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传

黄克诚传
第一章 求真知救中华初上革命路



　　1922 年。一个皓月当空的夏夜。

　　永兴、这个湘南山区的偏远小城，在喧闹了一天之后，渐渐恢复了寂静。

　　夜色已深，静谧的月光倾泻在县劝学所①这座并不很大的院落里。四周寂然无声，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仿佛凝滞不动了。酷暑的燥气弥漫其间，令人夜不能寐，烦躁不安。紧靠院墙，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里，灯火依然。

　　一个面容清瘦，戴着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正临窗而坐，聚精会神地读书。

　　他一边挥毫在书上圈圈点点，一边不时地用毛巾擦拭脸上涔涔而下的汗水。

　　桌上的那盏油灯，偶尔窜出点点火花，噼啪作响。显然，他已经挑灯夜读很长时间了。然而，从他那略显稚气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倦意。

　　其实，几十天来，他都是这样紧张度过的。

　　就在一个月前，正在县立高小读二年级的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心动的消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要在暑期招生。读师范可以免缴学杂费和膳食费，这可是个难逢的机会！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作为穷苦人家的孩子，他能从家乡，那个贫困落后的山村，来到县城读高小是多么不容易：整个家族都动起来了，每年嫡堂公房凑六七担谷子是读书的费用，旧书箱子是借来的，那套旧学生制服以及布夹袄、长衫是别人送的，哥哥亲自挑着书箱、行李，把自己送到县城。如今，他已经读了一年半的高小，尽管他每学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可以获得几块钱的奖学金，而且课余时间找些抄写的差事，以补贴学用，但是还要有一年半的时间才能读完高小呀。所以，读师范是他当时唯一读得起的学校。况且，即便读完高小，又怎么办呢？假如不识字，面朝黄土背朝天，也就算了。而今，书读得多了，他开始向往更为广大的世界，他要继续求知，继续上学，怎么能平平庸庸过一生呢？！

　　十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

　　决心虽下，摆在这个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面前的困难似乎不少：首先是报考资格，由于他高小才读了一半，根本领不到毕业文凭，如何去报考？其次是，在这几十天的时间里，他必须补习完另外一年半的高小课程。再有，学校一放暑假，他到哪里寻找一处僻静之所，便于补习功课？当然，还有一个大问题，他还必须自食其力，赚钱糊口。

　　既然决心报考，这位年轻人很快将困难一一化解了。他向一位姓黄的同学借了一张高小毕业文凭，报上了名。同时，整个暑假他没有回家，寄住在劝学所——一个同乡的住处，一边为劝学所抄写文件赚钱糊口，一边加紧补习未学完的高小课程。

　　只要能够继续求学，挑灯夜读又算得了什么呢？！

　　1922 年的夏天，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是难忘而又紧张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他如愿以偿，考取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

　　那一年，第三师范只招考两班学生，约一百二三十名，其中湖南南部每县各择优录取四名。

　　考入省立三师，成为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未曾料想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将。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名字——黄克诚。

　　衡阳晏家坪。

　　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经历了一个暑假的冷清之后，显得分外热闹。新的学年开始了。

　　省立三师，的确是个风景幽雅的地方。它正位于湘、耒、蒸三水汇合之处，自成一体。时值初秋，但见蓝天碧水相映，草木郁郁葱葱，令人心旷神怡。

　　省立三师始建于1904 年，原名省立南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才改用此名。它是当时湘南地区很有影响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号称湘南最高学府。

　　在学校通往外界的石桥上，走来一个身穿旧学生制服的年轻人，手拎一件简单的行李和一只旧书箱。

　　他就是黄克诚。

　　石桥前面立着的一块牌坊，吸引住了黄克诚的目光——“南学津梁”。

　　他知道，这四个大字意即三师是湘南人士寻求新学的必经之途。

　　在履行了简单的手续之后，二十岁的黄克诚正式成为省立三师的一名学生，被编入了第二十三班。

　　入学之初，黄克诚情绪甚高。能够争取到这样一个免费读书的机会，对于家境贫穷的他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衡阳是湖南南部的重要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办、府办学校相当多，比起永兴这个偏远小山城来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黄克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衡阳这么大的城市，这里的繁华与文明，这里的文化书刊，使他耳目一新。他睁大了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个崭新的世界。学校食堂的伙食为大多数学生所不满，但黄克诚却很满足，因为它比自己家里好多了。

　　三师是一所校纪严明，学风纯朴的学校，一向鼓励学生积极向上。这可以从三师的校歌里看得出来：“衡之阳兮湘之干，佳气自往还。笃生圣哲，前濂溪兮后船山。温故知新为师，如金在熔曰范，景仰先贤，陶铸后进，责任兹惟艰。原吾侪服膺校训，‘公勇勤朴’勿等闲。”濂溪，是指南宋名家周敦颐，他的《爱莲说》妇孺皆知；船山，指的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他俩都是湖南人，是三师为学生树立的楷模。在这样一所学校里，黄克诚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脑子里除了想学习，其它的一切全抛在了脑后。

　　平静的学习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黄克诚便陷入了接踵而来的忧虑与困惑之中。

　　环境变了，接触面逐渐扩大。各种各样的书刊也读得多了。于是，黄克诚的脑子里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个人的出路、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弊端等等一古脑都冒出来，使他内心无法平静。

　　黄克诚毕竟是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他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强烈的自尊心；作为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他又十分要强，渴望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无情的现实在撕裂着这个年轻人的心：

　　家境贫寒，使黄克诚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唯一的一件棉衣还是来三师前家里设法凑钱做的，十九岁以前，他冬天从未穿过棉衣，根本没有体会过冬季穿棉衣的滋味！衣着在同学中显得格外土气，使他有点抬不起头。尤为糟糕的是他患了一场重感冒，由于没钱医治，又吃不起滋补食品，因而失于调养，形成了慢性气管炎，常常咳嗽不止。于是，被同学看作是疾病鬼，在学校大受歧视。不仅如此，黄克诚在学业上也一改成绩优异的局面，很快落了下来。

　　三师看重英文和数理化，而他连高小也未读完，这方面基础很差。他擅长的古文在三师又不受重视，派不上多少用场，学业上便没有了往日的优越感..

　　当这些压力集中在一个风华正茂志向远大的年轻人身上时，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黄克诚，那颗尚未成熟的心终于失衡了。他的情绪日渐低沉，学习积极性也消失殆尽。他曾回忆说：

　　于是，我逐渐产生了自卑感，形成孤僻、不爱活动的习惯，常常一个人生在那里考虑问题。展望将来，不知向何处去。读了师范又如何？对国家、社会、家庭能起到什么作用？当时社会上就业很困难，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子弟有什么办法去谋个职业？家族花那么大力气培养我，岂不使他们大失所望。要能考上大学也许会好一点，但路费、学费又从何而来？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那么眼下学这些功课又有什么用？想到这里，脑子里像一国乱麻总也理不出头绪。心情郁闷，他只有挥毫写诗抒怀：

　　人生总共有几何？

　　何必苦苦学几何？

　　学了几何能几何？

　　不学几何又几何？

　　一连串的问号敲打着黄克诚的心，这个从湘南山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开始独立地思考自己的人生。他忧国忧民，当然更关心和忧虑个人的出路。

　　翌年三月，春寒料峭。

　　衡阳省立三师正酝酿着一场震动全省的学潮。

　　在省立三师，伙食、住宿、学杂等费用是兔缴的，这也是三师贫苦学生比较多的原因。按规定，学生每人每天两毛钱伙食费，由省府拨给三师。然而，衡阳省立三师的伙食状况却是每况愈下。学生们发现每人每天伙食不到两毛钱。起初，学生们还忍气吞声，多数学生是苦惯了的，比起在家吃糠咽菜来，这里伙食还不错。时间一长，学生们才发现是校长刘志远伙同经办人员从中克扣，中饱私囊，结果每个学生每天伙食费只剩下了八分钱。事情一败露，全校哗然，学生怒火中烧。

　　三师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湘南地区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曾开展过许多次颇具影响的爱国学生运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师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还建立了秘密组织。早在1920 年夏天，恽代英来三师进行社会调查，帮助三师的进步师生成立了“新书贩卖部”；是年冬，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新文化书社”与“新书贩卖部”取得联系，设立了衡阳分社，出售《共产主义ABC》以及《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启迪二师学生，宣传新思想和革命理论。1921 年，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 后不久，两次赴衡阳考察，还专门在三师风雨操场发表革命讲演，并建议和介绍共产党员张私人、戴述人等到三师，以教员的身份，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湖南最早的基层组织——三师党支部。实际上，三师已成为湘南党团组织的中心。

　　于是，在三师党团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以校长克扣伙食费为导火索，三师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学生运动。

　　初春，依旧寒气袭人。

　　三师校园里，学生们群情激昂地聚集在校长办公室门前。

　　黄克诚站立其中，眼睛注视着人群前面一个正在慷慨陈词的高年级同学。

　　只听那个高年级同学大声说道：“同学们，刘志远克扣伙食费，我们发表《改革校务宣言》，提出伙食学生自治，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但是，刘志远拒不理睬。我们忍无可忍，才举行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向外界通告三师学潮的真相，揭露刘志远等人的丑行劣迹，以求得具有正义感的大众支持、理解。”“然而，”他话锋一转，语调高了起来，显得义愤填膺，“刘志远与学校当局不但不理睬我们广大学生的正义要求，反而命令我们复课。”

　　话未说完，他用手一把扯下校长室门前的复课牌示，踩在脚下：“同学们，这叫什么狗屁通知，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决不复课！”

　　“咣..”一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开了。

　　校长刘志远伸出了涨成猪肝色的脸，声色俱厉他说：“袁痴，你太放肆了，简直目元校规国法！”

　　那个叫袁痴的学生冷冷一笑，反唇相讥：“校规国法？早就叫你糟蹋够了！”

　　同学们纷纷向刘志远叫嚷起来：

　　“还我每天两毛钱！”

　　“我们要求伙食自治！”

　　刘志远在一片声讨声中灰溜溜地关上了窗户。

　　老谋深算的刘志远岂能咽下这口气？！

　　一天以后，给袁痴等三名为首学生以留校察看处分的告示贴了出来。

　　同时，一封电报疾告省教育司：

　　此次风潮，袁痴、唐朝英等学生行为越轨，推其原因，实由英文教员张秋人酿成，张本社会党之过激派，袁痴等醉其说，遂有此事发生。

　　不日，省教育司回电三师当局：

　　开除学生袁痴、唐朝英、高静山三人学籍，以儆效尤。

　　消息传来，三师学生热血沸腾。

　　大家推派代表前往省城长沙，请愿示威。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同情声援。

　　一时间，长沙满城风雨。

　　请愿学生代表露宿教育坪。

　　省学联组织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以示声援。湖南省长赵恒惕眼见事态越闹越大，便派军队镇压，将请愿学生代表强行押解返校，并强行公布开除五十三名学生。教员张秋人等则被强行辞退。

　　赵恒惕以为此举可以平息学潮，然而，事与愿违。三师学潮更加深入地展开了。

　　罢课、游行、请愿..

　　接着，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生，如袁痴等人，主张驱逐校长刘志远。但是，也有一些学生不同意，提出保校长。这样，学生中分成了两派，他们之间发生了相当尖锐的矛盾。此次学潮从1923 年3 月一直闹到6 月。开始时春暖花开，一转眼，夏天悄然而至。

　　省教育司被迫免除了刘志远的校长职务。但是，袁痴等进步学生还是被校方开除了。

　　三师学潮逐渐平息下来，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一场学潮，给孤僻、自卑的黄克诚很大的震撼。黄克诚是被卷人这场群众性斗争中的。当时，同学们分成赶校长和保校长两派，黄克诚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虽然刘志远平时顽固守旧，惯用封建专制手段压制学生，在学生中不得人心，理该驱逐。但是，“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还是在黄克诚的头脑中占了上风，所以黄克诚两派都未介入。

　　不过，黄克诚还是从中受到启发。后来他回忆说：

　　虽然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但那些为首的学生们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使我由哀地钦佩。事后我曾问自己：是什么力量驱使袁痴他们那样勇敢忘我地去进行斗争？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力量？①

　　仲夏，生长的季节。

　　黄克诚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学潮之后，开始变了。

　　他自觉主动地参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活动：抵制日货，援助工人罢工，反基督教，..每一次运动中，都有了一个戴着近视眼镜、身材瘦高的青年学生的身影。

　　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各种书刊报章的海洋中，他从中发现了许多重大问题。他发觉，不仅是他一个人苦于没有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灾民遍地，外国列强肆意蹂躏，..这一幕幕从黄克诚脑际闪过。他明白了：国家、民族、社会都面临着生死存亡，个人出路又从何谈起呢？

　　黄克诚把个人出路问题完全抛在了脑后，他下定决心，要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

　　衡阳北门外石鼓山。

　　山势险峻，湘江、蒸水从山脚下相交而过。山水相间，别有一番景致。

　　黄克诚邀偕黄庭芳、邝振兴、李卜成等几个永兴籍的同学兴致勃勃地登上了石鼓山山顶。

　　登高远眺，蒸水，湘江宛若两条银色的蛟龙交颈缠绵，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偌大一个衡阳城尽收眼底。苍茫大地，无边无垠。

　　黄克诚顿时感到心胸大开，心旷神怡。今日的黄克诚已经远非昔日那个孤僻、郁闷的黄克诚了。

　　他在认真仔细地阅读了众多的革命刊物之后，开始清楚了一个道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才会有出路；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而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党，必须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这时，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发展很快。

　　黄克诚觉得，国民党“一大”宣言颇有号召力，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深得人心。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之后，随着革命活动的增多，黄克诚终于一扫往日的阴影，变得活跃起来。

　　这次登石鼓山，黄克诚要把一个在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付之行动。

　　同学们的欢笑打断了黄克诚的思绪。他们正在抚摸山顶上那架两米高的① 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12 页。

　　大石鼓。

　　黄克诚上前一步，抚摸着这架不知经过多少风雨侵蚀的石鼓，感慨万千。

　　沉思良久，黄克诚面对大家道：“记得晋时庾仲初写过一首《观石鼓诗》，别的我都记不住了，只记住了其中的两句，‘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真是写出了石鼓的气魄。”

　　一旁的邝振兴不觉赞叹：“克诚兄，你真是博闻强记，连这犄角旮旯的诗还背得！”

　　黄庭芳笑着接茬道：“我刚想说话，这下倒不敢了。”“为什么？”众人问道。

　　“我若说了，该有比记性之嫌了！”

　　众人大笑，都催促他道：“庭芳，快说，保证没人说你！”黄庭芳用手轻抚了一下额头，正色言道：“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县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

　　众人还未言语，李卜成一拍石鼓，打断了黄庭芳的话：“这倒怪了，近年战乱不断，石鼓为什么总也不鸣了？”黄庭芳稍思片刻道：“它鸣也罢，不鸣也罢，如今总归是多事之秋，也正是你我同学为国效力之时啊！”

　　一句话使得大家都沉默了。

　　黄克诚看了同学们一眼，面容严肃他说：“刚才庭芳兄说到为国效力，我想了好多天了，现在局势不稳，你我都是一介书生，将来要做番事业，总要互相提携。我心中有个腹案，想说给大家听听。”

　　“克诚兄，你快说吧。”李卜成是个急性子，不住地催促道。黄庭芳、邝振兴也连连点头。

　　“我提议，我们几个人成立一个团体，你们看如何？”“正合我意！”

　　黄庭芳首先响应。

　　其余两个人也深表赞同。

　　几个人都是永兴籍的，来到衡阳读书。于是，大家就为这个团体起了个名字——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

　　黄克诚首倡成立的这个进步学生团体，主要成员是在衡阳读书的各校永兴籍学生，其宗旨是联络互助，读书讨论，共同学习新思潮。

　　互助社成员凑钱购买了一批国内外进步书刊，由黄克诚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负责购买和保管书籍。

　　黄克诚在参加革命活动、组织进步团体的同时，又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互助社购买的各类书刊。其中诸如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等人的著述，进一步开阔了黄克诚的思想视野，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读得格外认真。由此，黄克诚一发不可收拾，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方设法找来了各种各样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孜孜不倦地阅读，并且进行认真的思考。

　　黄克诚在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思想是不彻底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他开始接受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

　　黄克诚萌发了一个闪光的念头：寻找中国共产党，争取早日加入。

　　1925 年，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黄克诚与好友黄庭芳步履轻快，穿大街走小巷，有说有笑。看得出来，两人心情格外地好。

　　一阵秋风拂面，黄克诚感到分外地惬意，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终于扰到中国共产党了，并且党组织专门找他谈话了！

　　自从下定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黄克诚一直在想方设法去寻找党组织。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共产党尚处在秘密阶段，党的各项活动是不公开的，像他这样一个性格内向，平素交际面窄的人，到哪里去寻找？他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决心也是不可动摇的，这一切又怎样向党表白呢？

　　黄克诚思前想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或许他可以找到党组织，这就是自己的好朋友黄庭芳。庭芳是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与自己私交甚好，他是大同中学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肯定认识人多，接触面广，有办法找到共产党的关系。

　　黄克诚将想法和盘托出后，黄庭芳十分乐意。原来，他也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想到一块去了。

　　于是，黄克诚要求黄庭芳找到共产党后，代他一起向共产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争取一起加入共产党。

　　不久，黄庭芳果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他已经找到了共产党的组织，而且把他和黄克诚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介绍，并代表黄克诚提出了入党申请！

　　今天，他和黄庭芳接到通知：中共衡阳区委的一位同志约他俩去谈话。

　　穿过拥挤的人流，黄克诚与黄庭芳拐过一个路口，终于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中共衡阳区委的一位负责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俩。

　　这位负责同志郑重地告诉黄克诚、黄庭芳，党组织接到他俩的入党申请后，经过严格的考察，正式批准接受他俩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接着，负责人告诉黄克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刘寅生和蒋元斋。

　　黄克诚一阵惊喜，刘寅生和蒋元斋是三师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早就考虑到他们是共产党了。记得他还向黄庭芳提过，如果刘寅生、蒋元斋是共产党，自己就请他们作入党介绍人。

　　那位负责同志在严肃申明了党的组织纪律之后，特别叮嘱他们二人，今后他们与党组织的关系，由黄庭芳与他直接联系。

　　事后，黄克诚了解到，这位负责同志叫龚际飞，是一位1921 年就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全国学联委员。国共合作以后，回到家乡湖南，任国民党部宣传部长、青年部长。1925 年来衡阳，领导党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克诚兴奋之情无法形容。他简直像换了一人。他不再盲目地参加各种活动了，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中。

　　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

　　转眼间，冬天来临了。

　　凛冽的寒风肆虐着衡阳这个湘南古城。

　　黄克诚匆勿卷起行李卷，将要离开这个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城市。

　　虽然天寒地冻，黄克诚的心里却是暖烘烘的。

　　为了培养党的政治工作干部，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共衡阳区委选送一批同志去报考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黄克诚荣幸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经过报名考试，黄克诚被录取了。他的好友黄庭芳也被录取了。

　　即将奔赴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黄克诚怎能不高兴呢？

　　望着雾霭中的衡阳古城，黄克诚又有些恋恋不舍。在衡阳第三师范的这段生活，他怎么能忘记呢？

　　数十年后，黄克诚回忆道：

　　从1922 年到1925 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受古书的影响，眼界不宽，思想狭窄，只想独善其身，做一个淡泊正直的人，随遇而安，知足长乐。来到第三师范之后，我才开始接触到时代的脉搏，开阔了视野，就如同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突然进入广阔的天地，别开生面。经过三年的摸索、探求，先是在国内的各种救国方案之中，我选择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道路，进而又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①广州东山。国民党中央党部。

　　在一间临时搭就的棚子里，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毛泽东讲授农民运动问题。

　　毛泽东深入浅出的分析、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断赢得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黄克诚端坐在学员队中间，聚精会神地做着记录，生怕漏下一句话。

　　对于毛泽东，黄克诚久闻其名。毛泽东曾在衡阳省立三师的风雨广场上作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给三师的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可惜的是，那时黄克诚还未到三师求学。如今，目睹这位湖南老乡的风采，亲耳聆听他那精辟深邃的讲解，黄克诚一下子喜欢上他的课了。

　　这个所谓“政治讲习班”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开办的，由“湖南政治研究会”②具体负责。三百八十多名学员中大多数是湖南人。讲习班由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等七人组成理事会，作为领导机构。李富春还兼任班主任。

　　讲习班是在1926 年春正式开学的。有关革命的政治理论是讲习班的主要内容，当然也学习一部分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

　　讲习班的课程由汪精卫、陈公傅、高语罕、毛泽东、恽代英、张太雷等著名人士授课。有时，讲习班还邀请当时在广州的其他著名人士前来讲演，宋庆龄、蒋介石、澎湃、吴稚晖等就曾经来讲演过。至于其中的共产党员，还经常到广东省农民协会上党课、参加党小组活动等。

　　讲习班的活动是紧张有序的。学员们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和军事理论，而且开阔了视野，经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

　　广州，是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国民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茶。黄克诚置身其中，深深融进了这浓烈的革命氛围中。

　　然而，国民革命的主旋律中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1926 年3 月20 日，时任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他诬称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阴谋暴动，迸而宣布广州全城戒严，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① 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14 页。

