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汤晓丹、蓝为洁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作者：汤晓丹、蓝为洁






童年的爱好

　　1919年农历二月廿二日，我出生在福建漳州华安县的一个农村。附近有条美丽的九龙江。传说500多年前，有9条龙在江里洗过澡。乡亲们敬称九龙潭，渴望九龙长在，保四季平安。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就和家乡的水客们结伴去南洋谋发家之道。母亲是个能干的女裁缝，日夜穿针引线，维持全家生计，积攒去南洋的路费。

　　我小时候喜欢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用沙子、石块、树枝搭图案玩。有一次，新搭了一座小庙，中间还坐了用泥捏成的小菩萨。我一直盯着看，心里乐滋滋的。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它已被大风吹散，伤心得哭了。我边流泪，边重搭。因为有前一天的经验，我搭的庙更大，小菩萨更加逼真。破涕为笑以后，我第一次悟到事情总会越做越好。

　　　　　　　　　　　　　　　　漂洋寻父

　　6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坐上大轮船离开厦门。在海上颠来簸去足足折腾了个把月才在爪哇巴城上岸。随后改乘一天火车到茂兀市。我第一次看见车窗外不断闪光的景色非常惊奇，觉得比茫茫一片的大海好看。最后坐马车到基亚维镇。

　　马车在一家杂货店门前停下。父亲看见我们时，除了吃惊外，态度非常冷淡。他并不欢迎我们去。原来，他在海外历尽艰辛，为了站稳脚跟，同意当地一位陈姓侨商收他做女婿。我的母亲到那里以后，才知道发生婚变。她不吵不闹，在杂货铺附近租了间木屋，带着我另立门户。那位姓陈的母亲也算通情达理，送了些家具和生活用品过来。很快，我的母亲又搞来一架旧缝纫机，开始为邻近人家做衣服，靠自己的收入养活我。

　　　　　　　　　　　　　　　 坐马车上学

　　第二年，父亲执意送我到茂兀市一所基督小学去读书。这所小学是一位印尼华裔传教士办的，用的是英语课本。上课时，我用心听，用心记；回到家，用心复习，用心做习题。由于坚持了这四个“用心”，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书本上许多是耶稣的故事，很有趣。其中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更吸引我。我的嗜读习惯，从那时开始养成。

　　学校离家很长一段路。每天必须大蒙蒙亮就起床，带着母亲头一天晚上就做好的干饼，跳上杂货铺进城运东西的马车赶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又搭马车回家。有时，马车装货要等时间，晚来接我，我也不着急，利用等车的时间在黑板上作粉笔画。我画得最多的是木偶演出图。刚画完又擦去，心里很不好受，常常会眼泪汪汪。这，可以说是我最初对艺术的向往。

　　每天来回几个钟头在马车上，是我童年时极感兴趣的事。途中，我会眯上眼睛，幻想能走到稀奇古怪的地方，过书里描述的游览生活。马车停下，我张开眼睛，还是杂货铺，不免惘然，但仍跳下车，帮助搬货。

　　陈氏母亲看我勤快，很喜欢我，经常给我零用钱，鼓励我多做事。不过，我自己的母亲却叮嘱我不要搬重东西。

　　晚饭后，我还到杂货铺学记账。我学东西顶真，很快就学到了记账本事。

　　　　　　　　　　　　　　　 我爱木偶人

　　离我家不远，有位研究木偶艺术的德兰尼叔叔。他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木头人。木头人手脚会动，眼睛会左右来回转。我喜欢看他玩木偶，更喜欢静心看他把一块普通木头刻成可爱的小人面孔。德兰尼叔叔见我文静好学，主动带我去婚丧寿喜演出地，让我坐在看得最清楚的地方。节目都是由当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极受观众欢迎。

　　记得一位百岁老人办寿庆，德兰尼叔叔带着木偶班子的人吃长寿面、长寿桃，我也有一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德兰尼叔叔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引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我在“五·七”干校时，拾起一块造房子锯下的木头，用水果刀刻了一座鲁迅头像。虽然我想表达的“横眉冷对”神情还没有完全出来，但也寄托了我的内心思绪。

　　后来，我的聪明小孙女汤芸又用彩色笔为头像加了胡子。嘴唇、眉毛、眼珠，于是头像成了我们祖孙两人共同创作的珍贵纪念品。

　　　　　　　　　　　　　　　　父亲失踪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和陈氏母亲大吵大闹，还自作主张把运货的马车也卖了。杂货铺的生意，他更不管。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母亲摇醒，听到远处传来吼骂和惊叫，接着是砸东西和奔跑……天亮后，我去看陈氏母亲，她界青脸肿，怪可怜的样子。从此，杂货铺关门，父亲失踪。周围的人都猜测他寻了短见。

　　陈氏母亲把杂货铺转给别人，决心回娘家过日子。她送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两位母亲痛哭一场。这时，陈氏母亲才告诉我们，父亲去城里购货时交上了赌友，把货款输光，又抽上了鸦片烟。

　　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堕落了，失踪了。没有了父亲，我们住在那里很不是味。我的母亲拼命赚钱，为回家乡凑路费。

　　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找我母亲谈了几句悄悄话，又表示，可以带我们回家。母亲高兴得连夜整理东西。我流着泪去向德兰尼叔叔告别。到了船上，母亲才对我说，父亲为了躲赌债，逃回福建老家了。我们非常兴奋，恨不得插翅飞回，过幸福生活。

　　进了家门，只见父亲两眼深陷、骨瘦如柴地躺在床上呻吟。母亲伏在他床边失声痛哭。我却异乎寻常地冷静。我想，如果他没有染上恶习，兴许会成为印尼大商人……这样的恶果，怨谁？

　　自作自受。父亲在我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当场，我就立下心愿，决不做他那样的人。

　　没有过多久，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我画花鸟

　　离我家不远的村镇上，有家木匠铺，老板手艺不凡，生意一直很兴旺。一天，他突然到我家，要我用油漆在新柜子上面画花鸟。他断定买主会喜欢，可以提高售价。我的母亲当场就婉言谢绝了。后来，老板又来游说过几次，母亲被他缠得没有法子，只好让我去试试。老板哈哈大笑，拉着我就往外走。

　　有只小柜子，类似现在老式家具中的五斗橱，不过抽屉外面还有两扇对开门。小柜子已经抹过一层淡黄油漆。我捉摸了一会，决定在门上画花鸟。先用小木尖蘸着划线用的粉淡淡勾上两只张着小嘴好像对歌的鸟。站在边上的老板笑着催我快上深色油漆。

　　后来，聪明的老板索性把柜子搬到屋外空地上。这引来大群人，他们边看我画，边评头评足。这样，的确起到了“宣传效应”。

　　许多要添家具的大户人家都到店里订货。还有要求画胖娃娃的。箱盖、椅背、桌面，都有画。老板收入猛增，十三四岁的我也开始有了收入。母亲说，我赚的钱，可以够自己生活开销。

　　“以画谋生”，为我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厦门求学






厦门求学

　　虽然在我家孤儿寡母极度困难的时候，旅长们并未施仁慈关照，但是，我小小年纪会画会赚钱的消息却很快传到了他们耳朵里。这时，掌权的族长才感到应该用祠堂的公积金资助我去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读书，学成后回乡办学。

　　我自己也想一个人出去闯闯世面，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

　　1926年夏天，我满怀喜悦赶到厦门。先找到免费食宿的会馆，放下小包衣物，看时间还早，直奔学校报名处。工作人员告诉我报名已经截止两天了。

　　他们见我再三恳求照顾，动了同情心，告诉我，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兴办的“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还有名额。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那里，用“汤泽民”三个字填了报名单，领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第一个到场。考生不多，考题也不难。奇怪的是发表在榜上的录取名额比考场上的人还多。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刚开办一年多，校内设备全新。比我早一年进校的赖羽朋同学见我课余喜欢写生，就主动与我交朋友。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也借给我看。我特别愿意和他接近。

　　　　　　　　　　　　　　　《布尔乔亚》

　　我和赖羽朋常常沿着农场小路散步。他的知识丰富，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还鼓励我做一个百折不挠的有为有志者，叮嘱我学会以笔代刀，杀向旧世界。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画面的内容是一个青年高举铁锤猛砸一块大顽石。顽石上有“布尔乔亚”四个醒目的大字。

　　赖羽朋非常欣赏我画的这幅漫画，高兴得拖着我转圈子，高喊：“我们一起干吧！”

　　他坚持要把《布尔乔亚》漫画寄到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寄来通知，说稿件已采用，还要求以后多投稿。无疑，在我心里，又多了一线更明亮的希望之光。

　　我把通知拿给赖羽朋看，他却很平静很自信地表示：

　　“早知道一定会发表。上海的《大众文艺》很愿意扶植青年美术人才，以后多画多投稿吧。”

　　赖羽朋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经常组织我们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还发动大家三五成群上街张贴。我属能写能画的骨干人物，埋头做事最多。

　　　　　　　　　　　　　　　 被学校开除

　　有一次，几个当地“小政客”到学校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破坏治安”。赖羽朋火冒三丈，与他们辩论。越闹越僵。最后，校方被迫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我和赖羽朋的名字都在其中。

　　消息传到乡下，族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停止对我的资助。赖羽朋决心带我离开厦门另找入学机会，我也答应跟着他闯荡世界。

　　这时，我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厦门，一定要我跟她回乡下。我把想法告诉她，她根本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并不明大义，我也表现出了软弱。我回家后闷闷不乐，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躺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向险滩，我也只有挺而走险才能有生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求那里的编辑帮我解决生活出路。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说，只要我到上海，他们还是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我立即把外出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原以为她会阻拦，没有料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点头：“这也好！这也好！”

　　母亲忙着变卖东西为我凑路费。晚上还在为我赶制新衣裤，特地缝了丝绵背心。真是一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景象。

　　离愁别绪，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心里明白有多深。临走时，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告别。母亲拉着我的手，走着、哭着、叮嘱着……可能，她预感到很难再见面了，格外伤心。从此，我们母子再没有相见过。

　　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上海，陌生的世界






上海，陌生的世界

　　我乘坐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后，我的行李少，挤在人群前头上了岸。沿江马路有许多叫卖小摊，路旁墙上贴满大小客栈欢迎住宿的条子。我朝着热闹的方向边走边看，终于在八仙桥找到一家便宜客栈。

　　账房先生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预收十天房租，结账时多退少补。我明白他是担心我没有行李抵押，会溜走。我想，这样也好，我把钱存在他那里，不会遗失。倒也省心。

　　房间小得像鸽子笼，里面除了小木床、小条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人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出。放好东西，我立即给《大众文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三四天后，他们就给了我回音，里面还有一张开会通知。

　　我如约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学校二楼教室。里面早已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我正想上前打招呼，突然楼下传来大吼声：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屋里的人都迅速往外挤。一个青年对我说：“汤湫淋（这是我发表漫画的笔名），赶快改个名字，就说你是来考学校的。”

　　他快步闪开时，我断定他是大众文艺社的人，心里似乎有了点依靠。

　　楼下操场上停着几辆囚车，警察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往上推。囚车被反锁后拐弯转道好久才停下。我们都被关进南市警察局拘留室。登记时我把“康德”作为自己的姓名。

　　过了半个多月，才有人把我叫出去问话。我本来就没有事，也不认识人，所以无论什么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有”、“不认识”、“不是”之类，简单明了。问话的人只好自找台阶下，嚷着：

　　“老实点，回去好好想想……”

　　又过了半个多月，我被带进一间稍大的拘留室。我不知道是凶是吉，心里很气闷，低着头在墙角坐下。屋里是些什么人，我根本不看。过了一会儿，有人也靠我坐下，还用手臂挤了我一下。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发现是通知我改名字的那个青年，马上微露笑意。

　　原来，他就是《大众文艺》的美术编辑沈叶沉。我的《布尔乔亚》漫画就是他作主发表的。我的求援信也是他回的。他又将同室的难友许幸之介绍给我。许幸之是日本留学生，在上海大学教美术。

　　我能在拘留室结识两个朋友，心情立刻开朗。那里不是细谈的地方，三个人很快就分开坐了。他们被叫出去谈了几次以后，具保释放。我因为刚到上海，人地生疏，找不到铺保，多关了一个多月。

　　白色恐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仇恨。

　　　　画笔当武器D有个穿长褂的陌生人带着我走出警察局大门，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持枪的警察尾随。乘车、走路、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才到曹家渡一家南货店。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警察拿着它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板表示感谢，就听见楼梯上的急促脚步声，还高喊“汤泽民”。

　　我转头大惊：“赖羽朋！”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了，他当然也泪流满面。赖羽朋离开“集美”学校后就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一次大学生集会上，他听到《布尔乔亚》漫画的作者刚到上海就被无辜拘捕的消息。到处托人探听，才晓得“康德”就是我，于是求房东把我保出来。

　　以后，我就挤住在他的小屋里。南货店老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还为他画过一幅素描人像，表示感激。

　　一间小房放了两张木板床。屋里堆满了各种书：文学、社会科学、杂志、讲义……精神食粮十分丰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书乐，乐读书”，有书在手，足矣。

　　赖羽朋订了一份《上海报》，上面常登漫画。赖羽朋又动员我去投稿。我画了一幅《望风而遁》，讽刺见人民大众狼狈逃窜的邪恶丑态。没过多久，赖羽朋拿着新出版的《上海报》，上面果然刊登了那幅漫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赖羽朋有许多青年朋友，常来斗室相聚。有时天南地北闲谈，有时交换读书心得，有时专题辩论……我总是专注地听着，从中吸取精髓。偶尔我还用刚到手的稿费，去附近买回生煎馒头，请大家美餐一顿。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漫画稿费收入。那样，当然只能节衣缩食，半温半饱。后来，白色恐怖日渐加剧，《大众文艺》被无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贵的精神食粮，也失去了赖以活命的收入来源。

　　　　　　　　　　　　　　　 画报社被封

　　赖羽朋见我闷闷不乐，介绍我到杨树浦工厂区办的《画报》编辑部工作。没有工薪，只供三顿饭。这份工作只能埋头苦干，不能对人谈起。我当然守口如瓶。

　　所谓编辑部，其实是在一间向北的小亭子间里，除了画具外，只有一张小木板床。负责人叶坚比我大几岁，独挑全部重担。我去了以后，他才减轻了负担。

　　《画报》每月出版一期或两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张小报那么大。每期要登四五幅漫画。漫画由我完成，所宣传的是武装夺取政权。评论、报道、通讯……文字编排全由叶坚掌管。

　　最初几天，我仍住在赖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后来，我和叶坚都感到往返费时太多，也不安全。叶坚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让给我。就是刮风下雨，他也外出“打游击”。

　　叶坚是个好心肠的兄长，常常带些干点让我早晚填肚子，还介绍我加入CY，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好景不长，我们设在工厂的印刷《画报》的暗室被密探发现。工部局派警察贴上了封条。《画报》停止出版。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叶坚立即为我在提篮桥的一条弄堂里找到可栖身的小亭子间，要我马上搬去住。他通知我，CY联系人叫李东平。解放后，我才发现当年的李东平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夫人，真名陈曼云。后来，联系人又换成“老夫子”。其实他很年轻，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

　　　　　　　　　　　　　　　看话剧背电影

　　凑巧我与沈叶沉住在同一条弄堂。他已改名沈西苓，在泰东书局负责橱窗装饰。沈曾留学日本攻读图案专业，似乎学以致用，我却感到大材小用。因为他在日本时还到有名的筑地小剧场实习过。他早把自己列入电影编导行列，只是等候机会上戏。

　　沈西苓总是拉着我同去大道剧社看苏始排话剧。苏怡是大道剧社剧务部长兼导演，湖南省麻阳县人，比我整整大十岁。见我好学，便对我侃侃而谈。听他谈话时我非常专注，有时还写上几笔。他待我亲如兄长。

　　苏怡在排练时，极富灵感，即兴冒出的火花让人叹服。有时，反应慢一点的演员不能马上领悟，他会耐心阐明含义。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苏伯”。

　　我们相识在排练棚，相助在危难中。我们的友谊称得上肝胆相照。他多次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之所以能迅速走进影人队伍，很大原因是他和沈西苓的鼎力襄助。

　　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那时，上海已有好几处外国资本家操办的电影院，票价都很贵，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进去看。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当时规定，买一张门票可以不出电影院连看几场。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人门极有帮助。

　　我们总是把一部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人物刻画……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交换心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断地看电影、背电影，我对电影有了初步了解。

　　　　　　　　　　　　　　　　普罗美术

　　许幸之和沈西苓计划成立时代美术社，他们邀我当发起人之一。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不同的美术观点，了解世界美术流派。增加理论知识，进而用以指导实践，有助于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

　　时代美术社社员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咖啡馆碰过好几次头。大家都赞成许幸之和沈西苓提倡的“普罗美术”（即普罗列塔利亚美术——无产阶级美术），强调美术作品要表现劳动者，美术家要为劳动大众服务。

　　时代美术社成立后，还举办了一次苏联美术图片展览。开幕那天，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美术界的朋友。他们都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大家边看图片边交谈。有时两个人的问答变成了十来个人的集体讨论。学术空气很浓。

　　鲁迅先生看了展览后，对我们的活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希望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许幸之趁势又开办了“小小美术讲座”。报名听课的人很多。我要求系统听讲，许幸之高兴地说：

　　“来吧，我免收你的学费。”

　　我上课时特别专心，课后认真完成作业，自觉进步极快。记得我的一幅木炭人体画，许幸之特别赏识。他是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他对我的器重，使我追求艺术的信心倍增。

　　　　　　　　　　　　　　　 我办广告社

　　我的CY联系人“老夫子”经常拿些宣传提纲要我定时绘成图画。我对他说：

　　“你帮助我开家广告公司，对外承接业务，对内画自己的东西。”

　　“老夫子”是位思想活跃的人物，当然支持。可是，钱从哪里来？

　　想来想去，我只好去向大道剧社老板开口。听完我办广告公司的想法，他满口答应借钱给我。我把钱如数交在“老夫子”手里。他在老靶子路上租到一间两楼面街的屋子，又在楼下挂块牌子。广告公司算开张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想到叶坚离开时带我去过司徒慧敏家。他曾亲口对我说有事可以找他商量。征得“老夫子”同意，不但司徒慧敏请到了，而且能写会画的朱光也来了。朱光的毛笔字非常漂亮。

　　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顺利。附近的药店、商场、百货铺、书屋，都找我们布置。甚至工人读物，也要我们帮助设计封面、画插图。柯灵（当时叫高季琳）就有本书是我设计完成的。

　　司徒慧敏的母亲很喜欢我，常叫司徒带我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把老人当自己母亲敬重。我和司徒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他家吃饭，司徒的妻子邓雪琼总是烧了好小菜，亲自送到广告公司楼上。

　　　　　　　　　　　　　　 田汉惜用写字台

　　有个阴沉沉的傍晚，苏怡匆匆赶到我们楼上。进门就说：

　　“你把台子收拾一下，田老大今晚要在这里写东西。”

　　一会儿，田汉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信得过自己人。田汉把挟来的一个厚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钢板、一盒蜡纸、一支铁笔。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停过刻写。我也没有睡觉。

　　第二天清晨，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取出几块干点，冲了一杯糖水请他填肚。他风趣地说：“肚皮正在唱空城计。”一口气喝完了糖水，干点拿在手里边走边吃。时间对他，太宝贵了。

　　几天后，苏怡才对我说：

　　“那晚田汉刻的是《钟声》剧本。边印边分发给大家，晚上就在一所大学里演出。”

　　田汉比我年长12岁，当时已是知名文人。他创作的刻苦，使我受到极大教益。相比之下，一表人才的朱光，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不那么“闪光”。

　　　　　　　　　　　　　　　朱光惜钱不还

　　朱光只比我大四五岁，一表人才，有学问，有主见，待人接物潇洒老练，我十分崇敬他。只是他有个习惯，我很不喜欢。朱光经常开口向我借钱，光借不还，而且再借时从不提前欠。我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能容忍。他不提，我也视作他从未借过钱，甚至从不在司徒慧敏和“老夫子”面前提起。

　　他每次开口，我都如数给他。日子久了，我也算不清他到底借了多少钱。

　　不知是哪一天，朱光招呼也不打，就不来工作了。以后，朱光在我记忆中除了“借钱不还”以外，别的印象都淡薄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光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1960年夏，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楼下驶来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下来的正是朱光。他走进我家，洒脱不减当年，而且更有风度。原来，他不辞而别去了苏区，又辗转到延安。解放后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要职。因公来上海，特地安排几个钟头时间见见青年时的挚友。他亲自用车来接我和我妻子。赵丹夫妇和郑君里夫妇是自己去的。

　　席间，朱光举杯严肃地说：

　　“从前，我向晓丹借过许多钱，现在记不清，也还不清了。就用这杯酒聊表我还债的心意。”说罢，他一饮而尽。

　　他的话简单，分量重。这时，我感到欣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死里逃生进影坛






死里逃生进影坛

　　1932年1月28日深夜，我刚入睡，忽然被强烈的枪炮声震醒。靠马路的窗玻璃哗哗响，仿佛楼房都在晃动。

　　我一骨碌翻身下床，赤脚奔向窗口，只见不远处炮弹横飞，浓烟滚滚。我的住房正处在攻击目标之内……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事变。

　　我慌忙穿好衣服，悄悄下楼，小心翼翼地沿着屋檐往四川路桥方向移动。平生第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死里逃生。

　　四川路桥是日军重火力封锁线，也是我求生的必经之地。生与死的搏斗，就展现在过桥路上。胆战心惊到了桥头，我才停下脚步，镇静片刻，然后鼓足勇气飞奔过桥。速度之快，我自己也惊异。一直跑到公共租界，我才喘着大气慢慢平静下来。

　　我朝法租界内的天一影片公司走去。我的好兄长苏怡在那里任编导，沈西苓是那里的布景师。我相信他们会救助我。

　　苏怡一面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我带到他的宿舍。沈西苓把钱送到我手里，关照我到附近小店包伙。宿、食两大问题，当场得到解决。

　　我感到闲荡不是办法，便对沈西苓说：

　　“我去摄影棚帮你画布景天片，不要邵老板一分钱，你可以腾出手做别的。”

　　沈西苓当然欢迎。过了两三天，他才告诉我：“邵醉翁答应让试试。”

　　苏怡反应快，跺着脚大吼：

　　“邵醉翁怕你画不好，你就露点本事让他开开眼界！”

　　从此，我涉足电影圈。

　　　　　　　　　　　　　　　布景挑选了我

　　摄影棚里的生活，既新鲜，又艰苦。沈西苓正着手编写《女性的呐喊》电影剧本，计划由“天一”拍摄。为了脱身，他再次向邵醉翁正式推荐我顶替他的布景设计职务。邵醉翁一口答应，并定下月薪40元。

　　说心里话，几个月来，我在摄影棚里辛辛苦苦工作，虽然是帮沈西苓的忙，得益的却是邵老板。像我这样不取他分文的劳动力，当时上海滩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裘艺香导演新片《小女伶》，就是我担任布景设计。我主动与摄影师吴蔚云配合，避免临时返工。摄制组对我的创作成绩非常满意。邵醉翁主动将我的月薪增加到每月60元。

　　这段时间，我精力充沛。拍戏之余，还画漫画继续投稿。有个叫陆小洛的记者，他到“天一”找沈西苓写稿。沈西苓忙于筹备《女性的呐喊》，挤不出时间落笔。在他的推荐下，陆小洛盯着我要稿。我便写了《导演狂想曲》，叙述一位自命绅士的电影导演，拼命追求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女演员，结果话不投机碰了壁。写稿的同时，我还画了插图。

　　陆小洛收到稿件，十分欣赏。他对我说：

　　“我们的《电影艺术》本来只登有关电影的消息和评论。而你写的《导演狂想曲》不仅文艺性强，而且还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生活小说，我们决定连文字带插图全部刊登。”

　　《电影艺术》创刊后，很受读者喜爱。司徒慧敏、沈西苓、夏衍、郑伯奇（小说家、剧作家，主编《世界画报》、《电影画报》、《新小说》等刊物）等都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文章。可惜，《电影艺术》只出了4期就被无理查禁。

　　　　　　　　　　　　　　《白金龙》的机遇

　　“天一”决定与粤剧泰斗薛觉仙合作摄制时装戏曲片《白金龙》。我仍然是布景设计。邵醉翁自任导演。正式开拍那天，导演生病，由我代执行导演任务。

　　面对突然的决定，我有些胆怯，但只能壮着胆子上。好在《白金龙》原是享誉港粤的舞台剧。全组演职员对戏都已吃得很透。我只要在取景、镜头分切、场面调度、人物刻画方面多下功夫就行了。开拍以后，我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关系，特别尊重男主角薛觉仙和女主角唐雪卿。他们夫妇也很尊重我。创作默契愉快。

　　我导演兼布景，工作量很大。每天拍完戏，人家离开了摄影棚，我还得留下来完成第二天的布景准备。这样夜以继日，一直忙到停机。邵醉翁从未到过现场，他胸有成竹地让我挑起后期制作重任。

　　《白金龙》给了我做导演的机遇，也让邵老板发了大财。两年不到，我共导演了《白金龙》、《飞絮》（编导）、《飘零》、《一个女明星的遭遇》等4部影片。舆论和观众都给予好评。但对我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全面加强艺术修养。

　　　　　　　　　　　　　　　能者均为我师

　　我们三个青年在距“天一”不远的陶乐安路（现在叫嘉善路）上租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合住。三个人中我有固定收入，负担一半房租。我对在音专学习的曾浪舟（后改名曾雨音，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说：

　　“我出钱，你去琴行租架钢琴回来，把去学校练琴的来回时间省下来教我学音乐。”

　　他高兴极了，由浅入深，从五线谱起，系统地教我音乐知识，教我弹琴，还带我去听音乐会演奏，听音乐课……让我读他的讲义，还为我讲解。我能看总谱，得益于曾浪舟。

　　还有位叫曾恭的，是世界语学会的会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碰巧我幼年时在印尼上过教会学校，有点英语基础，因此，平常，我们生活用语有意用英语交谈。温故知新，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恢复、提高。这为我日后去香港，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道剧社被迫解散，化妆师郑雄提出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当然乐意。

　　郑雄主动向我讲授化妆知识：从人物的造型设计到体现手段，从舞台到银幕的化妆差异，从中国到外国，从古到今……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认为四人相处，三人都是我的老师。

　　我们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即使闲聊，也充满知识和情趣。日积月累，我的知识面越来越广。导演这个职业选择了我，我也乐意从事这一职业。

　　使我头疼的是，我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每年冬至，伤风感冒不断，因此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气候暖和些的南国。正在这时，靠发行《白金龙》致富的片商邵仁枚积极在香港积资拍片。他再三动员我与他合作。

　　邵仁枚是邵醉翁的三弟。他们兄弟四人（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2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办影片公司，有事业心，有经验，我便接受了去香港的邀请。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乱世香港






乱世香港

　　1934年的夏天，我告别了挚友苏怡、司徒慧敏、沈西苓、许幸之等，独自踏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

　　“呜……”汽笛拉响，船慢慢离岸。此时，我才感到生活了整整五年的上海，在我心里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伏在船栏边，凝视着飞溅的浪花。天边，电光闪烁。看样子，暴风雨将来临。我不知道乱世香港会带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愁……

　　　　　　　　　　　　　　　 第一次后悔

　　邵仁枚比我早几天到香港。他亲自开着小轿车到码头来接我。那时，有车的人不多，会开车的人更少。因此，虽然他的车不算新，但他仍神气得很。

　　我被安排在九龙他自己的小公寓住下。两房一厅，比旅馆安静，就是一日三餐要凑合。好在附近大餐馆、小食店都有。

　　邵仁枚开车到白帝街。他指着一间很大的破仓库，得意洋洋地表示用它作摄影棚。我顿时感到寒心，也后悔香港之行。他的话，我几乎全没听见。

　　邵仁枚又带我去见一位从新加坡来的英国录音师，还看了他随身带的录音机。我们用英语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告辞了。回到住处，我推说头疼，没有吃晚饭就上了床。那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破仓库怎么能拍戏呢？”让人苦恼。第二天清晨，我们两人都还没有起床，突然听见敲门声。进屋的是普庆戏院的股东，一个打扮入时而又健谈的老太太。她是来商谈合伙拍戏的。我心里烦闷，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邵仁枚当然察觉到了。老太太走后，他正式请我吃中饭，可惜我已倒足胃口，海鲜进口也如嚼蜡。

　　　　　　　　　　　　　　　　哑炮开张

　　邵仁枚信心十足，拿了份不到千字的故事提纲要我筹备开拍。故事的大意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养母，怕受罪犯牵连而主动代养女撕毁婚约。故事陈旧，但带些反封建色彩。我只能勉强答应。邵仁枚不惜重金请香港名角新马师曾担纲；高价邀胡蝶影、叶弗着领衔。这部《并蒂莲》是我在香港放的第一炮，使人哭笑不得的是放了哑炮。这主要是由于拍摄影片的技术条件太差，人物形象看不清，人物谈话听不清。我很难过。邵仁枚还算讲义气，我们还住在一起。

　　邵醉翁也到了香港。他看了影片后，对我很同情，提醒邵仁枚今后拍片必须注意技术质量。他能以行家眼光作出公正表态，我心里很感激。

　　《白金龙》的男主角薛觉仙突然来找我。因为他正导演兼主演新片《肖郎君》。戏里他一人兼饰两角，还要相对握手。这个构思在三十年代属标新立异，拍摄难度相当大。他在创作遇到难题时想到我们在《白金龙》里的合作，非常认真地要我帮他解决，提出以联合导演挂名。

　　我则表示，挂不挂名我不计较。只要有新意，有难度，我就会全力以赴求成。我看了他的设计要求后，与摄影师交换了想法，研究了拍摄方案，特别是对技术处理思考很详细。我们统一了意图，才开始试拍。结果成功了，摄制组人人赞好。《肖郎君》的创新成功让我积累了经验，淡化了《并蒂莲》带来的阴影。

　　　　　　　　　　　　　 《糊涂外父》闪银光

　　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驻港代表毛裕茹兴冲冲地拿了个故事给我看。它描写糊涂外祖父把自己从小带大的外孙女许配给让人讨厌的男人，引出许多笑话。

　　我很喜欢那个喜剧题材，并且认为必须使它达到“在观众捧腹大笑中，讽刺现实生活里的不良倾向”的效果，展示影片最大的社会价值。

　　毛裕茹立即与我订合同，破例先付一半酬金。那时当导演，责任很重，合同规定在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违约就要赔偿。

