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

《船王卢作孚》胡凤亭
船王卢作孚



引子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时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国的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其中就有他——一代船王卢作孚。毛泽东惋惜地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

　　卢作孚这个名字对年轻的一代来说或许有些陌生。今天，许多人只知道有位船王叫包玉刚，殊不知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四个关键实业人物之一的船王卢作孚，和他所缔造的民生公司曾何等显要。

　　卢作孚先生出生在清朝末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哀的时期，也是最黑暗、最动荡、最复杂的时期，国内外各种矛盾异常尖锐。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强取豪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膝求和，导致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许多重要城市和港口被一个个辟为“通商口岸”，大片大片的“租界”在国土上林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割地赔款，苛捐杂税繁重，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加深。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爱国志士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出了“收回利权”的正义呼声，图谋救国之策。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兴起。

　　卢作孚先生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志“教育救国”，几度沉浮，最终认识到“要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兴办实业；只有以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由此，他立志“实业救国”。他从集股购买一条70吨的小船开始航运生涯，不断发展壮大，短短10年间就发展到拥有自己的庞大船队，畅游于川江、长江、大海……

　　正如徐盈先生在其著述《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所言：“一部川江航运史和民生公司的创业史是不可分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卢作孚先生开创了中国近代川江航运史之先河，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而一位外国人亨利·凯赛尔则称：“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动，由上游而下游，这是一个奇迹。”从这一点来说，卢作孚先生又开创了世界航运史上的奇迹。更为主要的是，卢作孚先生和他的民生公司在长江上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英、美、日、德、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外国商船一统中国航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从世界航运史来看，还没有哪位船王像卢作孚先生那样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三个复杂的时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并立于不败之地；更没有哪位船王像他那样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其间有与大自然的抗争，与兵匪的纠缠，与商业界的竞争，与政客包括四大家庭之间的明争暗斗……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卢作孚先生和他的民生公司还能左右逢源，稳步发展，实属不易。

　　大凡名人，都会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故事。卢作孚先生也不例外。当卢作孚先生率领民生公司庞大的长江船队浩浩荡荡地驶入大海的时候，对这位中国船王的传闻，比他的船队溅起的浪花还要多。

　　卢作孚先生之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说：“关于我的父亲，社会上就流传着种种互不相同的传说。这些传说有的稍稍近于事实，有的离事实很远，还有的非常荒谬可笑。所有这些传说都像民间故事一般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着。”

　　谎言说多了也会变成真话，尤其是那些善意的谎言。古今中外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传说留了下来，是因为那些传说中蕴藏了或真或美或善的意愿。

　　卢国纪说：“比如，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幼年时本是重庆一只过江木船上推船的小船夫，为人勤快、忠厚。有一次，一位很有钱的富翁坐船过江，把一只贵重的箱子丢在船上了。我的父亲发现了这只箱子，急忙追着给他送去。那个富翁感激万分，送了一只小金船给他。从此以后，他就办起了民生公司。

　　“还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幼年时原是重庆码头一个搬运行李的小力夫，聪敏、朴实、勤快。有一次，他给一个外国船主提行李，那外国船主看他很聪明，便将他雇到自己的轮船上当小工，慢慢地积攒了钱，自己买了船，办起了民生公司。”

　　卢国纪说关于他的父亲的“民间故事”太多了，“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离奇。但是，这些都完全不是事实……”

　　那么，卢作孚先生又是如何发迹，如何成为中国赫赫有名的一代船王的呢？

　　川江涛声如诉。









船王卢作孚--第1章　两栖船王






第1章　两栖船王

　　　　军阀杨森对年轻的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你为师！”

　　1925年初春的一天，一阵枪声过后，担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大权的杨森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川军中的一位朋友打来的。这位朋友告诉他，昨天夜里，有人顶替了他的位置，消息十分可靠。杨森神情沮丧地放下电话不久，就接到让他离任的通知——一名下级军官很礼貌地对杨森说：“我奉命前来送督理大人回家。”

　　杨森在这名下级军官和两名卫兵的“陪同”下，步出省府那威严的大门，台阶两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辆30年代初进口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前。杨森不无留恋地看了省府那高大的建筑一眼，上了车。黑色轿车很快从士兵们的眼中消失了。

　　次日上午，这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成都少城公园门前的树荫下。车门开处，走出一个身穿黑绸暗花长衫的人来。这个人站在门口，背着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左侧挂着的一块木牌，那上面是一行行云流水似的行书：成都通俗教育馆。木牌上有的地方油漆开始脱落，还有几处创痕。

　　“哟，这不是杨督理大人吗？有失远迎。该死！”眼尖的看门人一见是杨森，慌忙迎上前。

　　“还是叫我杨先生吧。”杨森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神色，问道：“卢先生在吗？”

　　“在。在。我这就去禀报。”看门人乐不可支地说道。

　　“不用了。我们一起去见卢先生。”杨森连忙制止。

　　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大门，穿过一片空阔的场地，绕过一处假山，径直向孤零零的三间小屋走去。

　　杨森被赶下台的当天，卢作孚正在应付市政公所人员对通俗教育馆的帐目清查。当时还蒙在鼓里的馆长卢作孚，已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市政公所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清查他的帐目，这说明他的后台——杨森的权力动摇了。在四川政界，无人不晓杨森对卢作孚的信赖和器重。杨森曾多次邀请卢作孚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一职。由于军阀混战，四川政局动荡，卢作孚认为这一职务对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没有实际意义。他此时更热心民众教育运动，进行创造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于是，他向杨森提出到成都创办一个通俗教育馆。尽管杨森对卢作孚不愿任职感到失望，但还是积极地支持了他的建议。

　　卢作孚曾私下里对人说，在四川没有真正统一之前，他决不担负任何省政工作，更不在内战中为任何一个军阀服务。户作孚的这一想法，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早年，卢作孚在成都办《川报》时，因接受了“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并在报上鼓吹革新思想而初露头角。1921年，杨森任川军师长兼署永宁道尹时，在泸州推行“新政”，邀请卢作孚出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卢作孚从此步入官场，并开始同川省地方势力和社会名流广泛交往。他在泸州同王德熙、恽代英、肖楚女推行新教育的试验，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抨击，“幸杨森一力翼护”。但好景不长，军阀混战，杨森倒台退出泸州，卢作孚的新教育试验中途夭折。经这次挫折之后，卢作孚深知官场险恶，政局动荡，决心暂时退出官场。他说：“我是不想做官，只想为民众作一点有益的事情。”1924年，杨森重新上台，就任伊始，他没忘记卢作孚这位青年才子，再度邀请卢作孚出马……

　　卢作孚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是他的“新的集团生活”的一种试验，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他将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对市政公所的突然袭击清查，他没有感到惊奇。

　　当杨森一脚跨进卢作孚的办公室兼书房时，这位通俗教育馆的创始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一篇文章。他神情贯注，奋笔疾书。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很简陋，摆设寥寥无几，但很是洁净。卢作孚是位看上去很精明强干的青年人，中等个子，却剃着光头，轮廓分明的脸上因一双锐利的眼睛愈发提神。

　　卢作孚对这位稀客的到来显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步绕过书桌。

　　“稀客。督理大驾光临寒窗，不知有何见教？请坐。”卢作孚笑着说。

　　“快莫叫我督理啰！”杨森说，“从昨天开始我已是一平民百姓了。”

　　卢作孚吃惊地道：“这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对你老兄说过假话！”

　　“我说难怪昨天市政公所的人突然要清查我的帐目，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卢作孚恍然大悟地说。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卢作孚回忆了在川南的新教育试验，又讲到目前的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发展状况。他不无忧虑但又是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地描述了“教育救国”的前景，还有极富创造性的“新的集团生活”。

　　杨森没有插言，一直静静地听着。他一生中难得长时间听别人讲，更多的时间是自己讲话，由别人来听。他似乎被卢作孚所描述的那个乌托邦吸引住了。望着眼前这个只有32岁的年轻人，杨森抑郁的心里得到了片刻的慰藉。

　　“我们觉得复兴中国只有这一条道路，只有运用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更能抑制自己、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的精神，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以完成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的一个国家，才可以屹立于世界上。”卢作孚滔滔不绝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你如果不满意这世界的趋势，你还可以改善它。我们要救整个世界20万万人口陷于困难之境的生活，整个不安的国际局面，岂止于救中国之亡！”

　　杨森完全被卢作孚的话迷住了。直到卢作孚讲完，他才接过话题：“我完全赞同老兄的观点，但是，一个四川都安定不了，又何谈国际局面之安定呢？这是否是一种东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四川军阀中，杨森算得上是个思想较为进步的开明之士。

　　“恕我直言，老兄实乃民族和国家栋梁之才。只可惜，时局不稳，人心浮动，谁会有心思忧国忧民？唯老兄也。”杨森感慨万端，“几十年中，我的足迹踏遍‘天府之地’，唯卢兄才字、思维、远见卓识、实干精神令我仰慕不已。拼了这残年风烛，我也要力举卢兄，为你鼓与呼呵！”

　　杨森临别之时，诚恳地对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老兄你为恩师！”

　　杨森是一个参加过护国运动的军人，深受蔡锷嘉奖的部下。在靖国之役中，杨森击败川督刘存厚，攻占了川南的泸州，1918年被任命为泸州清乡司令，负责剿匪。1920年他宣布脱离滇军，出任川军第2师第1混成旅旅长，同年7月升任第9师师长。后在反攻成都、重庆的混战中，他担任第2军前线总指挥，并占据成都。年底，北平政府任命杨森为沪永镇守使。

　　1922年夏，新上任的川军第一军赖心辉部占领泸州，杨森倒台。卢作孚的教育科长被免职。同年秋末，川军第1军和第2军激战。杨森几经辗转，投靠吴佩孚，1923年乘四川内乱混战之机，率部返川，年底攻入重庆，次年初陷成都。1924年5月25日，经吴佩孚保荐，杨森出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

　　因此，卢作孚能受到杨森如此赏识，必有他的不凡之处。

　　随着杨森的倒台，卢作孚的“教育救国”试验也随之中断。卢作孚两度初试身手，“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相与“沉浮”。尽管他感叹“纷乱的政治不可依”，但是在他以后的岁月活动中，仍未逃脱政治的漩涡，而是更加适应了政治上的变化。

　　卢作孚揉合洋务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西方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终融“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为一体，把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他的“新的集团生活”和“现代化”的设想。后来创办民生公司，就是他这个设想的试验。

　　在卢作孚一生的足迹里，曾经有一行笔直而又坚实的脚印。突然，在这行脚印边上，又出现了一行新的脚印，平行地向前，直到隐没在一片灌木丛中。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让我们回到脚印开始的地方。









船王卢作孚--第2章　懂事的小哑巴






第2章　懂事的小哑巴

　　　　卢麻布卖完布回家时，八岁的儿子突然变成了小哑巴

　　1893年4月14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内，潮湿、狭窄的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围了一大堆女人。女人们七嘴八舌地嚷道：

　　“出来了，出来了。”

　　“再使点劲！”

　　话音刚落，小屋内传来一阵婴儿咿呀咿呀的啼哭。

　　“恭喜你呀，麻布，你媳妇又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你真是有福气呀。”半老徐娘的接生婆满面春风地对蹲在门槛上的一个男子说。

　　男子欣喜若狂，从地上弹起，冲进里屋。他的身后，传来接生婆的喊声：

　　“别忘了请我喝满月酒！”

　　“别忘了给孩子取个好听的名字！”另一个女人笑吟吟地嘱咐道。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一个人的名字对其一生何等重要。穷人家虽穷，还不至于穷到孩子的名字也取不起的地步。穷人家的孩子出世的头等大事即是给孩子取名。因此，给初生的孩子取名，不次于结婚嫁女，仪式分外隆重。

　　附近最有学问的老先生请来了。

　　精精瘦瘦的老先生正襟危坐，眯着眼，手捋八字胡，沉吟半晌。当老先生双眼从老花镜后再度睁开时，将长辫子往身后一甩，慢条斯理地开了金口：

　　“他哥哥叫么子名字呀？”

　　“志林，卢志林。还是……”

　　“嗯，好，好。这名不错！志在……”老先生健忘得快，记起也快。他忽然忆起“卢志林”这名字不也是自己给取的吗！哪有自己吹嘘自己取名好的，岂有此理！于是，老先生话锋一转：

　　“叫作孚吧，卢作孚。做一个为人所信服，深孚众望之人——如何哇？”

　　“好，好。老先生您请入席。不过，还想给孩子讨个小名，劳先生费心。”

　　“小名就叫‘魁先’吧！”老先生不容置疑地说：“大名卢作孚，小名魁先。”给孩子取完名字后，老先生脸上不免露出几分得意神情。

　　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卢麻布不知这“魁先”二字何意，小个问道：

　　“不知这两个字怎么写？请老先生指教。”

　　“魁，为首者，北斗七星之第一也。先，也就是先后之‘先’。”

　　卢麻布似懂非懂，连连点头称好。至于“魁先”二字怎么写，还是不知道。

　　我国很多地方，未成年的孩子称小名（乳名），称大名（学名）只在学校里才能听到。

　　卢作孚的幼、少年时代，大人小孩都叫他“魁先”。

　　卢麻布卖完布回家，前脚还没迈进门槛，就听到屋里传来妻子的恸哭声。

　　“魁先，魁先，我的儿呀！是娘害了你呀……娘该死，娘该死呀，呜——”

　　卢麻布一惊，扔下肩上的担子，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屋。

　　“怎么，怎么了？魁先怎么了？”

　　妻子紧紧地抱着二儿子魁先，眼睛已哭得红肿。

　　卢麻布一把从妻子怀里抱过儿子：“魁先，你怎么了？快告诉爹。爹回来了，你不认识爹了吗？”

　　儿子魁先满面病容，一双无神的大眼直勾勾地望着父亲。

　　“娃呀，你说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是我害了娃呀！”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你走后娃就病了，没钱去抓药，我就在道边采了些草药，回家熬了给娃喝。娃倒是救活了，没想到却不能说话，成了哑巴，呜——”

　　“你——”卢麻布猛地抡起一只拳头——那拳头在空中突然停住了——一只小手轻轻地搭在了父亲的臂上。

　　那小手似乎在哀求，在诉说。

　　“爹，你不能怨娘！”大儿了志林在一旁说，“不是娘，弟早死了咧！”

　　“不怨你娘，爹谁也不怨，怨命。爹的命苦哇！”

　　当家的男人一哭，全家人复又哭成一团。

　　夜已很深了，闻讯前来的四邻八舍乡邻早已陆续散去。泪水、安慰和同情毕竟不能化解残酷的现实。

　　一个天真、活泼、懂事的8岁的孩子，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不能说话的小哑巴。卢麻布无法接受这种命运的打击。

　　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眼前。

　　卢麻布本名叫卢茂林，少年时，他因不堪忍受地主家少爷的侮辱，将地主家的少爷痛打一顿后逃到了距家乡肖家场几十里的合川县城。他先是流落街头，后被一裁缝店老板看中，做了伙计，这才安下身来，度过了几年时光。

　　荣昌和隆昌两县盛产麻布，在四川是很有名的。俗语说：靠山吃山。盛产麻布，必多麻布商人。毗邻荣、隆两县的合川却没麻布可产，这对于精明的麻布商人来说是一个好市场，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近便。

　　川境多山，交通运输多有不便，货物全靠手端肩扛。渐渐地有一些穷苦人干上了挑麻布的营生。卢茂林即是这挑夫大军中的一员。他辞去裁缝店的活，起早贪黑挑麻布回合川卖，虽然力气活非常之辛苦，但能多挣几个小钱，以便赡养父母，成家立业。他先是给麻布商人当雇工，天长日久，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便开始自买、自挑、自卖，做起麻布小贩来。由于卢茂林人“诚实、忠厚、公道，又肯帮助人，合川县城里的居民都喜欢买他的麻布，亲热地称呼他‘卢麻布’，渐渐地在全县出了名。”

　　卢茂林一生养下五男一女，卢作孚排行第二，依次是长兄卢志林，大弟卢尔勤，二弟卢子英，三弟卢魁杰，最小的妹妹名魁秀。家八口’，全靠卢茂林的一根扁担来养活，实属不易。“从小吃不饱，穿不暖，尝尽了饥寒之苦，过着艰辛的生活。”卢国纪回忆说，“只有当我的祖父从隆昌挑运麻布回家时，祖母才弄一点好菜给祖父吃。年幼的父亲（卢作孚），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悄悄地躲到一边去，吃孬菜，决不上桌子跟着祖父吃好菜。”

　　卢作孚幼年时极其懂事。他个性和蔼，温厚，从未与兄弟和伙伴争吵，体贴父母，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

　　虽然家境贫寒，卢茂林还是愿意让孩子上学念书。他自己不识字，也不会算数，深受文盲之苦。每次出门买卖麻布，沿途行路、住店、做买卖，上了不少当，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横下一条心：勒紧裤带也要让孩子上学。

　　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后，他就将两个孩子送进了私塾。

　　天资聪颖的卢作孚不到一年就把私塾先生教的书本学完了。卢茂林很惊诧，接着将两个孩子送进了瑞山书院。这一年，卢作孚8岁。

　　谁知祸从天降。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忽然间变成了哑巴！

　　卢茂林五脏俱焚。

　　卢茂林感到双手有点发麻。他想动弹一下，又恐惊醒昏睡中的孩子。

　　儿子似乎明白父亲的心思，在怀里挣扎了几下。

　　“怕是孩子不舒服吧？”母亲询问道。

　　“魁先，魁先，想吃点东西吗？想吃什么？你快说。”

　　儿子望着父亲那惊喜的神情，张了张嘴，想说“吃碗醒糟汤元”，可是嗓子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将声音挡了回去。

　　“你说呀，快说，想吃什么？”

　　儿子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水顺着小脸蛋流了下来。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一个8岁的孩子脑子里一闪，定格了。

　　死对于一个饱受人世沧桑的人来说，也许不足为奇。但他还是个孩子啊，一个8岁的孩子。

　　不能说话，活着还有什么用，不如死了算了。一个幼小的心灵就在这种单纯的思维里作出了人生最艰难的选择。

　　于是，他不吃不喝，不声不响地躺着，向死神走去。

　　知儿莫过于父母。卢作孚的心事被父母觉察到了。父亲坐在床头，悲伤地诉说着往事。

　　卢茂林在裁缝店当伙计时，老板稍不如意就不给他饭吃，饿得他头昏眼花，身上直出冷汗……他第一次想到了死。还有一次是挑麻布翻过一座山时，听到虎啸，同伴都跑了，他本来就年龄最小，追不上伙伴，又不敢扔下挑子。丢一担麻布，哪赔得起呀，那时他再次想到了死。

　　卢茂林声泪俱下。

　　儿子的手在颤抖。

　　“唉，魁先不能说话了，以后学也上不了。”母亲自言自语地说。

　　“上，谁说不能上学。不能说话，耳朵还能听，字还能写。”父亲咆哮着道。

　　“我不能死，为了可怜的父母。”卢作孚在心里说。

　　　　　　　　　　 追燕子摔了一跤，哑巴开回说了话

　　小伙伴们的笑声从门口飘过，像徐徐放飞的风筝越飘越远。

　　小院里，一双晶莹剔透的眼睛里充满了孤独和凝望。那宛若一潭春水似的瞳仁清晰地映出蓝天白云，山峦河流，红砖碧瓦。一颗幼小的心灵在倾听什么，在向这个世界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他没敢转过身去，他害怕望见母亲那濛濛的泪眼。

　　“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来了，他与之朝夕相伴的石凳不再凉意入骨。

　　“魁先，陪哥去玩好吗？”

　　懂事的哥哥一手举着一只风筝，一只手不由分说就来拉他。

　　他一阵惊喜，忽又摇摇头。

　　“每次想领你去玩，你都不肯。哥就算求你一次了，行吗？”

　　他乞求地望着哥哥那恳切的双眼，固执地将头摇得像拨浪鼓。哥哥志林了解弟弟的脾气，说一不二。没法，丢下几句埋怨，走了。

　　他低下头，读着膝盖上的书。

　　他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高声朗诵，只能在心里默记。

　　　　双燕碌碌飞入屋，

　　　　屋中老人喜燕归。

　　　　徘徊绕我床头飞，

　　　　去年为尔逐黄雀。

　　　　而多屋漏泥土落。

　　　　尔莫厌老翁茅屋低，

　　　　梁头作窠梁下栖。

　　　　尔不见东家黄毂鸣啧啧，

　　　　蛇盘瓦沟鼠穿壁。

　　　　豪家大屋尔莫居，

　　　　骄儿少妇采尔雏。

　　　　井旁浑水泥自足，

　　　　衔泥上屋随尔欲。

　　他正要默记下一首诗时，屋里传来母亲的唤声：“魁先，进来换下衣裳，娘带你去舅家拜年。”

　　卢作孚不想去，又怕母亲不高兴，只好随母亲来到一个远房的舅公家。

　　拜完年，母亲陪舅公在屋里说话。卢作孚一个人坐在舅公家的院子里，默记刚才那首诗。

　　这时，一只燕子从院墙飞了进来，绕梁三匝，卿卿地叫着，忽往院外飞去。

　　“燕子！”

　　卢作孚非常高兴，跟着就追了出去。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等他再爬起来时，燕子早已飞走了。

　　他急得大声喊起来：

　　“啊！燕子！燕子！”

　　他突然感到嗓子里堵着的东西一下子没了。

　　“燕子，燕子！”

　　母亲和舅公在屋里正说话，忽听院子里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在连声高喊燕子，不觉惊异，忙探出头来，半信半疑地问道：

　　“魁先，是你在说话吗？”

　　卢作孚大声地答道：

　　“是我！是我！娘，燕子飞走了。”

　　母亲还不相信：“我不是在做梦吧！”

　　“是真的，魁先娃能说话了。”舅公激动得一把抱过魁先。

　　母亲声泪如雨：“两年了，可苦了孩子……”

　　卢作孚恢复了发音能力，重又回到瑞山书院，直到1907年小字毕业。他在瑞山书院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第一”。









船王卢作孚--第3章　漂流时分






第3章　漂流时分

　　　　求学成都，辛亥革命爆发，卢作孚两度死里逃生

　　卢作孚上小学的时候，就幻想着将来能当一名教师。饱受文盲之苦的父母非常支持儿子的理想。为供他一人上学，全家人勒紧裤带仍难以维持生计。卢作孚的哥哥卢志林，小学只念了一半，就中途退学，跟父亲挑麻布去卖。卢作孚小学毕业后，瑞山书院的校长和老师几次登门，与卢作孚的父母相商，鼓励卢作孚继续上学。校长还表示，如果卢作孚的父母同意，每月可送120个小钱相帮。卢作孚的父母不愿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恩惠，婉言谢绝了。于是，卢作孚辍学了。

　　卢作孚出生在一个悲哀的时代：清朝末期。那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目极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1908年，年仅15岁的卢作孚辍学一年后，满怀少年壮志，来到成都。

　　这是卢作孚第一次出远门。他借住在成都的合川会馆，进了一个收费便宜的补习学校，专攻数学。他只学习两个月，觉得学校设置的课程太少，徒然浪费光阴，难以满足他的求知愿望，于是决定离开学校，走自学之路。

　　这时，卢作孚的经济发生了问题。临行前，亲朋好友七拼八凑的几个钱花光了。欲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卢作孚在成都举目无亲，如何是好？

　　他横下一条心：不管多大的困难，也不能向家里伸手。在好友的帮助下，他一边自学，一边代教补习生。他自学的速度是惊人的，仅几个月，就学完全部中文数学书籍，后又学英文版数学书籍。自学之余，他还先后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题解》等书籍，并开始以“卢思”名字在成都提学使署（管理出版、教育的机构）、立案。他编的这些书籍直到1914年夏秋间才交重庆铅印局出版。后因资金困难，仅《卢思数学难题解》正式出版发行。

　　卢作孚的自学与众不同：全力攻克一门课程，直到将这门课程弄懂弄通为止。学完数学，他开始攻古文，然后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他尤好古文。自习古文时，极力推崇韩愈文章。他曾花3年时间对韩愈的文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韩文字里行间一一作出批注。他记忆力惊人，能一字不差地背出唐宋诗词，并终生不忘。有人称他有过目不忘之才能。

　　卢作孚在成都曾先后考取四川优级师范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和藏文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免费的。后来，卢作孚考虑到“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的救国理想而未去就读”。

　　辛亥革面的前夜，卢作孚突然对社会科学和目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案头摆的是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还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状况，特别是对各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我国的历史和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史更是了如指掌，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孙中山的民主学说对卢作孚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于18岁那年加入了同盟会。

　　纵观卢作孚到成都求学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卢作孚在“实业救国”思想产生之前，一直是主张“教育救国”的，由此，他才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求学、自学。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结束了他的自学生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四川成立了都督府。都督府“论功行赏”，委任卢作孚到川东奉节任夔关监督。

　　奉节原名鱼腹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夔国都城，称为夔府，唐时改名奉节，清朝改名夔州。它位于长江北岸，坐镇翟塘峡口，扼长江上游咽喉，是四川的门户。奉节城东有覆塘胜景白帝城，城郊有杜甫住过的草堂寺，城内有刘备托孤的永安营遗址和刘备之妻甘夫人墓。熟悉地理的卢作孚对奉节的历史名胜、风土人情如数家珍。

　　奉节虽好不如成都。成都毕竟是四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成都可以继续从事教育，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更为主要的是成都风起云涌的革命活动，拴住了卢作孚的心。他辞去了一生中的第一个官职，留了下来。

　　但是，好景不长，清王朝垮台后的第3年，大军阀胡文澜登上了四川都督的宝座。于是，一场搜捕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开始了。

　　天空飘着血雨。

　　每天都有人被捕，每天都有人被杀害。成都难以久留。在一个黑夜，卢作孚悄悄地踏上了回合川的路途。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站在沱江边，卢作孚思绪万千。辛亥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恍若昙花一现。“同盟会既没有巩固的组织，内部成份也十分复杂。各式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投机分子都钻进了革命党。其中有钻进来借‘革命’发财的；有钻进来谋求捞到一官半职的；有钻进来结党发展势力的；还有本来就是清朝政府的官僚、军阀，投机革命，摇身一变，变成‘革命党人’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半点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恰恰相反，他们钻进革命阵营后，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便开始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互相撕杀，战乱不休。更让卢作孚深恶痛绝的是，他们反过来向真正的革命党人下毒手，妄图摧毁革命党，扼杀革命于摇篮之中。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卢作孚逃出成都，沿着东大路驿道返合川。经龙泉驿，过石桥，穿简阳，来到沧江边。他准备经安岳、大足，回到故乡去。

　　时近初秋，沧江水冷风寒，黄叶悠然而下，江水缓缓东流。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卢作孚上了，一叶扁舟，独坐船头，沱江两岸秋红如染，他心中默念着屈原的辞来。

　　傍晚时分，卢作孚来到大足县龙水镇。此时的卢作孚已是饥寒交加，见路边有一个小客栈，便一头钻了进去。

　　店主是位和善的中年人，见卢作孚一副书生装束，知是读书人。“后生你请坐，是吃饭，还是住店？”店主笑脸相迎。

　　“我实在走不动了，想在这里歇一晚，明天一早再赶路，给你添麻烦了。”卢作孚说。

　　“看样子你还没吃饭吧？”店主关切地问道。

　　卢作孚点点头。

　　“想吃点什么？”

　　卢作孚摸了摸口袋，摇了摇头。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读书人没钱。这顿饭就算我请客了。”店主边说边摇头，“这年月，唉——”

　　店主进了厨房，拿出4只热馒头，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汤。

　　卢作孚感激地看了店主一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店主告诉卢作孚，大足县的驻军，奉都督胡文澜之命，这几天到处在搜捕革命党，凡大足境内过往行人，一一盘查，让他当心。

　　这天半夜时分，卢作孚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嘈杂声惊醒。他刚睁开眼，房门就被人踢开。

　　“带走！”一声断喝，卢作孚被稀里糊涂地让人带走了。

　　走了大半夜，卢作孚和一群人被押解到大足县。天亮后，这群人开始挨个提审。

　　轮到了卢作孚时，一个杀气腾腾的当官的厉声问道：

　　“你叫什么？”

　　“卢作孚。”

　　“从哪里来？”

　　“成都。”

　　“来干什么？”

　　“路过。”

　　“去哪里？”

　　“回家。”

　　“家在哪地？”

　　“合川。”

　　当官的问了卢作孚的上三代姓甚名谁及职业后，忽然开口道：“你的职业？”

　　“读书！”

　　“读书？”当官的狡黠地一笑，“不像。我看你是一个革命党。来人心，拉出去崩了。”

　　这时，参加审讯的一位当地绅士抬了抬手，对当官的耳语道：“这人是个读书的，不像是革命党。”

　　那当官的对这位绅士似乎很恭敬，点点头，一挥手：“没事了，你走吧！”

　　生死一瞬间，卢作孚死里逃生。出了门，他感慨万端：人不如鸡。一句语可说你死，一句语也可说你生：这个世道哪有天理、公正、人格可言？

　　卢作孚在赶往合川途中，听人说合川那边也抓得凶，于是，他当即决定返回重庆。到了重庆，局势更见严峻。幸在一好友的推荐下，卢作孚谋到了一个职业，到川南江安县立中学任数学教师。

　　不久，一场重病又险些夺去了卢作孚的生命。

　　一位知情人这样描述道：“由于幼年起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在成都自学及任教期间，又过于刻苦，损伤了身体；这段日子里，又四处奔波……卧床不起，饭食不进。学校的师生关心他，照拂他，总不见好转……后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的悉心诊治，才慢慢好了起来。”

　　　　初闯上海滩，结识黄炎培，重新燃起“教育救国”的信念

　　“蜀通号”轮船在漾漾晨雾中驶出了重庆那阴森森的港口，宛如一片树叶在随波逐流。两岸深黛的群峰渐渐披上了曙色，直到快接近长寿时，太阳才慢腾腾地爬起来。

　　细心的船长发现，有名小伙子自轮船开出重庆时，就未离开过甲板。江风撩起他的衣襟，浪花不时地溅上甲板，这人却毫无觉察。他的视线一直注视着前方，只是偶尔才回头看上一眼。

　　“喂，小伙子，别看现在是夏天，风浪大，当心着凉。”船长出于好奇，主动向这位小伙子打着招呼。

　　除了发动机微弱的轰鸣声，甲板上很静。小伙子转过身，友好地向船长笑了笑，并挥了挥手：“没关系，谢谢！”

　　“哟，这不是卢思先生吗？”小伙子刚转过身来，一名乘客惊喜地叫道。“怎么，卢思先生也去上海？”

　　1914年夏天，卢作孚辞去了江安中学教师的职务，第一次乘船，第一次去上海、他的身体很虚弱，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

　　“听说卢思先生去了江安，怎么你不在江安了？”

　　卢作孚认出来了，这人在成都时见过面。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当时人太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你也去上海？”卢作孚反问道。

　　“是呀。我听很多朋友经常谈起卢思先生，不知卢思先生这次去上海干什么？”

　　“我想出去看看。”

　　他们正说着话，长寿到了。

　　长寿位于长江北岸，是一个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原名乐温县。

　　“早闻卢思先生博学多才，在下想请教一下卢思先生，我很奇怪这长寿因何而得名，请不吝赐教。”

　　卢作孚见他问得很诚恳，不好推辞，于是道：

　　“长寿原名乐温，在明朝时才改名长寿。传说明朝宰相戴渠亨；有一天路过乐温县，忽然天降暴雨，便到一个店子里去躲雨。这时，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上去约有八旬以上年纪，到店子里买东西。旁边有位熟人问八旬老人买东西何用？老人说：给祖父祝寿。戴渠亨听了很是惊奇，便凑上前问：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祖父有多大岁数呢？老人答曰：150岁了。少许，又有一位30多岁的人来给这位买东西的老人送伞，叫他爷爷。戴渠亨更是惊叹不已，原来老人的孙子都这么大了。”

　　卢作孚顿了顿，接着讲道：“雨停之后，这位宰相也买了礼物到老人家里为他150岁的老祖父祝寿。主人和亲友们看他是个文化人，就请他题字作纪念。戴渠亨随笔题了‘花眼倡文’四个大字。在场的人都不解其意，请他解释。于是，戴渠亨宰相以每个字作为一句诗的开头，写成‘花甲两轮半，眼观七代孙，偶遇风雨阻，文星拜寿星’四句诗文。下面写上‘天子门生门生天子戴渠亨题’。大家这才明白了四个字的意思，而且得知眼前的这位文化人就是当朝大名鼎鼎的宰相、皇帝的老师戴渠亨。这时，戴渠亨便决定把乐温县改名为‘长寿’。算起来，长寿县从改名到现在，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呢！”

　　“果然名不虚传！”卢作孚刚讲完长寿改名的故事，那名青年乘客就赞不绝口，“真个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形影不离。中午太阳毒辣辣的，酷热难当，但自始至终俩人没离开过甲板。

　　过去，卢作孚只在地理书上了解到长江秀丽风光，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他自己能亲眼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哪能放过一饱眼福的机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流，是世界上第三大河流，长度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主峰各拉丹冬西侧的沦沦河，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0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注入碧波万顷的东海，全长6300余公里。长江在其浩荡的行程中，先后汇聚于700多条支流，流域面积约18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长江水系发达，每年通过江口入海的水量达900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的20倍，水力蕴藏量达2.3亿千瓦，还有众多的湖泊可供水产养殖。长江水系可通航里程达7万多公里，其中3万多公里可通机动船。长江沿线，与风景如画的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相连，与水量丰富的岷江、嘉陵江、汉水等主要支流相通，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运网。从重庆至上海全程2495公里。长江两岸居住着近4亿人口，有约4亿亩耕地。长江流域盛产水稻、棉花、油菜、蚕丝、茶叶、烟草、麻类等多种植物。长江，以她丰富的乳汁，喂养着亿万中华儿女。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长江也成了牺牲品。外国轮船倚仗内河航行权的庇护，侵入长江，俨然长江的主人，肆无忌惮地在长江上横冲直闯，为所欲为。偌大的长江，除了招商局的轮船在长江航线上挣扎，中国的航运业几乎被外国势力垄断。沿江东去，一路上只见大小轮船来来往往；所有这些轮船的桅杆上，几乎都挂着外国旗帜，其中有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也有意大利的，挪威的，荷兰的，瑞典的，几乎看不到中国旗。本世纪初叶，外国商船不但在长江上横行霸道，并已开始染指川江——长江上游。

　　一种朦胧的意识从卢作孚心中悄然升起，忽明忽暗，像黑暗中的萤火，如此明亮，又如此飘忽游移。

　　丰都到了。

　　不知为什么，卢作孚对丰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

　　大概这与丰都的传说有关。据考——

　　丰都得名于隋朝（卢作孚极其厌恶的一个朝代）。迷信传说，掌管阳间生死命运的阴曹阎王就住在这里，人死后的魂灵都要来这里报到。那么，“阎王”又是何时在丰都定居的呢？传说是汉朝开始的。那时有一个叫阴长生和王云平的人隐居在平都山上。后来人们传错了，将阴和王俩人的姓连起来，误传为“阴王”，于是丰都就成了“鬼都”。

　　丰都从唐始，先后在平都山上盖起了几十座规模宏大的庙宇，雕塑了数不清离奇古怪的鬼神像。其中最大的庙宇要算阎罗天子庙；也就是阴曹地府，内有阴阳界、奈何桥、望乡台、玉皇殿、阎王殿、云霄殿，并根据迷信传说还设有表现地狱种种情况的泥塑和各种鬼神塑像。

　　“蜀通号”驶离丰都很远，卢作孚心里的厌恶感还未散去。

　　“卢思先生，你怎么还不困？难道你不嫌这太阳大？”

　　“睡不着。我一想到统舱，就像提到丰都的地名一样。”卢作孚说。

　　“阴曹地府？”新认识的老朋友感到统舱与这丰都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卢先生是嫌底层统舱阴暗吧？”

　　“何止阴暗！”卢作孚不平地说，“蜀通轮是招商局属的轮船，并不是一只外国船。可你看到了吗，这只船与外国船有何差别，舱位分成几等，头等客舱在顶层，依次按人的等级分高下，这不是‘阴曹地府’又是什么？不同的舱位，不同的待遇。仿佛人格、地位也有高低之分。就拿你我来说，我们中国人凭什么就低人一等，除了达官显贵能住顶层，其余的人统统住统舱，外国人凭什么就高我们一等。我宁愿站在太阳下晒成鱼干，也不愿让那帮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总有一天——”

　　卢作孚忽然不说了。

　　“总有一天，怎么了？”

　　卢作孚想说：总有一天，我要让这帮外国人看看，咱中国人也要同他们平起平坐，一视同仁。但他没说出来。

　　他从来就不许诺，更不喜欢空谈。

　　立志在心里。因此，他年轻即表现出城府很深。

　　卢作孚就这样与甲板相依为伴。沿江两岸，尽是起伏的丘陵，金色的庄稼依山傍水，遍地皆是。在高高的山腰上，绿树丛中，点缀着一簇一簇的村落。进入三峡，那陡峭的悬崖峭壁，耸立两岸；一声汽笛，引起千声回旋。湍急的江水在遍布礁石的狭窄河道中夺路而过，形成无数险滩恶水。

　　三峡过后，是一望无际的沃野，江水悠悠，仿佛永无尽头。

　　“蜀通”轮在长江上颠簸了七八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上海。

　　“欢迎。欢迎。”黄炎培先生握着卢作孚这位年轻人的手，“一路上辛苦了！”

　　“我这次来上海，恭请黄先生和各位多多指教。”卢作孚很高兴。一到上海，他就结识了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负责人黄警顽先生。

　　多年以后，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不知卢思先生是想在上海先谋一份职业，还是先看看这里的环境再说？”黄警顽先生热情、善意地问道。

　　由于初来乍到，卢作孚对上海的一切还很陌生。

　　“不了。我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学习来了。日后肯定少不了麻烦各位。”

　　“当尽力而为之。”黄炎培先生爽快地说。

　　卢作孚到上海后，很快就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但是不久他就失望了。他感到有些所谓的革命党人空谈的多，付诸行动的少；有的甘于目前的状况，认为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制度，革命就算成功了；有的甚至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根本就不思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还有的阳奉阴违，干着种种卑鄙的勾当：与成都并没什么两样。

　　卢作孚不喜欢空谈。于是，他又一头钻进了书本里，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将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读书上。

　　另一个为卢作孚无法接受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上海工商业畸形发展，形成了一种殖民地经济。

　　卢作孚最不愿去的地方是租界。尤其是公花园门口木牌上的字，更让他气愤不已：“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如他心口上的一块伤疤，只要望一眼，就感到心口隐隐作痛。

　　卢作孚在上海的生活，主要依靠稿酬——非常微薄的收入和家里向亲友告贷的一点钱来维持。常常是饥一餐、饱一顿，有一次由于身上分文全无，饿了3天。幸亏一位裁缝发现，才将他救出绝境。

　　“通过这一年的学习和观察，他对救国的途径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想法，认为要达到目的，首先必须使广大民众觉醒；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广开教育。于是他萌起了从事教育、以启民智的思想。既经决定，便毫不动摇地付诸实行。”

　　黄炎培和黄警顽先生一直是卢作孚在上海时的密友。黄炎培多次力荐卢作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任编辑。黄警顽先生也表示衷心欢迎。可是卢作孚认为自己千里迢迢来上海，并不是为谋一份职业，而是为了寻求救国的途径，便婉言谢绝了两位先生的好意。但在黄警顽先生的帮助下，卢作孚参观了不少学校和民众设施，这使卢作孚大开了眼界。

　　　　　　　　　　 含冤坐牢，狱中书信震惊合川……

　　在瑟瑟的秋风中，卢作孚再度登上了招商局的“蜀通号”轮船，回故乡合川去。一年的上海生活，使他增长了见识，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更加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决心。

　　这次回家对于卢作孚来说，愉快中又留有一丝阴影。在上海时。由于回川路费不够，他只买了一张上海——宜昌的船票。他计划到宜昌后步行回合川。

　　他找来一张地图，揣在贴身的口袋里，不时地掏出来，对沿江重要名胜古迹一一作了标记，还将沿途每一站都精心作了记录。

　　他还简明扼要地对每一重要名胜名城写下自己的观感。

　　“蜀通”轮逆流而上，到南京时已是傍晚时分。南京笼罩在夜色中，不能一睹这些文化名城的风采。他只能凭自己对历史和地理知识的熟悉，记录下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借着船头的灯光，他写道——

　　南京位于长江南岸，北面是辽阔的江淮平原，东甫是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蜿蜒起伏的紫金山脉环抱石城，奔腾澎湃的长江流经钟山。平缓的秦淮河，绕行城南，向西注入长江。自古就有“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之称。

　　李白出川去越中时，曾在南京逗留，赋诗《金陵酒肆留别》云：

　　　　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筋。

　　　　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

　　卢作孚低吟着当年李白山川的诗句，想起黄炎培和黄警顽先生依依惜别之情，不免生出几许感伤来。

　　长江的故事大多都是凄美的。几乎每行一步即可拾起一串故事和传说，几乎每一个故事和传说都让你感伤，让你柔肠百结。

　　船过马鞍山，卢作孚又忆起楚霸王项羽垓下一战，所部均被刘邦歼灭殆尽，项羽只身逃到马鞍山斜对面的乌江，因船小，项羽先让宝马过江，自己准备后渡。不料汉兵赶到，项羽寡不敌众，拔剑自刎。宝马见主人遇难，一声长啸，跳入江中。百感交集的船夫将马鞍卸下，埋在山中，马鞍山因此而得名。

　　传说这里还是李白月夜醉酒、跳江捞月的地方。衣冠墓和太白楼即是纪念这位诗仙。

　　“蜀通”轮一路逆流而上，过安徽省的粮仓——芜湖，经铜陵、安庆、石钟山，到达东坡赤壁时正好是早晨。卢作孚心潮激荡，想起苏轼的那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不由轻声吟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

　　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

　　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卢作孚一路骚歌抵达船票上的目的地——宜昌。

　　宜昌位于长江北岸，地处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素有“川鄂咽喉，西南门户”之称。宜昌古名彝陵，古代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三国时，刘备为给关羽报仇，兴兵数十万，进攻吴国。吴将陆逊仅有5万人，退入彝陵一线，等蜀军“兵疲意沮”，反攻条件成熟，命令以火攻蜀营，大火烧了40多座营寨，蜀军大败，刘备连夜退入白帝城。这就是陆逊火烧连营700里的故事。

　　卢作孚发现自己从上海到宜昌的一路上，已写了满满一本沿途随记。

　　从秋天出发，卢作孚到达合川时已是初冬。他在上海时与合川县立中学校长刘极光联系的一个数学教师职位，由于他迟迟不归，学校等不及，另聘了他人。这时，卢作孚的哥哥卢志林正在合川县的福音堂小学教国文。好心的校长刘子光为照顾卢作孚家里的困难，为其在自己手下谋了个小学数学教师的职位，暂以栖身。

