埃及著名悲剧人物“奥西里斯”，他是埃及的冥神和植物神，相当于中国的阎王爷，其脸色就表现为“青色”。假如“青面獠牙”情结是从“奥里西斯”开始的，那么这个表达习惯起码应该有7000年历史了，长则可达万年。 中国人所说的恐怖“獠牙”起源在古埃及有吗？答案是肯定的。 古埃及与死神相伴的是阿奴比神和透特神。阿奴比斯（阿奴普）是“神魂神”和“墓地守护神”，其实他们的外形就像普通的狗。其“獠牙”特征不言自明。它承担的另外一个任务是为死者做好“上路”的“复生”准备。“透特”是个阴性色彩很重的神，它是月神，地位很高，几乎无处不在 。（见上图）在这幅古埃及图画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青面獠牙的形象。这是《亡灵书》中的一个场面，透特神正在审判一个死者的灵魂，它使用的方法是称量它的良心。这个画面中长着豺狼面相的透特全身泛绿，“饕餮”随时准备吃掉“心脏”分量不正常的人，它也同时全身发绿！在古埃及神话系统里只有死神们“青面”。稍微与中国传统有些差异的是，中国的死神“青面”“獠牙”合二为一了，但埃及的死神有的是“青面”，有的是“獠牙”（其全身青但脸不青），各司其职，各自分开。 对于这个“青”（绿），拉尔夫有一段话是在论及天外文明与宗教之间关系时说的。他一直在证明古代以色列人和欧洲文明都与古埃及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同一个族群，而我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只是我关注的是中国。其实他无意中说到的许多问题，总是被我稍加总结就能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这只说明了一个倾向：全球的同源实在不是空穴来风。我相信拉尔夫看了我的书他一定会急于了解中国文化了，在中华文明里有太多他应该掌握的信息，一旦添加了中国这一环，拉尔夫的研究一定会如虎添翼。在谈论欧洲共济会的历史中他说：“在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兴建教堂的风气席卷了整个欧洲，许多精心建造的基督教建筑中，都雕刻进了一个奇特的外来人，这个外来人实际上是一个绿色人，这个让人好奇的‘异教徒’的脸隐隐约约地掩映在植物中，在英格兰的教堂和大教堂的装饰石头，到处雕刻有这样的绿色人。这个绿色人是谁？……（它）是如何走进英国的几乎每一座大教堂的？”①或许拉尔夫当时更倾向于他们是“外星人”。 拉尔夫接着说：“只有地狱判官才有如此大的影响走进我们的教堂，因为他是基督教建筑年代神学的核心——圣堂武士，正是因为他，共济会才得以发展起来”。我问喜欢打电脑游戏的儿子，他们的电子游戏中间有没有叫“圣堂武士”的，他说有，他玩的《星际争霸》就有，他们是外星人，并且许多网络游戏中都有。我在网络上google“圣堂武士”，果然出来无数相关条目。拉尔夫继续说：“地狱判断是埃及至高无上的神，是死亡的统治者，他也经常被描绘成长着绿色皮肤”。在另外一处，拉尔夫猜测：“地狱之神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绿神”。 中国“青面獠牙”的阎王爷与埃及有关系吗？或者阎王爷干脆是“外星人”吗？无论如何，找到如此多的中西方文化联系，这让我非常满意。 4、《易经》来自哪里 我对易学充满敬意，但是我对《易经》却没有任何研究，所以近似盲目崇拜，虽然我也可以装模作样地拿《易经》算卦玩，或许我的敬意正是因为我不了解《易经》而已，人们常说“情人一旦彼此了解，亲密关系就将走向完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方面知识的浅薄不影响我探索《易经》的可能来源。 关于《易经》的起源资料，我尽管一直也留心但鲜有收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实际上这就是我常说的：你急着找的东西一般找不到，干脆别找，假如你不找了它就自己出来了。这篇小文就是如此“自己出来”的。 一天我偶然去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晃悠，翻看馆藏照片，一不留神就看到这把神奇的梳子。我认为这把新石器时代的象牙梳上刻画的是《易经》的八卦图！或许说这就是《易经》的“起源形态”，因为只是雏形，假如《易经》在此时成熟就不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它又呈现出《易经》的多数特征：数学方面体现了“8”（八卦）、“3”（爻）、“2”（阴阳）。可以说《易经》的思维逻辑都已经出现，比如两个反向的T形符号，还有两个互补流通的圆圈①，都似乎印证了“阴阳鱼”的思维。另外，“三爻”已经出现，只是还没有分阴阳，并且很奇怪地“三”广泛出现于整个画面上，分别的两个圆圈中各自都是恰好八卦为一圆。后来这个原形经过千年演化定型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它根本不是周公的创造，或许周公是最后一个使之定型的人。这个梳子的年代据说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出土地点是中国东部地区。 后来认识一位叫荣松的同好，他原本在伊朗留学，专业是历史，通晓中东的一些语言，“学过英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阿维斯陀》语”，荣松谦虚地说：“我只琢磨过伊朗的楔形文字，即波斯帝国时期的文字，对两河流域其他楔形文字没有研究过。我曾经将伊朗的楔形文字字母拆开，发现这个文字基本上由横、竖、折三种笔划组成。横、竖都有一笔、两笔、三笔，而且横有长横和短横，两短横相连作为一笔，十分类似八卦的阴爻。这三种笔划按照类似汉字结构，即上下、左右、上中下、左中右等结构构成３６个字母。我曾经怀疑，这与中国的八卦起源有着某种关系，这也使我曾对伊朗的楔形文字是否真正得以破解表示怀疑，因为这种笔划和构词结构可能不仅仅是用来作为字母表示读音，或许也如同汉字一样表意。另外，根据已经破解的说法，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只有a,i,u三个元音音素，十分类似于闪族语言，如阿拉伯语只有a,i,u三个元音音素，现代波斯语仍是如此，与《阿维斯陀》差别太大，《阿维斯陀》语类似梵语和吐火罗语，有大量元音音素和元音组合，因此我怀疑波斯语属于闪族语系，而非印欧语系，《阿维斯陀》语与梵语、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 我还有一条信息也与中国的《易经》或“八卦”有关：古埃及在金字塔时代一直使用数学的二进制。很明显这个二进制在中国失传了，只是在《易经》中保留了下来。但是中国人却认为自己才是“二进制”的发明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其实寻找易经的根源就要寻找“二进制”的根源。 人们可能都很熟悉又名“锡安”的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最有名的是面积1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最有名的是东南角面积仅0.135平方公里的圣殿山。这小小的圣殿山里，犹太人的哭墙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并列在那里。哭墙的归属很清楚，建筑物也很清楚。圣殿山里的清真寺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它与“八卦”可能有某种联系。 这个清真寺叫“岩石清真寺”，这个建筑年代并不特别久远。相传该寺原为欧麦尔建的木清真寺，691年改建成八角形清真寺。它之所以著名而神圣，是因为据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在这个地方“登宵”，去聆听真主的天启。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继摩西、耶稣等先知后，真主派往人间的最后一位使者。他在创教后第九年即公元619年的一个晚上，在天使陪同下骑一匹面如美女的天马从麦加城飞到耶路撒冷，然后踏石登天。也有人说穆罕默德“登宵”飞回麦加。从以上大家可留意麦加与耶路撒冷的特殊关系：他们文化上的某些统一性以及地域和族源的特殊联系可能，否则穆罕默德就不会在两地飞来飞去。 这个“登宵”的大石头据说实际上是一块陨石，上面有个窝，传说是“登宵”时的马蹄印。看来这块石头存在的时间很久远，《圣经》中亚伯拉罕准备杀子祭祀的地方据说也发生在这块石头上。所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认为这块神圣的石头应该属于自己的民族。事实上，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称呼他为“伊卜拉欣”。按照普通的说法，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生下了以色列这个支系，而阿拉伯人则是亚伯拉罕与夏甲的后人。我估计这块石头的神圣可能还是与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有更大的关系，所以两个支系才都认为这是圣石。 这块石头在今天被金银镶饰，并且由“三块”石头支起，覆盖这块圣石的是一个圆顶清真寺，黄色的盖顶金光闪闪，在它们的外围是个“八卦图”一样的八角围墙，因而这个清真寺也叫“八角清真寺”：“三”、“圆”、“八角”全部具备。这个地方由于极其神圣，所以它的设计皆非偶然，一定都有特定的根据。它们是否与中国的《易经》八卦有关呢？假如仅只如此就下结论可能稍显牵强，但却因另外一个事实而得到了确认。 同为阿拉伯圣城的麦加城，中国人一般都知道它就是古代著名的“天方”——3000年前“天方国”的所在地。麦加城的另外一个名字一般中国人恐怕不会知道，它叫“巴卡”（Baakkak），这实在耐人寻味。不知道西方人是怎样翻译中国“八卦”的，假如有人把“Baakkak”直接翻译为“八卦”我是不会奇怪的。 “天方”传说为亚伯拉罕所建，是夏甲和儿子离家后的一个居留地。它与中国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肯定有关系。假如中国的“夏朝”真的由夏甲这个支脉建立，那么这个“天方”就与中国人脱不了干系，夏甲这个女人的身份其实远不是小妾那么简单①。这个时期距今4000多年。而麦加这个与古埃及隔红海相望的阿拉伯地区确实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相比文明到来得比较晚，但是5000年前这里的文明也已很发达了。由于地理的关系，这个地区承袭了更多古埃及文明。 把“八卦城”麦加与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联系起来，我们似乎感觉到更加浓郁的《易经》文化。由于此两地本来就是同处一种文明之下，所以不同的两个城市遗留了相同的文明碎片，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这条线索不可放弃。 从耶路撒冷到麦加，让我们继续沿着红海南下，这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假如易经的源泉在红海沿岸，就应该有更广泛的发现。 埃及尼罗河的源头被称作“卡尔蒂”（Qerti），大约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一带。“卡尔蒂”很可能与一个神秘神灵居住“地下世界”——“杰尤特”（Djuat）有关。这里是尼罗河的源头，与麦加城并不很远，尽管它们之间隔着红海，但曾经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拉尔夫最近的一本书《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指出，所有的埃及法老有可能都是以色列人，那些可怜兮兮的以色列人祖先实际上就是那些法老。假如真的如此，那么夏甲的身份以及麦加城的意义就需要我们更加留心。不要被1400年前出现的伊斯兰教掩盖我们所有的文明嗅觉，那个伟大的城市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并且这个城市本来就以阿拉伯人的发源地而被看作神圣之地。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这里到底信奉什么宗教、执行什么王政，其实是应该深入研究一下的。 “杰尤特不仅包含十个环行区域和一个隐藏的环形区域，它本身也被描述为环形”。“杰尤特包括九个一组——九个神的组合”。但是我得指出来，九神其实是8个神与1个至高的主神的组合。“环形”，“八个神”与“一个主神”，看到这些我非常警觉，大家知道我喜欢“牵强附会”，所以任何疑点我都不会放过。 首先中国的《易经》有“九宫”说法，“八宫”与“中宫”合“九宫”，我怀疑这里的“宫”（gong）实际上来自“god”的发音，中国的“九宫”就是中东“九神”，在中国他们一般分为“八神”与“主神”。 上网络查得，在红海神话中“八神”由四对夫妇组成，被统称“八（神）”，这已经是个专有名词。他们因为是四对“夫妇”，所以“八”就有了“阴阳”！ “八神”就是“Eight Gods”，既“音译”又“意译”的话，我们确实是可以称呼其为“八高”或“八卦”的。 