　　“艺华”派小老板严幼祥到摄制组督管。他是“艺华”老板严春堂的儿子，曾经在《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等影片中负责制片业务，属有胆识、有远见、反应敏锐的行家，尤其懂得“要赚进，先付出”的生财之道，除了重金聘请红星紫罗兰、吴楚帆、林坤山、大口何等担任重要角色外，还答应我提出的租大观公司露天摄影棚实拍的要求，摄影机和录音机等也由上海运到香港。

　　“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决不是轻易能实现的。严幼祥主动从上海抽调30来个有拍片经验的人参加到摄制组各部门。导演要求，一呼百应。至今，我还怀念、感激这位懂行的制片人。

　　《糊涂外父》收到了我预期的银幕效果。观众在大笑中受到启发，大笑后有思索。据发行部门告诉我，有的观众看过十几次。它在南洋的发行收入甚至超过了票房价值奇高的《白金龙》。严幼祥和他的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虽然我并未因导演成功而多得分文，但是，我开始在香港站稳脚跟。《糊涂外父》接二连三为我赢得片约，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悄悄总结了经验，认为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演员个个闪光。尤其是饰外祖父的大口何，听名字就明白他的长相特点是嘴巴大。他的嘴巴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失去比例的特大，使人见了就感到奇怪。因此，他在银幕上一出现，观众就被震惊，就想笑。加上他很用功，演技自然朴实。他赢得了观众，征服了观众，是天生的喜剧演员。

　　《糊涂外父》的成功，为我奠定了在粤语片摄制中的地位。

　　　　　　　　　　　　　　　天有不测风云

　　赵树燊，这位旧金山华侨，与友人合办了大观公司，是懂行的制片人，还导演过影片。他看了我导演的《白金龙》和《糊涂外父》后来找我，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慕名，更是真心诚意来与你合作的。希望你能答应。”

　　这是我跻身电影队伍后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特别兴奋。他破例先签约，先付酬金，然后由我编导一部社会题材的粤语片。

　　正好，我手头搜集了一些香港“小人物”不甘受权贵欺压，联合起来反抗的素材。我直接写了导演分场提纲，取名《翻天覆地》。那时摄制影片，有本事的导演常常依据一个故事梗概就能进入摄影棚开动机器。我与沈西苓去影院看片研究时，养成了写分场提纲的习惯，重场戏还有分镜头，乃至勾勒出取景光线……

　　赵树燊特别赏识我的创作态度，看了厚厚一叠《翻天覆地》设计构思，立即催促物色演员和组织班子开机。

　　男主角邝山笑是广东人，一口流利的标准粤语。我看过他演的默片《璇宫金粉狱》，觉得他才气横溢，决定邀他担纲。女主角林妹妹是粤语片观众特别厚爱的，形象和演技都不错。

　　摄影、美工、录音……也都精心挑选。因此，开拍不久，舆论就接二连三地推荐、叫好。到摄影棚采访的记者不少。还没有正式招待新闻界，报刊宣传就开始热闹。众口断定《翻天覆地》上映会盛况惊人。赵树燊暗中乐开怀。

　　谁也想不到它正式开映的那天，香港碰到罕见的特大暴风雨，居民在家里戽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电影院！但是，每场还是都有男女青年在座。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十分纳闷，自怨影运欠佳。

　　赵树燊反而安慰我说：

　　“我的发行网点很多，香港不过是其中一个放映点。别的城市没有暴风雨，票房价值一定高。再说，暴风雨总是要过去的，以后会重新掀起看片热潮……”

　　他，作为投资者，比我看得更远更透。我们又信心十足，开始了新的合作。

　　　　　　　　　　　　　　“金牌导演”桂冠

　　《金屋十二钗》描写一位中年富翁已娶11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她们生活在豪华家庭里，物质欲望样样能满足，而精神世界十分空虚。整天吵吵嚷嚷，哭哭啼啼。丈夫周旋于妻妾之间。哄骗，责怪……各种花招耍尽。一个更年轻、更迷人的小姐又被娶为第十二个妻子。新娘子有位“表兄”常来作客。谁也没有想到这对“表兄妹”是来富翁家谋财害命的。结局是一幕大悲剧。

　　编剧李涤凡，是中学教员。针对当时香港一夫多妻制现象，他写出这个剧本，揭露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赵树燊很喜欢它。我反复读了剧本，觉得取材新颖，主题鲜明，决定定为“警世性社会片”。如果单纯揭露，会有宣扬的负面影响。我强调的是要真正有内涵，有分量，要有社会价值。

　　赵树燊听了我的构思，大为赞赏。他说：

　　“相信你会把影片拍得又好看，又卖座，又有社会价值。”

　　摄制组里演职员属精选组合。富翁由风靡粤语观众的邝山笑担任。12位妻子的扮演者中有享誉港澳及东南亚、北美等华侨集中地的当红影星。如黄曼莉，她出生在香港，就读于香港庇理罗士女子师范学校。30年代初就参加影片《江湖廿四侠》演出，共7集，该片卖座极佳。后来接连主演《玉连环》（上、下集）、《为谁牺牲》等几部影片。那时，香港和海外观众常常冲着明星购票。20岁出头的黄曼莉拥有许多崇拜她的影迷。还有一位新星陈云裳，当时刚16岁，清纯、机灵，会跳舞。她虽然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露过脸，但像《金屋十二钗》中这样重要的角色，还是首次遇到。她适合演戏里的人物，戏也成就了演员。陈云裳一鸣惊人。

　　这部影片里不仅有12位美丽女星，有扣人心弦的矛盾纠葛，有生与死的残酷陷阱——更重要的是揭露了社会的腐朽阴暗，对那些依仗财势、贪图享乐的人是辛辣的讽刺，是严重警告。随着情节发展，影片还配了抒发人物内心活动的插曲……

　　影片公映后，达到了我构思中的良好愿望，得到舆论好评，受到观众欢迎。赵树燊乐滋滋地告诉我：

　　“感谢你为‘大观’拍了这部好影片，为‘大观’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金屋十二钗》在好几年里卖座率都很高。有的发行网点放映好几次。都场场爆满。

　　众口盛赞“汤晓丹是金牌导演”。《白金龙》、《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这几部影片的上座率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很高，但我并没有比合同所规定的多得分文。

　　1991年，我在澳大利亚碰见几个移居那里的香港老影迷。他们谈起《金屋十二钗》时，热情不减当年，绘声绘色介绍自己排队购票和看影片时的激动。称赞邝山笑演得好，死得惨，还同情作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12位妇女。其中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老人感触更深：

　　“当年，我就是为了陈云裳这颗新星去看《金屋十二钗》的。以后，只要是她主演的片子，一部不漏，反复看几遍。”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匹夫有责






匹夫有责

　　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香港人民心中的复仇怒火熊熊燃烧。

　　我是“华南电影赈灾会”发起人之一。这个自动组织的民众团体，展开了宣传、义卖、义演；还由在港的电影公司老板们出资、影人们义务劳动拍摄《最后关头》纪录片。这些都展现了香港影人的巨大抗日热情。

　　《最后关头》由苏怡、高梨痕总负责。苏怡比我年长10岁，高梨痕又比苏怡年长10岁。苏怡是我的兄长，高梨痕则可以说是我的前辈。高梨痕20年代就投身电影业，是集演、导、编于一身的全才人物。他们两人，在香港都有威信。他们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带着摄影小分队拍摄学生甘洒热血为祖国的镜头。后来我看完成片，发现我们拍的镜头使用率很高。因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十分动人，我们在拍摄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当然，工人、农民、商界、市民等的爱国行动也很感人。

　　《最后关头》是纪实性黑白片，描写一群大学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各阶层民众中宣传团结抗日的故事。我拍摄的学生素材，实际是一条主线素材，所以我们拍得多，苏怡等在汇总编辑时用得也多。

　　记得80年代，香港电影界的老合作伙伴官文清和吴楚帆相继来上海，他们约我去下榻的上海大厦叙旧时，还记忆犹新，谈起我们都满腔怒火投身摄制《最后关头》的情景。大家都说“无愧于那个动荡的灾难年代”。

　　回首往事，能自我感觉无愧，实属不易。

　　　　　　　　　　　　　　　　见机行事

　　我要求作风正派、有艺德、有才气的编剧蒋爱民根据我的设想写出《上海火线后》电影剧本。这将是一部投资大，费时长的影片。我只有等机会向老板提出。说也正巧，上海魏紫波女士率梅花歌舞团去南洋演出归来，途经香港时，与大观公司签约将她们全部歌舞节目拍成“国语”和“粤语”两个版的影片。签约双方都要求汤晓丹导演。

　　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我对大观老板说：

　　“如果能投资拍摄《上海火线后》这样一部抗日题材影片，我会愉快地拍摄歌舞片。”

　　于是，我很快就得到允诺。

　　那时拍摄两个版，只有拍两次。因为还没有发明配音译制工艺。我决定粤语版女主角由陈云裳担任。她的歌舞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国语版的演员则为原梅花歌舞团的成员。两个版分两次拍摄，都取名《舞台风光》。魏女士本人纤弱，感情极丰富。她看完成片，赞不绝口。老板也很高兴。他们预测那部影片在海外收入一定可观。

　　歌舞团的成员们在与摄制组话别的酒会上，个个哭得像泪人儿，惹人怜爱。魏女士一边擦眼泪，一边小声对我说：

　　“可惜呵！我们经费困难，回上海就要解散了！”

　　我也鼻根发酸。建一个团不容易。值得安慰的是，《舞台风光》为她们留下了人生征途上的可贵足迹。

　　　　　　　　　　　　　　 抗日题材人人喜

　　《上海火线后》的拍摄，十分艰苦，是我进入摄影棚碰到困难最多的一部。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开镜后才发现许多困难还是事先无法估计到的。尽管如此，大观公司老板还是烙守君子协定，没有丝毫责怨或催促。

　　摄制组进度受阻的最大原因是烟火与人物动作配合困难，要试许多次才能提心吊胆开机。当时香港政府规定任何单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持枪，更不允许实弹发火。我看过苏联片《夏伯阳》，对它的巨大震撼力印象很深，便自己开动脑筋进行各种试验，根据需要搞烟火设备。我们都悟到了构思是新的，但要实现新的构思却是难的。搞烟火试验免不了要被烟火烧伤，但大家劲道仍然很足。因为，每个人都自觉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表达自己的抗日热情。

　　《上海火线后》的男主角李清原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上海参加过《生死同心》影片摄制，与阳翰笙、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结下友谊。到香港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摄《血溅宝山城》，请他主演，他刻画的银幕形象朴实动人。他对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正做到不厌其烦地配合烟火部门。《上海火线后》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新意，而这要归功于李清。

　　女主角白燕，生得端庄大方。她的一生主演了300多部影片，属中国女明星中艺术生命力最强者之一。记得1957年我国文化部颁发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时，白燕因主演《春》，获个人一等奖，我们还握手互相祝贺。后来，我听说她出版了自传《锦绣青春》。我想，书中对我们合作的《上海火线后》会有记载。她演得情真意切，拥有了自己的观众。从那以后，她扶摇直上。300多部影片中不乏制作严肃的好影片。

　　《上海火线后》，老板投资多了些，资金周转的时间也慢了些。但是，由于精心制作，它不仅在港、澳等粤语流行的地方大受欢迎，而且在南洋、北美的华侨集中地上座率也很高。这时，电影公司老板发现抗日题材同样可获高额利润，而且名利双收，所以又与我签了新合同。

　　　　　　　　　　　　　　　　轰动效应

　　因为有了《上海火线后》的摄制经验，《小广东》的拍摄难度就小多了。该片描写我国南方活跃着一支游击队，队长是威震远近的小广东，他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接触到的一个新名词。它包括许多深奥的内容。我通过阅读书报、翻阅资料，了解世界范围内的斗争情况，力图使银幕上的游击队长真实感人。

　　香港报纸称赞《小广东》反映了游击战争的情况，对我的创作激情更加推崇。在大观公司，我又导演了《民族的吼声》。它描写香港奸商与内地武装司令勾结，偷运军需原料卖给日寇获暴利，最后被游击队截堵，受到惩罚的故事。它也表现了香港工人和劳苦大众团结对敌的高涨热情。

　　香港《华商》日报连续两天刊登《民族的吼声》广告：

　　“……有弥天烽火，有惨痛流亡，有患难相助，有荒淫无耻，有贪污走私的败类，有慷慨起义的大众。”

　　“发出全民族反侵略的吼声！昭示青年救国的光明路向！”

　　一位可亲可敬的观众在90年代初把这则珍藏的广告送给我，勾起我温馨的回忆。《民族的吼声》当时得到众多赞扬和高度评价。蔡楚生写文章说：

　　“……在争民主的浪潮正在继续增长增高的今日，我们能看到像《民族的吼声》这样适应‘时事’需要的制作……真不知该如何表示兴奋！”

　　“作者始终面对现实，勇敢地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而这些也就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想言，所想为的——这作品正喊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导演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优异的收获，他使一些说教的枯燥场面，演得那样流利活泼，既不流于为娱乐而娱乐的闹剧，又适当地传达了作者所企图反映的旨趣。无疑，这是一种使作品容易接近广大群众的方式，但假如操纵得不好，那是很危险的。在这戏里导演对这方面的努力算是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境地。”

　　蔡楚生不仅对《民族的吼声》有这样高的评价，对我个人也极有好感。他曾多次对人说：“汤晓丹是最懂镜头艺术的导演。”当时，香港的电影，尤其粤语片，仍有恐怖片、神怪片、色情片……不断投入生产。所以蔡楚生会高呼：“希望全华南的电影工作者来一个进步电影大竞赛。”这里，我特别怀念与我一起创作《民族的吼声》的演员张瑛、冯峰、王莺、陈天纵，监制人赵树燊等。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在厦门读书时就表现在行动上了。我付出了代价。如果说当年我是把自己的仇恨用标语贴在墙上、用漫画发表在报上，那么，这时我把它体现在银幕上。抗日三部曲是它的延伸发展……

　　在回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电影界的所作所为时，我感到特别兴奋、自豪的是，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共同完成的《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三部影片（我把这三部影片定为“抗日三部曲”），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摄的《血溅宝山城》一起，都载入了电影史册。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几小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对日作战。香港立即受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我居住的九龙尖沙咀，房屋倒塌，血浸尸骨，伤者哭声揪心。后来，进攻和反击的拉锯战就在我家所在地带展开。我只有躲在屋里听天由命。

　　当英国驻军撤退到总督府高地时，日军丧心病狂地冲进医院，用机枪扫射病员，轮奸妇女……

　　日军的大炮就安置在我们住屋楼下。我们处在双方火力夹击中。

　　只有冲出火海，才能有生路。我第二次冒着日寇的炮火死里逃生。当我跑到制片人王鹏翼家时，他们全家都惊傻了，不相信我能活着站在他们面前。战火持续了近20天，香港才沦陷。王鹏翼家储粮不多，又无处补充购买，大家商量每日进食两顿，半饱活命。拖了3个月，最后没米下锅，我很过意不去。

　　一天，王鹏翼邀我外出看朋友家怎么度日。我不肯，他只好独出独回。原来，人家早已开始吃救济米了。第二天，他硬拉我陪他去办申请手续。地点在白帝街一幢两层楼房里。主管叫洪仲豪，专门为电影同行办事。他也是一位导演，我与他平日无来往，突然向他开口要粮，心里很不乐意。他在人堆中忙碌，我老远站着。发现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便问王鹏翼：

　　“你不是说全是电影同行办申请吗？怎么没有熟人？”

　　王鹏翼笑着回答：

　　“可能爱面子，都叫家属来。”

　　立刻，我感到羞愧、气愤，暗暗自责：

　　“早知今天要用这样的方式还米债，我宁愿饿死……”我仍然站着不动。王鹏翼也停在我身边。

　　洪仲豪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热情地走过来问：“领粮吧？那边请！”

　　办事员是为我的戏写宣传稿的潘培元。他当然格外礼貌。他反复看手上的簿纸，说：

　　“怪了，您名下的米怎么早被人领走了呢？”

　　我本来就不愿领什么救济米，潘培元的话反而使我高兴。我马上退出领米行列。

　　王夫人看见只有自己丈夫背回大米，脸色微显不悦。我故作不知，心里盘算着另找友人家栖身。

　　　　　　　　　　　　　　　拒绝说日本话

　　不知南洋影片公司老板之一的邵邨人怎么打听到我住在王鹏翼家，派人来请我去吃饭。我与邵邨人无论在上海和香港都无个人交往，仅合作过一次。那就是摄制《一个女明星》时，他是编剧。我在香港与南洋公司的合作，都是通过制片人王鹏翼。兵荒马乱时刻请我吃饭，我很纳闷，当场就谢绝。

　　王鹏翼拉我到里屋劝说：

　　“去看个明白再拒绝也不晚。”

　　走进邵家门，看见邵邨人和两个日本军官在喝酒。他见了我急忙站起，出奇地热情。他说，两个日本军官是隔壁兵营的队长，为他家送来了大米。请日本客人吃饭，要我当翻译。

　　我平时能讲流利的英语，确实也会说几句日本话。不过这时，我很恶心，截铁斩钉回答：

　　“我不能说日本话。”

　　邵邨人有点惊诧反问：

　　“你不是去日本留过学吗？”

　　“你错了，我不是留日学生。我不能说日本话。”

　　我两次强调“不能”两字，我觉得用这两个字比用“不会”更恰当，更有分量，更能表达我心中的怒火。

　　邵邨人有点尴尬。他请我坐下喝酒。我礼貌地告退。

　　　　　　　　　　　　　　　不与日寇合作

　　1942年夏天，香港日军报道部发请帖邀我去著名的半岛酒店顶楼餐厅赴宴。我思考再三，壮着胆了去观察动静。我有意晚一点到。看见还留在香港的影剧界名人梅兰芳、胡蝶、金焰、高占非、王人美、吴永刚、王元龙、薛觉仙、谢益之等大约30人已先到。

　　日寇在香港的头目矾谷廉介和其他几位军官神气活现地介绍他们的“胜利”，表示对香港“施仁政”，希望大家“安心在香港发展中日文化”等等。薛觉仙这位粤剧名人发言答谢。

　　日本军官们围着电影皇后胡蝶敬酒，对电影皇帝金焰就没有那么“热情”。

　　翻译和久田自称中国通。普通话、广东话都很流利。他端着酒杯走到我们这边，逐一举杯时间我：“过去在哪家公司？”我吱吱唔唔不作答。同座的谢益之插嘴道：“他是最红的粤语片导演。”可能正是这句话，给我日后带来了麻烦。

　　过了个把月光景，和久因举行茶会。地点在香港皇后道娱乐电影院对面七层高楼茶厅。应邀出席者只有电影界的演员、导演和制片。我仍然有意晚到。比我先去的有吴楚帆（演员）、莫康时（导演）、王元龙（演员兼导演）、陈皮（导演）、严梦（导演）、王鹏翼（制片）、谢益之（制片）……

　　同行三三两两小声交谈。和久田顺势表示以后要多举行茶会联络感情。我心里总有不祥预感，只与邻座的吴楚帆闲扯了几句。

　　我的预感是对的。日本侵略军头目计划拍《香港攻略》。编剧陶山铁是日本人。和久田出面邀请我导演。谢益之还从旁劝说。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决定是少数人先商量过的。我就说：“编剧写出剧本再说。”和久田与谢益之都以为我已同意，面带喜悦问：

　　“有什么具体要求？”

　　“等看了本子告诉你们。”这是压住心头烦乱的搪塞回答。

　　　　　　　　　　　　　　　　走为上策

　　回到家里，心乱如麻。事情发生得大突然。摆在我面前的是“去和留”的选择。我是一个中国人，两次受日寇战火袭击死里逃生。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正受着日寇铁蹄践踏，我能昧着良心为敌人歌功颂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作出了尽快逃出虎口的决定。这个打算，只能悄悄与王鹏翼商量，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

　　王鹏翼知道有地方办回乡登记后，我立即用叶圣哲的化名去领了介绍购买船票的条子。

　　临行前，我给和田久简单写了几句，说因母病回原籍，恕不参加《香港攻略》摄制。贴上邮票，请王鹏翼等我到了广州湾后再发。我不愿因为我的出走殃及别人。

　　码头上查票很严，我混在还乡的难民队伍中，心里一直担心被人发现。船离岸，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难民生活






难民生活

　　到广州湾后，才发现地方小，集聚的难民多，生活消费高。最初几天，我住在一家小客栈，后来经友人介绍搬到片商朱少梅的发行所寄宿，用不着付房费，这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那里房间不大，除两张木板床（住着我和冯文伟）外，还堆满了片盒子。每天，我还卖力为他们搬进搬出。冯文伟原是在学青年，香港沦陷后流亡到广州湾学影片发行混饭吃。他的父亲原是香港精益眼镜公司老板。富家少爷能在国难当头自食其力，难能可贵。我和他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在广州湾进退维谷，我们决定赴桂林。除我和冯文伟外，还有朱少梅离开广州湾时委托的代理人老陈。几部老片子雇三个人挑着，最初150公里全是坑坑四四，迈脚困难。可能是防止日军进入，政府采取焦土抗战策略，自己炸毁了公路。停停走走，耗时4天。还算幸运，没有碰到敌机。麻烦是过当地机构设的关卡，要排长队。老陈为争取片子通行，还要察言观色，但即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被敲竹杠。

　　沿途，扶老携幼逃难的人太多，吃住难解决，我们只好在小客栈门口坐靠过夜。肚子饿不说，蚊子大得让人吃惊，被叮上一口，就是一个大红包。经过苦熬跋涉，才在玉林朱少梅发行处小屋内的木板上躺了一夜，算是舒舒服服睡了个党。

　　从玉林到桂林，还要乘联票长途车。车内人挤人，车顶堆满乱七八糟的行李包，车子严重超载。开车后才发现全是又窄又曲的土公路。来往车辆多，经常堵上一两个钟头。我就闭着眼睛。不见不急。

　　所谓联票车，是指途中还要换车。到柳州，换的是火车。大家站着，脚碰脚。7月的太阳，烤得车厢滚烫，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与猪为邻

　　桂林的房荒更严重。逃难的，转道的，做生意的，支前的，撤退的，……反正到处是人。朱少梅夫妇是最早到桂林的，也只住一间小屋，还兼营发行业务。我当然只好另寻栖身所。不过第一天晚上还是挤在他们的小屋里。

　　桂林马路上有许多字迹歪斜的招租条子。我找到一家最便宜的房子。那是用木板搭的腾空吊脚小木屋，隔成四小间。每间小屋里面放一张单人竹床、一张竹小桌。门很小，侧身才能进出。四户都是独门进出。我很满意，当场预付他们规定的三月房租。过了个把星期，四户都住了人家，才发现上当。

　　原来房东在建屋时就异想天开，上面住人，下面养小猪。人猪同宿仅一板之隔。臭气熏得人头晕不说，小猪日夜咕噜不停，更让人心烦。四个逃难青年，原想省钱，结果得不偿失。向房东抗议，他应之以嘻皮笑脸，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归侨补助

　　离开广州湾的时候，我还领到一张归侨证明。因为我在香港住了9年，属合法的香港居民。①拿着那张归侨证明到桂林找欧阳予倩签字可以领10元补助。这对逃难者属雪中送炭。那时，欧阳予倩是广西艺术馆馆长，兼职多，社会活动更多，找他不容易。我跑了好几趟，才见到他。

　　①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同胞，而不是侨胞。

　　当我把申请补助的证明送上时，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热情与我握手。他关心我在桂林的食宿，还叮嘱我有事可随时找他。他是艺术界的前辈，比我长二十来岁。尽管初相识，但他的平易近人。热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不放，告诉我夏衍、田汉都在桂林，希望我与他们多来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田汉的赞扬

　　田汉家离欧阳予倩办公处不远。我去他家时，屋里有许多客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上海匆匆相聚已过去十几年了，但他却记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说：

　　“感谢你把自己的写字台让我用。”

　　他很关心香港同人的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拒绝与日寇合作拍片才逃离的时，大声赞扬：

　　“有骨气，有中国人的骨气。”

　　他有事要外出，但不让我走。大声对着楼下喊：

　　“孟超，快上来帮我接待客人。”

　　孟超像待老朋友一样，请我到他家吃中饭。孟夫人很贤惠，教我如何躲警报。

　　告辞时，他说要给我戏票。我一时高兴，忘了自己与猪为邻，不让友人进屋的打算，把地址给了他。

　　　　　　　　　　　　　　　 孟超的关照

　　孟超捂着鼻子走进我的小屋后连说：

　　“这个地方太差了，太差了……我帮你换个地方。”

　　我赶忙婉言谢绝，因为我已预付了房租。不住到期，我是不会搬的。

　　桂林住了不少艺术团体，不断有剧目上演。不过戏票很紧张。孟超也在艺术馆工作，兼管剧团，所以经常有票子。我有的是时间，这正是熟悉各种艺术的好机会。孟超给我票子，我从不放弃，也从不迟到早退。

　　　　　　　　　　　　　　 司徒慧敏的友情

　　因为住的条件太差，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摊、书店度过的。没有钱买书，站着翻翻，也是一大乐趣。有天傍晚，我刚从书店出来，迎面碰上司徒慧敏。

　　“正在找你。”他边说边拉我去他家。

　　他的妻子邓雪琼很能干，先他到桂林，在热闹的中山北路开了家儿童服装店，靠它维持全家生活，接济过往难友。司徒慧敏要给我钱，我没有收。我告诉他：

　　“我替新华电影院绘幻灯广告，微薄收入够糊口。需要时再来向你要。”

　　司徒慧敏很了解我，器重我。他安慰我说：“打倒日本鬼子后，我们会好起来。”

　　在他家吃过晚饭，我们又去了蔡楚生家。他住的是土瓦房。见了我，仔细问香港沦陷后的情况。原来他正在编话剧《香港的早晨》。我把他走后日军到处搜寻他的传言告诉他时，他仰头大笑。这是胜利者的笑。

　　他把自己写作的构思讲给我听，希望我能帮助他提高。他认为我在香港的时间长，更了解各种人物。我当然尽力向他提供参考意见。

　　《香港的早晨》在桂林上演时，十分轰动。购票队伍排得很长。它表现爱国侨商在香港沦陷后十天十夜的苦难遭遇，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又歌颂了爱国者的正气。

　　我在桂林一住就是一年多。这是真正的难民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山城的雾






山城的雾

　　苏怡带着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的防空》摄制组到桂林拍外景，不幸重病住进医院。我要去看他，医生不让看。我只好托人带口信。几天后，他的摄影师找到我说：

　　“苏怡征得厂长同意，清汤晓丹代导演。”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立即跟着摄制组小分队上路去贵阳，以至于来不及向亲朋好友打声招呼。上了汽车，我才从同行的几个人口里得知，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里有导演史东山、郑君里等，演员舒绣文、陶金等，摄影师吴蔚云等。它拍了《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等受观众欢迎的抗日题材影片。

　　到贵阳后，6个大男人连同笨重的摄影器材一起挤在一个大房间里。蚊子多极了，要不是白天拍戏太累，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据说就是那么一间屋子，还是由专人预定的，要是临时去，就只能露宿室外。这就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大人物”上镜头

　　由贵阳到重庆，全是蜿蜒的山坡公路。破烂的长途车在布满大坑小洞的土公路上摇来晃去，震得人脑子巨痛。

　　我们到了重庆，苏怡还没有到。我认为应该与他见个面，了解他的全部构思后再行动。我们只好先作些应该作的准备。底片冲洗后，我们没有作任何加工，等苏怡看了再说。内景戏还是照计划进行拍摄。

　　有一场指挥所的戏，拍摄前碰到的小插曲，是私营厂见不着的。它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开机前一小时，负责联络的人突然反映，所有指挥所官员都要求上镜头。他们可否上镜头，这是我无法决定的，便停下来等厂里研究妥当再开机。

　　第二天清晨，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比我们摄制组的人都提前进摄影棚，问这问那，叮嘱不能出差错。我立即意识到有大人物来。

　　不出我所料，重庆卫戍司令贺国光全副武装进了棚。他的出场，使头一天要求上银幕的小指挥官统统躲到墙角当“临时警卫员”了。这个高明的点子，不知是联络员献上的，还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想出来的，抑或是贺司令毛遂自荐？

　　摄影机对着他长时间转动。全景、中景、近景都拍过了，他意犹未尽。厂长叮嘱，保险起见，多拍一条。

　　贺司令走了。我悄悄自问：真的空袭时，不知他躲到哪个安全地方去了？

　　大官出场小官退。我第一次碰到。

　　不久，日机又一次来重庆大轰炸。市区有个大防空洞口被炸中，躲在里面的人被浓烟呛死、闷死、挤死……惨得很。可惜我们没有抢拍到，否则，真实的镜头加在影片里是对日军暴行的最有力揭露。

　　《中国的防空》在1944年上映。观众争先恐后进电影院，主要是想从中学些防空知识。这也算是我到抗战大后方后所做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苦恼里挣扎

　　我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集体宿舍楼，与演员寇嘉弼合住一间。战时的重庆，挤了那么多全国四面八方去的男女老少，房荒特别严重，我有固定的住屋，算不错了。只是伙食太差。饭堂吃的都是调拨军米，里面掺着大量沙子，拣不净、嚼不烂、咽不下……我只好三餐靠小摊。一个月的薪水，半个月用完。后来，我减少进食次数，有时一天两餐，有时一天一餐，倒也凑合下来。

　　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目的，是找机会拍片子。眼看史东山。何兆光等导演一部接一部开动机器，我的心态极不平衡。于是，静下来编了个《模范县长》电影剧本。剧本描写某小县新县长上任，发现老县长勾结恶势力残酷欺压百姓，百姓流落外地乞讨度日。年轻的新县长在展开斗争的同时，组织围县民众生产自救，形势转好。这是虚构的故事，也寄托了我的向往。可能因为里面带刺，它被否定了。

　　我们编导委员会办公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直空着。我便到图书馆或美国新闻处去借了英文杂志或电影技术刊物，将其中可供日后参考的文章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留好。这样，既可以积累知识，又有了精神寄托。

　　那时，我们隔壁办公室是技术课。课里有位年轻的四川姑娘，刚出学校门，还带着些学生味，好学，也来学打字。不过她的目的不同，是想多一门本事以方便日后就业。有的文章，我就由她代打。她打得慢，但不出错，因为她在校时也学过英语。