　　顾问办事处，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

　　5 月15 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共产党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必须先经过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等。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实际上是蒋介石伺机篡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信号和步骤。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分歧。陈独秀、张国焘等极力主张妥协、退让，委屈求全；蔡和森、毛泽东等坚决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认为应当予以有力的反击。但是，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蒋介石先是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接着，他又将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安插进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取代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职务，他本人则当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手把持了党政军大权。

　　反共、反革命的火药味开始弥漫开来。

　　黄克诚所在的政治讲习班也受到了军队的监视，不言而喻，是来专门针对其中的共产党员的。

　　接着，教员也好几天没来上课了。

　　黄克诚对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感到震惊，更感到十分困惑。他只是隐约地觉得革命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般简单，而是复杂尖锐的。党内出现不同的意见和呼声，使他陷入长时间的思考，结果是头脑中的疑问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知所以然。

　　当他带着疑问与周围的同志讨论和请教时，他发现，大家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革命形势复杂，党内斗争尖锐，对于刚走上革命道路不久的人来说，疑问与困惑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南粤上空偶有阴云密布，但是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

　　1925 年，国民革命军一举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后，即准备北伐。

　　1926 年2 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深入开展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北伐。

　　1926 年5 月，以黄埔军校部分学生为骨干、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叶挺独立团出师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7 月9 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共十万人，兵分三路，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事集团。

　　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疾步而过。“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张贴在道路两侧。黄克诚一身戎装，鼻梁上架一副眼镜，让人感到既威武又亲切。

　　北伐在即，中央政治讲习班提前结业。黄克诚经过申请，转入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接受军队政治工作训练。训练班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训练之后，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编入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随军进入湖南。

　　因工作需要，黄克诚不久被派往唐生智率领的第八军，担任第四师第十三团指导员办公室政治助理员。

　　一路上，革命宣传工作尽管很辛苦，但目睹老百姓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踊跃欢迎北伐军，黄克诚深受感动，哪里顾得上劳累？！

　　部队进入岳阳境内，与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遭遇了。前方枪炮声大作，震天动地。

　　黄克诚是第一次听到枪炮声，他还以为是鞭炮声，老百姓一定在夹道欢迎北伐军呢，黄克诚心里喜滋滋的。

　　然而，“鞭炮声”非但一直未停，反而更加密集。黄克诚这才明白自己险些闹出笑话。

　　他还未及细想，子弹已经“嗖嗖”地从他头顶或身旁飞过了。

　　毕竟头一次经历打仗的场面，黄克诚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噗噗”，子弹打在身后的土墙上，泥土飞溅。

　　一发炮弹呼啸而来，黄克诚被身旁的一个战友用力一按，两人卧倒在地上。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路旁被掀起了一个土坑，泥土盖了两人一身。

　　黄克诚的战友拉起他就跑，一边跑，一边叮嘱：“要沉住气，别慌张！”

　　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前锋直指武昌。军阀吴佩孚精心构筑了汀泗桥、贺胜桥两道防线，调集其精锐之师，企图阻挡北伐军进攻。他还专门组织了大刀队，并亲临督战，士兵们后退一步，就要被砍头示众。

　　于是，叶挺独立团与之展开了一场血战，战斗异常残酷、激烈。

　　当黄克诚所在的部队抵达时，战役已经以北伐军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汀泗桥到贺胜桥一线，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因为害怕督战的大刀队，许多军阀部队的士兵吊死在树上。当时天气炎热，所有的尸体已经肿胀腐烂，苍蝇成群结队地在死尸上爬行，嗡嗡作响。血腥，尸体腐臭，屎尿臭，汗臭，一同伴随着热风迎面扑来，简直令人窒息。

　　目睹此景，黄克诚再看看英勇牺牲的北伐军战士，内心震撼不已。后来他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死人的场面，给我这个初上战场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亲眼看到革命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此后，战争就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见到流血牺牲也习以为常了。①10 月，北伐军经过数番进攻，终于占领了武昌，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解放了湖北全境。

　　唐生智第八军随即扩编为三个军。

　　黄克诚先是担任第三十六军二师四团教导队教官，旋即被派往下属第三营任政治指导员。1927 年4 月，北伐军兵进河南，与奉军展开激战。黄克诚随军进入豫南。不久，他在郑州晋升为上尉。汉口友益街尚德里。人如潮涌。

　　一个年轻的北伐军军官，穿过拥挤的人流，不时地驻足张望，还不时地向周围的路人打听什么。接着，他径直奔向湖北省总工会驻地而去。

　　来到门前，他先停下步，凝视门口的牌于片刻，便欲进门。“请问，您找谁？”一个看门老人走上前来，拦住了他的去路。

　　“刘少奇先生！”

　　“噢，”看门人一笑，“他在二楼，上楼往右拐！”年轻军官“咚咚咚”

　　迈步上楼，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前。门正敞开着，他止步问道：“请问，刘少奇同志在吗？”“我就是，您有什么事情？”一个正在伏案写字的人站起身来。他身穿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头发很长，瘦高的个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我叫黄克诚，刚刚从河南前线回来，有重要事情向您报告。”年轻军官立正敬礼，说明了来意。

　　刘少奇放下毛笔，快步迎上前来，握住了黄克诚的手，亲切他说：“从前方来的？欢迎欢迎，您请坐！”

　　稍加寒暄之后，黄克诚便向刘少奇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北伐军进入河南前线，黄克诚与第三营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促膝谈心，赢得了基层官兵的拥护和信任。黄克诚深深体会到，政治工作人员只有深入第一线，冲锋在前，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才能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

　　就在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黄克诚所在的三十六军驻地，红枪会组织有相当大的势力。红枪会起源于清代的白莲教、义和团，是一种利用封建迷信组织起来的群众性武装组织。

　　连年兵荒马乱，很多农民走投无路，便加入其中，导致红枪会规模日益扩大。

　　三十六军开始十分重视与红枪会的关系。但是，随着部队节节推进，在后方的信阳、柳林一带，出现了土豪劣绅勾结土匪，以红枪会的名义破坏交通，阻碍北伐军行动的情况，而且情况愈演愈烈，连真正的红枪会也参与进来，挖公路，拆铁轨，严重影响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火冒三丈，进行镇压。

　　这时的黄克诚在革命战火中成熟了许多。他心里琢磨：红枪会破坏交通，确实可恨。然而，他们毕竟是农民，是我们的贫苦弟兄，怎么能忍心向他们举枪呢？可是，自己只是一个营指导员，自己的话又有多少份量呢？一定要制止这场自己人杀害自己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他决定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于是，他来到了武汉，几经周折，找到了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

　　刘少奇听完黄克诚的汇报，眉头拧成了一团。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显然，这事情的确十分棘手。

　　良久，他开口问道：“别的地区红枪会怎么样？”

　　“别的地区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红枪会常常帮助北伐军。”

　　“这就奇怪了！”刘少奇沉吟道，“会门武装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我看这样吧，你先回去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我立即向中央汇报。我们的方针应当是能不动武，就不动武！”

　　“一动武，势必伤害群众。”黄克诚点点头随着答道。

　　两人握手告别。黄克诚顾不上劳累，又踏上了归程。

　　回到驻地，黄克诚协助战区农运委员会很快查出了红枪会破坏交通的真相，使问题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不久，黄克诚升任三十六军二师四团政治指导员。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国民政府内部危机四伏。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终于暴露出其假革命真反共的狰狞面目.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5 月21 日，驻守长沙的许克祥独立团发动叛变，捣毁省总工会等革命组织和机关，释放被关押的全部土豪劣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遭捕杀。

　　中华大地风云突变，东南各省鬼蜮横行。

　　已经迁都武汉的国民政府正面临严重危机。6 月10 日，汪精卫集团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密谋“分共”。远在河南前线的黄克诚虽然不了解后方一系列事件的详情，但是在震惊与愤慨之余，也隐约嗅出了不祥的气息。

　　部队中共产党员纷纷离去，连党员会也没人开了；听说长沙发生了许克祥叛变，有一万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被杀，唐生智口头上声称惩办许克祥，但一直未有动作..

　　黄克诚不禁有些迷茫，自己应该何去何从？留下来会不会出问题？即使离开，又该到哪里去？党组织又迟迟不见来人与他联系。左思右想之后，黄克诚决定请几天假，到武汉找上级党组织请示。

　　这时，武汉空气异常紧张。

　　黄克诚来到武汉，找到了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曹壮父，请求指示。

　　曹壮父问明了黄克诚在团里的各项情况后，认为黄克诚一时还没有什么危险，便要他先回去，三个月内，一定派人与他联系。

　　黄克诚奉命返回驻地。

　　恰在此时，一封家书传来，令黄克诚陷入悲伤中。原来，他的好友黄庭芳被反动派杀害了！黄庭芳是他学生时代的好友。想当年，两人筹组“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一同寻找共产党，一同加入党组织，后来一同进入中央政治讲习班。如今，故人逝去，心痛不已。

　　形势在不断恶化。

　　7 月15 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南国天昏地暗，血雨腥风。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黄克诚对于唐生智的旧军队完全失去了信心。

　　三个月很快过去了。黄克诚望眼欲穿，党组织仍然没有派人与他联系。

　　黄克诚真有些担心失掉党组织关系了。10 月的武汉，雾霭低垂。

　　街上行人稀少，军警荷枪实弹，来回走动。整个武汉已经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黄克诚离开部队，来到武汉，已经有许多天了。寻找党组织，是他再返武汉的惟一目的。

　　这些天来，他不顾危险，天天在街上“闲逛”，希望碰上熟识的党员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好在他身着唐生智部队的军装，不致引起敌人的注意。

　　共产党员被杀、脱党的消息天天出现在大小报纸上，但黄克诚丝毫不为所动。

　　在一个雾气弥漫的傍晚，他又来到街上，四处“闲逛”。当他走到江汉关附近时，迎头而来的一个过路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似曾相识！

　　突然，一道灵光闪过，他记起来了，此人叫何家兴，是四川人，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共产党，后来他还去莫斯科学习过。黄克诚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紧走几步，一把拉住了那人的衣袖：“家兴兄！”那人先是一惊，猛抬头，认出了黄克诚。但是，他稍犹疑片刻，一言未发。

　　黄克诚知道，他对自己有所顾虑，非常时期嘛。于是，黄克诚悄声道：

　　“我是专为找党组织而来武汉的，你知道不知道党组织的下落？”

　　黄克诚开门见山。

　　何家兴听完，下意识地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俩。他顺手从身上掏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匆忙抽笔写了一行字，然后迅速塞到黄克诚手里，一扭头走开了。黄克诚趁四下无人，展开纸条一看，上面写有一个地址。黄克诚明白，这是接头地点。

　　第二天，黄克诚赶往纸条上写的那个地点。

　　在武昌长江边的一条小街上，黄克诚终于找到了接头人。相互一见，大家不禁喜出望外。原来，接头人黄克诚认识，是他在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同学刘镇一、朱国中夫妇。在喜悦的重逢里，黄克诚接上了组织关系。

　　几天后，党组织派人来到黄克诚的住处，交给他一封组织介绍信，派他到长沙，与湖南省委接洽联系，参加湖南地方党的工作。

　　黄克诚离开武汉，径赴长沙。

　　然而，黄克诚来到湖南后，一切并不顺利。

　　黄克诚先在长沙与省委接上关系，等待省委分配工作。几天后，省委介绍他去衡阳，找湘南特委。

　　在衡阳的一个小商店里，黄克诚按预定接头办法前去接头时，对方不肯与他接头。

　　黄克诚十分纳闷，回到住处仔细一想，不禁笑了：自己身穿一身国民党军装，谁敢轻易相信自己，与自己接头呢？！如今，这副行头，不像在武汉，派错了用场。黄克诚便几次三番去接头处，与对方搭话，但人家不理不睬。

　　黄克诚真是没了办法，现在自己该如何是好呢？黄克诚最后决定，先回家乡永兴。那里熟人多，说不定能找到当地党组织，然后再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

　　一生刚正耿直、严以律己的黄克诚在回顾大革命失败前后自己的表现时，用朴实而率真的笔触剖析道：

　　回顾大革命失败前后这段历史，深感自己的政治水平大低，思想幼稚，在许多问题上都带有盲目性，更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革命运动的曲折性。因而，我对大革命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相继叛变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曾对陈独秀颇为迷信，以为此人很有本事，在党内很有威望。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陈独秀所推行的右倾投降路线，正是大革命失败得如此惨痛的原因之一。..而我自己当时好像蒙在鼓里一样，在武汉国民党公开叛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还不知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了。

第二章 战湘南上井冈壮志终不移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刀之下。

　　1927 年8 月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 月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从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9 月9 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不久，起义队伍奔赴井冈山地区，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12 月11 日.广州起义爆发。

　　全国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1927 年秋。新谷刚刚登场。

　　黄克诚步履匆匆，回到了家乡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故乡的山山水水已经近在眼前，久违了的稻谷香味不知不觉扑入鼻孔，黄克诚内心深处不禁生出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自从踏上革命征程的那天起，他已经将整个身心交给了党，交给了所有的劳苦大众。革命活动的繁多，北伐战场上的拼杀，使他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想家，想念家中的老父老母、兄嫂小弟。如今，看到母亲那瘦削的身影，那喜极而位的表情，看到父亲虽一言未语，但眉宇间掩藏不住的关切与探询，看到兄嫂、小弟笑逐颜开的样子，黄克诚的眼睛湿润了，他心里感到是那么的歉疚与不安。

　　一切很快安顿下来。农村的生活是平淡而又清苦的。

　　亲情纵然让人感伤难忘，但是黄克诚并没有忘记回来的初衷：寻找当地党组织，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因此，短暂的休息之后，黄克诚井没有沉迷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里，他开始频频出没于县城、村落间，一边详细了解家乡党组织的情况，一边设法联系一些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以期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迅速开展革命活动。

　　白色恐怖也笼罩着永兴这座偏远小城。

　　黄克诚的好友，永兴县共产党的创始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黄庭芳就是在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残酷杀害的。

　　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尹子韶，这位黄克诚读高小时的老师，则被冠以“暴徒头子”，正遭敌通缉。

　　永兴县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

　　很多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其中不乏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积极分子，但苦于无法与党组织联系，都暂时躲藏在家乡。

　　黄克诚了解到这些具体情况后，首先与外地返乡的学生刘申、邝振兴、李卜成、刘木等七人建立了联系。说来也巧，他们曾是“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与黄克诚早就相识相知了。

　　接着，黄克诚又与尹子韶联系上了。

　　但是，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

　　就在黄克诚等人积极寻找党组织时，党组织并没有忘记永兴。湘南特委专门派遣向大复来到永兴，主持开展永兴县的工作。

　　黄克诚得到消息，便约刘申、邝振兴等五人进城。在一家照相馆里，他们终于找到了以照相为掩护的向大复。

　　黄克诚就用省委介绍信与向大复接上了组织关系，同时，他又将李卜成、尹子韶、刘木等人介绍入党。

　　这样，黄克诚终于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了。

　　月高风清之夜。

　　永兴城北，白头狮宝塔里，正在秘密召开中共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

　　特支书记向大复主持会议。

　　向大复心里非常高兴。他刚来到永兴不久，苦于联络的人少，无法迅速开展活动。黄克诚主动带领尹子韶、邝振兴等人前来联系，还介绍几个人入党，无疑壮大了队伍。要知道，与会的十几个人里，大多数是黄克诚带来的人。

　　向大复满怀激情地传达了不久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这个决议是由瞿秋白主持通过的，它在分析了当前形势之后，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号召全党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

　　这些主张指明了今后的革命方向，鼓舞了士气，因而博得了与会同志的拥护。

　　但是，黄克诚在赞成和拥护之余，又似乎感觉出一点不妥。因为决议提及在工农武装暴动中，对豪绅工贼反革命、对店东、商人等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毫不犹豫地实行革命的专政，而且对群众过激的革命行为，不许加以阻止..特别是向大复在传达决议中，反复提出：“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

　　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这些都使黄克诚觉得有些太过激。

　　或许是决议鼓舞了人心。决议刚传达完，立刻有人站了起来，情绪激昂：

　　“我同意这个决议！我们应该组织农民暴动，为死难同志报仇！”

　　话音刚落，邝振兴立刻补充道：“我认为应该立即组织农民暴动，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决议！”

　　听完他的话，大多数同志也群情激昂，大家七嘴八舌，表示同意邝振兴的主张。

　　黄克诚注视着黑暗中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心中却有另一番盘算。

　　沉思良久，黄克诚终于站了出来，郑重他说道：“同志们，我赞成组织农民暴动的计划，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不赞同立即暴动。我认为应该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暴动准备条件，然后待机而动。”

　　黄克诚的一番话如异峰突起，与会同志都静了下来。

　　继而，有人大声指责黄克诚：“你这是右倾，胆小怕死！许克祥叛变后，浏阳的数千农军进攻长沙，而右倾机会主义者下令停止进攻，结果怎样？失败！令人痛心啊！”

　　黄克诚听出来了，那是邝振兴的声音。

　　邝振兴的话听起来义愤填膺，十分在理。大多数同志连连点头。

　　“右倾”这顶偌大的帽子，黄克诚并不在意。他只关心一点：在不具备立即暴动条件的情况下，硬拼将是十分危险的。

　　他据理直言道：“目前，立即举行暴动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工作基础。大家十分清楚，我们的人全部加起来才几个？人数太少了。连‘暴动积极分子’都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就能够把暴动搞起来吗？”他诚恳地向大家说：“右倾，我们当然要反对。可是，不顾实际的盲动，是要吃大亏的。”

　　然而，急于看到革命成功的愿望已经使得人们情绪高涨起来。黄克诚的声音太微弱了，没有人听得进去。不仅如此，黄克诚遭到了同志们的严厉批判。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黄克诚坦然处之。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表达自己的净净忠言，有什么可怕的？

　　然而，事实绝非这么简单。若干年后他回忆说：

　　后来的永兴县委也一直认为我右倾，以至于暴动胜利后有一段时间不让我参加县委。①黄克诚也绝对想不到，这仅仅是个开始。在他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右倾”这个字眼将与他结下不解之缘，他将要为此遭受数不清的指责与磨难。

　　说来有趣，严厉批判终究代替不了严酷现实。

　　在商讨暴动的具体步骤时，特支书记向大复还是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

　　会议决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党员分头下去联络暴动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于是，永兴全县以便江为界，江东地区由向大复负责，江西地区由黄克诚负责。

　　准备暴动终于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

　　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转眼间，春节越来越近了。一天，几个到粤北乐昌县挑盐的农民带给黄克诚一个非同一般的消息：那里来了红军，为首的姓朱，他们打垮了白军，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那几个农民还喜滋滋地告诉黄克诚，平时一担盐十块钱，现在红军只卖一块钱！

　　黄克诚听完，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他敏锐地意识到举行暴动的时机来了。

　　他立刻找来尹子韶、刘申等人商议。

　　黄克诚还提议，由尹子韶亲自领导这场暴动，因为他曾担任过县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作为“暴动头子”，他在广大“暴徒”和农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

　　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一致赞同。

　　一支一百多人的暴动队伍组织起来了。

　　黄克诚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位姓朱的红军首领便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他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历经艰险，由粤北直入湘南。

　　在湘南特委、宜章县委的配合下，他们率领队伍巧取宜章县城，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

　　这消息像一阵春风，迅速吹遍湘南各县，工农群众纷纷揭竿而起..

