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

王洪文传


　　王洪文传 >> 卷首语 卷首语

　　王洪文自白：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所作的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

　　
　　王洪文传 >> 《王洪文传》出版说明 《王洪文传》出版说明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本王洪文全传，系统叙述了王洪文从出世到死亡的毕生历程。

　　本书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积多年心血，多方采访（其对象包括王洪文众多的友人和仇人，王洪文在“文革”中的同事，执行逮捕王洪文令的部队首长及其他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参照大量文卷资料写成的，翔实、生动，很多情节和细节鲜为人知。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严肃性，绝无稗官野史以假乱真之嫌，因此具备史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本书初版于1989年，这次重排前由作者作了修改，补充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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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一章　覆灭前的疯狂 第一章　覆灭前的疯狂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来。

　　七月六日，失去了朱德。

　　九月九日，失去了毛泽东。

　　三颗巨星的陨灭，使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不见。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

　　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那是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

　　七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由于毛泽东在病逝前为他题写了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本书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四十一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月十五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七月十一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职）。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收住乌亮的皮鞋，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

　　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八只眼睛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五十五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打倒！”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

　　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国家的一把手，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华的讲话对右字号的人是个鼓舞。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十月五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复道。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

　　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先念同志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

　　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

　　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

　　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

　　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

　　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

　　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

　　的那个王；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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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崔家的新女婿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

　　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

　　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场。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

　　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

　　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

　　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

　　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那个恨，那个气，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吵呀，闹呀，无济于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在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泥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病”，“病”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个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科长梦的破灭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望着从嘴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道。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颇爱显山露水。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公安部门认真负责地替他寻找崔根娣的亲生父母。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阵惊喜！不过，见面之后，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亲生父母也很穷。正因为穷，才把自己的女儿送人。

　　每当回到拥挤的小屋，王洪文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买不起酒，借烟解闷缺烟钱，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钱！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

　　那时的他，“升官”的目标，不过是做个科长罢了。

　　正当王洪文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使他好梦破碎，恼火之极。……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四清”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经济”的时候，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时，用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是从厂里偷去的。

　　在外宾走后，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

　　有人看见，王洪文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

　　最使王洪文难堪的是，有人要他当场把穿在里面的花布衬衫脱下来，弄得他的两颊涨得绯红绯红的。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名声挺臭，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检点，反而倒打一钉耙，心中燃起一股对厂党委的怨恨之火。

　　他也恨“四清”工作队，还有那个向厂里揭发他偷拿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长余凤珍。他是一个报复之心很重的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三章　揭竿而起 第三章　揭竿而起

　　“造反”生涯的起点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

　　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

　　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保卫科事件”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

　　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炮轰工作队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

　　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

　　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一场“竞选”开始了。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二百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但余凤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

　　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更为迅速。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横批是“造反请进”。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

　　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

　　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

　　带头批判“资及路线”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

　　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

　　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

　　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

　　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大字报指出：“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十月十一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王洪文白了他一眼。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王洪文霍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毫无生病的样子。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滑脚溜了。

　　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十五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

　　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

　　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

　　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

　　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

　　斗争，日紧一日：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

　　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

　　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

　　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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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 第四章　当上“造反司令”

　　结识王秀珍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

　　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

　　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

　　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　苏福金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

　　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

　　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

　　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兵团）

　　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

　　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

　　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深夜抢红布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买布！”

　　“半夜来买布？”

　　“买红布，做袖章。”

　　“明天来买行吗？”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段红色府绸。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王洪文哈哈大笑。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

　　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

　　大受鼓舞。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

　　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王“司令”忙得团团转：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忙着审看“宣言”、“海报”；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忙着安排大会发言；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上海西区，十五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字大字。这座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宾馆，座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他原名官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一九三九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逝，曹获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

　　海报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获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

　　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

　　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了：“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

　　上海上空彤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上午十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的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

　　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

　　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象一锅粥。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

　　“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

　　的发言稿，慷慨激昂：“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这时，台下的“永忠队”队员们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施惠珍！”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

　　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的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

　　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人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四十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已经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我不代表市委！”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象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晚上九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

　　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五章　安亭事件 第五章　安亭事件

　　车停安亭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

　　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

　　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拦车卧轨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

　　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

　　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

　　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工人同志们：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

　　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

　　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

　　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

　　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

　　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

　　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山上海市委来负。

　　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昆山历险记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

　　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

　　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

　　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

　　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特级报导：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

　　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

　　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

　　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

　　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

　　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

　　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

　　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

　　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六章　踏平“赤卫队” 第六章　踏平“赤卫队”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王洪文笑了。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

　　宝座。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

　　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

　　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

　　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戴祖祥一怔。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稳定“后院”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

　　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

　　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在“四清”

　　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

　　“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

　　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

　　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赤卫队”的崛起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

　　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

　　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解放日报》事件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

　　《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谈判僵持着。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赤卫队”也出动了。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委（66）第12号通知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

　　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

　　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

　　的劲敌。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

　　“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

　　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地点：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1.要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3.炮轰上海市委。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赤卫队！”

　　“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

　　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

　　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

　　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

　　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

　　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工人造反报》又载：“‘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

