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 李惠生 赵志鹏 钟忠 王宪举 译 张志强 校 译者的话 作者的话 致中国读者 第一部分 捷尔任斯基时代 第一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主要的任务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 被解除职务 “洛卡特事件” 两个浪漫主义者 铁甲拳头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铁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 第二章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 “工业党” 以及其它 剥夺富农的财产 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还是他杀的？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见 挂牌的办事处 第二部分 极度恐怖 第三章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捷尔任斯基的宠臣 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 好战的年轻人 解职并逮捕？ 第四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通向克里姆林宫的漫长道路 “我们的父亲的英明决定” 元帅是否想成为独裁者？ 永久的志愿者？ 老爷对叶热维奇卡的爱 审判与枪决 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杀害托洛茨基 靠拢德国 卡廷森林中的枪决 去高加索出差 斯大林的翻译 原子弹之父 第六章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 “我们将会枪毙您”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 猎杀弗拉索夫将军 阿兰·德隆白为斯大林死了 核间谍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第三部分 斯大林时代后期 第七章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狐步舞迷” 除奸总局局长 国家安全部长 米霍埃尔斯遇害 “列宁格勒案”：警示性处决 “我要给政治局写信说明一切，说明一切……” 第八章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摘下白手套” 日丹诺夫的神秘之死 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 第九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 斯大林怕他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 1953年大赦 执掌国家大权 阴谋 歌剧《十二月党》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时代 第十章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贝利亚的接班人 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主人 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 苏联战俘 德国人和日本人 大赦不可避免 是不幸事故还是谋杀？ 第十一章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大校同志 一颗金星 克格勃主席 1956年匈牙利事件 谢罗夫救了赫鲁晓夫 朱可夫元帅案 从卢比扬卡到“水族馆” 佩尼科夫斯基，三家情报机关的特工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到别墅见斯大林 瓦斯手枪的两声枪响 大人物不要警卫？ “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 第五部分 勃列日涅夫时代 第十三章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 “甜蜜的陷阱”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 没装弹头的导弹 新切尔卡斯克和持不同政见者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返回乌克兰 第十四章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向水手长看齐 30辆坦克把大使馆团团围住 中央书记不去夜酒吧 克格勃主席 第五局的解剖图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 入侵阿富汗 总书记 第十五章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格奥尔基·齐涅夫和谢苗·茨维贡 在乌克兰的使命 找到间谍才能休假 安德罗波夫害怕费多尔丘克 将军摘下白手套 鱼宴 第十六章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人事主管 夜见总书记 克格勃与权力 名义上的记者 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机遇 开端不利 外交官打开报纸 副秘书长在哪里？ 情报局长 主要对手 克格勃主席 多层馅饼 没有总统的8月 第十八章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 “湿”案 里加特种警察部队的故事 总统候选人 最后一任主席 “把逮捕的人带走” 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胡子工程” 克格勃的终结 第十九章 叶利钦时期的国家安全机关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 附录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译者的话 前些年，“克格勃”这三个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在人们的 认识中，“克格勃” 代表着神秘、阴险、狡诈，它似乎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代 名词。克格勃用美人计策反他国外交官或情报官、某国驱逐了若干名披着外交官外 衣的克格勃分子、某克格勃分子逃往西方等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关于克格勃在世界 各地的活动和它与西方情报机关斗法的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更是一大热门。广大观 众喜爱的《007》系列电视片讲的就是西方情报机关与克格勃斗智斗勇的故事。不过， 以前人们对克格勃的了解仅限于这些肤浅的东西。现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一书可以使读者对克格勃有一个深入的、全面的了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形式上介绍的是历任克格勃领导人，实际上它 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历史。这本书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 和一些细节的描写带给人的是震撼。令人惊愕的是，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 供、滥杀无辜等丑恶现象竞然大规模地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肃反扩大化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老 百姓和普通干部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也提心吊胆地度日，甚至国家 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生活在一个连国 家二号人物都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的国度里无疑是莫大的悲哀。 更可悲的是，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 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 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书中还提到，在卫国战争前夕，苏联高级军事将领大部分被杀，这直接导致战 争爆发后苏军遭受严重损失。令人不解的是，被俘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整个战争 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 15．7万人被枪决，这等于15个师是被 自己人消灭的。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荡然 无存。“间谍”、“反苏分子”、“破坏分子”、“叛国分子”的帽子随时会降临 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尽管绝大多数“分子” 都是良民，到头来他们都会乖乖地承认 自已的“罪行”，甘愿受惩罚。他们轻者进劳改营，重者被枪决。正如书中所说， 被消灭的往往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 这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克格勃的历史，让人们看到了克格勃 在俄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读这本书会使人心里有种沉甸甸的感觉，不由 地同情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同时也会使人对这种历史现象加以认真思考，引以为戒。 本书前言和第l—2章由李惠生翻译，第3—6章由张志强翻译，第7—11章由赵志 鹏翻译，第12—16章由钟忠翻译，第17—19章和作者致中国读者的话由王宪举翻译， 全书由张志强校对。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热心读者指点。 译者 2000年12月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作者的话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存在于1954至1991年之间。因此，将此书命名 为《克格勃主席》或许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里涉及到了自十月革命至今为止国家安 全机关的所有领导者。 然而正是这三个缩写字母——“克格勃” 成了我国历届国家安全部门的同义词。 尽管这一部门经常改变它的名称，我们仍然只叫它“克格勃”。它曾经有过许许多 多的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 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和国安全总 局、联邦安全厅、安全部、联邦反间谍局。目前它的名称是联邦安全局，然而这个 名称也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 它的领导人更换得就更加频繁了。从1917年到 1999年，这个部门的主席、人民 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为了做个比较不妨指出：外交人民委员和外交部 长更换的次数要比这个数目几乎少一半。 领导这个部门的工作是颇为吸引人的，然而它往往也会断送掉人们的性命。一 些人在这个部门任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一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安德罗波夫在这方面却创了记录：他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 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十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 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 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 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我们从一旁观看，可能会觉得这些掌握着大权的人们一定是生活的享乐者了。 然而现实却远非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卢比扬卡的历史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 神话存在了很久，却不会因此而显得更真实。 本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描绘出卢比扬卡24位主人的画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走 进了历史，另外一些人还在继续参与当代政治生活。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我们了解得 比较多，对另一些人了解得比较少，因此在撰写此书时不仅利用了一些当事人所发 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最近几年解密的档案材料。而且作者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访谈 的对象包括许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已经退休了的和仍在工作的国家安全机关人 员，以及那些致力于研究探索我国不久以前的种种往事的历史学家们。 在此，我要向那些曾对我的这项工作鼎力相助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是： 弗拉基米尔·跨莫夫教授，他无与伦比的丰富知识帮助我分析认识了克里姆林宫生 活中无数错综复杂、曲折离奇的事件；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他是一位研 究内务部门历史的专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这两位 是《卢比扬卡》一书的作者；以及我在电视台的许多同事们，他们鼓舞并支持了我； 还有我的母亲——语文学博士伊琳娜·姆列钦娜，她担负了本书第一读者的责任。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我希望它能帮助中国邻居和朋友们更好地了解 俄罗斯。 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和中国一样，我国在20世纪也历经 艰难困苦。过去并未消失，而是隐藏在我们的今天之中。因此，这本书并非仅仅是 谈论过去。 这本书写的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迄今领导俄罗斯和苏联安全部门的那些人。由 于20世纪我国历史的特殊性，他们在我国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列宁、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决定了我国的形 势。但是这一作用经常被隐瞒、掩盖和降低。 光阴流逝，在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中，有两人后来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 就是1982年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和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 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1953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和1964年亚历山大·谢列平也只 差一步就入主克里姆林宫。其他人也身居国家、政府和共产党内的高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和苏联特工机关的历史就是我国的历史。十月革命 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勃列日涅 夫的停滞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解体、叶利钦的改革等等，凡乎没有一件 决定性事件没有国家特工机关的参与。现在到了把一切事物放回原位，对历史人物 和事件本身给以冷静、尽可能客观和公正评价的时候了。 近年来许多档案文件开放，参与那些重大事件的幸存者开始披露真相。但在特 工机关的历史上还有许多空白点。 在你们手持的这本书中，不仅搜集了许多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秘密的文件，不仅 有与前苏联特工机关官员、党的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等重大事件参与者的谈话，而且 还试图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 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 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研益。 列昂尼德·姆列钦 2000年4月于莫斯科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一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起初，在俄罗斯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有关建立全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 的命令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两个字却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缩写词之一。其实， 在革命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还曾建立过其它一些令人恐惧的委员会。成立全俄肃反委 员会（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大批抵制 新政权的旧官吏们。 但是不久以后，全国都以极为恐惧的心情开始谈论起“穿皮外衣的人们”来了。 全俄“契卡” 的工作人员都穿着皮外套：给他们发了飞行员穿的皮制服，那是协约 国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们在彼得格勒的仓库里发现了这批制服。 “契卡” 的工作人员们喜欢这些皮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皮制服装将 会摩登走俏，其原因要简单得多：皮制服里不会长虱子。在那些年头里，这一点是 非常重要的，虱子会传播伤寒，而伤寒使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一 样。 1918年1月，著名的女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位于豌豆 街上的这个‘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非常奇怪和可疑。主要的暴行都是从 那儿发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私下谈话里说：豌豆街2号是他们的‘保卫科’。 那儿当然有经验丰富的密探，都是些老的。天天他们都能揭发出某些‘密谋’来”。 在圣彼得堡的豌豆街和海军部大街交汇的角落里，至今还保留着那栋房子，那 是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 的遗址。现在这栋房子 成了一座纪念馆，其中照原样布置了一切，就像当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 ·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在此工作时那样。 革命以前，那儿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机关所在地，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设在那 里的是保卫城市特设委员会，为首的是未来的元帅和国防部长克利门特·叶夫列莫 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当时，人们觉得伏罗希洛夫是比捷尔任斯基更重要、更危险 的人物。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主要的任务 人们对他的叫法真不知有多少！有人叫他“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 有人叫他“吸血鬼”，有人叫他“躁狂疯人”，有人叫他“暴虐狂”。那么，他到 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捷尔任斯基出生于1877年8月30日，在维连省奥什米扬县（如今的明斯克州斯托 尔布措夫区）的捷尔任诺沃庄园中一个小地主贵族的家庭里。他曾在一所中学里念 书，但没有毕业。18岁时参加了社会民主派小组，而后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 社会民主党”。自那时起一直到1917年捷尔任斯基只从事一件事——党的工作，成 了一名职业革命家，就像当时所称呼的那样。 1897年他第一次被捕，流放到维亚特省，为期3年。但一年以后他就逃跑了，回 到了维尔诺，从那儿又去了华沙，鼓动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 1900年他再次被捕，在华沙城堡和谢德列茨基监狱服刑。1902年他被流放西伯 利亚，为期5年。在路上他就跑了，跑到了国外，在那个时候这并不困难。然而很快 他又回来了。1905年7月又被捕入狱，但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秋天，他遇上 了10月大赦。1906年底他又被捕了，其后被保释。 1908年他又一次被捕、受审、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次是去叶尼塞省。然而捷尔 任斯基很快又逃跑了，其后就在波兰工作。 1912年他又被逮捕，这回对他动了真格的：判处3年苦役，在奥廖尔服役。服刑 期满后被带回莫斯科。1916年又因过去的事受审，再次被判6年苦役。但是这次他没 有服满刑期：二月革命把他和所有的政治犯都解放了。 1917年10月10日，捷尔任斯基在彼得格勒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中 央委员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那一天，正是捷尔 任斯基提出了如下建议：“为了实行政治领导，于近期在中央委员们中选举成立一 个政治局。”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受到了欢迎：政治局一直存在到1991年的8月。 在革命爆发的一个星期以前，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容 沉默！》的文章。他要求布尔什维克们声明不准备发动起义。他写道，如果发生这 样的事，“群众中所有的黑暗本能就会喷发而出，因为他们早已被生活的崩溃以及 政治的虚伪和肮脏所激怒了。人们将要彼此残杀，而不会克服自身的兽性。”布尔 什维克们愤怒地拒绝了高尔基的这一警告。 捷尔任斯基被选入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 党中央。10月24日，他受命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临时政府未做抵抗，政 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捷尔任斯基负责斯莫尔尼宫的保卫工作。 作为斯莫尔尼宫的卫队长，捷尔任斯基给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即有关十 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签发了出入证。 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接受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在监狱中服刑11年之久的捷尔任斯基，比谁都更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一方面，他厌恶并极不情愿降低到 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憎恨奸细。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 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1918年2月18日，在“契卡”的负责人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密探只用于投 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 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 整整一个月之后，在又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契卡”使用密探打入敌 人内部探听情况的办法。然而，良好的愿望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便逐渐消失了。 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个外行，但正是他开始实行在国室内“整治”犯人的办法： 把密探装扮成犯人送人牢房从而探询出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这种被称为 “放鸭入笼” 的办法直至今天还在被利用。 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 进行。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侦查：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本事。因此，侦查员只 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告密者、内线的“线人”、密探——这些就被认为是侦 查的主要工具。 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 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契卡’工作人 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 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对‘契卡’来说，有枪 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1918年6月12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1．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2．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的著名积 极领导人； 3．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 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4．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 贪污犯； 5．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 6．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 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 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 “契卡” 的党代表们要求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中撤职的莫伊谢伊·所罗门诺 维奇·乌里茨基是一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狱和流放地度过多 年，侨居国外时曾与托洛茨基过往甚密。 1917年10月25日，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外交部的政治委员。革命次日清晨他就来 到了外交部，同外交人员进行了交谈。但是外交事务他只干了几天，他又有了新的 任务——领导选举立宪会议事务全俄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2月，他受命加人彼得格 勒革命防卫委员会，3月，他开始领导彼得格勒的“契卡”。 乌里茨基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一，他们为在“契卡”工作而苦 恼，不愿作孽去搞镇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的后来几代“契卡” 领导人大不相同。 在担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领导工作以后，他立刻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 甚至对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愤怒。 在反对上述决定的肃反工作人员通过了充满激愤之情的决议之后约一个多月， 社会革命党人、大学生列昂尼德·卡涅吉赛尔枪杀了乌里茨基。第二天，1918年8月 30日，在莫斯科又发生了暗杀列宁的事件，那是他在米海尔松工厂发表演说之后出 的事。 嫌疑犯当场被捕，是28岁的法尼亚·叶菲莫夫娜·罗伊德曼，一个有着丰富革 命经历的青年妇女。她16岁就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改姓卡普兰。1906年在 基辅的一次爆炸事件中受伤，被判处无期苦役。 调查进行得空前迅速，谁也没有对她就是犯罪者产生怀疑。克里姆林宫卫队长 马利科夫亲自枪毙了她，尸体被焚烧了。最近几年，人们对那次企图暗杀列宁的是 否就是卡普兰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据专家们的意见，那个半瞎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 可能用枪瞄准列宁；而她又是遵照什么人的命令这么干的，也一直没弄清楚。 尽管也做了一些重新调查的尝试，但是这次未遂暗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仍然只是 一个未解之谜，就像约翰·肯尼迪被暗杀始终是迷雾一团一样。或许，卡普兰真的 曾向列宁开枪射击？然而，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已经无法搞清楚了…… 在乌里茨基被暗杀和列宁遭枪击之后，宣布开始实施“红色恐怖” 了。就在此 时，1918年8月4日，协约国的军队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登陆。这也促使了布尔 什维克采取强硬措施。 结果是，在彼得格勒有500人被枪决，另有500人被抓做人质。1918年9月《红色 报》发表了人质的名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答》。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一项决议说：“不要再说空话了！我们的领袖们由工人和 红军战士来保卫。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 的白卫军们都消灭，我们就会把那些反革命首领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红色报》写道：“旧军官、自卫军反叛的骨干们为数并不太多。如果革命需 要，如果旧军官们不放弃他们的疯狂企图——找回自己的特权和沙皇，那么他们就 会全部被消灭，只有他们中间的那些诚实的人，那些已经与他们断绝了关系的人除 外。” 内务部长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给所有的地方政权机关散发了一份指示电文， 其中说：“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恐怖手段至今仍是一句空话。要克服纪律涣散和 玩忽职守的现象。这一切都应结束了！我们命令所有的地方苏维埃立即逮捕右翼社 会革命党人、大资本家和旧军官的代表，把他们当做人质抓起来。” 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一切受怀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 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有幸遇上不很凶的侦查员，还有可能争取到被捕者的释 放。 沙皇时代著名的外交家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在那些日子里也被捕 了，他被带到了豌豆街。“契卡” 的一个侦查员对这位前外交家说： “请坐吧。您怎么回事，老爷子，跟投机倒把的搞在一起了？别干这些，干点 儿别的事吧！” 洛普欣回答说，他跟那帮子人搞在了一块儿完全是偶然的。于是，侦查员就说 了： “好吧，我放了您。不过我很累，也很饿了。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去吃晚饭， 您坐到我的椅子上来，自己写一份审讯记录。您自己审问您自己——就照着这个样 板写。” 洛普欣不仅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同伴们写了根本不曾进行过的审问记录。侦查 员回来之后，把那几份记录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人都放了。 竟然也有过这种事……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 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危机是由于对德战争而引起的。那时捷尔任斯基同列 宁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11月7日，外交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为了履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诺言— —结束战争，而向所有的交战国建议签订和约。在呈递给各同盟国大使的外交照会 中说： “我有幸通知您，大使先生，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于10月26日 组织了俄罗斯共和国新政府，即人民委员苏维埃。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列宁，我被委任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领导外交活动。 “请您注意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在各族人民自决 的基础上宣布停战和缔结没有割地与赠款的民主和约的建议文本。我荣幸地请您阅 读上述文件，这是作为有关立即在所有战线上停战并且马上开始和平谈判的正式建 议而提出的。” 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呼吁，因为他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政府 能站得住，协约国各国政府拒绝进行谈判。德国和奥匈帝国倒是同意了：他们在战 争中失利，企图在东方签订单独和约，以便腾出手来在西方继续打仗。 11月22日，托洛茨基签署了在前线停止战斗行动的协议。 托洛茨基认为，接受德国人提出的强盗式要求是不可思议的，这对自己和对俄 罗斯都是一种耻辱。他曾说，只有在必须屈服强力的时候或者在情况变得毫无出路 时，才可以跟德国人签和约。然而，再把战争继续下去也是不行的：应该让士兵回 家。这不仅是托洛茨基一个人的意见，列宁也持这种看法。 围绕着同德国人签订和约的问题所展开的一场斗争，不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 间进行的；而是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一方，与要求无论如何要把仗打下去的相当 大一部分党员为另一方，——是在这两方面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捷尔任斯基属于后 一种人。 列宁的路线是：拖延谈判，尽可能慢点签约。 1918年1月24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多数人通过了托洛茨基所提出来的 说法，即：“我们停止战争，但并不签订和约，军队要复员。” 两天以后，布尔什 维克党中央与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联席会议通过了上述决定。 2月10日，在与德国人和奥匈人在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城举行的谈判中托洛茨 基说：“在等待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夺取到政权（就像俄罗斯的劳动人民这样）的那 不远的一刻时，我们将自己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 “从农民中来的我国士兵应该回到自己的耕地上去，应该让他们在今年的春天 就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耕种土地，那是革命从地主的手中拿过来而转交到农民手中的。 “从工人中来的士兵应该回到厂房中去，在那儿他们将生产的不是破坏性的武 器，而是创造的工具，他们将和农民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要想用军事掠夺的手段占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就让 他们公开地这么干吧！而我们是不会给暴力行为涂脂抹粉的。我们退出战争，然而 我们不得不拒签和约。” 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失算了：德国军队转入了进攻。列宁担心德国人会占领彼 得格勒和莫斯科，于是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要签订和约。 捷尔任斯基与列宁产生了分歧，他同一部分中央委员一起写了反对与德国人媾 和的声明，说这就是投降。然而在做了这个姿态以后，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像 捷尔任斯基自己所说的，同时在三条战线上斗争——反对德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 资产阶级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比反对好和更危险。从原 则上捷尔任斯基又不能举手赞成签订和约，于是在表决时他同托洛茨基一起弃权了。 于是，列宁关于请和的决议得以通过。 1918年3月3日，以苏维埃俄罗斯为一方，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 其为另一方，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8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要向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的补充协议。俄罗斯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履行了这个协议。当年的秋天，由于德国发生了革命，被德国人抢去的领土 又归还给了俄国，然而作为赔款付出的黄金就这样留在了德国人的手里。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被解除职务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惟一的政治盟友对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一事最 为气愤。起初，列宁很珍视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结盟，因为后者有农民的支持。但是， 这种合作关系逐渐地化为乌有了，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越来越大。 在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府之后，他们的人只留在了“契卡” 与军队中。 1918年7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5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 基要求枪毙那些在与德国分界线上挑起敌对行动的人，因为既然签了和约，就不要 总是去向德国人挑衅。 要求同德国人交战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托洛茨基的话是针对自己的。社会革 命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鲍里斯·卡姆科夫身挎手枪，破口大骂 德国大使威廉·米尔巴赫伯爵，并称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 卡姆科 夫反映农民的党——社会革命党人的情绪，他对着布尔什维克们说：“我们要把你 们派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7月6日，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们示威性地离开了正在开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大剧院，去到大三圣徒胡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骑兵队总部集合。 就在当天的下午两点钟，“契卡” 的工作人员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到了德国 大使馆，出示了有捷尔任斯基签名和“契卡”印章的委任状，要求会见大使米尔巴 赫。当大使走出来见他们时，他们就当场杀死了他。 一小时之后，列宁打电话给捷尔任斯基，告诉了他大使被杀的消息：那时候 “契卡”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么神通广大的机构，很多消息它还只能从侧面获悉。 容易冲动的捷尔任斯基立刻赶到了大使馆，从那儿又冲到了他属下的一个“契 卡”支队，那支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因为他猜想杀害米尔巴赫的凶 手完全可能是藏在那里的。然而波波夫不仅拒不交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反而 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逮捕了起来。 在镇压了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之后，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调查。为此捷尔任 斯基暂时卸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8月又恢复了自己的这个职务。在这两 个月中，“契卡” 主席的职务由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得斯代理，后者在沙皇 时代也坐过牢。后来，他成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在突厥斯坦的代表，1930年他从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转而搞党的工作，1938年被枪决。在彼得斯签署的第47号指令中说： “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是完全独立的：它可以进行搜查、逮捕、枪决，只要事后 向人民委员会和全俄执行委员会打个报告就行了。” 7月10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捷尔任斯基本人也受到了审讯：他也被怀疑了，因 为他手下的人参加了叛乱。此外，他怎么能这样疏忽，全然没有查觉在他眼皮子底 下组织的暗杀德国大使的行动以及整个密谋的实施？捷尔任斯基在接受审问时说： “大约在6月中旬我从德国大使馆得到了有关准备暗杀德国使馆人员和组织反对 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的信息。 “德国使馆人员向我提供了可能藏有罪犯的呼吁书以及密谋分子的地点。我把 此事交给了彼得斯和拉齐斯去调查。为此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了侦查，但是什么也没 有发现。6月底我又得到了有关密谋的新材料……我当时想可能有人在恫吓我们和德 国使馆。” 布柳姆金向大使馆出示了委任状，那上面的捷尔任斯基签名是伪造的，但是印 章却是真的。对此，捷尔任斯基做了如下解释： “大印是保存在亚历山德罗维奇那儿的，此人是因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坚决要 求而在去年12月被吸收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正是这个大印被盖在了伪造的、以我的 名义签发的委任书上，然后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拿着这个委任书去完成了暗杀的 任务。布柳姆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也是由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推荐的。” 捷尔任斯基解释自己在米尔巴赫伯爵遭暗杀的那一天的行动时说： “7月6日下午3时左右，我从人民委员会主席打来的直通电话中得知了米尔巴赫 伯爵遇害的消息，我当即带领一队人马以及侦查员和政委赶到了大使馆，以便组织 逮捕凶手的工作。 “米勒中尉出来对我大声责骂：‘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捷尔任斯基先生？！’ 他给我看了那张用我的姓名签署的委任状…… “当时我就和三个同志（特列帕洛夫、别列尼基和赫鲁斯塔廖夫）去了支队， 以便查明真相并逮捕布柳姆金。在指挥部的房子里有10到12个人，只是在我们被解 除了武装之后波波夫才出面。他开口就指责我们，说我们的法令都是根据‘米尔巴 赫伯爵阁下’的命令而编写的……”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上述行为被认为是叛乱，布尔什维克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逮捕了他们的党团。对此，武装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迅速地 印出了自己的传单，中央委员们赶到各部队和工厂去进行工作。 然而，社会革命党人未能动员起莫斯科来：工人和士兵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应 相当平静。 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站在一起的军人们打算强攻夺取克里姆林宫。然而社会革 命党的领袖们却阻止了他们，说他们的任务在于保卫司令部！该党的中央委员们行 动很不果断，因为他们害怕与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厮杀会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有利。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想向布尔什维克党，同时也向德国的军事指挥部展示自己的 力量。的确，他们有军队和农民的支持（在进行苏维埃选举时，他们得到了几乎全 体农民的选票）。考虑到这些，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在德国掀起革命运动。 社会革命党人的出发点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在俄罗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 社会主义。他们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认为，布列斯特和约使德国革命拖 延了半年。她在7月6日事件以后写给列宁的信中说：“我们在7月里没有想推翻布尔 什维克，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进行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恐怖行动，对于扼杀 我国革命的企图向全世界表示抗议。我们的行动不是叛乱，而是半自发的自卫行动， 在遭逮捕时进行了武装反抗，如此而已。” 社会革命党人比较消极的立场使布尔什维克们有可能取得主动权。陆海军人民 委员托洛茨基从莫斯科附近调来了两个忠于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团，命令他们炮 击波波夫支队的指挥部，几小时之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被迫放下了武器。 7月7日傍晚，叛乱已被镇压下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副手） 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波波夫支队的12名成员被枪决。 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全俄肃反委员会反国际间谍部的负责人雅科夫·布柳 姆金及其搭档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各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他们连这个刑期也没有 服满。在解释此事的原因时，布柳姆金说： “我反对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撕毁这个给俄罗斯带来耻辱 的和约…… “除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和原则性的出发点以外，我去完成了这个 行动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那些反对犹太人的黑帮分子中有许多人就是亲德的，但他 们从战争一开始却指责犹太人崇拜德国，现在又说犹太人应为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 签订单独和约的政策负责。 “因此犹太人抗议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出卖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的行动就有着 特殊的意义。而我做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担负起了去完成这一抗议 行动的责任。” 1919年5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布柳姆金恢复了名誉，并让他回到“契 卡”工作。后来他还在情报机关工作过。然而在10年以后，1929年的11月3日，他因 与已被放逐国外的托洛茨基会面而被枪决。 总的来说，当时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的。社会革命党人认 为，列宁对他们是同情的，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曾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因企 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 7月叛乱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排除出了政治活动， 被赶出了国家机构，因此不再能影响我国的命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所有著名的 社会革命党人都统统被处决，俄国的农民阶级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而苏维埃政权 成了一党的统治，它有了更多的理由进行镇压。 全俄肃反委员会成了消灭俄罗斯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具，只有布尔什维克党 是例外，它在1917年已拥有100万以上的党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成 了非法的，他们的命运由“契卡” 的秘密指令来解决，社会主义者的案件根本不送 交法庭： 政治局指示“契卡” 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秘密查询和内部情报来消除各 方面的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系统的消灭。他们 之中的最后一批，都是些老头子和老妇人了，在1941年的9月11日被枪杀于奥廖尔附 近的森林之中。 许多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在奥廖尔的监狱里度过了残年。他们之中就有传奇人物、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者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917年她被称为俄罗斯最著名、 最有影响的女人，1941年9月11日她也被处决。她曾因为反对与德国人合作而丢掉了 一切，包括自由。尽管如此，她最终被杀害却是由于担心她会投奔到德国人那边去！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洛卡特事件” 1918年，行动十分巧妙的密探们帮助捷尔任斯基消灭了西方国家在苏维埃俄国 的情报网。 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揭发出了所谓的“大使们的阴谋”，虽然当时在莫斯科 并没有什么大使：全世界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 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卡特。革命后，他 奉命到莫斯科来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非正式联系。他同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及其副手和未来的继任者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相处的关系都不错。 然而，在英国有许多人都对洛卡特持怀疑态度，也不相信他从莫斯科发回来的 情报。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就算治卡特先生给我们提过一些不对头 的建议，也不能指责我们采纳了它们。” 洛卡特在莫斯科过得相当快乐，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其著名的情妇布德伯 格男爵夫人。 治卡特曾经十分有趣地描绘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形象。他写道： “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 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 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洛卡特也曾谈到他曾与这样一些人密切相处，他们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 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员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 负责审讯洛卡特的是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扬·赫里斯托弗洛维奇·彼 得斯。 他给这位英国人看了自己的指甲，说明他在革命前的监牢里受过怎样的酷刑。 洛卡特写道，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彼得斯是个毫无人性的恶魔，然而在他的性格中却 看不出这种特征。彼得斯告诉洛卡特，每签署一份死刑判决书，都会使他感到生理 上的疼痛。“我想这是真的”，洛卡特写道，“在他的天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多愁善 感的东西，然而他是一个有着狂热信仰的人，他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的目标，认 为这是自己的职责。而这种思想感情是不允许有怜悯之心的……这个奇怪的人不知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他决心向我证明：在一些小事上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像资产阶级 那样具有骑士风度……” 在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人们都已明白苏俄不会再同德国作战了，此时协 约国的同盟者们就下定决心要推翻布尔什维克，让一个能继续与德国打仗的新的俄 国政府上台执政。 洛卡特首先同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位社会革 命党武装分子头目的计划送往伦敦。该计划声称：“在协约国军队于俄罗斯登陆的 当天晚上就杀死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英国人自己当然不会去杀革命的首领们： 为此他们有当地的代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情报机关干得很有成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棒的 特工机构。然而在俄国活动的却是些一知半解的角色，他们当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在 俄罗斯出生的有英国国籍的西德尼·赖利，这是一个冒险家，不切实际的幻想家。 洛卡特和赖利输给了捷尔任斯基。后者派了两个拉脱维亚的“契卡”人员打进 了他们的队伍。这两个人假装成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红军军官，向他们建议暗杀列宁 和托洛茨基。但是西德尼·赖利却认为，用不着杀掉他们，让他们当众出丑就够了 ——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脱下来，让他们只穿着内裤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游行示 众。 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遇害和列宁遭枪击的事件发生以后，所谓的 “大使阴谋案”也立即被破获了。洛卡特和其他数名英国人被捕，后被押解出境。 1925年，在可以与反苏地下人员领导者会面的允诺下，西德尼·赖利被诱骗到 苏联。9月28日他越过国境并在“契卡”人员的暗中监视下到了莫斯科，一到这里便 立即被捕了。他出据了所有要他提供的证词。然而对他并未开庭审判，1925年11月 5日就将他处死了。四个“契卡”人员把他带到城外，说是去散步，却从背后向他开 了枪。后来又向前胸补了一枪，之后便将尸体带回，次日埋在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在 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的院子里。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两个浪漫主义者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在情报机关与外交机关之间发生了冲突。直至今日，这种 冲突也未获得妥善的解决。 1921年底，外交人民委员部迁到了位于铁匠桥街21/5号的楼房里，那儿原来是 一家名为“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的旧址。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此一直呆到1952年，当 斯摩棱斯克广场上新建的高层建筑交付给外交人员使用的时候才搬走。 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到位于卢比扬卡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大楼只有两步之遥，外交 官们常不无讽刺意味地称“契卡”人员为“邻居”。这个词儿流行起来，一直沿用 到现在。 然而，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却远远不是睦邻友好的。苏俄历史上的第二位外交 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敢于做他的继任者们所不敢做的事：他 公开地与“契卡”人员争论，并对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表示气愤。 人民委员奇切林简直就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是一个对事业无限赤诚的理 想主义者，是作为一个不能适应苏俄生活的悲剧性人物被载入史册的。然而正是这 个没有任何苏维埃特征的人，奠定了苏维埃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沿 用到苏联解体。 捷尔任斯基和奇切林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贵族出身，生长在有教养 的家庭里；两人都是不知疲倦的、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对事业无限忠诚的理想主义 者。奇切林的革命禁欲主义甚至叫人看了害怕。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的父亲也是一个外交官。一次，有人要同他 决斗，他由于宗教信仰上的考虑而拒绝了。这件事使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回到了 自己在坦波夫省的卡拉乌尔庄园。又因为害怕由于拒绝去决斗而被人说成是懦夫， 他自愿以红十字救护队员的身份去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回来时已身染重病——肺结 核。 父亲的病重和去世给奇切林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生活在脱离现实生活的、 充满某种激情的气氛之中，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他渐渐地变得自艾自怨，妄自菲薄。 他自己曾说，在大学毕业时他情绪极度低沉，厌倦生活，向往神秘主义。但是 后来他接近了革命者并帮助他们，1904年为躲避拘捕流亡到了国外。他结识了卡尔 ·李卜克内西，视他为革命的理想人物。侨居国外时，他以亡母留给他的遗产度日， 并将金钱慷慨地赠给党做活动经费。 1918年1月8日，奇切林被任命为人民委员的助手，三个星期以后这个职务改称 为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赋予了他“在托洛茨基不在时”决定事务的权力。3月1 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委员的临时副手”，5月30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是个意志坚定的单身汉，他像个修道者似的把办公室变成了自己的禅房，每 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奇切林自己承认，他惟一的乐趣是一只小猫。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架钢琴，他喜欢弹莫扎特的曲子，有时也即兴变奏。他曾写 过一本关于莫扎特的书，但此书出版时他已故去多年。奇切林曾在给他兄弟的信中 写道：“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他几乎能讲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有一次他甚至用拉脱维亚语发表了演说。在 年纪已经很大了的时候，他还开始学习古犹太语和阿拉伯语。 奇切林就住在办公室旁边，他认为一个人民委员应该时刻不离战斗岗位。在有 急电来或者应给驻某国的外交使节签发密电时，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深夜也要叫醒他。 他睡眠极少，常在凌晨才躺下。有时在深夜也会召见外国大使。夜间他常口授 致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和给部领导班子的指示，起草外交照会或写文章。天亮 以前这些文件都应打印好放在他的桌子上，以便他在整理好的材料上签字并发到收 件人那里去。 奇切林自己掌握着大使们发来的密电，因为他对谁也不相信。他认为各种条约 的秘密附件只应保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由专门为此目的而派来的一个 连守卫。 奇切林的主要功绩在于：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对苏联的承认。 他把俄罗斯引回到了传统的外交轨道。对政治局来讲，同其它国家和平共处的 可能性只是一句口号；而对奇切林来讲，这却是一个现实的目的。虽然他也把革命 的言词挂在嘴上，但是在自己的行动中他的首要出发点却是要完成实际的任务。 在1922年4月举行的热那亚会议上，奇切林给国际外交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 是苏联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 在送别奇切林时，列宁对他说，不要公开说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目标，以免吓 坏了西方国家，千万不要大谈什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提什么口号都可以，甚 至那些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口号也行，只要能“瓦解敌人” 就好。列宁的这个战略就 决定了从奇切林到葛罗米柯时代的苏联外交路线。 奇切林的第二大成功在于：他在拉帕洛与德国签订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相互 不再提出要求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条约。 尽管是在不同的方面，俄国与德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这使两 国接近起来。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在当时的欧洲是两个受鄙视的国家。它们联盟 的基础是两国领导层对加人协约国联盟的西方国家怀有同样的仇恨。 在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最后两三年，奇切林已不能工作了。他长时间卧病，在国 外治疗。国际上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的外长不回国，一些奇怪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 为此，在《消息报》上开了一张奇切林所患各种病的清单：糖尿病、咽喉炎、感冒、 肺炎、多发性神经炎。 1930年，因为健康原因解除了奇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奇切林希望让政治 局委员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做自己的继承人，后者当时正代替捷 尔任斯基领导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奇切林还为古比雪夫写下了详细的工作指南。 相当奇怪的是，奇切林和捷尔任斯基二人的最后信件都是写给古比雪夫的。 然而，外长的职务任命给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他当时是副 外交人民委员，在奇切林长期生病期间他主持全部外交工作。 奇切林和李维诺夫相互憎恨。奇切林抱怨说，李维诺夫是个卑鄙小人和不学无 术者，不应让他主持外交工作。 李维诺夫则说，奇切林是同性恋者，专门在夜里工作的怪家伙，他把外交人民 委员部的工作搞得一团糟。 一些同事们证实，奇切林干不好组织工作。这似乎是真的。奇切林本人认为： “为了弄清楚某件工作是否正在进行，应该亲自与人们交谈，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 有时也要检查一下，比如说，防火的组织是否能很好地运作，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 去消灭那些啃咬文件的鼠类和蛀虫……” 奇切林还曾编写一份指示分发给驻各国使节，那是关于大使夫人们在招待会上 应该如何着装的细则。他建议让她们穿黑色长袖裙装，不要祖胸露背，不配戴任何 珠宝手饰。 和李维诺夫不同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奇切林讲话总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 注意倾听每一位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在党内他是没有什么分量的。 然而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奇切林把一切都写得无比坦率。他指出，妨碍人民 委员部工作的是：党内的清洗、社会工作、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告密。 使他非常恼火的是，常把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党的干部派到他这儿来工作。他写 道：“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角色塞到我们部里来，特别是那些缺少对外交往文化素质 的人（他们会用手指挖鼻孔、随地吐痰）——这对发展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迫切需要 的新的联系造成极大的困难，甚至连保持已有的联系都不容易。” 奇切林认为，在内部自己的主要敌手是共产国际。20年代苏联有两种对外政策： 一种是国家的政策，由奇切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另一种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人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允诺支持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 公开支持各国共产党——这一切使苏联外交界所做的与周围世界和睦相处的努力遭 到破坏。 莫斯科以金钱和武器帮助德国的共产党人，认为世界革命会从德国开始。同时， 莫斯科又同德国政府及德国国防军密切合作，而它们是镇压共产党的。 奇切林离职以后在政治局控告共产国际，说共产国际的行动带有流氓性质。 自己的第二个敌手奇切林认为就是国家政治保安局。他说：“国家政治保安局 的领导人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他们不诚实，耍花招，总想撒谎，欺骗我们，不遵守 诺言，隐瞒事实……他们不同我们商量就逮捕外国人，引发了无数的国际事件，有 时候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外国人被非法枪毙了（不经过法庭是不能枪杀外国人 的），而当时却不向我们通报实情。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待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外国使馆的 私人朋友经常是个个都遭逮捕——这种工作系统实在可怕……更糟糕的是，总企图 迫使或教唆在外国使馆当仆人、门卫或司机等等的本地人去做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内 线告密者，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服从就会被逮捕……国家政治保安局还把我们一些水 平极高的、极为可贵的外语专家当做敌人来整，以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的亲朋好友， 乃至他们的妻子把这些人的言行向保安局告密…… “保安局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各驻外使馆都建立了内部监视系统，并以最荒 谬、最野蛮的方式对我、大使们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进行特务活动……” 两个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不断。“契卡”人员对奇切林本人以及外交人民委员 部种种毫不客气的做法，使这位外长愤怒无比。 1921年3月，“契卡”人员逮捕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怀疑他是间 谍。捷尔任斯基把此事向列宁做了禀报，却没有告知奇切林。后者甚至无法得知， 他的部下究竟为什么被捕。 奇切林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或者决心用中国的万里长城把 俄罗斯圈起来，让它闭关自守；不然就应该承认，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利益才是它的 根本利益，有损这种利益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共和国的直接打击。 “如果这种考虑不能使您的一些密探们住手的话，那么您应该制止他们。他们 的水平我们是知道的……我认为自己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有权坚持要 求：不管怎样也要向我说清楚，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千方百计地想要渗入到驻莫斯科的各个外国使馆中去，破译 这些使馆与其本国往来的密电。但是它的行动往往并不巧妙，当被外国使馆发现时， 就会产生争吵。而解释和调解的工作却要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做。 为了解决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之间的争端，政治局不只一次地 建立了专门委员会。1923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莫 洛托夫，1928年领导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 则。 在那些年代，同“契卡”人员还可以争论争论，国家安全部门尚未成为一个拥 有无限权力的独断专行的机关。 第一个逃往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说：“为了争夺影响 力，情报机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两个机关对于同 样一些问题的情报资料和结论几乎永远是有分歧的……在驻外人员的任命问题上， 斗争会进行得格外激烈。一直到国外，在大使和谍报头目之间还要继续搞这类斗争。” 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是苏联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 早在1930年他就写了一本回忆录，此书出版时名为《秘密恐怖活动：一个情报人员 的手记》。 他写道：“在国外，大使与情报机构头目之间的斗争有时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 度。斗争的根源在于双重权力，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情报机构的头目享有完全的 独立性。驻外人员对他的恐惧要比对大使的恐惧更为强烈。大使本人也感到自己经 常受人监视，随时担心着会受到谍报头子的作践。” 在往后的年代里，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了。如果特工机构认为某个外交官“不适 合出国”，那它就能毁了此人的前途。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后来的外交部，只 能接受这种决定，决定是写在一种统一模式的表格上的，上面盖着“绝密”的印章。 甚至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后的外交部的领导也只能去猜想：那人究竟在什么问题上 得罪了“邻居们”。 特工头目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大使们的一举一动，并把他们的所有失误都向莫斯 科禀报。而大使们只能在暗中仇恨这些特工头子，对这些名义上是他们助手的特工 们怕得要命。 不过在阿加别科夫所生活的那些年代，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是奇切林，外交官 们还有可能同特工人员对着干。 阿加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一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副主席温施利希特让我 带着一封介绍信去见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总务主任，请求他安排我在他们那里工作。 尽管有温施利希特的亲笔信，外交人民委员部硬是没有接受我。” 当阿加别科夫已当上了驻阿富汗的情报人员头目时，大使还要求他把发往莫斯 科的所有电报都给大使过目。后来，这样做就不可能了。大使们认命了，决定不再 和特工头子们争吵。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铁甲拳头 1922年2月6日，那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 “关于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关于进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规则” 的决定。 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全俄肃反委员会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的国家政治保 安局（简称“格帕乌”）。看起来，这个惩罚机构的地位下降也是符合逻辑的：战 争结束了，敌人也少多了。两年之内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机构减员一半。 但这对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却毫无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作为 “格帕乌” 的首领，他要服从的上级就是他自己。 可是其他的“契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区工作的“契 卡”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最后，整个部门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在1923年的11月， “格帕乌”又被改建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简称“格帕乌”总局），其地位是一个 独立的人民委员部。 1922年，新的刑法法典生效。“格帕乌”不再有权判处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 流放。但是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如下权力：可以将那些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 以及非法政党的成员判处流放。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只领导“格帕乌”总局。 据此职务，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自己的 “格帕乌”，但它不从属于地方政府，而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这是一条带有原则性的路线——安全机关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对此，地方 权力机关一直心怀不满。党的书记们知道，在自己身旁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它 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向自己禀报它的活动，它甚至还要监视自己。对这 种情况党的书记们甚感不快。 地方权力机构想要争得领导“契卡”人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中央从一开始 就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价值在于它是控制全国的最重要的工具。 1918年10月16日，扬·彼得斯在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曾向全 国各省的党委会签发了一份指示信，其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传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恐怖行动，庸 俗的小市民群众、大小资产阶级一起真正地高声叫喊起来。在列宁同志遭枪击和乌 里茨基同志遇害以后开始的反资产阶级恐怖行动，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无产阶级行 使恐怖手段的阶段，此时它才从决议转而真正实施这样一些手段。 “在遭到打击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和它大喊大叫的影响下，在许多苏维埃 机关里，在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中，更可悲的是，在个别的我党成员中，开始 了反对‘契卡’的运动。 “他们于是只服从地方管理机关，改选并重新任命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刊 上掀起反‘契卡’浪潮，等等。 “我并不否认，在个别的肃反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一级委员会中，有违法乱 纪的事，但这不等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错误就要砍掉这个无产阶级战斗机构 的翅膀。 “我党中央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观点，今年10月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肃 反委员会是中央的权力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隶属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各地的‘契卡’服从全俄肃反委员会，而对各地执行委员会有禀报工作的义务。” 当时的副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谁也不会说此人是 个大大的人道主义者）写道：“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进行镇压时 的残忍，以及它那种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完完全全的神秘性。” 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 人员处 于省一级司法人员的监督之下。 对此，捷尔任斯基当然表示了断然反对，他说：“如果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交给 司法人民委员部去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没有了 威信，从而使白卫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这种做法不 是监督，而是在破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声誉。‘契卡’是处于党的监 督之下的。设置省一级的司法政委，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因 为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而‘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 构。” 克雷连科仍然认为“契卡”人员破坏法治。1925年他上书政治局，指出“格帕 乌”总局超越了赋予它的职权，建议严格而强烈地限制“格帕乌”不经过法庭而只 经过特殊会议的方式审理案件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注意“格帕乌” 总局机构侦缉案件的过程。 捷尔任斯基再一次迎头拒绝了克雷连科的建议。他有另外一种逻辑：“在目前 的政治情况下，不允许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削减‘格帕乌’总局的权 力。” 在这一类的冲突中，捷尔任斯基总是胜利者。他的部门比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检 察院加在一起都重要。甚至连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表示的不满，对他也不构成什 么危险，虽然他总得对批评作出某种反应。 1924年底，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和列宁称之为“党的宠儿”的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格帕乌”总局的工作。当时捷尔任 斯基没有在场，布哈林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给“格帕乌”总局的主席写了一封亲 笔信。其中说： “……为了不使您有什么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请您理解 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过渡到比较‘自由化’的形式：少来点 镇压，多来点法治，多来点讨论，自治…… “因此我有时反对有关扩大‘格帕乌’权力的建议。请您理解，亲爱的费利克 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个人以 及对‘格帕乌’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好的情感。这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人，同时您又能成为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所以您是可以理解我的。紧紧地拥抱您，紧紧地握您的手，希望您早日康复。 您的尼·布哈林 捷尔任斯基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自己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 基，并在信后加写了下面一段话： “中央领导圈子里的这一类情绪，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并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一般做法和我们的工作方法，排除一切可以引起上述情 绪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格帕乌）可能应该安静些，谦逊些，进行搜查和逮捕时 要更谨慎些，要有足够的证据；对某类型的逮捕（如对耐普曼（指工商业者——译 者注）和犯读职罪的人的逮捕）应加以限制，只有在压力之下或是在保证有社会和 党的舆论支持的条件下才进行；要更多地向莫斯科市委汇报所有案件的情况，让党 组织更密切地参与这些案件。”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 1919年8月18日，中央组织部又决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特别 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是要监督军队的。1919年10月起，他还成了内卫部队的军 事委员会主席。 捷尔任斯基认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应该有自己的战斗部队。陆海军人民委员、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则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应该建立某种不 属于他本人领导的特殊部队。 尽管捷尔任斯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契卡” 的部队还是处于共和国革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即托洛茨基的监督之下。1920年秋天，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 “契卡”人员的地位与红军官兵相同，而在此之前“契卡”人员的薪金要比军人的 少。 1921年，捷尔任斯基建立了特种部队，负责保卫列宁，其后则是保卫列宁的陵 墓，以及一些最重要的机关，例如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等。后来这支部队改 建为以捷尔任斯基命名的特种师，一直存在至今日，当然，名称是改变了。 全俄肃反委员会是作为一个捍卫革命、并与最危险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机构 建立起来的，但是演变成了全面监视与镇压的工。 1920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处的负责人萨姆索诺夫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 “至今为止‘契卡’只是瓦解了东正教的教会，因为它是最大、最有力的。然而这 还不够，因为在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有一些同样强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等。我们 还应该逐步地瓦解它们，就像对待东正教那样。” 1922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收集所有著名 的知识分子代表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 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 “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 行的同志们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 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做到，原因是办事的匆忙和 阐述的片面性…… “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 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 人提拔起来……”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已经出现了到处寻找敌人，特别是外国敌人的习惯。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期间，报刊上刊登了题为“新的白卫军阴谋”的政府通告， 其中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是由法国反间谍机关搞的”。然而这是谎言，是为了 镇压而找的借口。 当时的命令是这样的：“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 俘虏也包括在内。”未来的元帅留哈切夫斯基发出命令：“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 毒气弹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 不要以为，党的最高层领导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当时负责调查喀琅施塔得 形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特派全权代表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 这是一个著名的“契卡”人员，列宁对他十分信任。 阿格拉诺夫曾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自发产生的， 这是水手和工人群众无组织的暴动。侦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指挥人员中的反革 命组织或者协约国的间谍在叛乱发生前进行了什么工作。事件的整个过程说明没有 此种可能性……” 作为镇压部门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是残酷无情的。为什么呢？ 在青年时代，一位医生曾对他说，他的肺病严重，3年以后会死去。于是，捷尔 任斯基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视。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以后曾在波兰的塔特 拉山区和扎考潘等地居住过。这些地方的有疗效的山地空气帮助他恢复了健康。然 而他对生活的态度依然未变。 曾写过许多有关捷尔任斯基的书籍和文章的经济学博士奥托·鲁道福维奇·拉 齐斯认为： “当人们叫他‘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时候，指的是他以铁的手腕打击敌人。 而当朋友们称他为‘铁腕人物’的时候，指的是他对自己以及对亲近的人那种出奇 的严格态度。”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述过一件小事，而此事却令奥托·拉齐 斯感到惊讶不已。那是1919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他姐姐家去做 客，当时他瘦得皮包着骨头，疲惫不堪……姐姐知道他爱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 他脱下大衣，坐下要吃时突然问道： “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 “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 他抓起了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奥托·拉齐斯说： “这事不值得赞许。他应该把面饼留给姐姐。然而作为一个人，他是很真诚的……” 捷尔任斯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以此可以解释一切。自从他17岁 投身革命事业以后，几乎从未享受过自由。6年服苦役，5年流放。如果不是革命解 放了他，可能他要终生蹲在牢狱里。他的同志们遭鞭打，上绞架，难道他能忘掉这 一切吗？ 曾在劳改营中受苦而绝对不会喜欢安全部门的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 ·拉兹贡，曾向我提起一件已被许多人遗忘的事实： “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有关死刑判决立即执行的斯大林法律，其实是从沙皇首 相斯托雷平所制定的法律那儿抄袭而来的。正是斯托雷平首相发布了有关建立战地 法庭的法律。战地法庭均由军官们主持。逮捕人犯以后立即审判，没有检察官，没 有辩护律师，也不听取证人的证词。判决了就立即执行。被送上绞刑架的不仅有暗 杀省长和部长的恐怖分子（这种人一共只有20来个），而且还有数百个农民，原因 只是他们放火烧了地主的庄园 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当 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 他被称为“神圣的杀手”。是的，真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而绝 非有些人所想像的那种单一性格的人。在他的身上，善良与凶狠非常奇怪地结合在 一起。 他为革命服务。然而用奥托·拉齐斯的话来说，比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来，他更 愿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年他曾领导过这个部门。 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领导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的行动，虽然按其 职务这正是他应做的事。他并未参与这些最可耻的血腥镇压行动，那都是别人替他 干的。 前往坦波夫省镇压安东诺夫叛乱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在 1921年6月1 1日签署的一份命令一直保存至今。其中说： 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经过法庭审理； 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里，由县一级或地区一级的政治委员会宣布拘捕人质，如 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 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立即予以逮捕并逐出本省，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 无需法庭审理； 5．隐藏匪徒家庭成员及其财产者，一律视为匪徒，并枪决为此负责的家长，无 需法庭审理； 6．如发现匪徒全家逃跑，将其家产分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其留下的房屋 可以焚烧，亦可处理； 7．本命令要严格而毫不留情地加以执行。 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主席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部队指挥官 图哈切夫斯基 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不仅以自己曾在政治局工作 的经验，而且还因曾领导为政治迫害受难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的工作而能更好地体 会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他对作者说： “要想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人，就应知道关键性的字眼权 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取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 及他人的痛苦都不屑一顾。他们抓住了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紧 紧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 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1500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 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 坐在牢房里等候去服苦役时，捷尔任斯基曾经写道：“在这间牢房里，我时常 感到心情沉重，有时甚至感到恐惧……然而，如果能让我重新活一次的话，我仍然 会像我开始自己生活的那样，去开始新的一生。这并非是我有责任要这样做，而是 我的本性要求这样做。” 我曾有机会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亲密战友之一马丁·伊万诺维奇·拉齐斯（原 名扬·弗里德里霍维奇·苏德拉布斯）给捷尔任斯基所做的评语。马·伊·拉齐斯 是个颇为出色的人物。1918-1921年间他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领导 该委员会的秘密行动处以及乌克兰的肃反委员会，以特别残酷闻名。后来他与捷尔 任斯基一起领导工业，主持盐业总局的工作，并在土地人民委员部任职，还曾领导 过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1938年被枪决。 此人在谈到自己的上级捷尔任斯基时写道：“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不仅仅是 一个组织者，不仅仅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只有领导人对他的性格感到不满。 他本人渴望行动。我们时常看见他怎样审问被告，怎样翻阅大量的揭发材料。为了 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时间回家， 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通信员把饭菜送来，那是和全‘契卡’ 工作人员吃的完全一样的饭菜。” 捷尔任斯基并不是像人们时常形容他那样的虐待狂，以看囚徒们受折磨为乐事 的嗜血者。他并不以为消灭敌人是享乐，但认为这是必要的。在国内战争结束后， 他自己约束了部下的镇压活动。 1920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通过 了《关于取消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以及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死刑（枪毙）》 的决议。 一个月以后，1920年2月28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第2 1号命令，其中说： “在逮捕某一公民之前，必须弄清楚此举是否需要。时常可以不捕人而进行案 件的侦查，只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就够了：如具结不离境、取保候审等等。这样也可 以把案件审理完毕。这样，‘契卡’就可以只逮捕那些必须将其关人监狱的人，从 而避免一些无谓而烦琐的小事，那种事只能给‘契卡’带来麻烦，使它不堪重负， 让它没有可能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签署了题为《关于肃反委员会各机构的惩罚政策》 的命令： “把大批因小偷小摸或投机倒把而被捕的农民和工人关在监狱里，这是不 允许的……如果不让犯了偷窃罪的工人去坐牢，而是令他回到自己的工厂去劳动， 他就会生活在诚实的人们中间，而这些诚实的人就会影响他，说：要是西多罗夫或 者彼得罗夫再去偷东西，他们又要让工厂丢脸，他们最好能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同志， 这种做法会比让他坐牢等候侦查结果和法庭判决更为有效，更合情合理。生活 在工人当中会有助于那些意志薄弱的、缺少觉悟性的同志们的改造，而监狱只能使 他们彻底变坏。” 与此同时，捷尔任斯基还给中央发去了一封信：“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可能 取消对一切政治犯罪处以极刑的做法，只有那些恐怖活动和公开的暴动是例外。在 刑事犯罪方面，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匪徒和间谍处以极刑，特别是对那些 严重妨碍苏维埃政权恢复俄罗斯联邦生产力的读职罪，它坚持要保留极刑 “关于监狱政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今年1月8日发布了第10号命令，其基本内 容是：给资产阶级建立特殊的监禁制度，工人可由工厂委员会保释，并特别指出， 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契卡’才可以逮捕人。 “此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去年12月30日发布的第186号命令中还指出，不应把 那些由于政治事件被捕的各反苏政党成员看成是被惩罚者；应该认为他们是因革命 利益要求而临时被与社会隔离开来的人。拘留他们的条件也不应带有惩办性质。”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镇压的规模确实缩小了，但是其不受限制的残酷性却在国 家安全部门广为流传。而且，这种残酷性是受到最高领导的鼓励的。自由主义可能 受到严厉的处分，而过火行为一般只受到轻微的批评。 在彼得格勒的出版和宣传鼓动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遭暗杀以后，列宁给彼得 格勒苏维埃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应当鼓励对反革 命分子采取恐怖手段的力度和群众性，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它的榜样起决定性作用。” 列宁下令采取拘捕人质的办法，这个办法被作为武器广泛地加以利用了。 为对付那些从红军跑到白军方面去的军官们，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扬·彼得 斯下令逮捕他们的妻子和成年的家庭成员作为人质。 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城市自行决定逮捕谁和枪毙谁。“契卡” 与党的权力机 关一起逮捕了一切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旧军官和外国人。 只凭档案材料就可以枪决人。按照电话本和户口本把资本家、旧沙俄的高官和 将军们造册，然后把册中提到的所有人一一逮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富自由主义色彩 的一个。他在1920年写道：“不管这听起来有多荒谬，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手 段，从枪决到劳役，都被认为是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材料锻造出共产主义人类的 方法。” 许多事是由地方上的“契卡”领导人决定的。他们之中有人花了很多力气去制 止犯罪。“契卡” 也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做“职务犯罪”。 革命以后，在20年代就到处有人贪污受贿了。 对待那些犯罪的“契卡”人员，比如说，对那些企图把搜查时充公的钱财据为 己有的人，也很严厉。当时有些很值得怀疑的人，包括完全没什么文化的人，也混 进了“契卡” 的队伍。 当时彼得格勒的肃反委员会有一位主席名叫谢苗·谢苗诺维奇·洛博夫。在他 的登记卡片上“受教育程度”一栏中写着：“没念过书，可是能看书写字。”这并 没有妨碍他官运亨通。有一天夜里，他在彼得格勒一口气就逮捕了3000人，此后便 青云直上，当了中央组织部委员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10月被枪决。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 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 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 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 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 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 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 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 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 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 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 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 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 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 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 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 “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 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 “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 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 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 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 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 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 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 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 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 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 席。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 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 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 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 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 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 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 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 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 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 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 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 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 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 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 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 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 兔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 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 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 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 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 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 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 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 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 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 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 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 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 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 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 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 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 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博士，拉齐斯写过一本关于捷尔任斯基在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书，其 中说道：“他激烈地反对发行太多的纸币和搞配给，他曾长时期地与当时的贸易人 民委员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争论，后者是主张实行调节和配给政策的。 “当捷尔任斯基接手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 老专家请了回来。他任命一位曾在沙皇时代做过交通部副部长的人做自己的副手。 在捷尔任斯基以前，人们认为火车停顿是因为机车不够，然而当把最后的黄金储备 都用来买了火车头的时候，才发现桥梁经受不住这些大功率的机车，应该先从修整 全国被破坏的道路桥梁着手。而捷尔任斯基正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他明白，工资少得可怜的铁路员工是不能过日子的，更提不到与盗窃行为和 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了。必须先给他们提高工资。他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用那时的标准来看，铁路员工的生活相当不错了。” 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当上了政府首脑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就担任 了他的职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那时还没有分部门的人民委员会：它们是1932年才产生的。当时分为各个总局 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管理着整个工业。捷尔任斯基还领导着金属工业总局，这 个总局等于以后的十来个部黑色金属部、有色金属部、机械制造部、仪器制造 部……总之，一切与金属及其产品有关的部。 新经济政策的繁荣时期来临时，正是捷尔任斯基领导工业的时候。他有时也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方面来，但原则上他懂得在经济工作中应该 运用经济方法。他用许多专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应该镇压的敌人。相反地，当这些 专家们高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捷尔任斯基还把那些最能 干的“契卡”人员也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不是让他们来寻找敌人，而是 来搞经济工作。 奥托·拉齐斯说： “捷尔任斯基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倾听 行家们的意见，仔细地加以考虑。起初人们想：来了个“契卡”头子，铁腕人物， 大概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但是他却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对他们 说：‘请帮助我，我是来学习的’。” 他立即表示反对国家垄断和提高物价。垄断对生产者最为有利，因为生产者可 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能抑制物价上扬，而 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来抑制它呢？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工业产品无人购买。农村赤贫化，农民没钱买东西。而工 业部门又不愿降低产品价格，想让国家定货。可国家也没钱。这就是1922-1924年 发生的销售危机。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不会做买卖才产生的。 捷尔任斯基在政治局里抱怨说： “价格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对产品的评价。它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别的一些什 么办公室里的人在享用‘咖啡渣子’时所决定的。我们这儿不存在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要不断地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最终是要破产的。而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国家本身破产。 在当时，农业还是私有的。捷尔任斯基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剥夺农民，国家 就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 仓库积压，机器卖不出去。只是在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价格符合市场标准以 后，一年之中生产出来的机器才在数周之内销售一空。 他在实践中采用的完全是市场方法。列宁声称，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 国电气化。而捷尔任斯基却坚持认为：执行政策应从“苏维埃政权加市场”这个公 式出发。 距逝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瓦列里安·弗拉基 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后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捷尔任斯基在信中承 认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同意当时一些做法的言论会帮助反对派，这是他所不愿 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无所做为，“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不 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 是红色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心情，我实在太累了。 “我已数次申请辞职。你们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有这些思想和痛苦， 我无法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因为它们总会表现出来并且传染给别 人。难道你看不出吗？我实实在在不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干了。我恳求你们 大家解除我的职务，另选一位不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反抗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吧！” 捷尔任斯基还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曾任“格帕乌”总局主席的人来讲， 这句话是惊人的。他写道：“经常要做一个生硬的主管人这已经使我感到如此 沉重了。” 在政治上讲，此时他已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了。 他是反对当时的反对派的，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拾起了过去托洛茨基所 提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两年之后这些口号又被斯大林所占有。反对派建议剥 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自己也会没裤子穿。然而他 也不属于斯大林阵营。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是陌路人。 要是他再多活两年，一定会同布哈林一起被划为右派的。 他一直疯狂地工作，完全不会享受生活，革命前他生活得很清苦，从不许自己 花党的钱，尽管那些侨居国外的党员，从列宁开始，生活都很不错。革命后他又只 允许自己考虑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甚至不去看戏和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的：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具有巨大爆炸性热情的人。他的精力总保持在一种紧张的 状态，似乎是在不断地放着电。每一个问题，那怕是次要的小问题，都会使他热血 沸腾。那时他那细薄的鼻翼就要抖动起来，眼睛里闪动着火花，声音也会变得越来 越紧张，有时甚至会达到嘶哑的程度。 “对于交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去努力完成， 并且总要激情满怀地、毫不妥协地、狂热地护着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受 到干扰和批评，但从不夹杂着个人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完完全全地溶化在事业中了。” 捷尔任斯基是个病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受到医生们的监护。他 住在与他的副手缅任斯基相邻的别墅里，他们一起去克里米亚和基斯洛沃茨克的疗 养地去休养。在那种地方由于营养好他甚至虚胖起来，但是他的健康早就因为蹲监 狱和服苦役而被摧毁了。 1926年7月20日，正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及反对派；力图保护农 村和农民，证明不可掠夺农民的时候，他忽然支持不住了。 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分歧带有原则的性质。加米涅夫指责捷尔任斯基倾向 于市场的自发性。而捷尔任斯基主张调剂市场，如何调剂呢？就是让市场充满商品， 调控储备，以便使物价平稳。加米涅夫认为，就应该指挥市场。 有趣的是，捷尔任斯基这位惩罚机构的负责人，对待存在着政治反对派这一事 实处之泰然，虽然他对他们的反农民观点十分反感，但却并没有对自己的对立面采 取什么行政措施。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对这些人的容忍和耐性：当时已从权力的 顶峰跌落下来，但仍然颇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就在他主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 作，任科学技术部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排挤反对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 始认真对付托洛茨基是在一年以后，那已是捷尔任斯基逝世之后的事了。 斯大林曾说，应该把反对派扫地出门，扫出党的大门。托洛茨基在1927年中央 全会上很准确地对此话作出了反应，他说：“只要一提扫帚，您就会很满意。您需 要给别人扣帽子和用扫帚清除异己这就是您全部的纲领。” 捷尔任斯基曾对加米涅夫说：您感到奇怪，为什么农民不愿卖粮食，并且认为 咱们的困难是富农造成的。可问题在于，农民无力购买商品，它们的价钱太高了。 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去，需要把地主请回来。 那时捷尔任斯基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斯大林就要掠夺农村，把会干农活的、勤 快的农民赶到西伯利亚去。市场将要消失，商品生产完全崩溃，而国家要对经济实 施行政性管理，为此还要建立起许许多多的管理各个部门的人民委员部。然而管理 人员越多，商品就越少。所有必需的东西都要脱销。 把短缺商品进行配给的制度，只对某些社会阶层有利，例如，只对那些负责配 给的人和那些能够拿到短缺商品的人有利。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上面提到过的1926年中央全会上来吧。会后捷尔任斯基回到 家中就倒下了。请来了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药针，但已没用了。捷尔任斯基与世 长辞了，还不到49岁。 奥托·拉齐斯对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人建议在最高国民经济委 员会的旧址瓦尔瓦尔克为捷尔任斯基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表示赞成， 这是他应得的。但如果有人要把他在卢比扬卡的纪念碑修复，那我就去把它砸碎……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间谍吗？ 1920年，当红军准备粉碎波兰军队并开进华沙的时候，列宁曾经草拟了一份未 来波兰政府成员的名单，其中头号人物就是捷尔任斯基。1939年向芬兰宣战以后， 斯大林也有过类似的设想。 进攻芬兰曾在全世界引起一片谴责声，当时需要搞些宣传来掩饰一番。于是， 在苏联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一则报道，说红军进人芬兰城市泰里约基后，那里成立了 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该政府欢迎苏军的进入。 1939年12月2日，报刊上又有新的报道：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 洛维奇·莫洛托夫与领导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兼任其外交部长的奥托·威廉莫维 奇·库西宁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芬兰民主共和国，而库西宁 不过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 后来，莫洛托夫致函国际联盟，声称“苏联并未与芬兰交战，也并未威胁芬兰 人民。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和平相处并与其政府于12月2日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 从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然而，1920年的波兰人与1939年的芬兰人都对红军做了最顽强的抵抗，从而捍 卫了自己的独立。捷尔任斯基和库西宁都未能到自己的祖国去领导政府，他们也都 不曾指望去做此事。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波兰人，正如库西宁不把自己看 做是芬兰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好的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至少，捷尔任斯基直 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这样想的。 对于捷尔任斯基以及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若 干领导人的残酷无情，有些人后来解释说，其根源在于他们出身于非俄罗斯民族。 这些人说，那个波兰人对其它民族的人是不手软的，他大概不会轻易把自己本民族 的人投人监狱。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完全不理解“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对民族属性毫无 兴趣。假如红军1920年在西线更走运一点儿，并能使波兰也进人苏俄版图的话，那 么捷尔任斯基也会以同样的铁拳在华沙建立秩序的。而且，波兰人会更多地尝到他 的厉害，因为在华沙他有许多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仇人。捷尔任斯基激烈地 反对那些梦想独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他真心地相信，波兰人最好是留在统一的苏 俄国家里。 1917年，他出面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捷尔任斯基是个真诚 的国际主义者。他曾说：“只有通过国家的彻底民主化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 才能消灭民族压迫。” 他说，分离主义倾向是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反对民族 自决权”。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讲时，他说：“波兰无产阶级永远和俄罗斯 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我们明白，有可能解放全世界的惟一力量，是为社会主义而斗 争的无产阶级。” 捷尔任斯基坚决反对波兰脱离革命的俄罗斯，他坚持认为：“我们将会有一个 没有分歧与争执的各民族统一大家庭。” 在捷尔任斯基成长的那个环境里，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波兰的知识分 子向往独立，渴望脱离俄罗斯而建立自己的国家。 捷尔任斯基与罗莎·卢森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是规模不太大的波兰与立 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一起坚持不懈地为波兰和俄罗斯工人的统一而 斗争，反对未来的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所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 列夫·托洛茨基是这样介绍捷尔任斯基的：“多年间，他与罗莎·卢森堡一道 不仅和波兰的爱国主义斗，而且也和布尔什维主义斗。但在1917年他投奔了布尔什 维克。列宁曾经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过去的斗争已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卢森堡对捷尔任斯基的影响并不像列宁和托洛斯基一度想像的那么坏。 卢森堡过去的一些言词就好像今天才写的：“许多民族和一些很小的种族集团 从各个方面声称自己有权建立国家。那些渴望复兴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又从百年古墓 中站了起来，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国家机构的民族都热切地希望建 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高山之巅演出了一场女妖们的狂欢之夜。” 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提出了以下问题：民族独立性是否对每一个民族，对它的 邻国和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条 件？ 在世界上存在着数千种语言，可国家只有不到200个。罗莎·卢森堡担心的是： 如果每一个种族集团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欧洲有可能会返回到中世纪的混 乱状态。在那些不同种族杂居的地区里，一个种族集团的生存能力是与其它种族集 团息息相关的。 在罗莎·卢森堡逝世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同住在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彼此 无情地杀戮。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 但是，由于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不同，捷尔任斯基终于和罗莎分道扬镳了。请看 她在观察苏俄情况时是怎样写的：“自由只给予政府的拥护者，只给予一个党的成 员，这不是自由，不管这些人的数目有多么庞大。自由永远包括让不同见解的 人都享有自由。政治自由的那种活跃一切、保全一切和净化一切的作用都取决于这 一点。如果，‘自由’变成一种特权，它就不是自由了。” 捷尔任斯基不同意罗莎·卢森堡的如下说法：“自由首先应是有不同见解 的自由。” 而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 在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历史性辩论中，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输给了约瑟夫·毕苏 斯基，后者在青年时代也曾信奉社会主义思想。 毕苏斯基是一个比捷尔任斯基更为强硬的人，他根本不承认妥协和谈判。毕苏 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早出生10年，他还曾参加过民意党。因为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 三世，他被放逐西伯利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波兰人站在俄国一边作战，想在战后获得独立。 抱着同样的目的，华苏斯基却投奔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方面去了。但是在1917年他 拒不宣誓效忠德皇，并因此被投入监狱。1918年，在德帝国垮台以后他回到了华沙， 为了夺取可以轻而易举就得到的政权。 1920年，毕苏斯基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已兵临华沙城下的红军，从而制止 了“共产主义的胜利进军”。这次军事胜利以“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之名载入史册。 当时波兰人视毕苏斯基为英雄。 凡是听过毕苏斯基演说的人，都被他的魔力所蛊惑。深受他演讲所鼓舞的波兰 军团士兵一举攻下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作为对他们敬爱领袖的献礼，因为他 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上过小学。一直到1939年，波兰遭到瓜分后，斯大林才把维尔 纽斯交还给立陶宛。 在捷尔任斯基逝世的那一年，毕苏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波兰问题。他组织 了军事政变并确立了“可操纵的民主” 制度。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晚死将近10年。 1991年，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的纪念雕像被拆除。而在1998年，在华沙树立起 了第二座华苏斯基的纪念碑。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西涅夫斯基出席了纪念碑的 揭幕式。 如果捷尔任斯基活得再长一些，他对毕苏斯基和波兰民族主义的仇恨也挽救不 了他。 曾任哈萨克斯坦副内务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过去曾经 一度坐牢。他回忆说，1939年初他被指控为波兰情报机构工作。在审问他时，内务 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的侦缉处长突然说： “我们有材料说明，捷尔任斯基和你们的组织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他枪杀了 许多与敌人作斗争的忠诚侦查员的原故。捷尔任斯基在波兰城堡蹲监狱的时候并没 有被处决，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列宁和斯大林被他蒙骗了。现在我们已掌握了这方 面的材料。” 施赖德尔听了此话大为震惊。就在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该州的负责人走了 进来，他意味深长地说： “一年以前我可能不会相信关于捷尔任斯基的这些事，可现在我们大家对此都 已深信不疑。有关的情况我是听贝利亚亲口说的。我还可以告诉您，捷尔任斯基的 所有亲属都已被捕，他们全都招供了。” 1936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把居住在乌克兰的波兰人驱逐出去， 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此外，还把大批波兰人迁离边境地区。第一批3500 0名波兰人被赶到哈萨克斯坦。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后来在审讯时是别人审讯他， 而不是他审讯别人时说：“我是从粉碎波兰间谍网开始工作的。那时波兰的间 谍们钻进了肃反委员会的各个机构，苏联情报机关当时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1937年8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消灭波兰间谍破坏 性小组及波兰军事组织》的命令。 两年以后，哈萨克斯坦前副内务人民委员施赖德尔正是被控参加了这个并不存 在的组织而被捕受审的，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案子居然与捷尔任斯基有牵连。 当时这类冤案遍布全国。仅由于“波兰间谍案”就有18000人被捕入狱。在莫斯 科有一大批波兰大学生被捕，指控他们准备打着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幌子 把武器带进红场，并在1937年11月7日举行节日游行时枪杀站在列宁墓检阅台上的国 家与党的领导人，并说他们的这一行动目的是在苏联与波兰开战的前夜削弱苏联的 实力。 那时的莫斯科仍在准备与波兰的地主贵族打仗呢！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下令逮捕所有逃到苏联来的政治侨民，也就是波兰共产党 员，俄罗斯的朋友，捷尔任斯基的志同道合者。职业“契卡”工作者、捷尔任斯基 原来的秘书和斯大林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被当作波兰间谍枪 毙了。 要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本人活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夫掌管内务部的时候，恐怕他也要被枪毙了，和成千上万不愿留在独立的波兰， 而宁愿呆在俄罗斯的波兰人一起成为“契卡” 的牺牲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二章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在第二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写道，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是 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反苏和反革命的“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首领们派人野蛮地 杀害了他。 1938年有好几个人被指控参与谋杀缅任斯基而判处死刑，而事实上并没有人谋 杀他。所以说，缅任斯基在死后仍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中，缅任斯基是最不显眼的一个，虽然他领导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达8年之久，这比亚戈达和叶若夫两个人的任期加在一起还长。他制 订出来的工作方法全部为他的后继者们所沿用，他要比他们聪明得多，他们只是沿 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设想出来的一切是他们所想不出来的。 这一切的原因大概在于，和自己的同行们相比，缅任斯基十分地与众不同。他 性格温和，招人喜欢，彬彬有礼，谦逊，无私，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历史 上是这样描述他的形象的。学识渊博、忠于事业的布尔什维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 福维奇·缅任斯基重病缠身，经常在别墅里休养。他在那儿种花，还在化学实验室 里做实验。因此他没有可能直接了解许多事，只靠从自己的第一副手亚戈达那儿听 汇报。他对亚戈达完全信任，但是说一切工作都是亚戈达替他做的却不是实情。正 是缅任斯基策划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斗争，是他派遣了恐怖行动小组到 国外去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他准备了震惊全国及全世界的首批莫斯科法庭审 判。 缅任斯基所做的一切，尚未达到他的后继者们所干的规模，这仅仅是因为斯大 林在当时还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1874年8月19日，缅任斯基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在彼得堡的 士官武备学校中教历史。他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以后考进了彼得堡大学 的法律系，做过律师。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但与捷尔任斯基不同的 是，他总是想方设法不去触犯法律。他在夜校里给工人们讲课。第一次俄国革命期 间，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军营》的编辑部中任职。1905年7月，警察逮捕了该编辑 部的全体工作人员。他在监狱中度过了4个月，后因宣布绝食而被取保释放。他立即 逃往芬兰，因为那里有当地的法律。1907年他开始侨居国外，住在比利时、瑞士、 法国和美国。在巴黎时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 列夫·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与缅任斯基相识在1910年，在法国。那 时未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参加了极左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当时参加这个小组 的还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革命后他任输血研究所所长）以 及未来的教育部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在那些年里，缅任斯 基写文章用的笔名是斯捷平斯基。 在博洛尼亚，他们为从俄国来的工人开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校。就是在这里托洛 茨基遇上了缅任斯基。 托洛斯基写道：“他给我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准确地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他更像是另外某一个人的影子，或者说是某一幅未完成的画像的不太成功的草图。 “是有这样一种人。他那曲意逢迎别人的微笑和隐晦的目光闪动有时会表明， 一种极力想摆脱自己不出众的窘境的热切愿望在折磨着此人。” 托洛茨基写以上这些话时，他自己已流亡国外，而缅任斯基已经在领导着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与反对派进行殊死斗争了。因此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些话是带有 偏见的。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所罗门是本世纪初一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他 和列宁全家都很熟悉，在国外侨居时与缅任斯基也过往甚密。他曾回忆说：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 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在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到火车站去 接他…… “我首先见到的是满面病容的驼背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 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 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涨……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 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 把伞。我赶忙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 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 喘气都够困难的！ 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 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从此，我情不自禁地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 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 “而缅任斯基却一直在温和地微笑。这种对待亲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牺牲精神， 也是缅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这个缅任斯基，当他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 虽然害着严重的小肠疝气，还是抢着搬自己和同志们的行李，而年轻的同志们却心 安理得地轻松走着。为此，他病倒在床，一卧不起数星期之久。他毫无怨言地忍受 着自己的痛苦，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的微笑。 “列宁对他的老同志、老朋友缅任斯基的态度一直让我觉得奇怪。曾有几次我 向列宁谈及缅任斯基的艰难处境。由于极端谦逊且害羞的天性，缅任斯基宁死也不 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求助。（我曾看见他病得要死的样子，而且十分贫困，但 是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处境。）可是列宁一点儿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曾经谈到缅任斯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完全不 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样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是看错了自己的这个老熟人。在做国家安全工作之前 和担负了这个工作之后的缅任斯基简直判若两人。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职务就能如 此改变一个人吗？还是说，担任了这个职务以后，原来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特 点突然表现出来了呢？ 1917年7月，缅任斯基回到了俄罗斯。尽管他完完全全是个文职人员，但他被任 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军事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1917年10月25日，缅任斯基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银行的 政委。他来到银行的主要办事处，要求向新政权交出1000万卢布用于当时的开支。 国家银行的职员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对人民委员会的这一要求傲慢地加以拒 绝，于是赤卫队员就占领了银行，但是钱仍然没有拿到。 列宁决定让缅任斯基担任俄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的职务，而财政人民委员由著 名的政论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担任，这可能是因为 他曾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原故，然而他始终没能管理好金钱。在得到了前往 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任命以后，缅任斯基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躺在斯莫 尔尼宫中的沙发上睡着了，把一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呈文盖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为什么列宁要让他管理钱财的事呢？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缅任斯基在巴黎侨居 的时候曾在银行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的原故？ 现在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银行里把钱弄出来。 11月8日，曾详细描述十月革命的美国人约翰·里德在斯莫尔尼宫中看见了缅任 斯基。他写道：“在楼上的食堂里，一个戴着羊皮高帽的人躲在角落里坐着。他穿 着的那身西装，我想说，就是昨天他穿着过夜的那一身。不过他整夜未睡，他的脸 上长满了三天没刮的胡子。他正在一个肮脏的信封上神经质地写着什么，有时又沉 思地咬着铅笔。那就是财政人民委员缅任斯基。他任此职的全部资历就在于，曾在 法国银行里当过一名办事员。” 几天之后，缅任斯基接受了约翰·里德的短暂采访。他对那美国人说： “没有钱我们寸步难行。要给铁路员工和电报局职员发薪水……可是银行都关 闭了。关键是国家银行，可它也不工作。全俄国的银行职员都被收买了，他们停止 了工作。 “但是列宁下令用炸药炸开国家银行的地下室。至于私人开的银行，不久前刚 发布了一项命令，叫它们明天就开张，否则我们自己就去打开它们的大门！” 缅任斯基和列宁一道签署了“关于银行开业的决议”： “工农政府命令各银行于明天即10月31日，按平时的营业时间开业。如果银行 不开门营业，不按支票付钱，那么银行的行长们和理事会的全体理事都将被捕。财 政部的临时副人民委员将为所有的银行任命政委，在他的监督下，凭盖有工厂委员 会印章的支票应付现金。” 仅11月17日一天，缅任斯基就收进了第一批现金500万卢布以应付人民委员会的 必要开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打开私人银行的所有保险柜。每个银行里都派驻 了武装支队。 人民委员会宣布国家对银行业务实行垄断经营。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与国家 银行合并为统一的人民银行。银行的股票被废止，股票交易被宣布为非法。这一切， 缅任斯基仅用了几个月就宣告完成了。然而列宁对这些工作并不太满意，也没有继 续让他担任要职。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记事本里也谈到：缅任斯基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有表现出 多少积极性，或者说仅仅表现了自己的无能。” 政府迁到莫斯科去了。而缅任斯基被留在彼得格勒，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和彼得格勒劳动公社法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 1918年4月，派他去柏林任总领事，因为他懂几种外语，而且在国外生活过。然 而很快他就被驱逐出了德国，因为在苏俄外交使团的行李中发现了传单。于是，缅 任斯基又被派往乌克兰，在那儿他当了几个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检查团的副人民委 员。 1919年秋天，缅任斯基回到了莫斯科。捷尔任斯基给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找 到了一份工作。 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下属特别处的 章程”。其中指明这些部门的任务是与陆海军中的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做斗争。 由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斯基当时身居高位并且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那时强调特 别处应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规定于1931年被废除，自 那时起，军事反间谍机关就不再受军队的领导了。） 军事反间谍机关就这样产生了，它不仅侦缉间谍和叛徒，同时也跟踪军事将领， 研究军队中的情绪。 此外，由于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尚没有外事部门，所以它的特别处还要负责 海外的以及白军和外国占领区的情报工作。 第一个领导特别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 1919年9月15日，缅任斯基被任命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特命全权代表。 一年以后他已成为特别处的副处长，又过了几个月成了处长。1922年7月，他被正式 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缅任斯基既向捷尔任斯基，也向托洛茨基汇报各地特别处的工作，汇报军队中， 而且也不仅仅是军队中的形势。托洛茨基当时是比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重要得多的 人物，因此军人们很自信，并不害怕“契卡”人员。然而，在托洛茨基离开军队以 后，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可在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大发雷霆的集团军司令就可 以轻而易举地逮捕“契卡”特别处的负责人，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的话。 缅任斯基对陆海军人民委员是无限忠诚的。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来到车箱里向我汇报特别处在军队中的工作。 “说完了正事之后，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倒换着左右脚，带着 他那曲意奉承的微笑，让人感到不安和困惑。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 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 对列宁…… 您疯了吗？缅任斯基，您清醒清醒吧！我不想谈论这些。 “缅任斯基走了，一边歪着肩膀、咳嗽着。我想，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为自己 寻找其它的轴心，以便继续绕弯子。” 由此可见，向上级领导汇报政治形势以及政治家们的行动这种做法早在那 个年代就已成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传统。 缅任斯基对托洛茨基的这种信赖并不值什么，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特别 处长很负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别无其它。 自1927年始，在捷尔任斯基去世之后，和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斗争就交付给了 国家政治保安局。缅任斯基的人在这个斗争中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一次，有个人找 到了托洛茨基的某个亲信，说他有办法弄到胶版誊写器来为反对派复印他们的文件 （在复印机出现以前，这是印文件难得的好机会）。可就在此时，政治保安局的人 来搜查了，认定来人是弗兰格尔的旧军官。于是，就向全国宣布：反对派是和侨居 国外的白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所谓的旧军官是“格帕乌” 派去的奸细。 1927-1928年间，所有知名的反对派人士，大概共有150人左右，全都在“格帕 乌”代表的监督下被从莫斯科驱逐到边远城市去了。而在1929年，缅任斯基奉命组 织了把托洛茨基逐出俄罗斯的行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 1920年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关于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的第 169号命令。其中说： 1．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2．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所有的工作人员、资产及工作全部转交给新组 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3．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服从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同志的领导。 4．任命达维多夫同志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处长。他应在一星期之内 向主席团提交外事处组成人员的名单。 5．自本命令公布之日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部门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同外交人 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转运中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联系都要通过外 事处进行。” 自这个情报机关产生之日起，它就由缅任斯基领导。1923年9月18日，缅任斯基 又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第一副局长，那时捷尔任斯基更多地是管理经济，而 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事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们。 在20-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成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在这方面，缅任斯 基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俄“契卡”的优越性首先在于，来此机构工作的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是那 些经过地下斗争、秘密工作以及与沙皇警察及监狱当局斗争过的布尔什维克们。 其次，第一代的苏联情报人员都是些生于国外或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的人，他们 在国外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些国外的地方真的就是他们的家。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苏维埃俄国诞生以前，一般都认为间谍和反间谍机构 都只是战争期间才需要的，和平时期就解散它们，有普通的警察就足够了。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就不再有特工机构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也没有情报机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才在英国的帮助下着手 建立。 英国人曾把特工机构削减到最低限度，法国人也是如此。只有全俄“契卡”的 机构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像添加了酵母粉一样地膨胀了起来。这就是此类机关在20 -30年代颇有成绩的原故。 任何别的国家也没有为此花费了这么多的钱财和气力。苏俄曾认为自己几乎有 能力和全世界打仗，因此对它说来，在全世界进行地下战争也是完全自然的。 第一代苏联情报人员大多是由忠于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去干情 报工作不是为了出国。他们是为自己认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开始，他们求助于 自己的天然盟友外国的共产党，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是不 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因为他们已被当地警方登记在册，他们没有活动的余地。 于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就开始寻找“后备” 间谍即那些具有左倾 观点的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对于那些同意合作的年轻人，则劝说他们不要公开发表 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伺机在国家机关中找个工作位置，最好是能打进当地的特工机 关中去。 这种思想意识相同的志愿者为数不多，因此也找了同意为金钱而工作的间谍。 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大概首先想到的是在同性恋者当中寻找间谍。第一， 这些被迫过着双重生活的人最善于保守秘密；第二，他们在同性恋者的圈子里比较 容易地就能找到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人物，而且在床第之间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探听出 任何秘密来。第三，当时在同性恋者当中，社会主义思想广为流传。30年代在英国， 具有左倾观点的同性恋者集团被称之为“同性恋者国际”。 情报机关是借助于自己的一个著名间谍，英国人盖伊·伯吉斯，了解到这批人 的可贵之处的，伯吉斯是金·菲尔比的朋友和战友。交给怕吉斯的第一个任务是招 募一名英国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伯吉斯于是同那人建立了暧昧关系，从而完成了任 务。 当有人用不大尊敬的口吻描写菲尔比及其朋友们时，苏联情报机关的资深工作 人员会感到由衷的气恼。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菲尔比确实富有天才，那是事实。可 惜的是，苏联对外情报局档案馆中保存的真实文件中所描绘的菲尔比及其朋友们， 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非正常的性关系、当时还难以医治的梅毒症和家庭纠纷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还有对世人的愤怒不平：怪别人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才干，仕途的艰难以及想在 暗中操纵他人的愿望，这一切就是当时一大群年轻的英国人跌人莫斯科招募人 员所张开的罗网的原因。这些人不愿正视现实，自以为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从 而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这是一群奇怪的、非凡的、不同寻常的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可以动手杀害自己 不久以前的同事，这些不谋私利的人也会伪造国库债券。在20-30年代，一些人为 了逃避平淡、空虚的日常生活，为了寻求刺激而投靠情报机关。高尚的男人们的游 戏比去狩猎打野兽更纯洁一些！ 专家们研究我国情报工作的历史时，一般是从伊凡四世在1549年所建立的外交 衙门开始，那时候在外交活动与情报活动之间还没有什么区别。在伊凡雷帝时代也 已开始了对间谍的惩治：1570年，外交衙门的负责官员伊万·维斯科瓦特被残酷地 杀害了，因为他被怀疑叛国和阴谋反对朝廷。维斯科瓦特曾经很巧妙地招募了所谓 的“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我们的时代连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克留奇科夫都非常害怕这种人。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建了枢密衙门，情报活动也交给它管理。 有趣的是，枢密衙门很快也开始为沙皇家族服务，完全跟克格勃一模一样。那 时的特工头目没有什么将军称号，只叫文书。沙皇去打猎，或是去拜神，都由他陪 同。如同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中将一样，他在朝 廷里有着非凡的影响能代替沙皇签署命令。 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已有一位叛变者逃到了西方，而且是 一位英勇的情报人员。看来，这个传统也是由来已久的。 也和现代一样，自古最困难的事就是和最近的邻国搞好关系。据《俄国情报机 关史论文集》中记载，外交家和情报人员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曾受命去调查波格 丹·赫梅利尼茨基①的情况，说他是一个“自称为乌克兰统帅的来历不明的人，他 同‘共和国’进行武装斗争并要求莫斯科的沙皇接纳他以及他的哥萨克队伍加人俄 国国籍。” 赫梅利尼茨基称自己是贵族，而警惕性很高的马特维耶夫查出了他的底细：原 来这位乌克兰统帅的父亲是个“卖肉的犹太人”，而赫梅利尼茨基本人最初只是个 “开小酒馆的”。 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不轻信自己的间谍。著名的法国外长塔列兰也曾是受雇 于俄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出警告，说拿破仑准备进攻俄 罗斯，然而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正如1941年斯大林没有重视发给他的无数警告 一样。 不吝惜公家经费进行全面跟踪监视这也不自克格勃开始。沙皇警局的将近 百名特工曾跟踪监视恐怖分子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温科夫。结果呢？他们并 没有能够阻止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 至于招募间谍的办法，俄国最早的情报人员之一阿法纳西·奥尔金一纳晓金想 出了一个万能的灵丹妙药多给银子！ 讲究实际的彼得大帝从不吝惜金钱给自己的情报人员，让他们去收买外国的外 交官们。这样，他也奠定了情报工作的传统之一。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间谍们不 愿意收卢布，可由于当时还没有美元，所以用水貂皮结账，当时这叫“付账工作”， 由动词“付给”演绎而来。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曾下令给当时的驻英大使，让他为伊兹梅洛沃的 苗圃带回“各式各样的种子”来。由此，开始了情报工作中的科技路线也就是 常说的“工业间谍活动”。科技间谍活动的种种办法也是早已有之的：大名鼎鼎的 情报人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一帆风顺的仕途，正是从他在伦敦大英博物 馆的展品中偷回了最新的子弹样品开始的。 在叛逃到西方去的“契卡”分子中，职位最高的要算原来驻西班牙的苏联情报 站站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了。他曾一再肯定地说，正是他从德国盗回了制造工业 金刚石的工艺。 莫斯科起初是想买专利，并和克虏伯公司签约在苏联建厂。但是斯大林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对缅任斯基说： “这些蠢猪要价太高，想办法从他们那儿偷出来怎么样？让他们看看咱们‘格 帕乌’的本事！” 苏联驻柏林情报站不仅偷出了所有的有关工艺流程资料，而且还把该项目的发 明人也弄到了莫斯科，让他出席工厂开工典礼。 1923年1月，“格帕乌”的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建议 成立一个专门从事虚假报道的机构，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情报活动。 温施利希特比捷尔任斯基年轻两岁，参加革命运动比他晚五年。他和捷尔任斯 基曾同属一个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提出以上建议时，温施利希特想 他不过是在继承老传统罢了。 如果是在今天，雅科夫·托尔斯泰（某县贵族领袖的儿子，普希金还曾献给他 一首诗）在节日里大概会穿上将军的礼服并领导特工A组的“积极活动”。这在行话 中就叫做“混淆敌方视听”。 当时喜欢居住在巴黎的雅科夫·托尔斯泰有一次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向沙皇建议用钱收买法国的报界，让它大肆吹嘘俄罗斯如何如何的好。当时圣彼 得堡的统治者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和历史上的这个例子如出一辙的是：1923年1月 11日，政治局采纳了温施利希特的建议。 根据政治局的一项决议成立了跨部门的虚假情报局，参加该局工作的不仅有 “格帕乌” 的代表，还有党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工农红军 司令部情报局的代表。 这个局的任务是编写令人对俄罗斯内部情况产生错误印象的假资料和假文件， 然后通过情报机关将这些材料提供给敌方。 这个局还准备一些文章和短评给期刊，为各报编辑部提供形形色色假材料 然而每一次都要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 这种提供假情报的工作成了国家安全机关总战略的一部分。“契卡”人员还组 织了假的地下反革命组织，让它与侨居国外的流亡者取得联系。那些从俄国逃出去 的军人和政治家都愿意相信（也不可能不相信！）在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正在 成长壮大。某些侨民领袖上了钩以后就跑回俄国来看一看新兴运动的实力如何，可 一回来他们就被捕了。 最近十来年，广大公众都了解了所谓的“托拉斯” 行动，不仅是因为此事已部 分解密，还因为先是出版了作家列夫·韦尼阿明诺维奇·尼库林的书《死水微波》， 接着又上映了电影导演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执导的多集影片。其实， 这类行动曾经组织过很多次。除了莫斯科以外，乌克兰“格帕乌”的特别处因为要 与政治侨民斗，也干过这种事。 一般都认为，这种把政敌从国外骗回来，然后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将其逮捕的办 法是缅任斯基想出来的。 1924年夏天，就是用这种办法将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诱骗到莫斯 科的。在当时此人简直就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 缅任斯基为此获得了当时还很少授予的红旗勋章。而萨温科夫在1925年不知是 自杀还是被“契卡”人员杀掉了。被囚禁在牢狱中的时候，他似乎表示了忏悔，给 国外的侨民们写过一些信，劝他们“学他的榜样回到俄罗斯来”。这些信是他自愿 写的呢，还是在“契卡”人员的高压下写的？实在无从知晓。 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也启用了那个虚假情报局。很多西方的情报机关都 曾要求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国地下组织向它们通报红军的情况以及俄国境内形势 的材料。它们也收到了回答，但那些答复都是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 人员撰写的。这个工作是工农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批准的，而后来他自己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年代初，“契卡”为原国家杜马代表、著名的政治侨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 奇·舒利金组织了一次在全苏俄的旅行。让他回到俄国来，后来又放他出国去，为 的是叫他看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那些呆在国外的政治侨民想要推 翻他们完全是痴心梦想。这个计划还挺成功。后来舒利金写了一本书，名为《三个 首都·红色俄罗斯之旅》。莫斯科对此书颇为满意。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他曾组织了杀害托洛 茨基的行动，战争期间又在德国后方从事破坏活动）回忆说，缅任斯基曾下令准备 使行动积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们“中立化” 的计划，意即将他们肉体消灭的计 划。苏多普拉托夫本人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织的领袖科诺瓦利茨。 后来，缅任斯基又成立了由“格帕乌” 总局局长直接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它 是独立于外事处的小分队，负责组织战争期间的破坏行动并将间谍派人敌人的最重 要的单位。这个小组由雅科夫·谢列布良斯基领导，他的副手是瑙姆·艾廷贡，就 是他后来组织了暗杀托洛茨基之事。这个小组由20名侦查员和60名秘密人员组成。 1926年7月30日，即捷尔任斯基逝世的10天之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 缅任斯基被任命为“格帕乌”总局局长，一干就是8年。 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说： “谁也没注意到默不作声地干活的缅任斯基。只是在捷尔任斯基和温施利希特 分手以后，他找不到别人，就提出了缅任斯基作为人选。人们都耸肩不以为然。 “而捷尔任斯基则为自己辩护说：那么还有谁呢？没有别人啦！ “然而斯大林支持缅任斯基。斯大林一般都支持那些只靠上级机关的慈悲才能 在政治上生存的人。于是，缅任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帕乌’中忠实的影子。在 捷尔任斯基去世以后，缅任斯基不仅当上了‘格帕乌’的首长，而且还成了中央委 员。这样，在官僚舞台上一个不成功的人的影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 缅任斯基仍像以前一样委婉客气，彬彬有礼。每次听完工作人员的例行汇报之 后，他都会伸出手来向那人说：“您好，您生活得怎样？” 他的姐姐柳德米拉·鲁道福夫娜有时向他为被捕的人求情。在那时候由有影响 的人出面还可能挽救一些人。 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 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作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写道，1920年他准备去巴黎。在外交人 民委员部填写好了表格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把他叫到了“契卡”，那儿的人告诉 他：“从大门进去，去见缅任斯基同志。” 爱伦堡回忆当时的情况：“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正在生病， 躺在一张特别短的沙发床上。开始我以为他会问我是否与弗兰格尔分子有什么往来， 但是他说他曾在巴黎见到过我，还问我是不是仍然在写诗。我回答说自己正在准备 写一部讽刺小说。既然谈到了文学，我就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怀疑：现在发表很多矫 揉造作的诗，可布洛克却沉默着……缅任斯基有时微笑，有时点头，有时皱起眉头……” 在告别时，缅任斯基对爱伦堡说：“我们是放您出去的，可不知道法国人会对 您说什么……” 伊利亚·爱伦堡拿到了护照。他当时无法知道，一年以后布洛克的命运正是由 缅任斯基决定的。 1921年7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列宁提出请求，想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布洛克出国去治病：诗人当时病情严重。列宁就向特别处领导人缅任斯基征求意 见。 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 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放他出去。但 是可以在一个疗养院里为布洛克准备一些好的条件。” 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1921年8月7日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现在我们都认为，真正的恐怖政策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其后则是在1937年执行 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恐怖政策是在革命后立即开始实行的，一直继续到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逝世。 1927年秋天，同情苏俄的著名法国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来到了莫斯科。1927 年9月16日斯大林接见了他。巴尔比尤斯问斯大林：当西方总是在宣传苏联执行红色 恐怖政策时，我应如何对付呢？ 斯大林回答得很简单：“我们这儿正在枪毙间谍，这当然不是什么红色恐怖。 我们面对的是特务组织，它们的基地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些组织显然是由大资本 家和英国情报机关出钱养活的…… “不久以前我们逮捕了一个由贵族军官组成的很小的小组。他们的任务是毒死 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有3000到5000人之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瓦 斯毒气毒死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怎样和这些人斗呢？他们并不害怕监牢，这儿 的问题是节约生命。或者是消灭这些由贵族和资本家的儿子们所组成的小组织；或 是让他们消灭数百或数千名我们的人。” 1927年5月10日，苏联驻波兰的全权代表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科夫在华沙车 站遇刺身亡。斯大林对巴尔比尤斯说：“作为对此事件的回答，我们枪杀了20个白 卫军。工人们对此非常满意，可他们说：枪毙的太少了，咱们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 寄生虫在到处游荡…… “应该弄清楚，是对什么样的人判处了死刑。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里都是些什 么人呢？都是些和苏维埃政权作战的贵族、公爵、沙皇的将军们、沙皇的军官们。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名单里有非剥削阶级的代表，很少有，可能有一两个，恐怕也是 间谍…… 当有人指责我们不是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时，我们就想这样回答：我们 本来也不打算保护所有的人。我们原本就公开声明，我们的制度是带有阶级性的。” 斯大林说话从来不愁找不到词儿。可是工人和农民早已吃了子弹或被送进了集 中营，而且这种人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当然，“剥削阶级” 的代表们遭的罪也不 少。在所有的机关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清洗：异已分子被无情地赶走。 那些被清洗了的人们也分为若干等。被定为第三等的人不得在某一固定地点工 作，被定为第二等的人根本就不能找到工作。而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口粮卡片， 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 就连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都被派夺了公民权，因为 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过，他倒是很快就摆脱了困境。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 他的公民权后来被恢复了。那些不像他这样有用人材的公民们，可就要倒霉得多了。 曾做过党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 雷切夫对我讲述了他家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米琴地区最富有的人米琴现在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区。他用自 己的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教堂至今还在。早在1919年就打算逮捕他，可是当地的 农民群起而保他，说：我们不交出他，他是我们的人！到了1930年，又打算查封这 座教堂。我的叔叔在米琴地区的一次会议上说：‘公民们，咱们是不是不查封这教 堂为好？不管怎样，教堂里有安葬着咱们祖先的墓地。谁来为我们扫墓祭祖呢？’ “为了这件事，按第58条款他被判了5年流放，被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去了。 他的女儿奔走呼号，总算为他平了反。女儿赶去接他，而他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郊 外烧木炭。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他，终于死在女儿的怀抱里。 “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在鲁布廖沃管理一个自来水站，在那儿工作的一共有200来 人。其中的一半，100个人遭到镇压，几乎全部被枪决，其中也包括我的叔叔……”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工业党” 以及其它 1934年5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纪念缅任斯基的悼文，其中说：“就在 这个大厅里，曾经签署了那些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案件的最后判决书，而这些判决书 的开头几篇是在缅任斯基的办公室里起草的。” 与缅任斯基遗体告别的仪式是在工会圆柱大厅里举行的。正是在这间大厅里曾 进行那些令世人震惊的法庭审判，其策划者就是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缅任斯基和他的 助手们。曾在这儿审理的案件有：“沙赫京案件”（1928年的“顿巴斯沙赫京矿区 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性组织案”）、“工业党”的系列案件（193年的“工业部门破 坏活动案”）、“劳动农民党”案件（1930年的“农业部门破坏活动案”）、“孟 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案”（1931年的“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 所有这些案件全都是千篇一律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向全国宣布：到处都有破坏 分子在活动，就是他们不让我们恢复工业生产，不让我们改善生活。而破坏分子就 是过去的资本家、贵族、白匪军官、老专家们。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帝国主义情报机 关派来的间谍，这些人正在准备武装干涉…… 研究苏联法学史的美国学者彼得·所罗门认为，经常寻找可以把一切过失都加 在其头上的“替罪羊”这就是斯大林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如此这般，他就可以 推脱自己的责任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认为，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般的 经济纠纷，斯大林立刻就说那是破坏行为，并且要求刺刀见血。什么地方经济工作 受挫，斯大林就说那儿的老专家是“破坏分子、怠工者”，同时指责那里的“右派 分子”包庇破坏分子。 在30年代，生产事故和出产不合格产品都会引起一起刑事案件。控告人怠工和 破坏都带有政治色彩，要是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把一个没做好饭的厨师控告为托洛 茨基分子。 彼得·所罗门在自己所写的《斯大林时代的司法制度》一书中写道：事故和生 产废品的责任一般都推在生产领导者的身上，尽管真正的原因在于加速工业化和要 求不惜代价完成计划。 一切都是从“沙赫京事件”开始的。1928年3月12日《消息报》是这样向全国报 道的： “在北高加索顿巴斯的沙赫京矿区，‘格帕乌’总局在工人的直接配合下揭发 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它企图瓦解和破坏这个矿区的煤炭生产…… “侦查的结果表明，这个反革命组织已活动了数年，它进行恶意的怠工和暗中 破坏活动，用不合理的建设、不必要的浪费资金、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以及直 接破坏矿井及工厂等办法来瓦解和破坏这一地区的煤炭工业。”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是事实，只有少数人例外。1928年10月，著名的冶金工 业专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格鲁姆一格日迈洛（他的兄弟 是名气更大的地质专家）去世。他临死时写的一封信后来发表在国外的侨民报纸上。 其中说：“人们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怠工事件，这大喊大叫的一切，为的是把自己 在工业战线上的错误和失算推到别人的头上去……他们需要替罪羊，于是就找到了 沙赫京案件中的玩偶。” “格帕乌”总局得到命令，要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揭出破坏分子来。缅任 斯基完成了这个命令。 1930年8月初，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 分子统统枪毙，同时在报刊上诏告此事。”9月底，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公布肉类、 鱼类、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破坏分子的证词。9月25日就发表消息说：“格帕乌” 总局的领导机构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1930年夏天，“格帕乌”总局又“揭发” 了反革命的“劳动农民党”。尼古拉 ·德米特里耶维奇·孔德拉季耶夫教授被认定是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党的主席。这位 教授过去曾是社会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做过粮食部的副部长。在苏维埃政权下， 他领导着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行情研究所。 “格帕乌”总局声称，“劳动农民党” 的中央委员会与“工业工程中心”保持 着“情报联络”方面的联系。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热力工程研究所所长拉姆津，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拉里切夫，纺织工业研究所领导委员会主席费多托 夫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业组织的技术负责人库普里亚诺夫。 这是通向下一个，也就是所有“破坏分子案件” 中最为轰动的一个案子的桥梁。 1930年11月11日，所有莫斯科的报纸都刊载了对反革命的“工程师组织联合会” 即“工业党” 的长篇控诉书。在所有被告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算列昂尼德。 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教授了。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拉姆津教授等人 受到起诉。 在读了由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签署的起诉书后，苏联老百姓得知：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破获了全国破坏活动的中心。 这个文件声称：“工业党”把隐藏在工业各部门的破坏性组织联合了起来，不 仅按照原俄国以及外国资本家的国际组织的旨意行动，而且还直接听命于法国准备 武装干涉和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总司令部。 苏联的机关刊物一致确认，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是由工商联盟自国外领导的。 工商联盟是总部设在巴黎的革命前工业巨头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进行反对苏维 埃政权斗争的政治工作，为的是收回他们的企业。工商联盟的头目杰尼索夫和特列 季亚科夫在未来他们要组织的俄国政府成员名单中被定为工业和贸易部部长的人选。 然而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在开始审判“工业党”一案时，谢尔盖·尼古 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已有两年了，当时他用的假名是伊万 诺夫。 我在卢比扬卡那座著名的建筑物中读到了他的个人档案。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 情报机关工作了10年以上。 对于莫斯科来讲幸运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这是苏联情报机关最 感兴趣的国外白俄组织）在巴黎租用的一栋房子是属于特列季亚科夫家族的。特列 季亚科夫本人已从家族中出走，但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代表劝说他重返这个家族。 苏联情报人员在“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 主席米勒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 听器。一连好几年，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手握铅笔、戴着耳机，把他所 能听到的一切全记下来，然后他写成密文交给在巴黎的苏联情报机关人员。1942年 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找到了这个窃听装置，特列季亚科夫被捕，1943年底，作为苏 联间谍被处决。 他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是从启动对“工业党” 的诉讼程序开始的。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曾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家之一。革命 前他是莫斯科工商界无可争议的领袖。1917年10月，他在临时政府中领导经济委员 会。10月26日凌晨，他与临时政府的其他部长们一起被赤卫队逮捕，送往彼得罗巴 甫洛夫要塞的监狱。1918年初，由于政治红十字会的努力，将特列季亚科夫和另外 3名部长从要塞转移到监狱医院中，那里没有赤卫队员，他们因此而得救。特列季亚 科夫离开彼得格勒以后就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政府中当了一名部长。再 后来就流亡到了巴黎。 从俄罗斯逃出去的工业家们建立了俄国金融工业商业联盟（工商联盟），特列 季亚科夫被选为该联盟的副主席。根据“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卡片资料，在20年 代初期，工商联盟用金钱资助鲍里斯·萨温科夫，似乎是特列季亚科夫把钱交给萨 温科夫去搞恐怖活动的。 缅任斯基交给外事处一个任务：打进工商联盟的领导层，以便探明他们可能搞 些什么反苏活动。 1929年5月，苏联派在巴黎的一个绰号叫维特琴金的特工向其上级建议招募特列 季亚科夫加人苏联情报工作，因为他当时贫困潦倒。工商联盟财政拮据，已无法给 他发薪水。而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也有利于招募。特列季亚科夫已同家庭决裂，独自 生活，他当时对侨民运动的发展又深感失望。 另外一个特工报告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是一个知识渊 博的人，他在俄国侨民圈子里结识的人很多。与从前他在俄国工业界所起的作用相 比，目前他的处境使他心灰意懒。1926年他曾企图自杀，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从系 好的绳套中解救了下来。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特列季亚科夫很痛快地答应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他马上就提出了钱的问题： 要求每月付给他200美元和25000法郎。负责招募他的那个苏联特工认为这个要价太 荒唐了。于是他们开始讨价还价。特列季亚科夫一个美元都不让，最后还是达成了 交易。 给他起了一个假名伊万诺夫。他在拿到了第一笔钱（100美元）后，于第二 次会面时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 “布尔什维克获胜以后，侨居国外的白俄分裂成若干派别，前途渺茫。苏维埃 政权战胜了白俄运动。实际上，我认为自那时起白俄侨民再和苏维埃政权斗争已经 没有了任何意义，再要影响别国的政策也已毫无希望。如果说，在俄罗斯和在国外 发生过若干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动，那也只是个别人的或极小的小团体所干 的，而并非整体的白俄侨民所做所为。 “目前，白俄侨民已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谁也不买它的账，谁也不听它的。 白俄侨民运动早已接近死亡，在精神上它已成为一具僵尸。 “工商联盟由杰尼索夫创建于1919年。其宗旨是：工商阶级与国外取得联系， 捍卫自身的利益并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杰尼索夫在战争中发了财以后，就在布尔 什维克政变前夕离开了俄罗斯。他在英国又发了财。他出售了西伯利亚银行的大批 股票，获得了将近100万英磅。 “杰尼索夫坚信布尔什维克不久就会垮台，于是他大把大把地花钱。几年之内， 工商联盟在流亡国外的俄国侨民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在法国统治阶 层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而目前这个联盟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它衰败了，钱也花光了。现在它在很小 的一所房子里办公，只有3名办事员，就连这3个人也不知道1号他们是否能拿到薪水。” 准备怎样利用特列季亚科夫呢？ 莫斯科向它在巴黎的情报站发去如下密电：“我们认为让‘伊万诺夫’同他在 莫斯科的友人们恢复通信是有好处的。我们希望，这些莫斯科人会告诉‘伊万诺夫’ 自己的前景计划，自己工作的规模并且还会说出一些我们至今还没有查明的人物。” 莫斯科指望特列季亚科夫写信给自己留在俄国的熟人，建议与他们合作，告诉 他们在苏联搞破坏活动可以得到很多的钱。然后就可以控告这些人搞反苏活动，同 外国间谍合作。 特列季亚科夫向联络员提供了工商联盟的各种文件，其中也包括他本人与留在 俄国的原来的工业家纽尔杰及苏兹达利采夫的往来信件，但这些信件并没有什么犯 法的内容。 后来，联络员又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新指示：“你们的任务在于让 他重新积极参与工商联盟的工作，要迫使他交代出破坏分子……必须叫他说出是否 存在一个把破坏分子联合起来并领导破坏活动的中心，如果有，那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觉得，工商联盟并不是这个中心。” “格帕乌”总局外事处给其巴黎情报站密信中的这句话大有文章：几个月以后， 在对“工业党” 的起诉书中还是把工商联盟说成是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中心。 “格帕乌”总局是了解真实情况的，但是它被迫要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斯 大林要求缅任斯基迫使因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工业党”案件而被捕的人招供他们与 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有联系，目的是准备武装人侵苏联。关于这一点，从当时的总 书记所写的一封信里也可以得到证明： 致“格帕乌” 总局。缅任斯基同志亲启。斯大林手书。 缅任斯基同志：您10月2日送来的信及材料都已收到。拉姆津的招供很有意思。 在我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武装干涉的问题，特别是入侵的日期问题。原来，他 们准备在1930年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后来改为1931年，甚至1932年。这是很可能的，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一信息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来自第一手的材料，来自里亚市申斯基、 古卡索夫、杰尼索夫和诺贝尔的集团，而它是所有存在于苏联和国外流亡者组织当 中最强有力的社会经济集团，无论是从财力上，还是从与法、英等国政府的联系上 来讲，它都是最强的。 有时可能会觉得，“劳动农民党”，或者“工业党”，或者“米柳科夫党”是 主要的力量。然而这是不对的。最主要的力量是里亚布申斯基杰尼索夫诺 贝尔集团，也就是“工商联盟”。 “劳动农民党”、“工业党” 和“来柳科夫党”这些都是为“工商联盟” 跑腿儿的小伙计。因此，从“工商联盟”传来的有关武装入侵，特别是有关入侵日 期的信息对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把有关武装干涉的日期问题作为“劳动农民党”和“工业党” 的领导层、 特别是拉姆津将来交出的新供词中的最关键的重要内容之一。 （1）为什么推迟了原订于1930年的武装入侵？ （2）是否因为波兰尚未准备好？ （3）也可能是因为罗马尼亚尚未准备好？ （4）也可能是因为边境缓冲国尚未和波兰联在一起？ （5）为什么把武装入侵推迟到1931年？ （6）为什么“也可能”推到1932年？ 二，让拉里切夫和“工业党” 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就此案受审，并最严厉 地审问他们以上的问题，让他们看看拉姆津的供词。 三，最严厉地审问格罗曼。据拉姆津供认，此人曾在“联合中心” 里宣称：武 装入侵推迟到1932年。 四，严审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亚诺夫等人，他们狡猾地支吾搪塞， 不承认有“武装入侵的图谋”，但他们肯定是（毫无疑问地是）武装入侵的参与策 划者。要严厉地审讯，让他们说出武装入侵的日期来。（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 基和恰亚诺夫肯定知道，正如来柳科夫所知道的一样，因为他们曾经找米柳科夫 “谈话”。） 如果拉姆津的供词能在其他被告人（格罗曼、拉里切夫、孔德拉季耶夫等）的 供词中得到确认和具体化，那么这将是“格帕乌” 总局的重大成绩。因为我们将把 这样得来的材料当成共产国际各分支以及各国工人的成就，展开反对武装干涉者的 最广泛的运动，这样我们就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制止、击溃武装入侵的企图。这对我 们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敬礼 斯大林 缅任斯基一切都明白了。 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期间，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遇上了特列季亚科 夫。后者很吃惊地对他说： “我应该告诉您，你们弄错了。你们指控工商联盟的那些罪行，其实并不是它 干的。”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 “难道您没注意审讯‘工业党’的过程中所揭发出来的那些材料吗？” 特列季亚科夫摇头说： “我非常怀疑苏联报刊上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请您相信，说什么我们给‘工 业党’资助了那么大笔的钱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饶了我吧，哪里会有这种事 呢？钱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呢？要知道，不仅我，而且连工商联盟的首领杰尼索夫 这样的人现在都靠面包和凉水过日子，没地方挣钱去。”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我必须告诉您，我跟‘工业党’没有任何关系，在 开始审理此案以前，我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在这些人中，您跟谁都没见过面？” “没有”，特列季亚科夫回答，“我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说我与这些被告人 有联系。可这只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你们害怕法国准备向你们发动武装人侵，可这连一 点儿根据都没有。布里安是个和平主义者。谁要和你们打仗呢？南斯拉夫吗？不是。 意大利吗？它对欧洲的这一部分毫无兴趣。德国吗？目前形势下不可能。捷克斯洛 伐克吗？也不是。是谁呢，是谁呢？” 特列季亚科夫否认了一切，这使苏联情报人员非常生气。要知道，在对“工业 党” 的起诉书中援引了主要被告人拉姆津教授的以下供词：“在我们下一次会面时， 大概是在巴黎吧，特列季亚科夫对我说，如果用上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 国家以及弗兰格尔的军队，那就有将近10万人。武装干涉就会有这么多装备精良的 军队。许多过去的企业家都认为，再有南边和北边的海上支援，不用太多的军队就 可以取得成功。”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的问题是：“格帕乌”总局的局长缅任斯基在读了苏联情报 人员的秘密电文并了解到了一切真实情况以后，还真的相信存在什么“工业党”吗？ 1930年11月25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开庭，庭审由安德烈·亚努 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主持。克雷连科对控诉表示支持。所有8位被告都无条件地认 了罪。 被告们描绘了一幅“坏分子”如何破坏国家经济的图画，从而为斯大林解脱了 责任，使他在数十年之内都可以不为经济失误负任何责任。 我在大学时代曾接触过一些记得“工业党”案件的老一辈人。在谈及此事时， 他们都意味深长地摇头叹息，说拉姆津教授和其他的破坏分子们给国家造成了多么 大的损失。 让特列季亚科夫和他留在俄国的朋友们（诺尔德、苏兹达利采夫等）通信，并 把这些信件上交给苏联情报机关这一招儿看来还真有用。 在12月1日晚间开庭审理时，维辛斯基请典狱长带来了证人亚历山大·诺尔德。 他向法庭承认自己按照工商联盟的指示在亚麻工业部门从事了破坏活动，并且指出 工程师苏兹达利采夫也参与了破坏活动。 而与此同时在巴黎，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与苏联情报人员会面时再一次重申： “过去我说过，现在我再次确切地说我从未见过‘工业党’案件被告人中的任 何一个，也没有和他们说过任何话。” 在莫斯科的审判过程中，因为说出了特列季亚科夫的姓名差点没坏了事。 在12月4日晚间开庭审理时，在听取了法庭侦查报告以后，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双 方辩论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国家公诉人。按照规则，克雷连科应该分析论据和罪证，以证明 被告人确实犯有罪行。他当时已知道，国外惊讶地指出了以下事实：尽管在案件审 理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全体被告还是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起诉者没有任何 客观的罪证，只有被告们的招供。 “能有什么罪证呢？”克雷连科向自己提问。“比如说，有什么文件吗？我问 过这个问题。可是所有的文件都已被销毁了……当然，像工商联盟的信件等文件早 已被毁掉了……我问过他们：会不会有偶然存留下来的证据呢？对此抱有希望是徒 然的……” 犯人自然是要销毁其罪证的。那怎样证明他是罪犯呢？因为他被捕而且招认了， 而“格帕乌” 总局是不会无原无故就逮捕人的。公诉人如此解释这一切。 主持庭审的维辛斯基对公诉人的逻辑完全满意。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 被告人的供词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此时克雷连科十分利索地甩出了自己的王牌。他说：“可是也并非所有的 文件都被销毁了……在有关纺织业破坏分子的材料中，我们掌握着特列季亚科夫致 洛帕京的信件以及洛帕京致特列季亚科夫的信件。” 1927年，也就是在审理此案前3年洛帕京就死了，因此他没有坐在被告席上。但 是在审理此案时他是被作为破坏分子的主要头目之一被提到的。 莫斯科的报纸到达巴黎是要晚几天的。12月11日使馆才收到刊载有克雷连科起 诉词的报纸。俄国在巴黎与特列季亚科夫联系的情报站领导人之一在睡觉之前翻了 翻报纸，当他看到有关特列季亚科夫信件的词句时，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密 电中就是这么写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往总部发出了密件： “为什么你们决定让克雷连科在法庭上说这番话时，不预先告诉我们一声呢？ 要是你们事先通知我们，我们就可以做些准备：或是和‘伊万诺夫’断绝一切关系， 既然总部决定说出他的名字；或是尽管克雷连科说了这番话，总部仍然不准备与 ‘伊万诺夫’断绝关系，那也应该事先通知‘伊万诺夫’本人。要知道，现在他需 要向工商联盟讲清楚：他和洛帕京的往来信件是如何落到了“格帕乌”总局的手里 的。 “考虑到侨民组织目前对一切都很怀疑，以及这些信件是在法庭上提到的唯一 证据，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今后侨民组织对他的态度会更加警惕。” 然而此时“格帕乌” 总局的外事处对这个情况已经无力挽回了。更何况，审判 “工业党” 的案件比起巴黎情报站的某个间谍来是重要得多呢。 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在巴黎，谁也没敢认为“格帕乌”总局 是直接从特列季亚科夫手中得到这些信件的。侨民组织还以为这些信件是在洛帕京 死后被抄走的。 1930年12月7日，有大批外国记者出席的、为期两周的。由“格帕乌”总局制造 出来的“工业党”案件的法庭审理终于结束了。 8位著名的工程师和工业部门领导人被判有罪，认定他们是“反革命地下间谍破 坏组织的头目”，说这个组织与西方狼狈为奸，自1920年起便在苏联经济部门里从 事破坏活动。 所有的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但是考虑到他们对所犯罪行“认罪较好”，中央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他们的极刑改为十年监禁。这些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扮演了自己 的角色，因此也获得了允诺给他们的奖赏：没有处死他们。 斯大林感兴趣的是更重要的人物，虽然目前他只是从远处打量着他们。缅任斯 基知道斯大林需要他做什么。“格帕乌”总局的侦查员们逼迫“破坏分子”们招供 了他们与所谓的“右派分子”有联系。 “格帕乌”总局弄到的供词中提到了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苏联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和政府总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 科夫。加里宁没有什么政治分量，斯大林对他兴趣不大。可是雷科夫在全国受到尊 敬，斯大林已开始收集他的材料。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剥夺富农的财产 喜爱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的读者们在读到上交外币的情 节（《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的梦》）时，都会开心地大笑。那儿写道：“看您在 这儿已经坐了一个半月了，死活不肯上交留在您这里的那一部分外币，国家现在这 么需要外币，而它对您啥用都没有。”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描写在黑市上倒买倒卖外币的投机者的这些篇章带有幽默 性质。但是在第一次出版这本书时，书报检查机关把这个情节删掉了，因为这个情 节简直就是现实生活的复写。 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还有某些珍贵的东西，那国家就一定要让他上交。人们只 要还有点什么，就会被捕（一般都是邻居或同事们向上级告密），关在监狱中，一 直到他交出所有的东西为止。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为了加速工业化。当城市已再 没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没收的时候，就开始掠夺农村了。 经济学博士、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阿列克谢·乌留卡耶夫认为： “20年代末发生的事，简直就可以称为恐怖政策。在我国处于孤立状态的条件 下，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主要的可以转化为现款的东西是粮食。国家要把 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由于农民不会自愿地交出粮食，所以当局就组织了征 粮队并实行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用现代语言讲，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种特 殊过程。 “所以，20年代末开始执行的恐怖政策不是由于凶狠的主观意志（当然，这也 不是没有的），而是因为国家领导人作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没有时间说服人们 上交私有资本，我们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并将其投入国家的发展。” 1930年1月，上级向前往组织集体农庄的干部作了如下指示：“如果你们在完成 任务时有过火行为并因此而遭逮捕的话，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为了革命事业而被捕 的！” 全国各地党的书记纷纷组织竞赛：看谁能最快地实行全面集体化。在第一次出 版的历史文件和材料汇编《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 于是，先向有粮食的人，也就是富裕农民征收粮食。这种被称为富农的人实际 上被宣布为非法。开始只是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土地上去，夺走他们的“余粮”。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解释应如何对待富农时说： “把他们赶到土壤贫瘠的地块上去，没收他们多余的生产工具。”但是后来连这也 显得不够了，党的宣传机构把他们说成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开始掠夺他们： 没收了所有的财产，禁止他们在储蓄所取出自己的存款。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名为“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内消灭富农产 业的措施” 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6万名富农户的主人要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 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另外还有15万农户要被赶走。然而反对富农斗争的规模超 过了这些预计的数字。 “格帕乌”总局关于“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的决议是在1930年2月2日 签署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是消灭那些吸收人员参加现行反革命造反组织的反革 命富农积极分子。有关富农的案件要迅速审理。大多数被捕的人被关进集中营，那 些特别凶顽的则处以极刑。还规定要把最富裕的富农、过去的地主、地方上的富农 权威、教会中的反苏分子及其家属统统赶到边远的北方地区去，将他们的财产收归 国有。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书中写道，1930-1931的两年间，共有150万农民和 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 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 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其中多数人逃往城市。 被掠夺的富农财产成了国家的收人，也有一部分在同村的人当中分了：人们很 乐意地收取了邻居的财富。 曾在集中营中被关押过的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告诉过我： “斯大林的一切所做所为我是理解的，它们有其严格的逻辑性。可是怎样才能 看透他手下那些人的黑心肠呢？这些人为了执行命令不惜去杀人。回想一下农业集 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那个可怕的时代吧：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时，邻居们就来拿 走他的财物，再把他和他的孩子们赶上大车，拉到西伯利亚去。能够理解这些人吗， 他们都是农民……” 一半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了林业、矿业和建筑工业部门，去干那些最繁重 的活儿。甚至老人和半大孩子也要在采林区干活，妇女要去挖地。 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窝棚和土窑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 没有钱，也不配给他们食品，冬天他们没有御寒的衣物。