　　永兴县油麻圩。

　　一片红色的海洋，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红色的头巾，红色的臂箍，红色的腰带，红色的裹腿，连人们脸上也洋溢着喜悦的红光。

　　很短时间里，黄克诚和他的战友们将暴动队伍扩到了一千多人！

　　队伍刚刚组织起来时，还只是大刀、梭镖这些原始的武器。

　　但是，搞到武器的机会很快来了。

　　黄克诚了解到，一股从宜章溃退的反动民团溜到了永兴板梁村。他与战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51 页。

　　友们一商量，决定派人去消灭这股敌人。夺取枪支，武装自己。

　　尹子韶奉命率领暴动队伍连夜奔赴板梁。

　　敌人一路奔波逃命，早已疲惫不堪。来到板梁村，恨不得立刻躺下来，睡个好觉。但是，忽然间喊杀声四起，将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一个个跪倒在地，主动缴械投降。

　　暴动队伍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缴获了二十多条枪。黄克诚等人将队伍拉到了油麻圩一带，积极广泛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将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很多农民纷纷参加暴动队伍。

　　此时，共产党员刘木也在油榨圩一带组织农民暴动，拥有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

　　朱德、陈毅率部自宜章取郴县，进耒阳。路经永兴时，留下了一个主力排，帮助永兴暴动武装夺取县城。

　　夺取永兴县城已是箭在弦上。

　　永兴县城并无国民党正规军，因而黄克诚等与刘木合兵一处，又得到主力排的帮助，轻取永兴。

　　几天后，永兴县城太平寺人山人海，施旗飞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永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同时，永兴县特支也改为县委，湘南特委派李一鼎担任县委书记。

　　永兴县所有的暴动武装合编成为永兴红色警卫团，尹子韶担任团长，黄克诚当选为党代表兼参谋长。

　　黄克诚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立革命政权的繁忙工作中。就在大家忙忙碌碌分赴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时，黄克诚发现邝振兴躺倒不干了。

　　原来，邝振兴在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他一气之下跑回家里，不肯出来了。

　　黄克诚闻听此事，操起了政治工作的老本行。他亲自去邝振兴家中看望，一再动员他出来继续革命工作。但是，无论黄克诚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说，邝振兴执意不从。

　　黄克诚灵机一动，想起了他批评自己的事，于是质问邝振兴：“过去你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胆小怕事，现在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你却躲起来了，你这是什么主义？”

　　这句话果真起了作用。邝振兴低下头，无言以对，终于又出来工作了。

　　水兴暴动胜利之后，身为永兴县委军事工作负责人，黄克诚先后派遣尹子韶率警卫团去支援资兴、安仁暴动。

　　一时间，湘南各县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镰刀斧头旗高高飘扬。

　　郴县县城火光冲天，街道、房屋、商店瞬间化为乌有。整个县城瓦砾遍地，一片废墟。

　　这是湘南特委执行过左政策的结果。

　　居民们茫然了。

　　房屋烧得一空，人们住在哪里呢？又如何维持生计？在茫然之余，人们不禁生出一阵反感。地主豪绅反动派趁机煽动农民“反水”。

　　与此同时，郴县城郊，中共郴县县委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烧掉城郊的房屋。

　　本来，农民是支持革命的，积极参加暴动，但一听说烧了县城之后又要烧郊区村庄，不少农民情绪激动，当场撕下红袖标，换上白袖标，打起了白旗，而且将在场的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干部打死。湘南特委的这一套“左”

　　倾做法，搞得人们恐慌不安。自从湘南各县暴动以后，以陈佑魁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坚决贯彻执行翟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他们不仅要求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求将衡阳到坪石间道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统统烧掉。理由是“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房可住，从而阻止其进攻。”

　　事实上，这种做法，是不得民心的。

　　阳春三月，春耕正忙。

　　黄克诚在屋里来回踱步。

　　对于湘南特委大烧大杀的指示，黄克诚实在不敢苟同。水兴暴动胜利后，县肃反委员会处决了一个大恶霸地主，这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肃反委员会竟然连这个地主的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说是斩草除根。黄克诚力持异议。他觉得尚未成年的孩子有什么罪？于是，他和肃反委员会的同志们争执起来。结果，黄克诚被指责为“右倾”，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至于烧房子，黄克诚心里很是抵触。

　　但是，上级关于大烧大杀的指示已经传达下来，怎样去实施呢？

　　黄克诚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黄克诚的哥哥来了。他哥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十分同情革命。

　　黄克诚便向哥哥问起老百姓对于乱烧房子的看法。哥哥告诉他，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一百个支持。但是，大家对烧房子很有看法。

　　哥哥谈到这里，悄声说道：“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可惜！就算是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配给穷人住嘛。烧房子的做法很不得人心，使老百姓不得安身。”

　　哥哥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黄克诚陷入沉恩。

　　永兴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执行湘南特委的指示。县委书记李一鼎是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人。会议一开始，他就布置起大烧大杀的任务，也不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他刚布置完任务，黄克诚站了起来，他的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这种做法是不得民心的。”李一鼎不容他说完，脸色一沉：“执行党的决议是不能打折扣的，你还是党员吗？！”

　　“正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所以才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使党免受损失。”

　　“你这是右倾！”李一鼎声色俱厉，“我命令你立刻带人火烧县城！”

　　“这种做法，会计老百姓不得安身。我拒绝执行。”黄克诚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哥哥的声音。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执行！否则将予以严厉处分！”李一鼎勃然大怒。

　　黄克诚沉默不语，很久很久，他才吐出一句话：“我服从组织决定。”

　　黄克诚被迫负责火烧永兴县城。

　　一场大火烧下来，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少许商店化为灰烬。但是，人们发现大部分房屋商店仍然“幸免于难”，完好无恙。

　　原来，黄克诚在执行上级命令时，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总算使永兴县城房屋商店大部分保留下来。

　　这时，湘南特委委员周鲁来到了永兴。他是作为特派员到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返程路过永兴的。

　　周鲁在言谈话语中，对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大谈特谈毛泽东右倾，不实行烧杀政策等等。

　　黄克诚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欣慰。毛委员也这样抵制，说明自己的认识是有道理的。

　　大烧大杀的做法，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一天，县委接到情报，马田圩高亭司一带的农民，在地主豪绅的煽惑下，打出白旗，反对苏维埃政府。

　　县委当即决定，派尹子韶等率领队伍前往镇压。队伍出发后，在县城坐镇指挥的黄克诚却总是安定不下来，他十分担心尹子韶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导致对“反水”农民乱烧滥杀的报复行动。

　　反复斟酌之后，黄克诚连夜离开县城，追赶尹子韶的队伍。事情果然不出黄克诚所料，当他拂晓赶到马田圩时，尹子韶正在指挥部队放火焚烧打白旗的马田刘家村。偌大一个村庄，已是一片火海。

　　黄克诚紧忙找到尹子韶。尹子韶告诉他，他们正打算再去烧另外几个打白旗的村子。

　　黄克诚暗自庆幸自己来得及时，他坚决制止了下一步的行动。

　　他先极力说服尹子韶，然后召开了干部会。

　　他向大家一再说明，这种蛮干的做法太脱离群众，到头来只会造成我们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反而让反动派趁机利用。黄克诚郑重宣布，今后不许烧农民的房子，这是部队的一条纪律，务必严格遵守。

　　耒水岸边的永兴县城，秩序如常。

　　由于邻县桂阳发生农民“反水”骚乱，永兴县委派尹子韶带领警卫团前往镇压，朱德也派出一个排兵力支援。这样，永兴县城仅留下了不足三分之一的兵力驻守，由黄克诚负责指挥。

　　湘南暴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恐慌。敌人集结重兵镇压。敌强我弱，敌人一路气势汹汹，取耒阳，扑永兴。

　　黄克诚对此并不知晓，直到来阳失守，敌人快要进入永兴境内了，他才得知消息。

　　军情紧急！黄克诚去找县委书记李一鼎。

　　他向李一鼎建议，尹子韶率领的警卫团主力应该迅速回防，同时分散在各区乡的干部和武装也应速来县城集中。这样，不但可以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而且一旦情况危急，也可以有组织地撤退，免遭无谓的损失。

　　其实，敌人大举进攻耒阳的消息，李一鼎早就知道了。

　　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所部一直与县委保持联系。但是李一鼎并没有将消息告诉黄克诚，而是守口如瓶，让黄克诚蒙在鼓里，毫无准备。

　　李一鼎听完黄克诚的建议，大为不满。他忍不住严厉叱责道：“你真是右倾得很！简直是个怕死鬼！敌人还没有兵临城下，你竟然考虑撤退了。”

　　李一鼎厌恶地看着黄克诚，想着这个人一贯右倾，处处与县委唱反调！

　　一连串的事情浮现在他眼前：

　　永兴暴动时，大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队伍的陈甲衡，躲在家里，不肯出来革命。暴动胜利后，竟然来县委要求工作，分享革命果实！李一鼎与县委认为，他脱离革命就是叛变，于是决定予以处决。但是，黄克诚站出来唱反调，说什么，把陈甲衡放了，在实际工作中考验。

　　还有一次，县委认为一名干部与农民“反水”骚乱有牵连，开会讨论是否杀掉。又是黄克诚认为证据不足，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并且影响了一部分同志，保住了这名干部。在小事上右倾，在上级指示面前，黄克诚更是处处提意见，消极执行。

　　这样的人能充分信任，委以重任吗？李一鼎一心这么想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敌人占领耒阳，大举进攻永兴的事，他就不告诉黄克诚。

　　敌人正迅速逼近永兴县城。

　　黄克诚再次向李一鼎建议：永兴红色警卫团仅有三分之一的兵力留守永兴，枪支才二十多条，况且还有一批家属，事不宜迟，应该连夜撤离县城。

　　李一鼎当即予以否决。

　　等到敌人兵临城下，李一鼎才回过味来，命令黄克诚指挥部队，掩护县委撤退。

　　为时晚矣。县委机关和部分家属安全撤离了。可是为了掩护他们，邝振兴等一大批干部壮烈牺牲了。分散在各区乡的干部和武装在一无所知、未及准备的情况下，全部被敌人打散，损失殆尽。特别是，远在耒阳的尹子韶所部全部遇害，连一人一枪也没有回来。

　　数十年后，黄克诚依旧为此深深自责：

　　我虽不能原谅李一鼎那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不负责任作风，但作为县委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我还是深深地责备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于麻痹大意，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未能做到及时掌握敌情，以致在敌人迫近的情况下，来不及采取应变措施，而使我们的同志付出了重大牺牲。①由于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在湘粤两省敌军南北夹击之下，加之湘南各县起义武装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湘南起义失败了。3 月底，朱德、陈毅率部以及各县农军撤离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黄克诚带领从永兴撤退的八百多人几经辗转，进入酃县。在这里，县委将全部人员改编为永兴独立团，以黄克诚为团长，由李一鼎担任党代表。

　　随后，永兴独立团向井冈山进发。

　　巍巍井冈，生机盎然。

　　松涛阵阵，楠竹青青。鲜红的杜鹃花漫山遍野。5 月，井冈山砻市，风和日丽，碧空如洗。

　　龙江南岸的沙洲上，正在举行大会，庆祝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全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共三个师八个团，一万余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黄克诚被任命为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即原来的永兴独立团）团长。

　　消息传到三十五团驻地大陇，黄克诚与全团将士无不欢欣鼓舞。

　　几天后，红十二师师长陈毅从砻市来到大陇，视察三十五团。

　　黄克诚向陈毅详细介绍了三十五团的整编情况，同时将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向陈毅提了出来：自己身体较弱，视力也很差，不太适合于团长这一重要职务，希望还是做政治工作，这样比较适合。

　　陈毅爽朗地笑了，他操着一口四川话，对黄克诚说：“要得，要得，可以给你们派一个团长。不过，团长没有派来之前，同志哥你还得当下去哟。”

　　根据红四军军委指示，黄克诚率三十五团先上井冈山，尔后到达遂川黄坳，在黄坳与江西军阀朱培德的一个营打了一仗，取得胜利。然后，随十二师进驻永新拿山，一边发动群众，一边加紧训练。

　　不久，红十二师撤消，整编为第三十团，原有各团相应缩编为营。黄克诚担任第二营党代表。

　　一个星期以后，三十团重返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距离敌人统治区域较远，地势险要，交通较为闭塞，群众基础好，是个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但是，井冈山毕竟是个腹地不开阔的山区，这样一个不大的地方要想供给红四军一万多人的吃住，是十分困难的。况且，湘南暴动队伍中，妇女、老人、小孩常常混杂其中。所以，红四军军委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决定将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县农民武装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各县，去打游击。

　　一天深夜，部队宿营大井，李一鼎将上级指示告诉黄克诚。

　　黄克诚感到十分突然，心下存有疑问：我们湘南各县武装转移到井冈山后，对于目前各县情况并无了解，贸然匆匆分散回去，有没有危险？至少把握不大。

　　不过，疑虑虽有，黄克诚并没有提出来。接二连三被批判为右倾，使他慎重了一些。

　　命令很快传达下来。黄克诚被任命力第二路游击司令、刘承高、曹福昌任副司令，李一鼎为党代表，永兴县委书记。

　　部队于第二天返往湘南。

　　队伍行至途中，李一鼎突然找到黄克诚，告诉黄克诚，他要到衡阳找特委，让黄克诚代理县委书记。说完，李一鼎带着妻子扬长而去，沓无音信。

　　重担落在了黄克诚一人的肩上。他不知道，此行充满着荆棘与危险，最终使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

　　永兴县城郊。夜幕已经降临。

　　在县委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部队在城郊附近宿营时，黄克诚得知永兴县城已经驻扎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相形之下，黄克诚手下的这几百号人，只有二十多条枪，而且携有不少老幼妇女，战斗力可想而知。黄克诚明白，何去何从，应当迅速决断。

　　因此，他召集了县委和游击队的干部，商讨部队的行动部署。

　　黄克诚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敌强我弱，众寡悬殊，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游击队无论攻打县城，还是渡过耒水到江西地区，都不可行。

　　如果让敌人发现了，情况定然危急。黄克诚进而提议：先动员妇女老幼分散回家，其余同志在永兴、资兴、安仁三县之间开展游击战，一旦情况有变，也可以向井冈山靠拢。

　　无疑，黄克诚的建议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因而得到了县委几位同志的支持。

　　但是，游击队中的同志沉默不语。

　　这时，副司令刘承高提出相反的意见：“我们应该去攻打永兴县城，要不然就过江到西岸去。”

　　刘承高是个江湖气颇重的人，不懂多少革命道理。永兴暴动时，他十分勇敢，因此很有些号召力。

　　刘承高的一番话，确实道出了游击队中绝大多数人的心声。游击队里多数是耒水西岸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组织纪律性很差，上井冈山这么长时间了，思家心切，恨不能赶快回到家乡，谁会愿意到三县交界处打游击？

　　经刘承高这么一鼓动，立刻有几个人站出来响应。黄克诚极力劝说，并晓以利害。但对这些家乡观念极重。又无多少军事常识的农民来说，一切无济干事。

　　刘承高更是振振有词：“你既然把我们从家乡带出来，就得把我们带回家乡去。”

　　不少人随声附和，异口同声，要求过江回家。

　　夜色已深，黄克诚苦口婆心的劝说却招来一些人的烦恼。“我们太累了，要睡觉！”不少人叫嚷。

　　既然仍旧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黄克诚只好宣布散会。他打算先宿营休息，明天再讨论。

　　连日行军让人疲劳不堪，黄克诚一倒下便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已是阳光初照。

　　黄克诚环顾四周之后，大吃一惊。原来，除了他和李卜成、刘申、黄平三位同志以外，整个宿营地空无一人！黄克诚立刻明白：刘承高拉起队伍悄悄跑掉了！四人又惊又气，你看我，我看你，别无良策，只好去追赶大部队。

　　刚走了不远，前面枪声四起。

　　黄克诚等不禁加快了脚下的步伐。不一会儿，只见两个背枪的战士跑了过来。

　　四人上前追问个究竟。两名战士告诉他们，队伍还没有接近县城，忽听到枪响，大家乱了营，四散而逃，跑回家去了。黄克诚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活生生的几百号人，一夜之间就垮掉了！

　　这件事使黄克诚受到了深刻的教训，一支军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是十分危险的。现在，自己身边只剩下五个人了，怎么办？黄克诚暗问自己。

　　黄克诚与其余五个人一商量，决定去追赶耒阳县游击队。耒阳游击队人多枪多，力量比较强。黄克诚与其负责人也很熟悉。先跟随他们活动，再图良策，也不失一个好主意。黄克诚一行六人很快追上了耒阳游击队。

　　为了便于活动，耒阳游击队的领导与黄克诚等想出个主意，部队扯起国民党军队的旗号，伪装成白军。

　　这个办法十分奏效。队伍大摇大摆进入了一个小镇，出敌不意地歼灭了一个民团，不但缴获了几十支枪，还缴了几千块银元。

　　这一小小的胜利，使不少人忘乎所以，竟然于起了杀人放火的事情，把银元也按人头分了。

　　黄克诚一见，急忙上前劝阻。但是，根本没人听！杀人，烧房子；烧房子，杀人。黄克诚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心中气愤，但无可奈何。

　　接着，部队也犯了与永兴游击队同样的毛病，大家吵吵嚷嚷，要求打回家乡去。

　　黄克诚只好带领李卜成等五人脱离他们，回到永兴。永兴到处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到处是敌人的盘查哨卡。黄克诚、尹子韶等人被列为“共匪要犯”，通缉令贴满城乡各处。黄克诚等只好分开来活动，黄克诚带着李卜成潜回家乡油麻圩下青村。

　　下青村附近的一座山下，黄克诚与李卜成懒散地躺在山坡上晒太阳。

　　两人看上去脸色过于苍白，蓬散着头发，衣着破旧。黄克诚和李卜成回下青村后，一直潜伏在山上，以免被敌人发现。

　　黄克诚的父亲是反对他参加革命的，因而黄克诚回家后，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回来，便设法与哥、嫂联系上了。哥、嫂对他十分关心和同情，每天嫂子偷偷上山给他和李卜成送饭，还帮他们打探消息。

　　后来，黄克诚和李卜成就白天躲进密林深处，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摸回村，在自家房后的猪栏上睡上一会儿。天刚蒙蒙亮，嫂子便将黄克诚二人喊醒，让他们赶快上山去躲藏。

　　日子一天天过去，消息却越来越糟糕。

　　自从暴动队伍撤离，拉上井冈山后，湘南各县沦落敌手，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大屠杀，仅永兴一县就有三千多人被残害。

　　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县游击队返回湘南各县后，都被打散垮掉了。

　　湘南特委音讯全无。

　　永兴党组织已经遭受极度破坏。

　　黄克诚、李卜成试图寻找党组织，几经努力，但一无所获。

　　黄克诚与李卜成隐蔽活动时间一长，反动民团似乎察觉到一点风声，不断派人上山搜捕。

　　在目前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之下，继续在村子里潜伏并非长久之计，但是，不在这里又到哪里去呢？

　　黄克诚左思右想，决定离开永兴，到外边寻找党组织。李卜成对此表示同意。

　　两人便开始了外出的准备。这不，两人每天在山下晒太阳，就是为了外出找党组织。因为，在山林里呆久了，很少见阳光，两人脸色苍白得很，如果外出，肯定惹人注意。

　　这时，黄克诚的弟弟送饭来了。

　　黄克诚接下饭篮，打发弟弟一走，便对李卜成说：“这几天风声很紧，我们还是把饭拿到山上去吃安全些。”

　　李卜成晒着太阳，不以为然：“你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

　　黄克诚也不搭话，端起饭就往山上走。

　　李卜成尤奈，只好随着黄克诚上了山。

　　两人刚爬上一个高坡，还没有进入树林，一股民团突然出现并包围了山下的村子。

　　两人见势不妙，一头钻进了树林里。

　　李卜成内心紧张，一慌神，摔了个大跤。

　　黄克诚一瞧他那副样子，与刚才不以为然的神情判若两人，忍不住半开玩笑道：“你慌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

　　李卜成有些不好意思：“幸好我们没有在山下吃饭，不然的话，这次可就逃不脱了。”

　　黄克诚与李卜成不知道，黄克诚的弟弟在送饭回家的路上就被敌人抓住了，好不容易才脱身。但是，敌人冲进黄克诚的家，把他老父亲抓起来拷问，并且将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打谷场上，逐个辨认，企图抓住黄克诚，折腾半天，毫无所获。黄克诚的父亲并不知道儿子潜伏在家，但是敌人仍不放过他，想把他带走。幸而有个豪绅说了句：“这老家伙一点油水也没有，带走也没有什么用，反而白管饭。”于是，敌人才把老人放了。

　　经此一事，黄克诚二人知道此地已经不可久呆，他们决定离家出走，寻找党组织。

　　临走之前，已经在山林潜伏几个月的黄克诚终于回家与父母见了一面。

　　父亲不过是个老实、胆小怕事的农民，凭空遭受抓捕拷问，自然心中窝火，所以一见黄克诚，气得暴跳如雷，一边用手指着黄克诚，一边放声大骂。

　　但是，毕竟是自己儿子，骂着骂着，已是气噎哽喉，不能成声。慈祥善良的母亲也在一旁说起了风凉话：“这都是你们让他出去读书的报应！这下可好，读书读成气候了，读得好！读得好嘛！”

　　哥哥、嫂子、弟弟站在旁边，不便作声。

　　黄克诚面对老父老母，心情复杂，想说几句，又不知道怎样开口。于是，一扭头出了家门。

　　黄克诚未曾想到，这是最后一次与老父老母相见！当他再次回来时，只能在父母那长满乱草的坟前加把土，来抚慰父母在天之灵了。

　　一个月落星疏之夜，黄克诚与李卜成悄悄翻过黑黝黝的山峦，离开家乡，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艰辛征途。上海。五光十色，一片繁华。

　　黄克诚与李卜成走出火车站，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忐忑不安。

　　自从离开永兴，两人下轮船、爬煤车、坐火车，一路辗转，一路风尘，终于来到了上海。

　　他们途经长沙、南京时，试图侥幸碰上个熟人，寻找到党的关系，但是一切都是徒劳。

　　上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许能够找到党的关系。可是，两人初来上海，人生地疏，听说上海又很大，希望碰上一两个熟人，不亚于大海捞针。置身于拥挤的人流，繁华的街道上，两人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两人先找了一个便宜的住处，然后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不懈努力。

　　他们白天四处游荡，希望碰上个熟识的同志；有时，走累了，就钻进书店看书。

　　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两人身上已是一文不名，生活日见拮据。

　　党组织找不到，生活没有着落，房东天天逼租，两人心中焦急，开始四处我工作，厚着脸皮去找人求助。

　　一天，黄克诚在报纸上看到了“黄壁”这个名字，他不禁怦然心动。黄壁是永兴县人，曾留学日本，在家乡颇有名气，因而黄克诚久闻其名。黄克诚从报纸上得知，黄壁现在上海兵工厂担任炮弹部主任。黄克诚赶紧用化名给黄壁写了封信求助。几天之后，黄壁回信了，约黄克诚到厂里面谈。黄克诚真是喜出望外。他立即赶到了上海兵工厂，黄壁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谈几句话，黄壁因有要事，便委托他的亲戚兼同事与黄克诚面谈。

