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陈扬勇
序
　　 陈扬勇同志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他运用在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1949-1976）过程中接触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周恩来在1967》。这本书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些事情是我过去也不十分清楚的。看过书稿后，回想起总理，感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已经过去20余年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周恩来，就是在这场劫难中渡过了他一生中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也许已很难想像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往往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周恩来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等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毛泽东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会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因此，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即使觉察出了不妥和错误，在当时情况下也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当然，周恩来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把问题看得那么清楚。尽管他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但还是抱着良好的愿望，仍以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离开了周恩来的原有认识和最初预料。周恩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与毛泽东的考虑出现分歧。特别是周恩来没有想到林彪、江青一伙处处利用毛泽东的某些错误，在青年中煽起无政府主义思潮，蓄意把运动推向动乱。他同这一伙更是形成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怎么办？一方面，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周恩来必须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以维护党的团结。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1964年10月23日，我去听周恩来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作报告。谈到维护党的团结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了错误的人，我们也还要团结他；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变。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而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这段话，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听过报告多年以后，我才逐步弄懂。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
　　后果将更不堪想像。小平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另一方面，在力争党不分裂的前提下，周恩来还要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某些指示作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正确地完善；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同时还要与林彪、江青一伙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以减少动乱给各方面带来的损失。“文化大革命”是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的决策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失误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

　　 这就注定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面临的是一场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战斗。从斗争对象看，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和识破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斗争的环境是，党的主席毛泽东决策的严重失误和林彪、江青一伙处处利用这些失误来搞阴谋。虽然毛泽东所主张的“天下大乱”与林彪、江青一伙的那种乱法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毛泽东时而支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时而又支持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可以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往往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轻则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对于周恩来来说，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如果他拍案而起，其后果不仅仅是他自己被打倒，更为关键的是整个中国政治权力的格局必将发生对党和国家十分不利的大裂变，林彪、江青一伙将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会更加险不可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是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最大障碍，一直在寻找机会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有些同志说的，周恩来的一进一退，一举一动，不光是他自己的荣辱安危，而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正因为如此，大智大勇的周恩来审时度势，被迫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艰难、更为痛苦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他义无反顾，忍辱负重，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还有，在有些人看来，好像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林彪、江青一伙只是一味地退让和忍耐。其实不然。一旦时机成熟，火候适当，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打击。这样的事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反映。如果只是一味忍耐退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结局，绝不是后来这种样子，只会更糟。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所说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能离开周恩来的关怀，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了，以史为鉴，让我们正确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


阴谋家成了“胜利者”

　　1967年1月6日，对周恩来来说，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继日、彻夜难眠的一天。

　　从凌晨3时至6时，周恩来先后找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和南京的学生、工人代表谈话，解决南京问题。南京武斗，打得不可开交，铁路断了，市内交通也断了，市内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又报：以部队在京院校为主，加上清华大学“井冈山”等20个单位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明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又赶紧找有关人员做工作，劝阻揪斗贺龙。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为了揪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谎报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伤送进了医院，把王光美骗出了中南海，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秘书孙岳等赶到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来为解决南京问题两次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通电话。

　　晚7时半，周恩来约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几位副总理谈工作。

　　晚十时，再次接见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解决南京问题。

　　中途，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冲中南海，要揪陶铸，周恩来被迫中断谈话，赶往中南海西门劝阻、说服。

　　之后，又回来继续与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谈南京问题，直到第二天凌晨。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状态。还仅仅是根据当时秘书记下的工作台历，不排除还有没能记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建设。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局势。

　　1966年9月10日，还是在红卫兵串联刚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对即将去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告诫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全国建设的许多东西要靠上海供应，上海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生产任务很重。你们去上海串联，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们派聂元梓到上海活动。聂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开叫嚣：“上海市委是黑帮”，“打倒上海市委”。

　　对此，上海有关领导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给上海市委打电话，明确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上海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我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不革命的。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字，否则，容易误伤，容易扩大。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对上海市委的看法。

　　这天，周恩来与江青一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问：总理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声。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9日，“工总司”成立，并宣称：“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工总司”以此为借口，次日凌晨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这列火车开出后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众闹事，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多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编者注。下同）组长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竟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

　　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张春桥的这种处理，不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工矿企业，与周恩来一再强调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张春桥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彻底搞垮上海市委，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

　　然而，一个安亭事件还远远没有达到张春桥一伙搞乱上海的目的。因此，张春桥又亲自策划、制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党团员、劳动生产模范为基础组成的，拥护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强烈不满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简称“赤卫队”）一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拥有几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了“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承诺。

　　张春桥得到“赤卫队”到康平路的消息后，诡计爬上心头。他连夜打电话给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卫队”要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须有罪名，由王洪文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于12月30日凌晨对康平路的“赤卫队”发起冲击。制造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令，要所属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

　　康平路事件后，上海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其中不乏一些生产劳动模范和大量的老工人。他们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纷纷离开工作岗位，进京上访。上海铁路局调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几个人是“赤卫队”员。这样就造成生产无人指挥、铁路交通中断的混乱局面。据统计，从30日凌晨到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5000多旅客滞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于途中；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不能进入上海站而阻于途中，货物积压数万吨。

　　面对上海这种混乱的局势，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尽力把局面稳定下来。

　　然而，此时的周恩来万万没想到，一伙阴谋家在上海策划更大的动作。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摆着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策划夺权。

　　同日，上海《文汇报》夺权。

　　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夺权。

　　张春桥1月5日在“工总司”造反派头头会议上鼓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几百名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大会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第二号通令》说：“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说：“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1月6日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联络站”，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的领导权。

　　在对待上海市委和处理上海局势的态度上，周恩来与张春桥一伙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在这次较量中，张春桥一伙成了“胜利者”。

　　1月8日，人民大会堂118室。毛泽东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肯定了上海的夺权活动。

　　散会后，周恩来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着新的对策。

　　1月16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文章还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文章说的“夺权”包括夺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

　　周恩来据理力争对于这场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周恩来本来是不赞同的。这从前面他在对待上海问题上同张春桥一伙的分歧与较量就可以看出。

　　无奈，毛泽东支持夺权。

　　对于这场夺权运动，周恩来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红旗》杂志号召全国夺权的评论员文章事先也没给周恩来阅看。周恩来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说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搞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恐怕也要算是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夺权运动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而且汹涌而来，挡是挡不住的，也不可能挡住。

　　周恩来说：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因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迎接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并设法驾驭它。

　　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支持夺权并不是像中央文革一伙所要求的那样。但中央文革一伙又利用毛泽东支持夺权来实现他们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夺取党和国家更多领导权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支持夺权，但同时又强调：夺权，只是夺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权、党委领导权不能夺。而且明确规定了有些部门不能夺权。

　　而中央文革一伙则主张全面夺权，夺一切领导权。

　　对待在夺权中的“当权派”，周恩来认为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不能一概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干部有“错误”，要打倒一下，也应当是“烧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伙却希望把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烧而焦”，要置于死地。

　　这就是在夺权狂潮中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伙所持态度的本质区别，也是斗争的焦点。

　　还在夺权狂潮初始，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夺权的，但夺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各部的夺权不要搞得青黄不接，工作不能停顿。

　　周恩来这是从维系国计民生的工作角度对夺权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说，对当权派，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绝大多数是犯个别性、一般性的错误。犯严重错误要撤职查办的极少。即使是要撤职查办的，也要让他们工作，不要让只睡觉、扫大街。这样左派队伍才能扩大，工作才能搞得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抓大事，抓革命。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对待干部不能只用一种办法，要有5种办法。一是全部改组，二是监督留用，三是停职留用，四是撤职留用，五是撤职查办。第五种要极少。

　　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同意夺权不能影响工作的意思，提出：对中央各部可以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　毛泽东也同意了。

　　因此，在与各群众组织代表的日夜谈话中，周恩来反复向他们阐明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的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周恩来不赞成夺生产业务的领导权，固然是怕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但也包含了他保护干部的良苦用意。因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就意味着一大批干部还必须在领导岗位上。

　　因此，周恩来特意对在场的康世恩等人说：生产还是你们管。生产任务出了问题，我还是找你们。

　　1月18日，周恩来与江青等参加“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

　　周恩来说：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然而，江青却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1月21日，周恩来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和该部的副部长。他对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

　　周恩来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能揪来揪去。

　　1月22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1月25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

　　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

　　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

　　1月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要有最高领导，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嘛！

　　周恩来又批评造反派把部长们揪来揪去，说：余秋里进行了6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还没恢复，你们总要有一点阶级感情嘛！余秋里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大庆油田建设他有功；这两年计划，他把三线建设抓出来了，这些成绩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这不是为余秋里辩护，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我说过，余秋里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一个造反派代表从下面递上一张条子问周恩来：中央保余秋里，还能不能夺权？

　　周恩来说：这是两回事。哪一个机关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是连锁反应。不能把所有当权派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一想，如果全国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不过去嘛！

　　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1967年2、3、4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毛泽东预计在1967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

　　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

　　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

　　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怎么办？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的办法”就是军管。

　　2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

　　广东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联”夺权。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自动向造反派“让权”。广东地处边防，局势堪忧。

　　鉴此，周恩来建议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周恩来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3月10日，周恩来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未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

　　修改时，周恩来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同日，李富春转来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管的来电。来电说：昆明钢铁公司在夺权斗争中，矛盾尖锐。昆钢的生产、建设正面临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对昆明钢铁公司实行军管，并要叶剑英电话告昆明军区。

　　对于军管，林彪曾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一些军队干部对军管也有顾虑。担心弄得不好，军管又会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厄运。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急。

　　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代表去军管。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周恩来这一句斩铁截铁的“不要怕”，给了军队干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通报了全国军管情况，说，到3月中旬，全国军管的单位有6900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已实行军管或批准将要实行军管的有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等10个。已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等5个省市。实行“三结合”夺权，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以解放军为主。光靠群众组织不行。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工作怎么能搞好？

　　与此同时，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也因两派争斗，严重影响业务工作。周恩来开始考虑对这些部委进行军管。

　　3月初，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向周恩来反映：国防科研部门由于派性斗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造反派视国家尖端机密如儿戏，胡闯乱冲。

　　国防科研部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尖端工业。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科研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速研制氢弹。时下，正进入氢弹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因此，在夺权狂潮开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国防工业部门不能夺权，连监督业务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愿。国防工业许多部门也乱成了一锅粥，打得不可开交。许多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

　　周恩来对聂荣臻说：我现在正在考虑对一些部委逐步实行军管。你尽快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我来把报告转送主席。

　　聂荣臻迅速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6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3月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

　　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实行军管的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对全国一些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厂矿企业实行军管。

　　3月初，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一切长期在外串联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但周恩来把这一布告推向全国。

　　3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3月16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对于那些搞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来说，军管无疑是对他们的一道“紧箍咒”。因此，军管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解放军受到冲击时更是如此。

