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

《李立三之谜》
第一部分
卷首语
　　了解一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李立三这个名字。
　　但知道他最多的，莫过于在20世纪30年代某一时期，党内曾有过一次被命名为“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代表人物正是李立三。除此以外，至于李立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何能进入到中共领导的最高层？在此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恐怕真正知道者就为数寥寥了。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也正由于他曾经有过那么一次虽然短暂(前后不超过4个月)却广有影响的失误，他作为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一个党内的“另类”，长期未能得到正常的介绍和评价，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几乎只是党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特定的“符号”，而并非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别说他曾经是、并一直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个一生忠诚的职业革命家，一个历经坎坷却始终不曾动摇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
　　当我们提起安源大罢工时，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般都会知道那是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名字分不开的。然而，有多少人明了实际的组织领导者会是李立三呢？当我们提起五卅运动，也都知道那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一次气壮山河的革命行动，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五卅运动总指挥的正是李立三呢？！当我们提起南昌起义，眼前会出现一长串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同样我们并不太了解的是，恰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的李立三，倡导并实际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当我们……
　　天安门前的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作证：在围绕着纪念碑座那组表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进程的8幅浮雕中，就有两幅所表现的历史内容，是由李立三亲自参与领导与组织的。
　　李立三出生于1899年，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67年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如果有必要将李立三的一生进行简单归纳的话，大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1930)可以称之为“辉煌的十年”。
　　这一阶段包括：在法国初露锋芒；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在武汉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1924年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会9名委员之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五卅运动总指挥；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带领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倡导并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广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重建革命力量；1928年中共六大后，任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实际主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较快得到转机。但随后即发生了“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二阶段(1930－1945)是他回国投身革命请求得不到允许、被迫流落他乡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实际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当共产国际指出其错误后，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很快就停止了错误，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于1930年10月初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一步检讨错误。他的检讨，得到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普遍称赞。虽然他多次要求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留在莫斯科以后，他兢兢业业，努力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当时，陈云同志在苏联见到李立三的实际表现，给他冠以“坦克车”的称号，意思是说他坚强有力，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这个比喻是十分恰当的。
　　在莫斯科间，李立三在王明、康生领导下，长期受到压制，进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苏联的监狱。经过李立三本人在狱中的奋力抗争，又经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交涉，22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停止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又不允许他回国，使他在苏联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共产国际不给他安排工作，没有工资来源，他靠每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家人生计。从此，他与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孤儿，漂泊异乡……
　　第三阶段(1946－1951)是李立三受到党中央、毛主席最信任、最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黄金时期。
　　1946年1月李立三历经坎坷回到祖国后，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加倍工作，补上15年没有参加国内革命斗争造成的损失。他抱着满腔热情，开足“坦克车”的马力，奋力拼搏，以图将功补过。先是在东北局做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敌军的工作，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他重新回到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给他委以重任，参加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享受副总理级待遇。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不断可以见到李立三的踪影。在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中，他开拓创新，成绩卓著，世人皆知，即使在50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一些举措仍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令人感慨与尊敬。
　　第四阶段(1952－1967)是李立三政治上遭受接踵而来的打击，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在夹缝中游走，直至不白命丧的充满悲情的最后十五年。
　　正当李立三在奋力拼搏，忘我地为党工作而且成就显著的时候，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他遭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罢免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又被免去了劳动部长之职，更使他无用武之地了。从此，他在新闻媒体上消失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他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虽然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分管工业的书记，但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虽然李立三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仍然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一如既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工作，满腔热情地向党献计献策，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积极参加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凡是党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劳动成果，至今还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他的许多意见一再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个人如果是金子，有谁能不经过“千淘万漉”呢？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有谁能不经摔跤就会走路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都有一个由婴儿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在历史熔炉的冶炼中，有些人成为金子，有些人成了渣滓。而李立三最终是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样，被确认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之一李思慎曾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多年。虽然那正是他日暮途穷，“虽有强烈的报国心，却无报国之门”的时期，但在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作者仍深深地感受到一个真正革命者的伟大与忠诚，无论是在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多谋善断、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他总是朝气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没听他说过苦和累。他对干部要求严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丝不苟。重要文件，常常是亲自起草，特别是给中央的报告，绝少假手他人。他向干部作报告，自己写个提纲，出口成章，语言生动，有条有理，深入浅出，且理论联系实际，一讲就是半天，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而且一直是站着讲话，越讲越有劲。人们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常用赞赏的口气，亲切地把他称做“滔滔不绝的李立三”。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汉，在上海、广州等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个负有盛名的演说家和鼓动家。李立三的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写文章，从题目开始，到最后结尾，往往是一气呵成，洋洋洒洒，清清楚楚，基本没有涂改，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无不佩服。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有绩不居功，受挫不气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从不讳疾忌医；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是一个无私无畏、全心全意的彻底的革命者！
　　无庸讳言，李立三的确犯过错误。对此，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问题在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犯了“左”倾错误，不料却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的长期打击迫害；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却遭受将近40年的排斥与冷遇，最后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
　　这，恐怕就是李立三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谜了……

代序
　　1980年3月20日，正值母亲生日的那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陪同她，走进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抬头一望，父亲的形象立刻展现在我的眼前。他昂首远视，坚毅的目光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我知道，这幅标准像是父亲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拍摄的，生动体现了他那胜利在望的高涨情绪和乐观豁达的革命家胸怀。
　　爸爸，我又见到了您！多少年前的生离死别，多么漫长的峥嵘岁月，现在统统都过去了。今天，我和母亲终于在这里见到了您！
　　邓小平率领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和母亲及我们子女一一握手慰问。由王震刚刚宣读的悼词还在我耳边回荡：
　　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父亲在世的时候，从不愿讲自己的政治生涯和革命功绩，留在我记忆中更多的是慈父的温馨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那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精神魅力。父亲是我孩提时亲切依偎的巨人，是我少年时期深深崇拜的偶像！但是，长大成人后，我发现自己对他知之甚少。我力图梳理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想追问的问题却比得到的答案要多得多。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坐到父亲身边促膝长谈，倾听他一一给予解答。我多么后悔十七八岁时曾谢绝了父亲要我记录他口述往事的建议！这时我才开始向母亲认真询问，走访父亲生前的战友和部下，后来还一头扎进共产国际档案馆，贪婪地翻阅着发黄的历史档案，渐渐增进了对父亲生平的了解。
　　我了解到许许多多有关父亲的动人故事、传奇般的曲折经历。我仿佛看到父亲站在海轮的船头遥望着法国的海岸；看到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正在安源夜校给工人们讲课；在上海街头，他巧妙地躲过密探的追踪；在赣南，他带领着走出南昌的起义队伍翻山越岭，艰苦作战；在东北，他藏在俄侨的马车上越过边境，奔赴“红都”莫斯科去参加中共“六大”……妈妈和爸爸的“跨国之恋”更是扣人心弦。爸爸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身陷囹圄，在劫难逃，正是我母亲，一个质朴的俄罗斯姑娘，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向他献出了纯洁的爱心。依靠爱情的力量，他们俩冲破社会的阻隔和偏见；人生的坎坷和遭遇使他们彼此难解难分，风雨同舟三十载……父母亲的恋爱故事被《阳光卫视》收入《百年婚恋》大型电视记录片，展现了他们崇高的人文精神，脍炙人口。
　　父亲在党内被平反之后，一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了。1999年父亲百年诞辰之际，首都北京、其家乡湖南等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父亲的历史功绩再一次被肯定，他的功过得到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然而，或许因平时宣传介绍得不够，他的名字一般还是仅限于和“立三路线”连在一起，而很少引起人们其他联想。正如本书所说：……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几乎只是党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特定的“符号”，而并非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身为李立三的女儿愿意向大家作证：李立三的的确确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和悲哀，有过错和失误。他个性突出，锋芒毕露，但又直率坦诚，从无害人之心。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是这样回忆他的。
　　这本书的基础是曾与父亲共事多年的李思慎同志历经二十多年所精心搜集整理的纪实性资料。感谢李思慎、刘之昆两位作者，真实、全面地描绘了父亲的一生。在他们的笔下，李立三的形象被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为解读李立三这个“符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年轻一代和广大读者们能够接近他，揭开《李立三之秘》。
　　李英男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1.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
　　三湘大地，人杰地灵。从这里走出过太多杰出人物……
　　李立三的“死”很是寂寞，他的生却是轰轰烈烈；
　　对于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两人说法很不一致；
　　对于湖南名宿程潜，他永远心存感激……
　　一、多如牛毛的名字：一条窥其一生的线索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李立三的一生确实是波澜壮阔而又充满着险恶与坎坷。如果需要找到一条简单的线索就能窥其一生的基本脉络的话，那么这条“线索”很可能就是——他因革命需要不断更换和使用过的那些多如牛毛的化名。
　　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一生中使用过的名字多达30多个。虽然说在那个峥嵘岁月里从事职业革命活动的人，往往根据需要会使用多个化名，但像李立三这样使用过如此众多名字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惟一，也属凤毛麟角。这颇有些戏剧性的情节，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他不平凡的一生。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
　　图01：湖南醴陵李立三故居
　　父亲李昌圭(字镜蓉)是当地一名秀才、教书先生。李立三出生之日，适逢李家后院的一棵百龄凤尾蕉开了一朵很大的白花。凤尾蕉又称铁树，开花极难，民间有“千年铁树才开花”之说，李立三于铁树开花时出生，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因而，都十分高兴。李立三的父亲遂给他起乳名“凤生”。
　　在李立三上面，原来还有一个哥哥，天资聪颖，在其秀才父亲的教育下，4岁就能吟诗作对，可惜才高命薄，不幸夭折。父亲李昌圭生怕凤生也步他哥哥之后尘，便按乡间习俗，又给他取了一个贱名一一狗妹子。无非是认为女人最低贱，所以从名字上“改变”了他的性别，这还不够，再冠一“狗”字，就显得再也不能比他更低贱了，为的是避邪躲灾，保得李立三能“长命百岁”。
　　“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念书时，李昌圭又给他正式取了一个学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说明这个秀才教书先生对儿子的未来寄予了厚望，指望“凤生”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李隆郅果然也不负家人厚望，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极有天赋。同时，他遇事有主见，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比如，他十二三岁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时，适逢军阀混战，国家战祸连年，乡间土豪劣绅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得生性活泼的李隆郅早早萌发忧国之情。因此，他常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出一些主张救国的政论性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报上，博得同学和老师们的赞赏。1916年，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寻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指引，有幸与毛泽东结交，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到中学毕业后，由于他的“主见”与父亲的期望水火不兼容，他毅然摆脱了父亲一心要他在家乡教书的束缚，决然“投笔效班侯”，跑到程潜将军领导的“护国军”中，当了一名军中文书。
　　李隆郅曾把他在青少年时期写的诗词，汇辑为《芋园诗草》，署名“芋园”。
　　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他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刚到不久，他就在欢迎新同学的大会上，与许德珩、徐特立老先生一起登台演说，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是否坚持走“勤工俭学”道路上，他与蔡和森发生意见分歧。为此，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笔名，在《旅欧周报》第69期上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争得了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赵世炎等人的积极支持，很快在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中成为公认的“小领袖”。他领导的学生运动，激怒了中、法当局，被武装押解回国。在此期间，他以激烈勇敢著称，被同学们称誉为“坦克车”，赵世炎还戏称他是“一条毛茸茸的小大虫”。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达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等在法国的行李运达上海，他就接受陈独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此间，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他改名为李能至，原因是为了让文化不高的工人群众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能至”本来是采用“隆郅”的谐音，可是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精明能干，成绩卓著，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拥戴，工友们便称他为“能人”，纷纷传言“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李能至领导工人运动，激怒了安源路矿当局，而被悬赏600大洋要取他的人头，但在工友们的悉心保护下他安然无恙。在此期间，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致、能治、农志、志致的笔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政论文章。比如，他用“能至”的名字，在1922年8月10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就发表了《我要替土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的文章。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李隆郅被党中央委以重任，由安源去武汉担任区委书记。任务是速去那里重建“二七”惨案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此间，他还受命在武汉帮助那里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在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隆郅与毛泽东成为这次会上最活跃的两个人，使与会的国民党元老们刮目相看，惊呼这是哪里来的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会议结束后，李隆郅就被中共中央以有经验的工运干部调到工运比较薄弱的上海，去加强那里的工运斗争。
　　在1925年8月以前，李隆郅用“李成”的名字与庄文恭两人成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同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李成与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7人为正式委员，与何今亮一起分工负责工农部。在此期间，他还用过“李诚”的笔名。
　　李立三1924年3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过了半年多才改名为“李立三”的。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牵强附会，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工友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罢了。事情的经过其实是这样的：
　　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作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像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为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认为邓中夏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两人在思索中，邓中夏见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脱口说道：“叫李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这就是李立三改名的缘由。从此，此名一直沿用终身。
　　对于李立三的改名，有人写文章说是刘少奇提议，其实有误。李立三曾对我们说过此事，他说是邓中夏。据查证：李立三于1924年3月到上海搞工运，始终是与邓中夏在一起活动。而刘少奇是1925年6月，即五卅惨案已发生，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以后，刘少奇才去上海总工会担任总务部主任，第二次与李立三在一起工作的。所以，不可能是刘少奇提议的。
　　李立三第一次到苏联，使用的是“秦进有”这个名字。
　　1925年10月，李立三为躲避上海反动当局的追捕，带着夫人李一纯离开上海，他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一起，在翻译沈泽民的陪同下，前往苏联，于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3月13日，李立三以秦进有的化名在会上作了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紧接着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而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4月回到了广州，5月1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5月3日的大会上，他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日向大会作了《世界工运状况》的报告，11日又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代表大会主席团致了《闭幕词》。此后，他就成为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接着，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随即赶到上海，领导了那里新的罢工高潮。为了加强对内外棉纱厂罢工斗争的领导，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继续以李成的名字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李立三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以后，1928年秋回到上海，即化名“肖柏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租了一处较好的房子，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李立三接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后，虽然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上是由李立三逐步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1930年9月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是以柏山的名字公开发表的，这是从安全考虑出发的一种策略。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一一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一一李明。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有西蒙诺夫写的《俄罗斯人》剧本，别尔文采夫写的《考验》小说，以及《在遥远的北方》等，在《救国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不久这一内情就被美国情报机关识破，国民党的报刊上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哗然。首先是东北立即轰动起来，国民党的主要将领郑洞国、廖耀湘等纷纷以同乡的名义，到他的住处来拜访。
　　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1964年，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去补上他一生中所缺乏的农村工作经历。接着还以“李明”的化名到工厂搞“四清”，与工人“三同”。“四清”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李立三逼上绝路。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在火化李立三的遗体时，没有用李立三的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名字――“李明”，结束了他的一生。
　　二、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凡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人，大都还记得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对于李立三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自己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是这样说明的：
　　“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启事”(即毛泽东的“二十八画生访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而斯诺在《西行漫记》书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是这样说的：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见斯诺：《西行漫记》1960年2月版第115、116页)
　　当秘书的我们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说的不尽一致。一天晚饭后，在陪李立三在林中散步时，我们直接向他提出疑问。
　　他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
　　“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那时，我们听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常到闹市区去看书，一年四季坚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边用吊桶扯上井水从头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腊月仍坚持不懈；冬天寒风凛冽，穿着单薄的衣服，爬山绕城，任风劲吹或迎风大唤，谓之风浴；数久严冬，到江河里游泳，夏天烈日当空，光着上身站在操场上或游泳后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曝晒，谓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时，他站在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或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顶，然后跑下山来，说是雨浴；甚至于几天不吃饭来锻炼肠胃。他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那时，都传说毛泽东是一个‘怪人’。我们看到那个‘征友启事’，经过猜测分析，‘毛澤東’三个字，正好是‘二十八画’。出于好奇心，我们就去了。”
　　李立三把他去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又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
　　关于李立三应毛泽东“征友”前往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节，李立三早在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的《自述》中就曾经写道：“毛泽东同志公布征友启事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应为斯诺)所记载的毛泽东自述中也提到此事，但与我记忆中的情节有所出入，不过这自然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李立三在莫斯科看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以后不久写的，只是他对有出入的情节没有具体叙述。
　　对毛泽东“征友”的记述，其他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罗章龙在《椿圜载记》一书中写道：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伫立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古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定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同学陈君圣皋同往。
　　《毛泽东研究事典》第4页说：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
　　张聿温著《中国革命家逸事》第3－4页说：1915年秋天，长沙各重要学校都收到一份“征友启事”。启事是用蜡版油印的，约二三百字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即陈昌，当时任附小教员)转交’”。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中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而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三、程潜送李立三上大学
　　李立三生前忆及往事时，常常十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程潜的帮助，也可能没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那么，程潜，这位当年的湖南名宿、著名起义将领，在李立三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扮演过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李立三回忆，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找生活出路，在他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李立三对当时封建礼教极度不满，加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的疾恶如仇，他愤然在学校闹起了一次“革命”——在暑期小学教师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叶沛棠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了这位“醴陵的绅士”。
　　但李立三的这次“革命”，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他的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这种封建桎梏下的生活，使他如坐针毡，他觉得透不过气来，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于是，他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参加革命军，另闯一番事业。临行前他给家乡亲人留诗一首：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
　　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到哪里去投军？李立三心里早有考虑。当时，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执掌“护国军”的湘籍将领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况且程潜又是醴陵县同乡。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便跑到衡山，找到护国军，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有文化、办事能力强，他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季，一次，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不料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李立三观棋时的那一声“唉”，早已引起了程潜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这个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说不会下。但程潜不依不饶，李立三无法，只好坐下与之对弈起来。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铆足了劲，连下三局，硬是把素称高手的程潜给赢了，使这个司令官大吃一惊，不得不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随之，与李立三拉起家常来，问起了李立三的身世。结果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还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这么年轻就当了兵可惜。就在那年的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于是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离开了护国军。先回老家，告别父母，再转往北京。
　　1919年春李立三到达北京。而这时，程潜给他的纸币，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价，已所剩无几，根本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壮生长，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正当李立三走投无路之际，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他也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去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经过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坚定不移地寻求革命的道路，预备班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竭力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路费，然后转往上海……
　　在解放战争时期，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时的李立三是大会选出的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他曾到“六国饭店”专程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资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同乡程潜和陈明仁先生，李立三作陪。席间，当毛泽东得知程潜资助李立三上大学的情况后，风趣地对程潜说：“颂公(程潜号颂云)，你的革命功劳不小呀！给我们培养了一位中央委员李立三。”引起在座人哈哈大笑。

2.初露锋芒在法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和领袖人物，李立三就是其中的一个；
　　血气方刚的他，在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蔡和森的意见不合，并未影响他脱颖而出，
　　成为留法学生的青年领袖……
　　一、跨海求学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47名赴法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轮船从上海起锚出海，李立三义无反顾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立三一行，在大海中颠簸了40多个日日夜夜，于1919年11月12日抵达法国巴黎。由于他们的语言没有过关，随即先进蒙达尼学校补习法语。
　　初到法国的李立三，感觉一切都很新鲜，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表露了他要“唤醒可怜的同胞”、“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的凌云壮志：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过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滨，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鼓荡雄风，
　　振作精神，
　　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作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
　　此时的李立三，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创造自由的新世界”！因此，他一面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并到三侠孟一家纺织厂和钢铁厂做工，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其师傅(一名法国共产党党员)的帮助下，参加了由法国共产党组织的一次大罢工，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阶级教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李立三学习很刻苦，仅几个月时间，就能阅读一般的法文报纸了。他特别喜欢读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
　　青年时代的李立三是个性格十分外露的人。他天性好动，因此每有体育活动总是少不了他。他性格直爽，襟怀开阔，雷厉风行。就连读书这样的事，他都显得与众不同。比如他要是得到一本好书，总喜欢一口气看到结尾。据友人对他的回忆说，一次，李立三从同学处借到一本《资本论》，简直如获至宝，书一到手，他就把自己“钉”在房子里，独自蹲在一旁，“啃”得津津有味，谁也别想叫动他。
　　李立三对旧世界有着强烈的憎恨，因之他思想活跃，善于讲话，非常喜欢谈论和争辩政治问题。据当年《时事新报》记载，1920年4月下旬，时逢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法国同学以“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到法国的同学大会，到会的有巴黎同学及各地来的代表百余人。欢迎大会由李圣章主持，报告开会理由，继由书记周览详述该会一年来之经过，随后请来宾演说。
　　首先由北京大学的许德珩登台，报告国内最近情形，谈及政府听命日本，压迫国民诸罪状，闻者无不痛愤切齿，大呼“誓除国贼”。
　　次由湖南勤工俭学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年约40岁)演说：吾国丁兹时局，危险已极，欲图自存，惟有实行国民外交，要求同情于欧美各国之真正了解正义人道者，合世界善类之力，以推倒武力侵略之强权国家，然后可以转危为安。
　　紧接着，血气方刚，年仅20岁的李隆郅(立三)，也上台演讲。他除了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表达爱国热情外，还主张把爱国运动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提出共同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发表中国之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
　　李立三那“粗暴夸大的性情”，“毛茸茸的像一条小‘大虫’”，在旅法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同学们在房子里谈起灾难深重的祖国时，谁一提到反动军阀，他会立即挥动拳头：“推翻”!谁一谈起无耻政客，他会摆动胳膊：“打倒”！谁一讲到卖国贼和反动派，他会高声喊道：“杀掉！”这一方面反映出李立三为人坦率直爽、胸怀开阔急躁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旧世界强烈的憎恨，与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推翻!”“打倒!”“杀掉！”这六个字，成为李立三的口头禅，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
　　李立三早年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因此和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关系密切，而同蔡和森等人比较疏远。但时间很短，在他读了较多的法共报纸和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他坚决相信照十月革命的干法，把军阀政府砸它个稀巴烂，中国革命很快就成功了。
　　思想的飞跃带来行动的坚决。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李立三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实践道路。1940年，他在《自述》中回忆自己在法国期间的革命活动时写道：“1920年底，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人一起组织了留法中国工人学生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二、与蔡和森的首次意见不合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秋后总数已达1600多人，另外还有在法华工10多万人。这时，战后的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这么多的留法学生和华工在法国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面对此种形势，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输、吴明、杨洵、赵世炎、罗汉等22位相好的朋友，经过几番讨论，联名给“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写出了一封长信。
　　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声浪，哄传了一年多，实际的经过以及现状，到底怎样，向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就有，也只是些片断的新闻。”“时机逼迫我们到了现在，令我们不得不想披肝沥胆，坦然一吐。”“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现状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观。”他们列举了勤工俭学生的种种困难处境，“到法国同学已经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现在做工，其余在学校补习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他们还提出了解救的办法，建议：“①工业学校交涉开特别预备班；②工厂交涉特别学习部；③限制国内未来(法国)的同学。”
　　在大批学生寻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中国驻法大使馆对学生的生活毫不过问。而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于1921年1月12日和16日两次发出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维持费。这一“宣布”从经济上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接济，使学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广大勤工俭学生顿时面临着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下去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中复分两派，一主张继续要求政府津贴，一主张要求华法教育会再担任找工……现两派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诘。”
　　在蒙达尼的中国学生大多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难。于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发起了求学运动，想通过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来强迫中国官僚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蔡和森认为，当时勤工俭学生的实际困难，说明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勤工所得不能达到俭学的目的” 。他认为，勤工俭学也是没有必要的，做工只是替资本家增加几个金钱奴隶，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他们中有的还公开宣告了勤工俭学的“死刑”，并于1921年1月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讲了上述观点，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运动，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迫使北京政府每月给每个勤工俭学生发放400法郎津贴，使到法的学生能继续学习下去。
　　这时，在三侠孟工厂做工的李立三，却不同意蔡和森的意见。他认为应该争取继续勤工俭学，到工厂做工同样能学习。因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可为将来革命培养干部。
　　根据这些看法，李立三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署名佐夫，寄给了《旅欧周报》，但他们不敢登。因为，当时大部分同学是拥护蔡和森的主张的。李立三便又写信催促报社，并且表示：如果不登，则请把稿子寄回来。几天以后，李立三的这篇文章终于发表在《旅欧周刊》第67号上了。
　　李立三公开发表的文章对蔡和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蒙达尼(的)同学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的意见，“触目惊心”、“最可骇怪”。勤工俭学的目的应为“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以促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携手为主要目的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坚持下去。李立三认为，找工困难只是暂时现象，只要“勤工俭学者自家猛省”，丢掉“精神上虚荣主义之蒙蔽”，克服“惰于劳动的恶习”，勤工俭学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而那种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达到读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聊的”。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立三，已完全抛弃了过去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曾经相信过的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
　　文章发表后，徐特立看到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几天后李立三又收到赵世炎写来的信，也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并说要见他。当时，李立三和鲁其昌、黄齐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侠孟，赵世炎、罗汉等人住在三得建。没过几天赵世炎便如约来见李立三。见面后，他们谈得极为投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
　　李立三的主张还得到刘伯坚、刘伯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人的支持，纷纷站到坚持勤工俭学这方面来。这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就自然地分裂成以蔡和森与以李立三为首的对立两派。
　　这两派的主要代表如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两个主义和两条路线的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分离，所以，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没有参加史称“二二八”事件的示威运动。
　　三、因故不参加 “二二八”运动
　　随着停发维持费日期的临近，学生们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馆请求设法维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连续发电给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学生困难情形，请速汇款救济。二月下旬，北京政府复电称：“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
　　公使馆向学生宣布政府回电内容后，主张勤工的一派学生，当然没什么反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希求政府津贴有什么着落，他们关心和努力的，就是在极力向各机关交涉“觅工”，争取多得些“位置”。而反对做工的一派学生在得知政府回电消息后，知道维持费肯定是难望继续了，便认定若再不直接行动，不可能达到任何要求。于是，便有了“二二八”运动。
　　2月28日，“求学派”学生400多人集合于中国驻法使馆，要求每月给学费400法郎，以4年为期(因此，也有人称之为“44”运动)，公使不允，学生不散。至午后，陈箓偕留学生监督高鲁，往大众聚集之公园当众演说。学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400法郎之请，将其围住。“双方争执，陈退回使馆，众尾之，突有法国警察向前解散，是盖国内政府与驻法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学生谨训，虽以生死当头之面包问题，犹能从容退让，随驱随散，未至流血……代表在使馆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挟之出，至警署告以：‘此(乃)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君等可归寓矣!’学生方面主张‘勤工’者，当然愈坚其主张，广布其意见，冀得多数同情者，以坚‘勤工神圣’之壁垒。”
　　李维汉曾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李立三在回忆中则说：
　　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赵)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这次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对中国大使馆勾结法警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后，我们便明确地表示：①坚决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②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会。为此，我们劳动学会的八个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反动派殴打学生。至此，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才解除了。
　　四、组织勤工俭学学会
　　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为了加强对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运动的领导，曾提议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由于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称之为“劳动学会”。该会最初的8名成员是：李立三、赵世炎、刘伯坚、吴明(陈公培)、鲁易、袁庆云、周钦岳、熊自难。
　　1921年3月1日，劳动学会联合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互助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团体，写信给华法教育会，称：会长先生，我们愿意勤工俭学的同人，因历史的关系，向贵会简明质问：“我们是任何工作都愿做的，而我们的生活问题，迫不及待，贵会能否于最短时期内，对无工者绝对负介绍工作的责任？”
　　华法教育会于3月4日复信：“今见来书，首先揭明勤工俭学根本主义及同学志愿，无任钦佩，本会自当竭其能力介绍工作，尤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始基既固，扩展工期，将来美果实现。”
　　于是，遂由勤工俭学者同盟会同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赞助会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促成会，草拟留法勤工俭学会约章。复经本年3月28日勤工俭学者代表会议，修改通过，决定留法勤工俭学会自3月28日起正式成立。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共同的信条。
　　勤工俭学会的成立，迅速得到大家的响应，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报名参加这个组织，“两千多勤工俭学生当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都是这一组织的积极分子。赵世炎和李立三是“勤工俭学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而“劳动学会”又成为勤工俭学会的领导核心。
　　五、创办华工俱乐部和《华工周报》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其领导成员便商定：马上带领大批同学离开巴黎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梭史乃德工厂去做工。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发起人和负责人是留在巴黎，还是下厂做工？如果把大批的会员动员进工厂，而我们几个负责人留在巴黎，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如果到工厂做工，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又无人负责。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们两人分先后也进工厂。于是，我同第一批学生(100多人)到了克鲁梭(史乃德)钢铁厂……个把月后，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学生安排好以后，也到了克鲁梭，我们便在一起工作。
　　史乃德工厂是一个大型的机械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生产军械和战车，战后则生产车辆和农业机械。这里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主要用来做厂里杂工，今天搬运钢铁，明天装卸货物；另一部分调往消耗体力很大的翻砂和锻冶车间。这些工种的劳动强度普遍很大，而且容易出工伤事故，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每天只有10多个法郎，去掉当时很低水平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
　　李立三就被分配当了一名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他每天面对滚烫的铁水要不停地搬动上百斤乃至几百斤重的铸件，且分早、中、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疲劳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苦不堪言。
　　对于李立三来说，这种紧张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对于他的成长进步、乃至整个人生世界观的树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得李立三不仅身体力行地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艰苦劳动生活，也实实在在地清除了头脑中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在工厂带李立三干活的工人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员。他对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很是赞赏，常向他讲述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情况，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李立三始终不忘这位工人师傅对他的教诲。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
　　李立三一面紧张地劳动，一面始终记着他所主张的勤工俭学的最终使命：“促使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在克鲁梭，当时有华工2000多人，李立三为了把华工团结起来，努力在华工中开展工作，开办夜校，并牵头办起了华工俱乐部，还创办了油印的《华工周报》，李立三身兼数职，既写又编，还亲自印刷。当他得知这些华工都和法国资本家订有包身合同，便带领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开展解除合同的斗争，许多华工因而获得人身自由。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李立三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热心公务，喜欢出头露面的李立三，很快就成了在法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有声望的领袖。”
　　六、消除分歧走向联合
　　周恩来于1921年12月写的一篇通讯中指出：“本来是共患难的朋友，只因为一时意见不合，便各自分开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们主张的实现：一方请愿得了维持费，一方走入工场，两方的生活都算暂时有了着落。但是何能算安定？至于求学的大目的，在这两条道上，更成了绝望的倾向。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
　　这是对以李立三为代表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两派学生从分歧走向联合的真实写照。
　　当时，蔡和森、蔡畅、李维汉、李富春等组织了“工学励进社”(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没有参加“勤工俭学会”。
　　“二二八”运动结束后，李立三与赵世炎研究了同蔡和森以及他所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同志们的团结问题。他们认为蔡和森等都是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的，应当主动团结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他们决定写信给蔡和森，表达他们的愿望。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赵世炎又专门去蒙达尼与蔡和森会谈了3天。双方共同认为争论已经过去，现在观点完全一致，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定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行动。
　　赵世炎回来传达后，李立三与“劳动学会”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高兴。李立三与赵世炎商量，为了统一领导在法华工和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只有“劳动学会”是不够的，因而提出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的主张，并写信给蔡和森征求意见。蔡回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赵世炎再去信表示，名字不计较，只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核心组织，把华工与学生统一领导起来就好。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内部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
　　1921年7月23日，李立三以“劳动学会”代表的身份，应邀去蒙达尼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召开的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议建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以来宾身份在会上讲话表示同意。由于郭春涛等人坚决反对，发生争论。李立三不便参加“工学世界社”内部的争论。通过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和以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已经消除了分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两派团结起来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公培等为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都同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有过通信联系。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写道：“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第二篇通信中明确指出：“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闻公主张社会主义……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府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
　　蔡和森接信后，曾和李立三等商量准备成立共产党，但由于他们忙于参加和领导“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而未能具体实施。
　　七、拒款运动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吴鼎昌赴法，秘密谈判中法借款3亿法郎(后增至5亿法郎)问题。这次所谓“借款”的真实企图是：一为维持经营不力、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2亿法郎)；二为政府购买军火，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7500万法郎)；三是经手人回扣(2500万法郎)。更不能容忍的是该项借款，以中国的印花、烟酒等税和滇渝铁路的筑路权为抵押(50年)。
　　这一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借款内幕一经传出，顿时引起旅法华工、勤工俭学生以及各界华人的极大义愤。6月14日，王若飞、李立三、李慰农、张增益等23人当即组织起了“拒款委员会”开展斗争，发出“通告”，指出朱启钤、吴鼎昌“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号召“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他们组织人力，印刷传单，分发旅法各界华人，向国内各团体及海外各国华侨团体发出通告，呼吁共同斗争；通牒吴鼎昌，警告他：“如不自取消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向法国朝野各界分发拒款通告1000余份，以争取支持。
　　赵世炎、李立三等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大会由赵世炎主持，宣布开会宗旨：①为磋商全体反对之办法；②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③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会议揭露了中法秘密借款之阴谋，号召爱国华人联合法国人民，共同斗争，取消这一借款。大会赢得了法国舆论界正直人士的支持，不仅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对中法反动势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中法秘密借款谈判暂停。
　　不久，中法双方谈判又秘密恢复，驻法公使陈箓和吴鼎昌充当中方经办人，并于7月25日秘密草签借款协议(朱启钤因赴美未能签字)。旅法华人得知消息，先后于25日、29日两次发出通告：“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印花验契等税为最近国家财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项税更须增减，最与吾人痛痒休戚有关，一旦受人监理，举措不克自主，财政生机，于焉以尽……请全国国民与吾人取一致主张……务期造成舆论，克收实效为要。”
　　于是，“拒款委员会”于8月13日遂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事前通知陈箓出面澄清借款真相。但他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做代表。王在台上态度蛮横，拒不答复所提问题，“力言借款签字之说，实属毫无根据，公使馆始终未闻其事，且法报之登载亦未尝见。言时颇怒形于色，似怪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者，又时复以拳击案，表示其不满。听众本盛气而来，满腔义愤，正苦无处发泄，忽聆其言，睹其形，全场大怒，大呼打打，群起和之，一场武剧遂因之开始，到会者约数百人，目的物仅一，故王君不免于拳之交加……王君已血流满面矣。”
　　爱国学生及各界代表们的极大义愤让公使馆的那位王秘书几乎吓破了胆。会议迫使他代表陈箓在会议决议上签字，保证绝不在中法借款条约上签字。决议条文：“(一)陈公使王秘书及使馆全体各员，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国民公意，加入反对各种违反民意丧失国权之大借款，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五万万佛朗(法郎)大借款，及中国将来各种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倘此次大借款及以后他种借款成立时，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二)陈公使及王秘书全体馆员，正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准将一切在法借款事项，交由留法中国各界所组织之委员会审查，得其同意，方能照办。”此决议由沈秘书缮写两份，一份由王秘书当众签字，一份带交陈公使签字后，于一周内寄交委员会。从而中止了中法秘密借款。
　　由王若飞、李立三、赵世炎等人领导的，长达两个多月的拒款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八、里昂中法大学的风起云涌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的李立三等人，参与发动和领导的最大一次斗争，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这场斗争最后直接导致了李立三等人的提前回国。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在国内募捐到40万元，并争得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准备在法国里昂筹建一所中国大学。对此，法国朝野极力赞成，法国政府拨给里昂炮台作为校址。该炮台是1840年建筑的，背靠高山，距里昂市步行约十多分钟路程。原址为圣提爱内堡，系里昂的要塞。房屋极为坚固，占地约七八十亩。至1921年8月已修理房屋96间，未修者约112间，每间可住4人，若依法国寻常学校布置，则每间可住8人，总计可容1600多人。
　　可是，正当学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吴稚晖却突然换了一副嘴脸，一笔勾销了中法大学的创办同勤工俭学生的关系，甚至公开宣称“中法大学不是栖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从而杜绝了勤工俭学生入学的强烈愿望。当时有消息传闻，吴稚晖在国内招收了有钱有势的官僚贵族子弟100多人，以官费去法国顶替勤工俭学生入学，并将于9月下旬带到里昂入校。兼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拒款运动”的胜利，也触怒了法国的统治阶级。9月3日，法国政府发出通告，宣布自9月15日起停止发给勤工俭学生维持费，一下子断绝了勤工俭学生的生路。
　　在既入学无门又断绝生路的双重压迫下，一场矛头直指中法两国政府，争取“求生存、求学权”的政治运动，即著名的“争回里大”运动爆发了。
　　在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停发维持费后，“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克鲁梭的勤工俭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在9月5日就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各地同学立即响应行动起来。随后，赵世炎、李立三致函蔡和森商议联合行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不久，他们集中到巴黎，组成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实现了勤工俭学生大团结的愿望。”
　　1960年9月3日，李立三在对赵世炎的回忆中写道：
　　这时，我同赵世炎等同志商量，定要搞一个运动，来反对吴稚晖这些人，争取里昂大学招考勤工俭学生入学。我们提出，要争取比国内来的学生先到里昂，强占校舍。一方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另一方面与蔡和森同志联系，他们都一致同意。
　　李立三他们于9月5日向留法同学们发出的《通告》中还明确了行动方案，大致是：
　　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学组织筹商办法，选举出办事人员；
　　第二步即由各处团体产生一全体争回里比两大运动的同盟；
　　第三步即向法国方面及中国在法各要人运动，请为有力之帮助，并向里比两大学之当事人作正式之谈判，据理力争，总期以和平达到争回之目的。
　　李立三、赵世炎为争得进里昂大学学习，还广泛进行了舆论动员，他们在《求学运动》第3期中写道：
　　举千数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顿其精力于煤炭铁屑之中；或以最低生活费集而豢之于巴黎附近。工作既同于牛马，豢养又等于鸡豚，受之者能无冤乎?施之者能无罪乎?视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心者，又岂能逃于别有肺肝之责邪?
　　“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与中国之需求相权，其能等量齐观邪?当今中国所需求者为大学者，为大工程师，而勤工俭学所得，充其量仅得为东麟西爪、片纸只字之垃圾堆，鼓锉掺锥之机械人，则长此以往将何益于中国社会?若仅以垃圾堆、机械人自足，则在国内亦尽有其机遇，又何必倾中人之资逋逃万里为?
　　这时，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响应克鲁梭同学的倡议，组织了各省勤工俭学联合会，并向各地工场学校发去通告，让各地都派代表集中到巴黎，商议他们的生存和求学两大问题。
　　李立三、赵世炎等在克鲁梭做工的同学于9月12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这次的主张更明确、更坚决，其目标有两项：
　　1．我们争回里比两大学的运动是在使两大学能合于全体勤工俭学生之需要，绝对不是使勤工俭学生迁就两大学：［注：“比”指用庚子赔款在比利时设立的中国大学］
　　2．我们争回两大学的运动，其目标是全体的，绝非部分的。
　　根据上列主张，他们还就入学问题、经济问题、课程管理及学校内部组织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同时，他们还回应巴黎同学的通告，提议了几件事情，要紧的是，他们不赞成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而弃掉现在法国情状下的各地联合于不顾。他们建议在巴(黎)代表委员会，“将争回里比两大的旗帜，打得鲜明。因为，问题紧急简要，易于号召。”
　　与此同时，李立三等在克鲁梭勤工俭学的同学151人，还联名给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中国驻法国副领事李石曾发去一封长信，阐述了要求进入里比两大学学习的急迫心情。
　　在李立三、赵世炎的第二次宣言发表当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用法文向留法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通告，宣布：凡入校生必须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者。
　　这个通告实际上等于是向勤工俭学生“宣战”了。“通告”说招收中国学生的目的，是在养成教授、科学研究和其他学识运用的三种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学生很难有这种资格，尤其是说“非有财力上相当的保证，断难入此学校”……这更是给勤工俭学生一个最大的打击。
　　为此，勤工俭学生派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谈判。老奸巨猾的陈箓在接见勤工俭学生代表时先是极力威胁，说：“法(国)外交部秘书白特洛，对于此次学生(指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借款事件，非常愤怒，当时便通知我，谓已定妥1400船位，分两次将勤工俭学生运回”。当学生代表陈述要求里大开放之理由时，陈箓又装出极诚实的态度对代表说，“送回中国不是我的意思，是监督委员会因八月十三日的事(殴打王曾思)，很为动怒，出此主张。我还是极力设法维持。我在法一日，学生一日没有回国的事。现在吴稚晖先生快到了，里昂大学可安排一部分，其余慢慢地设法。”学生代表又同他商量去“里大”的事，他假惺惺地答应说，愿支出十万元作为到“里大”的车费及生活费，并说：“你们先须去六七百人，乘吴稚晖未到，将校舍占住。他一到就不成功了，法人方面的交涉，我完全担任。中国人方面，你们自己去交涉，我不过问。”随即拿出二百元交克鲁梭方面代表带回，作先发队15人的车费。实际上，这是陈箓把勤工俭学学生骗去里昂的一个计谋。
　　在此形势下，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即刻向各地同学发出通知，请派代表赴巴黎。
　　9月17日，各地学生代表100多人齐集于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争回“里大”问题。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李维汉等都到了会。一致署名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宣言，提出的目标是：“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惟一目标。我们的信条是：①誓死争回‘里大’；②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③绝对不承认考试”。
　　但是，在如何争回“里大”问题上又分为三派。一是主张在巴黎请第三者做调(解)人；二是主张静候“里大”考试消息；三是主张先以一部分人迁入“里大”，再办交涉，主张直接行动，所谓“与的不如取的。”这后一种主张，是李立三他们在第一次宣言中就提出来的。
　　于此，李立三他们不得不又在9月20日早晨发出了紧急通告：
　　本会19日通告宣布根本解决全体勤工俭学问题惟一的目标“争回里大”与三个信条(同前)而后，接着严密地讨论争回“里大”方法。因历史的教训，四面空气的压迫，与时机的紧急，决定下列三事：
　　①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代表5人；
　　②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丹白露、克鲁邹(梭)、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③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昂大学)队，陆续向里昂大学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48小时内有代表3人以上赴里昂。
　　9月19日，赵世炎和李立三，作为克鲁梭的代表先期到达里昂。随后，蔡和森等也到了里昂。王若飞、李维汉等作为驻巴黎的代表，负责和陈箓进行交涉，并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同情。
　　在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行了广泛动员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120多人的先发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驻“里大”。为便于统一指挥行动，出发前委员会发出命令：①每组举干事一人，对于该组负经济及行动秩序之责任；②每人只能带小提包一个，应带对象为毡子、刀叉、必用书物、随身护照；③队员必须绝对保持秩序，遵守时间；④队员不得擅离本队；⑤里昂下车后，由驻里招待员引导入校，未遇招待员时，由本队干事负责，队员不得自由行动；⑥入校不得自由出入；⑦饮食由委员会预备；⑧房舍由委员会指定。进行极有秩序，严同军队一般。
　　然而，校中早有准备，各处房屋都上了锁。学生无可奈何，只好先在后边草地休息。随即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均被校方负责人褚民谊严词拒绝。“口口声声‘里大’是中法合办的，凡事须得法人同意，并怂恿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及中国‘里大’法国书记古朗出来说话。”不久，来了8名警察，对勤工俭学生严加监视，许入不许出。下午4时半，大学协会书记古朗带着警察来到同学面前，将大家的护照逐一收去。李立三等印发了法文传单，反对法国政府压迫中国学生。22日，又有数十名警察来到校内，李立三、赵世炎等出面与警察交涉无结果，学生们被法国警方强行用十几辆汽车将学生押送到一个大兵营，过起了俘虏式的生活。留巴黎的代表得知同学被囚，立即往公使馆找陈箓，让他赶紧向法国政府交涉，解除监禁，恢复大家的自由。23日，陈箓派副领事李骏往里昂调查，表面上说是去交涉，实际上是去策划更大的阴谋。
　　而此时，吴稚晖带着在国内收的120多名学生在马赛登岸了。他们25日来到里昂，威风凛凛地跟着吴“校长”走入炮台，这时，学校各处的门也同时打开了，一切的预备都齐全了，都被其事先安排好了。
　　27日，经过奋力争取，有10名被囚学生代表出兵营与吴稚晖谈判。他们向吴提出：①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勤工俭学生确实人数；②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俭学生之标准；③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学校；④自愿做工者得受相当之补助；⑤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监护处、“里大”及与勤工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其方法运动(用)庚子赔款及向国内募集；⑥所筹得之经费由“里大”分配。
　　而吴稚晖却对学生代表说：“须知‘里大’为造成高等人才起见，与勤工俭学宗旨不合。‘里大’委员会早有宣言，诸君如欲渴望‘里大’有所作为，则属幻想。”他坚持两条根本原则：“里大”不开放，勤工生实行工读。这就把勤工俭学生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可能性封得死死的。而褚民谊则更诬告百多名勤工俭学生“都不是好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 。
　　这时又有石英、黄齐生二人出面调停，一面同吴稚晖商议根本解决办法，一面要求公使陈箓履行前诺，同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陈表面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说什么“愿意去力争”、“屡向法外(交)部交涉。”其实骨子里深恨学生，大搞阴谋诡计，他既把学生鼓动起来“闹事”，又趁机挑唆法国政府，想借这个机会，行他一网打尽之计，以报私仇。陈箓与法国政府串通一气，意欲将同学们置于死地，为把同学们遣送回国制造根据。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当我们得知法国当局要把我们押送回国的消息后，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当时认为，回国也好，到国内去进行革命。但同时又认为法国还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没有人领导也不行。世炎劝我留下，我则认为他是勤工俭学会的负责人，因此建议他留下，他同意了。
　　在双十节我们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商议时本来打算较长时间的绝食，但内部有人不同意，而对外宣布时并未说明是一天。吴稚晖等人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在我们宣布绝食后着了慌，吴稚晖来和我们讲话，我也起而讲话驳斥他。骂他出卖中国勤工俭学生，和法国政府勾结压迫学生。吴稚晖看说服不行，便回去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我们押送回国。
　　李立三等在开展绝食斗争时，还发表了绝食宣言：
　　自法兰西学者以自由平等之说，主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国人乃有此双十节之纪念。吾人对于此以自由平等为特殊属性之纪会日，应如何庆幸于有此纪念日之第十年？吾人乃以求教育平等之故，系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徽之法兰西监狱。吾人将以何者酬此国庆？吾人百无所有，惟有热血与热泪耳。“不自由毋宁死”一语，为发扬光大自由之精义。吾人殊不敢死。吾人于此最后之努力未伸，受良心上之鞭策而不敢死之时，乃不得不“自悼”，悲愤之余，“绝食一日”。在以自由为标帜之民主政治之下，吾人乃以求平等之故而不自由，夫复何言？吾人惟有用此极悲伤之表示，使民主二字得有明确之解释。
　　九、万里迢迢“押解”路
　　图穷而匕首见，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达成“共识”：要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强行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一艘邮船底部，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绒衣裤，像犯人一般被严加看管起来。
　　“当时军警突来，计武装兵约百人，荷枪上刺，如临大敌。又警兵百余人，手持利刃，胸怀手枪，势更凶猛，将同人押上囚车，四周均用铁门关锁。到车站时不见一人，惟有纠纠者无数，露刺以待，将囚车直靠火车，按名送上。车上又有警兵无数，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许移动一步。窗门窗帘，全行紧闭，空气不通，黑暗如旧，直到马赛靠岸。出车即上船。有一法警自说，彼等办理强盗亦无如此次之严。则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在被押送回国的104人中，真正勤工俭学生仅60余人，其余都是自费生及官费生。李立三等与所有被押送的中国学生，被如狼似虎的法国军警用枪刀比画着、吆喝着，塞进“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内，用警兵严加看守，连求一方便的自由也得不到。14日下午4时，轮船从马赛港起航，仍有一名法国军官并士兵8名监送同舱看守，他们将一直押运着这批学生直至一同到达上海。沿途所经各埠，均不准学生上岸。及到槟榔屿与新加坡时，得华人林长民先生之助，这些学生才得上岸一游，透透气。当地许多侨胞，见这些学生如此痛苦，深表同情，纷纷馈赠食品、衣物，聊表心意。然而，赤道万里，酷热异常，身着夹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实在不堪忍受，再加上船上的伙食极差，学生中生病的人不少……
　　在如此艰难的押解途中，李立三等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斗志。为改善待遇，他们经常与法国军警据理力争，同时把学生也组织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紧紧团结在一起。也就在这次押解途中，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相伴终生的围棋之缘。这是后话。
　　被押回国的104人，除李肇熙等5人在中途离船，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颜昌颐、张昆弟、罗学瓒等22人于11月中旬在香港登岸以外，陈毅等其余77人于11月23日晚抵达上海。万里押解回国的结束，也同时标志着由李立三等人发动的争回“里大”运动的失败。
　　这次斗争的参加者唐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虽然是失败了，却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动当局胆寒。立三同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一直同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一起，战斗在最前列，表现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革命战斗精神，也表现和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李立三、蔡和森在法国时就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当押解他们的轮船1921年11月20日左右抵达香港时，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张昆弟、罗汉、贺果、罗学瓒、周钦岳等22人，争得海员们的帮助，即离船登岸，意在去广州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
　　可是，当他们转赴广州，见到了粤区党委负责人陈公博时，才得知陈独秀已于1921年8月(注：应该是9月)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为了与陈独秀取得联系，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和其他6名同学只好又折回香港，再乘轮船于12月11日抵达上海。在铭德里2号党中央机关，由共产党员陈公培介绍，李立三、蔡和森拜见了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与他们一起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还请李立三写信给赵世炎，让他也迅速回国参加党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无介绍人，无候补期)。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蔡和森留在中央，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
　　归国学生到达上海后，一边靠各界人士的捐款救济维持食宿，一边等候留法同学寄回的行李。而李立三没有等行李运抵上海，就怀着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立即动身赶赴长沙。