　　不久，卢作孚的哥哥惹发了一起祸端。

　　卢作孚的哥哥卢志林当时任成都的《群报》特约通讯员，1916年初春，合川县发生一起人命案，在审理此案时，合川县长贪赃枉法，激起全县民众义愤。卢志林打抱不平，将此事诉诸报端，虽未指名道姓，但文中影射了姓田的县长。《群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后，引起这名赃官盛怒，蓄意陷害，妄图置这卢家兄弟二人于死地。

　　一天，卢作孚兄弟俩的好友胡伯雄来合川，正在家中吃饭，忽然一群士兵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三人带走，投入县府监狱，还定了个“通匪”罪名。

　　1916年3月，卢作孚在监牢里关了一个多月，他愤愤不平，写了一封长信，托狱卒将信转出，交给了卢作孚上小学时的老师。

　　很快，这封信传遍了合川县城。凡读到此信的人，无不为信中道理所诚服，如此良才，竟蒙不白之冤，决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全县各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作保，将卢作孚、卢志林和胡伯雄从狱中救了出来。

　　卢作孚出狱后，感到再也无法在合川呆下去了，遂通过哥哥卢志林的一位好友力荐，到成都《群报》去担任了记者兼编辑。

　　这时，卢作孚刚满23岁。

　　他在担任记者一年中，如鱼得水，写下了大量抨击黑暗势力，针贬时弊的檄文，很快便在四川小有名气。直到1917年夏初，杨鸿皋接任合川县立中学校长，写信给卢作孚，热情邀请他到县立中学担任监学兼数学教师，卢作孚的记者生涯才暂告结束。









船王卢作孚--第4章　几度浮沉






第4章　几度浮沉

　　　　卢作孚用文章奠定了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当权者纷纷重金相聘，每日

　　聘客盈门

　　1917年秋天，卢作孚结婚了。新娘叫蒙淑仪，是个独生女，早年父母双亡，一直随兄弟生活。蒙淑仪是位典型的东方旧时代女性：贤惠、善良、勤劳、深居简出，极少抛头露面。她缠着足，不识字，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卢作孚结婚之前，与新娘并不相识，是经同事刘灼三作媒娶过来的。

　　文化上的差异，并没造成什么感情上的障碍，相反，夫妻恩爱无间，相敬如宾。卢作孚常常是早出晚归，蜜月中的新娘从无半点怨怪。日子虽然艰难些，平淡清苦，但异常和睦。

　　1918年的新年钟声敲过，著名的史学家张石亲先生踏着钟声的余音来到卢作孚家。张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早已仰慕卢作孚先生文笔和才华，今特地登门造访，诚请卢先生编写合川县志。”

　　张先生的一片盛情和著县志之拳拳之心，卢作孚无法推诿。于是参加了合川县志的撰写。

　　1919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格外地早，惊蛰刚过，大地披上了一层绿衣。一场春雨，洗落了一冬的尘埃，山川叠翠，映山红开得如火如荼。

　　邮差送来一封信。信是从成都发出的。卢作孚小心翼翼地打开信，轻声阅读着：

　　“……久慕卢作孚先生在新闻界和教育界之名望，故致函恭请前来省府出任编辑、主笔和记者……”

　　落款是：成都川报社。还有社长龙飞凤舞的草书签名。

　　《川报》是成都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只有30来人，但在成都和四川的新闻界极负名望。卢作孚感到“在这样一家报纸工作，在社会上所起的教育作用显然比在一个中学里教育少数学生更大，更能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于是辞去了在县立中学任教师和兼写县志的工作，携妻带弟赴成都。

　　卢作孚刚刚放下行李，“五四运动”爆发。他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之中。

　　卢作孚劝妻子放了脚，自己脱下了长衫，以一身灰麻色学生服代之。

　　在这场运动中，他认识了张秀熟先生。张秀熟在回忆中称卢作孚：“他本身就是学生，青年”；“《川报》成了成都唯一替学生说话的报纸”。

　　张秀熟回忆说：“当时，他身兼《川报》的编辑、主笔、记者三职。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他将《川报》作为斗争工具，以犀利的笔锋连续发表了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社论和专文；同时，积极报导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抗议反动政府镇压人民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使《川报》成为成都的一家不畏反动政府恫吓，敢于投入‘五四运动’斗争的报纸。”

　　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卢作孚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进一步看清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同时也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首先在《川报》进行了改革，摒弃了古文的腐朽之风，以白话文代之。

　　他在《川报》上创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每当省议会开会，他列席旁听，对议会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违背民众愿望的举措一一给予无情的抨击。

　　一时，卢作孚声名大振。

　　卢作孚以其独到慧眼审视着中国社会，以其文章奠定了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当权的人物和省议会都对他另眼相看，纷纷以优厚的薪金邀聘他作官：督军熊克武要委他兼任督军署的委员；省议会要聘请他担任议会的秘书……”真个是聘客盈门，但均被卢作孚拒绝。

　　这年冬，卢作孚喜添一子，取名国维。

　　　　杨森三顾“茅庐”，卢作孚、恽代英合力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卢作孚一踏上泸州泸永镇守使官邸门前的石级，杨森一身戎装笑眯眯地迎接了他。

　　“辛苦，辛苦。一路还顺利吧？”杨森客客气气地询问，“卢兄，我可是三顾茅庐啊！”

　　“愚弟可比不得诸葛孔明先生之才学，杨兄言重了。”卢作孚笑道。

　　“愚弟也非刘备呀！”杨森哈哈大笑，“这次请卢兄前来，担子可不轻啰！”

　　正是春天万物复苏的时节。春风拂面，树枝抽芽，大地吐秀。新上任的沪永镇守使杨森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地说：“我的建设新川南设想，还望卢兄鼎力相助。”

　　“愚弟不才，还望杨兄多多指教，并大力支持。”卢作孚说。

　　“那当然！”杨森这位风流将军直言快语，脱口而出。

　　在四川的大小军阀中，杨森可算得上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上任伊始，他就推行新政，力主革新，并提出“建设新川南”口号。为此’他四处网罗人才，真可谓求贤若渴，一大批进步人士纷沓而至。卢作孚因声名远播，很快便被杨森划入拉拢之列。杨森任命卢作孚为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一职。

　　起初，卢作孚不愿出任，再三推辞。杨森哪里肯依，几经劝说，卢作孚才勉强答应。

　　杨森说：“这世道，若想实现你的愿望，必须一双脚同时走两条路。”

　　卢作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杨森说的是实情。光凭一腔热情，做名教师就能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愿望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必须涉足官场，正如杨森所言：一双脚同时走两条路！

　　卢作孚恍然大悟：这是通向事业的捷径。

　　他欣然受命。

　　卢作孚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他一上任，同时办两件事：第一是以开展教育为中心，创办通俗教育会，以继续推进“五四运动”开始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二，是以整顿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彻底改变川南地区的教育制度，进行新的教育试验，为祖国培养有用的人才。

　　在卢作孚的构想下，一个通俗教育会应运而生。泸州地区各种形式的民众教育活动很快便广泛地开展起来了。为把人们吸引到读书活动中来，卢作孚首先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还采取派人挑书的办法，将图书送到四邻八乡去，供民众阅读。为检验阅读效果，他不定期举办各种展览，还规定每周三、周六晚定期在白塔寺通俗演讲所举行各种时事讲座和辩论会，以传播改造社会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意识的思想。

　　卢作孚尤其重视妇女的解放。他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提倡放脚，剪短发，实行男女同校读书。他的妻子蒙淑仪首先放了脚，剪了短发。就连杨森的夫人也兴致勃勃地剪了发。

　　他提倡讲卫生、爱清洁、预防疾病，增进体质；为中小学生普及牛痘等等。此外，还举办过一次四川省从来没有举办过的学生和军人联合参加的体育运动会。这次运动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提倡体育运动，而是一次移风易俗运动的大宣传。

　　泸州地区各界名流都请来了，就连杨森也不例外。

　　会场边设了一个剪发棚。凡来参加运动会的男男女女均从剪发棚门口路过。杨森的夫人首先剪了发，紧接着，愿剪和不愿剪发的人也都一一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整个运动场被标语包围了。那标语上的内容大多都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

　　有人写道：“整个运动会开得生动活泼，起到了宣传民众和教育民众的作用。这一新鲜事物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兴趣，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他们从狭隘的封建圈子里走出来，认识了一个充满乐趣和相互关心的社会。于是新风尚迅速形成，整个泸州和永宁地区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卢作孚在泸州所倡导的推进新文化运动很快就开花结果。

　　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卢作孚把川南的教育试验构想一一敲定。一旦成熟，马上付诸行动。他热衷于教育，认为“教育的意义，是在教人学习，教人从实际生活上去学习……学骑马，要在马上学；学游泳，要在水上学；学用机器，要在机器前面学……”

　　他反对旧的教育方式，极力推行自己的新教育学说。他把永宁地区所有的25所中学校长组织起来，组成一个考察团，赴上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大城市去参观学习。这种举措，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卢作孚早年即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创建人是李大刽、王光祈、陈愚生等人。为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的教育体系，1921年暑假，卢作孚专程从泸州赴重庆，拜会陈愚生，相商川南25所学校的领导骨干和师资人选问题。当时的陈愚生乃是川东道尹公署的秘书长。陈愚生听完卢作孚的改革教育设想，欣然同意，当即推荐了一批进步人士去川南，他们是：

　　川东道尹公署教育科长王德熙，出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

　　恽代英出任川南师范学校教育主任；

　　穆济波、周晓、胡兰畦、秦德君、朱昌文等一批新生力量派到川南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任教师。

　　如此一来，整个川南师范学校焕然一新。这些人员，基本上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们如鱼得水，施展出各自才能。很快，“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名声传遍全川。

　　恽代英是1921年10月30日到达川南师范学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川南师范学校以后，我发现这里出乎意料地具备了好些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我之所指‘有利’，并非校舍、设备而言，此方面，可谓极差。校舍乃一庙宇，操场也无，图书、仪器十分缺乏。我高兴的是学校有一种蓬勃的景象……到此校后的感想：德熙（校长）勤朴真诚，出我意外。校内气象颇好。我回想他们所为，极肖我初办中华附中时……学校的教师们比我在宣（宣城师范）一部分同事，狂士名士，公然认为教员是为自己的，确有希望点。道教育科长卢思（卢作孚），人更可注意，真可谓济济多贤……”

　　恽代英到川南师范学校之前，卢作孚和王德熙校长等人已将川南的教育改革理出了头绪，并正在实施之中：取消了陈腐的学监制度；成立学生自治会等等。恽代英到后，又主持制定了全校教育标准，规定本校教育以养成品性才能学识完满合用之小学教师……能为社会负责，予儿童以合理的教育，且同时能从事于各项有益的社会活动为宗旨。

　　川南师范学校首先改革教材，将国文课改教语体文，选“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文章作教材。

　　随后，改革教学方法，采用讨论式。由学生提问，教师解答，集中讨论，然后教师总结。

　　不久，又创办了《川南师范月刊》，专门探讨教育改革问题和社会改造问题。

　　川南道尹公署的《教育月刊》随后创刊。紧接着，《新川亩日刊》问世。“鼓吹民治，传播新文化，提倡教育实业，灌输国民常识，研究种种社会问题。”此乃《新川市日刊》之宗旨。

　　但是，好景不长。卢作孚在川南的教育试验，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极力阻挠。幸亏杨森的支持，暂时无事。恽代英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现在外面反对很多，幸杨森一力翼护……在此军长杨森，教育科长卢思，再加校长王德熙都可谓好勇过我。只要他们是不倒翁，此间事本有可望。”

　　恽代英去上海为学校采购图书和教学仪器时，四川的军阀大混战又开始了。

　　1922年夏，新上任的川军第1军赖心辉部开始攻打泸州。杨森所部不敌，伺机撤出。赖部张挺生旅长就任永宁道尹。8月1日，张挺生即四处张贴布告：

　　“严禁男女合校，已立者一律取消。”“严禁女子剪发……严禁学生教员下流演戏。”“停止轻俗无度各种报章……”云云。

　　同时，张挺生罢免了卢作孚的教育科长和恽代英的代校长职务。

　　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试验，随着杨森的倒台，而中途夭折了。

　　卢作孚愤然离开了川南。

　　　　　　 两度浮沉，卢作孚慨然长叹：“纷乱的政治不可依。”

　　一场秋雨，使重庆的气候突然转凉。8月的晚些时候，恽代英回到了重庆，还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子。

　　在重庆较场口大观坪——卢作孚新租的家里，恽代英指着这位乍看上去很文静的女子说：“她就是肖楚女！”

　　恽代英接着介绍：“这位就是我曾在信中多次提到的卢思先生。”

　　“幸会，幸会。我在报纸上经常读到你的文章。”卢作孚惊喜地说。

　　肖楚女看上去有些虚弱，面色发青，但双眼却极明亮，齐耳的短发，加之那学生裙，只一眼就给人极深的新女性形象。

　　“卢思先生的大名若不知，可就有点太孤陋寡闻了！”肖楚女洒脱中含有一点顽皮，玉手一伸，“认识你很高兴，卢思先生。”

　　入座后，恽代英迫不及待地问起了泸州的局势。

　　“王德熙先生已调到富顺县任县长，其余的人均已离开泸州。据我所知，目前大多都到了重庆。”卢作孚面带忧郁地说，“川南的试验恍若昙花，所有心血均已付诸东流。”

　　恽代英急切地问道：“如此，卢先生下一步将作何打算？”

　　“尚无计划，稍候再作计议。”

　　卢作孚忽然问道：“恽先生去上海购买的图书和仪器都到了吗？”

　　“全齐了。”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卢作孚问道。

　　恽代英想了想：“我还是想去泸州。”

　　卢作孚很耽心：“那里形势很紧。”

　　“正是这样，我才决定回川南师范学校。那里需要我。”恽代英毫不犹豫地说。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恽代英回川南，肖楚女暂留重庆。

　　在卢作孚和几位好友的帮助下，肖楚女在重庆联合中学谋到一个国文教师的职位。卢国纪回忆说：

　　“这段期间，我的父亲和肖楚女同志关系很密切。肖楚女同志经常到较场口大观坪我们的家里去，同我的父亲谈论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谈论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如何唤醒民众、建设国家的问题。那时，我的四叔卢子英也住在大观坪，肖楚女同志十分关心我的四叔的进步，每次见到他，都要鼓励他努力学习，努力进步，争取将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深夜，卢作孚一次又一次地吟诵着杜甫的诗句：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答。

　　国家沦亡，军阀纷争，民怨鼎沸。卢作孚几个月来一直在焦虑中煎熬。

　　他的目光在漂流，在长江上流浪。

　　他决定再度赴上海。

　　黄炎培先生在寓所热情地接待了卢作孚。黄警顽先生闻讯也赶来了。

　　卢作孚仿佛见到知己，一古脑儿地将自己在川南的教育试验遭到的挫折倒了出来。

　　“你的事业并没失败，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黄炎培先生肯定了卢作孚在川甫的成就。

　　黄警顽先生也安慰道：“只是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告吹。你所从事的事业本身却是成功的。”

　　“不要灰心，照你认准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我相信你会成功的。上海的教育运动可为你提供一些参考。我想安排你参观一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

　　黄炎培提到的这两所学校，均是他早年创办的。

　　黄警顽先生则表示要陪同卢作孚参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一些工业设施。

　　卢作孚如期考察了这些单位后，又经上海商会的介绍，参观了南市电力厂、锯木厂、造船厂、纺织厂等企业。

　　有感了军事上的成败对他所从事的事业之影响，在上海考察期间，卢作孚撰写了《中国军人之新倾向》一文，为中国大量的士兵如何从进行战争转为从事生产，寻找解决办法。

　　不知不觉中，1923年夏天就要过去了。

　　卢作孚再度回到重庆时已是夏末交秋。曾一度离开重庆去万县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肖楚女又回到了重庆。

　　俩人再次见面很高兴。肖楚女告诉卢作孚，她已应聘在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

　　“那里缺乏像卢思先生你这样的人才。”肖楚女说，“希望卢先生亲自去找校长谈谈，我为你引见一下。”

　　在肖楚女的陪同下，卢作孚来到二女师。

　　“卢思先生愿来二女师任职，请都怕请不动，哪敢不同意。”校长早闻卢作孚大名，当即拍板定夺，“如不嫌弃，卢思先生任国文教师如何？”

　　“承蒙抬爱。”

　　“屈才了。屈才了。”校长连声道。

　　卢作孚刚回重庆不久，1923年秋末，川军第1军和第2军纷争复起，炮火连天，血肉横飞。

　　第1军攻入重庆，大肆抢掠财物，滥杀无辜，家家户户无一幸免。

　　卢作孚从上海带回的3台手摇织袜机被抢走，生活一时无了依靠。卢作孚决定将全家老小送回合川，只身一人留在重庆任教。

　　这时，卢作孚的父亲劳累过度，不幸去世。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落在了卢作孚一人的身上。真个是度日如年。

　　1924年1月，肖楚女要离开重庆去武汉，卢作孚去码头相送。

　　“还记得柳永的一首词吗？”卢作孚不无感伤。

　　“是《雨霖铃》！”肖楚女心领神会。

　　卢作孚用低沉的语调轻吟道：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账饮无绪，留恋处、兰舟

　　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

　　肖楚女接吟道：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卢作孚完全沉浸在柳永这首凄美的词中。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

　　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

　　人说？

　　寒风起，江风凛冽。卢作孚出神地望着长江水逝，万绪千愁一齐袭上心头。

　　“嗨，可别这么如此儿女情长的。也不是不能再见面了！”肖楚女嫣然一笑。

　　卢作孚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肖楚女的诀别！

　　1927年，肖楚女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惨遭杀害。

　　送走肖楚女，卢作孚于2月间离开了重庆。这时，杨森卷土重来，当上了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

　　杨森一上台，就想到了卢作孚，急电卢作孚去成都任教育厅长。

　　卢作孚对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更感兴趣。弃官从教，很快就把成都通俗教育馆办得红红火火，比在川南时的名气更大。

　　然而，卢作孚万万没料到，他的事业又再次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夭折。

　　1925年初，杨森发动了统一四川大战，结果，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导致失败。杨森出逃前夕，秘密拜访了卢作孚。

　　卢作孚在事业上经受了两度重大打击后，对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开始了痛苦的反思。

　　两度浮沉，卢作孚慨然长叹：“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必须靠自己，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卢作孚开始了新的探求。

　　1925年7月，卢作孚毅然辞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回故乡合川。

　　一桩新的事业开始萌芽了。









船王卢作孚--第5章　创办民生公司






第5章　创办民生公司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诗句会让千百年后的一个青年得到启示，并忽发

　　奇想：赤手空拳办航运

　　“总算回来了，回来了就好！”母亲望着儿子清瘦的面容，“瘦了，瘦多了。”

　　母亲边说边抹着眼泪。

　　“娘，这几位是我的朋友。”卢作孚指着几位年轻人说：

　　“他叫赵瑞清。”

　　“他叫彭瑞成。”

　　“他叫黄云龙。”

　　……

　　卢作孚的母亲忙说：“快坐。叫淑仪煮饭，都饿了吧？”

　　“婶子，我们哥几个还有些事，想在你家商量一下，打扰了。”黄云龙道。

　　“别见外，当是自家一样。你们有事就忙去吧！”卢作孚的母亲爽快地说。

　　卢作孚哥几个应声退出。

　　这时，邻居们纷纷前来探望，问长问短。许多乡亲还前来请卢作孚吃饭，不答应就不走。为腾出时间，他只好一一应允。

　　吃完晚饭，送走乡邻已是夜深了。卢作孚哥几个凑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轻声交谈着，直到天明，方才散去。大家约好半月后再聚。

　　时间过得飞快。卢作孚白天被挨家挨户请去吃饭，晚上开始琢磨着自己的事业。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约来临。

　　在卢作孚家临时腾出的一间小屋子里，卢作孚和几位朋友侃侃而谈。

　　“我琢磨好了，”卢作孚用低沉的声音说，“靠军阀办教育是不可靠的。川南如此，成都亦是如此。每每随军事上的失败，而使事业共浮沉。这些日子我反复琢磨了，我们不能靠谁，要靠自己。为了改造旧的社会，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必须找出一条新的途径来。”

　　卢作孚越说越激动。

　　“要救国，必须发展文化教育；要发展文化教育，必须首先办实业；只有有了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

　　卢作孚猛地将话题打住，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自言自语道：“办实业，谈何容易。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窗外黑漆的天空隐约有几颗寒星忽隐忽现，微弱的星光给那死寂的夜空增添了几分活气。

　　卢作孚喃喃道：“办实业，办什么实业？这是最主要的，必须选准。”他猛地转过身，对几位朋友们说：“还记得李白的诗句吗？”

　　朋友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诗句？”

　　“就是那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卢作孚兴奋地说。

　　“当是什么呢！”彭瑞成不解地问，“李白的诗跟我们办实业有何关系？”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诗说明了什么？”卢作孚自问自答，“这说明川境多山，交通不便。我们办实业，应从交通着手。”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诗句会让千百年后的一个青年人得到某种启示，并忽发奇想。

　　“我们创业，交通应摆在第一位，实业放在第二位，其次才是文化教育。”卢作孚思维敏捷，才学过人。

　　接着卢作孚提出了他的理由：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富冠西南诸省，又是西南通向全国的门户。《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列强侵略势力不断沿长江向西深入，加速了中国西南腹地的殖民化进程，四川不但成为外国势力直接掠夺的地区，同时也是它的侵入西南广大地区的跳板。但是，由于四川交通不便，迄20世纪20年代中叶，不仅没有建立起一寸铁路，连通往毗邻各省的公路也没有一条。早在1904年，四川人民就决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一点一滴地由老百姓集资多达1645万元，自己修建川汉铁路。但腐败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为满足帝国主义列强之无理要求，竟然以“铁路干线国有”为借口，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滥借外债，把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列强，激起了四川人民的义愤，他们自发地组织保路同志会，展开了反清斗争，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只有长江可以使用近代交通工具，沟通四川与外界的联系。利用长江进行轮船运输，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事业。

　　卢作孚列举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各种势力在长江上争相大办航运的事实——

　　1920年6月，英商隆茂洋行“隆茂”轮、美商大来洋行“大来裕”轮驶入川江。

　　这一年，日商天华洋行创立，年底即开办日本至汉口间航线，次年初开始运行。

　　1921年，招商局添置“江安”、“江顺”、“江庆”、“新江天”等5艘江海大轮跻身航运。

　　这一年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这一年的9月，重庆国民外交会成立，抵制外轮装运货物，致使外轮停驶一月。

　　1922年4月26日，日清公司“三阳”九入川，继以“宜阳”丸、“德阳”丸加入宜渝线营运。

　　1923年6月4日，日清公司“德阳”丸开行渝叙航线。

　　同年9月，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复勘长江水道，11月提出复勘报告。

　　1924年，美商捷江轮船公司接承其来洋行，经营川江航线……

　　由此可见，办航运是一个获利颇丰的事业。

　　但是，办航运之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

　　辛亥革命失败后，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割据之中，30年代前夕，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在四川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军阀征战，强令商船运载兵员、武器、弹药。不仅一无收入，有时甚至连船也被扣，开不回来。更为头痛的是，武装土匪出没无常，拦截商轮，杀人越货，民族航业愈遭摧残，发展极为缓慢。自1917年华轮“联华号”诡寄英籍得免兵灾匪患后，华轮便纷纷改挂外国旗帜，外商也踊跃派轮行驶川江。华轮改悬外国旗需支付巨额挂旗费。据一份资料表明，仅聚福洋行悬挂法国旗的华轮，每年的挂旗费高达3万两！但由于四川陆路交通闭塞，水路使用木帆船速度既慢，又不安全，而轮船运输则能独占快捷之便，往往获利“对本有余”。外商自行经营则获利更丰。因此，到1925年，中外航业在四川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卢作孚决心赶这个“热市”。

　　1925年秋，卢作孚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受挫后，回到家乡合川。他一面在亲朋好友中大力宣传兴办实业和航运的理想，一面从重庆调查了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轮船，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试验”，“应以客运为主，实行定期航行”，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的主张，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的赞同。

　　然而，卢作孚身无分文，又如何办航运？

　　他赤手空拳上阵了。

　　对于自信的人来说，自信即是成功的一半。

　　　　一桩颇似赌博的事业，在没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会轻易投下赌注的

　　正当合川县城被卢作孚创办实业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时，卢作孚突然从县城里消失了。

　　1925年初冬的一个黄昏，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创办发起人之一，出现在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崇山峻岭中。

　　一桩颇似赌博的事业，在没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会轻易投下赌注的。

　　他开始了对合川地区广泛调查。

　　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处，历来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贾、农副产品均需通过这些河道，汇入合川，然后运往重庆，进入长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荣，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无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个合川，一无电灯，二无自来水，三无工厂，四无矿山，更无企业，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数。如此风景秀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令人吃惊地贫困和落后。

　　客观来说，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为的诸多因素。

　　他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合川、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构想。这篇宏论名为《两市村之建设》，他用石印刻印出来，分送各界人士。这本小册子分两个内容：一是《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合川涪江对岸的南津街作为建设和改革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事业为基础，彻底改变城市的旧面貌”。另一个内容是《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介绍了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丰富的煤矿和森林资源，提出开发煤矿、森林和进行交通、治安建设的计划，以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

　　之后，卢作孚和挚友黄云龙来到重庆，对重庆所有的航运业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卢作孚惊讶地发现，外国航业早就开始了对川江的渗透。

　　早在19世纪90年代，《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约成，重庆、宜昌陆续开为商埠。重庆开埠之初，英美两国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员到渝设立洋行。以后，英、法、日、美、德、意等国依次在重庆设立领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轮公司已多达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国的捷江公司。

　　其时，太古公司在川江拥有轮船6艘，共3388吨；怡和公司拥有轮船3艘，计2881吨旧清公司拥有轮船4艘，计3169吨；捷江公司拥有轮船5艘，计2074吨。

　　此外，还有许多华商悬挂外籍旗，托庇外人。

　　外国航业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国民族航业的兴起，从而形成～支抗争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绅为防止外轮染指川江，开始投资以获其利。1908年，川江轮船公司最初成立。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民营公司，经营初见成效。一些人纷纷效仿，川路、华川两公司继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闭。华川公司1912年筹建，旋即分化为瑞庆、利川、庆安3个公司。但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昙花一现。

　　这些民族航业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败，为日后的民族航业的兴起垫上了躯体。

　　中国的轮船公司虽有几十家，轮船也有几十艘，但还不足以达到与外轮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轮船公司的吨位小，几家甚至十几家公司的总吨位还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条船的吨位。加之中国轮船公司势单力薄，一直处于外轮排挤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运，几乎被这4家外商轮船公司所垄断。

　　卢作孚后来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写道：

　　“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待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

　　卢作孚认为：长江上游自从开始有航运以来，不过十几年，然而它已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繁荣时期、过剩时期，正在进入衰微时期。他说：

　　“在这几十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着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昌）渝（重庆）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他将笔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质的核心：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致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已经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那么，后退吗？

　　后退不是他的性格！

　　细致的调查，周密的思考过后，他果断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

　　绝对的慧眼！绝对的商业道德优秀品质！

　　卢作孚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合川。

　　他对黄云龙说：“箭已削好，就缺将箭射出去的弓和弦了。”

　　　　筹股一波三折，卢作孚揣着八千元钱办成了两件大事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内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其中有卢作孚幼年时的恩师、时任合川县视学（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先生，还有重庆名流——曾在合川等地当过知事的贤达郑东琴先生，以及同学、好友黄云龙、彭瑞成、赵瑞清、周尚琼等，一共10多人。

　　这次会议决定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为何取“民生”二字？卢作孚解释说：早年他崇尚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受之启发，并愿为之奋斗。故从孙中山先生三大主义中取其一：民生。

　　“兹事体大，必须有本地士绅和有名望的前辈鼎力致成。”卢作孚说。

　　已厌倦仕途的郑东琴，正打算弃官从商，一听卢作孚要办实业，忙问道：

　　“不知为何选中航运？铁路、公路不是也可使四川走向繁荣吗？”郑东琴有些不解。

　　卢作孚若有所思地说：“别的我也考虑过，修铁路、公路耗资大，四川山地多，很难办。唯有办航运投资少，收效快。”卢作孚侃侃而谈，“目前航业不景气，众所周知。对此我已作过细致调查，只要经营得好，管理得当，还是可以赚的。长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宝，无需集聚大批财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办航运。办了航运，四川就可以和长江中下游相沟通，一改闭塞局面，使四川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以不负家乡父老祈盼。”

　　“好！只要用得上老朽，当竭尽全力。”郑东琴一言九鼎，“川江乃是黄金航线，创办航业实属必要。合川系我旧游之地，与当地人士相处亦得，正可为此事臂助。”

　　卢作孚忙道：“郑先生对晚辈信任之至，就请您老尽早来合川吧！”

　　陈伯遵也表示，愿以己之名望，游说亲朋故旧，促成此事。

　　最后，发起人一致赞成卢作孚的设想：开辟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庆航线，以客运为主，定期航行。另一桩事业是兴办合川发电厂。两桩事同时起步，筹股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由发起人分头劝募。等股金筹齐后，一部用于购买供电设备，一部用来订造新船。

　　募股之艰难始料不及，10多位发起人大多没有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劝募。有的老师、朋友、同学，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才能合成一股，为数有限。于是，募股的对象转到了合川工商界人士和士绅身上。但是，大多有钱人热心于购置田地产，放高利贷，不放心将钱投到几位青年人身上，还有些有钱人隔岸观火。

　　卢作孚将公司筹备处设在合川。他被公推为筹备主任。整个筹股期间，全部发起人一无工资，二无车马费，食宿均各自解决。幸亏各界名流、士绅出面，方才将全部股金认了下来。虽说已筹齐股金，但只筹到现资8000元，其余的12000元只是认了股，尚无现资支付。

　　卢作孚未等筹齐全部股金就和黄云龙上路了。他身无分文，向别人告贷借得300元，又由陈伯遵先生暂垫200元，来到了上海。

　　上海的老朋友黄炎培和黄警顽先生再度热情地接待了他，还抽出时间来，陪他走遍了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他和黄云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与各造船厂研究，对轮船的造型、性能、造价进行了讨论和比较，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新船。

　　合兴造船厂是上海所有造船厂中最有实力的厂家之一。卢作孚说明来意：订造一艘载重约70吨、吃水浅的客轮，不知需要多少钱？

　　对方告诉他，订造这么一艘客轮，至少也需3－5万元！

　　全部股金只有2万元，这如何是好？

　　此时，卢作孚又得到从合川带来的消息：已认了股的股东，大多不愿交付股金。在上海川裕公司楼上，卢作孚和黄云龙陷入了焦急不安之中。

　　“云龙，购买发电供水设备5000元差不多吧？”卢作孚说，“这样一来我们只剩3000元了。”

　　黄云龙想了想：“是不是我们先回去募股齐了之后再走？”

　　卢作孚没作声，望着窗外，沉思良久，忽地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没时间等了。先把合同签下来，钱回去以后再想办法。”

　　黄云龙担心地道：“那样风险太大了。”

　　“但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我想订造新船的事暂时缓一缓，先把发电柴油机买回去——”

　　黄云龙正说着，卢作孚突地抬起右手，示意他将话题打住。

　　“走，签合同去。”

　　俩人来到合兴造船厂。卢作孚将所剩的3000元钱往桌面一拍：“这是造船的订金，其余的部分，等船造好后一次性全部付清。”

　　“这个——我们还从未有过如此先例。不过看在卢先生率直、真诚之品格，本公司可以破一次先例。”

　　“一言为定！”

　　合同很顺利地签订了。黄云龙大喜过望。他们俩匆匆赶回合川。

　　“已经说好了的事情，股东们为何反悔？”一踏进筹备处临时办公室，卢作孚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还是股东们不信任我们，怕把钱丢在水里打漂了。”陶建中说。

　　“是啊！”卢作孚轻声道，“这些年来，川江航业萧条，航运业几乎全在外国商船的控制之下，中国轮船公司纷纷被排挤，生意不景气，常有破产者，濒临破产者更不在少数。这些足以让股东们担心的了，更何况常有公司倒闭，累及股东事件发生。”

　　正当卢作孚举步维艰之际，郑东琴不改初衷，“大胆从宦囊中借了几千元”。陈伯遵也冒着风险从教育经费中挪借了七八千元。加之再东拼西凑了2万多元，总算初步解决了购船及购买电灯厂设备的用款。









船王卢作孚--第6章　逆流而上






第6章　逆流而上

　　　　庙宇作办公室，民生公司正式成立；电闸一推，古城结束了点菜油灯

　　的时代

　　当“民生号”轮船离开上海港驶入长江口不远处的时候，太阳从崇明岛外的江水里冒了出来，将“民生号”那淡黄色的船体映得一片金黄。

　　这只船大小了，在浩瀚的长江上，宛若一片落叶飘浮，同6月的江水吃力地厮杀着。

　　“民生号”的处女航开始了。

　　自一开始它就逆流而上。2500公里的航程对这只小船来说有些遥远。

　　1926年5月，“民生号”轮船在合兴造船厂竣工了。消息传回合川，卢作孚立即让陶建中去接船，自己则开始了公司的筹建工作。有了船，即有了资本，一切就要走上正轨了。

　　由于“民生号”吃水较浅，马力大，在长江上航行，风浪大，有些摇晃。

　　“陶先生，风浪大，你还是到舱里去吧。”一名船员关切地走到陶建中身旁说。

　　自“民生号”一出发，陶建中就未离开过甲板。卢先生的信任、公司的家底、合川父老乡亲的期望一齐压在了他的身上，他不敢有半点闪失。

　　“能不能再快一点？”陶建中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已是最快的速度了，不能再快了。”船员说。

　　陶建中还是感觉有些慢。尽管在川江上他坐过无数的船——从未有过哪条船的速度能快过“民生”，但他仍是觉得慢。

　　他心急呵！

　　他知道，在长江上游，在那烟波浩渺的远方，有个人在等待。

　　那个人比他更急。

　　1926年6月10日，雾都重庆。

　　一阵鞭炮声中，一块“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木牌抬到了众人面前。红绸已揭去，那苍劲的字体赫然夺目。

　　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一颗新星升起来了。

　　被股东们一致推举为总经理的卢作孚和协理黄云龙并排站在重庆一座青砖院门前。新上任的卢总经理情绪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讲：

　　“诸位股东，诸位同仁，我们辛辛苦苦筹备的事业，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公司于今天成立了。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很高兴。但是为何要成立这个公司？我们的事业发端了，但又为何要创建这个事业？我常常问自己，不是今天才问，一年前就开始这样问了。我原以为，要救国，就得以兴教育，以启民智。后来我明白了这不完全对——这样空着两只手，能办学堂吗？能发展教育吗？显然不能！要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办实业；只有以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孙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所以，我们的公司就取名民生。然而，这个实业如何办，从哪里办起呢？我在合川县城，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对社会和自然状况进行了调查，写成了《两市村之建设》，想必有许多同仁已见到了。我发现，我们有城市，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工厂，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能很好开发和建设。这是一个闭塞的小世界，它有那么多好东西在睡大觉，睡了千百年，为什么？就在于我们合川交通落后。全川没有一条铁路，几条区间公路，短得一眼望得见头，通往省外的公路一条也没有，唯一的交通孔道只有一条，就是长江。真是四川四川，四面是山啊！因此，我们抱定救国宗旨，要创业，它的顺序只能是这样：第一交通，第二实业，第三文化教育。放在首位的交通又如何办呢？我和黄云龙君在重庆调查了所有的轮船公司和所有的船只，对航业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准备经营航业的时候，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我们四川的门户——长江上游即大家说的川江，开始有轮船运输以来，不过几十年，却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发动时期，发展时期，极盛时期，过剩时期，而进入此时的衰弱时期。尤其使人沉痛的，由于我们内地一时的不宁，英商太古、怡和，日商的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其长江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侵入上游，成为不可拔的势力，以致中国轮船日减，外国轮船日增。长江之上，触目可见帝国王义列强旗帜狂飞乱舞。连中国人自己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了……”卢作孚的声音低沉下去，稍停后，扬起一只拳头，“这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本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以中国人为限。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它办成一个实力雄厚的道地的中国公司！”

　　顿时，里里外外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事业刚起步，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等着我们。本公司宗旨‘促进交通，开发产业’，诚恳地待人，踏实地做事，总会成功的。”

　　民生公司正式宣告成立了。股东会上，选举了陈伯遵、黄云龙任协理，彭瑞成任会计主任，陶建中任民生轮经理。待遇是，总经理月薪30元，协理月薪15元，其他成员一律月薪10元。

　　公司设在合川县城内的小座庙宇——药王庙内。前殿用作发电厂，后殿用作事务所办公室。熟知历史和地理的卢作孚却不知这药王府于何年修建，因庙宇年代久远，破烂不堪，仅能避风挡雨。公司人员不多，只有7个人，且每人身兼多职。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古城合川将结束有史以来用松明火把油灯照明的岁月。卢作孚叉着腰，站在自己从上海带回的柴油发电机前，他突然想起离沪的那个晚上，与恽代英的长谈——他和恽代英已经畅谈了整整两个通宵，已是第3个通宵将尽之时。恽代英得知卢作孚到上海订造新船，专程从广州赶到上海，约见卢作孚。

　　在川裕公司卢作孚下榻的房间，恽代英和卢作孚对国民革命的前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救国途径进行了深入探讨。恽代英当时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此次前来，是想力促卢作孚去广州。

　　“唉，若是早一两年的话，你不请我还说不准找上门去呢！可是，现在有点太晚了。筹建民生X司工是节骨眼上，我离不开。”

　　卢作孚不无惋惜。

　　恽代英也体谅到卢作孚的处境，没有说什么。但他心里清楚，卢作孚是中国难得的一位人才。

　　良久，卢作孚转忧为喜。

　　“这样吧，我有个弟弟，叫卢子英，让他去你那里，还请代英兄多加照顾。”

　　恽代英一拍大腿：“好哇！”他风趣地道，“古有木兰替父出征，今有弟替兄赴难。”

　　卢作孚离沪返合川后，随即将弟弟卢子英送去广州，入了黄埔军校第4期。

　　“总经理，天黑定了。”发电厂的一名职工轻声地提醒卢作孚，打断了卢作孚的沉思。他抬起头，暮色笼罩着大地。

　　“送电！”他一声轻喝。

　　电闸合上了。霎那间，古城合川一片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们像潮水似地涌向药王庙。他们要看看，是什么“怪物”能让黑夜变得如同白昼。

　　柴油发动机轰鸣的声音，被人们的欢呼声压了下去。

　　合川成为四川各城市中最早用上电灯的城市，从而结束了点菜油灯的时代。

　　卢作孚从包围的人群中悄悄地退出。

　　月亮爬上来了。星星一个个地从那湛蓝的苍穹冒了出来。

　　“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卢作孚在心里默念着民生公司的宗旨。

　　黄云龙不声不响地跟着卢作孚走出人群。他一直悄悄地站在卢作孚身后。

　　“这段时间你太累了，回家休息一下吧！这儿我顶着，你放心。”黄云龙关切地说。

　　“你不是和我一样吗？”卢作孚笑着说，望着远方，“云龙，明天我去宜昌接船。”

　　“还是休息几天吧！你去宜昌，船也到不了。”黄云龙说。

　　　　子虚乌有的大公司、天方夜谭似的构想，在卢作孚的想象中诞生

　　6月下旬的一天清晨，东方刚放亮，宜昌天然塔下，卢作孚久久地凝视着天然塔——这座清乾隆五十七年修建的宏伟建筑。

　　震雾濛濛，看不清塔顶雕花玉砌，一群鸟儿飞出塔顶巢穴，在空中划一道道清晰的声音之痕，犹如一条条无形的五线谱上的流动的音符，欢快而嘹亮。

　　这时，从塔的另一边，走来一位青年人，人未到，声音就扑了过来。

　　“作孚，我猜想你准又来这里了！”

　　不用看，听声音就知道，是黄云龙。

　　“你怎么不好好歇一歇，一会儿我们的船就到了，到时候可别打不起精神来。”

　　卢作孚边说边向塔座走过去。

　　“这半个月来，你天天没日没夜地忙。昨晚你又忙一个通宵了吧？我看你房间的灯一直亮着。”黄云龙道。

　　“我必须赶在船到之前，把公司的规划做完，否则，原来的计划就要乱套了。”

　　半个月前，卢作孚在重庆开完民土公司成立大会后，就径直赶到宜昌接船。未曾想，长江洪水暴发，他在宜昌等了足足半个月。

　　这半个月来，他煞费苦心，对民生公司的组织机构、经营构想等诸方面作了全盘思考。他对旧的管理体制深恶痛绝，一改陈规陋习，实行总经理高度集权管理体制。总公司建立三室一会四处共25股的庞大办事机构，对下属各分公司和办事处，各下属单位，总经理可进行垂直领导，这主要集中在人事、财务和物料供应三个方面。

　　黄云龙第一次见到这么宏大的规划方案后曾大吃一惊；公司尚未运转，总经理就制订出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都快赶上一个庞大的财团了。

　　卢作孚解释说，这只是民生公司的长远规划，虽说眼下还未达到运作这种管理机制的规模，但不能因此而无一种宏伟的举措。

　　“建立人的秩序”是卢作孚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建立公司管理体制的特点。很少有人像卢作孚那样敢想，敢干，具备他的远见卓识。公司刚刚成立，他就设想下设分公司，办事处，并与之相配套的各轮、驳、囤船、栈、号以及各附属企业等等，包括这些子虚乌有的企业各类人员的薪津标准，人员晋升、奖惩、培训等方面的具体办法。

　　为防止人事管理高度集权制度带来用人不当、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作风，卢作孚采取了集权与分权的分级负责管理办法。即处级经理、分公司经理、附属企业负责人、轮船船长、经理等人直接由总经理任用，并报董事会核查备案。其余人员的任用、调升等则由总经理直属的人事委员会及各部、处共同管理分工负责。

　　为此，他又专门制定了人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人事委员会主席由总务处经理担任，各处室负责人任委员。他写道：

　　“关于公司人事任免、调遣、升降、给假、奖惩、救助及职工福利，由各主管处、部缮具提案单送交总务处人事课审查加具意见，提本会核议，再发送人事课执行。

　　“如轮船驾驶部和轮机部人员，由船务处管理，其人员的晋升、进用、调动、辞退、奖惩均由船务处与船上有关负责人商定提名，交由各处室负责人组成的人事委员会核议后颁发；各单位（包括分公司、办事处、船、厂等）的财会人员的任用、调迁、晋升、奖惩等则由总公司会计处负责提名，再由人事委员会决议颁发。船上茶房、服务、理货等人员则由业务处、总务处与船上经理商定提名任用和管理……”

　　卢作孚的这种把业务指导与人事权结合起来，把条块结合起来的人事管理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使总公司各部处不仅对基层单位有关人员有直接进行业务指导的责任，而且对其各方面亦有一定的权力，大大有利于各处室业务工作的推动和效益的提高，也避免了各单位人事与业务脱节的现象。由于人事管理的最后审议权在人事委员会，这就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避免了各部处安插私人、各自为政的现象。