　　为了维护军管的威信，周恩来与冲击、破坏军管的行为作了不懈的斗争。

　　4月15日，周恩来在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责军管是“阴谋”。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严厉地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军管是完全正确的。

　　6月2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权力还大。

　　11月28日，驻合肥市的12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都无效。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指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

　　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报告：安徽芜湖“三筹处”所属4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12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4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时，严厉批评对军管会的冲击，说：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

　　一定要把军管搞好。如果军管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你们想一想，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一造反派头头责问：你来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

　　到1967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新闻宣传部门等，都实行了军管。

　　正如周恩来所说，军管是在夺权中许多地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领导机关又瘫痪的情况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

　　周恩来说军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军管是对错误的夺权行动所造成恶果的一种补救。军管制度的实行，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支持的夺权行动的失败。

　　尽管各地各单位的军管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军管对保证社会秩序，保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运行，特别是经济工作的维系，如铁路交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军管也并没有彻底解决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的措施，全国局面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还很难想像。

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

　　1967年1月，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的字条，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这么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这些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却死在了……

　　就说张霖之吧。他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动盐民暴动，组织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黄河以北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兵团副政委，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第二、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电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

　　1966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50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这一幕幕的血腥惨剧怎能不叫广大的老干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1966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身亡，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不料，会议内容不慎泄漏。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对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多亏萧华机灵，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

　　地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几位老帅“大闹京西”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他召集的两次常委会上连续批评了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看来，毛泽东对打倒陶铸是知道的，但他不赞成陈伯达、江青那样将陶铸置于死地。毛泽东的思维有他特有的豁达和潇洒，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烧”一下，有什么关系，无非是贴两张大字报。过一段时间承认错误，作个检讨，再重新站出来就是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把事情推向极端，企图置广大老干部于死地。

　　考虑到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泽东还交代：江青、陈伯达的问题，就在常委范围里头讲，在文革小组批评，不要扩散到别的地方。

　　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回去后，把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告诉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伙，同时自然也陡增了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就有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家！然而，谭震林、李先念说的没有一点夸张。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红旗》杂志13期社论是指1966年10月1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大批老干部就在全国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喧嚣中被打倒。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起来批评那些拍案而起、奋起抗争的老同志，没有制止他们的发言，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当年参加会议的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 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说周恩来支持“大闹怀仁堂”，是从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中提取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具体深入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表述，就有可能、也难免使后来人对周恩来当时没有像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那样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感到遗憾，甚至难以理解。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周恩来与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实际上，当出于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社会大动乱后，周恩来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同大批老干部相同目的的抗争。这种抗争，举不胜举，这里仅举一件事实。

　　就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不到2个小时，周恩来连续接见两批群众组织代表，对中央文革一伙操纵造反派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径发出了怒吼。

　　晚上9时半，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说：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有人冲军区大院，贵州有人还要缴军区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进驻了军区大楼；北京冲三座门，抄了萧华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辩论，这样完全是对解放军不信任。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做梦也没有梦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那些口号是不是合适，什么砸烂€讇坠吠罚陆踔劣腥撕耪俳夥啪倨鹎估矗馑登岬闶翘煺?，说重点是误入歧途了。如果外敌入侵，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十年的老干部。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次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的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还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就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了操纵造反派“砸烂”财政部党组，要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财政部副部长€讇讇住?可以说，周恩来的上述言论和行动，其精神实质与“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言行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不一样。

　　以上是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所持态度的心理内涵的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从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上考虑，周恩来根据自己对情况和局势的了解与分析，他又不希望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生这样面对面的斗争。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同中央文革一伙的矛盾与斗争，既是尖锐的，然而又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复杂性就在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严重失误与林彪、中央文革一伙肆虐横行的错综关系。

　　中央文革，这一极左的历史怪胎，大唱“革命”高调，擅玩阴谋诡计。他们迎合和利用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决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骗取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毛泽东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江青一伙表面上十二万分地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们不是要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要真乱，越乱越好，最终目的是在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但是，毕竟在“天下大乱”这一阶段，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拍上了毛泽东的思想节奏。

　　因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的某些“大乱”活动，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可和支持。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正是以此为“尚方宝剑”，有恃无恐。谁要反对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以至于“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成了当时的一条重要“刑律”。

　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过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评过江青、陈伯达打击老干部，但并不意味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泽东看来，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积极的，倒是在老干部的思想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

　　而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

　　因此，对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毛泽东有时支持，有时非但不支持，而且还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压制。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表示过，要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 在这样的情形下，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批评“文化大革命”，导致毛泽东的不满且不说，更不利的是会给随时都想置老干部于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并借机打倒老干部的口实和把柄。如果这样，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手中，他们更加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到那个时候，代表党内正义力量的老干部想与他们作斗争，也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也失去了合法的斗争权力。

　　像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是周恩来在动乱中与中央文革一伙周旋、斗争，维系党和国家工作基本运转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来就是担心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因一时不慎，被中央文革一伙抓住把柄借机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只能孤军奋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正是基于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估量，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着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以超群的胆识和智谋，选择了一种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艰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韧性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斗争方式。同时，他也希望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够采取这种斗争方式，以保存足够的力量，与林彪、江青一伙抗衡，以便共同支撑这个危局。

　　周恩来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了他的这一良苦用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后不久，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伯达、江青同志并文革小组各同志：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

　　明（3）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敬礼！

　　周恩来 二月二日 周恩来的这封信，目的是想把国务院碰头会和文革碰头会分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他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与党和政府的业务工作分开,以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生产业务工作的干扰和冲击。

　　另一方面，鉴于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几位副总理的火气也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与中央文革一伙闹翻脸的态势，也有尽量减少他们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正面接触，以避免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没有同意。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事情也巧，好像周恩来有预感似的。几天之后，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

　　虽然周恩来不希望副总理和老帅们采取这种拍案而起、阳刚硬抗的斗争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也就不好当着中央文革一伙的面来责备这些老同志，只能暗中支持这些老同志。

　“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可钦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是为“大闹怀仁堂”的这些老同志捏着一把汗的。

　　周恩来的担心是，中央文革一伙肯定会到毛泽东那里去告黑状。

　　以往每次开完碰头会，周恩来都要向毛泽东汇报，或到毛泽东处当面口头汇报，或写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但这一次会后，周恩来既没有到毛泽东处当面汇报，也没有书面报告。对此，谷牧同志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讲，怎么这次不来。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他又不敢说支持啊，他想拖，看看能不能拖过去。”

　　然而，事情还是没能拖过去。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周恩来被迫检讨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当然，他们知道毛泽东最不爱听、最忌讳的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话能激怒毛泽东。哪些该详细说，哪些该简略，都有一番谋划。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详细地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笔之意，是晚年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当时毛泽东重用林彪，有意让林彪来当接班人。延安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问题。

　　毛泽东被激怒了。

　　张春桥继续说：“总理对《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

　　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经常委审查！”

　　……

　　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作者注）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会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

　　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了肝火。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事先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把话说绝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摆着，如果这时硬要起来论个我是你非，党就要分裂，军队就要分裂，国家和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中。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当时的历史空间留给周恩来的唯一选择。

　　这时，必须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以缓和毛泽东的气头，使毛泽东平静下来。

　　除了周恩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缓冲作用？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其中一个生动感性的实例。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大意是：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

　　李富春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几个副总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里讨论问题，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被诬为“俱乐部”的“联络员”。

　　这样一说，周恩来不就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吗？

　　这正是中央文革一伙的险恶用心，由此逼周恩来作检讨。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

　　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要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周恩来所选择的斗争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漩涡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痛苦之路。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别人甚至连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与前途，他不能不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原本可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政、军、文革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失去了发言权，连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原由周恩来主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还是由周恩来主持召集，但成员多是江青一伙。周恩来势单力薄。

　　江青一伙公开逼周恩来交权。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张春桥几次公然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紧急指示》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后，军队怎么办？周恩来和老帅们及军队中的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军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为此，周恩来全力支持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的刘志坚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周恩来支持刘志坚的建议，坚持在十五条以外加上一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规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

　　篡国必先篡军。

　　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的林彪，深知军中有许多人对他不服，他要把反对他的、他认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让军队全部听他的，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林彪说：“要学蒋介石，把一国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笔杆子还行，缺的就是“枪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着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要篡军必先乱军，在乱中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在乱中夺权。

　　因此，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

　　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即下命令给“全军文革”，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样的搞法。

　　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稿子的基本精神还是强调要坚持党委的领导。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

　　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来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路扬。

　　……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冲国防部大院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把国防部列为重点警卫部门，加强警卫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同时，周恩来还两次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八团”代表，对他们冲击国防部大院、揪斗路扬提出严厉批评，说：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来劝阻学生不要冲国防部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学生中间。

　　“军队的将军们不敢到你们中间来，不敢来这里，他们怕群众。我就不怕，到你们这里来了。”陈伯达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还振振有词。他还写了一张要求军队首长接见的条子交给学生，说：“出了问题，唯我陈伯达是问。”

　　陈伯达此举，实际上是给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开了一张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和各总部、军兵种首长的“许可证”。

　　有了中央文革这把“大红伞”做后盾，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11月8日凌晨，发生了更大规模地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600多名学生冲入国防部办公楼，要揪总参的两位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电讯工程学院讲了一次话，对学院党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当时，遵照周恩来加强国防部警卫力量的指示，警卫国防部的战士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地里里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墙，挡住不让学生往里冲，但战士们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这“四不”规定的约束下也已是无可奈何。这些学生打伤警卫战士、击碎门窗玻璃，找来一块块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

　　周恩来是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得知学生冲入国防部大楼的消息的。他当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开会，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也派人参加，研究如何处理。但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对周恩来的通知置若罔闻。

　　周恩来同叶剑英等开会议出了5条处理意见。大意是重申国防部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允许冲击的；所有冲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应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协商解决；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

　　陈伯达、张春桥等又耍了一个花招。就在周恩来正召集会议时，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就撤出了国防部大院。对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诉周恩来一声。

　　3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6次接见红卫兵。刘志坚不满地对张春桥说：“军队院校学生冲国防部，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派戚本禹去叫学生撤出了，对总理也不告诉一声。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件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晚饭都没有吃。”

　　张春桥回去就向江青告状。

　　揪出陈毅、叶剑英鉴于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京串联人数越积越多，而他们又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见不走的情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建议，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一下，讲讲话。这一来是为了让这些学生早点回到原单位去，二是强调一下军队不能乱，讲一讲政策。周恩来表示同意并答应出席接见。

　　11月13日，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陶铸和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10万余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率几位老帅和各总部的负责人绕场一周同广大师生见面后，提前退场去忙别的事去了。

　　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讲话，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

　　陈毅说：今天来体育场，是要泼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似乎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我奉劝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不容有丝毫的松懈。

　　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些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去斗，还不让人家休息。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及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再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的师生。周恩来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后提前退场。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又一次对搞乱军队的种种极左的做法进行尖锐的抨击。