　　不一会儿，黄壁的那个亲戚兼同事走进了办公室。黄克诚一见，心中吃了一惊。原来，此人叫邓丰立，与黄克诚的姑父同村，是当地有名的大恶霸，湘南暴动失败后，此人杀害了不少参加暴动的农民和共产党员。黄克诚与他曾谋过面。也许是这几年来黄克诚变化比较大，邓丰立并没有认出他来。

　　几句寒暄过后，邓丰立问起了黄克诚过去的情况。黄克诚镇定自若，编造了一些情况，一副素不相识的样子。邓丰立得知他是永兴下青村人，突然问道：“下青村有个黄时瑄，你认识吗？”

　　黄时瑄是黄克诚读私塾时的名字。黄克诚坦然回答：“过去在家时认识他。”

　　邓丰立追问：“黄时瑄现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黄克诚答道：“我离家出来很久了，从没有跟他联系过，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邓丰立恶狠狠他说：“他是个杀人放火的共产党！”黄克诚故作惊讶：

　　“啊？！他那样的人还会是共产党，真想不到。”

　　“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邓丰立声色俱厉，“我要是见到他，决不能轻饶他！”

　　“他那种人也会搞暴动？真看不出来。”黄克诚一声感叹。黄克诚把话题一转，问起了邓丰立一家人的情况。最后，当黄克诚从对方口中得知黄壁今天不能回来时，他赶紧说道：“既然黄壁先生今天不能回来，那么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就此告辞了。”

　　说完，黄克诚起身告退，邓丰立一直送到工厂门口才回去。黄克诚目送邓丰立远去，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看看自己的手心，已是一把汗。

　　黄克诚再不敢去找黄壁，只好另谋他路。

　　天气越来越冷，雪花漫天飞舞。街道上湿漉漉的，行人稀少。

　　黄克诚与李卜成经济来源早已断绝，日子更加窘迫，党组织也一直寻找不到，看着窗外雪花在寒风中飘舞，心里不免苦涩。现在已经是1929 年的1月了。党组织到底在哪里呢？几天之后，天空晴朗，太阳也露出了笑脸。

　　黄克诚和李卜成正在商量如何摆脱目前困境，曾希圣突然出现在他俩面前！曾希圣是黄克诚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两人又同人广州政治讲习班，相互十分熟悉。

　　曾希圣听说他俩在上海，费尽周折，才找到他们。他告诉黄克诚、李卜成，他已经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了。原来，他哥哥在中央军委工作，他也是来到上海找到党组织的。

　　黄克诚、李卜成闻听，高兴极了，忍不住流下喜悦的泪水。对于饥寒交迫，终日寻觅党组织未果的他们来说，这个消息真是天大的喜事！黄克诚、李卜成马上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请求接上组织关系，并委托曾希圣的哥哥转交党中央。

　　党中央很快派人来看望他们，接纳了他们的组织关系。看到他俩天寒地冻还穿着单衣，党组织立即给了他俩六十块钱，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法租界的一间亭子间里，黄克诚与李卜成终于有了个安居之所。

　　他们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平静间隙，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党中央派人送来的六大会议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各种革命刊物等。

　　黄克诚读得十分认真，边阅读边思考，这使他对革命问题的理论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这期间，他才知道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是左倾盲动主义。在此之前，虽然他被多次指责为右倾，但是，对于什么是右倾，黄克诚并不很了解。

　　经过一段平静的学习生活之后，中央军委派人来与他俩谈话，要他们自找职业，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于是，黄克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往河北唐山原唐生智的部队，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武汉。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训处图书室。

　　黄克诚身穿国民党少尉军服，清查整理图书。

　　黄克诚怎么从河北唐山一下子来到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原来，黄克诚从上海抵达唐山后，一直呆在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一五八旅。这支部队原是唐生智的嫡系，也就是黄克诚北伐时期所在的部队。因而，黄克诚的故旧相识很多，包括旅长凌兆尧。

　　黄克诚来到这里后，一边接触一些中下级军官，他们多是黄克诚在教导队教过的学生，一边抽空接触附近煤矿的工人，主要为今后开展革命工作作些调查、准备。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旅长凌兆尧一直不给他安排工作。原来，凌兆尧对他起了戒心，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无奈，黄克诚辗转南下武汉，通过故旧，进入了国民党陆二师政训处。陆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耳目众多，政训处主任康泽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学生，所以，黄克诚在陆二师十分谨慎，小心翼翼地开展革命工作。

　　尽管如此，也难免有危险。

　　一天，黄克诚与一个同乡军官在闹市区闲逛，突然与一个人迎面而遇。

　　此人叫刘雄，永兴一个大地主的儿子，曾与黄克诚在衡阳三师同窗。湘南暴动时，刘雄家被暴动农民搜抄，他的一个兄弟也被杀。于是，刘雄与家人疯狂报复，将一大批暴动农民和共产党员捕杀。

　　黄克诚与刘雄相识，这只疯狗一向以搜捕共产党人为己任，如果让他认出、他岂能放过？

　　不过，回避为时已晚！黄克诚灵机一动，主动迎上前去，来了个先发制人，“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一向可好？”黄克诚一边故作亲热，一边紧紧攥住了刘雄的手。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刘雄有点瞠目结舌，一时反应不过来。接着他想抽出手，说点什么。

　　黄克诚岂容他开口，他更加用力地握着刘雄的手，自己则继续说些无关痛痒的亲热之词。

　　刘雄有些发急，极力想开口说话。

　　黄克诚哪里管他，一口气说完，不等刘雄反应，猛地一松手，钻进了拥挤的人流中。

　　与黄克诚同行的老乡见状，心下已然明白，赶紧又抓住刘雄的手，继续与刘雄搭茬说话，使他难以脱身。

　　黄克诚藉此从容地跑脱。虚惊一场之后，他再也不轻易上街了。

　　不久，那个刘雄发现并告发了黄克诚的患难之交李卜成，将李卜成残忍地杀害了。

　　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日子是很难熬的，当然也促使黄克诚去思考很多问题。他在后来回忆道：

　　这期间，我思想上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目前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现实，认识到我们在军队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军权，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深深感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

第三章 打长沙渡赣江肃反憾终生



　　“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这个信念一旦确立，黄克诚即刻开始付诸行动。他先是设法将自己辗转唐山、天津、武汉、河南、南京等地，最后来到陆二师政训处的情形，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接着提出了到游击区去参加军事斗争的请求。然后，他离开陆二师，经南京赶赴上海。

　　临别武汉时，恰逢唐生智起兵反蒋失败（1930 年1 月），黄克诚原来所在的部队中，有不少下级军官被俘遣散至武汉。黄克诚闻讯，赶去看望。其实，他的真正用意是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他一块去游击区。黄克诚深谋远虑，这些下级军官此时兵败被俘，已无多少出路，如果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他们有实战经验，一定能够成为红军的骨干，壮大革命力量。

　　黄克诚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动员，结果有三个连长欣然应允。

　　于是，黄克诚带领这三个人来到上海。

　　十里洋场，奢靡繁华。黄克诚视若无睹，他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联系信，便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不久，中央军委派人来与黄克诚取得了联系。黄克诚再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到苏区的请求。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派人来通知黄克诚，他的请求已经得到批准，军委决定派他们四人立即启程去鄂南游击区，到在阳新、大冶一带活动的红五军去工作。

　　黄克诚等四人，带着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登程上路了。

　　黄克诚心情格外舒畅，自从湘南暴动失败以后，这一年多来，千里奔波，颠沛流离，终于可以拿起刀枪，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战斗了。

　　长江边。一个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属湖北阳新县，紧靠鄂南苏区，黄克诚一行将在这里与鄂南特委接头。

　　黄克诚一行四人身着国民党军装，一路上大摇大摆，十分顺利地抵达这里。

　　几个人心境也格外愉快，满怀欣喜地来到鄂南特委的秘密交通站。

　　一个年纪四五十岁左右、农民打扮的人蹲坐在屋里，用敌意的目光盯着走迸门来的黄克诚等人。

　　黄克诚走上前去，按事先约定的暗语与那人打了个招呼。奇怪的是，那人不理不睬，依旧蹲坐不动。

　　黄克诚又将暗语反复说了好几遍，毫无所获。

　　屋里一阵难堪与沉默。

　　很明显，那人见黄克诚等身穿“黄皮”，起了疑心。有不少好奇的村民围拢了过来，上下打量着这几个国民党大官，不时地叽叽喳喳，交头接耳。

　　黄克诚等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期望着出现意外惊喜，顺利接上头。

　　时间嘀嗒嘀嗒，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好奇的村民们顿觉索然无味，渐渐散开而去，只剩下了几个年纪较大的，仍旧站着围观。黄克诚一脸无可奈何，而那三个一同前来的人面露厌烦之色。

　　黄克诚抱着一线期望，走近那几个围观的村民，悄悄地问：“你们知道鲁连在什么地方吗？”

　　鲁连是中共鄂南特委负责人之一，黄克诚与他在上海见过面，所以才有此问。

　　但是，他们除了摇头，一言不发。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暮霭笼罩着长江两岸，江水愈发地黑了。

　　同来的三个人垂头丧气，彻底失去了耐心，一再催促黄克诚返回武汉，再作计较。

　　黄克诚只好同意了。

　　四个人又乘船返回武汉，小住下来。

　　这时，那三个接受策反的国民党军队连长经此小小挫折，情绪出现了波动。其中一人执意返乡，不愿去苏区参加红军了。黄克诚反复劝说也无济干事，只好送他走了。

　　黄克诚暗暗焦急，不知何时才能接上关系，前往苏区。他十分担心时日一长，另外两个人也失去耐心，返回家乡。两天之后，情况忽有转机。有人主动来找他们，通过暗语，迅速接上了头！

　　第二天，鄂南特委来人带领他们经黄冈，去苏区。黄冈渡口。

　　通往鄂南苏区的要道。只要乘船过江，就是苏区了。一行人抵达黄冈渡口，准备雇个小船过江。

　　渡口驻有国民党军队，盘查很严。

　　黄克诚等刚走到渡口哨所附近，一个哨兵“哗啦”一声猛拉枪栓，一声喝斥：“站住！”

　　然后，他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哨兵一看有三个人身穿国民党军官服，态度立刻缓和下来，满脸堆笑：“长官，你们到哪里去？”

　　黄克诚早有准备，干咳了一声，不紧不慢他说：“到阳新县城，找七十四师罗霖师长。不行吗？”

　　那个哨兵立刻接上了茬，客气他说：“不敢，不敢。不过，对岸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盘，从这里过江，长官是到不了阳新县城的。”

　　“噢？”黄克诚面容严肃，反问道，“你认为该怎么走啊？”哨兵不敢怠慢，赶紧说：“长官，你们可以坐船往下游划，到了一个叫富池口的地方，再打听..”

　　黄克诚装作已经明白，不耐烦他说：“知道了。那我们就坐船，去富池口！”

　　哨兵点头哈腰，予以放行。

　　黄克诚他们从容地坐上小船，向下游划去。待到江心，趁岸上哨兵看不清楚时，黄克诚叫船工直接向对岸划去，很快在江边靠岸了。

　　一行人十分顺利地踏上了共产党活动的区域，一颗绷得很紧的心，终于松弛了下来。

　　接着，他们与鄂南特委负责同志见了面，递交了中央来信。苏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黄克诚极力吸吮着这里的新鲜空气，那种兴奋之情，无法用笔墨形容！

　　至此，他终于结束了自湘南暴动失败以后一年多的白区生活。

　　平江县长寿街。

　　一座简易的主席台已经搭起，正中央悬挂着一幅马克思的巨幅画像，会场周围红旗迎风招展，飒飒作响。

　　主席台下，红五军全体将士席地而坐，有说有笑，气氛活跃。

　　有不少当地群众闻讯而来，驻足观看。

　　黄克诚就坐在队伍中间。此时，他不再是国民党军官装束，而是身着灰布红军军装，脚穿草鞋，正目不转晴地注视着主席来到鄂南苏区不久，黄克诚便被派到红五军，担任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治委员。

　　今天，红五军主力会合长寿街，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5 月5 日）的大会。

　　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红五军领导人鱼贯登上主席台。

　　黄克诚扶了扶眼镜，仔细观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红五军的领导人。以前，他只听说红五军是在著名的平江起义中诞生的，军长彭德怀是个行伍出身，有勇有谋，深得战士们的爱戴。五军的其他领导人也久已闻名，政委膝代远沉稳持重；参谋长邓萍多才多艺，眼前这幅马克思的画像就是出自他手；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加过广州起义，久经沙场。在这样一支部队里工作，黄克诚十分高兴。

　　军长彭德怀站起来讲话了。他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身材魁梧，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一身破旧但是十分整洁的灰布军装，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威武。

　　彭德怀的讲话朴实明了，不时赢得台下热烈的掌声。

　　他在作完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演讲后，又在会上作了第二次攻打平江县城的战前动员。

　　彭德怀充满革命豪情、振奋人心的战前动员，深深震动了黄克诚的心。

　　第一次见到彭德怀，他就给黄克诚一个豪爽、正直、朴实的好印象。

　　大会结束之后，经过几天短暂的休整，红五军挥师直逼平江县城。

　　平江县城，是红五军高举起义大旗的地方，对于许多红五军指战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因此，红五军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攻克平江县城，歼敌正规军一个团及一个地方民团。

　　红五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指挥员，冲锋在前，敢打敢冲，给黄克诚留下深刻印象。

　　平江战斗结束后，被黄克诚策反而来的一个国民党连长刘瑜（此时已任五纵队四大队长）悄悄告诉黄克诚：“看来，我们来到这里就别想活着回去啦。”

　　黄克诚一愣，问道：“你这是何出此言？”

　　刘瑜感慨他说：“红军打仗那么勇敢，干部又要带头冲锋，我们准把命丢在这里。”

　　黄克诚笑了。他知道，刘瑜刚刚从国民党旧军队里脱离而来，对于共产党、红军的战斗生活还不适应，所以才有此语。黄克诚就针对他的这种缺乏革命献身的畏缩情绪，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一番深入浅出的话语，逐步打消了刘瑜的畏缩情绪。

　　在以后的战斗中，刘瑜一直表现不错。后来，在阳新战斗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

　　五月中旬，天气开始热起来。

　　江西修水县城。夜幕下，黑默默的城廓显得分外森然。城墙上，国民党士兵不时地来回走动。

　　红五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趁着茫茫夜色，悄悄包围了修水县城。

　　各纵队进入自己的战斗位置后，“攻！”彭德怀发出了短促而有力的命令。

　　沉寂顿时被激烈的枪炮声撕得粉碎。第五纵队作为主攻部队，迅速冲到城墙下，搭起云梯，开始攻城。

　　城内敌人一阵慌乱之后，在长官持枪督战下，向红军攻坚部队猛烈射击，负隅顽抗。

　　火光连成一片，映红县城上空。

　　原来，城内守军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在当地反动武装靖卫团的配合下，敌人向红军展开了疯狂反扑。

　　红军攻城受阻，不少红军战士被罪恶的子弹击中，从云梯上栽了下去..

　　黄克诚眼睛都红了。他身先士卒，带领第八大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大刀，爬上云梯，直奔城头。黄克诚这一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的举动，鼓舞了所有在场的干部战士。大家人人争先，奋勇攀梯登城。敌人眼见黄克诚那副近视眼镜，在火光的映衬下，闪着红光，又见他手挥大刀，不怕死的拼命劲头，心里都有些发毛，手里的枪禁不住有些颤抖。

　　霎那间，黄克诚已经登上城头。他一跃而下挥舞着大刀，向敌人冲杀过去。

　　战士们也陆续登上城头，随后杀来。

　　在一片呼啸声中，红五军把红旗插在了修水县城城头。一夜激战，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城，守敌全部就歼。修水一战，黄克诚身先士卒，奋勇冲杀，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这个刚刚被中央军委派来的知识分子模样的黄克诚，彭德怀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告诉红五军的干部战士：“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不过，”彭德怀话锋一转，关切地叮嘱黄克诚，“有一条，下次作战不许再抡大刀往前冲。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彭军长一番话，惹得周围的同志哈哈大笑。

　　黄克诚心里一热，彭军长的心真细啊。

　　攻占修水之后，红五军撤至阳新。在阳新，红五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五个纵队整编成第一、三、五三个纵队。黄克诚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1930 年6 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

　　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

　　决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批评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点。决议指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

　　在这种盲动主义思想指导下，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大冶县刘仁八村。

　　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红军党代表滕代远、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回到了红五军。

　　红五军在刘仁八召开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按照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五军、八军、十六军三个军，彭德怀任军团长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也随之传达到了三军团的全体将士当中。按照中央的部署，红三军团组成后，应该攻打武汉，以实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正忙于混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展开大战，根本无暇顾及苏区和红军。因而，中央的这一番豪言壮语，让广大红军欢呼雀跃，大有革命高潮到来之势。

　　黄克诚听了传达之后，对此很有保留看法。若干年后他回忆道：

　　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自湘南失败之后，我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这期间，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关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

　　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儿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上攻坚披锐，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一支部队几乎打光了。朱德和陈毅收拢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来稳，就把湘南农民军派回攻打县城，结果纷纷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县城，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着约一连人回到井冈山。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

　　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①

　　一幕幕往事与教训从眼前闪过，使黄克诚觉得不吐不快。

　　在一片立即攻打武汉的急切呼声里，黄克诚又一次唱了反调。他经过深思熟虑，给彭德怀军团长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是不可行的。

　　同时，黄克诚试图说服周围的同志。但是，事与愿违，他与纵队政委张纯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张纯清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认为黄克诚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所以才提出反对意见。

　　黄克诚以亲身经历阐明自己反对的理由，他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那里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党在那里并没有多少力量。

　　如果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依靠现有的红军力量，不但不能夺取武汉，反而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你这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张纯清当面指责黄克诚。

　　两人一路行军一路争论，甚至于宿营休息时也争吵。不过，争来争去，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20 页、121 页。

　　谁也说服不了谁。

　　红五军到底有没有力量去攻打武汉，彭德怀作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是心里清楚的。面对大多数人力主攻打武汉的要求，彭德怀还是听取了黄克诚这一微弱的呼声，暂时放弃了攻夺大城市的计划。

　　但是，中央命令难违，彭德怀遂采取了折衷之策：消灭鄂东南地主武装，占领岳州，为攻打武汉作准备。

　　7 月初，红三军团攻克岳州，进而再次占领平江及其附近地区。

　　平江。

　　屋里烟熏雾绕，气氛紧张。

　　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联席会议，围绕是否遵照党中央指示，“攻打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一关系到红五军今后行动方向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红八军政委邓乾元深受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的熏染，摩拳擦掌，主张立即去攻打武汉，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指示。他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与赞同。

　　军团首长和湖南省委一些同志，则主张先夺取长沙，然后攻打武汉。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

　　一开始，黄克诚只是仔细聆听两派之间的争论，同时思考着如何陈述自己的意见。

　　黄克诚是以支队政委身份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但是不久前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话，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了。

　　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黄克诚站了出来，大唱反调：“我个人认为，靠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话一出口、不啻一颗重磅炸弹，使争论的双方都缄默不语。

　　黄克诚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现在提出夺取武汉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没有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然后予以歼灭。如果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这样既可以扩军筹款，又达到了扩大政治影响这一目的。”

　　会场上一阵悄声议论，然后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黄克诚的言词充满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有人指责黄克诚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鉴于黄克诚思想上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红三军团前委认为他已经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让黄克诚继续留在支队工作。

　　黄克诚毫无怨言，服从了前委的命令。

　　事后，彭德怀军团长私下把黄克诚叫了过来。

　　彭德怀对黄克诚说道：“你好大的胆哟，硬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

　　彭德怀十分欣赏自己的这个部下，黄克诚的勇敢，耿直，说话不爱拐弯抹角，让他觉得简直是又一个彭德怀。出于关心与爱护，彭德怀忍不住训导了这么一句。黄克诚随即答道：“我这个人不拐弯，有意见就提。”彭德怀道：“提了没用不如不提，你要不是攮死捶子，当上纵队政委，也能多掌握些部队，我这个军团长胆子也大一点。下一次，你少放炮。”

　　黄克诚接着放了一炮：“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彭德怀哭笑不得，叹了口气，说道：“行了，你比我还像彭德怀。等着瞧吧，有你难受的。”

　　黄克诚听了，不以为然。不论吃多少亏，真话，他始终是要讲的。

　　平江联席会议争论未果，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主席何键便集结了近七个团的兵力，“进剿”在平江一线活动的红三军团。

　　敌人气势汹汹，有备而来。彭德怀闻讯，率领红三军团奔赴平江城南二十华里之晋坑，设伏迎敌。

　　双方剑拔弩张，必将有一番恶战。晋坑，山峦起伏，树高林密。

　　7 月23 日拂晓，晋坑战斗打响了。

　　双方一交火，很快成为混战胶着状态。

　　枪炮声连成一片，响彻山谷。

　　黄克诚依旧戴着那副高度近视镜，指挥队伍，向敌群奋力冲杀而去。

　　敌我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拼杀得难分难解。

　　时值盛夏，太阳逐渐升至当空，让人酷热难当，汗流侠背。黄克诚的眼镜片上已经沾满汗水，眼前视线一片模糊。但是，他忙于指挥，哪里顾得上擦拭？原来，战斗开始后不久，支队长黄云桥掉队了，不知去向，黄克诚只好一个人率部迎战。

