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传

郁达夫传

前言


郁达夫（1886—1945）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新文学的一位重 要奠基者，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士。
在郁达夫生前，他和他的作品曹受到封建卫道者和资产阶级文人政客的 竭力攻击。在他离开人世后的长时间里，他和他的作品也未能得到公允的评
价，有关论著往往将他的消极面掩盖了他的主流和本质方面。自从我国进入 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来，评论界重新对他和他的作品作了认真的研
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是，纵观有关的传记著作， 似乎也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郁达失一生中特别是自 1927 年后的
积极的闪光的一面，仍然评述不够充分，不够突出；二是对化曾经有过的消 极的一面采取回避态度，几乎不加涉及。因而，未能真切地再现出他的本来
面貌。 其实，郁达夫的思想性格是极为复杂的，而其人生道路更是曲折而悲壮
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人生态度上，他的主流是积极入世的，追求个性解放和酷囊个性自由，
敢于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羁绊，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人 道主义精神，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和弱小者。但是，他也受到了封建士大夫文
人习气和西方世纪末思想的影响，在黑暗现实的压迫下，为了排解苦闷，曾 经放浪形骸，出入妓馆，嗜酒如命。
在人际交往上，他喜欢广交朋友，珍视友谊，尤其跟鲁迅、郭沫若等人 有着至交和战友之谊。他从 1923 年开始，便愈来愈认识到鲁迅的人格、思想
和著作的伟大。当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拼命攻击鲁迅之时，他公开站在鲁迅 一边，指出他们是错误的，并与鲁迅合作，互相支持。鲁迅逝世后，他又一
再宣扬鲁迅的伟大精神。可以认为，在现代作家中，他是最早认识鲁迅的伟 大并一直爱戴他、拥护他的作家之一。对于郭沫若，他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
作。虽然后来因误解而长期中断联系，但到抗战爆发前夕，却又能抛弃前嫌， 毅然前往日本请他回国参加抗战。对于徐志摩，他也不避嫌疑，始终跟他保
持着同窗之谊，并在他离去后敢于肯定他为人的积极方面及其诗文所具有的 成就。对于林语堂，他更是几次仗义执言，为他受到不很公正的责难作辩护。
至于周作人、张资平和佐藤春夫之流，一旦发现他们落水附逆或者为侵略者 为虎作伥时，他便抛开私谊，立即撰文痛加斥责。
在政治态度上，他的主导方面更是始终具有炽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 义思想感情，不但不满封建军阀的腐败统治，而且最早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
的反动面目，一直坚持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和对日本侵略者奉行的 不抵抗政策，而且同情和拥护工农大众的革命，因而长期受到反动统治者的
迫害。在抗哉期间，他则投身子抗战洪流，致力子抗日救亡的宣传，在落入 侵略者巢穴中时，也能坚持民族气节，最后惨遭杀害，壮烈殉国。然而，他
为了能够保存自己，又曾经不得不故作风雅乃至装出富商的模样，与国民党 权贵和日本侵略者相周旋。
在文艺思想上，他曾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的自叙传并热衷于描写性苦 闷，但他又是第一个提倡文学应该表现阶级斗争的人，赞同创造无产阶级文
学和运用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左联”除名后仍坚持进步的文艺方向， 主张文学必须为抗战服务，对当时诸多有争论的文艺问题持有正确的看法。
在文学创作上，他的小说创作开了我国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具有爱国 的反帝反封建的和不满黑暗现实的积极内蕴，但也有苦闷、颓唐的气息，不
利于青年的积极抗争和自强不息。他的散文创作，既有抒写个人生活的不幸 和内心苦闷的，也有描述名山胜景的，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
在婚恋生活上，他渴望和追求热烈而美好的爱情。他对前妻孙荃既有所 爱又不很满足；对王映霞爱得非常狂热，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双方复杂
性格的关系，最终导致感情彻底破裂；对李筱瑛曾有过一段真情，但由于环 境不许可而只好空留思念；对何丽有则纯是为了掩护自己而作的无爱的结 合。
对于上述诸方面的具体情形，本书力求作出较真实的评述。即是说，既 要把郁达失的主流和本质方面写得翔实些，突出些，又不去掩饰他的某些弱
点。我相信，这样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首肯和支持。
作者简介


刘炎生，广东兴宁审人，1939 年 4 月出生，1961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中
国鲁迅研究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员，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理事。现 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续在《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中国文学研究》、《广东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学术研 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的专著有《林语堂评传》（获 1995
年广东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才子梁实秋》、《徐志摩评传》和《郁达失 评传》；另有合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中国
现代文学自学手册》等。
郁达夫传
第一章少年时代


1 破落的书香之家


1896 年 12 月 7 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子夜，郁达夫出生 于浙江省富阳城一家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人给他取名文，字达夫，幼时又叫
荫生。
富阳，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早在秦时，它叫富春县，因 流贯其中的富春江取名。到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 394 年)，为避孝武帝之母
宣太后阿春和其妻穆皇后春华的讳，改名富阳。此后还多次改名，直到宋朝 太平兴国二年，才固定称为富阳。
郁达夫出生时的富阳，是一个“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满百数①的小城。 但是，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可谓山明水秀，风景绮丽。南朝著名文学家
吴均在《与宋元思书》中作过这样的描写：“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 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
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似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 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邀，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冷冷作响，好
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 经伦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郁
达夫也曾写了这样一首诗，来咏叹富阳的自然风光的美丽：“家在严陵滩上 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这样优美的山
水，无疑会使郁达夫从小就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使他逐渐具有文人气质， 并创作出风格清丽的诗文。正如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所说的：“在小学
校念书的时候——也许是在进小学校之先——记得老爱走上离城市稍远的江 边上去玩。因为在那里有的是清新的空气，浓绿的草场，和桑槐的并立排着
既不知从何处始也不知在何处终的树影，而从树丫枝里望出去的长空，似乎 总是一碧无底的。在这些青葱蓝碧的中间，记得还有许多喳喳卿卿和悠然长
曳地沁的一声便踪迹全无的飞鹰的绝叫声听得出来。置身于这些绿树浓荫的 黄河断崖中间，躺着，懒着，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那时候这清净的钱塘
江上是并没有轮船的——和隔江的烟树青山，我总有大半日的白日之梦好 做。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而郭沫若更是指出：
“达夫是生在这样的地方的人，我相信他的诗文清丽是受了这种客观环境的 影响。”②
家乡的山水虽然很美，但郁达夫的家境却是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他的 祖先是教书行医相传的，直到他的父亲郁企曾(幼名士贤)时，6 岁丧父，由
其母戴氏抚育成人，也在县城设塾授课，兼行中医。此外，也曾在县衙门户 房当司事(即文书)，经办房屋地田的登记、过户和报税手续。可以想象得到，
他的日子并不会过得宽裕的。因此，他和自己的兄弟一直住在一幢破旧的木 结构祖屋里。这是三开间的两层的老式楼房，坐落在离县城南门不远的满州
弄内，弄口便是富春江，有一条小石板路相通，家人从江边挑水饮用。在屋 前两边有两棵枝叶繁茂的抽子树和杏梅树，“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长着些杂
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金鱼缸沿墙摆设在那里。”显现出一派衰落的景象。 同时，他家里也没有多少产业。据说只有六亩地在乡下，租给人家耕种。由
此可见，他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破落的书香门第。
2“饥饿的恐怖”


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名华(1884—1939)，学名庆云，
字曼陀，幼名廉生；次子名洁(1891—1971)，字养吾，幼名浩生；三女凤珍
(1894—1920)，幼名阿凤；四子郁达夫。要养活四个子女，对于郁企曾来说 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女儿阿凤从小就给了人家当童养媳，后来结婚生了三
个孩子就死了。同时，当郁达夫出生后，本来就先天不足，因为母亲陆氏乳 水不足，无力雇请乳妈，结果，造成后天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多病。当他还 未长到 12
个月，便患了严重的肠胃病，而且拖了一年多的时间，“由衰弱而 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差一点没有了命。由此一来，全家人不仅累得精疲
力尽，而且花了不少的钱。正因为这样，他的父亲负担过重，积劳成疾，当 郁达夫才长至 3 岁时，便逝世了，年仅 38 岁。
父亲去世后，郁达夫家里便几乎一贫如洗了。可是，幸好他的母亲是一 位颇为坚强而又能干的女性。她把全家的生活重担挑起来，不仅养活了婆婆
和三个孩子们(女儿阿凤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而且坚持让孩子们一个个都上 学读书。为了支撑住自己一家的生活，光靠祖传的六亩薄田是不够的，于是
她便在满州弄口摆设炒货摊，炒卖黄豆、蚕豆、花生、瓜子之类，赚些钱来 以济家用。尽管如此，一家生活仍然是过得十分艰辛的。他们时常吃的下饭
菜是“卤苋菜管”，这是捡人家不吃丢掉的老菜根，泡在盐水里腌过，陆氏 还风趣地称它是“透鲜啊！”因而，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③一文中说：
“儿时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 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迫着我。”
郁达夫年少时，不仅饱尝了“饥饿的恐怖”，而且平时处于无限寂寞而 单调的生活之中。两位哥哥，因为年纪比郁达夫长 12 岁和 5 岁，都已上离家
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了，没有可能跟他一道玩。守寡数十年的祖母，早已将人 生看穿了，每天总是在动着她那没有牙齿的扁嘴念经。而母亲平时总是忙干
燥持家务，守着炒货摊。入秋后，她更是要到乡间去收租谷，并将租谷砻成 米，雇船运回家里。她往往一去之后，便很久才能回来。
在郁达夫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婢女翠花。她有时 讲故事给郁达夫听，有时也因郁达夫脾气古怪而和他闹，但结果终究是非常
疼爱他。郁达夫五六岁时，她经常带着他去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 条上去淘米洗菜。这时的郁达夫头上蓄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
棉袍子，在阳光下聚精会神地张着眼看望江中来往的帆墙。他既不下来和其 他小孩们一起玩耍，也不愿说话似地只是沉默着在看远处。等翠花洗完菜后，
站起来要回家时，她便笑着问郁达夫：“你肚皮饿了没有？”这时，郁达夫 才在石条上站起来，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望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翠
花似乎有点可怜郁达夫，就走近来握着他的小手，弯下腰向他耳边小声说：
“你在惦记着你娘么？她明后天就回来了！”郁达夫听翠花这么说，便仰起 脸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然后，这又像姐弟又像主仆的两个人，
慢慢走上了码头，走回家里。
郁达夫一进大门，就跑步来到正中的那间厅上，向正在念经的祖母问道：
“奶奶，娘就快回来了么？翠花说，不是明天，后天总可以回来的，是 真的么？”
祖母仍然继续念经，没有开口说话，只把头轻轻的点了两下。于是，郁 达夫便跑到厨下去跟翠花作伴去了。
午饭之后，祖母仍然在念她的经，翠花在厨房里洗锅子和碗筷之类。整 个院子里，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郁达夫来到靠阶檐的一间南房内，坐在一
张铺着被的藤榻上，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烨山总督被擒的石印 小画本。不多时，他便和衣睡着了。除了寂寞外，郁达夫小时候还知道了母
亲受邻居亲戚欺凌的滋味了。大凡他家里的田产被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 被偷了，或者祖坟山的坟树被人砍了的时候，他的母亲争不过人家时，便在
父亲像前痛哭一场。每当此时此刻，郁达夫虽然年幼无知，但似乎已懂得母 亲的痛苦，便免不了也哭了起来。这种童年的贫困、落寞和家庭的不幸，加
上自幼体弱多病，对于郁达夫日后形成既孤僻又喜欢朋友，既颓唐又酷爱正 义和反抗的性格，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3 大难不死


童年时代的郁达夫，常常少言寡语，非常文静。但是，他的内心世界中， 仍然是好动的，并喜爱新奇的事物。有一天，将近吃中午饭的时候，祖母照
例在厅上念经，母亲外出不在家，两个哥哥在外面读书未回。家里只有郁达 夫和翠花。这时，翠花在厨房忙着弄午饭，郁达夫一个人在院子里玩。他玩
着玩着，忽然看见大缸里的金鱼，在缸里游动，很是好看。为了看得更清楚 些，他便站在花坛边的石阶上观看。太阳光穿过院子里的树叶，一丝一丝的
射进了金鱼缸里，照得缸里的水藻与金鱼，显得和平时完全不同了。他在觉 得好生奇怪之时，就把手伸进缸里，想将那在缸里的亮闪闪的丝丝日光捉起
来看个痛快。由于人小身短，上半身拼命往缸里俯下去，结果两脚浮起来了， 心里一慌，头部胸部就浸入到了缸里，他想叫，但叫不出声来，全身挣扎了
好一阵子，也无济于事，而且很快便失去了知觉。
幸好，翠花及时发现了郁达夫倒栽入金鱼缸里，立即把他抱入房里。直 到晚上，郁达夫才醒转过来。他一睁开眼，两眼早已哭得红红的翠花，立即
把脸贴在他的脸上。这时郁达夫叫了一声“翠花”，翠花便很高兴地说：“你 看见我了么？你看见我了么？要不要水喝？”郁达夫只觉得身上头上有火在
烧，叫她把盖在自己身上的棉被掀开。她却不同意，说：“不行，野猫要来 的！”郁达夫一听，举目向煤油灯下一看，眼睛一花，现出了幻觉，真以为
出现了野猫世界，就大哭起来。祖母、母亲听见了他的哭声后，便立即赶到 房里来了，并吩咐翠花说：“你去吃夜饭去，阿官由我来陪他！”
郁达夫这次危险的经历，要是翠花发现稍迟一点，也就没得救了。真可 谓大难不死！

4“愿意去砍柴” 上面说过，郁达夫常常跟翠花到富春江边去淘米洗菜时，爱看江上来往 的船只，甚至久久地望着远处的天地，表现了他喜欢大自然的天性。这一点，
更是表现在他有一次跟着邻居的少年阿千上山的事情上。 阿千是住在郁达夫家左边的一个穷孩子，比他大一岁，跟家人住在一间
比牛栏马槽大一点的屋里。他冬天穿的是一件同破伞一般的破絮，夏天则是
光着上身的，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很脏。因为家里穷，经常跟他屋 里的大人到茶店酒馆去或替婚丧人家办事；跟别的孩子打起架来，更是特别
勇猛。每当他从郁达夫家的门口走过时，郁达夫非常羡慕他，以为他又到茶 店酒馆去了，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该多好。自然，阿千也曾多次邀郁达夫
一道上酒店去，但因胆子小和怕大人盘问的笑说，总是不敢去。然而，心里 却产生了上茶店酒馆去的强烈的欲望。这也许便是他喜欢喝酒的最早的诱因 吧。
有一年春天的一天早晨，祖母一早便去了一座离家三四里外的庙里念佛 去了，母亲也到父亲的坟头去扫墓去了，家里只有翠花和郁达夫。正当翠花
在灶下洗刷早餐的碗筷时，他一个人站在门口，不时看看户外的景象，尤其 对有淡云浮着的青天有兴趣。忽然，阿千背着钩刀和小扁担绳索之类，还唱
着戏，路过郁达夫的家门口。当他看到郁达夫时，便说：“鹳山后面的盘龙 山上，映山红开得多着哩，并且还有鸟米饭(是一种小黑果子)，彤管子(也是
一种刺果)，刺莓等等，你跟了我来罢，我可以采一大堆给你。你们奶奶，不 也在北面山脚下的真觉寺里念佛么？等我砍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上寺里去 吃饭了。”
阿千本来就是郁达夫心目中所崇拜的少年英雄，听他说山上那么美好， 便立即答应跟他一起去了。而且，怕翠花出来阻挠，两脚跑得比平时快得多。
出了街巷，向东沿着江走，很快便跑出了县城。顿时，他觉得天地宽广了许 多，眼前展现出大自然的美景——遍地长满了已有几尺高的小麦，桑树发了
嫩芽，老鹰在觅食，麻雀在树枝上吱喳，远处有丛丛绿竹，有杨柳，画眉在 其间歌唱??。
当郁达夫跟着阿千上山后，山中景色更是使他着迷。阿千一个人穿了一 件小衫唱着戏去砍柴采野果去了。他一个人立在一块大石上，向大江一望，
立即为眼前广阔的天地所惊异。他心里想：“这世界真大啊！那宽广的水面！ 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呢？”“我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
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 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这么一想，他便眼角里流出了热泪。后来，他
便呆呆地在那里做梦。他梦见有一只很洁净的船，张着一面很大很饱满的白 帆，他和祖母、母亲、翠花、阿千等都坐在船上，吃着东西，看着戏，顺江
水漂流。后来，他又梦见城里的茶店酒馆都搬上山来了，他和阿千在那里大 喝大吐，引起许多大人在旁边惊奇诧异。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郁达夫自
小富有多思和爱幻想的天性。
正当郁达夫脑海中不断地做着充满神奇的梦幻时，阿千背了一捆小小的 柴草和一包刺莓映山红鸟米饭之类的野果回来了。他取出野果给郁达夫吃，
并说到后山去再砍一捆柴。
两人慢慢走到了山后，传来了山下真觉寺的钟鼓声，而且从寺后的厨房 边透出了一条青烟。于是，阿千就放下了那捆柴，对郁达夫说：“他们在烧
中饭了，大约离吃饭的时候也不很远，我还是先送你到寺里去罢！”
于是，他们便来到了寺里。郁达夫的祖母和许多念佛的婆婆，都为郁达 夫的突然到来感到惊异。阿千走后，郁达夫还将自己这一次的冒险经历说了
一遍，并显出有点得意的神情。后来吃午饭时，有一位老婆婆问他：“你大 了，打算去做些什么！”郁达夫即对回答说：“我愿意去砍柴！”这表明，
这次上山所看到的大自然的美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多么大的吸引力 和影响啊！


5“九岁吟诗四座惊”


1901 年冬天的一个深夜里，郁达夫正在擦眼睛，打呵欠，模模糊糊想睡 之时，忽然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他是母亲陆氏请来替郁达夫开
笔的。于是，郁达夫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拜之礼，然后 站起来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上，由老先生把着郁达夫的手，描写了一张“上
大人”的红字，念了《三字经》开头的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 性相远”。于是，郁达夫便可以进学了。
次年春天，郁达夫 8 岁，被母亲送进一家私塾读书。他夹着绿色的书包， 拖着红纹小辫，跟着姓罗的启蒙老师读了一年后，转入魁星阁私塾从张惠卿
学习。过了一年后，1904 年又转入公立的春江书院就读，直到 1907 年该书 院改为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时止。
郁达夫前后读了将近 5 年左右的书塾。对于书塾的刻板的读书生活，他 是颇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他曾说，“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
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和放大喉咙的高叫了。”
④但是，由于他天性聪慧，他对书塾的学习内容都能应付自如，尤其对中国 的古典诗歌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并开始练习写得一手像样的诗了。郁达夫曾
在《自述诗》中写道：“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年便聪明，谁知早慧终非 福，碌碌瑚琏器不成。”这诗生动地记述了郁达夫在九岁时便能写得使大人
们惊叹的诗篇来，而他的母亲却按照传统的偏见，以为小孩过早显出才气， 日后下一定能成大器，甚至会寿年不长。母亲的这种忧虑，一直给了郁达夫 很深的记忆。


6 皮鞋风波


郁达夫读完 5 年私塾后，便进入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这小学堂是接受 西方文化的一所新学校。所学的课程除了有英语外，还有许多反映近代科学
的新鲜知识的。它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跟旧式的书塾完全不同。自然， 在这学堂里也仍然保留有许多国学知识的学习，如《古文辞类纂》、《十三
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都当作教科书。经过 5 年书塾教育，对国学有 了一定基础后，再到这所学堂就读，就必然使他既有扎实的国学知识根底，
又接受了一定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郁达夫当时的感受是：“由书塾而 到书堂，这一个转变，在当时的我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 而且奇。”⑤
当时人们心目中已崇向于进入新学堂就读。所以当富阳县立小学堂创办 时，虽然只不过是将旧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造成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
式洋房，但很多人家的子弟都要到这间学堂来读书，甚至有几位是进过学的 秀才，年龄已在 30 左右了。相比之下，郁达夫在全校的学生当中，无论年龄
和个子都属于最小的。
郁达夫年龄虽小，但由于聪敏好学，结果第一年各科平均成绩都超过了
80 分以上。取得类似成绩的，还有四位同学。结果，学堂堂长和知县便要郁
达夫和其他四位同学跳级学习，升入了高两级的级里。这件事，成为轰动一 时的事情。但是，由此也给郁达夫家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到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母亲陆氏辛辛苦苦筹了几十块大洋的学费书 籍费缴交给学堂后，郁达夫要她给自己买一双皮鞋来穿。他当时之所以提出
这个要求，是“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 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
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⑥这种心理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但苦了做母亲的陆氏。她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虽然一时再
也筹不到买一双皮鞋的两块大洋了，但她认为自己认识那些皮鞋店的人，先 赊欠一下。于是，她带着儿子跑了好几家皮鞋店。开初，店里的人，对郁达
夫都很客气，摸摸郁达夫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给他试脚。但是，一 听到要赊欠的时候，却都白了眼，脸上现出苦笑，甚至板起了脸，予以拒绝。
陆氏万万没有想到竟有这样的遭遇，心里难受极了，不但涨红了脸，而且差 点要流出眼泪来了。她只好带着儿子默默地回到家里。然后，她含着眼泪上
楼去捡了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从后门走出去。这时，郁达夫懂得母亲是 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的。于是，他心酸极了，边哭边喊，赶到后门把母
亲拖住，并拚命地叫道：
“娘，娘！你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 恶的店家！”
郁达夫边说边跪在母亲的面前，流淌着热泪的两眼仰望着母亲的脸。这 样一来，母亲再也忍不住了，也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邻居看见此情此景，
都以为郁达夫得罪了母亲，走来相劝。郁达夫愈听愈觉得悲哀，母亲也愈听 愈哭得厉害。结果郁达夫又向母亲赔了不是，母亲由间壁的大伯伯劝到他们
家里去，才算结束了这一风波。
这一风波给了郁达夫很大的刺激。从此之后，他不但不穿皮鞋，而且不 想要新的衣服和用具。同时，他更是拼命地用功读书，只愿意和穷苦同学往
来，仇视有钱的人，经商的人。总之，经过这一番波折后，他仿佛懂事多了，
“居然有着老成人的样子来了”⑦。 在高等小学堂就读期间，还有两件事给了郁达夫很深的印象。一件是学
习英文。他曾说，他初读英文时，因为杂在年长的同学当中，便和他们一样 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没有一点含
糊苟且之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就急于学会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进而 又将用英文拚写教材的书名。后来还跟同学操着英文说“你是一只狗”、“我
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由此看来，郁达夫当时学英文是颇为认真的，为他 后来学好外语打下基础。另一件是开始听到所谓革命的说法。郁达夫 13 岁那
一年冬天，他从几位教员的口里听到“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 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视等等”。尤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国文教员
拿着登有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的一份报纸给学生们看，并说这是一位革命义 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杀掉了，表示要
复仇，希望大家努力用功学习。于是，从这时起，郁达夫对于“所谓种族， 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便隐约地知道了一些，并在脑子里生了
一点儿根。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最早的影响。


7 羡慕赵家少丈
郁达夫在小学堂就读时，因为年纪最小，自小习于孤独，又刻苦好学， 因而一直对同学中谈论男女的问题不感兴趣，并且怕跟女同学接触，甚至见
到女同学时有自惭形秽之感。
可是，久而久之，他对一位赵家少女，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心理。这位 少女是一位在上海开店，颇为富有的商人赵某的侄女，跟寡母和一位年青的
女仆，住在一幢很大的房屋里。
郁达夫因为和赵家少女的住处比较近，因而三天两天，总有着见面的机 会。相见的时候，每当她向郁达夫微笑一下，点一点头时，他马上变得头昏
耳热，胸腔里的一颗心实突地跳个不停。因而，他上学时或放学回家时，以 及平时在家或外出时，总想回避和她相见。他每当遇见过她后，或用功得很
疲乏，将眼睛离开书本的一瞬间，心里却又希望着她能再来一次，再在自己 面前微笑一次。
显然，郁达夫的童心已彼这赵家少女搅乱了。而且，他这同芭蕉叶似地 重重包裹着的这一颗无邪的心，终于被坐在他左边的一位同学看穿了。一个
礼拜六的下午赵家少女到另一女同学倩儿家去玩。那位看穿了他的心的同 学，便把郁达夫拖到倩儿家去一道玩。
到了倩儿的家门口，郁达夫不愿进去。但倩儿、赵家少女和另一女同学 已闻声笑着跑出来了，他只好低着头，红着脸，跟她们到了室内。很快，三
个女同学和那位男同学便玩起骨牌来。郁达夫则坐在那位男同学的背后，眼 睛虽然时时注视着牌，但也多次偷看了她们的脸部。玩过了牌和吃过夜饭后，
郁达夫便跟她们伴熟了，有说有笑了。临走之时，倩儿的母亲还叫他提上灯 笼，把赵家少女送回家去。从这一回后，他便不时上赵家和另外两位女孩家 了。
1909 年春，郁达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小学堂，并获奖，得《吴梅村诗 集》一部，成为他专心研求韵律的开始。毕业时，学堂大厅上摆起了五桌送
别毕业生的酒宴。郁达夫连喝了几杯酒后，便走出校门，踏着月光，朝着赵 家走去。当他来到赵家时，那位赵家少女的母亲和女仆正好上街买蜡烛水果
等过年宵的物品去了，只剩赵家少女坐在大厅上的桌子旁，在洋灯下练习写 字。听见有脚步声时，她头也不转，只轻声问了一声：“是灌？”郁达夫却
故意不作声，轻轻地走到她的背后，一口吹灭了那洋灯。顿时，月光如潮水 似地浸漫了大厅。她便大叫一声之后，默默把头转了过来。郁达夫看见她那
张美丽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再也熬忍不住了，便伸出两手去捏往她 的手臂。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她仍坐着，微笑着看看郁达夫看看月亮，
郁达夫也只是微笑着看看她和看看中庭的空处。
两人这样在月光里沉默地相对着许久后，赵家少女才开口说话：“今晚 你在喝酒？”郁达夫答道：“是的，是在学堂里喝的。”说后他才放开了两
手，向她身边的一张椅子里坐了下去。
接着，赵家少女又说：“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么？”“唉，是 的，明朝坐快班船。”郁达夫回答道。两人又沉默了好久。直到听见门外她
母亲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的近了，赵家少女才忙着把洋灯点亮。
那赵家少女的母亲进到了厅后，便向郁达夫说了些道贺的话，郁达夫也 告诉她，明天便去杭州。再过不到半小时，郁达夫便匆匆告辞回家去了。在
回家的路上，他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赵家少女相对时的沉醉似的情形，忽
然感到一点如同水一样的春愁。 郁达夫这一经历，虽然还说不上是什么初恋，但却说明他已萌生了对美
丽的异性的羡慕之情，而且已由害羞变得大胆，由性知识发育落后变得早熟 了！


8 到杭州去


郁达夫于 1919 年 1 月小学毕业后，就去杭州投考杭州府中学。 从富阳到杭州的路程不算远，陆路 90 里，航程 100 里，但那时既没有汽
车，也没有轮船，去杭州很不方便。人们都认为杭州是和新疆伊黎一样远的 地方，加上郁达夫年纪小，从未出过远门，因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一道前 往。
其时，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在日本留学，而二兄郁养吾虽然在杭州的陆 军小学堂就读，但该校不放年假而没有回来。几经与亲戚商量，才在亲戚中
找到一位老秀才相陪。到动身那天，母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早饭 过后，由老秀才带着郁达夫上祖宗堂前头去点了香烛，行了跪拜，以祈祖宗
在天之灵。保护他一路平安，然后又要郁达夫向祖母、母亲作了三个长揖。 晚饭后，郁达夫随同老秀才准备上船出发了。这时，许多近邻和亲戚都
赶来送行。他的祖母为了小孙子离家别去，几天前就闷闷不乐了，饭也吃不 下，话也说不出，因而没有出来送别。他的母亲却是有见识有主意的，但现
在儿子要离开时，不免既高兴又优愁。高兴的是，儿子有希望得到深造，日 后能够自立，到外面去闯世界。忧愁的是，儿子毕竟离开了自己。因而，送
到大门口，刚说了一句“一路顺风”，眼眶里便涌出了泪花，只好赶紧躲进 屋里去。因为按照风俗，眼泪绝不可让出远门的人看见，否则是不吉利的。
船开了，郁达夫心里满怀着希望，心里很是激动。可是，当望不见富县 城时，却禁不住生了几分离愁。他随手从网篮里拿出一册《古唐诗合解》来
读，借此转移自己的情绪。但事有凑巧，一翻正好翻到“离家日趋远，衣带 日暂缓，心里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几句古诗，便更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索性歪倒了头，躺在舱板上，装作想睡的样子，但眼睛一闭，却更是想起 了祖母、母亲将在家过着孤冷的日子，也想起了赵家的那位少女，想起了昨
晚和她在月光里相对的情景??想着，想着，不久便睡着了。 当郁达夫醒来后，船已快进入钱塘江了。他目不转晴地望着船篷外的山
水景色，一腔离愁便消失了。当他望见杭州的高山时，他的心里便涌起了一 股勇进的热意：“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的前程！”⑧。
这表明，郁达夫对于前往杭州读书，是怀抱着无限的希望和憧憬的。 注：
①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郁达夫研究资料》
(上册，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郭沫若：《郁达夫诗词抄·序》。
③《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郁达夫：《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郁达夫：《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郁达夫：《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郁达夫：《远一程，再远一程——自传之五》，《郁达夫研究资料》(上 册，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二章中学生活


1 考上杭州府中


郁达夫和老秀才到达杭州后，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几天，便参加了杭州 府中的入学考试。杭州府中是当时浙江省立中学，是最难考进去的学校。但
是，郁达夫考起来，却毫不费力，一篇作文；两三句英文的翻译，以及四道 数学题目，只用了两小时便做完交卷了。
考完后，要有几天才公布录取名单。郁达夫便与二兄养吾和老秀才一道 在杭州游山玩水。杭州自古以来就是著名风景佳丽的地方，而又以西湖最为
美丽。郁达夫从乡下来到杭州，看见那些像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高兴极 了。他天天都跟老秀才和二哥出去喝茶，爬山，游西湖，心情颇为愉快。
发榜之后，郁达夫榜上有名，被杭州府中录取了。对于能考上杭州府中， 郁达夫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可是，当要交学费膳费时，他将带来的半年的用
费一算，已用了不少，很难维持一学期的学习生活。在杭州又没有亲戚，无 法借钱。二哥在陆军小学里每月只有二三元的津贴，他自己都过得很艰难，
根本没有可能有钱来支持郁达夫读书。
于是，郁达夫在旅馆里唉声叹气，自怨自艾，不知该怎么办好。


2 在嘉兴府中就读


郁达夫在旅馆里，思来想去，最后只好想不读书了，回家去另寻出路。 正在这时，恰巧碰上了小学校的三位同学。他们告诉郁达夫，他们考虑到杭
州府中学难考，而且费用也贵，准备报考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府中学。郁 达夫听了后，便跟他们一道算算自己手头所有的钱，觉得要是上嘉兴府中读
书，便包括来回车费在内，也足以维持半年的学习生活。于是，他便决定和 他们一道上嘉兴去读书。
第二天早晨，他便告别了哥哥和老秀才，和三位同学一道上了开往嘉兴 的火车。进了嘉兴府中就读后，由于言语风俗完全不同，郁达夫自然很是思
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在半年之中，每当晚饭过后或晚上息灯之后，他常常 一个人跑到操场阴暗的地方，暗自伤感，流了不知多少热泪。
可是，郁达夫并没有彼孤独的悲哀所压倒。相反，他觉得没有别的办法 可想了，就一味的刻苦读书，认真做诗，“曾经试过的稚气满幅的五七言诗
句，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子的作文薄上写满了。”①结果，学业反而长进 不少，人也变得似乎成熟多了。
也许因为认真过度，郁达夫于五月间病了一场，到了六月便离校回家。 路过杭州时，住了一日。他看到自己口袋里还有一点剩余的钱，但舍不得用
去赏玩湖光山色，而是在梅花碑的旧书摊里买了一大堆书。从此以后，郁达 夫便有了喜欢买书的嗜好。而且，他把这一嗜好保持了一生。
在这次买到的书中，有三本书是他特别喜爱的，并使他受到很大的影响。 一本是黎城靳氏编的《吴诗集览》。他为什么买这部书呢？他说，当时并不
懂得吴梅村的诗好坏，只是想到吴梅村的夫人姓郁，因而便觉得有一种亲切 感。第二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读了这本书后，郁达夫懂得
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被害，李莲英受宠，八国联军的入侵，圆明园的被烧，
激起了他满腔的义愤。第三部是署名曲阜生鲁阳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 这本书收集了很多奏章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字，郁达夫读了后觉
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大约还不会亡国的。总之，读了这三部书后，他后 悔自己出世太迟了，未能在甲子和庚子两次国家民族的大难中，去冲锋陷阵，
尝尝打仗的滋味。可见，这三部书，对于郁达夫后来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 想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


3 重新转入杭州府中


因为在嘉兴府中学很不习惯，而且路途太远，于是郁达夫第二学期便不 再去了，转入了杭州府中学一年级就读。
七月的一天，郁达夫带着行李，又来到了杭州。这时，西湖里的荷花已 经现出开始枯萎的痕迹，堤边的杨柳的枝叶也似乎没有那么浓密了。几只寒
蝉，发出单调的鸣声。
来到杭州府中学后，出乎郁达夫的意料之外，他在精神上的孤独感，反 而更加严重了。那时在杭州府中学读书的，大半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在同
班同学中，不少是衣饰美好，头油肉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的。而且，他 们都有一个年长一点的同学，伴随在一起。其中有几个还搽香敷粉，装腔作
势，卖弄富有。对于这些情形，来自贫寒之家的郁达夫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甚至表示出一种厌恶之情。同时，郁达夫是插班生，加上本性就是较为孤僻
的，因而一时很难跟同学们相亲近，无论在宿舍里或在课堂上，跟他们的关 系，都“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此外，郁达夫本来就是异常聪颖，学习
基础好，加上到杭州府中学后格外用功，于是几次作文都很出色，引起教国 文的桐城派老将王老先生的注意。由于这些原因，进校一个月后，同学们便
给了郁达夫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在他们看来，郁达夫穿得很普通，决 不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同时又不善交际，说话也不大会说，是一个十足的
乡下蠢才，但做起文章来，却竟然会压倒他们，实在是不可理解的“怪物” 了。
郁达夫固然被同学们所注目，甚至不无嫉妒，但他也注意着同学们。当 时，特别使他感兴趣的是徐志摩。本来，郁达夫作为来自乡下的一位少年。
对杭州的各样事物都觉得新奇可怕。平时总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简直如 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出壳来。可是，跟他相反的是，同班同宿
舍的徐志摩却不但样子长得有点奇怪，即“身体长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 头也生得特别大”②，而且特别顽皮好动，总是跟他的表哥沈叔薇无论在课
堂上或在宿舍里，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跟别人闹闹，做 出一些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尤为使郁达夫感到惊异的是，徐志摩
平时很不用功，爱看小说，但考起来或作起文却总是分数得的最高的一个。 徐志摩的这些特点一直给郁达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久久未能消失。
在杭州府中学，郁达夫非常专心读书。他曾说：“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 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和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
本子去的一条出路。”③他当时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满足于老师的讲 授和课本的学习，而是省食俭用，尽量用零用钱到旧书铺去买旧书来看。那
时，杭州的丰乐桥、梅花碑两条街上有很多旧书铺。每当星期日早晨，他还 仰卧在床上时，就计算着这一星期省下来的钱，可以买到多少有用的旧书。
他到了旧书铺，总是翻看得入了迷，往往不能返校吃饭。他便只好手里拿着 买来的书籍，跑到小面馆吃一碗清面。这时，他“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
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 条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霎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是和哥伦布当发见
新大陆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④。这表明，郁达夫当时在极为贫穷中多么酷 爱读书求知啊！
郁达夫这时阅读了不少的我国古典文学的名著，如《石头记》、《西厢 记》、《牡丹亭》、《花月痕》、《西游记》、《水浒传》、《西湖佳话》
和传奇杂剧等。此外，并认真阅读过《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
在这些书籍的熏陶下，进一步激发了郁达夫写诗的欲望，并大胆向报馆 投稿。第一次投稿被采用的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言古诗，登在《全浙公报》
上。当他看见自己的诗发表出来后，高兴极了，简直“快活得想大叫起来”。 此后，他更是废寝忘食地写，写好了就用了很多假名寄出去发表。坚持了两
三年后，觉得发表诗作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过他 的诗作的报刊，主要有《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
这期间的诗作，固然还不是很成熟的，他后来自谦说是“做得许多狗屁不通 的诗文”⑤，便无疑使他在写作旧体诗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缎炼，并为他日后
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4 两次就读教会学校


在杭州府中学读完一年级后，郁达夫由于成绩优异，又几次在报上发表 了诗歌，就认为自己的学问已超出了同年辈者，没有必要按步就班的和他们
一道读死书，很想赶快能够上大学深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学好英 语最为重要，而且这也是他最为欠缺的一门学问。他当时心里这么想：“好！
就专门去读英文罢！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
在那样的想法驱使下，郁达夫于 1920 年春离开杭州府中学，进入美国长 老会办的育英书院(之江大学预科)就读。
可是，到了这所学校后，郁达夫却失望了。他最感苦恼的，是强迫他信 神。他说：“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得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
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 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有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
⑥他把这种生活，称为“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比在杭州府中学读死书还 要难受。
进校两个月后，学校闹起了罢课学潮，反对校长偏袒欧打学生的厨子。 郁达夫是学潮的积极参与者，结果被开除出校门。
正在走头无路之时，美国教会浸礼会办的慧兰中学却让郁达夫等被开除 的学生进去就读。在这所学校里，他对那位美国校长的印象还不错，但对教
务长的印象却极坏。他感到校内的空气也是不正常的，为学生所不满，因而 经常牢骚满腹，异常气愤。但是，终究无可奈何，只能在作文时发牢骚。在
短短的一篇作文中，写上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呜呼”的字眼。
到了年底放假之前，郁达夫对学校的教育完全感到绝望了，决心回家去
“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功夫”⑦。当期终考试完毕后，在一天的午后，便跟着
挑行李的脚夫，走出候潮门上江于去坐夜航船回故乡去了。临走时，他心里 说道：
“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
“我们将比比试试，看将来是你的成绩好，还是我的成绩好？”
“被解放了！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 这充分表明，郁达夫对当时教会学校是极为不满的，具有自己的追求，充满
着自信。也可以说，在这当中体现了他的潜在着的可贵性格，即敢于大胆反 抗不合理的事物！


5 独居苦学


郁达夫弃学回家后，曾受到亲戚朋友的非难和讪笑，使他不免感到难过， 甚至对自己的决心有所动摇。但是他毕竟已有 16 岁的年纪了，终于顶住了各
种各样无形的压力。再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进学堂去读书”时，他便说：“家 里再没有钱供给我去浪费了”。其实，这是推脱之词。当时他的大哥已从日
本留学回国，在北京政法部门任推事，二哥也已从陆军小学堂毕业，在一个 部队里任排长。
因而，家里的经济已不像以前那样困苦了。当有的好心人对他说“在家 里闲住着终不是青年的出路”时，他总是表示“现在正在预备，打算下半年 就去考大学。”
事实上，郁达夫在家里是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刻苦地自学的。每天早晨 起来，他脸不洗，就读起英文来，而且一读就是一个小时。
他在学校时已读完中学第三册英语，掌握了语法知识，具有了自学能力。 上午，阅读中国书籍，如《资治通鉴》和《唐宋诗文醇》等。下午，看一点
科学知识的书，然后外出散步。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的结果，他所学到的有 关知识便更加坚实了。
同时，除了读书外、郁达夫经常到近效农村去观察，了解了当时农民的 贫困和愚昧情形。经过多次跟农民接触后，发现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地耕种田
地，竟难以维持一家数口的最起码的生活。尽管他们另外想办法来增加一点 收入，譬如把稻草做草纸来卖，或利用田的闲时来种麦种菜种豆类等，但所
得终究是很有限的。此外，他们不懂得改良农种开辟荒地，反而把血汗钱花 在求神拜佛上。总之，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已濒于破产的绝境了。由此可
见，他那时对农民的处境和农村社会已有相当的认识了，而且对农民抱有同 情之心。
此外，他还坚持自觉地天天认真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他订了一份 上海发行的日报。从中他知道了许多学校课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知识。譬如英
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清朝政府的专制昏庸，黄花岗起义失败，四川铁路 风潮，武昌起义成功，等等。
就这样，经过将近两年的在家自学，郁达夫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 更重要的是开始了解农村，了解社会。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 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⑧注：
①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 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朋友心中的徐志摩》(张放陈红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 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 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 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 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郁达夫：《大风圈外——自传之七》，《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 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郁达夫：《大风圈外——自传之七》，《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 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三章留学日本(一)


1 途经上海


1913 年秋天，中国民国政府为了健全司法制度，派遣郁曼陀前往日本考 察。
郁曼陀临行前，考虑到郁达夫老是在家里自修不是办法，便决意带他到 日本去读书。
于是，这年 9 月下旬的一天早晨，郁达夫“只带了几册线装的书籍，穿 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长兄郁曼陀离家赴日。
这次赴日留学，应该说是正合郁达夫的心意的。当时正直辛亥革命之后， 郁达夫无疑多少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影响，实在无法忍受寂寞的自修生活了。
因而，他认为“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 来寻找出路。”①这次赴日，郁达夫跟随郁曼陀和嫂嫂陈碧岑取道上海。他
们住在一品香旅馆。作为一个乡下青年，初次来到“不夜之城，销金之窟” 的上海，自然格外有一番感受。当看见“远处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
时，他便认为“像这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进而 他又认为，“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是
可以的么？”这些想法，表明郁达夫当时的心地是非常单纯、素朴的，跟上 海的种种景象形成了莫大的反差，并对上海的“颓废空气”有所不满。
尤其是，当郁达夫跟着郁曼陀看了名旦贾璧云的演出后，更是使他受到 莫大的官能性的刺激。首先是戏院的氛围的刺激。他说，“四周的珠玑粉袋，
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 到眩惑，感到了昏迷”。同时，受到了贾璧云“色艺双绝”的刺激。他说，
“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和服装，也的确是美，的确足以挑动台下 男女的柔情。”甚至使他“有点支持不住了”。这一夜回到旅馆之后，他精
神兴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之间，也曾做了色情的 迷梦。
总之，郁达夫虽然在上海只呆了几天，但是大城市的那种富有强烈的刺 激性的生活，却使他在“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方面，起到了“发酵”的
作用。这表明，郁达夫极其敏感，容易受到外界富于刺激性的环境的影响。 忙碌了几日后，郁达夫终于在一天早晨，跟随着郁曼陀在杨树浦的汇山
码头登船前往日本。当轮船慢慢地驶入黄浦江，进入大海后，郁达夫一直站 立在船舱的后部，看见祖国的海岸变成了一条曲线，后又缩成为一点，乃至
最后消失。可是，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感到即将远离故国的伤感，甚至连三 四年前离开故乡和亲人前往杭州时的忧愁也没有。其原因在于，两年来的蛰
伏生活过于沉闷，而现在又感到自己将有美好的前程，因而，便失去了“恋
乡之情”。


2 到岛国之初


轮船在浩渺的大海上徐徐行进着，初次见到大海的郁达夫对于海上航行 生活感到十分新鲜。他整天站立在船楼上，清新的海风吹拂着他，大海翻着
白浪，一望无际，他感到海天多么辽阔，身心多么自由舒畅。每当傍晚之时，
他又看见海中的落日，是那样的鲜红，那样的伟大。而且半夜醒来时，他也 跳到甲板上去远望天幕上的亮闪闪的星星，耳边响着轮船破浪前进的哗哗
声。一种静谧、深沉的美，悠然而生。当轮船进入日本海时，海水更显得碧 蓝到底，海天一色，白鸥鸟和小鸟一直在轮船周围上下翻飞。这样的美景，
越发使郁达夫喜爱大海，喜爱登高望远，甚至喜欢独处??。
轮船到达日本长崎港口后，停泊了半天。郁达夫看见长崎一带，有许多 小岛，呈现出一派山青水碧的美好景色，给他留下“像处女似的清丽的印象”。
当天晚上，轮船行驶入濑户内海。在这里，郁达夫感受到风光如画，明 媚到了无以复加，尤其是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岸上的渔户农村，更是使他
感到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他甚至认为，这里不知是不是秦朝的徐福前来采
长生不死之药的蓬莱仙岛！ 郁达夫随着兄嫂在神户上岸，接着便乘火车经大坂、京都、名古屋，最
后到达东京。一路上边行边游玩，到东京时已是 10 月底了。他们先住在一家 旅馆，不久便在东京小石川区中富坂町七番地租了一间楼房住下。
当郁达夫刚到东京不久的一天下午，郁曼陀有事出去了，郁达夫和嫂嫂 一起到东京街头去游玩，一直走进了东京的上野公园。当他们要返回旅馆时，
却迷了路，走了好一阵冤枉路。眼看天色将晚，两人不免着急起来。由于语 言不通，自然无法问路，最后，郁达夫想到一个办法，将旅馆名字用汉字写
在一张纸上，幸好有些日本人认识汉字，于是两人才好不容易到天黑时回到 了旅馆。郁曼陀外出回来后，发现两人不在，断定是外出迷了路，正准备报
警寻人时，才看到他们走了回来。三人想见之下，一时真有点哭笑不得。 经过这次教训后，郁达夫深深感到必须尽快学会日本语言，否则真是寸
步难行，更是谈不上读书深造。同时，他也想到，自己必须有独立的经济来 源。他知道当时凡考取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
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和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的留学生，都可以享受
国家官费留学。于是，他决心考取官费留学生。
从 1913 年 11 月开始，郁达夫每天白天进神田的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 课程，晚上进夜校学习日语。他每天早晨 5 点钟起床，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
的墓地里去高声朗诵着日文的初级课本；到了 8 时，就嚼着面包，步行 3 里 多路，走到正则学校去补课。晚上便到夜校去学习 3 小时的日文。
当时郁达夫的生活是颇为清苦的。每天的午餐和夜餐，只有二角大洋支 付。每天步行读书，结果一双皮鞋前后都开了口。天气渐渐冷起来了，不时
还下着雨雪，但他穿的只是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难以避风御寒。后 来，幸好有一位儿年前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的制服，过
了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夏季临近招考期限时，他更是进一步下苦功学习功 课与日语。往往不再是 11 时就寝，而是 12 点，1 点，2 点才上床，甚至有时
读到早晨五时还没有入睡。
这样经过 8 个月的刻苦学习，一方面使郁达夫在知识上大有收获，似乎 比在国内所受的十多年的教育的得益还要大些。可是，过于紧张的学习和营
养不足的生活，也影响了他的健康，使他开始得了气管炎和神经衰弱等慢性 病。


3 考取官费生
1914 年 7 月初，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举行招生考试，该校所招收的中国留 学生，在预备班学习一年后，则可到日本的八所普通高等学校学习，享受官 费。
郁达夫如期参加了一高的招生考试，并且终于考上了。由此一来，他成 了一名官费生，因而心里非常高兴。他的兄嫂也感到十分快慰。
临近入学之时，郁曼陀一年为期的考察行将结束，于 8 月底偕夫人陈碧 岑回国就任北京大理院推事之职。郁达夫到火车站送别兄嫂后，便迁到了学
校附近的宿舍。这时，他已领到了第一次的官费，经济上可以自立了。从此 之后，他感到自己是野马缰驰，风筝线断，一生潦倒漫游，变成了一只没有
柁楫的孤船。这充分表达了他将一人生活在这个岛国的孤零而冷落的情怀。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的分科和本科一样，分为三部：第一部文哲、
经济和政法，第二部理工，第三部医学。郁达夫先是读第一部，后来郁曼陀
来信要他改选第三部，认为文科不及医科有前途，他只好听从兄长的话。 这预备班毕业时，有毕业生 320 人，其中有中国留学生 48 人。郭沫若、
张资平等人均在此中。当时，郁达夫已认识他们，有了较多的了解，并建立 了较深厚的友谊。这为他们以后一道组织创造社打下了基础。
在预备班学习期间，郁达夫在认真学好功课的同时，对文学表现出具有 很大的兴趣。他不仅经常写作旧体诗，而且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尤其爱读 小说。
可是，在这期间，郁达夫也因为自己受到日本民族的歧视而深为苦恼。 他认为，经过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日本这一“新兴国家”的国民，对于“尤
其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一种“绝大的威胁”。当时正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对中国
的侵略之时，大举进行对中国的侵略。诸如 1914 年 8 月，日本把山东黄河以 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10
月，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11 月，日本派兵侵占青岛。1915 年 5 月，日本以最后通谍方式，迫使袁世凯接
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许多日本人 都非常看不起中国人，郁达夫对此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他认为，“有知识的
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至于 无知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日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族，则老实
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 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
对于中国人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②同时，即使那些本来是天真无 邪而又温胞至极的日本少女，“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
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 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
会起怎么样的一种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 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③而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里求
学的一年，所受的这种强烈的刺激，不知受尽了多少次。因而他说，“是在 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
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 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及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
狱的历程。”④由此可见，郁达夫这时已产生了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激发
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4 性苦闷


郁达夫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就读时，除了时常为祖国的国际地位 落后而深感悲哀苦恼外，还经常陷入男女两性间的烦恼之中。当时，两性解
放的潮流早已在东京上流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和学生群众中盛行开来了。 名女优妖艳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名人的姬妾的艳闻
等等。凡是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 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而日本女性大都长得肥白柔美，所受的又
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再加上历来日本国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一般女 子对于守身的贞节观念较淡薄。此外，当时日本的城市中淫业是公开化合法
化的，妓馆很多。这一切，都给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郁达夫以很大的刺激与 诱惑。但是，每当他跟日本女孩子稍有接近时，又常常受到奚落，甚至侮辱。
于是，他常常陷入性的苦闷中，甚至亢奋到不可抑制的地步。
1915 年 9 月 11 日夜间，郁达夫离开东京，坐火车去名古屋进第八高等 学校就读。进入该校之初，他继续在第三部(医科)学习，不久即改入第一部，
住在学校附近御器丽村专供学生寄宿的旅舍内，每日领取 32 元的官费维持生 活。当这一年的寒假考完试以后，接连下了两天大雪。郁达夫一个人住在被
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 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在孤冷的客车里，喝了几瓶热酒，
看看四面并没有认识的人，胆子忽而放大了。于是，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 站上、郁达夫忽然飘飘然跳下了车厢。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
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看见，再则考虑有梅毒的纠缠，所以郁达夫过去只是胡乱 想过，却不敢轻易的去试一试。这次却不同了，人地既极生疏，时间又是夜
半，再加上喝了几瓶酒后异常兴奋，走出车站，跳上了人力车，把围巾向脸 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接拉他到妓廊的高楼去。
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后，郁达夫便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妓 女。这一晚，他直坐到深夜，且歌且饮之后，便把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
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便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昨夜的痴 乱的狂态，顿时觉得像在大热天里，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凉水。他情不自禁地
流下了两行热泪，狠狠地自责说：“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 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
这表明郁达夫内心多么矛盾，而灵魂又是多么苦痛啊！
自此之后，郁达夫每当陷入性苦闷之时便跑去妓馆里寻求刺激和解脱。 据郁达夫在八高时的同窗钱潮回忆说：“达夫在名古屋时生活很浪漫，常去
妓院，有时回来还向我介绍他的见闻，如日本妓女都坐在哪里，头上挂有介 绍姓名、年龄的牌子，供来客挑选等等。达夫早期的小说大都以妓女生活为
题材，恐怕与此不无关系。”⑥又说八高毕业那一年，郁达夫曾与一个年轻 的日本女子住在一起。而那女子的前夫是军人，这个女子的脾气很坏，后来 他们分手了。
应怎样看待郁达夫的这些行为呢？郁达夫对于自己之所以沉迷于酒色生 活的情由，曾这样说过：“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
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
追求酒色的原因呢？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 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
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⑦ 在这一段话中，说明了郁达夫跟一般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是不同的，他只是
认为自己的人生大悲苦，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可能有什么希望，因而不得不用 酒色来排遣内心的苦闷。这就表明，他的这些行为主要是由于黑暗的时代造
成的，他并非真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不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应该说， 郁达夫自己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他后来还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两性问题
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 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
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 享乐啦！”⑧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勉强，但是多少反映了他憎恨日本军国 主义的感情。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郁达夫曾经毫无忌讳地表白过：“我想人既是动 物，无论男女，欲念总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当然是爱的。”⑨男女
之爱本来是正常的，问题是郁达夫对异性特别的敏感，泛爱，甚至路上看见 有漂亮女性，即使不能爱上她们，也要“暗暗的闻吸闻吸从她们发上身上口
中蒸发出来的香气”⑩。而且发展到经常出入于妓馆。他的这些行为本身是 不值得肯定的，而且应该说是不健康的变态行为，是严重颓废的表现，是沾
染了封建文人那种不拘小节，喜欢涉足于烟花场上，沉醉于醇酒妇人的旧习， 是受西方世纪末颓丧风气的影响太深了，是不足为训的。而且，这跟郁达夫
本人思想上的变态和意志脆弱也是不无关系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在充分肯定郁达夫当时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主 义思想的青年的同时，也应看到并指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行为的局限性。如
果像有的论者那样完全回避和掩饰他在这方面的弱点，决不是事实求是的态 度，而且在他们笔下的郁达夫也就缺乏充分的真实感了。


5 弃医学文


郁达夫自从干了那件蠢事之后，忧郁情绪愈来愈严重，到 1916 年春，发 展成为刺激性的神经衰弱症(一时昏厥如羊痴病，但无痉挛状态)。这一年春
假考试，因为病情较重，中途停考，七门学科只考了三门。发病期间，郁达 夫曾于 2 月在风景幽雅的梅林(晴雪园)中租得楼房一间，住进那里休养。直
到病情稍有好转后，于同年 9 月开学前，才搬回御器所村五山田喜助家寄宿。 郁达夫在八高的第一年，虽然身体不大好，精神时常处于“苦闷极矣”，
甚至咒诅“世界女人，都是恶魔之变态”。但是，他的爱国之情却有增无减。 当时的中国政局非常混乱。袁世凯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讳，
于 1915 年 12 月悍然宣布废除共和制国体，恢复帝制，自任中华帝国皇帝。 这引起了全国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使他于 1916 年
3 月 23 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 月 6 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段祺
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出现了“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此后，全国一 直处于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中国人民因此陷入无穷的灾难之中。
这时郁达夫虽然身居海外，却心系国家，非常关注国内政局动荡及祖国
的前途命运。这在他当时写给长兄的信中有充分的表现。他于 1916 年 8 月
24 日的信中写道：“国事日非，每夜静灯青，风凄月白时，弟辄展中国地图， 作如此江山竟授人之叹。”9 月 4 日的信中说：“中国政局如何？中日又有
交涉，不识亦能和平了结否？”10 月 10 日的信中又说：“国事弟意当由根 本问题着想。欲整理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11)从这些来看，郁达夫对
祖国的积贫积弱，受帝国主义欺凌，是极为忧愤的。而且，他已认识到祖国 之所以那样衰败，其原因在于政治腐败，而其出路则在于“改革社会”。这
样的认识，应该说是十分可贵的，并一直成为郁达夫思想的主流。
也许正是出于为了改革中国社会的愿望，郁达夫于 1916 年 9 月放弃学 医，从第三部医科转到第一部丙科的法学部学习政治学科，而且从头学起。
由此一来，他在第八高等学校就读时间便由 3 年变为 4 年。可谓有很大的决 心和毅力。


6 以旧体诗闻名


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就读期间，郁达夫下了一番苦功学习德语、日语、 英语，因而较好地掌握了这三门外语，取得了优异成绩。教他德文的樱井曾
热情称赞郁达夫聪明好学。对于其它的功课，他却并没有花很大力气去学， 因而成绩不很理想。据 1919 年(大正八年)7 月 7 日的《官报》第 2076
号上 刊载的《第八高等学校本届大学预科毕业生姓名成绩次序如左》的报导，他 在第一部丙类的 34 人中列为第 28 位。其原因是他的兴趣在于文学，而不是
其它的功课。
郁达夫在国内念中学时就喜欢写旧体诗，这一爱好到了日本八高就读后 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郁曼陀的关系，郁达夫认识了他的诗友永坂碌诸 人。1916
年春，又结识了汉文学家服部担风(1867—1964)。其时服部担风担 任《新爱知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新闻》“汉诗栏”的编辑，因而郁达夫时
常写诗在该刊发表，并参加服部担风主持的“佩兰吟社”定期集会。郁达夫 当时在旧体诗方面的修养已相当深厚了。他曾致信陈碧岑说：“吾嫂学诗，
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于其失之粗俗，宁失之纤巧，女人究竟不应 作欲上青天揽日月语。弟意李杜诗竟可以不读，入手即应诵李义山，温八义
诸人诗，在宋则欧阳永叔、曾南丰、陆剑南诸家诗可诵。元明人诗弟未曾披 读，故不敢言，然如王世贞、李东阳诸家究不合便闺阁中人模仿。吴梅村诗
风光细腻，唐宋诗之集大成者，家中有全集在，可取读之。??清朝诗唯王 渔洋全集可诵，赵瓯北、袁子才诸家瑕不掩瑜。近人樊樊山、陈伯严诸人诗
则大抵为画虎不成之狗矣，沈归愚尚书最喜用好看字面，昔人之所谓至宝丹 也。然女流诗人，正不可少此至宝丹，究竟堂上夫人，较庵中道姑为愈耳。
弟诗虽尚无门经，然窍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 只旧书，好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12)由此可见，他系
统地读过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并有自己的看法和体会。正因为这样，他的 旧体诗既写得快，又写得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的诗大都是“有余暇时
为之，然大抵皆得来全不费工夫者也。”(13)
郁达夫的旧体诗，当时博得了日本友人的赞赏。譬如服部担风曾对郁达 夫的《日本谣》(又名《日本竹枝词》)十首大加称赞说：“日本谣诸作，奇
想妙喻，信手拈出。绝无矮人观场之憾，转有长爪爬痒之快。一唱三叹，舌 桥不下。”又如，他发表郁达夫的《养老山中作》时又说：“达夫诗，如春
草乍绿，尚存冬心，大妙于艳体，读之，皆令人惘惘。顷游养老山，寄示兹 篇，盖一兴到之语，然才气毕竟不凡，其道大得灵助者，似矣。”仅此可见，
郁达夫的诗，在当时日本友人中颇得好评，而且他的诗也确实是具有较高的 造诣的。
郁达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的四年中，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至今保存 的有二百余首。他的诗大都刊登在《校友会杂志》、《新爱知新闻》、《神
州日报》(上海)和《之江日报》(杭州)等报刊上。1916 年，他把自己所作的 诗辑集成《乙卯集》，但未曾出版。他的诗，尤其是《自述诗》，对于研究
郁达夫的思想和生活经历，可说是可贵的资料。

7 沉入书海之中 郁达夫曾说：“能生存一日者，即读一日书，天下大事，非白面书生之
所当言。”(14)这表明他当时深感对时政无能为力，不如多读些书的心态。 事实上，郁达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就读期间，有强烈的读书兴趣。
他在家信中说，“性喜买书，中国旧籍以及西洋文学网罗不少”。从他写的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一文可以看出，他初到日本的第一年，功课很 紧的情况下，还读了俄国屠格涅夫的两本英译小说《初恋》和《春潮》。在 高等学校就读的
4 年间，更是阅读了“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冯乃超也曾回忆
说：“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旧书店里，也得到对达夫的同样品怦，这书店老 板说：‘郁达夫读书很丰富，常常把他读过的外文新书卖给他，也常在他的
书店买书。”(15)
郁达夫在名古屋高等学校期间，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学，尤其以小说为多。 他“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高尔基，契
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 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化作品。(16)
郁达夫之所以能在几年内功课繁重的情况下，阅读这么多西方作家的小 说，其原因之一在于专心致志，抓紧时间，日以继夜地读。据日本友人回忆， 在八高 4
年期间，郁达夫几乎没有邀请任何日本友人到他住地去过。由此可 见他是怎样刻苦用功的情形。
此外，郁达夫不仅自己大量购读外文原版作品，而且经常泡在学校文学 阅览室里看小说。他借书的方式很特别。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看目录，然后选
择自己所需要的去借，而他却从书架上的第一栏第一本到第几本整批地借 去，从来不查看目录。待到借去的这批书看完了，又从前回终止的地方开始，
往下整批地借出去。就这样，一栏又一栏，一架又一架地借下去，直到出校 门的时候为止。正是这样借书阅读的方法，不仅使郁达夫成为借阅数量最多
的，而且无形中对各种作品的好坏优劣有了比较鉴别，有助于大大提高鉴赏 水平。
完全可以认为，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就读时，郁达夫几乎全身心地沉 进了书海之中，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说为多，得益甚
多，也“受了一点坏的影响”(17)，对于他后来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产生了 重大影响。


8 订婚


1917 年 6 月下旬，郁达夫自神户坐船回国。途经上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 后，于 8 月初回到离别四载的家乡。他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与孙荃订婚。
孙荃，原名兰坡，字潜媞，小郁达夫 1 岁，1897 年生于富阳霄井一个颇 有资产和地位的书香之家。其父孙孝贞熟读儒家经典，对西方文化亦知道一
些，是一个跟封建遗老明显不同的开明贤达。对于子女的教育上，他主张不 缠足，不耽守闺阁绣房，可以到学校里去读书求学。因而，孙荃没有深居简
出，长得眉清目秀，仪态端方，性格温存，像一株含苞待放的牡丹，婷婷玉 立，楚楚动人。同时，她自小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能诗能文，堪称一位有
才情的女诗人。此外，她在选择终身伴侣上有现代女性的目光意识。不羡慕 金钱富贵，向往一个有现代知识和奋发向上的如意郎君，曾婉言拒绝过一个 个向她求婚者。
孙荃与郁达夫订婚一事，最先是由孙家的一位远房亲戚提议的。他对孙 孝贞说，县城里已故中医郁士贤家的三公子荫生(郁达夫乳名)正在东洋读 书，年逾 20
尚未婚配，可考虑与孙小姐结为百年之好。孙孝贞经过考虑后认 为，对郁达夫本人没有什么意见，就是顾虑他家太穷。有一天晚饭后，他征
求家人的意见时，称赞郁达夫是人穷志不短，是一个很有才气和发展前途的 读书种子，若不是家里太贫困了，那倒是挺合适的一家。
听了父亲的介绍后，孙荃心里想，这位才华横溢、艰苦奋斗的东洋留学 生郁达夫，正是自己心目中执意追求的如意郎君。于是，她便不加掩饰地表
示同意郁家这门亲事。她父亲便只好同意她自己选择。这样一来，孙家的那 位远房亲戚便向郁达夫的母亲提亲，介绍孙荃的情况。郁达夫的母亲听了后，
感到非常满意。而且，立即托人写信叫郁达夫迅速回来订婚。郁达夫接到家 中要他回国订亲的书信，而且得知女方是富阳有名的丽妹佳人时，心情是颇
为高兴的，未等及学校放暑假，6 月下旬便提前动身回国了。按照旧式规矩， 男女相亲时是不能坐到一起的。但孙孝贞不愿受这一旧俗束缚。当郁达夫来
到孙家客厅落座后，他当即叫女儿出来相见。当孙小姐来到客厅后，孙孝贞 及其儿子孙伊清即起身离座，让郁达夫单独和小姐倾谈。郁达夫看见孙小姐
脸孔清瘦而且有些苍白，下边穿着玄色的布裙，跟自己在日本所见的现代女 性相比，自然觉得她是一位旧式的年轻女子。可是，当他跟孙小姐对话后，
却立即被她的才学吸引住了。郁达夫问她：“敢问小姐芳名？”“名兰坡， 字潜媞。”孙小姐轻轻答道，脸上泛起一层红晕。“不知出自何典？”郁达
夫又问。“诗小雅采绿：‘终朝采兰，不盈一詹’。又诗曰‘好人媞媞。’” 孙小姐随口答道。郁达夫听到这一番解释，立即觉得眼前的孙小姐并非平庸
的女性，而是少有的才女，心中产生了怜借与敬佩之意。当下他便微笑着说：
“坡上生蓼蓝，好貌如媞媞。”“岂敢如此相比。”孙小姐说道，“取字潜 媞，并非金屋藏娇，仅取其安舒之意耳。三少爷不闻尔雅释训曰：‘恹恹，
媞媞，安也’乎？”郁达夫看她学识如此之好，便满心欢喜地说：“愿赠君 一名号，未知可否？”孙小姐答道：“妾已属君，自然无所不可。”郁达夫
说：“就叫孙荃，如何？此字出自楚辞。荃与荪同，似石菖蒲而叶无脊。盖
亦香草，且与你孙姓相谐相复，故以喻君。”孙小姐一听，就明白了它的意 思是喻她为孙家之香草。于是，她高兴地接受了。
正当他们两人谈得情投意合时，孙氏父子满脸笑容地走出来，盛情招待 了郁达夫。于是，他们的亲事便定下来了。
郁达夫对于孙荃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应该说是较为满意的。 他跟孙荃订婚不久，孙荃即写过一信给郁达夫。他读后的感受是“薄暮
陈某来，交予密含一封，孙潜媞氏家书也。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的老秀 才矣！”这里不无流露出对孙荃文笔的赞赏。同时，郁达夫于 1918 年 4 月
27 日致长兄郁曼陀的信中表示：“文来日本之前一日，曾乘辇至霄井与未婚 妻某相见，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其中说的
“貌颇不扬”，带有谦抑成份，至于“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则道出 了实情。仅从这些来看，郁达夫同意跟孙荃订婚，既不是出于羡慕她是否有
天生丽质，也不是贪图她家中富甲一方的财产，更不是“想到母亲年事已高， 不愿再使她伤心，就顺从了她”(18)，而是喜欢她具有学识和才气。也就是
说，他们订婚是有一定的相爱的基础的，跟一般的不负责任的封建包办婚姻 有明显的不同。
此后，郁达夫与孙荃经过三年时间的相互通信，并经常写诗唱和，逐渐 加深了颇此爱恋的感情。至 1920 年暑假。他们终于正式结合了。因为彼此的
思想都属于有“现代”青年的倾向，因而他们的婚礼也是颇为简朴别致的。 既没有举行旧式的结婚仪式，也没有大摆结婚宴席。可是，他们在精神上却
得到了满足。当时，孙荃送给郁达夫两样纪念品，即一个钻石指环，一面意 大利制的四圈有象牙螺钿镶着的镜子，他一直随身带着。只是那只钻石指环
因穷困质在日本的一家当铺里。而且，郁达夫婚后写了《无题效李商隐体》(两 首)，抒发了他的喜悦的心情：
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似愁。 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 妙年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屏影欲流。 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风流。


