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袁世凯传 显赫一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传 作者：李宗一 袁世凯纵横捭阖两时代，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民国元首，是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袁世凯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早年科考失败，弃文从武，投靠吴长庆，攀附李鸿章，巴结荣禄，取悦西太后，同时还不忘在维新派身上下赌注……工于心计的他施展手腕，长袖善舞，终于位极人臣。民国初始，又攘夺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进而称帝建元。本书资料翔实、语言凝练，作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多角度阅读定会给读者新的启发。…… 目 录 前言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纨绔子弟 投靠淮系军阀 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 编练“新建亲军营” 镇压“开化”派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 督办新军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 控制士兵的办法 声誉隆隆而上 混入维新运动 两面派的手法 出卖维新派 升任山东巡抚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 纳义和团于血海 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 编练北洋军 开办陆军学堂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镇压景廷宾起义 创建巡警 废科举，兴学堂 投机立宪运动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 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 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 鼓动兵变，就任临时大总统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 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 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 袁记《约法》的产生 专制独裁制度的确立 特务警察恐怖统治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 对清室复辟派的暖昧态度 封建帝王式的生活和帝制的发轫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 帝制丑剧的开场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皇帝梦的破灭 袁世凯之死 前言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８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１９１１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５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本书的选题和写作，承蒙李新同志给予热心的指导和鼓励，始克完成；复蒙李侃同志审阅全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又得到何双生同志等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作者理论和业务水平的限制，舛误之处自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教。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河南省东部的项城，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项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城里仅有二三十家店铺，没落的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全县九千多顷土地，绝大部分为少数“豪富之家”所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八成。①在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终岁勤劳，节食俭用，而常苦不足”。②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每当夏秋收获时节，农民常常联合起来，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③因此，境内往往引起械斗，酿成血战，形成了所谓“犷悍之习”，“斗狠之风”。④ 袁世凯家住在项城东北十余里的张营，占有土地四五十顷；此外，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还大量放高利贷。一家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大家庭。 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年纪还不满四十便“勤学赍志以殁”。曾祖母郭氏出身于同郡一个“望族”，活到九十多岁。⑤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她的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⑥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袁甲三（１８０６—１８６３）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一道从“理学大师”倭仁讲习程朱理学，故两人过从甚密。他的长子袁保恒（１８２６—１８７８）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凤三是庠生，曾在禹城任教谕二十多年。最年轻的袁重三也是生员。当时，在东南沿海各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官僚地主中已经出现了少数比较通达中外形势的开明分子，如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等；他们热烈谋求改革封建弊政，反对因循保守、故步自封。而袁氏一家却不乏“志在求官”的守旧分子，他们世代潜心八股文，囿于章句之学，思想保守，作官以后大都以“纯儒”、“卫道者”自命。 袁保中（１８２３—１８７４），字受臣，在诸兄弟中行次最长。他虽捐过一个同知，但一直在家乡经营田产，是袁家的“管家人”。他热衷于程朱理学，为人十足虚伪，满口“睦族里”、“笃忠义”，实则鱼肉乡里，横霸一方。他依恃袁家官势，经常“派人持名片拜帖到衙门说事”。⑦当时河南官场上流传着一句俗谚：“项城官难做”，“宜吊不宜贺”⑧。恰恰反映出这个上了“护官符”的大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他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⑨；第四个儿子生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庵。他出生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袁氏一家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以鸦片战争（１８４０—１８４２）中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权益为满足，英、法两国为了迫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制造荒谬借口，联合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⑩——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６０）。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城市骚扰之后，攻陷北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使得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首先，列强公使驻京，得以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其次，继１８４２年开放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后，又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十一处为通商口岸；外人得住内地自由传教、游历和经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第三，海关雇用洋人，建立协定关税制度，自此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侵略者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完全破产。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共同立场使它们开始走上彼此勾结的道路。老大的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原来，早在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之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已形成高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１８５１—１８６４），从广西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于１８５３年定都南京。同年，太平天国又派北伐军攻入安徽北部，占领凤阳、怀远等城。在皖北、豫东活动的另一支农民武装——捻军（１８５２—１８６８），纷纷起义响应，攻占了临淮关、雉河集（今涡阳县）。寿州、阜阳、太和、颍上、亳州等地也遍燃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为了镇压捻军，清政府于１８５３年急忙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领清兵三千进驻宿州，又派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时任兵科给事中）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清军作战。次年，周天爵病死。后来，吕贤基也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并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他带兵以后，虽然不断受到捻军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很快成为捻军的劲敌。当时，在湖南办团练而发迹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在长江中游和太平军激战。袁甲三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与捻军联合的反革命重任，使曾国藩得以全力绞杀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1] 以“书香门第”自诩的袁氏父子一贯忠于皇帝，崇拜皇权，一心想依附皇帝取得高官厚禄。他们极端仇视农民革命，认为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因此，在袁甲三的带领下，袁家全力投到绞杀捻军的反革命战争中。袁保恒和袁保庆都到袁甲三的军中带兵，转战皖北各地，“出奇制胜，躬履前茅”。袁保龄也到军中“从佐戍幕，赞画左右”。[2]后来，袁保庆又被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调回河南，负责组织训练各州县地主团练武装，并多次督带马队在项城、沈丘、夏邑等地围攻捻军。 项城与安徽临泉县接壤，是捻军活动的重要地区，距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仅一百多里。１８５８年（咸丰七年）十二月，捻军首领王庭桢领导项城、沈丘、新蔡、阜阳四县农民起义，占领项城城东的新兴集、尚店等地，到处袭击地主豪绅，并“声言攻项城”。[3]住在张营的袁家感受到极大的危险。袁甲三的家属都逃往陈州避难。袁保中和袁重三一边联合地主豪绅，组织项城团练武装，一边在城东北四十里选了一处险要的地方，筑起一座大堡寨。由于袁家“倡其先”，又是寨中的“首户”，因此被称为“袁寨”。[4]当时，河南各州县地主为了防御捻军，纷纷筑寨。据记载：“大县堡寨二百余所，小县堡寨亦逾百所”。[5]项城境内也有一百七十多所。[6]袁寨规模大，围墙敦厚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炮楼”，墙外有濠沟环绕，门前架设吊桥，防卫森严，远近闻名。 袁世凯出生不久，袁保中和袁重三就带领一家人迁到寨里。袁保中身为一寨之长，掌握生杀予夺之权。那时捻军多是轻骑。每当捻军前来攻寨或从附近经过，万马奔驰，犹如“飙飞电掣”。[7]袁家“年十五以上能执兵者，咸使登陴”，鸣枪放炮，负隅顽抗。[8]袁世凯的幼年生活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的。他从小便骄矜、胆大。五岁那年，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家里有人带他到寨垣上眺望，他竟然“略无惧色”。[9]他不仅观看过战斗场面，并且从他的父兄那里不时听到捻军“杀人放火”的故事。因此，在他幼年的心灵里便埋下了仇视农民起义军的种子。 袁家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反映在战争中对待起义农民必然是极端凶狠野蛮。１８５６年，袁甲三陷雉河集，据他自己所报“擒斩逾三万，逼入涡阳河死者复数万。[10]”袁世凯出生的那一年，即１８５９年，袁甲三又攻占了捻军的根据地临淮关，下令“年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诛之”。[11]１８６３年，袁保庆攻占项城尚店，“俘斩略尽”。[11]袁保中和袁重三率领地主团练协助清兵攻下西芦镇时，据一个目睹现场的官吏所记：西芦“房屋二千余间，自初八日之捷尽已毁为平地（周围十余里之长，大半化为灰烬）。尸骸枕藉，马在人上行（是日骑马而往），惨不可言，（幼孩女尸约以千计）……附近贼巢未被焚烧之户，辄称为通匪之家，任意株累，是以不敢归来者十居八九。”[12] 这一幅幅血迹斑斑的悲惨景象，是由袁世凯的祖辈父辈一手造成的。他们就是这样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总督、侍郎、道员的官位。袁甲三在１８６３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13]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 在清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政治的需要，用人仍不免讲究门第。官僚们也都以自己的谱系高贵而自豪。袁家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甲三、袁保恒死后，皇帝都赐、赐，宣付国史馆立传，荣典极盛。这个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在他的奏章中，每每夸耀自己“三世受国恩深重”，就是指的这个反动家世。 注释： ①张锦芳修：《项城县志》，１９１１年石印本，卷５，页４３。 ②同①，页５７。 ③同①，页４８。 ④同①，卷２２，页２４。 ⑤袁保恒：《母德录》，见《项城袁氏家集》，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 ⑥《中议公事实纪略》，见《项城袁氏家集》，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 ⑦《袁氏家书》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卷２，页３４。 ⑧同⑦。 ⑨袁保中前妻刘氏遗下二女、二子：长子世昌（早卒），次世敦；长女嫁知州王庆霖，次女嫁附生周鸿儒。继室刘氏接连生了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详见贺涛：《刘太夫人墓志铭》。 ⑩《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２，页１４。 [1]曾国藩：《袁甲三墓表》。 [2]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页１２０。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４。 [3]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册２，页１。 [4]同①，卷５，页１３。又同⑦，卷２，页１。 [5]同紒紞矠，页４１９。 [6]同①，卷５，页１０至１９。 [7]同紒紞矠，页４１８。 [8]袁保恒：《母德录》，页６。 [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 [10]王轩：《袁甲三家传》，见《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５。 [11]《重修安徽通志》，卷１０５，页１６。 [12]同①，卷２３，页２４。 [13]同紒紞矠，册５，页１８５。 [14]《清史列传》，１９２８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卷５３，页１２—１５。 纨绔子弟 １８６６年（同治五年），袁保庆从家乡启程，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他年已四十尚未得子，便把袁世凯过继为子嗣。当时，年方七岁的袁世凯，跟随嗣父到了济南。嗣母牛氏对他很疼爱，乃不免娇纵。袁保庆给他物色了一位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做启蒙老师，希望他能读书上进，显亲扬名。袁世凯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和动荡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浮嚣的性格，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或结伙逞强斗殴，或逛大明湖、坐戏院，对戏剧尤“乐观不倦”。① １８６７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次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他到南京，委派他管理原淮北“右标兵”营务处，以后又署理江南盐巡道，督销官盐。盐巡道是一个可以大量捞钱的肥缺，每年公私进款都不少。袁世凯随嗣父到了南京，过上锦衣玉食的阔家公子生活。那时太平天国失败已经四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摧毁了官僚地主政权，大刀阔斧地铲除社会恶习，曾严禁娼妓、赌博和吸鸦片，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随着旧政权复辟，又恢复了旧时的糜烂景象。在腐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袁世凯更以读书为苦。他喜欢游山玩水，有暇即控马驰骋，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诸名胜。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戒止之不能也”。这时，他的家庭教师是个举人，兼精武技，见他对读书不用心，就教他练拳。 当时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师和家庭两方面的教育，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保庆自命不凡，“好议论天下事”。到南京以后，两江总督马新贻“倚之如左右手”。此后，由于受历任上司的信任，“意气益发舒”。②他把自己作官带兵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有数百条，题名《自琐言》，常常讲给袁世凯听，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脚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又“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等等。③这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灌输到袁世凯的头脑中，对他的志趣和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自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１８７３年７月，袁保庆突然患霍乱，死在南京。这对于袁世凯犹如是晴天霹雳，悲痛已极。同年冬，他伴随嗣母，扶柩返回项城。从此，他的生活发生骤变，培植教育他的责任转到了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北京作官的堂叔对他的影响，较他的生父和嗣父更大。 这时，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１８７４年春，他回原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谢廷萱（举人）教作八股文，周文溥（举人）教作诗，张星炳（进士）教写字，期能“读书上进”，准备应试。④当时，袁保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他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而绳侄在对面套间中自为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⑤在其堂叔的严厉监督下，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⑥他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八韵（即试帖诗）颇长进”，但“文章尚不入门”。⑦ １８７４年１１月（同治十三年十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当时，父亲死后要守丧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但因他已过继出去，所以没有居丧，于１８７６年秋天仍然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未被录取。年底，他和陈州于姓的女儿结婚。于氏是名门闺秀，时年十九，比他大两岁，此即后来的“洪宪皇后”。 就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初春，袁世凯回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工作很繁重。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清末的北京官场贪污纳贿，奸诈伪善，污秽不堪。袁世凯耳濡目染，学到这套官场本领，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争相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什么“中上美材”。⑧当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冬季，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⑨多方培养他作官的才能。 在开封住了不久，１８７８年５月袁保恒由于感染时疫，突然病逝，袁世凯代从叔把公事交待完毕，返回原籍。过惯城市官僚生活的袁世凯，对于乡村生活感到乏味，不愿再回袁寨，而改住陈州。陈州是“舟车骈会财赋之区”，地当豫东交通要冲。袁家在城里有一所大宅院，是袁甲三生前购置的，袁世凯就住在这里。这一年的１２月，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⑩ 袁世凯和他的家人一样，淫邪愚昧，好谈鬼神，相信风水。过去他的先辈官运亨通，他确信这是他家坟山风水好，现在父辈年龄在五十上下，相继死去数人，又认为这是宅第不祥。因此，到处“延堪舆家，卜宅兆”，作道场，为袁家祈福禳灾。[1]可是，不管他怎样馨香祷祝，求神弄鬼，仍然不能挽救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据记载，他家“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有的“已成废人”，[2]你争我夺，矛盾重重，无法再维持“四世同堂”的局面。大约就在１８７８年，袁家“将所有田土剖为十二股”，按袁世凯父辈人数分了家。[3]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相当丰厚的一份家产。从此，自为一家之主，对很多事情可以自作主张，生活更加放荡不羁。 他经常策马驰骋郊外，挥鞭狂叫，追欢逐乐。还呼朋引类，附庸风雅，纠集一帮“秀才”，成立“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文社”，自为盟主，“捐资供给食用”，[4]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某日，他正在袁宅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遂换帖结拜为兄弟。[5]此人便是徐世昌。徐世昌（１８５５—１９３９），号菊人，天津人，破落官僚家庭出身。当时穷困潦倒，正在陈州授馆课童，他和袁世凯一样，功名心很盛，只是苦无路费北上应试。后来，袁解囊赠款，使他得以启程。他于１８８２年中举，１８８６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成为袁一生的重要谋士。袁曾对人说：“菊人妙才也。”[6] 袁世凯依靠自家的门阀，经常出入官府，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１８７９年，其姑丈张向宸（道员）办理河南省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由于他“集款独钜”，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人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7]同年秋天，他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再次落第。 狂傲自负的袁世凯，原想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科场上打通一条出路，由举人而进士，得一个“正途”出身，做上高官，光宗耀祖，万没想到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使他感到通过科考做官，对于他太困难了。加上他生活放荡，邻里侧目，亲友不齿，袁家人也“众欲苦之”[8]。再者，他的财产也已挥霍大半。这一切都促使他下决心摆脱困境，另寻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 ②孙依言：《署江苏盐巡道袁保庆墓表》，见《项城县志》卷１０，页４４。 ③袁保庆：《自琐言》卷下，页１３、１６。 ④《袁氏家书》卷２，页２７。 ⑤《袁保龄致袁保中书》。 ⑥同①，页２。 ⑦同④，卷５，页８。 ⑧同④，卷５，页１１。 ⑨同①，页２。 ⑩袁克定，字云台，生于１８７８年１２月，历任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局督办兼董事长。袁世凯称帝时，曾以“皇太子”自视，四出活动。袁世凯败亡后，匿居天津。全国解放后，１９５５年死于北京。 [1]同①，页３。 [2]同④，卷４，页１３。 [3]同紒紝矠。 [4]同①，页３。 [5]同①，页４。 [6]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２。 [7]《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２。 [8]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张相文：《南园丛稿》，１９２９年版，卷７，页４６。 投靠淮系军阀 在科场上失败以后，袁世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所述，他家以“求官发财”为门楣家训，而且祖辈父辈都有人通过“军功”取得高官厚禄。他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受到阶级利益和个人欲望的驱使，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功名心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 然而，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求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洋务运动发生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腐败的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陷入严重的困境。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感到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天朝尊严”，如不寻求对策，反动统治难以继续下去。他们不顾封建顽固派的反对，极力主张借助洋人的“坚船利炮”，以挽救清王朝。这些主张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意图。它们认识到要征服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人民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扶植那些对它们屈服了的封建统治者，培养一批效忠于自己的洋奴买办，才能更有效地镇压中国人民，建立殖民统治。 因此，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一部分当权的贵族、军阀和官僚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掀起了办洋务的热潮。而且，逐渐形成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为首的几个洋务集团。其中以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影响深远，与袁世凯及其家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１８６１年，他奉命收编安徽地主团练，仿照湘军营制，组成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六千人到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雇用外国军官任教习。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兵工厂，制造屠杀人民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淮军，伙同曾国藩的湘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接着他又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为“中兴名将”。在血洗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淮军扩充到七万余人。由于他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来进行统治。１８７０年，他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军阀集团的力量，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１８７２）、开平矿务局（１８７８）、天津电报总局（１８８０）、上海机器织布局（１８８２）和天津铁路局（１８８７）等一大批企业。同时，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成立北洋舰队（１８８１）。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１８８１）和北洋武备学堂（１８８５），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 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投降的方针，比其他官僚更能得列强的信任。到８０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关系由来已久。道光末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作官，就“相厉以道谊”。②１８５３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后来，李转入曾的幕府，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还。曾、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率领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当时，袁甲三已死，其部众便大都为李所吞并，成为淮军的一部分。袁保恒一度在李手下带兵，袁保庆在山东时，也曾给淮军采购粮食。袁保龄在北京作官，本来师事顽固派倭仁，后来受洋务思潮的影响，拟了不少关于“求强”的条陈，主张“集天下纯儒志士”“共励洋务”。③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④于１８８１年秋奏调他到天津，以二品道员委办“旅顺海防营务”；直到他于１８８９年病死，一直受李鸿章的器重。因此，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的父执。刘铭传、吴长庆等还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见过面。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李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⑤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⑦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拔贡生（秀才），地位低微，对他说来，显赫的李氏是可望而不可攀的。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而于１８８１年５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筱轩，安徽庐江人，１８８０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其父吴廷襄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⑧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⑨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⑩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武夫出身的吴长庆“好以文雅缘饰”，[1]以敬礼士大夫而扬名海内。他的幕僚张謇、朱铭盘、[2]周家禄等，[3]都是一时名士。他对张謇尤其倚重。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文学颇有根底，素有“才子”之称，１８７６年入吴幕后，得参与机密，军中重要函牍，多出其手笔。吴长庆命其子吴保初随张受业。袁世凯到营后，也拜张为师，学习诗文。据张回忆：“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4]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5]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6]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１８８２年６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在朝鲜的政治生涯。 注释：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页１２。 ②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７。 ③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２２。 ④同③，页１６。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 ⑥《袁氏家书》，卷５，页１１。 ⑦同⑤，卷１，页４。 ⑧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 ⑨同⑥。 ⑩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 [1]张佩纶：《涧于集》，１９１８年版，卷３，页４５。 [2]朱铭盘，字，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八年中举，以善骈俪名于时，著有《桂之华轩诗文集》。 [3]周家禄（１８４６—１９１０），字彦升，江苏海门人，自号奥老人，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曾入袁幕，著有《恺寿堂集》三十卷。 [4]刘厚生：《张謇传》，１９５８年版，页６—７。 [5]同⑩。 [6]同⑩。 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 １９世纪最后三十年，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朝鲜，加深了朝鲜社会的危机。粮食匮乏，物价上涨，广大人民进一步贫困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日益高涨。统治阶级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１８６４年，朝鲜国王李死后，十二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其父大院君李应摄政。②大院君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内极力提高王权，企图挽救没落的君主制度。至１８７３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政府大权遂转入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思揽权，闵妃集团废止大院君所创的“亲军营”，另聘日本教官练“别技军”，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摧毁政敌的实力。由于改革军制，很多被裁士兵无以为生。留在军营的士兵，也因久不发放粮饷而怨声载道。这种情况到１８８２年更加严重。这一年的７月，政府迫不得已下令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但粮米里掺进砂石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群集仓库，杀死营私舞弊的库吏。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镇压。③士兵怒火燃胸，聚众起义，攻破武器库。枉寻里、利泰院等处的贫民纷纷响应。起义者焚毁权贵宅第，包围王宫，杀死闵谦镐。闵妃扮成宫女逃出王宫。起义群众又袭击日本使馆，处决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等。已经失势的大院君集团，乘机煽动，利用人民对闵妃集团的不满和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情绪，重握政权。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急于向外扩张，推行“大陆政策”，妄图征服朝鲜，进攻中国，称霸东亚。从１８７６年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起，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立即决定派兵侵朝，以武力为后盾，勒索更多的权益。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探知日本出兵的消息，即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安徽原籍守制）。朝鲜官员金允植和鱼允中正在天津，也向清政府呼吁派兵，镇压兵变。张树声即奏请清廷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领清军六营赴朝鲜。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唇齿相依，朝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有直接的影响。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又有封建“宗藩关系”。④日本的侵略野心，自然引起清政府的不安。但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派兵赴朝，不是为支持朝鲜人民与侵略者进行斗争，而是为了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掩执逆首”，⑤以阻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⑥这个反动方针，是清政府在国内实行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政策的翻版。 吴长庆仓猝出发，军务非常繁忙，一切筹划都靠张謇，而张的得力助手则是年轻的袁世凯。袁认为这是他出人头地的大好时机，极力表现自己。他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主要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定行军的路线，但当他从登州出发时，就对朝鲜官员金允植大放厥辞，说他只带数百人就直捣汉城，捕捉大院君。⑦清军抵达朝鲜马山浦后，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队，立即登陆。某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大怒，下令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代理。袁奉命后，马上部署登陆，两小时内完全就绪。吴当众大加夸奖。 当时，清军有“散入村家作弊”者，袁世凯认为“上国天兵”，在“属邦”掳掠，“玷辱国体”，⑧即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授他全权，并给令箭。据张謇回忆：当他和吴进驻行馆后，袁来报告说：“现在有事须禀明大帅”。吴说：“好好，你说吧。”袁说：所带军队之中有抢掠朝鲜村庄鱼肉鸡鸭蔬菜之事。袁尚未说完，吴即厉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忙答：“我当时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当时军中有人对袁杀人媚上不满，作诗讽刺他说：“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⑨ 在马山浦，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开会商议，决定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大院君，“使国王复其政权”。⑩８月２５日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南檀一带。翌日，吴、马、丁拜访大院君，“以好言诱之”。[1]大院君果然中计，答允回拜。吴返营后，即令袁世凯等作应急的准备。次日，大院君到清军驻地答拜，吴、马先诱其入帐笔谈，袁则以计阻止大院君的护从卫队，让吴、马从容指挥，强迫大院君入舆，由丁率队星夜护送到马山浦，押送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又软禁在保定）。 随后，吴长庆应朝鲜国王请求，指挥清军各营围攻利泰院和枉寻里两村的贫民和士兵。袁世凯率领清军，“乱放洋枪”，[2]杀死数十人。起义者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终归失败。 ９月１２日，朝鲜国王迎接闵妃回宫，袁世凯抢先前往道贺。闵妃集团重掌政权，对清政府出兵“平敌”，大为感激，与驻朝清军的关系也极密切。 袁世凯原本默默无闻，在镇压兵变中却大显身手，不但深受吴长庆的信任，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国王于９月中旬设宴招待吴长庆和张謇，袁也在被邀之列，而且备受礼遇。[3]９月底，国王又单独接见袁，由鱼允中陪同。[4]他们谈话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可想见袁在当时的地位。１０月中，清政府奖赏镇压兵变“有功”人员。袁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注释： ①１８８２年按干支是壬午年，所以称“壬午兵变”。 ②朝鲜国王凡是以旁支入继王位的，其生父即被称为大院君，起初这只是死后的谥号，后来渐渐成为在世的称谓。 ③宣惠厅掌管仓米出纳等事。朝鲜官阶凡正三品以上者称堂上，从三品以下则称堂下。 ④清代，朝鲜统治者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奉正朔，受册封。中国皇帝视朝鲜为“藩属”，有维持受册封的王统地位的义务，形成所谓“宗藩关系”。这种关系是宗法封建制度在中国与朝鲜间相互关系的反映。 ⑤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６，页４。 ⑥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６，页９—１０。 ⑦鱼允中：《阴睛史》下，页１８９—１９０。 ⑧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５。 ⑨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１９５８年版，页９。 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３，页４５。 [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页３７—３８。 [2]周家禄：《恺寿堂集》，朝鲜乐府卷１３，军府篇。 [3]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３。 [4]鱼允中：《从政年表》。 编练“新建亲军营” 镇压“兵变”以后，朝鲜国王鉴于“禁兵之不可用”，①试图改练新军，以巩固其统治。１８８２年１０月派陈奏使赵宁夏来到中国，向清政府致谢，并商量善后事宜，其中有要求清政府派人练兵一事。这时，清政府的官僚也多主张采取积极政策，维护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翰林院侍读张佩纶于９月间奏陈“朝鲜善后六策”，其中“预兵权”一条，主张“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②李鸿章对这些意见大体表示赞同，并命令吴长庆筹划。１１月３日，吴委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③ 袁世凯接到命令前，曾向朝鲜官员屡次吹嘘中国洋务派练兵求强的“成绩”，并主张由中国驻军训练朝鲜军队，先练五百，最后递增到四千。接到命令以后，即和朝鲜国王派遣协助练兵的金允植一起，着手准备。在三军府成立督练公所，“草创章制，编选壮丁”，④由袁“看貌而取”，共选壮丁一千人，编为“新建亲军”，分为左右两营。所用武器装备，铜开花炮十尊、来福枪一千杆及弹药等，都由清政府赠给。左营驻三军府，由袁督同副将王得功教练；右营先驻东营，后移至南别宫，由提督朱先民会同总兵何增珠教练。两营完全采用淮军操法。 在袁世凯的组织和推动下，新军训练进行得很迅速，到１２月初，朝鲜国王于春塘台检阅左营时，发现该营“步法颇正，放枪亦熟”，因而称赞袁“教练之有法”。⑤并决定于江华沁营旧军中选调五百名士兵，编为“镇抚营”，拨归袁训练。月底，袁偕同金允植赴江华阅兵，并计划开采江华岛矿藏，“以助军饷”。⑥次年１月，镇抚营成立，编制一如亲军营，由袁“指授一切教练事宜”。⑦ 朝鲜旧军和中国的绿营一样，均使用旧式刀枪，军官中饱，“饷不如额”。⑧经袁世凯等训练的新军，换上新式枪炮，表面上“技艺娴熟，步伐整齐”；⑨但是，这支所谓新军，“一切从湘淮军制”，⑩左右两营又“多贵戚豪奴及王京无籍少年”，“将领复恣渔侵”，[1]腐败现象，依然如故。练兵的目的虽然说是为帮助朝鲜“求强”，抵抗日本，实际上只是为朝鲜封建贵族增加了一个镇压人民的工具。它的反动作用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镇压东学道起义中充分表现出来。 注释： ①周家禄：《恺寿堂集》，卷１０，页１４。 ②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２，页６３。 ③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５，页２０。 ④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７。 ⑤金允植：《云养集》卷１２，页２９—３０，页４４—４５。 ⑥同⑤。 ⑦同⑤卷９，页１３。 ⑧同①。 ⑨同④。 ⑩同①。 [1]周家禄：《朝鲜载记备编》，页９，见《朝鲜三种》。 镇压“开化”派 “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明显地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保守派以闵泳翊、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掌握朝鲜政府实权，主张维持旧秩序和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因循苟安，泥古不化。他们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首，针对朝鲜落后的情况，要求自上而下地变革，使朝鲜“独立”、“开化”。然而他们大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认识，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两派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于１８８４年４月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三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三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①一跃而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清军撤离汉城，再加上中法战争中中国败讯频传，特别是福州海战的惨败，给了朝鲜宫廷以极大的震动。开化派认为有机可乘，遂积极密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这年１０月起，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不断与日本驻朝使馆接触，企图取得日本的实力支援。 日本以“壬午兵变”为借口，于１８８２年８月胁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不仅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控制，也扩大了政治、军事影响，尤其是规定使馆驻兵一条，大大便利了日本的侵略活动。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是一个狂热的侵朝分子，他打着“支持改革运动”的幌子，多次接见金、朴等人，进行蛊惑宣传，并为之出谋划策，制定了具体的政变计划。他还答应筹措经费，出动使馆驻军，以实力相支持。 经过一番秘密准备，开化派决定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４日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时，发动政变。当天，邮局总办洪英植邀请政府显贵官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馆等待起事的信号。当宴会进行时，按照预谋，开化派在邮局附近纵火，并趁机刺伤保守派官吏闵泳翊，与会众人闻兵作乱，逼迫国王招竹添率兵进宫保卫。竹添得讯，立即率日兵一百余人入宫布防。当晚，金、朴等又矫诏召保守派大臣闵台镐、尹泰骏、赵宁夏等六人入宫，将他们都处死。 １２月６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公布“新政纲”：“废止朝贡虚礼”；“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改革全国地租法，杜吏奸而纾民困，兼裕国用”；“革罢内侍府”，等等。②开化派的“新政纲”，企图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其锋芒主要指向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自然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抗。 袁世凯一向支持保守派，排斥开化派。政变的消息使他颇为激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诸大臣“一时俱杀，羽翼孤矣！”③并极力主张用武力支持保守派复辟。他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东来”；④一面随机应变，发号施令，准备举兵。当时，保守派金允植、南廷哲（户曹参判）、沈舜泽（右议政）等又恳切要求清军援助。袁乃自行决定派兵入宫，“保护国王”。他先照会竹添，说明入宫理由。竹添置之不理。袁等即率清军一千余人闯入王宫。日军开枪射击，双方战事遂起。曾侈谈“援助改革”的竹添，知寡不敌众，便违背诺言，对开化派头目说，他“必须从宫廷撤退本国的军队”，⑤随即率领日兵，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洪英植、朴泳孝挟持国王逃往关帝庙避难，被清军捕获。袁护送国王回宫，保守派重新掌权，恢复旧秩序。许多与这次政变有关的人或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只有金玉均等少数人亡命日本而幸免。 袁世凯亲率清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视。１２月１５日，他直接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洋洋得意地大谈镇压政变的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献计说：“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⑥这是妄图吞灭朝鲜的一派呓语，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的野心。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又惊又喜。喜的是袁能随机应变，在军事上外交上作周密部署，迅速摧毁了开化派，恢复守旧派政权，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但又担心得罪日本，问题严重，不易处理。当时，竹添回国以后，诬指袁世凯无故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烧毁日使馆，大肆鼓动惩袁反华。日本扩张主义者借机示威游行，高呼“膺惩清国”。日本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⑦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袁“擅启边衅”，对他不表信任。⑧李鸿章为了应付日本，一面电告袁“勿遽与倭人开衅”；⑨一面奏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朝鲜查办。１８８５年１月１日吴等抵达汉城，命令袁率队回营，不得妄动，听候查办。 袁世凯镇压开化派，本想邀功请赏，没想到得罪日本，反招致各方面的指责，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升官成了泡影，连现在的位子都有倾覆的危险。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他最感气恼的是吃吴兆有一“大亏”。⑩吴长庆离开朝鲜以前，他已蔑视这个提拔他的恩人，而通过其堂叔袁保龄，迳自攀援李鸿章，“扶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吴长庆离开朝鲜后，他更加“妄自尊大”，“陵蔑一切”，“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令吴长庆难堪。[1]以致张謇写信痛斥了他一顿。至于吴兆有、张光前辈自然更不在其眼中。他极力排挤吴、张二人，企图把庆军全部压到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由他一人主动，吴兆有等虽也联衔参与其事，不过挂名而已。现在惹来“查办”的麻烦，自然将所有责任都加在他身上，并乘机揭发他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等劣迹。李鸿章乃命令吴兆有，责令袁“照数认赔”。[2] 在“内外夹攻”的处境中，袁世凯施展以屈求伸的策略，托故母病，请假获准，于１月３１日离开朝鲜回国。此后便到陈州“隐居”。[3]袁保龄对他摆脱困境，极为赞赏，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4] １８８５年２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提出中日从朝鲜撤兵和惩办袁世凯等无理要求。经过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中日军队四个月内同时自朝鲜撤退，将来如再出兵，彼此先行知照。李鸿章为保留清政府往朝鲜的派兵权，不惜也给了日本同样的权利，等于把朝鲜置于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关于惩办袁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的折衷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5]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6]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7] 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 注释：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９，页３４。 ②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１９７５年版，下卷，页７５。 ③《朝鲜档》，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５７。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３，页４１—５３；卷６，页４８。 ⑤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１９５５年版，页６３。 ⑥《清季外交史料》卷５０，页３１—３３。 ⑦《伊藤博文传》中卷，页３９５、４００。 ⑧《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５，页１８。 ⑨同⑧，卷５，页２５。 ⑩《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３。 [1]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页１—５。《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２５。 [2]《袁氏家书》卷７，页１３。 [3]同④，卷３，页３３、３９。 [4]同④，卷３，页５７。 [5]同⑧，卷７，页２２—３５。 [6]同⑩，卷６，页１３。 [7]同④，卷４。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所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①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偷安一时的主观企图。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１８８５年７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ＫａｒｌＷｅｂｅｒ）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②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③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所常识，认为是“后起之秀”。④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⑤李对袁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海军。１８８５年８月他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凯功名心切，听不进堂叔的劝告。９月２７日，他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１０月５日抵汉城；谒朝鲜国王，面陈一切。大院君回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预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闵妃集团的惶惑和愤懑。闵妃集团不但铲除了大院君的左右，并以国王名义传谕文武百官，严禁与之往来或私通信件。袁世凯虽然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只得“授应秘计三件”之后，⑦于１５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即谕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接办，吹捧袁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加强对朝鲜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藉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⑨１０月３０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⑩ 李鸿章的超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1]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2]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3] １１月１３日，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西文翻译唐绍仪（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袁世凯一向主张加强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在１８８４年镇压开化派以后，就曾发出“设立监国”的狂议。现在，李鸿章赋予他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权力，又写了一封信给朝鲜国王荐举他说：“以后贵国的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4]袁认为实现他宿愿的时机已到，遂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义，极力推行李鸿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断然措置，行险侥幸。李鸿章虽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但有时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5]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袁既是对朝鲜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脱离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朝鲜国王很难实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１８８７年８月，朝鲜国王决定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后改派赵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国。袁世凯认为派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先提出必须报请清政府批准再派，后又加上种种限制条件。朝鲜国王不顾袁的阻挠，断然派朴定阳出国。这对于以“宗主国”代表自居的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派赴欧洲五国的使臣赵臣熙乃滞留香港，观望形势。袁主张严办朴定阳，则赵必“畏罪”中止。后来，朴定阳返国，袁胁迫朝鲜国王惩办，僵持一年多。最后，朝鲜国王为敷衍袁，只得将朴免职（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欧洲的事也未实现。 此外，对闵妃集团与大院君之间的倾轧，袁世凯表面上居间调停，暗中却支持大院君。他笼络国王身边的侍臣，结交宦官，探听“宫中一切动静”，[6]甚至企图废黜国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摄政。他的废立计划虽未实现，但影响颇大，从此闵妃集团与他的关系更加恶化。闵妃反过来进行驱逐他的活动。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他，另“选一公正明识者”。[7]当时，日本、美国以及俄国正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便趁机扩大它们的侵略权益，闵妃集团的反袁活动，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有李鸿章撑腰，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李认为他“处群疑众谤之地”，“西人勾连讪谤在所不免”。[8]在光绪十八年《奏保袁世凯片》中，又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豫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9]真是揄扬备至。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李鸿章撑腰，还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日趋尖锐，在朝鲜问题上也反映出来。沙俄于１８８４年和１８８８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水路和陆路通商条约，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又不断派军舰侵入朝鲜东北海岸，企图染指永兴湾。英国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政府维持其“宗主”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Ｅ．Ｃ．Ｂａｂｅｒ）、禧在明（Ｗ．Ｃ．Ｈｉｌｌｉｅｎ）、倭尔特（Ｔ．Ｗａｔｔｅｒｓ）等，对袁的言行都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当时，朱尔典（Ｊ．Ｎ．Ｊｏｒｄａｎ１８５２—１９２５）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与袁的关系极为密切。１９１５年袁称帝时，朱说他与袁有三十年的交谊，渊源于此。袁对于英国的“友好”态度，心领神会，因此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只知顽固坚持封建的“宗藩关系”，一味醉心于权谋诈术，并自信依靠他的技术，足以控制形势，完全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变化。１８９３年２月，他向李鸿章报告说：“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10]实际上，这是国王在他的高压下假意敷衍，其驱逐袁的愿望确在日增月长。同时，袁也低估了列强对朝鲜的侵略意图，他说：“美人意仅自守，素无远略。英、法、德则意实无他。倭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遽败和局。俄人铁路未竣，专虑西陲，觊觎之念尚隐未发。”[11]到１８９４年春，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12]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乘机煽动战争，“征韩论”甚嚣尘上时，袁世凯还向李鸿章报告说：“详审在韩倭人情形及近日韩、倭往来各节，并倭国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13] 其实，这时资本主义列强已先后向帝国主义转化，日、俄、美、英等国都在觊觎着朝鲜的权益，斗争非常激烈。以日本来说，它为抑制沙俄侵朝，虽然也曾一度标榜中、日“合作”，但“大陆政策”毫无改变，仅是外交策略上稍有不同。而且，由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更加刺激了垄断朝鲜市场和变朝鲜为殖民地的欲望。为此，它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国际上也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一待东学道起义扩大，日本就决定出兵。乌云笼罩的朝鲜半岛，顿时狂风暴雨大作。 注释：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６，页１４—１７。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８，页２２；卷９，页１３。 ③金允植：《云养集》卷１１，页２８。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４，页２４、３１。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８。 ⑥《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７。 ⑦同②，卷９，页５。 ⑧同②，卷９，页１３。 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９，页５７—５９。又同⑧。 ⑩《袁世凯履历单》，光绪二十四年，故宫档案。 [1]《袁世凯致总署函》，光绪十一年十月二日。 [2]同④，卷８，页２３。 [3]同⑥，卷６，页２０。 [4]同⑨，卷１８，页５—６。 [5]《袁保龄致袁世凯书》，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原件，北京图书馆藏。 [6]《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7]同⑨，卷１９，页５３。 [8]同[5]，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9]同⑨，奏稿，卷７４，页４６。 [10]同②，卷１２，页１３—１４。 [11]同⑨，电稿，卷１５，页２６。 [12]１８９４年３月，金玉均从日本抵达上海公共租界。朝鲜政府派遣刺客把他刺杀。清政府把刺客及金尸一起送交朝鲜政府。 [13]同②，卷１３，页３。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 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几年，正是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当时流传着一首凄惨悲凉的民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可见政治腐败、人民怨恨的情形。为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朝鲜人民不断掀起武装斗争，到１８９４年，终于汇合为声势浩大的东学道起义。 东学道是以农民为主的秘密宗教团体，他们反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反对封建统治者。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道徒迅速增多，遍及全国各地，而以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１８９３年４月，道首崔时亨举起“斥夷讨日”的旗帜，①在忠清道报恩县聚集道徒数万人，准备进攻汉城。外国侵略者“均大恐”，“日本人尤惊扰”。②朝鲜国王“仓皇失措”，③赶忙派遣朴纯斋要求袁世凯帮助镇压起义。袁世凯诬蔑东学道为“教匪”、“邪教”，④他大言不惭地说：“邪教乌合，料必自散，倘突聚乱，不及调兵，王可选付凯韩兵千名，以凯处华捕差丁分领，由凯亲率截剿，足可殄灭。”他极力怂恿朝鲜政府先派兵镇压。并献策说：“乱党人多食少，宜先绝其粮道，自然解散。”⑤朝鲜政府听从了这个意见，派鱼允中为宣抚使，领京兵南下，隔断起义军粮道，用“剿抚兼施”的办法来阻止起义。起义者以人多粮少，粮道又为官兵所断，便暂时散去。 次年春，因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贪婪横暴，诛求无已，东学道首领全准领导道徒和农民数千人，袭击郡府，赶跑赵秉甲，打开仓库，取出所存贡米数百石，散给贫民，提出“逐倭灭洋”、“尽灭权贵”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义军攻占泰仁、扶安、金沟等地，屡次打败官军。应朝鲜政府请求，袁世凯于５月调北洋军舰平远号和汉阳号轮船帮助官军运兵，又派其亲兵徐邦杰、丁得鹏带领十余人到全州，充当军官顾问，“并探报军情”。⑥官军再次发动反攻，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攻占全州，一时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战争的风暴中。 朝鲜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要求清政府出兵“代戡”。袁世凯本来认为东学道是“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现在见局势严重，又想借以提高清政府的“威望”，为个人猎取权势，便积极主张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军。他向李鸿章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因此，他认为出兵“代戡”，“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并断定日本“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而已。⑦ 其实，日本的政策根本不如袁世凯想的那样简单。当东学道起义以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都认为这是吞并朝鲜的机会。他们一面鼓动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入东学道，企图操纵起义队伍；一面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以制造战争借口。⑧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原根据政府指示，６月１日派该馆书记生郑永邦访袁，刺探清政府的态度，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⑨袁世凯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⑩次日，杉村又亲自访袁，虚伪地表示“盼华速代戡”，并说“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傥久不平，殊可虑。”[1]袁轻率地信以为真，６月３日据此电告李鸿章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2]李本来对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完全赞同，但怕引起日本乘机入侵，犹豫不决。袁的这个错误判断，加强了李派兵的决心。 ６月４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速为代戡”的电报，[3]立即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练军一千五百名，驰往朝鲜。另派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三舰，驶赴仁川掩护。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日本政府于５月底已秘密进行战争动员。６月初，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向朝鲜派兵的命令。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刻命令先遣部队火速出动。６月９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率领“护卫队”八百人，进入汉城。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也陆续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的形势遂急遽恶化。[4] 李鸿章和袁世凯原意仅在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毫无对日本作战的思想准备。袁见日军来势汹汹，情况不妙，大为惊愕，急忙电告李鸿章说：“大鸟来汉，必有挟议。”[5]同时，他拜访西方列强驻汉城公使，要求从中调停；并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方案。为避免战争，他多次恳求大鸟谈判，均被拒绝。后来，大鸟忽然改变态度，愿意谈判撤兵。经多次会谈，１７日达成两国同时撤兵的协议，即各电本国请示。李鸿章接袁电后，复电完全赞同，并命令原定计划增派部队停止出发，又电令叶志超“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商轮往接”。[6] 但是日本政府派大鸟与袁谈判，不过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在外交上作出安排，以避免发动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不仅命令日兵“决不撤退”，而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7]妄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此后，还训令大鸟在回避战争责任的情况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8]意即制造借口，挑起中日战争。 袁世凯对日本提出“改革案”的居心，是有所了解的。为了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的老臣”，[9]进行所谓的“改革”。幻想用让步办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闵妃集团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即向李鸿章请示，要求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统治，扶植大院君上台。李没敢接受这个阴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即使实行，也不可能改变朝鲜局势，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产生更不利于中、朝两国的后果。 当袁世凯“苦劝”闵妃集团“改革内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源源开到朝鲜，达八千多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10]面对已经出现的战争危机，袁世凯曾连发数电向李鸿章告急，说“日决无和意，我应妥密筹”，并要求调动海陆军入朝，对日“示以声威”。他认为“华若一振，日必自衰”。但李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尤致力于“联俄制日”。当时，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企图从中渔利。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已经看出沙俄居心叵测，多次告诫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11]但李鸿章执迷不悟，坚信联俄有望。 袁世凯一向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自然继续推行他的妥协路线。当日本逼迫朝鲜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所谓“改革案”时，曾以“监国大臣”自命的袁世凯，公然表示“不强干预”，[12]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日本很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６月２９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又说：“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甚辱。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13]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在沙俄的“调停”上，他电告袁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停，必有收场。略忍耐，必有区处。”并诫勉袁：“要坚贞，勿怯退。”[14]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于李令其“不得轻动”的同一天，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７月１５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15]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１７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２５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无故袭击中国军舰和高号运兵船。高号上一千多官兵誓不投降，用手中的轻武器英勇抵抗。最后，船被击沉，官兵大部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不畏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７月２１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16]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８月１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９月９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１０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１５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17] 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因此，他与前线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以及湘军统率刘坤一等都“时常接晤”，彼此相处甚融洽。刘坤一曾称赞他“办事有条理”，为军中“出色之员”。[18]１８９５年初，战争形势更为恶化。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继续向辽河一带进犯。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实力，一直消极应战。在妥协思想指导下，湘、淮军七八万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清政府见败局已定，沙俄“干涉”也成画饼，即决意屈辱求和，派李鸿章赴日谈判。 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李的卖国罪行。多年追随李鸿章的袁世凯，也被人们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19]这时袁已由东北回到天津销差，他眼看李鸿章因战败行将失势，立即加紧攀援其他达官显贵。他不时与李鸿藻通信，报告军情，评论战局，推卸败事的责任，钻营新差事。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８。 ②同①。 ③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史料》，卷下，１９３６年东京版，页６７—７０。 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４，页２８。 ⑤《袁世凯致李鸿章密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见《养寿园电稿》，页８１。文同①。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３，页５。 ⑦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二册，１９５３年东京版，页１５３—１５６。 ⑨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⑩同④。 [1]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2]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3]同⑥，卷１３，页７—８。 [4]同⑥，卷１３，页１４。 [5]同⑥，卷１３，页１２。 [6]同④，卷１５，页３９—４０。 [7]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页３４、３５。 [8]同[7]，页３４。 [9]同⑥，卷１３，页２６。 [10]同⑥，卷１３，页２８。 [11]同⑥，卷１３，页２５。 [12]同④，卷１６，页１１、１３。 [13]同⑥，卷１４，页３。卷１３，页２８。 [14]同④，卷１５，页５８。 [15]同④，卷１６，页２２。 [16]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页６—８。《容庵弟子记》卷２，页１。 [17]见《项城总统家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３７７至３７８。 [18]《刘坤一遗集》，卷２４，页８７４。 [19]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 督办新军 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出强烈的救亡吼声。广大农民自发地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酝酿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有不少人纷纷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等方面进行某些改革，以延长清王朝的统治寿命。经过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可是封建统治阶层并没有从洋务派的失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①“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②清廷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军务处是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日成立的，以恭亲王奕订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 袁世凯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即１８９５年５月，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１８２０—１８９７），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③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藻多次接到袁世凯报告战事的信札，认为他熟悉军中的情况。