　　一桩事业刚刚开始，即已制订出如此宏图，只有卢作孚敢想、敢做。

　　昨晚，卢作孚又忙了整整一个通宵，三更时分，民生公司的整体构想被划上了最后一笔。本来他想休息一会儿，正要上床时，又忽然想起什么，忙又回到桌前。对了，民生公司万事俱备，就缺一张宣传画了。于是，他又精心构思了一幅民生公司的宣传画。画的背景是峨嵋山的金顶，面前是长江三峡，一艘“民生”巨轮在峡中乘风破浪，溯江而上。画面上写着8个大字：“安全、迅速、舒适、清洁”。卢作孚不会画，只能将这幅画的构思用文字准确地表述出来。

　　卢作孚想到这里，从沉思中醒来，对黄云龙说：“走，我让你看样东西。”

　　回到宜昌客栈里，卢作孚把自己构思的民生公司宣传画向黄云龙一一作了讲解。

　　黄云龙看着卢作孚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欣然道：“回去后我请人把它画出来。”

　　后来，卢作孚回到重庆，请曾经在成都通俗教育馆工作过的画家刘啸松按他的构思画成了一幅水彩画。这是民生公司唯一的宣传画。多年以后，这张画从川江贴到长江，从重庆贴到上海，从江南贴到江北，最后贴到日本、东南亚各国。

　　　　　 民生号轮船的处女航惊心动魄：狂风恶浪、湖匪劫船……

　　宜昌码头不大，仅能容纳百十个人。卢作孚和黄云龙站在靠江一侧，身后是一些候船的旅客。一夜没合眼，卢作孚仍是精神抖擞，过分的激动导致他没胃口吃早饭——只喝了一壶茶，就和黄云龙来到江边码头，迎接“民生号”轮船的到来。

　　江水开始暴涨。浑浊的江水卷起一个个大浪，象台风掠过林带：狂野，连绵不绝。

　　长江上游的洪水仿佛魔术师帽中的彩带，无穷无尽。

　　1926年6月下旬的一天。接近晌午的时候，码头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不知是哪个突然喊了一声：“下游来了一条船！”

　　卢作孚循声望去。遥远辽阔的江面上，果然有个黑点。

　　“可能是‘民生’。”黄云龙说，“应该是这时候到。”

　　卢作孚点点头。

　　那黑点开始放大，像一块金子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是我们的‘民生’！”

　　黄云龙高兴地喊了起来。

　　没错，是“民生”。只有“民生”的船体才是淡黄色。

　　近了，更近了。“民生”两个大字跃入了人们的视线。卢作孚和黄云龙忘情地挥着手，向船上打起了招呼。

　　陶建中在甲板上也看清了码头上的情形，挥着手喊了起来——

　　“卢总经理——”

　　一些船员也涌上甲板，跟着欢呼起来。

　　顿时，码头上、船上喊声连成了一片。

　　“民生号”轮船在喊声中靠上了码头，船未停稳，陶建中一个箭步跃上码头，一只手拉着一位经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卢作孚大声说：“走，上船看看！”

　　3个人一齐跳上船，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新鲜得很。

　　望着这只载重70.66吨，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80马力的小火轮，卢作孚连声道：“不错！不错！”

　　船体还散发着油漆的清香。陶建中得知卢总经理在宜昌接船后，途中还专门将甲板各处冲洗了一遍，像刚出厂一般。

　　“总经理，你和我们一起回合川吗？”一名船员兴奋地问道。

　　“对，我们一起来逆水行舟！”

　　卢作孚拍了拍这名小船员的肩膀。

　　“咦，我们的大领江呢？”黄云龙突然冒了一句，便用目光四下寻找。

　　大领江向银寿是卢作孚在宜昌聘请的。此时，他正在船尾蹲着，望着江水出神。

　　卢作孚和黄云龙走了过去。大领江回过头来，眉头紧锁。

　　“怎么啦？不舒服？”黄云龙问。

　　大领江摇摇头，说：“我们走不了，先让船在码头扎水。”

　　黄云龙问：“为什么？”

　　“江水太猛，等落一落才能走。”

　　卢作孚一听，着急了。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大领江双手一摊：“我也不知道，但必须等江水退了再说。”

　　卢作孚和“民生”轮在宜昌整整等了5天。第6天一早，他再也等不下去了，天一亮，就去敲向银寿的房门。

　　向银寿开门一看是卢总经理，忙将他让进屋。卢作孚开门见山地说：

　　“这江水看样子一时退不下去，我们启航吧？”

　　“这……”向银寿面露难色，“我没把握，船太小。总经理既然已作决定，我就试试看吧！”

　　卢作孚不是一个蛮干、不讲科学的人。

　　“有几成把握？”他问。

　　“五成吧！”

　　有一半的把握。卢作孚果断地说：“那就开船吧！”

　　匆匆吃完早饭，卢作孚一行人就上了船。一声汽笛，“民生”轮从宜昌出发了。

　　一路逆流而上。

　　民生号轮船像喝多了酒的醉汉，晃晃荡荡地上行，一会儿被浪头高高举起，一会儿又被接了下去。江水翻腾怒吼，船头拍起一丈多高的浪花，将卢作孚一身溅了个透湿。民生号轮船本身吃水就浅，在风浪中很不稳定，跌跌撞撞地蹒跚而行。

　　卢作孚像一尊雕塑被牢牢地钉在甲板上，一动不动。他眉骨本来就有点突出，此时双眉紧锁，目光如同两把锋利的刀刃，似乎在与疯狂的江水决斗、厮杀。他明白自己的决定，多少带有一点赌博的意味，一丝刚毅冷酷的微笑在他嘴角上流动。

　　他在决定民生号轮船启航的霎那间，即已将自己33年的人生押在了这艘船上。他的心已和民生号融为一体，与民生公司融为一体。

　　“泄滩！”一名船员提醒说。

　　大领江向银寿点点头，转身进了驾驶舱。泄滩是三峡著名的险滩，行船的人称它为“鬼门关”。向领江准备领船沿岸行驶，深入洄水，希望能凭借洄水之力冲上滩。

　　卢作孚屏住呼吸，望着凶猛的江水卷起一个又一个巨浪、漩涡。这一带暗礁密布，他早有耳闻。由于江水上涨，原先露在水面的礁石此时也已被洪水淹没。

　　突然，船身一晃，卢作孚在甲板上踉跄几步，刚站稳，忽见轮船被一股激流猛地推向南岸，向洪水中忽隐忽现的暗礁撞去。

　　“不好！”卢作孚冲进驾驶舱。这时，向银寿大喊：“倒车！倒车！”

　　舵工满头大汗。船失去控制。一船人吓得脸都变了色。

　　“轰”地一声，一个巨浪在船与暗礁之间炸响。船身突然向右倾斜，移向北岸。

　　像大风中的灯笼，民生号轮船猛烈地晃荡了几下。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船上的人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谁也不说话。卢作孚长舒了一口气：好险！

　　这时，从两岸上传来纤夫们的喊声。卢作孚循声望去，江边停泊着几条小船，正准备合棕。合棕是船家的用语。在长江上行的木船为了上滩，几条船的纤夫共同将一条条船分别拉上滩，叫合棕。

　　民生轮向北岸靠去。

　　“扑通”一声，一个人从船头飞身跃入江中。

　　是水手曾宗应。只见他拽着茶杯口粗的纤绳，奋力向岸边游去。

　　曾宗应很快就上了岸。他将手上的水珠一甩，往后拨了拨头发，朝人堆中一位领头模样的人笑着道。

　　“幺头，帮一把，拉上滩吃双份。”

　　一个赤着脚，光着上半个身子，只穿条灰不溜湫的短裤，头上扎条白色粗布毛巾的人站了起来，双手往胸前一抱：“老大，好说。”

　　幺头手一挥：“兄弟伙，先拉这条火轮。”他声音粗犷嘹亮，一听就知道是领呼号子的纤夫头。只要他一亮开嗓门，领呼起号子唱起纤条来，纤夫们才心齐力齐脚步齐。

　　曾宗应麻利地搭好纤绳。么头一挥手，那雄劲的号子在峡谷护卫的江面上回响起来，江面似乎一下子变得宽阔多了。

　　“兄弟伙，嗨——迈开步，嗨——往前走，嗨——”

　　民生号轮船在纤绳的牵引下，开始一点点向上游移动。

　　卢作孚和向银寿站在甲板上，望着此情此景，卢作孚心头一热，胸口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堵住了。

　　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这只船变得很渺小。岸上，只有在水流湍急最紧要的地段才用的抓抓号子被上头领吼了出来：

　　　　吆嘿哟哟……嗬嗬嗬……

　　　　哟哟哟……嗬嗬嗬……

　　这纤夫号子，在卢作孚听来突然变得坚硬。他忽然想起儿时父亲带他去看打铁的那个下午。那时的他不能说话，他全部的精力都集中用在看和听上。

　　纤夫的号子是铁与铁的撞击。不是那种烧得通红的铁，而是将要冷却时的铁，12磅的钢锤雨点般地砸下，砸下……

　　几只水鸟惊起，射向江面。

　　上了滩，江水变得温顺多了，纤夫的号子也变得温柔起来，其间不乏风趣、幽默，还略带一丝桃色。

　　卢作孚忍不住笑了，刚才的惊恐情绪一扫而光。夕阳的余晖开始映照在江面，波涛中万点银光碎片在水底跳动，两岸群峰披上一层轻纱。黑夜降临了。

　　夜深沉。涛声依旧。

　　经历一整天的航行，民生号轮船上的人都感到特别的累，大多睡去，但是卢作孚睡不着，坐在甲板上——他对船甲板仿佛天生就有一种偏爱，望着巴东，这鄂西的门户、古老的县城，想起李白的诗来：

　　　　我在巴东三峡时，

　　　　西看明月忆峨眉。

　　多情善感的诗人，总是将一种思恋、情愫揉入诗中，令人柔肠百结。卢作孚想着想着，思绪便回到了合川。他暗自思忖道：不知淑仪和孩子们在做什么？妻儿们是否也在惦念着自己？多年来，自己一直忙于事业，极少与家人团聚，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都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

　　江面很静，浪涛轻拍着船舷，犹如母亲怀抱着婴儿哄睡。

　　突然，江面上有轻微的溅水声，不注意根本听不出来。

　　守夜的船员在黑暗中敏捷地几步冲到了卢作孚身边，小声说：“江上有人！”

　　深更半夜的，这些人干什么？卢作孚警惕起来。

　　“八九成是土匪劫船来了。我去叫醒大伙！”守夜的船员黑暗中一闪，没了。

　　划水的声音越来越近。

　　没两分钟，船上的人就全守在了各自的岗位上。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启航。

　　向银寿侧耳听了听：“没错，是土匪，奔我们来的。”他一声轻喝：“开船！”

　　民生号轮船加足马力，向上游冲去。借助微弱的光线，卢作孚看见有七八条小划子向民生号划来。

　　土匪头子见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气红了眼，“叭、叭、叭！”向着轮船放了一通乱枪，破口大骂：

　　“娘卖×的，给老子停下……”

　　向银寿嘲笑着喊道：“有能耐你撵上来，哈哈哈！”

　　这是民生号第3次遇上土匪劫船。头两次靠警觉和机械性能摆脱了土匪，这次亦是如此。脱险后一船人都哈哈大笑，夸机械船就是好，连土匪也拿他没办法。

　　卢作孚的心里笼上了一层阴影，愈来愈浓重。川江乃四川唯一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故此，川江上的土匪出没无常，越来越多，成份也愈来愈杂。

　　专门在水上行劫的土匪，惯称湖匪。

　　湖匪，将是自己发展事业上的又一大敌。卢作孚想。

　　1926年7月初，民生号轮船抵达重庆。民生公司的部分人员、亲朋好友，都来到了重庆码头，迎接卢作孚和民生号轮船的归来。

　　1926年7月23日，民生号轮船张灯结彩，花枝招展地在重庆启航，满载着第一批旅客，向着嘉陵江上游驶去，当日下午顺利到达合川。

　　川江开始了它航运史上的新纪元——从未有过的定期客运航行。









船王卢作孚--第7章　“水底碑林”






第7章　“水底碑林”

　　　　卢作孚望着日益瘦下去的嘉陵江水，感到自己仿佛走在钢丝上，突然

　　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

　　1926年晚秋的一个午后，齐聚在合川县药王庙后殿的民生公司的股东们被告知，由于川江进入枯水季节，公司所属的、四个月前由股东们集股购买的唯一一条70吨的民生号轮船，在这天早晨驶出合川码头不远便被迫返航。这就意味着，公司经营的唯一一条水运航线——合川至重庆航线停运。

　　川江水位急剧下降众所周知。并非突如其来的消息，还是令股东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在一阵可怕的沉默过后，股东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将目光集中在剃着光头，身穿一件青布长衫的总经理卢作孚身上。

　　“今天请各位同仁前来，主要是想听听各位有何良策。”卢作孚早料到股东们会作何反应，首先打破沉默。

　　“唉——人算不如天算哇！”

　　“集股那阵儿，我就说过，办航运，这水上的事情，没根没底，等于把钱扔在水里打漂儿，这不——唉！”

　　……

　　一部分股东沉默不语，一部分股东怨天尤人，唉声叹气。卢作孚心里也不好受。当初筹股办航运，说小点是为大家好，说大点也是为国家好，再有就是为民族工业的振兴和崛起尽一个做炎黄子孙的责任。谁会料到天不遂人愿，川江水位一下子降到了历史上最低水准。

　　素来做事严谨、认真、周全的卢作孚，对办航运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包括意想不到的厄运都曾设想过。因此，每当一个困难摆在他面前时，他总是显得成竹在胸。

　　他深知做一番事业之艰难，不可能一帆风顺。办航运之初，贤惠、向来忌讳不吉利话的妻子，不无担忧地问：“万一船沉了呢，怎么办？”

　　船沉了，可以打捞上来继续航行；船烧了，可以再集股购买，继续自己的事业。无论如何，决不能半途而废。然而，眼下的难题不是船沉了，而是水没了。

　　没水如何行船？

　　卢作孚耐心地等待着股东们出谋献策。听来听去，也没谁能说出个头头道道来。他向股东们扫了几眼，最后将目光落在民生号轮船经理陶建中身上。

　　陶建中会意。自己负责轮船营运，对川江最熟悉，也最有发言权。总经理示意自己谈谈，谈什么？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又不好不讲。于是，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

　　“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难受。眼下的情形抱怨于事无补。身为民生轮经理，我何尝不想这时在船上，而不是在岸上呢？我甚至恨不得‘民生’能像飞机那样飞起来，但那不切实际。还是请大家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总不能让‘民生’闲搁着。”

　　股东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卢作孚一直在倾听股东们的议论。约摸过了一个时辰，还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股东们的大致想法是，天灾躲不过，老天爷不开眼，没法子。只好等明年开春，江水上涨了再说。

　　卢作孚看看窗外，夕阳开始收敛余晖。时候不早了，继续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他轻咳一声，示意股东们安静。然后，一字一板地说：

　　“非常感谢各位同仁的宽宏、豁达，对公司和我本人的体谅。”

　　他话题一转：“不过，我们不能等！如果等到明年开春，这之间是5个月的时间。5个月！各位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是时间，也是金钱！当初办民生公司的目的就是为各位谋福利，让一块钱变成两块钱，甚至更多。否则，我们办‘民生’干什么？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坐收利息。今天时候不早了，各位请先回，恕不远送了。”

　　股东们陆续散去。

　　“建中，请留步。我有话说。”卢作孚把陶建中留下后问道：“愿不愿意陪我去江边走走？这几天一直没空，很想去江边看看。”

　　“当然乐意奉陪！”陶建中随口应道，忽又问卢作孚：“不吃饭啦？”

　　“回头再说！”

　　月亮升起来了。远近的群峰和山峦披上了一层清辉。

　　嘉陵江在月光下没了往日的暴躁，异常娴静、温柔，宛如一条游动的哈达。

　　“几日不见，又瘦多了。”

　　卢作孚自言自语地说。

　　陶建中知道卢作孚是指嘉陵江。

　　“要是嘉陵江真的像人一样能吃胖多好！我宁愿将自己这百十斤给她吃了，只要她能快点长胖！”

　　卢作孚也有同感：“再加上我一个！”

　　“就怕两个你我加起来也不能让她长胖呀！”

　　卢作孚站在嘉陵江边，望着日益瘦下去的江水，感到自己仿佛走在钢丝上，被什么狠狠地推了一把。他感到身体在那根钢丝上剧烈地晃动，突然失去了平衡，几乎就要摔下去了。

　　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在刚刚诞生之际，就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难道真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莫非这是天意？

　　卢作孚没敢想下去。下午的股东会场面又浮现在他眼前。

　　午饭时，卢作孚决定把“民生号”停航的消息告诉股东们。董事会上有人不同意，怕引起股东们的恐慌，更主要的是怕股东们退股。

　　卢作孚认为纸终究包不住火，股东们迟早会知道，不如开诚布公地对股东们说明，以取得股东们的谅解。

　　想到这里，他扭头问身边的陶建中：“你看股东们会谅解公司目前的困难吗？会不会出现退股？”

　　“很难说。俗话说：一母生九子，九子九条心。天知道。”

　　卢作孚点点头。

　　“下午的股东会没人当场提出退股，就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了。在后就难说了。”卢作孚不无忧虑地说道。

　　“是啊，当务之急是什么呢？”陶建中自问自答，“快点想出

　　“建中，你在会上说的好，‘民生’不能闲搁着。一搁，就意味着民生公司失败！”卢作孚斩钉截铁地说。

　　“前几天，我在街头听到一些人议论，说民生公司‘一半成功，一半失败’。这成功无疑是指的民生发电厂，失败指的就是航运。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陶建中有点感伤。

　　“说得好！一半成功，一半失败，这就是说民生公司赢得了人心的一半。另一半，就靠我们今后的工作了。”卢作孚感触颇深地说，“父老乡亲对我们民生公司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啊！我们不能让这种期待落空。”

　　卢作孚大手一挥：“回公司。”

　　　　“听说石鱼的出现，标志着川江到了最枯水位。”卢作孚点点头，自

　　言自语道：“水底碑林。”

　　“建中，你帮我把关于川江的所有资料都翻出来。”

　　回到药王庙，卢作孚头不抬、眼不睁地喊道。

　　“我先去搞点吃的吧？”陶建中站在原地没动。“你中午就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两顿没吃饭了。”

　　“不饿。你快点帮我把过去勘测的川江水文记录找出来。我就不信没有一只小船航行的地方。”

　　陶建中没办法，只好动手查资料。

　　菜油灯微弱的火苗在跳跃。卢作孚的目光在厚厚的资料问往来穿梭。

　　“拿幅地图来。”

　　一幅局部地图摆在桌面。

　　金沙江——乌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合称川江。如此丰富的水系，竟找不出一条航线来？不可能。过去的水文记载，即便是枯水季节，吨位不大的轮船还是可以行驶的。

　　但是，卢作孚失望了。根据公司对嘉陵江的水文最新记录推断，千里川江不能行驶一艘70吨的小船。

　　药王庙沉重的大门“嘎吱”响了一下，在寂静的夜空显得分外刺耳。

　　“深更半夜的，会有谁来？”陶建中嘟哝着。

　　“怕是股东吧？”卢作孚说。

　　“这么晚还来？”

　　俩人正说着，一条人影一闪，来到面前。

　　卢作孚和陶建中不约而同地在心里暗暗道：是他？

　　来人先开了口：“嘿，嘿，这么晚了，还在忙呀？真够辛苦的。”

　　“有事吗？”陶建中很反感。

　　“没……没，是有点事。不过……嘿嘿。”

　　“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别不好意思。”卢作孚和颜悦色地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二位都在，也知道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攒下几个钱。娃的娘病了，没钱抓药，嘿，嘿——”

　　卢作孚一听是借钱，伸手就往兜里掏。可他的口袋空空荡荡的。

　　“建中，你兜里有钱吗？先——”卢作孚话还没说完，来人忙打断他的话说：“我……我想退，退股。”

　　卢作孚一下子全明白了。

　　“今晚我和陶经理还有点事，明天再说行吗？”卢作孚道。

　　来人“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请卢总经理可怜可怜我吧，把我的股退了。你们不会在乎我那几个钱的。”

　　“有话慢慢说，你先请起来。”

　　陶建中有点生气了：“退就退，下跪干什么？”

　　“建中！”卢作孚抬抬手，示意陶建中不要说了，“如果真的有困难，公司会想法帮你解决的。快请起。”

　　“卢总经理，你不答应我退股，我就不起来。”来人口气很坚决。

　　“退。退。明天天一亮你就来退，保证一个子儿也不少你的。”

　　陶建中真的火了。

　　来人一看目的达到了，忙从地上爬起：“卢总经理作证，明天一早我就来等着。”

　　“放心吧，我们说话算数的。”卢作孚安慰道。

　　来人走了。陶建中气得恨恨地说：“趁人打劫，这种势利小人。”

　　“怨不得人家。说明民生公司还没能拴住股东们的心。”

　　卢作孚一句话，陶建中火气消了一大半。卢作孚继续说：“股东人心思退，可以理解。目前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不在少数。有的股东碍于情面，嘴里虽不说，心里不见得就不想退股。我们还是来看看能否在川江上给‘民生号’找条出路。”

　　“找也是白找。今天一个幺头（纤夫们的头）对我说：涪陵的‘石鱼’露出来了。”

　　“真的？”卢作孚一惊。

　　“听说‘石鱼’的出现，标志着川江到了最枯水位。”

　　卢作孚点点头，自言自语道：“水底碑林。”

　　“什么水底碑林？”陶建中不解地问。

　　“水底碑林就是石鱼，石鱼统共有三组。故称水底碑林。”

　　陶建中提到的“石鱼”在涪陵。涪陵是古代巴国祖陵的所在地，位于长江南岸，扼乌江出口，是川东和贵州的咽喉。2000多年前，涪陵曾是巴国的政治中心，据史料记载，因是巴国祖陵，加之城东有古涪水，故得名涪陵。

　　卢作孚的地理知识异常丰富。

　　“在涪陵城外，有一座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的岩石纵卧江心，叫白鹤梁。石梁侧部有‘石鱼’题刻三组，被人称作是‘古代水文站’。石鱼要在长江处于最枯水位时才能露出水面，一般几十年才能见到一次，每当见到石鱼，就标志着川江到了最枯水位。”卢作孚若有所思地接着说：“在白鹤梁上，除三组‘石鱼’外，还刻记着164段文字。在这些刻记中有姓名可查的就有300人之多。而且，这些刻记多数出自我国历代书法名家的手笔。”所以涪陵石鱼，是我国古代水文、气象、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也是我国至今1000多年的石刻文物中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

　　“水底碑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卢作孚突然一把抓住陶建中的肩膀，两眼炯炯有神：“建中，快把长江地图找出来，要全貌图，也要局部的。”

　　　　　卢作孚不停地拍着自己的光头：“这死脑瓜，这死脑瓜。”

　　一幅长江全貌地图平平整整铺在地上。

　　陶建中双手捧着油灯，沿着卢作孚的手指和视线移动。

　　卢作孚红光满面，兴奋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不时地用手拍着自己的光头，嘴里不断地说：“这死脑瓜，这死脑瓜。”

　　卢作孚的目光停在地图上，沿着川江顺流而下。突然，他的目光“抛锚了”。

　　“就这里！建中，你看，我为民生轮找到了一条新航线。”

　　“涪陵？”

　　卢作孚用食指轻轻地敲着“涪陵”二字。他的食指在地图上滑动，最后落在“重庆”两个字上。

　　“你是说在涪陵与重庆之间开一条新的航线？”陶建中惊喜地问。

　　“没错。”卢作孚自责道，“我怎么就没想到长江呢？整天满脑子装的是川江来，川江去的。长江虽说是枯水季节，再枯也不至于不能航行‘民生号’这种小吨位的船呀！我们为何不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

　　“是啊，‘民生号’完全可以在长江上开一条短航线。”陶建中说，“两条航线，这下可够忙的了。”

　　“是啊，轮船经理就更辛苦了。”卢作孚感慨地道。

　　“谁退股谁后悔去。”陶建中笑了。

　　一条新航线很快就定下来了。

　　卢作孚经周密细致的调查，决定为“民生号”开辟枯水季节航线：涪陵——重庆。涪陵位于重庆下游100公里左右，是乌江与长江的汇流处。川东川南的土特产品种繁多，琳琅满目，都经沿涪陵外运。但是、涪陵到重庆没有专轮航行，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过路轮船，在涪陵停靠，装卸货时，才“捎捎脚”。

　　主意已定，卢作孚便立即开始筹备新航线的各项工作。他在重庆汇源旅馆内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作为民生公司设在重庆的办事处；在涪陵荔枝园设置囤船；确定徐晓江接任民生号轮船经理，负责这条航线的营运。一切安排就给后，卢作孚方才回到合川。

　　卢作孚一踏进药王庙大门，就被公司的同仁围了个水泄不通。同仁们像迎接贵宾，又似见到救星一样兴高采烈。

　　“作孚，你回来得正好。事情跑的怎样了？”副总经理黄云龙问。

　　“一切就绪，只欠东风。”

　　“太好了。”黄云龙说，“没想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些日子，嗨，甭提多烦心！闹退股的，逼债的，把个庙门槛都快踩下去几尺了。更可气的是，关于你的谣传。”

　　卢作孚笑了笑：“传什么？传我把股金卷跑了？”

　　“可不是！说什么的都有。有说你把股金卷跑了的，有说你出去躲债的，还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呢！”

　　这时，一名职员从旁插话道：“有人说我们公司把菩萨住的地方占了，菩萨就报应，让川江水一落千丈。”

　　黄云龙说：“还有人说你过去砸过庙，现在遭报应。”

　　卢作孚手一挥：“随他们说去！”他望着窗外。

　　窗外，天高云淡。

　　1927年1月，“民生号”首航涪陵——重庆成功。卢作孚在困难面前迎刃而上，准备将公司的股额大幅度增加。一些人不解：水都干了，办航运能有出路吗？股金尚未集齐，他就派人前往上海订造新的吃水浅的轮船，并计划增购第3只轮船，在重庆建立修船厂。他设想，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计划。









船王卢作孚--第8章　两岸猿声






第8章　两岸猿声

　　　　军阀杨森请卢作孚再度“出山”，他摇摇头，沉浸在自己的金色梦想

　　之中

　　1927年1月，民生号轮船从重庆码头出发——首航涪陵。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全体股东整整齐齐排列在码头上，目送民生轮远去。为开辟这条新航线而举行的欢送仪式格外隆重，代表地方势力、时任民生公司董事长的郑东琴和代表政界势力、川府政学系的何北衡、陈学池等各界名流均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开航庆典。

　　民上公司的股东们第一次在栅搬来临的晨光中亲眼望见满载旅客的民生轮迎着旭日顺流而下，每个人的心情都异常冗奋，对这项投资事业充满了信心。有的股东甚至为自己曾经认股时迟疑不决而产生几分懊悔。

　　“民生号”正式涉足川江，而非川江的支流——嘉陵江，这意味着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走出了阴影，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股东们心里很清楚，川江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的上游。它下起湖北宜昌，上至四川宜宾，全长1050公里——这段极有诱惑力的航程，将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民生号”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江面，股东们才恋恋不舍地三三两两来到民生公司重庆办事处，参加第2次股东大会。股东们怀着激动而又好奇的心情将目光集中到主持人座席上——身穿一套粗布中山服、剃着光头、精力充沛的卢作孚颔首微笑。他的身边是温文尔雅、举止庄重的董事长郑东琴先生。在这次民生公司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上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分发1926年8月至12月的红息。

　　股东们惊喜交加。川江航业上的中国公司无一不亏本，妇孺皆知；独民生公司“获利颇丰”，实属奇迹。

　　卢作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的背景是民生公司的巨幅宣传画。他说：“我们决不能打小算盘，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股东们报以潮水般的掌声。

　　任过知县的郑东琴知书达理，有进士之才学，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造词用句极其讲究：

　　“诸位股东，古人云，创业维艰，斯言不虚。敝公司承蒙诸公大力鼎助，始渡难关。电水厂（原发电厂）收获颇丰，民生轮风驶于川江，各方民众，唯民生船头是瞻。此时唯需克制者，乃嘉陵江，水枯石露，顿使舟不能扬帆，客货不能畅达。总经理卢作孚君，为此昼夜苦思，认为不造新船，不造吃水浅的船，难克此劲敌。造船者，唯需资金耳。本董事会议决，将公司股额由5万元增为10万元。难关已过，以求发展，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徐来。还望诸公慷慨解囊，踊跃认股，东琴在此拜托了。”

　　效益加名望，股东们纷纷将各自所认股额报出。一统计，原计划增股5万元，结果多认2.3万元，超出原定股额46％。

　　卢作孚大喜过望。他一面派人去上海订造吃水更浅的新船，一面准备筹建一座修船厂。

　　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将川江分为上、下段。重庆古称巴郡、渝州，现仍称“渝”。据考，重庆一名启用于宋朝。宋光宗（赵惇）因先封王，后称帝，是双重喜庆，故将封王的地方取名重庆。重庆是一座山城，坡地多、平地少，故它的建筑多依山而砌，愈显得巍峨壮观，别具一格。它冬夏两季多雾，有时一连数日雾霭迷濛，阳光照射时间短，所以又称“雾都”。

　　重庆距宜昌，水路650公里，是四川与外界联系的咽喉。江水经万县、夺三峡，直落寥廓楚天。据《淮南子·要略》载：大禹“凿江而通九路”。汉代时，《汉书》语“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万船而下”，较为生动形象地记述了其交通之繁荣。到了近代，重庆开埠是1891年。在此之前，川江尚无机动船航行的历史。直到1898年，英国冒险家立德乐率领“利川号”溯江而上，抵达重庆，这才开了近代川江航运之先例。“利川号”虽然只是一只7吨的平底小轮船，但它却是川江老百姓所看到的第一只火轮、洋船。

　　立德乐揭开了川江近代航运史上新的一页，同时也揭开了外国商船、军舰横行、控制川江航权，中国人民反控制、夺回航权。国权的篇章。

　　民生公司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加入夺回航权的斗争之列！但民生公司只是刚刚起步，争夺航权又谈何容易！

　　卢作孚意识到必须发挥民生公司的自身优势！但民生公司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人去楼空，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卢作孚久久站在民生公司的宣传画前陷入了沉思。窗外传来三三两两的爆竹声。呵，年关将至，该回家看看了。他很长时间没回家了。

　　一身戎装的杨森在两名卫兵的簇拥下，人还没进药王庙的门，声音就进来了。

　　“嗬，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卢兄卢总经理的办公室啰！不敢想，不敢想！”

　　杨森身上军人气质颇浓，走路一阵风，脚步咚咚作响，常是人未到声先到。

　　听声音，卢作孚知是杨森，忙停下手中的笔，出门迎接。

　　“卢兄，新年好哇！”杨森一进门，没等卢作孚让座，就自己找地方坐了。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杨兄？”

　　“民生公司风啰！”杨森很风趣。

　　“看来，我这里的风还挺大的！”卢作孚幽默地道。

　　“强台风，100％的一股强台风！”杨森道，“都吹到我的耳朵里了，不是台风是什么风？”

　　“我哪有杨兄的风大哟！”

　　“嗨，我是树大招风。”杨森话气突然变得愤懑起来，“他娘的，格老子打洋人还打出不是来了！”

　　卢作孚知道杨森指的是万县惨案。

　　1926年是长江航业的多事之秋。据统计，从这年开始，长江海损事故造出，仅以后5年中，川江就发生海损事故166起，其中严重损伤轮船39艘，沉船8艘。

　　卢作孚对长江航业素来格外关注，因此，杨森的话语所指，自然明了。长江内河航权丧失后，外轮蜂拥入江，外舰借“保侨护商”为名横行长江，无所顾忌。去年，公文长江上游川江就有英、德、日、美四国兵舰15艘，其中英舰6艘。这些外国商船在兵舰的保护下，为所欲为，屡起祸端，多次浪沉中国船只。

　　6月13日，英“滇光”轮在万县箱子石浪沉中国木船1只，淹毙船民10余人；7月8日，英“万流”轮在丰都附近水域浪沉川军划子1只，溺毙官兵23人；8月2日，英“嘉禾”轮在孤滩浪沉木船2只，淹死公差10人，淹没公款6800元（银元）；8月助日，“万流”轮又在云阳故意开快车，浪沉中国木船3只，淹死川军杨森部官兵58人，淹没饷款85万元（银元）。“万流”轮肇事后，于当天开到万县，停泊在英舰“柯克捷夫号”外档。川军将领杨森在当地军民的强烈要求下，派官兵登上“万流”轮查询肇事经过。不料，英舰官兵多名突将正在“万流”轮上办理交涉的杨森部官兵所带枪弹全部缴去，并开枪打伤士兵2人，威逼将“万流”轮放行。同时，“柯克捷夫号”兵舰架置巨炮，对准万县街区，准备轰击。万县人民群情激奋，纷纷要求杨森自卫抗击。

　　8月30日，适逢英国轮船公司的“万通”、“万县”两轮由渝下驶抵万，停泊在陈家坦码头，杨森即派兵将两轮扣留，并电告重庆，向英驻重庆领事卢思德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卢思德急赴万，邀杨森举行谈判。谈判中，卢思德要挟杨森“立即放还两轮，始有交涉可言”云云。同时，以武力相威胁，令英舰脱去炮衣准备轰击；又由渝调来“威警号”兵舰，并急调炮兵驶万。一场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

　　9月5日午后，由英国商船改装成兵舰的“嘉禾号”装配大炮、机枪，满载英兵，由宜昌驶抵万县，与早先停泊在万县的两艘英兵舰组成战斗队形进行挑衅。下午4时30分，“威警号”拉响汽笛，示意行动开始。随后英舰开始炮击万县，双方展开激战。杨部伤亡30余人，英军遗尸13具，其中英舰长达扎尔被击毙。英舰炮击万县2小时之久，造成万县民众死伤千余人，财产损失2000万元之巨。“万县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谴责。北洋政府在内外压力下，派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与英军舰队司令辛克烈尔在宜昌谈判。结果是：杨森释放“万县”、“万通”两轮；英方停止派舰赴万……至于惩凶、赔偿、收回内河航权等要求，因北洋政府的暧昧无能，最后不了了之。

　　卢作孚为此曾致函杨森，对杨森敢于同列强分庭抗礼表示敬意。

　　大过年的，杨森专程前来给卢作孚拜年，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卢作孚心里寻思开了。

　　“听说卢兄最近发财了？”杨森诡秘地笑道，“效益不错呵！”

　　“哪里，哪里！还不是靠各位帮忙。”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卢兄，我想请你出山。”杨森是个急性子，“到万县去怎么样？”

　　“公司事情多，走不开。杨兄还是另请高明吧！”卢作孚笑道。

　　“是怕我给的钱没民生公司的薪津多吧？”杨森单刀直入，“卢兄现在每月拿多少薪津？”

　　卢作孚伸出3个手指，笑而不答。

　　“3000元？”

　　卢作孚摇摇头。

　　“300元？”

　　卢作孚摇摇头，还是笑而不答。

　　“那就是30000元啰！”杨森用肯定的语气说道。

　　“30元！”卢作孚笑着说。

　　“30元？”杨森不相信，“这不可能，堂堂的民生公司总经理，每月薪津才30元？”

　　“千真万确。”

　　杨森知道卢作孚说的是实话，连连摇头，不再作声。

　　对于做官，卢作孚已心灰意冷。两度浮沉，使悟出了官场上的险恶。但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民生公司的生存又不能远离官场，应该是“既沾其利，复避其害；又主动靠拢，以防范鲸吞。”

　　“杨兄，民生公司创业维艰，愚弟难以脱身，实难从命。”卢作孚说的是实情，“不过，日后杨兄如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好，一言为定！当然，卢兄你如果有事的话，尽请直言，我会尽力而为之。”杨森说完，起身告辞。

　　现在，卢作孚得以静心思考民生公司的发展蓝图。

　　多年以后，卢作孚的这次对民生公司的总体勾画，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

　　首先，他为民生公司的发展设计了“三个运动”。

　　一是“整个的生产运动”。即：“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这是卢作孚企业集团思想的萌芽期。从1927年开始，他计划“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进而谋求“连带的生产事业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即建立一个包括与航业相关的行业（如修造船业，为供船舶燃料的采矿业），并逐渐旁及其他事业的庞大联合企业。发展之后，在航业之外，以航业为中心开始广泛投资。

　　二是“集团生活运动”。即“企业的工作、生产、消费、生活等都是集团性的。在这个集团里，应当抛弃个人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进而联合若干事业组成更大的联合集团。”

　　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即“尽民生公司现代所幸得的机会和力量，去帮助社会寻求现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现代文明生活当中去或竟超越他们的前面去。”

　　卢作孚深知，若想实现自己的这些理想，必须在民生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不断探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和实验，形成民生公司管理上的独特风格。

　　卢作孚认为：必须在民生公司强调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上的现代化。现代的物质建设，就必须有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把握了技术和管理这两个武器，才可以推动事业跑到时代的前面去。10年后，卢作孚的这种梦想——一个大型企业管理体制便告形成：第一，有了一个大体适应近代大型航业经营的管理机构，完成了企业经营的组织建设；第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企业内部井井有条的工作秩序。

　　他在民生公司未来发展设想中写道：“组成在总经理集权领导下，由分工不同、层次不同的部门集成的总公司，归口统一筹划、指导、管理、监督整个企业的人事、财务、行政、技术、经营各项活动。总公司下设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以及各个附属企业和单船等相对独立的基层单位，构成一个左右、上下之间，互相协调，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

　　“在总公司内部，除各职能业务部门外，专设诸如人事委员会、设计室、稽核室之类机构，用此指导、监督、制约各职能部门，避免漏误和滥用职权。严密的系统方能保证企业领导的意图得以迅速、准确地贯彻实现。公司建立一套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每个部门、每个职工的工作，使每一工种、每一岗位、每一作业过程，都有章可循。

　　“采行会议制度，在思想上可以互相影响，情况上可以互相明瞭，免除隔阂；办法上可以密切领会，联络一致，可为全部计划及管理集思广益……是促进事业唯二方法。”

　　一连几天，卢作孚一直蜷缩在这座寒冷而又寂寥的破旧庙宇里，忍受着饥寒，抵抗着零下30多度的严冬。他无法与家人分享过年的喜悦，在黄昏与黄昏之间思索、奋笔疾书。现在，一切仅仅是个开始，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座房子的模型，这个巨大的模型正支在他的头顶。他忽然想起曾国藩和李鸿章，其功过若单就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来说，功远大于过！

　　他再次因过于激动而难以入眠。尽管睡眠在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睡眠于他，无异于穿衣可多可少。几天来，他或趴在桌上小想一会，或是闭目养神少许，直到又一个黄昏的到来。

　　黄昏悄无声息地再度降临，他复又提笔，沉入那巨大的金色梦想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建设和技术管理。眼下创办一个机器厂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适应近期提高船舶营运率及远期加强技术建设的需要。其后是创造条件，把技术研究和技术管理引向深入。总公司设驾驶研究委员会、船舶机器研究委员会，对宜昌和上迄嘉叙的航道进行详细考察，写出报告，绘制河床图，编写出《长江上游宜渝段航行指南》和《驾驶须知》等技术性文件。还要写一份《川江船舶安全问题研究报告》，计算并绘制出各船安全装载图表等等。

　　一个巨大的光圈，最初使人眼花缭乱，现在，卢作孚已看到了它的核心。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都离不开人的因素，一个人须有理想，一个企业需要精神。人的问题又摆到了他的桌面。

　　卢作孚认为，实现现代化，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因此，必须要求人们围绕着整个理想去活动，而尤其要求活动产生于思想。

　　民生公司草创之初，形成一个能吃苦、能办事的精干集体。他们是一群绝不畏事苦、亦绝不计较待遇的事业上的良友。正是依靠这种精神，破庙立业。此乃民生精神之基础。随着公司的发展，职工的来源、素质和管理，也就更加成为企业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眼下民生公司的高级职员，多是由公司访求、招聘，或是由学校、机关推荐、甚至重金礼聘来的，因而罗致了不少在造船、机械、航海、海商、经济管理等方面学有专长、颇负名气的人才。但一般员工大都是通过公开招考录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并不能说明熟悉航业业务，必须要搞一些短期集训。业余教育之类，以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部门经理以上的高级职员，必须达到90％受过高等教育，还要吸收一小部分留学生。只有这样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领导层，才能吸取近代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法，改进经营管理；而全员的教育普及，则有利于先进管理方法的推广和普及。

　　卢作孚所标榜的“民生精神”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大致可归纳为几个方面：

　　一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19世纪末，资产阶级中已有人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以谋求自身的发展，并作为本阶级的政治思想。卢作孚继承这一口号，赋予它以实际内容，更加具体、生动地在企业中表现出来，使之显得引人注目。

　　卢作孚把航业看作是“一切事业之母一立国要素”，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用创建先进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以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相抗衡，不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中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跑到它们的前面去。公司把爱国宣传活动同企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公司的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口号，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危亡，并发动职工家属订出爱国公约。

　　二是集团生活思想。这是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他写道：“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他要求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自己的共同事业；而个人口要忍耐、苦干就能成为出人头地的时势英雄。卢作孚以此桃源世界的幻境，诱使职工忘我地为公司的利益而奋斗，把这种理想变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动力。

　　三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培养艰苦奋斗崇勤尚俭的作风，以利于公司的壮大和发展。他写道：“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他用禁令和查禁等办法，要求职工不嫖、不赌、不吸鸦片、不做私生意、不贪污受贿、不拿旅客财物等，以杜绝不良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注意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间喜庆丧吊不互相馈赠，庆仪从简，以及为结婚青年举办免费集体婚礼等，以倡导新风，逐渐养成一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风气这种风气正好与社会上贫困、愚昧、落后、奢淫的奇形怪状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份权威资料在评价卢作孚积极革新企业管理时说：“自它创建之始，就十分重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对当时长江航业中旧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并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中，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大体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卢作孚到底革新了什么呢？

　　大致来说，卢作孚在川江航业史、民生公司发展史上做了三件大事——轰动了整个长江航运业，以致他的许多做法沿袭至今。

　　废除臭名昭著的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此乃除旧布新之基础。所谓买办制，就是轮船上的一切事务，全部由轮船公司包给大买办。然后，再由大买办包给二买办、三买办。这些大大小小的买办像一群又一群吸血虫一样，层层剥削船员。他们为赚钱，不惜带私货、卖黄鱼、克扣旅客，哪里还有心思想到改进客轮上的管理？在一条船上分成大小不同、多层次、多部门的承包单位，围绕在每个承包主的周围都有一个由封建买办关系组成的小集团。由此，一船之中派系林立，盘根错节，互相倾轧，而这种封建买办关系又多与社会上的封建势力相勾结，船上事务受其干预牵制，甚至为其操纵把持。同时，各大小承包集团，通过包揽、回扣、贿赂、贪污等手段牟取暴利，并不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和公司的利益和声誉。这种承包主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效益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状态，导致企业主对船舶直接管理权力的削弱甚至于丧失。民生公司自创建伊始，便在它的第一条船上实行公司统制下的单船经理制，取代了买办承包。单船经理制是每船设一经理，对内代表公司对本船的领导，对外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本船的对外事务。全船职工均由公司统一派任，财务收支统一由公司掌握，物料供应由公司统一核发，全船技术、行政由公司统一授权归船长、经理指挥。这一变革，其意义远不止于其本身带来的管理效果，而在于它突破封建买办制度的束缚，为此后一系列的革新管理打下基础。