　　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

　　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

　　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

　　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七章　“一月革命” 第七章　“一月革命”

　　造陈丕显的反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

　　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

　　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

　　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上海的桃子熟了！”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

　　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上海的局势剧变。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这张传单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

　　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

　　戴立清主持。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照录原文于下：第一号通令：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第二号通令：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第三号通令：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紧急通告》的诞生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此致上海市委要求者代表蒋XX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

　　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

　　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

　　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

　　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全国震动了！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馈”

　　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

　　们从此有恃无恐。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

　　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

　　——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

　　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耿金章宣布“夺权”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

　　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

　　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

　　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

　　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好，我马上就来！”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春桥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特大号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

　　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

　　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

　　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王洪文心领神会。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

　　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姚文元还报告道：“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

　　之日。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荡平“红革会”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炮轰张春桥！”

　　“打倒张春桥！”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

　　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

　　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

　　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

　　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

　　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耿金章其人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七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

　　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降服耿金章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搭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

　　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份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象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二月五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

　　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陷入政治危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

　　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

　　吞并“二兵团”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

　　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

　　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

　　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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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

　　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

　　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

　　‘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

　　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

　　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

　　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

　　充满辣味的“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

　　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

　　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

　　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

　　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福州路事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

　　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后发制人“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

　　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解福喜之死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七月二十一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

　　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一幕惨剧在武汉发生了：因“七。二○”事件，武汉被打伤打残的达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的达六百多人！

　　“压勿煞战斗队”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联司”在七月二十一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备忘录》全文如下：备忘录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泡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

　　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五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十七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一、贴标语，发传单；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撤传单；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支联站”们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们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我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坏头头。

　　“今年二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运动，要争名争地位，保住自己的那个山头，实现他的野心。就在二月中和其他组织一道搞了个分裂主义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大反工总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革命群众都一致起来反对，并要求把这些坏头头揪出来。

　　在三月中的一个晚上，戴祖祥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了起来，现在仍在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也在大世界对面贴了《评‘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毒害，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

　　“888”秘密会议一辆辆轿车驶过华山路，浓密的法国梧桐遮住了骄阳。当王洪文来到“888”，他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已在那里吹牛了。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春桥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

　　“小兄弟”们兴奋起来，因为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无疑如同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象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我们的人，打进了‘联司’和‘支联站’。据他们传出可靠的消息，‘联司’和‘支联站’在八月五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就象武汉的‘工人总部’消灭‘百万雄师’一样！“

　　“先打‘联司’，还是先打‘支联站’？”又有人问“王司令”。

　　“‘联司’好打，‘支联站’难打。最好先干掉‘支联站’。”王洪文答道，“从‘解福喜事件’之后。‘东方红’已经退出上柴厂，住在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和外滩的市革会大楼。上柴厂成了‘联司’的统一天下。这样，只要把上柴厂一包围，‘联司’就成了瓮中之鳖。麻烦的是‘支联站’，东一个、西一个。我想，最好等‘支联站’开会的时候，一举歼灭。我已经关照了混进‘支联站’的我们的人，一有开会的消息，马上报告我。所以，也请各位随时作好准备，随叫随到。最理想的方案是先干掉‘支联站’，再吃掉‘联司’。另外，考虑到‘工总司’的战斗力、机动性不够强，我已请‘上体司’的‘胡司令’协助，请他们作为‘工总司’的‘尖刀班’！”

　　“这个主意好！‘胡司令’厉害！”王洪文的话，立即受到“小兄弟”们的一致赞同。

　　大抵因为《沙家浜》里有个胡传魁“胡司令”的缘故，所以胡永年也博得个“胡司令”的“头衔”——认真点讲，胡永年并非“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司令”，只是一名“常委”而已。

　　胡永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运动员。他喜欢踢足球。进入上海一家钢铁厂之后，成为上海工人足球队的队员。

　　此人在“文革”前因打群架之类流氓行为，受到过领导批评。“文革”一开始，他便扯起了“造反”的旗号：不久，他当上了“上体司”的“常委”。

　　“上体司”的造反队员们与众不同，个个身强力壮，有举重大力士，有武术高手。

　　哪里有武斗，这支队伍便在胡永年率领之下冲冲杀杀，出现在哪里。在“—。二八”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被“红革会”围困于锦江饭店。胡永年率“上体司”杀透重围，救出张春桥。张春桥马上夸奖胡永年“粗中有细，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办法”，于是胡永年声望陡增，成了“胡司令”。

　　“胡司令”抢了一批摩托车，使“上体司”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虽说这支队伍不过千把人，可是个个身手不凡，一顶十，“战斗力”比“公革会”还强。

　　“王司令”预料到与“联司”。“支联站”之间会有一场恶战，于是上门向“胡司令”求助。

　　“好说，好说！”“胡司令”一口应承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兄弟，打一个电话过来，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摩托车就出动！我手下的‘搏斗兵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果真，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

　　大战的前奏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

　　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居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泰安路一百二十弄三十一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七月三十一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联”情况。

　　在这三十多人中，唯有一人显得坐立不安，眼睛不时往窗外瞟。因为他事先给王洪文挂过电话，密合今晚“支联站”会议的时间、地点，怎么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司令”。