3.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
　　安源，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漫漫革命征程中的
　　一个成功起点；他一生中有声有色的重要时期之一。
　　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人把本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
　　一、安源路矿与毛泽东的考察
　　安源是江西省萍乡市城东南6公里处的一个古老煤矿，有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安源路矿，是汉冶萍公司形成过程中创办的萍乡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1898年，汉阳铁厂为运输该厂所需燃料，在安源设立了萍乡煤矿局，并于次年动工筑建通往株洲的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接，命名为株萍铁路。1908年，以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组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该公司逐步被日本资本家完全控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
　　20年代初，路矿两局共有工人13000多人，工人受压迫格外沉重，因而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坚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安源工人就多次爆发较大规模的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坏洋人住宅、痛打洋监工、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直至发生大规模武装起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鉴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基础，党把安源列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但由于当时江西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安源路矿与湖南联系密切，所以发动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责任，便自然地落到了中共湖南党组织的肩上。
　　毛泽东在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8月回到长沙，积极着手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毛泽东、何叔衡、彭平之、易礼容等建立起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当选为支部书记，11月又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领导成员还有易礼容、罗君强)，负责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由黄爱、庞人铨领导的、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动团，改组其基层组织，成立了10多个工会。经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帮助，黄、庞二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1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煤矿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与工人们建立起联系。
　　通过考察，毛泽东认定安源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发展起来的地方。回到长沙后，他同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利用朋友的关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与安源工人通信，并寄送各种进步报刊。“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
　　就在此时，受陈独秀的派遣，李立三拿着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兴冲冲地赶到了湖南长沙，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找到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伏案疾书，杨开慧见有客来，即向毛泽东通报。毛泽东起身出迎，说：“洞庭有归客，”李立三随即应对：“潇湘逢故人。”两人相视大笑。
　　在愉快的气氛中，两人畅谈了几年来各自的经历。毛泽东热情地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向李立三详细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毛泽东说，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中共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情况，并建议李立三到安源去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一听说要他到离他家乡醴陵只有几十里的安源去搞工人运动，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据李立三回忆说：“毛泽东对我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但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容易，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
　　李立三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在长沙很快找到从事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面，介绍李立三到安源。
　　1921年12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着李立三和青年团员、湖南一师附小教员宋友生二人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生陪同，从长沙乘火车到安源去实地考察。
　　安源距李立三老家醴陵近在咫尺，离家去国两年多、远渡重洋归来的李立三，路过家门时却无暇回去看看，而是直接奔向了安源。
　　在安源，他们住在老后街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店——刘和盛饭店，白天到各地访问工友，晚上约一些工友到客店来座谈。他们向围坐在小方桌旁的工友们问寒问暖，亲切地询问工友们的生活、家庭情况，由浅入深地讲述一些革命道理。
　　考察结束，毛泽东离开安源时，决定由李立三常住安源指导工作，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工作。
　　二、从平民学校开始的火种播撒
　　李立三留在了安源。
　　为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他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在安源商会的一位姓贾的开明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的知事范子宣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反对白话文。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份备案的“禀帖”，请那位绅士帮助呈到萍乡县公署。“呈文”的中心意思是“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果然得到县知事的“青睐”。他看了“呈文”，又得知李立三是刚从法国留洋回来的，大为高兴，很快就找李立三去谈话。
　　“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县知事很客气地说。
　　“我准备在安源办个平民学校，教工人读书识字，希望县大人早日批准。”李立三说。
　　“这个办法好，我很赞成!安源那个地方嫖赌逍遥的恶习必须纠正。”
　　县知事满以为李立三办学可以奴化工人，帮助维护其统治，故连连称赞。因为当时的安源工人中不少人都参加洪帮组织，吸食鸦片和赌博极为普遍，街上到处都是大烟馆和赌场，社会风气极坏。县知事以为李立三到那里去帮助搞平民教育，对他没有坏处。所以，当李立三提出，要县府在他写的呈文前后写几句话，发一个布告，对学校加以保护时，县知事也满口答应了，立即命令司书写了一张布告交给李立三。由此，李立三很容易地就争取到在安源办学的公开合法身份。
　　李立三回到安源，通过铁路工人周镜泉、李涤生认识了火车司机朱少连等一些工人，并由他们帮助在五福巷工人张紫民家的楼上办起了平民学校，在门口挂上了学校的牌子，贴上县府的布告。又写了几张招生广告贴到街头和矿上。李立三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拨给的经费，购置了简单的桌椅板凳及黑板、粉笔等教学工具，同时走街串巷，动员工人子女入学。最初入学的三四十个工人子女，完全免费，由李立三直接任教。由于房舍狭窄，李立三便采用复式教学的方法。
　　在办学过程中，李立三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与工人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李立三向他们宣传团结奋斗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现和训练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很快从中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由8名团员组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路矿支部，由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到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以后，团员发展到90多人，于是在当年12月改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由陆沉接任委员长，下属7个支部。
　　正是依靠这些青年团员们的集体努力，李立三很快又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附设在平民小学内。李立三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桌椅都是由工人自己带来或借来的，大小长短极不一致，黑板也是由工人自己动手做的。”初开学时，只有朱少连、李涤生、李德炳、周镜泉、贺春生、颜焕才、杨庆仁等一二十人。李立三穿件蓝布褂子，一家一户去串门，动员工人来读书，工人都叫他为“游学先生”。后来逐渐增加到四五十人，路局工人居多，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下，分为两个组。使用的课本有两种，公开使用的是平民教育的课本，实际使用的是李立三自己编写的课本。李立三结合工人的实际情况，自己动手编写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教材，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例如：《劳动歌》
　　你种田，我织布，他烧砖瓦盖房屋。哼哼!呵呵!哼哼!呵呵！做工八钟点！休息八钟点！教育八钟点！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
　　认识字，好读书，工人不是本来粗。读书，识字，识字，读书。教育八点钟!休息八点钟！做工八点钟！大家要求教育才劳动。
　　槐树绿，石榴红，薄薄花衫软软风。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休息八点钟!教育八点钟！做工八点钟!大家要求休息才劳动。
　　又比如：
　　打牌，赌钱，真是有害无益的事；
　　花了时间，输了血汗换来的工钱，又伤了身体。
　　有空的时候，顽(玩)耍的方法，
　　最好到俱乐部去，打球、顽(玩)音乐、听化装演讲等；
　　因为这都是有益无害的事。
　　父挖窿中煤，子扯窿中拖，
　　煤炭堆如山，父子都挨饿，
　　寅吃卯粮时，妻寒子也饿，
　　三月无饷发，生活真难过!
　　拜菩萨，敬老爷，是一种迷信。
　　木头，泥土做成的东西，那是什么神呢?
　　费了时间又花钱，
　　真是有害无益。
　　命运，是压迫阶级的迷药。
　　一班流氓，也用他来骗饭吃。
　　我们不要听天由命，
　　我们要打倒压迫阶级，
　　救我们自己。
　　李立三给工人上课，把文化课和马列主义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如，他教“工人”二字，先教学员分别认识这两个字，再把工人二字一上一下写在黑板上，向工人说：“工”、“人”两个字上下连起来就是一个“天”字。不仅教会工人认识了第三个字，还借题发挥，说明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批判那种瞧不起工人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自卑观念，提高工人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再比如，工人称呼他为“先生”，他就教学员先认识一个“牛”字，然后在“牛”字下边画一横杠，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字。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先生”也不过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先生”，并不高明。工人们听了哈哈大笑，点头称是。趁此，他对工友说，以后你们不要叫我先生，就叫我老李或能至吧，由此缩短了他与工友之间的距离，为后来开展工作扎下了深厚的根基。
　　补习学校的课本通俗地告诉工人：“工人和农人，是最尊贵的；如果没有工人农人，就没有世界。”又指出：“资本家不做工，穿的好，吃的好，他的衣食哪里来？劳动者的汗和血! ”课本还告诉工人，什么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出：“现在我们中国人民，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打倒军阀，才能得到解放”。“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叫做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叫做社会革命。这两种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
　　课文指出，马克思、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工人阶级只有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实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团结即是力量”。并用浅显的比方说明团结的重要性，“独木不能防屋倒，片瓦不能把屋造；个人才力很有限，团结起来力量好。有事大家帮忙做，有害大家相劝告。万人一条心，仇人都打倒”。
　　李立三在课本中还利用文艺的形式，对工人进行阶级启蒙教育。例如：开台戏
　　咚咚镗!咚咚镗!尺当尺当镗!
　　(唱)(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工人出台)：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白)　列位!你们听了我刚才所念的四句歌词，不知道有什么感想?会不会想到社会上富的太富，贫的太贫，苦的太苦，乐的太乐？是的，这个“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大大的不平等，我们受的痛苦已足够了。谁知最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更是和从前大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自从外国的“资本主义”流入中国之后，所以大不相同了，听我道来。
　　(唱)　我中华，鸦片战，败了之后；外国人，拥资本，横行神州。
　　租我土，割我地，瓜分豆剖；霸铁道，夺矿山，不得不休。
　　随后来，设工厂，遍布岸口；用廉价，买劳力，火上添油。
　　资本家，只管他，利润加厚；待我们，好像那，奴隶马牛。
　　天亮起，做工到，掌灯时候；给工钱，只数角，衣食难周。
　　近年来，物价涨，生活不够；逼得我，好一似，临决死囚。
　　资本家，大骂我，不敢眉皱；恐开除，饿肚皮，命丧九幽。
　　(白)　列位!你想资本主义发达以来，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可怜啊!谁知道我们青年工人更是苦不堪言呢。听我道来。
　　(唱) 想我们，青年人，如花之茂；原该要，受教育，不劳得酬。
　　又谁知，资本家，狼心辣手；贪便宜，把我们，大队招收。
　　论工钱，数十文，糊口不够；论时间，十数点，日夜不休。
　　更有那，吃力工，鞭策我做；更有那，危险工，逼上壁头。
　　生理上，想发育，也不能够；好一似，痨病鬼，性命难留。
　　(白)　列位!你想青年工人到这境地比十八层地狱有什么两样?
　　(唱)　因此上，自思想，泪湿衣透。
　　(白)　列位!光是流泪是不中用的。我们应该积极地起来奋斗；积极起来把“私有财产”这种制度推翻，我们才有出头之日，所以我们呵!
　　(唱)　合起来，打得他，花落水流。
　　(白)　列位!我们把万恶的吃人制度推翻了，我们才有好的日子过。
　　(唱)　那时节，才算是，河山锦绣，才真有平等自由。
　　冬冬镗!冬冬镗!尺当尺当镗！
　　1963年李立三在接见来访者时曾回忆说：“每次上课，都宣传一点马列主义知识，主要讲世界上的财富都是我们工人阶级创造的。我还编写过一首歌词(旧谱新词)，在工人中相当流行，歌词的意思是：社会上的衣食住都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李立三自编的这首歌是《工农联盟歌》，歌词是：
　　我们工农创造世界人类衣食住，
　　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
　　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
　　努力奋斗，
　　最后胜利定是工农的。
　　这是安源老工人多年来一直哼唱的一曲历史战歌。1923年以后，广泛流传到湖南、湖北等地，又以《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工农兵歌》等为名，在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中广为传唱。
　　根据中共一大的精神，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成员除李立三外，还有朱少连、李涤生、周镜泉、熊景铭、杨万乔等人，集体领导和管理校务，青年团员均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不久，劳动组合书记部派蔡增准(后来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叛变)到安源协助李立三工作，负责平民小学的教务，李立三专管工人补习学校的工作。学校还开辟一间阅报室，备有一些日报和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劳动周报》等，供工友自由阅览。
　　三、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的创建与工人俱乐部的诞生
　　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际考察，李立三先后吸收了李涤生、周镜泉、朱少连、朱锦堂等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由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湖南支部。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实现。
　　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中共安源支部隶属于湘区委员会。
　　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从1922年8月起，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改名为中共安源地方支部，有党员10多人，书记仍是李立三。
　　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30多人。根据党章规定，1922年底或1923年初，中共安源地方支部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简称“地委”，书记仍是李立三，直至1923年4月下旬李立三被调往武汉，由朱少连接任为止。
　　安源有了党组织，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于是李立三着手开始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他经常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而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生动比喻，向工人们说明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工友们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话者日众，最后乃共同集议组织俱乐部” 。
　　1922年3月16日，召开了工人俱乐部第一次筹备会议，推选5名筹备委员，李立三为筹备主任，决定加紧发展部员。
　　4月1日，又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专门讨论了俱乐部报县公署立案的呈文。李立三起草的呈文，把“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作为俱乐部的宗旨，以便争取合法地位。由李立三、朱少连、蒋先云等10人联名呈报，请县公署批准和保护。由于这个宗旨符合当局的要求，很快得到县知事的批准和公布。有官厅的保护，加上发起人之宣传，部员很快发展到300余人。于是，筹备成立俱乐部的工作迁入牛角坡52号办公。
　　这时，李立三去长沙向中共湖南支部报告工作。毛泽东即召集党的会议进行讨论，认为安源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
　　4月16日，工人俱乐部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数人，组成俱乐部的领导机构，下设宣传股、游艺股、互济股和工人监察队(后改为工人纠察队)等办事机构，制定了俱乐部总章和部员公约。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下召开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会场的头门横匾为“五一纪念”4个字，二门为“俱乐部诞生”5个字。当天下午1时，俱乐部人员三四百人到会。先由筹备大会主任报告筹备经过，并公布正式职员，然后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宣读总章和部员公约，请部员正式通过，再由部员自由演说，鼓掌如雷，声震屋瓦。闭会休息10分钟后即举行游行活动。出发时已3点多钟，大雨如注，部员并不因此退缩，缓步雨林中，毫无拥乱。沿途，李立三带头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劳工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打倒军阀! ”“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千余份，走遍了安源的街道。返回时已近6时，各部员衣服虽已尽湿，但大家精神焕发，情绪十分高昂。
　　李立三后又登台讲演，他说：“今天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这次的游行很成功。现在宣布一件大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要知道，职员是金边饭碗，我们是泥巴饭碗。职员的金边饭碗找不到，我们泥巴饭碗打烂了到处可以找。所以我们不怕丢掉这只饭碗！(只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定会胜利”!群众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的口号声，始才散会。
　　当晚，还演出新剧及多种游艺娱乐活动，以此向社会宣告俱乐部成立了。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国内产生极大影响，许多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到“长沙方面，已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安源工人俱乐部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阶级走向全国团结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获得了极大成功。
　　四、进入中共湘区区委领导层
　　俱乐部成立后，为吸引更多工人入部，李立三想到西欧工运的经验，并根据党的二大附加决议案中“工人消费合作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应该注意活动此种组织”的意见，提议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使加入俱乐部的工人都能买到较便宜的生活用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筹划，俱乐部从长沙文化书社等处筹得股本一百元，组建工人消费合作社，由李立三兼任经理(不久请易礼容任经理，以后还有毛泽民曾接任此职)。
　　图04：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图为合作社旧址
　　7月，工人消费合作社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合作社除经营油、盐、米、茶及其他日用品外，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尤其是银元与铜元的兑换业务，是当时工人最为紧迫的事情，过去工人们每发了工资，需要用手中的银元兑换成零花用的铜元时，那些奸商们便从中盘剥，趁机压低银元价抬高铜元价；而需要借钱生活时，奸商们又故意提高银元价，工人们借得较少的铜元，到发工资时又折合银元去还债，使工人们吃了很大的亏。而消费合作社的兑换，公平合理，任何时候都按市场上合理的固定牌价兑换，这使得入部的工人得到了具体的物质利益，深受工人的欢迎。这样一来，许多工人看到俱乐部比洪帮、同乡会等不知要好多少倍，便纷纷加入，俱乐部也得以迅速扩大。
　　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曾写道：“1922年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了黄爱、庞人铨和长沙纱厂工人后，毛泽东同志被迫转入地下，我去乡下找他，并遵照他的指示发动了一场反对血腥屠杀工人的抗议活动。尔后，经常在安源和长沙走动，着手组织长沙的工会运动。”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在接见安源纪念馆工作人员在谈安源罢工史时，又讲道：“1922年4、5月间，我曾离开安源在长沙搞了一个通俗图书馆，后来成为长沙工人俱乐部，实际是在长沙搞工人运动。”
　　由于李立三同时在安源和长沙领导工人运动，所以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时，李立三与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一同被选为委员，毛泽东担任书记，当时共有30多名党员。
　　同年6月17日，李立三在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会议。会议遵照青年团中央第一号通告精神进行改组，表决通过了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12条细则。在选举时，李立三与毛泽东、罗君强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毛泽东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任宣传部主任。
　　6月20日，毛泽东致信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复亮，汇报了这次改组、选举的结果，同时讲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同年8月，由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公团联合会，由李隆郅(即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夏明翰、李六如、陈子博等任干事。这是中共湘区委员会团结各阶层人民，向军阀赵恒惕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
　　五、大罢工在酝酿
　　工人俱乐部成立以来，给工人群众带来的切身好处日益显露出来，越来越受到广大工友的欢迎和拥护。1922年7月，在汉阳铁工厂工人罢工胜利消息的鼓舞下，李立三向工友明确宣布：“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同时组织党团员到各工作处日夜宣传鼓动，工人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日以数十人计。
　　路矿当局最初对俱乐部不甚注意，此时，乃渐觉俱乐部实含有几许其他作用，因之惧怕不安而思加以消灭之。但一开始还不敢径行压迫，直接加以封闭，而是采取笼络手段，假意敷衍。
　　8月初，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奉命去长沙帮助泥木工人组织工会。1922年8月10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李立三写的文章：《我要替土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向长沙县知事周赢干提出了质问。中共湘区区委派党员蒋先云到安源代替李立三主持工人补习学校并协助办理工人俱乐部部务。俱乐部暂由朱少连、蒋先云、蔡增准几人主事。
　　此时，矿上的副矿长舒楚生趁李立三离开安源之机，亲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方面对蒋、蔡等人进行恐吓，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进行拉拢，借保无事。蒋、蔡等未为所诱，反借机向工人大力宣传：“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俱乐部日夜宣传讲演，听者日众一日，革命空气反而愈造愈浓。
　　舒矿长见威胁不成，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严重”，乃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禀报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说俱乐部是“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
　　蒋先云同朱少连等一起，不顾当局的威吓和利诱，猛烈推动工潮。此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安源工人俱乐部积极响应。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下，同粤汉铁路新河、岳州工人俱乐部一起，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和湖南劳动立法同盟，通电全国，赞成劳动法案，敦促北京国会尽快通过。与此同时，在工人中广为宣传劳动法案19条。经过这些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到9月初，党员增加到10余人，青年团员增加到30余人，工人俱乐部部员增加到约700人，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斗争情绪日益高涨。
　　9月7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达萍乡，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弄鬼，以虚伪之友谊(与朱少连是同学关系)，动员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迅速离开安源，并进行恐吓：否则必有杀身之祸。还扬言要砍掉李立三的脑壳。次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也连续数次对蒋先云、蔡增准二人进行恐吓。他们以为把朱、蒋、蔡几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哪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声明：“禀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
　　9月5日下午，李立三在长沙出席了“泥木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富有鼓动性的报告。散会后，他去会见了毛泽东。两人约定在安源见面，随即离开长沙，顺路回到醴陵探亲。
　　9月7日，毛泽东到达安源，这时李立三还在醴陵，毛泽东召开安源党支部会议，向大家介绍了各地工人运动的形势，同时认真听取了蒋、朱等人的汇报，他不时点头称好。最后坚定地说：从目前安源实际情况来看，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使资本家让步，非罢工不可。在罢工中，胆子要大，心要细。要有勇有谋。有勇无谋，就会站不住脚。毛泽东派人(俱乐部的易友文)送信给李立三，让他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然后就回长沙去了。
　　李立三于9月9日赶到安源，照毛泽东的指示，加紧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召开党支部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立即着手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一致罢工，以争得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减轻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9月10日，路矿当局请萍乡县公署正式发出布告，训令俱乐部自行关闭。李立三面对反动当局的恐吓而不惧，立即向工人明确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同安源工人一起战斗!”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
　　此时，矿长李寿铨、副矿长舒修泰，一看形势不妙，见恐吓无效，立即改变为软化手段，请李立三不要把查封俱乐部的命令向工人公布，一再声称这里是一场误会。他还发誓赌咒，答应要往官厅疏通，对俱乐部加以保护。李立三识破这是矿局使用的缓兵之计，趁此，以俱乐部名义向路矿两局提出三条要求：
　　萍矿矿长钧鉴：
　　工人等为提高工人知识起见，组织俱乐部，成立已经数月，并已陈明行政官厅出示保护在案。乃近日谣言迭起，传闻肖镇守使欲封闭俱乐部。工人等异常愤激，各处传述，以为此次谣言起因，皆由路矿当局欲借外力破坏俱乐部。工人等势不承认。今将全体部员提出最低限度之要求如左：
　　一、请矿长会同株萍铁路局局长陈请行政官厅，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
　　二、俱乐部所设互济、游艺、学校等项，现每月开支预计约二百元，请路矿两局按月各津贴一百元；
　　三、请于七日内将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清。
　　以上三条，请于十二日午前十二时以前完全答复，以息众愤。如至期未蒙满意答复，工人等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敬祝
　　公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部员同启
　　1922年9月11日午前8时
　　同日，俱乐部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工友发出了快邮代电，请求全国的声援。电文称：“我们俱乐部成立有数月，我们本着我们光明正大的宗旨做我们光明正大的事业。不料路矿两局怀着鬼胎，时加破坏，施尽各种阴谋终不得其一逞。阴谋者乃于昨日假萍乡县知事之官威，下了一道指令，要我们自行解散。我们迫不得已，经全体议决，明白向路矿两局要求最低限制(度)之条件，并限明日答复，否则当作最后的对待。各地工友们呀！快来援助我们”!
　　12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接到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回复，声援安源工人的斗争，“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声援”!
　　12日，党支部书记、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又收到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对“哀而动人”这一策略再次作了解释；“这样既可以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地同资本家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又可以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毛泽东还强调，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起来，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靠全体工人的坚固团结和坚决地斗争，敌人才会退让。
　　李立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12日，路矿当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甚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当日，路矿两局虽然改变了原来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出了具体答复，但对积欠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俱乐部又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
　　为协助李立三的工作，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派遣，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刘少奇，于9月11日抵达安源。
　　12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与刘少奇一起研究了罢工的具体计划。
　　首先，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全面指挥罢工斗争。为防止敌人对李立三进行谋害，会议决定罢工开始后，李立三要隐避策应，由新到安源、很少有人认识的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第二，起草了《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等17项复工条件；第三，决定派人到各处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细致的组织发动，大肆宣传“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我们于死中求活”、“我们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等，每句言词无不入情动心；第四，为防范敌人捣乱，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决定扩大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同时，组织工人侦察队，负责秘密探听消息，侦截路矿当局的电讯往来；第五、决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对罢工作出部署，一俟俱乐部的罢工命令发出，除发电厂、锅炉房、打风机、抽水机等要害部位照常开工以争取社会同情和主动权外，全体工人一致停工，各归住房，听从指挥，各工作处所，由俱乐部派监守员严加守护；第六、为便于统一行动，确定乘早上换班时开始罢工。
　　为了争取社会同情，李立三注意运用斗争策略，一方面积极做商会的工作，争取商会对工人采取同情态度，充当调解人；另一方面他及时去做“洪帮”的工作，力求争取洪帮对罢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的安源帮会林立，尤其是洪帮的势力最大，工人不加入洪帮就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加入洪帮的人很多。洪帮的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而包工头则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因此，要想取到罢工的胜利，不争取洪帮就没有办法。李立三最担心的是洪帮破坏罢工。为了争取洪帮，李立三积极做洪帮小头目的工作，并从中发展了两名党员。
　　9月13日，李立三找了两个小头目带着他来会见洪帮头子。李立三为此准备了一点礼物：两瓶酒、一只大公鸡。洪帮帮主章龙见身居工人俱乐部主任要职的李立三亲自登门拜访，觉得是看得起自己，所以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一口一声李主任。李立三爽快地与帮主一起共喝鸡血酒，喊了他一声“大哥”！然后说：我们要罢工。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的利益，请你务必多多帮忙。帮主章龙拍着胸脯，连声说道：“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李立三接着向章龙提出了在举行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鸦片)烟馆关门；(2)街上的赌场收摊；(3)不发生抢劫案。
　　帮主又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条我包了，第二条我包了，第三条我也包了。”并同意把第一、第二点写在罢工的布告上贴出去，要本帮弟子切实遵守。
　　果然，在罢工时这三条都实现了，保证了罢工的顺利进行。这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连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来所不能解决的，可是工人俱乐部完全办到了，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六、零时，汽笛怒吼了
　　据矿长李镜澄的日记记载：“9月13日，晨8时，至车务处……适李隆郅(李立三)到车务处，详叙一切”。
　　李立三在研究完罢工具体计划后，次日(13日)晨，矿长、路局局长派人把李立三请去，说是有要事商量。李立三赶到车务处逼迫路矿当局答复俱乐部提出的条件。矿长李寿铨慌忙答道：“我们现在的答复是：(1)两局已呈请县署批示保护贵部；(2)津贴俱乐部常费，候报请总公司批准后实行；(3)积欠的工人存饷，确因财政困难，难以在月内如数还清，先行发放上月饷银。请转告众工友，理解两局的一片诚意，劝大家安心上工，切莫闹事。闹事于国于民，皆为不利。”
　　李立三听完当局的答复，肺都气炸了，愤怒地站起身来，盯着李寿铨和路局局长李毅环，逐条进行批驳，坚定地说，你们别哄人了，你们视工人的正义要求为儿戏，企图蒙哄俱乐部是办不到的。当即限定今日内作出答复，否则……
　　此时，屋外忽然人声喧哗。原来是工人见李立三被矿长派人请去还未回俱乐部，刚好有一列专车要开赴萍乡，工人疑是路矿当局谋挟李立三到萍乡，即刻便有数千名工人把车务处和那列专车团团围住，有的卧在轨道上，有的爬上车头，高声疾呼：“快放出李主任！”“谁敢动李主任一根毫毛，我们就把路矿两局砸个粉碎！”
　　李寿铨和李毅环见此情景，才结结巴巴地对李立三说：“有事好商量，请李主任先回去吧！”
　　群众把李立三迎回俱乐部才离散。对这一情节。长沙的《大公报》于1922年9月21日作了报道：“有一次戒严司令部请俱乐部李君(李立三)刘君(刘少奇)谈话，工人以为加害于工人，包围司令部，并有冲入机关内。”
　　李立三被工人拥着回到俱乐部不久，矿局总监工王鸿卿又找到俱乐部一再要求见李主任。李立三问他有什么事?他就是不说，硬要把李立三拉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去，才鬼鬼祟祟地低声说：“你是外乡人，工人罢工你也捞不到什么油水，像你这年华正茂，识多见广的留学生，到哪里混不上个好差事？何苦和他们混在一起。闹出事来，不是杀头，就是坐班房。李主任，你是个聪明人，前因后果要三思而行啊!”
　　王鸿卿见李立三不言语，进而威胁道：“以前他们不也罢工，造反吗？结果怎么样？反没造成，领头的反倒被割了头……”
　　李立三按住火气，冷淡地反问：“你要我怎么办？”
　　王以为李立三动心了，献媚说：“你要留下，我给你推荐，职位保证不比兄弟我低；你要走，我送盘缠，数码由你说。”
　　这时，憋了一肚子气的李立三，再也忍不住了，大声斥责道：“你王鸿卿看错了人!告诉你，你克扣来的臭钱我不要，高官厚禄我不求，只为工人能翻身!你答应三项要求，有话好说，不然的话，明天工人就不上班！”
　　凶相毕露的王鸿卿狂叫：“好哇!你宣传赤化，组织乱党，煽动罢工，聚众捣乱，还敢刁顽不化，你要小心脑壳!”
　　工人们闻声赶来了。王鸿卿趁人不注意，灰溜溜地逃跑了。
　　在李立三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向工人进行动员，工人已无心做工，人人相遇，皆聚谈罢工，并声言：“若本日下午四时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不到，并本月饷银不能答复在15日发给，即罢工。”同时矿局窿工及各处工人也都跃跃欲动。至晚间12时，萍乡县的告示还未到达俱乐部。此时，俱乐部已成骑虎之势，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
　　9月14日零时，汽笛怒吼，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参加罢工的有株(洲)萍(乡)铁路沿线工人和安源矿区、紫家冲分矿全体工人共13000多人。开往株洲的各次列车停开，车头及水柜等各种主要机件被卸下，通知机务处次日早晨不放进班号，矿局东平巷电线停电，运炭电车不能行走，工人高举手镐如潮水般涌出窿外，涌出工房，大呼“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不绝。工人出井后，用树枝塞满井口，树大旗一面，上写“罢工”二字，并派人在井口把守。除八方井锅炉房和电机处两台发电机、抽水机、鼓风机房照常工作外，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全部停工。因为，若一停电，则全市黑暗，连饮水也没有；若抽水机一停，全矿即将被水淹没；若鼓风机一停，巷道内瓦斯就会着火。这一切都已经过预先仔细谋划。
　　大罢工开始后，俱乐部恐被查封，遂把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秘密迁出，工人把总指挥李立三藏了起来。
　　据李立三说：“罢工(开始)之后，(夜)12时，我与少奇在俱乐部，工人怕敌人迫害我，把我弄跑，拉到一个地方，睡不到几小时，又拉走，一天换三个地方，后来换在一个山后面，一个砖瓦窑里，两个工人陪着我，在窑中住了两三天。那时，工人认识少奇同志的少，出面是刘少奇同志，那几天的主要领导是少奇同志。”
　　14日俱乐部以“萍乡全体工人”名义致电汉冶萍公司：“萍矿工人工资少者仅200文，无法生活，只好停工。”同时，公开发出《罢工宣言》。全文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1922年9月14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工作，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工作，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1．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2．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3．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4．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照发工资。
　　5．每年12月须发给夹薪。
　　6．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7．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8．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9．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10．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11．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12．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13．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14、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15．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16．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17．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俱乐部将《罢工宣言》呈报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说明罢工原委；送给路矿两局，申明罢工理由和复工条件。指出：“为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俱乐部还把《罢工宣言》邮寄全国各大报馆，吁请社会各界声援。长沙、上海、北京等地的报刊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安源大罢工的报道。一时，安源大罢工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并得到了广泛的声援。
　　在大罢工期间，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俱乐部负责人还合写了一首《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
　　劳 工 歌
　　2G——4
　　。 . . . .
　　1 5 3 1 ∣ 3 5 1 ∣ 5 4 3 ∣ 2 ∣
　　创造 世界 一切 的， 惟 我劳 工；
　　。 . . . . . . . . .
　　2 2 2 2 ∣ 2 2 2 ∣ 5 3 2 ∣ 1 ∣
　　被人 侮辱 压迫 的， 惟 我劳 工。
　　。 . .
　　7 7 2 7 1 ∣ 6 6 6 ∣ 6 6 1 7 6 ∣ 5 5 5 ∣
　　世界兮 我们 当创 造， 压迫兮 我们 须解 除。
　　。 . . . . . .
　　5 6 7 1 ∣ 2 3 4 ∣ 5 5 3 2 ∣ 1 ‖
　　造世 界兮 除压 迫， 团结 我劳 工。
　　这首歌是我国工人歌曲萌芽时期的一首突出的代表作，其简朴、深刻的歌词充分反映出无产阶级改天换地的革命气魄。歌曲采用英、美歌曲《试试，再试试》的曲调，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定性格。
　　七、李立三的第一次被“追悼”
　　面对工人的大罢工，路矿两局恐慌万状，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阴谋加以破坏。
　　先是由总监工王鸿卿出面召集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议定由工头们各自去请自己的亲属，许愿入井不做工，工资照付。因此，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答应下井。但工人监察队管理十分严格，不许其下井。如有下井者，即以武力阻止；对已下井者，不准其外出，任其在井内饥饿，至第二天下午，俱乐部才下令将其放出，再加劝导，令其悔改。于是，各工友再无敢自行上工者。
　　王鸿卿见此计不成，便又密遣暗探去刺杀李立三。他对暗探许愿说：“事成之后，想当官的，连升三级；没钱用的，赏银洋600元；要女人的，安源女子任凭你挑。”
　　暗探走后，王鸿卿又打电话给总公事房，要文书写悬赏令，捉拿李立三。湖南军阀赵恒惕也到处张贴通缉令，限期抓捕“匪首李能至”。工友闻此大愤，“声言：俱乐部主任若被杀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工友们对李立三严加警卫，不让他外出；即使他偶尔外出有所接洽，不出20分钟，必有数万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工友保护首领如是周到，使王鸿卿再狡猾的手段也无从所为了”。
　　一天，李立三偕夫人李一纯秘密回到醴陵，为了躲避敌人的暗探，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而是隐居在一个朋友家。一次，他夫妇在老关车站(醴陵和萍乡交界处一个小站)遇见一个在站上工作的同学，被拉到家里去吃饭。
　　席间，那位同学给手下人使个眼色，那人立即溜进办公室给株洲打电话，要株洲火车站马上派机车来，把工运“魁首”李立三劫往长沙。
　　事也凑巧，那人在打电话时，被一个工友听到了，他快速给开往安源的火车司机报了信。
　　酒毕，李立三夫妇起身告辞，那位同学又是沏茶，又是递烟，一再苦苦挽留。这时，开往株洲的机车，鸣叫着开出来了，李立三那个同学，满脸奸笑，陪着李立三夫妇向车站走去。
　　正在这紧要关头，一大批工人举着洋镐蜂拥而来，呐喊着包围了车站，把李立三夫妇抢走了。
　　敌人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工人们簇拥着李立三，向阳三石芋园——李立三的家走去。
　　路矿两局为瓦解工人意志，又施一计，买通当时官方报纸，登了一则消息，言李立三为罢工事至长沙，为湘省督军赵恒惕所擒，腰斩于长沙小北门外。
　　这一招果然有用，报纸到了安源，立时在工人中引起震动，恰好李立三又被秘密藏起来，更让人信以为真。李立三得知此情，当即找了个机会公开露面，从而安定了工人之心，揭穿了当局的阴谋。
　　但是，这张报纸的消息却不胫而走，甚至远传到了尚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耳朵里，大家对这些消息都信了，因为都知道国内的斗争很复杂。于是，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的学生集合在巴黎郊外的华侨协社里，由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主持，专为李立三举行了他平生的第一次“追悼会”(李立三一生共被开过4次“追悼会”，后文将陆续提及)，“沉痛悼念李隆郅”。为此，“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这年的10月1日出版的机关刊物《少年》第3期上，还刊登了一则套黑框的消息，题为《一个悲壮的报告》，实际上等于为李立三登了一则“讣告”。直到后来安源罢工胜利消息传到法国后，大家才知道李立三还依然活着 ……
　　再说路矿当局无计可施，便改变手段，企图采用武力镇压。由于王鸿卿与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有姻亲关系，经与萍乡县知事范子宣密谋，把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戒严司令部，派驻扎老关之第二旅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并以每人每天两元钱的高价，请来数百名军人。
　　14日下午，镇守使派步兵团李团长带一个营的兵力驻进矿山。15日李旅长和陈参谋长也抵矿，派兵占据俱乐部及各重要工作处所，架起了机关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杀气腾腾。
　　罢工工人见军队占领俱乐部，极为愤怒，数千工人在周怀德和袁品高带领下，冒死冲入俱乐部，向士兵大力开展宣传。士兵无法，便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情？我们不过是王(鸿卿)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
　　八、俱乐部命令胜过军令
　　在大罢工中，由于李立三领导的党组织紧紧地依靠了工人的团结和斗争，争取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的矛盾，从而使敌人无论是武力威胁还是利诱分化瓦解，都未能得逞。罢工工人一直保持高度的纪律性，俱乐部的命令胜过军令，遇有事故，一呼百应。
　　罢工开始后，俱乐部监察队佩戴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带着铁棒、岩尖等武器，组成若干小分队，雄赳赳地在各街市及工厂附近站岗、巡查，以维持秩序。墙壁贴满俱乐部的布告：“候俱乐部通知方可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联络。还派出侦察队随处刺探消息，防止敌人破坏。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无不佩服。
　　罢工之初，商家大起恐慌，怕被抢劫，因此，不到天黑，就纷纷闭市，尽管这样，街面上却仍然“风平浪静”，除工人监察队和警兵外，绝无闲杂人等。秩序之好，出乎意料所及。原来在街上、在宿舍区进行赌博是常有的事情，而在罢工期间，均已杜绝。工人皆居家中不出，没有俱乐部的条子，都不准通行。连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都要到俱乐部来请求发给他们徽章。这时候的俱乐部，简直成了惟一的“独裁政府”!所以，戒严司令李鸿程也叹惜他的军队也没有这样好的纪律。声言：工人不妨碍秩序，他也决不干涉工人！反而积极维持罢工秩序，出力甚多。
　　罢工一开始，就有商会代表谢岚舫与地方绅士陈盛芳充任调解人，在俱乐部与路矿两局间联络沟通。至当天晚上，路矿当局回信称：“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说：“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入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15日，路矿两局的李寿铨、李毂环、舒修泰和商会的谢岚舫派陈盛芳把俱乐部主任李立三请到商会进行商谈，仍提出先开工后商条件，遭到李立三的严词拒绝。
　　16日，绅商学界来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后商谈条件，俱乐部代表表示：当局不承认复工条件，即无说话之余地。随即向社会各界再次发表宣言。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宣言
　　(1922年9月16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
　　米也贵了，布已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给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经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任务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惟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与此同时，俱乐部还散发了传单对副矿长舒楚生的罪恶一一列举，传单的全文如下：
　　舒楚生，罪恶大，把我工人当牛马。
　　吹牛皮，说鬼话，阴毒心肠都是假。
　　俱乐部，问过他，满口赞成满口夸。
　　说我们，志气大，将来帮忙总有他。
　　有津贴，有大厦，都是楚生口中话。
　　到如今，都不把，反求官厅把人拿。
　　此恶贼，真可怕，做鬼做人都是他。
　　粮子修，墙壁画，处处有钱工程大。
　　独苦我，劳动家，血汗辛工都不发。
　　修马路，名誉假，勒捐工头如牛马。
　　敲竹杠，答官话，如狼如虎用稽查。
　　纵横行，真威煞，安源皇帝就是他。
　　此恶赃，若不杀，工人那有活命法。
　　劝同胞，力齐下，捉着楚生活的吃！
　　齐会议，把工罢，做鬼做人且看他。
　　请镇使，雷霆发，驱走恶贼保大家。
　　16日午刻，路矿两局派人来俱乐部，请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刘少奇前往矿局办公大楼与戒严司令见面，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多方恐吓，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临危不惧，严驳斥，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司令威胁说：“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里!”工人代表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随后，舒楚生矿长也到了，说工人是无理罢工，要工人及时上工。工人代表请其磋商复工条件，舒不肯；陈参谋长也出面进行威胁。这时，数千工人闻讯赶来，把戒严司令部包围着，喧声如雷，声言请工人代表出来，请李鸿程旅长与舒楚生副矿长有事到俱乐部去商量。刘少奇出外向工友解释后，复又入内与李鸿程和舒楚生谈话。这时李鸿程改以调停人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刘少奇厉声说道：“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砍碎罢!”这时，李鸿程与舒楚生都软了下来，一再说客气话。刘少奇返回俱乐部后不久，李鸿程即派人给俱乐部送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表示愿充当调解人，请从速解决。
　　16日夜12时，俱乐部通过商会陈盛芳给矿长李镜澄送去紧急信息：如商量(复工)条件即(刻)开议，如无商量，李隆郅(李立三)即离安源，听工人暴动，等等。李镜澄立即约李毅环紧急会商，两人同意“只有保产之一法”。
　　由于俱乐部的组织十分严密，工人群众团结勇敢，一切破坏手段均遭失败。到罢工第四天，即17日，电机处、锅炉房烧煤将尽，发电机、鼓风机、抽水机行将停转，矿井面临毁灭危险，又迫于商会及地方绅士之请求，江西督军和路矿首领，慑于工人的强大威力，深恐局势不可收拾，转而力主和平解决。于是，矿长李镜澄不得不派出代表同商绅人士与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就复工条件细加磋商。
　　17日下午4时，路局代表李毅寰(株萍路局机务处长)、矿局代表舒季俊(萍矿总局文牍科长)，偕商绅四代表，假民房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郅磋商条件。李立三与路矿两局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经过商绅的从中调停，到18日凌晨2时，俱乐部才同意将原提17条复工条件略加修改合并为13条。李立三称：这是最后之宣言。这13条无可再行让步，可，则立即开工；不可，则听众工所为，我也无法制止。当即限路矿当局于18日9时答复。
　　这样，在李立三的逼迫下，18日上午路矿当局才不得不派出代表与李立三在路局机务处签订了正式条约。条约内容如下：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注48)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个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晌，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矿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月(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能至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协定
　　九、安源工人的盛大节日
　　18日上午，签订条约的消息一传出，万余工人欢呼胜利，汇集到大操场，俱乐部即决定召开庆祝大会，在操场中央临时搭起一个演讲台，挂上俱乐部的旗子及国旗。
　　下午两点种，“数百名工友手持小红旗，拥着李立三来了。李立三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立三在工人中的威信极高，尽管人山人海，只要他手一挥，就没有一个人做声说话了。”“数以万计的工人群众，鸦雀无声听他们所渴望的报告。”李立三先宣布了与路矿两局签订的“十三条”，同时发出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宣言称：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得了肖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地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李立三接着说：“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各位暂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
　　李立三演说完毕，全体共呼“劳工万岁”！随即，几十名工友一齐点燃了爆竹，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李立三迈步作前导，群众齐齐跟随在他身后，开始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旗帜蔽天，爆声震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安源城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此发出祝贺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贺安源罢工胜利
　　(1922年9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敞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至此，这次罢工以完全胜利而告结束。正如刘少奇所说：“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花费计120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十、特别故事：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廉政建设
　　这似乎是多余的，却也是不能不加上的特别故事。
　　由李立三发动和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不仅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典范，而且在廉政建设方面，也很有特色，在80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开创性的意义。
　　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为了防止和清除腐败现象，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思想教育工作，并积极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俱乐部有少数职员“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以权谋私，违反纪律者屡有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李立三等先是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反复告诫大家：“我们是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干这种改造社会事业”的；“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报酬，那不又把社会上弄得不平等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李立三要求大家“把自己心里洗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作出违背主义的事情。”
　　随着罢工的胜利，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人员猛增至12000多人，为了充分体现和贯彻以真正为工人谋利益，解除工人所受阶级压迫与痛苦的宗旨，在李立三领导下，进一步修订完善了俱乐部总的章程。按照“民主的集权”原则，确定以“十人团”为基层单位，建立代表会议制度，让工人参加管理。
　　总章规定：以十代表大会为俱乐部的最高权力；由十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代表与百代表所组织的总代表会议与百代表会议，是俱乐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等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代表会议有权指挥俱乐部及俱乐部所属一切机关。
　　这样，建立起一套集体领导的体制，避免了少数人专权的家长式领导。
　　为了能够忠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防止个人谋取私利，俱乐部又陆续制订了一系列完备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均经俱乐部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具有绝对权威，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不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部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不管是谁，如果违反了制度，都会依章制裁。
　　俱乐部制定了《办事细则》，作为《总章》的补充，对部员总的行为准则，作出规范。《细则》一共有21条，其中第3条规定：凡各代表、股长、干事有不称职时，得由主任团或总代表提出于总代表会议依法处理之；第13条规定：本部各种罚款，皆移作书报室及公共阅报处之用，收费由本部庶务处负责，此项账目每月须在本部公布一次；第17条规定：以后本部经费，无论何人，概不出借；第18条规定：会计股每日须将其收入付出现存之款项，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须将其预算案及决算案，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半年须作总报告一次。
　　不仅如此，俱乐部一开始就注意加强纪律性方面的规定。比如规定：“俱乐部职员，如办事不公或手续失错，小事可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大事则撤换另选，最大事可送法庭惩办”。“禁止部员赌博，并派余江涛君至各区房子巡阅，又派各总代表为‘禁赌员’。”“派定查账委员3人，兼监督驻部职员之职，任期3个月。”“本部人员凡与两局(指铁路局和矿务局)职员沟通者，即行开除，永不恢复。”“如有总代表赌博，决从严处罚“。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也制定了《办事公约》，其中第7条规定：“本社人员应各尽职责，如有放弃责任，致社内发生无意之损失，或账目模糊，或有其他情事者，得由总经理会同俱乐部主任团查明免职，并令其照数赔偿其损失。”第13条规定：来宾餐宿分公私两项：甲、凡与本社有交易往来及临时来社帮忙者，其餐宿均归社会公理，但必须先由招待人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方可开餐，最多亦不得无故连住三天以上；乙、本社职员如有亲属戚友必须在社内餐宿者，远客不得过三天，近客不得超过一天以上，事前仍须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如有特别情形，须超过定章以外者，伙食费归各自办理。
　　由此可见其管理制度之严密与监督机制之健全。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严密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监督机制，才有效地抑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促进了廉洁风气的盛行。
　　例如，当时，有一个股的经理陈枚生欠公款千余元，被发现并经查实后，俱乐部代表会议便依章作出将陈的房屋、用具封存，限期缴还公款，免除其经理职务的处分决定。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经过斗争，第一次迫使路矿当局按照罢工时双方签订的十三条协议中所规定“年终半个月夹薪”条款(即年终多发给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与全体工人兑现。根据俱乐部总章条款规定，此夹薪之一半，共银元为25000元，由工人交俱乐部使用。俱乐部以此为基础，加上部员入部费(每人每月缴一天的工资)和常月费(每人每月每元工资收入缴一枚铜元)以及罢工协议中规定的路矿两局每月给俱乐部200大洋的津贴费等，俱乐部逐渐积累起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
　　如何使用好这些资金，防止发生问题，俱乐部建立了一套民主监督机制，把经济管理工作完全置于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
　　一是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最高代表会议决定推选出由九人组成的经济委员会，职权是“对消费合作社、教育股、会计股之账项，每月均审查一次。”
　　二是建立广泛的由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制度。规定经济委员会对各股的账目每月审查无讹后，由本会审查部主任及委员盖章，张贴在俱乐部门前，让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俱乐部的收支情况。现在保存的安源工运资料，有经济收支的详细记载，连1922年4至9月共6个月“李隆郅借款九十元”(实际是6个月的生活费，每月15元)和1922年年终账目中“付李能至一百三十二元”都有详细记载，并公布于众。
　　安源工运中廉政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领导者模范地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率先垂范。
　　李立三、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始终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
　　罢工胜利后，工人普遍增加了工资，工人代表会议一致提出要给俱乐部的负责人每月200大洋的饷薪，可李立三、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为了不让俱乐部的领导者享受超出工人生活水平的任何特权和津贴，他们主持召开俱乐部干事会议议决：“驻部职员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本部派员出差，除路费外，每日伙食费八角；消费合作社之总经理及经理之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这样就使每个部员对于自身的权力和生活待遇方面都有章可循。李立三、刘少奇率先垂范。
　　据当时俱乐部会计股的财务报告记载，李立三从1922年9月至1923年6月共10个月中合计支洋145元(李立三虽然于1923年4月已离开安源去武汉，但仍然担任着安源俱乐部的主任，刘少奇只是代理主任，直至8月俱乐部改选，才由刘少奇任主任)，刘少奇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0月共14个月中合计支洋199元，平均每月都不到15元，同工人保持相同的水平。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人谋利益，“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力”的精神，受到工人们的高度赞颂。工人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正是领袖们的廉洁自律和无私奉献，使这里的党组织同工人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成为人民群众能长期跟党同心同德英勇奋斗的重要保证。
　　十一、并非结束的余波
　　毫无疑问，安源的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这也因此成为李立三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极其成功的高起点，他的非凡的组织活动能力和领导才干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也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真诚拥护和爱戴。从此，他成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很快从安源走向全国。
　　然而，后来由于历史上种种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史学工作者，不顾历史真伪，极不严肃地采用移花接木的“换头术”，把本来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去。1963年夏，电影《燎原》正式上映前，《北京日报》某记者约李立三写影评，李立三不得不违心地写了一篇《看了“燎原”以后》，发表在当年6月4日的《北京日报》上。之后，马上受到中央某位领导的批评，说文章对毛主席突出不够。不得已，李立三在原文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内容，再刊登到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更有甚者，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有人又把在工人群众中流传了几十年的民歌歌词“有个能人李能至”，硬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于此，安源，几乎成了李立三心中的一块“伤心地”，成了他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禁区。他自1923年4月离开安源以后，再也未敢涉足安源了。即使在1954年他回故乡醴陵探亲，对近在咫尺的安源，也只能“望洋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实堪可悲之至！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

　　他像一粒不灭的火种，走到哪里就在工人中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
　　他又像“救火队员”，哪里的工作受挫就被党派到哪里……
　　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是他的一次大手笔……
　　一、临危受命去武汉
　　安源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全面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可是，时过不久，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却遭受到严重挫折。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16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线总罢工。2月7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7人，打伤200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复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
　　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军警将他送交陆军审判处，后于15日黎明将其杀害于洪山脚下。
　　工人们英勇斗争，前仆后继，先后被杀死者40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者达1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发生后，武汉的工会即遭封闭，不能公开活动，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
　　这时，安源反动当局也蠢蠢欲动，他们利用李立三回原籍探亲的机会，密谋派刺客到醴陵去杀害他。工会得知后，100多名工人连夜赶到李立三的老家，使他再次得到保护，免遭于难。
　　在这极端困难的形势面前，党中央决定，为了保存干部，把在武汉的党员干部陈潭秋、李求实、贺昌、唐绍予、黄无一、黄静源、李树彝、龚逸清、任岳、萧劲光、陈清河、刘士奇、徐全直等调到比较安全的安源，同时给李立三委以重任，调李立三去武汉，担任湖北区委书记，其任务是：恢复已经被摧垮了的地下党和工会的各级组织，“帮助武汉三万困苦的伙伴慢慢地团结起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同年4月初，李立三在安源工人的保护下，与夫人李一纯秘密离开安源，经长沙抵达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李维汉继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立三虽然已被党中央任命为湖北区委书记，在武汉工作，中央同时又任命他为湘区区委书记(其他委员还有何叔衡、郭亮、易礼容)。
　　李立三从安源到达汉口后，第一步就是与工人区残留的个别同志重新接通关系，找他们谈话、讲解目前局势及发展前景，用说服的办法，去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克服灰心丧气和悲观失望的心态，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如何恢复工会活动，如何在工厂车间组织一些工人小组的斗争和反抗。
　　4月12日，中共湖北区委通过学联联合各界召开了国民大会，提出“收回旅大”、“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到会者5万余人，会后分三路示威游行。
　　在武汉，李立三运用在安源的经验，以香山会馆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团结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举办起平民学校并使之在全市开花，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
　　经过几个月认真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和加强了党组织，并在重点工人区，包括汉阳钢铁厂、京汉铁路车辆段所在的江岸区、武昌长沙铁路车辆段所在的徐家棚区、汉阳纱厂所在区，以及在人力车夫、店员中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秘密恢复了工会及工会委员会，并在各家工厂发动抗议和罢工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斗志、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武汉期间，李立三以极大的精力重建武汉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3年1月，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目为代价。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由于在“二七”惨案发生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迫切要求中共制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的政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加快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步伐。据此方针，李立三在武汉以实际行动投入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工作之中。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主要解决共产党员是全体还是部分加入以及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为代表，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也加入；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一方反对共产党人全体加入国民党，主张只有在国民党内从事工作的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反对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最后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李立三领导下的湖北区委，坚决支持三大决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积极创办和发展湖北省的国民党支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工人区、在学校及其他地方创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同时，又建立了完全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组织。搞罢工、搞政治运动时，共产党总是独立行动的。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合作，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选举“政治头脑明晰”的同志，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每省6人(由孙中山指派3人，由各省党员自行推选3人)，加上海外代表，一共208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他们是：由孙中山指定的陈独秀(安徽代表，因事，实际没有到会)、谭平山(广州代表)；由各省推选的代表，湖南：毛泽东、谢晋、林祖涵(即林伯渠)、罗迈(即李维汉)、夏曦、袁达时；湖北：李能至(李立三)、廖干五、詹大悲、刘芬；山东：王尽美；北京：李守常(即李大钊)、张国焘；浙江：沈定一、胡公冕、宣中华；直隶：于树德、陈镜湖、韩麟符；还有江苏朱季恂、广州方瑞麟等。毛泽东的代表证是39号，李立三的代表证是114号。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于1月20日上午9时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
　　李立三在大会的第二天(1月21日)上午就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说：“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表示满意。“他认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有4项工作搞得好：“第一、它为这次大会起草了一篇很好的宣言草案。这篇宣言，明确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展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纲领，使之面目一新。第二，国民党改组工作搞得好。国民党的新组织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旧组织是自上而下的。旧组织没有很好的基础，新组织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发动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搞得好。在军事紧急时期，党员全体动员，组织义勇军、慰劳团，使大局转危为安。第四，党务的进行，成绩极好，在短时期内而能进步如此之速，具证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君之勇气，本席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公表示敬意。”
　　22日上午，大会指定毛泽东等19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员。
　　大会在围绕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孙中山早已决定同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内部却总有人反对和阻挠。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员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1月29日，当黄季陆提出的《请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毛泽东起来反对这个提案，认为实行比例选举制，是予少数人破坏革命事业的机会。宣中华、李立三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结果，大会否决了这个提案。
　　对于毛泽东、李立三在这次大会上的突出表现，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散会后，汪精卫曾走来向我说：“毕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惟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们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地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
　　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集中体现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当中。
　　大会于1月30日闭幕，选举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24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6人：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出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
　　每个地方执行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农民部、青年妇女部、调查部。
　　鉴于李能至当时是汉口地区选出的代表参加大会的，故决定李能至为汉口执行部下属组织部的干事。组织部部长是林祖涵，秘书是李实番。
　　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上海中共党组织的请求，立即调李立三去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所以李立三没有回到汉口，而直接转到上海去了。
　　李立三到达上海后，改名为李成，即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下设的工人农民部的工作。
　　二、上海工运的播火者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我党建立初期，党中央一直很重视上海的工运工作。在1921年至1923年“二七”惨案前这段时间内，上海党组织在一些市区曾屡次发动纱厂工人罢工，也参加领导了海员罢工，但后来又几乎失去了与工人的所有联系，党员中只有3名工人。由于工人党员人数太少和没有成功的工运工作经验，因而这里的工运工作，一直很薄弱。李立三曾经写道：“(3月)我到达上海时，上海地委的工会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当时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与警察局勾结，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警察组织，叛卖工人的利益。”
　　国共合作的形成，为李立三在上海开展工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李立三到上海以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于右任为主任，李立三、杨之华、孙良惠等共产党员都是委员。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对原国民党主办的一些平民教育机关和学校，经过充实和改造，逐步使之成为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真正的平民教育单位。
　　当时在上海担任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是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他十分重视安源工运的经验。李立三到上海以后，与邓中夏一起运用安源的经验，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深入到工厂中去，同工人群众建立起密切联系。先以环球学生会和上海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然后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合法机关进行活动。
　　3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李立三提出的关于开展上海工会活动的计划，把上海分为7个区：杨树浦、小沙渡、浦东、闸北、虹口、南市、吴淞等。先后在每个区都创办了平民学校，附设成人工人夜校，为工会培养干部。
　　从4月起，李立三先进入内外棉5厂东厂当清洁工，以与工人结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工会。他又在在内外棉9厂外面租了一间房，成立了平民学校，这也就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前身。这样，李立三逐渐在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利用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掌握的学校的现成课堂办起了职工夜校。除李立三外，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杨之华、邓中夏、项英、陈延年、陈乔年等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分头到各学校讲课，找工人谈心。作为上海地区工运工作全面负责人的李立三，每星期轮流到各学校去上一次课。他以特有的敏捷的行动和极旺盛的精力，不分昼夜地奔走在上海的各个工厂区，扎扎实实地办教育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逐渐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从中发展一批党团员，把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扎根于工人群众中。
　　李立三几乎每天都到半日学校里来。上课的内容，主要是结合学文化讲政治形势。李立三以亲身经历向工人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同资本家开展斗争的情况，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和中国革命的远景。从此，安源工人的英勇斗争，逐渐成为上海工人心目中的榜样。他们还编写歌词，用民间曲调教大家演唱。这些歌曲，像春风一样很快传到工厂工人群众之中，撒下了革命种子。工人们把到夜校去接受党的教育，说成是“到夜校去听道理”。
　　4月，李立三创办了《上海工人》周报，自任编辑，发行1000多份，在教育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的日常斗争、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8月，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召集国民大会。李立三联合国民党市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支持召集国民大会，上海工人组织普遍参加。他利用孙中山来沪之机，组织1000多名工人参加欢迎游行，第一次在外国租界进行政治大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在上海市民面前显示了工人组织的政治积极性。
　　9月1日，他们首先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沪西小沙渡组织起由党领导的上海第一个“工友俱乐部”。李立三与邓中夏等拟订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共21条，规定俱乐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目的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俱乐部设8个部：①补习学校；②讲演会；③合作社；④书报室；⑤各种游艺会；⑥储蓄会；⑦部员救济会；⑧职业介绍所。李立三与邓中夏商量，由孙良惠担任俱乐部主任，派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在这里担任教育和组织工作。“沪西工友俱乐部，是沪西工人活动的中心，党的领导同志李立三、邓中夏等经常在此开会。二月罢工就是在此筹划和组织的”。在其影响下，附近几家纱厂，也先后成立了俱乐部小组，沪东杨树浦的“工人进德会”、“吴淞工友俱乐部”等相继成立。李立三还亲自担任了“吴淞工友俱乐部”的主任。
　　通过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艰苦工作，这些俱乐部的成立和发展，为五卅运动的兴起，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9月8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方图谋解散工会，指使工贼借故开除两名工会女工代表，激起工人一致罢工。21日，各团体议决组成南洋烟草工人罢工后援会，推举李立三、郭景仁等9人为执行委员，领导工人罢工。由于有工贼的破坏，这次罢工遭到失败，成为后来二月大罢工的一次预演。
　　为此，李立三在12月24日的《向导周报》第96期上发表了“南洋公司与其走狗破坏失业工人组织之无耻”长篇文章，号召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指出，“工人阶级只有联络一致，才能抵抗资本家而得着最后的胜利！”
　　1925年1月，李立三在上海出席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四大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决定“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人运动。会后，中央工农部将所属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命张国焘为主任，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主任，邓中夏为秘书长。
　　三、五卅运动前奏：二月大罢工
　　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3、5、7、8、9、10、12、15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工人工资低，有时还要被罚工。日本资本家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日本监工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面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早就想组织起来反抗。
　　1925年，棉纱市场出现了畅销的形势，日本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压迫工人多出产品。2月2日，内外棉8厂粗纱车间有一名夜班女童工，因困倦至极，“倚机假寐”，被东洋(即日本人)领班踢成重伤，引起工人公愤，向领班提出责问，亦遭殴打。领班悍然与大班(相当于厂长)策划，把粗纱车间的50多名工人全部开除，用廉价工来代替，拒绝发给被开除工人的工资，并把要求结算工资的工人抓去监禁。消息传出，引起久受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的沪西12家日本纱厂工人极其愤怒，纷纷酝酿斗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找到俱乐部，要求为工人撑腰。
　　李立三同蔡和森、邓中夏商量，认为发动一次全市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因势利导领导工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斗争。通知发出后，各厂来了几百人在安远路夜校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群众情绪高，有较好的工人组织，又值棉纱畅销，资本家急于多出产品，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决定不怕牺牲，全力领导好这次斗争。会上，又进一步研究了斗争的形式和策略，决定运用安源罢工“哀而动人”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激发工人的义愤，又具有反帝性质，能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同情。李立三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同意成立罢工委员会，李立三被选为负责人。会议决定：①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等领到半月工资再罢工；②公推6名代表与东洋老板交涉。谁知，东洋老板勾结巡捕房把代表抓起来，送会审公堂审讯，由日本领事陪审，以“煽动罢工”罪名，判处工人代表关押3个星期。经再次开会研究决定，由俱乐部出面，向东洋老板提出7项条件：①不准日本人打骂人；②增加工资两成；③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④同工同酬；⑤改良待遇；⑥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⑦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印成传单，分发各厂。
　　为了号召全市工人参加罢工，俱乐部还散发了大批通俗易懂、哀怜动人的传单。传单写道：“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作12小时以上的生活，赚的工资却很少。一点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脚踢；一点小错，就要罚钱。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做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日本人喝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与指挥下，2月9日，一场大罢工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从5厂东厂首先引发。这天下午4时，5厂各车间工人全部关车，冲出车间涌向厂门。厂门被资本家锁上了，并加强警卫，不许工人出厂。工人不顾阻拦，有的从厕所的窗口爬出来，内外呼应用一根大木头把厂门撞开冲了出去。随之，7、8、12厂的工人跟着行动，罢工工人近万人奔向苏州河边，由俱乐部派人接应，通过早已准备好的摆渡船，渡过苏州河，在潭子湾三德里前面集中。这里有几间空房，不属租界，又有一块空地，开会活动很方便。罢工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工人集中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刘华等站在一个土高台上先后讲话。李立三在讲话中历数资本家欺压盘剥工人的行为，重申了7项条件，强调了罢工要遵守秩序，听从罢工委员会的指挥，团结奋斗，坚持到底。“立三同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群众利益，所以工人一致同意”。刘华宣布组织起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李立三代表罢工委员会给工人纠察队授了旗。一时间，“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齐心奋斗，坚持到底”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此起彼落。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第二天，5个厂的工人又集中在潭子湾开会，决定游行到沪西其他纱厂动员罢工。队伍从潭子湾出发，到恒丰路4区8署警察所前，同警察发生冲突，队伍被打乱并有人被捕。后集中起1000多人，到叉台角9厂、戈登路同兴纱厂、3厂、4厂、日华纱厂、丰田纱厂等动员罢工，这些厂的工人都纷纷响应，走出工厂参加到罢工游行队伍中来。到2月18日参加罢工的工厂发展到22家，工人达4万多人。
　　这样，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像烈火一样席卷了全市。中共中央通过报刊和传单对罢工斗争进行了广泛宣传，从而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机器制造工人及其他行业的工人、学生团体、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纷纷发表支持日资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声明，成立了“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进行演讲募捐，援助罢工工人，浙江、江西等地的一些团体也发表声明给予支持。
　　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是上海工人在1925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罢工开始后，工人纠察队到各交通要道口值班巡逻，劝阻一些被领班和工头逼迫去上班的工人不要上班，对一些工贼走狗发出警告。和对中国警察提出了“中国人不要帮助外国人压迫同胞”的口号，起到了团结工人队伍、争取社会同情、分化敌人的良好作用。
　　罢工坚持了10多天，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对马号”、“伏见号”兵舰紧急调来上海，妄图用炮舰压服；一面从日本请来了内外棉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策划了一场“谈判”阴谋。罢工委员会派出孙良惠率工人代表与日本小大班川村在戈登路30号日本俱乐部进行谈判。川村急于想让工人复工，态度嚣张，施加压力，说工人是闹事，并以“关厂”造成工人失业相威胁。谈判3小时没有结果。后来，日本资本家元木出面，要罢工代表到租界去谈判。最后，商定在舢板厂新桥北堍明月楼茶馆谈判。
　　谈判前，李立三与邓中夏制订出周密计划，作了成功与失败的两种估计，由邓中夏率工人代表参加，茶楼挤得满满的。在总商会斡旋下，劳资双方于2月26日签订了复工协议。规定：①今后如有虐待，准告厂主办理；②工人回厂照旧工作；③储蓄金满5年发还；④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⑤警厅释放被捕工人。罢工委员会鉴于提出的主要条件已得到解决，取得了胜利，3月1日在潭子湾召开大会，放鞭炮庆贺胜利。
　　复工那天，日本领班一改平日蛮横凶暴的架势，一面放鞭炮迎接工人上工，一面赔着笑脸把工人迎进车间，向工人赔礼，下工时还放起了“天地响”送工人下班。
　　这次大罢工成为了五卅运动的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运又一次很大的胜利。
　　二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加相信工会，拥护工会，听工会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邓中夏、刘华等研究决定，趁势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3月12日，沪西工人俱乐部开会，李立三、项英、邓中夏、杨之华、刘华以及俱乐部积极分子和各纱厂工会负责人共2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华主持，李立三讲话，提出了在罢工胜利后加强工会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到会代表交流了工会工作的情况，根据李立三的报告研究了在工人中登记、发展会员、健全工会组织的任务。到3月下旬，仅小沙渡、曹家渡和杨树浦3个地区，就发展2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工会力量的壮大，为上海工运的进一步发展作了组织准备。
　　经过二月罢工，上海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至五卅运动前夕，由原来的8个小组发展到26个党支部。
　　据1925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载：上海地方所属26个支部，党员297人，其中上海本埠的支部15个，党员220人；外埠支部11个，党员77人。
　　四、顾正红遇害成为导火索
　　二月罢工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反扑，不但不履行双方议定的复工条件，反而在4月间借口棉纱销路不好，要开除工人。工会多次交涉都无结果。5月上旬，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公开宣布不承认工会，并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
　　面对此种情况，李立三与蔡和森、刘华等研究了对策，决定再一次进行罢工，并总结了上次罢工的经验教训，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不采取总罢工的形式，而是轮流罢工或怠工。先由5厂东西两厂和8厂、12厂罢工，7厂照常上工。因7厂是织布厂，纱厂罢工后，布厂的原料(棉纱)缺乏，开工不足，而工人的工资仍需照发。开始还发全工资，后改发半工资。到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把7厂厂门关闭，不准工人上工。7厂工人要求上工，聚集在厂门外的好几百名工人把厂门冲开，顾正红带头冲到办公室前，准备与日本资本家讲理，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小大班川村等带着一批人冲出来，川村向顾正红开数枪，先后击中顾正红的腿部、腹部和头部，经抢送医院，于17日不治身亡。此时，工人们准备转到三德里去。在渡船上发现一名日本人冒充中国工人探听消息，工人们把他扭住。在围墙上岗亭的日本哨兵看见，就朝下面人群开枪，又打死2名工人，伤10余人，逮捕3人。
　　惨案发生后，刘华赶紧向中共上海地委作了汇报。当晚，中共上海地委正在开会，李立三报告了近期小沙渡工人罢工及日本人枪杀顾正红等情况，会议派李立三立即赴小沙渡进一步了解情况。李立三连夜赶到潭子湾，与刘华一起研究对策，当即以工会名义发表宣言，公布顾正红惨案发生经过，控诉日本人暴行；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8项要求。李立三写了《为日本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使文》，揭露和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新罪行，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
　　5月16日，中共中央为援助纱厂罢工，发出了第32号通告，呼吁“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19日又发出第33号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同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的宣传联席会议上发言提出：公祭顾正红，“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会议决议：确定了学生代表会、雪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会、店员联合会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假文治大学召开新闻记者会；露天讲演与募捐同时进行；全国学联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和抵制日货等。
　　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严密封锁舆论。“新闻报纸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因此，李立三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发言说：公祭顾正红大会可有万人参加，“现在还没有得到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现在的斗争，只是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大活动，没有广泛的争取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与援助，是不对的。太过则反而引起政治上之压迫。”所以，这次会议“取消了原定的游行示威计划”。李立三的这个动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立三领导革命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策略水平。
　　游行示威因条件不具备暂时放弃，并不影响李立三要藉顾正红被害案倾力唤起工人群众的决心。24日，纱厂工会举行有数万工人参加的大会，公祭顾正红。潭子湾三德里人山人海，庄严肃穆，笼罩着一派悲痛与愤怒的气氛。挽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
　　李立三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工人踏着烈士的血迹，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公祭大会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大会，也是一次显示上海工人阶级坚强的战斗意志的大会。大会还在进行时，军阀孙传芳派出军队，荷枪实弹，意图进行镇压。但工人们毫不退缩动摇，大家手挽着手，同仇敌忾，与军队对峙。杨之华、刘清扬等率一批女工走上前去，说服这些军人，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害，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许多军警当场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革命的学生对工人的斗争一直是很支持的。早在工人夜校成立之初，就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去讲课。在二月罢工时，大夏大学的学生帮助印刷传单。顾正红被惨杀后，同学们都十分气愤，首先挺身而出，进行募捐，支持工人斗争，先后有19名学生和工人被租界当局抓捕。帝国主义者想尽办法折磨被捕的学生和工人。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分别于25日、26日召开会议，发表宣言，抗议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逮捕学生，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27日上海学联再次开会，决定：①通过传单、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真相；②募捐援助罢工工人；③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各学校60多个团体成立“上海各团体援助被捕学生联合会”，通过章程，选举15人组成委员会，决议联合其他各团体共同行动。
　　28日，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郭景仁、梅电龙、黄正厂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关于罢工形势的报告，他指出：“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工人”；要求国民党党部命令各区分部组织演讲队；雪耻会要“运动各同乡会”，“引起各团体注意”。会议最后作出4条决议：①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②向各校宣传，并需派工人同志同去；③印发传单一一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④上街演讲。并定于30日下午举行反帝大示威。
　　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的秘密指挥部，设在二马路的一个旅馆里，统一指挥30日的大示威。同日，李立三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集宣传会议，要求学生工人团结一致举行反帝示威。会后，李立三连夜写稿，送各报要求登载，以发出工人学生和上海市民反帝斗争的呼声。但是，5月29日上海各报都开了“天窗”。原来是警务处发了通知，不准报馆登载。这激起了群众更大义愤。
　　党组织的决定，很快在工人学生中传达落实。29日上午，各厂工人代表积极分子赶到潭子湾开紧急会议。学联作出具体安排：组织不怕牺牲的演讲队到租界演说；联合各团体一致行动；规定演讲队5至7人为一组。拟定了演讲大纲。晚上又召开各校代表大会，确定标语口号，起草宣言、通电，规定游行路线，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规定口令为“下雨”、“吃饭”。
　　当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再次开会，李立三汇报了小沙渡工人罢工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会议等情况，商定“须达到抚恤死伤者和不得借故开除一人等条件，工人始可复工”。
　　五、血染浦江的五卅惨案
　　原定30日下午开始游行示威，因29日李立三在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作动员时，把原定的下午开始说成上午开始，所以30日早上这几所学校就最先出发了。一批批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群众汇集到潭子湾，李立三把传单交给大家去散发。学生打着“学生讲演队”的旗子，喊着口号在各繁华街道讲演。10时左右，集中在南京路上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多，交通堵塞。帝国主义着了慌，派出马队来冲，用自来水龙头冲，巡捕房抓捕工人学生100多人。上海大学的何秉彝带着队伍在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西捕和印捕借口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下午近4点“西捕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10余人，在狱尚有40余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路面。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各帝国主义如临大敌，英、美、日、法、意等国军舰26艘开到上海，一批陆战队员登岸，在租界用沙袋筑起堡垒，对工人学生进行镇压。6月1日帝国主义巡捕又向群众开枪，死伤多人。6月2日小沙渡工厂工人被枪杀4人，沉尸苏州河。“新世界”遭机枪扫射，也有伤亡。被捕者累计达300人以上。
　　帝国主义的枪弹，激起全上海民愤沸腾。当晚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各工会组织、各马路商联会及各大团体均纷纷集会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市、罢工、罢课，组织工人学生去总商会呼吁罢市。
　　上海总商会是个大资产阶级的团体，它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有利害矛盾，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一方面又剥削和压迫店员群众。它的政治态度一般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
　　在当时，要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关键是要发动商人罢市。然而上海总商会却反映冷淡。因此，30日夜工人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总商会，要会长虞洽卿、副会长傅筱庵出面宣布罢市。总商会说虞、傅不在商会，不能决定。群众又到海宁路包围了虞洽卿的住宅，仍无结果。直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商会才同意与总工会、学生总会谈判。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学生总会代表林钧前去。直到晚10时许，终于说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当时虞、傅二人均在北京)在罢市命令上签上了“鉴于我国同胞惨遭枪杀，本会决定实行总罢市。上海总商会，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总商会宣布参加罢市，显示出上海市人民万众一心反对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31日晚，中共中央开会决定：①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总体领导上海的革命斗争；②把“三罢”斗争推广到全国各大中城市；③创办自己的日报《热血报》。
　　六、上海总工会的诞生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统一上海各工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早在5月2日，李立三就根据党组织决定，召集24个团体代表开会，组成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5月18日又在会文路荣业里开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工会章程，选举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24日左右，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
　　31日，李立三与总商会谈判结束，迫使其签了罢市令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连夜在宝山路又召开了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代表21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夜11时推选出李立三、刘华、孙良惠、杨之华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公推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兼组织部主任，孙良惠为宣传部主任，杨之华为女工部主任。随后，刘少奇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任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也再次把李立三推向了代表上海数十万工人进行生死斗争的第一线。
　　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后，就在宝山路宝山里公开挂牌办公。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号召上海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实现全上海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布《告全体工友书》，呼吁“从6月2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为了指挥这次大罢工，总工会先后设立了30个指挥点。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李立三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各界反帝统一战线，又在6月4日以总工会名义推动召开了各界团体联席会议。大家公推李立三主持会议，研究“三罢”期间的统一行动问题。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上海的反帝运动。6日，李立三根据中央决议，在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4项先决条件和13项正式条件。先决条件是：⑴宣布取消戒严令；⑵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⑶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⑷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是：⑴惩凶；⑵赔偿；⑶道歉；⑷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⑸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⑹优待工人；⑺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⑻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⑼制止越界筑路；⑽收回会审公廨；⑾解决工部投票权案；⑿取消领事裁判权；⒀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陆军。这17条得到会议一致通过，并公推李立三、林钧、梅电龙为交涉代表。这样，上海总工会实际上成为上海各界群众的中心力量。
　　李立三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公开领导推动和交涉全上海的反帝运动，成为各方面十分注目的人物，使得“一切公开场合都由李立三出面讲话”。
　　上海的“三罢”斗争风起云涌，反帝爱国运动热火朝天。
　　上海学联在五卅运动中是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各校几万名学生纷纷罢课，发表宣言，通电世界各国，公布五卅惨案真相，呼吁各弱小民族予以援助，积极开展募捐和抵制英、日货活动。
　　总商会的罢市令下达后，上海各租界内各行业都投入了罢市洪流。各马路、各公司、各商店，乃至交易所、银行、钱庄、报关、转运、保险、粮食、杂货、糖业、肉食、渔业、菜场、煤炭等等，莫不店门紧闭，一律停止营业。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武装西捕，至南京路等处强迫开市”，“拍桌漫骂”，也无济于事。
　　整个五卅政治大罢工，来势汹涌，席卷各行各业，气势磅礴，且步调整齐，目标一致。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都不干活了。面包厂停业，清洁工不清除垃圾，码头工人不装卸，报童不送报，自来水工人不送水，厨师、侍者、奶妈、洗衣工、电报工都不干活，完全打乱了日常生活秩序，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全部瘫痪，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正如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在6月19日致电日本外相币原所说：“不仅英、日两国，即其他各国亦感受非常之痛苦。”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英国海外部1926年6月30日写的该部在华工商经济情况报告中说：“五卅运动对英国工商者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少？那是无法估计的。”
　　帝国主义者面对“三罢”斗争，继续采用屠杀政策，自五卅到6月10日止，又枪杀60余人，重伤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为此，罢工委员会不得不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不再发动工人学生到租界演讲，同帝国主义者发生直接冲突，而努力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把五卅运动推向全国、全世界。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各大、中城市，以及穷乡僻壤的乡镇，都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大小城镇600多座，有1700万中华儿女直接投入斗争，“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的新的一页”。
　　由于仅上海一地参加罢工的工人就达20多万，没有经济上的救助，要坚持罢工是非常困难的。李立三与总商会商量，登报或直接致电各大商埠、国外侨商和国际组织，呼吁劝募。通告发出后，先后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胞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捐赠源源而至，据统计达到2375942.48元，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这些捐赠由上海总商会负责收集，再由各工会办事处分发给参加罢工的群众。救济费支出浩大，而总商会为了破坏罢工，又从中克扣渔利，经常拖延，不及时发放。“李立三不辞辛苦，多方奔走，经常要为此事到总商会直至到会长虞洽卿家去谈判，一直坚持到复工为止。”
　　七、面对复杂的斗争审时度势
　　正当“三罢”斗争日益高涨，全国各地反帝怒火炽烈燃烧之时，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回到上海，就开始搞妥协活动。他在拜会交涉署时就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并与外国商会联系，“设法改善局势”，又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与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
　　6月11日“五卅委员会”开会，修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了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4条要害条件。当晚7时，总商会突然召开联席会议，邀请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参加，讨论修改过的交涉条件。李立三当即发言：“事前未悉今日开会宗旨，不能代表本会……市民对外应一致主张，此刻另提条件，似不妥。望总商会暂照前提条件之主张，俟接到(工商学联合会)答复后，再行损益，则仍一致。”
　　会议开到深夜12时，“结果声色俱厉，不欢而散”。虞洽卿、方椒伯认为，他们提出的交涉条件，并非要工商学联合会通过，即擅自于13日上午9时送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同时在报纸上公布全文。
　　13日中午，总工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总商会修改的交涉条件，决定“致函总商会警告”。
　　14日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声明：“各报所载总商会另提13条，本会并未参加讨论”，以澄清当时社会上的谣传，误以为13条是经工商学联合会同意的。
　　16日、17日工商学联合会连续开会，讨论“发宣言反对总商会条件案”。17日，工商学联合会在闸北区召开市民大会，有200多团体3万多人参加，李立三在讲话中痛斥了总商会破坏爱国运动的丑恶行为。
　　19日，上海总工会率66个工会20余万罢工工人发表宣言：“无论外人如何强硬，政府如何妥协，总商会如何让步，我20余万罢工工人，誓当团结团体，坚持罢工。”
　　总商会迫于帝国主义者的强硬态度，于19日下午二时秘密开会，决定21日开市，退出三罢斗争。
　　20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办法和态度，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立三在会上提出开市的7项条件：总商会要负担罢工工人生活费；开市后仍与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等。会议决定“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
　　同日，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有1万多工人学生参加的大会，作出3项决议：①开市不开工，但罢工工人的生活费须由总商会维持；②各商店将已办之英、日货聚集焚烧，以示坚决；③开市日期，至早须在25日(端午节)后。
　　在此情况下，总商会接受上述条件，决定组织国货提倡会，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由总商会负责筹款，援助工人继续罢工；25日起全埠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各店员均一律臂缠黑纱，以示哀痛；26日开市。至此，持续25天的上海总罢市方于27日宣告结束。
　　罢工斗争坚持到8月，已逾两月。参加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约100万人陷入饥饿状态，这是个十分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再坚持下去已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同时，在中国人民反帝浪潮之下，各帝国主义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可以利用。因此，党抓住有利时机，转而为工人群众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放而斗争。李立三、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自8月份开始召开各行业和各种规模的工人代表会议，同工人讨论复工问题，劝说工人们在取得相当胜利的情况下，实行有条件的复工。
　　8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出《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提出“要有组织的上工”。上海总工会同时发表《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9条。李立三等多次分别召开日商纱厂、工部局电气处、华商纱厂、英国工厂等工会代表会议，具体磋商各业工人的复工条件。向工会干部阐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分析当前的反帝斗争形势；指出必须复工的原因。
　　8月12日下午6时15分，日本总领事矢田与上海政府官方代表许三元背着总工会商定复工条约：此次风潮所由起之内外棉纱厂对于受伤者及毙命工人之亲属给予恤款一万元。该约条件如下：①日本纱厂厂主应承认工人之工会但此项工会须依照中国政府近日颁布之工会法组织；②罢工期内之工资概不支给，但因各工人勉强罢工或受工值上之损失，厂主方面酌量给款补助各工人，以示体恤；③各纱厂当照工人劳绩分别增加工人工资，并同时考察工人生活状况，俟与其他各商酌之后，当谋相当改善之法；④本条解决工资，用低价小洋付给之；⑤日本工人头目，以后在工厂不得携带武器；⑥各纱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并须注意为良好之待遇。本约成立以后，各纱厂有自行发电机者，将立即开工，其本厂无发电机者，则俟工部局接回电线后，方可开工。这一复工条约是总工会不能接受的。
　　接着，上海总工会召集日纱厂代表大会，李立三报告最近与日商纱厂交涉经过称：虽经我国官厅同日领事签订复工条件六项，但工友方面对此条件尚不满意，特提应商之点有三：①非俟政府将工会条约颁布后(工人组织正式工会后)，决不上工；②罢工期中工资三分之一，须先交总商会或总工会发给工人，方能上工；③以后工资，增加十分之一，须由总商会担保才行。若此三条不能办到，则工人绝对不能复工。
　　22日，李立三在日商纱厂工会代表会上向大家做工作说：“只要资本家对我们的条件有相当的承认，即可以与之解决。”要知道“我们的痛苦，是不可能一次解决的。”经与日商纱厂资本家谈判，达成复工条件6条：“①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②罢工期间的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善良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与以相当之帮助；③各厂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商；④工资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照付大洋。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⑤工厂日本人平时入厂，当然不带武器；⑥工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当留意优待工人。另有附议3条：⑴日厂赔偿工人伤亡费1万元；⑵日厂斥退元木等失职人员2人；⑶补助工人停工损失约10万元。
　　在工人们取得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治权利后，24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布告通告，日商纱厂于25日上工。8月25日日商纱厂1、2、3厂复工，晨6时工人到齐，该厂日本人在门口鼓掌，表示欢迎。该厂大班亲至厂外招呼，并购备鞭炮在门口燃放，鸣放汽笛欢迎工人进厂。下午5时半工人出厂时，仍燃放鞭炮，工人三呼口号而散。是日，该厂大班发给全体工友赏工1天。随后，其他各厂陆续复工。
　　八、上海总工会被封与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风起云涌的五卅运动，充分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觉醒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对此受到极大震动的各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与军阀、地痞流氓、工贼团体相勾结，采取利诱和威胁的双重手法来对付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有些问题可以协商，一面扬言要大规模出兵相威胁，指使军阀实施武力镇压，出动地痞流氓、工贼，大干流氓勾当。
　　五卅运动进入收缩阶段。
　　7月11日至14日，段琪瑞政府连续发出4道通令或密令，要各省必将群众运动纳入“正轨”，“免除游行示威”，以达“内遏乱源，外崇国信”之目的。
　　帝国主义者，则广招流氓，收买工贼，结成团体，贿以金钱，并与工团联合会联成一气，向总工会进攻。
　　先是一批工贼、流氓假借工会名义，拿人劫货制造事端，然后反诬总工会拿人、打人、截物、“私设法庭，严刑被审判者”，为军阀镇压工会造口实。造谣北京汇来20万元，但工会不救济工人，挑拨不明真相的工人起来反对工会。流氓龙襄三等胁迫李立三辞职，借口清查总工会账目，扰乱总工会。后又假上海37个工团名义，召集各工团，欲在总商会开会，从中破坏。
　　7月14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严正揭露工贼流氓的造谣诬蔑。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责令日商各厂罢工应速复工。邢即发出布告：取缔“越轨”行动，“越轨即属违法，违法即当究办”，“按照戒严法予以枪决。”并令总工会及所属各工会，将工会人员姓名、所在地一并呈报登记。23日即查封了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洋务工会，并将工商学联合会3名职员捕去。
　　7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起草了《工会条例草案》，共25条，在报上公开发表。草案公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强烈反对。7月15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出通电“评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指出“北京政府制订的‘工会条例’，为的是限制我们工人组织工会，压迫我们工人已成立的工会。”
　　8月18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向导》周报第1225期上发表《为海员工会济安会被扰告上海工人》，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军阀政府雇佣流氓捣毁工会及群众团体的罪恶阴谋活动，号召工人建立保卫团来保卫工会。
　　8月20日，北京政府通电各地：“目前工会条例尚未颁布，如有擅用工会、总工会各种名义企图扰乱者，尤应予以解散。
　　就是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反动派经精心策划，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搞了一个捣毁总工会、杀害李立三的行动。
　　8月22日下午，李立三正在工会办公时，突然闯进来一个被总工会开除的流氓工贼——周仲华，不由分说上前缠住李立三，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对自己的过错“悔改”，一边却不断地朝外张望，像在等什么人。李立三警惕地发觉势头不对，即托词招呼刚到上海担任总工会总务主任的刘少奇(一般人不认识他)一起往外走。刚到门口，李立三突想到总工会有大批待发救济款需要保护，就要刘少奇赶紧去调集工人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并报告党中央。他则立即返回，赶紧要会计把保险柜锁好。就在这时，共约200人的流氓打手，手持手枪、刀斧、棍棒气势汹汹从前门打进来了！逢人便打，遇物就砸。李立三想从后门逃出，由于锁头生锈，未能启开(其实，后门外早有许多打手埋伏，李立三若从后门出来，必遭暗算)。于是，在两个工人的掩护下，又赶紧上楼，从屋顶气窗爬出去，在屋脊上跑过两栋房子，下到了一户工人家里。屋里一位老奶奶一看是李立三，赶紧把他锁到阁楼里藏了起来。由此李立三躲过了一劫。
　　上海总工会被捣后，北京各界250多个团体在北京召开了“对英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对上海总工会进行声援。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之路》1925年9月2日载：为了通过全国农工商学会的各界大联合，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促成全国的统一。必要武力在人民手中，政府是统一的人民的政府，从此全国各界同心合力以与帝国主义者抗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一个月前就发起在北京召集一个全国工商学界代表联席会议。提议发出后，各地的工商学各团体纷纷发电来赞成。上海工商学会已派代表到北京筹备……只待各省都派代表来京，马上便开会。但北京政府严禁罢工，故天津工会代表已经离京。
　　这里所说的上海工商学会已到京之代表就是李立三。
　　原来李立三免遭不测后，党中央于8月27日随即派他到北京，为促使北京政府颁布工会条例并给上海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哪知他一到北京住进长安饭店，就有大批密探跟踪监视，特务几次去抓他，他都侥幸从后门跑了出去。李立三不能从事任何活动，且对北京的地下工作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李大钊只好派李葆华设法保护李立三又秘密回到了上海。
　　此后不久，统治上海的奉系军阀邢士廉发出封闭上海总工会命令，并通缉李立三。为掩护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宣称：李立三因病住院。上海反动当局勾结租界巡捕，搜查了所有医院，一无所获。其实，李立三就住在成都路上戴立夫家里。戴是前清官僚，参加过辛亥革命，同共产党关系密切。大搜捕一过，9月21日，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带着夫人李一纯，化妆登上了去武汉的外国轮船。
　　李立三成功地到达了武汉，哪知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也得到了消息，便雇佣了会“飞檐走壁”的江湖刺客来刺杀自己。刺客跟踪李立三，却见李立三日夜都是跟一些穷苦劳工在一起，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动，便将吴佩孚要自己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得以迅速转移。那刺客也很聪明，为骗吴佩孚，就编了一个李立三已被刺死的谎言，吴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报上公布这一消息。报上这么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害了，无不悲痛，纷纷举行追悼会，追悼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
　　于是，这就成了李立三一生中第二次被“追悼”。
　　九、由莫斯科到广州
　　担任着第四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同时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准备前往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李一纯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在翻译沈泽民陪同下，乘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会议召开之前，即1926年2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李立三、蔡和森等中共代表团，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议于2月17日至3月15日举行。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五卅”后开始的阶级对抗。李立三受邀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详细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李立三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工人在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阀的衰败、分化和崩溃的过程。”在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时，《决议》说，中国革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两种趋向现在正为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哪种趋向占上风，它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可能是非资产阶级的。会议结束后几天，就发生了“三二○”中山舰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这次会议的估价和推测总体上是正确的。
　　此时，李立三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李立三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国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李立三婉言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做出的善意安排，仍主动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夫妇和蔡和森夫妇，这两对同是“革命伴侣”的婚姻关系不约而同双双发生了裂变，李立三只得只身乘轮船于1926年4月回到广州，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向警予、李一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的情况是，蔡和森最终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并于1927年3月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以及谭平山等取道广州、长沙，抵达武汉。而向警予也于1927年初回国，1928年3月20日在武汉被叛徒宋岳林指认后被捕，当年5月1日，向警予被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在武昌昙华林。
　　李立三回到广州后，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大的筹备工作。
　　此时，广州处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原准备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一起召开。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26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精神，深入发展工农运动，以准备和支持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使北伐战争建立在工农联合的基础上，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由于没有能够把北方各省的农民代表集中来广州，故取消了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改为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联合召开。
　　这次会议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的可以统计的400多个工会组织的124万人，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工运经验，进一步组织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迎接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于李立三刚从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加上他领导安源罢工和五卅运动所形成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会领导成员之一。在4月30日上午的预备会上，他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陶作然、许世光、郭笔俊、肖贰敏、袁福青、郑绍山、王亚章、张春奇、冯敬、卢星三、叶章等14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
　　会议于5月1日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开幕。
　　5月3日上午9时，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在大会上报告了“世界工会运动状况”。
　　5月4日下午，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在大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土豪破坏工人组织工会之阴谋，其手段主要有：①凡各工厂与某一种职业当中，限令工人仅可组织一个工会，而且不能联络其他工会，而妨碍工人势力集中；②资本家教给工人以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各地工人不相联络，而相互打击；③利用工程工钱多少以识别工人，若工程工钱多者则收置之，少者则压迫之；④愚弄工人，以信教不同之分，使各自组织各教之工会，以分散工人联合势力；⑤资本家时令其走狗职员混入工人组织中，以弄乱之，若其中有奋斗工人分子，则开除之。因此，李立三指出，今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摧残，非我们工农大联合不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农工是国民革命的最革命的分子，我们今后应负起责任起来，才可得我们农工永久的解放。
　　李立三向大会作的两个报告，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的革命热情，在5月5日上午的大会上，两大会联合通过了“对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大会对于赤色职工国际所取的政策和方略，认为完全满意。大会誓继续竭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所定的一切政策，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决战。二、大会承认赤色职工国际所决定之‘统一职工运动’政策，尤为目前世界职工运动所需要；同时大会对于改良派的黄色国际领袖骗卖工人阶级分裂工人运动之所为，深为愤恨，愿揭破其假面具，而尽力推倒之……形成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三、工人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势力，农民群众更是工人群众相依为命的友军，职工国际所指示“工农联合”之政策，确为目前中国革命工作之惟一出路。大会愿一致为“工农联合”而奋斗，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以达最后的解放。
　　5月6日下午3时，李立三又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报告了“上海职工运动情形”。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14次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重要问题。
　　同日，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表示他对工农群众的支持，以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在学校召开欢迎会。除了邀请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参加外，还有其他各界代表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他说，工农为革命主力军，极希望监督军队，指挥军队，使武力成为民众武力。各界代表8人先后发言，不少人的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颂扬了蒋介石，说他是“我们的领袖”，要求他“指示和领导我们”，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惟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词中没有一句这样的话。他代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答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欢迎的盛意。”李立三根据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的精神，指出：“全国的民众很希望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仅希望而已，并且全国民众都已准备着帮助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个27岁的工运领袖不买他的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1926年9月19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北伐途径湖南醴陵时，想起这是李立三的家乡，特在他的专车上约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想以此来笼络和影响对他不敬的这个年轻共产党员。这是后话。
　　5月11日下午，李立三在第15次大会上还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
　　这个报告第一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工运的经验，对于罢工的意义、罢工战术的重要性、罢工的时机、罢工的准备、罢工战术注意之点、防止破坏和谈判策略、罢工后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
　　如在罢工的意义问题上，他强调了正确处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每一次罢工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阶级经济要求的扩大，才能增加对于政治斗争要求的勇敢和兴趣，所以必须如此，才能使罢工的意义更加扩大。”
　　关于罢工战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罢工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武器的一个……并且是最严重最要紧的，用得好的时候可以战胜敌人，用得不好的时候可以自杀。”“作罢工的决定，必须对主客观形势有明了的观察，决不可冒昧从事。”
　　关于罢工的准备，他强调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准备，要有能够鼓起群众热情的煽动口号，这些口号“要切实，要简单，要有刺激性，要是群众要喊的，是社会同情的”。
　　关于罢工战术，他列举了22种，还叙述了敌人通常使用的破坏罢工的7种方法，提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予以极大的注意。强调领导罢工既不要恐慌、畏缩和后退，也不要轻举妄动。
　　会议根据李立三的这一报告，作出了《关于罢工战术的决议案》，对当时和今后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4日上午11时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推举苏兆征为临时主席、选举苏兆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选举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刘文嵩、项英、陆枝等为常务委员。
　　新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于16日下午1时开第一次会议，苏兆征主持，推定刘少奇任秘书部长，李立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总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全总党团书记。从此，李立三成为全总的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
　　李立三在广州期间，还多次去香港罢工委员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香港工人的英勇斗争。
　　当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于5月3日在广州开学，学员人数327人。李立三应毛泽东之邀前去讲授了《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两门课程，长达17小时，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十、再返上海重启工运
　　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又被上海警厅再次封闭，上海的工人运动遇到新的困难。党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又把李立三调去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要他去尽快改变上海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并领导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匆忙离开广州，再次赶赴上海。
　　到达上海后，李立三经过艰苦的工作，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大力加强了上海工运的核心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当年7月11日主持召开了由各产业工会的132名代表(代表有组织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31人，在16日召开的执委会上，李立三、孔伯立、张佐臣、李伯之、叶大公等7人被推举为常委，李立三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对如何重启上海工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分析了上海工人阶级当前状况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出目前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有11条：
　　1．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
　　2．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3．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4．星期日，工资照给；
　　5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6．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7．规定因工作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8．工人在疾病时厂方需负责医治并需给发半数以上工资；
　　9．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10．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1．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有了组织保障，加上斗争策略明确，在李立三领导下，上海的工运很快再次出现新局面。上海的工运形势，也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的罢工斗争，已经从单独的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同盟罢工。
　　针对新的形势，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适时提出，把工人之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上来，以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可谓风起云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罢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6至8月共发生罢工112次，参加罢工的工厂275家，累计人数达20万人。而且罢工的面非常广泛，有产业工人，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连过去不曾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了同盟罢工。斗争的内容也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节节胜利。8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尽力参加北伐或反吴的工作”。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项英5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书记，尹宽等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从当年施英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中所写，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当时的罢工情形：
　　经过两个半月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
　　从本月(8月)20日起，上海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最近发生的日本人在日船‘万里丸’号上秘密杀害陈阿棠案；二是日本资本家在日华纱厂用电网害死中国工人郝霍卿以及内外棉日籍职员压迫中国工人等事件，举行了政治性总同盟罢工。这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13400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
　　这次总同盟罢工持续了28天，只是由于北伐战争顺利发展，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才结束了这次罢工。
　　在6月至9月的上海工人罢工高潮中，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会组织得到了发展，广大工人经受了锻炼，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北伐军于9月7日占领汉阳兵工厂、汉阳县，8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武昌城。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立即离开上海赶到武汉，再次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建立起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域的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在大革命中心的武汉，李立三“导演”了
　　一出群众收回英租界的威武活剧；　
　　他还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
　　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首次见到美国著名女作家路易斯·斯特朗
　　一、再度工作在武汉
　　白云黄鹤，千载悠悠。
　　武汉，是李立三曾两度工作，并作为他的重要政治舞台，曾留下了重要活动足迹的地方。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926年时期的武汉，已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达汉口，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刘文松为组织部主任。办事处直接领导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代行了全国总工会的职权。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及总工会指导各工会的工作方针。当即选定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全国总工会2人，武汉工人代表会4人，各工会当场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李立三的提议后，当即决定出版《工人导报》按日发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湖北省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导报》于11月在武汉创刊，先为5日刊。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经常为该刊写稿。
　　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在宁波会馆召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出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桥石三个办事处。建立起工人纠察队，由蒋先云任总队长兼教练。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分别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担任了《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国际职工运动》等6门课程。
　　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阵线内潜伏着的危机日益严重，窃取国民政府很大权力的蒋介石，已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在北伐战争中日益增大，形成了个人军事独裁。形势的发展，也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惧和仇恨，纷纷支持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
　　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委员)、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区委书记)、李维汉(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董必武(湖北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项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等人。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赶来的，李维汉是从湖南来的，其他人当时均在武汉。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到汉口见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谈话就说武汉工人运动过火，工人经济要求过高，把小资产阶级吓跑了。说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伙和店东是小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共产党不应专门帮助店员。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会议在陈独秀领导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倾的错误的决议。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经写道：
　　会上陈独秀作报告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他责备武汉工人搞得“过火”，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想退出统一战线。他提出“反对过火”的口号，要求我们这些工运干部搞好所谓“工会革命纪律”，并迫使工人服从。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刚刚抬起头来，恢复斗志和士气，共产党的任务当然不是去阻碍工人斗争、给他当头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气，而是要发动工人挺身而斗，使工运向前发展，让工人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组织性，为今后重大革命举措做好准备。陈独秀的讲话实际上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资产阶级一直在谴责和诬蔑工人，唆使国民党领导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控制工人的一种手法。我们对陈独秀给以应有的反驳。中央全会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会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央机构当时也设在那里。项英、张国焘(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和我等几个中央委员留下来领导汉口的工作。
　　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区委兼武汉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参加区委兼地委，与刘少奇、项英等组成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担任党团书记，主抓总工会的工作。
　　二、李立三指挥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始末
　　在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群众同仇敌忾，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行动。它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任何强权、不惧任何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上都能见到，可惟独在叙述由谁指挥和领导了这一行动时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总导演”，正是李立三。
　　之一、事 件 的 起 因
　　在大革命的洪流风起云涌之际，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急先锋。它是“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凶手，又一手制造过“万县惨案”、天津大逮捕等等事件，因而激起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直指武汉。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首先遇到的又是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它先是极力促成直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援北压南”，共同对付北伐军。及至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英帝国主义竟以军粮援助困守武昌城的吴佩孚所属部队，助长守军挟城以战长达40多天，造成震惊三镇的“武昌城关”事件，全城百姓几乎饿死。因此，中共《向导》刊物对当时的时局评论说：“武汉的决斗，乃是革命的中国与侵略的英国之决斗。”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吴佩孚在武汉的统治土崩瓦解，也给英帝国主义以沉痛打击。英租界当局如临大敌，在租界边沿、特别是靠近江汉关一带设置电网，用沙包筑街垒，由海军陆战队守备，还组织英国侨民义勇队巡逻。一些吴佩孚的余党躲进英租界，造谣滋事，待机而起。所以，国民革命军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临时会议(简称“临时联席会议”，一般称为“武汉临时政府”，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即革命的陷阱。”
　　1926年12月26日，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福光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江面撞沉华商既济公司神电号客轮，400余中国乘客惨遭不幸。噩耗传来，群情激愤。当日，总工会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有20万市民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他在发表的演讲中，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宣布：“汉口农工商学全体市民，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
　　由此可见，收回租界的要求，正是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会率先提出的。
　　相隔不到10天，即1927年1月3日，武汉又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仍是大会总指挥。大会通过4项反英反奉决议，然后散会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在陆续通过英租界时，无一例外地高呼反英口号，群情激愤。当日下午，一帮英国水兵上岸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干涉群众集会，从而引发冲突，英水兵杀死和杀伤群众几十人，造成了“一·三”惨案。这终于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连日自发地同英国水兵和巡捕进行格斗，到处冲突，使英租界陷于极大混乱中，英殖民当局被迫下令把水兵撤走。但此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第二天，以湖北省总工会为首的各社会团体代表，联名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道歉、撤军和收回英租界等8项要求，要政府执行。
　　之二、最后通牒
　　苏联驻华顾问团的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武汉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只有湖北全省总工会奋勇当先，领导这个运动。次日，专门印发的传单上列举了一些要求，向英国当局提出：取消治外法权，英国今后不得再在租界驻军，不应由英国巡捕而应由中国警察维持租界秩序，英国义勇队应予解除武装，沙袋和铁丝网应予撤除，中国人可在租界举行集会游行，英国军事法庭应撤离汉口等项。
　　“一·三”惨案发生之时，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项英、许白昊、向忠发等闻讯，当即亲赴现场视察，立即召开了以工人代表为中心的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各人民团体和各界同胞，声讨英国水兵的暴行，决心领导全省有组织的30万工人兄弟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英国驻汉总领事交涉。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苏联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曾经写道：
　　当时，“大约20名英国水手被几千名工人团团包围，截断了逃回战舰的退路。英国水手端起枪支准备开火，局势一触即发。我们闻讯赶到冲突现场，看到国民党和政府要员爬到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号召群众解散，但工人们不予理睬。于是许白昊同志和我上台发言，向工人宣布省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全权负责处理这一事件、要求英国领事严惩肇事者、对受害者予以赔偿。人群中有人喊出：‘我们要收回租界！’大家纷纷高呼‘收回租界！’‘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热烈鼓掌，而后逐渐解散。当晚我们召集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提出‘反对英国水手殴打中国工人’、‘还我租界’等口号。”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顾问鲍罗廷连夜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会议商讨对策，就事态发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抉择，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会议决定：
　　(1)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会示威，坚决抗击英政府的挑衅行为；
　　(2)支持国民政府对英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废除英政府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派军队进入英租界保护我国居民；
　　(3)由区委宣传部负责成立一研究国际法约的小组，收集中英关系和有关租约的历史资料，为扩大反英宣传批驳帝国主义的种种谰言做好准备；
　　(4)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团对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施加影响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议指定李立三担任游行总指挥。
　　晚上9点，李立三立即在新世界大舞台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向到会群众详细报告了英国水兵行凶的详情和经工农商学联席会议通过的“八项条件”，并向英方发出“最后通牒”，限英方在72小时内作出答复。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和孙科、蒋作宝亦代表党政机关讲话。直到深夜十一二点群众才从江岸散开。但是，英租界仍旧像是经过一场战斗夺下的堡垒。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在租界入口处警戒，持枪备棍的工人纠察队在各条街道巡逻，篝火在燃烧。
　　临时联席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当天又开会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和卫戍总司令部汉口办事处一名处长，组成“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行政事宜。当即发出布告：“照得一月三日，英国水兵登陆，惨伤华人，民气激昂，众怒沸腾，英租界当局无法办理，当经本部长(即外交部长陈友仁)严重交涉，令其撤退水兵，并于昨日起，由国民政府派军警入界保护，始得维持秩序。本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议决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主持英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所有界内中外居民生命财产，概由国民政府完全保护。凡我民众，务各协助政府，维持公共安宁秩序。为此布告，仰中外人士一体知悉。此布。”
　　之三、占领租界
　　4日晚，中共中央临委开会，讨论是否由群众去占领英租界的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还是决定进入租界。于是，5日在总工会领导下，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武汉三镇各界同胞广泛开展反英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声势浩大。
　　5日早上，工人纠察队隆重列队通过租界大小街道。中国士兵的岗哨很稀少，英美法三国兵舰在泊位上做好戒备。英租界的一切工农业活动都停止了。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打倒英国帝国主义》、《不要租界，友好团结万岁》等标语和传单。银行大门和领事馆围墙上也贴满了传单，一堆一堆的人群在那里围观。在画着英国人狼狈逃窜的漫画周围，哄笑声四起。
　　原定下午2时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广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早晨就有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汉口一些团体万余名会员、群众，列队进入会场。12时许，即有400多团体，30万人以上到达，其时，大雨滂沱，天气很冷，群众却是热气腾腾，鹄立露天数小时。下午2时，由大会总指挥李立三宣布开会，会场上“拥护八项条件”、“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坚决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工会、农会代表发言，誓作政府的坚强后援。李立三按照中央临时委员会在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决议，理直气壮地宣布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准备组织示威群众进驻英租界，夺取更大的胜利。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会还在进行当中时，张国焘代表临委，突然接连3次派人给李立三送去纸条，命令李立三不要指挥群众进入租界，说：“我们已做出今日游行不得经过英租界的决定，由你负责执行。”理由是：“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
　　而此时的群众，已是怒火熊熊，早已准备不顾一切冲进英租界示威。所以，大会演讲结束后，李立三带领30多万人游行出发，作为大会的总指挥，李立三不能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但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他又不能直接勒令游行队伍不准进入英租界，不得已只好临时改变游行路线，准备绕过英租界，并马上向各路游行队伍进行了宣布，同时还派出部分纠察队员走在前面引导队伍按指定路线前进，其余大部分纠察队员则在租界入口处布置，以防意外。但是，愤怒的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行进中自发地由济生三马路经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直下，冲进了英租界。英方顽固分子竟指使华籍巡捕用棍棒殴打群众，打伤10余人。这时，李立三也跟随群众队伍一同进入租界，他当即奋不顾身地指挥纠察队制伏了逞凶巡捕，包围占领了英国巡捕房和碉堡，拆除军事设施，驱逐了英国巡捕。这时，整个英租界内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码头工人、海员、人力车工人、棉花打包工人和店员，人山人海，反英口号响彻云霄。英国侨民不知所措，纷纷逃往停在江边的4艘英国轮船。英总领事馆被革命群众重重包围，总领事葛福形同瓮中之鳖，不得不打电话求武汉国民政府派兵保护。这一来，实际已造成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
　　李立三在1940年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写道：
　　第二天，武汉政府根据英国领事的要求向我们下令立即撤出工人纠察队。我们声明，纠察队撤走后，我们决不承担英租界内维持秩序和安定的责任。工人纠察队离开英租界大约两小时之后，武汉政府要员便给我们打电话说：“英国领事要求工人纠察队赶快回到租界”，原因是纠察队刚一离开英租界，群众又把领事馆和警察局包围起来，使英国领事不得不重新请求武汉政府派工人纠察队来并再也不要撤回。工人纠察队进入后，群众情绪又有所缓和，但英国警察再也不敢在街上露面，免得遭围攻殴打。英国领事被迫同意工人纠察队不仅担负起守卫领事馆的任务，也负责守卫所有行政大楼、邮政局、电报局等。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控制了英租界，中国群众成为租界的实际主人。
　　苏联顾问团译员阿基莫娃也写道：
　　我和别的同志一道去看夺回的租界。英国哨兵已撤除，在十字路口站岗的是工人纠察队。当看见我们时，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把手中的棍棒摆向一边，学着军人的样子行礼。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再在街上露面。武汉人民群众的民族尊严感迅速苏醒，猛然勃发出来。过去，外国人拒不付工钱，动辄打骂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身受者自知外国人不好惹，只有忍气吞声。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人警告外国人不要忘记，在中国谁是主人，谁是客人？
　　为配合和声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在总工会领导下，1月6日，九江的工人市民也举行了罢工示威。这时，有一工贼运送粮食接济英舰，为工人纠察队所拘，英国水兵上前干涉，引起冲突。该水兵奔回英舰，向岸上发射炮弹两发，打死我工人1名，伤者无数。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极大愤怒，数万群众冲入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英军舰。武汉国民政府派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九江。8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部对我收复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给予了支持，英国共产党号召英国人成立了“勿侵略中国委员会”，要求政府撤退驻华海军，不要干涉中国革命。英国劳工会致电英外交部，反对对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并准备在国会内外开展促使英国政府撤回驻华兵舰和军队的活动。形势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侵犯的企图，遂指令其驻华公使蓝普森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英方代表被迫同意在承认租界现状的基础上协商解决。1月底，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本可即行签字，但是，英帝国主义不顾武汉政府的多次抗议，不断从本国和印度等地派遣军队向上海集中。为此，陈友仁代表国民政府严正声明，若英国不停止运兵，我方即拒绝签字。最后迫使英国当局在1927年2月19日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协定规定，前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3月15日解散，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历时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耻辱史得以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
　　三、李立三领导下的有声有色的武汉工人运动
　　1927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否决了蒋介石企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主张，并且正式迁来武汉办公。蒋介石于是扣留了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于1月上旬，到武汉来观察情势。
　　就在蒋介石从南昌来武汉的途中路过醴陵时，他特意派人把李立三的父亲请到他的专车上，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此事经大小报纸极力渲染，大肆宣传说“蒋总司令接见李老太爷”云云，意欲以此拉拢李立三和蒋先云(蒋先云参加安源罢工后去黄埔军校学习，在蒋介石军中任职；李立三的父亲是蒋先云的岳丈)。但李立三却丝毫不买蒋介石的账。
　　1月15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在汉口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欢迎蒋总司令群众大会”，李立三担任大会总指挥。他发表长篇演说，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了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种种污蔑，表示了工人阶级坚决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李立三说：
　　余谨代表150万工人感谢中央委员蒋总司令及各位革命领袖给予工人以平等自由解放之机会。武汉的工人早已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自“二七”至现在，无时不参加革命，而且时刻想到如何在党的领导指导之下，任其工作。此种情形，各界同胞，当已觉察，但在此数月间，各界对于工人，不免有不满怀疑责难之处，我不能不藉此机会，略加说明：(一)工潮问题之发生，各界诸多未能谅解，因此引起同志及党的领袖之考虑，殊为不幸。然而，我敢说，武汉的工人，是为中国革命利益而奋斗，他们决不违反这个原理，有过分的希望。但是有几点事实，亦是要请大家谅解的：第一点，工人要能安心革命，生活上之困难，不能不要求减少。第二点，工人要参加革命，对于每日20小时工作时间，不能不要求缩短。第三点，工人要能自由参加革命工作，不能不要求改良待遇。在久被压迫状况之下的湖北工人，有此三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平情论之，当不为过。所以在以往一月之间，不断的发生工潮，亦即为此。所幸各界同胞，尤其是党部和商界同胞，时予吾人以指导与援助，致未发生重大问题。刻下此项情形，已经平稳的过去了。现在谨诚恳的报告我们的党及党的领袖，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工人和各界的关系，已经比从前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二)现在湖北工人，确能在党的指导之下，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向前奋斗……
　　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刻迁鄂，亲身指导我们，牺牲一切，与英帝国主义和残余军阀奋斗。
　　李立三和其他各界代表的讲话，实际上指责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直接触及了蒋介石的痛处，使他十分狼狈。蒋介石在武汉活动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得恨恨地离开武汉。
　　随着湖北省总工会的成立，武汉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到1926年12月，全市工会组织发展到274个，会员达39万多人，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子弟班、妇女班、工运讲习所均有较大发展。各大型厂矿工会也都办起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到1927年4月，工人学校发展到40所，入学工人达5000多人。武汉再次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1926年11月省总工会成立了工人宣传队，到1927年1月迅速发展到下设150个支队，1300多名队员，全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宣传网，工作效果很高。只要工会一声令下，宣传队立即出动宣传，几小时就能做到家喻户晓。特别是在“一·三惨案”、反击夏斗寅叛变斗争中，工人宣传队一马当先，揭露敌人，动员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26年冬，省总工会又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李立三的妹夫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手持木棒。到1927年5月发展到5000多人，有枪2000多支。这支工人武装，在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在收回英租界和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建立工人纠察队的同时，一些工厂的青少年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省总工会因势利导，成立了劳动童子团总队，下辖武昌、汉阳、桥石、汉口四个区联队，人数约一万人，他们颈上围着红色布巾，手拿木棒，配合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很好的作用。
　　1月20日下午，李立三主持召集武汉各团体开会研究“二七”惨案纪念活动事项，并建立起筹备执委会。
　　“二七”纪念大会之预备会，于2月6日在汉口市党部举行，决定：7日在江岸致祭，分10点、下午1点、3点3次进行。武昌洪山致祭，定在12点。指挥团在大会前分别开指挥会议。中央及政府委员，先到江岸后到洪山参祭。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担任汉口的总指挥。
　　“二七”纪念大会江岸会场到会50多万人，开会时间延长至11时开始，由总指挥李立三司仪，各界代表演说，晚7时才散会。
　　2月16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汉口举行，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赞颂了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说：“铁路工会，由京汉路开始组织，渐次普遍全国，中国军阀，向来薄视工人，目中并无工人，帝国主义知道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唆使其走狗军阀吴佩孚，压迫工人，残杀工人，结果演成‘二七’惨案……”面对当前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殷殷要求工人们“要认清应负的使命，奋斗到底，完成革命工作。”同时，他还分析说：“自革命势力发展到武汉，帝国主义用种种阴谋，企图消灭革命势力，打倒工人。奉鲁军阀，亦以武汉为真正革命中心地，亟欲捣毁武汉，消灭革命势力，现值最后决战之时，是革命民众的生死关头，必须全国一致团结，尤其是铁路工人负担的责任和使命比较更大，我们必须把许多烈士牺牲得来的胜利发扬光大，一致团结，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图06：1927年，李立三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留影/后排左起：许白昊、李立三、裸麦；中排左起：张昆弟、李一纯
　　为了适应北伐后国民革命的新形势，针对武汉已成为大革命中心的实际，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1927年1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湖北省总工会：全总准备由广州迁到汉口。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回电表示欢迎，并积极准备全总的迁鄂工作。
　　2月4日，李立三主持省总工会执委会研究欢迎全国总工会大会筹备事宜，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交涉致函华商总会，商借全总办公处所，并决定20日在济生三马路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在此期间，针对少数工人纪律涣散，有不良行为的问题，李立三还以全总迁鄂为契机，适时开展了整肃工会纪律的行动，为有效提高工人队伍的战斗力、保持其先进性，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据当年的《汉口民国日报》2月9日载：“总工会严肃工会纪律”。全省总工会鉴于近有少数工人每有轨外行动，特发通告，以资纠正。通告指出，工人阶级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担负革命的责任。具体规定了21条，违反者分别轻重处罚，同时公布了21条全文。
　　2月19日，省总工会召开第四次执委会，通过议案60条，同时决议于24日召开欢迎全国总工会群众大会，各工会一律停工参加，并推举李立三为大会总指挥。
　　全国总工会迁鄂后的办公地点，最终设在汉口四成里旧华阳旅馆。2月20日，全总召开迁鄂后的首次扩大执委会。已到汉口的全总执行委员有：李立三、项英、王亚璋、邓绍山、朱少连、沈瑞生、许白昊、袁祜青、袁玉石、陆沈、刘少奇等11人，候补执委朱宝廷、孙×鹏、叶璋等3人。将到之有王景云、张佐臣……
　　鉴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尚在广州，遂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4人组织全总临时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由李立三“代理委员长”，秘书长刘少奇，组织部长袁玉石，宣传部长邓中夏。
　　在武汉这段高歌猛进的革命岁月里，李立三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总是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3月1日下午3时，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在总工会三楼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本星期日上午8时，在总工会三层召集武汉三镇教职员会议，请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林育南作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报告。李立三报告的题目是：职工运动状况及中国政治状况。
　　3月4日上午，湖北省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下午在阅马厂开庆祝大会，各届到会者30多万人。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6日的大会上，李立三又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成了全国工农运动的中心，会议不断，活动不断，高潮迭起。继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为庆祝国民政府革命军北伐克复宁沪和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各界又组成筹备委员会，并定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紧接着，又是国际职工代表团访问武汉，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和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到达武汉等等。所有的这些活动，李立三不是担任总指挥，就是作为主宾致开幕词或发表长篇演说。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最活跃的人物。
　　四、参加汉口中央局 与陈独秀的右倾作斗争
　　1927年2月底，上海中央局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时，以瞿秋白为一方同以陈独秀、彭述之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分歧，瞿秋白无情批判了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机会主义策略。会后，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汉口。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在汉口的中央委员，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和李立三成立了汉口中央局，与陈独秀、彭述之机会主义领导开展斗争。
　　3月底，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阴谋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的陈独秀、彭述之等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试图以各种让步来安抚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从而错过了当时存在的组织革命力量、防备(蒋介石)叛变的机会。
　　4月2日，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和蒋介石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
　　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在上海联名发出了《告两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全体党员)同志书》，两党领袖谈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力为蒋介石进行辩护。
　　陈、汪宣言，意味着共产党领袖已经向国民党投降，它不仅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而且实际上严重妨碍着同反动派进行的斗争，它蒙蔽了工人，使工人看不到蒋介石集团对革命的危害。
　　中共中央领导内部面对危机，没有提出同蒋介石作斗争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仍旧主张继续北上，而不是东征讨伐蒋介石。
　　李立三、瞿秋白、项英、张国焘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都对中央、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赞成同蒋介石妥协的政策，反对以和平方法克服危机，认为必须尽快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这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成员组成联席会议，临时行使中央最高职权。在4月4日的会议上决定：
　　①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
　　②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
　　③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④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文件，各委员会的主持人是：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⑤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来武汉开会。
　　在汉口中央临委的电催下，4月8日深夜，陈独秀与汪精卫一起，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
　　9日清晨，李立三参加了由陈独秀召集的在汉中央委员谈话会。
　　当天下午一点半，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各团体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大礼堂召开的迎汪(精卫)筹备大会。
　　4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的公馆召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者有：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肖子璋、贺昌、黄平(沃罗夫斯基)、陈延年、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
　　经与会人员认真讨论后决定：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追认中央临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理中央处理的事务有效；重新部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会议专门研究了江(苏)、浙(江)及上海方面的形势。中央认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已经到了严重时期。过去，上海有右的错误，今后要认真准备和进行反蒋(介石)的斗争。为此，作出了《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去上海，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一个特务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决定，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介石)斗争；会议还决定立即召回罗亦农(布哈罗夫)、将档案转移到汉口、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11日，李立三又参加了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跑马场后面被没收的杨森的住宅召开的秘密会议，进一步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武汉政府顾问彼得罗夫、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刚从南京来汉的中共党员李铁山、陈武汉在会上报告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为采取措施防备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危险，会议决定李立三等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贯彻中央的决定。
　　李立三一行3人在前往上海途中，4月12日经过南京时，蒋介石在上海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4月16日，上海工人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面临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李立三等人义无反顾，于4月13日还是赶到了上海，通过郑超麟，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罗亦农等，临时决定把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加入特务委员会。这样，就于4月16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再现了当时的会议情形。