　　第二件大事是改善客货服务，提高运输质量。民生公司的短航经营，初见成效，同众多的中外航业公司进行竞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优质服务，匠心经营。当众多的航业公司，只顾追逐高额利润，不顾旅客利益，以至运输质量低劣，民生公司则注意在提高运输质量上下功夫。民生公司提出“运费持平，限制盈利，工商航业，均等发展”；“船舶优秀，设备完善，服务周密，福利人群”；“客货船舶，两有种助”的口号，赢得了社会的信誉，形成了与同业竞争的巨大优势。

　　川江水位涨落变化大，20年代行驶川江的船舶在技术性能上，多不能适应常年不断通航的要求：同时，贷源不足，船舶往往需要等待装足客货后始能开航，因而大多数航线都没有实行定期航行。卢作孚看到了定期航行“一切能先期计划，如期到达”，“于旅客货物运输颇有帮助”的优点，及其成为“各国航业政策之一”的趋势，开创之初，就努力实行定期航行。公司要求，参加定期航班的船舶定期开出，定期到港；转口货物做到毫不停留，以便客商信赖民生像信赖自己一样。

　　抬价以牟取暴利，杀价以扼杀同行，两者交替使用，运价大起大落，是旧时长江航业界常有的现象。卢作孚认识到“运费涨落无常不但工商业经营甚难，即航业本身经营亦不易”，“其结果纵不至共同失败，至少亦难共发达”；“只有运费持平，限制盈利”，才能使“工商航业，均等发展”。于是他提出“求安定不求厚利”，并“每每寻求机会，努力谋实现”。这种“安定运费”的方针，对川江运价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进船舶设备，保证旅客安全舒适，是卢作孚的又一举措。因陋就简，勉强维持航行以求获利，是当时航商普遍的做法。但卢作孚却对改善船舶设备相当注意，力求旅客的舒适与安全。船舶上的消防救火救生设备配备齐全，往往超过规定数额；大口径自动抽水泵、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设备，即使并非法定所必须，也次第设置。在船舶生活设施上，设置电冰箱、蒸汽消毒器、淋浴、瓷盆；分别舱级配备弹簧卧垫、木棉垫及普通卧垫；在舱内设置电扇、儿童玩具、巡回文库（流动书箱）、收音机、娱乐用品，并为旅客提供拍发电报、邮寄信件服务项目。这些都是卢作孚独出心裁，率先创设的。

　　公司的茶房不仅要受严格的职业训练，职责也在《茶房须知》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茶房对待旅客态度和善，应对灵活，谈吐礼貌，并达到规范化的程度。对于客人上船时接收行李、安顿铺位和在船上饮食起居，下船时收拾行李，招呼力夫或划子，送客上岸；无不照顾周到、长途船上的各级舱位，都可听到广播的音乐及新闻，每天都要有新闻摘要，油印分送给各位旅客。沿江经过的地方，都要有风景照片，供客人传观，还要负责解说；船到码头后，岸上服务人员要为旅客代运行李，代觅住地。凡此种种减少了旅客在旅程中无限的困难，因而得到了无限的便利和安慰。

　　第三件大事是健全工薪、奖励、福利制度。卢作孚革除了买办承包制的私相授受、层层克扣等陋习后，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工薪管理和职工福利制度。这套制度是卢作孚改革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缓和劳资矛盾，协调公司和员工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长江航运史》在评价卢作孚的这项建设性工程时评价道：

　　1．工薪有定制。订立了《职工年功加俸细则》，实行每年加薪一次；制定《职工薪级表》及《薪工条例》，从此奠定了民生公司工薪制度的基础。

　　职工薪级分事务人员和技术人员两大类，大体按照技术人员略高于行政事务人员的原则，将各种职务分别列出等阶和级别，按等套级，按级支薪。船长最高可达600元，水手起点仅12元，总工程师工资月薪高于总经理。职务愈高，级差愈大。

　　民生公司实行“年功加俸”制度，即每年给予职工一次晋级提薪的机会，“增加薪津以成绩为标准”，以《加俸细则》为依据，逐条对照考核。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职工都可望加薪一级，成绩特别优异者，可加俸2～3级。

　　职薪相对应，提职必加薪，晋升职务比年功加俸受益丰厚，这是公司工资制度中激励职工上进并为公司创造更多财富的又一重要措施。

　　工薪制度中，还有所谓双薪、借薪、减薪的规定，双薪即在公司盈利时，年底按月工薪额加倍发给；借薪，在公司发生半年以上亏损时，得向职工借薪，月薪高者多借；低者少借；不足40元者免借；公司亏损一年以上时，则实行减薪，减薪比例与借薪相同。

　　这些制度把职工工资与公司盈亏联系起来，有利于激发职工尽心职守，关心公司经营效益，不仅远胜于承包制，而且较之当时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依靠压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以榨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做法，也略胜一筹。

　　2．奖惩有定则。卢作孚强调实施奖惩，“尤在多奖而少惩。最有效的奖励在使工作有成绩，有成绩者得赏识，有才能者得上升”，“至于惩处，在促人省悟，绝非表示厌恶”，“不可使党绝望”。

　　基于这一精神，民生公司公布了《奖惩规程》，对奖惩对象、奖惩标准：奖惩等级、奖惩办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奖励采取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法，经常在公司刊物《新世界》、《简讯》上公布奖励名单，介绍受奖事迹，并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奖金。惩罚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告诫、记过、记大过、罚金、降级、停职以至开除的惩处。

　　卢作孚说：“管理人员主要的责任就是检查工作人员的工作。”为此目的，民生公司制订出一系列考勤、考绩、考试的规章制度。考勤有《考勤规则》、《给假规定》、《船员离船办法》等等。考绩则有部门的《组织规程》、《办事细则》；个人的《职工手册》、各类人员的《须知》、《职工平时考绩表》、《逐日工作摘要报告》等等。考绩的范围总括为“工作、品行、言语态度和仪表四个方面”。至于考试，即对不同工种应具有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制订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公开考试。考试合格者或优异者即可晋级加薪。

　　这样，就把考绩、考勤、考试制度同“年功加俸”和提升晋薪结合起来，把职工工作能力、劳动态度以及贡献大小与工资待遇结合起来，以激发职工克勤克职，更加努力工作，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职工素质的提高。

　　3．福利制度。民生公司的一套福利制度是对所谓新的集团生活中，劳资合作理想社会的标榜。卢作孚在《工商管理》中写道：“为谋求职工福利，不仅为当前谋福利，并须为未来谋福利，不仅为谋职工个人福利，并须为谋家庭福利。有关福利的设施，如职工补习教育、环境卫生、运动及娱乐生活、医药及死亡保险、家庭住宅、家庭卫生、家庭娱乐及子女教育，皆所必须。其属物质方面者应视经济能力实施之，其在服务方面者应竭所有人力趋赴之。”民生公司的福利措施大体是按卢作孚的设想向职工许诺的。其主要项目是：

　　①全员的集体伙食。自开办之日始，就由公司出资集体开伙，伙食标准相当于低级员工月工资的二分之一。这种伙食津贴，对于低工资职工是很有吸引力的。

　　②红酬。公司章程中规定，企业盈利时，在纯利中按一定的比例提成作为红酬分给职工。红酬以年资、职务、考绩成绩为依据，以工薪级别为基础，分等分级发放，其间差别很大，高薪人员受益最厚。

　　③民生服津贴。为“振作职工之精神”，体现民生公司是“群的事业”，规定公司全体上下员工，在工作、外出、参加集体活动时，统一着民生制服并由公司给予服装津贴。

　　④文化基金。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这笔经费除用于补助中国西部科学院及社会办学外，还用于培训职工、购置图书资料、职工俱乐部、职工子弟教育。

　　⑤医药津贴。在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设有医务室或简易保健设施，免费为职工检查身体，诊治疾病，病情较重的可在特约医院就医，药费九折优待；因公伤病，则医药费全由公司负担。病假期间按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全薪、半薪及停薪处理。

　　⑥因公伤亡的补助及抚恤。《救助金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伤残“如能担任其他工作，则改调其工作，不能再担任任何职务者，给予终身残废救助金”。死亡救助分一次性抚恤及遗属赡养两种。一次性抚恤金为50～100元，遗属生活费则按职工服务年限而定。此后作了较大的调整，抚恤金按照月工资的倍数发给，遗属生活补助，则依工龄确定金额与享受年限……

　　⑦职工养老。职工年满60岁不能继续工作的，可以领取养老金，其金额因职务及服务年限而异，最低者可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用。

　　⑧职工住宅。民生公司设有单身职工宿舍，并把它作为培养和体现“新的集团生活”和“民生精神”的场所。单身宿舍的房租、水电、伙食费用全部由公司开支。以后开始筹建部分职工家属宿舍。

　　⑨职工储蓄、保险。民生公司分别于1928年和1937年起，对职工实行强制性的储蓄和人身保险，存款和保险金金额按工资比例递增。储蓄按月扣除，不得随意取出。人身保险对月薪30元以下的职工，依工薪多少分别给予部分津贴。民生公司一面在职工中实行强制保险，一面在兴华保险公司投资6.5万元。这种储蓄和保险的用意，一是集腋成裘扩大资本，二是藉以缓和劳资矛盾，三是推动“新的集团生活”，扩大社会影响。

　　⑩消费合作社和休假、乘船优待。1932年，公司成立消费合作社，购运米、煤等生活物资，一部分供给集体伙食团，一部分以低于市价售给职工家属。后改为物产部，由职工自动认股，成为公司一个附属商业贸易机构，但仍向职工供应一些低于市价的日常用品。

　　民生公司实行各种休假制度，对事假、婚丧假、灾假、产假、病假不超过规定假期的，工资照发。此外，职工每年可享受12天的特别休假，假期不扣工资。在上述给假范围内回家往返及集体参观游览等，可免费乘公司的轮船，家属半价优待。

　　民生公司积极革新企业管理，在当时航业界具有开拓性的新意，是近代航业经营方式从封建买办制度束缚下，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化的启蒙，不仅给民生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的实际效果，而且对促进当时的航业界的共同进步，也具有较大的影响。

　　　 重返官场，脚踩两只船：借军阀的武装消灭匪患，借权势造福于民众

　　夕阳将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木格窗棂上。卢作孚又在撰写一篇文章（他似乎有写不尽的文章）。他感到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脚背，低头一看，见是只老鼠，便不动声色，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狠狠地砸下。老鼠当即一命呜乎。这时，从前殿风风火火闯进一个人来。

　　是民生轮船经理陶建中。

　　陶建中怒气冲冲，将手中的一只干瘪口袋往桌上一扔。

　　“一分不剩，这帮可恶的土匪！”陶建中恨恨地道，“总有一天，我非得扒了他们的皮不可。”

　　民生轮又遭土匪打劫了，这已经是第3次。

　　“算了，生气也没用。你累了一天，先回去休息吧！”卢作孚安慰道。

　　陶建中走后，卢作孚陷入了沉思。

　　合川是川北地区南下重庆的必经之路，渝合之间又隔着华莹山余脉，重山叠蟑，人烟稀少，是大股匪徒出没的地方，陆上交通不便，唯有水路畅通。因而，合川至重庆的水路，是一条黄金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由于匪患猖獗，这条路又是一条充满危险和赌注之路。

　　暮色开始降临，殿内已是一片黑暗。卢作孚摸黑找到电灯开关，打开灯，室内顿时亮堂起来。

　　四川处在军阀割据的防区制时代。防区之间关卡林立。商货过境，逢关纳税，遇卡抽捐；航行经过两小时以上防区的船只，如不多方打点应付，便要受到百般刁难；加之土匪肆虐，安全毫无保障。民生轮凭卢作孚的名望，一直航行畅达，但也有一些恶贯满盈的土匪不吃这一套，见机行事，抢劫轮船商货。民生轮前两次被劫，损失甚重。损失了钱款卢作孚虽心痛，但毕竟是小事，旅客的安全却是大事。安全无保障，谁还敢坐你的船！

　　在合渝航线上，上游合川是川军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下游重庆是21军军长刘湘的防区，而渝合之间的北碚，则是两个防区的交界处。卢作孚深知，民生公司的轮船要安全通过这一航线，一是要肃清土匪，二是要打通军阀的关节。

　　民生公司刚成立时，卢作孚就意识到公司的经营将会日益扩大，维系和拉拢军政要人的关系，愈益成为卢作孚社交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他忍气吞声，运用招待、送礼、社交等手段，极力维护着民生公司的利益。

　　郑东琴，这位在合川数地任过知县的一方“诸侯”，可谓合川地方势力的代表。别看他已退出官场，但其影响却决不在此时的权贵之下，加之他那极其清傲的品性，就连防区内的大小军阀也要让他三分。民生公司初创，卢作孚即把郑东琴请出了山，加盟民生公司，并担任董事长要职。卢作孚正是通过郑东琴等合川地方势力，争取到了陈书农的支持，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在川江上游畅通无阻。为疏通下游航线，卢作孚结交了川省政界中的何北衡、陈学池等人，和刘湘拉上了关系，终于促成了两个防区在北碚的谅解，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在川江上畅通无阻。

　　眼下，军阀们的关节都打通了，匪患又如何对付呢？

　　郑东琴退出官场，是为逃避官场黑白是非而归隐，“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涛。”但自从他加盟民生公司后，这种心情亦不复存在。

　　民生公司轮船3次遭劫，已成为卢作孚的心病。匪患不除，安能使航线畅达？那么，如何对付土匪呢？凭民生公司赤手空拳，显然不行。凭军阀围剿？不仅土匪越剿越多，而且捐税越加越重。看来，只好“借力”了。

　　合川至重庆航线上，有个三峡，此称嘉陵江三峡，与长江三峡不是一回事。这三峡是合渝之间的三个峡谷——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周围一带地区的总称。此地贯连4县：合川、壁山、巴县、江北，辖39乡镇。峡区内群峰连绵、绝壁陡生，陆地无路可寻，全靠嘉陵江与外界连接。

　　民国初，由于川军割据，战火纷飞不绝，兵痞盗匪乘机而起，隐于峡中，杀人越货，导致川江商旅劫难无计。1918年，当地各界名士，苦于匪患，为安定地方，初组建一峡防营，剿灭土匪，后不见成效，又于1923年，由4县乡绅民众共议改组峡防营为峡防团务局；次年开始抽起过往船捐，充作经费，以御匪患，维持治安。峡防局设在嘉陵江畔的北碚乡。

　　峡防团务局成立后，几度围剿匪患，收效甚微，民怨沸腾。郑东琴和卢作孚深知，峡防局缺一个脚踏实地的领导者。

　　在郑东琴、何北衡等各界地方知名人士的倡议下，成立了合川、巴县、江北、壁山4县联防的峡防局，并极力推荐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

　　一个融融春日，卢作孚带着四弟卢子英走马上任了。

　　卢子英到广州黄埔军校后，入第4期学习，因水土不服，染上了疟疾，被迫回到了合川。

　　4县39乡镇联防的峡防局仍设在北碚。

　　卢作孚这次重返官场，迫不得已。4县绅民一致举荐，主要是因了他《两市村之建设》一文中所表现出的才干和新思维——那是嘉陵江三峡千万民众沉淀多年的梦想。对卢作孚来说也是天赐良机，可以嘉陵江三峡作为基地，进行他的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推行他的乡村运动理想。他称这个试验“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贫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愿望，卢作孚再度步入官场。民生公司的工作他一一交待完毕，之后，乘一叶扁舟，来到北碚。

　　北碚坐落在嘉陵江边，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如画，青山绿水间，群群蜂蝶翩翩起舞。卢作孚无心观赏春日美景，和四弟向峡防局走去。

　　这是一座典型的20年代四川临江乡村。它背靠陡峭的山麓，乘山坡走势而建起一排排灰色的瓦房、茅屋，俯瞰着嘉陵江。中午时分，卢作孚和卢子英站在街口，他们的面前是两人来高的木栅，海碗粗的硬白檀树段木让人望而却步。透过缝隙向街里一望，几乎每个路口都有。

　　这时，木栅内走过来一位老者，将他俩上下打量一番，确认不是坏人，问道；

　　“你们俩有何贵干？”

　　“我们是来这里工作的。我叫卢作孚，这是我的弟弟卢子英。”

　　“卢作孚？这名字好耳熟。”

　　老者开了门。

　　“这是干什么？大白天怎么还用木栅挡着？”

　　老者叹息道：“先生不知，这地方土匪出没无常，扰得百姓不得安宁。这木栅是专门防匪垒设的。”

　　原来如此。卢作孚心想：匪患猖獗由此可见一斑了。

　　“大叔，你知道峡防局在哪里吗？”

　　“峡防局？知道，知道。过了三道木栅垒就是，有块牌子。你拣直走。”

　　老者边说边回去闩上了木栅。

　　卢作孚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走了约摸20分钟的光景。他一直在左顾右盼，仔细地巡视着这条一眼望见头的街道，以及两旁参差不齐的门楼、屋檐、牌匾。街道两旁流着黑乎乎的脏水，散发着一股股霉臭味。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陌生人。

　　峡防局设在一处破庙里。庙前挂了块牌子，一名士兵拄着枪，站在门口。

　　士兵一见来了两个陌生人，将枪一抬：“干啥子的？”

　　卢子英上前答道：“找熊明甫副局长。”

　　士兵满腹狐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两位穿戴普普通通的人：“熊局长没空。”刚说完，又觉后悔，人家一开口就找熊副局长，口气蛮大的，怕是有来头的吧？于是，又换了口气：“找局长有事吗？”

　　“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有个姓卢的想见见他。”

　　姓卢的？士兵没吭气。

　　卢子英可沉不住气了，吼道：“你马上给我进去通报，新任峡防局局长卢作孚上任来了。”

　　士兵一听傻了，想不到这新任的局长不请自来，连声道：“是，卢局长。”

　　又是一个难熬的春夜。卢作孚仰躺在硬木板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上任一周了，这里的一切比原先想象的要糟很多，尤其是匪患，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三峡两岸大山连绵、森林茂密，土匪隐藏其中，集散灵活。”有资料记载：

　　“自清代盐枭张大同在此落草占山为王以来，就开创了匪患的历史。百余年间，土匪就像田中的杂草，割了又生。土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难以计数，仅各股土匪为争地盘就火并400余次。著名的匪首先后就有唐大鼻子、铁匠老横、磁器罗汉、三眼童儿、陈大娃子等。……百姓无计，逃荒他处；地主富豪修筑碉堡，购置武器，豢养家丁，有的与土匪通气结好，使百姓匪上加匪。事情有时荒唐到了如此地步：荷枪实弹、铠甲鲜明的官军过境，竟要与土匪有关系的团防护送！民国建立以来，官府对土匪一是剿灭，二是招安。华莹山顶有个庙叫宝鼎庙，是土匪的老窝，四川军阀对其招安，一夜之间封为军官，人们讥讽他们是‘宝鼎军官学校’毕业的。其中匪首唐大鼻子被封为川军2师5营营长，带着人马驻守北碚。他公开宣称，在他的防区内他要保民，不出抢案，交换条件就是地方按月给他纳‘保险金’。结果，他不抢此地，就去抢彼地，冒犯了另一股土匪，互相残杀，唐大鼻子被人乱枪打死。这样一来，官匪难分，土匪日多，波及面日大，不管是富室，还是穷家，都实在受不了这种折腾……峡防局成立后，以防范为主，虽然也剿了几次匪，但收效不大……”

　　如果不从根上清除匪患，只一味地围剿，土匪势必像割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来。卢作孚寻思道：必须进行人的训练，从提高乡村人的整体素质着手。

　　主意已定，卢作孚吹灭油灯，才发觉天已黎明。

　　一夜之间，北碚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

　　“造公众福，急公众难。”

　　……

　　卢作孚深知，要建设，要创造，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有秩序的社会。他一面整顿峡防局，训练士兵，一面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参加肃匪斗争。

　　他大声疾呼；

　　“社会不安宁，绝没有安宁的个人或家庭。”

　　“要使地方安宁，必须使匪不安宁。”

　　他多次召开民众大会，号召整个社会都武装起来，消灭匪患：

　　“团防是被匪徒抢劫、逼迫得无地偷安了，才办起来的。我们要想身家性命得到安全，社会有秩序，不是仗恃有团，而是仗恃无匪……必须使大家行动起来，不说使民众武力化，也应使武力民众化！”

　　一场全民肃匪运动序幕拉开了。

　　熊明甫这位副局长万万没想到，一介书生意气的卢作孚刚来北碚不多日，就在犹如一团死水的北碚，突然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冲天巨浪。

　　熊明甫服了这位新来的局长：“多少年的隐患，你一来就没了，我彻底服了。”

　　“这才是一个开头啊！”卢作孚道，“要肃清土匪，一要寓兵于民，二要化匪为民。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为上，杀戮宜少，以匪治匪，鼓励自新。还得稽查奸究，就必须认真调查和登记户口；要防止流氓的产生，以杜绝匪源，必须禁绝赌场、烟馆。真正做到长期无匪，不产生新匪徒，还需从各方入手，来它个斩草除根！”

　　卢作孚抬起手猛地往下一劈：“这就是我的乡村建设理想。”

　　卢作孚为北碚的乡村建设营构着一个“现代中国的缩影”。他在《乡村建设》中写道；

　　“建设的意义是说：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是好多乡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为他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乡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设事业，而且不愿有，深怕有建设的事业；不但是无知识的人们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在乡村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权力很大的人是这样。因为他们另有经营的事业，是他们向来把持着经营的。

　　“第一便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店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上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有上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样减轻苦痛呢？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些天灾，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

　　卢作孚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背景，更认准认清了北碚的真面目。他将北碚匪患的症结归于乡村建设不力。

　　　　每每盗匪问题是起于乡村，不起于城市，在历史上只听说盗匪满山，

　　不容易遇着盗匪满城。盗匪一起，发生了乡村的治安问题，乡村地位之重

　　要，就此更可证明。乡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过问利害切身的乡村问题，

　　便完全让土豪劣绅专横；自然，他们更不肯过问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国家

　　的政治问题，便完全让军阀专横。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

　　题。乡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证明了。

　　卢作孚不改教育救国初衷，认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其后是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设。

　　杨继仁和唐文光先生评价道：“纵观卢作孚一生，他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主要是航运），这三件大事紧密相连，互相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生命的三部曲。”

　　1927年夏天，对于刘湘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好的消息令他慰藉的了。卢作孚在北碚推行的乡村运动，很快就传遍了全川。这对于偏僻、保守、落后的四川来说，无异于一部新的神话的诞生。谁不知道北碚是个四不管、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的穷山恶水之地。仅仅因了一个卢作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不是一部“卢作孚神话”。

　　刘湘派秘书去看看。秘书很快就回来了。他的秘书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说——

　　街道很宽，也很清净。匪患基本上肃清。见不到烟馆、赌场、妓院。民众精神振作。每个方面看起来都井井有条。

　　“他靠什么将北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设成这模样？”刘湘不解。

　　“靠人。卢作孚认为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乡村建设的第一需要，需要一群立志改革和献身建设事业的人。卢作孚先生的理论是：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他对于人的训练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他们的头脑有现代整个世界那样大，能在非常明瞭世界的状态下决定自己的办法；第二是要他们的问题至少有中国那样大；第三是要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个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关于人的训练问题，他曾专门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秘书伸手在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刘湘。“这是卢作孚先生结合自己在北碚的工作经验写的，我带回来一张，你看。”

　　刘湘接过报纸，一行醒目的大字竖幅标题跃入眼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

　　他不由轻声念出声来：

　　“……为解决乡村建设所需人才，须采取两个途径，即‘大才过找，小才过考’。根据事业的需要……”

　　卢作孚对人才之重视无与伦比。如同他曾经两度为官办教育一样，四处搜集人才。他每到一地，人才就汇聚一堆。在北碚也是如此。他寻求的人才中，有擅长民众教育的，也有会园林艺术的；有教育专家，也有金融里手；有懂经营管理的，也有会科研技术的，应有尽有。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慕名而来，还有一部分是为寻求中国出路而来的有志之士。其中包括外国人才：法国人傅德利（昆虫学者）、丹麦人宋而慈（铁路工程师）、留学国外的唐瑞五（工程师）等等。

　　刘湘怎么也不明白，卢作孚在经费紧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竟然能够把形形色色的人都召集到一起。

　　“卢作孚在北碚搞了个训练基地，设在公共体育场东端的一座一进三大间的草房内。两边各写着一丈见方的五个大字：“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秘书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点不漏地汇报给刘湘：

　　“训练的内容，首先是纪律，还有政治知识、思想品德和业务知识。并且要经受社会服务的实习，都要经历险阻，吃尽苦头，目的在于养成他们的坚强意志、健康的体格、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刘湘听完秘书汇报，连声称赞道：“难得的人才！栋梁之材！”

　　正当刘湘对卢作孚赞不绝口的时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北碚的老百姓异口同声地骂起这个不嗜烟酒、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的峡防局长来。

　　“你们峡防局的人打了菩萨，不怕上天报应吗？你们这些遭雷劈的！”

　　这还是比较温柔的骂法。

　　有的人竟指名道姓地骂。

　　老头老太太更是如丧考妣，捶胸跺足，呼天唤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又哭又叫。

　　原来，卢作孚要办学校、公共图书馆、医院和公用设施，苦于没经费，无钱盖房子。北碚老百姓很穷，他不忍心摊派；办实业一时半晌又不能奏效。思考再三，决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动员峡防局和学生队一口气将北碚的8座庙宇神像砸了个精光，准备用来做公共设施用房。

　　他说：“北碚才8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却修了8座大庙，老百姓连房子都没住，却让这位泥巴石灰像占着这么好的地方。现在，让我把它们请出去！”

　　没想到，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盘踞在老百姓头脑中的迷信、愚昧、保守等封建思想一齐向他开火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闻讯后，跌跌撞撞地冲到峡防局门口，指着卢作孚的鼻子：“老天会报应你，叫你不得好死！”

　　卢作孚笑了笑，没事人一般。

　　峡防局的士兵气愤地说：“卢局长，你可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怎么说也是官府，哪能让人随便骂。我们抓他几个，煞煞他们的威风！”

　　卢作孚摇摇头：“不能怨他们，应该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

　　熊明甫副局长感到事情严重：“要不要开个民众大会？”

　　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

　　卢作孚不气不恼，以理服人。

　　“庙里的菩萨是什么？只不过是泥巴和草塑的，人想怎样塑它就怎样塑它，假若屋顶漏雨，淋在它身上，还不是照样啼哩哗啦垮坍下来，有什么可怕！可怕的不是庙里的菩萨，是我们心中的菩萨。它在我们心里压了那么久，几百年，几千年！必须打倒它！不打倒它，就不能建设美满的三峡！”

　　会后，峡防局张贴布告，规定：“凡测字算命、观亡相面、跳神圆光诸色人等，亟应一体革除。”布告内容还有质问：

　　“如谓巫觋可通鬼神解灾者，星命可以知吉凶，应有灾皆解，何以到处还有病死、穷困无告之人？”

　　自此布告一经贴出，即派士兵巡逻，宣告，对职业迷信者，一经查获，定即分别处办不贷。

　　中国西部科学院建起来了。

　　医院建起来了。

　　学校建起来了。

　　……

　　北碚的老百姓等了又等，苍天没有报应。倒是卢作孚创建的事业给北碚人民群众带来了安宁和幸福！

　　深秋的一个清晨，卢作孚推开窗，一阵嘹亮的歌声从山岗上传来：

　　　　争先复争先，

　　　　争上山之巅。

　　　　上有金壁之云天，

　　　　下有锦绣之田园，

　　　　中有五千余年神明华胄之少年。

　　　　嗟我少年不发愤，

　　　　何以慰此美丽之山川？

　　　　嗟我少年不发愤，

　　　　河以慰此锦绣之田园？

　　　　嗟我少年不发愤，

　　　　何以慰我创业之先贤！

　　卢作孚舒心地笑了。这是他请周孝怀先生为少年义勇队所作的队歌《争先少年》。

　　卢作孚在北碚建起了学生队、少年义勇军、警察队，共培养了500多人，为北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卢作孚开了门，开始了每日的跑步锻炼。他的脚步从来就没停止过，他的思维也总在运动之中。

　　绕过北碚博物馆，再绕过禹王宫变成的织布厂，他突然转向了街道——阴沟代替了阳沟，街道平整而清洁。人们纷纷向他挥手致意、问候。

　　“卢先生早！”

　　“卢局长早！”

　　卢作孚忽然想起刚建街道时的情景。他要求街道两侧拆除伸出的屋檐，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诅骂：

　　“自有北碚场，便是这个样的街道，至少也有几百上千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

　　想到这里，卢作孚笑了。出得街口，卢作孚上了一座小山。树叶沙沙作响响，满山红叶如染。

　　秋天到了。

　　　　　　　　 三艘轮船，两条航线。卢作孚水陆并进……

　　1928年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卢作孚在两岸叠翠的嘉陵江边望见了他的第2只轮船——新民号，正破浪向他驶来。这是一只载重仅34吨、吃水更浅的小船，能适合川江上游各个季节水位。这只船后来改名“民用号”。

　　这段时间里，卢作孚一直身兼两职：峡防局长兼民生公司总经理。两边的工作均处在初创时期，困难重重，他不得不两头奔波。

　　民用号轮船解决了川江枯水季节的客运难题，保证了合川至重庆之间的四季客运，了却了卢作孚造福于民众的心愿。

　　就在这时，卢作孚又意外地获得了第3只船。这第3只船载重125吨，是南充的一位名叫谭谦禄的商人在上海订造的，取名“顺庆”。顺庆轮竣工后，刚开到重庆，即被重庆驻军范绍增师长扣留。谭谦禄四处托人求情屡次交涉无效，最后找到曾在南充任过知县的郑东琴。经郑东琴说合，谭谦禄才将船领了回来。

　　谭谦禄原本是个商人，不懂航业。经此波折，方知隔行如隔山，于是要求与民生公司合作，成立一个“长江轮船公司”，将“顺庆”改名“长江”，委托民生公司代管，专门行驶重庆到涪陵之间的航线。这只船后来被民生公司收购，易名“民望”。

　　重庆到涪陵和重庆到合川的两条航线，被航运界称为“黄金水道”。在这两余航线上，货多客多，加上卢作孚的地位和名望，匪患的肃除，往来客货安全可靠，因此，旅客一般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

　　民生公司的3只轮船，每天在这两条航线上奔波，但仍难以满足客货运输的需要。卢作孚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两条航线上每天都应该有对开的船，但必须有4条船才能对开。眼下只有3只，资金吃紧，不能订造，如何是好呢？

　　在察遍川江水情之后，卢作孚获取了川江水系的重要资料，并将这两条航线亲自动手绘制了草图。他对江水的流速和轮船的时速作了比较，不禁恍然大悟——川江航运史上的奇迹诞生了——3只轮船，两条航线。他的理论是：

　　合川→重庆→涪陵均系下水，

　　涪陵→重庆及重庆→合川均系上水，

　　按江水的流速和轮船的时速计算：

　　上水需一日，下水需半日。也就是说，两条航线两只船上水各需一整日，而两条航线下水只需一只船一整日。他设想：

　　第一只船由合→渝→涪，需一日；

　　第二只船由涪→渝，需一日；

　　第三只船由渝→合，需一日。

　　如此循环往复，3只船就能当作4只船来用了。

　　试航顺利。从此，合川、重庆、涪陵三座城市每天都有对开船了。

　　经过几次反复试验，3条轮船，行驶两条航线，每天对开，准时到达，作为民生公司的轮船航线确定了下来。

　　卢作孚的创兴弥补了民生公司轮船数量的先天不足，在川江航运业上传为经营佳话。因为这时，各个航运公司的轮船极少定航线、定时定期航行，唯有民生公司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在川江上运行着，这本身就是民生公司的一次胜利。当一些人还在津津乐道地传诵着卢作孚的经营天才时，卢作孚又开始筹谋另一个惊人之举。

　　1928年夏，卢作孚瞄准了川江航运业的空白，计划在重庆投资建设民生机器厂，主要用来修理船舶。当他的计划刚刚透露出半爪一鳞时，遭到了部分股东的坚决反对。

　　反应最强烈的是一些小股东、他们认为卢作孚的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投资大，不适于本公司；认为民生公司眼下只有3条船，不需修理；厂址、设备将花费大笔资金，民生公司能否承受得住……

　　卢作孚坚持自己的主见。他的理由是，川江上共有120多条船投入营运，因整个川江尚无一家可修理船舶的机器厂，轮船损坏均需拖到2500公里之遥的上海去修理，费时、费力不说，还需昂贵的修理费用。民生公司的船眼下是不用修理，但将来呢？以后发展壮大了呢？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

　　郑东琴、陈伯遵等一批民生公司的“元老派”支持了他，使他得以按自己的构想去行动。

　　然而，建造一个机器厂谈何容易！更何况合川电水厂扩建正在节骨眼上，而北碚的乡村建设已全面铺开，两边都离不开他。

　　选定厂址，绘出民生机器厂草图，落实资金后，他又回到了北碚。

　　卢作孚巡视完北碚的新兴经济事业实体后很高兴。在北川铁路公司，他约见了丹麦工程师宋而慈，还有副工程师唐瑞五，商议北川铁路的一些收尾工程。

　　嘉陵江三峡有丰富的煤矿资源，沿江北县西山文星场至大田坎一带的地下，煤蕴藏量相当大，煤不仅距地表浅，而且煤层厚。先后诞生许多小煤窑，像星星般点缀在山间。由于交通阻塞，煤挖出来后，只能凭靠人力肩扛手提，运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或是嘉陵江边出卖，大长日久，煤积压得越来越多，以至山山岭岭都遍布着一支支挑煤大军。卢作孚出任峡防局长后，首先认识到办交通的迫切性，多次召集合川和江北两县与煤业有关人士，达成共识，筹组了一个北川铁路公司，董事长由卢作孚自己担任。当年秋天就开始了铁路的测量，计划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建成北川铁路。

　　仅仅一年时间，四川省的第一条铁路在嘉陵江边的崇山峻岭中竣工了，它全长8.5公里，属那种小型火车运行的窄轨铁路，正式通车开始运煤。接着壁山县东山之下的澄江镇的宝源煤矿公司也筑堤建成一条小运河，用木船运煤，同时改用机械采煤。从而促进了煤矿生产的发展。

　　纵观卢作孚在北碚所进行的乡村建设，他所做的事情是那样多，以至无法理出头绪。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写道：

　　“我的父亲还从1927年开始，在峡防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工务股，专门对峡防局的士兵进行职业训练，先后办起了石印社、织布厂和架设乡村电话线，目的是使士兵掌握职业技能，逐步过渡成为工人。其中乡村电话线的架设是极富意义的。”

　　1928年，卢作孚亲自组织了嘉陵江三峡地区的电话线架设工程。整个三峡地区的工人、学生、民众、士兵都参加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他们先是架设了北碚至重庆、北碚至合川的电话线，然后在三峡地区建成了电话线网络。就连当时的重庆都未设立公共电话。

　　“在兴办经济事业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积极的民众教育运动，从改变旧的宗法关系。旧的道德和旧的思想，到开创新的集团生活，建立新的道德和新的思想，是一种极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称：“在今天以前，乡村的人们除了每年唱几天戏以外，没有人群集会的机会，除了赌博外，很少暇余时间活动的机会；除了乡村的人们相互往还外，没有与都市或省外、国外的人们接触的机会。因此他们没有一切知识和一一切兴趣。这样死的乡村如何运动到活起来呢？我们感觉到非常困难。”

　　于是，卢作孚决心用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把北碚“包围”起来，造成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以此促使北碚民众的思想和行动自然地产生变化。

　　他派一队士兵和学生，担任北碚的警察工作。任务是为民众维持公共秩序，管理公共卫生，预防水火灾害，在公共场所发生了问题时能有秩序地行动。

　　卢国纪写道：“同时迅速创办一个地方医院，为远近的人们治病，免费订预防针；在江边设立饮水消毒站，供应民众的饮水；尤其是普遍送种牛痘到纵横百里的各乡间，每季达到数万人。此外还迅速创办了一个图书馆，供给附近的人们到馆里读书，远处的人们到馆里借书；兴建了一个公共运动场，集中了青年儿童在那里活动，也集中了许多中年以上的人们在那里欣赏那许多青年和儿童的活动；创办了一个嘉陵江报馆，每三天出版一张报纸，刊登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各种消息和峡区建设事业的进展情况，在一切公共场所张贴，供人们阅读。还利用嘉陵江上离北碚四公里远的温塘峡中的温泉寺有温泉、森林自然之美，古刹、山川之胜，于1927年秋，开创了一个温泉公园。我的父亲亲自为这个公园进行规划，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条小径，一幢房屋，浴室，花园都作了精心的布置，并亲率峡防局的职员、士兵百余人前往开荒，整地，修池，种花，建筑亭宇，使这个公园后来成了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这样，北碚人民的生活就被这些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整个包围起来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开始发生变化了。”

　　卢作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民众教育上。他在峡防局特设了一个民众办事处。这个处有几十名青年，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兼职担负起民众教育责任。共办了10所民众学校。后又改办挨家挨户教育，即轮流将教室搬到家家户户，让每个家庭都能够亲身感受到集会的乐趣。

　　“除了这种教育形式之外，还办了一些别开生面的学校：如在船夫休息的囤船上，办起了船夫学校。在力夫休息的茶社里办起了一个力夫学校；为了训练妇女的职业技能，办了一个妇女学校、在市场上，设置了三个报刊阅览处。在各茶社、酒店里，都张贴着各行各业的图书和简报。

　　“还设置了一个民众向事处，帮助人解决疑难问题，写信和写契约；一个职业介绍所，一方面帮助需要人工作的企业和人家找到所需要的人，一方面帮助需要工作的人找到工作。这些业余的民众教育人员，与运动场、图书馆、动物园以及地方医院密切结合，使每个地方凡有人进出的时候，都成为他们实施民众教育的场合。尤其是民众会场的活动，十分活跃。因为这里不仅集中了市场上的人，还集中了四乡的人。这里的活动包括电影、幻灯。电影中有本地区的事业或人们活动的影片，有四川风光的影片；幻灯中有实物、图书、照片、画报；每星期有两次演出——话剧或川剧，演员都是在各机关中工作的青年。尤其利用民众会场各种活动的机会，作休幕或闭幕时的报告，其内容主要有新知识的传播，国内重大时事以及生活常识，给予民众以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帮助。此外，凡遇节假日，必开展大规模的民众活动，如召开运动会，展览会等等，其内容都富有教育意义。”

　　短短两年，嘉陵江三峡地区在卢作孚的治理下，“开创出远近闻名，人杰地灵，花团锦簇，盛极一时的局面”。









船王卢作孚--第9章　川江舵主






第9章　川江舵主

　　　　刘湘问：谁能出任川江航业舵主？刘航琛答：非卢作孚莫属

　　1928年冬季到来的时候，四川下了一场稀罕的大雪。巴山蜀水披上了一身银装，在冬日的太阳下分外刺眼、炫目。大雪覆盖了一切，唯有川江仍在奔腾，不肯作片刻的栖止。

　　一个雪霁的早晨，卢作孚爬上了合川内瑞山顶的总神庙。这里是合川最高的地方，可俯瞰合川全貌。民生公司的电水厂就建在这高高的山顶上的庙堂里。

　　自1926年4月合川结束了点油灯的时代后，全城民众纷纷要求安装电灯。民生公司原来的发电机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次年初卢作孚又派人到上海订购了一台英国的蒸汽锅炉和一台德国西门子的蒸汽机、一台10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同时还购买了自来水厂的设备。现在，合川电水供应基本上满足了需求，卢作孚的现代化梦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现实靠近。

　　寒风撩起卢作孚的衣襟。他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习惯地摸了摸光头。即便是在数九寒冬，卢作孚也不喜欢戴帽子。

　　他的目光从山顶向下滑行，最后泊在嘉陵江上。

　　他的事业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下一步将是什么呢？没人能猜透他。他是一个很难猜测的人。他的目光总是能看到别人所不能及的地方。

　　一年中，他很少与家人团聚。一边是家，一边是梦，他就在家与梦之间穿梭。

　　这年冬天，四川军阀又开始了大混战。卢作孚惦记着北碚的事业，又匆匆地赶回峡防局——卢作孚的桃花源。

　　春暖花开的时候，四川军阀混战的枪炮声才平息。杨森、罗泽州、李家钰、赖心辉、陈书农、郭汝栋等联兵攻打刘湘均遭到失败。刘湘坐镇重庆，并以此为基地，控制川东，也控制住四川唯一出海孔道，形成了统一全川的雄厚实力。鉴于川江扼内外咽喉，管理好川江航运，有利于货物流通，征收捐税，以裕饷源，对于刘湘一统四川政局，巩固实力地位有着重大关系。刘湘决心整治川江航业。

　　然而，此时外轮公司势力膨胀，严重打击华商轮船公司，导致华轮公司不断改组或破产倒闭，严重地危害着辖区内的经济秩序的安定。因此，刘湘希望成立一个航业的联合组织，借以对抗外轮公司，并置川江航业于他的掌握之中。

　　他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负责主持这份工作。刘湘冥思苦想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实在想不出，只好让传令兵去请他的高参——20军财政处处长刘航琛。

　　这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以深谋远虑、擅长经营管理而闻名。刘航琛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27年首次受到王陵基师长的赏识并重用，被任命为重庆铜元局事务所所长，因扭亏为盈而声名远播。刘湘忙从自己的下属手里挖了过来，承办21军财政。刘航琛上任后，一改军阀强索硬派的封建掠夺，采取“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之方法，以求“苛而不扰”，广收厚利，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刘湘独霸全川的梦想。

　　刘航琛心里很清楚，刘湘请自己来，必有要事相商。

　　“督办，您找我有何吩咐？”

　　刘湘沉吟道：“航琛，你对内河航运业有何见解？”

　　“督办的意思是想让川江的航业界联合起来，既可与外轮竞争，又能为督办效力！”

　　刘湘笑了：“川江航运业的资料我看过。”说着，他走到一幅地图前，指着地图上的川江说。“你看，川江东邻湘楚，南接云贵，西纳西藏，北倚青海、陕、甘，具备发展航运的天时、地利。鸦片战争以来，一直为外国列强所觊觎，夺取了川江的航权。”

　　川江航运史，刘航琛比刘湘要了解得更详细。刘航琛若有所思：“20世纪初，四川劝业道周善培倡导并奏请清政府批准，组成了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川江上从事商业性营运的第一家公司。”

　　“可借，昙花一现。”刘湘也知道这段史实。

　　“竞争不过外商轮船啊！”刘航琛叹息道；，“英隆茂洋行买了川江公司的‘蜀道’，驶入长江上游，与华轮争夺货运。白理、太古、怡和、安利洋行、聚福公司也蜂拥而来，侵吞了川江上600公里的‘黄金水道’。”