　　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蓝为洁。我们是以英文打字机为媒走到一起的。我特别怀念那部旧打字机，后悔没有把它作价买下。

　　　　　　　　　　　　　破日本间谍网大快我心

　　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给了我一个电影剧本《大同之路》。剧本描写年轻警官就职不久，就碰到一桩恶性案件，军用电台遭毁，团长被杀身亡。侦刑队长下结论为“情杀”。年轻警官认为疑点太多，于是展开调查，结果是日本间谍所为。最后将暗藏的敌人一网打尽。

　　这个本于，属情节戏，写得结构紊乱，但是它的主题是打击日寇。我心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存着不共戴天仇恨，所以向厂长要求，请演员寇嘉弼执笔重新编写，同时表态，如果能这样，我愿导演。

　　寇嘉迅与我同住一房。平时谈吐时流露出相当水平。他不负大家期望，完成了编剧任务。摄制组成立，大家建议把剧名改为《警魂歌》。在重庆上映时就叫《警魂歌》。1946年到上海后，发行商为了票房收益改名为《敢死警备队》。此片公映后，它的男主角王豪很受欢迎。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敢死警备队》在全国发行。王豪受到惊人的崇拜。他两年内主演了12部影片。其中有一部叫《神出鬼没》的片子，王豪饰的国民党间谍和陈燕燕饰的日本间谍，爱恨交织地搏斗一番后，女间谍死于男间谍怀中。男女主角弄假成真，开始了夫妻生活。因为陈燕燕是影迷们熟知的红星，比王豪年长，所以影人圈内外沸沸扬扬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闲话。

　　解放前夕，王豪去了香港。在香港30年里，主演了70多部影片，导演了10多部影片。担任过香港影剧自由总会主席。后来改行经商。据台湾来的友人说，王豪是从《敢死警备队》开始崭露头角的。因为那部戏的角色，很适合他的形象和戏路。女主角康健，则改行当了国画家，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也算风云人物。

　　　　　　　　　　　　　　导演话剧《原野》

　　在重庆三年，我除了协助苏怡完成《中国的防空》和导演影片《敢死警备队》外，还第一次导演了舞台名剧《原野》。导演《原野》的经过，很有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汇集山城的抗日大军纷纷离渝。本来挤满人的宿舍楼房间，大都上了锁。我也心急如焚，苦于找不到车。船、机票，只好安心静等。当然，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有位叫朱治格的片商，心血来潮，要把滞留重庆的演员组织起来上演《原野》，演员又推荐我去导演。它的演员阵容很强。黄若海饰仇虎，陈天国饰焦大星，李健饰焦大妈，刘琦饰金子。排戏过程中，我对嗜酒成性的陈天国说：

　　“你很有艺术激情，是个好演员。这次，少喝点酒，让每场戏都成功。”

　　他风趣地回答：

　　“奉汤导演命，暂时戒酒。不过戏演完了，你要请我喝好酒，醉了，我也不会打你。”

　　他说到做到，塑造的舞台形象很成功。他不喝酒时的献身精神很让我感动。陈天国原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到上海，与金焰、刘琼等交往，结下深厚友谊。抗战开始后，他随影人队伍经武汉到重庆，是当时的红小生。主演影片《好丈夫》、《塞上风云》等后，舞台成就更大。蔡楚生在构思《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心目中的男主角张忠良就是陈天国，只是在谈酬劳时没有成功才改请陶金的。后来，陈天国的命运悲惨。电影圈中不少人暗中同情这个硬汉子性格的好人。

　　《原野》上演，苦了我这个导演。我要求渲染爱情借以增强反封建意识，对此演员们都能理解。同时我还要求扩大舞台效果，这一点就难达到，因为行家们都离开了重庆。我只好兼管舞台设计和照明两项繁重而具体的工作。好在我是采取真心实意地帮助而不是责怨的态度，所以一部戏完成，与大家都交了朋友。

　　《原野》轰动了山城。舆论好评不断，放映时场场爆满。观众随舞台活动深入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中，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我坐在观众席中，既感成功的喜悦，又觉美的享受。

　　《原野》的酬劳，仅够改善几天生活。我们为如何离渝而焦虑时，中国电影制片厂有个摄影师李荫承包了一部描写孤儿院生活的纪录片《烽火幼苗》。他请我导演。我提出不要酬劳，只取一张到上海的机票。主办单位属重庆市政府管辖的一个社会服务部门，因此一口答应。这张机票对他们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对我来说却如同久旱逢雨。

　　这样，我在完成影片后才离开了生活过三年的重庆。飞机起飞后，我才发现，我的内心对山城是多么留恋。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曙光来临






曙光来临

　　我离开上海整整12年。12年里，我与第二故乡上海一样，都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我们都像当年一样堂堂正正地站立着。我为此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那时上海的房荒更严重，没有金条顶屋子，就难觅栖身地。幸好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子把他在集体宿舍堆放东西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住。它不大，朝南，还有小阳台。虽然四壁空空，但足以暖人心。

　　徐昌霖写了个《天堂春梦》的剧本，让我看。它很让我激动，加上在重庆与徐昌霖闲聊时就有过找机会合作的口头协定，我们两人便一起谈设想。

　　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场长徐苏灵看了本子后，虽然也想自己导演，但仍忍痛割爱而与我签约。至今，我仍感激他的帮助。

　　《天堂春梦》写一位建筑工程师负责修造了许多高楼大厦，自己却无家可归，最后带着家人走向茫茫远方的故事。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全组演职员全力以赴。尤其是一台演员非常出色。石羽饰工程师，朴实而有智慧；路明饰妻子，贤惠大方；王苹饰母亲，善良明理；蓝马和上官云珠饰一对奸商夫妇，恰到好处；刘琦饰情妇，妖艳无比……

　　它上映后，舆论高度评价，田汉和梅朵都发表诗文，称《天堂春梦》揭露了时弊，是一部好影片。当时《新民晚报》有位年轻记者王戎评论：

　　“出乎意外的，我深深地感觉到，它的成就超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是抗战胜利以后国产影片中优秀的一部……导演有着像《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同样的严谨和周密的态度。但它超过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是，它不过火夸张，使这部戏贯穿着和透露出淳厚的人情味：朴素和柔美，形成了这个戏独有的风格，完成和奠定了它在艺术上的价值……”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锋芒毕露的青年王戎吃过大苦，受过大难。他感触很深地对我说：

　　“史东山是我的恩师，他看了我的评论大动肝火，以致以后再没有见面就天上人间两隔离了。”

　　史东山也许不习惯于指名道姓的评比。但我想，如果史东山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与王戎重归于好，因为生活的教训远远胜过几句评语。

　　1949年的春天，上海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们心里七上八下。我接到一个去兰心戏院开会的通知。进了门，看见吕复、周信芳、黄佐临、金焰、秦恰等已在座。

　　吕复上前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

　　“上海快解放了，欢迎你！”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看到了黑夜中出现的曙光，它将照亮我创作道路上的锦绣前程。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走上大路斗志昂






走上大路斗志昂

　　从50年代开始，我一直感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怒海轻骑》、《红日》、《水手长的故事》、《南昌起义》……一部接一部，都是我喜欢的军事题材影片。它们的创作有极大的难度，但很有前途。舆论封我为“不穿军装的将军”，这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当然，《沙漠里的战斗》、《不夜城》、《傲蕾·一兰》、《祖国啊，母亲》、《难忘的战斗》等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影片的拍摄，我也满怀激情，呕心沥血。我导演的影片多次荣获政府奖，我个人获1949—1956文化部颁发的导演一等奖，专家评的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廖仲恺》）。

　　人民给了我“电影艺术家”的称号，党和政府给了我“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与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获得的荣誉相比，曾经受过的屈辱，战争、灾难对我的威胁，都算不了什么。

　　回首影坛往事，我自幸、自慰、自豪……

　　回首我的一生，无憾、无怨、无悔……

　　现在，让我感到最大满足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汤沐黎、汤沐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凭自己的游泳本领顶风破浪，奋力拼搏，终于自由自在地邀游在世界艺术海洋中。他们有中国人的风采，有中国人的脊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附：汤晓丹电影创作（导演）主要作品年表






附：汤晓丹电影创作（导演）主要作品年表

　　1932至1933年　《白金龙》上海天一、南方影业公司，《飞絮》、《飘零》上海天一影业公司

　　1934年　《翻天覆地》、《糊涂外父》香港艺华影业公司

　　1935年　《金屋十二钗》香港大观声片公司，《花开富贵》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36年　《时势造英雄》香港南粤影业公司，《有女怀春》香港南粤影业公司

　　1937年　《闺怨》香港南洋影业公司，《再生缘》香港南洋影业公司

　　1938年　《舞台风光》香港大观声片公司，《上海火线后》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39年　《小广东》香港大观声片公司，《嫦娥奔月》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40年　《民族的吼声》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45年　《警魂歌》（又名《敢死警备队》，1946年在上海才改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1946年　《天堂春梦》上海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

　　1947年　《囗凤记》北平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场

　　1948年　《万象回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上海）

　　1949年　《失去的爱情》上海国泰影业公司

　　1950年　《胜利重逢》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2年　《南征北战》（合导）（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4年　《渡江侦察记》（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导演一等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5年　《怒海轻骑》（合导）东北电影制片厂

　　1956年　《沙漠里的战斗》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7年　《不夜城》江南电影制片厂

　　1958年　《卧龙湖》江南、安徽电影制片厂合拍，《英雄交响曲》天马电影制片厂

　　1959年　《钢铁世家》天马电影制片厂

　　1962年　《红日》天马电影制片厂

　　1963年　《水手长的故事》海燕电影制片厂

　　1976年　《难忘的战斗》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7年　《祖国啊，母亲》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9年　《傲蕾·一兰》（获政府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81年　《南昌起义》（获政府奖）上海电影制片厂

　　1983年　《廖仲恺》（获政府奖，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珠江电影制片厂

　　1985年　《肖尔布拉克》（艺术顾问）上海电影制片厂

　　1986年　《荒雪》（总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

　　　　　　　　　　　　　　　　　　　　 （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供稿）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今日辉煌






今日辉煌

　　从1922年美国有个叫迪斯尼的人制作动画片开始，70多年来，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白雪公主》、《灰姑娘》等，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要算1995年9月下旬，美国迪斯尼水上世的《美女与野兽》在上海体育馆演出时的情景。报上醒目宣传：

　　　　新奇布景华丽壮观

　　　　水上技巧美妙绝伦

　　　　一旦观看终身难忘

　　于是，观众不顾票价昂贵，纷纷携儿带女进体育馆。顿时街谈巷议，口传笔荐。人们对迪斯尼那些大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和精良制作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有一位好朋友，一向冷眼看世界。她略带气愤地表示：

　　“大把大把的钞票让别人赚，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会创奇迹。”

　　她说对了。比《美女与野兽》掀起热潮早半年——1995年3月，美国迪斯尼艺术中心的大艺术家们比上海观众更虔诚、更火热地到处寻找中国画家汤沐黎，邀请他去佛罗里达州作学术演讲，希望听取他的新鲜看法，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即将投产的新剧目《花木兰》的质量。顿时，汤沐黎（MUIJ TANG）引起了震惊。

　　　　　　　　　　　　　　　 震惊的由来

　　原来在美国迪斯尼艺术中心的创作规划中，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传奇事迹被列入了摄制计划。那些艺术家们一丝不苟地搜集资料，扩大自己的创作视野。突然他们翻到1981年中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过的油画《霸王别姬》，大家认为那幅油画构思新颖，技艺精湛，取材于史实，可供他们借鉴。于是决定尽全力找到这幅画的作者汤沐黎。寻找的方式是打越洋电话。北京一伦敦一纽约，一大圈子兜下来，最后在加拿大找到了汤沐黎。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中国艺术家不但英语流利，而且见多识广，当即邀请他去迪斯尼艺术中心为那里的大师和专家们作艺术演讲。沐黎挤不出时间，只得婉言谢绝。联系的代表不肯作罢，经过反复游说和协商，迪斯尼艺术中心以很好的条件邀请他们一家四口同行。

　　这次佛罗里达州之行，实际上为汤沐黎在百忙中抽时间与全家外出度假提供了机会。由于沐黎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深造时利用高额奖学金走访过近30个国家，参观了亚、非、拉地区的100多所博物馆、展览厅、美术遗址和古迹，还在所经过的艺术院校讲课交流，所以汤沐黎在每天两小时的发言中，虚实兼谈，使在座的听众耳目为之一新。尤其是他的人物肖像写生更见功底，形神兼备，使在场的艺术家们惊叹不已。

　　一位迪斯尼资深艺术家说：

　　“我在十几年前就认为自己人物肖像已画得很好了。今天看到汤教授的示范，我才发现以后不知该怎么画法。”

　　他的话幽默风趣，也言过其实，但是可以听出他对中国画家汤沐黎的崇敬。

　　　　　　　　　　　　　 国际音乐节上的轰动

　　就在我的大儿子汤沐黎艺惊迪斯尼中心的同时，我的小儿子汤沐海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音乐节上指挥的《马勒第八交响曲》（亦称《千人交响曲》）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交响曲的乐队、合唱队都很庞大。演出时，对指挥要求很高，难度相当大。一般都不轻易冒险选中这个曲目公演。汤沐海因为对古典音乐、现代派作品、歌剧都有指挥经验，他自信能有实力驾驭全台，所以敢大胆推出公演。参加音乐节的各国音乐家和澳洲音乐爱好者都很佩服、兴奋。

　　马勒生于1860年，曾担任过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席指挥等，很有实力。他的作品深受贝多芬、瓦格纳等影响，属于以维也纳为中心的浪漫派末期的作曲家。马勒的作品吸收了奥地利民歌和传统艺术的特点。他认为音乐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音乐本身的表现力。正因为马勒的独特见解与独特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在近代音乐文献中占了重要地位。汤沐海选中他的曲目，说穿了还在于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知难而进，志在求索，这是我们的家风。

　　《第八交响曲》（SYMPHONY OF A THOUSAND）是马勒37岁风华正茂时的作品。全曲两大部分，有交响诗、合唱、八位独唱和乐队演奏。

　　经过布里斯班国际音乐节，汤沐海的指挥艺术又得到了升华。作为母亲，我读了所有材料，当然兴奋得几夜不能平静入睡。

　　旅居澳洲的华裔名人郁风在《昆士兰华商周报》上以“音乐激起的思绪”为题，用极富感情的笔触谈了“汤沐海指挥观感”。文章说：

　　“……确实，汤沐海是位极有个性的指挥家，虽然我只听了他这一次，一个颇不寻常的曲目。它是那么富于戏剧性，跌宕起伏，变化离奇。有时如泣如诉，有时谐谑欢乐，有时又狂呼咆哮。而汤沐海，指挥家的形体动作与之合而为一了。那晚我的座位正好是在乐队后上方第二排，面对指挥，连面部表情都看得清楚。他驾驭着音乐的节奏，有时细腻如穿针引线，非常微妙；有时激昂如畅怀高歌，痛快淋漓。他像带领千军万马，气势磅礴，同时又细微地照顾到每一个部位。每一种乐器的性能发挥。他的动作也如乐曲般变化多端。有一个乐章，他放下指挥棒，似乎觉得手更富于表现力。我专注地看着他，想着当一个好的音乐指挥，比当一个好演员、好舞蹈家更难，要求更严格，需要付出更多的感情。艺术的道路走到这一步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

　　郁风把这篇文章寄给他在上海的弟弟，他的弟弟转寄给张瑞芳，张瑞芳又送到我手里。汤沐海是真正的幸运儿，他纵横世界音乐舞台，那么多中外乐迷、评论家、音乐家对他格外关注。

　　1996年门月下旬瞿维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刚收到的《光明日报》上面登了介绍世界音乐人汤沐海的采访报道，那是在德国指挥音乐会上记者对他的采访。文章说：

　　“……这位被视为中国人骄傲的指挥家认为，音乐演奏是时间的艺术，闪现光芒就在一瞬间，今天轰动了，还有明天，而明天，又是另外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又是一个新起点和新挑战。”

　　“世界音乐人的脚步走遍了世界，但心中仍然不忘乡情。几年前回上海，当他去当年就读的东湖路小学时，已经是傍晚。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哪里来并不重要，我只是来找心灵里曾经有过的童年’。”

　　汤氏兄弟的成长、成才、成名，来之不易。他们都是通过国家严格考试获准出国深造的普通公费留学生，经过勤奋拼搏进入国际艺坛。现在，国外新闻媒体在介绍他们时都称之为“MULI TANG INTERNAWINAL ARTIST”（国际艺术家汤沐黎）、“MAESTRO MUHAI TANG”（音乐大师汤沐海）。

　　但是，殊荣背后却蕴含着多少苦难，多少坎坷和多少辛酸呵！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成长轶事






成长轶事

　　　　　　　　　　　　　　　 育儿先育己

　　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去托儿所办妥一切手续，预付了1个月的托费、食费、牛奶费、鸡蛋费。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清晨，我抱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走出家门，大儿子不知道去哪里，高高兴兴地说：

　　“妈妈，不要你牵，我拉着你的衣服走，不会绊跤。”

　　一路上东张西望，说着，走着，大儿子情绪非常好。走到托儿所大门口时，里面已经传出小朋友的哭声。大儿子自幼机灵，问道：

　　“妈妈，里面为什么有人哭？”

　　我没有思想准备，答不出，只好小声说：“进去看看……”

　　办公室阿姨见我们去了，便把大儿子带到另外一间屋，我马上听到了他大哭大喊：

　　“我要妈妈……妈妈不要扔了我……我要跟你回家……”

　　儿子的哭喊声，像利刃直刺我的心。我抱着小儿子站在托儿所大门口双腿发软，无法起步。小儿子不到一岁，很乖，用小手擦我的眼泪。我听到大儿子的哭声有点嘶哑，实在受不了，又冲回托儿所办公室哀求阿姨：

　　“让我把儿子带回家吧！”

　　阿姨最初好言相劝：

　　“你走吧，一会就不会哭了……”

　　当我坚决要带回儿子时，阿姨不耐烦了，她表示：

　　“带走可以，所有费用不能退。”

　　我边抽泣，边点头：“不退，不退……”

　　儿子从里屋出来，使劲地抱住我的腿：

　　“妈妈，不要扔我，我要跟你和弟弟回家……”

　　我弯腰抱起他，快步离开了托儿所。

　　那一夜，我根本没有合眼，像做了最大的亏心事，一直流泪，谴责自己。

　　两个月后，我又清醒过来。到剧协黄宗英办的托儿所去打听，姓汪的老师耐心地开导我：

　　“送儿子进托儿所前，妈妈要与托儿所合作，慢慢对小孩讲托儿所好的道理，让幼小的心灵有思想准备。”

　　我带着托儿所的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回家，讲给两个儿子听。小儿子只晓得嘿嘿笑，大儿子说，“妈妈，这个托儿所好……”

　　　　　　　　　　　　　　 儿子答问的启发

　　50年代小学生读书是严格根据学区入学的。大儿子进了淮二小学。它的前身是达官贵族的子女才能进的世界小学，师资特别好。

　　入学前，我就跟儿子讲好，每天功课自己做，不要妈妈提醒，也不要妈妈检查作业，因为学习是自己的事，必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以后，我真的没有操过一分心。

　　大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是班上最早人队的少先队员，还当了大队委员。有一次，他睡觉后，我突然想看看他作文写些什么，便翻开他的作业本。看后，我内疚了好久。

　　碰到这样的问题：“两样劳动，一样又轻又干净，一样又重又脏，你选哪样？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我选又轻又干净的。因为衣服脏了回家，妈妈会骂。”

　　我想不起什么时候因为衣服脏责怪过他。但是，我相信确有其事。因为我家没有保姆。又工作，又理家，太忙累时，会说不该说的话，影响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对事物的看法。我悄悄作了检讨，以后常常有意识地提醒他：

　　“今天有劳动课，劳动一定要顶真，不要怕碰脏衣服，你是大队委员，要做榜样。”

　　儿子愉快地点点头。当然他不会知道是他的答问，端正了我的态度。

　　　　　　　　　　　　　　　　自学游泳

　　有年暑假，正在上小学的大儿子提出要学游泳。那是大跃进年代，哪里能找到有功夫的人教他！我只好到书店去挑了几本有关学习游泳的书，让他先从书本上自学些知识，特别是注意事项。

　　沐黎记忆力很好，几本书翻来覆去地读，两天后就能背诵。我又想了个方法，把大草席摊到地板上，让他俯卧在上面练习手脚动作。这是划水的要领。因为地板上练习没有危险、没有阻力，动作格外灵活熟练，进步很快。

　　我们家里的大浴盆是老式的，又高又长又大，我在里面盛满水，沐黎进去后，还真的浮了起来。练了几天，他心里踏实了，才用一个特大的盆子，放满了水，头浸进水里，练习呼吸和换气。耳朵进水了，学着斜身子单脚跳把水跳出来。这些简易土法，分段练习，他练得新鲜、高兴。然后再进大浴盆，居然会仰侧自如，我们都高兴极了，称大浴缸是“袖珍游泳池”。

　　汤晓丹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政协有游泳池，夏天开放，有救生员。我去打听了一下，去游泳戏水的，小孩居多。于是，我带着沐黎去。第一次看他下水，还闹了个大笑话。

　　我站在池边，望着他下水后，一直不见他的头冒出水面换气，我的心开始紧张得怦怦跳。我对救生员说：

　　“刚才我的儿子下水，他还不会游……”

　　不等我说完，救生员扑通下水，游了个来回上岸微笑着说：“水下平安……”

　　突然，我听见儿子的喊声：“妈妈，我在这头。”原来，他已会潜泳，到深水那头去了。

　　大儿子自学游泳很顺利，只是姿势不怎么好，有同学开玩笑：

　　“汤沐黎游的才真叫自由式，是他自己随心所欲发明的。”

　　而今，他的水性很好。正是类似这样的一件件生活小事，使他自幼懂得“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道理，养成了他学会自己掌握命运，创造自我价值的坚毅性格。

　　　　　　　　　　　　　　　乒乓球拍丢了

　　大儿子从小爱画画。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参加了徐汇区少年宫绘画班的活动，从不间断。后来，又对乒乓球发生兴趣，经常代表班级和学校参加比赛，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三级运动员”证书。

　　我对儿子的体育爱好，总是支持。我认为，“只要顶真，行行出状元。吃到家了是美食家，玩到家了是旅游家”。于是，急忙为他添购球网、球拍等。使我头疼的是他的乒乓板三天两头丢。最初，我以为是他粗心，总是提醒他别忘了收好球拍。

　　有几次，我见他也搞不清楚怎么会丢，嘴里喃喃自语：“××都看见我放进书包的，怎么回家就没有了……”我想，不能再责怪他了。

　　一天上午，沐黎带着弟弟去看电影。××来我家。我留下××，还给他糖吃。我以亲切的口气问：“你是不是把沐黎的球拍拿去卖了？”

　　到底是单纯的孩子，他立即低下头小声说：

　　“不要告诉老师。”

　　我有些心疼了，赶紧说：

　　“连沐黎也不告诉，你们还是好朋友，好吗？”

　　他点点头。我顺手掏了5角钱给他，告诉他，“以后要用钱，可问我拿。”他很懂事，不肯收。我再三塞进他的衣袋，他才说声“谢谢”收下了。

　　以后，沐黎的乒乓板不丢了。读中学时，他们分开，我再没有见过××来我家玩过。十年动乱开始，我家被砸得稀巴烂，除了来造反的人外，朋友都不肯登门。可是××却提着大包碎饼干来看我。原来他家贫穷，小学毕业后就去果品公可工作，碎饼干是他们的福利。

　　看着站在屋子中间的彪形小伙子，我忍不住抱着他哭泣起来，那份情，那份义，无法用语言表达。

　　　　　　　　　　　　　　　　不怪你们

　　弟兄俩相差不到两岁，又同在托儿所全托，养成了互助互爱的好习惯。读小学回家住，也和睦相处。但是有天傍晚我回家，看见兄弟两人都闷闷不乐。我仔细问了好久，才搞清楚他们不愉快的原因。

　　弟弟喜欢买文艺书，他的小书架上都是整整齐齐的新书，阅读时也特别爱惜。哥哥则喜欢添运动器具，哑铃呀，拉力器呀，拳击手套呀……样样都有。

　　课余各有所好，互不影响。麻烦就出在弟弟被吸收进徐汇区少体校游泳队后。他带小朋友来家玩，小朋友看到屋里有运动器具，开口借。弟弟未征得哥哥同意就让他们拿走了。后来哥哥的同学看见小书架上的新书，也提出借，哥哥也照给。没有想到，运动器具借出，十天半月还回来仍然是新的，而新书过十天半月还回，则变破旧了。小儿子十分心疼。兄弟两人争吵几句，哥哥不服气：

　　“是你先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弟弟哑巴吃黄连，伤心地哭了。我回家时，正好碰着。我看了一下，新书中夹几本旧书，确实不好受。便对小儿子说：“你看看多少钱，重新买几本……”

　　不等我说完，沐海高兴地说：

　　“妈妈，现在对面书亭还开着，我先去买回来。”

　　晚饭后，兄弟俩都恢复了平静，我才说：

　　“以后家里的东西，不随便往外借，妈妈也一样。过去妈妈没有关照过，不怪你们。”

　　沐海反应快，马上回答：“我一定办到。”

　　大儿子略思片刻才开口：

　　“最好写张条子贴在门上。”

　　我悟到，他的提议有道理。因为他是学生干部，有张字条，避免为难。我立即在一块厚白纸板上写上：

　　一、当心煤气。

　　二、进出锁好门。

　　三、家里东西不乱搬动，不外借。

　　以后，兄弟两人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不愉快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是互助、互爱、互敬。

　　　　　　　　　　　　　　　　 言必行

　　我家四口人，吃穿并不怎么讲究，但是很重视精神生活。记得刚有电视机时，我们就花不少钱买了一台“天津”牌黑白电视机。事先，就对两个儿子说清楚：“作业完成才能看，并且按时睡觉。”

　　有次，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胡英远等到我家看电视里播放的戏曲节目，边看边议。两个儿子就在同一间屋里做功课，却“目不斜视”。客人们既吃惊又赞赏。我对她们说：

　　“这是先说定了才买的。言必行。”

　　从小事做起，可以说是我们的家风。儿子能从小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我们很高兴。反过来，也促进我们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我想，这也是促使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最大动力。

　　　　　　　　　　　　　　　真才实学取胜

　　我与汤晓丹靠月薪收入开支。儿子逐渐长大，需要增订的杂志有《新体育》、《音乐》、《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美术》、《艺术世界》、《连环画报》……有增无减。我们需要的专业书就更多。我们就这么些收入，这里花多了，那里就紧缩。

　　我的两个儿子所穿的衣服，全是我见缝插针，下班回家干完家务后做的。常将汤晓丹的旧衣服改小，或者翻个面重做给儿子穿。既省布钱，又省工钱。由于抢时间，我又是急性子，做工就粗了些。但两个儿子从不嫌妈妈针线活不好。我做衣服，讲究实用。一般说，口袋做得又多又大，好装钢笔、本子等。有的小男孩注意穿着，总是风趣地取笑：

　　“你妈妈做的衣服口袋可以装五斤米。”

　　儿子总是“嘿嘿”笑两声算数。后来，讲的同学多了，大儿子才偶尔表示：

　　“妈妈，做衣服时，口袋不要太大。”

　　我是一个不愿受世风制约的人，便对儿子说，不要受别人说长道短的影响。真正要追求的是真才实学，人们尊重的首先不是衣着，而是本事。

　　　　　　　　　　　　　　精神上的丰厚回报

　　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乒乓明星进行友谊赛，陕西路体育馆公开售票。要3元钱一张票，还要排长队才能买到。我花去12元，购进4张票，全家看球赛，都是为了大儿子。这样的开销，当时在上影厂绝无仅有，因此引来朋友们的笑话：

　　“你和汤晓丹这么大年纪看乒乓球赛，钞票用不完了吧？”

　　我只好小声对她们说：

　　“这叫智力投资。”

　　记得苏联芭蕾舞团访问上海时，我暗中打听到有一场公开卖票，票价每张5元。尽管汤晓丹已经在招待演出时饱了眼福，但我仍千方百计求人买了4张票全家进场。为了有音乐天赋的小儿子沐海，花20元钱我心疼，但情愿。那时，他刚5岁，不让进场，通过友人打招呼，才被放进去。演出过程中，我一直注意沐海的神情，他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盯住舞台。

　　后来，汤晓丹还把《天鹅湖》的故事书放在儿子睡觉的房间。我天天读给他听，我相信艺术熏陶对他成长所起的作用。

　　1985年，沐海在国外已被媒体称为“指挥明星”了。他接父亲去欧洲游玩。在德国举办的纪念世界著名音乐家巴赫诞生300周年的音乐会上，沐海把座位最好的一张票给了父亲。音乐会在一个于天主教堂外的广场上兴建的大舞台上演出。灯光从附近的高楼窗口直射舞台中心，变化无穷。乐队阵容强大。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演员队伍，用芭蕾舞形式，来诠释巴赫的古典音乐。根据耶稣受难故事改编的《马太受难记》，用优美的舞蹈动作表现出来，富有情感，十分动人。75岁的汤晓丹大开眼界，所受到的震动和所感到的新奇堪与5岁时的沐海看乌兰诺娃的《天鹅湖》时的感受相比。

　　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得到了精神上更丰厚的回报。

　　　　　　　　　　　　　　　　不幸骨折

　　大儿子与同学一起滑旱冰时，不慎骨折。我没有责怪他。当时，报上正红红火火地宣传陈中伟医生断手再植。凑巧那天正是陈医生用夹板为他固定受伤的脚。陈医生还让我从透视镜里看骨头断裂的地方。我们临走时又叮嘱：“回家后垫高脚平躺，不能移动夹板的带子……”

　　回到家，我本来想说他几句，转而一想，滑旱冰也不是坏事，摔跤更不是他愿意的，便改口说：

　　“妈妈年轻的时候，学过滑旱冰，你先问问我，我会告诉你如何起步、站稳、保持重心、停步……即使摔倒，也不会骨折。”

　　沐黎笑了，想不到妈妈还懂这些。

　　我趁机说：

　　“我刚进电影厂时，才17岁，住在集体宿舍。星期天到大食堂跟着几个年轻人学，他们教我溜冰知识，我很快学会了，还没有摔过。”