现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袁世勋不断为他求情，李鸿藻便于６月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④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看出王朝衰微，内忧外患频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他们才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在朝鲜时，他千方百计夺取庆军，没有成功。而今被军务处调用，有了直接抓军队的机会，自然不能放松。袁世凯梦寐以求地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正是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清军溃败的凄惨景象和危险局面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练一支军队，使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振起来。他说：“欲使中国（即清王朝）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⑤在袁身上，个人的野心和他所属阶级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袁世凯善于钻营。进京以后，利用他叔祖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到处招摇，广泛结交权贵。又邀集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一些近代军事知识，逢人便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使专心办理练兵事。他还多次到翁同家“谈练洋（枪）队事”，开始翁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但后来终于被他欺蒙，说“此人不滑，可任也”。⑥ 同时，袁世凯还极力巴结荣禄。荣禄（１８３６—１９０３），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是西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的亲信。咸丰死后，他暗中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同治年间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其后升为工部尚书。后来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西安将军。１８９４年调京，再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策划，富权谋，深得西太后宠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表面上由王文韶接任，实际军权落在荣禄手中。袁世凯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袁氏“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就更加看重，认作特等人才，大力提携，收为己用。从此，袁成为荣禄的门生私党。这是此后他官运亨通的有利条件。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革；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李鸿藻就推荐袁世凯去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⑦并指令袁作一个建军的规则。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税。袁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⑧呈报军务处。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即于１２月８日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⑨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⑩ 注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１９２７年刊本，德宗本纪二，页２。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志二，页９５０９。 ③《袁世凯致李鸿藻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转引自刘凤翰：《新建陆军》，页４２。 ④《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３６９，页５。 ⑤贝思福，《保华全书》，卷３，页５。 ⑥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一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２，页５—６。 ⑧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１８９８年刊本，卷１。 ⑨《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变通兵制拟在天津新建陆军并简员督练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１。 ⑩同④，卷３７８，页９。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 袁世凯肩负着皇帝给他的练兵重任，于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指令淮军周盛波、周盛传部（称盛军）在小站驻扎屯田。盛军在此驻了二十多年，甲午战争中开赴前敌，因继任统帅卫汝贵临阵脱逃处斩，全军溃散。１８９４年底，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①决定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派长芦盐运使胡在小站“扫募开办”，汉纳根担任总教习。但由于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②汉纳根离去。胡把招募来的军队编为十营，名定武军。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总教习）、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又聘请德国军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③定武军十营，计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骑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世凯接管以后，派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招募骑兵三百人，总计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全军编制见下页表）。 从该表可以看出，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旧军一般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不分兵种），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的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１８９６年初，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５月１３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袁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二百两）作为奖学金。④从这四所学堂中，袁培养出一批军官。后来，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其中著名者有：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张士钰、张树元、刘询、陈乐山、曾子彦等。 此外，还有讲武堂和学兵营。讲武堂于１８９６年６月１６日开办，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每哨长官三人，轮流到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及“经史大义”。⑤学兵营集中训练步兵操法，每期１至３个月。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从第二期起，每期一营选送正兵六十名入学，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充头目之选。 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是由国外采购进来的。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官兵均不准携带私人武器。领、哨各官及兵丁号衣鞋袜“一律黑色，不准参差”。官弁服装袖口处有红色官阶号。⑥ 袁世凯看出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不适用了，必须改用“洋法”，“练洋操”。他多次发布“训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⑦然而他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甚至提出，最好“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他武断地说：如照此办理，“不数年间，必成劲旅数枝”。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洋务局）。教习处的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袁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演习时和他各带一军，互相攻守。操场稽查施壁士和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袁每至操场校阅，都依靠他两人指点。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祁开芬，骑兵稽查兼教习曼德，⑨德文教习慕兴礼，号兵乐队总教习高士达等都各稽查一方面。由这些洋教习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主要就是在这些洋教习的指挥下进行的。由此可见，新建陆军的生存和发展，一开始就附属于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列强侵华政策的产物。 甲午战后，不少侵华分子向清政府建议练新军，汉纳根是第一个。此后，清政府的外交顾问福士达（ＪｏｈｎＷ．Ｆｏｓｔｅｒ）随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北京，也极力鼓吹改用西法练兵。他还写了一个《整顿中国条陈》，第一条就说：“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Ｎ．Ｒ．Ｏ＇Ｃｏｎｅｒ）也劝清政府选“忠廉有才略大臣”，练“一枝劲兵”。[1]这些侵华分子鼓动清政府练新军，尽管目的不完全一样，但大致说来，除想推销军火，控制中国军队外，主要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以保护他们的侵略权益。他们告诫清政府说：中国败于日本，“启叛民玩视之心”，“华人必有心怀反侧而蔑视皇权者”，战后较日军进犯时要危险“十倍”。有的说：“陆军未成，则不能使人遵守国家纪律。”[2]有的甚至赤裸裸地供认，支持清政府练兵，就是为了“保护各国商人现在之商业”，“保全旅人之财产”。[3]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正是适应了侵华分子这种政治需要，所以才能得到列强的有力支持。 但是，袁世凯很会假借“民族大义”。由于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全国，练兵伊始，他就打起“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多次对官兵讲演，要他们“存雪耻之心”“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4]这种由侵华分子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其性质十分明显，不用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袁所说的“御侮”是言不由衷，“除暴”（即镇压革命人民）却是吐露了真情。 注释： ①汉纳根（ＶｏｎＨａｎｎｅｋｅｎ）是德国退伍军官，１８７９年来华，充当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帮助淮军建筑北洋各炮台和船坞。同时他又担任德国克虏伯军火工厂驻华代表。１８９１年回德国。１８９４年重来华，曾向督办军务处建议用西法练十万新军，“军制悉照德国良法”，“大帅用一洋员为军师，各营统将亦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军务处即奏派胡会同他办理招募新军事。 ②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１，页１９。 ③《广西按察使胡奏定武军军官调补任免片》，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八日。故宫档案。 ④同②，页２２０。 ⑤同②。 ⑥同②，卷２，页４１。 ⑦同②，卷４，页１。 ⑧贝思福：《保华全书》，卷３，页６。 ⑨曼德是挪威人，此后一直追随袁世凯。民国后，为袁的侍从武官。 ⑩福士达：《整顿中国条陈》，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２６９。 [1]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2]同⑩。 [3]同⑧，卷４，页４。 [4]同②。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然而，在选拔将弁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所选拔的幕僚和军官从身份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 一、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天津，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徐世昌当时已是翰林，１８９７年初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袁给他加“谘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①袁外出时，由他代行处理军务。 刘永庆（１８６３—１９０８），字延年，河南项城人。他与袁家有亲戚关系，从幼年就与袁世凯相识，称袁为表兄。②１８８５年随袁赴朝鲜，充当书识（即私人秘书），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他担任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后来官至江北提督。③ 吴长纯是安徽庐江人。由武举投庆军，曾任驻朝鲜庆军帮带，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１９０６年官至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同年病死。④ 吴凤岭（１８５３—１９１２），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１８８１年随袁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⑤民国元年官至北洋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宿州人。１８８０年由文童投庆军。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世凯结识。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被袁调赴朝鲜，派为教习。１８９５年１２月，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⑥ 江朝宗（１８６４—１９４３），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在淮军刘铭传部为帮带。甲午战争中随袁世凯出关，“管解前敌军械并侦探各差”。⑦１８９５年１２月，充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另外，袁世凯在朝鲜时所豢养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直隶故城人）、赵国贤（河南项城人）、王凤岗（河南淮宁人）、徐邦杰（江苏句容人）、唐天喜（河南沈邱人）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⑧ 二、袁世凯深知单靠“家兵家将”不可能创练一支新式军队。为此，他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当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⑨十分轻视武备学生。因此，武备学生毕业后被派入淮军（练军或防营）中多长期担任教习，无指挥军队的实权，不被重视，迁升甚慢。袁世凯深知他们志在升官发财，便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给予指挥和训练实权。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新建陆军的重要改革之一，但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据统计，到１８９６年４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领、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⑩其中著名者有： 段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以文童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１８９６年１月，由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1] 冯国璋（１８５９—１９１９），字华符，河北河间人，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１８９０年毕业后，先留堂当教习，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曾随军参加甲午之战。１８９５年夏，由聂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本和日军中将青木宣纯结识，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次年初回国，呈送聂士成，没有受到重视，乃呈递袁世凯。袁大喜，“以为鸿宝也”。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2]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以后不久即升为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王士珍（１８６１—１９３０），字聘卿，河北正定人。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以后长期督办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１８９４年率学生赴朝鲜，在平壤战役中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芦台。１８９６年初，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投袁，先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被提拔为工程营统带。此后，他和段祺瑞、冯国璋都发迹显赫，号称“北洋三杰”，[3]曾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１８６２—１９３８），字仲珊，天津人。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在宋庆军中当哨官，后至定武军当教习。转入新建陆军后，即被提拔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不久，又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张怀芝（１８６２—１８３４），字子志，山东东阿人。以监生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新建陆军，先为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至１９００年升为炮队第一营管带。[4] 段芝贵（１８６８—１９２５），字香严，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段日升是淮军军官，和袁世凯相识。袁把他从武备学堂调至新建陆军，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１８７９—１９１８）、李纯（１８６７—１９２０）、田中玉（１８６９—１９３５）、杨善德（１８７３—１９１９）、王占元（１８６１—１９３４）、鲍贵卿（１８６７—１９３４）、田文烈（１８５８—１９２４）、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等，都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 三、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重，一视同仁。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都委以重任。姜桂题（１８３８—１９２１），字翰卿，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就由他代理军务。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5]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字裕庵，安徽蒙城人，从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０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此外，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１８６７—１９１７）、王怀庆、言敦源（１８６９—１９３２）等。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１８８９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１８９５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6]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7]１９０８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那末一支崭新的国防军队就不可能单独地建立起来。 注释： ①徐珂：《大受堂札记》，卷４，页４。 ②张瑞桢、张镇芳：《修竹斋诗文集》，卷２，页２１。又《袁世凯家书》（原件），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刘永庆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④袁世凯：《请优恤吴长纯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故宫军机处军务人事档。 ⑤《吴凤岭履历单》，宣统三年五月。 ⑥《雷震春履历单》，宣统元年。 ⑦《江朝宗履历单》，宣统三年。 ⑧见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⑨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４，页１４。 ⑩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军机处批奏折档。 [1]《段祺瑞呈报三代履历表》，光绪三十三年，军机处清册１６６８号。 [2]同⑨，页１５。 [3]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4]《张怀芝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 [5]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２，页４４。 [6]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９。页３２。 [7]《阮忠枢讣文》（未刊）。 控制士兵的办法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是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镇压和欺骗是他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两种手段。 袁世凯“酷慕古之申商”（申不害、商鞅），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等。他又以湘军的军律为蓝本，吸收了德国军律的精神，定出《简明军律二十条》，“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①简明军律中有十八条斩罪，都是针对士兵的。如：“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长官者斩”；“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他最怕士兵秘密结社，特别规定：“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②对对付不堪受压迫的逃兵，他又制定了《查拿逃兵法》，规定于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都“以军法从严惩办”，非杀即打。袁还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 袁世凯懂得要牢固地控制士兵，单有严刑峻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精神上进行麻痹和毒害，使“兵丁各存一不屑犯法之心”，“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袁世凯提出了他所谓的“训兵”政策。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召集士兵训话，他还网罗一批封建文人，炮制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命令士兵背诵，“熟习于口，牢记于心”。“训词”和“歌词”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捏造出来的。例如：为使士兵效忠朝廷，袁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乃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肯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接着又威吓说：“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④ 为使士兵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袁世凯又说：“营内设官，皆所以统摄尔也，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卫头目……上下有礼，斯为有制之师”，“能儆官，斯能用命，能用命，斯能效忠”。袁还用“宿命论”鼓动士兵为他卖命。他说：“人之生死，皆由命数……尔等战阵之时，须持定见，谓命由天赋，敌何能为？弹雨枪林，视若无睹，且前进者未必即死，后退者必有严诛，与其死于法而贻笑于人，曷若死于敌而流芳于世。”⑤等等。 袁世凯所编的《劝兵歌》，全面地反映出他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的内容，照录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⑥ 从以上歌词可以看出，除假仁假义的说教以外，袁世凯用以毒害士兵的思想鸦片，不是忠孝、天命一类封建伦理，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利诱。这充分反映出所谓“新军”的封建性及其腐朽的精神面貌。 注释： ①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１８９８年刊本，卷１，页２６。 ②同①，卷３，页１。 ③同①，卷４，页４。 ④袁世凯：《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昌言报馆印行，第１册，页８—９。 ⑤同④，页１０。 ⑥同①，卷４，页５。 声誉隆隆而上 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在南京正编练“自强军”，创办武备学堂。自强军十三营，一切营制训练全按德国章程，由德国军官来春石泰等任教习。１８９６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原任，奉命把“自强军”交给刘坤一，他在武昌又开始练湖北新军，创办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佛拉根海为总教习。同时，广东也有新军出现。这些地方新军都是督抚自行筹饷督练，只有新建陆军是由军务处直接控制，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就是大力支持成立新建陆军的翁同，也曾认为“太侈”。①在新建陆军身上，清廷花了那么多钱，自然对它格外重视，对督练官袁世凯期望殊殷。 １８９６年４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遗多寡”等多条罪状。②这些都是事实。以“克扣军饷”来看，袁世凯对旧军中营官吃空额及克扣军饷等积习陋规了如指掌，他便规定新军士兵月饷不许营官经手，而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主管粮饷委员，于出操后在操场点名发放。这样，表面上杜绝了顶替冒领及克扣短秤等弊端，避免营官吃空额，同时，也赢得了一些士兵的好感。可是，实际上各营每月截留下来的空额军饷（当时称截旷），都入了袁的私囊或移作他可以随便开销的所谓“公费”。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一时又摸不到胡景桂参奏的政治背景，深恐因此丢掉美差，感到十分懊恼。当时，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③ 清廷收到胡景桂的奏折，立即派荣禄前往查办。荣禄当时已任兵部尚书，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据陈记载：荣禄到小站后，见“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步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不觉喜形于色。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无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说：“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④ 荣禄查办完毕，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⑤就这样，荣禄的所谓“据实复奏折”，不但改为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把袁世凯的种种罪行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⑥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６月２４日上谕说：“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敢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付委任。”⑦ 清廷把“新建陆军督练洋操”，视为“自强之关键”。西太后和光绪帝甚至打算去天津亲自检阅。他们以为有了这样的“劲旅”，垂危的清王朝就可望振衰起弊。１８８７年７月，清廷为奖赏袁世凯，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有力工具。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⑧袁世凯为了取媚于帝国主义者，对他们无不“推诚相待”。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２７日，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思福（Ｌ．Ｃ．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到达小站。贝思福表面上是由“英国商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实际上是英国首相派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中国军情，向清廷提出了一个代练新军的计划，妄图控制中国军队。袁世凯热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袁世凯也赞誉备至，说袁“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⑨在半殖民地社会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奴性十足，以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为莫大的光荣。经帝国主义分子一吹，袁的声誉鹊起，身价倍增，从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摇直上。 注释： ①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②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覆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档案。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以下各章节注释中袁致徐函，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１。 ⑥同②。 ⑦《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３９０，页１１—１２。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⑨贝思福：《保华全书》，１８９９年上海广学会刊，卷３。 混入维新运动 在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早在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因此改良主义思潮高涨起来，并迅速地形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幼年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后来读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在“进化论”和“民约论”的启发下，他总结了儒家托古改制的学说，写成《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成为１９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甲午战争中，老大的中国被新兴的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这给康有为以极大的刺激。１８９５年５月清廷批准《马关条约》时，群情激愤，举国沸腾。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联合了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痛切陈述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要求变法图强。他们猛烈地抨击“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旧调，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虽然被拒绝呈递，但它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愿望，道出了郁积在人们心里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这时，袁世凯还没有得到训练新军的美差，正当宦途不得意的时候。他终日奔走权门，谋练新军。他有一套善观风向、巧于变化的本领，当看到变法维新获得军务处大臣翁同等名公钜卿的同情、有发达的迹象时，他立即决定在这方面也下一笔赌注。他不时去探访康有为和梁启超，“饮酒商谈”，大讲练兵变法，还称康有为为大哥，表示亲热。①并常常以他在朝鲜王宫与日本人打过仗和甲午战争一度主张对日本强硬为政治资本，自我吹嘘，很快取得康的信任。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６月，康有为又写成一份万言书，各衙门都拒绝递呈，袁世凯自报奋勇，把它交给督办军务处代递，虽然荣禄托词不收，康有为对他仍然很感激。② 康有为多次上书，由于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都没有结果，就决定刊行报纸，组织学会，制造舆论，集聚力量。８月底，康、梁发起成立强学会，会员有杨锐、陈炽、沈曾植等数十人，袁世凯和徐世昌（当时为翰林院编修）也都捐款入会。强学会会员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最早的一个政治结社。自此以后，各省爱国团体纷纷出现。袁世凯在强学会里很活跃，当议办图书馆和报馆时，他首先解囊捐银五百两。此后，加上其他人的捐款共得数千两，强学会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袁世凯又到处联系募捐。经他出力活动，官僚中认捐的颇为踊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三人，每人都答应捐银五千两。李鸿章也表示愿捐两千两，但是康、梁加以拒绝，因为他对日本主和，维新派都以他为政敌。 康有为认为用新法练兵是变法自强的极重要的一环。在他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事》）上，接连刊载关于选将练兵的文章，如《西国兵制考》、《德国兵制考略》、《论水师》等，大力鼓吹选用年轻将帅，“练兵强天下势”。③当刚满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得到督办新建陆军的差使时，康有为等都以为自己的“同志”掌握兵权，改练新军，这是维新运动兴旺的吉兆，对他寄托以无限的希望。 袁世凯虽然混迹于维新派，但他的思想与维新人物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维新人物多是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否定或怀疑封建主义“旧学”、接受资本主义“新学”的转变。他们的生活际遇虽不尽相同，主张也不尽一致，但大抵都希望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普遍认为，要国富民强，光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如要求“开民智”，“兴民权”，即给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以“议事之权”，等等。因此，他们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言人。而袁世凯一直在封建官僚圈子中混来混去，并且宽裕自如，青云直上，思想上没有经历什么转折。他终日所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变腐败的社会，而是如何利用这个社会的腐败，爬到它的最上层去。他把一切都当作爬上去的手段。洋务派全盛时，他侈变洋务，维新派行时了，他又附和维新，但骨子里并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即编练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武力，以支撑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则是可缓可急；并且认为如若变法，“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才能办好。④张之洞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袁氏所谓的变法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不问可知了。 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曾指出有三类假维新人：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妆，“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及见新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乃“毛举糠，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⑤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正是这类假维新派。康、梁对他寄以厚望，正说明维新派由于阶级基础薄弱，力量微小，刚一举步就已彷徨于歧途了。 注释： ①《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１９１６年，见《袁氏盗国记》下篇，页８７。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３２。 ③《万国公报》３９、４０、４５—５０各号，１８９５年９至１０月。 ④袁世凯：《戊戌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１册，页５５３。 ⑤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１２２。 两面派的手法 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①同时，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联系。１８９８年３月，他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无限愤慨，“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②６月，翁同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１８９７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１８９８年夏天达到高潮，从６月１１日到９月２１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重迭的机构；裁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给予资产阶级某些政治、经济权利，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使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８月下旬，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农商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待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１０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不依靠人民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当他们得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自然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也”。④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用话激他说：康曾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什么与荣不洽？袁听到这里装出恍然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⑤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中说，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并建议光绪帝“加官优奖”。⑥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⑦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９月１１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⑧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同①。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５９。 ⑤同④，页１６０。 ⑥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⑦同④，页１６０。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８４。 出卖维新派 ９月１４日，袁世凯遵旨入京。１６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表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变法，方能有转机。光绪“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当天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入宫谢恩，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①暗示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极输诚悃”，连磕响头。 袁世凯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他仍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② 尽管袁世凯向顽固派不断表白心迹，但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仍然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③袁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④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⑤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⑥康有为于９月１８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皆来。大家痛哭不成声，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⑦ 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当时，袁已“探知朝局将变”⑧，又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急电，正赶写奏折，拟提前请训回津，以便作壁上观。突然来了一个皇帝的近臣，自然使他“心甚讶之”。⑨ 两人寒暄以后，谭说：“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可以依赖，便取出密诏给他看，并把应变的具体计划告诉他说：２０日他请训时，皇上面交谕一道，令他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一听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立刻变了腔调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谭：“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可请上先将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上意甚急，我有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又假惺惺地献策说：“九月（阴历）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见袁不肯立即率兵相救，只好同意袁的办法，接着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⑩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筹思”，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如投光绪，必将自身不保；如靠太后，则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遂于２０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给荣禄。荣禄惊问：“子意云何？”袁答：“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1]袁出卖了维新派，使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绞杀变法运动。 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９月２５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２５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２８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3]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袁世凯的血腥叛卖手段，使荣禄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也赢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曾有亲贵王公以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欲治其罪。荣禄出面保护他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4]西太后为表示对他信任，也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又颁给赏银四千两，以示优渥。此后，袁专以西太后和荣禄为靠山，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１８９８年底，袁世凯为迎合西太后和荣禄的意旨，提出编练武卫军以增强中央统治实力的建议，得到荣禄的赞许。次年初，荣禄遂设北洋军务公所，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四军为武卫左、右、前、后军，又自募二十七营直接统率，称武卫中军，组成了拱卫京师的五大军。这是清廷的基本武力。同年６月，荣禄奏保袁升为工部左侍郎，仍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一万人。 注释：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１册，页５４９。 ②同①。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２，页１６。 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①，页３４６。 ⑤同④，第３４４页。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①，页２６３。 ⑦《康南海自编年谱》，同①，第４册，页１６１。 ⑧同③。 ⑨同①。 ⑩关于袁世凯与谭嗣同谈话的内容，各书记载大致相同，唯是否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一事记载颇不一致。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不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事。《康南海自编年谱》和袁的《戊戌日记》及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则都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根据各种史料判断，维新派曾要求袁立即率兵进京，诛旧党，助行新政，是可信的。此处即综合上述史料写成。 [1]同①，页４６６。 [2]同①，第４册，页５３。 [3]《谭嗣同全集》，页５１２。 [4]同④，页３５１。 升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局促在小站一隅，时刻想出任封疆大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卷入帝后两党、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后，对国内政治形势更加关注。 德国于１８９７年借口“钜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以后，接着又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一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和沙俄对抗，租占威海卫，又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广州湾以后，把云南和两广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也从清政府取得不割让福建给别国的保证。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对抗瓜分狂潮的义和团爱国运动迅猛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封建压迫的秘密结社，参加的人主要是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劳苦群众。１９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深入这一带农村，传教士勾结土豪，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放高利贷，搜集情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义和拳就逐渐地转变为群众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组织，并且在与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１８９９年夏天，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①这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莫大的威胁，他们不断敦促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又有盲目排外思想。在反帝怒潮面前，他既无力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处。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②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任务。 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心。１８９９年５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一封信里，他大意说：“内有德酋请治其罪，地主（指毓贤）复求其疵，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对毓贤的作法表示“不胜愤闷”。③７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④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帝国主义者和好。１１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因此，清政府于１２月６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３月１４日实授）。⑤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１２月７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 袁世凯于１２月２６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Ｓ．Ｍ．Ｂｒｏｏｋｓ）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３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⑧ 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亦子，无不勤拊循。尔皆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如再堕昏迷，法网尔自撄，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⑨袁世凯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孤立义和团，瓦解人民群众的反帝意志，这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因为，袁的谎言无论怎样编造，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实际上，袁氏所用以对抗义和团的主要办法是“治标”，即“以兵力剿办”，而所谓“治本”的宣传，不过是掩盖其屠杀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１９００年初，袁世凯派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督同任永清、马金叙、吴长纯等五营清军，到鲁西北各州县，进行野蛮扫荡，逮捕和屠杀团民，拆毁拳厂，命令各村庄长具结，永不习拳。鲁西北各州县本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在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被捕就义后，⑩又形成了几支各有数百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英勇地反击清军。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场悲壮的战斗，受到严重的摧残。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清军作战中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宋怀、戴大木等人虽然还率领少数团民坚持斗争，但已没有力量列阵迎敌，只能在直鲁边界地带“避实击虚”，“往来游击”。大部分团民则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进入低潮。[1]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引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委巷间时有大骂袁之语者”，[2]各地广泛地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袁在巡抚衙门的墙外，围上层层铁丝网，深怕人民杀他泄恨，表现了刽子手内心的恐惧。 注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１１５７。 ②《美国对外关系》，第２卷１９０２年，页７７—８４。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七日。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页９。 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谕。 ⑥同②。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⑧同④，卷２，页１。 ⑨袁世凯：《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 ⑩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１８９９年９月，他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与清军开仗。１０月，不幸被捕，１２月４日在济南被毓贤杀害。 [1]详见《山东义和团档案》，济南、临清、东昌各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册，页２４５。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 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山东省义和团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当时产生反帝运动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全国仍是普遍存在着，反抗的火种，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的烈火。１９００年春夏间，直隶省沧州、河间府、保定府各州县的义和团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并迅速地控制了保定、天津、北京等城市，影响到全国各地，形成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 直隶省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客观上与反动营垒内部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自戊戌政变后，满族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取得西太后的信赖，渐渐形成为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派别。在俄国公使巴布诺夫的支持下，他们多次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君。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支持汉族大官僚刘坤一（两江总督）等坚决反对，使他们的阴谋活动没能得逞。他们只得改变策略，于１８９９年１０月把载漪的儿子溥立为大阿哥（帝位的继承人），以便“徐篡大统”。废立计划受阻，和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主子产生了怨恨，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宫廷内蔓延开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激昂。封建统治阶级“自强”政策的重心，也由采用“西方富强之术”转回到“以礼教立国”为本上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象。 当直隶各州义和团不断粉碎清军围攻，发展到天津、北京时，西太后见“其人不下十数万，自民间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如果贸然镇压，恐“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采用笼络和欺骗的手段，“因而用之，徐输送挽救”，①以达到其排外灭拳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她接连发下上谕，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忠勇义民”。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威胁到清廷生存时，西太后又颁发了对帝国主义各国“宣战”的诏令，并命令各省督抚“招团御侮”。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的阻力减少了，发展更为猛烈，很快地影响到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州县。据记载：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②博平、茌平、清平等县“亦各蜂起”。，“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③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义和团包围县城。德州义和团千余人反击清军，“伤毙官弁勇丁三十余名”。④滨州、蒲台、新城、高苑、监邑等县义和团“竖旗号召，其数逾万”，“省城为之震动”。⑤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使袁世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⑥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的官僚，又加上在北京的高级坐探徐世昌不时向他报告京中的消息，所以他对清政内顽固派得势的事实及时局的奥妙一清二楚。为了向顽固派献媚，早在去年他就连上密折，建议练兵图强，“湔雪国耻”。⑦还曾故意扬言要责打新建陆军一洋员二百军棍，又趁聘请合同期满，将德国教习一律解聘，甚至还表示要与侵占胶州湾的德军决一死战。当西太后对外宣战，袁深知如再一味叫喊剿办义和团。则有丢官的危险，于是，他便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他指示各府州县官张贴布告说，“真正义和团，现聚在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以此表示对西太后“招团御侮”政策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受其欺骗而“逗留在本省的”的义和团，则加以“假义和团”、“黑团”、“土匪”等罪名，“立正典刑”，横加诛戮。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以顽固派“矫诏”为理由，拒绝执行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刘、张还与帝国主义各国议定东南各省“中外互保”。事实上，这等于对清政府宣告独立。袁世凯暗中向刘坤一等表示“与各督抚同心”，又致电上海英国代总领事华伦（ＰｅｌｈａｍＷａｒｒｅｎ）说“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一致坚定立场，维持和平”。⑧可是他不愿公开声明参加“中外互保”，唯恐忤逆西太后的旨意。他一面密电荣禄说：“各国又有另立政府之说，使中国自相残杀，无一寸净土，计甚狡。”希望荣禄劝西太后迅速改变内外政策。一面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派清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⑨三天之内，袁就把内地各州县洋人都护送到通商口岸。“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⑩ 对于袁世凯这这种媚外行径，广大人民无比愤慨。当时曾有人在巡抚衙门前的照壁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拜伏在洋人的屁股后边，把袁氏甘充当洋奴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袁世凯对西太后责成各督抚勒令教民退教的谕旨，也是阳奉阴违。他一边向西太后报告说：“习教之民，均令反教。”[1]一边却指示各州县官：“教民悔教与否，亟应听其自便，勿庸令悉数具结反教，以杜口实，而符约章。”[2] 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西太后命令他火速带兵北上应援。当时，他手中的兵力不算少。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他把原来山东各地旧军三十四营改编了二十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再加武卫右军万人，总共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这本来是他实践其平素宣扬“御侮”的一好时机。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守定李鸿章的真传，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忘保存个人实力。他像一个吝啬的商人考虑把资本投向何处一样反复地盘算着：清政府抗不过八国联军，最后免不了求和，如若率兵北上，白白得罪洋人，官也做不成了；假若一口拒绝赴援，落个忤旨，罪也不轻。想来想去，他决定派登州总兵夏辛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六营进京，以应付西太后，自己则以“山东防务吃紧，兵力不敷分布”为借口，表示“暂不能北上”。同时，他又通过在京的徐世昌乞求荣禄，使清廷取消了令他北上的命令。他终于得以拥兵济南，坐观成败。 当时，由于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曾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乘机率兵进京，以“清君侧”。他不肯得罪顽固派，复电说：“恐中途先败，实难照办。”他在当时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施展诡计，保护自己，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注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１８７。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３。 ③《博平县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日。见《山东义和团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守近代史研究所藏。 ④同②，卷６，页５。 ⑤《山东通志》，卷１７，页３２５２。 ⑥祝：《山左教案二编》，页４２。 ⑦同②，卷１，页２。 ⑧《英国蓝皮书》１９０１年，第１号，页２２６。 ⑨盛宣怀：《愚斋存稿》１９３８年版，卷３７，页４。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1]同①，下册，页７４９。 [2]《长山县禀·袁世凯批示》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见同③。 纳义和团于血海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狼狈逃往太原，后转赴西安。在此以前，她已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向侵略军求和，并反过来下令屠杀义和团，完全暴露出她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丑恶面目。这时，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随扈西行，后来被遣戍；宋庆的左军受到沉重打击，七零八落；荣禄亲自统率的中军也大半溃散。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及先锋队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华北最大的一股反动武装。 袁世凯手中有武力，对义和团的剿办政策也取得“合法”地位，再也用不着畏首畏尾，于是他便毫无顾忌地逞起凶狂来。８月，他颁布了“严拿拳匪暂行章程”，规定：“无论军民人等，凡有练拳党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窝留者与匪犯同罪”，等等。①又张贴告示说：义和团是“黄巾红巾，左道惑人，张角余孽，粤匪同伦，教本白莲，演拳称神……挑衅速祸，害及京津，宗社震动，乘舆蒙尘，官民流离，惨不忍云，揆其由来，匪由祸根……现饬剿办，格杀勿论，炉厂入官，责及四邻，有人捆送，给顶赏银，人人得诛，齐力逡巡，除恶务尽，切忌因循。”②同时，他派张勋、雷震春、孟恩远、曹锟、吴凤岭、倪嗣冲等各带军队，分别到各州县“兜剿”，用近代化的大炮和步枪屠杀义和团，几乎把整个山东纳于血海之中。 雷震春当时担任炮兵管带，驻扎齐东。该县有一大村庄，居民七百余户，大都参加义和团，“土寨坚固，兼有快枪，军队至，匿居民房，军队去，四出‘滋扰’。雷震春感到棘手，赴济南请示，袁世凯对他说：“办大事不可有顾忌心，设再姑容安有肃清之一日，子即带兵前往，如抗拒，立即开炮轰洗，造孽归予一人。”雷返齐东，遂命炮兵轰击该村，洗劫一空。８月底，雷带兵到滨州，围攻皂李庄。该庄有拳厂十多处，聚集义和团“一千数百人”。见清军来攻，即“摇旗呐喊，齐出迎敌”。③雷先令开炮轰击，接着步队进攻，马队从两翼包抄，枪炮齐发，清军攻入庄内，到处放火。据雷给袁世凯的报告记载“所焚烧枪毙者，虽不计其数，至尸骸遍野，堆积犹存”。④真是凶残之极。又如张勋率领清军包围了阳信书院，院内义和团一百多人英勇抵抗，誓不投降，最后都被清军屠杀，被埋在三个大坑里，其凄惨之状，令人发指。 袁世凯还指会各州县官，查抄义和团民的家产，变价作为对帝国主义者或教民的赔款，使侥幸生存的人也倾家荡产，陷入绝境。 八国联军从京津分兵攻掠直隶各州县，前锋接近德州。袁世凯唯恐侵咯军不理解他始终护卫洋人的心意，而攻入山东境内。于是，他一边指令与直隶交界各州县驻军“移驻距距边界较远之处”，“以示无开衅之意”，并警告说：“非奉本部院号令，千万不可轻开边衅。”⑤一急忙发电或写信给各通商口岸的帝国主义分子，夸耀自己在山东保护洋人的功绩，他授意孟继武写给马天恩（驻济南法国主教，当时逃到青岛）的信中说：“缘自主教与神父等驾行后，袁抚帅即派王统领、杨统领……张大人、雷大人、陈大人、龚老爷等亲督队伍，驰赴各府州县，严拿拳匪，有当场打死者，有送县或解省正法者，约有数万余人。其匪首房产物业全行入官，为从之匪亦扒房变产不计其数。所有教民及教堂皆得安然无恙。现在各府州县拳匪已净，合即禀明，务望主教转陈各国，千万莫叫洋兵占据山东地界，以副大帅保护之情，并免大帅所遭乡愚妄造之言，实为恩公两便。”⑥ 袁世凯屠杀了数万爱国者，保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对外国主子确立下了“大功”。因此，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满口答应“德兵断不入济”。⑦此后又推奖说”：“袁世凯对我们颇具好意，同时并尽力剿除拳党”，“系属于明达督抚一流，彼现在竭力促进从速议结和约。据云，彼之为人‘易受商量’。因彼曾经力为辅助德国铁路矿山事业之故，可以称为一位促进德国事业的人”。⑧ 帝国主义有这样一个恶奴悍仆，自然不必亲自到山东去了。 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清政府和南方各省督抚的电讯联系都中断了，仅仅通过袁世凯和南方各省督抚保持联系。各省督抚的电奏大都由袁上达，谕旨由其下传。李鸿章也“仅日接项城山东来电，藉知京中消息”。⑨济南一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政治中心。李鸿章奉命议和，由广州到达上海，开始与帝国主义各国秘密接洽。当时，英国、日本曾提出以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为“议和“的先决条件。１８９８年袁世凯和光绪结怨甚深，他唯恐归政后自己的地位、生命不保，多次致电李鸿章等，为西太后涂脂抹粉，而要求严办端王、庄王、刚毅等亲贵，以转移各国要求归政的目标。他还致电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替荣禄说情，说他“并不袒俄”，实际上就是表白自己，因为他是以依附荣禄起家的。 同时，袁世凯不断把银子、绸缎以及食物等送往太原和西安，贡献给西太后。还以个人名义通电各省，要求迅速汇解京饷，好像他是最关心西太后的大忠臣。西太后本是一个极为贪财的女人，几十年来所搜括的金银财宝，这次都丢在北京，心痛万分。在患难之中，袁世凯的贡物源源不断，又多又好，西太后自然感觉欣慰难忘，“大为嘉许”了。当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对押运贡物的县令曹倜说：“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予初以项城为常人耳，今则五体投地矣。子回山左为予道达诚悃”。⑩ 经过八国联军的打击，西太后由畏外、排外，一变而为崇外、媚外，并决心推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1]以求保持一人一姓之尊荣。由于俄国坚决支持西太后继续执政，德国对归政也不热衷，英、日为了见好西太后，也放弃了归政的要求。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正式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严惩排外的顽固派亲贵官僚；赔偿各国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划定使馆界，各国驻兵护卫；拆毁大沽口等地炮台，各国得于京、津、榆铁路沿线各要站驻兵；颁布永远禁止反对帝国主义的上谕；各地方官吏对反帝运动如不立即镇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等等。这个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对于执行辛丑条约，袁世凯十分认真。按条约规定，第一期赔款一千六百余万两，山东分摊九十万。袁极力搜刮，提前超额完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得意地说：“此处赔款已筹齐一百二十万。只派九十万，尚可余二三十万，留以备灾荒措赔之需，并协部十万，甚觉从容。此处下手早，故不甚拮据也。”[2] 条约签字刚满二个月，即１１月７日，卖国贼李鸿章便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骂声中吐血毙命。当时，八国联军还占领着天津，西太后从西安回銮刚刚走到河南荥阳。直隶各州县义和团仍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散处直隶各州县的淮军约有七八十营，群龙无首。由谁来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淮系军阀的遗产，完成其未竟之业？中外反动派一致把目光投到年仅四十一岁的袁世凯身上。帝国主义列强深知，直隶总督握有军权，控制近畿形势，足以对清廷的政策产生莫大的影响。德国公使穆默专程跑到武汉，敦促张之洞上奏清廷，说明各国“众口一词”，希望由袁世凯继任。[3]西太后和荣禄看到袁氏既熟悉洋务，为洋人所信赖，又有魄力，对起义人民毫不手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材”，早已准备给他加官进爵。而且，他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李临终又有口授遗疏附片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在李死去的当天，西太后就明令提拔他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６月９日实授），不久又加赏太子少保衔。从此袁宫保替代了李中堂，“卖国衣钵传授有人，老贼死了等于不死”。[4] 注释： ①《西巡回銮始末记》。 ②《寿张县志》，卷９、页１２。 ③《青城县禀》，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见《山东义和团档案》。 ④《雷震春禀》，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同③。 ⑤《乐陵县禀·袁世凯批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同③。 ⑥《孟继武致马主教函》，１９００年８月２３日。转引自张汉清：《卖国贼袁世凯怎样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 ⑦《马天恩致孟继武电》，１９００年９月２４日。 ⑧《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８６、１３１。 ⑨《悔逸斋笔乘》，见《雅言》第一期，１９１３年１２月。 ⑩曹倜：《古春草堂笔记》，页２０。 [1]《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 [2]《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４７，页３５。 [4]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９版，页３９８。 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２１日，袁世凯偕同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由一营亲兵护送，威风凛凛地离开济南北上，２６日抵高阳。同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次日，袁摆设香案，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直隶总督的驻地本来应在天津，由于当时天津仍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之下，袁即决定把他的大本营暂时设在保定。当天，他到达保定，正式履任视事。 在内外政策上，袁世凯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袁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①当然，他们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故称“默”、“借”，只有“剿”、“弭”，才是真的，才是他们的本意。袁世凯把他在山东屠杀义和团的八条章程，增订为十一条，张贴于直隶各州县，②并派兵对坚持反帝斗争的义和团进行野蛮扫荡。对外，他继续推行李鸿章所执行的卖国政策，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移驻天津，立即为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祠堂，并为之题联，其中有句为：“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他把李鸿章捧为再建唐朝的郭子仪，而他显然是以李的后继人自居。为了接收淮系军阀集团的遗产，将群龙无首的淮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继续推行李鸿章的反动的内外政策，而且把李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详见七章五节），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为了表示“宏揽人才”，袁氏总是扮出一副谦恭下士的姿态，每天有一段时间在督署接见文武官吏，而且谈话时“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③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１８６０—１９０９），字莲府，安微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１９００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李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④当年，由李保荐补直隶通永道，次年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督直后，杨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亦是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正合孤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袁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己。”⑤此后由袁奏保，杨先后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１９０７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１８６２—１９１８），字杏城。为杨士骧之弟。１８８２年中举，后报捐道员，１８８５年捐指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１９００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与奕匡力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和奕匡力的赏识。李死后，他投靠袁世凯，充当洋务总文案，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把奕匡力和袁世凯拉在一起。他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名记者黄远庸曾称他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⑥他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⑦素有“智囊”之称。民国后，为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 孙宝琦（１８６７—１９３１），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１９００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奏保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堪称干济之才”。⑧奉旨军机处记名。１９０２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公使。日俄战后，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匡力力保，授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 赵秉钧（１８５９—１９１４），字智庵，河南汝州人。１８７８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１８８９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１９０１年初，经“李鸿章委派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⑨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认为他“才长心细”，派他创办巡警。从此官运亨通，渐渐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务头子。 此外还有陈壁（字佩苍，福建闽县人）、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县人）、朱家宝（１８６０——１９２３，字经田，云南华宁人）、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以及齐耀琳等，或主动趋赴投靠，或被延揽招纳，都转入袁世凯集团。同时，周馥、胡等淮系大官僚也都和袁互通朝政，引为声援。 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反动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这是袁的势力能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李鸿章洋务集团实力的基础上，袁再加以整顿扩充，同时又吸收了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一大批新爪牙，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新政活动。 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９日，清政府派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办理新政。原来，清政府在遭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深感自身的统治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取媚帝国主义各国，缓和国内各阶层的不满，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推行“新政”，谋求“富强”。次年４月，又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中枢机关，派奕匡力、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和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并命刘坤一（１８３０—１９０２）、张之洞遥为参与。政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荣禄手中。