　　附：　　　　　　　　　　　　　　　　特 委 会 议 记 录
　　——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到会者：延(陈延年)、立(李立三)、亦(罗亦农)、士(赵世炎)、恩(周恩来)、尹(尹宽)。
　　立：述之、子璋到后，中局讨论上海问题的结果，有许多意见，派我、延及维经斯基来上海，并加入士炎及恩来五人组特务委员会，并望我们在二十五号以前回到汉口开代表会。
　　我们来的任务：
　　一、催大会代表，要亦农去，延年留上海代理书记。
　　二、组织委员会：今天新决定委员会亦农及三俄同志参加共九人，决定开三次会，议程：
　　(一)区委报告。
　　(二)委员会报告，以后区的工作报告(由区委报告)。
　　(三)委员会与区委联席会议；一方面报告中央议决案及以后区的工作方针，并讨论议决案，或再由委员会对部委会报告。
　　今晚要讨论区对于武汉以后对于全国政策的方针，决定由委员会联名电武汉要他们执行。
　　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亦农：我们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不是以沪区意见对中央提出。
　　上海过去做(犯)了许多错误，而武汉对于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对于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赞同，我觉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也许是交通不便所致。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惟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世炎：致电中央大家意见都已一致。惟我在这几天感觉，目前实为中国整个的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如果策略稍有差池，关系非常重大，上海为无产阶级力量表示得最伟大的地方，与全国各处，有不接气的地方，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坚决的策略，关系今后党的进行实在太大。我意现在如要消灭新军阀与资产阶级，问题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坚决的策略。所以我们此次致电中央，除说明恩来意见外，同时要表示很坚决的态度。我们要看清反动力量非常浩大，敌人进攻，已到万分紧迫的时期，我们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倾错误，已经得到教训，但那还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三月二十日还要重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以外奉方与老蒋究竟有无发生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注意。
　　立：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忧移，现在不但是军事上忧移，已发生政治上的忧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现在武汉既连下不准蒋缴纠察队械、要蒋保护市政府、不准蒋在南京开会三电，可见武汉方面对于政治上的策略已坚决，其所以不即下讨伐令者，纯为军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电报，要多注意军事分析。
　　讨论电报：
　　发电名义——个人签字。
　　电文内容——(原件缺——编者)
　　延年：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在军事上，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他们预备四万支枪到南京。
　　世炎：军事上除奉系问题外，还有帝国主义与青红帮的两个问题也关重要。
　　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蒋巩固得多。在军事上，老蒋的巩固进程比我们快得多，如果愈延长，他的力量愈巩固。再加老蒋用反共的宣传，将来很可取得政治上的巩固地位。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义，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现在武汉所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无办法。
　　电文起草——决定恩来担任。
　　……
　　李立三传达了来上海的任务，讨论了上海的形势，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举棋不定的情况，决定以与会者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东征讨蒋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尹宽、周恩来6人签名，用电报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发给了在武汉的党中央。电报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第二天，上海区委向会议作工作报告，总结了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
　　李立三在18日的特委会议上指出：上海工作已到严重时期。“虽为客观环境造成，但主观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且是整个党的错误。这实是我们党的根本错误。”“上海区不应以此而延缓其工作。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坚决认定无产阶级取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奋斗，没有明确的阶级觉悟与指导。”暴动的结果，“并没有取得一点政治的领导权，市政府根本没有成立。”“今后工作的策略，即为积极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努力奋斗，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夺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会议一致决定“四一二”以后，要起来继续斗争，要领导上海工人准备新的起义，迎接东征军，打倒蒋介石。
　　五、筹备并参加中共五大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后，立即与罗亦农等赶回汉口，又参加了中共五大会议的筹备工作。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紧接着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为了挽救革命，4月27日上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20号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开幕，共有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保、张国焘、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李立三同时是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持人。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英、法、美、苏等国共产党代表、武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等来宾。开幕式由陈独秀主持，他首先致开幕词，接着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向大会祝词，随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各国共产党代表及我国各团体代表向大会致贺词。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这次会议是半公开的，会场警卫由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教导营担任，这个营的干部战士大多倾向革命，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天，营长韩浚率领一百多名战士警惕地守在会场周围，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因为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同时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过江开会不太方便。因此28日大会休会一天，迁往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29日以后的会议均在此进行。
　　29日，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没有回答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代表们感到非常失望。
　　4月30日至5月3日在讨论时，20多人先后发言，许多代表提出了意见。李立三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从总体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批评了在领导上海起义中的机会主义策略。但是，“因为罗易和鲍罗廷对陈独秀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这一斗争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
　　5月4日至5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报告。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后来总结了大会讨论陈独秀报告的情况。
　　5月7日至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修改党章、农民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9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等5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建立了党中央的监察委员会。历时13天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在5月9日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时，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又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常委，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之时召开的。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存在着严重错误。它没有提出争夺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会议没有讨论建立共产党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的问题。对于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虽然强调了解决问题的意义，但制定的具体措施都是行不通的。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革命一步步走向失败。
　　六、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早在1925年，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即准备在欧洲举行太平洋劳动会议，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破坏而未能开成。1926年7月。澳洲工人阶级代表提出倡议，并在澳洲召开了筹备会，决定次年在中国广州召开太平洋会议。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工人解放运动的直接支持和鼓舞。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开会，决定承接这项光荣的任务，并派遣筹备委员，在汉口友益街设立秘书处，秘书长为林育南，负责日常筹备工作。
　　然而，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也发生了“清党”，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太平洋劳动会议只好改在武汉召开。
　　5月14日，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抵达汉口，当天下午在全国总工会主持召集筹备会议，就太平洋劳动会议的程序等事项作出了相应决议。身为中共中央7名政治局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会议。
　　在5月1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上作出决定，李立三担任组织部长，同时负责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作《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
　　5月17日，汉口各工会代表在血花世界大剧场(今民众乐园)举行欢迎大会，到会1000余人，各国代表团代表24人。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出席。午后1时首先由向忠发致欢迎词，欢迎全世界革命领袖齐集武汉，指导和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工人谋求解放。接着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致词，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中国劳动工人面前，尽力帮助革命，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英国代表汤姆、日本代表西田义一，爪哇代表赖克门、美国代表白劳德相继致词。
　　5月20日12时，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正式举行开幕典礼。除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外，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公博、彭泽民，国民党省党部代表徐虔知、汉口市党部代表詹大悲等到会。
　　大会主席苏兆征宣布开会，致开幕词，报告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筹备经过，阐明了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和任务。
　　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为了宣传教育，扩大影响，李立三邀请各国劳动代表于23日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高级劳动学校在前辅德中学举行的开学典礼。
　　李立三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期间，特别需要指出的一项是“不等官方许可，可自行实施8小时工作日。”这是李立三当时坚持提出的武汉工人经济要求之一。在1927年4月以前只有个别的工厂企业，如铁路部门得到落实。总工会决定5月份不等官方许可主动实施8小时工作日，由省总工会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自某某日起，工人拒绝8小时以上的劳动，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到了规定日期，各工厂企业的工人干完8小时的工作后，果然停工回家。这样做法的效果是：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和工会的威望，同时因工人的业余时间多了，为群众性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经过斗争，8小时工作制不仅在工厂企业中得到实行，而且在商业经营的店员中也得到实现。
　　为取消束缚有色人种劳工之立法起见，为剥夺帝国主义者及中产阶级之武器，使勿降低劳动者之生活程度起见，并为解放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此种中古时代之奴隶制度起见，在李立三的促使下，太平洋劳动会议议决10条：
　　1．采8小时工作制；
　　2．每星期内，须使工人有一次连续24小时之休息；
　　3．施行工人保险，如疾病、遇险、残废、失业等各项保险，保险之责任，由厂主与政府担负之；
　　4．禁止妇女做夜工。产妇须在生产时期之前后各给假8星期，工资照给；
　　5．绝对禁止买卖儿童作为掠夺之目标，并禁止雇用14岁以下之童工；
　　6．同等之工作予以同等的工资；
　　7．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权；
　　8．设立劳工稽核所，其中职员由各工会中选举之；
　　9．取消体刑、罚金、扣资以及工厂之产品充工资等；
　　10．组织工团及纠察队，反对法西斯主义及破坏罢工者。
　　5月27日太平洋劳动会议结束后，5月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便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称为书记，由李立三任书记同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
　　此后不久，便迎来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于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武汉召开。6月18日下午1时在武汉血花世界开预备会，到会代表400多人，还有俄国、爪哇、朝鲜等各国代表数十人。
　　预备会通过大会主席团由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25人组成；通过组成政治、经济、组织、教育宣传、决议审查5个委员会，李立三为政治委员会主任。
　　6月19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开幕典礼，首由李立三致开幕词。
　　6月20日，李立三在大会上又作了政治报告。
　　6月23日上午，与会代表参加武汉人民举行“6·11”、“6·23”北伐阵亡烈士及各地同胞追悼大会，下午在总理纪念堂继续开会，值日主席为李立三，由刘少奇作会务报告。
　　湖北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23日晚在汉口普海春欢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共约五百人。开会前，由李立三、刘少奇、何葆珍、向忠发……俄国代表、及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山东各地代表先后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及各地含有革命性之歌谣，均足以联络彼此亲情，激发革命情绪，鼓掌之声，响彻云霄。
　　6月28日，上午9时，在血花世界举行闭幕会。李立三宣读了“政治报告及各国职工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决议案”，并相继通过了多个决议案。下午3时，由李立三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束。
　　……
　　就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李立三与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邂逅相逢于武汉。
　　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兰德镇。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先后6次访问中国。
　　图31：1963年夏天，李立三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度相逢在北戴河
　　1927年她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值蒋介石撕下伪装，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在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这血腥的一幕，悲痛不已，十分愤慨，便溯江而上，到武汉访问那里的国民政府。当时，正值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斯特朗对李立三进行了采访。她把这次在中国的采访连同她1925年第一次来华访问的情况，写成了第一部关于 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中国人》，记录了1925年省港大罢工和1927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工人代表唐树义向她介绍，“到湖南来给我们组织工会的是李立三。他先开办了一所矿工业余学校，这所学校开了一夏天，一些用功的工人学会了识字。李立三将这些人秘密发展成工会组织者。他们将整个矿区分成44个部分，一人负责一部分。这些组织者又另选一些工会活动分子帮忙，一人负责100人。这些人又各选十个帮手，每个帮手负责十个矿工。就这样一万三千名矿工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我们不把这个组织称作工会，而叫矿工俱乐部。尽管如此，矿主还是要摧毁我们的组织。”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6月20日上午，李立三的政治报告一结束，她立即找到李立三，要求了解他的身世。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采访。“李立三与别人都不同。作为湖南农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儿子，他读了7年书。大战期间，他到了法国，在铁工厂里做工……李立三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观点，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他对我说：‘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工会时，工会才可能在爪哇、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蓬勃发展’。”
　　就在这次采访时，李立三还向斯特朗讲述了他于1925年秋天从上海逃到武汉，反动派的刺客暗中保护他的一个生动而可笑的故事。
　　斯特朗还生动描述了采访结束时，她打开相机给李立三拍照的详细情景：“他催我离开那个到处是工人卫队和标语布告的大院，带我来到一个业已凋残不堪的中国式小花园。他以树木和一条小溪为背景，摆了个照相的姿势。他想在我的记录中留下一个恬静优美的环境所环绕的形象，而不是置身于胜利喧嚷之中的形象。”
　　后来斯特朗跟别人说：“李立三虽然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但他很有知识分子味道。”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

　　历史证明，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倡导者，
　　而且还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南昌起义后，他两次被党中央派到香港，主持广州
　　起义失败后的广东省委工作……
　　一、南昌起义中一个真实的李立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历程的光辉起点！我党、我军历史上这一伟大壮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直鲜为人知。长期以来，一些有关现代革命史的书籍、革命史展览中，在介绍南昌起义这段史实时，只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作为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活动。一般党史读物在谈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从不提及李立三。其实，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
　　之一、起义前的情势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劳动民众迅速觉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平民的明的暗的仇敌，(中外反动者)也就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式、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主要表现在：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法、意5国军舰联合炮轰南京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惨案”；同月，蒋介石杀害赣州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制造重庆“三三一”大惨案；4月12日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
　　在此严重形势面前，中共向何处去，中央的政策是混乱的。这种混乱，首先来自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任国民党政府的总顾问。他与陈独秀一起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一是罗易，印度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主张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
　　为了挽救大革命，中共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提出夺取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此期间，又发生了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
　　五大闭幕后，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派叶挺部队及中央军政学校出动，兜剿夏斗寅，占领粤汉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准备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同时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发动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调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夏斗寅的叛军。但是，拒绝了他们关于建立湖南根据地的建议，也没有决心“以武力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当时李立三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革命时机。罗易与瞿秋白以为，现在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紧接着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 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而陈独秀不贯彻五大的正确决议，不采纳党内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队的正确意见。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攻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办法，致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疯狂，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随之，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工农群众及共产党，并下令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的恶果是工农的鲜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之二、党中央改组　李立三当选临时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批评了陈独秀，并指示鲍罗廷“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明那兹同志去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6月底，共产国际来电，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调回国。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的训令，没有及时传达执行。因为他清楚自己和陈独秀的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延，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了，因国民党已准备公开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
　　7月7日(或8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国际的训令。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中共这位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
　　会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从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随后不久，共产国际来电，调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因此，7月14日鲍罗廷在瞿秋白陪同下就上庐山去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党计划。7月16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之，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之三、 主持第一次九江会议　力主“独立的军事行动”
　　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汪精卫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所在的第11军(叶是11军下属、24师师长)和贺龙的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军、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 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当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一向敢于冲锋陷阵的李立三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时指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 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张发奎态度虽然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即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四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邓中夏也表示了他的同感：“对，我们党内还有相当的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我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想法。”谭平山当即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就在这天晚上确定下来。”“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他们研究以后，3人分工：谭平山留在九江，20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瞿)秋白听完李立三、邓中夏的分析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李立三)即请秋白代表在浔(九江)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庐山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22日李立三又在他的厨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等10来个人。大家都表示赞同。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举行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有明确记叙，他写道：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部分力量，重返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之四、第二次九江会议再议决暴动计划
　　正当李立三与邓中夏在庐山与瞿秋白商谈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7月23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 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同时(谭)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仍留在庐山的李立三回到九江开会。
　　7月23日晚和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叶、 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 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
　　7月22日，鲍罗廷与瞿秋白从庐山秘密赶到武汉。25日临时中央常委开会，鲍罗廷又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秋白把(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建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在)南昌(起义)的决定。”会议同意了瞿秋白由九江带回去的提案。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周恩来)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作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
　　鉴于当时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故“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之五、第三次九江会议再讨论行动方案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奉命于7月25日到了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等人开会。会上，周恩来“报告(传达了)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同时，周恩来还对在九江的同志讨论土地纲领时出现的分歧，传达了“中央的意见”，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之土地列入了政纲，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会后，周恩来、李立三、刘伯承、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于7月27日齐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后来，张国焘、谭平山也参加了前委会议，但不是前委委员。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前委27日同时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暴动。”
　　28日，周恩来亲往第20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就起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坚决果断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与贺龙一道审慎周详地制定了起义的作战计划。”
　　之六、 张国焘受命阻止起义
　　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同意在九江的同志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意见，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很快回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国民革命军)军队中的同志(共产党员)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7月26日下午4时，汉口一所住宅里走进来了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中常委和中委，除他们之外，还有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名翻译人员若克、家展。这是在罗明那兹的坚持下，中央常委会在此要举行秘密会议。
　　瞿秋白首先发言说:“当前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我们立即讨论。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决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目前，暴动正按计划进行准备，我们很需要苏联方面对暴动给予支持。今天在此聚会， 主要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同志以及苏联顾问加仑同志等人的指导下商讨一下目前的形势以及南昌暴动问题。首先我们请加仑同志发言。”
　　加仑将军清了清嗓子:
　　“我今天上午会见了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了军事问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4军，第11军和第20军3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张发奎如果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因此，我们可以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与张一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5000至8000，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接着发了言。
　　“我们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来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
　　罗明那兹停了一下，在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说道：“这是共产国际的回电，全文如下:倘若这次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念完电文，罗明那兹的眼光朝几位中国同志扫了一下，见大家都默不作声，继续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当面去通知。张国焘同志，你去如何？”
　　罗明那兹说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因为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南昌暴动。　　
　　张国焘立即表了态：“既然这任务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
　　王一飞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故张国焘认为他是最合适人选，可罗明那兹显得有点着急。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即起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
　　罗明那兹的口气就是要张国焘去，所以瞿秋白和李维汉都劝说道：
　　“老张，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张国焘此时进退两难，心情异常尴尬。对于他此时的真实想法，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有所披露，觉得“当初周恩来等人提出暴动时，我并没有明确反对，现在叫我去劝说周恩来、谭平山他们停止行动，实在是不合适的，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同时，张国焘也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顾问们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持，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张国焘权衡再三，认为“加仑将军的提议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该重任。”
　　想到这，张国焘顿觉义不容辞。但他又以质问的口吻道:“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罗明那兹听了，显得有点丧气，他举着电报说:
　　“这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不能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
　　罗明那兹话锋一转，板着面孔说：
　　“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中共中央一定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见罗明那兹很气恼故应答道。
　　“不过，加仑将军的提议是可行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张太雷发言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将第4军中的同志们和集聚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瞿秋白补充道。
　　罗明那兹对手下这几个中共领袖们的回答感到很得意，故转而作出了最后决定：“那么，现在一切由张国焘同志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张国焘仍须尽快赶回中央。”
　　“好，我一定完成中央使命，不过我请问，如果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张国焘问道。
　　“这次暴动应坚决阻止，要克服一切困难抑制暴动的发生。”罗明那兹的态度很坚决，但没有直接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
　　就这样张国焘带着使命，讲明确一点主要是罗明那兹的使命，也带着自己的关切于7月26日晚匆匆搭上了长江轮。
　　之七、力辩张国焘并最后确定起义时间
　　7月27日晨，张国焘乘坐的江轮到达九江，这时的九江简直就是一个大转运站。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乘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同时第4 军也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张国焘自早晨一到九江，不顾旅途的疲劳，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夏曦等人召集在一起开会。与会者从神秘的中央特使的脸上已经捕捉到了：“中央肯定又有什么新指示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因为情况紧急，不能把所有的前委同志及有关的同志召集拢来，现把26日也就是中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给大家，望各位遵照执行。有些事情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参加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共产国际来电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而且禁止俄顾问介入这件事，拒绝给起义以军火和经济上的支持。中常委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建议大家重新讨论暴动的可行性，我也是同意重新讨论的……”
　　张国焘话还没有说完，恽代英就愤然起来说：“这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其他几位同志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不过恽代英表现得尤为激昂。
　　“为了慎重起见，那又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呢？ ”张国焘反问大家。　　
　　恽代英愤愤不平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起义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我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只知道按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如果有人再动摇军心，我就要打倒他。”
　　张国焘一听到“打倒”二字，心中不寒而栗，但他对这个素有“甘地”之称的共产党人深感佩服，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兹。不过，他顿时感到中共中央以及自己的威信已丧失殆尽，故不免难过。
　　“既然大家反抗执行中央命令，我在此也无办法，待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决定。”张国焘本想在九江就把中央指示贯彻下去，没想到首先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拉拢和依靠张发奎的主张。其实这时，张发奎联汪反共态度已经十分明白。7月29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唐生智等人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策划: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自南昌撤回九江；在第2方面军 实行“清共”，逮捕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和二方面军秘书长高语罕等4人；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九江街头，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叶剑英预闻此事后，立即派人通知廖干吾转移。可张国焘不顾这一切，于7月29日早晨和中午，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前委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同恽代英到达南昌，当即召开前委会，这次张国焘似有扭转乾坤之决心。参会的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
　　“共产国际电令我们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莫斯科拒绝给予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经济支持，故暴动成功的条件已经失去，所以中央指示不可举行暴动。我们可以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但是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广州的建议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当然我是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张国焘刚一说完，李立三就接上话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
　　叶挺倒显得很平静，他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或许更合适”。
　　谭平山见握有兵权的叶挺表了这样的态度，大为焦急，因而他说话带有一种威胁的口吻。“如果我们在军队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迫地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张国焘见大家的意见无法统一，又把26日中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说了一遍。
　　周恩来越听越愤怒。“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与会者除了张国焘和叶挺以外，个个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
　　张国焘看到坚决阻止和改变计划是不可能了，但又不想使会议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故说道：“恩来同志不应说辞职二字，辞职就是意味着面对困难退却、投降，我的意思是通过重新讨论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共发展的道路。”
　　“特立(指张国焘)的意思是要我们拉拢张发奎，实际情况是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客观上应该是我们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周恩来把张国焘的意思挑明了。
　　“好了，现在不争论了，你们尽管多数仍然坚持暴动，但是与中央指示相悖，不能执行，这次会议就到此止步，明天继续讨论。”张宣布解散会议。
　　鉴于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态度，谭平山萌发了一个极端的想法。他私下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如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
　　这位师长很慎重，他前去征求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周恩来立即劝阻。
　　张国焘在会上遭到大家的反对，仍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故而分别找人单独谈话，进行个别拉拢。
　　张国焘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提出这次起义的发起者、起义态度最坚决的李立三。两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时间的交谈。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李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 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李立三也对我详细地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秘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现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哪有不翻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30日争论数小时。因特立(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此时，得知第4 军参谋长叶剑英从庐山到达九江，通报了他29日参加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召开“清共”会议的情况:(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
　　此时，又接张发奎来电，称其“准一日到南昌”。同时得知汪精卫、孙科都一同来南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特使张国焘只能默认这个现实，才表示服从多数意见。经过这一折腾，使原定于7月30日晚举行起义的时间，不得不改为7月31日晚4点(即8月1日晨4点)举行。
　　当日下午，朱德把敌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请到家里来“做客”，用巧妙的方法拖住他们，为起义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之八、激战4小时 占领南昌城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31日晚20军1师1团3营副营长赵福生叛逃泄密，原定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变，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实际上，当晚12点半即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起义军2万多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了胜利。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分子，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丑恶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所以，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革命委员会
　　│
　　委
　　员
　　│
　　苏江彭叶周李张彭吴林恽谭邓张陈郭于宋徐张黄朱何经贺
　　兆　　　恩立国泽玉祖代平演发友沫右庆特曙琪晖香亨
　　征浩湃挺来三焘民章涵英山达奎仁若任龄立时翔日凝颐龙
　　│
　　主
　　席
　　团
　　│
　　主
　　席
　　郭　贺　恽　谭　张　宋　邓
　　沫　　　代　平　发　庆　演
　　若　龙　英　山　奎　龄　达
　　│
　　┌─┬─┬───┬─┴──────┬─┬─┬─┐
　　总　政　党　　　参　　　　　　　　秘　财　宣　农
　　政　治　务　　　谋　　　　　　　　　　政　传　工
　　治　保　委　　　团　　　　　　　　书　委　委　委
　　部　卫　员　　　│　　　　　　　　　　员　员　员
　　主　处　会　　　委　　　　　　　　　　会　会　会
　　任　长　主　　　员　　　　　　　　长　主　主　主
　　席　　　　　　　　　　　　　　席　席　席
　　郭　李　张　刘　周　　贺　叶　蔡　吴　林　恽　张
　　沫　立　曙　伯　恩　　　　　　廷　玉　祖　代　国
　　若　三　时　承　来　　龙　挺　锴　章　涵　英　焘
　　「兼「第　　　　　「后
　　团　二　　　　　　改
　　参　方　　　　　　邓
　　谋　面　　　　　　演
　　长」军」　　　　　达」
　　革命委员会对有关人员的任职进行任命，李立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陈赓后来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
　　革命委员会于8月2日下午1时在贡院侧举行了就职典礼。 李立三担任司仪，按照就职仪式，各委员、各代表、各民众团体分别就位，全体肃立，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各委员授印毕，即宣誓就职。
　　之九、南进广东途中　李立三第三次被开“追悼会”
　　起义军按照临时中央常委在起义前关于回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和参谋团关于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路线，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李立三作为革委会政治保卫处处长，最后于“5号从南昌出发”， 当日发布了“八一起义军的告示”：
　　照得本部本军 富于革命精神
　　此次南昌起义 原为救国救民
　　转战千里来粤 只求主义实行
　　对于民众团体 保护十分谨慎
　　对于商界同胞 买卖尤属公平
　　士兵如若骚扰 将其捆送来营
　　本军纪律森严 重惩绝不姑徇
　　务望各安生业 特此隆重声明
　　政治保卫处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领导，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总指挥部的安全、保卫以及宣传、筹款和运输等，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有400多人的一个连的士兵在内，并照料着500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夫役，总共有2000多人。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快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而李立三一面要参与前委和总指挥部关于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方面的讨论和制定，一面又要亲自指挥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和战斗，成了全军上下、前后左右无处不在的人物。
　　起义部队打下江西瑞金后，随后分成四路继续南下，李立三负责指挥第三路。就在起义部队一部开进福建长汀时，发生了李立三第三次被开“追悼会”的故事。
　　这一天，周恩来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研究南进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闯了进来。周恩来抬头一看，见张国焘脸上表情很悲痛，惊问道：“特立，出什么事了？”
　　张国焘难过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哪个看见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刻对门外的一个警卫员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一会儿，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叫于柱儿。周恩来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报告了李立三“牺牲”的经过：
　　在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个重伤员快死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重伤员身边，一看还真是老相识，伤员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起义时是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当下难过地安慰了这位将死的工人战友，随后又把烈士的遗体掩埋好后，便与勤务兵小于继续追赶先头部队。他俩走到一个山湾时，李立三看见树丛里有些红果子，便说要采些野果带着充饥解渴，小于不让他去，李立三说：“你脚上都是泡，就在这里先歇歇吧。”
　　说完就走了。结果等了好一会，不见回来，远处还响起了枪声。小于慌慌地大声喊叫着去找，结果看见红红的鲜果撒满一地，地上还有一摊血迹。这时，其他一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峭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悬崖壁上的一棵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顶上看了半天，虽看不清那尸体的脸，但衣服却与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样。不用说，肯定是李处长了……
　　小于把情况说完，周恩来皱眉问道：“这么说，李处长是被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摇摇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贺龙讲完，谁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沉痛地说：“我们党又失去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若有所思地说：“立三同志捡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和病故的其他同志。由于一时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
　　周恩来又一次为李立三主持追悼会(上次在巴黎)，并以悲怆的语调为“英勇牺牲”的李立三致悼词。正当大家悲痛之时，不知谁惊喊了一声：“李处长回来了！”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进了追悼会会场。他又黑又瘦，后面还带了10多个人。
　　周恩来一看，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的胳膊，高兴地说：“立三，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嫌我脾气糙，马克思也说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就又回来啦。”
　　原来，李立三还真像贺龙分析的是遇到了土匪，只不过土匪头子没把李立三怎么样，反而一上去就被李立三打死了，那地上的血迹和那具尸体就是那个土匪头儿的。后来李立三被其他喽啰劫持，一路上慢慢摸清了土匪的底细，也都是穷苦人被逼上梁山的。于是李立三便充分发挥了一个宣传鼓动家的非凡本领，几番连哄带劝，游说鼓动，不仅自己性命无忧，还把这些小土匪动员来参加了起义军。他身后跟着的那10多个人正是这伙人。
　　之十、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指令　李立三离开军队前往香港
　　9月24日，起义部队占领汕头，这里是预定的临时首都，准备在这里大展鸿图。周恩来撤掉了原警察局长许光英的职，同时任命李立三为汕头警察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
　　这时张太雷受中共中央的委派由香港潜来汕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决定，开始着手建立中共南方局并与前委一起研究和计划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
　　10月4日，李立三与张国焘、贺昌、×××等4人，奉中央之命回上海，因而脱离起义部队。在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向导的带领下，换上由向导准备的便装，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出发。直到次日中午才抵达海滨市镇“甲子港”。在向导的安排下，10月5日晚10时登上了雇来的渔船，驶往香港。
　　据1927年10月9 日张国焘从香港写给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称:“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 平山等均于7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绮园诸兄， 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诸兄，尚在军中。”
　　在李立三到香港以前，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于行军途中，1927年9月29日在汕头给党中央写信报告:“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李立三及恽代英，以绮园做秘书，请批准。”因此，李立三到香港不久，10月15日左右即参加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并就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随后，据此写成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发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7期上，文章详细汇报了八一起义和南征的起因、发生和失败的全过程，总结了这次起义在政治、军事、土地革命政策、劳动保护政策、财政政策、镇压反动派、宣传工作、工农运动、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和阻止南昌起义、反对土地革命的丑恶行径。这是一篇有关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八七会议”后的李立三
　　八一南昌起义后第七天，党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汉口鄱阳街139号，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俄国人顾问洛蜀莫娃的住地)召开了“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邓小平是党中央的秘书，为主要工作人员。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却因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未能参加。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议程3项：①共产国际代表报告，指出过去存在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②不是常委的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③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改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首先由罗明那兹提出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人的建议名单。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讨论中，蔡和森、李维汉提出毛泽东应参加政治局。经投票表决，按得票多少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由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瞿秋白强调不断举行工农武装暴动，为“左”倾错误种下了病根。
　　8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7人组成，机关设在香港。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由于多数成员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领导人，故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3人组成临时南方局。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开会，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
　　9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增加李立三为南方局委员。
　　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南方局，由张太雷担任南方局书记，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会议通过了第14号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指出：关于溃散之同志……现尚在前敌(委员会)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的，须一律设法回沪。
　　10月23日，中央给广东的信称，张太雷已到，定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广东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中央还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归广东省委指挥。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于10月底由香港赶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写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发生派性斗争，蔡和森同志公开鼓动成立左派小组，我反对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领导的政治局……由香港到上海后，中央决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因准备出国，所以此间没有参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
　　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它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中国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不断革命论”。
　　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会议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由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本来，那个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会议，还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全部成员以警告处分(张国焘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
　　因此，李立三与张国焘就住在中央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那兹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而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任务，就交给了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了。
　　11月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破坏。
　　李维汉曾经写道：中央11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广州暴动”问题上……中央扩大会议后几天，中央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暴动的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12月11日凌晨2时半，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终于发动了广州起义，一举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早上6时，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联合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但苏维埃只存在了两天。12日下午，珠江河南岸的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下午2时，张太雷在西瓜园指挥战斗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为保存起义有生力量，13日，起义指挥部决定撤出广州市区。国民党反动派于13日下午重占广州。在此后的五六天时间内，有2000多人被捕，惨遭拷问；共有5700多名工农兵士遭到杀害。苏联领事馆5人全部被捕，副领事哈兹斯也被杀害。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布与苏联绝交，下令撤销苏联在国民党区域内的苏联领事馆及商务代办处，停止苏联国营企业，缉捕苏联共产党人，驱逐一切苏联人员出境。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终于失败。
　　15日，共产国际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这次广州起义，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
　　尽管起义已经失败，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4日又发出了第23号通告，指示广东省委：“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势力结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
　　三、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
　　1927年12月15日，中央常委决定派李立三、阮啸仙即赴广东，让李立三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省委常委指导工作，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重建省委，恢复广东全省党的工作。
　　中央要求李立三贯彻执行中央11月扩大会议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和“党的干部工人化”。这实质上是继续搞冒险主义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和以“干部工人化”为口号改造各级党组织。这是李立三去广东前，瞿秋白中央交给他的基本工作方针。
　　李立三接受中央委派后，携着妻子李崇善，化装成一位富商，于12月20日抵达香港。当天晚上就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临时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东各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李立三于21日写信报告中央：省委认为中央指示的“广州暴动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而不是最后一幕”非常正确。因此，除了暴动没有出路。省委反对任何失败观念。鉴于原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已牺牲，此时在港只有一名省委书记，因此，会议决定暂时增加3人，以张善铭代理省委书记(另二人不详)，李立三则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常委指导省委工作，俟1928年1月1日召集省委全体会议时再行改组。这是李立三到香港后，以广东省委名义向中央写的第一个报告。
　　22日，广东省委就东江暴动总策略致信东委，指示他们即刻执行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的计划，向惠州发展转向海陆丰周围蔓延……并派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指导、帮助农民暴动。同时指示，海陆丰政权对小商人要采取和缓政策，等等。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人在广州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在此紧急关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干部和工人赤卫队员，纷纷逃到香港。他们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一直在广州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陷于反革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亲眼看到了同志被杀的惨状。因此，他们对起义的指挥机关有很大的意见，纷纷找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有的甚至说他们被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当做傻瓜，受了愚弄。李立三到香港后，很快就陷于这些脱险同志的包围之中，反复听到同志们的倾诉，也了解了很多情况。所以，在李立三到达香港一星期后，即12月28日，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首先分十二个方面报告了“现在各方的情形”， 说在反革命疯狂反扑下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指导机关大多数还是旧的知识分子，七个巡视员没有一个是工人同志……执行起来便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方法。”“全是一种旧的军事投机，命令农军去打，群众全未起来。”李立三在谈到现在的策略和今后的工作时根据中央11月会议精神强调“现在广东客观的情形，革命仍是高潮，所以决定继续暴动之策略。”但是在具体工作部署上，显然是吸取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他提出“第一步在西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报告在谈到广州暴动的问题时提出了4点批评：
　　1．暴动时不但未尽力发动群众并且阻止煽动群众的工作，因恐加紧军事当局的注意，破坏暴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看出这次还是单以军队做中心，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
　　2．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在暴动时一切当时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当时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
　　3．全未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我们)抓住广州政权，但总指挥机关几乎没有买菜钱。
　　4．退走时极为慌乱，全未通知各处(除教导团外)，许多负责同志都不知道，工人更不用说，所以反革命军队到了，赤卫队未退出街市，因此被杀者达数千人之多。
　　李立三对广州暴动提出的这几点批评，反映了一部分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实际情况，表现了他敢说真话的特色。
　　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黄平作了广州暴动问题的报告。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由于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一开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罗登贤、沈青、王强亚等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认为暴动委员会的二把手黄平应对导致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最重大的责任。要他对张太雷的牺牲负责，对在撤退时没有计划、没有设法通知各负责同志，造成重大牺牲负责。有人甚至提出要枪毙黄平。
　　李立三作为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冷静地引导大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陷于这种偏激情绪之中，所以通过了《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首先肯定了“暴动的意义”“是代表全国工农群众革命的情绪，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一幕。”“此次暴动，表现工人阶级伟大的力量”，“居然在几点钟内，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占据一切军政财政机关”，“必然使全省全国的工农群众都增加了不少自信心和勇气，更加兴奋起来为推翻统治阶级政权而争斗。”“使工人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更加扩大，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更加巩固。”但是，这个决议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时，用了大量的篇幅追究暴动最高指导机关的责任，指责“当时指导机关完全是军事投机的方法，如偏重军事，不注意发动群众，不注意党的组织等”。决议最后仿照中央11月扩大会议的做法，执行“政治纪律”，对起义领导人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叶挺、徐光英、雷荣朴等9人，分别给予开除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会议还通过了《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提出了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农村领导农民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继续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会议最后选出了新的省委，由李立三任书记
　　常委：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罗登贤、王强亚、黄谦。
　　军委：张善铭(1月中旬，张善铭调任江北特委书记，军委由李立三代理)
　　中共广东省委将1月1日至5日全体会议讨论广州起义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详细报告了“此次会议中，广州暴动问题成了讨论中心，费时最久……到会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很严格的批评，一扫过去党内敷衍情面的状态，结果因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犯了莫大错误，都予以严重的处分”等情况。其中有6名省委委员、中央委员的处分，请中央批准。另外，有“许多重大问题……由××(即沈宝同)同志面述。”
　　会议决定，派沈宝同携带文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会后，调整和健全了各地特(市)委组织，还先后成立了潮梅特委、江门市委和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特委，使各地的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起来。
　　四、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与中央的意见分歧
　　差不多在同时，1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总结了广州暴动问题，并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这份文件指出：“广州苏维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中国新兴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
　　1月4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暴动是全省总暴动的开始，广州失陷，全省总暴动的进行当益 。”要求李立三迅速开展全省的暴动。指出“在各县暴动的先后发动期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扩大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中央认为现时海陆丰宜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除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和布置深入海陆丰工农兵群众外，”还应“东向惠来、普宁，北向兴宁、五华，西向紫金、惠州，谋广宽的发展。”
　　1月5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退散出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迅速开赴集结到达海陆丰地区，县城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彭湃发表了演说。
　　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广东省委的信。根据时间推断，中央的信发出之时，肯定还没有收到或看到李立三领导的新广东省委于1月1日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中央的信指示说：“中央根据国际代表自广州参加暴动回来的报告，通过了一个议案大纲，现在这个大纲特发给各级党部讨论。惟有一声明：根据广州暴动事实，中央、广东省委以及各级党部均保留一个批评权，因为国际代表所根据的事实不是全部，因此，中央极望省委速将广州暴动的材料及省委扩大会议结论寄来中央，以便作决议的补充。”这封信针对李立三12月28日报告中关于农民起义包围广州的设想，强调中心城市和工人起义的重要性，说“广州市的恢复工作十二分重要，省委须以全力促其成，没有广州工人暴动的再起，广东全省暴动是汇合不起来的。”很明显，这表明当时党中央有些“担心”李立三要离开“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了。
　　1月上旬，广东省委就省委会议连着发了两个通告。第一号是向全省党员通告省委会议的经过，指出省委在领导这次暴动中，在策略上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军事投机，只看见军队、农军、土匪等武装力量，没有看见群众力量，并提出改造党：一是增加工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来，改变知识分子包办；二是实现党内民主，决定在1月15日前各县须彻底改组，从支部一直到县委。第二号通告是将省委全体会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和讨论经过印发全党，要求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了解其意义和教训，并在工农群众中宣传，要求讨论省委决议，无论同意或反对，均可写成文章在省委通讯上发表。
　　1月16日，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1月3日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对中央指出的暴动指导思想及暴动的领导问题，逐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充分反映了李立三不随波逐流，心怀坦荡，敢于追求真理的品质和性格。
　　广东省委的决议案指出：中央“这个决议对于暴动前的经过及事前的准备，描写得非常之好。可惜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描写，必然是得出不正确的报告。这样一来，使我们得不出正确的教训。现在把(中央)这个决议案不合事实的地方(关系重大的)简单地指出如下：
　　1．(中央决议说)“阶级斗争的最大的激烈已经成了事实”。(真实情况是)在当时暴动的广州，工人群众的一小部分虽然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但是已被反动派压迫下去，以致使指导机关改变原定计划，“以军队为暴动的主力”。
　　2．(中央决议说)“赤卫队是极端严密的纪律，按连的组织”。(真实情况是)实在没有这样好，甚至到作战时几乎无法指挥。
　　3．(关于)苏维埃的选举，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人民委员七人，完全是党指定的，并没有一个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参加。
　　4．(中央决议说)“共产党能够调动这样广大的群众”。(真实情况是)当时参加暴动的群众实在不广大，自始至终恐不过一两万人。
　　5．(中央决议说)“共产党委员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口号”。(真实情况是)假使我们有这样好的工作，环绕广州各县的农民群众便可广大起来拥护广州暴动，可惜事实上反革命军队围击广州时，没有受到农民一点阻碍。
　　6．(中央决议说)“在暴动前一天……命令传单等印出了七百万份”。(真实情况是)命令没有印过，发出传单日报等至多不过十万份。
　　7．(中央决议说)“签字并公布苏维埃一切命令”和“平民行政委员会中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真实情况是)这件事完全没有。
　　8．(中央决议说)“新组织的赤卫军很快的……便能使用最近代的军事机械，大炮机枪”。(真实情况是)事实上赤卫队不单是不能打机关枪、大炮，甚至在作战时后面开枪打自己的兵士。
　　9．(中央决议说)“广州苏维埃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真实情况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命令。
　　10．(中央决议说)“尤其可注意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真实情况是)广州团的作用很弱，同时党团的关系不好，在这次暴动，团全没有计划的准备。
　　11．(中央决议说)“对于工人阶级、农民、兵士公布命令……”。(真实情况是)只在宣言中写出，没有公布命令。
　　12．(中央决议说)“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总工会系统下的工会为惟一的工会组织……”。(真实情况是)不但没有命令公布，并且在宣言中都没有说过。
　　13．(中央决议说)“赤军与白军的作战，工人群众热烈参加”。(真实情况是)参加作战的只是赤卫队，工人群众不但没有参加作战，甚至到群众大会的，只有四五万人。
　　14．(中央决议说)“居民中谁也没有帮助白军作战……”。(真实情况是)除掉机器工会的工人外，还有广东总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也有很多帮助白军的。
　　15．(中央决议说)“虽然暴动的时候立刻有几千农民参加”。(真实情况是)实际上只有几百人没有到一千人。
　　16．(中央决议说)“赤军突围而退的行动，有充分的计划”。(真实情况是)实际上退却时不但没有充分计划，简直连退却的决定都没有。退却命令还是徐光英同志自己下的(以至许多负责同志和工人赤卫队，完全不知道，而做成重大的牺牲)。
　　以上指出的(只)不过(是)关系重大的几点，其余……不必一一叙述了。
　　关于失败的原因，(中央的决议)多推在客观的方面(并且还有一些不合当时的事实)……对于指挥机关的错误，说得非常之模糊……没有给我们一点正确的教训。
　　李立三要求中央依照“广东省全体会议对于暴动决议案(加以)修正，因为(广东)这个决议案，是从多数参加这次广州暴动的同志所发表的意见和经过事实的报告的结晶。假使我们不将这次宝贵的教训给各地党部作今后的方针，我们仍将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将我们的错误掩饰，不向群众宣布，更不是一个布尔塞维克党应有的事。”
　　李立三还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不能接受中央的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结论。李立三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与当时的事实不符，把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他提议中央应根据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重新进行讨论修改。如已发出，即须更改。并要求中央向共产国际建议惩罚指导广州起义的国际代表。“因为(他)一方面在暴动时在指导上既犯了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他)虚报中央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
　　1月16日夜，广东省委给中央报告，决定再派罗登贤(省委常委)、黄平前来报告广州暴动和省委全体会议经过以及对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意见。
　　就在广东省委讨论中央1月3日决议的同一天(16日)，在上海的党中央听取了广东省委派去中央报告工作的沈宝同的汇报，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省委会议的决议大为不满，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广东省委的信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同时发表了《告广东同志书》，指出省委决议有两个根本错误：一是省委狭义地接受了广州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一时激愤的影响，轻轻地将省委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时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二是对于12月11日广州暴动没有一个很肯定它是正确而且对的回答，反转有一个极其动摇的回答。还指出省委关于暴动没有发动群众、军事投机、群众不知道暴动的意义，不竭全力拥护暴动等几个论断，完全不合当时的实际。批评广东省委“暗淡了这一暴动在全世界殖民地反抗运动中，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以及它给予全中国工农群众直接行动起来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个信号。”最后还指出省委决议的政治纪律“根本不能成立”。批评广东省委“这一决议案还不能满足广东今日全省预备的发动暴动的需要。”
　　1月21日、22日，罗登贤、黄平代表广东省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广州起义的情况。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听取了汇报，看到省委1月16日的决议和李立三的报告，对李立三在广东的工作大为不满，当即作出决定：邓中夏去广东代理广东省委书记，准备2月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执行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责成李立三于邓中夏到后即来中央“面谈一切”。
　　1月23日，李立三领导的广东省委，不得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重新评价广州暴动的意义，同时总结暴动失败存在的问题。
　　1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并转全体同志，中央不同意省委对广州暴动的结论，指出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错误；同时介绍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主要精神，并指出广州暴动主观上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广东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
　　同日，中共中央还致信李立三，令其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解决关于广州起义决议案问题的分歧，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李立三的省委书记工作。
　　26日，中共中央就《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发出第35号通告。将中央1月18日、25日致广东省委信的精神通告全党，指出应“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2月3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决定：贺昌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派罗登贤任省委书记，万前任宣传，永炽任组织，陈郁任工委。登贤抵港接任后，贺昌即来中央。
　　邓中夏根据中央的决定约于2月7日或8日到达香港。
　　2月9日，邓中夏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邓中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对省委意见的答复。李立三、吴毅、黄钊、叶耀球、恽代英、聂荣臻、沈宝同、张善铭、罗登贤、炳辉、李源、王强亚、黄谦、海筹等人出席。在瞿秋白中央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尽管拥护中央决议，但仍坚持省委原来的意见。但李立三在发言中不得不对省委与中央意见的分歧，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对省委决议我是负最大责任的一个。”他还说：“我以为广州暴动问题，再不必耽搁很久的时间讨论，因为目前广东革命形势异常紧张，我们不能用很多时间花在这里讨论。加紧工作，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州暴动能使同志明了根本意义便满足了。”
　　会后，李立三约于2月10日动身赴沪，于2月15日或16日抵达上海。
　　五、从上海再回广东
　　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李立三离开香港后的2月20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常委罗登贤、王强亚、黄谦4人被捕。中央获悉此消息后又作出决定，让李立三仍回广东任省委书记，补陈郁、黄焯、黄钊，连同张善铭、沈青组织新的常委，继续执行一切工作。并要求于27日将一切情形向中央作汇报。
　　24日，李立三由上海赶回香港，不得不又一次去做善后工作，“一切均需从头做起”，重建广东省委。他一方面多方设法把邓中夏等三人(黄谦除外)营救出来，一方面全面恢复省委工作。新组成的省委常委会是：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陈郁、黄焯、黄钊。
　　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作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补充》，并以《中央通告》第35号文件发出，批评广东省委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激愤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了。《通告》重申了中央1月3日决议的基本看法和各项决定的正确性。同时也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在六个方面对中央决议中不尽符合事实的部分作了补充。
　　至此，李立三与中央的分歧得到解决，在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部署在全省举行暴动。
　　27日，李立三主持召开新的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省委即须执行的具体工作》决议案。除了对党的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兵士、军委等工作进行整顿外，对广州、西江、南路、北江、东江、潮海、琼崖等地区的工作都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各项工作“略有头绪”之后，李立三比中央的要求(要求27日)晚了两天，于29日向党中央写了《张李军阀战争结束后的政治状况与暴动发展情形》的报告，把他从中央回香港的工作作了汇报。
　　紧接着，省委决定恢复南路特委，组织潮梅特委。3月1日，省委致函北江特委，指示北江特委应该马上计划一个广大的士兵暴动，提出了30多项具体措施。
　　3月4日，省委制定《罗定暴动工作大纲》，决定成立西江上游特委。
　　12日，省委派杨石魂赴惠州，组织发动当地农民和士兵举行暴动。
　　同日，省委以《加强主观的力量》为题，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了桂系军阀四路进攻海陆丰和汕尾的情况，以及潮梅特委自汕头机关破坏后，负责同志叶浩秀、陈国盛均已牺牲；仁化暴动仍困守在按冈乡；英德潭洞、曲江西水两地暴动失败；信宜曾暴动一次，现仍困守在一个山区里面。
　　鉴于上述局面，省委指示东委采取“追击暴动”的策略来开展斗争，并且决定南路在茂名、化县、信宜，廉江等地短期内部署一次暴动，同时注意潮梅、北海等处的工人运动。
　　16日，省委又派李海筹去惠州指挥发动士兵暴动。
　　李立三当时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认真贯彻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形势的乐观估计：“全省都能创造暴动的局面。”可是，形势的发展恰恰相反。李立三四处碰壁。省委常委黄焯等人被捕，特别是17日、18日，在桂系军阀的强大进攻下，海陆丰失守，大批海陆丰的同志逃难抵达香港，省委当时仅存经费800余元，要救济这批来港同志都发生了困难。
　　不得已，李立三于18日致信瞿秋白，并代表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虽然表示要“极力加紧工作”，“计划在短期内造成暴动的局面”，但是也如实地反映了各地不断传来的暴动失败和干部被捕的消息，以及革命队伍的“非常恐慌的退缩”的情绪。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央速寄大批款项，否则已无法支持；一方面不仅拒绝中央要调走工人干部的要求，反而提出“假如现在能得到20个明了党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的工人同志去到各县巡视，艰苦地到下层工作，至多三个月便可布置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这是值得中央严重注意的一件事。”李立三特别要求希望“恩来同志即来指导扩大会议”，“速请罗绮园回来担任《红旗》编辑。”
　　尽管如此，李立三继续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一方面看到了客观形势的困难和“左”倾政策的行不通，一方面又怕犯“右倾”错误，力图按照中央的调子来说明形势和制造“高潮”。
　　20日，省委又致信琼崖特委，指出琼崖目前仍是暴动的局面，要求继续组织全琼暴动，指示琼崖特委今后暴动的战术应该是：一开始即前赴后继的冲锋，四面包围，使敌人惊慌崩溃。同时，应有广大的宣传鼓动以瓦解敌军心，不只计敌我枪支多少，子弹是否充足，以及正面作战，远地射击等。
　　接着，广宁县委机关被敌围攻，终因枪弹缺乏坚持三天后不得不退出。
　　敌第5军向潮、普、惠进攻，占领惠来县城，潮阳、普宁的红军受挫。
　　4月13日，在中央代表参加指导下，李立三支持召开了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等，会议分析了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形势，仍认为广东的革命处于高潮，党的策略是加紧扩大各地的暴动，以实现中央关于全省总暴动的计划。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选出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李源、张善铭、周松腾、恽代英、周颂年、吴毅、沈青
　　委员： 37人
　　候补委员： 9人
　　此时，批评和纠正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议(即2月会议)的决定发来中国。这就是2月25日，由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首先肯定了广州暴动的积极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对广州起义给以充分肯定以后紧接着就指出了它的错误：“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共青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
　　共产国际在指出广州起义存在的错误以后，再次重申，“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被认为是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会后不久，李立三收到了党中央于4月3日下达的关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第44号通告，号召全党必须竭尽全力纠正党内盲动主义，从而结束了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李立三也从执行“左”倾政策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他下令停止盲目暴动的部署，大力抓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在《广东省委通讯》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加强了党内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宣传，还同恽代英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使广东的工作逐步脱离了“左”倾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4个多月时间中，李立三两次被中央委以重任，到广东去做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善后工作，在开展工作并不顺利、坎坎坷坷的情况下，还是打开一些工作局面，其最后结果是：“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同年6月，党的‘六大’统计，广东全省党员人数达5300多人，建立县、市委69个；同年8月，党员人数增至64229人。”

