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

《科科·夏奈尔传》黑德里希
科科·夏奈尔传




不幸的童年

　　夏奈尔小组去世后一小时，全世界的报刊就透露了她一直小心翼翼严守的秘密：她的出生日期。1883年8月19日生于索米尔；这一点已经无人不知，我手头就有一份市政府出具的证书。父姓：夏奈尔（Chasnel），多了一个好名：欧仁妮·让娜，德沃尔；年份：1883年，是用黑墨水写的，83年被写成93年，用紫色墨水改回，很醒目；父母情况：商人；家住余米尔，已落他们究竟是否已婚？这无关重要。埃德蒙德·夏尔一鲁”还曾把夏奈尔家的家港一直上溯到在塞文山山脚下一个小镇莲泰伊开小咖啡馆的老祖宗阿德里安一代。她明确指出：桌子危机使他成了一个流动摊贩。我在埃德蒙德担任《时尚》杂志（法文版）主编时就认识她了。此前我曾经为《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向她订购过一套当时流行的礼仪书籍。科科对她的评论是：

　　“您疯了，亲爱的，您对她了解得深吗？她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为什么这么令人讨厌？”

　　夏奈尔是在一次时装展示会上遇见埃德蒙德的。那天，埃德蒙德穿着一手另一位时装设计师设计的裙子，显得很“土气”。

　　——你怎么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人家送给我的。

　　——最好别穿。

　　阿德里安娶了一位名叫昂热莉娜·维吉妮·富尼埃的优雅姑娘为妻，生了科科的父亲阿尔贝·夏奈尔和其他几个孩子，建立了夏奈尔家族。阿尔贝是个花花公子，后来娶了让娜·德沃尔。他是一个无所顾忌、感情不专一的人，但却不得不承认和让娜生的孩子（朱莉妮，科科的姐姐）。1882年，阿尔贝把让娜带到索米尔。这一年索米尔出了几件大事。余米尔军校的骑兵们喜欢勒紧缰绳，让马提起前腿，所以喜欢用美国式的马鞍，阿尔贝就在比朗热市场上卖法兰绒的马鞍，而可怜的让娜则帮人洗衣、煮饭、做家务，挣几个小钱。她是否定上极端，在“名声不好的大街上从事可耻的行当”？夏尔一鲁夫人不能肯定。这样，在科科的出生问题上就有了疑问，她是不是从育婴堂门口的弃婴箱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点还不能肯定，但是证人还是有的。育婴堂的一些老人在身份记录上画了十字，证明了她的出生。结果好了，全部都好。

　　她的母亲辛劳过度，33岁那年就猝然去世，当时科科还不满12岁、去世时，科科的父亲还在外游荡，一位热心人把他叫了回来，安葬了让娜。他有5个孩子嗷嗷待哺：2个男孩，3个女孩。他把男孩（阿尔方斯和吕西安）交给公共救济事业局收养，带着3个女儿：朱莉娜一贝尔特、科科和安托瓦内特回到老家。他的母亲维吉妮·夏奈尔，原姓富尼埃，也有一大群孩子，最小的阿德里安娜比科科只大2岁。

　　——妈妈，我把孩子留给你啦。我去拿一包烟草。

　　科科的父亲阿尔贝·夏奈尔就这样遗弃了家庭。他是不是去和随一群街头艺人来的、在街头等着他的一个女人鬼混去了？有人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听科科说过，她的父亲和母亲的一个情敌生过一个男孩，与她同岁。关于她的童年，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的名字其实不是加布里埃尔，当然也可以这么叫我。我出生在一家医院里，那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当时我的父亲不在家。我的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找我父亲。我不想讲这个伤感的故事，太烦人了，我自己也已经听过好多遍了……

　　我母亲感到身体不适，因为她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所以别人看不出她快要分娩的样子，一些好心人便把她带到他们家里。

　　——我要找我的丈夫，母亲说。

　　——明天去吧，好心人说。

　　他们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说：

　　——这位夫人没有病，她要生孩子了。

　　好心人被激怒了，把母亲扔到马路上，后来才有人把她送到我出生的那家医院。在医院里，孩子一出生就要洗礼命名。人们给我取了一个宗教名字，因为是教会在关心我的母亲。于是加布里埃尔·博纳尔就成了我的名字。很久以后我才在洗礼证书上看到这个名字。亲爱的，人们从来不需要什么洗礼证书，但在战争年代，大家怕得要死，把各种文件都收集起来，以防万一。我就是在那时看到这个文件的。

　　我的父亲叫我小科科，当人家叫我加比时，他怕得要命。以后，小字没有了，只剩了科科，我也就一直叫科科了。当然，在签署严肃的文件时，我不用科科这一名字，用这个名字是要闹笑话的。

　　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家叫我科科·夏奈尔，我会大笑不已的。夏奈尔小姐当时雇用的女工就有4000多，深受英国最富有的人的爱戴。现在我才是科科·夏奈尔。科科！但这是我的名字，我的朋友们可以叫我科科，在路上拉着我的手问我，您就是科科·夏奈尔。我在手稿上签的也是科科·夏奈尔这个名字。一个星期六，在开往洛桑的火车里，整个车厢里的人都排着队等我签名。当然，在家里，大家叫我小姐。我不愿人在夏奈尔自己的家里叫我科科。

　　6岁那年我母亲去世了，七姑八姨来了一大帮。家里死了人，就有人来看个究竟。她们来是为了让别人把我领走讨价还价的，但是我不懂。她们不是母亲的姐妹，只是堂姐妹、表姐妹而已。她们都是好人，但不太慈爱。她们为在这个令人动容的时刻里把我领走深感遗憾，但不管怎么说，我是感激她们的。

　　科科一直没有说出两位姨妈的名字。她们俩在她的记忆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知道，科科的父亲在科科的母亲去世时把三个女儿托付给她们的祖母维吉妮·夏奈尔。这个老人是以替修女们浆洗衣服为生的，这就使她有可能把科科送进奥巴齐纳孤儿院。要想知道科科的真实情况，只要找孤儿院的校根就可以了，而不是姨妈们。

　　6岁那年我就被人遗弃，在不爱我的人家里过着完全陌生的生活。她们答应抚养我，但不承诺爱我。这种生活是艰辛的，在偏远的外省尤其如此。有人对我说，姨妈们叫我加布里埃尔时我哭个不停。我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有一天，姨妈们坐在一间屋里，我进了屋后用脚把门踢上。一位姨妈就说：加布里埃尔，你出去再重新进来。要有礼貌，不要用脚踢门。

　　我重新走了出去，又重新走了进来，但是我没有恰如其分地把门关上，我抽搐地哭了。

　　——加布里埃尔，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一位姨妈说，我们又没有怎么责怪你。

　　——姨妈，我哭不是因为你们责怪我，而是你们叫我加布里埃尔。在家里时大家是叫我科科的。

　　人们在谈到我母亲时都说这个“可怜的让娜”，她嫁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言下之意她是幸福的），她的身体不好，她家里人没有一个能活过40岁的，都死于肺病。只有我不知怎么逃过了这一劫数。

　　母亲的哥哥是父亲服兵役时的同伴，父亲是通过他认识母亲的。母亲的哥哥是这么说他的妹妹的，他说：“她很动人，以后你会了解她的。”

　　服役期满后；他把父亲带到他的老家。我父亲是个性格开朗的入，见面后不久就娶了我母亲。当然，后来他把母亲弄得一无所有了。这是我偷听来的。母亲的破产是否真的这么可怕？有人对我说：

　　“如果你的父亲没有干那么多的蠢事，这些东西也许还是属于你们的，那些也是。”

　　他指给我看一座破旧的庄园，还有一些同样破烂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难看极了，心里想：幸亏这些东西不再归我们所有。

　　有客来访时，姨妈们总是问：“小姑娘的父亲怎样了？他是不是为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自杀。最使我讨厌的是听到人家称我的母亲是“可怜的让娜”，说我是一个孤儿。不！我不是孤儿，爸爸还在，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一切令我感到羞辱。我明白她们并不怎么爱我，收留我只是出于怜悯。

　　那时我的父亲还很年轻。他在干什么呢？您知道，我的记忆不好，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人，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首先，他欺骗了我。一天，他到姨妈家来看我，这时我在姨妈家已有一年了，姨妈们为他的到来穿得很光鲜。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不管怎么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他先和我讲了许多故事，我对他说：

　　——别相信她们说的话，我一点也不快活，真的，一点也不快活，我要跟你走。

　　他装出笑脸对我说：

　　——等着吧，我们会有一所房子的，一所我们自己的房子。

　　他明明知道他不久就要去美国，我再也见不到他，他还是像父亲对女儿那样，说了许多美丽动听的话。后来我也确实再也没见过他。他给我写过几封信，也寄过一些钱，多少？很多吗？我不知道。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了。

　　我理解我的父亲。他离家出走时还不到30岁。他重新安排了生活，有了一个新家。他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已经有人收养，为什么还要关心她们呢？他还有别的孩子，不在乎她们。他做得对，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我不相信30岁不到的人会对这种事情那么忠贞不渝。

　　两个女孩？第三个呢？还有男孩呢？夏奈尔小姐的“谎话”说得太离谱了，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撒谎。她想欺骗谁呢？每当我问她当年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时候，她总是避而不答。

　　我父亲很爱我，但不喜欢我的妹妹，对她很凶，她是灾祸的化身。母亲生她时病得很重，不能再怀孩子了。而我则代表愉快和喜悦，我出生时家里一切都很好，灾难是后来发生的。父亲和一个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和我差不多大，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也不认识他。这段故事没有人对它感兴趣。甚至也提不起我的兴趣。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干什么呢？

　　我的母亲不是农妇。有人说我是一个穿木鞋的小农民。穿这种鞋是没法走路的啊！也有人说我是穿着水鞋到巴黎的！是的，我穿过这种鞋。冬天，门前是有水鞋的，那是人们进屋时留下的，进屋后就换上软底鞋。那时的冬天冷得怕人，没有人会想到去滑雪！大家口袋里装着票子，进屋暖身。壁炉上的铁锅里煮着给猪吃的土豆，小锅里煮着栗子，满屋飘香。大家不许我出去，但我还是趁有人推门进屋时溜了出去，当然是换上了木鞋。不然的话，回来时就会把满屋子弄得湿漉漉的，不过，冬天人们不常出去，呆在家里，烧着整棵树取暖。我喜欢冬天，冬天可以尽情地玩，大人们还允许我呆在厨房里。厨房在农村里是一家的中心，炉灶上的火焰把一切烤得通红，温馨祥和。

　　我在南方人家里度过一段时期。我父亲的家就在尼姆，他们是南方人。

　　在科科的记忆中，对蓬泰伊的小咖啡屋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长大后，是否有人对她提起过这个小咖啡屋呢？

　　您也许会想，我们在尼姆时日子过得是否舒坦。我们当时做的是酒的买卖，赚过钱，但后来就一贫如洗了。

　　她在杜撰，在编造。夏奈尔一家从来没有卖过酒，但她还是说出了这个谜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家和皮埃尔·勒令迪家在同一年破了产。科科强调说，勤韦迪是～个名不见经传，被人遗忘的诗人。他在她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他常对她讲述他的童年生活。科科对他的讲述记忆犹新。常常引用他的话，并把这些话融入自己的思想。

　　我们以较低的价格买进酒。当时还没有阿尔及利亚产的葡萄酒。只有南方产的、如果进价2苏，卖出3苏，那么就赚了。如果进价3苏，卖出2苏，就亏了。那一年，酒多得像瀚永，只好把酒倒人沟里。我是一个小孩子，家里人不避嫌我，常常在我的面前大叹苦经、我的外祖母咕咕味味地说，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们，呆不下去了。

　　我的姨妈们有一座很漂亮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瞩目的。一切都很整洁，无暇可击，但我住在里面时却没有丝毫意识。我喜欢整洁、舒适，喜欢做工考究的东西，喜欢存放散发出好问气味的衣服的柜子，擦得塞亮的地板。这种爱好应当归功于姨妈们对我的熏陶。在她们家里度过的

　　这段时期，使我具备了法国人稳重踏实的特性。我的这些爱好显然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

　　这几位姨妈是谁？夏奈尔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们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细节可循。譬如；鼻子是不是很大，头发是否灰白，穿什么衣服。但这并不妨碍我就像看到她们一样，想象出她们的模样：身穿黑色或灰色的衣服，流着整齐光洁的发髻，双手干枯，目光冷峻；披着黑披肩，两只用交叉地垂在平坦的胸部，围着黑色的围巾…她们是干什么的？她们是不是农妇？我知道她们有庄园、土地和财产……

　　屋里安放着桌子。庄户们一般都用实物交付田科。他们交来的常常是鸡蛋、家禽、猪油、面粉、土豆、火腿、香肠，也有把整爿猪摊在案板上的。这些东西使我大倒胃口，不过后来我对什么都不再感到吃惊了。我在英国时，住的房子华丽得无法想象，各种用具豪华无比，但都不能引起我的惊奇，因为我曾经在一座漂亮的，一应俱全的房子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在姨妈身边伺候的女佣个个都很快地发了福，因为她们吃得太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为有佣人们收拾整理。冬天，屋里很冷，但什么都有，不必吝啬。家里人还定时（主要是春天）清理成堆的床单和桌布餐巾，或是洗烫平整，或是淘汰扔掉。

　　科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一个碗里抽了几滴水洒在衣服上，做了一个烫衣服的动作。科科还记得漂洗衣服时要在水中放一团团增白剂。

　　现在的床单都有漂白粉的味道。在里兹饭店里，我的床单天天换洗，晚上我就睡在漂白粉的气味中。在外省时我的生活是奢华的，最使我惊讶的是圆形的餐巾，姨妈家里没有这种餐巾，奢侈就奢侈在每餐一条干净的餐巾上。与其要我用餐巾，不如给我一张餐巾纸，我很快就受人讨厌了，法国人真脏！

　　姨妈、她们的房屋、庄户们提供的奢侈食品。当人们想起育婴堂时，这一切自然都是不可思议的。整只的猪，整袋的面粉，整缸、整桶的香肠和火腿，还有鸡、鸭！这些东西都是模仿她的朋友米齐姬·塞尔特的回忆录想象出来的。这位米齐姬·塞尔特，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谈到。她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为科科提供了记忆中找不到的东西。

　　科科笑着对我说，克洛德·德莱曾经建议大小姐让他的父亲德莱教授为她作精神分析，她还说：

　　——我对神甫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我做完了忏悔，觉得十分注重。我相信神甫在忏悔室里根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读神”这个词对我的这一举前似乎较为合适。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一神甫，我承认曾经有过读神的念头。

　　他安详地回答说：

　　——我认为你比别人聪明。

　　这时我已经忏悔完毕，神甫也已知道是我在作忏悔。我有点火了，讨厌神甫。可怜的神甫弄不清我什么地方亵渎神灵了。他常到我家用午餐，但对我的姨妈极为害怕，我对他说：

　　——她们请您吃饭，但是并不爱您。

　　——我不许你这样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会装出训斥我的样子：

　　——你不该随便说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第一次领圣餐时，姨妈们要我戴软帽，穿白色长裙，因为农家小姑娘都是这样打扮的。可我却要戴纸做的玫瑰花冠，我觉得这种花冠最美妙。我说，如果硬要我戴农妇的软帽，我就不领圣餐了。

　　——领不领圣餐对我都一样！

　　我还是戴上了纸做的玫瑰花冠！

　　那几位严肃的姨妈们难道就此屈服了？显然这些回忆也是虚构的。在奥巴齐纳，初领圣餐是怎样安排的，很容易想象。眼前这位老妇想为自己的童年增添几分光彩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为她假想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增添几分可信度。

　　几个修士前来布道：……几个真正的修士，光着脚，腰里束着一根绳子。他们住在神甫家里，饮食由神甫提供。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饭。晚祷后，他们就对孩子们讲一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中国小孩饿死啦等等。每年新年，外祖父都给我5个法郎作为礼物。买什么好呢？我只喜欢薄荷糖，我买了1个法郎的薄荷糖，把剩下的4个法郎放进储蓄罐，为中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我可不干。我没有关心孩子的优秀品格，虽然我为人们的冷酷感到震惊，但中国孩子与我无关，我不愿把储蓄罐里的东西给他们。

　　如果我对自己作一番分析的话，我发现，还是在小姑娘时，我的独立意识就已经有了发展。我不愿说我是不幸的，也不愿说我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不！我常常听到姨妈们的女佣们谈钱，她们说，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她们就进城去。

　　过去，乡下的大户人家，佣人必须像奴隶般地干活。现在当然不用了。女佣们的苦楚很难想象，说起来也真叫人吃惊。学烫围裙和软帽的，学做……的，三年后才能成为贴身女佣。所以，一旦能够安身立命就要离开人

　　姨妈们的这些女佣一心只想离开。正是由于她们，我很早就明白了必须获得自己的独立。金钱只给我留下一个声音，那就是自由。

　　在外省的生活是奢华的，但我并不知道，反而觉得姨妈家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说里的靠垫和家具是白色的，我也喜欢把各种东西漆成白色。我不喜欢睡在暗室里，那里的一切多么陈旧，多么肮脏！凡是能拿到的，譬如一块木头，我都拿来把它毁了。人们什么时候想过一个女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哦，我不想像家人教育我那样教育别人，我只想给他们读些最罗曼蒂克的书，我喜欢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书籍。

　　她喜欢看什么书？只要听她怎么谈她的第一条“真正”的裙子就可以知道了。

　　16岁以前，我穿的都是当时姑娘什1穿的衣服：色泽深暗、裁剪马虎的衣服，也就是说，16岁前我一直像在戴孝。乡下女孩们穿的就是这样。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姑娘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不上寄宿学校，在家读书的姑娘就穿有两排纽扣的套装，所以我也只得穿这种套装。我讨厌这种衣服，但是别的衣服不能穿。春天总是穿黑色羊驼毛的，冬天是啥味呢的，夏天戴一顶边上有一块丝绒，镶一枝玫瑰的草帽，难看死了。冬天戴钟形圆帽，插一根山鹰的羽毛，或者是上过胶的火鸡毛。我觉得这些服饰难看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我穿的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服装。

　　我羡慕那些农妇们，她们可以穿红着绿，很漂亮，比我穿的好看多了。哦！要是让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该多好！我叫人做的第一条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条紫色的高领紧腰宽摆连衣裙。那时我14岁，也许16岁，但看上去只有12岁。姨妈们答应让裁缝照我的意思做一条裙子，她们不加干预。于是我选了紫色紧身裙。但那时我没有什么线条可以突出。裁缝照我的想法，在裙子下摆上镶了一块塔夫绸，还做了一条边饰。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一本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穿的就是这样的裙子。我觉得这种紫色的边饰很赏心悦目。女主人公的帽子上镶有一支紫色棕榈叶状的饰物，我也要裁缝给我的帽子上镶一支紫藤枝。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姨妈们一无所知。

　　星期日早上，我仔细地洗了脸，激动地穿上新衣，要漂亮就应该整洁。

　　——耳朵洗干净了没有？

　　——是的，姨妈。

　　——头颈擦干净了吗？

　　——是的，姨妈。

　　姨妈没有要我把新衣服脱下来。我擦呀，洗呀，擦得脸色比平时更加红润。这一天我显得真够漂亮。姨妈们等在楼梯下面，走到楼梯口时，我只听到：“科科，把衣服换了，快些，我们做弥撒快迟到了。”

　　我知道我成了牺牲品。姨妈们把裙子退给了裁缝，以后再也不叫她做衣服了。裁缝对我很怨恨，我只好反复说，这一切都是姨妈们的意思。

　　——内衣也要换吗？

　　——是的，都要换。

　　裙摆上镶边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女人们走路要撩起裙子，当时的裙子都是这么难看。

　　看到姨妈们的这种反应，我哭了。我觉得她们生性刻薄，心眼很坏，瞧不起我……“科科，快把裙子脱下来。”在一个喜欢孩子的正常家庭里本应是欢声笑语满堂，但是我的姨妈们就从来没有笑过。这场风波使我痛苦万分。我不敢出门，怕遇到裁缝。插紫藤枝的帽子也还给她了。这个裁缝也有点傻，她应当明白我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儿。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失望！

　　我是在读了皮埃尔·德库塞尔的一部小说后才想要这条裙子的。后来我认识了他，这时他已是一位老先生了。我对他说：

　　——哦，亲爱的，您让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天，甚至痛苦的几个星期、难熬的几个月。

　　裙子退掉了，姨妈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裙子的事。“大家默不作声，这是乡间最严酷难熬的时刻，”科科这样评论道。尽管在裁缝问题上、细节上和乡下姑娘的穿着方式上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真实东西。

　　科科在20岁不到的那年曾经想当一名咖啡一音乐厅的歌女。一位服饰华丽、正在走红的巴黎女人阿尔玛夫人（大家叫她“锦葵”）对科科的影响是确实的。当时皮埃尔·德库塞尔常为一些日报撰写《两个小家伙》、《爱情来到时》等通俗小说，刊载在版面下端，要仔细读报才能发现。人们把文章剪下来，交换着看。皮埃尔·德库塞尔大量购买锦葵、白色漆器、靠垫和科科姑娘喜欢的其他一切东西。因此，浏览一下德库塞尔散文的样张，想象一下科科16岁那年是怎样贪婪地读这些文章的，也许有些好处。

　　《两个小家伙》的女主人公埃莱娜·德蒙洛尔是“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她那蓝色的眼睛饱含着天真无邪的表情，她那粉红的嘴唇里吐出的是如此清新的童年气息”。

　　经过一连串恼人的隔阂、误会后，埃莱娜·德蒙洛尔的丈夫深信她生下的男孩不是他的。就在他思考着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可怜又残暴的盗墓贼潜进了他的房间，拉蒙·德蒙洛尔想到了要利用这个盗贼。

　　德蒙洛尔手里握着枪，他在想怎样报复。管他呢！他自己木是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吗？

　　——你想到这里来偷东西？我给你一个建议，即使你偷盗成功了，这个建议还是比偷盗的好处多得多。

　　——我听您的，老爷，只要您的命令不会造成流血事件。

　　——什么意思？

　　——我说的可是法语呀！

　　科科是在回到外祖母或善良的姨妈朱莉娜家里度假时读到这篇小说的。朱莉娜的丈夫是一名铁路工人，住在阿列河畔的瓦雷纳．她在这个藏有许多长篇小说的平民图书馆里读了不少书。






科科·夏奈尔传--险入教养院






险入教养院

　　1900年，科科17岁。她的祖母靠了和修女们的良好关系在科科离开孤儿院后把她送进了穆兰的一所学校。许多出身良家的年轻姑娘在这里学习家政。大部分姑娘是付费来受教育的，科科的祖母维吉妮·夏奈尔无力解决科科的食宿费用，科科就只好帮人做家务：整理床铺、拣蔬菜、她从不对人提起童年时期最困难、最动荡木安的几年生活。人们只好旁敲侧击或臆想猜测。姨妈的女佣们只想“挣足了钱就进城”，显然这也是科科的梦想。她的希望是什么呢？最好是婚姻美满。维吉妮曾经为最小的女儿，科科的姑姑阿德里安娜物色了一位已有相当年岁的公证人，但被阿德里安娜拒绝了。科科的姐姐朱莉妮一贝尔特好像是被一位小贵族看上了、透过这些佐证可见科科处境的一斑。她能依靠什么，指望谁才能摆脱困境？她私下对我说，她曾经险些进了教养院。这就为我提供了弄清这个问题的入门手段，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穆兰是阿利埃的首府，居民22000人，离巴黎313公里，木器业、制帽业、酿醋业很发达，是维拉尔、兰让德、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故乡、1566年，米歇尔·德洛斯皮塔尔曾在这里制订司法改革穆兰法令。我父亲的拉罗斯词典里是这么说的。穆兰也是一座骑兵驻防城市，一座古老的城市，教堂里收藏着穆兰领主的诞生图。波旁时代城堡外的护城沟已经填平，人们可以在那儿散步。1903年，艾蒂安·巴尔桑曾在那里结束军营生活的骑兵营地就在拉马德莱娜。

　　请注意这1903年，当时科科已经或快满20岁了。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科科，推倒了曾经被人喜欢的东西，另搞一套，这样的女人一个世纪才出现二三回。科科难道不知道自己正在使妇女改变面貌吗？她似乎已经有所预料。

　　“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她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大家说我的眼睛是黑的。”

　　她耸了耸肩说：

　　“其实说什么颜色都行，只是不要黑的。”

　　她的眼珠黑中带金黄，还有些紫绿。

　　“我的脖子很长，与众不同，比什么人都长，尤其在照片上。所以吃东西时，我总是昂着头，当心不要伤着了颈椎。我的瑞士医生说颈椎周围最易受损伤，于是我就经常做按摩，活动一下筋骨。医生说行了，您现在已经改不了了，这种事是很难办的。

　　她的体型：

　　她曾经对特律芒·卡博特说：“我比20岁时只重了2公斤。”

　　关于她的故事有许多传闻。特律芒·卡博特能记起的是一则在巴斯克听到的故事。一位骑马人在一家打铁铺前停了下来，要为他的马钉掌。掌柜不在，他的女儿科科生起铁炉，拉起风箱，提起马蹄为它钉掌。

　　——您真美！骑马人说。

　　他就是威斯敏斯特公爵。另外一种说法是科科的姨妈们负责军马补充：部队把疲惫不堪的马匹交给她们照料，恢复体力。科科就这样认识了骑兵军官巴尔桑。

　　巴尔桑兄弟在上流社会与勒博迪、萨伊、埃纳西等齐名。巴尔桑家的长子雅克·巴尔桑过去一直只用姓不用名，后来成了飞行员。弟弟艾蒂安比他小十来岁，对科科很有意思。他们的一个侄子路易（我认识他时，他也是只用姓不用名的）是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曾经给我一本家族历史的油印小册子。他对叔叔艾蒂安深怀敬意，认为他慷慨大度，讨人喜欢，精力充沛，尤其酷爱自由。他说他的叔父是一名受人崇敬的骑手，“凭着双腿的力量”可以使普通的马在比赛中获胜；说他叔父是一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别的骑手被飞扬的尘埃迷糊了眼睛时，他仍可眯着眼照样飞奔。这位侄子还说，因为他从来不会让别的骑手占便宜，别的骑手都怕和他赛马。

　　一则历史性的小故事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巴尔桑一家的声望。他们家是呢绒制造商。1914年主要生产前红色的士兵裤呢料。他们家在夏托鲁附近有几座工厂和一座供接待参谋人员用的城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几批数量较大的呢料就是在夏托鲁生产的。艾蒂安的哥哥雅克对飞机情有独钟。大战开始之初的一天，他驾驶着飞机在德国军队上空飞翔。德国人从沙勒罗瓦不断向前推进，突然他发现有一支部队偏离了中心，暴露了它的侧翼，可以对它反击，于是这位普通的一位飞行员飞回基地，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又向将军报告，将军又让雅克·巴尔桑赶到残老军人院参见了巴黎总督加利埃尼将军。加利埃尼是巴尔桑饭店的常客，他只动用巴尔桑饭店的车辆就取得了马恩的胜利，于是巴尔桑就出了名。

　　艾蒂安在1903年结束了骑兵生活。退伍时是中士，连军官也不是。此前他曾被派往驻非洲骑兵部队，人们希望他能学些东西，但是后来他们几乎懊悔莫及：艾蒂安在阿尔及利亚尽干蠢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亏他会医治骑兵队马匹的马蹄病，他才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家族的保护下回到了穆兰。

　　1900年时的穆兰景色非常美丽！紧闭的百叶窗、大弥撒的钟声在街上荡漾，骑兵们在大街上开着音乐会，公证人穿着大礼服在匆忙赶路，妇女们戴着露指的绢丝手套去做弥撒，上校夫人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接待客人来访…一切都是那么静温又那么生机勃勃、富有情趣！

　　这位巴尔桑家的儿子、骑兵中土是怎样揣着零花钱在穆兰遇到科科的？这是一个谜。每当我提起穆兰时，科科就装聋作哑。我们还记得1903年巴尔桑来穆兰时，科科已经离开了那些好心的修女。一家商店雇用了她和她的姑姑阿德里安娜。这位姑姑只比科科大2岁，性情温顺，和科科大不相同。她从不像科科那样冒犯别人，从不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到一切。她们在城里有一间住房，还有一辆华丽的双套两轮马车。她们俩只要一人被邀请就会带上另一人。有时安托瓦内特来看科科和阿德里安娜，那么她们三人就成了美惠三女神——穆兰人是这么说她们的！

　　科科原本也许会去一家低档咖啡馆唱歌的。我们还记得那位穿紫色裙子，打扮妖艳的女人。她说科科有一副好嗓子。也许科科曾经希望成为卡拉斯而不是夏奈尔。

　　在一次晚餐时，塞尔日·利法尔说：“在穆兰时你就是马德隆。”

　　如果在那段军营里的浪漫史之后，她真的托着放有几个小钱的盘子，一张桌子挨着一涨桌子地对客人们说“先生们，女士们，请留几个钱给女演员吧”，情况将会变得怎样呢？

　　根据科科对这段历史看上去毫无反应的表情和私下流传的话作出的分析，我可以勾画出科科少年时期的形象。她很崇敬和爱戴一位导演——布勒松。

　　她刚看了布勒松新拍的影片《穆歇特》。一个长相漂亮的12岁姑娘被一个老家伙强奸了。影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她说：“我对布勒松说，你的‘穆歇特’不是被人强奸的，她去老家伙家里就是这个目的。12岁的女孩子最容易受这种事情诱惑。真可怕啊！12岁的女孩子，不论什么人，只要稍微巧妙些都可以占有她们。她们正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这一幕发生在错综复杂，谜一般的年月里，显然应当把它与科科感受到的威胁，即进教养院的威胁联系起来。她肯定给她的祖母、给修女们和在假期里接待过她和安托瓦内特的阿列河畔瓦雷纳的姨妈带来过许多麻烦。

　　穆兰教会学校的女校长说过：“我们不会长期收养她的。”

　　科科确实是魔鬼附身了。

　　莫泊桑在一篇题为《伊韦特》的小说里描写了一位美貌女子的一生。这个美貌女子为了逃避平庸的生活（当她的女儿发现了事实真相后，她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女佣。”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同时接待了几个诺曼底乡绅。附近的这些庄园主们一个一个地满足了她的需要。在维希，一位名叫莫·M的妇女也用类似的方法摆脱了困境。这个女人家里有好几个漂亮的姑娘，她们都不愿成为“女佣”。科科和阿德里安娜也和她们一样。那么，常来别墅里走动的是些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情？

　　从前，如果一个女孩出走了，人们是不会立刻报警的。有钱人，即使是上了年纪的有钱人诱骗了命中注定要嫁给泥水匠或农业工人的年轻漂亮的姑娘，穷人们也不一定惊慌不安。金钱能给漂亮的女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王子娶牧羊女为妻的故事有时也会发生，但更多的是王子抛弃牧羊女，连孩子也一起抛弃的故事。朱莉妮一贝尔特就是这样的例子。乖巧的牧羊女则一走了之，就像阿德里安娜那样。阿德里安娜在嫁给内克松男爵前就已经和在莫·M 家里遇到的一位军官生活了好几年。当然这需要有耐心，而耐心却不是科科的优点。在家里，科科的行为常常令人害怕：

　　——她什么都要。

　　而她对我却这么说：“我有办法对付。”

　　她对我说，在巴黎时曾经和阿德里安娜出走过一次。那时你几岁？17岁还是18岁？我紧追不舍地问道。她毫不示弱地笑着道：

　　——我总不见得会把我的全部生活都告诉您吧！

　　——怎么不会呢？一定会的。您的一生太感人了。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把录音带留下，也可以把录的内容记下来，想和准一起记都行。

　　——是不是我们一起干以后再说。

　　假期里科科去了科斯蒂埃姑姑家。姑姑在阿列河畔瓦雷纳有一所小屋。丈夫是个有点诗人气质的铁路工人。夫妇俩都叫她菲菲娜，这使她很高兴。科科回忆这件事时显得很调皮。阿德里安娜也在科斯蒂埃姑姑家里，不过她的心情不太愉快。位公证人想娶她为妻（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对她来说，这也许意味着成功和幸福。但是这个傻姑娘却哭了：她不爱这位公证人。在阿列河畔瓦雷纳当地的一个节日里，人们戴着面具，载歌载舞。一位出售彩纸的商人送妻子上医院，请阿德里安娜和科科替他照料摊子。彩纸很快卖完了。两个姑娘算了下赚了多少钱。她们发现已经相当富有，可以购买去巴黎的火车票了。阿德里安娜好像要去巴黎看什么人，也许是一位能照料她的救星吧！当天晚上她们就偷偷溜出家门。可以肯定她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离家出走了。钱由阿德里安娜掌管，阿德里安娜认为坐三等车厢不合适——当时还有三等车厢，在一些短途车上甚至还有四等车厢——就买了二等车厢的票。

　　“我们去坐一等车厢，”科科下决心似地说。

　　检票员一点也不心慈手软，除了要她们补差价外，还罚了她们款。科科对此耿耿于怀，她说：

　　“我对阿德里安娜说过买一等车票的，这样就不至于被罚款了。”

　　去巴黎？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提到这些，科科就改变话题。阿德里安娜去巴黎是去寻找在莫·M家里遇到的那位骑兵军官，谋求他的帮助和保护。那么科科呢？她去干什么？17岁的科科十分机灵，她去巴黎是为了摆脱困境。姨妈家的女佣们把钱存起来为的是有朝一日进城谋生，科科也一样。

　　钱，怎样才能弄到钱？答案是明摆着的，当然是去找那些喜欢她的男人。不过不能像可怜而又愚蠢的朱莉妞一贝尔特那样把王牌糟蹋了。科科在和阿德里安娜及其他几个姑娘一起被邀请住在那位名叫莫·M夫人家里时学会了怎样引诱代表穆兰青年的最富有、最舍得花钱的人和夏季来维希避暑的人的种种手法。她在已被遗忘的、谜一般的几年里，往返穿梭在两个城市之间，寻找自己的命运。

　　她肯定也去引诱过“轻浮油滑的男人”。那时的年轻姑娘们受人监视，足不出户，满脑子都是清规戒律：犯了罪要下地狱，胆大妄为的轻佻女子是不可救药的。自从父亲失踪，母亲去世后，科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孤儿，一直在和贫困争斗着。可以这么说，科科的任性和不受拘束在一定程度上是贫困造成的。后来，她的父亲回来了，把她安置在一所漂亮的房子里，一切都又聚在一起了。

　　“看了萨拉·伯恩哈特主演的《茶花女》后，我哭得死去活来。坐在后面的人大声抗议说：把这个小姑娘赶出去。散场＾时，我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姨妈对我说，《雏鹰》我们不能看了，不然你更会哭个不停。”

　　当然这并不可信，但很有趣。一天晚上，她谈到了《雏鹰》，还谈到了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他的一出戏是安德烈·布律莱主演的）。这一切都只是她随姨妈来巴黎时发生的。如果当时科科14岁，那么那年该是1897年。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才崭露头角。科科说她爱上了他。

　　“我在《女性》杂志中看到过他的照片。”

　　1899年，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由塞西尔·索雷尔主演的《孔雀》，德克鲁瓦塞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至于科科说着到安德烈·布律莱演出的那出戏也许是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改编的《亚森·鲁宾》。安德烈·布律莱视这出戏为开不尽的金矿。演出二次，他就可以得到1000金法郎。这些事都发生在1908年，那年科科25岁，已经不需要姨妈陪她去看戏了。那么，陪她的是谁呢？

　　她是怎样去巴黎的？和艾蒂安同去的还是去找他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费。心照料她呢？作家兼记者的玛丽一让娜·维埃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玛丽一让娜·维埃尔在科科名声大振数年后才逐渐成名。她对美惠三女神（科科、她的妹妹安托瓦内特和她的姑姑阿德里安娜记忆犹新。她还窃窃私语对我说科科因为堕胎险些被投入狱。艾蒂安出面后，为科科“提供服务”的那位接生婆才得以脱离干系。这件麻烦事的源头难道不就是科科和别名为里科的艾蒂安之间奇特而又复杂的关系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科科不顾一切地想走出穆兰，走出维希。她像阿德里安娜一样，想寻找一个保护人，但手段比她高明，感情却不如她专注，很有一点冒险精神。她后来是否像朱莉娜一贝尔特一样感到后悔呢？她没有孩子，没有。在事情开始朝环的方向发展，感到自己脱离不了干系，也许会被牵连进去时，巴尔桑才出面帮助科科摆脱了困境。这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一个“打着某个主意”的鲜廉寡耻的女人落到了一个勾引女人的男人的手中，而这个男人又出于某种原因感到对她负有责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她希望忘却的情况之下。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无法核实的。一次见不得人的手术造成了科科的不孕症，人们会说这次手术的后果对这位老姑娘来说是残酷的。