从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项新政都是１８９８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作而未作成的，似乎是在贯彻康、梁变法的精神，而实质上则是封建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当时有人就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⑩各省督抚鉴于变法失败的教训，开始对“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观望。袁世凯凭着反动的政治敏感，对清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看出“天朝尽善尽美”的谎言已经失去了欺骗人民的作用，心须进行一些“改革”，才能争取人心，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危机。所以在山东时他对新政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１９０１年４月，他曾奏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实科”，“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请求清廷“甄择”。并建议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切实整顿，力求富强”。[1]同时，他在山东整顿财政，创立了银元局、课吏馆、校士馆等新政机构。１０月２８日在致徐世昌函中，他自鸣得意地说：“自强各要政，现已凑有的款，比初到东时司库如洗者，可谓甚富省分矣。”[2]到直隶后，他更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其所办的新政包括筹饷练兵、创办巡警、兴学、立宪等，而以筹饷练兵为中心。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６。 ②“直隶告示”：“一妖言惑众者斩。一传授邪术者不分首从皆斩。一纠伙抢劫及持枪行强者皆斩。一在官勇役如有与邪匪通气者斩。一容留邪教及窝藏匪类者查明将该家主监禁五年，房产充公备赏。一同族同村如有邪教匪类应由该族长、庄长、地保等迅速报官，查出立将该坛毁平，房产均充公，有告发者即将该房产赏给告发人。一凡拿获邪教匪类捆送到官者，首犯一名赏银二百两，从犯五名抵首犯一名；闻风报信，因而拿获者，减半发给。一禁止邪匪，惟各州县勤加访查，认真缉办，以遏乱萌，嗣后如该境内有匪设坛传习者，即将该管州县照纵匪例从严参办。一此项禁章专为嗣后传习邪教滋事匪犯而设，其有从前为匪，除著名首要，其余被胁附从之徒但能实在悔过，不准地保借端扰累株连。一傥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查讯毫无实据，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 ③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 ④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⑤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页２４６２。 ⑥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２１。 ⑦陈一：《甘诗文集》，卷下。 ⑧同①，卷９，页１７。 ⑨《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⑩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１９０２年。 [1]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至１３。 [2]《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编练北洋军 自从湘淮军崛起以来，军阀主义已渐渐行时，一个官僚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手中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筹饷练兵”就成了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１８６８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次年入京陛见，西太后问：“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①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恪守曾的遗规，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步李的后尘，一到直隶就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②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 袁世凯不顾人民的疾苦，于１９０２年１月硬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又抄袭曾国藩练湘军初期的办法，定出《募练新军章程》十九条，如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分别带领至保定训练，编为十营，称“新练军”。③６月，又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三年除其军籍，不豫征调；并以“新练军”六千人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１９０４年改称督练公所），作为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提任总办。这个机构不仅是１９０３年末中央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１９０４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同年底，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三千人，分批派到保定进行训练，称“京旗常备军”。袁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就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在清政府的不断催促下，１９０２年底至１９０３年初，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但“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清政府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军阀掌握的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当时，除北洋军外，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为最优。清政府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⑤ 袁世凯并不以掌握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为满足，而要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１９０３年３月６日，他拟定“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当时，掌握中央军权的荣禄重病在身，没有研究他的建议。４月１１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匡力（１８３８—１９１７），为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的孙子，隶镶蓝旗，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依违恋权与荣禄一样，知识能力尚不及荣禄，而贪污纳贿、鬻官卖缺则有过之，素有“庆记公司”的诨号。袁世凯投其所好，重金贿买。从此开始了奕、袁世凯互相勾结、控制朝政的局面。 袁世深知他扩张自己势力最重要的保证，是在于争取西太后的信任。１９０１年底，他到顺德府迎銮，并一路护驾回京，得到“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的赏赐。１９０３年春天，又随驾谒陵，西太后曾垂询练兵和办铁路事。他的回答使太后甚为满意。当年１１月，他又接连两次进京觐见，征得西太后和奕的同意，成立了练兵处。他用以说服他们的理由是通过练兵处可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以便战时能更有效地在统一的指挥下联合作战。回天津后，他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⑥１１月６日，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⑦袁氏野心之大，由此可以想见。１２月４日，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奕匡力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为会办大臣。这是仿照中法战争后北京海军衙门的体制，那时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握实权。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三司下辖十科。袁身为直隶总督，不能驻北京，便引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并向西太后奏保他们说，“各员随同臣当差有年，知之最悉，均属切实可靠”。⑧同时，又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表示自己十分重视皇族中的军事“人材”。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匡力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己但总其成”。⑨这样，练兵处便为袁所包办，一切要务都由其爪牙请示他裁决。 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为蓝本，拟定了新军营制饷章，以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规章制度，命令各省遵照办理。实际上是将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一套办法改头换面，推行于全国。袁世凯之所以极力控制练兵处，除企图统一全国的军制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汲取全国的财力，以充北洋军饷。因为直隶一省财源有限，如无充足军饷，就不可能不断扩军。所以练兵处一成立，奕匡力、袁世凯就奏请西太后批准，向各省摊派练兵费总计银八百三十六万两。袁世凯一方面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带头认筹一百一十万两，另外还率领直隶官吏捐银十万两，作为练兵费，表示自己对“国事赤诚”；另一方面，他又用会办练兵大臣的名义，将各省认筹的练兵费集中用于北洋。如１９０５年，各省实解练兵费总计九百零十一万两，其中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各镇。 北洋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略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师）。左镇以六千新练军为基础，“增募两营，共十二营，分为四标，续添马、炮队各一标，工、辎队各一营”，已于１９０３年６月在保定成镇，在全国成镇最早，“实开各常备军风气之先”。⑩是年底，左镇一部分开往迁安、山海关一带驻扎。右镇以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裁改归并，编成步队一协，马队一标，于１９０４年３月成镇，分驻小站和马厂。[1]当月，左右两镇改称第一、二镇，并着手拼凑第三镇。 先是，１９０１年春末，应李鸿章的奏请，武卫右军已陆续由山东调入直隶保定及北京南苑、海淀等处驻防。驻扎在南苑和海淀的一部是由姜桂题统率的。这支受过西式训练的队伍，由于“军规亦知整顿，迭拿匪犯百余人，地方因而粗安”，很快引起西太后的重视，因此她下令把姜的队伍留在北京好多年。１９０２年８月，袁世凯把驻保定的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往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至１９０４年初，便以“巡警营北段”一千五百人为骨干，又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回保定进行训练。紒紝矠次年２月，又以武卫右军驻南苑、海淀的一部分，加上１９０１年由江南调来交袁世凯训练的自强军二千人，编为第四镇，仍驻原地。５月，又把原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加添步队一协，编为第五镇，仍驻济南西关外辛庄和潍县。[2]同时，练兵处奏定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用统一番号。京旗常备军称陆军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为陆军第二镇，第二镇改为陆军第四镇，第三、五镇仍用原番号，第四镇改为陆军第六镇。至此，北洋陆军六镇大体拼凑完成。 每镇辖步兵两协，骑步、炮兵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队一队。一步兵协辖两标，一标分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每棚设正副头目各一人，正兵四人，副兵八人，共十四人。每镇官兵定额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名，实际都不满额。如第四镇１９０６年“合计官佐弁护号目兵丁匠役九千七百九十八员”。[3] 袁世凯扩军是要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系，因此，各镇重要将领都是由他亲自选定的，又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换张怀芝；第三镇统制段祺瑞，后改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为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当时担任协统的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有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杨善德、孟恩远、唐天喜、王振畿、赵玉珂、王同玉等；担任营管带的有何丰林、陆锦、李长泰、李厚基、施从滨、阎相文等。 以上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的嫡系部队。袁又把驻直隶的淮军各营整顿改编为三十九营，名“北洋巡防淮军”（又称“北洋巡防营”），分为前后中左右五路，以夏辛酉、张勋、李天保、徐邦杰、邱开浩分别统带，驻扎直隶各州县，专用于“弹压地方，缉捕盗贼，巡查铁路电线”，[4]作为北洋常备军的别动队。 此外，宋庆的武卫左军（又称毅军）共二十余营，其中“各将弁多系袁世凯先人旧部’。[5]１９０２年宋庆死后，由马玉昆接统，其中八营拨归姜桂题统率，倪嗣冲为营务处。至１９０８年马玉昆死，毅军全部由姜接管，纳入袁世凯的北洋军系统。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末，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正式的野战演习。北洋六镇中抽调两万多人，分成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清政府派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都被邀观操，其中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写了多篇通讯，对北洋军大肆吹捧。从此袁世凯北洋军的名声张扬中外，莫理逊和袁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次年１０月，北洋军（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在彰德府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名彰德秋操。南军由第八镇统制张彪担任总统官，北军总统官是段祺瑞。两军共三万三千余人。仍由袁世凯和铁良充阅操大臣。１０月２０日袁世凯一行抵彰德，次日接见中外观操者共四百八十七人。２２日至２４日视察作战演习。２５日阅兵，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两军将佐和中外观操人员。事后有人认为中外对这次秋操的溢美之词，多半是由袁世凯盛筵款待所邀买的。 注释： ①《曾文正公大事记》。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５，页３。 ③袁世凯：《奏第二镇编练已满三年请简员校阅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故宫军务训练档。 ④同②，卷１６，页２。 ⑤《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页４９６４。 ⑥《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２１日。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⑧袁世凯：《保举练兵处司员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故宫档案。 ⑨《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１月９日。 ⑩同③。 [1]见《陆军第四镇志》。又见杨士骧《奏陈第四镇训练三年期满请奖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七日。见同⑧。 [2]三镇编成后，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年六月七日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原折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兹节录于下，他说：“臣迭奉谕旨饬练常备军，遵于二十七年冬间拟定募兵章程及营制饷章，并将创练常备军左镇一镇暨右镇马队一标成军日期先后奏报在案。嗣以直隶地方辽阔，边防吃紧，原练兵丁不敷分布，复经臣商准练兵处，将左镇改为第一镇，右镇原有马队四营添足为第二镇，又添募一镇为第三镇，均于本年正二月先后成军，统计每镇步炮马工辎共二十一营，计三镇共六十三营，业经遴派将领赶紧认真训练，期成劲旅，用副朝廷经武整军有备无患之至意。……谨将北洋常备军各镇翼长、统领、统带、管带等官衔名开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第一镇翼长：二品衔尽先选用道王英楷 步队第一协统领：候选知府张怀芝 步队第二协统领：记名总兵刘超佩 马队第一协统领：通永镇总兵吴凤岭 步队第一标统带：尽先游击王占元 步队第二标统带：尽先守备朱泮藻 步队第三标统带：尽先游击卢永祥 步队第四标统带：尽先游击鲍贵卿 马队第一标统带：尽先参将王怀庆 炮队第一标统带：补用参将田中玉 第二镇翼长：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吴长纯 步队第三协统领：尽先副将马龙标 步队第四协统领：尽先游击陈光远 步队第五标统带：尽先参将杨善德 步队第六标统带：尽先都司叶长盛 步队第七标统带：尽先守备谭振德 步队第八标统带：尽先参将李 瑞 马队第二标统带：补用副将孟恩远 炮队第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徐万鑫 第三镇翼工：副都统衔记名道段祺瑞 步队第五协统领：补用道雷震春 步队第六协统领：补用游击张永成 步队第九标统带：补用都司徐占凤 步队第十标统带：尽先都司唐天喜 步队第十一标统带：补用游击王振畿 步队第十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张殿如 马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国泰 炮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长林 （另有管带六十三人均略） [3]《户部奏山东改编一镇添练一协经费折》。见同⑧。 [4]《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造呈本镇沿革》。见同③。 [5]袁世凯：《改编淮军各营区分五路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6]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卷２４，页８７４。 开办陆军学堂 由于大力扩编军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部下大都升任高级军官，因而急需补充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远远不够用，天津武备学堂又被八国联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因此，在清政府于１９０１年下令广设陆军学堂以后，袁世凯认为是培养私人势力的大好机会，便抢先创办一批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 １９０２年６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督办冯国璋，总办雷震春。主要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此外，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因此又名“各省将弁学堂”。以八个月为一期，共办三期，毕业学员总计五百四十五人。同时，在保定还设立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些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均于１９０３年秋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著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分配到第三镇，在炮兵营提任管带。 袁世凯于１９０３年３月作了一个创办新军正规学堂的计划，上奏清政府，拟建立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培养所谓“将材”。但他又认为，“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中学和大学“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①根据这个设想，１０月，他在保定开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改为段祺瑞。总办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第一年招收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二年毕业。１９０６年８月，该堂改归练兵处办，又名“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来自各省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堂肄业生，每年招收六百人。学生在校一年半，完成课堂操场学业后，还要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该管协标统官出具切实考语”。②练兵处据学生考试分数和各镇考语，分别授以副军校或协军校等官衔，③分发到各省新军中补“排长、司务长之职”。如分发不完，仍在北洋各镇充当见习军官。当时，这个学堂在全国规模最大，至１９０９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二千多人毕业。毕业生大都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其中不少人因受袁世凯或冯国璋、段祺瑞的提拔，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④另外，学堂中还有留学生预备班，自１９０７年陆军部所派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经考查合格后，再派出国。臭名昭彰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由这里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又开办陆军小学堂两所，一在保定，一在姚村。总办为廖宇春。每所学堂一年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毕业。次年２月，又奏设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于１９０４年底或翌年初开学。三年至五年毕业，１９０５年２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加习师范课程，名陆军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总办。学生毕业后，多派往华北、西北和东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教习或监督。同年９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监督为张文元。由各镇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考取兵目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均一年毕业。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⑤１９０６年冬，第一届学员、学兵毕业后，编成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为了轮训在职军官，１９０６年６月在天津韩家墅地方又创办了北洋讲武堂，“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袁世凯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⑥总办为蒋雁行。额限学员一百八十名，分为三班。“每班以三个月为限，周而复始，以次递推”。⑦先后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四十名。该堂还附设学兵营，由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一年毕业，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⑧该营管带先后为卢金山、田中玉。 按照练兵处颁布的陆军学堂章程，陆军大学堂应由练兵处在北京创办。袁世凯对这个规定未予理会，为把大学堂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借口大学堂教习“不能不借才异地”（指用外国军官），“在京延订亦多不便”，于１９０６年６月“本大学堂之意”，略事变通，⑨奏请开办保定军官学堂。并未经清廷批准，即以原将弁学堂房舍“先行开课”，“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⑩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额限学员四十至六十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限学员五十至八十名。学员均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总办为赵理泰。这所学堂的开办费二万两，常年经费八万两，袁世凯奏称北洋财力窘困，无法筹措此项经费。他提请练兵处和兵部“设法筹拨”。练兵处、兵部合议结果，只愿“与北洋各分认每年一半经费”。袁大为恼火，立即给徐世昌一信，怒气冲冲地质问：练兵处“有无学员送堂肄业？”如不准备保送，“各半分筹，殊未持平，似可勿劳硕画！”[1]言下之意，你们不出钱，就不要送学员，军官学堂由我一人包办了。练兵处、兵部只得照袁所请，每年拨款八万两。１９０８年，军官学堂名义上由陆军部接办，实际上一直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 上述学堂，除讲武堂、军医、马医学堂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后迁北京），其余都在保定。当时保定是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袁世凯先后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保”、“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西太后曾于１９０３年４月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身穿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全体学生一千多人跪于路旁迎接。西太后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以示恩慰。 袁世凯一贯认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2]所以，他和小站练兵时期一样，始终把学生和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灌输放在第一位。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谭”等。[3]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有礼堂一所，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4]课程设置也是“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袁世凯企图用腐朽不堪的封建意识，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起来，使他们既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又懂得近代的军事技术。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２３，页１。 ②《陆军速成学堂章程》，见故宫练兵处、陆军部军学司档。 ③据练兵处奏定的新军官制，军衔分为三等九级，有协军校（把总、七品）、副军校（千总）、正军校（守备）、协参领（都司）、副参领（游击）、正参领（参将）、协都统（副将）、副都统（总兵）、正都统（提督、从一品）。 ④详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１９１９年印。 ⑤《宪兵学堂章程》，见同②。 ⑥同①，卷３９，页３。 ⑦《北洋陆军讲堂章程折》见同②。 ⑧同⑥ 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五日。见同②。 ⑩《北洋军官学堂试办章程》，见同②。 [1]同⑨。 [2]《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２卷，第２期。 [3]《陆军第五镇钞呈教育计划草案》，见同②。 [4]《北洋速成学堂章程》，见同②。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出现，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北洋军事集团的崛起更不例外。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所倡议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于辛丑条约签订时得到列强的公认。自此以后，列强之间关于中国的条约和协定无不标榜这一原则。这种侵华政策上的变化，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之为“保全政策”或“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当然不是要使中国独立，拥有全部主权。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列强迫切需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扶植起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护其侵略权益的代理人，以巩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列强所物色的对象中，袁世凯适得其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者，并都给袁氏以有力的支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２０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讯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于其他省份：如１９０１年２６人，直隶占１３人；１９０４年末２１８人，直隶占８５人；至１９０８年４月５５５人，直隶占１７４人。当中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中国的新军。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中国游说，劝诱中国派陆军留学生和聘请日本顾问及教习。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同时，派出大批军官到中国各省充当练兵顾问或陆军学堂教习、总教习。１９０２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１０月８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①日本不仅企图控制中国新军训练，同时要限制它的发展，使其保持只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程度，而不至于威胁日本的安全。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袁世凯日益增长了一种信念，即认为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延聘日本教习、顾问花钱少，日本陆军原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它的一套军事制度更适合曾受过德国教官训练过的北洋军。１９０２年３月，他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一次选拔五十五人派赴日本留学，以培养所谓“高级将材”。１９０７年，又陆续派出留日学生近百名。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担任重要军职，如，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此外他还把１８９９年由北洋选送的留日陆军学生陆锦、蒋雁行、张绍曾、贾宾卿、王廷桢等，延揽至军中，委以重任。对非北洋保送的留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 １９０２年１月，袁世凯高价延聘日本军官立花小一郎（步兵少佐）为练兵顾问，以后又让他兼军政司参赞军政会议议员。９月又延聘金竹弥三彦（炮兵大尉）为军政司参谋处顾问，嘉悦敏（骑兵大尉）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昱为兵备处顾问。１９０４年９月立花等人回国后，袁又聘请坂西利八郎（步兵中佐）为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野涕吾（步兵中佐）、沓谷辅（步兵少佐）和牧野田彦松等为翻译官。同时，每一个学堂都聘请日本总教习或教习，例如： 将弁学堂总教习多贺宗之（步兵少佐），副总教习井上一雄（工兵大尉），教习傅在田，翻译官岩田义辉（炮兵大尉）。 速成学堂教习有：近藤义策（辎重兵大尉）、黑川教藏（骑兵大尉）、木堂直枝（炮兵大尉）、郡司厚。翻译官安藤虎男。另外，１９０４年８月将弁学堂停办后，多贺等人也都转入这个学堂。 讲武堂教习有：鹫见荣治（步兵少佐）、渡濑二郎（炮兵中尉）、龟井甲子藏（步兵少佐）。 军官学堂总教习为寺西秀武（步兵少佐）。教习有：中村正一（工兵大尉）、间室直义（炮兵大尉）、樱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弥次（步兵大尉）、纳富四郎（陆军特务曹长）、多熹多大治郎（炮兵大尉）、崎一郎（骑兵军曹）、井山谦吉（工兵大尉）、渡边辰（工兵大尉）、宫内英熊（骑兵大尉）、山逸也、雨森良意（三等军医）。翻译官中岛比多吉、田冈正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助。 宪兵学堂教习有梅津正德（宪兵少佐）、藤林富（宪兵特务曹长）、东元三郎。翻译官高桥寅治（陆军录事）。 军医学堂总教习为平贺精次郎（兼袁世凯的卫生顾问）。教习有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 马医学堂总教习为野口次三郎，教习有原保熊、伊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 经理学堂教习大坪恭三（陆军一等主计）。② 这些日本顾问和教习，不少人长期和北洋军阀集团保持密切关系，有的还成为所谓“中国通”。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 在这些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北洋军一切都模仿日本陆军，不仅军制照搬日本的，所练操法也由德国操改为日本操。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个改变。各种学堂也都是以日本同性质的学校为楷模，如速成学堂仿照士官学校，经理学堂仿照东京经理学校。所用军事技术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课本，经理学堂的毕业生甚至还要到日本驻北京的侵略军中去实习。 北洋军所用的武器，除袁世凯创办的德州机器局仿造一些快枪子弹外，绝大部分枪炮子弹都靠外国进口。１９０３年，袁世凯一次就从日本进口步枪、马枪一万四千杆，手枪六百五十支，各种炮六十四尊，以及大批弹药等，共值银一百二十万两。这些事实说明袁的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注释： ①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２０１号第一·极秘。见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②故宫陆军部军学司档。 北洋军的地位及其本质 据练兵处和陆军部的档案资料统计，北洋六镇官兵实额约有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陆军学堂的学生总计也不过七万人。但是，它在当时清军中却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看它在全国新军所占的地位。清政府于１９０４年定出分省限年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但到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北洋六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北洋六镇以外的北方新军，如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第二十镇等，或是由六镇派生出来的，或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直接或间接也受袁世凯控制，事实上在北方形成了一个以袁氏为统帅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南方新军，如湖北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江苏第九镇，福建第十镇，云南第十九镇等等，原则上都是各省督抚自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也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军中，甚至担任了重要军官，他们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新军不断起义。清政府对南方新军的忠诚极表怀疑，从而更加重视北洋六镇。 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１９０５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荆州等城市。除驻北京的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枪炮外，大都仍旧使用刀矛弓箭。旗营官兵为世袭制度，生而吃粮，颓废不堪，甚至有的不识弓弩为何物，已腐化为一种专靠俸禄过活的寄生虫。 全国绿营经多次裁减，到１９０５年仍有四十四万四千人，据记载，“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皆其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衣帜率皆霉敝不堪……无论不能应战事，即捕揖盗贼亦难得力，甚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① １９０６年４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是清末仅次于新军的一支重要武力。它的一部分是１９０１年以后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陆续编成的，大部分则是由防军和练军改编的。自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湘淮军等勇营驻防各省要地，称为防军。练军是１９０１年以前由绿营中“选精壮”编练成的。所以巡防营也可以说是防军和练军之变名。巡防营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是地方的军队。如当时广西龙济光和陆荣廷，奉天张锡銮和张作霖，以及张勋等人所统率的巡防营，都是这类军队。巡防营从旧军中脱胎而来，军官多是行伍出身，仍以统带官的姓氏为旗号，但使用新式武器，练洋操。所以算是半旧半新式的军队。 新军（主要指北洋六镇），其阶级本质和旧军没有区别，并且有些步营骑营也如巡防营一样。是由防军或练军改编而成的。用人唯亲和军官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新军较旧军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面上改变了旧军“兵为将有”的情况，打破了旧军以营官的姓氏为旗号的旧规。其次，各级军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大部经过各种武备学堂长期或短期训练，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第三，旧军各营所用武器十分庞杂，既有大刀长矛，也有洋枪洋炮。新军禁止使用刀矛，装备完全近代化。如北洋各镇都装备有近代大炮，除第一镇步兵使用日本制造的麦及枪外，其余五镇都用１８８８年式毛瑟枪，带刺刀。军服为蓝色（后改为土黄色），仿欧式，标红色徽号。军官在帽沿上加标军阶级别。表面看去整齐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１９０６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 注释： ①《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５日。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２６，页１。 ③陆军部编：《中国陆军概况》，１９０８年。 镇压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北洋虎狼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便是绞杀景廷宾起义。 为了向帝国主义各国缴纳庚子赔款，清政府命令各省从１９０２年起每年摊派银子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其中直隶分摊八十万两。此外，各州县还要向本地方的外国传教士赔款。这种“地方赔款”全国总计约有二千万两，其中以直隶为最多。这笔庞大的赔款大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加在人民身上。 直隶广大人民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本已濒临冻馁的边缘，又被摊派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为逢迎帝国主义，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０２年３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１８６１—１９０２），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２４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１９０１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也使一般中小地主怨声载道。而且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更是火上加油。广大人民多次聚众抗议，声称中国人决不纳“洋捐”，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大为惊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从来当国家大难以后，威权不振，奸人最易生心，如不迅加扑灭，恐草头英雄纷纷揭竿，内讧外侮一时并起，大局尚堪问乎！”①他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３月３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自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进一步认识清楚了。尤其在清军血洗东召村后，广宗地区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样就促使他们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景廷宾的活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义军迅速扩大，“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②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不久，起义军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他们袭击清军，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处决法国神父罗泽溥，受到各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邢台，内邱、新河、南宫、平乡等州县的联庄会纷纷响应，一时都卷入“扫清灭洋”的怒潮中。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一边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③；一边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派自己的心腹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又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率领，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各路军队大张旗鼓，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５月８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件只村，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起义军用大刀长矛英勇阻击，与清军展开激烈的肉搏，许多骨干分子壮烈牺牲。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占领件只村后，屠杀老百姓，抢夺牲畜财产，焚烧民房。附近各村庄也同样遭到浩劫。 袁世凯的烧杀政策，不但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就是一些地方官吏也为之愕然，纷纷给朝廷上奏折，或骂他是“民屠”，或参劾他“纵兵扰民”，或要求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军官。袁复奏时，曾引用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来替自己狺狺申辩。袁并对爪牙百般维护，说：“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遗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④困此，段祺瑞、倪嗣冲等不仅没受到惩办，而且由于他的奏保，都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景廷宾从件只村突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地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７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十一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想用严刑酷法压服广大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１９０３年玉田县农民起义，“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⑤次年，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展开活动。⑥１９０６年，祁口、大沽渔民为抗苛捐杂税，群起捣毁税局，赶跑征税委员，将起暴动。１９０７年，平山、灵寿、冀州等地掀起反对征收警捐的风潮。总之，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注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②《中外日报》，１９０２年５月２８日。 ③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８。 ④同③，页１０。 ⑤《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２月２２日、２３日。 ⑥同⑤，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创建巡警 １９００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１９０２年５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１９０３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１９０５年９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１０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１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上风。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３５，页６。 ②《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③十丈愁城主人（毓盈）：《述德笔记》。 ④同②，１９０７年２月６日。 ⑤《汤觉顿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８年４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７０。 废科举，兴学堂 袁世凯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①他鉴于旧式的书院已经过时，不能满足需要，便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 早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清政府曾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当时，袁世凯还在山东，便抢先拟定学堂章程，聘请美国人赫士（Ｗ．Ｍ．Ｈａｙｅｓ）为总教习，于１１月１６日在济南试办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它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袁世凯到直隶后，又延聘日本人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制定创办学堂的计划。１９０２年５月，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聘美国人丁家立（Ｃ．Ｄ．Ｔｅｎｎｅｙ）为总教习。８月１１日又奏设学校司，分置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及编译三处。同时创设师范学堂，考选举人、秀才作学生。还命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高等小学堂，村镇设初等小学堂。１９０３年４月，又以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为基础，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学堂，派日本留学生黎渊为总办。与此同时，他又奏请普及游学。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以赴日本者为最多。如１９０３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共计６０人，仅次于湖北（８１人），居第二位，占全国所派官费生２７９人的五分之一强。②其中仅８月一次就选派举人或秀才吴鼎昌、高步瀛、王振等二十名赴日留学。甚至他自己也曾扬言要赴日本去访问参观。 １９０４年初，清政府批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在全国推行。各省都办起一些新式学堂，而以直隶、湖北、江苏、广东、四川为多。但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于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奏请递减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兴办。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又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③他们的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而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④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废科举的主要目的是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使大清王朝“转危为安”。⑤可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朝士攻之尤力”。⑥但是，清政府认为袁、张“所陈不为无见”，并于当年１０月下令自丙午科（１９０６年）开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⑦１２月６日，又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管理和推广学校。从此，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至１９０６年６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 遵照清政府颁布的办学规定，这些学堂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形式上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学校的一般特点。中等以上学堂，大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总教习和教习，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有数学、物理等“西艺”课和外语课。但学堂所注重的仍是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小学的主要课程有“读经讲经”，中学则必须读完《左传》、《周礼》、《孝经》、《论语》等十经的节本，高等学堂也都有必读的经学课。总之，“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⑨所以，这些学堂本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主要传播的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思想。它是洋务学堂的延续和发展，是为袁世凯的“新政”服务的。 然而，学堂既采取资产阶级的新形式，便决非封建军阀和官僚所能全部包办，更不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因此不能不利用一些在国内外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入学堂开了方便之门。袁世凯既要使学生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又严禁学生挣脱封建专制政治的枷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恰如当时进步报纸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之滋味，又复从而锁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⑩所以，新式学堂的开办，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广泛地向前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袁世凯为维护封建制度所锻炼出来的各种武器，后来差不多都倒转过来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工具。显然，这是出乎他主观意料，也绝非他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注释： ①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七日。见《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３。 ②南里知树：《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③袁世凯：《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日。见同①卷３５，页２。 ④同③。 ⑤同③。 ⑥罗：《记废科举》。见《庸言》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１３年２月。 ⑦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４册，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１２８。 ⑧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八日。 ⑨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 ⑩《苏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８日、２１日。 投机立宪运动 １９０５年袁世凯开始投机于立宪运动。关于此事，他的幕僚张一（１８６７—１９４３）有一段回忆：“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①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② 由这一席说可见袁世凯对于宪政毫无诚意，他之所以幡然变计，并非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立场，而显然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日俄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活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１９０８年孙中山发动河口起义失败后，西太后曾对袁表示：“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他明白地回笔说，“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③可见袁参与立宪，首先考虑的是拉拢立宪派，以缓和革命危机。而且，此时立宪派已分化为两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系，仍亡命海外，只能从事非法的活动；在国内又形成了以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和汤寿潜、郑孝胥等为首领的一系。这些人多是官绅，又掌握着一些大企业，操纵舆论，在社会上比康、梁更具影响。他们企图通过某些高官显贵，触动内廷，盼望御赐一部宪法，使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张謇看到袁“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早在１９０４年７月就曾写信要求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垣诸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信中还动以情说：“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④当时袁尚未看准风向，曾复信称“尚须缓以时”。⑤所以，袁和立宪派的结合不仅是反革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上也有了可能。 其次，袁世凯深知自己的权位全靠西太后信赖、支持。当时，西太后已是古稀垂暮之年。封建专制社会，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袁与光绪之间还有１８９８年结下的仇怨。袁担心靠山一旦倾倒，光绪帝和青年贵胄上台将于己不利。立宪正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巩固一己的地位。当时曾有人指出：“袁世凯与铁良不和，欲借是（指立宪）以倾政府。”⑥可谓看破了他的内心。 袁世凯认定立宪既是抵制革命所需，又与自己和整个北洋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便把那种“立宪后，权在人民”的恐惧抛在一边，立即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１９０５年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次年８月１６日，又奏陈预备立宪说：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有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２６日，又应召进京，参加“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陈奏各折件”，讨论立宪问题。次日，在亲王大臣会议上，他摆出一副宪政权威的架势，信口雌黄地说：“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相迫，故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袁世凯在这里不仅表现出他对立宪政治的惊人浅薄，更为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妄图使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政治溶化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目的。接着，为迎合西太后对君主立宪的拖延态度，他又说“夫以数千年来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者言之，则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⑦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高论”，虽然有些守旧派反对，但“政府诸公多赞成之”，⑧“遂于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⑨西太后也以为然。９月１日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表示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⑩ 为了作好所谓“立宪预备”，袁世凯一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一面仿照“日本市町村制度”，办起所谓“地方自治”。１９０６年８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日本留学生金邦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创办自治局。先在天津筹办“自治研究所”，选拔天津府所属各府州县“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入所听讲，并招其他各府州县“旁听生”。此后，又从直隶全省选拔官绅一百六十余人到日本参观行政、司法及学校，并责令呈验日记，征其心得，这些官绅回国后在本籍开办自治学社。次年８月，天津县士绅集会，“选举”三十人为议员，成立了天津“议事会”。袁又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1]他所谓的“地方自治”，不是兴民权，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绅之权，“以辅官治之所不及”。[2]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办团练“大张绅权”“以绅辅官”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对这种自治“甚为嘉纳”。[3]后来，清政府令各省办自治局，各州县设议事会，就要推广袁的这一套办法。 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决心要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派系。对立宪派各系，他采取的原则是：顺我者昌，收为己用；逆我者亡，消除异己。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国内立宪派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省立宪派，要求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袁世凯也极力拉拢他们，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而对以康、梁为首的国外一系则表面敷衍，暗中破坏。１９０７年秋，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组成政闻社。当时西太后悬赏银十万两严拿康、梁的谕旨尚未撤消，政闻社为取得合法身份，推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为总务员，并于次年１月迁回上海。他们联络各省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政府速颁宪法，并暗中与袁的政敌肃亲王善耆携手合作，“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4]锋芒直指奕匡力和袁世凯。因此触怒袁氏。袁入宫面奏西太后说：“政闻社系康、梁所发起。”太后非常震怒，于１９０８年８月下令“严行查禁”。[5]康、梁一系受到沉重打击。 同时，袁世凯对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则极力加以笼络。杨度（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为王运的弟子，１９０３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清廷怀疑为康、梁党羽，未被录取。不久赴日本留学，被东京中国留学生会推为会长，并结识康、梁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开始，他和康、梁一起鼓吹君主立宪，后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１９０７年冬，他回国办理其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的丧事。袁有意网罗他入幕，乃致电湖南巡抚咨送他入京。１９０８年春，杨抵京，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保他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来，袁又举荐他到颐和园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从此，杨引起朝野注意。 杨度在北京设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委员长，以三年召开国会相号召。他以立宪的解释偏重维护“君权”，他说“各国仅以宪法为民权之保障者，中国则兼以宪法为君权之保障”，如无“君主大权统一之，则必不能使国本安宁，天威赫濯，一尊永定，各族归心”。[6]他又宣传袁世凯、张之洞是政府立宪的首脑，政闻社排斥他们是不顾大局。因此，革命党人反对他，康、梁责骂他，但他却博得了袁的赏识。 １９０７年夏秋之际，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也由官僚中主张“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的“渐进者”，一跃而为“急进派”。 同年７月２８日，袁奏请“赴紧实行立宪”，并列陈十事：一、昭大信，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八、中央设资政院，省设谘议局，州县设议事会；九、办地方自治；十、普及教育。这是他关于立宪的全部主张。９月，他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对立宪更为热心。１９０８年初，“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政府公布立宪年限。他也奏请限年立宪，从速办理。他以在朝大官僚的身份和在野的立宪派一唱一合，遥相呼应。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则企图脚踏立宪派的肩背，出掌一任内阁大权。他们双方结成的这种关系，为辛亥革命爆发后，攘夺革命果实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金邦平字伯平，安徽黟县人，１８９８年北洋官费留日生，早稻田大学毕业。在留学期间，１９０２年他曾与秦毓鎏等发起组织青年会，宣言以民族主义为主旨。后来因多数会员主张激烈，他遂正式脱会。回国后，入袁世凯幕。１９０６年由袁保举，得以引见，赏给进士，为翰林院检讨，此后成为袁的重要幕僚之一。黎渊字伯颜，贵州遵义人。１９００年四川官费留日生，东京法学院毕业。李士伟字伯芝，直隶永年人。１９０２年自费留日。 ②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３８。 ③《汇报》１９０８年，转引自刘桂五：《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宪政运动》，《新建设》，１９５４年１月号。 ④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３，页１８。 ⑤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下，页１６。 ⑥胡思敬：《密陈立宪隐患并筹献三策请修内治以杜邪谋折》。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４册，页１５、１６。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⑨同⑦。 ⑩《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５６４。 [1]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４，页１０。 [2]同紒紜矠。 [3]《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３日。 [4]《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５０。 [5]《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6]杨度：《布告宪政公会文》，１９０８年，见《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２。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 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和支持，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以讨好帝国主义。 １９００年，沙俄趁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时机，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一直拒绝撤兵，至１９０３年又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鲸吞东北。为抗议沙俄侵略，全国人民掀起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东京组成“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要求出兵抗俄，义勇队愿作前锋。袁氏拒不接见代表，徒托空言，搪塞天下。他说目前军力“不足以一战”，“须俟三年之后军力完备乃与俄战”，“处今日之势，除缓拒一法，别无好策也”。他还支持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翌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三省，在中国领土上火拼。袁先是呈递密折，后又跑到北京面奏，极力主张“中立”。清政府宣称“中立”后，派他负负“办理中立各项事宜”，划出东北广大地区作为战场，供两个强盗任意蹂躏。在日俄战争前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１９０４年，他根据１９０２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的“建议”，与其练兵顾问立花小一郎和日本公使馆武官川重太郎等秘密谈判，决定中日谍报人员合组侦探队，由驻烟台日军守田利远大尉指挥，共同监视和侦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中国方面由段芝贵负责。吴佩孚是侦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１９０５年，沙俄战败，与日本签订和约，公然将其在东北南部的特权，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附属财产和煤矿等，私自让予日本。袁世凯和奕匡力等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为换取日本从东北撤兵，竟然承认了沙俄让给日本的各项侵略权益。事后，袁还吹嘘说，这是对外交涉的重大胜利。 １９０５年夏，因美国政府排斥华工，中国各城市商民广泛展开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害怕酿成交涉，屡次指示巡警总办“压抑风潮”，６月２１日，他传谕天津商会，大意说，“此等事尽可禀请政府向美力争，何必私自为此举动”。《大公报》刊载抵制美货事，袁竟下令禁止发行。此后，应美国公使要求，他于６月２７日上奏清政府，请饬各省严禁抵制美货。 １９０７年秋，他担任外务部尚书后，独揽外交大权。在出卖利权时，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他“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①１９０８年，在全国收回路权运动的热潮中，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支持出卖沪杭甬铁路。 先是，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于１８９８年签订了苏杭甬铁路借款草约。银公司（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为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资成立的机构，专揽中国铁路利权。义和团运动后，江浙人民坚决要求收回苏杭甬路自办。在人民要求的压力下，盛宣怀于１９０３年５月致银公司代表壁利南函，指出英商办路已逾期多年，再“予限六个月，不办不复，草约一概作废”。银公司“收函以后，既不答复，亦不即办，按之公理，彼已默许”。②１９０５年，江、浙绅商分别组成铁路公司，集款数千万，着手筑路。不久，银公司见英德津镇铁路借款取得厚利，突然又催定正约，借款“夺路”。英国公使朱尔典支持银公司，多次到外务部恫吓要挟，强行“逼借”，甚至无理指责中国拒借款是“排外仇洋”。③外务部惧于全国反借款斗争的浩大声势，不敢贸然允诺，而采取延宕手法，拖延二年之久，不得解决。袁世凯接任尚书后，公然支持银公司的路权要求。他上奏说：“当时既欲议废，自应索取凭函，方能作准……欲指为默认，勾销前案，直自欺耳，何能强人必从？”又说：“中国势处孤危，即能谨守约章，讲信修睦，犹恐不足以自保，矧敢轻弃成议，自启纷扰，庚子之乱，中为殷鉴。”④在义和团运动后，西太后已成惊弓之鸟，见到袁的奏折，立即表示同意，并命令他迅速了结此案。袁表示“无论各省官绅如何抵抗，宁用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庶打破此关，则异日借款办他省路矿，自无人敢再出头梗阻”。⑤他一边要求清廷发上谕，严禁人民反对借款，解散各地拒款会。一边以“剿办江浙土匪”为名，奏派夏辛酉率领北洋巡防营二十营南下，驻扎浦口。夏辛酉死后，由程允和统率，程死后，又由张勋接管，此即民国以后“定武军”辫子兵。 同时，袁世凯指示外务部侍郎汪大燮，又提出“部借部还”（即由邮传部借还）和借款、造路分为两事办理（即“借英款，自己造路”）的方案，以欺骗人民。并把江浙代表许鼎霖、张元济等人邀至北京，软硬兼施，企图迫其同意。但代表们坚持“不借外债，仍归商办”的原则。袁世凯便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于１９０８年３月奏请把苏杭甬路改为沪杭路，并悍然与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总数为一百五十万英镑，还特别规定“由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选用英人作总工程师”。⑥实际上完全满足了英国的路权要求。 日俄战争后，美国和日本、俄国争夺我国东北的斗争日益尖锐。鉴于此种形势，袁世凯仍然采用李鸿章的老办法——“以夷治夷”。所不同的，一个是联俄制日，一个是联美德制日。当时，美国极力拉拢清政府，修改了排斥华工的法律，并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还特别笼络袁世凯，企望袁氏作为其“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人。袁心领神会，竭力主张把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开发资源的种种利权许给美国。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０８年，在他的支持下，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Ｗ．Ｓｔｒａｉｇｈｔ）谈判，由美国投资修筑新法（新民至法库门）铁路、锦瑷铁路，及东三省银行借款等问题。⑦由于日、俄视东北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极力阻挠，使袁世凯借美国以“牵制”日、俄的计划终于落空。与此同时，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怂恿下，袁世凯又进行所谓“中美德缔结联盟”的秘密外交活动。原来，威廉二世为与日本、英、法、俄等国在中国竞争，于１９０６年曾通过中国驻德公使昌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德美中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⑧袁明知威廉二世的建议是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可是这个建议符合他的“以夷治夷”的政策，于是便直接向西太后密陈。在取得西太后的支持以后，他于１９０８年夏奏派唐绍仪为专使，以“赴美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名，暗中接洽“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同时，唐还负有探讨把中美两国公使互提为大使以及向美国借款的秘密使命。 袁世凯的上述活动，赢得了美国和德国的欢心，却引起日本对他的强烈不满。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他的联美活动，当唐绍仪赴美经过日本时，日本政府一面设计拖住唐绍仪，使不能如期抵美；一面则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为特使与美国国务卿罗脱直接秘密谈判。⑨及至唐绍仪于当年１１月底抵美时，日美勾结完成了罗脱—高平换文，双方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暂时妥协。唐绍仪被冷落了，酝酿中的“中美德同盟”也完全成了泡影。⑩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一边主张联络欧美国家牵制日本，一边却畏日如虎，极力压制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对日本交涉时，他一贯采取退让的方针。如１９０８年２月，私运军火的日本船“二辰丸”在广东沿海被中国炮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向中国外务部“抗议”，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群众纷纷集会，相约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的蛮横无理。袁明知“外商私运军火，接济海盗，虽非正当”，但仍认为中国炮舰竟敢落下日旗，实属“操切从事，无不谬误”。他先要求由英国“公断”，日本拒绝；后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迅速上升，唯恐引起日本不满，急忙于３月１５日宣布接受日本要求，将所有军火照价收买，不使日商受损失，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赔礼，于释放“二辰丸”时，鸣炮道款，并惩办办理此事“失职”各员，使日本政府“深喜”。[1]此后，袁氏还无耻地自我夸耀说，这是他办外交的成绩，因为没有引起“重大交涉”。 由以上几例可见，敢于悍然与人民为敌，以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2]这就是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准则。难怪帝国主义各国大都对他另眼看待，视为至宝。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可以信赖”。１９０８年６月１日，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给德国首相的公文中满意地说：“凡与袁世凯在大的问题上有公事往来的人都能给他这个赞美，即他总是维持他的诺言”。[3] 注释：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２册，页８７０、８７２。 ③《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同②，页８６１、８６２。 ⑤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杂录页３。 ⑥同②，页８６３。 ⑦克罗莱（Ｈ．Ｃｒｏｌｙ）：《司戴德传》（Ｗｉｌｌａｒ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２６。 ⑧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３，页３７。 ⑨李约翰（Ｊ．Ｇ．Ｒｅｉｄ）：《清室逊位与列强》（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ｕ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１９３５年版，页１０７。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５册，页２８６—２８７。《日本外交文书》第４１卷，第１册，页８２。 [1]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２。 [2]《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3]同⑧，页４８。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接收了李鸿章淮系军阀的班底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内结亲贵，外树党援”，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对国内人民穷凶极恶，对国外敌人俯首帖耳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地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封建性质的苛捐杂税。封建苛捐杂税是北洋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主要经济源泉。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差不多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由他自筹。对人民进行封建性质的搜刮，是他筹款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天津，他专门设立“筹款局”，以张镇芳为总办。张镇芳（１８６３—１９３３），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１８９２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１９０３年由京至津，投靠世袁世凯，以贪诈著名。①袁氏依靠张镇芳等一帮聚敛能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在原有的田赋徭差、苛捐杂税以外，给人民又加上一大笔新的负担，如： （１）恣意加重旧捐税。自１９０３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１９０７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１９０９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２）滥增新捐新税。１９０３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４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１９０４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１９０９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３）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１８９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０３年增至１３７．７８，１９０７年达３５５．５９。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１９０９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４）强夺“中饱”。１９０２年９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１９０３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５）摊派公债。１９０５年１月，袁世凯奏请以银一百二十万两作抵，发行公债四百八十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其中一部分硬行摊派天津、保定绅商购买，大部分则由外国银行或洋行贷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举借外债。 其次，袁世凯还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北方各省的路矿企业大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大买办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是全权经纪人。