　　他的一声令下，“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便冲进小洋房。

　　“支联站”的头头们束手就擒。

　　几辆冷藏车来到小洋房前。“支联站”的头头们，被押上闷罐一般的冷藏车——几个月前，王洪文抓马骥，用的也是冷藏车。“王司令”以为，冷藏车的“保密”性能好，而且不会引人注意。

　　冷藏车在上海市区兜了几个圈子。直至确信后边没有别的车子跟踪，这才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胡司令”的协助下，王洪文没有费多大气力，一下子便把全市“支联站”的一批首脑人物抓获了。

　　不过，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清点“俘虏”名单之后，王洪文有点后悔：他太性急了，下手太早，以致使一批晚到的“支联站”头目漏网！

　　原以为这次可以逮住“全向东”。可是，据“内线”告知，“全向东”非常“敏感”，这几天行踪诡秘。虽然“全向东”每天都对“支联站”的工作发表意见，可是，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支联站”头目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尽管“全向东”成为漏网之鱼，正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张春桥得悉一举捕获“支联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还是嘉许了王洪文。

　　意气正盛，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一伙“小兄弟”围着，计议着。直到这时，他的“司令部”才有了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象“司令”的样子了。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厂四月画了一个圈，说道：“对于‘联司’，要先围后歼。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

　　“公革会”、“消革会”的头头，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公革会”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颇有战斗力。那“消革会”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已经“改行”，并非致力于救火，却是武斗的一支特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

　　“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间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自然，五十年之后，这一“经验”

　　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于是，八月三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打倒臭‘联司’！活捉杨仲池！”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

　　血泪横飞的八月四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是美国、苏联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中国，中国，本来已是经济落伍的中国，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困难”

　　的挫折，东方巨龙已经远远地被抛到后边。然而，一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在“总指挥”王洪文指挥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所发生的一场血战，是“文革”灾难的一场缩影。

　　在“工总司”大旗指引下，上海二十四万产业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用最原始的弹弓、砖头、铁矛，冲进上海柴油机厂，“踏平”“联司”！

　　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纪录着王洪文的“丰功”。

　　这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九度。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当年“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所载《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虽然处处为王洪文的“伟绩”大唱赞歌，但是字里行间，毕竟还是记下了当年的疯狂和残忍。

　　兹摘录若干原文于下：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上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放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们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引者注）、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坏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的请战，决定“消革命”、“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XX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联司”一小撮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撑着。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象“落水狗”。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XX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了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冲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后，就兵分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联司“老巢彻底完蛋了！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今”，“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

　　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八月二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入王洪文的网里。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八月十四日在那里被捕，十八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王洪文所踏平！（杨仲池、“全向东”在当时都被王洪文投入狱中。如今，杨仲池却是中央某部的处长，“全向东”

　　则作为访问学者于一九八八年夏飞往美国。）

　　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臭“联司”，“支联站”，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残杀革命派，殴打解放军，配合刘少奇，紧跟陈丕显，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同心干，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砸烂“支联站”，打倒刘少奇，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八月四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

　　“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证词、王承龙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证词，叶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

　　四‘行动好不好。……“

　　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

　　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张春桥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经象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当一九六七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

　　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七月二十日——“七。二○”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分赴武汉和上海。

　　前往武汉的专机里，坐着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临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邱会作急如火燎，要求见毛泽东。下午五点多，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拆阅了那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信，淡然一笑。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要搞政变”的流言，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四点二十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场。坐在专机里的大员，便是张春桥。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张春桥奉江青之命飞往上海，以便作好准备，迎接毛泽东来沪——因为林彪、江青都以为武汉不安全。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当毛泽东住进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正处于“工总司”与“联司”、“支联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张春桥提心吊胆。他不公开露面，让“造反司令”王洪文冲在第一线。这样，万一毛泽东批评砸“联司”，他可以往王洪文身上推。

　　八月四日，王洪文在上海东北角指挥砸“联司”，毛泽东在上海西南角不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来的消息。

　　毛泽东对于“八。四”事件，说了些什么呢？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上海街头的红色号外象雪花一样散发。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他的话，实际上是对王洪文的“八。四”行动的批评。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清晨四时许（指九月二十五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九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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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十章　掌管上海 第十章　掌管上海

　　“王司令”乔迁了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一下从上海的“下只角”升入“上只角”。

　　从此，“王司令”家的地址严格保密，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和几个亲密的“小兄弟”

　　才知道。

　　“夫荣妻贵”。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育员，后来调到大连路印刷厂当临时工。

　　这时，被安排到市西区徐家汇附近上海无线电四厂当干部了。

　　当王洪文乔迁之际，叮嘱岳母道：“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

　　“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

　　“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岳母是文盲，不明白女婿所说的“派大用场”的含义。

　　不过，王洪文搬走之后，那小屋白白空着，岳母总觉得可惜。

　　她喜欢养鸡。干脆，就在那小屋里养起鸡来。

　　鉴于鸡、鸭会招引蚊、蝇，鸡、鸭又会到处拉屎，因此上海市区向来禁止居民养鸡、养鸭。

　　王洪文岳母在那小屋里养鸡，使居委会干部左右为难：不让她养吧，她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不敢得罪她，也不敢得罪她的鸡；让她养吧，居民们有意见，为什么她可以闹特殊？