出现了大批孤儿，他们无 权得到食品。流放的农民时常5-6个月拿不到工资，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 畜一样。关于这一切，都可以在“格帕乌”总局的汇报中了解到。 在这些特别居住点中，人们就像呆在受歧视的民族聚集区，不仅不能离去，甚 至不能走开一步，不能去学习，不能调换工作。这些限制一直到1947年才取消。 给缅任斯基的指示是：迫使农民交出粮食，把富裕的农户搞破产。农民如果宰 杀自己的牲畜就要去坐牢（根据1930年初通过的新法律条款），完不成播种计划， 搞投机倒把和隐藏粮食都要坐牢。1931年刑法典又增加一条：弄坏了拖拉机也得进 监狱。 刑事处罚当时主要是针对那些不能完成上交粮食任务的人，主要对象是富农。 可是富农不等被捕就跑了，于是地方当局就去搞中农，结果是一样的：中农也破产 了。 中农和富农一样受到迫害。谁要对形势表示不满，那就说你进行反革命宣传； 喝醉了酒以后同地方官吏打架，这就是恐怖活动。法庭审理案件根本不需要证人， 也不听辩护，不遵守法律程序。 按照1932年的秘密指示，所有死刑判决都应通知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 它批准。然而1932年8月7日的法律又允许“格帕乌”总局的三人小组执行死刑判决， 而不经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强制农民加人集体农庄把国家推 人了国内战争的状态。饥饿的人们不让把他们的粮食拿走，农民在全国各地起义了。 1929年全国发生了1300次叛乱每天平均有4次。1930年1月参加动乱的一共有12 ．5万名农民，2月份有22万人，3月份有将近80万人…… 政治局只有靠恐怖政策才保住了自己的政权。1930年据“格帕乌”总局审理的 案件一共枪决了20多万人。国家安全机关动员人们参加它的工作，把过去的“契卡” 人员又招了回来，这些人是在“全俄契卡”改编为“格帕乌”后精简机构时下岗的。 分散的农民起义差点发展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斯大林禁止动员红军来帮助镇 压起义者，因为红军本身就是由农民组成的，他害怕昨日的农民会掉转枪口来反对 当局。 大概是因为看到了反抗的规模，斯大林及其亲信产生了要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念 头，以便铲除所有那些那怕只是在理论上对他不忠的人。 1933年建立了公民证制度，以控制人口的流动。1923年以前在不同的城市里使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证件，最常用的是劳动手册。1923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实行统一身份证制度的命令以后，也仍然可以用各种证件比如家委会证明、 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军人证等等。我在自己祖父的记事本中曾看到过一段记录， 其中说他在民警局里得到了“有权在俄联邦所有城市和乡村居住”的证明，在这个 证件的反面还盖着证明户口登记和已婚的印章。 1932年政治局组建了一个以“格帕乌” 总局副局长弗谢沃洛德·阿波隆诺维奇 ·巴利茨基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筹建公民证制度。在解释建立此制度的原因时指出： 这是为了有必要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它大城市中“把那些与生产及机关工作 无关的多余人口清除出去，把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富农、刑事犯等反社会分子清除 出去”。 在1933年4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有关发放公民证的决议中明文禁止向 “经常住在乡村地区的公民” 发放公民证，为的是让农民没有可能离开农村。这个 禁令一直到1974年才废止。 那些没有公民证的人就被工农民警局赶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彼得·所罗门在他的书中写道，1932年8月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窃取国家 和公共财产就是犯了死罪。这个法律是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制订的。 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只要偷一点儿粮食，就要去坐10年监牢。不少法官都 不忍心把只偷拿了几穗粮食作物的人送去坐10年大狱。 农村的破产导致了1932-1933年冬季的大饥荒。饿极了的农民有时要偷一点儿 粮食给小孩子吃。这时“格帕乌” 总局就开始行动了。1932年，根据8月7日通过的 法律，判处了大约1000人死刑。1933年仅上半年就因此处死了同样多的人。 1933年5月，“格帕乌” 的地方机构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检察院和司法人 民委员部的一封秘密信件，其中说： “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所有食人案件都应 立即交由‘格帕乌’的地方机构审理。 “如果是先杀人、后又吃人，那么这类案子应按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不由法 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机构处理，而是交给莫斯科‘格帕乌’总局的领导班子 去审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工业形势也并不比农村好。资金投人了完成不了的 胡子工程，而现有的企业却得不到原料和设备，金融系统陷于瘫痪，政府抬高物价， 强行发放债券、印刷纸币，实行食品配给制度。 商店里面一空如洗。食品只能在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才能买到，这些商店除了 外汇以外也收金戒指、金牙套、金十字架和金手镯。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带走 了400-500万条人命。 从政治意义上讲，这导致了“右派”分子们威望的提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 主张在城乡实行温和政策的政治家们更得人心。这些人包括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 万诺维奇·雷科夫，党内思想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他曾号召农民“发 家致富”）和原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 1929-1931年再次实行清党，25万人被开除出党。 政治局不知怎样才能克服危机。很多人还同情“右派” 观点，时常不按斯大林 的旨意行事。斯大林很难胜过雷科夫，因为后者是个受人尊敬的人，能干的行政首 脑，他完全可以争取领导全国的地位。 就像对付所有的对手一样，斯大林后来对付雷科夫也是借助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还是他杀的？ 最近若干年来一些研究者想证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根本不是自杀， 而是被缅任斯基手下的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杀害的。 不错，文学研究者、深人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生平和创作的人们对这种观点持怀 疑态度。他们更愿引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①的话，这位作家以天才诗人所特有 的那种洞察力曾经指出：“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由于骄傲的天性才饮弹毙命的。 他是在责备自己或自己周围的某些事，他的自尊心不能容忍这种事。”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关于马雅可夫斯基是被害死的说法相当可信。公众大概更 相信这是一起神秘的暗杀，一个有某些秘密势力参与的阴谋杀害，虽然“格帕乌” 总局的确与马雅可夫之死无关（当然这是少见之事）。 要知道，现在有人想让俄国公众相信，连谢尔盖·叶赛宁都并非自己悬梁自尽， 而是别人把他吊死的。说是有几个作家和一个过去的警察进行了独立调查，而且不 费吹灰之力地找出了可恨的凶手。 然而事实是：已于现代进行过的有关叶赛宁之死的专业性多方面病理解剖鉴定 非常肯定地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诗人是自己投环自尽的，并没有旁人的参与。 在思考马雅可夫斯基悲剧性命运时，有些研究者得出结论说：诗人不是自愿离 开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契卡”人员曾对诗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 马雅可夫斯基最为接近的是“格帕乌” 总局领导班子成员，机密政情处的负责人雅 科夫·绍洛夫维奇·阿格拉诺夫。 早就有人指出，在从事艺术的人与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 相互吸引力。受到天才人物的注意，这使那些身穿风衣，怀揣匕首的骑士们感 到得意；而诗人、演员和画家们则为秘密权力机关的神秘魔力所激动，也许他们不 过是想听这些阅历丰富的人们讲些故事作为创作的源泉。 雅科夫·阿格拉诺夫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契卡”人员。1922年，当列宁准备把 一批“反革命” 的学者驱逐出境的时候，他请求捷尔任斯基把此事交付给一个明白 事理的“契卡”人员去做。列宁对他颇为赏识。 喜欢享乐的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野心勃勃的亨里希·亚戈达。因青云直 上达到权力高峰而忘乎所以的尼古拉·叶若夫和他们手下的人，其中包括阿格拉诺 夫（他仕途的最高职位是内务人民委员的第一副手）都很乐于参加莫斯科文艺圈内 各种活动，与艺术大师们亲密交往，把自己打扮成文学艺术的保护神。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经常出人高尔基的家，倒不是在跟踪调查这 个无产阶级作家，而是因为他喜欢小佩什科夫的妻子（很多人这样说），其实他更 喜欢俄国文艺知识分子在听他讲述各种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而跟踪调查作家 们的事自然有别人去做，用不着人民委员和他的副手们操心，俄国的这个部门从来 都不缺乏特工和告密者。 《骑兵军》的作者伊萨克·巴贝尔曾与雅科夫·布柳姆金（此人参加过暗杀德 国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过往甚密。马雅可夫斯基则与阿格拉诺夫很友好。顺便提 一句，这个自20-30年代留下来的传统一直保存至今日。 研究者们写下过如下的一句话：“很清楚，领导消灭马雅可夫斯基行动的是经 验丰富的‘契卡’特工阿格拉诺夫。”这样，他们就成了自己编造的公式的俘虏。 他们说阿格拉诺夫不是平白无故地组织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葬礼。他是想在葬礼上抹 掉一些痕迹。什么痕迹呢？女画家拉温斯卡娅好像是在阿格拉诺夫的手里看见了刚 死去时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但不是人所共知的那一张，而完全是另一张：“他 张开两臂，就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样。他躺在地板上伸展着双手和双腿，他使劲 张开的嘴似乎在绝望地喊叫。” 自杀是痛苦的，也会受尽折磨。所以马雅可夫斯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秒钟看起 来完全可能是这样的。可如果阿格拉诺夫想要把这张照片隐藏起来，那么，这个 “经验丰富的特工”为什么会让女画家拉温斯卡妞见到这张照片呢？ 又有人说，为什么有人从卢比扬卡给马雅可夫斯基送来过一把手枪呢？“这是 叫他自杀的暗示。马雅可夫斯基不可能持有手枪。”他完全可能持有手枪。直到今 天，内务部和国防部还常把私人武器作为礼物送给知名的文化人，而在那个时候这 更是常见的事。 赠送手枪就意味着让人自杀，这也太像小说中描写的事了。用不着把“契 卡”人员想得这么好，无论如何他们首先是官吏、官僚。 只要设想一下：“格帕乌”总局的某个侦缉人员如何写一纸公文给缅任斯基， 建议送一支手枪给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好让他明白他应该举枪自尽了。你只要这样 设想一下，就会立刻感到这样的建议有多么荒谬了。 在这个部门里，总是用最普通的方法行事：要是上级指示消灭某人，那就消灭 他。他们把人关进监狱，送进集中营，枪毙，吊死，最糟的时候也可以用冰凿子或 铁钎把人的脑袋砸碎。既然有这么多普通的办法，为什么要去寻找复杂的呢？ 还有人认为：“在1930年，上面觉得无论如何要除掉马雅可夫斯基。于是就把 他除掉了。” 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往往是有益的。但很难把自己放在斯大林的位置上想一 想，而且是在1930年。在他的位置上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无论如何要除掉” 的 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马雅可夫斯基？ 斯大林有罪恶念头是不容置疑的。但当时他的主要敌人是托洛茨基，然而他下 达杀死托洛茨基的命令也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以后。那么，难道说，马雅可夫斯 基对他比托洛茨基更危险吗？ 要是马雅可夫斯基活得长一些，他很可能会落人叶若夫或贝利亚的绞肉机，但 绝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1936-1938年间。 不应过高地估计马雅可夫斯基对斯大林以及党最高层的作用。只是现在马雅可 夫斯基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天才，而事实上在20-30年代的文学政治圈子里，有更 令老广场和卢比扬卡的主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在1930年，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 斯基绝对算不上是头号诗人。只是在他死了以后斯大林才下令把他评价为“最好和 最有天才” 的诗人。 一位认定了马雅可夫斯基是被暗杀的作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 常和‘契卡’分子一起参加茶话会，要是那些饮料中被放了些什么呢？要知道，在 1937年的公开大审判之前‘契卡’就已经掌握了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整人的办法…… 诗人自我感觉体力不好，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绝非无害的药物所致，而把这种毒物洒 在食品之中对于埃尔贝特和阿格拉诺夫这样的老手来说肯定不是难事。” 关于“格帕乌”总局外事处长列夫·吉利亚罗维奇·埃尔贝特是怎样的人，我 不太清楚。此人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格帕乌”总局领导成员阿格拉诺 夫会往茶水里放毒药，那可真是新鲜事。1930年时，他已成为“格帕乌” 总局的负 责人之一。而不是一个会被派去干“杀人勾当” 的特工人员。 此外，今天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30年代的“格帕乌” 总局或内务人民委员部 已经能利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去害死人。原因很简单：这样有效的药物当时还没有。 这一种类的应用化学在1942年才出现。当时一位瑞士的化学家合成出了一种名 为“IICII” 的药剂。50-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在各国特工组织的试验室里都曾 积极地研制这种药剂的衍生物以及其它极为复杂的化学化合物，希望能用神经药物 控制人的大脑。然而并未成功。当然，在30年代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上，那些被告令 人惊讶地完全认罪曾让人感到是难解之谜。比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初就 曾怀疑过莫斯科不知怎样学会了控制人的行为。 30年代审判大会上被告们的行为、曾在1949年受审的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所 做的自我揭发以及1950-1953年期间被北朝鲜人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突然发表反美演 讲这一切似乎都只能有一种解释：给他们服用了某种特殊的药剂。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所作的一个报告，曾认为俄国的“契卡”人员可能对 犯人动用了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等或者给他们服用了胰岛素、可卡因一类的药物， 或者采用了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 中央情报局差不多用了1／4世纪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其实， 用不着到化学实验室里去寻找答案。 为什么那些落入了“契卡”分子手中的人，到头来都会说出要他们说的话来呢？ 每次长达数小时的审讯、不允许入睡的夜晚、要将亲人逮捕入狱的威胁等等，比那 些神密的化学药物来得更为有效。 怀疑者还有一种论调是这样的：“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至于引起马雅可夫斯基 的忧郁症。” 一般来讲，忧郁作为一种病症，说明人体不能对生活里发生的事作出恰如其分 的反应，这是一种病态的反应。诗人们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种人。在一般人看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就会看作是悲剧。而在马雅可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和 几个月里，他遭受到了那么多的侮辱，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可能愤而自杀。30年代 的气氛就是如此：一切天才的、不平凡的东西都会遭到扼杀。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看法，我想引用一位见证人的记录那就是我祖父的回 忆录。我的祖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是一位戏剧评论家，他了解马 雅可夫斯基并写下了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 祖父用了数年的时间来写这篇回忆录一直写到1970年1月他逝世为止。我记 得，在准备出版《亲友回忆马雅可夫斯基》那本集子时，人们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 录也编人这本书中，他拒绝了，说：“我既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亲属，也不敢自称 为他的朋友。” 我认为有些人对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的判断不能令人信服，因此产生了公布祖父 所写的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认为，斯大林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剧本《澡堂》是对总书记的讽刺，因 而下令消灭他。因此，围绕《澡堂》所进行的一场辩论，在以下公布的回忆录中占 有中心位置。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见 演讲结束之后，马雅可夫斯基立刻对我小声说：“咱们出去吧！” 我下楼到了前厅，和他一起走到了大街上。马雅可夫斯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已经是夜里快12点钟了。马雅可夫斯基招手叫来一辆空的马车，我们坐了上去。 “我们是不是去民族饭店？”我以为马雅可夫斯基想打一会儿台球，于是就这 样问。 “不，不去那儿，咱们到‘小圈子’去看看吧！” 在莫斯科的文学戏剧界里，把位于老皮缅诺夫胡同的文艺界名人俱乐部戏称为 “小圈子”。然而那天晚上在这个俱乐部中并没有什么让马雅可夫斯基感兴趣的玩 艺儿。我想，他也许想在这里吃晚饭，再打打台球，为此才到“小圈子”来的：这 儿有一个非常好、而又不太贵的餐厅，相当不错的台球设备和一位名叫扎哈尔的热 情而又彬彬有礼的台球服务员，他了解每一位顾客的脾气秉性，对每个人都照料得 十分周到。 但是，我们既没有吃晚饭，也没有打台球。 “我们随便在哪儿坐一会，聊聊吧广他说。于是，我们就坐在通向餐厅的小走 廊里。餐厅的服务员有两三次走来问我们是否用餐，后来又告诉我们厨房要下班了。 马雅可夫斯基向他表示感谢，但始终没到餐厅去。 我们来的时候不到12点，却是最后才走的，那时俱乐部都要关门了，大概在清 晨4点钟左右。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马雅可夫斯 基选择了我来倾诉心曲？我并不是他最亲近的友人呀。 我和他相识在192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到“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工作。 现在都很难想像，那时十来个人就能处理那么大批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稿件。 而现在一般出版社所拥有的大队人马却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一次，从编辑室里传出了一阵相当厉害的喧哗。我心想，一定是哪一位年轻不 懂事的行政人员在办公室里和人吵了起来。我走进了那间房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是 一幅相当滑稽的景象：一位个头矮小的编辑仰着脸站在高大的马雅可夫斯基面前。 身高几乎两米的诗人双眼看着天花板，嘴里却时而愤怒、时而挖苦地批驳着那位编 辑不太站得住脚的论据。 原来，诗人交给了出版社一部诗集的稿子，但这部诗稿却被弄丢了。我把马雅 可夫斯基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想方设法平息了那场冲突。 几天以后，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他立刻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坐在了桌 子边儿上，很认真地说： “同名的，拿钱来。” “为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不应该问为什么，而该问做什么用。我要到克里米亚去。” “没有合同财务处是不给钱的。” “那就是说，想不出啥办法啦？” “倒是有个主意，”我考虑以后说，“要是您同意的话，可以组织一次预支。 您为我们写一本儿童读物。” 过了两个来月，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就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他 很自然地向我伸过来他那只有力的大手，又坐在了那张桌子上，掏出了一本不太大 的笔记本，念了起来： “我的这本小书是关于大海和灯塔的。” 我们立刻就和他签订了合同。 只是在这几次会面以后，我才或多或少地常去参加他的文学晚会。后来，我自 己也开始写些有关对戏剧的评论文章，又从出版社调到了《莫斯科晚报》工作。我 和他有时在一些人的家里见面，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家。后来又有了一个时常 见面的机会打台球。 马雅可夫斯基台球打得很好，当然是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我指出这一点 是因为，即使是最棒的业余爱好者也无法与一个专业球员比赛。在那些年代专业球 员的水平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台球室到处都有，各地都进行大规模比赛，当时那些 革命前就已出名的球员还都很棒。 马雅可夫斯基很少和专业球员玩，倒不是因为害怕他们：跟他们打球一般都会 因他们让先而达到势均力敌。他讨厌专业打法中的那些巧招诡计，专业打法里一般 都有复杂的策略和相当的狡猾成分。但是他也不喜欢不下任何赌注的“空玩”，只 对那些人所共知的“弱手”做出例外。所以他和卢那察尔斯基玩，后者非常喜欢台 球，可玩得却异常差劲。 一般说来，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是个非常精细而又明察秋毫的人，然而在 台球室里却变得天真幼稚：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打球的技术不错，只是总不走运罢了。 马雅可夫斯基打起球来又准又狠，特别是角球打得好，中间球他也喜欢打得干 干脆脆。 法国人说：“人就是一种风格。”在打台球的风格里，在自己的一举一动 中，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都表现出他那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直率、 坚毅、勇敢、有时甚至粗鲁，而与此同时又极富自制力。 一般地说，待人接物有礼貌和真正的骑士风度是马雅可夫斯基天性中的一部分。 但是不要以为他总是温良恭俭让的，不，绝对不是。当事关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当 他认为要捍卫自己的创作和社会立场、原则和观点的时候，他常表现得相当尖锐和 激烈。此时他就会变得无情，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 尤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马雅可夫斯基似乎完全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1930年3月27日的晚上，在“报刊之家”举行讨论会，就梅耶霍尔德剧院上演的 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澡堂》进行辩论。我应在讨论会上致开幕词。 那天下午，为了讨论这个剧本以及梅耶霍尔德剧院的演出，在膜斯科晚报》编 辑部里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其中包括戏剧学院的学生，还 有几个工厂的工人。那时各报的编辑部都经常请一些工作组来观摩新剧，然后开讨 论会。 在观看了《澡堂》的演出之后，不赞成者的声音十分强烈，且很一致；而捍卫 此剧的人们发言缺乏自信，甚至显得胆怯。总之，那天晚上对剧本及演出的批判风 暴足足达到了12级。 反对该剧最为激烈的要算《工人报》了。它写道：“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所 写的《射击》是真正的苏维埃讽刺作品，从中可以感到对我们失误的难过与痛心。 而这个剧只让人感到冷冰冰的怪诞和对我国现实的无耻歪曲。” 《共青团真理报》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马雅可夫斯基这次的 作品实在糟糕。很奇怪，为什么梅耶霍尔德剧院会看中了这个作品。” 这些评价是由于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不理解而产生的，认为他只不过是当时正在 奋斗的文学流派之一的领导人。此外，他又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同路人”而已。 谈到《澡堂》，只有一位评论家在这个剧本出现以后开始谈论“马雅可夫斯基 的戏剧”。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的剧本，其中也包括《澡堂》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 尽管我看到了而且公开承认它们都具有自己的优点。我认为《澡堂》是天才的、独 具一格的作品，但它似乎是没有完成的，不完善的、而且不适合舞台表现的作品。 在《莫斯科晚报》的会议开始以前，我因有事离开了编辑部，回来的时候看到： 马雅可夫斯基站在走廊里，靠在会议室的门框上听着，显然不愿让与会者见到他。 听发言者的声音，我知道那是一位常在《莫斯科晚报》发表文章的评论家。他 引经据典地批评着剧本和演出，口气相当挖苦。马雅可夫斯基脸色变得灰白，但不 让我走进会议室去影响讨论的进程。 我感觉到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对这些批评有着异常的病态反应，尽管 他应该早已习惯了各种斥责、攻击，习惯了种种批评的风暴。与那些厉害的指责相 比，今天发言者的批评可算是相当温和的了。看来，在那些日子里，马雅可夫斯基 的心情就是如此。他本来就是很容易受伤害的，不过平时他都能用尖刻的玩笑、挖 苦人的言辞，有时还会硬充好汉似地抵挡过去。不过此时的马雅可夫斯基显然心情 压抑，极度阴郁。 当我回想起这些遥远的往事时，那些很了解诗人的人们，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在 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真叫人感到不可理解。 我想起了在文艺界名人俱乐部开张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马雅可夫斯基朗诵 长诗《放开喉咙歌唱》序篇的情景。 那天全场充满了节日气氛，像是盛大的宴会，轻松而热烈。各界最知名的艺术 家都竟相在文艺界名人的小圈子里（厅不大，最多只能容下150人左右）献艺。 在这个类似滑稽喜剧晚会的场合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刺痛了人们的心。他 念道：“研究我们今日的黑暗面……”他指的什么黑暗面？在消灭富农阶级的光明 时代，在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完全战胜“异教徒”，也包括战胜桀骛不驯的马雅 可夫斯基的光明时日里，有什么人会感到黑暗？ 我吃惊地感觉到了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不安和难以名状的痛苦。他那是在 向后人呼喊，因为他已对自己同时代人的反应感到绝望了。对他的这种悲剧性的情 绪怎能不理不睬呢？ 马雅可夫斯基的男低音在厅中深沉地回荡。当时我已无暇去欣赏诗作的力度和 深度，难以描述的音韵和奇妙的音响艺术；当时我完全被另外一种感觉所震慑了： 内心的颤抖，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惑与惊恐不安。 厅中一片沉寂。那是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导演在演出之后都希望见到的全场被 吸引、被倾心迷住而忘却鼓掌和喝采的沉寂。当朗诵者的最后一个音符停了下来， 全场屏住气息浸沉在空前的寂静中之后又爆发热烈的鼓掌。掌声平息过后，忽然在 一张桌子的后面响起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十分自以为是的声音： “马雅可夫斯基在企图蛊惑咱们，就好像他过去曾在彼得格勒迷惑了高校的女 学生们那样。” 说此话的是莫斯科某著名戏院的经理，他以自己的军人仪表和熟知机枪射击理 论而著名…… 很长时间我不能摆脱惊恐的感觉，我当时坚信这种感觉是由于他的作品所表现 出来的勇敢精神和丰富内涵以及朗诵的惊人感染力所引起的。 无论如何，那时我还不太理解马雅可夫斯基，不理解向他铺天盖地冲过来的批 判给他造成了怎样的压力，不理解他那难以承受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几天，而大 概已有几个月在刺伤着诗人的心灵了。 马雅可夫斯基从来都是一副笔直挺拔、神情专注的模样，他似乎总是气势汹汹， 像是要和谁打架似的。他的这种形象无论如何不会让人想到悲剧如果不是即将发生， 也是已然临近了。 在讨论《澡堂》的辩论会上人并不算太多。然而在我致开幕词的时候，听众已 经明显地分成数目不同的两派了。当我或多或少地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这个剧本时， “拉普”派的作家们就不断地发出讽刺性的插话；而梅耶霍尔德剧院的演职人员们 则不时地鼓励着我。而当我谈到演出的缺点时，梅耶霍尔德戏院的人们就显得激动 不安，而“拉普”派分子们就对我表示支持。 那天马雅可夫斯基的发言与他平时的发言很不相同。一般他的讲话都是进攻性 的，时而带有挑衅的意味，有时又活跃得像是在挑战。在“报刊之家” 的辩论会结 束以后，马雅可夫斯基就把我拉到文艺界名人俱乐部去了，在那儿我们谈了差不多 一整夜。 几乎在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甚至在每一个惊叹号里都能听到深深的忧 虑、疑惑和可以说是委曲的感觉。我忘不了当天他所陷人的那种不知所措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和他平日的精神面貌是何等的不相符合呀！ 马雅可夫斯基问我：为什么《莫斯科晚报》一改过去在剧本首演的次日就刊登 反应文章的习惯而至今没有发表对他这个作品的评论？我坦诚地告诉他说这是因为 编辑部里对剧本没有一致的评价。 “可是编辑部中不是有一篇关于‘澡堂’的文章吗？” “您听谁说的？” 我反问。 “呶，编辑部没有秘密可言。请告诉我，为什么您的文章没有发表？” 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的文章没写好，同志们觉得它不紧凑。 “是说它不够尖锐？同志们怕它不能与《工人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那几篇 毁灭性文章的口吻相比美？请告诉我，这股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您能记起，什么时 候如此凶狠地批判过某个剧本吗？对《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卓姬的住房》两个 剧本都没用这种责骂的口气批判过。这一切，都像是一声令下群起而攻之。这是怎 么回事？是有指令吗？” 我试图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相信，没有什么指令，也不可能有。那些 评论是由于首演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由于剧本不太好懂，由于导演梅耶霍尔德执 导此剧时没有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天才创造性的结果。 “跟梅耶霍尔德有什么关系？” 马雅可夫斯基打断我的话，“打击是冲着我来 的，它是那么集中、那么凶狠、那么有组织。这些无耻的评论，是一次有组织的运 动的结果。” “有组织的？”我吃了一惊，“谁组织的？谁想要组织一次反对您的运动？” 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说有人要毒害他。他坚持说，这次反对他的运动如此猛烈， 与他为自己的文学生涯20周年举办了一次展览会有关。 “我到许多地区去，在各处朗诵、演讲，虽然我的关节韧带有病，有时根本不 该去，” 马雅可夫斯基说。 他对我说，他早就知道自己诗的形式最适于高声朗诵，他就是这样吸引读者的。 在文学晚会上他的书卖得很快，就连大厚本的文集也出售得很好。同时他还进行文 学普及工作，这种事别人是不愿意干的。但是，在他干得正欢的时候，打击接踵而 来，明显地要他威信扫地，不能继续工作。 “1918年以后还没有人这样辱骂过我。在首次上演《求神拜佛滑稽剧》之 后；在彼得格勒有人写文章说我‘卖身投靠了布尔什维克。’” 我企图换个话题，说说笑话： “那您干嘛这么伤心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从前的人也骂，现在 的人也批……” “您怎么不明白这中间的区别呢？现在人们是从我最亲近的报刊上痛骂我的呀！” “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您还是满好的嘛！”我试着反驳他。 “谁？” “比如，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就曾对我说过，在出版您的 文集发生了问题时，党中央就表示支持您。” “对，卢那察尔斯基是帮过我，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马雅可夫斯基深信，有人很认真地支持敌视他的势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 什么没有一个官方人士出席他的展览会，而领导文学的官员中只来了一个亚历山大 ·法捷耶夫，有影响的大报都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拉普” 的报纸《在文学岗位 上》又一次对他“大加鞭答”。 “《真理报》又为什么转载了这篇痛斥我的文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这 仅仅是用针刺了两下，是无所谓的小事～桩么？不，这是一个运动，这儿有人下达 了命令！究竟是谁的命令，我可不知道。” “您认为《真理报》是遵命行事的？”我问道。 “您以为它是灵机一动就这么干了？您以为它是按照老天爷的旨意干的？不是， 我亲爱的。” “我觉得您把一切都夸大了，说到《真理报》的文章，要知道现在谈论倾向问 题很时髦，怎能不谈文学的倾向呢？于是《真理报》就发表了‘有关左倾’的文章。” “您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真理报》的文章本身不能起这么大的作用。然而您 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那次的展览会就变成了我的‘各各地’？为什么在我的周 围形成了一种真空，一种完全的死寂和空虚。” 我知道，许多人参观了他的展览会，马雅可夫斯基有许多的朋友，追随者，他 有一个完整的文学流派。关于这些，我很天真地说了出来。 “朋友们？曾经有过朋友，可现在他们在哪里？您今天在‘报刊之家’里看到 了哪一个？我是有朋友勃里克一家，可他们现在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是孤身一 人，完完全全的孤身一……”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想要劝服马雅可夫斯基是根本不可能的，总想告诉他，在这 个世界上，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他的忧虑是多疑的结果，不仅如此，还是没有根 据地期盼过多的结果。我当时不懂，那次组织的题为 明 年以来》的展览对马雅可 夫斯基来说是他全部劳动生涯的一个总结，他有权，绝对有权期望人们对他的承认。 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看来那问题如果不算是令人尴尬的，至 少也是十分幼稚的。我问： “您期望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您期望斯大林或者伏罗 希洛夫来出席您的展览会吗？” 他的回答令我感到相当意外： “为什么他们不该来呢？对革命诗人的工作给以奖励这是苏维埃国家领导 人的责任。难道说，诗歌、艺术是次等的事吗？斯大林接见“拉普”派的人，没有 他们参加就不举行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活动……” 我能向马雅可夫斯基说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 党的领导人是如何对待他的。最主要的是，我也弄不懂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 奇想的是不是对，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对诗人十分重视。 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不时兴为在文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 们授勋。不错，杰米扬·别德内曾荣获红旗勋章，但那是为了他在国内战争中所起 的作用。 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想向马雅可夫斯基提一个问题，但又总下 不了决心，害怕他会有太尖锐的反应。最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既然您这么看不起‘拉普’派，和他们战斗， 那您为什么又加入了‘拉普’协会呢？” 马雅可夫斯基回答得很安详： “请不要把‘拉普’和‘拉普’派分子混为一谈，不要把人和原则混为一谈。 什么也不能把我和革命分开，不能把我和党分开。这条路不是任何人强加给我的， 而是我自己早就选择好了的。要是党认为‘拉普’能最好地表达它的观点并为它带 来好处，那我就要同‘拉普’站在一起。即将来临的时代是紧张激烈的……而再往 后呢……”这时他忽然打住，说了一句：“看，餐厅的服务员都要下班回家了。” 马雅可夫斯基站了起来，往衣帽间走去。 我们走到了院子里，天都快亮了。我们朝小德米特罗夫卡街走去。在街的拐角 处停着几辆马车。 “咱们坐车走吧，”我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建议。 “不啦，我想走一走。” 我们互相告别分了手。我坐车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马雅可夫斯基。 4月14日清晨，一位《莫斯科晚报》的同事往我家打来了电话，说： “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挂牌的办事处 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缅任斯基对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说： “‘格帕乌’总局有责任了解在苏联发生的一切，从政治局到乡村苏维埃的一 切情况。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机构能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缅任斯基有一切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里他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广 泛网络，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镇压了农民暴动，成功地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对“破坏分 子” 的审判，而且还在国外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报网。 与自己的前任不同，缅任斯基明白应该为总书记个人服务。缅任斯基任职期间， “格帕乌”总局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都要经过党的办公厅批准。国家安全机关 的工作人员也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接受清洗。 从集体化运动开始，人们就已清楚，“格帕乌” 总局在农村也拥有足够数量的 分支机构。在缅任斯基晚年，安全机关的数目在全国猛增了不少。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写道，政治局了解，它所珍爱的安全机 关有多么大的本事。1931年，莫洛托夫曾说：“迄今为止，‘格帕乌’总局都有经 常的值班人员在守候着，他们明白什么时候应该追究哪一个专家的责任。显然，在 这种情况下都要立案起诉。” 斯大林说得更加生硬：“不要让民警做检验生产方面的技术专家……不要在工 厂里设置挂牌的‘格帕乌’总局办事处，不要让办事员在那儿坐着专门等候人们来 告状。千万不要这样，案件要悄悄地制造……” 他们的这些话并未公开发表。 1934年5月10日，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因心脏病突发死于阿尔 汉格尔斯克的“第六山丘” 别墅。享年60岁。 5月14日，在礼炮轰鸣声中，他的骨灰盒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 不久以前，历史学家们找到了当年政治局通过的一项决议，该文件委托苏联中 央执行委员会“在大脑研究所中设置配备有相应装置的专门处所，以保存该研究所 掌握的已故苏联杰出人物的大脑复制品以及有关的图例说明及科技资料。” 在名单中指出的第一个人就是缅任斯基，其后才是共和国人民演员列昂尼德· 维塔利耶维奇·索宾诺夫、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齐奥尔科夫斯基、马雅可夫斯 基，科学院院士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等。 为了选择缅任斯基的继承人，斯大林着实花费了不少时间。缅任斯基去世两个 月之后，他那把交椅才由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接了过去。这是安全机 关领导人最后一次的平稳更换，此后安全机关的每一位新的领导人都不仅要消灭自 己的前任，还要消灭其手下的鹰犬。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三章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雷宾斯克市向国家输送了两位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安德罗波夫和亚戈达。不 过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出生在北高加索，只是在雷宾斯克上的学。而亨里希·格里戈 里耶维奇·亚戈达确确实实于1891年11月7日（旧历）出生在雷宾斯克。 人们对亚戈达的生平产生的兴趣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关于他的文字表述非常多， 但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 他的父亲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与米哈伊尔·斯维尔德洛夫（雅科夫的父亲） 是表兄弟。因此，亚戈达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先于斯大林任中央书记的雅 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也是表兄弟。斯维尔德洛夫死于1919年，因此 没来得及给予这位远亲特别的帮助。 未来的内务人民委员有5个姐妹和两个兄弟。亨里希的侄女到了改革年代才披露 说，他的一个未满16岁的兄弟米哈伊尔·亚戈达在索尔莫沃事件中被哥萨克砍死了。 另一个兄弟列夫·亚戈达被征召进入了高尔察克的军队，但是和其他一些拒绝枪杀 工人的士兵一起被处决了。 不过，亲属关系对亨里希·亚戈达来说并不太重要。在恐怖时期，他曾签发了 逮捕自己侄女金娜的逮捕证。 他是1907年入的党，那年他16岁。而许多人当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感到很 失望，纷纷作出相反的选择退党。 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结识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并且终生与其为友。 亚戈达曾在地下印刷所工作。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而在19if年被逮捕，在流放地 度过了两年时光。后来他去了彼得格勒，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1915年应征入伍， 在前线作战时受伤。 革命后，充满活力的亚戈达脱颖而出并被派往红军最高军事检查机关工作。他 在南部和东南部前线作过战。据说，亚戈达在察里津结识了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 这个年轻人的活力、主动性和可靠性。这一点对亚戈达的命运起了关键作用。在察 里津与斯大林并肩战斗过的人后来都官运亨通。他们当中就有亚戈达和后来在内务 人民委员部担任他的第一副手的雅科夫·阿格拉诺夫。 亚戈达1919-1922年是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同时还在全俄肃反委 员会工作。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捷尔任斯基的宠臣 列宁在1920年7月29日批准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其成员有 捷尔任斯基、克德罗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谢诺丰托夫、曼采夫、梅德韦季、 拉齐斯、济明、梅辛格、科尔涅夫（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首长）、缅任斯基、亚戈 达。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都被斯大林消灭了。 亚戈达起初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后来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任总务主任时都是捷尔任斯基的左膀右臂。捷尔任斯基特别器重他。并于1923年9月 18日任命他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二副局长。亚戈达取代缅任斯基接管了国家政治 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处，即开始监视军队的情况。后来他又取代缅任 斯基领导整个秘密行动局。 在发表看法时一向很刻薄的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对到他那里报告工作的新特 别处长给予了如下评价：“亚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 他瘦瘦的，面呈土色（他得过结核病），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 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 托洛茨基总是这样，对别人评价都不高。亚戈达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去世后，缅任斯基因年龄大、党龄长、 经验比较丰富而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不过，亚戈达并非仅仅成了缅任 斯基的第一副手，他实际上是这个局的主要人物。他负责处理所有具体事务，主持 局机关的工作，因为局长经常生病。亚戈达还领导了几年秘密行动局。该局负责政 治事务，即打击反苏分子。 亚戈达在1930年获得了第二枚红旗勋章。因参与开挖白海波罗的海运河， 他还获得一枚列宁勋章。 然而，升迁之路并未布满鲜花，亚戈达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里树敌不少。副局 长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谢尔就反对他，不过斯大林把这个人从机关里 赶走了。反间谍处副处长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秘密行动局 局长叶菲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外事处处长斯坦尼斯拉夫·阿达莫 维奇·梅辛格也都对亚戈达表示不满。 这种情况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亚戈达的地位开始动摇了。1931年，他由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第一副局长降为第二副局长。接替他任第一副局长的是伊万·阿列克 谢耶维奇·阿库洛夫，不过阿库洛夫在1932年底离开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到基辅 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去了。 亚戈达再也没有重新担任第一副局长，不过在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这是斯大林显示好感的信号。 缅任斯基因心脏麻痹于1934年5月10日去世。在等待任命的两个月里，亚戈达处 于一种悬空状态：为了这个局长的位子认真考虑了不同的候选人。一个研究安全机 关各种改组方案的委员会从2月起就开始工作了，最后决定提高安全机关的地位，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变为人民委员部。 两个月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成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就此 我们要提请注意，内务人民委员部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捷尔任斯 基亲自领导了它几年），但是在1930年把这个人民委员部解散了。这样做只是为了 在4年以后重新成立它。 亚戈达在1934年7月10日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这是提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结构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区别不大，只是负责情报工作、反 间谍工作、铲除敌对党派和保卫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各处合并成了国家安全总局。没 有任命总局局长，总局的日常工作由第一副人民委员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 夫主持。 可是在恢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样做意味着削弱国家安 全机关的作用，因为国家安全机关已不再是独立的部门。不仅如此，内务人民委员 部在镇压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了：它未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手中继承对大多数政治案 件进行判决的权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判委员会被撤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应 把所有犯罪案件交给法院。一种法制占上风的假象出现 了。 1934年，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亚戈达擅自下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劳改 营中建立州法院和边疆区法院的分院，以审理劳改营里的犯罪案件。苏联副检察长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政治局在听取了检察机 关的意见后撤销了亚戈达的决定。然而，所有这些限制性措施都在1934年12月1日结 束了。 亚戈达为国家安全总局的各级干部规定了从国家安全军士到国家安全一级委员 的特殊官衔。根据他的指示，研制出了制服和特殊的识别标志。 亚戈达争取到了这样一个决定：各级干部的特殊官衔将是终身性的。没有人民 委员的特别许可，国家安全总局的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得被逮捕。 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亚戈达本人于1935年11月26日 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这相当于元帅军衔。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人 中央委员会。 亚戈达的名字响彻全国。正是他把劳改营系统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在带刺的 铁丝网里面有大量的劳动力。用不着向这些人付工资，而且他们还不能拒绝最繁重 的工作或夜间劳动，不能抗议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做法或要求遵守劳动安全条例。 人民委员会的一项专门决定交给国家安全机关一个任务：在苏联交通最不发达， 但拥有大量自然财富的边疆地区发展经济。这项决定意味着，囚犯越多，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生产成绩就越大。 亚戈达签发的一个命令中说，肃反工作者已屡次证明自己是满腔热情地对待各 种新任务的人。肃反工作者的热情和活力建成并加强了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劳改营。 这些劳改营在遥远的北方发展工业和文化方面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个命令指出， 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下，新的劳改营应该在遥远的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起到 改变面貌的作用。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身为教授和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曾写过一本关于内务 人民委员和内务部长的书，他向我这样介绍了亚戈达： “这是个聪明人。你要知道，他和捷尔任斯基一起工作过好多年，而且关系非 常密切。从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信任他。亚戈达是个干 活的好手。他大量地工作，而且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当时他算得上相当有 文化了，毕竟他受过中等教育，或者说几乎是中等教育。的确，亚戈达在写东西的 时候总是有很多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这几 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斯大林效劳。典型的执行者的特征充分地体现在他们 身上……” 我问涅克拉索夫教授：“每当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个典型的问题： 为了干所有这些事情，应该生来就具有一种特定的性格还是工作本身迫使人变得残 酷无情？”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据说，贝利亚会用棍子狠狠地揍一下被捕者。为了逼出 所需要的口供，叶若夫亲自审问过被捕者。可是，他们本人没有杀害过任何人，他 们是把安全机关变成了惩罚工具，因此很难推测这里有某种残暴基因。我认为，总 体上的一种狂热局面起了作用。我阅读过亚戈达的一些文件和命令。有人给他写信 说，有个劳改营的负责人对计划完成得不好感到不满，于是让包括妇女在内的囚犯 脱光衣服站到冰天雪地里，以示惩戒。亚戈达下令马上调查。他批示道：‘你们是 从哪里找来的这群恶棍？竟让妇女站到冰天雪地里！谁允许这样做的？’因此我觉 得，用一种颜色描绘他是不正确的……” 的确，党和苏维埃政权也要求亚戈达只能采取残酷无情的措施。在30年代初任 《消息报》总编辑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多年后谈到，他曾试图劝导农 民诗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克柳耶夫走正道，可是克柳耶夫就是不愿规规矩 矩做人。格龙斯基回忆说：“当时我给亚戈达打了电话，请他把克柳耶夫赶出莫斯 科。亚戈达问我：‘逮捕他吗？’我答道：‘不，把他赶出莫斯科就行了’。在这 之后我向斯大林通报了自己的指示，他也批准了这个指示。” 尼古拉·克柳耶夫于1937年10月在托木斯克监狱被枪决，那时已是叶若夫在主 事了。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回忆说，亚戈达会令人恐惧。他讲到： “有一天我们在高尔基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喝酒。这时亚戈达已喝得醉熏熏，浑身 散发着白兰地的气味，眼睛都凸起来了。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声音嘶哑地说： ‘列昂诺夫，您听着，请回答我，您为什么要在文学方面谋求霸权？请回答，为什 么要这样？’我当时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仇恨。如果他能够抓我，这种仇恨会 让我倒霉，可是那时他抓不了我。” 曾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工作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留下 了一段关于亚戈达的颇有意思的回忆。据他讲，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一位有 影响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和出色的组织者。囚犯们在他的管理下修建了像白海波 罗的海运河这样一些重要设施。施赖德尔认为，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监狱 里和劳改营中秩序井然。早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就开始的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 分子的工作安排得也不错。不过，亚戈达这个人十分傲慢，虚荣心特别强。 起初他住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9号，许多著名的肃反工作者也都住在这栋楼里。 后来他搬进了克里姆林宫，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秘 书长、亚戈达的内弟利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韦尔巴赫的朋友们作家和新 闻工作者经常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的这栋楼里聚会。这里顺便提一句，阿韦尔巴赫 的妻子和亚戈达的妻子伊达在1938年都被枪毙了。 报刊上曾充斥各种特写和文章，歌颂使用囚犯的建设项目取得的成绩，介绍当 时很流行的改造罪犯的工作。 在高尔基于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后，亚戈达与他亲近起来，利用他对孩子们的 喜爱之情向他介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 就。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说，人民委员亚戈达对待下级很粗暴，容不得反对意 见，可是，他非常喜欢吹捧自己的那些红人儿。亚戈达经常在家里请自己的吹捧者 吃饭，陶醉在甜言蜜语中。 在1927年12月20日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10周年那天， 在民族饭店、大饭店、萨沃伊饭店等莫斯科的豪华饭店中都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 各分队在巡逻。亚戈达到各饭店走了一圈，向大家表示祝贺。 亚戈达的声望自30年代初开始与日俱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拥有全部由囚犯组 成的最强的工程技术干部。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会议由斯大林主持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成了惯例。斯大 林也以此来强调个人在领导安全机关方面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全体领导干 部都感觉到，斯大林在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工作。该机关的工作人员于是开始逐渐地 瞧不起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组织，认为自己地位更高。 在缅任斯基去世后曾有传闻说，受人尊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阿 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将出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他经常给肃反工作 者讲话，而且他富有激情的和妙语横生的讲话总是受到欢迎。 然而，得到任命的是亚戈达。施赖德尔写道，他在缅任斯基去世后彻底放肆起 来了，举止粗鲁而随便，在重要会议上口无遮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真姓是科斯特里科夫）于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 宫遇害。 虽然学者和侦查员们多次查这件谋杀案，但是该案至今未得到彻底调查。曾成 立过一大批委员会，可为什么没能把一切情况都搞清楚呢？ 1934年谋杀基洛夫与1963年谋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情形很相像。在两起 事件中都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只有凶手本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和李·哈尔 维·奥斯瓦尔德有罪。在两起事件中也都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单独的刺客所为，这 里有一个阴谋。 枪杀基洛夫的是前党的机关工作者尼古拉耶夫。这个人很冲动并且有些神经质。 他在斯莫尔尼宫距第一书记办公室几步远的地方朝基洛夫的后脑勺开了枪。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利亚科夫在列宁格勒领导过州财政局，后来进 了劳改营。他活了下来，并留下了详细的回忆，基洛夫遇刺时，他正在州委第二书 记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丘多夫的办公室参加会议。 罗斯利亚科夫回忆说，他们在16点37分听到两声枪响后急忙跑到走廊里，看到 基洛夫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一个人右手拿着左轮手枪，在基洛夫身旁情绪异常 激动地打转。 这个人的枪马上被夺了下来，一个记事本和写着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 古拉耶夫名字的党证也被当场搜去。 基洛夫被抬到丘多夫的办公室，叫来了几位医生，但医生的诊断是基洛夫已经 死亡。马上往莫斯科打电话作了汇报。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工作人员把尼 古拉耶夫送进了判决前的关押所。 斯大林在第二天来到了列宁格勒。与他一起来的有政府总理维亚切斯拉夫·米 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新 的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几天后日丹诺夫就在列宁格勒接 替了基洛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因为那几年斯大林很喜欢日丹诺夫。 党的最高层领导人的陪同人员有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 维辛斯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内务 人民委员亚戈达和他的第一副手阿格拉诺夫。 谋杀案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来到斯莫尔尼宫后，基洛夫上了三楼，走过长长的走廊，拐人通向自己办公室 的侧楼窄走廊。 第一书记的贴身卫士尤里·鲍里索夫是个已不年轻的人，他照例走在后边。在 某一片刻，基洛夫处在了他的视野之外。在侧楼的走廊里本来应该还有一个警卫在 那里值守，但此时没人。凶手和受害者就这样一对一了。 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认真研究过有关基洛夫死亡 的情况，他对我说： “我根本弄不明白，一个外人如何能够在这个走廊里游荡。任何人在这里都会 引人注目，这是个特殊区域。为什么没人注意到尼古拉耶夫，没人问他一声‘你在 这里干什么？’……” 我问瑙莫夫： “如果第一书记的卫士不落在后边，关键时刻他在第一书记身旁并开枪打死尼 古拉耶夫，那么基洛夫就会获救，我国的历史也会沿另一条不太血腥的道路发展？” 瑙莫夫教授答道： “基洛夫命中注定要遭血光之灾。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天衣无缝。基洛夫原则上 不喜欢卫士离他太近，因此鲍里索夫一直离他都比较远。不过，当基洛夫拐人这个 窄走廊的时候，即使鲍里索夫只落下他两步，基洛夫仍然会在某一刻是只身一人……” 凶手是在最合适的地点向基洛夫开枪的。谋杀方案设计得很周全，使得基洛夫 无法逃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本事的尼古拉耶夫有能力单独制定出这样的计划吗？ 或许这出自比较有经验的精明人之手？ 瑙莫夫教授说： “据我们现在所知，尼古拉耶夫有好几次都可以杀基洛夫。他身上一直带着枪， 而且子弹上了膛。但是，要做的不是夜间在路上杀害基洛夫，而是就在斯莫尔尼宫， 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杀死他。这件事是这样传遍全国的：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打死 了！斯莫尔尼宫几乎与克里姆林宫齐名。举国上下被震动了……” 在发生谋杀案那天，基洛夫相当出人意料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谁也不知道他 到底来不来，如果来的话，在什么时候来。可是，看来有人及时通知了尼古拉耶夫， 说基洛夫去了斯莫尔尼宫。 后来查明，凶手早就在基洛夫周围转悠了，他屡次畅行无阻地潜入斯莫尔尼宫， 他知道基洛夫何时呆在何处。 1934年10月15日，也就是谋杀基洛夫之前的一个半月，尼古拉耶夫在红霞大街 上的基洛夫家旁边被拘捕。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政府保卫处处长讯问并搜查 了他。但是，按照行动处处长的吩咐，不知为何把尼古拉耶夫放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有自己的看法： “有种说法是，尼古拉耶夫两次被拘捕，两次被释放。这是赫鲁晓夫说的，为 了证明有针对基洛夫的阴谋。然而从有关文件来看，尼古拉耶夫只被拘捕过一次， 是在基洛夫和市里其他领导人居住的大楼旁。那里经常聚集着几十人，他们是带着 请愿书、告状信、呼吁书来的。民警局不时地在那里进行兜捕，把他们抓走，不过 不把他们投入监狱，而是进行一番教育工作后就把他们放了。尼古拉耶夫也在这样 一次兜捕中落网。他照例受到一顿训斥，然后就被放了……” 可是，尼古拉耶夫被抓的时候手中有枪啊！此事竟然发生在那个稍有不慎就足 以被逮捕的时期。要知道，那个时候手枪是很难搞到的。国内战争结束后保存在人 们手中的武器都已被收缴了。然而，他竟被释放了。 有证据表明，尼古拉耶夫对谋杀行动做了认真准备。他练习了射击，枪打得相 当准。后来查明，子弹他是在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狄纳莫体育协会基地得到的。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生于1904年。他成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 赤贫家庭，从小就体弱多病，疾病也给他的心理留下了痕迹。他是个失败者，完全 没有能力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尼古拉耶夫在城里的学校念过6年书，上过苏维埃党校。他在15年里换了11次工 作，在哪儿都呆不住。他当了4年机械钳工学徒，后来进了共青团维堡区委，再后来 进了共青团卢加县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不过实际上他只是个处理技术性事 务的秘书。 尼古拉耶夫在州委工业处当了3个月科员。由于同大家关系不和谐，他被调到工 农检查院任指导员，后又从那里被调到列宁格勒州委党史研究所十月革命史与苏共 党史研究委员会任指导员。可是，那里也很快就不要他了。在他拒绝调到运输业政 治处工作后，他不仅被解雇了，而且被开除出党。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但是给了 他一次记入个人档案的严重警告。 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4月。 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区党委曾给他这个党员找过几份工作，但他都因挣钱少 而拒绝了。他希望能挣钱多一些，抱怨对他不公，曾试图硬闯领导人办公室。 他的妻子米莉达·彼得罗夫娜·德劳列在州党委机关工作。1933年她被调到有 权势的列宁格勒州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机关。 据说，米莉达总是晚上和休息日在州委值班，因此基洛夫注意到了她。基洛夫 非常喜欢漂亮女人。不过，曾在列宁格勒工作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利 亚科夫肯定地说，州委机关的工作人员都不认为基洛夫与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会有什 么风流韵事。 然而，好像还是有人暗示尼古拉耶夫说，妻子对他不忠。对一帆风顺的情敌的 仇恨促使他开了枪。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真的是对女人献媚讨好的人吗？关于尼古拉耶夫因自己的 妻子与基洛夫要好而吃醋的推测有多少根据？ 历史学博士赫列夫纽克说：“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个喜怒无常、身体 有缺陷。生活上不得意的人突然决定报复幸运的情敌。尼古拉耶夫到哪里都会被人 赶走，他同所有的人都发生过冲突，也曾写信请求基洛夫接见他并帮助他。” 淄莫夫教授说：“基洛夫是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也许他流露出过对米莉达的好 感。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是后来出现的。我觉得，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放出来 的风……” 在谋杀基洛夫后，尼古拉耶夫没活过1个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于1934年12月 29日判定尼古拉耶夫有罪。他马上就被枪决了，与他一起遭枪决的还有以前参加过 反对派的13个人。 又过了两周，在1935年回月审判了“谋杀案的组织者”不久前的列宁格勒 领导人、前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 夫，前政治局委员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前中央 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格里戈里·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前中央组织局委 员和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以及门个曾与季诺维也夫关系 十分密切的人。 他们所有人早已脱离了政治活动，但是斯大林记得每一个曾试图顶撞他的人。 在基洛夫遇刺两周后他们都被逮捕了，并且立即被开除党籍。 季诺维也夫等人在1935年被判处时间长短不同的徒刑。这是第一步：把政治反 对派与恐怖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视为一路货色。 季诺维也夫本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1935年坐牢的时候给斯大林写信说：“我现在经常长时间地凝视报纸上刊 登的您的照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照片，同时在想：亲人啊，了解一下我的内心世 界吧，难道您看不到我不再是您的敌人了，我全身心地属于您，我明白了一切，我 愿为得到原谅和宽恕做任何事情。” 这样的信件只会使斯大林感到愉快。斯大林的心肠从来没软过，因为他下令消 灭的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罪犯，他不需要由法院来确认他们是否有罪。他向来自己 决定谁有罪，谁暂时还没罪。 当斯大林在基洛夫遇害后来到列宁格勒时，政府委员会根据他的指示查阅了与 此案沾边的所有档案材料。 在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叫沃尔科娃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妇女写的一份报告。 沃尔科娃是个清洁工，同时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区分局的一名领薪水的眼线。她 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说，有人正在列宁格勒策划一起旨在杀害基洛夫、伏罗希洛夫 和莫洛托夫的反革命阴谋。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特别处的一位侦缉人员详细 盘问了她。核实工作表明，她的指控毫无根据，而她本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心理上 不正常。后来这位侦缉人员被投入监狱，罪名是丧失警惕性。 沃尔科娃被带到斯莫尔尼宫见斯大林。她对斯大林说，她出席过反革命分子的 几次会议，与尼古拉耶夫一起去过两次德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给了尼古拉耶夫25 000卢布。所有这些情况她都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报告过，可是他们不仅不 听取她报告的情况，而且还强迫她收回所讲的话，对她用刑把烧红的针钉进指 甲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曾想把她关进疯人院，而他的副手 扎波罗热茨事先把一切都告诉了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在谈话之后下令给予沃尔科娃物质帮助，给她一套单独的住房和关心她 的健康。一切都照办了。根据沃尔科娃提供的情况逮捕了60多人，其中包括内务人 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5位过去对沃尔科娃告密一事未加理会的工作人员。沃尔科娃 继续写信告发她认识的所有人，在1956年以前她的报告都得到认真研究。直到1956 年，由克格勃进行的比较客观的核实工作查明，她从未见过尼古拉耶夫，而向斯大 林讲述的情况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非常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几乎没有人对前政治局委员、列宁的好友 季诺维也夫参与谋杀基洛夫一事产生过怀疑。甚至遭受流放的前社会革命党人和俄 国侨民在1934年都相信，基洛夫是被反对派杀死的。 1936年瑟月24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新发现的情况”重新审理了季诺 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并判决将他们全部枪毙。 当天夜里他们就都被枪毙了。人民委员亚戈达和后来接替他的中央书记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执行判决时在场。叶若夫后来把杀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的子弹存放在了自己的写字台里，当作纪念品。 在基洛夫遇害后，国家安全机关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 也夫分子的小分队。这些小分队一直保留到60年代。 不幸的米莉达·德劳列先是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完全丧失党员的警惕性，这 表现为没能揭发自己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及其为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而从红军开小差 的兄弟共同搞的反革命活动”。 1935年3月11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向 斯大林呈上报告：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巡回法庭在我的主持下于今年3月9日在列宁格勒 市非公开地开庭审理了关于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谋者的案件，这些同谋者是 米莉达·德劳列、奥莉加·德劳列和罗曼·库利涅尔。 “我问米莉达·德劳列，她设法搞去年12月1日基洛夫同志要作报告的列宁格勒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入门证目的何在。她回答说：‘想帮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 我问要帮什么忙。她说：‘根据种种情况可以判断出来。’因此我们断定，受审者 想帮尼古拉耶夫实施恐怖行动。 “3人全部被判处极刑枪决。判决已于3月10日凌晨执行。请指示是否允许 报道此事。” 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兄弟、姐妹和一位表兄弟都受到了惩罚。审讯他们的记录 呈送给了斯大林。他从来都不拒绝阅读这样的东西。 赫鲁晓夫在20大的秘密会议上说，基洛夫之死与斯大林有关系。这种怀疑有什 么根据呢？ 证明斯大林参与谋杀行动的间接证据确实有不少。 在获悉基洛夫的死讯后，斯大林还未掌握任何情况就马上很有把握地说，谋杀 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晚些时候在中央全会上提到 了这一点。斯大林马上就反驳说，他这话是在第7或第8天说的，在这之前无法知道 是什么人开的枪。 可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关于季诺维 也夫分子有罪的话是在斯大林刚刚把他们召集起来的时候说的。给人的感觉是，斯 大林已做好宣布基洛夫遇害的准备。 斯大林当然清楚地记得他何时提到了季诺维也夫分子，但是他不希望人们注意 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话被人视为调查结果比较好。 不错，也有人赞成另一种说法，即斯大林一无所知，开枪的是个单独行刺的人， 所发生的一切是一连串偶然的事情。可是，偶然的事情也太多了！ 瑙莫夫教授说：“我不接受单独行刺的说法。克格勃一直在坚持这个说法，以 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斯大林的名声。赫鲁晓夫在1956年责成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进行新 的调查。当时还能够了解事情真相，最后几位幸免于难的证人还活着，但是谢罗夫 断送了这个机会。他向这些证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推翻过去的证词。” 难道在最机密的档案中没有那份能澄清一切的文件吗？ 瑙莫夫教授说：“所有人都讲，请拿出斯大林命令亚戈达枪杀基洛夫的文件来， 最好是于某日在斯莫尔尼宫下手的命令。可是没有这样的文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 文件！我们知道斯大林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的。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 在令他感到为难的文件中从不留下任何痕迹。他总是拿张纸条，在上面写些什么， 然后用别针别在文件上。斯大林经常清理自己的档案室。心腹们学会了根据不同的 迹象来揣测斯大林的情绪和愿望。一切都是通过暗示以间接方式表达出来的……”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如果尝试着重现当年的情景，斯大林会向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下什么样的命令呢？难道他对人民委员亚戈达说，该把基洛夫干掉 了？ 瑙莫夫教授答道：“我认为，他不会直截了当地对任何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人谈杀人的事。他既不愚蠢，也不天真。他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斯大林的3个亲 信卫队长保克尔、继任卫队长弗拉西克和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总是留心听他说 的每句话，然后传达给国家安全部门的首脑。比方说，斯大林在上汽车的时候嘴里 说了句什么。而每天早晨内务人民委员（后来叫内务部长）都要与卫队长弗拉西克 碰头，询问斯大林情绪怎么样，说了些什么，表示了什么愿望……” 瑙莫夫教授认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直接插手了列宁格 勒谋杀案。他得到斯大林格外的信任。国内战争时期他与斯大林一起在察里津，并 且有机会在非工作场合与斯大林见面。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要记录总书记的所有来访者。因此最秘密的谈话斯大林 都是在别墅进行，那里没人记录来访者。阿格拉诺夫学会了一听就明白斯大林的暗 示。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杀害基洛夫一案中起何作用的报告 不是由人民委员亚戈达和调查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提出的，而是由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提出的。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不是杀人凶手的惟一候选人，似乎还有其他一些人。起 初没打算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打算指控白俄侨民和俄罗斯全体军人联 合会杀害基洛夫。谋杀案发生后，亚戈达下令还要搜捕隐藏的白卫军分子。但是斯 大林已经作出了另外的决定，并命令亚戈达不要浪费时间。斯大林说：“要不然我 打你耳光。”他经常这样与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讲话，动不动就说“我打你耳光”。 瑙莫夫教授说：“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游戏只会赢，不会输。如果一个方案行 不通，会换另一个方案。基洛夫注定要完蛋。也许基洛夫预感到了什么？顺便提一 句，他遇害前不久曾对身边的人说，他活不了……” 奥莉加·格里戈里耶夫娜·沙图诺夫斯卡妞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成员，也是第一个研究斯大林罪行的委员会的成员（她的回忆录节选刊登在1997年 的《共同报》上）。她说，她在斯大林的档案资料中看见了一张纸，总书记在这张 纸上亲笔勾画出了两个恐怖活动中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起初斯大林把季诺维 也夫和加米涅夫放在了列宁格勒中心，后来划掉了，又把他们放在了莫斯科中心。 沙图诺夫斯卡妮讲道，她们找到了1934年12月看守尼古拉耶夫的牢房的那位国 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斯大林审问尼古拉耶夫时他也在场。尼古拉耶夫好像曾对斯 大林发牢骚说：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折磨了我4个月，不断地向我证明，为了党的事业 应该枪杀基洛夫。他们答应留我一条命，我同意了。他们已经逮捕过我两次，放过 我两次。可是现在，等我为了党的利益完成了任务后，却把我关进了监狱。我也知 道，不会饶恕我！”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好像此时走进了牢房。尼古拉耶夫用手指着他们说： “就是他们，是他们说服我的！” 未能讯问基洛夫的卫士尤里·鲍里索夫。他仅比基洛夫多活了一天。 12月2日，当鲍里索夫被带去接受紧急来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的讯问时，他在一 种非常奇怪的情况下死了。这种情况奇怪得令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是被杀死的。他 乘坐的汽车似乎是出了车祸。 汽车行进的时速仅30公里。车上的人谁也没有受到擦伤，惟独鲍里索夫一个人 头被打破。据医生诊断，他头部的损伤更像是被铁棍击打所致。 在了解速度、路线、轮胎状态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于电脑重现汽车的行驶过程， 确定是否有可能受到这样的撞击。美国就这样做，可是我们没钱进行这种实验。 还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恰恰选择基洛夫作为牺牲品？ 消莫夫教授答道：“斯大林选择了一个他不很需要，但是级别很高的人。摘掉 更重要的人物的时机还没有到。而基洛夫不是这样的大人物，也没有进人斯大林身 边的领导核心……” 有人认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斯大林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导人， 党内许多人曾希望他能取代斯大林。真的是这样吗？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写过一本关于2030年代政治局内部相互关 系的非常有意思的书。他认为，关于基洛夫的毫无根据的传闻太多了。他说：“没 有理由认为基洛夫是政治局里自由主义派别的领导人，是被人当作取代斯大林的人， 是敢于同总书记争论和对抗的人……文件不能证实这一点。” 基洛夫不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对派，总书记也没把他看成竞争对手。能证明基洛 夫在某处讲过违背斯大林路线的话或对抗过斯大林的文件连一份也找不到。基洛夫 也不是个自由派政治家。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数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被赶 出自己的住宅，并被送往西伯利亚。许多住宅就这样腾出来了。基洛夫发表过一次 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枪毙那些被揭发偷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他还说，“每个党 员现在都应该打任何一个反对派分子的耳光”。这像一个温和路线的拥护者吗？ 如果基洛夫没有被杀，他会像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那样，成为 历史上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安德烈耶夫当了20年政治局委员和12年中央书记。 现在谁会对安德烈耶夫年轻时曾亲近孟什维克并且完全不像他后来成为的正统布尔 什维克一事感兴趣呢？ 如果看看政治局会议记录就会发现，基洛夫极少参加会议。作为列宁格勒的书 记，他首先忙于市里和州里的事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他就是列宁格勒市 总务主任。 在他的信件中没有任何政治倡议，例如“让我们缓和一下农民的困难处境吧”， “让我们软化一下镇压手段吧”这类话。他的本性不具备这种东西。 历史学博士赫列夫纽克说：“我同时研究了奥尔忠尼启则的生平。他悲剧性地 结束了生命开枪自杀。据传说，这是因为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见， 奥尔忠尼启则确实对全面恐怖的前景持冷淡态度，而斯大林坚持实行全面恐怖的方 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档案材料中保存了有关这一冲突的大量证明， 既有直接证明，也有间接证明。在那悲剧性的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则没有证明。仍然 没人知道的是：奥尔忠尼启则自己朝自己开了枪还是……不过，档案材料中充满了 关于他与斯大林的冲突的文件。即使在这种背景下都没有间接暗示基洛夫与斯大林 有矛盾的材料……” 基洛夫无法成为斯大林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物。基洛夫在 党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很晚才加人布尔什维克，此前是立宪民主党人办的一家 报纸的工作人员。有人在1929年对他提出过这件事。列宁格勒一些党的工作者指责 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冲突在莫斯科得到了解决。斯大林站出来保护了他。基 洛夫仍被安排在列宁格勒工作，但是这件事损害了他的名誉。 斯大林喜欢把败坏了名誉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基洛夫、贝利亚、维辛斯基都 属于这类人。斯大林把基洛夫从外高加索抽调出来，并坚持让他在撤掉季诺维也夫 后领导列宁格勒党组织。基洛夫也铭记着，他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给的，没有斯大林 他什么也不是。 有人说，在党的第门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一些代表建 议选举基洛夫为总书记。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是虚构的。没有任何事实，有的只 是一些自相矛盾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无法得到证实。 基洛夫只是个州一级的政治家。而那时斯大林已经有了继承人国家和党内 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可能出现另一个二号人物。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说：“一些间接的资料使我相信，这是一个单干的恐怖分 子、倒霉的恐怖分子、不幸的人采取的行动。不过，这不是宣布斯大林无罪。这并 不意味着斯大林不会杀基洛夫。斯大林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即使他与基洛夫之 死不相关，那也无法改变对他罪恶行为的评价。不管怎样，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基洛 夫遇害这件事……” 可是斯大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有任何理由地杀害了那么多的人，而在 这里却上演了整整一出戏？ 瑙莫夫教授说：“在基洛夫遇害前已经做好了立法方面的准备，这种法律基础 使开展大规模镇压成为可能。整个刑事惩处系统事先已建立起来，只需要一个借口。” 基洛夫遇害后一场血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人们都沉浸在恐惧之中。在1934年 12月仅发布了一个命令，一整套已经通过的关于镇压的法律便开始实施了。苏联中 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6月8日将有关叛国的条款列入了《国事罪（反革命罪）条例》。 “搞间谍活动，泄露军事秘密或国家机密，投敌，逃往国外”均属叛国行为。有上 述行为者应被枪决。如果军人犯了叛国罪，他的全家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区5年。 曾通过一项关于强化保守国家机密的责任的法律。这样就产生了追究任何一位 官员责任的可能性。因漫不经心地对待秘密文件可能会被判刑8-12年。丢失秘密文 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在基洛夫死后10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就已列出应被逐出列宁格勒 的人的名单，这是大约l1000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在审判尼古拉耶夫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把他写给各党组织的一封信的副本分送 给了政治局委员。这封信的题目是“残暴杀害基洛夫同志事件的教训”。 这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来说是个思想方针。 1934年12月4日，一些报纸报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加快审理涉 嫌参与恐怖活动的案件，不接受有关此类案件的赦免请求书，立即处决被判处极刑 的人。 第二天各共和国的刑法典就作了如下修改：在10天内结束对此类案件的侦查， 审理案件时不得旁听，不接受上诉状和赦免请求书，立即执行判决。 这个法律一直延用到1956年。曾根据它处死贝利亚。这曾是个很方便的法律。 在1936年8月开始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前，向党员传达了中央的一封题 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的非公开信。信中说， 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了基洛夫，他们还打算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 斯大林在起诉书中写道，“根据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将基洛夫 杀害了。斯大林还把一批新的被告人列入了起诉书。这些人都被枪毙了。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4年n月5日的决定，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内 务人民委员下属特别会议。这大大简化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即使在斯大林时期 诉讼程序也要求办理最低限度的手续。可是特别会议的领导二话不说就签署判决书。 起初特别会议有权不经审判就把被认定有社会危害的人流放5年或送劳改营5年， 把外国公民驱逐出境。 到1937年，特别会议获得了把被控属于托洛茨基右翼组织、间谍和破坏活动组 织、恐怖主义组织的人以及被判极刑者的家庭成员送劳改营8年的权力。 从1941年11月17日起，特别会议已经可以作出直至死刑的任何判决。 特别会议在战后获得了如下权力：永久流放刑满释放人员，把参加民族主义地 下活动的人的家庭成员从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和乌克 兰西部各州迁往边远地区。 直到1953年6月15日，贝利亚才建议限制特别会议的权力，理由是国家安全部滥 用自己的权力。在1953年9月撤销了特别会议，那时贝利亚已经下台。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5年5月27日发布的命令，成立了拥有特别会议的权 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州三人小组。三人小组成员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 或副局长、民警局局长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负责处理相关案件的处长。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7月30日发布的经中央委员会同意的命令，改按另一 个原则组建三人小组。其成员包括：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 局长、党的书记和检察长。他们有权采取直至枪决的任何惩罚措施。三人小组在内 务人民委员部 1938年11月26日发布有关命令后被撤销。 斯大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干？ 琐莫夫教授说：“他把党的上层人物全都枪决了，因为他看到，他作出的决定 在国内完全不能被无条件接受。他要让所有人都产生恐惧感。如没有恐惧感，他的 制度就发挥不了作用。一旦让大门稍稍露出一条缝，这一制度便会开始崩溃。” 斯大林想甩掉那些与列宁一起工作过，并且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的人。这个独 裁者不喜欢帮助过他的人站在身旁。 在斯大林周围已经出现了一批把他当作半个上帝的年轻干部，因此他进行了干 部的更新换代，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直到农村区委一级。 在基洛夫遇害前，党的领导人可以自由交往，在来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时可以 讨论些事情。在基洛夫遇害后作出了新的规定：州委第一书记只有在得到斯大林允 许的情况下才可以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或出差。 党委书记之间的各种交往全部中断了，因为这些交往会使人怀疑是否忠于斯大 林。只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才可以互相见面和交谈。甚至当斯大林在南方的时候， 也要把去莫斯科或别的城市的申请用密码电报发过去，而且要说明去干什么。 谁到哪里休假要由政治局决定。例如，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叶罗尼姆·彼得罗维 奇·乌博列维奇被强迫派往国外休假。他不愿意去，但是强迫他去了，可后来却硬 说他为到过的那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工作。 在德国治过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也被指控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 斯大林事事都考虑得很周密。 斯大林确实具有行政首长的天赋。列宁恰恰让他当总书记绝非偶然。列宁喜欢 他坚毅、果断、始终如一的性格。但是当斯大林转过身去反对他的时候，列宁不喜 欢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劝告列宁说：“他还年轻，我们会把一切都 安排好 如果基洛夫确实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杀的，难道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 候不害怕吗？ 瑙莫夫教授说：“据我判断，没人对尼古拉耶夫说，他应该杀死基洛夫。他只 需要开一枪，假装蓄谋行刺。致死的结局本来不该发生。我是这样解释尼古拉耶夫 陷入瘟病症状的。他本想吓唬一下，可是打中了基洛夫的后脑勺。不是基洛夫，而 是尼古拉耶夫当时需要医生。他全身抽搐，谁也没法让他恢复正常状态。可能组织 者自己也害怕了，但是为时已晚……”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那些可能的确了解事情真相的工作人员命运如何？ “几乎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被消灭了。他们当然没有想到会这样对待他们。起 初处罚相当轻微：没有细查他们工作上的过失。但是后来在劳改营把他们都折磨死 了，遇难者中有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著名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菲利普·杰米亚诺维奇·梅德韦季及其副手伊万· 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 “梅德韦季与捷尔任斯基关系密切。经捷尔任斯基介绍，梅德韦季于1917年加 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梅德韦季自1919年起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当年他在彼得格勒 领导肃反委员会4个月。后来他历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白俄罗斯国家政治保安 局局长兼西部战线特别处处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西部边疆区全权代表，自1926 年起任驻远东边疆区代表。1930年1月他被再次调到列宁格勒工作。 “基洛夫也很赏识梅德韦季。据说，他是个讨人喜欢和热爱生活的人。他经常 设晚宴待客，还专门从莫斯科请来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晚宴上唱歌助兴。 “根据基洛夫的提议，于1932年在铸造大街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列宁格勒全 权代表处建起了一座9层大楼。当时这是市内最高的建筑，因此人们称它为‘大楼’。 它的正式名称是‘政治保安总局行政楼’。建筑师是当时在坐牢的诺伊·特罗茨基。 大楼是个封闭式的正方形建筑，里面有个外人看不到的院子。30年代在大楼的地下 室里枪决了许多被判死刑的人。 “1932年从莫斯科派来的伊万·扎波罗热茨带来了自己的人。他表现出了不寻 常的独立性，在各种问题上都会讲出自己的观点，并且使相形见绌的梅德韦季有些 黯然失色。扎波罗热茨毕业于农业学校，曾加入斗争派（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的政党。后来该党自行解散，大多数斗争派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1885年生于梅利托波尔州，20年代在国外 工作，后来就职于中央国家安全机关，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局4处（负责对外 贸易），之后改任情报和政治监察处处长。他的处在1931年3月与机密政情处合并， 处长是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扎波罗热茨成了他的副手，然后扎波罗热 茨又离开这个要职去给梅德韦季当副手了。 “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他在积累经验并且很快将取代梅德韦季当州局局长。 “基洛夫遇害时扎波罗热茨不在列宁格勒。8月底他被送进军医院，他打着石膏 在那里躺到11月，然后去索契疗养了。 “总而言之，无论在基洛夫遇害那天，还是在这之前，扎波罗热茨都不在列宁 格勒，他完全在另一个地方。 “起初没有逮捕梅德韦季，只是解除了他的职务，于是他来到了莫斯科。他被 软禁在家里，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裁决。他的一个熟人打来电话，说了些同情的话， 并表示愿意帮助他。 “梅德韦季说：‘谢谢，小伙子，非常感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也帮不了 我。不过，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忘不了你的这个电话。’ “1935年1月，根据刑法典第193条第17款第1项（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犯有玩忽 职守罪），判处梅德韦季劳改3年。 “把梅德韦季安置在一个单独的车厢里遣送到了科雷马。以前他在这里担任国 家建设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南方采矿工业局局长，他期待着很快让他干过去的工作。 这是一种很舒适的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行们都很同情他。可是，当亚戈达被捕后，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地方领导人也换了。来了一批新人，对他们来说，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与 其他所有囚犯一样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个新的案件于1937年9月落在了梅德韦季的头上：他被指控曾被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前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招募进‘波兰军事组织’， 并且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在1934年以前从事了有利于波兰利益的破坏活动和恐怖 活动。还指控他从温施利希特那里了解到准备行刺基洛夫一事，但是未采取防止谋 杀行动的适当措施。 “在1937年11月枪决了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于1937年8月被判处死刑，并在作 出判决那天被枪决。他们在科雷马无处陈述自己的功绩和给自己的那些承诺。即使 他们想说些什么，又有谁会听呢？命令一到，就把他们干掉了。梅德韦季和扎波罗 热茨把基洛夫遇害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这么说，看来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这一切是如何策划的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消莫夫带着他那种绝对不意味着好心情的笑容看了 我一眼，然后简短地答道：“不，不会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好战的年轻人 亚戈达对情报工作感兴趣的程度不如缅任斯基。与自己的几位前任不同，亚戈 达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也不懂外语。但是，他没有动过情报人员，给他们提供了工 作机会，因此苏联情报机关在亚戈达领导下工作得非常有成效。当叶若夫开始清洗 情报机关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 在那个年代，俄国白俄侨民仍然被看作永久性危险的根源。莫斯科认为，白俄 军官仍在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其实，在30年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 “志愿军”残余分子只能勉勉强强地被看作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可是莫斯科照旧认 为，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苏联的敌人必然会把过去的“志愿军”成团地召至自己的 旗下。况且，“志愿军”在流亡中还保持着建制，白俄军官认为自己是现役军人， 进行了重新训练，研究了红军的作战能力。除此之外，流亡军人还企图在苏联领土 上搞恐怖活动。 正因为如此，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与流亡的军事 组织作斗争上面。 在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注意到了俄国侨民中的新生力量- -在苏维埃俄国境外已经长大成人的青年。侨民的子女们对父辈无所事事感到极为 不满。长辈们在国内战争中输给了布尔什维克，让人家把自己赶出了俄国，而且还 不采取任何收复国土的行动。于是两代人之间发生了政治冲突。 青年侨民准备拿起武器。这使苏联情报机关警觉起来，于是开始着手在新组织 的积极分子中安插代理人。 保加利亚的俄国青年全国联盟和南斯拉夫的俄国全国青年联盟早在1928年就建 议年轻一代侨民联合起来。俄国青年全国联盟于1929年在国外成立。在一些侨民集 中的城市里出现了该联盟的分支机构。 这些分支机构于1930年7月1日至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代表会议。来自南斯拉 夫、法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的年轻侨民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俄国青年 全国联盟，通过了联盟章程。前军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拜达拉科夫成为执委 会领导人。 1931年5月，《俄国与斯拉夫民族报》编辑彼得·伯恩加尔多维奇·司徒卢威同 意在该报上为新组织的领导人提供讲坛。司徒卢威在革命前与列宁的党进行过斗争， 在革命后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 1941年，德国人在占领南斯拉夫后逮捕了他，后来考虑到他的反共功绩又把他 放了。然而，司徒卢威与欧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样，痛恨国家社会主义比痛恨 共产主义强烈得多。在战争期间他站在俄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 年轻侨民在1931年12月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新的组织名称新一代全国 联盟。到1936年它又改称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新劳盟）。这个一直存在到今天的 侨民组织以这个名称载人了史册。 新劳盟成员（侨民当时称他们为利益一致论者）于1932年创办了《为了俄国》 报。 加人联盟的是表示要与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年轻人。从1935年起，新劳盟开 始积极出版宣传材料，并试图把它们弄到苏联去。 但是，要想进人苏联，联盟的成员们需要钱、身份证和越境帮助。波兰情报机 关表示愿意向他们提供这种帮助。关于俄罗斯爱国者是否有权与外国情报机关合作 和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新劳盟正式宣布，联盟成员从未搞过 间谍活动。 我曾向一位侨民的儿子、前新劳盟领导成员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米勒详 细询问过这方面的情况。 “新劳盟的成员潜入过苏联，”米勒对我说，“但不是为了搞恐怖活动，而是 为了弄清楚国内发生的事情，为地下工作创建立脚点”。 “谁把他们弄到了苏联？” “波兰总参谋部俄罗斯处处长雷沙尔德·弗拉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波兰情报机关要求拿什么做交换？” “波兰军人当然对反对莫斯科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工作都感兴趣。我们没向他们 提供侦察情报或军事情报，只提供了政治情报。” “苏联一向为自己的边防工作感到自豪。难道您的人找到了 通道？” “有几组人牺牲在了边界上。另外一些小组越境后在国内被抓住了。但还是有 人胜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国逗留后又顺利返回……” 一些历史学家写道，没有关于新劳盟战前从事反对苏联的地下活动的可靠信息。 有些人确实被派到苏联来了，但是很难得到他们在苏联做了些什么的令人信服的证 据。苏联反间谍机关是不是从他们越境时起就在监视他们呢？ 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密切注视新劳盟积极分子的行动，研究该联盟的 纲领，把联盟领导人的所有重要讲话送往莫斯科。 新劳盟不参加侨民当时经常举行的把俄国改造成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辩论，认 为这种争论为时过早，首先应该推翻共产党人。 年轻的侨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邦制和各民族脱离俄国的权利。他们也不喜欢 存在各种政党和民主。新劳盟宣布寻找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把联盟带上了国家 社会主义之路。 历史学家罗伯特·约翰逊在《新麦加，新巴比伦，巴黎和俄国侨民，1920-19 45》一书中写道： “利益一致论者运动是弗兰格尔军队中长着一副大力士身材的哥萨克军官拜达 拉科夫在30年代初于贝尔格莱德创立的。他对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作出了热情的反 应。希特勒的反斯拉夫意向并未使他感到不安，他还赞同纳粹分子的反犹太人运动。 “利益一致论者决定在爆发战争时从内部打击苏联……对阿道夫·希特勒显而 易见的赞赏态度表明，利益一致论者有亲法西斯倾向。” 与在哈尔滨定居的那些直截了当称自己为法西斯分子的俄国侨民不同，新劳盟 成员不是百分之百的纳粹分子。不过他们看到，在共产主义和在意大利、德国、西 班牙、葡萄牙、拉脱维亚获胜的法西斯运动的猛攻下，民主制度退缩了。 新劳盟执委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写道：“提出为国家利益服 务思想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拯救因事故而倾覆的航船。我们在接近劳动利益一致论 思想的法西斯主义中看到了这场奋斗的可行性和成功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历史学家凯瑟琳·安德烈耶娃写道：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的斗争，无疑使新劳盟产生了强烈印象。30年代的经验使新劳盟成员确信，民 主国家是软弱的，它没有能力维护人们的经济和政治需求。 “民主国家对侨民社区更加不客气。作为外国人，侨民会首先遭遇政治或经济 问题，为了给本国公民一份工作往往会解雇侨民。 “法西斯主义在其存在的初期好像是恢复民族自豪感和顺利解决欧洲国家许多 问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欧洲青年在20-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的现象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另一部分青年同样痴迷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 主义”这个词许多人当时听起来像是美妙的音乐。 新劳盟机关报《为了祖国》1939年的一期刊登了在满洲国俄国侨民中开展活动 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致敬信： 战友们： 俄国法西斯第4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它汇集了来自满洲帝国各地、日本、 中国和故乡的代表，它代表着俄国法西斯联盟在世界各国的组织。代表大会责成我 向《为了祖国》这份优秀的和观点鲜明的新俄罗斯民族主义机关报致敬。 除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外，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的代表新劳盟驻俄国法西斯 联盟特命全权代表K·M·阿列克谢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大会。本届代表大会又 一次加强了我们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纲领和策略上的一致性。代表大会一致作出 了继续加强这种一致性的决定。 代表大会表示相信，俄国法西斯联盟和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能够与俄罗斯民族 阵线各组织一起在民族革命的道路上组建一支统一的俄罗斯力量。 代表大会主席 俄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 罗扎耶夫斯基 秘书阿尔谢尼耶夫 新劳盟机关报编辑部感谢“发来这封使我们有理由把俄国法西斯联盟视为战友 和盟友的致敬信”。 单独刊登了俄国法西斯联盟给新劳盟领导人维克托·拜达拉科夫的致敬信： 最尊敬的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 俄国法西斯第4次代表大会万分荣幸地通过您向作为年轻的俄国民族革命力量和 未来的国家建设力量的俄罗斯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致敬。 代表大会注意到新劳盟与俄国法西斯联盟的世界现是一致的，泣意到我们有同 样的意识形态提法（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提法是上帝、民族、劳动，新劳盟的提法是 唯心主义、民族主义、利益一致论），注意到我们的纲领相似（我们称统一的国家 劳动组织为俄国社团制度），并且责成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人在未来的俄国民族革 命道路上继续做使我们双方互相接近的工作。 恳请向贵联盟全体成员转达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问候。 光荣属于俄国！ 代表大会主席 俄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 罗扎耶夫斯基 秘书阿尔谢尼耶夫 关于法西斯的话题是30年代新劳盟内部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刊登在 新劳盟机关报《为了祖国》上的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与俄国的解放》的长文中说：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很流行。虽然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本质和政 治本质尚未确定下来，可是一旦确定下来，许多人就会把拯救俄国的希望寄托在它 身上。 “思想的力量是毫无疑义的。思想常常是行动的起因。法西斯思想在许多人看 来正是那种旨在消灭共产主义的思想。” 1933年2月一期的《为了祖国》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 人的领袖、民族革命的领袖、社会改革的宣传者阿道夫·希特勒” 掌权的短文，并 且得意洋洋地附上一句话：“德国共产党人不会有好下场。” 该报第62期刊登了题为《新德国，当代利益一致论》的一篇长文。文章中写道： “当代是在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创造性探索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 经过时，社会主义的残暴行为威胁着最宝贵的东西国家。需要别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敢于不畏艰难地寻找解决办法的人。 “希特勒在改造德国。他按照自己的计划着手干这件事。是什么让他掌握了权 力？是慷慨激昂地呼吁对内为反对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堕落现象而斗争，对外为维护 国家尊严而斗争。靠什么作斗争？靠解除国家敌人的武装和消灭它们。这些敌人是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不过，希特勒本人说：‘与一 种思想作斗争只能是为了另一种更正确的和带着不小的狂热劲头宣布的思想。’他 的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德意志民族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命运。应当使德意志民族团 结起来，应当保持它的纯洁性。因此才有种族主义和禁止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的法律。” 苏联情报机关注意到了侨民与德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尝试。 侨民作家伊万·卢卡什（他关于白俄运动的书目前已在俄罗斯重新出版）建议 派白俄军队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将军去见希特勒，争取说服德国元首建立一支国际志 愿军，以便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希特勒未经伊万·卢卡什的提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由欧洲不同民族的代表组 成的党卫军志愿部队充当了这支志愿军。党卫军志愿部队招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 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但是不要俄罗斯人…… 战前在新劳盟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叫“新生活” 的专栏，它常刊登有关墨索里 尼的文章。下面是第55期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就》的文章的 摘要：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劳动者做了些什么？ “它进行的各种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遏制所有者贪婪的本性，维护 正常的和人道的所有制形式……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预防性社会措施制度使失业、疾病、养老等方面的保险成 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项制度使41．5万人可以领到养老金……在纳入这项制度管辖范围的疗养院 中，仅为肺病患者提供的床位就有1．5万个……根据这项制度，在全国总共建起了 42个疗养院。遍布全国的这些大型疗养院往往像一座座小城，而且常常建在环境优 美的疗养胜地。你们真应该参观一下它们的疗养设施。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妇幼保健制度在妇女分娩和子女生病时保证提供帮助，向 有需要的人提供牛奶……有70多万儿童接受过该制度所属机构的帮助。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意大利工人的工资比较低，但它只是名义工资。只有 加上以上各项制度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好处才可以确定工资的实际价值……千百万 健康的和丰衣足食的人过着健康的人类生活……” 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杰出榜样学习很快就见了成果。 新劳盟二号人物、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党报上阐 述联盟的纲领时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者超凡脱俗的理论”： “一种新制度已经出现，并且要求自己具有新的形式。每个国家进行这种实验 的方法都不同。墨索里尼给自己的村社制度配上了村社式议会。为取得成就把全民 族动员起来的希特勒正在尝试让党成为永久性的党，把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新潮流在民间通常被统称为‘法西斯主义’。那些自由主义的、不 坚定的和瞻前顾后的人看不到这种现代利益一致论所包含的本质上的东西，常常鄙 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谈论‘政党独裁’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 害，还谈论恐怖和集中营。 “他们首先忘记了，饱受布尔什维克恐怖、凌辱和折磨的千百万受害者以及苏 联集中营让人产生的绝望恐惧感，根本无法与特殊制度的措施相提并论，因为这些 措施通常是用来对付那些亲自为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准备监狱和刑场的人。 “既不接受滋生出掠夺性资本主义和使国家瓦解的无政府自由主义，也不接受 把人的个性一笔勾销的社会主义的人，才属于法西斯主义阵营，因为完全没有另外 一条路……” 新劳盟分子既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民主，也不接受资本主义。他们选择 了法西斯主义。 甚至在纳粹分子掌权后他们几乎马上就被迫关闭了新劳盟驻德国分部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拒绝法西斯主义。他们仍然希望希特勒把他们看成“自己人”。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派驻国外的阿纳斯塔西都主教给希特勒发去了一封致敬信。 阿纳斯塔西称希特勒为“下凡的上帝……全俄国都为之祈祷的使人摆脱布尔什维主 义的未来救星……为您祈祷的声音将会响彻所有的东正教教堂，因为不光德国人民 热爱您和忠于至高无上的元首。渴望和平与公正的各国人民中的优秀分子都把您看 作在全世界为和平和真理而斗争的领袖”。 许多年轻的侨民作出拥护希特勒的选择还是在德国进攻俄国之前。战争爆发后， 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有关侨民的情报以这种形式送达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手中：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总局 国外处 特别报告呈送1．亚戈达同志2．阿格拉诺夫同志3．普罗科菲耶夫同志4．加伊 同志5．莫尔恰诺夫同志6．米罗诺夫同志7．保克尔同志8．弗里诺夫斯基同志9．各 行动处处长 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获悉，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主席米勒将军在与他的副手 克德罗夫海军上将交谈时说，他在与一位德国记者见面时指出，德国可以通过迅速 果断地打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战胜它所僧恨的共产主义。 如果德国选择这条斗争道路，那么所有侨民都会站在德国一边。不仅如此，假 如德国出钱，侨民会提供必要的人力…… 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目前会十分关注德国，因为这是惟一宣布要与共产主义 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家。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副处长”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还将长期开展有关新劳盟的工作。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解职并逮捕 1936年9月25日，正在休假的斯大林从索契给政治局委员们发来一封电报。与他 一起在电报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 奇·日丹诺夫。电报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事情。亚 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所有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大 多数州代表都这样讲。” 斯大林为什么下令撤掉亚戈达？这与他经常更换整个领导班子的原因是一样的： 他雇用人来完成某项任务，然后提出新任务，挑选新人。他的红人换得很快。当时 他非常喜欢总能出色完成任务的和勤快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亚戈达在国家安全机关呆得时间太长了，失掉了领悟能力，自满自足起来，看 不到周围有多少敌人。新人在这个职位上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叶若夫施展起自己的本领来了…… 1934-1935年在亚戈达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1936一1937年在叶若夫任职 期间，被逮捕者已达150万人，而且其中一半人遭枪决。 真正的犯罪高潮开始了。 起初许多事情取决于地方党的领导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的个性如何： 有人工作上尽心竭力，有人则办事比较谨慎。当叶若夫取代了亚戈达后，有计划的 杀人工作就开始了。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这个职位上最后一个可以与之达成协议， 做些解释和救下无辜者的人。亚戈达很少承认自己的部门犯错误，而叶若夫则根本 不可能承认错误。 叶若夫下令取缔了成立于1918年的政治红十字会（它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名称， 如帮助政治流放犯和政治囚犯委员会，帮助政治犯协会）。 政治红十字会在亚戈达任职期间还存在着。它的领导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 妻子、革命前的社会革命党党员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佩什科娃（1876-1965）。 在佩什科娃位于库兹涅茨克街24号的接待室里总是排着长队。被捕者的亲属都 跑到她这里来求助，因为再也没有人可找。同捷尔任斯基谈过话以后，她总能救些 人。在与佩什科娃交谈时，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有时候甚至会同意对方 的意见：是的，我们好像做了大量多余的事情。 政治红十字会的办事能力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下降了：人们不敢为被称作“人民 公敌” 的犯人捐款。佩什科娃和她的助手们仅能够打听到被捕者关押在哪里和亲属 可以做什么。 不过，亚戈达毕竟是高尔基的朋友，他很难拒绝会见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 ·佩什科娃。佩什科娃有时候在见过亚戈达之后能使犯人减刑。亚戈达在某些场合 曾承认佩什科娃做得对，并且说：“也许我们人抓得太多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在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 ·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后，亚戈达的命运就决定了。托姆斯 基临死前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在信的末尾出人意料地附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 你想知道促使我在1928年5月走上右翼反对派道路的人是谁，请你亲自问我妻子，只 有那时候她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 斯大林当时在南方休假。留下来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卡冈诺维奇和政治局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派殷勤和彬彬有礼的尼古拉·伊万 诺维奇·叶若夫以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见托姆斯基的遗孀。 叶若夫回来后报告说，托姆斯基指的是亚戈达。亚戈达“在右派的三人领导小 组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定期向他们提供关于中央内部情况的材料，并且千方百 计地让他们活跃起来”。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在这个部门的历史上这种说法非常多。亚戈达无论 如何也不可能与布哈林和雷科夫关系密切。 一心想干大事的叶若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 “内务人民委员都暴露出了许多缺点。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容忍这些 缺点了……沾沾自喜、养尊处优和自吹自擂的情形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层日益严重。 人们不是从托洛茨基案件中得出结论并批评自己的缺点，改正它们，而是只想着侦 破案件后获得勋章。” 叶若夫报告说，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工作，为作出新的判决组织重新审阅了所 有近期涉案被捕者的名单。“需要枪决数量相当大的一批人。我个人认为，应该这 样做，应该彻底解决掉这些败类。” 1936年9月26日，亚戈达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取代了雷科夫（第二年他们就 一起受审了）。3天后，亚戈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 普罗科菲耶夫被调来当他的第一副手（普罗科菲耶夫也被枪决了）。暂时把阿格拉 诺夫留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让他向叶若夫交接工作。 只有知道底细的人才清楚把亚戈达调到另一个人民委员部的用意。许多人以为 是派他这个高水平的行政领导到另一个部门去整顿秩序，因为当时经常把领导人从 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 亚戈达本人显然已经明白什么在等着他。他了解斯大林惯用的手段。起初调动 一个人担任另一个不太显要的职务，然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 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的材料送到斯大林那里，接着政治局决定将其撤职，开除出党， 并将此案转给检察院。亚戈达多次参与了这种游戏。现在轮到他当别人手中的筹码 了。 1937年1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国家安全总委员亚戈达转入预备役。这是第 二个信号。 1937年3月18日，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讲话时说， 亚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真理报》4月3日报道说，“由于发现犯有刑事罪”，邮电人民委员亚戈达被 解除职务，他的案件已移交侦查机关。第二天，4月4日，他被逮捕。 亚戈达的逮捕证是接替他职务的叶若夫签发的。 搜查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937年4月8日 我们，即下面署名的支队长乌利梅尔、国家安全大尉杰进特金、国家安全大尉 布里尔、国家安全上尉别列佐夫斯基和国家安全上尉彼得罗夫，根据苏联内务人民 委员部1937年3月28日和29日签发的第2、3、4号搜查证，于1937年3月28日至4月5日 搜查了亨·格·亚戈达的住所、他在米柳京巷9号和克里姆林宫的储藏室、他在奥泽 尔基的别墅、他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储藏室和办公室。 在搜查中发现： 1．苏联货币22997卢布59戈比，其中包括一个有6180卢布59戈比的存折； 2．各种葡萄酒1229瓶，其中多数是外国酒，产于1897年、1900年和1902年； 3．收藏淫秽照片3904张； 4．淫秽影片11部； 5．包括埃及和土耳其产的各种外国香烟11075支； 6．外国烟丝9盒； 7．各种男大衣21件，其中多数是外国货； 61．外国唱片399张； 62．未开封的外国新唱片4盒； 92．各种左轮手枪19支； 93．猎枪和小口径步枪12支； 94．军用步枪2支； 95．老式短剑10把； 96．军刀3把； 97．金表5块； 98．各种手表9块； 99．汽车1辆； 100．挎斗摩托车1辆； 101．自行车3辆； 102．收藏烟斗和烟嘴（象牙烟嘴）165个，其中大部分带有淫秽图案或造型； 103．一套稀有硬币收藏品； 104．外国黄色和白色金属硬币26枚； 105．人造橡胶性器官1个； 116．各种古董器1008件； 129．反革命书籍、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法西斯书籍542本； 130．大箱子和外国产的皮箱24个。” 亚戈达与30年代的驰名剧作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基尔雄被关押在一 个牢房里。基尔雄后来也被枪决。他写过好几部剧，它们曾在全国各地上演。其中 最著名的是喜剧《神奇的合金》。 我爷爷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与基尔雄是好朋友，写过关于他的 戏剧的评论。苏共20大后为基尔雄恢复了名誉，出版了他的剧作集。我爷爷常常回 忆起基尔雄，不过肯定料想不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周是如何过的。 狱方要求不幸的基尔雄必须报告前内务人民委员在牢房里说了什么。也许基尔 雄曾经寄希望于得到宽大处理。不过，除极个别情况外，所有与亚戈达关在一起的 人都遭到了摧残。他们都认识亚戈达，因为这位人民委员喜欢与搞创作的人交往。 基尔雄的报告保存了下来。 “国家安全少校茹尔边科同志： 亚戈达对我说：‘我知道，有人把您安排到我身边。我毫不怀疑，我将对您讲 的或可能对您讲的话都将被报告上去。而您要对我说的话将会有人提示给您。不仅 如此，派您来的那些人会在牢房门旁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本子上。’ 因此他很少与我交谈，即使交谈也主要谈个人的事情。我责怪他说，是他自己 请求把我弄到他这里来的。他说：‘我知道您会拒绝的。我只不过想向您详细打听 一下伊达（亚戈达的妻子）。季莫莎（大家都这样称呼高尔基的儿媳马克西姆 ·佩什科夫的妻子，据说亚戈达爱上过她）、孩子和亲属的情况，临死前见个熟人。’ 亚戈达说：‘我在受审时可能会失声痛哭，这比我到时候什么都不承认还要坏。’ 有一天，他在半疯狂状态中说：‘如果迟早得死，那么最好在受审时说没杀过人， 真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种事。’接着他又添上一句：‘可是这意味着会把反革命分 子聚拢在自己周围，这是不能容忍的。’ 亚戈达常说，要是能在受审前死去就好了。这不是指自杀，而是指病死。亚戈 达确信自己心理上不正常。他一天要哭很多次，经常说喘不上气来，想叫喊。他完 全变得委靡不振，可耻地堕落了……” 一些不久前的部下向前人民委员提出了大量的指控参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 革命活动，为德国搞间谍活动，组织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和自己以前的上司缅任 斯基，谋害自己的继任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亚戈达在离任时似乎曾下 令往人民委员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在室温下可蒸发的剧毒。 在审讯中亚戈达被迫玩起了他以前坐在审判桌后面时玩过的把戏。下面是他签 了字的供词： “我们的反革命组织于1931年走上了搞恐怖活动和组织富农起义的道路。当然， 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完全赞成这种做法，因此我应对此负责…… “我还确认自己早些时候关于参与杀害基洛夫的供词。我事先从叶努基泽（阿 韦利·萨夫罗诺维奇·叶努基泽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作者注）那 里得知，杀害基洛夫的准备工作是根据阴谋活动中心的决定进行的。叶努基泽建议 我不要阻挠这次恐怖行动的组织工作，我同意了。为此我把扎波罗热茨从列宁格勒 叫来，指示他不要阻挠已准备就绪的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 “在杀害了基洛夫后，我曾企图扼杀对这个案件的调查。然而叶若夫在这件事 上妨碍了我，他根据中央的委托对杀害基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进行了毫不松懈的监 督。 “我证实，卡拉汉（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汉是副外交人民委员作者 注）了解他受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委托与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的谈判的内容。我还 知道，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已经同意并且承诺在该集团掌权后向德国割让领土…… “应当补充一点，根据叶努基泽向我转达的集团中央的决定，由我安排了高尔 基的加速死亡，也就是通过显然错误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将其杀害。作出这个决定是 因为，高尔基以积极拥护中央的政策著称，并且是斯大林的好朋友…… “我没有任何意见和要求。 “笔录我已看过，记录无误。 亨·亚戈达” 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推测确实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弄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某 些研究人员对此深信不疑。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亚戈达杀死了高尔基的儿子马 克西姆·佩什科夫，因为他爱上了佩什科夫的妻子季莫莎。与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 基事件一样，这些推测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根据。 对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审判于1938年3月开始进行。主审法官是苏联最高法院军 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呜尔里希。公诉人是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 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 坐在被告席上的有前政治局委员、“党的宠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前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前内务人民委员亨里希·格里戈里耶 维奇·亚戈达，前中央书记、最后几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克列斯京斯基，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外贸人民委员阿尔卡季·帕夫 洛维奇·罗森戈利茨，国内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以及几位享有盛誉的医生。对医生提 出的指控是，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下达的任务故意让自己著名的病人死亡， 这些病人是缅任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 “医生杀手” 由亚戈达领导。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口才：“亚戈达出了一个绝妙 的主意，用他的话说就是争取让人因病死亡…… 让虚弱的机体染上某种病…… 别帮助病人，要帮助染病，用这种办法把病人送进坟墓。” 医生们供述了亚戈达把他们拉入其犯罪网的经过。 菜温说：“他送了我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让我拥有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 墅……他吩咐海关，我从国外回来时可以不经检查就放行……我从国外带回了一些 东西送给妻子和我几个儿子的妻子……他对我说：‘马克斯（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作者注）不仅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而且还对其父亲施加不良影响……’ 他接着说：‘您知道哪个机关的领导人在和您谈话吗？我对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 奇的生活和工作负责，因此，既然需要除掉他的儿子，您就不应该对这个牺牲品心 慈手软。’他还说：‘既然在这件事上如此信任您，您就应该珍惜这一点。您无法 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没有人会相信您的话。人们信任的不是您，而是我。”’ 莱温“供认”，他杀害了缅任斯基和马克西姆·佩什科夫，在此之后亚戈达要 求他再犯一次罪： “亚戈达说：‘这下好了，现在您犯了这些罪，您彻底落到我的手心里了，您 应该去干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杀死高尔基……当新政权掌权的时候您将获得成果。”’ 这是第一个“医生案件”。第二个案件是斯大林在晚年时搞的，但是没来得及 结案，因为他死了。 对被告们提出的指控是，他们“组建了名为‘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阴谋集团， 其目的是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分 裂苏联，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脱 离苏联”。 被告们都心甘情愿地证实了指控。 布哈林说：“ 1934年夏天，拉杰克（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杰克是中央委 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作者注）对我说，托洛茨基已经答应德国人割让大片 领土，其中包括乌克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曾经提到向日本割让领土。” 克列斯京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交谈中向我提起了几个他所依靠的人 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我在下一章再回过头来讲述这些苏联 著名军事长官的命运作者注）。接着他提出了必须加紧搞政变的问题……政变 被安排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进行。” 罗森戈利茨说：“图哈切夫斯基说出了日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5月15日之前实 施这次政变……方案之一是，一批军人到他家集合，然后潜入克里姆林宫，占领克 里姆林宫电话局并杀死领导人。” 克列斯京斯基说：“托洛茨基建议我……向德国国防军头目泽克特提出由他向 托洛茨基提供经常性的现金资助……如果泽克特要求在间谍活动方面为他效劳，那 么可以，而且也应该这样做。我向泽克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每年资助25万马克 金币。泽克特同意了。”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负责人、深得亚戈达信任的前内务人民委员第一助理、 国家安全少校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交待了不利于亚戈达的主要口供。据 同事们说，布拉诺夫善于溜须拍马，他负责在高层领导人中分配被截获的走私物品 和从被逮捕者那里没收的贵重物品。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说，亚戈达害怕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会查出他在组织杀害基 洛夫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于是决定干掉叶若夫： “当亚戈达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后，他就采取了直接往办公室、与办公 室相连的几个房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可能的 办公地点喷洒毒药的做法。 “他直接命令我准备好毒药，确切地说就是往汞里面对酸。我对化学和医学一 窍不通，也许我会把这些东西的名称弄混，不过我记得，他提醒要小心硫酸，小心 被烫伤，留神有气味等等。 “我完成了亚戈达交给的这个任务，制好了溶液。萨沃莱年（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人员作者注）当着我和亚戈达的面往叶若夫的办公室、与办公室相连的几 个房间、走廊、地毯、窗帘上喷洒了毒药。 “我准备了一些装这种溶液的大瓶子，并把它们交给了萨沃莱年。他用喷雾器 喷洒了这种溶液。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梨状物的大金属罐。这个外国产的喷雾 器曾放在亚戈达的储物间里。” 这个离奇的故事给现代人留下了强烈印象。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 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未能放过这个情节。在描写玛格丽特如何被迫迎接 各种最令人厌恶的罪犯的《撒旦的大型舞会》一章里，在最后一批客人中出现了一 个生面孔，他“非常害怕一个人揭露自己，因此得到了如何摆脱这个人的建议。于 是他就吩咐依附于他的一个熟人往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了毒药”。 这个虚假的汞毒害事件直到前些年才被划上句号。总检察院于1988年查明： “针对尼·伊·叶若夫的恐怖主义行动（汞毒害案）是他本人和前内务人民委 员部反间谍处处长尼古拉耶夫捏造的。 “在编造这个离奇的故事前，尼古拉耶夫向工农红军化学研究院院长阿维诺维 茨基请教了可能发生汞中毒的条件，然后往叶若夫办公室的沙发皮面上涂上了汞， 接着把沙发送去检验。 “可出人叶若夫办公室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萨沃莱年因经不住不断的殴 打而‘承认’，他参与了用汞毒害叶若夫的行动。在逮捕萨沃莱年后，有人往他家 门口扔了一个装汞的罐子。后来这个罐子被人发现，并作为物证归案。” 据布拉诺夫讲，亚戈达曾打算在政变后领导国家。 布拉诺夫说：“他对希特勒着了迷，说希特勒那本叫《我的奋斗》的书确实值 得一读……他强调说，希特勒从一名士官成长为这样的人物……他说，布哈林在他 手下将不会比戈培尔差……如果有这样一个戈培尔式的秘书和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央， 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 坐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的人和阅读了审判记录的全国人民都相信了这一点。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于1937年3月29日被逮捕，比亚戈达早5天，但 他们被枪决是在同一天。 亚戈达只反驳了公诉人一次：“检察员武断地认为，已经证实我是个间谍。这 是错误的。我不是间谍，过去也不是。” 前人民委员合乎逻辑地指出，如果他真的是间谍，那么“会有几十个国家关闭 自己的情报站，因为它们没有必要在苏联维持一个目前已经彻底暴露的间谍网”。 亚戈达在结束发言时请求得到从宽处理：“大公无私的法官们！我曾是许多重 大建设项目的领导者。我在此斗胆要求去那里工作，哪怕是干最繁重的工作。” 被告们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斯大林早在审判开始前就已决定了惩罚措施。 法庭于1938年3月13日判处亚戈达极刑。允许他写赦免请求书。 “被判处极刑的亨·格·亚戈达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请求书 我对祖国犯下了大罪。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赎罪，我会死不瞑目。我跪在全体 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请留我一条命。 亨·亚戈达1938年3月1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马上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在3月15日凌晨被枪决。与亚戈 达一起被捕，后来遭枪决的有：他以前的副手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和格 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一些重点处的处长国外处处长阿尔图 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从事密码工作的）机要处处长格列布·伊 万诺维奇·博基，（负责军队中反间谍工作的）特别处处长加伊，（打击运输业破 坏活动的）运输处处长基什金和沙宁，（打击工业领域破坏活动的）经济处处长米 罗诺夫，（打击敌对政党的）机密政情处处长莫尔恰诺夫，（负责保卫政治局、跟 踪、逮捕和搜查工作的）行动处处长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 甚至连保卫总书记的保克尔也不再讨斯大林喜欢了，于是斯大林用尼古拉·西 多罗维奇·弗拉西克取代了他。弗拉西克战后成为了中将，但是也被捕了。不过没 枪毙他，只是把他投入了监狱。 亚戈达的妻子起初被判处6年劳改，但在其丈夫被处决几个月后把她也枪毙了。 失宠的人民委员的其他一些亲属也没逃过这个命运。 亚戈达的父母试图躲过人民公敌的一些亲属已经遭受的不可避免的镇压。他的 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悔过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1905年我们的大儿子米哈伊尔16岁的时候在索尔莫沃的街垒旁被打死，我们 的三儿子列夫19岁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因拒绝为专制制度而战被沙皇刽子手 枪决。 “他们的亡灵和我们的生活都被亨·格·亚戈达可耻的罪行玷污了。党和国家 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可他却辜负了这一信任，成了人民的敌人，为此他应 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亚戈达，许多年来一直积极向党提供帮助，早 在1905年革命前我就这样做了，革命后也是如此（例如，我曾帮助过当时还年轻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地下印刷所就设在我下诺夫哥 罗德的家里……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向您表示谴责我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 的亨·格·亚戈达的罪行，我们同时认为必须对您说，他10年来在个人生活方面十 分疏远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不仅丝毫也无法同情他，而且无法为他承担责任，况 且我们与他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 何生存办法（因为得不到退休金）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自己现 在已经不长的余生。 “我们请求让我们这两个有病的老人免受房屋管理部门和罗斯托卡区苏维埃的 各种欺侮。它们已经开始挤占我们的住宅，并且显然正在准备其他一些对付我们的 办法。” 当然，亚戈达的父母也被逮捕了。他们在监禁期间死亡。 《星火》周刊1991年发表了曾与前人民委员亚戈达的父亲一起坐牢的某个人写 的一封信：“老亚戈达的命运很悲惨……他一周后就不在人世了……虽然亨里希· 亚戈达让我被监禁和流放了17年，但是我并不仇视他的父亲和子女。我们大家都是 斯大林制度的牺牲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四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我有幸与一个了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并曾多次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 旁进餐的人谈了话。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他进过 劳改营，活了下来。他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的女婿。莫斯克温30年代 末开始在中央管理党的所有领导干部，并且让叶若夫当了自己的副手。 以下就是列夫·拉兹贡对我讲的关于莫斯克温和叶若夫的情况：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在列宁格勒工作，但是瞧不起列宁格勒的领 导人季诺维也夫，称他为懦夫。莫斯克温是列宁格勒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为数不 多的人之一。他一下子就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儿，被斯大林调到了莫斯科。不过，他 未能与斯大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是同一种人。莫斯克温是个过于严肃 刻板的人，仍保持着党在革命前的那种质朴作风。 “莫斯克温家以好客著称。他的妻子索菲妞·亚历山德罗夫娜·博基是个非常 善良和真诚而慷慨的女人，享有慷慨好客的主妇的美名。 “莫斯克温中午回家吃饭，并且常把叶若夫带来。他对叶若夫很好。 “我喜欢叶若夫。他个子很小，像所有个子矮小的人一样，令人产生同情心， 甚至温情。他非常文静，装束一成不变，总是身着领扣在侧面的蓝色缎纹竖领衬衫 和褶子相当多的一套衣服。他特别不爱说话，长得瘦瘦的，因此索菲妞·亚历山德 罗夫娜很照顾他，特别地为他操心。她管时若夫叫小麻雀：‘小麻雀，您得多吃一 点！’ “小麻雀静静地啄食，一声不吭……” 有一天拉兹贡问莫斯克温： “叶若夫竟然是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人员吗？您非常器重他。” 莫斯克温想了一下，然后答道： “叶若夫大概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出色的工作人员。”． 可是要知道，他认识的人非常多。 莫斯克温说：“这是个难得的人。我的意思是，给他下达指示后可以不用检查， 他会把一切都做好。他只有一个缺点，因此还是要检查他。” “这么说，他有的事可能会做得不好？” “不，他一切都会按要求去做。但是，他永远不会停下来。任何事情都有某种 限度，到时候就要停下来。叶若夫任何时候都停不下来……” 列夫·拉兹贡回忆说：“莫斯克温和他的妻子索菲班亚历山德罗夫娜都被捕了。 当我们还享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问讯处所在地库兹涅茨克街24号 打听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消息。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他被送到边远地区劳改10 年，不得通信。’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这就意味着枪决。当时以为确实为不能关在 普通劳改营里的干部们建了专门的劳改营。我们那时还什么都不懂……” 莫斯克温于1937年被枪决。至于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命运，拉兹贡确信 她死在了莫尔多维亚或波季马，即那些关押人民公敌的妻子和家庭成员的劳改营里…… 许多年以后，卢比扬卡监狱让列夫·拉兹贡查阅了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 案卷。他看到了逮捕她的决定。这其实是莫斯克温的逮捕证。逮捕证上有检察长维 辛斯基平常的批示用语“同意”，还有叶若夫的批示：“执行逮捕”。人民委员签 发了逮捕证，接着突然又添上了一行字：“他的妻子也要逮捕”。 所有的侦讯案卷一般都是由2-3份审讯记录构成的。第一份记录通常是满篇的 惊叹号和愤怒的言语，诸如“您说的是什么呀！从来没有过的事！”等等。过2-3 个月后又会有份审讯记录，被捕者在这份记录上会无条件地招认一切，什么样的荒 唐事都会承认。 拉兹贡在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案卷中找到了两份审讯记录。她在第一份 记录中招认，作为莫斯克温的妻子，她了解他的一切罪行。这是审讯人民公敌的家 庭成员时常见的记录。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她突然在审讯中承认，曾企图毒死叶若夫……这个任务是从 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那里得到的…… 与未经审判就被枪决的许多人不同，军事法庭审判了她。留下来的一份简短记 录表明，她承认了一切罪过，并请求宽恕。根据12月1日颁布的法律判了她极刑，接 着就执行了判决。 苏共20大后她得到了平反。曾经审讯过她的一位侦查员提供了有关情况。他写 道，她是作为叛国者的家庭成员被捕的。可是，叶若夫把几位侦查员叫去并命令说： “你们要从她嘴里弄到她想毒死我的口供。”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是作为家 庭成员死在了莫尔多维亚的劳改营里（如果她身体不好，就会死在那里），而是被 推上这个军事法庭，并且马上被枪决了。 列夫·拉兹贡弄不明白，为什么叶若夫决定枪杀一个对他那么好的妇女。这也 是这个奇怪而可怕的人的秘密之-……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通向克里姆林宫的漫长道路 彼得堡的作者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布留哈诺夫和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 绍什科夫写了一本非常详尽的叶若夫传记，不过在他的人生史上还是留下了污点。 未能准确地查明他的父母是谁。其实这也不那么重要。众所周知的是，未来的 人民委员受教育的时间很短，只上过2-3年学，因此文化水平不高，没什么学问， 但是字写得却非常漂亮。 叶若夫在履历表上写道，曾在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作。当年这听起来很 光荣，然而这件事没有证据。他曾经当了几年兵，可是显然没上过前线。 有人在他飞黄腾达的年代写道，他曾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可种种迹象表明，此 事亦属子虚乌有。不过，他还是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5月5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国内战争期间他在一个培训军队无线电报务员和机电机械师的基地任政治委员，而 且这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下令任命的。他成了上级委任的干部中的 一员。 基地位于喀山，因此叶若夫同时担任了鞑靼州党委宣传鼓动处副处长。 当年他与安冬宁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季托娃这个有学识的女子结了婚。季托 娃不仅读完了中学，而且考入了喀山大学。她来到莫斯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化学工作者工会文化处主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紧随其后来到了首都。中央 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党员，半年后，即1922年2月，中央组织局派他到马里自治州当 州委书记。 一些历史学家徒然地试图弄明白，谁是叶若夫的靠山，谁让他成了党的高层人 物，谁让他担任了党内高级职务。当然，关系和交情在升迁方面起着很大作用，但 是在那个年代党的干部明显不足，缺少做书记工作的有初级文化水平的人，每一个 精明能干的人都很需要，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着夫就是个精明能干的工作者。 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认为，叶若夫的特点是天资聪颖， 有工农实践中积累的智慧，有政治嗅觉，善于把握方向。到后来则无限忠于斯大林， 不是装出来的忠诚，而是发自内心的忠诚！ 1922年3月，叶若夫同妻子一起去了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这个地方现在叫约 什卡尔奥拉。叶若夫的妻子出任州委党史处的领导。她显然还在州里的一份杂志上 替丈夫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叶若夫在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没把工作干好。他举 止粗鲁，傲慢，与当地工作人员争吵不休。到秋天中央就把他调回去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的确，下一次任命他等了相当长的时间。 1923年3月，推荐他担任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党委书记。叶若夫在那里也没能顺利开 展工作。他又被调到奥伦堡降职使用担任州委的一个处长，后来还是当上了克 孜勒奥尔达边疆区委书记。克孜勒奥尔达这个城市当时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 治共和国首都。显而易见，叶若夫具有组织者的天赋。 1927年夏天他被召到莫斯科，中央组织分配处处长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 克温给了他指导员一职。中央机关里的这个最低的职位成了叶若夫的跳板。叶若夫 在老广场（党中央所在地译者注）受到青睐。莫斯克温很快就提拔他当了自己 的助手，后来让他当了副手。 这里开始给叶着夫安排各种职务先是按朔州委书记，接着是负责干部工作 的副农业人民委员。他是在1929年12月，也就是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运动前 夕被派到农业人民委员部的。 那个时候叶着夫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他与安冬宁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季 托娃离了婚（正是这一点救了她一命，谁也没动她），娶了一个在高加索认识的女 人。这是这个女人的第三次婚姻。 1930年叶若夫被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当奥尔忠尼启则负责干部工作的副 手。他已经有了善于做人的工作的名声。1930年11月，叶若夫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分 配处处长，也就是说，他开始管理党的所有干部。这个最重要的处的处长直接受斯 大林的领导。莫斯克温那个时候已被逐出党的领导机关。 一些回忆录说，叶若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很谦虚，显得像一个和蔼可亲和令 人喜爱的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他喜欢喝酒和散步，歌唱得不错，诗也写得好。布 哈林认为他是“心地善良”的人。后来叶若夫被人称作“血腥的侏儒”。 曾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尤里·东布罗夫斯基写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没 有一个人会说叶着夫的坏话。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温和的、有分寸的人”。 叶若夫在1933年被任命为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他在门大上当选为党的监察委 员会副主席，1935年2月1日当选为中央书记。他后来取代卡冈诺维奇当了党的监察 委员会主席。 除斯大林外，总共只有3位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日丹诺夫、主要抓交通 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和实际上管理党的各项事务的叶若夫。斯大林召见叶 若夫的次数比召见党的其他领导成员的次数多，并且信任他，知道他可靠而且在任 务面前从不推辞。斯大林同样经常接见的人只有国家的二号人物、政府首脑莫洛托 夫。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适度地介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斯大林做事谨慎， 不喜欢直接向各安全机关下达令人生疑的任务，而是比较喜欢通过某个人转达这些 任务。在他的晚年这个人是贝利亚，在30年代中期叶着夫扮演这个角色，他向肃反 工作者布置该做什么，怎么样去做。 叶若夫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时，斯大林对他的勤勉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我们的父亲的英明决定” 在正确地领会了斯大林9月25日从索契发来的电报的含义后，1936年9月26日在 莫斯科作出了一个决定。叶若夫保留了自己所有的党内职务，仍担任中央书记和党 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但是政治局责成他“把自己90％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工作”。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在写给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说： “对叶若夫的任命是我们近来的主要新闻。我们的父亲这个引人注目的英明决定真 是瓜熟蒂落，并且在党内和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反应。叶若夫肯定会干得不错。” 卡冈诺维奇在下一封信中写道：“我还可以讲，叶若夫同志干得真不错！他像 斯大林那样坚定地干起工作来了。” 1936年9月26日又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对叶若夫来说并不是提升。他的党内职 务比这高得多。政治决定都是在中央作出的，人民委员只不过是地位高的执行者。 斯大林选择叶若夫作为这样一个超级勤奋的执行者。他是局外人，与谁都没什么关 系，也不欠谁的人情。在斯大林看来，他能够并且应该在工作上比完全同国家安全 机关成为一体的亚戈达积极一千倍。 斯大林在党中央机关一直在给自己物色一位比较聪明的助手，后来选中了任党 的领导干部处处长的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 1937年2月23日，臭名昭著的联共（布）中央2月至3月全会在莫斯科开始举行。 叶若夫用令人不安的腔调说：“几个月来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 或经济部门负责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怀疑某个人，情况有点不 正常，请调查一下这个人。’这样的事情没有过。而常有的情况是，当提出要逮捕 某个破坏分子或托洛茨基分子时，一些同志就试图保护这些人。” 斯大林作了题为《关于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肃清托洛茨基主义两面派及其他两 面派的措施》的报告。他称托洛茨基分子是“一群执行外国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的 毫无廉耻和不择手段的危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凶手”。 斯大林总结出了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我们前进得越多，取得的成绩越多， 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就会越凶恶，越迅速地采取激烈的斗争形式，越变本 加厉地祸害国家，越起劲儿地采取最冒险的斗争手段，以作为‘注定要失败的人’ 的最后一搏。” 全会决议中说：“要继续进行并圆满结束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特别是国家安 全总局机关的改组工作，使它们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机关，能够保证完成党和苏维 埃政府交给它们的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任务。” 根据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的回忆，叶若夫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 导干部召集到一起后说：“你们别看我个子矮，可是我有一双斯大林式的强有力的 手，”说话间他向前伸出双手，好像是展示给在座的人看，“我有足够的力量和精 力来铲除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 他威胁性地握紧了双拳，然后一边用怀疑的眼光扫视在座各位的脸，一边说： “我们首先应该肃清我们机关中的敌对分子。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这些人在阻挠打 击人民公敌的斗争……” 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后，他用威胁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我警告，不管级别 有多高，谁敢阻挠打击人民公敌这项工作，我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 1937年3月叶着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猛烈抨击了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工作，指出了侦查工作和情报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叶着夫开始了对国家安全机 关的大规模清洗。他把大量新人调人国家安全机关。这些人的工作热情丝毫不逊色 于人民委员。 叶若夫从国家安全机关清除掉了5000人，又召进来这么多人。据历史学家亚历 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国家安全机关总共才有25000名工作人员，受 过高等教育的占1％，70％多的人只受过初等教育。 1936年7月，还是在亚戈达当头儿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处规定“只有在 工农红军服过兵役并受过7年以上教育的联共（布）党员或候补党员和苏联列宁共产 主义青年团团员，才可以被召入国家安全总局机关工作”。战后在卢比扬卡监狱才 有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工作人员。 叶若夫在193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现在有一种秘密进行的反 革命地下活动。国家处在新的内战边缘，只有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英明领导下的国家安全机关能够防止发生内战。” 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各州委和边疆区委6月初收到了中央发来的一份斯大林签 字的电报。电报中说，流放期满后回到家乡的富农“是各种反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 主谋”。中央建议将所有过去的富农登记在册，以便“通过三人领导小组以行政办 案的方式立即将他们当中最具有敌意的人逮捕和枪决”。建议做好驱逐其他富农的 准备。为进行这项工作，中央要求在各州成立由党委书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 局长和检察长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 这是一场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开始。叶若夫那段时间出入斯大林办公室的次数比 其他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都多。 所有党的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都在1937年7月收到了由斯大林、 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签署的《关于清除敌对阶级的残余分子过去的富农、反苏积 极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行动的搞法与规模》这一指示。 后来叶若夫签发了关于在1937年8月5日开始行动的第00447号命令。这个行动应 进行4个月。各边疆区和州都领到了具体任务应该逮捕多少人。被捕者被分成了 两类。第一类人马上就被枪决了，第二类人被判刑8-10年。 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给全国各地的检察长发去了一封密码电报： “请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看一下叶若夫1937年7月30日签发的第00447号行动命令…… 不需要遵守诉讼程序的规定，逮捕行动无需事先批准。” 按计划在全国要枪决差不多7.6万人，要将大约20万人送进劳改营。清除令在地 方上引发了空前的热情州一级的领导人纷纷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多枪决一些人， 多关押一些人。斯大林亲自批准了增加第一类人的限额。他没有拒绝任何人的请求。 除此之外，还列出了应受军事法庭审判的身居要职的“人民公敌” 的名单。判 决事先就宣布了：枪决。叶若夫把这些枪决名单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 局委员批准。共发现了383份这样的名单。斯大林每次都要求所有政治局委员必须在 这些枪决名单上签字。他知道连环保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弄得谁也不干净。 叶若夫在巴月15日签发了新的第00486号命令。这个命令意味着一个逮捕行动开 始了，逮捕对象是“被军事法庭按一类和二类标准定罪的叛国者、托洛茨基右派组 织成员和间谍破坏组织成员的妻子”。父母的悲惨命运也降临到了子女身上：年龄 大一些的被送进劳改营，年龄小的被送进孤儿院。 斯大林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遭惩罚者的家庭成员呢？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全 国更加恐惧。他不希望被捕者的妻子和儿女享有自由，向邻居和同事们诉苦，说她 们的丈夫和父亲是无辜的。为什么要允许她们散布对斯大林的决定的正确性的怀疑 呢？ 我曾问莫洛托夫的外孙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科诺夫，维亚切斯 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就镇压和他本人在枪决名单上签字这件事懊悔过没有？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答道：“他们害怕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爆发新的内战。 他们认为，必须消除内部攻击的威胁。害怕日益逼近苏联的战争是进行镇压的主要 动力。他们认为，应该除掉所有令人怀疑的人。当镇压的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已经 不可能审查每个人的罪行大小……” 斯大林自己害怕“第五纵队”，即内部的敌人，因此用这种危险来吓唬别人： “要想建成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大楼，得动用几万名工人。而要炸掉它，大 概有几十个人就足够了。在战争期间要想赢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可能需要几个军的 红军战士。而要在前线葬送这一胜利，有几个间谍在某个军部，甚至在某个师部偷 走作战计划并把它转交给敌人就足够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这种清除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战争前夕 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根据调查表资料按昔日敌人的卡片资料进行了清除 行动。这是一种算总账的行为。国内战争、清党、逮捕反对派、没收富农的生产资 料和集体化这一切触动了千百万人。全国很大一部分人都受了委屈。有人害怕 他们。斯大林和他身边的人记得，他们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期间曾系于一发。他们想 提前保障自己的安全。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在回忆录中转述了他与哈萨克内务人民委员、 斯大林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的一次谈话。列坚斯说： “我这个人民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没有能力抵抗这场 可怕的风暴。莫斯科一直在不断地施加压力，我觉得连我自己也会很快被关进监狱 并枪毙。” “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您为什么不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这个问题？”施 赖德尔惊讶地问道，“您不是他的亲戚，他亲近的人吗？” “难道你不明白，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提出了一个 关于他本人的问题。难道叶若夫能够不经他的批准就逮捕政治局委员吗？” 布特尔斯基监狱里的被捕者不敢与同牢房的人交谈，他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怀疑别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或秘密情报员。 多数人都深信自己是被错抓的，相信只要斯大林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就会释 放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纸，以便马上写声明和申诉。 挽救某个人的努力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是《消 息报》和《新世界》月刊的总编辑、作家协会主席，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 可以直接去见斯大林。格龙斯基曾试图挽救于1937年2月被捕的天才诗人帕维尔·尼 古拉耶维奇·瓦西里耶夫。他后来说： “在他被捕后我甚至给叶若夫打了2-3次电话。我们吵翻了。我给斯大林打了 电话，谈话很激烈，我们吵了起来。然后我去找了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我 们大家都想救他，米高扬更是积极。然而，大家还是一无所获。这个才华横溢的、 可能是马雅可夫斯基之后最杰出的诗人就这样死了。” 这些释放或赦免某人的请求大概令斯大林非常恼火。难道他的亲信们不明白应 该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明白镇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苏联范围内的清洗行动） 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确立极权主义吗？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所有的人，比如说所有的 政治局委员，都有案在身，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随时有可能被捕。提出“为什么恰 恰逮捕他？” 的问题显然很蠢。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937年11月7日在日记中写道， 节日游行后在伏罗希洛夫家吃午饭时斯大林说：“我们不仅要消灭所有的敌人，而 且要消灭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整个家族……” 莫洛托夫命令自己的助手不要把受惩罚者的信件列入收到的公文目录中。他认 为不需要赦免什么人。对他而言，大规模镇压并不是个错误，这是国家需要的一种 政策。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后来报告说， 在叶若夫当权的两年间，军事审判庭“判处36514人枪决，判处5643人监禁，总共判 决了42157人”。他们审理任何一个案件都不超过10-15分钟，否则他们也无法达到 这种惊人的办事效率。 乌尔里希枪决的几乎都是熟人。他曾与这些人一起出席一般性会议和全会，一 起过周末，一起在索斯内和巴尔维哈休假…… 1937年因反革命罪逮捕了936750人，1938年逮捕了6385po人。1937年枪决了35 3074人（即枪决了1／3以上的人）。1938年枪决了328618人（l／2的人被枪决）。 进劳改营和坐牢的人有130万。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机关在1937年仅因从事间谍 活动一项指控就给9．3万人定了罪。国家当时有多少间谍啊！ 内务人民委员部每个地方局的局长都根据自己的想象力行事。例如，新西伯利 亚曾下令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俘虏的所有士兵和军官都作为德国间谍加以 逮捕。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元帅是否想成为独裁者？ 叶若夫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对红军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清洗是从枪决图哈切夫斯 基元帅和7名高级军事将领开始的。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曾与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保持密 切关系，曾准备发动政变和推翻斯大林，打算成为独裁者。他们把审判元帅及其同 志的材料当作真实的文件。对枪决图哈切夫斯基一事感到气愤的许多人也认为无风 不起浪，觉得雄心勃勃的元帅肯定制定了某种政治计划。 这些怀疑和推测是否有切合实际的基础？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枪决之前很久，他 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现已解密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些文件，这 些文件证明，肃反工作者早在1930年就第一次提出了逮捕图哈列夫斯基的建议。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又揭露了一个“阴谋”，这一次是在军事学院。从被捕 者口中搞到的供词表明，图哈切夫斯基是主谋。提出的指控仍然是：阴谋家们准备 杀害斯大林和夺取政权。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缅任斯基于1930年9月10日向在南方休假的斯大林报告： “一个一个地逮捕小集团成员有些冒险。办法可以有两个：或者立即逮捕小集团最 积极的成员，或者等您回来，暂时先采取侦察措施，以免措手不及。我认为需要指 出，现在所有的造反团伙都发展得很快，最近作出的决定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斯大林没有急于答复。他给奥尔忠尼启则写信说：“这么说来，图哈切夫斯基 当了反苏分子的俘虏，同时也被右派的反苏材料彻底修饰了一番。从材料中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这可能吗？既然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它当然就可能。” 这种反应令人吃惊。斯大林实际上承认，肃反工作者的材料可能是真的，也可 能是假的，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捏造一个阴谋算不了什么……在1930年还需要图哈 切夫斯基。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在秋天的时候给图哈切夫斯基安排 了一次与被捕者的对质，在这之后认定他是无罪的。 很典型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并未因捏造案件而受到警告。为什么要责怪它 呢？它是按规定的办法行事。国家安全机关要逼出指控所有人的口供，而斯大林来 选择他此时此刻需要的东西。暂时不需要的东西迟早会派上用场…… 斯大林了解图哈切夫斯基的真正价值。这位天才的军事首长当上了副国防人民 委员，后来又成了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得到了元帅军衔，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然而，在1937年轮到了军人。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德国间谍，那么他肯定是德国情报 机关的牺牲品。德国情报机关让肃反工作者得到了精心伪造的假文件，即所谓的红 皮公文夹，而多疑的斯大林相信了这份文件……其实斯大林不是个轻信的人。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当然不是德国间谍，不过他是个亲德派，像当年红军的几乎 全体高级指挥员那样崇拜德国军队。 当德国的坦克手和飞行员1941年夏天向红军发动猛烈攻击的时候，撤退中的苏 联指挥员毫不怀疑，德国人用来与俄罗斯作战的武器正是俄罗斯人为他们制造的， 1941年入侵俄罗斯的德国将军们是在我国接受的军事教育。 红军与德国国防军的第一个合作协定是1922年8月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剥夺了被 击败的德国制造现代化武器的权利。政治局授权德国军队在苏维埃俄国领土上建造 军事设施，试验武器装备和训练军人。作为报答，德国人慷慨地与红军分享了自己 的军事成果。 红军在利佩茨克的一所飞行学校被关闭了，德国飞行员开始在那里学习。德国 许多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在萨马拉州为德国人建了一所化学战学校，不过幸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 有使用化学武器。 在喀山为德国人建了一所坦克兵学校。该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德国将军海因茨 ·古德林。他指挥一个坦克军团在1941年秋天攻到了莫斯科。 德国不少著名的军事长官在苏联学习过。10年之后这些人的名字已是如雷贯耳， 他们是：法西斯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陆军司令布劳希奇元帅，夺 取了塞瓦斯托波尔和攻打了列宁格勒的曼施泰因元帅。 在那个年代苏联军事长官认真研究了德国的作战经验。取代托洛茨基担任海军 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曾高度评价德军总参谋部。他写道： “直到最近，德国一直是具有最强的和严谨协调的武装力量组织体系的国家。” 苏联的军事长官很喜欢德国军队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主动进攻精神。历史学家们 指出，红军指挥员对德国军队持一种尊敬的，甚至是带有羡慕色彩的赞赏态度。 甚至在1933年，在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组建了德国政府后，军事合作仍继续 进行。 1933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在宴请德国客人的招待会上说：“把 我们分开的是政治，而不是我们的情谊，不是红军对德国国防军的友好情谊。如果 我们携起手来，那么你们和我们，德国和苏联，就能够迫使全世界接受自己的条件。” 斯大林喜欢这个说法。像列宁一样，他赞成与德国进行战略合作。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把在德国学习过的高级指挥官几乎都消灭了，他们是图 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布柳赫尔。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在1941年未能得 到运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到中尉军衔。在国 内战争期间他指挥过几个军和方面军，其中包括1920年对波兰作战时指挥西部方面 军。 当1935年设立元帅军衔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与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远东特 种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谢苗·米 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一起获了大大的元帅 星。在头5位元帅中有3位被枪毙了，斯大林只留下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作为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高出自己的战友们一头。这位元帅虚荣心很重，他 想成为最出色的头号人物，他渴望获得荣誉和胜利、军衔和军功章。有人称他是年 轻的波拿巴。也许他把自己看成了苏维埃俄国的独裁者，因此斯大林的担心不无道 理？ 在红军领导层确实有两个圈子。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 些老一代军事将领打算采取国内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法，用马刀和步枪去冲杀，无论 如何也不同意用坦克取代战马。 与他们相反，构成另一个圈子的图哈切夫斯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扬·鲍里 索维奇·加马尔尼克和基辅军区司令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一直关注着现 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他们主张采用新的作战装备、坦克和飞机，组建大规模的摩托 化部队和空降兵部队。 不过，两派的争论不具有政治性，这是职业性的争论。 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就是在厨房发议论。他们 说，伏罗希洛夫不适合当人民委员。他从来没有学过什么，而且还认为第一骑兵集 团军的经验在未来的战争中足够用了。3年之后斯大林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在因指挥 不当而失败的芬兰战争后，斯大林撤了自己的朋友人民委员一职。在卫国战争期间 伏罗希洛夫连指挥方面军的能力也没学到手。斯大林任命他担任无足轻重的游击运 动总司令，并且永久地疏远了他。 从现有的各种文件来看，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政治兴趣。他把自己的各种计划都 与军队中的升迁联系在一起。他想当人民委员，没有想当国家元首。 那斯大林为什么决定除掉他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党的22大上致闭幕词时第一次提到了红皮 公文夹。据他讲，在为进攻我国做准备期间，希特勒通过自己的情报机关巧妙地把 一份伪造的文件交到了斯大林手中。这份文件说，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红军高 级指挥员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 图哈切夫斯基去过德国6次，这里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那一次。德国 人手中有一些他签过字的文件。德国情报机关在为斯大林准备有伪造文件的红皮公 文夹时好像利用过这些签字。 希特勒的情报机关领导人瓦尔特·舍伦贝格证实了这个说法。舍伦贝格引用了 自己的上司、帝国安全总局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话。 据海德里希说，“1936年12月中旬，既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又为德国情报机 关工作的前沙皇将军斯科布林报告说，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 一批红军高级指挥官正在策划一个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同时与德国军队总参谋部保 持着经常性的接触。” 德国人决定“支持斯大林，而不支持留哈切夫斯基，并下令准备一份关于图哈 切夫斯基的假材料，然后把它转交给莫斯科”。 这份材料是通过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贝奈斯博士转交的。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之一，瓦尔特·舍伦贝格说的话大家都认真对待。 可是，他此时是用别人的话在讲述一件事。舍伦贝格提到的那份材料在德国和苏联 的档案资料中都没有找到。白俄将军斯科布林也没有参与此事。 在叶利钦任职期间成立的总统平反委员会认真分析了“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在这个有许多卷的案卷中，没有一页提到1937年的调查掌握了来自德国总参谋部的 “图哈切夫斯基的材料”这种极为重要的证据。 关于镇压机器需要证据的看法表明，它不了解斯大林的精神第一性论。对于大 规模清洗军队而言，斯大林并不需要德国的公文夹。他有更充分的理由消灭军人。 军队无法逃避全社会已经遭受的命运。诗人费利克斯·丘耶夫所作的与莫洛托 夫的谈话记录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对前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见解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费利克斯·丘耶夫把别人觉得是犯罪的东西当作美德，因此他逐字逐句地记录了莫 洛托夫的话，未加任何修饰。 莫洛托夫在40年之后仍继续说，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个“非常危险的军人阴 谋家，直到最后一刻才抓住他”。 莫洛托夫认为什么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罪行？“成立反苏集团。” 谈话录的作者插话说：“可是有人说他是德国间谍。” 如果存在那份指出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总参谋部有关系的材料，那么战前仅次 于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二号人物莫洛托夫能不知道这份材料吗？莫洛托夫的记忆力 非常好，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了解德国人的这份材料。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这没有什么区别。图哈切夫斯基在1935年以前还有些害怕，行动比较迟缓， 可是从1936年下半年起，也可能是从1936年年底起，他就加快了政变的准备，而且 怎么也无法放手了。除了依靠德国人，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种说法很像真的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词“很像真的”。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想把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个不适合担任人民委员的人赶下台。 斯大林为什么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大概他的考虑是，既然元帅和将军们现在准 备撤换他任命的人民委员，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想撤换总书记本人。能否在爆发战 争的情况下信任他们呢？要知道，1937-1938年的整个清洗行动的目标就是消灭 “可疑的” 人。 在这种情况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大批红军高级指挥员能保全自己吗？既 然斯大林认定图哈切夫斯基在策划阴谋，那么侦查员的工作就是找到逼真的根据和 从被告人口中掏出供词。 图哈切夫斯基确实毁在了情报机关手里。只不过不是德国情报机关，而是我们 的情报机关。 拍得很不错的电视连续剧《“托拉斯”行动》使苏联情报机关的一次行动青史 留名。其实这样的行动有很多。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苏联情报机关成立了 一些虚构的地下组织，并以它们的名义引诱白俄侨民领导人回国，然后把他们枪毙。 在“托拉斯”行动中，肃反工作者积极地运用了假情报手段。他们首先向西方 传送了关于红军的假情报。这个假情报是红军参谋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人员专门准 备的。 副人民委员留哈切夫斯基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在他被捕后，有人指责他向敌人 提供关于红军的情报。 不仅如此，为了使虚构的帝制派组织享有声望，肃反工作者对侨民说，图哈切 夫斯基也加入了地下活动者的行列。后来肃反工作者们意识到，这样做太过分了， 于是后来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没有再提他的名字，但这为时已晚。 西方记住了，年轻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着斯大林的军界反对派。西方报刊 开始公开讨论这个话题，苏联情报机关将这一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从而加深了 斯大林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对他构成危险的人这一看法…… 每当看到关于施加影响的间谍的小说，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毒辣阴谋的小说， 特别是关于外国情报机关似乎无所不能，甚至能够毁掉一个国家的描写时，我总是 非常惊讶。 其实，任何一个外国情报机关都没有能力像我们本国的情报机关那样给国家造 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图哈切夫斯基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元帅被说成是德国间谍完全不是因为有某些文件存在。起初曾计划指控图哈切 夫斯基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去过伦敦。也可以说他是日本间谍或波兰间谍， 反正“很像真的”。 为什么没有一位红军指挥员进行反抗，甚至根本没有尝试逃生呢？他们看到了 发生的事情和迫害人的情况吗？他们手中其实有武器啊。 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这样写道： “我认为，他们不是相信会有好的结局，他们确实以为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讲出 来，能求情，能把事情弄清楚……他们曾有所期待，他们对没有必要杀他们这个起 码的逻辑抱有希望。 “军队首长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勇敢精神可能会在他们被捕后烟消云 散。对此不应加以指责。” 在克里姆林宫左侧的尼科利街上有座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 审判庭的特别庭审于1937年5月11日在这里进行，审理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 案件。 案件是在没有辩护和公诉，没有传唤证人的情况下审理的。军法官瓦西里·瓦 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主持了案件的审理。为他提供帮助的有谢苗·米哈伊洛维奇 ·布琼尼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一级集团军司令鲍里斯 ·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工农红军参谋长伊万·潘菲洛维奇·别洛夫，二 级集团军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一斯和帕维尔· 叶菲莫维奇·德边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和斯大 林骑兵师师长叶夫谢伊·伊万诺维奇·戈里亚切夫。 审判了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8名红军高级指挥员。所有人都被指控犯有叛 国罪。6月11日判决将他们全部枪毙。 当天各报作了如下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了在工农红军内部活动的 法西斯军事组织。加入该组织的有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司令亚基尔、 乌博列维奇，二级集团军司令科尔克，军长普里马科夫、普特纳、费尔德曼和艾德 曼。 作出判决后的第二天，就在尼科利街那座楼房的地下室枪决了被判刑的人。 革命前这座楼房是一家纺织公司所在地，地下室里存放过成捆的布匹。有一条 坡道从地下室通向地面，平常用抓勾沿着这条坡道把成捆的布匹拉上去，也沿着这 条坡道往地下室卸货。当用抓勾往上拉被枪决者的尸体时，这条坡道又派上了用场。 作家列夫·拉兹贡也对我讲了这个情况。 我问：“为什么在地下室，而不在城外的某个对行刑队更方便的地方执行枪决？” 拉兹贡指出：“他们当时很方便，院子四面有围墙。尸体被扔到了卡车上，车 上有帆布篷，别人看不到尸体。后来把尸体埋在离城很远的墓地里。再后来就拿布 托沃公墓干这个用了用挖掘机在那里挖沟，在那里埋了5万人……”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尸体被运到霍登卡，扔进沟里，撒上一层生石灰，然后再 用土把沟填平。图哈切夫斯基临刑前好像曾说：“你们不是向我们开枪，而是向红 军开枪。” 此次审判的法官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师长戈里亚切夫自杀身亡，沙波什尼科夫 元帅死于1940年，布琼尼元帅活到了我们这个时期，其他人不久就被枪毙了。 叶若失在7月份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有138名高级指挥员的名单，并建议把他们 划人第一类人，即枪决他们。斯大林批准了这份名单。叶若夫在秋天又呈上了一份 有292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也被批准了。 在战前年代里大规模杀害红军军官的做法在1941年夏天发生的灾难中起了极大 的作用。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曾有过。高级指挥员几乎全被杀害了，中层指挥员被 杀了一半…… 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36名旅政委中有34人被镇压，397名旅长中有221人被镇 压，199名师长中有136人被镇压，28名军政委中有25人被镇压，67名军长中有60人 被镇压，15名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2名一级舰队司令全部遇难，12名二级集团 军司令全部遇难，4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2人被镇压，2名一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 5名苏联元帅中有3人被镇压。 1938年11月29日，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下 属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总结了1937-1938年在红军中开展的镇压运动：“在这段时 间里我们清除了4万多人，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个可观的数字。不过，正因为 我们如此无情地进行了镇压，我们现在才能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队伍是强有力 的，工农红军现在有了自己最忠实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实际上军队中的镇压仍在继续进行。最后一批高级指挥员于1941年秋天被枪决， 当时德国军队已经兵临莫斯科。斯大林宁愿消灭前线极缺的军官……他害怕自己人 甚于害怕德国人？ 历史学博士瓦季姆·扎哈罗维奇·罗戈温写道，起初伏罗希洛夫怜惜那些他了 解的人，不同意逮捕他们。然而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人民委员就开始不加反对 地在名单上签字，并下令逮捕某位军官。 伏罗希洛夫在笔记中写道，如果反对将某些指挥员开除军职或逮捕，“可能会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你在这里替他说话，可他真是个敌人，是个法西斯分子”。 红军的指挥员们首先向伏罗希洛夫求助。被捕的指挥员的亲属给他写信。有时 候指挥员们本人从监狱和劳改营给他写信。其中一些人报告说受到刑讯，他们还提 到一起共事的时光，请求帮助，请求把他们从灾难中救出来。 在自己的全部副手和许多高级指挥员被捕后，伏罗希洛夫意识到军队遭受了什 么样的损失。他在笔记中写道：“军队在国内的威望动摇了……这意味着，我们的 工作方法、军队的整个指挥系统和我这个人民委员的工作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芬兰战争期间斯大林把所有 的失利都归罪于伏罗希洛夫。有一天我们去了斯大林离城很近的一处别墅，斯大林 在气头上严厉批评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当时火气也很大，听了斯大林的批评 后面红耳赤地对他说：‘这是你的过错。你把军事干部都消灭了’。” 后来伏罗希洛夫好像忘记了自己曾参与镇压。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卡冈诺 维奇试图提醒大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关于采取刑讯办法的决定上签过字。伏 罗希洛夫恼火地对他说：“我不仅从来没有在这种文件上签过字，而且我要说，假 如有人建议我做这种事，我会鄙视他。我在沙皇监狱里挨过打，被逼过供，我怎么 会在这种文件上签字？” 他忘了，因为他太想忘记此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他自己都不相信会参与这 种事情。 赫鲁晓夫的女婿、著名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道：“1958 年或者是1959年的夏天，伏罗希洛夫来到了赫鲁晓夫正在那里休假的克里米亚别墅。 他把手搭在赫鲁晓夫的肩上，把头凑过去，用一种忧伤的和请求的口气说：‘尼基 塔，再也不要流血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永久的志愿者 每一次国外行动都是件艰难和代价不菲的事情，但是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吝惜过 钱财。女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及其丈夫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就与人民委员叶 着夫下令进行的这样一次谋杀联系在一起。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在1922年追随丈夫离开了列宁当政 的俄国，为了共度移民生活的苦日子。她在1939年又追随丈夫回到斯大林当政的俄 国，为了去监狱给丈夫送东西。 谢尔盖和马林娜是少年时代相识并且马上相爱的。谢尔盖·埃夫龙是一个著名 的左派女恐怖分子的儿子。他很小就感觉到了人们的疏远和社会的歧视，而且他再 也没能摆脱这种感觉。他对周围的人来说永远是“外人”。他身边的“自己人”很 少。 埃夫龙曾经回忆说：“早在7岁的时候他就曾把炸弹藏在裤子里。”他的母亲1 910年在巴黎与自己的小儿子谢尔盖的弟弟一起上吊自杀了。他能否料到31年以 后自己钟爱的妻子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也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夫龙离开大学，随救护列车上了前线，后来进了军 校。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加入了白俄军队，并在1920年被迫逃离俄 国。 马林娜和谢尔盖在国内战争中失去了联系。茨韦塔耶娃一点也不知道丈夫的音 讯。周围的人向她隐瞒了这样一个传闻：红军在克里米亚枪毙了白俄军官埃夫龙。 1920年在食品匾乏的莫斯科，马林娜的孩子们因身体虚弱面临死亡的威胁。不 仅如此，大女儿阿里阿德娜还病得很重。马林娜把两个女儿送进了红军照管的孤儿 院。为此她不得不写了一份说明，证明这两个孩子不是她的，而是难民的，她是在 自己家发现她们的。 大女儿被护理好了，3岁的小女儿伊琳娜饿死了。马林娜后来对姐姐说：“我救 不了两个孩子，因为没有东西给她们吃。我选择了身体比较强壮的大女儿，这样能 帮她活下来。” 马林娜在1922年得知，谢尔盖·埃夫龙还活着。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上大学。她 立刻决定去找他，费了很大劲儿才得到离境许可。在1922年的时候还允许离开苏维 埃俄国。 1925年她们全家搬到了巴黎。她的诗作在法国大获成功。与此相反的是，埃夫 龙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像他这样的一些移民开始觉得，反对俄国新政权是 他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为祖国服务毕竟高于一切。 谢尔盖·埃夫龙加入了欧亚人的行列。欧亚人反对盲目模仿西方，主张俄国走 一条特殊道路，即可以汇集能够从欧洲和亚洲得到的一切优秀东西的道路。 欧亚人分裂成了三派。由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姆公爵领导的其中一派承 认布尔什维克革命，渴望返回俄国。公爵在伦敦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加入了英国共 产党，于1932年回到了俄国。1937年他被判定为“外国间谍”，后来死于斯大林的 一个劳改营。 谢尔盖·埃夫龙在巴黎加入了返回祖国联盟。受苏联大使馆控制的这个联盟成 立于1924年，1937年更名为苏维埃祖国之友联盟。有人认为，埃夫龙是在这里与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搭上了关系。此外，还有人认为他参与了杀害企图在西方躲藏 起来的苏联情报人员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行动。波列茨基用赖斯这个姓的时候更 为著名。 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波列茨基又叫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 还叫伊格纳季·赖斯，绰号是路德维希。他是最著名的叛逃者之一。 他从1920年起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工作。在叨年代初期成为瓦尔特·克里维茨 基（其真名是萨穆伊尔·格尔舍维奇·京茨贝格）的副手。克里维茨基30年代中期 领导了苏联军事情报机关设在西欧的一个大型秘密活动站。 伊格纳季·波列茨基在1937年夏天宣布前往西方。他与苏联常驻巴黎代表处的 一名女工作人员见了面，并交给她一包东西。纸包里面有一枚红旗勋章和一封给斯 大林的信。奇怪的是，波列茨基竟然随身带着勋章，因为情报人员不应该把正本文 件和奖励随身带往国外。 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道：“我把自由还给了自己。我回过头来追随列宁，追 随他的学说和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够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 来，把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下解放出来。前进，去迎接争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的新战斗！去迎接争取组建第四国际的新战斗！” 这封信现在让人觉得既可笑，又荒谬。在情报机关供职15年竟然未能使波列茨 基丢掉革命浪漫主义。像瓦尔特·克里维茨基那样，波列茨基终生都是世界革命的 战士，并且离开斯大林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认为托洛茨基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 承者。 