　　刘湘拍案而起：“正是基于此，岂能坐视不管！”

　　“华轮公司虽说不下数十家，但都是些只有一两条船的公司，无法与外轮竞争，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哇！”刘航琛眼珠一转，“何不先召开一次航业会议，以探虚实？”

　　刘湘点了点头。

　　重庆总商会召开的华轮业主共商统一的会议如期举行。没出刘航琛的意料，毫无结果，最终不欢而散。

　　刘航琛早料到会有如此结果，为何又要多此一举呢？其实他是有用意的。他想试探刘湘的决心有多大，并清醒地看清川江航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会议一散，刘湘怒不可遏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咆哮着，像一头发怒的公牛：

　　“鼠目寸光，全是一帮无能之辈。我这简直是在对牛弹琴！”

　　刘航琛等刘湘怒气消减下去后，才不紧不慢地说：

　　“督办，我有数了。有个人他能促成这项事业，而且非他莫属。”

　　“谁？”刘湘急不可待。

　　“卢作孚！”

　　刘湘一拍脑门：“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不过，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创立时间不长，光凭民生公司单枪匹马，还不足以统领川江航业界，但凭卢作孚的个人才能和远见卓识，唯他可使川江航业界认可。”刘航琛道。

　　“没关系，我来给他撑腰！”刘湘忽然眉头紧锁，“只是——”

　　“是怕卢作孚不愿操这份心是不？”刘航孚接过话头，“你可让秘书亲自去请他呀！”

　　刘湘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

　　初夏的时候，刘湘的机要秘书王伯安奉命来到了北碚峡防局。户作孚在办公室里接待了这位“钦差大臣”。

　　“嗬，什么风把督办的大秘书给吹来啦！”

　　“没有风。是慕名而来！”王伯安故作惊讶地问：“堂堂的峡防局局长，竟住这种破庙。不敢想，不敢想。”

　　王伯安决非等闲之辈。他深知自己此次受命请卢作孚出山，万不可莽撞，否则容易坏事、于是故意先将话题引开。

　　“这里的空气真新鲜啊！”

　　卢作孚心里暗暗思忖道：无事不登三宝殿。自己可没时间与他磨牙。

　　“还是谈谈重庆的空气吧！”卢作孚单刀直入。

　　“重庆？”王伯安笑道，“有甫公（刘湘宇甫澄）坐镇，又能变到哪儿去！”

　　“是呀！不过，王秘书尊驾莅临，想必有公干在身？”

　　“那是，那是。”王伯安装作非常随意的样子，信口答道。

　　卢作孚等了半天，没了下文。王伯安却再次将话题引开。

　　“还记得我们初次相识吗？卢局长。”王伯安不等卢作孚回答，接着说，“一年多了。那时，甫公刚刚成立军事政治研究所，将部分军官进行调训，自连长至团长。甫公久仰卢先生大名，故让我亲自请先生去做政治教官。”王伯安面带微笑，“当时有两位教官的课最受军官们的欢迎，其中一位就是卢先生你哇！”

　　王伯安所言的另一位教官是刘航琛，后来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国民党的财政部长。

　　“甫公对卢先生可是异常敬重呵！”

　　多年以后，刘航琛在回忆录里谈及刘湘对卢作孚和自己的赏识时写道：

　　“早就听说，甫澄先生这一次请客，等于是以家长身份，在举行请师宴。到入座时候，一长列西餐桌，刘氏（刘湘）坐在主位，主位的一左一右，两个位置最高的客席，左边是卢作孚，右边便是讲授‘不平等条约’的我。那一天，卢作孚有事回北碚去了，他无法赶来赴宴，于是主人左首的位子便空着。”

　　据刘航琛先生回忆，这次请师宴，是刘湘感谢在军事政治研究所授课的所有老师，他把卢作孚和刘航琛摆在自己左右手的位置。古有左膀右臂之说，由此可见刘湘对卢作孚和刘航琛之器重。

　　王伯安似乎沉浸在回忆中，卢作孚一直沉默不语。但卢作孚已从王伯安的回忆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刘湘有事找他了。

　　果然，王伯安话题一转：“实不相瞒，这次是受甫公之托，请卢局长高就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负责整治川江航业重任。”

　　整治川江航业的重任？卢作孚心里格登一下，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啊！千里川江，航业内忧外患，大大小小林林总总数十家中外公司，千帆相竞，你争我夺……卢作孚不敢再往下想了。

　　“怎么样？卢局长。”王伯安试探地问。

　　卢作孚沉吟半晌，站了起来，望着窗外初夏的太阳像一枚熟透的柿子挂在天上。他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一片空白，瞬间，思绪才开始翻腾。他寻思道：统一川江航业是自己多年的夙愿，既可内争权益，进而与外轮抗衡；又可外争国权。但是，依附军阀以求发展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事可为，官不可为。不行。绝对不行。

　　卢作孚还有一点担心的是，三峡染织厂和天府煤矿的筹建计划刚刚制定，不仅民生公司离不开他，而且北碚的乡村建设也离不开他。想到这里，卢作孚决定推掉这个职务。

　　“王先生，请你转呈督办，作孚才疏学浅，难当此重任，加之公司和北碚事务难以抽身，实难从命，诚请鉴谅。”

　　王伯安万万没有想到卢作孚会断然拒绝如此美差，见卢作孚态度坚决，王伯安知道再继续说下去也是徒劳，便起身告辞了。

　　刘湘岂肯善罢甘休，再度派人来请。

　　一来二往，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

　　　　　 卢作孚半年时间办了三件大事，令川江航业界目瞪口呆

　　太阳快落山时，两顶滑竿（轿子）抬到了督办公寓，落在青石板铺就的院子中央。

　　刘湘和卢作孚一前一后下了滑竿，在4名卫兵的引导和护卫下，来到客厅。坐毕，双方开始了长谈。最后，卢作孚问道：

　　“甫公真的决心已定？”

　　刘湘看时机已成熟，请将不如激将。“卢兄，贵公司成立那天，你曾说：川江之上，触目可见外国轮船上悬挂的外国旗帜，中国的旗帜反而难以见到，岂不让人痛心。我有意请你出马结束这个痛心的局面，你却推来推去。难道卢兄争回航权、争回国权的鸿鹄之志已泯灭了吗？或者是惧怕洋人势力不成？”

　　卢作孚拍案而起：“既然甫公主意已定，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刘湘喜形于色：“好，痛快！”

　　卢作孚沉吟片刻：“不过我有3个条件，不知甫公答不答应？”

　　“但讲无妨。”

　　“还需请甫公记载备案为好。”

　　刘湘召来秘书。

　　卢作孚一一道来：“第一，我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半年为期。半年之内，我当尽力而为。任期届满，我将辞职。”

　　“半年？”刘湘很诧异，“时间太短了嘛！”

　　“为长远计议，请甫公同时任命一位副处长。”卢作孚接着说：“我已物色到一位副处长的合适人选。”

　　“谁？”

　　“想必甫公不会不认识何北衡先生吧！”

　　刘湘一口答应。何北衡曾在川东南团务总监部任过一段时间的兼职处长。

　　“何先生人品好，做事有魄力。我任职期满后，可由何先生继任。”

　　“照办。”刘湘一锤定音。

　　“第二个条件是，为严肃整顿川江航务，我要调峡防局六连进驻航管处。他们与各派系均无瓜葛，我用起来也顺手。不知甫公是否同意？”

　　“照办。”刘湘是个爽快人。“那么，这第三个条件呢？”

　　“第三个条件嘛——”卢作孚停顿片刻接着说，“民生公司势单力薄，若想在川江航运界立住足并起到龙头作用，还盼甫公鼎力相扶持。凡民生公司和川江其他华轮公司合作，或代理、或购买，所需款项请甫公督办公署先行垫付，然后再由我公司陆续归还。”

　　“照办！”刘湘说。

　　“卢兄，放开胆子干吧！天塌下来，有我帮你撑着！”送卢作孚出门时，刘湘显得既亲热又豪爽。

　　卢作孚回到北碚后，很快就安排完自己走后的工作：让曾在国外留学的唐瑞五继任局长、四弟卢子英任副局长。后来，唐瑞五病逝，卢子革继任。

　　卢子英在北碚呆了长达23年之久！成为卢作孚乡村建设构想的有力实施者。

　　各项工作一一交待完后，卢作孚和何北衡走马上任了。

　　川江航务管理处设在重庆朝天门，是一栋青砖建筑，那灰色的门洞和灰色的院墙多少带有一点古朴的苍凉感。

　　何北衡是卢作孚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毕业于北大。两个人的年龄相仿，意气相投。何北衡瘦高个子，说话像打机枪，并有个不停地眨眼的习惯。卢作孚与何北衡站在一起，显得矮一些，但一眼就能看出那种遇事冷静、沉着的心性。

　　这是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早晨。两位处长也许是心切，早早吃过饭，来到航管处门口，准备迎接航管处的办事人员。

　　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夏日的太阳开始以它巨大的热情拥抱着这座山城。此时，卢作孚终于望见了几名部下姗姗而来。从衣着装束和神情上不难看出，他们是航管处的小职员。

　　正如许多回忆中所记载的那样，卢作孚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从行为上去影响别人，自得人佩服，才会收到教育人的效果；以事业的成绩去影响社会，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支持，进而收到改革社会的良效。”一个对自己要求过高的人，是不能容忍部下工作时拖沓、懈怠、散漫的。

　　何北衡有些怒不可遏。卢作孚却出人意料地容忍了，他原准备打个招呼，只是将这一想法变成了默默注视。他的心里不会平静的。

　　官僚老爷们断断续续地来了。有的边走边打着呵欠，揉眼睛；有的一手撩起长衫的下摆，恍若游山玩水一般；有的坐在滑竿上，优哉游哉，嘴里哼着川戏或小调，声音随着滑竿的颤动而起起伏伏；有的居然手托鸟笼，大摇大摆进了门。

　　“航管处的散乱作风果然名不虚传！”卢作孚心里道。

　　估计人夹得差不多了，两位处长这才进了门。

　　“大家认识一下，这位是新上任的卢作孚处长。我叫何北衡，是卢处长的助手。”

　　卢作孚扫视了一遍会场，清了清嗓子：“诸位同仁，川江航运至关重要。这次刘督办委派我与何北衡先生来此与诸位共事。今后，我们应当共同奋斗，与川江航运盛衰共荣辱。”

　　开场白过后，卢作孚转入正题：“现在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我们公职人员本应克尽职守，为国家分忧。今天，是作孚初来的第一天，看了一下，情况如何，各位心里有数。俗语说，响鼓不用重锤，诸位做得对与不对，我不多说了。自明日起，此种精况绝不能再出现，特作如下规定，切望各位遵守，勿以身试法。”卢作孚说完，转向何北衡：“现在请何北衡副处长宣布规定。”

　　何北衡一脸的冰霜：“从明天开始，上班不许迟到、早退；不许穿长袍，一律穿短服；不许坐轿子上班……”

　　“这是什么鬼规矩！”有人低尸道。

　　“哪位做不到，可提出来，本航管处不反对另谋高就。”何北衡严厉地说。

　　顿时，会议室鸦雀无声。

　　航管处养尊处优的生活从此结束了。肩负整治川江航业重任的卢作孚将航管处人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调查川江航运状况。

　　“我不需要坐办公室的人员。”每天吃过早饭，他第一个来到办公室，然后同何北衡一起，分头下到各调查小组。他已表现出那种严格要求的工作作风，并开始行使权力——解雇了一名屡教不改的职员。

　　他不能容忍无所作为的人在自己的手下混饭吃。

　　调查结束后，卢作孚决心在自己6个月的任期内要做好3件事，“为川江卸掉一些包袱，洗刷一些耻辱”。

　　一、限制军队拉船当差，军事用船，必须付费；

　　二、限制外商航运活动；

　　三、促成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自助自救。

　　三箭齐发。卢作孚深知，自己的设想，凭航管处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取得刘湘的支持。于是，他冒着炎炎烈日，去到督办公署，面见刘湘。

　　刘湘图谋独霸全川大业，他希望川江航业日后能成为自己的经济靠山、后勤基地。卢作孚的要求并不过分，完全是出于从长远处着眼，岂能有不支持之理！

　　但是，刘湘确实犯难了一阵。自1918年以来，四川就形成了防区制，各路军阀割据一方，纷争迭起，烽火不断。拉船当差，已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船主不仅分文不得，而且经常发生当完差船也没了的事情。若不同意当差，随便找个罪名，安在你头上，轻者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民生公司刚创立不久的1926年10月16日，被军阀孙传芳征用的江永号轮船，装运军队停泊九江时，弹药失火爆炸，全船焚毁，伤亡士兵、民夫千余人，遇难海员达88人！船主损失惨重自不必说。

　　正当刘湘犯难之际，卢作孚力陈其利弊：“中国轮船公司都处于生死难卜之危急关头，再任其军队拉差，一个个都搞垮了，将来还有谁敢办航运？”

　　卢作孚并非反对军阀拉船当差，但必须付给相应的费用。他的要求不高，呈文上写得清楚明了：

　　“凡军人拉派船只当差，除付给燃料费外，军人乘船并须按客票价的四分之一购票，且不供应饭食。”

　　没有丝毫苛求，绝对的宽容。卢作孚在起草呈文时已考虑到，办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一口不能吃个胖子，得慢慢来，分几个步骤。他认为这些条件刘湘能够接受得了。

　　刘湘深知卢作孚的良苦用心，只保当差华轮持平不亏即可。但是，军队拉船当差素来如此，一旦废了，手下和别的军阀将如何评说？

　　卢作孚了解刘湘的弱点。刘湘一直标榜自己励精图治，与别的军阀非一丘之貉，是位新潮军人。于是，亮出了底牌。

　　“船东家们说，如果这些条件在刘军长（刘湘仍兼任21军军长）那里行不通，别的军长哪里提都不要提。”

　　刘湘手一挥：“照办！”

　　卢作孚临告辞时，刘湘不无忧虑地说：“恐怕别的防区难以实行。还请卢兄周旋。我们共同努力吧！”

　　当晚，卢作孚回到航管处办公室，起草了《军事征用轮船条例》，以川江航务管理处名义颁发。

　　卢作孚知道，这个条例只能在刘湘的防区——川江下游通行，自己还得去登门游说其他的大小军阀。好在卢作孚与这些军阀们都打过交道，而军阀们对卢作孚也敬重三分。川军28军军长邓锡侯辖区内的合川，是卢作孚的故乡，邓锡侯属下的陈书农师长与卢作孚是老相识。卢作孚揣着条例，找到陈书农。陈书农一口应允：“在我的防区内卢兄尽可按条例行事，哪个吃了熊心豹胆的敢不照办，格老子一枪崩了他！”

　　卢作孚总算喘了一口气。

　　正午时分，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重庆朝天门江面上，一声汽笛，民生轮缓缓地靠了岸。从船上走出一队威武雄壮的士兵。在一名青年军官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在码头上整好队形。随着一声短促、宏亮的“立正”口令，青年军官向站在人丛前的卢作孚报告。

　　“报告卢局长——”青年军官似觉不妥，“报告卢处长，峡防局六连奉命前来报到，请处长训示！”

　　这名青年军官叫吴定域，是这支队伍——足足一个中队的新任指挥官。作为卢作孚的学生、部下，他在北碚峡防局带领十兵期间，完成任务突出，颇受卢作孚的赏识。航管处若想在川江上建立起威信，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这个中队后来被人称为“卢作孚的子弟兵。”

　　卢作孚作了简短的训示：“你们将和我一起担任检查轮船的工作，特别是外国轮船，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横行川江，作威作福，造成了许多惨案……”接着，卢作孚又提了些关于组织纪律方面的要求。这个中队直接归航管处领导，不隶属任何部别。只要卢作孚一声令下，他们会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就在卢作孚的子弟兵到达不久的一天晚饭后，卢作孚去面见刘湘：“我以川江航运管理处的名义，起草了一道命令，请甫公阅示。”

　　刘湘接过呈文，轻声念道：“所有进出重庆港口的中外轮船，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经航管处士兵上船检查之后，才能上下客人和装卸货物。任何乘客或船员上下轮船，航管处士兵均有权检查……”

　　卢作孚要派兵上外国轮船检查！

　　刘湘吃了一惊，不安地在厅内来回踱步，1924年11月的“德阳丸事件”又浮现在眼前。日本德阳丸偷运劣币到重庆，被重庆军警督查处当场查获，人赃俱全。日本人不仅不伏法，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督查人员，将其抛入江中活活淹死！还有1926年的英舰炮轰万县的“万县惨案”；1927年1月6日英军在九江英租界登陆，打伤码头罢工工人纠察队员，炮击群众，导致死伤甚众的恶性事件。短短的几年间，外国舰船在长江制造了无数的恶性事件！

　　刘湘沉默不语。他知道卢作孚的一番苦心，为“争回航权，争回国权”甘冒风险；也知道卢作孚的决心，不用军阀的武装，专门从自己培训出来的峡防局里抽调一个整连来执行川江检查任务，可见其决心有多大！而这一切，不也正是自己的初衷吗？卢作孚所做的一切，不都是按自己的意愿去做的吗？然而，国权丧失，一个刘湘，一个卢作孚就能争回来的吗？万一引起流血事件，导致国际纠纷，那局面就不堪设想，后果将如何收拾？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一川江航业岂不成为一场南柯之梦？自己苦心经营的霸业也会随之付诸东流。不，不行。但是，卢作孚可是自己好不容易请到的呀！当初有言在先，是拍了胸脯给他撑腰的，怎么现在要打退堂鼓了？

　　卢作孚知道刘湘很为难：“这件事一定要办。川江航管处不能只管华轮，不管外轮。若是这样，还称什么川江航管处，不如叫川江管理中国轮船处呢！那当初我也就不会同意接受这份差事的。”卢作孚越说越激动：“甫公，此事非办不可，否则作单愧对国人。作孚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只要有理有节，一般不会出乱子，即使出了乱子，作孚来承担一切责任！”

　　刘湘若有所思地轻轻点了点头。

　　卢作孚明白了刘湘的意思：他不签字，并非不同意。这是官场的一门艺术——默许。

　　话说回来，就算是卢作孚惹出了乱子，刘湘决不会袖手旁观的。更何况，卢作孚办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一大早，卢作孚就让吴定域带着子弟兵们将航管处的命令广为张贴出去，之后，在激动与不安中等候着中外航业界的反应。

　　这道命令，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川江上激起了轩然大波。华轮公司无不拍手称快，重庆民众更是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但是，人们又不免心生疑虑：是否又是过去的那种官样文章？干打雷，不下雨！

　　这天稍晚些时候，重庆港迎来了命令发布后的第一艘轮船——日本日清公司所属的一艘货轮。

　　“呜，呜……”这艘货轮迎着港口扯开嗓子叫了起来，驶入重庆港。日本船长背着手，趾高气扬地站在甲板上。随着一声“哟西”，船靠向码头。

　　这时，一只巡逻艇突突地驶了过去。艇上载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

　　日本船长满腹狐疑地望着巡逻艇一步步向自己靠近，不由放眼朝码头望去，码头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闲散的人来回走动。码头上也有一队士兵。

　　大副走了过来，低语道：“怎么回事？”

　　日本船长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到今天与往常不一样。于是命令船停下来，泊在朝天门江面。

　　巡逻艇靠上了这艘日本货轮。

　　“你们的，什么的干活？”日本船长朝吴定域吼道。

　　“我们奉命上船检查！”吴定域义正辞严地答道。

　　“什么？检查？”日本船长气得呲牙裂嘴，暴跳如雷，“这是大日本帝国的轮船！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谁敢检查我们？一个小小的重庆港，胆敢派兵来检查，不行，大大的不行！”

　　船长将手一挥，所有船员都列队，准备对付中国士兵。

　　“你们谁的敢上船，统统的扔下江里！”日本船长哈哈大笑。

　　吴定域气得咬牙切齿。巡逻艇上的士兵纷纷喊道：

　　“队长，我们上去，看他们敢把我们怎样？”

　　“队长，上去吧！让他们也尝尝中国人的厉害！”

　　“队长，队长……”

　　吴定域强压住怒火：“不行，卢处长再三交待，一定要把握住分寸。如果外国人不让上他们的船，就不要强行上船。”

　　吴定域见日本人那得意忘形的样子，心里很气，但他还是装作无可奈何的模样，对日本船长说：“好吧，既然你们不让上船检查，那我们就不上船。”他手一挥：“撤！”

　　日本船长见前来检查的中国巡逻艇掉头离去了，不禁狂笑起来。

　　江面恢复了平静。夕阳照在江水里，幻化出万点金光。浪涛轻拍，仿佛一支交响乐章的高潮部分已过，进入尾声。

　　时间在水面上流逝。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艘日本货船孤零零地泊在江面。江面和码头静悄悄的，没驳船，也没码头工人。过去，日本轮船只要一进港，便有许多小船前来卸货，再由码头工人运到货场。可今天这些中国人是怎么了？

　　日本船长开始感到不安。

　　“这些支那人在搞什么名堂？”船长问大副。

　　“天知道！”大副忽然记起了什么，“对，刚才他们说奉了什么命令？”

　　“你带人上去看看。”船长命令道。

　　一只小艇从船上放了下来。大副带着几名船员上岸去找中国工人。

　　江边、码头、驳船，到处找遍了，一个中国工人也没有。一个乞丐告诉大副，码头工人回家了。

　　次日，日本船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码头工人。工头正在玩牌，头不抬、眼不睁地对日本船员说：

　　“你们不是不准我们中国人上船吗？我们不上就是了。”

　　另一名码头工人说j“我们害怕统统的扔进江里。”说完，做了个鬼脸。弟兄们嘿嘿笑了起来。

　　日本船长感到事情不妙，第3天，亲自上岸去找码头工人：“我的，出两倍价钱。你们卸货的有？”

　　码头工人们阴阳怪气地嘲弄道：

　　“过去你的为什么不出两倍价钱？”

　　“3倍，3倍价钱！”船长急了。

　　“30倍也不干！”

　　“不干就是不干，你的这么啰嗦的干什么！”

　　日本船长气得浑身直发抖。

　　船卸不了货，又不能开，损失可就太大了。日本船长在甲板上干生气，没办法。

　　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出面，向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地方当局的答复是：“这事我们管不着，也不属我们的职权范围，请找川江航务管理处。”

　　日本领事只好放下臭架子，去见卢作孚。卢作孚双手一摊：“是吗？我的职权是管理川江上往来的中外轮船检查，码头工人我可管不着。”

　　日本领事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灰溜溜地走了。

　　日本领事馆岂肯善罢甘休，向督办公署施加压力，要求督办取消航管处签发的命令。

　　“对不起领事先生，航管处系独立办事机构，督办公署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接待日本领事的王伯安秘书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要知道，我们中国与日本不同，这你是知道的，川军派系林立，不是谁说了能算的，请你找航管处。当然啰，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商量解决的……”

　　王伯安哼哼哈哈，就这么将日本领事打发了。

　　这时，日商日清公司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派买办邹侠丹出面和航管处交涉。

　　卢作孚客客气气地接待了邹侠丹，因为他是邹容的弟弟。

　　“邹先生，令兄一生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他如果眼见列强的轮船横行江上，一定也会义愤填膺，和我们一样去抗争。”

　　邹侠丹回到公司，强烈的民族感使他痛感为日本人当说客之耻，呼吁船员应遵守中国法律，接受航管处检查。

　　公司对他的举动表示不满。邹侠丹愤然辞去职务，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傲骨！

　　双方僵持着。

　　卢作孚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他事先已与驳船和码头工人进行商量，在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只要外国轮船不服从命令，就不给他们装卸货物，驳船和码头工人因此失去的收入，全部由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补偿。于是所有的中国工人在反帝爱国热情的激励下，都一致投入了斗争。

　　最后，洋老爷们终于屈服了，派出代表到川江航务管理处道歉，同意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上船检查。

　　中国武装的士兵第一次以检查者的身份登上了外商轮船，这是自《天津条约》中国丧失内河航行权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横行川江的威风。

　　紧接着，卢作孚又向川江各轮船公司作出几项规定：

　　“几轮船装运客货，由中外轮船公司协商收费标准，不得随意放低或抬高运费。

　　“凡中国轮船因‘打兵差’（装兵运粮）时期所受损失，应由外商轮船同期内增收的运费中支出部分以为补偿。

　　“凡航行中不得肆意‘开快车’，浪翻撞沉中国木船或浪湿船上所载货物，若造成事故，必须赔偿一切人、财损失。”

　　卢作孚认为，只有这样，川江航业的竞争，才是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

　　外商轮船公司虽然极不情愿，但他们害怕重蹈日商日清公司的覆辙，让步了。

　　多少人想做的事情，让卢作孚给做了；多少人不敢想的事情，也让他给做到了。川江航业界背地里称他为“川江舵主”。卢作孚的名字因此而流遍长江。

　　一晃半年就要过去了。卢作孚原计划统一川江航业的良好愿望落空了。他原以为撮合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自助，远比对付军阀、洋人好办。没想到这回自己预测错了。他因而看清了国民劣根性中的散漫、自私自利本质！

　　他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一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

　　“人们每每从中国目前的病像，感觉着‘中国人太自私自利’，认为是中国人的病根。诚然不错，做官人做到一国之大了，每每不顾到国计；亲民如一县之长，每每不顾到民生。他们忙着刮钱，忙着位置私人，忙着扩充势力，只知道而且只努力于‘自私自利’。……更谁肯问公众的事，更谁不是做自己的事，更谁不是‘自私自利’？茶馆里贴着条儿‘休谈国事’，口头里念着要诀‘各人自扫门前雪’，正都是自私自利的标语。……病根不在人们的自私自利，乃是社会要求的错误。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由社会的刺激而起反应的动物，正面有社会的引诱，使你不能拒绝；反面有社会的压迫，使你不能反抗。你唯一只有屈服——屈眼于社会的要求。”

　　卢作孚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病要从社会的要求医起！”

　　按照当初与刘湘的约定，卢作孚任期半年，期满即辞职。

　　刘湘苦苦挽留：“川江华轮公司的联合还没有实现，完成这件大事之后再辞职也为时不晚。”

　　“有何北衡先生在，甫公尽可放心。川江华轮联合，非航管处官方力所能及之事。再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初我们可是有言在先——为期半年的呀！”

　　川江航业的统一，看来不能依赖官方了，必须走另一条路——那条路，卢作孚心中已经有了底。

　　卢作孚辞职，刘湘不从。卢作孚一看不妙，借故民生公司有事，向刘湘请了长假，便脚底抹油——开溜了。

　　　　华东、东北万里行，卢作孚“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

　　1930年3月8日这天是后来的国际妇女节，卢作孚突然扔下所有的工作，率领一个由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峡防局组成的15人考察团离开重庆，顺江而下，开始了无论是对于卢作孚还是民生公司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旅行。“因为无论是民生公司的发展，川江航业的整顿，北碚地区的建设，都到了关键的时刻。如何规划，如何决策，如何更好地推动一切事业前进，如何更快地使祖国由贫穷变为富强，是摆在我的父亲面前的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是为此出川考察的。”卢国纪在回忆中说。

　　考察团的成员中有唐瑞五、王鳌溪、李公辅、胡缓若等。

　　出发前，卢作孚提了条要求：“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他要求此次考察，“集中在解决各个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上海。

　　轮船进入长江中游，水深流急，船越行越快。卢作孚不禁脱口而出：

　　“逝者如斯夫！”

　　唐瑞五情不自禁地接过话题：“你常说，最可贵的是时间，最可怕的是时间之快，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中多作些有益公众的事情。”

　　卢作孚两眼注视着前方：“是啊，现代世界，许多民族都在时间上比赛。你看美国，独立才好多年，德国崛起才好多年，日本维新才好多年，欧战以后苏俄才几年，意大利才几年，土耳其才几年，他们都由乱到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想想我们自己，经常坐看时间在流失，如同这船下的流水。怎能安之若素啊！”

　　唐瑞五道：“但愿这次考察能对北碚的建设有新的提高和突破。”他话题一转，回到了北碚建设的具体事情上，“眼下我们筹建的西部科学院正需要人才，到上海后最好能聘请一些专家到北碚工作。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想过。去年夏天子英他们30个人跟随中国科学社的专家到峨眉山、大凉山、小凉山采集植物、矿物、昆虫标本时，我就已经想过，一定要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到北碚。但是，我们从长计议，还得靠自己来培养人才。要建设，人才是第一位的。”

　　不知不觉，太阳掉进了江里——暮色降临，卢作孚意味深长地说：

　　“时间，决不容许你等待，亦不容许你迟疑，因为时间是不断前进的。要把握住时间啊！把握住对间，把握住机遇，就等于把握住了成功的机会。”

　　去上海的途中，卢作孚感到并不轻松。

　　船靠上码头，卢作孚第一个跳上岸。安排好考察团成员的住宿后，他兴致勃勃地去拜访故友蔡元培、黄炎培、秉农三等人。

　　黄炎培先生很兴奋：“多年不见，想不到你还真的办起了实业。你的名字在上海已经不是鲜为人知了。”

　　卢作孚很谦逊：“若说我学有所成，业有所就，这都和你当年的帮助与支持分不开。”

　　“哪里，哪里！孟子曰：君子创业重治，方可继也。希望你的船能早一天开到上海来。”

　　黄炎培先生墨兴大发，挥毫给卢作孚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下联是：“君子创业重治，方可继也”。

　　上海笼在一片濛濛春雨之中，空气潮湿，还有点阴冷。考察团成员时集时散，集中参观，分头采购物品，忙得不亦乐乎。为推动民生公司的发展，他们集中参观了上海的轮船公司和造船厂；为推动北碚地区的工业发展，他们又集中参观了上海纺织厂、发电厂、煤矿、水泥厂、印刷厂；为推动北碚地区的农业发展，他们参观了试验场、病虫害研究中心、农村灌溉和新品种的试验；为了推动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他们参观了科学研究所、大学、中学和小学。

　　在杭州，考察团参观了浙江昆虫局；在江苏，考察团考察了南通、扬州、镇江、南京、无锡、苏州和昆山的学校、工厂、科研机构、农业试验场。在江苏考察了21天后，考察团又回到了上海。

　　在采购上，他们将随行所携带的许多动、植物标本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浙江、江苏两省的昆虫局进行交换；为北碚采购意大利种鸡，法国梧桐和鸣禽动物；为煤矿和铁路建设购买机器设备和材料；为即将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采购各种试验仪器和药品。由于采购不大顺利，考察团在上海一呆就是两个半月之久！直到6月中旬才启程去东北考察。

　　1930年6月21日，又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卢作孚带领考察团由东昌旅馆出发，直奔杨树清码头，上了俄国人的“大连号”轮船。

　　考察团买的是三等舱的船票。卢作孚也不例外。上了船，茶房、水手、船员都是清一色的俄国人，一个个横眉冷对，或是痴呆一般。俄国人见到卢作孚这一行人后，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原来这三等舱船票实际上就是统舱。卢作孚他们上船时间稍晚，统舱四周已没了位置，只好在中间挤出块空地放下行李。考察团成员基本都安定就绪后，卢作孚出于职业习惯，开始对这艘俄国人经营的客船进行暗访。

　　这艘俄国客船船舱分为三等，卢作孚绕着二等舱看了一圈，房间布置与三等舱大不一样。他想去看看头等舱，被俄国船员挡了驾，连看的资格也没有。卢作孚在他的《东北游记》一书中感慨万端：

　　“我们很叹息阶级之彰明昭著而森严，恐怕首先要在船、车上去找了。只要几块钱和十几块钱的差异，便把它显然划分出来！这是我们经营航业的人应该留意的一点。”

　　第二天正午，船快到青岛时，俄国茶房将三等舱的旅客统统赶到甲板上，在太阳下排成队，说要接受检查。等了许久，才见到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俄国人，两手抄在口袋里，像检阅队伍一般，挨个看了一遍，然后就宣布检查完了，解散。

　　大连轮靠上了码头。

　　青岛到了。

　　青岛当年是德国军队的要塞。民国3年，日、德宣战。9月2日，日军在龙口登陆，仅短短几天，日军就打败了德军。德军自光绪二十二年占领胶州湾，一占就是17年。日本人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后，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换了个殖民者。

　　1914年11月7日，日本侵占青岛，时隔只两个月，日本就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使青岛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要求承认日本占有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并加以扩大。卢作孚的心在滴血！“此可以为今之帝国主义者殷鉴，而不可以为中国人之光荣。还有许多这样的地方在外人手中，何时收得回来？一身都是耻辱，何时洗清？曾可记忆？”卢作孚在《东北游记》里写道：

　　“青岛是一个荒岛，竟造成了一个大市场，而且竟造成了一个森林围绕的美丽的市场，则更值得人惊异了。仅仅一个第一公园种树便到20万，可见其森林规模之宏大了。一切建筑，依山起伏，房屋都配置得宜，各具形式；尤其是绿林红瓦，青山碧水，相衬之美，在十数里外，便可望见。来时令人向往，去时令人留恋。……他们之错在侵略他人，地方是应该经营的。”

　　6月26日，卢作孚一行抵达大连。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连码头之规模竟如此宏大1在惊涛拍岸的海边，4个大型码头一字排开，据导游李秀山介绍，大连港能同时容纳39艘5000吨级轮船，深港可容纳3万吨以下的轮船，这个港口有开往世界各地的7条航线，年吞吐量上千万吨！港区内建有铁路、公路。可容纳50万吨货物的仓库有74个！日本侵略者将在东北等地搜刮的大量物资资源源源不断地经大连运回国内，据统计，每年运走煤炭约360万吨、大豆150万吨、豆饼95万吨、杂粮70万吨！

　　中国职员对此并不清楚，还得请一名日本职员来充当讲解。卢作孚感慨道：“中国机关的职员，只知道自己的职务，或连职务亦不知道，绝不知道事业上当前的问题，问题中各种的情况；而这一位日本人能够把码头上的一切事项，详举无遗，是何等留心问题留心事实！中国人何以一切都不留心？”

　　卢作孚他们接着参观了日本人办的满蒙资源馆。宽敞明亮的大型展览厅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动植物标本、矿石，数不胜数！

　　“凡满蒙所产的动、植、矿物，通通被他们搜集陈列起了；凡满蒙各地出产的数量，通通被他们调查清楚，列表统计，画图说明，陈列起了；凡满家之交通、矿产区域、形势都被他们测勘清楚，做成模型，陈列起了。……东三省的宝藏，竟已被日本人尽量搜刮到这几间屋子里，视为他之所有了；使日本人都知道，都起经营之念。中国人怎样办？最要紧的是中国人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

　　6月29日，卢作孚率团离开大连，用从日本人那里以银元换来的金票，上了去沈阳的火车。目极之处，沿途车站、站台，日本警察比比皆是，一些高大的建筑群上，到处都是标的日本某某株式会社的名字。

　　卢作孚有点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当日下午4时，列车驶抵奉天城。

　　在沈阳，卢作孚和考察团成员参观了清皇宫的博物馆和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还参观了文溯阁。次日前往抚顺煤矿，参观利用油页岩提取原油的炼油厂和露天煤矿，以及抚顺煤矿的发电厂。

　　他们还专程参观了本溪的铁矿和炼铁厂。

　　7月3日下午，他们离开奉天往长春，转去哈尔滨，参观了敦化的森林、松花江的农业试验场，还参观了工业博物馆、中央试验所、日本市场等处。

　　卢作孚对日本人的经营管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又深刻地看清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日本人之经营满蒙，以南满铁路的满铁会社，经营矿业、航业的码头旅社，乃至学校医院，及其他一切公共事业，差不多权力之大等于一个政府了。其铁路所到的地方，即其国家军警所到的地方；即其工厂商场所到的地方；即其金票银行所到的地方；即其学校教育所到的地方。可见其各方面侵略的武器，都随铁路以深入了。”

　　7月6日下午，卢作孚率团结束了对哈尔滨的考察，折回长春，返经沈阳后，换乘北宁铁路的火车抵达唐山。在唐山，考察团人员一分为二，一批去天津，一批在卢作孚的率领下参观开滦煤矿。次日他们又参观了马家沟井口的矿灯房、蒸汽绞车和砖瓦厂；接着又参观了启新洋灰厂和一家瓷厂。直到7月12日才离开唐山，回到天津。

　　在《大公报》社，卢作孚访问了胡政之，参观了《大公报》印刷厂。次日，他们抵达北平，参观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协和大学。之后，他们到香山参观了熊秉三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后又访问了地质调查所的丁在君先生。

　　“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显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几位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搜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这样做正经事的，共有几处？”

　　7月20日，卢作孚率团回上海。在海上颠簸了5天，于7月25日晨抵达，从此结束了华东的考察旅行。

　　自1930年3月8日，至8月20日，卢作孚率团历时5个月零13天，行程万里，对华北、华东、东北进行了考察。回到重庆后，为使社会和民众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了解在中国东北隐藏的危机，他在社会上作了广泛的演讲。此外，还以日记体的形式，用夹叙夹议的笔法，撰写成约10万字的《东北游记》，交由肇明印刷公司铅印发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卢作孚不是一位政治家，但他却具有政治家的远见！正如他在《东北游记》中大声疾呼的那样：

　　“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来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们应该觉悟的。”









船王卢作孚--第10章　争雄长江






第10章　争雄长江

　　　　　　　　　“小鱼吃大鱼”，一年内吞并七家公司

　　初秋的时候，卢作孚回到了重庆。雾都已是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卢作孚还没来得及掉去一身风尘，就赶到督办府去见刘湘。

　　刘航琛迎接了他。

　　“甫公在吗？”

　　“在。我这就去通报甫公。”

　　卢作孚忙制止：“不了，我俩直接去吧！”

　　刘航琛想了想，就领着卢作孚，直奔刘湘的办公室。

　　刘湘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听见脚步声，睁开眼，见是卢作孚，忙站起。

　　“好哇！卢兄，你不辞而别，一走就是半年，这个假可是太长了哇！哈哈！”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卢作孚笑着说。

　　“回来了就好。还干你的老本行，怎样？”

　　“我正是为此事来请示甫公呢！”

　　“莫要说什么请示不请示的。”刘湘摆摆手，“怎么？干啥子又要请示？”

　　“我想正式向甫公提出辞去川江航管处处长一职。”

　　刘湘眉头一皱：“辞职？”

　　“民生公司离不开，我也是没办法啰！”卢作孚露出为难神情。

　　刘湘背着手，来回踱着步：“你可以忙民生公司的事情去，这职嘛，就不要辞了。”

　　“这哪成，岂不是徒有虚名。”

　　“什么虚不虚的，这个我不管。处长还得你来当，兼职也行。”

　　卢作孚急了：“甫公，你不能让我为难。咱们可是有约在先呀，为期半年。说好的，你可不能悔改哇！”

　　刘湘也有他的道理：“川江航业刚刚有了起色，刚刚走上正轨，不能半途而废。”

　　卢作孚说：“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强力排挤下，川江航业的生存和发展已到了绝境。中国轮船公司不仅不能与外国公司抗衡，而且还四分五裂各自为营，极其散漫。几十只中国轮船，就”有几十家轮船公司；许多公司只有一条船。相互间的残酷竞争，最终导致一个又一个中国轮船公司破产倒闭，反而让外国轮船公司大收其利。如此下去，整个川江航业，将必然全部落入帝国主义航运势力之手中……”

　　“我正想让你以官方名义，使川江航业走向联合。”刘湘正要说下去，被卢作孚打断。

　　“甫公，以官方的名义使民营航业走向联合我已试过，行不通的。我想以民生公司之力来统一川江航业，这样也许会好办一些。虽然民生公司势单力薄，但我有信心。”

　　接下去，卢作孚谈了自己的设想。

　　“也好。”刘湘点点头，“民生公司出面，我在背后全力支持，希望你成功！”

　　“这么说来，甫公同意我辞职了？”

　　卢作孚喜形于色。

　　1930年秋，卢作孚统一川江航业哗啦一下拉开了序幕。

　　卢作孚为民生公司确立的方针是：“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联合起来，人力财力集中，化零为整，合并经营。”

　　为取得政军界和社会的广泛支持，他大声疾呼：“扬子江上游的航业问题，关系四川对外交通和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其垂危局面，不容坐视不救。”他和他的同事们大造“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舆论，一面增加资本，做好收购和兼并其它轮船公司的准备。

　　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卢作孚的统一川江航业的策略和步骤是：民生公司自身要改善经营，发挥竞争优势，进而取代经营不善的其它公司。他要取得刘湘和地方权要的支持，给民生公司以许多其它公司不能得到的方便和特权，才能顺利兼并。本公司的举措要得当，减少阻力，才能进展迅速。

　　卢作孚认为在兼并的过程中，要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之策略，亦称“发展兼并三部曲”。第一步，兼并营业不佳、亏损严重、负债已多的华商小轮公司。在议定船价、资产后，由民生公司付与部分现款，供原公司偿还欠债，或者对急需现金的股东退还股本，以应原公司之急，大部分价款则转作民生的股金。原公司所有职工由民生公司全部接纳，重新安排工作。这样，使被兼并者易于接受，民生公司也加强了自己的竞争实力。那些经营不善，还未破产倒闭，但已在竞争中感到不支的中型公司，也觉得合并于民生公司，有着并行不掉的利益，于是也会相继效尤，逐渐聚集于民生公司旗帜下。第二步是兼并军轮。当时四川军阀投资经营的轮船不少，他们往往凭借势力，获有种种特权。它们的存在，是“统一川江”的一大隐患。卢作孚向军阀们陈说利害，劝其合并。在川江航业衰颓的形势下，为保全老本，军阀也乐于接受。不过，这些公司的经营者们无一不同军阀有着特殊的关系，折本有东家，中饱归自己。因此，在接收过程中，会有复杂曲折的过程。第二步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静观其变。卢作孚的对策是：“不要借钱，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所关注的是“在轮船收买以后的利益，要比收买以前的利益多得多”。要长远打算，不计眼前得失。在议定船价时，民生公司应采取较为宽厚的态度，尽量做到使对方易于接受。两步棋之后，便是第三步——收购外商轮船公司！

　　正当川江航业跌落低谷的时候，卢作孚在一片叹息声中召开了民生公司董事会。这是卢作孚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试图以个人和民生公司的力量拯救整个川江航业！

　　这是一个在航业界看来具有神话般的梦想。他渴望能得到董事会的支持。

　　董事会，作为卢作孚强有力的支持者，从来就没让他失望过。这是因了卢作孚的名望和过人的远见卓识等诸多因素，确立了他在民生公司一言九鼎的地位。

　　董事会的各位董事深知卢作孚做事不冲动，不盲从，遇事经反复论证，方付诸行动。他做事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拐弯抹角。

　　他开宗明义：“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通过‘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的决议。”

　　一句话，像一枚重磅炸弹突然落下，在场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川江航运界，任何一家公司，哪怕是只有一条船的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3只轮船加起来，吨位也不及人家，或者是人家的零头，可是卢作孚的口气听起来似乎不在话下。