　　陈毅说：我上次的讲话（指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剑英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

　　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

　　几位老帅的讲话掷地有声，痛快淋漓。一些老同志听了更是觉得解气，但却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强烈反对。

　　江青气急败坏地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要反击，反击！”她还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他们要向你们当面认错。”关锋也狂妄地指责陈毅、叶剑英等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贴出了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陈毅、叶剑英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怂恿下，40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发出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军队院校学生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陈毅、叶剑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两天内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批判大会。

　　周恩来先是耐心细致地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并说：这两天听了你们很好的意见，对我也是学习。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做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说，要善于做红卫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对立，一对立，什么都谈不拢。他还常说：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4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坚持原则，不能什么都让。

　　然后，周恩来转入正题，说：谁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看是陈毅、叶剑英，但从全党、全国的斗争来看，他们不是。必须全面看问题，我们承认他们两人的讲话中有错误，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性质不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把他们作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把矛头指向他们两位，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十六条》讲了嘛，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不一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周恩来又说：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会不宜开，因为对全军不利，矛头攻击错了，所以劝说你们不要开。你们要开，我们中央、军队负责同志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出去了，现在要通知停止召开来不及了。

　　周恩来说：来得及。去年八九月间，我说服了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完全来得及。

　　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答应会议延期召开。江青等人打倒陈毅、叶剑英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伙见打倒陈毅、叶剑英不成，又把矛头对准了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将军。就在周恩来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会上，当周恩来说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陈、叶二人是指错了时，康生气势汹汹的插话说：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指造反派），责任是刘志坚，刘志坚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康生这么一煽动，造反派当场高呼“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要求刘志坚停职反省。

　　周恩来说：一个人的反动路线错误，还是先批判，不要过早停职反省。

　　然而，尽管周恩来这样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刘志坚停职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还是把刘志坚打倒了。

　　《中央军委命令》周恩来与军队老帅一起制定的旨在稳定军队及批评搞乱军队的讲话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

　　4月初，毛家湾林彪大院。林彪与黄永胜在谈话。

　　林彪问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

　　说完，林彪口授了十条。张云生记录整理后，林彪吩咐送关锋。关锋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未动。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周恩来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

　　，而很少提“军委十条”。

　　毛泽东对军队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满，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在这一条中加写了这样的意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作检讨。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

　　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然而，尽管有“最高指示”，局势已是难以收拾了。

　　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新的较量。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企图打倒军内一批高级干部，煽动造反派向军队发起更加肆无忌惮的冲击。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并发展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

　　周恩来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有不满的情况下，承认解放军支左工作有错误，但他认为这仅仅是工作中的错误，不能上纲上线，也不能因此而对军队一大批干部怀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来在与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反复强调对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无限上纲上线，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信任，尊重。

　　周恩来说：解放军有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不要一有错误就无限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你们现在是一有问题就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一切归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

　　有些意见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得那么严重，那就不可终日了。

　　周恩来还告诫说：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

　　一个华南工大的学生提出：北京的同学来信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说：这是怀疑一切。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想一想，对所有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悬空了吗？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提出：广州军区一小撮利用一些组织与“省革联”

　　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实行军管……

　　周恩来对这个学生公然提“广州军区一小撮”和反对军管非常恼火，没等他说完就愤怒地打断了他：“什么？‘广州军区一小撮’是谁？拿出证据来！‘省革联’的错误和军管有什么关系呢？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制定的，是我亲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维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是说脱口了，军管是正确的。”

　　这名学生被迫承认了错误。

　　又有一名学生问：“有人说，军队有些人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谁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我看不能够那样说法。好像解放军要那样做，或者解放军的某几个人要那样做，我现在不这么看。有些地方还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

　　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北京一些学校的学生：“你们到广东说话、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你们今年来串联，不同于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冲一阵就行了。串联的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条件的。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联的形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他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

　　显然，周恩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减轻军队的压力。因为毛泽东说军队支左工作有错误，但支工、支农还是有成绩的。正面报道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报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事，有利于军队威信的树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冲入省军区，并抢夺军区枪支弹药。周恩来得知后，丢开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两派的代表开会，严厉批评了冲入军区、抢夺解放军武器的行为。他说：“你们筹委会冲入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是违反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应当立即打电话回去，要他们停止夺枪，退出军区，将已抢的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如果你们不停止夺枪，不退出军区，不退还已抢的武器，你们就要犯错误。”

　　两派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传达周恩来的命令。

　　周恩来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什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要夺权、夺枪，这是错误的。把军区拉下来，全省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不愿意看到你们走向反面。”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随便把一个军区司令和一个大军区政委抓来，你们想一想，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能乖乖地听你们的话吗？我认为，吴瑞山、刘培善同志这一点值得你们学习。一个是军区司令，一个是大军区政委，你们青年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下，江西两派达成了互不冲击，不夺权，不抓人、扣人等6条协议。周恩来要求双方签字履行。

　　就在周恩来为军队稳定到处“救火”的同时，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却合谋在军内到处“放火”，制造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军文革小组。

　　而后，又炮制五一三军内两派武斗流血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

　　随后又在武汉制造“七二○事件”，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军乱军的口号。

　　武汉“七二○事件”后，军队稳定面临更为严酷的岁月。

　　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武汉七二○事件是他们难得的一个机会。

　　诬陷、打倒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抢夺了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权（七二○事件后，林彪的亲信刘丰被委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借此机会打倒一批不满于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军内高级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在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丑剧中，刮起了乱军的“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时，就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放下武器是要吃亏的，武汉就有这个情况。

　　江青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造反派向军队夺枪、开枪。此后，全国乱发枪、乱抢枪成风，武斗急剧升级。

　　两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为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而举行的百万人大会上，一向深藏在毛家湾大院不轻易露面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彪先是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而后，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还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

　　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说：“正是时候。”

　　蒯大富和韩爱晶回去后立即召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联合会议，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并成立了“揪军内一小撮”“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华社的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向全国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

　　周恩来稳定军队的努力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形势。

　　周恩来太累了。但周恩来没有放弃，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韧性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一方面，他力争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极力保护着林彪、江青一伙想要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另一方面，他继续没日没夜地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那种冲击军队、乱抢枪、乱发枪的行为进行尖锐批评和制止。

　　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时任副总参谋长）诬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在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的会上，叶群授意吴法宪要把矛头指向徐向前。

　　叶群还公然对三军造反派的头头讲：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吗？

　　于是，造反派公开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冲入徐向前元帅的住处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造反派的行径，当即命令：（一）所有进入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由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周恩来苦苦用心，坚持让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军队高级将领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在当时，只要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名字见了报，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反对朱德、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出席招待会。

　　为此，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结果。

　　7月31日下午4时半，八一招待会举行在即。周恩来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几个老帅出席招待会的问题。

　　周恩来再次做工作，认为几个老帅如果不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在国内外都会引起很多议论和猜测，于我党我军不利。

　　但江青一伙就是吵吵闹闹不同意。

　　没办法，周恩来起身去打电话直接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八一招待会，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要出席。

　　周恩来如释重负。他返回会场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一伙全没话说了。

　　下午5时半，周恩来召集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等最后确定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旋即，周恩来亲自把电话挂到了西山的叶剑英处。叶剑英不在，秘书说到徐向前元帅处去了。

　　原来，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叶剑英，要他转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争论不休。准备请示毛主席作最后的决定。要徐帅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了徐向前元帅处，徐帅正在理发，电话是叶剑英接的。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又特意交代说：我已经布置了徐帅的行车路线和警卫问题，徐帅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关注徐向前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对造反派煽动说：徐向前是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正满街喊着“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到处寻找要揪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路程不近，周恩来担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为此，周恩来还亲自找到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说：徐向前同志必须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来还就徐向前参加招待会的沿线警卫和行车路线向傅崇碧作了布置。

　　徐向前刚乘车离开住处，周恩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电话是徐帅夫人黄杰接的。

　　“徐帅走了没有？”

　　“总理，徐帅已经走了……。”想到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地关心徐帅，黄杰激动得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周恩来安慰说。

　　估计徐向前差不多应该到了，周恩来又特意到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会结束后，细心的周恩来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说：你们安全地把徐帅送来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帅送回家去。不要因为来的路上没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调派了3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子，甩掉了跟踪的造反派，把徐帅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办。

　　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受冲击的老帅，也是为了稳定军队。

　　应当说，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枪林弹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国元帅，也是顾全大局的。否则，他们又何至于被中央文革那班手举语录、嘴喊口号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气吞声、东躲西藏？

张春桥向造反派密授机宜

　　1967年1月前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一股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恶浪汹涌而来。

　　元旦刚过，一份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快报》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5000多人兵分5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看罢《快报》，愤怒、不安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他知道，这次行动，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纵容和支持下搞起来的，这等于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了全社会。而这正是周恩来自刘少奇、邓小平“落马”以来一直所反对的。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因为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现分歧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极力煽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艰难的处境中，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966年10月12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来“请帖”，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目的是想从王光美身上打开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周恩来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蛊惑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在天安门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同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劝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后，周恩来为此还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要去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他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去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回答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就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来得知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准备于21日或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至100万人参加、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会，又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举行这样的会。后来这个会没有召开。

　　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劝阻不要把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公众场合，反对公开召开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群众性大会，实际上是他不同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捅到社会上去。在他看来，即使刘、邓有“错误”，也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属于党内问题。10月，当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和《红旗》杂志13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就在周恩来极力劝阻造反派和红卫兵不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社会的时候，中央文革一伙又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12月18日，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张春桥神秘地把蒯大富找来密授“旨意”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张春桥所讲的“中央那一两个”就是指刘少奇和邓小平。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旨而去。

　　于是就有了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发动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

　　这次行动，蒯大富本来还准备到中南海西门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并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周恩来得知后，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来要人，必须请示我决定。又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们揪王光美即与刘联系起来了。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公然把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12月25日发起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表示满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对他的同伙说：“江青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说明我们打刘少奇、邓小平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12月31日，针对造反派对刘少奇等的一系列极端行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代表谈话。

　　周恩来：找你们来，是想谈几件事情。你们要王光美回清华检查，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背靠背让她回答问题。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来：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嘛！你们把要问的问题提纲交给我好不好？

　　造反派：我们叫她揭发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回答的问题嘛。

　　周恩来：再有一个，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就只好回答说是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你们这样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矛盾的性质就变了。

　　造反派（咄咄逼人地）：难道刘少奇不是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恩来：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

　　你们提口号要恰当，在学校提还要考虑，到外面提更要慎重。我今天提醒你们，有的人可以用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也有的人可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慎重，警惕有钻空子的敌人。

　　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坚决顶住了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批判的要求。

　　然而，造反派并不罢休，几天之后，却策划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

　　1967年1月6日晚，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打电话给王光美，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车祸中被压断了腿，正在北京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急需家长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否则，生命难保。