　　有人气不过，拿起一把刀，冲入那小屋，抓起一只鸡要杀。

　　马上有人赶来劝阻：“杀不得呀——那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的鸡呀！”

　　大抵因为那鸡具有特殊的身分，杀鸡者的手只好松开，刀下留鸡！

　　岳母再不骂女婿是“小侉子”了，逢人夸起“小王有出息”。

　　每当她拎起菜篮子步入菜场，营业员们向她点头哈腰。每一回，拿出同样的钱，她的菜篮子总比别人的要沉得多。虽然她并没有开口要营业员给她一点“实惠”，但营业员知道她的女婿如今红得发紫，乐于拍她的马屁……

　　至于她的女婿“小王”，那种飞黄腾达的气派，更是甭提了：进出轿车，抽“中华”

　　烟，喝“茅台”酒……

　　马天水卖身求荣在踏平“联司”之后，王洪文总算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的“工人领袖”的地位已经牢固了。虽然还有一些老对手在暗中活动着，毕竟无法再形成“赤卫队”、“二兵团”、“联司”及“支联站”那样的庞大的反对派。何况，“文化大革命”已转入“斗、批、改”阶段，要想再度成立全市性的反对派组织，已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在“市革会”中的权力斗争，却日益变得激烈起来。

　　“张老大”、“姚老二”，这两把交椅是铁打的。不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随着他们在中央的地位的提高，到上海来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

　　徐景贤成了“徐老三”。虽说他只比王洪文年长两岁，但官场经验比王洪文要丰富十倍。想当年，王洪文在安亭闹事的时候，徐景贤还是“老保”，还是一个替陈丕显、曹荻秋起草检讨书的角色。如今，徐景贤超过了王洪文。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三”。

　　不久，又有人要挤到王洪文的前面来，使王洪文的排名地位往后移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上海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虽然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当时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

　　张春桥、姚文元专程返沪主持欢迎仪式。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的电讯中，以这样的次序提到出席欢迎仪式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的名字：“张春桥、姚文元、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王少庸、马天水。”

　　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是驻沪三军负责人，出现在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理所当然。那王少庸、马天水是当年的“走资派”，眼下也成为上海的党政负责人了。

　　名单中没有提及王洪文。

　　两天之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上海。新华社电讯中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仍与两天前一样。

　　王少庸，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马天水，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获得“解放”之后，不再是“走资派”了，而是作为“革命的老干部”，成为“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结合”对象。他们一经“结合”，便坐到王洪文的前面去了。

　　一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成了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王洪文。”

　　王洪文成了“王小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不断“跃进”，越过了王少庸，越过了廖政国，后来以至越过了徐景贤。

　　马天水这人，论资历，比张春桥还深得多。他出生于河北唐县，早在三十年代初，便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负责人。此后，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内，一直分管上海工业生产工作。当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张春桥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六三年，马天水曾作为上海赴大庆学习代表团团长，到大庆参观访问，返沪后在上海工业系统全面执行“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推广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三老”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四严”即“严肃、严密、严格、严谨”）……

　　平心而论，马天水的前半生确实是不错的，是一个为革命建立过功勋的人。上海数千家工厂，他亲自到过的不下千家。他能随口报出上海各大厂的厂长名字、主要产品、生产特色。他不愧为上海的“工业通”。正因为这样，他在上海工业系统有着颇高的威信，人称“马老”。

　　“文革”开始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王洪文的“工总司”的炮轰目标。

　　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时候，一天听说马天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便赶往那里，要求马天水予以承认这个组织。马天水打着官腔道：“这个么，还要研究、研究……”

　　差一点使这匹“老马”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他在北京“乱放炮”。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马天水前往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马天水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去的，他以为红卫兵的大串连以及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严重干扰以至破坏了上海的工业生产。

　　马天水到了北京以后，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求他们收集“工总司”的材料，马上告诉他。上海市委办公厅杨慧洁根据马天水的意见，派人下去调查，规定只查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工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

　　不久，马天水又来电话，要求收集“造反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材料”。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报了一批上海“工总司”绑人、打人、私设公堂的材料。

　　有了这批材料，马天水便在北京放炮了，指责上海“工总司”破坏上海工业生产，狠狠批评了“文革”。

　　马天水的话，传进了“副统帅”林彪耳中。林彪大骂马天水老糊涂，斥责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副统帅”的震怒，使马天水吓破了胆，丢魂落魄。虽然他过去在上海跟张春桥并无太深的交往，此时此刻，张春桥在北京荣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他不能不求援于此人。

　　张春桥正在为轰不开上海市委而发愁，如今马天水主动前来求救，乐得拉他一把。

　　于是，便向这位“老糊涂”作了“路线交底”：“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一句话——改朝换代。你想不犯错误，关键在于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毛主席算起，到姚文元为止，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共八个人！”

　　张春桥一席话，使马天水悟明真谛。

　　果真，在“一月革命”时，上海造反派集中火力炮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虽然也受到“火烧”，毕竟没有吃大苦头。就连他和陈丕显、曹荻秋一起落到耿金章手中时，他也还提出，不愿与陈、曹一起关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为马天水开脱，说道：“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