这“八（神）”不是人而是四条毒蛇和四只青蛙（这同时为中国的蟾蜍崇拜找到了一个根源）。他们名字分别为：Naun和Naunet，意思都是“初水”和“惯性”；Heh和Hehe夫妇的意思是“无限空间”；Kek和Keket这对则意味着“黑暗”；Amun和Amunet则表示着“隐蔽”。最后的这对又常被意思为“空虚”的Niau和Niaut夫妇所代替。统治“八神”的是“耶和提”主神（难道没人觉得这个名字也很熟悉？他很可能就是日后发展起来的“耶和华”的源头）。这组神常与一个新月符号相伴（“阴阳鱼”难道是两个“新月”符号的合成吗?）。 “八”进一步引起我的注意是他们的原始性与威力。他们常常与创世之前的宇宙状态联系在一起，这“八”与中国的“八卦”演绎有着近乎一样的应用范围：宇宙世界的变化。有关宇宙的永恒、无限以及不可描述等哲学思想方面极其相近。 我坚信《易经》哲学以及“八卦图”的源头就在红海两岸。《易经》中的的阴（--）阳（—）正是对“八神”四对夫妇生殖器的模仿。 我认为很可能在古埃及文明影响的红海区域内，在不同地点的人们在不同时期提供了不同的概念，比如古埃及的四对“夫妇”重点指出了“阴阳合一”，而“巴卡”则提供了名称，耶路撒冷圣城清真寺贡献了“三”、“八”、“圆”。这些思想与概念最后流传入中国之后在西周得以完善，最终成为中国哲学体系里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产生时间非常早，假如有人经过深入研究告诉我此源头可能远达6000年前我也不会吃惊。古埃及的神话动辄就有7000年、10000年的历史。 至于八卦中心的“太极”，有人说叫“阴阳鱼”，也有的说是“太阳”的象征。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推断。“太极”是个明显没有经过加工的外来词汇，“太极”很可能就是我们前面一文讨论过的“铁基”（Tiki）——“太阳之子”或者“太阳神”①。假如真是如此，把“太极”解释为“太阳”看来也还是有道理的。而象牙梳上的“T”本身就有太阳的意思。 至于《易经》是否有神奇的卜卦功能，这要取决于一些更加复杂的东西——人类的起源。假如人类真的来自外星高级文明，这个体系超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假如人类文明全部遵循了进化论的原则，我是不会相信它有什么神奇功效的。很遗憾我对于《易经》和“人类生命起源”皆无深入研究，所以无话可说，但我愿意对一些我自己缺乏能力证明的理论保留开放的讨论空间，不下任何结论，既不盲目支持也不武断反对，我只关心起源关系。 千百年来对于《易经》起源都没有定论，在过去的100年里启用比较现代的方法以及考古论证依旧没有答案。要我说，假如不将目光放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中国史前史也罢，中国科技史也罢，中国哲学史也罢，天文历法史也罢，甲骨文破解也罢，这些方面的研究可能难得有突破性进展，因为这些问题的源头有可能就在中东！ 九、北斗星、“七崇拜”、北回归线 中国人在排列方向的顺序时习惯说“东南西北”而不是其他的顺序，原因大概就与七星崇拜有关，因为用七星勺柄指向时恰好顺序只能是“东南西北”，同时从“东”开始也恰迎合了太阳崇拜。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想像为什么在远古“十”字表示“7”，因为是这“7星”的勺柄指示了“东西南北”的方向，“十”字表示方向指示，所谓“指路明灯”是也，更为明显的是，在中国甲骨文里出现了许多带箭头的“十”字，这就更明确了7星的“指示”作用。另外，它还演化为“♀”，更形象说明了“勺”以及柄的共存体关系，也为中国人为什么命名其“勺”找到了一个根据。 青年时代的我曾经有大约四五年的观星史。是什么引导了我成为一个天文业余爱好者，一时想不起来了，或许是大学生活太无聊了吧。总之，夏秋时节我拿着星图按时到室外看星成为一个图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刚毕业后更加乏味单调的生活中，看星的日子更多了。偶尔那些浩瀚的星空把我引入宇宙和哲学的虚幻空间，颇有些找不到北的空灵感觉。今天看来所有的一切并非没有机缘。探索太空、探索世界可能一直就是我的爱好。转了很大的弯子，终于在十几年后又与旧日重逢。 说起来我还曾经报考过世界史的研究生，但因报名失误竟然连考场都没能进去，为一年的准备抹了一把眼泪之后以为把这段日子给永远埋藏了，没成想最后还是转回去了，只是这次发现自己竟然“无师自通”，同时把“中国史”变为“世界史”也是最近猛然的“发现”之一，“醒悟”中对自己惊讶不已。 “北斗星”几乎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指出，“北极星”则需要稍微多一点常识。除此之外人们提到更多的恐怕就是“猎户星座”了。人类认识星座很早，或者说我们今天的许多星座知识甚至命名就是来自远古。“猎户星座”腰带上最明亮的三颗星就经常被人们拿来与埃及金字塔做比对。猎户星座的腰带略有弯曲，吉萨金字塔同样排列，可谓惟妙惟肖。并且腰带的三颗星大小稍有差异，吉萨金字塔也是同样。中国境内的“三星”很可能是对吉萨经及“腰带”的模仿，类似细节可以再深入考察。 中国先秦肯定就已经有以上这些星座的记录，比如《诗经》里就有“三星在户”。并且“三星堆”“三星村”肯定都与猎户的“腰带”有关。 “北斗星”又叫“北斗七星”。他们在中国古代的名称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前四颗星叫“斗魁”，又名“璇玑”；后三颗星叫“斗杓”或“斗柄”。这七颗星就是大熊座α、β、γ、δ、ε、ζ、η。除“天权”δ是三等星外，其余六颗都是二等星。联接天璇β和天枢α两星的线延长约5倍处，可寻找到“北极星”。故β星和α星又名“指极星”。 “北极星”是一颗单独的星。它是颗二等星，距离我们大约300光年，是小熊星座中最为明亮的一颗恒星。有时候会有8星组合出现，那么可能是指“北斗七星”和“北极星”这个共同体了。比如在我国重要的祭祀场地天坛，就有一个区域叫“七星石”，但实际上那里有8颗星，多出的一颗就是“北极星”。由此可见“北斗星”与“北极星”之于古人的神圣与重要。天坛“皇穹宇”西配殿里供奉的牌位也有“北斗七星神”。在天坛供奉的神明共有十位，北斗是其中一位。在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那里每年一度的祭祖活动中也有专门祭祀“北斗星”的环节。可见“北斗星”影响之广泛深远。当然了，假如是文明同源的解释一切就简单了。 在犹太文化和古埃及文化里，“七崇拜”非常明显，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它们的历史也很古老，古老到起码接近万年（初步判断如此）。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最常出现的数字也是“7”，但为什么有“七崇拜”却没有找到头绪。我一直纳闷“七崇拜”从何而起，一直无缘揭开这个秘密。三天前在看一篇讲“北斗星”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前面也说过这个问题，这里再详细些。 首先数目相符，皆为“7”。从天文上看，这个北斗星在过去数十万年中确实有改变，其变化既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不大，它们的位置与数目变化不大，但是在同一位置上的组合形状却有变化，尤其在近万年内和今天形状基本一致，这个相对恒定性决定了它的重要价值：指出方向，无论是陆地还是航行，“北斗星”是最方便的天然工具，并且国际同轨，使用方便。 “北斗星”斗柄围绕“北极星”的变化还可以准确地显示一年四季，从而具有了重要天文历法意义。“北斗星”实际上成为悬挂在所有北方地球人头上的一个精确“时针”。具有了以上识别功能之后，它同时可以指导农牧生产，成为人们不能割舍的知识工具。 《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了世界，一星期分为七天。《圣经》的“七”与星期的“七”不仅是同源的，而且应该与“北斗七星”的古老崇拜有关。尽管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准确的原始崇拜的“七”是什么具体含义，但与天文有关的这个历史或者传统提示人们用同样意义的天文信息来填充今天的“七”。西方有一套“星期”称呼，确实与天文有关，但与“北斗七星”已经无关；东方也演化出一套星期，也是与天文有关的，比如日本的星期一到星期日，是用金、木、水、火、土、日、月来称呼的。 大约3000至2500年前是人类文明的一道分水岭，之前的经验知识得以更新，许多固有观念也开始作废，填充其中的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我们今天集体失忆，“还原”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究其根源，无非是在那个时代人类跃进到一个文明的新平台，国家、宗教以及金属时代的纷纷确立使一切重新分配，包括经济、权力以及人员。中国很特殊，继承了许多中东的文化，但是独独舍弃了“七崇拜”，起码从表面上看是如此。这或许是宗教方面的缘故造成的吧，因为西方的“七崇拜”是与基督教的“十”字崇拜一同保留下来的。2000年前出现的儒家教化掩盖了中国的一切原始痕迹。 “七崇拜”与“北斗星”联系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北回归线文明”现象只发现在全球北方，而没有同时出现在南回归线上。我曾经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说过，人们为什么要集中在北回归线是因为他们熟悉在这个“北回归线”方位的天文现象，这些熟悉的知识使他们只能生活在这个区域内才能顺利生产生活，否则就会失去方向，就无法生存；当然南方还是有人的，但是没有北方发达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地理上准确的回归线是北纬23.5度，但一般公认的“文明回归线”却在北纬30度附近。在这里，不仅有古埃及和阿拉伯半岛，还横穿了撒哈拉沙漠，别忘记几千年前撒哈拉沙漠是一片水草丰美的“伊甸园”。在世界地图上很明显地看到开罗正在北纬30度线上。在中国境内，四川的“三星堆”与杭州湾附近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正在北纬30度上，拉萨这座古城与以上两处著名古文明遗址几乎丝毫不差地骑在“文明回归线”上！在遥远的古代，假如不是天空明亮的恒星有什么可以使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准确选取同一纬度呢？ 我觉得，古人很可能在多方面倚重北斗七星，所以他们的迁徙必然多以是否可以看到“北斗星”为限，另外，整个黄河流域也能方便地观察到北斗星。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北方古文明发达的原因所在。同时，它反过来也印证了古代的“七崇拜”是来自北斗七星，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来其他的原因。 对于二十八星宿为什么是“28”这个数字而不是别的，有很多的猜测，至今众说纷纭。我的解释是：来源于“七崇拜”。“天宫”中最重要的“中宫”包含了“北斗七星”，其余东南西北被划分为四区，或曰“四宫”“四象”。这“四象”每“象”为“七”，7×4= 28。就这么简单。“七”在古代是个吉祥、神圣的数字，任何地方需要用数字而说不清的就取用“七”来表示繁多，对于神秘的星辰更是如此。 十、人种·汉族·语言 上星期看了一个反映中国南方佤族人生活的电影《玉蝴蝶》，其中的女主角叶色乍一看与非洲黑人一般，当然她很美，但是她很让我纳闷了一会儿：这是不是美国的黑人模特什么的来中国拍摄电影了。无论多少人使用怎样学术的办法，其实都不要彻底摈弃直观的一些判断。我的意思是这个女演员与非洲人有些明显的渊源。 我开始向云南媒体的朋友咨询是否有更多的佤族人资料。她给过来一些，并且说她所知道的佤族人的共同特点是人很黑，我调了一些面貌资料看，其实多数人与汉人一样，只是那个演员比较特别，但是我想像她那样“特别”的肯定还有。不仅是她，而且壮族演员韦唯不也很特别嘛。她们两个甚至很相似，眼睛深陷，嘴巴大。 我突然想到，我们一刀切地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是由新疆来或者由南部沿海或者印度等地过来都是片面的，来到中国的应该有不止一条、两条、三条路线。除了一些主通道以外，应该有无数条道路通向中国，到中国的道路可谓四通八达。这些不同的通道对于中国人口以及文明特点的形成起到了特殊作用。 继续查资料： “佤族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语支。佤族先民很早以来就分布在澜沧江、萨尔温江流域，那时他们的居住区域比现在要广阔得多，北至保山、腾冲、永平、云龙，南到缅甸景栋和泰国景迈等地区。经过长期的融合、迁徙，才形成了今日的民族分布状况。佤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历史源流难以考证。在佤族民间普遍流传着的‘司岗里’的传说，就是讲述佤族先民的最初来源。‘司岗’有‘石洞’和‘葫芦’的意思，‘里’是出来的意思，即佤族的祖先是从‘石洞’或‘葫芦’里出来的。