2.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
　　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
　　客观上形成的向忠发当总书记、
　　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局面；
　　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一、六大召开的台前幕后
　　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逐渐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运动，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并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为标志，遭到了失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并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积累了新的经验。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早在“八七”会议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决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
　　到1928年初，关于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迟迟不能作出决定。当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时，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故准备把党的六大转到莫斯科召开，即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要启程。因此，除李立三所在的广东省和河南省的代表是通过开会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多是由中央指定的。
　　当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了一种错误倾向：自“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做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对待。所以六大代表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代表多达44人，占52%强；农民代表6人，占7%；知识分子代表34人，占41%。
　　从1928年4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一般都是由上海去大连，经哈尔滨，在满洲里下车，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
　　5月初，李立三率领出席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团(19人，是各省代表人数最多的，江苏12人居其次)由香港出发，经过上海、大连、长春抵达哈尔滨时，周恩来、邓颖超早已在哈尔滨等待。由于周恩来途经大连时，被日本人跟踪，被迫把去与苏联接头的证件毁掉了，不得不在哈尔滨等候李立三一行的到来。他们终于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才与李立三一同去把关系联系上，然后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转去莫斯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留守党中央的是李维汉、任弼时，秘书长是邓小平。
　　1961年9月14日，李立三在接待来访时谈道：“党的六大，斯大林和布哈林都亲自参加领导这次会议。我们的《决议》都经斯大林看过。这次会议，斯大林曾找我们谈过三天半。”(注：其中一次长达14小时)
　　关于这个问题，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的《自述》中有较详细记载。李立三写道：
　　六大开幕的前两天，斯大林同志来找我们，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大林同志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直谈到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苦口婆心地让我们理解盲动主义错在哪里。他说，所有运动中都有涨潮和退潮，革命中同样既有高潮、也有低潮。自从帝国主义在南京开枪以来，中国革命已开始退潮。蒋介石的叛变和对上海工人的屠杀是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叛变是对革命工农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而广州起义已是革命退却中的一次后卫战。中国的新的革命高潮定会在近期出现，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重大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但眼前我们还看不到新的高潮，我们还处于革命运动的退潮和低潮之中。他强调说，不善于冷静地分析形势、不愿意承认失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素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适当地进攻，也善于适当地退却，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善于改变斗争的战术、口号及方式。他说，在目前形势下，武装起义的口号应改为争取群众的口号，以便积蓄力量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强调指出，不能把起义当成游戏，拿起义作游戏定会害死革命的；工会运动中应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因为这是有害于革命的；应坚决反对强制性罢工，只有说服群众相信党所引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得到群众的完全信任之后才能领导运动。最后，斯大林同志谈到党内形势时指出，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也不要忽视右倾的危险、忽视机会主义残余的重新抬头。只有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地使自己的队伍布尔什维克化；为了成功地领导革命，应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几十名真正的理论家，善于在中国的条件下实施马列主义原则。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主席，中共六大自始至终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召开的。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王若飞、张国焘、向忠发、邓中夏、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
　　布哈林在大会期间有两次讲话，每次大会结束，他总是要同中共代表个别交谈，面带微笑，热情致意。
　　巴维尔·米夫，原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在1926年初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上，参加了中国问题的讨论，在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1927年2月至7月，率宣传代表团来华，在上海、广州、武汉访问，出席中共五大会议。8月回苏后，升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在中共六大会上，负责会议的行政事务和组织工作，每会必到，代表共产国际任意支配中共六大，他还是布哈林在六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讲稿和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起草人。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一座乡间别墅开幕。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庄园，叫做“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
　　大会由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组成主席团，周恩来是大会秘书长。李立三还参加了大会下设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大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一些决议。
　　瞿秋白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
　　6月23日，在中共六大会议上讨论政治报告时，李立三就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发言：“我们分析革命的形势，不单是要注意已经摆在我们目前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发展趋势。就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如果只看一方面的形势，必然要走到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所以，现在看形势，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它超过它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弧线。”
　　关于农民问题，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中国几百年来便有不断的农民暴动，就说这些农民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的革命运动没有甚么大的关系。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7月1日，李立三向大会作农民问题的报告。这是六大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最根本的是所有制问题，地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农民的主要要求就是彻底变更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关系。李立三的报告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改变了原来“没收大地主土地”或“没收一切土地”等不正确的提法。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贫农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如何而区别对待，“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但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在贫农与富农斗争时，要站在贫农一边，不能对富农让步。
　　7月10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李立三经过领导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以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党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中共六大时期，“他被认为有可能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回到胜利道路上来的领导人。”因此，在莫斯科，李立三受到苏共高级的待遇，斯大林曾经三次与李立三会晤(其中有一次单独会晤，只有斯大林、李立三与翻译在场)。因为，“俄方相信李立三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重新带来活力。所以，支持他，把他选到政治局里来。李立三和向忠发相比，他更是放眼世界而且受过比向忠发更好的教育。”
　　周恩来曾经说：“六大会上，是有‘山头’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对立。”
　　六大会上，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他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大会选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就有21人。
　　大会选出中委及候补中委名单：
　　向忠发 李立三 周恩来 蔡和森 任弼时 卢福坦 陈潭秋 蔡　畅　项　英
　　张国焘 瞿秋白 王仲一 李维汉 罗登贤 王若飞 邓颖超 陈　郁　贺　昌
　　恽代英 毛泽东 罗绮园 关向应 徐锡根 罗章龙 彭　湃 夏　曦　杨匏安
　　张昆弟 余 飞 史文斌 王克全 张全保 顾顺章 苏兆征 邓中夏　刘昌群
　　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的工作就受到了限制。毛泽东在井冈山，虽未出席，因拥有“红军第一军”，已被重视，亦当选中央委员。
　　原在武汉任湖北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加上他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他的身份与日俱增。因此，在六大期间，向忠发被米夫当做一张王牌。
　　7月11日举行了闭幕式。
　　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选举中央政治局。这次选举一反常规，换届名单不是由上一届党中央讨论后提名，而是由米夫“代表共产国际”从衣袋中掏出一张名单，宣读后“一致通过”。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人为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人为候补委员。在20日举行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当选为候补常委。由于这次会议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加上米夫极力吹捧向忠发，因此，米夫指定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李立三任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周恩来管军事兼中央秘书长、项英管工运，瞿秋白和张国焘留驻莫斯科，未经许可不得回国。
　　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所以在共产国际六大会议上，瞿秋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会议结束后即与张国焘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5人合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为团长。
　　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写道：“在‘六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决定两名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留在莫斯科担任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因此我不经选举升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
　　二、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局面的形成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张国焘等约有半数的人留在莫斯科继续参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从9月2日起，新的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现云南中路171—173号，即劳动剧场的南隔壁)，由中央机关的会计熊瑾玎同志(爱人叫朱端绶)以商人身份租下房子，自称“老板”。全部楼面三大间，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用，在室内挂了一块“福兴字号”的招牌，经营土布生意，楼下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开设私人医院——生黎医院。到1931年春徐锡根、顾顺章被捕叛变才搬走。
　　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向忠发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主席，周恩来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是宣传部长，李立三是农民运动委会书记，杨殷是军事部长，关向应是团中央书记。
　　新的党中央回到国内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李立三与蔡和森在富农问题上的争论。
　　身为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的蔡和森与身为中共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立三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富农有没有反革命的可能性？党如何对待富农这种反革命的可能性？两人都写出文章，同时在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上发表。
　　蔡和森写道：“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以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工具。”因此，只有在农民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提高与发展”贫雇农的“独立的组织”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将来革命的顺利转变。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同一期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点名批评蔡和森。
　　李立三认为，蔡和森文章中那段论述富农的原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上、策略上的错误”：第一，“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富农有反革命的‘可能性’。”第二，富农在现在“还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上，富农还‘没有’反革命的可能。富农到转变时候而有反革命的可能，是因为一身具有资本、‘田租’、‘高利贷’剥削，那么富农如果只是具有资本的剥削而不兼具‘田租’、‘高利贷’的剥削，到转变的时候，还不会反革命。富农在转变的时候，‘说不定’要反动，那么在现阶段上‘说得定’不会反动。”“照这样的分析，在策略上一定要达到完全‘联合富农’的观念上去。”第三，蔡文中提出的“发展贫农的‘独立组织’”，“就是故意逼起富农的反动，甚至影响中农的动摇，那就混乱了乡村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左’倾的危险性。”
　　1940年李立三对这个问题曾经写道：
　　蔡和森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些“左”倾错误。他说，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应该对富农采取无情斗争，没收富农土地，以便彻底消灭富农阶级。这与六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六大政治决议中指出：“对富农的斗争不应搞得太尖锐”，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吸收尚有革命潜力的部分富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依据这个精神，我写出一篇文章批判了蔡和森的上述主张，其中写道：“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应该与半封建的富农进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的富农应该采取联合。”另一处甚至简单地提到“联合富农”。
　　这场争论，就是在现在革命阶段要不要联合富农的争论。李立三的观点来自于共产国际坚决反右倾的影响，与毛泽东后来在《寻邬调查》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王明搞了比李立三还“左”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直到1932年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专门决定，批判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才使这场争论的是非得到解决。
　　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结束后，是于1928年11月上旬才回到国内的。
　　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刚刚回国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错误，造成顺直省委的严重问题，从9月中旬开始，就向中央常委会检查错误，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职务，不久后到莫斯科学习去了。
　　这样，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递补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接替了原来由蔡和森担任的宣传部长、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
　　在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周恩来去顺直省巡视，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来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周恩来于1929年1 月中旬才回到上海，又去处理江苏省委的纠纷问题。
　　1929年2月初，苏兆征从苏联回到国内，当月20日即病逝于上海。
　　后来项英又被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
　　而船工和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原武汉政府时期，是李立三领导下的地方工会负责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中央主席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以上种种因素凑到了一起，于是客观上就形成了名义上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上是李立三在主持着中央的工作，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
　　三、改革党中央机关工作作风
　　李立三对革命工作永远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即便走上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他仍一如既往总是充满朝气，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不能容忍任何工作作风不实的现象。
　　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发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只知道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而从不认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他经过认真思考，于1928年12月24日写了一篇题为《每日的教训》的文章，严厉地指出：“与各省来的同志谈话，发现一极不妥的现象，就是接到中央通告，只是照抄原文转下去，省委转到县市委，县市委转到区委，区委转到支部，很少按照本地实际情况加以讨论，而很具体地决定本地的工作……可见许多通告并没有在支部报告，讨论更说不上，此种现象恐怕全国各处都差不多。以后补救的方法：第一，中央发通告在技术上就要特别注意，绝对不宜太长，同时要指出中心问题；第二，各省委接到中央通告，不应照例转下去，而是要照本省情形，把他更实际化、具体化，同时文字也要把它缩短起来，并要指出按照这个通告在本省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再发下。各县市委，更要把通告加以详细讨论，使他更具体化，更指出中心问题中心工作来，然后发到支部。支部接到通告后，第一是讨论通告的内容，第二就要讨论照这个通告，本支部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做一些什么工作；第三，就是要讨论做这工作的具体方法。然后通告才能收到实际的效用，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不然发通告等于白废纸张。”
　　李立三还十分注意抓舆论宣传阵地，以加强对革命斗争的指导。
　　1928年11月20日，即李立三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当天，就创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他在创刊号的首篇发表了“酝酿战争革命暴动的反动统治”
　　李立三指出：“现在群众主观的力量，尤其是政治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去揭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帮助并扩大一切经常的经济的斗争，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加紧这些工作，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在将来新的革命高潮中，有胜利的保障。”
　　在从1928年秋到193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李立三仅在《红旗》、《党的生活》、《布尔塞维克》等三个党刊上就发表了署名文章60多篇，还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为贯彻六大决议精神，对全党工作的进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尤其在主抓党中央宣传工作时不遗余力地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是做出了显著成绩的，他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的。 比如他根据六大精神，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退兵的一战”，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还指出：“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同样地有害于我们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对于“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地到来。”“我们的主观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李立三根据这样的形势，还正确地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不是鼓动武装暴动，而是争取群众。李立三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和暴动的胜利”才能最后避免和解除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和压迫，但是“现在群众的主观力量，尤其是组织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的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
　　李立三还论述说，为了在革命低潮中争取群众，我们党需要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了在党的宣传中还时常看见的“没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会”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只应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我们只应提打倒某某工会的工贼领袖，而不可把某某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说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会使群众对我们党发生误解和反感。他还批评党内同志不懂得宣传口号和直接行动口号的区别，总是高喊“罢工”、“暴动”、“推翻国民党”。他说，宣传口号是宣传我们的政纲及策略，而直接行动的口号则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把两者混同起来，就会把长远的根本目标当成现实的行动，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李立三在大力批评和纠正“左”的情绪的同时，还深刻批评和纠正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悲观消极情绪。有的人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散布悲观论调，说“革命没有办法”。李立三说，“现在革命，果然是没有办法吗？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厉害地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地痛苦，这样的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要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
　　还有人习惯于“喊开会”、“散传单”、“贴标语”，无条件地号召“暴动”、“罢工”等一套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脱离群众，反而只怪“群众脱离了党”，说“工作没办法”。李立三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决不是工作没有办法，而是没有方法。他号召全党要“了解群众日常的痛苦”，“抛弃命令主义精神，深入群众中很实际地去学习工作方法”。他说，这就是我们目前工作上的主要口号……
　　1929年6、7月间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近一年来的工作，在其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以后，中国革命由遭受挫折到走向复兴。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且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
　　四、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六大以后，党中央和李立三开始十分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如他于1929年7月1日在《布尔塞维克》刊物第7期上发表文章，写到：“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所走到的地方……无疑义地要提高群众之革命情绪，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这是李立三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的一种态度。
　　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如在《中央给云卿(贺龙)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示：“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经验很可以做你们参考。”
　　也就在那年，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在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毛泽东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报告中宣布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当即表示：立即向政治局汇报，同时代表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中央的书面材料。陈毅根据李立三的意见，好几天深居简出，躲在旅馆内赶写书面汇报材料。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出席了会议。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这样，周恩来、李立三便一次次地到陈毅住的旅馆来聚会和陈毅一起讨论修改。李立三还与陈毅“边下棋”边讨论问题，以下棋作掩护。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所谓《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受中央委托，陈毅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后，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他这次上海之行，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在11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李立三、周恩来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心中十分高兴。因此，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立即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弟弟毛泽民以及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
　　我们始终不知道李立三收到这封信后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托办的事情的，但从信中可以看出，李立三作为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对他是尊敬与支持的，作为朋友和同志，毛泽东对他是信赖和寄予厚望的。这封信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六大以后，由于实际负党中央领导之责的李立三认真贯彻执行了正确路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全党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城乡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1929年，党在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党支部已经恢复和发展到229个，一些主要大城市相继恢复了工会，学生运动也有发展。同时期，由于党中央积极推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逐步新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起来的红五军，恢复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十军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此外，郭树申、许继慎、邝继勋等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也在这期间有很大的发展。1929年秋，党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右江地区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左、右江根据地……据1930年6月统计，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10万人，创建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五、与托陈反对派的斗争
　　六大以后，李立三积极参与了党中央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六大前后，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留苏学生，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1929年4月开始，他们出版自己的刊物，登载各种文章，极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从而否定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意义，并且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同意托派的观点，开始在中共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没有革命的形势，党不应当组织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按照托派的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
　　1929年8月，李立三针锋相对，写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一文，发表在由他领导的《红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专号》上。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理论错误及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错误主张，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陈独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李立三在文中谈到统一战线的观点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积极地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很明显的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所以无产阶级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暂时的协作，形成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推动这一革命更有力地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一民族联合战线中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使这一革命不致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半途失败。”
　　在谈到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与国民党的联合时，李立三指出：“国民党原来就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它成为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所以共产党人应该加入进去，并领导广大群众加入进去，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的活动，极力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这样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客观上便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很好助力，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在这一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很快地壮大起来，而渐次夺取并巩固在这一革命中的领导。”
　　在谈到中国革命必须重视农民问题时，李立三又指出：“中国是比俄国更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农民问题，比当时俄国还要严重。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决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再不然就只有等候资本主义消灭了这一过渡阶级的农民群众，再来举行革命，这就是所谓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有革命高潮的根本观点吧。实际上这一观点已经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只有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了。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观点，对于中国革命是更加危险的倾向。”
　　李立三最后写道：“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
　　这篇文章实际上揭开了党内反对托陈反对派斗争的序幕。
　　这以后，他还写了《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谬论。
　　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陈反对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加以挽救。
　　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再次作了系统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为尽可能给陈独秀等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仍责令他们“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完全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不接受党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举起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做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开除出党。
　　在1930年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3、4、5期上，李立三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长篇文章，全面地论证了党的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路线的分析，对托陈取消派胡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谬论，再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六、立此存照：与李立三有关的几件大事
　　之一、李立三与“左联”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曾主动关心并过问过“左联”的工作。
　　“左联”的诞生是六大以后党中央正式出面领导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以前，历届党中央都没有过问过文艺工作。作为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为组织“左联”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20年代初，中国文坛就出现了主要由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团体，如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组成的创造社，还有太阳社等。他们在党的影响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活动。但是党组织从来没有直接领导过文艺运动。1927年后，这些团体的多数是共产党员的主要成员，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称“普罗文学运动”)的纲领。
　　由于受“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政策和情绪的影响，这些文艺团体也发生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在与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作斗争的同时，于1928年春又开始了对鲁迅先生的攻击，从而引起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激烈论战。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党的六大以后还在进行。
　　在贯彻六大决议过程中，李立三发现和注意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在接任宣传部长职务之后，便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统一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文委，由潘汉年任文委书记，后吴黎平从莫斯科回来也参加了文委工作。文委成立后不久，党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做出了统一对敌，停止革命文艺战线内部论战的决定。李立三直接部署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
　　据《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载：1929年11月，李立三向吴黎平转告党中央的意见：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尊重、团结鲁迅，准备成立革命文化工作者的群众组织。
　　与此同时，李立三布置吴黎平通过冯乃超同鲁迅联系，向鲁迅转达党的意图并征求他的意见。潘汉年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同冯雪峰、鲁迅谈话协商，除了团结对敌的意见外，还把李立三关于准备将“创造社”、“太阳社”等联合筹组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提议，也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完全同意这一革命名称。
　　做了上述工作之后，1930年2月26日在中央文委的具体领导下，成立了以鲁迅为首(他不参加具体工作)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吴黎平、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12人筹委会，拟定了“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了“左联”纲领，党中央也讨论决定了成立“左联”的具体工作计划。
　　决定在“左联”内成立以潘汉年为书记的党组，直属中宣部领导。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0年3月2日，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据李立三回忆，在“左联”成立前夕，他曾亲自同鲁迅谈了话。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意思就是两人商讨过的。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请鲁迅面晤，在谈到当时党的路线政策时，鲁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搞成“韧战”、持久战，不应赤膊上阵。事后从某种角度看，这不啻是在往李立三已经发昏的头上浇了点冷水。
　　之二、李立三与“特科”
　　1928年，中共中央为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建立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建立秘密交通、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
　　为能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派一两名同志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CC”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打入该无线电管理局。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的成绩连过几关，顺利地打入了上海这个特务组织，不久便被提升为电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员。
　　不久，中央又安排李克农的好友胡底也打入敌人内部。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央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中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长陈赓负责与他们联系。这就是我党隐蔽战线历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1930年李立三在推行“立三路线”期间，护送刘伯承去武汉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其中一例：
　　据林聪写的《李克农传略》记载：1930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并由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
　　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个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个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便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
　　汽车启动后，坐在前排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
　　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
　　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
　　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李克农带着刘伯承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在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
　　之三、李立三与中共早期无线电事业的开创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 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立三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去莫斯科后，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之四、李立三与“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逮捕。仅4月至7月，遇难烈士就达10多万人。许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转入“地下”，以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
　　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比如赵世炎于1927年牺牲后，其夫人夏之栩带着儿子赵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儿赵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决定并于1929年5月将她们母子三人经东北送往苏联；又如苏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先后到医院看望。在其去世后不久，中央就把苏兆征的夫人及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送往苏联。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下党员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时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由于他熟谙教义，精明能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因此，很快就升任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国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1927年由刘伯坚、蒲化人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的牧师身份，党中央安排他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点。一身正气的红色牧师，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给他的每一项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党组织要他创办一所幼儿园的任务，组织上只给他500元开办费，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卖掉在青浦县的祖业几十亩田产，凑足了经费，租下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购置了各种用具，聘请了可靠的工作人员，于1930年3月正式办起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所幼儿园，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寓意于“世界大同”。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幼稚园以党的外围组织——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国革命互济总会的名义主办。因李立三从1924年起与国民党左派元老、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事(于右任是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李立三是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他就请于右任为幼稚园题写了匾额，挂在大门口。
　　董健吾亲自担任幼稚园园长，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王弼担任顾问(后来由谭筱影接替)。保育员有六七人，多数是地下党员或其家属。保育员主任是原在虹口福民医院当过护士的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是中共党员李求实的妻子)，保育员有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朱剑凡的儿媳×××，以及地下党员陶锡琪等，先入园的有20多名儿童，除部分教友的子女外，有蔡和森、李一纯夫妇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彭湃的儿子彭小湃(小名小丕)，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竞(当时小名鸽子，又叫醉娃子)、李力(当时小名叫八哥儿子)等。
　　为了安全起见，孩子们都在幼稚园住宿。她们的身世都是绝对保密的。与党有关系的孩子，一般不由家属直接出面，而是把孩子交给王弼，由他把孩子送进幼稚园。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长沙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时刻威胁着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此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知道后，很不放心。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由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写信给在长沙板仓的亲属，要求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1931年1月，经家人商议，决定由杨开智的夫人李祟德(李立三夫人李祟善的七妹)护送毛氏三兄弟及杨开智的母亲一起到上海。为了旅途安全，改换了孩子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还改变了孩子对大人的称呼:不把杨母叫外婆而叫奶奶，不把李崇德叫舅妈而叫妈妈。春节前夕起程，先在粤汉铁路边的白水火车站，搭闷罐火车到了武汉，再改乘江轮顺流而下。春节是在途中度过的，轮船在长江里航行了三天两夜，春节后才到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李崇德带着杨母及毛氏三兄弟到上海后，按毛泽民在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399号(现复兴中路)天生祥酒行。老板姓余，是位30多岁的湖南人。他要负责跟党中央领导联络的交通员小彭通知毛泽民。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到酒行与杨母、李崇德、毛岸英三兄弟见面。毛泽民把他们5人安排在地下党办的泰安旅馆(现延安路33号)住下。毛泽民回机关后，即向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即决定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当时毛岸英8岁多，岸青7岁多，岸龙还不到4岁。
　　由于1930年底有两位国际友人在参观大同幼稚园时指出，戈登路的环境不好，附近没有花园可供孩子们游玩，建议另觅新址。因此，1931年春，幼稚园又搬到陶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二层楼小洋房。此处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占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阳光充足，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天气好的时候，保育员就带孩子们到法国公园去晒太阳，讲故事，做游戏，幼稚园办得生气勃勃。1931年4月一天，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在法国公园游玩，请园中的照相馆在大草坪上给拍了一张集体照片，前排：左五为李立三之大女儿李竞(小名醉娃子，又名小鸽子)，左六为彭湃之子彭小湃(又名小丕)，左七为恽代英之子恽希仲;二排:左一为毛岸英，右一为毛岸青，右二为毛岸龙；后排:左二为李立三次女李力(又名八哥儿子)，左三为李立三夫人李崇善(又名李文英)。由于陈凤仙当时因事外出，所以照片上没有她。
　　1931年5月末，毛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突然发起高烧，上吐下泻不止，值班保育员、上海“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李求实的夫人陈凤仙，急忙将他抱到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就诊，经医生诊断为口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急性传染病，由于孩子小，只有3岁，抵抗力弱，当晚就惨死在医院里。
　　1931年，局势动荡不安。1月17日，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李求实被捕，2月7口就义于龙华；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由于顾顺章的出卖，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殉难，同年6月，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在广州被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这时，董建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支持“共党”论处。租界当局也派巡捕房的人来查问幼稚园的基金来源、职员们履历和孩子的父母情况。幼稚园虽有教会名义作掩护，但圣彼德堂已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董建吾长期在顾顺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开露面。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谭筱影和地下党员根据欧阳新的安排，大同幼稚园的部分孩子由董建吾的妻子幼稚园保育员郑兰芳带回家抚养，半年后，又搬到董建吾的前妻董慧光的住处凤阳路修德里541号，直至1936年被送往苏联学习。
　　历时两年的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犹如红色的摇篮，保护和抚育了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子女，其中浸透着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一番心血。这些革命的后代，后来在党的培养下长大成人，并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

　　这是个沉重、却又不能不直面的话题；
　　毋庸置疑，“立三路线”的发生，给党的事业造成了
　　极其严重的损失，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
　　然而，任何错误，都有个如何发生、发展的问题。那么，
　　“立三路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立三路线”的形成
　　一条“路线”的形成，总是与当时的总体形势紧紧相连的。所不同的是，对当时形势如何做出正确的分析和把握，才会决定路线的正确与否。那么，“立三路线”发端之际的总体形势是怎样的呢？
　　党的六大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注意纠正“左”的倾向，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使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取得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党所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与此同时，农村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也有所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影响下，由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增多、扩大。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看，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了明显的好转。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来看，矛盾进一步激化，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兼之李立三受到共产国际一系列“反右倾”指示的影响，头脑开始逐渐发热了，他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敌人统治的危机、崩溃和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从而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
　　当时，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
　　1930年春，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多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观点。
　　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领导“五一”示威活动。总行委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上海“五一”示威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五一”示威总的路线是：坚决组织全市的政治罢工和同盟罢工，扩大武装拥护苏联和苏维埃运动，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和黄色工会的斗争，发展赤色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健全支部生活等。并要求“五一”前增加党员520人，其中产业工人成分占半数，每个支部要建立一队工人纠察队，4月12日以前全市应建立170个纠察队。
　　3月30日全国总工会、互济总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7个革命团体，联合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筹备大会，讨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事宜，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4月20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杨树浦路举行大检阅典礼。《上海报》指出：“上海工人纠察队检阅成功，是四次暴动胜利的信号。”
　　李立三在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准备“五一”工作的报告。他说：“ 世界革命的发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并确定了“坚决执行城市中组织政治罢工示威，农村中组织地方暴动，士兵组织兵变，红军极力扩大向着中心城市、交通要道进攻”的策略。他还规定今年“五一”要根据党的中心策略去“组织全国总的示威运动”，“促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地到来”。
　　5月，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场战争；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双方共投入了100万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既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也减轻了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据此，李立三越发兴奋地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温裕成、李维汉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写到：“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士兵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李立三在对形势的估量时，还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中国将会在这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他说，“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
　　第二，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李立三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力量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他认为，只要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过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第三，关于革命道路问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强调“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他认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他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第四，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他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而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在城市“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阶级专政”。他认为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要求全国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李立三心目中的战略“总方针”大致是这样的：
　　关于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准备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还计划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各地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而为了配合上述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江南省委计划组织徐州、海州、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芜湖、安庆、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暴动；
　　为了配合武汉暴动，长江局计划组织信阳、黄陂、宜昌、沙市、阳新、大冶、安源、常德、重庆、万县等地的武装暴动，并截断京汉路、陇海路、武长路等铁路线；
　　为了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北方局则计划组织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天津六大纱厂同盟罢工、北京四大铁路同盟罢工和四大城市的同盟罢工。
　　关于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力争武汉首先胜利。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西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
　　同时命令右江地区的红军进攻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地区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敌军向北增援，最后配合东江红军，夺取广州。
　　与以上计划相联系，还要组织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政治决议：组织全国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
　　同日，李立三署名在《红旗》上发表“准备七月十六日反军阀战争的大示威”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罢工与示威行动，特别号召全国各大产业中心的无产阶级要来广大地参加这一行动……七月十六日要在这些全国大城市举行总政治罢工，要以反军阀战争为最中心的政治口号。”
　　7月16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再论革命高潮是名词的争论还是原则的争论”的社论，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逼迫革命高潮——暴动形势，我们已经处在伟大事变的前面，中央正在动员全党同志坚决英勇地去领导广大群众，向敌人做猛烈的进攻，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做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样严重的历史任务的当前，每个同志都应当在中央领导之下，特别努力来完成伟大的任务。”
　　这且不说，李立三的冒险计划甚而还包括要掀起“世界大革命”。
　　7月19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李立三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同时还引用莫洛托夫所说谓“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
　　李立三据以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的结论。
　　为完成上述任务，李立三要求组织行动委员会。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要求“各省需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地动员全党，使同志们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
　　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根据中央命令一度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8月5日被迫退出)，李立三闻听更是兴高采烈，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进而认为长沙的占领，象征着“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因此，坚决要求加紧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强调这些暴动的胜利，便是“蒋介石的倒台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
　　8月1日、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
　　李立三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地前进”，其错误逐步发展到顶点。
　　在8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第一部分是“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危机”；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第三部分是“两个政权与两个战争”；第四部分是“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第五部分是“中国革命的总要求”。其中提出了29点要求，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李立三29点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2)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及各种公司、企业；(3)否认一切外债；(4)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5)驱逐一切外国海陆军；(6)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割据地……(15)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士兵……(21)实行民兵制度，创建工农红军……(28)实行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部分是“积极的全国武装暴动的准备”，提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积极地组织起来，准备着全国之伟大的武装暴动，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尤其在红军占领长沙，迫近武汉，及武汉工人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我们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完成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
　　这次史称为“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6月到9月)，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勉强发动了总同盟罢工，或者搞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而遭到失败；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11个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残，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苏区和红军也遭受到严重损失。如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的结果，部队由1万多人减到只有了3000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奉命转战中，也由6000人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一军西进后，皖西根据地被敌侵占；红十军在进攻九江等地战斗中，部队损失很大；川东游击军进到房县被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苏北红十四军奉命进攻南通等地，主力被打败，丧失了根据地；闽西红二十一军和东江红十一军、浙南红十三军也都先后遭到失败，陷入艰苦的斗争。
　　对于李立三所犯的这一严重错误，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李立三在生前也始终是“认账”的。
　　二、立三路线的纠正与中止
　　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16日和23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离开莫斯科于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把向忠发、李立三说服了。在8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说：“听了伍豪(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承认自己“确是不妥的”。向忠发在结论中也说：“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国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8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发名义给国际的电报，表示：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进一步承认了错误。
　　从9月1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
　　9月4日的信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需计及)弄清。”
　　9月9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三封信，停止了武汉暴动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9月4日，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被李立三撤销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决定停止武汉、南京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
　　此时，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电文说：“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地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志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盼复”。
　　经过酝酿和准备，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首先，由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称：从二中全会到1930年1月，是“革命开始新的高潮时期”，党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坚定的”。从1930年2月到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党中央的路线仍证明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
　　周恩来在传达了国际路线的要点之后问道：“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计，遂至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周恩来在全会上发言的这个基调，完全来自于1930年7月16日和23日他参加的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然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
　　接着，李立三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出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在发言时一开头就说：“听了特生(即向忠发)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即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受到必须在国际指示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责任)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的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特别是我们没有经过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犯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巩固正确的路线。”
　　随即，李立三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问题、非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革命的转变、总行委组织以后、党内斗争等9个方面作了检查。指出“对三中全会郑重说明自二中全会以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少错误，这一次更加明显，在三中全会上，必须要使这些错误彻底肃清。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受到大家的好评。
　　1940年李立三在回忆中曾经写道：
　　在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后，我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最近几个月来，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错误，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犯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过高地估计了革命运动的来势和发展速度，所以产生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组织起义的错误方针。我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和巩固红军的重要性……”“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又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表现在：“党员增加到12万以上，《红旗》销一万份，赤色工会发展到10万以上，苏区将近300余县，红军10万，农民赤色卫队百万以上。”
　　《决议》承认过去“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全会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以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
　　这样，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南京的暴动和全国准暴动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执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被撤销，党、团、工会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之，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这标志着李立三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和克服。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
　　那么，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其源头在哪里？从实事求是地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很值得探讨并梳理一番。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
　　从主观上说，是由于李立三本人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严格地把握住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从客观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就连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的决议案，也都是遵照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而办的。该指示信说：“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
　　在1930年6月11日以前，李立三对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一般来说，不仅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始终都是步步紧跟，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必然会“创造性”地“更积极”地执行。
　　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在客观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 的理论和策略直接导致的。
　　之一、“立三路线”与六大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李立三提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直接来自于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
　　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有一点就是虽然承认广州暴动为“退兵时之一战”，使“革命降低于低潮”，但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因此，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高潮。”可见，六大并未完全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而继续走着“左”倾的错误路线，不但秋白的盲动主义未被明确清算，而且为尔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也指出：“六大错误的方面也不少……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中共六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领导的，所通过的决议都是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不言而喻，中共六大决议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分不开的。
　　之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李立三“左”倾错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根据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精神，于1928年8月28日在共产国际六大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来的。
　　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8年至1923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时期”，即革命高潮的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各国革命运动失败，是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自己斗争的时期”；第三时期是1928年以后，认为“在第三时期中，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因此，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中，“一切帝国主义矛盾都越发尖锐起来”，会爆发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总之，“这一时期将通过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并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走向极端恶化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斯大林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
　　“第三时期”理论成为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它夸大了帝国主义之间和帝国主义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为使全党接受这种对形势的分析，李立三本人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话，不止一次地复述“第三时期的理论”。
　　1930年7月19日，在《红旗》第122期发表中央6月11日决议的同一期上，李立三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他就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
　　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在某一国的危机；第二，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李立三还引用莫洛托夫的话：“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据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为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走向崩溃与死亡，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对于“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的中国革命来说，由于“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因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在空前猛烈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过高估计，所以制定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在白区普遍号召总同盟罢工，动员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首先争取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进而过渡到全国的胜利。
　　立三路线对形势的分析、估计，正是来自“第三时期”的理论，这是李立三“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基本理论根源。
　　之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直接影响。
　　中共六大闭幕后，紧接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于7月17日至9月1日举行。大会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以及当前革命性质斗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布哈林在7月18日的报告中指出：“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现在已具备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项中心任务：必须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使敌人无法逐步地、各个击破地消灭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大军……转变到最有胜利把握地准备群众起义的立场。”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就及其国际意义，会议决议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目前明显地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起义和革命上……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指出：“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惟一道路。”决议要求中国党“使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外国铁路、外国银行等收归国有)，使尚未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国统一；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剥削阶级的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尽管共产国际不恰当地把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列为当前的革命对象，过早地提出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但是对于作为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来说，自然是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才是，否则就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忠。这些都是对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直接影响。
　　之四、共产国际4次来信，坚持开展“反右倾”斗争，直接催生了立三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斯大林曾经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在192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幕后操纵大反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被视为右派。会后，布哈林再不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共产国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曾写道：“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库西宁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928年11月初，即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找张国焘、瞿秋白去会谈，商讨指示信的内容。
　　斯大林在国内大反布哈林的右倾，同时也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地反右倾。这就抹煞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1929年2月起，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都是着重反对右倾的，把“左”倾进攻路线转输到中国党内。以下是事实：
　　(1)“本来，李立三任常委之初，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1929年1月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通告，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李立三的这个观点，很快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被批评是一种“悲观情绪” 。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就党的策略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告诉中国共产党注意在革命低潮情况下，由于悲观主义情绪和一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产生的右倾危险。”重申“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要“消除幻想，揭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这个政策，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必须始终记住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尽可能使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
　　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盲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跟着共产国际一起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比如：
　　192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8日要求反右倾的来信后，决定接受国际训令，并由周恩来起草议案。5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决议一开头就指出：“国际2月8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收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内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训令“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领导”。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二月来信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以后指出：“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中共)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示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应更坚决地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
　　决议案进而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是：1、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2、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3、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4、加强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10、加强(军阀中的)士兵运动的工作……15、加强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组织。“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
　　(2)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重新强调指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掀起强大的农民运动新高潮”的长期因素，存在着发展农民的组织和使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革命化的长期因素，“这种前景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
　　为此，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极端反对富农的建议，强调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富农的剥削形式。建议“不必考虑富农，不必担心富农会离开革命”。来信还规定了要发动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即使富农也参加反赋税、反军阀的运动)。要求在分地主土地时，不分给富农土地。这不仅为限制而且消灭富农的政策开辟了道路，也为侵犯雇工的和想发家的中农的利益开辟了道路。
　　共产国际在建议中再次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指出：“在党的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的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尽量发展成千上万群众的革命毅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政治局于9月1日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通过了“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指出：“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乡村中之封建基础”；“应坚决地反对富农”，“因此，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到中农止”，“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
　　(3)1929年7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尾巴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动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些落在后面的倾向，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残余的反映，因为除非把这些倾向克服，共产党就不能完成作为工人运动中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走向新战场夺取新胜利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9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强调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对“立三路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中共代表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开展了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斗争，瞿秋白、邓中夏发了言。库西宁作了报告。在讲到中国革命局势时，他说：“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在农业危机尖锐化的基础上趋于成熟。任何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平静的’，‘基马尔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有比1926年—1927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
　　米夫(中国问题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也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失败了，但直到现在，中国在殖民地世界中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最狭小、最薄弱的地方”，“中国仍将是这些帝国主义的矛盾最有可能爆发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方”。“由此可见，提出新高潮必将到来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征兆”。米夫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
　　1929年7月20日，共产国际第十次执委会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当时中国爆发的三派军阀内战——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的形势指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运动新的强大高涨”，“无疑义的是正在增长着，而这个高涨结果，不能不建立苏维埃——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指示中共“应该建立斗争委员会，并利用这种委员会来在没有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地方建立起工会，并且使秘密工会冲出秘密状态”。这就是李立三在1930年8月初提出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的理论根据。
　　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开始就说：“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议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认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内最严重的问题”，要求“更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地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
　　(4)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关闭了北满的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逮捕驱逐了几百名苏联铁路人员，夺取中东铁路，没收电报设施，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即所谓的“中东路事件”。7月18日，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更加“左”倾冒进。因为中东路事件的发生，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保证苏联能够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胜利和防止日本乘机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护苏联，一方面领导群众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这充分反映在它于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中。这封信是作为6月7日就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两封指示信的补充，是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都是影响最大的一封信。
　　指示信指出：“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公然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并列举了危机的十种表现。
　　指示信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潮流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也“正在复兴”。虽说现在还不能预言全国革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展开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
　　指示信严厉批评了中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即革命工会运动和党本身的组织程度落后于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险”。并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所谓“最近的任务”……
　　指示信还说：“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都纠正过来了……现在要以全力鼓励更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
　　最后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倾向……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倾向就是否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是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抱尾巴主义态度。如果共产党不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它就不能起到发动、组织和领导新革命高潮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些不正确的分析和要求，并不断作出决议要各级党组织努力贯彻，命令全体党员用尽一切力量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实行武装保卫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力争中国革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信使李立三的头脑发热起来，1929年11月26日他在江苏省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为此，就得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出了城市工人暴动、农村红军进攻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计划。
　　决议在规定党的任务时指出：“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鼓动上，最大限度地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
　　继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之后，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70号》。
　　《通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不恰当的判断：“目前全国危机是在走向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发展”。“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整个中国从广东到直隶，从四川到江苏”，“都笼罩着危机和革命运动。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各地“组织工人的政治斗争，各地区的起义和军队的暴动”，“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
　　《通告》说：“目前的形势很清楚，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省，特别是在武汉及其邻近的一些地区取得胜利”。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士兵暴动同起义的计划结合起来”，“调到各大中城市去的红军能在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能把党变为直接推动革命高潮的因素”。强调指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积极进攻的路线”，即“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
　　李立三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思想和要求，就在2月17日这次会议上，李立三在报告中说：“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进军武汉和加速武汉起义的计划。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李立三在3月26日的《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文章。他引用中共六大决议案说，因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他主张在一省或几省中先建立革命政权，他写道：一次柏林暴动，也许会引起全德国的支持；革命在巴黎的胜利，也许就是全法国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城市。上海是工业的中心，如果暴动成功，也许会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然而即使到那时，“反动势力”仍旧可以撤退到另一地域，继续作战。因此，中共的任务，就是要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中争取政权，然后再成立革命政府，完成全国的革命胜利。
　　5月24日，李立三又在《红旗》上刊登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文，不相信依赖当时的红军能取得城市基地。他说，“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领导者，农民不过是它的盟友。一切战略路线都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这就不难看出，李立三这个思想是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结果。正是共产国际一再强调的反右倾斗争，严重地助长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推向了“左”倾的轨道。
　　之五、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模式化、绝对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比如：
　　1928年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写道：“党在领导各省的自发的农民游击运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运动只有在跟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变为全民起义的胜利的起点。党在这方面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邻近省份组织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义，而且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起义。”
　　在中共召开的六大上，共产国际继续以城市中心论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深入的分析，更没有把这一“不平衡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因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共产国际不懂得应该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因而错误地把农村斗争看做城市斗争的配合力量，把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看做城市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甚至认为“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估计很悲观。他认为农村游击战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是不会满意的”，“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因此，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还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时，国际指责“不要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国际认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只是一个支流，是举行城市武装暴动的配合力量，念念不忘要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城市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就指出：“必须反对对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从而必至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迷恋(这种危险，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
　　1929年10月26日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中也说：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的绵延不断的游击战争——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的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正在发展着……这种斗争大有转变为政治战斗和游行示威的趋势”。
　　李立三就是根据共产国际不要“离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的指示，把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同起来。他认为，如果不在城市里搞工人武装暴动，那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0年3月，李立三在《红旗》第88期上发表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中说，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命。”而“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这是李立三坚持和照搬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既形象又典型的语言。
　　同年4月5日，李立三发表在《红旗》第90期上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也写道：“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他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特别强调“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策略”。
　　所以，中共中央在1930年6月11日的决议中规定要“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向城市进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之六、李立三主张的革命转变，来源于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的影响。
　　早在1927年中国还处于革命低潮时，中共中央于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指导。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他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是有影响的。
　　会议接受了罗明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还是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提出了一套“左”倾的理论和政策。
　　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国际六大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转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营垒，因而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1930年4月，《红旗》发表了李立三所写的社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社论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柱石”。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杂志(1930年第415期)发表文章指出，“或者是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一道，消灭帝国主义，或者反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联和帝国主义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当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世界革命处于暂时静寂的时候，否认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否认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就是否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帝国主义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叛徒才能这么做。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我们正处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爆发革命的前夕。如果在这一时期不提出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只向无产阶级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那么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迅速高涨的时期到来了。在全世界孕育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是因为革命动力成分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一块和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在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速度，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的多”。
　　李立三接过共产国际的这些观点，在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
　　李立三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
　　之七、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还来源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实际支持。
　　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错误指导与支持，给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当晚，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讲道：“革命在两个高潮之间”。他画了一个M形，说“工作做得好，高潮就会到来”，给大家很大鼓舞。
　　1930年2月，斯大林在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高潮，一过这条线就是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尔斯基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南京政府的没落”，“不允许自己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农民运动只有在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积极行动下才能取得成功”。
　　1930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世界劳动运动高潮已经到来，米夫直接参与起草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并着重说明武汉、长沙、南昌都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推动中国党内“左” 倾冒险主义的发展。4月26日米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一文，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罢工工人的组织与觉悟都是很高的”，“同工人运动并列的就是日益高涨及扩大的农民游击斗争的浪潮”。他断言中国革命正在成熟，中国反动统治即将结束。
　　米夫于4月28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的文章《走向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批评中共：“党还未消灭其缺点，未消灭其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党未能解决它面前一切复杂的任务，但党很坚固的不断在组织上政治上向上发展，一天天增加它的战斗力，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坚决的决斗”。
　　马基亚尔也发表文章说：“在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是最尖锐的”，“这一危机使得城市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农民战争和农民反抗的浪潮比工人罢工和示威还要高”。
　　总之，在斯大林、曼努尔斯基、米夫等人看来，中国已经出现了“直接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已经达到新的高峰，中国共产党应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斗争”。共产国际这些领导人的这些论述也就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理论依据，给了李立三以最有力的支持。
　　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支持鼓励下，李立三要大干一场的劲头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最终走上了“左”倾冒险。
　　1930年5月22日发表的《中央通告》第78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指出：“党要独立的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独立号召，组织独立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演讲、飞行集会，农村中的武装示威。各苏维埃区域及暴动游击区域，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教堂，驱逐帝国主义，造成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
　　之八、共产国际与中共6月11日决议没有根本分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后，12日即向共产国际呈报，要求批准此决议。信文如下：
　　恩来同志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
　　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的代表，德国人罗伯特表示不同意将此决议下发，引起李立三的不满，说他右倾，妨害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名义打电报给周恩来，请他转告共产国际，说罗伯特是“一贯的右倾路线”，要求共产国际撤他的职，并向共产国际呼吁，由于国内工作异常紧张，要求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
　　6月25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罗伯特面说，发出这个决议，是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
　　6月下旬，李立三在未接到共产国际批准其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将决议加以公布。共产国际得知后非常不满。但由于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存在着“左”的理论和政策，当他们看到并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后，只是认为“有许多不正确的说法”，说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以及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转告中共中央，表示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停止，并没有说它是同国际路线相对立的路线错误。他们还认为“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部分的错误”。批语的口气是温和的、含蓄的，没有点出任何人的名字，而且还表示同意撤回远东局代表罗伯特。
　　共产国际只是不满意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不尊重的态度，竟然不顾远东局代表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了，这是破坏共产国际纪律的严重错误。
　　李立三在没有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7月13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
　　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上述武装暴动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信中特别要求“联共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中央为贯彻上述计划，成立了北方局(贺昌任书记)、长江局(任弼时任书记)、南方局(李富春任书记)和江苏总行委(李立三任书记、李维汉任江苏总行委的组织部长)。
　　共产国际于7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应邀列席了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发去电报，请求国际执委会准许中共在武汉、长沙、上海举行起义，在南京实行总罢工。
　　国际接到请示电报后，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作出了正式回答，这个决议“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决议》对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的态度一开始是模棱两可的——既没有明确指示李立三应该根据六月决议努力进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亦没有加以明确的制止。恰恰相反，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情势之估量(即革命高潮)及革命行动(即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方面，与立三路线却是完全一致的。
　　《决议》一开始在估量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时就讲“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中国最近的事态已完全证实这些决议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派、托派、陈独秀分子以及其他取消主义者的预言相反，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最近几个月来，革命解放斗争已经开始特别迅速而明显地发展起来。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受反动派的打击之后，恢复了元气，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口号下，再度奋起，投入了革命斗争。”这说明，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是充分肯定的。共产国际进而预言：“最近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
　　《决议》还为中共打气：“已经看得见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打击之下，高精尖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可是，土地革命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要更加发展，而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对中国革命的全国高涨。”
　　《决议》在谈到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时强调指出：“苏维埃运动向党提出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即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组织好这个政府的工作。”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精力组建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在一切运动中……强调提出下列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如果他们违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可径直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把他们的租界收回；中国要成为统一的、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政权，支持苏维埃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扩展到全中国”……共产国际还是坚持强调右倾乃是主要危险。它说：“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右倾，因为右倾对于顺利执行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来说，是一个主要危险。”
　　《决议》要求中共中央“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决议》在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时，要求“党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点的政治总罢工……凡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地方，要努力去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
　　共产国际这个指示，同李立三在7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八十四号完全一致。李立三在通告中命令各省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组织同一产业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建立赤色先锋队，扩大红军并建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组织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周围以及沿交通路线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区域的地方暴动；积极发展区域地方暴动，建立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城市贫民闹米荒的骚动，与整个武装暴动的准备及组织总同盟罢工配合等等。
　　不仅如此，当共产国际得知红军占领长沙城后，很快在8月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拥护中国苏维埃”的社论，对此胜利大加赞扬。共产国际提出：“拥护中国苏维埃，拥护中国的革命，于是便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乃是一切革命的工人组织，特别是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在每个工厂里面，每个作坊内，每个通商大埠都应该组织‘不许侵犯中国协会’，工人应该反对运兵运军火到中国去。应该在军队中，首先是要在那些被帝国主义政府派驻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军队中，进行有力的革命工作。应该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撤退在中国的海陆军。”
　　社论赞扬说：“在远方的中国土地上正在进行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斗争。国际的无产阶级应该血肉相关地执行巴黎公社对农民所提出的口号：你们的事情便是我们的事情！国际无产阶级应该与殖民地的革命，在革命的肉搏中坚固地团结起来。”
　　《真理报》社论号召“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完全与向忠发在8月5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的请求共产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我们以实力的援助”相一致。
　　很显然，这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组织的攻打大城市的行动以极大的鼓励，而并不是在加以阻止。
　　直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这说明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于8月又连续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还是强调要中共中央继续反对右倾。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一开头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还是充分肯定的。提纲指出：“国内经济及一般的政治危机的日益加紧，新的革命高潮，苏维埃区域之迅速地扩大与游击活动的发展……罢工，乃至斗争的高潮及其顶点的水平线之提高——这些便是中国目前状况的特征……准备总罢工问题也迫切起来了。”肯定中国“共产党与赤色工会，近来在罢工斗争中是有大的成绩的”。它甚至批评说：“可是直到现在，党与工会组织比较群众斗争的准备性还是落后的，在许多罢工斗争中，甚至于最近的时候，我们的同志还等待斗争的工作。”再一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与机会主义、尾巴主义的一切表现作坚决的斗争，与那些在转到高度斗争之下，所发现出来的一切消极性或形式主义及机械式地来指挥群众组织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党的中央，因此不能不在罢工的过程中，实行坚决地干涉与改正这种对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关系与罢工的领导的不坚定性”。总之，一句话，还是坚持要中共中央继续反右倾。
　　这实际上是在给已经“左”倾的李立三鼓劲加油。
　　之九、共产国际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
　　1990年5月24日，我们党的著名“秀才”胡乔木在一次谈话中曾指出：
　　“立三路线时，党内并没有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共产国际认为当时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李立三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并超过了共产国际，要立即夺取政权。李立三认为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并要求苏联红军出兵，开到中国来帮助中共。后来会议材料转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看了后很惊讶，很不满，说这是立三路线，是错误的。”
　　可以想见，胡乔木是在充分研究了许多历史档案材料后说这番话的。而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
　　本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6.11决议案》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日益“左”倾的政策是持欣赏态度的，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是与他们的多次指示，来信精神相符的。可是，《6.11决议案》后，中共“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新境地，超出了共产国际允许的范围。特别是在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各次会议的记录(向忠发、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之语)后，发现李立三竟然没有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公然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说什么“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等占领武汉以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甚至提出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尤其是他竟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主张把苏联拖向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境地(因为当时日本正虎视眈眈地准备吞并中国东北，若苏联境内华工在苏联支持下进入东北，势必使日本借口维护在东北权益而侵占东北，从而引起日苏间爆发战争)，这不能不使斯大林“龙颜”大怒。李立三这一严重的对抗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所以，当斯大林看了中共的会议纪录和远东局的报告后，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不顾中共中央9月8日关于李立三暂不来共产国际的电报请求，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坚持要李立三速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讨。
　　鉴于共产国际再次电催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虽然还不知道有《十月来信》，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不得不遵命派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
　　共产国际紧紧咬住李立三不松口，李立三可倒了大霉，他必须亲自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而此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正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不会回还，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底，李立三洒泪告别妻子女儿，匆匆奔赴苏联。他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孩子送给了一位老工人，而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了 ……
　　四、向忠发并非真傀儡
　　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在米夫为全会拟定的改造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被拿掉了，惟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宝座。
　　当时，李立三在中央的职务是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总书记是向忠发，而李立三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通过的，难道有了错误对身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总负责人向忠发来说就没有责任吗？
　　之一、向忠发并非傀儡
　　1925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授意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当上了中共中央第四任总书记职务，是中共中央惟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也是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惟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
　　正因为向忠发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长时间以来，把在向忠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责任，特别是“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加在李立三一个人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其实，向忠发并非像有人说的是个“大字不识”、“连文件都不会看”的大老粗，他还是很拿他这个“总书记”当回事的，遇事也极有自己的主见。比如说，有的史学工作者在文章中曾说：是李立三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断言完全是出于偏见。其实，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时，李立三只不过是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还不是常委，只分工负责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职务。把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完全是向忠发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于1928年9月10日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起草的“关于蔡和森所犯错误应予处分向中央的建议”而作出的。该建议的全文如下：
　　中央：
　　蔡和森同志前次代表中央巡视顺直，在工作上及主持召集改组会议上发生许多错误。如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中制。引导同志与机会主义奋斗变成攻击个人，忽略政治路线之确定，对于一般同志之错误的倾向不独未予纠正，并从而助长之(如京东活动的同志会，议决农民五十人派一代表，工人一百人派一代表等，和森同志亦未及时纠正，而成立决议等)。因为和森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之指导错误，在顺直的党发生了极坏的结果，妨害顺直党的工作，至为巨大。扩大会议认为和生(森)同志，应依政治纪律予以处分。特向中央提出建议。
　　顺直省扩大会议
　　九月
　　对于顺直省委的建议如何处置，对于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来说，显然还不能起主要作用。“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
　　“上任伊始，向忠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使各位政治局委员侧目。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犯有‘左’倾错误、刚刚担任常委不到两个月的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并提议由李立三补任蔡和森之职。
　　“接着，他又亲自起草和签发了洋洋近万言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他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显然同共产国际的精神有差异，(但)是符合中国党的实际的，颇具见地的。
　　“雄心勃勃的向忠发为了使新的中央尽快地做出成绩，又大胆地提出中央机关变革的设想……他甚至还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以利于‘中央深入群众’。”
　　这说明向忠发虽然是工人出身，但并不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
　　杨松奎在《向忠发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共总书记》一文中也写道：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做事干脆决断，愿意思考，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即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
　　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中央通告，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使向忠发大受鼓舞。他自恃其观点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致，便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
　　从以上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并不符合实际。
　　之二、向忠发是“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李立三为中央起草的《通告》所持的观点，首先遭到向忠发的反对。向忠发认为“左”倾盲动倾向已不复存在，极力反对“在党内存在‘左’倾危险的观点”，特别是在接到共产国际(1929年)“十月来信”以后，更是公开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声称这是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缺点。
　　向忠发的反右倾的观点，与共产国际1929年2月8日的指示信是一致的。在4月收到来信后，向忠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于5月15日通过了《中央对于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接受国际的指导方针。
　　向忠发在会议上宣称：中共六大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基础，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了”。
　　“尽管在构造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像力与李立三相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地声称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是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由此看来，说向忠发为‘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
　　之三、向忠发带头和共产国际唱对台戏
　　在“立三路线”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向忠发的积极性比之李立三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坚持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比李立三还起劲”。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两人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上。
　　1930年6月初，即“立三路线”基本形成。不想这时传来消息，说共产国际对中共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产生了怀疑，周恩来在莫斯科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
　　6月11日决议，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共的代表坚决反对。李立三在负责与远东局代表进行交涉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抗议”，同时提出要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
　　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给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在中国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反对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向忠发要周恩来将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向斯大林等阐述清楚，以求得到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组织全国暴动的支持。
　　7月底，彭德怀带领中国红军攻下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传来，使中共中央欢欣鼓舞。
　　向忠发在1930年7月30日的《红旗》第125期上发表了“庆祝红军占领长沙”的社论：
　　“占领长沙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表示着整个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已经首先在湖南一省内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将夺取武汉与成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提到了中国革命群众前面，成为今天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同时，占领长沙的事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他不但根本宣布陈独秀派机会主义之完全破产，并且给予一切右倾路线与估量革命形势不足的一个严重的打击。”
　　向忠发进而发出号召：“尤其在上海、武汉、天津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必需很快的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总政治罢工，用全国一致的革命战线以更扩大湖南苏维埃的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迅速的到来。”
　　正当中共中央在欢庆长沙胜利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于8月1日和3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共产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如果我们对总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于中国革命则是罪恶。”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向忠发还认为，“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此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李立三和向忠发作为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惹下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驻中共的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所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只把矛头指向了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远东局代表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
　　向忠发对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这种做法，十分恼火，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代表大吵，指责远东局在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中国党的统一和团结。
　　当日(8月5日)向忠发就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去了署名电报：“觉得必须将现在严重的形势与党的路线报告你们，要求你们重新讨论”。在谈“现在革命高涨猛烈发展的形势”时指出：“现在红军猛烈发展，全国22个军计30余万人……第五军已……占领长沙；……第三、四两军即可攻克南昌、九江；第二、六两军已攻取沙市；第一军已截断京汉路；第八军已下大冶，都在向着武汉进攻；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处工人的罢工运动都在猛烈的发展……全国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500余万，有组织的群众3000余万……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找寻党的领导与农民联合……我们觉得最近五个月来革命高涨的猛烈发展形势，未向国际报告，而前一电报又极简略，使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自然要反对现在组织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所以再将现在革命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我们以实力的援助。”
　　8月6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开联席会议。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
　　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也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相对抗。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
　　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喊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立即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并威胁说：“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不欢而散。
　　在向忠发看来，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进行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实在难以忍受。向忠发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领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与政治局分开来批评。他提出：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那么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并在8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此通过了正式决议，同时还通过了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
　　由向忠发起草并署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责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与此同时，向忠发为了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时，也“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担起政治上的责任”。
　　向忠发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同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复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地答复”。
　　在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纪录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部署。所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22日听了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计划)，而是要我们更积极地准备武装暴动”。
　　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希望李立三继续留在上海帮助他工作。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
　　之四、推卸责任 保住宝座
　　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关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反对国际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在8月初各次会议的纪录(向、李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之语)，斯大林阅后，不禁大怒，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还决定派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华具体指导中共进行大换班。
　　在共产国际电催下，李立三于10月初离开上海去莫斯科。
　　11月17日，向忠发看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此时方知对抗国际是闯了大祸。当他得知米夫即将来华，原先那股为李立三当坚强后盾的劲头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18日的会议上，他心情沉重地宣读了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但到12月6日，向忠发又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
　　直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上海与向忠发谈话以后，向忠发才彻底老实了，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也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病体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发言，刊登在1931年1月24日的《实话》刊物上，标题是：《如何去反对立三路线》，向忠发在作自我批评时竭尽推卸责任的能事，他把自己完全打扮成在中共中央处于从属的地位。他说：“当立三同志在会议上提出过的一切冒险政策的意见与办法，都是最后得到我的同意与赞成而通过的。某些问题我虽有不同的意见，然都未曾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并且结果是同意了他的意见，而给了他的主张坚决执行的保障。”
　　向忠发轻描淡写地把自己降于制定“立三路线”的次要地位，他说：“当我成了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以后，对于一些比较正确的意见，都被我视为右倾，给了一些无情的批评。这些事实都是给了立三路线的有力保障，是帮助了他那一贯的系统路线的形成与统治着党，这都是在政治上我所应负的责任。”
　　在谈到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时，向忠发说：“我确实也同样是犯了不尊重的严重错误。”但他马上把话音一转，把一切责任又推给了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他说：“当我在立三路线统治时代，曾怀疑过国际代表是有右倾的危险。这里，中国党驻莫斯科代表秋白同志，确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曾唤起过我要注意国际代表，这也是引起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不尊重以致在重要问题上没有接受他们指示的重要原因。”
　　尽管向忠发在“立三路线”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是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上向忠发仗着他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米夫直截了当地说：向忠发“是工人同志”，“决不让他们滚蛋，就连屁股也不用打。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选的政治局委员“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五、王明与李立三的老账新仇
　　在说到“立三路线”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及。这就是曾长期欺压在李立三头上，并让他为之付出过惨重政治代价的王明。
　　是什么原因造成王明一直与李立三过不去呢？简单地说，除了王明的领袖欲作祟外，就是他始终不忘对李立三报仇。李立三对王明来说，既有1930年在上海时期的老账要算，又有1935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新仇要报。
　　先说1930年在上海时期的老账。
　　之一、无冕之王
　　巴维尔·米夫，原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局的局长，负责中国事务，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此人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1925年由中国共产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首届学员，由于他善于钻营，深受米夫青睐。1927年学习毕业后，被米夫留在中山大学担任翻译工作，同时协助米夫研究中共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文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米夫指定王明为自己的助手，协助组织大会，在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时，王明充当翻译。
　　1928年底，米夫在中山大学搞反托派斗争扩大化，拉拢王明等29人，把他们封为国际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把其他1000多名同学打成托派、托派嫌疑、调和派等，搞得中山大学办不下去了。由于王明等人整人有功，深得米夫的器重，即被派回到中国。米夫有意扶植亲信，原本是想让王明回国夺取中共领导权，替代李立三，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所以，当时王明被公认为“无冕之王”。
　　之二、怀才不遇
　　1929年3月上旬，25岁的王明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带着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厚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国。米夫对王明回国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动身之前，米夫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中共中央对东方部打来的电报给予高度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与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商量后，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问题。鉴于王明是一位从学校门到学校门，毫无国内斗争经验的留苏学生，并没有像王明和米夫想像的那样得到器重，而是决定按照中央历来对回国留学生的安排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而是安排他们到基层工作，锻炼一个时期后，再根据他们在基层工作表现的能力，考虑调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由康生把“中央决定，让你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的通知告诉了王明。中央这个决定，太出乎自认为有靠山、有来头的王明的意料了。领袖和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简直有天壤之别。前程似锦的美梦，刹那间化为乌有。他暗自咬牙切齿，耿耿于怀，这一剑之仇，迟早要报。
　　王明到烟厂去了几天，害怕白色恐怖，提出不愿在基层工作，就被调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其任务是每日到处去秘密散发张贴党和赤色工会的传单标语。
　　7月底，王明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首先的工作是深入基层到工厂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和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但是，王明却借口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而不愿到基层接近群众，他很少深入工厂和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他对这项工作职位深感不称心。王明认为，中央这样安排他的工作，简直是把共产国际极端器重的人冷落起来，对他是有才不用，浪费人才，对区委分配给他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而对既漂亮又有派头的同乡姑娘孟庆树发起了猛攻，不能很好地完成区委交给的任务，因而在区委会上经常受到同志们的批评。王明转向当时担任中宣部秘书的潘文郁求救，1929年11月即通过潘文郁把他调到《红旗》报工作。
　　《红旗》报创刊于1928年11月20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由李立三兼任，副部长是罗绮园，秘书长恽代英，秘书先后有李求实、潘文郁，编辑有谢觉哉、李求实。王明调去担任编辑和采访员。
　　王明调到《红旗》报后，在不到半年时间先后以“韶玉”、“石”、“慕石”等笔名，在《布尔什维克》、《红旗》上发表了35篇文章。其思想大都来自共产国际，用共产国际的思想，论述国内政治斗争，主要是鼓吹“城市中心论”等不切实际的工人武装暴动，强调中国革命的危险是右倾，不是“左”倾。
　　之三、向米夫告黑状
　　1930年1月12日上午10时，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工联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10时20分左右，中外巡捕10多人冲入会场，大喊“莫动”，接着进行搜查，搜出《上海报》、《红旗》报、《布尔什维克》、苏联画报和煤业、药业、制衣业等斗争纲领数百份以及会议记录、签到簿等，装了两大篓。然后把在场的20多人全部赶到囚车上，押解到老闸捕房。1月22日上午又把他们押解到提篮桥监狱的特犯间。2月4日下午5时，英租界当局宣布将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
　　由于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监狱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印度人巡捕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王明听了高兴地说：“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这位巡捕不敢答应放他出去，只答应替王明送信。于是王明立即给他的挚友、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潘文郁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交给这位巡捕。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
　　王明为了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不惜暴露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影响了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致使一些机关被迫转移，因而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康生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2月18日，王明得以出狱。王明出狱后，对同学王逸常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王明出狱第三天，即1930年2月2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共29页。他向党中央汇报了一些情况，也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没有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3月16日，党中央给王明写了一封信，指出他这次所犯的重大错误是：
　　1．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2．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3．“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4．还说什么“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撤换他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职务，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
　　王明受处分后，党中央与李立三原准备让王明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皖苏区工作，接受锻炼，但最后还是决定将他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写的第二封信是给米夫的，他向米夫状告中共中央。在信中他说，回国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他被捕后遭到毒打，但自己表现很顽强等，抱怨中共中央抛下他不管。
　　米夫见到王明的信很不痛快，大发雷霆。一面夸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指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并写信给李立三，向李立三陈述了他的态度。
　　之四、摇旗呐喊 鼓吹暴动
　　王明对因被捕事件中的错误离开中共中央机关，一直不满。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一次他向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炫耀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不等罗章龙开口王明又说：“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不懂马列，十分幼稚，一贯右倾，需要从上到下加以改造。”罗章龙批评他，要他虚心点。王明强辩：“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王明在全总工作期间，一方面对李立三和党中央不满，一方面又先后发表了19篇文章，竭力鼓吹暴动。比如：
　　王明在1930年5月1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
　　文章在分析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军阀战争的结果与前途”后，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是反对战争中的某一派军阀，而是反对整个军阀；我们不是为‘暂时的和平主义’或‘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反对军阀战争，而是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我们不仅要消灭军阀战争，而是要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我们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而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根本推翻现在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的统治。”接着，他又提出了“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指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的十种表现：“一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二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六是对于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分估计得不够；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这一切倾向都是与党的目前根本任务不能兼容的，都是动摇、妨碍、破坏以至反对党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都是使党不能实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战术”。“为加速地和顺利地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根本战术起见，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王明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摇旗呐喊，积极讨好李立三。因此，不久李立三又把王明调出全总，重新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之五、发起进攻 受到处分
　　193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以何孟雄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
　　一开始，王明并没有把何孟雄等人的反对意见放在心上，然而当他了解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反对李立三的主张时，立即决定调转枪口，再把矛头对准李立三。
　　后来，当他得知李立三要在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执行的事宜，便与“中大”回国的同学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私下开了碰头会，交换看法，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在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大举进攻。
　　7月9日会议一开始，李立三讲了会议宗旨，谈了如何贯彻《决议》等等。李立三话音未落，何孟雄便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反对李立三的发言及《决议》。何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何发言后，王明给博古一递眼神，博古便起身发言，也反对《决议》。接着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开火。这时，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王明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地发表了长篇讲演，引经据典，一条一款对《决议》进行批驳，当场拿出马列著作和李立三、向忠发等展开激烈的辩论。
　　李立三、向忠发对王明的如此行为十分意外和恼火。他们虽是中共最高首脑，谈起马列主义理论时，却不如王明等人，但不肯向王明等人低头。争论不过，李、向遂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右倾”、“小组织者”的帽子扣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头上。向忠发还当即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
　　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自信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李立三，便没有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7月10日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陈述他反对《决议》的意见。信中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郎基主义的混合物。对比王明与李立三的主张，其实王明意见的“左”倾盲动程度比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
　　王明的“万言书”使李立三、向忠发更加压不住心中怒火。在康生提出的“反李立三就是反党，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的建议下，他们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并把王稼祥调往香港，何子述调往天津。这就成为王明对李立三终生不忘的积怨。
　　之六、韬光养晦　以屈求伸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宣传部长是夏曦，秘书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干事。为进一步打击王明的气焰，李立三专门到了江苏省委，向李维汉、李初梨等交代要对王明进行思想帮助。王明对来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自然很恼怒，但他心中有数。王明看到他在与李立三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暂还不具备批倒李立三的力量。在受到中央的处分后，他马上又给党中央写信，声称：“我虽然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在等待时机，准备进行新的较量。在推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中，王明干得很积极，编写快板，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宣传部领导对王明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很能干。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日常工作，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按照共产国际的电召，当即启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
　　当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听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传达后，表示同意全会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也表示接受，并准备前往，从那时起就离开江苏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去了。他向中央表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表示出一种拥护态度。
　　之七、获尚方宝剑　便带头作乱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共产国际不仅指责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而且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抹煞这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那就不仅是遗害无穷，而且一定会潜伏着将来又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远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态度的这一突然变化毫无所知，然而，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从共产国际和米夫那里及时知道了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态度转变，于10下旬陆续回到上海。
　　这些人一回到中国就成了反“立三路线”的主力。他们没有按组织程序首先向党中央报告，而是先告诉了王明。王明得知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立刻在他的那一帮人中相互转告，四处串通。在党中央不知底细，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共中央开展进攻，与中央唱对台戏。
　　王明原来曾经表示拥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接受中央分配他去中央苏区的任务。获知《国际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后，他突然改变态度，拒绝去中央苏区。据黄理文证实：“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
　　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批评三中全会的错误，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地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错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迅速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
　　王明对三中全会进行否定之后，开始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口气发号施令了：“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错误，以避免争论”，“并且迅速地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将这些错误教育全党同志”。
　　之八、中央茫然 被动应付
　　虽然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1930年10月写成发出的，但在中共中央尚未接到正式文本以前，对十月来信的内容和消息一无所知，所以对王明、博古突然向中共中央写的联名信件的内容感到茫然。直到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十月来信后，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中央极为重视。正在商议如何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时，11月17日，王明、博古再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声称他们则是“一贯反立三路线”的，他们的政治意见书是“绝对正确的”、“符合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宣称他们要“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而斗争到底”。
　　他们向党中央提出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
　　很明显，他们这封信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央表态，承认他们反“立三路线”活动的正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中共中央连续于11月18日和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信，检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
　　从这两次会议中可看出，中共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仍然持批评态度。比如：
　　11月18日的会议，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存在调和态度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进行的实际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周恩来在发言中还针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的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按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地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际上领导党走向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又指出：“三中全会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起来的企图”。《决议》还针对王明等人力图在党内挑起公开争论的目的，特别强调指出：“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和共产国际执委完全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瞿秋白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针对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又不向中央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党发难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道)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对王明和博古拒绝党中央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尖锐批评：“尤其要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即王明)、秦邦宪(即博古)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们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禹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里面也曾经写道：‘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事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
　　王明等人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虽然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反六届三中全会的浪潮愈演愈烈。
　　王明于1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抛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他没有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反而批判立三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实际是他阐发自己“左”倾思想与纲领的宣言书。紧接着在12月14日又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论文，在党的刊物上首先捅出“立三路线”并上了文章标题。他指责三中全会及其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是“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指责第96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批瞿秋白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公开了他们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行动。因此，使党中央的威信骤然下降，不能对全党实行有效的领导，造成当时党内严重的领导危机。
　　之九、米夫出马 改造中共
　　本来早在1929年3月王明由苏联回国后没有得到当时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的信任，被分配到基层工作锻炼，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的米夫所不愿看到的。更使共产国际和米夫恼火的是，王明等人不但没有得到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受到批评和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而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把王明提到中央领导岗位，甚至连李立三中央给王明的严重处分也没有撤销，而且还要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这些新账旧账都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派米夫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于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华，主要使命是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开会，接受米夫的建议，决定将计划召开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米夫的压力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同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谁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就为确立王明等人上台扫清了道路。
　　米夫为使王明等人上台，还得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只有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才能使他们让出领导岗位，进一步为王明上台扫清道路。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96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又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为了确保王明上台，米夫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且限定只开一天。其目的就是不让他们讨论问题，只是走走形式，让大家举手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选举王明上台。
　　会议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米夫主持会议，先作报告，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反对调和主义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米夫拿出了在会前拟定的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政治局的名单。在会议进行表决时，遭到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人的反对。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强调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名单，按照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他在向大家做工作时说：“你们对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但王明是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你们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的路线。”
　　改选的结果是：王明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步登天，既成为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后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名义上还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上是由王明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康生因反戈一击有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沈泽民是宣传部长，周恩来是军事部长，张闻天当上了农民部长，王稼祥是中央党报编委主任，博古是团中央书记。而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
　　由此，米夫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也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之十、王明出国 　遥控指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推行“进攻路线”，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使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1931年4月下旬，党中央分管交通、情报和特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的被捕，把王明吓得魂不附体。他与米夫商量后，决定去莫斯科负责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指派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为临时党中央，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由博古负总责。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带着老婆孟庆树跟着米夫秘密离开上海。
　　11月7日，王明到达莫斯科后，中共中央陆续又派康生、林仲丹、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前往，组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不仅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而且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成员。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王明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以电台遥控，坐在莫斯科发号施令，博古为“总负责”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必然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