　　此前，周恩来曾嘱咐，要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轻易出中南海。但刘少奇闻讯女儿受伤后，顾不了那样多了，和王光美双双驱车赶到了医院，中了造反派的奸计。

　　造反派当场扣留了王光美，刘少奇在警卫人员的保卫下脱身回到中南海。

　　周恩来得知后，知道事情坏了，连忙派人去追赶，并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要他们放人。

　　次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行径，说：这个动作确实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后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他们就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到清华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样，如背靠背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但清华8个同学说这还不过瘾。当时我派车去追赶，已经赶不上了。到医院门口，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的同学把他们带上汽车到清华去了。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啊！现在不是揪斗了，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不能提倡。

　　造反派搞联合行动1月6日、7日、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连续把中南海的几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狂呼乱喊，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的造反派还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7日凌晨4点钟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要采取行动。

　　7日凌晨3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那时，造反派常常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而周恩来常常为此接见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但接见一下有助于缓解局势，消解造反派的极端情绪，化解燃眉之急。

　　接见一开始，造反派代表就气势汹汹地说：刘少奇（去年）8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团和“井冈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学院检查。

　　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4点让答复，否则，要揪。所以，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你们可以送大字报。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码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书面检查。

　　周恩来：你们要他写书面检查，我得报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后，造反派又提出：我们今天下午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已经说了，不要揪了嘛！总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现在反正4点已经过了，4点前你们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汇报。

　　刚劝阻完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农林口的造反派从中南海的西门、西北门、西南门、北门同时发起冲击，要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国务院其他负责人。到8日凌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围墙冲进来了。凌晨1时，周恩来中断其他工作，把冲击中南海各门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周恩来严肃批评造反派的行为，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批判，但你们到中南海揪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不行，毛主席、党中央不同意你们这样做。不光是揪他们不行，就是揪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不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告诉你们，不能这样做。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你们每天到中南海请愿，一来就用大喇叭对着中南海，使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不能很好工作，我呼吁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有规定，不论北门、西门、西北门、西南门，我们都要坚决保卫。

　　我要求大家无论如何要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并把这个事转告北京的红卫兵，自觉遵守这个纪律。

　　下午4时，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当周恩来讲话时，场内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迅速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反对。而后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在我面前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处于为难的境地。近来，有人几次冲进党中央的指挥中心中南海。他们要去干什么？

　　要去把刘、邓两位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服同学们和战友们不要这样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用揪斗的办法，不需要面对面，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斗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送大字报就是书面的嘛。

　　周恩来还说：今天天快亮时，我们还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中南海的4个门──新华门、西南门、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包围干什么呢？要冲进去揪人。结果在西南门有100多人爬着铁门冲进去了。同学们，工友们，你们不是大家都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吗？这么个情况，我怎么样？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这样的事我处理了5件：两次冲北门，3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5次，劝说了很久，结果我把他们引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向其他同学、工友宣传这个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强行揪斗、围攻刘、邓、陶。

　　1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要经得起考验。

　　次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时，告诫说：你们的会可以开，但报纸上还没有公开提刘、邓，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开会不能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

　　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

　　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所面临的处境要比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更为严峻、敏感、艰难。贺龙主要还是林彪、江青一伙要打倒他，毛泽东表示默许。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对意见，这就意味着他要直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林彪、江青一伙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陈毅带头作检查

　　1967年的1月，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全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

　　萧森的北京，更是呵气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点点灯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苍凉。

　　周恩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碗鸡蛋炒米饭。一旁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这是周恩来的晚饭，时间是晚上9点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这样简单的便饭，对周恩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周恩来抓住吃饭时间的空隙，找陈毅谈话，谈话主题是要陈毅在国务院带头向造反派作个检讨，以早日摆脱被动的局面，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对于出生入死的广大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炼狱。在这座炼狱中，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

　　周恩来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为什么说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考验是什么？是在枪口和屠刀下的视死如归吗？是面对邪恶势力刚直不阿的敢于斗争吗？是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不为所累、保持晚节吗？都不是。这些考验对于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来说，都没有问题。

　　这种考验的前所未有就在于：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

　　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领袖毛泽东，认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混进”了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决策失误，打着“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旗号，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杀所有与他们不相为谋的老干部，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

　　而恰恰是广大的老干部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点难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击迫害老干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斗争的环境是，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脚下踩着的是布满了若即若离的“连环雷”雷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不单纯是针对他们，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和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极左做法，往往被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轻则被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不堪陈伯达、江青等的迫害，自杀身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对林彪、江青一伙有利。

　　林彪、江青一伙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干部拍案而起，他们借机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干部，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恣意横行。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一座特殊的炼狱中，胜利者只能是属于这样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够适应这种斗争环境和斗争对象的性格涵养和斗争胆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顶、硬拼，对党和国家不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该让步的还是要让步，该转弯的还是要转弯，不能计较一时一地的个人荣辱与委屈，不能争一时之胜败。

　　周恩来之所以先找陈毅谈，要他带头作检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处境危险。

　　当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显露出其危害性和灾难性后，周恩来和陈毅在不理解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斗争方法。周恩来是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因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多的是韧性的阴柔、迂回。而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直言不讳，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林彪、江青一伙试图乱党乱军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了陈老总的隆隆“炮声”：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嘻笑怒骂，台下有人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有人匆忙记录要当作陈毅的“罪证”材料。陈毅全然不顾，继续加大“火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

　陈毅的这一排排“重炮”，把中央文革一伙给打懵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人歇斯底里：“反击！反击！”

　　于是，陈毅的讲话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老帅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很快，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席卷而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指点下，造反派叫喊着“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等，向陈毅发起了冲击。

　　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讲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对红卫兵进行了耐心的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但红卫兵不听劝告，一味纠缠。周恩来生气了，他严正地告诫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竟冲进了外交部，要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红卫兵还不服，咄咄逼人地与周恩来辩论起来：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不想在陈毅问题上同他们纠缠，说：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指造反派送来的关于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没等周恩来说完，红卫兵就打断说：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总不能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

　　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对不住了！

　　说完，周恩来愤然退场。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3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虽然周恩来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但从1967年元旦过后的形势看，局势将会更加严酷。陈毅不作一个检查表态，这个关不好过。再说，老是被造反派这样纠缠着，工作也不好开展。与其这样硬挡，还不如因势利导。

　周恩来多次说过，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只能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当然，周恩来找陈毅，直截了当地动员他带头作个应景式的检查，以便过关，这也还有周恩来与陈毅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内。

　　周恩来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斗争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说一些违心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没有错，还要作检讨，这就意味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要劝别人作检查，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很可能被误解为软骨头、两面派。但周恩来相信陈毅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陈毅开始一听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检查，内心也想不通。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撤职罢官……”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总是直来直去，有一不说二。

　　“现在不是有没有错误的问题，而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大多被缠住不能过关，难以出来开展工作，工交生产都快要瘫痪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周恩来用手把掉在桌子上的几颗饭粒捡起放到嘴里，嚼了嚼，继续说：“昨天，我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时也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如果省市委再这样被动下去，对工作、对个人都不利。”周恩来说这段话的意思也是要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对运动不要硬抗、硬顶，要因势利导。

　　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心力交瘁的样子，陈毅不忍心眼看周恩来一人在苦撑危局，深感自己应该尽早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

　　再说，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把保护伞，保护他过关。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方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这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在那个时候，过了关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造反派的纠缠，就可以不被打倒，就可以出来工作。虽然这种“过关”需要个人受点委屈，但从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个人受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对老干部们说：当年打仗的时候都过来了，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坐牢、下地狱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换句话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可以牺牲生命。现在为了工作，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

　　因此，陈毅最后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

　　周恩来还叮嘱陈毅：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给我看一看。

　　违心的检查真难写，对于陈老总来说，为此死掉的脑细胞绝不亚于过去指挥淮海战役。检查稿总共3000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会上，陈毅照着经周恩来再三推敲定稿的检查稿，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迅猛，没有思想准备，担心群众运动过猛会打乱正常工作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所以，对派工作组和规定一些条条框框的做法觉得合乎自己的口味，于是，运动一开始就向外事系统各单位派出了15个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部分群众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我又过多地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组的错误；强调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避免冲突，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搞调和。在各单位的几次讲话，主观愿望是出于好意，想把运动搞好，但这些讲话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起了阻碍作用”。今后，要广泛征求意见，诚恳接受监督，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

　陈毅作完检查后，周恩来又特意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肯定了陈毅的检查。

　　周恩来说：陈毅同志的检查我认为是好的。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40多年，战斗了40多年，为党做过许多工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现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

　　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尤其是我们外事系统方面要帮助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工作。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我相信群众的帮助、大家的帮助比我一个人提醒甚至警告要好得多。现在，陈毅同志已经作了检讨，今后外事口的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减少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可以把力量转移到别的口子上去，你们大家看好不好呀！

　　群众鼓掌表示欢迎。

　　但江青却拉长着脸，很不高兴。

　　周恩来注意到了。他强调说：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周恩来之所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这番话，是因为他们曾歪曲、攻击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否定17年的外交成绩，以此来把矛头引向陈毅，最终指向周恩来。

　　尽管江青不高兴，但她和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周恩来讲完后还是请他们两个给大家讲几句，实际上是要他们中央文革表个态。

　　陈伯达草草地应付了几句，他那本来就难听懂的福建腔此时更加含混难听，大家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了声音，但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江青是避而不讲，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尽管有江青、陈伯达的刁难，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陈毅毕竟还是顺利地通过万人大会检查，过了关，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

　　陈老总“压不住火” 陈老总“过关”后，按国务院分工，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运动外，还分管西北几省区的运动。

　　然而，陈老总毕竟是陈老总。

　　尽管深知陈毅秉性的周恩来劝他少说点话，言多必失，陈老总也认真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面对种种错误行径，陈老总有时还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加之在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评，陈老总更是想对准倒行逆施的阴谋家们痛快地放上几“炮”。

　　2月9日，陈毅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给他们讲政策，劝阻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谈着谈着，陈老总就压不住火了：“去年7、8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被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我在这里大胆地对你们说，这样的斗争方法要犯方向、路线错误的。”

　　“在中央会议上我也讲过这样的话。斗争搞左了，伤了很多人，你们怎么能掌好权？对同志，不能动不动就说他是反革命，有证据是反革命，可以报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嘛！”

　　……

　　两天之后，陈毅去首都机场欢迎由外交、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也去了。

　　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时，造反派头头向陈毅提出，在新闻报道中，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也要见报。

　　陈毅一听，联想到最近的新闻报道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名字竟然排在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的前面这样一种野心毕露的做法，火就往脑门上撞，当即毫不客气地表示：“我坚决不同意。”

　　“现在是向你请示。”造反派头头说。

　　“请示？请示不敢当，不斗我就感谢你们了。”陈毅没好气地说，“革命革了40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去参加大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老总一发不可收：“现在把外交部搞成什么样子了，动不动就斗，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无组织，无纪律，把外交机密都捅出去了。我就不相信龚澎（龚澎时任外交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会是三反分子，你们还要开除她的党籍。非党员居然要开除党员的党籍，我还没有听说过。”