这个‘石洞’和‘葫芦’在离西盟和沧源不远的巴格岱(今缅甸境内)及莱姆山(今缅甸境内)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当地的佤族将这两个地方视为圣地，每年都要在此地举行祭祀活动。”① 这个地点指出了一条方向，但是真正的源头在哪里，难说。不过“巴格岱”这个地名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西亚的“巴格达”，说不了又是一处异地命名。 目前的资料可以肯定皮肤黧黑的佤族人等就是从更西南方位迁徙过来的。他们有崇拜牛的传统痕迹，并且把葫芦当作祖先的来源说明了他们曾经涉江过河的艰难历程。其实从世界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从北部来到中国内地，基本上可以绕过江河直达内地中原，但是要从北非或西亚来到中国南方境内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湖海江河，这样的民族肯定离不开木筏船桨，最原始的渡江工具恐怕就是葫芦了！久而久之，在葫芦上漂浮的祖先成为葫芦里出来的祖先是不足为怪的。 实际上目前对于人种上黑、白、红、棕的分法只能看作是一种粗略的区分。假如再进行更细的划分，仅在中国之内就可以有三五个区域来，当然这也很粗略，但是恐怕目前只能如此，因为过于复杂，人种上还有一些“飞地”，也不好一一列举。 几个大的分区：一个是西北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内蒙西部的黄白混血区域；一个是中原地区典型的五官平和的黄种人；中国西南地区怀疑带有部分黑人血统的少数民族（不止佤族一个）；中国南方沿海包括两广以及福建地区的矮型马来人种，他们既与西南地区有联系，也有北方汉人有关联。在中原人种之内，山东与东北地区的人群以高大、肤白为特点，似乎有欧罗巴遗传的痕迹。青藏高原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种地区，那里的特别只表现在地理生存状态，与外部的混血机会相对少就保持了种族的原始状态。他们与其周边的民族并无特别的不同，没有明确的生理标志说明他们是个与中国其他民族或地区不同的证明，我认为他们来自西亚的可能性很大，看到某些藏民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直接从苏美尔来的古人：高鼻、大眼、黄种人特征、长圆颅。但是大多数的藏民并非如此。我的意思是，只有在藏区我才见到过让我心服口服的“苏美尔人”，其他地方就少见，这个地区“纯洁”啊。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境内的人群经过相当充分的混血交流，这个特色的形成稳固以大约2000年前为界。不光是人种上如此，在文化交流传播与自我沉淀发展也基本上以2000年前为界。实际上更准确的界限或许应该画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两个界限各有道理。后一个时期的划分主要是从出土文物的造型等方面做出的，因为即便在魏晋时期依然可以看到一些西域风情的特色，再下来就几乎彻底本土化了，那种开放洋气的风格就与中国无关了。 这次到甘肃一些地区语言经历很有趣。从敦煌开始，我确实很清楚来到了汉人文化区域，但是他们的话听起来很费劲，但当地的公共服务人员却可以讲很地道的普通话，我真正明白了普通话为什么叫“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北方土话与江南的土话我都听不懂，南方人的话语明显与普通话不是一个发音系统。 整个甘肃地区的方言也差别很大，越到甘肃南方越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我的河南话——具体讲是河南嵩县土话——肯定来自甘肃。酒泉一带的俗语与我的家乡话是相通的，比如我们共同说“结磕子”就是“结巴”，说“鼻子桶”指“爱流鼻涕的人”，“骨堆”指“堆”，“娃子”指“未成年人”，“麻达”就是“麻烦”，“虮子”指头上的“虱子的卵”，“眼眨毛”指“睫毛”，“不觉起”意思就是“不觉得就”的意思，发音“bao”意思为“不要”，“颇烦”指“心烦意乱”，“维”指“结交人”，“美当”指“美好”、“舒服”，还有“多咱”表示“什么时候”，类似相通还有更多。这使我觉得十分亲切。嵩县的部分居民确实是从远在甘肃的戎人那里分离出来的，所以才在语言上有一定关联。但是，今天我却基本上听不懂甘肃“老乡”的话语。所以，这一经历会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千年变化确实会使任何原本同根的文化都“相见不相认”，我“听不懂”祖先的语言也是正常的，只能找到一鳞半爪的特征是很正常的，一切都在变化。 应该补充一句，我刚才说到家乡话与甘肃北部地区的联系对应，并不是说整个嵩县的话都一样可以对应。其实嵩县话在本地区也有相当大的语言差别，简单举例樊坡乡与县城以及车村、白河这两个乡镇就会很不相同，所以个别乡的人会发现某些用语与他们的重合，但另外一些却只与另外一个乡的重合。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推断，可能由于当初人们的流动给嵩县不同地区带去了不同的语言习惯，不是整齐划一的，今天想要做出很清晰的分离其实又是很困难的。推之全国也是同样，中国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的、成族群的流动迁徙，也有个别少数的迁徙，或者有的地方是整体外迁，但是留下个别特殊的人群，也会形成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 似乎每个省区都有一些文化飞地或语言飞地，这群人跟周围的人无论哪方面都不一样。比如湖北的大冶人讲话周围地区的人就听不懂，大冶的夫妻在武汉吵架完全可以旁如无人，因为别人听不懂。偶尔我想或许是大冶古代的冶炼工人在周围人被迫大规模南迁的时候他们却侥幸被遗留了下来，从而造成了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假如说他们的语言与南迁的客家族有很多关联，那也许是很可能的。 中国地区过大，情况异常复杂，要仔细地区分中国地区的人种或者语言或其他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情况，会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十一、迁徙与山水迷宫 刘伯温：“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自从疯狂陷于史前史之后，我的大半时间就是面对几张比例不同的立体地形图。看时间长了，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由山河组成的迷宫，任何迁徙的人们就在这个迷宫里游走。 移民们大多数时候顺着优良的土地行走，然后定居，再过一段时间另外有一些人向更远的地方行走。他们尽量避开高山大河，偶尔个别人也可以越过高山大河，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没有几个人，所以能超越高山大河的也必将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将顺应迷宫的一般原则，将生命延展在漫长的弯路，走出一个又一个迷宫，向东再向东。 至于迁徙的原因，有的是扩疆，有的是为了贸易，有的是为了降低老家族的人口压力，还有的是避开仇敌、战争，甚至我们还可以设想一部分是为了情爱的私奔。总之，在我们难以置信的几万年里，一种叫现代人类的动物蔓延在整个地球，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出他们蔓延的规律以及具体途径，也包括来到中国土地上的最初移民的迁徙线路与可能。 一般而言，中国的新石器时期晚于西方的新石器时期，前后差距大约1000年。这个时差也正是世界几个大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渐次晚近发展的错落时期，也就是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传递时间大约是1000年；或者再换句话说，迁徙到位与发展成型为一个稳定的文明需要大约1000年的时间。当然，这是我的粗略估计。从古埃及到印度，再从中国到美洲，推理基本上可行，可参见拙作《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历史年表对照”。 在中国境内，从新石器时期到三代时期是中国文明渐趋稳定的发育成熟期，也是一个迁徙活跃期。这个时期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这段时间内，现在一般认为中国有3个相对集中的文明发达地区，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东北的辽河流域，另外一个是黄河流域。下面我们关心一下他们来到中国的途径，或者说看看他们是怎样穿越山河迷宫的。也有人提出过中国三集团：东部、西部，南苗。这两个划分稍有差别。可能各有道理，不过与依据的时期不同有关。 我相信大多数来到中国的人们并无特定的目的，只有少数的几次迁徙才是有目的的拓疆，因此，实际上在中国境内的居民是很杂乱的。 关于东北辽河一带的红山文化的起源，之前我比较强调海路对于这个文化的形成作用，比如从渤海湾他们就很容易登陆。目前看，其实他们北来的可能性也极大。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伊犁或者塔城之后，一直到今天的包头这一带几乎没有任何的地理阻碍，只要避开一些季节性河流即可。他们本来可以从“河西走廊”一直进入肥沃的“关中平原”，但是黄河的出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大约7000年前甚至8000、9000年前，大的河流或许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困难的，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向东，沿着河套平原，穿过今天的包头，再经过呼和浩特一带，最后定居在赤峰附近。 为什么选择要定居在这里？这确实是个好问题。首先看赤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与沿路所有地方不同的惟一特点是这里最接近大海！然后是这里已经是“终点”，再没有退路；继续走，要么进入海洋，要么进入寒冷的蒙古高原。选取“近海”与无路可走都可能是他们驻足的原因。 从今天的地形看，赤峰这里距海有三几百公里，但是从地形图上也很清楚地看到，赤峰恰好在那条著名的中国版图的“大斜线”上，即便不临海，这个地方距海比较近的事实也说明，大海对于红山文化的族群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某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说，这些经过长途跋涉的人们其实来自海边，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重新回到海边？当然了，假如是这个原因，那么当初他们避开黄河的原因只能是他们不愿意生活在河流旁边，而更愿意生活在海边。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42的纬度之上，应该气候寒冷，他们适合这个地方吗？一个令人乐观的答复是这里地理环境很特殊，该地在7000年前或许并不那么冰天雪地。比如赤峰西部是高耸的七老图山，东南是“努鲁儿虎山”，并且临海，这里会不会曾经是一个气候特别的“小江南”呢？（“努鲁儿虎”这个山名不住地提醒我什么，我首先想到居住在日本北方的一个可疑为白人的少数民族“阿奴”人，另外，想到夏威夷的“火奴鲁鲁”，还有河北省的“卢奴”，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它们在地理上真的很“接近”啊——我的意思是它们之间除了大海没有其他障碍。）不要忘记4000年前的中原还生活着犀牛大象，赤峰这里当初到底是什么气候还很难说。 这条行进路线的旁证之一是，我们发现在“河套平原”上，尤其是今天包头、呼和浩特一带，是新石器时期的一个发达地区，他们留下了清晰的迁徙发展线。或者说，很多人在沿着这条道路迁徙，部分人定居了下来。 从西域到辽宁一带的这条道路一定被古人长期使用，并且也被后人使用。西晋末年（公元310年前后），鲜卑慕容氏吐谷浑从今辽宁地区迁徙到阴山、陇山，逐渐经甘肃南部，进人青海湖环湖地区，他们兼并羌人等大片土地，建立了吐谷浑王国，管辖青海的广大区域，前后达350年之久①。想必吐谷浑使用的正是同一条道路，只是这次方向倒转了。同时这个远距离迁徙例证也给古代地理不便作为否定“西来说”以有力的一击：距离根本不是问题。古人似乎在广大的区域内自由穿梭，远比今天方便得多，又是海关又是身份证户口本的，即便到另外一个城市还要办理暂住证，“文明”使我们的迁移变得如此“啰嗦”。 换一张世界地形图看，上、下古埃及版图给了我另外一个启示。古埃及文明自从出现之后一直以“上埃及”、“下埃及”（也就是南、北埃及）来表示分别，并且常常以此为界立国，而不是以尼罗河东、西河为界。这就是说，起码在古埃及文明时代，河流并没有成为地理上的天堑。