　　大儿子似乎忘了伤痛，还笑起来。这时，小儿子回家，我告诉他哥哥跌坏了脚。如果他以后想玩，我教他，还答应送他们每人一双旱冰鞋。我还拿了《王若飞在狱中》那本书，一句一句读给沐黎听，鼓励他和疼痛作斗争。

　　刚拆夹板，双腿还无力支撑身体行走时，就碰上初中入学考试。我对沐黎说：

　　“你不用犯急，明天我们早点起床，吃了早餐，我背你去考场。”

　　沐黎笑哈哈地问：

　　“妈妈，我这么大，比你还高，你背得动吗？”

　　“走着瞧，儿子再大，妈妈也背得动。我走慢一点好啦。”我信心十足地回答。

　　沐黎更有兴致了：

　　“妈妈，你就不知道，走得越慢，会越累。”

　　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不知怎么，我却悟出了深刻的含义。是呀，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走路的，不走，会失去一切；走得慢，会累得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准方向快步向前。

　　正在这时，他的同班好友王伟提着一盒点心来看他。那时，小朋友带点心看小朋友很罕见，王伟见我有点吃惊，主动说：

　　“我的母亲喜欢沐黎，让我带来的。”

　　第二天清晨，王伟来背他去了考场。我不放心，也一直在教室外操场上等候。结果沐黎成绩名列前茅。

　　儿子骨折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时期。汤晓丹在连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当饭吃的山东外景地。家里发生意外，我们没有告诉他。以后儿子也学样，碰到麻烦都不让父母操心，两代人互相体谅。

　　汤晓丹今年已88岁高龄，不免常生病住院。两个儿子不放心，每次来电话都会说：

　　“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不能瞒着我们……”

　　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担心父亲，担心我会像以前那样，苦痛、麻烦都自己承担着。所以我爽朗地对他们讲：

　　“现在，家里生活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如，我与你们的父亲还能各有追求。虽然人在医院，三天两头打吊针，不时服药，但都不是致命绝症，你们专心自己的事业，不要牵挂父母……”

　　我们两代人都懂得互相照顾。有时，我剪辑电视剧和写稿子有了额外收入，总要买些东西寄到国外，还定时寄中文书。邻居笑着说：“别人都是从国外往这里寄，你倒是从这里往国外寄。”

　　“是呀，我乐意这样。”

　　　　　　　　　　　　　　　　 零用钱

　　我出生在重庆，家里兄弟姐妹8个，我是老大。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所在的单位裁去川籍职员，空缺让外省流浪者补上。家里没有正常收入，我们读书，当然不会给零用钱。萧规曹随，我也从不给儿子零用钱！

　　我的妹妹是我负担到大学毕业的。她第一次有了收入，便给沐黎、沐海各寄5元，写明由他们自主支配。几天后，小儿子突然说：

　　“妈妈，我们游泳队有运动鞋卖，老师说比体育用品商店便宜。我想用阿姨给我的钱去买。”

　　稍后，他又补充说：“不过不够。”

　　我还没有表态，大儿子就抢着说：

　　“你把我的5元加上就够了。”

　　弟弟穿上新鞋，哥哥也乐开怀。难得一笔零用钱，增加了兄弟情、手足爱。

　　岁月匆匆，眨眼到了90年代初。沐海在澳洲指挥音乐会，邀请父母去旅游。我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如果你哥哥全家也能去就好了。”

　　小儿子马上顺着我的心意给哥哥去了电话：

　　“父母老了，很想念你们，我邀请你们全家四口来澳洲旅游团聚，所有费用由我出。”

　　那次相隔十几年的三代大团圆，沐海共花4万多美金。我总觉得，这是小时候“5元零花钱”的感情延续。同样，父母亲情在儿子心里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父亲有病，他们都争着寄物寄钱来，我则表示：

　　“我们不缺钱花，病了有劳保。钱汇来，也是存银行，不会兑换。与其存在我这里，不如存你们那里，我更安心。”

　　我们一如既往互相关心。

　　　　　　　　　　　　　　　　情暖人心

　　1954年后，我家住房宽了。小儿子的课外活动小组在我家客厅活动。小同学们都很懂事，保持室内干净。有天晚上，我扫地时，发现地板上有碎玻璃，仔细察看，发现一只玻璃果盆没有了。第二天清晨，小儿子才告诉我是小朋友不当心打破了。我没有责备他，只是说：

　　“这几天，你和哥哥千万不能赤脚，玻璃屑很难一两次扫干净。”

　　事情过了好久，我发现那个打破果盆的小朋友不再来我家了。一次在路上凑巧碰到他，我便主动问他：

　　“怎么不来我家做功课呢？汤沐海也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畏惧终于消失了，从此与沐海很要好，直到读中学时才分开。十年动乱开始以后，我被安排去崇明农场劳动。那个小朋友在来往的轮船上工作。在一次回程途中，他给了我一个布袋，我忐忑不安，脱下劳动外衣罩住布袋。回家反锁上门，才打开，原来是几只崇明大蟹。我的鼻根发酸，眼泪簌簌往下掉。

　　那时，不论何人，随时都可以来我家查问。为避免麻烦，我们只能到后半夜不开灯煮蟹吃。就洒点盐，其他什么调味品都没有，我们却是狼吞虎咽。说也奇怪，那次蟹味却长留至今，余香不散。因为蟹味里还包含着两代人的深情厚爱。而今，沐海出国已十几年，他的同学还经常来看我们，情暖人心。

　　　　　　　　　　　　　　　《星火杂志》

　　《星火杂志》是苏联真理报社出版的俄文画刊，订费虽贵，但我们一直订，因为每期都有好几幅古典的和现代的名画，可以让喜欢画画的大儿子仔细看，培养他的形象思维能力。我还为他买了画架，让他学会站着观察，站着画。本来，我将画架放在他们向南的住屋里，后来发现，他把画架移到向北的书房了。我打扫卫生时问：

　　“你怎么不在自己屋里画呢？”

　　“我发现朝北的屋子光线变化不那么快，适宜绘画。”儿子回答。

　　我明白年幼的儿子在自学绘画时，还学会了琢磨更多的东西。

　　汤晓丹从旧书店买回《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虽是旧书，但比新书还贵。上面全是名人名画，还有反映名画创作过程的素描。有一幅大画家列宾画的《托尔斯泰在写作》，沐黎更是兴趣浓厚，他一直照着画，还能背着画出来，与原画并无大异。

　　我带两个儿子去上海译制片厂看电影《画家苏里柯夫》。它不仅描述了苏里柯夫的绘画经历，还有很好的音乐。两个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回家路上，沐海嘴里一直哼着它的主旋律，沐黎则说：

　　“我们那本《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里就有苏里柯夫画的人物素描。”

　　我乘兴鼓励他：

　　“你好好画，将来也会成为名画家，去苏联博物馆看看真品。”

　　我的话还真的成了现实。1984年，沐黎在英国随苏联旅游团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真的去了博物馆仔细看了真品原画。

　　　　　　　　　　　　　　　不负老师重托

　　沐黎的图画课老师庄文华发现沐黎有天赋，就更加着力地培养他。庄老师多次把沐黎的画送区和市少年宫参展；把他的铅笔画《骑马上北京》送《新民晚报》发表；把《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健儿喝彩》送《解放日报》发表；利用节假日带他去马桥人民公社和闵行一条街写生。最近，他把保存了几十年的写生送给我时，深情地说：

　　“您作为母亲为儿子含辛茹苦几十年不容易，我作为老师把学生的画藏几十年也不容易。‘文化大革命’抄家时，金银财宝都让人拿走了，这两幅画我藏了起来。”

　　我们都激动得掉泪。我收下了这两张颇有历史意义的写生，因为马桥人民公社早没有了，闵行一条街也大变样了。

　　庄老师当年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他培养学生，常常对学生委以重任。

　　记得有一次，庄老师筹备徐汇区小学生美术展览会，临时要补充一个题材。庄老师急了，把任务交给汤沐黎，并且关照“第二天交画”。虽然沐黎当场答应，但是庄老师并不放心，因为时间太紧迫。所以，老师特地到我家，希望我支持。看他那个急劲儿，我立即表示：

　　“你放心，我会帮助他，晚上我不睡觉，也要看着他画完。”

　　其实，那几天沐黎患感冒，还有点热度。我一直陪着他，见他打了五六次草稿。我按时递给他药和开水。凌晨两点，他画好了，我让他上床，他睡了。我帮他收拾东西时，才忍不住哭了。当然，这是幸福的眼泪，心疼的眼泪。

　　　　　　　　　　　　　　　保留一份纯真

　　沐黎喜欢交朋友。一位小学同学巴提牙从新疆写了一封信给他说：

　　“全家准备回苏联，要代买20支‘石人望’牌口琴。钱马上汇到，希望口琴先寄去。”

　　沐黎放学后去文具店打听，共需400元购货款。他把信给我看，要我先垫钱。那时，我的月薪70多元，400元是近半年的收入，拿出来有困难。再说那时中苏关系已紧张，花了钱还不定引出多少麻烦。我只好推说没有钱垫。

　　儿子不理解，天天放学后去常熟路邮局查问：“有没有钱从新疆汇到汤晓丹家？”这样持续了近半年，才停止了去邮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买口琴的事在我们母子心中都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重新谈起这件事，沐黎仍然坚信：

　　“妈妈，如果您当时给我钱，我买了琴寄去，巴提牙一定会把钱汇回上海还我们的。”

　　我觉得待人诚恳是沐黎最珍贵的品质之一，我愿他永远保持，所以，我附和着，点点头。

　　　　　　　　　　　　　　　儿子也开导我

　　沐黎进的五十一中学是重点五年制学校。他又是班上发展的第一位共青团员，二年级就被选为学生会委员。所以他除了自己保持优异的成绩外，还要帮助别人学习。尤其考试前，来家的同窗好友川流不息，纷纷要求沐黎帮他们复习功课。我在边上，心里着实为他焦急。我担心这些学生临时抱佛脚既不能提高成绩，又影响沐黎的考分。

　　等家里静下来，我才对沐黎说：

　　“以后是不是改成平时互助，考试前还是你自己复习要紧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似乎开导我：

　　“妈妈，你不知道，我帮助别人，等于自己复习，别人搞不清楚的，正是有难度的……”

　　我暗自承认自己有点狭隘。

　　　　　　　　　　　　　　　瓷砖上的手帕

　　儿子读书时，每天要带干净手帕。如果伤风感冒，还要多带几块。所以，我规定他们每天晚上把脏手帕放在盆子里，干净手帕从浴室瓷砖墙上撕下，平平整整放进口袋。

　　有天吃晚饭时，大儿子突然问：

　　“妈妈，别人家手帕，洗后晾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问话的意思，没有马上回答。他“嘿嘿”笑了两声说：

　　“今天班上开会批评一个女同学有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她把红领巾烫得太平整了。她急得快哭出来，申辩说，‘不是烫的，贴在瓷砖上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急忙问他：“你怎么说的？”

　　“我是大队长，起先没有说话，要大家先发言。有的批评她不虚心，有的说她诡辩……反正她难过极了。后来老师问我，我才告诉同学们，我家手帕贴在瓷砖上确实很平整。”

　　我没有表扬儿子，但是我内心为他敢讲真话而高兴。

　　关于手帕的事，我早已淡忘。没有想到我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汤氏艺术家兄弟》一文后，当年受批评的那个女同学赵希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到杂志社。信里说：“……汤沐黎是班干部，有很高的威望，他站起来说了话，大家才不再追究了。那时，我们都只有十二三岁。他敢证明一个事实，这是他品德善良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信的最后还说：

　　“您有两个那么出色的儿子，是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我也为曾是世界著名画家的小校友而感到骄傲。”

　　赵希平知道我家现在只有我和汤晓丹，都已七老八十了，就经常以女儿自称，打电话问寒问暖，逢年过节还带些点心来看我们。

　　瓷砖上的手帕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最需要的温馨。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奋发图强






奋发图强

　　　　　　　　　　　　　　　报考落榜以后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招生时，我决定送沐海去应试，我相信他能考上。考试那天，大人小孩加在一起有好几百。所有做父母的都跟我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能成为音乐家。

　　轮到沐海进场，老师让他听“音准”。他发懵没有回答，当场落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为此，我自责了好久，认为应该先请个老师辅导一下；当然也暗自埋怨他父亲只顾忙自己的，没有管儿子的事情。

　　我担心他的自尊心受损而影响学音乐的情绪，就拉着他的小手说：

　　“海海，你知道吗，这次你没有考上音乐学院附小，妈妈也受到教育，懂得光有天赋还不能成为音乐家。你有天赋，又比别人用功，一定能成为大音乐家。像我们国家的洗星海、黎英海，小时候就开始用功了。”

　　他突然冒出一句：“妈妈，还有汤沐海。”

　　他的天真里带着志气，我当然高兴。我说的那番话，当时也不知他听得懂听不懂。不过他走向世界乐坛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一个人的成功，必须懂得天才加上勤奋；必须懂得搏击风浪去争取机遇；而每一次新的机遇，只不过是重新争取更大胜利的开始。”

　　这是他经过奋斗拼搏总结出来的哲理性的肺腑之言。坚持这样的观点，坚持这样的行动，就永远会站在竞争者前列。细细品味汤沐海的话，我总觉得是他记住了我在他没有考上音乐学院附小时说的话，无疑他把我的话深化了，回过来，他的话也激励着我。

　　汤沐海从小学升中学，一直都是学校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少年宫、青年宫的歌咏队都少不了他。除了钢琴外，他还在学校学会了拉手风琴。文化广场开大会，有学生唱歌助兴时，就会看到汤沐海在其中领唱。青年宫常有接待外宾的活动。有时，外宾提出加一个新节目。临时排练临时演出，那就要有点灵气和天赋了。汤沐海比别的合唱队员领会得要快一些，当然，被派到的任务也就重一些，实践的机会也多一些。

　　　　　　　　　　　　　 我挑了块上海牌手表

　　1965年底，天气特别寒冷，我正在昆山四清工作队，突然接到队长通知：“赶快回家一次。”我不知家里出了什么意外，想打听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快去快回。”我更加焦虑，两腿发软匆匆回家。

　　推开房门，看见屋里坐满了男女同学，个个笑容满面，墙上贴着大红喜报，才晓得是小儿子在学校被动员去当了文艺兵。那时，他刚过16岁生日，根本不够参军年龄。沐海望着我说：

　　“妈妈，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说走就走，这么快——”

　　我忍住泪水说：“军队是革命的大熔炉，你去了会锻炼得坚强的。”

　　其实，这不是我的真心话，我日夜企盼的是他能正规读完高中。大学，成为一位音乐家。理想变成了泡影。我只能说“命运在捉弄人”。

　　我到离家最近的中百二店去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夜深人静时我才给沐海，并对他说：

　　“你戴着它，会感到妈妈日夜挂念着你……”

　　沐海很理解母亲的心，含着眼泪说：

　　“妈妈，我不会放弃自学音乐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回来，他叹了一口气才回答：

　　“他们怕你会反对我走。”

　　我明白了。原来是半年前他初中刚毕业时，碰上越剧改革女扮男装演出，越剧院到五十一中学去挑人，看中了汤沐海，当场就同校长谈要让沐海去当越剧演员，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也就没有同意，结果反对成功，他才有机会进高中。这一次，他是在青年宫演出时被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孟祥增挑中的，同时带去参军的近20人，都是有音乐天赋的年轻人。可能大家都清楚，汤沐海根本不够参军年龄，我要真反对还真走不成。不过，那些人也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反对当解放军啊。我只不过想我的儿子能正儿八经把大学读完，当个音乐家，这是我作为母亲的一个良好心愿。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有权利有义务为儿子的前途打算，为他创造些条件。

　　小儿子中途停学走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大儿子汤沐黎身上。他自幼喜爱绘画，也显露出这方面的天赋。但是进重点中学后兴趣发生了变化。他改变了当画家的愿望，立志科学兴国。我也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为他创造条件。

　　　　　　　　　　　　　　　　绝境求生

　　沐黎也信心百倍地表示“五十一中学的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他的成绩全优，报考“北大”、“清华”、“哈军工”十拿九稳。可谁会想到我们正做美梦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们家被砸得稀巴烂。绝境求生，大儿子决定重新拿起小时候喜欢的画笔。那时，全家靠我70元收入糊口，牙缝里省钱也要为儿子添绘画颜料和工具。被单破了，我用旧旗袍、零碎布条拼补，五颜六色，远看还像工艺品。

　　沐黎被分配到牛奶公司牧场，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后坚持画画。1972年，他的油画《接班人》被第7期《人民画报》转载。《人民画报》当时用16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这是了不起的，何况当时他还受着父母冤案的牵连呢。

　　沐黎没有因点滴成绩而停滞不前。他白天劳动，下班后即去结核病医院手术室看祖国传统的“针刺麻醉”疗法，在医院工会堆杂物的房间里画《针刺麻醉》，累了和衣躺在地板上小睡一会，天蒙蒙亮又赶去劳动。那时他一患伤风感冒就不容易好，夏天还得裹着厚毛巾保护气管。多难熬的日子啊！他挺过来了，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超凡的韧性挺过来了……《针刺麻醉》终于在极艰苦的创作环境中完成了。它展现了红海洋喧闹声中的片刻宁静，更显示了我的儿子不受环境污染的独立性格。他有着水晶般的心灵。

　　《针刺麻醉》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正好汤晓丹带着干校的满身大粪味回上海。儿子请他去看画，他满脸欢欣答应去。临行时，他胆怯了，担心他的出现会影响儿子的前途。他提议：“我一个人随后就到。”

　　沐黎知道父亲的想法，再三恳求：

　　“几天后，画就运北京参加全国美展了，我需要听听您的意见再作修改。小时候，您苦口婆心鼓励我成为画家。今天，我正照着您的期望在争取……”

　　儿子的声音带些呜咽，父亲也泪光闪闪。汤晓丹停了好一会才说：“帮我找个大口罩戴上，免得节外生枝。”

　　牧场属上海农业局，农展馆需要一名美工，沐黎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只能借不能调，说政审通不过。我对他说：“我们也是有冤无处申，害了你……”

　　沐黎非常冷静地表示：“我现在蛮好，不让我调，我有更多时间画画，打好基础才能大有作为。”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停办了几年之后重新公开招生。华东六省只有一个名额，他决心报考。由于工作劳累加紧张复习，临去北京前突然晕倒，血压降到四十，嘴里还小声念着“我能去火车站”。

　　我和儿子想法一致。我决心不让沐黎失去进考场的机会。于是一面找人去退火车票减少损失；一面去厂里请求开证明照顾买飞机票。上影厂厂办的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破例批准，因为那时坐飞机有级别规定，自己出钱没有证明也不行。

　　沐黎带着虚弱的身体去了北京中央美院考场。各科成绩都考得特别好，还附带回答了不计分的英语问题。轮到最后命题创作《怀念》，汤沐黎十分平静地画了《苏武牧羊》。构图简练新颖：被匈奴拘留了19年的苏武坐在一块石头上，深秋的晚风吹拂着他身上已经破烂的旧袍。苏武显得憔悴苍老，但是手中仍然紧握那根出使时的旄节。尽管它的彩苏已脱落，但仍显得坚实有力。远景是风吹草低，时见羊群；头顶是嘎嘎而过的南飞大雁。

　　汤沐黎以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气氛表达了一曲响彻云霄的主旋律“身处异域，心在祖国”。多么鲜明地歌颂爱国之情啊！选择苏武牧羊故事作画，没有扎实的历史知识是很难落笔的。

　　主考人问他怎么会想到画《苏武牧羊》，他的回答很质朴简练：“我想攻读油画专业的目的是继承徐悲鸿先生的未竟事业，用油画表现我们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内容和重要人物，这也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

　　这时，我才算真正明白，儿子所追求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祖国”。

　　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正式步人艺术殿堂。

　　汤沐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霸王别姬》，选自历史悲剧人物项羽四面楚歌挥泪别姬自刎的场面，这也就是日后震惊迪斯尼艺术中心的那幅作品。

　　其实，他取得成就，要比弟弟困难得多。有天深夜他回家，看见我坐在满地板都是砸烂的碎石膏像边发呆，轻轻地扶起我，小声说：“妈妈别难过，挂在墙上的石膏像别人能砸烂，记在我心里的石膏像谁也砸不烂。”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起来，我问他：

　　“你爹被打得头破血流缠着带血的纱布还在扫地。我们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沐黎很懂事，反而安慰我：“全国都这样，顺着大势先过日子再说。”

　　从此，他选定走“自学成才”之道，坚信“无师自通”，用自己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

　　　　　　　　　　　　　　　念念不忘音乐

　　汤沐海到部队后，有了一架专用手风琴，可以练作曲，还背着它为合唱队伴奏。一次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国归来在乌鲁木齐停留，沐海有幸跟着团里同志去会场欢迎。他激动地写来家信说：

　　“妈妈，与国家领导人挨得如此近，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读着儿子的信，我想到1958年汤晓丹在安徽拍摄《卧龙湖》时，刘少奇到那里视察，还分别接见了张瑞芳和汤晓丹。十年不到，汤晓丹和汤沐海父子两代人同时近在咫尺见过刘少奇，真是幸运。谁也想不到，不久，一场特大灾难发生，刘少奇被打倒，汤晓丹导演的《不夜城》和《红日》成了大毒草。汤沐海复员回到上海，在锻压二厂当工人。

　　汤沐海在工厂是早、中、晚三班制工作，对此他很不习惯，内心非常苦闷。唯一心愿是能有架手风琴可以练作曲，可是他的复员费只够买一辆上下班骑的自行车。

　　我知道他的想法后问他：“买架手风琴要多少钱？”

　　“天津出的鹦鹉牌最好，55多元。”

　　这是一笔很大很大的数目。我苦苦想了一夜才作出决定。第二天清晨我对沐海说：“你放心，妈妈不吃饭也要为你买琴。”沐海可爱地表示：“妈妈，这样你会把身体搞坏的。”我笑着回答：“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的顽强性格使我能坚持在干校每天中晚两餐都吃一分钱的汤；破书废纸都背回上海卖到废品回收站；无论多远的路都步行……日积月累我有了300元，便托人到北京买手风琴，以免工宣队晓得了上门找麻烦。我以为手风琴很难买，没想到回信很快就来了，要我马上寄钱去。我还缺200多元，只好厚着脸皮去求一位同学的母亲帮助。她是高桥化工厂的工程师，听完了我的积钱经过和还钱计划后，很受感动，真的把钱借给我。

　　琴是托北京体委的运动员带回上海的。电报通知我到火车站去取。我找了老同学的女儿梁行陪我去。我们提着琴走出月台后，我给她7分钱让她坐15路电车回家。等她走后，我才提着琴走回家。我人矮手短，感到琴越拎越重，路越走越远……最后是三步一停，两步一歇。足足走了4个钟头才把手风琴搬回家。4个月后才把借的200多元还清。陪我去火车站的梁行，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我们谈起这些往事时，她还印象很深地说：“当时我还搞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看着我上了车你才肯走。”说真话，我只愿苦在心里，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让人烦恼的琐事。

　　汤沐海有了手风琴，既可以作曲，又可以练习演奏。朱践耳先生曾经多次奔波，想推荐他去上海歌剧院拉琴，没有成功。但汤沐海记恩在心。1993年，他路过上海时，特地将朱先生的曲谱带到芬兰演出，宣传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1974年，汤晓丹参加新《渡江侦察记》摄制组，我三天两日去找局党委副书记杨琪华，要她帮忙把汤晓丹被扣发的工资尽快发还给我，我要用那笔钱为儿子买架钢琴。结果，我抢在汤晓丹前面领了钱，因为钱到他手上，工宣队要逼他全部上缴。

　　钢琴抬回家了。儿子高兴得每天练习。我却一日两次受盘问、挨批斗，但我不在乎。为了儿子，我什么屈辱都可以忍受，什么苦难都可以承担，因为我是妈妈。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招生，汤沐海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作曲专业录取。后来学校挑了两名学生专攻指挥，汤沐海就是其中一位。

　　自此，我的小儿子汤沐海正式步人音乐殿堂。作为母亲，我才感到转了个大圈子，我的最初愿望才慢慢在实现。这是全家四口人默默地相互信赖、互相鼓励、相德以沫、共度艰难换来的。

　　这时，似乎所吃过的苦都化成了甜。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相继跨出国门






相继跨出国门

　　汤沐黎、汤沐海年龄相差不到两岁，相继跨出国门的时间也相差不到两年。不过是弟弟先行。

　　1978年，汤沐海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后留校任教，正碰上政府第一批招考留学生。我们全家都支持他勇于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十几年前虽在初中时学过一点英语，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与强者比赛，大家心里都很担心。于是主动采取措施。饭桌上，休息时，日常生活，都改用英语交谈。那时我的大儿子还在上海，不仅以自己流利的英语带动他，还为他请了外语学院的教授个别辅导。他的初中英文教师薛兰芬得知学生要参加出国考试，也来家里帮助复习。汤晓丹30年代在香港积累的英语也起了作用。再加上汤沐海本人的聪明、刻苦，填鸭式的教和学还真起作用。汤沐海进步很快。最初几天不停地反问“WHAT IS THIS？”后来逐渐对答自如。他的父兄都暗自高兴。

　　我每天准备好饮食，将门反锁，避免外人打扰。海海风趣地问：“妈妈，碰到火警怎么办？”

　　“我的儿子在屋里用功，火舌串到家门口自会熄灭。”

　　我回答很轻松，心里也确实感到太冒险，不过没办法。考试那天，我不让他骑自行车，防止背词走神出车祸。我陪他去考场，上了公交车后才对他说：“你自己用功吧，下车时我负责叫你。”沐海哈哈笑道：“这不成了小时候去托儿所吗！”我回答：“对，儿子再大，在妈妈眼里，有时候还是小孩。”

　　考场在华东师大。我们去得并不晚，但那么大的草坪上已到处是静静用功的人，有的还拿着厚厚的英语书在细读。沐海能否考上，我心里着实没把握。他进考场以后，我一直等在外面。与我同样心清的人不少，他们三三两两交谈。我没有心思参加，只感到心跳特别快。

　　可能由于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生吧，大家都在摸索经验，结果只定了分数线，合格者都被录取。

　　笔试分数线：50分（汤沐海的成绩54.5分）

　　口试分数线：3分（汤沐海的成绩3分）

　　汤沐海被录取了。不少同龄朋友增加了信心，表示“明年一定报考”。我的大儿子一向稳重，笑着说：“明年分数线说不定要提高到80分呢！”汤沐黎的预计不错，他就是第二批出国人员考试时以文化部系统考分第一——“88分”被录取的。

　　汤沐海的最后一关是体格检查。我们都认为他健壮得像头小公牛，准合格。没有料到医生说他心动过速。他急了，连说：“不可能，不可能。”医生问他：“早上吃什么早点？”“一杯咖啡，两个荷包蛋，两片面饼。”沐海如实回答，医生才笑笑说：“那你明天早上不要喝咖啡来复查。”

　　原来是我这个妈妈缺乏生活常识，让他喝了咖啡去检查，差点害了他，为此，我自责了好久。

　　大儿子汤沐黎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也碰上第二批招考出国留学生。他当然报考应试，也合格录取。他的走有了弟弟的经验，周折少多了。因为英国方面根据汤沐黎的成就和英语水平主动给了他亚非拉学者奖学金，他主动提出在国内不添置任何东西。这当然是体谅做父母的刚为弟弟花了大笔钱。本来，沐海也不赞成我买太多东西，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买，比如托人到广州去买台最新式的SONY录音机就是让他在路上都可以不间断地学音乐，为他多添衣物是为了使他的每月600马克助学金能用于听音乐会或看歌剧演出……总之，为了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

　　说实话，作为母亲，我不给大儿子添些东西心里很不平衡，经过他的再三劝阻，我才听了儿子的话。比起社会上有些兄弟，争着要父母的钱财，闹得父母兄弟失和断情，我的儿子显得格外高尚。

　　　　　　　　　　　　　　　　敢于竞争

　　汤沐海到了慕尼黑音乐学院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专心攻读上，深受同学和老师赏识。正巧柏林要举办卡拉扬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他正好符合条件，他的导师赫尔曼教授也极力推荐。沐海办妥报名手续领到了参赛邀请通知和比赛曲目。虽然可以任选其中熟悉的参赛，但他想回国全部实习一遍，所以写信回家，看我是否有能力为他支付来回机票费。我合计了一下，折合人民币8000多元。那时的条件比起当年买手风琴时好多了，至少我开口向人借，人家相信我能还。所以我让他用人家托他买中国工艺品的马克买来回机票。我用人民币买了东西带回去。

　　那时，有的东西用外汇买既便宜又可挑选，用人民币只此一样，给什么拿什么。我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大包小包地搬，来回步行，因为我必须省钱。即使口干，两眼发黑，也忍着回家再喝白开水。除了买东西的钱外，为他排练的舞蹈学校乐队的几百元冷饮费也要我负担。我想8000多元都付了，几百元就顺带支付罢了。其实我看了一下收款名单，每人每小时2角钱，有的人只来一次即上午2.5小时才5角钱。但是人数很多，除乐队人员外其他行政人员也在内，7个上午共付400多元。上海音乐学院出于照顾，没有收排练场租和电费，这减轻了我的负担。我至今仍很感激。

　　沐海带着丰收的喜悦回到慕尼黑，临近比赛时才接到通知，比赛延期一年，邀请通知有效。能在正式比赛前赢得一年时间，对汤沐海来说十分有利，所以他更分分秒秒抓紧时间熟悉参赛曲目总谱，透析作品内涵。

　　　　　　　　　　　　　　 餐馆老板的友惰

　　慕尼黑有家中国餐馆，老板也是从上海去的。对在那里留学的中国人特别友好，欢迎他们去打工，除付报酬外还免费供应一顿可口的饭菜。英俊潇洒的音乐学院留学生汤沐海从不去打工，老板很奇怪，忍不住打听原因。有人告诉他：“汤沐海呀，不是练琴、看谱，就是去了音乐厅……”

　　老板选了周末去沐海的宿舍，见他正在屋里用功，笑着问：“别人都到我的餐馆打工，你怎么不来？”

　　“我太忙了，没有空打工。”沐海顺口回答。

　　老板急了，脱口而出：“吃饭总得花时间呀……”