豆蔻花开碧树枝，可怜春浅费相思。 柳梢日暗猜来约，笼里鸡呜是去时。 锦样文章怀宋玉，梦中鸾风恼西施。 明知此乐人人有，总觉儿家事最奇。


一九二○年七月 富阳


9 两次考场落榜


郁达夫与孙荃举行订婚仪式后，于 9 月初回到日本，继续在名古屋第八 高等学校就读，直至 1919 年 6 月毕业。在此期间，国内外接连发生了许多重
大事件，郁达夫均热情关注。譬如：1918 年 5 月，中国留学生为反对“中日 军事协定”而举行罢课，他积极参加。这时，他看到国内经过张勋复辟失败，
又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更加腐败之至时，于 9 月 30 日的日记中表示“入
大学后，予将学经济，若中国得明主能委予以柄，则继绝兴亡之事颇易也。 然予岂能得此任？中国亦安能得此主？??”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学生举
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取 消二十一款”、“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强烈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
霖(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款”时的外交次长，其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
“二十一款”时的驻日公使，其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其时为驻日公 使)。郁达夫深为这一爱国运动所激励，于 5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山东半
岛又归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 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当他看到报载北京学生火
烧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躲藏在曹室的章宗祥时，又在 5 月 7 日的日记 中写道：“国耻纪念日也，章宗祥被殴死矣(实为殴伤——著者按)，痛快！
午前摄影作纪念。此后当每年于此日留写真一张。”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 了郁达夫虽然身在日本，远离祖国，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
途，胸中激荡中灼热的爱国之情。
1919 年 8 月，郁达夫接到长兄郁曼陀来信，要他回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 外交官与高等文官考试。于是，他于 9 月 4 日从横滨坐船回国。回国后，他
先去富阳探望老祖母与母亲，然后北上应考。结果大失所望，两次考试都名 落孙山。
他参加外交官应试时，自觉文章做得很好，议论精辟，外文更是考得特 别好。应该说，他当时既有爱国热情，又精通日、德、英三国文字，中文功
底更是异常扎实，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员。可是，结果未被录取。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上次外交官应考中，那些有钱的考生纷纷用钱买通了考
官，而郁达夫的长兄却不愿循私，所以郁达夫自然被排挤在外了。得知这一 真情后，郁达夫激愤难平，便以“江南一布衣”为名在某清王府的花园壁上 题了一首诗：
江上芙蓉惨遭霜，有人兰佩祝东皇。 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郁达夫对官场循私舞弊和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的愤懑之情。
不久，郁达夫又参加了民国政府举行的高等文官的选拔考试。这次考试 更是荒唐，被录取的人早已由政府内定好了的，举行公开。招考不过是做做
样子而已。因而，郁达夫便再次榜上无名。
经过这两次考场落第，郁达夫彻底失望了，只好重又回到日本去，进入 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继续深造。回到东京不久，他便把一个铜制
的长方形砚池送给日本友人富长蝶如，对他说：“这是考场上用的东西，奉 送给君作个纪念吧！”砚池盖子上刻有端庄的“郁文”二字，是他的一件心
爱之物，也是长辈要他走读书做官为国效力的厚望象征之物。现在他把这一 伴随了他许多年的象征物送给别人，就表明他对通过应试从政的道路已感到
绝望了，决心另辟人生之路。正如他所说的，“此后当用功于实学，不要务 空虚之事”(19)。
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就读期间，郁达夫是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雄辩 才能的。在一次中国留日学生千人大会上，听到日本宪政权威尾崎行雄讽刺
中国的演讲，他立即站起来提出针锋相对的抗议，迫使尾崎不得不当场道歉， 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此事立即广为传播，博得了留学生对他的尊敬。但
是，另一方面，“那时候生活程度很底，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 暇，大半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20)，郁达夫也同样 如此。注：
①郁达夫：《海上——自传之八》，《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善、 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郁达大：《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研究资料》第七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郁达夫：《苏州烟雨记》，《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郁达夫：《苏州烟雨记》，《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⑨郁达夫：《苏州烟雨记》，《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0)《郁达夫致陈碧岑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1)《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2)《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3)《郁达夫致郁华、陈碧岑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 社 1982 年版。
(14)《郁达夫致郁华、陈碧岑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 社 1982 年版。
(15)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册，吴宏聪等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6)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小说全集》，浙 江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17)郁达夫：《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小说全集》，浙 江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19)《郁达夫致陈碧岑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0)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小说全集》，浙 江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四章留学日本(二)


1 参与组织创造社


郁达夫在名古屋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期间，由于阅读了大 量的欧美小说和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从 1920 年开始交往)等人的作品，因而对
于现代小说创作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并陆续写过一些尝试之作。
自从 1919 年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 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字”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文学创作如
雨后春笋，显示出蓬勃生机。郁达夫这时深深地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正 如他于 1919 年 10 月 13
日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你们的那番文艺复兴的运动， 已经唤起了几千万的同志者。”①正是这样，郁达夫便更加有志于从事新文
学的事业，决心要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一种新文学杂志。
1920 年春的一天下午，郁达夫和东京帝大的同学张资平(地质系)、成仿 吾(造兵科)，约了田汉到他寓所商讨办一个文学杂志，并拟定了正式开会研
究有关事项的时间。可是，后来因为田汉未依约前来，会议没有开成。郁达 夫后来在《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一文中谈到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
??那一天午后，我和资平，二人合起来出了一块钱买了桔子，打算开会的时候，大
家吃的。等到午后二点多钟，仿吾如约来了，而田汉终究不到。我们把桔子吃完，看电灯上
了火，田汉还是不来。我与资平，只好自认晦气，白花了一块钱，会终究开不成功。仿吾背 上书袋，临走的时候，也只叫了几声“马鹿！马鹿！”
这时候，沫若在九洲帝大的医科，他时常有信和诗寄来，竭力的促成我们结一个团体，
来出一种杂志。所以那一天他虽然没有从几千里路跑来参预这一块钱的桔子会，但仿吾却把 他的信和诗稿，一齐带来，作他对于我们的提议。②
从这些记述来看，开这个会议的提议者，即成立创造社的首倡者是郭
沫若。事实上，当时在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就读的郭沫若，早在 1918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就曾对张资平谈论过“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
志”③的问题，并认为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只有郁达夫、张资平、成仿 吾和郭沫若。因而，郭沫若把这次跟张资平的谈话看作为创造社的受胎期。 而且，从
1919 年至 1920 年间，郭沫若经常跟成仿吾通信，把自己写的诗寄 给他看，并多次提议成立一个文学组织和出版文学杂志。而成仿吾又将郭沫
若的诗和信拿给郁达夫看。因而，说郭沫若是成立创造社的首倡者是符合事 实的。但是，郁达夫却是成立创造社的积极参与者。他和成仿吾、张资平等
举行的这次会议，便是创造社酝酿成立过程中的最早的重要活动。
正因为这样，郭沫若对于他们的这些活动非常重视，曾于 1921 年 1 月
18 日写信给寿昌(田汉)说：寿昌：
你近来做了些什么称心事？还好么？你我已久不写信了，你做的《ViolinandRose》④，
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至今还未入目。你其余的一些计划，已
经完成了么？我在年假中也做了两篇短短的戏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娣弟优孟化了的，
不久在《学艺》杂志上当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现在还在伯奇那儿，将来拟寄往李 石岑君在《民锋》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
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和你商榷过没有？他的来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
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
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他这个意见我
很是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
命了。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
今天往校内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和你商量过。其后的进行怎么样 了？

我等你来信，再商量以后的办法。


沫若十八日


从这封信来看，郭沫若对于郁达夫等人开会商议出版刊物是十分重视的，并 力促田汉参加他们的活动。1921 年 3 月，成仿吾接到在上海泰东书局任文学
主任的同乡李凤亭来信说编辑部改组，要他立即返国担任泰东书局的文学主 任，月薪一百元。郁达夫听到这一消息后，以为他们出版杂志的愿望可以实
现了，因而感到异常高兴。成仿吾自然更是为自己能担任的职务而感到十分 满意，放弃了即将举行的毕业考试，决定于 3 月底自神户乘船经门司回国。
这时郭沫若也觉得机会难得，认为计划中的杂志有希望出版了，便于 4 月 1 日赶到门司和成仿事同船回国。他们到上海后，便前往马霍路(今黄陂北路)
德福里的泰东书局联系。结果，他们从一些人谈话中，知道了改组编辑部的 事是假的，担任文学主任的李凤亭已经担任了安庆政法学校的教职，文学部
主任已有王靖担任着。而王靖却表示十分高兴欢迎他们的到来，把他们看作 为他的助手。由此一来，他们大失所望，成仿吾算是落进了一个骗局。直到
半个月后，泰东图书局的经理赵南公，觉得他们有利用的价值，便把他们留 下。可是，既不发聘书，也不给薪水。过了两三个礼拜，成仿吾觉得那书局
容纳不了他们两人，便决心回长沙找工作，把事情留给郭沫若办。
郭沫若留下后，替书局编译了几本书，但一直没有忘记要出纯文艺杂志 的使命。有一次，郭沫若向赵南公提出了出版一种新刊物的想法，并得到他
的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沫若觉得要把事情办成，还需要回日本去跟有 志于此的同人商量，把杂志的名称、稿件来源和何时出版等问题落实下来。 于是，他于 6
月初回到日本，先到京都访问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和沈尹 默等人，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便决定于 6 月 4 日夜乘火车到东京找郁达
夫。就在他到东京的火车上，他已有了办杂志的一套想法，认为能够提供稿 件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只能出季刊，刊物的名字可拟为《创造》或《辛夷》。
到了东京，郭沫若径直到郁达夫住处去看望他。得知郁达夫生病住进了 骏河台的杏云病院时，郭沫若又跑到医院去看他。郭沫若和郁达夫自东京高
等学校预科毕业分手后，已有 5 年没有见面了。这次相见，彼此都感到十分 高兴。尽管当时郁达夫患有胃病和发热(郭沫若还怀疑他患有肺病)，但很热
情地距郭沫若谈了一整天。“他所讲的话，主要是说他明天或后天便要退院， 退院之后便要创作了。他已经做了三篇东西，便是《沉沦》、《南迁》、《银
灰色的死》，他打算拿出一个集子，退院之后寄给我。他说，他的《银灰色 的死》寄往《学灯》已经四五个月还没有发表出来，叫我回上海之后给他要
回。杂志的名目他赞成用《创造》，月刊、季刊都不论，每次他可以担任一 两万字的文章。”④可见，郁达夫是大力支持郭沫若的打算的。而且，郭沫
若也在《创造十年》中说：“我看见他这种热情，觉得到东京的目的是已经
达到了。”
6 月 5 日，郭沫若告别郁达夫，到东京郊外去访问田寿昌。但是，郭沫
若觉得办刊物最可靠的还是郁达夫，而且他的住所就在大学附近。于是，他 又于 6 月 6 日再次前来探望郁达夫。这时，郁达夫果然已经出院了。
他们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于 6 月 8 日下午在郁达夫第二改盛馆的住所 召开会议，讨论办刊事情。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何畏、
徐祖正等。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用《创造》作为杂志的名称，暂出季刊， 创刊号的稿件，限于暑假期间准备好。这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创造社宣告正 式成立了。


2 回国办刊


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商定好有关办刊事情后，又于 6 月初返回上海。但 是，他回到上海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出刊的事一直没有进展。
而且，因为生活和工作条件太差，郭沫若除了以“创造社丛社”的名义，编 出自己的诗集《女神》之外，根本无法从事写作工作。于是，他感到难于在
上海继续呆下去。正在这时，赵南公受安徽省立政法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的 委托代请一名英语教师，便提议他到安庆政法学校教英语，月薪 200 元，并
继续兼任刊物的编辑工作。但他感到自己的英语水平难以胜任，便推荐郁达 夫前去任教，并负责办刊事情。尽管赵南公一再设法挽留，郭沫若仍决意离
沪返日，并发信请郁达夫尽快回国。
郁达夫接到郭沫若的信后，于 9 月初到达上海。郭沫若向他交待了季刊 编辑事情之后，便回日本继续致力于他的医科学业。郁达夫接替郭沫若后，
热情很高，很想尽快把刊物办成。9 月 29 日，上海《时事新报》便登出了他 起草的《创造》季刊《出版预告》。全文如下：
《创造》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社址：上海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
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 民文学。

创造社同人 田汉 郁达夫 张资平 穆木天 成仿吾 郭沫若 郑伯奇
郭沫若在日本看见《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后，非常高兴，并于 10 月 6 日写信给郁达夫表示赞赏和支持：
《创造》预告我昨日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了。同人们都在希望我们的杂志早日出版，
资平日前正在写信来问。我在上海逗留了四五个月，不曾弄出一点眉目来，你到两个礼拜，便
使我们的杂志早有诞生的希望。你的自信力真比我坚确得多呢！《圆明园之一夜》快要脱稿了 吗？我十分欣快。你说“我们赶快做点东西”，这个我也十分同意。
我见了预告之后，于感得快意的里面，同时增添了无限的责任心。我们旗鼓既张，当然 要奋斗到底。⑤
可是，由于在预告中有“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的话，便引起
成立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是指摘他们垄断 新文艺。事实上郁达夫那样说，主要是因为他的小说《银灰色的死》寄给《时
事新报》副刊《学灯》后，迟迟未能刊登而引起的一番感慨，不一定是针对 整个文学研究会而言的。但他那样的说法是难免使人反感，以致文学研究会
与创造社便产生了某些隔核。
郁达夫在泰东书局所受到的待遇，也跟郭沫若一样，是颇为刻薄的。不 仅未发聘书，不定职位和薪水，而且供给的住宿条件也是很差的。在饮食上，
没有可口的饭菜，常常以粗面条饱肚。在住宿方面，因为泰东书局设在德福 里一栋两楼两底的旧式弄堂房子里，办公室堆栈膳厅和眷属及单身汉宿舍，
都安排在那里，因而郁达夫只能分住客堂里靠近楼梯一边的一个铺位。正因 为住宿条件不好，致使郁达夫来到不久，就被人窃去一百余元。这对于郁达
夫来说，无异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并增加了经济困难。他当时正准备写一篇 中篇小说《茫茫夜》，可是那样简陋的条件和生活环境，使他难以写出来。
在这样的境遇下，郁达夫向赵南公提出去安庆法政学校任教的要求。赵 南公考虑到他去安庆任教又遥领编辑工作，既可以少出钱，又能为他做事，
便同意了郁达夫的要求。于是，郁达夫由赵南公推荐，于 9 月底动身前往安
庆，担任法政学校的英文教师。


3《沉沦》出世


郁达夫离上海赴安庆任教不久，即 1921 年 10 月 15 日他的第一本小说集
《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沉沦》是郭沫若经手编定的“创造社丛书”第 三种(第一种《女神》，郭沫若著，第二种《革命哲学》，朱谦之著)，是五
四文学革命以来最早出版的新的小说集。它收入了郁达夫 1921 年在日本写的 三个短篇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其中的《银灰色的
死》写于 1921 年 2 月，曾于同年 7 月连载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可 说是郁达夫的小说处女作。《沉沦》，写成千 5 月 9
日。《南迁》，写于 7 月。这三篇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具有相似的倾向，但以《沉沦》更有代表性。
《沉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方面，它受到了青年读者 的热烈欢迎，甚至有许多外地青年特地专程前来上海购买这本小说(如镇江、
无锡、苏州和嘉兴的青年)，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泰东书局曾将此书接连 出了十余版，出版数量达三万余册，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观的现象。因而，
继郭沫若的《女神》之后，又出版了《沉沦》，便大大扩大了创造社的影响， 使之成为继文学研究会之后的一支“异军”崛起。但是，它也遭到了某些伪
君子和假道学者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了一些新文学家的指责和非难。他 们说郁达夫是“浪漫作家”、“颓废文人”，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
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⑥又 说《沉沦》里的三篇作品，伤风败俗，庸俗下流，是诲淫之作，等等。这无
疑给郁达夫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正在这时，周作人于 1922 年 3 月 26 日
《晨报副刊》“文艺批评”栏发表《“沉沦”》一文，为《沉沦》作了有力 的辩护。他指出：“这集内所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
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 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现代人的悲哀
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苦恼之一， 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的主
人公的忧郁病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 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压迫的对抗，并不会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尤而肉
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 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
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 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
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 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
现他的气氛，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这些分析和论断是颇为有见 地而且深刻的，加上周作人在当时是一位具有很高声望的新文学家，因而，
那种攻击和否定《沉沦》的声音才消声匿迹。这叫郁达夫感慨系之，并对周 作人感激不尽。他曾说：“《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
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道有几十百次。后来周 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
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⑦又说，“要 不是周作人先生替我说了话，我真的被迫得要像《沉沦》的主人公跳海自杀 了。”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沉沦》这一小说集呢？现仅就其中的代表作
《沉沦》作些分析。 首先，从思想内容来说。郁达夫曾说：“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
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 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
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力气，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 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⑧这可以说是郁达夫
写作《沉沦》时的思想基础。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写成的《沉沦》，可以 说具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的思想意义。
其一，具有较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沉沦》的主人公“我”之所 以行为怪僻，心理变态，都与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即是说，
他的畸形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一方面是源于中国的封建统治对他的迫害，另 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歧视。“我”在国内读中学时，封建专制思
想严重的校长压制他打击他，使他不得不中途退学。家里的人对他的遭遇不 仅缺乏同情，而且还诸多指责，使他内心更加痛苦。到日本留学后，不但得
不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歧视。那些深受大日本民族主义思想 毒害的日本人，将他看作为“劣等民族，亡国贼种”。这就使他性格上的病
态越发严重，越发沉沦而不可自拔，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从而，有力地揭 露和控诉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行。
其二，具有较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沉沦》的主人公“我”虽然生性 乖张，脆弱，但他深为厌恶民族歧视，爱自己的祖国，认为自己之所以在异
国备受欺凌的原因在于祖国的积贫积弱，因而他热望祖国尽快地富强起来。 当他这一热望难以如愿，跳海自尽之前，他仍面向着祖国，迸着血泪地呼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很多 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声，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青
年的心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三，向虚伪的封建道德挑战。郁达夫曾说，创造社创作原则中有一条 是对“旧道德的打破”。因而，他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主人公“我”
的性的苦闷。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鼓吹禁欲主义，用“存天理灭 人欲”来禁锢人们对情爱的自由追求，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实行纵欲主义，
在假道学面纱的遮掩下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激起了五四时期广大青年起 来冲破礼教的束缚和愚昧主义，要求“男女平等”，爱情自由、婚姻自主。
因而，郁达夫在《沉沦》中所作的“性的苦闷”的描写，顺应了时代潮流，
向扼杀人们的个性和情欲要求的封建道德作了冲击，并无情地撕破了遮掩在 两性关系上的封建礼教这块遮羞布。这实际上起到了表达青年心声的作用，
即认为爱情和性的要求是完全合乎天理人性的，而压抑这种人性要求的封建 思想和旧礼教则是不道德的，违反人性和人情的。这正如郭沫若当年指出的
那样，郁达夫那样大胆的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 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震惊得至于狂怒
了。”⑨自然，我们在肯定《沉沦》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多方面的积极 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它并非是一篇十全十美的作品，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譬如，主人公“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充满忧郁感的人物，颓废、孤寂、伤感， 自暴自弃，缺乏进取精神，染上世纪末情绪，变成为一个厌世的孤独者。这
样的人物显然难以激励青年走自强不息和努力抗争的道路。同时，作品中的
“性的苦闷”的描写，过于直露，有颓废情调，对于意志不强和未成熟的青 少年容易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周作人就曾指出，“对于需要性教育的‘儿
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 格，他们会把鸦片去当作饭吃。”⑩此外，在艺术上来说，《沉沦》可以称
为我国开创浪漫抒情小说文体的一篇重要作品。它带有自叙传色彩，小说主 人公实际上是作家的文学形象，融合了作者生活经历，思想个性，感情情调，
甚至大胆暴露自己隐秘性心理。在表现手法上，喜欢运用独白式的抒情描写， 抒发主观感情，带有浓重的浪漫气息。
那么，郁达夫为什么采用“自叙传”的写法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跟 他对文学创作的认识有关。他曾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
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 术紧抱在一块”(11)。即是说，他认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要有作者的个性，
而要能做到这样，就要叙写作者自己的亲身“体验”，走“自叙传”这条路。 二是由于受到外国“自叙传”作家作品的影响。其中又以俄国的屠格涅夫和
日本的佐藤春夫对他的影响最大。他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位“自叙传”作家。 他的小说《贵族之家》中的主人公“罗亭的性格，罗亭的哲学，罗亭对女人
的无责任无胆量的态度，不消说，都是由屠格涅夫的自己的全身中捏制出来 的。”(12)而且，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对于郁达夫塑造“零余者”
具有不小的影响作用。至于佐藤春夫，更是郁达夫认识的朋友，是他“最崇 拜”(13)的日本现代的小说家，直接受到他的专门描写身边琐事和情爱苦闷
的小说的影响。有些日本学者指出，“他(指郁达夫——编者按)的成名作是
《沉沦》，但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的影 响而写成的。”(14)
总之，《沉沦》是不能否定的。它是郁达夫的成名作，是他的早期代表 作，而且也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4 在安庆法政学校任教


1921 年 10 月 1 日深夜，郁达夫抵达安庆。在一家店里住了一夜后，第 二天一早他便乘车前往菱湖公园边上的法政学校，直到 1922 年 1
月放寒假时 离开。
在该校执教，郁达夫是很不习惯的。当他刚到安庆投宿在一家荒店里时，
他就有一种“放逐”之感。他说：“人疏地僻，我好像是 20 世纪的文明世界， 被放逐到了罗马的黑暗时代的样子。”(15)到了学校之后，他又立即有了失
望之感。他“见了些同事，同新媳妇见了小姑一样，可怜我的‘狂奴故态， 没有放出来的余地了。”(16)过了两天，他更是认为“不该来这里就缚的”。
尽管如此，郁达夫对于教学工作却是异常认真负责的。当时，他主要是 执教英语，另外还要讲《欧洲革命史》等课程，工作量很大，非常劳苦。正
如他说的：“四点钟的讲义！这真是 BeiclesLabours 呀！我倦极了，单是四
点钟的讲义，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四点讲义之外，又不得不加入八点钟的预 备。一天 12 点钟的劳动，血肉做的身体，谁经得起这过度的苦工呢！”(17)
但他由于精通英语，尽心尽力，结果教学很成功，深受学生的欢迎，校方也 十分满意。
尤为值得肯定的是，郁达夫这时思想上颇为激进。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长江一带水灾之后，又经历了这许多晴天，我怕教养种播不下去。同胞呀，可怜的农民
呀！你们经了许多兵灾、旱灾、水灾，怎么还不自觉，怎么还不起来同那些带兵的，做总统总
长及一切虐民的官和有钱的人拼一拼呀！你们坐而试一试好呢。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不问
他是马是贼是强盗，你们但能拼命的前进，就有希望了。??(18) 世界的劳动本来是一不定期的，有一份人不作工，专在那里逸乐，所以我们不得有于自
己应作之工而外，更替他们作他们所应作的工。这一份人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做官的，带兵的，
做各团体的代表的，妇人之专淫奢的，和那些整日在游戏里过日子的人。把这些人杀掉了，我 们中国人民就不至于苦到这步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现了。
这议论虽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脱胎而来，然而我的意见，却同马克思有些不同的地 方，现在我不愿把学术的辨难，记到日记里来，所以不再说下去了。(19)
从这两段话来看，郁达夫这时是十分同情贫苦的农民和极端憎恨反动统
治者及寄生者的，而热切地希望广大农民起来把他们杀尽，以便求得自身的 解放。而他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思想，则是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就读
时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形成的。这就表明，郁达夫的确像郭沫若所 说的那样，“达夫是学过经济学的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早有接触的。他
的思想，一般说来是倾向于进步方面。”(19)他这些认识，是他当时思想中 最为积极的东西，使他在对社会的态度上和小说创作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而且，还可以据此认为，跟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郁达夫当时的思想境界 是比较高的。
可是，正因为郁达夫的思想具有颇为激进的一面，因而更加与黑暗的现 实社会相矛盾，相冲突。而矛盾冲突的结果，他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十分苦
闷。加上他的家属在富阳，他孤伶伶的一个人在安庆，因而陷入更加难以排 解的苦恼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所具有的放浪形骸的名士习气便又膨
胀起来。除了上课编排讲义外，他把剩余的时间大都消磨在烟花巷和酒吧间。 他在《茫茫夜》(20)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质夫在房里电灯下坐着，守了一个钟头??觉得他的兽性，终究压不下去，换了一套中
国衣服，他便悄悄的从大门走了出去。浓蓝的天影里有几颗游星，在那里开闭。学校附近的郊
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亏这一条路是沿着城墙沟渠的，所以从黑暗中的城墙的轮廓和黑沉沉的
城池影子，还当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标。他同瞎予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几脚，踏了几次空，走
到北门城门外的时候，忽然想起城门是快要闭了。若或进城去，他在城里又无熟人，又没有法
子弄到一张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决的。所以在城门外迟疑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脚，一直沿
了向北的那一条乡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处狭的街道上了。他以为这样的城外市
镇里，必有那些形奇怪状的最下流的妇人住着，他的冲动的目的物，正是这一流的妇人。但是
他在黄昏小市上，跑来跑去跑了许多时候，终究寻不出一个妇人来。有时候虽有一二个蓬头的
女子走去，却是人家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会，又穿到漆黑的侧巷里站着。他仰起头 来看看幽远的天空，便轻轻的叹着说：
“我在外国苦了这许多年来，如今到中国来还要吃这样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怜我一
生还未曾得着女子的爱惜过。啊，恋爱呵，你若可以学识来换的，我情愿将我所有的知识，完
全交出来，与你换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啊！恋爱呀，我恨你是不能糊涂了事的。我恨你是不 能以资格地位名誉来换的。我要灭这一层烦恼，我只有自杀??”
讲到了这里，他的面上忽然滚下了两粒粗泪来。他觉得站在这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就又同饿犬似的走上街来了??。
这段复杂的性心理描述，实际上是郁达夫自己当时的性苦闷的真实 写照。 对于郁达夫在安庆时的性苦闷和怪诞行为，他的同事和好友易君左在《我
与郁达夫》中有过真切的记述：“??郁达夫未获得海棠前??一天，他溜 进城去，经过小巷，瞥见一家小杂货店坐着一位中年老板娘子尚有几分姿色，
便挨近向前买针。老板娘子拿出一口新针来，他不要，指明要她头上的那口 旧针。安庆的风俗，将旧针炙红在醋里，可以治一种病，所以老板娘子并不
心疑，然而达夫买了旧针仍不肯走，再买小手帕，拿出新的也不要，指明要 她襟间那一块，老板娘子开始疑心了，但看这位顾客不像是歹人，也许要旧
东西有什么用处？于是又将手帕让出。郁达夫从容将针包在手帕中，珍重而 别，回到校内，晚饭懒得吃，欢天喜地跑上楼，到自己卧室里，对着镜子，
用那口针刺破自己的面孔和手指，让一滴滴鲜红的血液浸印的那张小手帕放 在鼻孔前拼命的嗅，觉得越嗅越香；一个大哈哈，正把上楼来嚷大教授吃饭
的公役吃了一惊，还以为大教授发神经病呢，实际上也离神经病不远了。” 此后，郁达夫更是在安庆陷入狎妓调娼的活动。郁达夫到安庆法政学校
不久，该校的“风潮”闹得很厉害。校长光明甫的行李被几个无赖学生搬出 校门。郁达夫和其他教职员便愤怒地搬出学校，集体到城内的省长公暑请愿，
但无济于事。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因为喝了几怀酒，他的性冲动又发 作了，一个人走到一位带有家眷的同事家里去，并显露出来他的本性，于是
那同事便用英文对他说：“你既然这样无聊，我就带你上班里逛去”(21)。
就这样，他开始了在国内逛妓院的行径。 不过，郁达夫初去妓院时，只限于与人饮酒或赌博。这样玩过几次后，
妓院的老鸨为了赚钱，便极力说服郁达夫挑选一个“如意”的姑娘来陪宿。 于是，郁达夫便信口开河地说，自己要的姑娘应是具备三个条件：一、年龄
要大一点的；二、相貌要丑一点的；三、从来没人爱过的。据此，老鸨婆便 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据易君左说，他本人就是当年常随同
郁达夫到海棠那里去打牌饮酒的数人之一，“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 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武
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 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22)可是，郁达夫对她却一见
倾心，一直与她同枕共寝，未再去别处放浪。而且，他在日后的一些小说中， 还一再对她作了有声有色的描写。
应该怎样看待郁达夫的这种行为呢？易君左曾说：“我当时就有一种看
法，郁达夫之爱海棠花，决不是任性纵欲，而是专找那人间最不平的道路去 填。人家不要的他要，人家不爱的他就爱，人家越不爱的他越爱。海棠，这
可怜的女人，是一个穷苦而无告的孤哀的象征，找不着一点爱的萌芽，所以 达夫故意标榜三条件而单独选中了她，给残酷冷淡而不公平的人世看看。”
(23)并认为，人们对郁达夫应给予相当的谅解和同情，“因为对于一个不太 平凡的人，似乎不必用庸俗的眼光去衡量，或者用卫道的假面具来排斥。”
(24)对于这样的说法，自然是出于维护郁达夫的愿望的。但是，更应该看到 的是，郁达夫这种举止毕竟是由于社会的黑暗和自身的思想弱点造成的变
态。不应该去作什么肯定的。

5《创造》季刊出版 郁达夫自从到达安庆后，一直忙于编讲义，讲课，改作业，直到 1922 年 1
月放寒假时，才回到上海，继续致力于编辑和出版《创造》季刊创刊号。
忙了一个月，创刊号终于编成并发稿。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他为创刊号赶写 了中篇小说《茫茫夜》，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杜蓬格来》的序文，撰
写了《艺文私见》及《编辑余谈》等。
创刊号发稿后，郁达夫即于 1922 年 3 月 1 日返回日本参加帝国大学的毕 业考试。3 月 3
日到达东京，第二天便参加考试，成绩及格，取得了东京帝 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科的学士学位，于 31 日正式毕业。
接着，郁达夫想继续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深造，并且办理了文学部 言语学科的学士免试入学手续。正在这时，郁达夫受同乡留日学生推举为回
国要求增加官费的请愿代表之一，只好于 4 月底和其他代表一道动身回国。 他们于 5 月 1 日回到上海，2 日即去杭州向负责学生官费的官员交涉了 20
多 天，直至 5 月 30 日才返回。
正当郁达夫回到上海那天，《创造》季刊创刊号正式出版了。它登载了 郭沫若的《创造者》(诗)、《棠棣之花》第二幕(戏剧)、《少年维特之烦恼·序
引》、《海外归鸿》(三封信)，张资平的《她怅望着祖国的田野》、《上帝 的女儿们》(小说)，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戏剧)，郁达夫的《茫茫夜》、
《艺文私见》、《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等。其中的作品大都充满着浪漫 主义精神和不满黑暗现实的激情，文笔清新，正如郭沫若说的：“产生出来
的结果倒还马马虎虎可以过得去，单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经是拍案惊奇的 大文字了。”(25)。因而，它受到了文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而且供不应 求，6
月又重新印出一次横排本。随着这一刊物的问世，作为新文学一支“异 军”的创造社，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了。《创造》季刊之所以能较为顺利问
世，除了郭沫若的竭力组织同人撰稿外，跟郁达夫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可是，郁达夫的《茫茫夜》在文学界和读者之中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场大风波。当郁达夫 6 月 3 日返回东京后，便收到了指
责《茫茫夜》的三十多封读者来信。这些批评者的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批评艺术上的缺点，即“《茫茫夜》的文体太松(TooLoose)，所
以不免有文字浪费之处，并且给读者的印象不深，故读后茫然一无所碍。(26)
“叙事散漫得很，没有集中的地方”等。另一个方面则是道德上的指责，即
“文艺总要有益于人生为好??若个个都像你一样的专门来描写不伦的性
欲，则非但未熟的青年要受你大害，我更怕反对新文艺的人，且将传作话柄， 请你以后改变方向罢。”“像你这样的人竟有那些行为干出来。你非但不自
知耻，反而将他来作招牌，煽动青年学生，使他们堕入禽兽的世界里去，总 而言之，你不该提倡同性恋爱的。”(27)对于这些批评，对郁达夫来说，是
颇为受到了一些刺激和震动的。所以，他曾表示“现在什么也不愿意干”，
“现在我也渐渐觉得到了进退两难的中年的迷路上来了。”(28)因为这些青 年读者的批评并非是恶意的指责，而是说了他们直接的切身感受。这就使郁
达夫不能不有所考虑。他于 1922 年 6 月 22 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
《<茫茫夜>发表以后》一文，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对于前者的批评，他表示
“心服的”，“是我技巧上不曾努力的结果”。但对于后者的批评，他则表 示不能接受。他说“我在创作的时候，‘这篇东西发表以后，对于人生社会
的影响如何？’‘这篇东西发表之后，一般人的批评若何？’那些事情，全 不顾着，只晓得我有这样的材料，我不得不如此的写出而已。至于反对新文
艺的人，要把我的小说来作材料，做些谩骂的文章，那更无一顾的价值了。”
“我对此第一不服的，就是读者好像把《茫茫夜》的主人公完全当作了自家 看。我平常作小说，虽极不爱空的做作，但我的事实 Wahrheit 之中，也有些
虚构 Dich-turg 在内，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过去 生活。”这样的一些话，显然没有完全答复读者的批评意见。而且，他表示
不顾作品的效果的说法，是不恰当的。至于他说所写的并非全是自己的经历， 倒是有利于读者划清他的作品及其生活的界限。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茫茫夜》这一作品呢？从《茫茫夜》所描写的内容 看，可以认为它继承了《沉伦》的创作路向。即表现时代的苦闷和性苦闷。
它通过描写某省军阀怎样收买七八个坏学生在一间法政学校捣乱，破坏教学 秩序，较为具体地揭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和罪恶。因而，它具有较强烈的社
会意义。同时，它也描写了主人公于质夫的变态性心理，即：他决心“戒酒 戒烟戒女色”，但又难以做到；向一个小商店妇女要一枚旧针和一个旧手帕，
来寻求刺激；并且出入妓馆等等。这些描写，在当时来说，还多少有一点启 蒙意义，即要求爱情和正视人的性的满足。但是，主人公的这些行为毕竟是
不健康的，畸形的。尽管作者在描写它们时，似乎也不是单纯持赞赏的态度， 然而终究是批判不足，不利于青年的身心健康。因而，许多青年读者对它提
出批判，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那就是由于《咖啡店之一夜》印错的字太多，而 引起田汉对郁达夫的误会。《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时，由于泰东书局校对
员的荒疏，有不少的差错。据说有人统计过，一册创刊号的错字在二千字以 上。(29)尤其是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的错处之多更为惊人。这使自尊心
很强的田汉怀疑郁达夫“有意要陷落他，毁伤他在国内的名誉。”而且，他 很严厉地叫郭沫若替他索回原稿，“要在别的刊物上再行发表”(30)。
其实，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之所以印错之处特别多，除了校对员的 荒疏外，跟他的原稿书写上有不少毛病也有关系的。他的原稿先是寄给郭沫
若的，他说：“他没用原稿纸，只是在随便的纸头上乘着自己的兴趣挥写出 来的。笔下的龙蛇已经飞舞得有点骇人，他那时做文章还沿着旧时刊物的习
惯，凡是得意的文句要在字旁加以密圈胖点。因而愈加是满纸的云烟。那是 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草稿，涂抹添改很不少而他在纸上又是写着两面。我最初
接到他的原稿时已经就在担心，怕一定会弄出不好的结果。”因而，当郭沫 若接到田汉的“抗议”时，他便“相信郁达夫决不做那样卑劣的事情的，”
并将郁达夫不曾经过勘校的情形告诉了他，又告诉泰东的校对向来是荒谬绝 伦的，劝他不要怀疑朋友。到了暑假郭沫若回到上海后，他特地查看了田汉
的原稿，发现“那原稿上除掉为保持杂志的统一，把那密圈胖点删除了外， 丝毫也没有更改。”(31)并把原稿寄还给了田汉。于是他的怀疑也就冰释了。
从这一件小事表明，郁达夫的为人光明磊落，不会暗地里做那种对不起 朋友的事情。


6 回国


1922 年 6 月 3 日，郁达夫返抵东京，准备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言语 科深造。
可是，他刚刚到达东京不久，在上海的郭沫若等人便来信表示希望他回 国主持创造社的工作。同时，安庆法政学校也来函邀请他继续前去任教。于
是，他便放弃继续深造的打算，决意回国。
在离开日本之前，郁达夫坚持致力于小说创作，写出了《秋柳》的初稿(后 于 1924 年 10 月改成)，改作了小说《风铃》(又名《空虚》)。在此期间，东
京的几个朋友为他饯行，他去了一些想去看看的地方，买了自己爱读的书籍， 做好了一切回国前应做的事情。
值此就要结束 10 年的留日生活之时，郁达夫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 认为在日本这一“强暴的小国”里，“受了她的凌辱不少”，因而日本成为
他“最厌恶的土地”，“不愿意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32)另一方面， 却又有“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以致将原定 7 月 15 日的船票改为 20
日 的。
7 月 19 日晚上，郁达夫喝了不少酒后，终于乘火车前去神户乘 20 日的 轮船回国。20 日早晨，赤色的太阳光线将神户市的一大半房屋镀上了金光，
郁达夫来到了神户。8 时半登上轮船，10 时启航，这时，郁达夫十年中积下 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不由得化为了数行冰冷的清泪，把海湾一带的风
景，染成了模糊的梦里江山(33)。他心里却这样想着：
啊，啊，日本啊！世界一等强国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
我去之后，你的海岸大约依旧是风光明媚，你的儿女大约依旧是荒淫无忌地过着的。天色的苍
茫，海一样的浩荡，大约总不至因我之去而稍生变更的。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
里来，继续了我的命运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这无情的地上化费了的青春！
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34)这样的心态，说明郁达夫对 当时的日本确实是异常憎恨的。
21 日晨，轮船抵到门司。这是中途停泊的最后海港。郁达夫走出船舱， 上了岸，到街上游逛。他先是进了家书店，但不愿买日本诸作家的作品来影
响他的创作，只买了一本有关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接着，路过几家妓馆门 口，“同饿狼似的饱看了一回烂熟肉体”。然后，到浴场去洗了一个澡。直
到下午一时半才上船。半小时后，轮船又启航了。他站在三等舱外甲板上， 看最后的日本的陆地。正当看得出神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个年纪约十八九
岁的混血日本少女，长相很美，正走在船楼的栏杆边上，和一个红脸肥胖的
西洋人说话。顿时，他恨不得拿出一把手抢来，把那禽兽似的西洋人击杀了。 而且，他心里默默地向那位少女祝愿道：
年轻的少女啊，我的女同胞呀！你母亲已经为他们异类的禽兽沾污了，你切不可再与他
们接近才好呢！??像你这样的美人，万一被他们同野兽一般的西洋人蹂躏了去，教我们如何 能堪呢！??(35)
他这种心理，可说是他极为憎恨西方帝国主义的感情的一种流露。 轮船不停地在海中航行，太阳在西方海面上沉没下去，灰黑的夜色从大海的四周里聚拢
了。郁达夫吃过夜饭后，仍然站在甲板上，望着灰暗的夜空和闪着波光的海面，心里禁不住为 自己日后的前途耽忧。他想道：
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十年的苦，若回到故国之后，仍不得不受社会的虐待，教 我如何是好呢！??(36)
注：
①《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⑤《郭沫若书信集》。
⑥徐志摩语。转引自郭沫若《论郁达夫》，《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鸡肋集>题辞》，《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忏余独白》，《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⑨《论郁达大》，《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善、王自立编)，天 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⑩周作人：《“沉沦”》，《郁达夫研究资料》(上
册，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1)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2)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郁达夫文集》第六卷， 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3)郁达夫：《海上通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4)稻叶昭：《郁达大——他的青春和诗》，《郁达夫传记两种》，浙 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
(15)郁达夫：《芜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6)郁达夫：《芜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7)郁达夫：《芜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8)郁达夫：《芜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9)郁达夫：《芜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0)郭沫若：《郁达夫诗词抄·序》。
(21)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2)易君左：《我与郁达夫》，转引自谭桂林编著《浪漫的情旅郁达夫》，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23)易君左：《我与郁达夫》，转引自谭桂林编著《浪漫的情旅郁达夫》，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24)易君左：《我与郁达夫》，转引自谭桂林编著《浪漫的情旅郁达夫》，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25)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92 年版。
(26)郁达夫：《茫茫夜》发表以后，《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 社 1982 年版。
(27)郁达夫：《<茫茫夜>发表以后》，《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 版社 1982 年版。(28)郁达夫：《<茫茫夜>发表以后》，《郁达夫文集》第五
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9)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92 年版。
(30)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92 年版。
(31)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92 年版。
(32)郁达夫：《中途》，《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33)郁达夫：《中途》，《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34)郁达夫：《中途》，《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35)郁达夫：《中途》，《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36)郁达夫：《中途》，《创造了刊》第二卷第二期。
第五章返国之初


1《女神》纪念合


回国之后，郁达夫和郭沫若一道致力于创造社的工作，同住于哈同路(今 铜仁路)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译所新址。
这时候，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对于文学研究会作家是颇有意见的。在他 们的心目中，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不仅“垄断”当时的文坛，而且对创造社作
家有诸多非难，诸如说郁达夫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那几个新文学 家的性欲描写，固然不如旧式淫书之甚，??然而至少也已使这些地方给他
们的全书以洗扫不掉的污点了”①；说郭沫若和田汉是“盲目的翻译家”②； 此外茅盾写的《<创造>给我的印象》也是对创造社作了“酷评”③。因而， 郁达夫于
7 月份写了小说《血与泪》，嘲讽沈雁冰和郑振绎等文学研究会作 家提倡为人生而写作“血与泪”文学的主张，认为那是“要卖小说，非要趋
附着现代的思潮不可。”而郭沫若也写了《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和《论国 内评坛》两篇文章，反驳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譬如，他说：“文艺如由
真实生活的源泉流出，无论它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不必 在纸面上定要有红色的字眼才算是血，不必在纸面上定要有三水，旁边一个
戾字的才算是泪。”④等等。其实他们这样看，是不怎么正确的。因为文学 研究会当时提倡为人生而写作，甚至主张表现下层人民的“血与泪”生活，
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正如郭沫若后来所说的，雁冰当时是“有些比较进 步的思想”。而他们当时之所以那样持对立的态度，则是“文人相轻”，“行
邦意识的表现而已。”⑤但是，郁达夫当时并不想跟文学研究会作家对立下 去，而是想跟他们消除意气，友好合作。他于 1922 年 8 月 2
日《时事新报·学 灯》发表《<女神>之生日》一文，一方面认为“中国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
后，各人都岌岌于自家的地位与利益，只知党同代异，不知开诚布公，到了 目下终至演出甲派与乙派争辩，A 团和 B 团谩骂的一种怪现象来。”另方面
又表示，“想请目下散在的研究文学的人，大家聚拢来谈一谈，好把微细的 感情问题，偏于一党一派的私见，融和融和，立个将来的百年大计。”为此， 他倡议于 8
月 5 日晚上举行《女神》生日纪念会，“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大家 聚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谈我们胸中所蕴积的语言，同心协力的想个以后可
巩固我们中国新文学的方略。”他还拉着郭沫若到闸北去找郑振锋，请他和 文学研究会的其他作家参加会议。郑振锋高兴地答应参加，并表示要多邀一
些文学研究会同人出席，以便借此机会来组织作家协会。纪念会依期举行， 地点在一品香旅社，到会的人除了创造社一些作家外，还有文学研究会的沈
雁冰、郑振锋、谢六逸、庐隐等。会后，还拍照纪念。但组织“作家协会” 一事，则一时还未能实现。可以说，这一纪念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除新
文学家之间的隔核，增加了解，促进团结的作用。


2“孤竹君之二子”


郁达夫和郭沫若在创办《创造》季刊，致力于新文学事业之时，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除了以上说到的由于校对工作的荒疏造成错字很多，和有些作
品引起不同反响外，该刊的销售也不是很顺利。这一切，一方面促使他们继 续努力奋斗，另方面也使他们内心产生一种悲哀，他们感到很寂寞，对国内
文坛有如一片沙漠之感。
大约是郁达夫于 1992 年 8 月 4 日写完小说《血泪》之后的一天晚上，郁 达夫和郭沫若到了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市部。其时，书局老板赵南公正在抽
鸦片，他们便在他的房间里坐谈了一下。当他们问及《创造》季刊的销路时， 他慢吞吞地答道：“初版两干部，还乘下有五百部的光景。”⑥。当他们得
知这一情况后，顿时感到特别的悲哀。他们认为，创刊号于 5 月 1 日出版， 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才仅仅销掉 1500 部，这表明同情他们的读者真是少，人
们对新文艺异常冷淡，国内文坛实在寂寞，冷清。于是，他们感到很孤独， 仿佛是游离于光怪陆离的大上海之外的孤伶伶的两个人。“在这样浓重的悲
哀的重压下，郁达夫对郭沫若说：“沫若，我们去喝酒！”
“好，我们去喝酒。”郭沫若立即附和道。 两个人手挽着手走出泰东书局门市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
店。第一次是在一个面馆的楼上，他们喝了两壶酒后，便要不到酒菜了。原 来这是正在办理丧事的人家，酒店的招灯上的红字是用白纸贴了的。他们便
下楼付了钱了事。第二次，在一家酒馆一连饮了几壶酒后，堂官送酒很慢， 感到很不够味，又离开了。第三次是在青莲阁旁边的一座酒楼上，俩人足足
喝了三十几壶酒，酒壶竟摆满了两张方桌。不觉之间，俩人都喝醉了。这时， 他们望见楼外的天空中有一轮满月，而且这满月的光辉“照着桌上的酒壶的
森林”⑦。郭沫若便感慨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 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郁达夫更是双眼都喝红了，就像要
迸出火来一样，愤激地抒发自己的感叹。
他们离开酒馆后，两人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返回民厚南里寓所。走 到了哈同花园附近时，他们看见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在静安路上兜风，而
且车开得很快，就像赛跑一样。这情景触动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便骂 起西洋人和资本家来。尤其是郁达夫，竟一个人突然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
面跑来的汽车，举着手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郭沫若立即走向前去把 他挽着，这时一辆汽车刚好从他们身边擦过，拐弯开过去了。
这次醉酒情形，充分表明郁达夫和郭沫若在致力于新文艺事业之初的艰 难，和他们当时痛恨黑暗世界的激愤情怀。而且这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记忆，成为他们友谊史上的动人一页。郭沫若在以后的有关文章里，每当提 到这件事时，总是感情特别激动。
3 与胡适论争
1922 年 8 月 25 日，由郭沫若编辑的《创造》季刊一卷二期出版，其中 刊登了郁达夫的小说《风铃》和随笔《夕阳楼日记》。郁达夫在《夕阳楼日
记》中，指摘了余家菊自英文重译德国威铿著《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的 错误，结果引起了创造社和胡适派文人之间的一场尖锐的笔战。
在《夕阳楼日记》里郁达夫先生是说了这样两段话：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真不
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的一日，孟子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
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坛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
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 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显然，这段话是针对胡适等人而言的。 接着，郁达夫便具体地指出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中
华书局出版)开头四外错译地方，并认为“像这样的误解，在目下的中国，不 知更有几多。可怜一般无辜的青年男女，白白的受这些译书的人的欺骗，中
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进步呢？”
从文中的措词来看，郁达夫对胡适和余家菊等人的指摘是尖锐的。 胡适看了《夕阳楼日记》后，异常恼火，立即于 9 月 17 日的《努力周报》
上登出了《编辑杂谈·骂人》对郁达夫作了反驳。他除了认为“余先生固然 也不免有错误，郁先生的改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外，更是把攻击的矛头
指向郁达夫的人格，说：“但译书的错误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 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
这时，郁达夫已再度在安庆法政学校任教，并将已经怀孕的孙荃接到安 庆同住，过着经济贫困和精神苦闷的生活。当他挨了胡适的骂之后，写了一
信寄给已返回日本去的郭沫若，同时寄了一份《努力周报》给他。在信中， 他表示很悲愤，说要跳黄浦江。而郭沫若看了他的信和胡适的文章后，认为
胡适不但骂了郁达夫，而且带着骂了创造社的人。因而，他也很悲愤，并担 心郁达夫真的会跳进黄浦江里面去。于是，他立即写信劝慰郁达夫，并表示 要支援他。
郁达夫由于受到郭沫若等人的鼓励，便于 9 月 21 日写成《答胡适之先生》 一文，勇敢地对胡适加以反击。他针对胡适否认余家菊的误译的论调，指出
对于讨论德国哲学家的以德文所著的原书的翻译问题，竟然大讲英文文法的 考据学来，是愚蠢的。同时，他表示，“究竟谁翻错了，谁翻得不错，还须
寻那本一九○七年旧版的德文原著来一对，才能确定，我希望有那本老版的 德文书的人，能指明出来，下一个判决。”此外，他还痛斥胡适如果认为只
有《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不是“浅薄”， 不是“无聊”的，其他的一切现代中国人的创作都是浅薄无聊的，则“未免
过于独断”，是“暴君的态度”。
这篇文章本来是寄给北京的《晨报副刊》的，但该报却将此文转交给了 胡适。胡适看后便竭力阻挠发表。郁达夫只好将它寄给了上海的《时事新报·学 灯》，终于
1922 年 10 月 3 日登载了出来。这样一来，胡适更是恼怒之至， 又发表了《浅薄无聊的创作》一文进行辩驳。该文写道：
第二十期的《杂谈》里，曾说：“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 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会读书。的人自然能看出这句
话重在“错误的”，“浅薄无聊的”两个形容词；凡自以为译书不错误的， 和自以为创作不浅薄无聊的，尽可以不必介意。况且这句话只是泛论两桩罪
过的均等，并不专指什么人的创作。前日上海一家报上有一位先生很忿忿的 指出我自己的几首诗和几篇译的小说，说是“浅薄无聊的创作”。那几首诗
的浅薄无聊正用不着我自己的辩护；但我要声明，我始终不敢叫他们做“创 作”。我也羡慕那些“创作”二字的尊贵，但我始终没有那胆子，所以只好
自居于卑卑的“尝试”，始终不敢身居于“创作”之列。浅薄的罪名，我可 以受；悟妄的罪名是我要上诉的，至于那几篇译稿自有原著者负内容的责任，
我更不必替他们申辩了。
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虽然表面上说得好像很有理一样，其实却是显得软 弱无力了。
正好这个时候，郭沫若托成仿吾在上海田汉那里找到了《人生之意义及 价值》一书的德文初版本，发现胡适在《骂人》一文中的译文有三处离原文
相差甚远。于是，他写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予以披露，并严肃指出：“如 此把原文引了来的时候，就好像严肃的老哲学家威铿(Eucken)自己来做裁判
官一样，究竟谁是谁非，谁错谁不错，这是了如观火的。讼棍式的赘词，我 不愿在此多说一句了。”这样的反驳，无疑是非常有力的。
此外，成仿吾也于 1922 年 10 月 13 日写了《学者的态度》一文，认为胡 适对郁达夫所取的态度，“不是学者的态度”，并且根据德文版本，旁征博
引，指出胡适有关译文的错误确实是大错特错，见笑大方的，而且，还揭穿 了张东荪的《形而上学序论》中的误译，使他的“手势戏”的笑话轰动一时。 当郁达夫于
1922 年 11 月中旬接到郭沫若、成仿吾声援自己、驳斥胡适 的上述两文后，顿时百感交加，心情激动不已。于是，他又写成著名的小说
《采石矶》，刊载于 1923 年出版的《创造季刊》一卷四期上。在这篇小说中， 他以愤世嫉俗、才气横溢的诗人黄仲则自比，把“大言欺世，排斥异己”的
考据学家戴东原喻为胡适，影射已经成名的胡适对于新进作家的压迫。而且 小说中写道：“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学术反而昌明，近来大名鼎鼎的考
据学家很多，伪书却日见风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他们今 日讲学，明日弄训话，再过几天，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九九归原，他的目
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而且他的最终目是为了“夹带立 于朝，由礼而吏部，或领理藩院，或拜内阁大学士这显然是把胡适作为一个
灵魂卑污的伪君子来讥讽了。
经过这样一番论辩后，胡适不得不于 1923 年 5 月 15 日写给郭沫若和郁 达夫表示：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 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
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不爱听这种笨 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时
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⑧收到这样的“求和信”后， 郁达失被胡适的态度所感动。两天后，他给胡适写了一封回信。其中写道：
我在《创造》二卷一期 152 页上所说的话，你既辩明说你“并无恶意”，
那我这话当然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晨报》的记者说我回答你的那篇文字，是“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我 简直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若要说人格，《晨报》记者的那种卑鄙的行为，
才可说是堕落的极点呢！
说到攻击考据学的话，我们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 考据学之理？??
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意气，说话说得太过人了。你若肯 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
我们对你本来没有恶感，你若能诚恳的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 万无恶感发生的道理。显然，郁达夫在这当中所持态度是较冷静和诚恳的，
而且不无自我批评之意。至此，一场长达八九个月的激烈论争才告结束。而 且，他们之间之所以出现论争，不过是一时的意气之争，并非是什么积怨所
致。因而，论争结束后，各人都重新认真地对彼此审视了一番，芥蒂逐渐消 失。1923 年暑假，胡适南来上海时，郁达夫还曾到他下榻的商务印书馆作了
礼节性的拜访。


4 对孙荃的复杂感情


1922 年 9 月，郁达夫应安庆法政学校的聘请，再度到该校任教。他这次 是偕同已经怀孕的夫人孙荃一道前往的。
郁达夫自从 1920 年暑假与孙荃结婚以来，这是第一次夫妻结伴在外生 活。这一行动本身表明郁达夫对于他们由“父母主张的婚姻”虽然有所不满
意，说她是他“不得不爱的女人”，但又认为她是他“最爱的女人”。
他们在法政学校生活时，是苦多于甜的。一方面因为学校里的课程枯燥 无味，郁达夫天天忙于上课，感到有如上了刑具被拷问一样，胸中不胜其苦。
另方面由于他发表了小说《茫茫夜》，使他受到该校嫉妒他讲课受学生欢迎 的恶劣分子的攻击。他们大肆散布流言蜚语，中伤郁达夫：“这个郁达夫，
写了《沉沦》不算，又来了一篇《茫茫夜》，公然提倡同性恋。而且非但不 自知耻，反而将它作招牌，煽动青年学生，使他们堕入禽兽的世界里去。这
篇东西竟是以我们学校为背景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在《<茫茫夜
>发表以后》一文中就声明过：“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的 过去生活。”小说只是描写出现代青年“对某事有这一种倾向”，并非提倡
青年们“应该这样做”。但他们却偏爱曲解他写那小说的本意，低毁他。甚 至连郁达夫进入教员预备室时，他们也对他显现出异样的神情，使他心里感
到“他们一定又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于是，他很想辞职不干。但一想到 自己即将会有儿女，便耽心要是失业的话，就不知怎样维持生活了。
就是在这样痛苦的处境之中，郁达夫经常向孙荃大发脾气：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在这里作牛马的呀。要只有我一个
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 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呀？??
孙荃挨郁达夫这样的骂是常有的事，而且可说是愈来愈多。但她从来不 还口，任郁达夫骂去。因为她知道郁达夫骂自己，也是出于心中有不可名状
的痛苦。因而，她总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拖着日益膨胀的肚子到厨下给郁 达夫烧饭做菜；或者是默默地躺在床角里暗自流泪。
而郁达夫每当骂了妻子后，把胸中的悲愤发泄完了，却又往往会痛加责 备自己：“啊啊！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
恶的暴君哪！”在责备自己后，郁达夫还常常对孙荃加以抚爱一番。
当孙荃生下他们的第一个男孩龙儿后，郁达夫在高兴之余，更多的是忧 虑，耽心日后会有更多的苦吃。因而，他又向孙荃大骂起来：“你和小孩是
我的脚镣，我大约要为你们的缘故沉水而死的！
孙荃照样由郁达夫骂去，自己只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小声对孩子说：
“??你要乖些，??要乖些??小宝睡了罢??不要讨爸爸的厌??不要 讨??娘去之后??要??要??乖些??”
经受着这样严重的精神打击和哺育孩子的劳累后，孙荃终于生病了，体 温烧到 41 度。郁达夫立即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了半个月才平安无事。在这段
日子里，郁达夫非常细心地照料孙荃，俨然是一个很能体贴妻子的好丈夫。
郁达夫自己也感到，这是他心地最纯洁的日子，有真挚的爱情。 从这些情况来看，郁达夫对孙荃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他虽然常常骂她，
但他心里却哀怜她，痛爱她。他之所以那样粗暴地对待她，也是由于罪恶的 社会造成的。这正如他在《茑萝行》中所写道的：“不过我在社会上受来的
种种苦楚，压迫，侮辱，若不向你发泄，教我更向谁发泄呢！啊啊，我的最 爱的女人，你若知道我这一层隐衷，你就该饶恕我了。”而且，郁达夫还认
识到，他们的家庭悲剧，主要是由于社会的组织不良，使他不能得到适当的 职业，使妻子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 改革了”⑨。
1923 年 2 月，郁达夫辞去法政学校教职，携眷回到上海。他原先是想跟 妻儿一道回到富阳老家去，并准备在北城近郊自己动手造一个小小的立命安
身的茅屋。孙荃为了宽慰他的心，还对他说：“茅屋一座你我夫妻尽足矣！ 到时候采菊东篱，倒也悠然自得呢。过几年龙儿也长大了，溪头卧剥莲蓬，
小儿无赖，大人开心。”孙荃毕竟是女诗人，说起话来还颇有感人的一番诗 意呢。
不过，这时的郁达夫并不是真的有归隐心愿，只不过是感到无路可走时 的一时冲动而已。听孙荃那样一说，他倒更是心烦意乱起来。
一天，郁达夫忽然对孙荃说：
“荃，我们去照一张相好么？自古‘患难夫妇恩爱多’。我们俩抱着龙 儿去照一张相，也好留个纪念啊。”
孙荃自然满心欢喜地同意。 于是，他们便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上，孙荃抱着龙
儿坐在一张长矮椅上，郁达夫站立在他们母子右侧后面，穿着西装，打着领 带。从这相片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孙荃及龙儿是不无真挚感情的。
这时候，郭沫若刚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携夫人安娜和孩子们 回到上海。成仿吾也从湖南长沙到了上海。他们三人作为创造社的创始人，
可谓不约而同地相聚在一起了。可是，郁达夫却告知郭沫若：“我现在卸了 职，是失业的人了，准备回故乡富阳去。”
郭沫若对于郁达夫的处境深为同情，但认为他回富阳也不是办法，便指 着自己的 3 个小孩说：
“你看看我，看我是怎么也不愿意逃避的。我的系累，岂不是比你更多 么？”
郁达夫听了郭沫若这么说后，心情非常矛盾和烦闷。他的本性本来就不 是愿意做一个逃避者的，但生活问题却把他折腾得无计可想。他越想越苦恼，
整个晚上未曾入睡。
孙荃深深理解郁达夫这样痛苦的原因，并且怕他急苦了后真的要跳黄浦 江了。因为他在安庆时就曾在扬子江边徘徊，想以死来解脱苦恼。
经过 3 天的反复考虑后，孙荃便对郁达夫说：“你不要急得这样，你就 一人住在上海罢。你只须送我上火车，我与龙儿是可以回去的，你可以不必
同我们去。我想明天就搭午车回浙江去。”
郁达夫听了后，感到既感动，又惭愧。感动的是，妻子竟能这样理解他， 成全他，惭愧的是，自己由于没有钱而把妻儿“逼”走。
第二天，郁达夫果然送孙荃和龙儿乘火车回富阳去。当火车开动的时候， 郁达夫分明看见妻子抱着才 6 个月的营养不良的龙儿，在对着他默默地流
泪，点头，招手，郁达夫也情不自禁地含着泪花向她点头，招手。此时此刻， 郁达夫心里难受极了，恨不得跳上火车去和她做一块儿，但又怕跳不上去，
要跌下来。只好看着她在车窗里的愁容，渐渐地远下去，淡下去。当月台上 的人都走了后，郁达夫一个人仍站在月台上望着已经远去的列车，心里想道：
“茑与萝，施于松柏。我在外边只希望你和龙儿身体壮健，你和母亲的感情 融洽。你到家之后千万要写信给我的哩！我不接到你平安到家的信，什么决
心也不能下??。”
不久后，郁达夫果然收到了孙荃的来信。她的信写得颇为凄切动人：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出过门，那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让我一个人回去的话，原是激 于一时的意气而发，我实不知道抱着一个 6
个月的孩子的妇人的单独旅行，是如何的苦法的。 那天午后，你送我上车，车开之后，我抱着龙儿，看看坐着的男女，觉得都比我快乐。我又探
头出来，遥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见了几家工厂，和屋上排列在那里的一列烟囱。我对龙儿
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觉的涌出了两滴眼泪。龙儿看了我这样的样子，更觉得伤心难耐，就把我
的颜面俯上他的脸去。紧紧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会，就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火车徐徐前进，我看着车窗外的野景，忽然想起去年你带我出来的时候的景象。啊啊！
去岁的初秋，你我一路出来上安庆去的快乐和旅行，和这一回惨败了回来的情状一比，当时的 感慨如何，大约是你所能想得出来的罢！
“在江干的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的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个信给住在江干的我的母
舅，他就来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轮船之后，买了票子，他又来陪我上船去。龙儿硬不要他抱，
所以我只能抱着龙儿，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骇人的跳板去，等跳板走尽的时候，我
想把龙儿交给母舅，纵身一跳，跳入钱唐江里去的。但是，仔细一想，在昏暗的扬子江边还淹
不死的我，在白日的这浅渚里，又哪里能达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 人家笑话，还不如忍着罢。”
“我到家以后，这几天来，简直还没有取过伙食，所以也没有气力写信给你，请你原谅 我。??⑩
读了孙荃的来信后，郁达夫禁不住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深深感到
自己无力爱护妻儿，给妻儿带来这样的悲苦，心里苦痛至极。 郁达夫将孙荃和龙儿送回老家去后，由于心情抑郁，便一个人跑到北京
长兄郁曼陀家里小住。 他这次在北京期间，有一件重要事情，那就是会见了鲁迅。1923 年 2 月
17 日上午，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请郁达夫等人吃饭，使他见到了鲁 迅，并作了长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成了郁达夫与鲁迅建立深
厚友谊的起点。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睛。休假。午二弟邀请郁达夫、张风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卧士饭、马幼渔、朱 遏先亦至。谈至下午。


5《创造周报》与《创造日》问世


1923 年 3 月，由于祖母戴氏病危，郁达夫立即自北京赶回富阳探望。他 回来不久，即 3 月 17 日祖母便去世，终年 86
岁。祖母的丧事料理完毕后， 郁达夫于 4 月来到上海，仍然住在马霍路泰东书局编辑所旧址。郁达夫抵达
上海后，便与郭沫若、成仿吾共同主持创造社的编辑工作。为了促进新文学 的发展和扩大创造社的影响，郁达夫向郭沫若、成仿吾提议，在继续办好《创
造》季刊的同时，再办一个小型灵活的《创造周报》。经过紧张筹备，《创
造周报》第一期果然于 5 月 1 日出版了。这一刊物能够办成，他们颇感高兴。 并把它看作为创造社成立一周年的纪念。《创造周报》的陆续出版，在当时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仿吾在该刊第一期上发表了《谈谈防御战》一文，批 评了胡适的《尝试集》里“没有一首是诗”，对康白情、俞平伯的诗和冰心
的小诗也作了非议，对周作人介绍的日本俳句则认为它“是日本文特长的表 现法，至少不能应用于我们的言语。”(11)他所作的有关批评，既有中肯之
处，但也未免有些偏激。这就必然引起有关方面的不满。在《创造周报》第 二期上，成仿吾又发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提出了新文学的重大责任：
“现代的生活，他的样式，他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 察与公正的批评，对于他的不公的组织与因袭的罪恶，我们加以严厉的声
讨。”“对于时代的虚伪与他的罪恶，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甚至 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显然，这是要作
家用自己的笔来揭露和批判当时现实生活的黑暗和罪恶。这样的主张无疑是 具有勇猛的战斗精神的，必然对当时的作家乃至读者产生影响。在《创造周
报》第三期上，郁达夫和郭沫若分别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我们 的文学新运动》。郁达夫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20 世纪的
文学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一致的行动了”，最早提出文学与阶级 斗争的关系，并且学着《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写道：
“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 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 几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 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 结成一个世界共和的阶级，
百屈不挠的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确信‘未来是我们的所有’。”
这表明郁达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了颇为激进的思想。诚然， 他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和阐述，是很有限的。但是，他能在 1923 年提
出这样的主张来，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难能可贵的。
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则提出文学新运动的任务是：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一切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上种种所派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反抗盛容那种情趣的奴隶根性的文学。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 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在这当中，已提出要 使新文学具有无产阶级的精神来破坏黑暗和罪恶的社会。其思想，也是异常 激进的。
仅从这些来看，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在当时来说都成为思想激进的 新文学家。尽管办刊中很辛苦，但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便一直干
得异常起劲。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
3 个人轮流着做，都感到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
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二送初稿，礼拜五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四出版。 弄得整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
动一步。”(12)
1923 年 7 月中旬，上海政学会的《中华新报》主笔张秀鸾在一次留日同 学聚会中，对郭沫若说，要他们替《中华新报》每天编一次文学副刊，编辑 费每月
100 元，编辑的篇幅是半面报纸的二分之一。他表示跟郁达夫、成仿 吾商量后再作答复。他们商讨时，郭沫若表示不赞同办，理由是该报的政治
色彩不好。但郁达夫和成仿吾却表示赞成接受。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会有《时 事新报》的《学灯》，研究系又有北京的《晨报副刊》和上海的《民国日报》
的《觉悟》，创造社也应有一种日刊来对抗。同时，《创造季刊》和《创造 周报》用稿要求很高，外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用，失掉了不少读者，应
有一种日报来销外稿。此外，编辑的全权在创造社的人手里，可以不受他们 的政治色彩的影响，至于百元的编辑费也可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于是，他们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决定办日刊，定名为《创造日报》， 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负责，郭沫若则负责《创造周报》。100 元编辑
费三人分用，郁达夫 60 元，成仿吾、邓均吾各人 20 元。1923 年 7 月 21 日，
《创造日》正式出版。由郁达夫撰写的《创造日宣言》宣称：“我们想以纯 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
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 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明白地表示了他们的办刊态度。
随着《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的兴办，创造社的影响 逐渐增大，它成为一支文艺新军崛起并活跃于文坛。尤其是他们办的《创造
周报》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印刷数量由每期三千份增加到六千份，并不断 再版。