科科·夏奈尔传--金屋娇娘






金屋娇娘

　　在去非洲骑兵营服役前，艾蒂安·巴尔桑只对马匹和女人——当然不是对博姆大街巴尔桑家里的女人——感兴趣。退伍后，他决定为部队饲养马匹，部队对马匹的需要量很大。他的驯马场在拉克鲁瓦一圣乌昂，靠近贡比涅。他在附近买下了鲁瓦亚利厄城堡。城堡？哪里有什么城堡？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会感到惊奇：这种冷僻的地方会有城堡？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座堡垒，叫纳维尔，是卡佩家族防范巴黎入侵的前哨阵地。菲利普·勒贝尔在这里被捕后，纳维尔就成了国王的宫殿，不久改名为鲁瓦亚利厄城堡。一位王后把它改建为一座修道院，修道院又变为隐修院，后来又成了有许多大马厩的种马场。最后，一位思想先进的人在这里率先办起了工业化养鸡场。科科在这里住下时，城堡只剩下了几块长满青苔的正面城墙上的石块。钉满巨大铁钉的大门看上去还很庄重肃穆。

　　1904年巴尔桑从一位驯马师的道编手里买下了鲁瓦亚利厄城堡。当年的骑手就像今天的棒球运动员一样，也分等级。巴尔桑既是一等骑手，又是十三等骑手。科科在鲁瓦亚利厄的身份不是主妇。主妇这一位置色为上帝的杰作，一位名叫埃米莉埃娜·达朗松的风流女人所占。科科很有长话短说，一个见血的天才，她说：

　　“艾蒂安喜欢年纪大的女人。她喜欢埃米莉埃娜·达朗松。漂亮不漂亮，年轻不年轻，他都无所谓。他和一些风流女人厮混，生出种种家庭排闻。他拥有一棚好赛马，生活很过得去。”

　　埃米莉埃娜·达朗松比科科略长几岁，正处在魅力的顶峰时期。

　　科科对我说：“我认识的庄重的女人只有一位，她就是埃米莉埃娜。”

　　其间发生了什么事？科科在住进鲁瓦亚利厄后，无时无刻不在想向埃米莉埃娜的权威挑战。而那个轻浮的女人却对艾蒂安从穆兰带来的、不寻常的、富有叛逆精神的漂亮女人的出现毫木在意。三驾马车（人们是这样说的）中的科科在向谁献媚？在第一部（根据克洛德·德莱的原著）为她拍摄的影片中，科科被她的朋友米齐娘热烈拥抱着。巴尔桑在鲁瓦亚利厄城堡里只接待未婚姑娘、女演员、女喜剧演员（著名的多尔齐妞特也在其中）和放荡不羁的妇女。他们在一起花天酒地纵情取乐。这些闹剧是怎样结束的？看来不该向科科提这个问题。

　　“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生活过。我对一切都不大清楚，只是大体上知道一点。没有人教我，我只好自己摸索。小伙子们和我一起嬉笑玩乐，但对我的变化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这些有钱人对闯入他们生活的女孩一点也不理解。好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令人烦恼了，我不想说了。”

　　令人烦恼？她心底里究竟藏着什么回忆？这个惴惴不安但又咄咄逼人的小姑娘有什么权利可以对巴尔桑颐指气使？是爱情吗？我们在她的回忆中感觉不到。恰恰相反，她经常说她不爱巴尔桑。那么，她为什么去鲁瓦亚利厄？去投靠巴尔桑，这是肯定的，但他难道不觉得她缠得他讨厌吗？这不是不可能的。接生婆这件事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科科几乎为此丧生，几乎被投入监狱。巴尔桑没有太重视他和科科这个小姑娘的关系，但要突然抛弃她也显得有点犹豫不决、而科科却唯他是听，又一次被别人对她的好意而不是怜悯弄得神魂颠倒。她把巴尔桑视为像姨妈们一样好心的修女。她说，我很感激她们。科科什么也不会（不，她在修道院里学过缝纫），读的也只是三个苏一本的小说。她曾经想去咖啡馆为士兵们演唱，在维希时想混上台去演戏。她的这些本领在埃米莉埃娜·达朗松面前显然是毫无用处的。

　　人们认为科科在巴尔桑家里是以机智和引人发笑的酸溜溜的态度取悦于艾蒂安大叔的。科科是艾蒂安“志同道合”的情妇，而艾蒂安则是这个“迷人的乡下姑娘最初的无法抗拒的情人”。这种评价代代相传，虽然俗气，而且不一定正确，但仍能让人看出科科的初期上流社会生活是怎样的，简直是困难极了！有人说，在鲁瓦亚利厄时，她是在厨房里吃饭的，如果艾蒂安的朋友带着合法妻子来时，她就不能参加晚餐。而埃米莉埃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合法妻子。晚餐由她主持，科科不算在内。在鲁瓦亚利厄的4、5年里，科科只能忍气吞声地生活着……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如果你不满意，没有人会留你，我的小人儿。”

　　这就是巴尔桑的反应。科科从来不去巴黎，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匹、驯马师和骑师中间度过的，除此之外她还能记得起什么呢？

　　“您大概不知道通马童吧！马匹应当多走走，慢慢地走。通马童都想成为骑师。我教他们骑马。一个通马童俯在我的怀里哭着对我说：

　　——妈妈不让我骑马。

　　科科安慰他说：

　　——你妈妈对我说的恰恰相反。我在半小时内把一切都教会你，别哭了！”

　　这件事有趣吗？这是我记得的科科唯一的一次母性的冲动。当她回到鲁瓦亚利厄时，这种冲动也就没有了。

　　可以这样认为，她关心马匹就表示和巴尔桑靠拢了。她太需要他了，太想使他高兴了。“当他知道我把最使他操心的事做得这么好时，他……”她很爱巴尔桑，但是＊，…·这种事太复杂了，除了他之外，她还能抓住谁呢？她很孤独，一切都离她很远，她退到的人都瞧不起她。他们说这个干瘪的女人到我们的朋友巴尔桑家来干什么？巴尔桑为什么要收留地呢？他不把她放在心上，是的，但是您是否注意到埃米莉埃娜对她如此亲切？

　　让我来推测一下吧：可以肯定是有人在说三道四了。这对科科来说是个机会。幸运属于会制造轰动的人！人们是因为关心巴尔桑才注意科科的，她已经有点属于巴黎上流社会了，但是她却还是穿着一套寄宿生的衣服：

　　看到我这样的穿着大家都笑了。但使我成功的也就是这种装束。我和任何人都不相像。我来到巴黎太早了，早了20年。但是人家怎么说，我不在乎。

　　——您看上去像卡尔梅克人

　　卡尔梅克？我查了查字典：卡尔梅克。俄罗斯的一个部落。好吧，我就决定不讲究漂亮了，但心里还是想美的！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漂亮。一次有人指给我看一位漂亮的女人。我说：

　　——您说她很漂亮，我怎么不觉得？

　　我对女人都很冷酷，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女人。我觉得她们很丑陋，我反而觉得风尘女子很美、我的这种见解虽然不正确，但也不无道理。风尘女子穿着古怪，长得很美，令人赏心悦目。小说里也是这样描写的。要说无可挑剔的人，那就是我的姨妈们了。没有在当时的乡下生活过的人是不会懂得的。

　　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从来没有坐过汽车，我觉得汽车很难看，连拉车的马也没有，界可怕。车夫坐在车头前，我真怕他掉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汽车。但是，人是要适应环境的，不是吗？我想以后还会有什么别的东西被发明出来，这些东西多少让我开了窍。

　　我在无意中进行了某种革命。刚到巴黎时我就生活在某种环境之中。我不知道这种环境是不是高雅。说实在话，开始时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很丑陋，女人们追逐有钱的年轻人。我猜得出来，她们或者想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情妇，或者想让他们成为自己女儿的丈央。我认为男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我看来，我处在这种环境里就这么生活，极为正常。我不认识别的男人，只认识我的父亲、几个佃户和家乡的神甫、公证人和镇长，除了这些人外，一个也不认识。

　　艾蒂安·巴尔桑对美和美的东西并不在意。我讲过了，年纪大的女人或风尘女子他都喜欢，制造出种种家庭丑闻。但他们全家看到他和我在一起时还是感到高兴的。他的弟弟雅克来找我，讲了艾蒂安一大堆好话。他肯定是想要我嫁给艾蒂安。

　　——我不爱他！

　　——这没有关系。

　　我想，真见鬼了。谁都知道他已经老了，他比他的弟弟大10岁，他的弟弟又比我大10岁，这样就相差了20岁。我觉得他很好笑，又很讨厌。他想把谈话拉到原来话题上来：

　　——您这样下去很不好，他说，您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想工作！

　　——工作，工作！但您什么也不会于！

　　——既然女人都想知道我是怎样穿着的，那……

　　她们尤其想知道我的帽子是谁做的。我在拉斐特商场买了一只帽植，又在帽植上加了一个东西。我先买了6个，后来又买了12个。那时我穿得像个小学生，19岁了，③看上去只有15岁，比现在经2—3公斤。比起那些衣着华丽的上流社会的女人来。…··当然，我觉得她们并不太丑。然而，我感到头戴垂肩大帽，眼线画得很浓的风尘女子十分漂亮。这些人中有人们常常提到的玛丽娘·德格拉蒙、善良的埃莱娜。有人问我是不是想见见她们，我说不，我怕见她们，我不知道她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她们都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得到男人们的欢心。

　　一天，朱尔·德·S对我说：

　　——您一定得认识波莉娜，她想见见您。

　　——那么就让她来喝一杯茶吧。

　　我坚持让她来喝茶。他还问我对她有什么看法，觉得她怎么样，我说：

　　——可怕极了。

　　——怎么，可怕极了？

　　——是的，看上去她很刻毒、冷酷，也不爱整洁，头发上

　　灰蒙蒙的，头发怎么这样密？面部轮廓太粗糙。他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后来他讲给他的朋友们听，把他们都逗笑了。

　　——你们知道吗，科科是怎样看波莉娜的？科科觉得她很可诋。

　　那年波莉娜30岁，是当时的大美人。她虽然浓妆艳抹，打扮妖艳，而且像岩石一样冷峻，但她的美还是使我惊愕不已。应当说这些人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当然不是一减而就，而是花了不少时间的。

　　这些人教会了我一些东西，他们对她摆了架子？是谁因为她长得漂亮而高傲地嘲笑她无知？是那些被人嘲称为长着漂亮脸蛋没有教养的人！当着一位来自另一个阶层的姑娘，而不是自己的母亲或女朋友的面，被人看作没有教养的人是很不错的。要客套干什么？

　　科科在吐露这些往事时，常常把年份搞错，不是提前就是搞颠倒了，所以要注意事情的来龙去脉，注意回忆中的蛛丝马迹。史蒂安·巴尔桑的侄子在谈论文蒂安时对我说他招呼时摆架子，这也许是真的。如果说他偶尔会把科科打入厨房门此．巴尔桑的家里人一位是否认的，但怎么能知道呢？那么人们就可以想象得出他会在骑手和驯马师的餐桌上和她坐在一起的。他是一个乐天随和、正直诚恳、善于交际的人，有点像衣袖上标着高级军衔，关心士兵（站着撒尿的人广角利，亲自品尝士兵菜汤，给假24小时让士兵登上三等车厢前夫陪伴垂死的母亲的军队神甫。对科科来说，巴尔桑就像命运的使者安菲特律翁。他连想都没想就违心地把她推给了他的皮格马利翁I——博伊·卡佩尔，但科科还是感到巴尔桑无法忍受。






科科·夏奈尔传--伟大的爱情






伟大的爱情

　　当一位迷人的英国人出现在围着巴尔桑转的酒肉朋友中间时，科科在鲁瓦亚利厄已经生活了好几个年头了。这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小伙子，有着一头棕色头发，一张东方人的没有光泽的脸。巴尔桑老觉得他的头发烫得太署了，还怪他头上的发蜡弄脏了他的安乐椅。博伊是一个花花公子，但还算正经。他家境并不富裕，靠做生意为生。克列孟梭似乎很看得起他，战时曾经让他负责向法国供应煤炭。博伊频频出入最高档的社交场合，是个不错的人物，尽管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父亲名叫佩雷尔，是一位法国银行家。母亲呢？他讳莫如深。可以说，他像科科一样，也是一个孤儿，不过层次不同而已。他认为科科已经有了进步，几乎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生存环境。博伊（原名阿瑟）是否在穆兰的低档咖啡馆里或者在莫·M家里注意过科科？是否在接生姿事件发生后帮助过科科？但不管怎么说，在他眼里科科在鲁瓦亚利厄的形象可以说是崇高的。

　　科科·夏奈尔意识到有两个情人可以“互相替补”。且听科科是怎么说的：

　　我开始制作帽子了，因为两个男人都争着要我这个小人儿，谁也不肯让步。

　　一天。博伊在谈起艾蒂安时对我说：我是在艾蒂安家里认识您的，所以您不可能属于我，尽管我很爱您，但这不可能。

　　我回答说，我们在一起很浪漫，但他并不爱我。人、所有通常的男人一样，一旦发现我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时又开始爱我了。一年来，这两位先生一直你争我夺。我对自己说，我夹在中间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得做些什么才好，因为没有人会关心我这个没有钱的小姑娘。

　　我住进了里兹饭店。房钱和一切费用都有人付，处境好得令人无法相信，全巴黎都在议论纷纷。我不了解上流社会，不知道上流社会是怎么回事。我在贾比涅住了差不多有两年，骑着马到处玩，但是我知道这样下去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既然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就该住在巴黎，我不能用这个男人的钱，爱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这很复杂。一个女人如果成了风尘女子，就有人为她付钱。这一点有人对我说过，我懂。我又问我自己：那么你想成为一个妓女了？这太可怕了，我决不愿意。不仅是因为我太要独立了，而且我还要家庭。没有办法，我只好止步不前了。

　　她说话常常颠三倒四。但是，一天晚上在谈论金钱和别的什么事时，她说：“里兹饭店里某些客人把女人带进房间。”她的话着实使我大吃一惊。

　　——这太卑鄙无耻。

　　她模仿门卫闯进房间驱赶下流女人的动作。

　　——夫人，该走了，这里是里兹饭店。

　　她义愤填膺地说：

　　——要是我，我还要把让这种女人进房间的男人也一起赶走。

　　她想起了什么才这么义愤填膺的？

　　最后，他们下了决心。他们明白我要他们把我安顿下来做帽子是有道理的。您无法知道我们三个人争论不休是多么可笑。我们天天争，天天吵，但午餐、晚餐却在一起吃。可怜的艾蒂安有礼貌地对我说：

　　——你能肯定真的爱他吗？

　　是的，是的，我肯定爱他，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是一个乡下姑娘，没有见过世面，也没有和更多的男人有过交往，我什么也不懂。我看过一些小说，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嘴里常常冒出小说里的一些句子。博伊是了解我的，他常常把我拉回来，他说：

　　“别吹了，科科，别胡说八道了，你说的都是骗人的话，哪里去找？”

　　他待我像孩子一样，我觉得他是对的。

　　照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说法，科科对博伊·卡佩尔一见钟情。路易丝说博伊和鲁道夫·瓦伦蒂诺有几分相像。当时路易丝已着手撰写更奈尔的传记。

　　“科料口述，我记。第二天拿给科科看，她看了就撕个粉碎。”

　　路易丝眼睛望着天空。她和料科的合作无法继续了。我从她那里得知科科曾对博伊大发雷霆。事情发生时他们正和巴尔桑一起在波市围猎。当她知道博伊要回巴黎后，便草草地写了一张纸条给艾蒂安，向他道别。条子上写道：“我要和他一起去了，请原谅，我爱他”她什么行李都不带，坐在波市火车站的支凳上等着博伊。见到她后，博伊是怎么反应的？

　　“他张开了双臂，”路易丝说。

　　她还说：“科科本来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一只箱子的，她很清楚晚间火车的时刻，因为只有一班车。”

　　路易丝接着说，博伊把科科带到他的卧铺座位。

　　“我希望他能再找第二个铺位，”’她说，“因为卧铺＿t即使只睡一个人也睡不好。”

　　在巴尔桑家里，大家都说艾蒂安把科科让给博伊是绅士间的交易。

　　——你真的喜欢她吗？

　　——毫无疑问……

　　——她是属于我的，亲爱的。

　　为了庆祝转让成功，艾蒂安向饭店餐饮部经理要了～瓶香槟。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找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我们还是重提～下科科那句很有说服力的话吧：“找开始做帽子了，因为两个男人都争着要我这个小人儿。”在鲁瓦亚利厄，她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她承认是巴尔桑供养她的。和他在一起，至多只能第一个风尘女子，而且还是一个二等的，比起埃米莉埃娜·达朗松或莉阿娜·德普吉来差得远。科克托是这样描写埃米莉埃娜的：“这是一个正直的女人。她有～头金黄色的头发，微翘的鼻子和一双细眯似笑的眼睛。她的举止行为与众不同，是继马克西姆剧院最著名的悲剧演员后最著名的喜剧演员，是讨人喜欢的让娜·格拉尼埃、骑手和小白脸们的伙伴。她面带笑容在桌子间走走停停，与人握手，向人提些问题，也回答别人的问题。但是您看到的这位埃米莉埃娜已是昨夜星辰。人们的脸色使她难堪，她隐隐地感到惊奇，不知是否走错了饭店的门。她天真地抬头望去，认出了饭店的铜质招牌和桃水装饰，就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科科虽然无情地把埃米莉埃娜看作老太婆，但她还是没有忘记感激这位曾经保护过她的女人。这种友谊达到什么程度？常有惊人之举的莉阿娜·德普吉在她的回忆录中平静地写道，一般说来，这些女人都喜欢自己柔嫩的肌肤甚于情夫粗糙的皮肤。

　　科科在穆兰时就开始制作帽子了。她显然具有能做出一些独特、可爱的东西的才干。她说，“我在拉斐特商场买了一个帽植，在做出的帽子上粘上一个东西，效果很好，人们是这样说的。”制帽商们用鸵鸟的羽毛、鲜花（紫色的棕桐花！）和各种鸟的羽毛做出的帽子富有神话色彩，而科科做出的帽子简洁明快，简直有点挑衅的味道。戴她做的帽子几乎就意味着是对大公司的挑战。但既然戴帽子是为了让人欣赏自己，那就管不了挑战不挑战了。

　　埃米莉埃娜·达朗松也戴了一顶科科做的手边草帽。无论她出现在马克西姆剧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总有人看她。他们说：瞧，她是在哪里买的这顶帽子？喜剧女演员多尔齐近戴了一顶科科做的帽子上台，引起观众啧啧称道。科科想，这样干下去是可行的。与此同时，她有了一个发现，虽然还不太清晰，但她已经迫不及待了：她困于这个圈子纯属偶然，但可以向这个圈子里的人要很多的钱。向他们要得越多，越能得到他们的重视。当然，博伊，卡佩尔对她的与日俱增的热情是不会泼冷水的，他像引人瞩目的清客一样。机智地依靠上流社会为生。

　　“他们最后决定给我一个小店铺，”科科说。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努力的结果。她很爱巴尔桑，也靠他为生。巴尔桑在什么时候把科科安置在里兹饭店并为她支付一切费用的？那是在科科为帽子的事到巴黎来的时候。巴尔桑还把马勒塞尔布大街上的一套单身公寓给她使用，但她一直没有去住过。博伊就住在附近。既然巴尔桑为她提供了经费，那么博伊该做的就不能比预付饭店开支逊色，于是就为科科开了一个银行信用账户：

　　“我不能签单，我还不够年龄，”科科平静地说。

　　其实那时她已经26岁了。

　　“他们决定像给我一个玩具似地给我一个地方做帽子。他们是这么想的：让她去玩吧，看能玩出什么名堂。他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而我自己呢，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

　　让我们把各种事情都摆出来吧。在巴尔桑看来，科科是志同道合、爱笑爱闹，还常常令人讨厌的情妇，她一直担心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难道现在这样不好吗？

　　——好是好，但是明天怎样，后天又会怎样呢？

　　男人如果真的想给女人送什么礼物的话，那么就娶她好了。科科在谈到她的一位模特姑娘时这么说过。对于她来说，20岁正是豆蔻年华。她是不是希望巴尔桑娶她，是不是有过这个念头，她自己记不起来，别人还会有所觉察的。但是巴尔桑呢？他是怎样对待科科的抱怨？

　　“我只关心我自己。”

　　她也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只能照管好自己唯一的资本：无与伦比的美貌和酸溜溜的扭力。但是青春易逝，美貌与勉力又能保持多久呢？她笑着对我讲了一段往事，很能说明问题、她说，她不喜欢吃牡蛎。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家里人让她和妹妹安托瓦内特去阿尔卡雄度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们没有住旅馆，就住在一户很普通的人家里。主人是一位在公园洗牡蛎的工人。每天早上我陪他上驳船，一天他剥出了一只牡蛎给我吃。呸！什么味！我忙不迭地吐了出来。”

　　她是在什么时候和艾蒂安一起去马克西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吃晚饭的？在里兹饭店里时，为了学会吃牡蛎，她常常叫人把牡蛎送到房间里。

　　“我请客房女服务员和我一起吃。她也不喜欢牡蛎，不想吃。我对她说：试一下吧，你还年轻，又很漂亮，也许有朝一日你不得不吃牡蛎，你会找到……”

　　她本想说：你会像我一样找到一位有钱的情人，他会带你去一些必须吃牡蛎的地方。要有所准备！

　　但她说的却是：“你会找到一个体贴的丈夫，为了使你高兴，他可能让你吃牡蛎”

　　她突然改变说话的内容，正好反映了在鲁瓦亚利厄时支配她的思想感情。那时，作为女人，她的生活是依靠男人的。

　　巴尔桑为她支付费用，他觉得对得起她了。他有能力为她支付费用。博伊却不像他那么有钱，他是后来在战争时期，个先列孟梭帮助下才发了财的。当时他还没有财力为科科住平苑饭店的费用付账。

　　他们三个人的会晤值得重视。科科对此记忆犹新：三个人天天相见。一起吃中饭和晚饭二位一体，不又是～辆“三驾马车”？在一段时间里也许是的。不是正式的三驾马车又是什么呢？巴尔桑不是爱嫉妒的人，他最看重的是什么？首先是马，其他嘛，生活至上！听听巴尔桑对把科科让给博伊是怎么说的；也许这里而隐藏着某些真情：

　　——亲爱的，如果她喜欢你，那么她就是你的。

　　——我财力不济啊，亲爱的。

　　——我愿意帮你一点忙。既然她希望从事时装业，那么就让她把我的一套单身宿舍拿去吧。除此之外；我帮不了什么忙了。不管怎样我要支巴西了，要在那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博伊没有支持科科，巴尔桑是否会帮助她呢？肯定不会。科科表面上对他们俩都很不错，她利用巴尔桑和博伊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目的。

　　我再说一遍，在穆兰时，博伊也许没有像在鲁瓦亚利厄时那样对科科关注。因为在鲁瓦亚利厄，他发现科科和巴尔桑的关系使她的身价高了许多。科科长得很美，美得无与伦比，既咄咄逼人又逐人喜爱，对别的女人又是那么的冷酷无情，说她们很坏，很脏。脏无疑是一种致命伤。她常在心底里自问，自己为了掩饰窘态，大肆宣扬别的女人的那些令人害怕的毫无理性的可耻行径，那么男人们为什么对此都只是付之一笑呢？

　　“我是～个被吓怕了的小姑娘，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乡下姑娘。

　　她明白咄咄逼人的性格使她得到了好处。她从别人的谈话中发现上流社会都爱大惊小怪，平静只是表面的，稍微发生一点什么事就会使他们惊讶无比。

　　“在巴黎，获得成功并不难。科克托（在解放那年）对我说，难就难在～直成功。我使‘他们’讨厌已经30年了。”

　　“他们”？科克托指的就是科科说的：“哦！他们使我看到我本身的价值中的他们。”她要把他们掌握在手，而且一直掌握他订。

　　听听科科是怎样谈论博伊的。

　　我本来是可以嫁给博伊·卡佩尔的。我是属于他的。我们为了彼此而生，他爱我，我也爱他。只要他在，他爱我而且也知道我也爱他，其他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整天对他说：

　　——当我不再需要你的时候，我还是知道我是否爱你。

　　我是不是很傻？我不愿他妨碍我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工作很忙，我知道不工作就什么也不会有。但我无所事事，无聊得要命。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烦恼的小姑娘会是怎么样的。我应该把这一已经做得很不错的生意做下去。生意不是一开始就做得不错的，因为那时我还什么也不懂。但后来我懂了，我就……我的运气真好，我要好好利用这个偶然得到的帮助。

　　所有的女人都在追求我本该嫁的这个男人，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我对他说：

　　——所有的女人都在看你，多奇怪啊！

　　——不，她们看的是你，你这个笨蛋。

　　她们在看谁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觉得自己很丑，但我能肯定他确实只爱我。18岁时我就是这样深信不疑的（其实当时她已25岁）。这个小伙子自己赚钱发了财，又抽出时间写作。他在印度生活了很长一段时期，研究秘传教义。既然他对这种教义感兴趣，我也想弄明白他研究的东西。我不认为他在做我不想做的事。他的这些工作都不妨碍他整天地欺骗我，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肯定他爱的只是我。他和别的女人睡觉，我觉得很下流，令我恶心，但我不在乎；各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嘛。议论一个时代很困难”因为一切都有差距。现在，一切都变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高兴了。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身后这个刚刚逝去的时代也真有点奇怪。既然没有任何东西是相同的，所以人们在回忆过去时，总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我和博伊的两人生活真愉快。巴尔桑已经去了阿根廷。说是住几个月，实际上呆了一年。他在想些什么，我毫不在乎。我反复对自己说，我不爱他。他也知道最终是我和博伊在一起。他流了许多泪，但还是显得很宽容大度。这种古怪的罗曼史，别人是想象不出来的。不，男人们是不会哭的，而我却是常常哭的。因为他们对我说了许多使我伤心的事，我该怎么办呢？摆脱他们？我紧时只好投塞纳河了。那时我身体差极了，很容易晕倒。常常有人发现我、失去了知觉倒在一个角落里。这种事在我外出购物时发生过多次。一天，您想想这种情景吧，我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周围站着许多骑师，都看着我。一个好心人对博伊说我喝醉了。事情发生在拉斐特公司附近。此前我们刚和一位驯马师一起吃了中饭。我大概是着了凉，年轻时我身体就很差，现在好多了。我生活得太紧张了，神经一放松就会有什么东西都离我很远的感觉，很可怕。我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被人扶到管厕所的女人那里，她要大家让我安静，说我缺氧。他们让我喝了些什么东西，我喝了，临走时向大家表示了感谢。没走多远，我又倒下了，这一回我被扶到了骑师那里人好心人以为我喝醉了，因为我的呼吸里有朗姆酒的味道。也许是有人让我喝的。博伊提出了异议，他说：

　　——她喝醉了？她可什么也没有喝！

　　人们一直说我神经系统有问题。两年里我一直没敢过马路，也不敢进教堂，连出于礼节而做的弥撒也不做了。音乐会当然也去不成了。只要到了人多的地方我就会头晕。博伊表现了非凡的耐。心，消除了我的心病。他把我带到人多的地方，对我说：

　　——你怕晕倒？好，你就晕倒吧，我在这里，不会有事的。

　　好几次我被人送回家来。我昏迷了半小时，大家都以为我死了。还没昏厥时我就怕晕倒，有时为了过马路我也要乘出租车。博伊又一次地消除了我的精神障碍，他说：

　　——你想晕倒吗？你就晕倒吧！听其自然，我很乐意看你一次次地晕倒。

　　后来，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就再也没有晕倒过。医生们说的都不可信。一次，博伊把我带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去，他的朋友说：

　　——这种病常常发生在年轻的女人身上，应当让她们心情安宁。

　　这种病与过分激动、经历坎坷、生活变化太大有关。后来，我靠读小说来打发日子，但日子过得很糟糕。德库塞尔先生帮了我的大忙，我把自己比作了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了。

　　——你在说什么？博伊问道。

　　我像江湖牙医一样随便撤了一个谎，因为我不想被人看成什么也不懂的乡下小姑娘。博伊提醒我说：

　　——你在撒谎，你说的都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

　　——我只是作了一些小小的编排。

　　——你最好还是讲实话。

　　我是大家议论最多的人，但我自己却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想认识我，都想知道我的衣服是哪里做的。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服装，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时尚是由喜剧女演员和风尘女子们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跟在后面。那时的帽子插各种羽毛，到处流行假发，裙子长得拖地。

　　我记得一位名叫马尔特·勒泰莉埃的漂亮女人，她穿的就是一袭白色呢料长裙，裙摆上镶着毛皮，可以把地上的灰尘扫得一干二净。在奥特伊尔还是在隆尚，我记不清了；我穿的是很难看的平跟鞋。但是，如果穿高跟皮鞋，我就连路也不会走了，甚至还会摔跤。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成了知名人物。我不知道什么叫名望，也从来没有去追逐过。对我来说，名望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瞧，为了名望我推出了一种时尚：现在裁缝们也都在赶时髦了，而在我之前，他们可不是这样的。人们对杜塞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一无所知，只要看一下他的书架，您就可以知道他曾经为艺术家们做过多少漂亮的服装，但是就因为他是一个裁缝而没有被人知晓。即使与他交管而过，他的那些女主顾们也不会向他致意。这种事情很奇怪，但却是真的。幸而在1914和1919年间，人们的生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争帮了我的大忙。灾难使人显出了本来的面貌。我发现自己是在1919年出了名的。当时如果我懂得什么叫出名，我一定会躲在桌子底下哭了。我真傻，太容易动感情了，真是愚不可及。

　　科科在巴黎的初创阶段很艰难，但很快就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是因为她做的帽子式样独特，而且围巾和骑士外罩都很有新意。她把阿德里安娜和妹妹安托瓦内特都叫到身边。穆兰的“美惠三女神”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又相聚了。她们把巴尔桑留下的单身公寓改作店铺，在那里营造着一种自由的氛围。但是这个店铺不久就显得太小，需要搬迁了。1910年她们搬到了康邦街。科科觉得这里很不错，是她的事业之路。这几年里她生活得很愉快。博伊·卡佩尔常常带着他心爱的人外出。他们的生意很好，在生活上也可以说结成了伴侣。战前在多维尔和战时在比亚里茨开设的两家店铺对科科来说意义重大。由于战争的原因，多维尔和比亚里茨先后成为特权阶层，即“快活的少数人”的幸运的避风港。从生活乐趣上来说，相当于今天的蒙特卡洛、列支敦士登这些花钱天堂。当时科科没有去当护士为苦难的祖国效力的念头。她为战争出力主要是给几个当兵的兄弟寄些包裹，而她在事业上却已～下于发达了。科科是这样描绘她当时装店老板的初期生活的。

　　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用拇指和食指在上衣上做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动作）。

　　我又在套衫上装了一个领子和一个领结，大家都赞叹不已。有人问：

　　“您是从哪里弄来这件衣服的？”

　　我说，如果您喜欢，我可以卖给您。

　　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得打听打听行情。这样的衣服我一下子卖了10件。亲爱的，这件套衫是因为多维尔天气冷我才穿的，而我就是靠了这件套衫发了一点小财。在英国这样还行，没有人会注意这件套衫，也不会有人对我说您穿这身衣服真漂亮。一天，我在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我感到有些冷，就穿了一件男式套衫，我不知道这件套衫是谁的。后来我用手帕把它捆扎了起来「原文如此」。战争爆发了，大家都在谈论战争，但多维尔的生活仍一如既往。我讨厌战争，但我一点也没有想过德国人发动战争会影响我卖帽子。我只想靠工作获得自身独立，别的都不关心。夏奈尔的式样诞生了。当时有一位名叫罗迪埃的面料制造商，他有大量浅灰色针织面料积压在仓库里，担心卖不出去。夏奈尔找到了这位供应商。这个故事让人想起让·普鲁沃斯特的故事。普鲁沃斯特说他的报纸是因为用了造纸商贝甘用不完的库存上光纸而赚了钱的。博伊很会做生意，他大胆果断。他在191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一批年龄不到30岁的男人搞起来的，这是因为老年人扼杀了青年人。而科科则相反，她凭着在马球场上偶然构思出来的松腰长裙一举成名，难道不该受到赞誉吗？一位美国记者也许就是在比亚里茨注意到这～点的。1916年有一期《哈泼市场》杂志独家刊登了夏奈尔设计的第一个款式：“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这种款式在战后才出现在法国报纸上，美国人则是在1954年夏奈尔回归法国后才知道的。在美国人眼里，夏奈尔就是第三街服装商日夜盼望的时装救世主。

　　为什么科科没有嫁给博伊·卡佩尔？1918年胜利即将到来时，博伊娶了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黛安娜·利斯特。她是里布尔斯戴尔男爵的女儿，是一名野战医疗救护人员，丈夫已在战时牺牲。这是不是四海为家的卡佩尔的蓄意报复？婚礼在博福特堡洛瓦特勋爵的私人小教堂里举行，与巴尔桑和埃米莉埃娜·达朗松的婚礼明显不同。在巴尔桑一家欢天喜地安排的婚礼上，埃米莉埃娜穿着白色婚纱，两旁站着穿着撒马利亚服装、扮作男演员的科科和女演员的多尔齐亚特。卡佩尔跟在后面。鲁瓦亚利厄到处喜气洋洋，但婚礼多少有点土气。这时博伊在博福特堡的教堂里想些什么？对他来说是功成名就。他有钱了，妻子又以嫁妆的形式使他得到了贵族的头衔。科科是怎样对待他的？订婚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每当博伊为煤炭生意到巴黎去时，她就和他住在一起。不是住在博伊家里就是住在科科那里。她早已偿清了博伊给比亚利茨店铺的贷款，至于多维尔那里的店铺，贷款是否已经偿还不得而知。他们之间在经济上是否有书面协议？博伊在遗嘱里写着留给科科的是3万英镑，数目巨大。多么奇怪的结合！他们什么事都在一起，但却是同床异梦。

　　“我们彼此相爱，本来可以结婚的，”科科咕咕嚷嚷地说。

　　我们本可以……但是……博伊心明似镜，科科尤其清楚。博伊在经过了一段与艾蒂安两人同恋科科的时期后，令人惊奇地替代了艾蒂安的地位，为艾蒂安对他说起过的暧昧的往事承担起了责任。艾蒂安·巴尔桑说了些什么？第一次相会？小咖啡馆？在莫夫人家里度周末？也许是接生婆的故事？这些都是科科想用枯枝败叶掩盖起来，不愿记起的往事。她要与～鳞半爪地知道她的身世、而这些往事对她的传奇人生不利的朋友（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断绝交往。巴尔桑在她心目中消失后，她能不能和博伊在一起？合法地在一起？她爱他，是的。他也爱她。科科也深信他是爱自己的。他是否提出过要娶她？不能肯定，甚至很不可能。他～直想跻身于英国绅士圈，在上流社会取得一席之地。科科显然不能为他创造这些条件，更不能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生一个他希望的继承人。所以，她在和威斯敏斯特、博伊结婚的问题上部退却了，她觉得不能胜任这个角色。

　　但她一生中曾经对博伊·卡佩尔有过最诚挚的爱，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在得知他结婚的消息，被他背叛了后，科科有没有再见过他？只要知道他爱我，我也爱他，为什么非得要在手指上套戒指？

　　她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作过一番总结，觉得巴尔桑和卡佩尔是互为补充的。她肯定地说，巴尔桑从巴西回来时，眼中含着热泪。

　　“你能肯定爱他吗？你不能再回到我的身边吗？”

　　有人说她把巴尔桑给她的首饰都还给了他，只保留了一只普通的镶有一小块黄玉的金戒指。

　　她在把首饰交给他的哥哥雅克·巴尔桑时说：“这只戒指我一生都要戴着。”

　　如果说这只是皮埃尔·德库塞尔小说中的～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还是证明了科科已经摆脱了束缚她的桎梏。但是我确实看到科科戴着一枚戒指。