　　翌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当着上百万上海市民的面，在说到“三结合”时，着重提到了马天水：“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副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张春桥的这番话，已经非常明确地暗示，马天水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铁板一块”，他可以“解放”。

　　马天水，这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可惜脊梁骨太软了。他听到张春桥的这番话，刻骨铭心，竟从此跟定了张春桥。

　　果真，一九六七年四月，马天水得到了“解放”，立即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去。

　　从此，马天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老、中、青”三结合中的“老”。

　　毕竟“老马识途”，由马天水来领导上海工业生产，远远胜过“造反司令”王洪文。

　　马天水手中的权，日益扩大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高潮。马天水作了“精彩表演”。他以“老干部”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张春桥打保票。他说：“我与春桥同志共事多年。我对他的历史很清楚，他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他还拍着胸脯道：“有人说我马天水死保张春桥，说得对。我就是要死保春桥同志。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春桥同志一边。”

　　经历这番政治危机，张春桥越发欣赏马天水的“忠诚”，夸奖他是一匹“好马”。

　　于是，张春桥越发倚重马天水了。

　　“市革会”成了“三驾马车”

　　马天水的“复出”，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了三股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第一股势力，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以“工总司”的那班“小兄弟”为核心人物。

　　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

　　算是“英雄”。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象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象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

　　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两派不断地发生磨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场。马天水对双方部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贴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

　　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住。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

　　“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

　　进人“九大”代表内定名单“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省、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一九六八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不久，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入党，对于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王洪文当年正凭借着他是党员，成了“工总司”的“司令”。耿金章能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也借助于他的党员身份。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紧锣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选工作开始了。刚刚结束会议，张春桥便飞抵上海。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推选中共“九大”代表的标准：“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所谓“九次路线斗争”，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错误路线分别是：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三次“李立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第六次，“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八次，“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照毛泽东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路线”的批判。

　　按照张春桥提出来的“标准”，理所当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

　　张春桥细细审看了内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内定名单。

　　张春桥依然不满意，问王洪文道：“你们‘工总司’的常委里，难道只有你和王秀珍两个人才能当‘九大’代表？”

　　王洪文回答说：“‘工总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里却没几个党员。”

　　“你们为什么不抓紧‘纳新’工作？”张春桥直截了当地点名道，“象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真是“史无前例”，当张春桥说出这句话时，陈阿大还不是中共党员，居然已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

　　“好，好，我马上抓紧‘纳新’工作。”王洪文连声答应。

　　“除了陈阿大之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紧。”张春桥用很明白的话，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保’字号在党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那就是坐失良机！‘九大’代表，一定要选我们的人！”

　　陈阿大入党“小兄弟”们的入党工作，王洪文早就在抓了。只有“小兄弟”们一个个入党，“王司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才足以压倒“秀才帮”——那些“秀才”们，倒差不多个个是党员。因为“秀才帮”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非党员进不了这个写作班。

　　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之中，张春桥最关心的，要算是陈阿大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已在为陈阿大入党作舆论准备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坐落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的良工阀门厂，一反往日进进出出的是运货大卡车，这天忽地来了许多小轿车。

　　从轿车里出来两张熟面孔——虽说他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工厂，人们却早已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照片上认得他俩。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光临！他俩在王洪文陪同下，在一片掌声中，步入厂会议室。

　　良工阀门厂是陈阿大的老家。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来此，为的是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没有入党，就进不了‘核心力量’。在所有的权当中，党权是最核心的。你不是党员，怎么掌党权？

　　你夺的权，就不稳固，迟早会落在别人手中。

　　“吸收优秀的造反派人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者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部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

　　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和厚爱。

　　陈阿大其人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理“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

　　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一九五七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

　　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

　　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申请书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

　　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一九六五。6.29一九六六年一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

　　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

　　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

　　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披露：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问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

　　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十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稀奇的是，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别人代填的！然后，陈阿大照抄，填了另两份。这三份“入党志愿书”，他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里。直至他锒铛入狱，这三份“入党志愿书”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斗中查出。

　　王洪文手下，有五员大将，人称“五虎将”。陈阿大是其中一员“虎将”。另四员乃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在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

　　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一九三八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

　　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一九六八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

　　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渐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一九六八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孝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孝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待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五点一直抄到深夜十二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人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公司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恨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

　　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一九四○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

　　跃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天下午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

　　两年多以前——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在北京和平门大街上，拥挤在成千上万的大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之中，王洪文远远地见过毛泽东一眼，曾为此而“激动万分”。

　　然而，中共九大拉开帷幕，在暸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之际，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毕竟只是“地方粮票”，从未在中央抛头露面。这次，他不仅当上“九大”代表，而且一跃成为主席团成员！

　　主席团成员共一百七十六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汪东兴　温玉成董必武　刘伯承　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于会泳　王体　王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划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象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下午五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造反起家的“司令”，如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认，变成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会议进行到半途——四月十四日，王洪文头一回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这天，举行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林彪讲话之后、依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是作为工、农、兵、妇女和干部代表发言的。

　　三十四岁的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王洪文在毛泽东的记忆屏幕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破天荒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洪文成为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

