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周_恩来

闲话周_恩来

闲话周恩来----也谈历史的真假


----刘 琪


前言
“亲美”右倾的新总理
朝鲜战争和日内瓦会议中的周恩来
反高饶联盟和周恩来
建国后的周恩来唯一一次“抗大流”----反冒进
现代诸葛亮的几个构思和妙计

前言

　今年香港明德出版社出版的赵无眠先生的大著《真假周恩来》对周恩来的一生提出了新的评价，有人看了此书后，如梦初醒，“被真实的利刃剥离后的周恩来，原来是那样一种神态，谨小慎微、处心积虑、唯毛泽东是从，并且不乏虚伪、冷酷以及邪恶。我们始发现许多年前的那种情感渲泻是多么可笑，多么无知，多么的不可原谅。那不只是一种精神浪费，一种集体上当、受骗，而且简直是令人羞愧的愚蠢之举。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愚蠢，才导致了一个时代的沦丧和一个民族的几近毁灭。”(《中国之春》1997年第10期，非琅「认识周恩来」)。

本人虽然还未看到全书，只是从电子刊物《新世纪》1997年第14期上看到了部分章节的转载。但我对该书某些结论实在难以苟同，因为这些结论太牵强附会，缺乏事实的证明，也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周恩来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任何人，哪怕是英雄也好伟人也好，都是有缺点和可指责的地方，但据此小题大作来否定周恩来为了中国和人民的利益所作出的贡献，诋毁周恩来的人格，那却是不可原谅的歪曲。众所周知，当时无论国内国外，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有许多人都对周恩来个人才能和人格表示了相当的佩服和尊敬，为他的逝世而流泪伤心。如果周恩来外交行动屡屡失误，“处心积虑、唯毛泽东是从，并且不乏虚伪、冷酷以及邪恶”，人格如此低劣，还能蒙骗全世界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那不能怪大家太愚蠢瞎了眼睛，只能怪周恩来太狡猾太奸诈，其骗术之高明应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中国历史上不乏为民为国鞠躬尽瘁的人物和道德之士，儒家的天下为公的道德原则始终为一部份人所崇尚。我并不想把周恩来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但在中共高级领导中，周恩来应该说是一个能继承儒家传统而又能吸取西方民主思想的杰出人物，一个为人民为国家服务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和真正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即使有千错万错，我们也不应该把它的所有领导人都描绘成十恶不赦的魔鬼和犹太。我始终忘不了在文革中周恩来胸前佩戴着的那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而其所含寓的精神恰恰是当今中国所缺乏的东西，也是《真假周恩来》所不愿意承认的东西。抓住枝节问题大做文章，歪曲历史，否定周恩来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那倒是容易导致一个时代的沦丧和一个民族的毁灭。

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古今中外都有共同之处。大体上公众都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导者有良好的道德形像，除了廉洁无私之外，就是不要乱搞女人，而政治领导人的道德丑闻又是被对手和舆论攻击的薄弱点。毛泽东首次会见尼克松时，双方都就基辛格搞秘密外交时利用两三个漂亮姑娘作掩护一事调侃一番。基辛格解释：“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毛问：“是在巴黎吗？”尼克松说：“凡是能利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毛反问：“这么说，你们的姑娘常被利用啊？”尼克松赶紧申辩：“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周恩来插一句：“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双方大笑，然后转谈美国大选话题。

不过现在西方社会内，记者开发出政治要人枕边轶事，婚外情缘，人们也习惯于这种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谁也不会把它看成是严肃的政治道德问题。尽管美国人记得肯尼迪总统有“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的道德名言，但他和电影明星梦露的风流韵事比他的名言更为天下所知，不过至今美国人也没丧失对他的偶像崇拜，他仍是美国的骄傲。尽管克林顿总统也有过婚外恋以及所谓的性骚扰麻烦，这只会影响到他个人今后能否在政治舞台上继续叱,谁若上纲上线，想据此来否定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或者论证民主党的堕落，美国人准以为你脑子有问题，胡说八道。而法国政界要人有情妇更算不上大问题，前总统密特朗开明到让情人和私生女在他的葬仪上公开身分，不但形像没有破坏，反而让人感到他有人情味。

中国则不同，在历史的风风雨雨明争暗斗中，某个政治人物道德偶像的片言只语，细小枝节常常会被美化或丑化，以此来肯定或否定一种思想，制度，道德规范。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返，老毛三年不吃肉与民同甘共苦，周恩来的毛巾破烂不堪，即使这些美化都不是凭空捏造，至于水治了没有，老百姓日子过好了没有，国家富强了没有，在一些人眼里倒成了次要问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要过贵族的奢侈生活，何来爱民思想；“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至圣先师收了阳货一只烤小猪的礼，还不想见人家，趁阳货不在家去回礼，人格何等卑鄙无耻，手段如此虚伪狡猾。文革时御用文人就是这样来丑化孔子，影射周恩来的。当然，出于政治需要，捕风捉影，大肆攻击对手人格也确实常见。从过去大陆出版的某些野史中的蒋介石满身梅毒大疮流氓成性，到今天海外出版的某些野史中的毛泽东也性病缠身荒淫无耻，在丑化政治对手形像时的手法大致相同。对成为过去的一个政治家，可以用恋母仇父情结来分析他的反抗精神和暴虐行为，让人耳目一新；可以加上意淫大师的桂冠来解剖他在和女性打交道时的肮脏心理，反正死无对证；也可以用此来形容他在和男性打交道时的丑恶心态，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同性恋的嗜好呢？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好在历史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现在老百姓判别能力强了，集体上当受骗的日子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手头缺乏详细的资料，笔者只能就所看到和听到的各种资料和传闻，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设身处地站在周恩来的位置上考虑一下，就几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闲谈周恩来，以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恩来逝世二十二周年，何为真假，留待读者评说。