无论古埃及人使用了什么方法，是船还是绳索，总之他们解决了这个地理上的隔阂，使埃及两岸的人在很早就可以方便地交流。所以，河流没有真正阻挡住人类的脚步，反而训练了那些沿河而居的人们具有了涉水的高超本领。当然，大多数古代人肯定还是不善水的，即便有了涉水技术我相信工具也是个大问题。所以在涉水问题上应该辨证地看待。 想必中东北部的“两河流域”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许多著名的城市都是夹河而立的。所以这里的人们也会有涉水的办法。 在中国内地，甚至在甘肃和山西等地，都能明确地感受到“河”作为分界的作用，甚至“河西”、“河东”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分别。本来同一个民族，河流的分割也逐渐使他们在口音、服饰、习俗上发生了变异，最终甚至成为两个民族，这个很容易推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些善水的民族侥幸越过了大河，他们可以穿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在类似陕西“关中平原”这样土地肥沃的地方发展，而另外一些由于没有掌握涉水技术的人们，或者是一些小股游民，只有委屈地滞留在一些地带苟且偷生。4000年前许多人聚集在中国西北的青海以及甘肃等地基本上可以考虑为受制于河流又利用了河流的一个表现。 整体说，大河，在古代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新石器时期，涉河技术不是个非常稳定的文明因素，所以除了特殊情况下部分勇敢的人可以涉河越海之外，大部分人将采取保险的方法绕河而行。在这个思路之下，我们不得不再次说，确实从南部海域进入中国的人将是比较小而且晚的一个群体，而从新疆等地进入中国腹地的将是绝大多数人。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江海在南、北两条道路上的分布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推理适合7000年前，我认为涉水或航海技术在距今4000年前后有迹象表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得这个时期的地球上到处遍开文明之花。 能漂洋过海不一定就能方便地过河，还要区别这个技术，两者尽管都是与水打交道，但是工具方面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要一味认为海上民族就一定能够穿越江河，江河意味着崇山峻岭的伴随。从“海上民族”到“山民”的过渡有着巨大的困难。这是分析南方民族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环节。 相比之下，北方的路线假如你选择“正确了”，几乎可以赶着牛车就轻松地来到中国的腹地。从埃及到地中海东岸，为了绕过两河可以到小亚细亚半岛兜个圈，再到里海、巴尔喀什湖一带，然后选择从塔城进入新疆地区，沿着阿尔泰山南麓一直向东，或者进入不会有高原反应的蒙古高原（海拔一般不超过2000米），或者进入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也可以。里海周边在古代是文明发达地区，可能说明了部分问题。 从蒙古过来的人们可以沿着“河套平原”进入山西境内，也就是中国古文化的发达地区晋南和豫西，比如渑池、仰韶村。为什么人们不停留在晋北发展有着明显的地理上的因素：我说过那里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很多人靠穿迷宫的运气可以到达中原这里。更多的人盲目从贺兰山这里被迫走入青海，不过那里有一条适合人类居住的大川，几百公里，一直从兰州通向西宁，终点是美丽的青海湖——这就是有名的“湟水谷地”。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发达说明了这个判断，因为这里是许多人最终的落脚地，他们不自觉地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所以停留在那里发展，造成了一个特别发达的古文化带。其实这个“死胡同”，可以沿“青海南山”南麓与柴达木盆地相连，故而人们说，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与通道，或许通了这口“气”才是这里活跃下去的一个原因。 青海是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长江与黄河的源头地区，所以来到青海的人们沿着河流东去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在河流组成的迷宫里，我一直在寻找人们是怎样进入“关中平原”的。某些来自文明地区的族群可能掌握了涉河技术，部分人进入了今天陕西地区。还可以设想黄河改道，甚至黄河某年出现断流也可能使大批人进入关中平原。新石器时期文化发达的痕迹在今天陕西榆林到延安一带就能发现。但同时期更为发达的地区却是从青海湖一直到西宁，他们的脚步在嘉陵江上游这个地方被“阻挡”，很明显人们喜欢“河南”胜过“河北”（指渭河上游），因为寒冷的冬天人们可以方便地南下避冬。然后这条文明线继续在西安附近的“渭河平原”大放光彩，一直延续到郑州基本打住。 嘉陵江的源头在甘肃天水，也就是伏羲与“大地湾文化”附近，黄河的支流也从这里经过。明白了这个道理，天水为什么是新石器时期活跃地区也就大概不奇怪了，一个小小的地区跨越了长江、黄河两个流域，所谓“左右逢源”之利是也。古代人们之所以喜欢河流，除了用水方便，是否与“以水带路”有关。毕竟古代大多数人并不会都善于观测星云，眼前哗哗的流水是惟一可以在到处乱跑寻找猎物之后带他们回家的路标，我们在森林里万一迷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随河流走出去，河流一定能将我们带出迷途。 这些上古文明的发展路线清晰地指出了河流与中国古代人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河流是某些人无法逾越的天堑与心头之患，河流更是他们的生存命脉。 从青海湖到郑州有一条明显的新石器时期发展线，是因为这里气候与土地适宜人们轻松地生活。而在郑州之后黄河沿岸的居民点趋于散淡，说明了黄河曾经大规模改道的事实存在，因为黄河一出郑州就彻底失去了约束，进入广大的平原地带；而在郑州之前，黄河一直被牢牢夹在一些大山或高原中，改道只能在相对小的范围内出现。正是了解了这些地势条件，古人才可以在青海湖一直到郑州之前的那条文明线上安然繁衍。 在“大斜线”与长江、黄河交叉的地方前者是宜昌、后者是郑州。一般人知道距离郑州西南大约200公里的洛水流域（实际上也就是偃师）才是上古文化密集地点，这里发掘出了疑为夏城和商城的遗址；奇怪的是，中国另外一个更早期的城址也出现在距离长江出山口宜昌西南的澧水区域。这两个上古遗址的共同地理特征是，都既在小的支流上面，同时又在山区或临近山区，并不在大平原上。这样的选择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山水，既是上古时期人们的冤家，又是他们必须依赖的命脉。在生活手段脆弱的古代，所谓“风水”是必须要预先考虑的，所以“风水”也一点都不神秘。 为佐证这些，我们可以拿中国境内古代岩画的分布来说明。岩画一般时间为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为多，下限基本上在文字出现和成熟之后，所以其时间性基本与人类避居高原、高山有一定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岩画恰好集中在多山或高原地带：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内蒙、宁夏、甘肃、新疆、西藏等多有发现，其他平原省份罕见。河南这些地方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岩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所谓的自然地理“大斜线”约略正是今天中国东西部的分界线。众所周知中国今天东部发达、西部落后闭塞，这个现象其实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东部平原临海的自然条件更符合今天农业或商业社会发展，而西部高原多山地带却适合农业生活之前的文明发展。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 假如来到中国南方的人群是中东的人们，那么北非的人与中东新月地带的人们面临着同样的地理条件。假如不选择走海路，绕过两河流域之后人们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将是印度河，然后是密密麻麻的恒河支流。请特别注意从西面的印度河文明发展到东部的恒河文明时间大约经过了3000年，这个时间的延长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为河流为患阻止了文明的畅行。假如有人在印度半岛这里向北，他们还会碰到令人绝望的喜玛拉雅高山。不过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会有许多人被迫或自愿选择了进入青藏高原，适应的人就永远留在了那里，部分人幸运地在有生之年走出了世界屋脊，来到中国的腹地四川、甘肃或青海，甚至新疆盆地；还有一部分人不能适应高原反应，他们或者留在印度半岛，或者苦练渡河技术，终于有一些人穿越缅甸的大河伊洛瓦底江①，进入云贵高原，比如佤族。 这是一条标准的与山水抗衡的道路，非常艰险，我们可以想像他们是九死一生才来到了中国境内。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并非是在一代或者两代之内快速游动过来的，而是经过无数代的努力才走过来的，并且不一定带着什么伟大使命，只不过为了部落或家族的生存而已。或者战争或者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原因这些人不停地流动，就这样渐渐离开他们祖先的大地。 中国南方在古代一直落后于北方的事实似乎也在证明着南方通道的艰险。确实会有一些善水之人可以一直沿中国南部海域一直向中国的北方行进。但是，假如从长江源头一直走到长江的出海口河姆渡，并非没有可能。 尽管新石器时期中国地域内的不同文明区域有自己的特征，但这样一个特点也是很明显的：无论相距多远它们之间都有着明显的“交流”，或者说有一些共同的文明因素。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识，由于这个结论依然可以使中国人保持“独立说”所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我对此的解释是：要么它们之间确曾进行过接触性“交流”，要么它们在中国地区里根本没有“交流”过，即便各自孤立与世隔绝，但由于它们来自同一个相当接近的文明源头，所以完全可以看起来像是“交流”过的。假如是“交流”，则人们不可能只在中国地区内交流，当时没有国界，他们不可能不自由地也与其他地区“交流”，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同时每个时期的古代人类平均的“交流半径”到底是多大呢？这必须有一个详细的统计。只有当这些问题明确之后才能对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多源”、还是“同源”做出定论。 四川的天府之国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里按说应该是个古文明发达地区，但是与北方相比还是稍逊。这不能不说是地理位置的限制。很可能四川盆地经常受到大规模的水淹，所以对于四川盆地的选择会是与郑州之东的平原地区的选择一样，是“等而下”的选择，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大水得到初步遏止的“三代时期”，所以新石器时代与四川盆地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是把四川盆地作为一个大湖看待的话，根据湖边肯定有文明的规律在盆地四周的山区能够找到发达的早期文明或许是可以期待的。不过除了三星堆我至今也不太了解四川，只是推测而已。 假如是“本地说”或者是南方渠道占主流的“西来说”，似乎就不太好解释中国在新石器时期的发展为什么会倾斜于中国的西北，所以总体我认为在所有的通道中应该特别重视北方西来通道的研究。作为直截了当对于北部“西来”更方便于南部西来的证据之一，一千多年前的唐僧并没有抄“近路”从直线距离更近的西安南下直到印度，而是绕道新疆这么个大西北进入印度，足见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从南部跋山涉水西去，北方“丝绸之路”是上选通道。反之，东来的人们首选应该是西北，而所谓“丝绸之路”也只是因为在汉朝名气大了而已，实在并非当时新的开辟。这个判断尤其适合在5000年前航海并不是特别发达的时间，在中东的“海上民族”强大之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才通畅起来，并且我认为中国的商朝与中东的“海上民族”代表了这个发端。