　　这是一次“大换血”式的选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仅五十三人继续当选。

　　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入中央的起点。

　　与他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还有王秀珍、徐景贤。作为老劳模，上海国棉一厂女挡车工杨富珍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马天水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人原是上海电机厂副工段长，比王洪文大一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

　　大会期间，发过三回新闻公报。不过，这三份新闻公报对于上海组的爆炸性新闻，却只字未提。虽然出自上海组的新闻，“九大”代表人人皆知，而且会后又通过层层传达向全国扩散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任主要演员的闹剧。

　　炮轰陈毅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选”，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乱上纲，有的则是陈毅说出了真理而被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诸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海组把如此不论不类的小册子，在中共九大上散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党批臭陈毅，批倒陈毅。

　　张春桥发动了这场攻势。

　　对于上海人来说，陈老总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是无法从心头抹去的；一九四九年红色的五月，是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百废待兴的上海，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振兴，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豪爽，直率，真诚，磊落，陈老总与上海人民肝胆相照，赢得上海人民的崇敬；虽然他从一九五四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一九五八年——他是解放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九年；张春桥忌恨陈老总，还不仅仅因为他对上海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他与张春桥抗争，而且还在于阿丕（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张春桥把他视为陈丕显的“黑后台”。

　　“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做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XX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鬼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同时又对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进行了批判。陈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钉，“新贵”张春桥又恨透了他。

　　陈毅眼看着“九大”将是林彪、张春桥之流的“胜利的大会”，便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批判’，我当‘九大’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听罢，说道：“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张春桥马上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拟就了那份公函。经张春桥阅定，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陈毅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编造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快人快语，胸无城府，陈毅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他敢怒敢言，难得的直性子，难得的坦诚。他的种种“反动言论”，常常是从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头去尾而编造出来的。在“文革”中，面对大闹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同，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即席答辩。这篇讲话曾被斥为“大毒草”，许多话被断章取义作为“反动言论”

　　加以“批判”。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根据陈毅讲话录音整理的记录全文，深为陈毅赤炭般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不已。兹把《我这个外交部长》照录于下，通篇激情澎湃，没有半点“反动”

　　色彩：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

　　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而，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

　　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引者注；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引者注：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

　　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

　　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引者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帐。“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

　　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引者注：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引者注：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5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分组讨论的头一天，陈毅刚刚步入上海小组会场，正笑吟吟跟代表们打招呼。他发觉，人们视他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几个老熟人走过来，跟他亲热地握手。

　　突然，徐景贤振臂领呼口号：“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

　　讨论会一下子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

　　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王洪文担任华东组的召集人，主持着会议。在会前，他本来已布置好围攻陈毅的发言。此时，见陈毅“跳”了出来，心中暗喜。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陈毅经历过许许多多“批判会”，不过，这一回他发觉有点奇怪：“上海党”的代表们一个个手中部拿着一本小册子。发言时，看一下小册子，便会熟练地说出陈毅的一段“黑话”，然后加以“批判”。陈毅不知道那小册子是什么东西——一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陈毅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

　　两个多小时过去，“批判会”算是结束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这才拿起一本小册子，送给陈毅。

　　陈毅一看封皮，哦，原来是《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海党”编造的！

　　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时，法庭记录上有这样一段：审判员审问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

　　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涂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的。也许，毛泽东的真正本意及保护托词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

　　康平路的新主人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五月一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际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象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

　　“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人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

　　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喊喊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噪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

　　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后来厂里每月给十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

　　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

　　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

　　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取“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

　　“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

　　“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在这个‘红色堡垒’里，？/pre>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场“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其实，与其说攻击张春桥，不如说攻击毛泽东。

　　在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明文载入中共党章。墨迹刚干，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林彪急于抢班，坚持要在宪法中写入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他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非常干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泽东指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的张春桥，当然照毛泽东的意见执行。林彪集团不敢正面与毛泽东冲突，便拿张春桥开刀。

　　“中央文革”彻底分裂了。组长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及组员姚文元则站在毛泽东一边。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原以为华东组大抵会太平无事，谁知冒出了另一个“王”，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林彪。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在上海，此人既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无瓜葛，也与徐景贤手下的“秀才帮”

　　从无来往，更与马天水那样的“老干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见不到此人踪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过陈丕显、曹荻秋。他是军人。他能够成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因很简单——他宣誓忠于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他只比张春桥小两岁，河北省元氏县人，有过不短的革命经历——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向来在军内任职，与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他担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人称“王政委”。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左”，驻防上海的空四军派出“军宣队”随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队”一起“进驻”

　　上层建筑时，王维国才与地方有些来往。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是接见王维国，于是宴请王维国，于是合影，于是送礼……一个想巴结，一个想利用，一拍即合，挂上了钩，拉上了线。

　　林彪翘起大拇指：“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一下子使王维国乐得合不拢嘴巴。

　　林彪的那只“老虎”——林立果，也给他来了三顶高帽子：“王维国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

　　自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变成了王维国的上司。林立果的一句话，便使王维国俯首帖耳：“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