一、“亲美”右倾的新总理

周恩来早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就与国民党成员及各方面人士保持着较好的私人关系。他作为中共代表，成功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要员对周恩来相当佩服，抗战期间，很多黄埔军校毕业生见到周恩来都毕恭毕敬，礼遇有加，给中共人员来往延安重庆等地提供了方便，就连国民党的报刊出版物都很少有攻击周恩来个人道德的文章。周恩来更以其才华和人品赢得不少朋友，为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立下汗马功劳。而在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内战调停中，他又和美英等国官方民间人士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奠定了中共和西方发展关系的基础。马歇尔将军亦被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所倾倒，相信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所表现出来的和平民主诚意；美国人从此认定周恩来是中共领导层中对美亲善的代表人物和谈判对手。在中共内部，自延安整风后，周恩来虽然排在代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刘少奇之后，但他那令人信服的能力使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早在3月时就请示美国国务院并得到国务卿艾奇逊4月6日来电同意，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一起未离开南京，其动机是“观察共产党的意向，并给予他们讨论与美国邦交问题的机会。倘若他们不愿与我有所讨论，那么，就很清楚他们也不会喜欢与任何美国官员讨论邦交问题；于是我们也可以决定我们的政策了。”(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时毛泽东已提出“另起炉灶”，“打扫乾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并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而把首先争取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承认作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的支撑点。这样的方针一方面体现出新中国要求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的强硬性，提醒西方不要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但显然是有对新中国不利的地方，过于强调思想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的对立，而且也会迫使将来的新政府过于依赖苏联的各方面援助，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周恩来不可能不认识到这点。但要促成和西方国家建交，化敌为友，首要条件固然是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变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政策，站在平等立场上和我们对话谈判，这样也能促使和说服党内一些同志引起对国际社会中外交问题的重视。
　　司徒雷登未随国民党政府南去广州的消息传来后，四月中旬，周恩来见到被任弼时从天津调到北平参加团中央工作的黄华，马上要他参加南下工作队，负责接管国民党外交部和在南京的外事工作，并指示可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司徒雷登原为燕京大学校长，周恩来手下许多外交人才如龚澎，黄华，柯华，凌青，韩叙，周南等都毕业于该校。相传国共内战爆发前，周恩来指着龚澎等人对司徒雷登说，这些人都是你的学生，司徒雷登只好尴尬地说，请周先生多加管教。

黄华到南京后，与司徒雷登本人和其中国籍秘书傅泾波多次会晤。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停止对蒋援助，不愿参加中国内战，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新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开明人士参加；他还建议将已运到上海经济合作分署的援华物资如面粉棉花等一俟上海解放后移交中共，黄华表示“粮食棉花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将从国民党手中接收)”。6月6日，司徒雷登提出要去上海和返美，因黄华强调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对日和约另生枝节，美必须停止援助和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关系，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只能取被动态度，等产生了受中国人民拥护的新政府，问题就好办。黄华告诉他，据我个人看法，政协会议可能在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此时双方都处在互相摸底的试探阶段，私人关系亦比较融洽。

6月8日傅泾波对黄华说，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并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黄华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不必顾虑。傅便亮出底牌讲，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美国副国务卿亦来电希望司徒雷登返美前赴北平与周会见一次，了解中共高级领导意见，顺便看看燕大。黄华问有何具体内容，傅说司徒雷登希望美国政府会向中国提供大批借款，进行贸易，帮助中国工业化，并以美国粮食棉花救济华北旱灾区域。黄华表示，美对断绝与国民党关系无正式表示，他个人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不会得到批准，并以交通不便，婉言拒绝。

黄华当然把司徒雷登的要求报告上级。中共慎重考虑后作出反应，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苇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英文信，信的签署日期是6月16日，陆在信中说已见到过周恩来，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获当局同意。陆以个人身份邀请老校长司徒雷登到北平看看燕大，是因为司徒雷登常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回燕大过生日。周恩来这样通过私人渠道的联络，既对美国方面的试探作了适当反应，给了美国一个改善关系的机会，同时也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变得名正言顺，堵住美国国会内反共议员的口，让担心中国变成“南斯拉夫第二”的苏联也无刺可挑剔，双方都可以避免外界的不必要猜疑。

6月27日，傅泾波带着陆的信见黄华，说司徒雷登不知这是何用意，要黄华去电问明北平意见。黄华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在6月28日明确告诉司徒雷登，北平已同意他去燕大，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七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来不及，同时国会内派别复杂，现在去北平会增加许多不便，他要请示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来决定。

7月2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艾奇逊来电要司徒雷登在7月25日前赶回华盛顿，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要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行前，司徒雷登对黄华表明，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并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表达的对外政策方针感到迷惑不解，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毛在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申明新中国不关闭同帝国主义进行建交谈判的大门，毛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先生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底经验教给我们的。(中略)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艾奇逊否定司徒雷登的请求并不是对《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的反应。

按周恩来个人的愿望，新中国应该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特意把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的黄华调去南京，和美国大使进行私人接触，当然是以和美国改善关系为重要前提的。利用私人的交往和友谊，是周恩来搞统战和外交的惯用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5年1月曾致函在驻华美军最高负责人魏德迈参谋长，表示了愿意访美的愿望。由于魏德迈不在重庆，他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之间又有代为拆信之约，中共中央的信被赫尔利扣压未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共方面也未得到美国方面的答覆。后来，美国又支持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进行内战，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中断。1949年4月后司徒雷登虽然多次表示过美国方面的友好信息，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实际行动来显示自己的诚意，周恩来通过陆志苇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实际上是把球又抛回到美方，检验美方到底有多大决心来和中国建立新关系，1970年代的乒乓球外交也和此有相似之处。正如基辛格后来对周的外交手腕的评价所说：“周恩来知道如何做出姿态使你不能拒绝。”结果美国方面还是下不了决心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犹豫不决，临阵退却，艾奇逊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请求，错失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良机。而毛则在司徒雷登离华后发表了一系列激烈地批判美国的檄文，实际上也是提醒党内国内一部份所谓的亲美派不要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幻想。
　　如《真假周恩来》一书所说，1949年前后，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但当时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错误的对华政策，杜鲁门主义要求美国人在全球承担反对共产主义的义务，美国国会内又有一些如麦卡锡、尼克松那样的极端反共议员，和国务院大唱对台戏。当时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所谓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不少，著名演员卓别麟亦因此不能返回美国。由此可见，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要求和中共建立新关系的愿望在当时国会以及美国对共产主义实行冷战遏制政策条件下根本无可能实现。因此美国国务院内一些在华的中国通回国后都被迫到国会听证会上被追查丢失中国的责任，再也没有被重用。即使象费正清这样的学者都感到政治上的压力。直到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周恩来不忘当年老朋友，他们得到邀请又来到中国访问。
　　关于中共在南京解放后与美国的关系，黄华有「司徒雷登离华真相」一文，司徒雷登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周恩来邀请他去北平的事。他也没有否认周恩来在此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真假周恩来》一书在「“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节中作出的推测，“他(指周恩来)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中略)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指美国)建立关系”，说周恩来对关闭中美关系大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纯属无稽之谈。周恩来实际上是作了努力和尝试，没有收到成果的责任不在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也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强大压力，中国也不能不以对苏友好一边倒的战略来解决眼前的困难。但因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莫斯科的指手划脚阳奉阴违，甚至于对抗，所以苏联斯大林也对中共放心不下。毛泽东1956年4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满地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中略)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０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尽管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在1949年初对秘密来华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强调中国新政府将是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有多党存在的意义；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也向斯大林介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异同点，中国新政府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但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怕中国变成“南斯拉夫第二”的担心并没有消除。