6《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曾说：“1922 年回国以后，另外也找不到职业，于是做小说卖文 章的自觉意识，方才有点抬起头来。接着就是创造周报季刊等的发行，这中
间生活愈苦，文章也愈做得多，1923 年的一年，总算是我的 MOSPRODUCTIUE 的一年，在这一年内做的长短小说和议论杂感，总有 40
来篇。”(13)尤其值 得重视的是，郁达夫于 1923 年 7 月 15 日写成了堪称为我国现代小说史上优
秀之作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风格开始发生了重要的 变化。
郁达夫从日本回到祖国后，一直过着颇为动荡而贫困的生活，使他对北 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和强烈的痛恨。同时，这时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工人运动开始蓬勃兴起。于是， 郁达夫的思想产生了显著变化，思想感情转向同情劳动人民和要求变革现实
方面。可以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才写出了《春风沉醉的晚上》 这一名篇佳作的。
《春风沉醉的晚上》，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工人与知识分子具 有相似的命运和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一篇小说。小说描写烟厂女工陈二妹，
因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竟与在外国留学回来的“我”住在同一个小 阁楼上，于是两人发生了一段真诚而纯洁的交往。当她认定“我”是一个老
实人后，尽管自己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欺凌，生活也颇为贫困凄苦， 然而对“我”却极为关怀体贴，表现了善良纯真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怀。这使
“我”深切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友谊和美好心灵，深为感动，并用实际行动报 答她，尊重她。两人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但也同样难以摆脱各自的不幸
命运。“我”和陈二妹可说是两个互相对照并互相关联的人物形象(即一个是 失业者，一个是在业者，但都是被压迫者，都有不幸的命运)。小说通过描写
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旧中国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是长在一 根藤上的两颗苦瓜，并从不同角度控诉了黑暗社会给下层人民造成的艰辛和
痛苦，颇能激发人们憎恨旧社会的感情。同时，小说也说明了旧中国的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虽然存在着个性和气质上的差异，但由于有着相似的
境遇和纯真、善良的心灵，因而他们是能够互相同情，互相关怀，并产生真 挚纯洁的友爱的。这样的思想内涵，是颇为新颖的，比他早期写的充满着“性
苦闷”的《沉沦》具有更多的“生的苦闷”的现实内容，给读者以更多的思 想启迪。
在艺术风格上，这篇小说跟纯属浪漫抒情小说的《沉沦》相比较也有重 要的发展。它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并兼有浪漫主义的作品。它具有完整的情节
结构，重视在典型的环境中刻画人物性格，描写较具体，真实感强，并有一 定的抒情色彩。


7 受聘为北大讲师


正当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将创造社弄得日益昌盛之时，北京大学的 陈启修(豹隐)教授因要到苏联去考察而推荐郁达夫去担任北大讲师，接替他
所教的每周两个学时的统计学。
接到邀请的电报后，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在马霍路的楼上商讨过一 次。郭沫若劝郁达夫不要去，“因为到北大当讲师，在那儿的分门别户的几
种既成的势力之下没有发展他的才力的可能；又因为他是创造社的一根撑天 柱，他一走了，《季刊》、《周报》、《创造日》便很难维持。”成仿吾却
赞成郁达夫去，他认为“我们通集中在这儿也不是办法。现在要用散兵战， 散到各处去开拓。”而郁达夫自己自然也是愿意去的。当时泰东书局一直不
给他们工资，只是由郭沫若出面去要五六十元的零用。他认为照此下去，实 难以维持，不如自己去北大任教，既可使自己有了一份固定收入，也可把自
己主编《创造日》的六十元分给其他同人用。此外，他还有“转换转换空气， 振作振作精神”的念头(14)。在这一问题上，郁达夫和郭沫若的意见分歧颇
大。据说，郭沫若曾针对郁达夫和成仿吾的态度说：“那吗，几种刊物怎么 办呢？”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郁达夫回答说：“最好是停办！” 郭沫若听了不免有点伤心，觉得把刊物停掉太可惜。又说：“到了北京
不好再寄稿来吗？” 郁达夫便决绝地表示：“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
这使郭沫若感到自己招了朋友的厌弃，也就没有再坚持挽留郁达夫了。 但这却成了郁达夫和郭沫若交往中发生的一次不愉快的事情。
其实，郁达夫决意北上，也是出于不得已的，认为在泰东书局呆下去不 是办法，不可能有什么出路，并非有意不愿跟郭沫若合作。因而，郁达夫于
这年 9 月写了小说《离散之前》，借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1923 年 10 月 5 日，郁达夫离开上海赴京。动身前夕，泰东图书局为他 饯行，创造社同人也热情地欢送他。
郁达夫是乘海船北上的。郭沫若、成仿吾和邓均吾都前往码头送行。此 次北上，在海上航行了 4 天，他写下《海上通讯》一文，抒发了感慨之情：
“沫若呀，仿吾，均吾呀，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之后，我一直到 了现在，方想起你们 3 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
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 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呀！”
8 日夜半，船抵天津，在天津行医的二兄郁养吾前来埠头迎接他上岸， 并在天津休息一天后，于 10 日乘火车去北京。
到达北京后，郁达夫住在西城阜成门内锦什坊街巡捕厅胡同 28 号长兄郁 曼陀家里。
郁达夫北上不久，他的第二本集子《茑萝集》，作为创造社“辛夷”小 丛书第三种，由泰东书局于 10 月底出版。内收小说《血泪》、《茑萝行》和
《还乡记》，并有序文和跋。其中的《茑萝行》是一篇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 说，描写一个文人既对封建婚姻的不满足又受黑暗社会压迫的痛苦，指出只
有起来反抗才有出路。《还乡记》是记述作者 1923 年 4 月下旬回富阳探家途 中的复杂感情的，对于了解郁达夫的思想和生活经历较有认识价值。譬如，
作品中写道：
浙江虽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识阶级的腐败，一班教育家 政治家对军人的谄媚与对贫民的压制，以用小政客的婢妾的行为，无厌
的贪婪，平时想起就要使我作呕。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总抱了一腔羞 嫌的恶怀，障 扇而过杭州，不愿在西子湖头作半日的勾留。只有这一回，
到了山穷水尽，我委委颓颓的逃返家中，却只好仍到我所嫌恶的故土去 求一个息壤！
盘据当道，只知敲剥百姓的浙江的长官呀！你们若只知聚敛，不知济贫，怕你们的妻妾， 也要为快乐的原因，学她们的妙技了。
我在杭州并非没有朋友，但是他们或是当科长，或任参谋，现在正是非常得意的时候，
我若飘然去会，怕我自家的心里比他们见我之后憎嫌我的心思更要难受。我在沪上，半年来已 经饱受了这种冷眼。??
这些话语，真切地反映了郁达夫憎恶当政的贪官污吏的思想。这成为他
一生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时，郁达夫在这篇散文中写道：
??我在这样的大自然里怕己没有生存的资格了罢，因为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现 代的文明撒下了毒药，恶化的为零，我哪里还有执了锄，去和农夫耕作的能力呢！
正直的农夫呵，你们是世界的养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愿为你们作牛做马，代你 们的劳，你们能分一杯麦饭给我么？
这样热情赞颂农民的话语，表明郁达夫是异常尊敬和亲近劳苦农民的。
此外，郁达夫在这篇散文中写道：
??我此番归去，本来想去看看故乡的景状，能不能容我这零余者回家高卧的，所以我
所带的，只有两袖清风，一只空袋，和填在鞋底里的几张钞票——这是我的脾气，有钱的时候，
老把它们填在鞋底里。一则可以防止扒手，二则因为我受足了金钱的迫害，借此也可以满足满
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有用了全身的力气，拼死踩践它们的举动?? 这样把钞票填在鞋底里，借以发泄对金钱复仇心理的奇特做法，充分表
现了郁达夫长期受着贫困生活折磨，异常痛苦的心理状态。还有，郁达夫在 这篇散文中写道：
??我站在车台上，正在快乐的时候，忽而在绿丛中看见了一幅美满的家庭团叙图。一个
年约三十一二壮健的农夫，两手擎了一个周岁的小孩，在桑树影下笑乐。一个穿着青年布衫的
与农夫年龄相仿的农妇，笑微微的站在旁边守着他们。在他们上面晒着的阳光树影，更把他们
的美满的意情表现得分外明显。地上摊着一只饭箩，一瓶茶，几只菜饭碗，这一定是那农妇送
来飨她男人的田头食品。啊啊，桑间陌上，夫唱妇随，更有你两个爱情的结晶，在中间作姻缘
的缔带，你们是何等幸福呀！然而我呢？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在人
生的战斗场上的惨败者，现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农夫河农夫，愿你与你的女人
和好终身，愿你的小孩聪明强健，愿你的田谷丰多，愿你幸福！??在这段话中，不仅 表达了郁达夫跟农民相亲近和友善的心态，而且反映了他对妻儿的真实情
感。其中说的“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的话，是出 自郁达夫内心的真心话，表明他跟孙荃之间并不是全然没有感情，令他苦恼
的是无能力去爱她和抚育孩子。有的论者认为郁达夫和孙茎是毫无感情的说
法，看来是有失片面的。 自从郁达夫到北大任教后，《创造日》由成仿吾和邓均吾负责，100 块
钱的编辑费由他们两人分用。但因为郁达夫走了，人力不足，刊物便减色不 少，而且愈来愈捉襟见时。到 10 月下旬，《中华新报》的总经理殷柱夫以报
馆的经费支继为由，希望《创造日》停刊。郭沫若和成仿吾商量后，表示赞 成。于是《创造日》于 1923 年 11 月 2 日停办。它前后存在时间 105
天，共 出 101 期。随着它的停刊，预示着前期创造社已开始走下坡路了。注：
①CP：《丑恶的描写》，1925 年 5 月 21 日《文学旬刊》。
②西谛：《盲目的翻译家》，1921 年 6 月 30 日《文学旬刊》。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郭沫若：《论国内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全集》文 学编 15，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⑤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⑥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⑦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⑧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
⑨《郁达夫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⑩郁达夫：《还乡后记》，《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1)《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12)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92 年版。
(13)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 陈子善、王自立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14)郁达夫：《一封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六章在北京和武昌


1 更加苦闷和愤懑


郁达夫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 10 月 18 日下午，便剃了数月来未曾梳理 的头发和胡子，换了一件新买的夹衣，捧着讲义，高兴地来到北大讲课。他
走上讲台后，开口便说：“我们学文科和法科的一般都对数字不感兴趣，可 是统计学离不开数字。”又说：“陈启修先生的教师也是我的教师，我们讲
的是从同一个教师那里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个开场白， 讲得很坦率，使有的学生感到很惊奇。但因为新来乍到，他这次授课只讲了
半小时便提前下课了。这又使有些学生感到有些失望。这表明，他到北大授 课，是既高兴而来，又是匆忙上阵，不免有些勉强。
不久之后，郁达夫更是陷入了无限的苦闷之中，其原因有四个。一是教 统计学，枯燥无味。正如他说的：“我的职业，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引我心
力的魔力，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①二是与妻儿不在一起。他曾说：
“若我的女人在北京，大约我总不会到市上来飘落的罢！在灯火底下，抱了 自家的儿子，一边吻吻他的小嘴，一边和来往厨下忙碌的她问答几句，踱来
踱去，踱去踱来，多少快乐啊！”②即是说，他跟妻儿分居两地，深感落寞。 三是对于自己过去的文学上的信念和自己的作品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自己
接触过的不少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都觉得肉麻得很”③；对于自己的 几篇小说，他也认为是“无聊的作品”④，要是有的朋友谈起它们来，自己
会感到“羞惨得窜身无地”。四是贫穷。他在北大当讲师，本来月薪为一百 七十块，但实际上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根本不够他的开销，时常陷入困
苦的折磨之中。所有这些，都使他精神上愈来愈沮丧。
对于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郁达夫是难以解决的，往往只能用消极的甚至 是变态的方法来加以发泄。譬如，到北京的第二个礼拜的晚上，他感到苦闷
极了，把头伏在桌子上坐了一个多钟头。后来，他偶尔把头抬起来，往桌子 上摆着的一面蛋形镜子一看，看见镜子里映出了自己瘦黄奇丑的脸形，和倒
伏在额上的许多乱蓬蓬的头发，他便拿起那面镜子向地上一掷，拍的响了一 声，镜子便碎成许多粉末。这时，他才想起这镜子是他结婚之后，妻子送给
他的两件纪念品之一。这面镜子是意大利制的，四周有象牙螺细镶着。他在 东西流转之际，一直与他最爱的书籍收拾在一起，随身带着。现在，他呆呆
的看见这镜子化成一颗颗细粒和碎片，心里忽然起了一种惋惜之情。由此一 来，苦闷之情，便忘掉了。
自此之后，每当他感到苦闷的时候，便用这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来达到 一时的解脱。譬如，把他爱读的书烧了，把几件爱穿的洋服剪破了。甚至有
一次，他竟将他二哥寄给他的五块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塞在炉子里燃 烧。当时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浓烈的烟雾熏得他头脑有些昏乱，眼睛里也流
出了许多眼泪，但是，他内心的苦闷，却由于这肉体上的刺激，反而大大地 减轻了。
郁达夫经过一段时间的种种折磨后，“常在脑里起伏的那些毫无系统的 思想，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成了一个霹雳，显现了出来”：“我是一个真正 的零余者！”
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呢？他说：“第一，我对于 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我这样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
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些儿损害。这是千真万确 的。??第二，且说中国吧！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
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处呢？??”。可见，郁达夫的苦 闷和变态，主要是当时的黑暗社会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个善良和正直的知识
分子，却一直陷入几乎是自暴自弃和绝望的挣扎中，变成为一个极其痛苦的 灵魂在哭泣和哀号，当时的罪恶时代是多么残忍地扭曲了他的性格和摧残他 的心灵啊！


2 旧习未改


郁达夫在苦闷之时曾说过，“一般人所认为排忧解闷的手段，一时我也 曾用的手段，如醇酒妇人之类，对于现在的我，竟完全失了它们的效力。”
⑤这说明他的苦闷心情已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可是，不久他仍然陷入旧习， 沉迷于醇酒妇人之中，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十月间的一天，郁达夫对几个崇拜他的青年朋友问道：“你们都去逛过 八大胡同⑥么？”
那几个青年都摇头表示没有去过。
“我领你们去逛逛??”。郁达夫接着又说。 果然，郁达夫真的领着他们到了八大胡同去边逛边看。来到最后一个妓
馆时，郁达夫挑选了一个姑娘，他和几个青年朋友坐在一起，一边剥瓜子， 一边喝酒。
闲谈了一阵之后，郁达夫对那姑娘说道：“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许久 都不亲近女人了！”
那姑娘便顺从地坐在他的怀里。
“你叫什么名字？”郁达夫问道。
“银弟。”姑娘的口音带有浓重的江南味。
“你不是北京人？”
“阿拉上海人。”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银弟经他这样一问，便说出了自己的不幸身世。她的父亲是苏州塘口的
一个裁缝，姘识了她的娘后，一起逃到了上海，开了一个裁缝摊。她娘生下 她后，她父亲又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人又从上海逃到北京。那个
女人后来当了娼妓，她的娘成了龟婆。她的父亲在一个严寒的晚上醉死在雪 窠里。后来，她的娘又和一个年青的琴师结成了夫妇。前年春天，她刚满 15
岁匣以“度嫁”的身份去上捐当了娼女??。
知道银弟的身世后，郁达夫禁不住在心里产生了几分同情，并对几个年 轻的朋友说：“都听见了吗？又一出悲剧在这里！”说完，便推开银弟，立 起身来，边走边说：
“好了，我们走了。下次再来。” 从此之后，银弟便记下了郁达夫的名字，并时常主动打电话给郁达夫，
郁达夫便经常到银弟那里去留宿。直到 1923 年年底，前后两三个月里，甚至 她身体不净的时候，他也接连在她那里过夜。
对于他跟银弟的关系，郁达夫认为“当然说不上是什么恋爱，然而和平 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分别。”即是说，他是出于同情银弟的身世的缘 故。
但是，他跟银弟的关系，表面上虽然好像使他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解脱， 但实际上却使他陷入更大的苦恼之中。一方面，他在银弟身上花去的钱，竟
有几百块。这自然使他在经济上更加困难。另方面，使他的身体也变得更加 瘦弱了。正如他所说的：“前后两三个月里，弄得我心力耗尽，一直到此刻
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只剩一层瘦黄的薄皮包着的一副残骨。”⑦由此可见， 沉迷于醇酒妇人，终究给郁达夫带来的只是加倍的苦闷而已！


3 与鲁迅密切交往


正当郁达夫处于极端苦闷之时，他想到了自己所崇拜的兽迅。1923 年冬 的一天下午，他特地前往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这次相见，鲁迅留给他的印 象是：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 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 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绉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厨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 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
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 买来的无疑。郁达夫这次拜访中，鲁迅的谈话，涉及到了北大的教员中间的
团结，和学生的习气之类。这表明，鲁迅跟郁达夫交谈是像朋友似的，较为 随便，也很随和。
他们一直谈得很投机。直到天色已经晚了，鲁迅才送郁达夫出门。门口 临别的时候，鲁迅还说了一句笑话，叫郁达夫一路上感到有无穷的回味。
自此以后，郁达夫便经常拜访鲁迅，关系密切。从他们所交谈的内容来 看，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是相互信赖的，有根深的友谊。
譬如，鲁迅曾将他规劝周作人的话告诉郁达夫：“我对启明，总老规劝 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
进一个化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
又如，鲁迅曾将自己苦苦地奔忙公事和教书的心情讲给郁达夫听。有一 次，郁达夫在鲁迅那里闲坐时，鲁迅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郁达夫问
他忙什么？鲁迅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扮。 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再如，鲁迅还将自己特别喜欢目莲戏的嗜好也讲给郁达夫听。他几次同 郁达夫说，目莲戏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有一次说到借鞋袜靴
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 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
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郁达夫 看过。说这段话时，郁达夫和在座的川岛大笑不止。
还有，鲁迅还于 1924 年底多次跟郁达夫谈过怎样来扶持年轻作家的事。 郁达夫说：
??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看那些新出版的
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选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
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⑧。鲁迅也在 1925
年 11 月所作的《并非闲话(三)》中说到这件事：
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 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
DF⑨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物稿，仔细 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介绍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
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 从这些来看，郁达夫在北京期间，跟鲁迅的交往是密切的，对鲁迅有了
较多的了解，彼此间有了较深厚的友谊。这不仅为他们在 30 年代密切合作奠 定了思想基础，也使郁达夫开始认识到了鲁迅的伟大并怀着终生不渝的崇敬 之情。

4 与太平洋社合作 郁达夫在北大执教期间，广交朋友。除了与鲁迅交往密切外，跟其他同
人也时有往来，甚至跟太平洋社的人也有所接触，导致了该社与创造社合作。 太平洋社以《太平洋》杂志得名。该刊创刊于 1917 年 3 月，是一个综合
性的杂志，以政论为主文艺为副。其成员大多是留学英国或日本的学生，致 力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回国后担任了北京大学等校的教
授。杂志的主编先后为李钊农和杨端之。撰稿人除主编外，还有周鲠生、王 世杰、陈西滢、燕树棠、陶孟和、丁西林、李仲揆(李四光)、李大钊、郁达
夫、刘复、田汉等。
从它的多数成员的思想和刊物的倾向来看《太平洋》是一个具有浓厚西 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色彩的团体，它跟创造社的政治倾向和办刊方向显然是
不同的。但是，由于太平洋社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成仿吾有同乡之 谊”⑩，成仿吾在日本留学时，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曾在一起住过。郁达
夫此时在北大任教，与他们是同事，有较密切的过从。扬端之也曾在日本溜 学，跟郭沫若等人是校友，曾聚会过。他后来成为《太平洋》的主编，对于
两者的联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太平洋社希望通过与创造社联合，借文艺 创作来扩大他们致力于社会政治评论的影响，而创造社此时也已意识到搞纯
文艺不行，希望能更多地关注社会，并认为跟太平洋“合伙”是一个好方法。 因而，他们便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
太平洋社最先是表示把《太平洋》杂志停刊，和创造社合办《创造周报》， 前半政治，后半文艺。政治的一半由太平洋社编好由北京寄到上海，文艺的
一半由创造社加上而在上海付印出版。他们的这个想法，由郁达夫写信告知 在上海的郭沫若、成仿吾。这时的《创造周报》、《创造季刊》由于郁达夫
离去，已成为强弩之末，处境极为困难。但是，郭沫若、成仿吾认为，太平 洋社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者太绅士化，难以合作。而且不同意把文艺作为
政治的附属物。于是，他们表示不同意太平洋社的建议，并提出了另外一个 建议，即《创造周报》由两社轮流编辑，一期政治，一期文艺。但是，太平
洋社认为这个建议失去了合作的意义，事情也就拖了下来。
到 1924 年初，创造社发生了很大变化。创造杜与泰东书局分离，郭沫若 回到日本去了。《创造季刊》于这年 2 月停刊。《创造周报》由成仿吾维持
到 5 月中旬停刊。正在将要停刊的时候，郁达夫于 5 月初由北京赶来上海， 经与成仿吾商量后，在《创造周报》终刊上登了一个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共
同预告(11)，即两社将合办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不久，郁 达夫写了一信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告知此事。
郁达夫之所以愿意与太平洋社联合出版《现代评论》，是想“将南北文 人溶成一大汇”(12)，即创造社作家与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联合起来。
但是，郭沫若接到《创造周报》终刊号，看见那个预告，却禁不住哭了。因 为他是不同意跟太平洋社合作的。在他看来，太平洋社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
者，太绅士了，官僚气味太重了，是很难合作的。于是，他跟郁达夫“取着 对立方向”(13)，只是由郁达夫一人代表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作。
郁达夫这次到上海来，住了四五天后便回富阳老家。家居时，因为龙儿 闹着要穿小洋服，郁达夫在他小脸上狠批了两巴掌，弄得一家人都很不愉快。 到 5
月中旬，郁达夫将孙荃所有稍为好一点的衣物都拿去典了一百多元作路 费，重返北京任教。
回到北京后，郁达夫为了跟太平洋社联合创办周刊，花了两个多月的时 间。结果，这个周刊即《现代评论》终于 1924 年 12 月 13 日创刊。这是一个
综合性的周刊。办至 1928 年 12 月 19 日终刊，共出了 9 卷 209 期。郁达夫先
后在该刊发表过好些文字。如小说《薄奠》、《十一月初三》、散文《送仿 吾的行》，通信《说几句话》和论文《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等。
郭沫若经郁达夫和陈西滢的约稿，也在该刊上发表了《哀感》等两文。
1924 年秋，郁达夫还跟在北京的昔日留学日本的同学张凤举、徐耀辰等 商讨，并向周作人建议成立一个相当于现在的作家协会的组织“著作人协
会”。他的这一想法，却因受到胡适、徐志摩等欧美留学生拒绝与日本留学 生合作而未能实现。
郁达夫的这些努力，应该说其愿望都是好的。但他未能看到由于彼此的 政治信仰、人生追求和从事文学运动的态度不同，他们是无法联合的。


5 同情沈从文


1924 年 11 月上旬，郁达夫忽然收到了沈从文的一封来信。沈从文那时 从家乡湖南来到北京，报考北大未成，学习写作又无处发表，生活极为艰难，
常常受到饥饿的威胁。于是，他便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苦况。其 中一个便是因发表《沉沦》而名噪一时的郁达夫。
当郁达夫读了沈从文的来信后，顿时产生了同情之心。一天，北京艺专 学生刘开渠到了郁达夫住处(他大哥郁曼陀家的西屋)，尚未坐下，郁达夫就
告诉他，一位从湖南来的青年给他写了一封信，是来北京投靠亲友的，可是 亲友都不认他，处境十分困难，并说：“陪我一同找他，我请你们一起去吃
饭。”于是，刘开渠便陪同郁达夫去到沈从文住的地方，但适逢他不在而未 见到。13 日上午，郁达夫又一个人冒着大雪和风沙跑到了沈从文的住地湖南
会馆，推开“窄而霉小斋”的房门，走了进去。这时，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 用棉被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房里没有火炉。听见有人进来，沈从文便 问：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郁达夫说道。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可找到了。我是郁达夫，你的信我收到了。” 沈从文一听是郁达夫，便马上起身站在地上，请郁达夫坐。郁达夫看到
沈从文是一个白脸长身，没有棉衣，冻得瑟瑟发抖，心里难受极了，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立即将自己脖子上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
在沈从文身上。然后又领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饭。 结帐时，郁达夫拿出五块钱给收款人，找回三块多钱。因为下午要讲课，郁
达夫没有多少时间跟沈从文谈天，只是将结帐剩余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
文，然后便告别了。 对于郁达夫的突然到来和所给予的热诚关怀，沈从文十分感动。他目送
着郁达夫远去之后，便独自回到住处，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此事一直深深地印在沈从文的心坎上。50 多年后，他还多次跟郁达夫的
侄女郁风谈到它。郁风在《三叔达夫》一文中写道： 看到在他冰冷的屋子里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包得紧紧的毛
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 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
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饭，找回 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
当时，郁达夫在经济上也是十分困难的。他每月在北大实际领到的薪水
只有二三十元。不时要他的母亲或二兄寄钱给他，才能勉强过日。据说，他 唯一阶一件棉袍也是同事集钱合购送赠的，而且这棉袍后来不见了，多半是
被贫穷的学生穿走了。徐志摩对他深为同情，又冒着大雨去前门估衣铺为他 买了一件棉袍，否则他连上课都不能上了。(14)直到他去看望沈从文时，自
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可是，他对沈从文却是那样热诚慷慨，表明他具有怎 样的一副热心肠呵！这件事，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事情还不止于此。当天晚上，郁达夫久久未能入睡，给沈从文写了一封 信，一直写到凌晨两点钟。这封信便是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在这封信中，他先是诉说了当时社会怎样黑暗，读书人怎样没有出路，然后 给沈从文指出摆脱困境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找一点事情干干，拉洋车，做
伙计，甚至于当土匪；或者去革命，去制造炸弹。中策是想法弄几个旅费， 返回湖南故土，跟家人在一起。下策是，一是应募当兵，二是去做贼去偷，
而且要偷的话，最好先从熟人偷起，如沈从文有钱亲戚老 H 家(H 即熊希龄)。 如摄于 H 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就先到他这儿试一试，并说“我晚上卧房的
门常是不关，进出很方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 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
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 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一一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
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一一”。显然，这 些话，都是郁达夫看到沈从文处于困境之中，而自己又无力相助的愤懑之辞，
借以向黑暗社会泄愤。因而，这封信于 1924 年 11 月 16 日《晨报副刊》发表 后，犹如一颗炸弹在死气沉沉的北京爆炸，引起许多青年的强烈共鸣。
沈从文读了这封信后，自然深深体会到郁达夫的正直、善良和对自己的 深切同情，并产生了对他的尊敬之情。从此之后，沈从文成为郁达夫家里的
常客之一，经常一起畅谈文学和人生。完全可以认为，郁达夫对沈从文的真 诚同情，给了沈从文不小的精神力量。使他在艰苦的文学道路上坚强地走下 去。
其实，郁达夫不仅同情沈从文，而且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 青年。正如他所说的：“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
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十 二分的同情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
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 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15)


6《薄奠》


郁达夫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由于思想上仍然经常处于苦闷之中，加上 忙于教学工作，因而创作的作品很少。正如他所说的：“到北京之后，因为
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 1924 年中间，心里虽感到了许多苦闷焦 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16)可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于 1924 年 8
月写出 了一篇优秀的小说《薄奠》。这篇作品表明，郁达夫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内容在大大增强。
《薄奠》的篇幅并不长，但生动地刻画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人力车 夫。他勤劳善良，辛勤拉车，但由于受着车主的残酷剥削，“一天到晚拉车
拉来的几个钱还不够供洋车主的绞榨”，加上社会黑暗，物价不断爆涨，因 而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一家四口，挤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里。他才 42 岁，便
背有些驼了，像一个 50 多岁的人。为了摆脱车主的压榨，他一心想积些钱买 一辆旧车来拉。因而当他的妻子将他的三块多钱用去买了白洋布时，他非常
恼怒地痛骂妻子把他的钱花完了。不久，他便在一次长大水时被淹死了，至 死也未能实现他买车的心愿。这个车夫的悲惨遭遇，描写得异常真实感人。
另一个人物是一位善良的下层知识分子。他由于同样受着黑暗社会的压迫， 深感谋生的艰难，因而颇为同情车夫。他怜惜车夫拉车的辛苦，主动把怀表
放在车夫家里而坚不认领；当车夫淹死后，他又买了一辆纸糊的人力车前去 祭奠。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优良品
质和悲惨命运，同时充分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劳苦人民的任何个人想挣 得生存的希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启示人们，劳苦人民要改变命运，只
有在整个黑暗社会改变之后才有可能。对于这篇小说，郁达夫认为它跟《春 风沉醉的晚上》一样“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这就表明，他是自
觉地按照自己所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来构恩和创作这两篇小说的，因而 作品中的确有较深刻的思想，在当时文坛显得颇为突出。
自然，郁达夫这时并没有完全摆脱早期喜欢自我暴露和表现性苦闷的作 风。这在他这时写的《一封信》、《零余者》等文中都有所体现。


7 赴武昌师范大学任教


郁达夫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深感那里异常污浊，自己在事业上得不 到什么发展，很想离开。事有凑巧，北京大学的石瑛要到武汉接任武昌师范
大学的校长，并聘请郁达夫到该校任文科教授。于是，郁达夫于 1925 年 2
月离开北京，赴武昌师范大学任教。 郁达夫到校后，住在该校东北角教师宿舍的二楼西则的一个大房里。在
他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铺和写字台以及一张方桌外，几乎整个房间塞满了 古今中外的书籍。其中有许多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的书。该校实行选科
制，他开出的科目是文学概论、小说论和戏剧论。这表明，他是真心实意地 想在该校教书的。
郁达夫的到来，很快受到国文科的一些思想较新的学生的欢迎。他常常 跟接近他的一些学生一道外出游玩。而且，他到来不久，学校内部便动乱起
来，成了半瘫痪状态。于是，他授课之余，便更是借外出游览来排解抑郁。 武昌师大的校址在阅马厂之东，东间壁是张之洞别墅所在地抱冰堂，四
周遍植桃花，花开时颇多人前来观赏。郁达夫这年从桃花初绽起到花谢时止， 几乎每天傍晚都跟学生到那里去跑一越。抱冰堂矗立在蛇山山腰上，已没有
门扇窗棂，只剩下空旷的大厅。郁达夫沿着山径，穿梳于桃花丛中，在残阳 映照下，觉得别有一番景色。游了抱冰堂外，郁达夫还喜欢顺便来到校舍南 面的长湖流连。
此外，他还游览过黄鹤楼，站在黄鹤矶上，眺望浩渺的长江景色，当他 远瞰到对江龟山之麓的汉阳时，觉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萎萎鹦鹉洲”
的情景，恍惚依旧存在。于是，他又在一个星期日，邀了两位学生，乘江划 子，过江上岸，先到龟山脚下的“旧元古刹”观看。中午，他们在接近鹦鹉
洲的一家酒楼饮酒谈天。当他们向酒家打听弥衡墓的地址时，竟无人知道。 郁达夫便对弥正平其人其事发了一番感慨。他认为，弥正平能够写出《鹦鹉
洲赋》那样的好文章不是狂人，是天才，但竟陷入曹孟德借刀杀人的阴谋诡 计，和遭遇到黄祖那样的杀人魔王，可见在封建统治重压之下，富有正义感
的文人志士是难以避免悲惨命运的。(17)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富于正义感 的自然流露。后来他们逛了琴台，这是钟子期死、伯牙碎琴的所在。但所能
看到的，只有一座荒台，杂草丛生，荒凉之至。郁达夫看到这番景象，也颇 为感慨。

8 在一场新旧势力的斗争中 武昌帅大新任校长石瑛就职后，力图对学校现状有所革新。但是，他在
校务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设想后，不但很少有人赞同，而且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尤其是思想保守的学术名流黄侃(季刚)所持的异议尤为尖锐。两人“始则大 声争辩，继而破口大骂，以至拍桌揎拳，誓不相下”。而许多思想守旧的教
师和学生却公然站出来表示反对石瑛，支持黄侃，甚至有些有背景的暴徒把 石瑛捆绑起来，放肆之至。到成暑假时，石瑛以校长名义，宣布对黄侃解聘。
黄侃则对石瑛解聘他的决定不予理睬，也不上课。
对于石瑛想对学校加以改革，郁达夫是支持的，曾在教务会议上仗义发 言，但得不到大多数守旧师生的理解支持，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学期尚未 结束，他便于 5
月初返回北京，看望因为跟母亲合不来而于 4 月中旬自富阳 去北京住在长兄家的妻儿。住了一个多月后，他觉得两家人住在一起，太拥
挤了，便在什杀海的北岸租下一处很小的住宅。“夫妻两个，日日和龙儿伴 乐，闲时也常在北海的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荫中带龙儿去走走。”(18)
同时，长兄也时常带着侄女郁风前来跟郁达夫谈诗论画。因而，郁达夫深感
满意，认为“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19) 放完暑假学校开学后，武昌师大的秩序相对的安定了一些，郁达夫在石
瑛的邀请下又来到学校执教。但是，他看到旧势力依然猖獗，学校毫无希望。
于是，他便于 10 月中旬愤而离校，返回北京家中。到 10 月底，“碍于朋友 的面子”，他又回到武昌，办理了一些往来事情，于 11 月底辞职离校。
1921 年，我国人民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蓬勃兴起。先后爆发了轰轰烈烈 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给予了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促
进了全国人民的觉悟，而且也给予郁达夫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使他更加痛恨 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因而他曾痛斥它们散布的“反赤化”和“白共产”的 谰言：
现有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赤化”两字。凡政治上的政敌，互相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 援助的时候，就说对方是“赤化”了。
与“赤化”两字相类似的，是“共产”。骂主张稍为新一点的人为共产党，我觉得比一
口含糊的骂人家赤化，还要进步一点。在我国，在那里实行恶意义的共产的，只有军阀官僚，
是谁也知道的，谁也曾经说过的。所以我想劝劝攻击共产党的诸君，你们若要攻击，请拿出实
力来，把那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凡个附和军阀的官僚，也应该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子弹。因为
这些畜生，才是你们所攻击的真正的共产蛋，至于那些光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的学生们，还
不能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实行者，尽可由他们去研究共产主义的真义，是在什么地方。(20) 与此同时，对于当时“攻击共产党最激烈的”国家主义派，他也曾痛加
斥责，认为他们像“虾模在田里一天叫到晚”。 这些看法，表明郁达夫已有了相当激进的思想，对革命和共产主义持支
持和拥护态度，而对一切反动腐朽势力则深恶痛绝。 正因为郁达夫这时已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因而对于武昌师大的是是非
非，持有正确的态度和看法。 这年九月，有人以“剑公”的笔名，撰写了一篇通信《教授那抑流氓那》，
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二期上。这篇通信，针对汉口某报一篇攻 击石玻袒护黄侃的报导，作了辩驳。用了大量的事实，揭露黄侃的守旧、自
私、蛮横，仍仗军阀势力的行为，澄清了指责石瑛的不实之辞，并且揭露了 这样的事实：黄侃的拜门弟子某，呈请萧耀南(即湖北督军直系军阀)“饬令
武大挽留黄侃。这样借官僚的势力维持教授饭碗办法，或者事前未得黄侃的 同意。但是黄侃又在萧耀南的军署内，新谋得一个秘书位置。听说他不是仅
仅艳羡秘书这个头衔，是要借此恐吓武大。若是不请他回校就要运动官厅断 绝武大经济的来源。”
剑公的通信发表后，邓平严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五期上发表
《一封辩正的信》。此文中所言，竭力维护黄侃，为他自己写信给萧耀南的 行为辩解：
??敝校历来有难于解决的事体，莫不是请萧董事长帮同解决的。如去年辕门请愿，便 是一个实例。假如我此次致函给萧为非，恐怕去年辕门请愿未必为是。
郁达夫看到邓平严的一文后，异常反感，立即写了《说几句话》一文，
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期上。他首先表示“目下中国不正的事情太 多了。开倒车，走歧路，开得大不成样子了。看了这些忘八的事情，简直是
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可谓指出了当时反动统治者及一切复古守旧派倒行 逆施的真实情形。同时，他明确表示，就他在武昌的狗洞里(即师范大学)住
的半年中所知道的情况而言，剑公的通信中所说的种种事实，是真的。此外，
他着重批驳了邓平严的辩解，指出他“上书湖北的军政当局萧耀南，要萧耀 南用了他的势力来左右校长，用一个教书的人”，是“最不体面的事情”。 因为：
??只须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譬如北京大学里，教员很多，意见学说，各不相同。如有
一个北大的学生，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上一个呈文给章士刽或鹿钟麟或段棋瑞，要章士刽或鹿
钟麟或段祺瑞用了他们的势力，来进退一个北大的教员，大家以为这事情是怎样？若说因为湖
北的军政当局就是武昌大学的董事长，经费等项，都要看他的喜怒如何的，所以萧耀南，十分
有进退国立大学的教员门房斋夫之权。那么我又要说了，章士刽是教育的长官，鹿钟麟是负有
保护北京地方安宁秩序的责任的军政当局，段祺瑞是一国的首脑，他们当然有进退一个北大教
员之权，大家以为我这话怎样？朋友们，我们还要叫什么“打倒军阀”，“教育神圣”？我说
我们还是把娶媳妇儿，生孩子，大便小便等神圣的自由权，一齐交给军阀罢！ 至于邓平严假借武昌师大国文系全体学生的名义，郁达夫也指出它是“最
不体面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人善于影射的证明，这也是中国人的卑怯 的劣根性的表现。??既要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负责，
倒也罢了，还要想出狡猾的方法来，预备一条被人发觉后可以设辞逃避的后 路的这一种人，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正是出于这样的态度，郁达夫这时还写了《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 运动》一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章士铡。当时的章士钊与黄侃南北呼应，
共同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甚至反对使用标点符号。因而，郁达夫这些文 章中所显示的态度，表明他紧密的配合了鲁迅反对章士钊的斗争，他是站在
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化力量一边的。事实上，当时郁达夫很关心鲁迅与章 士刽的斗争的。他 1925 年暑假期间，曾去看望鲁迅。鲁迅告诉他自己怎样控
告章士铡和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斗争的事情，并以幽默的态度说：“人家说 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郁达夫听
了后大笑起来，受到强烈的感染。
可是，郁达夫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蒋鉴璋，却在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三期上发表《武昌师大国文系的真象》一文。他 表面上显出貌似公允的态度，其实是达到袒护黄侃，攻击石瑛和郁达夫的目
的。他抓住郁达夫所说的“狗洞”二字大做文章，说什么这是把国文系学生 都说成为狗。其实，郁达夫的本意，主要是指以黄侃为代表的一批守旧势力，
疯狂地反对石瑛革新学校，就像疯狗一样咬人。而蒋鉴璋之所以加以歪曲， 是企图煽动国文系学生不满和反对郁达夫。可是，《现代评论》编者却称赞
蒋鉴璋的文章是一封“真挚的信”，还说什么“希望剑公及郁达夫先生的通 信在武大内部所惹的反动(如对于剑公及郁达夫先生的种种攻击)不久都可以
告终。”显然，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无非是说邓严平、蒋鉴璋是对的，而 剑公和郁达夫是错的。事实上，蒋鉴璋是武昌师大国家主义派的代言人，为
郁达夫所深恶痛绝的。但《现代评论》编者却以他的文章作为武昌师大问题 的结论。这就使郁达夫对《现代评论》深感失望了。
对于在武昌师范大学那时的情形，郁达夫一直是异常愤慨的。他后来在
《追怀洪雪帆先生》一文中，把该校的实情和他自己怎样跟守旧势力作斗争 的，说得颇为具体：
十几年前，我在武昌大学教书。当时有几个湖北的学棍，同几位在大学里教东莱博义、
唐诗三百首的本地末科秀才，结合在一道，日日在寻仇想法，想把当我们去后，重新争得的每
月几万元学款，侵占去分肥私用。这几位先生的把持学校、压迫和贿买学生的卑鄙丑恶，简直
同目下在我们近旁的一家学店，差仿不多。我的所以要把学府叫作学店者，就因为当事诸公，
实在是明目张胆，在把学校当作升官发财的钱庄看的缘故。我看得气起来，觉得同这种禽兽在
一笼，同事下去，一定会我的人性，也染成兽色。因而在有一次开会的席上，先当面对它们一
一那些禽兽——加了一场训斥；然后又做了一篇通信，把它们的内幕揭了揭穿，至于我自己哩， 自然是袱被渡江，顺流东下了。
同时，郁达夫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也这样写道：
这一年在武昌大学里教书，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读了不少的线装书籍，结果因武昌的 恶浊空气压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
此外，郁达夫还在《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19)中更加愤激地写道：
武昌的改设大学，是我们去了以后的事情，当时我和校长石先生，是主张聘沫若当文科
学长的，哪里知道一位卑污狗贱的李什么蛋和一位同样的什么什么，从中捣鬼，硬想把师大改
国立大学的计划打破，并且因为饭碗问题，就暗中阻止沫若的来武昌就职。我们在武昌，又和 这些狗仔苦战了半载，终于被他们咬走。


9 对文学理论的贡献


郁达夫在武昌师范大学执教的 5 个月里，虽然心情颇为不愉快，但是， 却认真备课，撰写了三门课程《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论》的讲
义。而且，前一本于 1926 年 1 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后二本由商务印书馆分别 于 1926 年 7 月和 1927 年 8
月编入《商务百科丛书》出版(以后又编入《万有 文库》再版)。
这些论著，郁达夫曾自谦为“在某大学混饭吃的时候的讲义”，“很幼 稚的解释”(21)。其实，它们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史，
具有郁达夫自己对于文学诸问题的见地。可以认为，它们的出版，成为我国 较早出现的新文学理论专著。它们阐述的不少内容，不仅在当时是全新的，
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新鲜之感。它们对于我国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和促进我国 新文学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作用。譬如：
关于小说的目的问题。郁达夫对于现代的所谓“目的小说”有所非议。 认为这种目的小说(或宣传小说)的艺术，“总脱不了削足就履之弊；百分之
九十九，都是没有艺术的价值的。”(22)其原因在于“它要处处顾着目的， 不得不有损于小说中事实的真实性的缘故。原来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
实的逼真。??所以‘目的小说’的价值的低落，第一在真实性的缺少，就 是不自然，第二在趣味的不浓厚，就是无维系力。”那么，是不是他主张小
说创作无目的呢？不是。他曾明确指出，“小说的目的，在表现人生的真理”，
“在小说中所说的真理 Truth，是我们就日常的人生观察的结果，用科学的 方法归纳或演绎起来，然后再加以主观的判断所得的一般公理??艺术所表
现的，不过是把日常的人生，加以蒸馏作用，由作者的灵敏的眼光从芜杂的 材料中采出来的一种人生的精彩而已。”(23)此中强调小说所表现的人生“真
理”，是作家“就日常的人生观察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创作规律 的。
关于小说创作与科学的不同。郁达夫指出：“小说所表现的，是人生的 真理，然而科学哲学所表现的，又何尝不是人生的真理呢？这两者的区别，
究竟在那里？是的，小说与科学哲学，在真理的追求这一点是同的，其不同
之点，是在表现的方法。哲学科学的表现，重在理智，所用的都是抽象的论 证。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所用的都是具体的描写。所以小说里边，最忌
作抽象的空论，因为读者的理智一动，最容易使感情消灭。”(24)这段话， 可谓非常简明他说明了小说写作与科学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即强调了小说
创作必须重视描写具体，具有形象性和感情色彩，切忌抽象的说理。这也是 完全符合小说的艺术特质的。
关于典型人物问题。郁达夫指出：“??作品中的人物，大抵是典型的 人物，所以较之实际社会的人物更为有趣。这‘典型的’Typical 字，在小
说的人物创作上，最要留意。大抵作家的人物，总系具有一阶级或一社会的 特性者居多，??但这一种代表特性的抽象化，化得大利害的时候，容易使 人物的个性
Individuality 失掉，变成寓话中人物，??使读者感不出满溢 的现实味来，这一层是小说家创作人物最难之点，也是成功失败的最大关
头。”(25)这实际上是要求作家塑造典型时要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能 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并且认为人物有无个性，是能否塑造得成功的关键。
显然，这也是深知艺术创造规律的真知的见。
关于创作方法问题。郁达夫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 然主义等的理解和论述是颇为确切的。他认为：
古典主义，以形式的整齐匀称为表现的极致，浪漫主义，则均衡对称等等，全不顾及，
只以自己内部的要求为重，环境及传统，可使用者则使用之，否则就是完全破坏，也有所不 惜。??这一种风起云涌，席卷欧洲天地的新运动，就是 18
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复活。在这一个 时期里，德国有歌德、席勒尔，英国有拜伦、塞理、歧次(Keats，17951821)，法国有嚣俄、巴
尔札克(BaIZac，1799—1850)等大家。一时人才辈出，把欧洲的天地，弄得异常的热闹，异常
的活泼。他们的反抗现实的倾向，时代弹劾的精神，影响到政治上去的时候，就成了法国的大
革命，波及到个人生活去的时候，就形成了个性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总之，我们实际上要想
把固有的习惯打破，要想做一番新的事业的时候，总要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在前开道才行， 这事实在历史上是早已经证实了。
不过物极必反，浪漫主义的发达到了极点，就不免生出利弊来。就是空想太无羁束，热
情太是奔放，只知破坏，而不谋建设，结果弄得脚离大地，空幻绝伦。在这当中，可谓对 浪漫主义的特征、积极作用及弱点，作了异常透彻的阐述。这比郭沫若干
1926
年把浪漫主义说成是“反动的”，要正确得多。 对于自然主义，郁达夫则作了这样的评述：
自然主义作品，脚踏实地，不枯燥，不假断，研究事实的真象，无微不至，于是人生姿
态，就一无掩饰的呈露在我们的面前了。到那时候止，或因为个人的夸矜，或因为一种怕惧，
或因为一种感情的阻抑，不敢彻底的暴发出来的世相的黑暗面，于是就一丝不挂的暴露出来了。
像这样的自然主义，比较空中楼阁的衰期浪漫主义，当然有许多好处。并且 20 世纪的文明，一
半也可以说是过去的自然主义产生出来的。在此外我们不得不谢当初的猛将福罗拜尔

(Flaubert，1821—1880)、英伯桑(Maapassant，1850—1893)、屠格涅夫(Turgtnevv，1818—
1883)等的功劳。 照这样说来，自然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么？
也不是的，自然主义有两大坏处。并且这两大坏处，都是自然主义的致命伤，很不容易 修正缓和，使它的生命延长下去的。
第一，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纯客观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自然主义把人生断作宿命的，把人生断定为一种自然现象，完全和其他的现象一

样，须受自然率的支配这一个断案，是错了的。??(26)
这一番话，可说对自然主义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作了符合实际的阐释。甚 至可以认为，他对自然主义的认识，比文学研究会的作家更清楚，更明确。
总之，仅从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认识来看，可以看出郁达夫是一位具有深 厚的欧洲文学知识和新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作家。同时，由于他具有创作才能
和创作实践经验，因而在谈论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时，往往能够做到深入浅 出，明白透彻。自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把所谈及的所
有文学理论问题都作出科学论述。可是，在当时他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可说
是颇为难能可贵了，应予以充分肯定。注：
①郁达夫：《一封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郁达夫：《零余者》，《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郁达夫：《一封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输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郁达夫：《一封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郁达夫：《一封信》，《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八大胡同，在北京前门外附近，是旧时妓女聚集的地方。
⑦郁达夫：《南行杂记》，《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郁达夫：《给(世界日报)副刊的编者》。
⑨达大的英文速写。
⑩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92 年版。
(11)《(现代评论)启事》。
(12)郁达夫 1923 年 12 月 22 日致周作人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 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3)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圣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92 年版。
(14)凌叔华：《回忆郁达夫一些小事情》，《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 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版。
(15)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郁达夫文集》第三卷， 花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16)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三卷， 花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17)李俊民：《落花如雨伴春泥》，《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18)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9)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0)郁达夫：《牢骚五种》，《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1)郁达夫：《(文艺论集)自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 社 1982 年版。
(22)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3)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4)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5)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6)郁达夫：《文学概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七章复活创造社和向往南方革命


1 复活创造社


早在酝酿《洪水》创刊时，郁达夫就曾积极主张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正 如郭沫若说的：“那时是达夫来上海，他主张得最积极。他说，自己没有独
立的机关，处处都要受继母式的虐待。言之不胜其悲愤。”①当时，他们准 备用募股的办法来筹集资金，50 元为一小股，500 元为一大股。由郭沫若出
钱，印了四册比较讲究的三联式的股票簿，一册寄给已到了广州的成仿吾， 二册寄给在武昌的郁达夫和张资平，郭沫若自己留下一册。但是，“那股份
定得未免太高，??结局是大家都不曾发动，成了一场泡影。”②1925 年 5 月，成仿吾由湖南来到武昌师范大学看望郁达夫和张资平。郁达夫又跟成仿
吾谈到“想把‘创造’兴起”的事情。而且，郁达夫很希望成仿吾能“丢掉 一切，来干这前途渺茫的创造社出版部的大事业”③。可是，这回也未能如 愿。
对于创造社出版部迟迟未能成立起来，郁达夫觉得自己是有些过失的。 他曾感慨他说：“朋友中间，想起来，实在是我最利己。无论如何的吃苦，
无论如何的受气，总之在创造社根基未定之先，是不该一个人独善其身的跑 上北方去的。??实际上盲人瞎马，渡过黄河，渡过扬子江，所得到的结果，
还不过是一个无聊。京城旅食，叩了宫儿的门，一双白眼，一列白牙，是我 的报酬。现在想起来，若要受一点人家的嘲笑，轻侮，虐待，那么到处都可
以找得到，断没有跑几千里的必要。”④正因为这样，郁达夫于 1925 年 11 月底辞去武昌师范大学的教职后，便从武汉乘船来到上海跟郭沫若商讨如何
使创造社复活的事情。他主张恢复出版《创造》和《洪水》等期刊，同时力 主把创造社出版部建立起来，以便出版书籍。可是，正当他致力于成立出版
部的工作时，他发觉自己患了肺结核，不时咳嗽咯血。这是由于在武昌师范 大学不愉快的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精神上的抑郁造成的。他只好于
12 月前往杭州住进肺病疗养院疗养。 郁达夫在杭州疗养期间，郭沫若和周全平等人，继续想方设法成立出版
部。他们印发了 5 元一小股、50 元一大股的股票，不少青年都高兴地认购了。 同时，他们租下闸北宝山路三德里 A11 号的一幢老式楼房，用来作为创造社
出版部。当郁达夫于 1926 年 2 月出院回到上海时，创造社出版部的筹备工作 基本完成了。于是，郁达夫便跟郭沫若商议出版《创造月刊》，并承担了《创
造月刊》第一期的编辑工作。那时，他的健康并没有完全恢复，不时还“咳 着”，“脸涨得通红，气喘得厉害”⑤，但他不仅审阅了全部稿件，而且发
表了小说《寒宵》、《街灯》，书信《给郭沫若的旧信》，以及《卷头语》 和《尾声》。可见，他对创造社的工作的热心，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而且，
在《卷头语》和《尾声》中，他对于种种压迫过创造社的势力流露出憎恨之 情，而对创造社却怀有挚爱的感情。写道：
但当出版部成立的初期，创造社完全和那些大小资本家脱离的现在，又是从来没有出过
的月刊的创刊号出世的这一回，我们以平常的感情来说，当然只有喜悦，只有对许多读者和出
资者的感谢。可是这一层感激之情，喜悦之情，一涌上心来，我们的苦泪，也同时不得不迸流
出来。创造社自从受了书贾的虐待之后，丛书停了，季刊停了，月刊停了，周报也停了。我们
潜声息影，默默的只好任人唾骂嘲弄。几个人又为饥寒所迫，不得不散之于四方，勉强保持着
装聋作哑，若存若亡的态度。像这样的状态，继续到现在，己将两年了。你说这两年来的苦楚，
是不是可以言语来形容？你说当现在自家可以独立地吐一口气的时候，再回顾过去的两载，要 不要双泪落君前呢？⑥
同时，郁达夫也表达了他和创造社同人有志于替被压迫者说话和促进社
会改革的愿望。他写道：
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
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召聚许
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 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
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⑦ 经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的共同努力，创造社出版部终于 1926 年 3 月
15
日成立，《创造月刊》创刊号也于 3 月 16 日出版。此外，出版部还把创刊于
1925 年 9 月 16 日的《洪水》半月刊，自第二卷第十三期起收回来自印(原由
光华书局出版)。出版部的成立和《创造月刊》等刊物的出版，标志着创造社 后期的活动的开始。因而，可以认为郁达夫一直热心于恢复创造社活动，并
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的。
在郁达夫致力于复活创造社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郁达夫“硬把”郭沫若的爱情诗《瓶》(共 24 首)拿来安排在《创造
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这些诗，郭沫若本来是不愿意发表的。因而《瓶》
之所以能与读者见面，郁达夫可说是功不可没。而且，郁达夫发表《瓶》时 还写了一篇《<瓶>附记》。在这一短文中，透露了郁达夫的一种重要的文艺
观，即他认为“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就不 难理解他自己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了。
二是郁达夫写了一篇《历史小说论》⑧。这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 提倡写作历史小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历史小说有两种类型，“第
一种是我们当读历史的时候，找到了题材，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内容，灌注 到古代人身上去的方法。”“第二种历史小说，是小说家在现实生活里得到
了暗示，??向历史上去找出与此想像的事实来，使它可以如实地表现出这 一个实感，同时又可免掉种种现实的不便的方法。”怎样处理史实和艺术描
写的关系呢？他指出：
历史小说，既然取村子历史，小说家当创作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束缚的。
然而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也没有太拘守史实的必要。往往有许多历史家，常根据了
精细的史实来批评历史小说，实在是一件杀风景的事情。小说家当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在不至
使读者感到幻灭的范围以内，就是在不十分的违反历史常识的范围以内，他的空想，是完全可
以自由的。譬如我们大家知道杨贵妃是一位肥满的美女，我们当写她的身体的时候，只教使我
们不感到她是一个林黛玉式的肺病美人就够了。至于她的肉脚有几寸长，吃饭之前的身体的几
磅重，胸前的乳房有几寸高等问题，是可以由小说家自由设想的。批评家断不能根据了她的袜
来说小说家的空想过渡，使她的脚长了一分或短了一分。但是这种空想，也不能过度，譬如说 杨贵妃是一个麻脸，那读者就马上能根据历史上的常识，识破你的撒谎。
这样的一些看法，显然把历史小说的本质特征和写法作了异常精辟的论
释，表明郁达夫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素养。 同时郁达夫在这篇文章中，还透露了鲁迅准备写历史小说《杨贵妃》的
情况。他写道：
说到杨贵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了。朋友的 L 先生(指鲁迅——著者按)，从前老和我
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
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
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
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
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
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 的收场。
郁达夫还写道：
L 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 说界辟一生面，可惜他近来事忙，终于到现在，还没有写成功。
郁达夫这一番记述，把鲁迅要写《杨贵妃》的总体设想说得清清楚楚，
颇有认识价值。


2 南下中山大学


就在郁达夫和郭沫若致力于复活创造社期间，即 1926 年 2 月底，郭沫若 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他去做文科学长。在这之前，成仿吾已到广东大
学担任理科教授，并兼任黄埔军校修械所工作。郭沫若便想邀请郁达夫也一 道到广东大学去。那时，郁达夫住在上海四马路的振华旅馆。郭沫若前来跟
他商量，决定一道南下。此外，刚从巴黎回国的王独清也主动要求跟随郭沫 若一道前往。于是，郭沫若便给广东大学写了回信，表示接受聘请，并要求
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此外还表示希望能送旅费来。
3 月 10 日左右，郭沫若收到广东大学的回信，得知该校同意他的所有要 求，聘书和旅费 600 元也已托林祖涵(即林伯渠)的兄弟林祖烈带来。郁达夫
曾说：“广州中山大学，以厚重的薪金和诚恳的礼貌，来聘我们去文科教书 了。”⑨接到聘书和旅费的当天晚上，楼建南和湖畔诗社的凡位诗人在一家
小小的宁波馆子里，为他们饯行。可是，第二天早晨，王独清一个人跑到王 龙路找到郭沫若说：“路上不清静，海贼很凶，前几天才抢了一只船。”又
说：“广东的政局不大安定，怕有什么变动”。结论是，叫郭沫若“先去广 州看看形势，他和达夫后来。”⑩郭沫若听了后，有些失望地问道：“达夫
也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他他他??他叫我来对对对??对你说的。”王独清口吃的说。
“那我要去问他个岂有此理，学校早已开了课要我们赶快去。你们既要 观望，为什么早不说？”郭沫若有点激动他说。
“好好好??好的！我我我??我去同达达达??达夫讲，你你们?? 你不要动动动??感情。??”王独清一听郭沫若那口气，怕事情弄僵，便 更加口吃的说。
在这件事情上，表明郭沫若要到革命的中心地广州去的态度是很坚决 的。郁达夫却因为在北京和武昌吃够了苦头而显得比较慎重。可是，当他知
道了郭沫若的意见后，便再也没有说什么，于 3 月 18 日一道离开了上海。
郁达夫之所以南下广州，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正如他在《公开状答日
本山口君》(11)一文中所说的：“我觉得走消极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想一 改从前的退避的计划，走上前路去。所以我就不远千里的路往南方”。事实
上，他对当时南方革命确实是怀抱着满腔的希望的。
离开上海的那天，下着细雨，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等到码头替他们 送行。
郁达夫与郭沫若、王独清所乘的轮船，在海上航行的第二天，海里起了 较大的风浪，饭都不能吃，郁达夫只好在船舱里躺着。船航行到舟山岛外时，
又下起雨来。于是，郁达夫便陷入回想之中，“半年来的变化，病状，绝望， 和一个女人的不名誉的纠葛，母亲的不了解我的恶骂，在上海的几个月的游
荡，一幕一幕的过去的痕迹，很杂乱地尽在眼前交错。”(12)到第四天的早 晨，轮船便经过了汕头，进入了安全地带了。这时，郁达夫便觉得这一次的
航海，还算是好的，风浪不怎么大，一路上也没有遇着强盗。第五天午后 3 点多钟，轮船驶进珠江。这时，郁达夫站在船头上，看见天空灰暗，丝丝细
雨在下，珠江江口，汉港不少，小岛更多，远近不是嫩绿浓荫的高树，便是 方园整洁的农园。树荫下有依水傍山的瓦房，园场里排列着一丛丛一行行的
荔枝龙眼，中间还有粗枝大子的木棉树。看到这些美景，郁达夫觉得如在梦 境中，看得发呆了。
船在珠江上缓慢地行驶着。吃过晚饭，郁达夫再走出舱来的时候，四面 已经是夜景了。广州城的灯火，闪闪的的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又过了一段时
间，轮船终于开到白鹅潭停泊。郁达夫和郭沫若、王独清很想立即上岸，但 听茶房说晚上雇舢板危险，还不如明天早上去的好。于是，他们只好又在船
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天一亮，他们就雇了小艇，冒雨冲上岸来了。
他们快要上岸时，前来迎接他们的成仿吾笑着老远向他们叫喊道：“我 守候你们三天了。”
成仿吾带来的几个人，很快把他们的行李和书籍，安全地运上了岸。他 们先在一家旅馆住下，接着便去访林祖涵。但他不在家，却在他的书房里遇
见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 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13)得知他们的来意后，毛泽东
便给郭沫若、郁达夫和王独清介绍了广东的现状。不一会，林祖涵回来了， 毛泽东和他商量了一会，便告辞离开了。
当天中午，郁达夫、郭沫若和王独清在林祖涵家里吃午饭。午后，林祖 涵和成仿吾把他们引到广东大学接了头。至 3 月 28 日，他们才一同撇进广东
大学宿舍。
当时的广东大学，基本是由左派掌握的。郭沫若担任文学院院长。郁达 夫任文科教授，英文系主任。不久后，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创造社的
穆木天、郑伯奇也来到中山大学任教，于是，他们便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 州分部(地点在昌兴街)，由郁达夫负责。但因为郁达夫忙于备课和编写讲义，
《创造月刊》的第三期和第四期，都由成仿吾负责编辑工作。 那时，郁达夫对广州的印象不错，认为“南方的天地，自然要清明得多”
(14)。同时，他跟创造社同人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白天一道外出饮茶吃饭， 或一同到昌兴街创造社出版部，或其它地方游玩，晚上常常聚集到某一个人
的房子里闲谈。此外，郁达夫跟学生来往很密切。学生们都钦仰他的渊博知 识和文艺创作才华，加上他平易近人，喜欢跟学生交往，所以接近他的学生
特别多。他不仅经常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而且还经常在自己房里跟他们谈 天。当时踉他只有一板之隔的郑伯奇，经常能听到他跟许多学生谈笑的声音。
由此可见，郁达夫这期间是生活得较为愉快的。按照郁达夫自己的话来 说，是“初到广州，很有希望，很有兴致”(15)，“好容易到了广州，静息
了一年之半”(16)。


3 因故返京


1926 年 6 月初，郁达夫接到妻子孙荃的来信，得知龙儿病重的消息。随 即离开广州，经上海返北京。6 月 14 日到达上海后，住了两夜，为准备编辑
出版的《达夫全集》写了一篇《自序》。这时，他又接连接到了几份龙儿病 危的电报，便立即乘船北上。可是，当他于 6 月 19 日傍晚回到北京什刹海的
住宅时，龙儿因患脑膜炎死去，已经埋葬了 4 天多了。他敲门敲了半天，没 有人开门。他抬头一看，才看见了一张告示邮差送信的白纸条。顿时，他心
里明白了一切，立即赶到哥哥家中。
哥哥嫂嫂和身心疲惫的孙荃看到郁达夫回来了，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但 都没有说什么。随便吃了夜饭后，郁达夫和孙荃便上床就寝。两人照样没有
什么好心情说话，只是紧抱着痛哭??。
第二天，郁达夫便和孙荃一道去看龙儿的坟墓。他们先在一家南纸铺里 买了好些冥府钞票，预备去烧送给龙儿。到了妙光阁的广谊园莹地门前，早
已呜呜咽咽地哭着的孙荃才想到：一个小孩很难使用这些钞票。于是，他们 又到玻璃厂买了线有孔的纸钱。然后，把纸钱钞票在坟前烧化，孙荃哭着说：
“龙！这一堆是钞票，你收在那里，待长大了的时候再用，要买什么， 你先拿这一堆钱去用罢！”
这一天，郁达夫和孙荃一直在龙儿的坟墓上坐着，直到傍晚七时才回家。 临走的时候，孙荃还哭叫着说：
“龙！龙！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怕冷静的么？龙！龙！人家若欺你，你晚 上来告诉娘罢！你怎么不想回来了呢？你怎么梦也不来托一个呢？”
在哥哥家里住了两三天后，郁达夫为了追寻龙儿生前的遗痕，一定要孙 荃和他搬回什刹海的住宅来住。
搬回的那天，郁达夫在上屋看见一个被龙儿玩破了的花灯。他记得很清 楚，这个花灯是南城大姨妈送给龙儿的，只因被他自己烧破了一个窟窿，他 竟哭了好几次。
同时，郁达夫又在上房砖上看见几堆烧纸灰的痕迹。他便想道，这是龙 儿下殓时烧给他的。
此外，郁达夫看见院子里的一架葡萄和两棵枣树时，又即景生情，想起 去年采摘葡萄枣子时候的情景。那时，郁达夫爬上枣树摘取枣子，年仅 4 岁
的龙儿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望着他。他摘取一颗，丢入了龙儿的大 褂里，龙儿高兴极了，欢笑了许久。当他想到龙儿的神情时，心里痛极了。
尤其是夜晚入睡时，他最怕听见枣子从树上掉下来的滴答之声。
住了一些日子后，孙荃含着眼泪将龙儿患病前后的事情，一一讲给了郁 达夫听。
孙荃对郁达夫说，龙儿生病之前的一天午后，在门前玩耍，看见一乘马 车，马车里坐着一个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立即跑进屋里叫孙荃出来，说：
“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因为龙儿记得爸爸去年离京时所戴的，是顶 白灰呢帽。当马车开走后，龙儿仍然哭喊着：“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来吓？爸
爸怎么不回家来吓？”不管孙荃怎样慰说，他还不停地哭着。
孙荃还告诉郁达夫，龙儿患上脑膜炎之后，经常问她：“爸爸几时回来？”
“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尤其是将死的前五天， 他连续叫了几声爸爸。
当郁达夫听了这些后，感到十分痛苦和愧疚。认为自己“实在不该抛弃 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个小小的心灵，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 痛。”(17)
因为心情抑郁，和为了给孙荃一些精神安慰，郁达夫在家里住了三个多 月。在此期间，当他获悉鲁迅将去厦门大学任教时，于 7 月 30 日前去话别。
表明他对鲁迅确实怀有非同一般的崇敬之情。当他收到中山大学催他返校的 信后，他便于 9 月 21 日，把家从什刹海搬回巡捕厅胡同长兄处。然后，经上
海返回广州。
离京之前，郁达夫本来还想再上一次龙儿的坟的，但由于种种琐事缠身， 未能如愿。当孙荃送郁达夫上火车时，他心里还在为此恨事而感到心里阵阵
酸痛。他好几次想叫孙荃在两三天内再去妙光阁一趟，但看见她的憔悴和凄 楚的神情，又终于没有说出。
显然，郁达夫绝不是对妻儿没有真情的！