　　“章文晋大使一下飞机就抓去批斗，戴高帽子。先让他睡个觉嘛！”

　　“对外经委斗方毅（方毅时任对外经委主任）斗了7天，还不放出来，工作不能做。”

　　……

　　最后，陈老总对坐在一旁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楚图南说：“楚老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交班不能交给赫鲁晓夫式的人啊！”

　　陈毅的最后一句话是话里有话。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碰头会，陈老总与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张春桥的面，再次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的阴谋。

　　而且，陈毅脱口而出，无意中把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与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连在了一块：“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也许是觉得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还没有“放”个痛快，会议结束后，陈老总又来到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20几名代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

　　陈老总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向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

　　，“放”了个痛快淋漓：“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现在一斗争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大字报上街，现在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贴了一百多张，所谓罪状，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泄密，这是给我们伟大的党脸上抹黑！”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大军阀朱德，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也容不下，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能服人吗？

　　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上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煽动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今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依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还会做担担面嘛！”

　　……

　　陈老总的这一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毅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联系到延安整风，本意是想提醒要以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的那套极左做法为鉴。但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添油加醋的汇报后，误认为陈毅有否定延安整风之意，因此对陈毅的发言大为震怒。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先后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同志进行批斗和围攻。陈老总的言行以及谭震林等其他老同志的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

　　3月18日政治生活批评会结束后，陈老总回到中南海庆云堂的家，感叹地说：“三·一八真是个黑暗的日子。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

　　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细心的周恩来曾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保密，并要求与会者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周恩来知道，陈毅等老同志受批评的内容一旦传到社会上，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处境更为不利。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却通过他们的爪牙，将政治生活批评会内容捅给造反派，借机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中再次煽起揪斗陈毅的狂潮。

　　应当说，陈毅射向林彪、江青一伙的这一排排“重炮”，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革命品质，可钦可佩。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使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周恩来对一大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在许多地方遏止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为此，他们对周恩来极为不满。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曾肆无忌惮地指责周恩来：“保这个，保那个，这个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不相信群众。”

　　二月抗争失利后，街上已经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己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陈毅的有些话产生了误会，有明显怒意，这就更加给了要打倒陈毅的阴谋家们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但是，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如果没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那也是很困难，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

　　要保护陈毅，首先要争得毛泽东的认可，以此来压中央文革一伙。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五一节晚上，陈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

　　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说：“我是保你的。”

　　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对中央文革和群众组织说这句话，但是，对周恩来来说，有毛泽东这句话就够了。它至少表明毛泽东对陈毅一时的说话“走火”表示了谅解。

　　但中央文革一伙岂肯罢休！他们继续煽动造反派揪斗陈毅，并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陈毅。造反派们的口号也由原来的“批判”“火烧”上升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还不过瘾，还要倒着写。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批陈联络站”，宣称要彻底批判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顶住了揪斗陈毅的恶浪。

　　5月11日，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冲击外交部，并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

　　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为。而造反派仗着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周恩来进行轮番围攻、起哄。

　　以下是根据当时红卫兵整理的谈话记录节选的周恩来与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外交部联络站代表沾沾自喜地说：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气狠狠地说：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担任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月24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造反派试图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难以得逞。这时外国语学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妄图捏造既成事实逼周恩来就范。他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听后气愤至极，愤怒的目光盯住这个造反派，大声责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由于周恩来坚持要等条件成熟并商量好后再开批判会，实际上是采取拖的办法，并且态度非常坚决，这样，揪斗陈毅的狂潮暂时得到遏止。

贺龙的“问题”

　　1967年1月11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元帅夫妇安排的临时住处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新六所贺龙的住处已被造反派发现，贺龙的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前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来住。白天目标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静时行动。

　　用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来概括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从八一南昌起义的血与火中铸成的情谊，到建国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来往，周恩来与贺龙的个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国后，周恩来常常到贺龙家去走动，并常在一起聚餐休闲。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很特殊的。据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每次总理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恩来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总理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周恩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周恩来内心的痛苦谁人又知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的存在，对林彪来说是一块沉重的心病。一是贺龙知道林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底细，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以及对蒋介石的讨好，林彪害怕贺龙会随时揭他的老底。二是贺龙的能力和魄力。建国后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担心毛泽东会不断委以贺龙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林彪欲借机除掉贺龙而后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林彪还“提醒”吴法宪：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对林彪的谈话心领神会，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又打电话给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叶群还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负责人写信诬陷贺龙，其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的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又有人传得更没谱，说贺龙要用小手枪“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暗杀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这样的。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

　　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这时，正值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于是，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有家难回。

　　对贺龙，周恩来是最了解不过了，也深知林彪极力要打击、排除贺龙的原因。因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时30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1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6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神情忧郁的贺龙和薛明从车上下来，步入西花厅。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花厅住下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陈伯达、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贺龙没能参加会议。

　　会上，康生提出贺龙的问题，企图把贺龙的所谓“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强调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拜访，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的，不在集体会上讨论，也不公开点名。”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看了林彪交来的吴法宪等人诬陷贺龙的信后，没放在心上，曾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街上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很多了。”康生还不甘心。

　　“昨天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就去捉他这个人嘛！”江青也在旁边呼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群众点贺龙的名，我们不负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我们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场合点他的名。主席说了嘛，政治局不公开点名，当然也不让红卫兵揪了。”

　　康生、江青脸红耳热。主持会议的林彪脸色也很难看。

　　周恩来不管，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手就好办。

　　希望遥遥无期“一月夺权”的风暴，穿过中南海高厚的围墙，也在里面肆虐着。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闹起了两派。许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

　　中南海外头的造反派连续好几次对中南海的几个出入口发起冲击，要揪斗在里头的中央负责人和被周恩来保护在里头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

　　往往是周恩来到西门来劝阻群众不要冲击，那边江青等人却跑到北门去给造反派煽风点火。

　　8日凌晨，几百名农林口的造反派翻墙冲进了中南海。

　　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

　　当然，贺龙住在西花厅，是瞒不过林彪和江青的。长期这样住着，且不说林彪、江青因此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长远的斗争策略也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表明周恩来是公开和林彪、江青一伙唱对台戏。

　　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几次起来想申辩，没有插话的空隙。

　　周恩来对贺龙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主席不是说过要保你吗？我也要保你。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悉心关照他，贺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一会儿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1月20日凌晨，杨德中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有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部队守卫。

　　贺龙离开西花厅后，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并唆使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周恩来都严词回绝。2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中央”，实际上是指毛泽东。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要保。只要毛泽东明确保贺龙，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步步进逼，周恩来就有余地可以斡旋。

　　4月28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代表。谈话间，有学生问及诬陷贺龙的“二月兵变”问题，周恩来当着康生的面，严肃地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一旁的康生低着头，一声不吭。

　　地处山区的象鼻子沟冬天来得特别早。虽然还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却有点寒意了。国庆节过后，贺龙发高烧，吃饭总吐。周恩来得知后，提出送三0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

　　忍看亲朋成冤魂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

　　周恩来曾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这是基于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缓解。当时，中央曾有这样的考虑：二三月间见眉目，四五月间见分晓。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因为秋凉而缓解，相反，继续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谋下，贺龙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列为专案审查对象，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康生、叶群等人把持了贺龙专案组。从医院回到象鼻子沟后不久，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与周恩来的联系也断了，原来负责贺龙医疗的医生也失踪了，换上了他们授意的医生。失去保护的贺龙元帅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绞尽脑汁，保护遭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保下来了大多数，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周恩来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些干部努力保了，还是没能保下来。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悲哀。他极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战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这样一位与自己从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周恩来的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汹涌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秘密保护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

　　一些造反派为炫耀自己的“能干”，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揪到北京，游街示众。

　　周恩来曾派自己的联络员转告造反派头头，制止这种乱揪乱斗的行为。

　　毛泽东对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也有不满。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周恩来参加陪见。

　　谈到眼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2天之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吗？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心中有底了。他根据毛泽东要保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等人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受冲击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并把他们接至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先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写出报告，然后由他把报告送给毛泽东批准。真可谓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后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负责人接到北京。

　　2月8日，周恩来将这两份报告转送毛泽东批准，并附信建议：对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均拟先接来北京养病。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样，在周恩来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陆续被接至北京养病。名为养病，实为保护。

　　2月9日晚上，周恩来通过军委一号台要通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

　　“得志同志，你还好吗？谭启龙同志现在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中，谭启龙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红卫兵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谭启龙上北京。红卫兵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在周恩来、陶铸、谭震林等的直接干预下，公开批斗谭启龙的大会被取消了。谭启龙回到山东后，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

　　“总理，谭启龙同志前两天刚从青岛被押回到济南，听说现在被关在山东医学院。”杨得志回答说。

　　“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并由军队护送到机场。毛主席指示，让谭启龙到北京来休息一段时间。明天早上7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总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谭启龙同志。”

　　晚上10点，杨得志司令员派出的人直接把车开到了谭启龙被关押的地方——山东医学院教学楼。

　　开始，造反派拒不交人。军区来的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那时还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被接上汽车，来到军区五所，换了一部车后，未作停留，直奔机场。

　　谭启龙心里有点纳闷，不知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从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到机场后，负责护送的军人才告诉谭启龙：“谭政委，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手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机场。明天早上7点派飞机来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来的飞机准时降落在济南机场。谭启龙到北京后，被安排住进了由军队控制的京西宾馆。

　　就在谭启龙被接到北京的当天，浙江省军区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总理值班室，说造反派将于12日在省体育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批斗江华的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

　　江华当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疗。

　　1966年底被造反派从上海揪回杭州，关押起来。他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妻子吴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来京的造反派时，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揪斗、关押江华的行为，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再三说过，对江华要保。

　　总理值班室秘书周家鼎将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写在了《要事汇报》条上。

　　周恩来凌晨才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后，拿起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要通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针对浙江的混乱形势，委派杜平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杜平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指示让江华同志来北京治病。中央决定，11日晚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华同志来北京。你们要负责保证把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机场。为保证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护送。”电话声音质量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话。

　　周恩来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12日召开批斗江华的10万人大会吗？

　　11日晚上就把江华接到北京，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总理，我马上召集会议，保证完成任务。”杜平就像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

　　11日上午，杜平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那时，地方领导机构大多已瘫痪，说话不灵了，只有军队说话还管点用。

　　造反派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11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来再次嘱秘书打电话给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到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竟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19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早在机场等候。

　　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联络员穿着军装。两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联络员带着杨尚奎、刘俊秀上了车。

　　这些老同志当时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伙故意将这些老同志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这样，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一次，来自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抓走。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示增派一个加强连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限令他们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7月底，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围墙，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等3人揪走。周恩来亲自找北航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要他下令放人。随后又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往“北航红旗”要回了张体学、张平化和叶飞。