　　在王明手下的七年，是不堪回首的七年……
　　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名叫丽扎的俄罗斯姑娘
　　走进了李立三的生活 ；
　　从此，他们开始了数十年的患难与共……
　　一、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批判”李立三
　　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李立三于1930年10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随即召开了一系列针对李立三的批判会。在这些批判会上，李立三态度诚恳，反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获得当时在共产国际任职的大多数人的好评和赞许。如萨活洛夫在发言中评论说：“立三先在东方部承认并忏悔了错误，第二次进了几步，今天到了最高点。”库西宁当即表态说：“立三在这里很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想，这里的确没有两面派的手段。”
　　但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在发言中却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出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曼努依斯基对李立三的检讨做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去学习。我想(中共)中央虽然只叫他来做报告，可是现在他不用回中国去。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自己的错误。”
　　至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宣告结束。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莫斯科，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但是，靠反对“立三路线”起家的王明，在时过一年抵达莫斯科以后，仍不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因为对李立三的继续批判，一则可以借以抬高他自己，二则可以对其他持不同意见者以恫吓，可谓一箭双雕。
　　王明以他的特殊地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地继续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是其他内容的会议，也要在开始时加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
　　本来王明在1930年11月下旬在国内赶写的《两条路线》意见书，没有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批判李立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的，为了批判李立三的需要，王明到莫斯科后不久——1932年3月把《两条路线》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加以出版，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的斗争内容。同年11月7日又再次加以翻印。继之，又在《革命的东方》刊物上发表了《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
　　图07：1931年，李立三在苏联
　　虽然中共中央曾经决定李立三同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但王明公开批判李立三的活动，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直到1935年秋，才把李立三安排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后来又指派李立三主编《救国时报》。但即使在这时，李立三仍然不时受到王明的指责。
　　二、李莎传奇
　　众所周知，李立三后来的夫人是苏联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莎。李莎嫁给李立三，正是李立三在苏联落难的时候。
　　李莎的原名是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的斯图坚科村。父亲为她取的乳名叫丽扎。丽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律师。前妻为他生了六个子女，因肺病离开了人间。丽扎的生母，是在十一岁时成为孤儿到其父亲家里当佣人。在父亲64岁丧妻后，由佣人续弦。随后又生下了丽扎与她哥哥兄妹二人。丽扎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排行第八。这个小宝贝疙瘩，特别受家里人的宠爱。她那美好的幼年是在草原地带的农村度过的。
　　但是，美景不长。正当她睁大眼睛向人们露出微笑时，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硝烟，一下子撒满了伏尔加河，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田园荒芜了、花儿凋谢了。父亲于19l9年病逝，家庭破产了。
　　1920年，苏俄的内战结束了。但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加上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长期的干旱蔓延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灾荒伴随着饥饿，萨拉托夫省的广大农村饥荒四野，人们只能以野草树叶充饥，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1920年秋，丽扎的母亲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儿子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6岁的丽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包围及经济封锁，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连土豆皮也舍不得扔掉。房间没有暖气，要去野外拾柴回来生炉取暖做饭。
　　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一家缝纫工厂做工。艰难的童年生活，把丽扎磨炼得很坚强。她，什么也不挑剔，遇到困难不怨天尤人。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渐好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下，小丽扎开始上小学念书。就在她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供销社。丽扎凭着她的聪明睿智和活动能力，被推举为学校供销社的小“经理”，跟随着老师从仓库里领来铅笔、钢笔、笔记本、橡皮等学习用品，在小门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毫无差错。
　　她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参加体操组、合唱团，游泳、滑冰，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锻炼。刚满十一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她们穿上队服：白衬衣、小蓝裙子、鲜红的领巾，整齐地排好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军号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列宁墓前，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丽扎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她系上红领巾后，全校选举学生会主席，无数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异口同声地喊着基什金娜——基什金娜!她啦，11岁的小“主席”，脸儿涨得红红的。她知道，这是大伙对她的信任；她懂得，这是“革命”的需要。当她唱着歌，蹦蹦跳跳地回到家里时，常常被一件事情搞得心绪烦恼。就是：不信仰鬼神的苏维埃人，大家都在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努力奋斗。可是，妈妈偏偏还信奉着那个给谁都带不来任何好处的“上帝”。一天，丽扎见到妈妈又在面对墙上的圣像祷告，便高声地喊道：“妈！咱们家再也不能挂圣像了，同学们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妈妈闻声惊异地望着女儿，痴情地盯着墙上的圣像，眼睛黯然无神。半晌，才嗫嚅道：“那、那就依你的……”
　　小丽扎把圣像摘下来了，妈妈却依旧呆呆地注视着原来挂着圣像的那面墙壁，好久好久。
　　11岁的小“主席”、“经理”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1928年，丽扎艰难地念完了初中。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继续去上最好的高中和大学，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命运不能由她摆布。当时，还处于新经济政策时代，整个苏维埃在经济上都还比较困难，她不得不放弃升学的机会，转到劳动部门去登记，寻求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学习。这样，既不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还可以为家里增添一点经济收入，补助母亲的不足。经劳动部门介绍，她终于去投考了由国家出版局举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印刷技术专科学校。从此，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上午学习装帧设计和排版，下午分散到各出版印刷单位劳动，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补助费。第一个月就领到了28卢布。14岁的丽扎，高兴极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李莎回忆到此时，十分风趣地说：我的工龄应该从这时(1928年)算起。丽扎用这第一次挣来的钱，买了一件心爱的毛衣和一双靴子，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
　　1931年，刚过十七岁的丽扎在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专科学校经过三年学习毕业。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她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这时，正当苏联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全国人们都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年轻人更是热火朝天，处处打先锋，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支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要求进取的丽扎，当然不甘示弱，她不畏艰难困苦，毅然决然地主动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号召，报名到苏联远东去参加建设。
　　图48：1929年时的李莎
　　这年夏天，年轻的姑娘丽扎，告别了母亲和哥哥，与伙伴们一起，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跨过雄伟的乌拉尔山脉，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旅行，来到苏联的最东部，与中国毗邻的地方——伯力。丽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工作，担任技术编辑。伯力的冬天冷得出奇，连室内也是零下十几度，睡觉都要戴着帽子。当时正值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发生了困难，物资短缺，吃穿用都发生了困难，工作任务又相当繁重，经常要加班加点。但是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谁也没有怨言，都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鉴于丽扎的工作出色，时间不长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了俄文的以外，还有中文、朝鲜文和日本文。所以，在编辑部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当时，在苏联远东，还有大约50万中国工人，分布在煤矿、金矿、铁路、港口、森林伐木、缝纫、修鞋等各个行业。那里的蔬菜，主要依靠从中国山东去的农民种植。
　　丽扎在出版社工作，有机会同中国编辑一起共事，结识了一批中国朋友。他们有文化，都是搞革命的，大家都相信全世界都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与丽扎联系较多，且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如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涌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1932年丽扎被调到远东出版社海参崴分部工作，又结识了张锡俦(当时任远东边疆苏兆征中国党校教务主任，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爱人是俄国人，叫柳芭，汉学专家)、杨松(原名吴绍宣，1907年出生于湖北，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到远东工作。当时的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爱人是俄国人，名字叫莎丽达·列依索洛娃)、吴玉章(党校教员，在那里制订北方话拉丁化的方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这些中国革命者，给丽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丽扎很尊敬他们。
　　三、命运之神送来了丽扎
　　依照苏联有关部门动员去远东工作的规定，丽扎在远东工作两年期满。为了实现她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愿望，1933年夏天，丽扎从远东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勘探出版社，负责图书的装帧设计。她边工作边补习高中课程。闲暇时，经常到在远东工作时结识的一些朋友家中去玩耍。
　　1933年深秋，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丽扎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向着刚从远东来到莫斯科的女友沙丽达·列依索洛娃家里走去。她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和决定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丽扎敲开女友的家门，她愣住了，屋里端坐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青年。他，满头蓬松的黑发，有一双明亮而富有智慧的眼睛，表面看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俄语说得不太好，不大爱讲话，静静地坐在那里。女友的丈夫杨松向丽扎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俄罗斯人有一个习惯，好朋友之间总是相约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郊游。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的红皮证件，给他们的游玩提供了不少便利，如到公园划船，在人多船少的时候，李明拿着红皮证件到售票处很快就可以把游船租来。丽扎与杨松夫妇还有他们的好朋友李明经常在一起玩啊、唱啊、跳啊，任小舟在湖中随波荡漾。
　　l934年深秋，丽扎与女友柯拉娃一起到李明的住所去看望他，发现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离开莫斯科。但是，丽扎并不知道这个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丽扎问他到哪里去，李明回答说，要去克里米亚休养。丽扎暗地思忖：现在又不是休假疗养的季节，怎么会去休养呢？丽扎突然发现李明的行装中有一双高统皮靴，这种靴子适合深山老林中长途跋涉，到海滨浴场是派不上用场的。丽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心想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里，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自己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她与他告别了。他去了，再没有联系了。
　　图46：1934年，李立三在莫斯科
　　若干年以后，丽扎才得知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图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李明离开莫斯科以后，有一次丽扎在好友家里与从远东回来的朋友聊天，一位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丽扎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好似条件反射，一下子就联想起她在远东工作时，曾经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封面上写的是：《与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当时，她不明白“李立三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询问该书的编辑。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领袖，是一个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过批判。”因此，在她的想像中，李立三一定是一个白白的头发、长长的胡须、一脸皱纹的老头子。
　　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李立三是谁，他在哪里？”，这位朋友告诉她：“李明就是李立三。”丽扎听了朋友的解答，惊异地张大了嘴，简直不敢相信对方说的是真的，以为是在与自己开玩笑。她果断地反驳道：“你搞错了吧，李立三不是一个老头子吗？而李明才20多岁……”朋友毫不让步，十分肯定说：“李明就是李立三。”她无言以对。这是她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既惊又喜。可是李立三在哪里呢？她也不知道。丽扎以为她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思念着与李立三的重逢。正当丽扎对李明的去向捉摸不定的时候，1935年6月的一天，她正在准备参加升大学的考试时，突然有电话找她。她从电话里听出了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真是高兴极了，她放下课本，直奔相约的故地。
　　丽扎回到莫斯科后，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这年夏天，丽扎从工人夜校毕业，报名投考莫斯科地质学院，梦想去过那种风餐露宿、四海为家的浪漫生活。可是由于数学没有考好落了榜，心情不太愉快。李明极力使丽扎开心，约她去看话剧、听音乐会。尽管李明不太懂西洋音乐，也宁愿作出“牺牲”。丽扎虽然在学习征途上吃了败仗，但并不灰心。她是一个倔强好胜的姑娘，决心继续补习功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初秋季节，莫斯科河畔的嬉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水面上的荡舟，也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影。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他们的话多得永远也说不完。李明就是李立三得到了肯定。李立三把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政治上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的婚姻、家庭、子女情况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而毫无隐瞒；他谈到了自己为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感到痛心、内疚，决心加倍地工作将功补过。他还向她明确表示：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党组织的调遣，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丽扎通过与李明的交谈，了解到李明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她对他那传奇般的革命生涯很感兴趣。他那热情耿直、爽朗活泼的性格以及有理想、有抱负、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她。她了解了他，更加信任他，进而爱上了他。她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呗……”
　　十月革命节来到了，李明邀请丽扎去与一批中国同志一道欢度这个盛大的节日。11月6日晚，他们聚会在莫斯科的“联盟饭店”。当时，那里是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在一楼大厅里，张灯结彩。丽扎与在共产国际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张长条桌会餐。身为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负责人的李明主持这次会餐晚宴。他精神焕发，有说有笑，热情、开朗、活泼，是这个集体的灵魂。李明的组织才能和口才，吸引着丽扎，更使她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
　　接着，李明把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丽扎发现王明与李明的谈话相当冷淡，李明与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丽扎不理解李明为什么要带她去会见王明，事后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22岁的丽扎要与36岁的李明结婚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亲友都为她担忧。有人劝告她：“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可爱？你像一只百灵鸟儿，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鲜花原野丛中，何苦钻进一个中国人的鸟笼子里呢？”有的阻拦说：“你发疯了，干吗非要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还有的好心人警告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会跟着他吃苦头的。”
　　面对亲友的忠告，丽扎不为所动。李明的翩翩风度，高雅气质，渊博的学识见闻，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年轻貌美的丽扎姑娘倾心。丽扎的母亲支持她：“女儿长大了，由她自己去吧！”
　　丽扎与李明结婚的新房，就设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柳克斯大楼六层，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房子里。陈云、杨之华及女儿独伊、欧阳欣、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10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一齐向新娘新郎表示由衷的祝福，大家在一起品尝了自己做的中国风味的菜肴。婚礼既简朴而又充满着欢声笑语。从此，丽扎就把她的命运与李明连在了一起。
　　新婚燕尔之夜，丽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因为，话刚出口，她又理会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付出代价的。她亲眼看到李明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要主编《救国时报》，还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使她惊讶的是，李明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丽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不生小孩子。
　　婚后，丽扎与丈夫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明感激丽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她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丽扎。而丽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丽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明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是顶呱呱的，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丽扎的家庭教师。同时，他又是丽扎的学生，在俄语方面虚心向她求教。
　　四、康生推波助澜加害李立三
　　1935年，李立三又与王明结下了新怨。
　　话还得从头谈起。
　　在反李立三斗争中，康生由于反戈一击有功，摇身一变又投入到王明的怀抱。由于他善于拍王明、米夫的马屁，在四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四中全会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20多篇文章，宣传王明思想。但是，错误的决策，给中共带来严重后果，党中央在上海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康生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于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腋下，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康生到莫斯科后，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表现得更加露骨。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会议，只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也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在大会开幕之后，中共代表团20多人在一起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带头举杯，提议为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干杯，并向王明欢呼。宴会后，王明与康生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词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还假惺惺地对发起人作了批评，使王明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件事引起王明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
　　尽管王明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但康生后来在向人作介绍时，仍然肉麻地称“王明同志是我们的总书记”。特别是在1936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宴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衷心祝福“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6年，斯大林借1934年发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身亡事件，掀起了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他们所认识、所了解的、一道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特别是过去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共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不少人就这样无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苏联保安机关，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了。李立三当然也难逃这一劫。
　　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途中把一个“公文包”遗失在电车上，第二天就从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找回来，里面并无重要文件。但是，此事终于被王明“抓”住了。他趁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抓住不放，多次召开会议给予严厉批判。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
　　康生知道王明对李立三有一箭之仇，为讨好王明，又对李立三下了毒手。对李立三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有同志见李立三的处境日益艰难，就劝他“你还不如回国去吧！落在这两个人的手里，还能有你的好！”李立三琢磨着也有道理，拿起笔来，再次给王明、康生写了一个要求回国的报告。康生拿着这个报告递给王明。
　　王明问：“你的意见怎么办？”
　　康生阴险地说：“他回国，这不是放虎归山？这几年，我们没给他好气受，他对我们肯定是耿耿于怀。这个人，不是无能之辈，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的意见，不能让他回去。理由嘛，他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还没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反正他的命运是在我们手里掌握着的。”
　　王明听了康生的意见，深思一阵表态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不但不让他走，还要让他检查，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是不是逃避批评？”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调王明、康生等回国。两人对如何处理李立三的问题始终放心不下。李立三是前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在莫斯科这几年，王明没有让李立三安静过，万一他回国，必将后患无穷。“不能让他回国”是他俩的共同意见。就在11月他们动身回国前夕，一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使李立三回国的多年夙愿完全落空了)，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
　　从此，李立三的行动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人员的监视。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两个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
　　王明、康生复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苏联内务部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罪名的全称是“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组织”，说李立三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王明与康生的“加害”，使远在异国孤立无援的李立三，在苏联的监狱里吃尽了苦头，险遭被处决的厄运。
　　在苏联军事法庭1939年5月11日对李立三的审判结论中写道：
　　罪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特务恐怖在莫斯科的中国集团。
　　经审查确认：李立三于1930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内成立了托派反革命、反共产国际集团。名称：李立三路线。
　　集团目标：破坏中国革命主力军。
　　来苏联后，李立三与在莫斯科的中国托派分子：林德胜、李达克、特拉维金、克农斯以及其他人(所有这些人已被审判定罪)，于1935年在莫斯科，在托派林德胜领导下，形成了托派、特务恐怖组织。李明(即李立三)加入了该集团。该集团直接受日本特务系统的领导。该团体进行了恐吓、杀害苏共、苏联国家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林德胜被捕后，李明成了该集团领导成员之一。
　　李立三在外国工人出版社校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审判资料译文时，有意识地歪曲原文本意，导致译文出现反革命性质。
　　该集团领导成员特拉维金、李达克、克农斯已揭发李明是该集团成员。
　　1938年6月，李立三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面对种种非人的折磨，李立三经深思熟虑，先是违心地签署不真实的供词，但紧接着随后他又写出无数申诉材料，对在受到拷打时的供词全部加以否认，对强加在他头上的所有诬陷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针对说他是“托派”的罪名，李立三申述道：“立三路线的确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背而驰的，立三路线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与托派的观点有所接近，但是，立三路线的政治立场与托洛茨基派的政治立场是不一致的。立三路线与托派不但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申诉材料写道：1925年和1928年他曾两次到过苏联。1926年在参加赤色国际工会会议后，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
　　他还写道：1934年和1935年他都在中苏边境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工作，其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派遣，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转运中共到苏联来往人员，架设因中共红军长征中断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联络电台。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通知参加会议才回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代表团派他担任《救国时报》的总编。
　　李立三为什么要先提供伪证，后来又加以否认呢？据说，这是他当时运用的一种对付诬告陷害他的一种斗争策略。目的是为了引起更高级别军事法庭对他的案件的重视，由更高级别的法庭来审理他的案子。
　　据李立三夫人李莎说：1993年4月她在莫斯科原苏联内务部查阅李立三案件的档案时，内务部一名上校军官对李莎说，当时李立三运用这个斗争策略是很高明的。他说，在他看过的案卷中，当时只有两个人采取过这种斗争手法。除李立三外，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最后的结果，他们两个人都获得了释放。李立三认为，只有提高审判级别，才有获释的希望。那位上校说，“这是成功的策略”。
　　关于“贪污”问题，1939年10月26日即李立三还在莫斯科的监牢中为自己写的辩护词中曾经写道：(共产国际干部局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在“证明材料”中写道：王明似乎讲过“当李明在江苏工作的时候，那里有9个月没有向党提交财政汇报，他至少贪污了3万美元，具体数目很难确定，因为钱都是李明自己经手的。”
　　李立三在自我辩护中反驳道：“我在为党工作的一生中，从未在江苏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只有在1930年8—9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担任过江苏行动委员会主席。既然我没有在江苏担任过工作，又怎么可能贪污江苏省委的经费呢？我对王明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忆犹新，当时他说：‘立三路线的时候，以罗迈为首的江苏省委有9个月时间没有提交财政汇报，当时的总开支不少于3万美元。其中有400美元有李明签字的收条，这笔钱究竟哪里去了，很难查清。’这些话为什么会说成这个样子？我自然不清楚。但事实证明，这无疑是歪曲。因为据我所记，立三路线期间，江苏省委每个月的经费总额只有3000美元，9个月来，省委总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那么罗迈和我怎么可能贪污3万美元呢？3万美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金额，假如我或罗迈果真犯有这类罪行，那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就会追究这个问题的，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呢？这个问题被歪曲得实在荒唐，真是一派谬论。
　　关于有我收条的400美元的问题，据我所记，这笔钱是转交给南京市委的，先是通过我交给准备去南京的中央特派员，再由他转给南京市委。由于这笔钱是首先交给我的，所以我就开了收条。
　　这个问题可以由王明、周恩来、罗迈等人作证。”
　　……
　　1939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臂伤，这才得知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消息，他当即向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们查了名册后回答：“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苏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激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是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这样，经过多次交涉，李立三才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狱后，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0公里以外)，没有了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挣些稿费维持生活。
　　这就是李立三得罪王明的可悲下场。
　　五、患难岁月中的甜蜜
　　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时，他与丽扎正处在新婚的甜美之中。
　　雨果说得好：“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花蜜。”
　　新婚给丽扎带来了无限的甜蜜。她在学校专心攻读法语，李明在主编《救国时报》，终日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加班加点。在这个中苏合璧的家庭里，充溢着无比的幸福与欢乐。
　　当两个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人砸开李立三在“柳克斯”的房门，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时，从酣梦中惊醒的丽扎吓得呆若木鸡。李立三在被带走前，穿了一套最旧的服装，摘下手上的瑞士表，镇静地对丽扎说：“丽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中共代表团。”
　　李立三被带走后，丽扎急促地敲开了隔壁房间的门，把李立三被捕和李立三被押走前留下的话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潭秋作了汇报。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的管理员就把丽扎——这个“人民敌人的老婆”从大楼赶了出来，勒令她搬到院内一间阴森、潮湿的小屋，同其他“犯人”的家属挤在一起。可是，那里已经有了七八个人，无立锥之地，她只得到母亲那里去住。
　　丽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天，她再次向中共代表团陈诉了李立三的冤情，向外国语学院团支部作了汇报。这位支部书记毫无吃惊之意，绷着脸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好好反省吧！”随之而来的是，党团干部反复与丽扎谈话，要求她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但丽扎始终坚信不移，李明不是坏人。
　　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丽扎的问题，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主持人向她发出严厉的警告：“你要慎重考虑，李明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他的妻子，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同李明离婚，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不管他们三番五次的警告，丽扎总是低着头，噙着泪，咬着牙，闭口不语。她暗暗自语：“李明不是敌人，是个好同志，我应该同情他，帮助他，绝不能落井下石，在他那受伤的心上再插一把刀……”最后，主持人追问她：“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要共青团团证？”丽扎一下子怔住了。她明白，在这严肃的讲台上，要么昧着良心与李明“划清界限”，要么忍受痛苦，离开共青团组织。泾渭分明，没有其他选择。她热爱革命、热爱共青团组织，当然不愿意离开她。但是，她同时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丽扎据理力争。她说，她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她坚信李明不是坏人，不是日本间谍和恐怖分子，而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她不能同李明离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主席台前说到：“我相信党，也相信李明。在没有审查清楚李明的问题以前，我决不能说他的坏话。”她毅然决然地把共青团团证交给了负责人，愤愤地离开了会场。她一口气跑回家里，扑向母亲的怀抱，才让憋了半天的眼泪痛快地涌了出来。只有妈妈最理解女儿，她疼爱女儿，也喜爱李明。她能说什么呢？她只有长吁短叹，老泪纵横，频繁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愿上帝保佑我们！
　　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丽扎被开除了团籍。当时，一些好心人劝丽扎及时脱身，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新安排生活。可是，丽扎从她和他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生活中，坚信李立三是革命同志，不是敌人。在李立三被捕以后，丽扎焦急不安，惦记着他的命运。在此千钧一发、危难之际，对一个远离他乡的外国人，除了她还有谁去关心他、拯救他呢？
　　在课余假日，她像迷失路途的羊羔，在漫山遍野呼唤；似失去伴侣的孤雁，在凄凉冰冷之夜哀鸣。当时，莫斯科新设立了许多牢房，她发疯似的去大海捞针，到处打探李明的下落。她去过布特尔斯克监狱、列沃尔托夫监狱、卢边卡监狱、罗捷斯特文卡监狱等等。每到一地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挨到窗口一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两个字。她情真意厚，忠贞不贰，日复一日，整整跑了半年时间，才在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明。她要求与他见面，由于他是“政治犯”，是不允许会见家属的。经丽扎多次恳求，最后才争取到允许她通过狱方，每月可以转交给他50卢布。
　　苏联有句著名的诗句：“爱情不只是夜里的并肩散步，更是风雨中的携手同行。”李立三被捕以后，家庭的负担全部压在丽扎那柔弱的肩上。她拼命的学习，保持全优成绩。因为，只要出现一个“良”，助学金就会被撤销。就是依靠学院每月发给她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家庭的生计。尽管经济很困难，她还是每月从中挤出50卢布，准时送到监狱看管人员手中。后来，李立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丽扎，当他第一次接到她送去的50卢布，激动得大哭了一场。因为，在监狱中，伙食极坏，几乎见不到蔬菜。李立三就是靠丽扎送给他的钱，买来蔬菜和生活日用必需品，才得以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他从丽扎的行动中感到无限的温暖，莫大的支持，从而更加增强了他的斗志。他没有沉默，坐以待毙，而是挺身而出，奋力抗争。他鼓足勇气，一次又一次地给斯大林和苏联内务部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陈述自己的冤屈，为他自己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清白辩护。
　　苏联内务部把李立三关进牢房，但又抓不住任何可以定罪的把柄。审讯室里总是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胡扯！你不叫李立三，也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你们搞错了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我们党中央是了解我的。
　　你还是老实点，否则……
　　我再说一遍，我在党的面前是清白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
　　“审讯”无法进行下去了，李立三被押回牢房。
　　为了从李立三那里搞到可以证明他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的材料，苏联内务部黔驴技穷，编演了一场戏：派了一个假囚犯进入牢房，与李立三呆在一起。那个人开始与李立三拉近乎，随后就故意破口大骂苏联共产党、大骂斯大林，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跟着他发泄对苏共和斯大林的不满，以便于能抓到李立三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把柄”。没有料到，李立三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正言厉色地去制止他，并警告说：“不许你胡言乱语，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不能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无比鲜明的立场，使那个假囚犯——特工人员，立即改变态度，紧紧地握住李立三的手，连声说道：“你真是好同志呀！”
　　李立三在国内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中，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从来没有胆怯过，他早已做好坐牢和被杀头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不曾被关进敌人的监牢，却被送进共产党人的铁窗。况且“罪名”又那么荒唐！冤屈吗？是的；困惑吗？难免；沮丧吗？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苏联学习、战斗和工作的。在铁窗下，对党、对共产主义哪怕有一点点怀疑和动摇，都会影响整个党的声誉。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关系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为了亮明自己的观点，阐明我党的历史，同时也为了反映苏共方面某些工作人员在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李立三大义凛然，他把监狱给他用来写“交代材料”的纸，拿来给斯大林写信。当然，这些信是否能送到斯大林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冲击着每一个“囚犯”的信仰。很多人发牢骚、咒骂，甚至骂出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听到这些谩骂，李立三被激怒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身陷囹圄，也不容许任何人往共产主义信仰上抹黑。
　　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在牢房里进行着。有人讥笑他：“你那个信仰有什么用？你崇拜她，她却不买你的账，把你关在牢房，可怜！可悲！”李立三反驳道：“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过错，这只是某些人一时的过错。历史的误会迟早总会消除。只有那些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的人，才是可怜的、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李立三认为自己目前所受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
　　丽扎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始终保持着俄罗斯女子坚毅的个性和对爱情的纯洁忠贞。她深信李明是无辜的，她期待着丈夫出狱的日子，她相信这一天一定能够到来。
　　1939年夏天，丽扎从监狱得知：李明已被移交到苏联军事法庭。要丽扎为李明准备过冬的衣服。丽扎焦急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明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她很快把过冬的衣服送到了监狱。
　　8月，丽扎从内务部秘书那里得知：李明的案件已被法庭驳回，要求内务部进一步调查。这表明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这个消息，使丽扎备受鼓舞。后来才得知：1939年夏天，肃反高潮已过，原来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撤销了职务，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了，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内务部打电话把丽扎叫去，询问了一些问题后，问她是不是要给李明写点什么？丽扎听了，激动不已。因为李明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她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但是，条件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草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李明：她还在坚持上学读书，目前与母亲住在一起，通报一下家人平安罢了。
　　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煎熬，丽扎度日如年。她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939年11月4日晚，奔波了一天的丽扎刚躺在床上舒展着极端疲惫的身躯，面对十月革命节来临之际，家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息而感到无限的惆怅和苦闷时，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起。她立即拉开房门，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站在门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朝思暮盼的亲人——李明。是他，他拿着一个包袱站在门前。丽扎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确认是李明以后，热泪夺眶而出，两人无声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伴随李立三的内务部审查员跨进门槛对丽扎说：“瞧，我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珍贵礼物。”好一个礼物呀！丽扎对来人理也不理睬，像疯子似的忘乎所以，猛然转身，边跑边喊：“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这是丽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李立三无罪释放回来了，丽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跑到外国语师范学院告诉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李明已无罪释放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欣慰地说：“是的，我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不久，学院团组织把团证发还给了丽扎，正式恢复了她的团籍。
　　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那里的宿舍已被人占用。他无家可归，只好挤到岳母家里，与丽扎的哥嫂、侄子、母亲挤住在一间房里，中间挂上一幅布帘相隔。
　　l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正式向李立三宣布审查结论：“鉴于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决定进一步审查此案。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注：是审查员)等人的杜撰诬陷。李立三对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历来直言不讳，并已多次作过检查。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审查员宣读完结论后告诉李立三，周恩来在莫斯科，问他愿不愿意与周恩来见面？李立三不知道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是什么，他当然很愿意与分别多年的老战友重逢，但又考虑到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担心给周恩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婉言回绝道：“我的问题还需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之前，与周恩来同志见面恐怕是不大合适的。”
　　李立三当时作出这个选择是由于这样的考虑：1938年2月李立三被逮捕时，共产国际作出过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现在内务部对他的审查虽然宣告结束，但共产国际的决议尚未撤销。特别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坚持诬陷李立三，歪曲中共党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主要的革命事件污蔑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等等。李立三认为：这些污蔑，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决不能漠然视之。如果仅仅是个人问题，还可以忍受。为彻底澄清这些诬陷，李立三决心继续同共产国际某些人进行斗争。他在丽扎的帮助下，写出了长达240多页的打字材料，详述了自己在国内参加过的重大革命事件，用事实有力地批驳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诬陷，材料送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恢复党籍。
　　1940年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连续开了四次会议讨论李立三的申诉。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以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开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充分证明他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对现已被镇压的林达生等人过于信任”等等，因而决定维持1938年2月25日有关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这显然是为了保全共产国际的面子。
　　周恩来、王稼祥对共产国际作出的这一决定不得不提出保留意见，同时提出：要让李立三参加工作，一年以后重新考虑恢复其党籍。最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在周恩来、王稼祥回国以后，共产国际将其束之高阁，一直不予落实。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李立三的党籍问题就更没人管了。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孤儿，在异国飘泊……
　　李立三虽然无罪释放了，但是，在莫斯科的工作无着落。他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却处处碰壁，遭到拒绝。他曾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个布尔什维克同志那里去请求安排工作，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就业无门，李立三没有生活来源，蛰居家中，全靠丽扎在学校每月250卢布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更严重的是，像他这种坐过牢的人，按当局规定不准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办理户口，必须迁户到101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住。
　　李立三没有气馁，他不断地进行交涉，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奴伊尔斯基写了一份报告，请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在这位书记的关怀干预下，才得以被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但因李立三失去了党籍，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周围很多工作人员不敢接近他，担心他“有问题”，逢重大节日，组织游行活动，他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力都没有。李立三坚强地忍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没有怨恨，没有畏缩，积极地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著作，为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作出贡献。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也就在这一天，丽扎在外国语师范学院参加了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课程——教育史的考试。祖国的神圣领土遭到法西斯铁蹄的践踏，她怒不可遏。她渴望能进入军事工厂当工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直接出力。但由于她是外国人的妻子，这个外国人又是刚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她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被分配到莫斯科一所高级中学当法语教师。因战争已发生，学校已撤离，她实际上没有工作。
　　战争开始，李立三写了一份参军申请，要求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上前线作战，也因“政治上不可靠”没有被批准。在德国军队迫近莫斯科时，他以普通居民的身份，自愿参加了民工大军，修工事，挖战壕，并参加防空警戒。作为防空队的一员，他连夜在屋顶上值班，扑灭雨点般的燃烧弹。他完全忘记了个人得失遭遇，从无半句怨言。
　　同年8月，丽扎偕同母亲、嫂子、侄子作为李立三的家属撤退到伏尔加河畔的瓦西里耶夫索尔斯克一所中学教法语。李立三仍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同年10月16日，德国人打到莫斯科郊外，李立三随所在的出版社紧急地撤退到恩格斯城。丽扎接到李立三发去的电报，带着家人赶在伏尔加河封冻以前搭乘最后一班轮船，来到恩格斯城与李立三团聚。
　　苏联红军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迷梦，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后，1942年7月，丽扎随一部分重点单位返回莫斯科，在出版社担任装帧设计和法文编辑，兼任出版社共青团书记。出版社根据苏军政治部的指示，印制了多种外国文字的对敌宣传品。丽扎和其他编辑一起，同仇敌忾，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因为鼓舞红军战士瓦解法西斯战争的辛勤劳动，她受到了组织上的嘉奖，荣获劳动奖章一枚。
　　1943年8月10日，丽扎与李立三爱情的结晶——大女儿英娜，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降临人世，给家庭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的经济生活十分困难，人们再也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也没有鸡蛋、蔬菜，连土豆也没有。李立三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去领取那供应每人每天的800克黑面包。室内没有暖气，墙壁上挂满了冰霜，只有戴着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到郊外去自己种土豆。出版社的人，包括李立三夫妇在内，每个星期天，都要到莫斯科郊外去劳动种地，李立三夫妇与中国同志编成一个生产小组，他们小组种植的马铃薯总是有最好的收成，引得苏联同志纷纷羡慕说，中国人真会种地……
　　在极端艰难的岁月中，丽扎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忠贞的生活伴侣，始终与李立三在一起，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共同经受了政治与生活的严峻考验。丽扎也从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立三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
　　六、秘密使命：恢复与中共的无线电通讯
　　由于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之一，对无线电通讯本身也很内行，因此，在莫斯科尚在穷于应付没完没了的批判的李立三，很突然地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
　　原来，当李立三离开上海党中央后，原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曾三、伍云甫也于1931午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上海只留下了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陈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5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了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欲要完成这样一个既秘密又十分重大的任务，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等于一切都需从零开始。经过紧张有序的秘密准备，1934年冬，李立三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军、26军建立联系，并制定了在与红25、26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可惜，这些计划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又主动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详细情况，然后酌情布置工作，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35年春，李立三决定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批准。阎红彦在新疆没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 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 (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阎红彦走后不久，又派刘长胜再次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回国。当时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在回国途中遇到不少艰难曲折。他先是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再转新疆入境。在新疆找到苏联驻新疆的一位代表，把关系联系好以后再往内地去找党中央。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寄宿，夜里十点多钟，忽然有人在院外急促地敲打大门，并大声叫嚷:“我们是查店的，快开门！”刘长胜一听，知道是来搜查共产党人的，乘机跑到隔壁房间去了。原来他一住进旅店，就注意到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伙做生意的商人。因为，他们备有骡马，房里又放着很多布匹货物。他跑进去后就和那伙商人聊起生意经来。来人闯进屋内，凶狠地盘问有没有共产党？那伙商人齐声回答道：“没有，我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在屋内搜不出什么东西，只好溜走了。第二天早上，刘长胜把鞋底撬开，拿出部分钱来，对那伙商人说：“我和你们一起进关做生意。”那伙商人见刘长胜有钱很高兴，就让他一路同行，合伙做起生意来。
　　由于刘长胜沿途以做生意为掩护，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但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的工作虽然一时还没见成效，与中共中央仍然还没联系上，但后来事情的延续恰恰说明正是李立三为恢复联系做出了特殊贡献。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党，与张国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2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3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经过“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带，于1935年11月初 (早于阎红彦、刘长胜)最先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一一陕北瓦窑堡。
　　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各以六个月(二月至七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
　　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7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6人牺牲，1人被捕。
　　1936年3-4月间，中共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达陕北保安。
　　1936年 6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电台设法送到了陕北，到这时，中共中央才有可能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此际，李立三与李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后，正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一一索契，苏共中央的疗养院度“蜜月”。正当他们俩处在相亲相爱甜蜜的生活时，7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突然从莫斯科赶到海滨，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很不寻常的举动，让尚处在幸福之中的李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以为康生是来命令李立三回国的。
　　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谁也翻译不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读懂电报的内容。这时，他们终于想起了李立三，立即派康生专程赶到索契找他翻译电报。李立三当然很快就把电报译出来了。
　　这封电报长达2000多字，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去年冬天到达陕北后，粉碎了张学良、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党在西北建立大本营的基础……”电报还说“你们派出的人，林育英 (即张浩)12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 (即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了6人，余1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康生拿着李立三译出来的这份电报，马不停蹄，当晚就返回莫斯科了。
　　7月2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收到你们用李复之 (即林育英带回)的密码发长电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点。”这说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首次恢复联系的密码是由李立三编制、林育英带回来的。
　　从此以后，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讯编码、翻译，就成为当时李立三的另一项经常性工作。
　　七、主编《救国时报》
　　1935年至1938年在苏联莫斯科编辑的《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法国巴黎注册并公开印刷发行的。它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鼓动和指导海内外同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渗透了李立三的大量心血。
　　1935年6月，李立三从阿拉木图执行特殊使命的岗位上被共产国际调回莫斯科后，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任部长，同时担任《救国报》的编辑。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已开始形成，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它们的侵略行动，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形成。在国内日寇继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又不断发动新的侵略，妄图进占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同年夏天与日寇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牺牲冀察两省的主权。全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此，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出版《救国报》，作为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内，在莫斯科组稿、编辑、排版、打出纸版，再航寄法国巴黎印刷，向国内和世界各国发行。《救国报》于1935年5月创刊。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报纸最初由廖焕星负责主编，不久就由李立三接任。由于王明要直接控制，因而李立三和廖焕星都没有主编的名义，但他是全面负责的。
　　报纸创办不久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抗日和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报纸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禁令，从国外秘密地传入国内白区的北平、上海、重庆等地，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远动的爆发。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又派张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秘密回国，于11月下旬抵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中央随之于11月28日也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公开发表的《八一宣言》，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兼之，这年9月，《救国报》曾全文刊载了蒋经国在苏联写给他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并申明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苏联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相继转载。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很快传遍海内外朝野各界。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大发雷霆，立即授命驻巴黎大使照会法国政府，以内阁决议案取缔了《救国报》。
　　对此，吴玉章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写道：
　　十一月初我秘密到达巴黎……但这时法国政府忽令《救国报》停刊。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救国报》实际上共出了16期，《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出第1期，初为周刊，不久改为5日刊，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共出152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创刊号起，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惟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的电台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破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突破了泸定桥。1935年5月，身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突破蒋介石反动派阻隔，先返回上海，8月5日离开上海，于8月20日到了莫斯科。李立三与陈云远在他乡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中，李立三从陈云那里了解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亲身见闻，就以老朋友身份委托陈云出任“临时记者”，利用工作、学习之余撰写长篇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的真实历程。从1936年3月起，《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连载，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读者，许多爱国人士从这篇报告文学中认识了红军。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而苦闷过，当他看到《救国时报》，看到《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一下子认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而倍感亲切。
　　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了1937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配有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整整登了一大版。此期间还连续发表了杨定华写的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纪实通讯：“雪山草地行军记”，共40节。《救国时报》不断地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大的鼓舞。
　　因为《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欢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5000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而且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43个地区和国家，拥有9600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都有它的读者。各地读者争先抢阅，“互相传递”，一张报纸常常要“传给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看”，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
　　《救国时报》受到如此欢迎，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指针”和“向导”。
　　《救国时报》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导海内外同胞抗日救亡运动方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联系最为密切，及时报道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集会、反日罢工、援绥运动、援救“七君子”和由宋庆龄、何香凝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等消息，发表了以毛泽东名义写给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四人的信件等。为此，陶知行特地写诗赞扬《救国时报》：“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联合战线，不是做好圈套；诚心要停内战，不敢胡说八道；广播大家呼声……主张国共合作……还要收复失地，一定必须做到；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大家若想救国，人人必须投稿；请问投到那里，自然《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它经常以整版篇幅详细介绍抗日联军出没于林海雪原、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杀敌的壮烈义举。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于1936年8月12日写信给《救国时报》说：
　　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的欢迎。我们更应该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中捐出国币1300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
　　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
　　在主编《救国时报》期间，李立三为该报亲自起草了许多社论和长篇政论性文章，除署名李立三之外，还分别署以李明、敏然、阿三、苍木、唯真、李农志、李诚等假名，但更多的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他发表过“纪念蔡和森同志”和“悼向警予同志”两文，以表示对这两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老同学的深切怀念之情。1936年6月20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纪念词；同年11月20日李明发表了一篇长文“共产党与宗教”，他写道：“任何一个以改造社会自任者，都必须具有这种牺牲自我，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共产党人在他根据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了改造社会的道路以后，就要发挥这样伟大的精神去百折不移地奋斗到底。没有这样的精神，决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战士，决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1937年4月25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同年7月5日李明发表了“托洛茨基匪帮是赤裸裸的日寇奸细”——对爱国报“答复托派对救亡阵线的污蔑”一文的批评，全文登了一整版。9月18日李明又发表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评吴清友著：民族问题讲话。1937年11月7日，他又以唯真署名发表了“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夜反对十月革命叛徒的斗争”，全文占一大版。
　　报纸的一些主要社论和政论性文章不仅由李立三亲自起草，同时他还要负责整个报纸的组稿、编排、校审的组织工作。当时在《救国时报》担任副主编的张报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李立三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据我所知的来说，他负责《救国时报》编辑工作的时候，真是困难脚下踩，艰苦肩上挑，日以继夜，毫无怨言。他为着推敲一篇社论，有时工作到凌晨；为着把报纸纸型及时交到赴巴黎的班机，他中断了莫斯克大戏院的观剧；为着修改标题或报中的一两个字，他曾于深夜亲自跑到印刷厂；为着保证报纸的质量和出版速度，他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加班工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有的同志曾经给立三同志以‘坦克车’ 的称号，意思是说，他坚强有力，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这期间李立三还在一所设在莫斯科郊区的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有副教授的职称，他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较深刻，给学员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学员当时并不知道讲课人就是李立三，后来才知道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
　　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先后被捕，李立三、谢唯真等少数几个人已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于1938年2月10日发表了“暂时停刊”启事：“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仁将全体返国参战，故决定将本报移美出版。”(但未能实现)并就停刊发表社论称：“本报自创办以来，经过两年余的时间，出版了一百五十二期，同人对于本报的成就，虽不敢过自夸扬，但对于救国事业，确实尽了自己的绵薄，有了多少贡献。”
　　八、义助患难中的冼星海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有说是《共产党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为了使片子锦上添花，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在苏联期间，他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等。
　　非常不幸的是，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不得不中断养病回国。由于林彪当时是抗日的名将和原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不仅有专机，还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边境通行证。而其他来自延安的同志都被国民党政府视作“洪水猛兽”。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冼星海一行原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坐林彪的专机回国。也许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林彪原来也勉强同意了。然而就在临登飞机之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只答应给每个人带封家书。林彪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害怕国民党军队查出随行人员的真实身份，自己受到连累。就这样，冼星海发出了给在国内妻儿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至今还保存在冼星海的女儿洗妮娜手里。冼星海一行回国的最后希望被无情地打碎了。
　　1941年9月，林彪离开莫斯科几天后，冼星海一行也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先后转移到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冬季他们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冼星海，1944年1月30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软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郭沫若在《吊星海》中写道：“听说，他的病很多，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有腹膜炎，有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的病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并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1945年初夏，冼星海在他的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战乱中的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经多方打听，就到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
　　李立三一见冼星海这种境况，非常同情。他义无反顾，二话不说，当即就把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可是，李立三的家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特别是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他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三代四口，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挤在临时铺的地铺上。
　　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李特特等一些中国同志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得到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感到极大安慰。经李立三的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德里(Mypagenu)。最后，人们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里，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字：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同志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抵达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大会，苏方为他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长达50天时间，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处，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郭沫若从李立三那里得知冼星海重病住院的情况后，曾两次计划到医院去看望冼星海，终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如愿。8月16日郭沫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得知冼星海在莫科科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当即写了《吊星海》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为了表达对冼星海的怀念，毛泽东同志也题写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志哀”。
　　经过李立三的多方奔波，冼星海逝世一个多月后，苏方才在原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大楼找了一间房子，冼星海的犹太族夫人才从李立三的家中搬出去。虽然李立三夫妇照顾落难中的冼星海同志一事，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直到如今，一些了解此事的人们在谈论起李立三这件舍己助人的往事时，还都是赞叹不已。
　　李立三与郭沫若之间，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特别是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他乡——苏联，身处逆境，双方更是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1945年 6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前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由于路上耽搁太长，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尾声。
　　在苏联外国文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的李立三，得知郭沫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地，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两人长时间的叙旧，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的赤子之情。
　　郭沫若在7月4日的《日记》中，把他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作了较多的记述：
　　按照电话的约定，晚九时，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两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注：即《俄罗斯人》剧本，西蒙诺夫著 ；《考验》，小说，别尔文采夫著)，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所有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夫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着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的大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高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40分钟。我们步行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郭沫若在随后的《日记》中继续写道：
　　7月6日晚，到外文出版部谈话，在座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7月26日，立三来电话，言6时将来访，届时，果来。
　　8月13日，上午，立三与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来访，求将《考验》与《在辽远的北方》阅读数章，对于译文加以严格的批评。
　　二人去后，即开始阅读。《在辽远的北方》，译语确太生硬，有些习惯语竟忘记使用。如一本或一册书，(译)作“一个书”，一只或一口皮箱，译为“一个皮箱”之类。这大约是俄国朋友译的，不然便是离国太早或太久的中国人。《考验》，无此毛病。虽略嫌过于使用文言。
　　8月14日，上午，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来访，我把两种阅后的书交给了他们，毫无掩饰地陈述了我的意见。
　　在郭沫若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期间，李立三在短短的40天当中，5次去拜访叙旧、探询国内情况。早在7月26日那次拜访时，他就请郭沫若带回两封信回国。一封是带给党中央的，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苏联的近况，再次请求党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一封是带给他自己的家属，里面附有他与现在妻子李莎和两岁的女儿英娜三人的全家照片。
　　郭沫若于8月16日离开莫斯科辗转欧洲回到国内，按照李立三的托付，一一照办。
　　首先是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与李立三在莫斯科见面的情况，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多次交涉，终于促使苏共中央于年底通知李立三允许他回国，实现了李立三在外漂泊15年一直未能实现的回归夙愿。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他写的《苏联纪行》。当时流落在重庆的李立三的儿子李人纪、李人俊从《苏联纪行》中看到了涉及他父亲李立三的内容，真是喜从天降，想方设法约见到郭沫若，当面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和照片，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郭沫若告诉他兄弟俩，不必往苏联去信了，你父亲很快就会回到国内来的。
　　十、祖国终于召唤了
　　从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命到共产国际作检讨以来，10多年间，他曾多次申请回国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但一直得不到批准。而且他在被无端关进监狱出狱后，也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1945年6—7月间，李立三托郭沫若给党中央带信，再次提出回国请求。
　　就在这年9月，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把李立三叫去，通知他可以作回国的准备。很显然，这是中共中央交涉的结果。从此，李立三可以每天到联络部去读报，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刻等待着回国的通知。
　　李莎得知以后，心中忐忑不安，她担心从此夫妻分离，团聚无期。李立三耐心安慰她：我的战斗岗位在中国，必须回国。我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回去以后，到报社当编辑或作俄语翻译都可以。一旦条件成熟，就接你和孩子回去。你可以去学校教俄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安安静静，永远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小房间，这是李莎当时最大的期望，她也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事实上，她也深知，她的丈夫的事业只能在中国，作为妻子，她必须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回国的决心。
　　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饭，一直持续到天亮。正当她们在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去。李立三因外出采购年货，晚上9点才回家。他得知后，便直奔联络部而去。家里人对李立三此去的吉凶深感不安，10点多钟还不见人归来，焦急万分，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后来也说，刚开始他也以为是又被逮捕了，并做好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时过11点，李立三回到家里，心情无比激动。李莎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李立三像小孩子似的说：“你猜猜，找我有什么事？”接着又说：“亲爱的，你是不会猜得到的，我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李莎简直不敢相信，反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你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怎么可能呢？”这时，李立三详细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到苏共中央联络部，潘友新部长对我说，接中国党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向你祝贺，并通知你可以无条件回国。当时，事出意外，还以为是听错了，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一遍，我惊呆了。一时百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十多年，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部长的催问下，我只是连声地说：我要立即回国。部长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在苏联还是保密的。部长给我看，是表示对我的信任。”
　　这个意外的喜讯，给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李立三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感激的心情，含着热泪对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他激动得彻夜未眠，顾不上吃年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他被书中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所吸引，想着又可以回到祖国大显身手了，他在思考和筹划着回国后为党为人民效力的美好前景，决心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
　　李立三动身回国之前，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携带妻子和女儿英娜一同回国的申请，但未得批准。夫妻俩马上面临分别的命运。对李立三的回国，李莎是既高兴又发愁。她最担心的是她可能从此要与李立三永远天各一方了，因为过去许多在苏联有妻室的中国同志回国，都没有获准带家属同行……但是，妻离女别的遭遇，不能阻止李立三回国的急切心情。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吻别妻子、女儿，与杨至诚、袁牧之二人一起，乘火车长途跋涉抵达海参崴。在等候回国的飞机时，李立三给李莎寄去一封信，说他回到国内一定想办法接她来中国团聚。
　　李立三于1946年1月底从海参崴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达哈尔滨，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大地。他通过努力，终于办好了李莎来华的各种手续。在罗荣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机，把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来华的文件带到莫斯科。李莎见到批准书后，喜出望外，她庆幸很快就可以飞到丈夫的身边了。
　　李莎要带女儿英娜去中国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了。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的亲友们，都竭力劝说她留在苏联：“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现在又要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那里的生活将要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艰苦和动荡不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去呢？”李莎毫不犹豫地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去？我作为中国人的儿媳妇，也应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把力。李明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我应当到他的身边去，协助他完成崇高的事业。我热爱故乡，热爱莫斯科，但现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够不去吗？我已经做好到中国去过那种艰苦、危险的战争生活的准备。”
　　正当李莎在莫斯科积极准备来华时，哈尔滨的战事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疯狂进攻，我军曾一度考虑撤离哈尔滨。显然，这种时候李莎不宜来中国。李立三赶紧先发出了电报，9月20日又写了下面这样一封长信：
　　我亲爱的丽扎：
　　五天连续收到您的两封信，是喜出望外!每封信都反复看了好几遍，不时停下来拭泪。您不相信吧，可当我读这几封信的时候，我的确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您想像不到，我是那么想念您。当然，到了办公室，就能忘掉一切。可是一回到家里，顿时感到孤单、空虚。家里的确是空荡荡的。我住五间房，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位同志，是我的下级，我们之间谈论的都是公事，心事却无法向他们诉说。
　　我们这所住宅，非常像俄罗斯的郊外小房，周围是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每当我在花园里散步，我总是想起您和小女儿。心想：为什么我的丽扎和小英娜不在这里？为什么她们不能跟我在一起？我们何时才能团聚？假如她们能在这里，我的生活该多么美满，她们母女二人又会多么幸福呀！瞧，这里有一堆沙土，小英娜来了，可以在这里玩。我想起了去年她是多么喜欢玩沙子啊，还让我用沙子给她堆成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现在她在哪里呢？是不是还在玩沙子？或者和保姆一起在公园里散步？
　　丽扎，这三个月来，东北的形势比较平静。我们的工作虽然很紧张，生活还算安定。假如您在这里，您一定会十分满意，可惜您还没来。眼下形势又开始起变化了，战火重新燃起，短期内，战争是不会结束的，您又偏赶在这种时期来。难道我们俩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艰难时期才能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困难时期我有你这样的亲人在身边，就能力量倍增，去克服困难。可是您呢？我为您感到痛惜！您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我没有任何欢乐，简直没有真正的生活(注：指李立三l938年在苏坐牢时期)！
　　昨天，我本想给您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日趋复杂，暂勿启程，一俟形势明朗，再定行期。”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沉，去找一些同志谈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大家都说：你们丽扎一定能和你一起克服一切困难。后来，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您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却叫您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您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为的是什么呀？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您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假如战争时期我们不能在一起，那么我们再也不能团聚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呀，丽扎!
　　几个月前，我们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和平解决还抱有希望。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不过是幻想。敌人迫使我们打仗，我们就决心打下去，一直打到胜利。是的，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们不仅要同蒋介石，还要同美国人打仗)。但是，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丽扎，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恐怕会很难过。不过，这都是事实，前景就是这样的，我有义务明明白白地告诉您。我相信您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在我们撤离哈尔滨之前到达。否则您要找到我将是很困难的。
　　吻您!亲切地吻您!
　　你的明
　　9月20日
　　李莎非常理解李立三此时的矛盾心情。读完信后，急于来华与丈夫团聚的她立即到莫斯科饭店会见了罗荣桓，终于拿到了由苏联边防军司令签发的过境通行证明，9月24日，李莎匆忙告别了老母和兄嫂，在林莉、孙维世二人陪伴下，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当列车徐徐启动，李莎抱着刚刚3岁的女儿英娜，向站台上为她送行的亲友挥手告别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默默地说：再见吧，莫斯科！再见吧，亲人们！我将永远怀念你们……
　　列车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昼夜向东方的中国奔驰。在苏、中边境小站——满洲里，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走进车厢，向李莎敬了一个军礼，亲切地报告：“首长工作很忙，派我来接您！”在李立三的警卫员照料下，李莎一行换乘一列载送外交文件的专车，于10月6日安全抵达她的第二祖国——中国哈尔滨，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吉林街11号安了家。
　　1947年10月，她们的第二个女儿雅兰就降生在这里。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