　　这时，一片朦胧中，黄克诚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影影绰而来。不过，由于视线太模糊，黄克诚一时搞不清是敌是友。他急忙环顾一下四周，到处是拼搏撕杀的身影，找不到一个部下，自然无法进行联络。看来，大家谁也没有顾及到身后的情况。

　　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弄清对方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情况紧急，容不得黄克诚多想，他迎着向他逼近的队伍走了过去，打算弄清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

　　双方快靠近了。黄克诚猛然发现有许多人，正端着枪瞄着自己，他心下一惊，意识到碰上了敌人！

　　黄克诚稍有迟疑，心想：自己牺牲事小，部队如果遭敌偷袭，牺牲可就大了。于是，他将手一挥，冲着敌人大喊一声：“别开枪！”

　　话音未落，黄克诚就势一卧，同时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几乎就在同时，敌人的几支枪一齐向他开火，黄克诚只听见子弹嗖嗖在身边作响，心想这次肯定必死无疑了。

　　黄克诚一气滚到山脚下，睁眼一看，眼镜、帽子以及身上的皮包早已踪迹全无，顺手摸摸身上，还有知觉，没有中弹。这时心中一宽，那么多支枪朝自己开火，自己竟然毫发未伤，实属侥幸。

　　黄克诚静下心来，眼看四周，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才想起来，眼镜早已丢了。

　　只听见山上喊杀声隐约传来，黄克诚知道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一会儿，黄克诚从地上爬了起来，顺手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只觉得身上一阵酸疼。

　　天色黑了下来，黄克诚眼前漆黑一片，他只好慢慢地摸索着前进。

　　正当他爬到一片树林中时，忽然看见前方有很多人影，在奔跑呐喊。

　　黄克诚用手揉了揉眼睛，睁大眼睛仔细看，原来前面是一条公路，公路上有很多人，好像都佩带着袖标，在不停地奔跑..黄克诚断定是自己人，于是冲上公路。

　　果然是红军！而且红军大败敌军，正在乘胜追击。

　　黄克诚跌跌撞撞，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警卫员一见黄克诚，惊喜地喊起来：“政委，你没有死？！”随着这一声喊叫，不少战士也惊喜万分，围拢过来。原来，警卫员在山顶目睹黄克诚于一片乱枪声中滚落山坡，还以为他中弹牺牲了呢。于是，他马上把这一消息报告了部队。谁曾想到，喜从悲来，政委又活着回来了。

　　警卫员看着政委，不禁喜极而泣。

　　战机不容延误，黄克诚顾不得酸痛劳累，立刻率领队伍穷追敌军，猛打猛冲下去。晋坑战斗胜利后，红三军团同周围农军一鼓作气，将敌军追到了长沙近郊。

　　渡过浏阳河，长沙城近在眼前了。

　　彭德怀果断命令部队架设浮桥，攻打长沙城。

　　一队队人马从浮桥上迅疾而过，直逼长沙城下。长沙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军事要地，所以湖南军阀、省主席何键在长沙城周围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并配有轻重武器，而且此时长沙周围聚集了国民党军队近两万人。红三军团的进攻遭到了敌人优势火力的压制，敌人组织猛烈的火力，依托坚固工事，疯狂抵抗。

　　红三军团武器装备极差，根本没有攻城器材，一味猛打猛冲，显然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敌人而前。

　　一个个正在冲锋的战士被子弹击中，永远地倒下了。又一批攻坚部队冲上去，不一会儿，也都倒在血泊之中。眼见红军久攻不下，伤亡不断增加，战士们的情绪开始有点波动，黄克诚心中焦虑不安。如果再僵持下去，战士们士气低落，恐怕情况不妙！

　　黄克诚下意识地抹了一把脸。他的脸上，汗水、泥水交融在一起，已经分辨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了。

　　黄克诚的预感是正确的。果然，红军在攻击连连受挫的情况下，队伍有所松懈，大有退却之势。

　　两军相争勇者胜。如果红军一味退却，将会进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敌人见状，蠢蠢欲动，准备派部队伺机出击。

　　渐渐地，开始有战士退往浏阳河边..

　　突然，当空传来一声大喝：“有后退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军团长彭德怀怒目圆睁，横刀立马，守候在浏阳河边，简直像一个“猛张飞”！

　　彭德怀的这一声断喝，很快传到各个部队，队伍稍稍稳住了。

　　彭德怀又破釜沉舟，命令拆掉测阳河上的浮桥，自断归路，全力攻打长沙城。

　　这样，形势逐渐出现转机。

　　广大红军将士勇猛再现，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向长沙城再次发动了猛烈攻击。

　　在红军猛烈进攻面前，敌人战线开始紊乱，被红军撕开了一个缺口。红军乘机猛攻。长沙守军支持不柱，败下阵来，如此一发不可收拾，敌人丢盔卸甲，四散逃窜。

　　湖南省主席何键闻讯，惊慌失措，率领残兵败将退守岳麓山。

　　红三军团终于以少胜多，攻占长沙。

　　自平江一路追杀到长沙，黄克诚简直成了一个泥人，浑身上下全是泥土和汗水，军服几乎辨不出颜色了。那副高度近视镜一丢，可让黄克诚吃尽了苦头，不知跌了多少跤。

　　不过，黄克诚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可是红军第一次解放这么大的城市！而且经过长沙一战，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释放了在押的大批革命同志和进步群众，红三军团也扩大到了一万多人。

　　彭德怀军团长沉着果断的指挥，红军作战一往直前、勇敢顽强的精神，都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

　　进入长沙城，部队得以驻扎休息。黄克诚忙里偷闲，专门上街配了两副眼镜。晋坑一战，眼镜丢失，使黄克诚长了一个心眼，多配一副眼镜，以防万一。

　　红三军团在长沙城里驻留了十多天。

　　8 月5 日，何键集结兵力，突然反扑长沙。

　　这时，红三军团在指导思想上仍着眼于占领长沙，进而夺取武汉，藉此影响全国暴动，所以既没有及时撤离长沙，也没有作迎击敌人反扑的必要准备，以致在敌人的大举反扑面前，措手不及，被迫撤离长沙，红三军团遭受一定损失。

　　8 月6 日，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进驻长寿街，在长寿街进行整编，将红五军、红八军进行了混编，重组战斗序列。

　　黄克诚多次发表“右倾”言论，被认为已经不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故而将黄克诚调派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担任政治委员。

　　不久，红三军团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浏阳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夜幕下的长沙城。

　　城外坑坑洼洼，鹿砦密布。一道道铁丝电网将偌大个长沙城裹了个密密麻麻，仿佛一只缩成球的刺猬，等待着“外敌”入侵，施以颜色。

　　湖南省主席何键杀回长沙后，在长沙城内外大肆构筑碉堡工事，同时在城内潜伏四个师，城外布防八个师，企图守株待兔，等候红军二攻长沙，予以重创，以雪长沙城破之耻。

　　8 月底，红一方面军倾其主力红一、红三军团，进至长沙近郊，准备再次围打长沙。

　　红一方面军成立以后，在今后行动方向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中央指示，为了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红一方面军再行攻打长沙。对此，毛泽东、朱德持有保留意见，彭德怀、滕代远表示接受。红三军团不少领导干部进而指责毛泽东是“保守主义”。为了执行中央命令，维护红一方面军的团结，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最后决定，当前行动目标为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

　　毛泽东得知这时长沙守敌达十万人之多、等我就范的最新敌情后，果断提出了“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的作战方针。

　　但是，守敌在首次出击失败后，一直坚守不出。红军试图发动强攻，但是在敌人强大火力面前，红军战士冲到电网前便倒下了。

　　红军伤亡很大，却毫无成效。

　　红一军团长林彪突发奇想，借用古人“火牛阵”破敌。一时间，红军战士到处搜集水牛，很快拉来百余头水牛。接着，战士们在牛尾巴上绑一束浸满煤油的棉布，用火一点，水牛受烧牛痛，狂奔敌人电网而去..

　　开始，“火牛”乱跑乱撞，冲破了一些电网，然而，不一会儿，“火牛”

　　触电死了不少，其余的受电网所阻转而跑向了红军一方，结果伤了不少红军战士。

　　“火牛阵”流产了。

　　长沙久攻不克，红军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严重。黄克诚所在团团长阵亡，战士牺牲不少。他有心提议放弃攻打长沙，不过，他已经因种种提议被认为右倾，不准参加一些党内会议，连职务也受影响。他只好沉默不语。这时，黄克诚所在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被冠以“托派”罪名枪毙了。

　　黄克诚虽然不怕杀头，但是在提议不能左右大局的情况下，他又能怎么样呢？

　　沉默是无言的抗争。

　　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指出屯兵城下，久攻不克，敌人又抽兵来援，战况危急，应当主动撤围长沙。

　　因为红三军团曾经占领长沙，许多同志仍然坚信长沙可以攻克，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能够实现。

　　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这些同志。

　　9 月12 日，红一方面军主动撤围长沙。接着，红一军团出浏阳，直指吉安；三军团从株洲进至袁州、新余，继而走樟树，纵横湘、赣边境。

　　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无疑与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背道而驰。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一方面军，督促再攻长沙，执行中央既定计划。

　　毛泽东约请周以栗彻夜长谈，终于说服周以栗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转而攻打周围都是苏区的孤城吉安。

　　红军攻克吉安，从缴获的大量报刊资料中，毛泽东敏锐地作出判断：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一定会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苏区，消灭红军这一“心腹之患”。

　　毛泽东进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如果蒋介石大举来犯，红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并且集中攻打大城市，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红军应当尽快撤回赣东苏区一带集结，整训部队，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简直与中央方针唱了反调。

　　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时，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愿意东渡赣江，仍旧坚持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中央计划。

　　黄克诚闻讯，非常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他之所以曾经一再反对攻打武汉、长沙，就是因为他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单纯去攻打中心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毛泽东的见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统得多。数十年后，当黄克诚已是垂暮之年，他还记忆犹新，充满感情地回忆说：

　　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天有不测风云。

　　1930 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了肃反打“AB 团”的斗争。“AB 团”是蒋介石指使并授意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该组织早在1927 年已经解体。

　　但是，党内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大概是发现了个别“AB 团” 分子在苏区活动，遂如临大敌，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打“AB 团”，使得肃反严重扩大化。

　　1930 年12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 团”的斗争。

　　李韶九此人品质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大搞刑讯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李韶九的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他们在12 月12 日带领队伍包围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释放了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

　　这就是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发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党内引起极大震动。

　　中央政治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 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的“反革命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要求有关方面进行坚决进攻和镇压。

　　军队中肃反打“AB 团”的斗争日益扩大开来。

　　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同志，甚至于命令各部队成立专门的“肃反委员会”，指令各部队必须抓出多少名“AB 团”分子。

　　一股可怕的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

　　不少部队开始搞逼供信，供出一个，杀掉一个，甚至连队也有权杀人了：

　　不少江西籍战士因“富田事变”发生在江西，成为肃反主要目标，冤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

　　有的团打了三十多个“AB 团”；有的师杀了好几百名“AB 团”。

　　“AB 团”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真是祸起萧墙，冷风瑟瑟。

　　黄克诚作为第四师第三团的政委，也一度成为团肃反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即将大规模“围剿”苏区之际，上级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要求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AB 团”等反革命分子，黄克诚是赞成和拥护的。

　　因而，肃反伊始，黄克诚还是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在全团清除“AB团”，一下子打掉了一百多人。

　　但是，随着肃反工作的深入进行，黄克诚越来越感到疑惑。“AB 团”越抓越多，那么多反革命混在队伍中，红军还能够打修水、克长沙、攻吉安，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让人难以相信。特别是广大战士勇猛冲锋，出生入死，竟然冒出许多人是“反革命”？！

　　黄克诚开始认真地反思了。他日益感到这场肃反斗争有问题，心里更加内疚和悲愤。那么多战士被杀掉了，那么多优秀干部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

　　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逐渐进入了尾声。黄克诚在痛定思痛之后，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他后来回忆说：

　　在这次肃反打“AB 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 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守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颈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①1931 年1 月，东韶。

　　天色已经大亮，云消雾散之后，山头抹上一层红色的阳光。眼前这一切使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天前，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战场。国民党谭道源师就在这里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三千多人就地被俘。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东韶休息好几天了。第四师新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克诚抓住这难得的间隙，举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

　　黄克诚是老资格的部队政治工作者，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军队后的种种经历，使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指挥，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应该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工作素质。黄克诚将目光对准了那些在四师最基层的“干部”一班长。他从全师抽调了二十多名年轻有为的优秀班长，举办了一个短期政治军事训练队，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

　　训练队的训练是严格而又正规的。黄克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他亲自给学员们授课，讲授如何去做政治工作，同时督导学员们进行必要的军事培训。

　　时值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黄克诚与苏区的广大将士一样，心境格外愉快。

　　亲身经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使黄克诚有幸目睹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十万兵力分进合击，妄图一举歼灭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小股兵力诱敌就我范围，主力部队则秘密集结于黄陂、小布地区，以逸待劳，待敌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士气低落，红军主动出击，五天内取得龙冈、东韶两战两捷，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整个战役打得痛快淋漓！正像后来毛泽东写的反映这次反“围剿”的著名词章《渔家傲》所描述的那样：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多月过去了。

　　第四师政委石恒中病愈归队。上级随即传来命令，调派黄克诚到第三师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军事政治训练队也随之结业了。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派到了各连担任政治委员。

　　后来，这些学员当中不少人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其中杨勇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东韶通往乐安招携镇的山间小路上，黄克诚独自一人，手牵着一匹白马，不紧不慢地走着。

　　马背上是一件简单的行李，里面是黄克诚的随身生活用具。阳春三月，春的气息已经很浓了。

　　五颜六色的花朵，绿草新枝，沉浸在徐徐春风里。沿途的老百姓喜气洋洋，分田分地正忙。

　　黄克诚沐浴在这一片春光里。

　　他将要到红三军团第三师赴任了。经历了多次升降起伏，多次被指责批判之后，黄克诚反而更加成熟了，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冷静地思考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盲从，逐渐成为他做人、行事，乃至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重要准则之一。一进招携镇，三师师长彭邀已经闻讯前来迎接了。

　　黄克诚急忙迎上前去，与彭邀高兴地握手致意。

　　彭遨一脸络腮胡子，开朗爽直。黄克诚与他以前就认识。他知道彭邀毕业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也是湖南人，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能够与这样的同志共事，黄克诚心情十分舒畅。

　　黄克诚刚刚安顿好，来不及休息，便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

　　打土豪、筹款、扩军、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一切忙忙碌碌。

　　这时，黄克诚得知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党的中央局。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但是，周恩来正在中央工作，一时难以脱身。于是，中央就派项英带领一部分干部先行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代理中央局书记。 　

第四章 反“围剿”攻赣州征程起波折



　　1931 年2 月初，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开赴江西南昌。

　　何应钦曾与蒋介石有同窗之谊，相交甚密。何应钦进驻南昌后，立即对红军的情况进行综合查核，组织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为此，他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先后调集兵力约二十万人，配以三个航空队，妄图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蒋介石审阅了何应钦的“围剿”计划后，甚表赞成，公开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4 月初，各路敌军云集中央苏区周围。

　　何应钦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兵分四路、形成了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长的战线，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迸犯。

　　4 月中旬，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宁都县青塘。

　　4 月17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商讨退敌之策。会上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岐。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张红军撤退，他说：“我们才有三万多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二十万大军？只有离开中央苏区才是出路。中央有过这样的指示，当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时，可以抛弃旧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进而，项英竟然提议：“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我们是不是撤到四川去？”

　　项英的主张获得了部分同志的首肯。

　　中央代表团有的同志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离开根据地，到外线作战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我不赞成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虽然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只要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依靠苏区人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经过反复讨论，终于获得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的同意与支持。

　　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命令，红军主力首先集中龙冈，尔后西移东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东固，群山环抱，宛如一个盆地。

　　它的西北方向是两座险峻陡峭的山峰——九寸岭与观音崖，由此向北，便是富田了。

　　“九曲十八弯，弯到东固山”。从这句民谚中可见东固山的险峻。

　　时值暮春，山花烂漫，映山红开遍山山岭岭。

　　黄克诚、彭邀率领三师，会同大部队在这群山掩映之中，隐蔽待机二十多天了。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里集结在东固这个不太大的山区，是让许多人捏了把汗的。要知道，这里正处于敌三面包围之中，北距敌郭华宗第四十二师仅有十多里！这种“钻牛角”的阵势无怪乎有人担扰。

　　自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对于毛泽东那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黄克诚深有领略，因而这次隐蔽待敌，他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不过，黄克诚心里也不无忧虑：部队给养发生了困难。全军上下缺菜少粮，连柴禾也得派人上山去打。

　　黄克诚清楚，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同时实行经济封锁，苏区经济出现了困难，所以东固山区粮食远不能满足三万多将士的供应。虽然当地老百姓节衣缩食，自愿把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大部队的给养。

　　黄克诚向来注意关心、体贴手下的干部战士，视之为亲兄胞弟，如今部队生活窘迫，发生了困难，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恰在此时，上级指示，红军各部一边抓临战训练，一边抓生产生活，克服目前困难。于是，黄克诚亲自带领干部战士们挖野菜、背柴禾、掘竹笋，与他们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隐蔽待机二十多天，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着，许多干部战士沉不住气了，情绪急躁，甚至有的干部战士发起了牢骚。

　　有的说：“要打仗就勇往直前，于革命就要敢于进攻嘛，现在可好..”

　　有的则说：“敌人修了坚固工事，就不会再前进了。哪能那么傻，像第一次‘围剿’那样，吃了亏还来..”

　　针对部队中的不稳定情绪，身为政委的黄克诚在三师干部战士中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三万红军在三面重围中整整等了二十五天，战机终于来了！

　　5 月13 日，敌第四十七师伸出了乌龟头，抛下坚固的工事，出富田，进军东固。

　　同时，敌第二十八师经中洞向东固方向推进。

　　5 月15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歼灭由富田出犯之敌的作战命令。

　　红三军团奉命，作为左路军，首先于15 日到达江树头隐蔽，然后向固陂、富田攻击前进，迂回包抄，直逼敌第二十八师。从5 月16 日起，毛泽东、朱德等来临白云山指挥作战。黄克诚、彭邀率领三师，似雄踞丛林中的一只猛虎，下山直扑离巢而来的敌人。

　　他们与兄弟部队一起，将敌二十八师分割包围，一举歼灭。接着，又奉命急行军二百多里，迂回穿插到富田，兜住了企图逃窜的敌四十三师的尾巴，猛打猛冲，将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口气吃掉敌人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

　　随后，部队连夜行军，又赶赴中村一线，充当主攻先锋，与敌二十七师展开激战。在红一方面军包抄之下，敌人一败涂地。

　　黄克诚、彭邀率部乘胜追击，进入福建境内。

　　这样，红一方面军主力直逼建宁县城。

　　建宁县城守敌有国民党军队三个团，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墙，顽强抵抗。

　　黄克诚、彭遨一商量，为了便于指挥，干脆将指挥所搬到了建宁城下。

　　五月的阳光直刺人眼。

　　因为离城太近，黄克诚那副大眼镜片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特别招摇。

　　果然，城头守敌发现了正在观察敌情的黄克诚。于是，敌人慌忙掉转两挺机枪，对准了红三师指挥所。

　　黄克诚视力极差，竟然全无觉察。

　　就在这时，师长彭遨猛然间一抬头，发现了敌人的举动。他眼疾手快，几乎在敌人机枪向他们俩人扫射的同时，猛地一拉黄克诚，向后疾退了两三米，黄克诚顿觉重心一失，与彭遨一起卧倒在地。“扑！扑！扑！”一梭子机枪子弹正打在他俩刚才站立的位置上！

　　子弹溅起的沙土飞扬，落了两人一身。

　　黄克诚顿然醒悟过来，与彭遨一块趁势向旁边的一处掩体滚了过去，这才算是躲过了敌人的机枪扫射。

　　黄克诚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喘息片刻之后，他站了起来。彭遨一边拍着军衣上的尘土，一边用手指着黄克诚的眼镜，忍不住开玩笑道：“人家这一梭子子弹可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一定是个大官，人家想拣个大便宜。结果，差一点把我也捎带上了。”

　　黄克诚从心底里感激这位好搭挡。后来，他在回忆录里专门提到了这件事，他写道：这次要不是彭遨反应得快，我们两个人就在一块报销了。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5 月31 日攻占了建宁县城。

　　守敌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抢了一只小船逃窜，遭红军阻击，小船冲上岩滩，被撞碎。刘和鼎落水后，被其马弄拼命拉上对岸，仓皇逃命。

　　建宁是敌人苦心经营的八百里防线的终点。攻克建宁后，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第二次反“围剿”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第二次反“围剿”成功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前设想，回顾这些天来的战斗历程，让人历历在目：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攻克建宁后，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命令，黄克诚、彭遨率部向黎川迸发。

　　队伍途经沙县时，大批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这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也跑了过来，要求加入红军。