李死后，盛想继续把持，而不愿拱手交给袁世凯。袁恃强巧取豪夺，全部接收过来，并加以扩充。同时，在此基础上他还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 （１）夺取经营铁路的权利。自１８９６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起，盛宣怀一直担任督办大臣，他通过出卖利权，举借外债，大发横财。袁世凯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利薮，况且铁路又被视为“新政之主脑”，自在必争之列。１９０２年１月他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８月又担任了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经他荐举，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唐绍仪兼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无事可作，终在１９０６年２月被裁撤。１１月，清政府改定官制，新设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为左右侍郎。当时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１８６９—１９３３），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１８９４年中进士。１９０３年考经济特科，名列一等。当年由唐绍仪荐引入袁幕，前后担任唐绍仪的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等要职。他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为历任尚书所信赖。１９０７年，他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其属下有叶恭绰（誉虎）、赵燧山（庆华）、龙建章等一帮广东籍官吏。民国以后，在北洋军阀中他能自成一交通系，操纵左右时局，实发轫于此。 自经营铁路的权力转入袁党手中后，铁路借款和收入便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如关内外铁路营利，规定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作为借款担保，不能提用。袁接办后，经汇丰允许，每年从营利中提二成拨归北洋，为办铁路巡警等费用。其余存款只要经汇丰同意，也可“任便挪用”。１９０４年营利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其中有一百三十万两为袁挪用为练兵费，“以济眉急”。⑦ （２）夺取轮、电两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也是盛宣怀久久经营的企业。为了尽快控制这两个企业，袁世凯于１９０２年底趁回项城埋葬其生母刘氏的机会，取道信阳，专程到南方走了一趟。他先到武汉会晤鄂督端方，参观汉冶萍铁厂和兵工厂，又乘船到南京，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晤商，旋赴上海会晤盛宣怀等，商谈招商局、电报局事。袁世凯借口两局附属北洋，于１９０２年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１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把电报局接管，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办。两局每年向北洋报效官款。以后，袁氏还企图把两局“改官办而不还商本”，实际上就是打算吞没盛的股本。盛施展买办手腕，鼓动一些股东“以股票让外人”，然后又故意出面调停，这才打消了袁的主意。 （３）开平煤矿为李鸿章所创办，“虽有商股，实同官产”。１９０１年该矿督办张翼以“加招洋股”为名，将矿出卖给英商。次年，袁世凯奏劾张翼擅卖疆土，革职查办，并企图乘机将该矿夺到自己手中。由于英商反对，终未能实现。日俄战争后，中国各地开展收回矿权运动。长芦盐运使周学熙因建议袁氏速办开平附近矿区，以与英人竞争。袁对此深表赞许，乃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周学熙（１８６５—１９４７），字缉之，安徽至德人，为周馥第四子。１９０１年在山东投靠袁氏，曾创办山东大学堂。次年，随袁至天津，首创工艺局，开办官银号、北洋造纸厂、劝业铁工厂及高等工业学校等，一跃而成为北洋集团实业界头号人物。时人有“北周南张（謇）”之称。滦州煤矿公司于１９０７年５月正式成立，为官督商办，共集资本约三百万两。⑧除由袁世凯一次拨给官股五十万两外，另加学款三十万。其余“商股”大多是北洋文武官吏。袁氏以北洋大臣的政治力量，多方扶植，与开平矿作业务上竞争。至１９１２年６月，由朱尔典撮合，开平、滦州两公司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袁克定任董事长。在筹办滦州煤矿公司的同时，袁世凯还以收回矿权为名，将原来临城矿务局总办钮秉臣、会办龚照屿和比利时商人、芦汉铁路总公司代表沙多（Ｍ．Ｊａｄｏｔ）订立的办矿合同作废，并惩办钮、龚二人，而另派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比商谈判。唐去职后，由继任津海关道梁敦彦接商，于１９０５年签订合办合同。⑨袁世凯又派梁敦彦与德人汉纳根（ＶｏｎＨａｎｎｅ－ｋｅｎ）谈判，中德合办井陉煤矿。梁氏离职后，由梁如浩继续接商。后来，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委派津海关道蔡绍基为井陉煤矿督办，道员李顺德为总办，并于１９０８年４月与汉纳根签订合办井陉煤矿合同。⑩另外，原由李鸿章控制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也转入袁世凯的北洋官僚之手，由张莲芬主持，辛亥革命后，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都是该矿的大股东。 以上这些煤矿都要从营业额中抽百分之五，报效北洋。同时，在运费和杂税等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因而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如依据商部所颁矿务暂行章程，每矿矿区不得过三十平方里，而滦州矿经袁世凯奏准面积则广达三百三十平方里，将矿脉相连的公私土地一概予以租购。税厘也依开平的先例，每吨煤只缴纳税银一钱，钱八十四文。 （４）１９０２年底，管理户部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商请袁世凯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负责铸币和发行钞票。袁奏调毛庆蕃为总办，于１９０４年正式开业。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办的一家最大的银行并代理国库。名为官商合办，其实所谓“商股”也大都是北洋军阀官僚。该行１９０８年改名大清银行，１９１１年又改称中国银行。此外，袁世凯还派周学熙、王锡彤、吴鼎昌及孙多森（孙家鼐的本家）等创办了银元局（官办）、铜元局（官办）、天津银行（官商合办）、北京自来水公司以及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启新洋灰公司为官商合办，资本最为雄厚，其大股东有袁世凯、周学熙、张镇芳、李士伟、李士铭、王锡彤、孙多森、卢木斋。以上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北洋官府的封建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如周学熙创办的银元局，用一万两纯银，加铜后铸成价值一万四千两银元，利润高达百分之四十。 北洋军阀官僚除投资于工矿企业外，还大量购买土地。所以至清末民初，他们大都变成身兼大地主大买办的巨富。袁世凯人在彰德、汲县和辉县三处就占有田地四万亩左右，在开滦煤矿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还有大量投资，据估计至清末他的财产“逾二千万”。[1]徐世昌在辉县占地五千多亩，县城有大公馆，城西三里水竹村有别墅。天津、青岛租界内有大片房地产，仅青岛一处房产即值银四十万两。另外在天津边业银行还有投资。刘永庆原本“家道中落”，清末民初竟成为拥有“膏腴四千多亩”，“周滨市广厦云连”的大地主。[2]王士珍仅在正定原籍就有地九百多亩。陈壁在南苑一处占地二万七千多亩。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除具有地主买办阶级集团的一般共性外，另有两个显著的政治特点： 一、它是地主买办阶级中一个新形成的派系，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欺骗人民，排除异己，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事事都贴上新的标签。实际上，他们是一伙政治奸商，盗用资本主义的牌子，推销封建主义的货色。有时，袁世凯也激昂慷慨地指责亲贵无能和吏治腐败，好像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爱国者”，然而他暗中所追求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更为卑鄙无耻的个人权力欲，借“改革”以沽名钓誉、结党营私。他用这个鱼目混珠的办法，一时骗了不少人，以致当时有人以为他是进步力量，赞扬他为“开明之巨手”。[3]留欧学生中的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人劝他实行革命。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他之所以能骗取革命党人的“信赖”，与他十年来一直披着“新”的外衣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新军、巡警、学堂、立宪等等，确实是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表面看去，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新事物，但是，它们由袁世凯倡办，其阶级本质都是极端反动的、腐朽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展开，只有代表新兴的阶级利益的事物，才称得上是新生事物。而袁世凯集团所创办的这些东西，虽然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但始终掌握在已经没落的地主买办阶级手里，反映他们的意志。所谓新政，不是以否定旧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而是为要巩固旧阶级的统治。正如当时有人所说：“行新政为改革旧政之弊也，不谋于受弊之有众，乃假手于守弊之旧人。政之名虽新，政之弊转烈。”[4]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5]袁世凯之所以要附丽于资产阶级的新形式，说穿了，不过是为了阻挡和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保存和发展以他为代表的腐恶势力而已。但是，客观结果和袁世凯的主观意愿相反，他改革的程度越大，封建制度的危机就越深刻。 二、北洋集团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封建军阀为核心，结合一大批办“新政”发迹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暴发户和饕餮之徒，对于扩张权势，掠夺财富，具有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特点。 为贿买朝廷亲贵老朽，袁世凯最舍得下本钱。西太后生日，他一次就贡上寿银四十万两。１９０３年初，荣禄病死，他探得庆王奕匡力有入军机的消息，立即派杨士琦携带十万两一张的银号票子送去。庆王一见，初疑是眼花，仔细一看，果然是十万两！就对杨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6]奕匡力听了，不再客气。此后，袁世凯“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对奕匡力“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7]贡纳不懈。他还和奕匡力的儿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后来，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奕匡力必先和他商量，表面说北洋为“储材之区，人文荟萃”，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起作用。 袁世凯处处展施阴谋手段，党同伐异，不遗余力地扩张权势。１９０６年底，西太后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当时，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随进出入督署，管理庶务，对于载振的供张伺候极为周到。一日，袁世凯在督署演戏，款待载振一行，载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赏不绝。及载振由东北回京过津，段芝贵即购买杨翠喜献给他。载振大喜。同时，袁也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拟定，开一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匡力。不久东三省督抚发表表，总督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超级拔耀，而杨翠喜事又为人所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8]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为掩护同党，袁世凯先请载振密送杨回津，由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出面领去。及载沣、孙家鼐派员至津查访，而一切布置己定。王益孙自己承认参劾案前已购杨为使女，人证物证俱在。载沣怕得罪奕匡力，也不敢深究，虽然提王、杨至京面讯，也是官样文章，即据以复奏。结果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褫职。但西太后对袁党也不无怀疑，于结案前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职，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袁世凯、奕不甘罢休，立即还手反击，大张挞伐。首先于１９０７年５月借口两广发生军事，排挤瞿的同党岑春煊（邮传部尚书）出任两广总督。[9]继而于６月由杨士琦拟稿，以白银二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礻几“交通报馆”，泄漏机密。终于使其失宠，被逐回原籍。岑春煊“知朝局大变”，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袁世凯深知必牵引康有为和梁启超，方能耸动西太后，使之震怒，把岑推倒。于是，指挥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谋为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以为佐证。终于使岑开缺。[10] 自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三镇和由其他镇抽编的两混成协开入东北，东北三省便成了北洋的外府。袁世凯的势力不仅笼罩了华北和东北，而且“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11]就是朝廷要政，也“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12]因此，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 注释： ①袁克文：《辛丙秘闻》。 ②《大公报》，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③杨士骧：《杨文敬公奏议》，卷９，页１１。 ④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３０１、３０９、３５８。 ⑤同③。 ⑥《中外日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７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１３。 ⑧卡尔森（Ｅ．Ｃ．Ｃａｒｌｓｏｎ）：《开平煤矿》（ＴｈｅＫａｉｐｉｎｇＭｉｎｅｓ），哈佛大学１９５７年版，页９３。 ⑨《郎中钮秉臣禀与沙多前订草合同作废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１９。 ⑩《蔡道绍基李首顺德详与汉纳根订定合办井陉矿务合同，应否奏明立案文并批》，见同⑨。 [1]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１９１８年版，页３２。 [2]张瑞桢、张镇芳撰：《修竹斋诗文集》，１９１２年版。 [3]《大公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６日。 [4]见《北洋公牍类纂》。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４，页３９４。 [6]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２８。 [7]同紒紣矠。 [8]瞿鸿礻几（１８５０—１９１８），字子玖，湖南善化人。１８７１年中进士，授编修。１８９５年迁礼部待郎，后出督江苏学政。１９０１年至西安扈驾，因“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西太后欢心，超擢为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大臣。瞿办事认真，多次在西太后面前弹劾奕和袁世凯。 [9]岑春煊（１８６１—１９３３），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岑为甘肃布政使，以迎銮护驾有功，为西太后所宠信。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敢于“参劾官吏”著名。１９０７年春由瞿鸿礻几举荐，授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奏罢待郎朱宝奎（朱为奕、袁世凯提拔之人）。又于西太后召对时，面劾奕贪黩误国，请予罢斥。 [10]《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７１３。 [11]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４卷第５期，１９４３年５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１９４７年版，卷８，页３６。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少壮贵胄，如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对新政的领导权，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从１９０６年９月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１９０６年９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他指挥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而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企图借以削弱袁的权力。一边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力之实；一边则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气氛十分紧张，以致当时有人“恐酿大政变”，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１１月６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布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决了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如当时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③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本来是冒进不已，现在要他交出权力，自然是一万个不行。但皇权煊赫，不能公开违抗，只得暗中抵制。他回天津不久，即于１１月１８日连上两个奏折：一、自请开去兼差；二、表面主动交出北洋军，实际要求保留部分军权。 在要求开去兼差的奏折里，他悻悻地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可是，“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所最担心的是，“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如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各部尚书为会议政务处大臣，与各国的国务大臣相似。袁为地方官，不可能参加会议，参与政务大臣一差等于自然取消。练兵处既已并入陆军部，会办练兵大臣及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实亡。新设邮传部既已管理全国邮电路政，他的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各差亦等于撤销。此外，会议商约大臣一差，由于与英、美、日各国商约已经议定，早就无事可作了。 袁世凯最害怕的是夺他的军权。清廷命令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镇。当时，一镇已调京北仰山洼，在铁良掌握之中。三镇也决定全都开往奉天驻扎。五镇在山东。六镇驻北京南苑、海淀，守卫宫门，在亲贵们身边。袁看出以上各镇非交不可。只有二、四两镇，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隶地面，可以借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个奏折中，他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旧由他“统辖督练”，只把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⑤他这种以退为进的诡计，一眼就被亲贵们看破，即使一向袒护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为了平息他的不满，清廷还是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２０日，在他的奏折上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本来要求“统辖督练”二、四两镇之权，而清廷对他重申了充辖全国的军队的规定，仅批准给他暂时“调遣训练”之权。与此同时，他奏辞兼差也没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话，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请”。这一切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上谕下达的那天，他取消了原来准备出席的海河大桥落成典礼，停止了一切的约会，而托辞害病，整天留在家里。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会见了莫理逊。据莫理逊说，“他真的感冒了”。⑥ 袁世凯被迫交出部分军政权力，并没有能缓和他和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由于亲贵们暗中煽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仅１９０７年就有五起：或说他“贪私误国”，或说他“权重势高”，甚至预言他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⑦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加上少壮贵胄日夜鼓噪，西太后虽然将这些奏折皆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甚至传旨申饬弹劾袁的人“不谅任事之艰苦”，⑧但日久天长，心中不免渐渐起了疑虑。恰好这时，奕匡力又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于是她便趁瞿鸿礻几被赶回原籍的时机，以预备立宪“枢府旧人不足应付危局”为理由，于１９０７年８月２４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进京陛见。袁于３１日进京，９月３日被召见，次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在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汉族军阀张之洞也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很明显，西太后的用意是使张和袁互相牵制。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安抚袁的不安，西太后提拔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作为对他的补偿。杨士骧受任后，“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⑨ 袁世凯的兵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北方陆军各镇协的统制和协统都是他的旧人，他的亲信王士珍担任陆军部右侍郎。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奕兼外务部管部大臣，又极力维护他。西太后每有谘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所提出的建议，又能适合西太后的心意。所以，他在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势力。 １９０８年，西太后和光绪帝同在１１月中旬死亡。西太后于１５日病死于仪銮殿。关于光绪帝暴卒的确实日子和原因，众说纷纭。清廷官方宣布宣布１１月１４日光绪“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此外另有几种说法：一说袁世凯见西太后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先一日把光绪毒死；一说西太后自知不起，逼光绪服毒而死；一说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李莲英合谋，把光绪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而发表的，等等。鉴于袁世凯后来暗杀吴禄贞、宋教仁，以及毒死赵秉钧等人的情况，光绪死在他的手里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无确凿的证据。不过袁曾参与皇位继承的密谋则是真实可靠的。 西太后于垂危之际安排由三岁的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西太后曾秘密征询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⑩并立即派袁克定（时为农工商部右参义署左丞）将此事密告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朱尔典表示：“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后来，袁又把朱尔典的话转告载沣，一来企图依靠帝国主义增强自己的地位，二来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忘掉夙怨。 载沣（１８８２—１９５７），是光绪的弟弟，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属于志大才疏的纨贵少之流。对于袁世凯势力的膨胀，他愤嫉已久。为把军政大权迅速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拟杀掉袁。善耆、载泽也在背后怂恿。可是他生性怯懦，惧于袁的内外奥援，不敢贸然下手。为了取得元老重臣的支持，他便以袁瞒着他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与奕、张之洞商讨杀袁。奕一听，立即表示反对，张之洞也“反复开陈”，说“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1]载沣无奈，但又绝不愿袁再留在朝廷里。于是，在１９０９年１月２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勒令“开缺回籍养疴”。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 西太后一死，袁世凯本已“不安于位”，大大提高了警惕性。[2]当时，康有为在国外通电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要求摄政王诛袁，以“伸公愤”。各地也盛传载沣为其兄报戊戌年之仇，处决了袁世凯。袁氏消息灵通，对清廷的动静了如指掌。免官的当天早晨，他已备悉罢斥经过，异常惊惶，深恐尚有后命。当时传说有御史弹劾其北洋官费私消事。他深恐上谕发下后被辱，即由张怀芝保驾，微服逃往天津依杨士骧。后来，奕匡力、世续等力保无其事，乃于当晚又回北京锡拉胡同寓所。奉诏时，他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次日，晋见摄政王“谢恩”辞行。１月６日仓皇出京，没有隆重的送行，也同有尊荣的护送，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大有世态炎凉之感，他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3] 对于袁世凯下台，北洋将领虽然普遍不满，但毫无公开表示。只有严修曾抗疏请收回成命，但无结果。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映也不完全一致。由于袁在主持外务部期间有明显地亲英美倾向，日本人认为袁罪有应得，而英国则表示同情袁，并对清廷强烈不满。１月４日，英国《泰晤士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社论，赞扬袁的不寻常的才能、进步的观点以及对朝行之有效的忠诚。最后，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4] 袁世凯不愿回交通闭塞的项城，先在河南卫辉住了几个月，６月间就迁到彰德北门外洹上村。这里原有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袁“爱其朗敞宏静”，即购此别墅，加以改建扩允，题名“养寿园”。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池水碧绿。袁曾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垂纶而坐，并召见天津某照像馆为他摄此景像，美其名曰：“蓑笠垂钓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以表示自己寄情山水，鱼樵足乐，不再闻问政治。实际上，这是他的韬晦术。他暗中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园内设“电报房”，与各地心腹爪牙常通消息，时刻预备东山再起。他曾写道：“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5]这首以咏山水为名的歪诗，把他不甘寂寞、妄图窃国弄权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载沣放逐袁世凯后，立即另编了两协（一万二千人）禁卫军，派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管理海军；而自为各军统率，紧紧地抓住中央军权。同时，又进一步剪除袁党，以巩固自己对军政的控制。１９０９年２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6]３月２３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６月２８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１月唐绍仪被迫乞休。２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馀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特别是北洋各镇，上下各层军官都是袁一手培植起来的，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载沣等曾引用非北洋系的日本留学生替换北洋高级军官。这种尝试，也未能打乱北洋系统，而终归失败。如１９１０年１２月，调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以湖北留日陆军学生吴禄贞（１８８０—１９１１）年接任第六镇统制。但吴禄贞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于１９１１年终被袁派人刺杀（见第八章第二节）。所以，帝国主义者一直把袁视为“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仍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7]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帝国主义分子“群口相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8]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9]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重心的迅速变动，上层的危机更趋严重。袁被赶下台不到三年，伟大的辛革命就爆发了，清王朝从此灭亡，这都不是偶然的。历史的规律客观地向前发展着，把反动派一个一个地送进坟墓。 注释： ①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８。 ②清政府新官制是：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如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太常、学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并入，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名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邮传部。各部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 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２，页１。 ⑤袁世凯：《陆各镇请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日，故宫军务档。 ⑥《莫理逊致奇罗尔》１９０６年１２年９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ｋ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１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６版，页３９７至３９８。 ⑦１９０５年河间秋操，有人密折附片，奏劾袁世凯阅操用龙旗。１９０６年９月２７日，给事中陈田劾庆王收受山东巡抚杨士骧贿银十万两，由袁世凯过付，词连徐世昌，折留中。１９０７年５月，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缘无耻，以歌妓献载振。７月１２日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１６日，陈田奏劾袁世揽权营私。８月，御史成昌参劾杨士琦，词连袁世凯。１０月２６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袁世凯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因缘比附。 ⑧《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５３０，页５０。 ⑨《杨士骧行状》，《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⑩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８。 [1]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１０，页２２８。 [2]同①。 [3]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１１。 [4]《泰晤士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４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Ｓｈｉｈ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９９。 [5]袁克文：《圭塘歌合集》。 [6]《锡良遗稿》，奏稿第２册，页９４３、１０、３０。 [7]《莫理逊致蔡廷斡函》，１９１１年４月５日。同⑥，页５９２。 [8]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9]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８１。 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 孙中山（１８６６一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清末，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当工人，后来，开垦荒地，经营畜牧业，渐渐发展成一个华侨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读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由于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便经常和爱国青年一起，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民族危机加深，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毅然走上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道路。１８９４年秋，他在檀香山华侨中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不仅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且要“创立合众政府”，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封建君主制。不久，孙中山回国宣传革命，联络会党，扩大组织，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义和团运动后，全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民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１９０４年２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会员有黄兴（１８７４—１９１６）、谭人凤、陈天华、宋教仁等，共推黄兴为会长。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组成，负责人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等。这两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在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大都逃往日本东京避难。当时，在日本有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不少人也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后，于１９０５年７月到达日本，在各革命团体积革命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倡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受到热烈欢迎。同年８月２０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并组成了总部机关。 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后，孙中山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在同盟会的宣言中大胆地设计了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庄严宣告：为肃清中国千年专制之流毒，“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同盟会的纲领尽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②这个纲领对殷切希望从封建专制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对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广大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对民主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发行多种报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历史，热情地讴歌人民起义的英雄事迹，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无情地揭露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丑行和所谓“新政”及“预备立宪”的骗局，指出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官僚都是清廷的“豪奴”，并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推翻清政府。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堕落为保皇党。他们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保皇，诋毁革命，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帮腔。同盟会以其机关刊物《民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对保皇党进行反击；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耍不要实行民主，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与康、梁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剥掉了康、梁身上披着的迷人的外衣，使许多受改良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站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③ 孙中山不仅直接领导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也积极地组织国内武装起义。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在同盟会员刘道一等领导下，江西省萍乡、湖南省浏阳和醴陵爆发了会党矿工起义。他们发布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提出“破除千年之专制政权”，“建立共和民国”。各路起义军三万余人，在几天内占领了许多重要村镇，屡败清军，形成很大声势。清政府从长沙、武汉、南昌调集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军因力量分散，寡不敢众，终归失败。但这次起义扩大了同盟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谅。 袁世凯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贯采取仇视态度。在他被摄政王载沣赶下台以前，除极力推行“新政”，强化统治工具外，还想方设法直接镇压革命。早在１９０４年，他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了自己的坐探。同盟会一成立，他立即密奏西太后。西太后密谕各省督抚“严防乱党”。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袁于１９０６年把天津侦探队改组为探访局，扩大特务机构，到处布满“包探”，缉捕革命党人，并规定“拿获革命党首领赏银千两，一般党徒五百两”。④尽管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还是放心不下，“夙夜焦思”。清政府镇压萍、浏、醴起义不久，即１９０７年２月８日，他给西太后上密折说：民主革命的学说“中于人心”，海外留学生“靡然从之”，开演说会、纪念会，“听者数千人”’“履霜坚冰，渐难收拾”。并建议采取以下“拔本塞源”四策： 一、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他说：“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为不轨实迹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力、”’“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使逆酋无托足之区”。 二、派人到国外华侨中作欺骗宣传，使其拥护清政府。他说：“应饬外务部招选明白事理、长于口辩之员，优给费用，派赴各国使馆，酌改装束，作游历绅商，分赴著名巨埠，招集华侨演说国家变法自强之理，与国民同舟共济之义，以解散逆党、抵为浮言，并联络各报馆，使海外商民回面向内。” 三、限制出国留学生，于留学生中“安插眼线”。他说：“应请饬下各行省转行海关，严查出国学生，不论前往何国，如无咨送文凭，概不准听其自往，并请旨施下驻日使臣兼留学生监督。重赏购钱，密查学生之附合该党者，分咨各该省原籍，责成该生家属招回管束”，“苟逆党孤立无助，其势自衰”。 四、取缔革命书报。他说：“近来逆书逆报甚多，其尤者如《民报》，如《回天手段》……”“内地总行严禁”’“若按户严搜，必多骚扰；听其滋漫，则隐患无涯”。“应请旨饬下学部编定教科书，将忠君爱国之义，进化合群之理，反复申明，俾家经而户诵之，庶淫辞邪说不得行其蛊惑之方”。⑤ 西太后对四策全部采纳，当天批令“外务部学部认真办理”。⑥ 经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要求，日本政府令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于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７日开除与同盟会有关系的的中国留学生３９人。３月４日又迫令孙中山离境。８月２１日，清政府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前往东南亚各国，名为“考察商务，奖励华侨”，实则作欺骗宣传，妄图断绝广大华侨和革命党人的联系。⑦２３日，清政府又密令各省督抚查拿革命党。 清政府用残暴的屠杀政策并没有把革命党人吓倒，加上上述各种鬼蜮手段也无济于事。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后，移居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继续积极领导国内革命运动，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１９０７年，先后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以及光复会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１９０８年有钦州起义、河口起义和熊成基发动的安庆起义。１９１０年２月和１９１１年４月又有两次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无数革命志士，满怀爱国激情和民主理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打击，使“革命党”的名声威震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震惊了封建统治者，使他们闻风丧胆，谈虎色变，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过程。如１９０７年安庆起义，“京中王公大臣接警电”后，吓得“心惊肉跳”，各省督抚也“有戒心”“乘舆所至，护卫者数百人，执戈荷枪，如防大敌”。就是一向被人称赞为“有胆”的袁世凯，也吓得忙“将署内人员拍照小影”，出入检查；又把“署前后左右原有小摊以及星卜算命之流，肩挑小贩之属”’“全行驱逐”，深恐革命党人“混入，以行不轨”。⑧ 同盟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陆续派遣会员到各省新军、会党及学堂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建立各种形式的革命团体，积蓄革命力量，为大规模的起义作准备。在湖北新军中，先后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１９１１年初，振武学社改组扩大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秘密联络各营中的士兵，不及半年，便发展社员三千多人。与文学社齐名的共进会，在湖南、湖北的会党和新军中也吸收了许多会员，影响很大。在长江下游各省，除光复会外，还有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的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在袁世凯控制最严密的直隶省，也出现了同盟会员组织的共和会、铁血会和急进会等革命团体，会员分布于保定、天津、北京各地。１９１０年初，共和会会员“仅以保定一隅而言，已逾三千余人”，⑨其中包括北洋第六镇官兵和陆军务学堂学生一百多人。１９１１年春，各团体合并组成“革命联合会”’声势更加壮大。 此外，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山西等省的同盟会员，也都做了许多发展革命势力的工作，积极筹划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长江中下游各省，由于人祸天灾，连年发生严重饥荒，大批饥民流入城镇。１９１０年春，“武汉地方聚集饥民十余万人”。⑩饥民求生不得，除去反抗，再无出路。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抢米事件。１９１０年４月，长沙城乡饥民二万多人聚集在巡抚衙门门前，要求减价平粜米谷救命，湖南巡抚岑春竟下令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饥民愤不欲生，与清军展开激烈搏斗，进而捣毁抚署，砸抢米店，焚烧教堂和洋行，把长沙城里闹得天翻地覆。清政府一面调集军队镇压，一面将岑春撤职，允许开仓平粜，以平息饥民的怒火。同年５月，为反抗政府滥增捐税，山东莱阳农民揭竿而起，数千人冲进县城，包围县署，焚毁巡警局董房屋。至６月，万余农民再次涌进城内。山东巡抚孙宝琦急忙调派北洋军第五镇步兵二营及巡防军二营前往镇压，焚烧民房千余问，屠杀数百人。 清政府的屠杀政策，使人民大众和封建朝廷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１９１０年前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呈观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景象。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载沣罢免袁世凯以后，加紧搞假立宪。１９０９至１９１０年，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资产阶级立宪派占了多数席位。他们利用自己在谘议局里的优势，于１９１０年２月至１０月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乞求开国会、制宪法、成立责任内阁。载沣本想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他过去既不肯把权力分给“有功”的袁世凯，现在自然更不愿白白送给立宪派。当年１０月，具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在北京开幕，议员共二百人，其中“钦选指定”者竟占一半。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清廷又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奕匡力为总理。阎员十三人，满族占八人，而皇亲贵胄又占其中五人。这个“皇族内阁”一出笼，立宪派及一些汉族大官僚大失所望，整个统治阶层陷入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继袁世凯下台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又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所谓清政府已孤立得只剩下一小撮愚蠢的、傲慢的末世贵族了。 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袁世凯，幸灾乐祸地看着载沣陷入绝境。１９１１年３月，他的一个老部下到彰德去看他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袁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恐亦不易收拾也。”[1]立宪派张謇于６月入京路过彰德，特地去拜访他。他有意拉拢张，以进一步孤立自己的政敌。他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尊从民意而行……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辞别他后，十分欣悦地对同行刘厚生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此后，袁、张之间顿互通情报，实际上订立了政治同盟。 清政府愈孤立，就愈依赖帝国主义。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就颁布了所谓“铁路干线国有”命令，下令将各省商民集股修建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夺取中国人民办铁路的权力，转送外人，而不还商民的股本。５月２０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和粤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拍卖了这两大干线。清政府的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各地立宪派乘机鼓请愿，保路会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防保路运动，川汉和粤汉两路所经过的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便成为风暴的中心，而以四川最为激烈。 ８月２４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数万人在成都举行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不认外债。接着，重庆、嘉定、荣县等数十州县的保路分会相继响应，声势十分浩大。在清政府不断催促下，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伦等。群众赴督署要求释放，赵尔丰悍然下令向和平请愿者开枪，三十二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反动派的枪声，成了全川暴动的信号。同盟会员在各州县联络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各处皆数千人，或万余人”，[3]从四面八方进围成都。成都紧闭城门，“十余日文报不通”。[4]四川的斗争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清政府十分惊恐。端方等奏请起用袁世凯代替赵尔丰，以便迅速扑灭保路运动，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革命党人已乘机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６９。 ②《列宁选集》，卷２，页４２４。 ③同①，页１７６。 ④《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⑤袁世凯：《密陈大计以遏乱萌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故宫档案。 ⑥同⑤，批。 ⑦《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故宫档案。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６日。 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页２８。 ⑩《黎元洪呈陆军部报告》，宣统二年五月七日。故宫档案。 [1]曹倜：《古春草堂笔记》，页２２。 [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页２６１。 [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３６６。 [4]《赵尔丰致赵尔萃述四川情形电》，同紒紞矠，页３８８。 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１９１１年９月，在四川全境烽火连天的时候，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组成联合司令部，预定于１０月１６日起义。但到９日，起义领导机关突然遭到破坏，军事参谋刘复基、交通杨宏胜、宪兵营革命党代表彭楚藩均被捕，惨遭杀害。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参谋长孙武等被迫逃走。湖广总督瑞下令关闭城门，禁纳新军各营往来，实行大搜捕。一时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城。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受爱国激情的驱使，“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①１０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鸣枪举义，冲出营房，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各营士兵闻声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多人，一举攻占了总督衙门，瑞仓皇逃上兵舰。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次日，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占领城市。１２日清晨，武汉三镇全告光复。 起义的成功，把创建政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在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革命党人从开始就表现得态度软弱。他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企望得到新军协统黎元洪和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的帮助。汤化龙（ｌ８７４—１９１８），当时，担任湖北省谘议局局长，对清廷假立宪心怀不满，立即和他的拥护者胡瑞霖等一起归附于革命阵营，进行政治投机。经立宪派提议，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自己担任了民政部长。黎元洪（１８６４—１９２８），是新军第２１混成协协统，在革命党人的威逼下，他被迫参加革命，开始他担心革命不能持久，顽固地拒绝上任，直到看见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时，才然就职。在黎元洪就职前，孙武等革命党人为了领导军政府的实际工作，成立谋略处，议决一切重大的军政问题。根据同盟会的纲领，他们立即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发布檄文，号召各省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又取消苛捐杂税，豁免本年和历年积欠的田赋，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农群众和学生踊跃参加革命军，支持军政府。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 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革命形势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广大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条腐烂的破船迅速下沉。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惊恐万状。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绞杀革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北洋军身上。１２日，清廷命令陆军大臣昌统率第一军火速南下。第一军由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代理统制王遇甲兼第八协协统，第七协协统陈光远），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协统李纯）组成。又命令萨镇冰（１８５９—１９６０）率领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由水路进攻。同时，又指派军谘使冯国璋将第五镇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协编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但他没有带兵打过仗，又是满人，北洋将领们对他不信任，不愿听他指挥，心中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叫喊“火速”、“火速”，而北洋军的动作却非常缓慢。奕匡力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廷卖命。 起用袁世凯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帝国主义者的惶恐不安，不下于清政府。英公使朱尔典向其外交大臣接连不断地发出电报，报告各处起义的情况，电文的语气显得十分张皇。帝国主义者看出充当他们统治中国驯服工具的清政府，已失去了镇压革命的能力。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②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③由于国际形势处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夜，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不能协调一致重演八国联军丑剧，便相继宣布“中立”。为了保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它们迫切需要物色一个能有效地绞杀革命的人物，以取代清政府。十年前替它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相继死去，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④朱尔典多次拜访奕匡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 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１４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他对袁世凯疑忌重重，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而对“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即北洋军及海军，只能“会同调遣”。⑤这就是说在指挥北洋军的问题上，袁世凯只能充当昌的副手。 自保路运动爆发后，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布置在各地的坐探，不断向他报告消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１０月ｌ１日（夏历八月二十日），适逢他的五十二岁寿辰。由于政局动荡，不少人估计他可能再起，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比往年更多：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王锡彤等，“咸集洹上”。这天，正当养寿园内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对近在身边的革命战火，颇感慌恐不安，立刻下令停止祝寿活动，“剧宴皆止”。⑥同时，他马上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言谈之间颇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他决心乘机东山再起，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仍愤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持他。起初，他曾有称王称帝自开局面的设想。倪嗣冲等也极力向他劝进说：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袁世凯反复考虑以后，认为这种做法风险太大。因为：“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巡抚）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⑦ １４日，阮忠枢持奕匡力亲笔函由北京前来，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同时，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劝他不要应命。袁克定、王锡彤“力袒杨”’“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一天，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然则公何以受命？” 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 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 袁勃然变色，大声说：“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作革命党。”⑧ 袁世凯从来视革命党如洪水猛兽。反动阶级的本性使他不甘心让革命胜利，而决心以“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为幌子，趁机先取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再来扑灭革命。他认定这样夺取权力，“顺理成章，千稳百当”。 清廷于１４日给他的权力，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隔了一天，他就复奏说：“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格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⑨他既不坚辞，也不请赏假，只是借故拖延。在此期间，他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极力争取权力。他一再向清廷建议“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荡平”。他还致电湖北前线的昌说：“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⑩对北洋将领更告诫道：“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诚有不可轻视者。”“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甚少”。[1]同时他又奏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其能召募军队。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和已革职的倪嗣冲，并调段芝贵、陆锦、张士钰、哀乃宽等到彰德“委用差遣”。还要求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2]等等。 袁世凯以“调治”疾病和“筹备布置”为借口，作出不能立即南下督师的姿态，北洋军各将领也就不好卖力作战，汉口革命军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刘家庙后，清军退至滠口。徐世昌奉奕匡力之命，自北京潜赴彰德，劝袁“力疾就道”。两人密谋以后，便以袁氏的名义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载沣。这六条有两个意思，即收买人心，总揽军政大权。２３日，冯国璋奉命抵彰德，袁立即奏派他接替昌担任第一军总统，又对他说：“非筹备局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并授意他到前线后应“暂作守势，使将士精锐之气蓄而待发”。[3] 这时，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告起义，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清廷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之下，不得不答应袁世凯的条件。２７日这一天，接连发下四道上谕：一、调昌“回京供职”；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三、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四、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到袁党手里。 袁世凯夺取军权的计谋得逞，非常惬意，次日（２８日）便决定于３０日南下，并当即电告清廷和昌。[4]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一万二千五百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召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倪嗣冲所募各营的军官，大都是由毅军抽调来的。后来他就以这支军队为基础，扩编为“安武军”，成为盘踞安徽的地方军阀。同时，袁世凯命令冯国璋指挥第一军迅速向汉口反攻。 正当北洋军的运兵车沿京汉铁路隆隆南下时，１０月２９日山西太原爆发了革命。同一天，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发出通电，强硬要求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革命党人）也正秘密策划联合山西和滦州军队直捣北京。当时，北京传说纷纭，一片恐慌，官吏眷属纷纷迁避天津，隆裕太后也预备携带小皇帝溥仪逃往承德避难。这一切变化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使他感到震惊，他不愿清廷垮台过快，失去手中的工具。同时盛传吴禄贞将“夺彰德，断后路”，[5]北洋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为了摆脱危机，他迅速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他一边致电奕匡力，谏阻帝后出京；一边派赵秉钧入京勾通奕匡力，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赵秉钧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他借助毅军的势力，重新控制了北京巡警，并强令商户开业，戏院开演，减免捐税，以安定人心。 二、派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周符麟原是新建陆军的正兵，由袁多次提拔，官至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１９１０年，被吴禄贞撤职，因此对吴怀恨在心。他以二万元收买吴的卫队长马步周（字蕙田，北洋速成学堂毕业生），于１１月７日在石家庄车站将吴刺死。同时扑灭了驻保定第六镇入伍生队军官和学生策划的一次起义。周符麟得以官复原职。李纯接任第六镇统制，第六镇又完全置于袁的控制之下。 三、通过徐世昌授意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潘矩楹原是新建陆军随营学堂的学生，１９０２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经袁和徐世昌提拔，官至第二十镇第四十协协统。张绍曾在滦州通电时，潘原本列名，及接列徐世昌的指示立即改变态度。张绍曾闻吴禄贞被刺，已十分恐惧，再加上潘的威胁，即匿居天津租界不出。袁怂恿清廷派张绍曾为宣抚大臣，使赴长江一带宣抚清廷“德意”，而荐举潘矩楹代理第二十镇统制。潘秉承袁的意旨，把二十镇调开，分扎于新民、昌黎、永平、山海关各地，从而瓦解了“滦州兵谏”。 四、袁世凯自己则于１０月３０日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ｌ１月１日攻入汉口，焚烧三昼夜，肆行抢劫、屠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统计不下数万家。该处为汉口最繁盛之区，其间财产都系二十一省客民居多，乃均一焚无遗。且伤者伤，死者死，凡老幼妇女被枪毙焚烧者，殆不可数计”。[6]北洋军的暴行，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愤怒。声讨北洋军的函电如雪片飞来，以致袁世凯不得不假惺惺地指示冯国璋“通饬各营，整顿纪律”。[7] 袁世凯攻占汉口，又以血腥手段扑灭了北方军队的一次起义，使清廷摆脱了一次大危机。同时，他乘机把近畿的兵权抓到自己手中，这就迫使清廷非请他组织责任内阁不可了。 “滦州兵谏”的次日，清廷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欺骗人民，下诏“罪己”，特赦国事犯，解除党禁。在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当天，又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１１月８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再推举袁世凯为总理。次日，清廷“依法”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军次，接到任命上谕，仍故作姿态，电辞不就，经清廷再三电促，始率卫队（队长唐天喜）北上。１３日，他到达北京，住锡拉胡同私寓（后移至外务部大楼）。次日入朝，谒见隆裕太后，誓言效忠清室。以后，又到东交民巷拜访帝国主义列强驻京公使，并发表政见说：“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8]与此同时，前被清政府免职的梁士诒、唐绍仪等人也先后抵京，协助袁世凯组阁。１６日，袁氏公布了内阁名单，阁员大都是他的党羽或者朋友，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严修，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大臣唐绍仪（先后由杨士琦、梁士诒署理）。同时，他又请立宪派首领张謇担任工商大臣，梁启超担任司法副大臣，以表示愿意与立宪派合作。虽然，张、梁都认为还不到携手的时候，婉言谢绝，但他这个“友好”姿态，对已卷入革命阵营的各省立宪派和仍在日本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却有巨大的影响。 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军谘府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载涛和毓朗，而让昌和徐世昌接替。摄政王载沣虽然丧失权力，仅存虚位，但名义上仍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且，控制着禁卫军一万多人。袁世凯对此仍不放心，在朱尔典的帮助下，他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攻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又由隆裕太后申明“家法”，亲贵不得预闻政事。于是，“百僚震恐，无敢异言”。袁世凯乘机调冯国障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并将禁卫军炮队全部调援山西。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经过如此一番布置，他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成了他手中可供随意摆布的傀儡。 帝国主义者对袁世凯掌权几乎一致拍手叫好。在他组阁的前一天，朱尔典兴奋地向英外交部拍发了一个急电，要求为“新政府”捧场。１５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9]驻北京的公使团不仅积极活动给袁世凯以财政援助，并且在１１月２３日作出“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机会”的决议，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巩固地位。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王朝）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10]它们便勾结袁世凯，加紧策划政治阴谋，以便扑灭革命烈火。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１８２。 ②张蓉初译：《红档杂志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３３５。 ③《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１年，中国第一号，页５５。 ④克罗莱（ＩＩ．Ｃｒｏｌｙ）：《司戴德》（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４１８。 ⑤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２９４。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张国淦：《洪宪遗闻》。 ⑧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６、１７。 ⑨同⑤，页３０７。 ⑩《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五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同此） [1]《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见同⑩。 [2]《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同紒紜矠。 [4]《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5]同⑥。 [6]《汉口灾民致上海商会函》。 [7]《袁世凯致冯国璋电》，宣统三年九月。 [8]《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 [9]同③，页４０。 [10]同③，页５８。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 袁世凯在北京稳住阵脚，便回过头来全力对付革命党人。凭着多年反革命的政治经验，他深知此次革命决非偶然，更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扑灭的。所以，他出山时就表示要以所谓“文明”手段“对待民党”。他的所谓“文明”手段，就是通过谈判，“招抚民党”。① “欲取先予”，这是一切政治阴谋家的惯伎，袁世凯也颇精此术。他在彰德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二条，就是专为向革命党人买好的。过了几天，他又指示幕僚刘承恩致书黎元洪，②转达他“早息兵争，以安百姓”的一片心意。为了迎合革命党人“反满”的愿望，他把自己装扮成汉族利益的维护者，在信中说：“况兵者汉人，蹂躏者亦汉人，我汉人胡为自相屠戮”；“阁下及诸英雄……或则有要求，即转达项城，筹策维护。诸公大才，不独不咎既往，且可重用共襄国事也。”③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于１１月４日亲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及统将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④，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提出实行君主立完，早日和平了结。１１月８日，黎元洪回信，拒绝君主立宪，但明确表示如他赞助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袁世凯觉得诱和有了希望，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于１１月１１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下，黎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刘、蔡枉然而返。 袁世凯仍不死心，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１１月２０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谈判地点在俄国领事馆，俄国领事敖康夫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充当谈判的“中间人”。刘承恩说：“宫保（袁）之意以为鄂军此举系改良政治起见，现今政府所有皇族执政之员均已更换，将来政治改良进步必易，定可为君主立宪之国。至于前次所云必须另建民主一节，终非完美办法。已闻某国已准备十万精兵，借口保护东亚邻邦，并有向某亲王云及包为平治地方并保皇室平安等语。倘故为激烈之要求，恐惹起惨烈之干涉或许保护之事，则中国前途大有可危。是以命我前来向诸公恺切劝谕，不必为过激之举，早日和平了结为是。”孙当即反驳说：“清政府已失全国之信任，袁宫保向来明达，如此大事已定之时，必欲推戴满清为君主，不独鄂省一方面不表同情，恐各省国民及热心志士亦将不能俯就。好在我等虽不认满清为君主，必仍保其安富尊荣。至于外人干涉等语，此系恐吓小孩子之话，况国际公法载有明文，岂堂堂袁项城素称大人物而不明此理！”⑤ 双方从下午６点辩论到晚上１１点，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刘承恩立刻将谈判经过禀报袁世凯。 “不学多术”的袁世凯，一手牵着多条议和的线。在刘承恩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同黎元洪谈判的时候，他利用杨度等人向革命党人展开更为狡猾的政治攻势。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愈来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却害怕起群众来，不敢率领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晴。错误地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这一切自然使这个一贯抱实用主义的野心家大为动心，认为有机可乘。他立即改变策略，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⑥ 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新从刑部狱中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据当时呈报袁世凯的一份说帖记载，袁克定曾向汪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并要求汪质商于南方革命党人。 接着，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杨度串通江精卫于１１月１５口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⑦在此以前，唐绍仪也“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⑧由此可见“国民会议”是袁党一系的主张，而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⑨ １１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则不同意讨论这一重大问题，有的人认为应先请袁世凯到院说明“到底主剿主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⑩其后，资政院因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再未集会。同时，“国民会议”的主张也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谴责。汪精卫致电上海和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认其主张。武昌无回电。上海《民立报》发表社论直斥为“无聊之共济会”，说当今革命将告成功之际，“中国为君主为民主，尚欲开会解决耶？”并严正声明：“共济会之说，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1]袁世凯的计谋不能得逞，“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和平”攻势，接连遭到挫折，便认为必须在军事上给武昌以打击，挫伤革命军领导人的锐气，诱和政策方能收效。于是，他一面攀请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攻击汉阳。１１月２１、２２日，北洋军第十一协和第八协由蔡甸、驼罗口两处渡过汉水，经过六天激战，于２７日攻陷汉阳。次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攻击，仅隔江炮击武昌，进行精神战。同时，朱尔典立即指示汉口英国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把严酷的现实和空幻的和解建议同时摔在革命党人面前。软弱的革命党人终于同意实现武汉的局部停战。 袁世凯在汉阳的胜利，并不能挽救反革命阵营的瓦解之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仍然飞速发展。从１１月初，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并且全部获得胜利。１１月３日上海起义成功，杭州、苏州相继光复，随即组成沪苏浙联军和起义的新军第九镇一起，向南京进攻。１３日，海军舰队十三艘于九江起义，加入革命。同时，福建、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据守南京的张勋也在１２月２日溃败，向北逃窜。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全被革命军占领。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2]由此可见，袁世凯虽然能在北洋军集中的武汉地区采取攻势，但从全国形势看，他却陷于被包围的地位，处于守势。当时袁克定致冯国璋函中曾供认，北洋军“四面受敌”。[3]而且，北洋军进攻汉阳时，损伤惨重。第十一协“官兵伤亡五百零七员”。[4]第八协“前线目兵仅余一千零九十三名”。袁世凯派出的前政侦探委员向他报告说：“驼罗口一战第八协已伤亡百多名，其他协标亦有伤亡，是每战一次即损伤，兵士有减无增，尤为可虑。”[5]所以，袁世凯于攻下汉阳之后，不敢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转而急于施展“和平”手腕。 当时，直接指挥北洋军的冯国璋，倾向于继续和革命军作战，而段祺瑞则主张和谈。袁世凯利用二人表示不同主张，以淆惑视听，使清廷和革命党人都不疑其操纵。他在冯国璋攻陷汉阳的第二天，派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１２月９日，又调冯国璋入京，任禁卫军总统，而让段祺瑞接统第—军和前敌各军。段祺瑞深知袁世凯换将的意图，到汉口后，立即停止炮轰武昌，“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6]多次向革命军表示，只要能举袁世凯为总统，“则共和可望”。１２月中旬，他一边派第二军总参议官靳云鹏北上，向北洋军各将领游说，使他们明了袁世凯的旨意；一边则密派廖宇春（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为北方军队代表潜往上海，与黄兴所派代表顾忠琛（江浙联军参谋长）秘密谈判，２０日达成协议五条：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与此同时，杨度和汪精卫于解散共济会后，也暗中加紧活动。