4 重返广州途中


1926 年 10 月初，郁达夫南返途经上海时，停留了十多天，写了一篇散 文《一个人在途中》，抒发失子伤痛和怜惜妻子的感情。同时，编辑了《创
造月刊》第五期付印。然后，乘船回广州。
10 月 19 日，船到汕头。郁达夫偕同黎锦明(黎锦晖之弟)离船登岸，访 留日同学李春涛(当时任《岭东民国日报》社长).并由许娥和冯瘦菊(冯铿的
哥哥)陪同下前往广东省农会驻汕头办事处访彭湃。但没有见到。当时，郁达 夫对工农革命运动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一些具体情形，便问倍同的人道：“潮
汕搞工农运动的，还有什么人？”
“农运首领是彭湃，工农首领是杨石魂。住总工会，要访他们吗？”冯 瘦菊回答道。
“好啊！虽不相识，见也无妨！”郁达夫立即这样表示。 于是，四个人便一同前往总工会。但是，正好杨石魂离汕头外出去了，
又未能见到。 然后，他们便穿街过巷，来到旧公园旁的风记茶店，登楼饮茶，吃面包
和杨桃。在这里碰见了搞工运的史达方。他向郁达夫介绍了工运的情况。郁 达夫抽着烟，静静地听，显示出严肃的沉思的神情。接着，许娥又向郁达夫
介绍了汕头地区的新文学团体火焰社的情况，并代表火焰社表示对创造社的 好感和对他的敬慕。
郁达夫听他们的介绍后，心情逐渐激动起来，颇为感慨他说：“我来广 东，自然可以说是对革命的向往。但从离开上海，至今心境一直有些忧郁，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快活。感到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投机分子，别的可以 投机，为什么革命不可以投机呢？有的甚至是军阀，摇身一变，便成了所谓
革命人！??。” 许娥听到他的这番感慨之言后说：“目下是革命高潮，广东又是革命根
据地，郁先生来了，总的印象还好吧？”
“当然，和北方不同。但你们年轻，凡事乐观。这是幸福的。我虽则年 纪大不了多少，但又老态了，有些悲观。”郁达夫说。
“大抵文学家理想太高吧，碰上现实，难免抵触？”冯瘦菊这样问。
“也许如此。但不一定，我们郭大哥(指郭沫若)便乐观多了，他正在大 干特干呢。”郁达夫答道。
此外，郁达夫还说：“春涛本来是个公子样的人物，彭湃出身大地主、 基督徒，想不到他们献身革命！”(18)
从郁达夫的这些谈话可以看出，他虽然一直东流西荡，家庭生活不甚愉 快，精神一直处于忧郁感伤之中，但他却对广东的革命是有所向往和关注的，
而且已开始觉察到和思考着当时革命中的某些复杂的问题。这就表明，他的 思想已从一般的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满，发展到密切关心革命形势的发展 了。


5 辞去中山大学教职


1926 年 10 月 20 日，郁达夫回到广州。这时的广东大学已改校名为国立 中山大学，有关当局委派戴季陶、顾孟余、徐谦和丁维汾五人组成校务委员
会，由戴季陶任主任。郁达夫被改聘为法科学院教授，于 11 月 2 日由文科学 院搬至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当他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几个书箱打开一
看时，发现他非常喜爱的书籍，被糟蹋尽了。他向来视书如命，把书看作为
“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19)。书籍的受损，使他受到莫大的打击，悲愤 之极。他在日记中写道：“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
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界上真的有没有天帝 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20)他甚至表示，“这一回真后悔来此，真后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
(21)由此可以想见，经历了种种人生的坎坷生活后的郁达夫，当时的心态是 何等的苦痛！
这时，郁达夫经常思念在北京的妻儿。他耽心孙荃不知如何度日，今年
3 月出生的熊儿是否安好。他希望着早日解除他们贫贱夫妻的千里相思之 苦，能够“合住在一块儿”相依为命。他不时给孙荃汇款，并托唐有壬带燕
窝给孙荃滋补身体。此外，他还时常想起妻儿时，便伤心地哭，有一次竟然 躺在床上哭到天亮！
这种惦念亲人的痛苦之情，并没有影响郁达夫的工作。他认真教学，与 学生相处得很好。戴季陶还请他兼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要他创办《中山大
学小丛书》。他答应后，便尽力草拟好《中山大学丛书出版计划书》。
可是，郁达夫的心情一直是苦闷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广州生活了一段 时间后，逐渐对国民政府产生了怀疑和失望。这种心情，在他这时的日记中 有较多的流露：
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22) 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可怜我也老了，胆量缩小了。(23)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涎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 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24)
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25)
这些颇为愤激的活，表明郁达夫对于当时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人的本质已 有深刻的认识，并对他们不抱任何的幻想。可见，郁达夫具有高度的政治敏
感性和观察力，并保持着他向来所具有正义感。
正当郁达夫在这样苦闷的情况下，准备早日离开广州之时，他与成仿吾、 郑伯奇、王独情等于 11 月 21 日商议整顿上海创造社出版部(郭沫若已于 7
月参加北阀，未参加)。当时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比较混乱，期刊未能正常出版， 帐目也不清楚，他们耽心难以维持下去。商议结果，大家推选郁达夫担任总
务理事，要他尽快去上海一次，把出版部整顿好，并主编《创造月刊》和《洪 水》半月刊。这时，上海的蒋光赤也给郁达夫来信，要他在上海专编《创造》
月刊，和从事文学创作。对此，他是有顾虑的。正如他说的，“我心里却很 怕又要弄得精穷”(26)。可是，出于责任感和事业心，他还是接受了同人的 要求。并于
10 月 30 日向中山大学校方提出辞去各项职务的辞呈。
郁达夫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和出版部主任的次日，便觉得自己是一个失业 者了，因而“心里的郁闷，比平时更甚”(27)，但他还是去了创造社出版部
广州分部，跟成仿吾商谈整理上海出版部的打算，一直谈到晚上 10 时，才作 了大体上的决定。而且，他还准备在上海住一个月后，便返北京去接家眷。
郁达夫即将离开广州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崇仰他的青年学生部前来看望 他，或跟他合照留念，或一道游玩，或设宴话别。特别是郭汝君对于郁达夫
即将离去，颇为伤感，特地于 12 月 2 日 3 日陪郁达夫玩了两天。除了看电影， 照相外，还一道坐着小艇，上荔枝湾去散心，给郁达夫留下很深的印象：
和他出去照相馆照相。离情别绪，一时都集到了我的身上。?? 照相后，去西关午膳，膳后坐了小艇，上荔枝湾去。天晴云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云
山，只见一座紫金堆，横躺在阳光里，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这里却将交入残冬了。
一路上听风看水，摇出白鹅潭，横斜又到了荔枝湾里，到荔香园上岸，看了些凋零的残

景，衰败的亭台，颇动着张翰秋风之念。??(28)
因为学生的盛情，也使郁达夫出现了极为狼狈的事情。12 月 3 日晚上， 许多年青学生宴请郁达夫，白薇也在座。席间，郁达夫喝酒很多，醉了。散 席后已是
10 点多钟了，他又跟白薇等 3 人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到 12 点看完电影出来时，酒还未醒。于是，他一个人送白薇回住地时，心里“起
了危险的幻想”(29)，即想抱吻白薇。对于白薇，他是一直抱着矛盾的心理 的。11 月 14 日，郑伯奇告诉他：“白薇来广州了”，意思是叫他去和她接
近接近，以便发生一点新的情趣。而他却认为自己“老了”，没有这种“闲 情”了。可是，落寞中的他，除了用烟和酒解闷外，却又喜欢常常跟白薇往
来，一道外出游玩，并力劝白薇“无论如何要正式结束与李家的罪恶婚姻关 系”，鼓励她“坚定地走文学的道路，而且要打开眼界，看到国家民族”(30)，
使她很受感动。而且，当时就有人偷偷告诉白薇，说郁达夫有意追求她。白 薇听了后，曾吓了一跳，从此不敢单独接近郁达夫。也许正因为这样，郁达
夫一直没有跟她有更深一步的接触。然而，郁达夫在这次单独送白薇时，终 于产生了冲动，“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31)，幸好，
郁达夫终于用理智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
终于扬声别去。”(32) 郁达夫的狼狈不止于此。当他送了白薇后，已不能回学校了。这时天又
开始下着微雨。他便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深夜一点多钟到了那里， 走了许多巷陌，寻找下等妓馆。幸好都已闭门睡了，否则他又将陷了进去。
各处酒楼，却仍热闹之至，洋溢着弦歌声和打麻雀声。但他没有钱，只能隔 雨望红楼，他在雨中飘泊了许久，终究感到捱不到天明，便坐洋车到了东堤，
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艇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他叫一个 老举来伴宿，他只是摇头不应。那时，他感慨系之，长吁短叹，偷眼看着艇 妇的睡态，于
5 点多钟的时候才入睡。至七点多钟醒来后，他立即爬出了乌 冷的船篷，爬上了冷清的堤岸，如同罪人似的跑回学校的宿舍。
显然，这次的经历，表明郁达夫的浪漫本性实在是不容易改变的。
12 月 7 日晚，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和其他朋友共 20 余人，为郁达夫举 行了 30 生辰的庆祝宴会，实际上也是为他饯行。席间，郁达夫念了自己写的
《风流事》： 小丑又登场。
大家起，为我举离觞。 想此夕清樽，千金难买， 他年回忆，未免神伤。 最好是，题诗各一首，写字两三行。 踏雪鸿踪，印成指爪， 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 只几篇小说，两鬓青霜。 谅今后生涯，也长碌碌。 老奴故态，不改佯狂。 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
据白薇后来回忆说：“那是革命的聚会，文思勃发的聚会。这次会上， 话题很多，话锋激荡，对社会时弊切中要害，我虽尚不敢高谈阔论，但深有
同感。席间，我尤其佩服郁达夫先生的态度??”。(33)可见，这次宴会是 开得很热烈，很成功的。
12 月 13 日晚上，成仿吾、郑伯奇在聚丰园为郁达夫饯行。白薇已于这 天回湖南，故席间没有她。她走前，送了一张照片给郁达夫。他看了后觉得
“很灵敏可爱”。同时，她走的前夕，还在创造社出版部楼上跟郁达夫谈至 深夜二时。因此，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白薇去了，想起来和她这几日的
同游，也有点伤感。可怜她也已经白过了青春，此后正不晓得她将如何结局。”
(34)
12 月 15 日，郁达夫登上去上海的客轮，但因风大，客轮延至 17 日才启 航。他在离开广州前夕的日记中写道：
??此番上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坚不坚。
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
??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 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35)
轮船启航后，于 12 月 21 日到福建的马尾港，并停泊了 3 天。郁达夫上
岸参谒了罗星塔畔的马水忠烈士庙，游览了南台和福州。风光。在福州，他 到了督军署观看，上了粤山了望。给他的印象是：“革命军初到福州，一切
印象，亦活泼令人生爱。??北望望海楼，西看寺楼钟塔，大有河山依旧， 人事全非之感。”三天后，轮船继续开行，但因风大，直至 12 月 27 日才到
达上海。
注：
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92 年版。
②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92 年版。
③郁达夫：《送仿吾的行》，《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郁达夫：《送仿吾的行》，《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郁达夫：《尾声》，《创造月刊》第一期。
⑥郁达夫：《尾声》，《创造月刊》第一期。
⑦郁达夫：《卷头语》，《创造月刊》第一期。
⑧《创造月刊》第二期。
⑨郁达夫：《光慈的晚年》，《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⑩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92 年版。
(11)《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2)郁达夫：《南行杂记》，《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3)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92 年版。
(14)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 出版社 1982 年版。
(15)郁达夫：《闲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6)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中》，《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7)郁达大：《一个人在途中》，《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8)许娥：《郁达夫到汕头》《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湖南 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19)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0)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2)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3)郁达大：《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4)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5)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6)郁达大：《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7)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8)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9)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0)白薇：《回忆郁达夫先生》，《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31)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2)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3)白薇：《回忆郁达夫先生》，《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34)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5)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八章在时代方向转换的时候


1《广州事情》


到达上海的当天，郁达夫和田汉在创造社出版部住了一夜。12 月 29 日， 住进艺术大学。
1 月 3 日晚，郁达夫和田汉、蒋光慈去俄国领事馆观看“伊尔玛童感” 的新式舞蹈。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苏联的艺术。伊尔玛带领的舞蹈队员，都是
苏联莫斯科国立舞蹈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所表演的舞蹈，“都带革命的意义， 处处是‘力’的表现”。这使郁达夫感到别开生面，颇受鼓舞。认为“以后
若能常和这一种艺人接近，我相信自家的作风，也会变过”，“努力于新的 创造”。①
郁达夫回上海的任务是整顿创造社出版部和主编《创造月刊》、《洪水》 等刊物。于是，他很快便住进闸北宝山路三德里 All 号创造社出版部，着手
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并不是只埋头于此，而是热心地关注和思考着当时革 命中的复杂现象。1927 年 1 月 7 日，他便写了政论《广州事情》一文，以曰
归为笔名发表在 1 月 16 日出版的《洪水》二十五期上。
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以自己在广州期间所观察到的复杂现象，揭露当 时革命队伍中隐藏的严重问题，甚至可以说指出了革命的危机。他指出，“说
国民政府中有左右两派，都是不通之论，实际上只有一派在那里扬威作事”， 甚至认为“在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
漠不相关的前世的伟大。”而“真正欲为民众谋利益的人，说话不灵，献计 不取”。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当时的国民政府已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
势力操纵了。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对待学生和学校校长采取“高压手段”， 不许批评，开除思想进步的学生和教员，对农工商界进行分化，利用，使它
们之中发生“冲突”和“争闹”。
同时，郁达夫也指出，当时虽然右派的势力得势，但左派的势力并没有 消失，“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效的，不过现在不是起来作总账的时候，他们还
潜伏在社会的下层里，在作基础建筑的水门汀而已。”
此外，郁达夫还作了这样的论断：“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 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
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 不过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打倒之先，我们必须牺牲理想，暂且缄守沉
默，来一致的作初步的工作。”在郁达夫的理想中，当时的国民革命应是“中 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和“世界革
命的初步”②。然而，实际情形自然与此相距甚远。但是，当时的革命民众 却只能先与右派势力一道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然后，“作第二次工作的准
备”，消灭“这种畸形的现象”，“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
所有这些看法，表明郁达夫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极为关注当时革命阵营 中的情形，具有锐利的目光和深刻的见解。而且，他还是最先站出来公开揭
露右派势力的真实面目的人。至于他所作的揭露，也是能够起到促进人们认 识右派势力的本质及其危害性的积极作用的。
可是，郁达夫却于 2 月 12 日收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指责《广州事情》“倾 向太坏”。他不以为然，反而耽心郭沫若“要为右派所宠络了，将来我们两
人，或要分道而驰的。”③3 月 1 日，成仿吾又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八 期上发表《读了<广州事情>》一文，公开批评郁达夫。他说：“我觉得曰归
君的毛病，一在于观察不切实，二在于意识不明了，三是在于对革命的过程 没有明确的认识，四是在于没有除尽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至于这篇文章易为
反动派利用，曰归君尤为不能不负责任。”受到这样的批评，郁达夫心里想 不通，认为“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
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④郭沫若、成仿吾之所以对郁达夫的文章表 示不满，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然而，严正的历史，却已证明了郁达夫当
时能够写出并发表这一文章，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可以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郭沫若不久看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的真实面目后，不是也愤而离开他，
并撰写了《且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著名的讨蒋檄文吗？


2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日子里


郁达夫因为对蒋介石及右派势力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他们一直 不抱任何幻想。1927 年 3 月 28 日，他得知有人想邀他去接收东南大学时，
他明确表示“只能在教书方面帮忙，别的事却不能出力”⑤。第二天，他从 报上看见吴稚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的消息时，他又认为吴稚晖是一位“光爱
说话而不能办事”的人，不可能把“积弊难翻的东南大学办好”。而且他认 为那时“还是前期遗下来的小政客型的狗东西居多，讲到有气节的清廉的教
育家，恐怕还一个也没有。办大学同设衙门一样，不过一般无聊的人，想维 持自己的饭碗，扩张自己的势力，在阴谋诡计中间想出来的一个光明的项目
而已。??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⑥。可见，他对 当时国民党右派势力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尽管郁 达夫从 3 月
2 日开始在上海法科学院讲授德文，但只不过是为了每月领取 48 元薪金，以弥补生活而已。
自从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势力占领了上海后，他们一直在暗地里紧锣密鼓 地策划和准备着一场政治大阴谋，，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妄图
把共产党和革命者斩尽杀光。郁达夫出于高度的敏感性，可谓及时预料到了 这一“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早在 1927 年 1 月 17
日，郁达夫就在《无 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⑦一文中，极为精辟地指出：“现在中国在
政治舞台上专政的人物，和握有兵权的人物，??他们要利用民众的时候， 不妨造出很动听的话来打倒比他们更大更有实力的旧阶级，而万一事功成就
之后，或竟至事功半就的时候，他们的根性，就会发露出来，要压迫大多数 的民众了，这虽是无论那一国的革命史上必见的事实，也是全民革命的过程
中必经的道路。然而不幸我国的革命，在未成熟的初期，就发现了这一种险 象。”他在 4 月 8 日撰写的政论《在方向转换途中》再次强调指出：
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还是中国人脑筋里洗涤不去的封建时代的英雄 主义。
现在当革命运动还未完成的中间，武力当然是革命的重心。然而当全民众还没有武装，
有兵器的阶级，还自成一个阶级的时候，这一种武力，很带几分危险性，尤其是在中国。。革 命当然是一种暴力行动，这一种暴力行动的直接

演动者，当然是革命的军队。然而这些军队，对于革命没有了解，他们就要以革命的成
功，作为他们一个阶级的特异功绩，反过来就可以继承旧日的军阀，而再来压迫群众。
??革命运动不入这一条黑暗之路则已，一入这一条黑暗之路，则中国的民众，中国的 无产阶级，至少要吃十年的大苦。
从这些论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当时可能出现的严重情况是有足够的估
计的。这实际上起到了及时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阴谋的作用，同时也给人 们敲响了警钟。
不仅如此，郁达夫还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
所以在这一个危险过程中，我们民众所应该做的工作，自然只有两条：第一，把革命的 武力重心，夺归我们的民众；第二，想法子打倒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
在这里，郁达夫实际上是在号召革命者和革命民众必须掌握枪杆子，打
倒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势力。 这就表明，郁达夫无愧为在时代方向转换时候的一个有识者和勇毅者！
果然不出郁达夫所料，他写完这篇文章后几天，“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果然发生了，无数的革命者和民众遭到了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 遭失败。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势力这样的所作所为，郁达夫是深恶痛绝的。 他在 4 月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
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 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队内
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 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赶车，不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 敢言。??
4 月 22 日日记又写道：
??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 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
尤为可贵的是，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郁达夫不但没有被
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的屠刀所吓倒，反而激发了他的奋斗精神。他曾这样激励 自己：
??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自暴自弃了。 奋斗的初步，就想先翻一两部思想新彻的书，以后如有机会，也不妨去做实际的革命工

作。
于是，郁达夫于 4 月 28 日撰写了《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一文， 刊载于 6 月 1 日日本《文艺路线》第四卷第六期。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揭
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
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 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现在还要反过来，勾结英帝国主义者、日
本资本家和支那往日的旧军阀旧官僚等，联合成一气，竭力的在施行他 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我们觉得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比旧军阀更有碍 于我们的国民革命??
4 月间，郁达夫还在由何畏起草、鲁迅领衔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 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上签名。他将这一《宣言》发表在他编辑的《洪水》
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宣言》谴责英法等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屠杀中国工人的 罪行，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郁达夫这些言行，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并采取软硬兼施的
手段来对付他。但是，郁达夫丝毫没有屈服。5 月 10H 中午，郁达夫在一次 宴会上，听有关人士说国民党反动当局“可以保证创造社不封”，但要以他
去“为他们帮助党务”为“交换条件”，他立即“托病谢绝”⑧。5 月 23 日， 郁达夫应邀去新新酒楼吃晚饭，同席者还有胡适、王文伯、周鲠生、王雪艇
等人。席间主人李某极力引诱郁达夫“出去做个委员”，也遭到他的拒绝。 国民党当局眼看对郁达夫难以利诱，便于 5 月 29 日到创造社出版部搜查，逮
捕职工数人。幸好郁达夫早一天托病去了杭州暂避。可是，在这次搜查中， 国民党当局仍调查了郁达夫在杭州的住址。
郁达夫的这些言行，充分说明了他在那充满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何等勇 敢和坚毅！当时有些革命文人由于革命的失败而消极颓店，而他却有昂扬的
斗志，就更是显出他的不凡！这也表明，在有关国家及人民命运和前途的大 是大非问题上，他是爱憎分明，毫不含糊的。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则是
因为他这时对无产阶级革命乃至共产主义已有了初步的信念。这在他这时写 的不少文章和日记中都有鲜明的反映的。譬如，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
阶级的文学》一文中就曾明确地这样表示：“??在一个革命的过程之中， 我们所希望的，第一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反过来说，就是现在的那一种新
军阀新官僚新资产阶级的打倒。”


3 文艺观发生变化


随着时代的激变和郁达夫政治信念趋向于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因而，他 这时的文艺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1917 年 1 月 17 日，郁达夫写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一 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郁达夫政治信念和新的文艺观的宣言。他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末达到以前，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不会发生的。
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没有完成之先，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就不
会有。(因为若有了这自觉意识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成功了。)没有自觉意识的阶级文学
是不会成立的。第二，文学的产生，须待社会薰育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完成的时候，社会
的教育，社会的设施和社会的要求，都是和无产阶级文学相反的东西，在这一种状态之下产生 的文学，决不会是无产阶级文学。
现在中国，虽然有几个人在那里抄袭外国的思想，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者竟有一二
人模仿烧直，想勉强制作些似是而非的无产阶级的作品出来，然而结果毕竟是心劳手拙，一事
无成，是不忠于己的行为。我在此地敢断定一句，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 己来创造，而这创造成功之日，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在此当中，显而易见，郁达夫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的。
这是他这时对革命和对文学所持的基本态度。因而，可以认为他的文艺观开 始有了质的变化。自然，在他的看法中，也是不无偏颇的。这是受到时代条
件的局限和他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的缘故。
4 月 8 日，郁达夫写了《<鸭绿江上>读后感》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 驳斥了当时有人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谬论，认为“目下中国读者，大家都在
要求无产阶级的文学”，“至少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文学，让一步来说，也应 该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而且，他对无产阶级文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在这一个时代，我们所渴仰的文学，并不是仅仅乎煽起一点反抗的心情，或叫喊一阵苦
闷的那一种革命先驱的文学。若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一句话是真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时
代里所要求的，是烈风雷雨般的粗暴伟大，力量很足，感人很深的文学，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 跃动的、有新生命的文学。
基于对无产阶级文学这样的要求，郁达夫在充分肯定蒋光慈的短篇小说
集《鸭绿江上》“篇篇都是同情于无产阶级和反抗军阀资本家的作品”的同 时，又认为“每篇中所有的感情，意识，还不能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
感情和阶级意识，表现得十分真挚。”这些看法，无疑都是正确的。
4 月 11 日，郁达夫写了《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一文。在这一文中，他 这样表示：“我想夸一句大口：‘中国的将来，是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文学
也是无产阶级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最为集中地表达了他当时所持有的 政治上和文学上的信念。
此外，郁达夫还于 7 月 11 日所写的《电影与文艺》⑩中，提出了艺术必 须反对低级趣味的看法。他说：
在现代社会思想极盛的潮流里，我们所要求的艺术当然是大众的艺术品，稍一不慎，就 要流为填补低级趣味的消遣品，而失掉真正的艺术品的固有性质。
大凡一种真正的文艺作品，不管它是不是第一流的创作，我想多少总有一点作家的个性
和艺术品的骨气在内的。市气很重，而又完全为迎合读者的心理的投机货，我们不能承认它是
文艺作品。所以电影的导演者，若真正于打算金钱之外，更有爱好的灵心的时候，那么所导演
的片子里，那种低劣的挑拨的场面，必须减少下去。从此更进一步，我们就可以达到提高一般 趣味的目的了。
仅从以上所说的来看，郁达夫的文艺观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而
且显得颇为激进。这就表明，他是一个属于站在时代前列的进步作家。


4 脱离创造社


正当郁达夫的思想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勇敢地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国民 党反动派的时候，他却与创造社同人发生矛盾，并决定脱离创造社。他于 1927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刊登了《郁达夫启事》：
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
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 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11)
从此之后，郁达夫便完全脱离了创造社。 那么，郁达夫为什么决意脱离创造社呢？其原因在于，他与创造社同人
在不少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其一，彼此对于发表《广州事情》等文的看法不同。前面已说过，郭沫
若曾写信批评郁达夫发表《广州事情》“倾向太坏”，成仿吾则更是发表文 章公开批评了郁达夫这篇文章的种种“错误”。1927 年 7 月创造社出版部受
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成仿吾还认为这是由于郁达夫的几篇文章招来的 祸。他当面责备郁达夫道：“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那种文章，致使
创造社受了这样的惊慌和损失！那些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 不做的好！”(12)对于他们所作的指责，郁达夫是很不服气的，认为自己没
有错，倒是他们对蒋介石这样的新军阀不敢反抗。他曾在《对于社会的态度》
(13)一文中说：“我的要和创造社脱离关系，就是因为对那些军阀官僚太看 不过了，在《洪水》上发表了几篇《广州事情》及《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
文字的原因。当时的几位老友，都还在政府下任职，以为我在诽谤朝廷，不 该做如此的文章。后来又有几位日本文艺战线社的记者来上海，我又为他们
写了一篇更明显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的文章，这些文字，本来是尽人欲 说的照例的话。而几位老友，都以为我说得过火了。??我看了左右前后的
情形，深恐以后再将以文字而召祸，致累及于创造社出版部的事业经营，所 以就在去年 8 月 15 日的《申报》、《民国日报》上登了一个完全与创造社脱
离关系的启事。这是我和创造社所以要分裂的实情实事，由此看来，也尽足 以证明创造社诸公的如何稳健持重，如何的是现在革命政府的忠实同志了。”
由此可见，由于对《广州事情》等文章持有不同看法，是导致郁达夫脱离创 造社的主要原因。
其二，彼此对于整顿创造社出版部存在不同看法。郑伯奇说过，郁达夫
“事前未和大家商量，就全盘改组，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意见。(14)对 于创造社同人这方面的指责，郁达夫未在有关答辩文章中说及。但是，从他
当时的日记中所说的有关情况来看，他对创造社出版部中人是很不满的。譬 如：“在出版部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说又有两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
出版部的数千块钱去不计外，还有另外勾结一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心 里真是不快活，人之无良，一至于此。”(1927 年 1 月 11 日日记)“午后三
点钟回到创造社出版部来，内部的情况愈弄愈糟了。”(1927 年 1 月 11 日日
记)“午饭后，在出版部计划整理事宜，发现了许多阴事，难怪创造社出版部 要亏本了。??办事人有将公款收入私囊的，被我发现了一件，懊恼之至。”
(1927 年 2 月 17 日日记)“从前出版部里用过的几个坏小子，仿佛正在设法
陷害我，因为我将他们所出的一个不成东西的半月刊停止了的原因。”(1927 年 2 月 28 日日记)??同时，郁达夫曾“锐意于创造社的革新”，竭力想把
创造社出版部整顿好，亲自查帐，清帐，催债，批阅函件，修改出版部办事 细节，草拟发展计划，经常忙于深夜。可是，创造社同人对他所做的事情却
深为不满，连当时管理创造社财产的成某(成仿吾的亲戚)也对郁达夫“明显 的表示了反抗的态度”(15)。这自然造成了郁达夫的不愉快，并成为他要脱
离创造社的一个原因。
其三，创造社同人对郁达夫有所怀疑和不信任。这正如郑伯奇所说的，
“达夫改组出版部以后，半年间《创造月刊》只编印了一期，但他却参加了
‘新月社’编辑会议，这就更引起大家的怀疑和不满。”(16)郭沫若也曾认 为，“那时候达夫和上海新月社的人们太接近了，那些人们是在孙传芳、丁
文江的羽翼下的，因此便遭到了创造社小朋友们的反对。”(17)其实，郁达 夫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于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还是认真负责的。除
了编辑出版了《创造月刊》第六期外，还编辑出版了《洪水》第 25、26、27、
28、29、30、31、32 期。他之所以只编了《创造月刊》第六期，是跟受到了 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有关的。郁达夫在 1927 年 2 月 14
日的日记中写道：“《创 造月刊》六期，已于昨日印出，然不能发卖，大约这虐杀的恐怖不去掉，我
们的出版品，总不能卖出去的。”至于郁达夫跟新月社的人有较多的接触， 甚至参加过《新月》的编辑会议，这是由于他喜欢广交朋友的性格所决定的，
而且他跟徐志摩还是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有一定的友谊。重要的是，他跟 他们的交往并没有造成对创造社的什么危害，反而有过益处。譬如，当郁达 夫于 1927
年 1 月 14 日听说上海当局要查封创造社出版部时，曾托徐志摩给
丁文江写了一封信，结果丁文江回信说：“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
(18)。又如 1927 年 7 月国民党当局要查封创造社出版部时，胡适曾替创造社
“辩剖了究竟”，使郁达夫到警察厅去把创造社出版部接受回来。后来，郁 达夫也没有继续跟着新月派的人跑，而且于 1927 年 6 月 30 日便认识到“他
们都是新兴官吏阶级，我决定以后不再去出席了。”(19)可是，创造社同人 不但不理解郁达夫，反而对他持怀疑和不满的态度。这就必然会引起郁达夫
的不快，并导致他脱离创造社。
基于这些情况，当成仿吾于 1927 年 7 月 31 日从广州到上海后，郁达夫 便决定“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全部交出”，“从此脱手”。至 8 月 15
日，他 又在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脱离创造社。这实在是一种必然之举，是可以理解 的。自然，这是创造社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彼此不理解而导致的
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5 闪光的思想


然而，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绝不是消极的行为，而是为了更无顾忌地投 入社会斗争。
1927 年 9 月，郁达夫和几个年青人创办了小型旬刊《民众》作为战斗阵 地。他亲自撰与了《发刊词》。在这《发刊词》中，他指出了大革命失败后，
即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统治下民众的悲惨处境：
我们把这里问题一想，才知道目下的中国，虽则在社会意识上，没有民众的存在，在利
益上没有民众的分儿，然而实际上，填在社会的最下层。时时刻刻，各到各处，在那里受到压
榨，被宰割的，仍然是民众。中国的民众，仍然是有的，那些坐洋车，穿制服，登启事，住洋
房的人，仍旧是少数。真正的在从事于创造，耕种，服役，而又到处在被杀被欺的，仍然是多 数。

多数的民众，现在在水深火热之中。??
同时，他表示他“能看得出鬼域的原形，”“将所见所闻，和所受的， 赤裸裸地叫喊出来”，目的在于“要唤醒民众的醉梦，增进民众的地位，完
全民众的革命”。此外，他还号召被压迫的民众联合起来：
我们是大多数者，是将来的大革命的创始人。革命的民众，大家应该联合起来！这样 的发刊词，清楚地表明了郁达夫这时的政治态度，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鬼
域的原形”，希望民众觉醒起来，重新进行一次革命。
在《民众》旬刊的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了于 1927 年 9 月 2 日写的《谁 是我们的同伴》一文。这是一篇具有闪光的思想和强烈的战斗性的政论文章。
首先，指出大革命彻底失败了。其表现是：“近几个月来的以共产两字 而被杀的冤鬼，如数数看，还数得清么？我们的革命在哪里？我们的革命的
结果在哪里？”“一本马克思的传记，还不敢公然发表的中华民国，究竟是 什么政体？在我们中国，文学团体，也可以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罪名来解
散，讨论学术的会议，也可以以秘密结社的名义来拘人。??我们中华民国 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又在哪里？我们人民的负担有过轻减的
没有？最近的苛捐的骤设，得过了我们人民的同情没有？”“试问我们背犁 头握镰刀的老百姓，手里没有兵权，朝里没有亲戚的知识阶级，要想去做一
点政治工作，要想去为人民服务，要想去凭良心握一点政权，这事情办得到 办不到？”“革命革命，革到如今，除我们老百姓死于刀枪弹丸者不计外，
即以现在还活在这里的民众来讲，他们的倒悬状态，究竟减轻了一点没有？” 所有这些铁的事实，有力地表明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确实是彻底失败了，人
民大众的地位和命运没有得到丝毫改变，更加“倒悬状态”之中。
同时，揭示了大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郁达夫说： 这些失败，这些革命的不成功，它的原因究竟是在哪里的呢？是在我们认不清同伴者。
我们都被那些同伴者所卖了。这一论断，是深刻的，符合实际的。在大革命中，
许多革命者确实没有看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比旧官僚更恶毒的流氓新政 客”的反动本质，把他们当作革命的伙伴，最终吃了大亏，葬送了革命。而
郁达夫却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表明他是具有政治目光的文人，难能可贵。
此外，号召“将政权夺回”。郁达夫已认识到“将政权聚集在一处，使 少数投机者去行寡头政治，是不行的。”即是说，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抱任何
希望。而且，他直截了当地发出这样的号召：
我们要将政权夺回，使它属于大多数者才可以。那些比旧官僚更恶毒的流氓新政客是卖
民众、卖朋友的恶党，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们若要革命，不得不先打倒这一个新官 僚阶级。
在这当中，表现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多么强烈的憎恨之情，而要打倒它的号召 又何等豪壮和励人心弦。
最后，认为必须依靠农民才能获得革命成功。郁达夫认识到中国的民主 革命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农民从来没有作过中
枢。”而农民，却是“组成中国社会的重心阶级”。而且，他从湖南农民运 动中看到了农民阶级蕴蓄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因而，他提出这样的主张，即
“我们应该早一点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应该早一点去锻炼我们的多数者武 器”。他说这一番话的时间，正是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期间。这就表明，他
这时就能认识到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很不简单的。 接着，郁达夫又于 9 月 14 日写了《乡村里的阶级》一文，发表在 1927
年 9 月 21 日《民众》旬刊第二期上。在这一文中，他对农村的阶级作了分析， 认为可分为四层。其中第一、二层，即农村的无产劳动者和自立的小农，“都
是我们的同伴者”，只要把他们结成“一条联合战线”，那么打倒“少数者 之大地主和资本拥有者，真是势如反掌的容易了。”这表明他对农民的阶级
分野，谁是革命的力量，谁是革命的对象，已有了正确的认识。
此外，为了有利于发动农民起来革命，郁达夫还于 9 月 3 日和 14 日分别
写了《农民文艺的提倡》(21)和《农民文艺的实质》(22)，大力提倡农民文 艺。他说：“我总觉得在农村革命之中，一种农民文艺的提倡，是不可少的。
因为这是极有效力、极经济的宣传方法。”(23)而且，他对农民文艺的写作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我们能有热烈的同情，和坚决的意志，去观察农
民生活，研究农民疾苦，如实地写出来”，“有地方色彩”，“为农民申诉， 为农民呼喊”，“开导农民，启发农民??和教示农民以如何的去开拓将来”。
(24) 从郁达夫的这些思想见解来看，他是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刀光剑影，
而毫无惧色的。而且，他在竭力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探讨新的革命途径。 而其所得到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跟毛泽东当时的主张
相接近的。在当时的作家中，他实在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


6 辛勤笔耕
在 1927 年间，郁达夫不但思想异常激进，而且写作也很勤奋。 从广州到达上海不久，即 1927 年 1 月 10 日，郁达夫就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创作力还并不衰，勉强的要写，也还能够写得出来，且趁这未死前的 两三年，拚它一拚命，多做些东西罢！”(25)而且，他拟了一份可为可观的 写作计划。
结果，郁达夫在这一年中，写了《过去》、《清冷的午后》、《微雪的 早晨》、《祈愿》、《迷羊》和《二诗人》等六篇小说，还写了好些政论和
其它著译，将近五十篇。这在他的创作经历中是不多见的，可以称得上是他 写作数量最多的一年。从前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政论文字是富有
革命性的。至于他的六篇小说，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和对人生作了一定的 探讨，风格趋于写实与抒情相结合。但是，跟他这时的文学思想还相距较远。
这是跟他的生活实践的局限有密切关系的。
同时，郁达夫还编辑并陆续出版了《达夫全集》五卷。即《寒灰集》、
《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和《敝帚集》。这是郁达夫七八年写 作生活的一个小结，也是他希望有新的超越的表现。正如他所说的：“年纪
到了三十，心里又起了绝大的幻灭，今后如何的活过去，虽不能预说，然而 近一年来，日夜在脑里汹涌的愤世的洪涛，我想过几年后，总能找出一个适
当的决裂河口，变程流出。现在我所感到的，可以是说中道的悲哀，歧途的 迷惆，若有所成，若有所就，总不得不期于最近的将来。”(26)由此可见，
告别过去，期望有新的作为，成了他的急切的心态。
注：
①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 社 1982 年版。
③郁达夫：《穷冬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郁达夫：《穷冬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郁达夫：《五月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⑨《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⑩
第九章与王映霞热恋


1 一见钟情


1927 年，在郁达夫的个人生活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与王映霞热恋。 郁达夫由广州到达上海不久，大约是 1927 年 1 月 7 日上午，在内山书店
遇见友人孙百刚。孙百刚是 1919 年到日本留学的，于 1921 年跟郁达夫认识。
郁达夫曾向他讲述过在之江大学预科闹学潮，和在东京跟帝大的郭沫若、成 仿吾、郑伯奇、张资平以及高师的田汉等筹办文学社团、文学杂志的事情。
他亲眼看见郁达夫在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会馆(东京神田区)舌战当时日本赫 赫有名的所谓“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的情形：“等尾崎讲完一段后，忽然
听众中有人站起来向台上质询。态度的磊落，措词的得体，持理的充足，观 点的正确；再加上日语的流利，声调的激昂，博得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当场赢得尾崎的道歉。这就是当时还在帝大读书，我和他认识不久的郁达 夫。”①因而，他们是有交谊的。这次偶然相见，彼此都很高兴，叙说了各
自的情况。郁达夫得知孙百刚住在马浪路尚贤坊时，表示改天去看望他。
1 月 14 日午前 10 时前后，郁达夫果然来到尚贤坊看望孙百刚。他边上 楼梯边喊“百刚”，不一会便走到孙家的房门口。孙百刚连忙招呼他进来后，
便先指着自己的妻子掌华给他介绍，然后又指着站着的王映霞说：
“这位是王小姐，我们一起从温州逃难到上海来的。”
“王小姐，请坐请坐！”郁达夫望着王映霞边说边坐下来。
“不要客气，她们都读过你的小说，一向景仰你的。”孙百刚对郁达夫 说。
彼此坐定后，王映霞去倒一杯茶出来交给孙百刚递给郁达夫。而且，王 映霞热情地说：“郁先生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大作了，
大约有杰作在创作中吧。”
“我的小说都是青年时期胡乱写成，说起来是难为情的。近来也没有心 思多写了。”郁达夫这样答道，脸上还泛起一层红晕。
“郁先生，郁太太是不是在上海？”掌华关切地问道。
“她是乡下人，没有出来。”郁达夫很直率地回答。 这样慢慢地谈着谈着，逐渐谈到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
“二南先生的诗，我从前在杭州报上常读到，一向佩服他老人家。”郁 达夫说这话，实际上是表示对王映霞有好感。
接着，郁达夫又说道：
“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似的，一时想不起来了。” 王映霞听了这话后，脸上露出了笑容，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的。”②掌华想当然地这样说道。 其实，郁达夫之所以有似乎见过王映霞的感觉，是由于突然见到貌美而
活泼的王映霞后的一种精神恍惚的反映。
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生于 1908 年 1 月 25 日。她和二弟两人从小 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由他养育成人，13
岁时改姓王，另取名旭，表字映霞。 她于 1926 年暑假毕业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到温州第十中学附小任 教。1927 年 1
月，她随该校教师孙百刚夫妇来到上海，寄宿在他们家中。那 时，她年轻，体态丰润，性格热情活泼，好动爱玩，别具一种魅力。据孙百
刚说：“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 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
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 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③面对着这样一位女性，郁达夫的心
顿时被“搅乱了”④。
因而，当孙百刚叫掌华去预备酒菜吃午饭时，郁达夫立即站起来拦住掌 华说：
“孙太太，你不必客气，我今天特诚来邀你们出去吃饭的。在上海，我 比百刚熟些，应该让我来做个东道主。说完，便要他们一起同去吃饭。几经
孙百刚劝留他吃饭都不行，他们只好应允了。王映霞临行前打扮得特别有一 种风姿：“一件颜色鲜艳的大花纹旗袍，衬托出发育丰满的匀称的身材，像
是夏天晨光裹微中一朵盛开的荷花，在娇艳之中，具清新之气。”⑤这显然 是出于对郁达夫颇为敬慕。因为她这时已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看过的小说《沉
沦》的作者，便是眼前的郁达夫。而且，她还很快地把郁达夫打量了一番：
“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萧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 上了一双白丝袜子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
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小眼镜，颧 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⑥郁达夫很快叫来了小汽车，要孙百刚夫妇和王
映霞一道乘车前往南京路“新雅”吃中饭。这顿午饭，酒菜颇为丰盛，大家 痛饮了一场，尤其是郁达夫的兴致特别高，竟喝得有些醉意了。
郁达夫这次偶然遇见王映霞后，立即对她产生了爱意。他在当天的日记 中写道：
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坊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 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
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⑦ 第二天晚上，郁达夫又去了尚贤坊孙百刚家里，邀请孙百刚夫妇和王映
霞到天韵楼游玩，后又到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了一番。席间，大家谈了不 少的话，连王映霞生日为旧历的 12 月 22 日，也谈及了。而且，王映霞热情
地为郁达夫斟酒斟茶，使他感到“真快乐极了”。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 王女士己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日日去看她。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
成功。⑧
在次日的日记中，郁达夫更是这样写道：
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
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 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⑨
就这样，郁达夫接连几天都去邀请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一同去逛公园，
吃饭。喝酒，看电影，甚至听戏。就是说，他尽量多跟她接触，以增加了解 和培养感情。事实上也很有效，正如王映霞所说的：“如是一连几天的应酬
下来，彼此间都相当熟了。”⑩


2 穷追不舍
郁达夫有意于王映霞，很快就被孙百刚夫妇察觉了。但是，他们认为郁 达夫不应有这样的心思，因为他已有妻有儿女了，而且他的妻子“对达夫感
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11)因而，不希望郁达夫常到他们家里去。
可是，郁达夫却不了解孙百刚夫妇的态度，反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有一次在孙百刚家里吃饭后，郁达夫带着醉意，用日本话激动地对孙百刚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第一次看见她——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谁——之后，
就神魂颠倒，无论怎样想抑制，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睛一闭拢，睡梦中梦见的也是她， 眼睛一睁开，作事也无心，吃饭没滋味，
眼面前只见她的影子在摇晃。一出门，脚步不期然而然地到此地来了。一到此处，只要
看见她，我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宿处，像迷途的孩子重复来到母亲的怀抱一般。即使她不和我
说话，也觉得精神上很安慰。如果她偶尔和我谈上几句，我全身的细胞神经，像经过熨斗烫过
似地舒适服贴。??我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但教我如何办呢？(12) 郁达夫一口气诉说了一大篇衷曲后，眼泪几乎都要流出来了。
孙百刚听了后，出于朋友的真诚，很冷静而直率地对郁达夫说：
其实我们早就看出你的变态了。也正在这里替你担忧着这事的前途。你到底是偶一时的
感情冲动呢，还是要作永久打算呢。倘若是一时冲动，我希望你立刻离开上海到北京去。(13) 郁达夫听出孙百刚话中的真意时，立即说：
我已经失去理智，哪里还分辨得出是一时冲动还是永久感情。我只知道她是我的生命，
失去了她，就等于失去我自己的生命。要我现在离开上海，那就意味着要我立刻毁灭我的生命。 单刀直入一句话：请你太太替我问一问她的意思，到底如何？(14)
这样明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要求后，郁达夫喝了几口茶，便拿起帽子
离开了。 自此之后，每当郁达夫前来邀请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出去吃饭看戏时，
他们都婉言推辞，让王映霞和郁达夫同去。过了 10 天左右时间后，孙百刚叫 掌华打听王映霞的主意。结果王映霞只说了一句话：“我看他可怜。”孙百
刚得知王映霞这一心态后，认为有必要再次给郁达夫作一番忠告。
一天早晨，孙百刚特地来到宝山路三德里创造社出版部，直言不讳地对 郁达夫说：
达夫！我今天特地来忠告你克服你近来的冲动的。你倘若要和映霞结合，必须先毁了到
如今为止是宁静平安、快乐完美的家庭，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我
们差不多是快近中年的人了。写小说，不妨不顾一切，热情奔放，轮到现实的切身大事，总应
当用理智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以她的年龄、人品、家庭、学识，
当然很容易找到一个比你更合适的对象。她何必要一个已经有了家，必须毁了家再和她结婚的
男人？你倘若是爱她的，也应该顾全到她的前途和幸福，你以为对吧？再有一点：你和她年龄
相差过大，贸然结合，一时即无问题，日久终有影响。我以清醒的旁观者的地位，对你忠告，
希望你慎重考虑。我明知道你对她一见钟情，很难断念。但事关你的家庭、你的前途，做朋友 的岂可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呢。(15)
郁达夫听了后，若有所思地说：“难道映霞已经明白拒绝过了吗？”接
着，他又说：“我希望你们勿加阻挠。”“我还希望你们给予助力。”
“不，凭良心说，我不愿给予助力。”孙百刚毫不含糊地表示。
“老朋友这点情分都没有吗？”郁达夫激动地说。
“唯其是对双方都有不平凡的友谊，我不愿违心地给予助力。”孙百刚 坚决地说。
“百刚，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生命的升华。我们再见吧！”
郁达夫更加激动的说。 两人话不投机，孙百刚便告辞回到家中。刚好王映霞没有出去，他觉得
也有必要开导她几句。略为思考了一会，他便开门见山地说：
达夫是个已经有妻子、有儿女的中年人了。他对你的爱慕，虽则是出乎真情，然而多少
总有点不健康、不正常的。你是否应当接受他的追求，你自己应当有你自己的考虑。你以为如 何？(16)
王映霞听了后非常婉转地答道：

我当然不会马马虎虎答应他的。
孙百刚一听，自然明白此话中的真意，便更加直截了当的说：
我知道你所谓不马马虎虎者，无非要他和富阳太太离婚。但我以为男女的结合，决不是
如此简单的一个形式问题。人的感情是流动的。尤其是像郁达夫那样的罗曼谛克的文人，感情
的流动性比任何人更大。再讲到人道，何必一定要牺牲那位无辜的富阳太太，而来建筑你们的
将来呢？就你而论，人品、家庭、年龄、学问，哪一样不及人家？正可以从容不迫，任意选择，
何必一定要找一个像达夫那样，必须毁一个家，再来重建一个家的男人呢？我们的意思，希望
你断然拒绝他的追求，一面解除了他的烦恼，一面成全了你自己的前程。你以为我的话对吗？
(17) 王映霞听了孙百刚这样语重心长的话，既感动，又矛盾，苦恼地说： 我怎么会愿意答应他呢，不过我倘若断然拒绝他，结果非但不能解除他
的烦恼，也许会招来意外。(18)孙百刚已明白她对郁达夫也不无爱意了，便 进一步地说道：
那末你已经动了怜才之意了。既然有如此伟大的精神，我希望你索性伟大到底，可以无 条件地和他结合，不必一定要毁灭了已成的家庭。你能这样做吗？(19)
王映霞对此却表示不能同意，说：
这是万万得不到我家庭方面的同意的。(20)
孙百刚不但当面表示反对郁达夫、王映霞两人相爱和结合，而且跟方光 焘、章克标、徐钧溪等人一道，想方设法作弄郁达夫，以使他死了那心念，
譬如，有时当郁达夫到尚贤坊来会王映霞时，他们故意说她到法国公园(现复 兴公园)或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去了，让他去空寻一番。有时，则叫王映霞
将房门关上，不要出来，若有人来打门，也装作没听见，不要开门，让郁达 夫见不着她。这正如郁达夫在日记中所记的：
他们一见我，更笑得不得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她似乎刚出外去，
在买东西。坐等了二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
的信，她已经在大家面前公开。我只以为她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 这就是一场求爱的结束！(21)
当郁达夫知道孙百刚等人有意为难他时，心里很生气，甚至有点恨他们
了。可是，他要追求王映霞的主意却没有改变。他勉励自己道：“我真希望 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
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 呀！”1 月 23 日，孙百刚等人又给郁达夫放了一个信息，说王映霞这天就要
回杭州去了。其实，王映霞要回杭州去是真的，在她想来，“三十六着，还 是走为上着。我一走，一切的事情也都随之而烟消云散。”(22)可是，她的
动身日期却不是这一天。而郁达夫听了后，信以为真，立即前往车站送行， 想在车上和王映霞相会一次。可是，他在车上等了 2 点多钟，到 8 点 40 分，
车开了，还是没有见她的影子。他不甘心，竟乘车到杭州去找她。在杭州等
了两天，在火车站上一班车一班车地等候着，焦急着，还跑去女师打听她在 杭州的住址，但都落空了。那时，天气寒冷，他心情又很懊丧，只好搭车转
回到上海。在当天的日记中，郁达夫这样写道：
没有办法，又只好坐洋车回城站来坐守。看了第二班的快车的到来，她仍复是没有，在
雪里立了两三个钟头，我想哭，但又哭不出。天色阴森的晚了，雪尽是一片一片的飞上我的衣
襟来，还有寒风，在向我的脸领上吹着，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到上海来 了。(23)
郁达夫返回上海后，自然是非常苦闷的。当晚，他躺在被窝里伤心地痛
哭了一场。第二天晚上，他更是旧病复发，在四马路喝酒喝醉了后，就在马 路上打野鸡，还在十六铺和警察冲突了好多次。最后跑到一个中年的卖淫妇
那里坐到天亮。次日早晨，和她吃过早餐后，又上她那里睡了一会。九时前 还和她去燕子巢吸鸦片。可见，郁达夫在追求王映霞一时未能如愿时，便陷
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并以惯用的老法子来加以排泄，实在是太荒唐了。
1 月 26 日下午，郁达夫来到孙百刚家里，打听到了王映霞回杭州的日期， 和她在杭州的住址——金刚寺巷七号。28 日，郁达夫便给王映霞写了这样一
封信：
王女士： 在客里的几次见面，就这样匆匆别去，太觉得伤心。
你去上海之先，本打算无论如何，和你再会谈一次的，可是都被你拒绝了，连回信也不 给我一封。
这半个月来的我的心境，荒芜得很，连夜的失眠，也不知是为了何事。 你几时到上海来，千万请你先通知我，我一定到车站上接你。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
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罢！ 听说你对钧溪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
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 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 你的自由，决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我对你的要求，希望你给我一个“是”或“否”的回答。 我在这里等你的回信。
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 A 十一号 达夫十二月二十五日(24) 信中所说的“婚约将成”一事，是孙百刚为阻止郁达夫追求王映霞而谎
说的。郁达夫信以为真，便在这信中竭力说服王映霞跟着自己做一个“自由 的女王”。1 月 29 日，郁达夫接到王映霞的一封简短的来信，得知她回杭州
的确切日期是 1 月 22 日，并认为跟她的关系“怕还是未断”。于是，他立即
于 1 月 30 日给她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接到了你的回信，我真快活极了。 你能够应许我来杭州和你相见么？时间和地点，统由你决定，希望你马上能
够写一封回信来通知我。”
王映霞接到郁达夫这封信后，便有些着急了。理智告诉她，“若再相见， 怕不是一件妥当的事情。”(25)她经过好几天时间的反复思考后，给郁达夫
写了一封“责怪他”的回信，说他想到杭州来的动机是“不应该，不纯正的。”
(26)她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郁达夫“断绝杂念”了。 在接到王映霞这信之前，郁达夫对王映霞颇有一点不满。他在日记中写
道：







尽管这样，郁达夫终究还是希望能够获得王映霞的爱情。因而，他

薄情的王女士，尤其使我气闷。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了她了。(27) 啊啊，回想起来，可恨的，还是那一位王女士，我的明白的表示，她的承受下去的回答，

差不多已经可以成立了。谁知到了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时候，她又会给我一个打击的呢？

(28)
尽管这样，郁达夫终究还是希望能够获得王映霞的爱情。因而，他 2 月
9 日接到王映霞责备他“打算赴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的”信后，立即又给她 写了一封长信。在这信中，他明确表示了对她的爱心：“不消说这一次我见
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 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
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 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
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以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 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他长存于天地间。”同时，为了
使自己已婚不成为爱王映霞的障碍，他将自己跟孙荃的结合说成是一种完全 被迫的，毫无相爱感情的。他说：“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作主， 在我 3
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 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
就只是长年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 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 25 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
家的长者，硬是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 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了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桥，不
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了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 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才走投无路，
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 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
积起来还不上半年。”(29)这里所说的，显然有过分夸张的一面，即把他跟 孙荃结合说为毫无一点相爱基础的，而且他婚后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也绝不止
半年，最后，他还请求王映霞不要断绝了他们的友谊。
郁达夫于 2 月 10 号早晨寄出这封信后，当天晚上便收到王映霞的一封来 信，信中明白表示拒绝他的追求。这使他顿时陷入几乎绝望之中，又出去大
醉了一场。回来后，还哭了起来，并给王映霞写了一信，希望跟她的恋爱能 够成功。在这信中，他坦陈了自己的有关婚恋及至人生的态度：“百刚那里，
好几天不去了。因为去的时候，他们总以中国式的话来劝我。说我不应该这 样，不应该那样。他们太把中国的礼教，习惯，名誉，地位看重了。他们都
说我现在不应该牺牲(损失太大)，不应该为了这一回的事情而牺牲。不过我 若没有这一点勇气，若想不彻底的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于到这一个地步了。
所以他们简直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状，并且不了解什么是人生。人生的乐趣， 他们以为只在循规蹈矩的刻板生活上面的。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吃了饭就不
应该喝酒。这些话，是我最不乐意听的话??”(30)，并表示“无论如何， 只想和你见一面。”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郁达夫和王映霞紧密地互相通信，增进了互相间的 一些了解。而且郁达夫一再表示希望王映霞能够答应他“一个相见的机会， 赐我一个
Interview(真心诚意的爱——著者按)，3 分钟也好，5 分钟也好。”
(31)
由于郁达夫的恳求，王映霞果然于 2 月 23 日前后来到上海，并约郁达夫 去到尚贤坊孙百刚家相会。郁达夫依约前去后，王映霞又约郁达夫于 28 日再
去，并给了他一个地址，叫他以后和她通信。这使郁达夫感到，“无论如何， 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32)
2 月 26 日晚，郁达夫又去到尚贤坊跟王映霞相会。这晚，他跟王映霞和 孙百刚夫人等打牌喝酒，谈话。孙夫人把王映霞的心迹，完全对郁达夫说了。
王映霞也提出了要郁达夫跟孙荃离婚的要求。这使他感到“很为难”。他在
2 月 27 日的日记中写道：
想来想去，终觉得我这一回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 的心思，倒动摇起来了??
?? 读日本作家谷崎精二著的《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子的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
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33)
这日记，可以说记述了郁达夫当时的真实心态，即：他一方面跟孙荃和 儿女有感情，不愿抛弃他们；另方面又被年轻貌美的王映霞所深深吸引着。
因而，两者都难以舍弃，也不忍舍弃。可是，王映霞却要他跟孙荃离异，这 就使他陷入极大的感情矛盾和痛苦之中。
不过，尽管这样，郁达夫对王映霞简直已像着了魔一样，每天都跑去尚 贤坊或坤范女校(从3月2日起王映霞寄住在该校一位杭州女师同学陈锡贤处)
跟她相会谈心。3 月 5 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一家旅馆中相会，从早晨九时 谈到晚上。傍晚，两人跑上屋顶乐园漫步。那时，天上飘着浮云，凉风习习，
吹着王映霞的衣襟，她的体态显露得更加丰满可爱。郁达夫便禁不住抱着她， 她也很乐意，两人沉醉于万家灯火的上海夜景之美中。此时此刻，郁达夫向
王映霞表白了爱她的深情，王映霞也“誓说”爱郁达夫，“之死非他”。因 而，郁达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她也是十分满足，我更觉得愉快，大约
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34)至 3 月 7 日，郁达夫又跟王映霞 在世界旅馆住了半天，沉醉于浪漫之爱中。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又接到了一封王映霞的来信，心里实在想和她见面，到了午后，捱压不住了，就跑
上坤范去看她。又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窗外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 抱着谈心，亲了许多嘴，今天是她应允我 Kiss 的第一日。
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
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和她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嘴。今天的 一天，我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35)


3“日记”风波


正当郁达夫好不容易跟王映霞开始热恋之时，却又发生了一场风波。3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前后，孙百刚的夫人和王映霞到创造社出版部，向郁达夫
借钱。郁达夫请她们在新有天吃过午饭后，天突然下起雨来，她们又回到创 造社出版部郁达夫寝室里歇息。这时，王映霞翻看了郁达夫的日记，看到种
种不顺心的话后，异常恼怒，即时写了一封信痛责郁达夫，并当他的面大发 了一通脾气。
这样一来，郁达夫又陷入了“苦极”之中。当王映霞和孙百刚夫人于下
午两点多钟离开创造社出版部后，他即给王映霞写了一封长信，“哀求她不 要生气”(36)
映霞： 你的信，我真莫名其妙，我们两人到了这一个地步，难道还能抛离得开吗？我的日记是
决不愿意在生前发表的。日记上有几处是在骂你怨你，那是的确的，我当时因为：(一)我对你
这样的热诚，你却对我毫无表示，(二)你既说爱我，而又不愿意时常见面，(三)我是一个既婚
的人，我要离婚，谈非容易，而你竟不谅我的苦衷，时时以不可能的事来和我说，因而借口于
此，想和我生疏。所以我一个人在无事的时候，前后想将起来，就不得不怨你骂你了，尤其是
那一天我约你到先施来，你非但不来，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所以晚上我对你真气得了不得，
想写一封信给你，和你绝交。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所以要和你绝交者，正因为我爱你之切，
不忍一刻不见你，不忍一刻抛离你的原因，你竟以为我有别意，而出此疑惧之举，我真不懂你
的心思。我的日记，是丝毫不假的把我的心事写在那里的，你若有工夫，仔细一看，就可以看
出我待你的真意如何。你看我的日记，要从头至尾看了才可以说话，断不可看了一节两节，我
在骂你怨你的时候的气话，就断定我待你的心思。??映霞，我和你的关系，是已经进了无可
再进的地步了，你以为可以淡淡的分开来吗？我的一死本来也不足惜，我不过怨我自己的命运
太差，千年逢闰月.却又遇着了像你这样一个多心的女子。我觉得你对我太没有信用了，你这没
有信用对我，就是你对我的爱情还不十分热烈的表白，映霞，你竟能够这样的狠心，把这一回
的事情，当作一场恶梦，想丢了我而远去吗？我想你是不至于的，你竟能够毫不动心地看一个
男子死在你的面前吗？我想你是决不能够的。映霞，我此刻对你的心思，若有半点不诚，请把
我写给你的信全部公开出来，使社会上的人大家来攻击我，可是映霞，我爱你到了如此，而你 对我，仍旧是和对平常一般的男子一样，这教我如何能够安心下去呢？
我的日记上也记着些关于我的女人和旁的女人的话。可是映霞，你总不会因此而疑我的
吧！你若还不能信用我，请你再来一趟，我把我的日记从头到尾的让你看，使你的疑心能够解
去。否则我们两人中间的爱情，竟因这一点小事而发生风波，未免太不浓厚，太容易催[摧]折
了。映霞，我这几天来精神也不好，你不要再来这样的苦我，我实在再不能尝这一种阻难的苦
味了，映霞，我只希望和你两人得有早见的机会，得早一日把你这一种无缘无故的疑心病除掉。

达夫三月十一日(37)
信写好后，郁达夫急急忙忙冒着雨去寄出，连帽子也没有戴。 吃过晚饭后，郁达夫愈想心里愈难过，又给王映霞写了一信，竭力解释
对她并非“没有真心”。信中写道：
大约我想你恨我的有两种原因，一，因为日记上有一段我没有抛离妻子的决心。二，因
为我恨你的时候，说了很多坏话。或者因为我恨你的时候，去找了一位名之音的朋友。她和我
丝毫没有关系，不过在无聊的时候去找她谈谈话罢了。至于我的决心，现在一时实在是下不了，
一时实在是行不下去，因为她将要做产了。(38)可是将来我一定可以做到的??。(39) 此信写完后，郁达夫又冒着大雨寄出去，并到了坤范女校，想当面和王
映霞说个明白。身上淋得如同水鬼一样，却未找到她。接着，他又去尚贤坊 找，但仍然找她不着。他感到事情可能会弄得很糟，心里更加痛苦。
这时天上不停地下着大雨，时间已至深夜了。郁达夫一个人在大路上走 着，真想痛哭起来，认为与其受这样痛苦的恋爱滋味，还不如死了好。
回来之后，郁达夫又写了一信给王映霞，诉说了自己半天内为她而受到 的凄凉苦味，等等。写完这封信时，已是深夜 12 时了。
此后，郁达夫继续接连不断地给王映霞写信，并约她到创造社出版部来， 向她解释误会。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后，郁达夫终于得到了王映霞的谅解，而且彼此的感
情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加深。3 月 20 日下午 3 点多钟，王映霞来到创造社出版 部。那时，刚好只有郁达夫一个人在，他异常高兴，立即跟她紧紧地拥抱接
吻。这一吻，意味着“日记”风波终于成为过去。当晚他们两人住在大东旅 馆，度过了充满着眼泪和甜蜜的一夜。郁达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十点钟后，和她在沙发上躺着，两人又谈了些我们今后的命运和努力，哭泣欢笑，仍复
是连续不断的变迁消长。一直到眼泪哭尽，人也疲倦了的天明，两人才抱着了睡了三五十分钟。

和她谈了一夜，睡了一夜，亲了无数次的嘴，但两人终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不至于乱。

(40)


4 得到王家支持


王映霞这次来沪，住到 4 月 3 日，才回杭州。郁达夫特地到车站送行， 情不自禁地跟王映霞拥抱吻别，别有一种“愉快”、“神志也不清了”的感 觉。
王映霞回到杭州后的一段日子里，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正在紧锣密鼓调遣 部队，策划着一个政治上的大阴谋，沪杭的政治气氛都呈现出反常情况。因
而，王映霞经常写信，甚至打电话关切着郁达夫的安危。而郁达夫也想往着 去杭州看望王映霞。
4 月 12 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整个上海顿时 陷入血雨腥风之中。于是，郁达夫便满怀着愤激之情，于 4 月 13 日乘车到天
后宫桥招商内河轮船码头去搭船赴杭州。
当天下午五点半后，船到杭州拱宸桥。郁达夫离船后，在西湖饭店住下。 匆匆洗了一把手脸，他就往金刚寺巷王映霞家里跑。当时，他心里是颇为紧
张不安的，生怕见到王映霞的母亲和祖父后受到辱骂。
可是，出乎预料之外，郁达夫来到她家时，尽管王映霞不在，但她的母 亲态度和蔼地接待他，使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他感到，她不是他
们相恋的阻挠者。而且，当他坐等了十来分钟还不见王映霞回来，想回到旅 馆里去时，她还执意劝留他不要走。不久，王映霞终于回来了。两人见到后，
自然十分高兴。不一会，他们到外边吃了晚饭。然后便回到旅馆里，“坐到
11 点钟，吻了半天的嘴脸。”(41)
4 月 15 日上午 8 时前，郁达夫又来到王映霞家里，见了王映霞的兄弟保 童、双庆。不久，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也来了。王二南写得一手好诗，是早
已为郁达夫所景仰的一位名士。这次见到他时，他已七十五高龄，但童颜鹤 发，和蔼可亲，颇为健谈。他出于赏识郁达夫的才华，对郁达夫与王映霞相
恋，持支持的态度。为了表示这一意思，他特地请郁达夫去西湖三义楼吃午 饭。午饭后，王二南有事离去，王映霞及其母亲兄弟则到郁达夫住的旅馆里 去坐了一会。
4 月 16 日，郁达夫和王映霞一道出去游玩。他们先到湖滨坐公共汽车到 灵隐，然后又转坐黄包车上九溪十八涧去。路过于坟、石屋洞、烟霞洞等处
时，都一一下车去参观一番。两人这样一道漫游，自然是再开心不过了。郁 达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直
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
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像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像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 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样？”

她也说：
“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们，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 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42)
他们直到下午 4 时才回到城里，并立即上育婴堂去看望她的祖父王二 南，并见到了扫墓回来的她的母亲。然后，郁达夫便邀请他们和路上碰见的
孙百刚的夫人，上西湖三义楼去吃晚饭，颇为热闹了一番。
4 月 17 日，郁达夫又和王映霞全家上灵隐游玩，并在考虎洞拍照留念。 一张是他和王映霞的合照，一张是他和她的全家照的。此外，还一同去游了
玉泉、灵峰等处。
4 月 18 日，郁达夫本来想回上海，但因为王映霞和她母亲弟弟的挽留， 而未走成。在这一天里，他和王映霞的母亲谈了关于他和王映霞的将来的事 情。直到
4 月 20 日，他才回到上海。
从这些情况来看，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恋爱，显然已得到了王映霞的祖父、 母亲和兄弟的认同和支持。因而，当郁达夫于 5 月 28 日再次来到杭州养病(患
了黄疽病)时，王二南亲自介绍了集庆寺的一位懂得医术的和尚将他的病治 好。而且，郁达夫和王映霞于 6 月 5 日晚 7 时在聚丰园设席，举行了订婚仪
式。孙百刚的夫人作为他们的介绍人，郁养吾作为郁家的代表，出席者 40 余人。于是，他们的关系便正式明确下来，并公诸于社会了。