　　一个红军连长见他瘦骨嶙峋，年纪大小，不肯收他。

　　但是，这个男孩子异常倔强，一直跟着部队走。

　　队伍停下来吃饭，他就站在旁边看。

　　连长见他这样，就叫炊事兵盛饭给他吃，并让人打发他吃完饭回家。

　　谁知，今天刚走，第二天又在连队面前出现了。

　　事也凑巧，黄克诚正好下到这个连队视察，连长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黄克诚。

　　黄克诚闻听此事，笑了，他说：“好啊，有这样的倔劲，将来说不定是个好兵。”

　　连长心神领会，决定破格收留了这个小鬼。

　　他向小鬼笑着说：“小鬼，批准你当红军了，你叫什么名字？”

　　小鬼干脆地回答道：“张廷发。”

　　于是，连队里多了一名小兵。小兵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灰布军衣，肩背一枝显得比他还高的长枪，雄赳赳走在队伍当中。

　　红小鬼从此开始了他那艰苦而漫长的战斗生涯。

　　谁会想到，这个当年差一点参不成军的红小鬼，数十年后成长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空军司令员，而且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闽赣边界的夏天秀丽迷人。

　　千峰竞秀，万壑争流。

　　到处是绿色，到处呈现勃勃生机。

　　硝石。江西黎川境内的一个小镇，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部驻地。

　　黄克诚与彭邀正在师部商讨事情。

　　一个哨兵走了进来，行了个军礼：“报告！我们查获了两个从白区来的人，他们声称要面见彭军团长。”

　　“让他们进来。”黄克诚吩咐道。

　　不一会儿，有两个人被带进了师部。

　　前面一位是个中年人，他一见黄克诚与彭邀，立刻抱拳作揖，满脸堆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敝人黄枚庄，乃是黄公略将军的长兄，此次特地前来拜访彭德怀将军，有要事面告。”说完，他一指身后那人；“这是我的随从。”

　　黄克诚警觉地将此人上下打量了一番。

　　黄公略时任红三军军长，是红军中不可多得的一员猛将。毛泽东十分欣赏他，在毛泽东的两首著名诗词中都提到过黄公略，特别是其中一句“飞将军自重霄入”，更使黄公略闻名全军。黄克诚十分敬重黄公略。不过，这位自称是黄公略将军兄长的黄枚庄，从白区来到这里干什么？

　　黄克诚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不久前，他从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宣抚使署，企图通过宣抚手段，策反红军。这位黄枚庄..想到这里，黄克诚急忙给黎川县城的彭德怀军团长打了个电话，向彭德怀报告：“军团长，有个黄某人自称是黄公略军长的兄长，现在到了我的师部，要求见你。”

　　“我看来者不善。”黄克诚又补充了一句。话筒那边传来彭德怀响亮的声音：“知道了，你立即派人把他给我送来。”

　　黄克诚打完电话，不动声色地与黄枚庄闲聊了几句，然后按照彭德怀的嘱咐，派人把他送往黎川。

　　黎川城里，彭德怀胸有成竹，坐在军团部里，虚位以待。彭德怀一见黄枚庄，一副很亲热的样子，立即派人置办酒席，以示盛情。

　　酒席宴上，彭德怀更是与黄枚庄频频交杯换盏。

　　酒至正酣，黄枚庄有些忘乎所以，飘飘欲仙。

　　于是，彭德怀开始委婉寻问其来意。

　　彭德怀一口气喝了半盅酒，说：“我和公略相知甚深，情同骨肉，患难与共，素称莫逆。如有好处，幸勿瞒我。”黄枚庄醉眼蒙眬，连连摆手：“不敢！不敢！”同时悄悄告诉彭德怀，自己是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招降黄公略和他的。黄枚庄接着将携带的皮箱拿了出来，将皮箱底层剥开，从夹层里拿出了两封招降信。

　　彭德怀接过一看，一封是蒋介石给黄公略的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误入歧途，望迷途知返。另一封是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信，信中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等等。彭德怀看完，面色如常。见黄枚庄醉得难以支持，急忙说道：“枚庄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晚饭时再谈。”黄枚庄被扶进一间套房安歇，彭德怀则找来军团其他领导商讨如何处置这个败类。

　　第二天。红三师师部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黄克诚顺手拿起话筒，彭德怀那洪亮的声音传来：“黄政委吗？那个黄某人已经押往你们师部了，此人一到，你立刻把他宰了！割下他的脑袋，交给他那个随从带回去，向蒋介石交差吧！”不久，黄枚庄被押到了三师师部。

　　黄克诚即刻下令将黄枚庄绳之以法，并割下他的脑袋，用石灰脑了起来，放在一个密封的篮子里，让他的随从带了回去。黄枚庄的人头让蒋介石如梦方醒。不久，宣抚使署被取消，蒋介石对红军高级将领不再抱有幻想了。

　　庄被处决以后，彭德怀将其罪证与处理经过告诉了黄公略，黄公略点头称快，表示同意这一处理。

　　黄克诚从黄公略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高尚品质。中央苏区的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不及喘息，又一次卷土重来。

　　7 月初，蒋介石自任“围剿”总司令，亲临南昌坐镇指挥，集结其嫡系部队，辅以少量杂牌军，以三十万之众，气势汹汹直扑中央苏区。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下，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的作战方针，以三万人马与三十万敌军又一次展开了周旋。

　　七月的天气，骄阳似火。

　　黄克诚率部随红三军团离开硝石，绕道千里，回师赣南。队伍冒着酷暑，沿武夷山脉，向南疾迸。

　　此时距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时间仅有一个月，红军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广大红军战士凭借顽强的毅力，不顾路途艰辛劳累，终于千里行军，回师兴国。

　　接着，红军在夜幕掩护下，穿越敌军重围之下仅有的四十里间隙，突然猛扑到敌四十七师面前，将敌军打得一败涂地，继之尾敌穷追。

　　一场激烈而又紧张的追击战拉开了序幕：

　　莲塘至良村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

　　敌人你推我搡，丢盔弃甲，一路溃退下去。

　　红军斗志昂扬，挥枪猛追，痛打落荒穷寇。

　　敌机在低空时而盘旋，时而俯冲，瞄准红军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为了能够追击敌人，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大家只好用快速奔跑的办法，躲避敌机的袭击。敌机见状，更加肆无忌惮，疯狂呼啸而来，不断在几百米的低空盘旋，有时低得能看见飞行员的面孔！

　　这样一来，敌机很容易发现目标，投弹和扫射的命中率自然相当高。

　　随着炸弹一声声巨响，不少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追击战就这样激烈而残酷地进行着。

　　敌机呼啸着从头顶上阵阵飞过，投下一排排炸弹，气浪冲天，弹片夹杂着泥土直飞半空。

　　黄克诚率领队伍，一路疾跑，猛然间，他看见一个黑糊糊的硕大东西，带着刺耳的哨音自高空而下，直冲他的头顶。炸弹！黄克诚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个硕大的黑影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拼命地向前奔跑了几步，以求躲避。

　　一口气跑出了足有四五十米远，还没来得及卧倒，黄克诚只听得正前方“咚”地一声，那颗炸弹没有落在黄克诚原来的位置，而是不偏不倚，落在了他的脚前！

　　黄克诚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猛然收住了脚步。

　　这次可逃不脱了！必死无疑的想法从他脑际一闪而过。然而，出乎他的意料，那颗炸弹落地以后，竟然悄无声息，没有爆炸！

　　黄克诚心里暗叫一声：“好险啊！”

　　红军迅速进占良村，俘敌数千，首战全面告捷。

　　接着，红三军团乘胜向黄陂挺进，歼敌一个多旅，一气拿下了黄陂。敌人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企图全力“围剿”，红军再次陷入敌人重围。

　　毛泽东、朱德乘机派遣小股红军吸引敌人，同时指挥红军主力从尖岭恼地区向西突围。

　　8 月25 日。一个月落星疏之夜。

　　红军主力悄无声息地出发了。

　　这是一次相当严峻的考验，红军要从敌人两个纵队间一个二十华里的狭窄间隙中，来一个与敌人面对面的迂回大穿插，突围而出，西返兴国。

　　长龙似的队伍时而翻上黑■■的山峦，时而钻进林茂竹密的谷底。

　　万籁寂静，一条条矫健的身影飞快闪过。

　　此时，行进在队伍前面的黄克诚有些“狼狈”：因为经常走山路，灰色军衣已经有些破烂，而且被汗水浸了个透，隐约现出浅白色的碱圈；大眼镜片被汗水搞得模糊一片，视野受到影响，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裤腿高挽，脚下草鞋全无，赤着双脚，上面沾满泥、草。

　　其实，从平安寨出发时，黄克诚就没有草鞋穿了。平时，他身上总有战士们送给的一两双草鞋，以备急需之用。可是，这一个月来，大家每天都在山林间奔波穿行，与敌作战，谁还有机会打草鞋呢。

　　从平安寨算起，黄克诚已经打着赤脚，跑了二十多天的路了，脚板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即使在碎石子路或有荆棘杂草的树林里，他也可以行走如飞了。

　　队伍抵达兴国的枫边一线，终于获得了近一周的休整时间，大家这才都穿上了新打的草鞋。

　　这时，敌人像无头的苍蝇，正在苦苦寻觅红军主力，以求决战，但是一无所获，反而疲于奔命，搞得人人狼狈不堪。连不少指挥官也一再抱怨：这样下去，肥者拖瘦。瘦者拖垮、拖死。正在这时，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粤桂联军向湖南进军，威胁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无奈，只得开始退却。红军闻讯，随即转入反击，挺进高兴圩。

　　高兴圩，地势陡峭，山多林密。

　　北撤的敌第十九路军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控制了制高点，拉开了对攻战的阵势。

　　第十九路军是在1930 年由国民党第十一军改编而成，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是国民党军队中一支战斗力较强，作风较硬的部队。

　　红一方面军总部得知敌人北撤的消息后，立即下令休整中的红军追击逃敌，先抓住敌人一部歼灭之，然后视情况扩大战果。这样，红军主力追至高兴圩，与敌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红三军团作为右翼，向高兴圩之敌六十师发动进攻，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则担当中路攻击任务，与高兴圩之敌六十一师交锋。

　　时值九月，仍旧骄阳似火，秋热难当。

　　几天前高兴河上游的一场大雨，使得河水水位猛涨，红军突击队无法迂回，只好与敌人展开正面争夺。

　　敌十九路军凭借优良的装备与强大密集的火力，负隅顽抗。战斗持续至深夜，形成了拉据战。

　　竹高山上，敌人火舌猛吐。

　　黄克诚率红三师与兄弟师一起，发动了轮番强攻。黄克诚派出一支突击队冲上去，经过一阵肉搏之后，被强大的火力压了下来；再派一支突击队冲上去，又是无功而返。如此反复肉搏达几十次！

　　战斗异常艰苦、激烈。

　　火光冲天，映红高兴河水；喊杀阵阵，响彻茫茫夜空。这是黄克诚参战以来，第二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战斗。战士们浴血奋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用完了就用刺刀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

　　一幕幕悲壮的情景，给黄克诚以极大的震撼。

　　翌日拂晓，红三军团终于夺取了竹高山制高点。敌人气势受挫，战线出现了松动。

　　9 月12 日，敌人被迫改变退却路线，无心继续恋战，慌忙收拾残兵败将， 逃往赣州。

　　高兴圩一役，红军虽歼敌二千余人，但自身也损失较重。黄克诚后来这样描述此役：

　　..这次的高兴圩之役，满山遍野摆满了尸体。指战员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和鲜血浸透。此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伤亡更重。彭德怀的脚上也挂了花，但他未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黄云桥固生病未参加这次战斗，由邹平代理师长指挥战斗，邹平于此役牺牲。

　　高兴圩战斗以后，红三军团减员太多，即将所辖的四个师缩编为三个师，原第四师编散，原第六师改为第二师。

　　9 月15 日，黄克诚率部进至方石岭地区，会同主力部队全歼敌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被红军生俘，后混人俘虏群中逃跑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又取得了胜利。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全国各地的红军中普遍推广、运用。1931 年11 月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担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红军统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中央苏区的天更加晴朗了，山花更红了，竹叶更青了，一切欣欣向荣。

　　高天滚滚寒流来。

　　就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 团”运动又开始了。

　　夜色阑珊，凉风习习。

　　黄克诚的心里一点也不平静。他信步走到窗前，皎洁的月光洒落在寂静的院子里，秋风吹来，他不禁感到一阵凉意。自从上次肃反打“AB 团”杀了那么多人后，黄克诚以之为鉴，铭记在心，他要做一个真正不二过的人。

　　这次打“AB 团”，黄克诚开始不盲从了，并且自觉予以抵制。

　　上边抓捕所谓“AB 团”分子的命令下来后，他总是拒绝执行，不肯轻易捕人。

　　虽然如此，肃反委员会毕竟大权在握，不顾黄克诚的反对，在红三师肃掉了一批所谓的“AB 团”分子。三师不少优秀的干部，如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先后罹难。

　　黄克诚闻讯，深为痛心。后来，每逢黄克诚想起这些同志不是牺牲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就感慨万千，不禁悲从中来。

　　这些同志的身影经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后来，他在想起宣传科长何笃才时回忆道：

　　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是把他当作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的，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①何

　　笃才这番坦诚相见的话语，让黄克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同志。

　　随着两人因工作关系接触次数增多，相互间交往日益融洽起来，甚至达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

　　于是，黄克诚更加认为何笃才是一个具有根高的政治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

　　然而，这样一位难得的优秀干部，现在却被“肃”掉了！大约一年以后，毛泽东遭受排挤和批判，最后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赋闲养病”。

　　这时，黄克诚才品味出何笃才评论毛泽东的那番话，的确有一些道理：

　　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当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像何笃才那样的一批优秀干部莫名其妙地被打成“AB 团”分子，继而被错杀，黄克诚在痛惜之余，又无可奈何。

　　仅仅借助于抵制和拒绝执行命令，看来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自己又有多大能力去避免滥捕乱杀呢？

　　千万不能盲目服从，以防犯错误，再次留下终生遗憾。黄克诚下定决心，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也要尽可能保护那些无辜蒙冤的同志，使之免遭厄运。至于个人的安危，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秋意浓浓。赣南某地。一个村庄的路口。

　　一个年轻的红军排长正率领战士们阻击敌人。他已经率领全排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进攻了。临时挖就的掩体前倒满了敌人的尸体。

　　硝烟在小路上空弥漫。

　　一条灰色的人影穿过茫茫烟雾，飞奔而来。来人是红三师一个团的参谋，他急匆匆赶到那个排长身后，不容分说，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拉着就准备走。

　　“干什么？！”红军排长骤然一愣，“老子正在打仗，敌人马上又冲上来了。”

　　“三班长，你来指挥！”来人也不分辩，给三班长下了一道命令。

　　然后，他悄悄对红军排长说道：“上面开了个‘AB 团’名单，其中有你， 马上要来抓人了，快走！”

　　话音刚落，他又准备拖着红军排长走。

　　“妈的什么耳巴团、鸡巴团？”排长忍不住骂了起来，“老子是红军排长！”

　　一边说，他一边试图挣扎出来人的那双大手。

　　来人顾不得再多讲，扯住那个红军排长，径直向深山密林跑去。

　　穿过一片荆棘，拨开齐腰深的茅草，两人走向了一座山洞。山洞阴森、幽深，不过并不冷清，偌大一个山洞里已经横七竖八坐了十几个人了。

　　红军排长定睛一看，全是红三师的人，有自己所在团的团长、政治处主任，两个连政委，还有一些看起来面熟的同志。不一会儿，红军排长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同志与自己一样都被打成了“AB 团”，差点就被枪毙了，是师政委黄克诚自作主张，不顾个人安危，派人把他们藏进这个山洞的。

　　原来，何笃才等人被肃掉后不久，肃反委员会又给黄克诚送来了一份红三师“AB 团”分子的名单，命令黄克诚按照名单一个一个去抓，进行审查处理。

　　黄克诚注意到，这份名单里多数是连队基层干部。如果他们全是“AB团”，以前那些仗都是怎么打的？黄克诚觉得实在荒唐。

　　所谓“审查处理”，黄克诚心里清楚那将意味着什么。这么多基层干部，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啊，基层指挥员肃掉了，谁来指挥打仗？黄克诚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头顶。

　　他找到肃反委员会，极力向他们申辩：“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在你们所要抓捕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肃反委员会的人个个一脸严肃，一边挥舞着名单，一边有恃无恐地大声说道：“已经有人供出他们了，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审查！”

　　黄克诚的意见他们拒绝接受，反而责令他尽快按名单抓捕“AB 团”。

　　黄克诚无可亲何，回到师部。

　　他绝对不会相信这些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与敌人奋勇拼杀的战友是什么“AB 团”，是什么反革命。不过，硬着头皮去顶，也无济于事，既然肃反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消极反对只能招来横祸，何笃才他们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于是，黄克诚急中生智。他先派人悄悄告知这些所谓的“AB 团”分子， 让他们暂时上山，找个山洞躲藏起来，等候消息。

　　这样，这些所谓的“AB 团”分子来到了这个山洞。

　　每天，黄克诚都派人悄悄上山，给这些人送饭吃，并叮嘱他们千万不要下山，以免被肃反委员会的人发现。

　　当肃反委员会来抓人时，他们才发觉红三师的“AB 团”分子踪影皆无！ 他们只好空手而归。

　　肃反打“AB 团”的同时，蒋介石并未停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因此，一方面肃反工作紧锣密鼓，不少同志被错杀，战斗力有所削弱；另一方面，红军又战事紧急，几乎每天都在打仗，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拼杀。

　　战事频繁，那么多基层指挥员因为被错打成“AB 团”分子，躲藏在山洞里，造成基层指挥员缺乏，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黄克诚想了个折衷之策：遇到打仗时，他就派人把躲在山洞里的人叫下山，让他们回各自的队伍带兵打仗；战斗一结束，这些人立即上山躲藏。

　　这种作法是冒有风险的。这些同志时刻有被抓捕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下山，指挥队伍勇猛地投入到每一次战斗当中，没有一个趁机逃跑。

　　不仅如此，他们纷纷向黄克诚表白：宁可牺牲在战场上，也决不当逃兵，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元愧于党，无愧于革命！面对这样一些同志，黄克诚十分感动。

　　这么好的同志，怎么会成了“AB 团”！

　　没有不透风的墙。仅仅过了十多天，事情终于被肃反委员会察觉了。

　　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后，几个没有来得及上山躲藏的同志被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抓住了，时隔数日，便被杀掉了。肃反委员会驻地。

　　黄克诚全无往日文质彬彬之态，气冲冲闯进了肃反委员会办公室。

　　“为什么要滥杀无辜？”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他们不是什么‘AB 团’，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党的好干部！” 一听到几个未来得及上山的同志被捕杀，黄克诚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当面向肃反委员会讨个公道。

　　黄克诚痛心疾首：“你们这是干了件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黄克诚，你要注意立场！”有人站出来，指名道姓说。

　　“什么立场？他们明知自己上了名单，一旦被你们抓到就活不成了，还照样勇猛杀敌，冲锋陷阵，有这样的‘AB 团’吗？”黄克诚据理反驳，义正辞严。

　　肃反委员会的人早就对黄克诚有所不满了。黄克诚一直对肃反打“AB团’有意见，态度消极。上次肃反，他所在的团只打掉了百把人。这次，他更是抵制肃反委员会抓人，不但不抓还放任他们指挥红军打仗。

　　因而，肃反委员会的人也不甘示弱，指责黄克诚肃反态度消极。

　　黄克诚据理力争，双方大吵一通。

　　回到师部，黄克诚暗自悔恨，没有保护好这些同志，使这些好党员、好干部遇害。

　　他哪里知道，厄运正向他袭来。

　　没几天，肃反委员会派人来红三师，将黄克诚抓了起来，进行所谓“审查”。

　　至于抓捕缘由，他们早就炮制好了：黄克诚这个人有问题，一贯右倾，有“AB 团”之嫌疑。

　　黄克诚被抓的消息很快被彭德怀知道了。这位正直的红军高级将领禁不住拍案而起，他大声质问肃反委员会：“你们凭什么抓捕我的师政治委员？！”

　　肃反委员会的人原本认定黄克诚是“AB 团”分子，准备杀掉他的，面对彭德怀的质问，他们又拿不出黄克诚是“AB 团”的证据来，于是他们只好向彭德怀解释：“黄克诚在肃反问题上表现右倾，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右倾？”彭德怀严肃地说道，“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斗争嘛，不应该用捕杀的办法！”

　　肃反委员会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于是，他们又将黄克诚释放了。

　　不过，师政治委员一职被撤消了，并且黄克诚被勒令不准再带兵。

　　政委可以不当，兵也可以不带，赋闲休息可不行。黄克诚便向彭德怀请求，要么到连队去当一名普通士兵去打仗，要么随便给分配点工作干。

　　彭德怀还是十分赏识黄克诚的。黄克诚那耿直的性格，彭德怀早就有评价——比彭德怀还像彭德怀。他怎么舍得让一个师政委，戴着副大眼镜片子，去当兵打仗？

　　彭德怀批准了黄克诚的请求，将黄克诚调到了军团司令部，让他当了一名秘书，主要督办前委党务方面的工作。

　　对自己先是被抓，然后又很快被放出来，黄克诚并没有仔细思考内中缘由，毕竟是战争年代，哪里有时间计较个人得失呢。

　　黄克诚毫不知晓是彭德怀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彭德怀一向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因而也没有向黄克诚谈论此事。