他们与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极为频繁。１２月９日，黄兴电复汪精卫转告杨度：“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7]杨度将此电转呈袁世凯。袁说：“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8]袁世凯的口头谦让，不过是他的欺世之词。 除以上秘密活动外，公开的全面的和谈也开始进行。１２月７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唐绍仪于１１日抵汉口，次日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谈判。１７日，唐绍仪到上海。次日，即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不久，汪精卫、杨度也南下，暗中协助唐绍仪。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他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而来，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所以他下车伊始，“口风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9]在２０日举行的第二次议和会议上。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10]这些话完全道出了袁世凯议和的真实目的。 当时，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大都投机革命，并取得各省政府要职，如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浙江汤寿潜，四川蒲殿俊，江苏张謇，等等。他们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隐然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张謇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言人。袁世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已诚心诚意“和平了结”。唐绍仪南下时，他又面嘱唐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11]因此，在伍廷芳和唐绍仪公开谈判“停战”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的时候，由张謇作掮客，唐绍仪和黄兴等在老官僚赵凤昌家中举行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密谈成交以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同时，唐绍仪和伍廷劳的公开谈判也立即达成“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协议。正如伍廷芳所说：“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12] １２月２７日，唐绍仪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电告袁世凯。当天，袁世凯据唐电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会议，以决大计。袁奏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祗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项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话。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阔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13]由于袁、唐上下勾通，对清廷进行恫吓，清廷被迫赞成召开国民大会。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与伍廷芳切实讨论选举办法。 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骗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和议不成，亦可据北方数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阮忠枢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说得最清楚。他说：“蒿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14]袁世凯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15]进行血腥镇压。１２月中下旬，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攻山西，占娘子关，陷太原，又分兵掠晋南雁北，张锡銮出任山西巡抚。同时，齐耀琳接替宝为河南巡抚，下令搜捕革命党，于开封捕杀同盟会员张锺瑞等十一人。前此，山东巡抚孙宝琦由于受同盟会员和谘议局绅商的压力，被迫宣布“独立”。袁世凯组阁后，派张广建、吴炳湘至山东，煽动第五镇标统吴鼎元、张树元等反对独立。孙宝琦于１１月２４日取消假“独立”后，立即派第五镇至各州县，镇压革命人民。“全省官吏，日以捕杀民党为事。诸城、即墨各地之残杀，动逾千万。”[16]倪嗣冲率所部攻陷皖北太和、颖州。赵倜、周符麟带领毅军一部由豫西攻潼关，妄图消灭陕西革命军。袁世凯又奏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地盘。接着，王怀庆等于次年１月初镇压了直隶革命党人策动的滦州起义。稍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往奉天，说服赵尔巽和张作霖赞同清帝退位，而拥护袁。段芝贵代表袁，以奖励张作霖“治军精勤”为名，赏赐军刀一把及其他珍贵物品，价值一万元。从此，张作霖积极拥护袁，无情地镇压奉天境内的革命势力。 正当袁世凯竭力推行反革命两面派政策之时，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上海。孙中山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民立报》以“和乎？战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在天津集会，一致议决吁请孙巾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17]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破坏，于１２月２７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18]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以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１月３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法令，如废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和缠足，通令剪辫等等。３月１１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通信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举的权利。并确定国家机构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制，等等。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约法，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要求，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19]它给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民传来了新气息，带来了新希望。使人们透过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长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朝灭亡的厄运已定。称王称帝在人民心目中成为非法，“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为顾全黄兴等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曾于１２月２９日电告袁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予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诺言不肯相信，深恐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再加上当时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国民代表会议选举法，以省为单位推派代表，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多，恐不能操纵自如。所以，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直到１月１日他约见朱尔典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20]次日，他一面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悍然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谕令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21]同时，又唆令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将领十五人联名至电内阁极力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向清廷王公贵族呼吁，要他们拿出钱来，以便继续作战”。[22]于是，奕匡力认筹十万，其他亲贵则三五万不等，隆裕太后下令发内帑黄金八万两，充作军费。袁世凯向亲贵勒索了一笔钱以后，表面上又发布了一道“全军整备再战”的命令。实际上，他并非真想作战，面是虚声恫吓革命党入，用以取得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 １月５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说：“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23]伍廷芳当即国电解释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绝不相妨。现在民军光复十八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解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24]袁世凯又回电无理纠缠。围绕着停战撤兵、国民会议和临时政府三个问题，伍廷芳和袁世凯展开报战，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人谓为滑稽议和”。[25] 和谈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暗中接洽反而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转而成为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议题集中于让总统位置给袁世凯一事。１月１４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26]唐绍仪将此电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示态度。这时，帝国主义也全力支持袁世凯，它们相约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诬蔑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声称必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才能得到各国承认。[27]还不断地威胁说：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武装干涉。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时而起，桴鼓相应，肆意渲染帝国主义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分子和立宪派沆瀣一气，朝夕鼓噪，埋怨孙中山理想太高。变节分子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本有“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思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野心家袁世凯不信任，既见内外交迫，便决定让步，于１６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8]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以后，立即加紧逼迫清帝退位，并酝酿新的政治阴谋。 注释： ①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６。 ②刘承恩，湖北谷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在小站担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二营帮统。１９００年由张之洞调到湖北管带武建左旗第一营。后回北洋，由袁世凯历保至道员。湖北新军高级军官多与其相识。袁世凯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电招他至彰德，派其“办理招抚事宜”。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５４１。 ④《袁世凯电》，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又《清帝谕旨》，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政府陆军部档案。 ⑤《刘承思呈袁世凯禀》（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⑥同③，页５４６。又《袁世凯之隐衷》，见《时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⑦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⑧同⑤，页７９。 ⑨同③，页７９。 ⑩《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２７日。 [1]《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2]《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１５２。 [3]《袁克定致冯国璋手札》，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 [4]《李纯致袁世凯书》，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 [5]《前敌侦探委员赵连元探报》，宣统三年十月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6]《黎副总统历史》，见《宪法新闻》第１０期，１９１３年北京刊行。 [7]《申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8]同⑧，页７７。 [9]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９４页。 [10]同③，页７７、７８。 [1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页２６１。 [12]《伍廷芳报告议和始末情形电》，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６日。 [13]同③，页２５５、２５６。 [14]《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伍廷芳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16]《山东同盟会徐镜心、谢鸿焘、丁惟汾等致袁世凯等电》，见《临时政府公报》，第４８号。 [17]《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页１０４。 [18]同③，页１６。 [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１２６。 [20]《朱尔典呈葛雷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见《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２年，第６号，页１６。 [21]《各省代表议合全案》，卷上，页４２。 [22]同純紛矠。 [23]伍廷芳：《共和关键录》，页６０。 [24]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页２６２。 [25]同③，页５４８。 [26]同[23]，页７１。 [27]《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28]同[23]，页７１。 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廷本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袁世凯别有用心地维持。因此，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在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①ｌ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３日，顺直谘议局和直隶保安会两次致电摄政王，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示大公于天下”。②在京畿出现这类激烈言论，袁世凯竟不过问，显然是与他的意旨相吻合的。稍后（１月３日），驻俄国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以及其他类似的通电，则都是梁士诒在幕后策动的结果。对清廷，袁世凯不采取断然措施，而宁愿使用“第三者”倡议的迂回战术，甚至蓄意制造事端，借故拖延，除怕落得“逼宫”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需要挟清廷以逼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 当时，一些革命党人已识破了袁世凯的诡计，特别是身处其残暴统治下的北方“共和会”员，感受尤为痛切。他们自发地组成“暗杀团”，决心刺袁，为革命除害。１月１６日，袁入清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警备森严。当他定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楼上扔下炸弹，轰隆一声，人仰马翻，卫队长袁金镖等十余人当场毙命，袁世凯由覆车中爬出，乘马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光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三烈士从容就义。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了袁的窃国阴谋。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但是，当天他接到了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推举他为总统的电报，汪精卫又来电慰问，并解释说，暗杀活动与革命党无关，请严厉镇压。袁世凯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对丁字街事件没有多作纠缠，转而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骤。 袁世凯先秘密地把退位优待条件告诉奕匡力，并说用兵实在无把握，为清室及满人安全计，自以退位为上策。取得奕匡力的赞同以后，他就戴上一付“为民请命”的假面具，率领全体阁员上奏隆裕太后说：“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政府“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③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即于１月１７日、１８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除奕匡力、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没有结果。所谓“项城必欲出诸众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即指此局面而言。④ 袁世凯并不以攘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为满足，而企图于清帝退位后，不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自己在天津成立一个由他一手包办的政府。１８日，他亲自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尔典，征得同意后，于次日派赵秉钩、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所谓“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主张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立“临时统一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同时，他将此方案电告伍廷芳，要求于清帝退位后二日，南京临时破府即行解散。本来他一厢情愿地想：这是一石两鸟，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灭清廷。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个方案一出笼，王公亲贵几乎一致反对，说另设政府即是变君主为共和，绝对不行。尽管梁士诒威胁说：财政危机，仅有不足一个月的军费。胡惟德说：列强将乘机干涉。亲贵仍然不肯改口。赵秉钩不耐烦地说：这是内阁于万难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见采纳，则只有全体辞职。说完即扬长而去，会议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良弼等一小撮少壮亲贵，见袁世凯公然不忠于清廷，都愤愤不平。以前酝酿组织的宗社党，于是活动起来。他们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到处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公启》，说袁“蔑视纲常，损辱国体”，“其居心更不可问”。并要求清廷“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固“圣清万万年邦基”。⑤ 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也识破了袁世凯“非徒欲去满清政府，且欲取消民国政府”的险恶居心。⑥伍廷芳立即回电责问他。２２日，孙中山又发表声明说：“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袁若能与清政府断绝关系，为民国之国民，文当履行前言。”接着，又提五项具体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电民国政府；二、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孙中山接到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五、袁世凯须宣誓遵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⑦孙中山将上述声明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使人们了解议和的真象，以迫使袁不能再借故拖延。 袁世凯攫取共和国总统，过去一直是半公开的秘密。孙中山的声明发表后，由秘密默契，变为公开讨论，袁世凯再无法故弄玄虚了。他既不敢与革命党人翻脸，也不愿在清廷面前公开承认，陷入十分尴尬的窘境。宗社党人因袁用清朝皇位去换自己的总统，而对他越加仇恨。有人盗用“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的名义指责他“欺负孤寡，卖国求荣”，“甘为曹、莽之后裔”。有人写信给他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⑧ 袁世凯见少壮亲贵情绪激愤，单凭口舌难以令其就范，于是以“维持北京治安”为幌子，调曹锡率领的北洋军第三镇一部分进京，驻扎在东城及天坛一带，用以威慑亲贵。同时，为了麻痹政敌，他又厚着脸皮一本正经地对中外记者宣布：“现在外间多疑本大臣有谋充共和总统之志愿，揣测之词，殊属可笑。虽北方人民及各军队不免有此思想，而孙逸仙及一般民党亦屡次以皇上逊位即以大总统推戴为言，然本大臣断不肯担此责任：（一）若任总统，似目下之请皇上逊位，纯为自私自利起见，天下后世将视我为何如人；（二）第一任总统经营创造，甚属不易……我年近六十，病体支离，数月以来，国事操劳，益觉颓唐，自问实无此才力。我此次之力疾拜命，实恐北方糜烂……但使大局敉平，可以始终保全北方之秩序，则我之责任已尽，即我之志愿已达，其他实非我所愿闻。”⑨ 袁世凯公然否认与革命党达成的口头协议。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再次通电说：“此次议和，屡次展期，愿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消唐绍仪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仪于正式会议时所签允之选举国民会议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则袁世凯不特为国民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克再行展期，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⑩孙中山宣布了袁世凯的罪状，揭穿了他的诡计，使他无法躲闪。 袁世凯遂以在丁字街被刺为借口，称病不朝，“所有面奏及请旨事件”，都托赵秉钩、梁士诒、胡惟德传述。又扬言即将辞职，北京恐有动乱，劝外国人迁入东交民巷，以防意外。从表面看，他好像心灰意懒，将要退出政治舞台，其实这是他采取新攻势之前故意放出来的烟幕，暗中他正和心腹爪牙联络布置，推行“共和不独立之计划”，掀起“请愿共和”的风潮。[1] 袁世凯的喉舌杨度，首先出来鸣锣开道。１月２５日，杨度在北京组成“共和促进会”，发表宣言，先对阻挠共和的“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猛烈抨击一通，然后说：“使君主立宪尚可救今日之危亡，则度素持此义，岂至今日而反昧然，特以时势所迫，断不能以党见之私，招瓜分之祸。且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行，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今者事机急矣，危亡在即，别无他计，唯于促进共和，求南北之统一，以此保全国家，即以此保全皇室；否则南北并败，满汉俱亡……虽食反对者之肉奚有补于亡国之痛哉！”[2]杨度为自己和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涂脂抹粉，为北洋集团“请愿共和”定下了基调。次日，段祺瑞率领前线北洋将领四十六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备事项”。这就是说要清廷把政权交给他们的党魁袁世凯。２月８日，段祺瑞又发来第二个奏电，历数“皇族之败坏大局”罪状。接着说：“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3]言外之意，再不退位，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接着，由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琳、吉林巡抚陈昭常、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等袁党联名电奏，一致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4]与此同时，北方各省谘议局，驻国外各公使及地方官吏，或先承意旨，或揣摩迎合，纷纷请求共和，奏电如雪片一般飞到北京。 袁世凯如此大力鼓动党羽，倾巢出动，一哄而上，“请愿共和”，并非像杨度宣言所说是出于什么“救国”，抛弃了“党见之私”，他这样搞的目的，除了要逼迫清帝退位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企图，即制造由北洋集团一手造成共和局面的假象，贪革命之功为已有，以便攘夺革命果实。 在“请愿共和”的喧闹声中，１月２６日最顽固的宗社党头子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群龙无首，满朝亲贵心惊胆战。他们又读到北洋文官武将的奏电，知大事已去，便纷纷逃出北京，投向天津租界及大连、青岛等地，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隆裕太后为了笼络袁世凯，下诏封他为一等侯爵；但袁此时志已不在位极人臣，而要南面而坐，自然一口拒绝了荣典，梁士诒、赵秉钩、胡惟德秉承袁的旨意，不时入宫恐吓隆裕，动以利害。隆裕无可奈何，只得于２月３日授袁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多日称病不朝的袁世凯，立时抖擞精神入朝，提出优待皇室条件。２月１２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下诏退位。至此，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垮台。 清帝退位诏书是由张謇起草的，参议院通过后，交唐绍仪电达袁世凯转清廷颁布。袁世凯故弄狡狯，在诏书中添入“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以表示其权力乃得自清廷，而不必受革命政府约束，而且由此制造了一种“北洋正统”的观念。因此，清帝一退位，他就认为隆裕太后把天下交给他了，立刻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的名义，布告文武官衙和军警“照旧供职”。[5]另成立“临时政府筹备处”，设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等六股。他一边暗中唆使北洋军队和蒙古代表通电推戴他作总统，一边谋求列强驻北京公使的支持。孙中山得悉上述情况，立即给袁发来电报，严正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而袁回电则把添入退位诏书中的一句，诿之清廷，还说什么“该诏书为遗言性质，无再起死回生使其更正之理”；并咄咄逼人地宣称：共和政府固然不能由清帝委任，“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6] 袁世凯看出革命党领导人害怕决裂，只求迅速结束革命的心理弱点，故意作出组织临时政府的姿态，而又不肯马上成立，意在逼迫革命党人尽快交出政权，由他来“统一”。所以，在进行威胁的同时，他于１３日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又按孙中山提出的条件娓娓动听地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7] 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传到南方，立宪派及一些右倾的革命党人都兴高采烈，认为大功告成。只有少数人对袁世凯疑窦满怀，对革命前途忧心忡忡。孙中山为实践让位诺言，于１３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继任临时大总统。１５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是日发电给袁，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次日，袁回电，欣然接受说：“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以一己之意见辜全国之厚期”。[8]同时，他立即把自己的发辫剪去，并通令自２月１８日（阴历正月初一日）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表示“咸与维新”，喜庆共和。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００。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１４３、１４４。 ③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页２７０。 ④《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页３６５。 ⑤《北京旗汉军民公启》（原件），见《大树堂来鸿集》第一册。 ⑥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文电”，页８。 ⑦同⑥。 ⑧《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上袁总理书》（原件），见同⑤。又同③，页２７３。 ⑨《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页３１。 ⑩同②，页１３５。 [1]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７、１８。卷５，页２９、３０。 [2]杨度：《共和促进会宣言书》。见《帝国日报》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 [3]同②，页１７３、１７９。 [4]同②，页１８１。 [5]同②，页１８７、１８８。 [6]同⑨，页４８。 [7]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页ｌ１７。 [8]同[7]，页１６２。又同⑨，卷下，页５１。 鼓动兵变，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并不是真正相信他；为了将他置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孙中山辞职时附有三项条件，交参议院通过：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及一切法制章程。袁世凯当选后，孙中山接连打电报请他南下就职，并说：“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①北方各省是袁世凯多年经营的地盘，一旦离开，便失去凭依，在他发表政见时已强调“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吐露出不想南下的意思。接到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他一边密电张謇向革命党人“疏通”；一边则密派代表请求帝国主义各国驻北京公使出面干涉。各国公使依据《辛丑条约》取得了在京津一带驻军的特权，如果中国政府南迁，他们便不能利用这种特权对中国政府实行军事控制。因此，他们一致表示支持袁世凯。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公然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表示，迁都南京是一种“过分的要求”。② 有帝国主义者撑腰，袁世凯的态度便凶横起来。他于２月１６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逮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接着又威胁说：“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③ 孙中山把袁世凯南下就职视为防备他背叛民国的一道重要防线，不肯轻意放弃，乃决定派欢迎专使北上，坐促南下。 ２月２７日上午，欢迎专使蔡元培及欢迎员魏宸雄、刘冠雄、钮永建、王正廷、黄恺元、宋教仁、汪精卫、曾昭文等抵达北京。唐绍仪已先一日到达。袁世凯对专使毫无表示拒绝之意，可且特令内外城各商铺悬挂五色旗，在车站支搭松彩牌楼，开正阳门欢迎。④又指示赵秉钧组织警卫队六百人，专任“保护”。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廉、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欢迎专使人员，殷勤备至。当天下午，蔡元培等由唐绍仪陪同谒袁，呈递参议院通告文及孙中山手书，袁谦让后表示，一候北方各处情形稍为平定，即往南京一行。次日，又邀请蔡元培等开“茶话会”。蔡元培说：“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袁表示，“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人选，即可就道”。还说：“余非特至宁，并须赴鄂，与黎副总统晤商一切。”⑤会后，袁又与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协商留守之人，甚至讨论南下路线。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他已被专使说动，改变了主意，其实这个好玩弄政治骗局的阴谋家正在安排新的诡计。 自蔡元培等到达北京后，北京、天津各团体代表纷纷往见，或面谈，或投以函札，都以在北京建都及袁氏不能南下就职为言。面对此种情势，蔡元培表示，此次奉命北来，唯一目的是欢迎袁氏赴南京就职。国都问题，南北均无成见，俟议院成立，即将国都问题交院公决，以昭公允。至于袁离京问题，应静候袁氏布置。而且表示这个问题以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同时，在２７日以后北洋军的部分营房里就盛传“都将南迁，尽散北军”的流言。⑥２９日傍晚，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陆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突然抢掠附近果摊、食铺，入夜即涌入朝阳门。驻禄米仓的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所驻各队群起响应。变兵“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⑦而分路恣意剽掠中国人的财产。煤渣胡同法政学堂专使招待所首当其冲，变兵持枪破门面入，将“行李文件等物，掳掠一空”，⑧蔡元培等急忙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城及前门外一带“大火彻夜不绝，枪声隆隆不断”，变兵焚掠达旦，“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⑨次日，又波及西城。北京商民损失总计“有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⑩ ３月１日，天津驻军中张怀芝所统率的巡防营、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也一哄而起，大肆烧抢。而且和北京一样，不扰租界，不伤外国人。与此同时，驻保定的第二镇一部纷纷效尤，相继变乱。天津城内仅烧毁的店铺就有三百多家，保定“四街各处繁盛皆成焦土”，“痕痍满目，瓦砾如山，啼饥号寒之声比户皆是”。 变乱的队伍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并且以所谓“官兵素守纪律”的第三镇为主力。事变初起时，变兵“不过千余”。紒紝矠当时即有人指出：“其他驻扎北京之军队尚夥也，使于事起时有一千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紒紞矠以“有应变才能”著称的袁世凯舍此不为，反而认为，“此事愈激愈烈，不可以剿”，“传令仅准追赶，不准延战”。因此，“巡警闻风逃遁，各军队亦仅资弹压，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紒紟矠次日，袁召集陆军各头目开会，对第三镇统制曹银及肇事各营军官不言惩办，只议善后。而且，变兵只要回营，“无论有无军械，概不追究”。紒紡矠对于敢于违抗军令的士兵，袁氏从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平时常告诫士兵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紒紣矠这次却一反常态，纵兵抢掠一昼夜，延至第二日下午才对再行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原因何在呢？ 原来，兵变是由袁世凯一手导演的活剧，他想借此来证明自己的确不能离开北京。据唐绍仪后来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面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紒紤矠 袁世凯不惜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来达到自己夺取权力的罪恶目的，这充分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政治的残酷、虚伪和黑暗。 袁世凯的兵变方策，果奏奇效。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及顺直谘议局等，齐声叫喊起来；或指责南京临时政府“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借口“保卫”使馆，纷纷增调军队入京。３月３日，英军一千，美、法、德、日军各二百到北京。４日，各入京外兵在北京示威。５日，日、俄兵各千人，德兵百人，分自旅顺、哈尔滨、青岛等地开往天津。紒紥矠一时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好像“内忧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而提出请副总统黎元洪到南京代他就职。黎元洪断然拒绝，立即回电说：“元洪不能东下，犹公之不能南行。”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定都南京，现在又沉渣泛起，无理指责孙中山“一念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也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紒紦矠南北两方，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反对南京临时政府之声甚嚣尘上。在这样的空气中，蔡元培急忙打电报给南京临时政府，要求迁就袁氏，迅速建立统一政府，并说否则“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让步，于３月６日提请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允许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遵照参议院所定办法，于８日打电报给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国，信誓旦旦地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紓紛矠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１０日，袁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答词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紓紜矠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大都是北洋军阀和官僚。“朱尔典亦亲至观礼”。紓紝矠据当时在场的记者报导：“光景甚为寂寥”。礼毕，袁世凯对他的一个亲信得意地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情不自禁地狂笑不已。就这样，袁世凯终于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深知革命党因人立法以防他独裁的用意，从策略上考虑，他对约法没有公开提出异议，而决心控制内阁，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他推荐自己的心腹唐绍仪为总理，孙中山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调解”，采取了一个所谓“双方兼顾”的办法：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 ２３日，经参院通过，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于２５日到南京组阁，３０日正式发表内阁人选：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熊希龄，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由唐绍仪兼任。革命党人本来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坚决拒绝。他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任命黄兴为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并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一席的交换条件。在十个阁员中，加上刚刚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当时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是，袁把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重要的部都交给自己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护他的立宪派手中。因此，唐内阁实陆上是袁世凯集团占上风。 ４月１日，孙中山宣布解除自己临时大总统职务。５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北迁。孙中山试图派王芝祥率领革命军一万人护送议员北上，并留驻北京支持议员行使民主权力。袁世凯识破了孙中山的意图，立刻暗中鼓动北洋军和北京商会通电反对，而公开则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唯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紓紟矠终于迫使孙中山打消了派兵北上的计划。 在“南北统一”的欢庆声中，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广大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 注释： ①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页１４４ ②《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２年，中国第３号，页２０５。 ③《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页４９。 ④按清朝例，非皇帝出入，不得开正阳门。袁世凯以这种办法招待欢迎专使。特示隆礼，但专使等以此为虚文，绕道未走，径入东门。 ⑤《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同①，页２５８。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１９１２年５月版，页１７、６５。 ⑧同⑤，１９１２年３月３日。 ⑨同⑦，页１０。 ⑩同⑦，页２７、２８。 同⑦，页５３。 《贺良朴致蔡元培书》，见同⑦。 同⑦，页１４９、１５０。 同⑦，页５５。 《陆军执法处招抚变兵告示》。 陈一：《新语林》，卷２，页１。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１７１—１７２。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页３０９—３１０。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１，页８。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１９２６年４月第１５版，卷首，页１。 《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同⑤，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 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９６。 同⑤，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１日。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对他来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种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且把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非加以彻底清除不可。他把这种反革命策略思想悄悄地灌注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作严重的危险。他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① 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其视内阁为幕府班子，视总理为幕僚长。在他看来，像唐绍仪这样的人，经他一手提拔，飞黄腾达，只能俯首听命，而不该自做主张。而今唐却不时和他争得面红耳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②一天，唐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这使唐大吃一惊。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段等人在国务会义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１９１２年４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关于内务部司员人选，唐绍仪主张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无间。赵秉钧则坚持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赵秉钧便以“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词，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赵秉钧仍不罢休，从此常常不出席国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他直接向袁世凯报告，以表示他对唐的不满。袁世凯还直接向一些部推荐人选，下达指示，而故意不经过唐绍仪。 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自清末以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加入，即六国银行团），企图共同行动垄断中国借款，以控制中国政府。唐绍仪组阁之初，财政困难竭蹶之状，已达极点。唐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苛，遂严辞拒绝。同时，同盟会也坚决反对在苛刻的条件下借款。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乃于３月１６日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磅（七百万元）。此事触怒银行团。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银行团进一步提出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并且毫不放宽他们贷款的政治条件。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黄兴在南京发起募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５月３日断然拒绝了银团的无理要求，因此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恼怒。它们别有用心地说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严重地损害了他和列强之间的“友谊”，一面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一面布置逼唐下台。 正在这时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本来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让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人。因此，当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都督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表示不同意，他说政府不应该以军队反对的缘故失信于民。段祺瑞立刻反驳道：若军队暴动，谁负责？袁说除令王芝祥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并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芝祥，派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而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 唐绍仪追随袁世凯二十多年，熟悉他的毒辣手段，便于６月１５日留下辞呈文，不经告别，跑到天津去了。唐之辞职，因愤于袁破坏副署制度，但其辞职书，却以疾病为由，这仍是中国旧官场中以政治病辞职的作风。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以后，就转入另组内阁的活动。 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为最高机关，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充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必有国务院签名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参议院中的一部分同盟会议员认为袁世凯发出未经副署的任命状，是严重违法，曾提出质问。袁认为任命官吏是他的特权，不允许参议院干涉，他蛮横地答复说：“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大总统之职任。”④而大多数同盟会议员和统一共和党议员等对袁之违宪，漠然视之。因此参议院没有提出对袁的弹劾案。同盟会遂避开违宪问题，想在下届内阁人选上得补救。６月２０日，派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四人为代表去见袁世凯，申述对新内阁意见说：鉴于混合内阁失败，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超然内阁。如仍组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答语甚长，其主旨在反对政党内阁，坚持采取混合内阁，因混合内阁互相牵制，最便操纵。他说：“以余之意，现在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因“人材缺乏，政党幼稚”，“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以余之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⑤ 袁世凯的言行，激起了同盟会领导人及他们领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上海、南京、广州，南昌各城市的报纸普遍谴责袁破坏法制，甚至公开揭露他有效法拿破仑推翻共和国的野心。袁立即反攻，一面回电反责陈其美“误听浮言”，⑥一面动员御用报纸放出谣言，说唐绍仪“贪污华比借款，无法交待，避责潜逃”；说他私自“接济革命党军费”；甚至诬蔑孙中山于辞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接受唐绍仪贿赂百万元，等等，妄图借以转移舆论视线。同时，为了麻痹人民，袁世凯于６月２４日发出致各省都督的公开电，声明对就职誓言，信守不渝。他说：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者见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两千年专制之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接着他又以被人误会的口吻抱怨说：“乃近日以来，各小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众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论，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半……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⑦ 这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如《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大陆报》等都纷纷发表社论，攻击唐绍仪，为袁世凯撑腰打气。《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说：“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损于新政府，而重任旧职尤为全国之不幸。今中国讧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强暴、不避艰辛之人，或可挽狂澜于既倒”。⑧依照帝国主义的旨意，袁世凯于６月２７日断然下令免去唐绍仪的总理职务，两天之后正式任命陆征祥为总理，成立了所谓由“超然总理”领导的“混合内阁”。陆征祥（１８７１—１９４９）是一个职业外交官，清末长期驻在国外，先后担任过参赞、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任驻俄国公使，由于受梁士诒的策动，他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并以此“功”，得以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表面上他无党无派，实际上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才能平庸、能听凭摆布的工具。 为了表示对陆内阁抗议，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由王正廷代）联袂呈请辞职。同时，财政总长以熊希龄也因借款交涉没有进展而去职。交通总长施肇基因和唐绍仪关系密切，早已挂冠而去。内阁十名总长走了六名，只有袁党坐在那里不动。当时，袁氏感到自己没有控制南方各省的能力，完全撇开同盟会组织内阁还不到时候。７月２日，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至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为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对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马上答道：“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⑨为表示辞职决心，蔡、宋等人于１０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１４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请及早举人接任。 袁世凯无奈，只得于７月１４日批准蔡元培等四人辞职，转而收买两个变节的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沈秉，让他们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以装饰门面。其余四名总长是“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文。同盟会原来开会议决，同意陆征祥组阁，惟禁止会员加入内阁，以贯彻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的主张。宋教仁对袁收买同盟会员入阁的做法甚为不满，气愤地说：这“系一种逼奸政策”。⑩ 当时，在参议院里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组成的共和党，是仅次于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凯的政策，主张“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1]袁自恃有共和党的支持，一意孤行，于７月１８日派陆征祥拿着他拟定的补充总长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参议院同盟会议员本来对这个补充名单极为不满，加上陆征祥宣布布政见时“言词猥琐，绝无政策”，把提出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作生日”，因而议员大哗。袁世凯闻讯，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参议院，要求“展缓投票，再行协商”。次日，参议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文，无效。即日投票表决，将其所提总长六人一律否决。袁深知参议院行使否决权，主旨是要打击自己的威风，遂下决心施展手段对付参议院。 在袁世凯的主使下，首先由赵秉钧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痛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亡。甚至公然“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接着，恐吓信、匿名传单纷纷到参议院：或说再不放弃党争，将以炸弹；或悬赏购某某议员头，等等。北京的御用报纸也都随声附和，攻击参议院，为军警的行为喝采。参议院守卫队长称病请假，不任保护之责。而从前的某些革命党人也为军警助威。章太炎、孙毓筠等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还写信给袁世凯，叫喊“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2]袁世凯一面批令将孙毓筠的信登报，扩大影响；一面又装出委曲求全的样子，表示自己不愿走极端，仍渴望妥协，并于２１日邀请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作出十分殷勤的姿态，劝说各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挽救危亡，以免国家陷于不幸。次日，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格”。鉴于“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3]２３日，袁果然送交参议院一个新的总长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征求参议院同意。参议院接到名单后尚未开会，２５日军警联合会又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参议院。同日下午，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等军警要人，以联络感情为名，招待参议员和新闻记者。到会七十多人。陆建章代表军警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议院之意，但又说：“不过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接着，北京《时报》经理起而痛骂参议院，最后威胁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4]一帮被收买的记者同声鼓噪，高呼“亡国！亡国！”之声不绝。会场秩序大乱。次日参议院开会，不得不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名单。只是蒋作宾后来换为刘揆一。 袁世凯使军警威胁参议院的尝试得逞了，十分得意，以后便更加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然而，这件事却激起南方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为了使议院摆脱北洋武力的胁迫，同盟会员何海鸣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欢迎国会团”，倡议第一届国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自行决定开会地点，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袁世凯深恐国会南迁，出现南北对峙。他对“欢迎国会团”的活动“极为注意”，先唆使冯国璋通电，指责“欢迎国会团”“破坏民国”，“动摇国本”。后又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设法将它解散。程德全“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该团回信说，不违反约法，“论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5]袁世凯只得授意杨度和孙毓筠出面调解，提出只要“欢迎国会团”自行解散，他就下令禁军人干涉政治，停止“军警联合会”的活动。结果也没能达成协议。袁世凯对上海一带不肯妥协的革命党人极为憎恨，称他们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勉强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各单，却不肯服气，接着就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遂称病提出辞职，然袁世凯未即允许，至８月２０日，袁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因为他自信这个警察头子够得上帝国主义主子们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和同盟会领导人。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了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这同盟会领袖的好感。 ８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见本章第四节）。黄兴极力劝袁世凯以国民党为奥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于９月２２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当然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已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各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6] １０月３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7]可是，不久他就挽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注释： 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原件），１９１２年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②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１９４６年版上册，页１２１。 ③《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④《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⑤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０日。 ⑥《袁世凯覆陈其美电》，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２日，见《大自由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⑦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６日。 ⑧《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ｔｉｎＴｉｍｅｓ）社论，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⑨据蔡元培说：之所以如此回答袁氏，为的是“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诉于大总统个人，而实诉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他接着说“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见《答客问》，载《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７日。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６６。 [1]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2]同⑩卷１，页７１。 [3]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１９１２年版，卷５，页１６。 [4]同⑩，卷２，页７８、７９。 [5]同④，１９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6]同⑩，卷２，页１５３。 [7]同④，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５日。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 袁世凯在加强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同时，十分注意南方各省革命形势的民展。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上述各省共有五十多万受过革命洗礼或影响的军队，其中约有一半在同盟会军人的手里。①袁世凯以封建帝王的观点来看待南方的局面，认为这就是汉代的封建和唐代的藩镇，是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他的“大一统”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也不时煽动说，南方军队“乃一切革命暴动之种子，苟欲谋治安，非裁减军队不可”。② １９１２年４月下旬，袁世凯亲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计划第一步先把全国九十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五十个师。当月２９日，袁世凯在参议院阐述施政纲领，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和裁减军队。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③袁嘴里讲关心人民疾苦，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消灭革命军队。关于这一点，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得最为露骨，他说：“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召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因此，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④而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北洋军，他不仅不裁减，反而用各种借口不断地扩充。如１９１２年４月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稍后，雷震春在河南又召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改编为两个师，等等。 袁世凯深知裁减革命军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他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而集中全力瓦解同盟会的军事力量。 对于非同盟会系统的都督，袁世凯基本上允许保留原有的军队数额，以取他们的支持。如陆荣廷原有巡防营三十多营，本来人数约相当一个师一个旅，但他吸收了本省另外的一些军队扩编为两师一旅。云南蔡锷的军队一直保持民国元年两师一旅的名额，另有警卫队四十营。此外，民国元年２月采用近代师旅编制的军队贵州有一旅，浙江、山西各有两师，陕西有四师，到１９１３年３月都维持原来的名额。湖北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同盟会军人直接统率的。袁世凯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暗中支持黎元洪解散同盟会的军队，同盟会军人蒋诩武、张振武等则坚决抵制。张振武清末加入同盟会，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民国成立后，担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颇“得鄂军士心”。当黎下令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时，张振武“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该团共六百多人，方维担任团长）。黎又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又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抗不遵命”。黎下决心要消灭同盟会的军队，鉴于张振武“留鄂鼓乱”，乃求助于袁世凯。袁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方维入京。８月８日张、方抵京后，黎立刻密电袁，加张、方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要求施以军法，就地处决。这是黎借刀杀人的诡计。袁就将计就计，于１５日下令逮捕方、张当日加以杀害，造成了民国成立后杀害“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第二天北京城里军政两界迅速传遍了张、方不经审判被害的消息。同盟会领袖和湖北籍贯的共和党人孙武、刘成禺等都严词问袁世凯，参议院也要求公布张、方谋乱证据。袁有恃无恐，他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公布了出来，借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并咨文参议院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从这件谋杀案中，袁得到了双重的政治利益：既恫吓了同盟会，又离间了同盟会和黎元洪的关系，迫使黎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靠拢。血案发生后，湖北裁减革命军队的速度便加快了。由于武昌起义时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清末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民国元年扩编为八个师又两个混成旅，经黎大量遣散，至１９１３年３月已减为六个师，稍后双缩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后来，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军裁减，至１９１４年底仅剩下一个师和一个旅，而且师旅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的。 对于其他各省同盟会军人所掌握的军队，袁世凯则严令遣散或裁减。为了减少阻力，他极力利用同盟会军人来推动这件事。派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以求达到改编长江水警的目的”。⑤派原山东督胡瑛前往烟台，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为了遣散革命军队。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由于辛亥革命时攻克南京，在南京附近集中了近十万革命军队。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同意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统率这些军队，并规定留守处由袁世凯直辖。表面上，袁总是说倚重黄兴，骨子里却是要利用黄兴来遣散军队。当时，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大都被袁的裁军宣传所迷惑，天真地以为“铁血精神”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以为用约法、议会、内阁即足以约束袁世凯，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再加上袁氏停发原来由南京临时政府供饷的部队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从经济方面紧紧逼迫，使一些部队的伙食都无法维持。所以黄兴不得不“日日以演说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５中旬，他一面鼓动北京御用报纸攻击黄兴“拥兵自固”；⑥一面密令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和江苏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监督，以压迫黄兴加快遣散军队的速度。 程德全于５月２２日致袁世凯密电报告说：“在宁亲见克强（黄兴字）办事情，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均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涉。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⑦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至６月中旬，近十万革命军队已有三分之一遣散了，三分之一回原来各省，余下的三分之一江苏本省供饷编成三个师：分别以章梓（第一师）、冷（第三师）、陈之骥（第八师）为师长，６月１４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南京留守处，解除了黄兴的职务。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党人所组织的军队也是比较多的。１９１２年初有三个师，此还有三万多民军。在南京留守处遣军队的同时，袁世凯通过同盟会军人强令民军解散，又裁减了一个旅，到１９１３年３月只剩下一个旅，钟鼎基和苏慎初为师长，旅长有王肇基、叶举、罗炽扬等。湖南都督谭廷“虑兵多为患”，大力裁减湘军，到１９１３年３月已遣散五万余人，由１９１２年初的五个师减到一个师。同时，江西也裁减了一个师。山东烟台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则被全部解散。安徽都督柏文蔚将驻安庆的一个混成旅和驻芜湖、庐州的第十五师等队伍裁并为一个师，自己担任师长，以胡万泰、龚振鹏为旅长。四川民国元年２月有五个师，经过裁减遣散，到次年３月只剩下两个师。另外，“保路同志军”几乎全被遣散，有的甚至被加上“会匪”的罪名，遭到残酷镇压。据一些材料统计，在１９１２年２月至１９１３年３月间，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五省共裁减军队十六个师，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武力，使他们在发动“二次革命”抵抗袁世凯北洋军时，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 当时，也有一些革命党人识破了袁氏裁军的阴谋。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３日，参议院开秘密会议，讨论裁军方案，段祺瑞出席作报告，一位同盟会议员当场质问他：“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⑧有些同盟会军人对袁世凯也表示不信任。如辛亥革命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招募军队在三师以上，南北“统一”后陆续裁减一师。当北洋政府命令他继续裁减，并指责他“拥兵自卫”时，他据理反驳说：辛亥革命时借垫军饷四百万元，无法偿还。此事一日不料理，一日不能遣散。后来，由于欠饷日增，又被解散一部分。福建第１４师师长许崇智“屡次秘密开会运动军官”，反对裁军。袁世凯即电调许崇智入京，企图“俟其到京当羁留不遣”。⑨许崇智回电谢绝“内调”，袁的诡计未能得逞。１９１３年３月中旬，梁士诒以省亲祝寿为名回到广州，要求广东都督胡汉民继续裁减军队。胡表示为维持本省秩序，目前军队必不可少，“总统解散地方军队的政策是不可行的”。袁闻讯很不高兴。⑩江西省民国元年２月有军队三师一旅。江西都督李烈钧在裁减了一部分“无战斗力”的部队后，便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理由，保留了赣军两师一旅，以欧阳武、刘世均为师长；并控制着江西境内长江沿岸各炮台，拒绝北洋府陆军部接管。而且。为了装备赣军，他领取南京留守处护照，通过上海外商洋行购买步枪七千枝和子弹三百万发。当这批军火于１９１２年底运抵九江时，袁世凯以“擅买军火”为口实，命令九江关予以扣留，并派海军监管。李烈钧以“袁世凯防赣省如寇仇”，实难容忍，立即指令蔡锐霆和陈庭训率领赣军把军火夺回。这件事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立即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军舰六艘到九江示威；并有意制造了汪瑞事件，妄图压服李烈钧。 原来，袁世凯一边裁减革命军队，一边推行“军民分治”，昔以削弱南方各省都督的权力，打击革命势力。１９１２年６月中旬，袁世凯派袁乃宽到武汉，要求黎元洪发起实行“军民分治”。当时，黎在和同盟会的斗争中正迫切需要袁的支持，自然不敢违命，遂于７月１日通电各省，倡议实行“军民分治”，即都督专管军事，另由“中央”派民政长治理民政。黎还表示湖北愿意首先实行。袁世凯立即回电说：“疚疾曰急，今得良剂，天存吾华，必由于此。十害三无，怵心刿目，西儒所谭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今有我公，以身作则，祸机之息，新邦之固，共可决矣。”[1]北洋系统的各省都督亦群起应和。但是，江西、广州、安徽、福建、江苏等九省都督却激烈反对“军民分治”，有些省公开唱对台戏，通电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由省议会自选民政长。袁世凯不顾九省都督反对，强令推行“军民分治”。 在任命各省民政长时，他仍采取裁减军队时的策略手腕：对湖北、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或让都督兼民政长，或令都督荐举人选，以换取这些都督的支持。对同盟会员做都督的各省，则派北洋派官僚或清末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担任民政长，“厉行分治”。如派孙多森到安徽，张元奇到福建，陈昭常到广东，这些安排，他事先都征询了各省都督的意见，唯独江西民政长，袁世凯有意不与李烈钧商榷，突然于１２月１６日任汪瑞，并命令汪立即赴任。[2]李烈钧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鼓动赣军将领蔡锐霆和陈庭训以及省议会反对，结果汪到南昌不几天就被赶跑了。袁本想借任命汪来显示“中央”的权威，发泄对李烈钧夺回军火的怒气，没料到再次失败；遂大发雷霆，通电各省不点名地指责李烈钧“生性好乱”，“破坏统一”；最后又威胁说：“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幺么！”[3]尽管袁氏叫得很凶，可是由于当时他还没有取得帝国主义的贷款，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他没有敢解除李烈钧的职务，而仅派王芝祥前往查办。这件事一直拖１９１３年夏天，就成为他首先派兵进攻江西的借口之一。 注释： ①据１９１２年冬陆军部报告：全国陆军九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八人：其中安徽三万八千，已裁一万二千；江苏六万九千；广东五万九千；江西二万；福建三万三千；湖南五万一千；南京归并各军三万四千；湖北八万；云南三万九千；广西三万六千；贵州二万七千；四川五万四千。 ②《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ｃｗｓ），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１４１。 ④《民国经世文稿》，上海经世文社１９１４年版，第２册，页３３。 ⑤《袁世凯致燮和函》，１９１２年。 ⑥《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４月６日。 ⑦《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⑧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３５。 ⑨《袁世凯致岑春煊密电》（原件），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⑩《广东的形势》，《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 [1]《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５，页２５。 [2]汪瑞是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清末历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署江西按察使等，政治上支持袁世凯。 [3]同⑥，１９１３年２月９日。 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 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党人的力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既有赤裸裸的进攻，也有甜言蜜语的拉拢，不失时机地交替使用这两手，这就是他所谓的“拔木之术”。辛亥革命时，他忽而猛攻汉阳，忽而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使人感到无从捉摸，曾有人托其左右亲信探问他的真实意图，他得意地说：“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拨，木必断折，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我之忽进忽退，即我之从摇撼下手。”现在，他又用这种“拔木之术”来对付同盟会。 由于袁世凯向同盟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攻势：逼走唐绍仪、威胁参议院、裁减革命军及杀害张振武等，使得他和同盟会十分紧张。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矛盾，他赶忙变换手法，于１９１２年８月邀请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入京，商议国家大事，并派广东人黄某专程赴上海劝说孙、黄北上。同时，他对黎元洪也发出邀请。黎与他刚刚合谋杀了张振武，正受舆论的谴责，不敢贸然进京，婉言拒绝。孙中山自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在南方各省旅行，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的修筑铁路，来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对于同盟会与袁之间的冲突，他一直抱着和平解决的善良愿望，并公开表示他不再竞选正式大总统，“尽让政权于袁氏”。为了用诚意去感化袁世凯，他毅然决定北上。 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事前袁世凯把他办公用的外交部迎宾馆腾出来。作为孙中山的下榻之处，又命令以迎接总统的隆重仪礼接待，派出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在前门车站欢迎；并用他自己所乘坐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将孙中山交部迎宾馆。次日，孙中山前往总统府拜会袁世凯。袁亲至大门口迎接。这是两人初次会面。２７日，在总统府举行欢迎宴会，袁世凯致辞说：“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９月１１日，黄兴也到达北京，同样受到袁世凯极为“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谈十三次，每谈话都有梁士诒陪同。