　　老板拉着他去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中国饭菜。以后老板宴请从上海去的剧作家黄佐临时，还请汤沐海作陪。老板成了他的好朋友，将一架望远镜送他，请他转交汤晓丹拍电影外景时用。汤晓丹拿到望远镜后，用它望远处时说：“以后拍大场面的战争片用得着。”这位老板回上海探亲，通过上影化妆组的小马还请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原来他的餐馆要开分店，回上海请厨师，许多学了烹调的青年去应聘，那顿晚餐所有的菜都是他们献上的绝招。我的儿子通过绘画和音乐闯世界，别的青年也通过自己的技艺跨出国门。这是改革开放带给青年们的希望。有志者事竟成。

　　　　　　　　　　　　比赛场上的风波惊动卡拉扬

　　汤沐海经过一年多的认真准备，胸有成竹地走进比赛大厅，他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举起指挥棒的时候戏剧性的风波就悄悄掀起了。中国有句老话叫“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这在汤沐海的际遇中得到证实。

　　第一轮比赛结果，汤沐海考分第一，理所当然进入第二轮。

　　就在第二轮比赛开始前，苏联评委突然提出：

　　“汤沐海已超过比赛年龄，不能继续参加比赛。”

　　当时评委除卡拉扬外还有6名，3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音乐家，另3名则为苏联和东欧代表，苏联评委意见受到东欧代表支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评委则认为，比赛延期造成的超龄责任不应由汤沐海本人负，认定他应该继续进入第二轮，汤沐海本人也不愿退出。

　　双方各执己见，只好请卡拉扬出面裁决。卡拉扬住在萨尔茨堡，按惯例只在颁奖时才到场。听到比赛场上出现分歧，他立即乘自己的直升机赶到柏林，准备看汤沐海的第二轮比赛。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共10人，其中有位水平不错的苏联参赛者。

　　第二轮比赛抽签，汤沐海第一号。一曲终结，汤沐海的考分仍然遥遥领先。卡拉扬根本没有到场。

　　原来卡拉扬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要先游泳，到现场时就晚了。苏联评委看到汤沐海又是考分第一，气势汹汹地宣称要带着东欧代表退场。他们的想法，只要赶走汤沐海，那位苏联参赛者就稳拿冠军。事情越闹越僵。

　　卡拉扬这位最高权威冷静地作出决定：

　　第二天决赛时间推迟，他要单独先看汤沐海指挥。曲目由汤沐海自己定。

　　汤沐海接到新安排通知，心里有点紧张。一个音乐学院的留学生为了参加国际性的比赛，要惊动世界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不仅是人生少有的奇遇，也是世界乐坛上的一件罕事。那一夜，他太激动了。如果卡拉扬同意他继续参赛，摘取桂冠十拿九稳；如果相反呢？汤沐海不敢往下想。

　　第二天，汤沐海按时到了比赛场，除乐队外，评委席上没有人。稍后卡拉扬到了。这位大师主动走近汤沐海与他亲切握手，同时间：“指挥什么曲目？”

　　汤沐海认真回答：

　　“按比赛规定的《柴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

　　“OK！”卡拉扬在离汤沐海不远的地方坐下来。那时汤沐海根本不晓得它是卡拉扬的拿手曲目，没有思想负担，正像中国古语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汤沐海指挥结束后，还沉浸在乐曲的悲论中，卡拉扬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轻轻走到汤沐海身边，热情主动地伸出手，紧紧地握着这位年轻指挥滚烫的手说：“很好，确实不错。”

　　汤沐海激动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和蔼可亲的大师。卡拉扬恢复了平静说：

　　“比赛中出现的争执没有必要发展下去，那只会伤感情。看了你的指挥，我有个想法，你不要参加比赛了，我有两个安排，第一你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柏林来跟我学两年，驻团学习和工作。我会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延长你的学习期。我不收弟子了，你是例外。”

　　汤沐海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唯恐漏掉半个字或者领会错了意思。卡拉扬继续深情地说：

　　“我的第二个打算，邀请你在明年演出季节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正式套票音乐会。”

　　汤沐海如梦初醒，这时才明白了卡拉扬对他的器重。这给他带来的荣誉和幸福，那是得了第一名大奖也无法比拟的。

　　那次指挥比赛，第一名空缺。这是卡拉扬这位大师的巧妙安排。

　　于是，欧洲的新闻媒介以“卡拉扬的关门弟子”这一醒目标题宣传中国留学生汤沐海。记者们提问不断，汤沐海作了如实回答。报纸上登了汤沐海的大幅照片和答记者的话《祖国更需要我》。

　　汤沐海以自己的智慧、勤奋和魄力，树立起中国留学生的特殊形象。这正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一贯希望，汤沐海的来信却谈得很简单：

　　“妈妈，比赛成功，我很高兴。首先想到的是妈妈，没有您的自幼关怀，我很难有今天。妈妈，我很感激您这位好妈妈……”

　　在以后的许多次答记者问时，我的小儿子汤沐海总会说上几句“我的妈妈……”这是做母亲的最大幸福。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伯恩斯坦（BERNSTEIN）到慕尼黑工作一个月，也点名要中国留学生汤沐海协助他。当然伯恩斯坦是看到报上宣传才提出的。评论家们说“卡拉扬和伯恩斯坦是当今世界乐坛两大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有人说他们的学术观点是“死对头”。幸运的是这两位大艺术家都同时对汤沐海寄以厚望。中国有句老话：“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何况汤沐海跟随伯恩斯坦整整一个月呢。

　　汤沐海努力多看、多听、多问……手脑并用忙求知。伯恩斯坦热情随和，不仅对沐海的提问乐于作答，也主动坦诚地透露自己有许多抱负还没有实现，他说：

　　“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作曲、指挥、为电影配音乐、举办电视音乐讲座……”

　　伯恩斯坦的言谈轻松自如，特别亲切诚恳。他把比自己年轻31岁的中国青年当作自己的音乐知音。谈呀，谈呀，滔滔不绝，恨不得在短暂的一个月中吐露所有的心声。他带着汤沐海一起认真工作；他与汤沐海一起林间散步；他热情地让记者为他与汤沐海合影。

　　伯恩斯坦随和、奔放，他对音乐的某些独特见解，使汤沐海很受启发。从伯恩斯坦那里，沐海学到处理各类风格作品的技巧。汤沐海对现代派音乐作品兴趣很浓，这也与伯恩斯坦的影响有关。

　　　　　　　　　　　　　　　　英国神父

　　沐黎1981年去英国后，住在皇家美术学院提供的宿舍里，一个人住，非常舒适。

　　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去英国攻读油画学位的中国人，因此很受重视。

　　沐黎英语流利，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出席宴会、舞会，结识了不少英国学术界的朋友、社会名流和其他各阶层人士。在一次餐会上，有位叫布朗的英国神父找到沐黎交谈，越说越投机。他兴致勃勃告诉沐黎说：

　　“我的住房很大。如果您愿搬去住，我欢迎您。”

　　沐黎担心房租太贵，负担不起，也不便明说，只好表示“先看看再讲”。

　　布朗满脸喜悦，约定时间请沐黎去他家玩。沐黎去了后发现，神父的房子确实宽大、豪华，比起学院宿舍不知好多少倍。布朗一再询问他是否愿意搬去。这时，沐黎不得不把自己的担心表达出来。他说：

　　“真的，我非常喜欢住在您这里，只是可能租金太贵……”

　　神父很通情达理，说：

　　“只要您愿意搬来，租金可以按您在学校的标准付。您不在的时间，还可以免交租金。”

　　沐黎听了，愉快地表示感谢。

　　神父说：

　　“这是友谊。我的房子，不轻易租给我不喜欢的人住。”

　　沐黎在布朗神父那里，一直住到离开英国回国，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沐黎说：“可能布朗起先并不知道我会每年大跑三次（暑假三个月、圣诞假一个月、复活节假一个月）。我外出旅游的5个月不用付房租。一年实际才付7个月的租金。布朗神父是很讲信用的，说过不住不交租金，就不改口。这对我也算是经济上的支持。”

　　所以，每每谈到英国时，沐黎总会想到正直、豁达、宽厚、言而有信的布朗神父。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跻身十五位优秀画家行列以后






跻身十五位优秀画家行列以后

　　如果说我的小儿子汤沐海在参加卡拉扬基金会举办的国际比赛中引起风波，震动柏林乐坛，那么，我的大儿子汤沐黎在1983年被评为英国当年十五位优秀画家之一，在伦敦引起的轰动更为惊人。十五位画家中汤沐黎是唯一的中国人。那次评选活动后，英国极富权威性的彼德·莫尔斯基金会还专门为十五位画家，在利物浦市立美术馆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道格拉斯·海德美术馆举行盛大联展。

　　画展期间，汤沐黎又结识了许多崇拜他和喜欢他的绘画的人，有的请他为自己或家人画像，有的订购他的风景画，还有的请他去家里做客……朋友和画商还为他召开酒会，庆祝他在英国的成功。

　　　　　　　　　　　　　　　　应邀作客

　　汤沐黎早在评选活动前就受到在伦敦的英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的热情宣传，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英国的艺术爱好者特别喜欢购买他的油画，尤其皇室贵族常邀请他去自己的领地考察或度假。评选为十五位最佳画家后，知名度当然更高。

　　表特侯爵是英国王室斯图亚特家族的直系，他在苏格兰的一个岛上拥有自己的城堡。他执意邀请中国画家汤沐黎去城堡玩。那个岛非常大，岛上的一切在画家眼里显得格外苍劲有力，大自然的秀美中又带些野味、神秘。

　　城堡也很大。里面除了住着侯爵的亲人外，还有大批工作人员、侍从。城堡里有座家庭教堂，规模可与城市公用大教堂相比。

　　侯爵家的游泳池建在室内，仿佛地下室。池里矗立着许多柱子，人在水中，穿梭于柱子缝间，非常有意思。水温适当，水质很好。沐黎自幼喜欢游泳，几乎天天都花一些时间游泳。“侯爵家人无论男女，最喜欢的还是骑马。他们骑马，一定要换上特制的绅士骑装，戴上高帽子，就像外国影片中看到的那样神气、威风。沐黎在牧场劳动时，偶尔上过牛背，他原以为骑马和骑牛上下差不离，孰知经过几次才觉得“不上马背，不知马难骑”。

　　侯爵家专门雇了有祖传经验的养马能手，侍候良种骏马。除每天给马喂精饲料外，还讲究科学喂食。真是，贵族们的家畜比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得还要好，这让沐黎心里格外酸涩。养马场的能手们则认为“马靠人养，人靠马活，天经地义”。

　　主人们一日三餐，均属搭配适当的山珍海味。早餐，一定送到床上进食。沐黎是贵客，当然也享受这种待遇。他穿着漂亮的豪华睡衣，坐在金碧辉煌的宽大帐幔里享用早餐。沐黎吃着，想着……那还是小时候生病了，妈妈才把稀饭、面条端到床边，让他坐起来吃……在英国，坐在床上吃早餐，却成为“贵人”的常习……

　　岛上有很大的人工养鱼场，都是利用天然湖泊科学养鱼，有鱼苗网栏、幼鱼网栏、中鱼网栏、大鱼网栏。鱼养大后，便捞起销往英国各地市场和欧洲其他国家。每年的渔业收入相当可观。

　　除鱼外，岛上野鸡也很多。野鸡在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等国均属人们喜爱的珍贵食品，售价高昂。因此，野鸡为侯爵家族提供了滚滚财源。

　　不过，侯爵家里也有经济困窘的时候。因为，英国有条法律规定，贵族逝世，要缴一半财产作死亡税。一代减一半，几代相传，所剩就有限了。侯爵伤心地对沐黎说：

　　“我们有座祖传的城堡，五颜六色，十分漂亮，里面有许多雕塑、石像，有点像你们中国的大寺庙。因为交不起死亡税，只得将城堡送给政府。后来，辟为博物馆，让人参观。”

　　另外，不知从哪一代开始，留下一项重要任务，即按城堡设计图装饰城堡。这项任务虽代代相传，但总完成不了。有条人工织的大地毯，传了几代人还差一大截。沐黎仔细察看了设计图，精细复杂，远不是一般工匠所能胜任的。有经济条件时请能工巧匠细织；缺钱，停下来。侯爵夫人每天忙着向全世界的高档市场打电话订购名牌产品，如意大利料子、法国花边……以备足城堡装饰规定的原料。东西缺货，也停工。

　　奇怪的是今天的侯爵后代，都不愿像父母那样过城堡里的寂静生活，他们酷爱闯天下。

　　有个儿子喜欢赛车。

　　在赛车队里，没有特权，人人都从做修理工开始。别人车轮坏了，他要赶快去换；汽车出故障，要在短时间内排除。有一次，他碰到翻车，脚骨折断，但仍不退缩。他追求的是“凭真本事在赛车道上比高低”。

　　还有个儿子执意去斗争复杂的南非，他说，“冒险活动才是最有价值的”。

　　侯爵的两个女儿更有意思。

　　一个先在英国学画，后来去美国读书，最后选择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当女驾驶员。

　　另一个找了摇滚歌星做丈夫，忙着生儿育女。每逢圣诞节，那位长头发、高靴子的嬉皮士女婿坐在侯爵的豪华大厅里，与众不同。

　　这些让沐黎感受很深。今天，英国有些贵族后代，正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而与父辈的愿望背道而驰。

　　沐黎发现侯爵夫妇特别爱画，城堡里挂了许多古画。他为侯爵夫妇画的肖像画，气度不凡，侯爵夫妇十分喜欢，把它挂在大厅最显眼的地方，在英国上层社会广为流传。凡去侯爵家赴宴的男女老少，都争着请沐黎画像。

　　其实，侯爵夫妇去城堡也属度假性质。他们在伦敦还有豪华寓所，存有许多古名画。伦勃朗一幅原作就属稀有珍品。圣诞节到了，沐黎被热情邀请出席狂欢之夜。夫人年近六旬，受过良好教育。通过中国画家汤沐黎，她似乎更了解中国。客人们都称她“夫人”。她唯独对沐黎说：

　　“您是著名画家，不受礼仪拘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当然，沐黎还是一直以“夫人”相称！

　　沐黎还为英国朋友新著《ATLAS OF CHINA》画了好几幅插图，其中有《商朝打猎》、《北宋军队跨过长江入南宋境》、《元朝的戏剧》、《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与劳动》等，为书增色不少。随着《ATLAS OF CHINA》的发行，找汤沐黎画插图的作者和书商越来越多。他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诗集画的重彩画插图《牧童之歌》、《摇篮曲》、《托儿歌》、《欢笑歌》、《春歌》、《开花曲》、《梦歌》、《寻儿歌》等，受到英国各阶层读者的喜爱。

　　汤沐黎的作品在短短三年内就为英国上层所承认，并跻身1983年十五位优秀画家行列，这决非偶然，而是取决于他的实力。

　　沐黎还应英国友人之邀，穿越没有路的苏格兰高地，作了一次很有意思的野游。

　　友人的母亲开车送他们到高地边，他们下车，背着备好的罐头、帐篷……走向高地。那里其实是连小路也没有的高山。山上风景奇异多变，其他地方见不着。在高地上上下下花了近三天时间。他们所背的罐头全吃光了，但空罐仍然都放进背包。因为风景太美，谁也不忍心扔下空罐，破坏大自然的美。

　　沿路连一张废纸和一片杂物都看不到，沐黎还以为除他们以外，从来没有人去过。友人告诉他：

　　“到高地野游的人也不少，都自觉保护环境。”

　　出了山地，他们找到居民放垃圾的桶，才分类将瓶瓶罐罐投入。沐黎的介绍，使我想起几年前，我们在国外，有时，手里捏着餐巾纸，看不见垃圾桶，只好捏回家。只有人人自觉，才能美化环境。

　　除了去表特侯爵家外，沐黎还曾随一位在中央美院结识的英国同学白兰去爱尔兰考察风土人情。

　　白兰姊妹六人，都在世界各地深造。父亲是爱尔兰贵族，拥有大庄园和很多土地，有几个雇工耕作。白兰的父亲自己也开拖拉机去地里干活，母亲操持家务。

　　沐黎去时，正碰上六姊妹都回家，热闹非凡。父亲骑着漂亮的高大骏马，带着猎狗，率领三亲六戚，浩浩荡荡去打猎。骏马和猎狗跑在最前头，后面助兴的队伍听见枪响，顿时一阵欢笑。生活情趣很浓。

　　白兰家的许多亲戚朋友，住在祖传的石头庄园里。有的几代同堂，有的孤老一人。沐黎在白兰陪同下，一家一家走访。主人们都是第一次迎接中国客人，格外热情。每户人家都爱上了沐黎的画。于是沐黎走一户，画一户，有的取材于当地风景，有的是人物肖像。

　　白兰的姐夫，是南爱尔兰的大牧场主，还与邻居合办“威士忌酒厂”。该厂生产的酒，酒质好，销路快，远近闻名。为了答谢主人的盛情款待，沐黎在他家一间存放猎货的库房的大墙壁上，画满了画。沐黎非常满意自己的即兴创作。主人也欣喜若狂，一面举着盛满威士忌的大杯子，一面大声说：

　　“这幅大壁画，就是我们的传家宝！”

　　沐黎在爱尔兰挨家挨户走了一个月，画了一个月。时间会流逝，但沐黎的画，会代代相传。世界上许多名人名画都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难得的苏联之行

　　1984年3月，沐黎参加由苏联在伦敦组织的旅游团访问苏联。它所需费用加在一起才合500美元，非常便宜。如果个人行动，绝对不够。他猜测苏联政府为了扩大宣传，对旅游团有补助或者有企业给予赞助。

　　在苏联旅行，随集体大客车往返于当地博物馆、画廊、名胜古迹……看的东西很多。莫斯科的老区显得小，教堂和修道院显得格外古朴，而不少新造的大楼则赋予莫斯科现代气息。

　　列宁格勒大都是18世纪的建筑。博物馆展品中，原始文化部分有几十万年前的东西；西欧艺术部分则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一些大画家的作品。沐黎特别迷恋的还是苏联展品，因为好多东西其他地方见不着。遗憾的是他们去时正碰上“特列恰科夫画廊”关门，没能看到那里珍藏着的最好的苏联绘画艺术品。

　　旅游团成员每晚热衷于看芭蕾和听歌剧。那里的芭蕾和歌剧的演出水平非常高，音响质量和舞美设计好极了，票价也不贵。大家坐包厢位子看演出，非常惬意。沐黎感慨地说：

　　“过去只有贵族才能坐的苏联剧院包厢，现在无论谁，只要肯花钱都能坐。世界真的大变样了……”

　　沐黎说：“那次旅游团差点组织不起来，因为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不能自由走访，没劲。我是第一个去交费的，不会俄语，英语在苏联又用不上。集体安排活动，减少了许多麻烦，我很愉快，很满意。”

　　有一次，到莫斯科一所艺术院校访问，他走进大厅就看见墙上的宣传画。他猜测可能是学生开什么评比会时当场画的，也可能是社会上的艺术爱好者开展活动时集体画的。一幅一幅的画，内容各异。沐黎仔细看，仔细品味。其中有一幅特别引起他的注意。画的内容为：两只巨手从地球的两边伸向中间握手。两只手都带着袖子。一只袖子是美国国旗，另一只袖子是苏联国旗。在美国国旗的袖子上画了英、法等国国旗。而在苏联国旗的袖子上画的则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越南、古巴等国的国旗。宣传画却把中国国旗画在美国国旗袖子上……

　　很显然，这画是中苏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紧张时创作的。因此，宣传画把我国画到两大阵营所谓的敌对阵营中。

　　还有一个类似的有趣例子。沐黎去邮局寄信发现，苏联当时的邮资不依照路程远近，而是按照与本国的亲疏关系，因此“亲我者再远如古巴、越南也便宜”，“疏我者再近如中国也很贵”。

　　这两件小事都在沐黎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好在岁月流逝，曾经磕磕碰碰的小伤痕逐渐愈合。中国与原苏联各国人民的友谊将会长存。

　　通过苏联之行，沐黎在艺术上收获很大。而经济方面上的当也不小。当时苏联外汇紧张，因此到处是兑换外汇的人。进电梯、上厕所、去饭堂……都有人跟上尾随。他们出的汇率比官方高出几倍。

　　有几个青年盯着要与沐黎换钱。见他们渴求的样子，沐黎答应兑换。先数大票面的，100元一张的，然后10元、1元……就在这时，有人喊：“警察来了。”大家草草交换货币迅速散开。

　　回到旅馆，沐黎发现，大票全没有，带回的都是小票。

　　一人上当，代表团成员都吸取教训。

　　当时的苏联人衣服穿得比中国人好一点，吃的却很差。大百货店的漂亮食品货柜上除了几个带泥的土豆和干巴巴的白菜外，别无他物。喝杯咖啡，里面加的不是糖，而是化不开还带怪味的代用品，从中可以看出老百姓缺少食品的程度。

　　苏联食品短缺，但文化生活却很丰富。艺术创作，照样发展，这是很发人深思的。

　　　　　　　　　　　　　　 毕业画展放光芒

　　1984年5月，皇家美术学院举行研究生毕业典礼。沐黎和所有毕业研究生一样，提早起床，穿上有红色和金色镶边的学位黑袍，戴上帽子，十分神气地走进会场。

　　大厅里播放着昂扬的音乐。皇家美术学院是英国最大的、只收研究生的学府，开设绘画、工艺、汽车设计等十几个系。每个系都由系主任带领学生进场，系主任走在前面，学生用左手搭在他肩上，顺次排列，在音乐声中进场。不能快，也不能慢，必须随着音乐节奏迈小步。队伍很长，像条长龙。

　　沐黎所在的绘画系最先进场。沐黎又是仅有的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内心格外自豪。用他的话说，有点像龙头。

　　毕业生来自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研究生都是在本国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受政府或大公司资助去深造的，因此学成回国的热情高涨，个个欣喜地从校长手里接过证书。

　　大家到指定位子坐好后，沐黎才发现后面有小部分位子空着。经过了解，才知道那是小部分英国毕业生拒不出席而空出的座位。

　　原来，英国学校有条规定，学生在毕业前要自己去找工作。那一部分学生因为经过努力、奔忙，未找到合适单位，心里不愉快，所以拒不出席，以示对抗。

　　皇家美术学院毕业活动中还有项重要活动，就是在学院巨大画厅内举办作品展览。沐黎曾在那里多次举办过个人画展，影响很大。去看画、买画的有艺术家、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富翁。沐黎的画不仅销售一空，还预订出去不少。

　　毕业作品展于5月17日下午6时开始。全体研究生都有作品参加，大都是设计图。沐黎选了三幅油画参展。

　　油画一：《孙中山伦敦蒙难》

　　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很有意思。他的英国导师建议他能绘一幅反映中英友好的画。沐黎回顾了近百年历史：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上海租界……很难找到“友好”的题材。好不容易才想到伦敦英政府在1906年为营救孙中山先生而表现出了友好姿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孙中山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清朝统治时，不幸在伦敦被清朝驻英使馆秘密拘捕，使馆准备用大木箱把他偷运回国处以极刑。一位英籍清洁工人被孙中山的凛然正气所感动，帮他悄悄送张条子给英国朋友康德利医生。那正是星期六晚上，星期天不办公。康医生使不上劲，只好私人花钱雇了保镖秘密围堵中国驻英大使馆，以防偷运成功。星期一早上，英政府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中国外交官员，让其交出孙中山。

　　这件事，引起极大轰动。孙中山获得自由后，有近半年时间在大英帝国博物馆读书，写了《三民主义》。在那里读过书的还有马克思、列宁等伟大人物。而今他们坐过的位子都原样保存，供人参观。

　　为画《孙中山伦敦蒙难》，沐黎拜访了康德利医生的后代，了解康医生的生活、品德。

　　那幅画构思独特，内涵深邃。它以大英帝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为背景。孙中山在中心位置，占一席不大的地方埋头读书。从他的书本上冒出烟雾，越升越高，直至球形尖顶，又逐渐显现出中国的万里长城。长城上有孙中山各个革命活动时期的头像。画面右下角有许许多多民众，隐喻我们国歌中唱的“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沐黎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任何革命的成功，除了杰出的领袖外，还需要有敢于献身的民众。如果少了民众的投入，革命和变革都会遭到失败。”

　　沐黎的毕业作品《孙中山伦敦蒙难》巨幅油画，算是比较恰当地表现了中英人民的友谊。新闻媒体高度赞赏，画当场被“英国莱斯特州政府”买走。注明“长期陈列”。

　　油画二：《和谐——巴罗士夫妇》

　　这是一幅反映普通英国家庭温馨生活的油画。无论是人物情绪，还是环境气氛，都让人感到宁静，充满爱意和生机。参观者非常喜欢沐黎这幅表现家庭生活的画。该画也是当场被买走。

　　油画三：《希腊风景》

　　这是沐黎去希腊考察时的即兴之作。沐黎十分喜爱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尤其喜爱其首都雅典。那是欧洲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沐黎早在读中学时，就非常向往希腊。后来真的到了那里，特别激动，于是画了这幅画。此画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当场被著名的“英国理工学院”购走，长期挂展。

　　在展览会上，所有参赛者及参赛者的朋友都非常关心展品的“销售情况”。沐黎的三幅油画，卖得最快。

　　皇家美术学院还有一条规定：“所有毕业生必须献给学院一幅纪念品，长期保留。”

　　汰黎留下的是他为《ATLAS OF CHINA》一书画的关于“中国农民起义”的钢笔画插图。那本书不仅让英国读者喜欢，而且加深了英国读者对中国几千年来的进步的了解。

　　毕业后，汤沐黎又申请延长一年，准备周游世界作更细致的考察。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周游世界






周游世界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对汤沐黎十分厚爱。除了为他的创作和画展提供便利外，他的导师还为他筹集一笔旅游经费，动员他去世界各地考察。要当世界级画家，必须了解世界。

　　　　　　　　　　　　　　　　 西班牙

　　早在中学读世界地理的时候，沐黎就知道西班牙地处欧、非两大洲的中介位置，形成自己交融发展的文化。所以他对西班牙之行，特别感兴趣。在首都马德里、工业城巴塞罗那、古都塞维利亚……都花时间作了比较细心的考察。

　　他去西班牙南方古城柯德巴考察时，看见那里有座很有名的教堂，非常特别。沐黎在教堂里，仔细观察了各个角落，他发现历史的进程在教堂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原来，西班牙最早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外部省。在建筑那座教堂时，就受当时罗马帝国文化的影响。教堂宏伟，是一座由巨大的长方形石柱、石梁建成的三角形宫殿。

　　罗马帝国是多神论的，所以教堂里还有许多神的雕塑：海神、天神、美神……

　　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兴起。因此，那座教堂神殿里巨大的长方形石柱便改成“长短一样，交叉的方十字形”。但是，石柱底座依然留着，至今还看得出。

　　罗马帝国垮台，异教徒入侵，那座大教堂又采用异教徒的标志，重建了某些部分。不久，基督教势力重返，再把异教徒重建部分削去。

　　后来，阿拉伯人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成立了辉煌一时的摩尔帝国，又把教堂里长方形的柱子改成马蹄形、半圆形。

　　不管怎么改，都残留着遗迹。沐黎仔细观察、研究，但印象最深、最惊奇的是在罗马建筑风格的石柱上装有阿拉伯人的头像，而且，墙壁上镶嵌的也全是穆斯林的经文，没有人物形象。

　　最后，西班牙人摧毁了摩尔帝国，赶走了阿拉伯人，于是大教堂又被改回原样。教堂顶被截，造了基督教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建筑形状。

　　细心的汤沐黎，熟悉世界历史的汤沐黎，居然从大教堂的变化遗迹，清清楚楚地看出它的变革经过。沐黎说，那座教堂，外形上有点不伦不类。其实，它是历史演变的见证人，不同历史阶段艺术的汇总。

　　参观那座大教堂的人不少。西班牙导游面对一批一批参观者用英语讲解。沐黎自己研究完了大教堂演变过程后，也去听导游介绍。导游说得津津有味，越说越有劲。当他讲完大教堂被几番折腾的经历后，风趣地说：

　　“说不定哪天，中国人也会来这里，在这座大教堂内加上一座中国城楼……”

　　听众哄然大笑。

　　导游强调说：

　　“你们别以为不可能，现在中国人正在开展乒乓外交。”

　　导游信口开河，根本想不到中国的汤沐黎就站在他的身后。但是，沐黎认为：“世界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中国人有责任、有能力走向世界，认识世界，为世界创造财富，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出力。中国城楼不需要加在大教堂之上，我画的天安门、长城、敦煌、丝绸之路、苏州园林……就挂在外国朋友的客厅里，他们天天都能对着中国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露出友好的微笑。”

　　大儿子一心为中国和世界的美好生活而努力，作为母亲，我感到无比自豪。

　　去年4月，加拿大为一年一度的慈善募捐活动举行盛大晚宴。汤沐黎作为特邀贵宾，捐了一幅油画。油画拍卖很成功，影响很大。这就是在为世界作贡献。据我所知，过去，海外华人以来自港台的或当地华裔为主。现在，中国大陆去的中国人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中，我的两个儿子汤沐黎、汤沐海属佼佼者。沐黎说：

　　“现在，加拿大人买房子，常常喜欢找大陆华人经纪人，因为他们最可靠。”

　　　　　　　　　　　　　　　　　挪威

　　挪威位于北欧，已越过北极圈，那里冬长夏短，所以工作时间也作了特殊调整：冬天是10—12小时；夏天最多4小时，有的单位甚至不安排工作，让大家能到外地游玩，尽情享受阳光。人们生活得特别开心。

　　这正是吸引沐黎去的原因。

　　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卑尔根景色迷人，还有许多造型奇特的木头房子，沐黎说“很有点苏联建筑的味道”，在细雨霏霏中更富诗意。

　　卑尔根的商店和展览馆，都是下午4点就关门。晚上11点天还亮着，中间7个钟头，就是让市民们自由活动的。沐黎坐着出租车，全城兜圈子，饱览市容。车费约合三个英镑，并不太贵。

　　他下榻的皇家旅馆附近有精心设计的老式楼房和老式船只，供旅客享用。从远处望去，仿佛一幅宁静的风景画。沐黎特别喜欢。他在澳大利亚旅游时，看到黄金海岸布里斯班郊区许多高级别墅都配有现代游艇时就说：