　　当时，正是在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极左思潮猖獗一时。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和它那高厚的院墙也没能挡住造反派的冲击。

　　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宋任穷也是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住在京西宾馆6楼东头的一个套间。

　　此前，鉴于东北三省的混乱局势，周恩来几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穷，让他回东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挠，说宋任穷还没有接受群众的批判，承认错误，还没有“过关”。

　　警卫部队负责人见造反派人多气盛，一面派人报告总理值班室，一面令战士在门口的警戒线前手挽手筑起了人墙，并劝说造反派不要冲。

　　但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有恃而来。他们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6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在和警卫部队纠缠。

　　显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穷的住处告诉了造反派，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得如此准确？！

　　造反派冲进宋任穷的房间揪着宋任穷连拉带推，就往阳台上拖，个别造反派还在混乱中对宋任穷施以拳脚。他们知道要想从大门口揪走宋任穷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强行揪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亲自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

　　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

　　要动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队的对手！何况还是训练有素的警卫部队。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挥部队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次日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说：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我劝你们不要学这种特务作风。你们对宋任穷同志有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但不能用这种办法，把人拖走，这成什么政治？你们看看武斗打成什么样子，损失有多大！完全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就是派别的利益！你们这样怎能做接班人？你们想一想，难过不难过？你们自己这样下去会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要走到反面。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中直招待所、京西宾馆多次遭造反派的冲击，住在这些地方的老同志都暴露了，安全很难保证。

　　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厅。

　　“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来满脸倦容，望着这位跟着自己东奔西突的卫戍司令。

　　为了保护老干部，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傅崇碧稍稍想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

　　“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你看行吗？”傅崇碧指着地图上的一片营房，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周恩来果断地说。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尽快把他们转移。”

　　几天后一个夜深人静的凌晨，傅崇碧亲自指挥，选了几十个精干强壮的警卫战士，用汽车把这些老同志拉上，在北京市区兜了几个大圈，确认没有造反派的跟踪后，隐秘地来到了东高地。

　　周恩来又指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具体负责与这些老同志联系。

　造反派见这些老同志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江青一伙料定这些老同志是周恩来让人藏起来了，但又不好直接责问周恩来，便几次当着周恩来的面逼问傅崇碧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指桑骂槐。

　　傅崇碧装作不知道，不搭理他们。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那座灰色的小楼，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

　　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在，周恩来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进门还没坐下，陈伯达就气冲冲地发出责问。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装糊涂的战术。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这才明白今天找他来又是来审问他把这些老同志藏到了什么地方。他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

　　“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顶了一句。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责问。

　　“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不讲，我们也知道是你把他们弄走了，我们早就掌握了情况。你现在要交代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谁？”康生善于搞唬人的这一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两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江青几乎是指着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

　　造反派发通缉令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就揪。

　　造反派当时私下管这叫“逮大鱼”。谁逮的“鱼”大，谁就更有炫耀的资本。

　　1967年1月30日中午，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顺着舷梯从飞机上走下。

　　谷牧是一个月前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刚回到北京。

　　谷牧一下飞机，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国家建委的造反派。两个彪形大汉左右一夹，不由分说，就把谷牧推上了他们的汽车，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来派出联系各部委的联络员知道了。联络员立即将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造反派开完谷牧的批斗会后，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为了防止谷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来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里头给他找了一间房间，住在中南海里头。

　　虽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但毕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相对来说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门进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楼，俗称“工字楼”。

　　当年，国务院的这幢“工字楼”宿舍，成了国务院许多部长们的“临时避难所”

　　。

　　当时，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白天要挨斗，晚上还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撑。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关押、揪斗致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难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药自尽。

　　周恩来内心既悲愤又不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写检讨等名义，让这些国务院受冲击的部长们轮流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作短暂的休息，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周恩来告诉联络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性格刚烈的几位部长，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我批准。

　　据不完全统计，除谷牧外，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副部长王磊，八机部部长陈正人，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刘建章，四机部部长王诤，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钱正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黄树则、崔义田、张凯、贺彪，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周子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等近一百位部级干部都先后在中南海避过难。

　　造反派揪不到这些部长们，竟然对有些部长发出了通缉令，说谁把这些“走资派”藏起来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

　　这就等于在通缉周恩来了。

　　在许多场合，周恩来接见造反派代表时，都严厉批评造反派打倒、揪斗各部委负责人的行为：“把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就能接班吗？吴波是我下命令让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下通缉令通缉他，就是通缉我。”

　　“商业部我们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揪斗不符合主席整风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况后，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们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商业部党组要恢复，你们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王磊交出来。”

　　“四机部部长王诤是我前些日子叫他住到中南海的，现在我让他出来，你们不能再揪人了。对带‘长’字号的，要一分为二，不要搞人人过关。搞人人过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卫生部的几个部长是我叫人从医科大学要回来到国务院休息的。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张凯、贺彪等暂时在国务院写材料。卫生系统今后要约法三章，不要再随便抓人了。”

　　……

　　那时，周恩来把国务院的这么多部级领导干部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中央文革一伙以此攻周恩来，逼他交人。钱正英回忆说：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富春同志找我们谈，说是总理受压力太大，你们如果经过这一段休息以后，身体还可以坚持的，是不是出去，还是接受群众的教育，我就首先报名，我身体可以了，我出去了，不要叫总理再什么了。

　　对于休息一段时间后出去的部长，周恩来和造反派约法三章：（1）要部长们接受批判，事先要给我们打个招呼，不能随便揪人，彼此要有个基本信任，我们也好排个队；（2）批斗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批斗完后立即放人，不许扣留关押；（3）不许搞变相武斗、体罚，不能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对于有些部长，当他们出去挨斗时，周恩来还要派自己的联络员跟着。

　　彭真挨斗1967年2月19日，秘书给周恩来送上一封信。

　　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出：要求在2月26日、27日两天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会上要进行“上揪下扫”。“上揪”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邓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扫”就是“痛打及横扫其党羽喽啰”。准备把“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揪出来示众”。

　　信中还列出了两天准备揪出示众的近30人的名单：第一天揪出示众的有：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佩云、张洁清，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严慰冰。

　　第二天揪出示众的：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苏振华、徐子荣、郝治平，杨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钊。

　　周恩来在这些人名的下面粗粗地划了横线，双眉紧蹙。

　　彭真是前不久周恩来刚刚从红卫兵手中要回来交给北京卫戍区保护起来的。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周恩来回天无力。但是，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只要力所能及，能减少一点其痛苦就绝不袖手旁观。

　　当造反派揪斗领导干部之风刮起后，周恩来嘱咐傅崇碧说：你们要注意保护彭真，不要让人给揪走了。傅崇碧就给彭真的住处增派了一个加强班的警卫力量。

　　1966年11月28日，陈伯达主持“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会上，江青讲话大骂“旧北京市委”，公开点了彭真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陆定一等十几位负责人的名字，骂这些人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2月2日，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讲话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央文革小组已通过，林彪也已审阅。周恩来在审阅新闻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陆定一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划了双线，不同意在新闻报道中公开点名批评。

　　因为如果在新闻报道中公开点明彭真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等于给造反派揪斗彭真等人开了通行证。

　　随后，周恩来将新闻稿送毛泽东批示，并附了一封短信：主席：这一报道，已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现送主席审批。

　　在第7、9、13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十二月二日12月3日，毛泽东审阅时，把周恩来划出的这3处点名批判的名字全都删掉了。

　　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

　　周恩来接毛泽东的批示后，即批：伯达、康生、江青三同志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请即照主席的修改发表。

　　既然是毛泽东修改的，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只好哑巴吃黄连，干瞪眼。

　　但他们不甘心，对周恩来也怀恨在心。

　　第二天晚上，江青、戚本禹策动一些人把彭真从家里揪走了，还把北京市和中宣部的几位负责人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等也揪走了。

　　彭真的住处有一个加强班警卫，但警卫战士又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些来揪彭真的人仗着人多势众，一来就把警卫战士给围起来，把电话线也铰了，一些人越过围墙，把彭真给抢走了。

　　傅崇碧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又急又气，指示卫戍区和公安部：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要立即追查，把人给带回来。

　　周恩来还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深入到各高校去打探情况。经过两天的调查，弄清了是文艺院校的一些学生所为。他们准备把彭真弄去游街示众。

　　周恩来马上责令戚本禹召集这些学生前来开会，要他们把彭真交出来。

　　会上，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他们的极端做法，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能同意，你们考虑过后果吗？你们考虑过影响吗？考虑过安全吗？你们要立即放人，并保证安全。

　　彭真被要回来后，为保证安全，周恩来把他交给傅崇碧，要北京卫戍区监护，规定：彭真参加批判大会，须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批准。那时，监护实际上就是保护。

　　正因为如此，造反派这才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批准召开批斗彭真等人的大会。

　　周恩来知道，他们肯定也已写信给中央文革。因此，在看完“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的来信后，周恩来提笔在信上批示陈伯达、康生、江青：请研究他们所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并请派人一询。这个筹备处要揪出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这表明，周恩来是不同意彭真去参加批斗大会的。

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被打倒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辆苏制吉姆轿车疾驶在长安街上。

　　司机老杨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好让坐在后座上批阅文件的周恩来舒服一点。

　　周恩来刚刚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完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群众组织代表，又急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要召集一个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列席的政治局会议。

　　在大会堂，周恩来草草地吃了点炒饭，便和陶铸一起商谈政治局会议需要议定的有关事项。

　　此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正在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造反派。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中南局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康生说，你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

　　周恩来和陶铸商谈完工作后，正是下午1时30分。

　　周恩来又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个电话，告诉陈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政治局会议开始的时间快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没到。周恩来就亲自来到陈伯达他们接见造反派的会议室，一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听一听，二来催促陈伯达他们及时结束来开会。

　　周恩来进去时，接见已是尾声。陈伯达他们诬陷陶铸的话已经讲过了，周恩来没有听到。

　　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军队院校的群众代表，劝说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晚上8时，周恩来中断与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谈话，到毛泽东处开会。

　　会后，毛泽东突然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么子回事？”

　　周恩来知道，江青说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10点多钟，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策划和怂恿下，突然闯到中南海西门，扬言要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就全体绝食。

　　在当时“要保护革命小将”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动不动就以绝食来要挟中央领导人。

　　陶铸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接见。地点在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欢迎的掌声，没有被接见的敬意与笑容，只有一种批斗“走资派”时才有的疯狂与粗野。人群骚动着、激颤着，像被困的饿狼望见了群羊。

　　接见开始时，陶铸提出：“你们要求我在许多问题上表态，我是即席讲话，有些问题考虑不很周全，传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协商搞一个谈话纪要；二是让被揪来京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一条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铸对着干。

　　在乱哄哄的喧嚣声中，一造反派头头跳上前来，指着陶铸叫嚷：“陶铸，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