因为梁和孙中山是广东同乡。袁世凯总是装出虔诚的样子，恭听孙中山的义论。每当孙中山谈到中外情况和个人抱负时，他常常随口应和，连声赞叹。有一次，孙中山讲“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次，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说到这里，孙中山心想袁世凯必反对。谁知他“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①这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惊讶。 袁世凯谈话时，总是“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他说：“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中山表示：“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②袁氏“诉党派竞争之苦”。孙中山慨然应允尽力“调解”，并表示自己“从此当事社会事业”，放弃竟选总统，自信办实业较袁合适。袁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虽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都以实业为第一大宗。”③ 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后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加入政党诚然不错，然“今则非其时也”。嗣后，他又对柏文蔚说他之所以拒绝加入政党，是因为“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④ 袁世凯对孙中山修建铁路的宏伟计划也假意表示很感兴趣。孙中山说十年之内他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⑤他指使梁士诒多次赴孙中山行馆，帮助拟定建筑铁路的规划。９月９日又特授孙中山三万元的高薪。以后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对黄兴的随员也极力延揽：委派李书城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余张孝准、何成、曾昭文、耿觐文等人都拟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 后来，袁世凯还颁发命令，授孙中山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拒不接受。孙中山回答袁世凯说：“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⑥ 当时，关于内阁总理人选、“善后借款”、修订约法、军民分治、民政长简任或民选以及建都地点等等问题，同盟会和袁世凯之间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袁大施骗术的目的，原望孙中山、黄兴对上述问题让步，以便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除内阁总理一致选定赵秉钧以外（见本章第一节），其余的问题都未能达成协议。孙中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却错误认为“欲治民国”，非有像袁世凯这样“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⑦所以，对袁推诚相待，赞誉之辞很多。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去迎合袁世凯；而是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幻想有朝一日能取得袁的赞同。８月３１日，在参议院欢迎会上，他慷慨激昂，挥臂讲演，中心是阐述迁都南方的必要性。９月９日，在京答记者问，他说解决参议院和政府冲突的办法，只要“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五六年内军民公治的事情是办不到的”；只能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民政长“总是民选的好”；“中国决无亡国之忧”，等等。这一切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都是袁从来就不同意的。所以，名记者黄远庸在评论袁和孙中山会谈时说：“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⑧ 袁世凯对与孙中山、黄兴的会谈很不满意。为了弥缝双方的分歧，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袁氏和孙、黄已经“跻于精诚结合之途”的假象，袁于孙中山离京前夕提出“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合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上述八条是由袁氏一人拟定的，没有和孙中山、黄兴协商讨论。孙、黄见这些条款很笼统，不涉及当前他们和袁之间争论的具体问题，为表示合作的诚意，遂欣然同意。稍后，袁氏又取得黎元洪的赞同，即于９月２５日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全国宣布。电文末尾这样写道：“此八条作为共和、国民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⑨ “四巨头”宣言，掩盖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对人民起了麻痹作用。宣言重点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而所谓中央即袁世凯一手控制的北洋政府，由“中央集权”，也就是加强他个人的独裁。这自然有利于他假借“统一”、“中央集权”这些动听的名目，推行自己的反革命政策。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证明，袁世凯正是这样干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民族资产阶力量弱小，它的政治代表孙中山、黄兴等人，又都缺乏统治经验，因而他们在有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为靠山的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面前，总是动摇妥协，上当受骗。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２３。 ②《孙中山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３日。《民生日报》，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９日。 ③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１１９。 ④《袁世凯致柏文蔚论政见书》，１９１３年。 ⑤同①。 ⑥《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⑦同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７日。 ⑧同③，卷２，页１２０。 ⑨《时报》，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 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举行国会选举。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０日，袁世凯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和议员选举法，并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人都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工农大众被严格地排斥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外，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全国有选举权的“公民”仅四千零八十六万七千余人。①就是这种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袁世凯心里很不以为然。只因迫于大势，不得不作出欢迎的姿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民国元年春天，“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②为取得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大为活跃。原来，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因对组织临时政府、选举总统颇持异议，乃联络旧日光复会会员及清季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对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该会成立不久，即与立宪公会协议合并，改称统一党，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同时，孙武等人则与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宪分子相结合，给组成民社，拥护黎元洪。 １９１２年５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８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改组后，改变了原来的宗旨。如会章宗旨原为“实行民生主义”，而国民党则改为“实行平民政治”。另外，由于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加入，国民党组织庞杂、涣散，内部派系林立。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在党内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处于无权的地位。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唯一大党，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 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的活动，对与他为敌的国民党尤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对袁揣摩迎合，亦步亦趋，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无不冷眼视之。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当时，梁启超也正亟谋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与袁世凯勾结，并幻想依附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袁、梁之间从１９１２年初就直接有书信电报往还，讨论政党、财政诸问题。当袁世凯接到梁氏祝贺他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电报后，２月２３日回电说：“力小任重，承贺惭谢，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无极，尤盼禊教。”同一天，梁氏给袁一封热情的信，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还说“善为政者，必暗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④袁世凯感到正中下怀，回信说，“如豁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匪独私意已也”，⑤袁还屡次自述想念甚殷，希望梁氏早日归国。在袁的支持下，经梁氏策动，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吸收了国民协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及共和俱乐部等五个小党，于１０月组成民主党。汤化龙担任理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为了与国民党相抗衡，民主党成立后立即与共和党协商合并问题。梁氏应袁世凯电邀回国后，于１０月进京谒见袁，“密谈一次”。⑥从此，袁每月馈赠梁三千元，将来民主、共和两党合并后，“许助二十万”。梁则表示“非五十万不办”。⑦嗣后，因两党矛盾尖锐，暂打消了合并之意。不久，梁氏到天津办《庸言》杂志，造舆论，养声望，为组织一个与国民党相抗衡的立宪派大党作准备去了。 袁世凯虽然在幕后极力操纵党争，外表却装作“急于融洽党派”，⑧而且一贯标榜自己只知“爱国利民”，最没有党派成见。当各党由于他的挑拨而争吵不休时，他又发布通令劝告各党“蠲除成见，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装痛切地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⑨当时，从党的纲领上看，国民党和共和党、民主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主要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国民党主张分袁的权力，监督袁；共和党和民主党则赞成袁独裁。袁看到他们争吵不休，暗自高兴。因为这种无休止的争论正使他得以证明独裁政治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削弱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在１９１２年底至１９１３年初的国会大选中仍然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这使袁世凯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削弱袁的权力，并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１８８２—１９１３），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有操守的忠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党人。在他做农林总长时，有一天去谒见袁世凯。袁氏因见他身穿破旧西装，问道：“君着此服已几年？”他答：“留学日本时所购，穿已十载矣。”袁感慨不已，赠以银行存折一本，说：“为数无多，可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何故？”宋说：“贫者士之常，今骤贵，乌能忘其本。衣虽褴褛，体尚可蔽，奚必尚华丽。”袁喟然叹了一口气，似乎怀着敬佩之意说“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也。”⑩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使他陶醉在幻想的胜利之中，他天真地以为控制了议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政党内和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而得到“长治久安”。他满怀希望地于１９１３年１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旅行，作政治鼓动，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却引起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总统府秘书按日剪呈袁。宋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袁世凯视权力如性命。半年前，他用了很大气力才把内阁控制起来，现在国民党居然要把它夺回去，再变为束缚他的工具。这使他十分气恼。更何况宋教仁是一个不受羁绊的革命党人，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要比唐绍仪更可怕。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传令应夔丞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 洪述祖挂名内务部秘书，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用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则是洪述祖奉命收买的重要特务。他本来是上海的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沪军都督陈其美，当上都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由陈其美推荐，担任总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的侍卫队。不久，由于违法乱纪，被孙中山撤职，悻悻地回到上海，重操帮会旧业。他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在长江沿岸各城市活动，鼓吹“二次革命”，曾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应夔丞对孙中山等人怀恨在心，便派洪述祖到上海，以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收买了应。为了遮掩应的特务身份，洪述祖介绍他充当“江苏驻沪巡查长”。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江苏教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说：“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１８日，袁世凯回电说：“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 洪述祖回京向袁世凯报告后，袁即指示黎元洪取消通缉令。１２月，应夔丞至北京。袁又传见，并以解散共进会为名，批给应夔丞五万元活动费。从此，这个一度混入革命队伍的帮会头子，便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袁豢养在上海专门对付革命党人的一只恶犬。 １９１３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３月２０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２２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宋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２３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异常焦急。于３月２９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又电催程说：“宋案心烦啧，亟盼早见证据，望速照迭次电嘱，速行检齐报告。”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也多次密电程，催他把“牵涉中央证据速向英厅索取”，派人带京呈阅。并特别叮嘱“可不作正式报告”，等等。[2]由此可以想见袁世凯心慌意乱的情形。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４月２６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１月１４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２月２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２月２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４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８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１２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 ３月１３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３月１４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３月１８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３月２１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３月２３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４月７日到沪。”[4]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5]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6]后来，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7]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遂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一时众口喧腾，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人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北京检查厅根据一个被收买的女人的供词，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抵制上海法庭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袁世凯玩弄这些鬼蜮伎俩是徒劳的。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３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是，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紒紥矠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当国民党人辩论不停、莫衷一是之时，袁世凯则先发制人，把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释： ①《中国的选举者：有公民权的人》，见《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１日。 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３９６。 ③《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１９１３年３月，见《太炎最近文录》。 ④同②，页３８１、３８２。 ⑤同②，页３８３。 ⑥同②，页４０９。 ⑦同②，页４１２。 ⑧同②，页３８０。 ⑨《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文》，１９１２年７月９日。 ⑩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２０。 [1]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2]同[1]。 [3]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4]《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5]《洪述祖江电》，１９１３年５月３日。 [6]《新闻报》，１９１３年５月７日。 [7]《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２０册，页１１。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４期。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１９１２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１９１３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１９１２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４月２３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３月２０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２６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买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会通过的，于是便不经国会审批，径行签字。这是袁氏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因此激起国民党人激烈的抗议。国民党议员纷纷向袁政府提出质问。就是一些号称稳健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惟政府不俟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张、王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求袁世凯取消借款合同。 ５月２日，袁世凯给国会咨文，硬说借款早在上年经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上年１２月２７日，参议院仅听取了周学熙关于借款会议经过的口头报告，并没有通过。袁在咨文末尾这样写道：“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谢，以明责任。”③“引咎自谢”是袁世凯用以威胁国会的惯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辞职。就在这时他已经公开地布置反革命武力了。 ５月１日，赵秉钧因宋案不得不引嫌辞职，袁世凯认为愈避嫌愈会暴露，因此只准他请假，而派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上台后，立即备战。５月６日、１５日，接连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南方用兵的计划：由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两路分兵南下。津浦路方面，早在４月上旬袁世凯已密令驻扎兖州的张勋所部“辫子兵”和驻济南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整军备战，候命待发。京汉路方面，５月９日袁命令第六师（师长李纯）由信阳开往武汉，向鄂、赣边挺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由保定开往信阳接防。同时，以海军大演习为名，命令长江及沿海各军舰一律北上，集中烟台停泊，以防海军起义，附和国民党。袁世凯对南方海军一直抱怀疑态度。 袁世凯并没有把全副精力用于调兵遣将，为使军事行动迅速奏效，他还搞了许多政治阴谋活动。 他十分注意争取和利用同盟军。在他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于５月２９日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现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从五点声明可以看出，进步党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几乎全是重复北洋派的滥调。进步党理事张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与袁氏暗通声气，他希望助袁统一，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５月底，当赵凤昌等催他到上海调停南北冲突时，他认为“统一与调和抵触”，拒绝离开南通，“假装生病，不加理采”。直到６月中旬他才改变态度，将汪精卫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张謇认为汪拟条件“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并建议袁氏电请汪到北京，“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回电假惺惺地表示考虑张謇的意见，同时指使梁士诒电邀汪北上。 袁世凯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黎元洪的态度至关紧要。５月初，他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这是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发来效忠电，他说：“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这个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赌咒发誓：“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④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谋叛乱”，将其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国民党内各派系，袁世凯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反革命策略。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主张“法律解决”。袁氏于４月８日按时召开了国会开幕大会，并派梁士诒为代表，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就使国民党议员更增加了进行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当然，袁还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并命令北京警备地区司令官传讯国民党干事说：“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自行宣布，并将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⑤为了换取“保护”，国民党北京支部长吴景濂便腆着脸“遵命”把黄兴、李烈钧等除名。 当时，在上海进行“调解”活动的人很多，除张謇以外，另有国民党人谭人凤、王芝祥、汪精卫、蔡元培以及老官僚岑春煊等人。５月４日，岑春煊、谭人凤、王芝祥等十人致电袁世凯，提出以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及政府不得干涉制定宪法等，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９日，袁回电一口拒绝，并就岑电所提各条逐一狡辩，说赵秉钧于宋案“尚无嫌疑可说”，借款上年已由参议院通过，政府干涉制宪“纯是猜疑”。当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煊的代表先后抵京，袁世凯一一接见，态度始终不变。他对自己的老政敌岑春煊尤为反感，在接见其代表蓝建枢时极不耐烦地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⑥对于６月初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则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说，“鄙人以国事为重，激则召争，平则息事，一以淡字诀处之。”最后说：“执事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俯视尘垢，如肯惠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⑦但是，汪精卫因忙于在南方奔走，没有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 对于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心怀杀机，口出狂言。５月２１日，他命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又强调说：“我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⑧完全是一付凶神恶煞的面孔！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狡猾地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欺骗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恶毒地污蔑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⑨袁世凯明明是发动内战的祸首，却把自己说成是“为民请命”的代表。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５月１３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７月１３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⑩袁世凯是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专家。他装作关心商民的命运，目的是为争取资产阶级一般群众离开革命。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氏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1]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袁世凯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５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太炎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2]章太炎遂认为他无“帝国思想”，只有“终身总统之念”。[3]同时，袁世凯又特意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4] 袁世凯一边搞政治阴谋，施放和平烟幕；一边已把军队集结完毕。６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６月３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合”。在京江西籍官吏，也以“人民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要求制裁李烈钧。袁氏便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于９日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并提拔李烈钧的部下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１４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３０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陈炯明、欧阳武都是国民党员，袁暂时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化自己的敌人。 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本来，张謇“调解”的条件之一是暂不撤换国民党的都督。袁世凯断然宣布这种任免令，表明他已将战前的准备安排就绪，从６月１６日他给张謇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分子仍不住手，无非革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唯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5] ７月３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第六师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于５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当地所驻赣军林虎旅交火。欧阳武急电袁世凯，恳请撤回北洋军。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并第二混成旅团、海军各舰，迅速赴浔”。１２日，李纯报告第六师进驻九江南门外，袁世凯当天任命他为九江镇守使。 当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遂不顾党内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李烈钧（１８８２—１９４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在被撤职前，他已秘密筹款，联络粤、皖各省，准备抵抗。离江西到上海后，他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讨袁的军事计划。７月８日，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当１２日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他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先举起义旗，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最后向人民呼吁：“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黄兴在一度犹豫之后，也决然投入讨袁战争。７月１４日他到达南京，召集一、八两师军官，于次日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和柏文蔚等人一起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企图通过岑扩大影响。１７日，安徽宣布讨袁，十天后柏文蔚抵安庆就任讨袁军总司令。１８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开始攻击制造局。居正占领吴淞口炮台。接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湖南都督谭延在蒋翊武等人的压迫下通电独立。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王天杰在荣县先后响应。大江南北一时燃起讨袁的熊熊战火，形成相当大的声势，这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从７月中旬起，袁世凯接连发出一道道文告、讨伐令、通缉令，诬蔑讨袁派为“乱党”、“暴民”，妄加“破坏民国，涂炭生灵”的罪名。他还故意把正义的抵抗说成是历史上“削藩召乱、移镇生变”的重演。好像讨袁派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只有他才是维护民族统一的“爱国者”和拯救人民的“救星”。在７月２２日发布的命令中，他这样写道：“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而已……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复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6] 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 袁世凯自始至终亲自指挥北洋军作战，不仅为军队规定了进攻路线和攻击目标，还直接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使无噍类”，“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观望，仍以叛军论，勿稍姑息为要。”[7]当时，独立各省的军队还没来得及集中，六万余北洋军所面对的仅是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境内的四万余讨袁军，而这三省的军队又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袁世凯显然占了上风，而且他又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鄂、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输诚。如：黎元洪派兵威胁湖南。云南都督蔡锷派遣军队入四川，压迫熊克武。陆荣廷不仅镇压了广西境内响应讨袁的柳州起义，而且支援龙济光攻击广东。所以，袁氏自信在即将开始的决战中，会迅速击败对方，把局面扭转过来的。当血腥的杀气漫长江两岸时，他和妻妾乘画船在总统府南海上逍遥取乐，饮酒赋诗。每日必至瀛台一带漫步，“凡点缀风景之处，均亲自布置”。故意示人以闲情逸致。 各省讨袁军仓促应战，号令不齐，行动极不协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视广大群众的力量，没有一个足以激发群众积极投入讨袁的政策。因此，在北洋虎狼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很快陷入混乱。一些领导人首先动摇，“贸然一走，三军无主”，使军队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少数满怀革命激情的军官和士兵，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南京天保城五失五得，不少地方出现“孤城落日斗兵稀”的悲壮搏斗场面。然而，少数反袁勇士的英雄行为，终究不能改变历史性的悲剧。 如袁世凯所意料，北洋军节节取胜。７月２５日，第六师马继曾旅和汤芗铭所率领的舰队联合攻陷湖口，袁世凯发犒赏银十万元。张勋怀着对辛亥革命时被打败的报复心理，倾其精锐南下，连陷徐州、清江，８月１日抵江北重镇扬州。同日，冯国璋陷蚌埠。７日，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被袁世凯收买，宣布取消安徽独立，呈上降表。１１日，刘冠雄攻占吴淞口炮台。被袁世凯收买的龙济光所部粤军由梧州顺江东下，同一天进入广州。１８日李纯陷南昌。倪嗣冲于２８日兵不血刃地进入安庆。９月１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张勋入城后，纵兵烧杀抢掠三日。福建和湖南两省都督见势不妙，先后自行宣布取消独立。９月１４日熊克武在重庆也遭到失败，讨袁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 仅仅两个月，南方各省反袁的力量全部瓦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被迫逃亡国外；蒋翊武、王天杰等被捕，惨遭杀害。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 袁世凯趾高气扬，大奏凯歌。他高兴地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给“凯旋”归来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作夫人。他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李纯为江西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张勋为江苏都督。后来又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驻徐州），而以冯国璋继任江苏都督。袁世凯对腆颜降服的谭延和孙道仁都放心不下，派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李厚基为福州镇守使，刘冠雄兼福建都督。黎元洪本来派鄂军攻湖南，又协助李纯攻江西，并趁机对当年拥护他当都督的革命党人狠下毒手，大加屠戮。他为袁世凯效尽犬马之劳，本想希荣固宠，保佐地盘。但是，袁世凯认为他毕竟不是北洋派，便于１９１４年１月派段祺瑞南下，把他强行“请”到北京，专任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从而取消了他的地盘和军权。袁世凯先让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后来改派段芝贵接任。北洋军阀囊括了长江流域各省，据张一所记：“凡南军所已溃之地，悉以北军充之，于是，直东皖三省之白丁，人人首其缨而腰其刀，走卒厮养皆为高官，皂隶舆台尽充末将。”[8] 在战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后，袁世凯立即抽调兵力对白朗起义军展开围攻。白朗（１８７３一１９１４）是河南宝丰县人，从１９１２年末他就率领数百农民在鲁山、舞阳及宝丰一带“打富济贫”，到１９１３年下半年已发展到数千人，活动地区扩大、到豫、鄂、皖三省交界各县。袁世凯把白朗军视为大患，在他发布的围剿命令中，恶毒地诬蔑白朗为“狼匪”、“白狼”，可见他对起义农民是怎样的恨之入骨了。１９１４年初，他将镇压白朗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并指令段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会剿军事会议，制定围剿计划，限期消灭白朗起义军。由段祺瑞亲自指挥，参加围剿的北洋军共三万多人，除“豫南剿匪督办”赵凋所率领的毅军外，还有王占元第二师一旅，倪嗣冲一部，张勋一部以及王汝贤和陈文运各旅团。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悍兵骄，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靖匪氛，指日可待。”他们把白朗军切团围在商城、霍山、霍邱之间，妄想一鼓荡平。但是，事出袁世凯及北洋将领的意料，白朗军得到农民的支持，采取流动作战，从商城突破包围圈，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挺进，从武胜关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地区。３月中旬，突袭湖北老河口，缴获大批枪械弹药，队伍扩充至万人。白朗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避实击虚，乘胜入陕。攻占荆紫关后，由于受到孙中山派来的联络人员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的影响，白朗整编了部队，改称“公民讨贼军”，自为“中原扶汉大都督”，接连颁布文告，传檄远近，怒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号召人民援助讨贼军，推翻袁世凯政府。所部一度发展到二三万人。 帝国主义列强驻北京公使团要求袁世凯迅速扑灭白朗军，保护各国传教士。袁严词指责段祺瑞“军事迟缓”，他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饬令段采取严厉措施，“克期扑灭”。 白朗军由荆紫关西进，于３月底和４月初接连攻克商南、龙驹寨（今丹凤）、商县、柞水，越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当张凤调兵防守西安时，白朗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县、、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9]在醴泉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后，回师袭取永寿、县，全陕震动。张凤十万火急地向袁世凯求援。 袁世凯见段祺瑞屡遭挫败，大损声威，遂调他回京，而派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领新编第七师（由拱卫军１２营和豫军８营改编而成）援陕，又派赵倜为会办，率领毅军五千入陕，继续尾追白朗军。同时，袁世凯命令川军第三师进驻汉中，扼秦岭各口隘，防白朗入川。又命令甘肃都督张广建调甘军及马安良所部回军至天水、平凉等地布防。又命张敬尧、陈文运、王汝贤各部由潼关、南阳各路堵截。袁世凯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军在醴泉和县与陈树藩旅两次搏战，损失甚重，但由于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白朗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接连又攻克凤翔、千阳、陇县，进入陇中地区。甘军“临阵溃散”，白朗军纵横驰骋于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阶州（今武都）等地。 白朗原计划人川，因受到川军阻击，便从阶州折回。６月初，在伏羌（今甘谷）与赵倜军作战失利，白朗不幸负伤，遂决心带领队伍回河南家乡。６月中旬，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白朗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凯闻讯震怒，于６月１６日致电陆建章，饬今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10]不久，袁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又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县、乾县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以北洋派官僚代替。陆建章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扩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陆的外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没有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军纪也渐渐松驰。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由原路归河南途中，又遭到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回到家乡宝丰一带，战斗力大大削弱，只得分散为数股，隐蔽活动。８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与张敬尧部殊死搏战，不幸阵亡，起义队伍遂瓦解星散。白朗起义坚持数年之久，在所到之处“打富济贫”，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但最终仍然不能幸免失败的命运。 白朗失败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９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扩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至此，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袁世凯击败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封建专制独裁的“统一”。他顾盼自雄，洋洋得意，自制了六扇红木屏，屏上精刻中国地图，陈设于卧室之中，纪念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北洋军阀集团从此气焰更为嚣张了。 注释： ①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页１１４—１１７。 ②《列宁全集》，卷１９，页８３。 ③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１９２６年上海广益书局第１５版，卷１，页６。 ④《爱国报》，１９１３年５月１５日。 ⑤《时报》，１９１３年８月２日。 ⑥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２８８。 ⑦同③，卷７，页６。 ⑧同⑤，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⑨同③，卷２，页４１至４６。 ⑩同③，卷２，页４５、４３。 [1]同③，卷２，页６９。 [2]《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本。 [3]《章太炎致伯中书》，１９１３年７月３日。见《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９期。 [4]同⑤，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９日。 [5]《袁世凯致张謇函》（原件），１９１３年６月１３日。见《近代史料书札》第一函第一册，北京图书馆藏。 [6]同⑤，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７日。 [7]《袁世凯致冯国璋、张勋密电》，１９１３年８月３日。见《冯国璋收电簿》。 [8]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１，页２８。 [9]《继修醴泉县志稿》，卷１１兵事。 [10]《白狼猖獗记》，见《时事汇报》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１月。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 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解散国会，这并不是由于国会在战争期间俯首听命于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议员之所以敢于对袁世凯实行“监督”，主要是由于有南方数省的地盘和军队作后盾。“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变得七零八落，刘揆一、孙毓筠等公开分裂出去，另组“相友会”、“政友会”之类的小组织，成为袁世凯破坏国民党的别动队。一些号称“稳健派”的国民党议员，也不敢再倡言“监督”或“法律倒袁”了，但他们仍然抱着制定宪法以保卫民主权利的奢望，在国会进行活动。正当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大为减弱之时，进步党人却乘机扩张势力，用种种方法对付国民党议员，或吸收使入进步党，“或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很快取得“百余人”，①大有左右国会之势。袁世凯深知要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必须得到进步党人的支持。他一面像过去一样暗中拨给进步党活动费，一面则设计新的骗局。 自赵秉钧辞职后，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仅７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开始，袁世凯有把总理一职赏给段祺瑞或徐世昌的设想。但是，当这个消息已经传开时，他却以权术家的诡秘手段，突然舍弃段、徐，而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３１日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表面上他说除国民党“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合作”，“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利用。 当时，熊希龄正在承德担任热河都统，得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意外。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却认为这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熊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袁党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又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一直拖延到９月初，他才同意采取折衷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梁、汪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则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的黄金时代。梁启超为熊内阁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拟定了许多改革政治的条例，企图在袁世凯手下实现宪政的宿愿。 原来，自国会开幕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就赶制宪法。国民党议员主张先制宪法，随后根据宪法再选总统，使国家走上法治的轨道。面袁世凯则企图在宪法产生之前当上正式大总统，以便取得宪法的公布权，把个人凌驾于国会和法律之上，使宪法变为自己的附属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袁世凯一方面唆使一些国会议员提出“先举总统”的动议，宣称“没有正式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朝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动员黎元洪联合十九省区都督、都统、民政长发出“先选总统”的通电，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内外夹击之下，国民党议员没敢进行激烈的争辩就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国会于９月５日顺利地通过了先选举总统的法案。 袁世凯急于想在１０月１０日“国庆节”当上正式总统。他认为国会的动作缓慢，虽然有进步党人效劳，但毕竟不能直接指挥。于是，他指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收买了议员李庆劳、康甲臣等近百人，于９月１８日拼凑成了一个公民党。公民党以梁士诒为党魁，叶恭绰为副，北洋政客、官僚纷纷加入，一时气势之盛，几乎与进步党、国民党有三足鼎立之势。 有公民党作打手，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１０月４日公布总统选举法，１０月６日就投票选举。这一天，多疑的袁世凯仍放心不下，派出大批军警临会监视。同时，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领便衣军警一千多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袁世凯搞的这套把戏，不仅使国民党议员满腹怨气，就是一些进步党议员也感到极为难堪。因此，会场气氛十分沉闷、紧张。 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名，根据总统选举法，得满投票人四分之三者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没有人达到规定购当选票数，只得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仍然没有当选。时已至下午，有的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不准离开，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一些议员看到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次投票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才以五百零七票勉强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后，“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九点，议员饥肠辘辘，仓皇而去。 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如愿以偿，满心高兴。１０月１０日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这天上午，他先在前清皇帝登极的太和殿宣誓就职，随后由一大群文官武将簇拥着，乘坐肩舆至天安门阅兵。受检阅的部队包括拱卫军、禁卫军及京卫队等北洋精锐。 当天，袁世凯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得到勋一位。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民国总统不是他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廷禅让给他的。赵秉钧也得勋一位。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勋三位。他还在总统府大张筵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虎狼成群，好不热闹。 在袁世凯政府建立之初，帝国主义各国没有立即承认它，其原因绝不像帝国主义所标榜的那样：“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意味着它们拒绝支持袁世凯；恰恰相反，它们乃是以不承认作武器，敦促袁尽快消灭各省革命势力，完成所谓“统一”。关于这一点，早在１９１２年夏天英国政府就露骨地表示：“对于正式承认问题，应视其（袁世凯）权力能否强迫各省继续奉行前清所订条约，然后再行提议。”②袁氏没有辜负帝国主义的期望，他把全国各省置于北洋势力之下以后，在就任正式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③他不仅一口承认了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就在他当选正式总统的前夕，还特地给了帝国主义一些新的权益，以换取“承认”。应英国的无理要求，他承认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俄国的蛮横要挟下，他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抗议，悍然答应俄国在蒙古享有特殊的权益。日本则以“承认问题”和取缔革命党在日本活动问题挟制袁世凯，于１０月５日取得了三条铁路（四平至洮南、长春至洮南、开源至海龙）的借款权，和两条铁路（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的借款优先权，把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④ 因此，袁世凯一当选为正式总统，日、俄、英、德等国立即给予承认，发来贺电。美国早在５月２日先已承认。１０月１０日，袁世凯接见驻北京外交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帝国主义在华最有影响的报纸《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之下，现在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⑤ 袁世凯一向重视外国顾问的作用，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陆续延聘了不少外国人当顾问，除安置在政府各部的而外，仅作为总统顾问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有十多人，其中对袁世凯影响较大的有： 莫理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８６２—１９２０），澳大利亚人，清末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实际作为一个英国人起作用。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详见第六章第二节），从１９１２年８月１日担任政治顾问，经常出入总统府，替袁世凯出谋划策。⑥ 古德诺（Ｆ．Ｇｏｏｄｎｏｗ，１８５９一１９３９），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专门研究德国法律。１９１２年７月来中国担任法律顾问。至１９１４年夏天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第二年７月又到北京。他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 有贺长雄（１８６０一１９２１），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国际法的研究者。１９１３年３月初到达北京，担任宪法及附属法顾问。 坂西利八郎，日本炮兵大佐。清末曾在天津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１９１２年７月至北京，充当军事顾问。１９１５年７月解聘。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理逊、古德诺和有贺长雄这三个重要的政治法律顾问，都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都带着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莫理逊虽然主张议会政体，但他认为中国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实行独裁统治。古德诺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度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时，如若借鉴于西方国家的话，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的。有贺长雄更是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他认为议会政体是不理想的，中国能从美国和法国学习的东西极其有限，中国至少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所以他到北京后“第一个建议就是恢复祭天典礼”。⑧当时，袁世凯的想法与这些顾问的观点大致是相同的。事实上，正是在顾问们的帮助下，袁氏一当上大总统就开始无情地破坏在辛亥革命中诞生的幼稚的民主共和制度，并一步一步地强化自己的独裁统治，直到恢复帝制。 注释： ①《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４２４。 ②《承认民国及中央权力》，《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ｉｓｉｎＴｉｍｅｓ）社论。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③《政府公报》第５１６号，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 ④王芸生编：《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６册，页１９。 ⑤《北华捷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 ⑥《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卷２，页１至５２８，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 ⑦南里知树编：《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⑧杨·欧纳斯特（ＥｒｎｅｓｔＰ．Ｙｏｕｎｇ）：《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ｏｆＹｕａｎＳｈｉｋ－Ｋ＇ａ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Ｄｉｃｉ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Ｅａｒｌ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美国密执安大学１９７７年版，页１７１。 袁记《约法》的产生 在国会战战兢兢地为袁世凯披上了一件合法总统的外衣以后，袁世凯便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他对国会的憎恶了，他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起了进攻。 作为一个独裁主义者，袁世凯喜欢随心所欲的“人治”，厌恶法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进行丝毫的限制。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他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严，并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他的法律顾问古德诺等也对《临时约法》横加指责，而极力鼓吹“制定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以扩大袁氏的权力。早在１９１３年２月，袁就下令成立了一个由北洋官僚、政客组成的宪法研究会，企图干涉国会起草宪法的工作。由于受到国会抵制，未能得逞。１０月中旬，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购宪法草案脱稿。因为是在天坛制定的，所以人们称为“天坛宪法草案”。天坛宪法草案共十章一百十三条，全由国会各党派妥协而成。它与《临时约法》比较，明显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对袁世凯表示让步之处甚多。但是，仍含有责任内阁的意思，没能完全满足袁氏强烈的独裁欲望，尤其是对他事先所要求的两条：即任命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和总统有解散议会之权，均未采纳。这使他极为恼怒，并立即横加干涉。 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于１０月１６日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他说：“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得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生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最后，他要求国会“从速议决见复”。①隔了一天，即１８日，他又向国会提出咨文，声明只有他一人有公布宪法的权力，说是“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②这就是说，不经过他审定同意的宪法，他就决不承认。 这时，国会认为制定宪法的工作即将完成，没有再修改约法的必要；并且，宪法草案尚未通过，关于公布权问题也无必要马上答复。没等国会咨复，袁世凯即于２４日采取了挑衅步骤，他再次咨文国会，竟然派遣施愚、顾、黎渊、方枢等八人为钦差，出席宪法会议，妄图阻止宪法通过。当宪法会议开宪法草案三读会时，“八委员突至，言奉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宪法会议里国民党议员占多数，他们企图尽力控制立法权，用法制来约束袁世凯，以便局部地体现自己的民主权力和经济利益，所以当即严词拒绝八“钦差”出席，并指出按会章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列席，即傍听亦不可。”袁世凯闻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拍案狂叫道：“国会专制！”并于次日通电各省煽动说：“国民党人破坏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省议员掣肘行政，已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而不言……各省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面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③ 各省都督、民政长心领神会，均以“国民一分子”的身分，群起应和，几天之内回电达数十百通，都以请修改宪法草案为引子，肆意诋毁国民党和国会，而且几乎一致主张解散国民党。就在这一阵聒噪声中，袁世凯以查获国民党议员曾与李烈钧“勾结谋乱”的电报为口实，于１１月４日下令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勒令解散，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当天派出军警数百人包围国民党北京支部，次日又包围国会，连夜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证章。甚至“已早脱离国民党籍而改入他党”或“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也一律被追缴。两天之内共追缴议员证书证章四百三十多件。这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只得停止议事。国会“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袁世凯的预谋终于实现了。 国会的危机使非国民党议员都普遍不满起来。参议院议员六十一人，众议院议员一百九十四人分别联名上书袁政府，气愤地指出：“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通义”，并质问袁世凯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根据何法？④早在这年夏秋间，梁启超已多次上书，要求袁维持国会。他说：“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⑤而今国会命运危如累卵，梁启超和张謇便先后面谒袁世凯，询问善后办法。袁说：这是他为“挽救国家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手段，并无意根本取消国会。事后，他又亲自拟定了一个“维持国会意见书”，说要简化议员选举手续，尽快补选议员。在玩弄这种搪塞手段的同时，袁世凯以政府不能无谘询机构为理由，于１１月２６日下令召开政治会议。 政治会议由每省派两人，国务总理派四人，每部各派一人和总统派十人组成。所派代表大部分是清末官僚。袁世凯指派的代表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赵惟熙、饶汉祥、马良、杨度、蔡锷、杨士琦。李经羲在清未曾任云贵总督，地位最高，袁氏就指定他为议长，另派朱家宝为副议长，顾为秘书长。 １２月１５日政治会议开幕。上午九时，全体议员六十九人齐赴总统府觐见，在居仁堂静坐等候。１１时，袁世凯来到居仁堂，各议员起立向袁行三鞠躬礼，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必恭必敬地聆听袁的训话。袁氏滔滔不绝地说：“民国以来，人民滥用民主自由，民意舆论全失真意。主张共和之人，托共和政治之名，行暴民政治之实，“纲纪法度，荡然无存，礼义廉耻，亦各被弃”。他要求各议员“以救国救民为前提”，不要怕国人咒骂。他说“毁誉是非千百后自有定论，此时悠悠之口，何关轻重”。最后，他说出“救国救民”的真谛，即解散国会和修改约法。⑥下午，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开幕，议决每星期开会三次。袁世凯向会议提出一大堆谘询案：什么“救国大计案”，即十九省都督、民政长要求解散国会案；增修约法案；组织造法机关案；停止省议会案，等等。政治会议无条件地顺从袁的意旨，一一通过。 袁世凯便“据政治会议的决议”，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０日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四百元，饬令回原籍。并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一个“筹备国会事务局”，派顾为局长，接收参议院和众议院。上一年４月当国会开幕时，袁世凯曾派梁士治为代表致词，声嘶力竭地高呼“国会万岁！”可是如今不满一年，袁氏就把国会解散了。接着，他于２月３日又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２８日命令解散各省议会，把地方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万能的官吏”。十年前，袁氏是清末筹办“地方自治”的带头人和“召开国会”的吹鼓手（见第七章第三节），而今在他的眼里，一切“民意机构”都变成了罪恶的渊薮，他的这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言行，正是一切独裁者、阴谋家的惯伎。 袁世凯所采取的这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措施，和北洋政权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它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极少数封建军阀官僚的专政，只有完全剥夺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不让人民监督，才能维持其反动独裁统治。 没有国会，进步党人也就失去了活动的地盘。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的那天，梁启超急忙跑到总统府想加以劝止。袁借口有紧要公事要办，让侍卫转告梁明天再来。梁说：“我正是有要紧公事才来晋见总统”。等了好大一会，袁才出来接见。梁恳切陈词，说明来意。袁装作惋惜地说：“晚了，命令已经发下去，木已成舟，不能再改，只好待以后设法补救。”这些话使梁氏对重开国会一直抱着幻想。 原来，袁世凯让熊希龄担任总理，并非想让他分享统治权力，而是企图利用他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当熊希龄恭顺地副署了袁的一切命令，最终把国会送进坟墓以后，袁便立即把内阁看作妨碍自己实行独裁的障碍物。他别有用心地抱怨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殊多滞隔！”进步党人汪荣宝出任比利时公使，于进谒辞行时，劝袁说：“请勿行总统制，而行总统内阁制，以该制实令总统当冲。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殊多不利。”袁狡辩道：“不然！往年本行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讨段！”袁的决定是无可挽回的，“废国务院事既定议”，即命令梁士诒往告熊希龄，“熊愕然”。⑦袁见进步党人对内阁制恋恋不舍，便又使出自己的惯伎来。在他的授意下，安徽都督倪嗣冲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４日首先通电各省，倡议修改约法，实行总统制。各省都督、民政长群起响应。四川都督胡景伊和民政长陈廷杰通电说：“项城袁公，绝世之才，中外具瞻，天人合应，允宜屏息退听，纵其展舒，若实行内阁制，俾元首退处无权，何异困蛟龙于沟壑，击麟凤以钳铁。”江苏都督冯国璋说得更干脆、具体，他说：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总理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熊希龄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本来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由于梁士诒掣肘，财政也陷于“万难之境”，⑧更为重要的是各省军阀声讨内阁制的调门愈来愈高，遂心怀退志，称病请假。这对袁世凯本来是正中下怀，可以挥之使去。可是，这个阴谋家对利用完的工具往往要制造或寻找借口，使其狼狈下台，借此既可对人诬以罪名，又可掩饰自己的阴险毒辣手段。 先是，熊希龄担任热河都统时，曾私取承德行宫宝物多件。民国后每一都统到承德，都以检查为名，私取宝物，据为己有。这本是公开的秘密。清室内务府大臣世续曾将行宫所失宝物开一清单，呈报袁世凯，要求追查下落。袁有意压下不发，束之高阁。当熊希龄称病请假之时，北京的御用报纸突然刊登出“熊希龄行宫盗宝”案。熊写信请内务部转饬京师警察厅追究其事。警察厅将原信送地方检查厅，检查厅竞在信上批道：“饬具诉状，原件部回。”报纸上熊希龄行宫盗宝的新闻愈来愈多，掀起轩然大波。熊希龄深知没有袁氏背后指使，内务部警察厅是不敢对现任总理如此不留情面的，遂上辞呈。２月１２日袁照准，并派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 前此，熊希龄内阁的“大政方针宣言书”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司法独立”，“教育改良”，等等。⑨实际上都是哗众取宠，并没有认真推行过，也不可能认真实行。以“司法独立”一事为例，由于袁世凯抱“消极态度”，“致生出无限阻力”，“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⑩后来，虽然有些省、县成立了法院，但因“用人未尽当，又系初办”，产生了一些弊病。“遂贻旧派人口实，攻击甚烈”，说“法院精神形式较旧日州县衙署且有过之”。因此不仅袁世凯“颇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制”，就是主持“改革”的司法总长梁启超本人也以为“改革太骤”，“乃生反动”，转而“从维持现状上努力”了。[1]如今进步党的计划均成空想，所以在袁氏照准熊希龄辞职之后，梁启超、汪大燮也立即连带请求辞职。袁世凯假惺惺地再三慰留，不允所请。梁愤愤不平地说：“大政方针本出自予一人之手，前之不忍去者，实待政策之实行，今已绝望，理应辞职。”[2]后来，袁氏照准梁、汪辞职，但又故作豁达大度，不仅对“盗宝”一案免予追究，而且一再派粱士诒、杨士琦等人拜访进步党人，说明尽管将要实行总统制，仍然渴望与他们合作。进步党人对袁世凯的一片忠心，得到恶报，自然哀怨不止；但仍没放弃承恩邀宠的希望。不久，他们都抱着袁氏实行“开明专制”的幻想，受命担任了新职：熊希龄为全国煤油督办；梁启超则担任币制局总裁，不久又被任为参政院参政；汪大燮改任平政院院长；经杨士琦劝说，张謇仍留任农商总长，直到帝制发生才请假回原籍。煤油督办、币制局总裁和平政院院长都是有职无权的冗职，只拿薪水，无事可作。 熊希龄下台前夕，袁世凯已“根据政治会议的建议”于１月２６日下令组织约法会议。按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议员六十名均由各省区及全国商会选举产生，实际上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或各省都督保荐经他同意的。３月１８日，约法会议在北海团城开幕。实到议员仅四十四人，马良担任临时主席。议长、副议长都是由袁世凯圈定的，议员选举只是形式。袁特地挑选孙毓筠为议长，用以表示增修约法并非北洋派的私意，“革命党”也是赞成的。施愚担任副议长。袁的机要秘书王式通为秘书长，后由顾继任。孙宝琦代表袁临会致词，重弹《临时约法》“束缚政府”的滥调。２０日袁向会议提出增修约法大纲七条，大意说：“建设国家”应“因时制宜”，分为两个阶段；“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前一期为“国家开创时代”，后一期为“守成时代”。“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徒饰美观，“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不如力求实际，“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救之”。所以，七条大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抑人民之权，申总统之权。[3] 根据袁世凯的大纲，约法会议匆匆忙忙地制订出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共十章六十八条。５月１日，由袁世凯正式公布，同时宣布废除《临时约法》。两年前，袁曾指天发誓遵守《临时约法》，骗得资产阶级民主派把政权让给他，而今他又毫不留情地把《临时约法》撕碎。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4] 袁记新约法通篇贯串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定于一”的精神和反动的皇权思想，完全否定了民主主义。袁党还美其名曰：只有如此，才合乎中国之“国情”，才能表示出中国“国家制度之特性”；[5]否则的话，据说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而要发生混乱，以至灭亡。新约法有关总统权力的条文都是绝对的、不容有丝毫含糊。如原来《临时约法》规定由“参议院、临时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新约法改为由总统“总揽统治权”。总统“对于国民全体负责”，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他可以盗用全体国民的名义，做他想要做的一切。总统有解散立法院之权，而立法院弹劾总统要有总议员五分之四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通过，才能向大理院提出。大理院受理与否，却要由总统决定。实际上取消了立法院的弹劾权。新约法还规定成立参政院，其职能是“应大总统之谘询，审议重要政务”。所有参政都由总统钦定。参政院推荐十名委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宪法草案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这样，袁世凯便把制定宪法的大权完全收揽在自己手中。新约法之所以作这些规定，据袁氏说是因“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恐转致乱亡”。[6] 关于人民的各项权利，新约法都加上“于法律范围内”的附带条件，而法律由袁世凯一手制定公布，人民根本无权过问。这就是说人民权利的予夺均由袁氏自由行之。因此，尽管新约法上写有人民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项自由，以及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人民的权利等于零。 新约法规定废除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各部总长直接对总统负责。并规定总统有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各项非常权力。 总之，新约法把袁世凯两年来恣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攫取到的各种封建专制特权，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而且为他进一步扩张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难怪新约法公布之日，他不胜喜悦地说：“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7] 注释 ①《政府公报》，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②同①。 ③袁世凯通电，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见《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７５—７９。 ④《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见《中华民国史料》，中册，页８。 ⑤《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４２４。 ⑥《白话捷报》，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⑦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１８８页。 ⑧当时交通部收入皆用特别会计，袁世凯指定梁士诒掌握，财政部不能动用。１９１４年初，熊内阁财政无法支持，梁士诒以五百万元呈献于袁，由袁转交熊希龄，使熊“不胜其难堪”。（见《远生遗著》） ⑨《庸言》，第ｌ卷，第２１号。 ⑩同⑤，页４２９。 [1]同⑤，页４３１。 [2]《爱国报》，１９１４年２月１９日。 [3]《袁世凯宣布增修约法之经过布告》，１９１４年５月１日。见同④。 [4]《列宁全集》，卷１１，页９８。 [5]同[3]。又见约法会议秘书厅编：《约法会议记录》，１９１５年印。 [6]同[3]。 [7]马震东：《袁氏当国史》，１９３０年版，页３６７。 专制独裁制度的确立 从１９１４年５月起，袁世凯按照新约法，更准确地说是随心所欲地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组。他处处标榜创新，实际上是复旧。其所设“新机构”大都由前清制度脱胎而来，就是气派和仪式也无不模仿帝王。 ５月１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政事堂的权限略仿照前清军机处，“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通过政事堂，袁氏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他下达命令原来钤用大总统印，现改为加“政事堂奉策令”之类的话，而钤政事堂印。这恰是前清“内阁奉上谕”那种文牍格式的翻版。政事堂设国务卿一人，对袁世凯直接负责，相当于前清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决定把这个“宰相”位置酬劳给他的把兄弟徐世昌。自辛亥革命后，徐以遗老自命，托辞“国变忧愤”，退居青岛，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暗中参与袁的各项重大决策，早有“海滨宰相”之称。他一上任，袁及总统府上下均尊称他为“相国”。他亦欣然应之。他与袁氏相交几十年，对袁的性情和野心了如指掌，深知在玩弄政治阴谋方面，袁不仅不亚于他，而且在许多方面比他高出一筹。关于大政方针，他从不主动提出方案，变革现实的一切指导思想都是袁向他提出的。他只是提供建议，起草告令，以及制定一些为达到目标必须使用的策略性的办法。 袁世凯实行独裁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制造派系，利用矛盾，使其互相牵制。政事堂除设国务卿外，还有左右丞二人，其地位略低于国务卿，也直接对袁世凯负责，用来防止出现国务卿专擅的局面。袁任命自己的臣杨士琦为左丞，右丞则让徐世昌的心腹钱能训担任。国务院存在的时候，各部政务由总长主持，可以直接发布命令。现在各部的命令均须由政事堂核阅，转呈总统定夺办理。各部长总直接对袁氏负责。各部总长人选为：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交通，梁敦彦；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另外政事堂还设有六个局：法制局，局长施愚；机要局，局长张一；铨叙局，局长夏寿康；主计局，局长吴廷燮；印铸局，局长袁思亮；司务局，局长吴芨孙。