对于斯大林来说，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信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被驱逐出 俄国并失去任何影响的列夫·托洛茨基仍然是斯大林的头号敌人。 波列茨基于1937年9月4日被杀害。虽然瑞士警方公布了自己认真调查的结果， 但是关于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至今未能令人信服地查明。 波列茨基的遗孀埃尔扎写了一本回忆录。该回忆录1969年在伦敦出版，不久前 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捷尔任斯基的秘密间谍》。 于1938年夏天逃往西方的前苏联政治情报机关驻西班牙间谍亚历山大·奥尔洛 夫（列夫·费尔德宾）讲了杀害赖斯的这件事。他肯定地说，派出了内务人民委员 部国外处机动小组的工作人员去追杀伊格纳季·赖斯。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自己的副手被杀后一个月也决定逃往西方。他在自己那 本名为《我曾是斯大林的间谍》的书中写道，肃反委员会的要员谢尔盖·米哈伊洛 维奇·施皮格尔格拉斯紧急抵达巴黎。他指挥了除掉赖斯的行动。 所有这些书的缺点在于，它们的作者在描写杀害波列斯基一事时用的都是别人 的话，或者是进行推测，把推测当成不容争辩的真相。 瑞士警方在调查杀害波列茨基一案时查明了以下情况。 1937年9月4日凌晨，在洛桑至尚布兰德的公路旁发现一具40岁左右的无名男尸。 5发子弹射入其头部，7发子弹打中身体。 警方迅速找到了驾驶室里有血迹的被丢弃的汽车，逮捕了租用这辆汽车的妇女。 令警方惊讶的是，她在发生凶杀后并未企图躲藏起来。 这名妇女叫雷纳塔·施泰纳。她把这辆汽车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可是她弄不明 白朋友们躲到哪里去了。警方认为施泰纳与“朋友们”是一伙的，并复原了杀害波 列茨基的假想图。可是，除了雷纳塔·施泰纳外，警方未能抓到任何人。 有人认为，在纳粹分子掌权后逃离德国的德共党员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帮 助了莫斯科的行动小组。希尔德巴赫是波列茨基的朋友。 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希尔德巴赫与波列茨基约定见面。他们去了郊外的一家饭 店。用餐后出来散步，这时在荒凉的路上出现一辆汽车，从汽车中跳出来几个人。 他们把波列茨基塞进汽车，在车里开枪打死了他，然后把尸体抛到路旁。 雷纳塔·施泰纳在审讯中还说出了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据她讲，他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波列茨基谋杀案的瑞士历史学家彼得·胡贝尔在改革年代来 到莫斯科寻找档案材料，并到我当时所在的《新时代》周刊编辑部找我。 他说，雷纳塔·施泰纳1934年在莫斯科呆过6个星期。她可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 招募了。 施泰纳在审讯中说，埃夫龙参与了跟踪波列茨基。瑞士警方向法国同行求助， 但此时谢尔盖·埃夫龙已经离开法国，因此未能审讯他。 不过，警方审讯了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她说，埃夫龙在波列茨基被杀后5个星 期（而不像罪犯那样马上）去了西班牙，而准备行刺的那几周和行刺当天，他们一 起呆在大西洋岸边。这是在提供丈夫当时不在现场的证词？ 茨韦塔耶娃对警方说：“我个人不过问政治，但是我觉得，我丈夫与俄国现政 权有关系。” 这表明，茨韦塔耶娃认为没必要隐瞒她的丈夫与苏联官方代表保持着公开的关 系。如果埃夫龙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有可能作这样的表白吗？ 茨韦塔耶娃在审讯中说：“我和丈夫在赖斯案这件事上除了表示气愤外没说过 别的什么话，我们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不管它是什么人干的。” 很难想象，伟大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这个倘佯在崇高情感世界里的人会应 付自如，撒谎，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袒护丈夫。也许马林娜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干什 么事？这也很难想象。情报机关的历史表明，妻子总是知道丈夫在从事秘密工作。 一些历史学家用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杀害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说法其实令人非 常怀疑。这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搞的政治谋杀案。 不惜人力和物力的做法使莫斯科能够精心策划和组织这种事情。 需要做复杂准备工作的此类行动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这些行家来干。他们不 是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这样的情报机关军官，而完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个 局的军官。前面提到的1940年在墨西哥组织杀害列夫·托洛茨基的艾廷贡就在这个 局供职。 埃夫龙在苏维埃俄国只活了两年。他于1939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与一批返回祖 国的前移民一起被捕。根据刑法典第58条向他提出了公式化的指控。这个条款给劳 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犯人定了罪：叛国，搞恐怖活动，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 起诉书中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说，一批白俄侨民根据法国情 报机关下达的任务从巴黎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的任务是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本案被告埃夫龙于1920年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积极参加了白匪组织的反苏活 动。 “埃夫龙在巴黎所谓的亲苏组织‘返回祖国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得到以前 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对自己的格外信任，于是按照法国情报机关 下达的任务把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秘密派往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法庭的判决中也提到了埃夫龙与情报机关的合作！这么说是真 的了？ 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多半与整个起诉书的正确性相当，而起诉书中只有被告人的 姓名和出生日期与事实相符。 审讯过埃夫龙的人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根据大量其他此类审判过程的 经验可以推测，是埃夫龙本人对侦查人员讲了自己与苏联驻巴黎的官员有联系，天 真地尝试让侦查人员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没有根据。可是侦查人员却满心欢喜地利 用了这些话。 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查阅了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间谍、同样是前白俄军官的彼得 ·科瓦利斯基的卷宗。他在不同的欧洲国家里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几年。 在1937年苏联大规模镇压的高潮中，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一城市的地方 局逮捕。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方面执行莫斯科情报机关的任务，同时又被指控为波兰 从事间谍活动。 科瓦利斯基当然说了自己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但是 文化水平很低的侦查员根本没想到向情报机关的同行核对一下，于是就在起诉书中 写道：“显然，科瓦利斯基有一些涉嫌为波兰从事情报工作的行为。” 在斯大林时期缺少罪证根本不会妨碍作出死刑判决…… 科瓦利斯基被枪毙了，可是中央情报机关在全苏联还找了他整整两年时间，为 的是派他去国外执行新任务。 在侦查埃夫龙案件的同时，消灭对外情报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内相邻的几间办公室里也接近了尾声。 “法国间谍”埃夫龙关于在巴黎与苏联人（他们当中有一半人为情报机关工作） 接触的任何一句话大概都令侦查员们兴奋不已。埃夫龙的判决书中“以前持敌对态 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 这行字不是用来加重埃夫龙的罪过，而是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侦查员为镇压情报部门的同事做的铺垫。 为塑造“埃夫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这一形象出了力的还有因同一案 件与他一起被捕的女儿阿里阿德娜。 1940年7月，阿里阿德娜被当作法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又给 她加了刑，并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开始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平反。阿里阿德娜·埃 夫龙给苏联总检察长写了信，请求告诉她父亲的命运。当有人寻找埃夫龙为苏联情 报机关工作的证据时，往往引用这封信： “我的父亲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龙曾多年作为苏联情报机关的驻外工 作人员，其中包括在法国从事情报工作。他于1939年在莫斯科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不了解。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绝对诚实的人，我相信他是无辜的，请您，总检察长同 志，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即他是否活着，按哪个法律条文给他定的罪，刑期多长。” 为了了解关于自己父亲的情况，她也利用了当时她觉得有说服力的理由：估计 父亲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后来，当为父亲平反的麻烦事办完后，阿里阿德娜对朋友们坦言，实际上她对 父亲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无所知…… 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后，阿里阿德娜·埃夫龙遇到了一位了解她父母的妇女。 这个人叫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亨金娜，是沙皇军队涅利多夫将军的女儿， 以前当演员。她在1923年离开了苏维埃俄国，于1941年回国。 她曾在巴黎的返回祖国联盟领导戏剧爱好者小组。据她后来对莫斯科的熟人讲， 她向苏联代表提供过特别的帮助。 阿里阿德娜因意外遇到一个能证明她的父亲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而高兴。她给 军事总检察长助理写了一封信： “伊丽莎白·亨金娜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清楚地记得施皮格尔格拉斯交给我 父亲领导的小组的任务是怎样执行和由谁去执行的，这件事是由于谁的过错怎样失 败的。她还记得其他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在重新审理我父亲的案件时可能会令人感 兴趣…… “大约从1924年起，也许更早些，就了解我父亲的第二个人是藏拉·亚历山德 罗夫娜·特赖尔。她也积极参加了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现在她在英国，亨金娜有她 的地址……” 这封信中提到的名字让人觉得是埃夫龙参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有力证明。 毫无疑问，在战前被枪决的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高水平的和高效率的情 报人员。他曾升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5处副处长。他用假名社切签字的 工作报告保存在苏联著名间谍、前白俄将军尼古拉·斯科布林的人事卷宗里。我在 克格勃档案馆有机会研究了这份卷宗。 由施皮格尔格拉斯签字的文件显示出他是个勇敢而坚定的情报人员，而且这些 文件与他的同事们那些枯燥无味和不得要领的报告有很大差别。谢尔盖·施皮格尔 格拉斯领导了与俄罗斯侨民的斗争许多年，30年代中期在西欧，其中包括在法国， 不合法地生活了很长时间。 谢尔盖·埃夫龙和伊丽莎白·亨金娜是否可能真的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 根据自己驻外大型秘密间谍机关领导人的身份，施皮格尔格拉斯只与斯科布林 将军这样的最重要的间谍直接交往。这些间谍提供的是关于移民上层人物的计划这 类一流情报。无论是埃夫龙，还是亨金娜，即使接受他们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说 法，都不属于这种最重要的间谍。苏联情报机关在巴黎有一个庞大的机构。与低级 间谍进行接触的同样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低级工作人员，而低级间谍光在移民中就有 数十人。 施皮格尔格拉斯冒用别人的名字在国外生活。在巴黎知道他真名的只有苏联情 报机关的几位用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干部。在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跑到西方并说出 他的真名后，伊丽莎白·亨金娜和其他所有人才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因此出 现在报刊上。而此时施皮格尔格拉斯已遭枪决。 阿里阿德娜的信中提到的薇拉·特赖尔也被认为参与了伊格纳季·波列茨基谋 杀案。 薇拉是俄国大工业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奇科夫的女儿。古奇科夫曾任 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在二月革命后的首届俄国政府中出任海军部长。 薇拉在1935年嫁给了格拉斯哥一位工业家的儿子罗伯特·特赖尔。罗伯特属于 在共产主义思想中寻找幸福的那类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他于1934-1936年生活在莫 斯科，在《莫斯科新闻》周报工作。这显然使人有理由认为，薇拉与肃反工作者有 关系。不过，埃夫龙很了解薇拉并不是因为“共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是 因为她的第一位丈夫是欧亚人彼得·苏夫钦斯基，埃夫龙与他一起出版过《路标》 杂志…… 我在保存在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的斯科布林将军的案卷中发现了一份与谢尔盖 ·埃夫龙有关的秘密文件。 有位苏联新闻记者曾请求克格勃允许他写写“出色的苏联情报人员谢尔盖·埃 夫龙”。按照规定这封信被送到了克格勃新闻局。新闻局长将这一请求报告给了自 己的上司克格勃的一位副主席。这位副主席又把这一请求转达给了负责情报工 作的第一总局。 第一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密信中向克格勃领导人报告说：“在苏联对外情报机 关的登记卡片中没有谢尔盖·埃夫龙这个人。” 这份文件仅供克格勃最高领导人看，对记者的答复用的是公式化的说法：“发 表关于谢尔盖·埃夫龙的文章是不适当的。” 如此看来，谢尔盖·埃夫龙并不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骨干工作人员。那么真相到 底如何呢？ 埃夫龙曾寻找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的机会。他在苏联大使馆被告知：“您在 祖国面前犯下了大罪。在考虑回国之前，您应该先赎罪并得到宽怒。” 于是他尝试着赎罪和得到宽恕。详细打听移民的内部情况和某些移民的情绪让 他觉得很自然，因为向他提问题的是苏联的官方代表。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的埃夫 龙很晚才明白，内务人民委员部利用了他。 在纳粹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斯大林的法庭判处了“法国间谍”埃夫龙 死刑。国家的命运系于一发，可是镇压机器仍继续运转。 1941年8月31日，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在严重的抑郁状态下于偏远的小城叶拉布 加自缢身亡。她是从德国人迅速逼近的莫斯科撤退到这里来的。茨韦塔耶娃在叶拉 布加住在以政治局委员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名字命名的一条街上。日丹诺夫因迫害 作家而出了名。 马林娜不像埃夫龙那样迷恋苏维埃俄国，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丈夫和 女儿会因荒谬的指控被捕，而自己要栖身在别人家里，身无分文，也没有工作、朋 友和指望。 马林娜和谢尔盖的儿子格奥尔基·埃夫龙在19M年初应征人伍。由于他能写善画， 因此被安排到司令部做文书工作。这是个活命的机会，然而他羞于在司令部里苟且 偷安，于是请求上了前沿阵地。1944年7月他受了致命伤。 格奥尔基·埃夫龙像他父亲一样也成了志愿者。希望诚实和无私地为国效力是 他们家庭特征中最重要的东西。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于1929年写了描述红军和白军在克里米亚交战的最后战况 的长诗《横沟》。前白军军官、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龙是诗人灵感的主要来源。 像她的其他许多诗作一样，这首长诗也是献给丈夫的。诗中提到“我亲爱的和永久 的志愿者”。 我觉得，这几个字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埃夫龙这个人。谢尔盖·埃夫龙在他觉得 是荣誉和公正的象征的旗帜下无私地进行了奋斗。他和他的妻子成了20世纪俄国历 史上的悲剧事件的牺牲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老爷对叶热维奇卡的爱 著名医生和作家维克托·达维多维奇·托波良斯基写道，叶若夫是个瘦弱矮小 的人，身高才160公分。身体发育迟缓并且保持着儿童的身材比例被称为婴儿型。内 分泌腺功能紊乱可能是由先天性梅毒、结核病、父母嗜酒过度、颅脑外伤或幼年营 养不足引起的。 托波良斯基博士提出如下问题：“他身体上的缺陷是否与某种传染病或给脸上 留下一个小伤疤的颅骨外伤有关？是否与让他14岁就去工厂做工的父母贫困和嗜酒 过度有关？是否与某种甲状腺病或垂体病有关？” 他写到了人民委员心理发展过程的迟延及其局限性很大的不成熟思维：“他的 智力和情感停留在儿童的水平上，并且被由幻想产生的无知束缚住了……叶若夫罕 见的暴虐狂也需要加以说明。自身有缺陷的感觉和进行补偿的强烈愿望使他产生了 学坏了的和发育不足的孩子那种特别的残忍性。只要不受惩罚，这样的孩子会无休 止地折磨比自己弱的任何生物。” 斯大林管人民委员叫叶热维奇卡（叶若夫的呢称译者注）。叶若夫从不嫌 弃粗活，这一点令斯大林很喜欢他。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密政情处的一位侦查员曾得 意地对同事们说，有一天人民委员走进他的办公室，问接受侦讯的人招供了没有。 当他说还没招供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挥起手朝那个人脸上啪的就是一巴掌， 然后对他说：“就应该这样审讯他们！” 斯大林经常请叶若夫到自己那里去，跟他一起下象棋。然而，老爷的爱，特别 是独裁者的爱，不会长。 1937年回月27日，叶若夫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称号。第二天《真理报》刊登 了他的正面照片。1937年7月17日，叶若夫“因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执行政府 任务方面取得出色成绩”而荣获列宁勋章。 加里宁在7月27日向他授勋时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非常充分地表现出了自 己的能力，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叶若夫接受勋章后说：“如果一个人在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中工作，那这意味着他是最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他无限忠于自 己的祖国、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党和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志。” 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北高加索的小城苏利莫夫更名为叶若沃一切尔克斯克。叶 若夫名扬全国。许多报刊都颂扬他，还有人为他写了诗： 谁比雪豹勇敢无畏，比雄鹰目光敏锐？ 受全国爱戴的人，目光敏锐的叶若夫。 在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20周年 的隆重会议上，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作了报告： “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 学习那样…… “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段时间工作干得非常好……” 叶若夫此时处在官运的顶峰。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和联共（布） 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下属后备资源委员会副主席， 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叶若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及一些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这 些共和国包括鞑靼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和伏 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 在叶若夫的案卷中有一些他保存的同志们的信件。其中有一封谢尔戈·奥尔忠 尼启则的便函： “亲爱的叶着夫，你好！ 一些关于你的消息不太好：不睡觉，不吃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要以朋友 的身份对你说，如果你病倒，你会使自己、党和我们大家陷入窘境…… 你的谢尔戈” 区委以上的党委人事工作都与肃反工作者合作进行。按规定党的机关要得到关 于被任命工作人员的书面材料。未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不得任命高级职务。 1937年12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州局局长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当选为代表， 他们的副手当选为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少 数民族共和国的人民委员和州局局长在国内都变成了主要人物。有人公开地为他们 叫好。 施赖德尔回忆了他当时的上司、斯大林的连襟、1938年任哈萨克内务人民委员 的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对他说过的话。据列坚斯讲，在别墅喝完酒 后叶若夫毫无顾忌地对部下们说： “你们怕什么？要知道，一切权力都在我们手中。我们想处决谁就处决谁，想 饶恕谁就饶恕谁。你们是局长，可是却闲呆着，还有点怕毫无用处的州委书记。应 该会工作。你们其实明白，我们就是一切。从州委书记起，要让所有的人听你的话。 你应该是州里最有威信的人……” 如果叶若夫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肯定会有人马上把这些话报告给斯大林。这 会使斯大林相信，内务人民委员既然讲这种话，那他就是个很不聪明的人。任何人， 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也不能凌驾于党之上…… 到1938年初，斯大林可能已经认为叶若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于2月16日以叶若夫的名字命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指挥员 进修学校。这对叶若夫大概是件愉快的事，然而礼物并不重此次用他的名字命 名的不是城市，而只是他属下的一所专门学校。他在党内的升迁也停止了：叶若夫 还是没能进入政治局，仍是候补委员。 叶若夫把自己《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活动》一书的手稿呈送给了斯大林， 并附上了一个便条：“恳请您浏览一下呈上的书稿。这是我曾和您谈到过的关于 ‘季诺维也夫现象’的那本书的第一章。请给予指示。” 斯大林好像不喜欢叶若夫在写作上的奢望。他任命叶若夫当人民委员不是为了 让他写书。没有他也会有人写书。显然，斯大林看到，叶若夫也已经更多地考虑自 己的地位、自己的威望，总而言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 工作。这个结论不能不导致对叶若夫来说非常不幸的后果。 叶若夫还想当《党的建设》杂志的主编。好像已经在编辑杂志的感觉使他这个 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这一点也不会令斯大林喜欢。 叶若夫于1938年向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写了 报告，建议将莫斯科更名为斯大林诺达尔。他想为主人效劳，想让主人高兴，但是 没猜对主人的心思。斯大林不想这么做。他觉得这件事不会被人愉快地接受，因此 对叶若夫发了脾气。有个忠实的和不知疲倦的执行者是件好事，但愚蠢的叶若夫开 始让斯大林生气了。斯大林需要一个新人，一个同样残酷无情，但是更精明能干的 人。 1938年1月21日，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在大剧院纪念列 宁逝世14周年的隆重集会上讲了话。他说：“1937年将载入史册。在这一年我们的 党给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的党在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的斗争中变 得强大了。取得这一成就是由于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为首的苏联情报机 关得到了加强。” 而实际上，叶若夫已经失宠了。 1938年1月9日，中央作出了《关于错误地解雇因反革命罪被捕者的家属这一事 实的决定》。 1938年1月14日，中央全会又作出了，个决定《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共产党员 党籍方面的错误、关于对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上诉书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态度的问题以及关于消除这些缺点的措施的决定》。接替叶若夫任党的干部处处长 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宣读了报告。全体发言者都呼吁“不要无充分理由就控告人， 要把犯错误的人与破坏分子区分开”。这一切对明白人来讲意味着，人们对叶若夫 的工作不满，叶若夫的时代行将结束，他将被当作带来一切不公正行为的人。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又开始了逮捕。这一次逮捕的是叶若夫提拔的人他的 副手们和业务处的处长们。 中央党的领导机关处的一批指导员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来加强干部队伍 （后来在1952年也搞了这么一次）。斯大林不希望在肃反机关的权力更迭过程中发 生意外。 8月份叶若夫有了新的第一副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对于格鲁 吉亚中央第一书记来说，这项任命显然是降职了。如果贝利亚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 取代叶若夫，这项任命才有意义。到＊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已经由叶若夫和 贝利亚两个人一起签发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甚至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面前叶 若夫的权力也不比贝利亚大。 与此同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评增多了。1938年11月17日，党中央和政府 作出了《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侦查工作的决定》。决定中提到了“内务人民委员 部机关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和反常行为”： “混入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机关的人民的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 在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设法搞乱侦查工作和情报工作，蓄意歪曲 苏联法律，进行了大规模没有根据的逮捕，同时使自己的同谋者，特别是隐藏在内 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同谋者，免遭揭露。” 这个决定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习惯做需要耐心细致的和系 统的情报工作，对简化了的办案方式发生了兴趣……侦查人员局限于从被告人那里 得到自己有罪的供词，完全不关心用必要的文件资料来充实供词”。 该决定撤销了三人小组，要求只有经法院或检察长批准后才可进行逮捕。 这个决定通常被解释成停止大规模镇压的信号。实际上不是这样。在贝利亚时 期镇压继续进行。不仅如此，决定还帮助在人民委员部内部找到了新的敌人。检察 机关不间断地发放了逮捕证。而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特别会议工作得同三人小组 一样有成效……不过，决定还为斯大林和政治局作了解脱，并且听起来像是对叶若 夫作出的死刑判决。可以认为，叶若夫明白这一点。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审判与枪决 1938年4月8日，任命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亚戈达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 斯大林在按照一种可靠的方式行事：为了准备逮捕并审判最主要的肃反工作者，先 把他放到次要岗位上去。然而，又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因为同时把水运人民 委员部也交给了卡冈诺维奇。 叶若夫的妻子叶夫根尼姬·所罗门诺夫娜于1938年10月29日被送进了莫斯科郊 外的沃罗夫斯基疗养院。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虚弱抑郁症。 叶若夫的妻子也背上了黑锅。 几周的治疗对她没有帮助。她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鲁米那，于11月ZI日死亡。 在顿河公墓安葬了她。叶若夫没有参加葬礼，他已经顾不上这个了。他最后的自由 时光即将到头。 妻子在临死前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科柳申卡（尼古拉的爱称译者注），恳求你，不仅仅是恳求，而且还坚 决要求你审查我的一生和我整个人。一想到有人怀疑我搞两面派活动和犯下了某些 无中生有的罪行，我就无法容忍……我在国家和党的面前没有任何过错。科柳申卡， 为什么我就应该承受这种让人很难想象的痛苦？我成了一个败坏了名声和蒙受了耻 辱的孤独的人，成了一具活的僵尸。有个念头使我很苦恼：‘为什么要活着？我应 该用非人的煎熬去赎什么罪？’ “如果能够与这个珍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人（指斯大林作者注）哪怕只交谈 5分钟该多好啊。我看到，他非常关心你。我听说，他富有同情心地谈论过妇女。他 会理解我。我相信，他不会错怪人，不会让人有灭顶之灾。” 而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叫来叶若夫，建议他与有可疑关系的妻子离婚。 后来侦查人员虚构了以下情况：叶若夫的妻子于1926年被英国情报机关招募， 后来该情报机关又招募了他。为了不让妻子出卖自己，叶若夫就把她毒死了。 叶夫根尼娅·叶若娃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举止轻浮，对文学艺术界的人士很感 兴趣。叶若夫本人曾断言，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著名的极地考察员奥托·施密特 是她的情人。 叶若夫的案卷中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监视1938年6月来到莫斯科的米哈伊尔·亚历 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的材料。监视记录上写道：“叶若夫同志的妻子来看望过肖 洛霍夫，他们两人关系暧昧。” 后来叶若夫心甘情愿地指控自己的妻子搞间谍活动：“叶若娃与巴贝尔有不寻 常的友谊，我怀疑这里面有间谍关系。” 巴贝尔是著名作家，其作品有《骑兵集团军》和《奥德萨的故事》。巴贝尔被 逮捕和枪决了。没有动奥托·尤利耶维奇·施密特和肖洛霍夫。他们在这次抽彩中 得到了幸运的彩票。 出生在阿塞拜疆的卡连·涅尔谢索维奇·布鲁坚茨在自己那本名为《在老广场 30年》的书中反映了那段时间的情况。当年其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来上级 把他从国家安全机关调到民警机关工作，任命他为阿塞拜疆共和国汽车检查局局长。 有一天他往家里打电话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因为正在进行逮捕，任何人都 不准离开大楼。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遭遇了浩劫。这是几次浩劫中的一次。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一些人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如果他们走 进一间办公室，那就意味着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被捕了…… 为数不多的人曾试图自救。1938年6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局长、 37岁的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逃离了苏联。越过中国边界后，他落到了 当时统治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手里。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柳什科夫接到了去莫斯科的通知。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 么，于是干脆在第59边防队驻守的地段越境去了满洲里。这件事其实并不难。他对 陪同自己的边防哨所所长说要去见一个日本间谍，然后就越境而去了。他向日本人 讲了许多情况，不过这没有帮上日本人的忙。 柳什科夫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很不好过。日本不是个可以寻求政治避难的国家。 他在1945年8月被日本人杀害了。 同年10月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 斯片斯基也曾尝试逃走。他在与叶若夫通电话时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到事情不妙， 意识到事不宜迟，应该自谋生路。 他在人民委员部留下这样一张字条：“我将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在河边找我的 尸体。”在第聂伯河岸边发现了他的衣服，潜水员也确实找到了一具尸体。乌斯片 斯基当时在国内东躲西藏，但一个月后还是把他找到了，一年后他被枪决。 然而，叶若夫是根本没有进行自救尝试的人之一。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想过。他 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寄希望于斯大林宽恕自己。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把所有 的敌人都揭露出来和消灭掉。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什么错误。有人说，他在最后 几个月里酒喝得很多，行为举止有失体统。 在清除叶若夫前两周，斯大林迫使他亲手写报告，内容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掌 握的告密材料是告发哪些高级领导人的，首先是告发哪些政治局委员的，每个人受 到的指控是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步看法如何等等。开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名单。 这份材料是手写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的，因为打字机打的东西可以伪造。 斯大林一直把这份材料保存在自己的档案室。在这些告发政治局委员的材料中 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只是某些人热心地记录下来并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不 太合适的和模棱两可的言论。不过，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这份文件本身。在必要 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给它添上已经被捕的人提供的其他一些类似的举报材料和 供词。 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局局长瓦连京·茹拉夫廖夫的举报材料是逮捕叶若 夫的根据。举报材料很可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写的，要不然茹拉夫廖夫指控人民委 员保护可疑人的举动也太大胆了。只有确信叶若夫的命运已经确定，才有可能写这 种东西。斯大林亲口夸奖了茹拉夫廖夫。他被调到了莫斯科，但是在贝利亚时期被 消灭掉了…… 1938年11月23日，叶若夫在斯大林那里。他在总书记办公室呆了近4个小时，从 21点15分呆到午夜1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场，他们当时是斯大林信任的主 要人物。 叶若夫那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请求解除他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 并且列举了自己犯的错误： “第一，很显然，我没有胜任这个责任重大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没有充分抓 好十分复杂的情报工作。我的过错在于，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应该做的那样及时向联 共（布）中央委员会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我的过错在于，当看到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的时候，甚至在内务 人民委员部内部批评这些缺点的时候，我没有同时向中央汇报这些问题。因满足于 某些成绩，想掩饰缺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瞎忙，试图改善工作局面。由于改善工 作不顺利，我便急躁起来。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在政治上不信任某位工作人员，但却拖延解决 逮捕他的问题，等着挑选另外的人替代他。由于这种事务主义的考虑，我看错了许 多工作人员，推荐他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现在他们作为间谍被揭露出来了。 “第四，我的过错在于，在坚决清洗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保卫处的工作中我 表现出了对肃反工作者来说完全不能容许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在拖延逮捕克里姆林宫阴谋家的事情上尤其不可原谅…… “我应该说，虽然我的工作中存在这些缺点和疏漏，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中 央委员会的日常领导下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我 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 同志许下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义务：我将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牢记所有这些教训， 注意自己的缺点，在中央认为有必要使用我的任何岗位上改正缺点，不辜负中央的 信任。” 甚至像叶若夫这样的人也有些幼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应该明白等待他的是 什么。可是他却相信，像他这样忠于斯大林的人会得到宽恕。可以被撤职，可以被 逮捕，但是不会被枪决。为什么要枪决他呢？ 然而，他的辩解没人感兴趣。叶若夫和他的一班人马成了废料。内务人民委员 部已经交给了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为首的新班子。新班子努力地消灭 着自己的前任。 更换班子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一切过火行为和错误的责任推 到叶若夫和他的人身上去。党严厉处罚了违法者……人们看到了斯大林有多么公正， 看到了当周围有这么多敌人的时候，他处境多么艰难。 与叶若夫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1月24日，斯大林签署了完全中性的政治局决定： “1．满足叶若夫同志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 “2．保留叶若夫同志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水运人民委 员的职务。” 指出的解职原因对叶若夫来说是非常体面的：“一方面考虑到叶若夫同志在声 明中陈述的理由，另一方面考虑到他有病在身，无法同时领导两个重要的人民委员 部。” 又过了一天，即11月25日，贝利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 对叶若夫的压力增加了。 1939年1月10日，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水运人民委员叶若夫同志经常不按时上班，并且置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的屡次警告于不顾，继续在下午3点、4点或5点到水运人民委员部上班，对工作和履 行人民委员的职责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兹决定： 1．就轻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予警告处分，并且警告今后不得再有这种现 象。 2．责成叶若夫同志准时到人民委员部上班并正常领导人民委员部。” 他这个中央书记甚至没有被选为党的18大代表。 1939年4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完不成运输计划的水运人民委员 部分成两部分海上船队和江河船队。这样叶着夫就丢了工作。 第二天，4月10日，刚刚当选为中央书记和被任命为领导干部局局长的格奥尔基 ·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把叶若夫叫到了自己办公室。他坐在叶若夫红极 一时的时候坐的那把椅子上。然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时代结束了。前人民委员 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了。逮捕证是新人民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 亚签发的。 他被关进了苏哈诺夫特种隔离侦讯监狱。那里关押的犯人为数不多。 被捕后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张便条： “拉夫连季： 虽然对我作出的和我按照党员义务接受的结论很严厉，但是我凭良心向你保证， 我将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斯大林同志。 你的叶若夫” 叶若夫病了。他得了结核病和牛皮癣。当把他送进监狱医院时，没让他用自己 的名字，在病历上写的是“1号病人”。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 库莫夫后来在监狱医院里也被人起了大致相同的名字“15号囚犯”。 叶若夫被指控“有叛变观点和间谍观点，与波兰和德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与 敌视苏联的波兰、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统治集团有联系”，搞阴谋，策划在1938年 11月7日搞政变，搞破坏活动。 叶若夫承认，德国情报机关在1930年招募了他：“利用党员的外衣作掩护，我 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欺骗，要两面手腕，进行反对党和苏联人民的冷酷无情的和隐蔽 的斗争。”他承认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 他承认，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讲述了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这 两位元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的犯罪活动，还说 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与敌对分子有关系。 这意味着，肃反工作者也收集这些人的材料。这张网非常大，它实际上撒向了 国内所有或多或少有些名气的人。只要斯大林表现出兴趣，所需要的案卷就会放到 他的桌子上。 不过，这些材料没派上用场，所有人都继续享受自由。无法弄明白，为什么斯 大林宽恕了一些人，处决了另一些人。 叶若夫承认，他曾策划针对领袖的恐怖行动曾打算在宴会上或在看电影时 向斯大林开枪。 总之，叶若夫承认了一切：“我不否认曾经酗酒……我经常带女孩子到一个朋 友家去过夜。” 根据刑法第154条第1款指控他使用暴力或利用受害人的依从状态搞同性恋。不 过，判决书中未列人这一条。叶若夫本人承认自己“道德上和生活上腐化”。他说： “这指的是我早就有的恶习鸡奸。”据他讲，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开始有了“双 方都积极的关系”。 压制同性恋者在苏联和德国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发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亨里希·亚戈达写给斯大林的 一份落款日期是1933年12月13日的报告： “为了在近期内取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性恋者团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 查明了举行同性恋聚会的各种场所…… “同性恋者把完全健康的青年、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和某些大学生拉下了水， 使他们变得道德败坏…… “我们没有可作为依据来打击同性恋者的刑法……我认为，必须颁布关于搞同 性恋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应法律。” 通过了有关法律，而且同性恋者像政治犯那样受到了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 1934年春天，肃反工作者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现了同性恋者，并于4月份逮捕了 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德米特里·弗洛林斯基。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于7月3日向斯大林报 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莫斯科清除同性恋者的窝点时发现，外交人民委员部礼 宾处处长弗洛林斯基是个同性恋者。 “被我们叫来的弗洛林斯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交待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 到最近为止他一直与年轻人保持同性恋关系，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弗洛林斯基的引诱 下第一次涉足这种关系。 “与此同时，弗洛林斯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体负责人递交了一份声明。他 在声明中说，他在1918年是领薪水的德国间谍，在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当被招 募的秘书。” 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本人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曾被怀疑搞同性恋。不过，在收拾他们之前， 他们就去世了。 贝利亚在开庭前一天来到苏哈诺夫监狱，与叶着夫谈了一些事情。谈了什么呢？ 可能他的谈话内容与叶若夫前不久与别人的谈话内容相同：说明应该承认自己有罪， 那样才有机会得到从宽处理。是否如此，已无人可问，因为叶若夫和贝利亚都被枪 毙了。 不过，叶若夫在第二天的最后陈述中说：“昨天在与贝利亚谈话时他对我讲： ‘别以为肯定要枪毙你。如果你招供，并且把一切都如实地讲出来，将会保你一条 命。”’ 叶着夫在法庭上还说：“我清除了14000名肃反工作者。但是我最大的过错在于 清除的人少了。” 他实际上推翻了全部指控，并且用以下讲话结束了自己最后的陈述： “1．我的命运：当然不会留我一条命……我请求一件事：枪毙我时利落些，别 让我受罪。 “2．法庭和中央委员会都不会相信我是无辜的。我请求，如果我母亲还活着， 让她安度晚年，请教育我的女儿。 “3．请不要镇压我的亲属和同乡，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过错。 “4．请法庭认真办理茹尔边科一案。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是诚实的人，认为 他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 “5．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中从未在政治上欺骗过党，成千上万的人都了 解这一点，他们知道我既诚实，又谦虚。 “请转告斯大林，所发生的一切纯属种种情况的巧合，也不能排除敌人从中插 手的可能性。请转告斯大林，我将喊着他的名字死去。” “因背叛祖国，搞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策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组织杀害不 喜欢的人”，将他判处了死刑。 1940年2月4日，在为期1天的审判结束之后，根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 叶若夫在尼科利街的地下室里被枪决。 他前妻的女儿纳塔利娅6岁时进了孤儿院，现在住在马加丹州奥拉镇。她给国家 领导人写信，请求为叶若夫平反。她在信中说：“叶若夫是当时占主宰地位的血腥 独裁体制的产物。他的过错在于，他没有鼓起勇气拒绝奴仆般地为斯大林服务，而 且他对苏联人民犯下的过错一点也不比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 乌尔里希、伏罗希洛夫及党和政府其他许多领导人的过错大。” 1998年6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拒绝为1940年被枪决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叶若夫平反。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战争年代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回忆起政 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给他讲的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丢失 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3天后就抓到 了10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 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里的沙发后面去了。” 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当然，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 的特点。可见，甚至在政治局的同事里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名声也是如此。 为了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 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贝利亚的政治生涯由两个阶段组成斯大林时期的30年和斯大林死后的3个月。 而且，恰恰这3个月最为突出。不过，关于1953年3月5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单 独谈，这已经是另一个时期了。我们先来看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政治生涯。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 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们的前任和继 任者则是比较单调的人物。 虽然远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后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 或者说，至少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重 要政治家。 实际上，贝利亚有坚强的意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善于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 质和在复杂的情况下找出头绪。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 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不过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斗争中输了，于是把他变成了 替罪羊，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阿布哈兹苏呼米区一个叫梅尔赫乌利 的山村里的农民家庭。他显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想学习，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 标。他在1919年毕业于巴库建筑机械技术学校，然后又在工学院读了两年书。对于 当时党的干部和肃反干部来说，这种受教育程度相当高了。 对他的命运感兴趣的一些人说，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喜欢音乐，爱唱歌，对建 筑艺术感兴趣。可是，当时只有在政界才能够迅速地出人头地。 在1918-1919年，他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当技术员和海关职员。他1917年入 党，并迅速卷入了政治活动。而且，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他干了件相当微妙的事 情：按照同志们给的任务，他混入了阿塞拜疆特工机关。从1918年到1920年春天， 在阿塞拜疆掌权的是“穆萨瓦特”（意为“平等”）党。 这件事令党内一些同志困惑不解。这一点可以根据贝利亚写给谢尔戈·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作出判断： “列翁·戈戈别里泽正在苏呼米休假。据拉科巴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讲，戈戈 别里泽同志散布了关于我以及外高加索新领导班子的极其卑鄙的言论。他还特别提 到了我过去在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事，硬说党过去和现在好像都不知道这件 事。 “其实您很清楚，是党派我去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阿塞拜疆共产党 （布）中央在1920年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您、斯塔索娃同志、阿洪多夫同志、布 尼亚特一扎杰同志等人都在场。我在1925年把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就这个问 题作出的决定的正式抄件转交给了您。这个决定给我彻底恢复了名誉。：’ 后来又有人说，他为穆萨瓦特分子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是个双重间谍。 然而，没有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任何文件，甚至在为了给贝利亚抹黑而找遍所有档 案馆的情况下也没能找到。拉夫连季·贝利亚一直为一个政权服务。 在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文集里有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基洛夫1920 年的时候是俄罗斯联邦驻当时独立的格鲁吉亚政府的全权代表。基洛夫在1920年7月 向格鲁吉亚政府发去一份照会：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库塔伊西监狱里关押着尼古拉·诺扎泽、诺伊·托杜阿、 格奥尔基·丘巴尼泽、巴格拉特·察马亚和拉夫连季·贝利亚。 “他们全都因为参与去年10月的武装行动被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战地法 庭定罪。 “鉴于上面提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根据俄格条约第10条要求免服刑，因此我不 能不把将他们继续关押在监狱里看作是违反条 约的行为。” 贝利亚被释放了。作为一个已经很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在肃反委员会谋得 了一份工作。由于他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反应快，智力超群，因此他开始升迁。 在他的履历表上全都是升迁的记录。1921年他是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秘密行动处副 处长，后来升任处长、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从这个职位上又很快任命他为外高加索 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是领导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个共和国国 家安全机关的机构。后来他领导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过了一段时间又领导 了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安局。 1931年贝利亚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 代表。这意味着莫斯科的高层领导人喜欢上了他，让他监督三个共和国肃反工作者 的工作。同年安排贝利亚改做党的工作。 他在1931-1932年间先后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同时在1931 -1938年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在党的20大上讲话之后人们通常认为，贝利亚仕途上的关键性一步- -在1931年底任命他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是违背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意见 按照斯大林的心意安排的。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外高加索联邦存在 于1922年至1936年。三个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贝利亚在此类倾轧 活动中不是主角。 贝利亚在第比利斯作了一个报告之后开始享誉全苏联。后来用这个报告单独出 了一本书，名为《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该书把斯大林在革命 运动中的杰出作用吹得神乎其神。 这显然令斯大林心情愉快，但精心写出的报告不是贝利亚惟一的成果。他显示 出自己是一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精明能干而可靠的行政官员。而斯大林 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有些人没能胜任工作是因为没本事， 或者是认为付出太高代价难以想象。这样的人在斯大林手下工作的时间都不长。 贝利亚还显示出自己是个忠心耿耿的人。1933年夏天，当斯大林在阿布哈兹休 假的时候，似乎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贝利亚当时一边高喊“保护领袖！”，一边用 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斯大林。而谁向斯大林开的枪已无法查明，因为拿手提机枪倒在 岸边的那个人被保镖们乱枪打烂了。贝利亚是玩弄各种阴谋的高手。 有件事毫无疑问：斯大林喜欢上了贝利亚。不过，他不是总书记惟一喜欢的人。 斯大林提拔过很多人，并且很关心他们。当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会毫不惋惜地 拒绝让他们效劳。在这之后常常是逮捕和枪决。贝利亚是活得比斯大林长的为数不 多的人之一。 人们有时候觉得，斯大林信任贝利亚是因为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个推测一 下子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斯大林也不相信贝利亚；第二，斯大林对民族属性不 感兴趣。如果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不自杀，会通过别的办法摆脱他。除米高扬外， 总书记身边没有其他来自高加索的人，而米高扬从来都不是斯大林的心腹。 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民族属性对格鲁吉亚来说同样地不意味着任何宽容。 种种迹象表明，任命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对他来说是件不太令人 高兴的意外事情。他毕竟已经领导着一个大型党组织，一旦被调往莫斯科可以指望 在中央委员会谋个职，而不是在某个人民委员部谋职。脱离党务工作看上去像是降 职。不仅如此，甚至没有任命他为人民委员，而仅任命为第一副人民委员，不过肯 定暗示过他这是着眼未来的任命。 他的前任叶若夫已快走到仕途的尽头。某些书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叶若夫好 像已经知道安排谁当他的掘墓人，因此企图推迟死期，下令逮捕贝利亚。格鲁吉亚 内务人民委员谢尔盖·阿夫先季耶维奇·戈格利泽收到了密码电报。但他未执行逮 捕第一书记的命令，而是让贝利亚看了密码电报。贝利亚马上飞抵莫斯科，千方百 计见到了斯大林，央求到了一条命。 这顶多是个笑话。叶若夫从未有过为所欲为的表现。再说，人民委员根本没有 权力签发抓贝利亚的逮捕证，因为只有经政治局批准，也就是经斯大林批准，才能 抓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第一书记。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儿子写道，据父亲讲，斯大林正 是委托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找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第一副手。马林科夫把这件事交 给自己的副手办，副手于是提出了贝利亚这个人选。一共向斯大林提出了7位候选人， 斯大林从中挑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1938年8月22日，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他在国 家安全机关坐下来深入了解情况，研究干部问题。他知道，与所有前任一样，他要 从清洗领导机构开始干工作。 贝利亚很快被授予了特别称号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这相当于军队的大将军 衔。 又过了一个月，9月29日，任命他兼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包括 政治局保卫处在内的所有行动处都归这个总局管辖。叶若夫表面上仍然是人民委员， 斯大林不想弄出任何不愉快的偶然事件来。 贝利亚带来了几个亲信。他们后来也遭遇了贝利亚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自1921年起在党的机关中与贝利亚 共事，曾任格鲁吉亚食品工业人民委员。他领导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3处 （反间谍处）和5处（特别处）。他在1939年5月出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0年夏天 他在与希特勒签约后加入苏联的立陶宛整顿过秩序。自1940年11月起任驻德国大使。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他获得了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职。他曾当选中央委员。 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自1925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迅速升为第一副人民委员，还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兄弟阿马亚克也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身居要职。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自1922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1941 年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将在下一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他。 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自1921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多年担任白俄罗斯内 务人民委员。他没有被枪决，而是死在了监狱里。 斯捷潘·所罗门诺维奇·马穆洛夫自20年代初开始与贝利亚共事。他曾任第比 利斯市委书记，领导过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农业处。贝利亚在莫斯科先让他当了内 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主任，后来让他当了副部长。1954年他被判处15年监禁。 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了3个月后，于1938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搞了一场大规模清洗。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19 39年从国家安全机关开除了7372人（占行动人员的1／5）。机关工作人员换了一半， 14500人被调来干行动工作，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党和共青团机关。 通常认为，叶若夫搞的大规模镇压随着贝利亚的到来停止了，某些人甚至被放 出了监狱和集中营。1939年11月9日，内务人民委员签署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 关侦查工作中的缺点” 的命令，并要求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程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一些工作人员因侦查方法“不正确”而被捕。1939年从劳改营释放了223600人，从 教养院释放了103800人。 然而，与此同时又逮捕了20万人，这还不算1939年秋天瓜分波兰后从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西部各州驱逐出境的人。在贝利亚的坚持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 议的权力扩大了。这个特别会议常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未经审判的判决。 斯大林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不是在叶若夫主持工作时，而是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以书面形式出现的。 这里指的是1939年1月10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的一封密码电报。斯大林签发的这封电报中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如下说 明：经中央批准，自1937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用体罚手段……联 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 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一种手段。”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在自己那本关于国家安全部长阿 巴库莫夫的书中引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的报告： “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 的证明…… “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 个绳套，把它套在了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哈泽少校对工作人员 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我走进了一位侦查员的办公室。他正在审讯一个涉嫌为德国人搞间谍 活动的爱沙尼亚人。我问：‘他表现怎么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记录一边答道： ‘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我仔细地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 着他走了一圈后，我看到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于是我问侦查员干了些什么。 他让看了有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他用这条鞭子抽打了被捕者的后背， 但是没发现人已被他打死了…… “总之，在地区处的大楼里日日夜夜都是一片哀号、叫喊和呻吟声……” 被逮捕的鲁哈泽后来说，他以前的副手瓦西里耶夫夸大了事实。只有在夜里才 打人，因为白天有来访者，没法打人。 镇压根本没有随着任命贝利亚而结束。关于改正错误和清除犯错误者的命令， 是把过去的罪责推给前任的通常的做法。人们觉得，恶梦过去了，公正的人终于来 了，他们会让一切秩序井然。叶若夫时期国家安全机关全体动员式的紧急突击工作 被贝利亚时期有计划的清洗取代了。 著书介绍列宁格勒国家安全局历任局长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列日科夫引 用了普斯科夫州党委书记伊格纳托夫1939年四月27日写给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的 信：内务人民委员部普斯科夫州处长“卡尔波夫及其下属没有根据中央委员会1938 年11月门日的决定对自己作出任何结论……他们没有组织与苏联的各种敌人进行毫 不留情的斗争。如果说他们没有停止的话，那么也是放松了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的斗 争……在1938年9月间日至11月18日期间揭露并逮捕了1193人，而在1938年11月18日 至1939年1月14日期间仅逮捕了12个人民的敌人”。 在1939年举行的党的18大上，即战前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 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留下了关于自己与亚历山大·亚历山 德罗维奇·法捷耶夫交谈情况的极为引人人胜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发表在文献汇编 《往事》第5集里。这个文献汇编在改革开始后开始出版。 党的总书记对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法捷耶夫有特别的好感。斯大林喜欢法捷耶 夫甚至纯粹出于常见的那种人际关系。 法捷耶夫说，他作为来宾出席了1937年举行的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后来在写 给斯大林的信中批评了对第一书记贝利亚的个人崇拜。贝利亚记住了这件事。过去 了一段时间后，贝利亚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逮捕继续进行。法捷耶夫是个非常忠 顺的人，但是他有时也尝试着替自己所了解和喜爱的人说情。 斯大林对他说：“您的所有作家都装成某种娇里娇气的人。正在进行一场斗争， 一场艰苦的斗争。您自己很清楚，党和国家正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捕捉一切破坏社会 主义建设和开始反抗的人。可您不是帮助国家，而是开始干一些任性的事情，例如 写申诉信等。” 然而，当自己非常了解的一位女士被捕后，法捷耶夫又出面替她担保。几个星 期过去后，他家里来了一个电话： “是法捷耶夫同志吗？” “是的。”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亲自看了您写给他的信，并且审查了这个案件。您用 自己的党证担保的人是罪有应得。此外，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请他的助手，也就 是我本人，转告您，他感到吃惊的是，作为作家，您感兴趣的事情完全不属于作家 协会领导人和一位作家的职责范围。” 贝利亚的秘书不等对方答话就挂断了电话。法捷耶夫自言自语道：“这是给我 的警告，而且是严重警告。” 不过，贝利亚并不想与头号作家闹翻。有一天他请法捷耶夫到别墅来作客，晚 饭后一起打了台球。贝利亚在闲聊时提到，作家协会里有个外国重要间谍的巢穴。 法捷耶夫与贝利亚吵了起来。他说，完全不应该像内务人民委员部那样对待作 家，要求告密会使人道德败坏。 贝利亚恼火地对他说：“法捷耶夫同志，我看您就是想妨碍我们的工作。” 据法捷耶夫讲，他也毫不客气地说：“这些案件我看够了。您这样会把所有的 作家都变成人民的敌人。” 贝利亚大发脾气。法捷耶夫瞅准机会溜出了别墅，朝明斯克公路走去。突然他 发现了一辆派来追赶他的汽车。他后来回忆说：“我明白，这辆汽车现在要撞倒我， 然后会有人对斯大林说我当时喝醉了。”法捷耶夫藏进了灌木丛，等追踪者消失之 后，他步行了很长时间，然后坐上了公共汽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杀害托洛茨基 杀死被赶出俄国后在墨西哥定居的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强烈愿望。他很少像憎 恨托洛茨基那样强烈地憎恨他人。这里有许多个人恩怨。托洛茨基发自内心地瞧不 起斯大林，认为他是个庸才，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感觉。 列夫·托洛茨基是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之一。命运慷慨地给了他荣誉和耻辱， 让他飞黄腾达和一落千丈。他曾看到，自己最大胆的梦想实现了，自己的设想转瞬 间实现了，自己是胜利者。他也曾看到，自己的全部希望破灭了，自己的仕途彻底 断送了。 列宁还活着的时候，托洛茨基被视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并且能够争取头号地位。 然而，斯大林越来越自信地认为，在列宁不可避免地离去之后，恰恰应该由他来领 导国家和党。 斯大林恼火地看到，周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现他的优点，仍继续赞美列 夫·托洛茨基的革命功绩、军事成就、演说家和文学家的素质。 在1917年的关键日子里，托洛茨基表现得非常勇敢。在临时政府开始追捕布尔 什维克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藏了起来，而托洛茨基没有躲藏。他被捕后蹲了两 个月监狱，后来不得不把他放了出来。他在十月革命中，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过 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曾经特别地受欢迎，他的讲话能够吸引住听众。 托洛茨基本人曾经幻想当一名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可是，布尔什维克迅速地和 出人意料地掌了权，这使得托洛茨基来不及决定干什么。他拒绝了建议他担任的内 务人民委员一职。 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让他负责外交事务吧。” 他提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托洛茨基有文化，懂外语，在国外生活过。 “我们会有什么外交事务？”列宁有些疑虑，不过还是支持了这个想法。 托洛茨基接受了外交人民委员一职，但他更多地是抓彼得格勒苏维埃和革命军 事委员会的工作。 托洛茨基说：“我要向各国人民发布几项革命公告，公布沙皇政府的秘密条约， 然后关门歇业。” 这当然是玩笑。不过，在革命后的头几年，对革命者来说外交显得是种多余的 东西，因为对世界革命的期待使外交变得不必要了。 托洛茨基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后说，世界无产阶级不需要外交，没有中间人劳 动人民也能够互相理解。 在前外交部里，人们对托洛茨基持不友好的态度。 曾在沙皇政府外交部任司长的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回忆了托洛茨 基来外交部时的情况。前驻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代办切梅 尔津企图揭露托洛茨基是冒名顶替者：“您是布龙施泰因，而不是托洛茨基。把不 属于您的名字安在自己身上，您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 托洛茨基平静地答道，多年来我不间断地进行斗争和地下活动，其间屡次被投 入沙皇的监狱，在必要时只好给自己起个政治战士“有战斗力的化名”。这些年的 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起个掩盖身份的名字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因这样的名字而 闻名政界。 洛普欣以轻蔑的口吻指出，切梅尔津出格的话听起来令人难为情，因为当时在 贵族圈子里认为，为了提醒人家的犹太人身份而揭露别人的假名是可耻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某些原则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就确定下来了。这包括极不尊重别 国主权和蔑视国际条约。不管外交家们后来说了些什么，反正苏联领导人的出发点 是“无产阶级国家有权进行红色干涉，红军的远征是传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 和革命”。 托洛茨基憎恨秘密外交。在他离任后盛行秘密商定一件事情，而公开宣布另一 件事情的做法。 斯大林认为外交是一门达到完善程度的欺骗艺术。他说：“外交官的言论不应 该与行动有任何关系，否则还叫什么外交呢？言论是一回事，而行动是另一回事…… 真诚的外交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整整6个月，在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怀着 轻松的心情递交了辞呈。列宁交给托洛茨基一件对国家来说重要得多的工作作 为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去建军。 不顾党内同志们的反对，托洛茨基吸收沙皇军队的军官来建立红军。正是这个 做法保障红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性格高傲的托洛茨基不怕竞争，他不需要默不作 声的执行者，因此他不是把庸才，而是把才华出众的人聚拢在自己身边。他亲自提 拔了国内战争时期的一批统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在他们的命运中起了不祥的作 用，因为谁是托洛茨基提拔的人，他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由托洛茨基来建军正好令他大显身手。他有超人的精力、天生的组织工作能力、 勇气和决断力。另外还要加上残酷无情。他与列宁一起做了不少可怕的事情。列宁 和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获胜，但是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后来许多年都有人写文章说，托洛茨基残酷无情的原因在于他是犹太人，他既 不爱惜俄国，也不爱惜俄罗斯人。实际上，民族属性所具有的意义对托洛茨基、捷 尔任斯基或斯大林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些人没有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波兰人或格鲁 吉亚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超民族的，给自己提出了全球性的任务。他们绝对没有根 据民族原则选择自己的朋友和敌人。斯大林晚期的反犹太主义是另一种现象，关于 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1918年初在对布尔什维克持批评态度的《彼得格勒之声报》上，以言词尖锐著 称的政论家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俄罗斯人托洛茨基》的文章。他 不同意人们通常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即“异族人”、外人，因而写道，正相反，托 洛茨基缺少犹太人的传统特点小心谨慎、文化程度高、有适应各种情况的能力。 他认为，不幸恰恰在于托洛茨基过于出色地掌握了大俄罗斯人，而且是沙文主义的 大俄罗斯人的典型特点“吹牛，好打架，粗鲁，轻率，凶狠”。列宁也持同样 的观点。他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士希望自己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 国内战争的胜利使托洛茨基又多了一批充满激情的崇拜者。当年的著名人物、 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卡尔·拉杰克曾说，如果可以把列宁称作革命的智 慧，那么就可以把托洛茨基称作革命的钢铁意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 任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写道：“托洛茨基是领袖、 革命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国内战争结束后，托洛茨基出色而顺利地进行了军事改革，迅速地裁减了军队， 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国库摆脱了力所不及的开支。 军事历史学家尤里·基尔申写道，国内战争结束后，许多军事理论家傲慢地断 言，红军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战略。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古谢夫、布 琼尼、伏罗希洛夫都持这种观点。因战胜白俄军队而自豪的红军指挥员们认为，红 军应该只做采取进攻行动的准备。而托洛茨基认为，军队也必须会防御，因为暂时 还没有理由对世界革命寄予希望。 托洛茨基反对美化国内战争，也不允许过低评价敌人的作战艺术。他高度评价 白俄将军杜托夫、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邓尼金和白俄海军上将高尔 察克。他说，是骑兵军军长马蒙托夫中将教会了红军袭击敌人的后方。 托洛茨基认为，不能把重大损失看作军事艺术的体现。军事艺术的标准是，用 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成果。 许多指挥员对军事科学和学习持轻视的态度。托洛茨基要求所有人都要学习， 甚至在前线暂时平静下来的时候也要学习。他亲自参加了军事条令和教令的制定工 作，建立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科学体系。他认为，为了发展军事科学，需要进行讨论， 需要不同观点的交流。 在党的12大上，托洛茨基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使斯大林和其他政 治局委员忌妒得脸都发绿了。当时的领袖宠儿和未来的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叶 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生气地说；“这样欢呼简直不像话，只有对列宁才可以这 样。” 斯大林等人毅然决定，要摆脱掉托洛茨基。 在1925年解除了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了两年，负责工业科技管 理和中央租让委员会的工作。不过，这项工作占用他的时间不多。在未遭到失败之 前，他主要是徒劳地与斯大林及斯大林政策作斗争。1926年他不再是政治局委员， 1927年10月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月后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当时不知道拿托洛茨基怎么办，因为全国人民还没有做好把列宁的亲密 战友视为敌人的心理准备。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了阿拉木图，后来又将他驱逐出境。 他的支持者逐渐被消灭了。然而，托洛茨基侨居国外仍继续反对斯大林。 托洛茨基写了很多东西，而且并不总是写得对。不过，他的几个历史性预测都 应验了。他在1931年预言，法西斯分子会在德国掌权。他在1933年预言，希特勒正 在做战争准备。 他嘲笑斯大林不明白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认为社会民主并不比法西斯主义好。 托洛茨基在1939年春天写道，斯大林已做好与希特勒结盟的准备。到秋天，这个令 全世界都感到惊讶的联盟缔结了。托洛茨基在1939年9月2日警告说，希特勒将在两 年后进攻苏联。还没过两年，这个不幸的预测就应验了。 托洛茨基在全世界的追随者并不很多，他的思想的吸引力减弱了。要知道，他 既不是大理论家，也不是人民领袖，而只是革命实践家。然而斯大林觉得，托洛茨 基仍然很危险。也很可能他就是认为，敌人应该被消灭。 斯大林在允许托洛茨基出国这件事上无法原谅自己。在国外，在墨西哥，在世 界的另一端要抓到托洛茨基比较困难。 在1940年5月23日实施了对托洛茨基的第一次谋杀。一伙武装分子冲进他家，用 机枪对四周进行了密集扫射。托洛茨基活了下来，不过从这一天起就生活在无法幸 免的气氛中。他每天早晨都对妻子说：“瞧，他们那天夜里没杀死我们，可你还这 不满那不满。”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没有忠于列宁事业的布尔什维克无法攻克的堡垒。 贝利亚在1940年责成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杀死托洛茨基。未来的将军艾廷贡直接 领导了这次行动。找了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尔作为执行者。他的母亲玛丽亚· 卡里达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20世纪最著名的武士之一梅尔卡德尔活了59岁，其中20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他从头到尾服满了自己的刑期。 在第一次谋杀之后刚过5天，未来的凶手就钻入了托洛茨基的家。他称自己是比 利时外交官的儿子雅克·莫尔纳，但用的却是一本名字为弗兰克·杰克逊的假加拿 大护照。 托洛茨基死前不久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在梦中与列宁聊了 一会儿。他不安地询问我的病情，并且说：‘您是神经性的疲劳，您应该休息。您 应该找医生好好看看。’我向列宁讲了1926年去柏林治病的事，还想补充说，‘这 是您去世后的事情’，但是忍住了，改口说：‘这是您生病后的事情。”’ 多么奇怪呀，当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过去那个残酷的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 基在自己的梦境中看到自己处在列宁的保护之下。 梅尔卡德尔在8月20日来到托洛茨基家，虽然天气很热，他仍穿着外套，戴着帽 子。他请托洛茨基念自己写的文章。当托洛茨基开始念的时候，梅尔卡德尔掏出了 冰镐，闭上眼睛，用尽全力砸向托洛茨基的头。他希望一下子就杀死托洛茨基，然 后逃跑。可是，托洛茨基与他搏斗起来。梅尔卡德尔慌了神，没有使用身上带的手 枪。第二天托洛茨基死在了医院里。有30万人前来与他告别。 托洛茨基全家几乎都被杀了。这也是斯大林的原则敌人的所有亲属都要因 他而受到惩罚。 列宁这位战友的两个儿子都姓母亲的姓，因为他们不想平白无故地沾父亲的光。 当工程师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搞的不是政治，而是科学。他拒绝和父亲一起出国， 留在了苏维埃俄国。他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书，甚至刻意不参与谈论政治话题， 天真地以为这样当局就不会找他的麻烦。 这当然救不了他。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有罪还是没罪不感兴趣。他先在1936年 被流放到沃尔库塔，后来再次被捕，在1937年被枪决。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婿也被枪 决了。一个女儿于1927年在莫斯科死于癆病。第二个女儿于1933年死在柏林。第三 个女儿自1937年起在西伯利亚坐牢，但是活了下来。克格勃在1961年停止了对她的 监视，那一年她已经87岁。 托洛茨基的二儿子列夫·谢多夫继承了父亲好斗的性格，他选定与父母一起侨 居国外。他是列夫·托洛茨基的忠实助手。住在巴黎的时候，虽然知道周围有许多 苏联情报机关的暗探，他仍然尝试着把志同道合者团结起来。他所有的往来书信和 托洛茨基组织的全部档案资料都出现在了莫斯科。 他在1938年初做了阑尾炎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可是几天后，在2月16日那天 他死在了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很少有人怀疑这是苏联情报机关干的，不过也没发现 外力致死的书面证据。 在列夫·谢多夫奇怪地去世两天后，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著 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重力量子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布龙施泰因 在莫斯科被枪决。他是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逮捕的，因为有一天这位科学家开了个 不妥当的玩笑。他当时说，他是托洛茨基的亲戚，托洛茨基实际上姓布龙施泰因。 利季娅·科尔涅耶夫娜·丘科夫斯卡娅是托洛茨基这个不幸的同姓者的妻子。 她是一位著名作家的女儿，自己也是个作家。她是个十分勇敢而诚实的人。有人通 知她说，丈夫被判处10年劳改，剥夺通信权。后来她才知道，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 枪毙。 拉蒙·梅尔卡德尔在墨西哥受审时不承认为苏联效力。这令莫斯科感到高兴。 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企图把他从监狱中救出来。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儿子阿纳托利 ·帕夫洛维奇·苏多普拉托夫教授对我讲，据父亲说，起初曾打算赎出梅尔卡德尔， 后来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梅尔卡德尔于1960年5月6日获释。先安排他去了古巴，然后从那里乘船前往苏 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于5月25日向赫鲁晓夫报告了梅尔卡德尔获释一事。5月31 日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项非公开的命令：“因完成一项特别任务并在 执行任务中表现出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授予洛佩斯·拉蒙·伊万诺维奇同志苏联 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 他被送到莫斯科，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向他授予了苏联英雄 徽章。 在莫斯科发给了他写着拉蒙·伊万诺维奇·洛佩斯名字的苏联护照，安排他到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上班。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人们对他既彬 彬有礼，又冷淡。 梅尔卡德尔娶了在墨西哥给他往监狱里送转交物品的那个女人。 在他出现在苏联首都之前，他的朋友和指导者列昂尼德·艾廷贡将军和帕维尔 ·苏多普拉托夫将军已经坐牢了。他们是作为贝利亚的人被投入监狱的。 小苏多普拉托夫在60年代经常去梅尔卡德尔家，对他很了解。我问小苏多普拉 托夫，梅尔卡德尔对自己的过去，对杀死托洛茨基这件事后悔过没有。 苏多普拉托夫教授说：“没有，他只是对在监狱里度过这么多年感到遗憾。” 梅尔卡德尔在70年代中期离开莫斯科去了古巴。那里没有雪，没有令人厌烦的 机关权势分子，人们都讲西班牙语，还给他找到了事做。 梅尔卡德尔因患肿瘤于1978年在古巴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苏联，安葬在莫斯 科昆采沃公墓。他大半生都在冒充别人，安葬他的时候用的也是别人的名字。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靠拢德国 1939年5月4日，政府首脑莫洛托夫、负责干部工作的新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 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来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 他们对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宣布，他被解职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工作人员的命运 由这三个人决定。 李维诺夫的人被无情地撤掉了。据称“把不中用的人、可疑的人和敌对分子清 除出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其实，有经验的外交官本来剩下的就不多。贝利亚和他 的几位前任一样乱搞一通。 李维诺夫的几位副手被枪决了，各处处长几乎全被免职。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 驻外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共有2500人遭镇压，其中包括50位大使。 各全权代表处和领事馆完全没有了高级外交官。某些苏联代表处甚至停止了工 作。例如，驻沙特阿拉伯代表处在全权代表被捕后关闭了，过了半个世纪才又重开 这个代表处。苏联外交官纷纷回避会见外国人，尽可能不去参加招待会。 驻莫斯科的一些外国代表处也关闭了，这发生在为这些代表处工作的苏联公民 被捕之后。外交人民委员部忙于审查一些大使馆就逮捕外国人的问题提出的交涉。 搞外交当时很困难，发表独到的见解有生命危险。 外交人民委员部1939年7月23日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十分重视外交人民委员部，由斯大林同志的优秀战友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是最好的例子和证 明。” 莫洛托夫在会上说：“李维诺夫同志没能保障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把以前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定性为非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部是 不正确的，不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挑选和培养干部问题上表现得不完全像布尔什 维克，因为李维诺夫同志依靠的是一些与党和苏维埃国家格格不入的并且持敌对态 度的人，对转人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新人表现出了非党性的态度。” 一些报纸写道，李维诺夫“采取了错误的立场，特别是在评价英国和法国的政 策方面”。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了一场清洗，李维诺夫的人全被赶走了。 整整一代外交官消失了，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取代了他们。一些年轻人后来成了 出色的外交家，但大多数人依然是那种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官员，而这些人却多 年来给外交部定调子。 被解职的前人民委员做了些什么呢？被解职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逮捕。李维诺 夫等着人来抓自己，但是不露声色。他是个意志坚强和善于自持的人。他不为自己 担心，可是为家庭担心。 有人从被捕者那里逼取揭发李维诺夫的口供，然而斯大林不允许动他。为什么 呢？大概是斯大林与李维诺夫关系中的某种个人因素起了作用。 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第三位外交部长马克斯·瓦拉赫有许多绰号：老爷子、伯 爵、库兹涅佐夫、拉特舍夫、费利克斯、加里森、卡济米尔。然而，他是带着李维 诺夫这个绰号青史留名的，这个绰号成了他的第二个姓。 与自己的前任奇切林和托洛茨基不同，李维诺夫是个现实主义者，非常讲求实 际。他善于持强硬态度，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当面讲实话。 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干过最危险的事从国外给布尔什维克运送武器。 人们认为，是列宁委托他把卡莫在高加索组织抢银行得来的钱拿去进行兑换。李维 诺夫被逮捕过好几次，最后他还是不得不逃往国外。他在国外侨居了10年。 托洛茨基于1918年1月任命李维诺夫为驻英国全权代表，但是英国政府不承认他， 还把他投入监狱。用在莫斯科逮捕的英国外交官布鲁斯·洛卡特进行交换之前，他 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李维诺夫被派往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起初他任驻爱沙 尼亚全权代表，后来任副外交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奇切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多次长时间地在国外治病，因此李维 诺夫实际上成了人民委员。他在1930年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委员，并在这个职位上干 了9年。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个西欧主义者。他侨居英国时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奇切 林和莫洛托夫认为俄国的主要伙伴是德国，而李维诺夫认为是英国。法国和美国。 为了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定苏美建立外交关系事宜，李维诺夫于1933年乘飞机 作了跨洋之旅。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时刻。为表示感谢，斯大林把自己在菲尔萨诺夫 卡的别墅送给了他。 李维诺夫让俄国加入了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他还试图联合欧洲国家反对希 特勒德国，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因为欧洲人像不信任希特勒一样，也不信任斯大 林。 1936年，在自己60寿辰之际，李维诺夫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莫洛托夫和斯大 林签发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贺词。 《真理报》在题为《布尔什维克党忠诚的儿子》的文章中写道：“李维诺夫同 志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体现着苏联的 对外政策和苏联为保障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他的名字将载人史册。” 李维诺夫致了答谢辞：“如果说我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这些成绩 首先应该归功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带来各种成就的人的坚强而英明的领 导，归功于领袖斯大林。这种领导是今后继续取得成就的保障。” 在斯大林决定与希特勒结成战略联盟之后，李维诺夫时代结束了。 更换外交人民委员是向希特勒发出的清晰信号准备靠拢。 取代李维诺夫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国内的二号人物。 他早于斯大林，在1921年就当上了中央书记。的确，那时这是纯粹的办事员职务。 列宁喜欢他办事稳妥、勤奋、有良好的办公室工作能力的特点。斯大林也欣赏 这些素质。与许多人不同，莫洛托夫一下子就把赌注押在了斯大林身上，并且赌赢 了。他赢得了生命和官职。 第一代苏联领导人不认为莫洛托夫是竞争者。他不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他没有 在集会上发表过演说，他吸引不了听众的注意力，不能够用慷慨激昂的话语把听众 的情绪调动起来。第一，他不会。第二，他说话根本就不行，总是结巴。 莫洛托夫的助手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对我说，有一次他问自 己的上司，为什么要用“莫洛托夫”这样一个假姓，原来的姓“斯克里亚宾”其实 满好的。人民委员回答说，这是因为他口吃，他说自己的姓时费劲儿，而“莫洛托 夫”说出来很轻松。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30年代为争当二号人物而暗中竞争。拉扎尔·卡冈诺 维奇起初负责党务，与斯大林关系密切。但是莫洛托夫更聪明些，文化水平更高些， 更有用一些。他让斯大林选择了自己，而且没选错。 莫洛托夫在经济政策、外交和镇压等各个方面都是斯大林意志的内行而可靠的 执行者。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9年决定，不能光搞国内事务，该登上国际舞台并发挥 重要作用了。剽悍和自信的希特勒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古老的欧洲在他的逼攻、放 肆无礼和厚颜无耻面前屈服了。而莫斯科有些人在逼攻、剽悍和厚颜无耻方面毫不 逊色。 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条约之后，国际上开始谈论起他。莫洛托 夫把附在条约上的秘密议定书保存在个人档案室中。在离开外交部时，他把这些文 件交给了政治局档案馆。然而，他在临死前还向所有人保证说，秘密议定书是西方 虚构出来的东西。 在外交部和苏共中央都工作过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对我说， 他亲眼见到过这些议定书和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亲笔签名。 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通知柏林准备在莫斯科接待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后， 希特勒异常兴奋。他双手伸向天空哈哈大笑起来： “好了，现在全世界都装进我的口袋里了！” 斯大林第一次亲自与外国外交官就缔结条约事宜进行谈判。斯大林、莫洛托夫 和里宾特洛普3个人在一天之内解决了全部问题。约在午夜时分，他们签署了公约和 一份决定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比萨拉比亚命运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斯大林 得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是作为允许希特勒消灭波兰的报答。 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想让波兰消失，因为他仇恨波兰人。根据下面这一段总书记 与里宾特洛普的谈话记录可以判断他的计划：“最初的意图是，保留一个独立的， 但是不完整的波兰……但是他，斯大林，坚定地认为，最好把按民族学分类属于波 兰的地区交到一批人手里，也就是德国人手里。德国在那里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德国将会做一笔很好的投机买卖。” 里宾特洛普说，在莫斯科度过的几个小时里，他达成了无法想象的协议。他在 回到柏林后说，俄国人非常可爱。 莫洛托夫于8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上报告了与德国缔结条约一事。在 第二天，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发动了进攻。 莫洛托夫于9月9日就德军进入华沙一事向德国政府表示祝贺。 莫洛托夫在9月17日发表广播讲话时说，苏联军队带着解放使命开进了乌克兰西 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这曾是流血的波兰的领土。苏联军队和德国军队相互致敬， 甚至举行了联合阅兵式。这种行动被当作显示“用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 当波兰被击败后，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高兴地说：“波兰统治集 团没少吹嘘自己国家的‘坚固’和自己军队的‘强大’。然而，先是德国军队，接 着是红军，只给了波兰迅速果断的一击，这个凡尔塞条约的丑陋产物就一无所有了。” 半个世纪后，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把莫洛托夫这段话作为传单在华沙街头到处 张贴。莫洛托夫签署秘密议定书、1939年9月红军在抵御德国人的波兰军队背后一击 和1940年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战俘这几件事，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波兰人对俄罗斯的 态度。 里宾特洛普在1939年9月底第二次飞抵莫斯科。他后来回忆说：“我受到斯大林 和莫洛托夫友好的、几乎是诚挚的接待。”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请求纳粹分子把立陶宛也给他们。里宾特洛普马上往柏林给 希特勒打电话，那边同意了。斯大林安慰里宾特洛普说：“苏联政府不打算与英国、 美国和法国这样一些国家建立任何联系。” 斯大林说：“英国首相是笨蛋，而法国总理是更大的笨蛋。” 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于9月28日签署了关于友好和边界的第二个条约。为了批 准这个条约又召开了最高苏维埃会议。莫洛托夫发表了自己捍卫希特勒意识形态的 著名讲话： “德国处在渴望尽快结束战争和争取和平的国家的地位，而英国和法国主张继 续进行战争，反对缔结和约…… “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体系一样，可以承认或否定希特勒主义的意识 形态，这属于政治观点问题。然而，无法用暴力消灭意识形态。因此，进行这样的 战争，如‘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形同犯罪。” 希特勒在帝国国会说：“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说的每一个字。” 1940年4月，莫洛托夫祝贺德国人成功地入侵挪威和丹麦。5月他又祝贺德国人 攻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坚定地与我们站在一起。”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断绝了与欧洲被占领国家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了 德国人在被占领国家成立的所有傀儡政府。这实际上是对希特勒的所有战果表示钦 佩。 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使苏联人感到惶恐不安，不过也有一种轻松感：不会有战 争了。对德国的抨击从报刊上消失了，关于德国一直在向俄国施加的那种坏影响不 再有人谈了。相反，出现了关于德意志精神对俄罗斯文化有良好影响的报道。 莫斯科的一些乐队练会了纳粹国歌，并把它与《国际歌》放在一起演奏。俾斯 麦的书被译成了俄文。大剧院上演了瓦格纳的歌剧。孩子们也放声高唱反映当前热 点问题的歌曲： 感谢里宾特洛普， 是他打开了欧洲之窗。 莫洛托夫后来说，他和斯大林立刻就猜到了希特勒的阴险意图，但是不知为什 么对这种洞察力信心不足。希特勒在1941年攻到莫斯科的速度太快了，苏联人牺牲 得太多了，1945年5月的胜利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什么要向德国靠拢呢？ 官方的说法是：与希特勒缔结的条约帮助避免了希特勒在1939年就发动进攻， 尽可能地推迟了战争，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然而这个说法没有说服力，因为希特勒没有打算在1939年进攻苏联，当背后有 持敌对态度的法国时，他也无法这样做。 其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希特勒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英国和法国都给不了的东西。他建议他们瓜分世 界。为了开个头，他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兰的一部分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给了 他们。莫斯科在一天之内就得到了这一切，而且没有经过斗争、让步和与西方的谈 判！ 斯大林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成为国际政坛上的关键人物。他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 声望。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学着扮演世界命运主宰的角色，并且很快着了迷。他们吞 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还企图夺走芬兰的一块领土，但是芬兰人进行 了殊死的战斗，捍卫住了自己的国家。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斯大林在与德国人谈话时说，他准备与日本开战。他心情愉快地指出，1939年 春季和夏季在哈拉哈河战役中日本人损失了2万多人。斯大林说：“这是亚洲人懂得 的惟一的语言。其实我本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恋情，而莫洛托夫则是为恋爱者传情的信使。 有传闻说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边界上秘密会晤过。其实没有此事，他们只是频繁 地通过信。他们还曾特别感兴趣地向莫洛托夫询问过对方的情况。 希特勒在波兰战役开始前对自己的将军们说：“实际上全世界只有3个伟大的国 务活动家斯大林、我和墨索里尼。斯大林和我是仅有的能看到未来的人。因此， 几周后我将在德俄共同边界上向斯大林伸出友谊之手，与他一起瓜分世界。”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在一部影片中见到了斯大林， 立即对他产生了好感。德俄同盟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莫洛托夫1940年间月抵达柏林时，希特勒对他说：“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 历史人物。我自己也希望能青史留名。因此，我们这样两位政治活动家举行会晤是 很自然的事情。莫洛托夫先生，我请您向斯大林先生转达我的问候和在不久的将来 举行这样的会晤的建议。” 此前希特勒已经签发了做好进攻俄国的准备的指示。 斯大林不太多愁善感，但他仍高度评价了希特勒达到自己目标的能力。 里宾特洛普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晚宴。斯大林 在致祝酒词时说，他一贯敬重阿道夫·希特勒。他还讲：“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强 烈地热爱自己的元首，因此我想为他的健康干杯。” 戈培尔于1939年10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刚刚在莫斯科的《消息报》上发表的 一篇文章“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有人推测，这篇文章是斯大林亲自写的。此时发 表该文对我们来说太及时了，应对此表示感谢。俄国人至今履行了自己的全部诺言”。 显然，这篇文章好得令戈培尔与希特勒一起讨论了一番。据了解，希特勒也是 1939年期间《消息报》的热心读者。 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回忆说，与斯大林就各项议题达成协议后，他在 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认识了政治局委员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他 写道： “我们在德国经常提起他和他的犹太氏族。他被认为是犹太人国际组织的重要 幕后人物。我的全部观察证实了我的如下看法：没有必要认真看待犹太人国际组织 领导的任何行动。在莫斯科的政治局里，除卡阿诺维奇外没有一个犹太人。我发现 在苏联高级干部中犹太人也很少……我认为，关于某个国际犹太人中心似乎在为全 世界布尔什维克化而采取行动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与里宾特洛普不同，在1940年11月参加了与莫洛托夫的谈判的约瑟夫·戈培尔 完全不喜欢苏联共产党的同志。他说： “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 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 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 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黑尔格描写了瓜分波兰后在克里姆林宫举 行的另外一次招待会。心满意足的里宾特洛普正是在这个场合说了自己那句著名的 话：“我在克里姆林宫感觉非常好，就像置身于党内老同志中间。” 内务人民委员 拉夫连季·贞利亚不停地给黑尔格倒胡椒酒，而黑尔格参赞试图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果您不想喝，谁也不会强迫您”，斯大林宽容地对黑尔格说。 “甚至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长也不会强迫我吗？”，黑尔格开玩笑地问道。 “在这张桌子旁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长也不比别的什么人重要”，斯大林 严肃地回答。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卡廷森林中的枪决 斯大林没有说假话。对他来讲，贝利亚只不过是助手之一，而且不是最亲密的 助手。但是，斯大林把最肮脏和最血腥的事情交给了他。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补充议定书证明，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了瓜分波兰的 协议。德国法西斯对波兰的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法国和英国为 了回击纳粹的这一行动而向德国宣战。 斯大林认为这场战火烧不到他身上。他在1939年9月7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 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正在进行一场重新瓜分世界 和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战争。我们不反对它们大战一场并互相削弱。” 斯大林称波兰是法西斯国家：“消灭这个国家在目前情况下意味着又少了一个 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如果我们通过消灭波兰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地区及 其人民那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没有急于参战，因为波兰人在继续进行战斗。原计划在9月13日凌晨入侵 波兰，后来把进攻日期改在门日。 与波兰交战前夕沿苏渡边界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约100万红军官兵、大批 坦克和飞机。计划由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采取军事行动。任命二级集团 军司令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科瓦廖夫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任命谢苗· 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为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后来成为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的科 瓦廖夫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参与指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铁木辛哥则在第二年晋升为 元帅，并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然而，他在与德国法西斯进行的真正的战争中还 是没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顺便提一下，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 耶维奇·赫鲁晓夫是他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副国防人民委员、集团军司令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负责协调军事行 动。第二年授予了他苏联英雄称号，提升他为元帅。可是，他在卫国战争中失宠于 斯大林。他被指控在1941年放弃了刻赤和罗斯托夫，并被送交法庭处理。撤销了他 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将他从中央委员会除名，收回了他的英雄徽章和所有勋章， 把他的军衔从元帅降为少将。1945年把他开除出党，1946年让他退伍，1947年将他 逮捕，1950年把他枪决。 交给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歼灭波兰武装力量，夺取重要的战略设施，不让波兰 官兵撤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俘虏投降的人。 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波将金向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 苏联政府的照会： “波德战争显示出波兰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不复存在了。 波兰政府垮台了，并且没有表现出生存的迹象。这意味着，波兰国及其政府实际上 已不复存在。” 大使批驳了照会。他说，华沙尚未陷落，波兰政府仍继续存在着。 波兰军队总司令爱德华·雷茨一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波兰人继续 同德国人作战，但是与苏联交战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波兰被占领和分割，作为国家不复存在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称瓜分波兰是 “继续发展苏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 一些没有接到总司令命令的波兰部队把红军视为侵略者，同红军展开了战斗。 格罗德诺市抵抗了两天。在攻克这座城市后，马上未经审判就枪决了300名波兰人。 法西斯德国军队和红军在一些地区共同消灭了波兰抵抗基地。 红军占领了有1200万人口的地区，约25万波兰官兵成了苏联的俘虏。红军不知 道拿这么多战俘怎么办。既没有押送部队来看管他们，也没有食品给他们吃。国防 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主张，至少可以放前波兰军队的普通 士兵回家。 斯大林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把俘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9月19日， 人民委员贝利亚签署了关于成立战俘事务局和建立收容站及分配营系统的命令。 根据贝利亚的命令，第一批战俘在一周之后就被派去修公路。到10月份，派战 俘去开采铁矿石和石灰石。让俘虏们干的是最繁重的工作，但这还不是等待着他们 的最坏的事情。 战俘营是仓促建起来的，俘虏们睡在光光的地板上，简易住房不供暖，食物不 足，衣服、水和餐具也不足。 贝利亚把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优秀工作人员派到了战俘营，这首先是为 了把俘虏分类。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侦查员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少校瓦西里·米哈伊 洛维奇·扎鲁宾。这位情报人员后来参加了窃取美国核机密的行动。 战俘事务局政治处处长谢苗·瓦西里耶维奇·涅霍罗舍夫向自己的部下通报说： “旧别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十月革命节前的社会主义竞赛，并且向科泽 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进行竞赛的挑战。”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于是在所有 战俘营展开了。 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表面上被释放了，但是没有让他们回家，而是派他 们去筑路和建设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会的企业。营地被称作劳动营，然而生活条 件极其恶劣。 把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中部各州的4万多战俘交给了德国方面，尽管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请求把他们留在苏联。 军官、将军、官吏、警察、著名知识分子、神甫、法官、工业家被分别关押。 把他们分别安置在科泽利斯克、旧别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这3个战俘营。军官当中 有许多教师和医生，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到军队里来的。在警察里面大部分 人是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无法在正规军里服役。战俘营的负 责人建议放他们回家，但是贝利亚拒绝了这个建议。 一些波兰军医指出，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应该立即释放他们。弄不明 白是怎么回事的旧别利斯克战俘营负责人，把军医们的要求向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级 作了汇报。 一周后他收到了答复：“日内瓦公约不是您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遵循的文件。请 您在工作中遵守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的指示。” 不断有新的被捕者来到战俘营，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组在西乌克兰和西 白俄罗斯不断挖出“异己分子”和“反苏分子”，并随即逮捕他们，他们的家庭成 员则被迁往哈萨克。还有大约14万波兰人被强制送到极北地区采伐木材。 在乌克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后来当 上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在白俄罗斯负责这 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 1939年10月8日，贝利亚签发了一项给战俘营特别科的指示，命令他们坚持不懈 地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 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特别处的特别科工作人员在战俘中招募了间谍，经 常向莫斯科报告波兰军官的情绪。 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波兰人不理解，为什么不释放他们，为什么不允许他 们与亲友联系和接收信件。大多数人想与德国人作战，请求允许他们去英国或法国。 他们不喜欢苏联，并且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为了执行贝利亚的指示，特别科的工作人员开始揭露“反革命组织和反苏组织”。 大概他们提供的情况坚定了斯大林要摆脱波兰军官的想法。斯大林认为，他们就是 敌人，不能释放他们，无休止地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里代价又太高…… 在政治局于1940年3月初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贝利亚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建议 以特殊方式来处理军官战俘的问题，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 贝利亚写道：“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充满了对苏维埃制 度的仇恨……他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仍在进行反苏宣传。他们每个人就等 着获释，以便获得机会积极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写上了“赞成” 的字样。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 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定把这一切彻底安排好了：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以特殊方式，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的方式处理关于战俘营中14700名 前波兰军官、官吏、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和看守的案件。 2．以及关于被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的门 名各种反 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组织的成员、前地主、工厂主、前波兰军官、官吏和变节者的 案件。 二、处理案件无需传唤被捕者和提出指控，作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用以下办法： 1．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提供的材料作出对战俘营中的人结束侦 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2．根据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 案件资料作出对被捕者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由梅尔库洛夫、科布洛夫、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案件和作出决 定。 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是贝利亚的副手。 列昂尼德·福基耶维奇·巴什塔科夫在政治局作出最终决定那天被提升为国家 安全少校，同时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负责登记和统计）处长。这 个三人小组要准备出枪决名单和批准这些名单。 两天后在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开始同3个战俘营的负责人及护卫部队的首 长们举行一系列会议。护卫部队同时也加强了看守战俘的工作。 战俘们的案卷送到了莫斯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加以整理，然后在 此基础上列出枪决名单，把名单送交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批准。梅尔库洛夫主要负 责这项工作。 波兰军官们已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几个战俘营的负责人都 收到了以运送俘虏通知单的形式开列的名单，于是把这些大祸临头的人用火车送进 了城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哈尔科夫州和斯摩棱斯克州的3位局长下达了 执行判决的命令。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 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 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 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了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 用卡车把尸体运到了城外，将尸体埋在了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 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延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 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 从1940年4月1日起，各战俘营每天都收到一份几百人的名单。每次枪决之后都 会有封简短的密码电报发往莫斯科，直接呈送给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电报是这 样一种格式，例如：“执行了292”。这就是说，一夜之间枪决了292人。 到5月底已枪决21857人。这个数字是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尼古 拉耶维奇·谢列平于1959年3月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中说出来的。 德国人在发现遭枪决的波兰人的大坟场后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争取世界舆论 的有力论据。进行掘尸检验和遗骸鉴定工作的不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应波兰红十 字会的请求出面的波兰病理解剖学家。 作为回应，苏联成立了由红军首席外科医生、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尼古拉·尼 洛维奇·布尔坚科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肯定地说，这是德国的挑衅行为， 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枪杀了波兰人。布尔坚科的委员会拿出来的推一真实的证据是， 所有波兰人都是被德国造的武器杀死的。 西方并不相信布尔坚科的委员会，然而俄国是与希特勒进行抗争的盟国，因此 西方干脆对在卡延森林中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在纽伦堡审 判纳粹主要罪犯时没有提及这件事。 的确，流亡的波兰政府曾多次向莫洛托夫询问：“被你们俘虏的军官哪里去了？” 那时波兰人再次成为了盟友。前波兰战俘中的一部分人与红军并肩作战，另一部分 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他们与英国人一起作战。至于被枪杀的那些人，斯大林吩咐莫 洛托夫回答说，失踪的波兰军官朝中国方向逃走了。他敢于如此蛮横无礼地作出回 答是因为他坚信，再也不会有任何侨民能在华沙掌权了，新的波兰政府只会是亲苏 政府。 战后有人提起了卡廷事件。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这是个被禁止的话题，但是波兰 侨民想了解22000名同胞的命运。幸兔于难的波兰人的陈述、在卡延森林中挖掘时发 现的战俘日记、德国人拿走的斯摩棱斯克州党委的档案文件，都可以确定这些波兰 人出了什么事。莫斯科下定决心什么也不承认，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 有个很典型的例子。1971年4月1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就所谓的“卡廷 事件”掀起反苏运动一事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交涉的决定》。 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了如下指示： “拜访英国外交部并发表如下声明：据苏联大使馆掌握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 打算播放由它制作的一部关于所谓的‘卡廷事件’的敌视苏联的影片。一本关于卡 廷悲剧的诽谤性的书也被安排在这个时候在英国发行。 “英国方面很清楚，一个权威的专门委员会在德国占领者被赶出斯摩棱斯克地 区后立即就地调查了这起罪行，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这是希特勒分子干的。 “在1945-1946年，设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德国主要战犯在执行灭 绝波兰人民的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战俘这件事上罪责难逃。 “因此，令人惊讶和气愤的是，英国某些人士企图再次散布戈培尔的宣传机器 制造的谣言，以便给苏联抹黑。然而，正是苏联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把欧洲从法西斯 奴役下解救了出来……” 关于枪决的全部文件都保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专案文件全都封着，并且 标注着“不得打开”的警告语。 1959年3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建议赫鲁晓夫销毁被枪 杀的波兰军官的登记卷宗，因为这些卷宗对苏联机关来说“既不会引起业务上的兴 趣，也没有历史价值。它们也未必能够令我们的波兰朋友真正感兴趣。相反，某种 未预见到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导致所采取的行动泄密，并带来我国所不愿看到的各种 后果。况且对在卡延森林中被枪决的人有正式的说法。为了回答苏共中央或苏联政 府可能提出的质询，可以将判处上述人员枪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的会 议记录和关于执行三人小组决定的命令保留下来。这些文件不太重要，可以把它们 存放在特殊公文夹里”。 主要文件被销毁了，包括贝利亚写给斯大林的信、政治局1940年3月5日作出的 关于枪决的决定、谢列平本人写的信在内的其他文件，则被封在一个包里存人苏共 中央总务部部长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个人保险柜。在得到提升后， 契尔年科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负责管理政治局档案资料的总务部6处。在安德罗波夫 和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曾让他们看过这批文件。 然而，在改革已经进入高潮的时候，当波兰人要求告诉他们实情，我们国内也 想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1991年12月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叶利钦，当时进行了正式的权力移交。叶 利钦下令公布了这些文件。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去高加索出差 贝利亚在1941年初被任命为政府副主席。表面上这是提升，实际上斯大林解除 了他国家安全系统领导的职务。这发生在1941年2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一天 被分成两个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关、反 间谍机关和所有行动处划归由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领导的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部。 贝利亚留任内务人民委员。归他管辖的有民警、消防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 押解部队和已经变成工业建设帝国的整个劳改营管理总局。 同一天他还当上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分管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 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河运人民委员部。从此时起他更多地抓国 民经济、建设和生产。的确，他主要用的是自己熟悉的肃反工作者的方法和犯人的 双手免费的和敢怒不敢言的劳动力。 作为安慰奖，于1月30日授予贝利亚国家安全总委员称号。这个称号在1945年7 月9日被苏联元帅的称号取代。只有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3个人荣获过这个称号， 但这3个人都被枪毙了。 贝利亚没有彻底离开国家安全系统。从战争一开始，两个人民委员部又合并成 由他领导的统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在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被分开了， 而且把军事反间谍机关分出来作为独立的机构，取名为“除奸部”（它直接受兼任 国防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的领导）。把劳改营管理总局留给了贝利亚，而且仅到1945 年。 不过，斯大林给他保留了联络员这个奇怪的角色。甚至在1945年12月29日贝利 亚不再是内务人民委员之后，斯大林还是只委托他向各位人民委员以及国家安全部 长转达某些指示。这些指示涉及的全都是黑暗的和肮脏的事情。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对1941年夏天军事上的惨败也负有个人责任，当然责任 比斯大林小一些。管辖情报机关的贝利亚也认为，德国不会发动进攻，至少近期内 不会发动进攻。 1939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谈判时，斯大林对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 普说，如果德国情况不妙，俄国会来帮助它。 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济缅斯基对我说，柏 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斯大林准备站在德国一方作战？德国驻莫斯科大 使舒伦堡伯爵请求向他提供准确的谈话记录，于是这份文件保存了下来。 里宾特洛普回答说，德国不需要军事援助，但是希望供应军用物资。于是这个 国家在一段时间里真的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石油、原料和粮食。 苏联没有吃亏。德国表示愿意帮助红军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我们的专家分散到了德国的兵工厂。所有的大门都向 他们敞开。柏林还处罚了那些企图向苏联客人隐瞒些什么的人。” 可是，既然知道要进攻俄国，希特勒为什么还要与斯大林分享武器呢？ 列夫·别济缅斯基答道：“希特勒毒辣的阴谋正在于此。他提供了一切，因为 他知道斯大林来不及利用这些东西。”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认为，德国会长时间陷在与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中。 德国迅速取胜对他们来说是出人意料的坏消息。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怀着解决争议问题的希望前往柏林谈判，但是未能就任 何具体问题达成协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仍然认为，他们与德国有战略伙伴关系， 而希特勒已经决定要征服俄国。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作出了一个不寻常姿态。他前往火车站好像是为日本外 务大臣松冈洋有送行，实际上他是想让整个外交使团看到，斯大林把手放在了德国 大使肩上，请他为德国和苏联继续做朋友而尽心竭力。 情报机关提供的关于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集结和进攻苏联的预计日期的情报白 费了。贝利亚认为，他的情报人员即使不是双重间谍，那么至少也受着敌人的影响， 他们向莫斯科发来英国人制造的假情报，这种情报的目的是挑唆苏联采取反对德国 的行动。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坚定地认为，希特勒在虚张声势，他企图迫 使他们在领土问题和经济方面作出让步。1941年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 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也得到了关于德国人准备发动进攻的警告。他给莫洛托夫打了 电话，对方回答说：“形势很复杂，不过正在玩一场大游戏。”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到6月ZI日仍然希望能胜过希特勒。他们当然明白，迟早要与 希特勒开战，大概会在1942或1943年，那时两个大国的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有人要做出让步。不过他们认为，希特勒现在没有能力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德国能 够与法国和英国作战是因为得到了苏联的原料、石油和小麦。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推论原则上是对的，只不过希特勒没打算进行长期的战争。 他想进行闪电式打击，用几个月时间打垮苏联，解决所有问题。 莫洛托夫在1941年6月21日晚上请来德国大使并对他说：“给人的印象是德国政 府有所不满。可是对什么不满呢？能不能解释一下？”舒伦堡大使答应把谈话内容 向柏林报告，但是几个小时后战争爆发了。 德国大使又来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宣布开战。莫洛托夫愤怒地说，德国进攻了 一个与它签署了友好条约的国家。苏联军队呆在边境地区只是为了进行夏季演习。 如果德国政府对此不满意，将此事通报给苏联政府就足够了，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莫洛托夫最后说了一句：“我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他和德国大使互相 握了一下手就各自离去了。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头几个月，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并节节败退。 此时斯大林重新让贝利亚担任了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并且让他进入了1941年6月30日 成立的国防委员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斯大林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是他的副手。进入国防委员会的还有伏罗 希洛夫（1944年离任）、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尼古 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自1942年起）、交通人民委员拉扎尔·卡冈 诺维奇、红军食品和物品供应委员会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国家银行理事会主 席兼副国防人民委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自1944年起）。 贝利亚负责监督武器、弹药和迫击炮的生产，另外还和马林科夫一起监督飞机 和发动机的生产。 从7月开始，把莫斯科各监狱中的大部分犯人撤离了首都。斯大林担心守不住莫 斯科，也不想让他的敌人落入德国人之手。 由于担心自己的同胞调转枪口反对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吩咐贝利亚把蹲监狱的 “最危险的敌人” 消灭掉。 1941年10月16日，根据人民委员贝利亚的命令枪决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中的138名 犯人，他们当中有过去著名的肃反工作者，例如列宁的卫队长阿布拉姆·雅科夫列 维奇·别列尼基。10月17日枪决了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 维奇·克德罗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7月份已宣布他无罪，但人民委员贝利亚的命 令比最高法院的裁决更重要。 1941年10月28日枪决了苏联英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上将，两次 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中将雅科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穆什克维奇，空军中将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苏联英雄、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第5局（侦察 局）局长伊万·约瑟福维奇·普罗斯库罗夫…… 斯大林认为，枪毙他们比把他们派到前线去要好。 在战争处于高潮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继续打击反苏政党和托洛茨基右 派地下活动的残余分子，照旧处理因政治原因被开除出党的人和被镇压者的家属。 特勤处打击了科学院系统。科技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中的反苏集团，在青年学生中 搞了间谍活动。有个处负责打击教会和教派中的反革命势力，在农业知识分子和农 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中揭露反苏团伙。还有个处负责寻找反革命传单、匿名信和反 苏内容题词的作者…… 在德国人向莫斯科挺进的危急日子里，贝利亚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通过割让大 片领土与希特勒缔结和约的指示。 朱可夫元帅对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安菲洛夫说，按照大本 营的命令他于1941年10月7日紧急飞往莫斯科。斯大林当时病了，因此把朱可夫送到 了昆采沃。 据朱可夫讲，斯大林在基辅之战惨败后一直心慌意乱。他走进房间，听到了斯 大林与贝利亚的谈话。斯大林没有发现朱可夫走进来，继续跟贝利亚说话，让贝利 亚利用他的间谍活动试探与德国人缔结和约的可能性。 斯大林不相信能守住莫斯科，国防委员会于10月15日作出了《关于撤离首都的 决定》。贝利亚亲自负责毁掉城内的所有重要设施。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及其家属撤离了莫斯科，只留下了一些行动小组。肃反工 作者们于1942年3月回到了首都。 斯大林原打算在1941年10月16日离开莫斯科，但是朱可夫能守住首都的坚定信 心把斯大林留了下来。 在莫斯科郊外发动反攻后，斯大林恢复了常态，找回了过去的自信，把战友们 派往了各地。贝利亚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生产能力中榨取了所能榨取的一切。因在 战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在加紧武器弹药的生产方面取得特殊的功绩，于1943年9月3 0日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有人在1945年5月9日于第比利斯举行的集会上发言时说：“在回忆1942年秋天 那段艰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怀着感激之情说出在高加索组织歼灭德国人的忠实 的斯大林主义者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名字。”贝利亚确实 去了北高加索战线，主要在供应方面提供帮助。 前线的事务他没有管。交给他的是另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不是什么人都干得 了。 人民委员贝利亚在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发去一份报告：“考虑到克里米亚鞑 靼人对苏联人民的背叛行为，鉴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不适合继续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请您裁夺国防委员会关于将所有鞑靼人从克里米亚地区迁出的 决议草案……” 这种事情解决得很快。第二天，5月11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将克里米亚鞑 靼人迁出克里米亚和使他们移居中亚的第5859号决定。 顺便把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也迁出了克里米亚。 在北高加索也进行了这种大规模的清洗，早在集体化时期北高加索就被视为不 安全的地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进行了反抗，最积极的反抗者被枪决了。内务人民 委员部花3年时间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革命暴动的、布哈林一托洛茨基的 反苏破坏组织案。” 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月31日作出了关于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往哈萨克和吉尔 吉斯的第5073号决定。 秘密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办法实施细则》中说：“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 所有车臣族和印古什族的居民都应迁移”，他们包括党员、党的领导和经济部门的 领导，甚至包括州委书记。 嫁给其他民族男子的车臣女子和印古什女子不必迁移。而嫁给车臣人和印古什 人的俄罗斯女子则要跟丈夫一起走。不过，如果她们离婚，就可以留下来。 于1944年2月23日开始驱逐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两个星期后的3月7日，发布了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在高加索采取行动期间。 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背叛了祖国，站到了法西斯占领者一边……”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M年6月25日用过去的日期公布了自己的命令： “受德国间谍挑唆的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自愿加入了德国人组织的队伍，拿 起武器与红军作战。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大部分居民对这些叛徒没有进行任何抵 抗，因此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迁移其居民。” 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他的副手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 洛夫、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阿波洛诺 夫、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行动是2月23日清晨开始的。有关行动的情况贝利亚向斯大林本人作了汇报。他 的密码电报都保存了下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经过更准确的统计，登记 在册的应迁移人口为 459486人，其中包括居住在与车臣一印古什毗邻的达吉斯坦地 区和弗拉季高加索市的人。 贝利亚，1944年2月17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今天，2月23日，在黎明时分开始了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行动过程正 常，未发生值得关注的事情。某些人企图反抗的情况发生6起，用逮捕或动用武器的 手段制服了他们。在此次行动计划抓的人当中已逮捕842人。到上午11点已从各居民 点运走94741人，即应迁移人口的20％以上，已将其中的20023人送上火车。 贝利亚，1944年2月23日 瑙莫夫教授说：“在开始迁移人口前夕车臣全境下了雪。雪下得很厚，老人、 妇女和儿童显然来不及在一天内从高山地区下到谷地乘坐火车。在一些地区老人和 妇女被赶进大房子里，然后将他们枪杀或烧死…… 我们再看几封电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进行得正常。到2月23日晚已将352647人送上火车。 从始发站向新定居点发出了86列火车。 贝利亚，1944年2月25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至2月29日已将 478479人迁移并送上火车，其中有91250名印古什人。将这些人 送上了177列火车，其中157列火车已经驶往新定居点……因下大雪和道路难行，加 兰乔日高山地区的一些居民点有 6000名车臣人尚未迁移，将在两天内把他们送下山 并送上火车。行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未发生严重的反抗行为和其他事件……在行动 期间逮捕了1016名车臣族和印古什族的反苏分子。 贝利亚，1944年3月1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从各州抽调来的190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兵参加了此次行动。他们当中很大 一部分人此前参加过迁移卡拉恰耶夫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行动，除此之外他们还将参 加迁移巴尔卡尔人的下一个行动…… 通过这三次行动将向苏联东部地区迁移65万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和 卡拉恰耶夫人。 贝利亚，1944年3月7日 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3月5日作出了关于将巴尔卡尔人迁出卡巴尔达巴尔卡 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第5309号决定。用火车把37103名巴尔卡尔人运到了 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卡尔梅克人也被迁走了。 后来还从作战部队中清除了几乎所有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 尔卡尔人和卡尔梅克人，只有最著名的苏联英雄除外。 有13万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活下来的人处于人民公敌的地位。孩子们在学 校里会听到别人叫自己“法西斯分子”、“叛徒’、“特别移民”……这些民族的 人被流放了13年。他们几代人都是在自己对国家有罪的意识中成长起来的。后来不 错过任何机会提醒他们说，他们没有被平反，而是被赦免了。他们得到了宽恕，不 过以前还是有罪过。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于1956年11月24日作出了《关于恢复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 夫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民族自治的决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57年二月9日颁布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内恢复车臣 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 副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和科鲁格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除奸部 主任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获得了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共有714名内务人 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因参与驱逐行动而得到嘉奖。不过，后 来最高苏维埃在1962年4月4日下令收回了对他们的奖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的翻译 政府副主席兼国防委员会成员贝利亚让人觉得是个无暇顾及小事的人。然而， 这位惩罚机关的首脑忘不了自己的职责。这一次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瓦连京 ·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科夫成了牺牲品。 别列日科夫天资聪颖，一头卷发，一副仪表堂堂的贵族绅士派头，总是大家称 赞的对象。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外交生涯突然中断的原因。 未来的斯大林的翻译在基辅上的是德意志人的学校（不是专科学校，而是为苏 联德意志人开办的学校），每周两个晚上要跟课后辅导老师学习德语和英语。瓦连 京·别列日科夫回忆说：“虽然并不怀疑懂得外语会在我的命运中起重要作用，但 我还是不想学这两门课。父母因此而严厉管教我。他们深信，不管我将来干什么， 外语都会让我终身受益。” 英语和德语给他带来很大好处。红海军的战友们都要站岗，而别列日科夫则教 舰队司令学英语。工程师同行们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东奔西走地下工厂，而别列 日科夫则被外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调到自己身边，并被派 往德国，那时还是战前两国友好与合作的年代。后来他成为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 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顾问。 瓦连京·别列日科夫的家里挂着一幅集体合影照片。家庭主人在照片上不容易 认出，他太年轻了，不过其他的人都很著名：希特勒、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 24岁的别列日科夫是莫洛托夫的翻译。莫洛托夫于1940年11月来与希特勒进行最后 一次谈判。 当里宾特洛普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宣战的时候，别列日科夫陪伴了苏联大使杰 卡诺佐夫。当莫洛托夫在战争前夕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进行谈判时，别 列日科夫担任了翻译。舒伦堡因参与反对希特勒的阴谋于1944年遭枪决，杰卡诺佐 夫作为贝利亚的人于1953年遭枪决。 在战争末期有人说，别列日科夫要去当大使或者担任同样重要的外交职务。与 此相反，他被突然调离了外交部，并被任命为《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现在叫 《新时代》周刊）德文和英文编辑部主任。有人说，他抛弃家庭是这次调动的原因。 实际上，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赶走了别列日科夫。别列日科夫的父亲在战争爆 发前被捕，但幸运的是很快又把他放了。父亲和母亲住的地方遭德国人占领，当德 国人撤走时，他们也去了西方。这个情报放到了贝利亚桌子上。他下令将别列日科 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部。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国家安全总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贝利亚于1945年12月27日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贝利亚的副手、联共 （布）中央候补委员、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美国荣誉团勋章获得者（因参与保卫 1945年波茨坦会议参加者而获奖）、38岁的上将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 夫为他的继承人。 《真理报》在两周后才报道这次人事变动的消息。该报解释说，“因中央其他 工作负担过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夫连合帕夫洛维奇·贝利亚自己请求解除他 这个职务。 当然，这不是他的意愿，至于说负担过重的问题，他确实非常的忙。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原子弹之父 曾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 中写道，贝利亚主持过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例如曾任燃料委员会主席。 有一天巴伊巴科夫感冒了，因发高烧而躺在家里休息。刻薄的贝利亚打来电话 说，每个傻瓜都会感冒，要懂得保护自己。当巴伊巴科夫吃力地拿起听筒时，贝利 亚命令他立即与副内务人民委员科鲁格洛夫一起飞往乌法，因为那里的一个石油加 工厂发生了严重事故。 巴伊巴科夫写道，关于贝利亚善于迷惑斯大林和善于拨弄他隐秘的心弦的捏造 非常荒谬。只有用实际成果才能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而贝利亚有能力取得对国家来 说十分重要的成果。 在严格要求部下方面，贝利亚的特点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允许提出要他 “设身处地”的任何请求。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威严的和无情的权威。国家领导人坚 信，如果由贝利亚来领导，任何事情都会获得成功。 1944年12月3日，国防委员会决定责成贝利亚“监督铀的开发工作的进展情况”。 1945年8月20日成立了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后来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和部 长会议）。该委员会负责“领导利用铀原子内部能量的全部工作”。任命贝利亚为 委员会主席。在1946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时当选为政治局 委员。 据巴伊巴科夫讲，贝利亚来领导核计划后，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贝利亚不仅 非常善于督促人们，而且是能确保任务获得成功的高手。他向科学家们提供了一切 必要的东西，搞到了需要从地下开采的原料。 担任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多年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说：“贝利亚不懂科学上 和工程上的问题，因此总是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布置和完 成任务方面以及动员人力和物力方面经常帮助落实解决办法。” 被称作人民委员会附属第一总局的超级部从事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它的领导人 是前弹药人民委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万尼科夫负责规章制度的副手是 前除奸部反间谍总局副局长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梅希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经 济局局长和后来的乌克兰内务部长）。另一位副手是副内务人民委员、后来的中型 机器制造部部长阿夫拉米·帕夫洛维奇·扎韦尼亚金。扎韦尼亚金曾领导1946年1月 成立的特种研究所管理局。这些研究所都参与了核计划。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业建设营管理总局建设了核工业设施。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 部采矿冶金工业营管理总局的特种金属管理局从事了铀的勘探、开采和加工。换句 话说，原子弹是用犯人的双手制造的。所有犯人都由贝利亚支配，因此他从来也不 缺既听话又廉价的劳动力。 塔吉克境内的铀矿开采联合企业、乌拉尔的铀矿石选矿联合企业、提取怀的工 厂和其他所有设施也是犯人们建起来的。把犯人运来，成立建设营，然后便开始工 程建设…… 在贝利亚的监督下于1949年8月29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爆炸的苏联第一颗 原子弹是在莫尔多瓦的萨罗夫市制造的。该市也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建设 营。 瑞莫夫教授说：“贝利亚掌管着自己的劳改营管理总局。我们至今也无法获悉 该局曾有多少人，不过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想展示这个核帝国的规模。开采铀矿 的犯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当然，贝利亚有组织工作能力。不过，如果有充足的 财力。整个工业系统和丰富的资源做后盾，当个组织者并不难。每个参与核计划的 人都知道，他的性命取决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情绪。今天他在工作，在挣自 己那份不寻常的口粮，明天贝利亚就会把他变成劳改营里微不足道的一员……” 1945年12月19日，政府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吸收德国专家参与苏联解 决铀问题的工作的决定。总共从德国弄来大约300位专家。 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交界处发现了储藏量非常丰富的铀。铀矿的开采工作交 给了苏德维斯穆特股份公司。该公司拥有几处铀矿和一家选矿厂。根据苏联与东德 的协定，头10年铀只运往苏联，10年后德国人获得支配铀的权利。然而，铀矿在10 年里基本上被开采光。 只有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院士一个人请求斯大林让他脱离核计划。他 的理由是，无法在特别委员会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粗野和外行的领导下工作。 不过，连卡皮察也对他的组织才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曾回忆说，贝利亚亲自处理一切核事 务，就连成为国内二号人物的马林科夫他也不准接触这些事务。只要他签了字，就 得像对待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定那样对待他作出的任何决定。谁也不敢和他争论， 他让人感到害怕。 萨哈罗夫终生都记着在一次研究核问题的会议上贝利亚对一位使生产需要的某 种材料失败的官员说的话： “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 顾。帕夫洛夫，您失去了布尔什维克的敏锐性！我们现在不会处罚您。我们希望您 能改正错误。不过请注意，我们的监狱里有很多地方……” 受到贝利亚批评的这个人处在血管梗塞前的状态。他知道，拉夫连季·帕夫洛 维奇会兑现自己的威胁…… 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发明家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研制出了一种大量使 用就会把战胜者和战败者都消灭掉的武器。 人类平静地对待了原子弹的问世。研制核武器最明显地证实了对进步，其中包 括技术进步的信心。人类还加强了一种信念，即历史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正在 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将军们和政治家们根本不相信世界会因为相互间的核打击而毁灭。迅速重建起 来的广岛的经验证明，一切并非如此可怕。丧生的只有那些当场死亡的人。 《纽约时报》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几天后兴高采烈地写道：“原子弹是 为战争制造的，然而制造原子弹的知识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东西不是死亡，而是 生命，不是残暴，而是神圣的自由。” 这种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迅速地征服了舆论。“原子的秘密将会带来繁荣和更 美好的生活”，“将开创一个创造空前的财富和展现所有人的才能的时代”，“这 是通向新世界之路”在战后的头几年里人们纷纷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而 且不仅在美国这样，在俄国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核武器研制者直到今天还津津乐道地回忆着自己亲手搞出来的杰作。 对他们来说，谈论他们发明并试验了多么出色的产品是件愉快的事情。 美国人毫不怀疑，他们制造核武器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安全免受苏联的威胁。苏 联科学家则深信，他们打造了使国家免遭美国人侵犯的核盾牌。 核武器的研制者不仅为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任务而自豪，他们还为自己作为解决 了复杂课题的科学家而自豪。 国家很关心从事核计划的人。他们得到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斯大林奖金、 很高的工资、汽车、住房和别墅。 斯大林责成贝利亚领导负责进行第一次核爆炸的国家委员会。 在1949年8月29日爆炸了苏联的第一个核装置。像所有人一样，贝利亚在试验过 程中感到很不安，因为他清楚，如果失败，他会掉脑袋。 为了听到感谢的话，贝利亚兴冲冲地往莫斯科打电话报喜。斯大林无精打采地 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了”，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贝利亚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弄清楚，到底是谁第一个给斯大林打了电话。 “因安排原子能生产的工作和顺利进行核武器试验”，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 专门作出决定向贝利亚表示感谢。他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 有些人称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苏联原子弹之父”。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六章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 1941年，当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一位名字华丽的剧作家弗谢沃洛德· 罗克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写出了一个名字简单的剧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他没有 像创作界的同行们那样花很长时间去剧院做工作，劝说剧院的文学部主任和导演。 现代题材的剧本一直都很缺，因此在1942年就已开始时而在这家剧院，时而在那家 剧院上演该剧。 在第比利斯、巴库、埃里温、里加（在拉脱维亚获得解放后）、乌兰乌德、雅 库茨克、沃洛格达、瑟兹兰、阿尔汉格尔斯克、科斯特罗马都上演了《谢尔盖耶夫 工程师》。演出的次数逐年增加。该剧在1944年2月又被搬上了小剧院的舞台。 所有的苏联报刊都对这个话剧给予了关注。 常常尖锐地批评现代剧作家的弱点的剧评家们对这个剧一致叫好。 《真理报》（党报译者著）、《消息报》（政府报纸译者注）、和当 时中央宣传局所属的半官方刊物《文学与艺术》也都发表了称赞性的评论。 《文学与艺术》把小剧院的演出吹得天花乱坠：“塑造一位全心全意为党和人 民服务的爱国主义工程师的形象是个艰巨的任务。在小剧院分院上演的弗谢沃洛德 ·罗克的话剧为展现演技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苏联人无限忠于人民的事业，敢于 正视死亡，能够不惜生命去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可能评论家们确实喜欢这个话剧，也可能他们其实知道用弗谢沃洛德·罗克这 个笔名的人是谁。这个业余剧作家就是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 当小剧院着手排练他的作品时，梅尔库洛夫身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我们将会枪毙您” 干了半辈子肃反工作的梅尔库洛夫酷爱文学创作。他写过一些剧本，《谢尔盖 耶夫工程师》是其中最成功的。梅尔库洛夫讲述了他所熟悉的事情。 剧情发生在1941年7-9月间。情节很简单：苏联军队撤退了，发电站站长谢尔 盖耶夫应该炸掉自己参与建造的这座电站。德国人需要发电站，于是企图给他制造 麻烦，暗中派遣两名间谍来到他身边。一名间谍是富农的儿子。那个富农被没收了 生产资料，关进了监狱，并且死在了狱中。另一名间谍在革命前就当上了工程师， 早在1918年他就同意为德国人效劳，那时德国人在乌克兰。 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了一名间谍，谢尔盖耶夫工程师用大锤在另一名间谍的头 上砸了两下，这个人便直挺挺地倒下了。 德国军官在剧中也讲俄语。他们当中的一位将军是在里加出生的，他的父亲以 前在图拉省有一处庄园。将军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去看看牲口棚、猎犬舍、 磨坊…… 作者在剧中还推出一位同行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内务处处长的国家安全 上尉。他对剧中主人公说：“德国间谍机关不断散布流言，而我们的一些人竟愚蠢 地当传声筒。有的苏联人散布恐慌和不自信的情绪，结果实际上无意之中变成了敌 人。常常会把这样一些饶舌的人带到处里交我发落。” 上尉接着又说：“当然，工作中少不了滑稽可笑的事。”他这里指的是，还可 以让不少有口无心的人享受自由。不过，落网的主要还是真正的敌人。 上尉还有句台词说：“我们把人关起来，进行调查分析，结果一看是德国间谍。 这帮下流的东西！” 梅尔库洛夫对此处的细节处理得很准确，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同行：先把人关起 来，然后再开始调查分析，这时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是间谍。 随着剧情的发展，上尉抓了一个叫索伊金的可疑人，但是没有他的犯罪证据。 上尉说： “我们的区检察长没完没了地对我说：‘放了索伊金吧，你没有充足的根据监 禁他。’于是我把他送到城里的州内务局去了。我会赢得时间……我本能地感觉到， 他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国家安全上尉是正确的。他抓住了一个投奔了德国人的叛徒。作者准确 表现了当年对于可以怎样逮捕和逮捕谁的认识 剧中主人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虽然非常舍不得自己建造起来的发电站，但还是 把发电站和那里的德国占领者一起炸掉了，同时自己也牺牲了。 《文学与艺术》报写道：“如果祖国需要的话，谢尔盖耶夫愿意献出自己的生 命和子女。他没有马上理解，为什么为了不让他的水电站落到敌人手里就非得毁掉 这座宏伟的建筑。不过，当他艰难地意识到可以毁掉的时候，他沉思着说：‘如果 需要这样做，我们就炸掉它。’” 梅尔库洛夫不仅了解国家安全机关是怎样工作的，而且还了解在撤退时怎样炸 掉了发电站、工厂和采油井架。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多年，在战争初期 担任国防委员会负责炸毁高加索地区的油井和石油加工企业的全权代表。他描写了 接受这项任务的经过。 有一天斯大林把他叫去后对他说：“巴伊巴科夫同志，希特勒奔高加索来了。 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德国人一滴石油也得不到。” 接着，斯大林稍稍加重了语气说：“请记住，如果您哪怕只给德国人留下一吨 石油，我们将会枪毙您。” 斯大林在办公桌前缓缓地来回踱步，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 如果您过早地炸毁石油设施，而德国人未能夺取它们，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同 样会枪毙您。” 令人惊讶的是，巴伊巴科夫在半个世纪之后竟还怀着钦佩之情回忆斯大林说的 这些令人颇感恐惧的话。 梅尔库洛夫前来帮助巴伊巴科夫。他甚至给巴伊巴科夫带来几位英国专家。这 些专家介绍了他们如何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石油而在婆罗洲岛炸毁油井的经验。巴 伊巴科夫否决了英国人的方法，我们的专家想出了自己的方法。 德国间谍并没有让巴伊巴科夫感到害怕。如果说他害怕什么的话，那么他只是 怕完不成斯大林的命令。要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得听梅尔库洛夫指挥，而梅尔库洛 夫并不是剧作家，他此时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第一副手。巴伊巴科夫回忆说， 当德国人已经攻到跟前，并且能听到冲锋枪的射击声时，他们炸掉了一些采油场和 发电站。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比贝利亚大4岁，但是在他们的关系方 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总是高出一头。这不仅表现在职务上。梅尔库洛夫缺少贝 利亚的那种果断和残酷，在组织才能方面也逊色不少。 梅尔库洛夫于1895年出生在阿塞拜疆一个叫扎卡塔雷的小城市里。他与贝利亚 和其他一些未来地位显赫的肃反工作者戈格利泽、科布洛夫、米尔一加法尔· 巴吉罗夫（起初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 记），一起就读于巴库技术学校。 与他们不同，梅尔库洛夫毕业后继续接受了教育。他去了首都，并于1913年考 入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因此，如果他不是国家安全机关所有领导人当中学历 最高的人，那么也是贝利亚身边学历最高的人。梅尔库洛夫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 们当中显得十分突出。接替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长的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 夫只上过4年小学。 可是，梅尔库洛夫入党比别人都晚，直到1925年他才加入党组织。他曾先后在 沙皇军队和红军中服役，还教过3年书，1921年进入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工作。在这 里他一干就是10年。1931年秋天，当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把梅尔 库洛夫调到自己身边搞党务工作。 贝利亚喜欢梅尔库洛夫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文化和善于完成任务。梅尔库洛夫还 写了一本关于贝利亚的小册子，名为《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忠实儿子》。 他在1937年开始主持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业交通部的工作。贝利亚把他带到 了莫斯科，让他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本人早在担任第一副 内务人民委员的时候就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他让梅尔库洛夫当了 自己的副手。梅尔库洛夫马上就被授予了三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这个称号相当 于军队的中将军衔。 当贝利亚在1938年12月17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后，梅尔库洛夫当上了第一副人 民委员和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和政治局保卫部门都归他领导。 在瓜分波兰之后，他于1939年秋天去了利沃夫，并亲自领导了揭露和隔离敌对 分子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在西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清洗。1940年春天，有文化 的三级国家安全委员梅尔库洛夫直接参与了在卡延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准备工 作，批准和签署了全部枪决名单，亲自领导了枪杀行动。 战争一开始，犯人就大量涌进了各个劳改营。例如，政府决定要把个人的收音 机上交到区执委会。谁不执行这个决定，特别会议就会判他10年徒刑。另一次犯人 激增是因为，有人散布了德国人发动进攻和德国人不断取得胜利的“虚假传闻”， 有人因“称赞德国的技术”而被捕。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这时被授权决定直至枪决的任何惩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圈子里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彬彬有礼，讲 话平和，并不大喊大叫。在与自己的职责不相悖的情况下，他会尽量做一个理智的 人。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说，苏共中央让党员们阅读了一 封关于贝利亚案件的非公开信。虽然不是党员，但萨哈罗夫看了这封信。信中说， 贝利亚强迫自己的部下亲手殴打被捕者。只有梅尔库洛夫一个人断然拒绝这样做。 贝利亚嘲笑他说：“空谈家！” 梅尔库洛夫在某件事上可以被说服。 在未来的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才的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被 捕后，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急忙去营救他。梅尔库洛夫接见了卡皮察，并 给他看了侦讯材料。兰道被指控犯有各种反苏罪行。 “我保证，兰道再也不会从事反革命活动了”，卡皮察说。 “他是很重要的科学家吗？”梅尔库洛夫问道。 “是的，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卡皮察深信不疑地回答。 兰道被释放了。 1941年2月3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分为二那天，梅尔库洛夫被任命为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成为他的第一副手。 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秘密政治保安局和侦查部门归梅尔库洛夫领导。民警、 消防队、边防军、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工业部门的工作留给了贝利亚。 半年后的7月20日，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又匆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委员部。梅尔库洛夫再次成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 1943年2月，他获得了一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相当于大将军衔）。又过了两个月， 在1943年4月1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开，梅尔库洛夫又领导了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 可能这只是个传说、神话、美妙的童话，但是许多人，甚至包括非常内行的人， 都相信它，认为它是真的。 著名的日耳曼学家、教授、历史学博士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叶若夫 对我讲了这件事。 在里加湾岸边，在离拉脱维亚首都不远的尤尔马拉，不太久以前住着一个苏联 情报人员。他不仅躲避外人，而且也躲避自己人，因为他不希望有人了解自己。20 年代让他打入了纳粹党。他仕途得意，飞黄腾达，参加过党卫军搞的各种行动。美 国人在战争末期逮捕了他，并打算作为战犯审判他，我们的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 救出来。 这个人的事情好像就成了尤利安·谢苗诺夫著名的长篇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 间》的素材。根据这部小说又拍出了更加著名的一部电影。 不管怎样，这个动人的传说是影片的总学术顾问叶若夫教授讲的。一个叫米申 的上将是影片的总顾问。实际上，米申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笔名。当茨维贡在场的时候，尤里·安德罗 波夫感觉不是很自信。 那么，有过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 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已经辞世的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写过关于苏 联情报人员施蒂尔利茨一伊萨耶夫的一套长篇小说。谢苗诺夫写得非常有说服力， 以致于许多人几乎就把施蒂尔利茨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尤利安·谢苗诺夫本人说过，施蒂尔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报人员诺尔曼· 博罗津。他的父亲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20年代曾在中国担任最高政治顾 问。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中将认为，秘密情报机关的创建者亚历 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是原型。 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 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一位苏联情报人员、俄罗斯人、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的部下曾经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吗？ 专家们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施蒂尔利获这个人，也不可能有。当然，一个俄罗 斯人或俄罗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尝试着冒充德国本地人，但是只能在初次审查前冒 充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德国人也有人事部门，而且同样警惕性很高。苏联英雄尼古 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德国人的后方干得相当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 情报工作，而是搞破坏活动。他出没于德国各地，欺骗德国人，总能够在受到怀疑 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 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 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 站。 那为什么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还会猝不及防呢？ 在1936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 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写道，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1938年12 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 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在‘图哈切 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 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 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 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 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自己的上级。 尼科利斯基对我说：“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 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 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 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 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 尼科利斯基将军接着说：“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 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 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 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 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 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 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 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 为没有自动武器。 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 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 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 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 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 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 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您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 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 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 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 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 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 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 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 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 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 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 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 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 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 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 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1942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 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 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本来挺喜欢情报机关，可是却借叶若夫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 驻柏林情报站到1938年仅剩下了3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 直到1939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 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 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 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 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 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 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 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 领导人。间谍头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 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 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 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 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只向上司报告了想从他 那里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 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 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 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 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 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 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展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画面：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 应该做什么。而实际生活中完全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 根据。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 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几年前，对外情报局突然说，施蒂尔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个叫维利·莱曼的德 国人。他是盖世太保成员，自1929年起用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好像曾把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交给了尤利安·谢苗诺夫，但是建议他把德国人改 成俄罗斯人。 事实不是这样。当时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被作为密件，直到不久前才将其解 密。尤利安·谢苗诺夫没有怀疑过布赖滕巴赫。 化名布赖滕巴赫的盖世太保成员维利，莱曼确实是地位最高的苏联间谍。他的 命运很悲惨。1938年，在斯大林毁掉了苏联设在德国的情报站之后，与布赖滕巴赫 的联系中断了。他在两年里根本无法帮助苏联，因为没有人和他接头。关系在1941 年初重新接上了，但是因德国进攻苏联又中断了。 在1942年，不知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愚蠢，竟然把布赖滕巴赫毁掉了。情报 机关把一个训练得不到家的间谍空投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并把与布赖滕巴赫接头的 暗语告诉了他。盖世太保马上就抓住了他。这个人供出了并不是施蒂尔利茨的布赖 滕巴赫。 战争爆发前，苏联在德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 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 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 泛，因而提供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 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 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 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中央机关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 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 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 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逮捕。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 七个瞬间》中出色地扮演了这个人物。生活中的米勒并不是如此显耀和令人感兴趣 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 我在柏林走过了好像施蒂尔利茨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条街。德国首都的帝国 安全总局大楼没剩下什么，遗留下来的只有已成废墟的当年负责警卫的党卫军分子 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 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 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 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 盖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 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 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也 有一些人自愿做帮手。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 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 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 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 （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奥列 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 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 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 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 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 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 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 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其中一个人的 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金·菲尔比。 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3个人：他的朋友唐 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 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 施蒂尔利茨。 曾领导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英国间谍的对外情报局上校尤里·伊万诺维奇·莫 金向我介绍了这个施蒂尔利茨式的群体。莫金本人在情报机关工作了45年。战争期 间情报机关得知他略懂英语后，就录用了他。他在英国总共呆了大约10年，第一次 从1947年工作到1953年，第二次从1955年工作到1958年。和我见面时他讲了以下情 况： “我在工作上与恩托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保持联系，与菲尔比联系得比 较少，因为在我的任期内他不在伦敦。他们几个人都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们无需 我方的或我本人的指示就知道，什么事情紧迫，什么事情不那么紧迫，什么样的国 际政治问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什么样的此类问题不需要这样做。我的干预有时候 是有害的。有一次，总部指示就英法关系的某个问题提供有关情报。我问了伯吉斯。 他说，情况很复杂，双方有大量的信函往来，最好由他本人写一份简短而又容易明 白的材料。我愚蠢地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把所有文件都拿来。伯吉斯照办了。无论 是身居伦敦的我，还是总部的专家们，都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伯吉斯 对情况加以说明……”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 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 从5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 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 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 我对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说：“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 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莫金回答说：“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依我看，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五人小 组为我们工作这件事纯属历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 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30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 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 时髦的事情。 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 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 悉苏共历史。 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 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 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 麦克林是英国某届政府中一位部长的儿子。他是在亲身感受到苏格兰工人的困 难处境，崇尚民族主义，热衷于宣传和慈善活动的情况下接受共产主义的。 他们在战前帮助了俄国，因为他们相信，俄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堡垒。 当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我们。尽管如此，他们一点也不赞赏苏联 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对头。 尤里·莫金说：“菲尔比具有准确无误地分析任何问题和提出惟一正确的解决 办法的能力。他靠这一点提高了自己在情报机关中的地位。不管交给他什么样的任 务，总会取得圆满结果。我认为，菲尔比一生中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他有一次实际 上已被捉住，但还是逃脱了。” “五人小组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人破译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电报。他们通过分析电报内容确定了苏联间谍 的身份。这个人就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处长唐纳德·麦克林。此前麦克林是英国驻 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的工作包括英美两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合作……” 美国人是如何破译苏联的无线电报的？ 1944年，美国战略勤务局从芬兰人那里得到了一个他们从战场上捡来的烧得半 焦的苏联密码本。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认为不能对盟友搞间谍活动，于 是命令把密码本还给俄国人，但美国情报人员把它复制了下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没有料到他的部门很快将遭到什么样的打击。 战后这个密码本也帮助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华盛顿和纽约的情报站之 间往来的电报。据认为，苏联设在纽约的情报站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两 次使用一次性的密码表。不管怎么说，破译电报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失败。 首先被揭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已被任命为英国外交 部某司司长。他在伦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恐怕与他父亲曾担任部长有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广我问尤里·莫金。 “菲尔比此时在美国担任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的联络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得知 了这件事，于是派伯吉斯去了伦敦，目的是抢先通知苏联情报站和麦克林本人。” “那时作出了把麦克林弄到苏联的决定？” “麦克林马上就警告伯吉斯说：‘如果我被捕，我会招供。’麦克林表现出了 神经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接受了治疗酒精中毒的一个疗程。可见，应该让麦克林离 开英国，但是没能下决心让他一个人走。他要途经巴黎，而他最浪漫的回忆恰恰与 这座城市有关。大家担心他到了巴黎会喝醉。一旦喝醉，他就会被抓。总之，最后 让伯吉斯跟他一起走了。” 不服管的和怪僻的伯吉斯与喜怒无常的和总感到痛苦的麦克林的消失，害了菲 尔比和布兰特。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好朋友，因此首先怀疑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 强迫菲尔比离开了情报机关，但是他在英国又呆了好几年。布兰特拒绝逃往莫 斯科。他向当局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直到自己非常喜爱的伯吉斯去世 后才讲出了细节。 “在清教徒式的莫斯科如何对待有同性恋嗜好的伯吉斯呢？” “向他说明了，在这方面我国有严格的法律，如有不轨行为，将不得不执行法 律。不过，他不知怎么就没了这个毛病。他这个人只能生活在伦敦。一到晚上，大 约7点左右，他就非得去酒馆不可……他无法在莫斯科生活。伯吉斯是个容易激动的 无赖。我记得，休假期间他在爱尔兰开车轧死了一个人，但他从麻烦中脱了身，因 为他到处都有一大帮朋友。这个人到哪儿都是用脚把门踢开，在英国人们原谅他的 一切……” 在苏联新闻界，首先提到1951年跑到莫斯科的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 名字的是《新时代》周刊。 1953年第40期的（新时代》周刊在“回击假消息和诽谤”的栏目下刊登了一篇 未署名的短文。文章写道，有人硬说，叫什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人跑到莫斯科来了， 甚至唐纳德·麦克林的妻子梅林达也随后跑来了。文章称散布这些言论的人是“冷 战骑士和资本主义报刊的骗子”。 