　　陶铸强压着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的会是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来接见我们？我们勒令你立即回答问题！勒令！”

　　……

　　不论陶铸怎么说，造反派就是不答应。陶铸还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劳，因为造反派今天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来听陶铸回答问题的，而是来想方设法激怒陶铸，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伙事先设好的圈套。

　　冲突越来越尖锐，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愤怒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造反派一触即跳，他们有的胡呼乱喊，有的强行冲上前抢夺录音带，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铸。会场秩序乱成一片。

　　现场警卫人员见状，担心出现意外，忙上前维护秩序。按照警卫制度，他们身上是带着武器的。

　　拥挤之中，造反派触摸到了警卫人员挂在身上的枪。于是，造反派借机扩大事态，当即一片尖声鼓噪：

　　“枪！他们身上带着枪！”

　　“陶铸动用武力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

　　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周恩来正在另一地方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很不放心，即以电话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赶到会场去。

　　周恩来还派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赶往会场帮助做工作，说：“要保护好陶铸同志，千万不能让红卫兵揪走。”

　　后来，陶铸被迫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这场长达6个多小时的“接见”才得以结束，陶铸才得以脱身。

　　周恩来见毛泽东询问这件事，心中顿时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陶铸的阴状。在向毛泽东汇报完事情的经过后，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边走边琢磨毛泽东就陶铸之事的询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陶铸是在“文革”初期从广东省调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让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陶铸有过长期的接触，深知陶铸的才干、品德和作风。他性格耿直，旗帜鲜明，办事干脆，敢于“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疾呼：“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周恩来对陶铸放的这一“炮”颇为赞赏。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还有，陶铸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敢于向中央文革一伙“开炮”。

　　为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对陶铸大为不满，多次刁难陶铸。

　　他们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铸的舆论，继而又在会上明目张胆地围攻陶铸。

　　于是，一些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包围中南海，贴出了“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等攻击陶铸的标语口号。

　　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来把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说：“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来大声嚷嚷：“陶铸说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出来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马都来了。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给王任重提意见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调来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视为异己而遭打击。陶铸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不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给王任重提了点意见。但很快矛头陡转，把火烧向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阵横扫，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主将出马，“重炮”轰击。这回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并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这样一种阵势，都明白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色严峻，只是听着。待中央文革一伙“炮轰”完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来是暗示他们说两句话，为陶铸解脱。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下。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不饶，揪住陶铸不放：“陶铸，你说清楚，谁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一伙闹成了吵架会。周恩来双眉紧蹙，只好宣布散会。

　　毛泽东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后，亲自出面保了陶铸，批评了江青。

　　那是在两天之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陶铸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说：“陶铸到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在场的周恩来听了，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的事为什么又使毛泽东关注起来呢？周恩来不得不颇费思量。

　　应当说，弥漫在周恩来心头的不祥预感是敏锐的。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就成了触目惊心的事实。

　　周恩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刚才中断的对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接见。

　　此时，在中南海西门，乱哄哄地炸开了锅。人头攒动，数千人的声浪和汗臭气一起翻卷。

　　传单飞舞。造反派向过往行人散发一张张印着通栏大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传单上面写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诬陷陶铸的讲话。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并宣读传单上的讲话。

　　陶铸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从外头回到中南海时，已是深夜12点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懵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

　　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来了这么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

　　周恩来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对陶铸的境遇深为担忧，更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忧心忡忡。

　　凌晨5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出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送走陶铸，周恩来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造反派。这时，已是凌晨5点半。

　　周恩来对造反派说：“天快亮了，同学们大家都没有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个地方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

　　“那陶铸的问题怎么办？”一个造反派头头说。

　　“陶铸的问题我还要向毛主席请示，还要经过中央讨论。陶铸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现在这样做不合适。”周恩来严正地说。

　　在陶铸被打倒的最初日子里，周恩来连续3次接见要揪斗陶铸的代表，劝阻他们的揪陶行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曾与自己搏击狂风恶浪的战友。

　　周恩来反复对造反派强调：“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在1月23日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陶铸最终还是落入了江青一伙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中得知陶铸病重，立即追问并责成有关部门写出报告。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送来的《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0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陶铸的病被确诊为胰腺癌后，周恩来又指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手术主刀，三0一医院的陆准善主任为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也参加医疗小组。组成这样阵容的医疗小组，在当时国内确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周恩来对陶铸的苦心关怀。──这是后话，暂不多叙。

　　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了。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

　　这四位副总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们激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

　　几位副总理的眼光是敏锐的。

夺总理的权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4月到5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

　　“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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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

　　“17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

　　“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

　　江青是里应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嘛！”

　　江青一触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

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惶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样的冷静头脑！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尽快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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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周恩来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两天连续刊登这一启事，而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这是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

　　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陈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举措。1972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时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为了进一步公开揭穿敌人的造谣，澄清问题，我党继续在党内党外采取了各种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临时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用重金托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江青居心叵测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外交生涯的“冰点”时刻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睦邻。中缅两国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两国边民自古以来就结成了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缅两国领导人也因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60 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庆祝缅甸独立节。缅甸总统吴努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康生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

　　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可笑的事情，周恩来自己就亲自遇到过。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严肃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的毛主席语录，使得周恩来和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都很尴尬。事后，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周恩来还多次批评驻外人员和留学生对外宣传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他说：中国专家挂毛主席像章是我们的权力。外国朋友要，我们不好不给。但是，驻在国政府不让他们本国人员挂毛主席像章，我们就不能因此说他们反华。否则，反华的国家就多了。有些国家和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也敢讲毛泽东思想，但也还反对本国人挂毛主席像章。我们热爱自己的领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领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周恩来还说：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才行，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硬插，针就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对外宣传要看对象，不能强加于人，但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猖獗中，周恩来的话被置若罔闻。

　　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

　　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不久前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

　　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接见从9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1时。

　　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王力的讲话，矛头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来的。但周恩来没想到王力竟说得这么露骨。

　　自从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以来，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业务大权不能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权，如财政权、国防权、军事权、新闻权等都不能夺。

　　2月份，周恩来还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夺财政部财政大权的财政部某副部长。

　　对陈毅，周恩来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陈毅。

　　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许是想要当面问个究竟，周恩来看到王力的讲话后，曾提议与康生、王力一谈。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来与周恩来谈的。他们无法直面周恩来的质问。对此，康生已经领教过一次。

　　在6月份，康生就向周恩来砍了“一刀”。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讲话中，给建国后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说：“我最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的革命。”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曾当面责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

　　康生做贼心虚，推说他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来谈，他跑到了陈伯达、江青处汇报。

　　陈伯达、江青表示：讲得好，有点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说：王力的讲话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纯粹是在假传“圣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说：“王力的那些谈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讲话”，并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晕中，被“胜利”冲得不知东南西北的表现，而是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种迫不及待、孤注一掷、歇斯底里的赤膊上阵。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4天之后，8月22日，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结果。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20多人被逮捕。

　　对英国方面的镇压行动，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

　　周恩来还对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罢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总罢工的形式，因为时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资的主要是外商，搞总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资者是华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国供应的，如果搞总罢工，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这些市场。另外，搞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不利。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还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斗争逐步升级，事态越闹越大，致使我方骑虎难下，很是被动。

　　对此，周恩来有过多次批评。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英标语贴满街头，反英口号震耳欲聋，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有些人还用土制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100万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制定了几条规定：游行可以向英代办处提抗议书，但对英代办处不冲、不进、不砸，不阻拦英代办处人员进出，不揪斗，不打人。

　　但在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红卫兵多次到英国驻上海侨务代表的办公处和住处举行抗议游行，并冲入英侨务代表的办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贴标语，还把他拖至院内进行批斗，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打人行为。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把北京群众在英代办处游行的几项规定告知上海执行？并责令尽快通知上海市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往港督府贴大字报，同港督府门前的警察发生冲突。同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23日，群众继续游行抗议，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此后，港九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

　　针对在香港问题上越来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来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虽说我们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既不是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国打仗，我们对英国的斗争还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动出击。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的调子不能太高，应当同内地的报纸有所区别。

　　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就此事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伤几人。对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5月26日，英国派遣航空母舰“堡垒”号开到香港，并在香港地区搞海空军联合演习。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指出：

　“警告英帝国主义者：这场斗争还刚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战斗还在后边！”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可以想像，在当时那样的极左氛围中，上述言辞对置身于香港斗争的大多数人来说，如同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有关领导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造反”，香港地区的斗争一再升级。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

　　中国方面在起草给英国方面的抗议照会中还这样写道：“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6月6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香港斗争问题。会上，周恩来就我方起草的在给英国的抗议照会中“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辞提出批评：“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上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50年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发表声明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加这一句话时我国已经在东北调动部队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在香港的斗争，不要搞总同盟罢工，不要主动打仗。

　　然而，1967年的7、8、9三个月，正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周恩来的告诫没能有效地遏止香港斗争的不断升级。同时，正象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

　　7月初，一些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集会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我一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不得已，我边防部队只好开枪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

　　港英政府紧急调集廓尔喀步兵11旅所辖部队开进沙头角接替警察。局势更趋紧张。

　　7月10日、12日，周恩来召集总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再一次批评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说：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昨天，主席又讲了，还是不动武。如果我们打了过去，那就是主动出击了。香港问题，现在是群众运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出动正规部队，群众一推动，就控制不住了，你打电话也来不及。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对主席这个方针，我们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7月下旬，周恩来还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专程前往广东，向负责香港工作的有关部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

　　但是，受极左思潮煽动的极左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

　　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

　　这样，更加激起港英当局的公开镇压。

　　8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行封闭了3家左派小报社，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时之内启封三家报纸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抗议照会。

　　此时，正是王力“八七讲话”出笼，外交部被夺权之时，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发往驻各国使领馆的电报中竟赫然写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外交局面呈失控态势。

　　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水泥路面蒸发的酷暑余热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热气漩成一股灼人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示威的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

　　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即向示威群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进行劝说。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被极左狂潮所膨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向英代办处发起冲击。

　　22时40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突入英代办处。

　　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个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7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

　　顷刻之间，东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7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腾起熊熊大火。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英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周恩来后来曾说：“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火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

　　周恩来的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6月底7月初，周恩来曾两次劝阻了造反派冲砸缅甸驻华使馆的企图。那时，周恩来打电话还有效。然而，到8月份火烧英代办处时，周恩来的指示就不管用了。

　　为什么？

　　周恩来自己说的一段话是最恰当的解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这些挑动与操纵群众运动的“坏分子”不是一般的坏人，而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伙。

　　造反派的许多行动，都与中央文革一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和支持的。

　　王力的“八七讲话”，煽动夺外交部大权，就是此类操纵的赤裸裸的“充分暴露”。

　　正是因为这样，造反派在周恩来面前才如此有恃无恐。

　　怎么办？

　　局势已经有点难以控制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火烧英代办处，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连锁反应。如果听任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将会毁于一旦，党和国家本身的前途和命运也不堪设想。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了批评。