　　一生传奇的他，继续书写着传奇：参与军事调停、
　　担任敌工部长、保护丰满电站……
　　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他被压抑了15年的工作激情，
　　像火山爆发般喷泻而出；
　　无意中，他却与林彪结了怨……
　　一、东北调停中的中共首席代表
　　李立三辗转回到国内后，暂时就留在东北工作。
　　此时的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也是各种利益矛盾激烈冲突碰撞之地。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4日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成立了东北局，彭真为书记。9月19日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紧接着，派出了10万大军和两万干部陆续进入了东北，与国民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
　　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则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1月1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提出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
　　1月3日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
　　1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1月13日，军调处三方代表：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特，飞赴北平执行任务。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停战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悍然宣布《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几省。他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特别是经过我东北军对蒋军的奋勇抗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27日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29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因此，饶漱石乘美国飞机由北平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东北局的彭真、林枫、李立三、伍修权等到机场迎接。饶漱石向东北局传达了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除了在沈阳成立第27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等地设立四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彭真等研究后，决定由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与伍修权参加在沈阳的第27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是莫文骅，本溪小组是萧华，四平小组是耿飙，辽西小组是王首道。4月4日，李立三、伍修权等就从梅河口到东丰机场和饶漱石、美方代表贝鲁特少将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任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在第27小组的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中共代表活动的军警特宪。
　　最初，代表国民党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中与我军有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因此，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系，很快就把他撤换了，来接替赵毅的叫蔡中濂，也是一个中将，东北人。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换为泰勒上校，他们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
　　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长篇报告《东北情况》，交给了党中央。这个报告是他回国5个月对东北地区的调查和研究的总结，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报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汇报了他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在东北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衷心感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让李立三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派他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主动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接着，他又从延安乘飞机到南京，同周恩来见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战场的情况和回国后的工作，还谈到了对过去犯错误的认识，周恩来向他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情况和我党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方针。周恩来决定李立三仍然回东北解放区。
　　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饶漱石调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东北调停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权为副手。小组由沈阳迁往长春，住长春东北旅馆。国民党代表住在中国旅馆，美国人住在大和旅馆。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
　　李立三担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负责人，惊动了美蒋情报部门。他们很快搞清并公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立三历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派特务在李立三的住处长春市东北旅馆安上窃听装置，严密监视李立三的行踪和出入人员，给李立三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李立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问题和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最终达成了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金人。李立三还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谈判，迫使国民党从松花江北和江桥以北的据点撤到江南去，并停止修复松花江大桥，以保证江北解放区的安全。这些谈判活动，为我军在东北地区争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时间作出了贡献。
　　伍修权在回忆中写道：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李立三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比如有一次他与我一起会见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李立三寸步不让，严正指责对方的无理言行，捍卫了我党的立场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一次在拜访国民党军队将领廖耀湘时，虽然李立三与廖耀湘有同乡之谊，但在廖耀湘自吹国民党也是为国为民时，李立三很不客气地马上加以反驳，并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求民族解放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劝说后，这对同学才停止了争论。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了。随即，李立三被调回东北局(在哈尔滨)，他把第27小组的工作交给了伍修权。
　　二、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他与林彪之间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不过是叶挺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他们相互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就天各一方。
　　1946年 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也没什么，以李立三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是个“能上能下”的人，只要有工作做，他很少计较权大权小。但令李立三始料未及的是，在与林彪极为有限的共事中，竟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使得林彪与他结了怨。
　　之一、梅河口“放炮”埋下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萧劲光等。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东北地区同全国一样，暂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做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其理由是，东北的人民军队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民主联军的总司令部应该有到达东北来的所有部队的代表参加。会议争持不下，没有取得统一意见。
　　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这一调整，说明党中央对不久前梅河口会议上的分歧意见作出了正式结论。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更是“刺激”了林彪，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不解的祸根。
　　之二、他竟敢批评林彪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林彪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敬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做驯服工具。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作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据一位知情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惟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到：“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一双大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心里想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立三。当然，他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李立三的话并没有完，仍旧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这一下子弄得林彪原来那张蜡黄的脸，顿时涨红了起来。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李立三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大家都替这位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一把汗。
　　之三、为“救”孙维世而终身受屈
　　孙维世是周总理1939年从延安带到莫斯科去学习的一位烈士遗孤，后来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专业。1946年l0月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随同她一道回国的就有孙维世。因此，到哈尔滨后，孙维世就住在李立三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未结婚，加之林彪当年在莫斯科曾经拚命地追求过她，她一回国立刻引发了争风吃醋的风波。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偷偷地把孙维世用飞机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逐渐平息了下来，李立三暗中庆幸。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总理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吗？”李立三着了慌，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这个电报呀！”总理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我就是收到过你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了呢？”李立三见总理生气了，不好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生怕林彪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字给周恩来发去上述内容的电报。对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像这样内容的电报，当然只能属于闲事的范围。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无稽之谈去向总理进行解释。李立三只好是受了一辈子的“屈”……
　　其实，李立三做梦都没想到，林彪的企图，并非自哈尔滨始，而是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
　　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这群青年人当时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林彪给他们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除了惶恐、惊疑之外，不知所措。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吃过晚饭，他领着这位比他小13岁的女青年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去。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在再三求爱不得的情况下尽管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好再勉强了：“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呐！”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4年生下了林立衡，1945年又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林莉回到哈尔滨，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欣喜若狂，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盛的晚宴。
　　当时，林彪在东北局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重新赢得孙维世时，哪知被这个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这一连串的事情，在林彪心中埋下了对李立三仇恨的种子。
　　三、在东北局敌工部长任上
　　在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上发生分歧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由梅河口迁到哈尔滨。
　　6月26日，东北局就东北局领导人员分工问题向中央报告，又提出由彭真担任我占区和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并担任社会部的工作。6月2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东北局的分工。
　　李立三回到东北局后在东北局担任联络部部长和敌工部部长职务。一时，在苏方人士中流传着李立三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之说。
　　7月上旬，李立三出席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扩大会议。
　　10月28日，李立三以东北局敌工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局会议上汇报了在国民党军内开展工作的情况。
　　真是冤家路窄。原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苏联克格勃重要人物、曾经诬告陷害过李立三，把李立三抓进监狱，并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和李立三对质的马尔特维奇，早就在哈尔滨中长铁路局担任副局长，只不过他己改名为卡尔洛夫。李立三经常要和他打交道，联系工作。一次，为一件小事，卡尔洛夫无中生有地对林彪说，李立三是托派分子，美国间谍，为美国人服务，现在又挑拨破坏解放军和苏联的关系，他搞外事工作是不适宜的。卡尔洛夫以苏联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表示他不愿再同李立三打交道了，实际是要求东北局撤换李立三的外事职务。林彪为照顾与苏联的关系，征得李立三同意，李立三不再担任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专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1947年 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中央和各级党委都要成立城市工作部，因此把原敌工部改称城工部)部长，后于1947年5月9日被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战场上的作战，派遣人员进入蒋管区去“发动第二战场”，搞情报，特别是要搞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从此，李立三全力以赴开始了对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国民党占据东北的军队，有从云南省调去的93军(军长卢俊泉)和 60军(军长曾泽生)。为了对滇军开展策反工作，党中央从延安把云南籍干部刘浩(在云南时叫刘若坚，在延安时叫刘健)、李竞、刘惠之、苏民、徐克、左仲云等派到东北局。1947年2月，党中央给东北局发电报称：“刘浩今后的工作完全由东北局决定。”刘浩到达哈尔滨后，把叶剑英亲笔写的介绍信交给了当时担任敌工部长的李立三。从那时起，刘浩就在李立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
　　图29：1947年，李立三在哈尔滨与夫人李莎、女儿李英娜在一起
　　1947年3月，东北局成立了滇军工作委员会，由李立三兼该委员会的书记，李立果、刘浩为副书记。下设吉北、吉南、辽北三个联络处，具体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吉北联络处设在缸窑，由陈少中、方正二人任正、副处长，担任在吉林北部对国民党第60军开展政治攻势。当时分析形势，决定重点做第60军的工作，重中之重是做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的工作。
　　1947年4月，一天上午，李立三到哈尔滨马迪尔旅馆找到云南籍干部李竞，通知他与刘浩一起到敌区去做国民党第60军的工作。李立三亲自向刘浩、李竞交代了进入敌区的任务。他说，为了配合我军夏季攻势，要他们携带一部电台，潜伏敌区同我军保持联络，并指定由李竞负责翻译密码。于是，刘浩率领译电员李竞、报务员张文喜、警卫员刘生，携电台从哈尔滨出发，经吉南联络处，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配合下，潜入国民党第60军军部所在地吉林市。在李立三直接指挥下，李竞、刘浩多次往返于吉林与哈尔滨两城市之间。李立三也曾带领城工部的干部到吉林前线舒兰、拉法一带，就近听取派进敌区工作人员的汇报，面对面进行指挥。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国民党第60军中我地下党组织于1947年6月成立了中共国民党第60军工作委员会，由杨重任书记，范啸谷为委员。
　　刘浩等打入滇军，与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了解情况、传达任务，商量安排工作，并在第60军中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工作了一些时间，然后以公开的身份，先后会见滇军第93军军长卢俊泉和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对他们讲当前形势、滇军处境和我党政策，对他们进行策反工作。
　　对此，陇耀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6月中旬，军部副官处长杨重陪着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了，我亲自将他迎上楼去，杨副官留在楼下会客室等候。一上楼，客人就说他叫刘浩，代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来看我，并将东北军区林彪和潘朔端(1946年5月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60军第184师师长)的亲笔信各一封交给我……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东北战局现状，指出蒋军败局已定，讲解了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鼓励我当机立断，早作抉择……
　　四、殚精竭虑保护丰满电站
　　1947年夏季，我解放军从四平战场撤到吉林、长春两市之间，一面休整，一面围困吉林市。秋末，组成吉(林)长(春)前进指挥部，对吉林发起攻击。经多日激战，扫清了吉林市外围所有敌军据点。国民党第60军盘踞在吉林市，在其东南松花江上游的小丰满水电站，驻有第60军第182师第544团。
　　据情报得知，蒋介石和东北“剿总”为挽救其覆灭命运，已拟定炸毁小丰满电站水坝的计划，妄图水淹松辽平原，断我后勤补给退路。
　　丰满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南24公里处的松花江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于1936年开始修建的，装机容量60万千瓦，是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的水电工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了电站。苏军撤走时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1946年5月28日我军主动撤出，被国民党第88师占领，同年10月又移交给国民党第60军182师第545团，第二年移交给该师第544团驻守。
　　1947年10月，我冬季进攻开始之前，东北局专门召开了敌军工作会议，提出要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一定要制止敌军破坏小丰满水电站。会议认为，小丰满大水坝为松花江流域广大人民生命所系，是东北人民福利攸关的巨大设施。我人民解放军既要英勇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负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即使花费千两黄金也要全力保护电站。
　　为配合我军冬季攻势，东北局特派李立三带队在吉林市外围大力开展以保护小丰满电站为主要任务的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发传单，揭露敌人破坏小丰满电站的阴谋。
　　因此，李立三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代表，亲自率领刘浩从哈尔滨到达吉北联络处，又叫上陈少中、刘惠之、马逸飞，带上同盟军三支队一起到六纵队开展政治攻势，与国民党第60军内的地下党组织，内外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防止敌人撤走时破坏小丰满水坝。
　　李立三一行到达前线以后，首先以吉长前进指挥部的名义，写信给小丰满国民党驻军，晓以大义。信稿先由工作人员孟方起草出来，送给李立三审阅。他看完稿子觉得不满意，干脆重起炉灶，自己动笔亲自起草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胡团长及小丰满全体官兵们：
　　蒋介石、陈诚、杜聿明这帮内战祸首，卖国罪魁，不仅用强暴手段强占了你们的家乡，摧残着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也不仅用欺骗手段，把你们骗到离家万里的东北，替他们打内战、当炮灰，抛骨异乡，而且现在正布置一个极端毒辣的阴谋，要使你们成为莫大的罪人，遗臭万代。你们知道吗，这帮人民公敌正在积极准备待民主联军解放吉林市，即要你们炸毁小丰满水闸，淹没吉林城和北满解放区，使解放区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尽被冲没。如果你们听从这种乱命，下此毒手，那你们便是自绝于人民，决不能逃脱人民法庭的最后裁判。民主联军亦将视你们为战犯，决不宽恕。如果你们尚有爱国天良，尚有正义感，便应毅然决然拒绝这种乱命，全力保护水闸，制止一切特务分子实行放水的阴谋手段，那你们便是对东北人民建立了大功，民主联军将视你们为起义友军，或继续为人民服务，或回转家乡均听你们自愿而予以帮助。现在你们被困一隅，外援断绝，蒋贼亦自顾不暇，无法强制你们，你们有完全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究竟愿意听蒋贼乱命自绝于人民，还是毅然拒绝乱命，保护水闸，成为人民功臣，希望你们自择，这是我们郑重的警告。
　　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进指挥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
　　11月10日，李立三又以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再次警告驻吉林蒋军，不要染指丰满水电站，不要做黄河花园口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注：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占徐州后，准备进而夺取中原攻占武汉。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开会决定在豫东决黄河大堤，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带队在花园口炸堤成功，下游的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市受灾，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9176亿元。)
　　1947年末1948年初，我军准备攻打吉林市，李立三又一次带领刘浩等城工部干部战士来到担任攻城任务的东北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部，同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一起研究配合我军作战，争取60军起义的工作。李立三的卫士长王家元回忆：为了等待从敌军占领的吉林市出来汇报情况的工作人员，李立三到达我军前沿阵地，从晚上一直等到第二天的黎明。时常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下，李立三同干部战士一起蹲在战壕里冻得发抖，不得不经常转换位置。
　　当时在国民党第60军中的地下党员、后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大百科全书编审室第二室主任的孙公达回忆道：
　　1947年12月，我军在东北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为配合我军作战，地下党组织的任务，一是贯彻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关于防止敌人逃离吉林市时炸毁小丰满水电站的指示，二是……我们在60军内密切注意可能参与破坏行动军官的言行，并通过一些关系较好的军官，宣传炸毁电站就成了千古罪人的道理。与此同时，包围吉林的我军部队，为保卫小丰满电站向(国民党第)60军官兵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连曾泽生的书案上也出现了我军要追究破坏小丰满电站元凶的警告书(注：即李立三起草的给胡彦团长的那封信和李立三发表的公开谈话)。这对国民党第60军从吉林市逃跑时没有对小丰满电站造成破坏，起了相当的作用。
　　1948年3月初，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为了减轻孤立据点空运补给的负担，也为了避免孤军被各个击破，决定放弃吉林市，把60军撤到长春，增加长春的防守兵力。
　　3月7日，卫立煌派其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持蒋介石手令及卫立煌的亲笔信，乘专机到吉林市，给第60军军长曾泽生传达撤退命令。命令曾泽生即率第60军及吉林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军警宪工商学界人员撤退到长春。蒋介石手令：在撤退之前必须将小丰满电站及其堤坝彻底炸毁。不能带走的武器弹药也必须全部销毁。
　　曾泽生送走郑洞国后，马上召集全军团以上人员开会，研究撤退计划。曾泽生接受了我军关于不得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和师长陇耀、副师长李佐等高级军官的劝谏，除了表示坚决执行撤军命令外，对炸毁小丰满电站及销毁剩余弹药，反复示意应当慎重处理。而军参谋长徐树民当即高声宣布必须坚决执行委员长命令，按手令指示去办。在会上，曾泽生不便和他争辩，会后又给驻小丰满电站的182师544团团长胡彦打电话，要他执行破坏任务时，必须注意到不损害人民利益，千万不能做像破坏黄河花园口那样的千古罪人，同时要把时间安排得晚一些。
　　原国民党第 60军暂编第 21师师长陇耀在《回顾长春起义》一文中写道：
　　曾军长拿出卫立煌的命令给我看，上面还写着要我们在撤退时把小丰满电站炸掉。我当即表示反对。我说：‘修建小丰满电站时，牺牲了数千东北同胞的生命，它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日本人投降时没有敢破坏，共产党撤退时完好无损，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炸毁呢？解放军再三警告，谁破坏电站，谁就是战犯。军座，我们决不能做民族的千古罪人！’曾军长微微点头，并立即打电话暗示防守小丰满电站的544团团长胡彦，做个炸毁姿态，撤退时，把电站机房和水坝完好地移交电厂职工看管。
　　胡彦团长领会了曾泽生的意图。虽然军参谋长徐树民在电话上强令胡彦团长坚决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但在解放军长期宣传爱国爱民，保护电站，警告破坏电站必严惩的教育影响下，胡彦决心冒违抗军令的生命危险，把电站保护下来。他与副团长黄宗尧商议决定：在表面上造成准备爆破电站的气氛。速命部队撤退，暗地留下侦察排，待部队撤完，3月8日凌晨，用集束手榴弹把团炸药库炸毁，造成破坏电站的假象而了此任务。
　　由于在我军强有的政治攻势和强大的军事压力下，60军军长曾泽生等军师团主官决心不做黄河花园口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在撤离吉林时，没有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使蒋介石妄图炸毁小丰满电站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丰满电厂厂长杨德玉证实，这次破坏电站的行动，总共只爆炸了两三枚手榴弹，打了几发子弹，仅仅把配电盘铁板崩了个洞，炸坏了一个电力表的玻璃罩，打坏一台变压器。除此，整个电站完好无损。
　　由于未执行“剿总”炸毁电站的命令，60军参谋长徐树民曾一度要追究侦察排长的责任。在前往长春途中，胡彦私自把他放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在曾泽生的保护下，胡彦躲过了血腥之灾。后来，胡彦随60军在长春起义，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1师，随部队南下，进军云南。
　　曾泽生不敢对抗共产党对他的警告，便公开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一方面说明怕共产党把他列入“战犯”名单，成为千古罪人，“同时也反映了他在思考自己的后路”。1948年 10月 17日，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也是在李立三的直接指挥下，亲自选派担任城工部前方办事处处长的刘浩冒着不惜牺牲生命的危险，进城同曾泽生、陇耀进行谈判获得成功的结果。60军光荣起义，并立即掉转枪口，迫使郑洞国所部放下武器，长春获得和平解放。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没有动用一枪一炮，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使当时这座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安然无恙地回到人民手中，继续为人民的事业服务，江城吉林市和下游1600平方公里的松辽平原免遭洪水吞没，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破坏。
　　李立三领导的东北局城工部为配合我军军事行动，所进行的瓦解敌人、争取滇军、保护丰满水电站的工作，功不可没。
　　五、回到工运领导岗位
　　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发动的大反攻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拥有140多万人的宏大职工队伍。为了统一解放区的工人运动，促进全国工人的团结，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投身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于1948年3月5日发出指示，决定6月10日在哈尔滨召集全解放区的工人代表大会，要求各解放区选派代表前往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成立解放区工人联合会，同时选举出席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
　　3月7日，中共中央又给东北局指示，这次代表大会要在东北局领导下，指定由李立三负责筹备和主持。从此，李立三由原来的东北局城工部长改任东北局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极为恐慌。为了控制和利用工会运动，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国民党于1948年4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妄图与解放区的职工联合会相抗衡，遭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蒋管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发表声明，揭露其控制工人运动、配合“戡乱”政策的真面目。
　　为了尽快彻底挫败国民党分裂、控制工人运动的阴谋，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发出了“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号召。
　　为了争取蒋管区职工代表前来参加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遵照中央的指示，李立三领导的筹委会增加了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由于要等候蒋管区的代表，会议延期在8月1日召开。
　　蒋管区的代表，除一部分必须用真实姓名外，其余都改用化名，原因是这些代表的家属都在蒋管区，代表开完会还要回蒋管区去，如果报纸上登了真名，会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的。
　　到7月底，全国职工代表齐集哈尔滨，不仅有各解放区的代表，而且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大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之职工代表。无论在所代表的有组织工人的数量上或所包括之产业和地区上，都具有充分的全国意义。为了统一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集中工人阶级力量，联合一切民主爱国阶级，更快地打倒国民党卖国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在7月30日举行的各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提案。将此次大会改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将由大会产生全国组织，恢复历史上之光荣名称：中华全国总工会。
　　图15：1948年8月，李立三参加并主持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图为李立三在大会上致辞
　　这次大会，是自从1929年在上海秘密环境下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的第一次。大会的举行，标志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我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标志着全国性的新的大革命时期已经到来；标志着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全国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经最后宣告破产，全国工人运动重新在革命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7月31日召开预备会，一致通过了改变大会名称和大会议事日程、规则，选举出由34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李颉伯、张金保等。
　　大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市的兆麟电影院，最上面的墙上排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两旁各有一面红旗，下面是“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旁边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巨大直幅，门前搭有拱形彩门，上面写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给人以庄严隆重的感觉。
　　8月1日上午10时，全体代表满怀革命激情来到会场，首先通过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接着，李立三致开幕词。他宣布，出席大会的518名代表，共代表了全国有组织的职工283万余人。他回顾了由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劳大到六次劳大期间中国工人运动的战斗历程后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曾经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在敌后领导抗日，参加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创造了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因而坚持了中国的抗战，以至最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一部分则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再一部分则是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同志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大后方工人运动的统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推动作用的。”
　　李立三说：“今天，上海、天津、武汉、唐山、广州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能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来出席这次大会，说明了中国工人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革命斗争是不可抗拒的。”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立三说：“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如何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并联合全国各个民主阶层人民，发挥中国人民更伟大的战斗力，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军队及反革命政权，建立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李立三致词后，宣读了中共中央、世界工联等组织拍来的贺电，东北局的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代表致贺词后，大会通过了给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解放军的致敬电及给世界工联、海外侨胞的致敬电。
　　8月2日，东北局负责人作了政治报告，3日陈云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着重阐明了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指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今后工运的总方针。4日，刘宁一作了《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
　　8月10日，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当上海代表欧阳祖润在大会发言照着稿子念时，李立三在台上对他说，你不要念稿子，你们在上海怎么干的，就怎么讲。
　　8月17日，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宣读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草案，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
　　李立三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报告。他首先说明了工会的性质。李立三强调指出：工会与共产党虽然都是工人阶级组织，但又有不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而工会则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它可以包括各个工人阶级，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也可以加入。工会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李立三指出，要正确了解工人利益。工人利益有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工人的目前利益是增加工资和解决生、老、病、死、苦的问题；工人的长远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长远利益是高于目前利益，要看到将来，要有百年大计。因此，工会不仅要保护工人当前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李立三指出，当前工会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官僚资本作斗争；在解放区基本问题是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了工会的群众性和自愿原则，批评了在入会条件问题上的错误偏向。工会不同于政党，工会是一所学校。职工入会应不分民族、性别、宗教、信仰，只要自愿都可以参加。李立三特别强调工会内部的民主原则。工会应坚持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反对委派制，不要把工会变成行政的附属品。“要使工会有蓬蓬勃勃的民主生活，使每个工人都能把他所代表的意见反映到工会里来。”要“大家办工会”。
　　大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共五章二十二条。
　　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决定“恢复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训令全国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全国总工会的革命传统，在当前新的时期和新的条件下，迅速组织全国的职工群众，并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联合一致，为迅速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大会在投票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成员时，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大会提议：希望这次选举能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全总正式执委名额为59人，候补执委为22人，其中留出正式执委6名、候补执委2名名额给会后新解放城市的工人推派代表参加全总的领导。选举结果：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朱学范、易礼容等5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20名候补执行委员。陈云为主席，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为副主席，张维祯为秘书长。
　　根据陈云的提议，由李立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陈云说，我是一辆木炭车(当时解放区受国民党封锁，石油紧缺，许多汽车后面装一台一氧化碳发生器，用木炭作动力，开动汽车。陈云说自己是木炭车，意为身体不好，像木炭车一样，开不快，经不起大振动，走不远)，做不了许多事；而李立三同志却是一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总工会的工作。代表们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
　　8月22日下午，六次劳大举行闭幕式。由朱学范致闭幕词。身为国统区劳动协会主席的朱学范在会上宣布：该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
　　刘宁一宣布当选的执委和候补执委名单后，又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恢复，同时成立东北总工会，李立三兼任主席。
　　最后，李立三代表大家宣誓：“一定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团结全国职工，联合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和民主阶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工人阶级与人民解放事业之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不久，党中央又任命李立三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并授权着手筹备全国总工会机关，标志着李立三在阔别中国工运领导机关近20年之后，又回到了工运领导岗位。
　　这次大会，实现了中国工会在组织上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在政治上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完全恢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中国工人阶级在团结全国人民，迅速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阶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是自1929年在上海秘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相隔19年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这19年来，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中国工会运动均发生了沧桑之变，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六次劳大是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前夕，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因为，这次大会代表面之宽，被代表人数之多，会议时间之长，解决重大问题之多，是以往任何一次劳动大会所无法比拟的。
　　这次大会规定了在新形势下全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一切努力，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坚决地支持人民解放军，尽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人民，统一全中国。”
　　大会还根据中国职工运动总任务的要求，规定了各个不同地区职工运动的具体任务和工运方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任务规定是：“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善于联系群众，聚积力量，扩大队伍，以便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同时应尽一切可能，谨慎地支持和参加国民党统治区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军火制造与军事运输给以可能的阻碍。”对解放区职工运动任务的规定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
　　这次大会恢复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它是一次继承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光荣传统，开拓中国职工运动新篇章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新的里程碑，是新中国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新起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六次劳大召开之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解放，整个国家还没有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大会提出的工运方针，却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的特征，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总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建国50年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了第六次全国劳大所规定的工运方针是正确的。在后来的工会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乃至1983年3月1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都曾对工会的任务和方针作过不同分析和概括，都是来源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而且，从本质上说，也都没有超过六次劳动大会的决议和规定。
　　六次劳大结束不久，11月初，辽沈战役取得胜利，李立三就同中共中央东北局一起从哈尔滨移驻沈阳，下大力气抓紧对六次劳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他深入到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南满几个大工业城市调查，推动掀起了学习皇姑屯工人献出工业器材，迅速恢复工业生产的热潮，他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办起东北工人政治大学，招收一大批工人骨干，经过短期培训，再派到工厂矿山，有的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成为国家干部。这些举措，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为支持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参与创建人民政权
　　六次劳大闭幕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并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败局已定。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李立三与陈云、高岗、李富春一起，离开沈阳经北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在将近20年后出席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又一次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刘少奇在会上表扬了李立三，说他自我批评精神好。
　　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指示，李立三不再回东北，随同党中央前往北平，同时协助周恩来从事“组织胜利”和创建人民政权的工作。
　　全会闭幕后第十天，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西柏坡启程向北平迁移。李立三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以及陈云、张闻天等陆续登上了11辆军用吉普车，在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乘坐的10辆大卡车护卫下，从西柏坡出发，经灵寿、行唐、曲阳三县，晚上住宿唐县淑闾村，24日中午到保定，下午到达涿县住下。叶剑英专程从北平赶来商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3月25日凌晨3时，大队人马从涿县转乘火车，于6时抵达北平清华园站，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的迎接，乘汽车到颐和园内休息(当时李立三在“益寿堂”休息)。下午3时，前往西苑机场，受到北平各界群众1万多人和以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李济深等为首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100多人的热烈欢迎。李立三跟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乘车检阅了由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3万多人举行的入城阅兵式。结束后，与各界代表合影留念，傍晚移居香山。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险，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在此全国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组建新政权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李立三在创建全总机关并主持全面工作期间，同时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创建人民政权的工作。他具体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的组织工作，经常去各大专院校给知识分子作报告，动员他们参加革命，为解放和接收江南广大地区，开展社会改革，建立人民政权作贡献。
　　李立三参加了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讲形势，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动员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李立三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特别是在有关苏联方面的工作，充当周恩来的顾问。
　　6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23个单位134名代表组成的中国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北平召开。在6月16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李立三是常委委员。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中共中央于7月10日又成立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干事共21人，李立三是干事之一。其名单与分工是：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工作；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董必武、陈绍禹(即王明)负责政法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工作；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工作；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党组干事会又设常务委员5人，书记周恩来，常务委员：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
　　李立三当时是中共中央领导中国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的5名核心成员之一，可见其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
　　6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李立三同时参加了第一、第四、第六三个小组的工作。
　　第一小组，负责起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组长：李维汉、章伯钧，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兆、陈叔通、曾昭伦、许德珩、冯文彬、蔡畅、黄振声、罗叔章、天宝、陈其瑗。小组起草了《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于6月19日提交筹委会全体会议通过，《规定》参加单位45个，代表名额为510人。
　　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指定董必武、黄炎培、马叙伦、李立三负责对第四小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进行研究修改后，提交第五次常委会(9月13日)再作审议修改。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李立三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组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副组长是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为副组长。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16人组成。
　　7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由副组长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为了加速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对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以新政治政协会议筹委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布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并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除组员分别参加外，聘请专家为两组委员。会中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征集启事起草后，经周恩来审阅，7月10日由筹委会常委会批准，7月14日送《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日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连续刊登8天。国内其他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都转载了。
　　为了便于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评选审阅征集来的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歌词、歌谱，在北京饭店413会客室设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全国应征稿件。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都来进行审阅和评选。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李立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主席团常委。大会的第一天，他就在大会上发言，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向大会表示：“我们工人阶级以国家主人翁的最高觉悟，继续发扬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负起这个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艰巨责任。”他强调“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只有在发展人民经济，提高生产，增加整个国家财富当中才能求得。因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全国人民当前的最高利益，也是工人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中国工人阶级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以此正确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建设新中国的坚强意志和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
　　9月30日下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在投票结束、计票过程中，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6时，代表们后回到会场，宣布选举结果：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宋庆龄　　李济深　　张　澜　　高 岗
　　委　员： 陈 毅　 贺 龙　 李立三　　林伯渠　 叶剑英　　何香凝
　　林 彪　　彭德怀　 刘伯承　　吴玉章　 徐向前、 彭 真
　　薄一波　 聂荣臻　 周恩来　　董必武　 赛福鼎、 饶漱石
　　陈嘉庚　 罗荣桓　 邓子恢　　乌兰夫　 徐特立、 蔡 畅
　　刘格平　 马寅初　 陈 云　　康 生　 林 枫　 马叙伦
　　郭沫若　 张云逸　　邓小平　　高崇民　 沈钧儒　 沈雁冰
　　陈叔通　 司徒美堂　李锡九　　黄炎培　 蔡廷锴　 习仲勋
　　彭泽民　 张治中　　傅作义　　李烛尘　 李章达　 章伯钧
　　程 潜　 张奚若　　陈铭枢　　谭平山　 张难先　 柳亚子
　　张东荪　　龙 云
　　这63个人，是当时我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最知名的代表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面、各党派的实力人物，在国内、国际都有巨大的影响。
　　10月1日下午2时，李立三参加了在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结束，全体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下车登楼，3时，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正式成立了。”李立三就站在毛泽东的右边，历史记录下了这一庄严时刻。庆典活动直到晚上9点25分才结束。
　　图57：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左一为李立三
　　开国大典结束后，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积极做组阁工作。10月19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任命了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机构109名正副职主要负责人。
　　李立三是16名政务委员之一，同时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会议宣告政务院正式成立，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11月1日，政府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完成了组建新政权的历史使命。
　　七、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建国初期，李立三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为了报效祖国，他始终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不负“坦克车”的美名。
　　当时，党中央给他委以重任：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共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面工作的副主席、党组书记兼工资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兼工资司司长等。
　　图28：1949年5月，李立三夫妇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颐和园
　　李立三主持全总机关工作以后，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下大力气把全国工人阶级迅速组织起来。
　　1949年，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为800万人，其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只有370万人，尚未达到工人总数的一半。同时，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存的还有一个原国民党统治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为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实现全国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有机统一。
　　随着全国各地大工业城市相继解放，工会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把工人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把革命进行到底。然而，当时的工会工作，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工会在组织上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在工作方法和作风上也有形式主义的缺点。
　　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全国总工会于1949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在北平召开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工会组织问题和劳资关系问题。全国72个单位的25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李立三致开幕词并作了工会组织问题的专题报告。他指出：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向工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伟大而复杂的任务，就是要把全国工人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更进一步提高觉悟，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和艰巨的建国任务。他说，在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是主力军，那么到了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工人阶级就应该是主力军，工会要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造成宏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李立三着重指出了当前工人群众还没有全部组织起来的原因是工会组织发展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工会要真正落实刘少奇提出的“要在一年左右，基本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要求。必须纠正工会组织发展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解决好与组织发展有关的如公营企业中工厂管理民主化问题、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问题。配合行政搞好生产问题、劳动保护与福利工作问题、解决好劳资关系问题。
　　会议明确规定了当前全国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在一年左右，基本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以担负起领导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提倡大家办工会，建立起工会的民主生活。工会干部要在群众中选拔，纠正委派制度和包办代替现象，强调工会工作要切实实行民主，把工会真正办成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会议具体地解决了有关组织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工会会员问题，工会会费问题，工会经费问题，工会组织系统及地方工会与产业工会关系等问题。明确规定了按产业组织工会的基本原则，明确在目前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地方工会，特别是城市总工会的重要作用，它将成为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工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议通过了《关于会员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工会组织系统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工会经费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工会经费的规定》草案，提交全国总工会常委会批准执行。
　　在李立三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形成的这些文件，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基本上解决了工会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确定了迅速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及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可靠柱石的指导方针，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们都到会上作了重要讲话。8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与会人员时，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六次劳大决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作方针，肯定了李立三领导全总一年来的工作。他说：“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很好的。这个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毛泽东针对当时有些地方工会出现关门主义问题指出：“我们应该除了反动分子、破坏分子、资本家不让参加工会外，其余落后的、犯过错误的、参加过国民党的都让参加(工会)，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力量。”特别强调：关门主义是客观上帮助敌人。
　　这次会议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会议刚刚结束，8月26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贯彻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工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城市党委，认真加强工会建设，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是搞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环节。要用主要注意力和自己的主要干部，去加强工会工作。各地遵照中央指示，选派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各级工会的领导岗位，各地的工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不少省市由党委第一书记(如北京市的彭真)兼任工会主席，加强了对工会的领导，为工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了光辉的前景。
　　为了实现全国工会组织的统一和领导，1949年11月6日至10日，原蒋管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会议在北京进行。刘少奇、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都在会上讲话。李立三在长篇讲话中，着重强调实现全国工人阶级大团结的伟大意义和当前全国工会工作的方针。会议宣告：中国劳动协会将自行解散，它的会员依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系统，分别参加到各地各产业工会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下，共同为谋求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劳协”的财产、档案、资料等全部移交给中华全国总工会。
　　15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中国劳动协会结束的通知》，肯定了中国劳协对中国工人阶级统一事业的贡献，欢迎“劳协”会员参加其所在单位的工会组织成为会员，“劳协”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并加以适当照顾。
　　这标志中华全国总工会健全组织机构任务的完成。
　　1950年4月5日至25日，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工会基层组织、生产工资、合理化建议、组织工作、文教工作、安全卫生、居住生活、互助、女工工作等11个工作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以及工会小组的组织条例。研究了各产业工会组织范围问题，制定了关于产业工会范围的草案。拟订了《关于建立组织员的规定》、《关于各级工会如何总结工作与进行选举》及《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草案。李立三到会讲话。会议统一了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中的各种制度，为巩固和发展工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八、广泛建立起产业工会
　　1949年10月19日，全总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在1950年5月以前，首先将铁路、海关、邮政、电信、五金、纺织、食品、煤矿、文化教育、出版10个全国性产业工会建立起来。
　　11月4日，全总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决定，为了迅速完成组织全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全国铁路、邮政、电信工会筹备委员会应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在1950年3月以前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委员会。全国纺织、煤矿、五金、食品、文化教育、出版、轻工、店员等各产业立即建立工作委员会。
　　11月9日，《工人日报》就此发表了《建立全国性的产业工会是目前组织工会的中心环节》的社论。
　　12月25日，全总正式发出了《关于成立十个全国性产业工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工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在1950年5月以前将铁路、邮电、海员、纺织、燃料、五金、食品、教育工作者、出版印刷事业、搬运工人10个产业总工会组织起来，以便统一努力生产的行动，便于经常教育，进行研究与规定统一的工资制度与福利待遇办法。
　　12月12日至19日，全总召开店员工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店员联合筹委会。要求按行业组织工会。李立三在讲话中阐述了店员工会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实现人民政府的商业政策和劳动政策的重要性。
　　12月27—28日，中华全国海员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立三到会讲话。他说：中国海员要发扬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把海员工人组织起来。海员工会组织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船上，要用订立合同、组织海员互助和在各地普设海员俱乐部等办法，来保护海员自己的利益。
　　1950年1月6日至10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工会面向生产，公营工厂管理民主化、集体合同、组织问题、废除搜身制等6个决议和2项建议，选举出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
　　7月15日至24日中国纺织工会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朱德、李立三、刘宁一到会讲话。
　　1月22日至2月2日，全国煤矿工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关于依靠工人、贯彻管理民主化，搞好生产的问题，关于废除把头制度和加强安全问题。
　　1月28日至2月6日中国搬运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彻底消灭搬运事业中的封建制度，建立搬运公司，规定合理运价，保障搬运工人的生活，达到货畅其流的目的，一致通过颁布搬运工人的劳动法规的建议，正式通过中国搬运工会章程，选出了全国搬运工会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解决搬运工人死伤残废等困难问题的暂行办法和中国搬运工人劳动纪律的决议案。
　　2月6日，中国搬运工人第一届代表大会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头制度的建议，政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于3月31日，政务院第26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头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各地人民政府应首先帮助搬运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和巩固工会组织，依靠工会的支持和拥护建立统一的搬运公司，并委派得力干部担任搬运公司经理和副经理。
　　2月7日至12日，中国铁路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朱德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铁道部长滕代远到会祝贺、指导。会议宣告中国铁路工会正式成立，选举了全国委员会，通过《中国铁路工会章程草案》《关于开展合理化建议暂行草案》等6项决议。
　　3月18日—27日，中国邮政、电信两个工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以朱学范为首的中国邮政全国委员会。
　　6月8日—17日，中国兵工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兵工工会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李立三在开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7月7日—21日，中国电业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正式成立电业工会，朱德、李立三、陈郁到会讲话。
　　8月2日—11日，中国教育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到会讲话。
　　8月3日，中国化学工会筹委会成立。
　　9月22日，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委会成立。
　　12月15日—22日，中国机械制造业工会筹委会成立，
　　1951年3月5日，中国五金冶炼工会正式成立。
　　3月12日，中国盐业工会正式成立。
　　4月29日，中国食品工会成立。
　　8月2日，全总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国金融工会工作委员会。
　　这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到1950年，全国各主要产业部门和主要城市的工人基本组织起来，共建立了16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领导机构(包括6个筹备委员会和3个工作委员会)。1951年新华社报道，1950年一年全国工会工作获得重大成就。全国工会会员490多万人，各产业部门和重要城市中的职工已基本组织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生产建设事业。
　　到1952年底，工会会员已达1002.3万人，工会基层组织达到20.7万个，专职工会干部及各类不脱产的工会积极分子分别达到5.3万人和132万人。至此，全国除台湾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及其所属的市、地、县都建立了地方和产业工会，把全国的工人阶级基本都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在恢复国民经济、保卫人民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各项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九、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重新回到工会领导岗位的李立三，遵循列宁关于“工会要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的教导，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他反复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工会工作应当面向生产。搞好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李立三认为解放区的工会工作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会工作相比，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要将工作中心从发动工人同资本家和反动政权作斗争转移到积极发展工业生产上来。因为人民掌握了政权，工人的地位变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生产的目的也完全不一样了。因此集全力组织解放区的工人，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当时，哈尔滨铁路总工会组织工人加紧制造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支持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斗争。当他发现皇姑屯铁路工人将收藏在家里的铁路器材贡献出来，修好瘫痪的火车头，尽快恢复生产的事迹，立即让《东北日报》进行表扬和推广。东北铁路工会在各大工业城市掀起了学习皇姑屯工人好榜样的热潮，组织开展“死机复活”运动，修复大量机车投入军事运输，使许多受战争破坏的企业，迅速修复设备，恢复生产；东北各级工会，普遍开展了群众支前竞赛活动，大力发展生产，捐款捐物，积极开展劳军活动，以各种方式援助人民解放军，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区工人还积极响应六次劳大的号召，积极开展“义务工运动”，把义务工所得捐献给国统区工人，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国统区工人兄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鼓舞了那里的工人反美抗蒋的革命斗志。
　　国统区的工人，响应六次劳大的号召，在地下党领导下，迅速组织和行动起来，建立了“护厂队”、“工人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家属防盗队”和“应变委员会”，配合解放城市，广泛开展了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的英勇斗争，千方百计地保护工厂、矿山、学校、商店和交通设施等不受破坏，为全国的胜利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包括工会工作在内的各方面，“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强调要在经济工作和工会工作中贯彻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
　　为了加强工会工作，适应革命的历史转变，动员工人群众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1949年5月2日至11日，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了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
　　李立三认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在国营企业中解决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必须要保障职工的生活和日常利益，必须要正确解决工厂行政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为此，他研究起草了《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在华北国营、公营企业中制订集体合同的决定》和《集体合同纲要草案》三个重要文件，并提出了“在省、市政府及工业较多的县政府内设立劳动局(科)”等五项建议。
　　这些文件在会议上经过讨论得到通过，它革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工矿企业中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规定了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实施步骤，协调了工厂行政和职代会的关系，稳定了生产和生活秩序，保障了职工的实际收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新民主主义劳动政策得到全面贯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及提出的解决办法，不仅当时对华北的建设事业和工会工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及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生产的发展和工人运动，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人阶级由过去的雇佣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李立三主持全国总工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沈阳第三机械厂工人赵国有创造了2时30分钟完成切削塔轮的任务，在同工种中创造了新记录，10月20日，东北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创造新记录运动的决定》。这个运动在东北很快开展起来。《工人日报》在1950年1月1日发表的《庆祝胜利，迎接胜利》社论中把总结推广在生产中的合理化建议，创造新记录的生产运动，列为1950年八大工作任务的第一条。从此在生产中提倡合理化建议和创造新记录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1949年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有13个国家的11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图18：李立三在亚澳工会会议上发言
　　李立三在11月20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工会运动的报告》，全文共分四部分，总结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介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阐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中国工人运动今后的任务。关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他指出：首先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组成了民族统一战线，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第二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坚持了武装斗争，并在敌人统治强固的大城市执行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第三，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工人运动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讲中国工人运动今后的任务时，第一条就是：“组织领导工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工人阶级最高的利益，也就是工会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务。”
　　12月5日，全总发表《为拥护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告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踊跃认购公债，广泛开展深入持久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实际行动战胜困难，为夺取物价稳定而斗争。
　　12月15日，全总为拥护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某些公营企业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发表《告工人书》，指出这个“办法”既照顾了国家财政困难，又照顾了工人经济利益，号召全国公营企业职工坚决拥护和执行国务院的决定。
　　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新中国的诞生，使工人阶级摆脱了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如何发挥工人阶级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斗争中主力军的作用，李立三领导全国总工会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发动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和新社会的建设者的身份，积极投身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斗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随着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各级工会组织依据党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协助政府接管城市和官僚资本企业，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为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0年1月10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会工作面向生产的决议》，1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的全总常委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由《工人日报》予以发表，鉴于工会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这次会议还决定在全总机关成立生产部。在2月9日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批准了生产部拟定的1950年的工作计划，同时还作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工会工作面向生产的决议》
　　李立三亲自起草了《学会管理企业》，2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社论发表。社论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学会管理企业，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企业，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中心口号。并具体提出：管好企业，首先要以统一的、合理的、科学的制度来代替混乱的、腐败的、不合理的制度；其次，在一切国营公营的工厂企业中，要实行管理民主化，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工厂企业中以厂长为首的统一领导机关，职工代表会议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相辅而行，是工会领导下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运动，传达领导者意图和吸收群众意见的组织形式。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厂职工代表会议制度，是目前改造旧的官僚资本企业为新民主主义人民企业的中心环节。社论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些任务，目前工会工作应特别注意加强与经济管理机关的配合和联系，帮助行政实现管理民主化，提高生产，同时要特别关怀工人的需要。这篇社论所提出的工人阶级要学会管理企业及工厂管理民主化的号召，对于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建立新民主主义人民企业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推动作用，对于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也具有指导作用。
　　这篇社论，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被认为是当时“管理企业，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
　　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关于讨论和执行人民日报《学会管理企业》社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二七’纪念日发表的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应成为目前管理企业，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各地党委应指令和督促企业管理部门及各企业中的行政、党与工会组织负责同志召集共同的会议，切实检讨，根据企业情况，定出具体执行办法，并督促其切实执行。”要求“各地党委应在三月底以前将当地各公营企业的状况及执行这次指示的情形，作一总结报告中央，不得有误。中央各企业管理部门及各全国性工会组织，由陈云、李立三同志督促。”
　　当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还据此专门发了由陈云签署的《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使工厂管理民主化的工作，有了法律依据。要求把这篇社论作为学习的文件。
　　2月21日，全总在北京召开各市工会生产部长会议，李立三在大会作报告，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工会中心工作应当是生产工作。在关外，是开展全面生产运动；在关内，基本问题是改造旧企业、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
　　3月23日，《工人日报》发表《提倡合理化建议》的社论，要求各地工厂企业中的行政管理者与工会工作者，在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的同时，积极学会与提倡在全体职工中开展合理化建议的工作。
　　5月1日，李立三写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年的工作总结》。这份总结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护厂斗争、参加接收清点工作、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教育、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实行改造旧企业、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工会工作面向生产、国际活动等7个方面，对全总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改进的办法。“总结”提出了今后一年内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群众加紧生产、学会管理企业、协助政府制定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健全产业工会组织、加强工会基层组织的建设等。“总结”特别对于加强工会组织建设进行了论述，提出：工会一定要实行民主生活，强调“民主是工会工作的灵魂”，“大家办工会”，一切工会的领导机关必须由民主选举产生，坚决反对那种由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委派制度等官办工会的工作作风与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总向全国的工友、会员们所作的第一个工作总结，这在当时对于调动和激发广大会员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的积极性，对于指导和促进各级工会组织的各项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总结”中关于工会建设的论述，对建国后工会组织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各地工会发动工人群众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劳动模范运动，在李立三主持下制定了《奖励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的决定》、《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其目的在于有组织有领导地鼓励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并保障发明者、改进技术者和合理化建议者的权益。这两个文件于8月11日经政务院第45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对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工人、技术工人和职员及一切从事有关生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知识、经验与智能，致力于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事业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文件，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时期由李立三倡导发动的生产大竞赛，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其中许多著名的模范典型如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方法等等，都是由李立三亲自发现、总结和树立起来的。这些典型的推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生产竞赛运动的深入开展，直到今天，这些典型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1951年1月17日，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先进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这个小组在1950年中，改进了15种工具，创造了25项新纪录，提前完成了任务，质量达到标准的99%。他们提出的竞赛条件主要是：团结技术人员，搞好师徒关系，遵守劳动纪律，注意生产安全，加强技术和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改进操作方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马恒昌小组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广大职工的响应，使原来迅速开展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马恒昌小组的事迹和倡议，率先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人日报》登载，登载时，还是根据李立三的直接指示“增加短评，立即在头版发表”而发表的。发表后，立即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马恒昌小组的竞赛热潮。
　　第二天，中国机械制造业工会筹备委员会向全国机械制造业全体职工发出号召，号召全国机械制造业职工向马恒昌小组学习，进一步深入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随即，中国纺织、铁路、邮电、化工等各工会先后决定，号召所属企业职工迅速向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挑战，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竞赛。
　　23日，《工人日报》再次发表《开展马恒昌小组比赛运动》的社论。指出开展马恒昌小组比赛运动，是我国工人阶级用自己在生产上的实际行动来热爱祖国的一种表现。通过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先进生产小组之间的比赛，可以进一步把生产小组(工会小组)的工作搞好，把爱国主义的生产比赛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
　　29日，马恒昌给全国应战工友写信，对全国性的生产竞赛提出三点希望：一、要说到做到，我们小组首先要做个榜样，到一定时候，在报纸上公布成绩；二、不要光是向我们小组应战，你们还要向全厂每一个小组挑战；三、不要犯冷热病，要持久地经常地竞赛下去。
　　31日，青岛3万纺织工人向全国同行挑战，提前半月完成全年任务。
　　2月7日，全总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开展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的决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对这一自发的竞赛运动，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充分地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使之更有计划、有领导地稳步开展起来。对马恒昌小组竞赛中的各种生产经验，更应有计划地大力进行宣传。
　　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已有1400余单位向马恒昌小组应战，推动了生产，创造了优异成绩。全国参加竞赛的单位2811个，有5522个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
　　在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中，青岛第六棉纺厂青年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科学的细纱工作法。李立三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随即在全国大力加以推广。
　　8月7日，《工人日报》发表《重视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社论。
　　8月17日，中国纺织工会召开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全国各地优秀细纱工人及技术人员代表参加，李立三到会指出，郝建秀工作法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号召全国纺织工人打破保守思想，认真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增加生产，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中国纺织工会于8月22日至30日在青岛举办了郝建秀工作法学习班，使之在全国纺织行业得以推广。
　　除去以上，在李立三主持全总工作期间，还总结推广了铁路系统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和“满载超轴500公里”运行经验；公路运输系统的“十万公里无大修”；煤矿系统的“施玉海安全生产”经验和“马六孩快速掘进法”；食品工业的“李川江榨油法”；邮电系统的“郭秀云长话操作法”；建筑业的“苏长有分段连续快速砌砖法”等，这些都在各个产业系统中直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加快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这些先进典型，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光荣旗帜。
　　十、新中国工会工作的拓荒者
　　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工会实践的蓬勃发展，围绕着工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以及工会与党、行政、工人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诸如：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国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已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逐渐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历史条件下，在国营企业中，是否存在公与私的矛盾？在工人阶级内部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某些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工会组织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工会与国家、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克服工会工作脱离群众的行政化倾向等等。
　　这些问题如不及时作出解答，就会影响对工会工作的正确指导。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当时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从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观点。
　　关于在国营企业中是否存在公私矛盾问题，李立三认为矛盾是存在的。
　　1949年6月12日李立三在与陈伯达讨论一个理论问题时，谈到“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写道：“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公营企业是全体人民的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这里没有阶级对抗，没有剥削的存在……在这里公私之间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公营企业中所有党政工团的组织，都应当强调这种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但在公营企业中公私利益之间还是存在有一定的矛盾，这也是不宜否认的(否则就谈不上兼顾)。这种矛盾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几乎在工厂企业中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没有对抗性，是可以协调的。这种公私利益之间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上，行政所处的地位与环境必然要多代表公的利益，而很难周到地照顾每个人的日常利益。工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它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不能不多关系每个工人的日常利益(即私的利益)，而且只有多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才更便利于对工人进行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教育。这也就是行政与工会有时发生争议的根源……因此，这就更需要在工厂企业中实行党委制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把工厂企业中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集体讨论，来作出决定，就可以避免在公私兼顾问题上发生大的偏差，这样就可以实现以生产为中心，统一党政工团领导和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目的。”
　　关于企业中党、行政、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李立三在平津铁路职工干部扩大会议上在关于工会工作若干问题的说明中，他说，要调整党、政、工的关系。这一点各处的党、政、工都搞不好，原因是都想独霸一切。厂长要领导工会，党说工会是小弟弟，想要独霸，乱开条子，厂长一看自己也不愿意做工会里的事了。本来三个单位都有它的独立性，谁也不能给谁下命令。行政上的事，党是不能干涉的，主要的是要说服大家，再通过一定的民主形式才行，不能说只要党(组织)通过的(事，行政)就要实行的。三个单位只有服从上级，不能互相命令。有的党员简单化，还存在一种帝王思想，作小皇帝，下命令，所以坏事。因为一件事情有它的复杂性，你一定要简单化是行不通的。由于这一点，我们决定成立党、政、工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并设常委会，党、政、工三个委员要每天接头办事，好的厂长一定要说服大家，要大家拥护。
　　“因为工会参加管委会，管委会的决定是经过工会自己参加讨论制定的，所以工会有责任保证管委会的决定之实现，但不是管委会命令工会执行，而是工会保证完成。工会受上级工会领导，除上级工会外，谁也不能命令工会。党是起核心作用的。”
　　1949年7月10日李立三在北平市职工干部扩大会议上就关于工厂管理民主化与劳资纠纷问题作报告时，对党、行政、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又作了简明阐述。他指出：“管委会是行政组织，工会是群众组织，共产党是党的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独立的、谁也不能向谁下命令。”“工会工作与行政工作有些什么显著的区别呢？行政主要是掌握生产计划，工会则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工资问题，工会要组织工资评议，但最后决定权属于管委会。福利事业主要由工会办，行政要处处帮助。劳动保护，由行政与工会共同办理。教育工作有些由工会办(如训练班、夜校等)。”“党在工厂企业中，在工人中，仍是起先锋的领导的作用，它的领导是依靠党员执行党的正确的政策和对群众的说服教育，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核心作用来实现的。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工会中的党组和党员来领导工会，使党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
　　关于工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1951年3月，李立三在第二次全国电业会议上作报告时又指出：“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不够好，首先应由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们负责，至少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不善于主动地去说服行政。毛主席说过：‘工会要主动地说服行政，使行政依靠群众，要主动地说服资本家，使资本家团结群众’。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体会这个指示。”
　　他还说：“行政和工会是一体的，要认清工会是帮助行政完成任务的，因此行政也必须设法帮助工会解决干部问题，适当地考虑哪些干部适合于做工会工作。”“行政和工会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假设有了矛盾，就是闹意气的结果。”
　　关于工会工作怎样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行政化倾向问题，李立三说，首先是“工会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决定。(群众同意才做)共产党虽也可以决定，但是只有通过党员的宣传、说服群众，使群众自己相信党的决定，才能把党的决定变成群众的决定，而不是党决定如何如何。那是命令主义。所以说，民主是工会的灵魂，没有民主，工会就成了一具僵尸，死架子。”第二是“工会的事情要工会会员大家来做，要工人自己拿钱来办。”这样工会就不需要多少脱离生产的干部，每个会员都做工会工作，工人就会感到工会是自己的了。要养成每个会员都做“社会工作”这种习惯和心理。第三，“工会是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因此工会工作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工会必须关心和照顾好工人的生活。工会设劳保部，目的是工人有了困难或有了病，有人照顾和帮助他们，使工人感到工会和他们的家庭一样。工会工作就是要帮助行政关心工人，与官僚主义作斗争。这并不是说，工会可以没有领导。领导不是主观的要群众去怎么样做，而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根据这些意见来领导群众。
　　这些观点和主张，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并无相悖之处。
　　十一、工会法·劳动保险与劳动保护
　　新中国成立初，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多数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营工商企业，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企业中劳资双方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正确解决这些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成为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问题。
　　关于私营企业中的劳资问题，李立三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作过多次阐述。
　　早在1949年5月1日，李立三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就对“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应当成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双方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达到‘劳资两利’；另一方面是，只有实行‘劳资两利’政策，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最后还就“怎样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在1949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一些工会和工人群众在处理和对待劳资关系方面存在着偏差和不正确的现象，把劳资关系问题也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8月13日李立三就劳资关系作了长篇讲话，专题讲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他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私人资本还要起积极作用，还要起进步的作用，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并且还要扶助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发展。”
　　李立三指出：“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个别同志或者有另外的说法，以为革命胜利，打败了国民党，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以后，就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看到，在政治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不等于中国民族解放就已最后完成了。”
　　在劳资关系问题上，李立三对如何具体落实“劳资两利”的政策，做到既能保护私营企业职工的正当利益，又能防止某些职工的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花费了很多心血。他主持制定了处理劳资关系的三大文件：《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动争论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等，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工会组织处理劳资问题的重要依据。这三个文件都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上通过，11月22日经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颁发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城市总工会将这三个办法提请当地军事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予以采纳，作为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法规，予以公布施行。《通知》强调指出：《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适用于一切私营工商企业，“可以作为处理劳资关系的准则”。它为在这些企业中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和劳动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该办法共30条，规定：“劳方有参加工会及一切政治及社会活动之自由与权利，资方不得限制”，“各工商企业的管理规则及工作场所之工作规则，由资方拟定，经工会同意送请人民政府劳动局备案后，劳方须切实遵守”，“工会认为资方对工人、职员之处分与解雇不合理时，有向资方提出抗议之权”。这个《办法》对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在雇佣、解雇、工资、工时、劳动保护、女工保护、病伤待遇、劳动纪律、奖惩等方面的其他权利与义务都作了具体规定。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对避免劳资纠纷，发挥职工的劳动热情和资方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起了重要作用。
　　《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共14条。对及时解决劳动争议，稳定劳动秩序，促进生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规定》，在全国施行一年后，经过修改为《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于1950年11月6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批准颁布。其中规定：一切国营、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及合作经营的企业中的劳动争议，均须依照本规定的程序处理。各级人民政府的劳动行政机关为处理劳动争议的机关。此外，对争论的范围、解决争议的程序等做了具体规定。
　　1950年3月7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政府的劳动政策。参加会议的有劳动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还有工商界的代表。李立三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怀仁堂接见与会代表，董必武作了政治报告，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劳动政策与劳动部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新中国劳动政策的总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说，只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才能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他要求工人阶级在公营企业中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他针对解放后一些私营企业工人认为生产得越多被资本家剥削得越多的不正确想法，指出当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生产不足，私营工厂生产的增加，首先是增加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财富，然后才是替资本家创造利润，并且工人可以在人民政府的法令保障下，用同资本家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和订立集体合同的办法来达到劳资两利。这样，就澄清了干部和工人中的某些模糊认识，也使资本家了解了人民政府的劳动政策，不同程度地消除了顾虑。对促进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立三指出：劳动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劳动，逐渐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处的物质上的不利地位，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其具体任务包括劳动立法；贯彻实行劳动法令；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调配劳力，救济和安置失业工人，有计划地培养技术工人等。李立三及时总结了天津、武汉等市私营企业劳资两方协商解决争论的经验，确定在私营企业中普遍设立劳资协商会议这个组织形式，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完成生产计划、改进生产管理以及妥善处理工资、工时、福利、雇佣、解雇、安全卫生等问题。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成立劳资协商会议，建立平等的、契约的劳资关系，用法律解决争议，说服双方认真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
　　会议还讨论了《工会暂行法》、《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省、市劳动局暂行组织通则》、《劳动介绍所组织条例》、《失业技术员工登记办法》、《关于开展工人业余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这些文件，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和工会组织处理劳资问题的重要依据，对于维护工人群众的劳动权利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会后不久，李立三以劳动部部长的身份签发了《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这个指示，经4月21日政务院第29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于4月29日由政务院发布。文件指出，根据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在私营工商企业中，经劳资双方同意，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组织，以便于劳资双方进行有关改进生产、业务与职工待遇各项具体问题的协商。要求各地劳动局接到本指示后，应召集当地工会组织与工商业者团体之代表共同协商执行本指示之办法，将执行的情况和经验随时报告本部。
　　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公布《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及工作规则》。指出：仲裁委员会由市劳动局长或副局长、市工商行政机关代表、市总工会代表、市工商业联合会代表组成，仲裁劳动部门提请仲裁的案件和劳动争议任何一方申请解决的案件。仲裁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如争议一方或双方不执行，劳动局即按违法事件移送法院办理。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建国初期的一项重要经济法规。
　　这样，在李立三的指导和推动下，把劳资关系纳入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正常轨道，因而大大减少了劳资纠纷，促进了私营企业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和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李立三从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开始，就与工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在法国是一名翻砂工人，对工人群众的疾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他亲自去厂矿调查研究，每到一地必去工人食堂和工人一起吃饭，检查工人的卫生保健和车间保险设施。他尖锐地批判了“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利用立法的形式，来维护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人身安全和物质利益。他对立法工作，始终是抓得很紧很紧，并且一抓到底，认真抓出成效。李立三曾经说过：“劳动立法，这也是我个人的责任。”“我们的劳动立法在性质上与资产阶级的劳动立法根本不同，和苏联基本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提出劳动部的重要工作，是草拟各项劳动法令，并监督其贯彻执行，处理劳资关系，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逐步建立工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在李立三的倡导、主持下，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中央各产业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颁发的关于劳动方面的法令、规程、制度和办法就有119种。由于李立三狠抓了这件事，职工伤亡事故，逐年下降，职工的健康得到了保障。
　　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根本法——《工会法》的制定。
　　为了充分发挥工会在国家、社会生活及企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过程中，李立三十分重视工会的法规建设。
　　《工会法》是调整我国工会与国家及各种经济组织的行政机构关系的重要法规文件。从起草开始李立三就给予高度重视。决定成立《工会法》起草委员会，由刘子久任主任，同时决定成立全国总工会章程研究会。草稿起草出来，先后经过全总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政协财经小组、政务院第24次政务会议讨论修改通过后，向全国公布，公开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1950年5月4日，全国总工会常委会决定下发了发动各地工人讨论《工会法》草案的通知，号召各地工会组织工人群众讨论。经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加以修改后，提交给在6月28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审定。李立三就工会的性质、工会与政府的关系、工会与国营企业的关系及工会基层组织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会议一致通过后，6月29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公布施行。
　　《工会法》一共5章26条。对新中国的工会性质、组织原则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凡在中国境内的一切企业、机关和学校中以工资收入为其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之体力与脑力的雇佣劳动者，均有组织工会之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关于工会在人民民主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它规定：工会是全国独立的、统一的组织系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关于工会的权利和职责，它规定：在国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职工参加生产管理及同行政方面订立集体合同的权利；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与资方进行交涉、谈判、参加劳资协商会议，并与资方缔结集体合同的权利；工会有保护工人、职员群众利益，监督行政方面或资方切实执行政策、法令所规定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工资支付标准、工厂卫生与技术安全规则和其他有关条例、指令的权利，以及负责改善工人、职员群众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各种设施的责任。
　　《工会法》还规定，为保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工会有责任教育并组织工人群众，使他们维护人民政府法令，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组织生产竞赛及其他生产运动；保护公共财产，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在私营企业中，推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反对资方违背政府法令、妨害生产的行为，等等。
　　关于工会的经费，明确规定了四条来源：①工会会员按规定缴纳的会费；②各单位按全部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按月拨给工会经费；③工会举办事业的收入；④各级人民政府的补助。这样，使工会开展活动有了合法的经费保证。
　　7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学习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认真学习、实施，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工会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职责。
　　图26：1950年，李立三与蔡畅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颁布，在我国工运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工会组织在人民民主政权中的地位、作用。明确规定了工会应有的权利、职责和义务，从而为工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及工作，提供了法律保证和依据。从而，使各级工会组织形成全国网络，工人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国家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领导阶级的作用。同时，《工会法》对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的规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原则规定，对国际工人运动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劳动保险工作，也是李立三重新主持工会工作以后特别关心的问题，始终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
　　1948年，李立三在哈尔滨就主持起草了《东北国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草案)》，并就在公营企业中推行劳动保险制度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8月23日，中共中央回电表示：“你们可以试行。”11月12日，东北局对《劳动保险条例》(草案)进行了修，并将修改意见再次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于12月4日批复：
　　东北局并告李立三同志：
　　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该条例的命令草案，均阅悉。中央同意这些文件，望即公布施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1日《工人日报》发表了《庆祝胜利 迎接胜利》社论，把“建立与充实工会劳动保险部门的工作机构”，列为当年工会工作的八项任务之一。
　　在1月28日召开的全国搬运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解决搬运工人残疾、伤亡等待遇问题的暂行办法》。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办法。
　　2月7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议政府实行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险暂行办法。
　　在李立三主持下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10月30日政务院公布了这个(草案)，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
　　10月31日，全总发出《关于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有计划地在每个工会小组中作一次详细的讨论和解释，使每个工人都能了解条例的意义和内容。把意见征集回来后，李立三主持写出修改草案，并于12月11日亲自写信向周恩来总理请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几时开会？劳动保险条例恐怕要提交去讨论一下，因在政务院公布草案的决定上说过‘准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施行’。请考虑示知。”
　　1951年1月2日，政务院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若干修改的决定》。
　　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指导与督促实施劳动保险的指示》。
　　2月23日再次提交政务院第73次政务会议讨论，李立三在会上作了修改说明。会议通过后，26日由政务院公布，3月1日起试行生效。
　　《条例》共7章34条，明确提出了对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实行保险，具体规定了劳动保险的实施范围、劳动保险金的征集与保管、劳保待遇和费用开支标准、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与监督。其中包括因工负伤、残疾、工人职员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职工养老、职工生育、集体劳动保险等各种待遇都作了明确规定。
　　第四章还就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待遇也作了明文规定，比如对本企业有特殊贡献的劳动模范、转入本企业的战斗英雄、残废军人的劳保待遇都作了规定。
　　这个《条例》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英勇奋斗的胜利成果。《条例》是真正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它为职工减轻了生、老、病、死、残的困难，使暂时或长期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在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职工群众的关怀，推动了新中国劳动保险事业的建立，从而大大激发了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调动了职工革命与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
　　1953年1月2日，政务院第165次政务会议听取了李立三所作的说明后，又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改的决定》及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决定》指出，鉴于1951年2月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是在国家财政经济还没有全面恢复情况下制定的，有些待遇规定得较低，在实施范围上只能采取重点试行办法。现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即将展开，自应适当扩大劳动保险条例实施范围并酌量提高待遇标准。
　　决定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应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从速修改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草案及其他有关法令并公布之。修改的条例扩大了实施的范围，增加了养老补助费和放宽了养老条件，生育、丧葬、救济等费均有所增加。这将更加发挥劳动保险制度在改善职工物质文化生活上的优越作用，更加促使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动员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在劳动保护工作上，李立三同样也是一个拓荒者，他为开展劳动保护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功绩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劳动部刚一成立，李立三就把劳动保护工作定为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劳动部召开的会议上他指出：劳动部的工作就是保护劳动，逐渐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处的物质上的不利地位。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李立三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因此，他很了解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劳动部应当做些什么工作。他明确指出，劳动部的工作，一定要服从党的中心任务，服从全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
　　李立三十分重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他尖锐地批评那种“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他指出，在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翁的新中国，不容许再像旧社会那样忽视工人的安全和健康。为了教育训练干部，并为制订劳动保护法令提供依据，1950年，李立三发起组织包括清华、燕京、辅仁三个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在内的100多人的考察团，到中南地区的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情况，在全国开展安全卫生大检查，普遍建立了安全规程制度，改善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促进了安全生产的发展。
　　1950年3月3日，《工人日报》发表《切实改进工厂卫生工作》的社论。要求各地方、各产业工会关注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导工人进行有关工厂卫生方面的合理化建议，代表工人与有关方面交涉，以改进卫生条件，并加强基层卫生委员会的工作。
　　5月31日，劳动部就颁布了《工厂卫生暂行条例草案》，这是建国初期制定的第一个劳动保护的法规，共4章66条。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劳动部在一切公私企业中执行，对当时保护工人健康、预防疾病，提高生产效率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9月3日至15日，劳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各地代表汇报了劳动保护工作情况，研究分析了工矿企业的劳动保护状况，交流了劳动保护工作的经验，讨论和通过了《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的决定》、《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草案)》共11章112条、《阻止工厂矿场加班加点暂行办法(草案)》10条、《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15条等劳动保护法令。李立三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制定劳动保护法令的原则：既要满足需要，又要照顾可能。必须加强对劳动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
　　这次会议，进一步提高了党、政、工三方面对劳动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促进了全国劳动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0月9日，劳动部发布了《关于搬运危险性物品的几项办法》。
　　1952年12月，劳动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保护会议，李立三作了关于三年来劳动保护工作总结与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加强劳动保护工作的决定》、《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和《保护女工暂行条例》等。
　　十二、在职工工资问题上的初步探索
　　李立三从他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从事工人运动。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深知正确解决职工工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中的工资问题。他一再强调，工资问题搞不好，就会影响整个生产的发展；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首要的就是搞好工资工作。只有把工资搞好了，才能把生产搞好。因此，他下大力抓工资问题。他是新中国工资制度的奠基人，在创建新中国的工资制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建国初期，他就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劳动工资干部为尔后的全面工资制度的确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早在1947年李立三就在哈尔滨召开过多次座谈会，着手研究工资问题。
　　1948年7月10日李立三在“东北局关于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的改造管理与工会工作方针的决议”中就提出：“新工资制度应以按劳付酬为原则，个人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愈大，他所得的报酬也愈多。而在人民自卫战争时期，工资等级的距离虽不能不相当缩小，但按劳付酬的基本原则，决不能改变。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如‘干不干，四斤半’，工人与技师、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学徒与师傅的工资相差很少)，必然妨碍工人劳动热忱的发展。各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制或计件累进工资制，超额奖励制，以鼓励工人劳动热忱的提高。”
　　8月，李立三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全面工作后，中共中央关于工资问题给东北局指示：战时工资应低于平时。同时，职工应有的生活水准必须保证，技术管理能力的差别也必须适当规定等级，予以待遇上的区分。不如此，则无法持续生产与鼓励生产。因此：①最低工资应保证维持连本人在内的两个人的生活；②实行交叉累进的定级工资制度；③规定不同企业各种职工的一般工资的最高额。这是当时中央对工资问题的几条原则指示。
　　当时，李立三对同志们说，工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是新问题，我们的经验与知识是不够的，所以说管理工业的同志和工会工作的同志，大家要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李立三最早把苏联的工资理论与实践传播到东北地区的。他亲自翻译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关于按劳取酬的论述，介绍苏联机械和铁路系统的工资制度和经验，并在报刊上撰文宣传党的工资政策。
　　李立三针对当时东北工资标准低、不统一，特别是因为物价波动，职工的生活没有保障等问题，主持研究制定了国营企业职工工资等级标准，并于1948年9月、11月先后主持召开东北城工会议和东北地区工资会议。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二是如何改进工薪支付办法。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针对当时在工资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指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工资几乎一样，特别是物价波动，职工生活没有保障，妨碍生产发展。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影响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的发展。他严厉批评了在评薪条件上主要看政治表现、看斗争是否积极，而把技术条件作为附属条件的做法。他说，工厂主要是生产，生产就要靠技术，如果不讲技术，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李立三主持起草了一个新的战时工薪标准，即《东北战时公营企业工薪标准》，改变了长期沿用的战时供给制。
　　这个《标准》分为13等39级，其中工人为8等24级。为后来工资制奠定了基础。李立三多次阐明要制定统一的技术等级标准和实行考核升级的意义，他坚持主张有几级技术，干几级活，就拿几级工资。
　　这个《标准》以“工薪分”为计算单位，每“分”包含一定数量的粮、布、油、盐、煤炭。按当月市价计算，发给货币。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把工资与物价挂钩的办法，对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这是李立三的一个创造。
　　战时工薪标准规定普通工人最低工资为60分，最高为180分；技术人员最低为70分，最高为300分；大企业负责人，最低为100分，最高300分。各类人员工资标准，都是相互交叉的。如熟练工人最高为145分，单纯体力重劳动最高为120分，单纯体力轻劳动最高为100分，杂役工人最高为80分。这样，适当提高了标准，相应拉开了差距。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来在职工工资中存在着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工资几乎一样的严重平均主义和混乱现象。在评定工薪时采取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最后由行政决定的办法。
　　东北全境解放后，李立三在沈阳继续研究改进工资制度。在他的主持下，对13等39级的工资标准作了调整，制定了《公营企业职(员)工(人)工薪等级》，工人工资高低相差3倍。
　　李立三在沈阳召开有工程技术人员和老技术工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如何制定技术等级标准。他坚持主张有几级技术、干几级活、拿几级工资。他还大力倡导推行计件工资制，认为计件工资最能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他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宣传按劳取酬的原则。
　　1949年2月，李立三从东北进关后，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新解放区城市工人的工资政策上来。他根据对天津和其他城市的调查，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这比刚刚解放时实行的“原职原薪”政策无疑是一个进步。
　　同年5月，李立三派人帮助军委铁道部制定了一个工资改革方案在平津铁路系统试点。
　　随之，李立三提出，要改革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腐败、混乱和不合理的工资状况，必须建立一套统一的工资政策。鉴于当时全国各地解放时间有先后，工作进展不平衡的情况，李立三提出要逐步做到由地区统一然后到全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身任全国总工会主持全面工作第一副主席兼工资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兼工资司司长的李立三，很快提出建议，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工资委员会，成员有中财委、财政部和各工业主管部门主管工资工作的负责同志参加，李立三亲任主任，受中央委托，负责研究统一的工资政策问题。
　　为了研究制定工资改革政策，经党中央批准，1950年8月25日至9月18日，由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工资准备会议。会前，李立三主持制定出新的工资方案《工资条例》(草案)、条例说明书和工资等级表等，并写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同意。
　　会议参加者400多人，这是我国工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工资分”问题。以“工资分”作为全国统一的计算单位。每个“工资分”所包含的粮、布、油、盐、煤五种实物的量，全国一致。
　　第二、工资标准问题。会议基本同意草案中提出的工资标准的产业顺序、各产业工资标准分类及具体标准。
　　第三、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职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第四、对技术人员另有技术津贴，最高可达本人工资的30%。
　　第五、地区津贴。对国家特别需要发展的偏远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增发10%—30%的地区津贴。
　　李立三在作会议总结报告时，讲了整整一天。讲了当时工资问题上的种种混乱情况，讲了建立统一工资政策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条原则：一是要在可能范围内，调整的比较合理，打下建立全国统一的合理的工资制度的基础；二是一定要照顾现实，尽可能做到为大多数的工人职员所拥护；三是要照顾国家财政经济能力，不能过多地增加国家负担。事实证明这三条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这次会议为以后(1952年)进行的工资改革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意义十分深远。
　　这次会后，11月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统一调整全国工资问题的几个原则的指示》，指出：1、各地各企业各单位工资高低不一，其中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影响生产，影响团结极大，亟应调整，但对工资福利问题的处理必须十分慎重，不能随便加以改变；2、调整工资的目的在于使现有的工资较公平合理，便于发展生产，加强团结。调整的办法则应确定是：高的不再高，低的逐渐向高的看齐，不应定一个折中标准，把高低双方都向中间看齐。
　　各地接中央指示后，先后按照工资准备会议的精神进行传达贯彻，工人都实行了八级工资制。为此，李立三专门向中央作了《关于全国各地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得到了90%以上的职工的拥护。”“这就给今后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创造了条件。”这个报告，受到中央极大重视，刘少奇亲自拟了批语，转发全党。
　　中央的批示，引起了全党对工资问题更加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工资工作的进展。李立三看到中央的批示，非常高兴，逢会必讲，到处宣传。他说，只要全党重视，工资问题的解决，就有希望了。
　　1951年2月14日，东北局关于在东北公营企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制度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报告称，东北各国营企业，目前实行的工资制度，主要是计时制和计件制两种(也有实行超额奖和包活制的)。两种工资制度对生产的作用，根据各企业的经验看，计时工资制是不能刺激工人上进的，计件工资制则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经营管理工作、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为了加速完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计件工资制是应该大力推广的。
　　3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东北局的报告，供各中央局参考。“同意在东北地区公布试行”，同时提出“结果如何，望定期总结报告中央”。
　　4月15日，东北局又向中央写了修改报告，报告称，经中央批准转发的《东北公营企业计件工资制度暂行规程》，又根据李立三同志意见，对原规程中的第20条、23条、26条、30条、32条的具体规定加以修改。
　　5月28日，李立三向中央写了“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指出：“最近一年来，伴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民党官僚资本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的腐败、混乱和不合理，愈加暴露明显。表现在：同一产业系统，同一地区工资标准高低悬殊，引起职工经常流动的现象。重要产业和需要发展工业地区的工资低于其他产业和其他地区，使工人职员不安心工作，劳动力不能巩固，甚至倒流，企业内部主要工人和辅助工人工资高低倒置，引起工人不满。多等级的平均主义，严重地障碍工人职员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甚至有些企业到今天还保留几种不同的工资标准，以致同等技术得不同的工资，造成工人职员内部不团结与不满。工资计算单位的多种多样，变相工资的名目繁多等等，大大障碍经济核算制的实施。”
　　李立三指出：将逐步改革旧工资制度，使工资真正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杠杆。工资是关系生产和工人生活的重大政治问题，调整工资必须采取慎重地稳步前进的方针，调整前要作充分准备工作，调整过程中要通过工会深入发动群众，才能达到提高生产从而合理地改善职工生活的目的。
　　7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李立三的报告，强调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而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工资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就不能取得工人阶级对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就使我们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去搞好生产并搞好其他各种工作。”
　　李立三在下大功夫抓统一的工资制度建立的同时，一再要求各级工会组织都要建立工资部机构，对工资问题要明确有专人负责。他还非常重视对劳动工资干部的培训工作。进北京后，他一再提议由全总主办工资干部训练班，向全总干部学校提出增设工资课程。1950年5月，为推行计件工资作准备，李立三提出举办技术定额测定法训练班。报经党中央批准，请来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工资部副部长马基连柯来华，讲授技术定额测定法，由阎明复担任翻译。参加学习的57人，大多是有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工资干部。李立三亲自主持开学并讲话。他要求大家要努力学习，真正掌握技术定额测定这项科学方法，尽快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苏联专家讲授完课程后，带领学员到工厂实习，用秒表测定工人的操作程序和工时利用情况，为制定有技术根据的劳动定额提供了数据。这批学员回到各地后，又为企业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定额测定员。由于李立三的大力倡导，50年代全国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工资的面达到40%以上，涌现出许多超定额劳动的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大大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十分遗憾的是，到了“大跃进”，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几乎所有的定额员，都被当做“管、卡、压”的执行者，而受到批判。
　　继技术定额测定法训练班之后，李立三又主持办了一期劳动工资训练班。他亲自写信给苏联总工会请专家来讲课。从1951年8月到12月，历时4个月，学员856人，课堂设在长安大戏院和青年艺术剧院，每次上课加上旁听生有上千人。训练班开学第一天，李立三上了第一课，题为《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工资政策的几个问题》。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工资与社会主义工资的本质区别，讲明了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理论、按劳取酬原则的意义，讲了党和国家的工资政策。李富春也到训练班讲话，要求参加学习的人回去带好徒弟，由800人发展到8000人、8万人。有了各方面的专家，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希望，没有各方面的专家，就不可能发展工业。
　　这些学员回到各地，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工资干部，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劳动工资战线的领导骨干，不少人成了工资问题专家。
　　这些成就，无一不是凝聚着李立三大量心血的结晶。
　　十三、“行家里手”创办《工人日报》
　　在日常工作中，李立三总是由衷地尊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在全总日常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无一不是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经过请示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进行的。《工人日报》的创办即是典型一例。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把原北平市办的《新生报》接管过来，改名为《大众日报》。3月，李立三随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主持全总机关工作后，为了加强对全国工会工作的指导，主动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把华北局的《大众日报》，改作全总的机关报。同年6月得到中央的批准。全总把报社接收过来后，许之祯、刘子久等同志提出，把《大众日报》改名为《工人日报》。意见反映到李立三那里，李立三认为，原来请示中央时，没有提出要改变报名的事，就不必改名了。否则，还要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批准改名。可是没过几天，许之祯把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工人日报》报头拿回来放在李立三的面前，他便哈哈大笑说，既然毛主席已写好了报头，就不用再请示了，当然改名为《工人日报》了。从这件小事可见他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尊重。《工人日报》于1949年7月15日正式创刊。
　　李立三是办报的行家里手。早在1921年他留法勤工俭学时就创办过《华工周报》，1924年4月在上海创办过《上海工人周报》，1928年任党报《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主任，30年代在苏联时期，也曾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担任过《救国时报》的主编，亲自办过近三年的报纸。他十分重视一张报纸对于领导机关指导工作和反映群众呼声的重大作用。“做工人阶级喉舌，与劳动大众为友”，是李立三为《工人日报》确定的办报方针。
　　李立三反复强调《工人日报》的方向问题。他说，总的方向是带指导性的群众报纸。要办出群众报纸的特色，全总要善于利用报纸指导推动工作。与此同时，要多登群众来稿，解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当工人的顾问，替工人说话，反映工人的呼声，经过调查研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转载新华社的文章，要改写成简明新闻，为工人能看得懂、看得方便着想。
　　在《工人日报》筹备创刊时，李立三曾经向毛主席汇报，《工人日报》要专门办给工人群众看时，毛主席说：“如果能真正办成这样，我就同意。”
　　李立三反复强调：办报要依靠群众，要靠工人通讯员。
　　早在1949年4月1日，李立三在北京市宣教联席会议上讲话中就指出：“通讯员的产生有两种办法。一是由工作组找文化水准高、政治上不反动的工人做通讯员。这办法不好，这样找到的通讯员很难得到群众的合作。二是在群众大会上对群众说明通讯工作是做什么的，再由群众选通讯员，工作组和工会也可将自己认为符合条件的人提出来，征求大家意见，看是否合适。这样选出来的通讯员不脱离群众，以后群众会自动供给他稿件，使工作能顺利进行。”
　　李立三强调指出，要下功夫花大力气培养大量的工人通讯员。《工人日报》的采访员(指专职记者)，要与群众密切联系，指导和帮助工人通讯员，帮助他们改稿写稿。
　　1950年2月28日，全总发出《关于大家办〈工人日报〉的通知》，号召全国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共同办好《工人日报》。要求全国工会组织，均应指定专人负责与《工人日报》直接发生联系，经常给报纸写稿件供给各种材料，帮助《工人日报》组织和发展工人通讯员的工作。
　　《工人日报》的这些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都是李立三亲自培育起来的。
　　李立三还要求报社对全总要“争取主动，电话要勤”。当时担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陈用文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常常在深夜向李立三请示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热情接应。
　　当年轰动全国的马恒昌小组竞赛的稿件，就是我在夜间向李立三汇报请示的。李立三反应敏捷，指示增加短评，立即在头版发表。报纸发表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赶马恒昌小组的竞赛热潮，对当时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受到刘少奇的赞扬，说马恒昌小组竞赛的经验是好的。
　　《工人日报》把宣传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劳动和先进人物的光辉思想视做重要使命。从创刊那一天起，它就让老英雄刘英源走上了版面。从此，对先进人物的报道成了《工人日报》最为夺目的篇章，一批批在共和国史册上闪光的被人民群众传颂的名字：刘英源、赵国有、李凤莲、甄荣典、马恒昌、李永、吴运铎、郝建秀、孟泰、王崇伦、时传祥、李瑞环、倪志福……或首先出现在《工人日报》上，或是最早由《工人日报》叫响，而后才走向全国，进入人民心目中的。
　　比如：1951年10月11日，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就是应全国总工会之邀，在全总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讲述了他是怎样从一个贫苦的孩子当上了煤矿工人，又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工人参加了新四军，为中国兵工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动人心弦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称颂。1951年10月26、27日《工人日报》第三版“文化宫”副刊，以题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记中国兵工工人的旗帜吴运铎》刊出，及时地宣传了吴运铎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多角度、全方位地传播了吴运铎的非凡业绩。中国的保尔，从此传遍中国。
　　《工人日报》通过报道一系列先进人物，用英雄的伟大人格和崇高行为，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形象，也为整个社会树立起了一座座民族精神丰碑。
　　《工人日报》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中国工人阶级的喉舌，面向工人、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动员职工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艰苦奋斗，维护职工权益、反映群众呼声、为工人讲话、替工人服务，发挥舆论监督，以它鲜明的群众性，博得了工人群众和全社会的信赖和赞誉。这是与李立三为《工人日报》确定的办报方针密不可分的。
　　1950年2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出版《中国工人》月刊的通知，内容有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政策专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议、指示和通知，工会工作研究与经验介绍，各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的活动情况、工作报告、工人运动的通讯、统计资料、规章条例，国内外工人运动大事记等。
　1950年12月24日全总常委会决定《中国工人》月刊编委由李立三、刘子久、陈希文等七人组成，李立三为主任，陈希文为副主任。同日还决定《工人日报》从1951年1月1日起扩大为4个版面。