《新时代》周刊写道，这则报道“在我们编辑部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大家听了 西方报刊尖声刺耳的故事才知道有伯吉斯和麦克林这两个人”。 英国认为苏联领导人又搞了一个宣传上的把戏，并猜测其用意，结果弄错了。 关于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文章是编辑部主动写的，其实杂志社里没人知道提到的人是 谁。在各种问题上回击西方的习惯使这些新闻工作者陷入了窘境。在杂志出版后的 第二天，斯大林死后重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就怒气冲冲地给主编打来电话：“谁 委托您发表这样的言论了？” 直到1956年，莫斯科才正式承认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在苏联避难， 但是又在很长时间里否认他们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盖伊·伯吉斯是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的优秀间谍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莫斯科 得到了一本写着吉姆·安德烈耶维奇·埃利奥特这个名字的护照。他过不惯苏联的 生活，请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允许他回英国，但没人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莫斯科 过了不长时间就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死。 性格比较内向的唐纳德·唐纳多维奇·麦克林没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提 出这种天真的请求。他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写了一些书，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略表了愤怒之情。 金·菲尔比是天生的情报人员。他自1939年起在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并且官运 亨通。与自己的几位同事不同，他不是同性恋者，并且隐瞒了共产主义信仰，如果 他有这种信仰的话。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牵着英美两大情报机关鼻子走的角色感到 满足，同时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的赞扬。 他在1945年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出任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以苏联为工作对 象的某处处长。菲尔比把那些年经英国情报机关同意准备派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 间谍的名字都交给了莫斯科。这大概涉及到数百人，这些人都被抓住并枪毙了。菲 尔比在谈到此事的时候不大客气地挥了挥手说：“在战争时期就得这么办。” 菲尔比知道，即使身份暴露，他本人也没有死刑的危险，因为英国在和平时期 不处决间谍。 苏联设在土耳其的情报站一个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工作人员会见了英国领 事，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请求，同时许诺作为交换条件可提供3个苏联高级间谍的名字， 其中两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第3个人在情报机关工作。当出现这一情况时，菲尔比 第一次遇到了现实的威胁。 优柔寡断又作不了主的领事向伦敦请示：拿这个人怎么办？ 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电报放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于是他向自己的苏联 联系人通报了电报内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沃尔科夫押回了莫 斯科。不难想象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善待自己的同胞的英国政府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后仍坚持了菲尔比无罪的观 点。，对菲尔比进行了多次审问。特工机关明白，他是个间谍，但是反间谍人员又 找不到他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而没有证据在英国是不能进行审判的。 菲尔比的勇敢、冷静、机智和职业才干令人充满敬意。然而有趣的是，他拒绝 为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服务，而却终生为不去寻找罪证就枪毙人的国家服务。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真正的绅士于1955年 秋天在下院说，菲尔比认真负责和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 出卖了英国的利益。 菲尔比被允许到黎巴嫩去当记者。当反间谍机关在1962年又对他发生了兴趣的 时候，他便从黎巴嫩逃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受到很好的接待，还授予了他勋章， 但是没有让他接触实际工作。他希望能坐在苏联情报机关总部里当总顾问，但他的 梦想破灭了。与所有叛逃者一样，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不仅如此，在国家安全机关 里并非所有的人都信任他。警惕性特别高的人认为，他在欺骗国家安全委员会，他 仍然忠于英国。 不管怎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在他的住所里安装了窃听装置。无事可 做和不能玩自己所喜爱的间谍游戏对菲尔比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考验。每当绝望 的情绪难以抑制时，他就想自杀。 直到最后几年才给他找了事做：他开始给情报学校准备派往英国工作的学员讲 课。在1977年曾允许他去苏联情报机关在亚谢涅沃的总部，为的是让他在国家安全 委员会第一总局的机关大会上讲话。 菲尔比的第3个妻子埃列奥诺拉跟着他来到了莫斯科。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菲尔 比以前酒喝得很多，并且“从患有阳萎的唐纳德·麦克林那里夺回了妻子”。菲尔 比与埃列奥诺拉也是离婚后又复婚的。这次婚姻是成功的，并且给他的晚年增加了 一些光彩。 第4位苏联间谍恩托尼·布兰特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之一、皇家美术馆的 保管员。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他与英国反间谍机关进行了合作，讲了 许多情况，因此他留在了祖国并继续享受自由。 恩托尼·布兰特坦白地说：“把英国反间谍机关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告诉俄国 人令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他从194D年起在反间谍机关供职，有段时间曾在盟国联 合部队司令部任联络官。他于1945年在战败的德国执行过皇家的特别任务，此后就 成了皇家美术馆的保管员。 恩托尼·布兰特是个举止文雅、扭力十足、学识渊博的人。他懂5国语言，而且 不光搞艺术，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方面的学位。 布兰特在1956年被赐予贵族封号，尽管那时已经怀疑他搞间谍活动。他在1964 年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作为交换条件对他免予处罚。政府认为尚未掌握进 行刑事追诉的足够罪证，因此许诺把他的供词作为秘密，不妨碍他从事艺术理论工 作。 献身艺术使布兰特取得了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既不想跑到莫斯科去，也 不想坐牢。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1979年被迫承认，政府了解布兰特的间谍活动。他被 剥夺了贵族身分……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4位优秀间谍的命运就是这样。后来有人开始说，四人 小组实际上是五人小组。第5个间谍向莫斯科传送了学会破译德国密码的英国人截获 的情报。 战争期间，德国人用的是在瑞士购买的“谜语”密码机。为法国情报机关工作 的德国人汉斯·蒂洛·施密特首先向英国人提供了关于这种机器的构造的情报。 参加安装“谜语” 密码机的一位波兰工程师在1938年复原了密码机的结构。波 兰人最先开始破译德国人的密码。1939年9月战败后，波兰人把全部研究成果都给了 英国人。波兰间谍把“谜语”密码机弄到了英国。英国解码员看了5年半德国最机密 的文件。 英国人明白，他们发现了一个金矿，因此竭尽全力不让德国人知道敌人在阅读 他们的密码电报。在利用截获的情报之前，英国人每次都精心考虑如何为自己消息 灵通找到理由，因此德国人一点也没有起疑心。 一些历史学家说，有人事先向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报告，德国人打算轰炸考文 垂，但是他不准采取保卫城市的补充措施，目的是让德国人猜不到任何事情。考文 垂就这样被夷为了平地。 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只把自己截获的一小部分情报转给斯大林。其实，莫 斯科并不为此发愁，因为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几乎把英国人搞到的一切都呈报给了 斯大林。 尤里·莫金在1992年对我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第5位间谍向 我们提供了关于德国师的数量和新型虎式坦克装甲厚度的情报。这份情报在会战开 始前3个且就送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这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吗？” “是的，是第5位间谍。目前我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那这可能是战争期间在英国无线电截收和解码中心工作的约翰·凯伦克罗斯，” 我推测道，“凯伦克罗斯在1991年底承认自己是第5个人。” “他怎么会知道第5个人是不是他？只有我知道第5个人，”尤里·莫金回答我 的时候咧着嘴笑。 凯伦克罗斯当时说：“如果人们认为我是第5个人。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这 个工人家庭出身的苏格兰人考进了剑桥大学，上学期间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 观点。 凯伦克罗斯早在1951年就遭到怀疑，当时警察在盖伊·伯吉斯位于伦敦的寓所 里发现了财政部的文件。凯伦克罗斯承认，他与伯吉斯共同使用一些资料，但不是 秘密资料。 英国情报机关多年来一直试图搞清楚，到底谁是第5个间谍。投奔了英国人的前 对外情报局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谜。 当英国报纸报道此事的时候，约翰·凯伦克罗斯感到十分震惊。他以为人们已 经把他忘了。在1964年向反间谍机关军情5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之后，他与当局约定 保持沉默。虽然不想毁约，但是他不得不开口说话。 他介绍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他向莫斯科提供了关于将参与进 攻的德国部队的大量情报。凯伦克罗斯甚至认为他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因为他帮助俄国人在普罗霍罗夫卡郊外赢得了坦克大战。 尤里·莫金有些苦恼地说，为此仅奖给凯伦克罗斯一枚红星勋章。 “我们不懂得珍重人才……”莫金抱怨道。 梅尔库洛夫没对任何人讲关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备战情况的如此准确的 情报从何而来。根据人民委员的命令，让军人了解了这个情报，对他们说情报是从 游击队员那里得到的。 关于德国武器装备的情报不是凯伦克罗斯报告给莫斯科的惟一内容。据莫金讲， 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研制原子弹情况的第一批情报，也来自凯伦克罗斯。他不太愿 意回忆这个情况，因为这已经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而是纯粹的间谍活 动。· 凯伦克罗斯从1937年到1951年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在英国 外交部、财政部、某内阁成员的秘书处、译解密码机构和情报机关工作。 人们称他是第5个人，不过据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讲，根据所起的重要作用， 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被称作第一人。这一点让凯伦克罗斯感到生气。他不愿与 菲尔比、麦克林、伯吉斯和布兰特为伍。他不喜欢这些人，称这些人是假绅士和贵 族。 菲尔比等人不是为钱而工作，他们拒绝拿钱。凯伦克罗斯没有拒绝拿钱。他完 全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首批核间谍之一。 凯伦克罗斯临死前写了一本书，以洗涮自己为钱而搞间谍活动的名声。他认为， 自己只是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才向苏联这个盟国提供了一些机密。 他写道，他不是共产党人，并且与莫斯科保持了距离，因为他了解共产主义的 一些罪行。那他为什么不拒绝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呢？可能是因为苏联情报机关给 了他可观的钱。 在五人小组败露之前，约翰·凯伦克罗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4年。莫金上 校说，出事后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给他一笔钱，就此断绝往来。 约翰·凯伦克罗斯不得不离开了英国。他先后寄居在不同的国度，在一些国际 人道主义组织里工作，好像生活得很清苦。不过，他没有请求来苏联……这一切发 生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卸任国家安全部长之后。 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一个情节尤利安·谢苗诺夫取自两卷本的书信 集。这个集子汇集了战争年代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和后来接替他的杜鲁门这些 盟友之间往来的信件。 斯大林在战争进入尾声时担心德国人与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在西部战线 投降，然后把所有部队调往东部战线与红军作战。 这样的单独谈判确实进行过。英国人和美国人于1945年3月就法西斯德国驻意大 利部队的投降问题开始与德国统帅部进行谈判，同时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这一谈判。 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与第三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谈判。 律师出身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 美国情报机关驻瑞士的间谍。他喜欢对人讲，有一次他收到一个俄国侨民的便函， 其中建议见面谈一谈。他认为这个人是没什么前途的政治家，于是没答应见面。这 个侨民的名字叫列宁…… 得知杜勒斯进行谈判一事后，斯大林怀疑美国人背着他与德国人搞交易，因此 很气愤。然而，这不是一个反对俄国的阴谋。美国人希望在意大利采取行动时避免 损失。 收到斯大林的信函后，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停止一切谈判，以免激怒 俄国人。不过后来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4月28日在苏联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签 署了德国驻意大利北部部队的投降书。 尤利安·谢苗诺夫在写《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部小说以及后来写同名电影剧 本时，对苏联情报机关在纳粹德国的工作了解得不多。没有让他接触秘密文件，其 实他也不需要这些文件。他想出来的东西比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还要好。 尤利安·谢苗诺夫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拍摄了电影的塔季扬娜·利奥兹 诺娃则是一位毫不逊色的导演。人们相信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对施蒂尔利茨的爱 戴和赞赏无形中被情报机关得到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判断情报机关是否应该得 到人们的爱戴和赞赏。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猎杀弗拉索夫将军 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第二次领导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之 后，给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干掉投靠了德国人的前红军中将安德烈·安德 烈耶维奇·弗拉索夫。 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于1942年7月13日被俘。德国广播电台的这则消息 没有使莫斯科产生特别的感受，因为他远不是惟一被俘的将军。当德国人开始在红 军驻地上空抛撒印有弗拉索夫呼吁书的传单，并且查明这位将军已经站到希特勒一 边的时候，莫斯科开始感到不安。关于弗拉索夫将军调转枪口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利 用战俘组建自己的军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条战线，引发了各种议论，变节者开始 被人视为危险的敌人。 军队里都知道弗拉索夫这个人。他屡次得到嘉奖、提升和赞扬。 弗拉索夫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镇静自若，勇敢无畏，了解局势。在1941年 不幸的日子里，当人们觉得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他使周围的人产生了信心。身为前 线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赫鲁晓夫和西南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 斯上将委任他指挥守卫基辅的集团军。 基辅没有守住，但是他的责任比别人小。另外，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战斗中表现 突出。 1941年冬天，在莫斯科郊外的反攻结束后，伊利亚·爱伦堡去了在莫斯科保卫 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第20集团军的驻地。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写道：“战士们亲 切地和信任地看着自己的指挥员，因为弗拉索夫的名字与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 军身高1米90，有苏沃洛夫那样出众的口才。” 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令人难忘。《红星报》 没有一天不报道弗拉索夫指挥的第99师。他的射击训练搞得非常好。人们纷纷到他 那里学习射击方面的经验。我同这些人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讲了令人赞叹的事。我 再次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是在 1941年11月……人们又像谈论杰出的军事首长那样 谈论起他。”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弗拉索夫的战友当中寻找突破口，希望 他们当中有人能同意帮助干掉前集团军司令。自称将军的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 ·日连科夫是与弗拉索夫关系密切的人之一。他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官衔是旅政 委，是第3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于1941年10月失踪，实际上是当了俘虏。 很快就查明，日连科夫战前是莫斯科州罗斯托卡区委书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部决定招募日连科夫并在他的帮助下杀死弗拉索夫。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批准 了行动计划。 《绝密报》1996年刊登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一些档案文件，这些文件均涉及惩处 弗拉索夫的种种尝试。 国家安全人员找到了日连科夫的妻子，强迫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苏联国家安 全人民委员部的一个行动小组带着这封信来到了普斯科夫地区。家信是要向日连科 夫证明，他的家庭还没有受到惩罚，家庭能否平安无事取决于他的行动。如果他帮 助干掉弗拉索夫，他就可以得到原谅。 梅尔库洛夫命令利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条件来干掉弗拉 索夫。在相关的文件中弗拉索夫被称为沃龙。 曾在投靠弗拉索夫的人当中寻找愿意为了祈求宽恕自己的罪过而帮助干掉大叛 徒的人。一旦找到这样的人，就命令他们去研究弗拉索夫身边的人、他的行动路线、 他的保卫系统的弱点。 然而，梅尔库洛夫到底还是没能干成谋杀弗拉索夫这件事。即使干掉了弗拉索 夫将军，也改变不了什么。许多俄罗斯人不是为了弗拉索夫才穿上缀有俄罗斯解放 军标志的德国军服。但是，梅尔库洛夫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不敢分析苏联人投靠 希特勒的真正原因。 战争期间有524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其中380万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 月里被俘的。这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苏联士兵在1941年夏天陷入了善于使用坦克 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德国将军们精心策划和组织的重重包围圈。 斯大林反对作俘虏的行为。在苏联没有“战俘” 的概念，只有“逃兵、祖国的 叛徒和人民的敌人” 的概念。斯大林在1941年8月16日签发的第270号命令，要求红 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不作俘虏。指挥官被授权枪毙敢于为避 兔一死而当俘虏的人。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允许将被俘红军战士的家属交法庭审判，允许将这些 家属流放到西伯利亚。换句话说，斯大林要求因自己的错误和罪过而陷入包围圈的 数百万红军战士宁死不作俘虏。 按照命令起草者的想法，这种残酷的命令会阻止作俘虏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 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被俘的人不敢回到把他们视为叛徒的祖国。他们在1945年从 德国战俘营转入苏联战俘营这件事便可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德国人把俘虏分成几类。中亚各民族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人以及哥萨克受到优待， 德国人马上决定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 在1941年就已经有几十万俄罗斯人为德国军队服务。他们被称为“志愿帮手”， 穿没有识别标志的德国制服，当司机和机械师。后来出现了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警卫 部队和警察营。 为什么大量的俄罗斯人帮助德国军队与俄国作战？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战后几 十年来一直试图弄明白这个异常现象的原因。 为解放俄罗斯各族人民而斗争联盟这个侨民组织于1982年在加拿大举行了第9次 代表大会。一位作报告的人说：“这是解放运动的继续，这是我国人民对篡夺人民 政权、血腥镇压历次人民起义、强制实行集体化、进行大大小小的清洗活动、建立 数以千计的监狱和集中营、数百万人遭枪决和被折磨致死、践踏人的各种自由、使 俄国各族人民处于赤贫和半饥半饱状态作出的回答。人民不愿维护苏维埃政权的所 有这些“善举”……俄国人民奋起同可恶的苏维埃政权作战。” 这番话慷慨激昂有余，实事求是不足。真实情况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据最新统计，有250万苏联军人在德国俘虏营中死亡。 不太倾向于把苏联战俘大量死亡归罪于法西斯军队的德国军事历史学家约阿希 姆·霍夫曼写道：“士兵们被俘时身体极度虚弱。战斗期间，他们有时候6-8天没 有东西吃。中部集团军群后方地区司令的军需官在1941年12月8日写道：‘甚至在向 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能力进食。几乎所有的战俘营都报告说， 很多战俘在第一次进食后就失去了知觉，然后就死了。”’ 这种说法很可疑。德国人对待俘虏极其残忍，到后来他们才对某几类人稍微宽 松一些。 霍夫曼指出，大批战俘享有“特别优待的饮食和居住条件，确切地说是中亚各 民族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人这些非俄罗斯族人以及哥萨克。他们全都可以作为‘享有 充分权利的士兵’加入德国军队，并且为他们规定了德国饮食标准。” 描写苏联战俘命运的《最后的秘密》一书的作者、英国人尼古拉斯·贝特尔说： “除了自愿站在纳粹分子一边作战的人外，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是在饥饿、异常繁重 的工作和死亡威胁的影响下穿上德国军服的……很难拒绝在德国的劳动营里工作， 因为那里的饮食和生活条件好一些……他们帮助收获庄稼或者筑路……然而，一旦 俄罗斯人同意为敌人工作，他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迫使他与德国的军事机器 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人常常面临痛苦的选择：或者站到德国 人一边，或者被就地枪决。” 侨民组织人民劳动联盟的前领导人之一尤里·奇卡尔列耶夫指出，战俘们不相 信红军会取得胜利。他说： “战俘们在户外的铁丝网旁无休止地交谈，讨论今后的前途，议论德国人战胜 斯大林后俄国的命运，但主要还是考虑如何逃出战俘营，因为呆在战俘营几乎是必 死无疑…… “后来传说要从战俘里招志愿者组建德国军队的辅助兵团。当然，出于各种动 机，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去当‘志愿者’。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以未来的人民劳动联盟主席弗拉基米尔·波列姆 斯基为首的‘帝国东方部委员会’出现在战俘营为占领区行政当局招募人员，必然 引起骚动，点燃有可能生存下去的希望。 “志愿者被带进一个房间。在那里波列姆斯基与他们和颜悦色地交谈，提出各 种问题，同时根据回答的内容在一份名单的名字上面做一些记号。候选人都屏息猜 测他们的名字上方那些记号是什么意思，因为波列姆斯基做的这些记号意味着生与 死。” 对弗拉索夫本人来讲，当初促使他与德国人合作的原因多半就是想活下去。当 然，他在有了政治角色之后说的是另一番话：“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 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 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在有丛林和沼泽的那个地方，我终于得出 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 当他还在指挥沃尔霍夫方面军必遭灭亡的第2突击集团军的时候，这些想法未必 会进入他的脑海。德国第38军的翻译克劳斯·佩尔豪描述了弗拉索夫被俘的情况。 佩尔豪回忆说：“弗拉索夫在路上问，在德国人看来，他这样的将军是否会被 枪毙。施韦尔特纳大尉回答说，对于率领自己的部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将军来说， 被俘并不是耻辱。” 如果弗拉索夫是主动投降作俘虏，以便同斯大林进行斗争，他大概不会提出这 种问题……自己的全部想法他是在进了收容被俘的军官和将军的战俘营后才酝酿成 熟的。战俘营的管理人员对将军们表现出了一些敬意，但这里的生活毕竟难以忍受， 而且前途莫测。在弗拉索夫被俘后，军事上的成功开始青睐德国人。战俘营不断补 充新的俘虏，营中的人都觉得红军被歼灭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很难在某个方面指责战俘，因为他们是在德国人的战俘营中快被饿死的情况下 选择了生路，对德国的招募者说出了“同意”二字。弗拉索夫得出的答案是红军完 了。他认为，与其被围在关押高级军官和将军的战俘营的铁丝网后面，不如开始新 的生活。 弗拉索夫中将在自己那封题为《我为什么走上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道路 计的公开信中写道： “我呼吁所有的俄罗斯人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投人建设没有布尔什维克 和资本家的新俄国的斗争。我认为有义务把自己的行动解释清楚……我在红军中服 役24年。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副司令。我曾荣获列宁勋章、 红旗勋章……从1930年起我成为联共（布）的一员…… “我看到，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俄国人民没有得到他们在国内战争期间 为之奋斗的任何东西。我看到，俄国工人生活艰难，农民在强制下人了集体农庄， 未经侦查和审理就被捕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失踪了…… “政治委员制度瓦解了红军。不负责的表现、监视行为和特务活动使指挥员成 了身着便服或军服的党务官员手中的玩物……成千上万的优秀指挥员，其中包括一 些元帅，被逮捕和枪决了，或者被关进集中营并永久地消失了。不仅军队中迷漫着 恐怖气氛，而且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我看到，战争打输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俄国人民不愿保卫布 尔什维克政权和建立起来的暴力制度。第二个原因是，不负责任地指挥军队……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有义务呼吁俄国人民进行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 进行为俄国人民谋求和平的斗争，进行制止俄国人民不需要的流血战争的斗争，进 行建设每个俄罗斯人都会感到幸福的新俄罗斯的斗争…… “俄国人民的利益一贯与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布尔什维主义用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把俄国人民与欧洲隔开……俄国人民应该与德 国人民联合起来摧毁这堵仇恨和不信任的墙。俄国人民应该在与德国结盟和合作的 情况下建设好幸福的新祖国，使祖国成为平等和自由的欧洲各国人民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指出，只有仇恨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小部分俄国侨民认为可以同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德国军队进行合作。 德国人不希望俄国在欧洲存在下去。希特勒一再说：“我不希望与俄国人有任 何共同之处……我们关心的是别让这些俄国人繁殖得过多，因为我们计划有朝一日 让所有这些以前被视为俄国所有的土地全都住上德国人。” 对希特勒来讲，俄国就像是能够传染并毁灭整个西方世界的鼠疫。他说：“俄 国人或捷克人将会怎么样，我完全不感兴趣……如果1万名俄国娘儿们在挖反坦克壕 沟的时候累死了，那么令我感兴趣的只是德国所需要的这条壕沟挖好了没有。” 德国的所有宣传部门都在塑造俄国和俄罗斯人的丑恶形象。根据宣传部长约瑟 夫·戈培尔的指示，于1942年4月在柏林举办了题为《苏联的天堂》的展览。这个展 览旨在把俄国人的生活描绘成原始而赤贫的生活。德国宣传部在展览结束后出了一 大本画册，并向德国发行。 俄国士兵被描绘成没有情感和智力的动物。按照宣传部的指示，各报都报道迅 速东进的德国士兵对俄国穷困的生活条件作出的反应。 俄国人的顽强抵抗激怒了戈培尔。他一气之下称俄国人是老鼠：“老鼠比家畜 更适应搏斗，因为它们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必须会搏斗。” 受希姆莱的委托，党卫军总部于1943年春天出版了一本描写俄国人的小册子， 书名叫《不完全人》。计划拿这个小册子作为东部战线德国士兵的教科书。 出版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把俄国人塑造成应当加以消灭的蒙古人种怪物。小 册子中说：“在生物学上似乎确认了这样的生物不完全人。然而，它是另一种 可怕的生物，虽然有像人一样的面容，但是在精神方面比动物还低级。” 希特勒不相信俄国人会在了解纳粹分子针对俄国的计划的情况下真诚地为纳粹 德国服务。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对身边的人提到弗拉索夫投靠德国人这 件事的时候说，弗拉索夫是“蠢猪和叛徒”。 当弗拉索夫将军于1943年在被占领的普斯科夫首次公开发表讲话后，凯特尔元 帅下达了一个严厉的命令： “鉴于被俘的俄国将军弗拉索夫在未经元首批准和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外出， 并发表未经审定的厚颜无耻的讲话，兹命令立即将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转人战俘营严 加看管，不得让他离开这个战俘营。 “元首不想再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今后如果形势需要，这个名字可以用于纯 粹的宣传目的。即使如此，需要的也只是名字，而不是弗拉索夫将军本人。如果弗 拉索夫将军要在某地再一次亲自发表讲话，应该把他交给国家秘密警察，使他不能 为害。” 希特勒确实不想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和其他任何表示要为他效劳的俄国人的名 字。希特勒说得十分明确：利用俄国战俘搞宣传怎么干都行，“但有个条件，那就 是不要从中得出任何实际结论，更主要的是，不要造成一种不适当的情绪。令人遗 憾的是，我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发现了这种情绪……我可以讲，我们永远不会建立一 支俄国人的军队，这是异想天开……我们只需要在德国做工的俄国人”。 而认为自己是俄国民族主义者的人民劳动联盟的许多领导人继续与德国人合作。 很典型的一件事是，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缔约使人民劳动联盟感到愤怒。然而， 该联盟不是生斯大林的气，而是生希特勒的气。人民劳动联盟机关报《为了俄国》 在题为《联盟的任务、工作和目标》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我们欢迎世界上出现 社会改革阵营法西斯主义。然而，它因与马克思主义结盟而损害了自己的名誉， 同时暴露了自己思想上的不成熟。” 6月22日，希特勒克服了自己的不成熟，人民劳动联盟成员则拿着占领区行政当 局的介绍信去了俄国。他们在戈培尔的宣传部、德军总司令部宣传处和管理苏联被 占地区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东方部等机构里工作。 可能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俄国的拯救者，但他们接受了纳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 做法，他们并不厌恶法西斯主义，他们赞成国 家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 1944年 11月18日在柏林举行了成立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 的隆重晚会。最引人注目的是 弗拉索夫集团军的军官德米特里耶夫的发言。他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布 尔什维克的整个宣传将会竭力诋毁我们，把我们描绘成德国军队毫无思想的仆从。 然而，我们泰然自若。我们不是德国的仆从，也不想当德国的仆从。我们是德国的 盟友。我们为完成自己的民族任务，为实现我国人民的设想，为建设自由独立的祖 国而投身于斗争。” 弗拉索夫集团军司令部的神职人员、深受感动的大司祭亚历山大·基谢廖夫写 道：“大厅里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使得德米特里耶夫长时间没法继续发言。 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是显示崇高的和罕见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时刻。俄国运动一 下子就超越了德国人想用来限制它的那些框框。” 大司祭基谢廖夫没有想到，无论当纳粹德国的仆从，还是当它的盟友，都是可 耻的……不过，恬不知耻的走狗得到的宽容很可能会比主动充当希特勒盟友的人多 一些。 直到第三帝国生存的最后几个月里，柏林才做了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1944年 9月16日与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会面后，弗拉索夫被允许组建自己的军队。 希特勒于1945年1月28日任命弗拉索夫将军为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俄罗斯解放 军获得了盟国军队的地位，但其行动要听德国军队指挥。 1945年1月18日，由外交部副部长代表的大德意志帝国政府与俄国各民族解放委 员会主席弗拉索夫中将在隆重的气氛中签订了一个协议。第三帝国在这个协议中表 示，准备向该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金。 弗拉索夫希望把委员会变成一个流亡政府。他甚至好像使数百万半饥半饱的战 俘和“东部工人”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弗拉索夫将军的一个战友写道：“战俘营中 的死亡率大大下降了，战俘们从1943年起有了活下来的机会。” 当时甚至戈培尔也认为，继续把俄国人描绘成“不完全人”在宣传上是愚蠢的， 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千方百计地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他的新闻电影工作者于1944年 开始令德国观众惊讶地在新闻影片中展示“英勇的弗拉索夫将军”。 约瑟夫·戈培尔于1945年春天在日记中写道：“中午我与弗拉索夫将军进行了 一次内容详尽的谈话。弗拉索夫将军是一位知识十分渊博和精力充沛的俄国军事长 官，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只有在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 掌握类似德国人民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俄国才有可能得救。” 霍夫曼说，到1943年中期，德国军队中有90个俄罗斯营。140个人数上相当于团 的分队、90个野战营和其他一些小分队。它们被用来对付游击队员。在德国军队中 还有大约40万至60万为德军服务的志愿者。 德国统帅部指挥着几支大部队第一哥萨克师、几个哥萨克团和卡尔梅克骑 兵军。 身着俄式制服的几支部队的名称突出了它们的民族个性。例如，拥有大约1万人 的俄罗斯国民军就是一支这样的部队。 这类部队还包括： 俄罗斯人民解放军约2万人，5个步兵团，l个坦克营，1个高射炮营； 顿河哥萨克第120团（后改称第600团）有3000人； “义勇兵团”旅有8000人，由党卫军安全部门组建。 这些部队负责保卫德国军队的后方和对付游击队员。 弗拉索夫的军队有多少人呢？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于1943年底开始组建。前红军上校、前389坦克师师长谢尔 盖·布尼亚琴科出任这个师的师长。1945年3月该师组建完毕。第一师有18000人， 其中包括一个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兵营、一个工兵营。 第二师于1945年1月开始组建。师长是在红军中担任同样职务的兹韦列夫上校。 第三师未能完全组建成。师长是前红军少将、步兵某军军长米哈伊尔·沙波瓦 洛夫。 此外，俄罗斯解放军还有一个预备旅、一个反坦克旅、一所军官学校。 俄罗斯解放军还拥有自己的空军。据霍夫曼说，有80多位苏联飞行员驾机投奔 了德国方面。把他们组成了一个由前红军上校维克托·马尔采夫指挥的战斗群。该 战斗群与爱沙尼亚的3个航空大队和拉脱维亚的2个航空大队一起参加了作战行动。 大德意志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于1944年12月19日签署了建立俄 罗斯解放军空军的命令。 在1945年4月中旬组建了由前红军大尉、苏联英雄贝奇科夫指挥的战斗机大队 （11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和由前红军上尉、苏联英雄安季列夫斯基指挥的夜间轰 炸机大队（12架容克式飞机）。还开始组建一个轰炸机大队、一个运输机大队、一 个高射炮团…… 据霍夫曼统计，俄罗斯解放军的人数达到了5万。他们全是过去的红军官兵。白 俄侨民起初不愿意投奔弗拉索夫，但是到战争末期他们也加入了俄罗斯解放军。首 先这样做的是白俄侨民中的哥萨克人。 在纳粹德国领导哥萨克军队总部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对弗拉索夫怀有戒心，一直 维护哥萨克军队的独立性。他这样做的依据是德国政府1943年11月10日发表的声明。 声明宣布哥萨克人是纳粹德国的盟友，并保证保留他们的全部权利和特权。 到1945年哥萨克人已经顾不上独立性问题了。侨居巴黎的图尔库尔将军的哥萨 克队伍首先投奔了弗拉索夫，随后这支队伍被改编成一个旅。前红军少校多马诺夫 的哥萨克队伍仿效了图尔库尔将军的做法。潘维茨将军的哥萨克军最后一个站到了 弗拉索夫的旗帜下。这个军有4万人，曾被编入党卫军部队。 施泰丰中将的俄罗斯军也投奔了弗拉索夫。这个军早在1941年9月就开始在塞尔 维亚通过招募侨民组建了。有16000人的这个军屡次与铁托的游击队员作战，遭受了 重大损失。 前沙皇军队大尉霍利姆斯通一斯梅斯洛夫斯基早在1941年7月就组建了一个俄罗 斯营，参加了东部战线的战斗。他拒绝与弗拉索夫合作。法西斯德国军队也没有把 13000人的599旅、第4俄罗斯志愿团、第3乌克兰志愿团以及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党卫 军第14师划归弗拉索夫指挥。 弗拉索夫军队的第一集群于1945年2月9日在东部战线参加了实战，当时德国人 已经迅速向西撤退了。 布尼亚琴科的第一师于2-3月间在奥得河参加了德国军队的防御战。不过，到 4月底布尼亚琴科再也不想在东部战线流血了。他拒绝执行肖奈尔元帅的命令，同时 向南运动，以便与俄罗斯解放军在阿利普地区的其他部队汇合。弗拉索夫的大本营 设在卡尔斯巴德。 与德国人的合作中止了。弗拉索夫及其亲信此时希望靠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 引起一些盟友的注意。弗拉索夫的司令部在1945年春天试图与瑞典和瑞士这两个中 立国建立联系，以便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毫无结果。 俄罗斯解放军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正赶上那里发生武装起义。不过，游击 队员没有估计好自己的力量。起义领导人通过广播电台呼吁提供帮助。 苏联历史文献接受的一种说法是，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帮助了布拉格人，解放了 捷克斯洛伐克首都。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一个捷克军官代表团来到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司令部，请求向他们提供帮助。 师长布尼亚琴科抓住了这个想法。他在劝说弗拉索夫的时候讲，今后的捷克斯洛伐 克政府为表示感谢将会向俄罗斯解放军提供政治避难权，将会在盟国面前为他们说 情。 布尼亚琴科的师于5月5日与游击队员达成了关于“同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 主义共同作斗争”的协议。俄罗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晚上进入了仍在进行苦战的布 拉格。布拉格的居民像对待解放者一样迎接弗拉索夫的人。俄罗斯解放军到5月7日 晚上攻占了城市的主要部分，并且把德国军队分割成两半。弗拉索夫的官兵仗打得 很漂亮，布拉格得救了。俄罗斯解放军调转枪口打德国人的意愿说明了很多东西。 俄罗斯解放军挽救了布拉格，但是它自己的事情没安排好。盟国部队司令、美 国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否决了指挥美国第三集团军的巴顿将军关于夺取布拉格 的建议，因为苏联的坦克已经开向这里。布尼亚琴科在5月8日凌晨下达了撤离城市 的命令。科涅夫元帅的部队于5月9日抵达布拉格。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门日在雅尔塔签署了一项协定。该协定规 定，把进入英美占领区的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穿德国军服的被俘人员，交给莫斯 科。 向美国军队投降的弗拉索夫分子被送往苏联。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解放军 上层人物被处以绞刑。其他人被送进了劳改营。 在重新认识往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作出相反评价的倾向，例如，叛徒弗拉索 夫变成了爱国者和反斯大林政权的斗士弗拉索夫。确实，斯大林哪方面比希特勒好 呢？可是，在1941年，与希特勒交锋的不是斯大林，而是保卫自己的士地、房屋和 家庭的苏联各族人民。因此，取得胜利的是苏联各族人民，而不是希特勒和弗拉索 夫。当然，红军的胜利导致一直扩展到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可 是希特勒的占领和希特勒的制度并不是更好的替代物。无论对苏联来说，还是对东 欧来说，都是如此。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阿兰·德隆白为斯大林死了 在曾经风靡一时的影片《德黑兰1943》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德国情报机关 决定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底在德黑兰举行会晤时杀死他们，但是传 奇的苏联情报人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从一个醉醺醺的党卫军分子那里得 知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梅尔库洛夫的人在德黑兰制服了杀 手，救了“三巨头”。 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德黑兰没有住在从安全角度来看令人不 太放心的本国大使馆，而是住在了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6局的军官可靠地保护着的 苏联大使馆……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不能把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当成自己的 功劳。德国人针对“三巨头” 的阴谋不是被粉碎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电影中的 所有蒙难者都是没有根据的。伊戈尔·科斯托列夫斯基完全可以在德黑兰保全自己， 阿兰·德隆也无需在巴黎与德国杀手搏斗时丧生。 伊朗问题专家丹尼尔·谢苗诺维奇·科米萨罗夫教授战争期间在苏联驻伊朗大 使馆任新闻秘书。他目睹了德黑兰会晤的过程。 科米萨罗夫对我说，战争前夕确实有大量德国人在伊朗定居下来。但是，在19 41年秋天德国侨民就被赶出了伊朗，所有与德国情报机关合作过的人几乎都被捕了。 很有趣的一本书《没有方向的“远跳”。针对“三巨头” 的阴谋如何在德黑兰 被粉碎》的作者尤里·库兹涅茨写道，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时， 甚至没有一个德国间谍能显示出他还活着。 在德国与其驻伊朗的间谍机构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中，未发现任何就“三巨头” 前往德黑兰一事为间谍布置任务的密码电报。 尤里·库兹涅茨写道：“即使空投的行动组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顺利着陆，也 没有人接应和掩护他们。没有人组织他们与亲德国的地下活动分子互相策应，因为 这些地下活动分子基本上被消灭了。更没有人能去实施针对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 林的恐怖行动。” 为什么战争爆发后不少伊朗人对德国抱有好感？这是因为，苏联军队和英国军 队在1941年8月底从两个方向进入了伊朗，试图消除德国在这里的影响，控制石油开 采业，确保对苏联的军事供应的安全。然而，这个行动极大地侮辱了伊朗人，特别 是伊朗的军官们。 英国人实际上把所有亲德国的伊朗人都抓起来并投人了监狱。莫斯科没有匆忙 同意进行这样的逮捕。苏联驻德黑兰的情报站得出如下结论：英国人“想让我们参 与铲除反英的政界和军界上层人物。” 有100多名工作人员的苏联驻德黑兰情报站不仅监视德国的间谍活动，而且根据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的命令也监视英国人。驻伊朗的情报站长是圈内大名 鼎鼎的伊万·阿加扬茨。许多资深情报人员认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苏联情报人员。 我问科米萨罗夫教授：“在斯大林抵达德黑兰前夕，是否提醒了大使馆工作人 员有可能发生谋害伟大领袖的事情并要他们提高警惕？” “当然没有，”教授大笑起来，“伊朗当时没有任何德国空降人员。即使出现 个别人，他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过得很舒适。斯大林离开大使馆，十分放心地去拜访了伊 朗国王。 科米萨罗夫教授说：“斯大林乘车驶过了德黑兰整个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 如果有危险，他就不会去了。” 俄罗斯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济缅斯基查阅 了那个时期德国的文件。文件中没有提到策划在德黑兰采取行动一事。 有人认为，希特勒指派他所宠爱的党卫军破坏行动小组负责人奥托·斯科尔采 尼领导了在德黑兰的行动。斯科尔采尼几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虽然他遭到的失败 比获得的成功要多，但还是有人把各种各样的功劳算在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得益于 救墨索里尼那件事。 意大利国王在1943年夏天下令逮捕意大利法西斯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以便 尽快结束战争。希特勒当时委派斯科尔采尼组织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斯科尔采尼 率领一批伞兵救出了墨索里尼，并带他去见了希特勒。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各种文件都保存了下来。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准确地查 出斯科尔采尼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在1943年春天确实交给他一项准备在伊朗采取破 坏行动的任务，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事情。” 曾在伊朗空投了几个德国人，但降落地点离德黑兰很远。他们的任务是组织破 坏输油管的行动。 研究情报机关历史的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德国特工 机关根本就没有策划这样的行动，而著名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远在罗夫诺，他更 不可能了解到任何有关这一行动的情况。切尔尼亚夫斯基说：“在落到我们或盟国 手里的德国特工机关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提到筹备‘远跳’行动的事。”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维塔利·切尔尼亚夫斯基中校供职于苏联对外情报 局某处。该处负责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行动，还研究了德国情报机关的档案文件。 莫斯科为什么决定用虚构的阴谋来吓唬美国总统呢？其目的在于说服罗斯福下 榻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科米萨罗米教授对我说，用一昼夜的工夫把他的房间改造成了设施齐备的寓所， 然后把它交给了罗斯福使用。罗斯福就住在了这里。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肯定地说，罗斯福在我国大使馆的全部谈话都被窃听了。 谈话录音交给了斯大林。此事没有证据，其实这也不是主要目的。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主要目的是把罗斯福同丘吉尔分开。当罗斯福下榻苏 联大使馆的时候，斯大林向他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相互间友好交谈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时令人有种奇 怪的感觉。他们经常互致祝贺和内容友好的信件，举行会晤，商议共同的战略和欧 洲未来的改造问题。人们称他们为“三巨头”。对于三国之外的世界来说，他们甚 至是志同道合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把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之间互相猜 疑。 温斯顿·丘吉尔是3个人当中最守旧的。他仍抱着已经消失的大英帝国的理想不 放。虽然他具有犬儒主义的本质，但是他并未失去高尚的情操。丘吉尔对与他合作 过的所有人都很容易产生眷恋感，有时甚至对斯大林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丘吉尔不知为什么对俄国和斯大林的态度不够坚决。他时而劝说罗斯福制定针 对俄国的统一战略，时而前往莫斯科，以便商定把战后的东欧划分成势力范围的问 题。在自己的设想得到斯大林支持后，丘吉尔欢欣鼓舞地回到了伦敦，于1944年10 月在下议院说：“我们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和诚挚。” 弗兰克林·罗斯福最让人捉摸不透。卑劣的手腕和崇高的原则这一切令人 难以置信地融合在他的身上。虽然他的举止和蔼可亲，但是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眷 恋感。 俄国对罗斯福的态度明显好于对丘吉尔的态度，因为丘吉尔的名字与协约国在 十月革命后的干涉联系在一起。苏联报刊广泛刊登并且最适当地评论了罗斯福的讲 话。因此罗斯福不同于丘吉尔，更倾向于信任斯大林。 难道影片《德黑兰1943》的编导人员不知道实际上未发生任何谋害行为吗？ 丹尼尔·科米萨罗夫说：“影片的创作人员希望由我出任顾问，把我请到了电 影制片厂，让我看了剧本。我对他们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愚蠢的是阿尔缅 ·吉加尔哈尼扬扮演的那个德国杀手藏身井中的情节。德黑兰的井都很狭窄，不能 在里面徘徊。我讲完这些话就走了……” 可这个传说是如何产生的呢？很可能是梅尔库洛夫过去的部下、同样是剧作家 的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马克利亚尔斯基想出了这个故事。他曾供职于战俘事务 局，分管在卡延森林被枪决的那些波兰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被调到苏多 普拉托夫将军领导的第4局（在敌人后方搞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马克利亚尔斯基 中校与德国人玩无线电游戏，搞这项工作需要有很大的创造性。 战后马克利亚尔斯基离开了国家安全部。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改行当了剧作 家。根据他的剧本拍出了著名影片《情报人员的功勋》。梅尔库洛夫可能会嫉妒过 去的部下。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核间谍 几年前有位将军衔的退役情报人员找到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驻 日本大使馆担任苏联武官的助手。他对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1945年8月，在美国人向广岛扔了原子弹之后的第二天，莫斯科给大使馆发来一 份密码电报，命令立即派人去广岛看看美国人使用了什么样的炸弹。 苏联当时还没有同日本开战，于是两位拿着外交护照的年轻军官就去了广岛。 他们先乘火车，然后坐驿车才抵达那里。他们在广岛目睹了我们大家后来在新闻影 片里见到的一切：废墟、尸体、被摧毁的没有生机的城市。 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往随身带来的口袋里塞了许多土、城市垃圾、灰烬。他们 从一具尸体上取下了头颅，把它也塞进了口袋。后来把口袋紧急送往莫斯科交给我 们的科学家。 去过广岛的两位军官中有一人死于放射病，因为没人提醒过他们那里有辐射危 险。来找过我的第二位军官说，他大病了一场，当时医生们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应该怎么治。是他那西伯利亚人的强壮身体和在广岛喝下的一瓶威士忌救了他一命。 退役将军对我说，他的搭档没喝威士忌，所以没能战胜病魔。 去广岛的任务是窃取核机密的重大情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情报人员在 加拿大和英国也寻找过这些秘密，但主要还是在美国寻找秘密，因为第一个核爆炸 装置是在美国制造的。 在战争年代，大概是在1945年底以前，苏联情报机关在美国行动非常自由。人 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向斯大林报告取得的成果。美国联邦调查局对 俄罗斯人不感兴趣。 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译电员伊戈尔·古津科于1945年9月叛逃。他是情报机关的 工作人员，为叛逃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把许多秘密材料交给了加拿大警方。加拿大 人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 主要的问题是，古津科讲了苏联向美国原子能实验室渗透的情况。各原子能中 心的安全措施因此加强了。不过，美国的反间谍工作人员花了几年时间才摸索到苏 联的情报网。他们至今也不敢说找到了全部间谍。 军事情报机关和政治情报机关都参加了核间谍活动，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 局起了主要作用。梅尔库洛夫的人提供了有关美国实验室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大量情 报。 关于情报在研制苏联的原子弹方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有 关各方仍各持己见。 曾长期领导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已故院士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说过：“苏 联氢弹的研制工作自始至终依靠的是苏联物理学家提出的设想和他们与数学家一起 进行的计算。” 核项目领导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教授认为，科学家和情报人 员应该分享荣誉。 情报人员谦虚地说，他们只不过帮了科学家一把。然而，这种帮助很重要。情 报机关直接交给库尔恰托夫的情报现已解密。这是许多页写满公式的关于美国研制 情况的报告。库尔恰托夫把这些情报拿给自己的同事们看。他们只要说还想了解什 么东西，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准确的相关内容送到他们手里。 据我们的物理学家讲，即使他们没有从情报机关那里得到任何新东西，他们至 少也可以确信自己选择的途径是正确的。 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情报员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于1921年加人 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分子跑到英国，在1941年底向苏联情报机关表示 愿意效劳。两年后他从英国去了美国。他于1944年开始在美国最主要和最秘密的洛 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对外情报局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他与富克斯见过 6次面。富克斯实际上是按照库尔恰托夫下达的任务工作。 当这位物理学家在1950年被捕后，塔斯社声明说，苏联根本不了解任何情况。 法庭判处富克斯14年监禁。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他在1959年获释。富克斯去了东 德，在科学院的7家研究所工作。 克劳斯·富克斯并不怀疑，其他许多科学家与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费克利索夫上校几年前拜谒了克劳斯·富克斯的墓，并在墓前下了跪。 叶利钦总统几年前为情报机关举办了一个节日向参与核间谍活动的5位情报 人员授予了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这5个人是：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列昂尼 德·克瓦斯尼科夫、阿纳托利·亚茨科夫、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和利昂蒂尼·科 恩。利昂蒂尼的丈夫莫里斯·科恩也当上了英雄，不过是另一个命令宣布的。 科恩夫妇是美国人，自1943年起成为苏联情报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 是联络员，从美国核科学家那里获得材料，然后把材料转交给苏联情报人员。他们 在英国被捕，受审，并被判了长期徒刑。苏联情报机关用西方间谍把他们交换出来 后送到了莫斯科。 老一代苏联情报人员一开始就深信，美国和英国是公开的和危险的敌人，绝不 是共同斗争中的盟友。 当战后两国的对抗和苏联间谍活动的规模变得显而易见时，美国的情报机关就 开始了针对苏联的活动。 活到今天的为数不多的人荣获了英雄称号。过去对情报人员的奖励不是很慷慨。 在帮助研制核武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获得将军衔。在梅尔库洛夫时期，最有才 干的情报人员最高可以升任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那 时把情报人员当作后勤人员。不过，现在对外情报局里的将军比以前整个克格勃里 的将军还要多。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梅尔库洛夫在情报机关的鼎盛年代领导了国家安全机构。不过，情报机关的成 果并不是令斯大林感兴趣的主要东西。更重要的是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国家。在这 方面总是有许多缺点。斯大林认为，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没本事的和不够坚 定的人。 与总书记打交道让人惶恐不安。每次向他汇报工作都让人感到害怕。斯大林不 仅仅给完全听命于他的部下留下了这种印象。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与斯大林会晤 后也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戴高乐于1944年12月来到莫斯科，当时的身份还是刚刚 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临时政府领导人。 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正式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开始为在座的每个人 致祝酒词。他对空军司令说：“你领导我们的空军。如果你把飞机用得不好，你知 道等着你的是什么。” 斯大林对红军后勤司令说：“后勤机关首长应该向前线提供物力和人力。要好 好干，否则会按照我们国内的做法把你绞死。” 斯大林在结束祝酒词的时候朝他招呼的一个人喊道：“你过来！” 一位元帅或将军赶忙跑到斯大林跟前同他碰杯。法国客人刚一遇到机会就离开 了举行晚宴的地方。斯大林在送戴高乐的时候脸色阴沉地看了莫洛托夫的助手、翻 译鲍里斯·波采罗布一眼，接着突然对他说：“你知道的事情太多。我想把你送进 劳改营。” 戴高乐回忆道：“我和我的一行人出了宴会厅。在宴会厅门口我回了一下头， 看到斯大林一个人坐在桌旁又开始吃东西了。” 1946年3月15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决定，各人民委员部更名为部。一周后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部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梅尔库洛夫只当了一个半月部长。1946年5月 4日他被解除了国家安全部长职务。 要是提出斯大林为什么撤掉他的问题，那就太荒唐了。梅尔库洛夫干了整整3年， 对于这个职位来说这时间已经很长了。不仅如此，他没有被捕，他是作为一个自由 的人离开卢比扬卡广场的。 曾领导国家安全部某局的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 录中写道，斯大林不喜欢梅尔库洛夫提出的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计划。 据苏多普拉托夫说，斯大林原打算任命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伊万诺 维奇·奥戈利佐夫中将为部长，但是奥戈利佐夫推辞了。他说自己既没有经验，又 没有担任此职所需要的知识。于是斯大林提名在战争期间领导军队反间谍机关除奸 部的阿巴库莫夫担任此职。 应邀出席政治局会议的阿巴库莫夫似乎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斯大林同志，我 没有经验……” 这种略微装腔作势的表现通常是被原谅的，但是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情绪 变得很不好，打断了这位部长候选人的话。他说：“阿巴库莫夫同志，我们现在有 许多茶馆经理的空位置。如果您不自信，是不是任命您当个茶馆经理？” 阿巴库莫夫当上了国家安全部长。 这个故事不太像真的。斯大林总是预先考虑干部任命问题，而国家安全机关领 导人他经常换，以免失去控制力和机关中滋生出复杂的关系。阿巴库莫夫当时正得 完。斯大林认为他在战争期间表现良好，因此把安全部交给了他。 几天后，在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的新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 涅佐夫的主持下，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了国家安全部前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就梅尔库 洛夫在战争期间停止追捕托洛茨基分子一事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 不过，梅尔库洛夫的仕途并未就此终结。在受了大约一年的煎熬后，他得到了 新的任命。新职虽然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部长级的高位。1947年4月25日，他成了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苏联国外财产管理总局局长。3年后的1950年10月27日，他当上 了苏联监察部长。梅尔库洛夫在这个职位上取代了斯大林以前的助手、著名的列夫 ·扎哈罗维奇·梅利斯。 在贝利亚被捕后，梅尔库洛夫作为中央委员还出席了中央全会。他的保护人在 全会上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赫鲁晓夫在全会结束后把梅尔库洛夫请到了自己办公 室。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 “应该承认，我以前很尊重梅尔库洛夫。他是个有修养的人，我很喜欢他，因 此我对同志们说：‘梅尔库洛夫在格鲁吉亚时是贝利亚的助手这个事实还不能证明 他是同谋者。也许事情并非如此？要知道，贝利亚的地位很高，他亲自为自己挑选 人，而不是正相反。人们相信他，同他一起工作。因此，不能把所有在他手下工作 过的人都看成是他犯罪的参与者。我们要把梅尔库洛夫找来，同他谈一谈。他甚至 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搞清贝利亚的问题。’ “我叫来梅尔库洛夫，告诉他我们已经拘捕了贝利亚，侦查工作正在进行。我 说：‘您与他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供帮助。’他答道：‘我愿意做 力所能及的一切。’” 梅尔库洛夫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痛斥了贝利亚，表示愿意在党认为可以使 用他的任何地方工作。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仕途辉煌完全仰仗贝利亚。作为对此 的付出，他不得不与贝利亚分享其命运。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当我把他的材料送给总检察长鲁坚科时，这 位检察长直截了当地说，应该逮捕梅尔库洛夫，因为不逮捕他，贝利亚一案的侦查 工作难以进行，而且也不全面。党中央批准逮捕梅尔库洛夫。令我痛心的是，原来 我白信任他了。梅尔库洛夫与贝利亚勾结在一起犯下了许多罪行，因此成为被告并 与贝利亚一起承担同样的责任。在法庭宣判之后作最后的陈述时，梅尔库洛夫诅咒 与贝利亚相识的那一天。” 梅尔库洛夫于1953年9月被解除监察部长职务。他与贝利亚的其他一些战友一起 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极刑。1953年12月23日将梅尔库洛夫枪决。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七章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喜欢晚上在城里一边散步，一 边吩咐副官给老太太们发钞票，每人100卢布。那些老太太感谢他，为他祈祷。阿巴 库莫夫还喜欢跳狐步舞、踢足球、吃烤肉串烤肉串通常都是从“阿拉格维” 饭 店送来的。 1951年7月他被逮捕时，从这位前部长的家里查抄到各种布匹1260米、许多银制 餐具、16只男表、7只女表、100双鞋。一箱吊裤带、65对衬衫领扣。 当维克托·谢苗诺维奇还是自由之身时，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尽那个时代 的一切可能。这或许是对他那忧郁而饥饿的童年的一种补偿。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狐步舞迷” 阿巴库莫夫1908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是医院锅炉工和清洁工的儿子，总共只上 过4年学。只有叶若夫念的书比他少。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俩功成名就。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曾研究过阿巴库莫夫一案，并就 此写过不止一本书。他对我说，在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当上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 间谍总局局长之后，他从未签署过一份文理不通的文件，各种文件一律亲自修改。 而且他从监狱里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信也都是出自一个绝对有文化的人之手。 阿巴库莫夫年轻时曾当过杂工、包装工、装卸工、武装警卫队队员。1930年， 当他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个库房给自己谋取到一个职位后，他被吸收入党， 他的仕途也由此开始。 阿巴库莫夫先是被选为压力机厂共青团支部书记，而后被任命为共青团莫斯科 郊区委员会军事处处长。 1932年，阿巴库莫夫凭一纸党内介绍信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头一年他 先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经济处（负责同国民经济 中的破坏活动作斗争）侦缉办案人员和特派员。1933年他被调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中央办公厅经济局，不过他在这个地方也只呆了一年。 有关阿巴库莫夫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初期情况的几乎是惟一的见证来自米哈伊 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阿巴库莫夫一开始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经济处。他是 在顶头上司的推荐下被调进来的，推荐辞是这样说的：是个好小伙子，尽管没有什 么过人之处。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中，他最早的那些领导轻蔑地称他为“狐 步舞迷”。未来的部长的确酷爱跳舞，并且最喜欢跳当时很流行的狐步舞一种 源于美洲的古典交际舞。 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女人，他同时也招女人喜欢。他最拿手的事情是找些年轻女 子，同她们在秘密接头地点寻欢作乐，而后再以她们的名义写控告人民公敌的举报 材料。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上述这一切被揭露出来之后， 他给上级领导打了二份报告，说必须尽快辞掉阿巴库莫夫，因为他生活腐化，不适 合搞侦缉办案工作，甚至根本不适合在本系统工作。阿巴库莫夫被调离了经济部。 可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又帮了他一把，于是他后来又被调入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上面这段叙述的真实性难以验证，但阿巴库莫夫的确被调出了经济处，被任命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保卫处三科办案人员。他在这个不怎么样的 职位上呆了3年。 1937年，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二处。这个处专门从事搜查、 逮捕、跟踪和安装窃听器等活动。体格健壮的阿巴库莫夫最适合搞这种工作。基里 尔·斯托利亚罗夫认为，阿巴库莫夫当时受到了贝利亚的亲信、1938年时担任国家 安全总局副局长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的注意。 在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并开始搞机关清洗后没几天，阿巴库莫夫获得 了第一个重要任命。1938年12月5日，他到罗斯托夫当局长，在那里呆到1941年2月 25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因此需要的高级官员也就多了一倍。 在那个年代，州里那些青云直上的局长们升官发财靠的是无情的打击和卑鄙无 耻的行径。 叶若夫曾训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说，那些人民公敌几乎像是被供养在 疗养院里，侦查人员在审问他们时还戴着白手套。此话发挥了效力。不过对待被捕 人员的新办法还是被隐瞒了，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经过了批 准，但毕竟是犯罪行为。他们在每天夜里殴打犯人，那时行政后勤人员不在楼里。 没有人公开说过殴打犯人一事。 每个州都分配了定额。比如，一类犯人定额1500名，也就是指以州内务局长为 首的三人小组有权在不经侦查和审讯的情况下枪毙1500人。 他们开列一个“单子”，或者是他们所说的“花名册”，每一页上写着被捕者 的名、父称、姓、出生年份和所犯“罪行”。内务局长在后面写一个大写的字母 “P”，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意思是：枪毙（俄文中“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是o 一译者注）。当天晚上或夜里便会执行判决。三人小组的其他成员州执委会第 一书记和检察长为了能专心干自己的工作，预先在“花名册”第二天尚未填写 的那一页签了名。 或者，内务局长给第一书记打个电话，说由他来审理某某人的案子，而后再将 判决书送给书记签字。第一书记完全同意：内务局长被赋予的权力和权威就是这样 的不容争议。 定额很快用完之后，局长请求莫斯科增加名额。请求得到批准，而局长则因同 人民公敌进行积极斗争而受到表扬。当时还出现了民警三人小组，为的是帮助来不 及处理大量刑事犯罪案件的法院。民警三人小组无权判处五年以上徒刑。 阿巴库莫夫出任罗斯托夫州内务局长一职时，叶若夫发动的全面清洗已经结束。 在贝利亚时期，工作进行得更平静一些，也更有条理一些。局长也不再几个月更换 一任，阿巴库莫夫因此在自己的职位上呆了两年多时间，从而也就能够给上面留下 最好的印象。 1941年2月3日，如前文所述，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内务人民委 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将阿巴库莫夫调回莫斯科。1941年2月25日，阿 巴库莫夫同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一同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后 来他们当上了第一把手，阿巴库莫夫领导国家安全部，科鲁格洛夫领导内务部…… 作为贝利亚的副手，阿巴库莫夫分管民警总局、消防总局和第三处（负责边防 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肃反工作）。不过这一工作他只干了几个月。 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19日，斯大林任命阿巴库莫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 别处管理局局长，也就是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头儿。 军队中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设立于1918年12月。领导该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 后来是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41年以前，军事反间谍机关属于国家安全部门，即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2月8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一致作出决定，撤销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建 立军队反间谍机关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军事反间 谍机关转入军队手中。但这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战争开始几周后，1941年7月17日，国防委员会又将军事反间谍机关从国防人民 委员部那里交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特别处管理局。局 长是副内务人民委员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各方面军特别处的处长则由贝利亚下令 任命。 改组开始只牵涉陆军。但到了1942年1月，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被改组为内务 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第九处。然而反间谍机关的改组并没有到此结束。 1943年4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再次被分出去，在这些特别处的基础上 成立了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总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局。内务人民 委员部里则成立了除奸反间谍处，负责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部队。 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除奸反间谍总局局长。他当上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直接听 命于斯大林本人。不过一个月后，5月25日，他不再担任副人民委员，但依然只服从 最高统帅的差遣。 1946年，以特别处的形式存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重归国家安全系统……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除奸总局局长 除奸总局拥有自己的侦查机构。由于拥有广泛的权力和直接受斯大林的庇护， 除奸总局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部门。 一处负责监督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情报总局及各方 面军和集团军的侦察机构。 二处主管防空军、空军和空降兵部队。 三处主管坦克兵、炮兵、火箭炮兵。 四处领导各方面军的间谍情报工作。该处三科专门处理开小差、叛变、为逃避 战斗而自伤等事件并负责组织阻截部队；四科主管报纸编辑部、法庭、军乐团和军 事学院。 五处负责军需供应、军队医疗、军事运输。 六处监管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押运兵、后方保卫部队）。 七处负责审查叛国者、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胆小鬼、造谣惑众者、逃 兵、自伤者、反苏分子。该处下面的二科负责审查最高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一级的人员和密码译电员。此外，该科还可 授权接触保密工作和审查出国人员。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曾向我详细讲述过他在除奸总局里的工作。 梅夏采夫在战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曾在中央委员会任过职，主管过电视工作， 并曾担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1941年，他毕业于红军军法学院海军系后当上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反间 谍局）一名初级侦查员，后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侦查员。曾在第五 坦克近卫集团军除奸反间谍处工作两年。战争结束后在除奸反间谍总局又呆了半年。 尼古拉·梅夏采夫讲道： “我开始工作时很走运，海军三局侦查处处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马卡罗夫， 圣彼得堡的老工人，真正的肃反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有关叶若夫一案的所有材料 和中央的决定，并对我说：无论是谁强迫你，永远也不要动犯人一个指头。这是侦 查办案人员的弱点没有能力搜集到证明犯人有罪的客观材料。 “我对自己能够经受除奸反间谍机构的磨练感到满足。为什么？首先，我经历 了卫国战争时期斗争的最高潮，我们的和德国人的两个强大的间谍和反间谍组织之 间的斗争的最高潮。 “其次，我学会了如何看透人的本性。您可以不信我的话，不过在我离开反间 谍部门之后，我有时跟他人交谈时确实觉得很不自在。我发现他没有说真话，我感 觉到了。我的职业经验使我能够听得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刻意隐瞒的思绪…… “遗憾的是，即使是在除奸反间谍总局总部，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也不多。地方 上也是如此。当时作的记录曾经闹过笑话。比如，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反间谍机关 的头儿申卡廖夫，不记得他是国家安全少校还是上校了，审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人， 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伊万诺夫（也就是犯人）对我的爱国主义观点反应奇特。 他眼睛看着一旁，模棱两可地嘟呢：是的……’这位少校对此的评价是此人有反苏 情绪…… “再比如说，我曾经亲手处理《海运报》一名记者的案子。挺可爱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反苏言行，只是一次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安全机关便把他扣押了就这 么回事。我调查清楚后，放了他……一些领导喜欢乱抓人，我不得不认真地加以纠 正。” 梅夏采夫回忆道： “敌方情报机关的战术是将大量间谍派往前线。德国人折磨俘虏，直到俘虏支 撑不住，同意被招募。这种强制招募的做法一般不会奏效。那些人一通过前线便立 刻向我们说明一切。他们最好的间谍是在间谍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其中既包括那些 应该尽快投入工作的间谍，也包括那些应该先站稳脚跟、过一段时间再开始行动的 间谍。 “曾在鲍里索夫间谍学校受训的间谍潜人了我们的集团军和我们的后方。我们 知道这所学校，一直关注着该校的搬迁，也一直监督着它的间谍人员。我们熟知该 校间谍的行事特点我们称之为‘间谍风格’。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弗 拉基米尔·特里亚索夫，他承认自己被德国人招募并曾在鲍里索夫学校受训。当时 该校迁到了维斯瓦河畔的一座小城。 “我们与指挥部商议后，策划了一次突击占领这座城镇的行动。我们缴获了所 有文件。但那些间谍却跑掉了。当我们冲进间谍学校时，特里亚索夫说：‘大尉， 我就睡这儿。’我说：‘我不管你睡哪儿，我要的是文件。’文件找到了。一个保 险柜的锁孔里插着一把折断了的钥匙，他们没能把它打开。于是我们获得了该校办 学期间德国间谍的个人档案。这对我们的反间谍部门来说是一笔财富。 “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请了功，他们都得到嘉奖，而方面军领导则为自 己申请了高级勋章。 “在德国人称为但泽的格但斯克，我们活捉了当地盖世太保的头目。他和一个 波兰女人有瓜葛，出于对这个波兰人的爱恋，他招供了，开始坦白交待……他不仅 交代了在苏联的联络网，而且还交代了在欧洲、非洲和拉美的联络网。格但斯克是 个港口城市，那里的间谍活动尤其猖撅，在水手和商贩当中，有的人可能已经被招 募作间谍了。这个盖世太保头目很快就被从我这里带走了，先是送到了方面军那里， 而后被送往除奸总局总部。 “战后我被调往总部工作时，有一次我去列福尔托沃监狱，碰上一个小伙子， 是个侦查员。他问：‘科尔，你审问过但泽盖世太保的头儿吗？他就关在我这儿。’ 我说：‘能看看他吗？’‘当然可以。’ “我们进了牢房……那个德国人瘦多了，肩膀耷拉着，脸上也失去了原来的光 泽和保养的痕迹……他一看见我就站了起来，说道：‘天哪，是你吗？’我们寒暄 了两句……‘事情怎么样？’‘进展缓慢，我的事本可以处理得更快些。’他请求 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辨认他手下的那些情报人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手上 沾满了我们的人的鲜血。 “而卢比扬卡交给我的是关于德国军事情报和反间谍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 的一名领导人的案子。这名将军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他的待遇很好，因为我们需 要他。上级将案子交给我时告诉我，要让他作为证人参加纽伦堡审判。 “他有一张知识分子的脸，戴副夹鼻眼镜，瘦瘦的，一双灰色的眼睛，目光专 注，言辞严谨，充满自尊感。他非常注意保持这种自尊，为的是不在我面前失去自 己那种作为将军的尊严……我是大尉，而他是将军。 “他很长时间都不相信我们打败了德国人，缔结了和约。我拿报纸给他看，他 说：这种报纸我们自己也曾印制！ “在征得阿巴库莫夫的批准后，我带他在莫斯科街头转了转。给他换了便装， 有人保护着我们……我们从卢比扬卡2号口出来，穿过红场。我问他：‘想喝点啤酒 吗？’‘想。’ ‘’我带他进了一家酒吧，请他吃虾，喝啤酒。这个时候他才相信了我。他向 我提供了很多颇有意思的证词。我在内心里悄悄地拿他和阿巴库莫夫作了对比，心 想，阿巴库莫夫作为一个人更强一些。我觉得，德国人软弱得多，或许我错了，不 过阿巴库莫夫看上去更果断，行动更有主见。他有着铁一般的纪律。 “他很严厉，同时他也知道应当爱护工作人员。1943年，我母亲因患肺炎在沃 尔斯克去世。我一个月后得知此事，于是请求阿巴库莫夫给我4天假去上坟。他把我 叫去，给了我10天假，并亲自签了出差证明，对我说：‘去找市安全处，那里的人 会帮助你。’ “阿巴库莫夫不一定非得如此关照我打电话给市安全处，亲自签发出差介 绍信。我拿着这张介绍信随便乘火车，无论向谁出示它，全都举手敬礼……应该知 道战争时期饥饿的后方是个什么样子。当我来到沃尔斯基市国家安全处时，我得到 了食品方面的帮助。” “阿巴库莫夫给你的印象如何？”我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 “他是个体态端正、相貌英俊的男人，他适合穿军装。他的言谈总是平和而认 真。他不让下属笔直地站着，而是请他们坐下谈…… “我同他还见过一次面……那时逮捕了两名船舶制造方面的教授，一个是装在 船舷上作装甲用的板材方面的专家，而另一个是舵轮辅助装置方面的专家。他们遭 到严刑审讯，后来把其中的一个人交给了我…… “我同他进行了人与人之间坦诚的交谈。一起喝夜茶，还允许他再吃点东西…… “于是他开始向我招供了。说他当初曾是沙皇游艇‘军旗’号上的准尉，在尼 古拉二世到德国威廉皇帝那里去的时候，他上了岸，被诱骗……从那以后，他便开 始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他还承认在我们的军舰上搞破坏活动。他解释了具体搞了 什么破坏活动。专家们研究了他的供词后确认：是的，一切如此…… “他承认并不是一个人搞破坏的，并且说出了好几个舰队司令的名字。我同侦 查处长一起审问了他，他重复了对我说过的供词。我请来了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他 又向检察官重复了证词。 “后来突然有人叫我去阿巴库莫夫那里。我到阿巴库莫夫那儿报了到，这时我 看见他的办公室里坐着那位教授。阿巴库莫夫同我打了招呼，然后向教授提问： ‘您到底为什么欺骗侦查人员？’‘他说：‘我很喜欢他。我已经老了，我的好光 景已经过去了，而他可以在我的案子上立功。’ “听到这话，我眼前一阵发黑。教 授被带走了。阿巴库莫夫对我说：‘对被捕者不能拷打。但也不能笼络劝慰。您劝 慰了他，他喜欢上了您，做了假供，他人可能因此而受害……”’ 我问，阿巴库莫夫在反间谍机关中是否受尊重？ 梅夏采夫说： “如果说他对下级官员充满关怀，如同慈父一般，那么对高级官员他则是牢牢 控制。我曾看到，侦查处长帕夫洛夫斯基在受到阿巴库莫夫申斥时浑身颤抖，面如 土色，两股打战。我想，你何必这样看中职位呢？”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阿巴库莫夫在敌人的后方从事情报和反间谍活动。除奸总局胜过了帝国军事 情报局，对德国军队部署情况的了解程度超过了德国人对红军的了解程度。斯大林 一向是在下属稍有一丁点儿不擅办事的迹象时便立刻进行人事调动，但在整个战争 期间，他一直让阿巴库莫夫担任这一职务。”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是前苏共中央委员、前莫斯科市委第一 书记、前志愿兵。他经历了整个战争，多次受伤，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对我讲： “我曾是西北方面军的一名步兵连副指导员。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到营指挥部 去。这里离前沿阵地有300米。在美丽的谢利格尔湖畔的一个窑洞里，等候我的是来 自除奸总局的一名保养得很好的中校军官：‘您是副指导员，对我们团很了解。请 您向我报告一下，谁的思想情绪不对头，谁可能惹麻烦或逃跑。’ “我回答他：‘中校同志，我是副指导员，因此每一个战士我都了解。我们每 一天都面临死亡的危险。我不会对您讲关于任何人的任何事情。这些人都战斗在最 前线。为什么您不到我们的战壕里，在那里问我？为什么您在这里，在安全的地方 同我交谈？’ “中校被激怒了：‘好哇，您敢这样说话？看我不给您点厉害瞧瞧！’ “我也被惹火了，用‘你’称呼中校：‘好啊，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把我送 哪儿去？前线？我本来就在前线……’ “中校看来是有些惭愧了，于是决定两天之后去我们连所在地。” 叶戈雷切夫继续讲道： “我们在那里占据了一块高地。高地周围受德国人的监视和火力控制，因此我 们挖了一条深深的通道，以便在敌人射击的时候躲避隐藏。一天我们忽然看到，一 个人从教堂那里沿着通道往过爬。战士们哈哈大笑。我看见那个中校露出头来冲我 问：‘他们在笑什么？’ “我照实回答说：‘战士们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中校太胆小了。我们都是站着 走，只有在敌人射击时才掩藏起来，而您却在毫无危险的时候往前爬……’ “在我们连的人员换了三拨后战斗非常激烈，我们被撤下来休整几天。整 个师都撤下来了。 “我们那儿有一名工匠，来自乌拉尔地区。他把反坦克榴弹上的引信拆下来做 了几个烟嘴儿。烟嘴儿做得很漂亮。但有一天引信在他手里爆炸了。他右手的两个 手指被炸掉了。 “军事法庭调查了这件事，判决枪毙他，对我们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当时决 定当众枪毙他。人们在沼泽地上给他挖了一个一米深的坑，坑里不久便积满了水- -当时是11月初。他的衣服被脱得只剩下内裤…… “而他只是重复一句话：‘同志们，原谅我。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会继续战 斗。”’ 叶戈雷切夫说： “这名士兵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勇敢的战士，可他却被判处枪决。 冲锋枪班列队完毕，师长下令开枪。枪响了，内裤上一片红色的血斑，一颗子弹射 中了他。谁也不想向他开枪。 “他站在那儿。记得《牛虹》吗？再次射击，裤子上又出现两片血斑，他倒下 了。但还活着！还在请求原谅他。师长走上前，拔出手枪，朝他的头部开了枪。 “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到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就像是一场噩梦。后方机 关除奸总局、检察院也想证明他们在战斗，在做正义的事情。只可惜，战 争把一切良知都抹杀了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认为，应当重新审查由军事法庭作出的那些判决，并对那 些被不公正地枪毙的人作出补偿。 他说：“有90％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军官们因为作战行动不成功而被送进惩戒 营。可这是战争，敌人不会束手就擒。为什么要把军官们送上法庭呢？可以降职- -如果他没有成功的话，但别审判他。我们大家第一次上战场时都不会打仗。穿着 深色的大衣走在白白的雪地上……德国人对我们一个个瞄准射击。指挥员不会指挥， 只是到后来才学会。自己阵亡了，不然的话也会被送上法庭或惩戒连……” “在前线并不是每个人的神经都经受得住考验，可经受不住考验并不是背叛，” 叶戈雷切夫说道，“战斗中很难保持冷静。我记得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一队德国兵 悄无声息地向我们摸过来。战士们慌了：连长在哪儿？指导员在哪儿？我说：‘指 导员在这儿！开火！’阵地守住了，否则我们的士兵可能就跑掉了。可你不能指责 他们沉不住气，更不能枪毙他们……” 一个以上校军衔退役的克格勃军官向我讲述了有关他的父亲一名除奸反间 谍总局军官的事情。他父亲是德国问题专家，1943年进入除奸总局当翻译。战争最 后一年在总局总部任职，给阿巴库莫夫本人当翻译。 他到了德国后，感情一度很矛盾。一方面，他渴望来到德国，因为他酷爱德意 志语言和文学。另一方面，他感到惊讶的是，那么多的德国人愿意同除奸总局合作。 他认为德国人是不大接受通敌行为的。但他想，或许他们只是想尽快摆脱那个制度 的遗产。 他曾向儿子讲述过在占领德国初期他被叫到电影放映厅里的情形。阿巴库莫夫 和他的几名军官坐在那儿，被一些女人簇拥着，到处都是一瓶瓶的香摈和啤酒。阿 巴库莫夫观看着电影，拷贝是缴获来的。 “来，科利卡，把他们说的话翻译一下！” 在公开场合宣扬的那种行为方式同现实之间的这种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称阿巴库莫夫为色鬼和窃贼。 1946年，他也从除奸总局调到了国家安全部。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逮捕后，他 被当作阿巴库莫夫的同谋抓了起来：他们说他知道前部长的罪行却保持沉默。在审 讯过程中，他们询问了阿巴库莫夫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和他同外国间谍的联系。他没 有挨打，与阿巴库莫夫身边的其他人不同，他被释放了，并被送回国家安全部，他 们对他说，他应当用血来赎罪。这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他该赎什么罪？用谁的 血来赎罪？用同胞的血吗？他离开了卢比扬卡，开始从事科研工作……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国家安全部长 阿巴库莫夫曾获得两枚苏沃洛夫勋章（其中一枚是因为参与19M年将几个民族全 部驱逐出北高加索地区的行动而获得）、一枚库图佐夫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1945 年7月9日，他晋升上将军衔。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长。 通常认为，斯大林这一任命是为了制约掌控各强力部门的贝利亚。 实际上，贝利亚当时已经根本无权插手强力部门的事务了，而1945年底他甚至 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职。贝利亚瞧不起阿巴库莫夫。阿巴库莫夫知道这一点， 还以蔑视，但他害怕贝利亚。 斯大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需要制约谁。阿巴库莫夫只是因善于处理战 俘审查一事而博得了领袖的青睐。 在战争末期，除奸总局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处理那些成为德国俘虏的红军战士以 及或自愿或被迫地居留于德国境内的苏联公民。他们几乎全都进过审查营。昔日的 战俘被送去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最后一批审查营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关闭…… “谈到食品，”丘吉尔首相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说，“应斯大林元帅的请求， 英国向苏联运送了45000吨脑肉。此外，我们还要向苏联遣送些名前苏联战俘，为的 是有人吃这些液肉。” 最初的设想是很人道的。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国商定尽快将那些被德 国俘虏的和被强行运往德国的人送回故乡。 但在西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俄罗斯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到苏联。大作家托 尔斯泰的侄孙、《雅尔塔的牺牲品》一书的作者、现居英国的尼古拉·托尔斯泰伯 爵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给世人。 在英国，我们的人能得到一些零花钱，这些钱他们都用来到战俘营的酒馆买酒 喝了。没钱的时候，他们到邻近城镇的药店里要酒精，对人家说患了神经根炎。 对那些即将送往寒冷的摩尔曼斯克的苏联人，热心的军需部门提供了毛料西服 坎肩、衬裤、袜子、大衣、皮鞋、梳子。但是不允许他们留在英国，强行将他们驱 逐了。 尼古拉·托尔斯泰援引了负责运送哥萨克人回苏联的英国军官的一段话：“来 到战俘营后，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哥萨克人哪儿都不打算去。我命令11排上刺刀， 逼他们就范，但这并不管用。他们只是脱下衬衫，让英国士兵刺他们。” 共有200万人交给了莫斯科。令英国人不解的是，从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士 兵和军官们在故乡又被送进了集中营。 他们当中确有纳粹分子的同谋。所有曾在弗拉索夫的军队里当兵或是在德国人 的警察局里做过事的人，所有被占地区行政机构的头目和工作人员，均被判了刑。 但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当中，有的也只是战俘。 除此之外，除奸总局机关还在曾被德国人占领过的地区的居民当中查找叛徒和 同谋。这些居民被法西斯分子统治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国家无力从进 攻的敌人那里拯救他们。但他们却被宣布有罪。受惩罚的常常是那些只是想活下去 的人……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阿巴库莫夫完成了它，从而赢得了斯大林的好感。 1946年，阿巴库莫夫接替了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出任国 家安全部长一职。除奸反间谍总局被并人国家安全部，成为该部第三总局。 据前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回忆，部里的人很 欢迎他，说他是个行家，从普通职位做起，是斯大林的副手。还有人说，他同斯大 林是如此的亲近，甚至连制服都是用同一种料子做成的。部长有时会出人意料地观 察某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看看他如何做事，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检查一切细节，甚 至检查文件装订得是否整齐。阿巴库莫夫经常发表演讲，讲得热情洋溢，有时甚至 慷慨激昂，他一直努力给下属留下随和、谦逊的印象。 在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完成了早在除奸总局便已开始处理的一些案子。 1946年4月，当局依据阿巴库莫夫签署的材料逮捕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列克谢 ·伊万诺维奇·沙胡林、空军司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主帅、空 军司令部其他一些军官以及联共（布）中央人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罪责是 通过提供质量低劣的飞机和发动机等武器装备使空军遭受损失。‘ 这几次逮捕动摇了主管航空工业的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马林科夫的地位。 1946年5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定： “马林科夫同志作为航空工业和飞机验收工作及空军的负责人，从道义上对这 些部门工作中暴露的问题（生产和验收劣质飞机）负有责任，他在知道这些问题的 情况下没有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认为必须将马林科夫同志开除出中央书记处。” 马林科夫的儿子写道：“一段时间他被软禁，后来斯大林决定让他到西伯利亚 搞粮食收购。马林科夫仍然保留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但在1947年底之前他被禁 止参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马林科夫的失宠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日丹诺夫要阴谋的结果，虽然在政治 局内部所有的人都互相仇视。阿巴库莫夫并不隶属于日丹诺夫，而且日丹诺夫也知 道，他无权向国家安全部长发号施令或是在没有斯大林的直接委托下同他进行某种 谈话。 是斯大林本人对马林科夫不满。或许是由于儿子瓦西里·斯大林的进言。瓦西 里是个飞行员，曾向父亲抱怨飞机质量不佳。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把马林科夫召了回来，而日丹诺夫的地位则被削弱了。 1946年 5月 11日，沙胡林、诺维科夫、空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希曼诺夫、空军 副司令列宾、空军定购总局局长谢列兹尼奥夫、中央委员会人事局的处长布德尼科 夫和格里戈良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监禁，刑期各不相同。 此项罪案是捏造的，于是斯大林死后，1953年5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取消了 自己的判决，并因“缺少犯罪要素”而停止调查这一刑事案件。1953年6月12日，在 贝利亚的倡议下，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审核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宾等人一案 侦查材料的结果》的决定。所有人都被恢复党籍、军衔，返还奖章…… 海军也受到了同样的打击。 1947年，斯大林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关于将海军4名高级领导人送交“荣 誉法庭”审判的决定。这4人当中包括负责舰船制造和海军武器的副海军人民委员列 夫·米哈伊洛维奇·加列尔。这几位海军领导人被指控在战争期间向盟国转交保密 文件。 经“荣誉法庭”审判后，4位海军将领的案子作为刑事案件转交给苏联最高法院 军事审判庭。4人均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不同年限的监禁。斯大林死后，判决因缺 少犯罪要素而被取消。然而，加列尔上将已于1950年死于狱中。 下面轮到炮兵了。此案的准备工作是在阿巴库莫夫时期完成的，但签发逮捕令 的却已是他的继任者了。 1951年12月3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C一m型57毫米口径自动防空火炮的缺 陷》的决定。被解除职务的有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炮兵元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 奇·雅科夫列夫和他的几名部属。1953年2月，他们因被控从事破坏活动而被逮捕。 炮兵将领们获释已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是贝利亚建议释放的 1948年4月，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针对海运部长阿法纳西耶夫策划了一幕闹剧。 他有一天去上班，突然他的车子停下了，因为轮胎被扎了。另一辆车在附近刹车， 里面蹿出几个人，将部长捆绑起来带走。他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那几个人对他说： “我们知道您在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我们希望您也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工作。” 阿法纳西耶夫断然拒绝。他们把他双眼蒙上带了出去，并将他丢在莫斯科市苏 维埃所在地附近。阿法纳西耶夫求见斯大林，接见他的是贝利亚。 关于这件事，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后来作了这样的讲述： “贝利亚当着阿法纳西耶夫的面打电话给阿巴库莫夫，让他到他这里来。为了 作样子，贝利亚开始当面斥责阿巴库莫夫：‘你怎么当部长的？你的人干什么吃的？ 美国间谍如此无耻猖狂，甚至在大街上绑架人。这不，把阿法纳西耶夫绑架了去， 逼他从事间谍活动。’ “贝利亚吩咐阿巴库莫夫要‘找到’绑架阿法纳西耶夫的‘美国间谍’。几天 后，阿巴库莫夫‘找到’了国家安全部的那名冒充美国间谍的工作人员。阿法纳西 耶夫同这名挑衅者当面对质，此人自称是美国间谍并已‘悔过’，说他曾按照‘美 国人’的指示拉阿法纳西耶夫搞间谍活动。” 海运部长被捕了。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在审讯时殴打他，试图迫使他在他们 所需要的供词上签字。他被判处20年监禁。 20大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审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 员经办的一系列案子。下面这件事便是党的监察人员发现的： “1941-1949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边疆区局在情报工作中采取了 挑拨离间的方法。他们在离哈巴罗夫斯克50公里处靠近满洲里边界的地方设立了一 个‘假警戒线’，由苏联哨所，即所谓的‘满洲里边防警察站’和‘日本县级军事 代表处’组成。 “对于那些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或反苏活动的苏联公民，局里的工作人员通过 教唆怂恿招募他们，谎称派他们到国外执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任务，随后为达 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而安排他们越境前往满洲里。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到达国外，而是到了所谓的‘日本县级代表处’。在那里， 换上了日本军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冒充流亡的白匪，用刑审问他们，迫使这些 ‘被扣押者’向‘日本当局’坦白了他们同苏联情报机关的联系，甚至迫使他们同 意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而后让他们返回苏联边防哨所管辖区域，他们在那里被捕 并被押往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通过这种方式捏造出148人的案子。” 殴打犯人的做法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便开始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去世。 阿巴库莫夫被捕后在受审时说：“我们可以打犯人，中央的领导多次告诫我和我的 第一副手奥戈利佐夫，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肃反机关不怕对间谍和其他国事犯采 用刑讯手段。” 在阿巴库莫夫的侦查机构中是有分工的。文化水平低的那部分人用刑逼犯人招 供。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做记录。这些人于是被称作“矿工”和“文书”。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抓得更严了。他不允许有所松懈，而是或在这方面或在那 方面要求采取极端措施。 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那些因从事“反革命活动”、“间 谍活动”、“破坏活动”而被判刑的、经受十多年牢狱之苦而活下来的不幸的人再 次投入劳改营。 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 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指示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再次逮捕那些刑满释放 的罪犯。他们被冠以同样的指控。如果侦查机关在他们的行为中找不出任何反苏的 迹象，这些工二进宫”者便被流放。 1948年2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密令： “所有正在特别劳改营和监狱服刑的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 子、右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俄、其他反 苏组织和集团的参与者以及从事反苏联络活动和敌对活动的危险分子，在服满刑期 后，一律按国家安全部的安排予以流放，并受国家安全部机关的监督。” 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允许判处流放或驱逐那些“被认定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 即使在他们被指控从事具体犯罪活动但将被法庭宣判无罪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做”’。 在这个时候，战争结束后，那些在1937-1938年被判刑的犯人的长大成人的子 女也被投入劳改营。当年他们太小了…… 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于1948年执行了政治局的指示： 将“农村中那些可能破坏农业劳动纪律。因自己身在农村而可能威胁到集体农庄的 繁荣富裕的危害分子”驱逐出乌克兰。 事实上这是一个再次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应乌克兰中央委 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建议而通过的。这一次针对的是 西乌克兰。西乌克兰是在1939年底并入苏联的，战前没来得及清除“危害分子”。 1944年后，在乌克兰西部各州共逮捕了13万人，被驱逐出该共和国的共有20万 人…… 许多人从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和摩尔达维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战后移民流刑犯的人数达到250万人。 1948年11月26日，根据国家安全部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命令； 德意志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 一些民族迁往边远地区永久居住。擅自搬离居住地者将被判20年苦役。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米霍埃尔斯遇害 在那恐怖的年代，有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被草草审判，要么被枪毙，要 么被送进劳改营，多数人在那里死去。 只有那么几次，斯大林看来是不敢公开行动。于是导演一出戏，将政治谋杀掩 饰为刑事谋杀。 种种迹象表明，基洛夫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苏 联人民演员索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也是这样于1948年四月被害的。 米霍埃尔斯没有被捕，而是被谋杀，但却假装是被车撞死的。 为什么要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杀死米霍埃尔斯呢？ 其中许多情况已经明了。来自国家安全部的杀手获得了高级勋章，而后又被没 收，某人甚至还被枪毙了。但也有许多情况至今还是个谜。问题也并不仅仅在于反 犹太主义。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索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此外，他还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 人，他魁力无穷、坦率直爽、乐于助人，而且确曾帮助过许多人。他的死对从内心 深处为他而自豪的苏联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米霍埃尔斯曾于1946年荣获斯大林奖金。他本人就曾是文学艺术领域斯大林奖 金评委会委员，也是苏联部长会议文艺事务委员会艺术理事会理事、全俄戏剧协会 主席团和艺术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成员。 米霍埃尔斯本人很清楚，他是个招牌。当西方记者说苏联反犹太主义猖撅的时 候，党的领导人会说，那米霍埃尔斯呢？ 索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于1948年1月12日夜间在明斯克被杀害的。与他一起被害 的还有戏剧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戈卢博夫一波塔波夫。他们两人一起去出差，最后 被人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发现。官方的说法是：一起偶然发生的车祸。 次日，即1月13日，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莫 洛托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汇报说，民警机关已开始侦查。 但莫斯科马上传言四起：米霍埃尔斯是被杀死的。不难想象是谁下的命令和为 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在有关档案公开之前，多部侦探小说的作者阿尔卡季·魏纳 和格奥尔基·魏纳两兄弟便已写出了米霍埃尔斯之死的演义读本《绿草地上的 绞索和墓碑》。 档案公开之后，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写了一部书- -《出身的罪过》，讲述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被审判和米霍埃尔斯被害的 有关情况。1948年1月7日，当时还年轻的戏剧评论家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送 米霍埃尔斯踏上了前往明斯克的最后的旅程…… 关于发生的事情有好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斯大林死后，1953年4月2日，再次攫取了国家安全机关领导权的拉夫连季·帕 夫洛维奇·贝利亚给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写了 一封信。信中讲述了有关米霍埃尔斯之死的一些情况。 据贝利亚讲，杀害米霍埃尔斯一事是白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长拉夫连季·福米 奇·察纳瓦按照前国家安全部长、此时早已进了监狱的阿巴库莫夫的指示组织策划 的。 阿巴库莫夫受审时说：“斯大林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尽快让苏联国家安全 部工作人员策划铲除米霍埃尔斯一事，制造不幸事故的假象。” 直接指挥杀害米霍埃尔斯行动的是阿巴库莫夫的第一副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奥戈利佐夫。 谋杀发生于1948年1月12日。晚饭过后，有人给戈卢博夫打电话，邀请他同米霍 埃尔斯一道参加一个犹太人的婚礼。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拉夫连季·察纳瓦中将 派了一辆车来接他们。两名特工将他们带到察纳瓦的别墅。 此时大约是晚上10点钟。就在别墅里，他们被乱棍打死，并被载重汽车撵压， 以此来伪装。夜半时分，尸体被运往城内，抛弃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清晨，尸体 被人们发现。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讲道， 她记得下属向斯大林汇报米霍埃尔斯之死的那一刻：“在我同父亲在他别墅的一次 相聚过程中（当时这样的会面已经很少了），我走进房间，他正在同某个人通电话。 我等着。那人向他汇报着什么，他听着。然后，他像做总结似的说道：‘嗯，一起 车祸。’我清晰地记着这语气这不是提问，而是确认，是回答。” 斯大林的女儿补充说：“‘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 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到处都有阴谋。父亲 过了一段时间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给你送来了第一个丈夫，整个老一代都受 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染，而他们现在又在教育年轻一代。”’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道，争论是没有用的。斯大林处处看到的都是敌人： “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 世界。” 这次任务的执行者之一、因此而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0月29日专门 下令授子红星勋章的费奥多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舒布尼亚科夫上校，在斯大林死 后写了一份关于谋杀米霍埃尔斯的报告。获得红旗勋章的奥戈利佐夫和察纳瓦被逮 捕。奥戈利佐夫后来获释。察纳瓦于1955年死于狱中。三人的勋章均被收回。 第二种说法。 作家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认为，阿巴库莫夫的供词掩盖了真相。杀害米 霍埃尔斯一事不是一天之内想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精心的准备。 在出差前两天，全俄戏剧协会决定不派已经办好出差手续的戏剧评论家尤·戈 洛瓦先科去明斯克，而是指派在明斯克长大并且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的戈卢 博夫前往。戈卢博夫不想去，他曾说过，上司执意让他去…… 博尔夏戈夫斯基认为，米霍埃尔斯早就被冠以反苏犹太人民族主义中心头子的 角色，该中心按照美国的指示从事反苏破坏活动。之所以要除掉米霍埃尔斯，是因 为国家安全部和阿巴库莫夫不敢让他出庭参与业已策划好的、针对犹太知识分子的 诉讼。米霍埃尔斯是不会按侦查人员的指令行事的。他的性格和意志力。他的个性 会扰乱整个诉讼程序。米霍埃尔斯死了会更好些…… 无所不能的阿巴库莫夫会担心一个被捕者不驯吗？ 会的。对不久后被捕的部长本人的拷问和侮辱也没能使阿巴库莫夫屈服。他面 对死亡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在别人身上他也会发现这种意志力。可他能决定该除掉 谁和怎样除掉谁吗？ 第三种说法。 在米霍埃尔斯被杀后仅仅过了几个月，国家安全部的文件便把这位伟大的演员 说成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卑鄙渺小的阴谋家，说他试图出卖自己的故乡，出卖 俄罗斯的土地，希望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并把它让给美国人。米霍埃尔斯 遇害之时，当局还没有最后决定给他扣什么帽子。 那么为什么在1月12日深夜杀死他呢？ 瑙莫夫教授认为，美国报刊上出现的有关斯大林私生活的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斯大林因此事大发雷霆，要求国家安全部查清美国人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 些材料的。 国家安全部没法找到真正的消息来源。安全部的人想出了一个肯定会令斯大林 高兴的办法有关伟大领袖的材料是由斯大林不喜欢的阿利卢耶夫一家、即他亡 妻的亲人散布出去的。于是，阿利卢耶夫一家人便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 而这些信息又是如何从阿利卢耶夫家传到国外的呢？是通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 员会。该委员会在战时依据中央的决定向世界各大报刊提供关于苏联人民生活的文 章。国家安全部写的一份报告称，米霍埃尔斯对斯大林的生活非常感兴趣。 他们逮捕了与阿利卢耶夫一家过从甚密的一个人，而此人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 员会里有个熟人。这便构成了犯罪的链环。而此时斯韦特兰娜又有了一个新丈夫- -格里戈里·莫罗兹。斯大林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从文件来判断，斯大林于1月10日拿到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称，全世界是通过 米霍埃尔斯了解到他的私生活的。斯大林勃然大怒，下令除掉这位表演艺术家。 阿巴库莫夫此时汇报：“米霍埃尔斯现在在明斯克。”斯大林命令：“一切就 在那儿了结。” 国家安全部的杀手在明斯克实施了双重谋杀，手段如此之粗暴野蛮，以至于第 二天人们就差不多开始公开议论：米霍埃尔斯是被杀死的。 斯大林究竟为何对美国报刊上的区区一篇文章反应如此过敏呢？ 原因在于，过去已经有一件与美国报刊有关的往事了。 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前往南方休假，并且在那里呆了相当长一 段时间。留在家里主事儿的是政府负责人莫洛托夫，他一改往日的那种谨小慎微的 个性，放松了神经。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对外国记者说，国内将出现一些变化，新闻 检查会有所放松。美国人还补充道，现在莫洛托夫可能会再次出任政府首脑，因为 斯大林老了，并且有病在身，不久便会离开自己的岗位。 斯大林很快便得知了莫洛托夫所说的话。每天都有人向他提供苏联报刊综述和 有关世界各大媒体最重要文章的简报。当下属将美国报刊文章的译文拿给领袖看时， 他大怒，要求惩罚莫洛托夫，将其开除出政治局。 在1940年3月莫洛托夫50岁寿辰时，彼尔姆市更名为莫洛托夫市。国家的地图上 出现了3个莫洛托夫斯克、两个莫洛托夫巴德，还有莫洛托夫角、莫洛托夫峰，许多 街道、工厂和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些年，斯大林非常器重自己手下这位人 民委员。 1945年他对莫洛托夫的怨气是如此之深，以致几乎和他断绝了来往，而且直到 自己去世之时也没有原谅他。 政治局委员们想救莫洛托夫。他们给斯大林写信，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 维奇非常后悔，请求宽恕，并且还哭了。斯大林面露厌恶之色，说：怎么，他是贵 族小姐？还哭鼻子？ 莫洛托夫留在了政治局。但斯大林再也没有用“你”来称呼过他，甚至开始怀 疑他：莫洛托夫是不是一个潜伏的敌人呢？ 很长时间以来，莫洛托夫一直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他对斯大林有着显而易见 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莫洛托夫同斯大林平起平坐，有时，当他得知领袖不太自 信并打算听取他人意见的时候，他还表示反对。 但斯大林没有永远的朋友。他只有永远的利益维护他那唯我独尊的全权。 而朋友和战友却在不断变化。 斯大林善于通过巧妙地洗牌来剥夺他人的权力。他并不召集政治局全体会议， 而是建立了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三人小组，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结果，政 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并没有人选这样的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这就是说，没人给他送 任何文件，没人叫他开会，没人征询他的意见。而在克里姆林宫之外，没有人对此 起疑心：游行时人们照常举着部长会议主席的画像，照片上，莫洛托夫依然同斯大 林并肩而立。可实际上，莫洛托夫已经远离权力…… 这件事毁掉了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关系，莫洛托夫被剥夺了权力。现在，莫洛 托夫的境况更加恶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阿巴库莫夫策划了新的一轮迫害行动。 一切都像1937年那样，按众所周知的模式来进行。只是这一次主要的受害者是犹太 人。 按照国家安全部的计划，应当将莫洛托夫的妻子犹太人波林娜·谢苗诺夫 娜·热姆丘任娜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被告人之一。然而时任轻工 业部纺织工业总局局长的热姆丘任娜只是一个小角色。 国家安全部策划了一个足以震动全国的大阴谋。肃反工作者们搜集了有关莫洛 托夫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之间联系的材料。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维亚 切斯托夫·莫洛托夫本人成为反苏阴谋的领导人。 当有关“医生杀人犯”被揭露的消息公之于众的时候，莫洛托夫惊慌失措。这 是因为，在“敌人”企图谋害的人当中没有他的名字。莫洛托夫很清楚是谁拟就了 这份名单，因此他明白，自己将在劫难逃…… 他的画像依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城市和集体农庄依然冠以他的名字。他依旧 是政治局委员，在政府中依旧是斯大林的副手。他每天乘坐高级轿车驶向克里姆林 宫。司机载着他从卢比扬卡广场旁边经过，他的妻子就被关在位于那里的国家安全 部内部监狱中。 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后，整天坐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他无事可做。斯大林不 给他打电话，也不请他过去。 斯大林认定他是美国间谍，认为美国人在他访美时收买了他。不然的话，美国 人干嘛要给他专门准备一节车厢呢？他们是在那里，在列车里同他进行了秘密谈话， 并且收买了他。 莫洛托夫不会不记得，在1913年，沙皇的警察来抓他，他跳窗逃走。而如今他 无处可逃。他等着被抓。他知道，他们不会送他进劳改营。他们会把他作为反对苏 维埃政权的一起间谍阴谋的头子进行一场大规模庭审，然后枪毙。 全世界依然把他当作是苏联的二号人物。而他却甚至不敢下决心救妻子出狱， 也无法自救。 斯大林打算干脆摆脱那些依然在位的老战友。他认为，他的这些帮手都是些软 弱的人，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面前会屈服，他们并非真的很坚强。他确实担心他们 会暴露出弱点让敌人有机可乘。 起初，斯大林打算裁定莫洛托夫为犹太人反苏维埃政权阴谋的领导人，后来他 改主意了，开始给他寻找另一个角色。在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众指责莫洛托夫不 坚强、不坚定、胆小怕事。有投降行为。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5年在医院里会见莫洛托夫时问他：“为什么您一 个政治局委员能允许他们逮捕您的妻子？”莫洛托夫坦然答道：“因为我是政治局 委员，应当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问题并不在于党的纪律。虽然妻子的被捕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莫洛 托夫不敢反对斯大林，否则他会立即步她的后尘。尽管如此，莫洛托夫对斯大林依 然无限忠诚。他丝毫不去关注生活的乐趣。他不会轻松一下，不喜欢饮酒。在没有 确信斯大林已经回去休息之前，莫洛托夫很少下班回家，因此他的工作日通常要到 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注意到，斯大林早在战争开始前便已盯上了波 林娜·热姆丘任娜。1939年8月10日，政治局通过一个决定，说热姆丘任娜“在自身 交往方面疏忽大意，不加辨别，致使在热姆丘任娜同志身边有不少敌对间谍分子， 无形中使他们更方便地从事间谍活动”。 政治局委托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有关热姆丘任娜的所有材料进行仔细审核”。 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便搞到了有关她参与“破坏和间谍活动” 的证据。 但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她。10月24日，政治局再次对热姆丘任娜进行审查，认定 对她的指控是“造谣中伤”，然而最后的决定中仍然保留了“疏忽大意和不加辨别” 的字眼。 她被撤销了鱼品工业人民委员一职，出任俄罗斯联邦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纺织与 日用品工业总局局长。在1941年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她被剥夺 了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 战争结束后，又轮到她了，准确地说，是轮到她的丈夫莫洛托夫了。 在一次党内会议上，热姆丘任娜被开除党籍。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在会后立刻 回到家中，收拾东西搬到了亲戚家里这差不多等于是同莫洛托夫离婚。她知道 自己眼看就要被捕，而她不希望进监狱的是政府首脑的妻子。她感谢国家安全部给 了她这样的机会。一次特别会议判处她流放异地。直到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才让她 回到了莫斯科…… 历史学家们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斯大林干嘛要这么做呢？这是怎么回事 是长期以来对犹太人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其恶劣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在其他方面。斯大林是在为 新的战争做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这一概念已经不再具有可怕的内涵。可在当时那个 时期，两个国家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工作大约开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的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事件的原因都在于， 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经跟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说过这样的 话。 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直接提出，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 太人说了算。也就是说，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是未来的背叛者。他们现在就 已经开始为美国人搞情报或进行颠覆活动…… 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找到有关斯大林本人说这些话的证据。但在前不久，人们 发现了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 夫的一本详细的工作日记。他详细记录下了伟大领袖在1952年12月1日举行的中央主 席团会议上说的一番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 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 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分子。” 可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发表的那些批判反犹主义的言论又作何解释呢？这便是他 的施政特征之-极其巧妙地掩饰起来的假仁假义。 从米霍埃尔斯遇害到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里，一切能取缔的都取缔了：犹太剧 院，犹太语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当时的设想是取缔犹太文化的所有载体。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所起诉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犹太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他们的指控是，犹太作家用犹太语写作，保存旧书籍，申 请保留那些用犹太语授课的学校。被捕者遭到毒打。一些人就死在监狱里。办案工 作中需要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企图谋杀斯大林、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而这些 人即使被用刑也绝对想不到这类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演戏、写诗和给人看病。 对付他们的是国家安全部的精兵强将。后来被逮捕的科马罗夫上校便是其中之 一，他曾这样谈自己的长处：“我特别恨犹太民族主义者，对他们我毫不留情，我 认为他们是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当我了解到犹太民族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之后， 我更加痛恨他们，恳请你们给我机会，让我能够怀着对敌人发自内心的仇恨来惩罚 他们，为他们的恶行，为他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害。” 侦查人员相信犹太人生来就有罪，天生就有犯罪倾向，相信他们会背叛祖国。 这是斯大林对他们讲过的。他们按他个人的指示行事。 瑙莫夫教授说： “医学教授埃廷格尔是此案当中的一个被告，他曾就读于维捷布斯克的一所中 学。他的许多同学也都当了医生。斯大林要求给他搞一份维捷布斯克中学毕业生的 名单，然后亲自标注：谁该审问，谁该逮捕……” 清洗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把犹太人从科研部门、医院、国家机关、军队、 从各个地方清除出去了。 同“犹太复国主义者” 和“世界主义者” 的斗争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在 暗中投下匿名信和公开发表反犹太演讲之后，一些岗位和职位腾了出来，成就功名 的速度几乎和1937年一样快，那个时候枪毙了许多高级官员，从而为另外一些人开 辟了仕途。 令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毒杀生灵的气氛不仅打击了犹太人。 多年领导苏联作曲家协会的吉洪·尼古拉耶维奇·赫列尼科夫对我说过，他每天都 在自己的信箱里看到一些恶毒的信件：“季沙（吉洪的小名译者注）是个傻瓜， 季沙受犹太人的影响，季沙救助犹太人。”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斯大林是否真的曾经打算像对待其他一些民 族那样，强迫犹太人迁离家园。许多历史学家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没有印成铅 字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有关指示。 是的。斯大林刻意回避在有争议的文件上留下墨迹。他倾向于口头回答，或是 在别在文件后面的单独的一页纸上作批示。他以为，这些单页纸随后会被扔掉，而 文件会永久保存。他错了。尽管他经验丰富，了解办事程序和整个机关事务，可他 还是没有想到，任何人，尤其是马林科夫，都不敢把有斯大林批示的纸扔掉。正因 如此，他的一些批件还是保留了下来。 瑙莫夫教授认为，应当继续进行档案整理工作。仅中央主席团1953年1月通过的 一项关于建立一些总共能容纳15万至20万外国人的劳改营的决定就能说明许多问题。 这些劳改营为谁而建？主席团的决定里说，是为那些“特别危险的外国犯罪分子”。 而国内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外国人！斯大林真的确信犹太人会给他带来危险吗？ 不论多么令人不解，事实上米霍埃尔斯1943年的美国之行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斯 大林派米霍埃尔斯游说美国人帮助苏联。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 任务。 在他的一系列演讲结束后，美国人筹集到一大笔钱来帮助俄罗斯。这令疑心很 重的斯大林感到不安：苏联的犹太人同美国人达成协议实在是太容易了…… 而这仍然不是主要原因。斯大林只是需要一个内部的敌人。 我们现在觉得，在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但愿不要爆发战争。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是另一码事。他大大扩展了苏联帝国的 疆界，他关心的是在东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 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了美国，那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因此，斯大林在战后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军队，致使后来削减起来都很困难。新 建的师没有开往西方，而是开到了东方。战场应当是在阿拉斯加展开。这其实是战 后历史险些成为战前历史当中很少有人研究的一个部分。 斯大林不害怕核战争。美国人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导弹还没有，惟一 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炸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 炸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 但斯大林对此并不担心，因为国土广阔，人口众多。 在楚科奇建造了空降兵部队的军营和远程轰炸机专用机场，在伊加尔卡建立了 军事基地，在普罗维杰尼亚湾修建了军用仓库。铁路横贯整个北冰洋沿岸，向堪察 加半岛延伸。当时的任务是要立刻将战争引向防守薄弱的美国境内。 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针对美国的任何一次核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那样将 出现恐慌，美国人便会投降。斯大林并不认为他们是好士兵，而认为美国人是胆小 鬼，总爱躲在别人的后面。 朝鲜半岛1950年爆发的战争对那些被派去帮助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苏联飞行员来 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苏联空军不仅经受了战斗的磨练，而且还习惯了向美国人 射击。 斯大林打算与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一同作战，毛的军队也在朝鲜学习同美国人打 仗。全世界都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是多么的近。 前驻西德大使、曾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的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 写道：“也许某一天，我们通过文件可以知道，为了对付警告中的打击，我们在积 聚苏联实力方面走得有多远。根据我所掌握的二手材料，我只说一点独裁者死 得真是时候。”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列宁格勒案”：警示性处决 在这件案子里遭到逮捕、审判和枪毙的是那些在战争中曾经保卫过列宁格勒的 人。在斯大林策划的案件当中，这大概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关于被捕者的情 况没有任何记录，庭审和判决情况也没有公布。亲人们也不怀疑，他们的父亲和丈 夫已被枪决。 而在此案中被枪决的不是那些医生一破坏分子，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 夫分子，而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织者。所有这些人都是被斯 大林发现并由他提拔上来的。他们当中包括：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政府副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沃兹涅先斯基，中央组织部成员、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罗季奥诺夫。 这些列宁格勒人受到的指控是，他们进行了破坏活动，使列宁格勒党组织同中 央委员会对抗。当局还说，他们想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以便提高俄联邦在苏联的地 位并将俄罗斯政府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 报纸上对“列宁格勒案”只字未提。但在庞大的党内机构中都知道，整个一个 党组织受到了惩罚。数百名来自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当时他们已是遍布全国 各地被抓进监狱，撤销职务。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知道，国内没有，也不会有 一人幸免于难。这是一次警示性的惩罚。 党的20大之后，人们开始谈论：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成了马林科夫 和贝利亚的牺牲品。他们是要同年轻而优秀的对手算账。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破坏了 库兹涅佐夫等人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声誉，而斯大林此前对他们不错，提拔过他们。 在1957年召开的中央秘密全会上，赫鲁晓夫曾冲着马林科夫说：“斯大林不同 意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他不同意，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狡猾的 衣冠禽兽对斯大林施加影响，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被逮捕并被 判处死刑。马林科夫，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你的良心卑鄙龌龊。你是个无耻小人！” 因策划“列宁格勒案”而被判死刑的有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和 他的三个助手。他们也是在列宁格勒受审的。看来事情水落石出了？可实际上并非 如此…… 同其他所有案件一样，“列宁格勒案”是斯大林谋划的。没有他的批准，就连 克里姆林宫里的清洁工也别想碰，更不用说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了。当然，在克 里姆林宫里，所有人都互相使坏，遇事互相低毁。但这种做法并不是马林科夫、贝 利亚和国家安全部长首创的。 斯大林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忠实的继承者。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先拿朱可夫开刀，摆平了军方。朱可夫被撤销副部长职务， 逐出中央委员会，只等着被捕。他身边的几名将军被关了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 军队指挥官们不要迷失方向：有人曾说，既然他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他们现 在无所不能。 斯大林搞定了肃反人员任命阿巴库莫夫为部长。阿巴库莫夫开始将贝利亚 的人从机关里清除出去。 斯大林基本上不允许阿巴库莫夫碰党务工作者。30年代，斯大林铲除了所有与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真正或可能有瓜葛的人。现在整个党的机关里都是 他的人。他们也使斯大林将国家安全机关掌控于手中。但斯大林还是策划了列宁格 勒案。这是对整个党务机关的一次警告：你们看看，再得出个结论！ 所有行动都是在杀鸡给猴看，让大家都看到：连朱可夫都受罚了！整个列宁格 勒党组织都没有幸免！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列宁格勒党组织基本上被看作是莫斯科的反对派，这令斯大林感到不安，他不 信任列宁格勒人。大规模镇压列宁格勒党务工作者是向全国发出的一个信号：任何 自作主张之举均不允许！任何事都要征得中央的同意，否则的话，列宁格勒的事件 就是例子。在“列宁格勒案” 中总共逮捕了大约300人，至于那些只是被撤职的人 就甭提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想进一步煽动这种党内清洗运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斯大林本想在莫斯科也搞个案子，而他赫鲁晓夫为莫斯科人说了好话。这很可能是 夸大其词。斯大林对“列宁格勒案”已经感到满意了。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这位杰出的演员摆出了一副被迫惩罚犯错误同志的最高 调解人的姿态。当国家安全部按照他的指示已经在策划导致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 被枪决的案子的时候，斯大林却当着众人的面问道：我们的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工作 怎么行？他是个天才的经济学家，给他找点事儿干…… 通常认为，将库兹涅佐夫等人调到莫斯科担任高级职务的是当时党内二号人物、 来自列宁格勒的头面人物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可事实并非如此…… 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书记离开 列宁格勒去休假。他并没有马上回来。而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那些关键的日子里， 沉迷于烈酒的日丹诺夫已经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格里戈里·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儿子确认他父亲曾说过，自己19 41年秋天飞往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时，见到日丹诺夫“钻在一个豪华的地堡里，委靡 不振，脸都没刮，喝得醉酸醇的”。不过历史学家肯定地说，在文件里没有提到马 林科夫前往列宁格勒一事。 还有更可靠的证据。 被枪毙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的儿子瓦列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曾 对我讲过，在战争初期，日丹诺夫有些神经错乱。他无法工作，不应当让他出现在 人群中。库兹涅佐夫被迫将日丹诺夫隔离在他的官邪。 精力充沛的库兹涅佐夫将这座被困城市的领导权承担了过来。正是在战争年代， 他习惯于自己作出决定并承担责任。当时斯大林对他的功劳评价甚高。他把库兹涅 佐夫调到了莫斯科，因为他需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 然而斯大林同时下着几盘棋。他最亲近的人当中，谁对明天都没有信心。 政治局当中弥漫的那种风气给这个新来的列宁格勒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库兹 涅佐夫的儿子说，当一天晚饭后贝利亚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将一个小胡萝卜别在莫洛 托夫的礼帽带子上，而后者就这样戴着它回家时，父亲惊呆了。当时谁也不敢说什 么。 令库兹涅佐夫吃惊的是，怎么能允许开这种粗鄙下流的玩笑？但是领袖看起来 喜欢这样的玩笑。在斯大林那里做客时可以把熟透了的西红柿放在旁人的椅子上， 然后在看到政治局委员从裤子上往下擦西红柿计时哈哈大笑。 活泼、坦率而又爱冲动的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的领导层当中终究还是不合群。 他习惯于列宁格勒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常跟演员们 交朋友，常去剧院看演出。有一次，他准备去看一场首演，给别墅里住在隔壁的中 央书记兼《真理报》总编辑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打电话：一起去吧， 听说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戏。苏斯洛夫吃惊地问：您请示过斯大林同志了吗？ 斯大林让自己的手下互相争斗，他遵循着这样一条古老的原则：分而治之。他 让库兹涅佐夫分管国家安全部这完全是走形式，因为负责该部的只有他自己。 但这一任命立刻使阿巴库莫夫成了库兹涅佐夫的敌人。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在 档案里找到三封阿巴库莫夫的告密情，信中说，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不干实事，而 对他本人却态度轻慢。 有一次，领袖当着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的面突然说，他老了，库兹涅 佐夫可以接替他担任总书记，而政府首脑则可以由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来接任。 斯大林并不打算给任何人让位，他的话也被在场的人正确理解。针对库兹涅佐夫和 另一个有名的列宁格勒人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案子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谋划 的。 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曾长期领导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所有列宁格勒的官员 都被抓起来了，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但斯大林不想动日丹诺夫。日丹诺夫的名字同 有关《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之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大规模运动联系在一 起。日丹诺夫很快便于1948年令人生疑地与世长辞，他这一死解决了所有问题。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父亲毫无疑心，虽然他本可以猜到些什么。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后，跟母亲讲了一件怪事。早晨他在电梯里遇到了马 林科夫，便同他打招呼，而他却把脸扭了过去 一切看上去似乎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 1949年1月，列宁格勒举办了一次批发展销会。负责策划案件的马林科夫向斯大 林发出信号：展销会的举办没有经过莫斯科的批准。列宁格勒的领导人自作主张， 中央没有下达指示。所有问题他们都自己决定，而庇护他们的是来自列宁格勒的阿 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罗 季奥诺夫。 而就在此时，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委员会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透露，在列宁 格勒党组织的代表大会上，有几张选票上的两三个领导人的名字被勾掉，而结果却 宣布，这些人全票当选。好哇，列宁格勒人还欺骗莫斯科！ 2月15日，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被撤销职务，并被任命为中央远东局书记，而 这个远东局最终也没有成立。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远东局的确只存在于文件中，但父亲丝毫不怀疑他 将去那里工作，他积极地为新的工作做准备，高高兴兴地研究边疆区问题。我们全 都在家里阅读介绍远东的书籍。” 1949年7月29日，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通报，前列宁格勒市委第二 书记雅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卡普斯京涉嫌串通英国情报机关，而且有人试图依照 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库巴特金的指令将搜集到的有 关卡普斯京的材料予以销毁。 斯大林下令逮捕卡普斯京和库巴特金。在此之前，1949年2月22日，在列宁格勒 州委全体会议上，列宁格勒市的领导人已被当作反党集团成员而撤销了职务。 已故上校费多谢耶夫在战争期间曾在列宁格勒同库巴特金将军一起服役，他曾 在《情报和反间谍机关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 库巴特金在边防军服役期满后开始在敖德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后来他被 位于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学校录取，然后就留在了人民委员部总部。 据费多谢耶夫说，正是库巴特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密政情处工作期间发现了 有关维辛斯基的文件，维辛斯基曾在搜捕列宁的命令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库巴特 金准备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后来放到了叶若夫的桌子上。叶若夫将材料交给了斯 大林，斯大林把维辛斯基叫来，谈话在三个人之间进行，而叶若夫不希望这样。在 回忆起关于斯大林和维辛斯基曾在巴库的同一间牢房里共患难的往事之后，斯大林 放过了吓得要命的维辛斯基。而叶若夫在明白了不能碰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之 后，乘车离去。 贝利亚在国家安全机关搞了大清洗之后，’高级办案人员库巴特金立刻当上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局局长。他的历届前任当中，四人被捕，一人自杀。 据库巴特金回忆，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失去了高级官员，人员多为士官和 下级尉官。1938年12月，局里来了一大批莫斯科共青团工作者接替那些被杀、 被捕和被驱逐的人。他们毕业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一年制学校。 1941年8月，他被调往列宁格勒，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 1946年6月，阿巴库莫夫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情报局）代理局长。库 巴特金称，他当时拒绝了这一建议，说他无法胜任，阿巴库莫夫于是生了他的气。 同在1946年，他前往高尔基市出任州内务局长。1949年3月，库巴特金被逐出国家安 全机关，原因是“无法继续任用和转入普通军人编制”。他被任命为萨拉托夫州执 委会副主席。 他在列宁格勒的继任者德米特里·加夫里洛维奇·罗季奥诺夫发现了一份关于 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雅科夫·卡普斯京1935年任普梯洛夫厂助理车间主任时在英 国实习的材料。他似乎同教他学语言的一名英国女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名英国 女子被认为是英国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 材料曾于1939年上报给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但没有受到重视。库巴特金下 令将这份材料销毁，因为按规定他无权收集这一级别的党务工作者的此类材料。如 今这一决定被认为是企图掩盖卡普斯京的间谍活动。 1949年7月21日，阿巴库莫夫将罗季奥诺夫的报告呈送斯大林，斯大林准许逮捕 卡普斯京和库巴特金。 国家安全部举行特别会议审查库巴特金的案子，他因“犯罪的不作为”而被判 20年。但这只是个开头，因为他们把他同列宁格勒集团的主要成员牵扯到了一起， 开始了一个新的案子。1950年10月27日，军事审判庭判处库巴特金枪决，当天便将 他处死。他的妻子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被定罪，母亲和姐姐被当成危险分子逐出 家园…… 而库兹涅佐夫连想都没想到，国家安全部已经在处理他的事情了。为了将他隔 离开来，不久前还是中央书记的他突然被派去参加军事培训。 他欣然穿上军装，前去研修军事课程，所有考试都是五分。教员们不知道该如 何对待他。 一个星期六，库兹涅佐夫接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 什基里亚托夫的电话，他告诉他，马林科夫让他去一趟。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回忆道： “父亲很高兴，他想，他们记起他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给他新的任命，他 又将工作了。他步行过去离克里姆林宫并不远。走到街上后，他回过头来，挥 了挥手，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两个半小时之后，库兹涅佐夫家遭到搜查，于是他们明白，阿列克谢·亚历山 德罗维奇被捕了。 库兹涅佐夫是直接在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的，他被关进一所特 别监狱。这所监狱既不属于国家安全部，也不属于内务部，而是属于党中央监察委 员会。特别监狱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指示于1950年建成的，斯大林连肃反工作人员 也不信任。 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亲自负责筹建这所监狱。监狱可 囚禁30－－－－40人，具备各种特殊的监禁设施。担任监狱长的是克列伊梅诺夫 （1944-1953年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内务部监狱局二处处长和副 局长，1954-1957年任克格勃监狱局局长）。 这所监狱里囚禁着列宁格勒案的案犯。那里还设了一部电话，以便侦查人员可 以直接打电话给马林科夫。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 “妈妈不愿意相信所发生的一切。她不知为何总认为父亲是被派往西班牙搞革 命去了，因此丈夫既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妈妈不久便被捕，我和妹妹四处奔 走，希望了解到有关父母的消息，但我们到处都被驱赶。后来我们被赶出家门。” 库兹涅佐夫的家人也不得安宁。一个穿便衣的肃反工作人员每天在学校附近等 着被捕的中央书记的儿子，抢过他的书包，将所有教科书和作业本抖落到地上。而 且总要尽量把书本抖在水洼中。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后来便把作业本藏在腰间：所 有东西都脏兮兮的，见到老师会难为情的。 他们强迫库兹涅佐夫被捕的妻子在证词上签字，证明她的丈夫是人民公敌。她 拒绝了。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 “他们拷问她，把她关进铁箱子里，一关就是几个小时。她在获释许多年以后 才告诉我这些事情……” 沃兹涅先斯基则是另一番遭遇。国家物资和技术供应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给部 长会议办公厅写信说，国家计划委员会过分地降低了1949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计划 定额。部长会议和政治局于1949年3月5日作出决定：“国家计委欺骗政府、更改数 字的犯罪事实是不能容忍的，对国家计委在制定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方面所奉行的错 误方针以及它对完成党和政府的指示所采取的敷衍态度应给予谴责。” 同一天，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了政府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的职务。3月7日， 他被开除出政治局。 一名中央特派员下派到国家计委。7月，他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称1944-194 9年“在沃兹涅先斯基担任国家计委主任期间，大量内容相当于国家机密的保密材料 不知去向”。 1943年曾就一起秘密文件偶然遗失事件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根据1947年制 定的法律，偶然泄露机密信息将被判处劳改8至12年。当时还确定了一份构成国家机 密的范围广泛的材料清单。 9月7日，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向中央提出，“鉴于触犯苏联关于保守国家机密的 法律”，建议将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移交法院审判。一周后，他被开 除出中央委员会，1949年10月27日被捕。 在列宁格勒进行了大搜捕。那些名气最大的人被枪毙。在有名的列宁格勒人当 中，只有未来的政府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幸免于难，而他恰恰又 是库兹涅佐夫的亲戚。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 “无论是有关法庭审理还是有关死刑判决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只是过了一 年还是一年半以后，米高扬对我妹妹说：告诉家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 在了……” 许多年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库兹涅佐夫的儿子被邀请进入中央委员会工作。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是总书记身边一个阴险的人， 他拒绝在文件上签字： “我们要他在这里干嘛？他会在这里到处走动，惹人注意。干嘛要提起过去的 事？” 改革开始后，瓦列里·库兹涅佐夫有机会看到他那被枪毙的父亲的案卷。 “我感到震惊，他们遭到如此残酷的拷打。给父亲疗伤的医生的证词保留了下 来。他被打断了脊椎。”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他父亲到底是怎么离开人世的。库兹涅佐夫和其他列宁格 勒人的命运并不是法庭审判决定的，庭审只是一场闹剧。斯大林预先就已批准了国 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建议：枪毙6名被告，其他人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195 0年10月1日凌晨1点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一个小时后他们被枪毙。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 “用电气列车把他们运往刑场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清晨4点将他们掩埋。看来， 坑都没来得及提前挖……”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我要给政治局写信说明一切，说明一切……” 阿巴库莫夫部长忠心耿耿地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表现得勤勉而又积极，渐渐地， 领袖对此感到满意。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政治局的档案里找到了由阿巴库 莫夫签发的一份文件，文件是有关一名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公民的。他坐了 8年牢。美国使馆通知说准备把他引渡回国。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不能放。 他在我们的劳改营里呆了这么多年，看到了那么多事情…，··应当将他处决。” 斯大林写道：“同意。”这个美国人便被杀了…… 阿巴库莫夫将所有业务部门甚至包括民警局、刑事侦查局、武装警卫队- -都集中到国家安全部。内务部里只剩下劳改营管理总局。不过，阿巴库莫夫的情 报部门被分了出来，为的是将其同军事情报机关合二为一。 1947年5月，政府决定，在部长会议下面成立情报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是莫 洛托夫，而后是接替莫洛托夫外长职务的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该 委员会包括政治情报局（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和军事情报局（情报总局），还有 中央委员会、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情报部门。 斯大林原计划通过这样的合并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报机关。但该委员会倾向于 处理政治事务，军方首先发出抱怨，说他们接触不到侦察到的情报。斯大林满足了 军人的要求。 两年后，1949年1月，把情报总局交还给武装力量部。而1951年＊月，政治情报 局也交还给国家安全部。可阿巴库莫夫此时已不再是部长了。 阿巴库莫夫担任部长之职困难了点儿：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经验，都有些欠缺。 开始出漏洞了。 斯大林可是很少直接下指示的。他喜欢不经意中发出暗示，他认为手下会正确 领会他的意思。阿巴库莫夫看来是没有立刻领会。 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 先是在同国家安全部长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部 长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收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 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备用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 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 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 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最出色的演 员和导演……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认为，阿巴库莫夫是日丹诺夫举 荐并提拔为部长的，日丹诺夫当时排挤了其他政治局委员。于是，在日丹诺夫死后， 阿巴库莫夫注定要完了。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马林科夫的人将阿巴库莫夫赶下台，并让自己的人党务官员谢苗·杰尼 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坐上这个位子，而贝利亚则安排自己的人谢尔盖·阿夫 克先季耶维奇·戈格利泽给他当第一副手……” 事实上，阿巴库莫夫同他在卢比扬卡的前任一样，事先可能就已认定自己最终 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或迟或早总会有那么一天，斯大林会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新人。 阿巴库莫夫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呆得太久了（4年）。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阿巴库莫夫被认为是斯大林的宠臣。但除了自己，斯大林不会宠爱任何人。 他对别人的宠爱是不长久的……” 阿巴库莫夫在满足了贝利亚的一个私人请求后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拉夫 连季·帕夫洛维奇给安全部长打电话，为一个曾经给他家人看病的被捕的医生说情。 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谈话被记录下来，领袖看到了这份笔录。 斯大林不喜欢看到阿巴库莫夫满足贝利亚的要求。安全部长只能执行他斯大林 的指示。看来，阿巴库莫夫不是个可靠的人？ 在逮捕这名部长之前，斯大林成立了一个负责检查国家安全部工作的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政府副主席贝利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什基里 亚托夫、中央委员会某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当初逮捕人民委员叶若夫的起因是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瓦连京·茹拉夫廖夫 的一封告密信。 用来对付阿巴库莫夫的是大案要案侦查局高级侦查员米哈伊尔·留明中校的一 封信。信中说，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不调查敌人的间谍活动，没有将犯人的所有供 词记录下来，目的是要向斯大林隐瞒自己的错误，还说阿巴库莫夫侵占没收来的财 产，并花大量公款来装修他那座位于科尔帕奇胡同的新宅。 这位侦查员告密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留明只是觉察到了上级的心思，于 是控告自己的部长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留明在接受调查时没有提到他同亲戚关系不睦。此外，他还在公共汽车上丢 失了侦查案卷，而且他根本就表现不佳。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反正是要被开除了， 于是他写信告发阿巴库莫夫…．，， 不久前已查明，留明是直接在后来接替阿巴库莫夫部长职位的中央委员会党、 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局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的办公室里写下自己这 封信的。然后，留明的这封告密信在马林科夫的接待室里改写了几次，直到主人感 到满意为止。 留明的报告送交斯大林。他读后说道：“瞧，一个普通人，却对国家安全部门 的任务理解得如此深刻。而部长却搞不清楚。” 阿巴库莫夫被指控欺骗中央委员会。他被开除了党籍。 1951年7月4日，阿巴库莫夫被停职，7月12日被检察院传唤。检察院根据刑法典 第58条第1款第2点（军人叛国罪）立案，并将他逮捕。他被送往内务部索科尔尼基 监狱，即著名的“水兵寂静”监狱。他被单独囚禁，名宇为“15号囚犯”。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阿巴库莫夫的岳母家也遭到搜查。在那里找到两本公务用书，介绍的是英国 反间谍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他的妻子被指控收藏秘密材料，糊里糊涂地 在监狱里呆了几年。被捕后，她没奶了。但儿子活了下来。他被换了出生证，不再 是人民公敌的儿子。” 中央委员会向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以及各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和各州的 国家安全局下发了一封密函。信中说，7月2日，中央委员会收到国家安全部大案要 案侦查局高级侦查员留明同志的一份报告，他反映在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案件的侦查 过程中出现了不如人意的情况，并指责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应对此负责。在调 查过程中事实得到验证，因此中央委员会立即解除了阿巴库莫夫的部长职务，并责 成第一副部长奥戈利佐夫暂时代理部长之职。 在官方的通告上是这么说的：“阿巴库莫夫采取了矢口否认证明国家安全部工 作中存在不当情况的确凿事实的做法，在审问过程中企图再次欺骗党，没有意识到 他所犯的罪行，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他所犯的罪行有悔过之意。” 通告还说，委员会查明，“被捕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埃廷格尔医生承认，他在 给谢尔巴科夫同志治病时对他有恐怖主义的意图，并且确实采取了一切手段，试图 缩短他的生命”。 但是阿巴库莫夫称此事不值得关注，中止了侦查，并把已经是重病缠身的埃廷 格尔关人一间阴冷潮湿的牢房，从而导致犯人于1951年3月2日死去。一个最重要的 证人失去了！ 阿巴库莫夫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有关埃廷格尔供词的情况，并且妨碍揭露“执 行外国间谍下达的对党和政府领导人搞恐怖主义活动的任务的秘密医生团伙。此外， 1951年1月，在莫斯科逮捕了反苏犹太青年组织的一些成员。在审问过程中，几名被 捕者承认对党和政府领导人有恐怖主义图谋。但是，在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 会的该组织成员审问记录中，囚犯承认恐怖主义图谋的供词根据阿巴库莫夫的指示 被删掉了”。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侦查有关埃廷格尔和反苏犹太青年组织的恐怖活 动案件的决定”。 阿巴库莫夫当然没有试图隐瞒任何事情。他只是没有猜想到，斯大林需要搞一 个针对犹太人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大案子。如今，他以前的下属使他本人成了这 起阴谋的参与者。国家安全部的所有犹太族军官都被解雇，有的还被当作“犹太复 国主义分子的阴谋” 的参与者而被关进监狱。 在阿巴库莫夫之后被捕的有内务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列昂诺夫少将、他的三 个副手利哈乔夫、科马罗夫、施瓦茨曼，以及部长秘书处主任切尔诺夫上校和他的 副手布罗维尔曼。 斯大林喜欢有独创精神和领会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因此他于1951年10月20日任 命文化程度不高的留明担任国家安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令斯大林满意 的是．留明就像当年的叶若夫一样，亲自审问囚犯，并且喜欢动拳头，以便获得需 要的供词。 留明请求斯大林将阿巴库莫夫交由他来侦讯并获得准许。他因此心满意足，亲 自审问他。经过努力，他逮捕了国家安全部的两名副部长、几名局长和他们的副手。 他们被指控参与由阿巴库莫夫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活动。无论是阿巴库莫 夫，还是他的副手，都是俄罗斯族人，但这一点并没有使留明感到困惑和犹豫……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留明臆造出了犹太人的阴谋，并把自己过去的部长置于阴谋策划者的位置。 按留明的说法，犹太人决定让阿巴库莫夫当上傀儡独裁者，而实际上打算亲自统治 国家。留明勾画了这样一幅示意图。犹太阴谋分子分三个纵队发动进攻。第一纵队 是文化和艺术活动家，他们同美国人建立了联系。第二纵队是国家安全部的犹太族 军官，他们应当直接夺取政权。第三纵队是医生杀人犯，他们负责铲除国家领导人， 为阿巴库莫夫开辟道路。斯大林喜欢这个示意图…… 搜捕医生的行动开始了。这些医生承认，他们根据英国情报机关的指示“误诊 了日丹诺夫同志的疾病，隐瞒了他患心肌梗塞的事实，制定了这一疾病所禁用的治 疗方案，最终置他于死地”。 然而留明的官运为时不久他只在这个位子上呆了一年多一点。他那有关犹 太人阴谋的主意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工作者，他是个无能之辈。 1952年，当医生一案的侦查工作加速进行时，留明向斯大林打报告，说医学教 授弗拉基米尔·哈里托诺维奇·瓦西连科隐瞒了自己参加反对派的事实，但他留明 揭露了这个坏蛋的面目。 斯大林立刻发现，这个傻瓜只会把一切都搞糟。他致函留明：我们对瓦西连科 的政治经历不感兴趣。现在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知道，他在为哪个国家的情 报机关工作，是谁向他发号施令…… 1952年 11月 14日，留明被解除职务，调往国家监察部梅尔库洛夫那里担任 高级监察员。斯大林死后，3月17日，他被逮捕，1954年7月7日，他被判处死刑，两 周之后被枪毙…… 阿巴库莫夫被指控为外国情报机关工作，不认真调查“列宁格勒案”，这是因 为他与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是朋友。他还被指控在安全部内建立了一个由犹太民族 主义分子组成的犯罪团伙。 在列福尔托沃监狱的29号办公室里，打手们按照留明的指示，对被囚禁的阿巴 库莫夫、布罗维尔曼、施瓦茨曼、别尔金大打出手。施刑者手持橡胶棒，他们得到 了有关发放疗养证、发奖金和破格授予军衔的许诺。 阿巴库莫夫被戴上了镣铐，关进一间冰冷的单人四室，每天只给一块面包和两 杯水。他被脱掉衣服鞭答，很快被折腾成残废。他勉强能站起来，但无法行走。但 他仍不承认自己有罪。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阿巴库莫夫是在我离开安全部后被抓起来的。在我1953年1月回到安全部时， 他正在坐牢。审讯他的是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三人都被调入大案要案侦查局。阿巴 库莫夫先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他们在那里对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方式，如把他关进 冰冷的囚室。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享受正常待遇。虽是监狱 的待遇，但却是正常的监狱待遇，有正常的伙食。”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所写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阿巴库莫夫被转到布特尔斯 基监狱后，邻近牢房的犯人都被撤走。加派了专门的岗哨。阿巴库莫夫昼夜戴着手 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 斯大林来得及批准阿巴库莫夫一案的第一份起诉书：他被指控在国家安全部内 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该组织搞乱了部里的整个工作。 斯大林死后，根据贝利亚的指示，对阿巴库莫夫的指控改为捏造“米格列尔人 案”和空军案以及损害马林科夫的名誉。阿巴库莫夫的回答是，几次逮捕都是遵照 斯大林的直接指示进行的，除奸反间谍总局和国家安全部事先没有提任何建议。 在贝利亚被逮捕后，阿巴库莫夫又被指控杀害党的干部，并因“列宁格勒案” 而受审。他在监狱里蹲了很长时间。在他之后抓的人都已经被枪毙了，可阿巴库莫 夫仍旧在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决断。 对阿巴库莫夫以及列昂诺夫、利哈乔夫、科马罗夫、切尔诺夫和布罗维尔曼的 庭审于1954年12月14日开始（施瓦茨曼于1955年3月单独受审）。庭审在列宁格勒市 军官之家举行。阿巴库莫夫拒不认罪。他坚称，所有决定都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 而他只不过是个执行者：“斯大林下达指示，而我子以执行。” 但阿巴库莫夫刚一说出这些话，公诉人立即起身宣称这与本案无关，并请求法 官禁止被告发言。于是，他被禁止说出任何有关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指示的内容。 这是赫鲁晓夫对本案的公诉人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下达的指示。 这样的指示法官和检察官们后来也得到过。 1956年，在莫斯科审理了前国家安全中将赖赫林的案子。他不知什么时候曾胡 乱捏造了一个妇女的案子，这名妇女现在成了证人。她这样描述那个案子的审理过 程：“这个有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年轻军人疯狂地陶醉于侦讯活动，他大权在握，可 以随便处理案件，让你只有两条路可走：监狱劳改营或是监狱刑场。他日 日夜夜只追求一个目标：摧毁人的意志，摧毁人的生命……他相当狡猾，毫无人性， 行事坚决且不知疲倦。” 人们在法庭上得知，他只受过两年教育。法官问他： “你这样的文化水平有权利获得中将军衔吗？” “当然有。安全部里职位更高的人当中，有的也只上过4年学…．，， 有一刻赖赫林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 “你们知不知道是谁给我们下的指示？我现在告诉你们。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 亚托夫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莫斯科赶来，同日丹诺夫一起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人员们一份名单。这是一份很长的名单，我们要在几天之内全面搜集名单所列人员 的材料并提出起诉……” 他的嘴巴立即被堵上了。法官命令他闭嘴，并说要让人带他离开法庭…… 此事发生在1956年，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发表了他那份有关斯大林罪行的著名报 告，而在1954年阿巴库莫夫当然不能提到斯大林及其手下的命令了。指控依然未变： “被告人阿巴库莫夫被贝利亚提拔为国家安全部长，他是阴谋犯罪集团的直接参与 者，执行了贝利亚下达的破坏任务。” 当然，指控阿巴库莫夫是贝利亚阴谋犯罪集团的参与者是毫无道理的。他只是 忠心耿耿地为斯大林服务，为此他滥用权力，捏造案件，导致无辜的人受害。 当时已被枪毙的留明指控阿巴库莫夫的罪名是他包庇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 基和其他人民公敌，而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则指控阿巴库莫 夫是“列宁格勒案” 的发起者，说他杀害了杰出的国务活动家…… 他被裁定犯有叛国、搞破坏、从事恐怖活动、参与反革命组织等罪行。1954年 12月19日，在宣判后仅一个小时，他便被执行枪决，根本就没有给他申请特赦的机 会。据内部监狱狱长说，阿巴库莫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给政治局写信说明一 切，说明一切……”他没有来得及把话讲完。 1994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修改了对阿巴库莫夫等人的判决，改用俄罗斯联 邦刑法典（1926年版）第193条第17款第2点（军人读职罪）来判定这些受审者的行 为。现在阿巴库莫夫不能被当成国事犯了。 1997年12月，最高法院重新审理了阿巴库莫夫和同他一起被判处死刑的前安全 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亚历山大·列昂诺夫及其两名副手米哈伊尔·利哈乔夫 和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的案子。不管看上去多么荒诞，他们几个已经被杀的人全 都由死刑改判为25年监禁，财产无需充公。最后这一条对他们的继承人还有些许意 义。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八章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04年生于赫尔松省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他差不多从10岁起就开始做工。父亲离开了村子，到铁尔梅兹的轧棉厂工作。未来 的部长也在那里干了4年。然后到了一个铁路工厂给钳工当帮手。 1919年底，伊格纳季耶夫当上了布哈拉铁路主机务段共青团支部书记。 1920年，这名活跃的共青团员被肃反委员会录用。他参加了攻占布哈拉市的战 斗，那次战斗赶走了酋长，布哈拉转由莫斯科政权控制：先是表面上宣布成立布哈 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924年被称作布哈拉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几个月后，前布哈 拉酋长国的土地被分割，分别归属土库曼、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布哈拉人同苏维埃政权长期对抗。他们被称作巴斯马奇分子，并被有计划地消 灭。未来的国家安全部长也参加了这些战斗。 1926年，伊格纳季耶夫入了党。1935年，他毕业于斯大林工业学院，后进入中 央委员会工业部工作。他在当时著名的中央书记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 夫的领导下工作。当上党务工作者后，伊格纳季耶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两年后，即1937年，有赖于叶若夫的努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空缺职位，伊格 纳季耶夫出任布里亚特蒙古州委第一书记：1923至1958年间，布里亚特称为布 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战争时期他是在后方度过的。1943年，他升任巴什基 尔州委第一书记。 战后，1946年，中央委员会内部建立了党员干部考查局，该局集中了一批经验 丰富的省委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被任命为局长。伊格纳季耶夫 成了他的第一副手。这工作很适合他干。 帕托利切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很信任伊格纳季耶夫，对他评价不 错。一年后，他被派往白俄罗斯任中央书记，负责农业和采购。然后被提升为第二 书记。1949年，伊格纳季耶夫被派到了国家的另一头，担任中央中亚局书记兼中央 驻乌兹别克共和国特派员。 这名言语不多的、理想的机关工作者后来被马林科夫看中，他把伊格纳季耶夫 扶上了国家的主要人事主管这一不久前还是他本人占据的重要职位。 伊格纳季耶夫领导中央委员会党、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两年时间，从1950年到 1952年。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摘下白手套” 阿巴库莫夫被逮捕后，他的第一副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代理了 数周国家安全部长职务。杀害米霍埃尔斯事件是他策划的，但当部长他不适合。斯 大林需要的不是肃反干部，而是一个外人，是新鲜血液，是一个让国家安全机关按 照需要的节奏来工作的有能力的组织者。 奥戈利佐夫同另一名副部长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皮托夫拉诺夫一道，因没 有向中央汇报有关安全部工作中的失误而受到了斥责。 1951年7月11日通过的一个专门决定任命中央委员会党、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局 长伊格纳季耶夫为中央派驻国家安全部代表。8月份他就当上了部长。 他是缅任斯基之后国家安全机关的第一个文职领导人：他没有军衔。伊格纳季 耶夫更换了该部的领导层，在一些关键的职位上任用了同他一样的党务工作者。 担任主管人事的副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的是前敖德萨州第一书记阿列克谢·阿列 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此人后来领导军队总政治部多年。据苏多普拉托夫将军讲， 叶皮谢夫上台后便开始大力清除国家安全机关中的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被怀疑参 与了由前部长阿巴库莫夫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在国家安全部机关党 代表大会上，叶皮谢夫建议增选像副部长留明这样的有功之人进入党委……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新 任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公开对国家安全部的军官表示不信任。部领导向部里的工作人 员宣读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信，信中说，肃反人员工作不力，没有发现恐怖主义分 子的巢穴，他们失去了警觉，戴着白手套工作，等等。 苏联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的费多托夫在1953年3月24日的一份汇报中说： 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会上告诉我们，政府对我们经手的案子的侦 查过程显然不满意。他说，要‘摘下白手套’，‘小心谨慎’地痛打囚犯。伊格纳 季耶夫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暗示，上面对此有指示。内部监狱里设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用来施刑，而为了拷问犯人，还专门挑选了一帮监狱工作人员…… “1953年2月，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把我叫到他那里，转达了对送交斯大林同志的 那份弗拉西克审讯记录的意见，建议对他采取体罚措施。当时伊格纳季耶夫说，斯 大林同志得知弗拉西克没有挨打时提出了指责，说侦查人员‘可怜自己人’……” 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中将曾被看作是领袖最信任的人之一。他不仅 保护斯大林，而且还负责照管斯大林的日常生活。弗拉西克被控滥用职权。领袖下 令收拾这个忠实的奴仆。伊格纳季耶夫部长亲自承担起保卫总局局长一职。 1951年春，弗拉西克被解除安全部保卫总局局长一职，此后任命他为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州阿斯别斯特市的内务部劳改营副主任。年底将其逮捕。但他很久才等到 开庭，因为克里姆林宫顾不上他。直到1955年秋天才开庭审理弗拉西克的案子。他 被判流放10年，半年后又被赦免…… 研究苏联司法问题的美国专家皮特·所罗门指出，这些年开始了反对宣判无罪 的斗争，但当时这被称作反对量刑不当的斗争。 那些宣判无罪次数过多的法官被解除了职务。如果案件退回要求进一步侦查或 是犯人后来被释放，那么检察官和侦查人员就要倒霉了。因此法官通常都尽量严判。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每次见到伊格纳季耶夫，都为此人的外行而感到惊讶。这位部长每次收到间谍情 报都当成是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苏多普拉托夫认为，伊格纳季耶夫不适合干这个 工作。 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和武装力量部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 夫斯基批准了打击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行动计划。按计划，首次打击针对的是 北约总部。 伊格纳季耶夫命令苏多普拉托夫同军事情报机关一同制定在美国军事基地从事 破坏活动的计划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伊格纳季耶夫和他的副手们想消灭德国和巴黎的流亡团体的头目，为的是向斯 大林报告一些大案子。他吩咐驻外情报机关加强对盂什维克组织的渗透，认为他们 是主要的敌人…… 1952年伊格纳季耶夫曾有过铲除前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 伦斯基的想法，此人曾计划建立“反布尔什维克民族联盟”。后来又决定不去打扰 克伦斯基。 伊格纳季耶夫曾同他的副手们讨论过杀害胆敢反对斯大林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 托的设想。当时打算把这一任务交给苏联间谍约瑟夫·罗穆亚尔多维奇·格里古列 维奇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大使。他应当要么枪杀铁托，要么让其感 染上肺鼠疫。但这一计划因太离谱而被否决。这不仅救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也救了 格里古列维奇。他后来回到莫斯科，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写了几本书，并当选科学 院通讯院士。 1952年10月，伊格纳季耶夫人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他之前担任国家安全 机关领导的所有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升至党的最高领导层。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日丹诺夫的神秘之死 季马舒克·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1926年获得医生证书，同时进入克里姆林 宫医疗卫生局工作。1948年时，她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描记办公室主任。这所医 院当时位于格拉诺夫斯基街一座著名的大楼里。 这个妇女的名字同一个大阴谋有关。这一阴谋的真正内幕到现在都没有彻底搞 清楚。1952年那起所谓的“医生案”就是由此人的一封信开始的。可这一臭名昭著 的案件的真正内幕是怎样的呢？排在斯大林之后的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安德烈·亚 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是自然死亡的吗？ 1948年夏末，政治局通过了让日丹诺夫去休假的决定，因为他觉得很不舒服。 日丹诺夫去了瓦尔代，可是这对他无济于事。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当时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调集了最好的医生。他们为这位显赫的病 人进行了检查，作了心电图，但没有发现任何危险，建议日丹诺夫多散步，多呼吸 新鲜空气。 年轻的心电描记员利季姬·季马舒克不同意克里姆林宫大专家们的意见。 她被叫去给日丹诺夫做心电图，乘飞机紧急赶到目的地。她下的诊断是“左心 室和心室隔膜部位心肌梗塞”。但是给日丹诺夫作检查的医生对她说，诊断是错误 的，日丹诺夫没有患心肌梗塞，他们要求她修改诊断书。 利季姬·季马舒克在与同行们进行的医学争论中不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 是向关注政治局所有委员的日常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苏联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局长尼 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投诉。1948年8月29日，季马舒克给他写了一封信，由 日丹诺夫的贴身侍卫、一位少校警官转交。季马舒克写道：“我认为，几位专家和 主治医生对日丹诺夫无疑很严重的病情估计不足，允许他下床、在公园里散步、看 电影，致使病情再次发作，今后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关于日丹诺夫的情况，每天都有人通过电报向克里姆林宫汇报。 8月29日，日丹诺夫再次发病。又一次把季马舒克从莫斯科叫到瓦尔代，但没有 做心电图。据她讲，那一天，“病人起床上厕所，在厕所里再次突发严重的心力衰 竭，随后并发肺气肿，心脏急剧扩张，导致病人过早死亡”。 日丹诺夫于8月30日去世。 到了9月7日，季马舒克给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 兹涅佐夫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写得非常肯定。她做了心电图测试，测试表明，日 丹诺夫患有心肌梗塞。但医生们不同意她的诊断，他们对日丹诺夫“没有制定一个 心肌梗塞患者所必需的特别严格的作息制度，继续给他做普通按摩，允许他到公园 散步，允许他看电影”。 后来，历史学家们试图搞清楚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如此坚持己见的动机。 一些人认为她想报复同行，另一些人认为她想摆脱没有向政治局委员提供应有的医 疗帮助的责任。 解剖结果证实，季马舒克是对的。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将军将季马舒克的信 转交给了她的上司和自己的朋友、从1947年起担任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的彼 得·伊万诺维奇·叶戈罗夫。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的领导对季马舒克的投诉感到 不满，将她调到医院的一所分院。看上去，这件事就此被人遗忘。 但几乎与此同时，一起新的政治案正在酝酿。在这起案件中，日丹诺夫的名字 很快被再次提及。 1948年11月20日，政治局责成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关闭该委员会的出版机构，没收委员会的案卷。暂不逮捕任何人”。逮捕行动于19 52年开始，那时就需要季马舒克了。 人们想起她是在1952年8月。她的信并没有丢失：国家安全部总有一套非常不错 的目录卡。把季马舒克的信从档案里拿出来，这封信成了“医生杀人犯”一案的依 据。 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把她传去，请她详细描述日丹诺夫去世的有关情况。 她被盘问过几次，1953年1月20日，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 科夫邀请她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代表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对她的警惕 性表示感谢。 第二天，1月21日，列宁逝世纪念日，中央各大报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今：“因在揭发医生杀人犯一事上向政府提供帮助，特授予医生季马舒克·利季姬 ·费奥多西耶夫娜列宁勋章。” 差不多直到斯大林去世，所有报纸都在采写这位爱国医生的事迹。她在一天之 内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物。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为日丹诺夫看病的医生被逮捕，其中包括：克里姆林宫医 疗卫生局局长叶戈罗夫、从1934年起就担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的弗拉基米尔 ·尼基托维奇·维诺格拉多夫、医院专家弗拉基米尔·哈里托诺维奇·瓦西连科教 授、主治医生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马约罗夫。 另外几位著名的医生也被逮捕。所有人的罪名是，他们根据外国间谍机关下达 的任务，通过采取破坏性的、不正确的治疗方案来杀害苏联领导人。 季马舒克的信成了全苏范围内揭露穿白大褂的杀手医生暴徒行动的起因。 此案立刻具有了反犹太人的性质，因为大多数被捕者是犹太人。 一种真正的狂热席卷全国。 人们拒绝看病吃药。每一位医生都受到了怀疑。 在苏联驻巴黎使馆，大使的医生被软禁，尽管她的丈夫是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 而正在这时，好像老天故意作弄人，路过巴黎的副外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 罗米柯恰好病了。只好把医生叫来。她给病人作了检查是流感。她递药给葛罗 米柯。未来的部长粗鲁地推开她的手： “您的药我是不会吃的！” 季马舒克的幸福并没持续多久。斯大林死后，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向季马舒克 颁发奖章的命令，认为这一命令“根据现已查明鹌实际情况来看是不正确的”。就 在这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停止凭空捏造的“医生杀人犯”一案的诉讼 程序、释放在押的37名该案被告并为其恢复名誉的决定。 1953年4月4日，关于没收利季姬·季马舒克勋章的通告见诸报端。两天后有报 道说，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本人在医生案中负有罪责。 不过有一件事仍然是个谜：为什么全国最好的医生都没能给日丹诺夫下一个正 确的诊断呢？ 安德烈·日丹诺夫是国内第二号人物。一般认为，他排挤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 正因如此，在他死后，他们开始报复。他们把阿巴库莫夫投入监狱，并策划了“列 宁格勒案”，目的是铲除所有日丹诺夫的人。人们通常都这么想。 其实，一切并非如此。铲除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根本不是机关内部勾心斗角 的结果，虽然许多人确实为腾出了许多高级职位而感到高兴。 “列宁格勒案” 早在日丹诺夫生前就已经在策划了。在特定的条件下，安德烈 ·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本人会成为“列宁格勒案” 的主要被告。 他的好光景早在他寿终正寝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在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德 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舍皮洛夫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在这 次会议上，斯大林强烈抨击了日丹诺夫。 但斯大林看来不想碰日丹诺夫，因为战后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行动都与他的名 字相关联。如果把他送进监狱，那么关于文学、音乐、电影方面的那些著名的决定 都得扔进废纸篓了。 日丹诺夫不再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甚至妨碍了斯大林。历史学家认为，有证 据表明，日丹诺夫是在他人的“帮助”下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是个病病快快的人。上面提到的那位舍皮洛夫回忆道，日丹诺夫感觉很不好， 每次出席政治局会议很艰难，还昏迷过。脸像死人一样。然而有关日丹诺夫是否需 要休假和他到底去哪里休假的问题却不是由医生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局决定的。 关于他去哪里休假的问题，有过各种方案。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被送往瓦尔 代。既然他病得这么厉害，干嘛不送他进医院呢？至于瓦尔代，现在许多医生说， 这个地方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并不适宜。 舍皮洛夫就对日丹诺夫说过：“您应该赶快住院！” 日丹诺夫回答他：“不，政治局已决定，我应当去瓦尔代。斯大林同志说，那 里空气很好，对心脏病患者有益。” 斯大林还在临别时嘱咐医生：“你们要多带他散散步，要不他的体重会增加……” 现在没有能够讲述日丹诺夫之死的真实情况的见证人。先是日丹诺夫的女管家 在他死后七天自缢身亡。然后是曾同维诺格拉多夫教授一起解剖尸体的主治医生被 杀。1951年，日丹诺夫去世时所住的那所国有别墅的管理员被枪杀。人们在他的尸 体上发现了两个弹孔……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 在生前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几个月，斯大林处理得更多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事 务，而不是党中央或部长会议的事务。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和国家安全部长几乎 每天都去斯大林那里。幅员辽阔的国家陷入了贫穷，农村在闹饥荒，而他那如今已 经老化了的心智却闭锁于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之中。 当时在同时谋划几个大案，这些案子计划以公审形式来结束，就像30年代那样。 在斯大林临死前，1953年初，通过了关于增加劳改营和监狱里的名额的决定。 交通部受命为运送大批犯人做准备。 国家安全部在阿巴库莫夫、而后是伊格纳季耶夫的领导下搜集了有关朱可夫元 帅的材料。朱可夫身边的人从司机到关系密切的将军全都被送进了监狱。 任何人都可能失宠被黜。斯大林没有永远的依恋对象。1942年3月25日，国防委 员会通过了《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决定说，交通人民委员拉扎尔·莫伊 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没能在战时条件下胜任工作”。他被解除了人民委员职务。 他仍旧是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成员、政府副总理，但这已没有任何意义。 斯大林派他去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这一小职务。他从那里给斯大林 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好让斯大林想起自己，并请求给他“随便寄来些材料，好 让我哪怕是稍稍了解一点情况，不至于太闭塞”。 不过他失宠的时间并不长。卡冈诺维奇很走运。1943年斯大林将他召回莫斯科， 重新任命他为人民委员…… 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被当成了外国间谍。斯大林死后，他们反问： 他怎么会想到说他们是间谍？然而他们本人也把政治局里自己的同志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说成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们了解领袖，那么他们 为什么以为自己就能够幸免于难呢？ 196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受赫鲁晓夫的委托同瓦西里· 斯大林谈了话。伏罗希洛夫因瓦西里酗酒而申斥了他。他还说起了老斯大林：“你 父亲晚年太奇怪了，他曾问我，我和英国人的事情怎么样了。他说我是英国间谍……” 斯大林要是再多活一阵子，莫洛托夫等人也会被列入执行枪决的新名单中。但 斯大林打算先整治贝利亚。在他身边的所有人当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拉夫连季·帕 夫洛维奇，此人生性果断而又喜欢冒险，做事不抱任何幻想。 斯大林不能容忍自己身边的人相互联络。国家所有最高领导人都被窃听，其中 也包括国家安全部长。一次不小心的谈话就可能葬送前程与性命。贝利亚比他人更 了解这一点。 据伊格纳季耶夫后来回忆，贝利亚在交谈中话语简练，生怕多嘴失言。 在生前最后几个月，斯大林更换了位于沃伦斯基那座别墅的所有仆人和侍卫。 现在他觉得，他的侍卫无论是同贝利亚，还是同国家安全机关的那些前任领导人们 都没有瓜葛。他任命了党务工作者谢苗·伊格纳季耶夫来接替阿巴库莫夫出任新部 长，此人对肃反人员来说是个外人。 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完全由一些新人年轻的党务工作者组成。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被任命为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助理。战争期 间他在除奸总局服役，战后在共青团里工作，然后人社会科学院学习，但在上一年 级时，他再次被召回国家安全部门工作。 梅夏采夫曾对我讲： “差不多在1953年初，我们3个共青团工作者被请到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同每 个人单独谈了话。我当时正在奥斯坦基诺骑车兜风，骑到楼跟前，看到停着一辆漂 亮的汽车，是政治局委员乘坐的。我想，是来找谁的？原来是找我的：‘马林科夫 同志等着您呢，您得赶快去。’ “我上了马林科夫书记的楼层。他的办公室里有中央书记阿韦尔基·鲍里索维 奇·阿里斯托夫和国家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我作了自我介绍。马林科夫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尼古拉·尼 古拉耶维奇，我们决定请您到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工作。您经验丰富，是专门学 法律的，请您帮助谢苗·杰尼索维奇搞好工作。’ “这真如同当头一棒。我没想过走回头路。我已经确定了另一条生活道路。但 你又能说什么呢？我说：我同意。 “我跟了伊格纳季耶夫。我们说好，我不直接从事侦讯工作，而是认真研读根 据‘医生案’和阿巴库莫夫案的审讯记录而写出的报告。 “我一开始阅读，便吓得毛骨惊然。 “侦查人员拿了病历比如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的那份病历 认真地看了一遍。可一个侦查员能成为耳鼻喉科专家吗？结果可想而知。有人 给耳朵剧痛的安德烈耶夫开了一点麻醉药以缓解疼痛。侦查人员将此事嫁祸于主治 医生，说他引诱政治局委员吸食毒品，导致其精神失常。这显然是在捏造事实。 “马林科夫在接见我时说：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陈述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越 过部长请示马林科夫不合适。我相信，曾经是党务工作者的谢苗·杰尼索维奇在同 我谈话后一定会向马林科夫汇报一切的。 “斯大林死后，接替伊格纳季耶夫位置的贝利亚立刻放了那些医生。伊格纳季 耶夫患了心肌梗塞，被送进了医院。 “审讯阿巴库莫夫的是前共青团中央书记瓦西里·尼基福罗维奇·扎伊奇科夫。 瓦夏（瓦西里的小名译者注）对我讲述了阿巴库莫夫第一次被带到他跟前时的 情形。阿巴库莫夫说：‘啊，给我派了一个新来的侦查员。’瓦夏问：‘您怎么知 道是新来的？’‘您曾是最高苏维埃代表，您的领子上还有别过证章的痕迹，您还 穿着进口皮鞋……’阿巴库莫夫一下子就看出了他的身份。瓦夏审问他，阿巴库莫 夫否认叛国指控，他说，他犯过错误，有过不足和疏漏。‘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我没有背叛祖国。’ “据瓦夏·扎伊奇科夫讲，阿巴库莫夫曾试图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写信，申述 自己的无辜。” 我问梅夏采夫：伊格纳季耶夫这个人怎么样？ “在机关里工作如同所有行当一样，需要天赋。如果我缝制靴子，我就应当喜 欢这一行并且做得好。我是最后的一个环节，我决定是否让一个人蹲监狱。我觉得， 伊格纳季耶夫面对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同志态度随和，不够强硬，这促使 他转而采取非法行动……” 斯大林对待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就像是教授对待寄予厚望的研究生一样。他 请他们到自己的别墅，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他亲自校改文件，讲述该如 何起草起诉书。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亲自考虑侦查员应当在审讯中向自己的 “猎物”提哪些问题。他亲自决定什么时候逮捕什么人，关进哪个监狱。当然，他 还决定审判结果。 可以说，从公益角度来讲，斯大林履行了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的职 责。 他很关心那些被他召进国家安全部的年轻人。根据他的指示，一些新的侦查员 享受提供给高级官员的待遇。比如，他们可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就医问药，虽 然根据职务他们不应享受这一待遇。 暗箱操作、信封里塞钱、背地里做手脚这些并非叶利钦时代的人们想出来 的。这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所有最高官员都可以拿到装在信封里的第二份工资， 这份工资既不用上税，也不用扣党费…… 斯大林为了让肃反工作者们高兴，决定重新使用国家安全部门军官的专用职衔 称号。1952年8月21日，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出台，所有尉官和校官在军衔 前面都加上了“国家安全” 字样。 斯大林借助利季娅·季马舒克而成功挑起的“医生案” 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 当时打算审理数起诉讼案件，让所有被告人都承认他们是美国间谍和恐怖分子。 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人不承认 自己是间谍。这是在1952年。 所有被告人都是犹太人：演员韦尼阿明·祖斯金，院士利娜·施股，作家佩列 茨·马尔基什、列夫·克维特科、谢苗·加尔金、达维德·戈弗施泰因，联共（布） 前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这是一个种族诉讼案件。被告受审不是因为犯 罪，而是因为其出身。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于1941年为反对纳粹而成立的。该案判决结果是要表 明，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都在为大洋彼岸的主子卖命。但这一诉讼失败了。 改革时期公布了一些档案材料，42卷侦查案卷和8卷庭审记录被解密。对这些材 料进行了研究的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撰写了一本有关此 案的书《出身的罪过》。 