5 愧疚


郁达夫在追求王映霞中，曾受到孙百刚等人的反对，也受到他的长兄郁 曼陀的大骂，自然更是受到孙荃的责怨。但是，他为了“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43)，得到新的“刺激”，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后，终于如愿以偿。 不过，郁达夫毕竟跟孙荃有着一定的感情。孙荃像一个“女奴隶”(44)
一样对他那样百依百顺，他是可谓铭刻于心的。因而，他跟王映霞热恋过程 中，时常会产生矛盾和愧疚的心理，甚至狠狠地责备自己。这在他的日记中
有充分的反映。譬如：
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 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 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
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45)。 荃君来信，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46)。
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 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我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彻底，哪
一天能够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超人。(47)
我也该觉悟了，是 Resignation 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 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
究只好只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 寻找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 Confess，我要求她饶
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结的真情。(48)
又接到了一封家信??使我感泣，她的诚心待我，实在反使我感到 痛苦，啊，这 Delicaie，DevtionalmAnd！(49)
我时时刻刻忘不了的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 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但映霞的丰满的体质和澄美
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晌晚的时候，坐电车回来，过天后 宫桥的一刹那，我竟忍不住哭起来了。啊啊，这可咒诅的命运，这不可
理解的人生，我只愿意早一天死。(50)
马路上的行人拥挤，处处都呈着不稳之象。我一边抱拥了映霞，在 享很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
(51)。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来独演了。(52) 荃君的信中，诉愁诉恨，更诉说无钱，弄得我良心发现，自家责备
自家，后悔到了无地。气急起来，想马上跑上银行去电汇一二百块钱 去??，不得已跑上二兄寄寓着的一家小旅馆去，把北京无钱度日的情
形说给他们听，在那里的同乡都说我们长兄的不是，不该坐视弟媳的处 到这一个穷地。但是我自己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去，因为归根结局，
这都是我自己的罪愆，不能怪旁人的。荃君呀荃君，这又是我的大罪了， 请你饶我！(53)
我又想起了呻吟于产褥的北京女人，就写了一封信去安慰她。(54) 昨天接到我北京女人的信，很想复她，但没有写信的勇气。(55)
今天是七月十五日了，昨天接到北京荃君来信，就写了一封快信去 复她，答应她于一二星期后赴京。今天接北京曼兄来信，大骂我与映霞
的事情，气愤之至。(56) 阅报知北京今年大热，我很为荃君辈担心，昨天接她的来信，又觉
得心里发火，但是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个弱女子，我总要为她和映霞两 人，牺牲我的一切。现在牺牲的径路已经决定了，我只须照这样的做去 就行。
一路上坐黄包车回来，颇感到了身世的不安，原因似乎在北京荃君 给我的那封威胁信上。我想万一事不如意，情愿和映霞两人去踏海而 死，??(57)
从这些自述的心迹来看，郁达夫虽然感到对不起孙荃，但他的感情的天
秤终究还是倾向于执意追求王映霞的爱。而其结果，便给孙荃造成了极大的 悲哀，连生活也陷入困顿之中，不久后，只好带着儿女离京回到富阳老家去。
注：
①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⑦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⑧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⑨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⑩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城出版社 1993 年版。
(11)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2)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3)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4)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5)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6)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7)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8)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9)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20)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21)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2)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23)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24)《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5)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26)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27)郁达夫：《穷冬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8)郁达夫：《穷冬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9)郁达夫：1927 年 3 月 6 日致王映霞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 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0)郁达夫：1927 年 3 月 6 日致王映霞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 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1)郁达夫：1927 年 3 月 6 日致王映霞信，《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 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2)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3)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大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4)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5)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6)郁达夫人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7)《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
(38)指郁达夫的夫人孙荃当时正临生郁天民。
(39)《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
(40)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1)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2)郁达夫：《新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3)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4)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5)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6)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7)郁达夫：《冬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8)郁达夫：《冬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9)郁达夫：《冬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50)郁达夫：《冬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51)指孙荃临产。
(52)郁达夫：《闲情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53)郁达夫：《五月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54)郁达夫：《五月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55)郁达夫：《厌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56)郁达夫：《厌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57)郁达夫：《厌炎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十章坚持进步和建立新家


1 重逢鲁迅


1927 年 10 月 3 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爱多亚路长耕 里的共和旅馆里。向来崇仰鲁迅的郁达夫听到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5 日
晚，郁达夫参加了由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款待鲁迅的宴会，同坐者有许广平、 潘梓年、许钦文、孙伏园、春台、李小峰夫人、周建人等。席间，大家开怀
畅谈，郁达夫感到很愉快。6 日上午，郁达夫和王映霞又到鲁迅下榻的共和 旅馆拜访，中午在六合馆宴请鲁迅和许广平。饮宴中，鲁迅和郁达夫的兴致
都很好，叙谈了彼此的境况。鲁迅还特他讲述了他在广州“4·15”大屠杀后 闲住半年多期间内(即脱离中山大学后)，怎样设法战胜恶势力欲加害于自己 的经历：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对。这呆对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
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伪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 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
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①。 鲁迅于 10 月 8 日迁入闸北景云里第 2 弄 23
号寓居。自此后，郁达夫成
为鲁迅家里的常客。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是颇为密切的。 郁达夫与鲁迅这时之所以真诚地密切交往，是有充分的思想基础的。主
要是，他们都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不满，而且都有彼此合作的愿望。早在
1924 年他们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有共同介绍青年作家作品的想法。1926 年，郁达夫在广州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和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期间，
彼此通过书信往来，也曾商定创造社与鲁迅结成联合战线。郁达夫在《回忆 鲁迅》中写道：“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
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宗女士三人知道。”而鲁 迅到上海后不久，又向郁达夫提出了联合创办刊物的主张。郁达夫在 1928 年 3 月
6 日的日记中写道：
过鲁迅处作闲谈，他约我共出一杂志，我也有这样的想头，就和他约定于四月六日回上 海后，具体的来进行。
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办，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终于 1928 年 6 月 20 日创刊，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至 1929 年 12
月停刊，共出十二期)。 在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了译作《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②。此外，他还陆
续在该刊上发表了十余篇外国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作者有俄国的高尔基、屠 格涅夫，德国的林道、德默尔，美国的辛克莱、威尔金斯，英国的埃利斯等。
郁达夫和鲁迅开始合编《奔流》时，正是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拚命攻击 鲁迅之时。因而，郁达夫答应跟鲁迅合编《奔流》，便是对鲁迅的一个有力
的支持，也是不赞同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攻击鲁迅的一个鲜明的表示。更为 难能可贵的是，郁达夫和鲁迅合编这一刊物的目的，是自觉地为了用正确的
文艺理论来纠正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的左倾幼稚病的。郁达夫后来曾明确指
出：
??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
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
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规，所以才和他③计划出了《奔流》这一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的文艺理论和作品， 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④
其实，郁达夫反对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攻击鲁迅，早在 1928 年 8 月 16
日发表的《对于社会的态度》⑤一文中就作了明确的表示：
??而尤其可笑的，是前几天当我遇到 C 君⑥的时候的那一番对我怒骂的话。他的意思，
是前几天那个名《青年战线》的刊物上利用了鲁迅，来骂了他们是共产党的结果，以为鲁迅是
怕了他们的文学理论，所以在暗中作鬼，想利用了政治的势力来压迫他们，似乎现在的各级党
部和中央政府及那个青年战线社的人们，都是由鲁迅在指使的。而对我哩，因为我最近在和鲁
迅合出一个杂志，似乎也在为鲁迅奔走，与他共同谋算，在借了政治上的势力压迫他们。其实
政治上的势力，究竟有没有被那个刊物《青年战线》所动，还是一个疑问，而鲁迅若有这样的
大势力，那我就相信他早可以不做文章而去做总司令了。至于我对鲁迅哩，也是无恩无怨，不
过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的，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见解。我总认为以作品的深刻老练
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是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 的。所以对于 C
君的那一种偏见，我是始终想为鲁迅在这里辩白，辩白他没有那么大的势力，
辩白他没有那一种恶伏快变之才，不管你骂我是鲁迅的共谋也好，骂我“没有辩护的余地”也 好。
在鲁迅遭受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围攻之时，郁达夫敢于站在鲁迅一边，
赞扬鲁迅，替鲁迅辩诬，表现出具有多么难能可贵的正义感，并表现了敢于 抵制左倾幼稚病的莫大勇气！


2 与梁实秋论辩


1927 年 10 月 11 日《复旦周刊》创刊号，重新刊出梁实秋的《卢梭论女 子教育》一文。在这一篇文章中，梁实秋认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
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并说“卢梭理想中的女子，就是‘贤妻良母’。 理想中的女子教育，就是‘贤母良妻，的教育。”而且，他自己也表示，人
有“聪明绝顶的人”，“蠢笨如牛的人”，“弱不禁风的人”，“怎样的人 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因而，该文于
1926 年 12 月 15 日《晨报副刊》发表后，曾有人撰文批评梁实 秋“在卢梭女子教育论上有绝端错误的看法和不正确的批评”⑦，他的思想
主张是“在开倒车”⑧，反对“男女平等”，赞同“贤妻良母”的教育。而 梁实秋却还要再次一字不动地发表该文，就表明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并竭力扩大其影响。
鲁迅看到梁实秋再次发表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后，于 1927 年 12 月 21 日写了《卢梭与胃口》一文加以评驳。鲁迅没有去重复上述有关论者对梁实
秋的批评意见，而是针对梁实秋以为“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的“结 论”，指出他鼓吹的“正当教育”，无非是要“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
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鲁迅之 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觉察到梁实秋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看待劳动人民。梁
实秋早在《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就曾大加非议新诗中的“人 力车夫”派，认为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惜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
因而鲁迅曾表示惊讶和反感。而现在梁实秋又奢谈什么“聪明绝顶的人”，
“蠢笨如牛的人”，“弱不禁风的女子”等等，鲁迅便认为这当中无疑包含 着对劳动人民的轻蔑。因而，鲁迅所作的批评，是不无道理的。
正在这时，郁达夫“听见朋友说，有一位教授在讲台上说卢梭‘一无足 取’”⑨。这教授自然就是指梁实秋。而且，他认为“批评卢梭，而以这四
字了之，心里实在有点不舒服。”于是，出于正义感的驱使，为了公允评价 卢梭，他于 1928 年 1 月 16 日和 2 月 1
日《北斗半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和七 号上分别发表了《卢梭传》和《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前文一开头，他
就针对梁实秋说卢梭“一无足取”的论调，义正辞严地指出：
喜马拉雅山的高，用不着矮子来称赞，大树的老干，当然不怕蚍蜉来冲击，可是不幸的
卢梭，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既受了同时代的文人的嫉妒攻击而发了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
英美流的正人君子，在批评他的行为，估量他的价值，说他是“一无足取”。
小人国的矮批评家，你们即使把批评眼装置在头顶的发尖上面，也望不到卢梭的脚底， 还是去息息力，多读几年卢梭的书再来批评他罢。
接着，他介绍了卢梭的生平经历，热情地称赞他是“欧罗巴的一个最受崇拜 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解放的大伟人”，是“真理的战士，自然的骄子”。
在后一文中，郁达夫则着重评介了卢梭的思想和作品，肯定他的思想曾 经影响法国的大革命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同时，针对梁实秋对卢
梭教育思想的错误看法，指出体现卢梭教育学说的《爱弥儿》一书，“虽然 也有许多矛盾和不近人情的缺点在里头”，如“大有赞成贤妻良母式的教育
思想”，但是它的“影响之大，就是在现代的教育思潮里，也还可以指点得 出来。关于教育有特异贡献的如
Rasedow、Lavater、Pestlozzi、Froebel、 Jean、Paui、Richter
等学者，没有一个逃得出卢梭的影响的，就是近代的 幼稚园 Kindergarten 之创设，也有赖于《爱弥儿》的一书。”显然，这样的
看法，跟梁实秋认为卢梭的教育论除了主张“贤妻良母”教育值得肯定外，
其它则“一无足取”的看法，是正好相反的。 跟梁实秋的对卢梭的看法相比，郁达夫对卢梭所作的这些评价显然正确
得多，公允得多。可是，梁实秋看了郁达夫的上述两篇文章后，却很不以为 然，又于 1928 年 2 月 5 日、12
日上海《时事新报·书报春秋》46、47 期发 表《读郁达夫先生的<卢梭传>》一文，非难郁达夫的《卢梭传》“根本的没
有多大价值”，并以他的老师白壁德攻击卢梭为理由，认为卢梭作为“近代 浪漫主义的最中心的人物”应该受到批评，等等。郁达夫看到该文后，即于
2 月 14 日写了《翻译说明就算答辩》与之论辩。在这文中，他针对梁实秋搬 用白壁德的活来否定卢梭的做法，便借辛克莱赞扬卢梭和反驳白壁德的话来
否定梁实秋的看法。他说：“??梁先生却说得很出力，并且很替白壁德教 授的学者的根基和欧美的盛名在鼓吹，我想就顺便借重一位美国的文学家的
后来，代我答辩。”接着，他便引介了辛克莱的一些颇有分量的论断。诸如：
但是批评家虽则在嘲骂笑弄(体无完肤的攻击他)，可是他终究成了一个法国的政治革
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的鼓吹者。就是在我们的现代，他也还是一个在目前正要起来的社会 革命的喇叭手。“(《拜金艺术》第 138 页。)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他的主义中的诡辩和不通完全是盲目的。现代的我们，研究教育，
则可以借许多心理学的知识的光，研究政府，则用历史的经济的知识，研究人类的精神，则用 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精神分析学的眼光——
另外还有许多科学，卢梭连名字都没有知道的。但是试问我们的所以能有这些个知识，
究竟从何而来的？要知道我们的所以能有这些知识，原因是因为蒋捷克以预言者的先知，道德
的天才的热忱(Thefeverofamoraigenius)，从屋顶上宣传了人类精神的自由权利，人生事实的
大胆的肉搏，和适合于己身的幸福和健全的道路的自由选择以后，才能达到目的呀。
这是一位还活着的人，伊尔文·白壁德，哈佛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一位学者，他的一
生的目的，就是在把美国从卢梭的恶影响及卢梭主义——他所说的卢梭主义，就是全部的近世 文化运动——里救度出来的这一点。他印行堂堂的一本
PousseauandRomanticism。??我们的 这一位哈佛教授所做的就是在把这些过激而近于狂的事情缀合起来的一部书。他把那极端当作
了运动(的中心)，所以在他当然是很容易证明人类的精神应该永久不解放的；因为这是对于正 人君子的礼义 Decorum 的悖叛。
郁达夫这样用辛克莱的话来反驳梁实秋的对卢梭的片面看法，应该说是有说 服力的，并可以看出彼此在评价卢梭上所持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可是，梁实秋对于郁达夫的辩驳并不服气，又于 3 月 25 日发表《关于卢 梭——答郁达夫先生》一文，说他之所以批评卢梭的道德，是因为郁达夫“恭
维”了卢梭的道德，而“对于卢梭的道德的攻击可以说即是给一般浪漫文人 行为的攻击”；并指责郁达夫和鲁迅引用辛克莱批评白壁德的话是“借刀杀
人”，等等。显然，梁实秋这时已超出了论辩的常规，明显地对郁达夫施用 人身攻击的手法了。
针对梁实秋这样的做法，鲁迅于 1928 年 4 月 23 日《语丝》第四卷第十 七期发表《头》一文予以评驳。鲁迅指出，梁实秋借批评卢梭以攻击“一般
浪漫文人”是“借头示众”，而卢梭之所以受到此“罚”，则“是因为影响 罪，不是本罪了”。这就揭示了梁实秋的“笔阀”，是离奇和苛刻的。而郁 达夫也于这年
5 月 1 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发表了《关于卢梭》 一文，反驳了梁实秋的指责。他首先表示在《卢梭传》中只是“将卢梭一代
的行为事迹辟除了一切恶意的偏见公公正正的写了出来而已”，即没有有意 去“恭维”卢梭的道德。接着，他指出梁实秋所说的所谓“借刀杀人”，“鲁
迅已经有‘借头示众’的话在《语丝》上发表了，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他还反驳了梁实秋的其它一些责难。
从这些论辩的情形来看，梁实秋对卢梭的看法和评价显然是具有保守色 彩的，未能看到和肯定卢梭及其思想所曾起到的进步作用；而郁达夫对卢梭
所持的观点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实属较为客观和中肯的。而且，这些论辩 也表明，郁达夫这时确实是跟鲁迅站在一起的，彼此有着不少的共同看法， 并互相支持。
不过，这里还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论辩中，梁实秋也并非一切都是错的。 他于 1928 年 10 日《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文人有行》一文。
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显然是由于跟郁达夫论辩引发出来的。但他并没有点 郁达夫的名，而只是泛论。就其所论而言，应该说是不无意义的。
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批评有些文人沾染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不良嗜好， 如“纵酒”、“狎妓”、“不事边幅”、“放荡不羁”、“狂倨无礼”，同
时又加添了西方堕落文人的恶习，如“色情狂”、“夸大狂”、“伤感”、
“被迫狂”、“显示狂”、“骇世震欲”、“性欲横流”，等等。在这些文 人中，有的人又用所谓忏悔的方式变为“真诚的英雄”，其实是“无行的文
人中之最无行者”。而他们之所以无行，就是不服从“德行的标准”，“以 为在生活上无妨随便一点自由一点通融一点”，同时跟一般人的同情分不开，
把文人“纵饮”看作豪放，把文人和别人的夫人姘识，和女侍者一见倾心， 和贤良妻子离婚，以及引诱良家妇女，看作“文人多情，正应如此”，甚至
以为“在性方面有了这样充分的丰富的经验之后，文人就可以写香艳的诗词 了，可写伤感的小说了，这都是对于文学的贡献。”
同时，梁实秋指出真正的“文学的源泉”，并不在于文人无行，而是“文 人的修养在于生活之充实者，甚为重要。”所谓充实的生活，“并不是说各
式各事的生活都要尝尝试试”，而是指“想象能力的养成，养成一个敏锐而 有纪律的想象力，以之观察人性的错综万态，以之寻求人性的普遍永久，如
此生活自然充实。”相反的是，“行为上的放荡不羁并不能使文学的创作增 加材料，其流弊或者反足以扰乱文人的心，使成为浅薄恣肆。”因而，他得
出结论：“要做文人，先要做人。”
在这些看法中，尽管存在着某些不确切之外，但其基本精神却是无可厚 非的，是有利于某些文人正视和克服自身存在着的浪漫病，养成健全的精神 情操的。
此文发表后，郁达夫是看到了的，并曾在《关于卢梭》一文中说：“此 外梁先生还有一篇似乎隐约对我作人身攻击的文章，请恕我此地不作答复。”
但是，郁达夫心里却闷得难过，于 1928 年 4 月 30 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 期发表了《文人手淫——戏效某郎体》一文，作了驳难。在这文中，虽然对
梁实秋作了不少也许是有的放矢的讽刺，但是对他批评“无人无行”的反驳 却是无力的。他说：“??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绝对不应该接
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想象来试试手淫。??”这样的话， 可说是不伦不类了。

3 反驳创造社作家的指责 郁达夫自从退出创造社后，创造社作家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甚
至把他作为他们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来加以批判。譬如，冯乃超于
1928 年 1 月 15 日《文化批判》月刊第 1 号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 中说：
从主张提倡自然主义的一派——文学研究会的团体可以抽出叶圣陶。他是一个静观人生
的作家，他只描写个人(——当然是很寂寞的有教养的一个知识阶级)和一守旧的封建社会，他
方面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隔膜”。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
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别一方面他的倾向又证明文学 研究会标榜着自然主义的口号的误谬，这是非革命的倾向！
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
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园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
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 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
L.Toiotoy⑩，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郁达夫的悲哀，令一般青年切实地同感的原固，因为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他们所要
申诉的，——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 显然，冯乃超把郁达夫和鲁迅、叶圣陶都看作为时代的落伍者，没落的
作家来加以批判。这无疑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反映。
又如，郭沫若干 1928 年 1 月 1 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发表的《英 雄树》一文中说：
有人说：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才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出现。 这犹如说：要饭煮熟了，才有真正的米谷出现。
有人说：要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是反革命的宣传，不管他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 这犹如“反对非工人组织工会！”
这一番话，无疑是针对郁达夫而发的。而且，把郁达夫有关无产阶级文 艺的看法说为“反革命的宣传”，便是把他当作革命文学的“敌人”来看待 了。
此外，创造社作家内部还有种种对郁达夫的议论，如说他 1926 年在中大 是被革职的，所以不得不到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来混饭吃的，等等。
郁达夫对于创造社作家给自己作出这样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指责，自然是 颇为不满的，并作了公开的答辩。针对冯乃超的那番话，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照作者的意思，明细叙说出来，则底下的一个公式是可以成立的：郁达夫＝叶圣陶＋鲁
迅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一般青年所要申诉的＝反映着负担没落的命运的社会＋社会变革期 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本来批评家批评人家的作品，是绝对自由的，不但遇到了模棱不决的评断的时候，则被
批评者当然有点难受，而一般读者怕也有点张天师着鬼迷之感，所以我想在此地为这批评加上 一个注释，可以使读者明白了一点这批评背后的事实。(11)
接着，他便叙述了他是怎样脱离创造社的，而这就成了他受到创造社攻击的 原因。他说：“一脱离创造社之后，现在就成了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小资
产阶级的时代落伍者了”。(12)
对于郭沫若的那番话，郁达夫回答说： 末了我更想对他们所主张的阶级文学的理论来表明我的态度。
我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
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文学。可是生在 19 世纪的末期，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
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不过我
对于不是工人，而可以利用工人，来组织工会，不是无产阶级者，而只教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
阶级的意识，不管你有几千万家财，有几十乘汽车，有几十间高大洋楼，只教你有一个自以为
是无产阶级的心，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无产阶级者的这一种理论，我是绝对否认的。(13)
这样的思想认识，应该说是基本上值得肯定的，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的。至 于创造社作家说郁达夫因被中大解聘才到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混饭吃一事，他
则详尽他说明了他是怎样“牺牲”了中大的教职到上海来整理创造社出版部 的，而且这是有几位创造社同人所清楚的。因而，他深为感慨他说：“??
并不是在这里夸一夸大口而卖阔绰，不过是想证明现代的人心的如何险恶而 已。”(14)
此外，郁达夫对于创造社作家提倡革命文学时所表现出来的左倾幼稚 病，是有较清醒的认识的，也是很反感的。因而，他曾特地写了《革命广告》
(15)一文，加以讥评。文中说：
??至于鲁迅呢，我只认识一位不革命的老人鲁迅。 我有一次也曾和他谈及咖啡馆过的。他的意思是仿佛在劝我不要去进另一阶级的咖啡
馆，因为他说：“你若要进去，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
不大好。”所以，我想老人鲁迅，总也不会在革命咖啡店里进去，去喝革命咖啡的，因为“老”， 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至于我这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郁达夫呢，身上老在苦没“有”许多的零用钱，

“有”的只是“有闲”，“有闲”，失业的“有闲”，乃至第几十几 X 的“有闲”，所以近来
对于奢华费钱的咖啡馆，绝迹不敢进去。
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冯乃超和成仿吾等人以极左的态度攻击鲁迅和郁达 夫，所作的针贬。


4 新家的建立


郁达夫与王映霞于 1927 年 6 月 5 日在杭州订婚后，两人的感情一直处于 平稳的状态，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曲折。不过，郁达夫于这年 9 月 1
日，将 他与王映霞热恋期间写的《日记九种》公开出版后，也曾使王映霞一度产生 过不快。王映霞曾说：“他的日记的出版，事前我一点也没有知道。他之所
以不让我知道，主要是希望我和他在感情上从此不再发生旁的枝节。他觉得 光用公开的仪式似嫌重力不够，这样地将生活细节公布于众，我就不能再作
漏网之鱼。这是他个人的想法。我读了《日记九种》以后，却感到他处处有 为自己打算。至于当时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发现了这样一件大胆而
新奇的事情时，人们将以何种目光来看待？他从未想过，也没有关心过。因 此，我则为此而不快了好几天。而且，还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不大愿意和
他同进出，少说话，并有近于后退的打算。”(16)此中所说的王映霞当时的 心情无疑是真实可信的。至于郁达夫之所以发表此日记的目的，倒不见得像
王映霞所说的那样。其实，郁达夫对于为什么发表自己的日记的原因，在《< 日记九种>后叙》中是有明确的表白的。其一，是为了让世人了解他当时的思
想和经历，不要去相信创造社同人对他所作的指责。他说：“半年来的生活 记录，全部揭开在大家的眼前了，知我罪我，请读者自由判断，我也不必在
此地强词掩饰。不过中年以后，如何的遇到情感上的变迁，左驰右旋，如何 的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还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
数年来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这些事情，或者这部日记，可以为我申 剖一二。”(17)其二，为了换取稿费。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热恋期间，用去了
不少钱，陷入经济的窘状中，因而，他一再表示要多写小说来赚钱。而且， 在《<日记九种>后叙》中也明确表示，“到头来弄得不得不卖自己的个人私
记，以糊口养生的”。在《再谈日记》(18)中，郁达夫说得更加明显：“但 当记载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把这些无聊的日常琐事，公之于大众之前的意识
的。可是为补救生活之故，将《日记九种》刊行之后，销路也居然有了好几 万部，于是为了版税，就一版再版地任书局去印行”。实际上，日记出版后，
接连印了八、九版，印数达三万之多，所得的版税是较为可观的。此外，我 们更应该看到，他的日记内容丰富，不仅详细地记录了他跟王映霞热恋的经
过和复杂心态，还写下了他不满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的态度，以及他受命整 顿上海创造社出版部的情形，对于了解他当时的生活和思想很有价值，可谓
给人们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并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
1927 年秋，王二南应上海哈同花园姬觉弥的邀请和群治大学之聘，前来 上海教书。他将玉映霞一家带来上海，住在民厚南里(现称慈厚南里)880 号
二楼。当时，王映霞在嘉兴二中附小教书。为了便于跟王映霞接触，郁达夫 也搬来和王二南同住，住在他们的前楼。
经过一年的热恋，到 1928 年的春天，郁达夫和王映霞便决定结婚。他们 原先准备去日本东京举行婚礼。给中外亲友印发的请帖上，印的是 2 月 21
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但是，后来因为经济不许可，而未能如愿。他们 改为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三月中旬，才搬
回家里来居住。然后，在南京路的东西饭店设两席请客，作为他们的喜筵。 即是说，他们结婚未举行任何仪式，非常简单。
据郁风说，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之前，郁曼陀非常生气，曾一再写信告 诫他，并指出“这是要犯重婚罪的”(19)。孙荃则默默地带着一子一女回到
富阳老家居住，未跟郁达夫离婚，靠郁达夫经常汇款过日子。
1928 年 6 至 7 月间，郁达夫和王映霞迁入嘉禾里 1443 号，第月租金八 元。从此，他们便算是有了自己的家。至 1929
年，他们又租住王二南住过的
1442 号。
1443 号住房并不宽场，只有楼上一间正房的光线较好，但朝北，冬寒而 夏热。而且，室内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20)。
一切用具，都是租来的，开始时一天三顿都在王映霞母亲家里就餐。就是说， 他们结婚之初的生活，是颇为清苦的。可是，他们精神上是愉快的。在他们
的心里，装满着爱的欢乐，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 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
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别的愿望了。”(21) 为了撑好小家庭，郁达夫和王映霞紧密合作。郁达夫尽力写作，以换取
稿费。而且，每当他写出一段好文章或者得意的诗句时，还会叫王映霞先看 一遍，读一读。显然，郁达夫沉浸在夫妻同乐之中。而王映霞呢，则下决心
学会做厨下的一切事情。因为王映霞的母亲向来疼爱她，她对于掌锅炒菜是 一无所能的。但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甚至跟着郁达夫到馆子里去吃了几
十次，以便模仿着学，终于学会了烧许多菜，尤其是，郁达夫所喜欢吃的几 样菜。郁达夫平时不讲究穿着，但在饮食上舍得花钱。他曾对王映霞说：“人
的身体最要紧，身体是别人抢不去的财产。”此外，王映霞还学会了缝纫、 洗衣一类的活。可以说，家里的样样活儿，她都拿得起来。因此，他们建立
了家庭后，虽然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充满着温馨和愉悦。 郁达夫由于得到了王映霞的爱情，建立了一个新的小家庭，生活上安定，
感情上有了新的温暖，因而在思想上也得到了升华。从此之后，他结束了热 衷于到烟花场中排泄苦闷的旧习，精神更加振作，积极投身于各种进步活动。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郁达夫在《<鸡肋集>题辞》中所说的：
一九二六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到些叛我而
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
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改变了。对于这种助力的感谢，我想 以笔墨来铭记，我很想以后半生的行为思想来表彰，现在可以不必说。
这当中所说的“外来的助力”，无疑就是指王映霞而言的。


5 秘密参加太阳社


1928 年前后，郁达夫除了与鲁迅的关系最为密切外，与太阳社作家的交 往也非同寻常。
太阳社的主要成员蒋光慈、钱杏村、孟超、杨村人等，都跟郁达夫认识， 并有较深的友谊。
早在 1925 年春，郁达夫便认识了蒋光慈，他曾说：
记得是 1925 年的春，我在上海和光赤相见。在以前也许是看见他过了，但他给我的印象
一定不深，所以终于想不起来。那时候他刚从俄国回来，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说得一口抑扬
很清晰的普通话，身材高大，相貌也并不恶，戴在那里的一副细边近视眼睛，却使他那一种绅
士的态度，发挥得更有神气。当时我们所谈的，都是些关于苏饿作家的作品，以及苏俄的文化
设施等事情。因为创造社出版部，也正在草创经营的开始，所以我们很想多拉几位新的朋友进 来，来加添一点力量。(22)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大学任教，
并从事于文学创作。他于 1925 年 1 月，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现在中 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对郁达夫的作品作了较高的赞誉：“郁达夫被人
目为颓废派，不错，郁达夫是颓废派。但是我们在这一本小小的《茑萝集》 中，我们已看出现代社会的实况，现代社会所给予人们的痛苦，——更看出
作者对于现代社会制度之如何不满，对于金钱之如何痛咒。作者在积极方面 没有指示人们求光明的道路，鼓动人民之奋斗的情绪，但他已触及到了现社
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倘若我们不是市侩，我们一定不能安于这社会的生 活，我们一定对于现社会的制度有相当的反抗，《茑萝集》的作者的确引起
我们的同情，的确能与我们同立在反对旧社会的战线上，的确高出皮条式文 学家百倍！归根一句话，谁个满意于现在的生活，谁个天天说什么花呀，月
呀，爱呀，??表面上似觉不颓废，其实比颓废派的害处大得多呀！”正是 因为蒋光慈对郁达夫作品有较公允的评价，以及对苏俄文学有浓厚的兴趣，
因而，郁达夫介绍他认识了郭沫若，想把他拉进创造社来。可是，这遭到创 造社出版部的“几位新进作家”的反对而未能成为事实。不久后，郭沫若和
郁达夫南下革命策源地广州时，也曾想带他一起到中山大学任教，但又因为 同行的人数过多和“广州的事不明”等原因，而给蒋光慈留了个“后约”。
后来此事便不了了之。
尽管这两件事都落了空，但郁达夫和蒋光慈却保持着友谊，彼此间常有 书信往来。而且，郁达夫帮助蒋光慈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了《共产不可不
反对》、《在黑暗里》和《五一歌》等作品。而当郁达夫于 1926 年 12 月 27 日由广州抵上海时，蒋光慈曾去迎接；12 月 31
日，蒋光慈又陪郁达夫去俄 国领使馆观看舞蹈“伊尔玛童感”，使郁达夫第一次受到苏俄革命歌舞所独
具的“力”的感染。此后，郁达夫跟住在创造社出版部附近租界里的蒋光慈 过从甚密。有时蒋光慈来创造社出版部吃饭，有时一同去喝咖啡，看戏，看
电影，访朋友，谈文学，等等。而且，当蒋光慈的妻子宋若瑜死了后，郁达 夫还将王映霞的同学陈赐贤介绍给他。后来，陈赐贤发现蒋光慈有严重肺病
而中断关系后，郁达夫还深感遗憾。此外，郁达夫还鼓励蒋光慈，“促使他 用尽苦力，写几篇有力量的小说出来，以证他自己的实力。”而当蒋光慈不
久果然在《创造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了他的重要小说《鸭绿江上》后，郁达 夫又及时发表《<鸭绿江上>读后感》，对蒋光慈的创作作了实事求是的有见
地的评价。仅从这些来看，郁达夫和蒋光慈相互交往中是真诚的，而且彼此 之间都产生了良好影响的。
至于太阳社的钱杏村，盂超和杨村人，郁达夫也跟他们有良好的交谊。 如钱杏村 1927 年从故乡安徽来到上海后，经人介绍认识了郁达夫。郁达夫便
立即帮助他在《洪水》三卷二十八期上发表了《劳动者的光明》和《十一月 十二夜》等诗篇，从此后彼此成为莫逆之交。对于孟超，郁达夫也支持他在
《洪水》三卷三十期上发表《梦摆仑》一诗。这对于他们在上海文坛上能有 一席之地，是起到了作用的。
正因为郁达夫跟太阳社成员具有较好的友谊，所以当他们 1927 年 7 月在 武汉宣告成立太阳社后，又于 8 月在上海筹办春野书店并于 1928
年元旦出版
《太阳月刊》不久，钱杏村受太阳社的委托去请郁达夫参加该社时，郁达夫 未经任何考虑便一口答应了。当时太阳社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受党直接领导，
竟发展正在受到创造社作家攻击的郁达夫入社，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事 情。
而且，郁达夫参加太阳社后，钱杏村和孟超又于 1928 年 2 月 1 日跟郁达 夫商议编选和出版《达夫选集》的事情。此后经过多次交谈磋商，果然于 3
月由春野书店出版了钱杏村、杨村人、孟超编选的《达夫代表作》，共选《春 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等小说、散文 13
篇，并有郁达夫写的《自序》，钱杏村写的《后记》。这篇《后记》长达万 余言，对郁达夫及其作品作了充分肯定。他写道：
他虽不是一手奠定中国文坛，他却是中国新文坛上最有力量的分子的一个，他是有他的
文学史上的重要的地位了，然而他还是不满足，还是不懈怠，还是要醒悟过来，还是要抓住时
代，还是要做一个伟大的始终如一的表现者，虽然他也谦虚着说是乘了飞机赶不上时代，然而
他的实生活并不是如此??他的第二时期的新生活又开始展在我们的眼前了，他仍然是一个英
勇的战士！??你敬爱的读者哟，你们呢？你们呢？已经革命的，因着达夫的创作的暗示，应
该更加英勇起来，去领导劳动阶级向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抗斗，那徘徊歧路的，呵！你徘徊歧
路的青年哟！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你斩断了徘徊的思念，勇猛地走上革命的战阵上来罢？??
在他的创作里，暴露了整个社会的罪恶；在他的创作里，阐明了经济制度给予青年的恩
赐；在他的创作里，表现了青年与社会抗斗的屡蹶屡起的精神；在他的创作里，显示了今后青
年应去的唯一的光明的大道??从他的创作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社会经济，是不容青年存
在的，不给青年以他们所需要的自由的，青年徘徊歧路决不是现代青年的生活，青年的唯一出
路只有革命??达夫的生活纪录，已经把青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写出都决定了，他已经归来
了，他已经认识他应该做的事了！ 对郁达夫及其创作作出这样的评价，是认识到了郁达夫及其作品的本质所在
的，在当时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跟创造社的彭康等人骂郁达夫是“一 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堕落的个人享乐主义者”(23)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
值得肯定的是，钱杏村称赞郁达夫“是一个英勇的战士”的说法，是符合实 际的，是有胆识的见解。这极大地有利于人们对郁达夫及其作品有新的正确
的认识，对依达夫来说也是莫大的激励和慰藉。郁达夫为了表示自己作为太 阳社成员的义务，则把《达夫代表作》的版税 1000 元全部捐给了太阳社作活
动经费。这也表明，郁达夫跟太阳社同仁的确是有着较深的友情的。
但是，郁达夫对太阳社作家的某些思想及活动却不是都赞同的。太阳社 的成员直接受到了翟秋白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和无
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认识都犯有明显的左倾幼稚病。譬如，错误地认为当时革 命仍处于高潮时期，并很快就能获得成功；又如完全否定鲁迅及其《阿 Q 正
传》等作品；再如创作了好些充满革命浪漫蒂克情调的作品，等等。因而， 郁达夫从未在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时代文艺》及《海风周报》等刊物
上发表东西。而且对他们的作品也有正确的看法，既肯定其“时代的价值”， 又批评其幼稚性。譬如郁达夫 1928 年 1 月 25 日的日记写道：

午前在家，把(蒋)光赤做的《短裤党》读完，实在是零点以下的艺术品，我真想不到会
写得这样之坏，说到艺术，恐怕赶不上他的《野祭》??
又如，1928 年 2 月 13 日的日记写道：
回来把杨村人的小说集《战线上》读了。虽然幼稚得很的作品，但一种新的革命气氛， 却很有力地逼上读者的心来，和钱杏村的《革命故事》一样，有时代的价值的??
由此可见，郁达夫当时对太阳社作家创作的看法可谓实事求是的。更加可贵 的是，他还多次跟钱杏村、孟超等人谈论过“新文学的革命性及革命文学的
技巧问题”(24)，帮助他们提高有关文学创作的认识和修养。


6 编《白华》和《大众文艺》


郁达夫在 1928 年间的思想状态，一直是相当激进的。这年 8 月，他参加 了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中国革命互济会)，与钱杏村主编半公开的会刊《白华》
半月刊。该刊于 10 月 16 日创刊，共出 3 期。他们创办这一刊物的目的，是 为了促进民权运动，激励民众起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
侵略，声援和营救受迫害的革命者。在该刊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了《<白华
>的出现》，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作了揭露和抨击： 然而革命成功的现在，我们老百姓所得到的是什么？
第一是各工会的解散，第二是民众运动的禁止，第三是各地学生会的要封闭，第四??
第五??同样的好处，举不胜举。 难道革命成功之后，民众就可以不要了么？难道革命成功之后，政治就可以由政府中几
个人去包办了么？ 我们且来看一看目下的政局及社会各乱杂的情形。
改正条约的声浪，在中国方面原是吹得很高，然而实际上日本对东三省的态度如何？非
但是条约上所有的权利，他们半点儿也不肯抛弃，就是连条约上所没有的内政干涉，他们现在
也在大胆地尝试了。还有济南的占据，济南人死难的几千人的白骨，现在非但没有一点雪耻报 复的兆头，大家连提也无人提起，谈也没有人谈及了。
讲到裁兵，各地割据在那里的武装同志，还正在充实兵器，加募革命健儿哩！ 谈建设，谈交通，我们只见到报纸上的各种会议和国府及各地政府门前的许多请愿的团
体而已。据说历史是循环的，难道十六七年一转，中国的历史又要回到辛亥年的状态去了么？ 此外，郁达夫还指出当时的言论创作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细小”，
并阐明了创办《白华》的缘由和愿望：
可是“不平则鸣”是中国古代传下来的金言，胸中若有积愤，要想吐露出来，也是人之
常情。所以于万不得已的时候，来显现一点颜色，或者也是促进革命的一种微之又微的小力。
于是《白华》出现了。??《白华》将来如虹霓般练得净了，化作长虹，或许也可以贯日，可
以打倒日本及其他各国帝国主义。化作长桥，或者也可以救度救度许多被压迫得没有路走的同 胞。
11 月 15 日《白华》第二期上，郁达夫又发表《故事》一文，借谈秦始 皇施行酷政的“故事”，继续抨击蒋介石屠杀人民的罪行。
据此可以认为，不满和憎恨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是郁达夫这时的基本的社会政治态度。而且，他是跟鲁迅、林语堂等站
在一条战线上，勇于讥评时政的激进作家。
正因为这样，国民党政府准备逮捕郁达夫。郁达夫听到传闻后，立即离 沪去无锡、扬州等地暂避。在避难期间，写了《感伤的行旅》一文。
郁达夫在尖锐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致力于文艺大众化的工作。
1928 年 9 月 20 日，他主编的《大众文艺》月刊创刊号，由上海书局出版发 行。在他酝酿此刊时，于 1928 年 7 月 31
日日记中写道：“将出的月刊，我 想名为《大众文艺》。这 4 个字虽从日本文里来的，但我的解释是——文艺
不应该由一社或几个人专卖的。周刊我仍想名它为《多数者》，我以为多数 者的意见，或者可以代表舆论的。”(25)在《大众文艺》发刊词《大众文艺
释名》中，他更是明确地阐述了创办《大众文艺》的宗旨和意图：
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于一
个阶级的。更不能创立出一个新名词来，向政府去登录，而将文艺作为一团体或几个人的专卖
特许的商品的。因为近来资本主义发达到了极点，连有些文学团体，都在组织信托公司，打算
垄断专卖文艺了，我们就觉得对此危机，有起来振作一下的必要，所以就和现代书局订立合同，
来发印这一个月刊《大众文艺》。我们并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想利用文艺来做官。
我们也没有名利上的虚荣，想转变无常的来欺骗青年而实收专卖的名声和利益。我们尤 其不想以裁判官、天才者，或个人执政者 Dictator
自居，立在高高的一个地位，以坛下的大众 作为群愚，而来发号施令，做那些总司令式的文章，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 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
在这当中，显然流露了对创造社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所患有的左倾幼 稚病的讥讽，并表明了他创办《大众文艺》的目的在于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的，是提倡文艺大众化的。
《大众文艺》共出了 12 期。前 6 期由郁达夫、夏莱蒂主编。后 6 期由陶 晶孙编辑。从这 12 期《大众文艺》所刊登的作品来看，基本上都体现了“文
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精神。它们的内容大都是反映下层 人民的生活，风格朴实明快，语言简洁晓畅，具有一种亲切感。
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译作。这是郁达夫有目的这样做的。在他看 来，当时国内文坛上，不仅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而且缺少反映劳
苦大众生活的创作，因而有必要引进西欧和苏联的一些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 作品来以资借鉴。在前 6 期《大众文艺》上共发表作品 56 篇，而译作就有
34 篇。其中有鲁迅翻译的俄国淑雪兼可的《贵族的妇女》，俄国雅各武来夫 的《农夫》、《十月》、俄国康士坦丁的《果树园》和法国腓立普的《食人
人种的话》。这表明，郁达夫创办《大众文艺》，提倡文艺大众化，得到了 鲁迅的大力支持。
自然，郁达夫也是重视发表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我国劳动人民生活境遇 的作品的。如叶鼎洛的小说《阿巧》，通过描写童养媳阿巧一家的悲惨命运
控诉了吃人社会的罪恶。又如许杰的小说《剿匪》，更是反映了贫苦农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反霸抗租斗争。再如夏莱蒂的小说《一
件小事》，反映了乡村中一家父子两人在家园被军阀战争的战火焚毁后所经 受的种种灾难。此外，郁达夫的小说《在寒风里》也反映了一位老长工的苦
难生活及其爱憎分明的品质。等等。
由此可见，《大众文艺》的基本倾向是好的。即是说，郁达夫在提倡和 发展“大众文艺”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
可是，郁达夫在辛勤耕耘《大众文艺》这块文艺新土之时，却受到了来 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受到创造社作家出于门户之见的误解和攻击，甚
至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彭康竟于《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革命 文艺与大众文艺》一文，对郁达夫及其所提倡的大众文艺作了不合情理的批 判：
大众文艺！这“大众”两字的确漂亮，因为大众已不是“小我”，在现 在正要大众斗争，大众团结的时候，拿出“大众文艺”这名字来很可以迎合
一般人的心理的。不过这只是迎合，其实还是从“小我”出发的“大众”， 而其用意是在以这两字偷偷地替换“普罗列搭列亚”来攻击革命文艺。
从前那种反对革命文艺的论调知道是很薄弱的了。于是用这种侧面的阴 俏的替换法来打消普罗列搭利亚文艺。
这很容易使一般青年受他的蒙蔽，对于现在所需要的真正的文艺是一个 很大的障碍，因此我们有彻底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
??郁达夫说人家“转变无常的来欺骗青年而实收专卖的名声和利益”，而他自己却先 前以个人主义的颓废文学来迷误青年，后来又提倡 Dymod
的农民文学来使青年走入歧途，现在 又是什么大众文艺来缓和青年的阶级意识及革命精神。我们不必学他的同道鲁迅来阴骂阳讽，
我们只明白说大众文艺是反动的东西。
显然，这样全盘否定郁达夫，并把“大众文艺”称为反动的东西，实在“左” 得出奇，对此，郁达夫是极其反感的。
另方面，也是更加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已觉察到《大众文艺》是不利 于其统治的。当它出了第四期时，郁达夫便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出了第五
期后，他更是发现不时有些行迹可疑的人在暗中跟踪盯梢。为了预防不测， 第六期的稿件编辑后，他便于 1929 年 4 月辞去主编职务，到西子湖畔躲避了
一段时间。


7 游览普陀岛


1929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郁养吾从富阳来到上海住在郁达夫家里。郁达 夫跟二哥感情特别好。王映霞准备了酒莱招待他。当他俩喝酒喝得有一定分
量时，王映霞就劝他们不要再喝了，并说：“我们还是大家吃饭吧？”这本 来是出于一种好意，但郁达夫却不高兴，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家门。王映霞和
郁养吾看出了他有情绪，但以为他走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可是，等了许久， 他都未回来。王映霞只好安排郁养吾在客堂里住宿后，自己便回到楼上去休
息。第二天早晨，郁养吾回富阳去了。王映霞整天焦急地盼望着郁达夫回到 家里来。直到天黑时，她才收到一份电报。这电报是郁达夫从宁波发出的。
电报上说，他的钱和手表被人窃去了，要王映霞马上送 100 元去宁波。
王映霞得悉郁达夫的去向和要求后，又气又心急，决意弄到钱给他送去。 当时家中既无钱，又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当。她只好将自己结婚时母亲赠给的
手镯、项链拿出去当了 100 元钱，立即到十六铺码头乘船前往宁波。
王映霞到了宁波后找到了郁达夫的住处，见到了他。郁达夫见王映霞果 然送钱来了，便说：“我们一起到普陀去玩几天，再回上海好不好？”王映
霞自然依了郁达夫的意愿。在去普陀的路上，郁达夫告诉她，他之所以离家 出走，是因为她阻止他喝酒，使他很生气。走到十六铺码头时，天已经黑下
来了，他当时有些醉了，和衣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便混 上了船到了宁波。但手表和钱包在码头上被扒手偷去了。郁达夫平时有些神
经质，遇有不愉快时，就会发脾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理喻的事来。他自 然知道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也知道此事给王映霞造成了伤害。所以，想与她
到普陀岛游览一番，以便消除心中的不愉快。
到了普陀岛后，他们遇见了比他们先来的楼适夷、任钧和王鲁彦夫妇。
当时，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天福庵的小庙里。他们中只有任钧不怕炎暑，埋 头写中篇小说《爱与仇》，其他人都是来游山玩海，过得极为浪漫悠闲。郁
达夫还是难改嗜酒如命的习性，每天都得大喝一场。因为天气热，喝的是啤 酒，他可以接连灌下 6 瓶，令楼适夷等人大为惊讶，甚至耽心他受不了。他
们想，即使是喝清水，肚子也难装得下吧。他们问郁达夫怎么受得了，他便 说：“没有关系，喝到半场，跑出去小便一次，又可以再喝了。”王映霞听
他那样说，又好气又好笑。但因为不久前有了教训，她便不去扫他的兴了。 游玩了 7 天以后，大家便离开普陀岛。可是，王鲁彦夫妇是新婚、花钱
较大，付不起天福庵的房饭钱。其他人带的钱也不多，无法帮助他。王鲁彦 便把新婚妻子留下，自己回上海弄钱来，再带着妻子离开。这件事，使郁达
夫他们感到很有意思，都笑话他差一点把太太抵押给和尚了。 郁达夫在归途中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们夫妇是跟楼适夷同行
的。回到宁波时，想好好玩玩天童、育王、东钱湖。可是，住旅馆登记时， 郁达夫不敢公开自己的名字，写的是“于质夫”。但事有凑巧，偏偏被宁波
当地的一个有名的劣绅史济行发现了，他便在当地报馆一类的地方宣传，说
“我的朋友郁达夫来了。”另外，他又眩耀自己认得当地党部中的人。郁达 夫向来憎恶国民党的官僚，而国民党当局也一直在伺机迫害他。为了不要弄
出麻烦事来，郁达夫夫妇跟楼适夷商量，决定立即离开宁波回上海，把那不 知是何居心的史济行甩掉了。


8 做调解人与和事佬


1929 年 8 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他的大量版税和《奔流》作者的稿酬， 准备请律师提出诉讼。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由李小峰负责经营的北新书局先后出版鲁迅的许 多著作。但应给鲁迅多少版税，一直不明确。到后来，连原先表示给鲁迅每
月送几百元版税的许诺也老是拖欠。这自然给靠版税在上海生活的鲁迅造成 很大的损失。据说，当时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的版税，至少也有两三万元。李
小峰本来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但鲁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破 除了情面，决意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李小峰知道鲁迅的打算之后，还算有自知之明，懂得北新肯定是要输的。 因为欠债要还，是一种社会公理。他便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请他不要提起诉
讼，希望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
郁达夫跟鲁迅的关系很好，他被李小峰看作为理想的调解人。当时，郁 达夫正在杭州小住，忙于续写小说《蜃楼》。没有住几天，他便接到北新书
局的电报，要他速回上海，帮助他们解决与鲁迅的版税纠纷。
因为是涉及到鲁迅的重大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郁达夫便立即回到上海， 为这事尽力。经过几次的商谈和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
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分 10 个月还清；新欠则每月致送
400 元，决不食言。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在解决这事的过程中，郁达 夫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正如他于这年 9 月 8 日日记所写：“8 月 12
日 去杭州，打算做《蜃楼》不成，至 20 后，又因北新与鲁迅清算版税事冲突， 回沪来为两者调解，迄今 20
多天，一点儿事情也不做。”(26)因此，可以认 为，郁达夫尽心尽力地当了很好的调解人，为鲁迅做了一件大好事。
事情解决后，北新书局于 8 月 28 日晚在南云楼，宴请鲁迅夫妇、郁达夫 夫妇、林语堂夫妇和杨骚、章衣萍、曙天。席间，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发生
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于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张友松，此人也是鲁迅的学生， 并且也在经营书店和出版事业。张友松跟李小峰有矛盾，在前几天宴请鲁迅
和林语堂等人时表示他的书店要以北新为戒。于是，李小峰曾对人说鲁迅之 所以会提起诉讼，是受了张友松的挑拨。鲁迅听到了这一说法时，认为不符
合事实，心里很不高兴。
可是，就在这次晚宴将结束时，林语堂偶尔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并对 他有所责备，说他传播他在汉口发了笔洋财不是事实。鲁迅一听，便疑心林
语堂是有意讽刺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顿时脸色铁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 转身欲退席离去，大声地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鲁迅要声明，他并不是受张友松的挑拨，并对林语堂“直斥之”(27)。
林语堂突然受到鲁迅如此激烈的责备，一时感到难以接受，自然也立即申辩 他讲的话并不是对鲁迅的讽刺。因而，两人对视了一会，针锋相对，席间的
气氛变得异常紧张。不过，不一会，林语堂便“低着头，一声不吭”(28)。 郁达夫看见这情形，立即做和事佬，说：“大家还是吃饭吧。”并一面
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拉了林语堂和他的夫人廖翠凤，走下了楼。自此之后，
鲁迅与林语堂一直不来往，直到 1933 年才恢复联系。 对于鲁迅和林语堂的这次“冲突”，郁达夫后来说：“这事当然是两方
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29)
林语堂后来忆及此事时也说：“他(指鲁迅——著者按)是多心，我是无猜， 两人对视像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
女人都觉得‘既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度过了。”(30)
鲁迅和林语堂，都是郁达夫的好友。他及时地缓和了他们之间的冲突， 后来又认为他们的冲突出于“误解”。这表明，郁达夫对待朋友是非常真诚
的，正直的，不做偏袒谁的事情。


9 在安徽大学执教的风险


1929 年夏季，安徽大学聘请郁达夫前去任教。为了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尽管王映霞已经怀着孩子了，他还是欣然答应。
经过稍事准备，郁达夫于 9 月 26 日动身去安庆，担任中文系教授。动身 前夕，郁达夫曾特地到了鲁迅那里辞行。
在郁达夫动身之前，王映霞为了提防他在安徽大学不顺心不如意，在替 他购买轮船票时，买了来回票(可供半年内使用)，以便他随时可以返回上海
来。在送郁达夫上船时，她还一再要他注意安全。
郁达夫到校后，即 10 月 3 日答应讲授《文学概论》。可是，就在这时， 安徽文教厅长程天放攻击他是“堕落文人”，并将他列入“赤化分子”名单，
准备加以迫害。幸好他的好友邓仲纯到他住所来告诉他，说有人正在布置暗 算他，要他立即离开。郁达夫听了后，意识到自己处境的险恶，便立即于 10 月 6
日，用王映霞买的来回船票，登上了一条船，返回上海。离开时未携带
任何行李物品，可谓只身“逃回”。 郁达夫回到上海后，王映霞竭力主张去向安徽大学交涉，要他们赔偿损
失。郁达夫生怕又惹出事来，不愿再去安庆。结果，王映霞代表郁达夫去了 一次安徽大学，要回了一学期的薪金，并取回了他带去的行李。
11 月底，王映霞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达夫给这男孩取名郁飞。40 多天 后，鲁迅和许广平为郁达夫和王映霞得子而高兴，特地赠送绒衫和围领。
这件事，表明郁达夫一直成为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对象。郁达夫那时的处 境是异常艰难的。


10 裂痕初现


1930 年 2 月 10 日，郁达夫又因为王映霞要他少喝酒而生气地出走。他 这次出走，是跑回富阳老家小住，至 2 月 17
日才返回上海。那时孙荃并没有 和郁达夫离婚，他们还是夫妇关系。因而，他这次回富阳看望孙荃和儿女， 对郁达夫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郁达夫这次离家也是不告而别的，但精明的王映霞却认定他是回了富 阳。对于他的这一行动，王映霞自然是非常恼恨的。但她却不与他吵和闹，
而是立即写了一信请他的祖父王二南从杭州赶来上海。
王二南跟郁达夫谈了一个晚上，说：“达夫！你说应该怎么办？”郁达 夫有苦难言，只好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王二南。王二南看了后，又交给了王 映霞。
王二南深知郁达夫是一个浪漫文人，感情的变化起伏很大，虽然已写了 保证书，但很难说以后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于是，王二南不能不为孙女王
映霞考虑到经济上的出路，要郁达夫将自己的一些著作的版权明确归为王映 霞所有。对此，郁达夫毫无异议。
第二天，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的经理李小峰。他亲笔 写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分送给律师、书局和王映霞务一份。于是，
这一场风波才告结束。
可是，这件事情却给王映霞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损伤，即从此之后，使她 与郁达夫的爱情投下了阴影，撕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
据王映霞说，此后她不再像前几年一样死守在家中了，大胆地做了不少 为郁达夫所不愿她做的事情，如去探望过几个独身的同学，甚至常常跟踪过
郁达夫的行动。尽管郁达夫仍像往日一样对她表示亲热，但她总是不时陷入 悔恨中，乃至“产生过多次可怕的幻相”(31)??注：
①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
③鲁迅。
④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原载 1928 年 8 月 16 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号。
⑥创造社成员。
⑦刘乙青：《读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之后》，《晨报副刊》1926 年
12 月 25 日。
⑧孙东侯：《读<卢梭论女子教育>》，《晨报副刊》1927 年 1 月 9 日。
⑨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 社 1982 年版。
⑩列·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卑污 的说教人”，见高尔基《托尔斯泰回忆杂记》。
(11)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 社 1982 年版。
(12)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 版社 1982 年版。
(13)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 版社 1982 年版。
(14)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 版社 1982 年版。
(15)载 1928 年 8 月 13 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16)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17)《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8)《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9)郁风：《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回忆郁达夫》(陈 子善王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20)达夫：《灯蛾埋葬之夜》，《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1)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22)郁达夫：《光慈的晚年》，《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3)彭康：《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24)《郁达夫日记集》，上海北新书局 1935 年版。
(25)《郁达夫日记集》，上海北新书局 1935 年版。
(26)《郁达夫日记集》，上海北新书局 1935 年版。
(27)《鲁迅全集》(14)，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28)王映霞：《林语堂与鲁迅的一次争吵》，《衔着烟斗的林语堂》，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29)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0)林语堂：《忆鲁迅》，《无所不谈全集》，台湾开明书店 1985 年四 版。
(31)王映霞：《半生杂记》，《郁达夫与王映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十一章被“左联”除名之后


1 参加“左联”和被开除


由于不断遭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郁达夫对它愈来愈不满，并跟随鲁迅 等与之斗争。1930 年 2 月 25 日，郁达夫和鲁迅、宋庆龄等 11 人，共同发起
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出席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成立大会，领衔发表《中 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①。《宣言》中写道：“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
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 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
斗！”此后，郁达夫参加了好些因为争取思想自由，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的 斗争。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联合，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之所
以能够顺利成立，其关键在于鲁迅同意跟不久前拼命攻击他的创造社、太阳 社作家联合。这自然是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但是，也跟郁达夫起了
“媒介”作用分不开。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曾说： 当时在上海负责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批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
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据此可 以认为，郁达夫对“左联”的成立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而且，鲁迅也提
议郁达夫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据 1930 年 3 月出版的“左联” 刊物《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
成立》报导，郁达夫参加了于 3 月 2 日在上海艺术大学召开的“左联”成立 大会。因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一五八八九号公函，将郁达夫
列入秘密通缉的名单。
可是，“左联”成立后，要求作家参加很多的政治活动，诸如游行、集 会，散发传单，张贴革命标语，等等。对于这些，郁达夫感到自己难于适应。
因而，他不久便向有关方面表示不能干这些事。这在 1933 年北新书局出版的
《郁达夫论》(邹啸编)一书中的《郁达夫访问记》就有报导，即：郁达夫曾 说过“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
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所以左翼联盟中，最近我 已经自动的把‘郁达夫’这个名字除掉。”后来，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 文中也写道：
??不过，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
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
联成立之后，我一个月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从这些来看，郁达夫并不是对 左翼文艺运动有什么不满，也不是在国民党政府迫害下“退缩”，“消沉”，
而是对“左联”当时对作家的“左”的要求感到不满。今天看来，郁达夫实
际上是抵制“左联”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 尽管郁达夫不愿意干“分传单这一类事”，但他仍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
作家，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极为不满。他这年 5 月 1 日的日记写道：“是阴 惨的雨天。”“租界上杀气横溢，我蛰居屋内，不敢出门一步。示威运动代 表者们
107 人都已被囚，大约今天的游行，是不会再有了。军阀帝国主义者 力量是真大不过，然而这也犹之乎蒸气罐上的盖，罐中蒸气不断地在涌沸，
不久之后，大约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今天为表示对被囚者们的敬意，一 天不看书，不做事情，总算是一种变相的志哀。”同时，郁达夫于 1930 年 7
月初去杭州，住在里西湖惠中旅馆两个多月，写了短篇小说《十三夜》和《薇 蕨集》的《题词》。他在《题词》中写道：
三四年来，不晓为了什么，总觉得不能安居乐业，日日只在于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
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
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了。夷齐远逝，首首山似乎也搬了家，现世的逆民，终只能够写点无聊的文字来权当薇蕨。 薇蕨之集，也不过是想收一点到俄乡去的旅费而已⑤。
从这些来看，郁达夫憎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思想是有增无减的。 而且，郁达夫仍然跟鲁迅保持着联系，跟他密切合作。鲁迅曾于 1930
年 4 月 20 日写信给郁达夫，约他合译《高尔基全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 能实现。这年 8 月 6
日，郁达夫还和鲁迅一起参加了内山完造在上海功德林 素菜馆举行的文艺漫谈会。
可是，郁达夫对“左联”的集会却愈来愈不感兴趣。因为过多的集会， 不仅使他感到厌倦，而且也容易被敌人发现而遭受迫害。因而，郁达夫于 1930 年 11
月致函“左联”负责人，表示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结果，“左 联”便开会投票表决开除郁达夫。据说，这次大会是“左联”第四次全体大 会，时间是
1930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6 时，出席者 30 余人，还有日本战旗社 及文化总同盟代表多人参加。投票表决结果，只有冯雪峰、柔石等 4
人投反 对票，大多数与会者投赞成票。于是，在会议的六项决议中，第六条写着：
“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开除郁达夫。”⑥主持这次大会的是 左联常委之一的郑伯奇。
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确是事实。郑伯奇于 1945 年 12 月在西安撰 写的《怀念郁达夫》⑦一文中说：
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参加。
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
的时候，他当然参加了。不知由哪里传出来的话，据说，他曾对徐志摩说：“Iamaawriter，
notafighter！”这句话引起青年朋友的不满。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
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实嫌过火。我在当时不能制止，自然应 该负责。这句话若以后几年说出来，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波澜。
这件事给达夫和我中间划了一条鸿沟。我们彼此疏远起来了，一直到在良友公司跟赵家
壁计划出《良友文学丛书》的时候，我同家壁去看他，向他要稿子，我们才又恢复了正常的来 往。
由此可见，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当冯雪峰
将此事告诉鲁迅时，鲁迅很不高兴地说：极左最容易变右，右的也可以变化， 郁达夫不能写什么斗争文章，但国民党对他也不会好的。鲁迅还主张，要多
团结一些人，认为多一个人，有多一个人的作用。后来文委书记朱镜我知道 此事后，也批评了有关的几个人⑧。
显然，“左联”将郁达夫开除，是极左的表现，是错误的。不过，郁达 夫生性较超脱，并没有因此而造成很大的精神上的苦闷。此后仍和鲁迅等作
家一起为反压迫和营救被捕同志作了不少工作。如左联成员李初梨于 1931 年 1 月 17 日，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被捕后，郁达夫积极奔走营救。
而且郁达夫曾说：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
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捕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 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⑨。
这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当时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已在上海从事于政法工作。 他通过郁曼陀的关系，确实营救了不少的人。这就表明，郁达夫虽然离开了
“左联”，但仍然在坚持着走进步道路的。 正因为这样，郁达夫始终都是国民党政府欲加迫害的对象。1931 年 1 月
17 日，左翼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被捕，并于 2 月 7 日 被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郁达夫也在 3 月接到警告，不得不急速离开上
海，去杭州、富阳等地暂避。他在《钓台的春昼》⑩一文中说：
1931 年，岁在辛末，暮春三月，春服未除，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 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开了寓居。
此中，称蒋介石为“中央党帝”，“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 可谓对蒋介石作了异常猛烈的抨击。


2 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它借口所谓南满铁路发生爆炸，令驻扎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向沈阳发
动突然袭击，并于次日占领了全城。同时，日军又急速向吉林、黑龙江发起 进攻，企图一举吞并我国的整个东北地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
策”，下令东北驻军不准抵抗，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南，致使几个月内，东北 三省竟全部落入敌手。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又借口日本和尚被欧，发动
“一·二八”战争，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虽然十九路军奋力抵抗，但国民 党政府却竭力使十九路军的抵抗失败。这“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
战争，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
眼看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郁达夫心里充 满着爱国的义愤，并开始积极致力于抗日救国的活动。诸如：
1931 年 12 月 13 日，郁达夫出席观看上海抗日救国各团体举办的“反日 联合大公演”。
1931 年 12 月 19 日，郁达夫前往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参加周建人、胡愈 之等提议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成立大会。
1931 年 12 月 28 日，参加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首次会议，并被推举与楼适夷、丁玲、夏丐尊、叶绍钧等一起编辑出版机关
杂志，积极参加劝募捐款、宣传抗日等活动。
1932 年 2 月 4 日，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宣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
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 革命的民众”。
1932 年 2 月 8 日，与陈望道、叶绍钧等组织中国著作者抗日会，签署发 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1932 年 7 月 11 日，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的“营救牛 兰委员会”，与鲁迅、柳亚子、茅盾等联合署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要求
释放国际革命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夫妇。
1933 年 1 月，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
1933 年 3 月 18 日，出席在上海八仙桥举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 会会员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3 年 4 月 3 日，出席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和上海分会的联席 会议，讨论营救中共党员廖承志、罗登贤等人。
同时，郁达夫也曾发表好些诗文鼓吹抗日救国。
1932 年 10 月 20 日，在《青年界》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学生运动在中 国》，号召“学生阶级必须浸入到群众的里面，去做一个酵素，使他们也同
样的蒸发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来和帝国主义对抗，来和为帝国主义 作爪牙的军阀、统治资产阶级、奸商、及一切阻挠社会前进的对象来对抗，
我们才可以见得到新世界开始的曙光”。
1932 年 5 月，在《读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沪战中的生活》， 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妥协态度。
1932 年 10 月 20 日，在《青年界》第二卷第三号上发表《文学漫谈》， 号召青年学生“要用文学来作宣传，唤醒我们本国的群众，叫他们大家起来
反抗帝国主义。”
1932 年 10 年 6 日，作七律《过岳坟有感时事》： 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欲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拼弦上命，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竟酬。诗中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当局放弃 东北三省的卖国行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
1933 年 1 月 4 日，作《山海关》一文，谴责国民党步步退让，出卖大好 河山。
1933 年 1 月 14 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从法治转向武治的 日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本质。
1933 年 2 月 14 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非法与非非法》， 驳斥国民党当局诬蔑民权保障同盟为非法团体的谬论。
1933 年 3 月，作《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 害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暴行。
1933 年 4 月 15 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说木铎少年》， 揭露为国民党当局效劳的无耻文人。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郁达夫具有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是最早从事 于抗日救国活动的作家之一。


3 悼念徐志摩


1931 年 11 月 19 日，诗人徐志摩自南京乘“济南号”邮政班机返回北京 时，因飞机在济南附近的开山(当地人叫白马山)失事而机毁人亡，时年 35
岁。徐志摩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抒情诗人，有很多的朋友和读者。因而，他的 不幸遇难，立即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轰动，许多人都为诗人英年早逝而悲痛。
作为诗人的早年同窗和知交挚友的郁达夫，对于徐志摩的突然飞去，自
然也是不胜伤感的。11 月 14 日晚上，郁达夫还偶然闯到徐志摩家里，谈到
12 点过才离开。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再谈。只因郁达夫有事而 未依约前去。因而，那晚的相见成为他们的永诀。
当徐志摩的凶耗传来时，郁达夫几乎不敢相信，但事实又不能不叫他相 信。于是，他立即拉着王映霞赶去徐志摩寓所，看望和安慰他的遗孀陆小曼。
当他看到陆小曼“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样子，便感受到了她确实陷入了 最大的悲哀之中。当徐志摩亲友在上海万国殡仪馆设灵祭奠徐志摩时，郁达
夫又偕同王映霞一起前去吊奠，瞻仰徐志摩的遗容，并送了挽联：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郁达夫对徐志摩确实是怀有真挚而深厚的友情的。尽管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文 学见解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彼此的气质属于不同类型的浪漫主义者，但相互
交往密切，保持着纯真的友谊。为了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之情，郁达夫含泪 写了《志摩在回忆里》，发表在 1932 年 1 月 1 日《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上。在这一回忆性的散文中，可谓对徐志摩的气质和风貌作了传神的描绘。 如，对徐志摩在杭州一中就读期间的情形作了这样的描绘：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
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 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
又如，对于从欧美留学回来后的徐志摩，他更是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
民国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
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
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 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
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
已经锻炼成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从这年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
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
及在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 神不快的时候，只教经他用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
X，今天怎么样？什么什 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把一切的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
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 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一年的积多了起来。??
最后，郁达夫写道：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
在附记中，还附了一付挽联： 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由此可见，郁达夫对徐志摩可谓相知甚深，友情笃真。 此后，郁达夫还写了《怀四十岁的志摩》(11)一文。其中写道：
志摩生前，最为人所误解，而实际也许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
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
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发而为诗，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灿烂迷人的七宝楼台，使
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以之处世，毛病就出来了；他的对人对物的一身热恋，就使
他失欢于父母，得罪以社会，甚而至于还不得不遗诟于死后。他和小曼的一段浓情，在他的诗
里，日记里，书简里，随处都可以看得出来；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这一种事
情，岂不是千古的美淡？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
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
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
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们对这事的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使我
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志摩在死
前的几年的那一种穷状，那一种变迁，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当
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那一种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 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的逼死了他。
显然，在这当中，郁达夫满含着激情为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浪漫之爱作了辩 护，尤其是把徐志摩的悲剧原因归结为当时的社会及其父亲对他的不理解。
这不仅进一步体现了郁达夫跟徐志摩相交相知之深，而且很有见地的。自然， 徐志摩的悲剧，跟他自己的性格和陆小曼后来的过分颓废有没有关系，则可 以另当别论。