　　“当今川江航业状况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要联合成整体？又如何才能达到联合的目的？”卢作孚讲话，逻辑性强，针对性强，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诸位都知道，轮船乃国土之伸长，凡一国轮船驶到之地，即该国势力所达之区。所以当今列强，尤其海洋大国，如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对其航业十分关注，着力加以扶植。而我国朝野，对此漠不关心，致使航权丧尽，国力日弱。川江60年来之航业，皆局促于豪强之下，不能振拔。各华轮公司，或互相争斗，外人得利；或辗转租押，一船一年数易其手；或货少船多，效率低下，外轮福同号行水次数一年达48次之多，而我们中国轮船大多在20次以下；或债台高筑，破产亦不足以偿债；等等，等等。加之外轮的竞争挤压，我华轮公司绝大多数都辗转呻吟于恶劣环境中，不能自拔，亦不思自拔，凋敝危殆之前景不远了！”

　　卢作孚想起自己在出任川江航管处处长时受到的挫折，语气深沉而激愤。

　　“在前，我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试图凭借行政权威，促使川江各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自助自救，结果费了好大的劲，完全失败了，彻底失败了！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在川江跑的外国轮船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们跑到我们国家来都知道联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却互相如同敌国，令人好心痛！请他们联合不行，联合又势在必行，那么，这个联合的责任，统一的责任，又该谁来负起呢？我认为，我们民生公司应该承担起来！”

　　会场静得连一只蜜蜂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几十年来，川江上的华轮生生灭灭，荣荣衰衰，都互不相让，角逐江上，谁都没能使他们统一过，此刻，他们又怎能轻易改变主意哩。凡此种种，困难重重，绝不可轻率视之，绝不可妄自坐大。但是，我们只要认定这个目标，认定它于川江有益，于社会有益，那么，我们就得万死不辞……”

　　卢作孚一口气讲了两个来钟头。

　　郑壁成按卢作孚的思路逐一分析了统一川江航业之利：

　　“中国轮船公司时开时停，有的将船上的货物私卖，信用一落千丈。统一川江航业后，可以恢复华轮信用，以期易于揽载；现在有一个公司，就得配备若干人马，若干个公司就有若干人马，而华轮公司一般都只有一两只船，收入少，开支多，统一后，就能节省人力、财力；现在各公司竞相安插自己的人，股东和债权人也要插手，因此不管懂与不懂航运的人都在搞航运。指挥的瞎指挥，跑船的胡乱跑，海损事故经常发生，统一川江后，易除积弊，内行经营；此时不少中国轮船机械陈旧，需改造；川江上现在跑的中国轮船公司，除招商局、三北公司外，都无直通长江的轮船和驳船，而外国各公司，均有适合长江航运的轮船，统一川江后，可以根据需求适当安排洪枯期客货运输航线，而且可以接通长江，壮大船队，发展航业。”

　　经郑壁成这么一介绍，会场顿时一片叫好声。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1931年元旦刚过，卢作孚把他的司令部——民生公司事务所从合J；；迁到了重庆。这是嘉陵江支流与长江的交汇处。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他的目光射向窗外。他仿佛看到万里长江上‘一条又一条轮船在成纵队集合，宛如一条浮在水面的长龙，顺着他的视线，浩浩荡荡驶来。

　　他已经为这次进攻作好了充分的准备——30万元的股额扩大到70万元；北碚训练的一大批学生将编入他的队列。

　　卢作孚的行动计划是，先向重庆上游发起冲击——联合渝至宜宾的中国轮船公司，然后杀个回马枪，掉转头来，蓄集力量，向下游发起总攻！

　　经营犹如打仗一样，他现在是总攻前夕的总指挥。他的战略部署是：“凡愿意出售的轮船，无论好坏，民生公司一律照价收买；凡愿意与民生公司合并的公司，不论负债多少，民生公司一律尽力照顾，帮助它们偿请债务；需要多少现金即交付多少现金，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凡卖给民生公司的轮船和并入民生公司的公司，其全部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公司，由民生公司安排工作，不使一个人失业；凡接收一只轮船，即废除一只轮船上的一切腐朽的管理办法和陈规恶习，代之以民生公司自己创立的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和良好服务作风。”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义是卢作孚统一川江航业之风范。1930年10月，民生公司就已与福州公司进行了联合，这是民生公司兼并的第一家公司，福川仅有的一只轮船“福全”号，转入民生公司，易名“民福”。这是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得到的第4只轮船。尽管它只有273吨，但它比民生公司原有的3只轮船的吨位总和还多40余吨！

　　已发黄的民生公司《大事记略》，对1931年民生公司兼并川江航业有详细的记载：

　　“公司于1月4日，收买九江轮船公司之合江、九江两轮船，改名民安、民治，开始加入渝宜航线。4月12日收买通江轮船公司通江、青江、岷江三轮，改名民右、民享、民江，民江轮暂停航。又买国船一只。5月7日收买协同轮船公司之蓉江轮船一只，改名民选，拖入民生机器厂大修。5月9日收买定远轮船公司之定远轮船一只，改名民约。5月12日收买锦江公司之乘风轮一只，改名民殷。9月5日收买川东轮船公司之长天九轮船一只，改名民强。10月31日收买利通轮船公司之利通轮船一只，改名民觉。本年计接收大小轮船10只，又囤船1只。”

　　短短一年中，民生公司竟收购了7家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由3只小轮，总吨位500吨一下猛增至1500吨！公司职员由164人增至518人！

　　至此，重庆以上的川江航运企业，除合众一家外，全都纳入民生公司的旗帜下。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又将收并的部分船只开进了重庆至宜昌沿途各港，使民生公司的航线遍及整个川江！

　　这一年的秋天，卢作孚敏锐地看到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加快了统一川江航业的步伐。

　　　　刘文彩跷着二郎腿说：“告诉卢作孚，想买我的船没门！趁早别做这

　　个梦了。”卢作孚一拍桌子：“看谁在做梦！”

　　1932年2月17日，民生公司的“民福号”首航渝宜航线，开创了民生公司新的篇章。卢作孚没有亲身经历这次航行。在重庆的民生公司总部，卢作孚与他的朋友们开始策划下一步行动——兼并川江航业第二部曲。

　　卢作孚将他的朋友们召集到简陋的总部，开门见山：“我们没有时间等了，必须加快兼并的步伐，此乃民生之大业，中华民族之大业。大家知道，去年收购7家公司，耗去了公司的全部股金。继续兼并，势必导致公司亏空，如何弥补资金上的不足，还望诸位出谋划策。”

　　“作孚，我有个想法。”说话的是何北衡先生。他自卢作孚辞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之后，正式接任其职。何北衡若有所思地道：“我已反复想过，航管处定要给民生公司极力支持。统一川江航业，已不能看作是民生公司的事业，应视为民族之兴亡之举。我将在货运繁忙之时，不分派民生公司兵差。业务清淡的时候，再派兵差以弥补民生公司淡季收入。”

　　卢作孚虽然内心很感激何北衡此举，又似觉不妥。这岂不是有点仗势欺人？于是慨然道：

　　“何兄，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恐怕让人说闲话。”

　　“顾不了那么多，作孚。民生公司兼并川江航业，是从长远处着眼，牵系着民营航业之兴亡。再说，这也是督办之意，怕什么！”何北衡有他的道理。

　　卢作孚沉默不语。

　　何北衡又接着道：“还有，你们可享有渝合、渝涪及涪陵、万县航线的专利，其他公司船只不得行驶这几条航线。”

　　何北衡是代表官方来参加民生公司会议的，其意明了，为增加民生公司的利润，创造兼并的条件。更何况，民生公司的下一个目标是直指军轮！

　　军轮兼并，远比民营公司要难得多。

　　兼并军轮，卢作孚颇费了一番心机。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谁都拥有少者一两个轮船公司，多者则拥有好几家公司。如何选择突破口呢？

　　卢作孚决定先找杨森。老朋友好说好商量。

　　果然，卢作孚的这步棋走了个正着，杨森慨然应允，无条件地答应将自己的“永年号”卖给民生公司！但是，杨森也只能自扫门前雪，管不了别的军阀。

　　突破口打开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应选在什么地方呢？卢作孚犯难了。

　　有人提议，先软后硬，把最难办的放到最后来办。

　　不行。卢作孚偏要先碰最硬的。他选中了大邑县的豪强刘文彩。只要攻下这个堡垒，不愁别的军阀了。

　　卢作孚为试探虚实，派一名经理去与刘文彩交涉。

　　刘文彩仗着其弟刘文辉是川军24军军长，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躺在太师椅上，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袋，跷着二郎腿，对来人说：“回去告诉卢作孚，想买我的船没门。叫他趁早别做这个梦了！”

　　刘文彩手上有3艘轮船，取名蜀通、南通、昭通，长期行驶宜宾至重庆航线，不许别人染指。卢作孚的“民福”驶入宜宾至重庆航线，他一直怀恨在心。

　　“哼，他派船来抢我的生意，我没找他就不错了，还敢派你来啰嗦，想买我的船。哼，不是他与我弟弟……你回去吧！”

　　刘文彩头不抬、眼不睁，根本就没把来人放在眼里。

　　派出去的经理愁眉苦脸地向卢作孚叙述了冷遇的经过。

　　卢作孚一拍桌子：“看谁在做梦！”

　　刘文彩不讲理，他弟弟刘文辉总不会不讲道理吧？总不至于不给自己面子吧？况且有杨森在先做了样子。

　　卢作孚亲自出马，到成都找刘文辉。

　　刘文辉虽然一直在外，但对其兄刘文彩在家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刘文彩倚仗着弟弟的势力，加之自己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更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

　　刘义辉早就对其兄的种种作法很反感。卢作孚为民族航业的崛起和振兴屈尊求谏，令他惊讶不已。

　　刘文辉当即电令其兄刘文彩：“将轮船全部无条件地并入民生公司。”

　　刘文彩仗着自己是哥哥，不愿对弟弟言听计从，拒不交出自己的轮船。

　　刘文辉又三番五次电示其兄赴成都当面叙谈。

　　刘文彩一拖再拖，最后拖不过，来到成都，面见刘文辉。

　　一见面，刘文辉就严辞责备其兄：“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和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

　　刘文彩阳奉阴违，表面应允，就是不将船交出去。

　　这一来二往，几个月又过去了，事情仍然没有个结果。

　　卢作孚左等右等，刘文彩一直没有动静。卢作孚只好暂时将此事搁在一旁，他要向最后的一个堡垒发起进攻——兼并刘湘的轮船！

　　当初，卢作孚设想统一川江航业，刘湘是极力支持的。卢作孚估计刘湘会很痛快地答应自己的要求。

　　可是，事情远非当初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刘湘迟迟不作答复。

　　刘湘此时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于里有一艘“永丰”轮，载重1000多吨，由于他的特权，获利颇丰，今日卢作孚要他交出去，怎能舍得？不交吧，当初卢作孚统一川江航业时，自己是拍了胸脯的，说不过去。更何况，卢作孚岂肯善罢甘休？

　　刘湘左右为难，实在是无计可施，只好召来高参刘航琛。

　　“甫公，统一川江航业已是大势所趋，如在你这儿卡住了，那卢作孚的宏图大业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你可得三思呀！”

　　“何以见得半途而废？”刘湘有些不解。

　　“事情明摆着。在你这里行不通，那底下就更不好办了。”

　　刘湘沉默不语，闷着头只顾抽烟。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之计，甫公。”刘航琛足智多谋，“先把船承租给民生公司，拖上个一年半载再说。名义上嘛——你可以对外人说卖给民生公司了。”

　　“好主意！”刘湘喜出望外，“告诉卢作孚，我要见他。”

　　卢作孚来到督办府。

　　“承租？”一听刘航琛说刘湘答应把船交给民生公司，但不是卖，而是承租，卢作孚心里明白了几分。

　　“怎么，不行？”刘湘面带难色。

　　“总得给督办一点面子嘛！”刘航琛在一旁劝道。

　　“那好吧！我同意。不过，我可是连‘永丰’轮的名都改好了，叫‘民风’。”卢作孚神秘地一笑。

　　“民风这名字不错嘛！”刘湘也跟着笑了起来。

　　1932年，四川爆发了二刘之战。刘湘与刘文辉打得难解难分。

　　刘文辉于1928年就任四川省主席，在军阀混战中，曾屡屡击败对手。到1932年时，他已拥有10万军队，防区扩展到川南全部和川西、川东、川北之一部分，以及西康地区，与刘湘的实力旗鼓相当。

　　刘湘论辈份是刘文辉的叔叔，但这叔侄间的矛盾，随着积怨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四川军阀之间最大的一次混战——二刘之战。这场混战，一直战到1933年12月。最后，刘文辉大败，侄儿到底不是叔叔的对手，只好率残部退往西康。

　　至此，刘湘统一了全川。

　　刘文彩的3只轮船在战火中被刘湘当作“战利品”缴了过来。年底，刘湘同样以承租名义，租给民生公司。至此，川江上游的轮船公司全部归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门下。

　　据《长江航运史》载：本年，民生公司又收并了川江、永安、蜀平、涪丰、长宁等5家轮船公司及刘文彩的3只轮船，航线扩至长江中下游。

　　1933年1月1日，民生实业公司总事务所改称总公司，在叙州、上海设立分公司。

　　“本年，民生公司继续收并中外同业的大小轮船……又新建‘民族’轮，开航宜沪线。”

　　民生公司的收购风越刮越猛。

　　　　　　 艰难唱圆三部曲，民生公司终成川江航业巨子

　　正当川江航业胜利在望的时候，卢作孚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向他挑战的人叫黄楚樵，曾经是他的部下，在长寿轮上当过售票员。

　　黄楚樵凭自己在轮船上工作过，以为搞航运很容易，便约了一个名叫邹明初的朋友，贷款购买了宁绍轮船公司的一只轮船，准备成立一个长涪轮船公司。这二人在长寿和涪陵两地奔走游说，造谣中伤民生公司，以利收集股本。

　　一时间，长寿、涪陵闹得满城风雨。

　　消息很快传到卢作孚的耳朵里。卢作孚暗自思忖：这个黄楚樵，不早不晚，偏赶在这个时候。我要统一川江航业，他偏要另立门户，岂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

　　民生公司的职员们也议论纷纷：。

　　“我们要联合，这小子偏偏成立新的公司，这简直是在故意捣乱，拆我们的台！”

　　“听说黄楚樵还四处扬言要搞垮我们，口气倒不小！”

　　卢作孚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召来公司襄理左克明：“老左，我想让你跑一趟长寿。”

　　左克明一听就已明白八九分。他是个老川江，吃过土匪头头的盛宴，多次出生入死，在川江黑白两道上很有名。

　　左克明临行前，卢作孚叮嘱道：“黄楚樵敢自己办轮船公司，可见还有些志气，只是选的不是时候。你去把船买过来，价格贵一点不要紧，不能强迫人家，要让人心服口服。”

　　左克明离开重庆，独自一人来到长寿。他明察暗访，将黄楚樵办轮船公司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仅用了半天时间，就把停靠轮船的中心地段——白虎头岩下玉酉街角一带码头，全部租佃到手！

　　迅速签订完合同后，左克明才开始拜码头——行江湖礼仪。他在临江一品轩大摆宴席，邀请长寿名流赴宴。

　　他请来了袍哥“仁者寿”大爷江德裕，执法管事张佑，县商会会长、河街镇镇长等当地名流、权贵，聘请江德裕出任民生公司长寿办事处主任。

　　左克明这一招果然厉害。黄楚樵顿悟中了左克明的釜底抽薪之计。办航运业，没有码头，即没安身之处，怎么办？黄楚樵急得团团转。正当黄楚樵无计可施之时，左克明主动登门拜访。

　　左克明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表示愿出比购船款多得多的价钱，购买黄楚樵的船。

　　事已至此，由不得黄楚樵了，除了将船出手，别无他法。

　　随着民生公司统一川江航业的突飞猛进，流言蜚语也接踵而至。

　　“民生公司是帝国卞义公司，压迫弱小公司！”

　　“卢作孚要操纵航业，垄断独吞！”

　　……

　　卢作孚心情异常沉重。

　　他感到有责任向公众说明事实真相。

　　在《新世界》半月刊上，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文章《航业为什么要联成整个的》登了出来。卢作孚写道：

　　“民生公司为了把川江华商经营的航业联成整个的，引起外间不少的误会。认为民生公司抱的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公司，要操纵航业，要垄断独吞，乃至于对着民生公司切齿痛恨。这在我们是感觉得非常沉痛的事，值得沉痛地解释的。民生公司之盼望航业联成整个的，不但是对航业界是好意，是帮助的意义，对社会尤其是好意，是帮助的意义。民生公司之合并任何轮船公司，在事实上都曾证明是帮助了他们，同时亦是自己吃亏。因为在今天以前，独立的公司曾经折本，负债，至少亦没有可靠的赢余；自与民生公司合作起，直至今日止，是事实上证明有赢余的……我们最紧要的意义是帮助社会，是帮助货物的运输，十分感到安全和便利。是帮助客人的旅行，十分感着舒服安全和便利。例如下游上船的客人，向来统舱铺位不够，统舱客是散位周围走廊地板上面的，简直不是人的待遇。我们正要求各轮的统舱铺位增加到能供需要，而统舱客票亦只卖到统舱铺位满了而止。船上须设无线电机，沿途可供新闻消息，有了意外事变，亦可求得最近的公司和最近的轮船救济。船上需有急救的药物，需有可以供人读玩的图书。到了夏天，船上需有妥当的洗澡设备和电扇。这些都是帮助旅客的事体。不止这些，不过举例而已。

　　卢作孚写完这篇文章，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民生公司的统一航业仍在以催枯拉朽之势前进着。并入的公司越来越多，轮船吨位不断上涨、增大。据统计，1933年和1934年，民生公司又合并了7家轮船公司，收购轮船10艘，共计3445.61吨（有2艘收购后即拆毁未计入）。这一时期，民生公司一面统一华轮公司，同时也开始着手收并军阀经营的轮船和一些较小的外籍公司。属于军阀的，有杨森、范绍增的蜀平、永年公司（挂意大利旗）；属于外籍的，有英商皮托谦、意商扬子江两公司和美商美孚洋行的运油专船。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轮，也是收买后打捞起来的。民生公司将它改造后，成为川江最大的航行渝沪线的主力船。

　　到1934年底，民生公司先后兼并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33艘，其中卖出及拆毁的5艘，加上自有的2艘，共有轮船30艘，总吨位已达11017.9吨。当时中外航商在川江航行的轮船共有58艘，总计3.2万余吨。其中，民生公司的船只已占半数以上，总吨位也已超过三分之一，航线由原来的2条，发展到9条，贯通川江以达东海之滨，长江全线的主要港口，都有民生公司的分支机构和趸船码头，成为川江航业之巨子。

　　在统一川江航业中，卢作孚已意识到：“大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个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桩事业要有事业精神。要做到这些，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只要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公司、事业、民族也就具有这种精神。要把这种精神贯彻到每个人，首先的问题是培养人，训练人。”他在《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一文中写道：“只要训练人成功，不要怕所创造的社会失败，即是不要怕所经营的事业失败。不管他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医院，只要人成功，一个公司偶然失败了，会有若干公司成功；一个医院失败了，会有若干医院成功。”

　　他在民生公司正式提出了“民生精神”：“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民生精神其实就是民生魂！

　　为把这一精神贯彻到每个职工的心里，烙入脑子里，卢作孚把民生精神写在墙上，印在职员的床单上，刻在茶碗上……凡是民生公司的轮船所到之处，民生精神就传播到那里。

　　为更响亮地提出民生精神，卢作孚提出了与之相应的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公司问题职工来解决，职工问题公司来解决。”

　　“捏紧拳头，裹紧肚皮，艰苦创业。”

　　卢作孚已将民生公司拉入正规化轨道。他原先构想的各种宏图已一一化成现实。短短几年间，卢作孚在群雄纷争的川江上很快形成了一统航业之局面，令人震惊不已。

　　　　万里长江群雄逐鹿，疯狂的竞争，民生公司负债累累。人们预言它将

　　倒闭，谁料却独领风骚！

　　1934年夏季开始的时候，重庆有些闷热。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一年的夏天将让人感到躁动不安。

　　正午时分，卢作孚来到长江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卢作孚陷入了沉思。

　　1932年夏天，民生公司的“民主”轮，首航上海，开辟了一条民生公司的处女航线。这是一次颇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它标志着民生公司正式涉足长江中下游，参与竞争行列。

　　统一川江航业的节节胜利，并没让卢作孚陶醉。他深知这仍是一个开端——就像他将每一次胜利的终点重又作为起点一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民生公司还不具备参与竞争的力量；当时长江航业上有四大公司：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商日清公司，国民政府的招商局（轮船公司），他们占长江航运吨位的80％左右，几乎垄断了长江航业。长江航运界流传着一句话：“太古船多，怡和钱多，日清鬼多，招商人多。”民生公司若想参与竞争，必须首先具备雄厚的实力。然而，民生公司由于连年兼并川江上的轮船公司，所有的利润均转换成购买轮船款，帐面出现亏空，开始负债经营。有人建议卢作孚先在川江上游站稳脚跟，再向长江发展。卢作孚不同意，认为时间紧迫，应走边创业边发展之路。于是，他在兼并川江航业的同时，开始向长江中下游发展。

　　民主轮首航上海，是民生公司的创举，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这种喜悦昙花一现，人们很快便发觉民生公司卷入了一场疯狂的竞争之中。随着这种竞争的升级，民生公司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这个时刻很快就来到了。

　　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化零为整”的时候，还没引起外商的足够注意。到了1933年，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的航力猛增。当它占居一半数量的航次之后，外商开始注意到民生公司的胃口不只是满足川江，而是要吞下长江中、下游。1934年的时候，民生公司连续收购了几家外商轮船公司的4只轮船，引起了外商的不安，他们发觉民生公司的飞速发展对自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民生公司。

　　还有一点激起外商对民生公司仇视的是卢作孚在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的旧仇！

　　太古、怡和、日清三大外国公司立即加紧了倾轧民生公司的步骤，或明或暗，或联合行动，或个别出击，采取压低或抬高运价等各种手段，以争夺顾主，打击华商，控制市场，务求挤垮民生公司。

　　卢作孚记忆最深的是1925年三北公司老板虞洽卿的惨败——整整6年没有翻过身来。为提高竞争能力，三北公司独自降低了运费，因此在长江航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外商立即作出反应：猛将运价压低四分之三！外商一个个财大气粗，亏了有各自的政府补贴，还有海轮航线的盈利可补，可三北公司就没有这些优势了。过不了多长，三北公司招架不住，屈尊求和，答应外商今后不再单独调价，6年内不在长江上添置新船。

　　虞洽卿并非无能之辈，是实力雄厚的资本家，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要职，背靠着蒋介石。如此人物竟遭此惨败，其他人又怎样逃脱？

　　卢作孚从江边回到公司后，桌上的一张报纸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英文航业周报。报纸上，一行文字跳入了他的眼帘：

　　“川省势力，向下游推移，直达沙市。过去川人排外之精神。或将采取中国货只装中国船之方式暴发于省外……”

　　很明显，是冲民生公司来的。过去，外商一般采取的对策是统一压价，现在他们舆论先行，为的是引起华商对民生公司的不满。

　　卑鄙！卢作孚心里已明白了民生公司目前的处境，颇有四面楚歌的味道。

　　几天后，卢作孚发现，外商的轮船一改过去的作法，穿梭于长江之中。从船长到船员，一改过去对待乘客的态度，对客、货极其殷勤、热情，船上的各种设施也加快了改善。

　　为招揽顾客，外商一致大幅度压低了票价，日清公司做得更绝，乘客可以不买票，白坐船，甚至还外加送一把东洋伞。

　　货价猛跌，从上海运到重庆的棉纱，由原来的每件25元降到4元，有时降到2元；重庆运至上海的药材，由每百公斤6元降到1元；一担海带由上海运到重庆仅收2角5分钱的运费！

　　外商的意图非常明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挤垮民生公司！挤垮民生公司就意味着垄断长江航业。

　　外商还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特权，由使馆、海关出面，制造种种借口，刁难民生公司。

　　1935年残雪消融之时，就有许多人断言，靠经营川江航运的民生和捷江两家公司必然在这一年倒闭！

　　这种预言是有根据的，当时的民生公司已是发发可危。由于连年兼并公司，收购船只，并不断地扩大对其它事业的投资，企业规模虽在迅速膨胀，而资金却是捉襟见肘。财务帐目上显示，1934年6月，民生公司的航业资产已增至416万余元，而实收股本却只有117万元。资产的增加，除历年所提之公积及防险准备等项外，厥为负债之增加。

　　卢作孚焦急不安。眼下民生公司负债高达70万元，是重庆负债最多的一家企业！

　　6月份刚开始的时候，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美商捷江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倒闭了。

　　卢作孚已经好几个晚上没合眼了。他躺在床上，窗外是无边的黑暗。创办民生公司以来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眼前……

　　为实现“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谋求“全部的联合”是“整个生产运动”的目标，民生公司以“开发实业、富强国家、促进交通、发展产业”为宗旨。在创立之初，即已开始涉足航业以外的事业，随着航业的发展，更以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注目于其它实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他将民生公司开发的事业，按公司的隶属关系划分为附属企业、投资事业和赞助事业。

　　民生公司的附属企业独自经营，在人事、财务、行政上统一纳入公司体制，这些企业是合川电水厂、三峡染织厂、民生机器厂和民生物产部。

　　他清楚地记得1926年4月合川电水厂正式营业的情景，那时称民生公司电灯部。后来又增置设备，扩大供电能力。1930年时，又新添了自来水厂的各项设备。1932年才改称合川电灯自来水厂，是合川地区规模可观的重要企业。

　　他的第二个企业是三峡染织厂，是1928年由三峡峡防局兵营的手工工场演变而来的。继后购置染织机械，开始手工染织。1930年又从上海购回电动染织机具及配套设备，招女工四五十人，同时更名为三峡染织厂。其时拥有固定资产6万余元，职工200余人。后增资至39万元，年销售额达20万。它是四川省最大的一家染织企业。

　　民生机器厂是民生公司附属企业中直接服务于航业的一家，对民生公司的发展影响很大。20年代末期，重庆只有两家能够从事船舶小修的店铺，而且索价极高。船舶大修、中修必须驶往上海。为提高船舶营运效率，缩短修期，降低成本，民生公司早在1928年7月就创立了民生机器厂。创办初，只有资金2万元，车床4台，职工数十人。以后逐年增资扩建，到1935年，资产已达31万元，拥有职工273人，成为重庆最大的一家修造船厂。

　　民生公司的物产部，前身是民生消费社，后来业务范围扩大到代销产品、代购物资及自购自销等等。营业额年计10万余元。以后为公司储备燃油、钢材、五金配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筹集黄金、外汇起了特殊的作用……

　　这每一步都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注满了卢作孚的心血。卢作孚翻了个身，坐起，披衣下床，轻轻打开门，来到门前，再度陷入沉思。

　　民生公司的外部投资更是规模宏大。其中较大的投资是北川铁路、天府煤矿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华通物产公司、中华机器造船厂，投资额达58万元。

　　北川铁路公司投资规模较大。这是卢作孚根据四川江北县文星镇地区煤矿丰富，但地处山区，运输艰难而投资修建的。早在1924年时，就有人提出修建一条轻便铁路，邀请卢作孚同组北川铁路公司。1928年，北川铁路始动工修建，民生公司最初投资5000元。1929年筑成铁路8.5公里，开始营运。以后逐年扩建，至1936年时，民生公司共在北川铁路投资18.8万元，占北川实收资本的37％，成为北川铁路公司的最大股东。

　　卢作孚在外部投资规模最大的除北川铁路公司之外，就算是天府煤矿了。它是民生公司于1933年伙同江北几家煤厂和北川公司开办的，全称为“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24万元。民生公司为取得稳定、价廉、优质的船用燃煤，逐年增加投资，到1935年底，共入股金10万元，占天府实收资金的67％。后来煤矿规模又有扩大，并与北川铁路统一经营，成为川省规模最大的煤矿公司。

　　此外，民生公司还先后在重庆全盛昌商号、自来水公司、川康殖业银行、合川消费社、固陵、万县、小州煤号等12家企业投资共5.5万余元。后来又向四川水泥公司、华通物产公司。嘉陵纱厂、上海大中华造船厂等5个较大的企业共投资23万余元，占民生公司当年股本总额的13.7％。

　　卢作孚除了大规模的投资外，还有一项是捐助社会事业。卢作孚规定；民生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其中大部用于支持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和民生公司的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

　　凉爽的夏夜，微风阵阵吹来，卢作孚却打了个寒颤。

　　难道人们的预言真的会实现吗？

　　夜空，一块乌云在移动，但周遭的天际依然繁星灿烂。

　　是一种神示。他突然想起1933年9月18日，那是一个令民生公司全体职员都难以忘怀的日子。民生公司在重庆隆重地召开了“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大会。全体职员在秋风中肃立，静默三分钟，默念着卢作孚亲手起草的誓词：

　　“日本劫夺我四省，杀戮我人民，屈辱我政府，破坏我统一。亡国灭种，大祸已临。不谋自救，何以为人！”

　　那次大会，民生公司通过了公司公约，公约规定：“民生公司职工及其家庭，永远一不为日人服务；二不售予日人任何材料及食品；三不购日人货品；四不与亲日华人为友。”

　　他在事先准备好的一篇讲稿中大声疾呼：“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四省沦为异域，瞬经两载，然而寸土不复。协定已成，国耻未雪，寇祸益深。凡我国人，宁毋悲奋！纵不能出关杀贼，亦当努力图存。本公司同人，吞为中华国民，曷敢坐昧斯文？”

　　卢作孚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爱国商人从全国各地致函致电重庆民生公司，表示“决不昧一时之利欲，失大义于天下”。更有许多人纷纷撰文，在报刊上抨击外国轮船公司妄图垄断中国航权的企图。

　　卢作孚万万没想到，一篇文章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

　　迎接挑战！民生公司开始进一步改善轮船上的设施。大部分船只将原来的统舱分成若干间，夏天空气对流，冬季保暖；不仅一等舱有浴室和厕所，就连二三等舱也有。凡是航行在长江上的轮船均安装上了无线电收发报机，随时都可以收听音乐和新闻广播，每日还将新闻摘要油印出来分送给旅客。船上还设有图书室，并备有长江两岸风光照，货轮设施也逐步加以改进。

　　正在这时，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是一名叫陈既明的大学生写的。这篇文章标题《西归笔记》以醒目的大字横在读者面前，它叙述了陈既明假期从沪返川的感受。文章中写道：

　　……民生公司，是吾川航界之王，不，而且是中国航界之王。它营业的茂畅，发展的神速，真是意想不到。此公司，每星期都有由沪直航重庆的船。我从前几次出川返川，因为没有中国轮船可搭，只得腆颜而搭外国船。其待遇之坏处，约有下列几点：

　　一、既买船票，还要买铺位，付双料价钱。（当然指统舱）

　　二、伙食只有顶坏伙食，没有一点菜。（川河例外）

　　三、船上的船员和茶房，都异常傲慢，因为他们有洋大人为护符。

　　四、船中没有秩序，行李时有危险。

　　五、设备说不上。

　　上列几项，不过是举其大者。我这一次乘民贵轮，虽然过了十几天长时间，但并不觉得痛苦。一方面自然是朋友多，不感寂寞，而最大的原因，是船上的待遇很好。让我分述如次：

　　一、票费不高，学生尚有折扣，而且并不买铺位。

　　二、伙食还好，又有五样菜。轮流坐席，秩序亦佳。

　　三、船上船员茶房，对人都很客气。

　　四、统舱很有规栏，茶房侍候周到，所以不必怎样留心，东西也没有遗失之虞。

　　五、设备很好，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乘客随时可到洗澡间洗澡。

　　六、没有阶级性——统舱客也可以到官舱内去玩玩。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便在乘客中传开了，一时民生公司名声大振，有许多旅客为等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宁愿留在旅店里多住几日。

　　长江上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凡是民生公司的轮船所开的航线，必有国外轮船涉足。民生公司的船所到之处，外轮明争暗轧，拉客，抢货源，占码头，挖墙脚，所有的手段都使用上了。

　　卢作孚两眼布满血丝，经常是通宵达旦，身体越来越虚弱，患下了脉搏间歇症，但他无法休息片刻。

　　在这年夏天将尽的时候，美商捷江终于支持不住了这种“拼消耗的竞争”，首先是退出了竞争，继而宣布倒闭。

　　捷江的倒闭，如一声警钟，重重地敲在卢作孚的心上。

　　民生公司也难以为继了。帐面出现大额亏空，运费直线下落，利润寥寥无几，如何是好？公司的各种举措虽然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但疯狂的压价，造成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赔本做生意。如此一家庞大的民营企业，又如何能吃得消！

　　卢作孚唯一看到的希望是人民的觉醒。乘客自觉地不乘外国轮船，爱国的工商业者也拒绝外轮低价揽运的引诱，不交外轮运货。公司全体职员出于爱国热情，宁愿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挤垮，人们深知，一旦民生公司被挤垮，外轮很快就会抬价，到那时，长江上又是外轮的天下，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看到这种局面。

　　1935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卢作孚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如果再不另图他策，民生公司将会步捷江之后尘！

　　一个夏末的贡皆，卢作孚约张群拜访了张嘉璈。张嘉璈此时担任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裁。卢作孚与张嘉璈有过一面之交，俩人虽只见过一面，但彼此间很有好感。卢作孚的为人和才学，令张嘉璈欣赏。一见面，卢作孚开门见山地谈到民生公司的困境，言及想发行债券。张嘉璈沉思良久，认为民生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可行，当即私下拍板定夺。数日后，张嘉璈约请了财团巨头们商量，他们是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还有川帮银行的巨头们。

　　有张嘉璈出面，财团的巨头们慷慨应允。这样，卢作孚忙回到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决定拟将原发行50万元公司巨额债券翻一番，增加到100万，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

　　债券在何地发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人提议在重庆发行，卢作孚认为重庆不适合发行如此之大额的债券，须选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这样，公司债券最后定在上海发行。

　　许多人并不知民生公司发行债券之本意，以为是为填补帐面亏空，渡过难关。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卢作孚的真正目的。

　　卢作孚带着手下的精兵强将飞赴上海。

　　6月17日，卢作孚在上海首次召开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在这次会上，卢作孚拟定的100万元债券被认购一空：金城银行认购40万，中国银行认购20万，中南银行认购10万，其它5家银行共认购30万！

　　公司债券顺利发行，惊动了外商轮船公司，狡猾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闻讯，探知卢作孚醉翁之意不在酒。捷江破产，民生公司突然发行债券，很显然，是在打捷江轮船的主意。一旦卢作孚购得捷江之轮船，岂不如虎添翼；

　　英商太古公司先下手为强，忙与捷江相商，准备认购其全部船只。

　　这时，招商局从中又插一杠，争购捷江轮船。

　　在这场争购战中，卢作孚与太古和招商局均打了个平手。民生公司以65万元的价格，购得捷江7只轮船。捷江公司的大买办童少生，也随这批船进了民生公司！一份资料中称：“下人说，卢与童事先有秘密君子协定，致使民生公司在买船时没有吃亏；有人说，卢看中了留日的童少生的才干，并且无偿地为童付清了所欠的2万多元私债。情况如何，可能永远弄不清。童少生进民生公司后，就立即被委任为总公司四大处之一的业务处经理。”

　　争购战中，卢作孚又胜利了。

　　卢作孚感慨万端地阐述了这一胜利的目的所在：

　　“……此次，本公司全体员工咬紧牙关，捏紧拳头，终于渡过了难关，而且，捷江公司的7只轮船，马上就要挂上我们民生公司的旗帜，这是一次胜利，很大的胜利。但是，如果仅仅从公司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那未免太狭隘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呢——”

　　卢作孚就是这样，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更深一层。

　　“这块匾上，寄托着民众的期望——挽回航权。他们为什么在我们公司成立纪念日赠送我们呢？就是希望我们时刻牢记这四个字。我国航权外落，已经多年了，江上跑的船，挂的大都是外国旗，似乎长江成了外国旗展览会！我们常常与海关打交道，却不能说中国话；与海关来往文书，要用洋文，这实在是一件使人痛苦又莫名其妙的事。海关巡江司的告示，明明是晓喻沿江各码头执行的，也用洋文，弄得大家看不懂。连船上称呼也古怪，把舵工叫做‘瓜六马司’，管货的叫‘太利’，这岂不成了外国人的天下，哪里还有中国味！这次外国轮船公司对我们的联合行动，胜负如何，不言自明。如何看待这次胜利？小者是为了公司图生存，大者是为了挽回航权，即使只迈出了一步，也是为国家为民族迈出的一步。因此，今天我重申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六条之规定：‘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我们合并中国公司，他们可以入股，而外国公司，一律购买，概不允许入股！以前买意大利光耀公司轮船时如此，此刻买美国捷江公司轮船也如此！将来呢？也必须如此！”

　　在旧中国，卢作孚深知，实业与政治难以分割。他从发行公司债券后更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

　　许是深受割据之苦，他反对军阀割据，拥护统一。由此，他认为“今天以前的统一，只是中央的要求；今天以后却变成全国的要求，而且是全国对中央的要求”。所以，他极力欢迎中央军入川，以使四川统一，进而全国统一，结束割据的局面。

　　卢作孚有时也略带一分天真。

　　当蒋介石的特使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时，卢作孚在北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一心多用，奇迹不断发生

　　枫叶红了的时候，卢作孚顺江而下，前往上海订造新船。一路上，目极之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卢作孚浮想联翩，这每一艘船只，都是他亲自命名的。他能一口气念出民生公司的所有轮船的名字：民生、民用、民望、民福、民治、民安、民有、民享、民选、民殷、民约、民强、民觉、民宁、民康、民主、民贵、民族、民宪、民港、民朴、民胞、民法、民意、民信、民裕、民急、民律、民联、民权、民泰、民风、民和、民聚、民来、民苏、民勤、民兴、民锋、民熙、民政、民由、民庆、民元，民本……这40多艘船只，哪一艘不是他亲自挂上的旗帜？哪一艘不是他心血的结晶！

　　民主公司的船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任务，开拓了近3000公里的河航线……

　　卢作孚双脚一踏上上海码头，就被老友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称卢作孚在长江上创造了三大奇迹。

　　卢作孚心里很清楚，大家交口称赞的三大奇迹之第一奇迹是指民生公司打捞和改造“万流”轮。

　　“万流”轮是英商太古公司所有的一条千吨巨轮。那是一年多前的初春，万流轮在长寿县境内的柴盘子江段处触礁沉没。太古公司和保险行的老板心急如火，委托上海打捞轮船的权威——上海打捞公司进行打捞。上海打捞公司派出专家到实地——出事现场勘察后，发现万流轮沉没之处在险滩流急的河道中，认为无法打捞。太古公司无可奈何，只好标价拍卖。然而，并无一家公司购买。

　　卢作孚得知这一消息后，亲派民生公司和民生机器厂的驾引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张干霆等赶赴柴盘子出事地点勘察。张干霆仔细勘察后认为，万流轮完全可以打捞起来。于是，卢作孚亲自出马，与太古公司交涉，以5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万流轮。

　　这一举措，令航业界吃惊不小。虽然万流轮价值60万两银子，但此时却在水中，扔多少都等于是白扔。

　　卢作孚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8日，他与太古的老板签了约……

　　5月19日，万流轮水中重见天日，并被拖到了民生机器厂，前后才不过两个来月的时间。

　　民生机器厂的修造能力更是让同业者们吃惊。万流轮长206英尺，民生机器厂将其拦腰切断，接长14英尺，使它变成一只长达220英尺，马力达3500匹，航速达17海里的新船，创下了川江修造史上的新纪元。

　　卢作孚将万流轮改名为“民权”。

　　太古公司老板对此十分恼怒旧本人还派人到民生机器厂刺探情况。一时，航业界对民生公司的实力摸不清到底多大。

　　同行们称赞的第二大奇迹，是民生公司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对它的围攻。

　　1935年秋天到来的时候，一场残酷的竞争接近了尾声，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获得进一步发展，更加壮大起来。从此，英、日等国的轮船公司再也不敢小看它，许多外国的报纸、书刊也开始注意到它，纷纷著文报道民生公司的消息。

　　这一年，长江上游的大约80多只轮船中，几乎已有一半属于民生公司，而属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只有十几只。外国国旗在长江上游已不再容易看到了。至此，卢作孚收回内河航权的愿望已初步实现。

　　同行们所称道的第三大奇迹是指卢作孚独创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

　　长江上游从每年12月初到次年的2月末即进入枯水季节。枯水季节里，水位低落。当水位降到10英尺以下时，长200英尺以上的大船就要停航；当水位降到零以上数英尺时，所有中外轮船，全部都要停航。到了这个时候，四川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要道就要断绝。在最危难的一次枯水季节里，水位竟降到零以上2英尺，所有轮船被迫停航。当时，四川的建设刚刚开始，中断运输，势必严重影响四川的建设，而民生公司也势将遭受重大损失。

　　在这严峻的时刻，卢作孚赶到了重庆，与专家们一起，搞出了个三段航行方案。这个方案是根据重庆宜昌间的水位情况，险恶河段的水流情况，以及民生公司的船舶性能、吃水深浅情况，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它将宜昌到重庆一段航线划分为三段，调集所有的大小轮船，分别参加各段的航行。卢国纪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详尽地作了叙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第一段由宜昌到青滩的下旦仓，以民福、民治、民安等轮行驶；第二段由米仓峡到万县，以民康、民主等轮行驶；第三段由万县到重庆，以民意、民享等轮行驶。客货都在青滩和万县两地经过陆上转运。这样，完全不可能恢复的川江枯水航行，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

　　对于第三大奇迹，卢作孚自己这样评价道：“这一个伟大的事迹，一位船长周海清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利用了这最枯的水位，领导了一群驾驶人员，细细地探察长江航道和一切险滩，遂使一般航运的安全也大大的进步了。”

　　后人在评价这三大奇迹时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打捞和改造万流轮的经验，很难想象民生机器厂能那样迅速地在（以后的）战时承担起如此艰巨、复杂的打捞沉船和改造旧船的任务；如果没有粉碎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民生公司也像捷江公司那样倒闭，很难想象战时后方的运输将如何进行；如果没有创造出长江上游三段航行的宝贵经验，很难想象紧张的宜昌撤退任务能那样及时和顺利地完成。”

　　卢作孚正在上海为建造一批新船而奔走时，一封电报追到了旅馆。

　　电报是何北衡先生从成都发来的，透露了四川省主席刘湘即将发表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消息。何北衡在电报中还说明这是刘湘的意见，劝他不要推脱。

　　卢作孚心里极不乐意。民生公司的事业正在蓬勃向前发展，需要自己，偏偏刘湘又要他当官。他毫不犹豫地回电一封，表示难以从命。

　　刘湘岂肯应允？只要在报上一登出消息，还怕卢作孚不从？于是，刘湘不顾卢作孚的坚决反对，在报上将任命书发表了。

　　卢作孚匆匆踏上返川之路。在重庆找到何北衡，一同面见刘湘，请刘湘收回任命。

　　任命已发表，岂有收回之理！刘湘不答应。双方僵持了整整16个小时。

　　刘湘的理由是：卢作孚对四川的情况清楚，早年就四川建设做过调查，著有专文专著，如《四川底新生命》、《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四川底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川建设中的要点。