主审法官、司法中将切普佐夫在审理由国家安全部侦查员办理的一些案件时， 常常是迅速而毫不犹疑地作出死刑判决。 1950年，他判处米里阿姆·热列兹诺娃（艾森施塔特）和萨穆伊尔·佩尔索夫 死刑，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国。当时，这位将军对他们的“罪证”非常满意： 向国外提供有关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文章和关于那些犹太族苏联英雄的特写。 但是，当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为期两个月的庭审程序按中央指示安 排妥当后，在对被告人进行详细审问时，侦查期间收集到的“证据”引起怀疑，整 个事情陷入绝境。切普佐夫将军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他甚 至对受审者产生了敬意。 坐在被告席上的演员、作家和医生没有参与策划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没有 从事间谍和背叛活动，甚至没有进行反苏宣传。 切普佐夫中将认定自己的被告只犯了一项罪。他揭发他们希望用母语写作，出 版犹太语书籍，保护本民族文化古迹，保留自己的剧院并在其中上演老剧目。切普 佐夫将军指责其中一名被告：“为什么一名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先进 的犹太知识分子，要同教士、拉比、蒙昧主义者交往，同他们谈经论道，请教他们 关于无酵饼、祷告书和犹太教所谓洁净肉食的问题？” 当局要求犹太人彻底同化， 就像现在的前苏联共和国要求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彻底同化一样。一名文化程度不 高的侦查员在看到作家阿布拉姆·科甘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改正错误时痛打了他一 顿：这家伙，懂俄语，却用犹太语写作！关心民族文化被认为是有害的，是反爱国 主义的。然而，将军和他的陪审员们不想为此而枪毙他们。 冒着开除党籍、失去功名的危险，可能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切普佐夫将军请求 中央允许驳回案子作进一步调查。 但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不允许这样做：“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面 前屈膝投降吗？对这件案子的判决是经过人民批准的。这个案子政治局研究过三次， 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于是，那些被告在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被枪毙。假如案件 被驳回作进一步调查，他们就会得救。 被铲除的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几乎是在博尔夏戈夫斯基的书面世的同时， 前克格勃将军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在关于苏联核武器间谍 活动的一章里，他提到了巧妙地招募了美国人作间谍的情报员格里戈里·海费茨。 在回到莫斯科后，海费茨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副责任秘书肩负向国 家安全部汇报一切情况的职责。 1948年夏天，海费茨编录了几份犹太人名单，这些犹太人曾前往反法西斯委员 会，请求派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同当时苏联报刊猛烈抨击的阿拉伯 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把名单交给了国家安全部，以便安全部“采取措施”。海费 茨一案被单独立案审理，对他的判决不是死刑，而是25年劳改…… 尽管受到了侮辱与折磨，这些早已不再年轻、身体也不是很健壮的人表现出了 精神的力量和勇敢的气概。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最后射出 的子弹，如果没有鲜血，我们本可以为受侦讯者的勇敢无畏而高兴……” 在斯大林死前的最后几个月，对“医生案” 的侦查变得很疯狂。这使人觉得， 公开庭审的日期早已确定下来了。一名侦查人员曾带着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抱怨口 气对被捕的拉波波特教授说：“您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口供？带着这样的口供是无法 公开出庭的！” 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们对医生一案很着急，因为得尽快搞到关于他们为哪个国 家的情报机关工作的材料。当时还在准备第二个案子，是关于克里姆林宫保卫部门 的一个军官的，此人似乎与美国人有联系。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仅指控它干涉苏联内 部事务，而且指控它针对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策划恐怖活动。例如指控美国人 打算在斯大林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时，从座落在练马厅广场的美国使馆的窗户里 向克里姆林宫开枪射击。 美国大使实际上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外出休假，但却不能回来：不让他 回莫斯科。使馆无人领导。苏方要求将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引渡给苏联司法部门。 美国人回忆说，他们生活在莫斯科就像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里面，他们有一 种感觉，即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 苏联人觉得处处都有外国间谍。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 朱别伊回忆，1952年夏天，他同白俄罗斯共青团第一书记、前游击队员、苏联英雄 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被派往奥地利参加保卫和平青年大会。在维也纳他们 到处都看到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马舍罗夫微微蠕动嘴唇，对阿朱别伊说：“这是个 特务，记住他，阿列克谢，不要留下痕迹……” 淄莫夫教授说：“1950年被捕的人曾回忆说，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通往审讯犯 人的侦讯楼的楼梯台阶严重磨损，以至于根本没法走，只能贴着墙走。而关门装修 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犯人源源不断……” 斯大林打算重复1937年的大清洗。那个时候搜捕的是德国间谍，现在是美国间 谍。 令历史学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斯大林在时不时地宣布某位最高层领导 人应对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狂，而在多 大程度上又是出于一种卑鄙小人的盘算。 我已经引述过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关于他同法捷耶夫几次 谈话的回忆录。有一次，是在战后，法捷耶夫被斯大林叫去： “法捷耶夫同志，您应当帮帮我们。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真正地帮助国家同敌 人作斗争。我们给了您一个‘秘书长’的响亮称号（1946-1954年，法捷耶夫担任 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一职作者注），而您却不知道，您周围有一些老牌国际间 谍。” “可谁是间谍呢？” 斯大林微微一笑，有的人因为这种微笑而晕过去，法捷耶夫也知道，这一微笑 没有什么好兆头。 “为什么要我告诉您这些间谍的名字呢？您本应当知道的。不过，法捷耶夫同 志，如果您是一个这样差劲的人，那么我可以给您提个醒，告诉您该从哪个方向去 找以及您能帮我们做什么。第一，老牌间谍是您最好的朋友帕夫连科。第二，您很 清楚，伊利亚·爱伦堡是个国际间谍。第三，难道您不知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是 英国间谍吗？我此时问您，您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为什么您不给我们任何暗示呢？……” 斯大林想再次使用那种在他看来确保他1937年大清洗获得成功的模式。他那时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中央书记叶若夫接替肃反头子亚戈达，将老工作人员清除 出国家安全机关，派职业党务工作者前去接替。而那些被捕者被列为德国间谍，因 为人民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 如今肃反头子阿巴库莫夫被苏共中央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所取代，党和共青团机 关里的年轻人被调往国家安全部。被捕者被称作是美国间谍。但鉴于1952年公众的 情绪不同于1937年，需要进行公审。公审可以激化国民的仇恨，可以为大清洗创造 必要的气氛。 然而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切……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 在3月份的那一天，在领袖的尸体旁，瓦西里·斯大林第一个喊道，他的父亲是 被谋杀的。这样想的人不止他一个。 斯大林即使上了年纪，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人。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 他会猝然死亡，虽然最后几年他一直疾病缠身。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来判断，他得 过两次中风。但当时这事是不能说的。 当他感觉不适的时候，他不让任何人到他跟前来。他曾在南方生病。在他第二 次中风的时候，贝利亚想前去探望他，斯大林没有允许。 他不仅不需要纯粹出于人性的同情，而且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恙在身。他的病 是国家最高机密。所有人都认为，领袖身体健康，并且在工作着，即使是休假时也 在工作。 苏联报刊每天写这个人的事情，而他想的是让同胞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允许他 们知道的范畴。 比如，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和官方的履历介绍中都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 奇·朱加什维利生于1879年12月21日（公历）。但有文件表明，他的出生时间比通 常认为的要早一年零三天，不是1879年，而是1878年。 在哥里圣母升天教堂的生死登记册上写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生于1878年。 他在哥里教会学校的毕业证明、警察局的文件以及他1920年亲手填写的履历表上也 写着这个年份。此后他的出生年份便被更改了。 斯大林后来自己填写表格时，出生年份一栏他干脆就空过去不填了。如果是别 人按他的口述来填写，那就让写多大年纪，比方说45岁还是没有指明出生年份…… 历史学家们认为，此事是有缘由的。 瑙莫夫教授说： “这样做似乎是想掩盖在蹲监狱期间同宪兵局打交道的事情。如何从卡片库里 找一个人呢？得知道姓、名、父称和出生日期。如果出生日期不一样，人就找不到 了……” 这是不是说，历史学家们还是怀疑斯大林同宪兵局有某种关系？ 瑙莫夫教授说： “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谁知道一个人进了监狱后会有什么样的言行呢？ 自由的时候，跟同志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英雄；而在那里会是另一个人。特别的关 系很可能不会有，但是某种动摇和尽快获得自由的愿望是可能有的。而斯大林不希 望有人知道这件事……” 斯大林的私生活和健康状况也属于这类秘密。战前他是个健康的人，只是经常 得流感和咽峡炎。 保留在政治局档案里的斯大林个人案卷被人巧妙地清理过了，没有完整的病历。 有那么个别几页装在封口的信封里。上面可以找到关于困扰斯大林的没完没了的感 冒和咽炎的医生记录。但关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却只字未提。他曾经向周围的人 抱怨说头痛，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典型的症状，而有关他这种抱怨的医疗记录却 没有。 战后他开始病得厉害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从1945年起，他每年都要 在南方度过三四个月。通常都是在12月ZI日，即他的生日前回来。在远离众人的南 方，他接受治疗。对他进行的一些分析化验的结果保存了下来。只是开的证明用的 都是别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取送单据的保卫人员的名字。1952年，所有化验单据用 的都是他的侍卫长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 瑙莫夫教授说： “有人说斯大林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经常赶走医生，说给他治病的是波斯克列 贝舍夫，这并不符合事实。波斯克列贝舍夫对请医生一事负责。而且给斯大林开的 所有药，他都要第一个服用！” 这种中世纪所使用的防止中毒的方法是否证明斯大林很怕死？ 瑙莫夫教授说： “斯大林就像他的帝国里的所有人一样胆小怕事。他怕遭到谋害，怕有人给他 下毒。他活在一个充满刑事犯的世界里。如果他杀人，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杀他呢？ 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就餐时，也都不急于吃东西。每个菜都得有人尝过。人们把这当 成是关心客人的表现……” 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拉科西·马加斯曾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回忆说，斯 大林通常要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吃晚饭： “食物和饮料放在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都自助，包括斯大林。他总是充满好 奇心地掀开菜盘上的盖子，让我注意这道或那道菜。聚餐的时候斯大林甚至总要多 喝几杯。我不止一次观察他如何端着并不适合用来喝香槟的高脚杯，一小口一小口 地饮用齐姆良葡萄酒或是香摈酒。不过斯大林喝酒的过程就像他抽烟一样，同抽烟 本身相比，斯大林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撕开‘黑塞哥维纳’牌烟的纸卷，将烟丝装满 烟斗，然后一口一口将烟丝引燃。 “这种晚餐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人们讲着笑话，甚至有不少是下流的笑话， 伴随而来的是在座众人的哈哈大笑声…… “当凌晨三点钟斯大林走出房间时，我提醒政治局委员们：‘斯大林已经73岁 了，这种延续到深夜的晚餐不会损害他的身体吗？’同志们让我放心，对我说，斯 大林知道分寸。的确，斯大林回来了，但几分钟后便起身，人们也开始散去。”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斯大林在“近郊” 别墅度过他生命中最后 一个新年的情景： “斯大林心情很好，因此自己喝了很多酒，也让别人多喝。然后他走到电唱机 前，开始放唱片。大家听了管弦乐、俄罗斯民歌和格鲁吉亚民歌。然后他放了舞曲，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舞。 “我们有一位‘公认’的跳舞高手米高扬，不过他跳什么舞都是一个样， 无论是俄罗斯舞还是高加索舞，所有舞都从列兹金卡舞开始。而后伏罗希洛夫跟着 跳了起来，其他人也随之起舞。我本人没有‘动手动脚’。布尔加宁脚踏节拍，和 着一首俄罗斯的什么舞曲。斯大林也挪动双脚，摊开双臂。我要说，大家的情绪都 不错。 “后来斯韦特兰娜露面了。父亲当时就让这个不喝酒的年轻女子跳个舞。女儿 执意不肯，斯大林这个当爸爸的便开始一个劲地揪她的头发。” 两个月后，领袖与世长辞。 在3月的那些日子里，国家安全部因斯大林生病而写了几份反应综报。落款日期 为3月5日的军内反应综报目前已被解密。我们只从中节选几个片断： “斯大林同志之所以得了重病，罪魁祸首还是那些医生杀人犯。他们给斯大林 同志服用慢性毒药。” “斯大林同志有高血压，而他的敌人却让他到南方去治疗。看来这也是医生所 为。” “斯大林同志可能也是中了毒。我们面临艰难的生活，他们毒害了所有人，而 真话却不能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康复，那么我们应当到以色列去，消灭犹太人。” 不过，当时也发现有人说：“他是罪有应得。”这些人被下令逮捕。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相信，斯大林是被害死的。有关的说法有很多。 第一种说法： 斯大林是贝利亚害死的，因为他知道斯大林准备除掉他，于是赶在领袖前面下 手了。 按照这种说法，贝利亚预先除去了所有忠于斯大林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助手波 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将军，他在领袖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安插了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专门为此策划了“医生案”斯大林 不信任其他医生，不让他们靠近自己。在需要的时刻，贝利亚命令国家安全部保卫 局的工作人员赫鲁斯塔廖夫给斯大林打了致命的一针。 事实上，贝利亚在那些年并没有掌控国家安全部，斯大林的侍卫并不由他来挑 选，“医生案”也不是他策划的。但即便没有证据，传闻依然存在。 第二种说法： 斯大林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害死的，因为斯大林想把所有犹 太人都赶到西伯利亚。 在别墅交谈时，卡冈诺维奇要求客观审理“医生案”，由此出现了争吵。斯大 林想叫警卫，但米高扬没让他按铃。斯大林突然发病，而后一命呜呼。 关于这一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卡冈诺维奇让自己的侄女萝扎作了斯大林的 情人，她在领袖的药房里偷偷更换了药片。 从来就没有什么萝扎·卡冈诺维奇，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本人到死都是斯大林 最忠实的奴仆，他的胆子特别小，一辈子都没敢反驳过斯大林。但有人愿意相信确 实有这么回事。 第三种说法：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电水壶，中央主席团（在1952年召开的18大上，政治 局改名为主席团）的任何一名成员都有可能偷偷在里面下毒。斯大林在送走同志们 之后想喝点茶，结果却喝了毒药。 当赫鲁晓夫等人早晨回来后，斯大林还活着。他们看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便 勒他的脖子。最终弄死了老头儿。而保卫人员则被他们枪毙，为的是谁也不知道这 件事。 这是最为荒诞离奇的一种说法…… 根据近些年来收集到的文件资料来判断，1953年3月的那些天，情况是另外一个 样子。 多年担任《真理报》总编辑的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 位于昆采沃的那所木制结构的别墅，即斯大林那所著名的“近郊”别墅，先前只有 一层楼，后来又加盖了第二层。紧挨着别墅的是警卫和服务人员的住房。墙上挂着 一个标有数字的信号盘。每一个数字对应的是别墅里的一个房间或是一个地段。信 号盘上亮着小灯，这是为了让警卫知道，斯大林在什么地方。他始终处于监护之中…… 那天早上斯大林比平时晚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警卫们不敢去打扰他。而当他 们进去之后，发现他躺在地板上。 各种说法的制造者都肯定地说，警卫人员将所发生的事情报告了贝利亚。“可 为什么报告给他呢？”人们向这些制造者们提出疑问。 事实上，警卫人员按规定给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打了电 话。而他吓坏了，对警卫说：给贝利亚或马林科夫打电话。他们给马林科夫拨通了 电话。他当时的职位应该算是最高。他本人又给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打电 话。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4个人一起来了。 为什么是这4个人呢？因为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内只邀请过这4个人来这里。 其他人来不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甚至还有老朋友伏罗希洛夫全都 处境不妙。斯大林不让他们到自己的别墅来。他说莫洛托夫是美国间谍，称伏罗希 洛夫是英国间谍这一切并不是在开玩笑。 斯大林在生前最后一次党代会即党的19大上，挑选了许多新人进入中央主席团， 这意味着，他想仔细观察一下他们。他把新人召集到在一起，同他们交谈，告诉他 们，中央书记应当怎样工作，主席团成员应当怎么做。他打算用他们来取代老的领 导层。因此不论是莫洛托夫。米高扬还是贝利亚等待他们的都是逮捕。 4人到来后，警卫人员汇报说，他们发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于是把他抬到了沙 发上。现在他看上去像是睡着了。政治局委员们胆战心惊，不敢进他的房间：万一 斯大林突然醒过来，发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闯进来，那可怎么办。他们走了。 警卫人员第二次打电话，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已聚到一起有责任大家都担 着！他们在医生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别墅。 第一个走到斯大林跟前的医生不敢抓他的手。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来到 已经垂死的斯大林的房前，可他却不敢进来。 领袖的生命危在旦夕，可他们还在他身旁战战兢兢。谁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 斯大林自己害死了自己。他在自己身边制造了这种恐怖气氛，以至于他的助手 和警卫在他临死时都不敢去帮他。 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害怕斯大林。原因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回忆了差不多是最后 一次来斯大林别墅时的情形。当时他坐到了桌子旁，一叠文件将他挡住了，领袖看 不到他的眼睛。他对赫鲁晓夫说：“你藏什么？我又不会逮捕你。把文件挪开，坐 近点……” 有人说，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没有医生照料，没有接受治疗。我就此请教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他研究过领袖的私人文件。 “不是这样，”瑙莫夫教授回答，“医生在他身边。在最后一次发病时他们也 在跟前。至于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许多情况还不清楚，这是另一码事。但有一点已经 可以确定，斯大林那一晚并没有睡觉。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穿着衣服。而且他 也没有摘下假牙。假如他上床睡觉的话，他一定会摘掉假牙的：所有戴假牙的人都 知道为什么夜里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 现在可以完全肯定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当斯大林还没有死并且医生们甚至说他 的情况略有好转的时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便已急急忙忙开 始瓜分权力了。 正因为如此，在1953年3月的那几天，贝利亚守在已经失去知觉的斯大林的身体 前，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可当他觉得斯大林的眉毛好像略微动了一下后，他 吓得跪了下来……令他的战友们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终究也没有康复。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伊格纳季耶夫当选为中央书记，主管护法机关。 而过了整整一个月，4月5日，贝利亚将他赶下台，理由是他在领导前国家安全部的 那一年半时间里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在决定停止调查“医生案”并释放被捕者的那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议的第 三点是这样写的： “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歪曲苏 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 贝利亚可能是想把他送进监狱，可马林科夫救了自己人。伊格纳季耶夫是马林 科夫的人，而且他也没有忘记这一点。近几个月来，他把自己的所有报告都送给了 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鉴于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领导苏联前国家安全部期间犯下严 重错误”，他被开除出中央书记处，被调往巴什基尔担任州委书记。 但到了7月份，当贝利亚被抓起来之后，伊格纳季耶夫成了“受贝利亚迫害的人”。 更主要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及时地从马林科夫那里转而投靠了赫鲁晓夫。他被恢复 了中央委员资格，尽管伊格纳季耶夫直接审理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子并策 划了“医生案”。 的确，在最紧张的那一刻，他突发心脏病，后来的诊断是心肌梗塞。这是可以 理解的：他掉进了绞肉机里，面对这种残酷的局面，即使是强健的心脏也会受不了 的。 于是，安全部有关上述案件的所有信函都由接替伊格纳季耶夫的第一副部长戈 格利泽来签发。他也向斯大林汇报工作。因此伊格纳季耶夫很走运。 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务工作者，一个官僚。斯大林指望在他身上看到第二个叶若 夫，那个赶走了机构内所有人员、带来一班新人、自己亲自下牢房、亲自审问犯人 并动手打人的叶若夫。伊格纳季耶夫辜负了他的期望，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认真 准确地执行领袖的一切指示，要求下属们逼出需要的供词，而自己却坐在办公桌后 面。 失望的斯大林直接对他说：“你怎么，想吃闲饭？休想。你忘了列宁下令枪毙 卡普兰？还有捷尔任斯基吩咐除掉萨温科夫。你要是怕手脚不干净，我打你嘴巴。 要是不完成我的指示，你会被送进阿巴库莫夫旁边那间牢房里。” 赫鲁晓夫在20大的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回忆了这件事：“伊格纳季耶夫代表 就坐在这儿，斯大林对他说：您要是不能让这些人认罪，您就会掉脑袋的。他亲自 叫来侦查员，亲自下达指示，亲自告诉他侦查方法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打……” 伊格纳季耶夫于是得了心肌梗塞，这在如此残酷的情况下不足为奇。假如斯大 林不死，伊格纳季耶夫也会跟着阿巴库莫夫进监狱。所以，那些在斯大林棺前流泪 的人，他们是在为自己能活着而高兴得流泪。 赫鲁晓夫没有把伊格纳季耶夫调回中央，不过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干了4年的巴什 基尔州委第一书记，还担任了3年鞑靼州委第一书记。1960年，赫鲁晓夫让这个4枚 列宁勋章获得者告老还乡。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只有56岁，但赫鲁晓夫已经不需要他 了。这位前国家安全部长共享用了20多年的个人特批退休金。 他死于1983年，死后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1983年11月30日，《真理报》上刊登了一则不长的讣告，宣布了“联盟级个人 特批退休金领取者、1926年入党的苏共党员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去 世的消息。讣告中说，“他谦逊质朴，关心他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九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 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命运有过重大的影响。们对他评价不一。一些认为他是个鬼 城，另一些则称他是没有得到机会施展才能的杰出的组织者。 历史显然有可能走另一条道路。假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不是这 样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同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就不会是他 的名字，而是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名字。 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到他被枪决的那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以激进改革的主要 发起的形象出现在们面前。 当年们愤怒地归咎于贝利亚的所有罪责，如今都可以看成是他的功绩了：反对 针对斯大林的个崇拜，反对党的机构管理一切，实行大赦，提拔民族干部，努力恢 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不阻碍德国统一。 贝利亚所做的一切不容忽视。只有一点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在斯大林死后极 力同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脱离干系的变色龙呢，还是他的确有某种改革的计划？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怕他 1953年3月5日，贝利亚元帅成了国家领导之-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党中 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内务部长。而6月26日他就被逮捕。他当权114天。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着手采取措施，使这个几乎完全被断送的国家得以复 苏：释放了第一批政治犯，缓解恐惧气氛，外交领域出现了最初的缓和迹象。停办 了由国家安全部搞出来的几个声名狼藉的案子，并且惩罚了这些案子的策划者。开 始在已经打了3年仗的朝鲜进行和谈。 医生们还没有确定斯大林的死因，而他的战友们却已开始瓜分权力。原来由斯 大林担任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交由马林科夫担任。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提议让马林 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恰恰是贝利亚。 在斯大林生前，马林科夫是二号物，现在他按常规当上了头号物。约瑟夫·维 萨里奥诺维奇还给自己保留了一个中央书记的头衔，而马林科夫放弃了这一职务。 4个最重要的物成了政府第一副主席：贝利亚，他还是内务部长；莫洛托夫，他 还是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还有卡冈诺维奇。这4个同马林科夫和赫 鲁晓夫一起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核心。 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总共由5组成，不过第5位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 耶夫差不多立即就被丢脸地开除出书记处。领导党的工作的是赫鲁晓夫，但他 只是到了1953年9月才当上第一书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认为，政府比党中央重要。 列宁时期是这样，斯大林后期也是如此。关键的问题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团解决。 况且，除了赫鲁晓夫之外，中央书记都是些威望不高的机关工作者，他们不可 能也不敢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争执。 赫鲁晓夫后来在中央全会上说，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拉科西·马加斯来到莫 斯科，他礼貌地问苏联的同志：“我向诸位请教，什么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内解决， 而什么问题应当在中央委员会解决？” 当时贝利亚轻蔑地说：“什么中央委员会？ 就让部长会议解决一切算了，中央委员会就摘事和宣传吧。” 5月8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完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的社论。社论说：“党 的委员会取代了苏维埃机构并使其失去独立性，代替它来工作……承担了不属于自 身的行政命令职能……”所有都注意到了这一社论。 3月5日通过决定：建立一个将内务部和前国家安全部合二为一的统一的内务部。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博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和伊万·亚 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被任命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 贝利亚从牢里释放了大约半数在伊格纳季耶夫任部长时被逮捕的安全部工作员， 释放的是那些他信任的和他需要的。除少数外，肃反工作者们为他返回卢比扬卡感 到高兴。 在伊格纳季耶夫当部长期间担任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副局长的尼古拉·尼古 拉耶维奇·梅夏采夫对我说，斯大林死的时候，他在英国，随一个青年代表团去了 那里： “我回到莫斯科，主事的已经成了贝利亚。他两次召见我，建议我留在机关里。 我说，我不是肃反工作者出身，而是搞宣传的。他说：‘我和你就是要展开这样的 宣传，所有都会吃惊的。’他是在五一节前夕接见我的，他穿着一件衬衫，扣子敞 到肚脐，领带松松垮垮，袖子卷起来，手臂毛乎乎的，手指胖胖的，说着粗野的骂 娘话。我当时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译者注），你居然还在红场上举着 他的画像？！你举的是什么的画像？这是个流氓，是个政治冒险主义者很有才 能，但是个冒险主义者。”’ “您当时居然想到这些？” “是的。我还想了另外一点：不要给自己塑造偶像，要理智行事。我说，我请 求让我回社会科学院去学习。他说：‘回去想一想。’我给同志们打电话，他们说： ‘离开吧，要不会进监狱的。我们现在什么也干不成。’一周后，他第二次把我叫 去。‘怎么样？’我说：‘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同志，我请求调我回社会科学院学 习。’‘是最后决定吗？’‘是最后决定。’‘收拾行李，到莫斯科的大街上讨饭 去吧……’共青团中央的朋友们将我藏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别墅，而到了拉夫连季 被抓起来之后，我重新回到了科学院……” 贝利亚将原来的内务民委员部当中的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有宏 伟的计划。正如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后来所说，他极想大于一番。 在贝利亚之后被逮捕的前国家安全部长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 夫在自己的供词中写道： “在斯大林下葬前一天，贝利亚突然给我家里打电话（他已经有8年没这样做了）， 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并请我到克里姆林宫他那里去。 “原来是让我参与校订贝利亚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表的讲话稿。我们花了8个小时 一同修改讲稿，在这期间，我注意到了贝利亚的情绪。他很高兴，逗乐说笑，似乎 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心情舒畅。 “我因斯大林同志逝世而心情压抑，无法想象一个在这些日子里如此快乐，如 此随便。现在我得出结论；贝利亚其实不仅不爱戴作为领袖、朋友和导师的斯大林 同志，而且甚至可能在期待着他的去世（当然是指最近几年），目的是要开展自己 的活动。” 这是确定无疑的。贝利亚不喜欢斯大林，他害怕斯大林。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位于沃伦斯基的斯大林 别墅的那些酒席宴上，斯大林让贝利亚充当酒宴主持，不知为什么叫他检察官。斯 大林喜欢看贝利亚如何把政治局委员们灌醉，如何嘲弄他们。但在新的一次事变中， 贝利亚就要步自己前任的后尘了。 在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里，经斯大林的批准，“米格列尔案”酝酿成熟了。米 格列尔是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一个部族，这个“案子”是针对米格列尔贝利亚的。斯 大林在送别侦查员时说：在米格列尔当中挖出个大物。这是命令。贝利亚离被捕不 远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对我说： “国家安全部的惯例是这样的。如果犯提到了中央主席党团的某位成员，那么 原来的审问程序便停止进行。侦查员向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报告，局长再向部长汇 报。然后所有都到部长那里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继续进行审问。以后编写材料呈报 斯大林时，主席团成员的名字避而不提，而是这样写：‘觊觎国家权力的军’。这 是指朱可夫。或者：‘包揽苏联外交事务的重要国务活动家’。这是在说莫洛托夫……” 如果斯大林允许继续调查这名主席团成员，那么在下一阶段，文件里便会出现 他的名字。可是要怎么做呢？即便是有权接触机密材料的打字员，也要凭许可证来 打材料，而主席团成员的名字要由专亲手填写。在逮捕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审讯 记录中可以公开称呼其名字。1952年，在国家安全部的文件里经常可以看到贝利亚 的名字既牵涉格鲁吉亚的案件，也牵涉“医生案”。 安全部的文件将他写成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绪、准备颠覆苏维埃政权并攫取 权力的。 贝利亚发现，斯大林将身边那些由他贝利亚提拔上来的都给收拾了。他知道， 他的谈话被窃听并做了记录。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斯大林不再需要他了吗？ 早在1941年，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让贝利亚接触国家安全事务。斯大林不断地 改变该部门的结构，重新进行事调整，这说明他无论是对该部门的工作，还是对其 领导即贝利亚，都不满意。 瑙莫夫教授说： “令研究员感到不解的是，斯大林为什么经常要委托贝利亚向国家安全部长伊 格纳季耶夫传达这样或那样的指示。实际上伊格纳季耶夫预先就已经知道贝利亚要 跟他说什么，他们要谈什么。要知道，斯大林见国家安全部长的次数多于见政治局 委员的次数。不过程序如此，伊格纳季耶夫认真地记录下一切：贝利亚同志打电话， 转达斯大林同志的话，比如这个案子的被告应该判以最高处罚。贝利亚和伊格纳季 耶夫的谈话被记录下来并呈送斯大林，为的是让他更容易地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监督贝利亚，希望抓到他的不慎言辞。他知道这一点。因此，有几次伊格纳季 耶夫注明：贝利亚同志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斯大林把贝利亚调离了卢比扬卡，但仍利用他作稻草。贝利亚虽然什么都不管 了，但他仍代表着惩罚机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明白，他的残酷博得了斯大林 的赞许。领袖对他的战友们评价不高，认为除了贝利亚党内的这些同志可能都意志 薄弱。 瑙莫夫教授说： “斯大林看重贝利亚哪一点呢？他是一个可靠而又残酷无情的。所有血腥的案 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都交给贝利亚去办，他知道他的手不会打颤。但斯大林 培养了他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接班。至于原子弹和导弹方面的工作，则已经都安排好 了，所以不那么需要贝利亚了。更何况斯大林还怕他。” “怕他？” “斯大林害怕被谋杀。他怕别给他下毒。所以，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员们知道 这一点后，在审理所有案子甚至是中学生的案子过程中，都要在起诉书中 加上策划恐怖活动这一条。 “既然可以策划谋杀托洛茨基，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策划谋杀斯大林呢？所以在 他晚年，他撤换了沃伦斯基别墅的所有保卫员和仆只有3个例外。他想把跟他赶 走的那些有关系的全都开掉，因为他们可能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他抛弃了自己多 年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因为他怀疑他们向贝利亚通风 报信。而他不希望如此。” “那么斯大林是否想过贝利亚可能冒险？” “他认为他是一个可能干出任何事情的冒险分子。贝利亚感觉到对他的包围圈 越来越小。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来说，当他给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打电 话的时候，后者只用‘是’或‘不是’来敷衍。他甚至害怕交谈。这发生在他同当 时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谈话被录音，而阿巴库莫夫几周后被送进监狱之后。” “贝利亚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了吗？” “当然！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一样岌岌可危，但每个对受到领袖宠爱还抱有 一些希望。而贝利亚只盼着斯大林在抓他之前一命呜呼。他掌握着有关领袖健康状 况的准确消息。要知道，他的遍布各类职位。” 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贝利亚曾对我们讲，假如斯大林敢逮捕他，肃反工作员 会造反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同志们在1953年6月也不敢只是撤销他的职务，而是 将他逮捕。他们不想让自己遭到报复。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 马林科夫成了党和国家第一号角色。但他的权威和意志力都不足以使他成为头 号物。因此他同贝利亚结盟，以求稳住政权。他们暂时还没有认真看待赫鲁晓夫， 没有把他当成竞争对手。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了三领导集团。但贝利 亚不把其他同事当回事，而是独立行事。 他们同贝利亚的差别在于，他们怀疑自己能否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他们长 时间地习惯于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以至于许多的意志都变得麻木了。而贝利亚则毫 不怀疑地认为，他能够完成任何任务。 在国家其他领导成员还在艰难地适应新角色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行动了独 立而自信。他掌握着一切手段，国家安全机关无所不能，谁也不敢质问：您在那儿 搞什么呢？ 担任内务部长后，贝利亚立即建立了4个班子，分别审查“医生案”、“米格列 尔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员一案以及苏联国防部 炮兵总局被捕工作员一案。然后他又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对苏联空军领导 层和航空工业部工作员的指控。 4个班子很快就报告：所有案子都是凭空捏造的。由贝利亚签发的命令中说：前 苏联武装力量部除奸反间谍总局的侦查是主观而又肤浅的。 此后立即开始为战后被逮捕的那些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平反昭雪。 4月2日，贝利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谋杀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苏联民 演员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的情况的材料。 4月3日，应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为因“医生杀犯”一案而被 捕的恢复名誉： “批准苏联内务部的建议： l）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逮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并 为其彻底平反； 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 工作员追究刑事责任。” 4月4日，贝利亚签发了《关于禁止对囚犯采取任何强迫措施和体罚措施》的命 令： “认定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 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大量使用各种逼供方式严刑拷打囚犯、昼 夜用手铐将双手铐在背后（个别情况下持续达数月之久），长时间不让睡觉，脱去 犯衣服将其关入冰冷的囚室等现象。 “在前国家安全部领导的指示下，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内部监狱，拷打囚犯在 专门为此配置了刑具的房间中进行，并由那些从监狱工作员中专门挑选出来的组成 一个特别小组用各种各样的刑具来实施。 “这种极其残暴的‘审讯方式’致使那些无辜被捕的被侦查员折磨得体质下降、 精神压抑，而其中个别被折磨得没有样。 “伪造材料的侦查员利用囚犯的这种状态，将预先编造好的供认曾从事反苏活 动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认罪书’强加于他们。 “类似这样不道德的侦查方式将办案员的努力引上了欺骗的道路，而国家安全 机关不再关注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之间的斗争一” 重新审查的只有那些同贝利亚无关的近一个时期的案子。至于其他被抓错了的， 他没有去考虑。 然而当1953年4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内务部关于为“医生杀犯”恢复名誉的 公告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首次承认国家安全机关犯了罪。社会上的 紧张局面得以缓和。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1953年大赦 贝利亚将内务部变成了权力中心。他在这几个月将其能抓到的一切机构都置于 他的领导之下，甚至包括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军事和国家机密全权代表公署（新闻检 查机关），以及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总局。 不过，他不再让内务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将所有用犯劳动的建筑工程局和工 业企业都分配给了各专业部。他只是讨厌从事经营活动。他想当政治家。 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和专业工程总局并了从事核武器生产的部长会议下属第一总 局。 劳改营里的囚犯以及劳改机构和武装警卫队的工作员也就是整个劳动改造 营管理总局和儿童教养所，他都交给了司法部。 他放弃了一切，除了用来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 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和民族主义者）和以前那些战俘当中的战犯（德国和日 本）的特别劳改营和特别监狱。内务部特别劳改营里共关押着22万。他们直到赫鲁 晓夫时期才被释放。 贝利亚组织发起了1953年的大赦。这次大赦被认为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此 次大赦给那些因犯轻罪而坐牢的打开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而后来犯这类罪行已不会 被抓去蹲监狱了。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说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教所共有250 万。大部分囚犯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危险：这是些妇女、少年、老和病。 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是由战前苏联开始实行的严酷的司法制度造成的，那时， 私自离开工作岗位、读职、经济犯罪、轻微投机倒把和偷盗都要蹲监狱。 而1939年6月15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还禁止因犯工作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此命令 是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番话之后出台的。斯大 林说：“我们做得不好，破坏了劳改营的工作。这些当然需要获释，但从国家经济 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好了……不能让这些留下来工作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奖赏，颁 发勋章？可以提前让他们成为自由，但要让他们作为雇佣工留下来搞生产……这就 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自愿与强制买公债，这里就叫做自愿与强制留下来。” 从30年代中期起，对刑法典的大部分修改要么是斯大林本的倡议，要么是根据 他的指示进行的。 1942年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对那些没有干满法定劳动日的集体 农庄庄员进行刑事处罚的命令。 从1940年起，生产劣质产品的工厂厂长要被判刑5-8年。强奸罪从此比杀罪判 得还要重。 1947年通过了关于加重盗窃犯刑事责任的命令。犯被判处长期监禁。因犯此类 罪行而坐牢的有120万。少年因小偷小摸而被判几年。在莫斯科，一名13岁少年因从 合住的邻居家里偷了两罐果酱和一点面包被判了5年。 在劳改营里有3万是集体农庄主席、旅长、工程师、企业领导，他们因演职、经 济犯罪和触犯军法而被判5至10年。 牢里有40万妇女，其中有6000名孕妇和35000名有着两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坐牢 的还有24万老年和3 1000名因小偷小摸和流氓行为而被判刑的未成年。 贝利亚建议释放约100万。那些被判5年以上徒刑，犯有反革命、抢劫、巨额侵 占盗窃和谋杀罪行的不在大赦之列。 与此同时，贝利亚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减轻非严重罪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对 经济犯罪、日常生活中的违法行为和读职罪通过行政措施予以惩罚。 贝利亚在信中写道，法院一年要审理150万的案子，其中有65万被判监禁，而他 们当中有一半所犯的罪行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特别的危险。如果不改变立法，那么一 两年后，劳改营里又将有大约300万……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材料并附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大赦令》草案。草案是由内务部与司法部和总检察长一同起草的。贝利亚的建 议一下子就通过了。3月28日，《大赦令》正式公布。 120万被释放，40万的案子停止侦查。大赦当时被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在 命令上签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的名字…… 贝利亚的第一副手的弟弟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中将1953年春天曾 对自己的一名下属说：“你根本无法想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想要干什么。他不 仅会彻底打破我国的现有秩序，而且要打破各个民民主国家的秩序。”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1953年3月 27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递交了一分报告，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昂贵 建设项目。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州委书记的赞同。 由内卫部队承建的和占用大量力物力的建设项目被停了下来，其中包括土库曼 主运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自流运河、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水上通道、顿河 下游水利枢纽。北方的铁路和公路项目。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显然想减轻农民的负担，下放经济管理权，推行较为自由的 政策。 他们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重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马林科夫后来为此而 受到指责。1953年4月1日，报纸上公布了占了一整版的一份长长的减价商品清单。 贝利亚还插手国际事务。 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时，朝鲜和谈开始。在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时代结束，纳 吉，伊姆雷首次成为总理，他1956年再次领导这个国家。匈牙利危机逐渐使另一位 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得到了权力。 贝利亚试图同南斯拉夫恢复在斯大林时期破裂的关系。他委托自己的情报员安 排他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秘密会面。兰科维奇在南斯拉夫领导层内担任的职务同 他一样。他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但他们没有来得及见面。 1953年夏天，东德局势恶化。其领导推行的不当政策、生活水平的低下特 别是同西柏林相比，当时还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导致了6月17日的民起义。起义 者在占领了民主德国的所有城市之后，被苏联坦克镇压了下去。这使们对在东德建 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 莫斯科内部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贝利亚认为，“没有必要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 主义，必须让西德和东德合并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当上外交 部长的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他的主张。当时争论的结果是莫洛托夫获胜，因为6月26日 贝利亚被逮捕。从历史角度来看，贝利亚更接近真理。 在被捕前不久，他将驻外国的主要情报头子召回了莫斯科，目的是向他们布置 新任务。他还撤换了内务部驻民民主国家所有代表机构的领导，派去的全都是些很 年轻的。代表机构原来的领导全都接受外语考试，通过的被降职任命，没有通过的 调回莫斯科。而当时远非所有都懂外语，他们习惯于工作时带上翻译。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贝利亚差不多将内务部驻东德代表机构员裁 减了90％，此前在那里工作的肃反员达2200。贝利亚认为，苏联军官不合理地取代 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并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在东德留下了300名肃反员，而 且他们履行的已完全是顾问性质的职能。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1953年担任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 报局）某处处长，他对我讲述了贝利亚突然将其叫去，派他前往罗马尼亚一下子担 任两名罗马尼亚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和内务部长的高级顾问一事的经过。 “您是不是得到了贝利亚的特殊信任？” “我对他来说是个新。贝利亚最近几年没有直接领导过国家安全民委员部和内 务民委员部，整个这一时期我不在他的视野之内。1953年是我那良好的工作鉴定和 一局领导对我的好评发挥了作用。” “那么他为什么派您去罗马尼亚呢？” “我第一次被派到那里是在1944年9月初。我在那儿呆了3年，认真研究了这个 国家、那里的风上情、们的心理，熟练掌握了罗马尼亚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曾 装扮成地道的罗马尼亚，我的长相也帮助了我。我不想放弃在总部机关的工作。我 曾试图劝说局长取消我的候选资格。可有什么用：没有敢违拗贝利亚。” “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这是个阴险狡猾、残酷无情、踏着许多的尸体走向权力顶峰的延臣。贝利亚 的脑子很敏锐，精于算计。他熟悉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技巧。 “在1953年3月来到内务部之后，贝利亚对战后这些年情报机关的工作提出了尖 锐的批评，开始对该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派驻民民主国家的顾问班子进 行了改组，让那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工作员担任领导。他要求他们熟练掌握驻 在国的语言，不用翻译就能同保密机关负责和国家领导进行交谈。 “他认为，对待我们的盟友应当更加尊重和信任，因而他坚持要求顾问们不要 干预他国内政，对那些‘不保险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而引 发的事情，不要提建议，以使任何都没有任何借口说，这些事是应苏联同志的指示 而发起和实施的。” “您从贝利亚那里得到了什么指示？” “我刚在罗马尼亚首都熟悉了一下情况，6月17日就在柏林爆发了工反对东德政 府政策的运动，这次运动被苏联军队镇压了下去。贝利亚打电话给我，预先告诫我； ‘您要用脑袋保证在布加勒斯特不发生此类事件。’他还吩咐我每天向他本或者是 他的第一副手科布洛夫汇报罗马尼亚局势，科布洛夫当时分管对外情报工作。 “战时在苏联境内组建的罗马尼亚军队的一些精锐师以及边防部队被调往布加 勒斯特城下，加强了城内和郊区的巡逻……罗马尼亚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贝利亚被逮捕的那一天，我的专线电话不响了。我没能给莫斯科打通电话。 “大约过了一个月，像其他高级顾问一样，我也被召回：‘对您的任命没有经 过苏共中央的同意，因此您被解除职务。请您等待新的命令……”’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执掌国家大权 如果以为当时所有都憎恨贝利亚，那就错了。当“医生杀犯”被释放，而那些 将他们送进大狱的受到惩罚之后，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科学院院士雅 科夫·鲍里索维奇·泽利多维奇不无自豪地对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说： “这可是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搞定的！” 一些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惟一的保护者和惟一的 依靠。” 阿列克谢·阿朱别伊曾听过他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盛大集会上的讲话。从外 表上看，他体态发福，脸部浮肿虚胖，像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穿的衣服又肥又大。 但他讲得却很精彩，几乎没有口音，声音清晰而威严。他巧妙地利用停顿，然后突 然抬起头来，期待鼓掌。他的报告不落俗套。 既是教授又是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当年是内务部的一 名年轻的军官，他对我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当年对我来说是个完美无缺的物。《肃反工作者进行 曲》中有这么一句话：‘贝利亚指引我们跟随斯大林向前进’。我觉得，他的权威 是不容置疑的。我曾在喀山军事学校工作过，身边服役的是塔什干苏沃洛夫军事学 校的毕业生。他们简直就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奉若神明……” 要不，有可能是怕他？ 他并没有改革国家生活的计划，但他渴求权力，并且明白，应当在党内找到依 靠以各民族共和国中央和各州委的书记为代表的依靠。他这样做比赫鲁晓夫这 样做要困难。那些第一书记们了解赫鲁晓夫，虽然对他有一点瞧不起，但还是把他 当作自己。而贝利亚只能做到让他们害怕自己。可光靠让害怕是把持不住整个国家 的。 1953年们产生了政治真空感。国家由集体领导统治，党的宣传机构不知道该突 出谁。国家首次没有了领袖。 主要政治领导的名字几乎不被提及，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报道。报纸上偶尔闪现 的只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名字，他一个出席外交会晤，接收外国信件并作出回复。 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认认真真地向先进工作者颁奖。 党的书记们不知道该听命于何，不知道该吹捧谁，向谁汇报工作，于是感到不 自信。克里姆林宫里那过于复杂的纸牌卦令他们感到害怕，让他们坐立不安，他们 希望看到局势明朗化。 贝利亚把赌注压在了各民族共和国即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上。他认 为，应当给予这些共和国更多的权力，首先是在选拔地方干部问题上。令各共和国 感到不满的是，给他们派来当领导的都来自于国家的另一端，他们既不熟悉当地的 环境，也不懂当地语言他们也不想知道这些。可他们为处事却像主子一样。 此外，他的建议似乎意味着停止同民族主义作斗争，而当时，杰出的电影导演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因为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的影片而被禁止从事创 作活动。贝利亚反而建议发展民族文化，用当地语言教学，还想设立各民族共和国 自己的勋章。这令地方书记们感到高兴。他们将有可能任命自己的、而不是莫斯科 派来的担任第二书记。 他向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份有关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情况的 报告。其中谈到了立陶宛和西乌克兰的迫害镇压和没收富农财产的情况，谈到了强 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干部政策中的错误。 依照他的这份报告，很快通过了决议关于选拔民族干部的决议，关于各共 和国重要工作员应当懂当地语言并且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的决议。 维利斯·克鲁明什50年代曾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他后来回忆说， 1953年6月，政府第一副总理贝利亚的报告和指示发到里加，指示要求将公文译成拉 脱维亚语。上级任命的官员中，不懂拉脱维亚语的调离，听候苏共中央任用。 当时列出了一份包括107的名单，这些应当被打发回家。有给莫斯科打了电话： 怎么能赶走这些？要知道我们刚刚请他们来到拉脱维亚。 中央威胁说：“如果不执行指示，将负党内责任。可能还不止是党内责任。” 一些党务干部立刻就忘记了俄语。共和国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 亚诺维奇·佩尔谢说：“干部应当拉脱维亚化。”可贝利亚不久就被逮捕了，原来 的指示全都取消。此时拉脱维亚已不急于采取新举措。 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斯大林塑像一直摆放到1959年中期。克鲁明什 曾对总务主任说： “你把它搬走！” 总务主任却去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佩尔谢 小心翼翼地说： “再等等吧。” 1959年，赫鲁晓夫来到里加。他看到了塑像，对第一书记扬·爱德华多维奇· 卡伦别尔津说： “你们怎么搞的，找不到牵引车把它拖走吗？……” 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谈了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 结构问题。他写道，在内务部及下属机构中的领导职位上几乎没有白俄罗斯族， “在共和国、州和区一级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任用白俄罗斯族干部的情况也大 致如此”，在西部各州，几乎根本就不用当地的白俄罗斯族。学院里只用俄语授课， 而30年代也用白俄罗斯语授课。他还捎带提到了农民的贫穷状况：西部各州集体农 庄里的们在劳动日所得极少…… 贝利亚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明斯克撤换了内务部长及其副手。撤换党的机关干部 本应由中央主席团来进行。 根据贝利亚的同样一份信函，在基辅召开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全会认为 共和国政治局在领导西部各州方面的工作不能令满意，取消了选拔其他州的工作员 到西部各州从事领导工作以及在大学里一律改用俄语教学的做法。 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因犯下严重错误而被撤职。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 梅利尼科夫虽然在顿涅茨克和基辅工作多年，但他是俄罗斯族。取代他的是乌克兰 族的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 现在贝利亚建议让白俄罗斯族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米亚宁来取代白俄 罗斯第一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 帕托利切夫留下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共和国内务部 长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斯卡科夫当时通知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说拉脱维亚 内务部长彼得·帕夫洛维奇·孔达科夫曾给打他电话。孔达科夫去了莫斯科，受到 贝利亚的接见，他得知，内务部正在收集帕托利切夫的材料。 帕托利切夫立刻去了莫斯科。他在那儿见到了已经被解除职务的乌克兰共产党 中央前第一书记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他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 大使。梅利尼科夫讲述了他痛苦的经历。 帕托利切夫找了所有决策者：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 塔林和政府总理马林科夫。谁都不承认有解除帕托利切夫职务的计划。聪明的建议 他求见贝利亚。 帕托利切夫给贝利亚打了电话。但贝利亚推托工作繁忙而拒绝会面。这对帕托 利切夫来说已经意味着很多了。 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往明斯克打电话找到帕托利切夫，说他将因“违反列宁的 民族政策”而被解职。 然而，帕托利切夫的运气实在是好得让难以置信。在白俄罗斯中央全会上，第 一书记受到指责，与会者说他选拔和任命于部不当，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犯下重大 错误。全会于1953年6月25日召开，这正是贝利亚被逮捕的前一天，当然，无论是帕 托利切夫还是全会其他代表，谁都没有想到贝利亚会被抓起来。 会上宣读了批评第一书记的报告。帕托利切夫上台讲了话，他说：“我是按照 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来到这里的，我离开这里也要有中央的指示。” 第二天，全会继续进行。然而当代表们在明斯克批评第一书记的时候，贝利亚 在莫斯科被逮捕，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帕托利切夫被叫去接电话，电话是马林 科夫和赫鲁晓夫打的。他们说，贝利亚被抓起来了，但他们让他对此事暂时保密。 重要的是：“如果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向苏共中央提出请求，关于召回您的决 定会被取消。” 而那些刚才还打算罢免自己的第一书记的随即表决赞同让他留下来。3年后，赫 鲁晓夫免去了帕托利切夫的职务，派他搞外交工作任命他为副外长……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阴谋 们通常说，逮捕贝利亚是国家历史的转折关头，是同斯大林个崇拜作斗争的开 端。赫鲁晓夫有这种想法要晚得多，而在1953年只是为了争夺权力。党内的同志摆 脱了一个危险的对手和一个令厌恶的。 斯大林通常是一步一步地除掉政治局委员，收集有关他们的证词，让政治局其 他委员熟悉材料，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问题。受害者被开除出 政治局，解除一切职务，被传讯和逮捕。 但对贝利亚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战友们感到不自信，他们对他提不出什么指 控来。更准确地说，可以用来指控他的那些罪名，他们也全都有份儿。 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下述说法：贝利亚准备推翻党的领导，准备 逮捕所有。只有赫鲁晓夫说： “同志们，对于这种奸诈小只能这样做。假如我们略微早一点对他说，他是个 恶棍，那么他会除掉我们。他会这样做的……他会下毒，他也做得出一切卑鄙下流 的事情……我们认为，如果他得知在会议上将讨论有关他的问题，那么结果可能是 这样的：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而他将会鼓动他的那些亡命徒，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1953年采取了斯大林时代惯用的做法。他们只是逮捕了 贝利亚，没有宣布罪名，没有逮捕证。这次不是贝利亚的阴谋，而是针对贝利亚的 阴谋。 然而，在改革时期，一些军官说，在逮捕贝利亚的那一天，上级用警报将他们 所在的部队集合，命令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好像内务部第三局（武装力量中的反间 谍机构）的军官试图妨碍部队展开行动……还有传闻说，1953年夏天，内务部的一 个师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只等待贝利亚下达进入首都的命令，以帮助他夺取政权。 瑙莫夫教授说：“这个师现在也还在那儿，这是内卫部队前捷尔任斯基师…… 没有证据表明他准备夺取政权。他也用不着这样，他靠自己拥有的那些案卷将他们 所有都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指控任何犯下了某项罪行，但他不急 于这样做。他认为，这个果实还没有成熟。他等待着果实成熟，然后权力自己摔到 自己的脚下……” 如果贝利亚并不打算收拾政治局的同志，那么赫鲁晓夫等为什么要将他逮捕呢？ 瑙莫夫教授说：“他在国内的威信急剧上升。在他的衬托下，马林科夫、布尔 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这些国务活动家显得软弱无能。他依靠自己的性格将所 有都压倒了，开会时他不让任何说话，自己宣布开始讨论，自己做总结，时常打断 其他的发言，还会用粗鲁的话侮辱他。他们害怕他，因而无法回击。主席团成员之 间在重要的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他们会随即争吵起来的。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 点。他们暂时还拥有团结的基础对贝利亚的恐惧，于是他们采取了这一做法……” 阴谋是在1953年6月初酝酿成熟的。这种事情不是所有都能做好的。无论是赫鲁 晓夫、马林科夫还是未可夫，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个个地说服中央主席团成员。所有重要的谈 话他们都是在街上进行的，他们不敢使用电话或是在办公室、自己的住宅或别墅里 讨论什么重要的问题。 在1957年6月全会上，马林科夫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说国家安全机关对他进行 了窃听。赫鲁晓夫表示反对，说被窃听的是他。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两个都遭到了 窃听。 伏罗希洛夫元帅是从1942年开始被窃听的。当时斯大林因前线溃败而迁怒于他， 任命他担任一个对这位前国防民委员来说并不大的官职游击运动总司令。 记录他们谈话的是内务部第九局（政府保卫机构）。理由是确保主席团成员的 安全：万一哪个犯罪分子给他们打电话怎么办？ 党内领导层的同志们推翻贝利亚不只是因为他觊觎第一号角色。他们害怕拉夫 连季·帕夫洛维奇将那些证明他们参与迫害他的文件公之于众。谁参与了什么事， 他可都知道。所有都犯过错误，有的在准备好的名单上签过字，有的亲自要求过逮 捕某。如今贝利亚将他们所有的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党的其他领导成员也明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只是他们有些迟疑，胆小怕事。 历史学博士尤里·茹科夫公布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件，苏联政府的新任总理格奥 尔基·马林科夫建议于1953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谴责对斯大林的个崇拜。 他讲话的初稿保存了下来： “同志们！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我认为必须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则性的问 题，这个问题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层的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我指的是对个在历史中所起作用的一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应当 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认识在我们这里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其结果是进行有害的 个崇拜的宣传。无须证明，这种崇拜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其本身也不 是别的，正是社会革命党的做法。 “我们党的力量和正确领导的保证，我们继续前进和我国经济与国防实力得到 进一步加强的条件，在于集体领导体制和领导层的团结一致…… “出于这些原则上的考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请苏共中央全会审议以下决议草 案：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报刊和口头宣传中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其表 现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对个在历史中的作用产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开始宣传个崇拜。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和彻底消除我们 宣传工作中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其表现形式是宣传 个崇拜，同时轻视党和政府团结一致的、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意义和作用。” 然而，全会没有召开。马林科夫没有勇气说出斯大林的名字，而贝利亚则直接 说过斯大林搞个崇拜，直言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将自己有关“医生杀犯”一案的 报告拿给中央委员看。这是一份厚达数十页的长篇文件，其中引用了国家安全部侦 查员的供词和斯大林要求毫不留情地殴打囚犯的批示。这如同一枚引爆的炸弹一样 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利亚在讲述政治迫害的时候，却将自己应对此承担的责任推卸掉，同时试图 让他来承担责任。这最令党的机关工作员感到害怕。 他下令逮捕了国家安全部前第一副部长留明，还想逮捕前部长伊格纳季耶夫， 指望他们俩能提供关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参与了迫害并批准了一系列逮捕和枪毙 的供词。 因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为推卸自己的罪责，认为最好是将所有罪名都扣到 贝利亚头上。 那么，这样一个在斯大林时代都保全了性命的经验丰富的、一个狡猾的阴谋家 怎么会让赫鲁晓夫给逮捕了呢？ 他放松了警惕，失去了警觉，低估了他的同志们，特别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 奇·赫鲁晓夫。 “他把我们当成了缺心眼的傻瓜，” 马林科夫后来在全会上说。 “但我们实际上并不那么傻，”赫鲁晓夫得意地随声附和。 决定贝利亚命运的是积极活跃、性情坚定的赫鲁晓夫。在推翻贝利亚之后，他 跃身头面物之列，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党内其他领导成员本不打算枪毙贝利亚。 瑙莫夫教授说： “我们找到一份马林科夫的讲话手稿。这份手稿中，等待拉夫连季·帕夫洛维 奇的本来是另一种命运撤销他内务部长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任命其 为石油工业部长。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主张彻底解除贝利亚的职务。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没有 感觉到有这么大的威胁，他们建议任用贝利亚从事其他工作。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 占了上风。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发了言，然后他们向贝利亚宣布，他被逮捕。进来几名 军官，为首的是未可夫和莫斯卡连科将军。选择未可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身体强壮。 莫斯卡连科身体虚弱，贝利亚会将他打倒的。然而根本没有用得上动武。朱可夫只 是猛地将贝利亚面前的公文夹甩向一边，他以为那里面有武器。公文夹向赫鲁晓夫 飞去，赫鲁晓夫吓得往后一闪。 “贝利亚被带走了。他本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因此只是在狱中所写的第一封 信中才就对他的指控作出了回答。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直到被带离会议室的时候都没有料想到他会受到审判。 “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指控是，他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他对同志 们盛气凌，言行粗鲁。为此不会被枪毙的贝利亚这样想没错。可他忘了，他本 也曾因一点点小事而枪毙过别。 “此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议是匆忙间召集的，远非所有的与会者都被告知 此刻将会发生什么事。米高扬是在来开会的路上知道此事的，是赫鲁晓夫告诉他的： 他们坐在同一辆车上。有的直到会议开始那一刻才得知此事。他们需要立即确定方 向，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过，他们的政治嗅觉并没有出卖他们。贝利亚被带走后， 会议继续进行。这样一来，大家都有时间清醒过来，采取正确的党的立场……” 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呆到深夜，直至得到消息说，贝利亚已被押送到 拘留所，直到那时才散会回家。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谁也没有试着去帮贝利亚一 把。 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米尔一加法尔·阿巴索维奇· 巴吉罗夫来到了莫斯科。早在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时，他就是贝利亚的朋友和战友。 先前是他帮助过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后来是后者关照过他。巴吉罗夫吃惊地给 米高扬打电话： “我给拉夫连季打电话，但没有一个电话打得通。发生了什么事？” 米高扬知道，他的电话正在被窃听，于是谨慎地回答：“你明天来中央委员会 就全都知道了。” 甚至连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都一无所知。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歌剧《十二月党》 贝利亚的儿子至今仍确信，他的父亲是在被捕之日被枪杀的。拉夫连季·帕夫 洛维奇住在小尼基塔街的一个宅子里。现在这里是突尼斯大使馆。 有甚至告诉贝利亚的儿子，说一些忠诚的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带到了阿根 廷，还向他出示了据说是这位前国家安全机关头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照片。但是 相信这种说法的只有他儿子…… 负责逮捕贝利亚的是武装力量部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他责 成自己的第一副手朱可夫元帅直接领导这次行动。朱可夫挑选他相信的和那些不害 怕的。因为有过这样胆小的，如一名指挥员，在别告诉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晕了过去。 朱可夫挑了4个：莫斯科防空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第一副司令巴季茨基中将， 防空区参谋长巴克索夫少将和政治部主任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粗布。 他们4中只有祖布少将活得够长，从而来得及在改革年代讲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 发生的。 所有都携带武器，被召集到布尔加宁那里。布尔加宁和未可夫用自己的免检车 将几名军官带到克里姆林宫说是去汇报防空体系的情况。直到这里他们才被告 知要去做什么。 他们把贝利亚带到休息室，在那里呆到夜间。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换了岗，但是 他们直到天黑才冒险将贝利亚带了出去。 他们将犯押送到莫斯科防空区司令部的拘留所。拘留所主任谢尔盖·彼得罗维 奇·加夫里洛夫在改革时期通过《苏联体育报》讲述了这一切发生的经过。 在此之前，晚上7点钟，布尔加宁部长来到这里，他查看了拘留所，亲自选了一 间房，命令取掉会碰破脑袋的暖气片，还让在窗户上罩一层铁丝网，防止犯打破窗 户，用玻璃残片割腕自杀。 半夜一点半，贝利亚被带到。在上路之前，贝利亚被裹在毯子里置于布尔加宁 的高级轿车里。虽然克里姆林宫换了岗，但他们还是不想冒险。 拘留所其他被关押的都被清除了出去。警卫也换了。挖了堑壕，装甲运兵车做 好了战斗准备。贝利亚在这里呆了一周。在7月3日凌晨，他被转送到防空区司令部， 关在地堡里。 他在那里一直呆到死。谁也没有给过逮捕证、关押许可证。 贝利亚是星期五被逮捕的。各报的编辑接到中央指示：撤销有关他的一切报道。 地方党的机关得到的指示是：摘下他的画像。 星期天报纸头条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于星期六，即6月27日在大剧院观看了作曲 家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林创作的新歌剧《十二月党》的第二次演出。担任 指挥的是苏联民演员亚历山大·沙米利耶维奇·梅利克一巴沙耶夫。歌剧主演是苏 联民演员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奥赫洛普科夫。贝利亚缺席。 具有某些象征意义的是，中央主席团去观看的恰恰是讲述反帝王起义的歌剧 《十二月党》。 这部歌剧的创作过程不同寻常。尤里·沙波林作曲是在1925年，1937年，阿列 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写的剧本没获通过。新剧本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写 的，1953年1月，中央的决定认为该剧还是不适合在大剧院公演。直到斯大林死后， 该剧才得以上演。 贝利亚被逮捕后，最高苏维埃立即取消其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他被撤销政府 副总理和内务部长职务，所有职衔称号和奖章奖励也均被取消。 1953年7月2日至5日，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有三 个问题：“1、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罪行（报告马林科夫同志）；2、关于召 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报告伏罗希洛夫同志）；3、组织问题（报告赫鲁晓夫 同志）。 三个问题都没忘了贝利亚。 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说： “我们大家得出结论：由于民主德国政策不当，犯了许多错误，德国居民当中 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其特别明显的表现是居民开始从东德往西德跑。 “我们应当清醒地直面现实，应当承认，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民主德国 的现行制度是不稳固的。在讨论德国的问题时，贝利亚不是建议修正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的方针，而是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奉行建立资产阶级德 国的方针……” 赫鲁晓夫随声附和马林科夫： “这意味着将1800万德国置于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贝利亚说：‘应当建 立一个中立的、民主的德国。’难道一个资产阶级的德国会是中立的和民主的吗？ 贝利亚说：‘我们将缔结条约。’而这个条约顶什么用？我们知道条约的价值。如 果有大炮作后盾，那么条约是有效力的。如果条约没有武力作后盾，那它将一文不 值。家会笑话我们，会认为我们天真幼稚。而贝利亚并不天真，并不愚蠢，他不是 傻瓜。他聪明、狡猾而又奸诈。他的所作所为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像是一个奸 细，天晓得，或许他从外国间谍机关那里得到了任务……” 前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说： “他开始败坏斯大林同志的名声，开始给列宁之后最伟大的身上抹黑……我相 信，正是由于他施加了压力，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很快便突然 从报纸上消失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崇拜问题……” 冶金工业部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捷沃相说： “贝利亚这个恶棍反对们在谈论我们党所遵循的学说时，将斯大林同志的名字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相提并论。这个恶棍居然坏到了这种地步……” 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说： “在贝利亚的报告里不知何故常出现这样的专名：‘西乌克兰知识分子’， ‘西乌克兰干部’，‘典型俄罗斯’，‘俄罗斯化’……而此时在乌克兰早就不用 这些词了。乌克兰民和苏联民是一家，这个家庭里没有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之分……” 大家都千方百计往贝利亚身上泼脏水。 曾几何时，叶若夫曾被指控为同性恋。这会儿苏共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 维奇·沙塔林则讲述了贝利亚和女的关系。他大段大段地引用了贝利亚的卫队长萨 尔基索夫上校的供词： “我知道贝利亚同各种各样的女之间有许多交往……贝利亚曾同外语学院女大 学生迈妞同居。后来她怀孕了，堕了胎。贝利亚还同18至20岁的姑娘利亚利姬同居 过。她生下了贝利亚的孩子，现在她带着孩子住奥布鲁奇尼科夫原来的别墅里。 “应贝利亚的指示，我专门列了一个曾与其同居过的妇女的名单（哄堂大笑）。 后来依照他的建议，我将这个名单销毁了。但有一份名单我保存下来了。这份名单 上列出了25名以上这样的女子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份名单现在在我的住处， 在一件制服的衣兜里。 “一年或是一年半以前我确知，由于与妓女有染，贝利亚得了梅毒。” 与此同时，全会上也首次出现了谴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言论。 马林科夫在总结性发言中说： “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日常领导工作中，对斯大林的个崇拜已达到了不 正常的水平和程度。集体领导方式在工作中已被抛弃，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我们的最 高领导层根本就不复存在。我们无权向你们隐瞒，这种畸型的个崇拜已导致一作决 定的武断作风，并在近些年开始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克里姆林宫决定取消斯大林礼品展览。这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开始。 不过，全会上的所有发言仍然是秘密，什么都没有公开发表。几天后，报纸上 刊登了一则只有几行字的短消息：中央全会认定贝利亚为共产党和苏联民的敌，将 其开除党籍。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有关贝利亚罪行的案件交由最高法院审理。 当时一首短歌谣风行全国： 贝利亚，贝利亚， 不再受信赖， 马林科夫同志， 一脚把他端。 许多也相信贝利亚是间谍。大家立刻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坏蛋和罪犯。这是斯 大林时代沿袭下来的习惯性思维在作怪，那时谁也不怀疑：既然被逮捕，那就是有 罪。 而平静地接受了斯大林死讯的那数百万囚犯则把贝利亚被捕看作是他们期待已 久的命运中的转折点…… 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没有一个像克里姆林宫所担心的那样，试着去解救自己的 上司。 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回忆说，1953年6月26日，他下班 回别墅时，吃惊地看到一队坦克行驶在公路上。早上他注意到，他的会客室里挂着 的贝利亚的画像不见了。一个小时后，部领导员被召集到会议厅开会。主持会议的 是第一副部长科鲁格洛夫和谢罗夫。 科鲁格洛夫宣布，前部长贝利亚因从事反国家的奸细活动而被逮捕。科鲁格洛 夫说，他将向马林科夫同志报告：内务部机关和内卫部队效忠党和政府。 贝利亚的被捕令全国党务机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既害怕贝利亚本，也害怕贝 利亚安插在地方上的，害怕国家安全机关。该机关向他们示意：它甚至在监视着党 的领导层，与其平起平坐，它不承认党对自己的领导权。无论是州委第一书记，还 是共和国中央书记，谁都保不准会突然被逮捕。他们全都害怕地方上的肃反头子， 知道这些在监视他们，但不知道州内务局长或共和国内务部长具体都向莫斯科汇报 了些什么。 《真理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党、政府、苏联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中说： “任何工作者，不论他身居什么职位，都应当接受党的严格监督。党组织应当不断 地检查所有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检查所有领导员的活动。其中包括必须对内务部的 活动进行系统而严格的监督。” 6月29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组织侦查有关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犯罪行为 的案件》的决定。原总检察长被撤职，任命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为新的总 检察长。他曾是乌克兰检察长，赫鲁晓夫对他很信任。 1953年夏天，《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所有订户都收到了一个信封，内有刚刚打 印好的几页纸，建议他们将这几页纸贴到第五卷，代替印有关于贝利亚的条目的第 21-23页。他应当从历史上消失。 1953年12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审理贝利亚及其同谋的案件》 的决定。案件应根据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法律所规定的办法在内部开庭审理，没有 外参加。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起诉书文本，并向各级党组织分发。 犯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囚室里。囚室的电灯夜里也不关掉。一名军官与贝利 亚寸步不离，他受命在有袭击囚室的情况下将贝利亚击毙。大家都怕有试图解救他。 贝利亚对这名军官说，他没有任何过错，很快就会被释放。他不相信，他的同 志们会用他处理别的方式来对待他。 在被监禁时写的第二封信中，贝利亚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提到，他曾如何保 护他们免受斯大林的迫害。他随即被禁止写信，眼镜和铅笔也被没收。他可千万别 写出些什么他所知道的有关他们的情况…… 而贝利亚多年来收集到的有关自己同志的那些材料命运如何呢？经主席团成员 商量，11个装文件的袋子被烧掉。这些文件中有什么？此事不为知。 侦查工作进展艰难。主席团成员一个星期都不知道如何起草起诉书，后来指控 贝利亚从事反党活动。可鲁坚科说，刑法典里没有这样的条款。于是说他从事反对 国家的活动。可具体是什么活动呢？贝利亚的罪行是大规模迫害，但这一点没法儿 控告他。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他的阴谋。 于是，为以防万一，他们指控他犯有强奸罪。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9 年1月4日通过的《关于加重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的命令，这一罪状在任何情况下都 允许枪毙贝利亚。国家安全部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同时宣布数条罪状。这条被取 消了，那条也会留下来。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小组于12月18日至23日决定了贝利亚及其助手的命运。 该小组成员包括科涅夫元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莫斯卡连科大 将、莫斯科州委书记米哈伊洛夫。格鲁吉亚工会主席库恰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 两名法学家苏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赛丁和莫斯科市法院院长格罗莫夫。 和贝利亚一同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多年来的一些助手： 梅尔库洛夫前国家安全部长，被捕前担任苏联国家监察部部长； 杰卡诺佐夫曾任苏联内务民委员部某局局长，被捕前担任格鲁吉亚内务部 长； 科布洛夫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被捕前任内务部副部长； 戈格利泽前格鲁吉亚内务民委员，被捕前任苏联内务部某局局长； 梅希克曾任苏联内务民委员部某局局长，被捕前担任乌克兰内务部长； 弗洛济米尔斯基一苏联内务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前局长。 庭审是根据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法律进行的，也就是没有检察官，也没有律师， 采用的是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杀害后第二天所采取的简化审判方式。提出的指控根据 的是臭名昭著的刑法典第58条。 判决书中说： “法庭一致认为，被告贝利亚以下罪行证据确凿：背叛祖国，组织建立反苏阴 谋团伙，目的是夺取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针对忠实于共产党和民的政治活 动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在阿塞拜疆木沙瓦特反革命政府的反间谍机关里担任秘密 间谍期间极力镇压1919年巴库工革命运动，在被揭发和逮捕之前一直与外国情报机 关保持联系。” 贝利亚在法庭受到的指控还有，他在1942年担任大本营驻外高加索方面军代表 时曾试图开放高加索山脉的山口，以便让敌军进入格鲁吉亚……贝利亚还曾试图破 坏苏联各族民同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友谊。他还抵制为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 场经济、不断提高苏联民福祉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所有被告都被认定犯有如下罪行：叛国，组织反苏阴谋团伙以夺取政权，从事 恐怖主义活动…… “事实证明有罪的被告贝利亚、梅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戈格利 泽、梅希克和弗洛济米尔斯基，在法庭上对他们在预审期间交代的供词供认不讳， 承认自己犯下了一系列国事罪。” 对贝利亚的审判纯粹是一场闹剧，在审判之前就已经清楚了等待他的是什么命 运。12月23日，在宣判几小时后，他被枪毙。执行判决的是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 ·巴季茨基将军，随后，同他在一起的5名军官又朝已经死了的贝利亚补了几枪。没 有请行刑队，因为见证者越少越好。 瑙莫夫教授说：“巴季茨基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楼梯上就打死了贝利亚。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房间都不太大的混凝土大楼里，他们可能会伤到自己。巴 季茨基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让赫鲁晓夫安心：贝利亚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他在 受审之后刚一出来就被枪毙了。实际上他们带来了些木板，将其钉在房间四壁，以 使子弹能留在里面。” 他们允许贝利亚换上新内衣，给他从家里拿来一套黑色西装。双手带上手铐。 他看上去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没有哭，也没有提出任何请求。贝利亚的尸体被运 往顿河火葬场火化。骨灰被随手抛撒了。 巴季茨基后来获得元帅衔，当上了国家防空军总司令和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 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他军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巴克索夫（后为上 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后为少将）、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尤法列 夫（后为上校）于1954年1月被授予红旗勋章。据说他们指望获得金星英雄勋章。 不管怎么样，他们尽心完成了工作，觉得自己是英雄。 贝利亚的约20名亲和他的妻子被强迫迁离格鲁吉亚，这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做法。 况且他的母亲和岳母都已经80开外了，但她们还是被送往偏僻的地方。母亲被强制 迁离是因为她每天都“为民公敌贝利亚的健康”而祈祷。其他亲被指控谈话具有反 苏性质，其中也包括他那又聋又哑的妹妹拉夫连季娅·帕夫洛维奇。这是纯粹的违 法行为…… 贝利亚的妻子和儿子被逮捕。 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格格奇科里亚贝利亚在她的丈夫被枪毙之后，于19 54年初给赫鲁晓夫去了一封信。她写道，她被开除了党籍，并被指控“搞反苏阴谋， 目的是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 另外，她还被指控同据说是她的亲属、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格格奇科里亚通信。 但她否认了这一指控： “我不认识他，从来没见过他，他不是我的亲属，我从未跟他通过信，也不可 能跟他通信…… “我所背负的真正可怕的指控是，我当了30多年贝利亚的妻子（从1922年起）， 30多年用他的姓。而且，在他被逮捕之前，我忠实于他，对他在国家和社会上的地 位尊崇有加，并且盲目地相信，他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忠诚的、经验丰富的和 有用的……我没有料到，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这是在侦查案子的过程中告诉我的。 然而他在这种情况下欺骗的不是我一个，而是全体苏联民。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 所担任的职务，苏联民也曾信任他…… “1942年，我从他本那里得知，他对婚姻不忠，从那时起，我不愿再作他的妻 子。从1943年起，我住到了郊区，先是一个住，后来是跟我儿子一家住。” 尼娜·贝利亚还说，她身患重病，不久于世，请求不要让她“在没有自己儿孙 们的安慰下，在牢房或是某个流放地孤独地死去”。 赫鲁晓夫将信散发给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但直到差不多一年后，1954年11月 底，中央主席团才决定了贝利亚的儿子和遗孀的命运：给予他们行政迁移处分。这 也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决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的姓氏被剥夺：他 的所有证件都被收回，给他开了新的证件，用的是母亲的姓氏。 国内审理了数起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员的案子。 1954年7月，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被枪毙。 随后受审的是贝利亚的他过去的对外政策助理彼得·阿法纳西耶维奇·沙 里亚（被判10年），前内务民委员部和内务部秘书处处长马穆洛夫和柳德维戈夫O 年），前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秘书处主任奥尔登采夫和贝利亚接待室主任穆哈诺夫 （他们的罪行是对国事罪知情不报，被判流放）。 1955年9月7日至19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第比利斯审判了前格鲁吉亚国家 安全部长拉帕瓦、鲁哈泽和格鲁吉亚内务部副部长采列捷利，此外还审判了一些执 行员前内务民委员部内务部工作员萨维茨基、克里米扬、哈赞、帕拉莫诺 夫，还有曾担任格鲁吉亚内务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狱长、后任贝利亚警卫的纳达赖。 除帕拉莫诺夫和纳达赖之外，所有都被判枪决。 1956年，轮到了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米尔加法尔·巴吉罗夫。 他在共和国肃反委员会时曾是贝利亚的上司，后任共和国内务民委员。《老广场30 年》一书的作者卡连·涅尔谢索维奇·布鲁坚获最初是从巴库干起的，他这样写巴 吉罗夫：如果撇开伦理道德范畴和相关评价不谈，应当承认，这是一个坚强有力的。 非凡的、给印象深刻的。此头脑清醒，拥有杰出的组织才能，见多识广，有着不同 寻常的政治嗅觉，意志坚定，行事果断。 他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巴库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被免去职务。他 被逐出巴库，担任古比雪夫石油联合企业员0厂长，主管事工作。1956年夏天，他在 巴库受审后被枪毙。 1959年2月，原贝利亚卫队长拉斐尔·谢苗诺维奇·萨尔基索夫上校受审，他被 判了10年。 贝利亚1953年114天的执政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困惑。国家的头号刽子手能成为 一个改革者吗？ 这种不同角色的结合只是初看上去让觉得诧异。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协助下，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强大的军工综合体， 甚至成为超级大国。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国家几乎要被彻底拖垮。 于是上层统治者意识到，需要进行有限的改革，以挽救国家。最先产生这一想 法的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不管他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还是尤里·安德罗波夫， 他们比其他更清楚地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 他们担心，如果不稍微放松一点管束，那么他们很快就根本没可管了。 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崇拜者们痛心地说，“假如不让戈尔巴乔夫掌权，社会主 义本可以得救的。”然而异端邪道始于戈尔巴乔夫之前。当初应该阻止柯西金搞经 济改革……哦不，一切开始得还要早是始于赫鲁晓夫的“解冻”。可假如阻止 赫鲁晓夫 假如阻止赫鲁晓夫掌权，那么掌权的将是拉夫连季·贝利亚。 贝利亚于1953年推行的令国家其他领导感到惊慌的改革只不过是一种自救的尝 试。在短暂的改革时期结束后，国家还会再次变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现实社会 主义自由化的任何尝试都会导致其毁灭，正如1991年所发生的那样。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章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回忆说，1953年夏季的一天，一个秘密基 地的住户发现，写着“贝利亚街” 的牌子被摘掉了。原处挂上了一个硬纸板，上面 写着“科鲁格洛夫街”。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当了10年内务部长，斯大林时代7年，斯大 林之后3年。1945年最后几天，科鲁格洛夫接替贝利亚，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 1946年1月10日，贝利亚和科鲁格洛夫签署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务交接文件， 文件上写着：“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12月29日发布的关于免去拉·帕 ·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和任命谢·尼·科鲁格洛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 命令，根据1945年12月30日的情况进行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务交接。交付事务 一方为苏联元帅拉·帕·贝利亚，接收事务一方为上将谢·尼·科鲁格洛夫。” 随着他出现在这个惩戒性部门的首长办公室，一个军人时代开始了。科鲁格洛 夫和克格勃第一任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既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肃 反人员。他们是通过党内挑选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而且都服过役，都像军人那 样不折不扣地执行所有命令。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时，叶若夫的迫害 浪潮已经结束，他们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也幸免于难。他们两人都曾是贝利亚的副手， 但他们不属于他那些忠实助手的班子，因而在1953年没有随他坐到被告席上。可是 后来，他们过去的罪过还是被回忆起来。谢罗夫是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他受害轻一 些。科鲁格洛夫受害重一些。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贝利亚的接班人 科鲁格洛夫1907年生于加里宁州。21岁入党。当过拖拉机手、农村阅览室管理 员、村苏维埃主席、消费合作社理事。1929年他应征入伍。由于他曾是拖拉机手， 因此他进入了坦克团。 他是继缅任斯基之后第一个获得过真正全面正规教育的部门领导人。也就是说， 他愿意学习并且不无才能。他毕业于莫斯科卡尔·李卜克内西工业师范学院。然后 他成为东方学学院特别班日本班的学员。最后，他进入了红色教授学院这 样有名望的学府。 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教员。然而党的机关里出现了这么多空缺，以至于他 在1937年上毕业班时被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责任召集人。他在那儿工作了不 长时间。叶若夫被赶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成了内务 人民委员，上级给他派去了一个党务工作者班子，协助他工作。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也被召到贝利亚那里。1938年12月20日， 他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代表，负责调查部内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 科鲁格洛夫得到了贝利亚的赏识，两个月后，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被任命为 副人民委员兼人事局局长。科鲁格洛夫32岁就当上了副人民委员！当时升官真是快。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分成两个部之后，贝利亚让科鲁格洛夫当上了自己的 第一副手，把自己不喜欢管的事情交给他来主管，其中包括劳改营管理总局和生产 建设局。科鲁格洛夫很少接触办案工作，这一点使他在1953年幸免于难。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7月合并后，科鲁格洛夫不再担 任贝利亚的第一副手，而是普通副手，但他几乎不参与工作。他被派往作战部队- -担任后备方面军、而后是西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1941年10月，当德国军队 逼近莫斯科时，他指挥第四工程兵集团军，并负责防御设施的建设。 贝利亚还有一名副手被派到了前线，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他转 入红军，当上了将军，负责指挥北高加索方面军。科鲁格洛夫依然留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 1943年2月4日，他同其他副内务人民委员一起被授予二级国家安全委员衔 这相当于军阶当中的上将。两个月后，4月底，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割后，他重 新被任命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1944年3月8日，由于组织了将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 强制迁移到苏联东部地区的行动，科鲁格洛夫被授予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1944年10月29日，由于“肃清了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 科鲁格洛夫荣获二级库图佐夫勋章。这些都是统帅级的勋章，只有在前线指挥过大 规模战役才能被授予这类勋章。 只是在当上部长之后，科鲁格洛夫才干过强行驱逐的事情。1948年11月30日， 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上将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提交报告，汇 报了关于成功地将加里宁格勒州的德国居民驱逐到德国苏占区的情况：柯尼斯堡 （加里宁格勒的旧称译者注）已经并入苏联版图，德国人在那里是多余的了…… 1945年春，科鲁格洛夫作为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 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被派往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在那里起草产生。在战争时 期，到国外长期出差简直就是命运之神的礼物。 在克里米亚会议（在雅尔塔举行）和波茨坦会议期间，科鲁格洛夫负责苏联政 府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美国人和英国人授予了他本国的勋章。 1946年1月15日，《消息报》新闻栏刊登了这样一段话：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帕·贝利亚同志提出 的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原因是他的其他中央工作负担过重。 谢·尼·科鲁格洛夫同志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 科鲁格洛夫当时38岁。 1946年春，人民委员更名为部长。 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是我国内务部历史研究方面最好的 专家，他这样对我评价科鲁格洛夫： “他有才能、聪明、有学问特别是同他的那些前任相比。有些严厉。有一 次，他在深夜12点召集会议，但找不到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 于是，一项严厉的命令产生了：才12点钟，中将就不在班上了！不像话！要离开的 话，你的副手和秘书应该知道你在哪儿。” 科鲁格洛夫当上部长时，内务部机构已经被精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不仅 所有业务办案部门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就连内卫部队、边防部队、民警局、刑事侦 查机构也都转到国家安全部名下，内务部实际上成了劳改营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主人 当你读了贝利亚1953年起草的关于将内务部各生产单位转给其他部的决定之后， 你便会知道劳改营管理总局的规模有多大了。这些生产单位包括： 远北建设总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矿山勘探和开发及有色和稀有金属建设总局； 诺里尔斯克有色和稀有金属联合企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第169精炼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第170精炼厂，新 西伯利亚市的第171精炼厂； 维亚尔齐利亚冶金厂； 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工程局；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建设局； 水利工程勘探设计研究局； 石油加工厂和人造液体燃料企业建设总局； 乌赫塔石油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 公路总局； 铁路建设总局； 土库曼主运河建设总局； 顿河下游水利灌溉工程局； 石棉工业总局； 云母工业总局； 伯朝拉煤田工业联合企业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因塔煤炭联合企业； 磷灰石霞石精矿开采工业联合企业； 基洛夫化工厂建设局； 森林工业总局； 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河道建设总局； 加里宁格勒州统用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第九联合企业） …… 所有这些庞大的生产性机构都依靠囚犯们奴隶般的劳动而存在。内务部不仅向 各生产建设部门无偿提供这种顺从的劳动力，而且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生产建设部。 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也当了几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笔下的 《古拉格群岛》的主人（“古拉格”在俄语中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译者注）。 群岛建了很长时间，起初它的主人并没有打算折磨犯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所著的《十三名“铁腕”人民委员》一书中节选了全俄肃反委 员会保密处处长萨姆索诺夫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的片断，萨姆索诺夫曾到列 福尔托沃监狱了解那里的政治犯的关押条件： ‘牢房里又脏又潮又臭，一股霉味，最严重的是那让人根本无法呼吸的烟雾…… 牢房里用的是原始的到处冒烟的火炉，没有任何通风装置；犯人们抱怨伙食太差， 没有书看。走廊里烟雾弥漫，暗无天日，地上是脏水和污秽……这里的政治犯宣布 进行绝食并要求转到布特尔斯基监狱，这应当被看作是正当的。不应当这样对待活 着的人，不应当将他们关押在这种环境中，这是在犯罪。 “结论：解散列福尔托沃监狱管理机构，将管理人员移交法办，原因是以非人 道的方式对待囚犯，这是由于他们不尽职责。玩忽职守而造成的。” 十月革命之后，有一些人真正在从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活动，他们不怕迫 害，虽然危险是明摆着的。许多没有在当地受处罚的政治反对者被判流放2-3年。 然后再被判上同样的期限，不过这次已经是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或是在政治隔离所。 在政治隔离所之后又是放逐以及禁止在大城市居住（称为“减刑”）。总的来看， 当时建立了独特的一条龙措施：劳改营一流放一“减刑”。政治犯刚刚被释放不久 就又被抓起来，当局制造新的案子，然后再将他们送入劳改营。 多名作者合著的《俄罗斯内务部机构和内卫部队》一书（1996年出版）讲述了 我国惩戒制度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监管那些剥夺自由地点的职责由当地的苏维埃 来承担。苏维埃建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是将犯人囚禁还是应该将其释放。 新政权的官方声明说，他们与其说是要惩罚犯人，不如说是教育犯人，为此，他们 说要建立农业劳动改造移民区。 然而，1918年9月5日，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关于红色恐怖》的决定出台。根据 1919年3月21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和5月17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决定，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集中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劳动营。1920年，在 索洛韦茨基群岛出现了第一座特种劳改营专门囚禁苏维埃政权敌人当中的活跃 分子。 国内战争结束后，所有监禁地都归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共监禁着大约7万人。 差不多从1925年起，被送进监狱的人多了起来。 20年代末，广泛利用犯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想法酝酿成熟。 劳改营制度于1929年建立。这些劳改营不仅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得盈利。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有权侦查案件，作出判决，囚禁犯人并且用犯人来劳动。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利用犯人来劳动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的集中营被改名为劳动改造营。那些刑期不少于3年的犯人都被转到那里。其他人仍 留在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农业或工业移民区。 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项任务： 利用犯人劳动来发展人迹难至但蕴藏丰富自然资源的边疆地区的经济。计划在西伯 利亚、北部地区、远东和中亚建一些新的劳改营。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签发的命令中说，新的劳改营在肃反人员的领导下， 应当发挥改变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面貌的作用 到了1930年中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工业生活中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犯人 们修建铁路，搞地质勘探，从事林业工作，建起化工、纸浆造纸联合工厂，从事木 材采运和鱼类加工。不久以前还不知道让犯人干什么好，如今这些犯人已经成为劳 动力的最重要来源。 1929年8月5日，北方特种劳改营最先成立。1931年2月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面 成立了劳改营管理局。1931年4月，该局更名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1937年开始建立所谓的内部监狱，专门关押因犯有反革命罪而被侦讯和判刑的 犯人，这些内部监狱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十处。 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有4所监狱：可关押570人的内部监狱、可关押3500人的布 特尔斯基监狱、可关押625人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可关押225人的苏哈诺夫监狱。 1939年通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条例规定，禁止将受侦讯者的死讯告知 其亲属，禁止将尸体送交其亲属安葬。 战前的几年里，劳改营管理总局不断扩大。政府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项新 的任务，该部就为此成立一所劳改营。犯人们建军工厂，铺公路，修建机场，在采 矿冶金、能源燃料、化工。造纸等工业领域从事繁重而有损健康的生产劳动。 比如，一项有关修建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索利卡姆斯克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政府 决定一出台，未来的新建筑工地所在地区便立刻建起能容纳14万名犯人的伐木劳改 营。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犯人们在这种可怕的、非人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 力量。作家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所有这些被强 制迁移到伊加尔卡的犯人几乎无一生还，但他们挣扎着，努力通过教育来保护自己 的孩子。有文化就有了一切。不管有没有教科书，所有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直到1947年，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政府提议让那些留在特别移民区的原囚犯 恢复自由。共有11．5万个家庭（32万人）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不幸还没有人好好 地写过。甚至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依然得不到信任。 战争开始后，因普通罪行和旷工而判刑的犯人被释放并送到军队。头3年共有9 7．5万名以上的犯人被送到红军。这大概是劳改营管理总局总人数的1／3。 双倍的人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200多万人呆在特别移民区，其中150万人是 在战争期间被驱逐的，他们当中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 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 战争结束时，共有85万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服役。假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被 派往迫切需要他们的前线，那么谁来看守那些犯人呢？ 战争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建了数百个机场、许多飞机制造厂、炼铁高炉、煤 矿、化工厂，修筑了数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开采了从黄金到石油在内的所有必需 的矿产资源。 战争期间，劳改营和移民区的内部规章制度更加严格，看守人员甚至在犯人拒 绝上工时都可以动用武器。监禁条件如此之严酷，以至于仅1942年一年在劳改营就 有248877人死亡。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两度1941年6月22日和1942年4月29日联合下 达指示，根据这些指示，那些刑期已满的犯人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作为雇用人员继 续在当地劳动。区别在于，他们来去不再被押送，并且会给他们付工钱。他们不能 离开或是更换工作。 这两项指示是保密的，那些受其约束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直到1946 年才被释放，那时，斯大林终于同意放他们回家。 当红军转入进攻后，劳改营管理总局开始关押那些曾在被占领区同德国当局合 作的苏联公民。 据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回忆，战争结束 时，斯大林责成时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他修建生产合成发动机燃料的联合工厂。 他下令将囚犯送到建筑工地上。“这是一支从不推辞工作的机动力量，” 巴伊巴科 夫感叹地写道，“人们住在很快搭建起来的简易住房和防寒帐篷里，住在土窑洞里， 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工作无论是下雪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每天工作12小时。” 犯人们为生存权而工作，为增加口粮。为尽快获释而工作。起初在劳改营管理 总局，就连最有才能的、学识最渊博的专家都得从事一般的工作，结果他们接连死 去。后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想到，如果让他们制造可以向斯大林汇报的新技 术装备，那么这些未来的科学院院士可能会给部里带来荣誉。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命运很有代表性，他是火箭的发明者，最先 将人送上太空。1938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10年监禁，原因是他“参与了 反苏恐怖破坏活动”。 为他辩护的人当中包括苏联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那个时候家喻户晓的飞行 员瓦连京娜·斯捷潘诺夫娜·格里佐杜博娃这样的人物。根据她这位代表的质询， 1939年6月13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科罗廖夫的判决，他的案子被送去重审。贝利亚 会容忍这样做吗？请看对他们的回答！1940年7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主持召开特 别会议，判处他在劳改营改造8年。 此刻又有一位代表和苏联英雄为科罗廖夫说情，他是名气同样不小的飞行员米 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罗莫夫。贝利亚在他的信上写下批示：“送科布洛夫同 志。请您看看材料，作出结论。” 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吩咐将科罗廖夫 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特殊技术局，按专业任用。没有释放他，用他来做事情。 科罗廖夫从事的是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5年后，1944年7月27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文，科罗廖夫被提前释放， 撤销罪案。直到1957年，他才被恢复名誉，那一年卫星发射上天。即使是在享受盛 名之时，这位火箭技术的总设计师还畏畏缩缩地问赫鲁晓夫：“您是否真的相信我 没有任何过错？” 特殊技术局于1941年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该局利用被判刑的专 业人员制造军事技术装备：飞机、发动机、军舰、大炮。那里共有将近500名犯人， 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军工厂和科研院所。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记录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的犯人在战争期间研制出的产品。单子上所列的产品 包括在设计师图波列夫、佩特利亚科夫和米亚西谢夫领导下制造的三架轰炸机、飞 机发动机、鱼雷艇、无线电台……不难想象，假如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们没有被关在 劳改营里，他们能做多少事情…… “在签署文件之前，你要确认一点，如果因为这份文件而开始抓人进监狱，那 么你将是黑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是曾被斯大林吓得要命的我国炮兵司令尼古拉 ·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元帅的座右铭。反导弹系统的总设计师格里戈里· 瓦西里耶维奇·基苏尼科在自己所著的《秘密区域》一书中回忆起了这句话。 格里戈里·基苏尼科本人则因制造了防空导弹系统而闻名于世。该系统曾于19 60年5月1日击落了美国的U-2侦察机。他当上了院士、奖金获得者、将军、议员， 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安中度过的：人事部门的干部和机关同事会不会知道 他的父亲是谁？ 而总设计师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他于1938年4月因一项捏造的指控“参 加反革命暴乱组织”而被枪毙。儿子隐瞒了此事。多年以来，他的脑海中总是出现 一幕幕可怕的幻像：警觉的人事干部发现了在他的个人档案中用其他颜色的墨水笔 填写的那行字，随后他被揭发，整个生活被毁掉他失去工作，要不就是失去自 由。 他也无法忘记叔叔过了好久在喝了两杯白兰地酒之后说出的一席话：“为给你 的父亲报仇，一个卑鄙龌龊的告密者在你的两个叔叔的帮助下非常偶然而又非常保 险地死在了火车车轮之下 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基苏尼科被分配到了苏联军械部第一特种局。该局在小贝 利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的领导下制造了苏联导弹武器。这里的主要 专家是从德国带来的德国导弹专家和我们的科学家，这些人仍然呆在劳改营，每天 被押送上班。 基苏尼科介绍了军工综合体所享受的特别优厚的条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那 些武器制造者如此怀念苏联时代。军工综合体得以成功运作的基础是斯大林奠定的。 他曾对导弹制造者们说：“你们将有权动用任何部委的任何单位来完成工作，可以 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来确保这些工作的进行。” 他们获得了一切有林中的小屋，有专用餐厅，有专门的医院，还有汽车。 需不需要再说说试验场上令人愉快的好事情呢？坐飞机去趟中亚，采购西瓜、香瓜、 葡萄。在一系列成功的试验之后，总书记对总设计师说：“派人到所有加盟共和国 首都去采购食品、葡萄酒、伏特加、啤酒、白兰地，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然后以 政府的名义办一次举世未见的盛大宴会。” 一位部长曾对设计师们说了大概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的一切都给了你们。 我想，要是你们提出请求的话，连大剧院的马也会给你们的。现在该你们付出了。” 一旦某个设计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便财路大开，不受限制，格里戈里 ·基苏尼科写道，人们就像苍蝇看到了蜂蜜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希望从公 家的这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享用。因此，导弹和其他装备的获得对国家来说的确 是代价高昂，倾家荡产。 然而，武器制造者圈子里的气氛是极其冷酷无情的。 基苏尼科回忆道，有一次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将他拉进汽车， 把分隔司机与后面客座的玻璃挡板放了下来，愤恨地问他： “我们对这个土匪得忍到什么时候？” “土匪”是指一位同样有名的设计师，当时他吉运高照，因为他非常聪明地将 党和人民的一位领导人的儿子调进来工作。 政治局成员的子女喜欢到军工综合体这个帝国里来工作。小乌斯季诺夫负责建 造履带式激光器，小苏斯洛夫则担任无线电电子系统秘密研究所的领导。 设计师们无情地陷害竞争者，为的是不让他们与之分享“干草”这是他们 围内对勋章和其他各种奖章的称呼。他们还特别害怕那些轻易就可以毁掉他们的生 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 据说，贝利亚有一次去看望了被监禁的航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 波列夫，此人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当上了上将，曾是列宁奖金和三届斯大林奖金 的获得者，曾被三次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图波列夫试图向人民委员解释， 他没有犯任何罪。贝利亚将他的话打断：“亲爱的，我本人知道你没犯任何罪。你 的飞机就要飞上天空，而你也将获得自由。”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已经获得过国家各种奖章奖金的图波列夫院士曾对第一书 记抱怨说，过去坐过牢这件事拖累着他，并且影响到他的子女。赫鲁晓夫安慰他： “图波列夫同志，您可以安心地去工作。我向您保证，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 将下令销毁那些与您有关的文件，使您在任何地方填写任何表格时，都不用写您曾 经被逮捕。”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 在回忆过图波列夫的经历之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又开 始思考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那些管理者的命运：“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 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有半个世纪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在铁窗后度过多年，关于看守和劳改营管 理总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是这样写的：“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 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 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 拉科西·马加斯战前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后来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很 长时间，他留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当时有名的科学家瓦尔加院士 的一席话。瓦尔加对他说：“正派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 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 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入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 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职业党务工作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纳舍夫写道：“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在1937年冬天，它在我的意识当中像是一种不祥之物，它能 从我们的家中抢走父亲，甚至剥夺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区内务局 的木制大房子离我姑姑家的土窑不远，我在区中心上学的那些年一直住在姑姑家。 每天，当我从内务局那被厚实的帷帝遮挡住的窗户跟前走过时，我总想，这些窗户 后面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我当时不可能明白很多事情，但像一头小兽一样本能地 感觉到，这所房子里将发生某种对我、对其他人来说不幸的、危险的事情……” 在斯大林时期，肃反人员采用轮班工作制。他们建立一个班组来完成自己那部 分工作。在这期间他们获得了一切物质财富、称号、职务、勋章、荣誉、名声、 同领袖交往的权利。从被捕者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要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 供商店，商店只向本部职员出售商品。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轮到下一个 班组了。原来的班子被解散，新来的人又获得了一切。 在这个可怕的帝国里有时也能遇到好人不打人的侦查员、天生并非恶人的 监狱值班看守、并不那么凶恶的劳改营监督员。这些人极少遇到，但遇到他们可是 福气。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基本上可分为两类。那些无可争议的崇拜者对斯大林无限忠 诚，他们以斯大林的名义枪毙犯人，念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而那些追逐个人名利 的人则会轻而易举地适应党的方针的任何转变：需要杀谁，他们便杀谁。渐渐地， 第一类人几乎不复存在。 可是否应当把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卢比扬卡的主人都视为大恶人，看作是用 自己的罗网缠裹住整个国家的鬼呢？将罪责归咎于某个生来就带有魔鬼印记的人， 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上一句：“一切事情都怪他！”这种做法的确很诱人。 可是要知道，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他们领导的部门所需要的人。其他人在这 个位置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要不他会选择其他工作岗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权有势的部长或人民委员只不过是这个似乎是独立存在的 宏大体系当中的一颗螺丝钉。 但他同时也在给这台机器紧扣，也在调试并开动这台机器。事实上，这一装置 之所以能够工作，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更多的志愿助手心甘 情愿地给自己选择了这一工作，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使全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他们为许多人设立了专案文件，国家安全机 关人员渗透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 他们使人堕落腐化，使那些原本看上去正派文明的公民为了摆脱恐惧，或是为 了钱财、房子、出国，再或者仅仅是指望获得领导的垂青，出卖自己的亲人、邻居 和同事。 对被捕和对劳改营的恐惧致使人身上所有那些恶的东西暴露无遗。这让人觉得， 坏人比重大于常人。人们之所以坚持不住，是因为他们面临万丈深渊。恐惧和不信 任在苏联社会中成了一种推动力。其结果是遏制了一切首创精神和自我承担责任的 意愿。 可是这些人能否选择另一种命运，不用害怕会消失在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呢？当 时的人们受到的判决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要知道，肃反人员要么执行命令，要么就 得死。如果一颗螺丝钉坏掉了，它立即会被另一颗所取代。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潘琴科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奴颜婢膝之徒和 走狗们说：‘时代就是这样。’时代总是不好的，而我们能否超越它这取决于 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仍然可以做个正派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敬 重的一位老师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说过：‘别担心，在任何最丑 恶的制度下都会给正派人留下两三个位置的。”’ 还应当考虑到，对不少人来说，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卢比扬卡工作不仅给他们 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而且也给他们创造了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1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是几百万人，对于他们来 说，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存在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再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及其家 人也算进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对斯大林的迫害。对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国家安全 机关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国内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克格勃的将军，劳改营和监狱里有 多少监督员，多少侦查员捏造出多少命案！但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呢？他们长大以 后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谴责？咒骂？还是相反，赞颂他们？ 没有这类书籍。谁也没有找到“卢比扬卡的”孩子，没有问过他们。这里需要 的不是小说，而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那种严肃的纪实性文体。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此类书籍呢？这是因为，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可怕，写起 来也可怕。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的才能看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 在苏联时期就问过他，为什么他再也不写东西了？他回答：“尝试过，曾经挖得深 了一些，突然惊叫一声，赶紧把坑填上，再用脚踏平。”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妻子的侄子，他编写了阿利卢耶夫斯大 林家的家谱，并撰写了《一个家庭的纪事》一书。 在他还是个3岁小孩时，他的父亲便被枪毙。过了整整10年，他母亲又被囚禁。 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只留下了诉讼案。母亲6年后被释放。她回家时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他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却保存着完好的记忆，这一点令人惊讶。对这位回忆录 作者来说，昔日子是后来才来的，那时已经没有人被枪毙了。 书中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对约瑟夫·斯大林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不成功的 婚姻的评价，家人对阿利卢耶娃自杀一事的态度，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斯大林不 幸的私生活。书中只缺少一点没有表现出对不幸父母的同情，作者也没有试图 去搞清楚父母先后被夺走的原因。 其实作者有答案。父亲是被贝利亚杀害的。抓母亲进监狱的也是他。贝利亚被 枪毙后，母亲又被赫鲁晓夫囚禁在劳改营整整一年。如今的民主派尼基塔·赫鲁晓 夫，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曾任捷尔 任斯基的秘书。1938年，列坚斯被派往哈萨克斯坦任内务人民委员，几个月后被逮 捕，他被指控为地主贵族国家波兰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毙。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写道： “母亲费尽周折找到斯大林，请求他过问父亲的案子。‘好的，’他说，‘我 把莫洛托夫请来，你跟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来。他们会把列坚斯带来，我们 一起解决此事。’但祖父拒绝去斯大林那儿。于是母亲和祖母两个人去了他那儿。 祖父的缺席激怒了斯大林，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跟我母亲和祖母大吵一架， 根本没有解决事情，于是父亲的命运便被注定了。” 然而作者认为，他父亲的死既不怪斯大林，也不能怪那个令无辜的人被处死的 制度。制度是非常优越的： “那个年代，商业部门运作良好，物价下降，有段时间食堂里的面包免费供应， 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不断改善……制度让人们过上了有保障的日子，国家在前进……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报纸还充斥着有关鞋子、电视机、冰箱滞销的报道。”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论断。尽管父亲被枪毙，无论未来的回忆 录作者，还是他的家庭，仍然可以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也可以去所谓的“病号 食堂”（通常被称作“小灶”）去就餐，还可以调用政府车库里的汽车林肯、 奔驰，战后则是“吉斯110”。住在沿河街上那幢有名的大楼里，五间一套的住 房，大约有100平米，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心满意足地回忆着。夏天在斯大林的 别墅度过。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的副官安排他进研究生班，并向国立莫斯 科大学校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作者也真的相信，“我觉得，我们那时的生活方式完全是民主的…… 那个时候，过得比别人好的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让作者失去了父亲，但作为交换给予他的却是对伟人难以忘怀的认同感。 如果说书中也有英雄，那这个英雄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阿利卢 耶夫根本没有发觉他下面这句话听上去有多么奇怪：“父亲死后。我和妈妈在战后 非常喜欢上剧院。我记得，在大剧院里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包厢。” 未来的作者受到伟人关注的那一刻也令人难以忘怀。看到小阿利卢耶夫后，斯 大林对他母亲说：“好啦，就凭这样的儿子，我也可以不跟你计较了！”父亲已经 被枪毙了…… “斯大林当时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他常问我们许多问题，同我们开玩 笑，逗我们玩儿。昨晚饭的时候，他不断地给我的盘子加饼干、陈皮。我们嬉笑着， 不时兴奋地尖叫。” 最先记述在克里姆林宫的童年生活回忆的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 耶娃。她的文学水平迄今为止大概也是最出色的，她的书坦率而又严肃。不过，后 来问世的由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所著的一部书在我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这得益于该书构思巧妙的、几乎类似侦探小说的情节。 小赫鲁晓夫为辩解文学开了个头，那时“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开始维护父辈 的名誉。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在《关于我的父亲格奥尔基·马林科 夫》一书中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同迫害没有关系，相反， 他曾试图阻止贝利亚搞迫害。 父亲被枪毙后被迫改用母姓的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在《我的父亲 拉夫连季·贝利亚》一书中也表示相信，父亲只做了救人的事情。 对父亲的罪过视而不见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的书恐怕是第一部没有为自己那遇害的父亲进行辩护，而是为允许杀害父亲的人 说好话的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苏联战俘 对被敌人俘虏的红军官兵的不信任始于1939-1940年的芬兰战争。战事结束后， 芬兰人交还了5500名战俘。他们全都受到审判，并被送进劳改营。 1941年被德国俘获的红军官兵达200万，1942年为130万，1943年将近50万，19 44年是20万。 1941年秋，德国当局开始将占领区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迁往德国。战争期间 共迁过去500万人。其中大约有25万人是希望回到历史上的故乡的德意志族人。 1941年6月28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联合发布 《关于对背叛祖国者及其家庭成员追究责任的办法》的命令。 当俘虏被看作是蓄意犯罪。被俘者以叛国罪论处。突围出来的士兵被当作潜在 的叛徒。 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15．7万人被枪毙，也就 是说，有15个师是被自己人消灭的。这些人基本上是突出重围或是被俘后逃出来的 官兵。 1941年1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发布关于审查“原红军指战员”的决定。 第二天，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下达了《关于为曾经被俘和被敌人包围的原红军 指战员建立特种劳改营》的命令，即第001735号令。该命令规定要在上述人等当中 揭露“叛国者、间谍和破坏分子”。 当时负责处理被俘红军战士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局。 也就是说，对待他们就像是对待敌军士兵一样。1943年，劳改营转归劳改营管理总 局管辖。 从1944年起，被俘后获救和突出重围的军官被作为普通士兵编入突击营。在受 伤和荣获勋章之后可以恢复军官职衔，但在突击营当中最后能活下来的并不多。他 们被派到最危险的方向发动进攻。共有25000名军官曾被编入突击营。这么多的军官 足可以用来配备22个师。 1944年8月，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针对从德国回来的人员建立审查网点的决定。 在被俘人员和被驱往德国劳动的人员经受审查的过程中，他们被用来从事最艰苦的 劳动。 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被俘获救的红军战士和被遣送回国 人员送往工业企业工作》的决定。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伯朝拉煤田、诺里 尔斯克和乌赫塔的联合企业便有了劳动力。 1945年10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剥夺曾在德国军队、德国特种部队 服役的“弗拉索夫分子”和警察的军官职衔》的秘密决定。等待这些人的是劳改营。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德国人和日本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里关押过160万名德国战俘和60万名日本战俘。 负责管理这些人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当 初是为管理被俘虏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 对日战争时间并不长，但驻扎在中国北部的关东军几乎全都成了俘虏。 1945年8月的行动进展神速，它确保斯大林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军事基地，使他能 够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进行监控，并收回了南萨哈林，获得了千岛群岛，还为苏联 军舰取得了一个自由出海口。 苏联坦克部队的侧翼迅速将关东军切断，于是日本人陷入旬围之中。他们已经 无路可退：他们的祖国在大海的那一边，而日本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1945年，英美军队也俘获了日本人，他们已经同皇军打了4年仗，不过在日本投 降书签字生效之后，日本战俘开始被遣送回家。到1947年底，他们全都回到了日本。 除了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战俘。 他们在我们这里面临什么命运呢？这一点可以根据其中一个名叫柳川成夫的战 俘的遭遇来判断。 1948年12月10日下午5点，他遭遇了不幸：被土埋在了下面。当人们将他掘出来 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 战俘营的医生在第143号病历中写下如下诊断：胸廓挫伤。一天后，医生给柳川 成夫做了手术。切除一根肋骨，切开蜂窝织炎：医生发现柳川成夫左胸有脓胸症状， 并且伴有心肌炎。手术无济于事，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后，这个原日军上等兵于1月1 3日死去。 l月15日，据他的个人档案记载，“对第117号战俘营的日本人柳川成夫的尸体 进行了解剖”。对外科医生没有提出异议。 1月16日，第1339号医院分院人事登记检查员、分院主管保卫和生活制度的副院 长以及物资供应局局长立下如下文据： “柳川成夫的尸体埋于4号坟1室。坟上立有识别标志一根竿子，上面一块 木板，木板上的铭文用耐清洗的涂料写成。” 在涂料罐的说明上，这种油性液体的确冠以“耐清洗”涂料之名，但湿雪和雨 水很快便将这能够让人回忆起这名来自遥远日本的农民之子的最后的印记从地表冲 洗掉了。 不仅如此，就连医院殡葬队战士那已经习惯于抬死人的双手所设置的标准的小 竿子也没有竖立多久。这样一来，柳川成夫的父母永远不可能得知他们的儿子是什 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死去的，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找到他的坟墓。 这样的坟墓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共有6万多座。1959年，苏联当局只向日本政府提 供了4000名死亡战俘的资料，尽管6万余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知道的：他们 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建了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 理总局。 柳川成夫生于农村，没有上完学便开始做工，1945年应征入伍。他进入了关东 军，在独立通信营里任文书…… 曾经审问过他的战俘营管理处高级监察员布罗夫中尉毫不费力地描述了他的长 相：身高165公分，黑头发，眼睛是褐色的，扁鼻子，典型日本人的大脸盘儿…… 柳川成夫是1945年8月成为俘虏的许多日本年轻人当中的一员。作为营部文书， 他不属于战胜者决定好好惩罚的战犯之列。那么，为什么他和其他6万名日本人没有 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回到家乡呢？ 那些记录着斯大林及其亲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文件不为人知。可以推测，斯 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确 实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 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方式。 1946年的头3个月，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副局长彼得罗夫中 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战俘营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视察。他在自己的长篇报告当中 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 战俘实际上都被送到了荒野之地。当局决定让营员们自己建造住房，但既不给 钱，也不给物。战俘们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 由于没有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俘虏们徒步离开满洲里和朝鲜。经过两千 公里的艰难跋涉，他们被安排到矿井工作或是去伐木。 第一个冬天最艰难。由于没有棉衣，日本夏季制服不顶用，而且日本人不适应 这样的严寒，许多人生病、丧命。医院刚刚准备就绪，病人并不是在生病的时候， 而是在床位空出来的时候才得以就医。 那些同日本战俘打交道的人首先记着的是他们有劳动能力并且遵守纪律。政工 教导人员试图离间日本士兵和军官，而负责经营管理的人员则正相反，他们乐于利 用日本士兵服从上级的习惯。但战俘的劳动效率不高。经济学家们的秘密统计结果 表明，战俘营是在亏本经营。因战争而破产的苏联根本无力养活这么多日本战俘。 战俘营不归劳改营管理总局管辖。日本人受到的待遇同被俘的德国人、意大利 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远远好于苏联的囚犯。 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同行们不同的是，战俘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故意折磨 自己的犯人。至于苏联的生活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战俘们因繁重的劳动、因寒冷 和饥饿而死去这是另一码事。不过那时“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也并不 存在。 虽然如此，在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科鲁格洛夫签发的关于预防战俘逃跑措施 的命令中还是专门说：“对战俘使用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极端措施，在所有 措施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应当采取这一措施。在所有使用武器的事例中，应对使用 武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专门的审查。” 饮食标准划分成无数个等级这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做法：通过肚子来控制 营里的战俘。士兵、军官、将军、营养不良症患者、病人、反法西斯学校学员、拒 绝劳动人员和被调查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就看他属于哪一类战俘。 1948年，这样的标准有10个等级。 用战后苏联饥饿生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饮食标准看上去是可以接受的（不过， 盛进劳改营饭盆里的当然只是饮食标准定额的一部分）。但这对于那些在西伯利亚 挨饿受冻数年之久的日本士兵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那些同肃反工作人员和政工军官们有接触的人日子过得好一些。政工教导人员 得借助于翻译和莫斯科出版的日语参考教材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确 保积极支持本国民主变革和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的不断增长”。 当时还开设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学习班，还举办了业余文娱活动。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间过上10-12天， 在那里，战俘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战俘营里盛行做表面文章之风。俘虏们按照宣传官员的要求展示“改造成果”， 表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装订好的相册里夹的是同一类照片：战俘们在食堂、 在理发馆、在牙医诊所，战俘们搞体育活动。 照片旁边配注的是关于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词和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 宣传者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就连那些被列为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的人，与其说 是真正接受了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讲解，不如说是为了努力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 1950年5月24日，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 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汇报了“关于对战俘和拘押人员进行关押、使用其 劳动和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和日常工作的总结以及有关遣返回国的情况”： “为关押战俘和拘押人员，共建立 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分营、392个工 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 “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 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领域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 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亚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 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阿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 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电站、塞凡湖电站、扎乌吉卡乌斯电站、 法尔哈德斯电站、索契电站、库拉科夫电站等，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 -90%。 “通过在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采取间谍和侦查措施，共查出6136名为敌方充当 间谍和情报人员的苏联公民，其中1554人的情况已经查明，其材料已转交国家安全 部有关部门。在战俘当中共查出并审判了983名背叛祖国的苏联公民，他们在希特勒 的军队里服役并在被俘之后冒充德国公民。“通过对曾经是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 的战俘进行审讯，共查出819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间谍。有关这些间谍的情况已通 过苏联外交部向相关人民民主国家当局进行了通报…… “同时还获得了553名德国驻外大牌间谍的材料，其中驻美国的有18名，英国2 0名，法国27名，南斯拉夫21名，土耳其41名，西班牙27名，比利时10名，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84名，人民民主国家186名，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白俄分子圈内 有78名，各国宗教人士当中有41名。这些间谍分子的材料已转交情报委员会和国家 安全部。 “内务部机关还从已被招募为间谍的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筛选出986人，这些人 因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拥有关系网和活动条件而具有发展潜力。这批间谍人员已转交 情报委员会、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海军总参谋部和国家安全部……” 1950年4月22日，塔斯社播发了遣返日本战俘的消息，5月5日播发了关于将德国 战俘全部遣送回国的消息。 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面有一个业务局，其局长是原苏联军事 情报机关柏林情报站负责人、三级国家安全委员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 1945年和1946年初，战俘营里的业务部门负责处理被俘的宪兵、警察和日本情 报人员。业务部门的任务与其说是惩罚他们这些战犯，不如说是查清楚在苏联境内 有没有日本间谍。 很快便查明，在刺探苏联机密方面，日本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成绩， 于是科布洛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战争结束两年半以后接到新的指示：在俘虏当中建 立自己的间谍网。 他们尽力招募那些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俘营里的内线的原德军和日军军官， 试图让他们在回国后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那些军官同意了，他们愿意做任何 事情，只为能活着回到祖国。 50年代末，苏联驻西德和日本的情报机关得到了与他们当中数十人进行接洽的 指示。苏联情报机关挑选了最有潜力的一些人接头，结果令人失望。有的人干脆拒 绝见面，有的人报了警，用他们在苏联战俘营里写下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的保 证书来要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大赦不可避免 鉴于取得战争的胜利，苏联宣布实行大赦。根据1945年7月7日的命令，30万名 犯人被释放。从1947年起，劳改营的管理略微松了一些：允许收取寄来的食品，工 作表现好可以提前释放。但与此同时，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刑事立法更加严格， 结果犯人数量上升。他们的活儿多着呢。 劳改营管理总局继续扩大。 这是怎么搞的呢？举例说，政府通过了关于向云母工业提供帮助措施的决议， 于是便立刻建立了内务部云母开采加工总局。再比如通过了关于增加石棉开采量和 产量的决定，立刻便成立了内务部石棉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政府通过关于发展地 质勘探工作的决定，随即出现了关于建立苏联内务部地质局的指示。 1948年2月2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关押特别危险犯罪分子的劳改营和 监狱》的决定。 特别危险分子包括间谍、破坏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白俄、托洛茨基分子、孟 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还有曾当过战俘的人和被遣送回国的非军 事人员。 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 于建立专门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的监狱和劳改营的计划，这样的国事犯共有10万 人。他们决定不释放那些服满刑期的人，而是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国家安全部全力工作：准备一些大案，准备大搜捕，监狱的床位可能不够…… 1948年2月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能关押18万人的劳改营的决定。结果 这还不够。1950年3月5日，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劳改营的容 量增加到25万人。科鲁格洛夫在科米自治共和国、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区、莫尔 多维亚、卡拉干达附近、克麦罗沃州、巴甫洛达尔州和科雷马建立了特种营。特种 监狱则根据科鲁格洛夫的指示建在了弗拉基米尔、伊尔库茨克州和上乌拉尔斯克。 普通的劳改营用于关押那些根据刑法条款判刑的人。政治犯被关押在特种营， 他们得从事繁重的劳动。在这里，木围栏被带刺的铁丝网所取代，犯人们背上编了 号，住处的窗户装上了铁栅栏，夜果要锁上门。 1954年，内务部的特种营改为劳改营，犯人的衣服上取消了编号，在见到劳改 营管理人员时，他们可以报告自己的姓，而不再是报告号码，这是索尔仁尼琴的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中所描述的。 谈到科鲁格洛夫，涅克拉索夫教授指出：“他在斯大林时期干了7年。这7年间 只同斯大林见过4次面。这个部没有得到‘亲爱的父亲’的宠爱。因为吸引约瑟夫· 维萨里奥诺维奇的主要事情发生在另一幢大楼，即国家安全部。” 1949年，科鲁格洛夫因参与建造原子弹而获得了列宁勋章。在党的19大上，他 当选为中央委员。 科鲁格洛夫在内务部长这一职位上干到1953年3月5日。贝利亚在这一天将所有 特种机构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科鲁格洛夫再次成为他的第一副手这一次是三 个副手之一，另外两个是谢罗夫和科布洛夫。 在贝利亚二次挂帅期间，科鲁格洛夫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现。他是一个忠实可靠 的公务员，贝利亚信赖他，但没有把主要的心思告诉他。贝利亚让科鲁格洛夫来领 导伊格纳季耶夫时期被逮捕的原肃反人员案件的审核小组。几名将军被释放，并随 即被任命为内务部高官。 贝利亚成功地摆脱了劳改营管理总局，将其移交给司法部管辖。他被逮捕之后， 这一决定被修改，根据部长会议1954年四月ZI日通过的决定，劳改营系统转回内务 部。科鲁格洛夫重新得到了劳改营管理总局。 贝利亚被捕时，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对新的权力当局表现得非常忠诚，他立 刻向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于是他被任命为部长。当时没有什么 特别的人选。 被任命为第一副部长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很熟悉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 夫以及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当时的打算可能是让沙塔林稍微 熟悉一下卢比扬卡的环境之后，立即由第一副部长升任部长。但赫鲁晓夫后来改变 了计划，沙塔林实际上最终也没有参与内务部的工作。 贝利亚被逮捕后，部领导层中有4000人被解雇。从外边党务机构和军队- -调来一些人员。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和人事局局长由苏共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两位局 长担任。科鲁格洛夫受命削减人员编制并通过局的合并来精简机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是不幸事故还是谋杀？ 科鲁格洛夫将曾经由贝利亚控制的所有特工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长达半年。新 的国家领导人对这些机构的兴趣绝对没有消失。 1953年，贝利亚被枪决之后，赫鲁晓夫签发了中央关于在苏联内务部第二总局 （对外情报局）下面建立第12特别处的决定，该处的任务是对美国、英国和其他敌 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军事战略设施和交通线实施破坏，并对苏联最活跃的敌人 采取恐怖活动。 这样的敌人包括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和由 流亡分子组成的民族劳动联盟的领导人。为了除掉这些人，专门训练了一些特工军 官。霍赫洛夫大尉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被派往西德，民族劳动联盟领导人之一格奥 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就住在西德的法兰克福。派遣霍赫洛夫出去的是 科鲁格洛夫，而这一事件引起轰动则是在克格勃首任主席谢罗夫在位时…… 几乎很快，在1953年秋天，克里姆林宫便产生了关于像内务部这样的庞然大物 应当被肢解的想法。况且，科鲁格洛夫也并不是那个可以把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 军队监控和政府保卫部门全都托付给他的人。这一职位只能交给特别让人信赖的人 物。 当时提出了各种方案，结果在1954年2月10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建立隶属 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译者注）并将所有业务部门移交该机 构的建议。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的是科鲁格洛夫的第一副手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 ·谢罗夫上将。 剩给科鲁格洛夫的是民警局、消防部门、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 “古拉格群岛”于1956年解散，当时对该局的称呼也好听一些了。而实际上， 从1953年起，劳改营便已开始一个接一个不断地空了出来。 贝利亚实行的大赦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因为大赦削弱了强迫劳动奴隶制 的基础。在贝利亚被捕之后，犯人继续获释。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瑞莫夫教 授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仅仅是出于人道或是正义方面的考虑。 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在50年代初，苏联处在社会爆炸的前夕。千百万人的忍耐力已达到极限。被 神化了的领袖的去世减少了人们对国家的恐惧，并使人们产生了改善生活的希望。 劳改营里的暴动早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已开始出现。而从1953年3月起，暴动的次数急 剧增加。当局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使用了重武器、坦克和大炮。 “犯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假如他们全都行动起来，他们会消灭劳改营的看守， 天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而劳改营旁边住的是那些原来的犯人，他们不久 前刚被释放出来有的是没有获准回家，有的是遇到了女人，结了婚。这里形成 了对当局来说非常危险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所有大工业城市都被劳改营包围了。有 些职业自由人是不会去从事的。 “贝利亚实行大赦是企图缓和局势，减轻紧张气氛，但这种尝试并不成功。释 放的是一些流氓无赖和小刑事犯，他们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于是全国兴起抢劫 偷盗的浪潮。而那些早就等着释放的人仍然被关押着，于是便出现了暴动，参加暴 动的是原来的战俘，也就是会摆弄武器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被赦免，这更增 加了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自由的愿望……” 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于1956年10月25日通过决定，对送往剥夺自由之地的人 员放松看管制度缩减刑期，改善关押条件，安排受教育，根据社会危害程度来 划分犯人。不过这已经是在科鲁格洛夫之后了，他已不再担任部长。赫鲁晓夫逐渐 摆脱了老的官员，任用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担任部长只会损害他的名声。 他在为20大做准备。不断有人将有关斯大林搞迫害的文件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这些文件上，科鲁格洛夫的名字也不时地出现。那里也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这 都是些同样有名气、依然身居高位的人物。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家，作出了一个 卑鄙的选择：将那些仍然用得着的人留下来，跟其他人分手。科鲁格洛夫同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的私人关系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正如在类似的情况下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赫鲁晓夫物色了一名党务官员来担任 科鲁格洛夫的职务，这名官员是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杜多罗 夫。 在内务部工作10年之后，科鲁格洛夫于1956年1月将工作交代完毕，彻底离开了 内务部。这一切都安安静静，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 “我认为，他是一步一步被解除职务的。并不是突然地冒出一句‘他不称职’， 就把他给撤掉了。解除他职务的过程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虽然采取的是一种不 同寻常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将一些事务从一位部长手里移交给另 一位部长。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想摆脱这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人物，他决定通过解除科鲁格洛夫的职务来树立一个样板。这 个委员会由中央书记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来领导，委员会下面的7个 小组委员会审查了内务部方方面面的工作……” 在被解除部长职务后，科鲁格洛夫被任命为电站建设部副部长。但他在那里干 了不长时间。第二年，他被调离莫斯科，前往基洛夫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科鲁格洛夫开始生病，1958年丧失劳动能力，辞职退休。他很长时间不能获准 回到他在莫斯科的家中。他已经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盯上了，该委员会当时受赫 鲁晓夫之命调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部前领导人的案子。 1959年，他被取消将军退休金待遇，并被迫迁离大宅子。他在社保处起初能领 到60卢布，后来总共40卢布，过上了昔日子。一年后，1960年1月6日，他被开除党 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告中说： “科鲁格洛夫长期担任贝利亚的副手，对贝利亚忠心耿耿，粗暴破坏了社会主 义法制。 “在1944年驱逐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时，他对被驱逐者任意处置，处决了无辜者、 生病的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 “他欺骗党和政府，在汇报工作时称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工作井然有序，并 介绍似乎在中亚各共和国为移民重新定居创造了良好条件。根据马林科夫的指示， 他参与了建立专门关押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所谓‘特种监狱’。” 科鲁格洛夫在后来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1950年，根据马林科夫的指示- -他是代表党中央并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下达该指示的内务部受命腾出一所监 狱，指定该监狱的负责人，配备值班看守，并且今后不再负责管理该监狱，因为它 将隶属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该监狱关押的是“列宁格勒案”的被告、原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还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被告……负责管理这所 监狱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监狱能容 纳30-40名犯人，内有35间侦查员办公室。 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科鲁格洛夫请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我参加了国 防工业、核工业的建设，我请求在研究我的党籍问题时考虑到这一点。我请求派我 去建设布拉茨克水电站。” 然而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曾几何时，他也这样操纵过他人的生活…… 有传言说，科鲁格洛夫被枪毙了。实际上，1977年6月6日，过去曾担任过部长、 此时沦落为一个住在郊区的退休病人的科鲁格洛夫在火车车轮下悲惨地死去。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 “至于是他本人卧轨还是被人推下去的，目前还不清楚。对此有过各种各样的 说法……”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一章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年4月20日，西德爆出一件大丑闻。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尉尼古拉·霍 赫洛夫被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说，他曾受命刺杀流亡组织民族劳动联盟 的领导人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霍赫洛夫向记者们展示了克格勃 为完成此次恐怖行动而专门给他配备的专用装备。 霍赫洛夫没有去刺杀奥科洛维奇，而是选择了留在西方。他在2月份就向西德警 方投降，而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只存在于文件之中。交给霍赫洛夫的战斗任务是 由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签发下达的。但在投敌分子霍赫洛 夫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克格勃已经产生，它的成立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大家都对苏 联特工机构新任领导人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克 格勃首任主席便名扬全世界。 1991年8月叛乱前不久，前大尉霍赫洛夫若无其事地来到莫斯科。他当时给我留 下的印象有点奇怪。霍赫洛夫早已在大洋彼岸安了家，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 学教授。他似乎对心灵学更感兴趣，而且他在莫斯科出现本身就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他甚至还去了一趟卢比扬卡，在克格勃社会联络中心，人们跟他交谈时相当礼貌。 这或许是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剩下几个月的光景了。 而当时，1954年，一切还刚刚开始。 在詹姆斯·邦德的塑造者、英国人扬·弗莱明的一部小说《来自俄国的爱情》 中，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将军思索着谢罗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的杰出作用： “谢罗夫，苏联英雄和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 务部创建者的天才门徒，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比贝利亚更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30 年代领导铲除了苏联领导人所不喜欢的几百万人。他是大多数莫斯科公审的导演。 他组织策划了对高加索民族的血腥屠杀。正是他，谢罗夫将军，策动驱逐了波罗的 海沿岸国家的居民并绑架了德国原子弹专家，这些专家使俄罗斯在战后几年内在技 术上取得了迅猛的进步。 “谢罗夫大将同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起统治着国家。或许有那么一天，谢罗 夫会超过所有人，从而站在令人眩目的权力之巅…… 扬·弗莱明小说里的主人公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他描绘出的肖像眼人物原 型鲜有共同之处，而且他对谢罗夫未来的预测也是不成功的。但这并不是围绕伊万 ·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这个名字出现的惟一的神话。 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写道，据说，谢罗夫的父亲亚历山大·帕夫洛维 奇革命前在沃洛格达市卡多姆监狱当警察，斯大林1912年曾在那儿服过刑。革命后， 谢罗夫的父亲失踪了……不过，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未必能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取得如此辉煌的功名。 著名的《大恐怖》一书让西方了解了斯大林的犯罪史，根据该书作者罗伯特· 科克维斯特的说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军方领导人“是于光天化日之下在捷 尔任斯基街11号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前面被枪毙的。领导这次行动的是面如土色、 浑身颤抖的加伦元帅，而对集团军统帅们执行枪决的行刑班的班长名叫伊万·谢罗 夫，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军官”。 现在我们知道，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卢比扬卡被枪决的，而是在位于尼科利大 街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大楼的地下室里。时间是在1937年6月11日。谢罗夫当时还 是军事学院的学员，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这样敏感的事情不会交给 他或加伦元帅，或是其他任何军人来完成。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大校同志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05年生于沃洛格达州。他很早便拿到了党证 1926年，那时他在列宁格勒军校学习。曾在骑兵部队服役，而后是炮兵部队， 职务迅速升迁。 1935年，谢罗夫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打算成为一名高级军官。此时的照片 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年轻军官。他喜欢军旅生活，然而，工农红军总 政治部的一纸命令使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军队里，而是到了内务人民 委员部。 谢罗夫的女婿、著名作家爱德华·阿纳托利耶维奇·赫鲁茨基对我说，这一切 都发生在一天之内： “一部分毕业生已经分赴各地上任，而被分配到远东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 则耽搁了一天。这一天，所有还没有离开的人被召集到学院礼堂，副国防人民委员 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来了，他说：所有毕业生都到内 务人民委员部听候差遣。” 这是贝利亚提出的要求：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补充新人党务工作者和军人。 谢罗夫得到了刚刚上任的贝利亚的亲自接见，后者立刻决定了他的命运。谢罗夫当 时是少校，贝利亚当时便授予他国家安全少校衔。当时专门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人 员的职衔要比相应的军衔高出两级。换句话说，谢罗夫一下子从少校变成了旅长， 而两个半月后，他获得大校职衔，相当于军队中的少将（1940年5月之前相当于师长 一级）。 谢罗夫在委员部里的工作也同样是从高级领导职务干起的。1939年2月9日，他 开始代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农民警总局副局长一职。9天后，他成为民警总局局 长。 当谢罗夫脱下很适合他的军装而换上了警服时，他的妻子非常难过。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30年代曾在民警局服役，在叶若夫时期被捕。 他写道，有一次他正在受审，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民警总局局长的谢罗夫走了 进来，请求他的帮助：“你要是能揭发民警总局内部参与你们的反革命阴谋的人员， 那么你对我这个新人就可以有所帮助。你要知道，我能感觉到自己被敌人包围着， 但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你真诚的坦白可以帮助我。” 1958年，在克格勃俱乐部的一次隆重的见面会上，老肃反工作者施赖德尔向克 格勃主席谢罗夫提起了此事。后者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随后补充一句：过去的事 情应当努力去忘掉…… 贝利亚来到部里后开始清除叶若夫的人，谢罗夫因此而升职极快。他在民警总 局只干了半年。 1939年7月底，他被调往国家安全总局任副局长兼二处（机密政情处）处长。这 是同反苏分子作斗争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谢罗夫之前领导该处的是贝利亚身边 的红人之一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他因升迁而离开该处。 1939年9月2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天，谢罗夫当上了乌克兰共和国内 务人民委员。在他之前担任人民委员的是乌斯片斯基，就是这个人，为了逃脱注定 要被枪毙的命运而逃离基辅，改名换姓隐藏数月。 很长时间找不到人来担任新的人民委员。代理人民委员一职的是波格丹·科布 洛夫的弟弟阿马亚克，此人后来到了柏林，担任驻当地情报站站长。 在基辅，生活促使谢罗夫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 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而在1940年春天，他还结识了刚刚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 令员的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这两个人在他的生活中起了关键的作 用，当然，特别是赫鲁晓夫。 谢罗夫调往基辅两周后，苏联军队同波兰开战。西乌克兰并人苏联版图，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迅速进行了在新建各州肃清反苏分子的工作。 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关押波兰俘虏的战俘营以及搜捕波兰军官、警察、政治活 动家、知识分子及一切有点名气的人。这样的工作肃反人员在苏联境内已经搞了20 年，而在新吞并的各州，这一工作要求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 除了在卡廷被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外，不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小分队逮捕的 波兰人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监狱里就被直接枪杀了。 为便于直接领导这次行动，谢罗夫从基辅来到了西乌克兰的文化和历史中心利 沃夫。当时来不及把所有事情都做完。1944年，当乌克兰西部各州从德国军队手中 解放之后，当局在这些州重新开始进行镇压迫害行动。 谢罗夫在乌克兰工作了一年半。1941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分为二之后， 他被召回莫斯科，并于2月25日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是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半年后，内务人民委员部 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谢罗夫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 谢罗夫主管民警、消防、监狱管理局、行刑大队总部及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 理局。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同贝利亚的其他副手一同领导了将一些民族全体驱逐的 大规模行动。1941年8月12日，斯大林下令取消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 义自治共和国并将所有德意志人迁到更加远离前线的地方迁到西伯利亚、阿尔 泰、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领导此次行动的是副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两个月之内处理完毕。为了迁移德 意志人，共召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数千名人员，还有民警，甚至还动用了军队。在 1941年决定命运的那几个星期，前线非常缺人，但斯大林生怕后方发生暴动，生怕 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人企图推翻这个政权。 1944年，谢罗夫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人员参与驱逐了车臣人、印古什人、卡 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领导这些行动的是贝利亚本人，他的每个副手都分得 一部分工作。 因为这项工作的完成，斯大林对所有人都慷慨嘉奖。1944年3月8日，谢罗夫获 得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贝利亚、科鲁格洛夫和科布洛夫也荣获这一勋章。除奸总局 局长阿巴库莫夫被授予二级苏沃洛夫勋章。 7月，谢罗夫“因领导了肃清克里米亚境内的反苏和间谍分子的行动”而被授予 红旗勋章。波格丹·科布洛夫也获得了这一勋章。他们两个还共同参与了将20多万 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保加利亚族人、希腊族人、亚美尼亚族人驱逐出克里 米亚的行动。 驱逐行动在战后继续进行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展开驱逐 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已没有谢罗夫的参与了。他接手的是更有意思的工作。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一颗金星 研究过有关谢罗夫的文件的历史学家尼基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说： “他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波兰社会安全部顾问，领导过逮捕波兰国家军指 挥人员的行动。波兰国家军是隶属于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的一个地下武装组织……” 三个部门除奸军事反间谍总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 -是如何划分权限的呢？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 “除奸总局设立于红军进攻部队之中，它针对的是德国的特工机关，负责调查 军队中的谋反事件。内务人民委员部紧随军队之后，从事后方安保工作，其中包括 布防阻击队，同时在从德国手中解放的地区搞清剿工作。随后出现的是国家安全人 民委员部的机构，它们负责最后整顿秩序。” 1945年1月初，“为确保在红军作战部队的后方肃清敌对分子”，建立了苏联内 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制度。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前往朱可夫的白俄罗斯 第一方面军任特派员。可以认为，是元帅本人点的他的名。 他们关系处得相当好，甚至还成了朋友。 1945年5月29日，由于“在同德国侵略者的正面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 的战斗任务并由此取得巨大成绩”，在朱可夫的推荐下，谢罗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 号。 他同朱可夫一道进入德国，并且都留在了那里。朱可夫担任驻德国苏联军事行 政机构的负责人。担任他的政治顾问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 维辛斯基。而谢罗夫上将则当上了负责处理民事行政事务的副领导人。同时他仍然 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领导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德国被占领土的日常工作。 多年担任东德情报机关领导人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尔库斯·沃尔夫 回忆说，谢罗夫总是穿着制服无论是从本意上讲还是从引申意义上讲都是这样。 他号召东德人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谢罗夫建立了东德国家安全机关，并任命 了东德各地区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在德国境内，三个部门除奸总局、内务人民委员 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遇到了一块。大家都觉得挤得慌。渐渐地，除奸总局 局长阿巴库莫夫占了上风。” 谢罗夫同除奸总局局长、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部长的阿巴库莫夫之间爆发了一场 真正的战争。阿巴库莫夫抱怨说，谢罗夫对除奸总局军事反间谍机构发号施令，虽 然他没有这个权力：“谢罗夫以其特有的放肆无礼口吐一连串最下流无耻的骂人话， 用最淫秽粮亵的话来评论我。” 这种敌意在谢罗夫回到莫斯科内务部总部之后进一步加剧了。 那时当上科鲁格洛夫的第一副手的是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又 是一个前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7年2月底，里亚斯诺伊和谢罗夫调换了位子。2 月25日，谢罗夫成了第一副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7年，直到1953年3月13日，而 后开始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亚斯诺伊则被任命为“普通” 副手。 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之间进行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阿巴库莫夫从内务部 拿去了一切能拿的东西，但他也想摆脱不驯的竞争者。阿巴库莫夫向贝利亚抱怨道： “谢罗夫同志有时候爱寻衅滋事闹矛盾，这一点是出了名的，所以现在是结束这一 切的时候了，应当向他提出警告。” 谢罗夫没有认输，他表现出了斗士般的性格。 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信告谢罗夫的状，他说副内务人民委员从德国整车厢地 往回运破烂儿，说朱可夫因为与他有交情而给他颁发苏联英雄勋章。一般情况下， 这样的告密会毁了一个人的前程。但斯大林赏识谢罗夫，他没有受损。 谢罗夫也以牙还牙，写信告阿巴库莫夫的状。 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向斯大林报告：“国家安全部清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 秋季行动早在开始前十天就被民族主义分子知道了，于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藏了 起来。这可是事实。而阿巴库莫夫却因这次行动而举荐数百名工作人员受奖。” 1948年2月，谢罗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我想通过这封信更详细地讲述一下阿巴库莫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 阿巴库莫夫将来会找机会不仅跟我算账，而且也会同他的其他敌人算账这里是 指费多托夫、科鲁格洛夫、梅希克、拉帕瓦、米尔施泰因等同志。 “阿巴库莫夫曾于1943年对我说，他迟早会杀死梅希克。而如今，他在部长职 位上，完全有可能找到另一种复仇方式。梅希克知道这一点，时时提防着。其他那 些诚实的同志也惴惴不安。 “现在，在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下，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协同工作的环境令人无 法忍受。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尽力地败坏内务部机 构的名声。阿巴库莫夫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时就曾不屑一顾地说过‘现在我们摆脱了 这些警察。内务部再也不会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碍手碍脚了’之类的话。要知道， 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之间没有建立任何工作关系，而这种工作关系是为了搞好事业 而必不可少的。这两个机构建立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敌对时期。国家安全部和内务 部的党组织不愿一起开会来纪念列宁，而是各开各的会，国家安全部党组织在举行 纪念会时就连内务部的领导人都不邀请，认为没有这个必 要。 “阿巴库莫夫在部里制造恐怖气氛，以至于那些已经在一起干了20-25年、现 在分别在内务部和安全部工作的肃反人员在见面时都不敢打招呼，更不用说谈些什 么了。如果安全部的哪个工作人员因为公事而需要来找我，他得从阿巴库莫夫那里 拿到特别许可证明。这是安全部处长格里博夫等人专门告诉我的。担任领导职务的 到处都是除奸总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管理地方安全机关的工作方面缺乏经验。安 全部人员都被解雇和调查吓怕了。”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斯大林喜欢坦白直率。谢罗夫和阿巴库莫夫把自己所 知的有关对方的所有劣迹全都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斯大林只会感到满意。通过这 种竞争，他了解到了哪个人有哪些弱点……” 1951年，阿巴库莫夫被撤职逮捕。谢罗夫被斯大林留了下来。 而在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谢罗夫又为赫鲁晓夫所救。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赫鲁晓夫是谢罗夫的守护神。谢罗夫完全可能被列人 ‘贝利亚团伙’，但是当赫鲁晓夫需要在特工机构中找个依靠的时候，他选择了谢 罗夫……” 或许，在拉夫连季收夫洛维奇被捕后的那几个时辰和那几天里，谢罗夫也和内 务部其他领导人一样非常不安。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内务部另一名副部长、苏联英雄伊万·伊万诺维奇· 马斯连尼科夫大将开枪自杀，想必是怕步贝利亚的后尘。至于谢罗夫，看来是有人 跟他说过，他不会有问题。”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主席 1954年1月，为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决定， 在苏联部长会议下面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最后决定是在1954年2月 10日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这次会议研究了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内务 部机构臃肿庞大，“无法使情报侦察工作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因此建议将肃反 业务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并在其基础上建立“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 事务委员会”。 当时立即决定将那些即将从内务部转交克格勃的业务部门的人员削减20％。主 席团决定“原则上通过中央关于将国家安全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的决定草案”。 文件细节的最后修订由一个委员会来完成，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书记尼古拉·尼 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和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 和他的两个第一副手谢罗夫和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卢尼奥夫。 1954年3月1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建立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命令出台。赫鲁晓夫不想加强这一肃反机构的力量，因此该机构没有成为一个部， 而是被列为地位次一等的国家委员会。不过，克格勃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受到其表 面地位的制约。 谢罗夫上将在同一天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一年后，他被授予大将军衔，1955 年8月25日，为庆祝他50大寿，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的是卢尼奥 夫。他是个职业党务工作者，是在贝利亚被捕前两年才从莫斯科市委行政处长的职 位上调到内务部的。 在克格勃干了一辈子的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回忆道，克格勃成 立后不久，1954年夏天，赫鲁晓夫来到捷尔任斯基中央俱乐部，对克格勃机关及其 部队领导人员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这是新的委员会全苏领导人会议。 第一书记讲话之后，谢罗夫发言：“你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工作的 理解多么深刻，多么明确而又极其清楚地对情报侦察工作和整个工作作出了指示。 这就是有着非凡的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人。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工作过10-15 年了，但有时还是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因此你们应当好好地、清楚地思考、回忆赫 鲁晓夫同志作出的所有指示。” 克格勃领导层接到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贝利亚的破坏活动在国家安 全机关中所造成的后果，使国家安全机关变成我们党用来对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真 正的敌人、而不是诚实的人们的锐利武器。” 区级安全机关开始被撤销，市级和州一级的处局被裁员。肃反人员中，部分被 调到民警局，部分被解雇。军衔依然保留，但优惠待遇被取消。这引起了机关工作 人员的不满。一些闲言碎语令上级领导感到不安，这些传言说，失望的国家安全机 关工作人员将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争取对象。 战后，安全机关吸收了大量前线军官，即那些习惯于执行命令和同敌人战斗的 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略有提高，过去，大部分人甚至连中学都没 读完。 谢罗夫在两年之内从克格勃辞退了16000名“政治上无法让人信任的人、蓄意破 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一心谋取功名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以及文化程度低的、 表现落后的工作人员”。总部开除了2000人，4人被取消将军军衔。“总部几乎所有 总局、局、处的领导人员都被撤换，”一份文件中说，“苏共中央从党和苏维埃领 导工作岗位上抽调了60多人来担任这些职务。” 辞退老同志是很困难的。 曾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对我说： “我在学校里喜欢过一个姑娘，我去过她家。她父亲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图哈 切夫斯基手下任团长。后来他随元帅一起被关押、枪毙。这是为什么？因为她父亲 说：‘我不相信日哈切夫斯基是人民公敌。斯大林在列宁灵枢前发誓时说了很多好 听的话，可他什么都没有做。’当我在赫鲁晓夫时期当上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 记时，她找到我，对我说： ‘他们不想给我父亲平反。’ ‘为什么？’ ‘不知道。’” 叶戈雷切夫通过国家安全机关寻问此案并且了解到有关情况。原来，负责处理 平反问题的正是经办此案的那个侦查员……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写道，1954年，克格勃一次党委会议讨论了一 个名叫茹科夫的中将的案子。此人30年代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西部铁路运输处处长。 1937年或是1938年，在奥尔沙车站煤场查出一个“为波兰效力的间谍团伙”。因此 案被逮捕的约有100人（一个煤场就有100名间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被改了 姓，新的姓氏增加了辅音，像是波兰人的姓氏，这使得有关他们为波兰当局搞情报 的证据更具有可信性。谢罗夫建议让茹科夫到某个共和国担任克格勃副主席。但这 一任命没有获得通过。茹科夫被开除党籍，并被剥夺将军军衔。 