第十一章
1. 再遭不白之冤后的冷宫岁月
　 正当李立三在身兼数职的重要岗位上，怀着愉快、感奋的心情，以最大的热忱和干劲，废寝忘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横祸突然飞来。
　　在1951年12月13日至22日召开的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李立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责在全总的工作中犯有以下错误：①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②在工会和党的关系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③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等。“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
　　难道真的是李立三又犯严重错误了吗？难道真的是李立三又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道路了吗？
　　历史是无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时过近30年之后，1981年全总党组重新作出结论：1951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结论》和《决议》都应撤销，恢复李立三同志的名誉。
　　然而，对于1951年对李立三进行的错误批判，人们过去只知道，当时的会议是由李富春主持，指责全总领导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在会议结束前，非会议代表又与工会无直接工作关系的陈伯达突然到会，以中央领导人代表的身份、理论权威的架势在会上发言，批判李立三“有政治理论原则的错误”，为会议定了调子。
　　现在人们才知道，根源还是来自毛泽东那里。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其结局都是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其中，在工运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以李立三、邓子恢和刘少奇为一方，同高岗、陈伯达为另一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在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工会与行政是否具有不同的立场。
　　关于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内部存在着公私矛盾以及要兼顾公私利益的思想，是李立三的一贯主张。
　　在这个问题上，邓子恢与李立三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他进一步发挥了李立三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工会同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存在不同的具体立场问题。
　　1950年7月19日，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针对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严重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指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同志的立场与态度，应该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场”是基本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其“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他主张工会应该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工会工作者说话办事、看问题、提问题、处理问题，都应该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指出工会之所以存在，主要就是为了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否则，工会就成为多余。工会不能脱离“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当厂方的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他还认为，工会的基本立场与具体立场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工会既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也要代表他们的整体利益。因此，工会要在照顾工人阶级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之后，再说服工人阶级照顾整体利益，不能只顾局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
　　邓子恢于7月29日把他的这个意见以中南局关于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情况的电报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报告。7月3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全文发表了邓子恢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邓子恢的这个报告。批语是由刘少奇写的，指出：“这个报告很好，特转发给你们参考。”“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望照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会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是为至要。”这个批语稿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李立三圈阅后，连同邓子恢给中央的报告一起转发全国。
　　李立三很赞同邓子恢的观点。他认为，邓子恢的基本立场与具体立场的提法，是毛主席“公私兼顾”思想的具体运用。他解释说：“公私兼顾”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对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利益或关系应该采取兼顾作用；其二，在公营企业中，应该将国家利益与工人利益兼顾起来。他认为，工会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应多代表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同时必须注意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所以工会必须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在保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努力代表和维护本企业职工的日常利益。“如果工会不这样做，便会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丧失其为群众组织的作用，工会不能简单跟在行政后面，唯命是听”。李立三尖锐地指出：“为什么还要工会呢？就是群众需要工会。”“群众为什么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保护他们的利益。”
　所以，就在中央批转邓子恢报告的同一天（8月4日），李立三要《工人日报》也登载了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工人日报》加按语指出：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不仅是中南地区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需要学习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有关工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问题。希望全国工会组织与工会干部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改进自己的工作。
　　全国总工会还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邓子恢的这个报告。
　　1个月以后，9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邓子恢这个报告。
　　这样邓子恢的这个观点，在全党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者当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而高岗对李立三与邓子恢的上述观点，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他在7月21召开的东北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不赞成工会与行政各有不同的具体立场的提法。他说，“党政工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
　　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12月30日，毛泽东在批发西北局12月26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时，又明确地批评：“各地工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各级党委一般地说来，注意得很不够，或者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不对的，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要求各地“在1951年春季党的四中全会开会以前，请你们负责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作，准备向四中全会作报告。”
　　1951年1月4日，李立三根据毛泽东关于党的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的指示，向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关于为中共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问题作下列准备工作的报告：一、在1月下旬召开一次全总常委扩大会议，检讨全国工会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意见；二、原拟“二七”召开的全总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推迟到四中全会以后召开，以传达四中全会决议；三、拟编印党的二中全会后中央关于工会工作的各项指示、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几种主要文件，拟将到上海、东北、西北、西南、中南等地考查工作的简要报告编成小册子；四、是否在党的四中全会前先在政治局做一般的讨论；五、是否需要起草一个党的四中全会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报告后于1月6日批示：“同意五项准备工作。”
　　1951年4 月，高岗针对李立三和邓子恢的观点，主持写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准备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该文对李立三、邓子恢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其主要论点是：他认为公私关系只是指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否认国营企业内部存在公私关系，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国营企业内部存在的公私矛盾。认为工会同行政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指责李立三和邓子恢有关国营企业内部存在公私矛盾以及工会与行政有不同的具体立场的观点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岗还认为，说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基本立场”一致、“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不对的。这种说法，第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文章强调，在公营企业内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而在公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立场的不同。
　　文章写出来后，高岗于4月22日写信把它送给毛泽东审阅，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
　　4月29日，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在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东北日报》的文章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邓子恢提出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任务不重视是不对的，但不要由此得出工会与国营企业和政府的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有些工会干部由此而强调与厂方对立，是不对的。”胡乔木在信的最后附言：“此文是否由《东北日报》发表？或由《人民日报》发表较好？亦请斟酌”。
　　刘少奇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胡乔木的信，于5月10日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岗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5月16日，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开会，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951年5、6月间，刘少奇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高岗写的《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文章后，写了一篇笔记：《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进一步论证了李立三和邓子恢的观点，表示了他与李立三和邓子恢相同的观点。
　　刘少奇同意国营企业内部存在公私矛盾和必须用兼顾的方法加以正确处理的观点。他指出：“当着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已经建立，并把工厂收归国有，又进行了民主改革以后，即在目前，我们的国营工厂内部就再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存在了，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们的关系，就从根本上变为一种同志的关系了。因而他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团结一致，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去向自然界进行斗争，发展生产。随着这种生产的不断发展，就能够不断地改善与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优于资本主义工厂的基本原因。”
　　紧接着刘少奇立即指出：“在国营工厂内部是没有阶级矛盾了，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矛盾呢？一切事物内部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但它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
　　刘少奇强调指出：“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例如，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个别部分之间的矛盾，就是属于后一类矛盾。如果把这种矛盾看成是一种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采取一种敌我的不妥协的态度去对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在承认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公私矛盾”之后，又提出了正确解决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这种矛盾的方针和政策，就是：“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来推动和促进这个矛盾的和解和妥协（经过适当的斗争），以达到双方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进行生产的目的。”在国营工厂中的管理人员、工会工作者和工人群众之间如果发生了冲突，“工会与管理机关的任务就是要最迅速地去加以解决，一方面满足群众合理的可以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说服工人群众。”
　　刘少奇同意李立三关于国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的存在，是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的观点，他指出：“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国营工厂中由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机关协议并调处各种有关双方的问题，以至签订集体合同及其他协定等，就是必要的。”
　　刘少奇同意李立三、邓子恢关于工会和行政存在不同的具体立场的观点。他指出：“人们对于任何问题的立场，是由人们在牵涉到这个问题的矛盾中所站立的地位决定的。”“在矛盾中所站立的地位如果不同，他们也就有不同的立场。”
　　刘少奇同意李立三、邓子恢关于工会必须代表工人群众和维护工人利益的思想。他指出：“工会不是工人先锋队的组织，它必须使自己成为先进的、普通以至落后的工人都能加入的组织，然后工会才能具有自己应有的群众性，并具有上述各种重要的政治作用。”工会“正确的工作就是他们一时也不能离开普通工人对于工会的要求，即经常保护工人们正常的不容侵犯的各方面利益；同时又不能将就落后工人的不正当的有损于工人阶级整个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要求，而要不断地说服工人，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以至达到共产党所要求的那种水平。”刘少奇提出：“工会必须兼顾先锋队和普通工人群众对工会的不同要求。否则，工会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由此可以看出，李立三、邓子恢、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他们对工运理论的深入探讨，对于工会理论的建设和指导工会运动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951年10月2日，李立三就“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向毛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谈了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
　　一、关于在工厂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问题。李立三说，“一些同志认为上海主要是资本主义性的城市，在工厂企业中是很少、甚至没有封建残余的……因此，在工厂中只需要进行‘民主团结’，而不需要进行‘民主斗争’。另一些同志的意见，认为上海是典型的殖民地的城市，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资本家，在工厂企业中统治工人的方法之一是与其他地区一样，利用各种封建势力，主要是会门、帮门的头子作爪牙……因此，在上海工厂企业中，也应该进行适当的‘民主斗争’，肃清工厂企业中各种封建势力的残余。”李立三说，“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
　　二、“有同志认为在私营企业中无法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私营企业中，不管资本家愿意与否，去进行民主改革，事后他们会同意的。”李立三说“我个人的意见，关于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问题，也要采取对资本家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取得资本家的同意（哪怕是半勉强性的同意也好）去进行。”
　三、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处在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工会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的学校，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种意见认为，把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中国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但同时应当进行新民主主义政策教育。李立三说：“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
　　四、“有同志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所矛盾，甚至否认‘公私兼顾’的政策可以适用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应当用调协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求得解决的。”李立三说：“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五、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建立全国产业工会过早过多，应当合并一些产业工会而加强地方工会的领导机构。另一种意见认为，为了适合经济建设准备的需要，适合中央各产业管理部门建立统一计划、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的需要，为了给工人以全国观念和阶级整体观念的教育，打破他们狭隘的行会观念和地方观念，建立全国产业工会是必要的，而且事实证明是有益处的。李立三说：“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
　　六、有不少同志认为全国总工会规定的各级工会组织编制的人数太少，特别是基层组织脱离生产干部的人数太少，要求增加。李立三说：“我们觉得基层组织以上的编制人数可以稍有增加，但不宜过多。”
　　李立三最后写道：“此外关于工资问题，劳动保险问题，劳动保护问题，保护女工、童工问题，工会会员与共产党员可否做资本家代理人的问题，都有一些争论，我不详细说了。上面所写的我个人意见，是不成熟的，也就可能是错误的，望给以指示。”
　　完全出乎李立三的意料，他给毛主席的请示报告，给他带来的竟然是一场“灭顶之灾”。报告送出不久，他的意见被毛泽东所否定。毛泽东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并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他所领导的全总党组。

2.再次面对批判与围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把赖若愚从山西省调来取代了李立三。批准成立了由刘少奇、彭真、李富春、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6人组成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负责指导全总党组的工作（当时，刘少奇已外出在杭州休养，彭真也没有到会，只有李富春主持）。
　　1951年12月13日至22日，李富春主持召开了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定方针及议题为：“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改进工作，以便进一步开展全国工人运动，迎接国家的新建设任务。”但是，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却对主持全总工作的李立三进行了集中批判。其中，“推崇”邓子恢的文章，定为李立三的错误之一，认为他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
　　李富春在12月13日下午的第一次会上讲话，指出了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实际是指李立三本人）存在的三大错误：在工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不了解生产中心观点，犯了把生活与生产对立的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不了解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意义，犯了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和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不了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三大“错误”，压得李立三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李富春报告后第二天（即12月14日），李立三就在会上发言，就李富春报告中指出的错误作检讨，他说：“希望到会的所有同志尽量来揭发我的错误。我离开中国15年，这15年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在座的同志都是受过毛主席长期的教育，因此都能够了解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领导作风，而我却缺乏这种教育。延安的整风是我们党能够成为今天这样布尔什维克的党、真正先进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党的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学习。在许多问题上我的确是幼稚，不了解。因此，我很希望这次会议给我一个学习机会。我在这将近3年的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希望同志们加以揭发，这不仅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同样地对全国工人运动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
　　“全国总工会领导上的错误，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因为我不仅是实际工作的负责人，而且发生这些错误的根本来源，是由于我个人在思想方法上、领导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毛病。”
　　李立三在第一次检讨中针对指责他的错误之一申辩道：“至于我个人是否想否定‘工会要服从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同志们，这是没有的。在任何时候我都认为工会要服从党的领导，工会应当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会应当把党的政策方针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为工人阶级的远大前途而奋斗。”
　　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陈用文同志在回忆中写道：“全总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却对他（李立三）进行了非实事求是的指责，把全国工人运动的成绩说成好像与他几年的辛勤努力没有一点关系，而把所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他一个人的过失。”“对此，立三同志除了对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再三申明之外，他总是虚心检讨，而毫无怨言，并且从不上推下卸，即使我们在他身边的人犯的错误，他也总是自己承担责任。李立三在第一次检查中就曾明确说道：‘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全部的错误，我应当负全部责任。’我个人觉得很难过。”
　　李富春的报告指责李立三偏向强调福利的观点，并向李立三提出五条质问：①为什么全国总工会1950年2月才提出面向生产？②为什么不宣传东北新记录运动？③为什么不研究总结天津的经验？④为什么没有抓紧生产？⑤为什么邓子恢的文件一来，全总就立刻抓紧了，并作为整风文件？
　　对此，李立三在第一次检查中就明确反驳道：“富春同志提这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错，其余四个问题的错误，不是由于把生产与福利平列起来，而是由另外一些错误思想而来的……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要作些解释呢？是不是要想减轻自己的错误？不是的。我所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是今后的工作问题。如果要来批判全国总工会的生产观点不明确，是片面强调福利，或者把福利与生产对立起来，那就会来一个纠偏，这就可能影响下面的工作。因为今天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各地的同志比我清楚得多，今天可能还有个别的基层组织，还有只搞福利不搞生产的偏向，但一般说来还不是如此。我最近特别去看了各省（工会）向省委的报告，其中没有发生片面强调福利这方面的情况，相反的发现了很多关心工人不够的事情，几乎到处都是如此，我虽没有统计，但可以说工会只搞生产不搞福利多于只搞福利不搞生产的。有很多任务会，行政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进行的方法也与行政差不多，不懂得工会是工人的组织，应当特别关心工人的生活。毫无疑问，两方面的偏向都应该防止，不能单讲一方面，如果单讲一方面就可能发生副作用。如果来一个纠偏，下层工会组织可能就不敢提福利问题。”“如果工会不关心这些问题，它就可能变成与行政组织差不多，就可能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
　李立三在第一次检查的最后说：“今天我的发言可能是很不对题，我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甚至是惟一的负责人，我应当自我批评，揭发错误，不应当对错误有丝毫掩盖和推卸，许多没有认识清楚的应该再去认识，再去考虑，不应当说这样多……我感到有意见不说，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因此，我没有搞通的问题还是提了。为了教育我，为了今后的工会工作，希望同志们尽量揭发我过去的错误，帮助我把没有搞通的问题进一步搞通。”
　　李立三这第一次检讨，充分反映了他一心想到的是如何不使革命工作不受损失，完全把个人置之度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关于他受到指责的几个问题，在他从1948年“六次劳大”会议以来的几十次讲话、文章完全可以为他作证。远的不说，就在他受到毛泽东批评前不久，1951年9月28日他代全总起草了一份“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初步草案），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决议草案在谈工会的基本任务时，一共列出5条：
　　①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当前的和永久的最根本的利益；
　　②工会应当动员和组织工人为完成城市民主改革而斗争；
　　③工人阶级必须在改造整个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
　　④工会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强大的经济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现时的最高任务和最大利益；
　　⑤争取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是工会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这次党组扩大会上，有30多人对李立三作了批判性发言。
　　1951年12月19日，李立三在会上作第二次检查，他说：“关于公私关系同志们批判了很多，我都思考了，但我总觉得还没有完全被说服，也许是我还有些顽固，提出我的意见来供同志们作为批判的材料。”他说：“工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新政权下一开始就很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曾看了17个省、市检查工会法的报告，工会与行政的关系不好等现象是存在的，都普遍提到了这些问题。对此，是否可以简单地解释为都是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呢？是不能这样说的。”“这种矛盾还会是长期存在的，不仅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会多少存在，只有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彻底消灭。这种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问题。毛主席英明就在于此，他指示我们许多政策都要照顾公私兼顾这一条，否则就会出偏差。”
　　“我觉得工会要保护工人的利益是必要的，不能取消。”“工会主要任务是搞生产，但也要起关心工人生活、保护工人利益的作用，否则就和行政组织没有差别了，这一方面的作用，没有搞好的话，那么主要的任务也就不能搞好。”
　　“我觉得我这个意见，还是有些道理的。或者完全不对，希望同志们批判。”
　　李立三继续申辩说：“我可以说明，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对于以生产为中心问题始终没有动摇过的。在哈尔滨时我曾批判过两种偏向：①片面福利观点，②工会独立思想。另外还批判过其他偏向。”
　　12月21日，不是会议代表的陈伯达，以中央领导人代表和理论家自居，赶到会上向李立三进行猛烈攻击，调子最高，上纲上线，企图把李立三置于死地。他寻章摘句，用列宁论工会的语录，来证明李立三维护工人利益的思想是犯了经济主义“错误”；他指责李立三有关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存在公私矛盾，以及工会与行政有不同具体立场的观点，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李立三是“代表落后工人的，是代表消费、分配 、购买力的，这些都是极右的”，说李立三是“分配中心论”，“从分配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这是立三的全部错误”，“是工会工作中的路线错误、方针错误”。他甚至诬称“立三同志都不敢说工人阶级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等等。
　　12月22日，在会议通过决议之前，李立三作了第三次检查。在被迫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又针对不实的批判发言为自己进行辩护：一、我的确没有说公私矛盾是概括一切的矛盾；二、我的确没有说工会是代表私、工会只代表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三、在公营企业中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的矛盾及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我的确没有说过，工会解决一切问题要从分配观点出发。
　　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反驳和抗争，但小臂拧不过大腿。
　　紧接着，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指出：“李立三同志在工会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他的狭隘的经济主义、否认党的领导、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乃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倾向，这种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决议要求，在全党全国“纠正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清除李立三同志所给予部分工会工作人员的错误影响，整顿现在工会的工作。”这个决议贯彻的结果，使全国工会系统一大批工会干部受到株连、处分。
　　在此形势面前，邓子恢于12月底在中南局会议上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讨，并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两年以后，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说：对于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
　扩大会结束5个月后，1952年5月20日李立三被迫写出书面检讨。在检讨的最后，他再一次申明：“一、我的确没有说公私矛盾是概括一切的矛盾。二、我的确没有说工会是代表私，工会只代表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三、我的确没有说过：工会解决一切问题要从分配观点出发。”郑重其事地向党中央提出对他进行错误批判的保留意见。
　　5月21日，他把这个检讨首先送给了刘少奇。他在信中写道：“送上关于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所犯错误的申诉书，请你审阅。由于自己思想混乱，其中一定还有不少错误和认识不清的地方，请你批示意见或找我一谈，以便再作修改。”实际是表明：他对中央对他的批判和处理，是不能接受的。
　　刘少奇接到李立三的“申诉书”，无可奈何，于5月24日批示：“尚昆抄送富春、彭真、赖若愚、陈伯达、刘宁一、刘少奇各一份，中央其他同志暂不抄送，因立三同志还要修改。”没有作任何表态。
　　1952年7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致函，通知李立三：“以前我处发给全总的文件资料都送您收，近接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后除有关劳动部工作问题的文件，送您审阅以外，送全国总工会的文件，均直接送给赖若愚同志，特此通知。”再次表明罢了李立三在全国总工会的官。
　　于是，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就以李立三被解除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而告结束，实际就是否定了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的意见，肯定了高岗、陈伯达的意见，使高岗在政治上得了一分。
　　全总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结束一年之后，1953年1 月，中共中央才正式发出通知：中央批准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同志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认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正确的。这两个文件应在党内刊物和工会干部读物上登载。要求全国各级工会组织都必须学习“结论”和“决议”，结合检查工作，肃清影响。
　　这样，就把批判李立三在全总工作中的所谓严重错误扩大到全党和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严重地影响了工会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使李立三再一次威信扫地。从此，李立三在政治生涯中又开始了下坡路。

3.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李立三在总工会遭受错误批判后并没有灰心，而是集中精力一心扑在劳动部的工作上。
　　1953年，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了，国家进入了有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提出和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李立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劳动部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做好劳动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除了继续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有完成的任务以外，还必须加强劳动力的调配和技术工人的培训工作。
　　这年3月，李立三亲自带领一部分干部去了武汉，专门就手工业问题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在那里一边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调查研究情况，一边深入手工业作坊，同手工业业主和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的资金、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然后又召开了硚口会议，请武汉和华中地区的一些手工业管理部门的干部参加，就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如何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给党中央写报告，热情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手工业协会，以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充分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由于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曾两次在武汉工作，许多在20年代就同他相识的一些人纷纷去找他，想通过他给他们或安排工作，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李立三让秘书尽量挡驾，有的老朋友前来叙旧，非见不可的，他出来热情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思想工作。凡提出工作安排问题的，他都请当地党委或劳动部门去解决。
　　1954年，国务院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主任的第四办公室，劳动部归口受这个办公室领导。“四办”刚一成立，李立三就让秘书把他签署过的劳动部历年的文件选出一套，亲笔附上说明，送给贾拓夫审阅，供他了解情况加强领导。这件事充分反映李立三谦虚谨慎、不摆老资格的工作态度，给贾拓夫以及下级干部留下了良好印象。此事也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他在一个党内会议的发言稿上，亲笔写了批语，说李立三在总工会工作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
　　这年5月，李立三计划到一些地方去搞调查研究，5月3日，他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请示：
　　富春、拓夫同志并转少奇同志：
　　我想最近到上海、武汉、西安等地区研究一下地方劳动局的工作问题和工资问题，预定一个月左右回京。劳动部的工作，拟请刘亚雄同志代理，工资工作，拟请宋平同志代管。可否，请批示。并请考虑，可否请中央通知一下当地党委给我以指示和帮助。
　　李立三这个请示，当即得到贾拓夫、李富春、刘少奇、杨尚昆的批示同意。
　　5月6日，李立三又写出报告给邓小平副总理，请假一个月，邓小平、刘少奇于5月7日批示同意。
　　于是，他又带着劳动部的干部去了华东、华中、西北三大区，就劳动工资问题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际调查。回来后，他在北京召开上述三大区的劳动工资处长会议，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资调整问题的文件，为工资调整做了积极的准备。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在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改进劳动部工作的时候，1954年9月，迎来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李立三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并依选举法程序，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但是，李立三的名字被从部长提名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等于宣布是免去了他劳动部部长的职务。
　　对李立三来说，这次“罢官”是他政治上的又一次跌跤。他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从此“赋闲”的事实。经党中央批准，他去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休假。各地领导同志仍然热情接待他，这使他十分感动。借此机会，他也顺路回了一趟湖南醴陵的老家。自1923年他离开家乡30多年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醴陵。他在有官有职时没有回过故乡，却在被罢官后还乡，其心情自然是微妙而又复杂的。所以他谨言慎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谁都知道，他的老家离当年他投身革命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安源仅一步之遥，但他就是告诫自己绝不踏进安源一步。他只是请了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来叙旧。
　　事后，他对秘书语重心长地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盲动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对于正在“赋闲”的李立三，党中央还是准备分配适当的工作。当时，党中央书记处下设4个办公室，分别归口抓几个业务部门的工作。中央准备分配李立三担任主管农业的第二办公室主任工作。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李立三谈话，传达了中央的意图。李立三在感谢中央能继续给自己分配工作之余，还是诚恳地对邓小平提出，自己多年来对农业接触太少，几乎一窍不通，请示是否能把自己派到工业口，邓小平告诉李立三，党中央管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已经派定李雪峰做主任。李立三接着说：“那么我去给雪峰当助手好了。”邓小平为难地说：“可他现在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话犹未尽，言下之意说你是中央委员，怎么会在不是中央委员的李雪峰领导下工作？当副手？邓小平的话还没说完，李立三就抢着说：“以党性保证，即使我在工作上犯错误，保证不会在组织原则上犯错误，我一定遵从雪峰的领导，请党中央放心！”只要有工作做，对于李立三来说，级别的高低、职务的大小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于是，就这样，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笔者之一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干事，正好也刚调入“中三办”，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深。
　　那是1955年2月的一天，春光乍现，天气晴和，在北京西苑大院3号楼的会议室，“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李雪峰、李立三、高扬到会与大家见面。正式开会前，会场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只见个头高大的李立三，花白的头发，带着一副玛瑙色框圆形近视眼镜，满面笑容地端坐在那里。在李雪峰作简单讲话，向大家介绍了李立三、高扬之后，李立三出人意料地自我介绍道：“我就是那个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回国以后这一段时间，在全总又犯了新的错误，在劳动部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以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诚恳、真挚，对于像我这样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的年轻干部来说，确实被深深打动了。
　　中央三办后来改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工业工作部撤销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李立三在李雪峰领导下一直工作到1966年“文革”爆发。

4.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奠基
　　在李立三一生当中，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在苏联生活工作了15年，他的俄文水平有深厚的功底，因而使他能够在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特殊的贡献。
　　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后，于1947年就曾亲自组织领导了一个以他和林莉为总校阅的俄文编译小组，办公地点就设在哈尔滨李立三的家里。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王一飞及夫人刘凤香、欧阳菲、赵洵等。其任务就是把我党的重要文件，包括《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的文件、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晋察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外，同时，又把苏联和国际上的一些重要文件与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来。
　　当时，李莎刚来中国，还没有担任别的工作，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俄文的编审校订工作中去。
　　1952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出版后，党中央极为重视，曾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因为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重要论点，诸如：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消灭或创造它，而只能利用和限制其发生破坏作用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发展商品生产，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斯大林在书中承认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要认识并及时地克服这种矛盾，等等。这些论点，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来说，都可以从这本书里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教育。
　　可是，斯大林这本书的翻译者是谁，书上没有署名，读者无从得知。据原全国总工会工资部副部长、劳动部工资司副司长王榕同志回忆，这本书的最初译者就是李立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52年2月至5月，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连续刊载了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几篇重要论文和书信。当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后，都想能尽快看到斯大林的这些文章。鉴于李立三的俄文功底，就把翻译这些文章的任务交给了李立三。
　　1952年7月，盛夏之时，李立三受命根据俄文杂志亲自进行翻译。当他译完第一节后，感到工作进度太慢。为加快进度，就打电话把王榕同志请到家里来帮忙。李立三手里拿着俄文杂志，口授中文译文，由王榕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由于李立三的中、俄文功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都十分深厚，所以，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第二节到第十节全书的主体部分译出来了。第二天，又把斯大林《答A．N·诺特京同志》和《关于刀．刀．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两篇文章译完。随后，李立三对译文稿反复进行文字修饰加工，力求做到完美准确，万无一失。书中最后一部分，即斯大林于1952年9月《答A．B·萨宁娜和B．r·温什尔同志》一文，又是李立三自己动手译出来的。
　　本书第一版是竖排本，发行了30万册，但没有署上翻译者的名字。李立三受命及时翻译出的这本书，使斯大林的这一本最新理论著作，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这是他对党的又一个默默无闻的贡献。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局正是在李立三当初在哈尔滨组建的这个编译小班子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李立三夫妇长期参与了该局的翻译编审工作。

5.八大上发言惊四座
　1956夏天，一个老同志去看望李立三，问他最近在忙什么，李立三说：“工作照样忙，但是我要对我过去来一个总清算。”
　　李立三说的这个“总清算”，就是他准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尽管，李立三在过去的岁月中，无论在共产国际，还是回国后在不同场合，他已经无数次反复作了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但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对照和思考，还是觉得在党的八大会上再给自己来个“总清算”，以便更好地教育全党。为了党的利益，他准备不惜让自己再当一次“反面教员”。于是，他认真准备了一个长篇发言稿，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仔细阅后，非常满意，只改动了个别字句。8月30日，他在发言稿上批示道：“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表示满意。
　　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李立三于9月23日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一上来就开宗明义，自己“点”自己的“名”：
　　大家知道，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
　　随后，李立三这样开始了对自己的批判：为什么六大明确批评纠正了第一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我不久又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甚至把它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呢？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和由此而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没有改变。”他用自己反复犯错误的历史说明“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思想方法这个怪物，毕竟不是哪一个人赌咒发誓根绝它就可以清除得了的，也不是哪一个人下一道禁令，或者画一道符箓就可以驱除得了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为什么六大会上的批评也好，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在莫斯科15年的批判改造也好，都没能解决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呢？他用1946回国以来的学习和实践，说明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党内生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才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效良方。
　　李立三深有体会地说，自己虽然通过回国10年的实践补上了延安整风这一课，又在1954年反对高、饶反党活动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我绝不敢说，我的病根已经完全挖掉了，更不敢说已经完全改正了错误，以后不会再犯错误了。如果自己不警惕，不谦虚谨慎，不兢兢业业地努力学习，不切实地抛弃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习气，真正学会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没有党的经常的监督和教育，是完全可能重犯错误的。”
　　最后，李立三充满感情地说：“我在犯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求得终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改正自己的错误。”
　　李立三的这篇发言，不怕丑，不怕痛，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极其诚恳坦率的解剖，表现了一个真诚共产党员最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以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讲述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切体会和改正错误的决心。他的发言感动了会议参加者。据说郭沫若听这个发言时，眼里流出了热泪。他的发言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都受到了好评。特别是他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的确给全党树立了一个言行一致的典范。
　　但是，就在八大闭幕后不久，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又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人相提并论，当做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典型大批了一通。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对他的批判，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回到家里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全文如下：
　　主席：
　　听了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万分高兴之中发生了一点不很愉快的感觉。高兴，我想不用说明，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一个愿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听了这样的报告，没有不万分高兴的。感到一点不很愉快的原因，就是你在报告中把我和陈独秀、张国焘、饶漱石并提，当作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老实说，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
　　第一，我总认为，我不仅和陈独秀、张国焘、饶漱石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和王明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是说错误大小问题，而是说我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也是和王明有根本区别的。我想这一点在衡量共产党员的品质好坏方面，决不是一个次要问题。当然，我也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在知识分子中，可以出各种各样不好的人，而不是把我和陈独秀及王明一例看待。但是，听的人是可能发生误解的。
　第二，李立三路线当然是很坏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当作坏的榜样来教育党员的。但是，李立三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是不是因为犯过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只能当作坏的榜样“教员”呢？
　　我想，党几十年来，对我的多般关怀和帮助，当时是希望我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归根到底成为一个好党员。正是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使我有信心和勇气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我当然不能说，我现在已完全认识了错误，完全改正了错误，但的确是想努力改正错误的。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真正改正错误的、忠实的党员。”因此，当听到你在讲话中，把我也当做坏的榜样的时候，是感觉有些委屈的。我在万分高兴之中感到有一点不愉快的原因，就在这里。
　　既然高兴和不愉快是“万”与“一”之比，本来是不值一谈的。但是，觉得一个忠实的党员，心里有一点就应该把这一点向党说出来。如果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请给与批评指正。
　　敬礼！
　　　　　　　　　　　　　　李立三
　　　　　　　　　　　　三月三日（1957年）
　　毛泽东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在他根据2月27日那次讲话的纪录进行整理加工时，就把有关李立三的段落删去了。所以，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中，就没有李立三的名字了。

6.李立三与“鞍钢宪法”的诞生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在列举大量事实讲了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之后指出：要“继续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继续彻底地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和贾桂思想，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使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非常兴奋，给以高度评价，于3月22日作了重要批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10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一九六0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鞍钢宪法”，既包含了坚持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型企业管理制度，又包含了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新型企业领导制度两个方面。是对当时整个工业企业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创造的新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李立三在工业战线多年来的辛勤工作成果的充分肯定。究其缘由，话还得从头说起。
　　从“中三办”到中共中央工业部，再到华北局10多年，李立三作为李雪峰的副手，实现了他曾经向党中央作出过的“宁可在工作中犯错误，保证不会在组织原则上出现差错”的承诺。
　　1955年初李立三到中三办工作后，面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势（赫鲁晓夫在苏联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等），即全力投身到对中国的“工人阶级问题”有关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中。鉴于当时全国在工业企业中正在推行着苏联模式“一长制”和“马钢宪法”，已经出现了削弱党在企业工作中的领导的弊端，如何加强党组织对企业工作的领导问题，就成为当时全国争论的最大焦点。李立三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主持召开有各类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反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花费很大精力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加强党对国营工业企业的领导问题的决定》，先后易稿几十次，提出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这是毛泽东提出的“鞍钢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加强了党对企业工作的领导，同时，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克服了“一长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得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肯定。
　　被毛主席誉为“鞍钢宪法”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改革和改进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在五、六十年代，它对于调整企业内部的各类人员的相互关系，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重大作用。
　　“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整个过程都是与李立三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首创“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的，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的庆华工具厂。他们坚持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为中心，全面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他们在坚持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下，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如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一样，当成了企业的“宪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制度。
　　1958年初，李立三在北京看到了黑龙江省委工业部转报的北安庆华工具厂和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有关加强企业管理的两个报告非常高兴，立即找到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黑龙江省委工业部的领导同志作进一步了解，并共同商定于3月份到哈尔滨去召开东北三省工业部长座谈会，对这两个厂的经验进行总结推广，同时决定由中央工业部立即派出工作组，先到这两个厂去调查，总结经验。
　　李立三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李富春、薄一波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肯定。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李立三在起草的批语中指出：“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中所说的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的经验，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是在整风运动中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为高涨之后，对于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和提高，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的。这项经验应当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4月25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黑龙江省北安市庆华工具厂改革企业管理的经验，向全国介绍。
　4月26日，李立三在东北三省工业部长会议上讲话后，大家一致认为，两厂总结出来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非常宝贵，值得在全国加以推行。
　　5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关于学习和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文中一开头就指出：4月25日本报发表的黑龙江省庆华工具厂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由职工群众创造出来的大胆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社论高度赞扬了庆华工具厂的“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同志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来的革命创造精神”。
　　李立三指出，把“两参一改三结合”“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并且在运用中不断充实和创造新的经验，就可以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能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
　　李立三指出：“干部参加劳动特别是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小组的一部分日常管理工作的实际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企业中，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人员和工人，只是工作中应有的分工和职责任务的不同，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差别。因此，管理干部不仅应当从事管理工作，而且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工人不仅从事生产，而且应当参加一定的管理工作。这就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变化，大大提高了工人主人翁的责任感，使爱厂如家，爱护国家财产成为风气，使相互之间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集体主义的思想大大发挥起来。”
　　李立三在社论中一方面强调指出：“要管理好现代化的企业，没有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一方面又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必须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必须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便利工人进行生产活动和参加生产管理。”
　　李立三最后指出：“庆华工具厂和建华机械厂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创举，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整风运动中，在干部和工人群众共产主义精神大大高涨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这就再一次表明了，党的领导、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改革企业管理的重要保证，不仅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如此，在改革之后进一步贯彻各项新的措施和新的制度的时候更是如此。” 两厂经验“是我们企业管理经验的新的发展，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的。”要求“各地都应当研究这种经验，并且选择一批条件较好的企业加以试验，取得成熟的经验后逐步加以推广。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要加强领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注意总结新的经验，以便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备起来。”
　　同年6月，李立三又亲自率领中央工业部工作组，再次到建华、庆华两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召开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进一步加以总结，使经验更臻完善。
　　为了更广泛地推广两厂经验，10月，李立三到长春主持召开了有北京、上海、山西和东北三省及一些市的工业部长会，一致提出，要尽快召开全国工业部长会议，把两厂经验在全国推广。
　　由于当时正处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之中，加之中央武昌工作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先后举行，全国省市委工业部长会议，直到1959年3月，才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市举行。3月11日，李立三在会上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主要讲了现代化企业的工作方针、任务和做法，企业领导制度问题，特别介绍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号召在全国工矿企业中普遍加以推广。
　　这样，“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很快就在全国的工矿企业中普遍推广开来。通过各地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进一步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使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如果说，1958年在全国是试验阶段，那么，1959年则是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阶段。
　　1960年初，由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概括为“鞍钢宪法”之后，“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即进入第三阶段。主要表现在：
　　（1）在工人参加小组管理方面：小组管理的内容更加丰富了，管理范围逐渐扩大了，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基本实现了人人参加管理”。在生产小组中，以生产为中心，以党的小组长为核心，吸收生产小组长、工会小组长、共青团小组长参加，组成核心组，实行集体领导，全面领导小组工作，既抓生产和管理，又抓思想，抓学习，抓生活。这样不仅使小组真正成为企业一级坚强的行政组织的整个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而且成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技术文化学习的重要活动场所，真正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共产主义学校。
　　（2）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实现了经常化、制度化，参加劳动的形式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在部分车间中开始试行了工人与干部轮换的办法（车间干部定期地分批到生产小组参加劳动，由生产小组长与工人管理员分批到车间代替他们进行工作，原职原薪不变），作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一种形式。实行这些办法，对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业务水平都发生了重要作用。这种做法无疑也为调整相互关系，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3）在改革规章制度方面：主要是破了根据一长制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一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根据专业管理与群众参加管理相结合、破与立相结合的原则，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大大减少了科室业务工作量，使干部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也为工人管好小组生产工作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
　（4）在三结合方面：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的三结合，不只是在技术工作上党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而且是企业管理工作上专业管理与群众参加管理紧密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现在几乎是处处三结合，事事三结合，不仅企业内部出现了各种三结合形式，如技术研究组、先进经验推广队、科学研究院、评比委员会等；而且厂外也有工厂与大专院校、科学研究部门的三结合，工厂与设计部门、使用单位的三结合等等。
　　实践证明：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不仅是当时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和调整企业内部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也是广大职工学习政治、学习管理知识、学习生产技术和学习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了这个好制度，就可使一支既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的工人阶级队伍和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更加迅速地成长和壮大起来。
　　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两参”是“一改”和“三结合”的基础，“一改”为“两参”创造了方便条件，“三结合”对“两参”和“一改”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搞好工人参加小组管理工作又是搞好整个管理工作的基础。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应当同改进领导作风，同全面提高职工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并把专业管理和群众参加管理结合起来。要把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同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完整的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企业“宪法”。
　　196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这是党中央对当时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几年来对此项工作研究结果的全面肯定。党中央指出：“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实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中央在指示中强调指出：“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清除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中，对李立三过去几年来的工作成果再次给以肯定：“企业的管理工作中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新的经验。许多企业积累了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厂长负责制的丰富经验；积累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丰富经验；改革了很多不合理的、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运用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这些成绩表明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大大加强，证明了党对企业领导方针的正确，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职工群众，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这是办好我国工业企业不可动摇的方面。”
　　李立三看到党中央的这一正式结论，不能不使他感到无比兴奋。大量事实证明，尽管李立三本人长期受到冷落，但他的劳动成果至今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许多意见，一再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7.夹缝中的“游走”
　 20世纪6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国际上，美国屯兵台湾，封锁台湾海峡，剑拔弩张，亡我之心不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当局，给我们施加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企图迫我就范。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不顾国际信义，提出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回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人，同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份，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项。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停工或中断，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进而逼我还债，更是雪上加霜。在国内，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左”的思潮发展，狠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造成人人自危；“大跃进”以来种种矛盾的积累，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样，我们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大危机。
　　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把1954年撤销的6个中央局重新恢复起来，作为中共中央在各个大区的派出机构。相继任命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柯庆施、陶铸、李井泉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第一书记。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祝贺各中央局成立时说：中央局的任务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六个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打不烂的独立经济体系。
　　在此形势下，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工业部、交通部和财贸部撤销，把3个部的干部调往新组建的几个中央局。当时，中央决定，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林铁任第二书记，乌兰夫任第三书记，李立三、刘仁、陶鲁笳、解学恭、苏谦益任书记处书记、张邦英任候补书记。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1月18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当时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煤炭、木材、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大，严重地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进行。那时，山西煤炭的生产与调配是全国的重中之重，因此，周恩来特别关心那里的情况，及时帮助山西解决困难，调劳力，增拨粮食、白酒，保证井下工人的物资供应。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全会。
　　之一、组织大同煤矿工作团
　　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全会的精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身为华北局分管工业的书记，李立三首先组织了一个有华北局、中央林业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参加的庞大的林业工作团，由华北局计委副主任刘玉柱带领，前往大兴安岭林区狠抓木材生产。接着又组织了赴开滦和峰峰两个煤炭工作组。1月24日，李雪峰在华北局召开的京、津、太原三市汇报会上说：工业企业的十二条怎么搞法，要有一个组织，华北局由李立三、苏谦益、刘星、张铁夫、郭春原、刘莱夫、黄文、瞿英等组成，同时，京、津各指定一人参加。李立三在参加完全会几天后于1月25日亲自到大同，组织起有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央煤炭部、山西省委和大同市委60多人参加的大同煤矿联合工作团。其任务是：把因放“卫星”而伤了元气的煤炭生产抓上去，同时为参加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后简称“工业七十条”，下同）进行调查研究，做好准备。为此，他于1月、3月、4月先后3次到大同。他不顾旅途疲劳，总是一下火车就开始工作，无论白天、晚上，一天三班，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脚迹走遍矿务局各个角落。对来自工作团成员多次劝他适当注意休息的建议，均不采纳。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啊！他严厉谴责了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关心工人疾苦的恶劣作风；他不听劝阻、不顾安危，两次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去看望战斗在第一线的挖煤工；他事先不打招呼多次直接到工人食堂去排队买饭吃，以了解工人食堂的真实情况；他深入工人宿舍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他提出要把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为此，他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打电话，给矿工调拨莜面和牛、羊下水；要求矿党委作出决定限期解决工人喝开水、洗澡的问题；要求山西省团委书记王德总结宿舍工作的经验；他到职工医院看望伤病员；到老白洞煤矿视察瓦斯爆炸现场，亲笔为死难烈士写了长篇悼词，反复强调“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为解决井下工人不安心在井下工作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实行义务轮换工制度的设想。他反对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多劳、多吃、多得、多用。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计件工资制度。提出在目前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还可以学习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办法，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班组、个人，奖励实物、奖励优待购物券。他主张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可以给高薪，实行技术赎买，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科学，不能单凭热情办事，要认真吸取过去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的教训，一定要加强企业管理。不然的话，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吃苦头。以上这些思想，在后来起草的《工业企业七十条》中都得到了体现。
　3月8日，李立三第二次到大同，深入第一线总结了“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回采五队是怎样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经验，”3月17日写信向李雪峰并华北局汇报，华北局很快将此汇报以正式文件转发给华北各省、市、自治区。
　　但是，3月18日上午，华北局研究室的高仲禹（参加大同工作团）向李立三汇报了煤炭部长张霖之3月16日关于不同意李立三在大同的一些做法的讲话。由于李立三受薄一波之托要去峰峰煤矿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暂不能前往大同，他就要高仲禹立即赶去大同向黄书麟（华北局经委副主任、联合工作团党委书记）、王金林（煤炭部部长助理、联合工作团团长）、赵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工作团抓整风）、池必卿（山西省委工业书记、在大同抓整风）作了传达。
　　4月30日下午，李立三在听取华北局经委主任刘星汇报参加全国经委主任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说道：“张霖之到焦作，观点改变了，与我们在大同的搞法一致，讲话中有自我批评，认为（当前）主要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命令主义。李富春同志要我到煤炭整风会议上去讲讲大同的情况。我去讲了两个反复的原因，三年大跃进，二月下降、三月上升，四月又下降，原因主要是工作部署上的错误。”
　　5月8日，李立三在同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说道：“5月2日安子文的讲话与池必卿的讲话强调不同。大同（工作团）研究的结果，是照安子文的意见办。王蕴心（大同矿务局党委书记）不同意，要照池必卿的意见办。安子文强调整风主要是整局、矿两级，池必卿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我给池必卿谈了以后，他说他同（李）雪峰说过。从他的思想发展看，一直是以整工人为主的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之二、奉命去邯郸
　　3月20日，李立三奉薄一波之命到达邯郸，第二天由邯郸市委工业书记刘英陪同到达峰峰煤矿，为的是去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在此之前，华北局由瞿英率领的工作组早已在峰峰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究竟该如何组织生产。以党委副书记、局长李春斌为一方，坚持搞突击，创高产日，即放“班产卫星”。而以市委工业部长杜文敏和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为一方，则以大跃进中的教训，不同意李春斌的意见，主张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稳步前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有的甚至认为前者是高举三面红旗的先进思想，后者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李立三非常耐心地分别听取了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副书记王丕成、局长李春斌陈述的理由，先后在五矿和二矿召开了区段长和支部书记座谈会。3月23日，在矿务局党委会议上，首先肯定了峰峰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煤炭年产量由300万吨上升到800多万吨，3年增加了两倍，创造了奇迹。然后强调指出，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煤矿整风的意见，认真搞好边整边改，大整大改，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稳步前进。这实际上是支持了杜文敏和王致道的观点。
　　这次在峰峰煤矿，他又一次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主动到工人食堂排队买饭吃，给广大矿工以很大鼓舞，长时间后还在一些老工人中传为美谈。
　　李立三离开邯郸峰峰矿务局后不久，4月6日至13日邯郸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企业整风应该着重解决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畏难松劲情绪。随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煤炭部基建局局长范文彩、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吴砚农、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郝田役、省煤炭管理局局长邹桐等率领工作组到峰峰矿务局解决该局长期完不成生产任务的问题。工作组认为：邯郸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思想右倾，缺乏组织力和魄力”，并决定将其调离峰峰矿务局，同时任命河北省科委主任苏峰为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此后，峰峰矿务局的生产局面并没有改变，原煤生产继续下降。
　　4月18日，李立三在听取刘星关于华北地区钢铁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在发言中说道：“（在）峰峰（矿的问题上）也与煤炭部的看法不同。煤炭部认为，产量上不去，是由于王致道右倾。因此，主张揭盖子，对王致道进行批判。我去以前，（薄）一波认为有怀疑，要我去看看。王致道虽有错误，特别是杜文敏，是观点错误，（注：当时认为是右倾保守）但不是当前的阻力……领导集中力量批判过去的事，这个作法有问题。回来（我）向一波同志说了。中央研究后，派赵汉（中组部副部长）去，不是揭盖子，而是加盖子，加强领导。王致道的问题，放在以后解决，这是正确的。”
　　5月8日，李立三在与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又说：“吴砚农、池必卿（分别是河北、山西的工业书记）谈的，与经委开会的情况基本相同。昨天与一波同志谈了一下，他基本同意我们的意见。”
　　吴砚农主张峰峰把王致道调走。李立三认为，王致道虽有观点错误，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李春斌主要是对下压、批，强迫命令。王致道去后，给李春斌纠正了，做了很多基本工作。煤炭部要撤（王致道的）职。赵汉去了以后很慎重。由于煤炭部很坚决，就调了一下。八个书记，就有七个不同意。煤炭部认为，只要批判、撤职，就会把产量搞上去，是不了解情况。因为峰峰发展很快，很多新矿，要作基本工作。
　李立三这次在对煤炭生产的调查研究中，一直是顶着煤炭部、山西、河北两省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事实证明，李立三的一系列主张，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之三、痛呼安全生产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煤矿15号井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屋被摧毁，地面配电所掉闸停止运行，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机失灵。此时，正是井下交叉作业时间，接班的职工已下井，交班职工还没有上来，两个班的905名干部职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经紧急抢救，事故死亡人数达682名，烧伤200多人，不少人终身残疾。
　　“五九”爆炸事故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在安排生产计划时层层加码，逐级下压的结果。当时安排老白洞矿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2%。人们只是单凭主观愿望，不尊重科学、缺乏严格的管理，盲目蛮干。谁也不曾想到，大巷内积聚的煤尘正在集合动荡，淡薄的安全观念使事故隐患严重到甚至可以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的地步。事故发生后，整个矿井报废，教训惨痛。
　　时过半年多，1961年2月1日，李立三到现场视察，惨不忍睹，伤员躺在医院，死难家属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李立三亲笔写了长篇悼词，向因公牺牲的全体职工们——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向地球开战的劳动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李立三在悼词中首先讲了“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道理。他强调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要搞好生产，必须全面关心人，关心全体职工的生活、安全和思想。关心他们的食、穿、住、行、疾病、困难，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尤其在目前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关心职工生活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委的领导干部，必须把关心生产安全，关心职工生活，当成自己首要的责任和义务。”
　　1月25日，李立三早上乘火车抵达大同矿务局，当天上午在听取矿务局党委汇报时，当他听到晋华宫、大巴沟矿没有工人澡堂的问题时，当即很气愤地说：“这是不关心工人的表现。工人上井没澡堂洗澡是不行的。全身都黑了，不洗澡还能休息吃饭？”李立三难过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应该这样。”他责问道：“难道修个澡堂很困难吗？”
　　当他得知同家梁矿把工人澡堂子拆了不修，矿上盖了小澡堂、高干宿舍时，李立三生气地说：“工人澡堂不修，而修小澡堂、高干宿舍，这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的行为，是国民党作风，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李立三说：“煤矿工人不洗澡，‘煤黑子’，这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没有工人阶级观点。”他责问矿党委书记：“刘素善同志，我不知道你的觉悟程度如何？但仅这一点就说明你没有工人阶级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你与资本家管理企业有什么区别？……这些事情，矿务局不是完全不知道，所以，也有责任。”李立三说：“三矿，在58年就有拖班拖点现象，工人说，‘那时（拖班拖点）大家是自觉自愿的，59年是半自愿的，去年就完全是被迫的。’这就值得我们深思，认真研究，找出原因来。”李立三特别强调要关心工人生活，解决食堂问题，解决买粮排队问题，解决工人上下班交通问题，解决洗澡、喝开水问题等等。“把关心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要使煤炭工人吃饱、尽可能吃好。”
　　2月12日，李立三在山西省委谈大同煤矿的问题时说，我原来认为大同煤矿问题的关键，是干部中强迫命令，后来才发现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领导不关心工人生活。所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必须解决诸如食堂问题，下班洗澡问题，宿舍问题，喝开水问题，厕所问题，上下班交通车问题等等。现在的问题是领导和群众之间有隔膜，群众有怨气、不满。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群众才能真正成为领导者的靠山。
　　之四、力主改变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
　　1961年，李立三在深入煤矿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因此，他多次讲到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1月25日，李立三在大同矿务局党委常委与工作团联席会议上说：“关于工资制度问题，从来是政治挂帅第一，物质鼓励第二；计时为主，计件为辅，从来不完全反对计件工资。我们是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体力劳动的计件工资，还不要急于取消……因此，搞计件工资试点，不是不可以的。”
　　3月17日，李立三在华北局书记处办公会上发言说：“分配制度上也有问题，要看按劳分配原则贯彻的好与不好。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贯彻了。但是，还不够。也就是说，搞的还不十分好，多少还有平均主义。”
　　5月9日，李立三在华北企业整风座谈会上说：“生产关系中的分配问题，目前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企业中主要应该是多劳多得。解决的原则是政治挂帅第一，物质鼓励第二；计时为主，计件为辅。1956年，中央提出，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这个原则也对，这个总方针要遵守。当前，不是高低悬殊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工资奖励中的平均主义。要调动群众积极性，解决平均主义是一个问题。一些单纯体力劳动的，如挖煤工，可以恢复计件工资。一切（都）实行计件（工资）不对，1956年前的教训不能忘记。机械化程度高的工种，不能实行计件。但手工操作的（工种）就可以实行计件。现在实行的‘综合奖’，仍然存在有问题，有平均主义。不行。应该把‘超额奖’建立起来，搞定额。我在大同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七八个支部书记异口同声地说，过去实行的‘死级活评’办法好。我同意在小范围试验。计件工资已经在两个队试验。大同矿务局张万福队试验恢复计件工资，结果比另一个同样条件的先进队的产量高一倍。同时，劳动力减少了，劳动不好的工人，队里不愿意要了。这件事值得深思。都恢复计件工资不对。总之，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其次，有些地方提出多劳、多得、多吃、多用的问题。现在轻重劳动不同，粮食定量不同，也就是多劳多吃……山西把旷工工人减下来的粮食归队分配，奖励给劳动好的人。这种做法好不好？可以研究，可以搞试点。多劳多用，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试行。如山西对超产的工人奖励购物优待券的办法，也可以考虑，这是一种分配方法，可以试验。工人拿着优待购物券，可以到商店里购买到一般难以买到的奇缺商品。”
　在解决分配问题上，早在1958年李立三还主张实行工龄津贴的制度。
　　1958年2月15日，李立三在接见湖北参观团时讲道：“老工人的福利，一点也不能降低，一个钱也不能够减少……所以，我考虑应该采取工龄津贴的办法。过去，有人反对搞工龄津贴，说这不是按劳取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我国的工资政策上，提出实工龄津贴，李立三是第一个人。
　　李立三讲了他主张实行工龄津贴的三条理由：“第一，劳动有现在的劳动，有过去的劳动，劳动也有积累。工龄越长，贡献越大，还是按劳取酬。第二，实行这种办法，有鼓舞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待老工人，鼓舞新工人，使工人能够安于本行。社会需要小学教员、勤杂工、低级技术工人，他们都不安心于自己的本行，而这些工种又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只有稳定，才能提高。要叫他稳定，必须有工龄津贴。第三，这样做，不至于因调整不合理的福利待遇，过多地影响到老工人的收入和生活。”