　　王维国也够机灵的，马上给林立果送上三顶高帽子：“林副部长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王维国也给林彪写信，表露一颗忠诚之心：“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王维国的年纪比林立果大三十多岁。然而，当王维国、江腾蛟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陪年方二十的林立果游长城时，竟一左一右搀扶着林立果！

　　王维国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奴性。他张口便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脸不发红心不跳。诸如，坐了林立果开的车，那是坐“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一个稀奇古怪的“找人小组”在王维国领导下成立了。“找”什么“人”？为林立果“找”女“人”！

　　这个“找人小组”共八名成员，又称“八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在上海，又得名“上海小组”。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一九七○年五月，这个“上海小组”

　　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除了王维国之外，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七三五○部队政委、浙江的陈励耘，也在华东组向张春桥放炮。

　　华东组是张春桥的天下。王维国和陈励耘扛起林家大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之中。

　　毛泽东无法容忍林彪的放肆攻击。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撩开庐山云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陈伯达狠狠的一击。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下山那天，林立果垂头丧气地对王维国、陈励耘说道：“这次把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

　　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

　　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十天之后——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

　　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一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九月三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九月七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箭在弦，弹上肢，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九月八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两“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九月八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

　　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到绍兴！”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那是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九月十三日，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

　　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部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

　　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

　　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在当时，伊然以“接班人”自命的，乃张春桥。此人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

　　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工农兵”干部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门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的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央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没头没脑，毛泽东忽地问了张春桥这句话。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过了几天，毛泽东见到张春桥，又问起了王洪文的身世。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毛泽东瞩目于王洪文，意味着“接班人”不再是他，使他沮丧，使他嫉妒王洪文。然而，伟大领袖的决策，从不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毛泽东一旦决定了，任何人无法改变。毛泽东看中王洪文，对于张春桥来说，还是有利的。因为王洪文是他一手拉上政治舞台的，王洪文对他言听计从，王洪文进入中央，使他多了一个伙伴，多了一份力量。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九月七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

　　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一九八○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五月二十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者注：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五十二岁，他比毛泽东小二十八岁，比王洪文大十四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一九五二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九七○年十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八月十二日开始，为期一周，十九日结束。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八月八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八月二十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毛泽东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张春桥（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邓颖超（女）　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

　　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

　　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

　　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

　　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八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

　　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李德生（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中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一九六六年的“造反英雄”，成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下一页

　　王洪文传 >> 第十二章　四人结“帮” 第十二章　四人结“帮”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

　　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形成“四人小宗派”

　　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

　　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写道：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江青　25ywh72　1974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

　　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洪文5ywh74　1974“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　　　　　　江青一九七四、四、五”

　　王洪文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意见，写道：“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春桥、文元同志阅。”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

　　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从周恩来致王洪文的信中看出，王洪文当时虽然已被毛泽东所疏远，但仍保持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翌日晚，中外来宾四千五百多人云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这一盛大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来致祝酒词。

　　长沙告状就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结束不久，王洪文栽了一个大跟斗……

　　国庆节过去之后，毛泽东准备前往长沙过冬。临行前，十月四日，毛泽东让女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挂电话，告诉他重要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依然搞他的“四人小宗派”。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四人小宗派”之中，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按照“四人小宗派”的如意算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应该由张春桥来坐。毛泽东作出的新的人事安排，完全打乱了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

　　“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把一肚子的怒火朝周恩来喷泄。

　　十月十七日，夜幕沉沉，四颗脑袋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聚集。江青召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急商要事。因为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已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诚如王洪文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受到审讯时所供认的，那天夜里，他们四个人“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这“四人小宗派”作出紧急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点子是江青出的，因为由她出面的话，要得毛泽东同意，才可去长沙，何况她只愿坐火车，来回太慢；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然太露骨；由姚文元出面，也不合适，他的职务较低，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向毛泽东建议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该由谁来当，不妥当；唯一最恰当的人选是王洪文，“少壮派”，飞来飞去不在乎，况且他是党的副主席。

　　王洪文曾供认：“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匆匆去，匆匆来。王洪文坐着专机，在十八日早晨飞往长沙，当天夜里就飞回北京。

　　在长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毛泽东听罢，面露温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毛泽东责令检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

　　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口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份量颇重的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未犹尽，又补写一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十一月十九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惊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象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撅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自从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二十五日返回北京。

　　二十五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也就在这个夜晚，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

　　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象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主席：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

　　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

　　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接班人”告吹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取代了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一月九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所拒绝。

　　王洪文忍声吞气，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哩呱哇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待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象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江青同志：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20 2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要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五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七四年一月升四、廿五两次大会（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而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花天酒地回上海一九七五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池，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三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

　　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

　　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圈，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象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旧居”。“圣地”。《大事记》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

　　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引者注——《大事记》初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

　　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者注—一指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本书作者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本书作者写作这本王洪文传记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重逢“小兄弟”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一九七三年十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

　　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报王洪文了。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会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

　　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从一九六八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

　　未必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于是，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一九六五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

　　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天水同志：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潘对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

　　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恨透了他。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

　　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一九六七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出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

　　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洪文、秀珍二同志：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

　　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　耿金章1973.4.23.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春桥、洪文、秀珍同志：你们好！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春桥“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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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飞回钓鱼台“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