　　科科说：“这是一个吉祥物，是我很小的时候一位女友送给我的第一枚戒指。”

　　那么她保留了博伊·卡佩尔的什么东西呢？他们从不互赠礼物。他们一起做生意，生意很好，两人都获得了成功。是生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

　　博伊死于一次车祸，地点是蓝色海岸。（科科也许该去找他？）博伊死后，科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寡妇。这种感觉真是奇怪。她认识博伊的妻子，替她做过衣服（后来还继续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科科是这个女孩的教母。黛安娜·卡佩尔在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科科晚年喋喋不休令人疲倦（有时是颠三倒四），她在谈话中难免不为这场还算成功，后来却又突然变成悲剧的恋爱添油加醋。请看她是怎么说的：

　　我的感情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因为我爱的人死了，除了隐秘的东西外，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塞尔特一家①待我很好，他们救了我。也许不救我还要更好些。他们硬把我带到了意大利，而我原来是决定不去的。我一直哭，整天、整周、整月地哭，到了意大利还是哭。他们在一座教堂的深处发现了泪流满面的我。米齐妞说出现了一个奇迹，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她对我说：

　　——我们该去看一下帕多瓦的圣安东尼教堂。

　　当时我们在威尼斯，而帕多瓦就在威尼斯附近。

　　——这对你会有好处的，米齐妞说，去看看圣安东尼教堂吧。去摸摸它，如果你向他祈求宁静……他就……

　　我只祈求宁静，宁静地死去。我和塞尔特一家就去了帕多瓦。圣安东尼和我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知名人物。塞尔特一家钱不多，但出手很大方，出门必坐车。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真有点无序。我们什么时候起床只有天知道。他们很邋遢，从不洗澡。而我，每天晚上都要洗澡，因为我知道早上是没有时间的。而他们从不洗澡，他们是乐天派，都还没有结婚，因此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只是后来才频频参加社交活动的。他们两人对我极好，极友善，和他们一起旅行真是开心极了。我们参观了博物馆。他们喜欢绘画，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那时我心情极其忧郁，如果没有他们，我会像傻子般地死去的。

　　——跪下吧，向他祈求宁静，会有应验的。

　　我跪下了，但想的却是别的事，因为我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只是有点迷信罢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很不幸的人，他的脸上全是失望和无奈……我觉得自己是有罪的，真想责备自己！真想问这个男人：

　　——先生，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什么事情使您这样痛苦，说出来您会感到轻松些的。

　　当然我自己也很不好过，因为我心爱的人已经离我而去，但我知道他没有真正离开我，只是在另一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智学是不可缺少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

　　他在那里，他在等我。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他没有离开我。我知道他希望我幸福，我之所以敢跪在墓里的男人面前责备自己是因为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望了。

　　从教堂里出来时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午餐时我吃得很香。这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米齐妞立刻发现我笑了。

　　——你笑了！

　　——是的，我笑了，我还要再笑，因为奇迹已经出现了，我再也不哭了。

　　我真的不再哭了，我和讨人喜欢的塞尔特去了罗马。他问我是去参观竞技场还是先去吃晚饭。我们还是先去了竞技场，又在罗马市内到处溜达，直至凌晨3时。我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

　　我是一个很果断的人。我给巴黎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于是就打了一个长长的电报，要他们把我住所里的东西搬到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的那个住所。回到巴黎后，我还是住在里兹饭店。里兹饭店就是我的家，是我住过的第一家旅馆。我曾在圣·奥诺雷区的一条街上住过，但那里早晨太喧闹，我受不了。佣人们的脾气也很坏，都显得无精打采。屋子里很脏，非得彻底整理不行。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在里兹饭店住了三天。我躲开了脾气很坏、爱唠叨、令人讨厌的人，我不希望看到不幸的事。当然，如果不幸的事落在你的头上，你也只好承受。但是我不希望看到它，不管它落在我头上还是落在别人头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幸灾乐祸，不幸就应该落在他们的头上，譬如无名的病痛，无谓的悲剧什么的。

　　这也是情结！什么叫情结？我从来没有过情结。如果说有，那就是优越感。对人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很讨厌情结。情结是个新词，没有人有什么情结，只有身体好坏。缺陷会变成病态和令我讨厌的情结。我宁愿要缺陷，有缺陷的人别人都能知道。但是，今天这种人做什么事都必须有非凡的情结，连孩子也是这样……有些事没有人会提起。不知道是爱男人还是爱女人的人是无可救药的。对这一切我一无所知。

　　我认识一个可怜的家伙，他不知道是否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许也不知道是否爱另外一个年轻的男人。我对他说，你去上吊吧。我身边围着不少怀有情结的人，如果他们都是病人，那么把他们关进疗养院去好了。

　　生活变得十分令人烦恼。但是，说实话，我害怕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有朝一日服装引不起我的兴趣了，那才真是最大的烦恼。情结悄然转向另一个方向的时刻即将来到了。

　　害怕烦恼……这一恐惧心理使她离开了卡佩尔。她爱他，他们原本可以……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创办夏奈尔公司几乎是幻想。她承认她的第一批服装是和女工们一起做的，因为她不知道精通这一新工作的专业设计师大有人在。当然，她有些夸大其词。她雇用她熟悉的女工是因为真正的服装设计师技术高超会使她望而却步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起点，到1938年时，她在欧洲、中东和南美洲的服装销量已达28000套，雇用工人4000人。

　　她咕咕嚷嚷地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我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又是怎么享受到比我见到的大部分女人更充实的爱情生活的。”

　　但是应当说，她在这一切和充实的爱情生活之间平衡得并不好。






科科·夏奈尔传--闯荡巴黎






闯荡巴黎

　　保罗·莫朗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举足轻重的人物约有700位，不比督政府时期的凡尔赛多。他们都没有去过康邦街上的科科家里，但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希望在某个什么时候去上一次。这一愿望常常能够得以实现。这些人中有季洛杜、德里厄·拉罗歇尔等作家，萨蒂、奥里克等音乐家，电影艺术家，棒球冠军，受科克托保护的拳击手，也有公爵和俄国的上层移民。一套好的时装要有高档的衬衣、皮靴和相称的裘皮帽子巧妙搭配。科科很少提到这些往事，她只对当天或前一天发生的事感兴趣。她的记忆中只有能留下痕迹的东西。

　　她在巴尔桑家里的生活就像一个隐士。人们谈到她却看不到她，或者很少看到她。博伊·卡佩尔喜欢巴黎的夜生活，喜欢看戏、看芭蕾舞，参观展览会。她常和博伊同进共出。博伊还常常带她去马克西姆饭店就餐。她对在那里的最初几次很有意思的晚餐记忆犹新。

　　那时我还是个姑娘。三个人陪着我，其中一个是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英国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对夫妇。这时来了一位妇女，她对男的说：

　　——你出来一下。

　　男的把她撵走了。她打碎了一只酒杯，用残留的杯底划破了他的脸。男人血流满面，吓得我立刻进了。我登上了旋转式楼梯，走进了一个房间，躲在一张有桌布的桌子下（她做了一个钻进桌子底下的动作）。真可怕！我哭了，因为伴我的三个人一个也没有出来，他们都怕沾上血污。

　　那位很爱我的英国人竟然不知道我消失在哪儿了。

　　——她回去了，另外两个人说。

　　他去找我了。

　　——和她在一起，应当预料意外。

　　他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我（她掀起自己桌子上的台布）

　　——科科，出来！

　　还有一次，我们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时，一个家伙握着手枪闯了进来，强迫大家举起双手。从此以后，30年里我再也没有去过马克西姆餐厅。

　　这些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是不是从皮埃尔·德库塞尔小说中抄来的？可以认为，那时科科正处在很窘迫的境地，她正在改变处境。她对我说，马克西姆餐厅的桌子很高，吃东西很方便，但对袒胸露肩的人来说……一天晚上，她在有些发炎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第二天，一位女友打电话问她：

　　——昨天晚上你穿的是一条红色长裙吗？

　　科科说：“她只看到围巾。”后来，科科在马克西姆餐厅看到有些女人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无油长裙后，发誓再也不容坦肩低领裙子了。她说：“她们以为是在自己的浴室里。”

　　就在风尘女子们在马克西姆餐厅里搔首弄姿、卖弄风情的时候，科科惴惴不安、忧虑满腹地开始了她的人生之路。她的回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还记得她在旅馆的客房里学习吃牡蛎的故事。科科坚持把该学的东西都学好。在鲁瓦亚利厄，她对她的第一位礼仪老师埃米莉埃娜的教诲言听计从。她说埃米莉埃娜教我一切，她说的话与米齐妞·塞尔特一样。科科那时要学的东西真不少。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她的成功的光晕，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她是从哪里起步的。

　　科科把她最初的自信归功于在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姨妈家里度过的“豪华”生活。她在初次涉足上流社会时仍不免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我和所有的老年妇女建立友谊，由此开始了我在上流社会的冒险。”她是在谈到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原型谢维汉夫人时对我透露的。

　　科科认识普鲁斯特。

　　“我见到过他一次。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胸部，这是女人的一种姿势，眼睛也化过妆。”

　　她观察着他，静心地听他说话，事先对他既不信服又不钦佩。她很有分寸地称赞了几位老年妇女。对其中一位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该学的她都知道，不该学的她都不知道。”

　　在她涉足巴黎生活之初，这句话对她来说似乎应当颠倒过来：不该学的她都知道，该学的她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她学得很快。她很快就懂得对有钱的人来说，最合适的价格就是“越贵越好”。她像农妇那样利用小聪明从对她的帽子吹毛求疵识有巴尔桑和卡佩尔他们才先后关注过这种疵点、斤斤计较的老大娘手中赚取更多的钱。她很开。动地说：从到拉斐特商场买帽坯改为直接从商场供应商那里买帽坯（薄利也不让他们赚），买来后装上一个小东西。夫人，您得付多少钱。既然你太笨，自己不会做，老太，你就付钱吧，付吧！

　　加布里埃尔·多尔齐姐第一次听到人们是这样说科科的：“这个卖帽子的小姑娘真滑稽……”

　　科科不喜欢人家这么说她，但也没有抗议。成功才是首要的。她和别人不一样，她能使人开心，用当时另外一种说法是一个古怪的人。她的第一批裙子中有一条是为多尔齐娅做的。这是一条很长，配有羊毛紧身开衫和兔皮领子的针织面料直裙。兔皮是由一位名叫雅克·海姆的初涉商界的皮货商供应的。

　　针织面料！在科科开始出售帽子的马勒塞尔布大街上的一家商场里已经有人在卖女式服装了。科科已被判罚了不公平竞争税，不能销售通常的呢质长裙了。而针织面料，科科有一批便宜的存货。用针织面料做裙子，别人是无话可说的。正儿八经的女装裁缝是不会用它来做裙子的，因为它最适合做男式运动社。

　　在夏奈尔之前的“女式夏装”，即使经过普瓦雷（他曾经在1906年废止了紧身胸衣，1908年剪掉了人体模型的头发）的简化，还是像中国的皇后或嫔妃的指甲，越长越显出社会地位的高贵。正像令人惊愕的指甲使最引人垂涎的中国女人委身于能为她们支付庞大开支的有钱男人一样，本世纪初的时装使风尘女子依附于她们的情夫。让·科克托用这样的话描绘奥特萝：

　　“镶金饰银、缀满鲜花和羽毛的长裙，外加一件用鲸须作撑的紧身胸衣，盔甲似地紧裹着这位美轮美美的享乐斗士。您似乎看见她独自在行走，但她从不独来独往，总有一位挂着单片眼镜，身穿燕尾礼服的男士，影子似地为她护卫。穿燕尾服的影子知道他的呢帽和丝织礼服的价值……瞧她那副用有着美神米涅瓦长长睫毛的眼睛打量同行们的神态，瞧她无名火大发，连斗牛士也敢冒犯的架势。”

　　科科·夏奈尔在多维尔或比亚里茨开出第一家店销时，是否知道她在为女人们发明一种新的生活艺术？我的运气真好，我生逢其时。

　　科科说她对钱财总是不太在乎。虽然如此，晚上她还是要着一看银箱里有多少钱。真怪！总是有新的、意想不到的收获令她精神振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赚钱真的这么容易？十年里走过的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哦，赚钱不总是容易的，但是最终。…·如果她嫁给一个大腹便便的公证人；或者像女仆一样安身立命又会怎样呢？忍气吞声的生活使她有了胆量，那些在重要问题上斤斤计较，而在可有可无的东西上挥霍浪费，连破产也在所不惜的有钱人使她懂得了金钱的作用。

　　“美丽、自由”这是科科店铺门枪上的不成文但却是明白无误的宣言。“美惠三女神”无拘无束，经营全凭自己。如果要得到赞誉，不一定要去找公证人或布市，它取决于她们自己，取决于她们的运气和兴趣。兴趣是木是和运气分割的？也许是吧。一切都是新的，她们不太明白，但她们都在猜想也许会发生什么事，而正是这种猜想使她们如痴似醉。如果科科只卖帽子和上衣，她也许能积攒许多钱，但能留下夏奈尔小姐的名声吗？对妇女来说，夏奈尔小姐象征着一个世纪的幻想，象征着出于（或者为了）自己的乐趣的独立。

　　“美惠三女神”外还有一位很讨人喜欢的喜歌剧歌手马尔泰·达韦莉。她长得很像科科，在旧照片上几乎分不清谁是谁。究竟是谁模仿了谁的衣着、发式和化妆？人们回忆起她们就像回忆起蝉和蚂蚁的故事：科科就是蚂蚁。她们的区别不在脸上。科科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这位对她肯定很有影响的密友。科科还是在和博伊一起时就认识她了，当时她已经小有成就。哦！在战前的这些年月里，乐趣的名字就叫巴黎。马尔泰。达韦莉在靠近圣让德吕兹的巴斯克海滨造了一幢房子，科科在比亚里茨买了一幢花园住宅，又在朗德海边谈了一个爱巢，和迪米特里大公度蜜月，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博伊死后不久。

　　马尔泰·达韦有嫁给一个糖业大王。股市暴跌使他的财富化为乌有。1955年她在一所美国医院去世时，科科刚刚重新风靡一时。此前她们没有再见过面。马尔泰临终前科科曾去医院探望过她。

　　这位前歌手在永远闭上眼睛之前神情恍惚，低声地说：“她呆了一刻钟。”

　　在一些摄于比亚里茨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科科和达韦莉或是打高尔夫球，或是穿着泳装在晒太阳，腿上盖着丝质浴巾。油头攒脸、靠煤炭赚了几百万法郎的博伊和她们一起谈论战争的恐怖，还可以看到穿着运动衣和白色长裤的埃德蒙·罗斯康和皮埃尔。德库尔塞尔在歪歪扭扭地划船。科科在看戏时是不那么容易流泪的，她也不再看长篇小说了。为了弥补文化知识方面的不足，她用心地听着她的朋友米齐娅给她上添”米齐娅后来第三次结了婚，丈夫是一位西班牙画家，何塞·马里亚·塞尔特。

　　米齐姐当姑娘时名叫戈德布斯卡，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俄国人。米齐姐是人们称之为“上流社会冒险家”的那种人。她美丽娇媚，聪明机智，雅致大方，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5岁时，年迈的李斯特把她抱在膝上，要她为他奏一曲，李斯特还亲自为她踩脚板。福莱听她演奏后自告奋勇要当她老师。15岁那年，她与一位出版商的儿子，创办了《白色杂志》的塔代·纳唐松结了婚，使福莱大为失望。塔代·纳唐松认识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名叫德彪西的，曾去过这对年轻夫妇的家，自己演唱了《佩莱阿斯和梅莉桑德》中所有角色的歌。还有雷诺阿，他为米齐娘画过8幅肖像，还应米齐姬的要求对她谈过公社，有时他还放下画笔，恳求米齐姬解开袒肩上衣。

　　——您为什么不让人看见您的乳房？这是罪过！

　　米齐哑叹了一口气，讲着她记忆中的这件事。

　　“他去世后，我常常自责没有让他看他想看的东西。我多次把他惊得几乎要哭了。没有比他更懂得欣赏肌肤上的粒子了。”

　　雷诺阿画的米齐姬肖像中有一幅陈列在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还有一幅在费城，是巴恩斯的藏品。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里有勃纳尔和维亚尔画的米齐娅肖像。土鲁斯一劳特累克在她家里午餐时把她画在菜单上，他叫她小燕子，菜单呢？扔了。米齐她对那些嘲笑势特累克，对雷诺阿的作品捧腹大笑，还问该把勃纳尔的风景画挂在什么地方的人嗤之以鼻，说他们太可怜，太可怕了。

　　米齐妞隐居塞纳河畔的瓦尔万乡间别墅时，马拉尔梅常穿着木鞋来给她念他写的诗。一天晚上，她打断了他的朗诵，说是头痛。马拉尔梅站起来就走了。他生气了？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给她带来了阿斯匹林。元旦那天，他给她送来了肥鹅肝和一前四行诗。后来这芦四行诗不知被她放到哪儿立了。

　　“加果我把别人给我的东西都积聚起来，人家会把我看成是怪物的。”

　　马拉尔梅在一把扇子上写道：

　　似大鹏翱翔长空，

　　似海岛轻掠水面，

　　米齐娅的琴声

　　使你惊撼；给你欢乐。

　　她发现了凡·高，并建议他以200法郎的价格将画卖给他的朋友。她也对斯特拉文斯基提出同样的要求。格里格她演奏过《皮尔·金特》，在演到阿塞之死时，米齐娘已“如雨下”了。易卜生曾送她一帧有他亲笔签名带握的照片、这些人都常在塔代·纳唐松家晚餐，也去米齐娜第二任丈夫爱德华家晚餐。爱德华是一位富豪，是《晨报》和巴黎剧院的业主。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像国王大卫从他的一位船长手中夺取美丽的贝特莎贝一样。从塔代，纳后松手中夺取了米齐激。但爱德华没有把培代·纳唐松送去打仗，而是给他一座矿产让他经营，待他去后，再说服米齐姐与自己相爱。

　　除了米齐妞，谁能让卡鲁索停止歌唱？

　　——够了；我不想听了。

　　他在她家里给她唱了许多那不勒斯歌曲，使她感到十分腻烦。她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男人如此吃惊名

　　保罗·莫朗在《威尼斯报》上对米齐级有过极妙的描绘：

　　“她集多种才华于一卡，所有的人：维亚尔、教纳尔、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部对她深为爱慕。她提出的奇妙想法都成了时装的模式，并且立即受到青睐，设计师们马上进行开发，记者们不惜引用。头脑空空的上流社会的仕女们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米齐妞是现代巴罗克风格的王后。她一生追求怪诞，追求珠光宝气。普鲁斯特说：她是一个爱赌气，狡猾诡诈的人。她把彼此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接着又弄得他们不和。菲利普、贝尔特洛说，她是一个玩弄奸诈的天才，残酷手段的高手。切不可告诉她你的所爱。只要米齐俄在打门铃了，他就反复说：‘猫来了，快把鸟藏起来。’”

　　值得提一下的是米齐娜悲剧性的出身。她的母亲索菲·戈德布斯卡住在布鲁塞尔，等着在圣彼得堡为特罗贝茨科伊王子装饰宫殿的丈夫归来。一位为了她好的匿名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与一个年轻的姑娘织起了爱网，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她的母亲立即动身去圣彼得堡。米齐妞说：“天知道出了什么奇迹才让她在长途跋涉后到了冰天雪地的俄国的。”她慢慢地爬上了盖满厚零的台阶，在打门铃时靠在门框上喘了口气。这时门缝里传出了她熟悉的笑声，她的手终于没能完成打铃的动作。

　　可怜的索菲泄气了，突然感到疲惫不堪，只得住进一家小旅馆。她给她的哥哥写了一封信，让她通知她的丈夫。在她丈夫赶来时她已经生下了米齐哪，这时她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米齐姬写道：“我的出生悲剧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命运。”

　　米齐妞是由祖母扶养长大的。她的祖母住在布鲁塞尔郊区的一座豪华大宅里。祖母家爱摆阔气，常常接待许多艺术家。米齐姐就是在这座大宅里坐在李斯特的膝上弹钢琴的。比利时王后也常来这里。孩提时的米齐姬曾经闯进过厨房和地窖，在那里看到挂在钩子上的整爿羊肉、牛肉和猪肉。“这些血淋淋的、钟乳石般的东西令人不寒而栗，等着被斩成碎块供我的祖母和她周围的魔鬼食用。”这段话令人想起科科在她姨妈家看到厨房案板上劈成两爿的猪肉时恶心得再也不想吃东西时的情景。科科就是根据米齐妞的回忆，编造自己艰辛而又阔气的童年生活的。

　　米齐姬还为她提供了其他什么东西。她和科科以及她的第三任丈夫何塞·马里亚·塞尔特一起在索邦神学院读过几年书。

　　科科对我说：“没有米齐娜，我也许会像白痴般地死去。”

　　塞尔特是萨尔瓦多·达里的前辈。他夸夸其谈，装腔作势。他有什么才能？他是一个脸色阴沉、满脸胡子、身材高大的人，喜欢乔装打扮，常常披着斗篷，头戴阔边帽。他说在西班牙国王面前他也戴这种帽子。但是，在科科面前，他脱下了阔边帽。

　　他说：“我可以骑着马进西班牙的教堂。”

　　一次，他与米齐姐相遇。为了使米齐哑大吃一惊，他大谈怎样使鹤在一大堆青蛙面前饿死。他说只要把鹤的缘尖剪去就行了。从此以后，米齐妞与他就没有了距离感。塞尔特和达里一样，说法语带有卡塔卢尼亚的口音。他有声有色地对米齐姬描绘被他化装成海狗的鸭子看到由他精心粘贴了鸭子羽毛的海狗时如何地惊慌。这种男人怎么抵挡呢？他的胃口也极好。一位对此大为震惊的美食家说，人们只好给他吃整只的鸡鸭。他从不给人一小盒巧克力，要给就给一车。他画的壁画也极大，对所有画家他都了若指掌，让他当导游最好不过了。

　　科科说：“听他说话我觉得自己也变得聪明了。”

　　米齐哑介绍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和科科认识。战后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期。科科轻松地赚了钱，事业上的成功使她成为一个吸引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科科说：

　　我对俄国芭蕾舞团十分倾心。我很喜欢音乐，音乐使我生活在奇观妙景之中。当我听了瓦格纳的作品后，我就对他十分钦佩。我生来就是为了接受这种东西的。现在您听见有些人对您解释什么是他们的幸福……其实他们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们的不幸也不足挂齿。而我在俄国芭蕾舞团和其他许多事情之间……哦，我自己也做过一些事，甚至还办过一张报。有时我似乎感到没有生活过，人们没有给我时间生活。战争开始后我才有了像样的生活。我想得很多，慢慢地思索。以前我太忙了，总有不少事要做或者要着手去做。我也想忘掉些什么，但很困难。忘记什么，我也不大清楚。也许是忘掉自己在生活吧。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很烦，很会激动？其实再也没有比我更懒的人了。我可以成天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我总是懒得让人无法容忍，但是……

　　我很喜欢俄国芭蕾舞团的演员，至少是其中某些演员，其他演员不怎么喜欢。我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是为了摆脱烦恼。那么结果又怎样呢？我和这些人连友谊也谈不上。我问塞尔日·利法尔，佳吉列夫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他回答说：

　　——你使他害怕。

　　我原以为他会这样说的：感激，太感激了，还有一点爱慕，而他却说：

　　——你使他害怕。

　　而这确是真的。这才像佳吉列夫说的话。他一生都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怕他的戏不能上演，怕不能表现自己，总是怕。他很冷漠，不喜欢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没有纯洁无私的感情。如果您知道塞尔日（利法尔）是怎样生活的话……有时塞尔日也恨他，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佳吉列夫要他工作、不停地工作，把他派到博物馆去，常常把他当作一条狗似地对待。

　　那个总是在这里的布景师叫什么名字？噢，对了，叫巴克斯特。他就像一只鹦鹉，真让我好笑。这些人都很滑稽。巴克斯特老追着要为我画像，一点也不怕难为情。他喜欢吃吃喝喝。他布景做得很好，看上去就像天堂一般。我第一次看《山鲁佐德》时就着了迷，一切是那么美，舞又跳得极好。现在的所谓芭蕾舞简直无法与之相比，我深信自己没有弄错。最使我惊奇的布景是用一幅毕加索的画来说明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的一个什么东西，这不是“炫耀”。我不太明白“炫耀”，这太新了，新得使我有点害怕。我弄不清这样做是不是美？“三角帽”这是后来的事。我对毕加索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被这种感情所左右。毕加索人很坏，但却吸引着我。他看我时的目光就像老鹰猛扑猎物时的目光，使我害怕。他走进大厅时，即使我还没有看到他就感到他来了，他的眼睛盯着我。他还常常嘲笑我。真的，他很坏，他们都很坏，彼此从不恭维。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钱的问题，只谈艺术和演技，而且很热烈，和现在完全不同。

　　我并不专和富人交往，他们有时也很平凡。我宁可和一个有趣的流浪汉而不愿和一天到晚谈钱的富人一起吃饭。和有钱人在一起真乏味。

　　当然讨人喜欢的富人也是有的。我喜欢他们是因为我不必担心为了他们而改变自己。富人和有钱的人并不是一回事。有钱的人会花钱，这些年来我就是这样。对于我来说，钱就是自由，完全的自由，而不是其他。钱可以让人们喜欢的作品上演。我很喜欢俄罗斯芭蕾舞团，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要让人知道是我出的钱。

　　佳吉列夫想上演《春天的加冕礼》。俄罗斯芭蕾舞团成立之初我对这些演员并不了解，战后才有所接触。我问佳吉列夫：

　　——这要多少钱？

　　他说他没法上演《春天的加冕礼》，因为太贵了。

　　——您说太贵是什么意思？

　　他说了一个金额，显然很大。我对他说：

　　我给您一张支票，但有一个条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这样，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什么也没说，都感到很满意。我对您说过：不久前我问塞尔日·拉法尔，佳吉列夫对曾经多次帮他摆脱困境的我有何印象。

　　——您想知道什么？塞尔日问。

　　——他对我是不是有点意思？是不是有某种爱慕之意？

　　——不，完全没有，他怕你。

　　——怕我什么？

　　——你一来，我们大家就紧张起来了，不再聊天了，做什么都得十分小心。

　　对此我自己也有感觉。大家都对我存有戒心，都在观察我，使我很不自在。但看到他们都在，我也就高兴了，因为他们在准备一部好作品。我渴望看到它上演，也极愿意看到他们埋头工作……我有点惶恐不安了，不敢看他们，他们也使我害怕了。

　　——佳吉列夫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塞尔日对我说。他不明白你为什么给他钱，他怕死了。去你家时我们大家都很害怕，应当保持安静，穿着整洁，但不能穿奇装异服。

　　这就是我留给这个俄国人唯一的印象。听到这种反应真叫人哭笑不得，我自以为做了一件极好的事，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

　　我之所以对俄罗斯芭蕾舞团感兴趣，是因为我的朋友塞尔特夫人常常对我提起它。

　　——你无法知道这个芭蕾舞团是怎么回事，但你看了以后……

　　她还对我说起在瑞士的斯特拉文斯基。她多次说他在那里养不活他的家，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对米齐妞说：

　　——要是寄些钱给他，我想最好由您寄给他。他和他的孩子们在那里这样生活，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后来，他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在我家住了一年多。

　　我对他说：

　　——亲爱的伊戈尔，米齐妞对我讲起您的种种好事和您的作品，也说到您的困境。我托米齐妞往瑞士给您寄了些钱。

　　由于斯特拉文斯基的原因我喜欢上了音乐，而他却对我产生了爱慕之心。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我对他说我一点也不爱他，这不是一个我们之间有什么差距的问题。他人很好，我也喜欢他，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什么都能学到，真是愉快不过了。和这些人在一起我生活了10年。

　　佳吉列夫从伦敦来的那天，我在默里斯旅馆米齐妞的房间里。我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没有看见我。我知道他就是米齐如常常对我说起的佳吉列夫。米齐仍很有魅力，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知道佳吉列夫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悲哀。

　　——你要做什么呢？米齐领问。

　　他离开了伦敦，因为没有钱支付各种高昂的费用，他像傻子似地到了巴黎，不知道干什么好。这时米齐妞到隔壁房间里去打电话了，机会来了。我虽然有点害羞，还是匆忙朝佳吉列夫走去：

　　——先生，我住在里兹饭店，来看我吧，别对米齐如说。现在我就回去，您离开这里后马上过来。

　　他立刻来了。我哪来的勇气。H他来的？要做就做到底了，我对他说：

　　——您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米齐妞没有钱，她帮不了你的忙。您需要多少钱才能还清伦敦的欠涨到巴黎安身？

　　他说了一个数目。是多少钱已经完全忘了见我立即给了他一张支票。我知道他不会相信这张支票是真的。我对他说：

　　——永远不要让米齐如知道。

　　我已经相当成熟，猜得出她是会嫉妒的。我十分器重她；不想使她烦恼。

　　——此外，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他颤颤抖抖地去了银行。他从未给我写过一封信，从未留下片字只语让自己名誉受损。我给了他很多钱，使他能上演《春天的加冕礼》、《婚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其他作品。

　　米齐娜是佳吉列夫的好友，她叫他佳佳。佳吉列夫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爱你，也爱你的全部缺点。我对你的感情就是我可以给一个姐妹的感情。可惜我没有姐妹，所以这种爱情就全部凝结在你的身上。你是我唯一可以爱的女人，这一点，不久前我们看法已经一致，请你务必记住。”科科是否觊觎这种友谊或爱情？她常常说起这一支票的故事表明了她在瞒着米齐姐给住吉列夫支票时，对他已经有了感情。她托米齐娘给斯特拉文斯基钱时是不是也有点嫉妒呢？在谈到这些事时，她称米齐姐为塞尔特夫人，称她为“您”。佳吉列夫出现时，她们彼此早已十分了解了，也许是因为她们一起去过意大利的缘故吧。

　　“米齐妞没有钱，她帮不了您的忙。”

　　科科说这话难道还不奇怪吗？她快40岁了，她自己掌握了命运，成了夏奈尔小姐，如果为此诋毁了米齐她她也管不了了。自从有了钱，她就像男人一样为朋友们付这付那。支票则是另外一回事。她描绘在默里斯旅馆的情景是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佳吉列夫毫不注意她。她还谈到当时她很害羞，趁米齐妞出去时才说了出来：

　　“我有钱，我可以帮助您。”

　　她这么说了！钱使她有了说话的勇气，有了钱她可以比无所不知，无人不晓，令她崇敬的人做出更多的事情，而她自己则是靠了这些人才刚刚结束学艺阶段。显然这是她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她常常不无苦涩地重提这一时刻，希望它再现。我做了这些事，但是谁知道这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后来还常有人恳求她帮助，尤其是科克托。科克托对她说他正在为一出戏置办服装。人们猜想，科科为之提供过资助。怎样才能保住钱财？许多人都有同样的忧虑。科科说：

　　我很谨慎，我学会谨慎行事是因为我见到过的事太多了，于是我就独自一人自己保护自己。人们以我的名义作出种种允诺。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为了不使人泄气，我说，以后再讲吧，但是目前不行。他们想使我相信我是答应过的，因为他们曾经请我吃过几次饭。这是圈套。实际情况是一位先生和我同餐，他对我说：

　　——夏奈尔小姐，我们有一部很好的电影剧本，演员也是一流的，瞧，这是海报。

　　我说：

　　——这与我无关，先生。我讨厌出名，我不需要什么名望，也不需要钱。我讨厌谈钱的问题。您去找我的律师吧。他们又一次把我卷进了一桩麻烦的事中去了。所以我要提防着点。

　　很久以来，她一直采取着守势。所以，当时佳吉列夫的行为显然不能激励她为文化艺术事业提供资助。

　　她说：“生活是充满险恶和冷酷的。这些人称聪明的人我却觉得他们很笨，很轻浮。我们当时都还年轻，我们不轻浮，否则我就会被这个时代的轻浮毁了。”

　　她舒了口气说：

　　“钱我赚了，但都花了。”

　　还有没花完的！她怀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个时期。

　　“我真走运，那时一切都是现成的。”

　　20年前，人们也许会使她冲动，而20年后……1919年时疯狂的自我放纵毁了一些有钱人，但人数不多。科克托吸上了鸦片。

　　从为佳吉列夫开出支票起，科科就成了夏奈尔小姐。照科克诺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威尼斯。这是一个细节问题，重要的是要记住从此以后科科最终摆脱了羁绊。

　　1929年夏末，佳吉列夫在威尼斯生命垂危。这时，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豪华游艇“飞云”号正载着公爵和科科驶出港口。此前佳吉列夫给米齐娘发了一份加急电报：“速来！”

　　米开妞立即赶去。利法尔和科克诺也在大师床边。房间里热得令人窒息，但佳吉列夫还是打着哆嗦。人们给他披上了一件宽松上衣暖身。他认出了米齐妞：

　　“请允许我一直让你穿白色衣服，我最喜欢你穿白色的衣月反。”

　　他喃喃地谈自己的过去。米齐姬给他买了一件厚绒衣，好不容易才给他穿上，他已经虚弱得举不起手臂了。凌晨3点，米齐姬请来了一位神甫给他“赦罪”，因为他是东正教徒。黎明时分，初升的太阳照到他的额头时，他断了气。就在这时，在旅馆的这间小房间里（米齐哑语）出现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现象：利法尔和科克诺之间积聚的巨大的仇恨爆发了。他们俩互相猛扑，像野兽似地扭在一起，在地上翻滚。米齐娘用她最后的钱料理了佳吉列夫的后事，但还不够。就在她打算把一直戴在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典押出去的时候，她看到了科科。科科出于预感，要威斯敏斯特公爵把她带回威尼斯。她到来时正好赶上见佳吉列夫的最后一面，比起第一次见面时少了一点羞涩。科克诺和利法尔为了表示他们的绝望，要求跪着守灵。

　　“站起来！”科科说。

　　我问波里·科克诺，佳吉列夫是不是真的怕科科。

　　——怕她？不，他太爱她了。

　　——但科科却坚信不疑。

　　科克诺解释道：

　　佳吉列夫是俄罗斯人，他相信无偿的行为，认为这才是自然的。

　　沉默。我坚持说：

　　——不管怎么说，科科总是奥弗漫人吧？

　　——不管怎么说是的，科克诺说。

　　米齐哑终年85岁。临终前科科让人在半夜带她去米齐娜的家。科科为她梳洗、化妆，给她穿上全身白衣。举行葬礼时也只接受白花。科科说，她死时显得很年轻，和摆出姿势让爱她的画家为她画像时一样美丽。






科科·夏奈尔传--夏奈尔公司更重要






夏奈尔公司更重要

　　一位英国朋友维拉·贝特在蒙特卡洛巴黎饭店介绍科科和威

　　斯敏斯特公爵相识。这时科科已经40多岁，威斯敏斯特公爵也快45岁了。科科仿佛刚从沙俄时期走过来似的，她和季米特里大公以及一位被红色革命赶出来的金发美女同桌。这位姑娘就是阿布迪小姐，名字很怪，叫伊姬，是夏奈尔公司的雇员。米齐妞像猎人似的在俄国侨民开的一家店铺里发现了她。伊姐会在扇子上画画，会做手提包。科科不仅把她所做的全部买了下来，而且立刻聘用了她。

　　“她马上和我很熟悉了，”阿布迪小姐说，“她为自己的公司什么都做，有时方法还真滑稽。”

　　阿布迪小姐看到科科站了起来，准备和威斯敏斯特跳舞，嘴里啧啧有声地说：瞧、瞧…

　　这是令人惊讶的一对。科科已是可以做朱丽叶妈妈的人了，而威斯敏斯特也已到了可以当罗密欧父亲的年龄。威斯敏斯特显得很有风度：胖胖的身体，讨人喜欢的脸庞，高昂的气宇，还有对美食的偏好和极大的胃口。而这位众目共瞩的科科又有谁可以与她相比呢？有什么人可以和她一比高低？她击败一所有的对手。当时（192年一1925年）大牌明星不多，但持续期较长。公爵很好色，对于他来说科科就是挑战，征服她确实是异乎寻常的成功。阿布迪小姐觉得他相当流气，但立刻又说科科就爱这种流气。

　　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准确的观察令人自叹莫如。她后来在科克托的一出由科科资助的戏中担任了一个角色。