有关唐僧的例子特别适合陆路，并不适合海路。 我怀疑后来人们航海能力的降低有着许多的复杂因素：其一可以考虑海平面的浮动改变了一些航线；其二，与陆地上一样由于国家、民族、宗教的林立后来的航海线路比原始条件下反而困难多了，因为他们的靠岸补给会遭遇到疑心重重的群体，不能安全靠岸就意味着必须停歇。假如这个休眠期够长，航海作为一项复杂的技术是会在隔几代以后就消失了，要知道古代人的寿命又比较短，所以荒废中断的可能性增大了，还有的就是观念问题，很可能在远古的时候人们比现在更豁达与勇敢。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使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认为，除了明朝的郑和远航到阿拉伯与非洲，谁会在5000-3000年前可以在两地之间航行呢？为什么不呢！ 再回到古代的中原。我们可以推断，某个善水的民族，或者是善于舟船，或者是善于治水工程的民族，在大约新石器时代末期最终掌握了中国的主动权。不管他们是否是最先来到中国，但是假如他们有与水战斗的经验，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统治权。因为他们洞悉走通中国山河迷宫的秘密。河流是古代中国的大事情，河流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命脉，大禹治水，大禹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人，是十分有道理的。 十二、中国文字来于中东 1、从“西来说”说起 假如想真正破解汉字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以往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截至今天，中国文字的起源尚无定论，其实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我认为所有的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说”给误导了。假如我们肯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就会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揭谜汉字起源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在中国开创的，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发生在八十多年前。有必要指出，“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多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某些转晕了头的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之上“定论”了。怎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或者因为这样定论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原因之一吧。 应该说“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等等，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是一回事。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这一事实，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真相。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开罗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看不出来中国与“西方”交流还存在着什么障碍。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假如还有人对于“时空”依然有所疑虑，那么上个世纪在澳洲的发现或许会使人对这个问题能够释怀，另外这个案例直接与文字有关： 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北方大约100公里处发现250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最后的破译是：这些文字描述了一支探险队的船难以及他们首领的死亡。而这个首领被认为是法老的王子，据说他可能是胡夫法老之后执政的Djedef的儿子Djes-eb大人。其时间被认为处于古埃及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686-2613）。这个发现意义巨大。首先，“全球文明同源”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的证明；另外，这个证据说明了当时外出探险远征可能是个重大的常规活动。王子被派往海外说明了许多原本猜测的东西，甚至为中国地区的史前文明发展也给予一定的启发。最重要的是，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澳大利亚四周为茫茫大海，与任何大陆都相距遥远，但4600年前的古埃及人依然落脚这里，从古埃及的开罗到中国版图的任何一点都没有超过埃及人到达澳洲悉尼那样遥远。假如古埃及人曾经到达悉尼，从逻辑上讲他们也可以同期到达中国，甚至到中国会更容易一些。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三十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2、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主要大的分层为六、七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四千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它们的特征明显，其他零星的分支暂且不提。这两大板块之间的衔接在四千年前左右。由于它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直接的承续关系，这也是有道理的。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和三角符号等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学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红、白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是其某种继承，甲骨文上面的圆灼点也可以考察是不是以前认为的只有物理作用而无意义，传说甚广的“具茨天书”全是圆点，也可以结合考虑。“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中东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就有。“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我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 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形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鱼就是三角，三角就是鱼。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都说明了它们来自同一个大的文明区域。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红海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攻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中国与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的所谓龙山文化陶器也比较发达，但明显可以看出与仰韶文化的特点不一样，在制陶方面也不如仰韶文化兴盛。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①（也就是彩陶），纹饰也截然不同。这些主要区别决定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具体源流。 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红海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主要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指夏、商），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事实，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性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皆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剥除中东色彩的12属相，显示出当时农业社会的特征，它也标志着神秘曼妙的原始社会的结束，中国与全人类基本同时进入无趣的“现代社会”。它也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取代了“两河”文明。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南方的古埃及。 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神秘。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被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通过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就在这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诞生。 3、文字的产生过程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少见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形文字的美国网站，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文字、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她是太阳神“拉”的眼睛，同时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典故。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以及附近地区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也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现象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与牛头像，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红海附近。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渡，夏的文字符号①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迦南文字或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或者说他们的通道更多选择了北方陆地也会有这个影响。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当然，还有之前出现的原始迦南文字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不同地区的人们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地中海东岸的几种文字非常接近，都可以考虑进行更加详细的对比。