　　这件不能称其为秘密的“秘密”，在两个人之间隐藏了二十余年。

　　直到1959 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一种证明他们两人有“父子关系”的方式被披露出来，黄克诚才知晓此事。不过，那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彭德怀救命之恩的感激，而是感到愤怒与受到侮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他与彭德怀之间纯洁的同志关系、革命友谊玷污了！

　　调到军团司令部不久，黄克诚便被派往寻乌调查肃反打“AB 团”的情况。

　　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一个较为富庶的边贸小城。

　　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寻乌调查》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寻乌可以算是老革命根据地了，土地斗争开展得较早，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热情也很高，因而群众基础好；再加上当地党组织工作扎实，群众对红军十分爱戴。凡有部队路过这里，老百姓不但热情欢迎，还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红军。冬日的寻乌街头，冷冷清清。

　　黄克诚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来到寻乌县城。

　　队伍走在街道上，很少见到行人。偶尔有人站在房檐下，但是看见黄克诚他们走来，便唯恐避之不及似的关上了房门，就连擦肩而过的行人也对他们十分冷淡。

　　原来，苏区各根据地都搞起了肃反运动，不少优秀的地方干部被肃掉了。

　　寻乌也不例外，这里打“AB 团”闹得人心惶惶，很多人无辜受难，老百姓对此心中有气，十分不满，所以就对红军采取了这种消极冷淡的态度。

　　黄克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

　　回到军团部，他将在寻乌的所见所闻向军团前委一一作了汇报，说到动情处，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对前委领导们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黄克诚的这句话后来被应验了。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描述：

　　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无法坚持，这除了敌人的“围剿”封锁之外，还与打“AB 团”扩大化而脱离了苏区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关系。

　　以后陈毅同志曾对我讲起过，他说胡灿原来在兴国一带的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肃反中胡灿被杀，当地群众无不病哭失声，他们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意。后来陈毅到了兴国，当地群众时他很冷淡，胡灿的母亲还当面质问陈毅：“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杀掉！”问得陈毅无法回答。

　　1931 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发出了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 和“扩大化”的指示。

　　1931 年12 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亲自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就在这时，黄克诚再次被起用，被派往红三军团第一师担任政治委员。

　　黄克诚怀着平静的心情，走马上任了。

　　其实，在战争年代里，职务的大起大落是常有的事。不过，经过这一段波折，黄克诚更加坚信一点：不盲从，不苟同，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应当一心为公，无私无畏。

　　转眼之间，1932 年来到了。

　　1 月初，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发来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重弹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指示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急攻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南昌。

　　毛泽东反对冒险打赣州。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力陈攻打赣州之弊，指出敌强我弱，贸然攻坚，势必失败。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排挤，他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主张攻打赣州的人占大多数。

　　1 月1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红军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

　　为执行攻打赣州的作战任务，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了主作战军和支作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四军负责打援：支作战军，由江西、闽西军区六个独立师组成，负责游击、警戒。另外，红三军、红十二军、红五军团和红十六军组成机动部队，随时待命。

　　赣州，江西第二大城市，赣南政治经济中心。

　　它正好处在章水与贡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因而素有“铁赣州”之称。

　　红军准备啃这块硬骨头了。

　　2 月4 日，红三军团抵达赣州城郊。在扫除了外围之敌后，红三军团分别进占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小南门外的白云山，首先控制了制高点，以为支撑。

　　随后，红三军团进行了攻城部署：红七军担负攻击东门的任务，红一师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39 页。

　　攻打西城门.红二师攻击南城门，红三师越过章水，占领水西河背制高点，控制赣州城北门。另外，军团首长传下命令，红军从东门、西门、南门挖掘坑道，准备攻城。

　　赣州守敌是金汉鼎部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崑，全旅共三千多人，直属南昌行营指挥。早在红军攻打赣州之前，南昌行营就已经命令马崑积极搜刮粮食，屯积弹药，准备死守。

　　另外，赣州城还是赣南十七个县地主豪绅及其反动武装聚集之地。他们组成了十七县民团指挥部，人员五千多人，还屯积了大批武器、弹药。在赣州附近有蒋介石大部队集结随时可以增

　　红军包围赣州后，守敌干脆拆毁了城外工事，撤兵进城，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固守待援。

　　西城门外。

　　黄克诚与师长侯中英逼近西城门，然后就地设立了师指挥所。

　　茫茫暮色中，赣州城如同一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张着血盆大口，时刻准备吞噬任何东西。

　　隐隐约约，一杆青天白日旗在城头随风飞舞。

　　黄克诚与候中英一起查看西门外地形。

　　赣州城墙高大坚固，足有六七米高；城墙之上筑有碉堡；环城壕沟，出击坑道密布交错，而且埋有听音缸，人一不小心踏上，便清脆作响；至于城墙大垛口上则遍布铁刺、木马、滚木

　　黄克诚目睹此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黄克诚本来就不赞成攻打中心城市的作法，因而反对这次打赣州的冒险行为。于是，他向彭德怀提议，不要冒险攻打赣州，应该围赣打援。

　　但是，彭德怀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如今，兵临城下，黄克诚实地查看了地形后，愈发觉得这场仗不能打：

　　赣州城三面环水，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只有东南面是一片陆地，的确易守难攻；守城敌军早有准备，城上筑堡，城墙高大坚固，城下深沟犬牙交错，红军缺乏攻克城寨的装备，如果久攻不克，我军必将陷入师劳兵疲的被动地位。

　　所以，他坚信毛泽东在领导红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的斗争中提出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方针是正确的，从作战全局出发，他主张红军应该放弃围打赣州的企图，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他只好服从命令，率部投入攻打赣州城的战斗。

　　遵照军团首长的命令，黄克诚在抓紧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和师长侯中英一起进行了战斗编组，组成了爆彼队、冲锋队、政治侦察队。

　　爆破队由二十名战士组成，担负挖坑道，选爆点，安装炸药、爆破城墙的任务。

　　冲锋队由七十名作的勇敢、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全副武装，在爆破成功后，他们负责突击入城。

　　政治侦察队虽然人员少，只有十二人，但任务艰巨，他们随突击队人城后，将负责侦破敌人的反动团体和特务组织，确保入城后指挥机关和部队的安全。

　　一切布置就绪，攻城战斗开始了。

　　爆破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在狭窄的作业面上，三人一组轮番昼夜操作，一口气将坑道挖到了赣州城下。

　　2 月中旬，红三军团组织红七军和红二师先后实施爆破攻城。红七军一度炸开了东门月城的城门洞，但敌人火力封锁严密，两支主攻部队均突击受挫。

　　这时，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赣州工作给三军团政治部的指示信》，力促三军团抓紧攻城。

　　2 月23 日，红三军团发动了第一次总攻。

　　上午九时许，主攻南门的红二师组织突击队，由第五团团长叶长庚指挥，预先埋伏在城墙下，准备伺机出击。

　　爆破队点燃了埋好的炸药，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气浪将砖石泥土掀起足有一百米高。但是，意外变故发生了：城墙猛然向外倒塌了，二百多人的突击队被压在了城墙下，全部遇难！

　　城墙被炸开了一道口子，然而红军一时派不出队伍。等到重新组织后续部队攻城时，敌人已经作了兵力调整，突破口处加强了守备力量，因而红军战机已失，进攻受挫。主攻东门的红七军，一度爆破成功，突入城门，攻上了城楼，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战。但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激战四小时，红军大部壮烈牺牲，被迫撤回阵地。

　　黄克诚所率领的红一师也是曾经炸塌了西门月城的城墙，突入城内，与敌激战一小时后，在敌人的强大火力面前，无功而返。

　　总攻受挫当晚，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①：攻城希望很小。

　　攻城接连受挫，黄克诚再次向军团首长提出了撤围赣州的建议，指出屯兵坚城之下，不宜再度围攻，否则伤亡会越来越大，但他的建议未获批准。

　　这时，为缓解赣州之围，蒋介石命令陈诚率其精锐第十一师、十四师约两万人增援赣州。

　　赣州守敌也连夜备战，在东门突破口处将城内整条铁匠街拆毁，强迫城内居民用沙包修筑起第二道街垒。

　　正在组织攻城作战的黄克诚接到消息：增援之敌罗卓英第十一师已经占领赣州西南的杨梅渡、南桥，准备在赣州城北门外架设浮桥，进入城内。军团首长命令红一师派兵阻击。北城门外，一场渡江与反渡江的战斗打响了。

　　红一师为阻止敌人架设浮桥，集中火力以吸引敌军注意力，同时，派出“炸桥队”，用“火般”去焚烧敌人的浮桥和渡船。炸桥队员们驾驶小木船直冲敌阵，临近敌人浮桥、渡船时，队员们迅速点燃小木船，纵身跳迸江水，小木船乘势冲向敌阵敌人的火力太强大了，炸桥队员们往往来不及点燃小船，就纷纷中弹，跌落水中，鲜血染红了江水。

　　即使“火船”漂过来，敌人也会划开渡船，让过去。因而，红一师阻击井未成功，增援之敌仍然顺利渡江，潜入赣州城。

　　敌人另一支援军正向红军侧后包抄而来。

　　黄克诚顿感形势严峻，增援之敌正形成对红军分割包围之态势！

　　黄克诚又一次向彭德怀提出了撤围建议，甚至指责彭德怀，说他是“半立三路线”，但彭德怀依然置之不理。3 月1 日，中革军委总部移至赣州前线，直接指挥作战，并发出了《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之敌的训令》。

　　4 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告红军战士书》，号召红军“下大决心进行持久战争拿下赣州”。

　　接着，第二次总攻开始了。

　　在敌人强大而密集的火力下，红军付出较大伤亡之后，被迫后撤。

　　3 月7 日凌晨。红一师指挥所。夜色朦胧，晨星闪烁。黄克诚辗转反侧， 一点也睡不着，于是索性披衣坐了起来。黄克诚有个习惯，一到仗打得不顺的时候，就睡不着觉，心里总放心不下。特别是这些天来，红军攻城屡次受挫，伤亡日多，敌人援兵又有对红军分割包围之企图，黄克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此次部队要遭受大的损失。因而，几天来他夜里睡觉都不安稳，时刻提防有什么险情出现，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突然间，枪声大作，撕裂夜空。

　　敌人乘夜出击了！黄克诚心里骤然一惊。连日来的围攻，使大家对敌人稍有松懈，哪里会想到敌人敢在夜里出击。黄克诚暗叫不好，赶紧去唤醒旁边的候中英：“喂，醒一醒！敌人好像向我们进攻了，快起来！”

　　候中英刚刚睡醒，还有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黄克诚一把将他拖了起来。

　　枪声更加密集。

　　候中英这才被惊醒，急急忙忙跑出师部，去指挥部队应战。黄克诚待侯中英走后，稍加思索，立即命令通讯班转移，在另外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架线，设立新的师指挥所。电线刚架好，黄克诚一把抓住电话筒，向军团部报告情况，并且建议：“情况十分紧急，应当下令立即撤退突围。”话筒那边立刻传来了邓萍参谋长的命令：“不准撤退！”黄克诚心中十分焦急，放眼望去，四周漆黑一片，枪声却越来越近了。

　　黄克诚判定红一师已经被敌人切割开来，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于是，他不顾上级不准撤退的命令，断然采取机动措施：命令师直属部队后撤南门外，同时派人通知特务连做好一切应急准备。

　　黄克诚随即带领通讯班离开临时指挥所，摸黑前进，寻找红一师的队伍。

　　行至中途，一个连政委率部慌慌张张跑了过来。“政委，敌人太多了，我们已经不行了。”那个连政委面露仓惶之色，向黄克诚报告。

　　黄克诚看到他这副样子，忍不住心头火起，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

　　“就地抵抗，掩护指挥机关先撤！”黄克诚最后下令道。那个连政委这才收敛了惊慌失措之色，带领队伍就地展开，阻击敌人。

　　后来，黄克诚得知，那个连政委表现英勇，率领全连奋力阻击蜂拥而来的敌人，最后全连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又摸索向前走了一段路后，黄克诚碰见了军团所属特务团的一个营。简短交谈过后，黄克诚才知道他们原本负责红二师与红三师之间的联络，一直守护在这里。黄克诚告诉营长姚喆，赶快后退，要不然只有白白送死。

　　姚喆面露难色：“我们没有接到军团部撤退命令，如果..”黄克诚断然应道：“你赶快带部队撤退，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姚喆这才带领队伍撤退。

　　天色正黑，黄克诚带领通讯班径直前行，寻找被打散的部队。

　　这时，他们早已搞不清方向。走着走着，一个战士眼尖，看见前面是一大片开阔地，隐约间有灯光闪烁，还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他把情况告诉了黄克诚。黄克诚手扶眼镜框，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的飞机场！

　　黄克诚这才知道，他们误人了南门外敌人的飞机场，那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是飞机。

　　他刚想带领大家后撤，机场守敌已经发现了他们，大声喝问：“哪一部分？”

　　“是一师的。”黄克诚不及思索，随口应道。

　　敌人误以为黄克诚他们是“十一师”的兄弟，也不再追问了。

　　黄克诚趁机率领通讯班穿越机场，来到了南门外。恰巧，侯中英师长也在这里，正在指挥一师队伍后撤。看到红一师大部平安撤退，黄克诚稍感放心。但是，其他兄弟部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他叫住了侯中英：“我看是不是与红二师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撤了没有。如果没有，应该告诉他们赶快趁夜撤离。要不然，天色放亮，想突围也困难了。”

　　“这样也好，这事你去办吧。我还要到前边去，看看还有没有一师的部队。”候中英说完，带领一班人马，消失在夜幕中。黄克诚亲自赶赴红二师指挥所。

　　大色依旧漆黑一片，枪声一直未歇。红二师仍然坚守原地，没有撤离。

　　黄克诚疾跑而来，来不及喘息片刻，便向红二师师长郭炳生建议部队撤退。

　　郭炳生曾经是黄克诚的上级，他告诉黄克诚：“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不能后撤。”

　　黄克诚向郭炳生晓以利害：“现在我们已经被敌人分割包围，能够突围而出就是胜利，留下来只会是无谓的牺牲。天色快亮了，还不突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郭炳生坚持等候上级命令。黄克诚无可奈何，也不便再多说什么，便转向南门外，寻找侯中英和一师的队伍。

　　他还不知道，候中英返回一师驻地，敌人正从一师驻地方向源源而出。

　　原来，这次深夜突袭，赣州城内守敌挖了三条出击坑道。其中一条坑道正好挖到了红一师指挥部背后，城内守敌从坑道中出击偷袭，与城外援兵构成内外夹击之势。正因为如此，红军才被打乱分割。

　　候中英返回寻找失散队伍，便陷入了敌人重围之中，众寡悬殊，候中英被俘杀害。

　　黄克诚四处寻找侯中英，但不见踪影。这时，他发现四周都有敌人，有不少红军战士正在乱跑，看来红军指挥系统已经失灵了。他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

　　稳住大家，有组织的撤离已经不现实，黄克诚带领通讯班战士立即钻进了临街的一家店铺，穿过店堂，直奔后窗。几个人打开后窗，跳了出去，一口气跑出南关外，一直跑到城南的山上，大家才停下来喘了口气。

　　收拢了山上一些零散部队后，黄克诚果断指挥部队组织抗击敌人。

　　激战中，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警卫营和红五军团赶到，掩护攻城部队撤出了战斗。

　　3 月8 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从赣州撤围，移师赣县江口一带， 进行整训补充。

　　历时三十三大的赣州攻坚战宣告结束。

　　赣州一役，红军伤亡很大，损失了三千多人。

　　赣州之役的实践证明，黄克诚依据战场情况提出的数次撤围建议都是正确的。在红军遭到突袭，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下，黄克诚在积极向上级报告的同时，果断下令部队立即撤退突围，是非常恰当的。故而，部队虽然没有接到命令撤退，但黄克诚的作法上级没有追究。

　　黄克诚是个勤于思考的人。赣州之役以后，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攻城之初，我军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红三军团参战部队这一万余人。但地形条件对我军十分不利。赣州城高且固，三面环水，坚城之下屯重兵，旷日持久地攻城，乃兵家之大忌。负责打援的红四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南面，用来对付广东方面的援敌，没有料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吉安远道驰援。因此，未能在北面堵住援放。待敌人半夜里从城年打洞出击，我军没有准备，有些措手不及。临战于我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又不准部队撤退

　　突围，遂导致重大损失。

　　在江口休整期间，苏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了今后中央红军行动方针。

　　3 月17 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训令，指出赣州撤围后，“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西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地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同时，派一部兵力人闽，开展闽西苏区，威胁粤军。各部应筹得充分给养，作长期革命战争经费，这样来筹备向闽发展，来争取赣州、吉安、抚州。” 　

第五章 遭劫难勇抗争苏区霜晨月



　　田村。

　　阳光普照着一座农家小院。春意渐浓，杨柳吐新芽，布谷声声。

　　红三军团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屋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黄克诚。会议指出黄克诚主要有两点错误：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反对现行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的同志站出来，批评黄克诚一再对抗中央路线：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不久，他便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而且当面向军团长彭德怀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被取消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这次打赣州，他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中央决定，力劝红军撤围。

　　有的同志说，黄克诚一贯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中央苏区现行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有看法。不少同志七嘴八舌，批判黄克诚的种种“错误”。黄克诚面对批判，表示不服，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些主张是实事求是，既不存在对抗中央命令，也不存在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批判会上，耿直的黄克诚，单枪匹马，据理力争。

　　会议僵持了很久，只得休会，暂时停止对黄克诚的批判。

　　按照江口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人闽作战，红三军团与湘赣军区和湘鄂赣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组成了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膝代远为政委。

　　江口集结期间，中革军委还重编了一、三、五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的建制与番号。

　　这样，中革军委任命邓萍为红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不久，红三军团遂沿赣江西下，准备“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

　　田村批判会，是在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召开的。

　　部队沿赣江西下后，进入了湘、粤、赣边境地区。

　　一路上又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仍然据理力争，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行军途中，黄克诚几乎是在批判声中度过的。幸运的是，批判归批判，上级并没有给黄克诚任何处分，更没有撤消他的职务。

　　黄克诚随红五军先是进入江西境内，在茶陵、莲花、永新一线活动，这一地区原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茶陵还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因而红五军打算在这一带收编一些地方武装来扩充主力部队，然而收获不大。于是，红五军又迂回至上犹地区。

　　不久，西路军奉命回师赣南，挺进南康、大余。行军途中，黄克诚恰好与红五军政委贺昌携手同行。贺昌年龄比黄克诚小，但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被选为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同志。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手控制了中共中央，贺昌被撤消了中央委员一职，旋即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贺昌参与过对黄克诚“错误”的批判，认为黄克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黄克诚面对同志们的批判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给贺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携手行军，贺昌便一边走，一边同黄克诚谈话，试图说服黄克诚承认所犯“错误”。

　　黄克诚性情耿直，认定自己没有错，就理直气壮地同贺昌争论。

　　贺昌也是个犟脾气，看见黄克诚拒不认错，就集中火力反驳。

　　两个人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黄克诚大声向贺昌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认错，准备和你再争论二十年。”

　　于是，黄克诚与贺昌早上争论，晚上争论，行军争论，宿营争论，仍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

　　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①1932 年7 月，黄克诚随红五军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人赣敌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之后，黄克诚率部进军信丰地区开展工作。

　　8 月8 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开始部署乐安、宜黄战役。

　　黄克诚随红五军又投入了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久，红五军番号奉命取消，黄克诚被派回了三军团红三师担任政委。

　　骄阳似火，躁热难当。

　　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部。

　　一个年轻人走进师部，向黄克诚行了个军礼：“报告！”

　　“来，王平同志，请坐。”黄克诚笑着说道。

　　王平是三师教导大队的政委，才二十五岁，显得虎虎有生气。他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两人打长沙时就认识了。那时，王平担任机关枪连文书，常跟着黄克诚活动。

　　“王平同志，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件事情。”黄克诚对待部下，一向平易近人。

　　“政委，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王平答道。

　　“教导大队的学员都是从部队的优秀班长中选拔出来的。别小看这些班长，他们可是‘军中之母’啊。部队连排干部伤亡，是他们及时担当了重任。

　　你们教导大队结合战斗总结现身说法，搞射击，教练土工作业、马刀劈刺，讲授班排进攻，搞得相当不错，训练方式十分灵活。不过，”黄克诚话锋一转，“我们的学员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连为什么刮风下雨都不懂，我建议你们教导大队还得讲点自然科学知识。”

　　王平知道，教导大队这副担子挺重的，别看它只是个连学员加在一起才一百多人的营级单位，而且学员流动性大，但是它担负着战时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红三军团自平江起义时起，向来重视培训作战骨干，先后办过随营学校、军事政治训练队，现在又办起了教导队，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军团及各师领导对教导大队的工作很重视，逢有余暇，他们还亲自给学员们讲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77 页。

　　课，黄政委就给学员们讲过课。

　　要说讲政治工作、支部工作等课目，还难不倒王平。但是讲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王平真有点犯难了。他连小学也没上过，只是零零星星上过私塾，而且时间也不长。