在情报机关干了一辈子的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尔皮琴科中将在自己所 著的一本书中写道，谢罗夫个头不高，动作迅速，在一个地方呆不了太久。他喜欢 自己驾驶外国汽车在莫斯科兜风。有人说，他的长相和性格都像苏沃洛夫，这让谢 罗夫感到很高兴。 随着谢罗夫到克格勃走马上任，业务人员不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但他 招来的那些情报人员对其外交方面的无知和词汇的匮乏感到吃惊。他不懂外语。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说： “谢罗夫在数量繁多的、大大小小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猛烈地抨击和揭露贝利亚 及其同伙，这是他习惯做的事情总要揭露什么人，总要痛骂‘人民公敌’并号 召大家提高阶级的、革命的、肃反人员的警惕性。与此同时又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要 遵守法制和党的行为规范。 “当揭露贝利亚及在肃反队伍中肃清其同伙的运动稍微平息一些之后，谢罗夫 开始抓情报系统的事务，这方面的工作因贝利亚的恣意妄为而疏于管理。各情报部 门的负责人开始接到一些理性的工作指示，驻外情报站重新开始建立起来，寻找驻 外机构领导人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历史学家们认为，谢罗夫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档案库进行了大规模清理，首先是 销毁了那些最令人厌恶的、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材料。那些在1954年秋天蹲过卢比 扬卡克格勃内部监狱的人后来说，当时不能开窗户，因为烟很大，院子里在焚烧保 密文件。 莫斯科市委档案馆的文件用汽车往外运了数日，当时担任市委领导的是赫鲁晓 夫。 结果，那些证明赫鲁晓夫参与迫害行动的文件消失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因此才敢起草并在20大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讲话。他显然是希望抛弃过 去的包袱并解救无辜的人，除此之外，这篇讲话还起到了一个很实际的作用削 弱他的对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阿诺维奇的地位。 为什么秘密报告要在大会正式结束之后才宣读？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是在最后 时刻才下定决心的。其实不是这样。报告准备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多次在中央主 席团讨论过。伏罗希洛夫心情沉重地说，作了这样的报告之后，他们当中谁也不会 人选中央委员会，代表们会投反对票。因此报告在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才被宣 读。 贝利亚曾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材料。谢罗夫将这些文件从克格勃转移到中央 委员会，为是的不让任何肃反人员看到这些文件。赫鲁晓夫在书中写道，他并没有 看过这些材料。这有可能。但谢罗夫看过。此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意销毁所有材 料。这是11个大纸口袋。的确，有些文件留了下来，而且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判断出 其他卷宗里的内容。 政治局委员在国内视察后，告密信便发到国家安全机关。这些告密信是以视察 情况报告的形式发回来的，可这些报告中的一些细节内容完全可以成为解除某人职 务的理由。党的领导人也是人：远离家乡和同行们警觉的眼睛，他们会轻松轻松， 放纵一下自己，而保卫人员则将这一切细心记录下来，报告给卢比扬卡的上司。从 事这项工作的有一大班人马。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1956年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于1956年10月23日，当天下午，人们唱着《马赛曲》和 《国际歌》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者要求剥夺斯大林主义者的权力，让被罢免的总 理纳吉·伊姆雷复出。党的领导人奔向苏联大使馆请求帮助：出兵吧！ 前往匈牙利处理这一事件的有两位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 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和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与他 们一同前往的有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游行者围攻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死了数十人。纳吉·伊姆雷总理还要求苏军 撤出匈牙利领土，并宣布国家退出华约。 赫鲁晓夫命令朱可夫准备进行代号为“旋风” 的行动。11月1日，卡达尔·亚 诺什被送到莫斯科面谈。赫鲁晓夫同他交谈后认定，可以把匈牙利托付给卡达尔。 11月4日，“旋风”行动开始：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将人民起义镇压 了下去。 第一件事是逮捕前来谈判苏联撤军问题的匈牙利国防部长马列特·帕尔和总参 谋长科瓦奇·伊什特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说， 谈判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建立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布达佩斯城外的苏军基地进行。 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在那里将这两名匈牙利军人逮捕。 谢罗夫向进入匈牙利的各师的特别处下达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军的 所有叛乱组织者，以及那些煽动人民仇视共产党人和安全机关人员的人。 卡达尔抱怨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扣押了参与暴动的一些普通人。谢罗夫对此 回答道：“或许逮捕了个别不属于上述类别的人员。所以正在对所有被捕人员进行 审查，那些在叛乱过程中不是特别活跃的人将被释放。” 谢罗夫向莫斯科告状说：“在一些州，党委和执委会的领导干部设置障碍，阻 止逮捕那些在这次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反革命分子。” 卡达尔请求苏联特使释放前副总理埃尔杰伊·费伦茨。埃尔杰伊作为议员代表 团团长被请到苏军大本营后被逮捕。卡达尔保证说，埃尔杰伊院士不是反革命分子。 谢罗夫向莫斯科报告：“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当作出让步，因为实践证 明，对反动分子作极小的让步就会引来一系列新的要求和威胁。” 当匈牙利国内风传被捕的匈牙利人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卡达尔慌了。谢罗 夫主席和安德罗波夫大使向莫斯科解释说：“载着囚犯的一辆不长的军列是开往乔 普车站的。列车行进过程中，犯人在两个车站向窗外扔便条，上面说，他们将被送 往西伯利亚。这些便条被匈牙利铁路工人捡到。我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下达命令， 今后改用有篷汽车来运送囚犯，并将加强看管。” 前往乌日哥罗德接犯人的苏联内务部副部长霍洛德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谢罗 夫通知说犯人有四五千人。来了几十名1417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有9名少女。大 部分犯人都没有办理相应的证明材料因此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逮捕。 副部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有些人被捕显然没有根据。谢罗夫答复莫斯科：一 名师长搞错了，他“没跟我们商量”就把技校的学生送到了乔普。至于其他人，谢 罗夫坚持说，死硬分子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的。 谢罗夫报告说，领导起义者的是南斯拉夫人，而且起义者同美国外交官、其中 包括美国武官见过面。这一说法后来没有得到证实。 谢罗夫建议绑架躲在美国使馆里的红衣主教明得森季·约热夫。苏联克格勃派 去一名代表，建议将他秘密送到国外。但主教面对挑衅没有屈服。 因参与解决匈牙利事件，26名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谢罗夫被授予一级库图 佐夫勋章。 匈牙利的武装起义没有对谢罗夫的仕途起到任何作用。但它却决定了未来的克 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命运。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谢罗夫救了赫鲁晓夫 匈牙利事件着实令苏联领导层感到不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事件扑灭了20 大之后出现的自由化浪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受命清查和逮捕“造谣分子” 和“修正 主义者”。当时共逮捕了数百人。 《独立报》曾刊登克格勃主席谢罗夫1957年12月写给苏共中央的一份很说明问 题的材料，这份材料讲的是天才物理学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兰道对匈牙利事件的评论： “兰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他的父亲1930年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捕。兰道 隐瞒了此事。1939年，兰道因参与反苏集团而被逮捕，但由于他是理论物理学界的 著名科学家，因此被释放 “兰道在理论物理学界是相当有名气的科学家，具有世界性的知名度。许多专 家认为，他善于发现科学中的新事物。不过他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实践工作主要局 限于完成一些具体的课题，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认真。 “从政治观点方面来看，他多年以来是个具有明确反苏倾向的人，对整个苏联 的现实怀有敌意，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有学问的奴隶’。 “比如，兰道在1947年对苏联科学界的状况是这样评价的：‘我们的科学界被 彻底收买了，这比国外更严重，那里的科学家仍然还有一点自由……在我们这里， 人们不懂科学，也不喜欢科学，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里领导科学的是些 钳工、木匠。家具工。没有个人发挥科学创造力的余地。工作方向由上面说了算’ “他把叛乱分子同匈牙利人民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将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说成 是‘匈牙利革命’，是‘非常好的、让人再高兴不过的事件’，说是‘英勇的人民’ 在为自由而战……他说：‘我们的人身上真是沾满了鲜血。匈牙利人所做的事情， 我认为是最伟大的成就。他们第一个打破了，真正沉重地打击了我们时代这种伪善 的思想……我认为，我们的制度完完全全就是法西斯制度，这一点我1937年就知道 了，这种制度如今依然如此，而且根本不可能改变。因此问题在于两件事。第一， 这种法西斯制度的内部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第二，我认为，这种制度将会不断 地衰落下去。我认为，这种制度存在一天，你就永远也别指望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好的结果，这种指望甚至很可笑。我对此是不抱希望的，……’” 1956年3且，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哥里、苏呼米和巴统发生了在斯大林逝世 周年纪念日搞的群众性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反对批评伟大领袖的年轻人……当局决 定压制这一抗议活动。军人们驱散了游行队伍。20人被打死。克格勃拘捕了将近40 0人。 苏联内部出现的自由思潮的迹象加强了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反赫鲁晓夫情绪。赫 鲁晓夫的反对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具有破坏性，这种批判 应当被制止。 在1957年的莫斯科，赫鲁晓夫及其年轻的支持者同老一代领导人之间爆发了激 烈的权力之争。 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政府第一副总理维亚切斯 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政府副总 理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认为，赫鲁晓夫攫取了太多的权力， 不尊重中央主席团内的其他同志，压制首创和独创精神，因此应当解除其第一书记 的职务。而且根本就无需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党的领导应当是集体领导。 在1957年6月18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向赫鲁晓夫提出上述抗议。 力量对比不利于赫鲁晓夫。主席团以7票对4票的结果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 职务。 但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想过服从这一决定。谢罗夫和朱可夫在解救他的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协助下，运输航空兵的飞机从全国各 地将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他们要求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在全会 上，赫鲁晓夫的人明显占多数。剩下的委员看到谁占了上风，便立即转向胜利者。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认为，全党会自动接受他们的观 点，可是他们错了。 其实，他们1957年说出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他们说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说 党内需要民主和集体领导制，说“在肉类和牛奶产量上赶超美国”的口号是愚蠢荒 唐的。谁也没有听他们的，正如他们过去听不进去别人对党的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 一样。 莫洛托夫等人终究还是没有吃透党的运作机制。他们一辈子都在从事党的工作， 而对于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党的机制的本质，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搞明白。 那些州委第一书记并不想在精神生活领域搞什么自由化，但他们更害怕回到谁 也不能保证不会被逮捕的斯大林时代。在他们眼里，莫洛托夫等人正是那种日子的 象征。因此，六月全会支持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并没有赢得所有人 的好感，但他赶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旧主人，从而为年轻一代开辟了升迁之路。 赫鲁晓夫可以依赖克格勃，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并没有白白支持忠实于他 的人担任克格勃领导人这一职务。 布尔加宁和所有老一代领导人都反对克格勃听命于中央委员会，即听命于赫鲁 晓夫，而主张克格勃服从部长会议的领导，也就是服从他们，他们还反对克格勃的 秘密文件只上报中央委员会的做法。 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政治机构，因此应当服从党的中央委 员会。至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材料，赫鲁晓夫在全会上透露，3年来，中央委员会从克 格勃那里得到2508份文件，部长会议收到2316份文件。也就是说，没有人让政府吃 亏。 赫鲁晓夫说：“我读过的谢罗夫的文件比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还要多。”这使得谢罗夫甚至在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尼基 塔·谢尔盖耶维奇总是抱怨说，他根本没有机会研究马克思著作，因为他的所有时 间都用来阅读由谢罗夫签发的情报了！ 在全会上，中央主席团成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萨布罗夫说，反党集团想罢 免谢罗夫克格勃主席的职务，并任命前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帕托利切夫或是由布尔加宁本人亲自来担任这一职务。 布尔加宁早先还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干过。他在那里呆了4年，当过国家政治保 安局运输处情报科科长助理，1922年10月从国家安全机关调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 会。 萨布罗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讲道： “我有一次和布尔加宁一起去伏努科沃机场接一个人，他对我说，他不信任谢 罗夫，这个人可能会出卖我们。 “我对他说：你和赫鲁晓夫同志关系密切，跟他住在一起，你对他说，应当采 取一些措施。我在这方面也不信任克格勃。 （大厅里响起喧哗声。有个人说：如果什么亏心事都没做，那就让他们监视好 了。另一个人说：如果怕告密，那说明还是做了什么事儿。自己的机构没什么好怕 的。） “我对朱可夫也说了，而他回答说：让他试试看，我两下就把他解决掉，卢比 扬卡也不会留下来。” 赫鲁晓夫的所有对手都被赶出政坛。只留下了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伏罗希洛夫， 他担任的是有名无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没有任何权力。莫洛托 夫被派到蒙古当大使，马林科夫被调到阿尔泰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水电站当 站长，卡阿诺维奇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阿斯别斯克市任阿斯别斯克联盟托拉斯 总经理，布尔加宁任斯塔夫罗波尔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他们都处在当地克格勃机构的监控之下。 曾经担任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局局长的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 夫中将在贝利亚垮台之后被逮捕。他也被当作贝利亚分子而被审判。他写道，1958 年秋天受审之后，他被带到谢罗夫的办公室。克格勃主席说：“您将被送往弗拉基 米尔监狱。如果您在那里回忆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哪些令人怀疑的行为或是违 法的命令，请您告诉我。”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朱可夫元帅案 据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1957年夏天，在克里米亚，在一次 气氛友好的酒宴上，朱可夫突然为谢罗夫举杯祝酒，他说：“伊万·亚历山德罗维 奇，你不要忘记，克格勃是军队的耳目！”赫鲁晓夫瞬间作出反应。他站起身来， 刻意大声说道：“请记住，谢罗夫同志，克格勃是党的耳目。” 在赫鲁晓夫后来先后抛弃了朱可夫和谢罗夫之后，人们才明白了他上面这句对 白的含义。朱可夫作为一个更为有力的角色，第一个被从战场上除掉…… 1945年7月24日在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中，进行检阅的本应是最高统帅。但出现了 一个技术上的困难。检阅在红场列队的军人应当骑着马。据说，斯大林甚至还试过 骑马，下属给他牵过来一匹驯顺的马。但还是不成。他终究是66岁的人了，而他也 没有在骑兵部队中服过役与朱可夫不同，朱可夫的军旅生涯是从龙骑兵连开始 的。 阅兵前几天，斯大林把朱可夫叫过去，让他来检阅军队。朱可夫表示感谢，但 他巧妙地说，按规定，这个荣誉属于最高统帅。斯大林回答：我已经老了，而您还 挺年轻。 参加胜利大阅兵的包括各方面军从卡累利阿方面军到乌克兰第四方面军- -的混成团和海军的一个混成团。空军不太走运：由于天气不适合飞行，他们没有 从红场上空飞过。 天空布满乌云，下着蒙蒙细雨。丝丝雨水顺着大沿帽的帽沿儿流到士兵和军官 的脸上。但在保存下来的纪录片画面上，这根本看不出来。阅兵式的参加者同全国 人民一样，陶醉在幸福之中。 伴着鼓声，200名士兵将被打败的德国军队的200面战旗丢到列宁墓前。这对所 有人，对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人来说，都是欢天喜地的一刻。或许，只有最高统帅 的情绪稍有不快，因为这次阅兵的主角不是他…… 关于朱可夫元帅，有许多传言。而且许多人到今天还相信，他曾打算发动军事 政变，军队也准备支持他。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他才被赫鲁晓夫制止了。 可即使是那些相信这一说法的人也无法搞明白，为什么完全有理由安享荣誉的 朱可夫在战后岁月里似乎总是厄运缠身？ 直到他去世，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赞颂他。他为自己在历史上永远赢得了一席之 地。如果我们可以说出一个人民爱戴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他。 然而，元帅的大半生都是在不如意中度过的，有几年还面临被逮捕的厄运。他 的名字好多年极少提及，他还被禁止在公共场合出现。到底朱可夫在1945年胜利大 阅兵之后出了什么事？ 在朱可夫元帅尽享荣誉、在莫斯科检阅参加胜利大阅兵的部队之后不到一年， 他头上就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1946年，斯大林把朱可夫元帅从被征服的德国调回，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兼武 装力量部副部长。朱可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但是战后斯大林对朱可 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用行话来说，国家安全部开始算计元帅。换句话说，他们开 始收集有关他的供词，当然也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他们把一些被捕的军事指挥人员的供词呈送斯大林。这些供词的结论是，朱可 夫居功自傲，政治上不可靠，对党和斯大林怀有敌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布尔加宁 向斯大林报告说，他们扣下了7节载有家具的车厢，这些家具是从德国为朱可夫托运 的。 在1946年6月1日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朱可夫受到公开讨伐。他们是 这样给他定罪的：“朱可夫元帅无视政府和最高统帅授予他的崇高地位，认为自己 受了委屈，对政府的决议表示不满……朱可夫元帅一点也不谦虚，陶醉于个人的成 就感，认为他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把卫国战争的所有重要战役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都归功于自己。” 朱可夫被撤销职务，调任敖德萨军区司令。 半年后，他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当全会表决结束后，朱可夫站起身来，略微 迟疑了一下，随后向右转，正步走出会场。一般情况下，在被中央委员会开除之后， 紧接着就是被逮捕…… 人们通常觉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似乎是吃朱可夫的醋了，嫉妒他的荣 誉。可太阳会嫉妒月亮吗？斯大林这样的伟人会忽然间嫉妒起一个普通的元帅吗？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说：“斯大林企图掩盖战争的历史。他 希望忘掉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因此，他把俘虏们赶到了西伯利亚，为的是不让 他们讲述一切是怎么回事，不让他们谈起失败，谈起数百万人是怎么陷入包围的……” 斯大林禁止将军和元帅们写回忆录。他逐渐使那些参加过战争的老战士们不再 佩带勋章。他说：现在该为因重建国家而荣获勋章感到自豪了。 朱可夫担任军区司令，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他旧日的部属及他身边的人则一个 接一个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参与由朱可夫主导的阴谋活动。 瑙莫夫教授说：“在国家安全部的公函中，朱可夫被称呼为‘谋取特殊地位的 人’。这是走向被捕的第一步……” 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汇报说，那些已经被捕的曾经在苏联驻德国 军事行政机构工作过的国家安全人员在接受审讯时，讲述了苏联军用飞机从那里往 出运贵重物品的事情。他们的供词中提到了朱可夫，那些最贵重的物品就是交给他 的。 据元帅的前副官供认，朱可夫从德国运回很多缴获来的贵重品。1948年1月，朱 可夫在莫斯科的住宅遭到秘密搜查。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 告说，搜查的目的是要“在朱可夫的住处寻找并没收装满金子、钻石和其他贵重品 的一个皮箱和一个匣子”。 阿巴库莫夫报告说，“搜查过程中没有发现皮箱，而匣子放在卧室里的一个保 险箱里。朱可夫的别墅实际上就是一个古董商店或是陈列馆，到处都挂满了各种各 样珍贵的名画，而且这些画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连厨房里都挂了4幅。” 斯大林责成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把朱可夫叫去听他作 解释。 朱可夫否认一切重大指控，但他也承认犯了错误：“画和古玩以及校形吊灯架 的确是从那些无人居住的别墅和宅邸中拿走的，它们被用来装饰我所使用的别墅。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东西都将归属国家安全部，因为别墅和住宅都由安全部支配。” 他的财产被没收。《关于向苏联部长会议总务局移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从苏联 元帅朱可夫那里没收的被其非法获取和侵占的战利品、贵重品和其他物品的证书》 保留至今。 难道元帅就这么喜欢这些漂亮的玩意儿吗？ 瑙莫夫教授坚决批驳了这一推断：“不，不！这一点后来查清楚了。指控被取 消了……” 1948年2月，把朱可夫从敖德萨军区调往乌拉尔军区。安全部调查的有关朱可夫 的案子越来越大，而他依然还没有被捕。不过，他身边的人仍然不断被抓。 其中之一是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克留科夫中将。他同朱可夫关系密切，因而 被抓进了监狱，时间是1948年9月。随后，他的妻子、著名俄罗斯民歌表演艺术家利 季娅·安德烈耶夫娜·鲁斯拉诺娃也被逮捕。 他们逮捕克留科夫将军为的是让他提供关于朱可夫从事敌对活动的证词。他被 带到国家安全部。侦查员警告他：“你已经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囚犯，你要是拒不 招供，我们会好好收抬你。”克留科夫反驳道：“我只是在接受侦讯过程中，我的 将军军衔也没有撤销。” 侦查员把他领到窗前说：“看见那里的人了吗？他们才是在接受侦讯。而你已 经被定罪了。从我们这里是回不到自由世界的。我们这儿的路只通向劳改营。” 克留科夫被带到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跟前。部长说：“你要是顽固不 化，我们会打你，让你终生残废。” 克留科夫被控参与朱可夫元帅主使的阴谋活动，还被控从德国运回大量缴获的 财物。克留科夫遭到毒打，直到失去知觉，他们要求他提供有关朱可夫有背叛行为 的供词。他被判了25年。他的妻子随后也被送进劳改营。 斯大林死后，克留科夫成功地向朱可夫转交了一封信。朱可夫将信件转交赫鲁 晓夫，后者第二天就建议中央主席团重新调查克留科夫和鲁斯拉诺娃的案子。后来 他们被释放…… 因朱可夫的案子而坐牢的将军约有百人都未经审判。新的国家安全部长伊 格纳季耶夫在交接工作时曾问斯大林：这些人怎么处理？有些人被判12年，要不， 把他们交由特别会议审查通过后送劳改营？ 斯大林通过贝利亚答复了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认真地作了记录：据贝利亚 同志传达，斯大林同志说：“让他们再坐一阵子牢吧。” 这些将军被抓的依据仅仅是他们谈话的窃听材料。因此有关方面至今也不愿公 开他们的案卷。逮捕朱可夫身边的人几乎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元帅由此意识到， 他被套在一个多么精巧的绳套里。 斯大林非常巧妙地让朱可夫觉得，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打算让他进监狱，而他 则为元帅说情。不知格奥尔基·斯坦丁诺维奇是否真的相信他，不过在最高统治集 团中，国家安全部对谁都不能想抓就抓抓人入狱只能经斯大林的批准。斯大林 不想除掉朱可夫。元帅可能还有用。 阿巴库莫夫将朱可夫同妻子的谈话记录交给斯大林。元帅认为，武装力量部长 布尔加宁在陷害他：“我原先以为，斯大林是个讲原则的人，其实他听身边人的话。 谁跟他说些什么，他就相信。这不，有人对他说了一些关于我的坏话，我就失宠了。 去他们的，现在让别人去卖命吧。” 在去世前几天，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把朱可夫召到莫斯科。没有对元帅解释去干 什么。或许是斯大林想向朱可夫下达什么特别命令？现在这件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 了。 朱可夫按时来到莫斯科。领袖去世后，对他的所有指控都被遗忘了。发起调查 他的案子的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前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已被收监。另一位前部 长伊格纳季耶夫被解除职务，也面临被逮捕的命运。元帅的生活一下子大变样。 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而后是部长。新政权需要他的威望。尽管 当局避而不提朱可夫的名字，人民依然爱戴他， 不可夫使军队实现了现代化。他创建了机动部队，采用了新的装备，加强了空 降兵。后来有人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可他赢得了全体军官的尊重，因为他提高 了工资，整顿了秩序。与此同时，他大力削减武装力量削减了将近150万人。 当时的军队非常庞大。斯大林可是准备打仗的。但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时期， 军队是慢慢缩减的，因此这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印象，而赫鲁晓夫对军队的削减则是 急剧的，他这一举措人们至今还记得。不过，即便是朱可夫式的裁员对许多军人来 说也是痛苦的。那些打过仗、荣获多枚勋章、但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必须离 开军队，为那些毕业于军事学院的年轻军官让位。 朱可夫第一个提出应当改变对战俘的态度这一问题。 在他之前，谢罗夫于1954年曾提出赦免那些曾同德国人合作的犯人的问题。他 的建议得到采纳。1955年秋天通过了《关于赦免曾在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同 占领者进行合作的苏联公民》的命令。 惟独没有被赦免的是那些被德国人俘虏并在后来因此而受到苏联当局审判的红 军战士。为了决定他们今后的命运，1956年4月成立了一个以朱可夫为首的委员会。 元帅在汇报材料中得出公正的结论： “鉴于战争第一阶段出现的严峻局势，大量苏联军人处在包围之中，失去了原 有的一切抵抗能力，结果才成了敌人的俘虏。许多军人被俘时已经受伤、震伤或是 在空战中被击落……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对于那些战俘、那些逃离包围圈的和实际上 没有被俘的人员所采取的做法极其严重地违反了苏联法律，普遍对他们恣意妄为， 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了各种非法的限制……从1941年起，军人们……在内卫部队的押 解下经解送集结站抵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方集中营，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 专门审查。战俘们在这些特别集中营里的待遇是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确定的， 同劳改营里关押的人员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由于在专门审查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使用了非法的、挑拨性的侦查方法，大 量诚实地履行了自己军人的职责、在被俘后绝没有做站污自己声誉的事情的军人遭 到了无理迫害……” 朱可夫建议抛弃对曾经被俘人员的不信任政策，取消履历表中有关曾被俘虏或 曾在被占领土居留的内容，恢复所有人的军衔称号，被俘时间列入军龄。而对那些 被俘后逃脱受伤的人，建议予以嘉奖。 朱可夫被免职，什么事都没做成。履历表中的问题是否被俘或是否在被占 领土居留直到1992年才取消…… 1957年夏天，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试图将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 的位子上拉下来的时候，朱可夫救了赫鲁晓夫。朱可夫坚定的声音和他身后军队的 威力是对赫鲁晓夫最好的支持。 朱可夫立即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刻意表现他同元帅之间的友谊， 哪也不放他去，甚至休假都在一起。朱可夫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人已经策划了一个 针对他的真正阴谋。使他当中央主席团成员连5个月都没有。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主席团成员不止一次表示，朱可夫正在走向 军事政变，试图夺取个人权力。我们从军界一些人那里也获悉这一情况，他们曾谈 到朱可夫有拿破仑式的志向。逐步积累的事实让人不能视而不见，无法不担心国家 会发生类似拉丁美洲所发生的那种政变。我们被迫采取了撤销朱可夫职务的做法。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1957年10月4日，朱可夫飞往塞瓦斯托波尔，从那里乘坐“古比雪夫”号巡洋舰 前往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正式访问。 而赫鲁晓夫则前往基辅军区观看演习。他同将军们交谈，试探了军队中的情绪。 而后赫鲁晓夫在全会上说：“你们以为我在那里猎捕鹿呢！我在那里进行的是一次 政治上的捕猎，捕的是一个大猎物……” 赫鲁晓夫指责朱可夫伪善奸诈，虽然一切正相反。 瑙莫夫教授说：“朱可夫天真得让人吃惊。元帅在离开时以为，留在莫斯科的 那个人是个朋友。而赫鲁晓夫则背着他同各军区领导人谈话，向他们解释情况。而 他们也都对形势有了正确的理解。” 当朱可夫还在国外的时候，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善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 的决定。全国各地都召开党的会议，严厉批评国防部长。 朱可夫没有料到这一点。有人向他汇报说，与莫斯科联系中断。有经验的人都 会猜到这意味着什么…… 有人讲，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马特韦耶维奇·什捷缅科通过自己的 渠道向部长通报了一切，他为此还受到迫害这不是真的。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之 后，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什捷缅科此前已经被打击教训过。他是不会用自己的功名冒险的，即便是为了 朱可夫元帅。 什捷缅科第一次受惩罚是在贝利亚被捕之后职务被免，军衔降两级从 大将降至中将。布尔加宁指责什捷缅科通过贝利亚向斯大林传递“有关一些军事领 导人员的流言蜚语”。 朱可夫下台后，什捷缅科再次被免职，但他很快又被召回莫斯科并被提升，这 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认为他有过错…… 在莫斯科的机场，迎接朱可夫的是他的第一副手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 和他的家人。 女儿们给他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党员会议批判他。科涅夫 在机场对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说：“他们请您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主席团会议， 他们在那儿等着呢。”但朱可夫的女儿恳求科涅夫允许朱可夫顺道回趟家，喝口水。 科涅夫被迫同意了。亲人们告诉了元帅一些事情。 朱可夫去了克里姆林宫。中央主席团成员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他们当即向他 提出一系列指控。 瑙莫夫教授说：“他承认了一些错误，否认了其他指控。他说：我得看看文件， 然后才能回答你们。而他们对他说，他已经被解除部长职务，不会让他去国防部……” 主席团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了中央全会，此时抨击朱可夫的已是整个党的高 层。朱可夫简直就是在遭人践踏。 瑙莫夫教授说： “他们相互间几乎是在用粗话对骂，就像是在集市上一样。赫鲁晓夫喊道： ‘如果朱可夫不能用头脑来理解党的作用，那我们就通过打屁股来向他解释！” “朱可夫甚至不知道他是在同整个党的权力机关对抗。他实在是很自信。而他 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把他赶下政治舞台。朱可夫表现得宽容仁厚，而他本不应这样。 他不解地说：‘我在3个星期前离开的时候，你们大家那样亲切地同我话别，而现在…… 到底这3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 “朱可夫被控试图使军队摆脱中央的控制、裁减政治机构、刚愎自用、粗鲁残 酷、准备搞军事政变……” 这些指控有多少是真的呢？ 在削减军队的时候，朱可夫努力保留指挥军官，裁减后勤和政工人员。在正在 整改的军队中，人们对消闲散慢的政工人员的不齿是显而易见的。指挥军官们整天 呆在训练场上，而政工人员则在俱乐部里读报纸，准备发表讲演……朱可夫认为他 们是些游手好闲的人，他说，他们懒惯了，连老鼠也不会捉了。 他对政工人员的这种态度在全会讨论朱可夫的问题时发挥了作用。要知道大厅 里就坐着这样的政工人员，只不过他们穿的是便服。 朱可夫还被特别指责的一点是，军队里在秘密组建特种破坏突击队和特种兵学 校。学校计划在将来扩编成特种兵师。朱可夫要特种兵师干什么呢？对了进攻克里 姆林宫吗？ 瑙莫夫教授说： “国内各军区共有17个侦察连。朱可夫将它们合并起来统一训练。就是这么回 事。朱可夫在全会上提醒赫鲁晓夫：‘我就此事跟你谈过两次，曾保证提交一份详 细报告。你也同意了……’ “避开克格勃和地方党的权力机关建立培训特种兵的军校是不可能的。国家安 全机关下属的特别处知道军队里发生的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援引著名侦察员、被任命为特种兵学校校长的曼苏罗夫将军的证 词来证明朱可夫元帅搞阴谋诡计的说法。可实际上，曼苏罗夫将军没有说过朱可夫 的什么阴谋计划，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计划。将军只是向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 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批准对他的任命。而之所以没有 批准对他的任命，是因为朱可夫没有打报告，而只是口头上跟赫鲁晓夫谈好了。 接待曼苏罗夫将军的中央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什么特种兵学校，他向自己的上 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上司又向上提，而此时恰巧朱可夫被兔职，上面说，瞧， 所有人都不吭声，只有一个将军曼苏罗夫表现出了警惕性。将军是个经验相当丰富 的人，他是不会否认这一说法的…… 他们利用这件事只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强加给朱可夫的军事政变想法：人家说． 朱可夫已经都为发动军事政变而训练了特种部队！ 或许，朱可夫确实想当国家一号人物？ 瑞莫夫教授说：“赫鲁晓夫知道，有人可能会怂恿朱可夫。他在国内享有威望。 但并没有事实证明朱可夫在为政变做准备！” 据朱可夫的女儿讲，确实有些人打电话给元帅，劝说他夺取国家政权，整顿秩 序。而他的谈话克格勒一直在窃听。所以这些电话要么是故意挑拨，要么是想知道 他对这些话作何反应？ 赫鲁晓夫当然会把朱可夫看作可能的政治竞争对手。元帅严厉刚强的性格和他 的极度自信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感到不安。但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赫鲁晓夫和 朱可夫之间的个人冲突也是不对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朱可夫早在上次全会上就 吓着了中央委员，他提到了镇压迫害，并说在这个问题上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有责任。 当朱可夫发表讲话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时，他提到了他们为 镇压迫害所担负的责任。“我们曾相信这些人，”朱可夫说，“我们曾举过他们的 肖像，而他们的手上却在滴血。假如人们知道了真相，他们会痛打他们的。” 也就是说，朱可夫曾直言，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所有最高层领导都有错。 卡阿诺维奇反驳朱可夫：这是政治上的事。既然是政治上的事，也就意味着他们不 受法律管辖。朱可夫严厉回答：不，这是刑事犯罪！ 从他的话来看，党的领导成员不仅可能被追究政治责任，而且可能被追究刑事 责任。这种威胁他们记下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已把自己同党的整个机关对 立起来了。 璃莫夫教授说：“朱可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他是个军人，他想的是如何加强 军队，而政工人员碍了他的事。双重权力局面对军队有害。党的书记们对朱可夫的 做法感到吃惊。他们对他说：难道你不明白军队是党的工具，而且最重要的是维持 政权吗？而朱可夫认为，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 每一次，当国家领导层需要选择什么最重要是军事指挥员对党的忠诚还是 国家安全利益的时候，选择都是有利于前者：对党的路线的忠诚比国防安全更 重要。 朱可夫被解除一切职务。中央全会通过决定：“朱可夫违背了列宁和党的领导 军队的原则，推行压制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路线，推行消除党、 党中央和政府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 《真理报》刊登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涅夫的一篇文章。科涅夫在文章中严厉 批评了不久前的上司，他宣称，那些并非朱可夫立下的功劳也算在了他的头上。科 涅夫指望当上部长，但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的却是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 诺夫斯基，此人从战争年代起就多次受到赫鲁晓夫的关照。而马利诺夫斯基在7年之 后却第一个背叛了赫鲁晓夫。 在1964年11月7日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赫鲁晓夫已被迫退休），马利诺夫斯基 喝多了，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说：“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杯。我们把傻瓜尼基 塔赶走了，您对毛泽东最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再好不过了。” 愤怒的周恩来离开了招待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将真正救过他的人称作“傻瓜”。 1942年末，斯大林派赫鲁晓夫到马利诺夫斯基那里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领袖 对马利诺夫斯基起了疑心。他的一名副官失踪了，有人认为是投奔德国人了。而且 他那里的一名军事委员会成员开枪自杀。马利诺夫斯基灾难临头。赫鲁晓夫在斯大 林面前为他说了好话，从而救了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相信，马利诺夫斯基会 对他至死不渝，但他错了…… 他们保证给朱可夫安排一份差事，但他们甚至都不把他列人国防部总监察员之 列，他作为一个元帅，自然应当是总监察员 然而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几年后，在被推翻前不久，赫鲁晓夫感觉到失去了 依靠，突然想起了被罢黜的元帅。 消莫夫教授说：“当赫鲁晓夫感觉到他的上空阴云密布时，他给朱可夫打了个 电话，对他说：‘你被诬告了，我们应当见个面。’他的助手记录着：在皮聪大休 假之后安排尼斯塔·谢尔盖耶维奇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会面。他们要谈的 是恢复关系和新工作的问题。这样一来，赫鲁晓夫便可以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 但休假归来之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是个退休者了。可以肯定地说：假如 朱可夫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军队便不会参与倒赫行动。” 为什么朱可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没有官复原职呢？因为军队和政界领导层反对 他。朱可夫反对放弃反斯大林的方针，认为不能不提1941年灾难的原因，而总政治 部和中央坚决反对这一点。将军们采取了恢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针。朱可夫妨 碍了他们。于是元帅们上告中央，说他依然反党。 朱可夫元帅关于斯大林的一篇没有发表的讲话稿保存至今。他这篇讲稿是为一 次中央全会准备的，这次全会本打算于1956年在20大的浪潮中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 拜。 朱可夫的讲话稿是对斯大林的一份起诉书。他写道，对战争准备不足是“我们 的祖国在战争第一阶段遭受重大军事失败和巨大牺牲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朱可夫断言：“希特勒军队的进攻没有任何突然性，当时已经知道希特勒准备 进攻，而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失误作辩解…… “从战争一开始，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层在国防指挥方面就表现得 不知所措，敌人利用这一点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我们没有真正的最高统帅部。 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从一开始就被斯大林搞乱了……他在不了解前线的具体 情况和不大懂作战问题的情况下，下达了外行的指示…… “斯大林强迫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方面军司令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发动仓 促策划的战役，没有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技术保障，从而导致过大的损失……我们还 可以从斯大林的战场创作当中列举出不少负面的事实，来评判他的统帅素质和‘军 事天分’到底如何……” 朱可夫打算发言的那次全会没有开成。 即使是在朱可夫被解职之后，克格勃仍继续监视着他，并将他的情绪和谈话汇 报给赫鲁晓夫本人，而后来是汇报给勃列日涅夫。 1959年，克留科夫将军去世。朱可夫和布琼尼出席了葬后宴会，克格勃的密探 也来了。此后，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 信，讲述了朱可夫在宴会上不健康的、政治上有害的言论。 当时成立了一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布琼尼和朱可夫谈了 话。布琼尼说，他没有说过，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不好的言论。委员会对他也不感兴 趣。他们要找的是未可夫。朱可夫被叫到苏共中央接受教育。。 当局对朱可夫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克留科夫的遗孀鲁斯拉诺娃的命运。他们 当然没有妨碍她唱歌。但她抱怨说，当局不大喜欢她。利季姬·安德烈耶夫娜·鲁 斯拉诺娃最终也只是个功勋演员。早在1942年，她就被授予了这一称号。 朱可夫元帅的别墅被安上了窃听器，就连他同妻子在卧室里的谈话都被作了记 录。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而克格勃仍将他置于不断 监控之下。当局仍然害怕他，仍然嫉妒他的荣誉和全体人民对他的爱戴。无怪乎当 局在1957年就实际上指控他从事罪恶的、反国家的活动，指控他企图发动军事政变。 所幸的是他没有受到审判。但对他的这一指控一直没有取消。实际上，朱可夫至今 也没有被平反。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从卢比扬卡到“水族馆” 你不能把朱可夫和谢罗夫称作朋友。他们更像是战友。在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的 冲突中，谢罗夫站在了第一书记一边。但是，赫鲁晓夫想到了两位将军之间的友谊， 很快也将谢罗夫从那个关键职位上赶了下去。 1958年12月8日，谢罗夫被解除克格勃主席职务，两天后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兼主管情报工作的副总参谋长。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认为，谢罗夫被解除一切职务是因为中央委员 会行政机构管理局的人反对他。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认为，他的“爱部门主义” 和他不愿认真削减克格 勃机构是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局长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 份关于精简机构和裁减克格勃总部和外围机构编制的报告，此举没有得到谢罗夫的 理解。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对于谢罗夫离开克格勃，谁都不觉得惋惜： “那些对组织大规模迫害负有同等责任的人分为不平等的两类。处于权力顶峰 的人整治了那些受他们管辖的人，将所有不法行为和镇压迫害的责任推到了他们的 身上。 “而谢罗夫在国内同时又以关于民族迁移的政令的主要执行者而闻名。此后一 切便按人所共知的那种模式进行下去：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就将走到底，有人会不 断地脱你的衣服，摘下你的勋章，拆掉制服上的彩色镶条，将你逐出莫斯科，从百 科词典中除掉你的名字，然后将赤条条的你埋葬…… “谢罗夫的悲剧让人感到怜悯和愤愤不平。他是在生前承受自己的耻辱和衰落。 我们这里一般还是在人死之后才去揭露他，不过平反也一样是在那之后……” 脸莫夫教授说：“当谢罗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时，整个中央主席团都表示反 对。有中央总务局局长马林的笔记为证。可赫鲁晓夫当时坚持己见，而且也没有失 算。但是后来他把他调到了情报总局，这明显是降职。当然，他参与迫害活动也是 一个原因，但问题并不仅在于此。想必是谢罗夫跟朱可夫有接触一事令赫鲁晓夫感 到不安。” 情报总局的调动手续是以最有利于谢罗夫的方式办理的。即使是在口头上，赫 鲁晓夫也不想让他感到受辱。中央主席团的文件中提到了“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领 导” 的必要性，提到为谢罗夫保留“原来工作所得待遇”。这与其说是指工资，不 如说是指提供给各级官员的福利：食品供应，医疗服务…… 谢罗夫后来对自己的女婿爱德华·赫鲁茨基说，他因受命到情报总局工作而感 到幸福。 “怎么会这样？”赫鲁茨基惊讶地说，“您不再是中央委员，不再是最高苏维 埃代表。” “但我回到了军队里，”谢罗夫回答。 就这样，谢罗夫到了军事情报部门…… 每年的11月4日，一大帮佩戴不同识别标志、在不同的兵种当中服役的俄罗斯军 官都要悄然而简单地在小范围里庆祝自己的职业节日。这是些情报军官。他们穿的 是坦克兵、飞行员或是炮兵的制服。他们官职并没有多高，但他们属于旁人所不了 解的情报侦察系统。由维克托·苏沃洛夫建造的军事情报大楼如今被称作“水族馆”。 1918年11月4日，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在红军野战 司令部内成立了登记局。如今被称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机 关当初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普通的名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谢苗·伊万 诺维奇·阿拉洛夫被任命为军事情报机关的第一任局长。 正如许多其他部门一样，军事情报机关也经常更换名称。 从登记局演变而来的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后来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局。1934 年，军事情报机关在叫了几个月的信息统计局之后再次更名为侦察局，直接隶属于 国防人民委员部。1939年，该局又被称为工农红军第五局。 1942年2月出现了现在的名称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不过到了9月，斯大林将 军事情报机关分割开来。他将情报总局从总参那里分了出来，使其直接隶属于国防 人民委员部，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他本人。而在总参内部又出现了一个军事侦察局。 不过，到了1943年4月，一切又恢复原样。 军事情报机关的历史不会很快写出来的。现在知道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辉煌 的战绩和重大的失败。军事情报机关总是希望人家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但是内行人 都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在运作。 发现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并不那么困难。所有国家的武官都是军事情报人员。他 们被当成外交官，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另一个部门服务。而有时候， 当你在使馆或是商务处看到一个年轻人，宽肩短发，军人体态，同普通驻外人员相 比不知为何不爱说话，那就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个在官方身份掩护下工作的军事情 报人员。 在我国，政治情报机关无论是属于克格勃管辖还是独立运作，它都隶属于国家 元首总书记或是总统。 军事情报机关总是部门所属机构，隶属于国防部，二战之后的一个较短的时期 是个例外，当时斯大林下令将国内所有的情报机关都集中于情报委员会。 军事情报机关中也有过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到了西方之后，讲述了这个部门 中所发生的事情，但人们对于情报总局所知依然不及对克格勃情报部门的了解。 一些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对我说，政治情报机关总觉得自己要比军事情报 机关高半头： “但我们对军队里的邻居没有恶感。双方的关系是工作上的。同志式的关系。 当然也有竞争。大家都想第一个向苏共中央的领导报告重要情报。而在两个情报部 门发生争执的时候，老广场的头头们通常都向着卢比扬卡一方。例如，我们曾经从 情报总局那里挖来了我们相中的情报人员。”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曾担任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四处处 长，他回忆道： “比如我就曾与我们从军队邻居那里挖来的几名一流情报人员共过事。” “军人们提出过抗议吗？” “这我不记得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军事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受政治情报 机关控制的。战后这种控制看来是减弱了，可国家安全机关依然担当着控制者的角 色。况且，向情报总局和其他对外情报机关提供反间谍保障的职能一直掌握在国家 安全机关手中…… 从20年代起，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的任命都要征得政治保安局一政治保安总局 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克格勃的同意。而且一般说来，没有国家安全机关的审核，军 事情报机关不得招人。在外派之前，军事情报人员还要再次经过审查。 曾担任驻瑞典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 “克格勃是一个可以怀疑所有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的一部分，而我们是 他们有权怀疑的人。我们这个部门的悲剧在于，所有在国外呆过的人都自然成为怀 疑对象，从而自然引起国家安全机关的关注。 “军事情报机关内部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他们有时在我们的会上发言 谈论必须提高警惕，保守秘密。有一次，一名特派员邀请我到离新圣母公墓不 远的一处保密住宅。吃过午饭，喝了点酒之后，他对我说：‘到我们那儿干吧，你 不会后悔的。’我说：‘我本来就在情报系统工作。’他开始想法儿劝我：‘我们 干的是另一种工作，得揭露内部的敌人。’一句话，他招募我作内线，但我最终还 是脱身了……” “战后特派员制度保留下来了吗？”我问尼科利斯基。 “克格勃的人留了下来。他们监视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监护人’。” “军事情报机关的军官们私下里谴责过‘邻居’的行为吗？” “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事情报人员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经过考查的人，可你们不 知为何总是得不到信任。你们不为此感到愤怒吗？” “可以这样说，这让人略感不快。知道有人在告他的密，谁会高兴呢？可实际 上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人，而在基层工作人员当中任何时候都有不少正派人。宪兵 式的恶棍并不多。我的出发点一直是：反间谍人员有自己的任务。” “反间谍机构的多疑是不是徒劳的呢？” “遗憾的是，我知道不少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军官叛逃到西方的事例。在奥地利， 当我在那儿工作时，美国人策反了军官波波夫。但他是在后来才被查出来的，当时 他已经从国外回来并且成功地进入情报总局总部工作。” “情报总局的失误比克格勃多还是少？” ‘’我们这一行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这儿总是尽量淡化自己的 疏漏，而成绩总是被尽量夸大。我觉得，克格勃的失误和叛逃事件更多一些。可他 们的机构要比军事情报机关大得多。” “作为驻外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和‘邻居’搞好关系了吗？” “我首先努力做到不让自己的集体吃亏。要知道，克格勃的情报机关总想从军 人这里‘扒皮’总想抢案子，将我们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在我们这儿是常事儿： ‘邻居’善于把肥肉从你的鼻子底下抢走。”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驻外机构相互合作。比如说，我跟一个对我们有某种价 值的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们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我觉得，他愿意被我们招募。 但在明确关系之前，我去找‘邻居’。不管怎么说，我得确认一下，这个人没有在 他们那里作为招募对象。我去找克格勃对外情报站负责人，而他故作惊讶地说： ‘我们对这个人都做了两年工作了。’ “而我看得出来，‘邻居’是在装模作样。他想自己招募这个人，况且准备工 作都已经做好了。这种抢先一步将功劳据为己有的做法引起了怨恨。” “竞争结果对你们不利？” “总是克格勃得逞。我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第一个向领导汇报情况的 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军事情报人员不仅受到本局的指派，向本局汇报工作，而 且也受政治情报机关的指派，向他们汇报工作。战后有人曾试图改变这种做法。在 部长会议所属的情报委员会里，我们权利均等，但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我们再 次分属不同的部门。而情报总局的领导人自己将自己置于从属的地位。” “觉得不自信？” “是的，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干不了多久。每个新主人显然都试图彻底 改变原有的秩序。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改组，编制时而被削 减，时而又被匆忙增加。有经验的被撤下去，没经验的被调进来。我们有自己的学 院。空缺不久就会被补上，但对情报部门来说，任何改组都是极其有害的。可我们 的领导不考虑这些。这些人都是从外面来的，有的是作战部队的军官，有的是司令 部里的参谋，可就是没有行家。看来他们认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照样可以 领导情报机关。” “这里说的只是最高领导人吗？” “要是这样就好了！当年我在西德有一个出色的间谍联邦议院的一名议员。 有一次我们在东柏林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接头。他来了，在打字机上敲下了他知道的 有关西德联邦国防军的所有情况，然后我们吃了点东西。 “在接头之前我的上司预先告诉我，他会来我们这儿，看看这名间谍。他的确 来了。绷着个脸，不高兴。没有打招呼。坐下来，跷起二郎腿。他看着我，声音嘶 哑着说了一句类似‘你可得小心一点’之类的话。然后就走了。 “我对议员说：‘您得原谅我们头儿，他牙痛得厉害，把他折磨得够呛。’而 议员笑了一下答道：‘算了，别解释了。我是在讲波兰语的地方长大的，所以我全 都明白。’ “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将军感到脸红……” “据说，朱可夫元帅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国防部长时，曾试图让自己的情报部 门分量更重一些，使它同克格勃平起平坐，从而既加强自己的地位，也加强军队的 威望？” “我认为，克格勃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我重申一遍：我们同克格勃在任 何事情上都不可能平等。” “您曾担任特工学院的系主任。人们是如何进入军事情报系统的？” “通常是这样做的：派两三个人去军区司令部。他们找到军区司令，向他报告 说，他们是来挑选军官到特工学院学习的。军区司令命令干部处人员选出合适的人 选。看他们的个人档案，同履历材料合适的人员所在部队的领导交谈。然后将可能 的人选找来作最后的谈话。” “有人拒绝建议吗？” “很少。在莫斯科学习本身就提供了升职的可能，而转到情报部门工作这 意味着将来有机会出国。” “如果您遇到与您军衔一样的同仁，比如说是来自总参作战部的，你们当中谁 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更成功？” “作战部队的军官和司令部参谋的工作更受人关注，仕途更顺畅，军衔也升得 更快。” “‘水族馆’的未来居民是否要学习中途跳火车和双手射击？” “我们惟一要学的是跳伞。而后来这个项目从特工训练大纲中取消了。情报人 员学这些把戏干嘛？现在谁也不会被派去指挥游击队。日常工作中惟一需要掌握的 本领是拍照……” 谢罗夫将军同情报总局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是个内行。但他受制于当时的那种 行为模式。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贾丕才说，1960年2月，他赴巴 基斯坦当大使。莫斯科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 出发前一天，情报总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告诉贾丕才，巴基斯坦境内有10个美国 基地可能对苏联发动侵略的根据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贾丕才解释道： “巴基斯坦境内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一起去苏联外交部照会上所说的所有 ‘基地’转一圈，您自己就会相信这一点的。” 贾丕才大使本人很快就相信了：巴基斯坦境内没有外国军事基地。根据双边防 御条约，美国人只是有权利用巴基斯坦的港口和机场。 那么关于外国军事基地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一消息是印度情报部门抛出 来的，为的是让苏联反对巴基斯坦。而莫斯科则信以为真。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佩尼科夫斯基，三家情报机关的特工 谢罗夫在情报总局干了5年，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但1962年10月22日，军事情 报机关上校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的被捕毁掉了他的功名。对谢 罗夫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任何一位情报机关领导人来说， 这样的失败相当于一场灾难。不幸的是，谢罗夫有一次帮助了佩尼科夫斯基。他后 来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生于1919年。战前毕业于基辅炮兵学 校，打过仗。引岁成为上校。1953年毕业于军事外交学院后继续在情报总局服役。 曾在情报总局驻土耳其情报站工作，同站长发生了争执，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便向 莫斯科投诉，于是他被召回并被调离情报总局。 战争期间，他曾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身边工作。瓦连佐夫是苏 联英雄，曾任炮兵主帅，1961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火箭兵和炮兵司令。 瓦连佐夫早在战争时期就同赫鲁晓夫私交不错。据说，赫鲁晓夫说过：这是个 现成的国防部长，此话或许是开玩笑，或许是认真的。 瓦连佐夫收留了佩尼科夫斯基，当他在那里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瓦连佐夫在已 经当上情报总局局长的谢罗夫那里为他说了两句好话。 佩尼科夫斯基被列为情报总局预备役人员，并被派往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联络局工作。1960年＊月，他开始为中央情报局效力，而1961 年4月，他又开始为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工作。 1963年5月初，在公审之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死刑。判决于5月 16日执行。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之后，赫鲁晓夫不再怜惜自己的宠臣。瓦连佐夫元帅被没收 一切奖章，降为少将并被立即勒令退役。他被取消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代表资格。不过他只是被当作一个证人。 谢罗夫则被指控两度帮助被揭露的英国间谍佩尼科夫斯基安排工作，而谢罗夫 的妻子和女儿在到伦敦参观游览时曾受到佩尼科夫斯基的照顾，接受过他的帮助。 而他的女儿如今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所有这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他们确实 曾随一个旅游团飞往伦敦，但她们没有得到过佩尼科夫斯基的帮助…… 当时赫鲁晓夫都气晕了：佩尼科夫斯基向西方透露了苏联导弹实力的真实情况， 这对他可谓背后一击。1963年2月2日，谢罗夫被撤职，他的职务由克格勃第一副主 席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休京担任。 3月7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情报总局工作》的决议，决议责成主管党内 人事问题的中央书记维塔利·尼古拉耶维奇·季托夫、总参谋长谢尔盖·谢苗诺维 奇·比留佐夫和伊瓦休京调查谢罗夫的工作并作出评价。 委员会只用了几天就作出裁决。“由于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和行为不称职”，谢 罗夫大将被降为少将。1963年3月12日，他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他对此尤为痛心。 他被调离莫斯科，调任突厥斯坦军区司令助理，主管军事院校工作，然后他被 调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担任同一职务。他刚满60周岁，便因病退役。倒霉事并没有 到此结束。 1965年，“由于丧失政治警惕性和在情报总局干部任用方面的错误，以及由于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克格勃机构工作期间粗暴违反法律和在德国工作期间滥用职权”， 他被开除出苏共。在此之前，他还担任情报总局局长的时候，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期间荣获的几枚勋章就已经被收回了。 退伍之后，谢罗夫又活了25年，享受了一个退伍军人的生活。 爱德华·赫鲁茨基说： “我见过许多退伍军人，他们就像是要咽气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 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谢罗夫总是精神饱满，夏天他去‘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 养院去打台球，冬天他长时间地滑雪。他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他在幻岁时才不再 开车。他对以前的事情从不后悔。他与其他受害者不同，他很清楚，一切都无法挽 回。妻子说，他退伍之后，变得快活了，仿佛一付重担从肩上卸了下来……” “他谈到过关于自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事情吗？讲过关于斯大林、赫鲁晓 夫的什么事吗？” “此类交谈他一概回避。他从没谈论过自己的工作。他是个老派人物。常回忆 战争期间的事情。或者是他在贝利亚1953年实行大赦之后如何同强盗匪徒作斗争。 他喜欢讲别人如何偷走他这位克格勃主席的汽车的事情。他那天开车没带警卫，开 到了格拉诺夫斯基街，那里有一家军官医院和一家军官餐厅。他在那里逗留的时候， 不知哪儿来的一帮年轻人撬开了他的车，把车开走了。后来他们才发现偷了一辆特 别的车车上有专线电话，于是又把车丢弃了……” “关于他被撤职的事情呢？” “他有一次对我说起了佩尼科夫斯基：‘这个人我从来就没见过。’当有人造 谢罗夫的谣的时候，他感到难受。他曾对我们说，他没有参与驱逐高加索各民族。 这是科布洛夫干的……” “谢罗夫退伍后还受到监视吗？” “当他在莫斯科街头散步时，后面有尾巴跟着。电话一直被窃听。别墅的‘甲 壳虫’（指窃听器译者注）在他死后才被拆除。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开着刚 买的一辆车过来，车上还挂着老式的外国车牌。于是立即出现‘几个同志’一 个民警模样的人和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始检查证件。他们担心，万一谢罗夫搞阴谋， 纠集那些老元帅，他们骑马上阵……” 爱德华·赫鲁茨基还回忆道： “有一次，他和朱可夫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养院休假。他们两人受 到跟踪，电话遭到窃听。如果他们想讨论什么，他们就写纸条。然后再把纸条烧掉…… 谢罗夫是个勇敢的人。假如1941年莫斯科陷落，他将留下来，转入地下。他已经拿 到了一个驾照，用的是瓦西里耶夫的名字，还有一份出狱证明，不过德国人肯定会 认出他来……”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于1990年去世。他的死成了又一宗谣言的题材。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英国合作者在《克格勃》一书中写道，谢罗夫在一 次豪饮之后“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院落里开枪自杀”。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此人拥有得天独厚的笼络人心的本事。一些人迄今仍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在1998年岁末的一个温暖的日子，昔日其麾下的那些人聚集到新圣母公墓，缅 怀自己的友人和领袖。 此人在风华正茂、飞黄腾达的时候背地里被称作“铁腕人物舒里克（亚历山大 的小名译者注）”，影射他可同“铁腕人物费利克斯” 相媲美。 此人名震四方。当时无论我国，还是外国，许多人都确信他即将成为国家元首。 他以一个瘦瘦的学生之身来到莫斯科上大学，却成就了如此非凡的功名。 多少次交锋都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但他终究还是输了一次。他被排挤出政坛， 他的照片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有人提起。 如果没有前几年一部关于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的那场阴谋的电影《灰狼》的 走红，当代读者可能已想不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是何许人了。 历史记载的谢列平是推翻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策划者，曾被看作国家一把手的 最可能的人选。但他未能成为一把手…… 我是在谢列平被贬黜之后认识他的。原先对他阿波奉承的那些人现在甚至连招 呼都不和他打。他也本能地回避着人们。但他的眼神，他的步态以及有力的握手， 都能传达出某种信息，表明这是位意志坚强但最终却壮志未酬的人。 谢列平落魄前我见过他。年轻的谢列平有张表情非常丰富、生动的面庞，双唇 紧抿，目光专注。 谢列平和勃列日涅夫是迎然不同的两种人。如果由他领导国家，多半是不会出 现停滞的，大概也不会有改革。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外一种轨迹……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到别墅见斯大林 国人首次听说谢列平的名字时他才只有24岁。1941年秋，共青团莫斯科市委负 责军事体育工作的书记亚历山大·谢列平，在几乎已是兵临城下的首都为游击队以 及敌后工作物色志愿者。 顺便说一句，他本人在那艰难的年代并没有打过仗。他参加过几个月的芬兰战 争，但没有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后来有人因此指责他：派别人去打仗，自己却 躲在莫斯科…… 莫斯科第201中学的女学生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哑来找谢列平。要求参加游 击队。他没有马上同意她入队。他觉得她到时候会害怕，没有能力开展活动，便拒 绝了她。但后来他还是让卓娅加入了游击队。 卓娅的遭遇很悲惨。她实际上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干，就很快被德国人抓住，并 于1941年12月初被当作纵火犯处死。 卓娅死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当时玛加丽塔·阿利格尔还写出了广为传诵并 荣获斯大林奖金的长诗《卓娅》。该诗顺应那个年代的特点热情沤歌了团市委书记 亚历山大·谢列平。这已成为全苏联的光荣。 十月的天空，低沉而阴沉 德国人的铁蹄已践踏在莫斯科的周围 莫斯科团委书记谢列平同志 一位满怀着正义之气的共产党员 你没有看错 她是名真正的战士…… 亚历山大·谢列平1918年8月出生在沃罗涅日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他很早就 表现出了领袖才能。在当团委书记的同时，又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作为奖励 他得到了帕维尔·布列公司产的一块怀表。前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瓦 列里·因诺肯季耶维奇·哈拉佐夫从五年级起就与谢列平成了朋友。他说： “萨沙（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注）甚至就在个别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 性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信。没有收到回信。但报纸上刊登了斯大林就这一问题给 另一个人的回信，谢列平感到很满意……” 同那个年代里的许多人一样，萨沙·谢列平喜欢溜冰，骑自行车，酷爱足球， 是狄纳摩队的球迷。孩提时他喜欢参加舞会，但不爱喝酒，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 种罕见的品质。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即便十年级毕业后我们也不喝酒。无论葡萄酒，还是 伏特加，他都不喜欢……” 中学毕业后，谢列平来到莫斯科，就读于战前著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历史、哲 学和文学学院，这是人文科学人材的熔炉。谢列平到学院后马上当选为团委书记。 谢列平的仕途始于1940年10月2日。正是在这一天出台了关于高等教育将收费、 奖学金将只发给优等生的命令。而谢列平曾作为志愿人员开赴芬兰战争前线，在共 青团滑雪营服役。等他返回学院时，有些科目自然没有考试成绩，根据新的法律， 他没有希望获得奖学金。 他坐在学院团委办公室里，思忖该怎么办。这时莫斯科市团委书记尼古拉·克 拉萨夫琴科来了，是他决定了谢列平的命运。他说：“舒里克，我有工作让你做。 你到团市委负责体育处的工作，怎么样？” 1942年，谢列平被授予红星勋章，不久被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先后任书记、 第二书记。 斯大林在去世前一年决定把共青团工作交付自己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已 故政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的儿子。年轻的日丹诺夫当时是 党中央科学部的负责人，他来团中央了解情况。 时任团中央书记之一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说： “我们被召集到一起。日丹诺夫说：‘斯大林让我当第一书记。请你们介绍一 下自己的工作。’我们把情况作了介绍。日丹诺夫说：‘亲爱的同伴们，我对这些 一无所知，我无法领导你们。我会去找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表示回绝。’” 于是，斯大林让谢列平当了第一书记。 他把谢列平召到自己的别墅。这是他们之间惟一的一次会面。斯大林让谢列平 坐下，自己却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提一些问题。他偶尔走到谢列平面前，俯下 身，注视他的眼睛，看得非常专注……谢列平后来对自己的好友瓦列里·哈拉佐夫 说，他当时感到非常害怕…… 在斯大林时代，共青团是一所严酷的学校。 可以说，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一直前脚接后脚地跟在谢列平后面，先是接 替他领导共青团，后来又接替他在卢比扬卡的职位。他在谈及共青团时说了下面这 些话： “苏联的干部特点何在？为了晋升，获得一官半职，得经过一道又一道的筛选， 会撞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过了7道筛子后，就会被卡在第8道筛子里……” 在共青团机关，许多人通过告自己领导的黑状来求得官职，深知这是获得提升 的最佳渠道。 前团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科切马索夫曾回忆过别人写信告发 他的经历：说他本人是富农的儿子，他的妻子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父亲曾是州委 书记，被枪毙了，她母亲被投入监狱，还是小女孩的她被送到高尔基市，在那里她 认识了科切马索夫。 告密信转交谢列平处理。 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说：‘有一次他请我过去一趟。他问‘你忙吗？’。 我随口说‘不忙’。他就说“那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们聊了一会，然后他言归 正传：‘我给你看份东西。’他打开保险柜，拿出那封告密信。待我看完，谢列平 说：‘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当着我的面把信撕碎，扔进废纸篓里。这种事发生过 两次……” 据科切马索夫说，第一书记是一个纯朴的、值得尊敬的人，对以前的共青团领 导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非常不喜欢无聊乏味的会议，也不喜欢教训别人。 谢列平任共青团领导最风光的那几年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赫鲁晓夫器重年 轻人，许多工作放手让团员们去干。谢列平缩减了领工资的工作人员的编制，各共 青团区委只保留两名脱产干部，其他所有人的工作都属社会义务性质。 上文提到过的前除奸部军官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梅夏采夫，也曾当选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他说： “曾有几名部长到团中央找我们，我们批评他们对年轻人的生活漠不关心，他 们被我们抨击得体无完肤……” 1957年夏天，年轻的中央委员谢列平所属的党的领导集团不允许老近卫军解除 赫鲁晓夫的职务。老近卫军指的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 人。谢列平比其他人更加积极、更加坚决地拥护赫鲁晓夫。他据理力争，暴跳如雷 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冲他大吼：“就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要我们作出解释？ 你先得学会穿长裤！” 赫鲁晓夫对这位年轻的战友作出了应有的评价。第二年，谢列平开始负责苏共 中央加盟共和国党务机关部的工作，但只干了几个月。1958年12月25日，40岁的他 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瓦斯手枪的两声枪响 与自己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赫鲁晓夫不喜欢特工机关，也不竭力讨好它的工 作人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充斥着大量的将军，这一点令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他要求 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不佩肩章”，“身无彩条”，因此谢列平拒绝了军衔，到了晚 年他对此有些后悔。 赫鲁晓夫公开要求“合理精简”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对选民 发表例行讲话时说：“我们还大幅度削减了内部力量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关，我 们准备进一步削减这些机关。” 谢列平写了一封便函，对第一书记的殷切希望作了回答：“尼基塔·谢尔盖耶 维奇，您在加里宁选区对选民发表的关于必须进一步削减国家安全机关的讲话是完 全正确的。” 谢列平建议削减3200名侦查人员，他的建议得到了批准。 1960年2月，谢列平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说：“用肃反工作人员来监视许多从保障 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的设施的意图还没有根除。”换句话说，肃 反工作人员的活不够干，他们臆造出了工作。间谍太少，肃反人员太多。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他削减了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情报网，裁掉了用假情报坑害人的告密者。 他首先加强了预防工作。如果有谁说了反对苏联的话，不是逮捕他，而是同他谈话， 向他解释不该说这种话。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人们意识到，不会因进行‘可疑的’谈话而坐 牢，或者至少不会立刻坐牢……” 谢列平建议撤销克格勃的牢狱处，削减国家安全机关所属的监狱的数量。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在谢列平和我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因政 治原因而被关押的人最少。卢比扬卡内部的监狱空空如也。” 谢列平任主席时，克格勃监狱里关押着1388人。1961年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 刑的有207人，1962年有323人。 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回忆说，谢列平在任时， 国内发生过几次群众骚乱，出事的地方在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和亚历山德罗夫 市，人们对地方当局感到愤怒，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祖格迪迪。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9年1月9日的第200号会议记录表明，此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克 格勃及其机关的条例。该文件到改革开始一直在发挥着效力：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是政治机关，负责贯彻党 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制定的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兔遭外部和内部敌人蓄意侵害以及 保卫苏联国家边界的措施。它们的使命是警惕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的秘密阴谋，揭穿 他们的意图，制止帝国主义情报机关针对苏维埃国家的犯罪活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由苏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监督。 “属于苏共中央编制的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员，其职务须经苏共中央委员会批 准。属于党的地方机关编制的工作人员，其职务须经相应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苏 共边疆区委及州委批准。” 谢列平继前任谢罗夫之后继续清理档案中的危险文件。 有一封谢列平亲笔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保存了下来。谢列平在信中建议销毁有关 卡廷事件的全部文件，以使波兰人永远得不到他们1939年被俘的军官根本不是被希 特勒枪决，而是被斯大林枪决的证据。这封信是近几年所公开的最令人发指的文件 之一。 克格勃内部对谢列平有何看法呢？ 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认为，谢列平犯下的 一个重大错误是他没有掩饰对国家安全机关干部的不信任，他撤换了一批有经验的 肃反人员，用年轻的团干部替代他们。他未同专家商量就立刻着手调整委员会的结 构。他撤掉了所有分管部门，像分管经济、运输等方面工作的分支机构，成立了一 个统一的反间谍总局。 博布科夫认为，谢列平是一个准备完成上司任何指示，但同时又希望显得有原 则的人。后来他在执行上头的命令时已不是那么听话了…… 前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说：“改弦更 张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开始改组克格勃，邀请年轻人进来工作。” 谢列平把受过良好教育的团干部调进克格勃。他们缺乏工作经验，但手脚是清 白的。谢列平之前的许多克格勃工作人员甚至连中学都没读完。由于新来的人立即 被授以高级军衔，被委以重任，肃反干部感到愤愤不平。 在谢列平上任前，克格勃有自己的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相对应的机构，有负责经 济的局、负责意识形态的局、负责运输的局等等。谢列平把所有这些局合并为一个 统一的反间谍总局，并精减了工作人员。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一 套做法。 谢列平依靠的是电子情报工作和负责破译外国密码通信的破译员。 1959年谢列平在任期间出现了“D”处，后来又被改称 “A”处，即“积极措施” 处的代称。这个处的任务是炮制假情报，其主要目标是被指责搞新纳粹主义和复仇 主义的西德。 谢列平重新确立了捷尔任斯基一位完美的、一直可靠地保护苏联人的肃反 人员的偶像地位。克格勃的普通工作人员却对谢列平心怀不满：他剥夺了工作 人员享受机关疗养院、休养所及其他一些特权的权利。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尔皮琴科中将说： “谢列平有时表现出对普通工作人员的意见感兴趣的样子。这只不过是某种老 套套，为了表现自己的民主。例如，有一次，在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讨论完非洲当 前的问题后，我请求准许离开他的办公室，在得到同意后，我向门口走去。这时谢 列平突然叫住了我，说：‘对不起，基尔皮琴科同志，我忘记问您个人对这一问题 的看法了！’我记得，当时我对克格勃主席‘亲自’征询我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 “我所知道的第二件谢列平对业务人员个人意见感兴趣的事例总的说来带有轰 动性质。情报部门的一位领导在向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突然出人意料地问他对索 马里事态的发展有何看法。作汇报的人答不上来，请求给他些时间研究一下，但谢 列平显得迫不及待，说他要马上知道情报部门的看法，于是立刻吩咐自己的助手去 查直接负责该国的情报人员的电话号码。 “几分钟后，助手报告说，负责索马里的是维塔利·伊万诺维奇，并说了他的 电话。谢列平借此机会用自己的民主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这位情报部门的领导 上了一课。他亲自拨号，并向那位工作人员自我介绍说：‘打扰您了，我是克格勃 主席谢列平。您能否回答一个问题？……’ “关于这一电话交谈的消息很快在情报部门的走廊里传开了，所有人都对新的 民主作风惊讶不已。” 谢列平在任期间，依然继续追杀叛逃到西方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他的前任谢罗夫曾签发除掉人民劳动联盟的主要思想家列夫·列别特的命令。 1957年10月12日，列别特被克格勃军官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杀害。 两年后，斯塔申斯基在慕尼黑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袖斯捷潘·班 杰拉。当班杰拉打开自己寓所的门时，躲在楼门口的杀手向他的脸部开了枪。 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班杰拉1908年出生于一个希腊天主教神甫的家庭。西 乌克兰曾被并入波兰版图，最初的几年班杰拉一直在同波兰人作斗争。1934年他在 华沙策划行刺波兰内务部长，遭到逮捕，被判死刑，后被改成终生监禁。德国人把 他放了出来。1941年6月30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被德国人占领的利沃夫宣布 乌克兰独立。这惹恼了希特勒，班杰拉银挡入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呆了3年，直 到1944年才获得自由。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和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反抗红 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进攻。他的身上背负着数千人的血债，因为班杰拉之流并不仅仅 是向肃反人员和红军战士开枪……抵抗被镇压后，班杰拉使用化名在慕尼黑定居下 来。 波格丹·斯塔申斯基从克格勃得到一支特制瓦斯手枪，这种枪可以使含有氰化 钾的胶囊呈雾状喷出。喷出的气体可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使用这种手枪的目的是为 了使病理解剖学家认定死亡原因是心衰竭。 谢列平因他除掉了班杰拉而授予他红旗勋章。但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有一个心 爱的女人，是德国人，她的存在使他滑向另一个方面。两年后，即1961年8月12日， 波格丹·斯塔申斯基逃到西方，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向西德警方和盘托出。 这件事发生后，克格勃决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此类追杀行动。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斯塔申斯基同一名德国女人发生了恋爱关系。他请求允许同她见面。作为奖 赏，谢列平给了他一周的时间去看他所爱的女人，但他留下了，并供出了一切。我 后来对谢列平说：‘你为什么要放他去呢？’你这哪像‘铁腕人物舒里克’呀……” 德国人对波格丹·斯塔申斯基进行了审判，但法庭裁定他是个执行者，对他从 轻判处，而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被指控为谋杀的组织者。这件事导致谢列 平在西方声名狼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了把谢列平赶出政坛的理由。 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发表了措词尖锐的反对 斯大林的讲话，他谈到了镇压，并列举了数字。他说：“国家安全机关已进行了重 新改组，完成了大幅度的精简，剔除了其所不应有的职能，清除了钻营分子……国 家安全机关已不再是稻草人贝利亚及其帮手这些敌人在不远的过去企图使其成 为的样子，而是我党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权机关……现在，肃反工作人员可以问心 无愧地面对党，面对苏联人民。” 1961年10月31日，在22大后的第一次全会上，谢列平被选举为中央书记。这为 其在党内平步青云奠定了开端。他在克格勃工作的时间不到3年。在他离开克格勃主 席岗位两周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就任该职。 谢米恰斯内此前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倚重新人，开始提拔我们这些年轻人。亚 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私下里被认为是我们这些搞党务工作的年轻人中地位最高的，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 谢列平一下子得到了好几个职位。他还是政府首脑，即赫鲁晓夫本人的副手， 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委员会的主席。这几项职务集于一身使他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 的人之一。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赫鲁晓夫喜欢他严格要求的作风和他的聪明劲儿。 谢列平从不喧宾夺主，在第二把手的位置上表现得很谦逊……” 赫鲁晓夫对任何人都没有这么信任过，也从未像提拔谢列平那样快速地提拔过 任何人。第一书记信任谢列平，重视他的工作能力，把最重要的事情交付他，其中 包括选拔党的干部这种工作。 为什么1964年恰好是以谢列平为首的“年轻人” 反对赫鲁晓夫呢？ 赫鲁晓夫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能耐很大却未能充分施展的人。但不高的文化 水平使得他经常弄出一些让全国上下当笑料的不理智的和愚蠢的新花样来。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不赞成他采取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 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尝试同西方寻找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压缩军工生 产。 党中央的几位书记都有不喜欢赫鲁晓夫的个人原因。他们渴望平静与舒适，而 赫鲁晓夫却不断地进行人事变动，把中央委员像小孩子似地呼来阿去。 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这样描写赫鲁晓夫：“在学完了伪装和自我控制的 课程之后，他隐藏起对暴君的仇恨。为了向其献媚，他不得不在客人面前跳起‘戈 帕克’。想必他要为自己过去所受的屈辱报仇，登上王位之后，他养成了公开侮辱 人、践踏人的尊严的习惯。” 一批党的领导，其中包括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商定推翻赫鲁晓夫。谢列平保 证，这一消息不会传到赫鲁晓夫耳朵里。 但是，赫鲁晓夫大概还是感觉到了什么，他想使朱可夫元帅重返政坛，准确地 说是叫他来帮自己的忙是不无原因的。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向我描述了赫鲁晓 夫下台前不久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宴会上出人意料地发表公开讲话的情景。赫 鲁晓夫说：“真有意思，我前不久休假回来后，所有人都来安慰我，说我健康有问 题，该去治治病。医生这样说，这些人也这样说。好吧，我去。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要拔掉所有这些‘中央的软木塞子’。”他指了指在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接着说：“他们认为没有我照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自以为是害了赫鲁晓夫。在他还没来及除掉更为年轻的对手之前，他就已被打 发回家养老了。 推翻赫鲁晓夫并没有引起国内的不满。相反，人们感到很满意。出现了更新和 改善生活的希望，出现了年轻的、让人愉快的面孔。除个别人以外，党的老一代领 导人都不太得人心。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写道： 一天又一天，默默地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谢列平后来回忆起，在赫鲁晓夫被打发退休的那次全会结束后，中央委员会主 席团全体成员和他告别。大家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走过来，和大家-一握 手。当走到谢列平面前时，他说：“他们也会这样对你的，说不定更糟……” 谢列平当时可能只是冷笑了一下。但经验丰富的赫鲁晓夫没有说错。他的活应 验了……也许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不该参与推翻赫鲁晓夫？如果赫鲁晓夫继续执政， 他们的境遇可能会好些。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后来有没有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感到后 悔呢？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没有后悔。赫鲁晓夫待我们不错，当有人对他说，我和谢列平也参加了时， 他甚至都不相信。但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时国内的形势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 们错看了勃列日涅夫，尽管客观上说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柯西金合适，但他一向处 在次要角色的位置上。而勃列日涅夫适合所有条件，是党的第二把手，搞过航天和 火箭方面的工作，讨人喜欢，善于交际……” 起先人们都把勃列日涅夫当成一位软弱的、临时性质的领导，而国家需要的是 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因此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将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更加强有力的 领袖谢列平。 同谢列平保持着朋友关系的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神秘地对大家 说：“要不了多久一切就会改变。廖尼亚（列昂尼德的小名译者注〕的位于坐 不了多久，谢列平就要上台了。” 当时许多人都认定勃列日涅夫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没太把他放在心上。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谢列平对他的看法也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充其量只是个州一级的干部，而不 是个大国的领导。他头脑简单，把两三种观点归纳一下的能力都没有，理论知识微 乎其微。所有发言都需要别人事先写好……” 谢列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得到了提升，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谢列平与勃 列日涅夫不同，勃列日涅夫从未对工作有太大的热情，而谢列平对工作却是全身心 的投入。他俩的关系怎样呢？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最初他们很团结。两家甚至你来我往的，可后来开始出现各种细微的问题， 虽说细微，但还是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 勃列日涅夫和谢列平之间很快有了嫌隙。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刚开始勃列日涅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这个人要拥有打开克格勃这把锁的 钥匙，还要把他当作党和国家的领袖来支持。组成了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式双驾 马车。但后来勃列日涅夫开始留意起谢列平。而且好事者很多，他们对谢列平有各 种各样的说法…… 勃列日涅夫表现得非常友好，他意味深长地暗示谢列平，说什么我休假或出差 时由你代替我。然后却让其他人主持工作，他信不过谢列平。 有一次，科切马索夫到中央找谢列平，问他现在负责什么？所有人都以为谢列 平将成为第二书记。谢列平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固定的职责，有的只是固定的谈 话。”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有几个月谢列平被提拔到二把手的位置，勃列日涅夫让他负责组织部，人事 工作是最重要的。谢列平管起了这摊工作。后来勃列日涅夫把人事工作交给了新当 选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并把他笼络到自己身边，让谢列平负责轻工业、食品工 业以及财政方面的工作。” 这并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党内这帮推翻了赫鲁晓夫的年轻领导很快发 现，勃列日涅夫同样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期望在政治、经济及个人命运方面能有 更大的变化，结果却是，他们打倒赫鲁晓夫仅仅是为勃列日涅夫享受权力打开了方 便之门。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们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那些领导人政治观点不同。谢列平是我们这些人 中最有威望的。”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我和谢列平都持相当消极的立场。这使他确信我们是 别有用心。‘倒赫行动’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这让他惶惶不安……” 难道共青团干部真地策划过阴谋吗？ 人们已习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尖锐的抨击。但也许他并没有那么糟糕？在人们 的眼里，他是相当有自由主义作风的一个人，是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的一个人，没 对谁做过特别坏的事。也许勃列日涅夫当国家元首会比谢列平当国家元首更好？ 对他们两个人都了解的人说，勃列日涅夫只是显得和善，实际上他是口蜜腹剑。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话语不多，意志坚强，有组织纪律性，严以律己， 不喜欢自由散漫，但他未必像人们所描述的那么专横，那么严厉。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说他是铁腕人物，就意味着他会将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吗？他是个天 性民主的人，是个可爱、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他不是个眶毗必报的人。要知道，我 们这里的风气一贯是，一旦有谁落难，大家就会落井下石，群起而攻之。而他没有 报复过谁。”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认为，关于他非常专横的说法言过其实，是想损害他的名誉。事实并非如 此。他是个讲民主、平易近人的人。我知道只有两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接电话，一个 是柯西金，另一个就是谢列平。找其他领导则先要过助手或秘书这一关。而且，如 果谢列平正在开会不能接听电话，那他过后总会亲自打电话过来……” 谢列平周围团结了一批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强、忠实于他的人。党和国家机关 里的年轻人都喜欢他。 在谢列平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团干部出身的人确实占据着国家的 一些极其重要的职位。国家安全机关、内务部、电视台、塔斯社，这些单位到处都 有谢列平的朋友。列昂尼德·伊里奇或许因而产生了不祥的念头：他们会不会突然 搞掉我这个新的第一书记，就像搞掉赫鲁晓夫那样？ 谢列平的朋友们真的像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大军吗？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当我们所有人都被贬黜之后，经常有人对我们说：你 们不可能没有组织上的联络方式。但我们就是没有，我们向来只不过是朋友，是志 同道合者。” 但老朋友私下里都开诚布公地表示，勃列日涅夫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当第一 书记的应该是谢列平。团干部出身的少壮派骄傲地宣布：我们的“铁腕人物舒里克” 正在成长，他将替代勃列日涅夫。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大家经常聚集到我的别墅，但没谈过应该推翻勃列日涅夫，扶持谢列平那种 话题。我知道，所有这些谈话都在被窃听，或者说可能被窃听。我自己就在国家安 全机关工作……不过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傻瓜，一时心血来潮就会跳上桌子高呼‘谢 列平万岁’。” 谢列平本人怎样想的呢？他有没有暗示过他想成为第一书记？要知道，不想成 为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喜欢与人单独谈话。但我们没有谈起过他应该当一 把手。谈话内容仅限于国家的发展停止了，在倒退。令我们不安的是这些……” 难道团结在谢列平周围的那批年轻领导就不想寻找机会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现 吗？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不是这样，我们只不过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同米高扬、 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相比，我们是乳臭未干的团员。我们要觊觎什么是很可笑的……” 但一些传闻在莫斯科不胫而走，说谢列平和他的朋友已组建了一个影子内阁， 分配好了职位。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在最高苏维埃的 一次例会上叫住梅夏采夫，放肆地问他：“事情进行得怎样了，影子内阁成员？” 梅夏采夫当时是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人们认为，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和院士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 夫也属于谢列平的阵营。我问雅科夫列夫，是不是真地计划过，一旦谢列平上台就 委他以高官？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回答说：“一派胡言。不过，开始调查这一年轻的集 团后，好像还真找到了一份什么名单。据说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但这同我有什么关 系？有些事情特别让我喜欢，例如，谢列平反对特权的行为。不能说我对谢列平有 好感，但也不能说我反感他。” 那么共青团干部究竟有没有搞过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呢？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可能喝醉以后说过些什么， 就被人们当真了。可我们有谁没在喝醉之际杜撰过集团呢？酒醒了，集团也就没了。”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雅科夫列夫说： “是有过一个集团，由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他们想把阿列克谢·尼古拉 耶维奇·柯西金扶植为国家元首。这关系到进步的经济改革，关系到能否推行更加 合理的路线。如果勃列日涅夫被柯西金所取代，我同样不会反对。” 那谢列平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一把手呢？ 人们认为，谢列平的弱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是直接从团的工作转到克格 勃的，随后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从来没有领导过某个地区，没有处理过国民经济问 题。 一方面，对于一些州委第一书记来说，他不是贴心人。据说，他们不会支持他。 另一方面，在某些州和边疆区有许多领导是团干部出身。他们对谢列平充满敬意。 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可能也是最聪明的。因此，他是有机会成为第一把手的。 索尔仁尼琴当时写道：“以‘铁腕人物舒里克’为首的一伙人准备复辟斯大林 主义……”谢列平被索尔仁尼琴视为洪水猛兽：“‘铁腕人物舒里克’在时刻准备 着，他躲在角落里伺机夺取政权，他所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砍下我的脑袋。”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 “他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有能力，但是个教条主义者。有 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为李森科大唱赞歌，听起来特别让人恶心。” 谢列平对斯大林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在任克格勃主席一职时，为了让蒙受不 白之冤的人获得平反，他做了许多工作。谢列平坚决谴责1937年的镇压。但他又认 为，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战胜德国这一点，斯大林值得人们深深的敬爱。这一点他 同赫鲁晓夫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是某种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向斯大林主义宣战， 可是却依靠了一个反对自己的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 “他是个安德罗波夫式的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许较其更胜一筹。但他 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曾说：要想使机关工作人员的表现合乎规范，应先从党开 始进行改革。让我高兴的是，他认为特权是国家党政机关的一个弊端……” 谢列平坚持认为，在党的文件中要强调阶级立场，他呼吁反击帝国主义，同推 行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取得相互谅解。知识分子及中央机关的部分人士害怕他上台， 认为他的上台将意味斯大林主义的复辟。 据说，谢列平反对20大的若干决定，要求在经济领域采取硬性措施。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事实并非如此。他拥护开办私营理发店和钟表修理铺，认为消灭手工合作社 是愚蠢之举……但还是出现了那么一个时期，只生产重型载重汽车，运送区区几个 箱子也要使用这种汽车。但这是路线，谁都甭想违背。可他认识到，这是荒唐的……” 谢列平代表着战后升上来的那批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干部。这部分人 的出发点是，经济需要复兴，需要改革，尤其是技术现代化。这部分人希望在执行 强硬的思想路线的同时进行经济改革。这大概就是邓小平当政时中国所选择的那条 道路。党的年轻一代领导拥护柯西金和谢列平。如果由谢列平当国家领导，说不定 我们国家已走上了中国式的道路。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大人物不要警卫？ 谢列平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使自己同政治局其他委员形成了对立，使这些人 成了他的敌人。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谢列平在成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后，没有要警卫。勃列日涅夫问我：‘为什么 谢列平出行没有警卫保护？’我说：‘是他自己不要警卫的。只要他发话，明天我 就给他配一个排。’这时谢列平站起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用得着保护 吗？我认为，有3个人需要保护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政府首脑。 我们何须保护？要提防谁呢？”’ 谢列平同时还反对随处出现肖像。他说，他对游行时他站在列宁墓上而工人们 举着他的肖像感到羞愧。为什么要到处展示领袖的肖像呢？ 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默不作声。这时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插了一句：“这是一种传 统。这体现了党的威望。如果我们取消这种做法，人们就会不理解我们。” 这一问题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站起来说： “那就给谢列平配备警卫？” 谢列平不再反对，说：“配备吧……”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他从一套公寓搬到了另一套公寓。有一次给他家进行了装修，他问花了多少 钱。给他找来了单据，他看了看，然后吩咐助手照单付钱。他的同事都知道了这件 事。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政治局委员们愤愤不平：谢列平太让他们难堪了！难道 现在要让他们也一切自费吗？他们不习惯这样。 “而且，谢列平还说政治局委员脱离了群众。谁会喜欢这样呢？ “他还表示反对政治局委员自己给自己授勋。这已完全戳到了同志们的痛处……” 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说： “他在政治局提出重新审议为领导人提供的一系列特权。这涉及到工资、别墅、 特供、汽车以及警卫。他说得很坚决，深信不疑，把肚子里的话全倒了出来。一片 寂静，没有一人作声。最后，波德戈尔内说：‘瞧，我们的萨沙是个民粹主义者， 什么都想到了……’政治局委员们松了一口气，都笑了起来，他的所有建议也被顺 利地埋葬了……” 曾有过这样一件著名的事。《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措词空前尖锐的文章， 揭露了深得当局欢心的敖德萨捕鲸船队队长索利亚尼克的一些勾当。乌克兰党政机 关为其说好话，于是中央书记处决定严惩记者。只有谢列平一人马上说：“为什么？ 有谁能否认这些事实吗？”他非常不客气地表示支持报纸，讨论立刻转变成另外一 种性质，文内的“主人公”受到了惩罚。 为什么谢列平要把自己同党内的其他领导成员对立起来呢？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他主要是把自己同勃列日涅夫对立起来了。为什么要说得那么不客气呢？可 换种语气就无法解决问题。那种情况下需要表现出强硬劲儿。” 谢列平性格耿直，不善于拐弯抹角。政治局委员们开始躲着他，感觉到他已日 暮途穷，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态度很不好。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勃列日涅夫哪些方面胜过谢列平呢？勃列日涅夫有着令人称羡的经历：在工厂 工作过，打过仗，垦过荒，当过州委第一书记，任过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和哈萨克共 和国的第一书记。他同军队和工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很管用。 而谢列平的履历表中只有共青团、克格勃以及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这可不是 能使朋友越来越多的职务。党的监察工作比克格勃更让人畏惧。谢列平是个性格刚 强的人，不苟言笑，加之工作的原因，令人望而生畏。而旁边的是面带微笑、讨人 喜欢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善于同人搞好关系。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年轻时的勃列日涅夫是个待人彬彬有礼、善良、聪明而又英俊的小伙子。不 仅女性对他神魂颠倒，就连男人也很喜欢他。但体会出什么是权力之后，他就变得 判若两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权力更甜蜜的东西了。” 勃列日涅夫受的教育不多，但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政治斗士，是玩弄机关权术 的高手。人们对他估计不足。他有敏锐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能明确地感觉出，谁 支持他，谁反对他。对此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们这些年纪较轻的人容易轻信他人。如果不是因为轻信他人，坐在勃列日 涅夫位置上的可能就是谢列平了……为了推翻赫鲁晓夫，他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 他发誓，甚至对天起誓，说他将执行20大和22大的路线。我们对他以诚相待。我和 列昂尼德·伊里奇有过多次谈话。他了解我所有的想法。上台后他已知道谁和他不 是一条道上的。但他装出对我们很好的样子，其实心里已准备和我们分道扬镳。他 大权在握，我们变得非常被动 除掉谢列平及其追随者的行动是勃列日涅夫神通广大的亲信一手策划的。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都是玩弄幕后阴谋的大行家，是搞人事伎俩的高手。你到 他们的办公室看看，桌子上空空如也，连张纸片都没有，好像没有任何国事需要处 理。可事实上他们在通过电话活动着：谁要除掉，谁要升官，哪些人要打发得远一 点。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人不知鬼不觉地在背地里挖着墙角。就这样，他们逐渐抽 走了谢列平掌管的所有权力机构……” 1965年谢列平自己曾写过一份报告，说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享有的权力过 大，建议改组这一委员会。委员会被一分为二。同时还撤消了谢列平政府副总理的 职务。 勃列日涅夫及其战友在玩弄权术方面比谢列平和他的朋友老谋深算。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他们胜过了我们。去蒙古时泽登巴尔曾对我说：‘你们怎么 和孩子似的？ 你们会像母鸡似地被拧下脑袋。’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搞政治不能对人推心置腹……” 有人甚至警告过谢列平的亲信，向他们透露了已准备镇压他们的消息。曾有一 位歌唱家来找过尼古拉·梅夏采夫，装成想和他散步的样子，走到外面后关切地告 诉他，前一天他到与勃列日涅夫关系非常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帕夫洛维奇· 基里连科的别墅唱歌，无意中听到基里连科对某人说：“我们要让所有这些年轻人 见鬼去。”他提醒梅夏采夫要小心…… 尽管谢米恰斯内是克格勃主席，但谢列平的人也受到窃听。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有人告诉我，除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手下的那个窃听机构外，还有一个 特殊的窃听谢米恰斯内本人的机构。我把这转告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他说： ‘这不可能！’我说有可能 勃列日涅夫开始排挤谢列平，破坏他的亲信的声誉。关于共青团出身的干部企 图篡党夺权的说法不胜而走。列昂尼德·伊里奇外表显得淳朴善良，他用自己所特 有的勃列旧涅夫式的计谋赶走了所有人。 勃列日涅夫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理由解除了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的职务， 打发他去了乌克兰。后来谢列平的亲信中又有30至40人被打发到各地，大部分被派 到小国当大使。尼古拉·叶戈雷切夫去丹麦当大使。尼古拉·梅夏采夫从哈巴罗夫 斯克出差回来后在机场被告知：您刚刚被撤职了。梅夏采夫被派往澳大利亚当大使。 最后轮到谢列平本人被勃列日涅夫赶出党中央。1967年9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 解除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这个光杆儿司令中央书记的职务。他仍是 政治局委员，但被调任次要职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精力充沛、有声望 的谢列平当工会的领导，这仍无法让勃列日涅夫心满意足。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谢列平开始视察工厂，倾 听工人的呼声。他提出了向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保障的计划，并着手为工人建造疗养 院。他的声望与日俱增。”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谢列平到了工会以后，人们开始自由地呼吸。形成了全然不同的一种氛围， 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这个人，他会接待你，倾听你的意见，帮助你……” 但谢列平已很难开展工作。被调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后，每迈一步他都能感 觉到，有人在排挤他。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他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已完全恶化。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期间所提 的全部建议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否决。谢列平在自己的手下面前陷入了一种尴 尬的境地。他在努力地工作，但他的设想一个个全泡了汤。勃列日涅夫要打击他的 权威，使他沦为一个普通的官员。” 勃列日涅夫依旧视谢列平为竞争对手。同谢列平保持密切关系成了一件危险的 事。刚想借助工会为塔斯社的职工建一座疗养院，塔斯社社长扎米亚京就立刻被紧 急召到巴尔维哈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谢列平身边所有的思 想家都已被我们打发到国外或其他地方。现在他正在意识形态这块阵地上寻找新人。 看来，他还没有抛弃自己的理想。所以，你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 1975年谢列平率领工会代表团前往英国访问。对他的迎接很不友好，又是游行， 又是抗议，给他制造了一场真正的混乱。在英国人看来，他以前当过克格勃主席， 是他下令杀害苏维埃政权在国外的敌人。人们回想起了班杰拉的被害以及西德法庭 的判决谢列平是谋杀的主犯。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为其把谢列平赶出政治局提供了理由。 他们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谈话。谢列平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人。”勃列日涅 夫高兴地说：“走吧。”谢列平坐下来，马上写好了一项声明。勃列日涅夫立刻给 所有政治局委员打电话，几小时后决定就获得了通过。 让谢列平退休还为时过早，于是给他找了一个侮辱性的低级职位职业技术 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要负责为年轻人开设的生产技术学校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这当然是一种嘲弄。当苏斯洛夫请他来，告诉他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职位时， 他说：‘我甚至从来没有拿过锤子，更别说其他更重要的活计了。我怎么能教导未 来的工人阶级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表明，他不配干大事……” 谢列平后来有没有后悔同勃列日涅夫吵翻，有没有说过“唉，我不该那样做”？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如果他的性格允许他这样做的话，那他大概早些时候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举 止了。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有另外一种表现……” 令人吃惊的是，谢列平仍有那么多忠心耿耿的朋友。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所有共青团干部出身的领导人都被清除掉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人。我被直 接告知：‘不要再和谢列平联系。’我回答说：‘不，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难道 您要我放弃这种友谊吗？’‘那就不妙了。’我说：‘不妙就不妙吧，我不想中断 同谢列平的友谊。’ 谢列平到底有何魅力使得他所有的朋友对他如此死心塌地呢？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是在同一个聪慧、能干、正派、善良的人打交道， 他在真心诚意地效力于自己的国家。他是个百分之百诚实的人。既没有别墅，也没 有汽车，他什么都没有。 也许一切缘于他身居高位，能够为朋友提供许多方便？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做朋 友看来不失为一件好事？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我们从五年级时起就成了朋友，至死不渝。但他显赫的地位从未影响过我们 的友谊。我的职位要低得多，但他从来没有为我的提升助一臂之力。我从未往他办 公室打过电话，都是在星期日，或平日的晚上往他家打电话。我也从未想过要请他 帮忙。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了明确的道德准则。用不着提拔朋友，如果人们发现了他 的优点，他自然会得到提升，得到当之无愧的提升。 权力会使人堕落，但朋友们相信，谢列平是个例外。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权力没有使他堕落。我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我俩这辈子 在一起谈的话比谁都多。他是个谦逊而又腼腆的人，但干起事来很坚决果断。他到 立陶宛时，我们一块散步，不断有人走上前来同他说话，他问他们：‘工作好吗？ 生活怎么样？供应如何？’”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赶出政坛后，都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两位前克格勃主席经常一块聊天，他们知道自己以前的手下正在窃听他们的谈 话。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 “我们走到室外，一边呼吸清新空气一边聊天。我们在房间里尽量不谈那些不 能让别人听到的话。我们知道，一切都受到了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不 过有时我们故意惹他们生气，故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 所发生的事令谢列平一蹶不振。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经 过前线的锻炼。经过了战争洗礼的人过起平民百姓的生活来会感觉容易些。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经受住这种打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和梅夏采夫感觉稍好一些，我们上过前 线。我曾冲锋陷阵，同敌人展开肉搏，在战壕里挨冻，两次负伤……解除我的职务， 这算得了什么？受过教育，有工作，那我们就工作好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对此深感痛苦……” 1984年谢列平被打发退休。 谢列平的退休金很微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很艰难，穷困潦倒。他后悔在克格 勃工作时放弃了将军军衔。将军的退休金要可观一些。 去世前不久他回了一趟故乡沃罗涅日，找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房子。他想进到 他生长过的房子里看看，但女主人没同意。她已不记得谢列平是谁了。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他感到难为情，回避谈话。临死之前他的腿有点瘸，心脏也不好。他死于心 脏病发作。他从医院给我打电话说：‘一切正常，就要出院了。’可两天后就去世 了。” 当时是1994年。 机关工作表明，不管一个人多有棱角，总能找到磨盘，将他磨成粉末。在生命 即将走到终点之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已和从前判若两人，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疾病缠身。命运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三章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紧急从皮聪大召回莫斯科出席中央主席团会议， 在机场迎接中央第一书记的只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这不光是因为要由谢米怡斯内撤换赫鲁晓夫的警卫，关注事态的发展，以避免 情绪易激动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采取某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还因为并不是每个 人都敢在这一时刻单独面对赫鲁晓夫。不管怎么说，他仍是国家的一把手，人们害 怕他。 据谢米怡斯内说，勃列日涅夫甚至建议杀害赫鲁晓夫，因为他不相信能成功地 迫使赫鲁晓夫下台。曾有那么一个瞬间，勃列日涅夫的神经彻底崩溃，他大哭起来， 惊恐地念叨着：“尼基塔会把我们都杀了。” 可谢米怡斯内不害怕赫鲁晓夫。别的怎么样不敢说，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 奇有的是意志，有的是果断和强悍。 谢列平和谢米怡斯内不喜欢人们把推翻赫鲁晓夫一事称作阴谋。事实上这是一 场宫廷政变。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党内领导彼此间进行了反复的磋商。 由于谢米怡斯内积极参与了这件事，赫鲁晓夫没有从克格勃得到任何有关幕后 活动的消息。曾有一些风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甚至因而打算改组中央主席团。但 他自始至终把谢米怡斯内视为自己的支持者，把他与谢列平等同看待。然而他错了。 10月14日，赫鲁晓夫同意“自愿”辞职，这一决定于当天得到中央全会的批准。 《莫斯科晚报》曾刊登过一篇对赫鲁晓夫私人厨师的采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 晓夫下台那天的情景：“1964年IO月14日，我那给赫鲁晓夫当警卫的丈夫像往常一 样一清早去上班，可很快又回来了。他说：‘出事啦！我刚一到，就把我们大家弄 进一辆大轿车，分别送回了家！’我吓坏了，于是迅速赶往别墅！当我到达那里时， 一个陌生人开门后说：‘您的主人已被解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怡斯内温 和地对我说：‘去安心工作吧，这里的一切同你没有关系……’还怎么工作？尼娜 ·彼得罗夫娜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休养。别墅里一片惊慌，有人在哭……当赫鲁 晓夫一家人离开别墅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没能忍住他上车时哭了。” 赫鲁晓夫辞职后，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在全会上 从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委员。人们向他表示祝贺。但事实上他已走上了一条下坡 路。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是在乌克兰成长起来的，战后通过从事 共青团工作开始飞黄腾达。21岁时他已是顿涅茨克州团委第一书记，几乎紧接着被 提拔到基辅工作。 战后任乌克兰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任命谢 米怡斯内为乌克兰共和国共青团领导人。从那时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直把 谢米怡斯内看作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培养他，提携他。 谢米怡斯内记得，一次他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请求接见，赫鲁晓夫说：“你来 吧。我要见一些部长，你稍坐一会儿。” 赫鲁晓夫召见了三名部长。然后他问了谢米怡斯内各种问题：“关于这点你怎 么想？你意见如何？”他想看看这个年轻人有何本事。 赫鲁晓夫吩咐，中央机关解决任何有关共青团的问题都要请谢米怡斯内参加。 但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带着一大堆问题去找他。但第一书记当时的心情很不好。 年轻的团领导汇报着，而赫鲁晓夫一概否决。这可如何是好？但就在这时，赫鲁晓 夫发了慈悲，说：“有人惹我生气，我就冲你发火了。可你还是尽力说服我。你要 学着这样做。” 1950年，谢米怡斯内被调到莫斯科，以26岁的年纪当上了团中央书记。他在首 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炼。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对我说： “1952年我和谢列平到赫尔辛基参加奥运会。回来后立刻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 马林科夫、贝利亚、卡阿诺维奇和苏斯洛夫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从晚上10点到次 日早上6点，他们一直在教训我们。主要罪责当然是足球输给南斯拉夫那件事。要知 道，斯大林给足球运动员发了封电报，希望我们获胜。当时我们同南斯拉夫是仇敌， 因此这场比赛不是体育比赛，而是政治较量。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足球队因输球而 被解散。贝利亚阴森森地对我们说：‘看来送你们去的地方不该是那里……’ “还在赫尔辛基时，我们就发了密码电报，报告我们的得分已超过美国人。但 在最后关头，美国就射击比赛结果提出抗议，抗议得到了满足。结果，我们没能胜 过美国人，仅仅是打成了平手。我们因此受到了指责：‘你们怎么能欺骗斯大林同 志呢！’ “后来马林科夫去了一趟斯大林那里，回来时态度平和地说：‘斯大林同志说， 表现得不错，但有几个运动项目还需加把力。’这才把我们放了……” 共青团中流行的是一套官僚主义生活准则。在谢米怡斯内当上团中央书记时，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领导青年工作已有14 个年头，从1938年到1952年。 谢米怡斯内还记得给米哈伊洛夫送报告的情景。如果报告有七八页，他就测览 一下第一页，再溜一眼最后一页，读都不读，就说：“大致删掉两页，再修改一遍， 好吗？” 当上国家领导人之后，赫鲁晓夫依旧很赏识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我请求赫鲁晓夫见一见即将开赴生荒地的团员。他同意 了。大家聚集在大剧院。他把整个中央主席团都带来了。我们研究了最切实的经济 工作……” 许多人记住谢米怡斯内是因为他就授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诺贝尔奖以及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而发表的那番轰动一时的讲话。 曾对诗人发动了一场中伤运动。谢米怡斯内说：“帕斯捷尔纳克连猪都不如，猪都 不会在食槽边拉屎。” 当然，他所说的话是别人写好的，因为该说些什么要听上级 的指示，但激昂的情绪是真实的。 1958年谢列平被调到党中央后，谢米怡斯内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他没当多 久团领导。第二年，同谢列平早先一样，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党机关部部长，即人 事主管。叶若夫和伊格纳季耶夫都曾担任过这一关键职务。当部长后，谢米怡斯内 写了一份关于干部更换与年轻化的必要性的报告。他的报告被用来除掉某位老干部。 制度就是如此，谢米怡斯内必须第一个在决定上签名。没曾想苏斯洛夫打来电话， 不满地说：“您怎么刚来就要赶走老干部？” 于是有人开始说，谢列平和谢米怡斯内这两位“共青团员”所想的只有一件事 把所有人都赶走。 谢米怡斯内曾在苏共中央工作过几个月。中央第二书记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 维奇·基里琴科也赏识他。基里琴科曾在斯大林去世后在乌克兰当过4年第一书记。 后来赫鲁晓夫把他调到莫斯科，当心腹一般看待，很信赖他。但很快发现，基里琴 科不是个甘当第二把手的人，就甩开了他，把他打发到罗斯托夫州任州委第一书记。 鉴于谢米怡斯内与基里琴科过从甚密，就把他从中央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巴库任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这是降职，谢米怡斯内很受打击，好在他才 35岁，前面的路还长。 他的忠实的朋友谢列平仍在赫鲁晓夫身旁，他在等待机会提醒赫鲁晓夫，让他 想起谢米怡斯内。两年半后，即1961年终于有了合适的机会，谢列平本人要到中央 工作，于是产生了他在克格勃的职位由谁接替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刚刚做完阑尾手术，正在莫斯科郊外的巴尔维哈疗养院休养。突然 谢列平来电话说：“明天来中央一趟。” 扮演中央第二书记角色的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接待了谢米怡斯内， 他说：“我们推荐您担任克格勃主席。”后来赫鲁晓夫也接见了他，赫鲁晓夫已转 怒为喜，很高兴见到这位新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才37岁， 他成为最年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首脑。赫鲁晓夫喜欢提拔年轻人。 一见面他就向谢米怡斯内讲明：“除了懒汉，所有人都对你感兴趣。但你要知 道，对你来说，上帝和首长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一书记。”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不小心对一位中央书记说了些什么。后来当他带着一份报 告去见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气愤地打断他的话说：“你怎么拿这种老掉牙的东西 给我？连房顶上的麻雀都在叽叽喳喳地说这个！” 原来，那位中央书记吃午饭时已把谢米怡斯内的话转述了一遍。赫鲁晓夫嫉妒 了。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克格勃主席发号施令，他希望垄断秘密情报。赫鲁晓夫以 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曾规定，哪些情报只能让第一把手知道，哪些情报可以通报 政治局。 “谢列平是怎样向您交接工作的？”我问谢米怡斯内。 “他交出了保险柜和办公桌的钥匙，演示了一下怎么开锁，但需要换密码。他 说：‘你自己想个密码吧’。他还交代了什么？可能还有全体人员的名单？谢列平 领我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介绍了我之后就走了。” “难道什么建议都没提吗？”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来往也很密切，如果有问题我可以随时问，同他商量。 他没有教训过我。他说了说少数几个人的情况，和谁关系可以近一点，和谁要远一 点，谁要尽快撤掉，可以依靠谁。就和通常一个来一个走的交接情况一样……” 安全机关的干部是如何看待谢米怡斯内的呢？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说：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才37岁。克格勃的所有处长都比谢米怡斯内年长。 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作国务活动家，大家首先把他看作谢列平的人。但与谢列平不同 的是，谢米怡斯内正确地评估了形势，开始深人了解工作内容。他故作严肃，是个 自尊心和权力欲都很强的人。” 菲利普·博布科夫大将说： “都说他是个文化水平低的人，但我不这样认为。他能很快领会任何想法，朴 实而又平易近人。他关心专家，不轻率，在安排干部方面比谢列平考虑得周到。他 不固执己见，如果他认为谁的建议合理，他不会死抱住自己的观点不放。他大概太 爱轻信他人……” 命运对他并非是一味地宠爱。年轻成了他的障碍。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大多数 领导都已到了花甲之年，而他却还像个团员。围绕谢米怡斯内制造了一系列的阴谋。 他被认为是谢列平的人，因此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从乌克兰的党组织提拔上来并同 勃列日涅夫保持着联系的那些克格勃分局领导都同他唱对台戏。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说：“这是一位好 心的、友善的领导。但在和蔼可亲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个精明、有心计、意识形态观 念严重的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 我问谢米怡斯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 他说：“首先，应该浏览一下早晨的报纸，哪怕是溜一眼标题，了解都有些什 么事。还要浏览已经筛选过的塔斯社综合报告，所有重要内容都已画上了着重线。 秘书处和助手准备好了外国媒体综述，这是要看的，以便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国 内外正在发生的事。 “然后是日常情报：内务部的汇报，卫生部的汇报以及反间谍机关的汇报，内 容都是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同样是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所要了解的…… “接下来就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工作。送来第一份邮件，需要立即审阅并作出决 定。然后空出一段时间，用来接待某位工作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代表。约在11点，克 格勃主席要审阅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为政治局委员们准备的绝密材料，然后要亲 自在这些材料上签字。晚上他要签发第二份提供给政治局的专门材料。材料要放在 封好的信封里送去。就连政治局委员的助手也无权打开和阅读这些文件。 “克格勃主席分门别类地发送文件：一般性情报供所有政治局委员参阅，以扩 大视野；范围比较窄的情报供有关负责人参阅。如果情报涉及对外政策，则一定要 送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情报要提供给安德罗波夫。他当 时是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 “情报分析处负责对专门材料进行严格的分类。该处要就什么情报送什么人提 出建议，还要考虑到这种情报以前送过什么人，以免发生向某位政治局委员通报了 某些事情的开头，却忘了报告结局这种事。克格勃主席经常提出修改意见，有时指 示把通报范围扩大点，或者相反，把范围缩小点。 “这之后是会议和大范围的会见。这涉及的已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日常事务， 而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最后是委员会会议，这些委员会是为执行中央和部长会议的 某些决定而成立的。星期一是‘钉钉子’的日子，即确定这一周应该解决或完成的 3-4件重要的事。” 与前任，尤其是与自己的继任者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只有4个副手。他说： “自己需要几个副手，就设几个副手。否则安排了副手，你却不能让他们各司 其职。副手可不单单只是提供帮助，他应该自己考虑该干什么。如果副手来了，就 应该立刻接见。如果让他在那儿排队，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再召见他，那他还算什么 副手呢？他来一趟可不只是呆3分钟，他要呆一个小时，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部下来汇 报工作。如果你有10个副手的话，你用一个星期都接见不过来！ “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及边防部队的司令克格勃主席也必须立刻接 见。至于一些辅助性的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对技术局局长向来可以说： ‘朋友，你得等等。过两天有空的时候我叫你。’当然，如果没有急事的话…… “跟踪局或政府通信局都是可以等的。特别是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那就拿起 话筒，通过电话询问各种情况。 “但是，一些关键的处和部门的领导人是一定要见的。我有一个习惯，在许多 事情上，我会把总局局长和直接办案的处长一起请来。首先，我想看看这个处长有 何能力。其次，他进行了深人研究，什么都装在脑子里，总局局长不会向我汇报的 所有细微之处他都了解。有了他们，汇报会更有意思。 “我上任时，真是一无所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没有你们我无法工作。’ 情报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头一次来汇报工作，我需要就我们在印度或孟加拉的工作作 出决定，具体是哪国我现在不记得了。还不是解决什么，就是说一句话，给多少钱， 是5000美元还是3000美元。我不发话，这件事就定不下来。我就直接问他：‘你意 见如何？你怎么认为？’我就照他说的作出了决定。不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顺便 说一句，6年里他们从没有哄骗过我。就连试探我或故意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偷偷塞给 我这种意图都没有过。从未有过这种事！ “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和反间谍局长奥列格·米 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都是非常能干的将军。萨哈罗夫斯基比较理性，矜持，少 言寡语，而格里巴诺夫甚至带点冒险主义的味道，我喜欢这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反 间谍工作者来说，带点冒险精神和幻想色彩是很棒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甜蜜的陷阱” 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亲自策划了招募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莫 里斯·德让的行动，这位大使因喜爱大剧院芭蕾舞女演员而著称。 间谍出于意识形态、崇高的理想而为情报机关工作，这对情报机关来说真是件 美事。但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是非常稀少的。 基本上是出卖情报。有时是为了爱情，例如爱上了外国情报机关的女工作人员。 有时需要借助恫吓招募间谍。 特意为法国大使设置了一个“甜蜜的陷阱”。在床上招募所需要的人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行动。他爱上了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她是那么地高不可攀，这更激起了 他的欲望。当确信大使已牢牢地上钩后，就可以邀请他去一幢别墅了，这实际上是 幢属于克格勃的别墅。于是他的恋人突然表示愿意与他幽会，还告诉他丈夫出差了。 大使感到幸福极了，一切都很美妙。当然，房间里已装上了窃听设备。半夜， 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一个好像丈夫的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来，他 其实是克格勃军官。他巧妙地扮成一个喝醉的、爱吃醋的人。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 时，他装出愤怒的样子，痛打大使，把身上只有一顶帽子的他赶出家门。 女演员大叫：“不要打他！他是法国大使！”“丈夫” 则愤怒地咆哮着，要去 法院告他，向法国政府告发他……这是大使最害怕的。他赶紧向介绍给他的据说是 莫斯科的一个“大人物” 求助。“大人物”在部长会议大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被告知大使。这个“大人物”就是反间谍局局长格里巴诺夫。 大使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不要闹成国际丑闻。格里巴诺夫不太情愿地同意 试试，但又说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办法。应该同他们建立起关系，也许他们愿意谈 一谈未来的苏法关系。当然，不会涉及什么机密，只是谈一谈……大使什么都答应， 只要不声张出去。他就这样被招募了。但一名叛逃者使整个行动泡了汤，他和盘托 出了为法国人设计的“甜蜜陷阱”。 格里巴诺夫的仕途生涯由于1964年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尤里·诺先科叛逃而结束。 反间谍局局长必须对失败负责。 不过，谢米怡斯内在任时抓获了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之一苏联军事情报机 关的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他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他的落网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胜利。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被立即带去见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 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他。佩尼科夫斯基嘟哝着说，他没做 任何坏事，没有任何罪责，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下令把他带走……” 佩尼科夫斯基葬送了苏联在瑞典的一名最优秀的间谍。瑞典政府裁军顾问、古 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朋友、总参谋部的上校斯蒂格·埃里克康斯坦斯·文纳斯 特伦姆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后承认，他为莫斯科工作了15年。就提供的情报的数量来 说，文纳斯特伦姆可与金·菲尔比相媲美。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将军曾和他打过交 道。1960年，尼科利斯基被任命为驻瑞典武官。 尼科利斯基将军说：“瑞典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关于其军队的 消息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我们是想借助瑞典人找到刺探北约和美国机密的途 径。我们需要文纳斯特伦姆干的正是这个。他在华盛顿当了5年的空军武官，为瑞典 空军购买飞机，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国所有的新式武器，后来又到国防部空军装备处 当了4年的领导。您自己想想，他是何等地神通广大。 “例如，当时我军对美国新式‘霍克’导弹非常感兴趣。我们请求文纳斯特伦 姆帮忙，他搞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间谍来说，传递情报是最危险的时刻。您和文纳斯特伦姆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经常见面，大约每周两次，在各种各样一定要请武官的招待会上。在这 种嘈杂的情况下，他把情报转交给我，我则向他转达总部的任务。文纳斯特伦姆在 莫斯科当过武官，俄语说得很好，因此他同俄罗斯人的接触显得合情合理。” “为什么他会暴露呢？” “情报总局把文纳斯特伦姆提供的关于西方最新式武器的情报交给了最感兴趣 的那些人，即苏联的武器生产者。佩尼科夫斯基有机会接触这一情报，他最终查明， 很大一部分秘密情报来自瑞典，于是把这一点报告给了自己的英国联络员。” “总的说来，瑞典反间谍机关并不以成绩斐然而著称，可是瑞典人怎么会挖出 了文纳斯特伦姆呢？” “在他暴露前不久，总部指示安排文纳斯特伦姆同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见 面，但不是在瑞典，而是在芬兰。文纳斯特伦姆赶到赫尔辛基，旅费是我们出的。 “我驻芬兰的同事得到指示，会晤不得安排在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寓所，而要 在‘邻居’，即克格勃负责人那里，以确保万无一失。间谍头目提供了自己的寓所。 莫斯科来的官员同文纳斯特伦姆在这套寓所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可几周后作‘邻居’ 的间谍头目逃往西方。” “赫尔辛基的这次会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所有的官员干嘛都那么喜欢出国？所谈的内容极其微不足道：对文纳斯 特伦姆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好像这件事我做不了似的，如果由我转达感谢的 话，就可以把情报机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向文纳斯特伦姆允诺了许多东西， 养老金、勋章，但什么都没兑现。 “我们那种明明办不到，却还要打保票的习惯对他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他翻拍了我们感兴趣的机密材料。我向他提供了‘盾牌’专用胶卷。胶卷由 我们的科学研究所研制，据他们向上级报告，即使胶卷落入敌人手中，也没办法使 胶卷显影。 “文纳斯特伦姆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并不急于送出胶卷。但当他被捕后，瑞典 专家很快就洗出了照片，这成了无可争辩的罪证。他是在按我们的指示偷拍了总参 谋部的重要文件，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时候被捕的。” “这么说来，苏联情报机关对他的暴露负有责任？” “情报机关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它也患有我们整个国家机关所患的那些弊病。 “有一次，总部指示我搞到两个速度调制电子管，这是火箭发射所必需的零件， 当然，这是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这两个零件每个花了我们4000美元。可是 等零件到了我们手里之后，总部又来一个指示：只需要一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另一 个用不着，要退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通过冒名顶替的人买到零件的，因为 做这种交易商人是要坐牢的。但总部不考虑我们的理由，购买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 管的钱没批下来。 “那个该死的零件价格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曾试图把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 卖给捷克人或波兰人，但一无所获。无意中问了一下我们的商务代表：有没有谁需 要速度调制电子管？他询问了对外贸易部，立即得到了答复：‘通过送急件的信使 把零件送到莫斯科！赶快想办法再买5个，我们的研究所极为需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 我问谢米怡斯内：“真正了解一项新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要熟悉一项工作并感觉到谁有什么能力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我又问他，到克格勃时让他惊奇的是什么。 “什么都让我惊奇。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内容如此广泛的情报和如此丰富的材 料，从没有如此全面、如此深人地去了解世界上和国内正在发生的事。 “干部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被选拔到那里的人是经过7道筛子筛选出来的。 人事干部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物色合适人选。100个人被考察，最后也就选3个。挑 选工作是单独进行的，一个一个来。因此造就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素质的集体。 “这些人有的成了部长，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科学家。我们密码局的局长 都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职业数学家。” 谢米怡斯内继续说道：“我记得，格鲁吉亚曾发生过一起所谓的‘酒案’，这 并不完全归我们管，但被我们盯上了。在谢列平和我当主席时，我们的政治案很少， 侦查处无所事事，来上班，却没事可做。我们把格鲁吉亚的这件案子管了起来，我 向那里派遣了一个侦查队，大约40个人。案子涉及到500来人，我们留下约150人， 其余的人交给了内务部和检察院。于是就有人向我们的侦查员行贿，数额达1．5万 至2万卢布，想让他们把案子给结了。没有一人被诱惑！ 在国内视察时，谢米怡斯内发现，国家安全系统太人浮于事，在某些城市工作 人员根本无事可做，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故意编造出一些事端。他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精简，但他阻止了机关扩大的势头。在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任期内， 国家安全机关开始膨胀。 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肃反工作人员，退休了，儿子继承 了他的事业，过了一天，儿子不无责备地对父亲说：“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 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 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 束了。”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至于应掌管多少间谍，则不应超过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 围。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应该掌管15名间谍，那么给他50名间谍是无益于事的。这不 会有任何好处。这已不是间谍，而是打小报告的，是告密者。我不需要这种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说：请不要逼我提供不应由克格勃， 而应由共青团和党的机关提供的情报。汇报谁对中央全会的决定作何反应，这不是 我的责任。当然，我会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但不是关于会上说些什么，而是市场 上、商店里或人们排队时议论些什么。但从原则上讲，这不是克格勃的事……” 克格勃内的风气是很严明的。一般都认为，工作人员只应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其余的均属非分要求。 谢米怡斯内被告知，克格勃沃罗涅日分局有人“醉心于”购买汽车、别墅和游 艇。甚至建起了台球室！调查发现，总部机关也有一些人为自己购置了别墅、游艇， 还买了汽车。 克格勃主席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讲话：“购置 游艇、汽车……那你们何时工作呢？我也是人，我也可以为自己买别墅，然后买汽 车……那样的话上班时我会想些什么呢？会想怎样写分析报告或招募间谍吗？不可 能！我会忙着找木板，找司机，或者零配件。因此，到时候会拿起话筒说：我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我需要……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你们选吧，是在机关里工作，还是 要这一切……” 不过谢米怡斯内说，工作人员总体上还是很出色的，兢兢业业，忠诚可靠。部 下们的工作都用不着监督和检查。 令谢米怡斯内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有人说动了赫鲁晓夫，让他觉得应该取消 克格勃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军衔。但赫鲁晓夫没有动边防部队和军事反间谍机关， 因为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在部队中工作，不能让他们穿便服。而其余的人他想把他们 转成文职人员……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也未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授予将军军衔。赫鲁晓夫当上 第一书记后，于1954年5月签署了第一份名单，有10位军官成为将军。这之后国家安 全系统每年约有20名高级军官能够获得将军军衔。 从1961年起，赫鲁晓夫没有签署一项关于授予将军军衔的呈文。一些局长和共 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才仅仅是上校。 克格勃主席有权授予上校军衔。但将官军衔只能由部长会议和政治局决定。谢 米怡斯内为此几次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不太合适。按照所 有不成文的规定，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是高级军事长官，可他只是个上校，身边的 内务部长却是将军。” 赫鲁晓夫总是粗暴地打断他的话，随口说道；“没什么，会习惯的。” 谢米怡斯内只好进行旁敲侧击。他向赫鲁晓夫证明，如果取消克格勃工作人员 的军衔，那么克格勃的纪律性将不复存在，而且，恐怕还得像所有的民间部门那样 设立工会。他说：“如果我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传见人，难道还要请求工会的准许吗？ 要发双份工资吗？可如果不这样的话，工会就要对我提意见了。万一我需要发布比 较重要的命令，比如说，枪毙谁，难道我也要同工会商量吗？军役可以确保纪律。 我发布了命令，可能过后就忘了，但部下会记住，并向我报告执行情况。如果我失 去这种权力，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也忘，我也忘，事情就会被耽误。” 赫鲁晓夫把这些话当成笑话听。当谢米怡斯内又扯到将军军衔的话题时，赫鲁 晓夫打断了他：“走，我们去吃饭！” 进到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旁边中央主席团成员吃饭的房间后，赫鲁晓 夫说：“瞧，克格勃主席来要将军军衔。我只能把自己的将军裤送给他，不过他穿 太大。”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可不是为自己要……” 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就是因为他对克格勃的领导成员不够好。 他对武装力量也是一样，因此使数以千计的军官被迫离开了军队。 诚然，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诱惑，也没有提高自己的军衔，这一点同勃列日涅夫 不同。赫鲁晓夫从战场上回来时是中将，后来肩章上一直是两颗星。同样也有人劝 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最高统帅，我们怎么能军衔 比您高呢？” 赫鲁晓夫自信地说：“没关系，就这样我也能管着你们。”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谢米怡斯内提交了一份名单，结果有70多人获得了将官 军衔。勃列日涅夫明白，必须同佩戴肩章的人搞好关系，没有必要吝惜几颗星星。 克格勃主席本人也立刻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 “否则很难说得过去。我签署关于授予军衔的命令，向部下授予肩章，而我自 己还是个文职人员。我的秘书长比我工资高，因为他既拿军衔那部分钱，又拿工龄 那部分钱。而我作为一个文职人员，拿一级部长的工资700卢布，别的就没了。 工作人员也都知道这一点。授予我将军军衔之后，我就既能按军衔拿钱，又能按工 龄拿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没装弹头的导弹 我问谢米怡斯内，在任克格勃主席时，最让他吃惊和震惊的是什么？ 谢米怡斯内说：“这样的事很多。得知应急储备品的情况后就令我大吃一惊， 还有其他许多让我无法想象的事。例如，有人会让未装弹头的导弹参加战斗值班。 国防部长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和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叶菲姆·帕 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曾报告说，导弹已各就各位，可实际上它们都没装弹头。 “军事反间谍机关报告我说，这是马利诺夫斯基和斯拉夫斯基私下商量好的。 我当即向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马利诺夫斯基很有意见，说：‘为什么要捅出去？’ 我解释说：‘反间谍机关向我报告，难道我应默不作声吗？当同谋者吗？或者你想 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准确地知道，你们是商量好的，所以，你可别。” “后来，最高权力集团中相互关系的秘密被揭开了。我原先并不知道哪个帮派 来自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老乡关系，从哪个村庄选拔干部。可一旦你注意到，为 什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5个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副手，而勃列日涅夫本 人也是这里的人，你立刻就会明白，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 “许多普通眼睛发现不了的东西都暴露了出来。克格勃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机构。” 我问：“据说，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电话都受到了窃听，是这样吗？” 谢米怡斯内反驳了这种看法，他说：“并非如此。您简单地设想一下，比如说， 我把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然后做什么呢？不可能就自己收着，总要告诉什么 人，作汇报。这就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彼此耗费精力。人们会像罐中的蛇一般，而 你则成为主要目标。这是很可怕的。从技术上说也不可能。录音机还是稀罕物。需 要坐在那里录音，然后把全部录音交给打字员整理成文字。她可能会打出40页，可 一点用都没有。谈话有一半是粗话，打出3页也就够了。这要投入多少人力呀？所以 说，你连半个国家都窃听不过来。” “难道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没有请求过克格勃主席窃听某个人吗？” “有过这种事。例如，在得知朱可夫元帅正在撰写回忆录后，我得到直接的指 示：‘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写了些什么？’我只好去了解一下。还有一次，赫鲁 晓夫责成我去把卡冈诺维奇叫来教训一通。我照办了，尽管卡阿诺维奇比我年长1倍， 还曾把我提拔成乌克兰团中央第一书记。这都是极个别的事。要知道，我对赫鲁晓 夫有言在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电话交谈不该我听。机关里有12-15个人 在做这个事。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情报多了，总是会流传出去的。’赫鲁晓夫 对此表示理解。不过，他有两三次在会谈中非常不小心地泄露了情报资料，这有可 能导致丧失情报来源……” 谢米怡斯内与我交谈时几次提到克格勃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他说： “有人讲，克格勃的预算是没有限度的，克格勃主席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我有公开的账户，无论要什么，都会给！我真希望能在这样的克格勃里工作！ “我的预算是有限度的。同其他部委一样，给我的拨款是所能提供的拨款。我 也曾在批准预算之前跑到财政部，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参加委员会会议，以便从他 们手中再抠出50万或30万卢布。 “有时财政部长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加尔布佐夫给我打电话，恳求我不要 出席委员会会议。” “为什么？” “他说，你明白吗，你一来我就很难拒绝，如果来的是你的副手，那我可以鼓 起勇气拒绝你们的要求。可你总是强调保密性，弄得我真是没办法，很难同你争论。 如果当着其他部长的面，我二话不说地拒绝你，他们就会以为，我没把克格勃放在 眼里。” “每项开支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一直是量人为出，”谢米怡斯内说，“同加尔 布佐夫交情不错，如果他能帮忙的话，他就会帮忙。但如果到年底我还有没花完的 钱，那么我会禁止乱花钱，像买图钉或纸什么的。我会打电话给加尔布佐夫说：我 这里有1000万，你拿走吧，不过你要考虑到……” 克格勃负责政治局的保卫和日常生活。在第九局的编制中不仅有警卫军官，还 有小卖部的服务人员以及在国家别墅中为最高级领导服务的清洁女工。官僚们的欲 望是不断膨胀的。一位主席团成员不要冬天陈列花木的暖房，要一个游泳池。另一 位成员要求把别墅四周的白杨树砍掉，改种板栗树。有人要求把砖路铺上沥青，还 有人正好相反，希望把沥青清理掉。 谢米怡斯内到赫鲁晓夫那里去告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您节制一下 主席团成员的欲望吧。我没有那种能力。您给我的那些钱不够把冬天的暖房变成游 泳池。此外，我自己也干不了这件事，我得请莫斯科市执委会的人来干。他们有一 支专门的队伍按我们的要求工作。但这些工人会把游泳池和板栗树的事传遍整个莫 斯科和莫斯科郊区。” 有一天，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想起了谢米怡斯内说的话，于是冷不防地说： “我听到一些传闻……” 他把中央主席团内追求奢侈的同志狠狠地训了一顿，尽管当时正给他在克里米 亚的别墅修建游泳池。”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新切尔卡斯克和持不同政见者 1962年6月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正好发生在谢米怡斯内的克格勃主席任期内。 这场起义是由不成功的农业政策所致，剥夺农民宅旁园地和牲畜的做法使形势 雪上加霜。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关于禁止居住在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 畜的决定》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实际上已被禁止从事个体经济活动。这导致了灾 难般的后果。1962年5月31日，肉、油和牛奶的价格大约上涨了30％，在俄罗斯各个 城市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谢米怡斯内每天几次向党的领导人报告国内形势。 新切尔卡斯克最大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工 人停止了工作，要求提高计件工资额。 这是因为，在物价上涨前夕工厂重新规定了生产定额，工人的工资因此大幅度 下降。其他市民也响应了工人的行动。数千人聚集在一起。起先党的干部试图借助 克格勃州分局的工作人员劝说大家散去，但未能成功。调来了200名警察，可他们也 被击溃，四散逃走。深夜，来了满载军人的装甲运兵车和卡车。由于军官们不知道 他们该做什么，过了一些时候军人掉头走了。最后来了有坦克支援的部队，占领了 工厂。 第二天，又出现了群众集会。新切尔卡斯克石油机械制造厂的工人加入了集会 者的行列。游行队伍扛着列宁的画像向市中心的市党委大楼进发。他们企图占领大 楼，于是，向他们开了枪。 当时罗斯托夫州党委第一书记是阿列克谢·基里琴科。他的态度很强硬。北高 加索军区司令是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所有主要决定都由从莫斯科紧 急飞来的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及中 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负责作出。 克格勃递交中央的报告说：“在大规模骚乱被镇压之后，发现20具尸体，其中 有两名妇女，尸体已被分别葬在州里不同地点。” 后经查明，有25人丧生。谢米怡斯内向赫鲁晓夫递交了完整的名单。 市里实行宵禁，150人被克格勃机关拘留，其中49人被逮捕。后来进行了审判。 最害怕的是国外了解到所发生的事。谢米怡斯内给中央的报告说：“为了发现 和制止不良报道通过无线电爱好者传到国外这种可能，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蒂派 去了5辆装备无线电接收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间谍车。” 好在谢米怡斯内本人没有亲临那个城市。由其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 哈罗夫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在那里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 克格勃继续严密监视社会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谢米怡斯内于1965年8月6日签署的一份报告说： “1965年上半年，在苏联境内散发的被记录在案的反苏传单和匿名信有6500多 份，查出作案人员751人。与1964年同期相比，从事制作和散发反苏匿名材料的人减 少了2／3…… “发现并制止了28个地区性反苏团伙的犯罪活动，这些团伙有成员125人……对 405人，或者说82％以上的人采取了预防措施……” 1964年6月，谢米怡斯内签署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画家伊里亚·谢尔盖耶 维奇·格拉祖诺夫的长篇报告： “6月15至20日，由苏联文化部主办的画家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展在中央展览大厅 举行。 “众所周知，展览未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同意，后者认为格拉祖诺夫的作 品不符合现代思想艺术的要求。 “格拉祖诺夫利用不能容许的自吹自擂方式，促使展览会上形成了某种令人激 动和投机的气氛。尽管造型艺术分会只同意印刷300份海报，但格拉祖诺夫在红旗印 刷厂制作了1500份海报，并亲自与自己的崇拜者一道在市区张贴。在同外国人谈话 时，格拉祖诺夫吹嘘说，他为了这一目的把莫斯科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对自己认 识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格拉祖诺夫预先通知了一些外国人，并 邀请他们同亲朋好友一道参观展览。 “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当有两幅展品被撤下时，格拉祖诺夫声称：‘最好的两 幅画被拿走了。’在一部分参观展览的人中间有流言说，格拉祖诺夫是得不到画家 协会莫斯科分会承认的‘受难者’和‘真理的斗士’。这是由格拉祖诺夫在展览会 上的行为所引起的，他经常向观众抱怨说，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不被承认……” 1965年9月，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马尔科维奇·达尼埃 尔两位作家被捕。克格勃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特别危险的国事罪”。这一罪行是 指他们两个以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为笔名在国外发表文章。1966 年2月，法院判西尼亚夫斯基7年监禁，判达尼埃尔5年监禁。 1965年10月初，谢米怡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向中 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兹作如下通报：据现有材料证实，最近几年苏联人通过非法渠道交付发表的 作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流行。通常，这是些具有各种政治危害作用、 以经过伪装或赤裸裸的反苏内容为题材的文学‘著作’。 “在这些书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莫斯科作家塔尔西斯、曾被判过刑并患有精神 病的列宁格勒作家纳里察以及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这两个笔名 下隐藏着的是目前已被捕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西尼亚夫斯基和文学翻译家达尼埃尔）等人的中篇小说。 “这些人的书大量出版发行。这些书被敌人的宣传中心积极用来炮制西方国家 的反苏社会舆论，散布所谓《苏联的真相》，并被恶意地弄到苏联来…… “一些作家的手里有极其重大的反苏作品，这也引起了一定的担忧。我们认为， 这些作品不可能在苏联发表，可如果外国出版社得到这些作品，则可能对国家的政 治威望造成重大损害。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在搜 查捷乌什家时发现的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有关这一点已向苏共中央作过汇报…… “我们觉得除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外，还必须在作家中间开展相当广泛的解释和 预防工作……我们认为采取下列行动是适宜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实质通知苏联和俄罗斯联 邦作家协会的理事会、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以及作家协会莫斯科和列宁 格勒分会的理事会。 “在侦查结束和被捕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责任问题解决之后，苏联作 家协会应确保作家们参加本案的最后一部分工作，这一问题将由苏联检察院、克格 勃和司法机关负责解决。 “苏联检察院和克格勃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他的两个 剧本《劳动的共和国》和《胜利者的宴会》的手稿作为例外予以没收，然后保存在 克格勃的档案中。 “责成苏联作家协会经相应的党的地方机关同意，召开党员和作家积极分子会 议，商讨如何利用反苏报刊撰稿者的刑事案件调查材料提高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就 这些问题准备能够在苏联和外国刊物上发表的材料。 “至于塔尔西斯，应对原先所作的关于逮捕他并随后进行强制治疗的决定加以 改动，目前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允许他出国，离开苏联，禁止他人境回国。 “这种措施有助于防止各种关于塔尔西斯受到‘迫害’的语言中伤，在采取上 述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制止各种‘保护塔尔西斯委员会’的行动，在塔尔 西斯被逮捕的情况下，这些委员会肯定会把他的名字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在政治上未必对我们有利。”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 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 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 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 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 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 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 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 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 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 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 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 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 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 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 “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 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 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 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 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 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 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 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 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 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 “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 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 “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 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 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 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 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 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 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 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 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 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 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 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 “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 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 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返回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的头半年就已开始琢磨撤换克格勃主席。他给谢米怡斯内 打电话： “沃洛佳，你是不是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到中央来工作，好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 “还早呢。我到克格勃总共才3年。我想，应该再等一等。” 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重提这种话题，但他暗示谢米怡斯内，问题依然存在，正 在第一书记的头脑中酝酿。3年后问题得到了解决。1967年，勃列日涅夫一口气撤掉 了3个他不大喜欢、势力强大且独立自主的人物。5月份他撤掉了谢米怡斯内克格勃 主席的职务，6月份他解除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莫斯科市委第一 书记的职务，9月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不再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几个人对勃列日涅夫都太疏忽大意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 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开始流传小道消息。只要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市里就已有人在议 论会上的决定及讨论的问题。有一次我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对我说：‘尼古 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呢？让你的人查 一查，也许他们能搞清是怎么回事？’ “我把莫斯科市和州的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来，向他转述了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并补充说：‘要设法找到原因。’ “大约过了一周，他垂头丧气地来找我，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大 事不妙！’ ‘出了什么事？’ ‘我们找到了源头。宾馆里有个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所有这些消息都是 她散布的。’ ‘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她经常呆在他们家。’ ‘我去见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找到了！’ ‘是谁？’ ‘请把那个人从您家里赶出去。’ “他的脸红了，默不作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这不关我的事。我只 是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下令把所有这些材料烧掉。可您得把她赶走……”’ 据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当政时，他没有发觉有人在背后监视他：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个坦荡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市里视察，他想看一看某 个建筑工程。他无法忍受警卫。如果看到他们跟着他，他就会冲着他们大发脾气。 赫鲁晓夫当政时我什么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窃听我。而勃列日涅 夫当政时我已有所察觉。” 他接着又说：“我在莫斯科繁荣兴旺的时候下台，这一点就连同我关系最亲近 的人也感觉非常意外。我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我瞒着他们所有人，因此他们以为 我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好。可事实上各种情况却复杂得多。看来，勃列日涅夫以 为我觊觎他的位置。没有这回事，但我在莫斯科的威信很高却是事实。在1966年的 党代会上，我在无记名投票中全票当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因为一般情况 下肯定会有几张反对票。勃列日涅夫对此耿耿于怀。” “难道您没有想过对谢米怡斯内说：‘哎，您为什么窃听我？’是不是这种话 不能公开说？” “我想，谢米怡斯内也远非任何时候都知道谁在受到窃听，因为这是件特别秘 密的事……” 1967年3月，去印度参加其印度丈夫葬礼的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 娃向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她被弄到华盛顿，这是举世皆知的一件丑闻：斯大 林的女儿叛逃到美国。对于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来说，这正好是所期望的指责谢米 怡斯内有失警惕性并把他解职的理由。 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5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 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勃列日涅夫从贴胸口袋掏出一张纸，看了看，说：“把谢米怡斯内叫来。” 谢米怡斯内走进会议厅，看得出，他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 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甚至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宣布：“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谢米怡斯内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反问了一句：“讨论什么？” 勃列日涅夫马上回答说：“有人提议解除您克格勃主席的职务，调任他职。” 谢米怡斯内说：“为什么？没有人同我谈过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这一调动的 原因……” 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嚷道：“克格勃的工作缺点很多，情报和间谍工作没有起色…… 阿利卢耶娃一事怎么解释？她怎么会去印度，又从那里飞往美国呢？” 勃列日涅夫严厉地说：“谢米怡斯内去乌克兰。” 谢米怡斯内问：“我到那里干什么？”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转过身来对他说：“到那里我们会为您找到工作 的。” 谢米怡斯内不服气地说：“彼得·叶菲莫维奇，怎么您出面为我找工作呀？我 的党组织关系在莫斯科，而不在你们那里。为什么您要给我找工作？我是苏共中央 委员，不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但已没有任何人听他辩解，问题已经解决。中央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新的克格勃主席。 政治局批准成立克格勃事务交接委员会，这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委员会的成员 有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 雅诺维奇·佩尔谢、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安德 罗波夫和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去了卢比扬卡，把自己的两个副手请来，对他们讲述了政治局所发 生的事。他总共有4个副手。但有一个正躺在医院里，另一个去了列宁格勒参加党的 积极分子会议。本该谢米怡斯内去参加这一会议，但中央出人意料地要求他不要外 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走进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 说： “将军同志，政治局委员到大楼里了！” “有多少人？” “很多！”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从您的楼门进来了。” 平常只有克格勃主席和他的副手从捷尔任斯基广场进入克格勃老楼。 谢米怡斯内说：“请他们来这里，到我的办公室。” 基里连科、佩尔谢、马祖罗夫和安德罗波夫出现在门口。基里连科级别最高。 基里连科皮笑肉不笑地说：“哦，你们在这里喝茶！可以加人进来吗？” 谢米怡斯内说：“请吧，大家随便坐。如果你们愿意，我们还可以为客人提供 些别的东西。这里可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不用，不用！” 大家随便坐下。谢米怡斯内问基里连科：“出什么事了？” “这不，来接管工作。您也去了政治局，什么都听到了。” 谢米怡斯内心想，“他们害怕了”，于是说：“你们怎么啦，难道以为我会趁 黑夜进行密谋吗？你们连等到明天上午都不行吗？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文件、书 籍、衣服、衬衫、领带……我早晨上班穿一套衣服，白天穿制服，晚上出席招待会 又得换衣服。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要整理好，搬回家。你们又没有提前一个星期通知 我……” 这番话并没有令他们感到难堪，他们早已是成竹在胸。基里连科要求召集克格 勃领导班子开会。这花了约两个小时。已经是晚上，各局的局长都去了别墅。 谢米怡斯内对基里连科说： “你们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干部呢？难道不能同我商量一下我今后的工作吗？ 难道我不配被问一问工作是否适合我吗？我就这样回到家，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团 员，我得向他们作些解释。” 安德罗波夫突然说：“那我怎么向我家里人解释呢？” 谢米怡斯内打断了他的话：“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怎么这样说话呢？您 家里人都明白，您是被提拔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难道您的孩子不明白，您被 提拔到什么职位上了吗？可我没法向家人交代……” 在苏联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未到齐时，这一争吵一直持续着。主席秘书处主任 不时地报告谁来了，谁还没到。决定除了领导班子成员外，还邀请直属克格勃领导 人的一些局和处的负责人列席。 安德罗波夫说了句：“一定要把齐涅夫找来。” 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是第三局（军事反间谍局）局长，并不是克格 勃领导班子成员，但他属于总书记的私人朋友那个圈子，都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的干部。战前他们就在一起工作。谢米怡斯内断定，之所以让齐涅夫出席会议， 是为了在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下，他可以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朋友说出该说的话。 谢米怡斯内说：“齐涅夫住院了。他动了手术。” 安德罗波夫纠正他的话说：“不，他没有动手术。”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如果您已带来了准备好的要同我告别的人员名单， 那您就下令好了！” 安德罗波夫遂不再吭声。 秘书处主任大声报告说，齐涅夫没到。桌旁的佩尔谢说：“那就不等齐涅夫了！” 谢米怡斯内还不依不饶地说：“不，既然指示我们开这个会要有齐涅夫同志参 加，那就一定要照指示办。” 过了十来分钟，齐涅夫到了。 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是专门从布拉格紧急召回的：他正随议会代表团出 访。克格勃领导班子会议由基里连科主持。而佩尔谢作为元老，负责通报政治局的 决定，但没有什么值得通报的。没有出现任何变故。佩尔谢说，弗拉基米尔·叶菲 莫维奇工作时间已很久，政治局决定调他去做其他工作。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安德罗波夫被推荐接替他。他现在就在这里，请多加关照。 基里连科在会议结束后说：“请给我们情报机关的所有驻外机构负责人起草一 份密电。” 谢米怡斯内表示反对：“我自己的葬礼我有什么好通告的？让新主席起草吧。” “他还不知道这该怎么做。” “他什么都知道！况且还有秘书处和助手呢。哪用的着他本人亲自动笔呢？下 命令好了。不仅要给驻外机构负责人发密电，还要给各州的局长发密电，通报谁卸 任，谁接任。” 这时谢米怡斯内忽然醒悟过来，说： “还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你们怎么就这样先声夺人？我是由命令任 命的，也该由命令来解职，安德罗波夫也需要有命令。” 大家劝慰谢米怡斯内：“命令马上就到。” 但是，如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分散在各共和国，又怎么可能有命令 呢？ 过了20分钟，秘书处的办事人员过来说：信使来了。 “让他进来。” 送来了一叠公文，命令也在其中。这只能让人觉得可笑。 安德罗波夫什么都没和谢米怡斯内说，没问任何问题，把钥匙要过来就完事了。 基里连科想在会议结束后立刻撵走谢米怡斯内，便说：“既然钥匙都交了，你可以 走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火冒三丈地说：“对不起，我还需要整理文件和 一些东西。” 他们对峙了一会儿，但还是不得不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把几箱书运回家，一些不需要的文件烧掉，需要的文件送交秘书处后，凌晨 4时，谢米怡斯内乘车离开了卢比扬卡。 后来基里连科因对这位前克格勃主席过于宽容而受到了一顿申斥，因为他让谢 米怡斯内独自留在克格勃大楼内，却没有没收他保险柜中的文件。 “他们想必以为政变计划就放在那里。”直到今天，谢米怡斯内仍无法忘记这 段历史。 到基辅后，他被任命为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在临去乌克兰之前，谢米怡斯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说他要走了。勃列日涅 夫问： “您想到我这里来一趟吗？您有问题要问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 “不，我没有问题要问您。” 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 谢米怡斯内在基辅工作了14年。有人不希望他回到莫斯科。这可以让勃列日涅 夫感到更加安心。 有人甚至企图阻止谢米怡斯内出席中央全会，而当时他还是中央委员。但他还 是来到了莫斯科开会。他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后面跟着个小伙子。我认识他，我在克格勃时他在 我手下工作过。在一个街角，我一把抓住他说：‘跟你的头儿说，你被我捉住了， 你干得太不漂亮了。’我来到了全会上。坐在我身旁的一边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楚 卡诺夫，另一边是新任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我猜想，一旦我朝主席台走去， 他们就会抓住我。他们害怕我在全会上发言，说出勃列日涅夫的那些不光彩的事……” 谢米怡斯内多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但他说：“我和谢列平对此并不在意，仍 互相来往，尽管勃列日涅夫想把我们拆散，还因此把我弄到乌克兰。勃列日涅夫来 过乌克兰一两次。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来之前他去了巴库，有人给了他一枚镶嵌 着宝石的戒指。他戴着这枚戒指出席招待会，整个人容光焕发。他在机场突然同我 打招呼，我感到非常吃惊。他拥抱了我，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同我走在一起。他是在 演戏。我们互相说着笑话。关于我将被调到莫斯科的传言在基辅不胫而走。但这仅 仅是传言……” 谢米怡斯内因患大面积梗塞在基辅医院住了4个月。他在病床上给勃列日涅夫写 过3封信。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后来 打来电话说，勃列日涅夫信都看了。中央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曾向他发过邀请，并开始为他物色工作，但谢米怡斯内没有返回政坛。 与其他迄今仍在世的克格勃主席不同，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并不拒绝接受 采访，他不怕任何问题。他有的是意志和胆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四章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你要把这些克格勃分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让他们插手你的工作。”这 是盛怒之际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少见的坦率时刻给自己的 手下出的主意。 致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心脏病发作的正是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肃反人员。前苏 共中央工作人员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尔诺夫讲述了这一经历： “我在安德罗波夫的会客室里就已感觉到出了什么事，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药味， 几名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给他打了 几针。我进到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他正躺在沙发上，气色非常不好。” 尽管当时呼吸十分困难，安德罗波夫仍给出了对付克格勃的这样一个实际建议。 如果是在较为寻常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更加含蓄一些。 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尔虞我诈的生活。在被任命为 克格勃主席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是苏共中央书记，负责与社会 主义兄弟政党之间的关系事宜。当时莫斯科有一位来自布拉格的贵宾。根据党内的 级别，送他去机场的这一光荣使命落到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 奇·基里连科的身上。这是一个谁都不会用迷人和可爱这两个词来形容的人。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多半是克格勃第九局负责警卫工作的军官弄错了专机 起飞的时间，基里连科因此断定他来不及去机场了。据尤里·别尔诺夫回忆说，于 是，他以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被破坏为由“粗暴”地申斥了安德罗波夫一顿。倒霉 的安德罗波夫坐在自己位于老广场的办公室里，怎么也搞不清楚飞机从政府机场起 飞的准确时间，而怒气冲冲的基里连科时不时地打来电话，脾气一次比一次大。 对于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来说，安德罗波夫是一个今后要成为国家最高领导的人， 是一个将令人嫉妒的人，在他面前必须小心翼翼。但对基里连科来说，他当时不过 是一名手下罢了。就是同级别更高的中央书记的这番谈话害得安德罗波夫心脏病发 作。 可以想象，身材矮小、块头如同拿破仑的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是多 么地蛮横无礼和刚愎自用，凭借勃列日涅夫的赏识，在严重的脑部病变尚未导致人 格全面崩溃之时，他一步步地爬上了国家第二把手的位置。 但就这件事来说，充满传奇色彩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又是多 么地胆怯和不幸，政治局委员的一声吆喝，而且还是小事一桩，竟使他一病不起！ 就这样一个人竟被认为是杰出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改革家？这件事多半只能说明尤 里·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没有主见、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并且非常不自信的人， 他习惯于躲避冲突，本能上就不会违拗上级的旨意。 基里连科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成为苏共中央总书 记后第一个辞退的人。基里连科当时病得很重，当然不可能工作。但勃列日涅夫没 有打发他退休，这是他的习惯，他不愿委屈自己的老朋友。安德罗波夫却要求基里 连科写辞职申请。由于基里连科担心自己无力写好如此重要的文件，安德罗波夫就 亲自代他写了一份。基里连科只是用颤抖的手誊抄了一遍……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向水手长看齐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纳 古茨卡亚车站的一个铁路电报员的家庭。当他才只有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 亲是位音乐教师，也死得相当早，死于1927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得不自谋 生路，勉强过活。 安德罗波夫的母亲叶夫根尼娅·卡尔洛夫娜·法因施泰国的姓不是俄罗斯人的 姓，因此有人说他有犹太人的血统。见过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人甚至觉得他的外貌 有闪米特人的特征。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发现这些特征…… 曾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写道，安德罗波夫的声 望激怒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次，他在气头上对博尔金说：“安德罗波 夫为国家做了什么特别的贡献？你想想，他当过克格勃主席，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 了监狱和精神病院，把许多人赶出了国门，可是为什么我国和外国的媒体却并没将 他生吞活剥呢？因为他是个混血儿，他们当然不会欺负自己人。” 戈尔巴乔夫关于全世界犹太人惺惺相借的观点与活跃的第一代俄罗斯民族主义 者的怀疑不谋而合，这些人似乎还派人去过安德罗波夫的故乡，调查他的族谱。 就算安德罗波夫知道同志们认为他的履历表不太清白，那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在克格勃工作期间，安德罗波夫大力打击“犹太复国主义”， 这实际上是指禁止犹太人出国，千方百计地压制人们学习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和历 史的兴趣，严密监视，以免“非土著人士” 占据过于显赫的职位。克格勃第五局曾 成立了一个处，专门同敌对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作斗争…… 安德罗波夫是在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市上的学，就是目前因高加索的事态而经 常见诸报端的那个城市。后来安德罗波夫又读完了雷宾斯克水运中等技术学校。 在任克格勃主席时，他作为校外考生参加了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考试。他觉得 没有高等教育文凭不太合适。高级党校就是为官居高位、既没文凭又没时间（更常 见的是没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实际工作领导者而设立的。 后来有人传说他学识渊博，精通英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事实。他 是想过学英语，但那时他已是克格勃主席，而且以他当时的年龄，又那么忙，这是 不可能的。不过，驻外工作的经历，阅读书籍和材料，同知识分子的交往，在某种 程度上弥补了他系统教育的不足。 安德罗波夫在莫兹多克当过电报员、电影放映员的学徒，在从中等技术学校毕 业后到沃洛达尔斯基造船厂工作，在伏尔加河上航行。当一名海员的愿望看来并不 是很强烈。到了岸上以后，他成为一名专职的共青团干部。在自己的这段水上工作 经历中，只有一位水手长令他念念不忘，这位水手长牢牢地控制着全体船员，是他 心目中的领导者典范。 从22岁起，安德罗波夫一直在共青团和党的机关工作，中间当过大使和克格勃 主席。他从未领导过任何一个实际生产部门或任何地区。他在工业、农业和财政方 面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仕途经历同谢列平相似：从团到党，从党到克格勃。这种 生活道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国家机构、控制国家的那股神秘力量了解得一清 二楚，善于发挥权力杠杆的作用。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国家的所有知识都是间接获 得的，这些知识来自别人的谈话、材料和部下的分析报告。每天放到中央书记和克 格勃主席桌上的数百页秘密文件肯定会使人觉得，对国家发生的事已有了全面的了 解。这实际上多半是一种错觉。 在克格勃内部公文对一切情况都不隐瞒的情况下，一些根深蒂固的教条没有受 到怀疑。大概正因为如此，安德罗波夫确实以为，国家所需要的主要是整顿秩序、 严肃纪律和反对腐败，而不是改革。 在清洗年代，只要能做到明哲保身，团干部很容易飞黄腾达。1937年，安德罗 波夫当选为雅罗斯拉夫尔州团委第二书记，翌年升为第一书记。1940年，他被调到 彼得罗扎沃茨克，任卡累利阿一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20-30年代，这块土地就是俄罗斯联邦版图内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但是， 在向芬兰宣战后，斯大林有了长远的谋划。如果这些谋划得以实现，芬兰投降，那 芬兰的国土面积大概就会大幅度缩小，而卡累利阿的面积反倒将会扩大。卡累利阿 自治共和国被预先更名为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其地位被提高到加盟共和国。 领导这一新共和国的是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奥托 ·威廉莫维奇·库西宁。他后来成为了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库西宁是个有学问、有 头脑、性格温和的人，同他交往令年轻的共青团书记获益匪浅。 1935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第一次结婚，妻子是与他同一个技校毕业的尼 娜·伊万诺夫娜·延加雷切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937年生），一个 儿子（1940年生）。 女儿叶夫根尼姬成了一名医生，住在雅罗斯拉夫尔。为了纪念爷爷而起名为弗 拉基米尔的儿子两次坐牢，后来在蒂拉斯波尔工作，是个酒鬼，年纪轻轻就死了。 儿子出生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就去了彼得罗扎沃茨克，他是一人去的，没有带 家属。他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婚后又第二次结婚，这次结婚也生了两个孩子，一 儿一女。 安德罗波夫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并不关心。