　　“任何别具匠心的设计，不管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目的只有一个，美化生活。

　　我想，这就是画家眼中的现实。

　　画家希望人们生活在美中，画家也尽全力把美呈送给人们。

　　当晚，沐黎给好朋友秋笛挂电话，告诉秋笛将在首都奥斯陆停留3天，然后往北，进入北极圈，领略没有黑夜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大雨倾盆。沐黎按原定计划上火车，经过8小时行程，准点到达奥斯陆。它是挪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大海港。挪威进口货物50％以上经过奥斯陆。资料介绍，它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一半。所有去挪威的旅游者，必定去那里，看看那座气魄宏伟的大城市。

　　沐黎把行李放在秋笛开来的车上，先看市容，又去参观皇宫建筑，犹如走马看花。

　　停留时间最多的是维吉朗雕塑公园。里面有大雕塑家维吉朗的几千件作品，构思新颖，形象生动，技艺超群。沐黎说，维吉朗的雕塑可与法国大雕塑家罗丹的作品媲美。所以，在欧洲，人们自豪地称维吉朗是“北方的罗丹”。

　　维吉朗雕塑公园兴建于19世纪。园内到处有造型生动的人体雕塑。沐黎特别喜欢公园内耸人云霄的“人生百态石柱”。它由100多个呈睡、坐、站等各种姿势的人体组成，游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由远而近，石柱由小而大。石柱建立在石阶顶上，沿石阶布满一组一组的雕塑群，美不胜收。从这些雕塑作品可以看出维吉朗为之付出的智慧和心血超常惊人。

　　附近博物馆介绍维吉朗的生平。他年轻时生活贫穷。有一次，在公园的长凳上睡，早上醒来，十分饥饿。身边只有一本书是用皮包的。他像卓别林在电影里一样，吃书皮。他不畏贫困，刻苦奋斗，终于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艺术家。

　　不过沐黎看过记载，裸体雕塑当年不太被人重视，也不被人接受。近年也出现过不应该发生的“涂红”事件。维吉朗的雕塑全为灰色裸体石雕。有些年轻人曾经用红漆把石雕的“乳房”、“阴部”涂成红色，不伦不类，破坏了艺术作品的美感，他们的无知实在让人痛心。

　　奥斯陆的蒙克美术馆，陈列着蒙克毕生所绘极有代表性的作品。蒙克生于186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才去世。年轻时曾到过巴黎及法国南部地区，还曾到意大利和德国周游……在国外住了差不多20年之久。45岁时不幸神经质病发作。

　　新病初愈，他决心回祖国安居。这时，他还为奥斯陆大学作了一幅装饰壁画，巨大的太阳放在中心位置，象征光明和力量。

　　蒙克早期的画着重表现人物心理，并富神秘性和象征性，让人感到蒙克画中的人物都充满悲哀和痛苦。在受到凡高、高更等印象派画家的影响后，所绘作品有了改变，即用色比较单纯，集中表现简单的并且去掉轮廓勾画的形象。他用强烈的色彩铺满画面，传递一种纯粹的艺术魅力。著名代表作品有《红葡萄藤》和《生命之舞》。在欧洲，蒙克和凡高一样对后来的表现主义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斯陆市政厅里陈列有极精彩的壁画。最成功的要算亨里克·索伦生在正墙上所绘的那幅“湿壁画”，是在湿的灰泥墙上用画壁画的技法完成的。近看很粗糙，远看却气势恢宏。还有一些装饰画也别具一格。

　　最有意思的是，沐黎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跑了几个特殊的博物馆，大开眼界，增加了历史知识：

　　北欧海盗船博物馆

　　除了实物外，还有海盗所犯罪行的文字记录以及有些海盗可悲下场的描述。

　　前进号探险船博物馆

　　记录了挪威航海家南森船长带队两次远征北极和一次赴南极的传奇经历等。

　　康·提尼依博物馆

　　展示了北欧人自制的渡大洋的木筏遗物。显示出人类探险的智慧和勇气。

　　亨尼·昂斯泰德艺术中心

　　亨尼·昂斯泰德是富有的船王，讨了世界溜冰冠军作妻子后，花巨资建造艺术中心。展品都是溜冰冠军获奖的奖杯。它们一直闪射出耀眼的光辉，使观众分享温馨。

　　《挪威移民在美国》的画展，带有纪实性，它既反映移民在美国的发迹致富，也反映辛酸生活，与观众感情更贴近。因此围着细看、沉思的人不少。

　　秋笛的公公和婆婆是挪威老人，听说中国画家要去，早作好迎客准备。他们不但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对中国似乎也并不陌生。两位老人亲自开车去奥斯陆市中心的“南京饭店”为沐黎洗尘。那里价格奇贵，菜也一般，主人选定那里，是表示诚意。他们吃着、品味着、细谈着……沐黎思乡情绪油然而生。饭后，老人开车陪沐黎到奥斯陆南部的亨里克·索伦生故居参观画廊。那是画家的儿子为纪念自己的父亲专门建造的。不过里面展出的画与奥斯陆市政大厅看到的索伦生的湿壁画，留给汤沐黎的印象大不一样。故居画廊属小巧精致型，所以没有花多少时间就看完了。

　　8月2日乘早车，两小时后到达挪威的旅游热点利勒哈默尔市。它是座山中的小城，小型别墅林立，其中不少供游人借宿。沐黎去了曼豪根露天博物馆。那是一幢坐落在白杨树丛中的老式木头屋子，四周山山水水，让人感到情趣十足。离露天博物馆不远的是“老工场间”，也是供人参观的。有一位叫山德维格的牙科医生，把自己收藏的吉·维德曼的巨幅抽象派大壁画献给国家，画名为《五月》，也在那里展出。

　　去翁达尔斯内斯市坐车要好几个钟头，沿途多高山峻岭，瀑布奇景。到达目的地后才明白那其实是很小的城镇。四面环山，山顶白雪皑皑，秀丽宁静，简直可称世外洞天，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沐黎在信中说：

　　“妈妈，您和爸年纪大了，如果乐意，到这里住一段时间一定身心舒畅……”

　　特朗德海姆市在翁达尔斯内斯市的东北，也属小城。沐黎细心测览了如画的农庄后，急忙奔赴蒙克荷尔姆顿的海中小岛。只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海里游泳或在海滩晒太阳。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城里行人不多，原来都来小岛度假享乐了。

　　离游泳场不远，有座石堡，过去是关押流放犯人的地方，现已成为名胜古迹。从石堡墙洞望出去，海天一片。如果真的被关在那里，确实不可能逃跑。返回特朗德海姆市区后，沐黎才仔细看了别有情趣的老桥、老货栈等，虽然古旧却依然色彩绚丽，引人注目，变成市内独特的街景了。城里还有不少雕塑显示出特殊风采，那些雕塑似乎都是随手放在路边或者路中的，无雕琢痕迹，与市容和谐。

　　8月5日早上，沐黎参观了一家乐器博物馆。它的创始人是一位俄国女士。馆内陈列各式各样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乐器。参观者看展品的同时，听详细解说，还听演奏，一举多得。沐黎说：

　　“妈妈，这样的特殊博物馆我是第一次看到。不知沐海看过没有。”

　　两个儿子就是这样互相深情地关心着对方的事业。我想，这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

　　挪威给沐黎的印象是山多、水多，人口少，城市不大。家家户户平静快乐。生活水平高，治安很不错，犯罪率低，街上看不到警察。

　　沐海曾经也来信说：

　　“妈妈，我走过许多国家，发现挪威人很富有，他们物价虽然贵，但收入也不低，大家安居乐业。”

　　　　　　　　　　　　　　　　　瑞典

　　挪威和瑞典毗邻。傍晚坐上火车，舒舒服服睡一夜，第二天清晨就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沐黎先到党特宁何姆宫（DROTTNINGHOM）。它有小凡尔赛宫的美称。后园还有一座中国亭子，使他感到格外亲切。

　　第二天，沐黎就去瑞典大雕塑家卡尔·米列斯故居。里面陈列了大约160幅作品，多为铜塑。总特点是洗练，动作奇特。人体特意作一定程度的变形，如细身、粗臂、长腿、东方人脸形等等。米列斯的妻子也是一位极好的画家，故居中也有她的作品。

　　晚上去尤金亲王宫。里面收藏了许多珍品。尤金亲王也是画家。他收藏的左恩（A．ZORN）和拉森（C．LARSSON）的作品，都是经典之作，很难在别处看到。

　　8号清晨，沐黎去瑞典国家美术馆，主要看瑞典大画家卡尔·拉森（1853—1919）的作品。他画的风景画《公主和牧童》，非常有神韵。另外，卡尔·维尔何姆的《人船》和布朗·利耶福特的《鹰击》也都在沐黎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斯德哥尔摩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纪念馆有好几十个。有个叫“瓦沙”号的老船馆，大船身有好几层楼房高，是300多年前的瑞典豪华皇船。首航就沉没。在海底沉睡了330年之后才被打捞上岸。又用十几年时间整修后，供游人参观。大船全是用木头雕制而成。除水下部分外，水上有4层，里面十分华丽。室内陈列了当时原有的全部用具、物品等等。沐黎来信中说：

　　“我在船四周徘徊了许久，惊叹当时工匠的技艺。这艘‘瓦沙’号船是一座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活生生的百科博物馆。”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是1920年左右建造完成的。厅内许多金碧辉煌的镶嵌画是用金箔片贴在玻璃反面而成的。参观的人不少。登上市政厅顶楼可以远眺繁荣漂亮的市容。

　　斯德哥尔摩的现代美术馆里陈列的名画不少。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达里，法国画家列吉、凡高，美国画家波洛克、罗森伯格，意大利画家德·切里柯等都有画。也有些是瑞典画家的现代作品和照片。

　　看卡尔·爱德尔的家庭雕塑室，沐黎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位瑞典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陈列在自己的木建筑住宅里。担任讲解的是一位80高龄的老太太，她自豪地介绍自己“是画家的女儿”，此外还掌管有关画展的全部业务。

　　在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市的奥托·里赛尔包姆博物馆后，沐黎对这位只活了65岁的瑞典画家的作品，印象很深。

　　离市中心仅15分钟车程的西克斯卡画廊里名画集中，非常出色。其中油画、石版画、铜版画、雕塑均为名家所作。令沐黎赞不绝口的就有近40幅名作。他认为瑞典美术史上有三大名师对世界贡献极大：一位雕塑家，即米列斯（C．MlLLES）；两位画家，即安·左思（A．ZORN）和卡·拉森（C．LARSSON）。

　　拉森的后半生很有意思，他和妻子回到瑞典中部乡村小镇，按自己的趣味设计住房，然后生了十来个小孩。画的都是家庭生活趣事，一本又一本……沐黎感触很深，说“画家有的站在人生舞台高点显露才华，有的隐居世外桃源追求心灵中的艺术。卡尔·拉森两种生活都有。”

　　沐黎十分崇敬左思。离斯德哥尔摩市区不远的莫拉镇上就有左思美术馆和左恩旧居，里面陈列着他的作品和他的收藏品，有古物、油画、水彩画、钢版画、雕塑等等，都是稀世瑰宝。有的只有那里才有，所以沐黎必须赶去。他认为如果到了瑞典而不去莫拉镇会终身遗憾。

　　左恩的家是一幢由他自己设计的木头建筑房屋，非常别致。花园很漂亮。整个住宅和花园连在一起就是一幅很有神韵的画。左思没有儿女，所以他和夫人去世后，把自己的庄园、住宅、别墅……都上交国家，变成展览馆，对全世界旅游爱好者开放。沐黎舍不得离开那里，决定在白烨树林中的木头建筑小屋住宿一夜。那是专为游人准备的。那一夜，沐黎亲身感受了当年左思过的宁静生活。在这以前，沐黎记得只有徐悲鸿先生曾经介绍过左思。以后，未见别人再提到过左恩的名字，更不用说他的作品和生活了。他能有机会去左思故居看看，揣摸他当年的宁静心态，可算三生有幸。

　　从莫拉镇往南，换三次车才到古特勃格市。那里有很大的美术馆，所陈列的展品属独家仅有。如琼森BJORN S．JONSSON的《雨窗地图》；拉森的姆子》和若干浮雕和壁画，尤其壁画线为木炭线，特别引人注目；左思的《红裙女》、《三裸女在河边》、《红裙女下楼》、《铁匠家》等，沐黎还是第一次看到；利杰弗德兹（BRUND LILJEFORDS）的动物画——狐狸、猫、鹰、兔……更是入木三分。而今，油画爱好者特别喜欢沐黎的动物画，赞他画的动物“传神，有特殊灵性”。

　　　　　　　　　　　　　　　　　芬兰

　　“西尔加班轮”往返于瑞典和芬兰之间。沐黎下午4点半上船。

　　过了一夜早上醒来，轮船已安全驶进芬兰的赫尔辛基码头。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芬兰最大的海港，水陆交通极方便。全市以新式建筑闻名于北欧，老的东西不多。它夹在俄国和瑞典两个大国中间发展自己的文化，利用木材设计制作的现代家具、艺术品，非常精致。市内有著名音乐家西比利乌斯的纪念碑。

　　活了92岁的西比利乌斯是芬兰的乐坛大师，他的作品充满强烈的民族意识。芬兰人为有大音乐家西比利乌斯而自豪。

　　沐黎在赫尔辛基市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看画廊和博物馆。他很喜欢芬兰画家加伦·卡莱拉美术馆里的作品，还特别去郊区访问他的故居。故居建筑很别致，有卧室和画室，陈列的作品都属加伦·卡莱拉早年之作，还有石版和各种工具。他从非洲带回的矛、鼓、兽皮等都保存完好。芬兰的雕塑不少，但比起挪威和瑞典来则不那么震撼人心。

　　芬兰的国家博物馆内陈列的展品大都是历史文物，基本没有画。不过展厅正中有一幅很大的湿壁画，是加伦·卡莱拉的作品。那幅画初看一般，换一个角度望去却很生动。沐黎发现了它的新颖之处后在画前驻足，从左右远近不同视角看了好一阵。

　　从赫尔辛基乘船北行是有名的苏门林纳岛。岛上有要塞和北欧艺术中心。北欧艺术中心陈列着现代作品。赛那尤斯画廊里的展品，属私人赠送，比较一般。沐黎看完后匆匆赶到离它不远的曼纳林博物馆去。

　　曼纳林在苏联的十月革命后，历尽艰辛。他原是芬兰的白军领袖，为争取芬兰独立，不惜付出一切。芬兰独立后，他是首任总统。1906年至1908年的两年内，他曾骑马访问中国，沿途购买了不少中国字画和文物。随后又到日本，经西伯利亚回国。沐黎通过展品判断，曼纳林很喜欢中国。博物馆里还有大量照片和幻灯片，史料价值极高。可惜二楼的实用美术馆不开放，沐黎不无遗憾。

　　接着，沐黎去了沙佛林纳市和由颇勒市。在由颇勒市，他参观了现代美术馆。现代美术馆的规模还可以。里面有法国画家皮让·恩奈斯特的素描《铁役女体》。沐黎自幼喜欢素描，有扎实的功力。他在考察过程中，很难看到素描展品，所以特别欣赏。

　　沙拉·希尔顿美术馆非常出色。它的现代画廊相当大，有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和意大利现代派画家德·切里柯的作品；有美国雕塑家伊·克兰霍尔滋的别具匠心的金属皮雕塑；有欧托以卡的类似水晶雕的《湖滨宫》；有法国恩·须法的《大三菱镜》，是极具光学原理的雕塑作品；还有劳尼·柳柯的一座取名为《上下班时间》的雕塑中，有“有轨电车和人”。

　　沐黎怀着丰收的喜悦去特库市。他知道那里的艺术博物馆无论是展品还是建筑本身都是第一流的。芬兰大画家加伦·卡莱拉的作品尤其吸引着沐黎，他拍了好几幅照片。

　　特库市不是芬兰大音乐家西比利乌斯的出生地，他甚至根本没有在那里居住过。但是那里却有一座西比利乌斯的博物馆。沐黎好奇地探询，才知道那座博物馆是根据西比利乌斯的一位老朋友的建议，在离特库市音乐院不远的地方建造的。

　　博物馆内陈列着西比利乌斯生平资料、照片和用过的东西，还有各种乐器。除此，还有现代化的音乐厅，不停地播放音乐。参观者走进博物馆就会沉醉在最美的旋律中，心境清新。

　　特库市有座古老而简朴的大教堂，庄严肃穆。离教堂不远，是维诺·阿尔腾能美术馆，芬兰大雕塑家阿尔腾能的作品很有个性，沐黎特别喜爱。市里还有座特库城堡，据说是芬兰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曾为公爵皇族的住所。不幸在一次大火中遭严重破坏，后来找了许多专家根据记忆按原样修复。

　　　　　　　　　　　　　　　　　丹麦

　　哥本哈根，是丹麦的首都，也是北欧最大的城市。哥本哈根地处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水路四通八达，是丹麦的交通枢纽。

　　沐黎到哥本哈根后，住在约瑟夫·凯特纳先生家。他是沐黎一位英国朋友的岳父。

　　约瑟夫·凯特纳家只有老夫妇两人，住三房小型公寓。公寓安静、舒适、设备齐全。沐黎独住一间，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每天清晨，主人预备了丰盛早餐；沐黎吃后，9时外出，晚上11时回来休息。白天，手持一张哥本哈根市卡，在全市各画廊和名胜古迹到处跑，大饱眼福。

　　北欧四国首都相比较，沐黎认为斯德哥尔摩给他的印象最深，其次算哥本哈根，然后是奥斯陆和赫尔辛基。

　　哥本哈根的展览馆规模不大，陈列品却不少。丹麦画家克鲁耶很善于用抒情色调画夜景。他的《海边夜色白衣人》在展览馆中最出色。

　　有家奥德罗普加德藏品馆，内有不少法国印象主义大师的作品。丹麦人对世界美术瑰宝的重视程度令沐黎非常吃惊。

　　大美术馆里也陈列不少法国雕塑家的作品。沐黎看着看着，舍不得离开。

　　卡尔波的作品，结构紧凑，生动活泼。

　　巴利亚斯的作品，功力深厚。

　　丹麦雕塑家开·尼尔森的雕塑群像，非常精彩，而其中又要数《女鹅》、《母子群》、《躺女》等最富魅力。

　　丹麦另一位雕塑家格哈德·翰宁的作品与开·尼尔森的风格相近，但格哈德·翰宁作品的面部带些亚洲味。

　　西列罗的皇城堡大厅，非常华丽。它的特色是石膏墙的装饰，里面有技巧不凡的宫廷画家的作品，如《美人鱼》、《持枪女骑》、《骑驴女》、《众女》等，还有不少表现宫廷贵族生活的作品，很有气势。

　　沐黎说，从作品判断，丹麦的雕塑优于丹麦的绘画。因此，哥本哈根市到处都有雕塑，为城市增色不少。沐黎在大街上，一直走走停停，欣赏精湛的雕塑艺术。尤其到了晚上，在特别设计的灯光的照射下，一座座雕塑更显艺术魅力。人走在其中，简直是最美的享受。

　　引起沐黎最大兴趣的是一家中国孔雀剧场。场内欧洲人穿上中国服，跳中国舞。虽然有些怪味，但是观看的人满满的，笑声掌声十分热烈。

　　通过中国孔雀剧场可以看出丹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沐黎愉快地看着，也随着其他观众热情鼓掌。

　　　　　　　　　　　　第四次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沐黎已去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次了。不过每次走的地方都不一样。这次，他选择了不来梅、埃森、纽伦堡、法兰克福等未曾到过的城市。他发现这几个受战争破坏最厉害的城市的建筑十分有意思。建设者们在新建高楼大厦的同时，总是精心保护旧建筑的残存部分，把它照原样修复。因此，不少地方是新老并存，有的虽只有极小部分的老建筑，但也让留着，让人一看，就记住战争的残酷印痕，同时也可以看出人们医治战争创伤的顽强毅力。新建的美术馆、博物馆、大楼……充满生气，非常漂亮。

　　美术馆和博物馆里陈列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藏品不很广泛。比如法兰克福美术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意大利和比利时两位神秘主义大画家的作品。

　　雕塑馆的陈列品中，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连中国和埃及的东西都有，却没有近代的雕塑品。不过，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起新馆，已很不容易了。

　　沐黎以前曾路过法兰克福，这次走了不少老区街道，发现市容幽美。适逢那里正在搞什么热闹非凡的活动，有全副武装的警察、消防队，还有杂技、舞蹈表演，围观的人很多，个个面带喜色。沐黎也挤在人丛中看热闹。他发现警察的人情味非常浓。当路边的小孩想骑他们的马时，他们居然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上马背，大人小孩都乐开怀。

　　纽伦堡市更是一座美丽的老城。城里到处都有城堡、教堂、老房子和广场，这在德国境内尚属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市内还有精工雕塑。本来沐黎心情非常愉快，但后来却为住宿花了不少时间。原来旅馆有条怪规定，青年旅馆不让26岁以上的人住。有的旅馆因房子不多，就高挂客满牌。沐黎没有时间为找住房奔忙，请游客站代办，费用包括早餐在内。第二天清晨才发现，不仅没有早餐供应，连服务人员都没有。沐黎一气之下，到旅游站抱怨说：

　　“可以把旅馆的牌子砸掉，太不负责任了。”

　　在欧洲，大城市旅游业发达，旅馆收费昂贵，制度也严。像那家失职的旅馆，是要对住宿客人赔不是，并受到惩罚的。

　　沐黎跳上了去苏黎世的火车。不断变换的沿途景色，驱散了滞积心头的阴云。

　　　　　　　　　　　　　　　　　瑞士

　　在瑞士的苏黎世美术馆里，大画家何勒德的装饰画特别引人注目。他的画面表现技巧高、变化多，善于利用线条，起到穿透力强的作用，有侧射意境。沐黎站在每一幅画前，仔细研究了线条浓淡、色彩冷暖、底面干湿，尤其对衣服线条粗、肉体线条细、高地平线重复造型的构思更为震惊。他在《日记》上写道：

　　“何勒德画衣服喜欢用二面线，而人体只用一面线。目的是强调外部轮廓，让人体和背景色调相同或接近，让人体产生隐人感……画上的衣服和背景用的是对比色块。有的线深近天，有的线深近地，反复用线构成和谐氛围和色彩韵律。能取得如此特殊效果，可想见当时创作过程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何勒德1853年出生在伯尔尼，1918年在日内瓦去世，享年65岁。他最初画的都是抒情作品，后半生才改变画风，标新立异画了许多装饰画。因而在他去世后，褒贬各异，甚至还受过舆论冷落。但是，沐黎认为，何勒德通过作品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个性，所以他的画能流传至今，相信还会有崇敬他的后来人。用沐黎的话说，“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追着看他的画，获益匪浅”。他还高价买了一本厚厚的画家生平画册，一直带在身边。

　　在苏黎世两天，都逢大雨。坐三小时火车就从瑞士国的这一端到了另一端的日内瓦市。那里却是晴空万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特别精彩的街头雕塑。他一座一座认真细看。

　　日内瓦市在日内瓦湖畔。湖里天鹅成群，悠游自在。

　　从日内瓦市登上游艇，与天鹅同游三小时，就到了另一个城市洛桑。它的背后是皑皑白雪。城区漂亮。

　　伯尔尼是瑞士的首都，它的名气虽没有日内瓦市响亮，但也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家家户户都放满鲜花。街上到处是拉管风琴的老艺人，还有穿着古装的童子军乐队，碎石子路，钟楼……古色古香，多姿多彩。

　　伯尔尼的城徽是“熊”。传说古代有位牧人，要用猎获的第一只动物为地方命名。结果一枪打中的是一头大熊。大熊在那里的名字叫“伯尔尼”。城市因此得名。

　　至今，伯尔尼市内公共广场上还养着大熊。它们坐在两个大圆坑内，学会张着嘴让游人用胡萝卜喂它，甜滋滋地嚼着。

　　在伯尔尼市内，女警察不少，那里社会生活安定，不像有些大国因贫富悬殊而暴力不断；也不像有些小国缺衣少食挣扎在死亡线上。那里的人们安于宁静的生活，这可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士因中立而免受战争摧残有关。他们懂得“宁静就是幸福”。

　　有个叫“巴则尔”的小地方。那里有一个大植物园，园内奇花异草，珍贵异常，吸引着不少游人。沐黎更感兴趣的还是植物园内的那座雕塑园。里面陈列着世界名家的现代雕塑作品。

　　沐黎特别喜欢庄严肃穆大教堂不远处的一座“壶形”建筑。它的底色是大红，配着金边镶饰和彩色壁画，以及我们可以在颐和园里看到的那种琉璃瓦。

　　记得我的小儿子汤沐海，多次邀请父母去欧洲看他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海边的别墅时，总是沾沾自喜地表示：

　　“我的房子远处望去就像一把古琴。看着它，耳边会响起优美的琴声……”

　　可见美的建筑造型，除了美化环境外，还会起净化心灵的作用。

　　沐黎决定登上有名的米拉特斯山山顶俯览山下。于是便从山脚下乘小型钢缆电吊车到海拔1400多米处，再换大型钢览电吊车直上海拔2500多米的峰顶。虽然寒气袭人，但空气清新。环山有路，路沿有扶手。游人安全稳妥地行走在云雾缭绕中，眼下是怪石深谷，变幻无穷。树上罩着白雪。坐在环形餐厅里喝杯热茶，既暖身子，又饱眼福。尘世间的尘埃和媚俗一扫而光。在山顶参观完气象站，就从另一头坐齿链火车下山，经过阿尔卑南斯塔德回到住地。为了多熟悉世界，沐黎总是挑不同的路线来往。

　　1991年，我们全家在澳大利亚团聚时，从黄金海岸布里斯班出发去有名的赌场开眼界时，沐黎就对司机说，先走最繁华的路线。沿途有为富翁修建的豪华别墅，还有专门附设的游艇，富丽极了。家家户户设计各异，让人见了不愿马上离开。回程时，他要司机走乡村山路。沿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家境最好的农民，也不过是用一米左右高的木条把自己的住屋和耕地圈起来，里面三五只羊和一二头牛，还有小鸡……繁华的城市和山野农村形成鲜明对比。画家不仅要把最美的东西呈现给人们，更要懂得美来之不易。

　　沐黎在瑞士考察了近10天。感受最深的还是瑞士的人民虽不太富，但安居乐业。他们由6个小国组成，6个小国的首都沐黎都去了，印象非常好。6个小国组成联邦政府，使用德、意、法三种不同语言，笃信基督教或天主教。100多年来和睦相处，不像有些地方，民族矛盾激化，炮弹横飞……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和地区如能都像瑞士那样，那该多好！

　　　　　　　　　　　　　法国南部和卢森堡公园

　　从1982年沐黎第一次去法国算起，这已经是第六次了。所以他选择还未到过的南部城市。第一站是里昂。在那里的美术馆沐黎意外发现展品中有一幅常书鸿1933年在法国画的《亚洲美人》。走了那么多西方美术馆，第一次看到中国当代画家的油画作品，心情特别激动。沐黎说：

　　“我在那幅画前停留了许久，舍不得离开。今后，随着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相信不断会有好作品走向世界，脐人世界美术行列

　　沐黎沿着老城区去看圣母院。它的门前，雕刻内容极其丰富。院内金碧辉煌，镶嵌着多幅画。不远处，还有古罗马剧场遗迹。能亲眼看看，机会难得。当晚就乘火车去靠地中海的尼斯市。那里日照时间长，海滩帐篷林立。裸体游泳的男女三五成群，望不到尽头。海里游艇云集。有玩水橇的，有玩帆板滑翔随海浪起伏的，有坐降落伞升入空中让快艇拉着跑的……

　　沙滩后面是林荫大道，热带植物茂盛；再后面就是白色或浅色的旅馆群；再后面就是秀丽的山城。尼斯市的特点是“没有工业”，收入全靠旅游业。

　　沐黎在尼斯市3天，住在一对退休老夫妇家。白天外出，参观了法国现代派大画家马克·夏高美术馆。馆里陈列着他的宗教主题的作品外，还有草图、挂毯、雕塑……里面的镶嵌画和彩色玻璃画都很吸引人。在音乐厅的玻璃和钢琴上的画别具风格。

　　在一次行车途中，沐黎看见阳光下有座很大的犹太公墓，非常诱人，就停下来走进墓地看看。这是他原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的意外发现。里面全是第一流的精工木雕：天使、人物……那座公墓简直就是一座雕塑馆。沐黎记忆特别深。他说：

　　“有许多东西，是自己本来知道的，看后不过加深印象。而有的东西，本来并不晓得，一旦发现，感到特别有收获，感到它的艺术价值更大。”

　　山丘上还有座巨大的纪念碑，由著名雕塑家罗杰·西沙尔和阿·简尼奥特设计，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最有趣的是一条2米宽的河滨大道叫“英国人大道”。据说这是1820年由一位英国神父拓开的。此路因此而得名。

　　晚上，沐黎与那对退休老夫妇闲谈，了解风土人情。他们请沐黎吃风味餐，沐黎也领略了他们平静、安宁的家庭生活。他们每天沐浴在清新空气和暖和的阳光中安度幸福的晚年。

　　尼斯市与世界有名的赌城蒙的卡罗相邻。沐黎去了蒙的卡罗以后，发现资本家为了发财，挖空心思找了一流的能工巧匠，把赌场建造得富丽堂皇，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那里不仅有豪华住房、高等享受，还有赌运之神在向向往大富大贵的人微笑招手。赌赢的人想再赌再赢；赌输的人也想再赌，捞回失去的钱财……周而复始，肥了赌场老板。

　　蒙的卡罗属独立国家——摩纳哥。它位于法国东南部，靠地中海，地形有点类似香港。全国人口只有3万多，收入靠旅游业。基本讲法语，用法郎。物价比法国贵一倍。不用签证，自由进出。摩纳哥国内的皇宫、水族馆、植物园……所有著名地方，沐黎都去游了，拍了照片。

　　下一站到了法国南方小城昂梯布斯市。那里有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美术馆。半个世纪里，毕加索参加了法国绘画大竞争。1949年他曾在该城住过几个月，离开时将在那里画的画赠送当地。后来，他住过的屋子辟为毕加索美术馆，展出那些画。作品不少。

　　那里还有法国大画家弗南德·列吉美术馆。馆内主要陈列着他的现代派作品。有大型镶金烧瓷、挂毯画、彩色玻璃画以及两幅早期写实油画，还有几幅代表他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的绘画……各有特色。