　　她说：“和公爵在一起，科科的举止行为就像一个小姑娘，她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但有时候她似乎也抗拒过富有魅力的王子的超前行为。是不是为了更好地把他网住？

　　阿布迪小姐认为“他们的情感不是肉体上的情感”。

　　情感……情感……科科后半生的一位明显比她年轻的情人说，她的头脑里性的理念是有的。让我来引用一下科科对我表露的这一“理念”：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最好的谄媚是使他在肉体上得到快感，因为理智在这里无所作为，也不涉及他的功绩。诌媚的对象不是人的优点，而是人的本身。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在爱情上，肉欲比伙伴关系更为重要。她的这一理念来自期望公爵疯狂地给她肉体上的满足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她是不是期望一个年轻的男人会给她满足？光图肉体上的爱恋，一个小伙子会使她难堪。对小伙子她只能控制，只能支配。像她和公爵那样年龄的人已经不能再靠俄罗斯的小说生活了。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他们的思想不是为迟来的巨大感情冲动准备的，科科对此也不寄予希望。

　　她说：“我的真正生活是从和威斯敏斯特在一起时开始的。我终于找到了可以靠在上面休息的宽阔的肩膀和可以依靠的大树。我什么都不怕了，再也木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总是有人在追逐我。25年来，我一直面对着的这种生活把我弄得精疲力竭，我真想宁静地生活。”

　　人们在私下窃笑：这个获得令人震惊的成功的女人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竞相争购她的裙子，她不断推出新产品，香水的销量每年都在创记录。宽阔的肩膀、大树，其实就是英国最富有的男人！他拥有伦敦大部分地产，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街区。我领受巴黎商会助学金当学生时住的顶楼就是他的，每月租金25先令，包括伙食。一个先令归公爵。科科激动地说，他付给园丁们的工资就达500先令。园丁们在暖室里种玫瑰、石竹、水仙、兰花。科科说，圣诞节时，大家吃桃子，但她不吃，她不喜欢水果，不想让水果把肠胃弄坏。草莓也不吃吗？

　　“在一间暖室里，他们指给我看革莓。草莓长得很多，一直到那头……”

　　公爵从不给她紫兰花。每当科科踏着草坪散步时，他总要为她采些刚开出的黄兰花。夏奈尔小姐对此记忆犹新。

　　科科说：“如果不是遇见了威斯敏斯特，我也许会发疯。感情方面的麻烦事我遇到太多了。靠看小说过日子，一会儿这本，一会儿那本，活得太紧张，太累了，而且还开着～家公司。我胡里胡涂地到了英国，和威斯敏斯特在一起，我才觉得无事一身轻，才开始了我的生活，因为我已静下心来了。”

　　威斯敏斯特把她从巴尔桑和博伊手里解救了出来。她走过的这一段道路令人头晕目眩。一个姓夏奈尔的贩夫走卒的女儿居然会受到其历史可以与英国历史相提并论的家族的继承人的求婚！求婚者竟是征服者威廉的后代！维多利亚女王是他父亲的教母！科科管他叫博尼。

　　“在英国，我和一个男人在空气新鲜的乡下共同生活了13年。”

　　13年？他们之间的共同生活充其量不超过6至7年。

　　我常常骑马，冬天我们每星期围猎三次，打野猪和狐狸。我喜欢围猎野猪。大家都弄得很累，但是这种疲劳是健康的疲劳。我们还打网球和高尔夫球。我总是自始至终，玩到结束。我还学着钓鲑鱼。我旁观了一年，觉得钓鱼太无聊了，整天坐在那里，放下鱼饵不过是想钓上一条鱼，实在与我的性格不大相符。后来我却也坐着钓鱼了，从黎明一直钓到深夜11点，迷上了钓鱼。大家照顾我，”让我在鱼多的河里钓。我还去过挪威，但那里的人不许我钓，因为那里的鲑鱼太狡猾，一不小心就会把你的手指弄破……

　　一天，在里兹饭店，一位先生问我是不是在苏格兰钓过鲑鱼的夏奈尔小姐的亲戚。

　　——先生，您去过莫尔湖吗？去过威斯敏斯特或者他的继承人的家吗？

　　——我在《旅行日志》上看到，一位夏奈尔小姐曾经有过许多非凡之举。

　　——我就是，先生。

　　——您是在开玩笑吧，小姐？

　　（她模仿着这位爱尔兰人的手势）

　　——信不信由您。但我可以向您保证那就是我。

　　——那些鲑鱼宴的是您钓的吗？

　　——我一天到晚只是钓鱼，先生。您该看到，我钓鱼的地方鱼最多。

　　我不喜欢在湖里钓鱼。我在英国经常运动，把身体养得很好。那里的人不期待你成为什么冠军，而这里则不同。上次我想去打高尔夫球，一个年轻人问我：；

　　——您的成绩怎么样？

　　一我的朋友，既然您一切都知道，那么请记住，十多年了，我还没有掌管过一家俱乐部，成绩，我不知道。有了您的同意，我想租几家俱乐部，因为我没有。我想，人家看我打过球，会有人肯租给我的。如果租成了，我会把所有的设备都买下来。

　　而今《法兰西星期日》画刊和《这里是巴黎》周刊对公爵和科科之间的罗曼司会说些什么呢？不难想象会有通栏大标题，会在书亭周围贴满海报，会有关于以科科的幸福、公爵、国家利益的牺牲者、难对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科科的祖母在牧羊等为题材的文章。没有这种声势，就会引起闲言碎语。当公爵可能与巴黎的一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结婚的消息见诸英国报端时，科科还担心报纸会披露她的过去。公爵对她的过去知道些什么？

　　人们应当知道威斯敏斯特公爵一直拒绝把他写给夏奈尔小姐的信交给邮局寄发。好几位王室信使承担了他们之间联系的任务。他们乘飞机给科科送去公爵在爱尔兰钓到的鲑鱼。这对他们的职业来说是很危险的。

　　为了让人知道公爵的财富是什么概念，科科略带天真地说，即使在炎热的盛夏季节，公爵所有的宅第的壁炉都烧着旺火，因为威斯敏斯特有责任燃烧煤炭养活美国的矿工。她看到过（科科在伦敦有一座豪华住宅）一次可怕的饥饿示威游行。示威者从各个现代化煤矿步行前来，要求增加失业救济金。详细情况科科已经记不起了。她希望劳动者（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政治化）对企业，不管对矿山还是服装商店，都要绝对忠诚。是谁给4000名女工提供工作的？是谁出于责任白白地把煤烧掉的？是她，是公爵，是那些善良的富人。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毋容置疑的。即使她曾经吃过贫困的苦，但已经忘记了。她从来没有想过用回忆困苦来理解不幸。在多维尔郊外散步时，她看到一片平民的帐篷。

　　“看来他们是在沟里大小便的，下雨时这些脏东西还会浮起，太脏了。”

　　孤儿院、穆兰的教会学校、军人咖啡馆，还有其他许多回忆，这些都已被遗忘。她不想回忆肮脏的、令人不快的过去。她拥有伊顿广场和威斯敏斯特的其他豪与。所到之处，尤其在法国，公爵几乎都有许多豪华住宅，都有佣仆们列队迎接。科科舒了口气，激动地说：公爵虽然拥有巨大的财产，但像福音上的无辜的穷人一样，忘记了自己是富人。财富对他来说已不再重要，而与生俱来的特权对他来说是极为正常的。科科认为，穷人，除了少数例外，生来就不是当富人的料，而是要通过劳动和诚实的行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再则，难道他们不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吗？她在功成名就后，每次做弥撒时都像公主一样为他们祈祷。

　　她和威斯敏斯特的长期关系为什么没有最终成为婚姻？公爵巴不得和她结婚，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

　　科科解释道：“他身不由己。离婚拖了3年，我与他也共同生活了3年，他没有要我嫁给他。”

　　和博伊相处时，情况也是这样。她说：

　　“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不想离开夏奈尔公司。公司是我独自创办的，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它是我的，无论是谁，他们都不懂。”

　　威斯敏斯特、博伊都不懂。有人说科科拒绝公爵是为了不致成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第三或第四位夫人。她是独立的、唯一的夏奈尔小姐。

　　她对我说：“如果我说违心话，公爵一定会傻笑我的。”

　　历史为夏奈尔增添了传奇的色彩。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第二个女儿进入社交界时，科科为他们操办了盛大的晚宴。公爵的独生子由于手术延误早已夭折。公爵夫人虽然已和公爵离婚，但因为是公爵孩子的母亲，仍旧保持着公爵夫人的头衔。科科应夫人的亲自邀请，为他们操办晚宴。人们预料科科的出现会引起轰动。和威斯敏斯特共进晚餐后，科科迫使公爵和他的前妻一起招待客人。她很快找到了他们，自己却脱衣卸妆上床睡了。是面对困难退却呢，还是怕羞？王室的成员们都参加了威斯敏斯特的这位女继承人的舞会，大家都在等待科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次晚会意义重大：进入王室，嫁给公爵后，她也许能成为王室中（最令人瞩目）的～员。不，我还是留在家里，进入王室与否找不在乎。

　　如果科科·夏奈尔能为博伊生一个儿子，那么，她，这位流动摊贩的女儿和孙女能否成为威斯敏斯特夫人呢？她肯定想过，也问过别人。她做过一些难以启齿的练习（她是这么说的）。阿布迪小姐说，例如双腿长时间地悬空、但是，即使她还有毅力，也注意使身体服从意志，却已经太迟了，40岁……想一想穆兰的那位接生婆，想一想那次惨不忍睹、后果令人悲痛的堕胎吧。多尔齐亚说，可以认为她当时是想为博伊生一个孩子的。如果能为他生一个儿子或女儿，她也许会和他结婚的。

　　科科多次满腹怨恨地离开产院，使我深为惊讶。多尔齐亚曾要求她们的共同朋友在科科分娩时在场。谈到他时，多尔齐亚说：

　　“自从在这种肮脏的场面看到她后，他就再也没去碰她了。”

　　她回忆起看到一只母猫生小猫时的样子，眼睛里露出了一丝惶恐：

　　“我以为它已经生完了，但是还有一只在肚子里叫。”

　　她恶心地嚼起了嘴：

　　“母狗在生意时会把一切，甚至一匹马驹都吃下去，太可怕了。”

　　她难道不是不由自主地在表示失望吗？她已经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这个！虽然她有可能成为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但在提到公爵时还是显出了距离，没有一点像和博伊在一起时的激情。他富有，很富有，也很温柔，譬如给她采报春花，但是他关心的是什么？是马！他不看《福者之歌》，也许什么书都不看。他要人把穿坏了的鞋换底，每天替他烫腰带，看英国报纸也只看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一个和别的女人一样的女人要是当了一个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母亲，那就不一般了。她日夜都梦想当母亲，但失望就像沉渣似地积淀在她的心底。

　　还有……她对孩子是怎么想象的？有了孩子她会怎么办？她的外甥帕拉斯娶了导演布勒松的表妹。布勒松有两个女儿，科科把她们看成自己的侄女。这两个姑娘的丈夫都是画家。两个姑娘中的一个叫蒂妮·拉布吕尼，她也有两个孩子。

　　“我对她说，等孩子们知道大小便了，会走路了，你带他们来让我看看，因为婴儿要喂奶，要流口水……我不会弄。我为这个侄女出过一些力。她对绘画很在行，我资助过她和她的丈夫去意大利旅行，他们俩在一个月内长了不少见识。蒂妮给我写信，详细地谈了他们的见闻，好像我对意大利不了解似的，我很感动。这些信使我想起年轻时和塞尔特一家在意大利旅行时的情景（当时她大概40岁）。一天我打电话给我的侄女，对她说我要来吃中饭。这一电话引起了她一阵慌乱。可怜的她忙得连气也喘不过来。鸡是不是嫩，酒是不是……她的丈夫安慰她说：坐吧，别慌，我们给什么科科就吃什么，桌上有什么酒，她就喝什么酒。他说得完全对。饭后我说，既然我来了，是不是可以看看孩子。女管家当时正带了孩子们在散步。后来他们回来了。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2岁，剃着光头，穿着美式长裤，一点也不怕生，真使我喜欢。他们住在圣一路易岛上，一次过桥时淹死了。”

　　科科确实没有当过主妇，甚至没有当过由女管家领大的小公爵的母亲。

　　“我有过别人不会有的豪华生活。”

　　她紧抓着这一点不放。可以说这是她表示对威斯敏斯特的爱情，证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夏奈尔小姐当时已经拥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使整个巴黎穿上黑色衣服的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如果威斯敏斯特不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他凭什么能引起她的注意。科科笑着说：

　　一天，我和善解人意的弗拉芒一同去歌剧院看舞剧。弗拉芒是《坚强者》杂志老板莱翁·贝尔比的合伙人。我们到歌剧院时，《白色小床之舞》刚开炮

　　——我来这里您高兴吗？

　　——很高兴。弗拉芒说。

　　——那好，以后来找我吧。

　　我从包厢里看出去，歌剧院里难看死了。我笑着对弗拉芒说：

　　——太难看了，应当让所有的人都穿上黑衣服。

　　我这么做了，引起了轰动。是不是有点滑稽？一位名叫马克斯韦尔的女士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胡说八道的文章，格调低下得可怕。她说我让所有的女人都戴孝是因为我不能为我爱的男人戴孝的缘故。您想想！我没有和他结婚！文章还配有一幅插画：一个身穿黑色平纹布长裙的女人跪在一座墓前。后来许多美国人写信来要我节哀。我简直要笑出病来了。还有些妇女写信对我说：

　　——您的眼睛不是用来哭泣的。

　　在我之前，没有人敢穿黑色服装，而我却在4、5年里只做黑色的服装，只有领子是白的。我像卖面包似地卖出了许多，赚了不少钱。电影女演员、女佣，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带有一个小玩意儿的黑色裙子。该停止了，我小心地走着自己的路。我很喜欢中性的色彩。现在我生产的新面料色彩纷呈。过去我有自己的工厂，还好现在没有了，只剩下几台织机和一个女工，眼下她没有什么可做，常对我诉苦。街上的色彩已不如以前阴暗，气氛变了。我研究了这种情况，推出了许多色彩鲜艳、令人愉快的服装。街上的色彩应当让人愉悦。既然人们喜欢，为什么冬天外出不能穿红戴绿？穿天蓝、粉红等浅色服装的很少是情绪低落的女入。

　　公爵最终把许多时间花在她身上。他们还同去直布罗陀。

　　“人们让我们看了岩礁上的一切。我觉得很木对我的胃口。一个法国女人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

　　“我们在淡水湖上泛舟，也坐过油船航行。当然，凡是可以引起一丁火星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后来，她用这次旅行的经历编写她的长篇小说。公爵的“调皮姑娘”号游艇在海上与一艘法国驱逐舰相会，舰上官兵在甲板上列队致意。

　　“我躺在一个可以看到一切的角落里，我不愿让人看到我在一艘英国船上。”

　　比起游艇来。她还是更喜欢公爵的“飞云”号帆船。只有她一个人有权在船上洗淡水浴。她不想让海水刺激皮肤。公爵有时也有些嫉妒。在一次海上航行时，在科科的强烈要求下，一位十分漂亮的知名画家在第一次靠岸时被赶下了船。这件事发生在维尔弗朗什，公爵在尼斯为科科买了一颗绿宝石、希望得到她的原谅。科科把绿宝石扔到海里，就像党娄巴特拉把俄撤送给她的珍珠扔进醋缸里一样。

　　航行途中；科科最喜欢的一次停靠是在波萨。这次停靠时间较长。波萨是科科在罗克布吕纳岛上买下的王家产业，面临大海，风景优美。这一带海滨很英国化。最大、最美的房产都是英国上层人士的。威斯敏斯特在波萨的邻居是他的朋友丘吉尔。科科说岛上夏季人最多。画家们都来这里度假。她穿着在威尼斯设计的白色睡衣，戴着色调与之相配的头帕，引起游客们的轰动。公爵爱赌，却又常常心木在焉，对输赢毫不在意。一次在瑞昂莱潘，科科去赌场找公爵，他正在豪赌。守门人不让她进去。有时公爵会下了赌注却又忘记了，找到时就已翻了倍。他把钱和筹码胡乱地塞在口袋里，塞满了就分给别人。这种傻事甚至连石油酋长们也不会干的。

　　科科在波萨享受着完全的自由，或许这就是夏奈尔气氛。洗完海水浴上岸时，食品桌就已在地毯上安放好了。一边是冷食——火腿、炸牛肉、冻鱼，另一边是放在银质暖炉里的热食——切肉、荤素什锦，意式烩饭和各种土特产。不拘礼节、随便取食。常来用餐的除了公爵和他的英国朋友外，还有画家萨尔瓦多·达里，作家科克托，音乐家奥里克，喜剧演员马塞尔·埃朗，还有艾扬公爵夫人、博蒙夫人、库图索夫亲王、塞尔日·利法尔、博里‘科克诺等人、在这华丽的院子里，科科就是太阳女神。她似醒似睡地躺在房内那张挂着护身符的西班牙式大床上是木是在想过去的经历？也许还想过生育吧。床头上除了护身符外，还挂着真假花卉（就像许许多多真假首饰一样）。大部分家具是西班牙式的。窗外是一片柏树和橄榄树林，蓝蝴蝶花和大片薰衣草自然地穿插其间。其中一棵橄榄树巨大无比，年代久远，树荫一直覆盖到台阶。绕过这棵大树才有通往院于的小径。科科说，这棵树在看管着我。

　　但就是在波萨，她和威斯敏斯特的关系破裂了。阿布迪小姐回忆说，这天晚上客人们都没有睡好觉。丘吉尔提醒公爵，要他不要忘记他的地位和对家族应当承担的义务，要他娶英国大贵族，第一位西森比男爵的女儿洛莉妞·玛丽·庞森比。

　　王子娶牧羊女，甚至娶妓女，这种故事决非绝无仅有，何况科科和公爵之间，不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美女利用爱情高攀贵族的问题，而是第一位功成名就、独立自主的女人与最后一批俞中注定、与生俱来的马希坎人中的一员的结合问题。这种结合在破裂前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科科解释说：“我不想放弃夏奈尔公司。”

　　她没有怀上公爵的孩子。对于她来说，公爵只是夏奈尔公司获得成功的标记（天涯海角到处可见）。

　　科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和令人惊讶的成就，登上了荣誉的顶峰。1931年，莫里斯·萨克斯在献给科克托的一本名为《十年梦想》（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是这样描述夏奈尔的：

　　“她是一位将军，是帝国许多年轻将军中的一位。征服的意志支配着他们。是的，是这样的。她目光敏锐，指挥有序，注意细节，尤其关心她的劳工大军。

　　通常她穿戴得并不漂亮，但却有不可抗拒的殇力。她言不惊人，但她的机智和毅力令人难以忘却，即使她的作品不能为时代所保留，我还是相信，写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历史的人一定会记得夏奈尔的伟大事业的。”

　　尽管科科没有嫁给公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某种婚姻。“我在乡下生活了13年。”在乡间度过的这些年月对科科来说特别重要…··时间对她来说显然长了些。靠着威斯敏斯特这棵大树，她睡得很香。现在她就要醒了，就要步入被战争改变了的天地。

　　“您知道，亲爱的，1939年我摔了一跤。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老的。我的身边一直有许多聪明、可亲的朋友，而突然我所爱的一切都离我而去，都成了对岸之物，我成了孤家寡人。”

　　应当记住她的这句心里话：

　　我所爱的一切都是对岸之物。

　　“我面前都是面目可憎、恬不知耻的人。他们老是说我年轻时如何如何。我的确该好好想想了。应当承认我已不再年轻，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

　　是谁这样无耻地说她年轻时的事情，然而这不太重要。她曾经昏睡过，后来清醒了。她自觉不自觉地自我保护，用富裕来对抗衰老，她要用更多的钱来保证她的独立性。






科科·夏奈尔传--死亡的诱惑






死亡的诱惑

　　爱情在夏奈尔小姐的生活中占多大的地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她大声叫了几个男人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叫出名字来的人她已经忘了。这些人很多。她像男人般的、很男性化（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的艳史说明她是如何引诱并征服男人的。人们可以从一天晚上她在里兹饭店门前私下说的这番话中看出一斑。她和一位极其富有、也是最好的顾客之一的女友一同去了意大利。同行的还有两位“忠实信徒”，一名记者和一名布景师。一行人在一家乡间旅馆里晚餐。两个年轻人朝他们的桌子走来：

　　“我那高大美丽的女友朝这两个小伙子举起酒杯，布景师也不顾我的警告请他们喝酒、我说，你们疯了，他们会以为可以把我们带到沙滩去的。我的这些话也许没有使我的女友不快。但我呢，我既瘦小又脆弱。后来我的女友问我：你宁愿吃苦呢还是想死？我当然不想死、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了旅馆。我几乎要拥抱着门人了，因为他在门口用一根棍子吓唬住了这两个年轻人。确实不该清这两个年轻人喝酒、他们希望事情还能进一步发展。您能猜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但我们两位朋友中的一位并不在意。我对他说我不想发生麻烦，不想和警察打交道。”

　　披露这些私下说的话是不是对她的背叛？这番话纠正了她感情生活的观点。科克托开玩笑似地说：“科科是一个好男色的人，”来说明她也喜欢男人。她对博伊不无浪漫的遗憾和放纵的自欲激情很难一致起来。

　　她曾经赞赏过皮埃尔·勒韦迪这位不知名的诗人的才华。那么，她对他的真实感情又是如何呢？

　　“爱情由爱而起，最热烈的友谊也只能导致最微弱的爱情。”勒韦迪随便地翻阅了拉布吕耶尔的《性格》一书，他给科科抄录了这句名言，并加上了这样的评论：

　　“……但是，这并不是说伟大的爱情可以变为不朽的友俄我曾经写过，没有友谊的爱情不会有真正的爱情，没有爱情也不会有伟大的友谊（后者指的是男人之间的友谊，爱情一词意义特殊），但是如果读了这家伙的著作再这么写是要有胆量的。去叫人给您一本《性格》（如果您的书架上已经有了这本书，那就拿出来）和罗什富科和尚福尔的《格言》吧，每天晚上读上几余”

　　科科是怎样看这一评论的？学究般的？我建议科科读一读《圣经》里的格言时，也和勒韦迪一样自命不凡。

　　科科通过米齐级认识了勒韦迪。她把格言交给了他。至于名言，她没有着。他像改小学生作业似地批改这些格言。

　　“他在一封信中（他给她写过许多信，都没有日期）说，‘我欣赏您寄来的两条名言，这些名言都很好，完美无缺，是可以找到的这类名言中品位最高的’。”

　　米齐虹为曾经帮助皮埃尔·勒韦迪隐居在索莱斯默修道院里实现他最珍视的愿望而感到庆幸。她在一本书中写道：“信念使皮埃尔远离尘世的掌声。”科科在勒韦迪身边寻求什么？她又找到了什么？

　　威斯敏斯特公爵评论说：“她爱上了一个神甫。”

　　在雅克二马里坦和他的妻子的影响下，勒韦迪像科克托、莫里斯·萨克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皈依了宗教。“当人们以为应当把一切都留下时，苦难就开始了，”科科低声地说。

　　对勒韦迪的才华和品德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科科一人，他的朋友有阿波利内尔、桑特拉斯和马克斯，雅各布等人。他在巴托·拉瓦又重遇了安德烈·萨尔蒙。他还认识毕加索、布拉克、胡安·格里。这些人后来都很出名，也很有钱。只有胡安·格里除外，还没有来得及成功就英年早逝了。勒韦迪则以一位出版商给他的年金为生。

　　科科多次说过：“如果您把诗分别写在几张纸上，像您的画家朋友一样每张上都签上您的名字，您就会和他们一样有钱，只要稍微装出点高雅就行了。”

　　她有时替他这么做了，但是勒韦迪对成功与否不屑一顾。有人听到他在一次事故后这样祈祷：“主啊，让我还是不要出名吧！”

　　虽然有些同行承认他的价值，但他仍为别人忘记了他而痛苦。他隐居修道院时，巴黎还有关于他的种种流言蜚语。一位后来成为编辑的，名叫泰里阿德的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诗篇，由毕加索插画。这本书后来备受图书收藏家们的青睐。

　　米齐哑曾经扔掉了土鲁斯一劳特累克的画和马拉尔梅的四行诗，但在她的书中公开了勒韦迪的几封信：

　　“我爱您，柔情满怀地想念着您。我至死不渝地爱着您。我的双臂、我的嘴唇、我的心常常等着您。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最重要、最亮丽的一部分。在这寥无声息，静若隔世的时刻里（只有鸟儿在窃窃私语，僧侣在隅隅诵经），我在聆听上帝的声音，怀着神圣的心情爱着我的朋友们。米齐姬，带着一颗苦涩的心离开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只有怀着难以抑制的爱离开这个世界才是美妙、愉快的。”

　　在和科科通信时，勒韦边用的是另外一种口气。在给米齐额的信中。天空是蔚蓝色的，鸟儿在窃窃私语，僧侣们在喝喝诵经。对科科说的却是：

　　“不久我会来看您的，但我不会久留。”

　　这句话是他对一封要见他一面的急电的回答。在谈到索莱斯默修道院的宁静生活时，他说：

　　“我需要这种清静。如果我不想让我彻底蔑视自己，那么现在就是改变生活的时候了。追逐欢乐就是追逐虚无，耗尽精力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苦涩。”

　　他勤奋地工作着。他声称已在两个月内收集了足够写一本书的材料。于是，他开始思考，不断自问：是不是真的应该进修道院。

　　“诗歌只要求人们去追逐欢乐，而我步入这个领域已经太久，太久了。”

　　他写信的方式很奇特：一张纸上顶天立地，每行只写15个字，很清晰，在发表见解时更是如此：

　　“用头脑写出的作品是扎实有力的。用心灵写出的是雄伟壮丽的。”但如果头脑考虑过少，心灵思辨过多，那就成了灾难了。这种表达方式（格言、警句等）的奥秘和困难就在于它要求简洁明了、有力和有深度，表达准确和文字简练。人们常常会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即既想简洁、准确地表达想说的意思，又要作出牺牲使用良好的表达方式。”

　　科科重读了勒韦迪写的《马鬃手套》中的这一段话后，对我说：

　　今天下午我看到了这些手稿，我记下了一些东西，一些警句。重读这些东西时，我发现我很看不起女人，首先是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曾经武断地说过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希望让我难堪。

　　在美国纽约时，我被问得要死。我在沃尔多夫获维伦家里住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重新恢复了神智学者的精神、我这么写道：“幸福也许就是实现自己的想法。没有实现的想法只有到了死时才算结束。”写这些话时我在想什么？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些纸片？

　　“现在，我只对一件事感到好奇，那就是：死亡。”她不由自主地对我说。

　　勒韦迪对科科的影响隐约可见。他掌握了科科向往的道路的钥匙。她自以为是个神智学者。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博伊。卡佩尔读过《福者之音》，本世纪初，安妮·贝赞特。一个英国神甫的妻子（失宠后已离婚）曾经使人们对强大的精神力量产生向往的思想——灵魂转世说风行一时、人可以不死，只是换了一副模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愿意4次、5次、6次地改变模样、科科说，只要求得安心，不会什么都失去的。那边发生什么事就随它去吧！”

　　现在，科科又被小野洋子——在纽约被暗杀的列依的妻子——3岁的儿子说的话弄迷糊了：

　　“你爸爸现在无所不在了。”

　　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占星算命。她是不是在报纸上为自己占过星算过命？

　　“没有，从来没有！报纸制造这种新闻真是太可笑了。但是它们总是想把这种消息又弄得像真的一样。我确实相信非真实的东西，相信充满神秘的东西，但是我不相信通灵术，也不相信催眠术。”

　　她谈到了与米尼埃神甫（马里坦夫妇等凡夫俗子皈依宗教就是他的功劳）的交谈情况：

　　——神甫先生，我没有参加宗教活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算天主教徒？

　　——有的人生来就是要参加宗教活动的，您不是。神甫有礼貌地低声说道。地狱是存在的，但它是空的。

　　——神甫先生，我的知识不多，没法和您讨论这些事情。

　　科科明确指出，第二天她给米尼埃神甫送去了一台留声机和几张瓦格纳的唱片，神甫很喜欢。“我希望他能原谅我说过讨厌做弥撒，不想再去，即使是装装样子也不去做弥撒这类话。”

　　她保护了自己。她给神甫寄去了一笔钱作礼物。在翻看我的《摩西创造上帝》这本书时，她的目光盯住了这个定义：上帝是让人完成上帝事业的力量。

　　“为什么是摩西呢？亲爱的。您以为这些古老的故事还会使人感兴趣？您以为您的书会使犹太人高兴？他们不会买您的书的。”

　　有时，尤其是谈到那些像雨后春笋般到处冒出的时装店时，她会流露出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围反犹太主义已经完全过时了，但常常会使她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我要指明，这只是口头上的反犹太主义。她像她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一样，是从教理书上感染到这种情绪的。难道犹太人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这些故事从基督教创始之初就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了。

　　科科说：“我只怕犹太人和中国人，怕犹太人甚于怕中国人。”

　　我问她是否知道《圣经》中的创世故家

　　她说：“这个故事对我们毫无意义，只有孩子才对它感兴趣。”

　　——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后在第七天休息了？

　　——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上帝累了？

　　——肯定不是。

　　——但是其他的人，如过去我们这里的农民和农奴、俄国的农民、印度的贱民和今天我们称之为无产者的奴隶们却累了，他们从来没有休息。摩西解放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对他们说，他们和剥削他们的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

　　她对我的话听而不闻，显得有点茫然，因为她觉得我在这方面（《圣经》方面）很在行。但她不想从过去吸取教训为现在利用，因为她讨厌革命这个词，完全被1936年的社会动乱吓怕了。她拒绝和她的雇员代表会谈，她是享有神权的女老板！难道这些人不应当感激她养活了他们？

　　她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位神甫在圣母院做的封斋布道。这位当红的神甫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位神甫说这样的话。他说得很好，用寓言和比喻阐明了这个道理。”我当时想，你就是该听收音机，这不，你不是听到了一些使你高兴的事了吗？

　　第一位宇宙飞行员加加林指出，天空是广阔无垠的。收音机且有时也播放这方面的事。当她听到一位宇航员随同Soynil号殉难时，她咕嚷地说：

　　——到上面去找什么呀？等所有的人家里都有了办公室后再去勘探宇宙吧。我们生在地球上，就要在地球上呆下去。

　　——科科，照您这么说，人们也可以对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说，您生在热那亚，您就呆在家里吧。

　　我的评价使她大吃一惊。

　　——哥伦布用了多少天才发现美洲的？

　　——一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是荷兰人发现的，她热烈地说。

　　——您从来没有想过哥伦布在太空火箭里长时期的飞行后将在什么地方登陆？

　　——您尽跟我开玩笑。

　　她想见一下原子科学家奥本海默。皮埃尔·拉扎雷夫或许是他的夫人埃莱娜答应给她引见。

　　明天，明天！他对我说：您哪天有空？但我是一直有空的，哪一天都行。就谈谈这么一件事。我对奥本海默先生很感兴趣，因为他读过《福者之音》。瞧，我说了些什么呀！他发明了炸弹，他为此做了许多工作，现在他放弃了，关心起印度的秘传学说来了。能和他这样的学者谈话真太好了。噢！不是谈什么深奥的问题，也不谈炸弹。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奥本海默，这纯然是为了我自己我想了已经6个月了，差不多已经挥之不去了。这样不行？我又一次失望了，或者至少因为可以想象他会使我失望的。英国人辞退了这位学者，并判了他7年监禁，他服满了刑期。我觉得这样做很愚蠢。他什么也没有偷，什么也没有出卖，他只是发明了后来交给俄国人的东西。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而人们却把他逐出门外。如果我是英国人的话，我一定会把他紧紧抓住。他发明的这种炸弹是为了防止战争。他们这些人手中都握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觉得一旦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那就不太危险了。他们互相吹捧。

　　博伊的秘传学说、原子间谍、和米尼埃神甫一起探索无垠的地狱，她在勒韦迪身边得悉的就是这些。勒韦迪是一位思想家、精修圣人和评判家。他是不是科科的情人？有人在波萨看到过他。阿布迪小姐说，他们原本是可以结婚的。

　　“勒韦迪很贪婪，是一个流氓。”

　　阿布迪小姐也说过威斯敏斯特是流氓。流氓这个词应当理解为大胆妄为、恬不知耻、诞皮赖脸、铁石心肠和惹人耻笑，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接受了科科的经济支持，但尽可能地拒绝被认为有约束性的补偿。她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呢？他分析了几封信，对自己提出了和佳吉列夫同样的问题。当一个女人像旧时的领主或国王似地以保护人的面貌走进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显得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

　　1940年的战争使科科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她在艺术界的影响也不如从前了。在此之前，科科还有另外一位追求者：画家保罗·伊里伯。他们俩差一点就要结婚了。伊里伯曾在科科资助的《见证报》任职，科科在谈到这张报纸时才隐约提到他。《见证报》是一张主张法国人的法国、沙文主义强烈的反动报纸，销路很差。但右翼并不缺少开辟财源的报纸。报纸的合订本上有伊里伯的一幅封面画《瘦了的玛丽安娜》。虽然画中的玛丽安娜胸部平塌，但还是使人想起这是科科。伊里伯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思想和语言使科科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前伊里伯在波萨的网球场上摔死。科科是否想过为什么她选的都是这样的情人？巴尔桑和卡佩尔都死于车祸，是不是“眼光不好”？

　　伊里伯曾经在好莱坞（短期）工作过。他不为科科的金钱所动，是一个男子汉。他的父亲是建筑师，在巴黎公社时期曾经领导过推倒旺多姆大柱的行动。为了让科科对伊里伯的“疯狂”保持警惕，朋友们对她说：

　　“别忘了，他的父亲曾经推倒过旺多姆大柱。”

　　她有没有（在枕边）对那些不知道她的过去的情人们透露过某些真实情况？从来没有，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保持缄默显然是女人的最大弱点。人们希望得到一个没有阴暗面的女人，但和这种女人一起生活是困难的。

　　有时候科科会编造一个故事来满足自己的浪漫情调。在威尼斯时，她在大运河畔、阿里瓦贝内的豪华住宅里参加了舞会后，决定步行回旅馆。她沿着埃斯克拉冯码头朝达尼埃利走去。她穿着做皮短披风，头发上插着一颗钻石星星，还佩戴着其他首饰独自一人在昏暗的夜晚里走着。最后，她在一条小巷里迷了路，精疲力竭地倒在一条长凳上，长凳上躺着一位极其漂亮的年轻人。可以想象，这位年轻人醒来时是多么的惊愕。

　　——我迷路了，我要回达尼埃利去。

　　——跟我走吧。

　　在旅馆门口，他拉住了她：

　　——是去你那儿还是上我家？

　　她感到局促不安了。我们还记得发生在意大利沙滩上的故事吧。

　　“我恢复了镇静，回到了家。早餐时我想起了这次夜行。我对我自己说，幸好没有让步，否则该多么窘啊。”

　　该多么窘啊……生活为什么这么复杂？男人嘛，大家都有！






科科·夏奈尔传--特殊使命






特殊使命

　　人们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夏奈尔小姐在1939年9月战争开始时关闭了她的公司。有人私下说她隐退了，她被斯基亚帕雷利弄得无声无息了。“我停止了工作，因为公司里的人不是家里走了丈夫、父亲，就是哥哥、弟弟。几小时时间公司就空无一人了。”

　　她只雇用妇女。

　　“怎么能相信还会有人来买服装？我对我自己说：把东西整理好留下，去做别的事吧。但是我错了。整个战争期间，卖服装的大有人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于是我认定，不管发生什么，我还是要做服装。”

　　头天晚上，也就是说一分钟前，她还说过她的成功得益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去世时，人们在悼词中看到，直到1939年科科还没有理解1936年的社会法令，即著名的马提翁协定。但她在米米赞为女工们造了一座度假休

　　她的外甥帕拉斯曾经参过军，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科科谈到他时比谈到她的“外甥女们”的次数更多。科科在她的妹妹朱莉妮一日尔特去世时就领养了他，当时科科和卡佩尔生活在一起。由英国耶稣会救上扶养长大的博伊·卡佩尔建议科科把他送去耶稣会。中学生的制服，平绞车运动上衣给科科打开了思路。