对过去的回忆令他感到不快， 他本人几乎从不提起，也不喜欢别人提起他想忘却的事情。 安德罗波夫没有上过前线，他当了4年的共和国团领导。1944年，他被调去搞党 务工作，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党委第二书记，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 人羡慕的职位。战后他已是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在这一期 间，他间接地受到过1949年开始的“列宁格勒案件”的波及。 当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政府第一副首脑沃兹涅先斯基等主要人物被捕之后， 国家安全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出身于列宁格勒的干部。从列宁格勒发迹的党的 干部纷纷被撤职，逮捕。彼得罗扎沃茨克也未能躲过这场风暴。当时那里究竟发生 了什么事，知情者的看法莫衷一是。一些人说，在清洗期间，吓坏了的安德罗波夫 为了保全自己不惜陷害党内的同志。还有一些人说，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是清洗对象， 是那个库西宁又一次挽救了他。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安德罗波夫不是爱记仇的人。有一次，已是克 格勃主席的他想知道“列宁格勒案件”期间负责他的问题并差点使他遭到逮捕的那 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仅没有惩罚这个人，甚至都没打 发他退休 不爱记仇和心胸宽阔是值得称道的品质。但是，国家安全机关为什么要留下一 个捏造如此卑鄙下流事情的侦查员呢？即使这件事是真的，就能说明尤里·弗拉基 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内心并没有谴责过自己在卢比扬卡的前任吗？ 1952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安德罗波夫从彼得罗扎沃茨克调 到莫斯科中央机关工作，1953年调外交部工作，任第四欧洲司司长。斯大林去世后， 中央决定派遣富有经验的党的干部去社会主义国家工作。没多久他便被派往布达佩 斯，任大使馆的参赞。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他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 前国家安全部负责人事问题的副部长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去 罗马尼亚任大使。曾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格奥尔基咪哈伊洛维奇· 波波夫被派往波兰。 波波夫是个有名的刚愎自用的人，他在波兰的表现仿佛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 政委，一有借口就对党和政府的首脑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指手画脚，就连波兰农民 该怎样耕地，该怎样播种他都要管，到头来还说，就算贝鲁特给他当莫斯科州的一 个区委书记，他都不要。 愤怒的贝鲁特忍无可忍，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他连一个区委书记都胜任 不了，那他该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了。赫鲁晓夫赶紧安慰他。把波波夫从华沙召了 回来，花了很长时间给他找工作，最后他被派到弗拉基米尔任一个航空仪表厂的厂 长。 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原因，安德罗波夫大使的表现要明智得多。但他在匈牙利的 作用也类似一种钦差大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30辆坦克把大使馆团团围住 内容详尽的文件汇编《苏联和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是学者和档案专家的一项 重大成果，这本书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评价苏联大使在那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 3年的大使生活使安德罗波夫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视野。他看到，生活可以 不单单是雅罗斯拉夫尔或彼得罗扎沃茨克那种样子。布达佩斯向来是一座欧洲城市。 即便是在那个年代，大使生活本身也还是能带给人某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况且，新 大使才只有4O岁。 但安德罗波夫当大使的时候，正值匈牙利的经济形势由于工业化加快而更加严 峻，农民们对农村合作社的思想义愤填膺。令匈牙利人不满的是，苏共20大之后他 们连苏联的那种换班都没有发生，于是他们要求更换领导，首先是独裁的国家领导 人拉科西·马加斯，并且为所有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斯大林派去的国家安全部的 工作人员曾帮助匈牙利同志发动了一场血腥清洗…… 安德罗波夫大使坚定地支持拉科西，他疑心重重地关注着早先遭到惩处的卡达 尔·亚诺什重返政坛，认为他在政治局的复出是“对右派和蛊惑分子作出的重大让 步”。卡达尔战后曾任共产党副总书记和内务部长。起先他参加了政治运动的组织 工作，后来却因莫须有的指控而被判终生监禁。虽说后来为他恢复了名誉，但他身 上已贴上了不信任的标签。莫斯科害怕对惩处怀恨在心会导致卡达尔加入反对派。 通过对一些文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布达佩斯大使馆所接触的只是一小部分遵循 教条主义路线的人，并依据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报作出结论，向莫斯科通报。赫鲁 晓夫当政时，克格勃的意见是无法同大使馆相提并论的。 匈牙利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向安德罗波夫详细讲述政治局和政府的会议内容以及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谈话，并不失时机地猛说自己的政治对手和反对派的 坏话。 如果阅读一下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回的密码电报，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 象，即匈牙利的惟一问题在于一小撮“右翼”分子在妨碍国家正常工作，只要处理 了这几个人，就能使政治局达到团结一致。可到后来才突然发现，人民起义了……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为什么电报中反复出现纳吉·伊姆雷这个名字，为什么 所有人都害怕他重返政坛，可他终究还是回来了？大使馆似乎因纳吉回来而吓得瘫 痪了。到后来才明白，他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一位政治家，人们希望他能上台执政。 纳吉·伊姆雷并非等闲之辈。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俄国人俘虏。 他拥护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生活了15年，在共产国际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和 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1945年后他当过部长，领导过匈牙利政府，后来被打成“右 倾分子”，所有职务都被解除，并被开除出党。 1989年夏，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把自己部门 档案中的一叠文件交给戈尔巴乔夫。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纳吉·伊姆雷战前是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员。他是1933年被招募的，向情报机关报告过在苏联避难的匈 牙利同胞的活动。 这使纳吉免去了牢狱之苦。1938年3月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局的肃反人员 逮捕，但他在监牢里总共只呆了4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特别处） 站出来为他说话，于是这位匈牙利未来的总理获释。 为什么克留奇科夫要把文件从档案中取出？他在给戈尔巴乔夫的附函中说到了 这一点： “纳吉的头上笼罩着一个光环，他被说成是一个受难者，一个不贪私利的人， 一个特别诚实而又恪守原则的人。在所有关于纳吉的颂词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他是 一名‘彻底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战士’，是‘民主和彻底改革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匈牙利媒体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截了当地表示，是迫于苏联的压力，纳吉才被指 控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过，看来他极其仇 恨纳吉·伊姆雷，为此不惜打破特工的神圣规则，泄露了秘密工作者的姓名。克留 奇科夫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容易激动的人，但他却未能忍住不告诉匈牙利人：瞧，你 们的民族英雄是何等货色！ 收到这些文件后，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们愤怒了，说这是赝品，文件是伪造的。 但文件多半是正本，因为当年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要被迫报告关于敌人的情 况。如果你不揭露人民的敌人，你算什么共产党员？如果你不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 你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纳吉·伊姆雷的改革思想是一整套的经济改造构想，匈牙利人想把这一构想付 诸实施。匈牙利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反对派，他们看到，南斯拉夫人在按另一种方式 建设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波兰人也开始在没有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解决内部问题。 1956年10月，纳吉·伊姆雷在党内的地位得到恢复。波兰的例子使纳吉深受鼓 舞：1949年被指责为右倾民族主义并遭到逮捕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波兰得到 了平反，并官复原职。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的首脑。既然莫斯科同意了波兰的那种变 革，那么它可能也会允许匈牙利步其后尘？ 波兰当时的事态同样非常严峻。工人们走上街头，高喊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 口号。科涅夫元帅接到了向华沙调集苏联军队的指示。波兰的将军们，尤其是苏联 傀儡较少的内务部队中的将军们警告说，他们将向苏军开火。 不顾莫斯科的意志，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被选举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 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认识到，最好不要干涉。 被斯大林在1949年派到兄弟国家波兰工作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 索夫斯基元帅被赶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失去了国防部长职位。他回到 莫斯科后痛苦地说：“在俄罗斯我向来被看作波兰人，而在波兰我又被看作俄罗斯 人。” 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莫斯科讨论波兰形势，但没曾想匈牙利事态反倒跃居首 要地位。布达佩斯发生了交火事件，游行示威者推翻了斯大林的巨大雕像。 安德罗波夫大使仍坚持认为，全部症结在于匈牙利政治局的优柔寡断，在于毫 无原则的让步。大使馆所倚重的是没有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就连共产党人也说，他 们希望建设匈牙利式的，而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大使馆知道匈牙利最高领导层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微小的细节，相互之间的微 妙关系，甚至连一些迹象也一清二楚。但反对派领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大使馆 一无所知。 10月23日，先是被禁止，后又得到允许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变成了大规模的抗议 当局的行动。 安德罗波夫大使直截了当地要求苏军驻匈牙利特种军军长把部队开进布达佩斯。 但对方回答说，他需要有国防部的命令。 安德罗波夫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总参谋长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 基通过高频通信线路给军长打电话，下达了命令。原以为只要苏联坦克一出现，一 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就像1953年6月17日苏联干涉柏林后的那种情况一样。 但匈牙利人开始抵抗。他们向苏军射击，向坦克投掷装有可燃混合物的瓶子。 苏军无法使城市平静下来。匈牙利军队不帮他们，抵抗战士越来越多，人数达到了 数千。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用坦克炮和机枪扫射民宅，这些行为使反苏情 绪进一步高涨。 应民众的要求，纳吉·伊姆雷成为政府的首脑。他请求苏联军队撤出首都布达 佩斯。 在莫斯科发生了意见分歧。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共产国际年代，不应 该向兄弟党发号施令。在波兰，赫鲁晓夫冒着风险指靠哥穆尔卡：尽管他不太听莫 斯科的话，但他控制住了国家。而在匈牙利，他决定支持纳吉的政府，把军队撤出 布达佩斯。坦克撤走了。这不是诡计。赫鲁晓夫已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 出现了危机，必须重新修订过去的原则。 但军队刚一撤走，布达佩斯就发生了流血事件：一群人对首都市党委的工作人 员进行惩罚。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军官因穿着总务处统一发放的黄色靴子而被认出。 他们被头朝下吊在树上。 这使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这期间正好爆发了中东战争。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向前不久刚同苏联建立亲密 关系的埃及发动进攻。莫斯科不希望在埃及必然失败的背景下在匈牙利又一次遭受 失败。况且已弄清美国和西方不会出面保护匈牙利。 克里姆林宫决定再次出兵，而且这一次要果断行动。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 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首先提议，既然现政府表现“不好”，那就在布达佩斯建 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开始寻找政府首脑的候选人。有两个人选卡达尔·亚诺什 和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两人被转移到苏军驻地，又被送至莫斯科面试。卡达 尔更受欢迎，在稍许犹豫之后他同意领导政府。 当安德罗波夫大使在布达佩斯愤怒地对纳吉·伊姆雷说，他同明尼赫和卡达尔 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时，他俩已随同苏军一起回来了。他们呆在负责指挥行动的科 涅夫元帅的大本营里。卡达尔是被苏联的装甲运兵车送回来的。 赫鲁晓夫后来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解 释说：我们不能允许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在我们苏联，人们会说，斯大林当 政时没发生这种事，而这些批判斯大林的人却丢掉了一切…… 在中央主席团成员彼此间坦率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想过要说匈牙利 事件有西方插手，是西方间谍策划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起来反抗他们的是人民， 匈牙利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他们推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苏联军队和以卡达尔·亚诺什 为首的一小撮人。 入侵的苏军人数为6万人。 大部分匈牙利军人都没有抵抗，知道这无益于事。但有些部队选择了战斗，数 千名起义者加入了他们队伍。他们有几辆坦克，一些大炮。他们甚至使用防空武器 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 苏联大使馆安然无恙，因为有30辆坦克保卫着大楼。在布达佩斯经历的恐惧永 远地留在了安德罗波夫的记忆中，据说他妻子所受的打击尤其沉重。 11月1日，纳吉·伊姆雷总理声明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 他发表广播讲话，通报了苏联的武装干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向我们 的首都发动进攻，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 斗。政府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抵抗力量在苏军大炮和坦克的密集火力下逐一被消灭。 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军总共有640人被打死，1251人受伤。匈牙利人的损失共计 为2652人被打死，19226人受伤。 卡达尔政府向矿工游行队伍开枪，禁止工人委员会的活动，逮捕工人委员会的 领导人，解散作家协会和新闻工作者协会。批准成立了战地军事法庭，并赋予其快 速作出死刑判决的权力。卡达尔得不到国内的支持，在苏联同志的影响下越来越残 酷无情，这让莫斯科感到说不出来的高兴。 被推翻的纳吉·伊姆雷和几名仍忠实于他的部长及其家属躲进了南斯拉夫驻布 达佩斯大使馆。卡达尔表示将保证他们不受侵犯，并允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于是 纳吉和其他一些人同意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 在汽车上，一名苏联军官紧挨着他们坐下，似乎是为了把他们所有人各自送回 家。车上有两名南斯拉夫外交官。但汽车出人意料地停在苏军代表处的楼前，苏联 军官迫使南斯拉夫外交官下了车。随后苏联装甲车团团围住这辆汽车，纳吉和他的 同事及家属被送到罗马尼亚。起先他们处于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 后来他们被投进了监狱，1957年4月17日，他们被送回匈牙利。卡达尔没有履行自己 的诺言。 纳吉·伊姆雷、其国防部长毛莱戴尔·巴尔及另外几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被 判处年头不等的监禁。纳吉拒绝请求赦免。据说行刑时卡达尔在场，事后他给赫鲁 晓夫打了电话。这件事还牵扯到某些个人因素：卡达尔坐牢时曾受到痛苦的折磨， 他认为纳吉·伊姆雷是造成自己痛苦的元凶…… 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所得到的主要教训简单而又明了。他看到，如果党疏于意 识形态的监督，那它会轻而易举地丧失国家政权。其他任何东西，无论经济困难， 还是敌人的间谍，都不能断送党的政权。 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 教训的严酷性还在于，在害怕失去权力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还体验到了一种纯 粹的生理上的恐惧。他亲眼目睹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如何遭到私刑拷打。他 不希望这种事也发生在他的身上。 据说，在布达佩斯经历的事对安德罗波夫的妻子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她开 始经常闹些小病，而他则逐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只好一味地工作…… 外科医生普拉斯科维妞·尼古拉耶夫娜’莫申采娃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 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在苏联卫生部所属第四局30多年的工作经历，她在书中也谈到了 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她不止一次地住进神经科，不住地要求给她打针……她只不 过是疑心自己这里有病或那里有病，要求使用麻醉药。她对镇静剂不屑一顾。看来， 从年轻时她就已对麻醉药习以为常。现在我觉得，这是医生的过错。只要听到她丈 夫的名字，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对她的任性要求作出让步。是医生使她对麻 醉品上了瘾。”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中央书记不去夜酒吧 1957年春天，安德罗波夫戴着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拯救者这一桂冠回到莫斯科。 由于统一的国际部被一分为二，他被安排到中央工作。 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仍由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 负责。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则由安德罗波夫领导。 起先一切都很顺利。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在1957年6月 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他特别赏识安德罗波夫，帮 助他稳固在机关的根基。这种保护对一个新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安德罗 波夫接连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尤其是中国的关系越来越 糟，可以说，安德罗波夫并未能使情况有所改观。不过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上通常 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本人来定调，他更愿意向美国，而不是向兄弟 国家中国妥协。 到新的岗位上后，安德罗波夫努力避免与周事发生冲突，勤奋工作，为自己的 部挑选精明强干的人，其中有几人后来成为院士，例如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 ·阿尔巴托夫和奥列格·季莫费耶维奇·博戈莫洛夫。在他身边工作的有资深记者 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和著名的汉学家列夫·彼得罗维奇·杰柳辛。如此 强大的卸识分子阵容无形中也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本人的声望，使他获得了思想上没 有框框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种美誉。 当时同他一块儿工作过的人兴奋地回忆起他曾给他们营造的自由精神氛围：有 时还能谈及中央大楼里所不允许谈论的话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尤里·弗拉基米罗 维奇理想化了。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描述了他们聚集在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的情景。大家 都脱掉了外衣，安德罗波夫拿起笔，集体创作就这样开始了。阿尔巴托夫写道，通 过安德罗波夫这样出众和聪明的中介人参与政治是一件有趣的事…… 当然，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同中央书记处的同事严厉的、已习惯于颐指 气使的书记们有着很大的区别。 阿尔巴托夫认为，同顾问的交往帮安德罗波夫增长了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书本 知识。这种交往也是日常生活信息、非正统观点与看法的来源渠道。即便是他所不 喜欢的内容他也耐心地听着。但他经常对听到的东西不加评论，不作任何表态，他 的沉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官员。 安德罗波夫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沉着冷静，不喜欢大喊大叫，喜欢写诗，从 不用有伤风化的词汇，喜欢音乐，歌唱得不错，会唱许多民歌以及哥萨克歌曲。对 冰球的喜爱拉近了他同党内领导同行的距离：他是狄纳摩队的一名狂热球迷。 他的诗歌停留于爱好者的水平，但有一首诗写得非常有趣。 有一次，鲍文和阿尔巴托夫因某件事给安德罗波夫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略微 表示了权力会使人变坏这种担心。他用一首小诗回答了他们： 有个恶棍曾说 权力会使人变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所有聪明人竟都这般说 不幸啊 难道真的没人知道 往往是人使权力变质 安德罗波夫领导的是一个新成立的部，因此他获得了难得的机会挑选没有经历 过党的机关这所学校的年轻人，即纯洁的、头脑还没有变坏的人。通常只有专职搞 过党务工作的人，也就是前区委、市委或州委书记才能进入中央机关工作。让他们 去搞脑力工作有点勉为其难。 也在安德罗波夫身边工作过的科学院通讯院士格奥尔基·霍斯罗耶维奇·沙赫 纳扎罗夫写道，安德罗波夫从党的干部中为自己挑选助手，后来他把这些人带到了 克格勃。他喜欢同知识分子交谈，他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利用，但在工作 中他更看重党阀们，指望他们狗一般的忠诚…… 赫鲁晓夫当政时，讲话稿和报告的起草者已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后来勃列日涅 夫上台后尤其如此。这种工作是无法托付给党内的官僚们的，需要有才华、学识渊 博、笔头好的人。安德罗波夫意识到，拥有这样的干将他就有可能脱颖而出。当把 文件起草工作交付给他以后，他博得了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讲话稿写得确实很棒，但遗憾的是，这些讲话很少能反映现实生活。文章写得 越来越好，而现实却越来越糟，那些年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心血没有白费。1962年，继波诺马廖夫之后他也当选为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 在机关中学会了见风使舵，变得比原来更加谨小慎微。 上文提到的曾在安德罗波夫领导的部中工作过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尔 诺夫，回忆了1963年赫鲁晓夫去南斯拉夫的情景。陪同赫鲁晓夫的有安德罗波夫、 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晚上，当 赫鲁晓夫和铁托就寝后，南斯拉夫的二号人物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邀请苏联代表团 去夜酒吧玩。安德罗波夫借口太累没有去。 也许他是累了，但他的谨小慎微已到了极点，他知道，中央书记不应该去逛夜 酒吧……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好像对自己身材过于高大感到不好 意思，他尽量不像一些自信的人所爱做的那样昂首挺胸。他略微哈着腰，这与其说 是因为天性羞怯，不如说是因为在党的圈子中流行表现谦虚，这已成为第二天性。 老广场的官员走动起来都是悄无声息的，他们在用自己的行为和外表表示：我 尊重上级，惟命是从。安德罗波夫也不例外，若不是这样的话，他大概也不可能在 党的官职表上一级一级地上升。 沙赫纳扎罗夫描述了在直通赫鲁晓夫的电话机未响之前他们与尤里·弗拉基米 罗维奇谈话十分活跃的情景。沙赫纳扎罗夫亲眼目睹了令人吃惊的形象转换。一个 生动的、鲜活的、趣味盎然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变成了一个士兵，一个准备执行上 司任何命令的士兵。他说话的声音变成了恭敬与顺从的腔调……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一直在争夺第二书记的位置。他们为 得到位居总书记身旁的权利一直斗个不停，相互争权夺利。 安德罗波夫被弄得六神无主。为了避免不愉快，一个问题他总是既和苏斯洛夫 商量，又征询基里连科的意见。但基里连科可能会下达完全相反的指示，这样一来， 安德罗波夫就完全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不知道该执行谁的命令。 曾在西德当过大使并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 写道：“就智力水平来说，他比其他领导成员高出许多，当他暂时还处在二等或三 等职位上时，这并不总是给他带来好处。同事们那武断的评判和放肆无理的行为令 他无法争辩，感到委屈，致使他变得孤僻起来。因此，当安德罗波夫成为政治局委 员后，他同其他委员以及一些主要部长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 成为克格勃主席后，他仍不得不在这个强者的圈子中周旋。当然，克格勃主席 是直接听命于总书记的官员，不用向其他任何人汇报工作。但许多问题的解决安德 罗波夫都要听从中央书记的指示。因此他无法让自己忘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存在， 否则他很快就会被吞噬。 最难的是同基里连科和苏斯洛夫找到共同语言，他俩彼此不和，又不太喜欢安 德罗波夫。一个表示支持，另一个就会表示反对。如果苏斯洛夫不在，休假或生病 了，中央书记处就由基里连科主持工作，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苏斯洛夫批准的决 定撤消。所有实际决定，包括人事决定，都是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到后来，当与 某个同事发生争论时，安德罗波夫已学会温和但口气肯定地说：“我也不是刚到国 家机关……” 赫鲁晓夫被推翻后，安德罗波夫曾一度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况且他的靠山库 西宁也于1964年去世。安德罗波夫感到一种痛苦的孤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 待着自己，新领导会不会抛弃自己呢？ 他不属于谢列平那个强大的集团。同新的政府首脑柯西金的关系也非常糟糕。 主管意识形态并拥有很大权势的苏斯洛夫也不喜欢他。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对我说： “在我任驻加拿大大使时，有13个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当时任克格 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要求政治局撤销我的职务。苏斯洛夫不客气地说：‘安德罗波 夫同志，据我所知，雅科夫列夫同志并不是由克格勃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的。’安 德罗波夫简直都呆住了。他害怕苏斯洛夫……” 安德罗波夫的崇拜者认为，他们的上司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深感不安是因为国 家正在发生一种保守主义转变。安德罗波夫感到苦恼多半是因为他没有得到重视， 他焦躁不安，担心被彻底抛弃。他千方百计地讨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回忆说，一遭到上级批评，安德罗波夫就会非常难过， 甚至变得六神无主。他害怕上级领导。1965年1月，中央主席团讨论苏联对外政策。 安德罗波夫由于阶级观念不足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对外政策方面持强硬立场的谢 列平和柯西金对他的批评尤其尖锐。安德罗波夫失宠了。这种境遇使他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他得了梗塞，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后来出院了，直到1967年春天才痊愈。 据他的忠实助手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说，安德罗波夫在 征询他的意见那天才得知他将成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把安 德罗波夫赶出中央机关是为了取悦柯西金。 政府首脑和安德罗波夫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两人在个性方面有点格格不人。 但主要的是，他俩之间的冲突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安德罗波夫曾对助手说，柯西 金提出的改革速度不仅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体制的崩溃…… 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甚至连柯西金提出的那种极其适中和有限的改革都感到 害怕！既然这样，还怎么可能对安德罗波夫1982年成为总书记后打算改革我们的社 会信以为真呢？ 看来，勃列日涅夫把安德罗波夫安置到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并不是为了取悦柯 西金，而是为让自己高兴。列昂尼德·伊里奇非常会看人，准确地知道谁忠实于他， 谁不忠实于他。 他把一个完全忠顺于自己的人安插到极其重要的职位上。直到最后，他也没有 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威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勃列日涅夫在克格勃副主席 中安插了两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将军茨维贡和齐涅夫，这两个人向他汇报尤里 ·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一举一动……而安德罗波夫不喜欢柯西金这一点尤其令勃列日 涅夫感到满意。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安德罗波夫 对勃列日涅夫忠贞不二，深信不疑。包括柯西金在内，只要有人企图发表独到的见 解，他马上予以回击。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主席 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接替谢米恰斯内。他在这一 职位上工作了15年，直到1982年，在卢比扬卡的主人中创下了最高纪录。而且他离 开克格勃是因为高升，在他之前只有贝利亚和谢列平是因为高升而卸去克格勃主席 的职务。 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为继拉夫连 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和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之后第一位在党内获 此崇高地位的国家安全部门首脑。 这是勃列日涅夫赠与的礼物，是对安德罗波夫不喜欢的任命的补偿，同时也是 为未来所作的铺垫。 安德罗波夫在卢比扬卡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是勃列日涅夫忠实的战友，他 对党和国家应由列昂尼德·伊里奇来领导这一点从未产生过动摇。 赫鲁晓夫下台后权力似乎被一分为三勃列日涅夫领导党，阿列克谢·尼古 拉耶维奇·柯西金领导政府，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领导最高苏维埃。 但这三人彼此互相厌恶。勃列日涅夫比两个对手势力更强。他把波德戈尔内弄下去 了。是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未敢撤掉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柯西金，但最终 还是用自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同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古洪诺夫替代 了他。 勃列日涅夫逐渐除去了所有他觉得不够忠顺并可能觊觎一把手位置的人。 被勃列日涅夫撤职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 特、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以及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在所有争论中，安德罗波夫总是站在总书 记一边，他同时还监督着其他人，以便他们也忠顺于勃列日涅夫。 有一次，病人膏盲的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头脑一时发昏，找不着讨论的 思路了。会后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说：“米哈伊尔，你要知道，应该尽一切可 能以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稳定，也 关系到国际形势的稳定。” 所有高级官员都认为，他们的办公室和电话都已被窃听，因此都非常谨慎，在 办公室不谈危险的话题。最危险的是说总书记的坏话，这基本上总是导致被解职。 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声称，他们被禁止窃听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话和谈话。但 可以轻而易举地绕开这种限制，比如说，窃听党组织工作人员谈话对象的电话。 瓦连京·法林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曾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解除中央国际宣传部 某位顾问的职务，因为克格勃录下了他同一位德国人的“可疑谈话”。有一个大使 被安德罗波夫定为不许出境的人，因为他曾当着某一群人的面说：“聪明人在西方 不会没有活路。”安德罗波夫看了谈话记录后，当即作出了决定。 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感到害怕。 在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这三个最高的权力阶层上，不存在工作以 外的关系。领导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个人交往。他们彼此没什么好感，互不信任。斯 大林不喜欢政治局委员背着他聚会，对总书记发怒的恐惧令人刻骨铭心。没事谁都 不来往。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描述过他在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同安德罗 波夫比邻而居的情景：有一次邀请他和他妻子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星期天来吃午 饭。安德罗波夫拒绝了，他用平静的声调解释说：“如果我去你那里，那明天就会 有人说闲话，议论谁在什么地方聚会，为什么聚会，讨论了什么。我和塔季扬娜· 菲利波夫娜还没去你家呢，风声就已传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耳朵里……” 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从不承担额外的责任， 以免给人以越俎代庖的感觉。只要是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他都要请示中央…… 在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之后没几天，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就成了他的副手， 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成为领导班子成员，同时负责领导第二总局。维塔 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任命为第三局（军事反间谍局）的局长，此前这 一职务由齐涅夫担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维克托·米哈 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被任命为主管人事的局长。专门负责政治局私人警卫的第九 局局长自然也要被撤换。 第九局局长直接受总书记领导，听从他的指示，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这通报 给克格勃主席。 安德罗波夫立刻摆正了自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位置。在1967年12月克格勃成 立50周年前夕，富有经验的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给新上任的主席家送去一箱白 兰地。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对来人说：“请转告谢苗·库兹米 奇，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无法享用这些白兰地。因此，请把这箱酒拿回去。” 这件事传遍了委员会，从此再没有人给主席送过礼。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写道，有几名助手跟随安德罗波夫一道离开中央，他们后 来都获得了将军军衔。这几个人都忠实于他，他们严密监视，以防出现任何谋反苗 头或对主席不怀好意之举。 安德罗波夫喜欢在和工作人员谈话时突然骂起某位局长，看看对方会作何反应。 他大概需要一些额外的有关他周围的人的信息…… 新主席的机敏给手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过的奥列格 ·达尼洛维奇·卡卢金将军描述过一次重大的行动。克格勃得到一份情报，说美国 人想招募苏联驻外间谍头目的妻子，利用她的性偏好作文章：她选择的性伙伴是狗。 安德罗波夫亲自主持了会议。克格勃主席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狗毒死。 但国产的化学药品没能使那条强壮的狗丧命，它只是瘫痪了，这让它的女主人悲痛 欲绝…… 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所作的主要贡献是，他使该部门恢复了无所不能的性质， 补偿了赫鲁晓夫执政时因精减而造成的损失，人数不仅得到了恢复，后来还有了进 一步的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获得了因赫鲁晓夫忽视肃反人员及其部门而遭到 破坏的那种神秘威力。 从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的书中可以了解到克格 勃地方机关的一些所作所为。例如，一名妇女坐在长椅上，她没有想到与她并排而 坐的是名外国游客。她当即被列入黑名单，罪名是里通外国。而这意味着在就业方 面将遇到种种限制，不能出国。 在安德罗波夫之前，克格勃是隶属于部长会议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安德罗波夫 就任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彻底摆脱了政府的管辖，被简称为苏联克格勃。 安德罗波夫关心部下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他们则以全心全意的忠诚来报答他。 但更让他们感激不尽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威望上升了。关于斯大林时代国家安 全部门所作所为的议论成为了过去。在安全机构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光辉的形象 革命的骑士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克格勃的工作成为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业。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很少发言，语调平和而缓慢。他绝大多数的部下从未见 过主席生气勃勃的样子。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宛如一个高居云端的伟大人物。 克格勃的工作令人神往。在认识到自身的特殊性，有机会接触其他人无法得知 的一些秘密后，这种感觉会愈发强烈。不过，不会向基层工作人员通报任何特殊的 事情。当领导的也不希望部下了解他们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但他们拿的工资很高， 有住房和特供食品，克格勃有自己的门诊部、医院、宾馆、休养所和疗养院，基本 上都是免费享受。 安德罗波夫扩大了克格勃地方机关的网络，在中央机关成立了一些新的局，以 便更加可靠地掌握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但他也立即确定了在他看来很主要的 环节监视社会的精神状态。匈牙利的经验告诉他，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于 意识形态的侵蚀。 新的岗位使安德罗波夫有机会获悉大量的、对普通公民秘而不宣的问题。只是 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普通公民才得以了解所有情况，他们以为，这些难题，尤 其是严重的民族问题是刚刚才出现的。 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同安德罗波 夫有过多次会晤。有一次他飞到莫斯科求援。 他想解救自己手下的那名令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下台的间谍冈特·吉奥姆。 如果莫斯科释放阿纳托利·夏兰斯基一位一直要求去以色列的物理学家，那吉 奥姆就可以得到自由。但夏兰斯基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并被判处长期监禁。马尔 库斯·沃尔夫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但他看到，克里姆林宫简直把夏兰斯基视如 “珍宝”。 安德罗波夫说：“沃尔夫同志，难道您不明白，如果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将会 发生什么事吗？这个人是间谍，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犹太人，一直在为犹太人 说话。如果我们放了夏兰斯基为犹太人争取权利的斗士，那么其他民族就有可 能群起而效仿之。下一个将是谁？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的鞑靼 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如果我们打开所有的阀门，人们就会开始倾倒自己的所 有不幸，提出各种要求，如果这股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我们，我们将无法控制。”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五局的解剖图 到卢比扬卡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给中央送去了一份报告，对破坏势力的活动 作了生动的描绘，称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 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派主义者的反动活动”。他还警告说：“由于受与我们格格不 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 年中间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 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 安德罗波夫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部门。 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长是前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 书记，但才过去一年多一点，负责人事问题的克格勃官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 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该局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写道，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设想感到很满意，他说：现 在将由能干的、内行的新人来抓知识分子问题，免得反间谍局笼统地把他们当作潜 藏的间谍。从必须查找间谍这一工作中解放出来的肃反人员勤奋地抓起了知识分子 工作。相对若大的一个委员会来说，间谍的数量不管怎样总是不够的。 我同自1977年起一直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基奇欣谈了一 次话： “第五局由哪些处组成？” “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的处；我所在的国际关系处；大学生和无组织青 年处，无组织青年是指朋克、嬉皮士及我国最早出现的法西斯分子；宗教处，这是 最大的处之一；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处，这些人通常在正式行动前会匿 名宣布自己的打算，向报社寄恐吓信；反犹太复国主义处，该处由局长亲自领导。 还分出了一个独立的处，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这样的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 者打交道。有一个同自由电台和人民劳动联盟作斗争的处，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处， 负责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同行间的往来事宜。” “你们有多少人？” “我到这个局的时候约有200人。这是克格勃总部机关中最小的一个局。其他局 都有数千人。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夕我们局的人数增加到600。所有的处都 扩大了。例如，奥运会前主管体育和运动员的部门很小，而奥运会举行期间该部门 的工作人员已约有500名。” “在第五局工作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克格勃机关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同所有其他局不同的是，我们局‘纨绔子弟’、关系户或某某人的儿子这种 人非常少。” “是不是有人觉得你们局没有声望？” “有关系的人都落户第一总局，即情报局了，因为这是一条最可靠的出国途径。 但我们认为自己这个局比其他局更重要。” “为什么？”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第五局最了解社会形势。情报局负责研究国外的情况。 反间谍局在较大程度上侧重的也是外国人，外国间谍。只有我们承担了全部的繁琐 工作，研究社会情绪和动向。我们不是坐在专车里面去了解生活，也不是通过外国 的报纸去了解生活。我们相信，我们对社会中的一些进程的分析是国家领导人所必 需的，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决定及修改什么起到帮助作用。” “这是克格勃领导的观点吧？” “每次开会都要反复对我们强调这一点。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经常对 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也就是说，我们要互相洗 脑子。我们这个局由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领导。他在第五局工作了15年， 即便被任命为克格勃副主席后，他仍领导着我们。博布科夫亲自同每一位新参加工 作的人谈话。” “反异端运动由博布科夫将军全权负责吗？” “如果不是博布科夫的话，这场斗争会照1937年的方式进行。博布科夫把他必 须执行的苏共中央指示变通为进行劝服的命令，而不是消灭的命令。在我看来，博 布科夫是一个非常内行的人，但他仍未能摆脱体制的框框，这种框框是由长官意志 和下级的情报这两方面所决定的。因为我在局里同被镇压的民族打了10年交道，所 以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从1969年起就给苏共中央写报告，我们认为必须恢 复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 “当博布科夫被提升为副主席后，局里出现了许多走后门进来的人。他们看中 的仅仅是有出国机会的处。当然，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工作的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 因为可以同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一道出国。所挑选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他们从 ‘犯有错误的’艺术家那里搜刮一些画册和纪念册，然后送给对他们有用的人。负 责青年事务的处会安排一些关系户的子女上大学。每年7月，该处都会列出一份相应 的名单……” “你们局的工作人员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切合现实吗？” “我们拥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但在给中央和部长会议写报告时，我们应遵循一 定的形式，使其与党的路线相一致。 “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不断给最高权力集团找麻烦，我们也得到指示，要 ‘防止极端主义行动’，即恐怖行动、破坏运输和经济的行动以及罢工。我们做到 了这一点。但我们明白，只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不会偃旗 息鼓。当然，我们在给中央写报告时提到了极端分子，但我们同时也提、出了政治 解决的途径。老广场的人看了我们的报告，但他们什么都不想做。我们得到的指示 是把他们关起来，这自然是口头形式的指示。” “但是，照您的话说，既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内行、了解现实生活的工 作人员，又怎么可能去扼杀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呢？” “您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位工作人员想想，如果在上级看来是危险的事你认为不 危险，那你就会被开除。许多工作人员曲意逢迎领导，专拣领导爱听的报告。如果 作将军的认为某个作家是个坏人，我又怎么能说他是好人呢？” “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协会、剧院及 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画面 “在这一领域，有些人同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一些非常重要 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传达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是希望生活得好 些或得到些物质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你们要付给这些谍报员大笔的钱吗？” “在我们局，有报酬的谍报员是非常少的。我们的谍报员需要的不是钱。比如 说，我们在三八节会给女谍报员送些花……” 第五局的许多文件被公之于众，这为不带成见地评判一下它的实际工作提供了 可能。 例如，其中有份报告提到，第五局收集剧作家维克托·罗佐夫和哲学家尤里· 卡里亚金的罪证，向苏联奥运代表团安插了16名谍报员（是谍报员，而不是保镖， 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确保运动员的安全，而是为了监视他们），收集关于作曲家德米 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家庭情况以及有关米哈伊尔·日瓦涅茨基作品中思想不成熟 内容的材料，整过著名的科学家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阿韦林采夫，审查斯维亚 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勒里希来苏联时同他有过接触的苏联公民…… 第五局的“功绩”还包括未允许一名女青年运动员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比 赛，就因为她说想嫁给外国人…… 此外，那份文件还提到报考高尔基文学院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受到审查的事。有 几名学生因一些有损名声的材料而未被允许参加考试…… 被当作“功绩”宣扬的还有通过安插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社的谍报员发 表揭露移居国外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同西方反苏中心相勾结的材料这一事实……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还了解到，第五局有一个专门的处负责处理有关流亡组织人 民劳动联盟的问题。 在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心目中，人民劳动联盟算是多大的敌人？关于这一点我 还问过第五局的一位前工作人员，他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我们许多工作人员私下里都相当坦率地说：如果克格勃不用自己的谍报员去 充实人民劳动联盟的话，这一联盟早就瓦解了。因为在让一名谍报员打人该联盟之 前，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塑造，为他树立持不同政见者的名望，让他去完成某种行动， 以便在国外树立起他的威望。 “此外，每个人出去时还得带上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提出一些由我们研究出来 的有意义的设想。结果，我们不仅给人民劳动联盟补充了人才，可以说，我们还给 他们补充了知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看看这一组织的领 导人员名单，就会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是我们的谍报员。” “但同我谈过话的人民劳动联盟领导人都认为这不是事实，比如说，人民劳动 联盟的那个核心圈子中并没有克格勃的谍报员。这个圈子中的所有人几乎从孩提时 起就互相认识了。” “他们根本想象不出，谍报员打人俄罗斯侨民组织要经过多么复杂的途径。这 些人在战前就已被送出去，过许多年后才和他们恢复联系，那时他们已绝对融人了 侨民，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克格勃为什么要在那种情况下花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同一个并不构成危险 的组织作斗争呢？” “克格勃向人民劳动联盟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派遣谍报员，这实际上是自 己照顾自己：相应的部门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范围’。第五局的编制之所以得到扩 大，正是因为派遣的谍报员使人民劳动联盟变成了更有影响力的组织，因此，为了 同它斗争需要加强克格勃的工作。 “坦率地说，如果在克格勃拥有绝对威力的那些年狠狠打击人民劳动联盟，那 么仅用一年就可以把它给收拾了。但让这一机构保持着半死不活的状态对克格勃有 利：它不会带来任何害处，而克格勃可以借机膨胀……” 安德罗波夫曾经说过，敌人会利用外国旅游者从事间谍活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 破坏活动，因此他反对扩大苏联公民出国的机会，反对移民。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每当讨论起出国 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就会很不客气地说：‘如果有谁不喜欢生活在我们国家， 那就让他们到他们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吧。’他不赞成对这些人设置某些特殊的障碍。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持另外一种观点……”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剧院的总导演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扎哈罗夫曾在报上 刊登的一篇访谈录中叙述了1983年剧院去巴黎演出《尤诺娜与阿沃西》一剧的经历。 在巴黎必须按5个人一组行动，每个五人小组都有一个领导。大约在距回国还有一周 时间时，一个来自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人找到他。这个人不愿在宾馆里谈话，说敌人 的特工机关可能会窃听。他们在布洛涅树林走了很久，那名肃反工作人员向总导演 出示了一份可能会留在巴黎的演员的名单。扎哈罗夫让他相信，没有任何人打算留 下。结果他是对的…… 同当初的谢米恰斯内一样，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忽略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 拉祖诺夫的。但这一次安德罗波夫主张采用的手段不是压制，而是糖衣炮弹，这已 远远地超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以下是他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画家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工作， 文艺界人士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格拉祖诺夫身边形成的那个圈子支持他， 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十分平庸，是一个通过绘画 反映小市民口味的人。 “此外，多年来格拉祖诺夫不断受到西方著名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的邀请，这 些人请他为自己画像。格拉祖诺夫作为一个肖像画家的声誉是相当高的。他画过的 人物有芬兰总统吉科宁、瑞典和老挝的国王、英迪拉·甘地、阿连德、科尔巴兰及 其他许多人。一些国家举办过他的画展，外国媒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曾受苏联 一些组织的委托去越南和智利，所创作的组画曾在专门的展览会上展出。 “一方面是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支持，另一方面是苏联画家对他心怀戒备，格拉 祖诺夫所处的这种境地对其作为一个美术家的成长历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世 界观的形成尤其不利。 “格拉祖诺夫是一个没有相当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创作中无疑又存在着缺陷的 人。他最常见的表现是一个亲俄分子，时常公开表示一种反犹太主义情绪。他的政 治观点的混乱有时不仅使人紧张，而且还令人反感。他的张扬的性格和他的自高自 大也不利于在文艺界建立正常的关系。 “但因此厌弃格拉祖诺夫未必合适。美术家协会故意拒不承认格拉祖诺夫，这 会使他不良的一面进一步发展。如果考虑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推崇他，而且还企图 影响他，甚至引诱他离开苏联，那么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这位画家的问题。也许可以适当地吸 收他参与某种社会工作，比如参与在莫斯科筹建俄罗斯木器博物馆，这是他及其密 友所一直希望的。请予以研究。”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积极分子聚集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位于共青 团大街的那幢小楼里，第五局的一位上校在讲述文艺界个别人卖身投靠西方的情况。 作家们对上校表示感谢并热烈地要求他与作家们保持最紧密的合作与协作。这都是 些规规矩矩的作家。 依据刑法典中的两项条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投入了监狱。比较严厉的第70 条的罪名是《反苏鼓动和宣传》，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通过的。这一条规定了严酷 的惩罚：剥夺6个月至7年的自由，还可能外加2-5年的流放。在幸运的情况下，法 院可能只判流放。 1966年，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刑法典又加上了较为温和的第190条《传播 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惩罚是：剥夺自由3年或劳改 1年，或罚款100卢布。根据这一条，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起来…… 肃反人员可以将受到第70条和第190条指控的被告送至谢尔布斯基精神病学研究 所进行鉴定。如果医生同意克格勃方面的意见，那么被告就要被送去接受治疗。对 克格勃来说，宣布一个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判他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更为有利。 前特殊档案馆负责人阿纳托利·普罗科片科在接受《劳动报》采访时说：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内务部长晓洛科夫1967年给中央 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他们没有想到精神病患者所犯下的恣意妄为、 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会如此之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报告的起草者在报告中 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 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人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伊里奇的石棺；杰久克，一 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总之，精神病院不 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 “1978年，党的最高领导人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 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 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 “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 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应克格勃的建议，决定拆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沙皇一家被枪决的那幢房屋。 1975年7月，克格勃向中央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西方反苏集团定期举办各种 有关罗曼诺夫沙皇家族的宣传活动，并因此经常提到商人伊帕季耶夫原来在斯维尔 德洛夫斯克市的那幢小楼。伊帕季耶夫的房子仍矗立在市中心……我们认为应该责 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解决关于按照城市改造规划拆除该楼的问题。” 政治局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接到了拆除伊帕季耶夫家房屋的指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 据说，如果不是由安德罗波夫，而是由别的什么人领导克格勃的话，国内的镇 压可能会达到斯大林时期的规模。当然，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在政治局里，一有 机会就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的委员大有人在。但镇压的规模和程度通常取决于 总书记的作风，勃列日涅夫并不希望过于严酷。 勃列日涅夫曾对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说，“只要我活着”， 接着他又改口说，“只要我在这个办公室，就不会有流血”。 换另外一个人，一个没有安德罗波夫那种敏锐头脑的人来当克格勃主席，是想 不出如此无所不包的社会意识形态监督体系的。 尽管不是过去的那种极度恐惧，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令人感到的还是恐惧。党的 政权机关已没有那么可怕，已变得更加开放，可以试着向它证明一些东西。同秘密 权力机关争论可就行不通了。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罪犯，而且是被秘密权力机关定 为罪犯，那他就会连找人或找个地方为自己申诉、提出异议、证明自己无辜的可能 都没有，因为克格勃向来是概不承认。 安德罗波夫对自己以前的部下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似乎很不错。但 是，当克格勃截获鲍文的一封信，发现他在信中抱怨不得不把自己的才华用在为一 些小人物服务上（这首先是指总书记）时，就把信的内容向勃列日涅夫作了汇报。 鲍文被赶出了中央。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发誓说，他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惟一的一次。我认识一个人，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没解释任何原 因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他根据这种做法怀疑是克格勃所为，于是给自己认识的安德 罗波夫写信，请求解释原因。克格勃副主席兼反间谍局长召见了他，同他握手，异 常客气地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我转告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您没有任何 意见，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我们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可是，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他的助手、负责这一问题的契尔年科发现，罪魁 祸首就是克格勃，已搞出了关于这个人的很厚一份卷宗。试问，安德罗波夫为什么 要演出这样一场戏呢？…… 在1973年的4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脱离开讲稿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领 导下的克格勃在对外政策方面给政治局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通常认为，克格勃只会 干逮捕人和关押人的事，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克格勃所担负的首先是繁重而又危险 的国外工作，是需要能力和意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诱惑，做到不出卖， 不叛变。这需要很大的勇敢精神和赤胆忠诚。” 1973年，勃列日涅夫让安德罗波夫进了政治局。60岁时，即1974年，安德罗波 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 1973年12月，安德罗波夫被提升为上将，3年后成为大将。 每月除700卢布的部长薪金外，安德罗波夫凭军衔和工龄还可以领取400卢布。 当然，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他没有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入侵阿富汗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去了一趟布拉格，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就返回了国内。他对 自己的助手们说：“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埋怨主席团成员，而那些人一心想把我叫到 一边，都快到夜里了还死气白赖地要和我谈话，大骂第一书记。每个人都在拉拢我， 引诱我加盟。这关我什么事？”我说：“那您就下令备好飞机，我们明天就走。哪 有功夫掺和他们的内讧。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可9个月后勃列日涅夫竟出兵捷克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发自布拉格的情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量的、越来越多 的情报让人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想背叛社会主义…… 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仁慈的社 会主义” 的尝试是匈牙利事件的翻版，应该采取迅速而强硬的行动。与匈牙利 人不同的是，捷克人没有用武力抵抗苏联军队。 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译者注）事件发生时安德罗波夫正在开会。 怎么办？作何反应？主张对中国人予以有力打击的人慷慨激昂地发言。安德罗波夫 表示反对，勃列日涅夫赞同他的意见。没有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也慢慢地平息下 来。 职务本身迫使安德罗波夫在对外政策中如鹰一般警惕着周围的世界。在克格勃 的公文中，美国被公开称作“主要敌人”。克格勃一直处于同美国和整个西方永恒 交战的状态。 在勃列日涅夫身体还健康时，这一特点因他一直想使局势和缓、同西方保持正 常关系而未得到表露。当勃列日涅夫病人膏盲时，他松开了手中的缰绳，外交和军 事政策开始由3个人来决定，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 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和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 上他们三人甚至坐在一起，安德罗波夫位于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之间。 不管觉得多么奇怪，三人联合执政确实比勃列日涅夫一人执政时的情况糟糕。 自信的领导通常善于作出让步和妥协。可这三个人，每人都极力表现自己的毫不动 摇性、坚定性。他们使国家陷入了同外部世界的激烈对抗之中。 安德罗波夫对乌斯季诺夫特别亲切，用“你” 和小名米佳来称呼他。克格勃主 席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报告有助于乌斯季诺夫为军事生产部门争取更多的预算。 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总书记后，同西方的关系糟糕到了让人又谈起新的战 争威胁的地步…… 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以及对他俩亦步亦趋的葛罗米柯卷进了阿富汗这场冒 险行动。 据法林说，乌斯季诺夫允诺只用几个月就能把阿富汗制服，因为“阿富汗没有 能同我们抗衡的军事对手”。 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但却不信任总参谋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 加尔科夫元帅，称他是个“小拿破仑”。奥加尔科夫并不完全同意国防部长的意见， 他认为军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加列耶夫大将写道，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 会议上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这种行动注定会给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非常巨 大的麻烦。安德罗波夫打断元帅的话说：“我们有负责政策的人。您应该考虑军事 方面的问题，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布置给您的任务。” 出兵是从杀害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开始的。这是克格勃干的。 苏联军方认为，阿明是个完全可以打交道的人，但克格勃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 并插手了阿明同革命政府首任首脑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的争吵。 克格勃建议除掉阿明，并于1979年12月27日这样干了。基尔皮琴科中将对这一 行动作过描述，尽管该行动的所有参加者被建议忘记这一切，销毁有关行动计划的 全部文件。 首先从喀布尔撤走了对阿明有好感的苏联军事顾问。 驻阿富汗的克格勃代表、总军事顾问及内务部高级代表大约提前一周被告知计 划除掉阿明。未向大使和军事情报机关驻阿负责人透露任何风声。当战斗已打响时， 塔别耶夫大使要求基尔皮琴科作出解释：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后者说，到早晨他将 说清一切。 克格勃的特种部队在夜晚采取了行动，他们杀死了阿明的警卫（他们无法相信 攻击他们的是俄罗斯人）、偶然进到宫里的人、阿明一家及他本人。阿明的首级被 割下，并被当作物证送到莫斯科。 1979年12月31日，基尔皮琴科和克格勃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尤里·伊万诺维奇 ·德罗兹多夫向安德罗波夫报告行动取得成功。安德罗波夫允诺将对所有人予以嘉 奖。 安德罗波夫在阿富汗落入了自己部门布下的陷阱。他受到了诱惑，以为可以轻 而易举地解决问题：除掉阿明，把自己人卡尔迈勒弄到喀布尔，再把他扶植上台。 秘密行动因简单易行、代价小及隐秘而极具诱惑力，尽管后来表明一切并非如此， 但这毕竟是后来的事…… 听命于莫斯科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确实被扶植为阿富汗的首脑，也派驻了军 队。苏军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多年里进退维谷，有许多人因此丧命。 苏联出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已病得很重，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勃 列日涅夫没有生病，他多半不会允许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使国家卷 入阿富汗的这场风险。用瓦连京·法林的话来说，“所有事情都是背着总书记做的。” 更为准确地说，是总书记已丧失了清醒看待形势的能力。据法林讲，列昂尼德·伊 里奇“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缓和势头正日渐衰 落，就算他还想有所作为，他已无能为力”。 当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后，他命令进一步广泛开展无神论工作。由于入侵阿 富汗，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地位有了提高。1983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对部分 反动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采取思想隔离措施的决定》。但这已无济于事……是那些 派兵进驻阿富汗的人亲手推开了苏联各穆斯林民族，这直接助长了宗教意识的复兴 和对国家独立的渴望。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总书记 1982年1月25日，任中央书记达35年之久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 离开了人世。苏共中央主楼一门五层的2号办公室空出来了。这一层只有两个办公室， 一个是总书记的，另一个属于党内二号人物。大家都在等待，看谁能填补那个空缺。 人选很多。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勃列日涅夫挑选了安德罗波夫。第一次谈话是在 苏斯洛夫死后进行的，但不知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迟迟不作最后的决定。安德罗波夫 坐立不安，他认为这是契尔年科捣的鬼。 在1982年5月24日的中央全会上，还是他成为了中央书记。整个国家和世界都在 猜测，这位新书记会采取何种举措，会提出什么样的思路。但很少有人想到，在苏 共中央办公室里的是一个身患重病、在世时间已所剩无几的人。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回忆说，克格勃工作人员眼见着安德罗波夫一天天衰 弱下去。他不喜欢散步，变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人。在克格勃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 安德罗波夫考虑问题已失去了原有的敏捷。他阅读起来很吃力，要求他们大声读给 他听。 在克格勃的多年工作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瓦连京·法林写道：“生活在一个闭 塞、风气不正的空间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猜忌、疑心和 报复心理都在加重。 人们早已开始议论谁将是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在暗示，有 时则表现得较为明显。勃列日涅夫曾指着自己的坐椅，语重心长地对他所赏识的乌 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说：“这位子以 后就是你的了。” 但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情绪看来又有了变化。 瓦连京·法林写道：“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在和契尔年科谈话时说：‘科斯佳， 你准备着继承我的事业吧。’我猜当时可能还有别人也听到过他说这种话。各代朝 廷都玩这种游戏。但契尔年科显得对勃列日涅夫特别地忠诚，他不给人以任何理由 怀疑他有篡夺赢弱的总书记的宝座的念头。这可能起了主要作用。” 当勃列日涅夫从中央委员会挑选出安德罗波夫，让他当第二书记后，情况已很 明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继承人的机会最大。但他知道契尔年科和谢尔比 茨基事先得到过什么样的表态，因此他更加坐立不安。 安德罗波夫1982年在列宁诞辰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活着）给 人的印象是空话较其他人少，有几句出人意料的话，例如，“我们非常不了解我们 所生活的社会”。他得到的掌声比平时热烈。安德罗波夫吓坏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契尔年科坐在勃列日涅夫身旁，而安德罗波夫还隔着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坐在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身旁。安德罗波夫似乎曾向勃列日涅夫抱怨 说，契尔年科在排挤他，并且把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于是，勃列日涅夫吩咐 由安德罗波夫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里面包含着一些特殊的考虑。 勃列日涅夫向来害怕第二书记的地位得到加强，因为主持书记处工作并掌管着 苏共中央二号淡紫色印章的人，对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地方的党委书记们来说是 最重要的人物，这是由于第二书记负责这些人的任免，负责到国外出差和学习的派 遣工作，也就是说，他掌管着“县令们” 的“饭碗”。由于取决于能否得到二号人 物的垂青，因此党委书记们极力表现出对他的忠顺。 但勃列日涅夫并不害怕安德罗波夫。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秘密商定，由安德罗波夫出任 总书记。当时他68岁。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年龄，因为很少有人能 够在这样的年纪保持着开始一项新工作所必需的充沛精力和活力。 作家尤里。马尔科维奇·纳吉宾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了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总 书记这件事： “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俄罗斯文学界全体人士一直极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 一件事。但不知为什么渴望的心灵并没有因此变得明净。 “我们生活的这一新的时期似乎不大吸引人，甚至连一些虚幻的希望都没有带 给人们。这也难怪，就连苏联人通常对新上台的领导所怀有的那种信任也消失了， 没有听到一句赞美的话。大家等待的只有压制、涨价、贫困和镇压。没有任何人相 信，颠覆的列车能够重新回到轨道上。 “国家新领导人的举动显得忧郁而胆怯，不像是那种胸怀宽广的人。他恪守着 一个古老的训条：只能依靠镇压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 直到今天，关于安德罗波夫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活得更长会把国家引向何方的 争论仍没有停止。安德罗波夫的许多崇拜者相信，他会在不使国家受到破坏的情况 下进行一切必要的经济改革。也许他们所看到的仍是一个年轻、精力充沛的安德罗 波夫，一个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的安德罗波夫，可事实上，1982年领导着国家的是一 个假如不是政治局委员早就会被列为残疾人的人。 但是，他的疾病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即便是最高权力集团也没有想到他的健康 状况是多么糟糕。 他身患多种严重疾病，这迫使他几乎总得躺在医院里，接受各种痛苦的治疗。 按理他早就应该退休了，但在苏联的权力机关中，谁都不会这样做，因为只要你还 在台上，你就是个人，一旦你退休了，你就啥也不是了。 身体上的病痛击垮了他的精神。1982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疲惫不堪、很难 履行其职责的一个人。他还可以吃力地从桌旁站起，但行走时已需要两名警卫的搀 扶。他在总书记职位上总共只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就住进了医院，从此再没出来。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前莫斯科市党的领导人、被派到丹麦当大使 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曾给他写过一封私人信函：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西方对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所有人都在关注着， 看您如何开始领导国家。但西方通常看重的并不单单是政策，还有个人魅力。我可 以派一个优秀记者去，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个正派人。他会选个地方，在别 墅或您家里（不会在上班的地方）为您拍照，这种照片可以拿到全世界去发表。人 们将了解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德罗波夫破天荒地亲自回了封密码电报：“尼古拉，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 但我现在还不能采纳。可能以后……” 没能等到“以后”。 安德罗波夫把驻芬兰的情报站长派到驻丹麦的大使馆，这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 人。这个人来了，工作情况也作了通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叶戈雷切夫直截了当 地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派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的工作情况。” “你打算写些什么？” 情报站长笑着说：‘如果我打算写些坏话的话，我还会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吗？”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把一帮人笼络到自己周围，他想看看谁是对他有用的人， 但没来得及…… 体力不足和持续不断的病痛是搞改革的不利条件。况且，安德罗波夫没有准备 就绪的改革纲领，没有早已酝酿成熟的周密计划。而制定新的计划，不管怎么说， 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 再说，安德罗波夫又能为国家提出什么样的思路呢？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关于 秩序和纪律的一些幼稚的看法，当时为查处旷工者和游手好闲者而于工作时间在商 店、澡堂及电影院搞的大规模搜捕活动就能体现出这一点。 安德罗波夫曾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 瓦尔德纳泽说，在整顿秩序方面应该向斯大林学习……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有一次对安德罗波夫谈起军费开支大大，国家有困难 的事。安德罗波夫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们是有困难。但我们连社会主义制度 蕴藏的潜力的百分之一都还没有真正挖掘出来。道德败坏，不讲秩序，酗酒，偷盗， 这些事在我国很多。应该好好管管这些事，我相信你，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但情况已发展到灾难般的地步。在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总书记时，一些州已实 行食品凭票供应制度。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 科夫说，已不可能用老办法管理国家庞大的国民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 技术供应委员会和财政部已无法转动经济机制的飞轮。迫切需要改革…… 克留奇科夫在文章中写到安德罗波夫时说：“他认为自己惟有在经济领域是门 外汉，这看来是不无理由的，而且他对此也不讳言。” 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安德罗波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国内形势以及 这种形势对社会有何威胁。但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只要管好干部，整顿纪律，一 切就会走上正轨。他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现象反应强烈，但对关于阻碍经济发展及改 革停滞原因的讨论却漠不关心…… 他总在防备着激进变化和擅自的决定，惧怕新人。总的说来，他大概很难同周 围的世界沟通。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他是个病人，但谁又敢为他提供心理治疗呢？ 见过不止一位总书记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对安德罗波夫 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对安德罗波夫从未产生过崇敬之情，既不相信他有什么才能， 也不认为他有文化，有修养。当然，他非常聪明，比他的同行稍微多些学识。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安德罗波夫一步一步地接过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指挥 棒，是为了通过这场斗争表明自己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尤其是为了向可以对他 往朝思暮想的目标迈进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他所领导的部门不断 灌输反犹太主义，对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及其他许多人的宣传迫害也是由他领导 的。他在任时建立了无处不在的居民监视系统，在各个领域组成了一支人数难以计 算、拿报酬的秘密工作者大军。 我们首先应把苏联出兵阿富汗“归功于”他。他把探听到的帝国主义的意图加 以渲染，致使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穷兵黩武的军备竞赛。 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我内心无法信赖一个15年来一直干着卑鄙勾当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的人， 就算他确实设想过要在登上权力之巅后为人民谋福利。 “他没有作出任何杰出的贡献，除了整顿纪律和让报纸更多地开展批评外，没 有提出任何卓越的思想。把安德罗波夫看作改革家是荒唐的。他只是想通过一些组 织和行政措施来调整一下系统。这无济于事。只不过所有人都希望安德罗波夫能够 成为俄罗斯的拯救者……”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只要去办公室找他，看到他，你 就能感觉到他在忍受着痛苦。而他还一心忙着工作，同别人谈话，举行会谈或召开 会议……” 利加乔夫接着说：“在他去世前我见过他一次，是关于提拔我为中央书记的事， 他请我去医院见他。会见之后我一直有种恐惧的感觉，因为我都认不出他了。 “我进到病房，看到那儿坐着个人，穿着住院服，就是贴身穿的那种衬衣，还 是那种家常式的。又是滴瓶，又是床。我想这不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别的 什么人，马上会有人送我到安德罗波夫那儿。可后来我感觉出这个人就是他。 “他大概认为我这是因为激动的缘故。我们坐下后他说：‘来，说说你的情况， 你在忙些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明白，不能汇报得太长，因为他是个病人。我简明扼要地谈了谈工作，后 来又聊了大约10-15分钟，我们一边聊一边喝茶。他说：‘叶戈尔·库兹米奇，已 决定进一步提拔您。’ “我表示了感谢后就告辞了。当时是12月份，次年2月他离开了人世……” 尤里·安德罗波夫离不开代替肾脏工作的仪器。每做一次透析、洗血都要用数 小时的时间。这是一种非常痛苦、令人精疲力竭的疗法。 他的肾脏、肝和肺在逐渐坏死，不得不采用静脉点滴为他提供营养。警卫不得 不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照顾他，他成了“掌上明珠”。他只有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东 西，需要读书或阅读公文时，由值班警卫为他翻页。 在得了一次急性肾衰竭后，他的两只肾都停止了工作。 1984年2月9日，他告别了人世。 2月14日他被葬在红场。在追悼大会上致词的是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 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五章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年5月末的一天，我走进了《边防军人》杂志社，因为这家杂志，我已去了 好几次边防哨所。戴着绿色大沿帽的记者们看到我时略有些惊讶，他们一边接待我， 一边说着内部的一个新笑话：“我们现在不光是肃反工作者，而且还是费多尔丘克 工作者。” 《边防军人》杂志是苏联克格勃所辖边防军的政治部办的，在这里工作的都是 富有经验的上校和中校，但他们以前却没听说过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 克，只是当他突然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时才第一次听 说这个名字。 安德罗波夫有几位在小圈子里已相当有名的副手。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 布里科夫是其中之一，他被认为是安德罗波夫的右臂，想必他已被看作是最有希望 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继承人。 如果总书记不希望从肃反机关挑人的话，那么按理应该像谢罗夫之后那几年一 样再找一名政工干部到卢比扬卡任职，例如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和安德罗波夫都属 于外来的和尚。但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辅肃反人员会突然被任命到这一关键 职位上呢？莫斯科的官员们感到莫名其妙。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18年12月27日生于日托米尔州的一个农 民家庭。从7年制学校毕业后，他想成为一名记者。1934年，他被一家企业报纸录用， 后来他又在日托米尔和基辅两个州的几家地区报纸工作过。1938年他进了基辅军事 学校，从此再没有脱下过军装。军事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 赶上过哈勒欣河战役，同日本人打过仗。 后来他又接受过教育，读完了克格勃高等学校。 军事反间谍机关是国家安全机关在军队中的“一只从不眨巴的眼睛”。 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很少会落人军事反间谍人员的手中，他们通常是在莫斯科 落网，因为间谍在这里才有可能同自己的雇主接上头。分散在全国各地、驻扎在穷 乡僻壤的部队里是不会有间谍的。因此，反间谍人员监视的是秩序以及军官们上班 时和在家里的一举一动，好在生活区就在部队的旁边，这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便 利条件。 反间谍人员穿所在部队的制服，但除了少有的个别情况外，指挥军官和参谋军 官一般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谁会喜欢检查员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呢？ 在区和市里，通常只有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情报官员知道谁是克格勃分处的工作 人员。可在军队里，谁是指挥军官，谁是参谋，谁是特务，大家一清二楚。 区或市一级的克格动工作人员即使有强烈的愿望，也不可能注意到自己所在区 的每一位居民。但特务就不同了，他们所“照管” 的人少，因此，他们完全可以扰 乱自己部队里任何一位战士或军官的生活。 在军事反间谍机关供职使该机关的军官们具备了一种明显的特征：他们对战友 们把自己看作毒蛇并且不喜欢自己习以为常。 此外，严格的军旅生活习惯及卫戍部队中的单纯风气使特务们无法具备其他情 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作派。那些工作人员学过如何与人打交道，怎样博得别 人的好感，怎样微笑和讲笑话。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军官都反感特别处的 人。 军事情报人员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少将向我叙述了一件事： “战争刚一结束我就被派到奥地利工作，我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的间谍。 他在西德情报机关工作，提供过关于当时正在组建的西德国防军的重要情报。我付 给他很高的酬劳。每次会面结束时，我们好像都吻别。没想到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 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请我去一趟，当时他是我们在奥地利的占领军军事反间 谍部门的副手。 “费多尔丘克对我说：‘你要立即摆脱这名间谍。他是个少有的混蛋，每次同 你见面后，他都向自己的德国上司作详细报告，他自己还添油加醋。’ “原来，我的这名间谍的上司已被‘邻居’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招募，所以 他们了解到，‘我的人’事实上是个双重间谍。就这样，费多尔丘克帮我摆脱了大 麻烦……”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的仕途一直一帆风顺，但只是在同另外一名职业反间谍 人员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交上朋友后才开始飞黄腾达。 齐涅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势力强大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中的 一员。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战前就是从这里发迹的。后来，他把在这里同他一块 工作过的人一个个安排到党和政府的关键职位上。 齐涅夫1907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获得这所 学院毕业证的还有后来的政府总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政府副总 理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奥尔基·谢尔盖耶 维奇·帕夫洛夫和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而同勃列日涅夫一 道毕业于相邻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冶金学院的格奥尔基·埃马努伊洛维奇·楚 卡诺夫后来成为他的助手。所有这些人都对勃列日涅夫忠心耿耿，是他的可靠的班 子。 和勃列日涅夫一样，齐涅夫从学院毕业后在工厂工作没多久就被调去搞党务工 作，负责领导一个处，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是列 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1941年两人都上了前线。齐涅夫被任命为一个炮兵团的政委，后来成为加里宁 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从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工作，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当时也在这里工作。 齐涅夫上过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但他没有留在军队里。当1953年内务部开始清 洗贝利亚的干部时，他从党的政治工作岗位上被调至国家安全机关。 勃列日涅夫当上中央第一书记后，齐涅夫负责领导克格勃第三局军事反间 谍机关的工作，但他同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关 系不好。谢米恰斯内生性自负，而且属于强大的“共青团干部”集团，该集团的人 不大喜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对我说： “齐涅夫有几个好朋友，比如说克格勃党委书记和主管克格勃的党中央行政机 关部长。维克托·伊万诺维奇·阿利金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人。 他是第七局的局长，负责跟踪和外交使团的警卫工作。阿利金对我没有赋予他头等 重要地位耿耿于怀，他一心想证明反间谍工作应从跟踪开始。 “阿利金来跟我说这个，我训了他一顿。于是他到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 我说：‘我不想听这个，但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死气白赖地要求。’于是我在一片 掌声中以说笑的形式把他的缺点都给抖落出来了。他非常自负，但在自视甚高的同 时又没什么本事。后来他当上了极其重要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局长，要是我的话， 任何时候都不会委他以那样的重任，我了解他的水平和能力。” 齐涅夫是第三局的负责人，但不是克格勃领导班子的成员，于是他的亲信有一 次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谢米恰斯内说：“我的办公室有直通所有会议厅的线路。如果是业务性质的会 议，我会接通线路，听听会上说些什么。突然我听到齐涅夫的部下，其中包括费多 尔丘克，说第三局局长理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 “顺便提一句，我与费多尔丘克的关系不太好。他当时是驻德国军队集群中的 军事反间谍部门负责人。我到他那检查过工作，并非尽如人意。后来他儿子，一个 20来岁的小伙子用他名下的那把枪自杀了，曾进行过调查……次日早上我一来就把 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你们的会议议题是我批准的，难道那上面列有委员会的 结构改革问题吗？或者说有关于克格勃领导班子补充成员的问题吗？难道这是由你 们开会来决定的吗？如果你们没什么可讨论的话，那就把内容给压缩一下散会。至 于谁能成为领导班子成员，请让我来决定……”’ 3天后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温金给克格勃主席打来 电话：“你们开了个会，您在会上有点粗暴、严厉地……” 谢米恰斯内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相反，你倒该管管齐涅 夫和其他一些人。谁能进入克格勃领导班子，这是我和你负责的问题，不是齐涅夫， 他算老几？” 就在这一天，齐涅夫来找谢米恰斯内，对所发生的事请求原谅，并信誓旦旦地 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谢米恰斯内不听他的辩解，说：“你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 是你召集的会议，是你的部下提出来的。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问题？” 谢米恰斯内试图摆脱齐涅夫，于是建议他去当克格勃高等学校的校长。齐涅夫 顺从地同意了。 两天后，勃列日涅夫给谢米恰斯内打来电话： “沃洛佳，你为什么要把齐涅夫撵走？” “我怎么会撵他走呢？我是调他去自管一摊。他是不是到您那里告状去了？” 不，他偶然……” “怎么能说是偶然呢，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在您那里呆了3个小时。” “你怎么知道的？”勃列日涅夫火冒三丈。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个严肃的人，您也知道我没有监视您。在给您打电 话之前，我曾向您的接待室打听您那里有没有客人。如果您办公室里坐着个外国人 或不方便我们谈话的人，我是不会打电话的。我问了3个小时，我得到的回答一直是： 齐涅夫将军在列昂尼德·伊里奇那里……这就是说，他在我面前表示同意，却又跑 到您那儿告状。既然这样，我怎么和他共事……” 谢米恰斯内未能摆脱齐涅夫。不过，他把克格勃里另外一个勃列日涅夫的人- -战后在摩尔达维亚结识勃列日涅夫的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打发到了远离 莫斯科的地方，到阿塞拜疆当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此前不久曾任阿塞拜疆 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茨维贡很高兴能得到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工作，他去了巴库。 齐涅夫常常出人于勃列日涅夫的家门，是这个家庭的朋友。正如谢米恰斯内所 说，“我和谢列平的关系没有齐涅夫和勃列日涅夫那么亲密。”勃列日涅夫在一次 出国访问之后打电话给谢米恰斯内： “我想请您和萨沙（谢列平译者注）带夫人来吃午饭。” “只要您请客，我们就不会拒绝。” “那好，我现在就和谢列平说。” 晚上，勃列日涅夫又一次打来电话： “如果齐涅夫也在座，您不会介意吧？” “您是主人。” “你看，他是你的部下，萨沙也当过他的上级”，勃列日涅夫犹豫着说，“也 许不太合适……”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主人！” 谢米恰斯内回忆说：“当我们到勃列日涅夫家时，齐涅夫已先到了。我和谢列 平都是头一次到第一书记家吃饭，很当一回事，都穿得一本正经。而齐涅夫表现得 很自如。加利娅刚一开始讲笑话，他就接下茬……而且还是那种色情笑话。”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格奥尔基·齐涅夫和谢苗·茨维贡 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取而代之后，勃列日涅夫马上建议安德罗波夫把茨维 贡从阿塞拜疆调回，于是谢苗·库兹米奇被任命为克格勃副主席。 军事反间谍机关被改组成一个总局，齐涅夫成为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后来又 当上了副主席，并最终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能看出他同总 书记的关系到底有多么亲密：每当勃列日涅夫离开莫斯科，或回到首都，在送行和 迎接的人员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外，肯定会有克格勃副主席齐 涅夫的名字。 他们通常是3人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罗波夫、作为第一副主席的茨维贡和 齐涅夫一同前往政府的伏努科沃机场。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说，茨维贡和齐涅夫 经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他俩怀有特殊的好感”。 1950-1952年列昂尼德·伊里奇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而茨维贡 在该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到莫斯科后茨维贡醉心于文学创作。他的妻子茨维贡 娜写散文，于是他也开始了写作，用的笔名是小第聂伯罗夫。他的书总能立刻得到 出版发行，并会被迅速搬上银幕，拍成大型故事片。所有作品都是游击队题材。被 茨维贡视作自己的化身的主人公总是由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扮演。茨维贡还曾 担任过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总军事顾问。 谢米恰斯内曾就此尖刻地说： “如果这是发生在我当主席的时候，我就会把茨维贡叫来，对他说：‘你干得 不错，你去作家协会吧！’我为什么要一个会写书的第一副主席呢？我不会同意用 故事片的顾问这种头衔来称呼他们。这可以让经验丰富的业务干部去做，他们会提 出有用的建议，而副主席应该工作……” 茨维贡和齐涅夫总是形影不离地陪着安德罗波夫。当然，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围 着安德罗波夫转，他们是勃列日涅夫的奸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他的 每一声叹息，列昂尼德·伊里奇都一清二楚…… 谢米恰斯内对我说：“要是我就会郑重其事地提出：或者您把这两个人弄走， 或者我走。” 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勃列日涅夫提出这种问题，他没表态，听任他的两个副手向 勃列日涅夫汇报克格勃所发生的一切。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在乌克兰的使命 费多尔丘克在1970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克格勃主席之前一直在第三总局工作。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我认为派他去乌克兰是为了让他撵走谢列斯特。 这是一项主要任务，是为了给谢尔比茨基腾出位子。我尊重谢尔比茨基，他总体的 文化修养比谢列斯特高，但他的提升也是得益于他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赫鲁晓夫当政时，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他甚 至连外貌都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但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人，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又一个出身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 斯克的人。1961年谢尔比茨基成为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但谢列斯特把他从 这一职务上撤下来，并把他打发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后，又让谢尔比茨基回到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 位上，而且还让他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然后又把他弄进了政治局。按职务来说，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我知道乌克兰原先的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 托维奇·尼基琴科是怎么被劝说离开基辅的。他是一个非常能干又懂道理的人，之 前是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邮电和运输部的负责人。” 尼基琴科是在谢罗夫在台上时当上乌克兰首任克格勃主席的，他于1954年获得 将军军衔，后来进入了苏联克格勃领导班子。 谢米恰斯内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本人亲自出面劝他，当时勃列日涅夫路过基辅去欧洲什么地方。 到基辅时，同往常一样，乌克兰政治局全体成员前往迎接总书记。但勃列日涅夫把 所有人晾在一边，同尼基琴科在月台上散了20分钟的步，劝他调到莫斯科。 “尼基琴科断然拒绝。他不想离开乌克兰，他在乌克兰很有威望，而提供给他 的职位是克格勃高等学校校长。但勃列日涅夫说服了他，费多尔丘克也即刻到基辅 走马上任。谢列斯特对费多尔丘克的到来并不高兴，但他无能为力。 “谢尔比茨基很快就取代谢列斯特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为了装门 面，谢列斯特起先被调到莫斯科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但总共只干了1年，然后就 被解除了所有高级职务 费多尔丘克被调到基辅两年后，整个乌克兰掀起了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 其中有许多人在改革开始后成为著名的文化活动家和乌克兰议会的代表。 事情起因于一名来自比利时的游客被扣押，这个人被称作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 织的特使。他企图把一些乌克兰语刊物带人国内，总的说来，这些刊物是完全元害 的。 据当时的一名被捕者称：“当局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势头感到害怕。他们明白， 在1972年再搞30年代那种大规模镇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采取了70年代所能允许的 最大规模的行动。逮捕的浪潮波及了一大批人。由于1972年的逮捕，乌克兰的民族 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这同军事行动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同时对所 有人进行搜查。随着有着一张典型的讨伐者面孔的费多尔丘克将军的出现，这场行 动不能说完全出人意料 也当过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描述了1974年 他在基辅同谢尔比茨基会面时的情景。这位将军认为，谢尔比茨基的特点是总能找 到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人正派。当谈起当时敏感的一个话题犹太人出国 问题时，谢尔比茨基问博布科夫：“为什么您要加以阻挠？” 博布科夫吃惊地回答说，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主要是乌克兰在阻挠犹太人出 国。尽管谢尔比茨基个人持这种观点，但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厅的人仍认为， 如果允许犹太人出国，“我们就等于为敌人开辟了传递秘密情报的渠道”。 博布科夫写道，在他同谢尔比茨基谈话过后没多久，“乌克兰克格勃向莫斯科 递交一份报告，建议严格限制犹太人离开苏联。谈话时也在场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 费多尔丘克显然在遵循着莫斯科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于那些热衷于保护军事秘密 却不重视日益加剧的国内民族冲突的人”。博布科夫指的是齐涅夫将军。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找到间谍才能休假 费多尔丘克在乌克兰工作了近12年，很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安德罗波夫迟迟 不申请授予费多尔丘克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便提醒他说，是时候了，该让费多尔 丘克成为上将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此前已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齐涅夫。齐涅夫对待朋友非 常友善，但在工作上却从不讲情面。 据说，有一次齐涅夫同某个人一道乘电梯，他觉得这名工作人员身上有股酒味， 便下令开除他。就工作成绩来说，这名军官是数得着的好手。虽说他的上司千方百 计地想保住这位优秀员工，但他还是被开除了。 尽管如此，军事反间谍机关也从来称不上是美德的典范。在克格勃监察局工作 的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对我说； “对我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简直就像神话里的英雄，非常受人尊敬。他大大地 提高了克格勃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此人们非常尊敬他，不过他的形象常常被神化， 被美化。 “我们监察局局长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回来常常是一脸的不满。安德罗波夫同样 会把许多问题束之高阁。他不希望争吵，有时回避一些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尤其是 在大力整顿军事反间谍机关的风气这一问题上。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军事反间谍机关人员的清理工作。当时该 部门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风气盛极一时，有时为了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不惜断送别 人的命运。还有过这种情况：特工人员被告知，要是不弄出个间谍案来，就别去休 假……或者对他们说，完不成5项预防工作，就得不到表扬。 “当然，人们只好把力气用到笔头上，凭空捏造一些东西。监察局在远东军区 特别处发现这样一件事：处长和一名高级侦缉人员杜撰出一个间谍团伙，写好窃听 内容，然后开始制造录音带，角色是他们自己客串的。一人扮演被招募的间谍，另 一人扮演外国间谍。甚至没有人去比较声音！而且还为此立了案，一个无辜者被追 究了刑事责任。 “当时进行了大量的重新审理这类案件的工作。向许多军官道了歉。但是，如 果总参谋部一个很有前途的军官被开除，哪里都找不着工作，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而领导反间谍局工作的是齐涅夫将军……” “这是他发起的吗？” 我问伊万年科。 “您发现没有，我在克格勃工作时属于同齐涅夫一派不和的另外一派。我对他 的看法都是反面的。” “克格勃内部有多少个派别？” “有3个大的，还有一些小的。每一位克格勃副主席都想往上爬，都在安插忠实 于自己、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所有派别彼此都不和。” “安德罗波夫知道这一点吗？” “当然，他不仅知道，而且还听之任之。他是特意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有不 和的派别！这有助于他逼迫他们竞争，更好地控制局面……”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安德罗波夫害怕费多尔丘克 1982年5月24日，安德罗波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同克格勃领导成员告别之后他搬 到了老广场。过了几天，报纸出现一则简短的消息，说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 多尔丘克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替安德罗波夫。 费多尔丘克本人在报纸上的一篇访谈录中谈到了当时的情景： “谢尔比茨基打电话给我，只说了一句：‘不要离开电话。’一会儿电话又响 了，是勃列日涅夫打来的。他建议我接替去了中央的安德罗波夫当克格勃主席。我 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我行吗？’勃列日涅夫一个劲儿地说：‘你行，明天我派 架飞机去接你。’就这样，第二天我几乎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了莫斯科。又 过了一天，我已坐在了安德罗波夫的位置上。” 离开卢比扬卡的安德罗波夫本希望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能坐进 自己的办公室。但安德罗波夫一向谨小慎微，他不希望总书记认为他好像想安插自 己人，于是在同勃列日涅夫谈话时没有推举候选人。而且，当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 地问他想提谁时，他避而不答，只是说：“这是总书记考虑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推荐了费多尔丘克。安德罗波夫非常清楚，这是齐涅夫的主意。乌 克兰克格勃主席并不是安德罗波夫喜欢的人，但他不仅不敢反对，而且连怀疑都没 敢表示，反到表示支持。费多尔丘克得到了任命。这一任命对安德罗波夫来说是令 人不快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当我问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他的继任者工作得怎样时，他不太情愿地回 答说：‘你知道吗，只有当他给我打电话时，我才同他谈话。但他很少给我打电话。 据说，他对我当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的一些改组表示怀疑。总的说来，他表现 出了自主性，不过据有人向我反映，他非常重视乌克兰领导人的话。但我没有过问。’ “这可以理解，因为克格勃主席有事都是直接找总书记，况且，费多尔丘克又 是勃列日涅夫本人钦定的。” 也许安德罗波夫过于多疑，但看来他认为他有理由提防自己的继承人。 前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写道：“搬进原先苏斯洛夫的办 公室后，有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一直避免在办公室，尤其是在靠近电话的地方进行 会提及人名的谈话。 “他曾在私下里谈话时解释过原因：随着克格勃主席的更换，政府通信局也进 了些新人。看来，对该部门具有的秘密采集情报的能力，安德罗波夫还是有所了解 的。” 在勃列日涅夫临终前，乌克兰的书记谢尔比茨基更加频繁地光顾莫斯科。他经 常同苏联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通电话和会面。有人向安德罗波夫报告了这一点。 在机关里，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器重谢尔比茨基，一直在提拔他。谢尔比茨基 会认真对待总书记的话。而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知道，在组织和人 事工作方面，许多东西都取决于克格勃。 费多尔丘克在卢比扬卡总共只工作了7个月，但他已给自己的新部下造成了许多 不快。安德罗波夫所尊重和支持的情报机关对他尤其感到不满。流传着一些关于费 多尔丘克的极其荒唐的故事，说他要求工作人员穿军装，从合理性上讲，这对克格 勃的一些局来说是行不通的。据说他亲自检查自己的副手和局长们有没有上班迟到， 并准备谁迟到就开除谁，哪怕只迟到一分钟……即便这些都是笑话，不是真事，也 说明他的名声不怎么样。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说： “费多尔丘克是一个诚实、严肃和循规蹈矩的人。但他对于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的认识是战前那些年里形成的，而且他所了解的主要是军事反间谍机关。在领导乌 克兰克格勃的12年里，他一直在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作斗争。他不了解情报机关， 对其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盲目地相信纸上所写的东西……” 当又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叛逃到西方之后，费多尔丘克对情报机关的领导人说， 他们的部下不一定非要懂外语，同间谍见面时可以带着翻译，这样做更加可靠，因 为两个人在一块儿是没法逃跑的，他们将互相牵制。主席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我 本人在奥地利工作时，每次邀请奥籍间谍谈话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 费多尔丘克给中央的报告也表明，他是一个不大聪明的人。当然，报告是他的 部下写的，但他在上面签了字，况且也是他下令起草这样一类文件： “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情报，近来经常发现一些苏联观众在参加文化 和艺术领域的各种国际活动时有不良的表现。 “今年7月9日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举行了隆重的第七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 比赛的闭幕式。在给优胜者颁奖时，大多数观众对分数明显打得过高的一些外国演 唱者，尤其是对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歌手，公开表露出一种示威般的倾向，用经久不 息的掌声欢迎他们，有时让人觉得是存心的。但在给名次更高的苏联歌手颁奖时， 欢迎的气氛却并不比通常热烈…… “苏联文艺活动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登记结婚的事例越来越多。同西方国家 的公民结婚的有诗人叶夫图申科、电影剧作家什列皮亚诺夫、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 员马克萨科夫、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孔恰洛夫斯基、女电影演员布尔加科娃和科 列涅娃、钢琴家加夫里洛夫以及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斯帕斯基等人……结婚后离开 祖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走上了与苏联为敌的道路。 “与外国人保持家庭关系，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西方生活方式的流行，从 另一方面来说，也存在着不利的消息走漏到国外的隐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将军摘下白手套 刚一当上总书记，安德罗波夫马上召见费多尔丘克，对他说，需要加强内务部 的工作，他将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如果不是因为不想同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冲 突，安德罗波夫也许就彻底抛弃这个表现如此不好和不恭的人了。况且，安德罗波 夫早就在等待机会摆脱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倚仗同勃列日涅夫的老交情， 晓洛科夫表现得独立不羁，同克格勃分庭抗礼。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原谅别人对他的 欺负的。 安德罗波夫在与费多尔丘克谈话时把苦药丸包上了一层糖衣：“我们将授予你 大将军衔，可见我们不会让你受到任何损失。” 晓洛科夫在同一天给安德罗波夫打来电话。他的电话马上被接通了。安德罗波 夫说，晓洛科夫将调往国防部监察长小组。该小组是为那些不为其提供任何职务但 又不想使其感到委屈的元帅和大将设立的。这些人拿着高工资，一切待遇、汽车、 8馆、在国防部的办公室都保留。该小组被称作“天堂”小组。 1982年12月18日，《真理报》报道了关于任命费多尔丘克为内务部长，解除其 克格勃主席职务的消息。同一天还发布了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 费多尔丘克本人曾希望克格勃能把内务部纳人自己的监视之下。前内务部长晓 洛科夫不允许这样做。现在晓洛科夫下台了，安德罗波夫吩咐像监视军队那样监视 内务部。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回忆说： “起初这项工作只是偶尔搞一下。如果收到关于内务部某个人的举报材料，就 要核实一下。看来这是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部长之间所进行的那场上层斗争的反 映。 “民警机关每天都要挖掘一些‘脏东西’，再把这些东西粘到什么人的身上。 再没有比这更肮脏的工作了。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发布了一个指示：全面开始工作。 “克格勃第三总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地方上成立了小组，任务是搞好内 务机关内的反间谍工作。当然，这项工作并没有在内务机关里大张旗鼓地进行。曾 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警机关中查找间谍，但一个也未找到。这是一场反腐败、反对同 犯罪势力相勾结的斗争，同时也反映了部门之间的矛盾、竞争以及争权夺势……” 1991年，当时总统的一位宠臣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成为内务部长。 他曾一度废除了这套做法，但后来又逐渐走上了老路…… 在地方，各市和州的国家安全局同民警机关开展了合作。 维克托·伊万年科说： “当我被任命为克格勃秋明局副局长后，我着手打击犯罪现象。这是因为我们 的人手有富余。当然，本可以汇报有关流放犯人、防止紧急情况、招募外国人或把 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州等方面的工作，但我希望干些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发现 了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我们先从录像放映行业着手，发现了一些放映淫秽电影 的地下录像放映厅，最后追查出一个控制着秋明州南部并在包括护法机关在内的权 力机关中有内线的恶霸团伙。 “我们向莫斯科写了材料，报告发现了犯罪团伙。可新上任的克格勃主席费多 尔丘克回答我们说，苏联不存在有组织犯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民警局一道采 取了行动，总共逮捕了大约100人。费多尔丘克被赶出克格勃后，我们把结果作了汇 报，得到了表彰……”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被指责在内务部工作期间赶走了许多有价 值的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些即便当时也显得荒唐的命令，例如《关于经济附属物的 命令》，禁止购买汽车和园地。费多尔丘克只有一点值得尊敬，即他本人不是个以 权谋私的人。 他要求人们早早到部里上班，认为星期六也是工作日，如果有谁星期日来部里 上班，他是不会反对的。 费多尔丘克是如何让自己的部下习惯新的作息制度的呢？弗拉基米尔·菲利波 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向我讲述了他的做法： 早上，值班人员告诉某位总局局长：“部长问起过您。”“什么时候？”“7点 30分。” 这位中将不到8点就到部里了，算是提前来的。没曾想费多尔丘克7点半就来问 了……第二天，为了以防万一，将军比平时又提前了一些，7点30分整，部长给他打 来了电话。他这才明白，他应该从这一时间开始一天的工作。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费多尔丘克受到的最大指责是随意开除干部。他在一次 小范围的常务会议上说，内务部滋生了大量的腐烂东西，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肃反传 统，把所有这一切彻底清除出去…，， 人们列举的数字各不相同，但在费多尔丘克任职期间内务机关开除了大约10万 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当然，一部分人被开除是有理由的。但也不会多到这种 程度！后来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不得不承认许多人被开除是不合理的，于是又恢复 了他们的公职。就拿伊尔库茨克州来说，市里和区里的28位处长一下子被撸掉了25 个。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想整顿秩序……” 费多尔丘克到内务部时带过来一批克格勃军官，他把这些人安排到了不同的职 位上。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其实转到内务部的克格勃干部并没有多少，到中央机关 的不超过150人。过来的人都不尽相同，有的人习惯新的工作，有的人不习惯。国家 安全机关的工作比内务部的工作更加文明。克格勃工作人员离在押犯、无业游民、 街头犯罪分子、醉鬼等各类渣滓较远一些……因此一般都说克格勃工作人员是戴着 白手套工作，而内务部承担的是清洁工的职能。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脱下白 手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在反间谍机关工作了17年之后也 被调至民警部门，在莫斯科领导着一个局，负责打击偷盗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 行为。他在其所著的《一名失宠将军的证词》一书中回忆说： “在该局的3年工作使我大开了眼界。不管怎么说，反间谍机关的工作有点游离 于社会和人的生活之外。但在真真切切地接触国家的经济工作和经济犯罪之后，我 有了一个发现：那些好像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做的事情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不 法行为出自党的机构。” 后来成为俄罗斯内务部长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叶林曾在报纸上的一篇访 谈录中谈起费多尔丘克时期。他不高兴地说，当时中央机关的人全被撤职了，开始 邀请地方上的人到中央工作。叶林也被调至首都。据他自己说，“当时厌烦透了这 份工作，非常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特鲁申曾当过费多尔丘克的第一副手。他对费多尔丘克 的回忆最为恶劣，他在接受《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采访时说： “我非常反感他的作风和工作方法。费多尔丘克在任期间，内务部怀疑、进谗 言和告密之风盛行。你还没说什么，就已弄得满城风雨。 “费多尔丘克甚至对我，他的第一副手进行过检查，级别更低的工作人员就更 不用说了。他是个极其冷酷、睚眦必报的人。有一次，一辆汽车没给他让路。原来， 开车的是民警局的一名军官，一个交通警察。看起来是桩小事，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费多尔丘克查出了这名警察并把他开除了。他就这样毁了一个人的生活。” 据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回忆，少数人反对过新部长。刑事调查局 局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希洛夫就是敢这样做的人之一。丘尔巴诺夫说：“与内 务部许多工作人员不同的是，希洛夫从来不觉得难为情，也不害怕费多尔丘克，敢 于说出自己对他的工作的看法，他因此而付出了代价。费多尔丘克解除了他的职务， 将他调任莫斯科州内务局局长。” 丘尔巴诺夫还写道：“晓洛科夫当部长时，内务部机关里几乎从未有过告密这 种事，但在费多尔丘克当部长后，就有了这种现象。他到我们这里后，内务部机关 里大家彼此不睦，都以一种不加掩饰的怀疑眼神看着对方。竟有人供应匿名信！也 就是说，有些人根据新部长的指示写匿名信，告不合乎部长心意的人。被告的都是 些什么人呢？都是头脑清醒的军官和将军，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自己的立 场。费多尔丘克把他们都给收拾了……在遭受费多尔丘克迫害的人中，有些人未能 坚持住，得了梗塞或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无法忍受耻辱和‘贬黜’的命 运。” 内务部的领导工作并不要求具有特别高深的学问。但据丘尔巴诺夫说，费多尔 丘克有时让人觉得非常难堪：“我记得，有一次为某个外国代表团举行一个不大的 晚宴，在座的也就6-8个人，可是费多尔丘克竟然照着讲稿宣读祝酒词。” 不过，丘尔巴诺夫这样说也许是因为心有怨恨。 费多尔丘克一到内务部，就剥夺了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所掌管的人事大权， 把这一工作交给了从克格勃调过来的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列热佩科夫。费多尔 丘克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已去世的总书记的这位女婿。丘尔巴诺夫曾去找契尔年科的 助手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普里贝特科夫告状：“费多尔丘克欺人太甚……，就 知道找茬……没有任何能力！你对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说，我一点错都没有…… 这个费多尔丘克有狼子野心！到部里没几天，就让我靠边站……”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丘尔巴诺夫被开除出内务部，后来还被送上了法庭。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鱼宴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在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任中央第二书记。费 多尔丘克被认为是他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的间接肇事人。契尔年科的助手维克托·普 里贝特科夫描述了这件事。 那是1983年夏天，契尔年科去克里米亚疗养。到疗养院休假的内务部长维塔利 ·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住在他旁边。部长的一大爱好是钓竹荚鱼然后亲自熏 制。他把自己做的熏鱼送去请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品尝。 普里贝特科夫写道：“这次造访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费多尔丘克和契尔年科彼 此早就认识。竹荚鱼做得非常棒，新鲜肥美，稍微带点咸味，配着煮熟的土豆吃特 别可口。全家都享用了黑海的这一美味。夜里，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出了问题， 腹痛，呕吐，严重的食物中毒。情况极其危险，他被紧急送到了莫斯科。家里其他 人都好端端的，唯独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康复病房。” 恰佐夫院士在其《健康与权力》一书中写道：“不幸的是，鱼不太新鲜。契尔 年科得了极其严重的毒物传染症，并伴有心脏和肺功能的衰竭。赶到克里米亚的我 国高级专家因情况危急不得不把他紧急转往莫斯科。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我、看 护他的肺病学家丘恰林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专家都害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这件事让人觉得奇怪，因为供给政治局委员的所有食物全部按照条例的严格规 定经过认真检查。克格勃第九局有一个专门的实验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是 因为断定前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不会下毒就没有照规定办事？抑或多半是因为契 尔年科不太走运，吃到了最不卫生的一块，加之他又是个身体非常不好的人……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想到了最可怕的事 有人想除掉契尔年科。他说：“戈尔巴乔夫刚一登上梦寐以求的位子，就解除了费 多尔丘克的职务，把他赶出了政坛。好像有人竭力想藏起主要证人……” 可事实上费多尔丘克并没有被藏起来，而且整件事与另外一个神话茨维贡 之死相似。 费多尔丘克在内务部只工作了3年多点时间。当戈尔巴乔夫腾出手来过问内务部 时，他撤换了部长。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1986年1月23日，戈 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突然提出撤换费多尔丘克的问题。理由是：他工作不力，提供的 情报少，总之，应该加强内务部的领导班子。 后来过了很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沃罗特尼科夫说起费多尔丘克扮演 过的不光采角色收集黑材料整他，即戈尔巴乔夫。 解除费多尔丘克职务的提议在政治局获得通过。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 “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乏味和平庸的人，头脑也不甚发达。我不明白他为什 么会飞黄腾达，不过我猜得出来。后来他很快销声匿迹了……” 两天后，《真理报》报道了费多尔丘克被解除部长职务的消息。作为一名大将， 他被收人苏联国防部监察长小组。1991年该小组停止了存在。 解职使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受到沉重打击。他得了严重的中风，两个星期不 省人事，健康一直没有得到完全恢复。他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早早就过世了，他 在孤独中生活着。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六章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67年夏天，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 切布里科夫被出人意料地召到莫斯科，事先未作任何说明。负责人事问题的中央书 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愉快地领着这位惊魂不定的书记去见勃列日涅 夫。勃列日涅夫看过切布里科夫的履历表，对他很觉满意，不管怎么说是来自第聂 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勃列日涅夫提了几个关于州里工作的问题后对他说：“我 们把尤里派去了克格勃，需要找几个人帮他，同时加强机关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给安德罗波夫挑选班子。 部长会议于7月21日作出决定，批准切布里科夫为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3天后 被克格勃的一纸命令任命为人事局局长。从表面上看，他的新职不是很高，仅仅是 主管某一部门的局长。但事实上，克格勃的人事主管是个关键的职位。难怪勃列日 涅夫想亲自相一相他。同时还有几名来自不同州的职务不同的党务干部被派到克格 勃工作，但他们中间只有切布里科夫一人攀上了奥林匹斯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人事主管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23年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 工人家庭，上过著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高 级干部的熔炉。 战争爆发后，切布里科夫上了前线，是名列兵。后来从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 成为迫击炮排排长。后来他还当过连长、营参谋长、副营长和营长。他曾在西南、 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斯捷普诺伊及乌克兰第一和第四等方面军作战。他的战争 生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束的，当时他是名少校。他受了伤，是震伤，还挨了冻。 他是1944年入的党。 1946年复员后，他回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1950年毕业后他到 一家冶金厂工作。但一年后即被派去从事党务工作，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列宁 区党委工业处处长。他从处长职位升为区委书记，然后是区委第一书记。 1955年他被调到市里最大的冶金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当党委书记。 然后又成为中央派驻该厂的党组负责人。 1958年，切布里科夫当选为市委第二书记。他在党的官阶上循序渐进，一级一 级地攀登着：从市委调到州委，当名处长，后来又返回市委，已升至第一书记。再 次得到提升后，他就成了州委书记。到1967年他已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 二书记。这是职业的党务工作者所要经历的一条标准的仕途。 切布里科夫是个不苟言笑、意志坚定、善于完成任务的人，一向严格地照章办 事。他非常关心为本州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据说，是切布里科夫使足球天才瓦列里 ·洛巴诺夫斯基成为第聂伯队的灵魂人物，为他从事足球事业开辟了道路。 切布里科夫原先的警卫对《议会报》说：“他是个有军人习气的态度生硬的人， 是个严厉的长官。对他来说，任何问题，任何感伤都不值一提，他的眼里只有工作， 只有规章制度。” 与他打交道未必能让部下感到愉快。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回忆说：“切布里科夫是个乏味的人，你不可能从他那 里听到任何新鲜的话语。他主持的会议让人感到枯燥无聊，每次从他办公室出来都 觉得一无所获……” 然而这位人事主管很得上级的欢心。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凭借着自己的可靠与尽责赢得了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切 布里科夫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被看作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但他全身心地忠 实于安德罗波夫。他不觊觎领袖地位，没有瞄着主席的交椅，也不耍阴谋诡计。 其他两位副主席茨维贡和齐涅夫都同总书记有着直接的联系，给安德罗波 夫制造了许多麻烦。克格勃的另一显赫人物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本身个 性极强，只有切布里科夫没让安德罗波夫有任何威胁的感觉。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很看重这一点，给他以充分的信任，一有机会马上把他 提拔为副主席。1971年，切布里科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198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 党内享有崇高地位是主席身份的标志。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在任克格勃副主席时，切布里科夫负责制定工 作方法和领导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为满足克格勃的需要建立 起一个强大的业务和技术辅助复合体。 切布里科夫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是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无论勋章，还是奖 金，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都是根据秘密指示获得的。为什么？他从未回答过这一 问题。知情者说，这两项荣誉都是因为他在建设以备战争之用的地下国家指挥所方 面所做的贡献而授予他的。 至于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被公开的文件本身已说明了问题。在此只举一个例子： 1972年，克格勃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向中央报告，在生物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伊 万·安东诺维奇·叶夫列莫夫（据悉，他一直受到监视）去世一个月后，苏联克格 勃工作人员对其寓所进行了13个小时的搜查，“以查找可能有反苏内容的读物”， 收获不大。 据切布里科夫说，克格勃工作人员没收了一封自伏龙芝写给叶夫列莫夫的“明 显带有反苏性质的”私人信函及“一些有可能被叶夫列莫夫用来进行违法活动的物 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夜见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去世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安德罗波夫给切布里科夫打来电话，请他 去一趟。安德罗波夫说：“已决定解除晓洛科夫的职务，由费多尔丘克接替他的位 置。我已和一些同志商量过，大家一致同意推举你担任克格勃主席。” 为什么安德罗波夫选择了切布里科夫，却没有选在匈牙利就同他一道工作的情 报局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呢？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留奇 科夫始终是个助手，他提拔他，推举他，但不会让他担任如此独当一面的角色。切 布里科夫是个职业的党务工作者，对他的任命完全符合人事规则。 一年后，安德罗波夫使切布里科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1983年12月26日 中央全会上的事。安德罗波夫已无法出席这次全会，他躺在医院里，在世的日子已 经不多了。 克格勃新任主席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11月，切布里科夫在递交苏共中央的《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 的消极倾向》报告上签了字：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 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人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低毁的形式对脍炙 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 “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 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主要是针对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的演出。克格勃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五局 的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 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哈扎诺夫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 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 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 顺便说一句，卢比扬卡对犯下某种“有损肃反人员名声的”错误的自己人同样 毫不留情。 对外情报部门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 “我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部分，但我们明白，情报机关既不是内部特务， 也不是秘密警察，而是国家的一个文明的工具。 “当然，第二总局（反间谍局）不喜欢我们，抓到第一总局喝醉酒的工作人员 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过节。有时他们会如愿以偿。 “有一次，决定派我们的一位军官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国外常驻，他按照 惯例同外交部的人一起到‘斯拉夫市场’餐厅庆祝出国工作。 “尚在情报学校时，我们就被警告不得去可能会有外国人的餐厅，但他忘了…… 他和自己的新同事围桌而坐，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来请求借火点烟，点完烟就走开了。 没曾想这是个正受到克格勃跟踪的美国人。 “对于跟踪者来说，这是外国人同苏联公民的一次接触。按照规定，应该果断 采取侦查行动搞清美国人所接触的这个人的身份。但由于天气不好，他们就偷 了个懒。按常规他们应该跟踪他到家，记下地址和姓名，可是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 做法。 “他们装成喝醉的样子，在存衣处凑到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面前说：借个火！好 啊，你不借！挑起斗殴后叫来了警察。警察局是个有权要求出示证件的机构。在警 察局，他不仅出示了身份证，而且还拿出了红皮证件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证件， 口里说：‘哥们儿，我是自己人！放了我吧，我明天就要出差走了。’ “跟踪者喜出望外。他们叫来负责克格勃事务的值班人员，然后把他带走了。 出国被取消了，原来的工作也丢了，各级部门还‘敲打’了他很长时间：为什么要 暴露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克格勃的人呢？应该说自己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要亮 出工作证呢？难道不明白这会败坏克格勃的名誉吗？……” 安德罗波夫死后，切布里科夫转投戈尔巴乔夫，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成 为总书记，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肯定能当上总书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回忆说，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不久，切布里科夫曾 向他透露自己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试图让克格勃主席相 信，不能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切布里科夫觉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 诺夫本人想得到这一职位。但克格勃主席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契尔年科去世后，切布里科夫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当然，我已和我的同事们商量过。我们这个部门是个不仅应了解对外政策问 题，而且还应熟悉国内社会问题的部门。因此，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克格勃工 作人员委托我提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 候选人。你们也知道，克格勃的意见、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呼声也代表着人民的心声。” 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一道共同度过了契尔年科去世后的那个极 其重要的夜晚。在政治局会议厅里，他们为葬礼和中央全会做着准备，在这次全会 上应选举出新的总书记。当他们结束工作走出大厅时，天已经亮了。全会上戈尔巴 乔夫在一片掌声中当选为总书记。 最初一遇到棘手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就找切布里科夫商讨，征询他的意见，依 靠他的支持。比如说，当出乎许多政治局委员的意料任命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 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为外交部长时，他需要仰仗克格 勃主席的威望…… 切布里科夫支持戈尔巴乔夫，克格勃主席的忠顺得到了回报。 4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是从组织问题开始的。戈尔巴 乔夫建议选举切布里科夫、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及未来的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 奇·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那次著名的全会上，当决定解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时，切布里科夫立即加入了谴责叶利钦的行列：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不喜欢莫斯科人。如果你爱莫斯科，你今天就绝 对不会允许自己在这一讲台上发表这样一番讲话。有一个词用在这里合适，这就是 诽谤……在这一困难时刻，我们却开始信口开河，污蔑诽谤，而不是团结在一起。” 克格勃负责监视遭到贬黜的叶利钦。切布里科夫把叶利钦的一举一动都向政治 局作了通报。 1987年11月9日，在市委休息室里叶利钦似乎曾企图自杀。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切布里科夫说， “叶利钦在米丘林大街上的那所医院里大喊大叫，不愿接受包扎，不愿上床睡觉。 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现在他已安静下来，睡着了。第四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守在那 里。他说什么？胸口左边有个伤口（是用刀子割的），但只是表皮一点轻微的外伤。 不需要住院……”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与权力 切布里科夫领导克格勃达6年之久，在头4年里，他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一继承来 的强大的。时刻监视国内形势的机构。 与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同姓的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先 后领导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克格勃工作。他对我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方机构向来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地方领导人认 为反间谍机关的分支机构是‘他们的’情报机构。不过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原则 克格勃是个集权化的机构。各地送往总部的情报必须全面而客观。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把地方上发生的所有真实情况报告总部，我就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规定就是这样。我要在密码文件上签字。如果说的是重要的事情，即使没有 克格勃主席的签字，也要自动把文件送交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这就是说，州领导清 楚地知道这种信息传到莫斯科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中央或部长会议马上会打电话 来，向他询问究竟。因此，克格勃地方机构的存在使国家最高领导层能够掌握全国 的情况。 “有时地方领导会央求不要把某些事情上报：何必让人不安呢？在地方领导看 来，重大事故是小事一桩，可在中央看来，这非常重要。例如，为职工小区供暖的 水管破了，这发生在夜里，早上开始修复。这场事故规模多大，工作进度如何，我 一清二楚。就在这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哀求我不要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 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报告，并且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事故 已处理完毕。’ “反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向第一书记讲，因此在星期一的汇报中，我避 而不提这件事。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后电话就打来了，我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 怎么没谈重大事故了’ “哪些事情应该通报给地方长官？”我问沃罗特尼科夫将军。 “没有严格的规定。由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自己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相互理解的 程度。克格勃地方机关所掌握的情报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克格勃本身工作所 需要的，另一部分则更多地涉及经济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一部分材料我们会交付 民警机关。经过筛选后送往党的一些机关的情报有助于它们看清一些表面上不易觉 察、不明显的问题。对明显的问题它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但我们把地方上企图隐 瞒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一点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苏联解体后有人写道，国家安全机关是党的一个工具。我没有这种感觉。我 没有从党那里得到干这或干那的指示……” 我曾问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您同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克格勃分局局长的关系如？” “我知道，他有自己的规矩，有些东西能告诉我，有些东西不能告诉我。我对 他们所干的事并不好奇。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要一块讨论的。当时莫斯 科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下降。还记得60年代的莫斯科的人都知道，一天24小时任 何时候都能在城里走动，不用担心遭到殴打或抢劫。持不同政见者由苏联克格勃负 责，有时该机构向我报告一些有关情况。我会说：‘我们不管这些问题，这是中央 的事，让中央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克格勃莫斯科分局领导会不会告诉您一些您所不知道的市里的情况？” “不会，莫斯科的事我几乎都知道。我同文艺界和学者们有着很好的联系。也 就是说，我不需要克格勃的情报。我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有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在任命一定级别的官员时请求克格勃审查一下候 选人？” “我们在决定莫斯科的这种问题时，我从未作过询问，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干 部。我们不是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什么人。我们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这种了解有 时都不止十个年头，还需要什么审查呢！可一旦要驻外工作，即便是去当大使，也 要经过审查。现在也是如此。前不久我通过外交部领取了新的出国护照，因为我是 已退休的大使。等国家安全部门的鉴定就等了一个半月，他们要核实能否发给我出 国护照。就是说，这套体制非常落后。应该把一切材料都输人电脑，按一下键，什 么都清楚了。可我们却弄了一支审查大军，这支大军也有家庭，大家都需要工资， 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不放。” ‘有没有过这种事：局长跑来找您，说您提拔的这个人家庭有问题，或有其他 更糟糕的事情？” “从未有过这种事。” “他害怕找您说这种问题吗？” “他没有必要来找我。每个人都要研究一番，看他是不是敌人？这样是不可能 搞好工作的。我们的工作靠的是信任。没有发生过我们中间出了个敌人这种事。至 于怀疑某人……也许他有个兄弟酗酒，可这关他什么事呢……” 我曾问当过多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又当过中央某部负责人和书记的叶 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在中央当部长时，需要参考克格勃对候选人的看法吗？” “从不需要，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我从未征询过克格勃的意见。我任第一书 记时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在托木斯克州按老规矩办事的话，也许应该征询克格 勃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许多人是流放犯人的亲属。如果我照那种原则工作， 我很难选拔干部。我后来有时候得知一些情况，比如说，某人原来是被流放到西伯 利亚的一个富农的儿子。可这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战 斗，有一些流放犯人被允许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当时被流放的人很多，尤其是在 纳雷姆边疆区。难怪有人说：上帝营造了天堂，魔鬼营造了纳雷姆边疆区。犯人都 被流放到这个边疆区，最先是十二月党人，然后是民意党人，再后来是布尔什维克， 最后是富农。” “难道您没指望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了解克格勃的一些情况？” “不，我们没这样做过……我偶尔出席州克格勃分局的会议。我对他们谈什么 呢？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请求他们予以帮助。他们绝对不干预党内事务。 他们依法行事，这一点让我非常满意。他们开展预防工作，看看会不会有人对秘密 材料漫不经心，若真有这种事，可能要坐牢，因为你丧失了警惕性。他们请人们去 座谈，这一举措非常有效。 “况且，我们州里有许多超级保密企业。还有一座秘密城市，人口达11万。这 座城市当时叫托木斯克-7，现在称作谢韦尔斯克。该市属于中型机器制造部，当时 我们有一半的核导弹是由该市来‘装馅’的。 “我们州有许多科学研究所，其中一半至2／3从事国防研究。因此克格勃有工 作可做。但在做自己的事时不能激起仇恨。 “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中央甚至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位局长：托木斯克州怎么会没 有任何特别的案件呢？有一次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他甚至遭到了批评。他垂头丧气地 来到我这里：‘您瞧，我们还是老一套思维方式：既然没什么案件，说明没干活。’ 我对他说：‘你该为此而感到骄傲！没有案件更好。如果出了案子，说明我们某些 方面存在着疏漏，就不得不把什么人给关起来。 “国家安全分局工作人员不多，但业务水平很高。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爱喝酒，喜欢女人，但这种人很少。” “州分局的局长会来向您汇报情况吗？他通常对您说些什么？” “经常汇报，向我讲述从事秘密军事课题研究的那些单位里人们的情绪，这是 指日常生活、工作及企业内的秩序，这些都是重要的情报，令我们获益匪浅。有时 人们并不总能直抒胸臆，而克格勃工作人员有眼线，他们能够了解到这些情绪。这 对我们有帮助，使我们不至于把事情弄到发生冲突的地步。” “您知道您州里的那些保密工厂和研究所在干什么吗？” “知道。作为第一书记，我哪里都能去，即便是最秘密的研究所也能去，并不 是所有州委的工作人员都允许进去，只有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能够进去。”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局长来到您这里，告诉您某某区委第一书记酗酒？或者 即使他不告诉您，您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即使他不说，我们也清楚。我们忌酒，也许这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喝酒。为 什么我反对酗酒？实话对您说，原因并非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因为我出身于一个信 教的家庭。胡说八道！我知道，那些喝酒的人，他们通常在酒桌上借推杯换盏之际 解决一些人事问题。您想想，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去喝酒的人肯定收受了手下人 的礼物，因为得有钱才能纵饮无度……” “您能肯定，您州里的克格勃分局局长没有向莫斯科打您的小报告吗？” “我想没有，因为我没有被召去受训。我从未感觉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如果 有，估计会有人告诉我。再说，我也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是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可却在受到一些人无耻的窃听， 而且我所有的电话都受到了窃听。当大使后仍受到窃听。我从丹麦回到莫斯科，坐 下来打电话，有工作要谈。但没法谈话，线路杂音很大，有人在窃听。我很生气， 于是说：‘你们在听我说话吗？这是你们的事，但请不要妨碍我工作！’杂音立刻 停止了，听筒里鸦雀无声。 “还有，当我还在市委工作时，有时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间已经很 晚，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一会儿……我听到办公室的 一个角落传出蜂鸣声，然后是另一个角落、我的办公桌……我觉得这是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伙伴在给我发信号，告诉我窃听器在哪里，他们也不愿干窃听这种事。 “早晨我来到市委，秘书告诉我：‘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检查了您 的通讯线路。’这意味着，新的窃听器又装上了。 “我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后，身后总是厚颜无耻地跟着个尾巴。我去图希诺的 姐姐家作客，他们正等着我。我招手，想搭辆车，一辆汽车停到我面前，车里坐着 两个人：‘请上车，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即便到国外当大使，我也知道是不会让我安宁的。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逢 11月7日和5月1日，我都要把高级外交人员请到寓所吃饭。午宴过后，开始放音乐， 大家想跳舞。领事的妻子俯在我耳边说：‘在这个房间里您小心点。这儿有人在窃 听。’ “我非常清楚，这并非她本人决定警告我，而是她在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丈夫， 那是个善良、优秀的小伙子，是他想让我小心一点。 “每个使馆都设置了这样的部门，其任务是监视，以免发生不测。但不测之事 还是发生了。我们使馆出了个著名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是个情报人员， 为英国人工作。 “有趣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工作得很卖力。他研究过丹麦，了解丹麦。总的 说来，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我一直无法信任他。后来成为克格勃驻外间谍头目 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上校曾写道；使馆里只有大使不信任戈尔季耶 夫斯基。所以说，他们搞不清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 “监视让您感到难受吗？” “根本不难受。一个人只有觉得问心有愧时才会难受。我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 过错。我是自愿要求去打仗的，整个战争都是在前线度过的。我工作诚实……” 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领导过下瓦尔托夫斯克市的克格勃分处， 后来成为秋明州克格勃分局的副局长。我问他：“您同第一书记的关系如何？” “第一书记对我来说是政治领导人。我应该向他汇报所发生的一切、最有意义 的工作成果以及问题。我的身份是一名部下。当然，没得到过任何关于要监视他的 指示。不允许收集关于党和苏联官员的情报。党的机关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 即组织处，它负责抓党风问题。 “当然，国家安全机关的每一位领导，无论是市一级的，还是区一级的，都希 望同第一书记建立起某种非正式关系。第一书记通常也乐意把克格勃人员拉拢到自 己身边，以免他们打小报告 “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同行，第一书记通常会带着警察局长。检察长、克格勃 负责人，以这种阵容出发。对民众发表完讲话后可能会去打一会儿猎，这些都有助 于加深私人关系。我在实际工作中也碰到过一些少有的例外，即克格勃机构的领导 人同党委书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谁能占到上风？” “经常是第一书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一次，最后是讲原则的克格勃工作 人员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市委第一书记被解除了职务。这位克格勃工作人员得到情 报，一市之长非法勒索一些党委书记。这位领导时常接待客人，请他们吃喝，可党 内的账目上没有规定这种开支，因此市里一些单位的书记给他大笔送钱，补偿他无 法报销的开支。这场冲突以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命令中都写着：‘不得检查党和苏联机关的领导、检 察长和法官’。他们都是碰不得的人。 “我们被绝对禁止以党的机关干部，尤其是其他国家党的领导人为工作对象。 但曾根据一项经勃列日涅夫同意的特别指示，责成秋明克格勃分局负责有关希腊共 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萨哈利阿第斯的事宜，当时他用尼古拉耶夫的姓在苏尔古特市政 治流亡。在这件事上不止一次地受到过批评，也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表扬，其中包括 我本人……” 我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有过被监视、被窃听的感觉吗？” “实不相瞒，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人对我说过：叶戈尔·库兹米奇，您 在受到窃听。但我的性格使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知道，在家里我肯定也受到了窃听， 因为权力更迭时曾拆除过什么装置。看来是有人在窃听，体制就是这样。” “这对您有影响吗？” “没有，绝对没有。” “如果您想讲点私事，您也知道电话有人窃听，您怎么办呢？” “没什么，我没有任何私下里的话要讲，我不播弄是非……” 克格勃地方机关的领导人又如何看待与党务机关的关系呢？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说： “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有时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应该去找第一书记， 向他报告重要情报。但由于我十分了解他，有些事我不会向他报告。这种事也有过。 “客观地讲，没人建议我们收集涉及党的领导人的情报。但这种情报终究会落 入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利隐瞒。我们上报给中央，它又会像掷出的飞旋镖一样返 回到原处。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委第一书记来找州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求 ‘给我们区换一个克格勃处长，我和他搞不好关系。’也有相反的情况，克格勃处 长请求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因为他没理顺关系。但这是非常少有的。 “如果是小问题，我们也会尽力不把它揭露出来。当有人因为过于尽心竭力而 把情况报到上级时，上级也会给予相应的看待。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干部 去国外，到那里后就松懈了，有些自由散漫。小组成员中有一个‘眼线’，回国后 他写了关于这一切的报告。负责为州党委编辑情报的干部把这则报告也列了进去， 送到了第一书记手中。经调查，原来这位党的干部得了胃溃疡，他根本不喝酒。代 表团中的所有女士都写了解释性材料，证明他表现很好。 “后来我亲眼看到党组织的那位领导对克格勃分局局长谈他对此事的想法。即 使有必要报告关于某位党的干部的品行，也不要拿这种小事来报告。告密引发这样 的反应，结果第二次已没有兴趣再做这种事了。” “地方领导会不会认为任何事情你们都会向莫斯科报告？” “我们不会去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猫就是用来吓唬老鼠的。也许他们会因 此而表现得好一些……” 反映党的高级干部问题的材料怎样才能到克格勃主席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又 该怎么办呢？ 就此我询问了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如果州分局的局长向您报告，说第一书记酗酒，把其他女人带到自己家，行 为不检点等等，您怎么办？” “这种事是不会写到纸上的，也不会向我的副手报告。只有在一对一的私人会 见时才能谈这种事。分局局长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能专门就某个问题来莫斯科，或 者是在莫斯科时请求单独会见，然后说出一切并征询我的意见。” “您会怎样呢？” “我会记下来，告诉他：继续观察，看看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向我报告。如果 我确信情况非常严重，就去中央，找勃列日涅夫或主管人事的书记伊万·瓦西里耶 维奇·卡皮托诺夫说：注意，有苗头…… “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随行的有5位将军。我国大使设宴款待我们，宴会接近 尾声时大使已烂醉如泥。克格勃驻外工作人员报告说，大使在招待会上也是这种样 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把我们克格勃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为什么装聋作哑！ 这会损害我们同这个国家的相互关系……” 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克格勃都可以过问，只是在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应该 得到中央的批准。 如果克格勃不去做这种事，又怎么能收集到关于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 奇·晓洛科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 诺夫的材料呢？是的，勃列日涅夫不让动他们。安德罗波夫在成为总书记后才得到 机会收拾他们。1983年夏天，他们最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经过。 契尔年科在全会上发言时说： “考虑到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在工作上犯的错误，政治局决定建议全会将他们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在近几年削弱了内务部的领导工作，走上了个人滥用 职权的道路。为自己和亲属建造别墅，把外国公司赠送给部里的3辆小轿车留作私用。 表现不够真诚，没有自我批评。借70岁生日之际拍关于自己的电影，为此花费了5万 多卢布。梅杜诺夫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边疆区的领导干部中贿赂风气盛行。确 凿的事实表明，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杜绝这种现象。经他同意，以拥有苏维埃 代表身份为借口未立案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他的这一行为败坏了自己作为一名领导 者和中央委员的名声。” 通过无记名表决，两人被逐出了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没有出席全会，梅杜诺 夫走出了大厅。后来，晓洛科夫开枪自杀，梅杜诺夫退休回家。 安德罗波夫以克格勃的侦查材料为依据向腐败宣战。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人 民已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讲了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召见他 的情景。安德罗波夫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您不认为该管管乌兹别克斯坦了吗？我早就开始注意那 里的情况。应该开始这项工作。” 利加乔夫说：“我们准备立即着手。” 安德罗波夫说：“您知道该怎么做，把拉希多夫请来。” 利加乔夫寻思开了：他当时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负责人，而乌兹别克斯坦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罗波夫鼓励他说：“您不用难为情，就说是受我所托。” 不久，拉希多夫来到莫斯科。有人通知他利加乔夫请他去一趟。拉希多夫像主 人似地走进办公室，他的样子似乎在说，什么部的负责人竟敢找他谈话？ 利加乔夫回忆说：“起先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只好对他说，是受尤 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和他谈话。他坐下来，对我说话也变得温和了。事先我已 把50-60封信摆在桌上。他立刻明白要谈的话题了。最后我说：‘我建议派一个委 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他说：‘我们现在正是收获棉花的季节，你们会妨碍工作。”’ 利加乔夫同意等一等，等收获工作结束后再说。他说： “后来我们派去了一个委员会，查出当时最为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棉 花产量存在着严重虚报问题。顺便说一句，拉希多夫每两年得到一枚列宁勋章。其 次，共和国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他的亲戚。在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有30多位拉 希多夫的亲戚。此外，苛捐杂税和送礼之风猖獗。 “就拿他妻子去下面州里来说，既然汗的妻子来了，意味着应该送些什么。整 车整车的贡品……最后在塔什干召开中央全会，我被派去出席这次全会，许多人被 开除公职。但遗憾的是，后来格德良一伊万诺夫之流横加阻挠，他们借‘乌兹别克 案件’向上爬，甚至指责我收受贿赂……”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名义上的记者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从一件不愉快的事开始的。为了回击苏联情报人员遭逮捕一 事，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批准拘留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是俄罗斯族人，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浓厚和真诚的兴趣，他试图查清自 己祖先的有趣经历。他没有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卢比扬卡也知道这一点。却突然 演变出一场丑闻，一场令苏联新领导的形象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丑闻。 克格勃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应该逮捕这名记者，因为通常都是这种做法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了。后来他大概意识到，他 做错了。 苏联反间谍工作者不相信，记者不再是美国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之所以 不相信，是因为大部分苏联驻外记者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至少是情报总局的工 作人员。 在塔斯社和新闻社较大的驻外记者站，有克格勃的固定编制。至于电视和广播 单位的驻外记者站，克格勃人员或者充当第二记者，或者当摄像师。而报纸记者， 除《真理报》外大部分都是情报人员。 70-80年代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在内都知 道，12个记者站中只有两个记者站是杂志社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后来也交给了克格 勃。 是否设立新的记者站同样要取决于克格勃的需要。主编给苏共中央写秘密报告， 内容是要求在某个国家建立记者站，并会注上“经苏联克格勃（）同意”。括号里 是克格勃副主席的姓名。 在情报人员中有些人非常有才华，文章写得生动有趣。1991年后有些人自愿离 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从事新闻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连简短的消息都写不好。 我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于纸上，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主 要任务呢？ 即便“记者”不给编辑部发任何消息，也不会有人抱怨。我只知道曾有一个报 纸的编辑，他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副主席打电话，执拗地说，派给他的情报人 员就工作能力来说什么都干不了，尽误事，因为他无法胜任报纸工作。 一位惊惶失措的将军情报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迅速赶到这名编辑那儿，把 一叠材料摆到他的桌子上说：“您自己挑，看谁合您的意。” 这位编辑明智地拒绝翻看情报人员的卷宗，但请求派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后来 就照他的话做了…… 为了不妨碍苏联和美国在减少双方关系中的紧张和稍稍拉近距离方面所做的最 初尝试，不得不放了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在改革时期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丧失 了信心，从原来的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易怒、脾气暴躁的人。他领会不了 情报资料，也无法理解国际局势。 我曾询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政治局的同志对切布里科夫印象如何。 据说，克格勃主席看起来是个阴郁而沉闷的人。事实是这样吗？ “唉，没办法，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有些孤僻，乍一看显得有些冷漠，但他 是温和、可靠的人，我们大家都信任他。他不看戈尔巴乔夫的脸色行事，他是少数 几个能够以应有的分寸提出反对意见、试着让人相信并接受自己想法的人之一。” “克格勃主席找过您吗？或者他只找总书记？” “我曾因为什么事去过他们克格勃一次。他也找过我，为了在某一问题上得到 支持，或通报些信息。总的说来，我对特工机关没有特别的需求，他们通常去找一 把手，规定就是这样。” “他们向你们提供关于国内形势的材料吗？”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得到有关同一个问题的材料，例如从克格勃、 情报总局、外交部和塔斯社等。我们不缺情报。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我通常每天 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来阅读文件。但也有许多这样的情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是 为了取悦一把手或级别最高的几个人，而没有提供确实可靠的情报。” “您在把克格勃的情报同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作比较时，您有何印象？机关干 部更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吗？” “不，机关里的人了解不到任何新东西，尽管有分析报告。比如说，关于犯罪 情况，我们得到的是相当内行和专业的文件。” “总书记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吧？” “我想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我不得而知。我不过问这种事。例如， 他可以得到关于大使馆活动的情报，我要这有什么用呢？可他需要，国际部的人直 接找他。” “总书记休假您代理工作时能得到这些情报吗？或者说仍是送给总书记？” “送给总书记。我收不到，大家都有分工……” 国家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茶，所有意识形态的教条都被打破了，在这一时刻， 1987年的9月，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在庆祝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诞辰110周年的 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了些什么呢？ “帝国主义国家特工机关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仍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和政治 风气、苏联人的世界观……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正在企图寻找新的可乘之机，渗入我们的社会，针对苏联 不同阶层的居民施加相应的、不同的影响，以便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强加给苏联 人，灌输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无论……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对我国各阶层的居民虎视眈眈……我们的敌人企图把文艺 界的一些知识分子推上吹毛求疵、蛊惑煽动和虚无主义的立场，丑化我们社会历史 发展中的一些阶段……” 切布里科夫仿佛在重复安德罗波夫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讲话稿，他的秘书处只 是稍稍加了些修改和编辑。他的路已明显地偏离了戈尔巴乔夫的航向，这已是有目 共睹。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突然提到电视节目和报刊的导向“不对头”。切 布里科夫很乐意就此话题谈下去。 以下是速记记录的一段内容： “切布里科夫：现在电视在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第十二层》。节目讲的 是年轻人与老一代之间的争吵。而且，老一代通常看起来相当平庸，无法对咄咄逼 人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给予相应的回击。 “雷日科夫：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节目。 “切布里科夫：应该回击这种东西。我并不是主张为过去或现在大唱颂歌，但 如果我们放开对文学创作的控制，那结果将是，我们苏联政权70年来将没有一天是 光明的……” 当时的中央书记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切布里科夫的讲话 秉承了克格勃领导人所惯有的风格，克留奇科夫也继承了这一风格通过攻击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的意图”来谈论国内问题。 在切布里科夫眼里，敌人的阴谋诡计无处不在。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政府对事故的发生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为消除 事故后果提供帮助……然而，可以看出，尤其是美国方面，企图把发生的事用于宣 传目的。美国媒体强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核能史上最大的事故之一，其 规模比美国1978年三英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大许多倍，乌克兰大面积的粮食产 区和第聂伯河流域受到了辐射污染。 “以我们的反应堆通常没有混凝土圆顶保护为根据散播流言蜚语，说苏联的核 能没有考虑可能的事故后果，依靠的是落后的技术水平。西方的宣传极力夸张渲染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论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采取措施监视外国外交家和记者的活动，限制他们收集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材料的可能，以挫败其利用这一事故在西方煽起反苏宣传活动 的企图。” 现在，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实际规模及关于这类反应堆建造中所存在的失误的 真实材料都大白于天下之际，再读到这种装腔作势、一派谎言的报告令人有些触目 惊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克格勃为领导人提供真实情报吗？ 前总书记助理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切布里科夫给 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他萨哈罗夫人选科学院主席团的消息。切布里科夫痛苦地 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的科学院还没有成熟。”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戈尔巴乔夫挖苦他警惕性过高。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对《真理报》发表了长篇谈话。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以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克格勃主席可能不赞成改革，这可以理解，但他 应该看出这些变化。可从他的讲话来看，感觉不到这一点： “外国破坏中心一直顽固地向苏联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国经济和社会 生活中的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造成的结果，实现好转的惟一可能就是放弃 我们已作出的历史选择，放弃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观被吹得天花乱坠。 遗憾的是，有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就爱‘咬’这一诱饵。” 在回答记者关于克格勃的任务这一提问时，切布里科夫说了这样一番话： “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努力首先集中在及时发现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情报活动 和破坏活动，以及反苏分子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分子旨在破坏和颠覆我们现行制度的 敌对活动。” 这次采访之后不到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就把切布里科夫从克格勃主席职位上调 到了已不太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位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正式命令是1988年 10月1日签署的。 切布里科夫负责行政和护法机关方面的工作，他接替的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 奇·卢基扬诺夫，后者被调至苏联最高苏维埃任第一副主席。 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的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 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当年费多尔丘克任部长时内务部对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某些 方面的工作进行检查感到不满，克格勃似乎也有份。戈尔巴乔夫曾气愤地提起这一 点，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做呢？说明他还在耿耿于怀……” 前总书记助理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对切布里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 好有自己的说法。 博尔金认为，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切布里科夫作为一个温顺的工作人员，兢 兢业业地为契尔年科服务，定期向他报告党和社会中的力量对比情况。他也给戈尔 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但相当肤浅，他害怕契尔年科知道这一点。犹豫不 决和过于谨慎令切布里科夫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寻找调 动他的途径。成为中央书记后，切布里科夫失去了各种关系和情报，不再拥有原先 的影响力，渐渐地沉寂下去…… 叶戈尔·利加乔夫对切布里科夫被调到中央并不感到吃惊： “这是戈尔巴乔夫决定的，没作任何特别的解释。书记处需要一个人来负责行 政机关和民族政策的问题，这个人要消息相当灵通，正派。我表示赞成，我没有理 由不同意。”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布达诺夫当年领导过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反间谍局 的内部安全工作，他对我说： “我不止一次地去找过切布里科夫，因为他负责情报安全问题。他接见我，我 向他汇报工作。切布里科夫授予过我一枚勋章。切布里科夫是个比安德罗波夫更加 注重形式的人。切布里科夫是中央委员会教育出来的一个傻瓜。脸上带着特定的表 倩，仪表堂堂，戴着大沿帽党的职业机关干部的形象。” “可他懂克格勃的工作呀？” “即便不是职业干部，也能懂克格勃的工作！只要有能干的助手和向你汇报并 提建议的人就行了。”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最终仍摆脱了切布里科夫呢？ 最初，总书记很器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位既可靠，又没有野心的 克格勃主席。但后来他发现，切布里科夫不仅内心抵触改革精神，而且不太合适这 一角色。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切布里科夫让人觉得是个特别害怕言多必失的人。 后来，大概他又发现，切布里科夫不过是没东西可说。 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个眼界更加开阔、更加灵活并愿意帮助他的人。于是他 用另外一个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取 代了切布里科夫。 1988年9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层领导进行了重大改组，打发葛 罗米柯、索洛缅采夫、杰米契夫和多勃雷宁等人回家颐养天年，责成利加乔夫和尼 科诺夫负责农业工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瓦季姆·梅德韦杰夫 负责意识形态。 切布里科夫负责主持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在新的职位上没工作多 久。 过了整整一年，即在1989年9月20日的中央全会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尼科诺夫和切布里 科夫被打发退休。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解除切布里科夫的职务。我问 了戈尔巴乔夫，我俩并排坐在一起，他说：‘你知道吗，前线落下的旧伤复发了。’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后来我明白了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忘记很久以前斯塔夫罗波 尔的那段检查。” 既然这样，又是什么在妨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使他未能早早摆脱自己 所不喜欢的国家安全首脑呢？ 克格勃新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切布里科夫退休了，但并没有就此过清闲日子。 歌唱家、国家杜马代表约瑟夫·科市宗几年前曾骄傲地说，他的警卫由前苏联 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在领导。 了解切布里科夫的人部说他是个不太聪明的人，但他一概不参与任何政治游戏。 他的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曾不无委屈地写道，切 布里科夫害了他。1993年，克留奇科夫在某家．报纸上指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 奇·雅科夫列夫院士同西方特工机关有过不能容许的接触，也就是说，1960年雅科 夫列夫在美国进修时就已被招募。切布里科夫同样被叫到总检察院接受讯问，他说， 在克留奇科夫的文章面世之前他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把切布里科夫换成克留奇科夫的话，那么1991年的八月事件 多半不会发生。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死于1999年7月1日，享年76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24年2月29日出生于察里津的工人 家庭，因此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在非闰年的2月28日，或者在3月1日祝贺他生 日。 未来的国家安全机关首脑没有上前线，因为后方更需要他。克留奇科夫在工厂 工作，但是很快就成为脱产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1943年在第25特别建 筑安装队作共青团组织负责人，1944年成为斯大林格勒街垒区共青团第一书记，19 46年成为斯大林格勒共青团市委第二书记。在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同时，他从青 年工入学校毕业。 他被从共青团调到检察院工作，在那里工作5年，先后担任侦查员、侦查处检察 员和区检察员。在担任区检察员时，他进入萨拉托夫法律学院学习，然后立即转为 函授并于1949年获得毕业文凭。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机遇 1951年斯大林格勒州党委派遣克留奇科夫到莫斯科高级外交学校学习，这与他 担任过共青团工作有关。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有可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国外 工作。开办这所高级外交学校是为了不从幼稚的青年人中，不从昨天的中学毕业生 中，而是从具有经验的人，主要是从昨天的党的工作者中培养外交官。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愉快地回忆，位于铁匠桥街上外交部旧楼内的高 级外交学校是如何接待他的。学校旁边是沃罗夫斯基纪念碑和未来的克格勃总部新 大楼，后来他在这座楼里作为克格勃主席而工作。 在入学的一批新生中只有克留奇科夫一人敢于学习复杂的匈牙利语。他随身带 着必须死记硬背的生词卡。学会匈牙利语，就意味着表现自己的性格以及埋头苦干 和顽强不屈的精神。 1954年，高级外交学校的毕业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被 吸收到外交部工作。也担任过检察员的他的老同事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 斯基已经不在外交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外长。斯大林逝 世后莫洛托夫重新获得外长职务，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称他为没有希望的博览 群书者。 外交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第一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批评自己的首长，莫 洛托夫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认真地倾听发言。大家都为葛罗米柯的发言而鼓掌，莫 洛托夫本人也鼓掌，他总是遵守党的纪律。 莫洛托夫曾试图改变一下自己，执行路线时变得柔和一些，不要这样粗暴和尖 锐。克留奇科夫回忆说，外交部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工作日变得正常起来，人们觉 得自己无拘无束，眼睛里闪着光芒。但是外交官员们仍然被贬低到普通办事员的地 位，交给他们做的只是一些小事。 1955年夏末，年轻的外交官克留奇科夫来到布达佩斯担任苏联大使馆三秘。大 使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对克留奇科夫来说 是机遇难得。此后他俩一直共事，直到安德罗波夫去世。 他们在匈牙利工作期间，莫斯科两次撤换外长。1956年夏天莫洛托夫被赶出外 交部，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接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苏 联政治舞台上的光辉人物。 如果换一个命运，那么就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而是德米特里 ·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完全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 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几乎同岁，俩人都戴着将军的肩章 从前线回来，这对他们很有利，因为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整个战争时期都留在后方。 年轻而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几乎是党的领导人中仅有的仪表堂堂的人， 在那些大腹便便、矮小和身体有残缺的政治局委员中非常显眼。 威武的外表对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的仕途很有帮助。斯大林，特别是在他的 晚年，喜欢英俊、液酒、年轻的将军。斯大林，接着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提拔和重 用了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 再上一个台阶，再走一步，他们就会成为天上的人。两人都不是乏味的人或禁 欲主义者，而是爱好生活。博得女人的青睐。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仅此而已，他 们的道路迥异。 勃列日涅夫爱好多米诺骨牌和啤酒，谢皮洛夫教授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 精通音乐，更喜欢与艺术家们打交道，而不是与公务员打交道。 结果证明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争夺权力的决定性时刻他正确地 站到了胜利者一边。而谢皮洛夫实际上却显得很幼稚，虽然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被生 活考验。 谢皮洛夫适合于做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为什么他突然成为外交部长？惟一的 解释只能是赫鲁晓夫根本不认为这个职务是重要的。他不过是要解除莫洛托夫的部 长职务，并把自己完全信任的人派往外交部。外国外交官立即看到，苏联对外政策 界来了一个全新的人。如果莫洛托夫不喜欢什么东西，他就立即中断谈话，把谈话 者赶出门外。而谢皮洛夫比莫洛托夫更年轻、坦率，但是一点也不呆板。他倾听谈 话者的话，如果对方讲的有道理，他就会同意。 苏联外交官第一次有了与自己的前任截然不同的部长，他是惟一的一位从来不 冲着别人喊叫、而是尊重外交官的工作、不对自己的属下找茬的外交部长。 然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没有来得及感受这一良好的氛围，因为匈牙利发生 了起义。而当克留奇科夫返回莫斯科时，谢皮洛夫在外交部的位置已被安德烈·安 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所取代。 和安德罗波夫一样，克留奇科夫也永远牢记匈牙利的起义。克留奇科夫在自己 的著作《个人档案》里描写了这一点：大使馆被包围，每次走出大使馆大楼都有危 险。他回忆起那些不眠之夜，出去到空无一人的街上搜集情报，与可靠的匈牙利同 志举行秘密会晤。那时安全形势非常复杂…… 克留奇科夫认为，所有灾难的原因在于匈牙利领导人的不坚决，以及阿纳斯塔 斯·米高扬把纳吉·伊姆雷这个“致命的人物”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用坦克镇压匈 牙利起义事件过了几十年之后，克留奇科夫仍然坚信，当时苏联领导所采取的措施 都是正确的。 根据大使的推荐，克留奇科夫因在战斗条件下努力工作而获得劳动红旗勋章。 安德罗波夫1957年离开匈牙利回国，而克留奇科夫留在大使馆。但是安德罗波夫没 有忘记这位有希望的外交官。 两年后，在老广场扎根的安德罗波夫邀请克留奇科夫到自己身边工作：克留奇 科夫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入党联络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担任科 员。从外交部转到党中央工作对于仕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没有人想到， 这一仕途将是多么灿烂。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工作了四分之一多世纪，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克留 奇科夫失望。安德罗波夫需要各种人才。但从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可以看出， 安德罗波夫最看重怎样的品质。克留奇科夫和切布里科夫的共同特点是始终不渝和 忠诚。在安德罗波夫周围有更强、更能干的人，但是他却把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 夫安排到第一把手的位置上。 克留奇科夫成为处长，后来又晋升一级，最后担任他最适合的职务中央书 记安德罗波夫的助理。 从老广场来到卢比扬卡，安德罗波夫带来了自己的班子。克留奇科夫已经成为 克格勃主席的助理，后来又成为克格勃主席的秘书处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主席办 公室对面，两人共用一个接待室。克留奇科夫总是随叫随到，准备回答咨询，提醒 主席，执行任何指示，并且监督各项指示的完成情况。他勤勉、可靠、周到和无条 件服从。 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工作了24年零3个月。顺便说说，克留奇科夫不是在1991年 8月政变后被国家安全机关解雇的，虽然那时他被解除了克格勃主席职务。他是199 4年10月4日被解雇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开端不利 1971年夏，安德罗波夫把克留奇科夫调到情报机关工作，任命他为第一总局第 一副局长。这是转向很大的独立自主的工作，向更高的职务迈出了一步。但是对于 克留奇科夫来说，转向情报工作很困难。他回忆说，他“简直难以想象如何在离安 德罗波夫较远的地方工作”。 克留奇科夫崇拜上司，会背诵他的诗。 