　　列吉美术馆的地皮是他自己在去世前半个月买下的。显然，他有意要将自己的作品留给后人。

　　离马赛市不远有一座古城。护墙围绕，墙内有教皇宫、圣母院、断桥以及其他老建筑、古遗址等等。据介绍，13、14世纪时，有反教皇的人曾住在围墙内。对台戏唱了150年才与罗马教皇合并。有个时期，围墙内荒芜的皇宫变成了兵营。现在已按原样修复，供游客欣赏。从圣母院的后花园望去，风景格外明媚。

　　在回程途中，沐黎还特地经过一处老港，登上城堡看奇异的山城落日。落日照着当年的要塞和老墙，景象壮观。

　　接着，离开马赛到了巴黎。巴黎，如果把路过也算在一起，他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在巴黎，他在好朋友黎吉祥家住下，并与在巴黎的几位中国画界友人如叶欣、杜干超、周伟强、吕谊等欢聚。沐黎得知他们在巴黎边画边售，处境良好，深为友人庆幸。

　　最后沐黎到了巴黎北边的城市鲁昂。沐黎执意去看那里出色的新老教堂。一些小巷中的老房子似英国建筑，又似荷兰建筑，比较特别。尤其钟楼，造型很美。

　　那里的美术馆里有意大利画家的画，有佛兰德著名画家鲁本斯画的《耶稣下十字架》，还有出生在鲁昂的法国大画家藉里柯的多幅习作和乔·罗歇罗斯的反映“大屠杀”的震动人心之作。

　　鲁昂市，是15世纪时处死圣女贞德的地方。那里有许多绘画和雕塑都是反映贞德事迹的。琢磨这些绘画和雕塑，汤沐黎在艺术上和精神上都获益许多。

　　1996年，汤沐海指挥歌剧，也选了《圣女贞德》。汤氏兄弟都崇拜这位热爱祖国的女英雄。

　　巴黎的卢浮宫，沐黎每次到巴黎都去，百看不厌。这次也不例外。傍晚出来，满脑子珍贵艺术品，匆忙问乘错车，到了法德边境的福巴赫镇。那里没有旅馆，只有一家免费让过路穷人住的小栈，还施舍早餐。不得已，沐黎只好住下。

　　室内无灯。隔壁三个老人帮助安上灯泡。房门没锁没闩，沐黎吓得一夜不敢合眼。从缝隙中观察，两边邻房住着的均是约五六十岁的男人，粗手大脚，一看就知是苦力劳动者。所有人都不会说英语。从面容看，还属和善友好。不过沐黎夜里两次惊醒，够紧张。

　　一次是他挡门的木棍半夜倒地，倒地声把他惊醒，他久久难以入睡。

　　另一次是火车过境时，震得他猛醒，他再也无法入睡。

　　那一夜，可谓提心吊胆。不过，看到了法国最穷困的生活面，还算值得。

　　卢森堡公国内有世界闻名的卢森堡公园，建在绿树成荫的深谷底。卢森堡市就是环绕谷底公园的一座大城堡，站在城内高处看，谷底公园简直像座漂亮的大盆景，可称罕有奇景。10—15世纪，全靠这些环城城堡保护了卢森堡的独立。人们都说它是欧洲最坚固的城堡，有“北方直布罗陀”之称。

　　1867年，欧洲各大国公认卢森堡为中立国。于是，卢森堡人开始拆除城堡上部。下部岩石绵延足有10多公里长，保存了下来，可能是太坚固了，不易拆除。沐黎兴趣盎然，围绕城堡残留部分走了一大圈。

　　卢森堡城里有座历史、美术、自然、科技综合性博物馆，非常有意思，访问者走进去，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内有卢森堡雕塑家奥·切芒特所塑的小孩、老虎、双狮以及别的动物，形态生动；还有卢森堡画家约·库特的许多作品。卢森堡人以有自己的雕塑家和画家而自豪。

　　　　　　　　　　　　　　　比利时与荷兰

　　比利时与荷兰，沐黎都是第二次去了。因为前一次行程匆忙，意犹未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拍了不少照片。东走西看，发现了第一次没有看到的新景观，如获至宝。沐黎特地花一天时间去比利时海滨城市、世界港口安特卫普市考察。正巧碰上中央美术学院派去那里临摹名画的赵友萍和四川美术学院的罗中立、余志强。他乡遇知音，畅谈了一番。

　　安特卫普是非常清新美丽的海滨城市。市容整洁，显出市民素质特别高。但是，它静中有动，充满活力。我从小儿子的音乐书本中就读到过瓦格纳1850年作词作曲的三幕歌剧《罗恩格林》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安特卫普。该剧描写德国遭到匈牙利侵犯时，德王逃到安特卫普想组织大军复仇过程中所发生的传奇故事：国王女儿爱尔莎和武士罗恩格林的爱情悲剧。它的上演成功，四海扬名，安特卫普的名字为更多世人知晓，向往……

　　难怪我的小儿子在安特卫普又添了新别墅。可惜沐黎去的时候，那座被沐海称作“一把古琴”的特殊建筑还不在沐海住宅内。否则，兄弟两人又可以相聚了。

　　海牙是荷兰政府所在地，是荷兰第三大城市。其实荷兰首都是阿姆斯特丹，政府办公机构却在海牙，可能是因为国际法庭在海牙的缘故。

　　吉敏特博物馆很大，是历史文化艺术综合性大馆。绘画部分设在二楼。奥地利大画家尤金·库勒的女像是用干搓画法。先勾线、平涂色；再用木炭在干油画上勾线，然后用灰色或彩色反复扫在木炭线上，造成木炭线忽隐忽现。它的外轮廓和背景之间有中间层次带，用干搓过渡，效果极好。

　　现代派画家皮埃·蒙德里安专厅里挂的画相当多。有传统风景画，有立体派画法的人像和树，有几何线画的风景，有用水彩和粉笔画的《闭目女像》，都极有独创性，极有功夫。

　　博物馆一楼的展品是荷兰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品，有乐器、器皿、衣物等等。

　　还有两家博物馆很有特点。一家是国立的，陈列品全是中世纪到19世纪初的，包括画、雕塑、工艺品、家具、陶器、纺织、考古、历史……真是洋洋大观，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另一家是市立的，陈列品则为从90世纪中起到现代的绘画雕塑。

　　最后，沐黎还去看了荷兰古典绘画大师伦勃朗的旧居。伦勃朗在那幢房子里住了整整19年，破产后，将旧居拍卖了。现在旧居里有铜版画展出。

　　因为沐黎感到必须多搜集资料，所以在海牙、阿姆斯特丹等拍了很多很多照片。他自己也在民族纪念碑前留了影作纪念。

　　3个月的大旅行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极深刻。时间虽短，但记忆长存，收获巨大。

　　　　　　　　　　　　　　　　埃及文明

　　沐黎很喜欢古埃及的文明。早在读中学时，他就对埃及的石雕艺术有研究，向往有朝一日，能亲眼目睹它的惊人成就。

　　沐黎一下飞机，就背着旅行袋，赶去看大金字塔。

　　大金字塔占地十几英亩，高500多英尺。雄伟的塔，使倾心仰望的游人不愿意离开。尤其在落日余晖照射下，它更显神奇威武。

　　世界闻名的“人面狮身”像，有90英尺高，它是用千吨重的花岗石雕刻成的。人类多么伟大啊！

　　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是互相增辉的两座历史遗迹，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沐黎从各个角度仔细观察它们。拍了许多照片后，才赶去参观有名的卡纳克大庙。那是预定要看的宏伟建筑之一。

　　卡纳克大庙的顶，由花岗岩刻成的大石柱支撑着。四壁全是精雕细刻的绘画。整个大庙，就是石刻艺术和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一座艺术宫殿。沐黎在那座大庙里兜圈子看，舍不得离开。

　　埃及的卢克索和阿斯旺，也是计划中必须去的地方。那两个地方都有大批文化古迹和艺术遗址。从开罗到阿斯旺，由北向南，跨越大半个埃及。旅程所需时间加上考察时间，整整花了12天。

　　沐黎寄回的录音磁带上说：

　　“4000年前的古埃及文化，能原样保存到今天，显出它真正的历史价值。这不仅展示出历史创造者的智慧和实于精神，也显示出现代埃及人对古文化的爱护和重视。保护历史文物，是大家的责任。”

　　回想到曾经去过的秦始皇所筑最古老的那段长城，仅仅残留着土墩痕迹，看不出它当年的威武风貌了，沐黎不免感到难过。

　　在开罗，沐黎住在埃及大学文学系系主任家。他是早年从英国去的，虽然在埃及定居，子女们仍送回英国读书。主任的女儿，是沐黎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同学。沐黎说，主任如果在英国，只能算普通知识分子，而在埃及就过着显赫的生活。房子豪华，摇铃佣人就到，吃饭佣人侍候……这样的生活条件，在英国只有大公司总裁才有。难怪过去许多人喜欢到殖民地国家去。他们收入会比当地人高，而当地劳动力便宜，因此日子过得就格外舒服。

　　沐黎旅游参观，迫不得已才坐飞机，一般都坐火车、轮船、汽车……因为这样可以多看不同景物。在埃及更不例外。记得有一次，他坐在车厢里，仍如既往，双眼盯着快速闪过的原野和沿途古建筑群。偶尔回头，他发现就在他旁边的车厢里，坐着一位埃及青年，嘴里不停地念着经文。每隔个把小时，就拿出一块折叠得非常平整的布，铺在车厢外走道上，朝着麦加方向跪拜。然后又起身，折好那块布，坐回自己位置，又开始背诵经文。他很虔诚、执著，仿佛世界上只有诵经拜神才是最神圣的。

　　沐黎说，这位埃及青年，使他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那时，信仰也是那么虔诚。执著。有了那段往昔，他才懂得珍惜今天。

　　到一处考察时，要经过一段非常难走的小路，游人都坐小毛驴。沐黎骑过牛、骑过马，唯独没有坐过毛驴。看着别人在驴背上神态自如的样子，他想骑驴不会难，便上了驴背。

　　驴子很听话，让他坐好了才开始迈脚上路。待驴子行动时，沐黎才感到“骑毛驴也不容易”。

　　经过一处埃及古皇帝、皇后的狭长墓葬地时，驴背上的沐黎大吃一惊，墓葬口开在山崖上，有非常精彩的雕刻，单是它的开口处，就让人感到它的辉煌耀眼。遗憾的是只能仰望，无法走进去。

　　在埃及整整12天，沐黎心中积累了世界古文化财富的大量知识，这对以后的创作极有帮助。

　　　　　　　　　　　　　　　 日本国之行

　　沐黎从开罗直飞东京，借宿在爱国华侨蔡世金老人家里。

　　蔡老住在东京银座高楼公寓内。老人很有钱，却十分节俭。他兴致勃勃地对沐黎谈他的奋斗史，以自豪的口气说：“在外国，一定要学会用他什］的钱，发自己的财。”这句普通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沐黎得知蔡老出生在我国无锡农村。家里苦得没有办法活命，10岁出头就沿途乞讨到上海，靠捡垃圾箱里的烂果、菜皮过日子。

　　几年后，他不堪忍受“红头阿三”对他的毒打追捕，终于狠了心，用石头砸伤了“红头阿三”。为了逃命，他潜上日本来中国装运煤炭的船，混迹东瀛，靠卖苦力混饭吃。他当过日本政客们的打手、保镖，可谓九死一生。

　　沐黎最感兴趣的还是蔡老是怎么“用外国人的钱发自己的财”的。原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冒着原子辐射的危险，在废墟上廉价购进土地开小食店。餐馆、商场，从事房地产业……逐步发展，终于成了银座华人第二巨富。他的发迹可以用“冒险加实干”来概括。

　　在旧中国，吃苦受难、被迫流浪海外的不幸者何止蔡世金，可像蔡世金这样白手起家、单枪匹马取得如此成功的能有几个！

　　　　　　　　　　　　 受中国画影响的日本国画

　　与东京艺术大学日本朋友交谈后，沐黎又考察了日本国画中的南北两派画风。

　　雪舟是北派画家的代表人物。28岁就到中国，在中国住了21年，游遍名山大川，研究中国古画，结识了许多画家朋友。快50岁时回日本。他创作的《四季山水图》和《山水长卷》，其构图。着色、意境等等都可看出受中国画的影响。

　　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的沈南苹去日本传授绘画技艺。沈南苹是专门研究王维诗画的。他与日本文人雅士经常切磋诗画艺术，追求自由奔放，结果形成了有独创风格的南派画。南派画风可以明显看出王维诗画对它的影响。

　　汤沐黎特别喜欢南派画家中的池大雅的作品。他更富创新精神，在用色上采用重色如朱红、绿、蓝……他用手指头蘸墨绘出的写意画让人感到新奇。

　　汤沐黎是专攻西洋油画的，但是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画兴趣也很浓，作过深入研究，在日本参观时又深受启迪。他在创作中吸收了中国画中的一些精华。西方媒介赞扬汤沐黎是“以东方人的慧眼看西方世界，他的画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古城京都是日本著名的文化、游览和工业城市。它的建筑有点类似我国唐代模式，有的地形乍看，还以为是回到了我们的洛阳。早在读中学时，沐黎就知道它的陶瓷制品和手工艺术品闻名于世。尤其它的丝织品还受到欧洲男女富人们欢迎。所以沐黎买了几套漂亮的和服，以备绘画用。

　　在京都，不仅文化古迹保存得很好，连市里一草一木都看得出精心培植，人人爱护。市容能折射出市民的社会文明程度。东京是这样，京都也是这样，让游人从心里感到深深的佩服。

　　在京都3天，又去了大阪。它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机器、造船、石油、化工都很发达。附近还有新建的卫星城。因为日程安排太紧，只好坐出租车浏览一番。沐黎在那里买了两只镶大白猫的电子钟，准备一只自己用，一只送父母。

　　从大皈回东京，新干线电气火车时速230公里，快速平稳，车厢内整洁舒适，窗外富士山淡装素雅，别有一番诗意。火车准点到达，又快又安全。

　　三个城市绿化极美。东京以银杏树为主，京都北杉居多……据说不同的植物，突出地方色彩，显示当地居民热爱家乡的好习惯。

　　前几年，我常乘软卧去各地电视台工作时，总会碰到同车厢日本友人，我注意到他们无论抽烟、零食、饮料……都从自己旅行包里取出日本制品，值得有些以洋货为荣的国人深思。

　　沐黎参观日本几个城市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除了重视本民族的艺术珍品外，也非常重视收藏欧美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它收藏的欧美印象派大师作品之多，是亚洲各国仅有的。寻根究源，才知道日本曾经有个大船主，利用来往之便，在世界经济萧条时廉价购买大批艺术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些艺术品被冻结海外，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恢复了经济，那批被冻结的画才归还原主，运回日本后成了瑰宝。日本经济复苏后，又陆陆续续买进不少名画。

　　　　　　　　　　　　　　　 日本的治安

　　蔡世金老人每天起得很早，玩球铃，练手臂。吃完早饭，还去他的办公室过问他的地产销售情况。每天不闲。

　　沐黎离开日本的前一天傍晚，背着沉甸甸的几本画册回去时，揿了很久门铃，没有反应。他到大楼门卫处打电话上去，也没有人接。这种异常使周围的人暗中担心，毕竟蔡老是80高龄的人了。门卫便打电话叫来警察。打铃、打电话还是没人接。他们猜测可能发生了意外。几十个警察商议后爬上高楼侦察。结果什么也看不见。日本的法律规定，必须有亲人签字，才能破门而入。通过电脑，查到有位青年是蔡老保他从无锡去东京读书的。表格上填的是祖孙关系，算得上直系亲属。

　　那位青年迅速赶到签字。正式破门前，警察再一次打电铃。突然，蔡世金老人穿着睡衣，出现在家门口。几乎所有注目而视的人都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蔡老两眼迷糊，莫名其妙地看着众人。大约过了两三分钟，警察们哄然大笑，然后在案情表上当场签字了结。所有围观者都随警察散开。

　　由于日本曾长期侵略我国，日本军人、日本警察、日本法西斯……在沐黎心中留下狰狞面目，而这次，沐黎对日本警察在国内严谨执法，却有比较好的印象。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






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

　　1994年10月，享誉欧洲乐坛的“指挥明星”汤沐海，风度翩翩到了伦敦。他的哥哥经过三个月对世界美术的旅游考察后，专程赶回英国，亲自去机场接他。

　　那次，沐海没有住在经纪人为他安排的旅馆里，而是住在哥哥的寓所，也就是布朗神父主动租给画家的宽敞、舒适、豪华、宁静、高雅的住房。沐海很高兴，兄弟两人第一次以国际新闻人物身份相聚在伦敦。

　　因为汤沐黎和汤沐海兄弟，都是欧洲艺坛上受到瞩目的人物，伦敦新闻媒体，抓住大好时机，掀起宣传热潮。英国BBC电台组织汤氏兄弟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中国部著名节目负责人隋建波先生主持。

　　记者们济济一堂，聚精会神听汤沐黎谈考察世界美术史的观感，汤沐海谈对古典音乐的独特见解。兄弟两人均虚实兼论，富有新意，当场受到好评。很快，BBC电台就以“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为题，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作了广播。

　　汤沐海的伦敦之行，是应英国爱乐乐团邀请，指挥音乐会。那次音乐会十分重要，是为纪念苏联已故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逝世10周年而举办的，在有名的阿尔伯音乐厅举行。

　　担任独奏的是世界小提琴大师梅纽因。他曾访问过中国，汤沐海对他仰慕已久。

　　梅纽因1916年出生在纽约。3岁开始学琴，7岁在旧金山钢琴伴奏首演成功。9岁在旧金山交响乐团伴奏下演出《西班牙交响曲》。舆论称他是神童。此后，他多次与欧美各国大交响乐团合作，反响强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梅纽因去苏联、以色列、日本、印度等国家访问演出，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

　　1963年，梅纽因在伦敦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物色好苗子，由他亲自指导，以培养世界性小提琴家。

　　1979年到中国演出后，从中国选拔了两名儿童去他的音乐学校学习。那正是汤沐海准备启程去德国深造的日子。谁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五年，中国的汤沐海，与比他年长33岁的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会同台演出，共创辉煌，是奇迹，也是现实。

　　这次合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排练的时候，梅纽因谦虚地听着年轻指挥所提要求，默契配合。从英国记者现场拍下的照片看，十分感人。

　　在国外，任何大演奏家与指挥的合作，绝不论资排辈，绝不以年龄论成就。他们珍重的是指挥对曲目的理解，是否有独特要求，是否有新意。所以那次合作，都认为默契、满意。

　　大卫·奥依斯特拉赫，1908年出生在俄国的敖德萨城。年仅5岁就开始学琴。进入敖德萨音乐学院就读后，又进莫斯科音乐学院高级班深造。27岁开始独奏、合奏、重奏……到过土耳其、波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作巡回演出。他上演的曲目中，除古典作品外，还有大量现代优秀小提琴作品。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掌握了精湛的演奏技巧，有着惊人的表现力。他的音乐会，总能把听众带人真正的音乐世界，令他们如醉如痴。

　　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曲目，也正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演奏过的成功曲目，因此难度特别大，必须有更新、更深入的演出水平，才能赢得听众。

　　说也凑巧，就在这次音乐会的前一年，汤沐海应邀去瑞士指挥音乐会。担任小提琴独奏的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儿子，也是当今闻名于世的苏联小提琴家。父子曾经多次同台演出，观众印象极深。

　　汤沐海与这对父子，在音乐天地中结下不解之缘。尤其他与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的合作，充满了戏剧性色彩……

　　原来，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在瑞士的演出，是由瑞士卢加诺与意大利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音乐节上早已预定的内容。不知为什么临场时，要更换原定指挥。因为汤沐海常去瑞士和意大利指挥音乐会，两个单位都坚持请沐海顶上去。沐海是一位牢牢抓住机遇创奇迹的“勇敢冒险者”，当然允诺。结果，音乐会很成功，在瑞士引起轰动。

　　舆论称赞汤沐海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家。

　　引起轰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恢复正常，而汤沐海在参加国际指挥比赛时，又遭到苏联评委的发难。而与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的成功合作，使所有舆论不得不佩服汤沐海这位中国指挥家的坦荡胸怀和高超的本领。所以，有记者写文章说：

　　“中苏艺术家的合作演出成功了！相信中苏政治家的合作也会同样。伦敦举办的“纪念苏联已故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音乐会，也取得惊人成功。音乐会的门票很贵，但还难以买到。

　　汰黎的许多英国朋友，纷纷求助于他。沐黎很为难，但是很高兴。一位英国友人，自己有了票，还要带儿子同去，为他的诚意所动，沐黎就把自己的票子给他。

　　演出第二天，英国拥有众多读者的《卫报》上，刊登了汤沐海和梅纽因谢幕时的半身照。看面部表情，指挥和独奏家都还沉浸在他们的音乐境界里，让人感到特殊的魅力。

　　后来，有位英国朋友来上海，又带来了汤沐海和梅纽因排练时的彩色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鸿运降临

　　1985年1月26日是当月最后一个周末。沐海仍然静静地躲在屋里，自己研究新曲目总谱。音乐把他带人美妙仙境。

　　突然电话铃响，是西德班贝克交响乐团经理打的长途。经理十分焦急地说，他们在德国境内巡回演出时，首席指挥欧根·约胡姆先生病倒不能上场，而所有票子早售完，乐团正陷入困境，希望沐海第二天晚场顶上去。

　　无疑，这是自天而降的鸿运，只是来得太突然，沐海来不及马上表态。

　　经理十分坦诚：

　　“时间太急促，来不及找你的经纪人，只能直接与汤指挥联系。”

　　这时，汤沐海已缓过神来：

　　“演出什么曲目？”

　　“《舒伯特的第五交响乐》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欧伦斯皮尔的恶作剧》。”

　　经理快速报出第二天晚场上演曲目。

　　“请准备机票。”

　　汤沐海果断作出决定。他要“抓住机遇创奇迹”。

　　挂上电话，他才计算了一下，离上场时间总共才20个小时，其中还有半天在旅途上，时间太紧迫了。不过，班贝克交响乐团的经理都相信他能救场，他更应该有自信。

　　那一夜，沐海的时间安排，是以分秒计算的。所幸，他早已研究过那两个曲目的总谱。除了立即在钢琴上再仔细分析作品外，还查资料、看录相、设计处理要求。他专心致志，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在要上的曲目上。

　　班贝克交响乐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新建的。1946年3月16日，举行建团后首场“贝多芬专场音乐会”演出。此后，每年定期演出100多场。现在，它是德国第一流的交响乐团，驰誉欧美。它还是战后第一个到法国和南美访问演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乐团。汤沐海曾多次听他们的演奏，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善于发扬典型的德国音乐传统；在丰富和塑造音色上精益求精，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乐团的指挥素质特别高，对乐手严格要求。因此，每次演出，指挥与乐手配合默契，奏出的乐音和谐、饱满、柔和、动人。在演出德国和奥地利的古典音乐作品时，更充分体现了“班克风格”。

　　汤沐海很珍惜、重视那次机遇。他对自己的实力和乐团的水平都作了认真的比较分析，力求做到“知己知彼，指挥成功”。

　　沐海通宵达旦地用功，直到第二天去机场的汽车上，才闭目养神一会儿。而上飞机后，再次深入研究了一遍总谱。《舒伯特的第五交响乐》他已指挥过多次，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理查·施特劳斯的《欧伦斯皮尔的恶作剧》曲目上。

　　理查·斯特劳斯出生在慕尼黑，活到85岁。德国的音乐爱好者很熟悉、很喜欢他的作品。《欧伦斯皮尔的恶作剧》是他31岁风华正茂时创作的。它的音乐语言极其丰富，高潮迭起，指挥和演奏难度很大。

　　汤沐海凭着自己的天赋，作了大胆设想、大胆处理。他准备根据情节发展，以非常宽广的对比，使瑰丽的音乐色彩更自然多变，使丰富的音乐语言更生动流畅。

　　飞机着陆，沐海快步走出通道。接他的小车早等着他。排练时间只有两小时。

　　凭着自己多年刻苦打下的深厚功底，凭着与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的多次合作经验，凭着特有的智慧、灵气和天赋，也凭着班贝克交响乐团的良好素质，汤沐海的指挥得心应手。演奏家们情绪高昂。两小时的合排，使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乐手们对指挥的大胆感到格外新鲜。

　　排练刚结束，乐团经理就快步走到汤沐海身边，望着浑身湿透的指挥说：

　　“今晚的演出一定非常成功。”

　　晚上8时正，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中国指挥家汤沐海出场。座无虚席的音乐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汤沐海以娴熟的指挥巧驾驭整个乐团，各个声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声音的魅力。每个清晰的音符都紧扣观众的心。

　　汤沐海着重刻画的欧伦斯皮尔，更是有声有色地活跃在观众眼前。

　　指挥对全剧节奏的掌握伸缩自如，观众的脉搏随之跳动。当最后一个和弦结束时，全场鼓掌欢呼。观众的热情罕见，汤沐海谢幕14次。演奏家们也用力敲打自己的琴板，以示对指挥的崇敬。

　　剧团经理紧紧拥抱汤沐海，满怀激情地说：

　　“汤指挥救了班贝克乐团！”

　　不过，第一场的胜利，才是轰动的开始，真正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个城市——汉堡。音乐界大为震惊，评论界盛赞那是“汤沐海的明星之夜”。汤沐海感触特别深，他对记者说：

　　“与班贝克交响乐团的合作是继参加卡拉扬国际指挥比赛后的再次机遇。机遇可能把人迅速推上成功之道。关键是抓住机遇求成功。在取得预期的成绩后，只能把它当作新的起点再抓机遇创奇迹。每抓一次机遇都有一个飞跃，这样我们的交响乐事业才会有更大发展。”

　　沐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成功的喜讯不断传到家里。

　　汤沐海与班贝克交响乐团的成功合作，使他能在第二年九月，随团来北京、上海，再度指挥音乐会，并指挥该团录制唱片。

　　班贝克交响乐团在北京的演出非常成功，但在上海演出英国作曲家奥特威尔的《送别》名曲时，独奏乐器突然变调，因为乐器上一个零件坏了。这首名曲又是20年代就被我国天津出生的作曲家兼文学艺术家李叔同介绍到中国，填上唱词后就开始广为流传的，它的失声变调，当场为人们所知。

　　但是汤沐海十分沉着、镇静，仍然自如地轻轻舞动银棒，以他的临场机智渡过了维艰。独奏家十分难过，谢幕未出，一直对指挥表示沉痛内疚。其实，这是演出史上罕见的意外，不能责怪独奏家。倒是沐海的应变能力，让乐团震惊。

　　　　　　　　　　　　　　 汤沐海真的来了

　　香港一家报纸在1985年9月17日以“汤沐海真的来了”为标题的文章中说，汤沐海本应于去年来港与香港管弦乐团合作，而上月举行的“黄河音乐节”也本是由他指挥，结果两次都没有来成。如今，他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乐迷可以在本星期五、星期六到香港大会堂，欣赏到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的丰姿了。

　　的确，从那次首场演出开始，汤沐海多次赴香港指挥音乐会和歌剧。香港新闻媒体多次采访、报道。有位记者在采访他时说：

　　“擅长指挥交响乐和歌剧的人才不多，我觉得汤沐海是拥有这种气质和毅力的人物……”

　　其实，汤沐海志在全面施展才华。他对古典音乐曲目花很多时间思考，挖掘它丰富的哲理，通过他的手势示意各声部传达给观众；对现代派作品兴趣很浓，喜欢捕捉伯恩斯坦的处理风格，也喜欢以刺耳的不协和音展示丑恶的东西，通过音乐净化人的心灵。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指挥歌剧。他认为歌剧是综合性的艺术，要指挥歌剧，不仅要精通音乐，还要熟习诗歌、戏剧、舞蹈、美术等等，而这些正是他幼年时就从家庭熏陶中有了积累的。《蝴蝶夫人》、《茶花女》、《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在亚洲和欧美各地他都指挥，有的还是剧团保留剧目。迄今，汤沐海已指挥过《温莎的风流女人们》、《圣女贞德》、《弗德里奥》、《堂·璜》、《汉斯·海林》、《托斯卡》等近百场歌剧演出。

　　所以汤沐海被舆论称为“全才音乐家”。

　　交响乐和歌剧，汤沐海都在香港指挥演出过。因此，他在香港拥有众多知音。记者梁宝耳风趣地表示，“我1949年离开上海，你1949年出生在上海。大家居然有机会在香港会见，多少是崇拜音乐之赐！”

　　香港回归祖国后，汤沐海指挥香港音乐会的机会无疑会更多，知音当然也会更多。

　　他在电话里说：

　　“今年7月3日，我指挥香港音乐会，那是全世界华人精英组成的近百人大乐队，庆祝香港回归。如果父亲身体好，我想请父母都来助兴。”

　　沐海知道，父亲30年代在香港导演的《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小广东》、《民族的吼声》……至今还为老影迷们所传颂。汤晓丹1983年因导演《廖仲恺》而荣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时，香港以“半世纪疯子生涯”为题，刊登介绍他当时的剧照、生活照、成就。所以沐海想请当年舆论封的“金牌导演”父亲去旧地重游。30年代是父亲汤晓丹震动旧香港，90年代是汤晓丹的儿子汤沐海登上新香港的乐坛，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看过那场演出的人说：“观众疯狂到指挥无法谢幕，最后剧团不得不把首席拉走。”

　　　　　　　　　　　　　　 汤氏兄弟在美国

　　汤沐黎婉言谢绝了英国几家单位的高薪聘请，带着用剩余的十几万英镑购买的大批参考书籍和教学用具回到北京，准备勤勤恳恳为祖国的美术事业发展大干一辈子。但他的赤诚愿望不为周围一些人理解，不得已才接受了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在大学艺术系当客座教授。除了讲授世界美术史外，每年在大学里举办两次个人大型画展；同时与长岛、罗彻斯特、水牛城、费城等10多个城市的画廊订有画展合同；并定期在遍布美国各州的康奈尔俱乐部作艺术演讲；还曾应邀赴哈佛大学、纽约市的林肯中心演讲。他在多个地方举办的个人画展、作品都被抢购、预订。美国强生美术馆、依特加市政府、纽约州工商银行、密得兰提国家银行、加州联合银行……都挂有汤沐黎的巨幅风景油画。此外，他创作的《白花女裸》油画，获美国罗彻斯特全国裸展“最佳民意奖”；《垂锦女裸》油画获美国新罗歇尔市第七十五届年展“一等奖”；三幅风景油画均获“迪克布里兹奖”。