4 创作复苏


郁达夫在 1929 年至 1931 年间，写的作品较少，真可谓是“冬眠”期。 可是，到了 1932
年，郁达夫在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 同时，也努力从事创作，写了好些小说和散文。
1932 年春，郁达夫自书条幅集清诗人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 书都为稻梁谋”，悬挂在嘉禾里住宅的客厅中，以示对黑暗现实的愤满和自 勉自励。3
月，他写成了早在 1927 年就开始酝酿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 并于 4 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对于这篇小说的写作意图，郁达夫在 1932 年 4 月 1 日《读书杂志》第二 卷第四期上发表的《沪战中的生活》中作了这样的说明：
??在战期里为经济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写出来的一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这
篇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不过有许多细节和近事，是在这一次的沪战中
(12)，因为阅旧时的日记，才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
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
哪一条路。三个女性中间，不消说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 阶级的犹疑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
实际上，这篇小说是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篇幅最长的，所反映的社会背景较广 阔，从民国后的“政潮起伏，军阀横行”开始，经大革命失败，到“一·二
八”战争发生为止。小说企图通过描写 3 个不同思想性格的女学生的不同经 历和遭遇，即或乱伦通奸，或受尽社会的欺凌，或参加工人大罢工，启示青
年应走什么道路，并暴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大屠杀和日本侵略者的罪 行。可以看出，作者力图使这篇小说富有时代的现实的意义，甚至有一定的
革命色彩。这表明作者在进行着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尝试。但是，这篇小说 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且作品中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描写。
因而，郁达夫自己认为这是一篇失败的作品。他在《<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
(13)中说：
写到了如今的小说，其间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我觉得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时的心境更
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因此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作品之中的最恶劣的一篇。 杜衡也于 1932 年 8 月 1
日《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她是一个弱女子>》， 对这篇小说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依然是一部写色情的作品”，“弱女子是
一个整整地被色情所支配着的奴隶”，“一切涉及革命问题的事情，对于弱 女子一人是完全不发生什么关系的”。这篇小说未能取得成功，说明郁达夫
这时由于受到自身思想和生活的局限，还不可能如愿以偿地写出具有革命倾
向的小说来。 可是，就是这么一篇不怎么成功的小说，最初由上海潮风书局于 1932
年 4 月出版和 7 月再版后，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同年 12 月由现代书 局重印后，又被禁止发行。至 1933 年 12 月 20
日，易名《饶了她》，删改出 版，在扉页上特别声明：“本书原名《她是一个弱女子》，奉内政部警字第
四三三号批令修正改名业经遵令删改呈部注册准予发行在案。”但是，1934 年 4 月仍以“诋毁政府”的罪名被查禁和焚毁。
1932 年 5 月，郁达夫患伤寒并发黄疽症，经过医治，和王映霞的悉心照 护下，如经常煮甲鱼汤等滋补品给他吃，终于痊愈。
9 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创刊，郁达夫被聘为特约撰稿人。在创刊 号上发表散文《钓台的春昼》，文中抨击了“中央党帝”即蒋介石的暴行。
10 月间，郁达夫肺病复发，决定去杭州疗养。动身前一日，即 10 月 5 日晚上，他与王映霞一道邀鲁迅夫妇于聚丰园话别。席间，鲁迅凑成那首“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诗，于 12 日书成条幅赠给柳亚子。第 二天，郁达夫便坐火车到达杭州，住在沧洲旅馆。10 月 14 日，又进杨郁生
医师的西湖医院疗养，住在“水明楼”，达一个多月。
在此前后，郁达夫在《现代》上发表《马樱花开的时候》(14)、《东梓 关》(15)和《迟桂花》(16)等小说。《迟桂花》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郁达夫小
说中艺术最为园熟之作。小说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清新幽远的意境美， 很有艺术功力和艺术魅力。因而，鲁迅后来把它选入英译中国短篇小说《草 鞋脚》。
这年 12 月初，郁达夫病愈回到上海。15 日，他与鲁迅、茅盾、叶绍钧 等共 55 人，联名发出《中国著名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17)，祝福“两
国人民从此更能增进友谊”，“更热烈地盼望中苏两国的作家以及一切文化 工作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战线上亲密地携手”。12 月 30 日，郁达夫到
鲁迅寓所谈叙，并请求赐予墨室。第二天，鲁迅就为他书写《无题》(“洞庭 浩荡楚天高”)和《答客诮》诗各一首，并附信说：
字已写就，拙劣不堪，今呈上。并附奉笺纸两幅，希为写自作诗一篇，其一幅则乞于便 中代请亚子先生为写一篇诗，置先生处，他日当走领也。
郁达夫接读此信后，立即为鲁迅作七绝《赠鲁迅》一首：
醉眼朦胧上酒楼，《傍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18)
并于 1933 年 1 月 19 日将此诗写成条幅亲自送鲁迅。这时，郁达夫已为 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写稿，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
局的腐败统治。他也请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稿。鲁迅欣然表示同意。 从此之后，他俩一道为《自由谈》写了不少文章。
5 怀念蒋光慈


前面已谈过，郁达夫跟蒋光慈自 1925 年相识后，有过较密切的交往，彼 此是朋友。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解有所不同，特别是蒋光慈和太阳社
同人攻击鲁迅后，郁达夫很不满意，两人便很少接触了。
尽管如此，在郁达夫的心里并没有把蒋光慈遗忘，而是经常留意着他的 情况，为他在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进展而由衷高兴。1931 年春
天，他还在上海街头遇见了蒋光慈。这时的蒋光慈，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 迫害，好几本好销的书被禁止出版，弄得生活很艰难。同时，他被党组织开
除党籍，精神上受到了莫大的打击。于是，他的肺病愈益严重，“清瘦得不 堪，说话时老在喘着气”。郁达夫看见他这样的情形，心里非常难过。便跟
他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里，坐谈了一个下午。还介绍他为中华书局译书。 这年春秋之交，郁达夫从杭州经过，听说他在西湖广化寺养病时，又特地去
看望他。可惜他未住在那里。此后，直到他于这年 8 月 31 日病殁于上海同仁 医院时止，未再见过面了。
自蒋光慈逝世后，郁达夫仍不时怀念着他。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在上海总商会观看反帝抗日话剧演出见到吴似鸿(蒋光慈遗孀)时，还特地谈
了处理蒋光慈的遗书(俄文书籍)等问题。表明郁达夫对蒋光慈怀有诚挚的友 情。
1932 年 3 月 25 日，郁达夫更是情不自禁地写了《光慈的晚年》(19)一 文，纪念蒋光慈。在这篇文章中，他怀着恳挚的感情，叙述了自己与蒋光慈
的友谊，记写了蒋光慈晚年的痛苦心态，对他的悲剧深表同情。他写道：
光慈的晚年每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
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所以在他
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郁郁，老没有一日开畅的日子。此外则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
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在短叹长吁，诉说大家的不了解他。
自然，郁达夫依然认为，蒋光慈的作品，“还不是真正的普罗文学，他的那 种空想的无产阶级的描写，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写实的文学的读者所满意的。”
但是，对蒋光慈的总的看法却是，“光慈虽不是一个真正的普罗作家，但以 他的热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种抱负来写作的东西，则将来一定可以
大成的无疑。无论如何，他的早死，终究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纵观郁达夫对蒋光慈的评价，虽然对他的作品在当时产生过的积极作用 似乎缺乏充分的肯定，但是就其基本精神来说却是正确的。它有利于人们认
识到，蒋光慈作为一个有革命精神和创作才华的作家，是怎样在国民党反动 派的迫害下和在左倾路线的打击下成为悲剧人物的。在当时情况下，郁达夫
能做到这样，委实难能可贵。可以认为，郁达夫这一文章和他以前写的《< 鸭绿江上>读后感》一文，至今仍是评价蒋光慈可资参考的重要文章。
注：
①《萌芽》月刊一卷第三期。
②《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达夫日记集》，上海北新书局 1935 年版。
⑤这一篇《题辞》，在 1930 年 12 月出版的《薇蕨集》中有题无文，即 受国民党当局阻挠而被北新书局抽去，后经郁达夫改题为《薇蕨集序》，编
入 1933 年出版的《断残集》。
⑥引自《左翼作家联盟第四次全体大会补志》，原载 1930 年 11 月 22 日上海《红旗日报》第九十一期。
⑦《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⑧《冯雪峰谈左联》，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 期。
⑨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⑩《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1)原载 1936 年 1 月 1 日《宇宙风》半月刊第八期。
(12)1932 年“一·二八”战争。
(13)《郁达夫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4)1932 年 8 月 1 日《现代》第一卷第四期。
(15)1932 年 11 月 1 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16)1932 年 12 月 1 日《现代》第二卷第二期。
(17)1932 年 12 月 15 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18)《郁达夫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9)1933 年 5 月 1 日《现代》第三卷第二期。
第十二章举家迁杭


1“飞鸿倦旅”


1933 年，郁达夫和王映霞几经商量后，决定移家杭州。 在作出这一决定前后，他们曾跟鲁迅谈过这一事情，鲁迅都表示不怎么
赞成。但是，他们对鲁迅的意见未引起足够重视。郁达夫曾说：“我因不听 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①。王映霞则说：
我和郁达夫在去上海时，曾到三四年来和我们过从较密的鲁迅先生那里，去向他谈到我
们已经搬家的事情时，周先生略略地表示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和郁达夫因移家心切，
便也不去十分注意它。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年底，我们又因事去了上海时，我就用了四张虎皮笺
要求鲁迅给我写他自己做的诗。他应允了。第二天我们要走的时候，再去他家时，不料鲁迅先
生早已为我写好，后来我拿去裱好，就挂在以后的新居里。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增健翮， 小山香满蔽商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周先生的诗，似乎在暗示，有劝我们离开杭州的意思，表示出了他对于杭州环境的高超 见解。 由此可见，郁达夫和王映霞在移家杭州前后，鲁迅确实曾加以劝阻并劝
他们离杭的。 移家杭州，最先是王映霞的主意，但郁达夫表示同意。王映霞在《半生
杂记》中说：
自从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这两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已衰，
对于各项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就很盼望有一个开支可以 节省的安定的去处??
我和郁达夫，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的，是坐四小时火车 即能到达的杭州。
郁达夫在《住所的话》④中也说：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 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也睡不着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漾漾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
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把人一年年弄得意气消沉的这时间的威力，实在是可怕，实 在是可恨。
??可是乡土的观念，附着在一个人的脑里，同毛发的生于皮肤一样，丛长着原没有什
么不对，全脱了却也势有点儿不可能。所以三年之前，也是在一个春雨霏微的节季，终于听了 霞的劝告，搬上杭州住了。
可见，一个是想“叶落归根”，一个是“飞鸿倦旅”，他们两人便想到
一起来了。 此外，他们之所以下定迁杭主意，还有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考虑到便
于解决孩子读书问题。郁达夫曾说：“上海的生活真不容易。上海的教育是 在往死路上走的，所有的学校都是十足的贵族化，我为了我孩子的教育，不
得不搬到杭州来”⑤；二是当时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郁达夫感到有必要暂避。 他后来在给刘大杰的信中说，这次迁杭“意亦在暂时避去普罗嫌疑”⑥。
迁杭的主意定下之后，王映霞便写信给杭州的朋友徐葆炎，请他代为租 房子。不久，徐葆炎就为他们联系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内的一所旧式房子， 门牌为 63
号。这房子尽管很旧，但环境清幽，房间宽敞，而且临近横河小学 和浙江图书馆，便于孩子上学和郁达夫阅览图书。他们感到很满意。王映霞
立即去信徐葆炎，托他租定下来。4 月 25 日，他们便把家搬到了那里。
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居杭州后的生活，是较清苦的。客厅里的陈设非常一 般，居中是一张蔡元培写的单条，两旁配着两副对联，板桌方凳都是褪了色
的旧物，只有四张藤椅和两张茶几像是新买的。住了一个月左右，王映霞生 下了第三个男孩子耀春，又名亮⑦，此后，王映霞开始对家庭生活变得相当
满意。可是，郁达夫却是另一种心情，他曾对人说：“我是个喜欢寻求浓厚 的刺激的人。我在杭州住了几天，觉得杭州这地方真太沉闷，太平凡极了。
我虽然厌恶上海，但上海有浓厚的刺激可寻。”⑧


2 接受记者访问


郁达夫移家杭州，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有许多相识者或慕名者前来看望 或访问他。而郁达夫对所有来访者，都予以热诚的接待，并侃侃而谈。其中
接受新闻记者许雪雪的来访时，便十分坦诚地畅谈了对好些问题的看法。
许雪雪出于对这位“现代中国文坛宿将”的敬重，和对他“此次骤然把 他的夫人与孩子重新又安置到这个和自己年轻时候的教育有些关系的故乡的
省会”颇感兴趣，特地于 1933 年 5 月的一天顶着烈日来到郁达夫家里访问他。
许雪雪先是上午来到郁达夫家里的，适逢郁达夫不在，只见到了王映霞。 王映霞给他的印象是：
??一个蓝布长衫的少妇走出来了，她的肚子隆起着，皮肤是白的，一张圆圆的脸，衬 着秀丽的眉眼，口鼻的位置也很落位。那态度是一个典型的小学教员??⑨
当时，王映霞很客气的对她说：
“他出去了(这个‘他’当然是指郁达夫)，要到 11 点左右才能回来，但 是，请里面来坐一坐也不妨事的。”
可是，许雪雪对她的好意没有领受，随即离开了。
到下午 1 时 10 分，许雪雪又来到郁达夫家里，并终于见到了郁达夫。当 时郁达夫留给他的印象是：
一件淡灰色的自由布长衫，一双半新旧的黑布鞋；裤子也是中国式 的，是白衣细蓝条子，那质料当然仍是布的了。他的背已经有点微曲了。
身材是不高不矮的那么一个。??脸孔是圆的，齐鼻子的那个地方向里 凹。额角很阔，且高。他手里捏了一罐初开的美丽牌烟。
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慢不快的，声调和缓，态度自若，单这一点就 给人不少好感。因为你和他坐在一起，和他说话，他对你的那种神气，
决不是勉强的，那种像一般人惯用的敷衍，一个生客的模样，他像接待 一个老朋友似的接待你，他不但是有问必答，而且还喜欢随便想点出来
问问你。⑩ 这次访问中，郁达夫回答了许雪雪所问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新 感觉主义派”的意见怎样？郁达夫的看法是：
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必然的是有许多新的东西要跟了来。所谓新感觉主义派，自然也
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新感觉主义派之能够有多少日子存在，这是一个问题。就形式方面来说
它是新的，美的。可是内容方面却是空虚，没有刺激，不能在人的脑子里占据一个地位。然而 我看过 FauiMorand
的作品，我以为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写这一类东西，他有本领使之变化无穷。
譬如他到美国，就能够把美国的一切抓住；到英国，就能够把英国的一切抓住。这就是他之得
能成功的地方。总之，不论是哪一派的作品，只要能够切切实实的抓得到一样，就不至于会怎
样没落了。然而新感觉主义这东西，总像是太时髦了点儿，所以它的寿命看去是不会怎样长的。

(11)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左联”方面所取的态度怎样？郁达夫的回答是： 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这回事，到现在才有人渐渐的明白过来。在先，大家总以为左翼作
家就是共产党员的化身，其实不然，如果有人要这样想，那就完全错了。我们得明白，左翼作
家是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不过左翼作家中有的一部分加入共产党是有的。
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中的一个。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
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免不了。可
是，社会这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由无数个‘个人’组织而成的？假定确实是这么一回事，那我 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生活。
后来，共产党方面要派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
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所以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最近我已经自动的把‘郁达夫’这名 字除掉了。
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要去做实际工作，是很不容易，倘若勉强的被逼了去，反而
只会贻害了大众，就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小资产阶级者，似乎只有当教员， 做公务员，这条路可走！??(12)
第三个问题，是最近和将来有什么写作计划？郁达夫表示说：
今年的暑假里，打算把那几本书已经预告了的东西完完工。??(13) 不久，我想写一篇关于小资产阶级这方面的论文。因为小资产阶级处在这一个时代里是
最感痛苦的。??(14)
第四个问题，是上海社会与出版社的情况怎样？郁达夫说： 说到上海出版界与社会的情况，据我所知道的是只是彼此骗骗而
已。茅盾的《子夜》好像得到了许多好评，这是因为茅盾已经找到了一 部分的缘故，所以他能在这一部分中获得相当的成功，《小说月报》似
乎有复活的消息??此外也没有什么。??(15) 此外，郁达夫还谈了移家杭州的原因和对上海、杭州的看法等等。在这
次访问中，郁达夫边抽烟边谈话，谈兴很浓，许雪雪感到所得甚多，非常满 意。不久，许雪雪把这次访问的内容整理成《郁达夫访问记》一文，发表在
杭州《文艺新闻》第三期上。在文章的开头，他就表示是“以纯客观的手法 来写出这篇短记”的。事实上，他所记的是大体上符合郁达夫的思想实际的。


3 继续为正义而斗争


1933 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思想文化界进一步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5 月 14 日，逮捕了作家丁玲、潘淬年，6 月 18 日暗杀“民权保障同盟”执行
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被迫停止。作为该同盟上海 分会执行委员的郁达夫，也在被秘密通缉之中，尽管如此，郁达夫却没有惧
怕，而是保持者向来所具有的爱惜之心，坚持斗争，申张正义。譬如：
5 月 15 日，郁达夫领衔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16)。文中说：
“我著作界同人??现在听得了小林因为反对本国的军阀而遭到毒手，想亦 同深愤慨。小林故后遗族生活艰难，我们因此发起募捐慰恤小林君家族，表
示中国著作界对小林君的敬意。”
5 月 23 日，与蔡元培、杨杏佛、叶圣陶、邹韬奋等 38 人，联名打电报 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与司法部长罗文干，抗议逮捕作家丁玲和潘梓
年，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6 月 2 日，在文化界人士《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上签名，抗议国民 党十九路军杀害福建龙溪抗日会常委林惠元。
6 月 18 日，闻杨杏佛被国民党政府暗杀后，作七绝《吊杨杏佛》：“风 雨江城夏似春，闲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表
示沉痛悼念。
9 月 1 日，在《文学》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杂文《暴力与倾向》，借谈
《明史》里的一段记载，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统治：


第一，是中国人用虐刑的天才，大约可以算得起世界第一了。就是英国的亨利八世，在
历史上是以暴虐著名的，但说到了用刑这一点，却还赶不上中国现代的无论哪一处侦探队或捕
房暗探室里的私刑。杠杆的道理，外国人发明了是用在机械上面的，而中国人会把它去用在老
虎凳上；电气的发明，外国人是应用在日用的器具之上，以省物力便起居施疗治的，而中国人
独能把它应用作拷问之助。从这些地方来看，则成祖的油锅、铁棒，“割肉令自吠之”等等花
样，也许不是假话。第二，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 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气。
此外，在这文章里，郁达夫还表达了绝不屈服于国民党政府暴力统治的意志。 他写道：“私刑尽管你去用，暴力也尽管你去加，但铁铉的尸骨，却终于不
能够使他北面而朝，也是人类的一种可喜的倾向。‘匹夫不可夺志也’，是 中国圣经贤传里曾经提出过的口号。‘除死无他罪，讨饭不再穷’，是民间 用以自硬的阿
Q 的强词。”
9 月 16 日，在《论语》半月刊第二十五期上还发表《无题》诗一首：
自来故里，因夏日之可畏，所以不敢出头而露面。海上蚊章(小报之西译名)，误传此意，
谓某某之逃归，全系慑于丁死杨亡之结果(17)。对镜抚背，我真有曳尾泥中之感矣！缀成四十 字，聊代万言书。
背脊蛇如此，牢骚发渐幽。 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 未老权当老，言愁始欲愁。 看他经国者，叱咤几时休？
显然，诗中抒发了郁达夫对自己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的愤懑之情。
1934 年 10 月 10 日，在杭州《东南日报·沙发》上发了篇杂文《东南地 狱》，揭露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农村简直成为人间地狱的景象。
1935 年 6 月，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上签名，反对国民党鼓吹 的读经复古。
仅从这些事实来看，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其所有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实
行法西斯统治的政治态度是丝毫也没有改变的。


4 旅游和写游记


1933 年 11 月至 1935 年间，郁达夫在人生经历和创作上有一个显著的特 点，即游览了许多名山胜景，写了大量的游记散文。
郁达夫这时之所以热衷于游山玩水和描山画水，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 国民党政府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使郁达夫“不敢隐遁发一点议论”(18)，
“唯恐祸从口出，要惹是生非”。其二，移家杭州后，远离了当时的思想文 化斗争中心地上海，郁达夫的精神生活颇为寂寞，因而“蛰居久了，当然也
想动一动??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爬山涉水，聊于寄啸做于虚空”(19)， 散散郁闷。其三，郁达夫性喜“游山玩水”。他曾说：“我们这种庸人，要
想得到些自然的美感，第一，还是上山水佳处去寻生活，较为直截了当；古 今来，闲人达士的游山玩水的习惯的不易除去，甚至于有渴慕烟霞成瘤疾的
原因，大约总也就在这里。”(20)
郁达夫这时的游览活动主要有：1933 年 11 月 9 日，应杭江铁路局为杭 州到江西玉山铁路通车之请，作浙东旅游，游览诸暨、金华、兰溪、龙游、
永康等地名胜，历时半月。1930 年 3 月 29 日，应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之请， 与林语堂等作浙西、皖东旅游，游览了临安、东西天目、屯溪、休宁等各地
名胜，历时一周。1934 年 7 月 6 日，应友人汪静之、卢叔桓之邀，偕同王映 霞和长子郁飞前往青岛避暑，历时一个月；8 月 12
日，离青岛去济南、北平、 北戴河和天津等地周游，闻三子郁亮病重(21)，才于干 9 月 9 日返回杭州。
10 月 23 日，作浙南旅游，游览了天台山、雁荡山等名胜，历时近半月。此 外，还先后游览了富阳、杭州一带的名胜。
对于游览名山胜景的必要及其作用，郁达夫具有充分的认识。 他曾说：“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
绝大的威力，却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22)因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 地加以观察、欣赏，饱赏了大自然的美，取得了精神上的愉悦，增加了对人
生和社会的体验，写下了《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临平登 山记》、《西游日录》、《出呈岭关记》、《游白岳齐云之记》、《故都的
秋》、《南游日记》、《雁荡山秋日》和《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 游》等大量的山水游记。而且，于 1934 年 6 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游记集
《履痕处处》，收入作品 11 篇，另有《自序》和黄肇敏作的《黄山纪游》。 郁达夫的游记，以朴实而优美的笔触描叙了他游览过的名山胜景的美
丽、雄奇，有关的史迹、传说，此外还穿插有好些诗句和自己的感受，因而，
人们读了后有身如其境之感，并得到一种大自然的美的熏陶。譬如《杭江小 历纪程》(23)中有关双龙洞的描写，就极为生动而有艺术魅力：
我们到双龙洞(24)，已将十一点钟。外洞高二十余丈，广深有十余丈，洞口极大，有东
西两口，所以洞内光线明亮，同在屋外一样。??洞中间，有一道清泉流出，岁旱不涸，就是 所谓双龙泉水，溯泉而进，是内洞了。
原来这一条泉水，初看似乎是从地底涌出来似的，水量极大；再仔细一看，则泉上有一
块绝大的平底岩石覆在那里，离水面只有数寸而已。用了一只浴盆似的小木船，人直躺在船底，
请工人用绳索从水中岩石底推挽过去，岩石几乎要擦伤鼻子，推进一二丈路，岩石尽，而内黑
到了能见夜光表的文字，这就是里洞。 里洞高大和外洞差仿不多，四壁琳琅，都是钟乳岩石；点上汽油灯一照，洞顶有一条青
色一条黄色的岩纹突起，绝像平常画上的龙，龙头龙爪龙身，和画丝毫不爽，青龙自东北飞舞
过来，黄龙自西北蜿蜒而至。向西钻过由钟乳石结成的一道屏壁间的小门，内进曲折，有一里
多深；两旁石壁，青白黄色的都有，形状也歪斜迭皱，有像象身的，有像狮子的，有像凤尾的，
有像千缕万线的女人的百桐裙的，更有一块大石像鸟龟的；??这里洞内一里多深的路，水声
淙淙，似在奏乐；更至一处离地三尺多高的小岩穴旁，泉水直泻出来，形成了一个盆景里的小
瀑布。洞的底里，有一处又高又园方的石室，上视室顶，像一个钟乳石的华盖，华盖中央，下
垂着一个球样的皱纹岩。这里洞的两壁，唐宋人的题名石刻很多，我所见到的，以庆历四年的
刻石为最古。石室内的岩上，且有明万历年间游人用墨写的“卧云”两字题在那里，墨色鲜艳??
又如《浙东景物纪略》中有关仙霞岭的描写，也可谓写出了它的美的极至： 仙霞岭(25)的面貌，实在是雄奇伟大得很！老远看来，就是那么高那么大的这排百里来
长的仙霞山脉，近来一看，更觉得是不见天日了。东西南的三面，湾里有湾，山上有山：奇峰
怪石，老树长藤，不计其数；而最曲折不尽，令人方向都分辨不出来的，是新从关外二十八都
筑起，沿龙溪、化龙溪两支深山中的大水而行的那条通江山的汽车公路。 五步一转弯，三步一上岭，一面是流泉涡漩的深坑万丈，一面又是飞鸟飞不到的绝壁千
寻。转一个弯，变一番景色，上一条岭，辟一个天地，上上下下，去去回回，我们在仙霞山中，
龙溪岸上，自北去南，因为要绕过仙霞关去，汽车足足走了有一个多钟头的山路。山的高，水
的深，与夫弯的多，路的险，不折不扣的说将出来，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涧，起码总要超过三百
多倍。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试车路的崎岖，要将性命和运命去拚拚，想尝一尝生死关头，千钧
一发的冒险异味的人，仙霞岭不可不到，尤其是从仙霞岭关北麓绕路出关，上关南二十八都去
的这一条新辟的汽车公路，不可不去一走。车到关南，行经小竿岭的那个隘口，近瞰二十八都
谷底里的人家，远望浦城枫岭诸峰的青影的时候，我真感到了一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说不出
的心理，喜的是关后许多险隘，已经被我走过了，惧的是直望山脚的目的地二十八都，虽然是
只离开了一程抛石的空间，但山坡陡削，直冲下去，总也还有二三千尺的高度。这时候回头来
看看仙霞关，一条石级铺得像蛇腹似的曩时的鸟道，却早已高高隐没在云雾与树木的中间了。 同时，郁达夫的游记虽然是所谓“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26)，但并
不完全是单纯写自然之美的，而是“处处不忘自我”，“处处不忘自然与社 会”，“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27)，在记写山水风物中，不时
触及社会人生，有一定的时代投影和思想认识价值。譬如，《临平登山记》
(28)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乡民的朴素，禁令森严，所以妓馆当然是没有的，旅馆也不曾看到，但暗娼有无，在这 一个民不聊生民又不敢死的年头，我可不能够保。
??我这几位同乡听说我近来诧傺无聊，篇文不写，所以请那三位住在我左近的朋友约
我同去临平玩玩，或者可以散散心，或者也可以壮壮腥，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村完全是破产了， 中国人除几个活大家死之外别无出路了。
此中不满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又如《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29)一文的结尾写道：
??到了滦口，看看阳山喝石山等不断的青峰，与夫滦河蜿蜒的姿势，就觉得山水的秀
丽，不仅是江南的特产了，在关以内和关以外，何处没有明媚的山川？但大好的山河，现在都
拱手让人家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教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拚命呢？古人有“马
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诗句，希望衮衮诸公，不要误信诗人，把这些好地方都看 作了雪地冰天，丢在脑后才好！
在这些话中，郁达夫不满国民党政府丢弃东北的感情，流露得再鲜明不
过了！ 此外，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大都写得情景交融，婉曲摇曳，变幻多姿，文
字精粹、清新、优美。 总之，可以认为，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相当高的
艺术成就，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奇芭。


5 撰写传记及其它


1933 年以来，郁达夫除了几次外出旅游外，也有不少的文学活动。1933 年 2 月，他编集的《忏余集》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5 月，他编成《断残集》
(全集的第七卷)，送交上海北新书局出版。7 月 11 日，由郑振铎、傅东华主 编的《文学》创刊，他与鲁迅、茅盾等任编辑委员。1934 年 5 月 1
日，他撰 文参加《春光》杂志发起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讨论，认 为鲁迅的《阿 Q 正传》和茅盾的《子夜》都是伟大的作品(30)。6
月后，他 重新改编已出版的七卷全集，按文体重新编集成《达夫所译短篇小说集》、
《达夫日记集》、《达夫短篇小说集》(分上、下两册)和《达夫散文集》四 集，交有关出版社出版(31)。9 月，由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创刊，他担任
编辑委员。
在写作方面，除了写了大量的游记和论说文外，还于 1934 年 10 月开始 撰写传记。这是应林语堂约写的。于一年多的时间内，在《人间世》和《宇
宙风》上发表了序文《所谓自传也者》和九篇连续性的传记作品：《悲剧的 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书塾与学堂》、《水样的春愁》、《远
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大风圈外》、《海上》和《雪夜》。
在《所谓自传也者》(32)中，郁达夫驳斥了苏雪林在《郁达夫论》一文 中对他所作的攻击。他说：
??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
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
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
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这种论调的心理，虽然有齐格门特、弗罗衣特在那里分析，
但我的作品的应该抹杀，应该封禁，或许也是当这实行新生活，复兴民族的国难时期中所必急 的先务。
在这里，郁达夫既揭露了苏雪林之所以攻击他的小说，是为了迎合国民
党政府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无能。 至于郁达夫所写的传记，则可谓颇具特色。对于传记写作，他有这样的
看法：
新的传记，是在记过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
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
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
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
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33)。可以认为，郁达夫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作
自己的传记的。他用文学的彩笔，画出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 心理世界以及时代的侧影，异常真实、生动，成为人们了解作者的重要作品。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传记中，郁达夫并不隐瞒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某些“浪 漫”行为，而是如实地将它写了出来，显示出活生生的作者自己的形象。人
们读了之后，便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郁达夫。郁达夫能够这样做，表明他 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作家。这点精神和勇气，是非常可贵的。比起有的作家写
传记时，竭力为自己遮羞包丑或涂脂抹粉，郁达夫自然要率直而真诚得多。 还应说一说的是，1935 年上半年，杭州成立作家协会，郁达夫被推选为理事，
担任《东南览胜》的编委。而且，他于这年写了 2 篇小说，一是短篇《唯命 论者》，一是中篇《出奔》。前者是一篇通俗小说，发表后获得好评。后来
则是一篇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都与郁达夫以前的小说有很 大的不同。它以 1927 年大革命为背景，通过描写浙江兰溪县国民党党部宣传
股长钱时英被地主董玉林及其女儿腐蚀收买利用到觉醒反抗和只身出奔的曲 折经历，反映了农民与地主、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矛盾，揭露了地主阶级阴
险狡猾的阶级本性，提出了革命者应该保持革命的本质，防止被腐蚀的问题。 可见，这篇小说可谓题材重大，主题严肃，表现的不再是身边琐事，更不是
“性苦闷”。而且，一反以前以“我”为主的写法，不再以主观抒情为主， 而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注重客观生活的描写。这些都表明，郁达夫由于
受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改变自己的创作路径，跟随时代前进。可 是，由于郁达夫未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缺乏深切的实际体验，因而在艺术
描写上不是很成功的。

6《(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郁达夫在写传记的同时，也写了不少的评论文字。诸如评介萧伯纳、高
尔斯华绥(34)、屠格涅夫(35)、查尔(36)和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
人》(37)；评论五四文学运动的意义(38)、文学批评的态度(39)、文学的价
值所在(40)；文学上的智的价值(41)、幽默问题(42)、想象的功用(43)、诗
和传记文学特性(44)；等等。这些评论，大都短小精悍，不泛真知的见。 可是，他这时所写的评论中，最见功力和最富卓识的，则是《＜中国新
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文。
1935 年初，赵家壁约请鲁迅、郁达夫等人为良友图书公司选编《中国新 文学大系》。他们计划把中国自 1917 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 1927 年为止
10 年中的文学理论文章和各种文学作品，分别选编出《建设理论》、《文学论 争》、《小说》(三分集)、《散文》(分二集)、《诗》、《戏剧》和《史料·索
引》十集，在 1935 年和 1936 年间陆续出版。周作人和郁达夫分别承担《散 文集》一集、二集的选编。他们的分工是：凡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
丰子凯、钟敬文、川岛、罗黑芷、朱大楠、叶永蓁、朱自清、王统照、许地 山、郑振铎、叶绍钧和茅盾的作品，由郁达夫选编；其他作家的散文，则由 周作人选编。
郁达夫接受这一选编任务后，曾和周作人“往返商量了好几次”，讨论 选编的标准，做到认真负责，精挑细选，并于 4 月撰写了《导言》一文。他
所选编的这集《散文二集》，被列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第七集，于 1935 年 6 月 15 日付梓，8 月 30 日出版。
《导言》一文，共有六节，长达约 1.5 万字。其所阐发的内容颇能给人 以启发。譬如，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散文特点的论述就很精辟：
第一，具有作家的个性。他说：“现在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
的第一篇散文里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部来得强。??我们只消把 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
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阐述中，他评驳了梁 实秋责难富有战斗性的散文的作用，肯定了林语堂等人提出的所谓个人文体 的看法。
第二，描写范围大。他说：“现代散文的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 大。这散文内容范围的扩大，虽然不就是伟大，但至少至少，也是近代散文
超越过古代散文的一个长足的进步。”他特别肯定了休语堂在《人间世》发 刊词中关于“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的说法。当时，林语堂的这
一说法提出后，有的人指责在《人间世》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
(45)。这显然是对林语堂看法的非难。而郁达夫却针锋相对地指出：“当《人 间世》发刊的时候，发刊词里曾有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可不谈”的
一句话，后来许多攻击《人间世》的人，每每引这一句后来挖苦《人间世》 编者的林语堂先生，说：‘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其实林先生的这一句话，
并不曾说错，不过文中若只见苍蝇的时候，那只是那一篇文字的作者之故， 与散文的范围之可以扩大到无穷的一点，却是无关碍的。”这样的看法，显
然是为林语堂辩护的，也是公允的。那时，林语堂正在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 指责很多，处境异常艰难，而郁达夫却能仗义执言，维护林语堂的正确见解，
实在是表现了他一贯所具有的正义之心。
第三，三“性”结合。他说：“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 性，与大自然的调和”。??
第四，具有幽默感。他说：“最后要说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的 幽默味了，这当然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在论
述中，他充分肯定了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功绩。他认为“我们的中华民族，一 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
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来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而且指出，
“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 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何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
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 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
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这样既肯定幽默的特殊功 能，又指出应该注意的方面，显然是正确的。这比简单地否定幽默或把幽默
引向邪路的做法，显得更为严肃而有见地。
此外，在《导言》一文中，郁达夫对不少现代作家的散文作了颇为精当 的评论。他说：
鲁迅的文体筒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 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
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
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度而为枯涩 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道劲的一途了。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
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
者??，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
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
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
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
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 身上，尤其是用得着。??
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 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 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学之美，要算他了。

??

??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切中各个作家的散文的特点的。而他能做到这样， 说明他具有独到的眼光，并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总之，《＜中国新文学大系·散
文二集＞导言》一文对于中国现代散文成就以及诸作家散文的特点的论述， 可说是科学的总结，至今对于人们研究和评价中国现代散文仍然具有启示意 义。


7 建造“风雨茅庐”


郁达夫曾说，“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46)， 还说：
这一种好游旅、喜飘泊的情性，近几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
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
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和平时有所移易；总之是懒得动。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问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 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47)
他不仅有自己建造一所“洁净的小小的住宅”的打算，而且有着具体的
设想：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
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戏之处，灶
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
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四面若有邻舍
的高墙，当然要种些爬山虎以掩去墙头，若系旷地，只须植一道矮矮的木栅，用黑色一涂就可
以将就。门窗当一例以厚玻璃来做，屋瓦应先钉上铅皮，然后再覆以茅草。(48)
可见，要在杭州建造“风雨茅庐”，是郁达夫蓄意已久的一个心愿。那种认 为“达夫先生在杭州建‘风雨茅庐’，全是为了取悦于王映霞”(49)的看法，
是有失偏颇的。自然，王映霞也是有同样的愿望的。
1935 年初，孙百刚回杭州小住。一天，郁达夫和王映霞前去看望他。很 凑巧，沈大素也在他那里。这位沈太素于七八年前，曾托人经王二南向王映
霞提亲而被王二南回绝。这次突然相见，他和王映霞都觉得有些尴尬不自然。 不过经孙百刚介绍后，也就不那么局促了，经过一番的交谈后，王映霞知道
了沈太素是在办省立救济院的，正在进行整理院产的计划。而且他还说，在 场官弄也有他们的院产。这时王映霞想到，她住家旁边有一所废庵，约有两
亩地皮，大概就是救济院的产业，如能买来，可以用来建造一幢普通住宅。 于是。当她和郁达夫离开孙百刚时，她特地要他去问问沈太素可不可以帮忙。
第二天，孙百刚便跟沈太素联系。而且得到的答复是，只要那块庵基是
院产，一定可以帮忙的。 半个月后，沈太素特地来到王映霞、郁达夫家，说：“今天我是专程来
拜访二位的，而顺便又可以测量一下你们住屋旁边的那一块院产。这一块地， 有一亩多，造一问住宅倒还合适。如果有人能用 30 亩山地来和我们交换，那
是符合院内的计划的。”(50)并叫他们可以托熟人代购山地。临走时，他又 表示可以代劳。王映霞和郁达夫自然同意。
过了一段时间，沈太素果然给王映霞郁达夫送来了玉皇山背后 30 亩山地 的地契。价款 1700 元，按时价算，约便宜了 5000 元左右。
他们买下那山地后，又向浙江省政府办理了申请转移产权的手续。于是， 总算解决了建造“风雨茅庐”的地基了。郁达夫在 1935 年 6 月 29 日的日记
中这样写道：

午后，邻地之屋户出屋，将门锁上，从今后又多了一累。总算有一块地了。
地皮解决后，郁达夫和王映霞便考虑动工兴建。郁达夫特地请了杭州闻 名的风水先生和建筑包工的郭相经帮助计划，经他谋划后说：兴造四五问平
房的话，有四五千元便可以了。
王映霞听到这个数字后，认为郁达夫有些版税，如果家用节约一点，是 可以对付的。于是，他们便请郭某设计蓝图，并于 1935 年底动工兴建，到
1936 年春季建成。 建成后的“风雨茅庐”，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豪华的，正门装有两扇大铁
门，一条水泥铺道一直通进正屋前，汽车可直接开进院子里。房子结构是南 向有三间正屋。当中一问客厅，客厅旁边东西两间都是卧室，开间相当宽阔，
每间都有后轩。三面有回廊，回廊下便是水泥通道的草地。正屋的东北角有 宽畅的厨房、欲室等。另外从东北角的一条水泥铺道走出来，还有三间小屋，
由此折回出去，朝东沿铺道向前走，经过一重矮墙上开着的月洞门，有一个 小院子。里面有一幢双开间的书屋，显得很清静。另外，在进来的门档旁边
还有一间小屋，其中右面二间为小孩子游戏之所，左面一间为堆放杂物“猫 狗小舍”。本来还想在正屋的东南角，建造一座可以登高望远的塔楼——“夕
阳楼”，后因费用大而未建成。
可以想见，建成这样阔气的住宅，耗资是不少的，据王映霞在《半生杂 忆》中说，是花掉 1 万 5 千元；而她当年对孙百刚说则是 2 万元光景(51)。
这样多的钱，显然不是郁达夫的版税所能解决的，只好向别人借钱。郁 达夫在《记风雨茅庐》中曾说：“这么的一来，房屋多了不少，可同时债台
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几尺。”可见，借了不少钱是确实无疑的。 那么向谁借的呢？王映霞在《半生杂记》中说：“在杭州，郁达夫的一个丁
姓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并非是在什么学校读书的。她不过是一位富有人家 的小姐。年龄 30 左右，结了婚，但因不如意而又离了婚，住在她娘家，慕郁
达夫之名，昧昧然的甘拜他为教师。她的父母也经常和我们来往，她们在上 海和杭州都有住宅，对于这几千元是不稀奇的。所以造‘风雨茅庐’的不足
之数，是这一位郁达夫名义上的女学生来替我们补足的。”另外，由于当时 杭州的好些官场人物也慕郁达夫的文名，也为他们造‘风雨茅庐’出了一点
力。譬如，杭州市市长周象贤给他们送了两扇大铁门和各种花木，杭州市公
安局长赵龙文和杭州市商会会长朱惠清等人也曾送这送那。 郁达夫这次造屋，原来是想建一幢名符其实的“风雨茅庐”的。他曾经
说过，“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来代瓦，以涂泥来作壁，起它五间不大不小的 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52)。而建成后的房子却是地地道
道的“洋房”了，“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的不符”。 但是，他想来想去，仍旧把它称为避风雨的茅庐。这表明郁达夫重在一种精
神上的寄托。而王映霞则不同，她考虑到夫妇一旦反目，自己能有这房产权， 特地将一块由郁达夫亲笔写着“王旭界”三个字的界石，安放在西面墙脚的 角上。
注：
①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王映霞《半生杂忆》，《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编。
⑥转引自郁云著《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⑦在此之前，王映霞与郁达夫已生过三个孩子；第一男孩，名飞；第二 个女孩，名静子，因郁达夫不喜欢，送给别人，不到两岁死去；第三个男孩， 名云。
⑧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
⑨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
⑩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
(11)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
(12)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
(13)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
(14)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 上海万象书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不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虞 1937 年版。
(15)《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
(16)转引自郁云著《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7)“丁死”，指当时误传丁玲被捕后，在南京遇害；“杨亡”，指杨 杏佛的遭暗杀。
(18)郁达夫：《两浙漫游后记》，《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9)郁达夫：《两浙漫游后记》，《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0)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
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1)郁亮不久因患脑膜炎死去。
(22)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 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3)《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4)双龙洞，在浙江省金华。
(25)仙霞岭，在浙江省江山。
(26)郁达夫：《所谓自传也者》，《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郁达夫文集》第六卷， 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8)《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29)《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0)郁达夫：《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郁达夫文集》 第六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1)《达夫所译短篇小说集》，由上海书店于 1935 年 5 月出版。《郁达 夫文集》、《达夫短篇小说集》和《达夫散文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
1935 年 7 月、10 月和 1936 年 4 月出版。
(32)《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3)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 版社 1982 年版。
(34)郁达夫：《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1933 年 2 月 22 日《申报·自 由谈》。
(35)郁达夫：《屠格涅夫的临终》，1933 年 7 月 8 日《申报·自由谈》。
(36)郁达夫：《查尔的百年诞辰》，1933 年 9 月 12 日《申报·自由谈》。
(37)郁达夫：《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1934 年 10 月 20 日《人间世》第十四朋。
(38)郁达夫：《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意义》，1933 年 7 月 1 日《文学》 创刊号。
(39)郁达夫：《批评的态度》，1933 年 6 月 5 日《青年界》第三卷第四 号。
(40)郁达夫：《文艺与道德》，1933 年 7 月 5 日《青年界》第三卷第五 号。《文学上的智的价值》，1933 年 6
月《现代学生》第二卷第九期。
(41)郁达夫：《清新的小品文》，1933 年 10 月《现代学生》第三卷第 一期。
(42)郁达大：《略谈幽默》，1933 年 9 月 1 日《青年界》第四卷第二号。
(43)郁达夫：《想象的功用》，1933 年 8 月 1 日《青年界》第四卷第一 号。
(44)郁达夫：《谈诗》，1934 年 11 月 1 日《现代》第六卷第一期；《传 记文学》，1933 年 9 月 4
日《申报·自由谈》；《什么是传记文学？》，1935 年 7 月生活书店初版《文学百题》。
(45)容：《人间何世》，1943 年 4 月 1 日 4 日《申报·自由谈》。
(46)郁达夫：《记风雨茅庐》，《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7)郁达夫：《住宅的话》，《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8)郁达夫：《住宅的话》，《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49)叶灵凤：《读书随笔》(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第 四次印刷。
(50)王映霞：《半生杂记》，《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51)孙百刚：《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52)王映霞：《半生杂记》，《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十三章在福建从政


1 应除仪邀请赴闽


正当“风雨茅庐”临近建成之时，即 1936 年 1 月 15 日，郁达夫接到福 建省主席陈仪的来函，“谓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①。陈仪之所以邀请
郁达夫去福建，有两个原因。一是陈仪是日本留学生，他的弟弟是和郁达夫 在日本时的同学，他的幕僚长葛敬恩与郁达夫也很熟悉，他们认为郁达夫不
宜继续呆在杭州，给陈仪写信推荐郁达夫任福建省教育厅长②。二是陈仪喜 欢延览人才，罗致幕中，以备咨询，认为郁达夫精通日语，了解日本，是一
个可以跟日本人打交道的难得人才。郁达夫接到陈仪的邀请函后，“当时因 罗秘书贡华、戴先生③及钱主任大钧(慕尹)等随委员长④来杭，与周旋谈饮，
无一日空，所以暂时把此事搁起。”⑤待他们离杭后，郁达夫才匆忙给陈仪 写了一封回函，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
治，深以为幸”。⑥而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 文章”⑦，并表示过了旧历年后动身前往。
当时王映霞看到郁达夫应酬太多，耽误写作，也很希望郁达夫能早日到 福建去。可是，动身前夕，即 1936 年 2 月 1 日晚他们却发生了一次争吵。而
且这是他们迁居杭州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原因，据郁达夫的日记 所记和王映霞在《半生杂记》中所写，都是说郁达夫临走的前夜，王映霞表
示要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去福州的轮船，以免他在上海延误日期，造成 旅费不足，而郁达夫却不同意，认为那样一来，是浪费了钱。可见，他们争
吵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贫穷。实为可悲可叹。
他们这次争吵，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亮。直到离开车的时间不多了， 才决定郁达夫一人经上海去福州。这次争吵，无疑又一次损害了彼此的感情。
对郁达夫来说，“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熬”⑧，而王映霞也是“胸中 的郁闷，持续了好些天”⑨。
郁达夫到了上海后，立即上了靖安轮船。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后，他于
2 月 4 日来到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并立即给王映霞发出平安抵闽的电 报。
到达福州的次日，郁达夫就想前去福建省政府拜见陈仪。但因陈仪当日 要会见外宾，便推迟至 6 日。经见面谈话后，陈仪留郁达夫担任福建省政府 参议，郁达夫在
2 月 6 日的日记中写道：
九时晋见主席陈公，畅谈多时，言下并欲以经济设计事相托，谓将委为省府参议，月薪 三百元⑨。??

发霞的快信，告以陈公欲留我在闽久居之意。
2 月 7 日，郁达夫便接到委任状，并即刻去省府报到，正式做了福建省 政府参议。

2 忙于讲演和写作 郁达夫所担任的省参议职务，是无实事可干的闲差。因而，他有较多的 时间来购读有关福建历史和风物的书籍，应邀到某些学校和社会团体作演
讲，以及撰写文章。统观郁达夫这时的言论和文字，大都或多或少的渗透着 一个基本的精神，即鼓吹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郁达夫从到达福州的第二天起，便陆续购买了福州及福建的地图册籍、
《闽中十才子诗抄》、《闽产录异》、《雁门集编注》、《武夷山志》、《竹 间十日话》、《闽诗录》、《研雅堂诗》、《福州志》、《晋江丁雁水集》、
《赖古堂诗集》、《黄鹄山人诗钞》等许多书籍，以使自己了解福建的历史 文化和风物。他甚至还借阅《福建通志》和周亮工的《闽小记》两卷。这不
仅表明郁达夫保持了贯有的好学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他是想尽快对福建有所 了解，认真做点事情的。
郁达夫来到福建后，经常被有关学校和社会团体邀请去演讲。譬如，2 月 15 日，他应邀到南台青年会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展望》的演讲。演讲中
说：“今后新文学的趋向，除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而写作的方法， 仍继承着普罗文学运动中所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听讲者有千余人，挤得讲 堂水泄不通。2
月 19 日，他在福州广播电台讲演，讲题为《新生活与近代生 活》。其中说：“中国人向来的习惯，就是因循苟且，万事都作退一步想的，
所以大家都没有一种轰轰烈烈的作为。人生世上，而无作无为，岂不同不生 一样么”？3 月 14 日，他应邀到福州广播电台讲演，讲题为《防空自卫庸谈》。
其中说：“时势到了现在，看起来世界第二次大战是免不了的了。??在任 何方面都落人后的中国，要想以空军来抵制敌人，是办不到的，迫不得已，
只好更加注意于防空的自卫。”等等。
同时，郁达夫也不时在友人陪同下游览福建的奇山秀水和名胜古迹，考 察了闽中的风土人情，写下了《闽游滴沥》6 篇游记和《记闽中的风雅》、
《饮食男女在福州》、《福州的西湖》等散文。从 1936 年 3 月 16 日起继续 发表在《宇宙风》等刊物上。这些散文，以清丽的文笔记写了福建山水的美
丽、它的历史传说和风物人情，充满着浓郁的美感，堪称为上乘之作。而且， 在某些篇章中也流露了郁达大急切希望抵抗日本侵略的感情。譬如，在《闽
游滴沥之五》(11)中写道：
于山山上，最值得登临怀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里头的一所平远台。明参将
戚继光，大败倭冠回来，曾宴士卒于此。至今戚公祠内，供奉着的一张彬彬儒雅的戚将军像，
还是为福州全体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岘山碑。祠中的醉石一方，因为戚公醉后，曾经在此坐
卧休息过的，游人过境，个个都脱帽致敬，浩叹着现代良将的不多。关于戚参将的轶闻故事，
以及民间遗爱的证明，如思儿亭，惨恻亭，光饼，征车饼之类，流传在福州界隈的很多很多， 将来想做一篇《戚将军传》来纪念这位民族大英雄??
??我故而常对人说，快活的时候，可以去上上于山，拜拜戚将军的遗像，因为在于山 上感到的气氛，是积极的，入世的，并没有那一种遗世独立的佛徒门的悲观色彩。
除写作游记散文外，郁达夫还陆续写了好些小品文，统称为《高楼小说》
(12)。2 月 13 日，郁达夫接到上海邵洵美的来电，请他到上海去共同编辑《论 语》半月刊。郁达夫不愿意离开福建，只好答应做个挂名编辑，直至
1937 年 2 月止。为了使邵洵美不过于失望，郁达夫便在《论语》上发表那些小品 文。这些小品文的内容，大都有政治色彩，而且涉及当时的国事。如在《说
预言》中写道：
世间的事情，大抵理有所说必然，势有所必至；佛家说因果，儒家说知天，并谓继周者
虽百世亦可知；预言岂真有魔术的么？要不外乎推时度势而已。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古人并
非星相家，也非天文学家，不过以经验来推算事理，大致微中。韦尔斯的预言一九三六年有大
战，系根据海军协约的期满，与夫俄德准备之完成等事实；更言日本的必并吞中国的全部，乃 鉴于中国人的不喜欢抵抗。
从 3 月开始至 4 月下旬，郁达夫把从 1933 年下半年后所写的短文、游记 和日记，编集成《闲书》。此书编成之后，王映霞来信说“风雨茅庐”已落
成，连树木花草都已栽好。于是，郁达夫便向福建省政府告假，于 4 月 28 日赴上海，把《闲书》送交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3)。然后，便应即回杭 州。
郁达夫于 4 月 30 日回到杭州，5 月 1 日全家迁入“风雨茅庐”。他把马 君武书写的“风雨茅庐”横额，高挂在客厅中央，两旁分别悬挂鲁迅书赠的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幅屏条，和其他人送来的字画、镜屏。客厅陈设的 家具全部都是新的，门窗也油漆得溜光发亮，并配有雅致的窗纱。书房里挂
着龚定庵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三面墙壁排列着 落地高大书架，装有将近 3 万册的中、英、日、德、法各国文字的书籍。房
子周围临墙草地上种植着玉兰和蔷薇等花木，院子里有假山石和几盆养金鱼 的荷花缸。总之，“风雨茅庐”呈现着一派美丽、幽雅而又书香浓郁的氛围。
可是，郁达夫并没有久恋于“风雨茅庐”，而是于 5 月 4 日离开杭州，
回福州尽职，并继续致力于写作。 郁达夫回到福州不几日，便写了《战争与和平》一文(14)发表在《论语》
第八十九期上。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有力地批驳了各种不利于抗战的谬论，如与日“亲善”论，“先得慢慢的准
备”论等等，最后表示：“只想当局者能下一决心，以发泄一下大多数民众 的郁气。”因而，这是一篇鼓吹抗战的力作。


3 公报室主任


据说，郁达夫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有一次领到了薪金，很晚才回到 寓所，并且弄得地板发出很大的响声。住在他楼下的一位老奶奶以为发生了
什么事情，便跑上楼来从板壁缝里往郁达夫房里看。她立即大吃一惊，原来 是郁达夫一个人在房里叉着腰，不停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往地板上践踏。她再
往地板上面一瞧，地板上花花绿绿的铺满着钞票。于是，第二天这老奶奶便 对郁达夫的一位同事说：“你们的朋友是有神经病的。”这位同事自然是否
定这说法的，但上班时还是问了郁达夫究竟出了什么事情。郁达夫便一边摸 摸头发，一边告诉他说：“这一段时间，手头很拮据，诚如李太白所说的，
‘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前天下午，省政府发薪水，近来好久没有得 到百元数额的钞票，这一天领到了整个月的月薪，想到‘孔方兄’对我‘避
而远之’的‘小人风度’，怎不教人生气。因此回寓以后，把它掷在地板上， 践踏几脚以洩愤。”(15)
郁达夫固然恼恨钞票对自己缺少缘分，但也不愿无功受禄。他为自己领 着省政府的薪水，未做实际的工作而深为不安，多次要求陈仪派点工作做。
陈仪经过一番考虑后，便免去了图书馆馆长沈吉逵兼任的公报室主任，于 6 月 12 日任命郁达夫以参议名义兼公报室主任。
公报室是福建省政府秘书处下设的科室之一。它的组织很单纯，设主任 一人，再另有两个科员和两个办事员。所从事的工作是每星期印发《省政府
公报》一份，公报的内容是刊登不另行文的例行公文。即是说，公报室并不
是一个重要的政务部门。 可是，郁达夫担任公报室主任后，却对工作认真负责，干得很出色。公
报室除了出版发行《闽政月刊》外，还创办了《建民周刊》等数种刊物。为 了办好这些刊物，他在陈仪的支持下，增强了公报室的编辑力量。先后调来
的人员有杨骚、董秋芳、许钦文(后调往福建省师范学校任教)、项衡方(陈仪 女婿的胞兄，原上海《字林日报》编辑)、陈世鸿(陈仪密友，原闽候县县长)、
夏涛声(原莆田县县长)，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从省训团调来的青年(均大学毕 业)。由此一来，公报室可谓“人才济济”，颇为兴盛。因而，陈仪对郁达夫
颇为满意，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 痛悼鲁迅逝世


郁达夫由上海迁居杭州，再由杭州前来福建从政，其生活和工作的变化 不可谓不大。可是，这变那变，他对鲁迅的崇仰却不但一直没有变，而且与 日俱增。
1936 年 8 月间，郁达夫得知鲁迅患病时，特地前往上海探望。当看到鲁 迅的病情有所好转后，郁达夫深为高兴，并和鲁迅相约于秋天去日本岚山看
红叶。然而，9 月间，王映霞于“风雨茅庐”生下第四个男孩郁荀时，郁达 夫却未曾回家看望。两相对比，表明郁达夫对鲁迅的确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情。
郁达夫之所以这样崇敬鲁迅，其原因在于深深认识到鲁迅及其思想的伟 大。1936 年，鲁迅和周扬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口号，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 文中指出：“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
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里 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
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国 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入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
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 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经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
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这一论断，可以说是给两个口 号作了正确的结论。
当时远在福建的郁达夫对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颇为关注，并有一定的 反响。9 月 25 日，他在福州格致中学作以《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16)为
题的讲演，对“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有识者间，大家都承认这两口号并不相背，
却是相成的；中国到了目下这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关头，唯一的工作，自然 是完成国防，拯救民族。口号的名目，或有出入，但最后的理想，最大的目
标，当然是只有一个。”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受了鲁迅的观点的影响，并基 本上符合鲁迅的思想的。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这天晚上，郁达夫在福州南台参 加一个宴会，同席的一位日本记者问他：接到鲁迅逝世的电报没有？郁达夫
听到这噩耗，顿时感到非常惊愕，并希望它是谣传。但他再也坐不住了，未 待席终，便跑去一家报馆打听，果然看到了上海发来的有关电稿，证实鲁迅
的确已经逝世。于是，他立即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发出一份唁电：
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
第二天，即 10 月 20 日清早，郁达夫就乘靖安轮，赶赴上海。在航行途 中，他为鲁迅的过早逝世而感慨之至，于 21 日提笔写了“鲁迅虽死，精神当
与我中华民族永在”的题句，对鲁迅精神作了崇高的评价，并表达了他对鲁 迅的无比崇敬。10 月 22 日，郁达夫到达上海，并在当天上午就赶到胶州路
的万国殡仪馆，不停地流着热泪，瞻拜鲁迅的遗容。下午他又参加了送殡和 葬仪。丧事举办完后，他还和许广平以及几位鲁迅生前的老友共同讨论了鲁
迅的身后事等问题。
郁达夫从 1923 年开始，便愈来愈认识到鲁迅的思想、人格和著作的伟 大，一直真诚地崇敬他，支持他。鲁迅也一直理解和支持郁达夫。他们之间
充满着至交和战友的感情。而且，郁达夫认为，当中华民族处于万分危难的 时刻，特别需要鲁迅的存在。可是，鲁迅却由于受到太多的迫害而过早逝世
了，怎么不叫他感到万分的悲痛呢？于是，他于 10 月 24 日满怀悲愤和激情， 流淌着热泪，写了《怀鲁迅》(17)一文。其中写道：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 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 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
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 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郁达夫对于鲁迅的伟大和他生前所受到的迫害以及他死 后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有深刻的理解，并能给人们以莫大的启示。可以认为，
鲁迅固然伟大，但能够理解他的伟大并爱戴他的人也是不平凡的。而郁达夫 便是当之无愧的不平凡者之一！


5 为郭沫若回国尽力


1936 年，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侵略我国，我国爱国军民无比愤慨， 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把枪口对外，奋起抗战。在这样的形势下，这年，5 月
间，国民党当局在庐山举行重要会议时，张群和其他一部分人向蒋介石提出， 可以让郭沫若回来做些工作了，并得到了允许(18)。到夏秋之交，国民党政
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奉蒋介石之命，电请陈仪征询郁达夫意见，要他去 日本一趟，叫郭沫若回国。陈仪将原电交给蒋授谦(秘书)，要他与郁达夫阅
后拟复。蒋授谦便携电来到郁达夫寓所。郁达夫看了电文后，立即表示“可 以的”(19)，并放下手中的酒杯和诗集，拟好复电稿。其中提出了先“取消
通辑令”和汇寄归国旅费的要求。然后，蒋授谦把原电和复电稿带回省政府 誊写好后请陈仪批复。陈仪给南京复电后，还曾电请驻日本公使照料，提供 方便(20)。
11 月 13 日，郁达夫以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应日本社团及学校聘 去东京讲演为名，经上海赴日本，去执行叫郭沫若回国的使命。据王映霞说，
当时有关当局给了郁达夫治装费数百元，她还从杭州赶到上海送郁达夫上船
(21)。
到达日本东京后，郁达夫受到日本作家小田岳夫的迎接，住进麹町四丁 目的万平旅社。当晚，他访问了佐藤春夫。
几天后，改造社讨论翻译出版《大鲁迅全集》问题，该社社长山本实彦 决定同时举行郁达夫欢迎会，并派人驱车去市川接郭沫若参加。于是，郁达
夫便随车到了郭沫若寓所。到达时，时近傍晚，但郭沫若一眼便认出了郁达 夫，惊喜地叫道：“哦，达夫来了！”郁达夫跟郭沫若及其夫人孩子们寒喧
了一阵后，便一道乘车来到改造社。
郁达夫和郭沫若到改造社后，社长山本实彦向郭沫若征求了有关编译《大 鲁迅全集》的意见。然后，山本实彦、佐藤春夫、小田岳夫和郁达夫、郭沫 若共 11
人分乘三辆汽车到赤坎的一个高级菜馆饮宴。席间，有十几名艺妓来 回忙碌，大家且歌且舞，气氛十分热烈。郁达夫和郭沫若先后都吟唱了“风
萧萧兮易水寒”的诗篇，并应日人邀请挥毫题字。郁达夫也要郭沫若写一幅 字纪念。郭沫若才思敏捷，立即书写了如下一首七绝：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此后，郁达夫又于 11 月 29 日和 12 月 6 日两个星期天，去市川看望郭沫 若和安娜夫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阿和、阿博、阿佛、阿淑、鸿儿。11 月
29 日那天，郁达夫看到郭沫若的孩子没有好饮食，太可怜，便要郭沫若和他的 孩子阿博、阿佛一起到东京的一家北京馆子里饱吃了一顿夜饭，并买了一条
骆驼绒围巾送郭沫若。12 月 6 日那天，郁达夫一到郭沫若家里，连茶水都还 未饮，便邀请他一道外出散步。于是，他们来到真间山。这山上有座佛寺，
有茂盛的树木。他们在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站立了一会， 观望江户川两岸的景色。然后，他们来到川上宽广而坦直的堤上，两人并肩
而行，用中国话交谈，谈了许多事情。要郭沫若回国的话，很可能就是这时 候说的。可是，这是非常敏感而又重大的事情。因而，郭沫若于 1937 年 1 月 8
日撰写的《达夫来访》(22)一文中，不仅丝毫未涉及此事，反而说他们
“用母国话谈着些无足轻重的往事”，“话头本无足轻重，自然值不得记录”。 他之所以这样写，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被引起注意。但是，其中所说的
“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的话，却可以想见他们这次谈话多 么重要。
郁达夫这次来日本，共滞留了足足一个月。在此期间，他于 11 月 24 日 出席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11 月 29 日，在东京《读卖新闻》上发表《今日
中华文学》，对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作了高度评价；12 月 5 日，原定为日本 中国文学研究会讲演《中国旧诗的变迁》，但因他在文章和讲演中主张中日
人民友好，力陈日本侵华决策的错误，要求日本改变对华政策，而被日本警 方取消；12 月 6 日，在霞山会馆作《关于中国的现状》的讲演；12 月 13
日， 出席东京诗人俱乐部举行的欢迎会。此外，他在东京先后会见了日本作家小 路实笃、秋田雨雀、林芙美子、佐藤春夫、松村梢风、新居格和小田岳夫等，
与日本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
12 月 17 日，郁达夫乘火车离开东京，有十多位日本友人到车站送行。 郭沫若也去车站送行，但因来迟了，火车已经开动，两人未能话别。当天，
郁达夫抵达东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乘车去奈良，上午参观了东大寺。 下午访问日本著名作家志贺直哉，并一道参观了东大寺的大佛寺。当晚，郁
达夫回到京都。19 日，他自神户坐船离开日本。
回国途中，郁达夫到台湾访问游览近 10 天。12 月 23 日，他出席了台湾 新民报社举办的文艺座谈会。会上，他发表了谈话，阐述了对“区防文学”、
中国的民族意识、中国农村的衰败，以及中日、中苏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等 问题的看法。
12 月 30 日，郁达夫回到厦门，住天仙旅社。在厦门期间，郁达夫支持 厦门大学学生向当地政府要求将一条道路改名“鲁迅路”，但因厦门国民党
人士中有人反对而未成功。同时，他还应邀到青年会作题为《世界动态与中 国》的讲演，与南普陀寺的住持和尚广洽法师同游鼓浪屿，拜访了在日光岩
的弘一法师。郁达夫于 1937 年 1 月 2 日离开厦门，1 月 5 日回到福州。
稍事休息后，郁达夫打电报叫王映霞来闽。王映霞于 3 月底携带次子郁 云来到福州，住在福州后街光禄坊刘氏住宅。不久，王映霞在郁达夫日记中
看到“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的话，心中很不舒服，但她还是跟随 郁达夫游览了好些名胜，上馆子吃了不少名菜，走访了许多朋友。可是，王
映霞因生活不习惯，留恋“风雨茅庐”，便于 4 月 28 日携郁云离闽回杭。
在此期间，郁达夫仍为郭沫若回国一事奔走操劳。据说，3 月间一天上 午将下班时，郁达夫手拿一卷宗袋走到蔡圣昆的桌前，要他看。蔡圣昆翻开
陈仪给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信稿，请他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允许郭沫若回国居 住，另一张是政务处长的复信，说经得蒋介石许可，惟不得有“越轨行动”，
在福州居住由陈仪监视。蔡圣昆看了后，郁达夫便要他按照陈仪的“手谕” 代拟一封便函告诉蒋廷蔽说，已择定乌山路从前蒋光鼐任闽省主席所住私邸
(已属公产)为郭住所，并负责保护与监视。他拟好后，交给了郁达夫办理
(23)。4 月 28 日，郁达夫去杭州参加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典礼的观礼活动时， 又跟国民党当局有关人士谈郭沫若回国事情。
5 月 18 日，郁达夫接到南京当局来电，要他致函郭沫若，促他迅速回国。 郁达夫自然十分高兴，当天便给郭沫若发出内容相似的航空信和平信各一
封，劝说郭沫若早日动身回国，投身抗战。其中一信内容如下：
沫若：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我以奔走见效，喜
不自胜，随即发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南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俾
得早日动身。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前目下之天经地义，想兄不
至嫌我之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
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上南京去走一趟。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却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嘱，殊不知不待伊
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
力子先生，何廉处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我在前两月函中，已略告一二，因
事未成熟，所以不敢实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
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亦在此。将来看得再同事为国家
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24)。 郭沫若接到信后不久，即 7 月 7
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 抗日本侵略者，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在这样的形势下，郭沫若决意回国。 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朋友的暗中相助，郭沫若于
7 月 25 日破晓，抛妻别子，
离开市川，秘密前往神户，逃出军警和密探的重重监视，登上加拿大皇后号 回国。行前，他委托大使馆电告郁达夫。郁达夫接到电报后，立即从福州赶
到上海迎接。当郭沫若于 7 月 27 日抵达上海时，他们便异常高兴地相会了。
由此可见，在郭沫若回国事情上，郁达夫的确是尽了不少的力的。这件
事情，当时是绝密的，知情人甚少。到 1941 年 10 月 24 日，郁达夫才在新加
坡《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中作了透露：“在 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
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 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而且这也表明，他之所以能跟郭
沫若抛弃前嫌，既是因为两人本来就有深厚的友谊，但更是出于为了民族的 大义！
注：
①郁达夫：《闽游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陈觉民：《郁达夫在福州》，《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戴笠。
④蒋介石。
⑤郁达夫：《闽游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郁达夫：《闽游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王映霞：《半生杂记》，《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⑧郁达夫：《闽游滴沥之一》，《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⑨王映霞：《半生杂忆》，《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⑩实领二百元。
(11)《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2)《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3)1936 年 5 月 30 日出版。
(14)《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5)陈觉民：《郁达夫在福州》，《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16)《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7)《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18)郭沫若：《再谈郁达夫》，《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陈子善、王自 立编)天津他出版社 1982 年版。
(19)蒋授谦：《我与郁达夫共事》，《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20)蒋授谦：《我与郁达夫共事》，《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21)王映霞：《半生杂忆》，《我与郁达夫》，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22)载 1937 年 2 月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三十期。
(23)蔡圣昆：《忆郁达夫先生在福州》，《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 版社 1986 年版。
(24)载 1941 年 12 月 1 日上海《萧萧》半月刊第三期。
第十四章投身于抗战洪流