那时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门年。克留奇科夫已经习惯于起第一助理的作用， 而现在却要自己作决定。但是克留奇科夫找到了办法。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几 乎每件小事他都向安德罗波夫请示。克留奇科夫从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来说，仍 然是助理。 克格勃的领导想以更年轻的人来替换当时经验丰富的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 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谢米恰斯内主张任命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列昂尼德·米 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当局长（后来他被任命为塔斯社社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谢米恰斯内甚至对勃列日涅夫谈了这一任命，所以政治局里有人向扎米亚京祝贺他 履新。 但是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所取代，所以关于撤换情报局长一事被推迟了好 几年。后来萨哈罗夫斯基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接任情报局长， 但显然这是一项过渡的决定。克留奇科夫当了3年副手，这是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需要 工作的时间。 克留奇科夫情报工作的开始，恰逢对克格勃不利的一些事件发生。克留奇科夫 刚刚搬入新的办公室，远离安德罗波夫，克格勃就在英国受到严重挫折。 1971年9月初，苏联情报机关驻伦敦的军官奥列格·利亚林投靠了英国人。这使 英国人找到了合适的借口。他们早就对苏联驻伦敦的外交官员过多表示不满，因为 苏联驻英国的外交官比英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多得多。英国人有理由怀疑，在苏联 驻英国的外交官中，真正的外交官不多。事实的确如此，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情报 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很多人希望住在伦敦这个美好的城市而得到扩大。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命达诺夫将军1971年在伦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国 外工作。他对我说：“利亚林投靠英国人之后，我们知道将发生问题。但是一点也 没有想到，会对我们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对外情报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而我在伦敦正式宣布驱逐之前就离开了英国。” “您与利亚林直接联系？” “问题不在这里，麻烦的是，关于我的工作他比应该知道的要多，而我的工作 开展得很有意思。难怪英国人迄今不同意我去他们那里……” “所以您就决定离开英国了？” “不是我要离开，而是我们的同志们要我回来。9月3日利亚林失踪，9月11日我 乘‘爱沙尼亚’号客轮回国，遇到了暴风雨。” “您感觉英国人对您特别感兴趣吗？对您的跟踪比对一般人要多吗？” “并非对我不加注意。有时同时有9辆英国情报机关的汽车跟踪我们，而我们把 所有9辆汽车都识破了。我在大使馆工作，但是我没有外交掩护，因为1969年英国人 已经限制我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名额，所以我不是以外交护照，而是以公务护照去 大使馆的。这样，对于我们在英国的情报人员来说，有薄弱的地方。” “利亚林在情报站里担任要职吗？” “他是普通情报人员，正式身份是在使馆商务处担任高级工程师。但是不知怎 么搞的，他知道我的一个重要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利用得相当成功……” “那么什么是他投靠英国人的借口呢？” “晚些时候，当我研究情报安全问题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材料，绘制了可能 从我们阵营逃跑的人员肖像，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可以说， 利亚林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同，并非一开始就是间谍。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情冲动 的人，喝酒很多。而当一个人经常喝酒时，整个心理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作出 一些不恰当的反应，而且过于警惕。 “利亚林是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英国警察抓起来的。我想，这是一个借口。如 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外国大使馆官员身上，这样的拘留通常有反间谍部门参与，或者 是将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立即报告反间谍机关，请他们参与。 “英国反间谍机关可能知道（甚至肯定知道）利亚林与使馆商务处一名女工作 人员的风流韵事，她是一个有夫之妇……我认为，英国人拘留他后与他进行了详细 谈话。这样的谈话可想而知。比如，他们威胁说；我们知道你有风流事，如果说出 去，就会把你送回国，你就会被克格勃解雇，被扔到街头，整个仕途就完了…… “我不认为他马上就作出了决定。很可能是，他答应考虑考虑。他在警察局被 拘留到天亮。如果他作出了决定，他们早就把他释放了。因为时间很重要：不能让 间谍从自己情报机构人员的视野里消失，不能让情报站的人员开始寻找他。 “而他们把他拘留到天亮，我们的领事去了他那儿，把他领回来，带到使馆。 真不凑巧，利亚林所尊重的情报站长当时不在使馆，而副站长对他有偏见（人们的 性格常常合不来，此事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副站长对利亚林所说的正是英国人所警告的：哈哈，原来是这样！这里没有 你的事了，你收拾东西，在24小时内我们把你送回国。这正好是忌讳的。 “即使一个人遇到不幸，甚至他处于被策反的境地，也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 对待他。我的工作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信任，这是对的。在上述谈话后， 利亚林作出了最后决定：原来如此！所以他走了……” 英国人驱逐了105名苏联公民。利亚林出卖了大家，所以情报站必须重新建。英 国人对苏联工作人员作出限制，我们不能派遣以前在那里工作的那么多人了。法国 人步英国人的后尘，也把一大批苏联情报员驱逐出国。接着又有一些国家效仿。 克留奇科夫对这些失败的事件不能承担责任，但是他明白了，只要有一名叛逃 者，就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外交官打开报纸 这样大规模的驱逐后来依旧发生。1983年4月，因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一下子 就有近50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赞成这项行 动。据说，他甚至在反间谍机关提交给他的100人的名单中亲自点出47人。 莫斯科没有采取报复措施。对克格勃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莫斯科不想恶化与 法国的特殊关系。而当其他国家这样做时，苏联领导人没有这样宽容。 1976年，当年轻的德国大使馆新闻官文贝尔哈德·海肯打开当时在苏联很受欢 迎的《文学报》最新一期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报纸报道说，这个德国外交官是 一名以外交豁免权为掩护的间谍。 但是艾贝尔哈德·海肯根本不是西德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克格勃也知道这一点。 没有一个大使馆能够保住这样的秘密：谁是真正的外交官，谁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 间谍。海肯成为莫斯科和波恩间谍外交游戏中的牺牲品。 当时西德电视台拍摄了关于苏联外交官的电影《莫斯科的间谍们》。莫斯科知 道将要上映这部电影。克格勃让一位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苏联新闻记者以苏联领导 人的名义去西德大使馆通报大使，如果在西德电视台上播放这部电影，苏联将把它 看作是敌对行动。苏联警告说，放映这部电影将引起后果。 这位吃惊不小的记者说，他需要有书面委托书才能执行如此敏感的使命。他从 克格勃那里得到了没有签名的文本，其中写道：“委托你去西德驻莫斯科大使馆并 通报大使……” 深夜，记者来到西德大使馆。当时在大使馆门口值班的警察警惕性很高，一般 都要对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检查每个要进入大使馆的人的证件，但是这一次他什么 也没有问，立刻就把来访者放了进去，并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西德大使了解并高度评价这位记者。他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叙述后说，将把此事 向波恩报告。” 但是西德外交部并不直接控制电视台。这部电影还是播映了。克格勃想找一个 报复的牺牲品。新闻官海肯于是被宣布为间谍。对命运的极大讽刺是，海肯与那位 被委托去西德大使馆对德国人施加影响的记者几乎是朋友…… 为什么恰恰选中艾贝尔哈德·海肯？为什么不宣布那时在莫斯科工作的联邦德 国情报局真正的成员为间谍？ 事情经常这样。与一般所持的意见相反，反间谍局很少向外交部请求驱逐已被 发现的情报人员。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监视他，确定他的工作方法和他的关系，并 与他周旋。如果已经决定要搞一次规模不大的公开的丑闻，那么往往选择与情报局 没有关系的人作为牺牲品。 艾贝尔哈德·海肯反正是要返回波恩，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4年任期已满。他 离开莫斯科的日期早就知道。这样他就被选为牺牲品。苏联克格勃和外交部甚至没 有限期让德国新闻官离开。既然如此，德国人也就没有理由采取报复措施和驱逐苏 联外交官。西德和苏联就这样固西德播放关于苏联间谍的电影而互相进行了打击。 但是遭到克格勃报复的海肯本人怎样呢？ 他想永远忘记俄罗斯，从事其他工作。他总是认为这段可悲的历史是人为制造 的不幸事件。 海肯在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了4年，后来终于又回到俄罗斯事务上来。198 9年他重新返回莫斯科工作，被任命为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公使，是仅次于大使的使 馆第2号人物。俄罗斯立即就给了他签证。没有人再提起那段历史。与此同时，也没 有人向他表示道歉。 “甚至在70年代，对于德国外交官来说在苏联工作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海肯 在回忆自己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工作时这样说。 海肯每天看《真理报》的社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各种讲话，学习只有苏联公 民才熟悉的通过字里行间了解重要内容的阅读艺术。 外交官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可以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片段来判断这个大 国的生活。这是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们大有可为的时期，按海肯的话来说， 这种研读报纸的艺术作为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有益的，但是它不给予准确的回答， 而总是给人一种不肯定的感觉。 选出的苏联德国问题专家协会的成员经常在位于大格鲁吉亚街上的德国大使馆 旧楼里聚会。这是这些专家们引以为自豪的特权，不仅因为大使馆热情款待他们， 而且因为他们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处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冯·舒伦 堡公爵纪念碑是使馆传统的证明，正如碑文所写的那样，他“为德国人民的荣誉而 献出了生命”。这位二战前担任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阴谋，结 果被绞死。 海肯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交谈者究竟有多少坦率，他们是否在执行某人的委托 而把某些情况告诉他，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而试图帮助他明白究竟发生了什 么事情。 这位新闻官和未来的公使毫不怀疑，使馆的有些来访者非常想与德国人进行坦 率的交谈，但是他们害怕被窃听。在招待会上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们以怀疑的目光 观察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人：同行中有谁明天可能会汇报某某人与西德外交官 进行了特别长时间的和坦率的谈话？更为内行的客人们则害怕克格勃安装在使馆里 面的窃听装置……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副秘书长在哪里？ 1978年3月的最后一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夫琴科来 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大楼。苏联代表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 邀他到代表处来，向他转交了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舍夫琴科被要求紧急回国。 这一电报使舍夫琴科惊慌失措。他回到自己在联合国大楼的房间后，打电话给 自己的联系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军官。 舍夫琴科什么也没对妻子说，只给她留了一个纸条，这纸条妻子次日清晨才看 见。他把女儿的照片、妻子与葛罗米柯外长妻子的合影以及一大堆与勃列日涅夫的 合影放人公文包。 然后，他沿着防火用的楼梯下楼，穿过街道，坐上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美国人把他藏在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房子里。 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代表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 要求美国人安排他们与舍夫琴科见面，他们想确认，舍夫琴科确实是决定留下，而 不是被匿藏起来了。 但这是毫无用处的谈话。两位大使劝说舍夫琴科重新考虑，而舍夫琴科重申他 将留下，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舍夫琴科逃跑后，安德烈·葛罗米柯生气地对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说， 他有很多助手，但是他不记得有舍夫琴科这 么一个人。 反间谍人员搜查舍夫琴科在莫斯科的住房后，给安德罗波夫带来了外交部长在 家里与逃跑的助手一起合影的照片。 但是这不意味着舍夫琴科与部长关系密切。他与部长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 柯关系很好，阿纳托利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舍夫琴科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与小葛罗米柯相识的。他们一起写文 章。此后舍夫琴科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阿尔卡季·舍夫琴科迅速升迁，1969年成 为葛罗米柯部长的助理之一，并在叛逃前的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主管政治问题的副秘 书长，这一职务虽无多少实权，但是非常荣耀。 舍夫琴科在正式叛逃一年多以前就请求在美国避难。美国人答应给他把一切都 安排好，但是要求他暂时先为美国政府，即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段时间。 舍夫琴科能向美国人提供什么呢？ 莫斯科关于苏联在联合国采取什么立场的指示，发往国外使馆和代表处的材料， 他与来自莫斯科的高级客人的谈话，以及他所知道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驻外人 员名单。 他并不知道很多重要秘密。 阿尔卡季·舍夫琴科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很多年。当他为了叛逃而给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时，担心克格勃人员怀疑他，强制地把他押上飞机，带回苏联并枪决。他 猜得不错：差一点就对他这么做了，但是莫斯科没有相信对他的怀疑。 当时苏联对外情报局在纽约的情报站长、后来成为苏联所有秘密情报人员负责 人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将军后来说，他马上就感觉到：苏联驻纽约的 机构中有间谍。 苏联驻纽约的情报站开始注意副秘书长舍夫琴科放荡的生活方式。警惕性很高 的情报人员得出结论：一般苏联人不是这样生活的。 情报机关的新领导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对纽约情报站长最初发回的信号并 没有重视，也没有下令安排舍夫琴科立即回国。 在德罗兹多夫将军第二次写信给克格勃领导说舍夫琴科酗酒，不与别人来往后， 克格勃决定把舍夫琴科召回莫斯科，但是电报内容拟得很不好，以至于舍夫琴科吓 坏了，跑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舍夫琴科为什么逃跑？其政治动机很难猜测。他不是那种因政治原因逃跑的人。 很可能他非常喜欢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荣誉、特权和舒适。 他不想重返莫斯科。 看来，在他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当时他47岁，男人在40岁以后常常发 生各种危机。 美国人为他找到了一个妻子，一个专业人员。后来她写了回忆录，从这本书来 看，她对苏联外交官的缺乏经验感到惊讶。她感到吃惊，为什么在一起过了一辈子 他却对她的喜悦没有怀疑。 已经发现的生活乐趣使舍夫琴科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但种种迹象表明，很难 说他在美国的生活特别幸福…… 还有一名苏联间谍可以说是在我的眼皮底下逃往西方的。1979年2月，还在莫斯 科大学学习时，我就进入《新时代》杂志社工作。秋天我们杂志社驻日本的记者斯 坦尼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夫琴科就叛逃了，他是对外情报机构的上校。 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与自己的上司情报站副站长关系 不好，那人总是刁难他。另一种说法是，在日本工作后他不想再回国过苏联的生活。 他本人在美国写书，称自己的逃跑具有复杂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 克格勃把我们编辑部的领导召到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虽然不是编辑们挑 选的这名记者，也不是他们把他派出国的，但是克格勃埋怨编辑们没有监视列夫琴 科，所以造成了这一逃跑。与通常一样，是克格勃给杂志总编辑打电话：有一个人 到你们这儿来，你们给他办理去东京当记者的手续。 舍夫琴科没有向日本人求助，而是与美国人联系，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从来没 有给任何人以政治避难。美国人立即把他从日本带到美国。他出示了许多证据，说 出了许多为苏联工作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和重要新闻记者的姓名。他们不是间谍，因 为不掌握国家秘密。他们在政治和新闻中奉行有利于莫斯科的路线。换句话说，他 们属于后来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所说的 “有影响的代理者”。 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机关在日本有200名间谍，其中有前内阁成员、社会党活 动家、几名议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东京的苏联情报人员要求千方百计地阻止日本 和中国接近。 据舍夫琴科说，苏联情报人员劝说一名日本议员组织日本议员与苏联最高苏维 埃友好协会。这名议员从克格勃获得经费出版月刊。舍夫琴科还说，日本社会党是 由克格勃提供经费的。这是通过“朋友们的公司”进行的。这些公司从苏联对外贸 易机构那里获得条件有利的合同，然后把15％-20％的利润拨给社会党。 舍夫琴科还说，苏联情报人员在日本向非法的菲律宾共产党代表转交现金，把 钱放在有两层底的箱子里，或者放在旧书里 舍夫琴科叛逃后，克留奇科夫被迫彻底更换驻东京情报站的人员以及克格勃总 部的日本处成员。每一次失败后都是这样做的。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日本问题情报人员，他们因此而去东京填补空缺的岗位。我 也见过因舍夫琴科叛逃而丧失仕途的苏联情报机关涉日事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失去 了出国的可能性，被调离了原来的工作，转而干没有意思的工作去了。他们认为自 己的生活被破坏了。舍夫琴科的前领导人之一对我说：“如果他落到我手中，我会 用双手把他杀死。” 在50年代，每次情报人员逃跑到西方之后，互相替换的克格勃主席就下令消灭 叛徒。但是在外国，而且是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谋杀很不容易，后来就取消了 这样的命令。 克留奇科夫认为不要惩罚那些犯了错误，但是已经改正的情报人员。他很宽容 地对待自己的情报人员，如果他们跑到西方后又回来。他宁可作出样子，好像他的 情报人员是被藏匿起来的，而不愿承认，久经考验的对外情报人员竟会背叛自己的 职责。因为这样做对克留奇科夫更有利。克格勃对情报人员说，如果他们仟悔，将 不惩罚他们。 对待对外情报人员维塔利·尤尔琴科就是这样做的。尤尔琴科先是不知什么原 因逃跑了，后来又令人惊讶地回来了。克留奇科夫宁可把他当作经受了一切考验并 被敌人俘虏后逃回的勇敢英雄，但是情报人员们不喜欢他这样处理，他们认为尤尔 琴科是叛徒，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他授勋并奖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情报局长 1974年末，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任命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 罗维奇·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副主席并兼任第一总局局长。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上将认为，任命克留奇科夫为情 报局长合乎逻辑，但不是最英明的。 克留奇科夫在阿富汗成功地搞了几次行动，此后他的作用提高了。但是他不能 深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他不是领导者，马库斯·沃尔夫将军这样认 为。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信任的助手，如果没有自己保护人的指示，聪明和理 智的“第二号人物”就不知所措。 当马库斯·沃尔夫来到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他送到休息室，斟满一大杯 威士忌，说：“怎么样，说说发生了什么。” 其他客人克留奇科夫用茶水和咖啡招待。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用柔和的方式 进行谈话。他属于那种平易近人的人c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索洛尼岑在克格勃担任了7年克留奇科夫的秘书处主任。 他对我说：“我ffl每天见面，包括星期六。我经常去他的别墅，他是一个不同寻常 的人，聪明、好学和知识渊博。很多人说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官僚分子。但这毕 竟不是侦缉人员，这是政治职务。顺便说说，我知道很多次他在招募人员时折服了 别人……” “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例如，为他准备了讲话稿。情报局有很强的分析班 子，召集班子撰写讲话稿。他阅了讲话稿，似乎没有意见，但是当你听他讲话时， 发现他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就是说，他自己改写了。 他是一个只考虑工作的人。来到情报局的别墅区，有的人打多米诺牌，有的打 扑克牌……而他甚至连国际象棋也不下。可能他会下，但是从来没有下过。 当然，他的性格很复杂，和他一起工作不容易。他有点固执，喜欢抱怨，但不 记仇。 他严峻的外表使很多人害怕。也许这一工作使人变得过于严峻，而他就是这个 样子。 有些生活经验丰富的人在他面前也觉得不自信。在他的接待室里可以看到将军。 在大国工作的秘密情报人员，他们有时声音颤抖，害怕进他的办公室…… 在他身上好像有点斯大林的东西。不是在举止方面，而是在谈话的姿势中。不 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住他的目光，可能是长期的工作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我看见他在 其他场合里温柔、朴实、善于待客，亲自斟茶…… 他天生就是于克格勃这一行的，况且安德罗波夫把情报局交给了他。顺便说一 句，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反驳安德罗波夫的人之一。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而且 敢于对安德罗波夫直面陈述，更不用说对切布里科夫。有时会损伤安德罗波夫的自 尊心。这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对我说的。例如他对安德罗波夫说， 这件事这样做不对。安德罗波夫几天不和他说话，过些时候又打电话说：沃洛佳， 你过来…… 克留奇科夫不允许情报局里乱七八糟。 他手下的秘书处和值班室工作得井井有条。他大量阅读，读报纸、杂志和情报。 阅读时，他把有意思的地方用钩号和书签标出来，然后由秘书打印。他把各种问题 记在卡片上，因为有时你读了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读到的。 他把一切记在卡片上。他讲话时，拿着卡片，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这一点给 人的印象很深刻。 总的来说，一个人难以把情报局所有情报都看一遍。有一个情报分析局，所有 电报，包括外交部和情报总局（军事情报机关）的电报都能收到。 情报分析人员翻阅情报，把最有意思、最重要和最需要的情报挑选给情报局长。 由局长助理们阅看后放到局长的桌子上。当然，有些紧急电报只给他一人看。有些 情报越过所有人直接送到他这儿。 然后由他来决定：这一份给克格勃主席看，这一份送给政治局委员们，在这一 份的基础上应准备专门的材料。” “他是否能够获得关于国内局势的情报？” “通过克格勃主席他能获得。克格勃的每个局都把情报送给克格勃主席，他批 示：‘请领导班子成员过目’。或者批给某个人看，例如，请克留奇科夫同志过目， 请某某过目……” 克留奇科夫周围的人对他很关心自己身体感到惊讶。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什 么时候躺下睡觉，他每天早晨差1刻6点起床，在户外做一个小时的早操。他只住在 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个小镇的别墅，这个小镇是为克格勃的外国客人们修建的，但 是由情报局领导批示如何使用。 他一般在冬天休假，因为酷爱滑雪。他经常去蒸汽浴室，但不是俄罗斯澡堂， 而是桑拿。他喜欢在游泳池游泳。他喝酒很少，只喝一点威士忌和啤酒，很有节制…… 克留奇科夫非常爱看戏剧，不错过任何一次好的首场演出。我自己第一次在剧 院看见他是在7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近亲说：你看，那就是苏联情报局长！他个儿 不高，戴着眼镜，毫无表情地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座位上。 1991年8月在搜查克留奇科夫的住宅时曾寻找他的笔记本。他的妻子说，他不做 笔记。他记得一切名字、姓、电话号码。他连电脑也不需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主要对手 与安德罗波夫时期整个克格勃一样，对外情报局在克留奇科夫担任局长期间在 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繁荣。秘密情报站遍布全世界，总部庞大，间谍网密布，预算充 足，技术最新，当然，还有情报局在克格勃内所占的特别的地位。情报人员感受到 安德罗波夫的特别重视。安德罗波夫在位于亚谢涅沃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办公大楼里 有自己的办公室。安德罗波夫经常来到情报局，不仅会见克留奇科夫，而且会见其 他将军。安德罗波夫甚至在情报局的党组织里过组织生活。 当然，后来人们指责克留奇科夫迷恋于大的数字。情报局像一台巨大的吸尘器 一样，努力最大限度地搜集世界各国的情报。例如，甚至在津巴布韦或者马来西亚， 也偷到了某种军事文件，招募了地方官员。对国家的实际好处不大，但是形成了完 全控制世界的良好感觉。 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拥有为数不多但能提供有价值情报的间谍。克留 奇科夫要求情报人员加速招募。招募的数量急剧增加。首先在全世界努力招募美国 人。在所有驻外情报站都有人做主要对手的工作。例如，我们的情报人员在新西兰 工作，而实际上是做反对美国人的事，即努力招募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或新闻记者。 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在招募之列，哪怕是使馆的厨师，或者武官的女仆。如果他 们自己不能提供情报，那么即使能安装窃听器也行。 主要重点是竭力招募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情报人员。这被视为最大的成果。对 招募了美国人的情报人员颁发奖章。当然，招募成功者极少。一个情报人员在一生 中可能只能招募四至2人，但被招募者将会长期为克格勃工作。 如何招募？不是利用私生活中的事，酗酒和睡女人本身不会使人名誉扫地，这 类事情只是对苏联情报人员构成某种危险。 要寻找他们在工作中的过失。例如，让美国情报人员和克格勃情报人员见面。 也可以利用他们没有满足的野心、对上司的不满、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以及物质因素。 不仅苏联公民把出国工作与一定的物质希望相联系，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也必 须挣钱供孩子们受教育、购买房子等等。 向任何外国人提出招募的建议都必须经过克格勃主席的批准。向主席提出非常 扼要的报告，不到一页纸，其中写道，发现某个美国人由于某种原因可以招募。 问题在于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个被招募的人可能会表示愤怒，并向自己的 大使汇报。接着，他们会向苏联提出抗议照会。不是每次都能避免这样的丑闻。例 如，不能在最高级会晤前夕做这样的事。 一般情况下，如果克格勃总部同意招募，专门的招募人员就会带着精心准备的 文件和无可指责的方案到某个国家出差几天。这是惯用的防范手法。如果美国人掀 起丑闻，那么来招募的人员就离开这个国家，驻在当地的情报站不会受到损害。 在极少的情况下，如果情报人员保证不会发生丑闻，那么就允许情报站人员同 被招募的对象进行第一次谈话。这是很大的荣誉。如果美国人同意合作，那么不管 在莫斯科和驻在国有多少人准备这项行动，成功的桂冠给予美国人对那个说“是” 的人。 怎么做呢？先帮助来招募者与那个美国人正式相识并进行谈话，以便招募者以 某种借口约定在事先准备好的咖啡馆里会见。 如果这个美国人去找自己的上司并诚实地说，俄罗斯人企图招募他，那么他的 上司就会握住他的手，感谢他对祖国的忠诚……然后将他立即送回国内。再也不会 派他出国，因为他已经暴露，不适合继续做情报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必须等 很多年以后才能被派出。 如果招募成功，情报站就举行一次小型的庆祝会，通常有莫斯科的伏特加酒、 好的白兰地或者威士忌。不要以为在不允许别人进去的、上了三把锁的大使馆情报 室里聚集的那些人与普通人有多大区别。 当然，不是所有被招募的对象都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爆发丑闻？ 打架？都不是，一般是两个情报人员友好地分手。 有的被招募对象回答得很婉转：“我需要想一想，商量一下。” “和谁商量？” “和妻子。” “没有必要。还是让我们现在就决定吧。” “那么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情报人员站起身，告辞。 “所有这些都是胡来。让我们忘记吧？” “好的。 但是谁也不会忘记。 从原则上来说，美国人拒绝接受苏联情报局的招募不会有任何后果。克格勃情 报局永远不会对他进行威胁，也不会把影响他名誉的材料寄给他的上司或者将它们 曝光。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这个人从此将被注意，他的档案将不断更新。情报局开始等待：突然他的 生活里将发生什么变化？例如，他很需要钱，但是没有地方弄到，或者青年的理想 主义破灭，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许多事。那时候也许会重新对他提出建议…… 情报局长收到大量情报，主要是他从这些情报应作出什么结论。 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情报局获得的情报表明，北约国家在准 备战争……我们也在备战，虽然我们从来不愿开始战争……我们被迫参加一轮又一 轮的代价巨大的军备竞赛。这一永不结束的马拉松的绝境像一根绞索似地越来越紧 地套在我们的脖子上。” 难道克留奇科夫真的相信北约准备进攻苏联吗？难道真的有谁在把我们国家拖 进军备竞赛，而不是苏联领导本身，首先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 季诺夫要求竭尽财力和物力帮助军队吗？ 在对周围事实作出如此浅薄分析的情况下，情报局的任何机构也无能为力…… 克留奇科夫本人多次自豪地谈到苏联情报局的一次行动。 1974年8月塞浦路斯发生军事政变，结果岛国发生分裂，因为土耳其军队占领了 北部。位于尼科西亚的总统府遭到轰炸，所以政变分子声称，马卡里奥斯总统本人 已经死亡。 但是克格勃以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名义通过广播说，总统活着，并号召所有人同 阴谋分子作斗争。政变失败了。后来查明，而且今苏联情报人员自己都感到惊讶的 是，马卡里奥斯真的还活着。克留奇科夫把这一胜利称为成功地利用了“A”，即 “积极措施”的办法，通常称为混肴视听的办法…… 1978年6月，克留奇科夫率克格勃代表团第一次来到阿富汗。他在阿富汗行动中 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当试图弄清究竟是谁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的问题时，所 有人都说不知道。结果，这件事似乎是自己发生的一样。 实际上，情报局以自己发自喀布尔的情报、分析材料和预测促进了苏联领导作 出派遣军队的决定。关于美国人准备渗人阿富汗并把它变成反对苏联的桥头堡，阿 富汗领导人哈费祖拉·阿明实际上是美国的间谍等情报，都是克格勃情报局提供的。 但是情报局未能预测到人民对苏联军队的愤怒高涨，虽然克留奇科夫自己后来承认， 1978年4月在阿富汗发生的仅仅是宫廷政变，而根本不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人 民革命。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主席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离职后，克留奇科夫被任命接替他的职务。10月1日他开 始履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选中克留奇科夫？比如说，有人向他推荐了前第五局局长菲 利普·杰尼索维奇·勃普科夫。可以猜想，他选择了情报局的人，认为他不会像克 格勃内务部门的领导人那样强烈地反对改革。戈尔巴乔夫可能是看中了克留奇科夫 对主人无限忠诚和在政治上不独立自主的品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 乔夫知道，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多么忠实的助手，所以也想得到这样精明和忠 于职守的助手。 接替克留奇科夫担任情报局长的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写道： “看来，戈尔巴乔夫认为克留奇科夫是一个更灵活、朝气蓬勃和俯首帖耳的人……。 可以说，总书记严重地看错了人，没有发现在克留奇科夫温和的举止、外表的灵活 性和听话的背后所具有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固执，以及他长期努力，甚至迂回前进， 但是一定要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 同一年，克留奇科夫获得大将军衔。一年后，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成为政 治局委员，但是没有担任很长时间，因为政治局的组成原则发生了变化，而政治局 本身也失去了其重要性。戈尔巴乔夫让克留奇科夫进入新的政权最高层担任总 统委员会成员（1990年3月）和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1991年3月）。 克留奇科夫是在困难的形势下担任克格勃主席的。他那张总是不悦的办公厅主 人的脸逐渐成为当时所说的反对改革势力的象征。改革的进程和事件发生的逻辑不 仅与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而且直接导致破坏克格勃帝国。 不过，从表面上来看他还是无所不能。 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在回忆那个时期时说： “我们在那个时期能够创造奇迹。有这么一件事，80年代末在莫斯科地铁发现 了两个自制的爆炸装置并巧妙地使它们失灵了。开始调查此案。即使爆炸装置完好 无损，也很难找到它的制造者。但是，由于对在爆炸装置导管中找到的植物做了专 家鉴定，我们找到了线索。分析表明，这两个爆炸装置可能是在苏联推一的一个地 方制造的，这就立即缩小了寻找的地区。而零件本身是很普通的，所以我们可能需 要很长时间来寻找肇事者。老实说，找到爆炸装置的制造者本人毕竟不容易，因为 这个地区是整个共和国，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制造者。而如果没有专家鉴定，我们可 能至今还在犯愁：是谁制造的？ “我负责第五局，即改名后的宪法制度保卫局。没有把揭露间谍的责任交给我 们，但是我们有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成果。 “例如，只有我们才有寻找匿名信作者的本事。这是一项极为耐心细致的工作， 这些专家培养了几十年。 “我记得我们的专家帮助识别具体间谍的情况。手头只有一个不知是何人写的 文件，反间谍局试图自己破案，但是一无所获，只好伸出手来向我们求援。我们的 专家在一个月内就查清了这是谁写的……” “为什么恰恰把您调到莫斯科来担任第五局局长？您如何对待这一调动？”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我从来不追求到莫斯科来工作。每当要提拔我时， 我就推荐我的同事们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作三年后，我接到通知到莫斯科工 作，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安全局是我们国内最大的 安全局之一，我担任局长，刚刚获得将军军衔，连将军服还没有来得及穿，还没有 熨好。 “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指责第五局进行政治搜查。当时正在进行改革，这一改 革喊得很响亮，愿意在第五局工作的人不多。我想，如果我拒绝，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领导们将有理由批评我胆小。 “而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我不愿听别人说我是胆小鬼。记得小时候大家从 二层楼往雪地上跳，我觉得可怕，但是我第一个跳了下去。可见这个性格特点也起 了作用。 “只有我来到了莫斯科，第一次派我到热点地区长期出差。在这个职务上我没 少出差：在亚美尼亚半年，在格鲁吉亚半年，在塔吉克斯坦半年，经常去乌兹别克 斯坦和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这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是在 总部工作。” “那么您在热点地区做了些什么呢？” “1990年1月13日在塔吉克斯坦开始了大规模骚乱。1个小时后我就出发了。飞 机从伏努科沃机场起飞。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紧急行动和调查小组以及反恐怖行 动‘A’小组的一部分成员。接踵而飞的是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一个营。规定了具 体任务制止骚乱，找到并惩罚肇事者。在飞机上开始互相介绍时，才知道我们 这批人里谁也不了解塔吉克斯坦首都的情况。 “在‘A’小组里找到了一个很久以前曾在杜尚别住过的小伙子。我们马上就把 纸摊在膝盖上画杜尚别地图，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立即占领城里的战略要地。 “没有任何人在机场接我们。伸手不见五指，天气恶劣。我们上了汽车，直奔 共和国克格勃大楼。进了楼，一片漆黑，值班的人对我们要来一无所知。 ‘主席在哪里？’ ‘在睡觉。’ ‘把他叫醒。’ ‘不！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叫他。’ ‘还有谁在？’ ‘所有领导人都在这里。’ ‘在干什么？’ ‘睡觉。’ “已经是夜里3点。但还是叫醒了共和国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我们上了三楼。阳 台上架着机枪，但是机枪手睡着了。 “我们把当地的内务部动员和组织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当我们坐下 来讨论局势时，我们的人已经集中在最重要的地点。 “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平息大规模骚乱。立了70起刑事案，所有这些案件 都被法院审理，所有肇事者都被判决，恢复了合法的政权，全城肃清了匪徒。 “我们动员当地居民，成立了民兵，其中既有俄罗斯族人，也有塔吉克族人和 乌兹别克族人。他们都团结起来，封闭了自己的区，不让匪徒进去。这样我们就使 匪徒们得不到支持。 “我们成立了一些由15至20人组成、乘着面包车的机动小组，他们是当地反恐 怖小组的小伙子、‘A’小组的两三个人和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自愿者。只要我们 一接到有关出现暴乱者的消息，这些机动小组就出发去追剿。15个训练有素的战士 很容易对付100来人。 “半年后我们返回莫斯科时，我们的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决定奖励这次 行动的参加者，提名授予他们奖章。但是领导认为这个主意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奖励那些镇压的人…… 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很快就变小了，新的时期来临了，克留奇科夫尽 力去适应它。卢比扬卡起草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安全机关法。 该法律于1991年5月生效。 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坚持除了内务部以外，克格勃也应参 加打击团伙犯罪和贪污腐败。后来证明这个主意不是很成功，特工部门不能去寻找 犯罪分子。但是那时克留奇科夫没有反对，他竭力想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可或 缺性，并开始建立相应的克格勃分支机构。 安全人员在电视新闻记者陪同下，开始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地检查，查看货架底 下藏着什么东西。 1990年12月在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克留奇科夫自豪地说，由于共同努力， “成功地揭露了日用消费品储藏、运输和销售方面许多重大的盗窃、滥用职权、读 职和玩忽职守的事实”。 克格勃主席告诉代表们，在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工人供应处发现了sbo吨 肉，在图拉的一个基地发现了30万盒茶叶，而在萨拉托夫发现了5万听鲑鱼鱼子酱。 克格勃主席不仅证明了他的部门是多么有益，而且按照老习惯说，所有食品问 题都是领导组织能力不强、破坏或投机倒把造成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盖达尔的改革开始后，卖货者不再囤积商品，相反，他 们千方百计地推销，而且尽量多推销。不需要任何克格勃。克留奇科夫不懂得这一 点，或者是他不想懂得。 克留奇科夫关心的是让大家都看到，公开性也扩大到了克格勃。他会见新闻记 者们，有一次还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与她们一起摆姿势。 他甚至公开了对外情报局的档案，允许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查阅一些实际的案件。 我自己就获得了研究出色的俄罗斯歌唱家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普列维茨卡娅 及其丈夫白俄军队的将军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勃林案件的机会，而 且据别人对我说，是克留奇科夫亲自批准的。他们夫妇俩在国内战争后移居国外， 并在30年代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克格勃人员给我送来三卷很厚的对外情报局档案， 我研读了它们。 后来才搞清楚，并非所有材料都保存在档案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 而且在苏联解体后，当科学院院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领导对外 情报局时，档案馆的大门重新关上了。我想继续查一些材料，因为普列维茨卡娅和 斯科勃林同苏联的其他间谍一起工作。然而我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是非常重要的秘 密，无沦如何不能公开！看来，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对此并 不了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多层馅饼 在改革年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什么呢？ 克格勃第五局的中校亚历山大·基齐欣说：“我认为，60％至70％的克格勃工 作人员期待和希望发生重大变化。在我们自己这里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工作人员 在工作过程中重新考虑了自己对所发生事件以及对过去被认为敌人的那些人的态度。” “如果大多数克格勃人员希望改革，那么为什么这些改革没有从卢比扬卡开始？” “知道吗，党的干部不断充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是地方上的共青团书记和 外地的党的工作人员。他们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工资很高。来到莫斯科，这些 人在克格勃起主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在克格勃发生了什么？” “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克格勃人员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究竟是什么的第一批 言论。这就是奥列格·卡卢金将军、雅罗斯拉夫·卡尔波维奇上校、第二总局 反间谍局官员弗拉基米尔·莫罗佐夫，以及克格勃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安全局的64 名造反的工作人员。第五局认为必须对我们部门进行彻底的改造，小伙子们开始讨 论新的局结构。” “内部讨论还是公开讨论？” “到处都讨论，不仅在业务会议上，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他们去找勃普科夫将 军。伊万·帕夫洛维奇·阿布拉莫夫将军接替勃普科夫担任局长之后，他们又去找 阿布拉莫夫将军。大家都赞成改革，喊道：你要正确地考虑。后来中央委员会决定 改造第五局，勃普科夫亲自写了关于我们局的新条例。第五局改名为宪法制度保卫 局，撤销了最没有必要的那些处，例如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处等，并提出在人道主 义领域监督共同活动的任务。但总的来说这还是小修小补，整个局还是老样子。” “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逐步地我们开始感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被卷入到反对改革的行列里。人 员开始大量外流，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不是那些工作很久的人不得不考虑退休金， 流走的人会更多。我们和军人一样，退休金取决于工龄。在克格勃工作了十多年之 后，失去退休金很可惜。” “在决定性的1991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是一种什么情绪？” “据我估计，委员会里大约10％的人是专业人员，、尽管上司有指示，他们基 本上遵循自己的原则。15％的人是党务工作者，是委员会的骨干。其他人都是没有 固定倾向的人，根据政治风向而左右摇摆。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导致1991年8月政变 失败。阴谋者们没有想到，铁板一块的委员会变成了多层馅饼。” “克格勃的领导人有没有准备让自己的人参加8月事件？” “对党务工作者们不需要劝说，因为这些人很清楚，继续改革将破坏他们丰衣 足食和安宁的生活。但是对那些立场不定的人当然要适当地引导。因为几年来一直 对他们说，民主派是敌人。 “在1991年春，开始为我们安排与一些‘有意思的人’会见。过去是邀请运动 员、宇航员和演员，现在却突然邀请《苏维埃俄罗斯报》全部编委，而且克格勃礼 堂座无虚席，人们全体起立欢迎。在与当时同波罗的海人民阵线作斗争的人民代表 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和叶夫根尼·科甘会见时，人们高呼‘乌拉’。 “阿尔克斯尼斯反对戈尔巴乔夫，所以全场爆发掌声。换句话说，国内最重要 的护法机构欢迎反对合法总统的讲话。 “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作了长篇 讲话，实际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一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我们单位发 到每个处，并下令每个人都要学习。” “政变前夕在你们局发生了什么？” “也是两极化。我们局的年轻人开始公开退出苏共。”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克留奇科夫在苏联 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存在着一条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总路线，在许多地区存在 着恐怖和暴力，舆论工具掌握在反苏反共力量的手中。所有这些都应该有限度，应 该行使权力。总统具有关于一切问题的详细和及时的情报。现在不采取特殊行动已 经不行了…… 关于实行特别紧急状态或总统治理的问题正在积极讨论中。克格勃主席认为这 是完全必要的。1991年2月克留奇科夫说：“虽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 乔夫反复强调这是极端措施，我认为，如果局势复杂化，总统有全权这样做。” 1991年6月17日，克留奇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支持给予瓦连京·谢尔盖 耶维奇·帕夫洛夫总理要求的特别权力。 克留奇科夫出人意料地引用了14年前他的前任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 一封便函。安德罗波夫在1977年1月24日写道：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自己的专家们 对苏联今后发展道路作出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正在制订加强旨在瓦解苏联社会和 把社会主义经济引人歧途的敌对活动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美国情报机关提 出这样的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代理人，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在以后把他们推上 管理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的领域。 “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个别地培训代理人的计划，该计划规定他们必须掌握 间谍活动的技巧，以及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训练。此外，培训这些 代理人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给他们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的管理办法。美国情报机 关的领导计划有目的地、并且坚定地、不惜代价地寻找根据其务实品质将来能够在 管理机构占据行政职务并执行对手所制订的任务的人。 “中央情报局计划，在国民经济中执行破坏政策的这些个别的、相互之间没有 联系的代理人将由在美国情报机关范围内成立的一个统一的中心来协调。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意图，代理人有目的的活动将有助于在苏联制造政治性质 的困难，阻止我们的经济发展，把苏联的科学研究引人死胡同。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关认为，苏联与西方增加的接触为他们在当 前条件下实现计划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根据承认自己直接从事在苏联公民中招募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说法， 目前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实行的这些计划将会促使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质变， 首先是整个经济，并让苏联接受新的西方的理想。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所获情报，并采取措施揭露和粉碎美国情报机关计 划。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 对于克留奇科夫来说，这一档案材料正好证明了他的讲话，即改革走人了死胡 同，对此应负责任的是那些根据西方指示行动的假民主主义者。 但是这个文件令人感到好奇的完全不是克留奇科夫所引用的意思。很显然，为 什么克格勃炮制了这一文件。 第一，这是旨在限制与西方，首先是与美国的各种接触的许多文件之一。信是 1977年1月写的。缓和勉强存在，但是还在喘息。克格动按照自己的特性在活动：还 要略微拧紧螺丝。这个文件中提及美国人想“教给国民经济管理方法”不是偶然的。 在缓和的浪潮中开始出版关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图书，邀请美国教授 来讲学，苏联 人自己也去看，在大公司是怎么管理的，试图教给自己的厂长和经理们一些方法。 警觉的克格勃把这视为异端。 第二，这一文件有助于把苏联经济中的失败解释为美国代理人破坏的结果。国 家安全部门总是变换手法和事实，向中央委员会呈送这样的文件。它们为镇压而制 造必需的意识形态背景。 第三，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文件。现在已经清楚，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这样的 计划，美国情报人员没有向克格勃间谍承认自己做了什么，也不存在似乎为了领导 代理人而建立的一个统一的中心。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这是克格勃希望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秘密，再次强调自己 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不是克格勃，那么还有谁能与代理人作斗争？有许多完全公开 的、发表在报刊上的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声明，希望新一代苏联人对西方社会现代 发展水平的了解将导致苏联社会的变化。 但是为此没有必要在美国保持庞大的合法和不合法的情报机构，因为所有这些 都可以在美国报纸上读到。 美国情报机关没有使用过“施加影响的代理人” 这样的术语。这是苏联的发明。 正是苏联情报机关很多年、甚至数十年试图在各国培植施加影响的代理人，即促进 苏联利益的人们。但是成绩不大。 当克留奇科夫在14年后引用安德罗波夫的老文件时，他本来实在应该承认克格 勃的失败和中央情报局的绝对胜利。如果按照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的逻辑，克 格勃在把美国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一步也没有前进，而中央情报局却轻而易举地 在苏联破坏了社会主义。 但是这个简单的分析在1991年却对许多人民代表起了作用，他们对克留奇科夫 的发言很感兴趣。 戈尔巴乔夫受克格勃的影响很深，相信克留奇科夫及其情 报。 政变发生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助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 后来写道，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他亲自把 密信封好给戈尔巴乔夫送来，只是偶尔才请秘书们做这件事。 通过克格勃的渠道有相当多的一批情报被送到戈尔巴乔夫那里，例如谈话录音， 其中包括被称之为“技术监督材料” 的电话录音。对所有引人注目者的电话都窃听。 在政变前的整整一年里他们都在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而他总是反对， 不愿意实行，因为他本能地明白，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成功，那么将勾销改 革；而如果不成功……一切都会像1991年8月政变的结果那样。 俄罗斯前外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回忆说，1991年戈尔巴乔夫 访问日本期间，作家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说，“现在不仅应该使用 权力，而且应该使用武力，以便阻止那些冒进的民主派，堵住他们的嘴。”大家等 着戈尔巴乔夫回答。他目光暗淡，用嘶哑的嗓子说：“不，你们可以这样想，但是 不会流血。只要我当总统，国内就不会流血。当然，必须整顿秩序，我们将这样做， 但不是采用武力……” 戈尔巴乔夫说，俄罗斯历史上的暴力太多了，而经验证明，甚至毁灭数百万生 命也不会带来稳定和秩序。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没有总统的8月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没有被削弱，克留奇科夫什么也不敢做。 早在他以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们都明白，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包括第一 号人物在内，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个人的警卫人员，所有为第一号人物 服务的人都归克格勃主席领导，都在克格勃领取工资，都在克格勃工作。 克格勃主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他每天与他通话，即使在休息 时也是这样。当一个人如此密切地接近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向他提供情报，提供解 决问题的方案时，他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自己就能够应付所有这一切事务， 既然第一号人物是这样软弱。 克留奇科夫保留了安德罗波夫带到克格勃并一手提拔的那些人。第九局局长尤 里·谢尔盖耶维奇·普列汉诺夫中将起初是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待室的 值班秘书，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接待室的高级军官。1991年8月他在福罗斯岛封锁戈 尔巴乔夫时起了关键作用。 政治局失去权力后，克留奇科夫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现在除了戈尔巴乔夫以 外没有人在他之上了，而他的几位前任曾不得不顾忌政治局里那些举足轻重的成员。 安德罗波夫既怕苏斯洛夫，又怕基里连科，不得不与政治局的所有人搞好关系。而 在克留奇科夫之上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 但是在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手中还掌握着尚未完全改变的机制。克格勃几 乎有50万人，其中22万人是边防军，6万人是政府通讯部队。 也许戈尔巴乔夫去福罗斯休假前夕于1991年7月31日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哈萨 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的谈话是最后的导火线。他们三 人商量好要解除克留奇科夫的职务，同时还要解除国防部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 奇·亚佐夫的职务。有人认为，克留奇科夫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促使他采取坚决的 行动。 此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莫斯科成立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手中握 有实际政权工具的克留奇科夫在委员会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委员会什么也没有 得逞。 后来，调查组在俄罗斯总检察院领导下搞清楚了，8月6日克留奇科夫就指示自 己的属下研究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后果会怎样。8月14日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戈 尔巴乔夫不能恰当地判断局势，在心理上束手无策，所以将实行紧急状态。 8月门日，国防部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中央书记奥列格·谢苗 诺维奇·舍宁和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聚集在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的一个秘 密地点。他们认为必须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要迫使戈尔巴乔夫同意这个主意。如 果他不同意，就让他放弃自己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 于是把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孤立起来，切断了他的所有电话，并把他的贴身 卫队长、克格勃少将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召回莫斯科。 卫队长的命运就像渴望获得奥林匹克奖章的运动员的命运一样。他拧干被汗水 湿透的背心，多年的训练就是要在决定性的时刻表现自己的能力。 对于卫队长梅德韦杰夫将军来说，这一时刻于1991年8月18日来到了，国家紧急 状态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出现在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 但是梅德韦杰夫将军错过了获得奥林匹克奖章的机会。 他毕生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一个：在需要的时刻为了总统而牺牲自己。顺便说 说，当时并不要求牺牲，需要的是和自己的总统留在一起，很显然，总统第一次面 临真正的危险。但是梅德韦杰夫将军乐意服从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 将军的指示，收拾行装，从总统别墅消失了。 他手下的保卫戈尔巴乔夫的人员都愿意留下来，所以保持了军官的荣誉。 就在那天深夜，副总统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总理瓦连京·谢尔盖 耶维奇·帕夫洛夫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签署 了臭名昭著的《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其中说，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行 自己的职责，所以把职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声明说，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 为了管理国家而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8月19日人们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笼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阴影里。 在福罗斯和总统在一起的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 亚耶夫写道，根本就没有深思熟虑的阴谋，只有打算和指望戈尔巴乔夫同意参加。 所以一旦戈尔巴乔夫“拒绝”，一切都完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从它的组成来看， 实际上一开始就不能起“皮诺切特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其组织完全无能。阴谋者的司令部纯粹是 以苏维埃方式行动的，就是说先天不足。所以克留奇科夫在紧急的局势下完全是一 个不合适的领导者。 我问前克格勃宪法制度保卫局局长沃罗特尼科夫将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前主 席？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年龄差异毕竟造成了父与 子问题。他把为了干练地保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要做的事情过分相信地交给了 那些对局势和形势并不很了解，而且采取与这种局势并不合适的人。 “是的，我们曾提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 会所搞的那种在全国领土上实行紧急状态的计划。只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紧急状态 的人才会这么做。我在亚美尼亚紧急状态条件下工作过，所以知道什么是紧急状态。 “埃里温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但是为了在那里实行紧急状态，需要使用多么大 的力量！即使这样，这一紧急状态制度还是有许多漏洞。而在全国领土上实行紧急 状态，完全是愚蠢之极。我们甚至连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力量都 不够。如果形势需要这样做，也只能在一座城市维尔纽斯或塔林实行紧急状态。 “很遗憾也很委屈，在制订这些计划时没有让我们局参加，因为它最清楚地掌 握着不仅是地方上而且还有莫斯科的政治情况。我想，如果这些措施是我们制订的， 就会避免许多错误。况且，像他们成立的那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存 在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克格勃主席维克托·伊万年科说：“忠实于教条主义思想、 不愿作必要的改变以及办公室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他。我和他谈过，我试图让他和叶 利钦结盟。但是看来他比我更了解，叶利钦是不会和他结盟的……” 那么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克留奇科夫的看法如何呢？ 利加乔夫对我说：“我尊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的智慧 和分析能力。他善于分析，他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决心。” “就是说，您认为他过于软弱？” “是的，非常奇怪。也许他不是那么软弱，但是他的意志和性格都不够坚强。” “他习惯于背靠安德罗波夫而生活，所以他的自主性不够。您指的是这个吗？” “这些品质意志、性格和独立自主性都是在独立工作中获得的。当有可能 表现自己时……” 克留奇科夫总被看作是其上司和庇护者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一个暗淡的影子。 灰色的耗子、执行助理、办公室的天才克留奇科夫在秘密警察的特殊气氛 里觉得自己如鱼得水。由于克留奇科夫善于执行命令，使得他先是为安德罗波夫所 必需，而后又被安德罗波夫的后任所需要。 克留奇科夫被认为是一个不抛头露面、没有野心、准备完成任何命令的执行者， 一个多面手。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命令他杀害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他照办了。命 令他保障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他以同样的努力与当时的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 德纳泽一起着手完成新的任务。谢瓦尔德纳泽对这位克格勃主席勤勉工作给予很高 的评价。 像一个吝啬的骑士坐在装满黄金的口袋上一样，埋头处理专案的弗拉基米尔· 克留奇科夫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领袖之一。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 夫厌烦充当沉默的执行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非凡的记忆力和非常了解国内所发生 的一切使他精心掩盖的野心勃发。 正如俄罗斯政府首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所说，青云直上冲昏了克 留奇科夫的头脑。 戈尔巴乔夫盲目地以为，飞黄腾达的克格勃主席将永远对他保持忠诚。而克留 奇科夫却认为，已经让他等待得太久了，他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像一个白天给主人送皮鞋，而夜间却悄悄地试穿皮鞋的仆人一样，克留奇科 夫每天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自己专案卷宗里的秘密，对主人的蔑视逐渐增加：戈尔巴 乔夫什么都看，但是任何措施也没有采取。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太软弱。因此为什 么不能取而代之？ 克留奇科夫认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决定在具体事情上检验一下自己 的能力，结果在1991年8月出丑了。灰色的耗子不可能成为狮子，办公天才在战场上 毫无用武之地…… 在从福罗斯返回的途中，克格勃主席被捕。当时在俄罗斯政府工作的亚历山大 ·斯捷尔里戈夫将军对《消息报》发表谈话说，在飞机上他特地坐在克留奇科夫身 旁。克格勃主席假装打盹。飞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降落后，大家都起身往外走，没有 让克留奇科夫走，对他进行了搜查，然后从备用的舷梯上走下来。俄罗斯总检察长 瓦连京·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向克格勃主席宣布，他被捕了。克留奇科夫 绝望地说：“现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说得对。如果他不搞这次冒险行动，苏联可能不会解体， 克格勃也可能保留完整的机制。 8月22日，克留奇科夫在被捕后立即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信。这封信与后来克留奇 科夫对反对派报刊的谈话以及他的许多文章和两卷的回忆录明显不同。这是第一封 信，而且是诚恳的： “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亲启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现在我属于因涉嫌阴谋篡夺政权和背叛祖国而被捕的人的行列，明天可能将遭 逮捕和坐监狱，然后将发生符合逻辑的事情。 我曾经很希望与您进行您所答应的谈话，但是它没有进行。而那时有多少话要 说啊！ 多么可耻背叛祖国！现在我不给您写很详细的信，因为您不会认为有此必 要。请您相信我，我只要求做一次简短的谈话。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吗？一些人已经快 70岁了，有些人身体不好。需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审讯吗？顺便说说，本来可以采 取另一种措施，例如严格的软禁。总的来说，现在我感到非常羞愧！ 昨天我听了您在谈话中关于我们的那部分内容。总的来看，我们是否像您所说 的那样？遗憾的是，确实如此！ 依旧致以常人的深厚敬意！ 弗·克留奇科夫” 这是惟一的一次，其思想完全破产和被捕的克留奇科夫承认，他感到羞愧，他 尊重戈尔巴乔夫，他接受人们给他的评价。 后来，政变的参与者们说，实际上他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实际上国家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废黜了合法的总统，对舆论工具实行新闻检查，并在莫斯科宣布宵禁。看 到在莫斯科什么也不能得逞时，他们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但要记住，在政变前夕， 当克格勃和特种部队企图整顿秩序时，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动用了武力。克留奇科夫 不够自信和不够独立自主，所以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对我说： “在实行紧急状态的日子里，给我布置的任务之一是往波罗的海国家派遣紧急 行动小组。说实在的，任务很不明确，没有给我说明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 怎么提问题。 “克格勃的地方委员会当时已经被民族主义破坏，它们提供的情报很少，我们 只能根据各共和国的形势来分析情报。 “我们向那里派遣了一些小组，要它们与军事情报机关协调行动，并告诉我们 那里发生的事情。我很容易地就组织了这些小组，派遣了叨人。没有一人拒绝，虽 然他们本来可以找到某种理由，比如说不是处于军事状态。但所有人都履行自己的 义务，虽然已经并非没有危险。 “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它的工作人员虽然不理解上面领导所采取的行动， 仍然具体地执行了命令。 “后来根据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刑事案对我进行了审讯。对我派遣的那些小伙 子也进行了审讯。他们都到我这里来并说，他们一点也不后悔，而且准备执行领导 的任何指示，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指示是公正的，是义务。我们的人直至最后一刻仍 然准备执行许多任务。这不是说漂亮话……” 未遂政变急剧改变了人们的情绪。甚至那些还犹豫不决的人也坚决地站到鲍里 斯·叶利钦一边，站到新的俄罗斯政权一边，把正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白宫的政策 上。那些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因为担心这样的政变不是最后一次。8月事件是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虽然政变参与者中没有一人承认这一点。 在名为“水兵寂静” 的监狱里克留奇科夫变化很大，他削瘦了，苍老了，病得 很重。对他的侦查和法庭审判准备了很长时间。 1993年1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副庭长阿列克谢·乌科洛夫少将改变了对国家 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被起诉者的审理办法：把他们全部释放回家。确实，1993年5月， 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请求拘留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和亚纳耶夫，因为他们在以 健康原因不被拘留后“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破坏社会稳定……最近一次这样的 活动是他们参加的五一节莫斯科的示威，结果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但是他们都没有重新被拘留。 1993年4月审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程序开始，但是审判还是没有进行。 法庭庭长乌科洛夫将军认为，总检察长瓦连京·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和副 总检察长叶夫根尼·库兹米奇·利索夫粗暴地违反了法律，因而要求最高苏维埃任 命独立的国家公诉人。最高苏维埃拒绝这样做。审理的程序重新开始。 克留奇科夫被指控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典第64条（叛国罪）和第260条（滥用 职权罪）。克留奇科夫证明，1991年8月，作为克格勃主席，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保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说，国外 正在准备瓦解苏联。 1994年2月23日，新的国家杜马通过关于大赦的法律。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 件的其他被起诉者一样，克留奇科夫回到家里。根据大赦的法律，形式上他承认了 自己的罪状，而实际上一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克留奇科 夫越来越认为自己是英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对《劳动报》发表谈话说： “我记得他们在1991年8月被捕后的头几天是如何给我写悔过信的。我也永远不会忘 记过了不久他们在法庭上以同样的灵感和由衷的激情所说的话。互相矛盾。要知道， 这是彻头彻尾的没有良心，背弃伦理。虽然我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这些胆 小的人敢于搞政变。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祖国。他们担心的是：联盟条约签署后他们 很可能失去巨大的、实际上不被任何人控制的权力。你们现在甚至难以相信，有多 少力量处于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指挥之下。你们知道当时克留奇科夫领导的苏联克格 勃一年的预算高达35亿卢布吗？这实际上是不受监督的钱。这就是他们不得不抛弃 的东西。他们非常了解这一点。但对此他们却高谈祖国。经济灾难、国家安全的威 胁……” 获得自由后的初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集中力量同自 己过去的政治局同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作斗争。对于克留 奇科夫来说，雅科夫列夫简直是世界邪恶的化身。 克留奇科夫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获得无可争辩的情报，雅科夫列夫早就被美 国人招募了。俄罗斯检察院调查了这一指控，审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 员，调阅了许多档案材料。克格勃的同事们没有证实克留奇科夫的说法，而且也没 有任何文件可以作证。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长期地说雅科夫列夫是被招募的，也许，他 自己相信这一点。但是只有他自己相信。连克格勃过去的同事们都嘲笑他。由于不 知道如何继续侮辱这位院士，克留奇科夫写道：“我从来也没有听见雅科夫列夫说 过赞美祖国的话，没有见过他对于什么感到自豪，例如，对于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 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看来，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写了些什么。战争期间克留奇科夫本人顺利地在后方 做共青团工作。而雅科夫列夫自愿当兵，成为海军登陆兵，在前线作战，在战斗中 负伤致残。 克留奇科夫在过去同事们的帮助下出版了名为《个人案件》的两卷集回忆录。 这是非常枯燥的回忆录，显然，就像他本人一样的枯燥乏味。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八章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下令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的自己的儿子解雇。但是他所担心的裙带关系的指责 与国家安全机关人员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指控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称他为 叛徒。显然，瓦季姆·巴卡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最被人仇恨的上司。虽然可以 说，他是卢比扬卡主人中最有意思。而且可能是最正派的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湿”案 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1937年出生于克麦罗沃州 矿工城市基谢廖夫斯克。父亲是矿山测量员，母亲是医生。 他从小就擅长绘画，所以想上美术学校，但必须通过考试，而其他学院可以不 经考试就录取银质奖章获得者巴卡京，于是他选择了新西伯利亚古比雪夫建筑工程 学院。 他在家乡克麦罗沃的各个工地上度过了13年。在克麦罗沃化工建筑托拉斯工作 时，他走过了全部台阶：工长、工地主任、工段长、总工程师，平均每两年他被提 升一级。他立即表明自己是一个敏锐、意志坚强、善于达到目的的行政管理者。19 73年他从住宅建筑联合企业总工程师的职位被提拔担任党的工作。 巴卡京喜欢说，他如何穿着皮靴和棉袄被带到市党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第一书 记握着年轻建设者的手说：将推荐您做党的工作。巴卡京马上就被选为市委第二书 记。两年后被调到州委担任建设处处长。又过了两年被选为克麦罗沃州委书记。认 识他的人说，他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州里对他没有意见。 每个星期天他打网球、踢足球或者打冰球。在空闲时间他画油画，一般是画风 景画，并把油画送给朋友们。 1983年苏共中央负责干部工作的新领导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看中了巴 卡京。他在全国各地寻找务实、坚毅、有发展前途的党的书记并把一批党中央的监 察员带到了莫斯科这是提拔。 巴卡京有时显得过分谦虚。他说，他这个45岁的外地人来到莫斯科，在首都的 公众之间、在这些天堂的居住者中间生活有多困难。但巴卡京总是知道自己的价值…… 他当了两年苏共中央监察员，并从社会科学院函授毕业。这个文凭是为填写各 种表格所需要的。接受高等政治教育是年轻有力的党的书记们所必需的。 1985年3月，戈尔巳乔夫任命巴卡京为基洛夫州委第一书记。两年后他又回到自 己的家乡克麦罗沃州担任第一书记。克麦罗沃是库兹涅茨克煤矿区，80年代末那里 的问题非常急剧地恶化。不排斥新潮流的巴卡京支持为库兹巴斯找到新生活方式的 努力，但是没有想到，1988年10月，又把他召回莫斯科。他离开克麦罗沃后，1989 年夏天爆发了对于那时来说规模巨大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可能会对巴卡京的政治 生涯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但那时他已经担任内务部长。也是在那时，他被提升为 中将，但他只在民警节那天穿中将制服。 担任内务部长时，他调查了198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区与叶利钦有关的 “湿”案。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本人是这样描写此事经过的：“我乘汽车去斯 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老朋友那里。在离朋友家不远处我下了车，刚走出几米，突然后 面出现了另外一辆汽车，于是……我就落在河里了。水非常冷，我的脚开始痉挛， 我勉强游到河边，虽然距离只有几米远，我冻得直发抖。” 浑身湿透的叶利钦走到值勤的岗哨那里声明，这是要谋害他的性命。当时社会 上的气氛使很多人认为：有人企图谋害人民喜爱的叶利钦。 第二天叶利钦亲自打电话给巴卡京，请求不要对此事进行调查，他撤回了自己 的声明。 巴卡京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说：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根据您的指示，我对在莫斯科传说的似乎有人企图攻击最高苏维埃代表鲍·尼 ·叶利钦同志一事报告如下： 10月6日莫斯科州执委会内务总局侦查局副局长阿努夫里耶夫同志和鲍·尼·叶 利钦进行了电话交谈，以查明所发生的情况。叶利钦同志说：‘没有任何攻击我的 行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也不想 这样做。当我走进警卫室时，我和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相互没有理解。我不会写任何 声明，因为没有这么做的逻辑：没有攻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书面叙述实际上没 有发生的事情。’ 鉴于陈述的情况，刑事案应予撤销。关于攻击叶利钦同志的传闻源于未能证实 的叶利钦同志的声明。 苏联内务部长瓦·巴卡京”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1989年10月16 日政治局委员们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听取“湿” 案的细节。调查是由巴卡京进行的。 午餐后巴卡京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报告了细节：“叶利钦口头向民警说有人要谋害 他。他乘车去别墅，下车后步行。另一辆车追上了他，把他装人一个布袋里，拉到 河边，并从桥上扔了下去。他在河里从布袋里挣脱出来，游到河岸，来到‘圣母升 天’别墅区值勤的地方-…·对于叶利钦的说法。无论是他的司机，还是鲍里斯· 叶利钦似乎经过的警卫室，谁都无法证实。实际情况（桥的高度约15米）和事情发 生的时间也都无法证实。” 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说，这是开玩笑，这是他的私生活。他拒绝回答问 题。但确实有过对他的威胁和恫吓……后来人们多次问巴卡京，那时他自己与俄罗 斯未来的总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卡京对任何人什么也没说……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里加特种警察部队的故事 情况令巴卡京不安。除了普通的犯罪问题以外，在国家的这一端，或者那一端 出现了民族冲突和大规模骚乱。内务部成为企图扑灭这些冲突的消防部。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在内务部长的位置上证明自己是铁腕人物。他 自己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在内务部里人们怕他：“要知道，我不想假装谦虚。 我是一个严厉的人，也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像赶山羊似地赶这个内务部。” 但这是在内务部对待下属的情况。他拒绝在全国进行严厉的整顿，他经常说： “我将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例如有人建议，要用拳头敲击桌子，那时犯罪马上就会 消失，纪律和秩序就会恢复。可是不管谁向我提建议，我都深信：这是危险的乌托 邦，是空洞的幻想。实践证明：无论是严厉的措施，还是甚至采取恐怖行动，都不 能降低犯罪的水平，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看到国内发生的所有共和国都要求独立的情况，巴卡京认为，在这些要求中有 许多合理的东西。为什么应由坐在莫斯科的他来决定里加或萨哈林需要多少个地段 民警？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松开共和国内务部的手脚。巴卡京与爱沙尼亚签署了条约， 使这个共和国的内务部实际上成为自主的部门。巴卡京还准备与立陶宛、拉脱维亚、 摩尔达维亚、俄罗斯联邦签署类似的文件，后来他后悔没有把此事做到底。 瓦季姆·巴卡京建立了特种警察部队。他看到，贫穷的、腐败的警察没有能力 同现实的犯罪作斗争。特警应该成为内行的骨干。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驱散未经 批准的示威游行，镇压大规模骚乱。所有这些使得特警处于特别的地位警察中 的警察。 在里加，从年轻强壮的警察，主要是从巡逻和值勤的、习惯动用武力的警察中 招收特警。还招募了几个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人，其中有切斯拉夫·姆雷尼克上尉， 后来他成为特种警察部队指挥。对他们来说，特种警察部队成为他们所希望的过去 的生活的继续。他们手中又有了武器。当然，还需要找到敌人。 由于获得几乎是完全的独立自主，特警没有普通警察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可以 自己给自己布置任务。例如，它自作主张地同酒类的非法买卖作斗争。酒类的非法 交易是因反酗酒法而蔓延的一种犯罪行为。 特警们就地处置商人：使用拳头、警棍和枪托，没收他们的钱和酒，商人们不 敢抱怨。特警得出结论：他们自己就能起“笨手笨脚的”的检察院和“非常软弱的 法院”的职能。 在特警成立后的第一年，其坚决和果断令许多人喜欢。 与自己同行不同的、能干强壮的小伙子们给里加入带来了信心。对于这些出色 小伙子们的一些小的过火行为是可以原谅的。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里加特种警察部队是在拉脱维亚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的，而这个国家在1990年5月停止了存在。 莫斯科不愿意承认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独立，并在拉脱维亚挑起了严 重的政治斗争。克格勃向戈尔巴乔夫总统提供的情报说，在波罗的海这些共和国发 生的所有事件的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操纵。同样还是这个消息来源向新闻界提 供“可靠的消息”说，波罗的海战斗人员拥有大量武器储备。 在拉脱维亚出现了两个政权的危险局面。一边是合法选出的议会及其组成的政 府，另一边是反政府联盟共产党、国际运动、波罗的海军区和克格勃机构。 起初特种警察部队支持新政权。1990年5月15日它在拉脱维亚人民的眼中成为英 雄。这一天波罗的海军区第一次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的政权。位于里加的军区司令部 的军官们和改穿司令部官兵制服的军事学校的学生们向拉脱维亚议会大厦发起进攻。 我那天正好在里加的议会大厦旁边，看见一群军人冲向市中心。 当军官们开始冲人议会大厦的大门时，当局召来了特种警察部队。戴“黑色贝 雷帽” 的特警们得意地用警棍在上校和少校们的头上挥舞，官兵们的进攻被打退了。 特警们觉得自己是英雄，等待着当之无愧的奖赏。但是没有为他们授奖。 人民阵线的代表们组成的政府解除了几乎被拉脱维亚警察一致支持的内务部长 布鲁诺·施特因布里克的职务，并任命进行抵抗的、特别是首都警察支持的阿洛伊 兹·瓦兹尼斯接替。 瓦兹尼斯当然把里加警察看作是反对派的堡垒。在里加，拉脱维亚族人不到一 半，而在里加警察局拉脱维亚族人就更少了，只占1／5。于是从全国各地招募年轻 的士兵来警察局工作，答应在里加国家的一个最负声望的城市里向他们提供住 宅。 拉脱维亚宣布独立对于秩序的维持者来说是一个出其不意的礼物。在里加的短 暂生活不能保障他们能够获得公民权，他们不懂拉脱维亚语，所以他们工作的前景 成为问题。 瓦兹尼斯没有来到等候他的特种警察部队基地，相反他给予“黑色贝雷帽”以 明显的打击。前部长允许他们建立“海盗” 合作社，负责保护餐馆、合作社和付得 起保护费的个别人。里加特警们马上明白，保护那些人而得到钱比去抓他们要好得 多。 瓦兹尼斯部长禁止自己的属下在合作社工作。特种警察部队指挥官艾德加尔· 雷马里中校拒绝服从新部长，并通过共产党的《苏维埃拉脱维亚报》声明，他只能 执行与苏联宪法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不相矛盾的命令。政府和特 警成了敌人。 拉脱维亚新议会任命新的检察长后，特警们在检察院大楼门口值勤，不让他进 楼。这样在里加出现了两个检察院：一个是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另一个是拉脱维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它们忙于互相攻击，罪犯们却逍遥法外。 瓦兹尼斯部长禁止向造反的特警发放弹药和燃料，并给莫斯科写信要求解散特 警。 1990年10月初，特警改为归内卫部队第42师领导。他们要求苏联内务部长瓦季 姆·巴卡京“考虑波罗的海分裂主义情绪的增长，保护那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小伙 子们”。后来巴卡京感到后侮，他根据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弗雷茨· 彼得罗维奇·鲁比克斯的请求保留了特警…… 1990年底，巴卡京被解除内务部长职务，由担任过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和拉脱 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取代。普戈把特警变成拉脱 维亚共产党的战斗队。根据他的命令，特警占领了共和国所有大报和杂志编辑部所 在的新闻大楼。 在占领新闻大楼时资格很老的中尉亚历山大·库兹明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 与新闻记者们清算自己的账。《苏维埃青年报》曾经生动地报道，特警们是怎样在 “奏鸣曲”餐厅嬉闹的。喝醉后开始打架，库兹明中尉被对方打坏了腿，另一人腹 部受伤…… 克格勃和国防部未能从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在波罗的海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命 令，因而企图挑动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使用武力。需要找到解散议会和政府的借口。 1991年1月，特警企图在里加建立自己的秩序。它向共和国内务部大楼发起进攻，并 占领了它。进攻时牺牲了4人两名民警、一个电影摄影师和一个偶然经过的行人。 特警们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主人。他们说：“是的，我们是职业雇佣者，但我们是按 照公正的法律而生活。” 在这些事件之后，他们觉得受到全城的仇恨，开始害怕受到攻击。夜间在他们 的基地两三次响起战斗警报。建造了火力发射点和用沙袋筑起的街垒。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特警的一切都结束了。一周后他们从拉脱维亚逃跑了。 他们乘着三辆装甲车，上面写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为了掩护撤离，特警们释 放了几个烟雾弹。但是谁也不想妨碍他们离开。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总统候选人 巴卡京的行为引起了保守路线支持者们的愤怒。巴卡京也乐意与新闻记者们谈 到这一点，他说得坦率，尖锐。但是保守路线的支持者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要求撤 换巴卡京。正像瓦季姆·巴卡京自己所说，戈尔巴乔夫害怕了，交出了部长。 1990年11月十月革命节前夕，戈尔巴乔夫要求巴卡京禁止民主力量在红场举行 另外的示威游行。巴卡京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对他非常恼火，说：“你是胆小鬼！” 11月底，戈尔巴乔夫把部长召去，警告说：“我决定解除你的内务部长职务。” 巴卡京回答说：“这是一个错误。”12月2日，发表了解除巴卡京职务的总统令。 12月3日，巴卡京最后一次来到内务部大楼。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 日科夫带来了新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巴卡京与内务部领导成员们 告别，收拾东西离开了。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想失去巴卡京，所以任命他为安全委员会成员。巴卡京不知 道他将在安全委员会里做什么。看到巴卡京无所事事，戈尔巴乔夫建议他担任政府 第一副总理，但是联邦委员会不同意巴卡京这个候选人；于是想把他任命为协调各 个部门的政府副总理，这次是巴卡京自己拒绝。他说，他在这方面不内行，实际上 是他不愿担任不重要的职务而已。 在安全委员会工作时，他写信给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拒绝接受保护。 瓦季姆·巴卡京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渴望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认为自己应起 第一流的作用。他是著名人物，名声显赫，虽然也许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知名度。 巴卡京是一个自信的人，有点卖俏，从来不忘记女人们喜欢他。他表明自己是 一个务实的行政管理者，正派的人，显然理应得到比安全委员会不明确的委员更重 要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还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家形 象。但他还是决定成为将于1991年6月举行的俄罗斯第一次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成为 叶利钦的竞选对手。 有人认为，叶利钦曾打算请巴卡京与他搭档作副总统候选人。但是瓦季姆·维 克托罗维奇加以拒绝，或者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能获胜，或者是他满足了戈尔巴 乔夫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希望叶利钦失败，指望巴卡京能够把叶利钦的选票夺过来。 巴卡京在接受《新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没有收到关于与叶利钦搭档参加竞 选的直接建议：“有过谨慎的试探。受叶利钦的委托，斯捷帕申来找我，提出了这 样的问题：如果叶利钦建议我担任副总统职务，我怎么办？但那时已是1991年5月， 几乎是我自己决定和阿卜杜拉季波夫搭档同叶利钦竞争的同一天。” 报刊和电视支持巴卡京，关于他的报道是善意的。在叶利钦阵营里嫉妒地注视 着巴卡京，抱怨他竟敢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竞选。 选票统计结果，在所有候选人中巴卡京的得票率最低仅获得3.42％的选票。 专家们认为，巴卡京在竞选中犯了很多错误。他拒绝从事政治家形象设计的内 行人员的帮助，禁止出版宣传小册子和广告牌。他的演说也不成功，其语言既长又 太学究式。 有些选民看了候选人的名单，认为他是一个党的机关官僚分子，虽然实际上他 不是这样的人。有些人认为巴卡京是一个不坚决的、纲领模糊的人。他选择拉马赞 ·哈吉穆拉托维奇·阿卜杜拉季波夫为副总统，而后者并非赢得所有人的好感。 俄罗斯电视台第一任领导者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写道，巴卡京本 人的总统竞选活动搞得不得力。戈尔巴乔夫的威望每况愈下对巴卡京起了不好的作 用。由于提名阿卜杜拉季波夫为副总统候选人，巴卡京不仅没有与正统的共产党人 妥协，而且使自由派离开了他…… 但是他的主要问题在于，那些原则上同情巴卡京的人，最后还是投了叶利钦的 票。而叶利钦的对手们自然不会支持巴卡京。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最后一任主席 在1991年8月政变的日子里，巴卡京表现得忠于戈尔巴乔夫总统，不愿同国家紧 急状态委员会合作，写了关于拒绝执行自己担任的安全委员会委员职责的声明。接 着，又与普里马科夫一起写了另一项声明，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抗议。巴卡 京打电话给国防部长亚佐夫，希望不要进攻白宫。最后，他和俄罗斯政权的代表们 一起飞往福罗斯戈尔巴乔夫那里。 他的坚定受到表彰。 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8月21日晚被捕。 8月22日中午，戈尔巴乔夫把克格勃副主席兼情报局长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 奇·舍巴尔申召到克里姆林宫，任命他暂时担任克格勃代主席。 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是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之一。1958年他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 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他去了巴基斯坦，担任大使助理。1962年他被邀请到克格勃 工作。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从情报学校毕业后，开始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 他曾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工作。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最复杂的时期，他住在伊朗。他在 德黑兰的居住淡化了情报人员库齐奇金的叛逃。在一般情况下，情报站长因下级人 员的逃跑而受到惩罚。但是舍巴尔申没有被惩罚。 1987年克留奇科夫任命舍巴尔申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9年1月克留奇科夫担任 主席后，把自己的办公室和整个苏联情报局交给了舍巴尔申。 对于担任如此高的职务来说，舍巴尔申相当年轻，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工作很 久。舍巴尔申没有参加 1991年8月的政变。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重 视舍巴尔申的才干，但是他还有更亲近的人，所以就让他们参与政变。 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克留奇科夫被捕后只领导了克格勃一天一夜从1991 年8月22日中午到8月23日2时。舍巴尔申只来得及签署了一个关于克格勃非党化的命 令，克格勃内部的党委停止活动。但是他担任卢比扬卡的主人职务不合适，因为政 变后变得很清楚，克格勃如果不解散，那么也应该变成另一个新的、对国家不构成 危险的机构。此外，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瓜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 8月23日，星期五，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他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们已经坐在那 里。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大家一起决定推荐您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 巴卡京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雷若夫院士担任国家安全委 员会主席。但是木已成舟，总统们告诉巴卡京，像现在这样的克格勃应该停止存在。 他乘车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接受工作，并主持克格勃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 雷若夫院士很快被任命为俄罗斯驻法国大使。情报局长舍巴尔申回到了位于亚谢涅 沃的情报局所在地。 8月23日下午3时，巴卡京第一次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新大楼。广场上 正在举行集会，克格勃人员们担心，集会的人群会冲进大楼并把所有人赶出去，就 像他们从老广场驱赶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一样。但是人们没有这样做，只是推 倒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人们没有像1990年1月柏林人冲进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大楼 那样地冲进克格勃大楼。 和克格勃的所有其他副主席一样，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舍巴尔申将军详细 地书面汇报了他在政变几天中的所作所为。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舍巴尔申什么 错误也没有。他所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发往所有驻 外情报站。 归他领导的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准备在敌人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的特种部队（称 之为第一总局独立教导中心）拒绝参加进攻白宫的战斗。 但是也没有对舍巴尔申给予特别的信任，毕竟是头号政变分子克留奇科夫任命 他为情报局长的，而当时克留奇科夫正在蹲‘冰兵寂静”监狱。 8月25日，星期日早晨，舍巴尔申给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写了第一份报告： “今年8月19至21日，我未能对克留奇科夫和阴谋的其他参加者的行动给以正确 的评价，没有能够正确地引导第一总局的全体成员他们是诚实、守纪律和忠于 祖国的人。 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并辞退……” 报告没有引起注意。巴卡京面临刻不容缓的问题，情报局不属于其内。他对舍 巴尔申没有个人的要求。舍巴尔申马上就说，他赞成把情报局分为独立的机构，以 便摆脱克格勃的“尾巴”。巴卡京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舍巴尔申没有成为独立情报 机构的第一任首脑。 巴卡京和舍巴尔申之间出现了不融洽。他们的性格相似自信、严厉，所以 互不尊重。 三个星期后，9月中，克格勃的新领导不顾舍巴尔申的反对，给他任命了一位第 一副局长。舍巴尔申非常生气，9月18日打电话给巴卡京。巴卡京不满意地回答： “在这以前您在哪里？我已经签署了命令。” 在提高嗓门的简短谈话之后，舍巴尔申说，他无法这样继续工作，所以请求解 除其职务。也许他以为新主席会改变主意。但是被激怒的巴卡京认为这是对他进行 威胁，所以没有反对舍巴尔申辞职。 结果舍巴尔申又给克格勃主席写了一份报告： “我听说N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这项任命是绕过第一总局及其局长而作出的。 您个人不认为有必要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以及我对N同志是否适合担任这一职 务的看法。 “如您所知，过去在任命领导职务，包括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导职务时，受到 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施加的压力，或者要看谁的情面。最近几年由于作出很大努力， 停止了这种做法。我痛苦地相信，这种做法正在以更粗暴、更侮辱性的形式而恢复， 是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而不考虑工作需要。我相信，这种做法将损害任何良好的 改革。 “从今年9月18日您与我电话谈话的语调来看，您认为这种情况完全是正常的。 而对我来说它是难以接受的。” 这份辞职报告被接受了。舍巴尔申中将56岁就成了退休者。 瓦季姆·巴卡京对存在37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改革。 巴卡京对我说，“当时立即就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庞然大物将被分解。 仅仅为了保留情报机关也需要这样做。因为那时所有共和国的总统们都想要苏联的 遗产，虽然苏联还存在。情报机关总算立即被单独移出，仍然是统一的，为所有共 和国服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部分被瓜分。人们从这个办公室到那个办公室搬 来搬去……” 当巴卡京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讨论了各种方案，包括从激进 的解散克格勃并建立其职能受到限制的完全新的情报机关，到对委员会做小修小补 的有限改革的谨慎建议。巴卡京选择的似乎是中间方案。他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的 改革被证明是很有生命力的。 巴卡京说，“在这个阶段非常需要情报机关。我们大家都处于一半社会主义， 一半资本主义的境地。把老的行家赶走，意味着取消情报机关。如果某人只是因为 意识形态而妨碍他为国家服务，那么就应该摈弃意识形态……” 巴卡京把克格勃的部队转交给国防部。这是几个师，是巴卡京的前任克留奇科 夫从军队那里要过来的，出于长远打算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它们是维捷布 斯克第103空降兵师，第75纳希切万摩托化步兵师，第48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7摩托化 步兵旅。 边防部队也从克格勃划了出去，建立了保卫国界的单独委员会。苏联解体后， 叶利钦把边防人员并入俄罗斯安全部，而在1993年边防人员又获得自主，成立了联 邦边防局。 负责政治局委员安全的保卫局，即过去的第九局，直接归戈尔巴乔夫领导。以 后克格勃主席再也不能逮捕总统了。 叶利钦执政时成立了两个部门总统安全局（由失宠前权倾一时的亚历山大 ·科尔扎科夫将军领导）和负责其他国家领导人安全的保卫总局。后来两个局合并 为统一的俄罗斯联邦保卫局。 政府通信局、保障个人秘密谈话安全和破译别人电话谈话的第八总局以及负责 截收无线电和电话谈话的第十六局也从克格勃分割出去，并人苏联总统下属的政府 通信委员会。现在克格勃主席再也不能切断任何人的电话了。而且最主要的是，通 过无线电子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直接送交总统，而不是经过克格勃主席。从1993年 起，这一部门称为俄罗斯总统下属的联邦政府通信和情报署。 巴卡京取消了过去从事政治侦察监视知识分子、教会和民族运动的第五局。 他说：“监视，或者政治侦察，或者由于政治原因的监督已经完全停止对此我 可以保证。”这些话的意义十分重要。 顺便说说，巴卡京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找到了开吊车的爷爷的卷宗。他被指控参 加了恐怖组织，企图炸毁吊车，所以在1937年被枪决。 国防部长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要求把克格勃第三总局- -军事情报局交给国防部。瓦季姆·巴卡京先是很快同意，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 克里姆林宫不想让军队的情报机构成为国防部的囊中之物，对军队的控制仍然掌握 在国家元首手中。 但是，应内务部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的要求，国家安全机关暂 时不得不放弃对民警的监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把逮捕的人带走” 1991年秋我与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穆 拉绍夫一个年轻和精力充沛的人交谈。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莫斯科内务总局局 长。我问穆拉绍夫：过去民警局被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控制，克格勃的人被安插在民 警机关内，现在民警局与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如何？ 穆拉绍夫对我说：“我们吸收了克格勃人员，现在我们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 系很好，是工作关系。我们也解散了同克格勃作对的分队。克格勃工作人员几乎无 事可做，他们转而投入同犯罪的斗争……” 现在已经很清楚，当时阿尔卡季·穆拉绍夫是多么幼稚。当时“国家需要怎样 的安全部门，它们应该做什么？” 的问题尚未解决。 与穆拉绍夫谈话后，我同莫斯科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叶夫根尼·瓦季莫维奇· 萨沃斯季扬诺夫进行了谈话。 作为一个搞科学的人，就像穆拉绍夫不懂内务部一样，萨沃斯季扬诺夫也根本 不懂克格勃。后来应科尔扎科夫将军的要求解除了他的职务，在科尔扎科夫被撤职 后萨沃斯季扬诺夫被调到总统办公厅工作，负责强力部门的工作。 每个单位都有自己开玩笑的方式。 “把被捕的人带进来！”肩佩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蓝色领章的值日副官用这样 的话允许新闻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其上司那里。上司坐在一间很大的半暗的办公室 里。这个站起来迎着我走来的胡须发白和面带笑容的人，是这幢没有招牌的玻璃和 混凝土大楼已发生变化的象征。 我问萨沃斯季扬诺夫：“您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尔卡季·穆拉绍夫认为，您 的部门几乎无事可做。您同意您朋友的说法吗？” 这个挖苦的问题没有产生效果。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旁观者不怀疑我们在做 什么，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单位来说是很典型的。” “为什么？” “我们有正式规定的任务：搞情报，反间谍，做情报分析工作，同恐怖主义作 斗争。至于打击犯罪活动，那么，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做的。内务部可 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也许应该从事国内政治情报工作。我想，羞羞答答地不完全 承认的时期过去之后，领导将会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把握 社会的政治温度，知道在社会的哪些阶层中清给正朝着有利于用暴力推翻统治结构 和改变宪法制度的方向发展。” “那么你们的谍报人员做什么？” “我们的谍报人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或者说，被冻结了。” “当您和在这个部门里工作了约20年的人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开会时，您的 感觉如何？”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明白他们在讲什么，而且能够阐述自己观点的人。我应该 不谦虚地指出，我的观点经常与别人的不同。” “难道您不觉得，这里有一帮人暂时不得不容忍您参加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宁 可没有您在场？” “某些问题他们不想让我参与讨论，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我并未感到格格不 人。” “您不怕有人暗中破坏？” “如果有人想捣乱，要把我推出门外，他们可能早就这样做了。” “您认为您控制着自己的部门吗？您了解您下属的情绪吗？” “基本的情绪我了解。如果您认为在这里工作的人无限忠于共产主义制度，那 么您就错了。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心里清楚。不要以为他们是白痴……” “这根本不是白痴。这不过是不愿意独立思考。” “有这样的人。我不得不与他们发生矛盾。” “您竭力想摆脱他们？” “我不想摆脱任何人。曾经可以像1917年那样把所有人都赶走，然后再招收专 业人员。而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给那些留下来的人提出新的任务……” 谈话结束了。值日副官看了看我，拿起内部电话的话筒：“把被捕的人带走！” 摆在巴卡京本人及其小范围的志同道合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使国家安全部 门变得对社会安全。 人们以为巴卡京将在国家安全部门干很长时间，预计他的政治生涯将汹涌激荡。 当时巴卡京被看作是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家。他显赫一时，全国注视着他的每一 个行动，报纸引用他的每一次讲话。 瓦季姆·巴卡京来到克格勃以后，拒绝接受通常授予的军衔上将，仍然保 留他在内务部获得的中将军衔，虽然在克格勃主席这个职位上可以很快地成为大将， 他的几位前任和后任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巴卡京在克格勃呆的时间很短。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像一个门外汉到了行会。下属们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恨对待 他。 历史学博士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科诺夫是巴卡京在克格勃的助 手。他回忆说：“他的一些命令没有执行。总的来说，在克格勃内部对外来者抱有 很大的不信任。此外，在克格勃里不喜欢警方人员，而巴卡京在此以前是内务部长。 克格勃的人感觉到，巴卡京干不长，所以不想在他面前装假……” 而且他做事太严厉，人们简直恨他。正如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巴卡京是一个 非常严厉的人，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并且对下属总不满意。他冲着手下的人叫嚷， 骂人，所以与他合作很难。可以反驳他，但是永远不可能说服他……他自己说自己： “我的脾气很坏。”在对《文学报》的谈话中，他承认：“当然，由于长期担任州 党委书记的缘故，我不能容忍其他观点，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而粗暴则是早期 在工地上干活养成的习惯。” 在克格勃见过不少粗暴的长官。问题不在这里。巴卡京说：“肃反主义的传统 应该连根拔掉，肃反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应该停止存在。我们应该遵循法律，而不是 意识形态。”您可以想象，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会引起怎样的反应。 他对克格勃评价很不高，这使他的同事们很受委屈。他说：“过去我总是感到 奇怪，克留奇科夫每次参加会议时总有人用箱子给他送材料，他就坐在那里处理这 些材料-…·后来当我自己看到这些材料时，却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这些材料都 是空洞无物，是一个正常人在一天前就能够从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巴卡京感到惊讶的是，很多无用的材料送到他 那里。大量的情报是普通的。相当一部分情报是西方对这个或那个苏联领导人讲话 的反应，或者是西方对我们国内所发生情况的评价。不能说送到克格勃主席桌上的 都是有超级价值的情报……” 但是克格勃在另外一个方面却做得颇为出色。巴卡京在对德国《明镜》周刊发 表的谈话中说：“对于今天我国经济被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拖垮和几乎崩溃，安全部 门的情报政策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总是说，我们在军事方面落后……” 巴卡京对我讲了他对克格勃的看法：“那时在反间谍机关总是争论给什么人什 么东西，而且没完没了地争论什么是肃反和肃反的传统。还有部门之间的勾心斗角。 但是他们不明白，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家们自己把什么都搞垮了。难道 安全部门能这样糟糕地策划政变吗？克格勃错过了机会，国家正在瓦解，而他们竟 然没有发觉。” 克格勃简直不是安全机构。此外，在车臣战争开始时，人们骂克格勃的人：连 杜达耶夫也抓不住！是的，他们不能抓住杜达耶夫，不会做职业情报机构应该做的 这种工作。他们会做的只是监视某个教授在讲什么东西，或者猜测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非洲的某个国家做什么……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胡子工程” 在著名的美国大使馆事件之后，克格勃的人非常恨巴卡京。实际上这一丑闻早 在巴卡京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前就爆发了，1985年8月美国人就宣布，在莫斯科建造的 美国大使馆新楼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这一快要竣工的建筑的所有工作都停了下来。在这个美国工地上突击劳动的苏 联工人被赶出大使馆。 美国安全机构查明，苏联专家们在新楼墙内安装了大量窃听器，以致于整堵墙 成了一个大的传声器。美国参议院作出结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而 且非常巧妙地进行的一项间谍行动。应该把这项行动称为最无意义的行动，因为钱 被白白地浪费了……” 美国大使馆早就需要改善居住条件。苏联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也渴望改善自己的 居住条件。 美国人早在d年代就开始同苏联官僚们谈大使馆新楼问题。里查德·尼克松执政 时已对此作出决定。尼克松曾两次来莫斯科访问，并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宣布了缓和 政策。 在华盛顿为苏联大使馆的新楼找到了一块不错的地方。美国人也获得了扩大大 使馆建筑面积的权利。建设的预算为72to万美元。6年来耗费了2300万美元。建设始 于1979年底。而苏联克格勃在美国大使馆新楼里安装窃听系统的行动还要早三年， 即在1976年就开始了。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大使馆新楼的承重结构、墙壁和屋顶使用当地的建 筑材料。表面材料和内部装修所需的一切以及电梯、电力设备、窗户玻璃和框架都 由美国人从自己的国家运来。建造大楼的基本上是苏联工人，虽然有些专家警告说， 这很危险。 但是美国国务院急于完成这一使馆新楼的建设。只有几名安全部门的官员监视 工人和检查建筑材料。美国情报部门高傲地以为，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并拆除所有 窃听装置。他们低估了苏联同行的科技水平。 后来才知道，多数窃听装置在工厂里就被放人混凝土板。克格勃使用了美国还 没有的技术。在大楼墙壁里安装了非常灵敏的传声器，甚至能够录下沙沙声。苏联 间谍居然能把窃听装置放人打字机，以便破译打字的敲打声和弄清在打什么内容。 美国人谦逊地承认，俄罗斯情报机关在这个方面超过了欧洲人以及他们美国人。 美国人说，“在窃听艺术方面俄罗斯人超过了所有人。” 苏联的窃听装置本身就有能源来源，使得电子装置能够转达在使馆大楼里所说 的每句话。保障窃听器工作的电池基本上已经耗尽，但是据说其中有些电池在ZI世 纪也仍将工作。 美国反间谍部门得出结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楼几乎不可能避免有窃听装 置。罗纳德·里根总统建议拆掉这座大楼，建一个新的。但是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 的议员们认为，美国没有这么多钱。 1991年12月，瓦季姆·巴卡京采取了人们认为几乎不可思议的一个措施：他把 装在美国大使馆新楼里的“获取情报用的专用技术手段的技术资料”交给了美国人。 巴卡京认为，这证明莫斯科准备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他解释说，95％的窃听 装置美国人自己已经发现。他并非独自一人作出这一决定，而是征求了克格勃技术 部门的意见后才这样做的。 巴卡京给苏联总统写了信。戈尔巴乔夫批示：“请和潘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苏联外交部长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于1991年11月取代他的爱德华 ·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 科济列夫都表示同意。 为了以防万一，巴卡京给叶利钦打了电话。叶利钦说：“做吧！” 但是电话谈话没有记录在案。在这个问题上巴卡京犯了错误。他获得了两个总 统的批准，但是没有弄到可以证明的文件，所以不断地把他叫到检察院，因为有人 无论如何要惩罚巴卡京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人不相信瓦季姆·巴卡京的真诚。他们武断地认为， 反正克格勃不会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们。 美国国会关于驻莫斯科大使馆新楼窃听器问题的听证会持续了10年，准备了专 家鉴定，政府部门经常开会。这耗费了数千万美元。为了维持尚未竣工的新楼建筑 并搞清楚里面究竟有多少窃听器，也耗费了这么多钱。 从安全和财政问题考虑，美国国务院决定保留没有建成的美国大使馆大楼 这一反映苏联情报机关的机智和美国人高傲的宏伟的8层楼纪念碑。改建耗资2.4亿 美元，比原来的预算多3倍，但是对于安全的关心要求作出牺牲。 在华盛顿终于不作任何解释地解决了多年来矗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这座红砖砌 成的空荡荡、阴暗的大楼命运之后，我问美国大使馆新闻处，能否去这个无人照顾 的工地看一看。这是1996年暮春。他们同意我去，但是让一位很少微笑的、在黑色 枪套里别着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的纤细小姐陪同我。 她领着我围着大楼转，警惕地防止我跨过那看不见的界线：外国人被禁止走近 大楼。这位小姐是美国特情局所管辖的使馆内部保卫处人员，而美国特情局传统上 属于财政部并保卫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 后来我在使馆新闻处里打听，这位可爱的小姐是否确实属于保卫处成员，还是 实际上从事文秘工作，而左轮手枪则是规定要带的。新闻处官员告诉我，在平常的 日子里小姐与心爱的手枪是不分离的，但是现在她把手枪放入保险柜里，为的是不 再吓唬我。 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们在废弃大楼的后院里玩耍，年轻的母亲们推着四轮童车 在散步。一切同莫斯科任何一个其他的院子里一样，只不过是很干净，没有人冲着 谁叫喊。 在被废弃大楼落满灰尘的玻璃上用很大的字母写道：“上帝，保佑美国吧！” 多年来没有人接近大楼，只有美国反间谍人员除外，他们在带钴炮的放射性同位素 体层X线照相术的帮助下，研究苏联最新窃听技术的样品。 华盛顿一家建筑公司提出了一个合适的方案。工人们剥去大楼的正面，去掉了 上面的两层，又在上面建了4层新的、没有窃听装置的楼。大楼变成了10层楼，比原 来的方案多了两层。 在上面的几层可以完全保障秘密谈话的安全性。大使和其他高级外交官的办公 室也在上面。 下面的楼层继续保留，看来，窃听装置也仍然留在那里，但是在这些楼层里不 讨论任何秘密的东西。在这些办公室里办公的基本上是在使馆工作和从事大部分不 是秘密的文字和组织工作的俄罗斯公民。 在这次改建中没有允许使用俄罗斯工人，也没有使用俄罗斯的建筑材料。那些 获得特别允许接触绝密情报的，即绝对可靠的美国人改建了大楼，而且使用的也是 经过专家检查的美国建筑材料。大使馆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建筑材料，都是海运到 俄罗斯。 根据1992年签署的一项专门协议，俄罗斯和莫斯科当局同意改建此楼，所以， 当莫斯科建筑师们讨论这一改建的决定时，有关改建大楼的文件没有像通常那样交 给他们。美国国务院甚至将改建大楼每一层的计划保密。 美国人毫不怀疑，俄罗斯反间谍机关仔细地研究了大使馆新楼改建的方案，并 在寻找渗入里面的途径，以便往里面放人新一代的窃听器：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里 窃听装置变得更灵敏，更微小。 他们还相信，在位于大街对面的古老的东正教堂里有专门为美国大使馆“服务” 的俄罗斯反间谍机关的岗哨。 这样，俄罗斯领导人窗外的景色变了。现在他们从白宫可以观赏美国大使馆最 新式的大楼。当然，他们完全可能会碰到美国外交官们同样认真的目光。美国外交 官对我说过，他们准备观赏俄罗斯首都最辽阔的景色和莫斯科河。 巴卡京过去的下属们因这一事件而称他为叛徒。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永远不 会做这样的事。 瓦季姆·巴卡京对我说，他并不后悔把有关大使馆的材料交给美国人：这是正 确的步骤。但是他承认，他对西方太幼稚了，他是带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的终结 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巴卡京看到，必须与各共和国理顺关系。他在《劳动报》 发表的谈话中说：“我们将成为某种署，为所有愿意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的利益服务。” 1991年11月28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自己最后的命令之- 《关于批准跨共和国安全局临时条例》的命令。 瓦季姆·巴卡京领导这个局。各加盟共和国的克格勃领导人成为局务委员会成 员。跨共和国安全局与每个加盟共和国签署了合作条约。巴卡京负责协调联盟共和 国安全机关的活动，从事同最危险的各种经济犯罪作斗争。跨共和国安全局应该成 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组织。 几天后，1991年12月3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 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 这项法律正式废除了苏联克格勃，批准了在克格勃基础上建立的跨共和国安全 局和苏联中央情报局。 但是联盟法律和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过了几天，在俄罗斯总 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里会晤后，连法律的作用也失去了。 瓦季姆·巴卡京从1991年8月23日开始领导克格勃。12月3日，克格勃停止存在。 12月8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 国家联合体协议，因此，成立跨共和国安全局的必要性消失了。每个共和国建立了 自己的安全局。 我问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巴卡京知道在别洛韦日准备的会晤吗？” “他知道在准备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及其班子很担心克格勃会竭力以某种方 式在最后时刻破坏会晤。许多密使来找巴卡京，以便证实他不会在别洛韦日丛林逮 捕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 “那么卢比扬卡的想法如何？” “那个时期已经很清楚，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属于联盟机构，而属于各共和国。 逮捕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企图可能会以最奇特的方式结束……” 政变后，地方安全机关实际上服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现于1991年5月6日，当时克留奇科夫和叶利钦签署了 联合议定书。克留奇科夫当时说：“役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不符合我国联邦制度体系，在新的条件下成立这个委员会符合我们社会的 客观要求。” 俄罗斯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是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在此以 前他是苏联克格勃监察局副局长。 他属于不愿与俄罗斯政权发生冲突、不愿同自己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年轻一代肃 反分子之列。 维克托·伊万年科对我说：“叶利钦需要在卢比扬卡有‘特洛伊木马’，以便 破坏克格勃反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工作。而克留奇科夫想与叶利钦做游戏，并从他周 围的人士那里获得某种情报 维克托·伊万年科被授予由克留奇科夫签署的新的委任书。给了他几间办公室 和8名工作人员，于是他开始筹建俄罗斯克格勃。但是在伊万年科提出安全机关非党 化之后，他在卢比扬卡受到鄙视。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停留在纸面上。委员会里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没有任 何权力，各州的安全局依旧服从苏联克格勃。 叶利钦向克留奇科夫建议召开全俄克格勃地方机构代表会议，克留奇科夫同意 了。会议于1991年7月举行。伊万年科作了报告。他回忆说：“很多人发言支持我。 他们支持成立俄罗斯克格勃。他们说，必须合作，必须从事职业活动，而不是搞政 治游戏。但是在卢比扬卡我和我的同事们处于孤立状态，所以我们对于正在准备的 政变一无所知。”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自然，地方机构的所有领导人都行举手礼，支 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来他们都因此而坐等是否被解雇。所以，8月政变后地方 机构瘫痪了。” 9月4日巴卡京发布命令，把俄罗斯克格勃所有州和边疆区的局都交给俄罗斯国 家安全委员会。巴卡京给自己只留下协调各共和国委员会的工作。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11月26日签署命令，把俄罗斯克格勃改变为俄罗斯 联邦安全署，由伊万年科领导，包括跟踪局和行动技术局在内的克格勃所有重要的 部门都归属伊万年科。 但是叶利钦还是不信任伊万年科。而在俄罗斯总统周围也有明显的宠儿，他们 对外来者极端仇视。 维克托·伊万年科说：“内务部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对叶利钦 总统说：‘克格勃机构曾经反对您，而民警是您的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我注定要 失败。开始叶利钦每个星期听取我的报告，后来便很难接近总统了。出现车臣问题 时，我三天未能与叶利钦取得电话联系，当时他在索契休假，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接 通。” 1992年1月鲍里斯·叶利钦签署命令，在被废除的俄罗斯联邦安全署和跨共和国 安全局的基础上成立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任命 为部长。 而巴卡京的命运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决定了。12月23日叶利钦最后一次邀请巴卡 京到他那里去。为了把不愉快的事加以粉饰，叶利钦建议克格勃的最后一任主席从 事外交工作。他说：“您选一个地方，除了美国以外都可以。”巴卡京回答说，他 需要搞清楚，并考虑一下，从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马上跳到叶利钦的班子是否合适。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耸了一下启说：如果能接受他的建议就好了…… 12月24日巴卡京收拾东西，离开了卢比扬卡比戈尔巴乔夫辞职早一天。瓦 季姆·巴卡京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领导克格勃107天，比费多尔丘克更短，政府让 巴卡京退休当时他55岁。使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感到轻松的是，在全社会要求废 除卢比扬卡的时刻，巴卡京实际上挽救了他所能挽救的一切，国家安全机关保存了 下来，然而克格勃的人对此没有给巴卡京以应有的评价。 1992年8月，巴卡京通过自己的后任巴兰尼科夫请求叶利钦给他找一个工作，但 是没有得到答复。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本来可以留在政坛，但他是一个自尊心太强的 人。他不能克服自我和请求接见。他等着别人来并跪在脚下：你来吧，来拯救我们 吧！没有任何人来。但是巴卡京属于那种对所做事情不后悔的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十九章 叶利钦时期的国家安全机关 在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失去了自1917年以来在国内所占的地位、 力量和影响。对卢比扬卡部门的恐惧消失了，很多人毫无忧虑地生活，不关心是否 存在这样的部门，它在做什么。 这不仅是社会民主改革的结果。叶利钦在一定意义上像赫鲁晓夫：他不喜欢国 家安全机关，也不信任它。显然，他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领导人而处于克格勃 严密监督之下的那些年对他起了作用。 他对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的态度也相当冷淡。他只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 兰尼科夫比较接近，后来对巴兰尼科夫的失望更使叶利钦觉得必须与这些人保持距 离，不能过于相信他们的话。 叶利钦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卢比扬卡广场大楼内的人们多数不属于他的崇拜 者和他的改革拥护者之列。叶利钦只是把他们置于控制之下，没有比此更多的指望。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认为是总统的心腹之人，叶利钦在三年内 把这个喜爱的部长从民警少将提升为大将，甚至在战争年代最天才的军事指挥官也 没有得到这样的晋升。但是巴兰尼科夫的仕途非常短暂，1990年夏他成为俄罗斯内 务部长，到了1993年夏就被解除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维克托·巴兰尼科夫194D年出生于滨海边疆区，父亲早就牺牲，母亲抚育他成 长，后来全家迁到叶拉布加。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对我说：“维克托·巴 兰尼科夫毕业于文化教育中专，就是说他善于交际，这在生活中对他帮助很大。后 来他毕业于高等民警学校，从最低的级别干起。在内务部，如果部长知道干什么和 怎么干，人们对这样的部长的评价就很高。” 他在莫斯科郊区的梅季希区担任过地段民警、派出所所长和城市处处长，然后 在车里亚宾斯克市内务局当处长，在内务部同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作斗争总局负责外 汇处。接着他被任命为阿塞拜疆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后来担任俄罗斯内务部 长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叶林则被派到亚美尼亚担任同样的职务。 叶林回忆说：“我在亚美尼亚，巴兰尼科夫在阿塞拜疆。形势异常紧张。如果 我拿起高频电话机话筒往巴库打电话，甚至夜间3点他仍然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什么 都讨论。” 这是因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问题而开始流血的最复杂年代。巴兰尼科夫表现出 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走到暴怒的人群中去安慰他们…… 在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担任总理的叶利钦的第一届俄罗斯政府里， 维克托·巴兰尼科夫成为内务部长。 伊万·西拉耶夫对我说：“所有部长候选人都经过‘博学之士班子’的过滤。 我们邀请了三个最大的科学研究所的学者来。他们非常挑剔地研究了每个部长候选 人的个人品质，然后把他们的结论告诉我。巴兰尼科夫有竞争者，但他还是通过了 竞争。叶利钦支持对他的任命。” “那时对他这个候选人没有提出怀疑？” “没有。您知道，感情冲动使他倒霉。巴兰尼科夫担任部长时是一个非常容易 感情冲动的人。我可以说，他正是由于感情冲动而受挫，所以参加了1993年10月事 件……” 巴兰尼科夫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长时，表现了对叶利钦的忠诚。为了捍卫新俄罗 斯政权的利益，他同苏联内务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发生冲突。在1991年 8月政变期间，巴兰尼科夫没有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命令他所辖的特警部队 和民警学校的学员们去白宫增援。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召见巴兰尼科夫：“加盟共和国的 总统们请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 巴兰尼科夫接替自杀的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担任了苏联内务部长。巴兰 尼科夫自己说，他一担任部长就往维尔纽斯和里加各派了一个旅，以便整顿当地的 特警部队。维尔纽斯和里加特警部队被禁止行动。 几个月后，随着苏联解体，他的苏联内务部长职务也消失了。但是叶利钦把长 远的计划与巴兰尼科夫联系起来。他高度评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信任他。而俄 罗斯克格勃主席瓦连京·伊万年科则相反，对总统来说，他是一个外来人，而且过 于独立自主。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见伊万年科时说：“我决定把您合并到内务机构。” 伊万年科说，不能这样做。叶利钦听后，立即站了起来： “好吧，如果您不 同意这一建议，那么我们另找别人。” 12月19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节前夕，叶利钦签署命令，把内务部和联邦 安全署合并为安全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被任命为安全和内务部长。 民主派代表们担心建立如此强大的新部门将扼杀刚刚获得的自由，所以反对这 一任命。而实际上这一合并对于国家安全机关来说更致命。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将 消融在内务部的百万民警大军中。 1992年1月宪法法院取消了这一总统令。但是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建立安 全部的新命令。这是缩小的前克格勃。新的安全部由反间谍局、反军事间谍局、经 济安全局、反走私和贪污受贿局、反恐怖活动局、科技局、边防部队和个人安全保 卫局组成。 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当时约有14万人。巴兰尼科夫的下属称赞这位前部长：他没 有搞清洗，为部属工作人员增加了工资，很快就适应了新的部门，一句话，成为国 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自己人。 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科斯季科夫写道，一系 列看上去真挚的友谊举动把叶利钦和巴兰尼科夫联系起来：经常在一起聚会，打猎， 玩多米诺骨牌，一起去别墅。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擅长共青团学校教给的一切：喝 酒吃菜，诙谐幽默，讲笑话使自己的长官开心。他怀有善意，善于讲笑话。 科斯季科夫请求巴兰尼科夫给他一支手枪，因为总统的所有其他助手都有武器。 “亲爱的，你要手枪干什么？”安全部长问新闻秘书。“告诉我，谁在妨碍你……” 说着他就愉快地笑了。他就是这样开玩笑。 其实，1993年国内局势非常危险。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 战争。最高苏维埃主席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和代表们企图通过修 改宪法获取国家的全部权力，让政府服从最高苏维埃，让总统成为纯粹象征性的人 物。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这场战争使得经济改革难以进行。 1993年4月25日，叶利钦在俄罗斯全民公决中获得极大的信任，说明人民完全支 持他的改革。当时人们已经等待叶利钦发布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并举行新议会选举的 命令。但是叶利钦没有马上这样做。 他的反对者们把这看作是总统软弱的表现。斗争的前景很不明朗。很多人认为， 哈斯布拉托夫及其代表们将获胜，被叶利钦得罪的副总统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 奇·鲁茨科伊站到了议长和人民代表一边。 对反总统力量的领袖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的低估是不对的。奥列格·波普佐 夫在其《“沙皇鲍里斯”时代编年史》一书中相当准确地重现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 情绪：“他准备下台，而且明白，他这个车臣人要想当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 应该向总统表明，总统由于没有高度评价哈斯布拉托夫的忠诚，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原谅类似的忘恩负义。还有，他将向总统证明，总统的选择 允许布尔布利斯、波尔托拉宁、舒梅科等人排挤哈斯布拉托夫是非常错误的。 他哈斯布拉托夫不仅要与他们算账，不仅要把他们变成政治僵尸，而且将把他们押 上审判台并向总统证明，他把自己的选择放到了犯罪分子身上……血的报复，复仇 这就是他的行动实质。” 哈斯布拉托夫企图与安全部建立接触。叶利钦周围的人开始担心：巴兰尼科夫 是否忠于总统？ 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尤申科夫对我说：“起初我把 巴兰尼科夫看作是忠于叶利钦的人。但在全民公决后，在1993年3月的最高苏维埃代 表大会上，当代表们要求强力部门效忠时，在巴兰尼科夫的发言中有模棱两可的东 西，代表们马上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对他鼓倒掌……” 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在发言中说，在安全部面前摆着几项基本任务：防止外来 威胁，防止有人企图把俄罗斯变为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庸，同腐败作斗争，以及同政 治极端主义分子作斗争。 叶利钦周围的人指责巴兰尼科夫恰恰没有同政治极端主义作斗争。 1992年担任代总理的叶戈尔·季穆罗维奇·盖达尔回忆说，当时他不相信安全 部工作的可靠性。他试图从安全部获取关于各部门贪污受贿的材料，但是没有得到。 他以为这样的情报只送给总统，后来才明白，叶利钦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情报。但是 政府的秘密文件落到了共产党手里和民族主义的报刊上。盖达尔认为，如果说安全 部在工作，那么它不是为政府，也不是为总统工作。 但是总统信任巴兰尼科夫。 科斯季科夫回忆说，他在每次莫斯科发生反总统的挑衅之后，不止一次地与巴 兰尼科夫交谈，他发现巴兰尼科夫并不知道挑衅的情况。总统指示查封那些公开宣 扬法西斯主义的出版物，安全部长却回答说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总统要求巴兰尼 科夫整顿秩序，但是安全部长什么也没做。 种种迹象表明，有人告诉叶利钦，安全部长在做双重游戏，他与反对派建立了 密切联系并在两个权力中心之间采取骑墙的立场。 总统的前新闻秘书认为，很可能是有人给叶利钦送去了关于巴兰尼科夫同不可 调和的反对派接触的秘密情报。科斯季科夫说，总统能够把公事放到高于“酒杯” 关系之上。当安全部长的所作所为越过一定的界限时，过去的友谊没能救他。 谢尔盖·尤申科夫说：“民主派代表要求解除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叶利钦回答 说，‘这些都是诽谤。他是一个忠于事业的人。’我们来到瓦尔代官邸找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他正在那里休养。我们对他说，他将同最高苏维埃发生对抗，而和 这样的安全部长在一起他将输掉这场斗争，因为巴兰尼科夫已经与最高苏维埃的领 导勾结在一起……” 对贪污腐败的指控成为解除巴兰尼科夫职务的由头。 1993年这样的指控成为进行政治算账的可靠工具。后来证明，有些指控是捏造 的，而有些则是事实。当时报刊争先恐后地报道，跨部门反腐败委员会发现了一些 账单，并由此查明，巴兰尼科夫和他的朋友内务部副部长安德烈·杜纳耶夫这 两个人的妻子利用臭名昭著的鲍里斯·比尔施泰因的“西阿别科”托拉斯的金钱到 国外游山玩水。报刊发表了大量材料，安全部长的妻子在瑞士用某家公司的钱为自 己购买了许多东西，那家公司支付了所有费用。 鲍里斯·约西福维奇·比尔施泰因这个非常令人怀疑的人物确实经常出人巴兰 尼科夫的别墅。 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对我说： “巴兰尼科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健康思维的理智的人。但是他受到别人的影 响。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中了比尔施泰因的计。有人也把这个商人带到我这里 来，说这个百万富翁希望与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合作，向它提供帮助。作为交换， 他请我们在国内帮助他。我立即问他：‘您怎么帮助我们？’比尔施泰因回答： ‘我给您在国外建立一笔基金，您可以用这笔钱支付你们的间谍人员。’ “对于涉世不深的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但是内行的人一听就明 白，情报工作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用这样的基金。这是给涉世不深者的诱饵。所以我 与他的关系到此为止。看来，有人也把带着同样建议的比尔施泰因引荐给了巴兰尼 科夫，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吞食了诱饵……” 当时担任第一副总理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舒梅科后来谈了巴兰尼科夫 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把瑞士生意人鲍里斯·比尔施泰因介绍给他的情况。谈的是建 立“罗斯”股份公司，其经营范围是出口和进口金属。巴兰尼科夫似乎是这样对舒 梅科说的：“你不用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在国外经常开设一些公司， 我们的情报人员在那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开展工作。从国家预算里并不拨给它们经 费。而比尔施泰因会给你在国外开设账户的。”舒梅科拒绝了这一建议。 克里姆林宫说巴兰尼科夫在财政上依赖比尔施泰因，实际上，怀疑他贪污受贿 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原则上叶利钦对待自己周围人的弱点采取宽容态度。 7月18日，几名俄罗斯边防军士兵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牺牲后，叶利钦立 即解除了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在报刊上发表的解除巴兰尼科夫职务的原因是这样措 辞的：“他违背了道德准则，并丧失了对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界俄罗斯边防军行 动的控制。” 巴兰尼科夫在卢比扬卡工作了一年又5个月。 巴兰尼科夫被撤职成为一大政治丑闻，使不妥协的反对派较不及防。看来，反 总统的班子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仍然留在卢比扬卡上面。最 高苏维埃代表谢尔盖·尤申科夫为此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 “不可能保留维克托·巴兰尼科夫的这一职务。最近安全部实际上与最高苏维 埃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在巴兰尼科夫的领导下，这个部的有些机构专门进行政治搜 查。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安全部在同席卷俄罗斯的犯罪浪潮和贪污腐败的 斗争中软弱无能。这个部实际上是在纵容煽动民族仇视、宣传法西斯主义和狭隘民 族主义的思想。归根结底，在这样的公务位置上假公济私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安全 部长应该像水晶一样纯净……” 巴兰尼科夫离开了卢比扬卡大楼，但是，后来证明，他并没有离开政坛。 权力机关之间的对抗加剧。1993年9月21日，出现了总统关于解散人民代表大会 和举行新议会选举的第1400号命令。这个命令破坏了宪法。但是代表们自己也经常 违背宪法。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宪法危机，必须从中找到某种出路。 一部分代表不服从总统的这一命令。他们聚集在白宫，投票解除叶利钦的总统 职务，并批准表示准备领导国家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新总统。哈斯布拉托夫打 电话给巴兰尼科夫家里，邀请他到白宫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起初拒绝，后来终 于同意了。 电视镜头记录了这样的一幕：在黑暗的夜色中，在汽车的灯光下，巴兰尼科夫 身穿皮大衣出现在白宫前面，然后走进白宫。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对叶利钦总统的 怨气太盛了？也许他相信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获胜，而他将重返卢比扬卡？ 现在已经不可能就此问题询问他自己了…… 9月22日夜里两点，鲁茨科伊在白宫宣布了他所组成的政府名单。他任命巴兰尼 科夫为安全部长。 总共只有五六个人离开内务部跟着巴兰尼科夫和前内务部副部长安德烈·费奥 多罗维奇·杜纳耶夫去了白宫。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誓言和命令的忠诚超过了对意 识形态的重视。有人说，巴兰尼科夫带着鲁茨科伊的任命书来到安全部，企图进去， 但是没有让他进去。他只能通过电话与自己的替代者尼古拉·戈卢什科将军交谈。 巴兰尼科夫参加了与总统方面的谈判，据说在私人谈话中他说，他准备离开白宫。 10月3日至4日，莫斯科发生了流血事件。 从白宫里冲出来的武装人群首先占领了莫斯科市政府大楼，然后企图夺取“奥 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次日上午俄罗斯军队炮击白宫，镇压了叛乱。 曾经担任巴兰尼科夫的副手和安全部莫斯科局局长的叶夫根尼·瓦季莫维奇·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我说：“1993年10月莫斯科发生了武装叛乱。当人们说军队炮打 议会时，我总是请他们注意两个情况：议员和最高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人死亡！ 那么死的是谁呢？是偶然的过路人，死于匪徒之手的护法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躲在 白宫里、企图进攻莫斯科一些设施和险些在俄罗斯挑起内战的武装匪徒。” 萨沃斯季扬诺夫回忆说，白宫成为流氓和强盗的聚集地。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 国和俄罗斯民族统一党的战斗队员们都来了。捷列霍夫一伙进攻独联体部队司令部， 这是武装暴动。暴动者的策略很明显在莫斯科全市制造起义的事端，以便城里 发生混乱。 10月4日开始的事件可能引起国内战争。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人号召 军队转到人民代表大会一边，、这些号召可能产生效果，所以必须镇压暴动。 “为什么安全部没有预先防止流血事件发生？”我问。 “安全部当时没有拥有强力机构。时代的变换也起了很大作用。克格勃过去的 机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没有益处了。社会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建立新的机 构则需要不少的时间。” 总检察院后来宣布，1993年10月3日和4日在白宫、莫斯科市政府大楼和“奥斯 坦基诺”电视中心旁边，共有123人被打死，或者因为受伤而死亡。 巴兰尼科夫因积极参加叛乱而被捕。 俄罗斯总统发布命令，将巴兰尼科夫大将开除军籍。 1993年10月7日，根据刑法典第79条（组织社会骚乱并造成严重后果）向巴兰尼 科夫提出起诉。总检察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卡赞尼克签署逮捕令。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被拘留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隔离侦讯所。他生了病，心脏突 然出了问题，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他的律师德米特里·达维多维奇·施泰因贝格坚 持要对巴兰尼科夫进行全面的医疗检查并直接向总检察长卡赞尼克提出了这一要求。 1994年2月，卡赞尼克因巴兰尼科夫健康状况不好而改变了对他的拘留方式：巴 兰尼科夫由在押改为获释，住进医院并签字保证不去外地。 对1993年10月事件参加者案件的审判没有进行，因为国家杜马宣布大赦，所有 被指控者全部获释。 巴兰尼科夫继续生病。医生建议给他做心脏手术，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怕医 生。有一次他甚至对自己的律师说，有人企图“通过医疗而把他消灭”。 1995年7月22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猝然去世。他在别墅阅报时因心肌梗塞而 逝世。时年不足55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 接替巴兰尼科夫担任安全部长的候选人之一是当时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新闻工作 者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波尔托拉宁。他曾是《莫斯科真理报》编辑、最高苏 维埃代表、出版和新闻部长、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他向俄罗斯电视台台长奥列格· 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叙述了叶利钦建议他当安全部长的情况。波普佐夫写道： “我突然看见波尔托拉宁身穿将军服，所以开始感到不怎么舒服。就好像在灯火辉 煌的办公室里突然灭了灯，在自我吹嘘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声音里也传来 了凶恶的语调。” 但是1993年7月28日，在安全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 科坐上了安全部长的交椅。他先是担任代理部长，然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部长。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1989年，当时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苏联人民代表尼古拉· 戈卢什科中将来到我们《新时代》周刊编辑部。他给我们的印象很不错。 他谈了自己的情况。1937年6月戈卢什科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科克切塔夫州安德烈 耶夫卡村。他的先辈是在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离开乌克兰的。1959年他毕业于托木斯 克大学法律系，在检察院工作了4年，然后到克格勃工作。 自1963年起他在克格勃克麦罗沃州局第二处（反间谍处）当了7年侦缉人员。1 971年晋升到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处工作。1974年他被调到莫斯科，在 克格勃总部机关工作。1984至1987年这三年里他担任苏联克格勃秘书处第一副主任 和克格勃值班局局长。 1987年戈卢什科获得急剧晋升，去基辅担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克格勃主席。他 的身份证上写着他是乌克兰族人，他能够说和读乌克兰语，但由于是在远离乌克兰 的地方长大，据他自己说，来到乌克兰后，他开始学习标准的乌克兰语。 在《新时代》周刊的谈话中戈卢什科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是在 ‘解冻’时期来到克格勃工作的。现在的一代与在个人迷信年代无法无天地搞镇压 的那个组织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有试图穿内务人民委员部时期的残酷无情者的制 服……” 苏联解体后，他宁可返回莫斯科。因为戈卢什科在巴卡京的家乡克麦罗沃工作 多年，瓦季姆·巴卡京接纳了他，并于1991年11月任命他为克格勃秘书处主任。 稳重、明辨是非和务实的戈卢什科也受到巴兰尼科夫喜欢。他使戈卢什科成为 安全部副部长。1992年6月，根据总统的命令，尼古拉·戈卢什科成为安全部第一副 部长，而且不久又被任命为部长。 戈卢什科担任部长后说，他的任务是“积极遏制那些威胁我国安全的政党和运 动的活动”。 但是前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回忆说，克里姆林宫对尼古拉 ·戈卢什科并不是很满意。叶利钦下令查封反对派的报纸《真理报》、《苏维埃俄 罗斯报》和《白昼报》。但是总统的这一命令没有起作用。经总统允许，科斯季科 夫给安全部长写条子询问：“《白昼报》违反总统令，变换报纸的名称和印刷的厂 家，重新公开地在莫斯科发行。现在该报叫作《明日报》。难道你们没有可能迫使 他们执行总统的决定？” 科斯季科夫写道，“更令我吃惊的是，次日戈卢什科因这一纸条给我打电话， 询问该报纸在哪里印刷，哪里可以买到。安全部长的消息竟然如此不灵通！” 科斯季科夫认为，安全部使总统产生错觉。安全部在十月事件前夕为总统办公 厅准备的关于不妥协的反对派组织和政党的材料中说，“根据业已掌握的情报，上 述组织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在这份材料中既没有提到。自由民主党，也没有提 及共产党，而这两个党几个月后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戈卢什科在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的谈话中讲到1993年10月事件：“实 际上我们没有制订任何详细的方案。例如，我由衷地认为，无需采用武力，局势早 晚会解决。如果鲁茨科伊和马卡绍夫不带领人群去进攻奥斯坦基诺电视塔，事情可 能就会这样解决。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可以说，总统直至最后一刻也不 想让事件导致流血。”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因参加 1993年 10月事件而获得“个人勇敢” 勋章。这一勋章实际上是总统对安全工作人员们不够积极地参加这一事件不满的象 征，因为内务部长维克托·叶林由于更加积极的参加而获得“俄罗斯英雄”金星勋 章。 叶利钦的不满很快就导致采取组织措施。 12月22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节之后，总统撤销了安全部，下令成立新的 部门联邦反间谍局。边防部队没有被纳入这一新的机构，而是成为另外一个独 立的机构。侦查机构被并入内务部。 叶利钦任命尼古拉·戈卢什科为联邦反间谍局局长，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 捷帕申为第一副局长。 戈卢什科不仅不是这一主意的提出者，而且还对此改组表示怀疑。他说，仅仅 反间谍局还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但是叶利钦已经作出决定并当着戈卢什科的面签 署了这一命令。 戈卢什科作为新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没有干很长时间。两个月后，1994年2月底， 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对政治和经营活动领域的某些犯罪进行赦免》的决议。决议 规定，停止有关追究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事件参与者刑事责任的所有案件。 总检察长卡赞尼克提出辞呈，并称国家杜马这一大赦决议是“俄国议会历史上 最可耻的一页”。但是总检察长仍然执行了国家杜马的决议，允许释放所有的上述 被起诉者。克里姆林宫让戈卢什科不要急于从“列福尔托沃”监狱释放鲁茨科伊、 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人，因为总统打算反对杜马的决定。但是戈卢什科释放了所有 人。 尼古拉·戈卢什科在一次谈话中讲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和总统直接通了电 话。我想解释，总检察院和安全机关完全是按照规定行事的，可以对杜马的决定提 出不满，但不服从是不行的。作为对我的某些指责的回答，我对鲍里斯·尼古拉耶 维奇说，他是因为我没有违法而骂我。我请求他任命新的联邦反间谍局局长。半个 小时后，克里姆林宫来人取走了我的辞职报告。” 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写道，总统说：“戈卢什科背叛了我。我直接命令 他，在把情况弄清楚以前不要从‘列福尔托沃’释放任何人。他没有执行命令。” 叶利钦拿起关于解除戈卢什科职务的命令草案，删掉了“应个人的请求”这句 话，并签了字。 1994年2月28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因健康状况被解除职务而退 休。 叶夫根尼·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我认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想辞职。 他对这个与复杂的政治阴谋有关的职位已经厌倦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 谢尔盖·斯捷帕申有一次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我和这位总统一起来，我也和 他一起走。”这不是空话。但仅仅是对总统的忠心耿耿还不能使斯捷帕申的仕途如 此辉煌并且最终领导政府。 人们称谢尔盖·瓦季莫维奇为官僚机构的不倒翁和无原则的和事佬，没有自己 的主见。对于他来说，领导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领导就行。 斯捷帕申回答说，第一，他既不是官僚分子，也不是仕途的投机钻营者，而是 内行的国家公务员；第二，他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三，1995年布琼诺夫斯克悲 剧事件发生后，他辞去联邦安全局局长职务，失业4个月。 有人把斯捷帕申称作消防队员，并有所吃惊地说，俄罗斯第一次由将军担任政 府首脑。 事情并不完全如此。虽然斯捷帕申在其生命的多数时间里身穿军装，但他不是 军人，也不是消防队员。斯捷帕申的专业是政工军官，职业是苏共历史教师。他给 内卫部队的未来军官们教授这门课。 他的副博士论文写的是党的领导原则，而不是消防，但党的领导原则也完全是 一个值得尊重的课题。 至于他的个人品质，那么他是一个沉着、镇静、温和与正派的人。他非常冷静， 能够独立地作出决定，并经受得住打击。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在车臣事件期间， 斯捷帕申的勇敢近似轻率。 他于1952年3月出生于中国的旅顺，父亲在海军服役，母亲是精神病医生。他在 列宁格勒长大。 1973年他毕业于内务部高等政治学校，专业是政治工作军官。1981年毕业于列 宁军事政治学院（现在改名为人文军事学院），专业为教育学。1986年又毕业于该 校研究生班。在内卫部队服役7年，然后回到内务部高等政治学校执教。 斯捷帕申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在我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刻，几乎任何有某种 天才的人都可以在政治舞台上试一试运气，斯捷帕申也没有错过自己的机会。1990 年初他还仅仅是内务部的一个上校，却赢得了列宁格勒的选举，成为俄罗斯联邦人 民代表。 在最高苏维埃还有其他军人，但正是他很快就成为议会最重要的国防和安全委 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因此几乎天天与叶利钦交往。他坚决支持叶利 钦，所以叶利钦开始注意他。与此同时，斯捷帕申与持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保持着 良好关系。这也是一种本事。 1991年8月政变后，他领导调查克格勃活动申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材料迄今尚未 公布。那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未来有各种观点，很多人建议干脆废除这个危险的 部门，由新人和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机构。 斯捷帕申持另外一种观点：不消灭克格勃，而是肢解它，使它现代化。正是那 个时候，他在保留议会职务的同时，又获得了第一个任命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局 长。 1993年秋叶利钦下令解散最高苏维埃时，斯捷帕申是最先引人注目地服从总统 令和交出议员证的议员之一。作为奖赏，他立即被任命为联邦反间谍局第一副局长， 并在戈卢什科被解职后开始领导国家安全机关。 斯捷帕申对总统不信任的安全部门进行了清洗。1/10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没有 通过重新鉴定。但是斯捷帕申因此恢复了这个局所失去的权力，其中使侦查机构重 新回到国家安全机关，并在1995年4月使反间谍局成为拥有很大权力的联邦安全局。 与此同时，专业教师斯捷帕申仍在学院授课，并于1995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其论文题目是俄罗斯的民主发展。他在这样复杂的时候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时仍 能找到时间和精力来写论文，说明他想的是未来，明白职务不是终身制。他这样做 是对的。 斯捷帕申参加了联邦安全会议作出对车臣开始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的那次会议。 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推翻杜达耶夫将军。车臣战争使数万人丧命，斯捷帕申也险些丧 失前程。 起初决定把此事作为车臣反对派反对自命为王的杜达耶夫的行动。属于斯捷帕 申领导的军事反间谍局在全军范围内召集坦克兵军官，以便在某一天占领格罗兹尼。 他们遭到了失败，几名军官牺牲，还有的作了杜达耶夫的俘虏。 在审讯时他们说，是联邦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招募他们的。这顿时成为一大丑 闻。 与其他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不同，那时斯捷帕申没有躲在别人的背后，而是承担 责任。他不怕承认正是俄罗斯官兵被俘，而且竭尽自己的全力使俘虏们获释。 但这仅仅是持续数月的血腥车臣战争的第一步。军人起了主要作用，国家安全 机关帮助他们。那几个月斯捷帕申没有脱下军装，总是和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 夫在一起出现。 1995年6月，沙米尔·巴萨耶夫在布琼诺夫斯克占领医院，抓了很多人质。这一 恐怖主义行动震撼了全国。 逮捕巴萨耶夫的行动准备得不好，以莫斯科丢丑而结束。巴萨耶夫回到车臣而 未受惩罚。斯捷帕申和内务部长维克托·叶林领导了这次行动。斯捷帕申参加了在 进攻医院时被打死的战士们的葬礼，痛苦不止，掉了眼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诚恳 的人。 杜马要求总统解除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代表们认为，这些部长们应对布琼诺夫 斯克发生的流血事件负责。对斯捷帕申的指责最少，但是他自己提出辞职。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所有事情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 我就承担了责任……我几乎不知道其他的办法…… 不久前美国一个海军领导人 由于一件小事而开枪自杀……这是维护自己荣誉的一种特殊方法。我个人不允许我 对自己的领导和对总统抱有任何委屈……每个人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从1994年3月到1995年6月，他领导安全机关15个月。 他失业4个月，已经开始考虑从事教育工作好在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 当时的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想起了他，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一起建 议他担任虽不显眼，却是第一副部长级别的政府行政局局长职务。 斯捷帕申受委托解决车臣问题。但亚历山大·列别德1996年成为联邦安全会议 秘书和总统助理后，不再让斯捷帕申过问车臣的事情。 斯捷帕申在接受报纸采访时以尊重的态度谈到不可替代的政府机关工作的经验。 有些微妙之处和细微特点，甚至连部长都不知道。这些经验还有用处。谢尔盖·瓦 季莫维奇没有弄错……他的经验证明，任何时候也不要绝望。 1997年夏天司法部长瓦连京·科瓦廖夫在澡堂与可爱的姑娘们一起洗澡的丑闻 爆发后，他的职位交给了斯捷帕申。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一任命。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联邦安全局的有效储备 干部谢尔盖·斯捷帕申中将实际上是挑起车臣战争的人，结果没有坐上被告席，却 坐上司法部长的交椅。” 但是人们很快就开始积极评价他的活动。在他担任司法部长以前，司法部被认 为是次要的和不显眼的。斯捷帕申以其行政才能和永不枯竭的精力立即变得引人注 目。他想证明，他能够胜任任何职务。司法部获得了很大的权限，其中，他很快就 使过去归内务部所属的监狱和劳改营转到司法部属下。 由于他充分显示了自己是一个活跃的和能力很强的行政管理人员，在1998年4月 政府改组时他被任命为内务部长。 斯捷帕申几乎是第一个未受批评的部长。他表现得积极而又有理智。他把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内行人放到关键职务上。他开展了大规模行动，在部分地区清除犯 罪分子，而且毫不留情地同本部门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也许，他是近年来最好的内 务部长。 1999年4月27日，他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并保留其内务部长的职务。大家 都清楚，他很快将取代普里马科夫总理。5月12日，斯捷帕申被授权领导政府。这一 天斯捷帕申在内务部地方机构领导干部高级学习班上发表讲话。他号召自己的属下 勇敢行动：“在你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部长，他任何时候也不会抛弃任何人，不 会背叛任何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 1995年6月30日，斯捷帕申辞职。联邦安全局长的职位空了三个星期。7月24日， 总统签署命令，任命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上将为联邦安全局长。 那时有人一时激动地写道，最近10年以来一位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到了卢比扬 卡。这一预测被证明是错的。卢比扬卡新主人有感染力的、近卫军的外表和寡言少 语让人觉得是其内在力量和某种特别才能的特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新长官的初步 行动就改变了人们对他的评价。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1947年出生于利佩茨克，父亲是军队的准 尉，母亲是厨师。父亲在飞机场当无线电报务 员。 据了解，他在学校里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喜欢体育。他在各个方面都适合于 苏联武装力量的最精锐部队。 巴尔苏科夫进入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命名的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很有威望的学校，对学生的挑选极其严格。在苏联时期由克里姆林宫卫队 士兵守卫列宁墓，旅游者们特地来看克里姆林宫卫队士兵们换岗时在红场优美地正 步走的情景。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军队里前程锦绣。巴尔苏科夫被安排到克里姆林宫警卫团 服役。顺便说一句，和他在一个排服役的还有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 夫中士，后来他成为叶利钦的贴身保镖。巴尔苏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服役，担任过克里姆林宫警卫团副团长、政府大楼警卫长和克里姆林宫副警卫长。 据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非常了解克里姆林宫，是主张修缮克里姆林宫的 人之一。 巴尔苏科夫函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获得将军衔，但是指挥的只是克里姆 林宫卫队。他惟一的一次实际战斗行动就是参加在“五一”村追捕车臣恐怖分子的 行动，结果对他来说却是不成功。 然而他的真正成功在于他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之间的牢固 友谊。在克格勃第九局服役的科尔扎科夫少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鲍里斯·尼古拉耶 维奇·叶利钦的保镖。他在未来的总统落魄时没有抛弃他，因此后来成为总统周围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根据科尔扎科夫的举荐，1991年12月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警卫长， 1992年6月被任命为保卫总局局长相当于前克格勃第九局局长。领导俄罗斯总统 个人卫队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正式成为保卫总局第一副局长。 巴尔苏科夫不仅熟悉最高级官员的保卫情况，而且熟悉为领导人服务的国家别 墅、官邸、疗养院、休养所、商店和各种服务部的情况。自然，与过去克格勃第九 局一样，现在由保卫总局负责挑选为领导人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 巴尔苏科夫控制着政府的通讯。给谁安1型自动电话交换机或2型自动电话交换 机得由他来决定。他的部门也监听这些电话。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 维奇·菲拉托夫1995年说，。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以打击贪污受贿为借口，对 克里姆林宫所有电话都进行窃听。 据前总统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回忆，有一次在朋友聚餐时他对 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说：“您窃听我什么，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米哈伊尔· 伊万诺维奇以他特有的神秘微笑，拍了拍科斯季科夫的肩膀，但是什么也没说。他 没有证实，但是也没有否认，因为他知道，反正不会相信他。 那时报纸有许多关于在西方为巴尔苏科夫的部门购买窃听装置的报道。报道说， 保卫总局的编制空前膨胀，为了保卫而毫不吝惜。 巴尔苏科夫和他的朋友科尔扎科夫一样，当叶利钦在国内视察时陪同外出。总 统邀请他参加所有聚餐、狩猎和钓鱼等活动。据说，巴尔苏科夫在餐桌上比任何人 都能喝。有人证明，他的妻子成为总统夫人奈娜·约瑟福夫娜的女友。 克里姆林宫的传统就是这样。在西方，保卫就是保卫。而在我们这里则不同。 个人卫队什么都管从服装、餐饮、家具、挑选别墅、健康和娱乐，直至微妙的 授权和秘密会见。 除了斯大林以外（与他亲近和坦率是不可能的），克里姆林宫所有其他主人都 把主要的保镖变成自己全家的代理人。 卫队长施加影响的基础是接近国家的一号人物。他和自己的被保护者一起度过 的时间比被保护者与自己妻子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有些不能告诉妻子的事情，总统 却告诉卫队长。总统家庭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他。他关心总统的孩子和孙子，使他们 免于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没有卫队长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寸步难移。在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的 回忆录里写道，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退休后，赫鲁晓夫一家不知所措。当习以 为常的卫队长消失后，他们简直无所适从。 卫队长有责任使被保护者的住房和别墅不次于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他要挑选女 仆和厨师，而且要创造这样一种氛围，使年轻英俊的卫士们不扰乱女主人，年轻的 侍女们不影响男主人考虑国家大事。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勃列日涅夫迫使自己的保镖们成为保姆和护士，但是他的 个人卫队却喜欢他。戈尔巴乔夫不要求卫队做任何超越他们工作义务范围之外的事 情，但是卫士们却恨他。 也许主要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请卫士们坐到自己的桌旁，与他们平等地交谈， 而且总的来说像慈父般地对待他们。而戈尔巴乔夫则与自己的依附者保持距离。前 第九局副局长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多库恰耶夫将军写道，戈尔巴乔夫一家 “不让任何人加入自己的家庭轨道，更不与别人建立亲密与友好的关系”。 卫士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不是安静地坐在汽车里，而是跳下汽车，与 人们交谈，在大街上行走。对于卫士们来说，这是多余的操心。 不过，换来换去的克里姆林宫主人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喜欢乌鸦。斯大林第 一个不喜欢乌鸦。多库恰耶夫将军回忆说，“斯大林认为乌鸦是太聪明的鸟，而且 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这样长寿。他把乌鸦与穿黑色衣服的人相比较。乌鸦拼命的喊叫 声通常会破坏他正常的状态。” 从那时以来，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局长和警卫长一直同这一长羽毛的部族作斗争。 神枪手们射击乌鸦，鸟类学家们建议克里姆林宫警卫团用鹰猎乌鸦。但是一切都无 济于事。克里姆林宫内同乌鸦的战争迄今仍在继续…… 巴尔苏科夫在1993年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是帮助总统制订解散最高苏维埃 和进行新的选举计划的很小圈子里的人之一。而且巴尔苏科夫一开始就建议准备武 力解决，但是其他人没有听他的。 巴尔苏科夫第一个告诉总统军事叛乱开始的消息。无论如何，叶利钦《总统笔 记》一书中这样写道：“谁能知道明天白宫将变成黑色的？家里一切如常。我能够 和家庭一起过几个小时的惟一的日子就是星期天。哪怕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让我做一 个丈夫、父亲和外公。但是在这个星期天我却没有做成。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用 专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白宫的局势急剧恶化。他详细报告了各种情况：民警的警 戒线被冲破，此刻正在进攻莫斯科市政府大楼，白宫周围的包围圈不复存在，各种 武装部队有大批冲进莫斯科城的危险……” 当时，不仅反恐怖主义的特种部队“阿尔法”，而且原来的对外情报局特种部 队“信号旗”都归巴尔苏科夫领导。在发生战争时，“信号旗” 的军官们应该在敌 人的领土上进行破坏活动。但是，在10月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阿尔法”却拒绝向 白宫发起进攻。为此巴尔苏科夫提出辞呈，但是叶利钦没有接受。 后来终于把阿尔法的队员们说服了。 在炮打白宫时，巴尔苏科夫将军亲自参加战斗并把逮捕的人送往“列福尔托沃” 监狱的隔离侦讯所。他在对报纸发表的谈话中说：“当‘阿尔法’和‘信号旗’的 一部分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冲进白宫时，他们控制了下面三层楼。我们的两名军官去 和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谈判。我们的军官说，‘阿尔法’实际上已经进入白宫 大楼，并准备从里面进攻。站在那里的巴兰尼科夫说：‘完了，应该投降了。’此 后，所有人的武器都被收缴。巴兰尼科夫的武器两支冲锋枪和一把手枪放在保 险柜里。哈斯布拉托夫脸色苍白，吓坏了，两手发抖。鲁茨科伊表面上显得冷静。 我想见巴兰尼科夫，过去我们的关系如果不说是友好，也是良好的，我想当面见他。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后悔……” 1993年10月事件后，叶利钦对巴尔苏科夫更加信任。 保卫总局变成了真正的安全机关，获得了进行紧急搜查工作的权利。而巴尔苏 科夫本人在1995年初晋升为部长级，并成为政府成员。为此，宪法法院提请叶利钦 注意，保卫总局只有权保卫高级官员，它既没有权利从事侦查，也没有权利料理国 家官员的日常生活。宪法法院甚至对保卫总局局长巴尔苏科夫被提升为部长级而感 到惊讶。 因此，巴尔苏科夫不再是部长。后来相反，让保卫总局隶属于总统安全局。这 样巴尔苏科夫就归科尔扎科夫指挥。但是这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当斯捷帕申 提出辞呈后，科尔扎科夫说服叶利钦任命巴尔苏科夫为联邦安全局局长。他对叶利 钦说：“重要的不是谁当这个局长，而是他是您的人。” 巴尔苏科夫立即获得上将军衔，到了n月份又晋升为大将。这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正在医院治疗的叶利钦接见了巴尔苏科夫并向他表示祝贺。 在卢比扬卡，人们记得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提高了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的工 资。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和斯捷帕申一样，车臣毁了他。 1996年1月，以萨尔曼·拉杜耶夫为首的一伙车臣匪徒占领了基兹利亚尔市医院， 抓了很多人质。恐怖分子从那里乘着公共汽车到达五一村，并在那里进行防御。 联邦安全局长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制止杜达耶夫匪徒行动的指挥部领导人。匪 徒们被四面包围。往那里派遣了“阿尔法”。民警、军队、坦克、大炮和名为“冰 雹” 的发射系统。巴尔苏科夫向叶利钦报告说，匪徒们陷入了包围圈，他们每个人 都处于神枪手的瞄准之中，很快将被歼灭。 但是，缺乏军事经验的巴尔苏科夫大将不善于组织这场战斗和协调各个部队。 后来，战斗的参加者抱怨组织工作一片混乱，杂乱无章。甚至连士兵的食品都无法 保障。但主要的耻辱是以拉杜耶夫为首的一大批匪徒不慌不忙地逃出包围圈，俄军 未能追上他们。 从五一村返回后，巴尔苏科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从此以后他的声望愈加下降。 巴尔苏科夫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用了很多时间叙述他们如何出色地组织了这次行动， 然后拙口笨舌地解释为什么没有能够抓获匪徒：“只是有一点我们没有料到，即可 以如此迅速地在布满雪的田野和耕地上行进，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当 我看到匪徒们脱掉靴子，不穿鞋走路时。这也令我有点……因为我不知道，看来， 当他们拿生命来押宝时，甚至准备脱掉皮靴赤足行走，光着脚后跟地跑……” 这是全国都嗤笑的巴尔苏科夫的坦言之一。有什么办法，如果匪徒们能够在这 样强大的安全机关的首长面前赤脚逃跑……然后，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看来是失 去了自我控制，说了很多人认为对于护法机关领导人来说不应该说的话。 巴尔苏科夫对新闻记者们说：“让我们和你们一起直截了当和坦率地说出事情 的本来面目。是谁引起的这一切？一个尊敬的车臣人自己这样评价车臣人民，说车 臣人只会杀人，如果不会杀人，那么就作强盗，去抢劫。如果连这也不会，那么就 去偷。车臣人就是这样……” 但是在此丑闻之后，总统没有触动他，虽然看得出来，他认识到，他任命的联 邦安全局局长是一个不称职的局长。 巴尔苏科夫是在科尔扎科夫把他牵连进去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被解除职务的。 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每天见面，也一起被免职。 1996年6月19日，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前夕，总统安全局工作人员在政府大厦逮 捕了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竞选总部的工作人员谢尔盖·利索夫斯基和阿尔卡季 ·叶夫斯塔菲耶夫。他们俩带着一个装有数百万美元的纸箱。科尔扎科夫打电话给 巴尔苏科夫，巴尔苏科夫二话不说，向白宫派遣了紧急行动小组，开始审讯被捕者， 而且不局限于那几百万美元的问题。 独立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叶夫根尼·基谢廖夫在深夜口播了在科尔扎科夫将军和 联邦安全局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的唆使下逮捕利索夫斯基和叶夫斯塔菲耶夫 的消息。 谢尔盖·利索夫斯基以组织大规模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竞选的“或者投票或者 失败”运动而著称。阿尔卡季·叶夫斯塔菲耶夫实际上是总统竞选班子领导人阿纳 托利·丘拜斯的助手。 基谢廖夫说，“这一步骤具有挑衅的性质”，这一行动旨在“取消第二轮总统 选举”。他认为，“国家处于政治灾难的边缘”。 刚刚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和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的亚历山大·列别德非常严厉地声 明：“任何暴动都将被镇压，而且是残酷的镇压。谁要是想把国家推人血腥混乱的 深渊，将得不到丝毫怜悯。” 在第二轮选举投票前夕的这一丑闻可能会严重损害叶利钦的威信。科尔扎科夫 和巴尔苏科夫不懂得这一点。科尔扎科夫将军也许是因在竞选运动中不让他起决定 性作用而觉得委屈…… 6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联邦安全会议开会后，叶利钦对新闻记者们说，他 解除了政府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联邦安全局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 夫和总统安全局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职务。 叶利钦说，“必须撤换干部，必须吸引新人。有人责备我支持科尔扎科夫和索 斯科韦茨：难道总统应该为他们而工作？必须更换强力机构，它们为自己攫取的东 西太多，而付出的太少。” 关于利索夫斯基和叶夫斯塔菲耶夫被捕，总统说：“我不知道细节。但从我与 一些领导人的谈话来看，这纯粹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他们俩破坏了通行制度，所以 被捕。” 巴尔苏科夫被解除职务后，他与总统的私人关系没有被破坏。与科尔扎科夫不 同，他没有写揭发的书，没有对新闻媒体发表谈话，而且回避新闻记者。 他在少有的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说：“我与总统家庭的成员过去和现在都保持 着稳定和亲切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即使在我被免职后我与总统两个女儿的家庭的 接触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何况我们是邻居，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像邻居一样友好。” 1997年9月，巴尔苏科夫写了报告要求从武装力量退役。总统下令为他找到一个 合适的军事职务。说真的，找了整整一年。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职务不是一件易事。 最后任命他为总统办公厅特别设施服务局（过去的克格勃第十四局）局长。该局在 紧急情况下管理国内的防空掩体和指挥所。 1998年10月底，巴尔苏科夫家里发生了一起悲剧。他的儿子伊戈尔，对外情报 局的上尉，在家中用奖给巴尔苏科夫的手枪自杀。他才25岁，刚刚毕业于特种学校 并开始服役。 也许是这一事件对叶利钦起了作用，他下令给巴尔苏科夫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1998年11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大将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 全会议机构军事监察局局长。军事监察局负责监督拨给武装力量的预算经费使用情 况。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 1996年6月20日巴尔苏科夫被解职后，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上将 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代理局长，7月9日又正式担任局长。 他于1949年出生于莫斯科。学校毕业后在“莫斯科能源”企业当无线电装配工。 然后又毕业于莫斯科电子机械制造学院，当了两年工程师。 1974年他开始到克格勃工作。先担任克格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总局五一区侦 缉处侦缉人员，然后到克格勃负责同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工作。 科瓦廖夫从事同西方的俄语广播电台作斗争，监听在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 动会期间有否进行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后来，当人们指责克格勃第五局工作人员 是“自由的扼杀者”时，他感到委屈。他承认曾根据刑法的第70条（进行反苏鼓动 和宣传）而关押过人，但是为数不多，一年也不过几个人而已…… 他在阿富汗工作两年。 在俄罗斯新政权时期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局莫斯科局副局长。领导 莫斯科局的叶夫根尼·萨沃斯季扬诺夫使科瓦廖夫成为第一副局长。 1994年10月，斯捷帕申让科瓦廖夫作他的副手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副局长， 主管侦查局和反经济间谍局。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总是不多管闲事，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在他作巴尔 苏科夫的副局长时，有预见性地与1996年夏企图把一个装有美元的箱子带出白宫的 案子保持距离， 莫斯科局局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特罗菲耶夫卷入了此案，于是丢了职 位。而科瓦廖夫却成为巴尔苏科夫的继承人。 联邦安全局新局长在其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透露了最近一段时间所抓获 的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1个外国人和28个俄罗斯公民。据科瓦廖夫说，“自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派遣德国间谍到苏联以来，我们还从未抓获这么多间谍。” 卢比扬卡的每个主人都有自己爱谈论的话题。科瓦廖夫想出搞“信任电话” 的 主意，人们可以打电话给卢比扬卡并承认自己的间谍活动。这一主意引起一些讥笑 的反应，但是科瓦廖夫没有把“信任电话” 当作玩笑，他说，和其他预防措施一样， “信任电话” 已经帮助我们“大量减少外国情报机关在俄罗斯领土上的间谍活动…… 效果简直惊人，甚至使一些外国情报机关停止了间谍活动。” 在科瓦廖夫当联邦安全局局长期间发生了一起议论纷纷的悲剧性事件。 1997年12月19日深夜，在联邦安全机关成立80周年前夕，俄罗斯反间谍机关遇 到了不久以前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奇异的罪行。 有一个恐怖分子劫持了一名瑞典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当天夜里就开展了抢救人 质的行动。外交官安然无恙，但是同恐怖主义斗争的官兵们射击得如此糟糕，他们 的子弹在电视机的镜头面前就打中了自己的同事联邦安全局上校阿纳托利·萨 维利耶夫。他牺牲了…… 联邦安全局于1998年逮捕了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瓦连京·莫伊谢耶 夫。他成了最近几年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级别最高的俄罗斯外交官。 瓦连京·莫伊谢耶夫的同事只知道他是一个熟悉两个朝鲜北朝鲜和韩国事 务的出色专家。长期以来，他作为俄罗斯外交部官员与韩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 参赞密切合作，甚至成了好朋友。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那个参赞实际上是韩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计划署的 正式代表。众所周知，在莫斯科的韩国人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对与北朝鲜有关的一 切问题都感兴趣。 瓦连京·莫伊谢耶夫是在与韩国官员见面时被捕的。然后韩国大使被召到俄罗 斯外交部，对他提出要求：让他使馆的那位参赞离开俄罗斯。 汉城没有料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会这样迅速地把此事曝光，但是俄罗斯新闻 界获得了关于此案的大量消息。 于是韩国宣布俄罗斯驻汉城的一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他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间谍人员。莫斯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 措施加以报复，一下就要求5名韩国外交官2名驻莫斯科使馆的官员和3名驻符拉 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的官员离开俄罗斯。这5名官员都被称为韩．国情报机构的工作 人员。 这一丑闻闹得很大，损害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联邦安全局暂时停止透露被抓获 的间谍人数。 1998年5月，安全机关根据总统令又进行了改组，把原来的34个局变成了5个大 局。科瓦廖夫说，从此以后对安全部门的管理将容易得多。 和戈卢什科一样，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只是职业安全官员，在 克里姆林宫里没有靠山，这就使他的地位不稳。总统周围的人又要把自己的人放到 这个位置上。 当现在已故的国家杜马议员列夫·雅科夫列维奇·罗赫林呼吁俄罗斯武装力量 不要服从最高总司令的指挥时，叶利钦似乎要求科瓦廖夫制止罗赫林及其在军队的 同伙们的活动。但是，联邦安全局似乎无能为力。 关于科瓦廖夫即将被解职的说法经常传播，但是叶利钦不止一次地声明：“不 会，我再说一遍不会。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科瓦廖夫在正常工作，履行其职责，我 定期收到他提供的情报。”科瓦廖夫甚至被授予大将军衔。 传说变成事实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98年7月25日，星期六，正在卡累利阿休假 的叶利钦签署了解除科瓦廖夫职务的命令。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基里延科总 理带着这一命令返回莫斯科，关于科瓦廖夫被解职的消息公诸于世。 政府首脑亲自来到卢比扬卡，向联邦安全局介绍新任局长弗拉基米尔·弗拉基 米罗维奇·普京。这一次遵守了与前局长告别的礼仪。基里延科转达了总统对科瓦 廖夫的感谢，并说，科瓦廖夫不应把此看作解职：“毫无疑问，尼古拉·科瓦廖夫 的经验、能力和知识仍将为俄罗斯利益服务。不久就会知道，他将干什么。” 但是没有给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找到职位。 著名的金融寡头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对记者们说，联邦安全 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准备杀害他，而科瓦廖夫实际上保护这些工作人员。尼古拉·德 米特里耶维奇向法院起诉别列佐夫斯基并胜诉。法院要求反驳玷污前联邦安全局长 名声的那些说法。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 普京195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在那里他听过阿纳 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教授的课。他被吸收到克格勃工作，在情报机关 工作了17年，其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多年。1990年普京离开克格勃到家乡- -列宁格勒工作。起初他为自己找到了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助理这 一不被人注意的职位，但很快就投到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的麾下。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让普京作他的顾问。有人甚至批评索布恰克接纳克格勃的 前官员工作，但是索布恰克简单地回答：“他是我的学生。” 1991年普京领导列宁格勒市政府对外联络委员会，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因为 他负责该市所有的对外经济事务。 圣彼得堡人对普京的委员会有一些意见。报纸报道说，普京的委员会发放出口 原料和有色金属的许可证以便换取食品，但是食品没有看见。顺便说一句，当时这 样的事情在俄罗斯全国比比皆是。总的来说，普京表现出是一个务实的行政管理人 员。 1994年3月，他成为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人们 甚至称他为“灰衣主教”；他竭力躲在背后，但是非常忠实于索布恰克，陪着他去 各地。市长完全信任他。 普京领导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的圣彼得堡组织委员会。他是索布恰 克竞选市长的班子领导人之一。 1996年索布恰克竞选失败后，普京不愿在新的班子里工作。他辞去职务，来到 莫斯科，那里有许多来自圣彼得堡的有影响的人在工作。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 丘拜斯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 1997年初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统总务局副局长，负责法律和对外经济问题。 他的才干很快就得到赏识，他被提拔到总统办公厅工作。1997年3月，他开始领导总 统办公厅监察总局。然后他成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他从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领导人打交道。他检查地方上的经济活动， 搞清楚贷款是如何使用的，州长们搞来的钱到哪里去了。 1998年3月2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接替被解职的尼 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博尔久扎将军。看来，叶利钦总统看中了普京，因为4个月后， 7月25日，普京又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在他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时担任 这两个职务。 当基里延科总理把普京介绍给联邦安全局领导班子时，普京说，他回到了娘家。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在莫斯科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他没有显露自 己的权力。 他既是一个幽默和反应灵敏的人，又保持着头脑冷静，不失去自我控制，不发 脾气，没有疏忽，也不失言。他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不过，他有点自傲，稍微有点 取宠。 与官僚界已经习惯的游戏规则不同，他公开地说，被解除职务的他的前任博尔 久扎是一个好同志。 在国家杜马发言时，联邦安全局新局长阐述了给自己下属提出的任务：首先， 获取关于威胁国家安全的预警性情报，帮助政府实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经济计 划，同俄罗斯领土上外国情报机关企图窃取经济领域秘密，特别是军工综合体秘密 的活动作斗争…… 在讲述自己的原则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说，只靠加强惩罚 机构不会给社会带来渴望已久的秩序，好在我们有一个公民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观点……如果卢比扬卡的主人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发生了 很多变化。 1999年8月9日，星期一，谢尔盖·斯捷帕申被解除职务，弗拉基米尔·普京被 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叶利钦同时授权他行使代总理职务。 普京成为继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之后担任政府首脑的第三个联邦安全机关领 导人占在被任命为代总理的三天前普京刚刚参加过父亲的葬礼，但是在担任总理的 第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显得平静和自信。 在获知斯捷帕申被解职后，大家都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从经济事务的观 点来看，斯捷帕申担任总理似乎是少有的成功。 叶利钦撤换普里马科夫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很难称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 是总统的志同道合者。斯捷帕申和普京不仅是同龄人和同乡，而且实际上是持同样 观点的政治家。斯捷帕申总是非常忠实于总统。可能是他在担任总理时显得过于独 立自主。孤家寡人的叶利钦认为普京是一个不会越雷池一步的人？叶利钦在电视讲 话中说：“我信任他。” 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长期间，大量精简联邦安全局总部机关，并把几个圣彼得 堡人带到莫斯科任命为显要的职务，其中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成为他的继承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出生于1951年。197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船 舶建造学院，然后立即到克格勃工作。据说，他在列宁格勒时就认识了普京。 1992至1994年帕特鲁舍夫担任卡累利阿共和国反间谍局局长，然后到莫斯科担 任联邦安全局组织和干部工作局组织和监察处处长。1998年他开始急剧晋升，普京 成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后，推荐帕特鲁舍夫担任普京曾经担任的总统监察总局 局长职务。 但是普京本人两个月后成为联邦安全局局长，他就把帕特鲁舍夫调到联邦安全 局当副局长并兼任经济安全局局长。普京完全和充分地信任帕特鲁舍夫。 1999年初，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成为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实际上担负领 导整个联邦安全局的工作，因为普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联邦安全会议的职责。叶利 钦授权普京领导政府后，普京把自己在卢比扬卡的位置留给了帕特鲁舍夫。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出生于1951年。197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船 舶建造学院，然后立即到克格勃工作。据说，他在列宁格勒时就认识了普京。 1992至1994年帕特鲁舍夫担任卡累利阿共和国反间谍局局长，然后到莫斯科担 任联邦安全局组织和干部工作局组织和监察处处长。1998年他开始急剧晋升，普京 成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后，推荐帕特鲁舍夫担任普京曾经担任的总统监察总局 局长职务。 但是普京本人两个月后成为联邦安全局局长，他就把帕特鲁舍夫调到联邦安全 局当副局长并兼任经济安全局局长。普京完全和充分地信任帕特鲁舍夫。 1999年初，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成为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实际上担负领 导整个联邦安全局的工作，因为普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联邦安全会议的职责。叶利 钦授权普京领导政府后，普京把自己在卢比扬卡的位置留给了帕特鲁舍夫。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917年12月至1922年2月任全俄肃反 委员会主席。1922年2月至1923年11月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 委员部下属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1923年11月至1926年7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局长。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得维奇·缅任斯基1926年7月至1934年5月任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局长。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1934年7月至1936年9月任内务人民委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936年9月至1938年1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38年11月至1945年12月任内务人民委员。 1953年3月5日至6月26日任内务部长。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1941年2月至7月以及1943年4月至 1946年3月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6年3月至5月任国家安全部长。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946年5月至1951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长。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任内务人民委 员，1946年3月至1953年3月以及1953年6月至1956年1月为内务部长。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51年8月至1953年3月任国家安全部长。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54年3月至1928年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下 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任国家安全委 员会主席。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1961年11月至1967年5月任国家安全 委员会主席。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67年5月至1982年5月任国家安全委 员会主席。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82年5月至12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 席。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82年12月至1988年10月任国家安全 委员会主席。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88年10月至1991年8月任国家 安全委员会主席。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1991年8月至11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91年日月至 12月为跨共和国安全局局长。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巴兰尼科夫1992年1月任联邦安全署署长，1992年1 月至1993年7月任安全部长。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1993年9月至12月任安全部长，1993年1 2月至1994年3月任联邦反间谍局局长。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斯捷帕申1994年3月至1995年3月任联邦反间谍局局 长，1995年4月至6月为联邦安全局局长。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1995年7月至1996年6月任联邦安全局 局长。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1996年7月至1998年7月任联邦安全局 局长。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分普京1998年7月至1999年8月任联邦安全局局 长。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帕特鲁舍夫1999年8月起任联邦安全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