甚至我们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迦南字母或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来这个民族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至于一些宗教符号的产生怎么来定义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文明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中转站是值得考虑的①。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实际上，夏、商、周取代“尧舜文化”意味着金属时代的到来，陶器时代被取代。生产工具的改变使整个中原地区治水的进程加快、力度增强，所以人们随着新文明的到来，由可以避水的红陶文化聚集的黄土高原渐进中国的东部平原地区，这可以从海拔高度的变化上看出：黄土高原多在海拔1000米左右，而平原地区海拔多在海拔200米上下。东部大片的肥沃平原曾经是一块烫手山芋，4000年前没有人敢定居那里；但是有了新型的治水工具，那里马上成为一块人人垂涎的肥肉。这一重大改进直接催生壮大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人由于在一个特定而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早已融合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在此之前人们面临的问题只是寻找何种文字把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是可以随意选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达与之毫无联系的语言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采用了一种文字，但却未必与原文字属于同一种语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一百多年前从中国陕西逃到中亚地区的东干人，现在就使用着俄罗斯字母标注传统的陕西方言——这种文字尽管东干人使用无碍，但是无论陕西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不会懂。大约3500年前在经过摇摆之后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商人最终选择借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为当时语言的表达符号，起码在表面上看是如此。甲骨文没有照搬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没有照搬其他的中东文字。甲骨文应该说融合了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字才最后达到一个初步的实用体系：两河流域的文字（包括象形与楔形）、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文字。要清晰地区分它们是项复杂的长期任务，现在只能从文化角度简要地说明此三者与甲骨文之间的联系。一旦发现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与甲骨文中间还有亲缘关系更近的一种文字体系，那毫不奇怪。 4、走近语言文字 我们主要做3个方面的文字对比：两河流域的字母符号、腓尼基字母，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 大约4000年前的“两河流域”文字体系中，“眼睛”加“水”就是“哭”，中国汉字的构造逻辑可以说恰是同样，“哭”转为“泪”就能看出端倪①。另外，他们的“星星”发音为“eng”，而中国的“星”在今天发“sing”，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规律看不能排除它们之间的可疑联系。实际上，尽管现代汉语里并无发音为“eng”的字，但是在中国一些地区就有“eng”这个读音，比如在嵩县，我们一般读“硬”这个字为“eng”，而实际上在词典里“硬”发“ying”，也可以看出来“ing”与“eng”在汉语里原是相通的对应关系，只是声母的有无是个问题。中国的“sing”来自两河流域的“eng”并非没有可能。再补充一个来自家乡的启示，嵩县人一直把“牛”（niu）发音为“ou”，也同样省略了声母，与今天的普通话有一定的差距。嵩县的“ou”却与英语的“牛”（ox）有接近的地方，英语的源头是可以追踪到中东那里的，所以这条信息不应该放弃。由于嵩县人是从西北的甘肃迁徙而去，很可能有一些印欧语系的影响也未必，英语——“吐火罗”语——嵩县土话——两河楔形文字，这条线索值得考虑。 我对于两河流域的信息掌握很少，所以就不多说了。但是，被破译后的两河文字被一些人指定为汉藏语系，这很有趣。因为语系通常指向亲密的族源这是公认的，不过我并不奇怪这个发现，本来就应该如此的。这个线索倒是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交通方面的信息，比如聚集在青海、甘肃、陕西一带的彩陶制造者们，很可能当初除了其他途径外，主要是通过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穿过青藏高原进入中国。今天的游客们在藏区会很容易地发现很多藏民高鼻大眼，与内地的汉人即相似又有一定差异。我怀疑这些高鼻子的藏民正是5000年前左右滞留在这条通道上的古老的族群。而内地的汉人则由于广泛的杂交，使得他们的特色更多具有古埃及人的特色，鼻子低了下来，五官也柔和多了。 今天横亘在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是印度半岛以及伊朗高原，这里的人们多属于印欧语系，这一横插进来的语带说明了历史上的许多变迁与战乱。首先，印度半岛与伊朗高原历来都是高度动荡地区，作为世界核心中东的边缘地带他们是人种与政治的受到直接冲击的一个特殊地带，其不稳定甚至超过中东核心地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比较著名的如早期雅里安人从欧洲的入侵，其年代发生在大约4000年前左右，这是汉藏语系第一次被冲断的可能，第二次比较著名的应该是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今天的两河流域并不在汉藏语系，他们讲阿拉伯语。最古老的东西因为一个奇特的经历而被保留在远离世界中心的东亚地区，以隔绝保护了他们“纯净”的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与大海，更重要的还是“时代”，因为大约3000年前全球人类的自由大迁徙时代随着国家与一神教的确立而结束了，人类进入了“新时代”。我认为5000-4000年前的两河语言以汉藏语系的形式保存在了中国这片土地。 5、中国甲骨文与埃及圣书体比较 目前看比较集中的甲骨文出土在殷墟，并且时间推定为大约距今3300年前后。这里是不是甲骨文最早的产地，现在很难肯定，需要考古发现才能断定。殷墟的甲骨文字我认为很“初级”，属于初创阶段，不会时间过久。 仓颉假如真有其人，我觉得应该是商朝人，这是个对文字进行综合考虑、进行重大组合改革的一个人。从多方面看“仓颉”这个人具有开放的国际眼光，他既综合了几种语言的特点，遵从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语言现状，又调查了当时盛行的国际语言的规律，他肯定熟知中东的几种主要文字体系，最后他选取了单线条的象形文字——这是一种中和与妥协。甚至还可以说仓颉真的很与时俱进，因为单线条是一种讲求效率的文字，他选取单线条本身就是对新出现的字母文字的一种接纳，但是整体构字逻辑上还是多少参考了古埃及的特色。我认为他截取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僧侣体”①的中间形态，既选取了单线条的方便与简单，同时又保留了象形文字——“圣书体”的特点。 一般传统认为山东省泰安市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源头”，我同意这个承续关系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源头”。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双线条的符号，它们明显处于图画阶段，这不仅给商人创造的甲骨文提供了一个源流参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时间上限。因为这些符号明显处于甲骨文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它们根本不在同一时期，前者尚处于图画阶段，后者已经是标准的体系文字，所以再往前不应该有比这个更成熟的文字体系。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见292页）来源于古埃及，推测主要有二：外形上与古埃及“圣书体”（俗称“埃及象形文字”）书写构造逻辑一致，为双线图画；某些符号可以直接在古埃及找到描状物原形，如“斧头”（见下图与294页图）。斧头在远古首先是一种礼器，甚至是王权的象征，所以它的形状以及出现都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所以这里举出“斧头”也不是出于随意。这是早期的象形符号。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与甲骨文之间有联系，但很明显还不能称为3300年前的甲骨文“源头”。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为符号，后者是文字，其间应该有其他的过渡。 一般人会把中国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我不得不说中国的“六书”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六书”相合，没有差异。这个规律很明显，就不总结了，只举一例。毫无关联的象形文字组合出另外的抽象意义来，所谓“会意”是也。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画上“水纹”表示“离开”的含义，取自“水”的流动性与“兔子”快速奔跑的特性。类似的逻辑看中国文字，如“人言”为“信”。 这个总体的规律本身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古人向埃及人直接借鉴的结局。 除了“六书”，他们的书写顺序也都一样。一般多为由右向左书写，从上到下书写也很多见。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规范意识，所以从下到上书写顺序以及从左到右的依然可以找到偶例。由于原始性，甚至字的方向也不整齐划一，偶尔“乱来”似乎也是允许的。 我不准备使用传统“严谨”的学术手法来说明中国汉字与中东文字之间的联系，我准备使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因为中国汉字是把几种文字融会在一起重新分配读音和拼写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只要寻找到字形的运用和读音的某些接近，就可以从量上说明问题。全部的对应那不可能。这一点值得提出，甲骨文抛弃了古埃及圣书体的审美功能，提炼了文字的实用功能。应该说尽管有一些甲骨文书写确实不难看，但是整体看这些文字真的并不美丽，充满了最初的“捉襟见肘”的感觉，某些字简直不能叫“字”，是标准的拼凑 。 古埃及象形文字字母表① 这是从一个台湾网站直接下载的一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字母表，准确地说，是“发音字母表”，没有发音的符号是大多数，没有放在这里。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发音字母依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通向甲骨文的以及以后汉字的发声线索。遗憾的是，并非我们可以找到所有令人满意的对应。埃及象形文字一般讲只有辅音没有元音，按照中国语言讲就是有“声母”无“韵母”，后面的“元音”是人为加进去的，最“正确”的发音方法是“接近”就可以了，至今没有证据说它们除了那些辅音外应该带怎样的元音读出来才是正确的，所以读者可以随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必须的。“严谨”与“准确”在这里行不通。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粤语地区，至今许多语言里似乎还保留着多辅音少元音的现象，比如“端午（节）”在粤语中就是“Tuen Ng”，类似现象是否是古埃及语言发音的遗风呢？可以研究讨论。 