斯大林对中国疑心重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周恩来组阁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成员的构成特别是对民主人士的优遇是让苏联人担心的问题之一。斯大林认为联合政府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建议中共尽快实行普选，组织一党的政府。

　组成联合政府，不搞一党制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反对国民党独裁而提出的颇具赢得人心效果的方针，当时国民党受到美国压力，共产党也受到苏联压力，双方都有让步。其中周恩来为统战以及中国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深得各方人士赞扬，连马歇尔将军也承认：“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马歇尔使华报告书》408页)。新中国成立时，政治协商会议中非共产党人士相当多，这当然和周恩来的安排有关。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中共代表为朱德，刘少奇，高岗，其余三位为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五十七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二十七人；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十五(二十一)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九(十一)人；三十四个部级单位中，有十五个正职让民主人士来担任。总之，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在新政府中的比例几乎和共产党旗鼓相当。他们的入阁给新政府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可能形成对共产党的监督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旗、国歌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主人士的提议，如周恩来原先考虑照顾人民传统和习惯，许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在民主人士马叙伦、陈叔通等的反对提案下，又广泛听取了辛亥革命以来的老前辈的意见，最后在政协会议上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周恩来强烈要求而留下的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当面反对毛泽东同意的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国旗图案；徐悲鸿提议用和《马赛曲》同样激励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深得也在法国留学过的周恩来的赞同。

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基本上是由周恩来负责提出的。虽然有其搞统战的意义，随着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的上升，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民主人士逐渐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周恩来确实履行了他在旧政协时对民主党派所作的诺言，考虑安排之周到，使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到)总理啊！”。当时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中又不乏主张和美国搞好关系的人，他们对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提出过反对意见。建国之初的中共领导，确实显示过礼贤下士的风度。著名妇科大夫林巧稚曾说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起源于和周恩来的最初会面，北平解放后，周恩来会见一批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拒绝和周握手，周恩来毫不介意，仍然和大家谈笑风生。应该说，在中共高级领导中，周恩来是最能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原国民党人士、文化艺术界名流保持私人朋友关系的人，同时也处心积虑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努力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本文将在以后介绍有关史实）。性格刚强不好交际的彭德怀对此看不惯，不免口出怒言；想当部长会议主席的高岗向苏联人告状说周恩来是亲美右倾的人，要把周拱下台。

把中国的新总理周恩来说成是中共党内的亲美派，当然不确切。但和美国方面喜欢和共产党人周恩来打交道相反，苏联共产党对新总理周恩来的印象开始并不好，他们应该知道周在重庆和南京时与美国外交官、记者们的友好的私人关系。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前，曾经询问过斯大林周恩来是否要去。1949年12月16日毛在和斯大林首次会谈时，提出要协商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不理解，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结果双方发生误解，毛泽东坐上了冷板凳整天无事可干，终于对着苏方代表大发脾气，“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西方通讯社也猜测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苏联方面不得不改变主意，以便取得会谈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周恩来于1月20日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中苏首脑高级会谈，当时中共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屈服于苏联压力作了让步，但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抗，周恩来还以国内民主人士的要求为由巧妙地拒绝了苏联方面不合理主张，会谈中中苏双方都有不少误会和不快。斯大林虽然破例出席了中国方面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行的宴会，强化中苏友好的气氛，但也突然提出了南斯拉夫问题，认为南斯拉夫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寓意深长的忠告。2月1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二、朝鲜战争和日内瓦会议中的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问题实际上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中共想解放台湾，统一中国，一直顾虑美国武装干涉。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对台湾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人民自己会解决。周恩来1971年6月21日在同美国新闻界人士谈话时承认，杜的声明“可以说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了对新中国的态度。”言下之意，当时中国对美国总统这个声明是感到比较满意的。(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中国方面强调，如果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不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国家关系就可以建立。)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却使中美关系改善的局势逆转直下，中国还没有卷入战争前，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改口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护台湾不受共产党军队的攻击；杜鲁门、麦克阿瑟等甚至考虑同意动用蒋介石军队出兵朝鲜，幸被国务卿艾奇逊近乎歇斯底里地反对和危言耸听所阻挠。取得仁川登陆胜利后的麦克阿瑟雄心勃勃，不可一世，无视中国方面的警告，率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接着志愿军赴朝参战，中美终于兵戎相见，两国关系落入低谷。

朝鲜战争爆发无疑是中美关系逆转直下的重大事件。尽管中共领导都认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备战的实际责任者便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但10月前中共一直没有做出出兵朝鲜和美国军队打仗的最后决定。在内部，中共向政府中的一些非共产党人士通报了可能出兵的意图，黄炎培紧急约见毛和周，认为参战部队使用的“支援军”会让人理解成派遣主体是中国政府，为了不给美国借口扩大对中国的战争，遵循原来避免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本意，建议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毛周接纳了这个意见。9月30日。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但当时美国认为不堪一击的中国的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和“外交上政治讹诈”，置之不理，丧失了避免中美直接对战的最后机会。10月1日麦克阿瑟要求金日成无条件投降，金日成也要求中国出兵。同日又传来了美军(实际上是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中国方面公布的资料是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正式通知斯大林中国不惜美国和中国宣战的可能，准备派志愿军援助朝鲜。同日周恩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转达了中国的最后警告。