以上各部长、局长，除汤化龙、张謇属进步党外，其余都是袁党。 政事堂在总统府勤政殿旁，其匾额为“政事堂”，两旁楹联为“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此联为徐世昌自拟、自书。５月４日，袁世凯亲临政事堂训话，他说，本大总统当与诸君以“洁己自爱，开诚布公”八字共勉，“以共挽狂澜，维持大局”。①就是在这种极动听的辞令掩饰下，袁党会聚一堂，开始了“屈天下人奉一人”的新步骤。 开办政事堂的同时，袁世凯下令裁撤了总统府秘书厅，把秘书长梁士诒调离总统府。自从１９１２年３月北洋政府成立起，梁士诒一直担任秘书长，综揽中枢机要，５月又兼交通银行经理，次年秋曾代理财政部务，事权之重无可比拟。他常常代表袁与各方接洽。有人谒袁禀商事件时，袁也常常说：“问梁秘书长去！”因此梁有“二总统”的绰号。②梁氏以交通部和交通银行为筹款工具，能在短时期内筹挪巨款，如１９１１年１１月袁到北京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急需款项。梁从交通银行提取邮传部所存维修黄河铁桥款六百万元供袁收买运动各方。因此深得袁的信赖，被称为“财神”。但是，梁好包揽把持，利用秘书长职权，培植个人势力，在北洋财政界形成著名的交通系；尤其自受命组织公民党后，插手四方，势力更为膨胀，俨然成为政府党党魁，使袁世凯深感不安。１９１４年初，袁征询他对改制的意见，他建议“将秘书厅扩大组织”，以“扩张府制，网罗人才”，而不必另设国务卿。③这恰为袁所忌。袁氏遂下决心把他撵出总统府，派为税务处督办。 袁世凯以秘书厅原班底成立了一个内史监，专门负责办理“关于大总统切身政务机密者”。派原副秘书长阮忠枢为内史长，曾彝进、王式通为副内史长，内史有夏寿田、张凤台、刘春霖、董士佐等十余人。从清末北洋时代起，阮忠枢就充当袁和北洋文武官吏之间的联络人员，专门负责传达机要指示和反映下情，对袁忠心耿耿。洪宪帝制前夕，他曾对人说：“五年来纷纷乱乱，都只为没有皇帝之故。古语云：宁为太平犬，毋为乱离人。我亦云：宁为帝国犬，毋为民国人。”说时颇有洋洋得意之色，然闻者多笑其生成犬骨。 内史监成立后，仿照前清皇帝经筵进讲例，由参政严复等逐日编述关于中外大势及帝王治国故事以及其他政治、经济诸事，复由夏寿田书写送到袁世凯的办公室居仁堂，称“居仁日览”。袁世凯从青年时代就不喜欢细读宏篇巨著，而好观大略。这种一事一文的短篇日览，很合他的口胃，每日必批阅一两篇，从中总结中外统治者的得失，觅求其所谓“治乱之道”。 ５月１８日，袁世凯下令特设一个小型的“政治讨论会”，派所谓“富有学问经验人员”王瑚等八人为会员，以阮忠枢为会长，凌福彭为副会长。又派施愚和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等组成一个“法制讨论会”。这两个会专门讨论袁所交下来的政治、法律草案，提出“建议”，供袁决策参考。并且每个会员都有条陈建议的义务。１９１４年７月，古德诺提出“中国官吏教育论及文官任用办法意见书各一件”，大意说：“前清旧官吏不乏有用之才。今后任用文官应择旧日参丞司道以下各员，从严考试，凡录取者即以相当位置。考察方法，即调查其在官之成绩，作为去取标准。此意见书由袁批交“政治讨论会”讨论，以后由政事堂负责实行。 新成立的平政院为行政裁判机关，负责弹劾和审理违法官吏，相当于前清御史台。又仿照前清都察院，附设一肃政厅，以庄蕴宽为都肃政使，以王瑚等人为肃政使。都肃政使即左都御史之变名。肃政使和给事中御史大同小异，于是京城官场中“都老爷”名称复生。袁世凯为表示自己“任人唯贤”，特电召清末因参奏他和权贵而享盛名的御史赵炳麟、安维峻等入京担任肃政使。５月２５日，他接见平政院长汪大燮和都肃政使庄蕴宽及肃政使十四人，说“中国之大，官吏之多，一人耳目不能周到，故靠诸君主持风宪”。④俨然是帝王口气。实际上，平政院长、都肃政使等都是闲曹，弹劾和审理俱托空言。正如当时有人指出：“民国有势无法，少有凭藉者断非平政院所能裁制，其无势力者先自默尔，与人无竞，更不劳裁判。” 袁世凯本来计划恢复前清官吏品级制度，后来改变计划，决定按照品级办法，拟定新的文官官秩。７月２５日正式公布实行。官分九秩：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其余文官均按其资历、地位分别授予不同等级的官秩。 ５月２４日，袁世凯公布参政院组织法。２６日任命副总统黎元洪兼院长。黎入京后，袁规定每月给他三万元的高薪，比鄂军政府时月支二十元足足增加了一千五百倍，稍后还与他结为亲家，然而却从来不允许他发挥实际作用，至此总算给他他一个具体的差事。参政共七十名，都由袁亲自选定。其中有当朝显宦周学熙、梁士诒、黎渊、施愚、王揖唐、刘若曾、陆征祥、孙多森、李士伟、严修、杨度；有立宪派、进步党名流梁启超、熊希龄、林长民、马良、严复以及蔡锷等；有实业界大资本家冯麟霈、宋炜臣、张振勋、孟继笙；有屈膝变节的革命党人孙毓筠；有“宿儒”王运、杨守敬；而大多数则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大官僚，如赵尔巽、那彦图、丁振铎、唐景崇、增韫、李经羲、宝熙、于式枚、昌、袁树勋、王树、赵惟熙、姚锡光以及瞿鸿礻几等。正如当时报纸所说，参政院内旧官僚派“有枯木逢春之气象”。 当时，有些进步党人对袁世凯网罗大批前清官僚不理解，曾询问其用意，袁回答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为袁世凯的政策辩护，他说：“中国昔时之老成物望者皆联翩而出”，这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由于一些旧官僚派参政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肯进京上任，至６月８日参政院近开会之期，报到者“尚不足三分之一”，⑤不得不延至６月２０日开幕。当天，在原参议院举行开幕式，出席的参政仅四十四人，零零落落，不成样子。从开幕至当年１２月底，参政院共开大会二十多次，每次出席者都只有四、五十人。其“所议各案，都由政府交来”。其中最为重要者是梁士诒提出的“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８月１８日提案得到全院通过，即转交约法会议制定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１２月２９日由袁世凯公布。新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而且只要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无须改选。总统继任人由袁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届时交大总统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各五十名组成。根据这个规定，袁氏实际上不仅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参政院成立后便宣布代行立法院职权。约法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８日宣布结束。至于按照新约法应该成立的立法院和国民会议，袁世凯则故意把这些“民选机构”的成立推得遥遥无期，以至终袁之世也未能成立。这样，在一个名为“民国”的国家里，便消灭了一切民主选举的痕迹，所有重要职务都改为钦定，还美其名曰：“以资简捷，而节经费”。⑥ １９１４年５月８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而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段祺瑞、刘冠雄、陈宦、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张士钰为副厅长。办事员轮流在处值班，一切军事要政，均由值班人员送袁世凯定夺。表面上说，这是集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是要削弱段祺瑞的军权，把军权收归袁一人掌握。原来，自北洋政府成立后，军权一直在段祺瑞把持的陆军部。段对袁氏本来奉命唯谨，但自镇压“二次革命”以后，陆军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和降黜，他往往擅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这种情况使袁感到惴惴不安，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军权旁落”的趋势。段自然一眼看破袁的用心，从此经常不到陆军部，一切事务由次长徐树铮代办，对统率办事处的会议也常常借故缺席。 袁世凯对段祺瑞的消极抵制不仅没有让步，相反，更增强了他进一步直接控制军权的决心。不久，他就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决定在统率办事处下另行编练模范师，派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先成立了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式的“模范团”。抽调北洋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各师中、高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每期半年，一期培训两个师的军官。第一期袁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其长子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光远和陆锦都是袁克定挑选的，所以模范团实际由袁克定一手包办。这是袁世凯有意为自己的儿子在北洋军中树威望，为“家天下”作准备。不过事与愿违，这样一来“北洋宿将个个寒心”，而以段祺瑞为甚。段祺瑞素性刚愎，对于袁世凯感恩知己，愿受驱策，不成问题，但对袁克定则毫不敷衍，对袁世凯左右之人也常以盛气凌之。袁世凯遂对段说：“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于是，段即托病请假赴西山“疗养”。１９１５年５月３１日，袁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王为人圆滑，对袁唯命是从，遇事决不肯触忌犯颜，有所坚持；又不培植私人势力，深得袁之欢心。不久，袁世凯又授意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四十万元，借此于６月２６日下令免去了他的陆军次长，派田中玉继任。这样便将段的势力从陆军部清洗出去。 为了从精神上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于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以海陆军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其中第一条即为“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并由统率办事处派出大批“宣讲员”，至各师传达宣讲。原来在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袁曾颁发过一个“告诫军人训条”十条，并无“忠事元首”字句，而今却公开命令官兵忠于他个人，这是他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表现。⑦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他又下令以“关（公）岳（飞）为武圣”，由全国军人供奉。并指令统率办事处拟定祭祀礼制。但是，北京从来没有关岳合祀之庙，临时新建又来不及，便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之白马关帝庙大加修饰，模范团及所有驻京军队均列队前往行礼，宣誓效忠袁世凯。 袁世凯不仅使中央军政机构适应其独裁统治的需要，对地方制度也大加变革。１９１４年５月间，他对地方官制草案“亲手笔削，已易数稿”，５月２３日正式公布。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裁撤各省内务、实业、教育各司，于巡按使署政务厅之下设置总务、实业、教育各科。规定巡按使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命，不许保荐。冯国璋曾因保荐巡按使，受到政事堂申斥。巡按使定期向中央报告政情，其性质仅为中央派出之视察官。又取消国税、地方税划分法，规定田赋、盐税、关税、厘金、烟酒茶及一切杂税均称国税，地方财政机关为中央财政部征税之派出所。各省一律编造预决算送中央核准。 ６月３０日，袁世凯又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仅为统率办事处派出代管当地驻军的指挥官。这些有地盘的将军都分别冠以“武”字或“镇安”字样，如咸武将军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镇安左将军孟恩远，督理吉林军务。凡上将军都是“有特殊功勋者”，如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督理江苏军务。袁又在北京建立将军府，设将军诸名号，大都冠以“威”字。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际是用以安置无地盘无军队的闲散将领。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袁的本意是企图随时把一些自己信不过的“武”字将军变为无用武之地而徒有“威”名的将军，以加强他对地方军队的控制。 然而，袁世凯对地方制度的更改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除更换名称外，实际上都未能获得贯彻。因为，他的独裁统治完全建立在各省将军对他个人的依附之上；为要保持将军对他的忠心，达到一呼百诺，就不能不允许将军享有极大的特权。各地将军深知自己的祸福荣辱完全由袁的喜怒决定，只要不失宠，无论怎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不会被贬黜，至多调任他职而已。所以，他们在袁世凯面前无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而在地方上则莫不模仿袁氏自为土皇帝，专横跋扈，作威作福。巡按使照规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大都受将军左右，将军“视民政长官如前清督抚之于布政司”。⑧正如袁世凯的秘书张一所说：自行总统制后，袁氏大讲“混括统一”，然而“省权转重”，及至“帝制萌芽”，“各省将军纷纷添募军队”，“藩镇之势已成”。⑨袁世凯死后，军阀连年混战，正是他追求专制独裁统一所必然产生的恶果。 １９１４年袁世凯对国家机器的变革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全部精神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一切权力集中于他个人，所有机关都变成他独裁的工具。当时上海有家报纸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1] 注释： ①《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５月５日。 ②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８７。 ③同② ④同①，１９１４年５月２７日。 ⑤同①，１９１４年６月９日。 ⑥同①，１９１４年５月２７日。 ⑦《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１０册，陆海军，页１５。 ⑧张一：《心太平室集》，补遗，页６。 ⑨同⑧，页４。 [1]《申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１２日。 特务警察恐怖统治 袁世凯建立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广大人民起码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如果不靠北洋军的军事压力和特务警察的恐怖手段，他的政权就一天也不能维持。他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防备人民、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和一旦人民奋起反抗时可立时扑灭起义。也正是了为适应这种封建专制政治的需要，他大搞特务警察统治；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不断强化这种统治。 从北洋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天起，袁世凯就非常重视建立特务警察网的工作，他故意把北京的特务警察机构分为几个系统，不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迫害人民，而且也使它们互相监视。此外，他还招募了一些高级特务人才，自己直接指挥，不隶属任何特务机关，专办特殊的机密案件。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于１９１２年５月改组成立的。总办先是性情残忍的陆建章，１９１４年４月由政治恶棍雷震春接任。“步军统领衙门”本来是清朝旗人控制的一个警察性质的军事机构，所辖兵士皆旗籍。步军统领主管巡捕东西南北中五营，又管京师九门门政，故又称九门提督。民国元年本拟裁撤，袁世凯认为其“足补警政所不逮”，乃托言事关旗制，遂付缓议。其后又以自己的心腹江朝宗担任统领，机构反而扩大，权力日增。“京师每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弹压，则步军出而维持秩序。”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为曾参加过同盟会的王天纵。内、外城警察厅于１９１３年１月底合并，称京师警察厅，以王治馨为总监，后由吴炳湘接任。此外，还有段芝贵建立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处长为陆启荣。以上这些机关，除警察厅隶属内务部，由内务总长赵秉均管辖外，其余都听命于袁，由袁直接控制。所有这些机关都豢养秘密侦探，都有监视人和缉捕人的特权，不受法律的约束。其中“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著”。该处谚语：“错拿了不能错放”①。它还有特设的监狱，任意使用各种酷刑。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可执行。滥捕滥杀，草菅人命，故有“屠人场”之称。 １９１３年镇压“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迫害还不敢大规模地公开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民主派变为“乱党”、“暴民”，袁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他们的仇恨。按照他的旨意，特务机关一方面不断派遣刺客前往国外，企图暗杀民主派领袖孙中山等人；另一方面，各种特务警察机构对国内民主派的政治迫害发展到了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程度。惨杀民主派人士的事件在北京和各省时有发生，而且北京比外省更为厉害。许多被捕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仅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者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杀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辑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等。 北京各监狱“收禁犯人极多，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分批送至保定监狱“寄禁”。②长期被关押的人，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袁世凯对一度为他效过力的章太炎也不肯放过。１９１４年１月他下令把章幽禁于龙泉寺，以后又移至钱粮胡同。一直到袁死后，章始获自由。 在袁世凯三令五申地催促下，各省都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之类的特务机关，对革命人民横加摧残。１９１３年９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６月至１１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１９１４年６月汤芗铭破坏“长沙革命党机关”，逮捕四十多人，其中二十九人被惨杀。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１９１４年３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请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竟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肯制止，反而于３月３０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倚重。务望拄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后来，由于龙迭次破获乱党机关，“厥功甚著”，袁特赠他一等嘉禾章。 袁世凯及其党徒指挥的庞大的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遭受迫害，甚至含冤致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类似的冤案，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以致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外省官吏，奉行不善，间有捕役邀功，侦探行诈，诬诱平人等事”。并于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假惺惺地命令各地文武官吏“除恶不可不严，而治狱不可不慎”。③ 从１９１４年初至１９１５年底，袁世凯公布了一连串反人民反民主的条例，妄图用严刑酷法使全国人民屈服于他的暴政之下。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袁世凯公布《报纸条例》。这个条例是清末为防范革命党而公布的《报律》的翻版。而清政府的《报律》则是从专制野蛮的俄国沙皇政府那里抄来的。根据《报纸条例》，袁政府的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④事实上，在《报纸条例》公布之前，迫害报业人员的事件已层出不穷。如１９１３年８月，北京《爱国报》编辑丁葆臣（桢）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⑤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４日，袁又公布了《出版法》，其内容之反动也不下于《报纸条例》。颁发这些条例、法令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言路，箝制人民的思想。 １９１４年３月２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规定“严禁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等。５月２０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１１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２日又公布《惩办国贼条例》。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直接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而制定的。为了瓦解革命党，１９１５年元旦袁世凯又颁布了所谓《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１９１４年底以前“犯附和乱党罪者”，只要自首，一律赦免。 袁世凯用扼杀民族生机的恐怖手段，巩固其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事情却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在地下沸腾、翻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汹涌。 人民对特务警察统治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一直影响到北洋集团内部，使袁世凯和在他卵翼之下的特务头子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为加强自己对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从１９１３年以后，袁世凯对他的爪牙也更多地采用血腥手段。 １９１３年底，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夔丞脱狱来到北京，企图晋见袁，请求其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鉴于刺宋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断然拒绝按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次年１月１９日，应怀着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应的性命。当时，赵秉钧到天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刚一个多月，他感到兔死狐悲，言语之间微露不平，抱怨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并径自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这使袁世凯大为震怒，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赵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一切都是他的恩赐，凡有利他的事，无论性质如何都应绝对服从，如若对他的行为有所腹诽，或有所指摘，都是忘恩负义，大不敬。袁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他装作不知杀应内情，２月１９日又让赵兼任直隶民政长，格外表示对他的信赖。但是没有几天，即２月２７日，赵便突然在天津督署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⑥当时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遣人置毒羹中”，杀人灭口，以防刺杀宋教仁的罪恶泄露。 对于赵秉钧的死，袁世凯假作痛惜哀悼，先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前往吊唁，后又派昌为政府代表致祭，发治丧费一万元，并亲题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以后又批令为赵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各建专祠一座。⑦ 袁世凯深恐他的这些鬼蜮手段瞒不过赵秉钧的头号心腹王治馨。王曾先后担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当时正任顺天府尹。袁对王早有反感，⑧遂决定斩草除根。赵死不久，袁就以王“鬻官纳贿，藉案婪赃”为理由，下令逮捕，并于１０月２１日批令“立予枪决”。另外，又将王的属吏潘毓桂等逮捕判刑，彻底消灭了赵秉钧在京师警察界的潜在势力。 婪赃纳贿本是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袁世凯从来视若无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需要，才惩办几个县知事之流的贪官污吏，以欺世盗名。如按所谓“官吏犯赃治罪法”，他于１９１４年９月，下令把赃官刘鼎锡（直隶霸县代理知事）立予枪毙。但从来没有公开处决过次长级以上的赃官，而今却忽然“以坐赃五百元”批令将王治馨处以极刑，这种少有的“政治豪举”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为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表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１０月２３日，指令总检查厅长罗文斡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将王枪毙。王死后，袁故意流着泪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以王治馨案为炯戒，勿贪赃枉法。⑨ 注释： ①王建中：《洪宪惨史》，１９２５年版，页１１。 ②《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５月２日、６日。 ③《时事汇报》，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１月，页４４。 ④白蕉：《袁世凯的压迫言论自由》，见《人文月刊》，第６卷，第５期。 ⑤《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８月２１日，又《章太炎致伯中书》，１９１３年８月２０日。见《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９期。 ⑥《陆锦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７日。 ⑦《直隶民政长兼署都督朱家宝呈据天津绅商刘彭年等恳为赵故都督秉钧廷设专祠文并批》，１９１４年。 ⑧据张国淦回忆：“宋案出后，京中国民党开会要求赵（秉钧）莅会，赵派京兆尹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词中有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云云，登载各报。次日，袁以此翦呈报纸与余阅，言据载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可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词色甚厉。”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二期，页１５９。 ⑨同③。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祀孔”、“祭天” 袁世凯认为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他所憎恨的革命思想体系，即民主主义。他站在没落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落后，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人们唾弃封建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在国势，而在民心”，或者说“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①他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肃清革命以来流行的民主主义，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冲击。当时，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②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但是，随着北洋军阀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地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野蛮落后的封建观念习俗的大泛滥。 封建专制主义重新盛行起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起初，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袁世凯尚不敢公开地否定民主主义，总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诋毁民主主义，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并借用这种道德说教来掩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私利，欺骗人民放弃争取、捍卫自己政治权益的斗争。早在１９１３年９月２０日，他就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③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在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和次年９月２５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祀孔已升为大祭，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认识到，把这个“圣人”抬举出来，足以增强自己战胜民主主义的精神力量。在祭孔告令中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④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中央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８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６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导，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七点半礼毕回府，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 在上演祀孔丑剧的前后，袁世凯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１日，他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他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１１月３日，他又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把他所看不惯的新现象及清末就有的腐败风气，一概说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他作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说：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托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传谕内务部和教育部，把这个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令学生天天看着，“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⑤ 同年１２月２０日，袁世凯下令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所从出，效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去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之精神隐相翕合。前经政治会议议决，嗣由礼制馆拟定祀天典礼，业已公布……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⑥２３日清晨，袁至天坛，在更衣殿换上祀孔时那套离奇古怪的衣冠，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莫不模仿封建帝王，只是没有斋戒沐浴而已。 在阶级社会里，神权往往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服务。中国历代帝王，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护身符，说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都是上承天意，人民只能俯首帖耳接受奴役，否则便是逆天。在清王朝生活了半辈子的袁世凯，对这套“君权神授”的把戏十分熟悉。其大搞祭天活动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企图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的不得人心的独裁统治说成是上天神圣意志的表现，谁要反对他，谁就是上逆天理，以便为下一步恢复帝制作舆论准备。 但是，由于祀孔、祭天遭到人们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在祀孔令中特别说明，祀礼决非模拟“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而是取孔学“大同共和之义”，“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⑦在祭天令中，他也极力否认“尊天为帝制所从出”。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实际上是欲盖弥彰。所以从祀孔、祭天之日起，人们都预感到恢复帝制已为期不远。可是，究竟谁是“真命天子”？是袁世凯，还是依然住在皇宫里的废帝溥仪？开始时，有人还疑惑不解，袁氏很快就用行动作出了回答。 注释： ①袁世凯：《复学校祀孔命令》，《民国经世文编》第３９页，页４８。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９册，页９４。 ③《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④《政府公报》，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６日。 ⑤《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５日。 ⑥《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４册，祭天祀孔，页１至２。 ⑦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１９２６年１５版，政令，页５１、５２。 对清室复辟派的暖昧态度 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袁世凯不仅千方百计地对付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时也挖空心思地对付清室复辟派。然而，他对这两方面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清室复辟派包括以满族少壮亲贵集团为核心的宗社党人和一帮汉族官僚、士大夫。其头面人物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升允、劳乃宣以及顽固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辫帅”张勋等。这些人仍然蓄发留辫，不改前清衣冠，大都蜷伏在青岛、天津、上海和大连的租界里，托庇于帝国主义。他们招朋引类，互通声气，著书立说，极力诋毁共和。同时，他们认为袁世凯以不正当手段篡夺了大清的天下，把他比做王莽、曹操之流，并图谋推翻他，以恢复清王朝的统治。这些遗老遗少虽然互相猜忌、倾轧，但在复辟帝制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以拥戴辛亥革命后被废了的小皇帝溥仪为号召。当时，根据退位优待条件，溥仪仍旧住在北京皇宫里，每年享用北洋政府四百万元的优待费，并保持清廷体制，称孤道寡，用宣统年号颁发“上谕”。 袁世凯认为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小朝廷和遗老们对北洋政权没有严重的威胁，唯一使他们担心的是掌握兵权的张勋。民国成立后，张勋驻扎在山东省兖州。他和他的队伍都依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于清室。人们称他为“辫帅”，他的队伍也有“辫军”之称。当袁探知他与清室复辟派往来密切时，便于１９１２年６月派徐世昌和田文烈专程到兖州去说服他。从小站练兵时起，张勋就拜徐世昌为师，对徐言听计从。他对徐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①并请徐转告袁：“袁公在，唯袁公之命是从。”从此袁不仅对张放心了，而且有意加强了“辫军”的实力，用来作为对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 袁世凯极力谋求和清室复辟派和解，争取他们为自己效力。他曾屡次电邀康有为入京“主持名教”，“共天下之事”；对康等恶毒攻击民主共和制度的反动言论，一概视而不见。因为他和康有为虽然各有各的用心，但仇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是一致的。他还竭力作出尊重小皇帝和隆裕太后的姿态，表示念念不忘故主。１９１３年２月隆裕太后病故时，他派昌、段祺瑞、江朝宗前往致祭，特备赙仪三万元。又命令北洋政府各公署下半旗志哀三日，所有官员挂孝戴纱。在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时，他坚持把优待清室条件写入，并多次表示他的元首地位是由清廷禅让而来，不能不“饮水思源”。②１９１３年下半年，他毫不留情地消灭了革命民主派的实力以后，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能担任民政长。并极力“表示优容前清耆旧”，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北京作官。③凡是应邀而来的，他无不接见，“礼敬如宾”，极力笼络。当年底，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应邀入京担任参政和清史馆馆长，袁世凯单独接见赵时说：“此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谋欲卸肩。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忍辱负重，蹈此浊流。”④这些话传开以后，一些遗老以为他真要把政权交还故主了。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袁确实正在为恢复君主制修桥铺路，然而若以为像他这样的独裁者会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让给他人，那是绝顶荒唐的。可是，仍有一些缅怀前朝的遗老堕入了袁散布的迷雾之中。 １９１４年７月，徐世昌聘请前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上辞呈时，要求徐世昌转告袁氏，“奉还大政于大清朝廷，复还任内阁总理”。并说，如此则“故老遗臣亦皆肯出而宣力”。⑤前清提学使劳乃宣也以为复辟的时机已成熟，到处煽动说：“项城之心实未尝忘大清”，“实有不可告人之苦心也”。转圜之良法，唯有还政清室，定国名为“中华国”，以“共和”纪年，“大清皇帝封项城为王爵，世袭罔替。所以报项城之勋劳，亦以保项城之身家也”。⑥并把他所著的《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及《君主民主平议》等三篇文章印刷成册，广为散发。又送徐世昌转呈袁世凯。袁阅后，“一笑置之”。⑦这一来，复辟的风声越来越紧，皇宫里上上下下都笑逐颜开，大为活跃，以为很快就会“日月重光”。逃亡到日本的宗社党人铁良也潜回北京了。后来，又谣传清室勾结日本浪人密议在京起事，扶宣统复位。一时复辟之说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 袁世凯拉拢遗老们，本来是想让他们为自己效力，没想到这帮遗老却想入非非，居然成为自己准备恢复帝制的绊脚石。于是，他便决定给这帮热昏的老朽泼瓢冷水。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袁世凯接到肃政使夏寿康请“严行查禁复辟谬说”的呈文，立即“批交内务部查照办理”。内务部列为“重大内乱案件”，通饬各省及京师警察厅迅速查办。１６日，袁世凯召集军政要人在总统府开谈话会，详述辛亥革命时清帝逊位经过情形及自己“维持国家之苦衷”。当即议决制止复辟谬说的三项办法：一、向全国宣布当日皇室赞成共和的详情，“使一般顽固之徒自知觉悟”；二、禁止关于宣传复辟的书籍出版；三、如仍执迷不悟，“则治以煽动人心、反对共和之罪”。为杀一儆百，步军统领江朝宗于次日传讯并拘留了倡言复辟的国史馆协修宋育仁。接着，参政院开大会，孙毓筠串连旗籍参政荫昌、联芳、宝熙、增韫、赵尔巽等五人及梁士诒等三十人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袁对“假此谬论希图扰乱治安者，即照刑事内乱罪，从严惩治”。接着，段芝贵、朱家宝、李纯、龙济光等各省将军巡按使也纷纷发出通电。这些通电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般都有两个要点。一是颂扬袁世凯“雄才大略，维持大局”，“舆论人心，同声悦服”；甚至肉麻地吹捧说，“中国之安全，实惟大总统一人是赖之”。另一点是声讨清室复辟派；而且不少电报都无中生有地说：制造清帝复辟之说者，“皆乱党百出诡计”。倪嗣冲要求袁对“与此事发生最有关系”的“皇室”、“清流”和“乱党”，“从严惩办，以遏乱萌，而固国体”。⑧ 袁世凯的党徒故意把清室复辟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硬扯在一起，借以打击清室复辟势力。这一着果然奏效，遗老们吓得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小朝廷内一片惊慌。世续急忙向袁氏表白说：复辟之说“清室毫无所闻”，并请袁“适当惩办，以全清室而固民国”。瑾皇太妃哭泣着派正蓝旗都统志锐前去谒袁，“力为疏通，以释嫌疑”。袁派阮忠枢为代表接见志锐。志锐说：“此等谣言内廷毫不知情，匪唯不敢存此心，并亦不愿闻此说，以清室荷蒙大总统优待，铭感万分。”阮忠枢答应代为转陈，并“告以大总统向以保全中国、保全皇室为唯一宗旨”，可放心回去。志锐唯唯而退。⑨ １１月２３日，袁世凯以“应全国军民的请求”，下令“申禁复辟邪说”。他说：“此等狂瞽之谈，度倡言者不过谬托清流，好为议论，其于世界大势如何，国民心理奚若，本未计及，遑顾其他。岂知现当国基未固、人心未靖之时，似兹谬说流传，乱党将益肆浮言，匪徒且因以煽惑，万一蹈瑕抵隙，变生意外，势必至以妨害国家者，倾复清室。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究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⑩接着，他又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司法总长章宗祥前往清宫，与世续接洽商榷，根据参政院的建议，定出清室“别嫌明微”的七项办法：尊重民国现行法令，裁撤宫内慎刑司；通用民国纪年；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应一律服务民国制服；政府照优待条件依旧保护，等等。 袁世凯的本意是给清室复辟派以打击，适可而止，而且“有将此案急于消灭之意”。[1]所以，他“申禁复辟邪说”的命令，措词比较温和，主旨在说明“既往不究，申戒将来”。发布禁令后，又让徐世昌以个人名义在政事堂宴请在京前清遗老，疏通意见。对宋育仁的处理则更是以宽大为怀，经袁批示：内务部派一个科长和八个护兵于１１月３０日“护送”宋回四川原籍，发给川资一千元。到原籍后，由地方官月送三百元，以为养老之资。袁氏不仅“于宋既留不尽之意”，对劳乃宣也惋惜不已。结案以后，他邀请黎元洪、徐世昌等谈话，不胜感慨地说：“玉初（劳乃宣字）极有作为，为余特拔之人，前者不受参政，疑即有因，但尚不知有些谬见著于心中。”[2] 袁世凯对清室复辟派如此宽宏大量，并非真的对这些昏聩老朽有什么偏爱，而是要收买人心，为自己称帝开路。一天，政事堂开会谈起清室复辟派，袁满面春风地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洪武的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指朱启钤）也可以做。”袁公开倡言皇帝可要，只是不要满族要汉族，使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其“用心正堪寻味也”。[3] 注释： ①张勋：《松寿老人自叙》，１９２２年刻本，页４。 ②《申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１２日。 ③《爱国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④《劳乃宣致徐世昌书》，见《亚细亚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６日、１８日。 ⑤佚名：《复辟案》，１９１４年。 ⑥劳乃宣：《续共和正解》。 ⑦同⑤。 ⑧同⑤。 ⑨同③，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⑩同③，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1]同③，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４日。 [2]同[1]。 [3]张国淦：《洪宪遗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 封建帝王式的生活和帝制的发轫 袁世凯的总统府最初在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前清外务部迎宾楼。１９１２年７月迁至铁狮子胡同一号。１９１３年春又迁入中南海，北海及团城均划入总统府范围，号称三海。自进住三海后，袁世凯深居简出，“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直至其死，袁正式出总统府仅有四次：一次是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赴太和殿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一次是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８日赴孔庙祀孔，另二次是同年１０月１０日赴天安门阅兵和１２月２３日至天坛祭天。而且每次出行警卫森严，仪仗甚盛。如祭天之行，自新华门至天坛沿途“戒严净街”，用黄土垫道，他乘坐汽车，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肩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围大队骑兵前呼后拥，威仪十足，与前清帝王出宫毫无二致。 总统府经费按照预算，民国元年为一百十三万余元，二年为一百七十八万余元，三年增至二百三十四万余元。袁世凯的年俸法定为三十六万元，在当时世界共和国总统的薪俸中遥遥领先，比美国总统高出一倍多（美国总统当时年俸美金七万五千元，约合十五万银元）。另外袁世凯每年还领公费四十八万元，交际费三十六万元。然而，这仅仅是表面规定的数字，实际上他的法外所得比年俸要多得多。究竟有多少？大概除他的总管袁乃宽外，是不会有人晓得的，因为总统的实际收支在当时就是“重要机密”。不过，从下面的一个例子中也可略见一斑：凡任崇文门关税监督者，照前清例，每年进羡余十万两为袁世凯妻妾及男女公子“化妆费用”。自袁世凯开其端，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历届总统皆照收，只有黎元洪一人不取。另外总统的特别费无定额，袁世凯可以随时批条子到财政部和交通部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取款，而不必说明用途。所以，中、交两银行有“袁家金库”之称。 从清朝末年，袁世凯就已经有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相当庞大的封建家庭。１９１３年，他的眷属陆续迁入三海，起居仪仗莫不摹拟清宫廷排场。官场上下公开称总统府为“大内”（前清皇宫的别称）。袁自拟帝王，视眷属犹后妃、太子、公主。正室于氏住福禄居，清末已是一品夫人，至此俨然皇后，袁的重要亲信入京，均得请谒。除于氏外，另有姬妾八人。②其中有两人是从妓院买来的“雏妓”，三人为朝鲜时国王李熙所赠。姬妾均住居仁堂后楼内，每周由一人值班。差役称诸妻妾住处曰“某宫”，如金氏居住在楼房偏南，即称“南宫”。诸姬妾表面上是生活阔绰的贵夫人，实际是袁世凯淫欲的奴隶，生杀予夺均操诸袁氏之手。 袁世凯的子女共三十二人，其中子十七，女十五。③对其子女婚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意愿。袁把联姻视为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长子袁克定清末娶湖南巡抚吴大的长女为妻，先住北海团城，门上挂“大爷处”牌子，１９１４年７月以“养病”为名移住汤山，由拱卫军三个分队随从担任护卫。其生活糜烂，又善伪装，有乃父之风，最得袁的欢心。其女为雷震春的儿媳妇。次子袁克文住“流水音”，人称“二爷处”，④初以擅长文学颇为袁所喜欢，后知其嗜昆曲，是个戏迷，即常斥曰：“使汝为元子，即吾传位汝，亦陈叔宝、李煜之流耳。”当袁克定办模范团时，他也在统率办事处挂名“陆海军总稽查”。三子袁克良娶张百熙之女为妻，住延庆楼，称“三爷处”。四子袁克端１９１４年８月娶天津大盐商、安阳纱厂资本家何炳莹之女。五、六、七子于１９１３年派赴英国留学，次年欧战爆发后即回国，袁为他们聘请德国教师在北海课读。五子聘端方之女，六子聘前清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七子聘孙宝琦之女，八子聘周馥之女，九子定聘黎元洪之女，十子定聘徐世昌之女。长女嫁张人骏之子张元亮，次女嫁薛福成之孙薛观澜，三女嫁杨毓。其余子女均年幼。诸子女晨暮至居仁堂向袁请安，即所行不过数十米，亦必有护从。诸妻妾及成年子女皆自置庖厨仆媪，骄奢淫佚之风极盛。 总统府侍从和厮役等竟有一千余人，机构庞大，气派甚豪。当时有人指出：“准诸君主共和各国，横万国而竖千古，无一可为援比者。”⑤如此一个庞大的寄生体，全靠袁世凯一人的特权来维持。他们视袁为天神，企望他长生不老，特权永在，以便永享荣华富贵。据说袁的妻妾常常在他面前抱怨说：满蒙王公有承袭，“革命徒损汉人耳”。⑥ 袁世凯安处深宫，以官爵为唯一羁縻之工具。他日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号施令，选拔官吏并派往全国各地。关于高级官吏的选拔，他规定过详细办法：凡政事堂记名简任之员，皆由内外大吏保荐，分班送觐，有如前清“引见”。于觐见后，由国务卿及内务总长接见，谘问考察，各加考语呈袁。袁随时传见，询其在官经验成绩，再加考语，封固密存，分别存记及发交部省录用。遇有官吏出缺时即拣齐名单与政事堂卿丞审慎择用。其实，规定只是形式，实际官吏的任命，非贿赂即情面，最后由袁一人拍板决定。文武官吏上任前，由总统府承宣厅安排觐见，领受训辞，有如前清“请训”故事。这样使文武百官都感觉到只有依靠他的恩宠才能升官发财，对他有尽忠的义务，彼此之间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袁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庞大的官僚队伍为一特权阶层。他们“特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极丧尽其廉耻，与者乃极肆其骄倨，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⑦ 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西太后冬季赐给他貂皮袄，夏天给他送纱袍褂料、折扇及暑药等，以示优宠。袁每谈起太后给他的赏赐，就表示厚恩难忘。他也继承了旧主子这种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遗风，经常以物品、食品馈赠部下。他“重武夫，轻词客”，特别偏爱那些目不识丁而见他就磕头的北洋将领。常得意地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他规定每星期五接见北洋军官。对这些人的赏赐也特别多，如以貂皮大衣赠师长，貉绒领大衣赠旅长，滩羊皮袄赠团长、营长。另外也常以人参、暑药之类赠文武官吏。当他兴致勃勃的时候，还仿照西太后赐游御花园的办法，赐属下游三海。如袁记新约法公布后，袁世凯于５月５日特赐政治会议委员和约法会议议员游南海。那天风和日丽，一群步态蹒跚的官僚由江朝宗引导入新华门，分乘汽车或画舫至丰泽园，经颐年堂、纯一斋进宝光门，至怀仁堂，全体觐见。孙毓筠和李经羲带领向袁世凯行三鞠躬礼。然后，至紫光阁观历代帝王像，再往春藕斋赏牡丹，听鸿楼观鱼，字廊和双环亭观藤萝，爱翠楼看山石松林，最后出新华门，尽兴而归。 袁世凯“喜阴谋，恶浮夸”。身边多奉承争宠之旧僚俗吏，罕有好议论时政之文人。他常说：“宁用不通之学生，不用虚名之文士。”这些人在他的周围不是激烈的勾心斗角，就是无聊的吹牛拍马，没有人敢于对他直言切谏。而那些阿谀奉承之类的歌功颂德，又使他自以为是天纵英明，滋长了黄袍加身的野心。 从１９１３年底，袁世凯在私下里就几乎不再说大总统是“国民公仆”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了，而公开以“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指导来行事。他所炮制的告令，“纯然满清时代的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现代社会中任何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在他看来，民主主义的制度是罪大恶极，只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才是天经地义的。他认为中国数千年都是帝王君临天下的历史，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革命；辛亥革命只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血腥暴乱。这种极其反动的政治观点，从许多公开的告令中不断流露出来。如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在一道申令里说：“辛亥事起，各省响应，孙文因闻改革将成，急遽返国……遂以数十私党拥护，设临时政府于江宁，举措乖戾，纲纪荡然……谬解共和，伪托平等，实则败坏法度，殄灭伦理，倒行逆施，上尤下效，使我二千年声明文物之邦，几一举而陷于盗贼禽兽之域，言念及此，可为浩叹！”⑧他认为要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只有窒息民主精神，彻底地消灭辛亥革命的一切痕迹，恢复中国固有的君主制。因此，尽管他在总统的形式下，已经完全获得了专制皇帝的权力，他仍然感到不满足。常常以否定的口气问他的爪牙们：“共和办得怎么样？”有时则干脆说“共和办不下去”，“非帝制不可”，露骨地表现了他对封建君主制的向往和迷恋。 袁世凯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至晚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即已有成就帝王之业的打算（见第八章第二节）。他半生匍伏在皇权之下，非常羡慕帝王的淫威，把做皇帝视为人生权力、荣誉、享乐的极峰。前几年他没有称帝，是由于自觉客观社会条件不允许，一旦他认为最大的社会障碍——资产阶级民主派被清除了，自己得了天下，便决心爬到峰顶上去！ 正是由于这个无冕君主称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一些献媚之徒便迎合他的心理，牵强附会，编造出种种天命攸归的瑞验，并广泛地传播开。如１９１４年底，袁家项城祖茔坟丁来京报告，说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坟侧生一紫藤，长逾丈许，蜿蜒盘绕，状似龙形。袁世凯本来迷信风水之说，以为祥瑞之征，遂大喜，且厚赏坟丁。其妻妾子女及臣皆认为这是袁将做皇帝的征兆。诸如此类的骗人鬼话对袁的称帝又成为一种外部刺激。当然，最大的外部刺激则来自于帝国主义。１９１３年９月底袁克定以“就医”为名赴德国，出京时，段芝贵、江朝宗等一帮北洋派前往车站送行，场面十分隆重。抵柏林后，谒见德皇威廉二世，威廉赐宴便殿，密谈良久，“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袁世凯得到报告，非常兴奋。 经过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４年的酝酿，至１９１５年初，三海内帝王的鬼影已若隐若现，由总统变皇帝的鬼把戏便由秘密而进入公开阶段。１９１５年１月，袁克定约请梁启超赴汤山春宴，只有杨度一人作陪。据梁启超回忆说：谈话时，袁克定“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２，页３６０。 ②关于袁世凯的姬妾子女，从来传说不一。１９２６年袁克文著《洹上私乘》出版，书中所记袁家的情况虽有“为亲者讳”之处，但仍不失为较可信的原始史料。依据该书所记，袁世凯除正室于氏外，前后另有姬妾九人：沈氏是袁的第一个夫人，江苏崇明人，为袁从天津妓院购得，曾携带至朝鲜。无子女，后以袁克文为嗣。白氏、金氏和李氏均为袁在朝鲜时，朝鲜国王李熙所赠。白氏生子克权、克齐、克坚、克度，生女伯祯、祯。金氏生子克文、克良，生女叔祯、环祯、琮祯。李氏生子克端，生女仲祯、次祯、琪祯。杨氏，天津人，生子克桓、克轸、克久、克安，生女季祯、玲祯。叶氏，江苏丹徒人，生子克捷、克有，生女玖祯、璇祯、玑祯。邵氏，山东潍县人，原为袁家所买婢女，后被袁看中，纳为侧室，１９０９年病卒于汲县，年仅二十，无子女。郭氏，浙江归安人，为袁从天津妓院购得，生子克相、克和，生女祯。刘氏，天津人，袁死时尚有遗妊，生子克藩，生女珲祯。 ③子十七，依次为克定、克文、克良、克端、克权、克桓、克齐、克轸、克久、克坚、克安、克度、克相、克捷、克和、克藩、克有。女十五，依次为伯祯、仲祯、叔祯、次祯（早殇）、季祯、祯、琪祯、环祯（早殇）、玖祯、琮祯、璇祯、玑祯、珲祯、祯、玲祯。 ④袁克文，字豹岑，号寒云，１８９０年生于朝鲜汉城。１８岁时以生授法部员外郎。工诗文词，书法自成一体。袁世凯死后，他寓居上海，曾加入青红帮。 ⑤《民国经世文编》，第２册，页５８。 ⑥沃丘仲子：《新官僚家庭繁华史》，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１９２２年版，页２。 ⑦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３４。 ⑧《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日。 ⑨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９册，页１４３。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 正当袁世凯准备推行帝制时，１９１４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展开了大厮杀，暂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遂于８月２３日对德宣战，竟然不顾中国中立，派兵强占青岛（１１月７日），夺取了德国在华的权益，并进而占领胶济路，一跃成为东亚国际政治势力的支配者。 袁世凯深知，要复辟帝制，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因此，对日本侵占山东，他表面上一再提出抗议，以敷衍广大人民强烈的反侵略的要求，而实际上，则采取了退让政策。他下令撤退日本侵占区域内的中国驻军，以讨好日本侵略者。１２月间，由外交次长曹汝霖（１８７１—１９６６）牵线，他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多次秘密会晤，作“披肝沥胆倾谈”，①“且有一次密谈达数小时之久”。②他们所谈的内容，除关于禁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在日本活动以外，已经涉及到中国改行帝制的问题。据《大陆报》载：“去年（１９１４年）１２月间，日置益曾劝袁总统改为君主政体，日本愿暗为扶助，袁总统力谢之。”③当时担任总统府机要局局长的张一也曾说：“日置益公使与曹君汝霖言：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④ 狡猾的日本首相大隈，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决定乘机要挟，以推行独占中国的侵略计划。按照大隈的指示，日置益于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至怀仁堂晋见袁氏，当面递送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说：大多数日本人反对袁总统，因为他们认为总统推行远交近攻政策，强烈地反对日本，而亲近欧美国家。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改变日本人的观感，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⑤最后要求袁世凯严守秘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内容分为五大项：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二、承认日本在南满（今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九十九年。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等。非常明显，这是灭亡中国的条件，是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件！ 袁世凯本想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没想到日本的胃口如此之大，竟然不顾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企图鲸吞一切。这使他惊诧无措，“殊为失望”，在听完日置益的陈述后，他表情严肃地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⑥当时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更具体地透露了袁的窘况：“查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⑦据袁的秘书夏寿田说：“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⑧１月１８日晚，袁世凯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出席人员除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外，还有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次日至２１日又连续开会，杨士琦、钱能训也参加。他们一致认为所提条件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满足日本的要求，而不又丧失自己的“面子”。最后袁氏决定更换外交总长（由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以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并尽快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同时，他还预作了一些布置：如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把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事告诉日本元老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并探询他们的“真意”。因为日本军事事实权仍操之于元老。有贺临行时，袁亲批赠送“路费”一万元，实际路费所需仅二三百元而已。又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但是，这一套把戏被日本帝国主义一眼看破，日本外相加藤于２月３日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⑨此外，袁又指示亲信向中外报界透露日本要求的一些内容，借以鼓动舆论。他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自己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然而，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一传开，国内反日舆论顿时沸腾起来，远远超出了袁世凯所能控制的范围。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反日爱国组织，号召抑制日货。这使袁如芒刺背，时刻不安。在日本侵略者的要挟之下，他多次通令禁止抑制日货，但是反日运动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 二十一条交涉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的。会议完全采取秘密形式，自２月２日起，每周举行二三次。日本代表为日置益、小幡酉吉，袁政府代表为陆征祥和曹汝霖，实际由曹包办，一切秉承袁的旨意进行。在交涉过程中，日本以支持帝制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恫吓于后，左推右挽，企图使袁对二十一条囫囵吞下。袁氏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屈服自身难保，加以他通过有贺长雄已得悉日本元老松方表示日本主要意图是在满洲获得“发展机会”。⑩于是便将二十一条稍加修改，提出修正案，满足日本对满洲权益的要求，其他方面则暗中使日本有所收获，而明处又表示自己不轻易出卖国家权益。可是，日置益步步紧逼，寸利必争，先以战争相讹诈，后又借口坠马负伤，不出席会议。袁世凯害怕谈判破裂，急忙派代表前往日本使馆“慰问”，并指示陆征祥、曹汝霖到日置益卧床前会谈。陆、曹奴颜媚骨，卑躬屈膝，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 原来，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项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二十一条全文真相为中外所知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予以激烈抨击。２月１０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项，深表遗憾。同时，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更趋高涨。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系属劝告性质，借以欺蒙世人。另一方面，又于４月２６日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上依然如故。至于第五项各条，仅允许以后再行协商。接着，便于５月７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 在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以英国为后援。这时，英国见日本取消了在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修筑铁路的要求，便变了腔调，朱尔典劝告袁氏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1]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儿皇帝当不成，便于８日上午在总统府召集心腹爪牙开会，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悍然决定接受日本通牒。次日，派陆征祥、曹汝霖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４月２６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应诺”。最后还无耻地说什么“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2] 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卖国。在决定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于１０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他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3]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损失权利颇多”，而在公开的通电中，为保持他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体面和威风，则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同时，动员各省官吏拍发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又命令御用报刊，颠倒是非，把对日屈膝投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开会庆祝“外交胜利”。然而，这一切鬼蜮手段并没能把他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卖国性质掩盖住。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５月９日为“国耻纪念日”。各省市人民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散发传单，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决心进一步展开抑制日货的斗争，要求“惩办卖国贼”的吼声响彻全国。陆征祥、曹汝霖吓得慌忙提出辞职。有些地方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任”。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地方“官厅能维持其秩序，不能禁止其进行”。[4]因此，运动愈来愈猛烈，汉口、镇江、汉阳等地相继发生骚动。１３日，汉口学生和商民群起捣毁日本商店，段芝贵急忙由武昌抽调军队前往协助日本军队镇压。事后，他向袁密报说：“武汉三镇人心颇形不靖，街谈巷议多属仇外之言”，“人人脑精中隐蓄一番愤激”，恐“再有特别事故发生”，并要求给他屠杀爱国人民的权力。[5] 袁世凯见欺骗不生效，就公开采用高压手段。５月２６日颁布申令，公然诬指爱国群众是“匪徒”，杀气腾腾地叫喊：“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匪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发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6]６月１６日，又以“妨碍邦交”为名，再次申令禁止抑制日货。还以“取缔排斥日货不力”的罪名，撤换了湖南巡按使。在袁世凯的严令敦促下，各地方官吏派出军警，逮捕爱国群众，疯狂镇压反日爱国运动。对中国人民张牙舞爪，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这充分地表现出了袁世凯入主出奴的反动面目。 注释： ①《顺天时报》，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４日、１５日。 ②居正：《揭破袁世凯与日本交涉黑幕》，见《居觉生先生全集》上，页２４４。 ③《大陆报》（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５年３月２８日。 ④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１３８至１３９，张一眉批。 ⑤芮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３０。 ⑥《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电信》，４年１月１８日第２６号至急电，报告晋见袁世凯情形。见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１９６６年版，页２１８。 ⑦《外交部致陆宗舆密电》，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 ⑧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全记录》，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⑨《加藤致日置益电》，４年２月３日，第５１号电。见同⑥，页２７４。 ⑩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抄本）。 [1]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１９１４年版，页２５６。 [2]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６册，页３０９。 [3]同[2]，页３３２至３３５。 [4]《段芝贵致王士珍函》（原件），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７日，北京图书馆藏。 [5]同紒紟矠。 [6]《申报》，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８日。 帝制丑剧的开场 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自以为对日本送了厚礼，必能取得支持，就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所采用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总统故伎的重演：即暗中指示心腹爪牙以“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为借口，上窜下跳，四出煽动；而公开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并用“毫无称帝之意”这句空话，作为搪塞一切“劝告”的手段。 １９１５年６月间，中外到处都传播着即将改行帝制的消息，而在北京则更盛。为袁粉墨登场而精心炮制出来的各种迷信的无稽之谈，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这时，袁世凯仍然矢口否认有称帝之意。有人去询问他，他像是受了天大委屈似的抱怨说：我连总统都不想做，哪里还能想到当皇帝！冯国璋听到帝制的风声，赶忙入京探听内幕，６月２２日谒见袁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忙说：“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又感慨万端地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 袁世凯有很高的表演天才，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以致最了解他的心腹大将也不是每次都能猜到他的心意。然而，事实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冯国璋离京不久，８月３日政府御用的《亚细亚报》就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不久，东京报纸（８月１１日）和伦敦《泰晤士报》（９月９日）都转载了。古德诺曾于１９１４年２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１９１５年７月赶以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那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③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一文，大肆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他还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④ 与此同时，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参与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即于８月初到总统府见袁，由夏寿田作陪。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正色言，“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８月１４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袁特地选定由这些人和立宪派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共同的主张。尤其是立宪派名流严复列名为发起人，使袁“极为欢悦”。⑤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配角。 在筹安会的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⑥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掀起所谓“讨论国体问题”的轩然大波。他们的谬论五花八门，像样的文章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杨度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完全不可信的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⑦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奉献给袁氏以皇冠，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子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就有人气愤地指出，这种谬论“是犹盗劫主人，尽取其财产负之而趋，而曰吾若还为主人，必与汝分享之，宁有幸欤！”⑧其第二个论据和古德诺的一样，也是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出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立刻遭到人们有力的批驳，指出：“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闲？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若谓总统易位之时往往始于党争，终于战祸……则争皇帝之历史，如晋室八王之乱、明代靖难之师，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况乎君主政治残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铤而走险，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鼎革之际，杀戮尤惨。”⑨ 《君宪救国论》是杨度在１９１５年４月间定稿的，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声。据说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后来，段芝贵又将杨文在湖北付印，广为散发。 筹安会的猖狂活动，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人们自发地组织团体，针对筹安会“六君子”的谬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人上书政府，要求取缔筹安会，严拿杨度等人，“明正典刑，以正国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肃政厅也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两年前，曾有湖北省的几个“商民”呈请袁氏改行帝制。但是，那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袁氏觉得“商民”这么一说，无异泄露“天机”，可能给民主派以口实，所以立时下令严拿商民，“按律惩办”，还故作激切之词说：“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竟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⑩而今他的态度却大变，在回答人们要求取缔筹安会时说：“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久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政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己，自当研究所以主保安全之法，余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恋非所愿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说：“此日如不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当各省来电询问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他又答复说：“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1] 政府岂止不干涉，而且尽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人的私宅，荷枪实弹，守门站岗，盘查出入。而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机要英文秘书蔡廷斡（１８６１—１９３５），于８月１７日把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秘密地寄给政治顾问莫理逊，并说：关于国体问题，“政府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希望你抛弃个人考虑，从理论上阐述何种政治体制最适于确保中国局势的稳定”。最后，又邀莫理逊“下午四点在总统的办公室见面”。[2]当天，莫理逊准时赴约，而且见到了袁世凯。袁正患哮喘病，他向莫理逊诉说“很感痛苦”，还说“目前他的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3]——言外之意，对眼下兴起的帝制运动没有制止的能力。这一来，中外都知道筹安会的政治背景了。一些没有参预帝制机密的官僚也看出“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4]对袁抱有幻想的人，至此幻想完全破灭。 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术讨论”的外衣，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无不阿从附和。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杂凑成“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而所谓“各省公民请愿团”的领衔人都是袁的党羽：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等等。 在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８月２４日下午，由段芝贵、袁乃宽发起在石驸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也“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不对外公开的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他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为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区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5] 与此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唯恐失此攀附之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也顺风使舵，极力拥护帝制。尤其是梁士诒，当时其手下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等都因“舞弊营私”被“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世凯召见梁上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梁心有灵犀，拍马有术，把帝制运动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大好时机，遂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策动成立请愿团，与筹安会和“各省公民请愿团”争功夺宠。刹那间，北京出现了各种“请愿团”，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还有由流氓操纵的“乞丐请愿团”和由妓院老板组织的“妓女请愿团”，等等。袁世凯就是依靠这些乌七八糟的丑类，来表示“人们”对帝制的“狂热”。 ９月１日，参政院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许多参政本来就是请愿团的策动者发起人，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施愚等。他们准备一举手通过帝制，就让袁世凯黄袍加身。可是，当６日开会之际，袁突然派杨士琦代表他到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但是，接着又说：“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法。”乍一看这个宣言，好像是袁不赞成改行帝制。细细推敲，“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6]只是袁不愿以自己指定的一帮参政议决帝制，而要另造一个征求“民意”的机构，给窃国称帝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此麻痹人民，争取人心。 梁士诒等趋承袁世凯的旨意，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很快拼凑起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杨士琦的亲信）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９月１６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袁遂于２５日一本正经地下令：１１月２０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袁世凯之所以故作姿态，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称帝，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为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各国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稍后，他的党徒们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透露出来，该电说：“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对内之意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法律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7] 原来，袁世凯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已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这是他最关心的。