汉语、甲骨文与发音埃及象形文字的简要对比如下（亦可参考本书144页字母表）： 第一列与第二列中的“羽毛”发音都接近中国的“羽”（)。中国的“羽”字可以说也借鉴了腓尼基字母（)，这不奇怪，腓尼基字母本来就是来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词的发展轨迹，甚至可以看到发音接近。由于英语的根源在希腊语或者腓尼基语，所以我们可以说英语的字母“E”与中国的“羽”或者说“习”原本是同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曾经在4000年前差点与西方语言文明融为一体的可能，另外也为汉语中的某些文字与西方文字中奇特的关联感到实在有趣，中国的“羽毛”与英文“E”之间的“象形”与历史转变让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历史的“疯狂”！让无数人头疼的“外语”曾经是或者差点成为我们的母语，假如不是层层破解谁会相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2003年初出版了一本名字为《形象分析巧记英语3000词》的书籍，竟然讲的是英语的“象形”根源，我是不奇怪这一思路的。 发音为“w”实际表示为“鸟”，这为中国古代的“鸟”、“乌”同源找到了根据。从图画上看，这确实是一只鸟，但是它确实发“乌”的音。“金乌”在中国话里本身就是“鸟”的意思，“太阳鸟”。这个图形常常被中国人称为斡旋纹，从这里我们或许看到了它的“吉祥”，因为它与“太阳鸟”在一起。起码我们知道这个“斡旋纹”读“w”，不过确实它与“斡旋”的“斡旋”有点关系，因为“斡”读“wo”。 接下来的读B，中国的“步”（bu）正是“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这个形状读P，确实汉语里找不到联系，但是作为一个偏旁部首“口”却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居心叵测之“叵”（Po）不知道是否可以联系上。 是一条蛇，读“f”。在中国字中，恰有“蛇”是读“fu”的。蝮：别称“草上飞”，土公蛇，爬行科，蝰科，一种毒蛇。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有“肥遗”，指双尾怪蛇，很明显“肥遗”是一个外来语，并且请注意第一个字母读“f”。 这是个猫头鹰，在埃及读“m”。到底中国的“猫头鹰”是后来的象形说法还是古来从埃及人就叫猫头鹰，这是个疑问，但这个鸟在中国也开头读“m”毫无疑问。 这个符号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大量存在。所以我对这个符号尤为关切。我甚至在彝族今天使用的一些鸟形符号里还看到过它的出现①。现在我终于知道它的发音了：“n”！我猜想它在书写的时候并不太注意到底打几道折才算正确，总之根据视觉效果有三道以上的弯都算这个字了。这个字经常与其他符号合在一起使用，但它还有本身的意义，表示“水”，尤其是三道并列的更为常见，大概那表示“大水”了。有“水”的意义，加上发音“n”，怎么都脱不了与“尼罗河”的干系。所以会经常抽象出来表示其他的一般“河流”与“江水”，在中国最初的文字里，“泥”（ni）这个字恰是“河流”的意思。《说文解字今释》②：“从水，尼声”，“泥，水名，泾水支流，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的东河及其下流马连河”。受这个启发，我也突然想到那条著名的屈原沉身的“汨罗江”，其实很可能就是“尼罗河”在中国的再命名，“m”、“n”之音在中国的互转现象非常普遍。而中国《诗经.新台》中的“新台有，河水弥弥”恐怕“弥弥”正是如“尼罗河”一样。浩大的意思。 这个字母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念“H（喝）”，中国的甲骨文“”不仅取其发音而且采用了其形：桓、 徊。或许由于“轮回”的宗教理念，这个符号自古在中国的各种器皿上大展宏图，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形状，但是中国人似乎多称呼其为“云纹”。其实这个字所演化出来的符号根本不是中国独有的，从古代的地中海东岸到大漠北方，它都很常见。 很明显中国字的“丝”（)来自埃及的，从甲骨文就会看得很明确。但是“丝”读“si”，这里发“h”，中国字里是不存在“hi”这个字的，但是我怀疑这里的“si”是曾经在古音里读过“hi”的，中间加一个“x”的过渡就比较容易看清之间的联系了。 这个圆形的东西在埃及人那里发“q”，中国这里“圆形”为“球”（qiu），可谓音形皆备！ 这个埃及字母作为中国甲骨文的偏旁部首出现时几乎所有的有关皆与“走动”“站立”有关，表示与腿的动作有关的意思，比如“迁徙”的“徙”（)，不过这里确实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因为我认为变形演化为了之后才普遍出现的这个意思。 这像个“草筐”，中国的“筐”确实发音“kuang”，所以来自“”应该说有一定根据。 这个埃及字母读g，它的形状表明是个“搁架”。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里应该有个字与它对应，那就是形状丑陋的“鬲”。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古代器皿，用奇形怪状来形容它最好不过，据说外国还没有发现过，只有中国才有。但是甲骨文中的“鬲”（）读“li”，但我认为它应该念“ge”。推测依据是，“隔”这个字就应该是个形声字，否则它不能读“ge”，那么就可以推测出来“”本来是应该读“ge”的，与同。查《辞海》，“鬲”确实可以发音“ge”！其实我更认为中国的浅腹盛器“簋”（gui）也是来自古埃及象形文字，因为它们看起来主要的功能都是“搁架”。 是一个土堆，发音t，符合中国“土”（tu）的发音。而且中国表达的“土丘”的甲骨文“”和这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极其相似，只是土堆更高些而已，“”稍微有些变形。另外，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有两种“山”字，其中发音的这个念“丘”，而另外一个“山”字和汉字的“山”一模一样。 尽管在今天完备的注音系统下我们可以字正腔圆地把每个字给念出来，但是我认为在当初“创造”这些字的时候未必有今天的规范，事实上当然不会有这些规范，甚至它们是否有今天的元音还是一回事。所以无论是声母还是韵母能够找到一半已经是万幸，在一个字母表里能够找到如此多的雷同已属幸运。 ，有关这个符号我本来想绕过去，但是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我还是说两句，或许对其他的研究者是个启发。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截东西，或者一个小棍子。它发音为“t”。我老家话里对于植物的“茎杆儿”一般称呼“ti”，而从来没有人说“茎”，实际上一般极其短小的杆儿我们都称呼“ti”。 最后说说，很明显这也是个“蛇”，“j” 怀疑转音为“y”，这个转音是常见的。“蛇”这个字在古代可以读“yi”，比如“委蛇”这个词组中即如此。甲骨文中的“乙”很可能是由这个字转变而来的。甲骨文中的“甲”来自“太阳”，甚至可以直接写为“十”，说明了“甲乙”这个排序是与信仰系统有关的，假如头号是“太阳”的话，那么“乙”的位序是“蛇”最恰当不过了。不仅因为“蛇”就是“龙”，蛇本身在古埃及的信仰体系中占据了极高的位置。中国道教中的最高首脑“太乙真人”实际上有可能就是“主持太阳与蛇崇拜系统的大祭祀”的意思。 在这个古埃及字母表中，24个字母中18个与中国的汉字有密切联系，占四分之三。甲骨文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间的联系可见一斑。 6、更多对甲骨文的怀疑与比较 中国管理文书档案的人在古代叫“兰台”，实际上我怀疑它与英语中的“letter”这个词根有着密切的联系。推测是，古代中东人可能对于“书写吏”如此称呼，故而中国人取其最初的发音命之为“兰台”，而西方经过字母化的人们也将其拼写化为“letter”，意思为“精通文学文字”、“有学问的”、加上“er”后缀则成为“字母刻写人”。 “⊥”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谓“男根”之形，即“势”的本字，如雄性阉割就叫“去势”。卜辞中从士之字如字之左半，吉字之上部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恰好有一模一样的表示吉祥长生的符号①）。甲骨文中还有、等字，都可隶定为“牡”，即雄畜，其“⊥”形正表示雄形生殖器官，因此“士”字的初始意义就是指雄形（男性）。但后来因其涉嫌不雅，初义于是隐晦不显，而借以称呼贵族等级中最低的一级。”②。 “T”和“♀”以及太阳符号“十”，之间有着复杂的原始联系，都与“生命”和“轮回”有关。 “♀”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生命”、“永生”。我们看到甲骨文中有无数的“♀”与“生命”、“生育”、“人命”有关的组合，如“孕”（）、“育”（)。由于“♀”表示“新生命”，所以它在甲骨文里直接表示了“子”的意思。但有必要说明，这个符号在古埃及上面是个圆圈或者椭圆，但是在中国的甲骨文里多表示为方圈，偶尔才能见到圆圈，这是其惟一的差别。另外这个符号在西方还是“金星”的代表符号，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启明星的代表符号，多少是代表了“新生”的意思，表示新的一天开始了。 有些前期夏人或者仰韶人使用过的腓尼基和其他字母，竟然出现于初期的甲骨文里面：“虎”（）字归整的头部，清晰地看出，这是个字母“A”。起码这里“A”是作为一个比较规范的部首来使用的，因为还有其他的甲骨文使用了它们，如“”。另外的中东早期字母在甲骨文中的使用还有“N”、“I”、“P”、“X”等腓尼基字母等，甚至我怀疑还有阿卡德字母以及希腊字母的痕迹：（）旋、（）正，（）武，（)剐，（)工、（)任。尤其是这个甲骨文“”，由于最初的“I”在腓尼基字母中发音为“zayin”，很可能中国人取其尾音为韵母，所以转化为“壬”之后它成为一个带“n”的韵母，比如今天的“任”、“妊”等发音可能与“zayin”有关,这里的“z”与“r”之间的转换可以从普通话与吴越地区的差别中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人”在普通话中读“ren”，但是在东部浙江一带就近似读“zen”，也就是说，这样的转化也有可能是不同部落间的差别。在做类似比较的时候，普通话不能当作“权威”标准看待，反而是一些方言更应该受到重视，因其原始所以可信。看来当初的商人还是满开放的，任何体系里的文字都拿来做尝试，但是最后中国人还是彻底选择了象形文字，舍弃了字母文字。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今天已经根本看不到任何字母在汉字中的痕迹了。 我简单查了一下，按照今天的字母系统，大多数今天使用的英文字母都曾经出现在甲骨文和夏朝以及半坡文字符号系统之中，这说明中国这个地方在上古期间曾经与整个世界广泛交流，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才采纳了今天的汉字系统。在中国早期文字符号中曾经出现过的字母有：A、B、C、D、E、F（f）、H（h）、I、J、K、L、M、N、O、P、r、S、T、U、V、W、X、Y、Z。这个出现的比率之高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但这就是事实。 甲骨文“阜”（），与希腊文的“B”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阜”读“fu”而不是“bu”，这似乎让我们的联系通道受挫。不过汉字“埠”确读“bu”！“埠”当然是个形声字，这就意味着“阜”很可能是曾经读“bu”的，而现在的读音或许是错误的。另外，今天的左侧“单耳旁”（如“阶”）被认为就是从“阜”来的，实际上就是从“B”的形状来的，这解释了“阜”字与“B”字之间的某些曲折联系。古代全球范围发现大量的“B”形石，或者“B”形建筑，似乎有特殊的宗教含义。 “酉”为酒器皿，在甲骨文中有2种写法 、。实际上许多甲骨文都有两种甚至更多的不同写法。这也说明，在3300年前文字初创时期的不稳定性与随意性。“酉”的两个写法，第一个是中国考古中常见的酒坛，但是第二个形态是中国在同时期没有的，而这个文字我们一下子就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发现了他们。① 中国人在丧葬场所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是“奠”，它似乎是圣甲虫的痕迹，头须毕现。在古埃及信仰系统中，某一时期“圣甲虫”几乎仅次于“太阳”而存在，甚至就是“太阳”的象征，意思是“轮回”、“永生”。而“”（读shou)字更是如此，并且这个字更像是一个图画，所以不仅在汉族地区使用，在广大的其他民族地区也使用，其意义就是“吉祥”“永生”，汉族的棺材前档板用的比较多。我认为它可能与“奠”字同源。 任何其他的古埃及崇拜物似乎都能方便地在中国找到它们的痕迹，但惟有这个“圣甲虫”在中国的证据不是很多，或者说是转化为文雅的“”字了。