但是10月4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倾斜于：“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聂荣臻回忆录》)。许多资料表明，会上坚决主张出兵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几经讨论，彭德怀挂帅志愿军出兵。周恩来出访苏联商谈军事援助。但接下来几天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因缺乏中苏双方详细的档案文件资料，陪周同时访苏的翻译师哲，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也矛盾百出，引起众说纷纷。

一说是当毛泽东10月8日下了命令，通知金日成将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后，苏联大使紧急约见周恩来，告知原来商定协同作战的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毛看穿斯大林是想要中共单独对美作战以避世界大战风险，周提醒毛中国方面也要慎重，遂派周在10月10日出发去和斯大林交涉。但据朱建荣的《毛泽东的朝鲜战争》(日本岩波书店1991年)分析，中苏间关于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问题在周恩来秘密访苏前并没有正式协议，中国方面只是根据苏联空军一度出动保卫中国领空等行动和非正式场合下的试探，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也会在朝鲜上空支援中国军队的，至于周的访苏日期，朱建荣根据康一民的回忆，认为周在10月8日出发，同行者有林彪比较可信。

据参加会谈的中方翻译师哲的回忆，中国事先知道苏联暂缓出动空军的意向，周访苏目的是要向苏方传达若苏联空军不提供掩护，中国将不参战的意图，促使斯大林采取派空军的措施，落实武器装备援助问题。10月8日(北京时间？)周恩来领命赴苏，10月9日(莫斯科时间？)下午和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一齐与在黑海休养的斯大林和其他苏共领导会谈，当时周恩来主要强调的却是中国不出兵为宜的理由，中国现在有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若卷入战争，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国家经济工作也无法谈起；战争不是儿戏，陷入这个旋涡，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请斯大林理解中国的困难。斯大林承认美军已越过三八线，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的时间。斯大林虽然强调敌人若占领整个朝鲜对苏联特别是中国东北威胁之大，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提出通知金日成把主要力量和干部撤退到中国东北，把老弱病残和伤病员大部份撤退到苏联境内的方案。林彪插话建议不必撤走有生力量，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进行长期游击战争。斯大林回答，恐怕敌人很快会把游击队消灭的，我们不能望着他们蒙受无谓的损失；但苏联出兵朝鲜等于同美国直接交战；仍旧设想中国出兵，苏联提供武器，“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会谈的结果是周恩来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中国不能出兵朝鲜，并共同决定了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师哲的回忆有一些可质疑的地方，特别是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国不能出兵朝鲜的理由和中共党内反对出兵或主张暂缓出兵的人的意见几乎相同，所以有人认为周向苏联解释不出兵时间应该在10月12日；但后来陈毅1964年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谈话证明斯大林确实有让金日成在中国设立流亡政府的打算，因此可以认为周向苏联解释中国不出兵理由在先，斯大林提出让金日成退到中国在后，周恩来和林彪又坚决主张金日成应该留在朝鲜国内坚持斗争比较顺理成章。

谁知会谈结束后，周从黑海边斯大林休养地回到莫斯科住处后，刚坐下又接师哲报告刚接到的毛发来的急电电文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多数人主张出兵。据师哲回忆，当时周恩来接电后大惊失色，不相信，甚至于认为师哲看错了。师哲把电文第一页拿给周看。周“坐在沙发上，看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这和他几小时前向斯大林转达的中共意见完全相反。周研究完一页一页译好送来的电文，便通知苏方转告斯大林举行新的会谈。莫洛托夫和周就斯大林是否答应过的具体数字争论不休。周未提出再见斯大林的要求。当时因时间紧迫未谈军火价格，周在同师哲私下谈话时提到中国打算把这作为苏联对抗美援朝贡献而接收，师哲认为苏联办具体事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的。周在回国的飞机时再次提到准备下次会见斯大林时争取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中国偿还，相反的是当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批评中国军队轮番入朝参战是为了拿到新式武器改装自己时，斯大林倒认为这样做很明智，很有远见。要中国付军火款的事发生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参照《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康一民的回忆是会谈中，斯大林表示了在军事援助上包括空军支援问题上能满足中国要求的意向，周带着这个成果回莫斯科，莫洛托夫来电话通知苏联取消对中国出兵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约定，周恩来相当愤慨，和莫洛托夫吵了起来，最后苏联同意对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没有涉及出动空军问题。其它研究表明，斯大林为中国出兵所感动，派空军保护中国东北空防，并在北朝鲜上空进行有限的作战，对中国所购武器价格和贷款条件提供优惠。到抗美援朝结束，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六十四个陆军师和二十二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有二十个师的装备372架米格15战斗机是斯大林决定无偿赠送的。

赫鲁晓夫的回忆是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结论是，中国部队参战是对中国无益的事，斯大林说即使金日成失败，苏联也不准备出兵，但在周回国前中苏双方达成了中国积极支援朝鲜的一致意见。有些研究也认为斯大林反对中国出兵，毛泽东出于冒险主义，决定出兵，不让苏联把中国看成是南斯拉夫铁托。

大陆方面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0月9日，彭德怀和高岗致电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周在10月10日晨与斯大林会谈结束后，迅速电告毛泽东，称：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同日下午印度大使又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代总长聂荣臻在11日晨1时马上用电话通知在安东准备当天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彭德怀，“原定方案有变化！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10月13日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给周发了火急电报，称“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中略)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中略)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见《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张希写的「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客观地分析周恩来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表现，他虽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但又积极地说服了斯大林相信中国不出兵和暂缓出兵的理由，周的目的都是国益为上，让中国避免全面战争赢得和平的建设环境，1958年春节周恩来在朝鲜对志愿军高级军官谈朝鲜战争爆发和意义时，也强调朝鲜战争最好是不发生，但是，既然发生了，又因祸得福的两点论。他认识到，“如果不打这一仗，我国就很难争取到一个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进行建设。因为美国政府不在这里寻衅，就会在那里闹事。同美国军队较量一番是不可避免的。经过这场考验，对美国军队是什么样我们心里有数了。”
　　笔者认为周的两点论还是有些道理的，当时美国气势汹汹，中国如果不在朝鲜和美军较量打了个平手，难保打到鸭绿江边的美国军队不会象现在制裁伊拉克那样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揍中国几下，甚至于会为消灭共产党的扩张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时，美国对那些有反美亲共倾向或者不听话的政府，多是策动政变加以推翻；而对反共独裁的政府则竭力扶植。