　　卢作孚只好勉强应允了下来。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值军阀混乱刚刚结束，目极之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就加重了卢作孚的担子。

　　卢作孚上任伊始，亲自主持拟定了“1936年建设施政纲一要”。他为四川的建设指出了三个指导原则：

　　第一，必须先有明确的目的。从事建设，绝非供人观赏，而是下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有助于使国家富强。因此，应当集中全力发展生产，以及发展与生产有紧密关联的交通。

　　第二，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首先应搜集可供参考的材料，这就必须展开农业、工商业、矿产及森林资源的调查工作，展开水利建设、水力发电和矿区的测量工作，展开各个地区的气象观测工作，以及展开农业改良及除灭虫害的试验研究工作。

　　第三，必须先有整个的计划。一切建设都必须在整个的计划下面进行。一方面，凡相关的事业，必须同时建设，同时经营，使有需要，即有供给。如产了多少茧，就必须缫多少丝；建设一个电厂，即应同时建设若干用电的工厂。另一方面，凡建设事业，都必须联合成一个整体，以避免相互间的残酷竞争，保障共同的利益。为了防止任何事业实行垄断，必须作出限制物价及限制盈余分配的规定。

　　卢作孚正是按照这些原则，开始了建设全川的工作。

　　1935年冬，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轮船已达21艘。卢作孚一边着手抓四川的建设，一边加快民生公司的发展步伐，还念念不忘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现在已是一心三用。而这三者之间又并不是独立的，却是相互关联——为了整个四川的建设。它亦如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就有两个目的：一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地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都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整个国家的根本。在现代的集团生活没有建设成功以前，是不容易看见上面那许多建设事业的，只会看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在那里毁坏许多建设事业而已。”

　　卢作孚正是依据自己的理想，去试验他的新生活。他为此在民生公司响亮地提出一个公司要有精神：民生公司要有民生精神。

　　他提出两个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民生公司的一切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口号的精神进行的。

　　他别出心裁地在民生公司的信封背面印着“逐日应有的检讨”。检讨共10条：

　　1．今天的工作尽力做完没有？

　　2．每一工作，在事前确定计划没有？

　　3．每一工作，在事后整理清楚没有？

　　4．工作的成绩，比昨天进步没有？比他人落后没有？

　　5．事务上有悬着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

　　6．有一钱一物的浪费没有？

　　7．如果离开现有职务，交代清楚没有？

　　8．个人的知识能力逐渐提高没有？

　　9．事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10．社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从中不难看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要求是何等严肃、认真。为把自己的思想真正传达给公司的每一名职员，他强调：

　　“我们任何活动都必须正确，……看一样东西必须正确，听一句话必须正确。正确的第一个要求是形式。正方必须每一边等长，每一角都是90度。正圆必须是正圆，从圆心到圆周上的任何点都是等距离。第二个要求是数目字。是352个人，不能说是大约是300余人；是14863元，不能说大约是万余元……”

　　卢国纪回忆说：有一次，卢作孚乘公司的民本轮去汉口，与船上的服务生刘儒讨论关于改进旅客服务工作的问题。刘儒提了一个建议，卢作孚认为很重要，当即让刘儒写个具体计划来，后来公司采纳了这一计划。

　　这就是卢作孚的工作作风。

　　民生公司着制服上班制度，是从1933年3月21日开始实行的。制服为中山服样式，俗称为“麻制服”。

　　在别人眼里，着制服属小事一桩。可卢作孚却不这样认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新世界》杂志第67期卜，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要穿布质短衣——公司制服？

　　“第一是要造起节约的风气。当前的社会，正在淫糜奢侈中迈进，比赛着谁的衣服漂亮，谁的衣服华贵。我们为要纠正名，另外造起节约的风气，造成功一个朴质而有意义的新社会，即从穿衣服起，去影响一切的一切。

　　“第二是要表现事业精神。事业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这一群人有一样的形式，一样的颜色的制服，每一个人穿起，不论他是什么职务，都可以代表整个事业的精神。这是何等的光荣！决不是耻辱……

　　“要如此，才可建立公司，不致为社会摧毁。要如此，才可以影响社会，创造出现代需要的新社会。”

　　卢作孚对每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从社会这个大处着眼。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大多都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如《快乐与痛苦》这篇文章，卢作孚是针对民生公司职工的思想品质方面而撰写的：

　　“快乐与痛苦是产生于人们的感觉，尤其是产生于人们的要求，而非产生于环境或刺激。我们要求什么，什么便是快乐。相反或不同的刺激，便是痛苦……

　　“人不明白快乐与痛苦的来源在自己，却每每埋怨着社会。其要求愈缩小——缩小到个人的前途，个人的装饰，个人的舒服，……其痛苦愈扩大，扩大到社会环境的全部。因此为社会的要求而工作，是非常快乐的工作……

　　“个人身上是不会产生快乐的，快乐只有在社会中间去寻求……个人的活动，全为社会的感情所紧紧包围，沉酣在社会的强烈刺激当中，乃是人生无穷的快乐。在今天，不但这样的快乐需我们去寻求，这样的社会还待我们去创造。……”

　　卢作孚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又这样写道：

　　“在商品交易的市场当中，凡商品都是以价钱决定它的高低。工作亦是商品，待遇就是这种商品的价钱。不问这种工作是有意义，无意义，而问的只是月薪，地位，红余……以为这乃是工作的报酬，其实乃是错误。”

　　那么，卢作孚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工作的意义是应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报酬亦应是在社会上的。它有直接的报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你要办一个学校，就成功一个学校；要修一条铁路，就成功一条铁路；这便是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帮助却在社会上。你成功了一个学校，帮助了社会上无数读书的小孩子，或培植了社会上无数需要的人材；你成功了一条铁路，帮助了无数的客和货，帮助了生产建设或文化传播，这便是间接的报酬。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一点儿月薪、地位……算得了什么……”

　　卢作孚的见解是深刻的。他的目光永远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总是深入其里，看清事物的本质。因此，后人在评价一代船王卢作孚时，有的人冠以“文化船王”之美称。

　　当1935年底，国民政府通过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向法国借款修筑成渝铁路时，正准备造船装运筑路器材。卢作孚获悉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他不能不担心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插手川江航运，从而会成为民生公司发展中的劲敌。于是，卢作孚一面通过政学系向蒋介石说项，民生公司愿意低价包运全部筑路器材，并请贷款添造新船；另一方面卢作孚又以聘请顾问作为晋礼，拉拢宋子文的心腹韦焕章，使其向宋子文疏解。宋子文考虑包给民生公司比自己造船合算，遂同意贷款160万元。

　　卢作孚获得这笔贷款后，新造4艘大型轮船，既发展了自己的船队，又避免了新添竞争对手。事后，民生公司特聘宋子文、胡筠庄为常务董事。

　　1936年3月15日，民生公司举行了第十一届股东大会，改选了董事会，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训康银行总经理康心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各路头面人物当选为民生公司董事。后来，上海青帮的另一个鼎鼎大名的头子黄金荣也加入了民生公司董事。“这是为了适应旧中国复杂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采取的措施，自然，这些显赫的要人对民生公司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危机也悄悄潜伏进公司——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开始对民生公司起了觊觎之心。”

　　卢作孚的名言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1936年4月13日早晨，蒋介石在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轮第一次入川。航行4天，于4月16日午后抵渝。

　　蒋介石一上岸，大声吩咐身边的随员：

　　“奖给这条船1000块！”

　　1936年底，民生公司召开了10周年纪念大会。卢作孚10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改变了初期资金微薄、船只少、航线短的劣势，在航商如林、竞争激烈的川江，先后兼并了24家中外轮船公司，收购大小轮船44艘，已是拥有45艘计19817吨位的航运企业。

　　在民生公司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图表，它将民生公司10年的发展情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鞭炮和欢声笑语中，卢作孚再一次眺望着嘉陵江——民生公司的发祥地，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多年以后，当航业史学家们回头总结民生公司的成功时，对民生公司确立巨大优势的种种因素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史学家们认为。一是社会舆论上的优势。民生公司以爱国企业自评，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并在自己的企业中采取措施，消除封建的洋行买办的各种影响，树立起爱国企业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它在职工中大力灌输的“民生精神”，造就了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和BK＆素质上，都优于其他公司的职工队伍，从而有利于推动企业经营走向现代化，和企业素质的全面进步，推动民生公司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长江航运事业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三是民生公司拥有一支庞大的川江船队。1936年时，民生公司在川江上1000多公里的航线投入了它全部运力约36.4％，计7000多吨的船只。假如把行驶渝沪和季节性航行川江的运力分别按照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三折算计入，则达11600总吨，占公司运力的57％。从下面这份比较表中可看出民生公司的实力。

　　　　　　　　　　 几家航业公司宜渝线货运量比较表

　　年份　货运量　　合计　 招商　 太古　　怡和　 日清　 其他

　　1934　　吨　　116657　　　　 14532　 10267　 1923　89935

　　　　　　%　　　 100　　　　　 12.5　　 8.8　　1.6　 77.1

　　1936　　吨　　194316　　　　 36034　 25321　 17341 115620

　　　　　　%　　　 100　　　　　 18.5　　13.1　　8.9　 59.5

　　表中“其他”一栏，即包括民生和捷江两家公司，这是川江下段投入运力最多的两家。当1935年民生公司收购了捷江的大部分船只后，则主要是民生公司所占的额份。到1936年，在川江宜渝段，太古、治和、日清3家运量的总和只不过占总数的45.5％，而民生公司则占一半以上。这说明民生公司的绝对优势是无可争议的。四是民生公司建立起遍及川江的经营网。在川江上至叙府下迄宜昌，旁及支流的嘉定、合川、邓井关，当时凡能通过轮船的地方，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航行。而且在某些航线上还享有专营特权，其他公司不得染指。民生公司在川江经营的航线，计有短途线4条，即渝合、渝涪、渝万、沪（县）邓（井关）；长途线3条，即渝叙、渝嘉、渝宜。民生公司于叙府、宜昌设分公司，万县、沪县、涪陵设办事处，奉节、江津、嘉定设代办处；在重庆、长寿、涪陵、万县、宜昌、江津、淞溉、合江、沪县、叙府、土沦、白庙子、合川、北碚等处设有码头趸船，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营网，其机构之健全，码头设备之密集完备，即使是4大公司也远不能及。五是民生公司船舶设备良好，技术先进。民生公司的前期，船舶增加是以收购其他公司的残旧简陋船只为主，是数量上的增多。自从1933年改建了万流轮（民权）后，使之成为川江上最大的一条船，便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逐步地改变了船舶技术设备落后状态，开始建立起一支数质俱优的新型船队。1936年底，民生公司先后新建适合于不同航线的大小轮船14艘，改建3艘，其中千吨以上和接近千吨的8艘，500吨左右的9艘，成为船队的骨干，形成公司在船舶设备和技术上的优势。六是民生公司具有独立的船舶维修能力。民生公司设有自己的民生机器厂，除大型轮船的建造需要依赖外力外，公司船舶的施救维修，配件，技术改造和小型船舶的制造，约有一半左右为民生机器厂担负。既为公司提供了价廉、及时的修理服务，也免受外力挟制，这对于保持船舶完好的技不状态，提高船舶营运率，以及促进船舶技术的全面进步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些条件，任何公司都不具备。

　　如此，民生公司对川江的垄断、迅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









船王卢作孚--第11章　水上狼烟






第11章　水上狼烟

　　　　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宜昌大撤退，被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

　　刻尔克”

　　1937年夏，国民政府选派几位实业界人物去欧洲考察，卢作孚是其中之一。他安排完建设厅的工作，制订了民生公司的新规划，经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启程去欧洲。

　　这时，从东北传来了举世震惊的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北平的宛平县城29路军不宣而战，抗日战争爆发……

　　仲夏的上海，抗日的热情如同火山爆发。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抗日的呼声。卢作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值此民族和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炎黄子孙，岂能安眠？他毅然放弃了去欧洲考察的计划，准备投身抗战。

　　面对战争，卢作孚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这时，卢作孚突然收到一封南京来电——国民政府邀请他前往南京帮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赶到南京。到达的当天，他即电示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7月20日，卢作孚正在草拟动员计划，忽又收到一封急电，电报是从北碚发来的，内容令卢作孚焦急不已：母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

　　秘书问他是否订回乡的船票。

　　卢作孚表情严肃而又痛苦地摇摇头。

　　草拟总动员的计划正在他的指导下紧张进行，离不开他。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己岂能在此时离开。自古忠孝难两全！

　　他留了下来，又埋头工作之中。每天除从电报上了解母亲的病情外，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3天后，他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才匆匆飞往重庆，赶回故乡。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他又匆匆地飞回南京。

　　卢作孚万万没料到，短短数日，平津沦陷，华北大部相继落入敌手，而上海方面的告急文书不断地向南京发来……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卢作孚立即电示民生公司：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在重庆，一些人对民生公司表示忧虑，认为“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卢作孚凄然一笑。4年前，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上，他就明确表示：“对国家：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查一切人畜物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众议定的公约信条及一切议案，能努力去做。”

　　是考验自己和民生公司的时候了。

　　8月末，卢作孚将公司所有轮船调集重庆港和万县港，准备随时投入支援前线、抢运撤退，保卫长江、保卫祖国的战斗。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前两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已密令各轮船公司，迅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者停留在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当时开入长江的江海轮船，数量甚多，据资料统计，仅汉口原有轮船450艘，共计46282吨，至此猛增至645艘，计143790吨。后来，当南京告急时，汉口航政局会同军事运输机关组织轮船大撤退。共计退至宜昌280艘，退至长沙60艘，退至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退入川江150艘。

　　各轮船公司还按照当局部署，将吨位过大不能驶入长江或航线较远不及驶回长江的船舶驶送香港或其它港口。

　　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非常时期轮船转移外籍办法》，准许未能退入长江的海轮及避泊香港或在海外的商船，暂时移转中国国籍，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先后批准转籍的船舶达130艘，计14.5万吨。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阴沉着脸，抽着烟，一言不发。

　　今天的会议很特别，有戎装抖擞的军人，也有身着便服的绅士。大家被通知来开会，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但能看出，这次会议有些异样。

　　知了在树上热热地叫着，让人更加心烦几分。

　　随着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

　　“诸位，这位是海军部长陈绍宽将军。”

　　“这位是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以鼎将军。”

　　“这位是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先生。”

　　“这位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

　　一一介绍完参加此次会议人员之后，主持人宣布开会。

　　陈绍宽部长开门见山：“诸位，日本人不宣而战，意在亡我中华。由于敌我海空军力量悬殊，我们不得不另图他策。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等各型舰只约300余艘，共计约130万吨，除战斗舰外，均加入对华作战。而我国海军仅有战舰53艘，约5.6万吨。如此，我海军舰只数量约当敌军的六分之一，吨位约当二十二分之一，以这样的劣势，既无法拒敌于海外，也不能有效地守卫长江。加上敌人空军的绝对优势，我海军朝夕难保……为防敌溯江而上，唯有消极抵制，自谋堵塞之法。然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一蹴而就，临时应变，不得不征用船只，沉入港口，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

　　陈绍宽一口气说完，腾地从座位上站起：“经当局研究，蒋委员长训示，选定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时间紧迫，还望大家同心同仇，共赴国难！”

　　陈绍宽坐下后，一名参谋站起来接着说道：“除了海军的舰只参加封锁长江——江阴要塞外，当局决定征用民船。这次征用民船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轮，二是船龄较大者。望各位深明大义，慷慨应征。”

　　这名参谋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念道：

　　首次调集江阴执行封江任务的商船共计23艘，计43963吨。这些船是：

　　招商局7艘，计13706吨；

　　三北、宁绍、天津……等16家民营航业商船16艘，计30257吨。

　　参谋念完名单后，陈绍宽霍地站起：“军令如山。散会！”

　　各商船主深明大义，很快将征用船只调往江阴，排成队形，有的来不及卸下船上的货物，便沉入江中。

　　江阴封锁线顺利构筑成功。

　　首次沉船封江，没有征用民生公司的船只。这是因为民生公司将要运送刘湘所属4个师、两个独立旅出川抗战，开赴前线。

　　这是一个阴沉的早晨，重庆码头上，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一队队士兵斗志昂扬地登上了民生公司的船队。

　　在汽笛声中，民生公司的船只一艘艘驶离码头，顺江而下，消失在海天一色的碧波中。

　　值得往后提一笔的是，8年抗战中，川军共计6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旅，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川军的兵力约占国民政府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运送如此庞大的部队的任务，大多落在民生公司的肩上。

　　“打兵差”，过去无异于谈虎色变。船主们一听要“打兵差”，一个个敢怒不敢言，他们宁愿空跑一趟，也不愿打兵差。现在，他们心甘情愿！

　　民生公司首当其冲。

　　为构筑江阴封锁线之辅助封锁线，国民政府再度征用各种民船185艘，载近万立方米的石头，沉入江中。

　　民生公司这次也被征用4艘铁驳，计14811吨，沉塞于十六铺，分别配置水雷，最后在长江上构成了数道封锁线。

　　民生公司其余的船只仍参加抢运兵员的任务，整整两个星期，民生公司的船队在长江上川流不息，往来如梭，日夜兼程，胜利完成了运送兵员的任务。

　　卢作孚多少个昼夜没合过眼，也记不清。他日夜趴在桌上，有条不紊地组织指挥着民生公司的抗战行动。

　　枪炮声连绵不断地从远方传来，敌机终日在头顶盘旋轰炸，成吨成吨的炸弹如雨落下。直到民生公司的船只和器材全部撤退到川江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卢作孚又开始了新的忙碌。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被日军迂回攻占。

　　在这危急关头，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日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

　　临危受命，卢作孚没有推辞。他带了几名随从，在武汉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为长期抗战作准备。民族工业随之开始了大迁徙。

　　长江这条大动脉成为入川的生命线。

　　政府机关、逃难的人群、工厂设备涌入码头，有限的船只难以为计。

　　紧急疏运任务异常繁重。

　　长江航业在他的运筹下，迅速地调动了起来。他想尽千方百计，争取多抢运一些人员和物资。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间道转运、分段接运、水陆联运……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机关、公物分别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两家承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到宜昌后，就是乘民生公司的“民风”、“民贵”、“民政”等轮船，运抵重庆的。民生公司另外还派出部分轮船，抢运金陵兵工厂器材约2000吨至重庆。

　　当时，需要内迁的工厂，多达500余家。所有的撤退迁移任务重担，压在了卢作孚一人的肩上。

　　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只，卢作孚一面抢运人员、器材入川，一面运送兵员出川。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的。据资料记载：

　　经民生公司运到下游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后又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270余万！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地涌向宜昌。

　　宜昌一时堵塞，抢运工作异常艰难。

　　接着，从徐州等地前线撤下来的大量伤员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民生公司：“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000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员外，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真个是“八方风雨会宜昌”。

　　此时的宜昌，满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转小，运输力有限。按常规计算，滞宜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汉距宜昌630多公里，敌机频频轰炸，前有高山阻挡，后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38年9月，卢作孚这位交通部次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宜昌。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很快赶到宜昌，与卢作孚一起商讨抢运大计。

　　这个周密的计划是：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

　　次日，卢作孚通过军事委员会驻宜昌船舶运输指挥部，召集所有需要托运的单位，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得到各方的拥护。之后，卢作孚又马不停蹄地去码头巡视了一遍，然后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云聚在宜昌的24艘轮船的负责人和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继续开会。卢作孚根据长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订出一套40天的紧急抢运计划，确定了参加航行的船只，定下了抢运的人员、物资数量，这个计划采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节创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经验，采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抢运。

　　卢作孚的三段航行计划是：“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其余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计划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抛弃。至于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则全部由我的父亲亲自分配。”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据一份资料统计，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联、民生、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抢运。轮船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实行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6折计算。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每当傍晚，当民生公司的轮船返回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经航运界的共同奋斗，终于在预定中水位的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及陕酉、南京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胜利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最紧张的一幕。

　　整个宜昌撤退中，抢运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90％以上！

　　宜昌撤退运输的重要意义，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而“中国的顿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顿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美国）还要艰苦些”！

　　　 发展后方水运，开拓战时交通；再度赴难，改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渐渐地变成一抹云烟时，才转过身来，江风扑打着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头，望着风中猎猎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飘扬，仿佛在与他神秘地交谈。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回响：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卢作孚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啸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物资仍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点的时间，他决不会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阳悄悄地爬了出来，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红。

　　这时，担任警戒的船员一声高喊：“敌机！”

　　卢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苍蝇似的黑点开始放大，日本人的飞机追来了。

　　大副拉响汽笛，向船队发出警报。

　　一名船员冲了过来：“总经理，快到舱里躲躲！”

　　卢作孚没理会，两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的轰炸机群。

　　轰鸣声越来越大，几架日机气势汹汹地向卢作孚的这艘轮船扑来。

　　日机飞得极低，像一片乌云一样压来。

　　卢作孚没有动。他知道，船上没有防空武器，只能躲着航行。当日本人的飞机快要投弹时，他大喊一声：“刹车！”

　　炸弹在船头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敌机一看没炸中，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绕了回来，向轮船俯冲扫射。

　　轮船时而加速，时而紧急刹车，躲闪着敌机的扫射。

　　几串机枪子弹还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敌机正想再次袭击船队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敌机一看不妙，赶紧稀里糊涂地泄掉炸弹，拉起机头开溜了。

　　卢作孚再看江面，有几只木船被炸碎，还有几只在起火燃烧。

　　脱险的船员奋力地向岸边游去。

　　卢作孚的这条船上，有名船员也受了伤，正在包扎。他跑了过去，关切地问道：“伤势重吗？需要送上岸抢救吗？

　　受伤的船员忍受着剧痛，强作笑容地摇摇头：“不要紧，擦破了点皮。”

　　卢作孚低头仔细一看，血从受伤船员的大腿处渗出，染红了他身下的甲板。

　　“谁有烟？”卢作孚问道，“给他一支烟抽。”

　　人群中有人递过一包烟。

　　卢作孚要了火柴，划着，为这名受伤的船员点了支烟。

　　“挺住，很快就会到家。听口音你也是合川老乡啰！”

　　卢作孚坐在这名受伤的船员身边，开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卢作孚回到了久别的重庆。一下船，他就惊讶地看到，重庆人口爆满，各种方言在这里汇成了一条方言的河流。六七百万人迁移到四川，重庆猛增至100多万人。交通拥挤，住房紧缺，许多人露宿屋檐、街头巷尾。

　　必须赶紧疏散难民。这个念头在卢作孚的脑子里一闪，定格了。于是，1938年冬到次年春，民生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疏散难民。

　　战时的交通运输难题又摆到了卢作孚的面前。船只不但不够用，更主要的是柴油紧缺。民生公司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靠柴油为燃料。我国不能生产柴油，全依靠进口。战争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幸亏卢作孚早有预料，在武汉撤退时，收集购买了4000多吨柴油，可是宜昌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使用半年时间。如果不早图他策，半年之后，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全部停航！川江这条战时的大动脉将不能流动，这势必影响到抗战的进行。

　　卢作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极早地预见到必须建造～批新的烧煤船来替代以柴油为燃料的船。

　　卢作孚的远见卓识，总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早在南京、武汉撤退之前，他就购买了2000多吨五金器材，尽管数量并不大，但还是很可观的。因为这批五金器材可以暂时满足民生公司船只的维修，若建造新船就远远不及了。于是，在宜昌撤退时，他又极早有预见性地收购了一批马力小、性能差的小船达60多艘，准备利用这批船只来进行改造，以解决钢材不足的难题。

　　卢作孚一面组织民生公司向四川各地疏散难民，一面加紧一改造轮船的工作。

　　改造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生机器厂的肩上。民生机器厂在战前是个不大的修理船舶厂，但对改造旧船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1933年打捞“万流”轮后，改造成功，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对不适于川江航行的船只进行拆毁、改造。

　　这次工作进展速度极快。短短几个月，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公司又开始了新船的建造。

　　第一批新船的建造计划是，建造15只中型的烧煤船，两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实施这一计划，民生机器厂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扩建。

　　为适应战争的特点，卢作孚指示民生机器厂“向地下发展，向四处疏散”，以便在战时能正常工作。

　　宜昌沦陷后，切断了四川通往湘境的交通运输线。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成为唯一与国外沟通的运输线。

　　川流不息的汽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蠕动，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但是，四川却没有通往云南的公路。

　　卢作孚决心修筑两条公路，以解决战时的紧张运输。

　　第一条公路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境，使之与长江上游的航运相连接，形成一条水、陆联运线。

　　第二条公路是在川南，从泸州，穿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同样是一条水陆联运线。

　　这两条公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修完成，被称为抗战时期的两条大动脉、在这两条大动脉上，国外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又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到1939年夏末，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德国占领波兰，迫使英法对德宣战，德军已陷丹麦、挪威，占荷兰、比利时，横扫法国。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向东南亚各国虎视眈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唯一可接受外援的生命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大后方的物力来维持抗战。

　　交通运输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尽快地建立四川的公路网。

　　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卢作孚的肩上。

　　倾盆大雨中，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一处简易的工棚前。从车上跳下4个人来，踩着泥泞，进了工棚。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人披着雨衣大声问道。

　　“交通部卢次长来视察川中公路。”司机大声答道。

　　“什么？”

　　司机不耐烦地重复道：“卢次长来视察。”

　　问话的人是工段长，他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着，竟一时不知哪位是卢次长。

　　卢作孚掸了掸身上的雨水，问道：“这里有技术人员吗？”

　　工段长这才缓过神来，判明问自己的就是卢次长，忙答道：“有，有一名工程师。”

　　“可以请他来一下吗？”

　　“可以，可以。”

　　工段长返身钻进雨里，不一会领来一位40多岁的戴眼镜的中年人。

　　“你就是这儿的工程师吧，请坐。”卢作孚待工程师坐定后说，“这条公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需要，非常重要。必须拟订一个计划，在最短期内建成通车，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完成。”

　　工程师点了点头：“请放心，卢次长。”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得——”工程师还未说完，卢作孚一挥手：“3个月怎样？”

　　工程师想了想：“差不多。”

　　“只能3个月，一天也不能推迟。”卢作孚斩钉截铁地说完，一抬手：“走！”

　　工程师和工段长忙上前拦阻。

　　“不行，天黑了。前面的路不好走，又下着雨，太危险了。还是请卢次长明早走吧！”

　　“不要紧。”卢作孚笑了笑，“只要有路基就能通车。”

　　工段长一看挽留不住，只好说：“那就派两个民工来帮你们领路。要是遇到困难，也好招呼民工帮助。”

　　“这样也好。”

　　卢作孚冒雨驶上了荣县的路途。此时，天已漆黑一团。

　　正当卢作孚忙于建设四川公路之际，又一项艰巨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受领。

　　在战时，许多任务没有回旋的余地。卢作孚突然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任命卢作孚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消息来得异常的突然。国民政府没有征求卢作孚的意见，就把任命在报上公布了。

　　卢作孚凭直觉就判断出：大后方出现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足以说明粮食危机已威胁到抗战。

　　再度临危受命，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赴任了。他用了“仅仅两三个星期，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整个粮食管理体系。与此同时，他还以最快速的行动，对粮食供应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他发现造成粮食供应不上的原因，既不是由于灾荒引起的粮食减产，也不是农村缺少粮食，而是层层官吏只知道贪污受贿，没有办法将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粮食运出来，集中到城市。很清楚一问题的症结，乃是一个运输问题……”

　　原因找出来了，卢作孚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

　　所谓“几何计划”是：“把各个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首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的一些特定的点或特定的地区里，集中起来，然后又从这些公路或水路边上的点或地区，用汽车、板车或船只，将集中起来的粮食，转运到重庆周围以及各个交通要道上的县城的政府粮仓中。这样，就将复杂万分的粮食运输问题，缩小到易于管理的最小范围，变得简单明了了。”

　　一场粮食危机，卢作孚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消除了。

　　后人在评价卢作孚的这一贡献时说：“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撤退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当一车又一车、一船又一船的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又一批批地运送到抗日前线时，卢作孚站在高滩岩上问道：

　　“你们说，世界上最香的是什么？”

　　望着长龙般的运粮车队，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稻香！”

　　大家会心地笑着。卢作孚也笑了。但大家发现卢局长的面色苍白，用手捂着胸，几乎就要倒下去了。

　　紧张的工作，频繁的敌机空袭，严重地摧残了卢作孚的身体。他的脉搏间歇症复发并加剧了，时常出现身心衰竭。他不顾医生的警告，一直带病奔波，最后严重的脉搏间歇跳动，使他昏倒了，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发现，他不仅心脏病很严重，而且双肺的肺膜破裂。他冒着生命危险，只在病床上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又投入了工作，这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来指挥了。

　　1941年冬，卢作孚的病情再度恶化，民生公司在歌乐山上借了一所金城银行的房子，开始强迫他接受治疗。

　　他没想到，这一病竟长达6个月！

　　6个月，卢作孚的身体在休息，但他的心一直挂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民生公司的船一只又一只被敌机炸沉的消息，使卢作孚那颗心越来越沉重……

　　令卢作孚不安的是，官僚资本对民生公司悄悄地生起了吞食之心。卢作孚眼前又浮现出1938年时的一幕：国民政府以统一调配，便利抗战运输为名，准备下令民生公司将全部船只交由军政部掌管调派，企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吞并。卢作孚得到这一消息后，先声夺人，抢先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个运输计划，主动提出承担包运所有的撤退物资，运价按平时商运价的十分之一计算，并在5个月内把积压在宜昌的8万吨兵工军需器材物资全部运离宜昌。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张嘉璈向军政部长何应钦陈说利害，才使当局改变主意。

　　当1939年民生公司的资产增至700万元时，孔祥熙、宋子文都想用大量投资的办法侵吞民生公司。孔祥熙暗地指使中央信托局出面，要出资占有股份的50～60％；宋子文也暗示，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也要投入60％的股份。卢作孚既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求得发展，又不愿让某一势力控制，于是他通过政学系首脑张群游说孔祥熙，示意不宜直接插手地方企业；又活动陈果夫、陈立夫门下的干员钱新之出面扬言，民生公司是交通运输业，投资不能没有交通银行的份。从而形成了政学系、孔、宋、陈在对民生公司投资上的僵持局面。最后以撤销增股，代以发行公司债券了结。由17家银行认购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从而形成了一债多主。互相牵制的局面，避免了孔宋财团的吞并。

　　但是，孔祥熙并没善罢甘休，想以暗中收买股票的办法控制民生公司的股权。但卢作孚对公司的股票转让有着严格的控制。孔祥熙的意图终于落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偏安四川，川江成为国统区交通运输的主干。而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生公司的地位也益显重要。由于卢作孚深谋远虑，民生公司同当时中央和四川地方各派势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官僚资本集团虽然对民生公司垂涎三尺，也不便一举吞并。而民生公司既要求得政府当局的支持和资助，又要防范被鲸吞。而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卢作孚周旋在中央财团与地方势力之间，变不利为有利条件，不仅维护了企业的独立存在，而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民生公司在战前即已垄断川江，但战前经营的航线仅限于四川境内及渝叙、渝沪两条直达航线。沪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及后方的需要，又开辟了30多条长短航线。这些航线是：

　　为疏运上海、汉口、宜昌西迁人员、物资，开辟了长江中、下游及汉湘、宜湘、宜渝分段运输航线12条；为适应战时后方交通需要，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开辟航线6条。

　　此外，卢作孚审时度势地派轮对金沙江、乌江、赤水进行了考察和试航，为轮船运输开拓了新航线。在其经营航线的港口，设置了办事机构和夏栈设施，组成了战时后方的经营网。

　　民生公司在扩展后方航线的同时，为了解决进口货源骤减，船用器材奇缺的困难，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研制船用高压水管锅炉，自制船舶配件，以替代进口产品；以木代钢制造木壳机动船；就地取材，试验代用燃料以及其他船舶技术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维持了一支有效的运输船队，并不断发展壮大。

　　多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民生公司的战时发展时，不仅解开了民生公司在战时如何发展的谜团，也对卢作孚的经营方法作出了准确公止的评价——

　　民主公司在后方营运中，承担了大量的公差运，所收运费极低，航运收入剧减，1939年第一次出现帐面亏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未能扭转。

　　那么，民生公司又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飞跃发展呢？

　　表面上看，民生公司一方面出现帐面亏损，而买质上民生公司又在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据统计，先后在48个企业投资，投资额达140万元（战前货币未贬值时）。投资总额占股本的比重，1939年为25.6％，1941年为56.％。投资的范围之广是一般的企业无与伦比的。这恰恰应验了卢作孚“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络”的设想。

　　战时，中国几家大的航运公司如招商、三北大都萎缩，只有民生公司才得到迅速发展。这与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华水运史》评述道：

　　“民生公司主要之业务本来在川江。国府西迁，川江运输繁要几倍于往昔，民生公司以保有多数之内河轮船，适应急切环境的需要，业务进展，自非其他公司所能及。

　　“民生公司轮船在抗战初期未被征用，而在沪轮船亦于江阴封锁以前驶入长江，产业保全毫无损失。

　　“长江中下游轮船自京沪武汉撤退，均感流亡之苦，民生公司得以廉价收买，增加它的运输力量。

　　“陪都人才荟萃，民生公司大事罗致，内外管理亦多改善，以上各项，时势人谋兼而有之。”

　　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但所述多在“时势”，而在“人谋”方面，卢作孚煞费苦心。

　　战前，民生公司每收并一家轮船公司，即是增加一次股本。其在开办以来至1945年的20年中，到1937年增至350万元时，增资的方式除在接收船产时以产抵资外，还有者股增值、招募新股和发行公司债券。1937年增资时，以1936年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以前入股为时限，老股股本分别按100％、80％、60％升值；1939年扩资时，老股又升值50％。其实质固在增股扩资，同时也是对老股进行利润的再分配。而扩招新股的对象则主要是面向银行资本家。1929年以前，官僚、地方约占全部股份的50％，1936年后，逐渐降低，1936年、1942年、1945年分别递减为30.7％、23.4％和17.2％；资产阶级股份分别为29.7％、54.4％和63％，其中银行资本由1936年的3.2％激增至1945年的39.2％，近40％的股权掌握在仅占股东总数的1％左右的14家银行的手中。这一情况表明，历次扩股使民生公司股东的社会结构逐渐由地方官绅转向城市资产阶级，并且股权日益集中于金融巨头。股本结构向城市工商业和银行资本转移，可以为公司的资金调剂带来极大便利。

　　发行公司债券是民生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继1935年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后，1939年为避免孔、宋财团吞并，改为发行700万元公司债券，17家银行认购，年息6厘，10年还清。卢作孚利用这笔资金，除付清购买船只及其他用途的款项外，跑买了大量的五金器材及原材料。熟悉经济的人不难看出，这笔公司债券贷款，贷期长，利息低，随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到偿还时，只需以原购进的一小部分实物即足清还全部本息，这等于白白地获得一笔巨额资金。

　　此外，民生公司还同各家银行建立了广泛而经常的借贷关系。1941年到1945年，先后向“四行二局”（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邮政汇业储金局）贷款10次，以低于一般银行利息一半以下的低息，共计贷款5.28亿元（折合战前币值170多万元）。借期短的3个月，长的达4年。借款抵押，除部分是船产等实物外，许多却是“不实之物”。如1941年两次贷款共500万元，借款用途是购买油料。五金及添造新船，而契约中的抵押品则也是“借款所购油料五金”和“可能添造之新船”；1944年至1945年向中央银行3次贷款共4.65亿元，则是“库拨补贴”作抵。这种借贷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银行在民生公司占有巨额股份以及卢作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不会建立起来的。

　　卢作孚还以民生公司修复被炸受损船舶及补贴公差亏损的名义，向政府申请了巨额补贴，自1941年至1945年，8次共获各种补贴折合战前币值280多万元，另获补贴美金7.45万元。

　　当然，民生公司获得发展的因素远不止上述这些。如扩大提留基金，紧缩企业开支；灵活运用资金，保持企业后劲等等。

　　“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就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种局面。”徐盈这样评价道。

　　　　卢作孚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全色海岸……

　　歌乐山离重庆市区20多公里，终日云雾缭绕，松涛声连绵不绝。卢作孚刚搬到这里时，很喜欢这里的幽静环境，但时间一久，它的景致再也提不起卢作孚的兴致。1941年冬天，卢作孚害了一场大病，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开始了奔忙。谁知不久后，他的病情又迅速恶化。为彻底治疗，民生公司向金城银行借了歌乐山上的一所房子，迫使卢作孚搬来静心养病，接受医生的治疗。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又岂能安度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于是，他的病房又变成了办公室。

　　虽说是治病，但公司的文件还是一份又一份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床头，经他一一批注后，又一份份发出；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每日会议不断。公司为此下了一道禁令：一般人员禁止打扰，一般的文件、电报禁止送来。可卢作孚不同意，但又执拗不过，只好同意每天在床头召开一次公司高级领导会议，处理极少重要文件。

　　卢作孚在担任了一年的全国粮食管理局长后，辞去了一切官职，只担任民生公司的职务。这样，他才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事业上来。这段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

　　卢作孚对读书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读书人。当初他在建设北碚图书馆时，借阅须知就是他自己亲手起草的，并附在每本图书的背唇。他以“书”的自白口吻写道：

　　“一、请勿用龌龊的手拿我；二、勿使我被日光晒着雨点淋着，我同小孩一样，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三、请勿用笔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种符号；四、勿将我的身体夹垫你的手臂；五、你读我未完而停止的时候，可用书签夹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页上）认为标记，切不可将我折角；六、勿把我放在不洁净的地方，望你时刻保持我的清洁；七。你不读我的时候，应立刻把我还给图书馆，因为我等着还要去会许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禁在你的屋子里。”

　　卢作孚对读书有自己的深层见解。一名叫刘同仁的职工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每日给半日的读书时间。卢作孚回店时这样写道：

　　“当此全部事业万分紧张的求前进之日，吾辈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读书？最好办法，工作时间仍自己作，需要参考图书则尽量参考图书；工作以外，苟有时间，不拘多少，皆以读书……上作系经验，读书所以整理经验。即就个人立场说，亦不可重视整理，轻视经验，而况社会问题比个人问题更迫切，事业要求比家庭要求更为迫切。吾辈更不可重视个人与家庭之成功，而忽略社会与事业之成功。”

　　此时，他开始温习英语，构思他的文章，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图谋着民生公司的长远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感谢这场病，它给后人留下了卢作孚先生许多见解犀利的文章，是病，给了他时间。

　　战争仍在继续，可卢作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此时此刻，他所思所想的，不仅仅是若干年后的问题，而且也是眼前的问题。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最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他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所谈及个人苦闷的人，总是愿意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将心事注入笔尖。他渴望理解，又常常不被人理解。

　　凡是在卢作孚身边工作、生活的人，都称他不容易被人理解。就连《大公报》的记者也这么说。张群则说卢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协调”的东西。

　　孙恩山于1944年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他在这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困惑：

　　“中国实业界这位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于50多年前出生于一个卑下和微贱的家庭。当他还是20岁的少年时，他开始自己谋生。今天，作为一个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已将他童年时期的许多事物忘记，然而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看几只晋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但是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回忆录中却称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最好的房子了”。这所房子在红岩村4号，尽管它只有40多平方米。

　　1942年夏天的时候，美军司令部赠给重庆的知名人士每人一台高档收音机，卢作孚得到一台。送来时他不在家，孩子们高兴得一个个手舞足蹈，可三个星期后，卢作孚回家一看，不由分说就搬走了，送给了民生公司电台。他的这种做法，也许有人又不理解。

　　卢作孚已是身兼数十个职务，除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职务外，由于民生公司投资事业遍布川省，所以，他兼任了许多分支、投资企业的董事长。但他的清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他只在民生公司领取一份薪金，却养活一大家人。他在患病期间，家人曾想买只鸡炖给他吃，可家里连这点钱也没有！

　　那么，卢作孚没有钱吗？应该说是有的。按当时的惯例，一般每个企业都要送一笔可观的车马费给他，外加稿费收入，为数也不少，但他将这些收入几乎全部捐献给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了。

　　家人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蒙淑仪一针一线缝做的。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他的家人几坐公司的船，仍然照常买票，享受公司所有职工同样的半票优待。

　　他配有专车，但家人从未单独用过。

　　他吃饭，照常签字，月底从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饭也是如此。总之，卢作孚被人称作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黄炎培先生曾在一篇游记中说卢作孚“不矜夸，不骄傲，在不断地刻苦奋斗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卢作孚正是以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2年，卢作孚病愈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设。这时的北碚已成为战时的后方重要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中心，这里已迁入外地各种机关100多个，复旦大学也在其中，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舒舍予、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的花团绵簇、盛极一时的局面。

　　冬去春来，卢作孚又回到了民生公司。他现在辞掉了一切官职，准备重整旗鼓。

　　此时的民生公司，人员已多达近8000人，轮船吨位较之战前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卢作孚隐隐地看到，民生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是“退化”。“民生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荡然无存，更有人趁国难当头之时，投机取巧，谋取私利。有的人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有当初和自己同甘共苦创业的元老。卢作孚感到异常痛心。

　　在一摞公司的档案里，他随手挑出一份人事档案。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历届公司董事变更表上。

　　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字迹依然那么清晰，每个名字他都异常地熟悉，但转眼间又变得有些陌生。

　　他开始一页页地认真翻阅。

　　他合上卷宗，闭目沉思。良久，他睁开眼，夕阳开始西下。

　　这份卷宗告诉他：自己离开民生公司7年了！

　　官僚资本正是在这7年中乘机而入，并开始侵蚀民生公司的肌体。

　　暮色降临，卢作孚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都未离开办公室。

　　他出了门，向码头走去。

　　1942年10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英政府不久也宣布废除一系列与中国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无疑是对长期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卢作孚从这一消息里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憧憬，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外部世界。他一面加紧整顿民生公司，一面与国外进行广泛的合作。

　　1943年7月，卢作孚结识了美国水利专家滨海，并邀请滨海先生参观了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等。

　　北碚一直是卢作孚的“理想国”，为寻求与外国的沟通，他先后邀请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英驻华大使卡尔、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赴北碚访问。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到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碚。

　　秋天到来时，卢作孚为加深与赫尔利的关系，特地送上4幅中国仕女图！

　　卢作孚可谓用心良苦。显然，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后人从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不难看到他对战后建设的理想。

　　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雄才大略的气魄写道：

　　“凡盟国人民没有不希望胜利早日降临的，尤其是几千年来爱好和平、七年来忍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希望胜利降临了，立刻结束痛苦，恢复和平；其于和平恢复以后的国家前途，乃更怀抱有无限希望的心情，希望国家迅速建设，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强有力的国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邻的侵略，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协力，更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国对于任何弱国的侵略。不要有下次的战争，不要有下次弱国再被侵略的战争……