8.在邓小平主持下参与起草《工业七十条》
　1961年7月10日，李立三应薄一波之邀，离开北京颐和园内的“益寿堂”，赶到北戴河去参加《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工作。
　　当时，起草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小组成员有李立三、彭涛、王鹤寿、许力群、田家英、谷牧、梅青、郭洪涛、马洪等。根据分工，李立三负责起草原提纲中的第十章群众路线和第十一章党的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工作，工会、青年团工作，党的建设等章节。为此，李立三又邀集了原中共中央工业部的几位同志，他们是：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的贾步斌、刘明义，国家机关党委的赵海峰，中央组织部的马耀骥，华北局的苏谦益及华北局研究室的李泽、高仲禹和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杨惠杰等参加具体起草工作。此前，李立三在大同煤矿蹲点半年期间，已经组织联合工作团起草了煤峪口矿工作条例六十条，为这次参加起草工作做了充分准备，有了一定的基础。
　　《工业七十条》的起草，主要是因为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国营工业企业中原有的规章制度被废弃，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党政不分的混乱局面，生产形势已经走入低谷。李立三在发言中多次强调“要看清三分大不好形势”，坚持“不提大搞群众运动”。
　　7月31日，在分组讨论第十章群众路线时，李立三说：“群众路线一条，要从正面写，不搞高产日、放卫星。大搞群众运动，偏差比较多。所以，要写不应该怎样做，不提大搞群众运动，不提把先进水平变成全社会水平。”“一长制无疑是错的，但是一长制时期的一些规章制度是对的，是适合现代化企业的。我们应当否定一长制忽视党的领导，肯定正确的规章制度。五八年打破了一长制的束缚，群众发动起来了，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这是好的。问题在于对五七年前的全面否定，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敢想敢干发展为蛮干……五七年否定一长制，加强党的领导，对。但出现党委包办代替行政，强迫命令有所发展。党不管党，不做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严重，原来的行政一长制变成了书记一专制。不关心工人，生产积极性如何提高？原因何在？上面压任务，高指标。书记睡在炉旁，为什么？也是要任务，要数字，不关心工人。与其受几次批评，不如受一次批评，比如像峰峰煤矿那样……今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动群众，无法搞生产。”
　　8月6日，在讨论第三章“责任制度”时，李立三说：“厂长和矿长也有好的，也忙得要死，但他无法负责。因为，他说话不算数，而是书记说了算，是书记在直接指挥生产……在党委直接指挥和管理生产的情况下，厂、矿长无法负责，也不敢负责。因此，搞的很乱。这种乱，不能怪下面……必须肯定一长制时期企业管理有很多好的东西，是符合现代化科学规律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党委直接管生产，发号施令，党政不分。不要工会，党群不分……企业中，群众运动要搞。但是，不能不回忆这几年的教训，所以，不提大搞（群众运动）。”
　　“五九年的报告（注：指原中央工业部关于加强企业管理问题向中央写的报告），在庐山会议后，吹掉了。六0年下半年，高指标，压任务，强迫命令，群众路线也不要了。不是行政的强迫命令，而是党委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五九年问题很严重，直到现在，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有发展。
　　“要正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要看到两方面，正确估计这几年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也要看到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党把自己的领导降低到行政的地位，瞎指挥。对一长制的全面否定，对规章制度的全面否定，只强调思想解放、破除迷信，是走向另一个片面性，造成有章不循和无章可循。
　　“责任制怎样才能建立呢？……是不是要提政治挂帅几个字呢？要进一步考虑。在企业里，最大的政治就是生产。生产好就是政治好。职工评级主要是看其生产表现，不能单纯强调政治。在工交企业中，党支部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
　　邓小平专程从庐山赶到北戴河，于8月11日主持召开《工业七十条》起草定稿会议。李立三特别叮嘱秘书，对会议讨论的意见，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指示，一定要详细记录，以便会后好进一步修改。秘书是按他的要求做了的。可惜的是全部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三办李立三专案组给烧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小组讨论定稿后，把“草案”带到庐山，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修改，最后才形成了提交8月23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的正式草案。9月5日会议正式通过，9月16日向全国公布。这个条例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工业七十条》的公布和试行，对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起了重大作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由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国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9.“七千人大会”前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县级以上单位的党的第一把手，人数达7000多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历史上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任务，就是对三年“大跃进 ”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个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讨论，而是在工作班子起草出来后，直接发给到会的每一个成员进行讨论，反复修改。然后中央又组织了一个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又讨论了8天，反复修改了七八遍。这个政治报告，可以说是七千人的集体创作，空前绝后了。
　　会议第二阶段主要是“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
　　1月2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次用这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议，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还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我建议让大家出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呢？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给到会的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作出了榜样，使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全党上下更加团结了。这次大会开成了一个真正的胜利的大会。
　　会议结束以后，全党上下仿照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做法，认真贯彻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特别是集中一段时间，对在三年来因所谓犯“政治错误”受过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渡难关，国民经济形势很快出现了转机。
　　在这次难得的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作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仍然发扬他那“坦克车”精神，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果断有力地做了一些为后人大为称道的工作。
　　之一、全力敦促河北省委的“甄别平反”
　　为了帮助各省、市、自治区贯彻好大会精神，根据华北局书记处的分工，李立三带着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和时习之、王孝祖、牛巩、袁勃等5人，于3月9日至28日在天津对河北省委正在召开的扩大会议进行指导。63岁的李立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坚持不停地工作。除了参加省委的会议，还深入到一些厅局机关去了解情况。一方面与省委领导同志单独谈话，督促省委抓紧对前几年受到错误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另一方面找受到过错误处分的同志谈话，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要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尽快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3月13日上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后发言。他用了大量篇幅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问题后说，雪峰同志说，这次会议叫出气大会，什么形式都可以，反正要同志们能把意见都提出来，这样才能上下通气，增强团结。
　　李立三在这里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说，虽然我们（在大跃进中）没有兴风作浪，但是推波助澜总是有的，特别是我们（中央）工业部。讲到这方面，首先我要负责。我想大家一定有意见，要让他们提出来。
　　李立三说，党内团结问题，雪峰同志很重视甄别工作。党内团结，问题很多。突出的是五九年整风反右，伤害了若干同志，许多同志被错误地批判，错误地处分。在这里就有一个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团结问题。被批判者受了委屈，领导者和批判者要主动出来搞好团结。这次要搞好这个问题，必须由领导者承担责任。批判的检查，被批判的才心服，才敢讲话。另一方面，被批判者，如果真正能够站在党的立场，就不会有埋怨思想，或者说（埋怨思想）不多。能够重新搞好团结。不能对他们（指被批判者）太苛刻。他们有意见，有埋怨情绪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公正的。消除他们这种心情。被批判的，要给以平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但是，也还有个积极分子（原来批判人）的问题，原来批判（别人）的很厉害，现在怎么办？如果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也不好。所以，首先是（当时领导斗争的）领导者把责任承担起来。积极分子无非是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说了一些过头话。解决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部分错的，部分改，没有（批判）错的，还是要肯定。总的看，搞错了的是主要的。虽然当时批判是事出有因，但是扩大化了，要承认搞错了。不是机会主义的搞成了机会主义。错了就纠正。所以，雪峰同志强调，一般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就不给留尾巴。雪峰同志讲，抓甄别，也是贯彻这次扩大会议精神。
　　李立三最后说，把困难讲够，把缺点讲够，是不是会丧失信心呢？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不会的。只有把困难估计够，措施才能正确；把缺点错误讲够，认识才能深刻，才能更好地吸取教训。全党更团结了，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是更弱。强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学习的情况。有的学的好，强的很厉害，有的学习不好，可能继续犯错误。
　　河北在1959年大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原副省长杨英杰、原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刘汉生、原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等同志。
　　当时，河北省委对杨英杰、刘汉生、王克东、葛启、杜文敏、常立木、杨远、杨立昌等人的平反意见，已经写出了草稿。只是省委在同意对他们进行平反时，又还多少都留了一些尾巴。在李立三的催促下，省委于3月15日开会专题进行讨论。李立三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做工作说，既然过去把人家批判处分错了，人家已经受委曲多年了，主要方面都平反了，那就不要留尾巴了，而且还要官复原职。李立三具体说道：王克东回承德任第一书记，这样好，决定是正确的。要让干部们认识明确，因为他过去本来是正确的。刘汉生是否可以考虑调回省里来？已经委屈了两年，还在下面当个副厂长，于心不忍啊！
　　3月19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学习情况以后发言，他首先对当时会议情况进行评价：一般来说，很好，基本做到了有话就说，顾虑不大或没有顾虑。同意大家说的，发展不平衡。少数人还有顾虑，原来被批判的人，现在讲话的有了，但不很多。我们的会议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有几个人给我写信，有人找我谈过话，但是还没有在会议上发言，说明放的还不充分。这些被批判的同志意见很多。
　　3月21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各口汇报后说：真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干部问题。被（挨）整、被批判的人，有一肚子气要出，或对某些工作作风、省委的具体政策、口号上，具体办法上有意见。工作上出了毛病，大家都难过，是爱护事业的表现，希望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改进作风，好得很。
　　李立三提出，请省委考虑准备做检查。以子厚同志在北京会议上的检查作为基础，把这一次会议上大家提的问题加以补充修改，作为这次会议省委的检查。这样一检查，对会议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通气会大有帮助。因为，现在同志们希望省委有一个态度。
　　3月22日上午，李立三参加文教口的讨论会，在听了杨英杰的发言后，李立三说：“你是不是把个人受批判的问题也讲一讲，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当杨英杰简单讲了受批判的情况后，李立三问：你对平反有什么意见？杨回答说：“甄别平反工作，应当搞得快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和我谈过。只是那次与（朱）子强同志谈话时，说到过一点。至于怎么平反？写出了什么材料？我都还不知道，不好发表什么意见。”
　　为了能做到给杨英杰彻底平反，李立三专门找当时的副省长兰凯民谈话，有针对性地给他做思想工作。
　　在李立三的推动下，河北省委书记处于3月24日再次开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对杨英杰、梁双璧、葛启、刘汉生、王克东、杨远、常立木、杨志昌等8人的甄别平反问题。在省委副书记郝田役讲了省委对杨英杰的平反决定（草案）后，李立三立即作了长篇发言，他用大量篇幅讲了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的相互关系，然后说道：杨英杰说的话是对的，虽然可能还有些不全面。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毛）主席外，谁能了解得那么全面？所以，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他不仅不是反对三面红旗，而且是比较正确地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58年大跃进的经验。我说他比较正确，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比我是正确的。要服这个气，要承认他比我们正确。这是教训嘛！人家比我们高明，有什么不好？要发扬这一点。历史会证明他比我们是高明的。如果我们承认他高明，就证明了我们也高明。如果我们不承认他高明，我们就是不高明充当高明。当时，我们批评他，是为了保卫总路线，保卫党的利益。今天，历史说话了，说明是我们错了，他对了。现在，为了保卫党的利益，就要承认我们错了，是他对。这也是党的利益。只有站在党的利益上，我们承认错误，才能把这些同志团结起来。杨英杰对党并没有什么怨言，受处分后，工作好得很。王克东（工作）也是好得很。这些都是经过考验的同志，虽然暂时受到委曲，但是，他站在党的立场。所以，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很好地团结他们。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要提高全党的认识。这样一来，就真正分清了是非。原来，我曾担心（当时的）积极分子不服气，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是（当时）领导批判的人是不是服气？提高了认识，总结了经验，要敢于起来承认错误。因为，我到省计委参加了小组会，计委的同志认识是对的。（在中央工业部）批判高扬（当时任副部长），我是错误的，我给他写了信，向他承认了错误，他就很高兴。
　　李立三说，你们现在还给杨英杰留下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是不是恰当？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可以不留尾巴。李立三还说，杨远、常立木回去，大有好处。我们把人家批判处理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
　　李立三在会上的这段发言，就是苦口婆心地向省委领导同志做工作，推动省委抓紧对杨英杰等8人进行甄别平反。
　　之二、后来成为“文革”罪状之一的几次讲话
　　其实，早在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前，李立三就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积极主动地狠抓了甄别平反工作。
　李立三一生坎坷，他的亲身经历，使他深深懂得挨整受屈同志的心情。只要一有可能，他就尽力为这些同志伸张正义。其态度之坚决，措施之果断，为他日后“获罪”再次埋下了伏笔。
　　1961年12月17日，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刘莱夫向李立三汇报甄别工作会议情况时说：“河北对王克东准备采取先摘帽子后作结论，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有问题。”李立三当即表态： “如果基本上是人家搞错了，也可以。”由此可见李立三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观点明确，果断坚决。
　　12月27日，李立三在主持华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刘莱夫汇报甄别工作座谈会情况时讲话说：
　　“大是大非确实搞错了，先把帽子摘下来也好，这样有好处，可以叫大家知道，搞错了就要平反。不然一个人的问题，就要搞很长时间。”
　　“目前被批判的有些不敢说话，我们应当叫所有被批判的知道中央有关甄别工作的指示精神。”
　　在汇报到处分畸轻畸重问题时，李立三说：“总的原则是要根据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畸轻的，一般就不再动了。”
　　“华北地区的甄别工作为什么进度慢？障碍是什么？我看主要是思想问题，就是还没有认识甄别工作的重大意义。所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很重要。首先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领导重视了，下边也就重视了。会议应该决定：所有县一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和讨论中央有关甄别工作方面的文件和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有关报告。只有干部领会了中央精神，才能统一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甄别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有一个限期，中央管理的干部还可以搞得快一些，因为他们的影响面大。”
　　“关于先摘帽子后作结论问题。摘帽子和留尾巴这是两回事。不能因为细节问题，而影响解决大是大非问题。如果有些人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但别的错误还有，那么就不要把大是大非问题和小是小非问题混在一起。因为在摘帽子的过程中，要作一系列工作，不仅教育本人，调动本人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教育广大干部。在摘帽子的同时，其他工作一定要紧紧跟上去，不能拖得太长。如有的拖了几个月、半年，是很不应该的。太长了也起不到教育作用。总之，要先解决大是大非问题。”
　　李立三在河北省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却为他后来引来大祸。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发出后，中共中央华北局从5月23日至7月20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之为“前门饭店会议”。在会上，北京小组集中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进行批判，内蒙古小组集中对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乌兰夫进行批判，河北小组集中对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进行批判，天津小组集中对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胡昭衡进行批判，山西小组集中对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袁振进行批判。而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代表河北省委对李立三的猛烈批判，其靶子就是1962年他在河北的历次讲话，说李立三当时是“竭力为右派翻案”，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之三、不遗余力为自己的同事讨回公道
　　李立三下大力抓甄别平反工作，还表现在他对原中共中央工业部副部长高扬、部务委员刘祖春、薛光军等人的甄别平反上。
　　话还得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全民炼钢说起。
　　1958年秋季，在“全民炼钢”运动中，10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土法炼钢，妙计无穷，河南商城低温炼钢”标题，介绍了河南商城土法炼钢的经验，介绍他们炼钢用的是劈柴、木炭炼出的钢的质量与洋法炼的低炭园、方、扁钢料不差上下。设备简单，建炉快，花钱少，产量却不少。炼钢炉本身是用黄土加砂搪成，只用三块小铁板，6个铁钉。工具是一只风箱，铁杠4根，铁锤5个、铁砧2个。取名为“低温炼钢法”。
　　10月12日，康生在河南视察时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上大生产相结合，可以上课两小时，劳动3小时；也可以劳动6小时，上课2小时；现在在全国钢铁潮流下，又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冶金部多次在《人民日报》上介绍推广商城的经验：花100多元建一个炉子，只用250斤木柴和木炭，就可以炼出一吨钢，并郑重其事地否认这不是“炒铁”、“板铁”，为其正名是“钢”。
　　10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商城土法炼钢的巨大优越性：当天建炉，当天可以出钢，一个外行人，两天就学会炼钢本领。并发表社论：“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
　　10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河南金榜第一名”。
　　11月8日《人民日报》载：在10月份，河南人民为我国钢铁跃进写下了英雄史篇。他们在一个月共产生铁440万吨，如果加上9月底以前产的生铁，今年全省已产生铁468万吨；10月这个月产钢30万吨，加上1—9月累计，今年全省已产钢31.3万吨。可是在6月底以前，全省只产生铁几千吨，钢一吨也没有。
　　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工业部部长的李雪峰，要求机关干部都从北京下到基层去吸收大跃进的新鲜空气，见见世面。我们都分别下到各省市去了。副部长高扬带队到河南，实地考察了禹县等地放出高产“钢铁卫星”—— 一炉炼出40万吨钢。
　高扬回京后，实事求是地汇报说，那颗“卫星”不真实。因为，他们是把上百万吨铁矿石加上新砍伐的树木，堆积在一个山沟里，点火一烧，就说一炉炼出了40万吨钢。说实在的，他们炼出的“钢”，就连烧结铁也够不上。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旧话重提，副部长高扬、部务委员薛光军、刘祖春都被作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1960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部就高扬、薛克军“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理意见”，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后，高扬被下放到贵州一个小钢铁厂——清镇钢厂当了个副厂长，薛光军和刘祖春也被下放劳动锻炼。
　　随着1960年中央工业部的撤销，机构没有了，干部分散在全国各地，身居工业部二把手的李立三，出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在中央有关甄别平反文件发下后，没有等原来的一把手李雪峰的指使，主动把对原中央工业部受过错误处分的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承担起来。立即指示原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陈苏光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把工业部需要进行甄别平反人员的资料搜集起来。
　　李立三在参加七千人大会期间，亲自找贵州省委、贵州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和清镇钢铁厂党委书记了解高扬下放到该厂后的情况。会议结束后，他用了相当的精力（一个月时间）把他在工业部期间的几十篇讲话材料和关于批判高扬和工业部部务委员刘祖春、薛光军的全部材料，重新进行了审查。
　　春节过后一上班，2月15日，他就召集原工业部的几个处级干部黄书麟、刘谦、刘玉柱、张铁夫、瞿英等人，讨论为高扬、刘祖春、薛克军进行甄别平反。他发言说：“1070（万吨钢）指标是高，粮食是没有那么多嘛，是浮夸。烧结铁，不是铁……中央说算（铁），是为了照顾群众的情绪。土法炼铁，是失败的教训。”
　　2月26日，李立三又找刘谦、张铁夫等谈给高扬平反问题。他说，“……运动当中的一些问题，还值得研究。中央说，一些大办，错了。大办钢铁是不是对呢？杨献珍（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河南（大办钢铁）问题上被批判了九个月，现在看来是批错了。河南的大办（钢铁），就是值得研究。”
　　2月28日，李立三主动给李雪峰写了一封信，提出应该给高扬、刘祖春、薛光军等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
　　3月5日，李立三在召集原中央工业部一些处级干部黄书麟、王雨洛、薛光军、陈苏光、刘明义、刘祖春、戴先军、解金声、刘谦、张铁夫、瞿英等人座谈对高扬、刘祖春、薛光军等人的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应当承认，那个时候领导上有问题，用小土群解决钢铁是不行的。”他还说：“看来，大字报一般是不出为好。这是经验的反复。”“现在，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两个方面，如何使多数同志（批评人者）在思想上能通，还是一个问题。（平反）又有让大家都能（想）通，才能说明高明。（现在）高级党校，还搞不开。我主张（运动中的）档案材料，一律撤销。请（王）雨洛同志向安（子文）部长反映一下，我们主张撤销。”
　　经过李立三反复工作，在3月8日由苏谦益主持召开的（李立三参加）华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上，首先通过了给薛光军同志平反的决定。
　　李立三特地给在成都的于江震（原中央工业部副部长，时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打电话，委托他主持召集在西南局的原中央工业部的同志就给高扬等人的平反问题进行讨论。不久后，3月19日和4月2日在西南局的原中央工业部部务委员谭申平和原办公厅主任李辛夫写信给李立三，汇报了他们讨论的情况和意见。
　　4月12日，为给高扬进行甄别平反问题，李立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请示。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李立三见到中央的通知后，立即找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商量，由中央组织部出面把高扬调回北京来工作。同时他责成有关人员及时写出了“关于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高扬同志所作处理的甄别决定（草案）”。5月18日，李立三反复进行文字修改。
　　5月下旬，高扬一回到北京，李立三就赶到厂桥中直招待所去看望，当面表示慰问并道歉。5月25日他亲自把“甄别决定”（草案）交由高扬本人签字同意。经与中央组织部商定，因工业部已不存在，高扬是中央管理的干部，故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主持，于5月31日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内的会议室，召开了原工业部在北京的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公开给高扬平反。李立三在讲话中代表原中央工业部领导班子作了自我批评，向高扬本人道歉。高扬也在会上发了言。散会后，李立三自己拿钱在华北局招待所东方饭店设宴，请高扬、刘祖春、薛光军吃饭，再次向他们表示道歉。
　　会后，李立三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邓小平汇报了给高扬进行平反的情况。“我在关于对高扬同志平反问题写给雪峰同志的信中提到过，并同高扬同志当面谈过，当时拟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事前和高扬同志谈好，在平反会议上我发言时，只作自我批评，说明把他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不对的；然后由他发言作自我批评，说明他自己有那些缺点错误。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平反会议上就是这样做的。”
　李立三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还向中央提出建议：对“平了反的同志，可以官复原职”。“对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现在证明是搞错了，而在受委屈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好的同志，在平反以后，可以从中提拔一批到中央某部门、中央局或省、市、自治区党委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工作。”
　　中央采纳了李立三的建议，不久后，高扬被中央任命为化工部部长（原来是副部长级）。高扬的家由贵州搬回北京后，李立三再次到化工部高扬的新住处看望慰问。
　　在华北局书记处给薛光军平反后，4月8日，薛光军写信给李立三，一再要求到中南局陶铸同志那里去工作。经与中央组织部商量后，6月19日，李立三复信薛光军，转告他同意他去广东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
　　经与中央组织部商量后，刘祖春也从下放所在地返回机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研究室主任职务。
　　给高扬、薛光军、刘祖春同志平反后，紧接着7月2日，李立三又召集原中共中央工业部在京干部开座谈会，讨论给其他处级干部王竞成、寇有信的甄别平反问题。
　　12月26日，李立三再次召集张铁夫、黄文、刘玉柱、解金声等人商谈给原中央工业部干部处长王竞成平反问题。当有人在发言中提出，王竞成（在被批判过程中）曾经自杀过，以作为不给她平反的理由时，李立三反驳说：“中央也没有规定，自杀就一定要给处分”，坚持主张要给王竞成平反。
　　这样，由于李立三的辛勤操劳，总算把对原中央工业部受过错误处分的人的甄别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了却了李立三的一桩心愿。

10.冷遇中的真情
　 60年代初前后，李立三有一次在与我们的谈话中，突然流露出一句忧心忡忡的话：我从1946年回国工作到现在，是我犯“立三路线”错误以来最平静的13年……
　　这话当时给我们以强烈震动。其实，就我们所知，他回国工作的这13年风风雨雨不断，实际上并不平静，可他仍然认为是最“平静”的。那么，言下之意，今后可能会更不平静了？
　　当然，后来的事实不幸被他言中。只不过当时的我们一时还难以理解他话中的全部含义……
　　其实，尽管李立三早在50年代初期就在政治上又遭受打击，一度也被“罢”了官，但他以坚强的党性和对党充满激情的工作信念，很快自己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中去。真正使他对党、也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产生深深的忧虑，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的。
　　李立三在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时，党内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已经开始。他对中央突然从纠“左”转向反右很不理解；他也不相信彭德怀“反党”；特别是会上无中生有地提出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也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敏锐地发现党内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时过不久，果然就有康生写信给毛主席，说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的，云云。不久，又有人提出，李立三还“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此关键时刻，是刘少奇“救”了他一驾，刘说：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这样就保护他过了一关。
　　但是，随着党内生活不正常情况的继续发展，李立三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在这种情形下，李立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决不让别人再抓住他什么新的“把柄”。有这样几件事，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当时的心境：
　　三年困难时期，李立三对自己的家庭要求相当严格。他早在免去劳动部长职务之后就曾给中央写报告，请求免去给他的部长级的一切物质待遇。到困难时期他的炊事员多次向我们做秘书的反映说，李立三家里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他这个炊事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当然对此了如指掌，既然炊事员提出了，我们便趁机向中央机关食堂的负责人反映了这些情况，终于得到批准允许他们家去食堂额外买些食品。哪知这件事很快便被李立三发觉，他把我们找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并立即停止接受这份额外的供应。
　　1962年，安源老工人到北京来看望刘少奇和李立三。老工人在见到刘少奇时说，李立三老家的房子已经倒了好几间，破烂不堪了，国家应该出点钱给修葺一下。刘少奇表示同意。老工人回到醴陵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县委，县委马上准备给李立三家修房子。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李立三赶紧写信制止了这个工程。
　　60年代中期，他有一次因公去江西，有人建议他顺路去南昌，正好赶在“八一”时看看老朋友。李立三考虑良久说：我当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结果，他抱着虔诚的学习态度，认认真真地在井冈山转了转，还写下了一组名为《井冈好》的诗，由衷地赞颂了井冈之路：
　　　　井冈好，太阳出得早，
　　　　照破迷雾，万物皆觉晓。
　　　　井冈好，红旗举得早，
　　　　星火燎原，东方初破晓。
　　　　井冈好，红军建得早，
　　　　工农齐武装，成败已分晓。
　　　　井冈好，东风吹得早，
　　　　压倒西风日，全球皆报晓。
　　在那段岁月里，由于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很自然的，同他“来往”的人比以前也大大减少了，只有陈毅、刘少奇等少数几个老同志还时常到李立三家里来。特别是陈毅，仍像从前一样同李立三谈天、下棋，假日里有时两人一坐就是半天。在我们秘书眼里，李立三与陈毅之间的“围棋情”，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堪称一段佳话。
　　记得那是1961年7月，李立三把夫人李莎及二女儿雅兰送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后，即带着大女儿李英娜到了北戴河西山中直疗养区，住在中央分派给他固定使用的别墅里。它与之相邻的刘伯承、陈毅、陈伯达等人的别墅相较，面积是最小的了。李立三每年夏天都带着全家到那里住上一个多月。但那次到北戴河，不单纯是避暑休息，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参加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李立三为了参加这项工作，早在半年前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深入到工业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起草小组集中了有孙冶方、马洪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八月底由邓小平专程到北戴河主持定稿。
　　在此期间的一天上午，我到中央办公厅在北戴河的办公所在地送修改稿去了。返回时，看见陈毅正在与李立三下围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与陈毅下棋，有幸在旁观战。只见他俩谈笑风生，亲密无间，真是一对好友，但有时也会为一粒棋子的定位，争得不可开交。到吃午饭时，李立三挽留陈毅。陈老总推辞说，他那里已有准备，就不给李立三添麻烦了，并约李立三午休后到他那边继续“战斗”。下午，我随李立三去陈毅的住处，他俩又对弈了半天。晚饭后，我陪李立三在海滩散步，我问李立三：不是中央在庐山开会吗？怎么陈毅到北戴河来了？李立三解释说，他今天从庐山坐专机来北戴河，是为了明天接待一起外宾，今天可以休息一天，所以一下飞机就到我这里来下棋。同时，饶有兴趣地讲了他与陈毅的亲密关系。
　李立三说，他与陈毅是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认识的。1921年夏秋之间共同参加和领导了“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北京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对学生进行镇压，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里大”，把学生的护照强行收走，押解到芒特吕克炮台军营，最后策划押送回中国。
　　回国途中，李立三等104人在船上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充满乐观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他们千方百计设法同沿途的华侨接触，宣传被迫害情况，接受侨胞的捐赠。他们还想法在船上开展文体活动。还在兵营被关押期间，为了聊解愁思，他们在院内捡来黑白两色的石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围棋盘，对弈攻杀。他们把这副“土围棋”也带到邮船上。一次川湘两籍的同学赌下围棋，四川方面有陈毅、佥满城和一位姓苏的，湖南方面是李立三和一位姓王的。四川人说湖南人下得臭，湖南人说四川人下得也不香，最后由李立三与陈毅分别代表湘、川两方的主帅进行比赛。李立三的形势越走越被动，遭到围观者的哄笑，他生气了，把棋子和棋盘一齐抓了起来，跑到船边，扔进大海，气得众人都想揍他一顿，但陈毅始终挂着笑容，十分庆幸他的胜利。他俩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在余暇时，两人你来我往，只要相逢在一起，总得对弈起来。就连1929年8月，在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把身任红四军党委书记的陈毅叫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陈毅由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任职的大哥陈孟熙和在上海兵工厂工作的堂兄陈修和接到英租界三马路新苏旅馆住下，李立三代表党中央到旅馆听取陈毅汇报工作时，就是以下围棋作掩护，一边下棋，一边谈工作。
　　陈毅下棋与他的作战风格相似，喜欢采用迂回包围战术，把对方整块整块地吃掉。他说，这样吃起来安逸、痛快！在两人对弈当中，陈毅最讲究“落子生根，举子无悔”。他说：“同志哥也，这是棋品问题。”“棋品嘛，其实就是人品。没有人品，何得棋品呢？”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棋虽小道，风格最尊。”充分表现出他对棋品的尊重。
　　李立三是个铁杆棋迷。无论在政治上得意还是失意，他都从来没有与围棋分离过。李立三在上海与北京，通过国手顾水如和过旭初先后结识了年仅十岁左右的少年棋手陈祖德以及聂卫平兄弟俩，以棋为缘，开始了一段有趣的忘年交。李立三每到上海出差，必把陈祖德接到住处对弈。在北京，常常把聂卫平兄弟俩接到家中，并约请陈毅、金明、张劲夫、陈康白等一起同乐。
　　李立三棋艺虽不高，但棋风却很好。围棋使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亲密无间的友情从未断过。即便是在李立三处境艰难的日子，别的人都惟恐“避”之不及，陈毅却毫无顾虑，想下棋就来，想聊天就到，这种往来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陈毅与李立三各自都脱不了“干系”时，才告停止。

第十二章 在委屈与困惑中凄然走进“文革”风暴
1.庐山会议后面对康生的恶意“栽赃”
　 由于李莎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从苏联来到中国后，不时想回去看看。这种对故乡、对亲友的眷恋之情，是人所共有的。为了来往方便，她一直持有苏联护照，保留着苏联国籍。这在中苏关系正常时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以后，对李立三来说，也随之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某种角度上说，李立三“文革”中的悲剧，除了他是所谓“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外，跟他这个“国际家庭”也不无关系。
　早在195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突然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一上山(即庐山)你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有人借机直接诬蔑攻击彭德怀“里通外国”，一向靠整人起家的康生灵机一动，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在苏联呆过15年又有苏联籍妻子的李立三，说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分子”。
　　康生一下庐山，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找李立三谈话，把祸水向李立三泼去。除了抓住李莎的国籍问题大做文章外，还故技重演，重复1937年他在共产国际时对李立三的诬陷，借苏籍华人郭绍唐之口，诬蔑李立三1938年在苏联坐牢时“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再次加罪于李立三。
　　李立三面对康生向他发出的进攻，坐卧不安，于1959年9月10日给康生写了书面报告，阐述了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就康生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全文如下：
　　康生同志：
　　几天前你和我谈，要我劝李莎转入中国籍的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向李莎谈过。这几天来，我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以下一些想法：
　　首先我考虑的是，究竟政治上是否有此必要？我想，李莎和我结婚二十三年多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政治上不好的问题，特别是她到中国来以后十三年多，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对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虽然她对中国的某些风俗习惯，至今还感到有些不习惯，但是，她非常信服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为此感到高兴愉快。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我又想，假如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话，那么，转入中国国籍也不解决问题，我就应当考虑同她的关系问题。但是，她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是可以完全保证的。
　　另一方面，她对苏联民族的情感是很深的。她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一切风土人情都已养成习惯。因此，她至今常常想念故乡，总是想回国去看看（不过，她来中国后，十三年中只回去过两次，这是因为来往路费困难，又不便呈向中央请求补贴）。她在苏联还有一些亲戚（都是普通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担任负责工作的），和她通信的只有一个嫂子和两三个同父异母姊妹。她有时还是很想念她们的，接到他们来信的时候，就感到愉快。因此，我觉得，如果向她提出要她脱离苏联，加入中国国籍，她一定是不愿意的。如果勉强的话，可能发生很大的争吵，甚至闹离婚。如果政治上有此必要的话，我是会不顾这一切的。不过，我觉得政治上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并且我想，如果因为国籍问题闹离婚，万一传到苏联同志的耳里，也会发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她同意我的意见，转入中国国籍，按照苏联法律，要办脱离国籍的手续，不管她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可能引起苏联同志的怀疑，似乎这也是不很好的。
　　她在这里，除了几个中国同志的苏联爱人外，没有和任何苏联人有朋友关系。十多年来，除了因回国办护照等事情到过几次苏联领事馆外，没有到过任何苏联驻华机关。苏联专家，包括和她一块在俄语学院工作的专家，她与他们没有任何友好往来。
　　我常说，我的家庭生活，是充满矛盾和妥协的。矛盾是夫妻矛盾加民族矛盾（生活习惯不同），妥协是在生活习惯方面相互妥协。老实说，在这一方面我向她妥协得多。为什么能够妥协，不只是因为患难夫妻（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她的表现始终是好的），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一致。在政治方面，她是完全相信我的，这也是她热爱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常观察她这种既爱苏联也爱中国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她内心上并不是矛盾的。
　　上面这些想法，如果有错误的话，希望你给以指示。
　　另外，你那天说的，郭绍唐在八大前的来信说，他“在狱中没有像李立三那样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 。我想，你现在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是不是你对我这个问题还有怀疑？你在那天会议上也没有说郭是诬蔑。我向你申明，这完全是郭绍唐对我的诬蔑。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没有任何“乱供”的事。恰恰相反，针对马尔特维诺夫用国际干部部的名义写的证明信，不仅诬蔑我而且诬蔑我们党和党的一些领导同志的话，我在狱中就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坚决斗争。出狱以后，我就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了很长（240页打字材料）的申诉书，控告和驳斥马尔特维诺夫对我们党的诬蔑。我记得恩来同志还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想必他会记得这些情况的。据说，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党的文件都送到中国来了。我想这个事实是可以完全弄清楚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如果你现在对我还有什么怀疑的话，我敢说，你将来总会相信我是完全忠实于党，忠实于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的。
　这封信，是否错误，希望得到你的指示。
　　敬礼！
　　 　　　　 李立三
　　这封信，在字里行间里透露出李立三的无奈与困惑。他不能不“正确”对待康生代表“中央”的谈话，他也的确为此向李莎做了相当的思想工作。可是，当他面对这样一个把“家庭问题”可以无限制上升为可怕的“政治”问题时，他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又该怎样做才能使党满意呢？
　　此后不久，李立三在1960年1月又给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写了一封长信，就上述问题向这位老朋友请教求助。
　　二、李莎国籍问题再掀风波
　　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援华专家，在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情况下向我逼债，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这也给李立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1961年春，一天上午，李立三要我（笔者之一）到中南海给邓小平送一封信去。他心情沉痛地向我讲述了信的内容和送信的原因。
　　他说，去年中苏关系破裂后，周恩来找我谈话。关于我和李莎的关系，中央的意见要我和她离婚。不然的话，就要李莎脱离与苏联的关系，加入中国国籍。要我们离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孩子都这么大了，离了婚怎么办？何况我们结婚快30年，夫妻关系一直很好。李莎对我一直很忠诚，特别是1938年我在苏联被捕期间，她冒着风险逐个监狱去找我。当时她还是共青团员，团组织开会批评她，要她和我脱离关系，划清界限。李莎始终不相信我是日本间谍的说法，坚持不与我脱离关系。最后主持会议的人对李莎威胁说，你是要你的李明还是要团证？李莎毫不犹豫地把团证从口袋里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说了声“去你的吧！”就离开了会场，从此脱离了共青团组织。到现在，她为我做过多大的牺牲。接着，李立三极为动情地说：“我们真正是一对患难夫妻啊！现在，我怎么能同她离婚呢？！”说到此时，他十分伤感地含着眼泪。
　　关于李莎加入中国国籍问题，李立三说道，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根据苏联宪法的规定，一个苏联公民要脱离苏联国籍，加入其他国籍，需要经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这在目前是难以办得到的。
　　李立三又说：李莎是俄罗斯民族，她对苏联有民族感情，是客观存在。但是，她并不赞成赫鲁晓夫搞的那一套修正主义。她对我们党、对毛主席是拥护的，赞成我们的马列主义路线；而且，今后我还可以继续帮助、教育她，一定可以保证做到使她不反对我们党的路线。
　　我把信送到中南海。后来，据李立三说，中央再没有督促他与李莎离婚。不仅如此，当时根据李莎来中国后，每过5年回莫斯科探一次亲的惯例，李立三向陈毅提出李莎带小女儿雅兰去莫斯科探亲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李莎在去莫斯科以前，集中精力突击完成了对《毛泽东论军事》一书的俄文翻译校订工作。李莎于7月2日乘火车去莫斯科，9月初按时回到北京。至此，她不再到苏联大使馆办理签证了，让护照自然失效。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原红四方面军一位政委，1939年到苏联后，与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此人与李立三曾同在苏联外文出版局工作，因此与李立三、李莎夫妇之间来往较多。1952年该同志夫妇从苏联回国。但从1959年起，这对夫妇一直闹离婚。因女方态度明确，坚持不离婚，闹得满城风雨。出于同志间的友情和关心，1960年春，李立三给此人写了一封信，对他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不严肃的做法，直接提出了批评和忠告，此人却听不进去。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1962年他不惜公开散布女方是修正主义分子，说她与苏联大使馆有关系，同时又诬蔑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说她与女儿也“同苏联大使馆有关系”、有“修正主义言论”。此人甚至还把这件事正式向中央提出控告，对李立三进行陷害报复。因此，李立三再次受到中央的审查。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再次与李立三谈李莎的国籍问题。为此，李立三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专题讲了他同李莎的关系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以后，10月14日，李立三又给中央写了一篇4000字的长信，申述自己对李莎问题的想法和意见。
　　李立三的这封信送出以后，关于李莎的国籍问题又平静了一段时间。他通过林莉、赵洵与康生联系，积极要求参加反修斗争。因此，1964年5、6月间，李立三与李莎分别同时写信给康生，要求参加反修斗争的工作。与此同时，李立三积极做李莎的思想工作，促使她同意加入中国国籍。
　　6月底一天，李立三对我说，关于李莎加入中国国籍的问题，他与陈毅、罗瑞卿已经谈好了，不要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退出苏联国籍的手续，由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办理中国国籍就行了。他要我把李莎写的申请书，连同她的苏联护照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
　　我按李立三说的办法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当时，外侨科只收下申请书，而把护照又退给我。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李立三已经同罗瑞卿谈好了，把申请书一送去，就可以很快办好中国国籍的手续，实际情况并不简单。当时，李立三急于计划经青岛转井冈山参观，了却一生夙愿，多次要我询问市公安局办理情况，7月20日再次送去李莎的申请书。公安局答复：立三同志要外出，就放心地去吧！
　7月21日晚，我陪同李立三夫妇先去青岛，住居庸关路10号别墅，目的是在那里等候他的两个孩子的到来。8月初，英娜、雅兰放暑假后到达青岛，适逢8月5日发生了美国轰炸越南的北部湾事件，国际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李立三滞留青岛，未再前行，8月28日返回北京。
　　回北京后，李立三又要我向公安局外侨科询问，回答说已转报公安部了，还没有得到公安部的批准。李立三感到不安，怕发生变故，9月7日，又给陈毅写了一封信，再次向老朋友求助。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同志：
　　有一个问题，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和指示。
　　李莎于七月二十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写了申请书，请求加入中国国籍。据说，市公安局已向公安部请示，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定的答复。现将李莎的申请书抄上一份，请你考虑，可否通知有关机关，早一点审查和解决李莎加入中国国籍的问题。望示知。
　　敬礼!
　　李立三
　　　　　　　　　　　　　　　　　　　　　　　　　　　　　　　　　　　　(1964年)九月七日
　　给陈毅的信送出不久，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的通知，要我去那里为李莎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正式手续。从此，李莎就正式成为中国公民。
　　但是，在办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时，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还是不收李莎的苏联护照。我把护照带回向李立三作了汇报，他要我放在保险柜里。
　　1966年6月底，我从河北省宣化县搞“四清”工作的农村回到北京。代理我工作的梁柱对我说，前两天李立三还说要打长途电话叫你回来，现在你回来了正好。我见到李立三时，他说，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反映，李莎虽然加入了中国国籍，但她的苏联护照还没有交，而且还拿出去使用。意思是说，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是假的。李立三要我为他作证：（1）李莎要交出护照，是市公安局不收；（2）在加入中国国籍后，李莎的护照一直在我的保险柜里，没有拿出去使用过。我把护照从保险柜取出后，李立三对我和梁柱说：再保存这个护照没有什么用处了，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他提出，由我们三个人当面把护照销毁，然后共同写出一个书面证明给外语学院。当时，我不同意这样做，主张把护照送到外语学院党委去，放在李莎的人事档案里。大家都同意这样办。
　　第二天，我同李莎一起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找到俄语系党总支负责人，向她说明了护照没有交出和保管的情况。那位女同志说，这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没有再问护照的事情，把护照收下了。护照风波得以平息。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李莎虽然办理了加入中国国籍的一切合法手续，已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中国人了，却永远也改变不了她是俄罗斯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的身份。在形而上学十分猖獗的年代，李立三始终没有能够逃脱由于他与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生活所带来的厄运。

2.风暴骤起之际
　1966年春，由毛泽东发动的，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开始时，人们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文化战线的事情，多数人并不在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远远超过了“文化战线”，涉及了更多的领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这时，李立三正在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搞“四清”，而作为秘书的我则在河北省北半部的宣化县姚家营公社西深沟大队搞“四清”。我们各处一方、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况。6月下旬，北京的运动日趋高涨，中共中央华北局正在“前门饭店”召开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为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会议集中对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修正主义错误”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乌兰夫“里通外国”的“叛国罪行”进行清算。当时华北局正面临着接管北京、改组内蒙的重任，不得不紧急调兵遣将。于是我们这批在农村搞“四清”的干部就被作为“备用干部”抽回北京待命。
　　6月20日左右，我们在宣化搞“四清”的人接到华北局机关的通知，要我们全部立即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于是我在6月24日回到北京。我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他，他把华北局正在前门饭店召开的会议情况简单地向我介绍说，乌兰夫有严重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很大，华北局要调一大批干部去内蒙，你也要去。从此，我在思想上作好了去内蒙的准备，开始参加前门饭店会议上的一些活动。等会议结束后抽调去内蒙的工作组20多人，经过短暂组织准备后，于7月底到达呼和浩特。哪知一个多月后，我又被调回李立三身边继续做他的秘书。就在8月6日我回到李立三那里时，见证了李立三开始遭难的第一个“信号”。
　　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从复兴门外原中央工业部宿舍骑自行车到东单北极阁三条一号李立三家中我原来的办公室。刚一坐下，李立三就从他的房间走过来。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就对我说，“中央已经停止我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随即把一页用钢笔写的一句话书面通知交给我看。
　　立三同志：
　　根据雪峰同志口头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李立三接着深沉地说：“中央停止我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说明我在华北局工作期间有错误。办公厅通知我，××不适合做秘书工作，要给我换秘书。我考虑这一段主要是你同我在一起工作，了解这一段情况，还是请你回来好，希望你能帮助我回忆和清算这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你看好不好？”
　　我问：“中央有领导同志跟你谈过话没有？什么原因？”
　　李立三说：“接到华北局通知第二天（6月6日）起，我曾经多次给李雪峰和华北局书记处写信，要求谈话，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找我谈话。”
　　一个在1921年就加入共产党，连任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并曾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的老党员，在没有任何人说清缘由的情况下，就凭这个手写的一句话“通知”，被“罢”了官。

3.“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中之一）。
　　客观地说，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只“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一次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那些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看到对陶铸进行无情折磨时，他愤然离开了会场。他还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这时期，他见到一些熟人，还互相关照要经得起“考验”；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对他说：“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请你谈谈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
　　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从那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什么“罪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李立三在党的历史上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然而，李立三就是不买账。他以对党负责的态度，以自己正直、无私的优良品格，实事求是地讲述他所知道的干部的历史功过，永葆了自己作为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气度和节操。

4.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给这部影片“定性”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达到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也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意识形态方面，伸进了文艺领域。他们不顾毛主席的警告，伙同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就抛出了反动电影《燎原》，这部影片就是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罪证。
　　文章接着就“点”到了李立三的大名：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起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这个某某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足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更为荒唐的是，这篇文章为了贬斥刘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顾历史，公开篡改已经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发创作的民间歌谣。
　　在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的路矿工人中曾广泛传唱着一首长达840多句、其中有歌颂李立三、刘少奇内容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记》。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不唱三皇和五帝，听唱一本劳工记；
　　　　……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
　　　　名号能至李先生，出洋俄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居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会湖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
　　　　能至安源办学堂，先禀知事到萍乡；
　　　　知事替他出告示，准他办成俱乐部。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
　　可到了这篇文章中，摇身“变”成了如下模样：
　　……安源的工人日夜思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点至25日0：45点。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
　　戚：（领着学《最高指示》）
　　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她在哪里工作？不是你们机关的就不管吗？中国人长了外国相，就不敢斗吗？你们不如“红卫兵”。她的问题大，是大特务（随即指着桌子上暖水瓶的上部说），比如她的问题有这么多，你们揭出的才这么（指着底部）一点点。你们要与外语学院联合搞。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你们华北局的运动大方向搞错了，你们的矛头不应该对着李雪峰同志，而应该对准李立三。（汇报说，我们力量不够，准备与天津联合斗）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如此一来，社会上的和华北局机关的各派造反组织，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都争着抢着要把李立三找去交代问题，进行批斗。“李立三里通外国”、“将老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斗倒斗臭”等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机关里和大街上。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与此同时，造反派们公开贴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从而彻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着拳头指着李立三的鼻子责问：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
　　　　我没有罪。
　　　　你从30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
　　　　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
　　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造反派把纸摊在他面前，逼他写出承认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供状。李立三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
　　　　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
　　　　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文革”中创造发明的对待“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种种手段，都在他身上使用过。每次批斗会后总有三、五批人到李立三家里，连续不断地审问和威逼李立三交代“罪行”。已经68岁、且患有高血压症的李立三，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下，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头晕，头痛，手脚麻木，站立不稳，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先后5次给党中央写信，除了对他的所谓罪名进行辩诬之外，还请求允许他请假去医院治疗休息几天，待体力稍有恢复，再回来接受群众批斗。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答复……

5.患难夫妻的生死诀别
　1967年6月19日晚，又被批斗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里稍稍喘了口气，顾不得浑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哆哆嗦嗦提起笔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其中虽然有起有落，但最近两个月，华北局各组织（共四个组织）已经召开了14次斗争我的会，加我以许多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特别是头痛头晕，难于忍受，几次写信请求让我治疗或休息几天（在家里，每天来访的人总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许。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参加联络站的革命造反组织有58个之多。在联络站成立的公告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力，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主席！上述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如果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我不仅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在莫斯科时期，虽然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是不止一次地不顾个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险，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王明搞篡夺党领导的阴谋，我是坚决反对而且及时揭发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时，我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诬蔑我们党的事件进行顽强的斗争（恩来同志知道）。
　　我从1946年回国以后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几次严重的错误（如梅河口会议的发言，全国总工会的错误，1962年参加河北省委的发言等等），但的确只是由于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而犯的错误，而绝不是什么有意干的反党罪行。在华北局工作十几年来（注：这是指包括从1955年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以后的十几年），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耍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我从来没有搞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如高饶，我同他们反党活动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李立三的思绪打断。他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立即把未写完的信稿拿到卧室，往枕头下一塞，还没缓过气来，一群造反派已经汹汹地站在他的身边，不容他给家里人说句话，就被揪住衣领拖上了汽车。
　　“造反派”们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楼上私设的牢房里。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计划，把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斗争会。
　　斗争会设在华北局礼堂里。由于李莎是个“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的“苏修特务”，人们像看“西洋镜”似的，都想看个稀奇。所以，整个礼堂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陪斗的还有所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某某，所谓“叛徒”苏某某等七八人。
　　斗争会历时3个多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颤颤巍巍，一副站立不稳、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但面对造反派的厉声呵斥，他仍然“死不认罪”，矢口否认有什么“特务活动”。李莎则被弯腰达90度，以至汗流浃背，衣衫全湿透了。尽管这样，她还不时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见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斗会结束，按事先约定，主持这场批斗会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还”给另一个造反组织。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别的造反组织知道将其抢去），他们先把李立三夫妇放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里，后面又暗地里跟了一辆汽车，先向东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驶，行进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车，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车里，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李莎毫无思想准备，连与李立三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批斗会上夫妇二人的见面，竟成他们俩最后的生死诀别……

6.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遗书上云：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真正的知情人为数极其有限，所以始终没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1967年6月22日下午，华北局某造反组织向中央写的“关于李立三突然死亡情况报告”中称：“6月21日下午，××总部即召开斗争会，把李（立三）和李的老婆一起斗了三个小时。斗完后，将李和其老婆交给我联络站，我们将李夫妇同车送回住处，李在车上向其老婆要求给他捎几副药品（硫磺蛋白、降压灵、索密痛）和烟嘴，两人并作了如下对话……”
　　而据6月21日当时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的交代称：
　　　　昨天李（立三）与李莎在车上对话：
　　　　莎：你什么时间来的？
　　　　李（立三）：十点来的。
　　　　莎：（在）哪里吃饭？
　　　　李：在机关吃的。
　　　　莎：走了。
　　　　李：再见。
　　这是押解人常某写的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向李莎要“几副药品”的内容，更没有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时，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这时，作为秘书的我已去甘肃省农村落户，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追查活动），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对着李立三的。李立三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不能多给。我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李立三服用的药品包括安眠药，都是由服务员从北京医院取回，由服务员保管配发给他）。胡玉珍说，她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的。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静，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是笑着向他说：“立三同志，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完全是好意，为了您好。”谈话只得不欢而散，他对我没有办法。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退一步讲，如果李立三的确“存”有安眠药，他也不可能一直带在自己身上，因为他压根并不知道6月19日那天造反派把他从家里带走后，就不让他回家，会把他关押起来，这是突然行动。
　　再退一步讲，即便李立三在身上带有大量安眠药，看管人员也不可能不发现。因为，6月20日左右北京的天气已很炎热，李立三只穿一件单衣单裤，是无处可藏的，他的衣袋里少不了香烟和火柴。况且，看管人员又曾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副处长（行政15级干部）王××，他完全有这方面的“专业”常识，怎么可能不对如他们所说李立三这样的“苏修特务”有可能“自杀”而预先设防呢？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米63（与实际的1米78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7.悲剧在李莎身上继续延续着
　 1967年6月22日，就在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被迫害致死的当天下午，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闯进李立三的家里。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对李莎宣布道：“你被逮捕了!”李莎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一眼望见逮捕证上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签名。
　　这些人把李莎先是押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楼住下。第二天，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志叫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请吧!”李莎无可奈何，只得听从吩咐，随他走出了教学大楼。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时兴的那种警笛呜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黑色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院内驶出来，先是向东，再是向北驶去。车上的囚犯——中国籍俄罗斯人李莎，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两旁有两个公安人员“保护陪伴”。但她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徒。囚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来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没有透明的玻璃窗户，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类似日军时碉堡墙上的了瞭望孔。这就是当时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后来才得知：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成立以来，煞有介事地大搞起“李立三叛国集团”的专案来。谢富治、康生、江青多次在“李立三专案办公室”的报告上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等字样。江青更在一份材料上诬称“林莉、孙维世和李莎……是特务关系”。专案组在他们指使下，大搞逼供信，材料越搞越神奇，弄出了一个所谓的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有在国外的郭绍唐、国内的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赵洵、欧阳飞、林莉、孙维世、葛拉娘等几十个人。说他们在国内外活动了几十年，目的是要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李莎被单独关押，住进鸽子牢房，插翅难飞。进入监狱后，立即被换上一身黑色囚服，原先的衣着丝毫不见了。看管人员向她宣布：“从现在起，你没有姓名了，只有一个号码，你是77号。”同时要求她每天要正襟危坐于离地面只有8寸高的木板床上，不许靠墙。
　　就在这一天，李莎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座监狱。但是，母女、姐妹之间，近在咫尺，彼此不知下落。
　　在监狱中，李莎与审讯人员经常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要老实交代李立三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李立三没有罪，我不能无中生有。
　　　　你不老实，就别想从这里出去!
　　　　你们迟早会知道，是你们错了。
　　　　你是中央委员的老婆，没有根据我们能抓你吗？
　　　　……
　　好在事实是不能伪造的，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在狱中，专案组逼着李莎交代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逼她承认她是早被招聘的“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这些都被李莎一一顶了回去。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让她站着交代问题，从晚上十时直至下半夜三四点钟，对她轮番审讯，长期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然而，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半句假话。
　　在伙食方面，对这个所谓的“苏修特务”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吃的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碗底混杂着厚厚的泥沙，表面漂着一层蜜虫。既吃不饱也饿不死。1972年初，毛泽东得知监狱的恶劣情况后，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让犯人在没有疾病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即使讨要玉米窝窝头也是没有。李莎对笔者说：当时看到这样好的伙食，心里想，像这样的监狱，再住几年也没有关系。
　　在狱中，狱方只允许李莎看《毛选》和《人民日报》，这给她创造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极好机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敲门，向外面的警卫战士请教。战士见到这个外国老太太谦虚好学，大为赞赏，谁都非常乐意教她。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被关押8年的日子里，她曾请求给一本字典学习汉语，监狱就是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想练习书写中国字，但专案组只在让她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给她纸张和笔，而在写完材料后一张不少地要全部收走。李莎对笔者说：“我在秦城监狱蹲了8年，如果他们给我纸和笔，我肯定能学会写汉字。现在，我只是认得汉字，却不会写汉字。”
　　8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在长达2880多个日日夜夜里，没有笑脸，后来没有审讯，也没有人同她讲话。她张开嘴，发现喉咙已经不会发音，她抬起脚，发现两腿已难迈步。只有在那种逆境下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才知道寂寞是多么可怕！她日盼丽阳，夜盼繁星，对残酷的现实，无所畏惧；对未来的命运充满希望。8年的铁窗生涯，锻炼了她的意志。她要活着，不是为别人而活，不能看别人的眼色而活。她有着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追求。她坚信风暴、乌云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
　8年的寒霜染白了她的头发，8年的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的丈夫、女儿、同志、学生……
　　1975年，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以后，5月22日，一位公安人员通知李莎要带她离开秦城监狱。李莎询问：“要我去哪里？”回答：“到山西运城去。”“是去运城坐监狱吗？”“不去坐牢，是去那里养老。”监狱看管人员从李莎进监狱前在银行的存款中拿出200元，为李莎购买了更换的衣服，随即通知李莎，把公物全部整理好，只带上属于私人的物品。李莎本来不想带走任何东西，“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算了”，但又想到为了不忘记这8年的历史，她把狱方发给她的一条贴身棉布内裤带走了。这是8年铁窗的纪念品，十分珍贵。
　　从秦城监狱乘上了同8年前进秦城监狱时一样的小轿车，在一名女公安人员和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德胜、山西省委组织部女干部韩江兰的“陪同”下，直奔北京火车站，转上了开往山西运城的火车。在途中，李莎向“陪同”人员提问：“李立三现在在哪里?”她们闪烁其词：“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满以为李立三已在运城迎候她，暗怀喜悦心情期待着与丈夫的团聚。
　　李莎回忆说：“我刚到运城，他们为我安排的住处，只见整洁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有崭新的被褥，还有一双枕头。我实在太天真多情了，不禁想起立三，想到他也可能来这里，我们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唉！这不是在做梦吧！”
　　冷酷无情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在做梦。他们没有把李立三早已离开人世的真相告诉她。还是在1976年春节期间，两个女儿获准去运城看望她时，她才得知：就在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头一天(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就已离开人世。这对李莎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怎么也不相信，渡过了那么多折磨的李立三会自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得知：两个女儿都受到株连，与她同一天被送进了同一个监狱，坐了两年牢。母女三人，近在咫尺，却互不知其下落。小女儿在监狱中留下了久治不愈的病根。此时，她还得知李立三的二儿子李人俊在湖南衡阳还被判了死刑，险些送命。
　　在李莎抵达运城以前，运城地区农科所奉上级的指示，为李莎腾出一住房。这里原来没有围墙，上级拨专款修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是，尽管有围墙，却比秦城监狱自由多了，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和漂浮的白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接受阳光的自由照射，可以在小院内种花、放养鸡群，还可以到农贸市场上去买来鲜嫩的蔬菜、食品，到商店采购生活日用杂物……
　　李莎的住处外面，有派出所的人员常年住在那里，对她这个政治犯来说，警卫和监视双重任务兼而有之。刚开始，人们都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政治犯，不敢接近她，背地里都称她为洋婆子。
　　农科所的人，对李莎是友好的。冬天，住室较冷，他们帮她买来蜂窝煤，生上火炉子，李莎有机会学会了封火炉的技术；李莎要养鸡，有人帮她搭起鸡窝，帮她买来鸡饲料，鸡蛋做到自给有余。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位洋婆子不仅中国话说得很好，还虚心好学。她在学习《毛选》时有不认识的字，有人给她讲解，教她认字。墙外负责监护的公安人员，似乎混淆了“阶级界线”，常到李莎的房里来同她下跳棋，既完成了任务，又使她不感到寂寞。她很快就同那里的群众交上了朋友。
　　李莎的女儿花300元，给她买来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当地已是奢侈品了。李莎请所里的职工及家属子女到她房间里来看电视。每天晚上，她的房间都挤得满满的，大家有说有笑，和谐欢乐。
　　就在这种半“流放”的苦中作乐的岁月中，李莎企盼着将来…

第十三章 阳光灿烂的日子
1.做秘书的我给李英男出主意
　 1969年7月底，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经过整党，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到华北局机关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与我同在办公厅所在的汉沽农场，经常可以见到面。但是，由于我们双方都还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尚未解脱，为避免被说成与“苏修特务”划不清界限，我是不能与她俩姐妹交谈的。直到12月底，我因要到甘肃去工作，一天中午我背着行李往火车站去的路上，碰见她俩姐妹收工回营，我才鼓起勇气对她们说了一句：“我到甘肃去了，你们要多保重。”算是跟她们俩说了一句话，也算是告别了。
　　1978年11月底，我因公出差从兰州到达北京，住在原华北局机关招待所——东方饭店。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争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于是，我设法打听到李英男还在北京外语学院，第二天就到了李英男的家里。一见面就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到她妈妈李莎的身上。
　　“你妈妈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山西运城。”
　　“什么时候到哪里去的？”
　　“1975年。”
　　“回北京来过没有？”
　　“不允许妈妈回北京，但我们在假期中可以去探视。”
　　“你们找过中央组织部没有？”
　　“找过，他们说现在顾不上，目前主要先解决健在的一些老同志的问题。”
　 “给耀邦同志写过信吗？”
　　“写了。中央组织部就是那样答复的。”
　　我略加思考后说：“这样吧，你再给耀邦同志写封信，只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对你爸爸的问题、对你妈妈的其他事情都不要提。信写好后，千万不要邮寄。那样，耀邦本人是看不到的。可以在晚上6点以后，送到家里去，利用他回家吃饭的时间，交到他手里。”
　　“我不知道耀邦的家住在哪里？”
　　我说：“由灯市西口往西进去，第一个胡同往北：富强胡同甲6号。”
　　李英男按照我给她出的主意，于12月4日晚拿着写好的信，到了胡耀邦的家里。遗憾的是，当晚胡耀邦没有回家，是由胡耀邦的儿媳、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接待的。安黎向李英男表示：等爸爸(胡耀邦)回来，一定交到他手里。让英娜放心。不出所料，胡耀邦于12月5日在英娜写给他的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组织部及时向北京外语学院党委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并说，北京的手续不要办，把人接回来再说。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了，你们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
　　12月7日，李英男、刘和忠夫妇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的程立贞陪同下，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进入山西后，兵分两路，一路到太原找省委组织部，一路直抵运城，让妈妈尽快得到回京的喜讯。
　　省委组织部的负责人见到李英男，当即表示：我们已经接到中组部的通知，随时可以回北京去。不过你母亲这次离开山西后，今后恐怕难有机会再来了。问问你妈妈，对山西的名胜古迹，愿意到哪里去看看，我们一定做好安排；对山西省的土特产品，需要什么就提出来，我们一定照办，千万不要客气。运城地直机关的干部得知这位洋婆子要回北京了，纷纷前来送行，一再表示，过去想来看望而不敢来(这是真心话)。同样提出：你们需要什么土特产品尽管提出来，不要不好意思。这样，李莎在众人的帮助下，收拾好行装，结束了3年半被软禁的生活，与关心帮助过她的干部、职工依依惜别。于12月19日返抵北京，恢复了自由民的生活。20日我在李英男家里与李莎见了面，感慨万千。
　　李莎从山西运城回到北京，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去看望她，一进门就说：“你受苦了，中央认为李立三同志是位好同志，他犯过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是有贡献的。”
　　李莎说：“听到这些，我当时十分激动。多少年了，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8年监禁，3年半流放，李莎尝尽了辛酸苦辣。对此，她怎么想呢？李莎告诉笔者说：“这是历史的悲剧，中国人民的悲剧，不是某个人的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罪人，是‘四人帮’。由于我和李立三在苏联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克服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她为我们全家落实了政策，过去的一切坎坷和艰难历程，已经结束了，不必再去追忆和痛苦。目前，我惟一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为俄语教学多做一点工作。”

2.点点滴滴恢复名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党中央在为一批健在的老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同时，抓紧对原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所列的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案件进行了复查，终于于1979年底开始，逐步为李立三一家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79）干审字1265号文件中，为李莎写出了复查结论。
关于李莎同志被错定为苏修特务分子的复查结论
　　李莎(俄文姓名：启示金娜·叶里扎维达·巴甫洛甫娜)，女，六十五岁，苏联沙拉托夫省人，一九六四年九月加入中国国籍，北京外语学院俄文教员。为审查其“苏修特务”嫌疑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拘留审查，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释放，安置到山西运城，一九七五年八月中专三办为其作了“苏修特务分子”的审查结论(当时未向本人宣布)。本人多次提出申诉，现经复查，重新结论如下：
　　李莎同志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同李立三同志结婚，一九四六年十月来中国。
　　李立三同志曾经把我党的一些机密，如五九年庐山会议情况、我党《中苏谈判纲要》等，告诉给李莎同志。但原中专三办认定李莎把李立三告诉给她的党的机密提供给苏联使馆，查无实据，不能成立。因此，“苏修特务”的问题应予否定。一九七五年八月中专三办定李莎同志为苏修特务分子的审查结论是错误的，予以撤销，恢复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补发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
　　　　　　　　　　　　　　　　　　　　　　　　　　　　　　　　　　　1979年12月27日
　　见到这份复查结论，李莎当即签注了如下意见：
　　同意复查结论的基本精神。但复查结论中写道“李立三同志曾经把我党的一些机密告诉我”应该说明，李立三同志和我是同命运、共患难的夫妻，彼此是很信任的。但立三同志在政治上一直是很谨慎的，他给我偶尔讲的只是极为有限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讲过这些情况，只是审查期间向专案组作了如实反映。“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坏人利用某些人的诬告信和我曾经是苏联公民这一事实，乘机对立三同志进行政治诬陷，使立三同志惨遭迫害而死。一九六七年起审查了所谓的立三同志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的案子，从上到下株连了许多无辜的同志，许多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些同志甚至含冤而死或精神失常。这起案子涉及面广、后果恶劣，结论中应写入：此案纯属冤案。
　　不久后，又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做出了平反决定。
　　关于李英男（李英娜）同志的平反通知
　　李英男，系李立三同志的女儿。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员。1967年6月，因李立三同志问题的株连被关押审查，1969年8月释放。经复查，原定李立三同志为“苏修特务分子，清除出党”的审查结论是错误的，已报中央批准，予以撤销，恢复名誉。李英男同志受株连被关押审查，实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
　　1979年12月27日，与给李莎作出“结论”的同时，中央为李立三作出复查结论称：“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定李立三同志为苏修特务分子，清除出党，纯属冤案，予以撤销”。结论全文如下：
　　李立三，男，1899年出生，湖南醴陵人。1921年入党。原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八届中央委员。1967年6月22日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致死。1967年6月曾立案审查，1975年8月4日中专三办曾作出“苏修特务分子，清除出党”的错误结论。现经复查，重新结论如下：
　　李立三同志1930年受党中央派遣去苏联学习和工作。在苏联期间，一直受苏联内务部的监视，肃反扩大化时，于1938年2月被错误地逮捕入狱。1939年11月无罪释放。1945年6月我党七大选为中央委员后，于1946年1月奉调回国内工作。
　　李立三同志回到国内后，从未再去苏联，从未向苏联方面泄过任何机密，也从未通过其爱人李莎同志向苏方提供任何情况。“里通外国”问题，予以否定。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定李立三同志为“苏修特务分子，清除出党”纯属冤案，予以撤销。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按去世中央委员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3.第四次追悼会 历史终于恢复本来面目
　 l980年3月2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中共中央特为李立三举行了有7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乌兰夫、方毅等到会。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悼词全面而充分地肯定了李立三一生的功绩，这是党中央在拨乱反正后对他做出的“盖棺论定”！
　　悼词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举行追悼会。
　　李立三同志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李立三同志是湖南醴陵县人，生于一八九九年，早年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一九二0年和赵世炎同志等一起，组织了“劳动学会”，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他和刘少奇同志受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开办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业余文化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人，发展党组织，直到现在，安源的老工人，只要一谈到李隆郅(立三同志当时用的名字)，都觉得很熟悉和很亲切。他同刘少奇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进行的罢工斗争，对推动当时江西、湖南和全国的工人运动，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一九二四年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五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震动中外的五卅运动，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同年冬，他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一九二六年回国。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武汉办事处主任。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秘书长，积极领导了武汉和华中地区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经党中央决定，他跟随周恩来同志到江西，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后，他在香港、广州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职务。一九二八年冬到一九三0年，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是我党当时领导成员之一。在一九三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一九三一年党派他去苏联学习，曾先后参加过赤色职工国际和外国文出版局工作，主编过《救国时报》，主持过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有益贡献。
　　一九四六年春，李立三同志从苏联回国。先后担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任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央和东北局责成他参与筹备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并负责主持全国总工会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工运方针，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劳动竞赛，提倡企业民主管理，建立劳动保险制度，以及在劳动保护，群众工资和劳动立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他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做了许多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他还为《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做过精细的校审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立三同志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曾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几十年来，李立三同志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色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立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持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对共同战斗的同志和朋友诚恳真挚，热情亲切，对待下级关怀爱护，平易近人。
　　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统统推倒。
　李立三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们悼念李立三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决勇敢、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服从真理，谦虚诚恳，勇于自我批评，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高尚品质；学习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为人坦率的优良作风。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这次姗姗来迟的追悼会，是在李立三谢世13年以后举行的，也是在李立三传奇般的一生中为他公开举行的“第四次”追悼会，当然也是一次“真正的”追悼会。与前三次“追悼会”相比，共同的特点是既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原因是，他的骨灰在13年前就被“造反派”给随便埋掉了，经多方打听寻找而不得。党旗覆盖的“骨灰”盒中，只放了李立三生前使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更具有戏剧性的是，3月2O日这天正是李莎的生日。所以李莎说：中央选定3月20日为李立三开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是送给她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4.魂归故里
　 灿烂阳光下，李立三生前所企盼的共和国晴朗的天空，阴霾早已渐渐远去，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李莎恢复工作以后，1979年被评定为教授职称，分到了一套四室一厅公寓；1980年被批准享受专家待遇；1983年起担任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在1984年5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邓颖超大姐见到李莎时特别高兴，同她热烈拥抱亲吻，连声说道：“见到你，我真高兴！”就在这次会上，李莎根据俄语教学的现状和人民群众给她的来信，向大会递交了一项提案，呼请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我国俄语教学工作中人才青黄不接和教材缺乏的状况，以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l984年11月18日是李立三诞生85周年，中央批准李立三在湖南醴陵的故居对外开放，由胡耀邦题写了匾额。李莎作为醴陵的儿媳妇第一次来到了“婆家”。她走亲探友，处处寻访着李立三当年的足迹，心情万分激动。她深知，她并不是一个人，她是带着李立三的魂魄回到了故里。
　　在安源煤矿，她更把李立三生前十分想念却又始终未能再踏上这块土地的一腔情怀，虔诚地带了回来。与工友们在一起，李莎脑海里时时浮现的是丈夫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在看望当年同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的老同志时，她满怀深情地说道：“我是第一次回婆家，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待我很热情，还夸我是个中国人民的好儿媳妇，我感到特别高兴。”
　　在李立三故居陈列开放典礼大会上，李莎终于有机会代表自己、更是代表李立三生前一直未竟的心愿，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大会，纪念立三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同时正式开放立三同志故居，对我个人和我们全家几代人都是大喜的日子，也是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对于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见面，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里是我的爱人、战友——立三同志的出生地，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在这里，立三同志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和很好的锻炼，并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此，立三同志也非常怀念这里。
　　据我所知，建国以后，立三同志总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到安源来看看大家。但是，他始终是想来而又不能来。即使是在1954年他回到了醴陵，1965年他上了井冈山，也没有到安源来。这是立三同志终身的憾事。我相信大家对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立三同志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今天由我来代替他实现了。因此，我要趁此机会向在座的同志表示亲切的问候，通过你们向安源的全体工人同志们转致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同志们都知道，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但他始终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对党和人民也是无限忠诚的。虽然我和立三同志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他很少谈到在安源的工作情况。每当有人向他了解安源罢工斗争的情况时，也总是详尽介绍少奇同志在斗争中的功绩，很少谈到他自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立三同志的一生有了一个公正的论断。现在，党中央又批准把立三同志的故居修复陈列，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如果立三同志在天有知的话，他也会得到慰藉的。我完全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志们将会以更加优异的成绩，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去完成立三同志生前未完成的事业。
　　请允许我祝愿醴陵人民、立三同志的同乡和战友在第三次腾飞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请允许我个人并代表我的全家，对省、市、县各级领导以及参加故居的筹建和修复工作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请允许我和我们全家感谢参加这次隆重集会的全体同志。
　　谢谢大家!
　　在与李莎的交谈中，无时无刻都会感到她对中共中央充满无限感激之情和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这充分表现在1986年7月12日她写给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中。信的原文是：
　　耀邦同志：
　　前天有幸见到您，对我关心备至。昨天，中办的同志来，答应立即帮我解决房子问题。北戴河休假问题已经解决，我明天就去休假。这一切，使我非常感动。您日理万机，繁忙中亲自过问我的事，又深感不安。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得到您和中国党组织的周到关怀，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对立三同志的怀念，也是对我的鼓舞。您在立三故居成立时，还亲笔为故居题了匾额，立三有灵，当感欣慰于九泉之下。我知道中国有“草环相报”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以报您和中国党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祝您健康!
　　　　　　　　　　　　　　　　　　　　　　　　　　　　　　　　　　　　　　　　李莎
　　1986年7月12日

5.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李莎家的客厅中，高悬着李立三生前最喜爱并留下的清人郑板桥的4幅湘绣墨竹，其中一幅就是那首著名的《竹石》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李莎和李立三的一生，也就如同这丛咬定青山的翠竹，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仍然枝干挺立，根深叶茂。
　　被监禁11年半的李莎，从山西运城回到北京时已是近65岁的老人。她原有的住房被别人占去了，只得寄居在女儿那两间旧房里。她犹如枯木逢春，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顾不上安排家庭琐事，就又精神振奋地投入了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长期的教育实践，李莎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从讲课、答疑、编写和审定教材、辞书，她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古稀之年的李莎，每周还给学生上l6节课。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排满了她的日程表：给研究生上课、为进修班辅导、编写俄语教材、俄语辞典，主编《当代苏联文学原著选读》，为《俄汉同义词词典》定稿，受国家教育部门的委托，为全国部分高校俄语教师举办讲学班，参加《周恩来选集》俄文版的审定工作，撰写一篇篇学术论文等等。她是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委员，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所以，她特别感叹时间不够支配。她说，要是一天有48小时或者发明一种不需要睡觉的药该有多好！1993年1月31日(癸酉年正月初九)下午，李莎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在北京外语学院举行的北京校友联谊会春节茶话会上有一段精彩的讲话。
　　“我已快80岁了，还不服老。”她说，“你们始终保持着年年聚会的传统。遗憾的是，老人越来越少了。这里很多人大概都不认识我，因为我是早在解放前开始工作的，是在47年、48年及49年的几个月。现在在场的人中间几乎看不到当年跟我一起学习过的以及工作过的那些老同志。真是岁月无情，时光飞逝，自然规律不断发生作用，老人逐渐离去，令人惋惜。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精力工作。如果说我在你们之中我的年纪是最大的，我想这是不错的。但我仍然还想做个有用的人，还不服老，愿意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你们中的许多人也应该这样想：我还不老，我还有精力，我能够为自己的祖国做贡献。”
　　1997年5月15日，是李莎在华从事教学工作50周年。这天，国家教委、外国专家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以表彰她在50年教学生涯中为我国培养外语人才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3年3月20日，是李莎九十华诞的吉庆日，她刚刚从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岗位上退下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为李莎举行了九十岁生日庆祝会。
　　这天下午，精神焕发的李莎在孩子和亲友的陪同下来到全国总工会的“职工之家”。一间宽敞明亮的大会议室里，正中间挂着一幅大“寿”字，前面摆放着一大盆盛开的蝴蝶兰鲜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伍绍祖代表全总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祝贺李莎生日快乐、健康长寿。伍绍祖在祝词中表达了对李立三和李莎的坚贞爱情及李莎的革命经历的赞誉，充分肯定了李莎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伍绍祖最后说道：李莎同志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把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她以实际行动表明她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俊九出席了庆祝会，向李莎敬献了用九十九朵红玫瑰鲜花组成的花束，亲切接见了李立三的子女亲属及生前工作人员。全总副主席倪豪梅为李莎披上了代表吉祥如意的大红唐装寿字服。生日庆祝会气氛热烈而温馨。
　　李立三的大女儿李英男代表妈妈致词，深深地感谢党的各有关组织几十年来对妈妈的关怀照顾和爱护。她特别回顾到23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为爸爸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同时为爸爸妈妈平反恢复名誉，是送给妈妈的最好的“生日蛋糕”。
　　欣逢盛世，中华民族的腾飞指日可待。而今的李莎，终于为能亲眼目睹我国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政治安定，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而无比兴奋。出于对丈夫的爱，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爱，她虽历经坎坷，却痴心不改，矢志不移，时刻都以能作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夫人而自豪，以能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而骄傲！
　　她不止一次地告诉笔者：今天的中国，不正是像李立三同志这样的一大批革命者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终生并始终无怨无悔所追求与企盼的吗？！
　　是啊，面对今天，李立三当可含笑九泉！
　　而回溯他虽短暂却绝不平凡的68个人生春秋，李立三也的确无悔此生！
　　同时，也只有中国这种曲折往复、历经无数坎坷与艰险而又始终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的特定历史，才产生并锻造了一个特定的李立三！这，就是解读李立三之谜的全部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