　　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

　　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

　　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我们的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成了公子哥儿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其一：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

　　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再揪“走资派”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

　　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

　　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

　　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

　　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远新同志：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杨春甫七月廿日晚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

　　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

　　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江青有野心。”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别着急，慢慢来。”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住“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

　　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

　　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

　　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怔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兔……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象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象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马天水所供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市委、市革委会：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文官”要夺权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

　　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

　　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

　　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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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十四章　武装叛乱的失败 第十四章　武装叛乱的失败

　　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十月七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乃是“帮秀才”。“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六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

　　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飆，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就连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在这一天仍如期举行婚礼，没有察觉王洪文在北京已发生了意外情况。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十月七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毕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肖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乐。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住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伯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关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是怎样度过那些惊弓之鸟的日子，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报道。

　　本书注重翔实。笔者在小山般的“文革”档案中，查看到徐景贤亲笔所写的长篇文代。这是笔者所见到过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中，最为详细、准确的一篇。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徐景贤是重要的当事人，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第二，徐景贤毕竟是“秀才”他的交代思路清楚，表达也具体、形象。

　　以下引述徐景贤的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长篇交代。在某些地方，本书作者加以必要的补充，用括号注出：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肖水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引者注：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刘湘屏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住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引者注：当时马天水没有直接与王秀珍通话。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虽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肖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象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

　　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引者注：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引者注：就在这个时候，在江苏、浙江和吴淞口的海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的指战员已接到命令，处于戒备状态。）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

　　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引者注：据其他有关人员交代，会上有人说，“中央如果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我们要决一死战！”）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级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引者注：当时缪文金冒充国务院某人的家属进京），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侯，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支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比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肖水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肖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十月八日：上海疯狂之夜以下仍为徐景贤交代：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象巴黎公社一样。

　　（引者注；据朱永嘉交代——“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另外，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引者注：据朱永嘉回忆，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象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象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今：“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十月八日午夜，上海的疯狂之夜。

　　关于一号指挥点，徐景贤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

　　凌晨一时，那里灯火通明。应召赶来的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夭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显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十月八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在十月八日的晚上十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十月八日晚十二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车一百辆，卡车一百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一万三干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电台十五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九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十月九日的上午九点钟，由我和吴主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朱永嘉，当时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朱永嘉曾交代过他在那天晚上的行踪：“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

　　十月八日之夜——“四人帮”被捕四十八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一千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的警报十月九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一九六六年，她的丈夫去世。

　　一九六七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

　　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十月九日上午十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在十月八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月七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十月十二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何庆施；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十月七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十月九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十月十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十月十一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十月十二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十三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十月八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在档案材料之中，施尚英关于十月十二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这位当事者的回忆：十月十二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十三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引者注：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

　　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肖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象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引者注：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遍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

　　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二十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十月十三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十月十三日晚大干！

　　十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虽然朱永嘉力主十月十三日早上六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十一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十月十三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

　　“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这天上午十一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

　　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十月十三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

　　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403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十月十四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肖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肖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

　　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为之一扫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

　　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十七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　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3）套红标题：《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时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十月三十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八○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

　　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也就是本书卷首所引用的王洪文自白。

　　一九九二年，全国各重大报纸刊登了一则重要电讯，云：新华社北京八月四日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一九八一年一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终身。

　　王洪文于一九八六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一生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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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附录： 附录：

　　王洪文著作目录1.1967.1.7.《工人造反报》，《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2.1967.4.7.《人民日报》，《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3.1967.7.3.《文汇报》，《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当前我们头等的大事》。

　　4.1967.4.22.《工人造反报》（又见于同日《解放日报》），《向首都的革命战友致敬》。

　　5.1967.5.1.《工人造反报》，《“五一”国际劳动节对外广播讲话》。

　　6.1967.5.21.《文汇报》，《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又见于1967.5.23.《工人造反报》）。

　　7.1967.6.18.《人民日报》，《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

　　8.1967.7.12.《人民日报》，《整掉不良的作风》。

　　9.1967.8.13.《文汇报》，《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坚决反对武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又见于1967.8.15.《解放日报》）。

　　10.1967.9.17.《工人造反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新飞跃》。

　　11.1967.9.20.《人民日报》，《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12.1967.10.3.《民日报》，《坚决贯沏“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13.1967.10.7.《工人造反报》，《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　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14.1967.10.27.《工人造反报》，《排除干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5.1967.12.4.《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6.1967.12.25.《工人造反报》，《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17.1968.1.25《工人造反报》，《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

　　18.1968.4.12.《解放日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粉碎右倾翻案风》。

　　19.1968.5.7.《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乘风破浪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0.1968.6.5.《解放日报》，《向门合同志学习，攀登“忠”字的高峰》（又见于1968.6.6.《文汇报》）。

　　21.1968.7.31.《文汇报》，《永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又见于1968.8. 1.《人造反报》）。

　　22.1968.10.11.香港《大公报》，《台湾一定要重归祖国怀抱》。

　　23.1969.1期，上海《支部生活》杂志，《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24.1973.9.2.《人民日报》，《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下一页

　　黄金书屋

　　王洪文传 >> 后记 后记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

　　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

　　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叶永烈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作者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