1950年代开始，美国对共产党中国采取了“通过孤立进行遏制”的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反对自由世界与大陆之间的几乎一切形式的联系”(见《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1958年10月)。应该说，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不正常的主要责任在于美国采取的这种错误的反共遏制政策，甚至军事讹诈的大棒政策，这是把中国重新带进闭关锁国时代的最主要原因。经济制裁非但没有把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搞垮，反而加深了中美关系的裂痕，激发了中国国内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民族热情，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赫鲁晓夫也以撤退所有苏联援华专家，撕毁经济合同来对中国施加压力，结果也是适得其反。

尽管如此，周恩来一直力图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贸易封锁，开展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寻求与美国发展关系意愿不变。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亦对西方国家表现了相当友好的态度，如果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中美关系不至于要到1971年才有重大突破。1972年2月21日，为了弥补过去的错误，尼克松总统特意通知随行人员在他和周恩来握手之前暂缓下机，并派警卫把守机舱出口，防止其他人员紧随其后，下机后他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可见周恩来欣慰的是他自1946年国共内战后仍一直寻求中共和美国和解对话改善关系的长时间的努力自此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周又对尼克松说：你刚才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已经说过了么？我们握手了，杜勒斯就不敢这么做。尼克松回答：总理也不一定愿意和他握手。言下之意，中国方面当时也无改善关系的愿望。周恩来说：不见得，如果他当时愿意向我伸出手来，我也是会跟他握手的。

由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共最初不惜影响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公开支持他国革命，支持邻国的民族解放斗争。1950年前后，法国开始试探和中国建交问题，但中国却在国际上首先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又因胡志明的请求，派陈赓、韦国清组成顾问团，指导越军取得了边境战役的胜利，还支持越共派兵解放老挝，在恪守中国军队不出境作战的原则下实行援越抗法。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如《真假周恩来》一书所称，周“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但赵无眠先生认为周恩来游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是巨大败笔。其实事实上并不如此。

尽管越军在中国军援支持下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攻克奠边府，全歼守军万余人，并在南方也建立了若干根据地，法军则占据大城市和交通要点，越法综合力量对比处于均势。但美国自朝鲜战争后，一直把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并列为反对新中国的三个战略方向，积极策划直接出兵印度支那，对中国南部实行战争威胁。一旦法国不停战不撤军，当时法军还占据了靠近中国边界的越北要地，美国又插进来，中国又不得不面临派志愿军援越的两难境地，直接参战对中国实在太不利。中苏越原先商定在会议上采取“联法抗美”策略，互相协调配合，争取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挟奠边府胜利之威，未和后方协调，表示越南问题应该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为主，实际上准备一鼓作气统一越南，同时不承认有越盟军队在老挝和柬埔寨。周则坚持原先提出以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线北法军撤出，线南人民军撤出的方案，认为就地停战，红河三角洲及河内、海防等大城市边无调整可能，对西方同意通过普选统一越南也不能抱太大希望，还是先巩固北越和中越根据地为好，并建议越方承认有越盟“志愿军”在老挝和柬埔寨。周还向英法领导人提出在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包括越盟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人的方案。随后周又以调解人身份周旋于法越代表团之中，促使双方直接会谈。在会议休会期间又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缅联合声明中指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
　　7月3日至5日，周又到广西柳州市同胡志明，武元甲等会谈，说服越南领导人认清目前统一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暂时妥协，并允诺将来支持越南统一。在两党会谈达成的7·5协议中提到，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随后周又回到日内瓦，和范文同彻夜会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结合中国皖南事变及日本投降后及时让步撤离江南根据地以争取东北根据地的教训经验，说明进退的辩证法。最后，日内瓦会议各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越南以北纬十七度线一分为二，法军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越盟军队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印度支那成为和平区。

应该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中采取的现实主义务实外交，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一时阻止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武装干涉企图，成功地促成了印度支那战火的熄灭，实际上也兼顾到了中国国家利益，使中国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当年金日成部队已经把美韩部队围在釜山为中心的不大范围内，眼看统一在望，却因美军仁川登陆成功而一败涂地，中国不得不参战。对在中国训练下成长起来的越南人民军的实力当时能否统一越南，中共是相当了解的，为了不让越共重蹈北朝鲜的复辙，避免中国直接和美国作战，周恩来只好劝说越共暂时让步作为牺牲，在对越南负责的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安全，为中国赢得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这才是周恩来游说北越暂时接受两个越南的目的所在。当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周恩来也相信，任何侵略战争必将失败，在局部战争中，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还是能够取得胜利和民族独立的。越南战争的结果证明周恩来当时的预见相当正确，美国不得不宣告了自己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失败，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兵，越共终于统一了越南。

美国虽然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但也被迫声明，“美国将不使用武力来干扰这一决定。”不过美国后来还是违背诺言，挑起了越战，其一部份矛头当然是针对中国。因此很难说中国援助北越抗美是再次为他国利益向美国宣战。中国作为北越的大后方要无偿援助，确实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过有越南人在第一线为中国牺牲抵挡美国，让越南人自己去统一越南，毕竟比朝鲜战争派志愿军参战对中国损失要小。至于北越暂时让步，在胡志明逝世后利用苏联和中国的矛盾，两头要援助，积累了实力，打败了美国，统一了越南后，公开和中国作对，牵涉到中苏、中越争夺地区政治影响力，越共中亲苏派掌权等复杂关系，并不能说完全是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种下的恶果。苏联过去也对中国大量援助，结果中苏也闹翻。国家民族的利益最终还是比思想意识形态重要。

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公开表明中国不希望与美国直接对抗而是希望谈判的愿望。

当然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对手打个平手而签订朝鲜停战协议的美国也对共产党中国有了了解，虽然对中国多次进行战争威胁和挑衅，但也小心翼翼避免和中国军队直接交手。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舰护航，当时叶飞告诉下面，只打蒋军，不打美军，没有中央命令，即使美舰开炮，也不准还击，结果解放军大炮对国民党军舰一开火，美国军舰马上掉头就跑，根本不管国民党军舰死活。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表示美国地面部队不会把战火扩大到北越和中国边境，周在1970年11月对巴基斯坦总统说“我们同印支三国的关系就是帮助它们，但不参加，除非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现在美国空军有严格的命令，到距中国边境多少公里的地方就不能再前进。我们的工程兵和铁道兵在中越边境修公路和铁路，在老挝我们也修公路。美国很清楚地知道，但它就是不轰炸。”越战期间，虽然有美国空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被击落，美国飞行员被俘的事件发生，中美两国相当克制，毕竟没有进入直接交战的地步。