　　她说帕拉斯在英国当军官，但他希望到法国来服役。他像士兵一样打着滑稽的仗。他说，只有对不打仗的人来说战争才是滑稽可笑的。他知道这场战争是要失败的。德国人打来时，他作为工程兵被派往第一线。

　　她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谈起了一场战斗。德国人双膝并拢，两人一排地坐在装甲车里。说话时她自己也把膝盖并得拢拢的，把裙子的一面垫在臀下，一面盖住膝头，坐得笔挺。

　　“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儿”

　　战斗结束后，她的外甥和工程兵们回来了，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她的外甥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俘虏，是她把他解救出来的（怎样解救的，请看以后章节）。

　　正当我开始认识她的时候，报纸对一对孪生婴儿的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生在诺尔的一家医院里，其中一个出生时就被人调换了。这个问题后来被人发现了，那个领走孪生婴儿的假母亲不愿把孩子交出来，并且拒绝领回自己的孩子。

　　听了这个故事后，科科高声叫了起来，她说：“我来领养他。”（她接着又说）“我会把他送到瑞士最好的学校读书的。”她还明确地说：“条件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一切使她给人以一个奇怪的印象：她是不是良心特别好？下面是她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逃难时期的一些回忆：

　　“我没有由于德国人的原因而离开巴黎。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我遵纪守法，连店也关了。”

　　她想表明她没有对普遍的恐慌屈服。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她后来还是离开了巴黎？她不想听到这个问题。她的“机械师”参了军，只好在最后时刻另外雇了一名司机。司机拒绝开她的那辆罗尔斯汽车，把她带到了自己的车上。逃难的人流裹胁着她到了波城，他在那里遇到博伊，并被他迷住了（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语）。她自己对这一时期是怎么回忆的？她能记起的只是无法摆脱的无聊。停战？贝当？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军事大溃败？所有这些，她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她常去理发店打发时间，她就是在理发店里遇到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的。玛丽一路易丝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妇女，她生性活泼，有点滑稽，常常举办沙龙接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髦人物。法国解放后，她成了美国一法国赶时髦的人的中心和正在形成的阔佬们的领头人。当时她是《哈泼市场》在巴黎的代理人。科科要她把她带回巴黎。玛丽一路易丝还带了一名女博士（名字我记不起了）。一位朋友为她搞到了一桶汽油。

　　——汽油味太重了，她说。

　　第一站是维希。晚餐在花园旅馆。什么时候？停战后几个星期。将军曾在这家旅馆用过餐，赖伐尔也是。起初，他们都在公共食堂吃饭，桌子上杯盆狼藉。科科说了些令人沮丧的细节：

　　“所有的人都喝着番棋，放声大笑。一些女士戴着这么大的帽子。我说；瞧，这里的气氛真热烈。一位先生回过头来盯着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夫人？我回答说，我要说的是这里的人都很快乐，太舒服了。他的妻子劝他别吱声了。”

　　很难用极少的文字把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重现出来。她们在哪里过的夜？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睡在一张长椅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科科睡在20点后当班的流动警卫的床上。

　　“一位先生提供我一张床，条件是我和他同睡。这个旅馆里的人都认识我，我说服了老板，于是被安排在一个屋顶室里。我睡在那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不时地起来，到厕所里去喘喘气”

　　在维希有一封信等着她。这封信使她对离开已有一段时间的巴黎隐隐地有了一些了解。邮局还在运转。

　　“我惊奇地获悉德国人没有占领我在里兹饭店的房间，他们甚至连放在门口用大字写着我的名字的箱子也没有打开。一位将军看到了这些箱子，他说：制造服装和香水的夏奈尔小姐她可以留下来。德国人并不都是流氓。乔治和热夫·凯塞尔有时和我疏远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不在那里．但他们却愿意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我没有看见过德国人、看看莫里斯·萨克斯是怎么写的吧。他说他有几位德国朋友，他想以他的名义上演一出戏。人们对他说，不行，不能用这个名字，但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后来他去了德国，因为他自己要去。在汉堡，他遇到了可怕的事。他因为告发了所有的人而被一些法国人暗杀了。我对热夫和乔治说了，他们认为事情还要微妙得多。”

　　夏奈尔小姐对被占领时期的黑暗年代谈得很少。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也不能为她增添光彩。‘战争与她无关，奇妙的自我主义比马奇诺防线保卫法国还要好地保护了她。在这方面，她和萨夏·吉特里见解相同。萨夏说：

　　“我看到的德国人不如看着我的德国人多。”

　　科科说：“战争总是会有的，因为发明了那么多的药品，人都快死不了了。”

　　在维希，她靠了一位省长，把油箱装得满满的。在回巴黎的路上，“机械师”驾车，同行的还是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和那位女博士。路上她们曾经被拦下，让坐着牛车重返家园的比利时难民通过。

　　“我们拿出床垫在树林里睡觉。”

　　她们还带着床垫？……

　　科科说，如果不是天好的话，人们也就只得呆在家里无法逃难了。我饿极了，清新的空气使我胃口大开，但是我们只有糖果和果酱。玛丽一路易丝看见有人在火上煮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请我们共享他们的食物。我要“机械师”走小路，但到处都找不到食物，什么也没有。在波旁一阿尔尚博海水浴疗养地我们又碰了壁：旅馆老板抱歉地说：整个季节房间全被预订了，但是没有人来住。总而言之，预订房间的人都没有来。我们找到了三间带浴室的房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想看看周围环境，没有立即进房间。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爬在墙上，心想他肯定会掉下来的。他真的失去了平衡，跌了下来，头先着地。我立刻奔了过去，我对大家说，先别扶他起来，看看有没有骨折。小孩哭了，她的母亲也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100法郎的钞票。小孩看见钞票后就不哭了，说起来真令人难过。他把钱给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今天晚上有得吃了。这位母亲还有一个孩子，而且还怀着孕。她让我看了她的钱包，里面只有5法郎。她靠别人的施舍活命，而别人却不愿给她钱。真是太惨了。我回到了旅馆，玛丽一路易丝问我去了哪里，她说：

　　——和你在一起就总会遇到任事，你又去做了些什么？

　　——亲爱的，一个小男孩从墙上跌了下来，我给了他100法郎，他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我们谈着许多事……不可能全记住，不是吗？当时的情况很特殊。

　　难道她看出我对她的这段回忆是有保留的？她是否意识到这件事太没有意义了？给一个受了伤、饥饿的小男孩100法郎，这就是她为使国家免遭灾难作出的贡献，并且感觉良好！她还记得在波旁一阿尔尚博的海水浴，多么幸福啊！

　　水是黑色的，我们好几次提着鞋在地里走，我的长统袜弄破了。晚饭时我们吃了色拉和港心蛋。老板娘问我是不是真是夏奈尔小姐。我做过许多生意：首饰、香水等等，开始成了一个知名人物。这位夫人对我说，她的父母是织布工，他们会以认识我为荣。我们去看了他们，他们请我们喝了苗香酒，还抚摸了我的手。老太太拿出一张上面登着我照片的旧报纸，低声说，您真是夏奈尔小姐？她们显然是在另一个世界上。那么德国人呢？

　　他们给我们汽油。布告牌上写着：法国汽油，取用自便。

　　她回到了巴黎。还没有到大门，里兹饭店的一位经理就看到她了，做着手势示意她不要再靠前了。

　　我看到了哨兵。我对经理做着手势，示意他，既然我不能过来，那么您就过来吧。他说我应该先去司令部。我很脏吗？应该换一身衣服。我的女佣人在上面吗？她还没有回来。我对经理说，您先去一下司令部，对他们说夏奈尔小姐来了。我呢，等我换了干净衣服再去。我知道对人有什么要求时，最好衣着整洁。

　　她凭什么如此地自信？在一次三个人吃饭的时候，我记下了科科和塞尔日·利法尔的谈话。

　　——我，利法尔说，由于工作的缘故（他是歌剧院的芭蕾舞大师）看到过许多德国人，从戈林到戈培尔，所有的人都见过。而科科，她呢，什么人也没见过，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德国人，因为她从不出门。

　　——我觉得出门是不礼貌的，科科说。

　　——她真了不起，利法尔说，真有胆量！一天她被盖世太保叫了去，我陪着她。

　　这位舞蹈家低下了头，好像听到子弹在他耳边呼啸。

　　——她把知道的东西都讲了出来，我竭力想让她住口：听着，科科，该往回了，这里不是幼儿园。利法尔接着说，如果她去的是戴高乐将军那里，她也一样会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的。

　　——他也许会要我在这几天里去看他，科科说，他知道在美国时我叫他阿飞将军。喜欢我的美国人觉得很好笑，英国人也很喜欢我，但法国人却不。

　　——有些法国人确实不喜欢你，利法尔说。

　　——我不太喜欢美国人，但我最讨美国人喜欢。和法国人在一起就完了。他们看不起我，认定“有狗跟在我后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粗野，不是吗？是不是说我不漂亮，是不是说我像条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一点别致的韵味，而这恰恰是我所没有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韵，我知道什么叫特别的韵味，这也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说女人和时装时用这个字眼真使法国人丢脸。有狗跟在她后面，她有别致的韵味，还有一些字眼在骚扰我。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让我恶心。我最后明白了，所谓后面有狗的女人就是在马路上扭着屁股走路的女人。

　　只要有几块骨头化石就可以使恐龙骨骼复原。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黑暗时期的夏奈尔重现。当然作些努力，多些想象也是需要的。科科回到巴黎是1940年7月底或8月初，其后发生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好在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气氛变得宽松了起来。德国人呢？标语牌呢？还有里兹饭店和其他旅馆门前的障碍物呢？是的，这些人和东西都还在，这太奇怪了，但是生活却已重新开始。商店里出售的东西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没有立即显出疲乏，饭店里供应还算充裕，物价也没有马上疯涨，人们都对和平充满幻想。当美国人弗洛伦斯·古尔德在里兹饭店举行盛大的文学晚会时，尽管被邀请的人中还有一些德国人，尤其是控制当时出版物、名垂法国文学史、赫然有名的海勒中尉，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们还是应邀出席了晚会。

　　政治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纳粹德国用飞机和坦克在4天内就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德国和红色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按照苏维埃茨克和平条约退回到瓦格拉姆）。英国人能干些什么呢？美国还在向英国提供武器，由海军的潜艇运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11月，美国选出了新总统：罗斯福。他在竞选时保证不派士兵到海外去作战，那么英国一个国家能有什么作为呢？

　　法国就是在这种气氛中缓过气来的。在这种气氛中产生附敌政策有什么奇怪呢？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种政策目的是什么？生存。大部分法国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对科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德国人来了？别让他们进来，当人们指责阿尔莱蒂爱上了一个德国人时，她这么说道。应当指出的是，科科在这时没有重振她的事业，尽管对于她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战争期间，”她说，“夏奈尔公司每天只能卖出20来瓶香水。开门时门口排着队，主要是德国士兵。看到他们我笑了。可怜的笨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空手回去。我想，如果美国人来了情况也会是一样的。”

　　如果美国人来了…在她重新住进里兹饭店的小套间时，还没有迹象可以看出他们会在4年后出现在巴黎。一次，在与塞尔日·利法尔一起午餐时，我们谈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

　　——这个家伙！利法尔激动地说，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投靠敌人。恩泰尔和他，都是德国方面的人，但解放了，他们却以抵抗运动战士的面貌出现！4年来，我看见他们一直和德国人打得火热。这两个人是抵抗运动战士！没有人会像科科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亲爱的，抵抗运动唯一的女战士是我。

　　——利法尔说，是的，你的公司关了门，而别人还在营业，德国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德国人付钱，听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钱付的。停战协定要我们把这些钱吐出来，这些钱是他们的。

　　她讲了当时大家都这么说的一个故事。一天戈林元帅走进她的一家大首饰店，她让一位负责人接待他。

　　——元帅先生，我们已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看了，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没关系。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人买贵重首饰。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年轻人（随行军官）开开眼界，看看法国人的高超手艺，让他们学会欣赏你们的手表。

　　这时，科科匆忙拿出一些豪华手表。对这些手表我毫无印象，不想让它们占据我的回忆，我只对戈林感兴趣。

　　——元帅先生，您真的不想买什么吗？

　　——如果你们有不太贵的纪念品，我也许会买一件让我的夫人高兴高兴。

　　一只手表呈在戈林眼前。

　　——这是一只镶绿宝石的手表，科科说，不太贵。

　　戈林没有带钱。

　　——我叫人明天来取。

　　——没关系，元帅先生，拿着，钱您方便时付吧。

　　——他拿走了手表，科科说，但是5分钟后，钱就来了。

　　——当然聘，利法尔说，戈林怎么会不付钱呢？他连半个欧洲都能买下来。

　　科科讲的这些话中最先使人震惊的是什么？是可怕的头脑胡涂。什么东西最重要？是钱！戈林有钱，是德国人拿走了我们的钱？不，钱是他们的，我们战败了，应当付钱。四分之一世纪后，她原封不动、毫不修改地重提了当年的反响。她没有变，并不认为有必要把阴影抹去。她从来不觉得她在黑暗的年代里的行为会受人贬低。受谁的贬低？她该向谁说清这些事呢？

　　“我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女人。”

　　她不无自负地对我说，她有一个证明：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他是靠神权统治国家的，如果他的军队打了败仗，太阳王也会立刻和战胜者谈判的。科科就是有这种品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害怕。面对头戴钢盔的哨兵和里兹饭店前的障碍，她还是夏奈尔小姐。她的才华、荣誉还有金钱保护了她。那时她已有许多钱了。

　　“我眼中没有德国人。一个木太丑的女人居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真使他们有点不好受。”

　　她乘坐地铁。

　　“地铁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气味难闻。德国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铁里撒玻璃屑。”

　　她对德国人的秩序、纪律十分欣赏。对德国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国人比法国人有教养，”她说，“他们对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的。”

　　她有一位德国情人：丁克拉格男爵。她认识他已经好久了。这位多维尔的马球运动员比快60岁的科科小10岁。里宾特洛甫为了改善人们因为希特勒的大喊大叫和纳粹的暴行而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向巴黎和伦敦派遣了亲善使团，丁克拉格就是其中一员。他曾经使一位极其富有、美貌无比而且百分之百非雅里安血统的巴黎女人对他十分倾心。这个巴黎女人在1940年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了法国。朋友们给男爵起了个绰号：麻雀。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寓所。1918年德国战败，斯巴达克同盟①叫嚷要在柏林点燃红色革命之火，引起了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约国的巨大恐慌。丁克拉格为了保住这套房子，与斯巴达克同盟奋勇作战，时年20岁。这段回忆已经很遥远，男爵已经改变了生活，他变得喜欢舒适，喜欢能安享舒适生活的女人。

　　在巴黎时，丁克拉格在监督纺织品生产的政府部门任职。皮埃尔·巴尔曼对我说，德国人为他们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有许多计划，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柏林变成新欧洲的时装之都。他们为什么要在巴黎从衰退、奴化、受犹太人影响很深的法国人那里寻找灵感呢？当然，巴黎有不少机会主义者赞同这项计划，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一计划出力。但是，如果能把当时乘北方特快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穿梭往来的人的名字找出来，那么人们也许在惊奇之余还会感到一点不愉快。

　　巴尔曼和克里斯汀·迪奥当时都在服装设计师勒隆手下工作。勒隆大战后重新雇用他们时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为法国作出了牺牲。应当挺住才能拯救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装设计师们对削减面料生产根本不予理会，时装展示会像过去一样每年依然举办两次。谈到这点时，巴尔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态。阿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围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尔曼或科科公司看见过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强烈的好斗精神。她深切地意识到夏奈尔公司对法国的重要性。如果关闭公司，离它而去。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祸。但她还是在1939年9月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每月支付给两个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完了，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穷。”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亲笔信中的一封。当然保存在家里。科科有一个小侄女夏奈尔。人们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里埃尔。但科科不为这种亲近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一位当兵的哥哥到她的店里来，她没有接待。科科去世时，她那遥远的，不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师的指使下，关心起她的后继问题来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令人难以猜测。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时从不提他的名字。别人劝她要留点神，谨慎些，她说：他不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们之间用英语说话。施帕获喜欢抽雪茄，经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时喜欢用英语问好。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妇在占领时期是怎样生活的。继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之后，她的这位丁克拉格男爵是一个好享乐的德国人，对俄国十分恐惧。对科科和“麻雀”来说，战争首先使人变得平庸粗俗，而对科科来说，更主要的是加快了她的衰老：她快60岁了。

　　“20岁时，你的容貌出于天生；30岁时，生活塑造了你的容貌；50岁时，你的容貌才是你应得的。”

　　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

　　“女人在30岁时就应当在脸蛋和屁股之间作出选择。”

　　她接着又说：

　　“女人在50岁时对自己的脸蛋负有责任。50岁的人都不年轻了。我对男人们说，你们以为头发脱落了会更美吗？”

　　丁克拉格是不是已经开始脱发了？我的那本《神秘莫测的科科·夏奈尔》一书出版一年多后，负责科科利益的国际律师勒内·德尚布伦（他曾经反好地给我提供过科科的材料）给我看了一封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同行特奥多尔·莫姆刚给他的信。信的内容使我和他一样大为吃惊。德国人给她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向丘吉尔建议同德国人谈判。1943年，科科在希姆莱的特许下去了马德里，她对丘吉尔说：

　　“温斯顿，蠢事已经够多了，血和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应当结束战争了。”

　　她对此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但人们似乎有这样的错觉：科科在战争时期比热衷于批评她的人干得更多。解放时她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些把衬衫袖口卷起的巴黎人……4天前还和德国人在一起，那时他们没有把袖口卷起。”

　　有人给她看了一十丁克拉格的照片：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当然，我认识他已有20年了。

　　——他在哪里？

　　——他是德国人，我想他该在德国。他很有教养，临行时和我告别，说要去德国。

　　她激动地说：

　　“有人对我提及这些事时找都要问：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位英国上校联系？谁给您传达命令？通常，这些问题人们是无法回答的，而我能够回答。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严肃的。英国人很认真。”

　　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人们是不会把会意起麻烦的证件带在身边的。

　　“证件可以以后再要，科科指出，凡是做过重要工作的人都得过证件，人们不能拒绝给他们证件。”

　　她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给我看，也没有谈起她做过的严肃工作的任何细节。在解放时她遇到过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麻烦。人们悄悄地说她花了许多钱摆脱了这些麻烦。还说丘吉尔为她说了好话。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的朋友，也是波萨的常客。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会晤后，丘吉尔返英途经开罗，后来在马德里停留，住在英国大使霍尔·贝利沙官邪，霍尔是科科的朋友。

　　“应当懂得怎样和英国人说话，我懂得。”

　　科科说服了特奥多尔·莫姆。特奥多尔在30年后决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的同行德尚布伦。

　　占领时期特奥多尔·莫姆在法国负责纺织部门的工作。他出生于纺织世家，是一个常常参加大赛的、有经验的骑手。他在巴黎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伙伴丁克拉格男爵，由男爵介绍与夏奈尔小姐相识。他解救了帕拉斯，并且使科科留在北部省的一爿小工厂重新开了工。当然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工厂要有一个厂长。丁克拉格没有为帕拉斯做过什么，他没有权力，也没有提出过权力要求，人们也很理解。

　　特奥多尔·莫姆写道：“人们在想到夏奈尔小姐在刚解放那阵子遇到的麻烦时只会对她更为崇敬。她英雄般的沉默让人想起她的血管里有点贞德的血在流动。”

　　天哪！莫姆这个后来成了国际律师的骑手为什么在科科刚去世不久就像一颗炸弹似地把德尚布伦不想大快传播出来的真相披露出来？

　　科科去马德里的使命还是一个谜。1943年末，纳粹德国已是穷途末路，即使元首表面上还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但一些下级军官寄希望于战败后的反叛集团的授权，已经发动或研究了多次惊人之举。人们能从科科在温斯顿面前调解期望些什么呢？

　　尽管如此，一项称之为“流行帽子”的行动却已开始。德国人为什么信任科科，要她去会晤丘吉尔？是不是因为她“懂得怎样对美国人说话”？

　　比利时一美国商会主席对我说，法国人的绝密名单中有夏奈尔小姐的名字，需要时可以放心和她接触。他以前在情报局工作过，曾经在开罗查阅过这份名单。人们可以把情报和科科的暗示作一番比较：

　　“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一位英国上校联系？”

　　人们可以想象，使用科科是因为她在伦敦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两面活动。她在谈到战争时叹了口气说：“我的朋友们都站在另一边。”策划“帽子”行动的舍伦贝格不是因为科科懂得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而是因为她为或者可能为英国人效力而不信任她。这样，科科就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解放时的麻烦。这样，一件表面上很不可信的事就有了一个合理的逻辑的解释。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她对此一直守口如瓶。

　　科科要求一位比她更接近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朋友藏拉·贝特陪她同去马德里。科科在蒙特卡洛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相会时，人们已经看到她的踪迹。我拉出身于英国大贵族，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赛马师隆巴尔迪尼少校。当时许多人认为对她来说这桩婚姻是低就了（后来人们还是这么说）。德国情报部门把她关在意大利的一座集中营里，原因是怀疑她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把她放了出来，派往巴黎。科科曾经叫人传过一句话：“别提问题，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柏林，“流行帽子”行动由舍伦贝格负责，希姆莱保护着他，为他遮盖一切。希姆莱希望在柏林战败后由他接任元首。纳粹高层中不只他一人寄希望于美苏两国发生冲突，等着坐收渔利。阿兰·比洛克在撰写并作序的回忆录里说，舍伦贝格曾经开玩笑似地问希姆莱，他的夺权计划藏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希特勒施阴谋耍诡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明白，实施表面上没有恶意的“流行帽子”计划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良好愿望。开展这项行动科科很有优势，她令人瞩目地留下了品牌标贴，人们至少是这么希望的，而实际效果却令人惊讶。她的行动无论在巴黎，在马德里，或是在后来舍伦贝格在那里受审的纽伦堡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管怎么说，1943年11月，她和我拉·贝特去过马德里。没有人甚至连卧车检票员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丘吉尔当时确实在马德里，但他身体不好，没有会见过任何人。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德博士兵在回忆录里说，他认为丘吉尔已快不行了。科科的使命以惨败告终，被舍伦贝格召到柏林。据“流行帽子”行动活着的唯一见证人特奥多尔·莫姆说，当舍伦贝格被判6年监禁（宽大得令人惊愕）后，科科曾经给他寄过邮包，在他刑满释放定居瑞士后，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舍伦贝格被瑞士驱逐，移居意大利的马热潮时，科科还承担他的开支。这是怕他透露事实真相呢，还是出于对私事的忠诚？如果“流行帽子”行动是由德国情报部门实施的，那一定会有档案在，也许会藏在某个湖里捞起的箱子里，或许藏在某个盐矿的地道里。我听见她说过那些卷起衬衫袖口的巴黎青年，她说：

　　“他们让我发笑，我是第一个去伦敦的，以前我没钱时总要绕道瑞士先去取钱。后来我想去美国了，我去见了美国领事，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我来取护照。’他要我填一张答问表格，我对他说：‘先生，这些问题您比我自己更清楚。’他说：‘无论怎么说，指纹总得留下。’这一仪式只花了一分钟。”

　　说到指纹时，她晃了晃手指。他们使我发笑，真是这样吗？他们还不至于让她感到这样可笑，她自己也有怀疑。她意识到有某种犯罪感。这在她谈起与德国人的关系时的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中可以看出。其实，除了为了使她的侄子帕拉斯提前获释外，她没有向德国人要求什么。萨夏·吉特里生活一贯奢华，出入坐车，吃饭也要去凡尔赛自己的庄园。我想科科也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没有白兰地给施帕茨喝。她在给我看那枚辟邪的小戒指时对我说，她想起在占领时期手上生过冻疮。可以推断当时她的取暖条件很差，也没有足够的脂肪类食物。有人指责她不肯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尤其是没有在由科克托起草的为救助马克斯·雅各布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人们想她也许认为这事与她无关。






科科·夏奈尔传--夏奈尔牌香水






夏奈尔牌香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推出三种香水：Bois desIsles、五号香水和Cuir de Russie。这些香水只在她自己的店里出售（多维尔、康邦街、比亚里兹和县纳）。1924年，拥有贝姿华牌香水的巨富皮埃尔和保罗·韦尔泰梅建议科科开设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以确保这三种香水在法国和世界各地的销售。韦尔泰梅兄弟俩反复说，既然这些都是最好的香水，就得成立公司。皮埃尔是个好色之徒，对科科除了钦佩外，别有一番打算。

　　科科以自己香水的产权、配方和制造工艺作为向公司的投资，出任夏奈尔香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拥有200股每股500法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股票，占总资本的10％，在国外的分公司中也拥有10％的股份。但是，不久之后科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她把一切都交了出来，而得到的只是10％的利润，她怎么能签这样的合同呢？她只是一棵摇钱树而已。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5年，她请了一位年轻的国际律师（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勒内·德尚布伦。此人曾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4年，不久前刚来香谢丽舍他父亲提供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老德尚布伦是一位将军，也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

　　“房租就不用付了，你给我们出些坏主意就行了，”老德尚布伦咕咕地说。

　　勒内·德尚布伦现在还保留着当年夏奈尔小姐面对着他的办公桌坐过的一张椅长他把这张椅子当作一件历史见证。夏奈尔是他的第一个顾客，他觉得她长得很美。

　　——您在纽约想必见过皮埃尔·韦尔泰梅先生？

　　——没有见过，小姐。

　　——地欺骗了我。您很年轻，听说您办事很执着。我正要找一个能为我花很多时间的人。

　　德尚布伦律师果真为她花了大量时间。科科和韦尔泰梅兄弟不和已有好几年了。她给德尚布伦的材料中有她自己亲笔签署的给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股份转让书，日期是1931年，由韦尔泰梅兄弟在自己的公司——贝姿华公司里生产夏奈尔香水。后来业务发展了，科科对自己的决定也有些后悔了。1939年，她准备为恢复自己的自主权提起诉讼。当时战争已经爆发，韦尔泰梅兄弟去了美国，去美前把股份卖给了一位飞机制造商，实际上是委托他在法国被占领期间继续生产香水，到德国去销售，而他们兄弟俩则在纽约附近的霍博肯的一家工厂里继续生产夏奈尔牌香水，在那里他们可以不按夏奈尔的配方生产。科科从格拉斯买来的天然香料他们全然没有，但是又有谁会去查对呢？在供应大兵们香烟、口香糖和巧克力的著名的军人合作社这个巨大的市场里，也能买到夏奈尔五号香水。显然这和科科签订的合同不符。科科作为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董事长，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得到极少的专利使用费，平均每年不超过5000美元。韦尔泰梅兄弟还把他们持有的夏奈尔香水公司的股份卖给了一家新的公司——纽约夏奈尔有限公司。这样一来，科科持有的股份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她气极了。贝姿华香水和夏奈尔香水的广告并立，两家公司的年终祝辞也放在同一块广告牌上使她怒不可遏，使她更不能容忍的是：顾客们要买到复奈尔牌香水必须同时购买贝姿华香水。

　　“我要报复！”科科不断地对勒内。德尚布伦说。

　　怎样报复？德国投降一年后，即1946年，科科推出了一种新的香水：夏奈尔小姐牌香水，只在康邦街她自己的店里上柜。德尚布伦认为夏奈尔公司的章程木禁止她这么做，但在被控仿造后，公司还是被查抄了。用什么方法才能制服一个不如科科耀眼的人？是他拦劫了她，掠夺了她的钱财！她想为自己辩护，但是法律不允许她这么做，怎么办呢？她为自己在占领时期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她能接受这一事实吗？勒内·德尚布伦作为赖伐尔的女婿，自己的处境也很困惑。

　　为了替夏奈尔小姐辩护。德尚布伦请求律师公会会长克雷斯泰耶予以支持。他们俩都建议科科友好协商解决纠纷。但她蒙受的损失太大了。她要把官司打到底。被查封的香水要么全部追回，要么全部失去。在法律上，韦尔泰梅兄弟的论据很过硬，尽管他们在1924年起已不再用科科的配方，但还是同意交纳大量的专利使用金，何况他们还在世界各地销出了大量的夏奈尔香水，没有人能低估他们的作用和效率。他们希望能从夏奈尔小姐的年龄上得到好处。1924年时她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强人，1946年已成了一个63岁的老醒了。

　　官司还在打下去，要等2个月才能作出判决。这时科科已经摆出一副志在必胜的架势。

　　——我是不是太老了，让他们瞧吧！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当然有权用蒸馏器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是吗？

　　——当然可以，勒内，德尚布伦说。

　　——我能送些我生产的香水给您的夫人吗？

　　——没有任何法律不允许您这么做。

　　科科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只精致的小瓶给律师，说：

　　“这几瓶香水给您的夫人看瑟唉嗅吧。”

　　于是，若瑟·德尚布伦得到这几瓶妙不可言的样品。勒内·德尚布伦还让一位俄国“金鼻子”科蒂鉴赏了一番。科蒂嗅了唉香水惊呼道：妙不可言，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科科只需去瑞士就行了。一位为她工作的小香水制造商用不同的配方，不同的瓶子和不同的标签，很快生产出了百来瓶夏奈尔五号香水、夏奈尔Cuir de Russie、夏奈尔Bois des Isles香水。

　　——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分送给我的朋友们，勒内？

　　得到新香水的朋友们都是纽约的一些大公司的经理。就在他们收到科科的可爱的礼物时，韦尔泰梅兄弟也到了科科的家里。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他们要求友好和解。诉讼就此停了下来，再也没有作出什么判决。夏奈尔小姐和韦尔泰梅兄弟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协议规定：

　　1．夏奈尔小姐有权在任何地方生产和销售夏奈尔牌香水（后来她利用这一条款作为不可绕过的压力手段）。

　　2.赔偿战争期间销售损失：美国，18万美元；英国，2万英镑联国500万法郎O947年内付清。

　　3.按夏奈尔鲁不在世界各地销售总额的2％支付专利使用费。

　　上述条款不包括她在瑞士的独家经营权。她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谈判期间，德尚布伦多次往康邦街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德尚布伦对韦尔泰梅两兄弟说，她在瑞士。并强调指出条件是均等的、但如果他们利用当时的气氛打官司的话，原本是可以获得不如此苛刻的条件的。这一点科科也是知道的；她夸大了事实。见好就收。皮埃尔·韦尔泰梅至死一直是她最忠诚的支持者。新协议签署后，科科请德尚布伦夫妇到她家去喝香槟，共进晚餐。

　　——亲爱的邦尼，她对律师说，我赚了许多钱，这您知道，但我花费得也多。现在，亏得您帮忙，我可以不必被迫工作了。

　　她躺在长沙发上，两只脚搁在沙发前的矮桌子上，这张桌子是用来整理放人抽屉的材料的。

　　“既然我什么也不用干了，桌子也就不需要了（她把桌子朝若瑟。德尚布伦推去），送给您吧！”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复奈尔五号香水的“传奇故事’堤怎样诞生的。一位记者问马丽莲·梦露：

　　——您早上穿什么？

　　——一条裙子加一件套衫。

　　——下午呢？

　　——换一条裙子和套衫。

　　——晚上呢？

　　——还是帮子加套衫，不过是丝质的。

　　——临睡时呢？

　　——洒5滴夏奈尔五号香水。

　　睡衣和衬衫的制造商几乎要破产了。但他们从玛丽莲那里得知科科在白色布料上都印了自己的嘴型；于是就用几千米白色布料制成男女床上用品，得到了补偿。没有人比科科更看望玛丽莲的话所产生的影响。战后在纽约举办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透露了这一席话的大体情况，并说：“无论何时何地，你如果想被人拥抱，就得使用香水。玛丽莲指的不可能是别的香水，因为如果是别的香水，她就会被怀疑与经营这种香水的公司有牵连。她像女人讨男人欢心似地悄悄地提到了夏奈尔香水，就像说出了一个大秘密。她说，夏奈尔香水是传递爱情的媒介，需要的地方洒上几滴，你就会有新的感觉。这是一出两个秀色可餐的女人的双簧戏，年轻的一位利用了年长的那位的秘方，因为她很清楚五号香水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配制成这种香水的香精，不如说来自科科本人和她代表的东西，也就是说即将在金赛①报告中起着爆炸性作用的可怕的事实：享受的权利。科科十分明白，她的香水和她的风格之间的互补性、香水的好处并不是几千个享有特权的妇女所专有的。只要用几滴五号香水，穿上一条裙子和套衫，所有的妇女都可以成为玛丽路

　　科科说：“我在瑞士领取了香水专利使用费，并把这笔钱留在了瑞士，我不想把它拿回来缴上90％的税。”

　　然而，她在1968年法郎危机时还是发了很大的火。她说：“许多人带着整箱的钞票去瑞士。应当对他们大喝一声，停下来！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国家的事，随它去吧。如果到了那里。你就会听到：法郎，不行。他们不接受法国的钞票。”

　　一位接近科科的人士估计，香水每年可以给科科带来500万法郎的税后净收入。我也听说过1969年的数字，但她从来不感到满足。皮埃尔·韦尔泰梅去世后，科科在瑞士请了一位律师想再得到点好处。韦尔泰梅的儿子的辩护人讨好她说：

　　“如果我有您的财产的三分之一，我就满足了。”

　　“您是谁？我是夏奈尔小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您呢？谁知道您？”

　　她发泄了心头的怒火。她是不是听懂了韦尔泰梅的弦外之音？她要我嗅嗅一种新香水：

　　——您觉得这种香水怎么样？

　　——很清幽……

　　——它的香味很持久。她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香水了。

　　她想把它称作科科香水，在百老汇上演根据她的生平改编的轻歌剧《科科》上演时推出。如果韦尔泰梅兄弟也感兴趣的话，这次条件就会不同了，她会提出对半分成。

　　“这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这是用我自己的钱造出来的。我花了钱就要让它再回来。”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您不想领导一家香水厂吗？”

　　还有一次，她当着里昂丝绸厂厂长科尔孔贝的面，提出要我当夏奈尔公司的经理。这位厂长和我一样都被惊呆了。她越来越多地谈起钱的问题。我听到她抱怨过在康邦街上的那家店里领的工资太少了：每年才100万，但她接着又说伙食在外。她和雅克·韦尔泰梅（小韦尔泰梅）的关系一直是屈尊俯就的，有点惹人耻笑。她说。夏奈尔香水经过了40个年头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她仍以几乎垄断了格拉斯茉莉的收成而自家

　　“只有那里才种茉莉，但质量已有所下降，需要监督。”

　　接着她又谈了黎巴嫩的玫瑰。






科科·夏奈尔传--美国救星






美国救星

　　1954年科科回归。是不是由于玛丽一埃莱派·德·罗特希—一尔德的缘故？科科认为确实如此、头一年；科科在纽约一位好友玛丽一埃莱娜的母亲玛吉·范茨维伦家里住了几个星期（我们还记得科科是在她家里编写她的格言的）。恰好玛丽一埃莱娜买了一条裙子，准备出席初入社交活动的少女们举办的一次盛大舞会。舞会豪华得几乎不能想象：每平方米舞池就值几百万美元。科科说，这太可怕了。她临时拿了一条红色塔夫调裙子给玛丽一埃莱娜穿。

　　第二天，玛丽一埃莱娜对科科说：“所有的人都问我，这条裙子是谁做的。”

　　后来成为居伊·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的玛丽一埃莱娜说：“是这件事决定了科科的回归。”

　　对科科略有所知的人都很清楚，科科在获得了香水赢利分配新协议后，没有让她的时装公司闲置太久，因为广告对于夏奈尔五号香水的销售极为重要，而时装公司就是广告支出的经常来源。

　　正当她收拾时装样件准备回国时，一个特殊的时期已在法国结束。解放后，人们千方面对把与占领时期有涉的财产隐匿起来。于是有人就办报、排戏、开出版社或时装公司。皮埃尔·巴尔曼用他母亲给他的20万法郎开了一家时装公司。这笔钱大约相当于我10个月的菲薄Al资。雅克·法特没有这么多钱。这真是，一个怪诞的时期。朱利埃特·格雷科说：“大家都被自由陶醉了，怀着新生的感觉涌上街头。”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巴黎市民都去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祈祷。我的朋友埃尔默。洛厄率领的《生活》杂志的一批摄影记者在弗洛尔、蒙大拿、巴尔韦尔和塔布到处活动，目睹了占领时期漫漫长夜后出现的种种令人惊异、极为有趣的景象。皮埃尔·巴尔曼化装成牛仔跳起了霹雳舞。法特夫妇把我带到科伯维尔。科伯维尔是一座18世纪的豪华城堡。他们的越南和机在行李箱里带上了饮料、食品和餐具。有了一辆车，我们都成了穷奢极欲的君王了。第四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抵抗运动战士弗朗索瓦·密特朗给我弄了一辆首批出厂的雪铁龙轿车，半小时不到就可以到诺让赴晚餐。有时，科克托也和我们同去，不过他总是显得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1954年2月5日，夏奈尔小姐举办了时装展示会。这时，自由的海市蜃楼已经不复存在。她之所以选择5日这一天是因为五号香水的缘故。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曾经对我说过：“这很简单，我拥有服装公司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广告费用，使我得以向美国人大量销售香水。”