　　几十年革命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练就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斗争策略高度结合的才能，练就了周恩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文化大革命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失误肆意横行相交织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更多的是采取种种迂回的、韧性的斗争方式，但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致命的一击。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

　　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马上请总理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做。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护身符，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铁关系，要拿掉他们，当时在一般人看来，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拿掉王、关、戚，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不可能有王、关、戚的迅速垮台。

　　有学者形象地评论说，周恩来将中央文革王、关、戚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一“左”的历史怪胎走“背运”的开始。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的胜利，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以上的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王力、关锋被抓起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不表态说：外交部还是由总理管。

　　隔离审查王、关、戚，对全国急剧混乱的局势也是一个有力的遏止。

　　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给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12月初，周恩来接见参加港澳会议的港澳工委负责人时，再一次批评了在对港英斗争中的一系列极左做法，说：这些做法是脱离群众的，要尽快纠正。

　　此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

　　中英双方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方面主动修复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并向他们道歉。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周恩来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为首的几个人的名义联名广播劝他们不要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去。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

　　同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愿意撤销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

　　1972年11月，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对1967年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说：一个国家不会是永远正确的，总会犯一些错误的，总要检查嘛。我们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你们的，错了就承认。

　　谈到香港问题时，周恩来说：我国政府对极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动和他们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赞成的。但你们一镇压，这个问题就大了。

　　周恩来明确告诉霍姆：只要亚洲不发生大的战争，香港的现状就可以维持。保留香港作为自由港，这对中英双方都有好处。

　　霍姆对周恩来坦诚相见的态度非常感激。中英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制止中柬关系的恶化

　　柬埔寨是中国的友好近邻。

　　在某种意义上，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在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个人友谊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西哈努克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新中国。

　　1955年4月，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政府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内阁首相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这是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见面。

　　会上，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受帝国主义的挑唆，对新中国存在着种种疑虑和偏见，并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周恩来从亚非人民团结的大局出发，没有计较，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亚非各国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主张，赢得了各国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誉。周恩来也因此被国际舆论誉为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周总理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的追述和感叹。于是，他主动要求和周恩来来往。

　　周恩来对年轻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对西哈努克所奉行坚持“独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颇为赞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先后同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又拼凑了《东北亚防御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对新中国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而柬埔寨作为一个中国近邻的小国，坚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这样一种面对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爱国正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着实难能可贵。

　　因此，周恩来也很愿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贵宾就是西哈努克。

　　从此，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结下了终身的朋友之缘。在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此后，中柬友谊在1960年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恩来再次访问柬埔寨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似兄弟般的黄金时期。

　　然而，就是这种胜似兄弟的中柬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下，一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点要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国驻柬埔寨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的一些极左做法引起的。

　　对我国驻外使领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就明确规定驻外使领馆只学文件，不搞运动，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国驻各国的大使陆续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回国的大使几乎都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原本计划让大使们分批回国参加“文革”学习四个月后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驻外使馆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无大使的情况。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开始重新向国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起后，在国外留守的部分使馆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纷纷给外交部来电，要求在国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甚至提出要照国内的做法，在使领馆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驻外使领馆的运动开始还能控制住，但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有点失控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纷纷“造反”、“夺权”，搞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了，闹得一塌糊涂。外交纪律在无政府主义的喧嚣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严重影响到驻在国与我国的关系。

　　在柬埔寨，我驻柬使馆的一些人员不仅在华侨学校中向广大师生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上课时学习毛主席语录，还向柬埔寨国内各地华侨和柬国内的左派组织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这些极左行动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满，曾几次与我驻柬使馆交涉，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决。

　　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协，把该友协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对外友协。

　　然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有关方面还继续承认柬中友协，并在柬中友协成立3周年的时候发去了贺电。柬埔寨的新闻媒介还对此作了报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

　　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电甚至报道说，柬埔寨和中国要断交。

　　周恩来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中国有关方面的“左”的做法，强调保持中柬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亲自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1967年9月14日晚11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简单的寒暄之后，周恩来直入正题：“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约见大使谈一谈。从我们两国建交以来将近1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而作出努力。”

　　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引起朝鲜的不满和防范。对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作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他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送走达达赫两天之后，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但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争论这些事情不是时机。我们宁可把这些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这点意见请大使阁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周恩来还就中柬两国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误会作了解释，并坦率地承认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协，成立全国统一的友协，这是你们主权国家权力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根本不能发生我们反对这件事的事。至于我友协给原柬中友协发贺电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事情，是个错误，但我们政府和党不知道。

　　第二件事，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侨民问题。我们一向遵守这样的原则：侨民应当遵守主权国家的法令，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保护。我们一向用这个政策来教育我们的侨民。但侨民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是他们本身的事，中国政府很难干涉。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中国侨民的态度一向是宽大的，这点我是了解的。侨民有一些活动使西哈努克亲王不高兴，或者他们违法了，亲王批评了他们，这是元首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侨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途中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周恩来很感谢达达赫的传话，并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给西哈努克亲王。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亲王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结识的世界领袖中，周恩来是我视为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动乱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周恩来声色俱厉

　　1967年9月，周恩来虽已通过对王力、关锋等人的果断处置，斩断了中央文革这一极左怪胎的一条膀子，而且也已明确提出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但是，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潮仍以其强劲的惯性，着了魔似地向前猛窜。

　　9月初，与巴基斯坦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巴基斯坦报纸先后刊登了两条对中国不大友好的消息：

　　一条是报道了来源于苏联塔斯社的消息，内容是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篇攻击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华讲话。

　　另一条是报道了台湾国民党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策反，说开一架飞机到台湾，可以奖励多少万美元。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看到这两条消息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国的极不友好。于是，立即将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新闻报回国内外交部，并提出使馆拟向巴基斯坦政府进行紧急交涉，抗议这种行为。

　　外交部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深，也未报告周恩来，就同意了驻巴基斯坦使馆的请示。

　　我驻巴基斯坦使馆立即约见了巴基斯坦政府外交秘书，就巴基斯坦报纸刊登反华消息事提出紧急交涉，说：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些消息是代表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政府应当对此负责。还说如果巴基斯坦参加帝、修、反掀起的大合唱不会有好处。

　　巴基斯坦方面解释说：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消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的报纸与中国的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与政府的观点相一致，巴基斯坦政府管不住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报纸还常常刊登一些攻击和谩骂巴政府的文章，巴基斯坦政府也难以阻止。希望中国政府对此能予以谅解。

　　巴基斯坦政府方面的解释是真实的。巴基斯坦全国当时有40多家报纸，10多家杂志刊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政府一致的，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友好的，但也确有一些是与巴政府观点不一致，甚至是反政府的。这些报纸杂志非但不听从巴政府的命令，而且常常批评和攻击巴基斯坦政府及其高级官员，根据巴基斯坦的法律，巴基斯坦政府对此也难以干涉。既然巴基斯坦政府对这些报纸批评和攻击政府都难以阻止，当然也就很难阻止它们批评政府的国际朋友。

　　况且，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周边国家中，巴基斯坦对我国的关系已是相当客气了。1967年，中国有关方面在巴基斯坦搞了不少极左宣传，巴基斯坦政府都采取了谅解态度，未加干涉。

　　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长期致力于中巴友好关系的结果。

　　中巴两国山水相连。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有助于稳定南亚局势，有利于巩固亚非团结。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是从战略意义上来争取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友好邻邦的。在中巴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周恩来在其中的远见卓识和正确指导，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自1951年建交以来，一直持续稳定地发展。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对峙，巴基斯坦还主动地承担了中美外交斡旋的桥梁角色。

　　然而，我驻巴使馆的有关负责人对巴基斯坦方面的解释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巴报纸刊登反华消息的事负责，扔下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走了。

　　巴基斯坦政府急了，连忙电告巴驻华大使苏尔坦，要他约见周恩来，报告此事。

　　9月17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苏尔坦。

　　苏尔坦说：非常感谢阁下在百忙中还抽空这么快接见我，我知道你很忙，我很快地谈谈。

　　苏尔坦在叙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诚恳地说：阿尤布总统、巴基斯坦政府、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和报纸是十分珍惜巴中友谊的，一小部分报纸登了一些外国发来的消息，这些报道并不代表巴基斯坦官方，是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说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对此，我感到吃惊和痛心。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中巴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很友好、很和睦的，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友好讨论来澄清。我向阁下解释，是申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巴中两国的友谊，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促进两国友谊，我见阁下就是为的这个理由。

　周恩来静静地听完后，非常坦诚地对苏尔坦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大使阁下所谈的巴基斯坦报界情况我了解一些，的确不是巴基斯坦政府能完全控制的。我说一句公道话，在报道中巴友好消息方面，巴基斯坦报纸报道的要比我们报纸报道得多。在这一点上说，你们有理由解释巴基斯坦政府和报纸的立场，支持中巴友好的报纸还是多数嘛。我相信，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但会继续下去，还会发展。

　　苏尔坦最后建议：如果将来中巴两国之间出现任何严重的事情，希望都用友好交谈的方式来解决，不用正式抗议和提正式要求的方式。因为用这种方式容易把问题搞僵。

　　周恩来表示非常赞同苏尔坦的意见。

　　在接见苏尔坦之前，周恩来已经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是压着对极左思潮的怒气见完苏尔坦的，在外宾面前，不好发火。

　　送走苏尔坦后，周恩来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发出了他少有的震怒：

　　“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抗议巴报的事）经我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送给我看？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嘛！这是谁提的意见？”

　　“司里提的。”在场的人还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吓带后悔，大气都不敢喘。

　　“你们这样就把事情做出来了，要我背了黑锅。刚发生了一个柬埔寨的事情，现在又来了一个巴基斯坦，你们把原来所有的关系都破坏了！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周恩来气得在座椅前面直转圈。

　　“一个礼拜连续两件事。7月20日事情（指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作者注）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把关系搞坏了，你们就高兴了？这是极左的行动。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到外交部去提请人家注意就行嘛。你们管业务的都是年轻的吗？”

　　“有年纪大的，有处长。”

　　“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不送我看一看？抗议是严重的步骤，可是你们随便提抗议，现在提抗议就像喝杯茶似的。像这样的事也抗议，那就不胜抗议了。”

　　最后，周恩来责成外交部有关领导回去要就此事好好检查，吸取教训。

后记 血肉之躯做“刹车”

　为了尽量减少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计民生最基本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忙远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几项。以致于周恩来自己也说，过去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周恩来的身体自1967年起，明显垮下来了。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身体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周恩来还嘱咐秘书，不要把他患心脏病的消息告诉别人。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请周恩来题写国庆横幅。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但都由于手抖得厉害，没有写成。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外，还有一个使周恩来身体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劳累与郁闷。周恩来的心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战术是“双管齐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经常找茬整周恩来。

　　1967年，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