因此，他一直亲自掌管外交大权。当时，同盟国德奥一方已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氏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帝制，而且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袁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 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修正后的二十一条是一份厚礼，还要以承认帝制为要挟，索取更多的报酬。所以，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尽管不时怂恿改行帝制，而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为了获得承认的担保，袁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有贺于１９１５年９月返回北京，转达了日本首相大隈的意见说：“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8]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９月２３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急忙电告曹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欣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9]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当时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无异在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袁得到电报，就急不可耐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后来又怕“就之太骤”，使大隈索价过高，即指令陆宗舆“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再派大员前往“正式商办”。[10] 对日交涉已有眉目，袁世凯便决定再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同意。前此，袁曾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朱尔典的意见。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后来，又直率地告诉梁士诒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的。”莫理逊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11]所以，当筹安会开始出现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袁的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８月２９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但是，当朱尔典得悉袁已取得大隈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告诉袁说：英国“亦赞成帝制”。１０月２日，袁约见朱尔典，由蔡廷斡做翻译，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谈。袁世凯煞有介事的说：“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后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当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又进一步鼓动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12] 会见朱尔典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取得英日两强国的承认，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加速实行帝制的步骤。 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说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待”，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13]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１０月６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１０月８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次日又命令各地文官武将“保全地方治安”，“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袁世凯所谓的“保全地方治安”，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他１０月３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他说要“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官武将心领神会，连忙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妆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四川陈宦要求“采兆民之公论，当机立断，速定大位”，等等。 同时，袁世凯在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治安”的榜样。筹安会事发生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袁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导：“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14]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言反对。 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纸条，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15] 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时人称为“洪宪文字狱”。[16] 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注释： ①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１１０。又见天忏生、冬山：《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１９１６年版。 ②张国淦：《洪宪遗闻》。 ③黄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７２。 ④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见《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１９１５年９月编印。 ⑤《严几道与熊纯节札节钞》，见《学衡》第１０期。 ⑥崔唳生编：《最近国体问题风云录》，１９１５年９月版，页２。 ⑦杨度：《君宪救国论》，见同④。 ⑧《上海共和保持会宣言》。 ⑨同⑧。 ⑩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１９３６年版，页１５４。 [1]《申报》，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７日、２７日。 [2]《蔡廷斡致莫理逊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７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页４５３。 [3]《莫理逊致朱尔典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０日。见同紒紝矠，页４５４。 [4]《恽宝惠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７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5]《王廷桢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４日，见同紒紟矠。 [6]同[4]。 [7]《国民议会事务局致各省将军密电》，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２４日。 [8]《朱尔典致兰利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３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Ｓｈｉｈ－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２１５。 [9]《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４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10]同[9]，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６日。 [11]同[3]。 [12]《袁世凯与朱尔典谈记录》，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原件系油印本。上海图书馆和日本国会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各藏一件。《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所收录为删节本。 [13]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６０、６１。 [14]同[1]，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３日。 [15]同[1]，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16]王建中：《洪宪惨史》，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５。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 恢复帝制的丑剧，完全是在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导演下进行的。１０月２５日，在全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后，各省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其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至１１月２０日，北京及各省投票一律告竣，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１２月１１日上午９时，参政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查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杨度和孙毓筠立刻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林长民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全体起立，一致通过。１１点半，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尊重民意说：“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谦辞道：“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① 袁世凯的推托是假，要党徒为他背信弃义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５点，参政院再次开会，通过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今日者……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② 袁世凯自以为有了这一纸无耻的诡辩，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自己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１２日）一早，就发下一道冠冕堂皇的告示，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大言不惭地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③ 袁世凯在耍尽花招以后才肯称帝，无非是要说明他当皇帝既是天命所归，又是人心所向。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心愿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段芝贵、陆建章、朱启钤个人署名的。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政事堂于１０月１２日发密电：“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倘有墨葡之变，必为韩越之续，慕虚名而假实祸，稍有常识者皆能言之，中国介处列强，危机四伏，国基未固，人心不安，盖时局之危无过于今日者矣。”“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别求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现经代行立法院决定议案，以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法律上正当之办法，各国亦多赞服，京外文武各官务各保守治安，维持秩序。”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１０月１７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１０月１０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责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碍加以无形之强制。” １０月１１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用监督官以谈话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于１０月２３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２６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１１月７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１０月２９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１０月１１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１２月２１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慎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④ 袁世凯张口讲道德，闭口谈民意。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他所谓的“道德”、“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当时梁启超所指出的：“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⑤这是对袁世凯窃国称帝最生动的写照。 １２月１３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然而他内心却十分空虚，对革命民主派于１２月５日在上海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详见本章第四节）犹有余悸，所以在这个申令里，又凶相毕露地威胁人民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⑥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 袁世凯一边恫吓人民，一边滥授爵位，广布恩德，以拉拢庞大的军阀官僚阶层，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１５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表示不接受。２０日，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桢，均许不称臣。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文官武将一向是很慷慨的，２１日和２３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还有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何宗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江朝宗、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满心嫉妒、怨恨，但敢怒而不敢言，被迫发表声明，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１２月１９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事实上，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１０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对于筹备工作，他指示各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璞，轸念民生之至意”。⑦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二百多万元。这就是他“轸念民生”的最好注脚。 １２月３１日，他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着忙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嘉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反动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注释： ①《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 ②同①，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３日。 ③同②。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９０至１１９。 ⑤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９册，页９９、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４。 ⑥同①，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４日。 ⑦同①，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不断高涨，逐渐地成为历史潮流，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总趋势。以袁世凯为头子的一小撮封建专制主义者，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推行帝制，表面看去声势颇为煊赫，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孤立、非常虚弱、非常不得人心的。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洪宪帝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经济上也受到一次洗劫。据当时人们统计，帝制运动共挥霍六千余万元，约相当于１９１４年全国田赋的总收入。①实际上，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６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六万万元有奇。如此一笔巨款，都是从全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榨取来的。 如中国历史上暴戾贪狠的专制帝王一样，袁世凯毫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却挖空心思地横征暴敛。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项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１９１４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②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③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二千万元。１９１４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１９１５年，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强取“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乱”。广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纷纷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其筹备帝制之时，已经播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从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６年夏，全国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验契税公布后，各地人民多拒绝呈验，到１９１４年７月规定截止之期，“各省报解者尚属寥寥”。袁世凯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并多次严令各地县知事加紧征收，他说：“各省验契为目前筹款大宗，并为人民确定之权利……征收不力，殊属有亏职务。”④而且处分了一批征收不力的县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县知事便“大张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东乐安和栖霞、直隶临榆、山西盂县、甘肃庆阳和宁县、河南洛宁等县先后都发生农民聚众抗验契的斗争，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 各地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比抗验契税更为激烈。东北三省几乎“无县无之”，⑤奉天省海龙、东丰和西安等县规模最大。海龙县农民数千人入城，包围县署，迫使县知事停止清丈。山东肥城数千农民进城，“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⑥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隶易县农民结成“山北社”，捣毁“清丈事务所”，涞水、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农民群起响应。袁氏闻讯，急忙于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４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也“一律从缓办理”。⑦ １９１３年前后，袁世凯曾把民生凋敝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捣乱”“破坏”，并向城市资产阶级许愿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一般群众一时也把袁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正常地经营工商业，所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袁所说的“乱党”，而是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敲骨吸髓的税吏和作恶多端的密探警察，他们“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⑧对帝制更公开表示不满。袁世凯虽然能用力压迫各地商会上书劝进，然而，除天津、北京与北洋财团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像以经营瑞蚨祥和织造洪宪龙袍而著名的山东孟家财团等）以外，他并未能得到资产阶级的真心支持，尤其是江浙和广东的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海外侨商，几乎都抱反对态度。据《申报》载：“沪上各报，对于此次改革国体”，大都“热骂冷讥”。⑨广肇公所（上海粤商组织）和安徽商会公开拒绝上书劝进。 １９１６年初，当袁政府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作帝制经费时，“商民群起反对，咸主解散机关，退还储款”。同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商会纷纷通电，反对江苏货税加征二成。１９１６年１月４日上海和苏州商会致政事堂的电报抗议说：“旧税未除，新税叠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况入秋以来，谣诼繁兴，危象叠见……已有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税之谣。”⑩同年３月，袁世凯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遂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因商民拒绝认购，仅得七百万元；而在１９１４年８月发行公债二千四百万元时，认购很快超过原额一百四十余万元。由此可见袁政府推行帝制的，失去了商民的信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反帝制的先锋，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他们最先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没有向腐恶的封建势力屈服，始终坚持建立民国的政治信念，并决心以从前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精神，反对袁的独裁统治。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于１９１４年７月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以黄兴为首的一部分人，不同意党章中的若干细节规定，拒绝加入，而以“欧事研究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形成国民党的另一派别。孙中山与黄兴的意见分歧，削弱了反袁力量，使袁认为有机可乘。１９１５年１０月驻日本横滨的一个坐探密报梁士诒说：“帝制可进行，孙、黄分家。”[1]梁转呈袁世凯，袁大为高兴，遂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实际上，革命民主派内部虽有意见分歧，但反对帝制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重视武装讨袁。 孙中山于１９１５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孙中山没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提出符合农民切身利益的口号，更没能在行动上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建立真正的联系，所以武装起义的规模很小，都没有能取得胜利。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５日发动的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当时，袁氏正得意地制造民意，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计划占领上海。在北洋军的围攻下，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然而，这次起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决心，对袁氏制造民意的阴谋活动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是决定袁世凯败亡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这种不断高涨的反抗怒潮，迅速地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到恢复帝制是徒劳的，从而分化出反对派来。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都对袁世凯推行帝制感到焦虑不安。早在１９１４年底梁启超就已辞掉币制局总裁，不欲再“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次年初更进一步发牢骚说：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无复余”。“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2]４月末，他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氏悬崖勒马。他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还说：“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并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3]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梁终于对袁氏完全失望了，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为了掌握袁垮台以后的局面，他毅然决定反袁，而且决心争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他在给同党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4] 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5]他的文章道出了官场上人们朦胧感到还不能说透或不敢说的话，因此发表后风传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6]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递上辞呈。教育部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词有病，坚决辞副总统，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虽然袁世凯极力挽留他们，终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进步党人所察觉到的危机，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样有所觉察。并且，他们还怀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忧愤，即认为北洋的天下是他们帮袁世凯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继袁秉政，而实行帝制以后，则只能匍伏称臣，不仅向袁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所最不甘心的。袁早已看破了他们的内心，表面上虽说称帝是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防止“乱党”争总统；骨子里却是为预防这些以“功臣自居”的上将篡权夺位。因为从１９１３年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就认为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威胁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乱党”，而是握有兵权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并且认为只有有了君臣的身份才能抑制自己部下的野心。所以，他不仅不把做皇帝的心事向他们透露，而且尽打官腔，耍手段，甚至派侦探监视他们的行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本来就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袁推行帝制大大加剧了这种矛盾，以致再也无法掩盖了。 １９１５年５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气之下，于８月２９日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而让王士珍正式接任，还虚情假意地说：为的是让他安心疗养，“以节勤劳”。[7]冯国璋于６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一句真话，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此引起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甚为虑”，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冯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袁仍放心不下，于１２月１８日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8]当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世昌态度暖昧，“模棱两可”。袁乃宽曾要求这位“相国”领衔上书劝进，“相国尤不以为然”。[9]之后，他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10]但是，当他见帝制遭到各方面反对而断定会失败时，便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不批准。后来他恳切地向袁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1]袁终于被说动，于１０月２６日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张一婉言谏阻帝制，袁乃将他调离机要局，而改任为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12] 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社会基础。表面看去，由于闹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实际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北洋集团和立宪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却把他视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连一些追随他的人也心怀疑惧，暗中担忧，认为他不仅“已自踞于火炉之上”，更将他们也“一一牵入猛火地狱中”。[13]袁世凯的周围只剩下一小撮舐痈吮痔之徒，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袁世凯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决心蛮干到底，主观地认为社会动荡“无关大局”。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他还得意地对朱尔典说：“内乱不可决其无，至于放炸弹谋暗杀等事于共和时代既无时无之，则君主立宪想亦势所不免，然无关大局。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对外可以放心。”[14] 袁世凯之所以感到有恃无恐，正如他对朱尔典所说，主要是由于各省将军和师旅长对他表示效忠。而且对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布置：如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于控制西南各省极为重要。１９１５年２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陈宦（１８７０—１９３９），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练新军，并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对于消灭同盟会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势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宠信。他抵成都后，袁立即又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15]同时，又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另外，袁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和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又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早已驻扎南昌的第六师，这样在长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慑力量。这就是袁自信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据。 然而，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启超不仅仅看到了武力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时，他又受到北洋集团上层动荡的鼓舞，遂决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秘密策划在云南省发动反袁。 蔡锷（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在该堂担任总教习。他是梁的得意门生。后来，应梁函约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３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广西创练新军。嗣后，经云贵总督李经羲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辛亥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举为都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便调他到北京担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当酝酿帝制“讨论国体”时，蔡锷表面上曾上书劝进，暗中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他的秘密活动很快被袁察觉，从此受到警探的严密监视，其住宅也被搜查。１１月初，他以治病为名去天津。在天津与梁启超秘密策划后，设计摆脱了警探的跟踪，绕道日本，于１２月２１日偕同戴戡等人到达昆明。 云南地方军政要人多是蔡锷的老部下。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比较浓厚。自筹安会成立后，中级军官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16]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也看中云南是理想的讨袁基地，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在军队中鼓动。所以云南的反袁局面早已有一触即发之势。蔡锷到达后，又带来了各地都准备响应的消息，人心更为振奋。各派力量迅速联合起来，形成反袁的统一战线，于１２月２３日用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向袁发出通牒式的电报，要求取消帝制，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起义者自然意料到袁世凯不会给予满意的回答，便于２５日通电各省，庄严宣布云南省独立讨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例，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并次第建立护国军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这是护国军的主力，共三千余人。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计划经广西，攻击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１９１６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几天内就达五六千人。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虽然在进步党人手中，但是，这个战争客观上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页３３２。 ②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１９２６年第１５版，卷２，页８５。 ③《北洋政府法令全书》第十类。 ④《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⑤《盛京时报》，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６日。 ⑥《东方杂志》，卷１３，第５号。 ⑦同⑥，第７号。 ⑧《张謇致梁士诒函》（原件），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０日，上海图书馆藏。 ⑨《申报》，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⑩《上海总商会致政事堂、财政部、农商部电》（原件），１９１６年１月４日。见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1]《横滨中所领事江洪杰呈梁士诒密报》，见《梁士诒友朋书札》（原件）。 [2]梁启超：《大中华杂志》发刊词，１９１５年１月。 [3]《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４５３、４５４。 [4]《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１９３２年版，专集第９册，页２８。 [5]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见同紒紟矠，页１４３。 [6]当帝制发动之初，林长民为参政院秘书长，其父侨居上海患病，林至总统府请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诸珍之属约值二三千金，俾为老人颐养。林至沪不二旬，乃翁病殁，循例发讣，并撰哀启，以告于袁，袁赙赠银三千元。长民治丧毕，入都销假，至新华宫稽颡致谢。袁氏扶起慰藉，背诵林氏哀启，自始至末，随诵随流涕，一语不遗。长民惶悚，伏地叩颡不已。袁氏复拭泪扶而送之。长民自此于参政院惟袁氏之颐指是使矣。林氏尝密语人曰：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见《人文》月刊第８卷，第１期，《袁世凯与林长民》） [7]《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８月３０日。 [8]《蒋雁行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9]《恽宝惠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７日，见同紒紥矠。 [10]沃丘仲子：《徐世昌》，１９１８年版，页２７。 [11]徐一士：《谈笔世昌》，《越风》第４期，１９３６年１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附录，页７。 [13]同①，页２９５。 [14]《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参见本章第二节注释紓紝矠） [15]季自求：《入蜀日记》。 [16]《蔡锷致梁启超函》，１９１６年１月５日，见《松坡军中遗墨》。 皇帝梦的破灭 袁世凯在准备登极的日子里，已经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从云南、广东及其他省份不断传来人们反对帝制的消息。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他接到蔡锷、李烈钧等抵达云南及“滇军异动”的密报。为了分化云南内部，他立即电令唐继尧逮捕进入云南的“乱党”，并授予他就地处决的全权。正当他惶惑不安地期待着云南的消息时，平地一声惊雷，２３日传来了护国军起义的电报，这使他一时慌乱无计，以致在２５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竟然抱怨说：“余本不主张（帝制），尔等逼余为之。”①然而，他很快就克制住自己的惊谎情绪。辛亥革命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他自信北洋军能够扑灭起义。于是，他毫不迟疑地部署了对云南的军事征讨。２６日，他密令驻扎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备战，稍后又密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驻南苑）和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驻保定）准备统兵南下。 与此同时，他一面找到蔡锷的老上司李经羲和进步党人熊希龄，妄图通过他们进行调解；一面请求朱尔典致电英国驻昆明领事，拉拢唐继尧。② 在这些阴谋诡计一一失败后，袁世凯乃于１２月２９日公开以“民意”的名义讨伐起义者。他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时，概听人民自由，并无丝毫强制……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移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之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同时，他宣布蔡锷、唐继尧等有“构中外之恶感”、“背国民公意”和“诬蔑元首”三大“罪状”，褫夺其官职爵位，勒令“听候查办”。③同一天，令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加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们逮捕蔡、唐，押解北京治罪。张、刘都是唐继尧的部下，这种不高明的离间手法，被人们一眼看破，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军事准备工作就绪以后，袁世凯于１月５日发布明令，派曹锟督率各军进攻云南，并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同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 进攻云南的军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率。２月２６日马暴卒后，由该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继任。这一路计有第六师、第八师一旅和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等，共约二万人。该路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经贵州攻云南。袁又命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率领黔军配合北洋军行动，并发给军饷三十万元。另一路张敬尧担任司令，由湖北乘船溯长江入四川，计有第三师、第七师和第八师一旅，加上原在四川的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和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及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总计三万余人。这一路是北洋军的主力。后来，又派广惠镇守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假道广西攻云南，作为北洋军的别动队，是为第三路。由于前线告急，此后又陆续抽调倪毓所率领的安武军十五营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增援。北洋军饷足械精，久经战阵，在袁看来，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 但是，事实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北洋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而护国军斗志昂扬，进展迅速，战火很快扩大。在戴戡率领下，护国军一部进入贵州，黔军团长王文华响应护国军，刘显世赶走了袁派来监视他的巡按使龙建章，于１月２７日宣布贵州独立。王文华率领黔军攻入湘西，占领了晃县、洪江、麻阳、芷江等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１月２１日，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府，３１日刘存厚率领川军第二师一旅在纳溪倒戈反袁，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围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向袁告急，所发之电，都有“万急”、“万万急”字样。 在此时期，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日本见中国人民反帝制运动不断高涨，即训令其驻北京代理公使以帝制运动影响了列强在华的利益为借口，联合英、俄、法、美等国拟向袁政府提出警告。美国说它“不干涉别国内政”，对此表示不感兴趣。英、俄、法因欧战正激烈进行，无力兼顾远东，不得不附合它们的盟国日本。于是，日、英、俄三国公使，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联合警告袁，要他“展缓改变国体”，“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袁自恃有大隈和朱尔典的秘密支持，而把警告视为表面文章，当即让陆征祥答复说：“国体问题，完全顺从民意”，“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④ 各国公使对陆征祥的答复颇不满意。１１月３日法国公使也追随日本提出警告。袁世凯害怕“惹起意外重大之变故”，乃指示陆于１１月１１日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恳谈”。次日意大利也加入。陆要求各公使体谅袁政府的“苦衷”，他说“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就各省已定之选举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决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但政府认为“应行筹备之事，既多且杂，非宽假时日，恐仪节难臻完美”，“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最后，他又保证：“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⑤ 袁世凯于１２月１２日宣布实行帝制后，同盟国德、奥驻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贺，并要求晋见袁氏。袁唯恐亲近德、奥，而得罪英、日等协约国，借故拒绝。当时，俄国公使曾建议协约国家承认帝制，以免同盟国先承认，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也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情报灵通，已获悉云南起义迫在眉睫，所以坚持不予承认，并于１２月１５日联合英、俄、法、意各国再次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说“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⑥这时，袁世凯才明白大隈对他的许诺是靠不住的，朱尔典把英、日同盟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于是，袁便不敢再忽视日本的警告，立即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祝贺日皇加冕和赠送日皇大勋章为名，企图直接与大隈密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开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周自齐，还说准备以亲王礼接待他。不料周的秘密使命败露，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也招来英、俄对日本的嫉妒，日本不得不改变对周的态度。在周临行的前一天，即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６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消息传开，袁世凯懊丧已极，立即陷于想当儿皇帝而不可得的悲哀之中。负责对日本交涉的曹汝霖赶忙用日文写了一篇题为《日本与中国》的文章，刊登于《东华评论周刊》，先是抱怨“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难知其真正目的所在”。接着就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政府，他说：“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互相恋爱，继则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进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曹汝霖妄想用这种无耻献媚来重新邀得日本垂青；然而，日本见袁世凯搞得怨声载道，丧尽人心，便决定抛弃他，另寻一个工具。日本政府派遣特务与冯国璋联络。同时，一边暗中插手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运动，一边在东北和内蒙等地支持满蒙亲贵宗社党暴乱，企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乘机扩大侵略权益。还不断公开地指责袁氏称帝“妨碍了东亚和平”，扬言派兵进入中国内地“自由行动”。又联合各国拒绝接受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则强令用“洪宪”纪年，形成民国与帝国，总统与皇帝同时并存的局面。有一个党羽认为对内对外不一律，有伤国体尊严，袁说：“横竖外交上之文件百姓也看不见，而且我是做中国的皇帝，不是做外国的君主，外人不承认洪宪国号，惟有变通办法罢了。”由此人们谑称袁为“总统皇帝”，“中西合璧之元首”。 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出现，使袁世凯惶恐不安，深感前途暗淡。他原来准备在元旦或２月３日（阴历正月初一）登极，随后不得不一再延缓下来。可是，由于他的欺骗和胁迫，在一些官僚当中产生的对帝制的畸形狂热，一时却冷不下来，从元旦到２月中，各省将军巡按使和“商民”吁请“早正大位”的文电，不断飞到新华宫。这些千篇一律的电文再也不能引起袁的乐趣，因为他已深深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敢悍然登极，又不愿承认帝制失败。吁请登极的文电，徒然增加他的烦恼而已。 袁世凯为摆脱被动局面，争取帝国主义各国的同情，他于２月２３日下令延缓登极，禁止再递呈吁请登极的文电。他说：“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⑦ ２８日这一天，袁世凯接连颁发申令、告令各一道，把久已忘却的立法院又提了出来，命令以去年国民会议议员选举复选当选人作为立法院议员，提前于５月１日召集立法院。在告令中，他大讲立法机构的重要性，说什么当此“厉行宪政”的时刻，“尤贵有集民意之立法机关，以宏久安长治之远谋”。然而，直至袁死，立法院并没有召集，他之所以在这时侈谈“实行法制，尊重民意”，只是在他遭受挫折后收买人心的一种欺骗手段而已。 袁世凯一向迷信武力，把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前线北洋军运去大批“慰问品”。２月中下旬，北洋军源源不断涌入四川和湖南，与护国军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袁严令全线反攻。３月３日冯玉祥旅攻占叙州，袁破格封他为三等男爵。７日，张敬尧等攻占纳溪和江安等地，袁申令张晋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和吴新田均升授陆军中将。特别使袁喜出望外的是：陈宦于３月１０日电奏到京，报告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领一支奇兵，由会理南下，夜袭摩鱼，由姜驿渡过金沙江，进抵芝麻口，攻入滇北。袁立即申令授杨起元勋五位，称赞他“出奇制胜”，“骁勇绝伦”。⑧ 在入川北洋军捷报频传的时候，龙觐光军攻占滇桂边剥隘和第六师攻占湖南麻阳的电报也传到北京。袁世凯被这些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云贵“不难指日荡平”，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曾鉴为川南宣慰使，各携带财政部拨款五万元和他个人捐款一万元，分别前往川、湘抚恤，“处理善后”。３月１０日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强令商民认购助战。次日又公布《颂爵条例》，规定“有大功绩者”可特封为亲王（年俸两万元）、郡王（年俸一万元）和公侯伯子男等世袭爵位。⑨ 可是，袁世凯高兴的时间十分短暂。尽管他不断封爵赏禄以鼓舞士气，北洋军的攻势也未能持久。入川北洋军占领纳溪后，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发动进攻，只得与护国军对峙于纳溪和大洲驿之间。正在这时，却突然发生了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的大事件。 原来，云南起义后，袁世凯曾要陆荣廷率领桂军进攻云南。陆以饷械不足为理由，一再推拖，引起袁对他的怀疑。贵州宣布独立后，陆主动向袁要求带兵征贵州，请求拨饷械。袁对他不放心，以“桂疆重要，未许其行”，而命令他协助龙觐光攻云南。他马上照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营随龙军出发。袁封陆裕光为三等男爵，以笼络陆氏父子。然而这时陆荣廷见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已暗中决定反袁，并和进步党人梁启超等建立了联系，而表面上对袁极力表示恭顺。袁派去监视他的巡按使王祖同对他的秘密活动毫无觉察，直到３月初还密报袁说他可靠。袁信以为真，为了进一步笼络他，批准拨给他军饷一百万元和枪五千枝，于３月７日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率桂军进攻贵州。袁本想在云贵开辟一个新战场，一举消灭护国军，没想到陆于领到饷械之后，忽然于１５日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讨袁。与此同时，陆裕光于百色也将龙觐光的司令部包围，迫使龙缴械投降，接受改编。当袁因龙觐光攻占剥隘，而发表他为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时，他已在百色作了阶下囚。 广西独立和龙军覆灭以后，云南、贵州和广西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广东、四川和湖南。这时，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又乘机反攻，从３月１７日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夺回了纳溪、江安等县。张敬尧负伤，仓皇逃到沪州，急电北洋政府求援，“日索饷械”。袁世凯的军事围攻政策完全破产。此时，他又得到表明“形势日益严重”的许多情报，如日本准备承认南方独立各省为“交战国”，“广东独立迫在眼前”，“湖南、江西及南方各省都出现不稳迹象”，“长江下游亦正观变而动”，等等。 正当袁世凯被一片告警、求援、索饷的呼声弄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时，他又收到了冯国璋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密电。在这个密电上列名的还有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⑩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第一次公开向他的权力挑战，而且五个将军都是地方实力派，事情就显得更为严重。这时，徐世昌来信劝他说：“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莫理逊也给他送来一个便笺，说“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1]这一切使他深感北洋集团有从内部崩溃的危险。形势逼人，朝不保夕。他见机行事，遂决定取消帝制，妄图摆脱危机。 袁世凯先分别召见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梁士诒等人，一一说明他的决定。以后又召见张一，指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王式通起草的一份稿子交张一参考，并说：“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说：“此事为小人蒙蔽。”袁道：“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袁氏２１日在新华宫召集会议，参加的人有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钤、梁士诒、倪嗣冲等。徐世昌和段祺瑞也出席。袁氏无可奈何地提出取消帝制。到会者大都唯唯诺诺，表示除此以外别无更好办法。只有倪嗣冲作出一付金刚怒目的样子叫道：“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而后己。”[3]袁连忙劝止。当天开去陆征祥国务卿，而以徐世昌接任，“即日视事”。[4] ２２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由徐世昌副署发表，又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务。翌日，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5]此后又公布焚毁帝制文电八百余件，用以表示不再称帝的决心。 从袁世凯称帝那一天（１２月１２日）起，至取消帝制之日（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２日）止，总共只有一百另二天；如果从洪宪改元（１９１６年元旦）算起，至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之日（３月２３日）止，则只有八十三天。洪宪王朝的短命，是袁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原来的愿望相反。不管袁的权势是多么显赫，口号是多么响亮，也不论他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只要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干违反人民愿望的勾当，那就必然要失败，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注释：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年人文月刊社版，页３０２，张一眉批。 ②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１９４６年版，页３２。 ③《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１２７。 ⑤同④，页１２８。 ⑥同④，页１２９。 ⑦同③，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４日。 ⑧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２日。 ⑨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２日。 ⑩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篇，页３２０。一说五将军密电列名者无张勋，而有湖南将军汤芗铭。 [1]《莫理逊致袁世凯便笺》，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１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６年版，页４９６。 [2]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４８。 [3]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１９３１年５月版，页３５６。 [4]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5]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４日。 袁世凯之死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已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 ，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①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②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３月２５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４月１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③另外，唐绍仪、谭廷、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④ ３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４月初，袁决定抽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在民军的压迫下于４月６日宣布“独立”。袁世凯可无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１２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不久，因屈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于３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５月８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 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府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乞求贷款。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介绍，袁政府财政部与美商李·希金逊公司（Ｌｅｅ 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ｏ．）于４月７日签订了五百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项借款人联名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声明拒绝承认。美商见势不妙，只交付了一百万元，就停止交付。⑤４月１１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命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两国亲善提携”。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日本早已秘密决定“支持”护国军方面压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机“确定在华优势地位”。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日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组成。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当时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自顾不暇。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爱莫能助，不胜遗憾，于四月中旬就忧伤地预感到袁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刻已迫近了”。⑥ 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袁世凯深知南北议和不能实现，自己若不退位，最后非以武力解决不可。遂决定调整和巩固北洋集团内部力量。他自以为北洋军中最有影响的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与他休戚相关，取消帝制已满足了他们的希望，当不致反对他做总统。这时，徐世昌也认为“能战始能言和”，并极力举荐“善于兵事”的段祺瑞代替自己的职务。于是，袁世凯便决定派段接任国务卿。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段对他包揽把持深为不满，公开表示不恢复责任内阁他很难效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袁只得于４月２１日公布新政府组织法，声称以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⑦次日，袁下令准徐世昌辞职，任命段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成立了新内阁。５月８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 袁世凯采取这一系列让步措施的目的，是要借助段祺瑞未附和帝制的名声，以便团结北洋势力，组成“战时内阁”，像镇压“二次革命”时那样，以武力打开新局面。而段于就职后又进一步要求他交出军权，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袁世凯发现段企图乘机取而代之，心中不免恼火，但此时正是危急存亡的关头，不敢使出昔日的威风，只得口头应允，实际采取拖延战术，对统率办事处、拱卫军、模范团等重要军事机构始终不肯放手。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阮忠枢就携带一篇拥护袁氏留任总统的电稿到南京，请冯国璋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照发。冯不愿再受袁的摆布，说此刻联名通电不利于和平解决，婉言加以拒绝。不久，袁又派蒋雁行南下，说政府直接讲和，甚为困难，希望冯从中调解，条件是袁留任总统。蒋和冯是同乡，关系密切，一向以叔侄相称。经蒋劝说，冯于４月１８日提出和平解决八条，其第一条即为承认袁“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这种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护国军方面的严词拒绝。嗣后，在独立各省一致要求袁氏退位的压力之下，冯致电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说“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还公开要求他们劝告袁氏“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袁本来对冯已不信任，接阅电报，十分惊谎，立即又派蒋雁行南下“疏通”。冯眼见袁的大势已去，便采取两面派手段：一面应付袁世凯，一面与反袁派信使往还，与在上海的唐绍仪、汤化龙等关系尤为密切。⑧同时，他又极力主张未独立各省将军“结成团体”，贯通一气，以实力调解“南方四省和中央”的冲突。他企图趁反袁怒潮高涨的时机，造成一种举足轻重的中间势力，以左右时局。在和蒋雁行磋商之后，他将４月１８日所得和平八条加以修改，其中心意思是暂时承认袁氏为总统，俟国会召集，由袁提出辞职，再选继任总统。而且一边呈报袁，一边于５月１日通电全国，并提出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的建议。袁世凯对冯的作法虽然深为不满，但无可奈何，便转而企图利用未独立各省会议保自己留任总统。蒋雁行于５月４日致冯密信透露了这一点：他说：“八条上呈主座，业于冬江两电详陈，并奉复电矣。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仁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⑨ 冯国璋于５月５日赴蚌埠约同倪嗣冲，６日至徐州会晤张勋，三个地方实力派于１１日通电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袁世凯派阮忠枢到徐州煽动张勋说：总统的去留不是个人问题，关系到北洋集团的生死安危。袁又指令蒋雁行为中央代表，临会监视。５月１７日又亲自致电冯国璋、张勋和倪嗣冲说：“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宦亦相劝我休息，均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 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⑩ ５月１８日南京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世凯的退位问题。山东、湖南等省代表主张退位，张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袁世凯急忙密令倪嗣冲带兵到会，进行威胁。冯国璋提出承认袁为总统，召开新国会后，由袁提出辞职，再选新总统。这个方案也不能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各省军阀勾心斗角，意见分歧，争执不下。会议开了五天，终无结果。 段内阁的成立和南京会议不仅都未能达到袁世凯预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段祺瑞和冯国璋正袭用他于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因而十分沮丧。同时，由于军费激增，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袁既不能从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只得依靠梁士诒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筹款。当时，这两个银行流行市面之钞票共达七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仅剩约二千万元，除放出商款约二千万元外，被政府财政部支用累计达四千万元。广大人民对袁政府失去信赖，纷纷到中、交两行提存挤兑。段祺瑞组阁后，为摆脱银行倒闭的危机，便于５月１２日悍然下令中、交两行“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命令下达后，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首先于１４日通电，愤怒地指出：袁政府此举“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并宣布上海中国银行独立，“照旧兑钞付存”。各处中国银行纷纷效法，宣布不服从袁政府命令。江苏、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亦先后电请袁政府变通办法，“以维持金融”而且“均照常兑现”。袁世凯一筹莫展，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颇瘁”，有元旦入贺者见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认”。[1]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2]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据５月中旬谒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3]在这种情况下，他口头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极愿早日退位”，实际仍借口须先“妥筹善后”，拖延时间，还是不肯放弃一点权力。多次传谕阮忠枢等人，所有紧要文件必须呈送亲阁。当他不能坐写字椅时，便在躺椅上躺着批阅公文。后来，“不能执笔，仍阅公事，口授阮忠枢、夏寿田二氏代行批答”，或由袁克定代阅，夏寿田代批。但这时他仍讳疾忌医，否认自己有病。周围的心腹爪牙对他的病也讳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荐其弟徐世襄来给他治病，说“肝火太旺，神思太劳，宜休养”。他很不高兴，立即令徐退出。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了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４月底，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黑龙江也有酝酿“独立之事”。[4]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袁得悉实情，“不免动怒”。[5]但又不敢开罪张，而急忙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接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５月９日宣布“独立”。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了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陈树藩虽然是陕军，但属于北洋系统，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凯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公开倒戈的信号。２２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6]次日，他连发两道申令，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２９日急忙宣布湖南“独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伧俗，不可入耳”；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多年来，他视全国为北洋军的征服地，生杀予夺，恣意妄为，从来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结果却落得举国反抗，人人喊打。多年来，他视北洋大小军阀为家奴鹰犬，颐指气使，无不从心，一下竟陷入众叛亲离，“心腹爪牙亦反颜攻之”的境地。多年来，他相信帝国主义是靠山，而帝国主义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抛弃他，另寻觅新的代理人。几十年来他巧取豪夺来的权力都将化为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7]袁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付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人民没有再上当受骗，回答 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６月１日晨，他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8]本来，袁每星期五接见北洋军官，次日，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军官均未照例进谒”，“实则病重矣”。[9]从６月初，有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６月５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６日上午１０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五十七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一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二十七天。２８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10]北洋军阀们大搞这一套丧礼，无非是想继袁氏之后，保持他们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的败亡，成为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庆幸的大喜事。护国军“三军雀跃，万众欢腾”。[11]南方独立各省城悬旗志庆，充满节日气氛，与北洋政府举行饰终典礼的痛悼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了北洋政府大权。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自行宣告肇庆军务院结束，急忙投到段祺瑞的门下，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拥袁派和反袁派合流，中国仍是北洋军阀的黑暗天下。继袁氏而起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以及张作霖等，都抄袭袁的老谱，实行没有袁但和袁一样的反动政治；并且为争夺北洋政权，各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展开了长期的混战。自袁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崩离析，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了。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利用在护国战争中形成的西南滇、桂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继续反对北洋军阀。由于不依靠人民，而依靠军阀反军阀，孙中山始终陷于难有作为的困境之中。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要前进必须另觅新路。历史期待着新的阶级、新的政党和新的革命道路。 经过袁世凯极其专横的五年统治，中国人民有了血和泪的经验教训，思想进一步醒悟，深感封建专制势力还相当强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远未实现；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袁世凯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才是造成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清除产生袁世凯这类人物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观念。１９１６年９月，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著文指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12]同年１２月，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袁世凯复活》一文，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自然，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仍然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们所设想的救国方案，也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然而，这种认识较单纯的“讨袁”已深刻得多了。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觉悟的基础之上，迎来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曙光照亮了中国漫漫黑夜，由于工人阶级的登上政治舞台，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和继承其衣钵的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注 释： ①《政府公报》，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②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 ③《民国日报》，１９１６年５月９日。 ④见１９１６年５、６月《民国日报》、《申报》。 ⑤芮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９１。 ⑥《朱尔典致巴特勒函》，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１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 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 Ｓｈｉｋ－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２２９。 ⑦同①，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 ⑧《唐绍仪、赵凤昌、汤化龙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６日，见《近代史料书札》，北京图书馆藏。 ⑨《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⑩黄毅：《袁氏盗国记》，１９１７年５月第４版，上篇，页１４６。 [1]《梁启超致蔡锷书》，转引自由云龙著《护国史稿》，页２１。 [2]《项城之病中谈》。 [3]《禁卫军第二团团长索崇仁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６年６月１０日，见同⑨。 [4]《禁卫军参谋长苏长青呈》，１９１６年５月，见同⑨。 [5]同紒紞矠。 [6]同紒紞矠。 [7]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中册，页８２。 [8]《蔡廷斡致莫理逊函》，１９１６年６月１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页５２７。 [9]同[3]。 [10]见田文烈：《袁公林墓工报告》，１９１８年财政部印本。据报告载，安葬和造墓共用银七十余万两。袁世凯死后，其妻妾子女各自为计，由徐世昌主持分遗产，就田产股票现金共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嫁女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得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合计共二百余万元。 [11]《蔡锷致陈宦青电》，１９１６年６月９日，见《松坡军中遗墨》。 [12]子民：《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见《旅欧杂志》，第３号，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