　　几乎像所有的人一样，我对这位大小姐也有保留着法。人们还未忘记占领时期的苦难，科科就已经使我的时装界朋友感到了喜悦。他们都称她为老太。

　　《纽约先驱论坛报》预言：“尽管时装界存在着危机，夏奈尔小姐还是能为自己重新谋得一席之地。她估计世界上有3000位妇女希望穿上夏奈尔时装。”

　　他们说得不错。正是时装界的危机给了夏奈尔小姐机会。上一次战争结束后，她曾经让时装设计师们放开手脚，使在美国报纸上出名的几千名享有特权的妇女穿上了她的时装。但是这一次的赌注要大得多，是要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而事实上，她的服装式样也适合机器生产。

　　在此以前，集中在纽约第三街上的巨大的美国服装工业，像福特汽车公司生产汽车一样，大量生产着衣着用品。但是仍然保持着优美雅致。夏奈尔的式样使工业化生产的服装具有高贵的气质。

　　1925年，《时尚》杂志（精装版）评论在装饰艺术展览会上展出的夏奈尔时装时说：“这就是怀着夏奈尔品牌的福特汽车、”

　　距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科科在多维尔和比亚里茨播种下的“可爱的小裙衫”现在已经可以收获了。

　　但是在巴黎，收获的季节还没有来临，至少还不能立刻收抓《费加罗报》称：“夏奈尔小姐认为目前的时装太复杂了，她要的是简洁，十分简洁。她和时代同步。”《震旦报》说：“我们大家都有点激动。全部历史，几乎整整一个时代都要我们去看着经过14年的沉寂后时装界是怎样复苏的。”人们就像走进了静静的树林中的白雪公主的宫殿。”

　　科科站在客厅里，周围尽是漆器和金质的装饰。狮子、鹿和大捧鲜花散布其间。乌木屏风后面还藏着施帕获的阴魂。“下面”人声嘈杂。

　　——谁来了？

　　——都来了。

　　报纸提到名字的有马皮·德·土鲁斯一劳特累克、范·莫佩、博里斯·科克诺、帕斯特雷伯爵夫人、索菲·利特瓦克。由于椅子不够，美国时装协会女主席、《哈泼市场》的卡梅尔·斯诺只得坐在菲利普·德克鲁瓦塞的旁边。菲利普是弗朗西斯的儿子，科科在与巴尔桑相处时对他有过爱意。当然，出席展示会的还有埃莱娜·拉扎雷夫和与她同来的《她》杂志的智囊成员。

　　第一套时装在台上亮相时，客厅里像教堂一样，一片寂静。《震旦报》报道说：“一套由一条不直不肥的裙子和一件白色长袖短衬衫组成的套装率先出台，其他套装随后相继登台。模特们既不突出胸部，又不显出腰身线条，完全是1930年时的形象。连衣长裙都是腰部打铜，灯笼袖，圆开领，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时代的短暂的进步，好像又回到了1929年至1930年。这种老式服装震撼了整个巴黎，大家都冲着这种气氛而来。模特们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没有人鼓掌，什么也没有。像所有的回顾展一样，这是一次多少有点令人伤感的回顾展。”

　　支持迪奥的布萨克注意到了《震里报》的这篇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家新闻界的代表对这次展示会有偏见？但它确实表达I公众的普遍看法。

　　阿尔贝·卡米从前办的报纸《战斗报》刊登了一篇题为《1930年科科·夏奈尔在富伊莱祖瓦的家里》的文章。该报的时装专栏编辑，老巴黎吕西安·弗朗索瓦是一位被人遗忘的作家特瑟斯特文斯的侄子。大家对他都很谨慎。时装设计师们对他敬若上宾。此人可以说是一上令人生畏的权威。他写道：“人们看到的只是令人失望的过去的折影。一个妄自尊大的黑色身影匆匆地走了过去。”他对这次展示会判处了死刑：“15年里时装有了进步……这些平纹布条连着花边杂条算是什么东西？镶着不伦不类斜裁布条在富伊莱祖瓦没有人穿的瘪塌塌的衣服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甚至连1938年式的时装也没有，只有1930年式时装的鬼魂。”

　　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还是这位专栏编辑却给1925年时的科科画了一张相当漂亮的画像：“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小鹿般的眼睛那么天真无邪，透出一丝倔强，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假小子气质。”接着他又写道：“她明白巴黎在最古老的房子里努力使它的精神传统永盛不衰，而那些伤风败俗的人却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活动王国。他们不仅败坏了习俗，而且也败坏了人们的美学观点。”他十分钦佩科科的回国之举，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的大事”。他在书上题上了过分溢美之词，寄给科科。科科连翻也没翻就扔掉了。

　　《巴黎新闻》称这次展示的服装有130套。《震旦报》毫不掩饰地说：“您会对寄宿生的服装略感兴趣，对缀有花饰的平纹布裙子十分喜欢，对镶金饰银挖花晚礼服爱得发狂，但对1925年式的打洞披肩根本看不上眼。”

　　那些英国记者们更是毫不留情。《每日快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每日邮报》断言说是“砸了锅”。《快报》说，展示会后，一些人连相互看一眼都不敢了，他们为可怜的夏奈尔感到痛苦。为什么她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人看？

　　科科什么人也不见。“夏奈尔小姐太累了。”

　　她拒绝会见希望看到她受辱痛苦的表情而幸灾乐祸的人。她痛切地意识到在这个时刻里巴黎对她的冷酷。科科在展开斗争之前确实没有为争取同情作过什么努力，只是多次发表了咄咄逼人的声明。她重回巴黎是因为时装设计师们败坏了巴黎和巴黎时装的名声，就像一个长期隐退的拳击冠军看到拳击场上都是些无能之辈后重新戴上手套一样。她曾经宣布设计出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原子”时装，但流言很快传遍巴黎：没有任何模特适合这种服装。

　　老太婆，老太婆，大家都在嘲笑她。在这种年纪……71岁了，已不说建树，就是立足也……她还想搞出些什么名堂？显然，除J她的梦想外就不会有其他了。而她的梦想需要精心打扮才能为人接受。假定她靠着巨大的香水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在瑞士的一家大饭店里颐养天年，谁还会记得她？也许她会像普瓦雷那样，一些老巴黎人还知道她，报纸在谈及怎样用剪刀把套衫改为裙子的故事时偶尔也会提到她，但其他的事，譬如她执着地投入战斗，成功地把一切归在她的名字之下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这些事又会有谁会记得起呢？

　　她是不是意识到是什么对她起了作用？人们可以认为赚取更多的钱是她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在她的巨大成功中起过作用，这种解释她是不会听的。挂着夏奈尔商标的福特汽车的说法她也不会赞同。

　　她在自家的客厅里蒙受了羞辱，但她并不孤独，几位要好朋友在安慰她，预祝她未来的胜利。科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在头十件服装登台亮相后她就已经意识到要遭到痛苦的失败了。现在她找到了原因：

　　“我的名字对青年毫无意义。”

　　我已经说过，她的成就来自美国。《上帝创造女人》这部影片在巴黎放映了很久，但却是在美国映红了天，瓦丹和布里吉特·巴尔多才出了名。科科不喜欢这种比喻，并且大讲瓦丹和布里吉特的坏话，但是这种比喻还是说明了巴黎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已经不够，重要的是纽约的认可。多好的美国人，多好的美国服装工业。服装设计师们心领神会。

　　科科讥讽地说：“他们自以为是不可替代的，太自以为是了。”

　　夏奈尔的式样简洁明快，是大规模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而设计师们的才干或者说是天才，无法满足第三街服装制造机器的要求。6个月内，整个美国就已经夏奈尔化了。而巴黎的买主叼着昂贵的雪茄对夏奈尔的首批样装评头品足，横加嘲笑。美国最大的杂志《生活》杂志继《时尚》和《哈泼市场》后，发表文章，欢呼大小姐新的支配地位。文章共有4页：

　　“隐藏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后面的这位妇女也许刚回来不久，但她的影响已是无所不及。这位71岁的妇女带来的是比时装更为重要的东西——革命。”

　　《生活》杂志的这一观点发表在第三次服装展示会后，也就是说科科回归后不久。她虽然击败了对手，但是还心有余悸，失败已隐约可见。

　　我讲究逻辑，做事也是符合逻辑的。应当为大家制作衣服，过去大家穿的是粗制滥造的衣服，走路、奔跑都不方便。美国妇女在法国妇女之前，率先拒绝了这种衣服，因为她什1更讲究实用，所以美国立即为夏奈尔的服装开了绿灯。美国人的生活并不有趣，但是更讲究实际。他们住在城郊，每天都要回到农村，他们要走路，要奔跑，这是另外一种生活。美国妇女喜欢变化，她们很整洁，这就为纽约这座脏得令人讨厌的城市增添了一番繁荣的景象。一切都为妇女而存在，妇女受到保护。我认为，所谓豪华就是有精工制作的衣服。一套衣服应当可以穿上5年。穿旧的衣服是我的梦想。在美国，用过的东西随便扔掉，从不洗灌，没有一样东西是经久耐用的。我曾经叫人洗一条裙子，结果只剩下了一颗纽扣。这就是美国。豪华走上了它的反面，变成了仙氏劣”，这太可怕了。

　　然而，就是这个劣质品充斥的美国推行了她的服饰。皮埃尔·韦尔泰梅出钱让她回到了康邦街。科科把她的服装展示会不受欢迎的责任全归咎于他，说他没有准备好场地，没有为她提供必要的手段。而实际上是她自己另有打算。在展示会前，她曾经请勒内·德尚布伦把一封信交给她的朋友卡梅尔·斯诺，时间是1953年9月底，即“重新开张”前6个月左右。

　　亲爱的卡梅尔：

　　今年夏天，我深信工作就是我的生命。重新投入工作将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我曾经对您说过，有朝一日我要创造一种适合新的生活方式的新款式，还说我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现在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来临了。

　　在今日的巴黎，越来越多的妇女参观服装展示会，却没有能力购买。这种不合常情的气氛逼使我去做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当然是通过一个制造商，用专利权使用费付给他一定的报酬，向美国批发销售。我想，这样做在全世界必然会有号召力的。

　　我的第一批服装将于11月1日准备就绪。我认为，在收到您关心的最大的制造商（美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企业家）的报价前，做出更多的服装是不明智的。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到巴黎来。当然，对我来说，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能同时在这里接待他和您。目前我不考虑由我本人去美国展示这些服装，但以后也许会这么办的。

　　　　　　　　　　　　　　　　　　　　　　　　加布里埃尔·夏奈尔

　　这个计划被巧妙地透露了出去，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大家都说夏奈尔小姐回来后将推出一系列“原子”服装。这一计划的另一个结果是引起了皮埃尔·韦尔泰梅的担忧。与韦尔泰梅两兄弟签订的协议虽然对科科是有利的，但她仍不感到满足。与一个美国大服装制造商合作，她也许能推出“夏奈尔小姐”系列服装。协议承认她有这个权利，这两位发起人的忧虑使她得到了不少好处。服装公司的一切费用用香水收入开支，仆役的工资、科科的旅馆房金由他们开支，她在法国交纳的税金也由他们偿还。这些条件都是任何一位总经理所享受不到的。她还巧妙地和他商定，她有重新推出“小姐”系列服装的自由，末了还加上了巨额违约金的条款。她出让了瑞士的飞地换取美元，同意对方像其他市场一样经营这一飞地。在此之前，香水的销售收入为她一人独占。

　　她获得了金钱方面的全部满足后是否会给皮埃尔·韦尔泰梅想要的东西，即在摄影记者面前给池一个正式和解的亲吻？他梦寐以求他希望她登上他的游艇作一次海上航游。他骑了一匹刚在德比马赛中取得了胜利、名叫维米的骏马，第二天就去了科科家。勒内·德尚布伦当时在她身边。皮埃尔·韦尔泰梅匆匆地上了楼，进了房间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喘个不停。

　　——皮埃尔，您的脸色木好，科科说。

　　他站了起来，伸开双臂：

　　——您不拥抱我一下吗？

　　——为什么？

　　——您不知道我在德比马赛中赢了？

　　——但您没有打电话告诉过我！

　　她让人把刊登皮埃尔·韦尔泰梅喜气洋洋的照片的报纸都销毁了。






科科·夏奈尔传--永远正确






永远正确

　　在1954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期《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上，科科·夏奈尔没有受到女士们的特别宠爱、她们觉得她已是明日黄花。她们钟情于继克里斯汀·迪奥之后崭露头角的、有姑娘气息的伊夫·圣洛朗。

　　让·普鲁沃斯特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一往情深，对这份按照美国方式办的女性刊物在战前不久取得的成绩始终不能忘怀。解放那一年，刊物被人夺走，巴黎街头的墙上贴满这样的海报：“《她》就是《玛丽一克莱尔》，《玛丽一克莱尔》就是《她》。”

　　从我所处的地位而言，我与《玛丽一克莱尔》杂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让·普普沃斯特只相信我。《巴黎竞赛画报》的重新发行如此费力。而在经费上也十分困难；以致老板甚至打算弃而不印。《巴黎竞赛画报》最终所以能出版，应当归功于菲利普·伯格纳坚韧不拔的努力。《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期问世后仅两天，40万份即全部售完。第三期印数达80万份，仍不够销售。但是，由于机器跟不上的缘故《巴黎竞赛画报》也用这些机器印刷，第四期未能出版。

　　这些成就完全应当归功于老板，这么说毫无献媚之意。《她》每星期出版一期，60页左右，其中4至8页为彩页，售价50法限《玛丽一克莱尔》杂志预计每月出版一期，100来页，其中16负为彩页，售价100法郎。老板还出了一份140页的报纸，其中40页为四色套版。这种几乎美国式的豪华型刊物过去从未有过，一F子使我们与《妇女家庭杂志》相提并论，而售价只有70法郎！那些曾把普鲁沃斯特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于是就大喊大叫，说这是“倾销”。但是他并没有亏本，没有投入一分钱就赚取了几百万，因为所有的费用都已由广告商预付，广告费之高前所未见，令人瞠目。这个时期他的名声最为可怕。负责广告部的是他的一位童年时的朋友，他们曾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

　　老板对他说：“我们都老了，你可以离开了。”

　　文学部主任女小说家克里斯蒂娜·德里瓦尔是从《世界报》跳槽来《玛丽一克莱尔》的。普鲁沃斯特用支票把最有名的作家吸引到《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工作。老板出高价买好货，他赢了。他认为，金钱总是超越思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常常伴有激烈的争吵，周围的人还像靠国王恩宠度日、等国王离开宝座后利用国五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嫔妃一样，制造麻烦，并且使麻烦激化。

　　我很少关心时装。我们的女顾客们有的很迷人、很纯真，有的则善于花言巧语而行为不端、冷酷无情。在西班牙，她们把迪奥说成克里斯蒂昂，法特说成雅克，巴尔曼说成皮埃尔。例如，她们说皮埃尔让他漂亮的夫人上了当。当她们在一起对时装款式评头品足时，人们不由得对时装产生了疑问。然而她们却装出那么纯真，那么激动，身上洒满了香水为时装出力。她们只相信卡路里，一旦失宠会不会被人像贞女一样活埋了？尽管这只是普鲁沃斯特的个人意见，为了时装事业，她还是按照他的左右手埃尔韦·米尔的意见办事。

　　“让·普普沃斯特对埃尔韦言听计从，”科科不满地说。

　　她一点也不喜欢老板。

　　“他老了，您没有看到他的手上有老年斑吗？”

　　然而他却比科科小两岁。他儿子去世时，科科给他去了一封信，使他极为不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金钱，动机尽管不同，目的都是想拥有更多的钱。让·普鲁沃斯特觉得当老板是神授的权利，他能够获得利润就是宗教意义上的证明。他的如意算盘是：上帝保佑他的企业。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他像从前的国王们一样只怕一件事：迟早会有一天要去天国见上帝。科科没有这种恐惧。金钱使她能支配别人。有了钱，她就不必依靠任何人，可以不受苦，至少可以比别人少受些苦。即使各人的命运不同，但科科和普鲁沃斯特的目的还是一样的：赚取更多的钱。他们俩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很少。

　　“老板对我说：既要赚钱，又要花钱这是不行的，没有时间。”

　　“让·普鲁沃斯特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科科不满地说。

　　她不允许别人问她，她的钱是干什么用的。普鲁沃斯特认定科科的财富来路不太正常。她的财富积累久远。财富要靠几代人努力积累，于是才有工厂，才有家庭财产。科科没有家庭，她的一切全靠她自己。有一个现象使她大惑不解：作家和记者居然只需要一支笔、一瓶墨水就可以“赚钱”！

　　埃尔韦·米尔为什么要带我去科科·夏奈尔家？

　　时装款式出了一套又一套，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科科变得更为挑剔了。在离现在不远的那个时代，阿迪·汗还在接受人们奉献给他的钻石和其他宝石。钻石的分量如有几克拉的差错，他也不计较。科科却不是这样，她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听不得半点批评。“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时装”这一说法使她大光其火。她一直吹嘘不求于人，但当别人把一切都给她时，她却还嫌少而耿耿于怀。

　　她缠着埃尔韦，要《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突出介绍她的服装款式。能把抹布和餐巾放在一起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突出专家们的分析：迪奥的特点是圆肩，卡丹的特点是直肩，而夏奈尔的款式还是老样子。科科认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可怕的，是在活生生地剥她的皮。她认为妇女读者们根本不想知道服装设计师先生们是在怎样适应她们的口味的。她们想看到的是摄影得很好的夏奈尔服装款式，以便模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一个星期六早上，我同埃尔韦’米尔一起参加了一次为顾客举办的服装展示会。我们一起努力说服女顾客们要她们买夏奈尔的时装。埃尔韦给科科看了刚印出的10页样稿，上面有她的款式。这回科科该满意了？不，她一点也不满意。

　　“埃尔韦，您拍的这些照片……为什么这个姑娘两腿又得这么开？谁在她头上放了一个结？您见过戴手套的女人在街上用鞋蹭脚后跟吗？您为什么不用我的模特儿？这些女人真疯，一点也没有品位。作为一家妇女杂志，这样做时装广告太差劲了。”

　　一大堆指责的话。埃尔韦·米尔吃了饭立刻就走了。

　　——我累了，科科，我以为是照您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批评做的。

　　——亲爱的埃尔韦，难道我们不能交换一下我们的想法吗？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

　　“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服装”。她咽不下这口气。我在客厅里找到了她，她正在模特身上试她新设计的时装（几天后，即1970年1月24日即将推出）。

　　——样装快试完了，不必操心裙子，只要用别针别一下就行了，很快。这些套装做工多考究！您看这一套，我改了不下30次。还有这一套，是北部省的一位女顾客给我的，这套服装是战前做的，她是从她姨妈手中继承来的，她穿得正合身。有了这两套服装，我总是可以穿得体体面面的。

　　有人给她看一件洋装，她在上面加了一点布料。

　　“这太差劲了，太俗气了。”

　　她把它拆了，先放长一点，然后又缩短一点，缩得木太多，这个人立刻表示赞赏。

　　“好，小姐，好看多了。”

　　他护着棋特走了，科科咕嚷地说：

　　“这些人永远不想改变什么，如果听任他们去做，那么每套服装就只会是老面孔，难看死了。他们什么都不会干，要不是我全部重做，将是多大的灾难。我11时到，只有吃东西时才停下来，什么事都要我留神。”

　　她的手关节被针扎了一下。我看着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

　　她吮着手指说：“扎在骨头上了，很痛。我常常不知不觉被针扎着，但我不在意，只要机体还有生命，我就能继续工作。我为什么总是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常常想放弃了事，但要是这样，法国人就会嘲笑我，美国人会认为关闭夏奈尔公司是一大损失，于是我就不停地工作。我常常觉得我这样挑剔太可笑了。我又一次在捍卫国家的荣誉。”

　　在她去世前一年的一天，弗朗索瓦坐在她身后，递给她一瓶维生素片。

　　“我得每天吞下几片，否则夜里我就会抽筋痛醒，就得赶快下床。”

　　我从笔记中理出几条警句和格言。她在谈到时装时会很自然地把这些警句或格言挂在嘴上：

　　我不赞成不耐穿的服装，这是我男性化的一面。我不希望人们因为春天已到就扔掉衣服。

　　我只喜欢旧衣服。我外出时从不穿新裙子，怕针脚爆裂。

　　旧衣服就是老朋友，要保存下来、我把这些旧衣服修修补补，加点红的，添点绿的。我还喜欢在旧衣服里面加一小块绸缎。我喜欢衣服就像喜欢书籍一样，常常去抚摸抚摸，摆弄摆弄。女人们都喜欢常换衣服。她们错人我赞成幸福，但幸福不是常换衣服。

　　高雅不在于穿新裙子。人之所以高雅就因为他本来就高雅。新裙子与高雅无关。穿一条短裙配一件羊毛衫也可以很高雅。如果为了高雅而买夏奈尔的服装那就太不幸了。有些妇女穿什么都高雅不起来。

　　从前，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也在创自己的风格。我不能穿我无法制造的东西，我也不想制造我不能穿的东西。我总是这样问自己：这衣服我能穿吗？这几乎成了我的本能，连问也不用问了。

　　时装已不复存在。只为几百个人生产的算不上时装。我生产的是全世界人接受的款式。人们在百货公司里看到的是“夏奈尔款式”，一种与众不同的款式。我为我的款式操碎了心。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款式。夏奈尔永远不会过时。

　　瞧着眼前忽悠而过的服装，我这么想：买这些衣服的人会不会对只有我看得到的细小纸漏抱怨？肯定不会。而我却会把它拆了重做，做得更好。我对工作过于求精。这也许是一种毛病。我干的事别人永远不会明白。

　　我做一切都是满怀热情、我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把肩部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有的女人的肩部很圆，但有点前倾，我很同情她们。我认为这是不应该回避的。有人说：肩在背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肩在背上的女人。穿衣后，身体应该能够自由动弹，而衣服又不能吊起，可以弯腰，可以玩高尔夫球，甚至可以骑马。当然，我的话对现在那些做时装的人来说好比天方夜谭。他们只想标新立异，让人吃惊。让谁吃惊呢？

　　现在的人对时装不怎么关心，而对生产时装的人非常关心，他们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习惯于丑陋的东西，而不能容忍粗心大意。

　　时装就像建筑，讲究的是比例协调。

　　什么叫青春时装？是叫人穿得像小姑娘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比人老得更快。一个80岁的老枢不应该穿只适合20岁的姑娘穿的裙子。

　　新产品！新产品不总是有的。我喜欢做传统的东西。有一种手提包我一直在销售。有人要我推出另一种提包。为什么非如此不可？20年来，我的包还是老样子，我了解它。知道该往哪里投放我的钱。我生产的东西很有限，所以更要精工细作，用料讲究，要有点情调，但不能变化太大，否则就不像是做裙子了。有时布料太皱，我就把它扔在一边，呢料太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而且很少有人会有我这样强烈的色感。

　　有些妇女喜欢穿奇装异服，让男人们惊叹不已。她们确实能使男人们震惊。男人喜欢别人回头看自己的妻子，因为她长得漂亮。但是如果是因为穿得古怪，男人们就会感到窘迫了。我也不会和穿绿色礼服的男人外出的。想以服装引起别人注意的人是愚蠢的。女人可以承受所有的奚落，我指的是某些妇女，不是指大街上的妇女，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被人觉得可笑，那他就完了，除非他有什么天赋。

　　豪华的反义词不是寒酸。

　　比起长裙来，短裙不太容易过时。低领长裙过时得最快。有些女人们以为可以用较长的裙子掩盖长得不怎么美的双腿，这是做不到的。有生命的东西都不难看。有的妇女对我说：“我的腿太粗了。”我问她：“您的腿不是支撑着您吗？这才是主要的，别去想它了，幸福不幸福不在于腿是细是粗。”还有一位妇女问我：“我该怎么办才能瘦些？”“您身体好吗？”“好。”“您丈夫生意好吗少’“不错。”“那么您为什么想瘦？”这些人不知道怎样生活，没有人教过她们。

　　时装也是这样。只有傻子不会改变看法。只有做到与众不同，才可以不被替代。

　　她说：“时装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我们的工作不靠天赋，我们只是供应商。我们把裙子挂在衣架上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出售。如果有人仿制我的裙子的款式那就最好不过了。创意就是为了传播。”

　　然而，有时她对某些妇女杂志也有怨言。这些杂志建议买夏奈尔服装的读者自己动手做衣服。

　　科科说：“我从来不因为别人仿制我的款式而控告他们，但我也没有说过我喜欢别人仿制我的款式。”

　　一个星期天早上，她的一位合作者莉鲁·格伦巴赫在市场上听到一个小贩在og卖夏奈尔服装，要价50法郎。

　　科科高兴地说：“这样很好，衣服像旁边蔬菜摊上的蔬菜一样，很快就卖完了。”

　　莉鲁·格伦巴赫带来了一种白色粗帆布上衣，上面有一条酒椰叶纤维编织的细带。科科顿时萌生了生产酒椰叶纤维面料的念头。

　　她肯定地说：“马路比沙龙更使我感兴趣。”

　　在她回归的那个时期里，服装设计师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自己的作品被人仿造。间谍团伙一听到他们有了新作，就盯着时装展示会，剽窃他们的创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环家伙在设计师的新作推向市场前就已经抄袭了法特的领子、巴尔曼的袖口的式样和迪奥的长度发了财。这意味着什么？

　　时装间谍消失了。人们不会让他们存下去以证明时装的永存。

　　夏奈尔小姐在战前曾经应高级时装同业公会主席维奥内夫人的要求加入了该公会（科科笑着说，她参加同业公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服装的季节性艺术）。维奥内夫人的努力曾使科科大为感动，因为在服装界科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她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我，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确实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应当学。”

　　1957年她退出了同业公会，因为她不遵守必须把服装的式样及时交付摄影的规定而惹人讨厌。她和同业公会的决裂加大了夏奈尔和……及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她也会赞扬个别服装设计师，说他聪明，有才干，但实际上是在指责他在某一点上抄袭了她的创作。

　　她对我说：“也许我和时装设计师们关系不热络使我失去了一份乐趣。也许我可以给他们提出些好的建议，我自己也很喜欢向别人学点东西。”

　　科科说，法国时装在被人仿制中存在，有些人在创造流行，有些人则专门仿制法国的附装。

　　她说：“一天，终于有一位先生，为了获得荣誉勋位勋章，决定改变这一情况，于是创建了一个同业公会，保护处境悲惨的服装设计师的利益。当然，有些人生意还是做得不差的，虽然没有发什么大财，但还是赚了些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了荣誉勋位勋章意味着什么。”科科这么说是否是想得到荣誉勋章？战前，保罗·雷诺总理曾经想授予科科十字勋章，但这个勋章已经授给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帕坎夫人。那么能不能破格授予科科三级荣誉勋位？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戴高乐从不邀请她去爱丽舍宫，戴高乐夫人也从不穿科科设计的服装。要是戴高乐夫人穿了她设计的服装，那才是科科的荣誉。蓬皮杜夫人在戴高乐将军的下葬弥撒上穿的是夏奈尔服装。科科常去巴黎圣母院望弥撒。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遭暗杀，杰奎琳·肯尼迪穿的也是夏奈尔套装，衣服上也沾上了鲜血。科科知道杰奎琳喜欢别人称她为第一大地一些服装设计师写信给她希望受邀参加时装展示会。她还接见修文，要模特姑娘们学行屈膝礼。

　　科科低声说：“我期望女孩子们穿着夏奈尔的套装从学校出来。”

　　一位时装设计师送给科科一瓶新研制出的香水。科科把匣子打开，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说：

　　“一位先生送给我一只缚着可怕的带子的匣子，里面装着一小瓶散发着挥之不去恶臭的东西。他这是想干什么？用这种令人头痛的烂水果味的香水，在很远的地方就会被人觉察。我该怎么回复这位先生？如果我寄给他一瓶夏奈尔牌香水，那就意味着我在对他说：‘亲爱的，嗅一下吧，您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香水。’我不愿这样做，只好随它去了。啊！和这种人打交道我真没有办法。”

　　她不想讨这些人喜欢。人们有时感到她对巴朗西亚加很温柔。

　　她说：“昨天到现在他已经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如果再打来，那一定是向我求婚了。”

　　我很冒昧地问起了他的年龄。

　　“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亲爱的。”

　　在她心目中，解放后成长的新一代时装设计师，与她创业时的时装设计师们不是处在同一地位的。她提起后者就像老战士提到同一连队或同一战壕的战友一样，充满友爱甚至激情。过去人们不爱搭理服装设计师，由于科科的努力，这种禁忌被打破了，时装设计师成了可以与之交往，“可以同警共饮”的人了。






科科·夏奈尔传--不可替代的夏奈尔小姐






不可替代的夏奈尔小姐

　　科科说：“一个模特就像一块手表。手表给人显示时间，模特向人们展示衣裙。”

　　听她谈论她的模特姑娘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她似乎是面对自己在说话。

　　“她们长得都很美，所以她们可以从事这个职业。如果她们很聪明，也许就不干这一行了。”

　　1960年前后几年里，她的小小工作室里出了几个名人：阿尔康格伯爵夫人（咪咪）、一位尊贵的殿下奥迪尔·德克鲁瓦、几位公主…·

　　科科说：“姑娘们无所事事。她们的母亲或外祖母在她们的年龄时有别的事干：谈情说爱。那时她们圈子里的男人们都不工作，像伯恩斯坦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有足够的时间谈情说爱。今天谁还会有这份热情？姑娘们相互打电话说的都是无聊话。在夏奈尔公司里也有她们的同伴。她们穿得很华丽，她们为服装展示会而来，然后就留下了，但是爱情却不在这里。”

　　科科对模特姑娘们的感情故事很感兴趣。一位漂亮的西班牙姑娘坠入了爱河，与一个已婚（姑且不论）而且又没有财产的男子打得火热（居然有这样的事，她真是疯了！）。

　　——如果他抛弃你，你将怎么办？

　　——我就去修道院，小姐。

　　20岁就进修道院，而且长得那么漂亮…她不懂得怎样使用自己的王牌，把修道院与幸福混为一谈，真是愚不可及。科科劝她的模特姑娘们要找有钱的情人，说：“这是一种消除犯罪心理的方法，许多漂亮姑娘已经或将要照我做过的那样去做，是的，像我做的那样。但是，我……还做过别的事情，而且做过很多。”

　　科科说：“我相信我的模特姑娘们对我都有点崇敬。她们要我的旧衣服，越旧就越能显出是我这里继承来的，可以吹嘘。玛丽一埃莱娜要我还在穿的衣服，要了不下10次。我只好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你，我没有别的衣服穿了’。”

　　玛丽一埃莱娜·阿尔诺几年来一直是夏奈尔公司的台柱，大家都说科科很喜欢她、科科对这些流言蜚语很感不安，她对我说：

　　“您能想象吗？我是一个老年同性恋者吗？这话从何谈起？”

　　她承认有一位女合伙人对她很倾心，深信她对女人很有兴趣。这种喜剧该收场了，不男不女的算什么。

　　“如果说我喜欢一位老先生那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会吓跑的，我太怕年轻人了。”

　　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迫切需要有人陪伴着她，她不止一次地责备我“看着她堕落”。她的挚友埃尔韦·米尔笑着对我说，她在去世前不久还通过一位朋友要求和他结婚。埃尔韦还说，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太大，而且科科又有太多的财产，使他们不能结合。科科听到这种反应后咕哝地说：“他这个人真傻！（她还说了更粗鲁的字眼）他是在说我太老了，太有钱了配不上他！”

　　科科说：“男人可以独自生活，女人则木行。女人不希望有自由的感觉。我追求独立的人生，但不要孤独。和一个同伴共同生活与孤独完全是两码事。孤独实在太可怕了。”

　　也许科科在战争时期就想有一个同伴共同生活了。施帕灰就是她的一个同伴。她在物质上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是她的同伴。和威斯敏斯特在一起时，她在肉体上的要求已经不强烈了，喜欢上了新鲜的空气和体育活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76岁了，如果在这样高龄时还有肉欲的要求，那她就是一个妖精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人的爱恋。我想，她对漂亮的玛丽一埃莱娜的恋情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或一位善解人意的男人在身边她就放心了，就会活跃如兔。

　　科科说：“我开始注意玛丽一埃莱娜的时候，她正受人摧残，被人支来支去，什么都要她干。一些杂志利用她，却又在她背后吐口水，我就成了她的守护神。我有点喜欢上她了，教会她许多事情。她深夜回到纳伊她父母家去时，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要她住康邦街的一家小旅馆里。我对她说我常常一个人在家，要她来我家里吃饭，看到她独自一人在小饭店吃饭我也会感到不愉快。我还对她说，我的朋友们一定会很高兴认识她的。我喜欢教诲人，喜欢对人说道理，而玛丽一埃莱娜听我说话时兴趣十足，对我也有一点爱慕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

　　玛丽一埃莱娜的父亲被委任为夏奈尔公司的经理。他的职务提升证实了这样一种谣传：科科把玛丽一埃莱娜看作为她的继承人。韦尔泰梅兄弟对此也不否定。韦尔泰梅兄弟关心继承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科科已快80岁了。

　　一天晚上，科科说：“玛丽一埃莱娜对模特工作已经厌倦了，我理解她。但是，也许她错了。”

　　这三句话说得够清楚了，更何况玛丽一埃莱娜的父亲老阿尔诺说过一句话，科科没有能够接受，只是咧着嘴笑了笑，这就更说明问题了。老阿尔诺是这么说的：

　　——我的女儿比她现在干的更有价值。

　　科科反驳说：“我是夏奈尔小姐，我看到工作室里亮着灯就进去熄了，马桶水是木是抽了我也要去检查一下。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光彩。”

　　科科对玛丽一埃莱娜的友谊一下子由热变冷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卢夭西恩的拉扎雷夫家里，科科见到了索菲·莉特瓦克。这位前模特明星在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嫁给了一位好莱坞巨子。玛丽一埃莱娜对她发出邀请：

　　“请到我家里来看我。”

　　她的家？在哪里？康邦街！夏奈尔家！那是我的家！

　　科科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她在想：我成了什么啦？我遭人讨厌，被赶出门了？

　　不能任人摆布。到我家里来，一个邀请就这些话，难道不奇怪吗？然而就是科科自己处处留意使玛丽一埃莱娜感到就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她要求别人依附于她。

　　她说：“我知道玛丽一埃莱娜已经铁了心。既然她不愿再当模特，就让别人来当吧。任何人都可以由别人替代的。”

　　当然，夏奈尔小姐除外。

　　她很快就找到了替代玛丽一埃莱娜的人。

　　“她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看上去就像一颗维生素丸似地充满活力。她对能在夏奈尔公司工作感到十分高兴，整天面带笑容，惹得别人也都笑了。一年以后，其他人都相形见拙。以前大家为了让我高兴都竭力奉承玛丽一埃莱娜。开始时，这个小姑娘不知道怎么走步，只会收腹扭臀。我对她说：跳舞时你是不会收腹的，要像跳舞一样走步。我教她怎么走步，现在我已经把她调教好了，她的动作已经符合要求。是我教会了这些姑娘，我对她们说，面带笑容特别重要。美国姑娘都很优秀。我在纽约听到一个姑娘露着一口雪白的牙齿说美国骨髓灰质炎流行，但那里的牙科医生都很出色。”

　　她可以几小时地站立而不感到疲劳。

　　她说：“其实，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站立久了也会疲劳。我靠骨盆承受身体的重力才支撑了下来。这个办法再巧妙不过了。我用这个方法教小姑娘，既然我能这么做，她也一定能这么做的。”