　　至此，汤沐黎在美国画坛享有较高的声誉。

　　短短两年，沐黎能在美国取得如此成就和地位，除了他的画风朴实、细腻、新颖外，还有电视片《龙之心》的功劳。

　　《龙之心》（HEART OF THE DMAGON），是汤沐黎在英国时，一位英国电视导演拍的纪录片，其中介绍了汤沐黎在英国的绘画生活和成就，还专程到上海来拍了汤沐黎的父母。他们来上海拍摄时，正碰上汤晓丹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拍《廖仲恺》外景。英国摄像组赶到那里，于是，摄制组主创人员，主要演员都被一一摄入镜头。

　　《龙之心》是纪实性电视片，全世界发行，很受欢迎。它还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国际电影节上得了纪录片奖。我在上影的好朋友颜昌鸣，就是去美国后看到了《龙之心》，欣喜若狂写信回上海报喜的。

　　随着《龙之心》的宣传，汤沐黎的影响从英国扩大到美国。

　　1987年1月，汤沐海也风度翩翩到了美国，他要与著名的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那是两年前，乐团总经理专程去欧洲看了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后，主动找上汤沐海签订的演出合同。那时，汤沐海还不到37岁，但已指挥过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瑞士、芬兰、波兰、捷克等的国家级大交响乐团，都取得成就。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了他指挥演出的大本营。可以说，汤沐海在欧洲已享有极高知名度。汤沐海还未到旧金山时，舆论就作了强有力的宣传。尤其是汤沐海的潇洒形象，让许多华人朋友和洋人观众格外青睐。有位上海去的朋友写信给我说：“汤沐海的本人形象，贴在宣传栏上，吸引了不少路人停步细看。可以说，男女老少都喜欢。”

　　汤沐海的旧金山之行，是他在美国乐坛第一次正式亮相。其实，早在两年前，沐海应小泽征尔的诚意邀请已指挥过在波士顿音乐节举行的演出，只不过那是友好活动，类似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友情演出”，不算公开登台。那次，小泽征尔的热情给沐海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他还常说：

　　“小泽征尔告诉我，在排练曲目的时候，一定要少用口提要求，多用手示意，让乐手们心领神会……”

　　这一点拨使汤沐海受益匪浅。

　　在旧金山连演六场，场场满座。报上天天有宣传。后来，有位叫刘开平的记者，把他发表在1月13日《中报》音乐版上的文章寄到上海。他以“中国乐坛一颗新彗星”为题介绍汤沐海说：

　　“大陆音乐家汤沐海应邀赴美担任乐团指挥，……旧金山的戴维斯音乐厅如果有灵，一定对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不会陌生。从林昭亮、马友友……华人已经是戴维斯音乐厅乐台上的常客了……来自上海的年轻人汤沐海能走上音乐厅的指挥台，成功地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出6场音乐会，这是华人的最大自豪。”

　　旧金山交响乐团，成立于1909年，是美国大乐团中创办时间排列第九位的大乐团。它的演出条件极好。乐手素质高，能与指挥精心合作。沐海格外满意。乐团总经理认为汤沐海是难得的知音，后来，他特地选定汤沐海回北京的日子也到了北京，看他指挥中央乐团的音乐会。

　　北京相逢，乐团总经理兴奋极了，当他知道我是沐海的妈妈，长住上海时，马上表示：

　　“请您把地址告诉我，我要寄沐海和我，还有长笛王，三人合照给您……”

　　很快，他真的把照片放大了寄到上海。

　　　　　　　　　　　　　汤氏艺术家兄弟的团聚

　　美国辛辛那提市音乐厅建厅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盛大音乐会又请沐海去指挥。那次纪念活动十分隆重。与汤沐海合作的辛辛那提市交响团，建团时间比旧金山交响乐团还早14年，是享誉美国的著名大乐团。

　　经过协商，决定演出古典名曲：

　　格林卡的《露丝兰与柳德密娜》；

　　柴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

　　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

　　曲目确定后，辛辛那提市的宣传舆论提前介绍了汤沐海在世界各国的巨大成功，赞扬了沐海在旧金山与长笛王米歇尔·朗派尔的成功合作。辛辛那提的宣传栏里还放了旧金山交响乐团送给我家的那张放大照片，很引人注目。

　　久负盛名的辛辛那提市克鲁生画廊的负责人弗莱丽小姐看到报纸后，立即拿着它去向正在康奈尔大学的汤沐黎提建议。因她在一年前就与汤教授订了画展合同，她要求汤沐黎的个人大型画展时间改在与汤沐海的音乐会同时举行。

　　大型个人画展突然提前，沐黎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没有马上表态。

　　弗莱丽小姐心里当然清楚，这是难度极大的调整。但是，她信心十足地说：

　　“您好好想想，一对新中国的亲兄弟能在美国辛辛那提市举办的国际艺术活动中团聚，是多么惊人，多么罕见……”

　　经过弗莱丽小姐机灵的游说，经过汤沐黎的慎重考虑，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弗莱而小姐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汤沐黎为了中国艺术家兄弟在海外的形象，日夜挥舞画笔。

　　可能是抢新闻吧，弗莱丽小姐回到她的画廊办公室就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她得意地对到会的记者们说：

　　“汤沐黎和汤沐海这对来自新中国的亲兄弟，这次将以世界名人身份相聚在我们的辛辛那提市，以他们的绘画和音乐向我们大家显示惊人才华，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团聚。”

　　汤沐黎忙着、赶着……终于在汤沐海的音乐会举行前两天把自己的画展布置好了。弗莱丽小姐激动地看完布置后，立即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她说：

　　“我必须告诉记者们，汤沐黎的画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他的美国风景画，是以中国艺术家独具的慧眼和超凡的技艺绘成的。我们都熟识的旅游胜地大峡谷，在汤沐黎的笔下更雄伟，更壮丽。他的画真了不起，形成了汤沐黎独有的新风格。”

　　其实，弗莱丽小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汤沐黎在画大峡谷前，多次去大峡谷，从不同侧面观察它，直到感觉峡谷放射出了某种奇异的东西冲击着他，震撼着他，也可以说是有了灵感，他才开始动笔。这样的风景画，可以说是用心血和智慧绘就的，当然会对观众产生吸引力。

　　汤沐黎的画还在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场大厅设了画廊专卖部。音乐观众和油画爱好者在同一时间欣赏到了音乐和油画两种高水平的艺术。观众们赞赏说：

　　“这对了不起的中国亲兄弟为音乐厅建厅100周年添了更瑰丽的色彩。”

　　中国总领事汤欣波（当地英文报译音）专程去辛辛那提，与辛辛那提市的市长济肯见面，谈了文化交流。汤欣波出席了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看了汤沐黎的画展，还设宴请了汤沐黎、汤沐海。亲人的关怀和美国友人的赞赏，使我的两个儿子心里格外热乎，格外自豪。

　　辛辛那提市的新闻媒介，热热闹闹宣传了一个星期。

　　“汤氏艺术家兄弟的一次团聚”成了各种媒介的醒目标题。评介文章相继见报。

　　许多西方资深鉴赏家评介汤沐黎的油画时都有共同的观点，他们说：

　　“汤沐黎是用东方人的敏锐、深邃目光审视西方世界，所以他的作品让我们感到新奇。而这种新奇是用画家特有的心灵语言，美妙传出、形象表达的。我们也只有用心灵去感受，才会认识到汤沐黎是才华出众的新现实主义画家，有独具的画风和灵感。”

　　汤沐黎在答记者问时也坦诚表示：

　　“艺术家的任务是不让人们在生活中失去美的东西。”

　　自汤氏艺术家兄弟在辛辛那提市引起轰动后，汤沐海离开了美国，走上新的交响乐台，而汤沐黎却在美国交了更多的朋友。许多名流、学者、专家都请汤沐黎画像。康奈尔大学决定，汤沐黎为大学和学校董事长、校长、慈善家所作的人物画、风景画都永久性陈列，并且每幅画都举行庄重的揭幕式。这种荣誉，也是少有的。

　　其实，汤氏兄弟还有一次弓愧澳大利亚舆论大肆宣传的团聚。那是1991年。沐海指挥悉尼交响乐团和昆士兰交响乐团时，特别喜欢那里四季如春、鲜花满城的环境，打电话邀请父母去参加他的音乐会。我很高兴，在答应去的同时随便说了句“如果你哥哥也能去，我们全家在那里团圆就好了”。

　　没料到，沐海很理解父母的思子心情，立即电请哥哥全家去澳大利亚团聚。那次来往机票钱及吃住费用，共花了4万美金。我很心疼，见沐海大汗淋淋换来的报酬转眼花掉，后悔自己多嘴。

　　我的小儿子是很懂感情的，他再三安慰我。他说：

　　“我们全家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大灾难，能在异国他乡大团圆喜相逢，是人生难得的幸会。不要为花钱难过。”

　　原来是我们母子在家里的悄悄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驻悉尼总领事许光建和夫人，派车接我们去他家享受“天伦之乐”，还请了昆明去的厨师烧了一桌美味可口的云南菜。人处异国他乡，就如同在自己老家一样的温馨。悉尼最有影响的《星岛日报》和《新报》详细介绍了我们全家；英国记者拍的巨幅全家福照片和写的长文也同时登在一张英文报的头版头条。

　　昆士兰省总督还发请帖邀我们去总督府参加茶会。私家活动，也成了红红火火的新闻。两周团聚，很快过去。大儿子全家4人先我们离开悉尼回国，临行前，我们刚走到楼下，突然汤晓丹紧紧抱着大儿子的头失声痛哭，不让他上车。

　　我们手上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但都被突然袭击震傻了，忘记拍下动人镜头。父子两人越抱越紧，越哭越伤心……结果我们都哭成一片。

　　父子情，父子爱，尽在痛哭中……

　　随着五年时间的消逝，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许多游乐情景，都逐渐淡化。唯独汤晓丹和大儿子抱头痛哭的动人情景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写文章时多次用过“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一诗句，但只有目睹那次在澳大利亚汤晓丹和大儿子分别时的痛哭，才真正算领略到了“别亦难”的内涵。

　　我与汤晓丹相处几十年，见他那么大哭，还是头一次。特别是我的大儿子，自幼冷静理性，很少放声哭过。我想，当时他们一个想到了自己年迈，一个想到了父亲年迈，相聚机会不多，就特别动情。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6年12月31日晚，汤沐海指挥完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的’97新年音乐会，走到后台时，老父亲也是一把抱住儿子的头。不过，这次是满腔欢欣。几位拿着照相机的朋友，突然碰到这动人情景，几乎都怔住了，唯独《文汇电影时报》的记者包明廉摁下了快门。照片被刊登在报头上。与澳大利亚那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父子情，父子爱，尽在微笑中。

　　哭和笑，是鲜明的情绪对比；

　　哭和笑，是父子深情在特定环境中的真切流露。真像流行歌曲的：“哭和笑，都是爱。”

　　对于我，更是印在心头的记忆和安慰。

　　汤氏父子，都四海为家，都把个人奉献给了事业。

　　记得我丈夫年轻时，就把自己献给电影事业，只要拿到剧本，他就忘了家。两个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父亲为榜样，同样，拿起画笔，见了总谱，也顾不得家……

　　我们都自觉自愿把个人融入事业之中。我们对“家”的概念，有自己的理解。别看我经常只有一个人，但耳边响起的是欢腾的掌声，眼前展现的是盛开的鲜花，心里想到的是儿子的微笑……我自有做母亲的乐趣。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刹那间的失落感。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汤沐海模式”






“汤沐海模式”

　　汤沐海趁回北京指挥音乐会之机，与中央乐团李德伦先生等达成协议：每年规定一定时间回国指挥中央乐团音乐会。乐团除为汤沐海安排住房外，还向汤沐海支付特批的月薪。汤沐海的职务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

　　汤沐海的其余大部分时间继续留在国外实践，收入归汤沐海个人所有。同意汤沐海用四个经纪人。

　　为了慎重，李德伦先生还上报文化部批准。为此，新闻媒体大肆宣传为“汤沐海模式”。李德伦最近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还说，汤沐海在外面脚跟站稳了，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回来帮助我们提高，是好事。汤沐海每次回国开音乐会，新闻媒介都有专门介绍，尤其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栏、《人民政协》等。

　　从此，汤沐海虽然有四个经纪人帮助他把演出日程定得满满的，但是回国演出时间雷打不动留出来。

　　因为有了汤沐海来去自由的例子，中央乐团的孟昭林就打电话邀请定居海外的一位著名钢琴家回北京演出。那位钢琴家是十年动乱中出走的，心里不踏实，反问孟昭林：

　　“如果开完音乐会把我扣起来怎么办？”

　　孟昭林赶紧以汤沐海为例：

　　“你看汤沐海吧，每次回来，不都顺利出去吗，谁把他扣起来。”

　　或许因为家教的缘故，或许因为汤沐海与新中国同龄，他从不怀疑来去自由。记得1989年5月中旬，那么特殊的国内形势，汤沐海仍按约于5月30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然形势所迫，那年音乐会没有开。第二年上他又按时回到北京。音乐会在海淀影剧院上演，时逢6月4日，音乐厅内外，空气都很紧张。汤沐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排练、演出。剧场反响格外强烈。虽然没有登报售票，场内仍满座，秩序井然。

　　有的老朋友去后台看沐海，见他大汗淋漓，情绪高昂，非常吃惊地问：

　　“你怎么还敢回来？”沐海笑着反问：

　　“为什么不敢？我不是回来了吗？”

　　那晚，后台相继到了不少各国驻北京的使馆官员，连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以色列的文化组长也到后台祝贺。因为他们都知道汤沐海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拥有广大观众。

　　汤沐海热情地把各国官员介绍给李德伦、孟昭林……

　　那晚，文化部新上任的两位副部长特别高兴，对着满头大汗的指挥家汤沐海说：

　　“您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三台摄像机把后台来来往往的祝贺人群作了摄像记录。珍贵资料保存在我手里。那次，沐海碰到特殊情况，那就是英若诚副部长在他回国的前一天离任了。当孟昭林告诉沐海后，沐海马上对老孟说：

　　“去年我回国，他请我吃饭了解情况。这次我请他，老孟你去代办。”

　　“哪些人？”老孟问。

　　“还是去年同桌的几个人吧！地点由他定。”

　　老孟与英若诚通过电话后，有些着急地对沐海说：

　　“他定在王府饭店，那里要付兑换券。”

　　那时兑换券价值高出人民币50％。老孟担心花费太多。

　　沐海笑着回答：

　　“兑换券就兑换券。因为他不当副部长了，所以我一定要请他，这是心意，是友情，是感谢他对海外人士的关心。”

　　至今，汤沐海还很怀念老文化部长王蒙。他对记者说：

　　“我回到北京，他总要找时间同我谈谈，当然是了解些情况，也征求我的意见。这对发展祖国音乐事业有好处。”

　　有一次，王蒙部长请沐海吃饭，知道我也在北京，执意邀我也同去。餐桌上，他亲切待人，用词平和，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汤沐海模式”红红火火了几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再没有舆论提起了。不过我仍然认为与中央乐团达成那个协议，是汤沐海一生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那一阵子，许多旅居国外的朋友想像汤沐海一样来去自由。他们在国内的家属纷纷光临寒舍，仔细询问如何才能像汤沐海那样来去自由。为此，我曾经暗中向李德伦先生讨教。他的回答很简单：

　　“第一，要在本专业国际竞争中名列前茅，有实力穿梭往来；第二，在国内要有单位作支撑。”

　　李德伦先生坦诚而又风趣地补充了几句：

　　“要做到这两点，很难很难。我们从前也这样追求过，但办不到。在国外学习期满，只好乖乖回来。汤沐海是幸运的，碰上改革开放，总形势对他有利。”

　　听完李先生充满感情的谈话，我忍不住也说：

　　“多亏碰到您这样能理解、有胆识的前辈，否则他也是空想。”

　　李先生嘿嘿直笑。

　　1984年，是汤沐海最忙碌的一年。首先是他在德国境内与许多大乐团合作多场音乐会，多次录音。比如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汉堡NDR乐团，斯图加特SDR乐团，科隆WDR乐团，还有汉堡、波恩和慕尼黑等城市的歌剧院乐队。

　　德国的音乐界朋友很喜欢汤沐海指挥他们的乐队。有次，慕尼黑歌剧院乐队队长来中国旅游。因为是自费，汤沐海写信要我们热情接待他。他到上海后真的叫了辆出租车，拿着沐海写的中文地址到了我家楼下。他的英语不错，正好汤晓丹在上海，两人能直接交谈。他见我家住房比较宽敞，提出来想住我家。我急忙拿着他的护照到出入境管理处去代他登记。

　　那位德国客人，每天清晨很早起来，伏在我家阳台石栏上，目不转睛看楼下小弄堂里妇女用竹粗刷洗马桶，惊奇极了，问老汤：

　　“那些妇女在洗什么？”

　　老汤只好回答：“清洁用具！”

　　“中国人真爱卫生！”他赞美着。

　　后来，他提出要买中国工艺品。刚好我的好朋友董蕾精工细作完成了好几幅准备开个人画展用的“丝线画”。董蕾拿了几幅让他挑。他挑了一幅极高雅的“小巷”问：“多少钱？”

　　董蕾回答：“你是沐海的朋友，我是沐海妈妈的朋友，送您作纪念。”

　　“在我们的观念中，艺术品是有价值的，不能送。”大家都笑了。他拿出好几百马克，董蕾象征性收了200马克。他很高兴，临走时说：“无法表示我对你们盛情接待的感谢，只有回德国对沐海更好些。”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汤氏兄弟向艺坛巅峰挺进






汤氏兄弟向艺坛巅峰挺进

　　最近15年，汤沐黎的作品受到世界各地众多油画爱好者的瞩目。这是汤沐黎本人早已料到的。

　　而今，汤沐黎除了与原英国的油画收藏家保持亲密的合作关系外，更多的时间是参加美国的商业性画廊活动。在商品经济社会，商业性画廊是广泛吸引新老油画爱好者、新老收藏家、新老油画鉴赏家的高雅场所，同时，也是画家的最有力的社会宣传手段。参加商业性画展，不仅可能收到极佳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有鉴赏者义务为其推荐。汤沐黎的画形成预定热潮。

　　康奈尔大学最显眼的场所都挂著有永久性陈列标志和汤沐黎亲笔签名的巨幅油画。这引起到该校参观的社会名人关注，他们纷纷打听汤沐黎的电话，请求为自己的机构和机构的功臣画像。

　　曾经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许多人现已成为当今世界显赫人物，其中有国家领袖、银行巨头、房地产大王、著名科学家等。在该校举行校庆盛大活动时，这些人纷纷出席。有的人在看到自己引以为豪的母校到处都有巨幅油画新作永久陈列，并且出自汤沐黎一人之手时，十分兴奋。他们把汤沐黎当作他们歌颂母校的代言人，找到他握手致谢。有的最后还恭请汤沐黎安排时间为自己画肖像。有位年过七旬的公司董事长对汤沐黎说：

　　“我年轻的时候，只晓得埋头奋斗，几乎连拍照片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事业算奠定了基础，也发展了，许多事我让副手去操劳，可以挤出时间了。您一定帮我画张像，作为传家宝、传世宝。您可能真不了解，白手起家变成具有世界性的实业家会碰到多大的困难、风险和挫折……”

　　这位老实业家把画家当知心人，滔滔不停畅叙往昔。

　　汤沐黎的成功，与他有相似之处，也是靠自己的拼搏、毅力和韧劲而得到社会承认、推崇的。所以他特别能领会，以平淡而中肯的语气表示：

　　“是呀，在竞争这么激烈的现实社会，要取得成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的像，我一定画，而且一定让您喜欢。因为我从您的简单谈话中，感到您有最闪光的人品和干事业的最好素质。”

　　他们的谈话貌似平淡，其实，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做人做事的深奥哲理。当沐黎把这段交友情趣写信告诉我后，我一直激动着，领会着……它成为我90岁了还笔耕不停的动力。

　　类似这样例子，不胜枚举。汤沐黎的油画在高层次人物和权威性机构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向他预订油画的合约不断。汤沐黎的高尚人格就体现在出售的每一幅油画都是“真正的艺术品”，经得起推敲和品评。他决不会为了商业利益而马虎从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必须把最美好的东西表现在所展示的作品中，容不得半点虚假”，“画家的任务，是不让人们在生活中失去美的东西”。

　　汤沐黎的人像画，受到众人一致称赞，被称为“形神兼优，贵在传神”。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董事会主席彼德森请沐黎为他画像。沐黎多次陪同彼德森出席董事会，观察他在听取意见时的专注，思考问题时的敏锐，发表意见时的果断，甚至跟彼德森到乡间别墅度假，熟悉他休闲时的生活情趣等等。最后，画家自认为了解了彼德森的心理特征、人品和性格才落笔。

　　油画完成，评论者都说：

　　“汤沐黎的画传达出了彼德森亲切、智慧和闪光的人格魅力。”

　　彼德森本人也十分满意。麦基尔大学董事会决定把高度传神的彼德森画像长期公开陈列，认为“画的价值不应该只属于彼德森个人而应该是社会财富”。

　　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式。

　　其实，为汤沐黎的油画举行隆重揭幕式的在彼德森以前举行过多次了，所以出席“自己作品揭幕式”对沐黎来说已是常事。

　　汤沐黎的人体画圣洁、凝重、细腻、高雅，更具艺术魅力。所以，他以人体画参赛能多次获奖。

　　人体画《海神》取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故事《仙女》。《仙女》被历代评论家称为“歌颂大自然现象与力度”最有说服力的代表，流传至今。不过，历代表现《仙女》故事的艺术作品都以美女形象展现。而汤沐黎的立意与其他作品不同。它是以“海神”来表现《仙女》这则故事。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悟出一股强有力的新时代生命力。在画里，画家重笔展现了海神的刚劲、肃穆、凝重、温存、妩媚、宁静的非凡气度外，更通过其体态和神情透射出海神水晶般透亮心灵和永葆青春的品格。

　　《海神》无论参赛展出还是登在报刊上，都受到高度好评。一幅画，尤其人体画，能受到众人喜爱，很不容易。我在写文章时介绍过《海神》，我国出版物也刊登过《海神》，国内读者同样赞不绝口，人体画能受到东西方共同叫好，难得。

　　同样，汤沐黎画的《长青宫》人体画，也是展现大自然无穷力量的。它是通过人体表现神话，结合得十分和谐。整幅画，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宁静中有一种动感……让人联想到生命的无穷潜力。

　　观众只是喜欢汤沐黎的人体画，他们并不深知汤沐黎在绘画过程中的呕心沥血。他作画时，总是花很多时间构思，做到别出心裁，然后以极细腻的笔触和高度技巧去完成。可以说，每一幅人体画都能折射出汤沐黎本人完美的思想境界和纯净的心灵。

　　汤沐黎的风景画更显神韵。这几年，他画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小桥流水到万里长城，从北国雪景到沙漠驼铃……流露出十分强烈的乡情乡思。这些画，在我这个妈妈的心里引起的震动更加强烈。我常看着那些亲切的画幅照片，想到过去、现在、未来，想到东西方绘画艺术的交融……

　　最近几年，亚洲有名的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国际艺术行都多次成功地拍卖了汤沐黎的油画作品。买主都是各国收藏家或机构。

　　汤沐黎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艺术家，但他属于中国。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是一个中国画家，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画任何作品，永远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90年代开始，汤沐黎选择了加拿大文化名城蒙特利尔作为潜心绘画的最佳地方。他在宽大、宁静、自己设计建造的理想画室里，全身心投入创作，分分秒秒都沉浸在艺术境界中，不受世俗干扰。因此，他的创作正进入最富灵感的极佳状态。他还定期在蒙特利尔视觉艺术中心、少数民族文化中心、中国文化协会、市府画廊等举办个人大型画展，有时也参加集体画展。经过报刊介绍和参观者口传，汤沐黎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位沐黎童年时的好友安戈来上海时，打听到我家地址，进门就欣喜地描述：

　　“汤沐黎的油画在北美很受欢迎，作为儿时的朋友，我都感到光彩……”

　　还有一位英国旅行家，每次来中国，都到我家。他的描绘更生动。他说：

　　“我刚踏上加拿大国土，接待我的朋友就说，有位来自英国的油画家汤沐黎在我们这里……”

　　于是这位旅行家打听了汤沐黎的电话，他们见了面，叙了友情，他还买了幅画……

　　临别时，这位英国旅行家告诉我们：

　　“你们的儿子真了不起，我来告诉你们，让你们和我共享喜悦。”

　　汤沐海也多次到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指挥音乐会。到那里，总是住在哥哥家里。兄弟两人能有机会面叙手足情，也算满足了思乡情。兄弟两人暗中合计，时机成熟时再同时开音乐会和画展，向世人展示亲兄弟今天的惊人之作。作为母亲，我将出席未来的汤氏艺术家兄弟的惊人团聚。

　　在海外拼搏奋进了近20年的汤沐海，早已由“乐坛新彗星”晋升为世界舆论公认的“世界著名音乐指挥家”了。

　　为什么是音乐指挥家而不是交响乐指挥家呢？带着疑问，我读了许多音乐书籍，总算开始明白。

　　原来，汤沐海除了精于指挥古典交响音乐曲目和现代派音乐作品外，最近十年，他对歌剧产生强烈兴趣。《蝴蝶夫人》、《茶女》、《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已多次演出，有的还成为他的保留剧目；他又与瑞典国家歌剧院订约，从前年开始，每年花一定的时间指挥歌剧。已经演出的剧目有《温莎的风流女人们》和《圣女贞德》（也有译作《火刑场上的贞德》的）。这是两出现代剧院不常上演的剧目。汤沐海热衷于它们，是有原因的。

　　《温莎的风流女人们》取材于莎士比亚原作的三幕喜剧。据《西洋歌剧故事全集》介绍，剧中男主角福斯塔夫（也有用“福斯塔夫”作剧名的）是真实历史人物。一生坎坷。晚年还为英国牛津和剑桥两座著名大学捐赠资金。遗憾的是人们对他正面形象的认识不多，倒是他的滑稽和被人嘲弄等却一直流传着。他活了81岁才离开人间。

　　《温莎的风流女人们》男主角就是用他的名字。戏剧情节是以他“用同样的内容写了两封信送给两位漂亮的夫人”展开的。夫人们计划捉弄他。第一次把他逼进洗衣筐躲着，又把洗衣筐扔进水里；第二次把他诱进森林，被百来位男女包围嘲弄、取笑……

　　情节生动，戏剧性强，很受观众欢迎。但是真正吸引汤沐海的，我认为还不在戏剧情节，而是它的音乐。《温莎的风流女人们》的音乐作者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1893年时写的。后人甚至认为《福斯塔夫》（以男主角命名）是威尔第作品中最富有新意的作品，比《奥赛罗》还有新意。特别是有些戏剧因素强烈的乐段和唱段，讽刺中蕴含着遗憾与同情，容易引起观众共鸣。演出时，有些激动的观众常常会请求再来一次。效果非常好。

　　我想这就是汤沐海喜欢的最大原因。

　　《圣女贞德》描写英军入侵法国时，法国有位叫贞德的农家少女率人马奋起抗击，迫使英军撤退，不但解了奥尔良被困之危，还收复了多处失地。贞德不幸被好细出卖，受火刑处死。现在，法国里昂市有许多绘画和雕塑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后人把处死贞德的新教堂改为“贞德教堂”。

　　祖籍瑞士的法国作曲家奥涅格满腔爱国热情为《圣女贞德》写的歌剧由，极有特色。奥涅格创作上倾向于无调性旋律与多调性和声，也注意调性统一。后人推崇奥涅格为法兰西乐派的功臣。

　　因为有新意，汤沐海乐于排演它。

　　指挥歌剧比指挥交响乐难得多。因为歌剧指挥，除了掌握它的音乐因素外，还必须掌握它的戏剧因素，而这种戏剧因素又深藏于音乐因素中。所以在指挥歌剧时，要善于调动这两种因素，使它们发挥相辅相成的互补潜力，更好地推动歌剧情节的有机发展。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交响乐指挥，不一定能指挥好一出歌剧。相反，一个好的歌剧指挥，指挥交响乐就容易得多。正因为歌剧指挥难度大，汤沐海格外投入。

　　汤沐海一再强调：

　　“地球是圆的，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从我幼年接受家庭熏陶起就开始了。22岁就开始导演电影的父亲，在家里准备了许多书，电影、芭蕾、音乐、绘画……有西方的，有我们自己民族的，这些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精神世界。我很幸运，有来自母体的才能，有自己的努力，有社会机遇。我很随意地行驶在地球的两头，围着它的圆圈转，带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财富，与人类共同奔赴真正的世界文明，我想，这应该是世界音乐指挥家的责任。”

　　汤沐海有远大的理想，更具现实目光。他总是告诫自己：

　　“命运把我抛到灾难旋涡时，我学会了奋斗，靠自己的拼搏创造奇迹；当幸运之神微笑着向我招手时，我学会了把握机遇，谨慎而又大胆地迎接挑战，让每一场音乐会都成功。”

　　汤沐海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祖国的文化，给了我无法替代的营养，使我在海外占着优势。中国文化的细腻、韵味、深度内涵，常常会在我表达一部音乐作品的某一瞬间启迪我，使我在演绎音乐时，能展现自己独到的风格。”

　　难怪不少与汤沐海合作过的演奏家来上海时，常常对我说：

　　“你们汤沐海每次排练，总有出不完的新主意，让乐团信服。”

　　灵之所至，作品的表现力也会猛增。现在，国外有些音乐团体，喜欢请外民族的人去诠释他们的作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指挥家演出效果是不一样的”。

　　现在，汤沐海每年指挥古典交响乐作品、现代派音乐作品、歌剧两百多场。他是葡萄牙古本江乐团的首席指挥，并且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爱乐乐团、瑞典国家歌剧院、德国汉堡歌剧院……都有定期演出计划。他很忙、很累，但是很愉快，因为他早把自己全身心献给了世界音乐。他说：“我把生命献给音乐，又把我的音乐毫无保留地献给听众。”“我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是死在指挥台上。这是极少数音乐家才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他一直认为：

　　“音乐演奏是时间的艺术，闪现光芒就在一瞬间。今天轰动了，还有明天，而明天，又是另外一个作曲家的作品、一场新的音乐会。”

　　无数个明天，永远是新的起点，新的挑战。

　　新的成功，只有新的奋进，除此，别无他法。

　　我的两个儿子汤沐黎、汤沐海，都在为无数的明天不停地迈步前进。

　　艺海无边争上游。这就是汤氏艺术家兄弟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