和美国对话谈判建立友好关系在周恩来看来，不仅仅是个外交问题，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会对中国今后前途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措施，他一直为此在努力打破僵局。乒乓球外交是周恩来的得意之作。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最后定稿，一向“谨小慎微、处心积虑、唯毛泽东是从”的周恩来居然不把毛泽东叫醒作最后审阅，自作主张同意签字，也能反映周恩来为了中国的利益要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不变信念。晚年的毛是个多变的人物，一切大事都要请示他经他批准才能实行。1966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访华，原来和中共其他领导达成协议，在联合公报上不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一事，签字前夕，毛发现两党联合声明没有反修一条，马上要求重写，日共当然不能忍受毛的这种霸权主义态度，于是日共和中共闹翻，至今未能恢复两党正常关系。1972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基辛格和乔冠华拟定的美中联合公报提出多处修改意见，周打电话告毛，毛说：“除了台湾部份我们不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份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份的企图都会影响到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2月27日凌晨2时，修改草案完成需两国首脑批准，周打电话给毛，被告知毛已经睡觉，周犹豫后决定不叫醒毛，自己来承担责任表示同意签字。周恩来是真的爱护毛的健康不敢打扰毛的睡眠，还是怕毛泽东醒来节外生枝，使中美联合公报无法达成，我们无法得知。如果是后者的话，周的这次自作主张便反映出他的精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考虑来了。万一毛醒来不同意发表联合公报，中美的这次历史性的交往定会受到挫折，前功尽弃。周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毛事后看到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的各种微妙的措辞，有何感想，我们也无法得知。事实上的结果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顺利签订使中美由对抗走向对话，改变了世界或者说是中国的进程。据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所称，周从上海回到北京，在政治局里遭到了批判和指责。毛泽东后来有批示，“外交部多年来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是否也因视为对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路线的批判。

1974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里对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深情地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中美由对抗到对话，由敌人变成朋友，这才是他自1946年以来努力的结果和峰巅之作。

原载《筑波园》1997/22
http://kantaro.sk.tsukuba.ac.jp/ZBY/public_ht
闲话周恩来（二）
三、反高饶联盟和周恩来

1952年底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毛泽东认为这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的危险，要求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或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事项，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取得中央经常和直接领导；“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并认为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必要，应立即撤销。高岗利用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不满，在向刘少奇发动进攻的同时也攻击周恩来。随之而来的政务院重新分工，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上与政务院平行的由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这次中央的决定缩小了周恩来的权力范围，也是国家管理陷入党政不分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高岗雄心勃勃自认为得到毛的信任，已经组成经济内阁，准备一旦实行苏联式内阁制时，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的总理地位，同时在党内取代刘少奇担任二把手。同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又批评新税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周恩来因支持电影武训传拍摄曾自我检讨过，还因为吸收大量民主人士入阁，重用专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在接管城市工作上采取宁右勿左的政策，与所谓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知识分子保有良好个人关系的作风，被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一些负责人看不惯。

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对高岗的错误进行了总结性批判，他承认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但他强调的是高岗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在全国胜利后继续发展的黑暗面。一向注重个人道德形像和操守的周恩来对高岗那种腐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一直是看不惯的，到后来乾脆拒绝去高岗家参加私人舞会。高岗的倒台，解除了对周恩来所担负的政府工作的一个来自极左方面的消极牵制。

高岗、饶漱石案发后，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卷了进去。先是被潘杨重用的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专员，原中共变节人员、国民党和汪伪特工人员胡均鹤被捕。由于胡均鹤是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知情者，潘只好主动向陈毅坦白交代了过去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过的被李士群拉去见汪精卫的事实，让他报告中央。于是毛泽东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部下去饭店逮捕了潘汉年。

潘汉年是以1943年私自和汪精卫会谈又长期向党中央隐瞒欺骗组织，解放后又包庇重用坏人的内奸问题被捕的。潘工作确有错误，但潘的情报系统和统战工作，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活动，过去一直归周恩来直接领导，对所谓的“伍豪事件”真相也了解，在促成国共和谈共同抗日时，潘还是周恩来的助手和联络人，并是周恩来蒋介石杭州会谈的助手。如果潘是内奸，负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周恩来也难逃干系。因此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另一重要人物李克农用反证法来证明潘不可能是内奸，质疑潘案的正确性，案子便拖了下来(后来给潘平反的主要根据便是依靠李克农反证的可信度)。谁知1962年毛泽东不知何因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潘案，说他早就向国民党投降，是CC派人物，本来是该杀的，但现在不开这个杀戒。1963年最高法院给潘判十五年刑时又加上一条罪名，说他在1936年国共谈判时就投降国民党。但中共内部许多人知道这是个冤案，对在北京郊区劳改农场形同软禁的潘生活上优待有加，每月发200人民币，加上潘夫人董慧的150元工资，两人还可以自由去北京购物访友，一直到文革开始。

文革中，遵照江青指示，重新入狱的潘汉年被反复审问。1975年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劳改茶场，1977年病逝。1980年，同属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廖承志带头为潘汉年翻案，得到陈云支持，潘汉年案才得到平反。

四、建国后的周恩来唯一一次“抗大流”----反冒进

对周恩来来讲，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疑是他终生在追求的目标之一。国家建设又是他这个总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1955年和1956年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要求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要头脑发热的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他负责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在中央会议上带头否定了毛泽东要追加建设投资的主张，认为会把经济秩序搞乱。这便埋下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的萌芽。周坚持“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和陈云等主持制定稳妥的二五计划方案，还删去了方案中多快好省的口号，强调注意综合平衡，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力图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