　　模特们喜欢肩上持一个大包。

　　“我想知道她们在包里放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现在她们又多了一样东西：脖子上挂了一架照相机。一个姑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她要去学philo，我对她说，如果你对我说要去学哲学了我才会相信你的话。这件事使我很开心，我也不知自己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贵族”时期结束后，科科按照德国方式训练模特。

　　她说：“我很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的德国姑娘，她们走步很自然。她们像猛兽似地抬起大腿，随后跨出步子。法国姑娘和美国姑娘则相反，她们先跨出脚，这样就不雅致了。”

　　后来她和模特姑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缝，一些人对她流露出不满情绪。

　　“但是由于我加倍地工作，一切还是运转得很好。我对自己说：即使这些人有点胡思乱想，你也不要介入。你有服装展示会要办，千万别生气（女人在40岁以后不应该再生气了），要有耐心。我是一只蜜蜂，这是我的属相狮子星座所决定的。这种属相的女人勤劳勇敢，忠贞不渝，永远不会不知所措，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是一只狮子星座的蜜蜂。”

　　一次展示会结束后她把我带进了工作室，和模特姑娘们一起喝香槟酒。姑娘们戴着胸罩，脸上毫无表情。在她那里，没有人觉得她高人一游。

　　她低声抱怨说：“不要像捧圣体似地展示裙子。”

　　她手里拿着一杯酒，面带笑容轻松自如地做着示范动作，似乎一点也没有为那一天的失败而动摇。

　　她就她的模特姑娘对我说：“女人都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她们就想要钱。钱和雄心壮志不是一回事。她们没有兴趣学习。只有美国姑娘才会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譬如：‘您认为这位画家怎么样？’‘不怎么样。’‘您喜欢他吗？’‘我不在乎他。’‘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够了！美国姑娘就是这样没完没了，虽然令人难以忍受，却十分感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们有时会嫁给教人不海的欧洲人，但是毫无用处，法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只对自己的穿着有兴趣，他们自有地方炫耀自己，而现在的女人也都能接受。我的一位模特姑娘对我说：‘我们像伙伴一样过日子。和伙伴生活在一起就行了？’多么可悲的生活！许多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姑娘们被人玩弄而又忍受玩弄。如果有人像现在的小伙子对姑娘那样对我说话，我真会嚎啕大哭的。而实际上就是姑娘们自己首创的。她们为什么去追逐小伙子？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来追自己？这些女人真是疯了。男人靠女人生活，女人外出工作，替男人付钱，真笑死人了。女人们想当男人真是怪物。这些男人也真够窝囊，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女人们则四处奔走，把笃笃的鞋跟声、关门的撞击声留在身后、她们已经不懂得什么叫被人爱。和她们在一起的男人关。动的木是她们，而是自己裤子上的折缝。我可不要他们替我擦皮鞋，他们甚至为女人做蠢事的能力也没有，而女人却朝着不幸一步一步地走去。她们为了追逐钱财，为了干得比男人更好到处奔波，工作，工作，不断地工作，甚至连孩子也不愿生，怕耽误了工作。男人们就此把一切都推给了女人，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刻苦耐劳。中国男人最精于此道。而俄国人呢？他们把一位妇女送上了太空。女人能够抵挡一切。想象一下，如果由男人来照料孩子，他一定会弄得精疲力竭的。男人得了鼻炎就完了，今天的蜂皇就是男人。”

　　科科的这番自白犹如她的一幅自画像。我把它摘录出来，她老看到了一定会大为惊奇的。在她看来，她的情况并不典型，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科科·夏奈尔传--惊险小说中的大主人公






惊险小说中的大主人公

　　科科雄踞时装业宝座数年，地位无可非议，只是由于过于挑剔和爱发脾气略显逊色。她现在面临的是来自英国索霍区一条街上发生的一场革命的挑战。玛丽·匡特发明了超短裙。披头土乐队的强烈节奏使超短裙像挥之不去的时代乐章，着了魔似地到处流行。高潮时，巴黎的服装店也打出了库雷热①的招牌。科科应乔治·蓬皮杜总理的邀请去马提翁宫作客时，同桌上就有三位顾客朋友，被库雷热先生打扮得像小姑娘似的。

　　“就像描写外星人生活的蹩脚的幻想电影。”她叹了口气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法国人就是喜欢丢人现眼，简直是开玩笑。打此以后，三家时装公司被美国人收购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幸而夏奈尔公司运转得还可以，虽然我们的订货比平时少了些。”

　　让她有苦说不出的事还有。一位家庭主妇（请相信她是大户人家的主妇）请她吃饭。主人穿着夏奈尔上装却配着一条露出半条大腿的超短裙。谁能使她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超短裙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和她当初推出宽松舒适的款式时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要从夏奈尔手中夺得第一把交椅比登天还难的时代很快就变得遥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这个空缺的宝座。摄影师们忙着参加各种展示会。科科奋力迎战，设计出了许多新款式，增加了展示次数，但是场面冷清得令人心寒，只有我为她喝彩。但每当此时，科科就叫莉鲁或别人对我说：朋友们不应该……一位体格健壮的美国女人站在一台干电池风扇前吹风，她忧郁地低声说：

　　“我因为科科是老太太才来的。”

　　我在楼梯上看到科科。她表面上很沉着镇定，但实际上疲惫不堪。头天晚上她对我说：

　　“每次都出新招是不可能的，但是您可以看到这次我要来一次革命，不为几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

　　什么？什么？她避而不答。

　　“我很爱您，但是今天您什么也看不到。明天带着那个东西再来吧。’，

　　我受不了老板的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忍受效忠于老板，拍他马屁的人的阴谋诡计，离开了《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社，当了欧洲一台的社论撰写人。科科指的“那个东西”就是我离开时带走的，电台记者使用的那架“纳格拉”牌录音机。

　　科科说：“在我的店里没有露出膝盖的裙子。膝盖是一个关节（她戏曲食指，放在我的眼前），您觉得关节很美吗？”

　　她的膝盖浑圆极美。坐着时，她经常把长裙拢在膝盖上。（1968年夏天）她所说的用来夺回失去的地盘的革命性新产品就是这种长裙吗？当所有的设计师都在把裙子做得越来越短时，她却在提倡夏奈尔式的风格，要妇女们（按照法国方式）在裙于里加盖膝衬裤。这种着装法对于穿晚礼裙的人来说可以平添几分波斯公主般的典雅，但对穿苏格兰或爱尔兰粗花呢服装的人来说，当然就太累赘、太可笑了。

　　一位生来就与社交界有缘的巴黎主流社会名人问我：“您在这里面看到我了吗？”

　　我站在半开着的窗户前呼吸街上的空气，为这伙“制作”服装的人没有一点青春气息深感惊讶。这倒不是说时装界的淑女们年纪都已很大，而是因为她们没有年龄和性别，没有任何可以吸引男人的地方。她们像凡尔赛宫里的嫔妃一样，等级森严，相互窥视，相互猜疑：瞧，那个女人比我更接近劳伦·巴考尔那天所占的宝座。一些女演员拨郎鼓似地摇着头，缓缓长发在脸上晃动。

　　我也看到了这一情景。踏上科科家的台阶时，我真感到不知所措。对她说什么呢？说有的人在粗呢长裤外还套了粗呢裙子，有的人却袒露着大腿，有的人甚至露出肚脐…，科科握着我的手笑着说：

　　“您瞧，这里人不多，已经上去的人都知道怎样干好活。在我看来，只有工作最为重要。”

　　几天后。科科向20来位女顾客展示了各式长裤。这时莉鲁惊奇地看见一位穿白色背带裤的画家从镶嵌镜子的楼梯上走下去，手里拿着一个水缸，里面放着一支画笔，在穿过客厅时撞倒了一个模特姑娘，姑娘吓得大惊失色，而画家却消失在墙的后面。

　　莉鲁低声说道：“真像一只穿山甲。”

　　墙上有一扇门与隔壁房间相通。一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受雇于夏奈尔香水公司和贝姿华香水公司，在那间房里工作。科科领我侧身穿过开着的墙门，参观一个即将开始运转的工场。工场很大，里面有放缝纫机的小桌子，镶玻璃的女工头工作小间和科科的一张老板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要有人要夏奈尔牌的露出半条大腿的裙子就可以随时供应。

　　科科低声说：“近来不断有人要我离开。他们不知道如果我离开了，这将是一场灾难。如果我的公司倒闭了就等于一家汽车厂倒闭了。”

　　受她雇用的有400个员工。科科弓着背，一副老人相。有时我也很恼火，忍受不了她。她老是以自我为中心胡言乱语，说来说去总是这么几个故事，还有她脾气古怪惹人讨厌。但是，这一天她显得十分平静，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伊然是一位决心斗争至死的老奶奶。

　　她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

　　确实，她的一生就像皮埃尔·德库尔塞尔的《两个小家伙》中“绑架芳芳”一章的情节一样。拉蒙·德蒙洛尔把芳芳交给可恶的拉·利马斯，要他把这个贵族小天使变成像他一样的贫苦人。

　　拉蒙低沉地说：“孩子交给你啦！”

　　夏奈尔公司！

　　拉·利马斯说：“真漂亮，先生，我可以担保，他太像您了。”

　　可怜的科科，她在忍受痛苦。我发现她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为什么她没有因为爱情而痛苦，不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有人想夺取她的权威地位。应当承认她的地位已经发发可危，报界对她也已不感兴趣，即使夏奈尔品牌在商业上还很坚挺，即使时装公司仍能缓慢但有效地推动香水的销售，科科再也成不了新闻热点。康邦街上出售的服装尽善至美6个月不变，成不了记者摄影的目标或文章的主题，记者们去了也是徒然浪费时间。

　　难看的膝盖！她拉了拉脖子上红色围巾的两端，头颈么老了！

　　“如果有人说您还不到20岁，您是不是觉得有趣？我认为这太过分了些，要是人家说我40岁，我就高兴了。”

　　放弃？投降？她常常谈到这些问题。

　　——我真想把一切都放弃算了。为什么我还要干这个讨厌的行当？

　　——自我认识您以来，每次服装展示会后您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不工作了，那该做什么？我岂不要闷死了？

　　她把闷死两字说得很响。她在洛桑买了一所房户。

　　她说：“房子不在湖边。湖难看极了，天鹅的味道也不好问，水是死水，连黑水鸡也会被毒死。我的这幢小楼在山上，名字叫西尼亚尔。一幢楼里如果有两个以t佣人就没法住了。我只要一座小楼，不要添置什么水暖设备，有一个窝可以安静地住到老死就行了，何况小屋有四间浴室，其中一间是我的。我在墙壁上挂满漆器（还有印度马木屏风）。我把房间内部布置得像间木屋，因为我是在瑞士。这里看不到湖，只看到我的花园，要走出几步才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但是，人毕竟是在房里生活的，我也不搞什么客套，小屋只对朋友开放。我也不想为了高兴在瑞士举行招待会。”

　　她指给我看一张床和几把锻铁椅子，都是雕刻家贾科梅蒂的弟弟做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做的东西令人赏心悦目。但他居然不敢问我要钱。曾经有人来为这张床拍照，我浪费了一个L午，连我也成了一件摆饰。可怜的贾科梅蒂在马路上摔了一跤，人们没有及时把他扶起来，现在他在医院里。”

　　她抱怨自己在工作呼。太独断专行了。这种过分谦虚真新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她说：“没。别人帮助，什么事都做不成。可惜我找不到人帮助，全部瘫痪了似的，人们看不到你是在为他们做事，而可怜的女人们变得越来越疯疯癫癫了、对她们说现在流行四季豆，她们就成了四季豆，要她们方就方，要她们圆就圆。现在她们袒露着肚脐，而肚脐并不是最美的部位。她们穿着露脐长裤招摇过市。多么珍贵的肚脐啊，该把它放在橱窗里。看样子她们很快还会露出屁股来的。”

　　她c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科科说：“近来我受到一连串的打击。我一个人能做些什么？我对她们讲，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就再也不干了。我周围的人只想挣钱，却没有什么本领。昨天是劳动节（5月1日），星期四是耶稣升大节，都不营业。我说，如果你们不愿工作，那就不工作吧，我H能把你们当懒汉看待。但是，她们不工作，社会保险我还得照付，要好几百万呐！元旦那一天，一般照常工作，但她们干得没精打采。”

　　她是不是真能放弃时装生涯，独白一人拥有成功的奥秘？她想到的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她说：“我本人不需要什么，我是可以洗手不干的。”

　　她要我想想萨夏·吉特里失宠时的情景。他被隔离在勒克吕路上的一家旅馆里时，写下了《狱中60天》一书，坦陈自己的心声。他也觉得被原以为自己能代表的巴黎所抛弃、难道他没有捍卫过法兰西的尊严？人们没有为怀疑他，逮捕他，把他送进弗雷纳表示歉意、对此，他感到惊讶。科科期待着人们恳求她继续努力工作下去：

　　“亲爱的、伟大的夏奈尔小姐，您想停止为对国家十分重要的法国豪华服装效力是不可能的。”

　　有时谈到意大利时装业时，她很有感触。

　　她指出：“意大利的工厂只要有订单，在8月份也不会全部停工，不像我们这里。”

　　说完这话，她看着美国杂志＿L登的罗马时装设计师设计的服饰，噗吃一声笑了起来。她说：

　　“美国人一定懂得，如果夏奈尔公司倒闭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有人要施展阴谋诡计动摇她的地位？如果夏奈尔公司挺不住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时装可言？她叹了口气说：

　　“妇女杂志扼杀了时装。这些杂志现在都成了药房，只讲药丸，不谈时装，教人怎样不生孩子。”

　　她还狡黠地说：

　　“这样下去孩子会比以前多吗？”






科科·夏奈尔传--轻歌剧中的原型






轻歌剧中的原型

　　如果夏奈尔小姐同意出席以她的生平（或者说以她的名声）为题材的轻歌剧《科科》的首场演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她在纽约受到欢迎的盛况。她踩着飞天而来的彩纸屑走上＿百老汇大街。某些大人物喜欢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上踱步，还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塑像沾沾自喜。但是，由一位大明星扮演科科，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确实非同一般。科科没有受宠若惊，而且，应当说法国人的态度都很冷漠，也许一出关于碧姬·巴锋的轻歌剧才能使他们更为激动。

　　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并非一件小事。上演计划是在米尔两兄弟埃尔韦和热拉尔的餐桌上形成的。埃尔韦·米尔曾经参与让·普鲁沃斯特的一切决定（警方一直在追捕让·普鲁沃斯特）。法国解放那一年，他怦然成了半官方的情报部长，报界新人在他那里竞相获取消息。政界人士、男女演员、电影制片人、剧场经理，还有那些能使鬼推磨的财界人物都常在米尔兄弟家中聚首。普鲁沃斯特在米尔兄弟家里看到许多地位正日趋巩固的新贵，这些人的面孔和名字已经或即将为人熟知。他们中有正在从占领后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让·科克托、即将改头换面的还没有出名的17岁姑娘分耕女特·巴尔多、马龙·白兰度、让·热内、玛丽·贝尔，还有当时正忙于创办报纸的雅克·沙邦一戴尔马。

　　开始时，米尔兄弟居住的瓦雷纳街与科科的康邦街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神圣的地方都有一种有利于生存和再复兴的气氛。布景师热拉尔·米尔为他亲爱的科科在房间内放肝印度乌木屏风，四壁镇满镜子，使房间看上会空间奇大；镜中的一切都比例失调。中国瓷瓶巨大无比，庙就像明斯特森林中的真鹿一般大。

　　多少新闻、戏剧和电影发源于瓦雷纳街？瓦迪姆在穷极潦倒时曾在这里住过，他带布莉吉特上米尔家吃饭。她的父母打电话来：我们的女儿在吗？午夜前一定要把她送回来，谢谢。热一拉尔·米尔看不惯克里斯蒂昂·马尔康和他的同伴穿燕尾礼服。阿纳贝尔（当时还不叫比费）在往花瓶里插玫瑰。卡庞蒂埃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可爱的模特姑娘，后来就娶了她为妻。莫里斯·谢瓦利埃带来了她的第一册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瓦雷纳街。科科在那里遇到了制片人弗雷德里克·布里松，他决定把回忆录买下来，把它改编成自传体文学作品，一出戏，一部电影或者一台音乐喜剧。但是，她既不喜欢出书，也不喜欢拍电影。人们在挖掘她的过去，想透过她的一生找出一个真实的科科来，而这个真实的科科～直被她自己小心地深藏着，并且不断地在上面添尘加土。为什么不能改编成一出音乐喜剧来反映最具想象力的东西呢？《窈窕淑女》在拍成电影，创造了几百万美元的票房价值前也在百老汇风光过。对，就是该这么办。

　　协议签订了。布里松想让他的夫人罗莎琳德·目塞尔扮演科科。科科觉得她太庸俗，说她像“一匹高头大马”。她说话的声音很大，美国记者听得很清楚。罗莎琳德虽然辞去了这个角色，但剧本仍留下了她的痕迹。剧本以1954年科科回归为素材，但科科却希望能见到她的早期生活，如在多维尔为奥黛丽·赫本改制第一件套衫，在姑娘和骑士的簇拥下在隆尚骑马奔驰，在结识才华横溢的凯瑟琳·赫本时自己又是如何自叹弗如的。剧本改编拉纳坚持要罗莎琳德·吕塞尔记住这样一个主题思想：

　　“科科是一个为了自身的独立而牺牲了一切的女人。她虽然取得了独立，但陷入了孤独，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他的看法没错。

　　——这是悲剧的题材，埃韦尔·米尔说。

　　——那么就把它改编成一出音乐悲剧，拉尔内说。

　　1965年拉尔内开始改编，他用了10年的时间说服科科。科科则委托勒内·德尚布伦与他商谈版权问题。1966年春，布里松到巴黎，随行的有拉尔内和作曲家普雷文。在普雷文钢琴伴奏下，拉尔内唱了《科科》中的主题歌。

　　科科说：“剧中，‘我’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坐在那里看别人在我面前走来晃去。”

　　戏的开场是她的父亲低头看着摇篮，在为她取个小名，最终取了“科科”，她的祖母念着这个名字，对她的小孙女说她会有名誉地位的，也会很有钱，但将是孤身一人。

　　孤身一人！埃尔韦·米尔说，科科听到这段歌词时泪流满面。很少有人看到晚年的她哭得如此伤心。

　　按照拉尔内的构思，科科在第一次服装展示会失败后，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位美国帽子商帮她走出了困境。他不仅使她的时装设计重新出现了生机，而且还为她带来了一批有钱的美国顾客。科科拒绝出席在百老汇的首场演出，原因是她不喜欢剧中人穿的是由塞西尔·比顿设计的“夏奈尔式”的裙子。

　　她对我说：“在里兹饭店里，一些美国人围着我说：其遗憾，剧中人的服装不是由您做的。我们看这出戏原本是想看到些什么的。”

　　我责备她没有去百老汇。

　　——难道您对别人是怎样看您的不感兴趣吗？我说。

　　——现在走来走去太复杂了，她回答说，到处都是人，最好的旅行是躺在沙发床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46年科科重返美国。”

　　科科说：“我在48小时内领到了护照。我没有带贴身女佣。快到目的地时，我还在独自一人慢慢地穿戴打扮。这时船上一片嘈杂的搬动行李声。我想大概有什么重要人物在船上。我看到一个黑人拳击手（阿尔·布朗），人们等的也许就是他。他没有权利和我们～起在船上。离下船还有三刻钟，我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行李，不打算第一个下船。这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但我没开门。这里不存在信任问题。外面有人隔着广l高声地说，有许多人在大厅里等我。我回答说我没有约见过任何人。门外的人大声喧哗，闹得船长也来了。当然我给船长开了门。他说是一些记者想见我。我说我这次旅行纯为私事，我不想见记者，况且我还没整理好裙子。船长说他要是事先知道有记者要来的话，他会把事情安排得好好的。他说：‘现在您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至少有40个人，他们现在在大厅里等着。’我说：‘船长，这事可不好办，您看我正在整理行李。’船长说：‘行李我派人来帮您整理。’我遗忘了一支牙刷、一支指甲刷和一块香皂。我的贴身女佣原本应当替我放好的，她没有放。”

　　记者们问她对时装新款式有什么看法。

　　“我带了两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一套穿在身匕我对记者们说：‘你们看见了吗？’他们笑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还要做裙子。我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的公司关门了，我来纽约是为了推销香水。”’

　　一位年轻妇女想知道去哪里用得上酒香水。科科回答说：

　　“凡是去您想被人拥抱的地方时，都要酒香水。”这个回答使玛丽莲大受启发。

　　科科说：“我和美国记者们建立了友谊。他们都是些孩子，我逗得他们笑声不绝。他们想知道早上我吃什么，我说：‘一支山茶花。’晚上吃什么，我说：‘绣球花。’我这么回答是为了返他们，丝毫没有哗众取宠，想当明星的意思。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两样可怕的东西：明星和模特。我对这两样东西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我想过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的平静安溢的生活。”

　　1957年9月，她同意去达拉斯参加斯坦利·马科斯百货公司开业50周年庆典。马科斯授予她马科斯奖，以表彰她为设计高雅明快，富有艺术气息和吸引力的时装而作出的贡献。科科不想接受。马科斯也向克里斯汀·迪奥和埃莱娜·拉扎雷夫接了奖。科科害怕乘飞机，而且也不想适应它。勒内·德尚布伦邀请马科斯在拉格朗热城堡共进午餐。这座城堡是他的先人拉斐特将军的宅第。客厅里挂满着旧的海报，其中有一张是《哈姆雷特》上演时的（丝质）海报。哈姆雷特一角由英国的塔尔玛·麦克里迪扮演。在演员和莎士比亚的名字上方用大字写着：拉斐特将军将出席观看。

　　——如果您想把夏奈尔小姐吸引到达拉斯来，德尚布伦悄悄地对马科斯说，那就让她看这张海报，对她说……

　　——我明白了，马科斯说。

　　他把科科拉到海报前：

　　——我来宣布：

　　夏奈尔小姐将出席观看

　　科科的重返使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为科科在1939年失去世界时装之王的头衔后，又如此轻而易举地重新获得f这个称号感到惊奇。达拉斯的报纸以《科科像休格·雷一样》大字标题撰文把她比作体格·雷·鲁宾逊。

　　科科说：“人们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天舰上，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一对夫妇出人意料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男的扮成一头公牛，穿着一件礼服，两只角之间戴着一顶礼帽。女的扮成一头母牛，身穿白色夏奈尔服装，头披长纱巾。聚光灯使人热得难以忍受，但每个房间里都开着空调，感觉很冷。我很快就感冒了。我在头上放着一块手帕，在房间里走动。人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只要碰一下什么东西，都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我有5台电视机，我常用的是浴室里的那一台，屏幕上的广告做得像电影一样，让我觉得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真可怕。”

　　她想会晤曾在电视上布道传经（总是谈对另一个世界的种种木安）的比利’格雷厄姆，她曾经随人去参加过一次聚会，但聚会上人太多。我嘲笑比利·格雷厄姆，科科为他辩护说：

　　“他这个人很聪明，而且生逢其时。他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听众：看看我吧，我的牙长得很好，笑起来不惹人讨厌，因为没有人愿意向长得很丑的人学什么东西的。他还玩高尔夫球，表明他是时代的宠儿，而绝不是一个光会读《圣经》的老好人。”

　　这是不是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达拉斯之行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坏：

　　“要和2000多人握手，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这么干过。这不错，就是太累人了。斯坦利·马科斯先生把他的供应商和顾主都叫来了，他把夏奈尔小姐当作吸引人的手段，他们都听到过夏奈尔小姐的名字，但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再也不会让人把我当明星耍了。”

　　她后来随人去了新奥尔良。她说：“这是美国最不令人烦恼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玩玩，因为我太累了。”

　　她回忆加利福尼亚之行时神情极其愉快。乔治’凯塞尔和她同行，他们在蒙特里过了一夜。阳台面朝大海，有一个黑人在唱歌。科科说：

　　“他老是唱一支曲子，我要他为我也唱一支。第二天我买了牛仔用品，拆了重做。我已经发了财，现在，我一想起旅途劳顿就讨厌旅行。我去瑞士是为了保养身体，而且因为我在那里有一处住房。虽然去瑞士的人越来越多，太多了些，我还是只喜欢瑞士。在美国我无所事事，美国人期望我们给他们带去新东西。我们应当为他们找出些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一些小玩意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豪华之物、真正的豪华之物。一个只知道舒适生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百万富翁们在墙上挂画，他们可以花钱买画，把买画作为投资，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买回投资也成了广告。豪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也没有豪华可言，在德国则豪华犹存。我去过一些城堡。简直难以置信，亲爱的，每张椅子后站着＿名仆人，还有沉甸甸的银器。这才是豪华。在法国则是真真假假，真假掺半。”

　　在美国时，她在火车上看到一家工厂的烟囱上写着：夏奈尔。

　　“大概是我父亲的。”

　　她不想知道得更多。

　　她说：“没有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人不喜欢的东西就卖不动。这很好，因为美国代表着青春和效率。”

　　第Th次世界大战前的1931年，科科曾应塞梁尔·戈尔德温的邀请去过好莱坞。戈尔德温给她100万美元，要她为他的影星们提供服装。合同（未签）规定科科一年去好莱坞两次。合同遭到了影星们的反对，她只为格洛丽娜·斯旺森提供了服装，如此而已。科科说：“好莱坞只不过是展示胸部和臀部的圣米歇尔山。”

　　在夏奈尔公司最困难的年代里，我见到科科的机会更多了。

　　不久前的几次服装展示会；尤其是衬长裤的裙子展示会失败后，她深切感到这些失败都与记者有关。她说：

　　“再也没有人关心夏奈尔了，你们应当和我一起来关心夏奈尔。”

　　我离开普鲁沃斯特后，她对我的命运深表关切，有时她甚至还问起我的心脏情况依心动过速。

　　通常，莉鲁·格伦巴赫负责与报界联络。有人问她你的职责是什么，她笑着回答说，她也希望有人给她明确。在夏奈尔小姐晚年时期，就数莉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是通过她的哥哥克里斯蒂昂·马尔康认识她的。

　　莉鲁经常出现在科科的左右；要听小姐说话，和她一起吃饭，没有人在的时候还要把她带回里兹饭店。科科少不了莉鲁。但也常常赶她走开。

　　她大声吼叫道：“行了，我不要做事马虎的人在我的身边。”

　　她讨厌莉鲁的丈夫菲利浦·格伦巴赫，我的一位报界朋友。一般而言，她不喜欢看上去很亲密的夫妇，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格伦巴赫夫妇还领养了两个孩子，这对她也是刺激。

　　她睡眠不好，吃也吃得越来越少。她还得了梦游症，有人曾经深夜在走廊里看见过她，她冷得发抖，有时还弄断了肋骨，划破了腿，撞破了鼻子，都是她自己包扎了事。

　　她说：“如果请医生，医生就会要你去做透视，弄得你没完没了。”

　　她做着手势对我说：“鼻子上的伤，只要把伤口两端这么一捏，伤口就合拢了。”她坐着时腿关节僵硬，要站起来才能使膝关节弯曲。

　　科科说：“我可以站立，如果骨折了就站不起来了。一位美国朋友问我是否颈骨有毛病，这个笨蛋以为我股骨颈骨折了。”

　　她对病痛有很大的忍受力。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在农村，他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请医生，而这时往往已经太迟了。为了把她稳在床上，只好把桌子放在床垫上。

　　她自己也说：“我叫人把床棚放在地上，这样，即使我掉了下来也不会摔得太重。有对我关节痛得厉害就会在睡梦中叫起来。我怕睡在床上，所以只好睡在椅子上，一不小心就会略的一下摔了下来。”

　　她笑着用手摩擦着头部。梦游症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我慢慢地从床上下来，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父亲把我抱上床，我很害怕，伸出双手高叫：‘他在这里。’父亲说：‘别瞎说，别怕，他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

　　她接着又说，他的父亲不喜欢吃猪肉，也不许她吃猪肉。在奥弗涅时，人们有时三四个月不能去户外。

　　她提起童年生活时，背景总是严寒和风雪，从来没有春天和夏天。也没有收获的季节。哦，收获季节是有的，那就是佃户带了东西向她的姨妈们交租。

　　她埋怨我没有预先告诉她星期天早上我在欧洲一台有一档节目（原先是这样安排的）：

　　“您怕吵醒我吗？您总是怕这怕那的。我们是朋友，别这么快回阿尔萨斯写什么书，不要让人把自己忘了，应当和那些常常叨念着的人一起呆在旋梯上，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要被人撵走。”

　　旋梯！她原想使我理解些什么，但却用了这个表示相反意思的调。～个人失去了名望就会从旋梯上滑下去。她雄居时装界最高地位，令人觊觎不已，早就作好准备，不让出位置。

　　她对我说：“我还要筹划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一次综合我以往全部成就的大展示会。”

　　她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上的绦子说：

　　“这套衣服我穿了10年了。”

　　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这个预言使我警觉了起来。她说话时是认真的，我应当像儒安维尔关注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那样，密切关注这次展示会。当然，我错了，科科准备的服装展示会有5次。不过，她同意我和她一起操办的是最后一次。

　　“办展示会应当先有构思，寻找主题，然后大家讨论，您会明白主题从何而来，您能学到许多东西。”

　　一个星期六，她召集手下人在康邦街商谈。

　　“没有人就没法工作，”她说。

　　然而，科科有时是很孤独的。她说：“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如果有事问我只要来就是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我。这样就麻烦了，因为事情是边说边做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展示会应当办得极好才行，否则就过时了。”

　　科科是不是在作自我批评？

　　“现在的人只是仿制，他们（这回显然是指服装设计师们了）想把一切都弄乱，但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要改变时尚光把裙子做短是不够的。我不认为长裙很快会卷土重来，因为这与人们目前的生活不协调。巴黎已经拥挤不堪，但人们还是利用拥挤来推销汽车，每个星期天都有100多人死于车祸。这种情景使我害怕，使我不敢外出，我对我自己说，还是留在家里，就这样生活吧！

　　没有转折，没有铺垫，她接着又说：

　　“我在为新的女性寻找一种新的形象。”

　　“在此之前你就没有感到需要有所创新吗？”我问。

　　她皱起眉头斜眼看着我说：

　　“您认为都过时了？”她躲躲闪闪地说：“我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人对我说，不善待名时装设计师是不行的。我问他，时装名师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那些从美国来推销服装上的小玩意儿的年轻妇女？真是想得出！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她家里，一切都要经过她的手。她在事业上越是失利，她就越显得挑剔。大家都在暗地里反抗，用眼神说：“这个老婆子疯了。”

　　科科邀请美国《妇女服装》报的一位同行共进晚餐。《妇女服装》报是一份专业时装报，在第三街的服装制造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报有一个版面的广‘告，费用全由服装制造商支付。这个版面的通栏标题是We love Coco我们热爱科科）。IOV6中的O印成一颗心。对科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位同行和他年轻的妻子同来。同行的妻子漂亮、开朗、穿着超短裙，显得十分精神。科科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两根项链对她说：

　　“您喜欢哪一根？”

　　少妇选择了长的一根。从科科的微笑中可以看出，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从前科科卖帽子给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在她们用长柄眼镜翻来覆去验看时，科科就已能猜出她们要的是什么。时装不是艺术，而是商业行为。推销出去，待人高兴了，时装就被接受了。她快85岁了，这一套生意经还管用。

　　她问《妇女服装》报记者：“照您的看法，将来的时装流行长的还是短的？”

　　看上去她很重视他的回答。他预言流行的将是“短的”，这一使她十分不安。

　　“我考虑得太多了。”

　　她没有了睡意，脑子里出现了地朝思暮想的经过革新的裙子，但还认为是过了时。“我决不做超短裙！”

　　她一只手放在腹部端坐着。制造商们给她亮出了质地上好的面料。她说：“他们为我织造了这些面料，我知道怎么使用。这些面料适合既有风度、又有钱财的有产阶级的需要。至于女孩子们，她们需要的是不太贵的东西。”

　　这种阿飞式的时装，多么荒诞，令人叹息。难道这也算是灵感吗？

　　“别仓促上阵，否则刚做出来就过时了。”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服装展示会，嘴里却说什么：蓬皮杜总统因为他的夫人穿了夏奈尔品牌的服装而信心十足；假期里，女工们都想同时度假；第四次世界大战不是已经开始了吗？一位社会新闻专栏记者恶毒地撰文说：54岁的凯瑟琳·赫本想取代84岁的夏奈尔小姐。

　　“您说我该怎么办？亲爱的，我说过我95岁了，但我还想活到100岁，看尽人生。能活到100岁该是很有趣的。报刊都反对我，但我不在乎。”

　　报刊都想把她拉进迷你裙的行列之中。

　　——不是有人对我说长裙已经不再时兴，不再有人穿了吗？

　　——不，穿的人越来越多。

　　——用不了多久，女人们都要裸体外出了，这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坚持的是什么了。亲爱的，不管怎样，吓唬三四个人是可以的，但男人们想娶的还是值得娶的女人。

　　头天她还像迎接救世主似地接待了我，第二天就对我置之不理了。星期一对我还很信任，星期二就怀疑我做事雷声大雨点小。出版商道布尔代送她厚礼，一家美国杂志给了她100万美元，我呢，我该送她什么？到了星期三，她把这些都忘了。她的贴身女仆醒来时发现她睡在平纹细布的裙子上。她常常提到博伊，提到她的几次昏迷。她似乎看到自己立足的山顶变成了一垛墙壁。原来这是一张画着墙砖的纸片，是她自己看错了。她对我说：

　　“这个侧影该换一下了。不要太直、太平了。时装就是要给女人一种幻觉，使她成为另一个女人，问题是成为什么时代的女人。”

　　我说：“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要不要交给《玛丽一克莱尔》杂志？”

　　科科回答说：“让·普鲁沃斯特人很好，他说刊登我的服装式样的那一期很好销，销量达到了顶峰。但是我为什么要给这些人送礼物？不久前，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宣称我把公司卖给了美国人，我的朋友们从来不想起我，为什么我总是要帮助他们呢？”

　　她收到一位很有钱的银行家的一封信，说他已经通知所有的服装商，不再为她夫人购买裙子付钱了。科科晃了晃信说：

　　“他的夫人在我们那里买过4套衣服，都是他付的钱。他做得完全对，他的夫人再来时，我对她说：‘亲爱的，不能再赊购了。’她哭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样的女人。’我故意刺激她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的丈夫每月给你1万法郎买衣服你还要欠账？别说什么离婚不离婚的，要是真想定好那你一定是疯了，你对我说过你～无所有，等等，等等。温面的话。50年内不公布。”

　　她还玩起了数字游戏：

　　“办一个服装展示会要3．5万法郎。一套粗布服装出厂试穿前成本就要2000法郎。”

　　她拿出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拍的照片：

　　“那时我的头发式样和现在不一样，但是我还可以穿一件上衣。”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新著她只读了5页就读不下去了。她说：

　　“我对她说：‘路易丝，你这位诗人，你就让我哭吧。’她很生气，我安慰她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文盲。”’

　　忽然她又提到了常和阿里·汗①在一起的从前的一位模特姑娘：

　　“她人很好，不久前我碰到了她。我对她说：‘你不来看我，是因为钱财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喜欢夏奈尔公司？’她回答说：‘是钱财方面的原因。’她的先生去了阿根廷。我对她说：‘来吧，我还有两条裙子。’她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她的先生回来后，她立即又来买了两条裙子。我觉得这样很好。您也许不了解女人的劣根性，我认识几位不太富有的妇女，我给了她们一些折扣，但是在晚会上她们却穿着我的竞争对手们做的裙子，她们喜欢穿巴兰西阿加设计的衣服。这种品牌的衣服做工很差，但价格很贵，而正因为贵，她们才喜欢穿巴兰西阿加牌的裙子外出。”

　　她很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巴兰西阿加是下了大赌注的。她说是巨额的资本支撑了这种阿飞式的服装。

　　她说：‘有这种衣服的姑娘在电影里都成了大明星，其实她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从前在街上拉客的妓女，丑态百出。”

　　科科对付她们的武器还是从前用来对付竞争对手的那句话：“她们太脏了。”

　　一个穿着阿飞式超短裙的姑娘要科科借给她一条裙子，科科对她说：

　　“先去洗个澡，把头发也洗洗干净。”

　　我提醒她说，你不是说过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吗？她想着想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十分悲怆。时间就像古罗马的斗士一样，悄然无声地流逝。

　　“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干。”