　　“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又写道：

　　“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事事皆系痛苦，不仅遏敌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数穷困羸弱，食物营养不足，衣服洗涤更换不足，房屋空气光线不足，道路泥泞，市街拥挤，环境污秽，疾病流行，荒年饥谨，或水急骤发，流离转徙者动辄若万千户。凡此都是落后国家随时随地可以遇到的问题；其与国际密切接触，互为比较之后，愈益显著。秩序清洁与混乱污浊，高楼大厦与茅屋棚户，轻车疾驶与徒步重荷，触目皆是天堂地狱，其不平与难堪，日趋严重。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

　　这是卢作孚在战争尚正进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战后建设的美好图画。

　　卢作孚对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手上，只看我们的画法了。”

　　卢作孚对中国未来的建设，尤其是四川的战后建设，在大量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愧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他在构想四川的水力资源开发蓝图时，这样写道：

　　“这个地区最惊人的是它的水力。一个可能修建比美国著名的田纳西水利枢纽大好几倍的、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的地址，最近已在宜昌附近找到。……这个水坝将把水面提高160米，以产生足够的水力，发电1500万千瓦。其中一半的电力即足以解决总人口约为两亿、直径为1000英里的地区内的用电问题。另外一半电力可用来生产成百万吨的化肥，除满足中国的需要外，尚可大量出口。”卢作孚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农业。因为它将为土地的灌溉提供最丰富的水源。“必将大大提高食物的原材料的产量，并增加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势必带动工业建设。他写道：“如此丰富的廉价电力必将给予所有需要电解的化学工业和所有需要电力的其它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水力的丰富，“运输和交通将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这个区域的所有铁路都可以电气化。水坝将使长江上游的水位大大提高，终年四季通航大海。一万吨以上的海轮可以从东海岸上溯1300海里，一直抵达重庆，使这个内陆城市变成一个海港……”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葛洲坝的萌芽，遗憾的是，卢作孚先生不能亲眼目睹今日葛州坝的风采。但他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了预言：

　　“长江三峡水电站将是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但决不是唯一的水电站，并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带及其支流，将会找到许多适当的地点修建比较小的水电站。……一个位于灌县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发电82万千瓦。另一个则在大渡河与马边河之间。这两条河差不多是紧挨着并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标高却高得多。如果开一条隧道将两条河连接起来，将有足够的水位差发电200万千瓦。另外还有长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着西康和云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迂回流过，最后与岷江汇合。这条江的所有沿江地带都可以修建水坝，同时解决发电和航运问题。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如果超过巨大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许多年后，当人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能不拍案叫绝！

　　“任何开发计划，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灾害的限制或危害时，人民的生活就永远无法富裕起来。我的心中强烈地铭刻着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的情景。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望去，数百英里范围内，只能看到干涸的田野由于缺水而开裂；覆盖着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绿色，而是头一年留下来的枯死的残梗。一星期以后，我又一次飞过那片农村，景色却完全改变了！代替旱灾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谷的美丽秧苗。雨已经下过了，人们已经播种。迅速改变的景色，使我留下一个信念：人的力量同等于大自然的力量。”

　　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民生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远理想：

　　“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航业问题的时候，民生公司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排列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

　　卢国纪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深情地写道：

　　“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制定了宏远的计划，准备从国外订造一批最新型的现代化客轮，参加长江全线航行；从国外购买或订造一批海轮，参加海洋航行，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辟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制订的宏远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

　　卢作孚的战后建设理想，正如孙恩山在《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经过六年抗战之后，透过战争的硝烟，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广阔轮廓。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居于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国的生活中将居于何等地位？卢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业务上和技术上的合作，以使他为之服务并如此热爱的国家获得更大的发展。……——

　　1944年10月1日，这天正好是旧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节。北碚传出一个特大喜讯：卢作孚将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这次会议是针对二战行将结束，安排战后经济秩序的重要国际会议，将着重讨论战后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

　　北碚各单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卢作孚举行了一个联合欢送大会。

　　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欢送词：

　　“在国际上，尤其是国际外交上，说话人的成份——即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到会议的成败，所以各国选任外交官，必选在事业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说出话来才有力量。卢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实业家，一手经营北碚，艰苦缔造并主持民生公司。抗战期中，无论直接或间接，对国家贡献之大，在国际上也已风闻。卢先生简色、朴素、刻苦、笃实，不铺张，不夸大，充分表现了中国事业家的风度，其气魄已先声夺人。中国工商团体的推举，确是选择得人。

　　“不过在国际外交上折衷樽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战事处处失利，物价飞跃暴涨，外人观感日劣，国家事实上的困难也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和他们辩护呢？中国外交上，不管代表政府或民间，都没有人民作后盾。

　　章友三先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过后，又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是中秋佳节，今晨还可看见一轮皓月悬在太空。可惜现在云层大厚太密了，不能观赏，正象征着卢先生此时出国去艰巨重重。我们谨希望卢先生能够‘拨云雾而见青天’。”

　　卢作孚在家乡父老的期待目光中，兴奋而又激动地致起了答谢词：

　　“……我希望中国能够建成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试验，提出了一个理想，叫做‘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便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以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可爱的中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定有希望，必决定有前途。”

　　卢作孚的答谢词，激起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呼啸着冲向跑道，飞向太平洋彼岸。

　　飞机上满载着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五位正式代表是：张公权、陈光甫、李铭诸、范旭东和卢作孚；

　　三位顾问是：张嘉璈、王志莘、李国钦；

　　随员是：卢作孚的秘书童少生、翻译孙恩山。

　　据卢国纪先生回忆，卢作孚在这次大会上就航运问题，尤其是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有三点内容：

　　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和内河航运。

　　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

　　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

　　此提案与会各国代表当即一致通过。









船王卢作孚--第12章　漩涡






第12章　漩涡

　　　　　　　　　 加拿大借款造船，宋子文百般刁难

　　这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随着飞机的轻微摇晃，他颇有些飘飘然了。半年的美、加考察行将结束，现在，他在飞向祖国。

　　天空出奇地晴朗，没有积云，没有风，也没有气流。飞机很平稳地飞行。

　　卢作孚靠在舷窗边，美、加考察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国际通商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在晏阳初、林语堂先生的帮助下，结识了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中国顾问罗福林居里博士、战时生产局局长端纳·倪儿逊、加拿大政府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等名人。在各位先生的帮助下，他对全美进行了参观考察。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长达万里的旅途中，卢作孚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制造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造船厂、码头、港口设施……美国工业的发达和先进的管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美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但原打算在美借款造船却没有获得成功。卢作孚经一番思虑，在皮尔士的牵线搭桥下和欧德伦大使的极力举荐下，同孙恩山、童少生一起，来到渥太华。

　　他拜会了加拿大总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要员，设宴款待握太华各银行巨头，不厌其烦地把民生公司介绍给这些各行各业的首脑们。

　　一时，加拿大渥太华对中国这个民营企业广为关注。

　　加拿大1926年才独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一方面它被垄断资本控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兵工生产陡减，市场紧缩，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鉴于这种教训，二战即将结束，加拿大国会迅速通过了“输出信用保险法案”，鼓励外国在加借款订货，购买工农业产品，以保证战时经济能顺利过渡到和平时期的经济。这类输出信用借款，条件较优，承借此款的加拿大各银行由政府出面担保。民生公司很快就受到了青睐。

　　卢作孚偕同童少生、孙恩山等人参观了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的造船厂后，很快就通过皮尔士与江英格利士造船厂进行洽谈，计划以这个厂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贷款，利用这笔贷款在该厂造船。

　　卢作孚经过一番考察，发现这家所谓的造船厂其实是一家生产轻武器的工厂，他们只想当个中间人，贷款一到手，就请其它造船厂代造，从中牟利。

　　卢作孚断然中止了谈判，决定直接向加政府申请借款造船。

　　加拿大政府很快作了答复：同意借款造船，但中、加两国政府必须出面担保，承担风险。

　　卢作孚认为这很好办，借外国的钱来发展民族工业，又不要自己的政府出一个子，估计不成问题。

　　与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的顺利。

　　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承诺，同意给民生公司贷款1500万加元，用于在加拿大订购轮船。

　　条款很快谈妥，民生公司自筹15％的现金，即225万加元，其余的85％，计1275万加元由三家银行借给，年利率3％，从1951年起，分10年还清。

　　卢作孚感触颇深地道：“此次北美之行，收获颇大。嗯，真想不到，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们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在加拿大借到600万到700万元，民生公司却借到了1000多万加元……”

　　飞机开始下降，卢作孚突感胸中有点难受，一低头，飞机已对准了跑道。

　　祖国到了。

　　1947年3月，卢作孚由加拿大回到重庆后，立即会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国民政府为借款担保，没想到遭到宋子文的拒绝。

　　宋子文说国民政府正在同美国政府商洽一笔数额巨大的借款，等到借款到手后，可以拨一部分给民生公司。加拿大的钱不必借了。

　　卢作孚表示民生公司不愿加重国家的负担，只求政府作保，并说明加拿大借款的事情都已安排就绪。

　　宋子文打断卢作孚的话，口气坚决地说：“加拿大的钱不必再借了。”

　　卢作孚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宋子文的答复是：“政府可以担保，但民生公司必须改变性质。”

　　卢作孚深知宋子文谈到政府在美国借一大笔款的事，纯属子虚乌有，纵使是真的，也不会借给民生公司。宋子文早就觊觎民生公司，企图据为已有，在整个抗日期间，从未放弃过这种野心。

　　1938年底，宋子文派他的亲信胡筠庄找民生公司业务经理童少生，流露出向民生公司投资和安插人员，以达到控制民生公司的目的，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1939年初，抗战开始后，柴油进口断绝，急需改造大批烧油的旧船和建造一批烧煤的新船。由于战争，民生公司资金缺乏，准备将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700万元。

　　孔宋官僚集团闻风而动，争着要向民生公司投资。

　　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提出：至少要加入50％至60％的股份。卢作孚觉察这一阴谋后，立即先发制人，通过张群转告孔祥熙，又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转告宋子文，说民生公司的航线少，业务困难，无利可图，又是一个纯私营的企业，这样一家公司由官方投资不适宜。

　　但是，四大家族并不死心。后又采取收购民生公司的股票的办法，把民生公司的股票控制在手。于是，当时担任民生公司主任秘书的张梁任出马了。此人与孔祥熙有密切的联系，过去曾做过国民政府主计处处长。

　　一天，张梁任找到民生公司财务处襄理王世均，要王世均把民生公司主要股东的姓名和所占股份抄一张表给他。王世均照办了。过了几天，他又拉王世均出去吃饭……

　　这件事很快被卢作孚发觉。他立刻通知财务处，对于任何股票的过户转让，必须严加注意，不许随便买卖，一下就粉碎了孔宋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阴谋。于是，引起孔来对民生公司的报复。

　　民生公司在重庆道门口有一座四层办公楼，隔壁是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孔祥熙派人找来卢作孚，提出要把这幢大楼让给中央银行。卢作孚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即以各种借口，拒不支付到期应付给民生公司的各种差运费和拨款。在物价飞涨的情形下，卢作孚深知如不同意将使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只好忍痛割爱，将办公大楼让了出去。

　　这就是宋子文拒绝为民生公司担保的背景。

　　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就这样搁起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

　　重庆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庆祝胜利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当人们从胜利的喜悦中醒过来的时候，便开始纷纷涌向港口，渴望早一刻回到家乡。

　　重庆的码头，人山人海。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卢作孚像当年大撤退一样，又开始组织大输送。在民生公司的办公室里，卢作孚通宵达旦地做着一个又一个计划，指挥着一批又一批的轮船向长江下游扬帆远航。

　　为迅速恢复民生公司的航运，卢作孚随复员大军派出一批民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去建立和恢复创伤累累的原公司各港口和分支机构。

　　12月1日，国民政府为统筹复员运输工作，成立了一个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卢作孚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负责重庆的船舶运输工作。

　　这时，国民政府接收厂一大批日伪船只，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又拨给一大批美军剩余军舰。但所有这些船只，没有交一只给民生公司，却全都交给了招商局。一夜之间，招商局便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公司，拥有30余万吨。

　　宋子文的心腹徐学禹被任命为招商局总经理。

　　为挤垮民生公司，招商局公开扬言：民生公司不得插足海洋，只许参加长江航运。

　　还有更为恶毒的一招：招商局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凡是民生公司愿意加入招商局的船员，统统都要！

　　此时，物价暴涨，客票上涨了268倍，货运价上涨了123倍。

　　这是1946年的一个阴暗日子。民生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江航线两天大罢工。

　　曾被称为“劳资合作楷模”的民生公司被历史不轻不重地抽了一耳光。

　　卢作孚真是有口难言。

　　据战时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运输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民生公司及其所属部分轮船，曾先后得到军事委员会的传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授予一枚胜利勋章（一等一级勋章），副总经理童少生一等三级勋章！

　　历史是公正的。

　　　　蒋介石糊里糊涂地请了一桌宴席，卢作孚在加拿大打了一场没赢没输

　　的官司

　　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江南造船厂，停在码头上。卢作孚从轿车里钻了出来。今天他的精神特别好。

　　这是1946年8月的一天早晨，民生公司的“民众号”轮船已从船台上滑到港口里，一切均已就绪，只欠东风。

　　民生公司将掀开新的一页，卢作孚就要实现他梦寐以求的驶向大海的梦想。

　　乳黄色的民众轮静静地卧在江水里。民生公司的旗帜和各色外国旗帜在风中抖动，五彩缤纷的纸带挂满了这艘3000吨级的轮船。

　　卢作孚双眼有些潮湿，为了这一刻，他奋斗了整整20年！

　　民众轮缓缓地驶向远方，驶向大海。这是民生公司的轮船第一次驶向海洋。在500海里之外的台北港，正张开巨臂等待着民众轮的到来，它将卸下卢作孚20年的希望，20年的理想，20年的心血和汗水。

　　卢作孚发自心底地笑着。

　　卢作孚没想到另一则喜讯接踵而来：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有眉目了。

　　他感到有些突然。随着战后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原拟在加拿大借的1500万加元，在上涨的物价进攻下不断贬值。1945年初可在加拿大造12艘，一年半后，只能造9艘船了，白白损失3条船，约300万美元。卢作孚恼怒之极，旧病复发，数次去医院治疗。一时，社会上许多正直的人纷纷鸣不平：“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

　　范旭东和卢作孚同机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妥借款1600万美元，美方同样需要中国政府的担保。宋子文同样采取了拖和推的办法，就是不予担保。范旭东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自己的事业无从发展，忧愤夹击，卧床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卢作孚同张群、张公权谈起这件事时，满眼泪花：“我想不通，宋院长何苦这样挟难我？在加拿大谈得好好的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模样。他一句话，一下子白白送给外国人3条大轮船，再拖下去，还得吃更大的亏。中国人整中国人，下狠心整！……”

　　张群、张公权很是同情，表示愿意帮卢作孚一把。

　　时机很快就来了。张群接替了宋子文的行政院长一职。紧接着，张群、张公权跑到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说“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卢作孚也快要死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好的话，恐怕舆论对政府不利。”这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准备打内战，撕毁“双十协定”，他需要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对这样大的事情当然也有所顾虑，便答应由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具文呈送行政院。

　　次日，民生公司立即呈文送往行政院，只提出两点要求：

　　一、政府准予担保向加拿大借款1275万加元；

　　二、拨给官价外汇225万加元。

　　不久，卢作孚接到邀请，“最高当局”请他吃饭。

　　这一消息令卢作孚吃惊不已，所谓的“最高当局”无疑是说蒋介石要请他赴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卢作孚度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傍晚时分，他按时赴约。

　　蒋介石穿着一身藏青布长衫，也许是心情还好，满脸微笑也很随和，请卢作孚入席。陪同的人有张群、张公权、吴鼎昌，这些人卢作孚都比较熟悉，他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蒋介石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说：“关于民生公司借款的事，”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嗯，最近行政院院务会议上已经研究同意了。”

　　卢作孚很高兴，点点头道：“谢谢，感谢委员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蒋介石依然面带微笑地说：“至于申请225万元的巨额外汇，目前尚有困难，可否由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法币16亿至17亿元？嗯……”

　　卢作孚一听，心里一惊，不知如何回答为好，只好低下头，苦苦思索。

　　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心里直嘀咕，心想：你不懂经济乱表态，惹出麻烦还不是我们的事。便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解释道：“民生公司呈文说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担保借款，二是申请官价外汇。委座刚才同意的是担保借款。如果照官价拨给民生公司225万加元，政府将损失法币差价约17亿元。其它公司如授以为例，将增加政府不少困难。”

　　蒋介石这下听明白了，知道自己搞错了，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哦，哦……那就只办担保借款部分。”

　　卢作孚心里清楚，如果自己答应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势必大权旁落，更主要的是将会改变民生公司的性质。于是，他斟词酌句地说道：

　　“政府投资16亿至17亿，民生公司当然表示感激和欢迎。只是我想，这可能对加拿大借款有影响。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接洽借款的时候，曾经申明无官股，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很大，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反而对借款不利……”

　　张群明白卢作孚的用意，忙插话：“政府对民生公司这样关心，的确难得，刚才卢总经理说的也有道理，是情理中的事。200余万加元的外汇，我看，还是由民生公司自己设法好了。”

　　“好，好……”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道：“政府投资就不必了。”他指着桌上的菜，“吃菜，吃菜。”

　　蒋介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请卢作孚吃了一餐饭。

　　官价外汇没有指望了，就从市场上高价购进。

　　很快，外汇凑齐了。

　　1946年9月，卢作孚带着童少生、张义治、李允成、张树霖匆匆飞往加拿大，去同加拿大的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等洽商正式签订借款协议。1946年10月30日，正式协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订。国民政府驻加拿大大使刘师舜替民生公司作了担保。11月12日加拿大政府也向这三家银行作了担保。至此，全部借款手续即告完成。

　　根据协议规定，船必须在加拿大制造。卢作孚在加拿大魁伯克建了一个办事处，开始与加拿大的两家造船厂——圣劳伦斯公司和台维斯公司开始洽谈。

　　商场如同战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最后决定建造270英尺长、5000匹马力的大型客轮3只。这3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虎门、玉门、雁门。

　　建造160英尺长、2400匹马力的中型客轮6只。这6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荆门、夔门、石门、剑门、龙门、祈门。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门”字号轮船。

　　按合同规定，6只中型客轮于1947年夏、秋两季完工交付使用；3只大型客轮于1948年夏季竣工交付使用。

　　这批船设计很新颖，吃水线以上的船体结构和船上的设备、用具都是采用轻金属制造。

　　卢作孚仔细审查设计图纸，各种相应的设备设施都令人满意，但他发现此种轮船如在长江上游的急流中全速航行，船头有可能下倾，影响航速，可能有沉没的危险。

　　承担设计的是美国纽约罗德斯公司，他们决定进行模拟试验。试验结果证明了卢作孚的意见是正确的，便立即对设计做了重大修改。

　　卢作孚发现美国制造的柴油机比加拿大制造的优良，而且价格低、重量轻、零配件市场上随处可见，价格也合理，而加拿大的零配件在市场上却极难买到。于是，他又提出购买美国柴油机。两家造船公司极力反对，但卢作孚据理力争，最后，向家造船公司妥协了。

　　加拿大造船开始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往返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为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海轮进行考察。

　　据童少生、王世均及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先生回忆：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在战时使用的一大批军用剩余物资急待处理，其中包括一些军用船舶，价格相当便宜，是国内无法买到的。

　　“民生公司仅花了两三百万美元，即购买了巨型坦克登陆艇5只、大型油轮1只、中型登陆艇4只，以及尚未建造完成的驳船10只；以后又在加拿大购买了3只扫雷艇。这些船只后来在加拿大经过改造以后，陆续驶回国内。其中5只巨型登陆艇改建成为3000吨级的‘远’字号货轮，即怀远、宁远、定远等，行驶沿海；1只大型运油船改建为‘太湖’号海轮，行驶海上；3只扫雷艇改为‘生’字号拖轮，即生哲、生辉等，行驶长江。以后民生公司又与金城银行合作，组成了一个‘太平洋轮船公司’，在美国购买了‘黄海’、‘东海’、‘南海’3只海轮，航行东南亚各国和日本。”

　　正当卢作孚为航运事业而呕心沥血，四处奔波的时候，国内的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卢作孚拖着病体回到祖国，看到了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内战爆发了。

　　蒋介石出于反共需要，卖身投靠美国，于1946年11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全境居住、旅行、经商、开办工厂、开发矿产资源、拥有土地和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商品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输入中国，并且享有与中国商品同等的待遇；美国的船舶，包括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口岸或领水，自田航行和停留……

　　又一个出卖主权的卖国条约！

　　卢作孚在加拿大得知这一消息，悲愤难当，当即挥毫撰文予以痛斥。

　　1947年春末的时候，卢作孚风尘仆仆地回国，前往南京。

　　卢作孚的身体已越来越坏，他没顾得上休息，立即为解决民生公司的经济危机而奔波。此时的民生公司正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内战爆发，许多轮船被政府强迫打兵差，而物价飞涨。少得可怜的差费又不及时支付，等到支付时，不知跌了多少倍。

　　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即将交付，卢作孚顾不得脉搏间歇症时断时续的复发，来不及治疗，就带着妻子、秘书周仁贵和服务员林文裕奔赴上海。

　　民众轮首航成功后，民生公司继于10月又辟上海至天津线。以后，航线陆续伸展到海防及曼谷、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地，并在天津、青岛、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民生公司投入海运航线的轮船共13艘，计39258.19吨。1948年后，海轮虽在船数上仅占91艘的14.2％，但吨位却占总吨位58214吨的67.4％。实际上，民生公司已把经营重点由川江逐渐发展到海洋。海运给民生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尽管在长江航线背负着沉重的公差负担，又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民生公司仍略有盈余。

　　卢作孚到上海，许多朋友告诉他：民生公司的发展，引起四大家族的嫉恨，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四处扬言要“吃”掉他。

　　卢作孚冷笑一声，找到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博候，扔给他一份资料，那是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的牺牲的统计表：

　　李博候不禁默念道——

　　　　民生公司抗战期间船舶损失概况：

　　　　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计2028吨；

　　　　自行凿沉拆毁避免资敌（被敌机炸沉触雷沉毁）16艘，计11460吨；

　　　　军公运输遭受损失7艘，计4188吨；

　　　　被敌劫持掳去5艘，计2662吨；

　　　　以上统计不含夏、驳船，累计20338吨。

　　李博候不解其意，问道：“作孚，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

　　卢作孚气愤地道：“民生公司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还少吗？为什么要苦苦相逼？”他话题一转，“徐学禹说要‘吃’我，你听到没有？他为什么要‘吃’我？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对国家贡献那样大，招商局的贡献在哪里？我倒要看他对我怎样吃法。非要他讲清楚不可！”

　　卢作孚说到做到。他特地在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请客。宴席的名义是欢迎李博候，为李司长接风洗尘。

　　来的都是与航业有关的人：李博候、徐学禹、钱新之、杜月笙等。

　　上了一道菜后，卢作孚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非常感谢！这里，我要请问一下徐总经理，听说你要吃我？为什么要吃我，你必须跟我……”

　　钱新之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唉！作孚！作孚！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别的人也一齐劝道：

　　“可能是误会，可能是误会。现在不要讲，饭后慢慢讲。”

　　徐学禹坐在那里，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

　　与四大家族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散会后，卢作孚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让秘书周仁贵准备纸笔，口授了一个报告。

　　这份呈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卢作孚“要求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美军手中接收的舰艇中，交给民生公司试航川江的几只小型登陆艇的所有权，无偿交给民生公司，以弥补在公司在战时遭受的损失”。

　　国民政府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得同意卢作孚的要求。于是，这几只登陆艇——沅江、赣江、湘江、沱江、岷江等，正式交给了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航运重点开始了迁移；从重庆到上海。

　　卢作孚在海洋运输的初步胜利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在公司负责人会议上说：

　　“大家都知道，内陆的重要城市大都在江河旁，江河给他们提供了舟楫之利。同样，世界上的名都，滨于海洋的约有四分之三，如伦敦、纽约、马赛、横滨、孟买、汉堡等。海洋为它们提供了发达的交通，使它们既是名都，又是良港。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的祖先，早就对神秘的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中国的郑和不谈，就说意大利的哥伦布吧。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既能由东方，也能由酉方经海洋走到印度，于是驾着帆船，备尝艰辛，两个月后到达南美洲东部，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西印度群岛。1519年，西班牙人麦哲伦步哥氏的路线，绕南美洲南端远航太平洋，无意中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再向西航，到了印度，次后绕好望角回国。他们以血汗和智慧，证明地球是圆的，更证明了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无边海洋，是人类用武之地！

　　人类逐渐认识了海洋，就想征服海洋，便利交通。现在，巨型的轮船已经造出来了，有的载重达10万吨以上。诸君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手头有几只船，就了不得，说来，我们所有船的总吨位，还不及一艘这样的巨轮的一半！人们造出了航速快、吨位大的海轮，还要改造海洋，在近代交通史上最为出色的，要算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了。苏伊士运河不仅沟通了红海与地中海，而且缩短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程，从伦敦到孟买以前是12500英里，现在一下缩短了5500英里，而且巴拿马运河的成功，便把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80英里，上海去纽约，则缩短了3500英里以上。这是多么4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催人自省的成就，会使我们看到大至我们国家，小至我们公司在世界海洋航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今日，我们公司全体同仁奋斗20余年，终于向海洋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亦是值得自豪的一步。”

　　卢作孚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要求大家仍旧遵循民国23年2月9日签署的通函，即：一、不宣传个人，不宣传事业；二、不介绍事业的成绩，只介绍事业的艰难困苦。”

　　这就是卢作孚的思想风格。

　　卢作孚的话不幸言中，加拿大又传来坏消息，请他立即飞赴加拿大。

　　卢作孚心急如火地赶到加拿大。属下的人员向他汇报：造船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配件都是从美国购入的。由于加方对价格变化估计错误，未及时购进器材，加上物价暴涨，原计划造船资金不足，厂方不愿做赔本买卖，轮船不能按期交货……厂家的老板找到魁伯克办事处，要求加价，不加价，他们就破产了。

　　“要加多少？”卢作孚迫不及待地问道。

　　“30％！”

　　“340多万加元？这个数目太大了。”

　　卢作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礼后兵。

　　卢作孚开始与两个生产厂家进行洽谈。卢作孚经过论证，认为加价约28万加元。

　　加拿大两个厂家不同意，坚持从总造价的30％降到25％加价。

　　相差10倍！双方争执不下。

　　加拿大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贵公司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濒临破产，只好停工了。”

　　卢作孚感到这是在仗势欺人。他决定与加拿大两家公司打官司！他请来了非万金请不动的著名律师伊尔斯莱，这位原任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拿到10000多加元后，微笑着开始了工作。

　　两家造船公司的老板也不甘示弱，不惜重金，请时任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的儿子为律师出马。

　　据双方律师的意见，这场官司最好是私了。双方私下谈判，加拿大政府派出观察员。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谈判破裂。

　　卢作孚决定亲自一试。他同童少生、皮尔士等人最后去找了一次加拿大商务部长。

　　“部长先生，贵国造船公司口口声声说困难重重，濒临破产，那么，今天贵国造船公司的情况，就是明天民生公司的处境！”

　　卢作孚的意思很明白，如果逼我们民生公司走投无路时，你们1000多万加元就算扔到太平洋去了！

　　商务部长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于是，加拿大政府只好直接出面干涉。

　　1947年8月20日，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协方案产生了。

　　民生公司、造船厂、加拿大政府三方各负担加价总额的三分之一，约计80多万加元。

　　民生公司被迫拿出80多万加元，尽管比原先的三四百万元少得多，但卢作孚是感到自己在这场角斗中成了大输家。客观地说，这场官司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输，谁也没赢。

　　　　　　纵横海洋功成名就，风云再起，汽笛一声千滴泪……

　　1948年，是民生公司发展的顶峰：拥有江海轮117艘，驳船31艘，总吨位达51682吨，长江沿岸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人员多达8000余人。此外，民生公司在其它行业里还有大量的投资或独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庞大的机构令人惊叹。总公司下设4室3处23课。总公司以下，又有若干层次的机构，如上海区公司辖船务部、业务部、供应部、财务部，部下设课，而设了分公司的就有万县、宜昌、汉口、青岛、天津、基隆、广州等地。

　　民生公司的这些机构，从总的来看，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人牵制事，官多于兵的现象已表露无遗。

　　整个民生公司患了一种企业的中年病。有人撰文评论道：

　　“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牵制。按地域分，卢作孚出生在合川，创业初期多是合川人，自然与不自然合川人占优势，被人称为合川帮；稽核长是长寿人，手下人马非长寿不用，又有长寿帮之称；其它还有某氏祠堂、某县同乡会之类的叫法。按年龄和在公司的资历分，有以郑东琴、郑壁成为代表的元老派；以童少生、杨成质为代表的少壮派。按经营范围分，有以主要力量经营长江航业的总公司，被人称作渝帮；有着眼于沿海航业的上海区公司，被人称作沪帮；甚至还有从政府部门转到民生公司，专司与政府打交道的张梁任、李永懋等人，被称作官僚派。各种派别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内耗的精力有时超过对外的精力。逍遥派坐收渔翁之利，乐得在缝隙中逍遥度日。卢作孚不属于哪一帮，哪一派，但问题在于他统辖的是这样一支队伍，齐心协力干事已成当年陈迹。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妓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差搞军运造成的亏损。1947年11月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强迫民生公司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达30000余吨，人员近20000人。打差运费低，加之时常拖欠付款，物价一日数变，常常一趟差打下来，到手的钱如同废纸。社会在剧烈地变革动荡，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这个腐败的社会已将它所有的暗疮和病毒暴露出来……民生公司也不能幸免。民生精神的丧失，既是民生公司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

　　卢作孚从加拿大打完官司回来后，立即卷入了这种包围之中。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

　　卢作孚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

　　这年冬天，卢作孚在香港与党组织负责人许涤新和张铁生见了面。据一份史料记载，卢作孚的秘书肖林是地下共产党员。

　　卢作孚与共产党的接触，早点可追溯到恽代英、肖楚女；稍晚些时是郭沫若。1938年在武汉时，卢作孚即通过郭沫若与党组织有了联系。

　　卢子英经常领着郭沫若到红岩村卢作孚家。郭沫若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秘密地赠送的差旅费。

　　卢作孚在1938年时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与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在重庆时，卢作孚经常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去上海民生公司招待所看望过卢作孚。由于卢作孚后来将大部精力集中在借款造船一事上，很久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了。

　　1949年春天转眼就来了，时局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明朗。

　　卢作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区公司主要负责人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只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副经理宗之塘、杨成质，总公司人事室主任何酒仁……

　　大家神情严肃，沉默无语。卢作孚刚刚收到一封电报，一艘油艇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截留。

　　1949年初，长江口被国民党海军牢牢地封锁着；接着，国民党的舰艇又截断了通往华北东北的北部沿海航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将撤退，将退往台湾。

　　大家心里清楚，民生公司的轮船将会被掠往台湾。

　　如何保住公司的船只？卢作孚的额头拧成一个“川”字。

　　这次会议后，根据卢作孚的命令，正在太平洋上行驶的加拿大造“门”字号新轮，掉转船头，驶往香港；长江中下游轮船，除少数必需者外，一律驶往重庆、宜昌等上游地段；正在修理的轮船拆掉主要部件……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国民党军队为逃命，抢去了民生公司7只轮船。这批船有5只被抢到了定海。定海离上海吴淞口200余公里。

　　5月19日，王化行搭承招商局的江宁轮赶到定海，准备要回被强行截留的轮船。他在定海江面找到了被封锁在江面上的民本、民俗、渠江、怒江、龙江5只轮船。

　　王化行通过电讯，把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然后根据卢作孚的指示，配合“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人多如蚁，物价惊人。根据卢作孚电示，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之名义，去找国民党后勤总部的高级顾问陈地球。经反复交涉，5只轮船上全部船员的生活问题才得到解决。

　　卢作孚得知船员生活问题解决后，才放下心来制定5只轮船脱险计划。他拟了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称“民本”和““民俗”两轮是行驶长江的客轮，只能走内河，不能出海，希望予以放行。

　　经王化行四处奔走，历时一个半月，方得到答复：同意“民生”、“民俗”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下准开往其他任何口岸！

　　卢作孚收到电讯后，心想这样也好，暂时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再另图他策。

　　数日后，民本、民俗两轮穿越了惊涛骇浪，抵达福州，进而驶抵基隆港。此时，国民党封锁了整个台湾海峡，没有签证，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台湾。卢作孚电示王化行，以江轮为由，向当局交涉。王化行不负期望，在陈地球的帮助下，驶离台湾，平安抵达香港。

　　两轮安全脱险，另有3艘扣在定海。卢作孚再次电示王化行赶赴定海，设法将另3艘船救出。

　　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渠江”、怒江”、“龙江”三轮乃是登陆艇，可充作军用，坚持不予放行，还扬言要扣留王化行。卢作孚得知后，电呈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声称这3只船太小，不适宜航海之用，请他们放行。最后在陈地球的帮助下，由联勤总部派去一艘大型登陆艇去定海，这才将民生公司的三轮放了回来。不幸的是，渠江、怒江、龙江在途中遇上了飓风，龙江轮被抛上了大树岛，只得弃船救人。这只船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炮火击毁。

　　至此，陷在定海的5只轮船，除龙江轮损失外，全部脱险。

　　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一只重要轮船陷在台湾，就是行驶上海至台北的“民众”轮。这条船当时正在台湾修理。为营救它，卢作孚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客货运航线为理由，将“民众”轮驶离台湾。

　　基隆分公司根据卢作孚这一密示，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派往黄海和东海打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设法脱离了控制，平安抵达香港。至此，全部营救轮船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次长达9个月的营救行动，在港集中了19艘轮船。直到1949年7月，卢作孚才由香港回到重庆。

　　1949年9月2日，祸从天降，一把大火从重庆朝天门冲天而起。霎时又刮起了大风，只一个时辰，熊熊大火掠过朝天门，路经信义街，横扫字水街、大河顺城街，逼向小什字。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大火所经之地，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这次特大火灾，造成了37条街道成了断墙残壁，市民死伤无计，灾民多达4万余人。

　　民生公司办事处、物产部以及轮船和港口设施都在这里——200万银元的资产付之一炬。

　　45名职工殉难！

　　55名家属身亡！

　　这场奇怪的大火燃起时，水厂突然停水，消防队迟迟不肯露面。国民党出动的陆、空部队官员，却被警备司令挡驾了！

　　没人知道卢作孚是怀着何种悲痛的心情回到重庆的。

　　在善后会上，卢作孚双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取汇报。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卢作孚赶忙拿起报纸，挡住脸。

　　模糊的视线依然能看清报上的黑体字。这是昨天的报纸——《民生公司薛萨生襄理因抢运炸弹竟以身殉职》。报载：

　　“民生公司襄理薛萨生，他也是这次大火惨死的一个。然而他一人的死却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据该公司随他一道而幸免逃出的工友述说：薛襄理本是可以不死的，他在甲级囤船上指挥着抢运物资与人。在朝天门泊着两条船，是装小型炸弹的，薛襄理便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到南岸去，所以当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甲级囤船已经着火。薛襄理就在这时下水被淹死。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救活了数万人。如果两船炸弹不拖走，燃烧爆炸，当时挤在朝天门的几万人都要全部炸死。”

　　在这场大火面前，民生公司其他遇难的职工，没有一人在危险面前逃避。他们在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为公司财产、为民众的安全而挺身赴难！

　　会上，卢作孚决心举行公祭。时间定于9月21日，在罗汉寺举行“民生公司为重庆市‘九二’火灾罹难员工及员工眷属追悼会”。他哽咽道：“不有公祭，何慰幽灵？不表哀情，何送忠魂！……”

　　民生公司制定了4条善后处理措施：

　　一、逃出的职工，每人借支薪水半月；

　　二、受伤者之医药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

　　三、遭焚死淹死者，由公司找寻打捞并埋葬，家属给以抚恤；

　　四、凡房舍财产受灾的员工家属，由公司供给伙食3日，有愿回老家者，由公司派船送回。

　　善后处理用去2万多个大洋，火灾损失200万大洋，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民生公司来说，作出那些决定该是多么不易！

　　此外，国内银行该还本付息了；国外银行还债期限迫近……卢作孚心力交瘁。

　　“九二”火灾提醒了卢作孚，必须尽快疏散上百只轮船。在公司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卢作孚决定：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轮船、囤船，快速将船疏散到沿江不通邮路的地方。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指日可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开始大肆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幸亏卢作孚及时将船疏散出去，否则，洗劫在所难免。

　　卢作孚是11月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的。与往常一样，他仍住在新宁招待所，这是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一个旅馆，客房虽然简朴，但环境清幽。

　　最初，卢作孚并没打算离开重庆，但架不住亲朋好友的劝阻。由于国统区一直受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还并不全面地真正了解。许许多多的爱国知名人士纷纷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在10月底的时候，卢作孚就已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要他立即准备去台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暂避香港。更何况香港还有十几艘轮船泊在港湾，那些都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

　　卢作孚把家眷一一作了安排：妻子和两个孙儿送到北碚，由卢子英照顾；长子卢国纪回天府煤矿工作；次子卢国维继续留在重庆上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国仪飞到香港。

　　民生公司的19艘轮船泊在基湾和荔枝角等港口。如何保证这些船只的安全和1000多名船员吃饭的问题？卢作孚苦苦寻思。

　　毫无疑问，国民党的旧旗帜必须换掉。那么，在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悬挂新中国的旗帜是否合适？经反复考虑，卢作孚决定暂时改挂第三国旗。他电令位蒙特利尔的王世均与加拿大政府协商：在加拿大新造的“门”字号轮船改挂加拿大国旗，其它轮船按海洋大国惯例改挂巴拿马旗，在巴拿马注册。

　　根据加拿大航业法规，挂加拿大旗的轮船，高级船员必须聘用加拿大人或英国人。

　　民生公司自己船员的生计都成问题，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外汇来支付外国高级船员的高薪！卢作孚一口拒绝。

　　加拿大政府让步了，内阁会议决定，同意民生公司在港轮船易帜。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孟西斯在报告这一决定后，感慨地说：“加拿大依照这样的条件准许外国商船改挂加旗，确属有史以来第一次。”

　　接着，卢作孚又采取开源节流等各种措施，解决了香港船员的生活问题。

　　稍晚些时候，卢作孚迎来了老朋友张群。张群劝他去台湾看看，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谁知张群前脚刚走，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来了，还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财政厅长任显群、刘湘、刘航琛等。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卢作孚去台湾，因为国民政府还在为加拿大借款担保！其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现在没功夫谈这些，等等再说。”卢作孚一一拒绝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就是胡子昂。每次他们都在轮船上谈很长时间。这件事情只有林文裕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5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卢作孚正惊喜交加。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长皮尔逊来到香港，多次与卢作孚会面，其意是加拿大政府担保的借款，如民生公司违约，加拿大政府就要赔偿3家银行的损失。当然他的话里也透露出如果民生公司违约，他们将扣留在香港的7艘“门”字号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另2艘船也不能交付。此时，一个秘密计划正在进行。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何囗仁专程从北京赴香港与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张铁生研究卢作孚先生全家和民生公司船只安全离开香港问题。为了不打草惊蛇，这件事情一直在秘密中进行。

　　这年春天，何囗仁两度赴港，向卢作孚传达中央意见，希望卢作孚在6月中旬前回到北京，届时将欢迎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秘密离开香港。15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据载：毛泽东曾两次接见了卢作孚，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地区爱国民主人士两次举行便宴，卢作孚均与毛泽东同席而坐。

　　毛泽东微笑着，希望卢作孚早日归来。

　　周恩来、陈云曾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尤其其是交通航运问题以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等问题进行了时间的交谈。

　　刘伯承由渝到京后，也专门设宴款待他。聂荣臻、张澜、黄炎培等都曾亲自到民生公司设在北京的临时办事处看望他。

　　卢作孚在北京停留了3个月之久，直到10月初才离京前往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各界人士代表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很快他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不久，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春，卢作孚决定将停留在香港的船只秘密驶回新中国的怀抱。他的这一计划直到1952年春天才实现。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撤回了在港的18艘主力船。

　　1951年冬，卢作孚接到通知进京开会，同中央最后商定公私合营问题。卢作孚没多寻思，就带着张祥麟上路了。

　　在北京，他“原来的意见是希望中央同意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向周总理一再恳切提出。周总理只同意考虑公私合营”。

　　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切都进展得异常顺利。公私合营的问题商定后，周总理在再次与卢作孚见面时，重申了中央的意见，希望卢作孚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不要再回重庆，直接留下来，在北京的住处都已安排好了。卢作孚感到民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去亲自安排、处理，答应先回重庆，处理完从香港撤回广州的轮船，然后再赴任。

　　1952年1月初，卢作孚离京返渝。然而，可怕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席卷新中国的大地……









船王卢作孚--尾声






尾声

　　195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三，高元宵节还有两天。

　　这天傍晚，卢作孚神情憔悴地回到家里，一进门，他就倚在门旁对夫人蒙淑仪说：

　　“你领着娃儿出去玩吧，我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

　　夫人蒙淑仪晚上要参加居民段会议，没在意，带着孙儿离开了丈夫。

　　人去楼空，四周是死一样的黑暗。

　　卢作孚久久地呆坐着。

　　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他感到身躯在迅速地下沉，下沉……

　　一代船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59岁人生，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永远望花甲而兴叹！

　　2月9日清晨，噩耗传到民生公司总部，很快又传到川江两岸。

　　没有任何要求，民生公司的轮船自动降下半旗致哀。

　　老水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拉响悲凉的汽笛。

　　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致远代表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专程赶到卢家吊唁。张澜和黄炎培从北京发来唁电和悼辞。

　　11日，报纸发布了卢作孚先生逝世的消息。

　　12日，民生轮扎着素花白布，迎送灵柩，缓缓地驶过川江——卢作孚安葬在川电南岸龙门浩民生职工新村旁的一座小山上。

　　卢作孚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不扼腕痛惜。

　　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市口音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

　　周恩来总理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向有关人士详细地询问卢作孚逝世的有关情况，亲自指示要妥善安排其家属和家属的工作。时隔不久，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时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民生公司的代表卢子英等人谈起了卢作孚，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一生；卢作孚先生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和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时，谈到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1980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里这样写道：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89年，卢作孚先生塑像在北碚公园内建立。

　　这是一尊大理石塑像，它以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注视着川江、大海！









船王卢作孚--后记






后记

　　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是在路上。而立之人，至今仍漂流不定。三天两头搬“家”，十天半月换一个环境：办公室、走廊、火车上、机舱里、库房中……自从一头扎在“海”里，就再也爬不上来。

　　责编同学“千万次的追问”令我心慌意乱，真个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非常感谢北京图书馆的朋友为本书提供的大量资料，在此一并引出。这些资料是：《长江航运史》、《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国船王》、《卢作孚文集》、《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回忆卢作孚先生》、《长江风光》、《长江的传说》……等等。本书引用、转引、事实依据几乎全部出自上述书目。

　　本人才疏学浅并非谦虚之言，书中难免许多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作者

　　　　　　　　　　　　　　　　　　　　　　　1995年11月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