周恩来深知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1956年，他主持知识分子问题工作，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要依靠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尊重知识分子，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加工资，鼓动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费孝通在57年3月发表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称周的讲话如春雷，对以后双百方针下的知识分子有鼓舞作用。周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尊重当然不能列入毛的所谓引蛇出洞策略中的一部份。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朋友，文艺界人士，统战对象被冲击被打成右派，周恩来还是尽力而为保护他们，想方设法让他们心情舒畅些，包括在一些公开场合下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打招呼谈话。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错误，认为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大概是周恩来执迷不悟坚持在政府工作中反对冒进，毛随后又连续十几次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上纲上线，火气越来越大，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毛泽东说周恩来的政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毛还指责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据明镜出版社《真假周恩来》所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治局变成“橡皮图章”式的表决机器之说，反映了在大跃进之前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国家经济建设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连续不断的批评下，周只好违心含泪自己动笔写检讨，短短几天两鬓横生不少白发。陈云检讨后托病休养不再管事，周在一片压力和批评声中始终没有主动辞职。(记得有篇文摘提到邓小平1958年针对一些人要周辞职的提议，在中央会议上强调没有必要要周辞职。但出处忘了)。在周恩来陈云检讨后，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大跃进的总动员，直接指挥大跃进的进展，并多次发出要“顾全大局”，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违心检讨，赵无眠的《真假周恩来》尖刻地指责说：“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杖”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是“真正开始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周恩来的总理位置是保住了，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
　　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不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个人之争，而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体制上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决策上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的矛盾，党政合一的弊病，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的正确主张不仅不能得到最高领袖的赞同，反而被指责成和党的路线唱对台戏，政府的经济建设措施受到最高领袖的错误决策的牵制和反对，又无任何力量来支持周恩来的主张，包括曾和周恩来共同反冒进的刘少奇也没有吱声，因此，即使周恩来公开与毛泽东闹翻下台了事，换个人当总理也无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

建国后周恩来把一大批非共产党员的人士请进政府和政协，不仅仅是礼贤下士，对他们过去支持共产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力图以他们为监督执政党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中，只有周恩来一直与所谓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周曾经指出，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就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但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所谓的监督已经不再存在。

周不想背上分裂党的罪名，他确实没有过几十年“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的历史，邓小平还有因为拥护毛泽东第一次被打倒的光荣历史，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更多的是打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儒家的委屈求全中庸之道对周也有影响，周的个性和为人风格当然不会象彭德怀那样，“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公开和毛泽东对骂，不考虑后果。即使在外交上和国共谈判中遇到分歧他都没有对骂吵架的习惯，大多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不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哪怕是做些让步，然后尽力而为说服对手慢慢接受他的观点。就是用这种礼让三分的风度和魅力，使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内战问题时也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并为以后和美国开展外交活动打下基础。日内瓦会议杜勒斯拒绝和温尔文雅彬彬有礼周握手的传闻在国际外交史上流行了十多年，使美国在道义和礼仪上有亏于中国。乃至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决定在跨出舷梯时便向周伸出手去，并让警卫把住舱口，不让任何人在他和周恩来握手前走出舱口，来弥补过去的过错。
　　周恩来在党内从来没有要争当最高领袖和第一接班人的欲望，建国后他始终没有过最后决策权，林彪倒台后才是名实相符的党内第二把手。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八大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他的得票数是第六位，排在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后面，有一些从井岗山等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们对周恩来有意见。周恩来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在江西苏区也得罪了一些人。在1958年党内多数领导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刘少奇、邓小平也不明确支持周恩来的主张时，建国后周恩来唯一一次长时间的公开“抗大流”的结果，是他只好顾全大局检讨了。他只好服从中央多数人意志，因为在这以前历史更多的证明是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周恩来当然相信毛泽东讲过的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对自己只有在总理这个位置上才能为中国富强人民幸福作贡献充满自信。对于国家经济如何发展周恩来有自己的具体构思和实施方案，但他确实无力再抗大流了。1959年庐山会议前，薄一波调查整理了一些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材料数据，周严肃地听完后不发评论，只讲彭德怀最近也在搞调查研究，结果薄遇到彭德怀后，也交换了看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出了刚在反冒进中犯错误挨过批评的周恩来心里要讲的话，被赶下了台。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多年后，1975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要回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的乔森潘时，沉痛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由此引起的灾难的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继续说：“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周恩来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不仅仅是对大跃进而且是对文革乃至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的认真检讨。

五、现代诸葛亮的几个构思和妙计
（1）吸取香港台湾经验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提到：「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摘自《明报》电子版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金尧如文)《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中共统战部的文章也确认周恩来同志说过：“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应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于是金尧如先生认为，周总理早就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周恩来实质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香港有很大很长远的发展前途。《人民日报》在1998年发表的中共统战部的怀念文章也确认周的构思「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让香港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的基本政策。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来讲，他是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但他确实不排斥所谓的资本主义经验，包括台湾经济成功的经验。1973年周恩来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谈话时讲：“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洛克菲洛说不认识严(曾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和副总统)，周恩来便向他介绍了严的台湾经验：“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称赞台湾引进外资的做法，“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很惊奇，似乎台湾这个做法是好办法，认为台湾的经济生活很好。”这次谈话表明，周恩来已有在加快中美接触，发展贸易往来的良好气氛下，引进外国投资开设特区的建设性构思。

（2）打破制裁封锁，开展友好外交，促进国内改革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越南战争开始，美国几乎一直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政策，包括经济封锁，政治遏制。《真假周恩来》作者说周恩来要对五六十年代中国闭关自守政策负责，网络论坛上还有些人的帖子指责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为什么不在50年代中国粮食危机时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大概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开始有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周恩来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寻求和西方社会改善关系的愿望，他和法英领导人频频接触会谈，为中国和西欧国家建交奠定基础，同时又劝说越南方面达成停火协议，消除了中国在南面和美国军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又争取了一些亚非国家成为中国的朋友。可以说到文革开始前，周恩来不仅打破了美国为首制造的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经济贸易上制裁遏制中国的局面，为中国和许多国家建交奠定了基础，同时使中国在世界上初步具有影响力作出贡献。比如中国和日本的正常关系的逐渐恢复，便是周恩来一直在努力的成果。他在建国后会见最多的是日本客人，并与上至政治家和经济家，下至普通运动员和演员建立了个人友谊，赢得了许多日本友人的敬佩。民间外交最初看来不会立竿见影，后来却在中日经济贸易交流和中日建交中起了重要作用。打个比喻来讲，周恩来的外交手法象中药，不求立刻见效，讲究的是固本强身的长期效果。
　　由于美国在东南两面对中国虎视，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又多了个北面的威胁，加上印度在西面捣乱，60年代的中国不得不对一些小国作出领土让步，换取和平睦邻关系。网上许多人把这称之为周恩来共产党卖国的罪证大加谴责。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俄罗斯国内还有人骂叶利钦卖国，在中苏边境划分上对中国让步过多。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地指责当事人的卖国或者让步，却很难为周恩来在当时的国际关系这个大环境中为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提出更好的选择方案来。应该注意的是周为之让步的国家几乎都不是强国如尼泊尔，越南，缅甸等。据说周恩来在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期间，曾经送给越南一个小岛来转运援越抗美物质。中印边境战争后，周甚至于让印度人打绿旗来领收俘虏和武器，使人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天朝仁义之师”感化番邦的故事。让步的得失当然可以各抒已见，周受中国儒家中庸之道影响太深，以仁义而不是实力来争取朋友在今天看来太迂腐，但说周是卖国是否太有失公道了。