1 热情宣传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7 年 7 月 7 日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又以两军 士 8 月 9 日在上海虹桥机场被击毙为借口①，于 8 月 13
日向上海进攻，爆发 了“八·一三”战争。开战前夕，郁达夫正在上海，并预料战争将要爆发， 便于 8 月 8
日乘靖安轮离开上海回福州。当轮船驶入东海时，战争已经爆发， 日本军舰已控制着东海海域，航行极不安全。于是，他所乘的轮船改驶宁波。
郁达夫从宁波登岸后，由浙江内地经闽北返回福州。
郁达夫返回福州后不久，即 1937 年 9 月 23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 宣告联共抗日，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郁达夫心情
振奋，立即投入了抗战宣传活动。9 月间，他发表《全面抗战的线后》一文， 其中写道：
自七月七日夜，卢构桥日军来袭，八月十三晨，上海日水兵炮击我保安队后，数十年来
之宿怨，四万万人之积愤，一旦爆发，立刻演成了我中华全民族全面抗战之悲壮剧。我们虽是
弱国，但我们决不能是甘为奴隶的劣等民族，“九一八”以来不抵抗之耻，经此一战而雪尽；
虽然苦战只一二月，以后长期抵抗，将不达到胜利的目的不止，多则三年，少亦两载，忍苦杀
敌之来日方长；可是只将此一二月之战绩论，中华民族复兴之兆，已早显示在我们的日前，民 族战争史上的光荣，我们早已占有一席之地了。
在这里，郁达夫用充满着爱国激情的语言，召唤人们坚韧地进行抗战，并坚 信一定能够获得胜利。
10 月 17 日，郁达夫和福州进步文化界人士，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 会。在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谈话，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而且他以最多票数当选为理事，并被推举为常务理事长。10 月 20 日，他在
《小民报·恕吼》上发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颇怀激情地写道：
??大家以为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
者及黑暗势力奋斗。现在，先生遗志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就是对侵略者，我们已予以打击；
可是黑暗势力所产生的汉奸们，还在我们的后方，跳粱显丑。纪念先哲，务须达到彻底完成遗
志的日的，方能罢手；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 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
显然，郁达夫以继承鲁迅遗志作号召，激励人们坚决消灭日本侵略者及汉奸 走狗，争取抗战的胜利。
此外，从 11 月起，郁达夫参与编辑福州文救协会的《小民报·文救周刊》 和《小民报·救亡文艺》等刊物。他以空前未有的热情，积极工作，努力撰
稿，发表了政论、杂感多篇，宣传抗日救亡。
正当郁达夫全身投入宣传抗战之时，杭州局势变得颇为危急。王映霞便 携带母亲王守如和三个孩子离开杭州，到了富阳。不久，杭州沦陷。他们又
离开富阳，先后转移到金华、丽水。郁达夫的母亲陆氏，却不肯离开自己的 家乡。后来日军占领了富阳县城，陆氏拒绝为日军做苦役，躲入鹳山，于 12 月 31
日受冻饿而死。郁达夫得悉后，异常悲痛，在福州设灵堂祭奠。而且， 他立即星夜赶到浙江边境地区，想去收拾老母的遗骸。但是，因无船可乘而 未能如愿。
同时，郁达夫所负责的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活动也受到国民党有关当
局的怀疑和干涉，使他不快。据说，该会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国民党有关当 局很不高兴，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福建军统特务头子)竟说该会有
共产党分子，恐被利用，要郁达夫辞职，陈仪也找他谈了话③。于是，郁达 夫愤而辞职，决定离开福建。


2 少将设计委员和“文协”常务理事


1937 年 11 月，日军占领了上海，12 月又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 重庆，军事委员会暂迁武汉，并进行改组，将总司令部政训处扩大力政治部，
由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部长，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黄琪翔(代表第三党)任 副部长。政治部共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由郭沫若担任厅长， 于
1938 年 4 月 1 日成立。第三厅内又设立三个处，一是文字宣传处，由胡愈 之担任处长；二是艺术宣传处，由田汉担任处长；三是对敌宣传处，郭沫若
拟邀请郁达夫担任，立即打电报去福州要他立即赶去武汉。可是，郁达夫难 以及早赶到，而对敌宣传的工作又急需要有人来做，因而只好就近改请范康
寿担任该处处长。
郁达夫接到郭沫若的邀请电后，于 1938 年 3 月 9 日离开福州，来到浙江 丽水家中，然后带着眷属取道南昌、九江前往武汉。他于 3
月底到达武汉时， 三厅的组织筹备工作已完全就绪，郭沫若便另聘他担任了第三厅的设计委 员，军衔为少将。这个设计委员，虽然是闲差，但郁达夫毫不计论，而是以
旺盛的爱国热情，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他到武汉没有几天，就发表了《承 前启后的现代儿童》④和《抗战自入第二期后》⑤等文。他在前文中写道：
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是我们全中国的民众受难的时候，而受难最烈的，尤其是我们的
小朋友们，和老年人与女子。日本军阀打进我们中国的土地，抢、掠、放火、杀人，还要对我
们的妹妹、姊姊、母亲、叔伯母、嫂嫂、婶婶，甚而至于祖母，都加以非礼。人家说日本军阀
是强盗，所以叫他们作日本强盗。但是，由我看来，日本军阀比强盗还要凶、恶、坏，比禽兽， 就是畜生，都还不如，因为强盗和畜生，不会杀人放火，不会侮辱女子。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是创造新中国、打倒日本军阀、建设世界理想国家的主人公，是
承前启后的我们中国这一代的重要人物。你们应该记住日本军阀的凶、恶、坏，应该想法子把
这些比畜生强盗还不如的日本军阀统统弄杀，好救世上的人，大家得过平安的日子。你们还应
该将这些畜生强盗的行为告诉你们的后一代，好永教不忘记日本军阀——也叫做倭冠——是我 们的世仇。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日本侵略者多么恨之入骨啊！
3 月 2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参加了成 立大会，并被选为理事。4 月 3 日，他参加了文协的第一次理事会，并被选
为常委理事、研究部主任及《抗战文艺》编委。此后，他为了促进文艺适应 抗战的需要，曾先后发表了《战时的文艺家》⑥和《战时的小说》等文⑦。
在这些文章中，他号召作家以文艺为武器，鼓励民众、打击敌人；应以军事 为题材，多写报告文学、可以歌咏的诗歌、富于刺激煽动性的短剧，不必急
于去创作大作品。此外，他还认为，“所谓‘差不多’的现象当然是不能避 免，并且也不必避免。一样的在‘差不多’之中，也有杰作与劣作之分”。
这些看法，显然都是着眼于使文艺能迅速地为抗战服务的，而且是无可厚非 的。
3 赴台儿庄等抗日前线劳军视察


1938 年 4 月 6 日，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消灭日军一万多，取得 了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参战部队官兵用生命和鲜血同敌
人拼杀血战的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和振奋全民族抗战到底的 信心。郁达夫和盛成奉命前往台儿庄等抗日前线，慰劳官兵和巡视战地防务。
郁达夫代表军委政治部和“丈协”，盛成代表国际宣传委员会和“文协”。 这是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使命，军委政治部特地给他们颁发了劳军委任状。
4 月 12 日或 13 日，郁达夫和盛成乘火车出发，他们先到郑州，住了一 天，会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向第一战区将士献旗致敬。次日，他们
还驱车到黄河南岸视察。当他看见黄河长堤上荷枪巡逻的战士，和蜷伏在战 壕里目不转眼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时，他顿时热血沸腾，感到他们一个
个都是英雄，庄严，沉默，肃静，从他们身上“看出了中华民族的荣光”。 因而，他禁不住流下感激的热泪，心里想道：“伟大，伟大，除了这两个字
以外，我们觉得便没有第三个字可以加上去。”⑧接着，他们到了徐州，住 花园饭店，开始做慰劳台儿庄将士的工作。当晚，他们便会见了第五战区司
令长官李宗仁，并听他详细介绍了台儿庄战役的经过。郁达夫和盛成代表军 委政治部参加了由李宗仁提议组织的抗敌动员委员会，举行了多次的抗日宣 传活动。
正当郁达夫和盛成将要去台儿庄劳军时，美国驻华武官参赞史迪威上校 也想到台儿庄调查。但是，因为军委政治部有禁止所有外国人到前线去的密
令⑨，史迪威受到阻止。郁达夫得悉后，“看到史迪威比较稳重友好，认为 应该争取他”⑩，便当即向李宗仁反映了史迪威的要求，并得到了准许。
在李宗仁的安排下，由第五战区一位姓陈的副官陪同，郁达夫、盛成和 史迪威三人一起到了台儿庄。他们到达时，受到台儿庄驻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他们向台儿庄将士敬献了“还我河山”锦旗。然后，他们仔细视察了台儿庄 战场，了解了台儿庄战役情况和取胜原因，并见到了一位冒着生命危险向我
军送来重要情报的老年农妇。视察结束后，三人在孙连仲司令部休息，第二 天返回徐州。
郁达夫和盛成在台儿庄劳军后，又冒着敌人的炮火，接连视察了山东、 江苏、河南一带战地防务，到 5 月初回到武汉。6 月底，郁达夫等人又去第
三战区所辖的浙东与皖南前线视察，7 月初返回武汉。
郁达夫这样两次离开家人，不怕艰难，深入抗日前线劳军和视察，充分 表明他已投身于抗战洪流中了。而且，他完成劳军和视察工作后，还跟盛成
给军委政治部、文协和国际宣传委员会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以他们在台儿 庄前线的所见所闻，论定中国心胜，日本必败。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黄
河两岸》(11)、《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12)和《在警报声里》(13)等文， 热情赞颂了爱国军民勇猛抗敌的意志，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具有很大的
鼓舞力量。譬如，他在《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中写道：
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却比敌 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没有到过前线的人，对我中华民族将会复兴
的信念，或有几点疑虑。已经到过前线的人，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
最后胜利，必然地是我们的。你不，你就瞧！兵士们的精神奋勇！老百姓们 的扶助协力！反过来，一面却又是敌人们的畏缩与不振！卑劣与残暴！而《警
报声里》一文，则可说是一篇极其生动感人的战地报告文学作品。它记叙了 坚守台儿庄的将领怎样以决死精神组织指挥战斗；一位受尽日军蹂躏的约 50
岁的农妇怎样冒死渡过河来，要台儿庄守军改变炮击方向，结果消灭了大量 日军；47 位义士怎样英勇杀敌，为国壮烈牺牲。从而，告诉人们，台儿庄战
役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长官指挥的坚决，军民合作的不懈”。
还需一说的是，据说史迪威在台儿庄前线考察后，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 材料，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送到美国最重要的军事杂志发
表。结果，在美国政府和军方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很快改变对华 观望的态度，决定援助中国。由此可见，郁达夫促成史迪威到台儿庄前线调
查，是为我国的抗战大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4)。


4 痛斥佐藤春夫和正告周作人


5 月 8 日，郁达夫从台儿庄前线回到武汉。这时，他做了两件很有意义 的事。一是于 5 月 9 日写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15)，痛斥为日本军阀为
虎作怅的佐藤春夫；二是于 5 月 24 日在文艺界人士《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16)上签名，正告周作人不要堕落成为民族的罪人。 佐藤春夫，原是郁达夫的一位日本友人。早在 1920 年，他们就相识了。
1927 年 7 月间，佐藤春夫携眷到上海游历时，郁达夫曾真诚地接待过他。1937
年，郁达夫去日本时，也曾拜访他。在郁达夫的心目中，“佐藤春夫在日本， 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
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 并不十分坏。”(17)
可是，自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后，佐藤春夫却成为 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他竟于 1938 年在《日本评论》3 月号上发表电影剧
作《亚细亚之子》，对郭沫若和郁达夫的经历和思想作了恶意的歪曲，以达 到为日本帝国侵略中国服务的目的。它的大意是：
有一位姓汪(18)的革命文学家，在十七八年的国民革命军北阀之后，流 亡在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共过了十余年放逐的生活，他本来学的是医学，
他的妻子，本来是大学里学助产的看护学的。儿女也已长大了，大约两个已 经进入了高一高等学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个姓郑(19)的中国朋友，
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访问他了。这姓郑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国最高领袖的密谕， 去煽动他回国来作抗日的宣传的。
终于卢沟桥事件勃发了。汪一个人便悄然留下了给妻子的遗书。逃回了 中国。在各地作了许多热烈的抗日的宣传。
最后他发现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并且也感到了自己 是供作了被报复的牺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时代的一位情人，却被
他的老友姓郑的骗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于是他就翻然变更，要求日本人容许他去作救济华北人民的工作，在北 通州造成了一个日本式的医院，在倭寇保护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20)。
郁达夫看了这篇“劣作”后，满怀着义愤，写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一文，对佐藤春夫及其“劣作”作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佐藤春天在《亚细
亚之子》中，“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 尚。同时也拙劣地使尽了挑拨我们违反领袖，嗾使我们依附日本去作汉奸的
技巧。至于中国人的人格呢，对男人则说是出卖朋友的劣种，如姓郑者之所 为，对女人则说是比日本的娼妇还不如，如那一位姓郑的爱人之所为。”同
时，他进一步对佐藤春夫本人，作了这样的揭露：“至于佐藤春夫呢，平时 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居的。他们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
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 流的侠伎了。”并说“我们对于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
向，如对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这充分表现出郁达夫具有强烈的爱国主 义感情，对无耻的帮凶文士无比憎恨。
周作人更是为郁达夫向来所敬重的一个学者。1937 年 7 月 29 日北平沦 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可是，
周作人却留在北平。这使许多关心周作人的朋友和文化界同人，深为焦虑。 刚从日本回到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困难声中怀知堂》(21)一文，先表示“知
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 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可是，周作人却有失众望，先是躲在他的“苦住
斋”做一个普通顺民，不久又滑向背叛民族的邪路，于 1938 年 2 月 9 日出席 日本策划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4
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 旬刊》19 期，全文译载了日本大版《每日新闻》所发的有关消息，并刊登了
会场照片：穿着长袍马褂的周作人，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一身华服 或西装的汉奸文人之间。
对于周作人这一丧失民族大义的行径，立即引起文艺界人士的强烈义 愤。郁达夫和茅盾、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 等 18 人，于 5
月 14 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给周作人一封公 开信》。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
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 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同时，也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
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 急速离开，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
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 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辩之”！这封公
开信，是由楼适夷起草并经过郁达夫修改而成的，其中“忠告”的话更是删 改得较多。郁达夫曾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说过：“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
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这表明，郁达夫 出于对周作人的爱护，特意给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并希望以此来感动
他。总之，不管怎样，郁达夫在对待周作人的态度上，也表现了他具有强烈 的爱国主义精神。


5 家庭矛盾公开化


1938 年 7 月初，郁达夫从浙东与皖南前线视察回到武汉后不久，跟王映 霞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并且公开化，成为一件轰动武汉的事情。当时，
日本飞机经常猛烈轰炸武汉，国民政府动员紧急疏散人口。面对这样的情况， 王映霞心里很急，一家老小要吃要用，自己一人很难以挑起这样的家庭重担。
可是，郁达夫却经常皱眉摇头，发脾气，甚至跟王映霞吵架。而经验告诉王 映霞，他一发脾气，就要离家出走。一天，王映霞问郁达夫：“你又打算走
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 3 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22)郁 达夫一听，立即答道：“你走就你走。”王映霞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很大
损伤，立即取了两件替换衣服，提着一个拎包，走出家门，乘车直奔小朝街
41 号曹秉哲律师家里，暂住下来。王映霞出走后，郁达夫马上去车站和码头 找她。但未能找到，他便回到家里喝酒消气。当他检到许绍棣写来的 3 封信，
(23)并以为是许绍棣写给她的“情书”时，立即气急败坏地在她的一件旗袍 上写上“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留物”。而且，他跑去郭沫若住处，说王映
霞已失踪，并捡到几封“情书”，然后邀了郭沫若到他家里看王映霞“卷逃” 的痕迹。此外，他还去大公报馆刊登一则“启事”。这则“启事”于 7 月 5
日登出：
王映霞女士：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 契根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往址。

郁达夫启
曹秉哲律师是郁达夫的朋友，看到这则启事后，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便立即跑到郁达夫家里，告诉他王映霞没有离开武汉，就住在他家里。
郁达夫得悉后，肚子里的气消了不少，也稍为冷静了下来，跑去曹秉哲 家里叫王映霞回家。王映霞看到那则“启事”后，自然气得要命，不愿理睬
郁达夫。次日，郁达夫又叫王映霞回家，王映霞便向他提出：“必须再由你 在大公报上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由我写了交给你。”郁达夫只好表示同意。
第二天的大公报上，就登出了郁达夫的“道歉启事”：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误指女士与
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脱，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 致歉意。

此致映霞女士

郁达夫启
王映霞看到“道歉启事”后，才心有余痛地回到家里来。而且，一些好 心的朋友，前来劝王映霞和郁达夫写了一张协议书(24)：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
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妻间之障碍与原
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
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
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此共 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七月九日 立协议书人夫郁达夫 妻王映霞 见证友人胡健中 周企虞
仅从以上情况而言，郁达夫是由于有疑心和太冲动而造成与王映霞的矛
盾公开化的。这正如郭沫若所说的：“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 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
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崇 吧？??”(25)这样的结果，无疑极大地伤害了王映霞的自尊心和跟郁达夫
的关系。更为可悲的是，郁达夫并没有从这次冲突中吸取教训，消除对王映 霞的疑心，以致不久后矛盾再度爆发，彻底毁灭了他们的爱情。


6 重返福州


王映霞回家的第三天，郁达夫便听从朋友的劝告，带着全家从汉口乘船 到了湖南的常德。因为常德万一失守，方便退到贵州或四川去。他们到了常
德后，发现那里的生活水准比较高，便想到一个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去。正 好这时易君左劝他们到他的家乡汉寿去，说那里是鱼米之乡，生活较方便。
于是郁达夫一家又搭上小轮船到了汉寿，住在易君左的朋友蔡天培醋铺的两 间房里。
他们到了汉寿后，全家表面上平安无事，但王映霞却不再陪郁达夫外出 会友，彼此心里的芥蒂难以在短期内消失。
尽管这样，郁达夫这时心里所想着的仍然是国家的危难和抗战大业，写 了《抗战周年》、《政治与军事》、《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苏日间的
爆竹》和《西方的猴子》等政论，发表在 1938 年 8 月间的香港《星岛日报·星 座》上。这些政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除了宣传抗战必胜和批判德日法西斯
外，还着力揭示了不利于抗战的消极因素。他在《政治与军事》一文中指出：
??以战争而论，截至现在为止，我们该坦白地承认，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这原因，
不在武器的不足，不在士兵的不勇，也不在国际助力的缺乏，根本问题，总还是在政治的不
良。??中国政治的不良，虽则积弊很深，但是贪污、不公、虚浮、腐败到绝顶的一段，当从 国民政府分共以后算起，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时期。
??且数一数中央的大吏，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在外国市场的投资，在外国通都大邑的
产业，个个都是几万万以上。他们并没有兴产业，他们也没有做商贾，这些钱究竟是从哪里来
的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居上者既然贪污，下面的人自然再也没有一个廉洁的了。就是到了生
死存亡的现在，将领中间，仍有克扣军饷的。办军需、造工事的，一个个都挂羊头，卖狗肉，
一攫而又至千金万金万万金。伤兵医院长，难民救济所长，吃慈善饭的善棍，也还是一个样子。
县知事，科长科员，下而至于办事员书记，公家的钱，老百姓的钱，敲得着便敲，诈得到便诈。
直到联保主任，有借派公债抽壮丁而发财的，也有因办公差，放款项而得利的。而谋利不怕血
腥臭得最厉害的，尤其是也着实执行了几次枪决；可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贪污只在五百元
上下的，倒死得很多，而贪污到几百万元以上的，非但毫不受影响，中央却还似乎是少他们不 得的样子，左一个委员，右一个部长，总是非他们莫办然的。??
这些话，可谓把当时国民政府从上到下的极端腐败的情形，作了极为有力的 揭露。这就表明，郁达夫是抗战时期最早用政论形式直接揭露抗战阵营中的
黑暗面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和见识，完全是出于有高度的爱国热忱。 此外，郁达夫这时也开始撰写缅怀鲁迅的重要文章《回忆鲁迅》(26)，
但只写了包括《序言》在内的四千多字，尚未来得及写完。
9 月，福建省主席陈仪来电报叫郁达夫回到福州去共商抗日对策。他和 王映霞商量后，便于 9 月下旬离开汉寿，重返福州。
由此可见，自从全面抗战爆发后，郁达夫一直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竭
尽全力的为抗日救亡而东奔西跑，正如他说：
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做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
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 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27)
回到福州后，郁达夫向陈仪汇报了去台儿庄劳军和汉口的情况。当时福
建省政府已迁至永安，福州成立“主席随从室”，郁达夫就在随从室工作。 不几天，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请他去新加坡当编辑，宣传抗日
救亡。郁达夫经过慎重考虑并经陈仪同意后，决定应邀前往。郁达夫之所以 决意去新加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大致说来，一是他感到留在国内，
跟国民党中某些要人很难合拍，“有不为当局谅察处”(28)；二是跟王映霞 的矛盾公开化后，跟朋友们在一起有难为情之感，到海外去好过一些；等等。
决定出国后，郁达夫于 10 月底打电报要王映霞尽快带孩子赶到福州来。 王映霞接到电报后，便带着老母与 3 个孩子，于 11 月上旬离开汉寿，来到长
沙。11 月 1 日，他们挤上从长沙开往浙江的最后一列火车。当列车刚开出两 小时，长沙便发生大火，满城都燃烧起来。结果，王映霞的全部行李，包括
全家人的衣着，都被焚烧了。而且，王映霞随身携带的郁达夫给她的 200 多 封信件和照片等也丢失了(29)。
到了江山后，王映霞一边找裁缝添做衣服，一边给郁达夫拍了电报。4 天后，王映霞和母亲、孩子们坐上福建省政府派来接她们的汽车，汽车开到
浦城县停下后，王映霞又跟郁达夫通了电话。在电话中，郁达夫叫王映霞带 着大孩子立即到福州来，另外两个孩子则由她母亲带到云和县去(30)。王映
霞自然只好同意。第二天，她就带着大的孩子赶去福州。
王映霞到达福州前，已盛传日军即将封锁闽江口，福州的海道将被切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郁达夫立即办理了 3 人的出国手续，以便王映霞来到后能
及早动身出国。
注：①日本驻上海的海军战队中慰大山勇夫等二人，驾车强行冲击上海 虹桥机场，中国守卫军自卫还击，将二人击毙。
②载 1937 年 9 月 10 日、20 日、30 日福州《闽政与公案》旬刊第 1 号、 第 2 号、第 3 号。
③蔡圣昆：《忆郁达夫先生在福建》，《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 社 1986 年版。
④载 1938 年 4 月 4 日《武汉日报·儿童纪念特刊》。
⑤载 1938 年 4 月 20 日汉口《少年先锋》第五期。
⑥载 1938 年 5 月 10 日汉口《自由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三号。
⑦载 1938 年 6 月 20 日汉口《自由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三号。
⑧郁达夫：《黄河两岸》，载 1938 年 6 月 11 日《烽火》第十七期。
⑨因为发生过有几个意大利记者到前线窃取军事情报事件。
⑩盛成：《与郁达夫一起去台儿庄劳军》，《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 出版社 1986 年版。
(11)载 1938 年 6 月 11 日《烽火》第十七期。
(12)载 1938 年 5 月 7 日汉口《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13)载 1939 年 4 月 25 日汉口《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七期。
(14)盛成：《与郁达夫一起去台儿庄劳军》，《回忆郁达夫》，湖南文
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15)载 1938 年 5 月 14 日汉口《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16)载 1938 年 5 月 14 日汉口《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17)郁达夫：《日本的娼妇与文士》，载 1938 年 5 月 14 日汉口《抗战 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18)隐射郭沫若。
(19)隐射郁达夫。
(20)郁达夫：《日本的娼妇与文士》，载 1938 年 5 月 14 日汉口《抗战 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21)载 1937 年 8 月 30 日《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
(22)王映霞：《半生杂记》，《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23)郁达夫：《毁家诗记》，《郁达夫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24)王映霞：《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 版社 1992 年版。
(25)郭沫若：《论郁达夫》，《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陈自善王自立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26)这时只写出四千余字(包括《序言》)先在
1938 年《星岛周刊》登出一半，后于 1939 年 3 月上海《宇宙风》散文半月 刊创刊号上登出。1939
年上半年，郁达夫在新加坡续写完此文，共写出一万 一千余字，同时刊载于新加坡《星洲日报》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
十七期《文艺栏》和上海《宇宙风》乙刊散文半月刊第九、十一、十二期。
(27)郁达夫：《岁朝新语》，《郁达夫海外文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28)郁达夫：《嘉陵江上传书》，《郁达夫海外文集》，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29)孙百刚著《郁达夫外传》云：“在长沙出售趁火打劫所得衣物摊上， 这包信札被一位姓燕的(据传是鞍钢工作人员)买了去。燕君深知这些信件有
纪念价值，一路珍藏。后来将它交给了一位福建人林君(据悉是某大学的工作 人员)。这位林君视若瑰宝，轻意不肯示人。‘文革’时，这批信札落入林君
所在的大学的造反派头头学生钱某手中。后来取回一小部分。此小部分据悉 已由林君交给上海图书馆收藏。”这些信件，现已收入《郁达夫文集》第九 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30)当时王映霞的兄弟在迁到丽水的建设厅工作，便于照顾他们。
第十五章在新加坡宣传抗日救国


1 急忙出国 郁达夫决意前往新加坡后，文化界等各方面的友人都设宴欢送他。启程 前夕，即 1938 年 12 月 18
日晚，陈仪也设宴饯别。然后，郁达夫便偕同王映
霞和儿子郁飞，离开福州。他们搭乘小渡轮驶往闽江口的川石岛，然后改乘 英商和丰轮船公司的丰庆轮，经香港，前往新加坡。
丰庆轮于 12 月 19 日抵达厦门并在市外半里的海中停泊了一日。这时的 厦门，已成为被日军占领的“死市”。当他远远望见“死市”的景象时，心
中涌起悲愤的感情：
太阳虽则朗朗地照在市上，但是死市毕竟是一死市：思明路，海岸边，以及各重要码头
上，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在那里行走。那些汉好狗鼠，大约也是不敢在青天白日
下露脸的缘故，我于停泊在厦门的一日中，始终没有看见一个。看了这寂寥的死市，我心里虽
则也感到一味慰安，但触景生情，到了日暮船行之际，也不觉暗暗地滴下了几点伤心之泪。先
知亚利米西的哀歌，所吊的虽则是古代的郇市，但这鹭岛的女王，现在也岂不是同郇市一样地 迷迷蒙了不洁了么！①
由此可见，郁达夫离开正在受难和奋战中的祖国，心中毕竟有着说不出
的苦涩滋味的。而且，他担心着“日人政治手腕的运用，和我们中国的一般 悲观主义者的得势”，希望“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
现！”这更是表明，他是怀着爱国深情离别祖国的。12 月 21 日，轮船抵达 香港。上岸后，郁达夫拜访在香港的戴望舒、叶灵凤等友人，并在香港《星
岛日报》社长胡好陪同下，参观了胡文虎兄弟豪华的“虎豹别墅”。第二天 晚上 6 时，郁达夫便从九龙登上皮亚康马诺伯爵号邮船，航行在南海上了。
在波涛汹涌的南海航行，郁达夫禁不住思潮翻滚，于 12 月 23 日在船上写成
《岁朝新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写了自己抗战以来在各战地前线奔走 的深刻感受和离开祖国的感慨，表示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
胜利。”此文，可说是他抗战以来的爱国抗日思想的一个小结。当它先后在 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上发表后，曾
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12 月 25 日，皮亚康诺伯爵号邮船，抵达菲律宾首 府马尼拉。郁达夫和王映霞上岸参观了市容和菲律宾大学。然后，他们又登
船继续往新加坡航行。1938 年 12 月 28 日早晨，郁达夫和王映霞以及孩子郁 飞终于抵达新加坡。他们先是住在大坡二马路南天酒楼旅馆部 8
号房，一周 后搬入中巴路 22 号 3 楼一套三房一厅的住房。
郁达夫南来新加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而 12 月 29 日《星洲日报》 对他的到来作了报导，称“为努力宣传抗战，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并刊
出了郁达夫和王映霞、郁飞的照片。


2《估敌》


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连家庭生活尚未完全安顿好，便挥笔写了《估敌》 一文，于 1939 年 1 月 1 日发表在《星洲日报》上。
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对南京弃守、武汉撤退和广州沦陷后的抗战局势， 作了全面而精辟的分析，认为“敌人所占有的地方，只是线和点，有些地方，
连线也时断时续，连不起来。至于面的全部，当然仍旧是在我们手里。全面 游击战发动之后，大江南北可以不必说了，就是冀东与伪满境内，我们的游
击队，最近也大大发挥威力。”同时，揭露日本侵略音以疯狂屠杀、收买汉 奸、扶植傀儡等恶毒伎俩，推行东洋“王道”，但因战线长、人力不足、资
源贫泛等致命弱点，终将如缢鬼怖人而毁灭。他得出结论说：“最后胜利， 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概念，我们绝不会动摇。”可以认为，郁达夫做
到了统观全局，知己知彼，透过现象，洞察本质，用事实说话，有充分的说 服力，而且充满着爱国恨敌之情和积极乐观的精神。这就表明他的抗敌救国
思想，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他绝不是空喊抗日，更不是盲目乐观， 而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虚弱本质和我国抗战的有利因素，具有深刻的认识。
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起到了鼓舞和振 奋广大爱国华侨的精神的作用。《星洲日报》社同仁也很欢迎和感激郁达夫
发表这篇文章。据说，在南京弃守前夕，该报主笔关楚璞写了一篇社论《国 家存亡，在此一战》，引起读者的强烈不满。许多人打电话给报社，大骂关
楚璞是托匪，是汉奸，甚至有些爱国青年在街头演出驱逐托匪关楚璞的活报 剧②。报社同人都感到脸上无光，精神压力很大。现在郁达夫的《估敌》一
文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赞扬，自然也就为报社赢得了荣誉。
由此可见，《估敌》一文是郁达夫在南洋宣传抗日救亡的第一声。这也 表明郁达夫自踏上新加坡这块土地之后，便倾其全部热情和智慧致力于宣传 抗日救亡的大业了。


3 主编《星洲日报·晨星》等刊


1939 年 1 月 1 日，胡文虎兄弟在马亚西亚槟榔屿创办的《星槟日报》正 式刊行。郁达夫与《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应邀一同参加开张盛典。在槟榔
屿，郁达夫愉快地游历了三天。他对这小岛风光称赞不已，称它为“东方花 园”。1 月 4 日晚，他出席了槟城文友在醉林居酒楼举行的欢迎他的宴会。
席间，他和与会者畅谈了国内文艺界抗日动态和有关南洋文艺等问题。1 月 5 日晚，他和关楚璞离开槟榔屿。回程中，火车出轨翻车，但未受伤。后改乘
汽车到吉隆坡，并于 1 月 7 日晨返回新加坡。
从 1939 年 1 月 9 日起，郁达夫正式接编《星洲日报》的早报副刊《晨星》， 以及晚报副刊《繁星》。从 1 月 15
日起，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副刊《文 艺》。从 2 月 5 日起，承担槟榔屿的《星槟日报》副刊《文艺》的编辑工作。 从 5 月 15
日起，《星洲日报半月刊》开辟《星期文艺》专栏，也由他编辑。 他执编这些刊物的愿望是：“希望与祖国取得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
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勇向前的。”③郁达夫新来乍到，同时负责五个副 刊的编辑工作，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表明，他是以极大的热情
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的。
事实上，郁达夫从 1939 年至 1941 年的几年间内，在他执编的各种副刊 上发表了四百多篇文章，有政论，有杂文，有散文，有文艺杂论，所谈内容
都跟抗战有关。它们涉及到了国内外的风云变幻，各种重要事件，从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剖析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发动太平洋
战争的情况，同时不断地纵论我国抗战事业的有利条件、进展和一定会取得 胜利。完全可以认为，它们带有抗战史诗的意义。在当时中华民族处于空前
未有的危难时刻，它们丝毫没有悲观消极的色彩，而是呈现出异常积极乐观 的态度，对各种复杂的现象作出精辟的剖析，能给人们莫大的激励和启发。
这实在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譬如，日本帝国主义在疯狂侵略我国的同时，又不时散布虚假的“和议”， 企图麻痹和瓦解我国爱国军民的抗战意志。郁达夫便于 1939 年 4 月 1 日《星
洲日报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发表《和从哪里讲起？》一文，指出“在侵略军 阀操纵下的政府，却断然不是我们的和谈的对手。”又如，1940 年 3 月 30
日，在日本导演下，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前后， 郁达夫于这年 3 月 28 日和 4 月 9
日发表《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④和《傀 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⑤等文，指出：“南京的傀儡戏，无论在国际友邦
的眼里，或在我国同胞的心目中，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 再如，日本侵略者准备向南洋进攻时，郁达夫于 1940 年 8 月 17 日《星洲日
报》上发表《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一文，深刻指出：“敌寇究竟人力有限， 向南分散了一部分兵力之后，万无再在中国有立足之可能。??敌寇积极南
进之步骤愈加紧，同时，其崩溃的趋势，也愈加速，谓予不信，请拭目以俟 之。”等等。总之，从郁达夫诸如此类的政论来看，他无愧为一个具有较深
逢的政治目光的人。


4 一场论战


1939 年 1 月 21 日，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几个问题》 一文，对当时新加坡文艺界所关心的四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统观此文，郁达夫的持论大体上都是正确的。譬如，对南洋文艺界照搬 国内文坛关注的问题的现象，他认为“要看这题目的本身的值不值得讨论”，
“要看讨论的态度直率不直率”。对南洋文艺的地方色彩问题，他认为南洋 文艺“多少总有一点南洋的地方色彩的”，但不宜因过分追求地方色彩去损
害作品的主题。对南洋要做启蒙运动的问题，他首先表示赞同，同时提出了 一次具体的做法，诸如向青年介绍读书书目，兴办图书馆，创设函授学校，
等等。对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问题，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他表示“文 艺的应该通俗化、大众化，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原则”，“自从这一次神圣抗
战的烽火燃起以后，实际上，文艺就不得不社会化、大众化了。”“至于用 旧形式的问题呢，也不必反对，也不必一定作非用不可的固执。”所有这些
看法，应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篇文章中的某些说法有欠精确，甚至有个别措词易以引起华侨 文艺青年的反感。因而，此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一场论战。耶鲁 1939 年 1 月 24
日《南洋商报·狮声》上发表《读了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 一文，对郁达夫及其《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许多批评。其中说郁达夫怎样
“挖苦”“嘲讽”马华文艺，怎样散布“取消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以及 对文艺大众化工作持冷淡态度，等等，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他批评郁达夫
在《几个问题》一文中有关鲁迅杂文体的说法的话，确是有正确之处的。郁 达夫的原话是：“譬如说罢，上海在最近，很有些人在提出鲁迅风的杂文体，
在现在是不是还可以适用？对这问题，我以为不必这样地用全副精神来对 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的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
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
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也终于有何益处？”耶鲁对此提出批评说：“对 于郁先生的这段高见，我们真要惊讶于他的大胆了。第一点我不能同意的，
便是郁先生把包含作为鲁迅先生那匕首式的杂文体底精神和传统，还原为一 个单纯的‘文体和作风问题’，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用全副精神来对付。他不
知道导师鲁迅历来那种反托反汉奸反洋场恶少反颓废分子的战斗精神，在今 天是有怎样的积极的意义，他更不知道和这种内容相配合的他那种类似轻骑
队的形式，对于今天在炮火紧张下的祖国的写作者又怎样是一种多么宝贵的 遗产。而且就是撒开此点不提，对于郁先生此种不是鲁迅，不会再生鲁迅便
不该讨论鲁迅杂文的态度，我们更是要坚决反对的。”这样的批评，起码是 说明了郁达夫对在当时怎样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强调不够，无疑
是中肯的。当时《南洋商报·狮声》编者张楚琨发表耶鲁的文章时，写了《编 者附言》，也提出了跟耶鲁相似的看法，并对郁达夫有所挖苦。
郁达夫看了耶鲁的批评文章后，又于 1939 年 1 月 25 日在《星洲日报·晨 星》上发表《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一文，作了答辩。针对耶鲁提出的责难，
谈了八点意见。其中有关对鲁迅及其杂文的态度问题，郁达夫的回答是：“我 说讨论的人个个是鲁迅的话，则那场讨论或者可以不必的，这是对死抱了鲁
迅不放，只在抄袭他的作风的一般人说的话。这一点，我希望耶鲁先生应该 看清。鲁迅与我相交 20 年，就是在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崇
拜他的精神。前些日子，报传鲁迅未亡人许女士沪寓失火，我还打电报去打 听，知道了起因是有一点的，但旋即扑灭，损失毫无之后，我才放心。并且
许女士最近还有信来，说并没有去延安，正在设法南迁，我也在为她想法子。 所以我说用不着讨论的，是文体，作风的架子问题，并不是对鲁迅的人格与
精神有所轻视。”如果说，郁达夫在《几个问题》中的有关说法容易引起误 会的话，那么，郁达夫在这里便解释得异常清楚了。
此后，还有一些人继续撰文批评郁达夫。诸如说什么郁达夫“回避主题 不顾，拉拉扯扯”，“有点五窍生烟”，“用风凉话嘲讽青年，奚落青年”
⑥，“郁先生搬出‘光荣的历史’，掩盖目前所暴露的弱点，实不高明”等， 但也表示“不是把郁先生当作敌人”，“认为郁先生是可能和我们站在一道
的朋友”。郁达夫则继续写了《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⑦，针对那些指责说：
“须知研究问题，与人身攻击不同，创造文学，与参加运动两佯。”“不过 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文艺’不是‘武艺’，‘讨论’不是‘抗战’。我
自信正因为有了‘过去的历史’，与鲁迅，郭沫若，史沫特莱，鹿地亘，或 周恩来，吴玉章等的事情，所以用不着五窍生烟”。同时，郁达夫于 1939 年 2 月
7 日《星洲日报·晨星》出了一个专号，发表了六篇为他辩护并反攻 的读者来稿，并在《编者启事》中说：“这一回，因为楚垠先生在《狮声》
上赐教的结果，收到的第三者们来稿极多。??这一种文字愈积愈多了，不 得已，就只能选出几篇来登载一下⑧”。“好在事情，已经隔了几日，大家
的头脑，总该冷静了一点了，旁观者清，无谓的议论，大约总能够不再发生。”
《南洋商报·狮声》编者张楚琨也于 1939 年 2 月 8 日继续发了一篇文章说：
“昨日《晨星》出了一个谩骂与攻击的专号，目标的《狮声》及编者个人， 全版充满吹、捧、骂、意气，把‘乞丐儿、浪人、伪君子、小人’之类的骂
语都扯上。??我愿再诚恳地正告郁达夫先生：我们要讨论问题，就得抓紧 主题，采取严肃而诚恳的态度??万万不能把精力浪费在无原则的意气之
争。”显然，他们的看法还是有些不同的。最后，《星洲日报·晨星》发表 了楼适夷的《遥寄星洲》，说郁达夫与鲁迅茅盾是不同的类型，然而他的纯
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在众喉舌，依然要给他一个很高的评 价，南洋的进步青年应该汲取他的优点，庆幸他和自己在一起。针对一个新
来者立刻提出苛刻要求或有意攻击责难是不应该的。此后，论战才完全停止。


5 毁家


郁达夫应香港《大风》旬刊编者陆丹林之约，从自己 1936 年到 1938 年 间写的诗同中，选出 19 首诗和一阂词，加注编成《毁家诗纪》，于
1939 年
1 月 20 日寄给陆丹林，在《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 从这些诗词及注释来看，郁达夫对王映霞曾经跟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
在丽水碧湖等处同居的疑心，一直没有改变，心里很痛苦，决定投荒到炎海 中来。而且为了泄愤，为了揭露许绍棣，便把这些诗词加上注公诸于众了。
自然，他也表示说，“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 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表现了他是把为国复仇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的。
也许郁达夫以为这些诗同在香港发表，王映霞不会看到的。可是，王映 霞却偏偏最早看到了刊有那些诗词的《大风》旬刊。她读了那些诗词后，顿
时受到莫大的刺激，心里很气愤。当天一整天，她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写了
《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寄给了《大风》旬刊发表。 在这两文中，她否认跟许绍棣有暖昧关系，并说了不少“回敬”郁达夫的话。
这时，王映霞感到再也无法跟郁达夫生活在一起了，立即提出离婚，并 与他分居。刚好她有一位原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同学李君跟她的丈夫在廖
内一所小学教书，写信叫她去她们学校任教。廖内，是距离新加坡 80 海里的 一个小岛，岛上很清静安宁。她便立即前往。一个月后，郁达夫写信给她的
同学的丈夫，说不要防碍他们的夫妻关系，她只好又回到新加坡来。 此后，两人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虽然有友人不断加以调解，但都
无济于事。至 1940 年 3 月，他们终于协议离婚。由于她的护照是由郁达夫收 藏着的，放在他的办公室保险箱里，因而拖延了一段时间，她才取出护照， 于
1940 年 5 月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回国。
临走前一天，王映霞一个人驱车到一家美国教会学校去把郁飞接了出 来，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并告诉他自己明天就要回国去了，以后要学会自己
照料自己。可以想见，她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心酸的。
在此过程中，郁达夫的心情则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认为王映霞 确实跟许绍棣有不正当关系。他于 1939 年 3 月 1 日在《星洲日报半月刊》第
十七期上发表的《第二期抗战的成果》一文中，不点名地指责许绍棣：“一 个穷光蛋，到了现在，居然有数十万美金存在美国纽约银行，数十万港市存
在香港汇丰银行了。而他个人在抗战中的唯一工作哩，就是诱骗良家妇女， 和女学生等，一个一个在轮流和他同住。”同年 6 月 6 日，他给林语堂的信
中仍说：
“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⑨，两 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去，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到流为社会害
出，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另方面，他也感到很痛苦，甚至不无怀念之心。
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其实，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疑心到底是否真有其事，是值得怀疑的。王映 霞在《半生杂记》和《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⑩等文中所说的情况应该说是
较为合情理的。而郁达夫在《毁家诗记》注释中所说的，倒不一定怎么确实。 譬如，郁达夫说看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还以其中一封断定她
与许绍棣在碧湖同居。如果真是这样内容的“情书”，王映霞决不会把它随 便放在书桌上让郁达夫看到的。而且，郁达夫从未引用过那些信中的片言只
语。可见，想当然的成分是很大的。因此，郭沫若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后来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
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
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
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
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女子，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 的问题弄得来不可收拾了。(11)
可以认为，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之所以以悲剧告终，除了某些外在的
因素外，主要是跟他们的性格有关。他们婚后不久，便由于互不理解，互不 信任和互相责怨，产生了感情的裂缝。而后来随着时代的大动荡和人际关系
的复杂化，特别是彼此愈来愈缺乏真情和信任感，因而他们的矛盾便越加发 展到不可调和和彻底破裂的地步。因而，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环境造成的，
更是他们的可悲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6 支持抗战文艺事业


郁达夫抵达新加坡不久，便接连经受了南洋文艺青年的批评和夫妻感情 破裂的刺激，其精神上的痛苦是不难想象的。可是，在强烈的爱国抗战精神
的支配下，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致力于种种有益于抗战大业的工作。而全力 支持抗战文艺事业，便是其中之一。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是郁达夫支持抗
战文艺事业的根本立场。早在 1939 年 1 月 4 日，郁达夫就在《星槟日报》上 发表《抗战以来中国文艺动态》一文中，热情地介绍和肯定了抗战文艺的特
性，即“报告文学的突飞猛进”，“歌咏、戏剧的勃兴”，“文艺通俗化、 民族化、革命化等口号，实际上自然而然地实现出来了”等等。1 月 22 日，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上发表《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 一文，认为“文艺作者，要想写些与时代有关的作品，题材当然要取诸目下
正在进行中的战事，或与战事直接间接紧相连系着的种种现象”。3 月 26 日， 郁达夫在《星槟日报·文艺两周刊》上发表《报告文学》，针对有人非议战
时的报告文学“太多太刻板化”的论调，表示“这并不是坏现象。在中国目 下的情形之下，要想用准确的现实，来写出足以动人，足以致用的文学来，
自然以取这一个报告文学的形式，最为简捷。”5 月 5 日和 5 月 15 日，郁达 夫又先后在《星洲日报·晨星》和《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
《略谈抗战八股》和《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两文，针对国内一股反对“抗
战八股”的呼声，一方面表示“我以为抗战八股，也未可厚非，这不过是一 时的现象，等作者成熟之后，观察深刻，视界扩大，具象化的能力(艺术手法)
增加了的时候，这作风当然会改变过来的”，另方面又指出出现抗战八股的 原因是作者“生活内容的不充实”，此外还指出克服这一现象的方法，即“抗
战文艺的须多样化，写实的须彻底化，所见的人物事物须具体化等，都是救 亡抗战八股的药石”。这样的态度和看法，显然是出于真诚地维护抗战文艺 的，是正确的。
沟通国内和新加坡马来亚的文化联系，是郁达夫为支持抗战文艺事业而 作的一项重要工作。郁达夫曾致信戴平万、楼适夷和柯灵等人表示，“我到
新加坡来，是为了帮《星洲日报》编副刊，心里的打算，就是想替南洋的知 识青年，介绍一点国内文艺界的作品，与将南洋青年的创作，介绍一点国内
去”(12)。“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13)， 甚至说，“替上海独岛上的文化人，做一个沟通的掮客，也许不是没有意义
的徒劳。”(14)为此，他曾一再想方设法向国内的郭沫若、茅盾、巴金、戴 望舒、楼适夷、成仿吾等人约稿。在他所执编的《星洲日报·晨星》上，经
常介绍国内文化界的动向，转载国内的抗战文艺作品，推荐一些国内前来新 加坡宣传抗日和筹赈经费的演出和画展等。1939 年 10 月，为了纪念鲁迅逝
世三周年，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开辟《纪念鲁迅专刊》，撰写纪 念鲁迅的文章《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赞颂鲁迅是我国“最伟大的文人”，
勉励人们“从各方面来怀念他的人格，思想，行动”。续写完了缅怀鲁迅的 长文《回忆鲁迅》(15)，宣扬了鲁迅的伟大精神。1941 年 11 月 15
日，郁达 夫配合国内庆祝郭沫若 50 寿辰的活动，也在《星洲日报·星晨》上出纪念专 刊，亲自写了《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等文章，赞扬他的文学成就和回国
参加抗战，此外，还举行了聚餐、演出和募寿礼等活动，颇为隆重。
为“文协”募捐，是郁达夫支持抗战文艺事业的又一重要工作。郁达夫 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对“文协”的工作一直十分关心。当
得悉“文协”经费发生困难时，他几次举行募捐活动。第一次是 1939 年 3 月，他发动《星洲日报·星晨》投稿者，将稿酬的一部或全部捐出。第二次，
是同年 7 月下旬，他倡议《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汇新报》各副 刊，自 8 月 7 日至 8 月 12
日止，联合举行捐助“文协”的文稿义卖周。他将 募捐到的款项，分三次汇给“文协”，共汇国币 1300 百元。
郁达夫这样热心支援“文协”的爱国行动，深得“文协”在重庆的各理 事的敬佩。1939 年 4 月 5 日，“文协”在重庆进行第二次理事改选时，郁达
夫又当选为 45 名理事之一。1940 年 3 月 20 日，立法委员王昆仑在重庆宴请
中苏作家，应邀出席者有老舍、郭沫若、孙师毅(施谊)、陈波儿、阳翰签、 方殷、戈宝权、葛一虹、费德连克和米克拉舍夫斯基等 10 人。席间，老舍提
议即席写出联句《安慰达夫》，以表达“文协”同仁对郁达夫的思念。诗为：
莫道流离苦(老舍)， 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 万里四行书(施谊)。
诗笺上，老舍还题了“都问你好！”的热情话语，每人都签了名字，郭 沫若更是在诗笺的空白处，写有几行短信：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 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
郁达夫收到这一张来自祖国友人的诗笺，非常高兴和感动，即时依韵作
了一首诗作答： 万里倦行役(南宋宫人成句)，时穷德竟孤。 关门无令尹，谁问老冉书。


7 热心指导华侨文艺青年写作


郁达夫从 1938 年 12 月至 1941 年底，一共主编过 11 种报纸副刊和杂志， 最多同时编辑 8 种，最少时 3
种。经常要看大量的稿件，又要写政论、杂文 等，工作非常繁忙。他曾给友人写信说：“我工作虽然很忙，但是身体却很
好，写作的兴致也很浓厚，一天到晚平均每日总要写上四五千字的杂文。不 过准备来写的几个长篇，却还没有着手。”(16)尽管这样，他却一直热心指
导华侨青年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既然做了一方文艺的编辑，则这一 方的责任，自然应完尽到，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槁者
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这些当然是编辑应尽的职分。”(17)
作普遍性的指导。当时新加坡和马亚西亚等地华侨文艺青年，大都爱国 精神强烈，写作热情很高，给郁达夫执编的副刊投稿很多。据郁达夫说，他
一个人在两个月的光景内，便看了一千篇的来稿。可是，这些文艺青年的写 作还相当稚嫩，所写出来的作品不很成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
郁达夫曾发表《看稿的结果》(18)和《希望于投稿者诸君》等文，加以热情 的引导。他针对有许多投稿者不注意文字的洗炼，便希望他们多读书，多注
意文字的修炼，“读书要眼到、心到、口到、多读、多想、多改。”他还要 求青年写稿的形式要多样短小，于游记、随笔、速写、论文之外，也可致力
于写作、书评、人物论、报告和几千字以内的小说。诸如此类的意见，无疑 是能起到指导作用的。
培养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当他发现冯蕉衣擅长写新诗和散文后，不仅曾 多次当面指导他写作，精心为他改稿，而且设法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为了使冯蕉衣得到缎炼和提高，郁达夫于 1940 年 7、8 月间因脚疾不便行走 时，还将《星洲日报·晨星》的编务交给他担负。当冯蕉衣于 1940 年
10 月
10 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时，郁达夫亲自参加他的入殓和葬礼，并于 10 月 17 日以《星洲日报·晨星》刊出整版的纪念特辑，发表感人的悼文《悼诗人冯
蕉衣》(20)：
??他的死，是极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他是受了敌人侵略而致有 此结果的死。
他还是一个纯真的人，没有染上社会腐化的恶习。他若是生在承平之时，富裕之家，是
可以成为一个忠实的抒情诗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许他活，恶社会不许他活，致使这位二十七岁
的青年诗人，不得不饮泣吞声，长怀冤恨于地下。我们欲想为冯君出气，若想为和冯君一样的
诗人们谋出路，则第一当然要从打倒侵略者，与改良社会的两件工作来下手。
后来，冯蕉衣的遗诗集出版时，郁达夫又为他写了序文(21)，称赞他是“一 位生来的抒情诗人”，“他的才气，他的倾向，他的性情，都是适宜于写抒
情小诗的”。又如，郁达夫曾撰写《介绍〈美丽的谎〉》，评介温梓川的短
篇小说。文中说，“我发现了作者的温君，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将这些 平凡的故事，叙写成短篇小说，若照这一方向伸展开去，温君是可以成为马
来西亚社会的忠实纪录者的。”又说，“温君是很有希望的一位南岛的作者， 我希望他今后更能精进不已，能产生些有时代与地方意义的作品来。”此中
既有充分的肯定，也有热情的勉励。再如郁达夫支持吉隆坡青年戴清才等创 办《中马文艺》期刊，为创刊号撰写论文。此外，他更是极其认真地给青年
作者看稿改稿，使他们得益匪浅。据石蕴真回忆说：“许多青年们投去的稿 件，能用的，他就用上；要修改的，他认真作了修改。我有几位朋友拿了经
他修改过才发表的稿来与原稿对照，都说他修改得非常认真细致。他不轻意 改动稿中的文句，但被他改动了的，每一句或每一字，都使作者心悦诚服。
有个朋友甚至说他是点石成金。对不能发表的稿件，他也经常约作者来谈， 说出自己对作品的意见，这是许多编辑做不到的。”(22)由此可见，郁达夫
在培养华侨文艺青年上，是花了大量的心血的。
此外，郁达夫还于 1941 年 7 月，和《总汇新报》联合发起《马来亚一日》 的创作活动，要求马来亚各地的文艺爱好者把他们在 8 月 15
日这一天各人认 为最有意义的思想、行动以及环境、观察等写出来，投寄两报。接着，他又 倡议全马来亚各报馆和文化机关，都来参加这一活动。结果，投稿者非常活
跃，并在《星洲日报·晨星》和《总汇新报·文汇》中陆续刊出好些较好的 作品。通过这一活动，无疑起到了活跃马来亚的文艺创作和使文艺青年得到 锻炼的作用。


8 国恨家仇志更坚


1939 年 11 月 23 日，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寓所门前，遭到敌伪 汉奸特务的枪杀。他之所以成为敌伪势力争于要杀害的人，是因为他当时担
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刑庭设在上海租界内)时，忠于祖国，执 法如山，严惩卖国汉奸。他是抗战中司法界为国牺牲的第一人，也是郁达夫
继母亲在原籍被日寇迫害而死后，为国牺牲的第二个亲人。郁达夫得悉噩耗 后，异常悲愤，写了《悼包兄曼陀》(23)一文，表达哀思，并表示“死者的
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 账！”1940 年 3 月 24 日，由上海律师会、商会和各界人士发起，在上海湖
社为郁曼陀举行盛大追悼会。郁达夫亲笔书写了一幅挽联寄回国内：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当国家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自己的亲人一再遭到不幸之时，郁 达夫为国复仇的意志也更加坚强。他将“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
作为他的“表率”，“精神上的指导者”(24)。事实上，他在此后发表的政 论中，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态度愈来愈鲜明而强烈。如在《抗战现
阶段的诸问题》(25)一文中，他强调说：
??抗战的最大目的，当然上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为达成这目 的之故，首先必将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要想打倒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对内，只有集中意志力量，精诚团结，使无一
点间隙了可乘；对外，只有联合凡能帮助我们的国家，或精神上，物质上对我表示同情，于我
有利的无论哪一友邦，共同奋斗。
在《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26)一文中，他则指出：
??今年的这一纪念日内，我们觉得还更不得不多增加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要尽我 们的全力去粉碎汪逆的破坏我们抗建的阴谋。

??
正因为这样，他对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感到非常恼恨。他在 1940 年 4 月 19 日《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的《“文人”》一文中表示：
??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 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样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
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 谣言，但日久见人心，终于到了现在，也被证实是事实了。文化界而出这一
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 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显然，郁达夫在这里所表达的对丧
失民族大义的无耻文人的耻切痛恨，也正是他爱国感情的反映。
同时，郁达夫对于国民党的高层官僚的贪污腐败也深为痛恨。1940 年 冬，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赴新加坡拉拢《星洲日报》的老
板胡文虎以对抗陈嘉庚(因陈曾亲率慰问团到国内西南、西北各地访问视察， 并不顾阻挠访问了延安)，胡文虎在他的虎豹别墅里举行欢迎会，由他的儿子
胡蛟(《星洲日报》经理)致欢迎词，他拿出讲稿照本宣读。其内容是说，祖 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最高当局还在独断独行，排斥异己，前方浴血，后方
贪污，我们华侨以血汗所得捐献祖国，而孔二小姐之流却以军用飞机载运奢 侈品，政府大员采购军火私吞外汇，??希望国民党整肃党纪军纪，严惩贪
官污吏，开放民主，团结各党各派全力对敌，等等。这使吴铁城听了后，很 生气又不敢发作，而全场数百名华侨却人心大快，热烈鼓掌。当晚吴铁城还
派人到报社提出要求，不准刊登这篇欢迎词。据说，这份讲稿就是郁达夫起 草的(27)。这件事，充分表明郁达夫出于爱国之心，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何
等恨之入骨。
此外，郁达夫于 1940 年 6 月 1、3 日《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的《敌 我之间》一文，也足以看出他所具有的敌友分明的态度。1940 年 5
月，日本 文艺评论家新居格，托东京《读报新闻》社学艺部编者，转寄一封亲笔信给 郁达夫。这封信除叙旧和表示怀念外，还表示对友谊和两国不幸事件的看法。
郁达夫读了这封信后，作了十分慎重的处理。他先把来信全文译载《晨星》 副刊，再将自己的复信在《晨星》上公开发表，然后给新居格寄去剪报。他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不致以 愧对“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而且，在回信中，充满着爱国之情和正义之
声，既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巧妙的谴责，又对中日大众的友谊作了热情的肯定。 仅从这些事实来看，郁达夫当时的确怀着国恨家仇，无比坚韧执着地致
力于抗日救亡工作的。

9 呼吁团结抗战 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郁达夫当时明确认识到必须全民团结抗战，并 且要争取英美苏等的国际援助。而且，他更是认为，国共两党能否团结合作，
一致对外，是决定我国抗战大业成败的关键。因而，他曾一再为促进国共两
党合作抗日而发出呼吁。
1940 年上半年，郁达夫听到有关国共磨擦的宣传，甚至有人提倡有必要 制造磨擦。对此，他感到对抗战极为不利，于 5 月 15 日发表《抗战现阶段的
诸问题》(28)一文，指出：
我们是为了抗战，所以才开始团结这一事实，是谁也明白的，而且只有团结了之后，才 有力量抗哉这一常识，也是谁都知道的。??
要知道国共磨擦这一口号，原是敌人制造出来的；你们且试去看一看敌人发行的倭字新
闻纸，及在敌人招呼下的中文伪机关报可以知道：他们没有一天，不在大吹大擂，宣传国共的
行将分裂，重庆中央统一的势将不保。我们自己，若也来受了他们的宣传，而附和其说，岂也 不就成了与敌人为伍的奸人？
并且，即使国共之间，有了些许磨擦，但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来话，我们总希望
磨擦会减少、会消灭，以收精诚团结的实效。决不应该来过事宣传，或夸大其辞，或鼓励怂恿，
使这磨擦日见扩起来的。制造磨擦，有时候亦属必要等论调，当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忍说 的话。
在这些话中，不仅阐明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重要性，而且，对国民党“鼓 励怂恿”和“制造磨擦”，作了委婉而尖锐的抨击。
可是，国民党却终于 1941 年 1 月 7 日以 8 万兵力，在皖南围歼叶挺、项 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等 9
千余人，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害，除千余 人突围外，大部分均壮烈牺牲。蒋介石还于 1 月 17 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一罪恶事件发生后，郁达夫感到万分悲愤，联合星华文艺工作者 34 人，于
1941 年 3 月 14 日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反对投降妥协
坚持团结抗日》一文。文中写道：
??正当抗战接近胜利之际，尚有一部分封建残余，顽固败类躲藏在抗战的阵营里，而
且把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与地位，他们为了一己的利益，遂不惜昧杀良心，实行挑拨离间，造谣
中伤，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他们妥协投降的伪计。他们视抗日最力的
军队为眼中钉，视真心在唤起民众的集团为心脏病。千方百计，势必把进步的力量消灭，把抗
战建国的力量削弱，以遂他们的主子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宿愿。原来关于国共磨擦事件，与
忠心为国的进步分子如杜重远，马寅初等的被拘被陷，以及最近轰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的惨痛
血案，就都是这些汪派汉奸，无耻败类所一手捏造出来的阴谋毒计！这阴谋毒计，实足以亡国 而有余！
??我们敢于要求，??坚持各党派的团结，??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妥协投降，加紧 努力为国家民族的真正解放而奋斗到底！
显然，郁达夫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破坏国共合作，危害抗战救国大业， 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他也对国民政府晓以大义，以期能够坚持国共合作，
取得抗战胜利。
郁达夫在抗战期间，能够这样重视和一再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 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准的表现，更是他具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

10 与林语堂的真挚友谊 郁达夫与林语堂在上海期间，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林语堂和郁 达夫分别于 1936 年和 1938
年赴美和抵新加坡后，便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然而，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却始终保持着。
1929 年 8 月 8 日，林语堂写成的长篇巨制《瞬息京华》问世后，立即引 起轰动。美国的“每月读书会”把它推为当年 12 月特别推销的书。《时代书
刊》也发表书评说：“《瞬息京华》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 林语堂对《瞬息京华》也是满意的。他对林太乙说：“我写过几本好书，尤
其以写《瞬息京华》自豪。”
《瞬息京华》的确是林语堂的呕心沥血之作。它以小说艺术形式，表现 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尤为讴歌了中国人民悲壮的
抗日救国斗争。整部小说，可以称作为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其 中蕴蓄着林语堂的强烈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很希望正在欲血抗战的祖国同胞
能很快读到他的中译本。此时，他想起了挚友郁达夫，认为他精通英语和擅 长现代小说创作，是最合适的译者。于是，他于 1939 年 8 月间写信请郁达夫
将此书译成英文(此信是由上海陶亢德转寄给郁达夫的)。为了减少翻译的困 难，林语堂不久又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和成语，作了三千余条
详细的注解，前后注成两册，直接寄往新加坡给郁达夫，并附上了一张五百 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的酬金。
郁达夫得悉林语堂这样信任自己后，自然很乐意为之的。可是，由于他 当时正在与王映霞发生婚变，心境恶劣，因而未能及早动手翻译。但到 1939
年底，他却已开始考虑动笔了。他这时曾致楼适夷信中说：“我近在为林语 堂氏翻译他新出的那本《瞬息京华》”。(29)
1940 年 5 月，林语堂及其一家自美国回到重庆，在北碚乡间买下一套房 子，准备长期居住下去。回来之前，即 5 月 21 日，他给郁达夫写了一信，约
他回到重庆去，同住在一起。郁达夫接到此信后，自然为老友的深情厚谊所 感动，但是他还是回信表示：“唯招弟去同住一层，心虽向往，但事实上恐
不易做到。因为第一，重庆友人极多，在这一个家破人亡的时候，再去和许 多旧交相见，心中必至倍觉难过。第二，则因弟平日之友人，主张行动，似
有不为当局所谅察处；旧同事如雪艇、骝先等，‘白首相知犹按剑’，至如 立夫先生辈，更不必说矣。我们现在正如生长在后母手中之子，当外患频来
之日，势不得不立于不使后母生疑地位，协力合作，以抵御外侮，共救危亡 之耳(30)。”这样的一番话，真可谓是挚友间的倾吐衷曲，感人至深。由此，
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郁达夫处境的痛苦程度。同时，在这信中，他也表示 已动手翻译《瞬息京华》，可望从《宇宙风》七月号起源源不断地刊载。可
是，终究因为心境不佳，工作又过于繁忙(1940 年下半年，关楚璞辞职回香 港，郁达夫暂代主笔)，开译不多便停了下来，一直没有再译。已经译出部分， 于
1941 年的《华侨周报》连载三四个月，每期约 2 千字左右，共登出约两万 字。
林语堂这次回到重庆，居住了一个多月，几乎天天都要跑进防空洞里躲 避日机的空袭。于是，他觉得还是不如在国外为国宣传抗战好，决定于 8 月
20 日重返美国。消息传开后，舆论界一时有所非议。本来林语堂刚回来时， 就有人说：“林语堂镀金回来啦！”而现在更是有人认为：“林语堂拗不住
跑警报，又回美国去啦！”
郁达夫听到对林语堂的这些非议后，认为很不公平，曾撰文替他说了一 番公道话：
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洋财，我也不知道。至于说他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个
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上外国去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
的什么差使？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
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
成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分抗战的力。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如同资
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大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
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这些事实表明，郁达夫不仅一直珍视着与林语堂的友谊，而且
保持着他向未所具有的正义感。作为一个文人，在那样充满是非的社会环境里，能够保持着正 义感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11 与李筱瑛的一段情


自从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回国后，郁达夫便只与郁飞在一起生活，并照样 全力以赴地从事编辑工作和撰写各种文章。然而，郁达夫毕竟刚到中年，没
有爱侣的生活叫他感到寂寞、苦闷。
到 1941 年秋，郁达夫的人生旅程中却又突然遇上了一位女性李筱瑛。李 筱瑛原籍福州，生长于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毕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
普通语，当时任英国情报部的广播员。她年约二十五六岁，刚刚因与丈夫不 和而离婚。她身材修长，容貌美丽，且聪明能干。两人虽然萍水相逢，但因
为有相似的经历，同病相怜，便很快发生了爱慕之情。而且，李筱瑛仰慕郁 达夫的才华，主动亲近郁达夫。而郁达夫也喜欢她年青而又聪慧，相识不久
后，便用德语向她表示“我爱你”。而且，李筱瑛不避嫌疑，住进中巴路 22 号郁达夫家中的书房里。她还介绍郁达夫担任政府国情报部办的《华侨周报》 主编。
郁达夫和李筱瑛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不仅经常在家里喝酒谈天，而 且时常一道外出游玩，看电影。为了有利于彼此相处更自然一些，李筱瑛还
尽力地关怀郁飞。譬如，带他去看电影，给他讲解一些看不明白的情节，散 场后一道喝高级冷饮。此外，还曾经想给他买一架望远镜。等等。但郁飞已
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了，对她本能地有所反感，曾闹起不少叫她不愉快的 事端。
就郁达夫和李筱瑛的感情相亲近的程度而言，他们是完全可能正式结合 的。可是，因为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他们不可能长期走到一起，结果还 是分手了。1941
年 12 月底，李筱瑛跟随英政府情报人员撤退到爪哇。临走 前，李筱瑛曾向英政府情报部要求让郁达夫一起走，但英政府情报部却以郁
达夫不是正式雇用人员为借口拒绝了。郁达夫只好仍留在新加坡。
据说，李筱瑛离开郁达夫前一天的傍晚，曾满怀着感情地对他说：
“达夫！时局越来越险恶，情报部里在准备撤退了。关于你的撤退问题， 我曾一再提出过，但他们说《华侨周报》是临时附属刊物，主编不在正式编
制之内，不能随同我们撤退。??你首先必须把孩子赶快送回国内，你一个 人虽则行动方便，可也不能留在此地。由于你的出身、学历、地位、声望，
敌人来了，很可能要利用你。??你即使想藏隐蔽，住在那家店铺楼上，要 躲避过去，是万万办不到的。??等我走了以后，你也必须离开新加坡，将
来你在广播里听见我的声音，就当我们会面了！??我最不放心你的，就是 喝酒。以后你孤单一个，自己要保重，万万不能多饮，以免惹祸伤身。??
将来行动，不妨和愈之、慈九、任叔他们在一起可以照顾你。你一个人不会 处变应急，对付环境，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你的弱点，要多加注意！??。”
郁达夫听了李筱瑛这番真诚爱护的话语后，自然是倍受感动，铭记于心。 但是，他们这次倾吐了心里要说的话后，便终于离别了！