　　实际上和别人在一起时她也什么都干不成。她累了，眼袋浮肿，一条皱纹深深地刻在鼻翼和嘴唇周围。她在反复思考她的一贯准则：这种裙子是不是会有人穿：她准备再下一次赌注，为自己再办一次服装展示会，从此离开夏奈尔公司，不再勉强自己。但这可能吗？推出别的什么东西，参加服装商的活动，像他们一样买两年一度的彩票碰碰运气，我认为她不会这么做。

　　有人对她说，卡丹也在做短裙。她说：“这样更好，好笑的事更多了。我看见一个傻大个女人穿了一条大腿露到这里（露出半条大腿）的裙子。她的腿长得并不难看，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对她说：‘姑娘，你是不是想找一个傻瓜当你的丈夫··。…如果我“有女儿的话，那么她的膝部应当长得极美，我才会允许她袒露。’”

　　科科称之为耶耶派的阿飞服装是第一代不就任何问题征求母亲意见，试图标榜独立的姑娘们喜欢的服饰。但是怎样才能对她解释清楚呢？科科说：“100个妇女中，膝部长得极漂亮的只有一个。在美国，膝盖也可以用塑料再造。用不了多久什么都可以用塑料再造。”

　　时间到了7月份。

　　“再也没有比超短裙更难看的了，似乎布料用得多一点就会把人惹哭了似的。要不是我早就许下了明确的诺言，我也许会把公司关了，一走了之。但我还是要把我的事业进行到底。”

　　服装展示会标榜是正宗古典，1000％夏奈尔式的。

　　“我在力所能及的小小天地里努力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人们买也好，不买也好，我都不在乎。人是要有一点淡泊心的，而且永远不要丢弃。当然，也要有点文化修养。”

　　她估计了会出现什么艰难险阻。

　　她说：“时装界的日子不太好过，许多工场要倒闭。”

　　A·莫利纳前来征求她的意见，她建议他做成衣。她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人们觉得你的东西全是老一套，那就完了。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这种事让我摊上了，我就得辞退50—100个女工，她们就会不停地怨天尤人。现在的社会保险费翻了倍，我得付几百万法郎。我常常想问我的工场头头们：‘这个星期做了多少件？你们70个人都干了些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人们说我已经100岁了，因为举办服装展示会的那些年是要加信计算的。不仅没有人帮助我，而且也没有人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对他们说：‘你们得注意，如果不好好干，你们就别想在夏奈尔公司得到什么。干得不好，还有什么贡献可言？你们从来没有发明过什么，连一条贴边也没有发明过，全是我，而且总是我发明的。”

　　她总是很晚才到大厅里来工作，因为在灯光下她才能看得更清楚。公司的气氛很沉闷。当她的合作者们下班了，她也只好结束聊天，离开工作台。她想：难道工作不能正常些吗？于是她实施了轮班制。

　　她对当班的工人说：“今天晚上你留下来吗？祝你好运。”工人们说她好像总是带着微笑来上班的。

　　科科对我说：“我雇了一个时装设计师，我对他说：‘您会做什么，做给我看看。’他做的长裙口袋很多，很有独到之处，但是基本功不扎实，针脚不牢。我对他说：‘我的朋友，人都有胳膊，胳膊是要动的。’他不懂，设计师们做的裙子让人穿了动弹不得。他们还慢条斯理地说穿裙子原本是不能多动的。这种话使我大为吃惊。大家的想法和我不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对女工姑娘们说：‘找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听着，我有一句重要的话对你们说：切不可做愚不可及的事。”’

　　她对我说：“您今晚就跟我们在一起，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的。”

　　展示厅里，地上堆满布料，桌子上全是饰物、纽扣、布条和羽毛，随手可以拿到。科科穿着一身淡灰褐色的套装。她说，这套衣服是旅行装，穿别的衣服不合适，因为她只有淡灰褐色的鞋子。

　　一个嘴上有一圈胡子影的小伙子蹲在她的脚前，打开一只纸盒，里面放着一双蓝色的鞋子，但是科科拒绝试穿。

　　——真讨厌，这种鞋鞋帮太低，难看死了，又重得要命。拿一双我的旧鞋来。

　　——好的，小姐。

　　——你按着这里，然后……

　　——好的，小姐。

　　好的，小姐。是，小姐。听到的只是一片唯唯诺诺的奉承话。一个裁料工受到科科的粗暴对待，科科稍不称心就对他大声训斥：

　　“这件是工场里的样衣，我要的不是这件。这是你的包裹，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

　　她的一双枯瘦的手把布料扯得嘎嘎作响，她把两端对拢，像用熨斗烫手帕似地用手在上面按了又按，然后把布料披在一动不动的模特身上。模特目光茫然，令人想起被掌钉的马匹。她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有时露出一丝笑容，犹如透过云层照在一潭死水上的阳光。科科扯了扯布料，别上针，再重新取下。做完这一切后，她就叫模特回到工作室门外的T型台上。有展示会时，模特就出现在这个台上。

　　科科说：“顾客们就在那里观赏裙子。”她用手背抚摸了一下模特的胸部说：“这个模特胸部平坦，瞧，她没有胸部。”

　　模特会怎么想？我没有胸部！可怜的老太！你最好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胸部吧！

　　科科说：“露出后腰是不能容忍的，瞧，后面翘了。”

　　她的手在模特的臀部按了一下，说：“这里应该低一点。”

　　她用皮尺量了量胸围：15，15不到一点。

　　“这里添一点布料。不过布料没有了，没办法。”

　　一个缝纫工大胆地抢白说：“有，在那里！”她生硬地说：“不，那不是。”

　　她看了下挂在椅子背上的领圈和长统袜子，说：这种袜子洗了后会变成红色的。

　　“是的，小姐。”

　　“这种袜子不能用。”

　　科科的镇静使我吃惊。

　　她说：“我心烦时就不下来，也不让他们工作。”

　　她很宠爱一个名叫让的胖乎乎的裁料工。一次，让和小姐一起为一件服装反复丈量，然后放上了展台，他走到她的跟前说：

　　“我看还太长了点。”

　　小姐问道：“怎么，我让你害怕了？”

　　他的动作使她看了好笑。她突然高兴了，做着手势叫一位模特走到她的跟前，一会儿拆一件衣服，一会儿又拉扯另一件。她没有坐多久，就打发模特回去，对她说：“去把头发朝上束起来。”她撩起模特的一给头发说：“为什么让头发把脸遮住？你的脸蛋长得很美，额头、下巴也长得不错，不要让头发遮住你那漂亮的脸。”

　　模特姑娘笑着说：“谢谢小姐。”但心里想说的是：可怜的老太。

　　科科说：“平针织品是一种很难加工的布料，令人生厌。你们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从这种布料开始我的事业的。”

　　她还在缠着那个“讨厌”的裁料工。

　　“你为什么用丝光布？想浪费时间？我请了几个专家，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成本这么高。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衣服没有做好就拿出来试样，对顾客也是这样。该用粗布时却用了丝光布，只要三次试样你们却试了五次。”

　　科科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把剪刀。可以这么说：这段绳索就是夏奈尔勋章的饰带。巴卡拉玻璃器皿厂200周年庆典时，卢浮宫里有一个展览会。科科应她的律师德尚布伦的请求，答应为一只酒杯设计花样。她选择了剪刀作为图案。高超的车雕技术使这一图案凸现在酒杯上，令科科赞叹不已。她问勒内·德尚布伦，能不能再看一下陈列在巴卡拉的“她”的那只酒杯。德尚布伦答应叫人给她送来，可惜几天后，科科就去世了。

　　她手上玩着剪刀，谈论着一位被她看不起的服装设计师。

　　“他是一个大笨蛋。他写了一些文章，说时装应当是一种冲击力量。他认为我讨厌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为他工作的都是一些最差的裁缝，只是凑凑数而已。”

　　有人在她耳边轻声地说：迪奥将推出100种新款式。

　　她听了后说：“瞧着吧，50种服装款式以后就没有了，唉，这个行业算是完了。我自己虽然不在乎，但对法国来说，毕竟有损声望。法国有45000名制衣女工，她们也看时装杂志，这下也都完蛋了。她们是一股令人害怕的力量，是耶耶将军的政策造成了这种情况。人们积聚的是炸弹，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中国人在20年前就把束缚他们手脚的东西一扫而光，女人们靠了药丸的作用不生孩子，自己就可以玩个痛快。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对未婚夫妇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应当由男方扶养。不知生母的孩子漂亮，有灵气；不知生父的孩子令人讨厌。你们的证件上都有你们生父生母的名字吗？”

　　她口里含着一颗薄荷糖。

　　她低声响咕着：“所有的枪都瞄准着我。”

　　我说过，这不是伟大的小姐的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展示的时间拉得很长，我周围的人全都不胜厌烦。但报界的反应却很好。我给《费加罗报》寄去了一篇专门报道，科科知道了很高兴。当时她蹲在楼梯上，我攀上楼梯对她说我很崇敬她。当然；不对她说清道理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她简直成了一头令人怜悯的怪物。她自己把头发染得乌黑，穿着一套镶红、蓝边的白色衣裙，披着一条红披肩，但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干枯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脖子上围着一根项链。她的周围没有一丝热气。登上镶满镜子的楼梯后，她停了下来。

　　她说：“我总是在这一格楼梯上。”

　　她的女工头说：“这格楼梯大家都很熟悉。”






科科·夏奈尔传--最后的伙伴






最后的伙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资助过俄罗斯芭蕾舞团，“供养”过斯特拉文斯基，参加过戏剧创造。当时留着她转的有一大批灿若明星的人物（毕加索、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保罗·莫朗、勤韦迪等）。这些人中还剩下几个？科克托，还剩下科克托。他出现时科科饱以热吻，离去时骂声不绝。

　　“让是诗人？真是胡说八道。他只不过用了他们能够懂的语言而已。真正的诗人是苏佩维埃尔和勒韦迪，甚至连勒韦迪也算不上。科克托锡勤韦迪一样，占了有才华的人的位子，但他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只是在别人后面跟跟。桑德拉斯也是一位大诗人。科克托！你们让我笑吧！为什么你们要为他辩护？你们喜欢《生存的艰辛》吗？把这本书给我拿来，几分钟内我就可以找出他抄袭别人的东西给你们看。”

　　这天晚上她对科克托极为恼火，她还提到了拉迪盖的死。

　　“拉迪益来过几次，他酒喝得很凶。我请来的几位美国人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年纪的男孩喝这么多的酒。后来他病倒了，科克托假惺惺地哭着（她模仿科克托抽泣的样子，学着他的声音说：‘我怕他会死了。’）。我给他一支体温表，对他说：‘听着，让，去看看他吧。给他量一下体温，体温表放的地方要合适，量足时间后取出来放在这个盒子里带回来给我，别的事你就别管了。’在弄清楚拉迪盖是不是病了之前我无法照料他。40度！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医生对我说：‘您知道现在几点了？晚上11点！一整天下来我累极了，但我会叫我的助手来的、’我坚持要他亲自来，他最终说看在我的面上就亲自来，不过要带上他的助手，等一回再跟我通电话。我明白他还是要他的助手一个人来看拉迪盖。我对他说电话不要太晚打来，我也需要睡觉。我对拉迪盖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要叫人给他治病，科克托让他住在一家设备很差的旅馆里，我不希望他病倒在这家肮脏不堪的旅馆里。何况他又没有钱。科克托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只是哭泣。他也病了，想去睡觉。大夫说拉迪盖得的是伤寒症。大家要把他送到一家诊所，大夫对我说应当征得病人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拉迪盖的父母得花整整一天。大夫问我：‘那么由您负责？’拉迪盖的父亲是一个记者，母亲在不久前已去世，得的也是伤寒症，死前曾在儿子床上睡过。拉迪盖去了诊疗所后我没有去看过他。有人对我说，拉迪盖被人放在诊所的病床上时，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人们终于关心起他来了，终于为他治病了。他死后，葬礼由我操办，因为他没有钱。我要人在坟上放些鲜花。参加葬礼的人很少。科克托还躺在床上，睡衣下放着我送给他的花。他喜欢把花直接贴着皮肤。哦！同性恋者真丑恶！”

　　《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科克托坐在包厢里，旁边是马蒂娜·卡罗尔。

　　科科冷冷地说：“这天晚上他明白了，要在巴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物，钱比他的诗歌更为重要。”

　　钱比才华更重要？她的话使我深为反感。我说：

　　“您觉得钱真的那么重要吗？”

　　她没有回答这个在她看来十分愚蠢的问题。她顺从这个世界，这个金钱的世界。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的晚会显然也是金钱的力量起了作用。每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莫扎特为王子们演奏、贝多芬在大公府邪的候见室里等候接见、舒伯特为了支付酒资为小酒馆老板写乐曲时，我就会想起这次晚会。

　　时装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交易。

　　我不明白：科科对几乎所有的人评价如此冷酷无情，是不是出于一种“钱财上的优势”？她深居简出，拒绝了大部分应酬。

　　“我把一套黑色丝绒礼服送给了一位朋友，她高兴极了，问我：‘真的给我？’我说：‘是啊，我把它送给你是因为这样做对我有好处：我有一二次应酬，没有这件礼服我就有理由不去了。’我不可能穿粗花呢服装去参加晚宴，因为这对主人是一种不敬。我不想外出。这些人吃喝无定时，睡得又太迟，而我却不喜欢夜生活，稍有睡意就想躺下，这是我生长在农村留下的习惯。

　　“我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女人，当然人们有事会来找我的。他们找我干什么？要我为他们扬名：克拉韦纳要我参加莫利斯·谢瓦利埃八十寿辰庆典组委会。我讨厌这个老家伙，为什么要去管他生日不生日？他唱过一首《她有一对小乳头》，淫秽下流。我对克拉韦纳说：‘亲爱的乔治，如果您没有钱，我可以到冬季马戏团给您找两个小丑来，让他们为本身就是蹩脚小丑的谢瓦利埃表演节目，我来付钱。’克拉韦纳对我太不了解了，他给了我一份长长的名单，足有两页，都是些显赫人物，其中有：巴黎伯爵夫妇两殿下、乔治·蓬皮杜夫人、公主、温莎公爵夫妇等。我可以告诉您谁去准不去：毕加索不去，弗朗辛·韦斯韦勒去的，卓别林不去，温莎公爵夫人会去的（她买裙子从不付钱，如果她要我为她提供服装，我会对她说：行，但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些人都是我不想见的，克拉韦纳找的就是这种头面人物，把他们带到爱尔兰或别的什么地方，在巴黎是无所作为的。”

　　从前，凡有节庆，漂亮的女人都要添置新衣，外出欢聚。但是，科科还是哪里也不去。只有一次，她和雅克·夏佐应蓬皮杜总统的邀请参加了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晚宴。戴高乐夫妇不知道这件事。科科说：“耶耶将军的时代最糟了。”蓬皮杜总统问她是否会再来。

　　科科回答说：“不来了，找不喜欢这幢房子。”蓬皮杜也说：“我也不喜欢。”科科对他说：“亲爱的，这房子不是您的，但您可以叫人装修，您去过家具市场吗？那里好家具有的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家具市场！蓬皮杜夫人想要一张像我那样的桌子，就叫人做了一张镀金的，还配了一块玻璃。她的那些世界上最漂亮、最时髦的家具都是不花一分钱得到的。蓬皮杜夫人性格豪放。出访美国时，一些人游行示威反对他的丈夫，她想拔拳打他们，她对我说：“示威者朝我吐口沫。”我说：“不，亲爱的，是这么吐的（科科嚼起嘴，做了一个吐口沫的动作）。我对总统说：‘我了解美国人。在进行这样的出访前，应当先了解一下情况。’人家不接受他们，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蓬皮杜夫人还想要她的丈夫动手打人。我对她说：‘亲爱的，他会被人打翻在地的，这样您就有麻烦了。’我最终还是受到了感动，我看到了爱丽舍宫，很是高兴。爱丽舍宫是什么？是共和国总统的官邪？蓬皮杜总统是右翼还是左翼？在我看来共和国总统除了接见雅克·夏佐和夏奈尔小姐外，还应当做些别的事情。”

　　1969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科科梦游症复发，在里兹饭店的小花园里悠荡。事后，她隐约记得：

　　“我穿着缎子睡衣，从床上跳了下来。这张床是我特意放低了的，免得太高了跌得重。我从便梯下楼，我记得这一天出奇的冷，一般的冷通常是记不起的。我回到房里暖了暖身子。我想应当盖得暖些，不然就会冻僵的，于是就到浴室里取了四五件浴衣，放在床上。醒来时，我那愚不可及的贴身女佣对我谈起了浴衣的事，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睡衣都散落在地上。是我在身体回暖后扔下来的。我会变得怎么样呢？我想过到美国的医院里休养一段时间，但那些丑陋的护士…在里兹饭店，我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小穿衣间和浴室，没法留宿人。这里？时装公司？更不行了。我甚至连饭也不在这里吃，宁可穿过马路去里兹饭店。

　　我和她共度夜晚。她的电话越来越少了，最后几次和她一起时，竟然没有人打电话给她。

　　“我不再外出了。我为什么要去看我毫不感兴趣的人？埃尔韦（米尔）有时来对我讲讲他们的种种琐事。我对他说：‘我对这些毫无兴趣。’他说：‘我也是。’我问他为什么还和这些人来往，他们很卑鄙，以为我的存在就是给他们钱花。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了。”

　　她皱着眉说：“巴黎是不用管了。”

　　“在法国，掏钱买裙子穿的不足百人，如果只有法国……”

　　谈到夏奈尔帝国时，科科说：“这个帝国巨大无比，我得有一个人可以依靠。”

　　“小韦尔泰梅？他是一个淘气鬼（至少已有40多岁了），我为“什么不能依靠他？”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心里暗自发笑。

　　她有时为此叹息：“家里没有男人。”

　　前些时候，侍候我们的膳食总管换了人，不再是弗朗索瓦了（我后来知道他姓米罗内）。

　　科科说：“弗朗索瓦现在负责珠宝销售。这些珠宝多亏他才卖了出去。”

　　她很喜欢的一位女士是做首饰生意的，这位女士去世后，房间里零乱不堪，科科要弗朗索瓦把房间收拾一下。

　　科科说：“抽屉里有一些金项链。这位女士在世时，我从不看她抽屉里有什么东西。我上楼进屋看弗朗索瓦干得怎样了，看到桌上有三串项链，我就说：‘弗朗索瓦，这些项链是你做的吗？’‘是的，小姐，做项链很好玩。’”

　　她学着弗朗索瓦那种谦逊腼腆的样子，说：

　　“好，继续干吧！”

　　这是科科的说法。弗朗索瓦的叙述就较为简单了。他说，一天晚上，他侍候科科一个人在一张大餐桌上用餐时，她要他脱掉白外衣、手套和上衣，坐在她的对面和她共享晚餐。科科说过我家里没有男人，但弗朗索瓦就在她身边。弗朗索瓦日益风光起来，但一点也不令人讨厌。

　　“弗朗索瓦先生，您肯不肯赏光今晚和我们共进晚餐？”科科问道。

　　“不，小姐，今天晚＿卜…”

　　他晚上有事。既然有我在，就由我陪科科去里兹饭店，弗朗索瓦才得以外出。不过这种事不经常发生。弗朗索瓦已经结婚，科科是不是见过他的妻子？我想没有。科科替他买了一套公寓，让他住得离工作地点近些，还为他配备了家具，很豪华，而且还暗示着什么。她带弗朗索瓦去瑞士。一天晚上，他穿着衬衣，拿出一条粗大的宝石项链和假宝石的仿制品给我们看，问我们哪条是真的。科科被搞迷糊了。是被他的花言巧语弄胡涂的，还是出于爱慕之心而真伪不辨？

　　科科说：“弗朗索瓦成了一个杰出的珠宝商。我一生教过不少原先一无所知的人，就数弗朗索瓦肯听我的话，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样前学的人不多。下面的人撤的缝纫工人和女工头）我教了他们8年了，还是什么也没学会。”

　　真的宝石项链是威斯敏斯特公爵送给她的。她回忆说：

　　“他对我说：‘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借花献佛，送给你。’我不客气地接受了。他总是给我东西，我不要的他也送。”

　　弗朗索瓦的衬衣腰际以上有些鼓起。科科一会儿拉拉衬衣上端，一会儿拍拍地凸出的肚子，显得有点坐立不安。

　　弗朗索瓦在瑞士期间体重减少了几公斤。

　　她笑了。有弗朗索瓦在，她很舒心。

　　科科开心地说：“他减少了3公斤。这里（脸部）瘦了些，这里（肚子）也小了一点，不过再胖起来也很快。”

　　弗朗索瓦怎么反应呢？这位卡堡农民的儿子的圆脸上露出一副令人信任的憨厚相。科科常常借书给他看，她说：

　　“他喜欢看书，有的书他不爱看也会对我说。哦！见过那么多的巴黎骗子和坏蛋后，和朴实无华的人相处真令人舒心。”

　　她带着弗朗索瓦去荷兰参加她的好友玛吉一范茨维伦的葬礼，乘的是死者的女婿居伊·德·罗特希尔德包租的专机。

　　“我对他说：‘弗朗索瓦，我们该去参加葬礼。’他说：‘好，小姐。’他一点也不惹人麻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循规蹈矩，言行得当。”

　　科科还带弗朗索瓦去看赛马。她的马胜出时他也在场。要不是遇到了弗朗索瓦的妻子，科科还真想认识一下他的母亲。大家都说弗朗索瓦和他的母亲很相像。轻歌剧《科科》虽然在纽约大获成功，但没有反映出她的晚年生活。

　　——弗朗索瓦……

　　——小姐，什么事？

　　——把手套和白外衣脱了。没有人坐在我对面，我一个人吃不下饭。我真不知道我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过幸福。我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的爱情生活十分不幸。我没有少流泪。在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最为凄惨。我对生命和金钱都不太看重，人直不很在乎。我完全没有B己的个性，只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我独自一人创办的夏奈尔公司。我既没有银行家作靠山，也没有用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靠的是我从来没有超支过的银行担保。我什么都干，使公司走上了轨道。我赚过许多钱，也花过许多钱。我发明了夏奈尔香水。人。们不知道我到底有过多少发明。在夏奈尔公司，我主宰一切，只要说一声，要钱就有钱。我看到的都是笑脸，谁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谁，这样有助于我在生活中自卫。我能够迅速辨别人们是否喜欢我。哦！我可不要别人喜欢我。‘喜欢’是个很严肃的词。我喜欢的人不多。照我的理解，‘喜欢’就是全身心地赤诚待人，人们可以热情相处，可以互相愉悦，但是全身心地赤诚相待，这样的‘喜欢’并不多见。我知道自己有时招人讨厌，说起话来很激昂，这是我的南方人的性格使然。我乱说一气，想法填补冷场。我说着说着，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为的就是不让冷场出现。我这么做没有人理解，与人相处就更加困难了。”

　　她和弗朗索瓦的关系却不难处。弗朗索瓦很听话，他是夏奈尔公司的人，是夏奈尔公司利益的守护神，对于夏奈尔公司的风云际会他总是以笑代答。

　　科科说：“要留出一些钱享受享受。”

　　她带着弗朗索瓦参观过一位在建的公寓大楼。从这幢大楼到康邦街驾车只要10分钟，但整幢大楼已被美国人买下了。

　　科科说：“我想给弗朗索瓦预支一些钱，不管他以后还不还。”

　　不消说夏奈尔小姐是诚心诚意想让弗朗索瓦·米罗内得到一笔财富的。她去世后，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此前，她已经把银箱钥匙交给弗朗索瓦保管。更为人称奇的是，人们在科科的一本已经卖给一家专门书店的书中发现了一份遗嘱，确定弗朗索瓦为科科全部财产的继承人。法院为此专门开庭，最后以协议解决了事。

　　弗朗索瓦满足了科科有一个人在身旁的要求。她要有一个男人在家里。善良、单纯、温顺的他对她来说最为合适。一次，科科准备驾车去瑞士，弗朗索瓦自告奋勇要陪她同去，他说：

　　“小姐，得知您要一个人去瑞士我心里很是不安。”

　　后来她对我说起了这件事，仍旧十分激动。何况，弗朗索瓦对她百般顺从，在她的调教下，还成了珠宝商。科科本人也成了一座丰碑。但是，传媒忽视她，似乎认为她除了爱唠叨外别无所长。其实她正在让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得到一切。弗朗索瓦使她不再孤独，所以得到她的器重。。在她眼里，这种器重是得当的，她还会继续器重他。让我们看着科科是怎么看待珠宝首饰的：

　　我不在乎珠宝首饰。珠宝首饰不会带来什么，也不会增添生活的乐趣。一般来说，女人们都想拥有几件珠宝首饰，但是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赠与，而我对这些东西毫不在意。许多人给我首饰。逼得我不得不说：“不，谢谢，首饰我够多了，要这么多干什么？”

　　我被金戴银，项链、胸针、各色宝石，应有尽有。所以当我说我不喜欢首饰时人家就不理解了。我不喜欢用瓶塞般大的钻石去炫耀丈夫或情人的财富，也不喜欢赴晚宴时从箱子里拿出钻石别针、珍珠项链装扮一番，回来后又立刻放回原处。首饰是有钱人的装饰品，一旦遇到危机，随时可以卖掉，这种首饰我也不喜欢。

　　佩戴首饰，就要拥有许多首饰。但如泉都是真货，那就显得太招摇，太没趣入我用的首饰都是假货，但都很美，甚至比真货更美。

　　首饰标志着一个时代。我希望我的时代的标志是夏奈尔牌的首饰。我认为会实现的。由于我的努力，许多妇女佩戴的是不值多少钱的首饰。我曾经问过一位模特姑娘，如果她脖子上的首饰是真货该值多少钱？这串假祖母绿宝石项链值2万法郎，如果是真货就要67亿您知道吗？珠宝商是怎么称呼镶钻石纯金首饰的？假首饰！

　　首饰是一种装饰品。我的一些首饰晶莹剔透，巧夺天工，极其豪华，美丽得令我惊愕。

　　如果我把首饰全都卸下，我将变成什么样？我不依恋首饰。首饰比起房子来差远了。不过这个小戒指是我的吉祥物。我是8天黄土生的，我的吉祥物是金子和黄玉。

　　人们上街时佩戴的是假首饰，宾首饰放在家里，间或拿出来欣赏一番。

　　她坐在长沙发边上摆弄着她的首饰，把一团塑胶（大概是口香糖）平摊在一张很矮的中国式桌子上，弄得像馅饼皮子那样，面前是一些盛放各色宝石的盒子和碗。宝石大小不一，有真有假。她把宝石取出，放在“馅饼皮子”上观赏它们的五光十色她有不少名贵的祖母绿和钻石，也有较为便宜的逞罗玫瑰红钻石和锡兰的浅色蓝宝石和黄玉。

　　她赞叹地说：“再也没有比这种纯洁如水的黄玉更为美丽了。”

　　威斯敏斯特公爵曾经送给她一套镶钻石的祖母绿首饰：一只戒指、一副耳环、一只手镯和一条项链。另外还有两只镶印度祖母绿的手销，一些红宝石和克什米尔蓝宝石放在几只首饰匣里。她把两只手镯套在手上，说：

　　“这两只手镯戴在我的手上真有点滑稽。”她叹息地说：“还是除下好。”

　　说着她就把手镯脱了下来，然后又把所有的宝石放回了碗里和首饰匣中。

　　科科说：“我佩戴的是人造珍珠而不是天然珍珠。人家说我这样更美。我想，应当让所有的女人都能够戴上人造珍珠，于是我就找人大量生产。我靠了珍珠和其他首饰赚了许多钱。如果我把这些钱都存起来，该有几十亿。”

　　是风趣幽默？也许是吧。






科科·夏奈尔传--身后的哀荣






身后的哀荣

　　科科说：“对于我来说，能够引起我兴趣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死亡。”

　　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1971年1月10日星期日。科科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不满地说：

　　“他们就这样让我死去。”

　　谁让她就这么死去？她的贴身女佣替她脱去衣服，说：瞧，她脸上全是泪水。弗朗索瓦和莉鲁·格伦巴赫不在场。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玩牌，等她入睡。

　　弗朗索瓦解释道：“只要我们在，她就安心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会妨碍她入睡。”

　　科科去世了。第二天，里兹饭店的这个小套房仿佛成了停尸场。家属们值起了班，她的侄女蒂妮·拉布吕妮反复说：科科不希望有人来看她。谁能自诩知道她身后的愿望？她要和与她同生死的夏奈尔公司同存。她曾经对弗朗索瓦和莉鲁说过：

　　“如果我死了，你们把我带到瑞士去，把我放在汽车的后座，你们俩的中间。如果海关查问起来，你们就说是夏奈尔小姐，她已经痴呆了，你们就别管了吧。你们不要干蠢事，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还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一科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瑞士有栖身之地，金钱使她保持着权力。在瑞士，权力和金钱一样，都不会贬值。金钱确保了她的独立性，即使死后也是如此。在洛桑的陵园里，她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位置。墓的周围是一片旷地，既安静，又安全。

　　夏奈尔小姐的时代是一个神权时代：出身高贵，拥有金钱的、人享受特权。不把她放在这个时代里是无法了解夏奈尔小姐的。她深受这些习俗之苦，但还是接受了。然而，一旦摆脱了贫穷后，她自己也利用这些习俗，好像她生来就是享受特权似的。

　　她是不是知道她已不久于人世了？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证实自己的报复行为？各家报刊已经多次传播过她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我见到她的次数却更多了。

　　“你明天还来吗？我会准时来的。我知道你是不肯等人的，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还有，我的建议你考虑一下吧。”

　　我确实说过要和她一起领导夏奈尔公司。领导……就是听她支配。她会怎样回答呢？其实我只是想帮助她，昭示她的胜利，因为她战绩辉煌：她的长裙战胜了短裙。

　　马克·博昂感叹地说：“最终还是‘她’胜了。”

　　与上一年相比，销售额上升了30％。极其简单的黑色长裙成了全世界顾客的抢手货。我曾经建议让卡特琳·德纳芙和马莱娜·迪特里希穿上这种裙子，拍成照片刊登在《巴黎竞赛画报》上。《妇女服饰》在纽约为夏奈尔式的服装作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纽约第三街上的各大服装制造商因追逐超短裙的狂潮，损失了几亿美元。科科从报上剪下了这篇文章，放在手提包里，把它视作贵族身份证，不时拿出来给人看。

　　“他们为什么不在法国这么说？”

　　“他们”指的是她的敌人，首先是时装记者。她为法国争得了荣光。～次，我们一起在里兹饭店的餐厅里用餐，她一点也没有行将就水的样子。科科坐在；临近前厅的一张桌子上，看着从康邦街回到饭店的美国女人。她们常常在酒吧稍作停留后才回饭店。一位美国女人过来和她说话，身边站着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叼着雪茄，说他很愿意掏钱让他的妻子在夏奈尔公司，而不是别的公司买衣服。科科听了十分高兴。她为我要了法国产的白葡萄酒和牡蛎还像剥土豆似地为我剥了一个鸡蛋。

　　圣诞节前一天或前两天，她要我在傍晚电视节目结束后上她那里去。

　　“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服装新款式。”

　　她说这话时很自信。离开她后我问了女工头：

　　“展示会是不是提前了？”

　　“完全没有那么回事，还是一月底。”她肯定地说，一副使你不得不信的样子。还说：“你该知道，这个时候她是乱说一气的、”在科科的脑子里，展示会已经准备就绪。这天晚上，7点不到，我应邀前去，整幢房子已经一片寂静，但是科科没有忘记我们的约会，她在等我。弗朗索瓦在哪里？他去为他的孩子们买玩具了。我们再回到里兹饭店，她希望人家看到她。她为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从而有利于夏奈尔公司而高兴。

　　她说：“我比战前更加有名了，现在甚至连平民百姓都认识我了。”

　　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科科，这就是科利”德国人这么说，西班牙人也这么说。可惜日本人还没有这样说过。

　　她穿着风衣离开了公司。风衣领口上系着一条黑色围巾，披着一条红色披肩。她站在镶有许多镜子的楼梯上，脱下礼帽，模仿雅克·夏佐登台演戏的动作。她说：

　　“夏佐是这样弓着身于向观众致意的。”

　　她的黑如墨漆的馨发中有一给白发。

　　“利法尔看到夏佐就嘲笑他。塞尔日已经70多岁了，每天还要排练二小时。他到处演出。在开罗时，所有的人都用俄语和他说话。许多俄国人定居开罗，他们拥有一切。俄语是埃及人会说的唯一的外语，连出租车司机也会说上几句，他们还会说一点英语，但是，法语……”

　　她的帽子、头发。

　　她说：“头发不能太密。有一位模特姑娘想保住她的发署，我让她选择：要公司还是要发会。她选择了发誓，因为她的头发太好了，她的丈夫也因此爱她。”

　　科科和她的贴身女仆闹翻了，她对我说：

　　“9点钟时，我打铃叫她。她没有来，后来她对我说：‘小姐，9点钟时我还在睡觉。’人们说，平民百姓最好相处。我说：‘不，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讨厌‘别人’。这位女仆后来被我辞退了。也许这样的女仆是找不到了，那也只好作罢。二个小时后，女仆站在走廊里哀求管家说：“在服装展示会前还是让我服侍小姐吧！”管家对她说：‘不行，我不会替你出面的。有机会服侍小姐，就要珍惜这个机会。我已经找了一个人来服侍她了。’可惜，新来的女仆什么也不懂，我的内衣胜了，应当收去洗了，这些事不该由我自己做。但晚上回来，脏衣服还在地上。”

　　这位女仆原先一位已被辞退。讨厌莉鲁，她说：

　　“小姐送给她衣服，但小姐从来不送衣服给我。”科科说：“可怜的姑娘，你是要陪我外出的，给你穿和我一样的衣服，你就别想了。”科科对我说：“您要是看见我和我的女仆穿一样的衣服，一定会说：‘她们真是疯了。’莉鲁常常自作主张，随便送人东西。我叫人把她送了些什么都记下来，从她的名下扣除。我不要别人对我感恩戴德，但也容不得忘恩负义。我不想再见到她了。”

　　她又一次提到了爱丽舍宫的那次晚宴。

　　她说：“我不喜欢掌权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好人。”

　　戴高乐夫人不知道夏奈尔，没有让她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蓬皮杜夫人穿着夏奈尔品牌的服装出现在圣母院戴高乐将军的葬仪弥撒上，她在电视中看到了，感到十分欣慰。她说：“这个镜头我看了4遍。”她在荧屏上还看到几个英国人，但没有立即认出安东尼·艾登。

　　她说：“英国人爱酗酒。我很了解他们，因为每当我有事需要他们解释时，他们就会上我这儿来，但对他们酗酒，我决不宽恕。”

　　科科日见衰老。她那黝黑的脸色，再加上酒渣色的外套，使嘴唇显得过分红艳。希瓦罗印第安女人般的装束，裹着她那削瘦的身躯使人想起经常食不果腹的苦行僧。一双大眼睛使她的脑袋显得更小了。

　　塞西尔·比顿问她要一条裙子，说是要把它放在伦敦服装博物馆里。科科说，他是想把裙子送给一个女人。我对她说：“不，科科，裙子应当给他。这对报界来说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科科说：“他没有把戏装留下来，错过了机会。所有的人都对我这么说。”

　　科科去世前两天，我在为电台撰写的社论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她的“报复”。

　　“夏奈尔小姐为自己的风格而战，并且赢得了胜利。她设计的长裙舒适典雅，风靡世界，独领风骚。”

　　有人送给她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科科把它放在存放服装样式的大厅里，她第一次收听我的播音。

　　葬礼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前来参加葬礼的巴黎上层知名人士不多，只有皮埃尔·巴尔曼、朱莉埃特、科科颇为喜爱的夏佐和埃尔韦·米尔。埃尔韦当时在想，科科对这种场面会有什么想法。

　　神甫说：“她受过洗礼，是上帝的孩子，她以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

　　神甫颂扬夏奈尔一生贞洁。教堂里人不多，灵柩前放着一只由白花缀成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曾经照料过科科，科科的家属没有把他排斥在外。柜车由弗朗索瓦随送去瑞士。我暗自说：“夏奈尔没有死，人们会永远悼念她的。”

　　在马德莱娜教堂为科科送行后，模特姑娘和缝纫女工们步履缓慢地回到了康邦街。大家心里已由害怕转为不安，面对夏奈尔小姐留下的空荡荡的居室，真诚地为她哭泣。至于我，我还要对她进一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