《真假周恩来》一书还指责周恩来在1964年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因一件小事发生，为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不惜放弃和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的机会。其实事件真相并不完全如此。
　　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是中共提出的，并希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出代表团。周恩来和越南的胡志明是同机到达莫斯科的，在飞机上周还盼望柯西金能来机场迎接，可见周恩来是抱着重修旧好的愿望赴苏联的。但是由于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酒后放言，对周恩来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围又有许多西方记者，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我听不懂”，随即转身拂袖而去。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据说第二天西方新闻界便出现了中苏两党已经达成协议，周恩来出任中共主席的传闻。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谈判代表都不会接受对方要求推翻本国最高领导人的言论，周在和苏联方面会谈中当然接受了苏方的道歉，也没有就此事纠缠不清。导致中苏不能重修旧好的不是这个小风波而是苏联方面坚持要召开赫鲁晓夫在位时提出的意在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大会，强调苏联政策与赫鲁晓夫时代完全一致没有改变，中方才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对这事详细描述的另一说法可见最近的《人物》杂志。)1964年中苏重修旧好的会谈失败后，国家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自1970年两国总理会谈后，边境紧张局势才得以缓解。

自1949年至60年代末期，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功绩便是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外交上孤立中国，经济贸易上封锁中国的局面。但是1970年以后周恩来的外交重点却转到了和美国及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和扩大交流上来了，《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文章也透露林彪曾说周恩来和美国搞关系是要倒霉的。许多外国人都把乒乓球外交归于周恩来的得意之作，周恩来却谦虚地说是毛泽东的杰作。但周恩来却成功地利用中国和西方的各方面交流扩大，为纠正毛泽东文革的错误，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了改革开放的种子，也可以说开始重新实现周恩来在建国初期设想的中国建设方案。

首先，不再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大敌人美国必须发展关系，自然抽掉了党内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必须遵守国际一般准则。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周命令消除了北京市内一些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恢复一些老店铺的名号，在宾馆取下了毛主席语录换上中国字画。以外交需要为由，悄悄地修正了文革的部分错误。

其次，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势必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看到中国的落后不足。1973年中国第一次从日本，美国，西德等西方国家引进了大批先进设备和技术。周恩来批评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强调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周恩来在接见美国来的客人和华裔科学家时，从中国通费正清那里认真听取了台湾经济贸易发展的方法设想引进外资，接受了杨振宁提出的中国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力图发展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恢复大学和科学院的功能，又在和李政道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问题。当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客气地说家乡和过去相比变化很大时，周恩来坦率地承认，只不过是人口增加了不少。可见周恩来对中国现状是相当心中有数的。
再次，周恩来在人民开始看到世界后，不失时机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把人民的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转到了国家经济建设上，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方向。

（3）选择邓小平为接班人，阻止了江青等的夺权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英明伟大的神话破产，同时也赋予周恩来有了自延安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和负责党政军全面具体工作的权力。头脑冷静的周恩来开始利用这个机会纠正毛所发动的文革的错误，恢复经济生产的正常秩序，大批解放老干部。1972年毛在参加陈毅追悼大会时，提到了邓小平，周恩来便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消息传播出去。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的暗示，写了永不翻案的检讨，周又让王震把邓的检讨交给毛。但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对邓检讨写下200余字批示给周恩来后，邓的复出还是困难重重。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中略)，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中略)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其实毛泽东在昨晚未必提到过邓小平的问题，周是在借题发挥，也可以说是在假传圣旨。随后周又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让邓复出的决定，并建议通报全国及党外群众。

周恩来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为邓小平接自己的班费尽心机，在国内外为邓大造舆论，甚至于为此和江青斗法，象让邓小平去联合国演讲便是一例。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上一篇文章指责死去的周恩来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倒是一针见血，确实是事实。

邓颖超在周死后12年后，深情地说：“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周恩来不是那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人，其实一心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他早为让邓小平接班和阻止江青等的夺权留下锦囊妙计，埋下伏笔。

众所周知周恩来自从入医院后，全是依靠叶剑英和各方人马联络，为避嫌疑，他和邓小平在表面上并不关系密切。周恩来曾经告诫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式，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叶剑英虽然在周死后一度被强迫病休，由陈锡联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叶仍牢牢掌握住军队，终于在毛泽东死后，会同华国锋和汪东兴，又得党内元老陈云下不为例的口头同意，将四人帮逮捕。叶想抓四人帮的想法在1976年9月9日毛病逝前就和人秘密商量过，是否就在周的病床前谈过呢，大陆很多报道都提到过周病危时叶和他有一次两人秘密谈话，但形容周只听不讲。
毛还活着的时候，有军人向叶提出抓江青的建议，叶表示投鼠忌器。毛泽东临终前又把叶叫回到病床边，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只是拉住叶的手，是否有预感呢。毛告诉江青我死后你怎么办，不就是预感那些军人不会放过江青的吗？叶抓江青后，自然也不会吐露计划从构思到实行的详细内幕，可能这是个永远也不再会有人知道的谜。因为如果说周恩来生前知道并默许这个构思，那么无疑会破坏周的形像，使周处在在毛生前就要搞政变的不利地位。看过三国志的人大概会记得刘备要诸葛亮取代阿斗的建议和诸葛亮当时的慌张的神态，也会记得诸葛亮死后魏延造反被杀的故事。周恩来不敢取代毛的位子，背历史和道德上的黑锅，所以决不会在毛在世的时候发动政变清君侧，把江青等抓起来。但他为中国和人民利益考虑，对毛死后中国的前景不会没有自己的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