12 担负抗战重任


李筱瑛随英政府情报部撤离前后，新加坡的形势日益严峻。1941 年 12 月 8 日夜间，日本帝国主义派空军航空兵和潜艇，突然袭击美国的珍珠港，
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受到严重损失。12 月 9 日，英美对日宣战，宣告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日军又于 12 月 8
日凌晨开始在马来亚北部登陆和轰炸 新加坡，新加坡成为危城。
面对日军的大举南侵，新加坡民众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决心保 卫新加坡。郁达夫这时也认识到了事态的极端严重性，积极投入了准备抗击
侵略者的斗争中。1941 年 12 月下旬，他担任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主席， 并兼任隶属该团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1941 年 12 月 27
日，陈嘉 庚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31)，郁达夫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该会文 艺股主任。1942 年 1
月初，郁达夫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的主席。 而且，郁达夫担负这些抗战职务后，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各种领导工作的。据
说，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二天下午，郁达夫和刘尊棋就代表该 会去见英国总督府政治部主任莫里斯，提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莫
里斯表示愿意“尽力合作”，并问他们愿不愿意和关在他那个政治部大楼下 面的“马共”领袖见个面。郁达夫和刘尊棋商量后，表示可以见见。过了一
会，一个英国武装警察带上一位三十来岁的中国模样的马共领导人。莫里斯 对他说：“这两位先生代表马、新华侨要求释放你出去。我们批准了。你现
在就可以恢复自由！”他即时回答说：“哦，是这样呵。我不能一个人出去。 我要同外面的我党负责人见面，按照名单核对你们在马来亚各地关押的共产
党人，和他们一块儿出去。”莫里斯却不高兴地说：“我看你现在出去好些。” 这时，郁达夫立即严肃地对莫里斯说：“我以为他说的有道理。请你尊重他
的意见。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32)莫里斯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那 么，好吧。”不久，200 名政治犯(大都是马共党员)果然获得释放。这充分
表现了郁达夫坚持正义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同时，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 达夫》(33)一文中，对当时郁达夫的工作情形作了这样的记述：
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
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过《毁家诗记》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真干，热情洋溢地负 起领导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士干部训练班，
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
队、歌咏队，到衙头去，到工厂去，到码头去，到防空壕去，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战 宣传。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
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
在金炎律南桥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国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
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 战的拜伦。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边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
“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冲着我的面道：“我仅仅是一个作家？” 我兴奋地回答：

“你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是的，在那战火纷飞，万分危急的时刻，郁达夫是那样临危不惧，出色 地工作，充分表明他已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是一个勇 敢而坚强的战士！
为了便于长期隐蔽和坚持斗争，郁达夫于 1941 年 12 月间，化名在一条 偏僻的街道上租下一家店铺的二楼单间，购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还买了十
多斤牛肉红烧后切成片晒干，贮存在那里，以便危急之时食用。同时，他决 定将郁飞托人带回国内。他先是想拜托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抚养，
后来考虑到他生活清贫，不便加重他的负担，便改为请求在重庆任行政院秘 书长的陈仪收养。主意打定后，郁达夫迅速给郁飞准备了回国行装：买了英
制的纯羊毛毯，做了几身衣裤，添了毛衣，备了船上用的甜咸饼和各式罐头。
(34)然后，于 1941 年 1 月 30 日，托返回重庆原籍的卢蕴(郁达夫同人尤君浩
之妻，其兄为四川航运界人士卢德敷)带郁飞乘“海澄号”客轮回国。郁达夫 亲自到红灯码头给儿子送行。不料，这竟成为他们父子的永诀！
郁飞送走后，郁达夫身边已毫无牵累了。此后，他开始了更加艰难而豪 壮的战斗生活！
注：
①郁达夫：《岁朝新语》，《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②徐君濂：《郁达夫先生在星洲杂忆》，《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 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郁达夫：《〈星洲文艺〉发刊的旨趣》，《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④载 1940 年 3 月 28 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⑤载 1940 年 4 月 9 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⑥齐兰、李苹：《关于郁达夫先生》，1939 年 1 月 26 日《南洋商报·狮 声》。
⑦载 1939 年 1 月 27 日《星洲日报·晨星》。
⑧《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⑨郁达夫：《嘉陵江上传书》，《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⑩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11)郭沫若：《再谈郁达夫》，《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陈子善王自 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2)郁达夫：《致戴万平》，《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13)郁达夫：《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14)郁达夫：《致戴万平》，《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15)载 1939 年 6 月至 8 月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
(16)郁达夫：《致楼适夷》，《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17)郁达夫：《编辑者言》，载 1939 年 1 月 19 日《星洲日报·晨星》。
(18)载 1939 年 2 月 26 日《星槟日报·文艺两周刊》。
(19)载 1939 年 1 月 12 日《星洲日报·晨星》。
(20)《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21)《序冯蕉衣的遗诗》，《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22)石蕴真：《郁达夫在(星洲日报)的几件事》，《回忆郁达夫》(陈子 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23)《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24)郁达夫：《“文人”》，《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25)载 1940 年 4 月 18 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26)载 1940 年 3 月 28 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27)徐君濂：《郁达夫先生在星洲杂忆》，《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 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28)载 1940 年 5 月 15 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29)郁达夫：《致楼适夷》，《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30)郁达夫：《嘉陵江上传书》，《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31)又称“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或“华侨抗敌后援会”。
(32)刘尊棋：《同郁达夫的一次共同行动》，《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 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33)《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34)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十六章 艰苦斗争和牺牲


1 撤退


郁达夫送走郁飞后的第二天，日军便侵占了整个马来亚。从 1942 年 2 月 1 日起，日军从马来亚的柔佛巴鲁炮轰新加坡，并从海上开始向新加坡进
攻。新加坡人民被迫奋起抵抗，展开了英勇的保卫战。可是，英军由于两艘 新式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却敌号早在 1941 年 12 月 10
日被日机炸沉，在马 来亚又节节败退，因而把新加坡通往柔佛州的海上长堤炸断，打算放弃新加 坡。
这时，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向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汤麦斯 交涉，要求他负责全体“抗委会”人员的安全撤退，但遭到拒绝。他的借口
是，中国政府只要求英军保护中国领事馆人员(叶公超等)及军事代表团(郑介 民等)安全撤退，只字未提华侨抗日领袖及民众的撤退问题。陈嘉庚对此深为
愤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雇了一个小艇，带着抗委会负责人，于 2 月 3 日 离开新加坡，辗转避匿干泗水附近的一个地方。
郁达夫和胡愈之等抗委会的文化界朋友，经过商量后，认为继续留在新 加坡，必然难于生存下去，决定尽快撤离。当中国领事馆拒绝签发回国护照 后①，他们只好于
2 月 4 日清晨，乘一艘破旧的小电船离开新加坡，向南洋 小岛撤退。同行的，除郁达夫和胡愈之外，还有唐伯涛、邵宗汉、王任叔、
张楚琨、王纪元、汪金丁等共 28 人。郁达夫只带了两个手提箱，家资已作处 理，几千册的书籍也送给了朋友。当小电船刚刚驶出新加坡港口时，一大群
日机已开始大肆轰炸新加坡。他们行船 1 小时后，仍听见了警报声和爆炸声， 看见了新加坡上空浓烟滚滚。
当日傍晚，小电船开到一个荷属小岛区美吉里汶。郁达夫等因为大多数 没有取得合法入境手续，被荷兰官员扣留了两天。到 2 月 6 日的晚，他们才
乘小电船来到另一小岛石叻班让。当晚，他们和早一大到达的刘丹武、沈兹 九等人商量此后的打算，决定将 28 人分为两组行动。郁达夫和胡愈之、沈兹
九、王纪元、邵宗汉、唐伯涛、张绿漪 7 人为一组，准备去爪哇，并希望能 在那里找到船回国。可是，岛上的荷兰官员对他们要求去爪哇却表示做不得 主，于 2
月 9 日把他们 7 人送到另一海岛望嘉丽。当地商会吴会长，把他们 安排在华商俱乐部住下。旋即，他们又向当地荷兰分州长提出去爪哇的要求。
但巴城荷印政府只同意唐伯涛一人(因为他有荷兰驻新加坡领事签证)前往。 于是，郁达夫等 6 人只好滞留岛上。2 月 15 日，新加坡沦陷，日军随时可能
在这小岛登陆。郁达夫等人又去向荷兰分州长提出去爪哇的要求。其时，那 分州长正在紧张地整理行装，准备逃走，因而随口表示不限制他们了，由他
们随便去哪里都可以。于是，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荷兰人扣留了，他们一时 又无法到爪哇去。
在走投无路之时，郁达夫等 6 人于 2 月 16 日乘电船来到望加丽对岸的保 东村，找到热心的华侨陈仲培。他是一家电船公司的经理，有一只电船来往
于保东和望嘉丽之间，前几天曾邀他们到他家暂避。郁达夫等人到达后，受 到陈仲培一家人的热诚接待。他们便在他家隔壁租屋住下来。保东村是一个
未开辟的小村庄，有一条小河，林木茂盛，颇为幽静。他们在这里约住了一 个半月。郁达夫开始蓄起短须，并学习印尼语，为长期隐蔽作必要的准备。
而且，他每天坚持写诗，《离乱杂诗》十一首，大都是在这里写的。其中第 六首写道：
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 凤凰浪迹成凡岛，精卫临渊是怨禽。 满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 茫茫大难愁来日，瘠把微情付苦吟。
在这诗中，流露了郁达夫对祖国和李筱瑛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前途的忧虑， 颇为感人。
1942 年 3 月 9 日，爪哇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从此断绝了郎达夫等人想 到爪哇去搭船经印度洋加国的愿望。而且，这时保东村一带风声渐紧，盛传
日军即将要来接管这些小岛。何去何从？他们商量了好几天，最后决定把六 人分成两批，找两个偏僻地方隐蔽。郁达夫和王纪元两人为一批，到离保东
村约十里远的一个海边小村彭古岭；过了几天，胡愈之等四人则到了巴唐岛 沿海的一个“木廊”(即森林采伐场)里。郁达夫和王纪元到了彭古岭后，在
华侨寇文成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作掩护。那里到处都是未开发的森 林地带，村了里只有数十家人家，是一个隐居的理想地方。郁达夫改名赵德
清，充当老板，王纪元改名汪国材，做他的伙计。他们买好了一些大米收藏 着，准备隐蔽下去。
可是，不久后，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所在的小岛陆续从新加坡逃来约一 二百难民。其中有侨领和富商，也有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因此，引起了昭南
岛(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被改名为“昭南岛”)日军的注意，并于 1942 年 4 月间命令李玉荣、王铁汉前来“邀请”一些侨领回昭南岛去，而被“邀”回
去的李振殿、刘武丹、周炳炎、颜世芳等 4 人，都被拘禁在警察署，遭刑审 毒打，折磨了 40 天后才被保释出来。
由此一来，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意识到应尽快离开，否则凶多吉少，并 决意到苏门答腊大陆去。他们 6 个人仍是分两批，去苏门答腊西部的帕干巴
鲁。郁达夫和王纪元是第一批，乘坐由陈仲培代雇的船前往，作开路先锋， 约定到达后再通知胡愈之等 4 人前去。不料，王纪元在中途生病，暂留在一
个小市镇上(两星期病愈后，才赶去)，只好由郁达夫一个人跟着一位商人坐 了小船继续前进。经过三昼夜的航行，郁达夫于 4 月下旬到达帕干巴鲁。到
了帕干巴鲁后，郁达夫拜会了当地的侨长，但受到冷遇，只好立即搭乘公共 汽车前往巴爷公务。
在前往巴爷公务途中，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有一辆日本军车，突 然堵住郁达夫搭乘的公共汽车。接着，从军车上跳下几个日本军官，用日语
叫嚷着。公共汽车上的大都是印尼人，以为日军要他们乘坐他们的汽车，非 常恐慌，纷纷离车逃走。但郁达夫听得懂日本话，知道他们打听去帕干巴鲁
的路程。他就用日本话答复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听到郁达夫用流利的日语 作了明确回答，非常高兴，举手敬礼道谢后，就开车走了。由此一来，全车
的印尼人，以为这个穿着蓝布的工人服装的他，竞会讲日本话，一语打发走 了日本军官，且受日军尊敬，便断定他一定是日本间谍。
到达巴爷公务后，司机很客气地将郁达夫送进一家广东华侨开设的海天 旅馆，并偷偷对旅馆主人说他是日本间谍。当郁达夫在旅客登记薄上写上“赵
廉”的名字以后，便很快在人口只有万余人的巴爷公务，盛传着有一个名叫 赵廉的日本间谍，冒充华人，来到巴爷公务调查华人情况。于是，郁达夫一
时处境颇为困难。当他去拜访侨领时被敬而远之，一般华人更是一见到他便 立即躲开。但他却不知道此中原因，反而以为那里的华侨缺乏同情心，不肯 帮助他。
有一天，郁达失拜访当地侨长蔡承达，托他代找一个屋子。他来到时， 刚好有一个从武吉丁宜(巴爷公务当时还没有驻扎日军，只是 30 余公里外的
武吉丁宜有日本机关和宪兵部队)来的日本宪兵在那里交涉事情。蔡承达听不 懂日本话，就要郁达夫做临时翻译。于是，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便知道
巴爷公务有一个华侨赵廉精通日语。从此之后，郁达夫的处境便愈来愈艰难 了。


2 与敌人周旋


郁达夫被那位日本宪兵发现精通日语后不久，武吉丁宜宪兵分队长便亲 自来到巴爷公务，要带他去宪兵部充任通译。因为当时苏岛日军和宪兵部没
有人懂当地语言，急需郁达夫这样的人做译员。面对这突然而来的情况，郁 达大显得并不慌张，以冷静的态度表示自己是做生意的，不能把生意事务丢
弃。但是那宪兵队长却说，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这时郁达夫知道不管怎 么说也是无用的了，否则会马上没有命的。因而，他只好被那宪兵队长带去 武吉丁宜。
进了宪兵部这一魔窟后，郁达夫装作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不懂与政治有 关的事，只答应暂时帮忙翻译，不收受宪兵部的薪金。在被迫担任通译后，
他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努力保存自己，不做有利于侵略者而有害于人民群 众的事情。当时，日本宪兵经常抓到有嫌疑的印尼人来审问。因为宪兵完全
不懂马来话，审问时都要郁达夫作翻译。他便把印尼人所供的罪证减轻，因 此使不少被捕的印尼人获得释放。有时，他获悉有华侨被暗探告密后，就立
即通知当事人注意。发现有被拘禁的华侨时，他更是暗中营救他们出来。所 以，在他开始任通译的二三个月内，没有一个华侨遭受宪兵杀害。
郁达夫当时利用自己任通译的方便，暗中保护爱国华侨的做法是大胆而 又巧妙的。譬如，据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说，当郁达夫进宪
兵部不久，就有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华侨，奉棉兰日本宪兵部的 命令缉拿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及其党羽，来武吉丁宜宪兵队请求协助。他们
不懂日语，郁达夫翻译时故意添上了使日本人不高兴的话。宪兵就把他们痛 骂一顿，遣送回去。临走时，郁达夫对他们说：“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他们这伙汉奸败类 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只好连声答应着“是，是”，垂头丧气地走了。又
如，郁达夫还经常劝说当地的华侨不要闹宗派，不要相互损害，要团结起来， 互相帮助。
在敌人的巢穴里，在敌人的眼皮和刺刀底下，郁达夫能够做到这样，无 疑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表明，他除了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置生死于不
顾之外，还善于斗智，设法迷惑敌人，隐蔽自己。
上面已经说过，郁达夫装作为一个富商。为了显示出像富商的样子，他 先是在巴爷公务租了一幢荷兰式的小洋房，后又成为巴东荣生旅馆的股东之
一。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便离开武吉了宜宪兵部，来往干巴爷公务和巴 东之间，而且常常去庙堂、餐馆、巴杀②，甚至“枇杷门巷”和“小姐闺阁”，
以便麻痹敌人。
1942 年 9 月间，为了掩护自己和汇集在巴爷公务的许多文化人，并解决 他们的生活问题，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利用实武牙前筹赈会主持人托人送
来的救济费四百盾和当地华侨投资的一二百盾，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 厂址设在巴爷公务的鲁朴西兰街，郁达夫任头家(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
愈之管帐务，有 20 名华侨职工。酒厂开办之初，未能赚到钱，至 1943 年 1 月，随着巴爷公务进驻了“富 7917
部队”，日军大增，酒的销路才大大增加， 每月都能赚到数百盾。这样一来，郁达夫不但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不时可
以请日本宪兵喝酒，他们便更加相信他是有钱的华侨商人，对他较少怀疑。
不久后，为了进一步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和使日本人不怀疑，郁达夫和胡 愈之等人，又集资办了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小型肥皂厂，都由郁达夫出面担任
头家。后来，这两个厂备以辅料来源困难和缺乏销路而停产，但酒厂却一直 生意兴隆。而且，郁达夫还有意使酒含有高浓度的酒精，让日军喝了后身体 发生毛病。
尽管如此，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还是常常问他：“你的夫人呢？”郁达 夫问总是说：“太太死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他耽心时间长了，难免引起
日本宪兵的更大疑心，因而决心再婚。在朋友和熟人的帮助下，他先后见过 幼稚园教师李小姐等几位女姓，但都未能成功。最后，他认识了巴东的何丽
有。何丽有，1924 年 11 月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的一个贫穷人家。她的父母 生有 7 个子女，她排行第三。当她 10
岁时，被卖给一个姓陈的作养女，改名 为陈莲有，后来姓陈的一家人把她带到苏门答腊的巴东定居。她没有受过教
育，能讲粤语和印尼语，长相说不上美丽，但品性纯朴勤劳。郁达夫认为跟 她结婚，既不会暴露自己，又有利于减少日本宪兵的疑心。于是他于 1942 年 7 月
20 日在巴东和她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到 1943 年 9 月 15 日，他在 巴东荣生旅馆正式跟她结婚。虽然没有举行什么婚礼，只是由友人紫微在婚
宴上宣布了一下，但设的婚宴却很隆重，“可说是把巴东侨界之精英，各党 各派领袖，社会名流，大都请到了”。③这显然是有意郑重其事，以扩大社 会影响。
婚后，郁达夫带着何丽有回到巴爷公务，过着表面上颇为舒服的生活。 为了使何丽有在日本人面前显出富有商人太太的派头，郁达夫特意顾了两三
个“娘姨”，供她使唤。而郁达夫自己，则整天过着散漫悠闲的生活，有时 也打打麻将。这样，他们夫妻俩相处得很和谐，但何丽有却一直不知道郁达
夫是什么人。有一次，郁达夫问何丽有道：“你看我究竟是作什么的？”她 望了望他足有一万余册的书说：“我看你呀，我看你是一个‘都岗八杂’④，
哈哈哈。”而郁达夫却总是喜欢在众人面前，称何丽有为“婆陀”。所谓“婆 陀”，就是马来话“傻瓜”的意思。由此，便可看出郁达夫当时跟何丽有结
婚后的心态感情了。
正因为郁达夫这样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迷惑敌人，因而武吉丁宜的宪 兵一直不知道“赵廉”就是郁达夫，相信他是一个从小随父在东京做过古董
生意的富商，甚至还似乎认为他是一位可以相信的通译。据说，郁达夫曾在 一天晚上，跟友人紫微一起散步，走到很少行人的新甘邦尼士街上时，他黯
然的说：“??他们把很秘密的事情都拿来和我商量，我怕，??”。⑤但 是，郁达夫深深懂得，知道日本宪兵的秘密越深，危险性也就越大。因而，
他一直在设法脱离武吉丁宜及宪兵部。1943 年初，日军把武吉丁宜定为苏门 答腊的首府，并设置宪兵队总部。郁达夫便于这年 2 月向宪兵分队长提出辞
呈。他辞职的理由是患有肺病。并买通一位日军医生开了一张证明，证明他 确有肺病。那宪兵分队长因自己的职务也将有变动，又很怕宪兵们传染上肺
病，便同意了郁达夫辞职。不过，他也要郁达夫答应有必要时再来帮忙。郁 达夫自己也只能表示同意。于是，郁达夫好不容易在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 熬了 8
个月后，终于得以离开了。


3 被汉奸告密后


郁达夫离开武吉丁宜宪兵部后，回到巴爷公务，继续和胡愈之等人致力 于办好酒厂，不久还集资在士都朱办了一所华侨农场。同时，他继续设法应
付日本宪兵的纠缠，他们来到他的家里要吃要钱，他都只好尽力予以满足。 总之，他仍然装作为一个富商的样子来掩护自己。
可是，到 1944 年初，汉奸洪根培向宪兵总部告发了他的真实身份，诬陷 他为联军间谍，使他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这个洪根培原籍福建，是在新加
坡兴亚炼成所受过训练的文化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很熟悉，1943 年 初，他随苏岛宪兵总部来到武吉丁宜后，就知道赵廉是郁达夫的化名。但他
一直与郁达夫虚以应酬，时有往来，未敢告发。直到 1944 年 1、2 月间，才 加害于郁达夫。
洪根培之所以告发郁达夫，原因在于郁达夫营救过他的情敌。据说，洪 根培曾追求过巴东的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黄小姐，遭到拒绝。不久，黄小姐
便跟从新加坡逃难来的一位姓林的青年结了婚。洪根培恼羞成怒，立即向宪 兵总部诬告他是抗日分子。郁达夫却极力保护他。此事经过，紫微在《郁达
夫被害前后》中写道：“事隔多日，达夫先生来巴东，我暗中问他，原来是 这样的：日宪兵约达夫先生到巴东玩。到了巴东，在雨月庄吃饭时分，日宪
兵叫达夫先生去叫林君来。林君来了，吃了饭，就被带去了。到了武吉丁宜 宪兵总部，达夫先生看情形不对，怕‘苦打成招’，事态扩大，便挺身而出，
看管此人，请宪兵交给他。果然，宪兵将林君交给达夫先生看管在巴爷公务。” 但是，由此一来，洪根培却对郁达夫恼恨之至，决意施以报复。他收集了郁
达夫的许多著作交给宪兵总部，并勾结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加以作 证。这位校长因不得人心，被校董会解职，曾要郁达夫帮助他保住校长职位。
郁达夫没有理他，他便跟洪根培一起陷害郁达夫。
郁达夫被告密后，日本宪兵队长叫郁达夫去到宪兵总部，指着堆在那里 的著作问他：“这些书是谁作的？”郁达夫一看是自己的作品，便知道出事
了，但他却异常镇静地说：“是我作的。”宪兵队长又问：“你怎么又是赵 廉，哈哈哈??”这样从容不迫的回答，使宪兵队长一时抓不到什么把柄，
只好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郁达夫一听，便知道事情的严重了， 但他以过人的才智，应付他说：“啊呀！是吗？怎么你们不先问问我呢？如
先问问我，我早就同你们说了。”经他这样一说后，宪兵队长无可奈何，只 能表面上显出谦恭和尊敬的神情来。但是，事后却一直严密监视着郁达夫的 行动。
郁达夫回到巴爷公务后，便将自己被汉奸告密的事告诉胡愈之等朋友。 大家都感到郁达夫的处境非常危险，劝他到别处去躲避。然而，达夫却说：
“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 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
但你们应当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得太大。”⑦
这一番话，表明郁达夫在处境极其艰危之时，多么冷静和镇定，而且所 考虑的不是自己怎样侥幸逃生，而是朋友们的安全。可见，他的精神境界多 么高尚而又伟大！
朋友们当时都认为郁达夫的话是对的，但一时又无能为力来为他出一分 救助之力，而且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各自分散转移。1943 年 2 月底，胡愈之
和兹九去了棉兰，张楚琨、高云览则去了巨港。
他们走后不久，宪兵总部根据洪根培的密告，在巴爷公务、巴东、石叻 班让、望加丽等地，逮捕了十多个华侨，据说都是跟郁达夫有牵连的人。对
郁达夫却始终没有逮捕，只是暗中监视，侦查跟他来往的人。但是，他们占 用了他的小洋房，叫他住到一个像店铺的房子里。因而，郁达夫日常的行动
更加谨慎，碰见朋友故作为陌生人，更不陪同友人在公开场合露面。
日本宪兵总部经过大半年时间，到上海、东京等地调查后，终于对郁达 夫的情况侦察告一段落。1944 年 8 月的一天，宪兵队长又来到郁达夫家里说：
“打电报找你不知用了多少钱。”郁达夫已经习惯于对付他了，随口说道：
“钱吗，我这里有，你们要，拿去用吧。”随即又请他们喝酒，喝到他们满 足时为止。
郁达夫当时对日本宪兵，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但是，对汉好洪根培 却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据紫微说，郁达夫曾亲口告诉他：“不错，他(指洪
根培——著者按)离开武吉丁宜去别处，路过巴爷公务，在汽车上，汽车停在 路旁，我开了车门，抓他下来打了他两个耳光，我说：‘你再去告我的密！’
他当时道歉，说以后不敢再妄动了。”⑨这两个耳光，虽然未能将这一无耻 汉奸置于死命，却凝结着郁达夫对于民族败类的切齿痛恨，更是显示出他是
一个大无畏的勇士，正气凛然，铁骨挣铮！
郁达夫这样教训了汉奸洪根培后，总算出了一口闷气。但是，他感到由 此一来，自己的命运可能更是凶多吉少，因而，他平时虽然装出异常豁达、
洒脱，但内心却难免暗自忧伤。他的一些朋友已感到他已现出—种“暮气” 了。他甚至曾经对友人说过，自己很可能过不了 50 岁这一关。即是说，他已
做好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思想准备。于是 1945 年 2 月 13 日，他又像往年 一样，在他的好友蔡清竹处，写下了一篇《遗嘱》。(10)


4 牺牲


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下，郁达夫好不容易坚持到了 1945 年。在这一年 里，世界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彻底打败了德意日侵略者，取得了反法
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郁达夫，已预感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有了 决定性的变化。他从侨长蔡承达家中的收音机里，曾秘密收听到了德国法西 斯于 5 月 2
日宣告投降和于 5 月 8 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消息。因而，他断 定日本法西斯的完蛋之时也为期不远了。
日本法西斯虽然疯狂地挣扎，顽抗，但终究敌不过中、美、苏和亚洲各
国人民所给予的毁灭性的打击，终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向全世界宣告了无条 件投降。至此，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当郁达夫从收
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万分兴奋，立刻写信要棉兰等地的胡愈之等 难友准备迎接胜利的到来。同时，他还召集当地的华侨，组成一个欢迎联军
的筹备委员会，做好迎接他们和欢庆胜利的准备工作。
可是，郁达夫却万万没有料到，这时敌人还会那么狠毒，竟然于 8 月 29 日夜里，秘密把他绑架，而且不久便加以杀害。
那天晚上 8 时左右，郁达夫在家中和蔡清竹等三位华侨闲谈，商量有关 土部朱华侨农场的事情。这时，突然有一个印尼青年跑了进来，说有事请郁
达夫出去商谈一下。郁达夫便出去了几分钟，然后又回来向三位华侨说：“我 出去一下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后，连穿着的睡衣和拖鞋也未换，就随
着那位青年走了。三位华侨一直等了很久，仍不见郁达夫回来，便各自回家 去了。到第二天，郁达夫仍然没有回来。那天，何丽有刚好产下女儿美兰，
急需郁达夫照护。于是，她托人四出寻找，但一直未曾找到。从此之后，郁 达夫便永远失踪了。
据后来有人调查，郁达夫那晚从家里出来后，跟那位青年一同到中华街， 在一家咖啡店坐谈了一会，两人好像有些意见不合。然后，两人离开咖啡店，
向一条偏僻的小路走去。在那里停放着一辆小汽车，有两个日本兵在车上， 当郁达夫和那青年上了车后，汽车便开走了。
郁达夫的下落究竟是怎样的呢？现在已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日本宪兵出 于害怕郁达夫战后揭露他们的罪行，采取杀人灭口的手段，于 1945 年 9 月
17 日秘密把他杀害的。证据之一，是苏门答腊联军当局当年审讯日本战犯 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是于 1945 年 9 月 17
日被宪兵枪杀，同时被害 者欧人数名，遗骸埋在丹革岱(Tondjong Gedai)”。(11)证据之二，是日本
一位学者通过向原驻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调查，也确定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 杀害的。那位学者说：“赵廉对日本很熟悉，尤其深知宪兵队内部事务。在
审判战犯时，只要有这样的经历，必然是极其有力的证人。一定是因为他熟 知宪兵队内情，才不得不杀害以灭口。”(12)
至于郁达夫被害的地点，最近有人调查后说：“至于达夫葬身的正确地 点，从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日本汉学教授铃木正夫花了 30 年时光，找出
杀害达夫的主谋，却仍未能查出达夫埋骨之处。巧得玛德先生借予笔者一张 照片，并说明图中的日军秘密隧道位于武吉丁宜，发现于 80 年代中，是日军
战时用来拘押抗日分子、严刑迫供的杀人场地。妈德估计达夫九成九是被日 本宪兵抓到那里，推卜后面的万丈悬崖而毕命。”(13)
总之，郁达夫确实在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杀害的。完全可以认为，他 是令敌人害怕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51 年 12
月追认他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让我们永远缅怀著名作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郁 达夫！同时，应百倍警惕和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注：
①当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表示，奉中央命令，对某些“文化人”，不 准发给护照。
②Pasar 即 Markit 之意，郁达夫常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买旧书。
③紫微：《郁达大被害前后》，1980 年 12 月 1 日香港《大成》第八十 五期。
④马来语，读书匠之类。
⑤紫微：《郁达夫被害前后》，1980 年 12 月)日香港《大成》第八十五 期。
⑥紫微：《郁达大被害前后》，1980 年 12 月 1 日香港《大成》第八十 五期。
⑦胡愈之：《郁达大的流亡和失踪》，《回忆郁达大》，湖南文艺出版 社 1986 年版。
⑧紫微：《郁达夫被害前后》，1980 年 12 月 1 日香港《大成》第八十 五期。
⑨紫微：《郁达夫被害前后》，1980 年 12 月 1 日香港《大成》第八十 五期。
(10)紫微：《郁达夫被害前后》，1980 年 12 月 1 日香港《大成》第八 十五期。
(11)胡愈之：《郁达大的流亡和失踪》，《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 版社 1986 年版。
(12)胡愈之：《郁达大的流亡和失踪》，《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 版社 1986 年版。
(13)曾焯文：《赵廉与郁达夫——达夫南洋三友访问记》，上海《文汇 读书周报》1995 年 8 月 5 日。后记


这部书稿，终于写完了。现在让我将有关的写作情况略为说明一下。我 对郁达夫及其著作，向来很重视，陆续购齐了他的著作及大量的有关研究资
料，并有所翻读。但由于一直忙于撰写其他一些作家的评传和论文，未能对 他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只写过一篇评论他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的文 章。直到去年
10 月，我才决定写一本有关他的评传，并大胆地向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提出了申报。结果，得到了该社的通过，并于今年 2 月正式通知我。
可是，由于有别的紧急事情要做，我到今年 7 月才有可能动笔撰写，而 且只能在教课之余来写。于是，我只好每写完一章，便由我的妻子陈影梅女
士用电脑打印出来。这样便赢得了时间，将书稿于 12 月前寄出。对亲人的辛
劳支持，我自然是非常感激于心的。 然而，尤为令我无限感激的，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洪安南、
陈娟同志。本来，有关郁达夫的评传著作已出有几本了，但该社领导仍然同 意我撰写此书，足见对我是充分信任和支持的。洪安南同志跟我索昧平生，
未谋一面，但每当在电话中与他联系时，他总是流露出热诚扶持的态度。陈 娟同志虽然离开了该社，但仍一直关怀着此书的写作。可以说，我今生能遇
上这样的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真是太幸运了。叫我怎能不向他们表示最 诚挚的感谢呢！
同时，此书之所以能较顺利写成，是跟许多同志写有回忆郁达夫的文章 和论著分不开的。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心血之作，便不可能有我这本拙
著。如果说我这本书还可以说得上是一朵小花或一颗幼木的话，那么，他们 的成果便是培育它的沃土。让我向所有给了我助益的同志谨致敬意和谢衷！
此外，还要说到的是，我系著名的抗日老作家、85 岁高龄的老教授李育
中先生，他一直关怀和支持我写作此书。到今年 11 月，他还从他堆积如山的 藏书中翻捡出香港出版的《大成》杂志一本送给我，并说：“里面有几篇有
关郁达夫的文章，看看有没有用。”受到李老如此的厚爱，我怎能不既敬佩 又感激呢？在此，让我向李老鞠躬拜谢！
不过，由于识浅力薄，加上写作时间有限，此书肯定仍有不如人意之处。 恳请读者诸君和专家学者见谅并赐正。
刘炎生 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995 年 12 月 25 日
主要参考资料


《创造季刊》。
《创造周报》。
《创造日》。
《洪水》。
《创造月刊》。
《现代评论》。
《新月月刊》。
《晨报副刊》。
《语丝》。
《现代》。
《郁达夫文集》（共十二卷），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王大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我与郁达夫》，王映霞著，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国文学家传记》，姚乃麟编，上海万象书屋 1937 年版。《郁达夫传》， 郁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浪漫才子郁达夫》，许风才著，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郁达夫年表


1896 年
12 月 7 日（夏历十一月初三日），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一个破落的 书香之家。取名文，幼名荫生，表字达夫。1898 年
父郁企曾病殁。全家生活靠母亲陆氏摆炒货摊和六亩祖传薄田收入维 持。
1902 年

春，入亲友罗氏自设的私塾启蒙，塾师葛宝哉。
1903 年

春，改入魁星阁私塾，塾师张惠卿。
1904 年

春，进入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作品，并学习写诗。
《自述诗》之六云：“九岁题诗四座惊”。
1907 年

春，转入由书院改建的新式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
1911 年

1 月，高小毕业，获得奖品《吴梅林诗集》。
2 月，离富阳赴杭州。考上杭州府中学，因经费不足，改入嘉兴府中学。
9 月，转入杭州府中学就读，与徐志摩同班。 就读期间，喜欢阅读《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花月痕》、
《西游记》、《西湖佳话》等小说和杂剧，以及《沧浪诗话》、《白香词谱》。 常常写五七言诗投寄报馆，并获得发表。
1912 年
9 月，转入美国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原名育英书院），不到半年， 因参加反对校长的风潮而被开除。
1913 年
春，转入美国浸礼会在杭州办的蕙兰中学就读，不久因不满学校的奴化 教育，决意回家独居苦学。
9 月下旬，随在北京高等审判厅任推事而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的长兄郁 曼陀动身赴日本留学。
10 月底，到达东京。
11 月初，开始在神田正则学校补习中学功课，晚间则到夜校学习日语。
1914 年
7 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并获得官费生资格。初读一部（文 科），后遵兄意转入三部（医科）。与郭沫若结识，成为共同爱好文学的好
友。开始接触西方文学，阅读了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等。
1915 年

6 月，开始在上海《神州日报》上用郁达夫名字发表旧体诗作。
7 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
9 月初，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就读。开始学习德语。1916 年 春，结识日本汉文学家服部担风，参加了服部担风主持的“佩兰吟社”
定期集会，并开始在他编辑的《新爱知新闻》汉诗栏上发表旧体诗作。
9 月，因爱好文科，改读政法学部政治学科，重读一年级。从这时起除
应付功课外，主要精力用于阅读西方小说。“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 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1917 年

6 月下旬，离开名古屋回国探望病中的祖母。
8 月初，回到富阳。与孙荃（1897—1978）订婚。
9 月初，返回日本。
1918 年
5 月，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中日军协约”掀起罢课学潮，达夫积极响 应。
5 月至 12 月间，作《自述诗》十八首并序。
1919 年

7 月，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
9 月初，回国到北京参加外交官、高等文官考试落榜。
11 月中旬，返回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东京大学前身）经济 学部。
1920 年
春，在东京寄宿的“不忍池”畔“池之端”二楼寓所邀集成仿吾、张资 平商讨、计划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一个新文学刊物。郭沫若和田汉也
被邀请，但未能出席。
7 月，回国与孙荃结婚。后生女洁民、正民，子天民，另有一子龙儿夭 折。
8 月下旬，返回日本。开始在日本《太阳》杂志上发表旧体诗作。 本年，结识日本作家佐藤春夫。1921 年 1 月初，写成短篇小说《银灰色
的死》，即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半年后发表。
6 月 8 日，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东京第二改盛馆郁达夫寓 所成立创造社，并决定出版《创造季刊》。
9 月初，应郭沫若的邀请，回上海住泰东图书局，负责《创造季刊》编 辑出版事项。
9 月 29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10 月初，由泰东图书局赵南公介绍，赴安庆任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英 文科主任。
10 月 15 日，第一本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 社丛书”第三种。1922 年 1 月，由安庆回到上海，筹编《创造季刊》创刊号。
3 月 1 日，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参加毕业考试。
3 月 15 日，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付印，5 月 1 日起由泰东图书局 正式发行。郁达夫在该刊上发表小说《茫茫夜》和论文《艺文私见》。
3 月底，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
5 月 11 日，沈雁冰从《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三十七期起连续三期以 笔名“损”连载《<创造>给我的印象》，对郁达大的《艺文私见》等文提出
反批评，并逐篇评论《创造》季刊创刊号中的各文。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之 间爆发了一场激烈论战。
6 月初，又往日本，拟进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深造（在此之前已办好学 士免试入学手续），后因故放弃。
7 月 20 日，结束十年留学生活回国。住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
新址，主持创造社工作。
8 月 5 日，在上海一品香旅社召开“《女神》纪念会”，纪念郭沫若的 诗集《女神》出生一周年。邀请了文学研究会成员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
庐隐等人参加，起到了消除隔核作用。会上曾商议组织作家协会，未有结果。
8 月 25 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夕阳楼日记》，批评余 家菊译文的错误。
9 月 17 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十二期发表《编辑余谈——骂人》， 指责郁达夫和创造社其他成员“浅薄无聊”，引起创造社和胡适派文人的一 场笔战。
本月，携眷赴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
1923 年

2 月 1 日，小说《采石矶》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
2 月初，辞去安庆教职，回到上海，不久去北京郁曼陀处小住。
2 月 17 日，与鲁迅结识。
4 月初，回到上海负责创造社各刊物的编辑。
5 月 13 日，提议出版并参加编辑的《创造周报》，由泰东图书局发行。
5 月 19 日，作《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首次在中国文艺界提倡文学应该 为阶级斗争服务。
本月，郭沫若、郁达夫和胡适互相通信并互访。
7 月 21 日，主持编辑的《中华时报》副刊《创造日》创刊。
10 月，小说、散文集《茑萝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辛 夷小丛书”第三种。
本月初，赴北京大学接陈启修（豹隐）教授的统计学课，担任讲师。
11 月 2 日，《创造日》停刊，共出 101 期。
11 月 22 日，拜访鲁迅，并赠以《茑萝集》一册。
1924 年
2 月 28 日，《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出版后停刊。郁达夫在该期发表 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称它与《薄奠》、《微雪的早晨》，“多
少也带有一点社会主义色彩”。
5 月，回沪与成仿吾共同办理《创造周报》的结束工作，并商议与太平 洋社合作。
5 月中旬，《创造周报》停刊，共出 52 期。在停刊号上刊登了《<现代 评论>启事》。
8 月 20 日，《洪水》周刊创刊，由泰东图书局发行。
11 月初，结识沈从文，并予以同情和帮助。
11 月 16 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2 月 5 日，小说《薄奠》在《太平洋》第四卷第九号发表。
12 月 13 日，《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开始为它撰稿。
1925 年

2 月，应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的邀请，离京赴该校任文科教授。
5 月，成仿吾到武昌，郁达夫与成仿吾、张资平商议脱离泰东书局，设 立创造社出版部，复活创造社。
9 月，《洪水》复刊，出版半月刊。
10 月中旬，因武昌师范大学新旧两派势力斗争，回到北京，撰文抨击守
旧势力。
10 月 31 日，《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在《现代评论》第二卷 第四十七期发表，配合了鲁迅批判章士钊的斗争。
11 月，离开武昌师范大学，回到上海，与郭沫若等为筹建创造社出版部 尽力。因肺病复发，回杭州疗养。
1926 年 1 月 1 日，在《洪水》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牢骚五种》，批驳 国家主义派和反动军阀散布的反“赤化”和反“共产”的谬论。
1 月 10 日，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上发表小说《离散之前》。 本月，文艺论著《小说论》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2 月，回沪参加创造社的活动。
3 月 1 日，创造社出版部营业课在上海宝山路三德路 AII 号成立。15 日 出版部门市部开始营业。
3 月 16 日，参加编辑的《创造月刊》创刊，创造社出版部发行。郁达夫 作《卷头语》。
3 月 18 日，向往南方革命，与郭沫若、王独清同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 教授。
6 月初，因子龙儿在京病重，离广州去北京。
6 月 14 日，在上海作《<达夫全集>自序》。
6 月 19 日，抵京。龙儿已于 14 日死去，苦痛不已。 本月，文艺论著《文艺论集》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7 月，文艺论著《戏剧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 31 日，与鲁迅话别（鲁迅将去厦门大学任教）。
9 月，创造社出版部第一次理事会在广州分部二楼举行，郁达夫被选为 总部理事和编辑委员。
10 月初，离京南返，在上海停留十余天，作《一个人在途上》。
12 月 20 日，回到广州。
11 月 2 日，改任中山大学法科教授兼出版部主任。
11 月 21 日，与成仿吾、王独清商议整顿创造社出版部，被推为总务理 事，并受委托回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11 月 30 日，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及出版部主任职务。
12 月 17 日，离广州经福州回上海。
12 月 29 日，到达上海，住上海郊外上海艺术大学。
1927 年

1 月 20 日，开始到出版部查帐。
1 月 3 日晚，和田汉、蒋光慈去俄国领事馆观看“伊尔玛童感”的新式 舞蹈。1 月 7 日，召集出版部同仁开会，开始整顿出版部。此后，开始主持
创造社出版事务，先后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等。
1 月 14 日，认识王映霞，并开始追求她。
1 月 16 日，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上发表政论《广州事情》，公 开揭露和抨击广东国民政府的黑暗。不久受到郭沫若、成仿吾的批评，从而
引起创造社内部的争论。
2 月 1 日，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六期上发表论文《无产阶级专政和 无产阶级文学》；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发表小说《过去》。
2 月 12 日，收到郭沐若批评《广州事情》“倾向太坏”的来信。
3 月 1 日，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八期上发表《读了<广州事情
>》，批评郁达夫。
3 月 2 日，开始在上海法科大学讲授德国文学史。
4 月 8 日，作《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抨击蒋介石的独裁高压政策。同 日又作《<鸭绿江上>读后感》，肯定蒋光慈的小说，并呼唤产生“烈风暴雨
般的粗暴伟大，力量很足，感人很深的文学”。
4 月 11 日，作《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郁达夫“午后出去访 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
4 月 13 日，乘船离沪赴杭州。
4 月 20 日，回到上海。
4 月 27 日，作《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 本月，在其编辑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发表何畏起草、鲁迅领衔
签名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5 月 10 日，在一次宴会上得知国民党当局要他“为他们帮助党务”作为
“交换条件”，以“保证创造社的不封”，立即“托病谢绝”。
5 月 23 日，有人引诱郁达夫“出去做个委员”，断然拒绝。
5 月 28 日，托病去杭州暂避。
5 月 29 日、国民党当局到创造社出版部搜查，逮捕职工数人，并调查郁 达夫在杭州的住址。
6 月 1 日，《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6 月 5 日，与王映霞订婚。
6 月 25 日，回到上海。继续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7 月 15 日，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劳生日记》（1926 年 11 月在广州时记的日记）。
7 月 20 日，小说《考试》即《微雪的早晨》，在《教育杂志》第十九卷 第七号上发表。
7 月 31 日，成仿吾到达上海。郁达夫“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全部交出”，
“从此脱手”。
8 月 15 日，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声明退出创造社。 文艺论著《文学概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百科小丛书》第 137 种。
8 月 31 日，作《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9 月 1 日，《日记九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9 月 3 日，作《农民文艺的提倡》，提出文艺要表现“占最大多数，最 大优势”的农民阶级，要描写“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农民的苦楚。”
9 月 11 日，主编的革命刊物《民众》旬刊创刊。作《发刊词》和《谁是 我们的同伴者》，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比旧官僚更恶毒的流氓新政客”，拥
护工农革命斗争。提出没有农民，“是我们革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主张
“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吸取他们为我们的同伴”。
9 月 21 日，在《民众》第二期上发表《农民文艺的实质》，进一步阐述
“农民文艺”问题。
10 月 3 日，鲁迅从广州到达上海。
10 月 5 日，参加由北新书局李小峰宴请鲁迅的宴会，与鲁迅重逢。
10 月 6 日，设宴欢迎鲁迅。从此，进一步与鲁迅成为至交和战友。
10 月 20 日，《达夫全集》第二卷《鸡肋集》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11 月 15 日，《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28 年

1 月 10 日，中篇小说《迷羊》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 月 16 日，在《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卢骚传》，配合了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本月，与王映霞结婚。婚后租住嘉禾里一四三号，不久后改住一四四号。
2 月 16 日，在《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八号上发表《翻译说明就算答辩》， 进一步与梁实秋论辩。
本月，由钱杏村介绍，秘密加入太阳社。
3 月 1 日，《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3 月 10 日，开始翻译美国辛克莱的文艺论著《拜金艺术》，译文自 4 月
1 日第二卷第十号的《北新半月刊》连载。
3 月 15 日，《达夫代表作》由太阳社所属的上海春野书店出版。书出后， 郁达夫将一千元版税提供给太阳社作活动经费。此书后被国民党查禁。
4 月 15 日，《达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8 月 16 日，在《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号上发表《对于社会的态度》， 详细阐明自己脱离创造社的原因，批评创造社作家攻击鲁迅。
9 月 20 日，主编的《大众文艺》创刊。
10 月 16 日，与钱杏村合编济难会主办的《白华》半月刊创刊。发表《白 华的出现》。
11 月 15 日，在《白华》第二期上发表《故事》，继续抨击蒋介石背叛 革命屠戮人民的罪行。
本月，离沪去无锡、扬州等地暂避，途中作《感伤的旅行》。
1929 年

6 月 30 日，小说、散文集《在寒风里》由厦门世界文艺社出版。
7 月下旬，去普陀岛游览。 本月，作鲁迅与北新书局版税纠纷的调解人和鲁迅与林语堂冲突的和事
佬。
9 月 27 日，赴安徽大学任文学教授。
10 月 6 日，得知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攻击自己为“堕落文人”，并列 入“赤化分子”名单中，准备加以迫害，立即乘船回沪。1930 年
2 月 10 日，离沪去杭州、富阳小住。
2 月 13 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为发起人。
2 月 17 日，回到上海。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由鲁迅提名为发起人之一。
7 月初，去杭州专心从事创作。
8 月 6 日，和鲁迅一起出席内山完造在功德林举行的文艺漫谈会晚宴并 合影留念。
11 月，致函“左联”负责人，表示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结果， 被开除出“左联”。
本月，《达夫全集》第六卷《薇蕨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1 年
1 月 17 日，李初梨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时被捕，郁达夫积极奔 走营救。
3 月 10 日，中篇小说《蜃楼》开始在《青年界》连载，后未写完。 本月，因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捕，离沪去杭州、富阳等地避难。
12 月 13 日，出席观看上海抗日救国备团体举办的“反日联合大公演”。
12 月 19 日，参加周建人、胡愈之等集议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 联盟成立大会。
12 月 28 日，参加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首次会 议，并被推选与适夷、丁玲、夏丐尊、叶绍钧等一起编辑出版机关杂志。1932 年
1 月 1 日，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悼念徐志摩的文章《志摩在 回忆里》。
1 月 7 日，在暨南大学作以《文学漫谈》为题的讲演，号召青年学生“要 用文学未作宣传，唤起我们本国的群众，叫他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
2 月 4 日，与鲁迅、茅盾等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帝 国主义发动“一二八战争”。
2 月 8 日，与戈公振、陈望道等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并任编辑委员 和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
春，自书条幅清诗人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悬挂于嘉禾里住宅客厅中。
3 月 20 日，在《青年界》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论文《学生运动在中国》。 号召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使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来和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对抗。
3 月 25 日，作《光慈的晚年》，悼念革命作家蒋光慈。
4 月 20 日，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不久 即被国民党查禁。
5 月，散文《沪战中的生活》在《读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发表。
6 月，为《黄仲则诗词》作序。
7 月 5 日，作《文艺论的种种》，强调指出“文学是非要大众化不可的”。
7 月 10 日，发起文化界人士集会，与柳亚于、茅盾等 32 人联名致电南 京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泛大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
9 月，林语堂执编的《论语腕 1 刊，被聘为特约撰稿人。在创刊号上发 表散文《钓台的春昼》，控诉了蒋介石这一“中央党帝”的暴行。
10 月 5 日，宴请鲁迅、柳亚子夫妇。鲁迅在席问“偷得半联”，后续成 七律《自嘲》诗。
10 月 6 日，因肺病复发，去杭州疗养一个多月。
10 月 16 日，作七律《过岳坟有感时事》，讽刺国民党当局放弃东三省 的卖国行径。
11 月 1 日，小说《东粹关》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
12 月 1 日，小说《迟桂花》在《现代》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
12 月 15 日，与鲁迅、柳亚子、茅盾、周起应、沈端先、胡愈之、陈望 道等 55 人联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
12 月 24 日，开始为《申报·自由谈》撰稿。后又介绍鲁迅为《自由谈》 写稿。
12 月 31 日，鲁迅应郁达夫之请为其写《无题》（“洞庭浩荡楚天高”） 和《答客诮》诗各一幅。1933 年 1 月 4
日，作《山海关》一文，谴责国民党
当局步步退让，出卖大好河山。
1 月 19 日，作七绝《赠鲁迅》，盛赞鲁迅及其作品。
1 月 24 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揭露日本法西斯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的反动本质。
本月，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2 月 14 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非法与非非法》，批驳国 民党当局诬蔑民权保障同盟为非法团体的谬论。
本月，在《申报·自由谈》上先后发表《肖伯纳与高尔斯华绥》、《介 绍肖伯纳》等文，欢迎肖伯纳抵沪访问。
又，小说、散文集《忏余集》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3 月 18 日，出席在上海八仙桥举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会员大 会，会上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本月，作《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抗议日本法西斯当局杀害日 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野蛮行径。
4 月 3 日，出席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和上海分会的联席会议， 讨论营救中共党员廖承志、罗登贤等人。
4 月 25 日，举家移居杭州，住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 春，参加宋庆龄举行的一次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对史沫特莱说：“我
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
5 月 15 日，领衔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
5 月 23 日，与蔡元培、杨杏佛等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逮捕作家 丁玲和潘梓年。
本月，接受新闻记者许雪雪访问。许雪雪写成《郁达夫访问记》，发表 在杭州《文学新闻》第三期上。
6 月 2 日，与文化界人士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上签名，抗议国 民党十九路军杀害福建龙溪抗日常委林惠元。
6 月 18 日，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作七绝《吊杨杏佛》。
7 月 1 日，由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创刊，与鲁迅、茅盾等任 编辑委员。
同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介绍屠格涅夫的生平事迹，并说自己开始想写小说完全是由于受到他的影 响。
8 月 16 日，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上签名。欢迎参加 远东反战会的外国代表团。
本月，《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9 月 1 日，在《文学》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杂文《暴力与倾向》，指出
“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使人民“臣服归顺”，是办不到的。
9 月 9 日，应国民党杭江铁路局为杭州到江西玉山铁路通车的邀请，作 浙东之行，游览诸暨、金华、龙溪、龙游、永康等地名胜，历时半月，作《杭
江小历纪程》等多篇游记。
12 月 20 日，《她是一个弱女子》易名《饶了她》，由上海现代书局出 版，在扉页上写道：“本书原名《她是一个弱女子》，奉内政部警字第四三
三号批令修正改名业经遵令删改呈部注册准予发行在案。”但 1934 年 4 月又 于“诋毁政府”罪遭查禁。
12 月 30 日，鲁迅为王映霞书写诗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4 年
3 月 29 日，应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的邀请，与林语堂等作浙西、皖东之 行，游览临安、东西天目、屯溪、休宁等地名胜，历时一周，作《西游日录》
等多篇游记。
本月，译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5 月 1 日，撰文参加《春光》杂志发起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 产生”的讨论，认为鲁迅的《阿 Q 正传》和茅盾的《子夜》都是伟大的作品。
6 月，散文集《履痕处处》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7 月 6 日，应友人汪静之、卢叔桓的邀请，离杭州经上海去青岛避暑， 历时一个月。
8 月 12 日，离青岛去济南、北平、北戴河和天津等地游览，后作《故都 的秋》等多篇游记。
9 月 9 日，回到杭州。 本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创刊，任编辑委员。
10 月 10 日，在杭州《东南日报·沙发》上发表杂文《东南地狱》，揭 露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农村惨败情形。
10 月 23 日，作浙南之行，游览天台山、雁荡山等名胜，历时近半个月， 作《雁荡山的秋月》等游记。
11 月 20 日，在《人间世》第十六期上发表《所谓自传也者》，文中驳 斥了苏雪林对他的攻击。
12 月 5 日，开始在《人间世》陆续发表自传（一）至（八）。
1935 年
1 月，应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邀请，负责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 文二集》并写《导言》。
5 月，《达夫所译短篇集》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6 月 1 日，在杭州作者协会第二届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本月，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上签名，反对国民党鼓吹的读经
复古。
7 月，《达夫日记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本月，在杭州官场弄般若堂边购地，开始兴建“风雨茅庐”。
9 月 13 日，在杭州作协第二届理事会议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本月，任《中国新文学珍本丛书》编辑委员。
10 月，《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1 月 1 日，在《文学》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中篇小说《出奔》。
1936 年

2 月 2 日，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赴闽。
2 月 7 日，被委任为福建省政府参议。
2 月 15 日，应邀到南台青年会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展望》的讲演。
2 月 19 日，在福州广播电台作题为《新生活与近代生活》的讲演。
2 月 21 日，应邀到英华中学作题为《文艺与大众化与乡土文学》的讲演。
2 月 28 日，散文《闽游滴沥》开始在《宇宙风》连载。
3 月 1 日，自《论语》八十三期起当挂名编辑，至 1937 年 2 月止。 本月，《达夫游记》由上海文学创造社出版。
本月底，“风雨茅庐”落成，回杭州小住。
5 月 30 日，散文集《闲书》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6 月 1 日，在《论语》第八十九期上发表杂文《战争与和平》，批驳亲 日派的种种谬论。
6 月 12 日，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 本月，加入上海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
7 月，由郁达夫主持的福建省政府公报室刊物《建民周刊》出版。
8 月，去沪探望病中的鲁迅。
9 月 25 日，在福州格致中学讲演《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对“国防 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谈了自己的看法。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逝世。连夜致电许广平。
10 月 20 日，乘靖安轮离福州赴沪。
10 月 21 日，在赴沪轮船上作《对于鲁迅死的感想》：“鲁迅虽死，精 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在。”
10 月 22 日，瞻仰鲁迅先生遗容和参加鲁迅先生葬仪。
10 月 24 日，作散文《怀鲁迅》。
11 月 13 日，以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日本文艺界邀请讲演名义离 沪赴日本请郭沐着回国参加抗战。抵达日本后不几天，和郭沫若一起出席日
本改造社举行的欢迎会，会上讨论了翻译出版《大鲁迅全集》事宜。后又于
11 月 29 日和 12 月 6 日两次探望郭沫若。
11 月 24 日，出席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举行的欢迎会。
11 月 29 日，在东京《读卖新闻》发表《今日的中华文学》，高度评价 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
12 月 5 日，原定为中国文学研究会讲演《中国旧诗的变迁》，被日本警 方取消。
12 月 6 日，在霞山会馆作《关于中国的现状》的讲演。
12 月 13 日，出席东京诗人俱东部举行的欢迎会。
12 月 17 日，离开东京。在东京先后会见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秋 田雨雀、林芙美子、佐藤春夫、松村梢风、新居格、小田岳夫等。
12 月 18 日，经东京到奈良拜访日本作家志贺直哉。
12 月 19 日，自神户乘船离开日本。12 月 22 日，到台湾访问游览。
12 月 23 日，出席台湾新民报社举办的文艺座谈会，对“国防文学”口 号、中国的民族意识、中国农村的衰败，以及中日、中苏文化交流和互相影
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12 月 30 日，抵达夏门游览。
12 月 31 日，上午游鼓浪屿，往日光岩访弘一法师（李叔同）；下午在 厦门青年会作《世界动态与中国》的讲演。1937 年 1 月 3
日，离开厦门。在 厦门期间，曾支持厦门大学学生向厦门国民党当局要求将一条经南普陀的大 道改名为“鲁迅路”，以纪念鲁迅，但未有结果。
1 月 5 日，回到福州。
3 月 1 日，为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而写的《鲁迅的伟大》一 文在《改造》第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
5 月 18 日，致电郭沫若，转达国民党当局的意见请他回国。
7 月 27 日，郭沫若由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郁达夫专程赴沪迎接。
8 月 11 日，乘船离沪回闽。因“八·一三”战事爆发孜在宁波登峰，由浙江 内地经闽北返回福州。
10 月 17 日，“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最多票数当选为理事和 理事长。
10 月 20 日，在《小民报·怒吼》上发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认 为“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后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去和帝国主义侵略
者及黑暗势力奋斗。”
11 月，参与编辑福州文教协会的《小民报·文救周刊》和《小民报·救 亡文艺》，并发表政论、杂感多篇，宣传抗日救亡。
12 月初，因军统特务威胁愤而辞去福州文救协会职务。
1938 年

1 月初，得悉老母陆氏于去年 12 月 31 日饿死故里的噩耗，悲痛至极。
3 月 9 日，应郭沫若的邀请，赴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少将设计委 员。
3 月 27 日在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
4 月 3 日参加文协第一次理事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及《抗 战文艺》编辑委员。
4 月中旬，奉命去台儿庄、徐州等地劳军，并到山东、江苏、河南一带 视察战地防务。
5 月 7 日在《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报告文学《平汉、陇海、 津浦的一带》。
5 月 8 日，返回武汉。
5 月 9 日，作《日本的娼妇与文士》，痛斥为日本军阀为虎作伥的佐藤 春夫。
5 月 14 日，在文艺界人士《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正告周作 人不要堕落为民族罪人。
6 月下旬，又去浙东、皖南视察。
7 月初，回到武汉，在武汉《大公报》刊登启事，家庭矛盾公开化。
7 月中旬，武汉告急，携家先到常德，后到汉寿。
8 月 1 日，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上发表《抗 战周年》，宣传抗战必胜。
8 月 4 日在《星岛日报》发表《政治与军事》一文，曾产生较大影响。
8 月 14 日，开始写作《回忆鲁迅》，追述与鲁迅的交往，表达了对鲁迅 的怀念之情。
9 月底，应陈仪电召回到福州。
10 月 19 日，参加福州艺术界及文化界青年举行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 会。
12 月 18 日，偕王映霞和长子郁飞离开福州赴新加坡。
12 月 23 日，作《必胜的信念》。
12 月 28 日，经香港和马尼拉等地抵达新加坡。
1939 年
1 月 1 日，应邀前往马来亚槟榔屿参加《星槟日报》创办典礼。 同日，在《星洲日报》上发表政论《估敌》，对敌人的动向和虚弱本质
作了精辟的分析。
1 月 9 日开始主编《星洲日报》早版的《晨星》副刊和晚版的《繁星》 副刊。
1 月 15 日，接编《星洲日报星期报》的《文艺》副刊。
1 月 21 日，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几个问题》，引起了星马文 化界的一场论战。
2 月 5 日，接编《星槟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周刊。
2 月 9 日，在《星洲日报·繁星》上发表《满江红——福州于山戚武毅 公祠新修落成而作用岳武穆公原韵》，抒发了捍卫祖国的豪情。
2 月 19 日，出席“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组”开幕典礼，并致开幕辞，希望 侨胞加强必胜信念和团结。
3 月 5 日，在香港《大风》旬刊“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发表《毁家诗 纪》，导致家庭矛盾再度爆发。
3 月 22 日，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杂谈近事·捐助文协的事情》， 号召《晨星》投稿者把稿酬的一部分或全部捐助“文协”。
4 月 9 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继 续当选为理事。
4 月 15 日，王映霞在《大风》第三十四期上发表《一封长信的开始—— 谨读大风卅期以后的呼声》，“回敬”郁达夫。
5 月 5 日，王映霞在《大风》第三十六期上发表《请看事实——到新加 坡的经过》，继续“回敬”郁达夫。
6 月 28 日，《星洲日报·晨星》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6 月 12 日的捐款收据。
7 月 22 日，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捐助文协的计划》，号召“来 一个捐助文协的文稿义卖周”（自 8 月 7 日起至 8 月 12
日止），支持文协的 抗日宣传活动。
9 月 27 日，与王映霞赴吉隆坡，主持武汉合唱团公演《原野》开幕典礼。
10 月 2 日，金山、王莹主持的剧团到新加坡宣传抗日，郁达夫先生发表
《再见王莹》《看王女士等的演剧》《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等文，推荐他 们的演出。
10 月 8 日，在《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上发表《<原野>的演出》，评 述了曹昌的剧作《雷雨》、《日出》和《原野》。
10 月 15 日，在《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上发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 念》，称颂“鲁迅是我们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人”。
10 月 19 日，《星洲日报·晨星》刊出“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 在此前后发表了萧红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等文章。
本月，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募捐。
11 月 23 日，长兄郁曼陀在上海遭到日伪特务暗杀。次年 3 月 24 日上海 律师公会举行盛大追悼会，郁达夫遥寄挽联。
本年，任《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1940
年
年初，参加星洲日报同人旅行团去马来亚北部高原金马仑游览。
1 月 31 日，为青年作者李桂的散文集《半生杂忆》作序。
2 月 9 日，《星洲日报·晨星》再次刊登老舍签署的全国“文协”收到
捐款的收据。
本月，与王映霞协议离婚。
4 月 7 日，开始编辑《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教育》周刊。
4 月 19 日，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致林语堂的信《嘉陵汪上传书》， 表达了与林语堂的真挚友谊和对国民党权贵的不满。
7 月上旬，《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辞职回国，郁达夫代主笔三个多月， 承担撰写社论之责。
7 月至 8 月，因足疾，委托青年诗人冯蕉衣主持《晨星》编务。 本年秋，结识新加坡英政府情报部华籍职员李筱瑛。
10 月 11 日，参加在式吉智马青山亭举行的青年诗人冯蕉衣的葬礼。
10 月 17 日，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
1941 年

2 月 23 日，出席星华筹赈会主办的刘海粟画展开幕典礼。
3 月 14 日，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抗议国民党当局发 动皖南事变，要求团结抗日。
本月，在南洋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
4 月起，主编英政府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
5 月 9 日，在《星洲日报·晨星》上撰文介绍青年作者温梓川的短篇小 说集《美丽的谎》。
7 月，与《总汇新报·文汇》版联合发起集体创作“马来亚一日”征稿 活动。
8 月，翻译林语堂的《瞬息京华》，开始在《华侨周报》连载，三四个 月后中止。
10 月 24 日，在《星洲日报·晨星》上发表《为郭沫若氏庆祝五十诞辰》， 回顾了与郭沫若的友谊，赞扬郭沫若文学上取得的成就。
11 月 9 日，出席星华各界追悼许地山大会并致悼词。
11 月 15 日，主持星华文化界庆祝郭沫若诞辰聚餐会并致词。
11 月 13 日，在《星洲日报》上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 亚告侨胞书》。
12 月 27 日，出席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成立大会，被选 为执行委员，兼任文艺股主任。
12 月 28 日，出席新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成立大会，被选为主席，兼任 该团所属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
1942 年

1 月 6 日，出席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主席。
2 月 4 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拒绝签发 回国护照，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
2 月 6 日转至荷属另一小岛石叻班让。
2 月 9 日转至望嘉丽。
2 月 16 日，转至望嘉丽对岸的保东村，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 期隐蔽。开始写作《乱离杂诗》。
3 月初，与王纪元转到保东村附近的彭鹤岭，以开设一小杂货店作掩护， 改名赵德清，任店主。
4 月中旬，乘船前往苏门答腊西部了帕干巴鲁。
5 月初，到达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爷公务，以富商身份出现，先
住广东华侨开设的海天旅馆，后租住一座小洋房。
5 月底，在巴爷公务侨长处，被日本宪兵发现精通日语。
6 月初，被迫去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任通译。
9 月，开设赵豫记酒厂，任头家（老板）。1943 年
2 月，假装肺病辞去宪兵分队通译职务，回到巴爷公务主持酒厂，不久 又集资开办造纸厂和小型肥皂厂。
5 月，在士都朱集资开办华侨农场。
9 月 15 日，与华侨姑娘何丽有在巴东结婚，后生子大雅，女美 1944 年
2 月，被汉奸洪根培等告密，真实身份被日本宪兵发现。要胡愈之、沈 兹九和张楚琨等立即转移。
本年，在巴爷公务公路上，打了汉奸洪根培两个耳光。
1945 年

2 月，作遗嘱。
8 月 16 日，从收音机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万分高兴，立即写信通知 棉兰的胡愈之等准备迎接胜利的到来，并曾召集当地华侨组织欢迎联军筹备 委员会。
8 月 29 日晚，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戍革岱的荒野中，或 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 5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