“圣甲虫”就是中国人称呼的“屎壳郎”，这个叫法为外来语很明显，因为后两个字除了表音一点意思没有。“圣甲虫”的英语是“Scarab”，这就是中国的“屎壳郎”的音译,s-car-rab对shi-ke-lang。“圣甲虫”（Scarab）是个古埃及的特有神圣名词，类似的词汇一般在其他语中应该变化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借用英语来比照的缘故。另外一个我家乡表示“生育”的词汇读“be”或者“bo”，在古埃及中发音为“beq”。我想类似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寻找，因为从语言文字看中国与古埃及之间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秘密联系。 古埃及人用“旗子”代表“神”。中国的“中”（、）字曾经用旗帜代表，也表示“重要”、“中央”的意思。“中军”就相当于“指挥部”、“司令部”了。 灾难的“灾”甲骨文中两个字都是水灾（、），表明了远古时代水患之大，人们对之刻骨铭心一目了然。 古埃及象形文字经常是2个、3个甚至是4个基本符号组成一个新字，甲骨文中同样有如此复杂的组合。如“宾”甲骨文()，起码有三部分或者三个不同的象形字组成：首先是房屋（画），这个形状恰好也是古埃及文字中的房子，然后里面是个人，表示家里来人了。最下面这个形状有人说是“脚”，我的解释是：“牛”（参考腓尼基字母）。至今某些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待客让人住在牲畜之上的古老习惯，房屋两层，下层是牲畜，上层住客人。秦之前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同样的松散合文现象经常出现，秦之后合文就没有了，多合并为归整的方块字了。 “参”字甲骨文没有统一的解释，或者说至今大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我想，他们是蜡烛台，总之与光影有关。有人解释为“三星在户”①，以示“参宿”，我认为可以接受。我想应该是指猎户座的腰带吧。在中东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以色列人就以七星为崇拜，并且作为一个蜡烛台而成为他们的国徽。但来到中国的商朝人很可能在信仰方面有一些差异，在信仰“7星”的同时他们更信仰“三星”？并且这与古埃及有特别的一些联系。这部分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三星文化”，而古埃及的三个一组并列的金字塔似乎多一些。假如周朝有“七星”崇拜我就更不奇怪了，因为他们也是中东人。 甲骨文里使用腓尼基字母的现象可以看 （读te），不仅外形像中国的“田”，而且中国“田”发音“tian”，从历史语言学上也可以认为他们发音是有关联的。并且，外形圆形的“田”在甲骨文里作为偏旁部首也是可以找到例证的。 类似以上的文化与文字的联系对比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觉得到这里已经可以说明基本的问题。既然是抛砖引玉就没有必要做到一一对应。使用比较科学严谨的手法进行文字语言的证明或证伪的工作还是留给专业的学者吧。 7、对几个甲骨文字的重新解读 从汉字的左右偏旁部首和上下部首结合的方式看，中国汉字也与古埃及象形字有相似的起源，因为它们都曾经经历过上下合文或者左右合文的书写方式，相当自由的组合说明共存过这样的时期。如“男”，在甲骨文中是左右偏旁，，但是今天演变为上下部首。 （见甲骨文中)，是一个特殊的字，有人认为这个字是“去势”。假如这么说的话，那么在秦始皇时代就有72万人被“去势”，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数字足以使这个国家的人口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统治者为了提高人口的出生率甚至会故意不让新婚的男子参军而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一个正常的君王怎么可以把72万人集体去势，除非这是个变态的君王。那么这个对生殖器动刑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个字的意思很可能是“环切”、“割礼”。由于这个词汇同时也用于女性以“幽闭”，所以我认为在古代中国女性很可能曾经保留了一种如今依然在非洲盛行的手术：缝合未婚女性外阴。是否如此，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但是秦始皇的某些主张一直让我怀疑他是否与犹太人有着神秘的联系，因为他特别推崇“六”，而犹太人的国旗以及民族标志一直就是“六角星”。有人说秦始皇之崇“六”来自“阴阳”学说，值得怀疑。另外，他到泰山去“封禅”几乎是所有中国皇帝到泰山“封禅”的开始。山东泰山假如是商的发源地，这个泰山对于远在陕西的秦始皇为什么意味深重？古埃及人认为汞（水银）有通神灵的作用，秦始皇王陵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据说秦始皇死后就躺在纯金打造的棺材里整日游荡在水银河上。 水银的通灵作用可能也牵涉到甲骨文。甲骨文主要属于占卜文，需要有通灵的人与神灵通话获得指示，而甲骨上面经常出现的朱砂恰是硫化汞。 “目”甲骨文与古埃及相形文字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我注意到中国的眼睛()是倾斜的，有立起来的意思。那是不是对当时商人生理特征的一种描绘呢？另外从“面”这个甲骨文来看，商人确实是重视眼睛凸出的，那么他们与三星堆人之间的联系就更直接了。我们是否可以推测面情悲伤的三星堆人其实就是被周朝打败的商人，他们到了山东老家之后在那里准备叛乱，最后被彻底打散了。这些人会很方便地从山东沿海而下，然后沿长江而上，一直跋涉到天府之国。在商人的甲骨文里有许多舟船的符号，说明这个民族对于江河生活非常熟悉。 历史上许多不提及的事实不等于不存在。由于文字资料的不完备相信许多传统都是继承了下来而不自知。比如古埃及文字世俗体的龙飞凤舞之与中国魏晋时期的草体出现，比如古埃及书写过程中正文用黑墨、作者姓名用红墨的习惯，中国后来水墨画以及书法作品黑墨做正文作者留红印（名字），应该是中国人对于古埃及文化的继承。 结论 甲骨文在红海 其实不用我做任何解释，看到这些字母就够所有的甲骨文专家与我一样大吃一惊。是的，甲骨文的真正源头就是它！这个“南部阿拉伯文字”（见下页图），多少人找寻而不得，原来甲骨文的真正源头在这里！我对于这个文字掌握的信息并不多，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人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由于“中华文明独立说”的“定论”，恐怕根本不会有中国的甲骨文专家去寻找和研究任何国外的文字。而那些国外熟悉这些文字的专家却不一定熟悉中国的甲骨文。 只有那些熟悉甲骨文的人知道这些偏旁部首与甲骨文有多接近！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表里罗列的“南阿”符号90%都作为偏旁部首出现于殷商甲骨文中，其中一半就是甲骨文独立的原字，这个亲缘比率比其他任何一种古文字都高，当然也比古埃及象形文字高。“南阿”是埃及象形文字与甲骨文之中的一个真正过渡，这从地理上很容易解释，南部阿拉伯正在埃及与中国之间，当然更接近埃及，所以它从埃及象形文字发展出来一种文字然后转送到中国。 让我们简单看几个“南阿”字母在古埃及和中国文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拿它们来调校传统的甲骨文的效果，答案就有了： 这个“南阿”符号“”正是中国甲骨文字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栅栏一词“”在“说文解字”中“从”，而这个“”很明显来自古埃及文字“”。这个推理逻辑完全与表上的逻辑同。 甲骨文字已经被“整理出四千多个不同形体符号”，但是“有联系并能够辨识确定的有一千多个字”①。这是发现甲骨文后100年里无数甲骨文工作者的功劳，我不得不说之所以大部分甲骨文依旧无法破解是眼光不够开放造成的，他们拒绝了外部世界，拒绝睁开眼睛，假如早一天接触“西来说”，绝不会是今天这样遗憾的局面——我国已经认定甲骨文为汉字的源头，但至今却还有三分之二的甲骨文不能辨认。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目前依然“无解”的文字用中东的文字怎么解。 甲骨文“”、“”属于无解，“疑为漏刻笔画”②。这样说是错误的。用埃及象形文字对应来看，它的意思就是“弓箭”，名词转动词可做“狩猎“讲。这样甲骨文“”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甲骨文中的“”“”，同样至今无解，“疑是……未刻全者”、“所象形未明”、“义不明”③，实际上这两个字为一个字，并且意思为“飞去来”器（见本书《读〈考古随笔〉》一文中的介绍），对应埃及象形文字更明显。“飞去来”器主要为猎捕水鸟的工具，所以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这句“”，再明显不过，“”就是个捕鸟工具，因为“隹”只有一个意思：鸟。从这个字形也再一次证明，“南阿”文字体系较古埃及象形文字更接近中国甲骨文，或者“南阿”文字就是一部分中国甲骨文。 表中其它几个南阿文字也多有直接出现于甲骨文中。 由于中东与中国古代的文明迁徙对应还没有研究到局部细节，但是依然很肯定南阿或者甲骨文借鉴了埃及象形文字。一些古埃及文字直接植入甲骨文，不过却被误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数字“千”的写法是“”。这个“千”字在中国甲骨文中是存在的，稍有变形，但都能看出来是一朵花，当然甲骨文的“千”（)字也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写法，不只此一种。传统将“”解为“长柄有网以覆鸟兽之狩猎工具”，我相信它在甲骨文中依旧保持了古埃及的文字含义“千”，如“”①，实际上是数字“1338”，而不是现在传统解释的“338”。 前面我已经从埃及象形文字推测过“蛇”为中国的“”（乙）。在“南阿”这里就更清晰了，因为这个南阿写法()更接近于甲骨文的“”。这个表格的对应关系直接说明了我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蛇”就是“乙”。这里再一次确认了古埃及文字确实是甲骨文的源头，而“南阿”文字极其接近或者就是甲骨文，后两者太一致了，所以我们已经不能把这两者看作是两种文字，很可能它们是分别在两地使用的同一种文字。 假如作为“抛砖引玉”我想以上举例已经够了。要彻底破解甲骨文，中国的学者要到中东去。 我们可以集中考察红海北岸，南岸当然也不能放弃，实际上我第一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送到出版社时副标题曾经是《中华民族来自红海文明》（后来被修改为更吸引人的名称），看来最初的判断没错。但当时我比较看重的是红海南岸尼罗河发源地这里，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搜查南岸一带在3500年前的文字，红海根本不足以阻挡两岸的文明交流，红海最窄处的“曼德海峡”只有18公里左右的距离，无论在哪个时代这个距离都不足以成为障碍。“南阿”文字的惟一现存分支就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其名称为“阿姆哈拉语（Amharic）”（见下图），但这个象形文字已经改革为字母文字了。 有必要指出一点，由于3000多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历史支离破碎，并且为语言命名是一个后来的人为行为，所以不准确是很正常的。由于我对这个地区的历史以及“南阿”语言了解还少，依据我一贯的“不严谨”并且是有效的方法就是“宽容”这条线索，把“原始迦南文字体系”或“原始西奈文字体系”，以及“原始南阿文字体系”，只要是3300年前的有关文字全部纳入我们的考察对象。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 中国人古代称呼的“天房”所在地“麦加”也在这一带。传统学术认为，麦加是《圣经》中夏甲出走后定居的地方。夏甲的丈夫是希伯来人，她自己是埃及人，他们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汉字起源于红海南段这个事实，解释了我们的许多难题，连同《易经》的“八卦”起源全部可望同时解决，因为麦加城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Baakkak”，甚至中国南方古老“巴人”的起源也可能因此而得以解决。 曙光在前，我们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的探索还会继续，锁定红海，接近“中华文明起源”的激动时刻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