　　黄克诚看出了王平的为难之处，他禁不住笑了，对王平说道：“没关系的，你先试着备课，有不懂的地方就来找我，也可以找彭邀师长嘛。”

　　“是！”一句话令王平信心倍增，“政委，保证完成任务。”王平心里很高兴，黄政委是湖南三师出来的，知识面宽；彭邀师长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极有学识。有他们保驾，王平心里踏实了很多。

　　王平果然不负众望，他认真准备每一次课，遇到问题及时向黄克诚和彭邀请教，为了一个小时的课，他常常花费数倍的时间去准备，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看到像王平这样的年轻人生龙活虎，敢于接受挑战，政治军事训练认真刻苦，黄克诚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这段难得的休整间隙里，黄克诚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师部有个参谋吴信泉，才二十岁，读过两年书，有点文化底子，人也很精干。黄克诚经过认真考察，有意加以培养，就派他下到特务连当指导员，让他经受基层锻炼。但吴信泉为此产生了畏难情绪，他认为特务连是一个有四个排的大连，担负全师重任，自己才二十岁，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吗？于是，他找到黄克诚诉苦，毕竟年轻，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共产党员可是流血不流泪啊！”黄克诚拍了拍吴信泉的肩膀，抚慰有加，“大胆去干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吴信泉听了，增添了勇气，咬牙上任了。

　　结果，吴信泉工作认真踏实，不负政委重望，深受战士爱戴。

　　后来吴信泉因病住院，黄克诚得知他快出院时，又派他去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

　　特务连的战士们知道了，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医院，搬起吴信泉的行李就回连队，舍不得放他走。

　　黄克诚听说此事，心里更高兴，赶紧去说服了战士们，让吴信泉上红军大学去了。

　　这个吴信泉，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员。黄克诚还利用休整时间，狠抓全师的训练教育，加强部队的纪律，督促干部战士们学文化。

　　红三师政治军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部队准备出发了，立刻有人站出来讲几分钟射击要领，讲一些支部工作问题，教唱“射击歌”等军队歌曲；部队行军途中，成了学习的流动大课堂，每一个战士背后背一个小牌子或干脆贴张纸，上面写几个字，后面的战士看前边战士的背，认字学习，部队还作出了一天认几个字的具体规定；部队宿营休息了，就布置起了“列宁室”，组织人出墙报，学文化。

　　南方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有时骄阳当空，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雾气朦胧，湿热难当。

　　黄克诚率领红三师的干部战士们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练兵，从不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休整是暂时的，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广昌。

　　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红三军团驻地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会议是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批判会议。

　　这次集中批判黄克诚与宁都会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 月21 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 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 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 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

　　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 年12 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 年10 月13 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 月29 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 月24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 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红三军团政治部。

　　南丰前线传来的消息使黄克诚陷入一缕难以化解的哀思里。

　　红三师师长彭遨牺牲了！黄克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彭遨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别看他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显得有些凶，他可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彭遨曾经是湖南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由于他勇敢善战，又富有组织工作能力，很快成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红三军团成立后，他一直担任红三师师长。彭遨为人爽快。指挥有方，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常挂在嘴边这样一句话：“跟着彭师长，保证打胜仗”。黄克诚与彭遨共事多年，相交甚深。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师攻打建宁城，要不是彭遨，黄克诚十有八九会血染疆场。这次南丰攻坚战，红三师担任主攻，因为南丰是敌人在赣东的支撑点，守敌实力较强，红三师强攻数次，只消灭了城外一些堡垒阵地，彭遨师长见久攻不下，亲临前沿观察敌情，不幸被敌人机枪击中，当场壮烈牺牲。黄克诚眼前又浮现彭遨的音容笑貌，眼泪禁不住流出服眶。

　　红军主力攻打南丰，连续强攻未克，彭遨师长阵亡，伤亡四百人以上，黄克诚闻讯心急似焚。

　　周恩来、朱德亲临前线了解战况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以红军一部佯攻，主力则主动撤围，转移到宜黄乐安一线以南。先后在黄陂、草台冈设伏，取得黄陂和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全歼蒋介石嫡系三个师，俘敌达两万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红军装备明显改观。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黄克诚也融入了中央苏区欢乐喜庆的氛围里。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在行军途中，不慎坠马受伤，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黄克诚旋即被任命为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几个月里，黄克诚又一次大起大落，担负起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从参加革命算起，黄克诚可以说饱经风雨，然而他那刚直不阿，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拳拳之心，依然如旧。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乐安大湖坪，雾气濛濛。

　　黄克诚再次被降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前往乐安县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

　　大湖坪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各部都缩编了，取消了军，师编为团，这样，红军共整编为八个师。红三军团则整编为第四、五六三个师。

　　刚刚迁入瑞金的临时中央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于是，黄克诚被调离红三军团领导层，下派到红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其实，不只是黄克诚一个人，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均被调离了主力红军。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不久也被撤销了职务，彭德怀军团长心存异议，急忙电告临时中央，认为在战争环境中，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况且滕政委在战士中素有威望，因而他请求免调腾代远。但是，临时中央没有回电。彭德怀只好放滕代远走了，自己生闷气。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临时中央领导人也有些头脑发热，开始在红军中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实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分离作战，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

　　7 月的大湖坪，烈日当空。

　　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举行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领导人传达了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同时辅以地方部队配合，入闽作战。

　　接着，大会进行了作战动员，传达了临时中央提出的东征任务：“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黄克诚听完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心里高兴不起来，这与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他心中嘀咕。

　　东进初期，东方军进展顺利，先是击溃朋口之敌，进而尾追一百余里，攻克连城、清流、归化等县。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奉命奔袭泉上。泉上是宁化重镇，地扼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的咽喉要道。红五师冒雨疾进，迅速拔除了泉上外围的敌人据点后，将泉上团团围住。泉上守敌依托土围子，负隅顽抗，并多次企图突围逃跑，被红五师顽强堵回。红五师挖了一条通向土围子围墙的地道，埋好炸药，“轰隆”一声巨响过后，围墙已经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五师趁势发起冲锋，全歼守敌，俘敌一千多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

　　东方军自入闽作战以来，一直孤军深入，后勤没有保障，因而粮食困难，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两顿稀饭。行军途经山区，又逢雨季，河水猛涨，粮食更无法解决。泉上一役，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由于连日酷暑征战，东方军病员激增，战斗力削弱许多。

　　但是，临时中央授权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继续南下，逼迫敌人与之决战，以减轻南方战线今后的困难。

　　东方军奉命投入了紧张，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中。

　　连日征战，时而酷暑骄阳，时而大雨滂沱，加上缺粮短米，黄克诚患上了痢疾。因为没有治痢疾的药，师卫生队只好给黄克诚反复灌肠，搞得他浑身瘫软无力，连路也走不动了。但是，黄克诚仍然坚持跟随部队行动。

　　闽西地区山多田少，夏季气候变化无常，行军十分困难，病中的黄克诚更是可想而知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不久，部队搞到一只鸡，这可是难得的佳肴。卫生队便加上一些洋参须子，熬了一大锅鸡汤，给病中的黄克诚吃下去。黄克诚渐渐恢复了体力，精神也好了许多。

　　不久，红五军沿闽江南岸而下，进军延平。围攻延平，红五师遭受很大① 不久，滕代远调离红三军团，由杨尚昆接任。——作者注。

　　损失，其中第十二团政委及其继任者先后牺牲。

　　这样，东方军从7 月初入闽，共历时三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战果不大，而且连续征战，疲于奔命，常常与装备优良的敌军作战，战斗往往极为紧张、激烈、残酷，造成伤亡和疾病减员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黄克诚目睹发生的一切，心里很不平静，更加认识到这是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分开后，造成了这种结果。

　　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是红一军团这一个拳头置于无用，红三军团这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黄克诚隐约感到红军在行动上出现了问题。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在积极备战，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即将到来。

　　1933 年9 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纠集六十四个师又七个旅共五十万人，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拉开了沉重的帷幕。瑞金沙洲坝。秋意浓了，太阳黯淡了。

　　鸭子一半在稻田里，一半栖在田梗上。

　　一幢新建的三套间房子，孤零零竖在稻田中央，沉浸在落日的余辉里。

　　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坐在正中堂屋里，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傅古亲热地交谈。他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由于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开始倚仗这位德国人李德，指挥中央红军了。

　　共产国际派来军事顾问的消息，很快传到黄克诚的耳朵里。黄克诚还知道了同志们背后对顾问的称呼——“独立房子”。李德新官上任“三把火”，却让黄克诚忧心如焚，明显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

　　9 月28 日，敌人袭击中央苏区的黎川县城。

　　李德与临时中央急令东方军回师中央苏区北线，要求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

　　苦战三个月，根本没有休整的东方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奉命西返，长途跋涉，向黎川方向进发。

　　部队路经洵口，与敌第六师一部遭遇，取得首战胜利。接着，又奉命向硝石进攻。硝石有敌人重兵防守，筑有坚固阵地，东方军连续攻击五日不克。

　　彭德怀分析敌情后，果断率部撤离，幸免于难。

　　刚离开硝石，李德又命令红三军团长距离行军，去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

　　浒湾敌军以逸待劳，凭借坚固堡垒，疯狂反扑，红军遭到很大伤亡，被迫转移。

　　浒湾失利，临时中央大动肝火，李德更是火冒三丈。李德不好直接追究彭德怀的责任，就抓来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撤职并开除党籍，交付审判。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也有一个团政委被抓作替罪羊，当即被撤销职务，并加以处决。

　　对李德的这一连串动作，黄克诚很有看法。

　　过去，按照毛泽东指挥作战的经验，红军打完一仗，都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养精蓄锐，寻机歼敌。可是，李德全然不顾东方军鞍马劳顿，连续几个月长途奔波之苦，一味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来犯之敌；而敌人筑有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这样打仗，红军自然受制于敌，浒湾战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是，李德不检讨自己的指挥过错，反而乱捕、滥杀毫不相于的红军干部，追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黄克诚觉得李德真是以势压人，殃及无辜。这样，红军能打胜仗吗？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黄克诚说话已经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凡遇到有关打仗的事，全由红五师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决定。

　　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很多持不同意见，或者是赞成、支持毛泽东的同志，都遭到“左”倾领导者的追究，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

　　黄克诚知道，自己一旦不慎说出人家不中意的话，就可能被整掉，永远缄口。既然自己的意见丝毫不起作用，又何必多说什么？后来黄克诚回忆这段情景时叹惜道：

　　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主动权，估计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会吃亏，就决不蛮干。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前线部队在执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本来是按照上边的命令行事，但仗没有打好时，却要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真是咄咄怪事。李德这个人治军，完全照搬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上那一套，毫不顾红军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敌强我弱的特点，一味搞正规化，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这样搞法，红军实在吃不消。我们可以从破译敌台的密码中获取敌人的情报，李德却利用这个好的条件，搞瞎指挥，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而自己又不集中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李德的那一套军事指挥战术，黄克诚不敢苟同。经历硝石、浒湾两次战斗之后，黄克诚开始担忧红军的前途与命运了。天气凉爽，枫叶初红。

　　敌人占领黎川后，以三个师的兵力，进犯团村地区。团村，位于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宛若一个小口袋底。红三军团得知敌军动向，奉命于团村地区隐蔽集结，准备乘敌运动中，对其进行短促而有力的突击。

　　由于红四师政委彭雪枫在八角亭战斗中负伤，黄克诚被派往红四师接任师政委一职。随即，黄克诚率部奔赴团村地区隐蔽待敌。

　　天刚蒙蒙亮，一抹朝霞隐现山间。

　　敌人进入了红三军团伏击区域。

　　彭德怀军团长大手有力一挥，红四师与兄弟部队如猛虎下山，突然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霎那间，枪炮声响彻云霄。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狼奔豕突，仓惶逃命。红军趁势猛冲，穷追敌寇。

　　尘土漫天，红军战士个个像丛林猛虎，突人“群羊”。

　　时过正午，耀眼的阳光直刺人的眼睛。

　　红军由东向西追击敌人，正好面对强烈的阳光，眼前白花花一片，看不见敌人，而敌人背对阳光，丝毫不受影响，反而将红军观察得一清二楚。于是，敌人架起机枪向红军猛烈扫射，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

　　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黄克诚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前沿视察。

　　张锡龙曾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军事素质相当好，尤其是他的枪法，可以抬手一枪击中飞起的麻雀。黄克诚与他相处时间虽短，但很佩服他。张锡龙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学习，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打起仗来又勇敢顽强。

　　团村战斗开始后，张锡龙一个劲地往前冲，黄克诚紧随其后。本来嘛，政委总要协助师长指挥，师长到哪里，他也应该跟到那里，况且亲临前线是黄克诚打仗时的一贯作风。

　　张锡龙身体素质好，跑起来疾步如风，黄克诚视力不好，戴副大眼镜片，体力较差，所以跟上张锡龙颇费一番气力。

　　这时，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前沿阵地，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

　　在他们侧面，大约两里左右的一个山头上，驻有敌人。

　　他们居高临下，很快发现了张锡龙和黄克诚，掉转机枪，向他们扫射过来。

　　随着“哒哒哒”一梭子枪响，毫无觉察的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即倒在血泊中。子弹穿过张锡龙头部，径奔黄克诚，黄克诚猝不及防，只听“啪”一声，他的大眼镜片子被打碎，掉落在地。

　　黄克诚顿觉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就地一蹲，用手去摸眼镜，手刚触眼镜，就听见旁边的张锡龙口中发出咕噜咕噜声响。黄克诚暗叫不好，赶忙掏出一副备用眼镜戴上，目光盯向张锡龙，张锡龙头部鲜血汩汩而出，早已牺牲！

　　黄克诚悲愤欲绝，半年之内，与己共事的两位师长捐躯疆场，而且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黄克诚抑制住心中的悲愤，率领红四师直入敌阵，在“为师长报仇”的口号声中，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节节溃退。然而，敌我兵力相差过于悬殊，红军只有一万两千多人，敌人却达三万之多。

　　团村之战，红军虽然击溃敌军，使敌人付出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然而红军亦伤亡千余人，而且让敌人逃跑了，未能全歼敌军。

　　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痛失歼敌良机。

　　黄克诚在痛惜张锡龙阵亡之余，对李德的瞎指挥更有意见了。回想起过去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那么运用自如，调动敌人疲于奔命，黄克诚心底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

　　鏖战正急，毛泽东却在后方领导查田。

　　这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交待给毛泽东的任务。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赞同与支持毛泽东的同志屡遭责难和打击，毛泽东的处境可想而知。

　　毛泽东连军事上的发言权也失去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在背地里嘲笑他是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毛泽东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黎川与泰宁交界处。山峦起伏，林海茫茫。

　　红四师奉命接防，与红一军团会合了。这是两军自分兵作战一年多来第一次会师。

　　广大指战员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红一军团长林彪径直来到红四师政委黄克诚面前，劈头就问：“有盐没有？快支援一点吧。”

　　林彪是红一方面军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性格内向，言语简短。

　　原来，红一军团已经很久没吃到盐了。

　　黄克减赶忙传令将红四师携带的盐分一些给红一军团。幸好，不久前，红三军团打沙县、尤溪时缴获了大批盐，而且占领了一座兵工厂，使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个个穿上了新衣，子弹袋装得满当当的，一改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要子弹没子弹的局面。

　　林彪看到红四师干部战士穿戴整齐、弹药充足，还带了不少东西，很高兴，便又向黄克诚要了些腊肉、弹药等。黄克诚感慨万端。

　　“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干军如卷席”的红军哪里去了？黄克诚禁不住回想起，毛泽东领导红军时，规定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如今，却只剩下打仗这一项了，军民之间鱼水之情被军队与地方、群众相脱离所取代。过去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仗，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最后各个歼灭敌人。

　　现在，红军分兵作战，听命于军事上的瞎指挥，结果，连连受挫，战斗力日益削弱，敌人却从四面八方不断蜂拥而来。军事上受挫的同时，中央苏区的经济也出现了严重困难。这固然与敌人对苏区的包围封锁分不开，但也是“左”倾政策造成的恶果。就拿盐来说吧，过去可以通过私商将盐从吉安、赣州等地运进中央苏区，可是，自从实行了“左”的商业政策后，不准私商贩盐，反而将自己封锁了起来，红军与苏区群众吃盐发生了很大困难，前线将士每天还可以有一点盐吃，后方干脆无盐可吃了。要不是红四师不久前缴获了一批盐，黄克诚真发愁到哪里找盐给红一军团的同志们。

　　红四师刚刚休整几天，中央就来电指示，红四师立即赶赴建宁、泰宁地区，接防红一军团的阵地，参加打黎川的战斗。目送红一军团向预定地域出发后，黄克诚步履沉重，返回师部驻地。

　　霜晨月，阴霾渐起。

　　瑞金沙洲坝，“独立房子”。

　　中间的那间会议室里，墙上挂满了军事地图。几份已被译成俄文的电报散落在桌子上。电报旁一杯咖啡在冒着徐徐的热气，这是红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专供李德使用。李德又在向博古兜售他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来的“短促突击战术”。

　　“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也不能打游击战，应该打正规战。

　　不能放弃一寸土地，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用红军的碉堡战，对付蒋介石的碉堡战，为粉碎敌人的堡垒，红军应在敌人离开堡垒向前移动时，突击其先头部队，当敌人离开前进到十里以外时突击其后续部队..”李德的确像个理论家，而且常常旁证博引，极富说服力，不过他那套军事理论，远远脱离了中央红军的实际。“乞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一语中的。

　　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群山环抱。盱江左岸的广昌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笼罩在一片炮火硝烟中。

　　蒋介石调集北路军总指挥陈诚的十一个师，沿盱江而进，每天一、两公里，水泥钢筋构筑的坚固堡垒递次跟进，缓缓逼近广昌。

　　红军由博古、李德亲组临时司令部，分任政委、总司令，调集红一方面军九个师，死守广昌。

　　广昌内外，全是用木头架子垒上泥土而成的简易堡垒。李德要用它们“严阵以待”敌人的到来。

　　1934 年4 月10 日，一场堡垒对堡垒空前酷烈的战斗猛然拉开帷幕。

　　敌人三四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红军阵地，山炮、野炮、重迫击炮交叉实施射击，炮弹雨点般倾泻到广昌北大门外，简易堡垒倾刻间化为焦土，守护的几百名红军战士永远闭上了眼睛！

　　敌人以营为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在炮火掩护下，黑压压围攻过来。

　　红军依托阵地，奋力反击。四十多里的战线上，杀声四起，枪声震天，浓烟滚滚。

　　红军弹药不足，火力不猛，眼见敌人蜂拥而来，几经冲杀，作用甚微。

　　敌人开始慢慢逼近，红军辗转苦战。

　　黄克诚亲率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拼杀攻夺战。

　　眼看红军伤亡越来越多，黄克诚心里窝火，这仗越打越别扭！

　　其实，广昌决战一开始，黄克诚就持反对态度。死守广昌？简直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讲，李德那一套“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是错误的，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连步枪、手榴弹都没有保障，单靠阵地防御怎么能顶得住呢？黄克诚认为应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术原则，避敌锋芒，进行必要的战略转移，到湘赣边开辟新区，保存和发展红军势力。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李德关于“短促突击”的论述仿佛在黄克诚耳边响起。

　　“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这不是让战士们送死吗？还谈什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黄克诚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电话，找军团长彭德怀反映意见。

　　彭德怀这时也憋了一肚子火。

　　自从东方军入闽作战以来，红三军团打的胜仗屈指可数。这次反“围剿”，与敌人搞堡垒阵地战，人家堡垒坚固，人多势众，装备优良，红军只有挨打的份，仗自然越打越艰苦。

　　“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机。”电话那头传来黄克诚焦的的声音。

　　彭德怀手持话筒，沉默不语。其实，黄克诚这位敢于直言不讳的老部下，已经多次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了。

　　的确，这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肯建议，黄克诚关于红军前途的预测，也绝非危言耸听，彭德怀深有同感。作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高级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向中央建议也属于正常。但是，当时，政治气氛异常紧张，组织生活亦不正常，彭德怀贸然提出这一建议，不仅无人听从，恐怕还会影响全局，因此，彭德怀对于黄克诚的提议，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对于李德的瞎指挥，彭德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向博古、李德建议放弃固守广昌，大声疾呼：“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死守广昌又从何谈起？”

　　博古、李德置若罔闻。他们头脑里正充斥着一种激情：要么胜利，要么死亡！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

　　战斗进入异常残酷的阶段：广昌城里，残垣断壁，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山岗上，田野里，弹坑累累，到处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

　　红军构筑的“永久”工事、碉堡群，几乎被炸平了，几缕破军衣在残垣断壁上摇曳。

　　4 月28 日，广昌终于失守了。

　　落日的余辉将整个战场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氛围中。黄克诚率部撤出了广昌。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黄克诚十分清楚，门户一开，中央苏区岌岌可危了。

　　一弯镰月，悬挂中天。惨白的月光倾泻在红四师宿营地。周围宁静得近乎沉寂。微风吹来，让人略感清爽。黄克诚一路行军积攒了一肚子的牢骚与意见。

　　广昌失守，红三军团又奉命为阻击敌人南下而西进。西进途中，部队奉命处处设防，搞阵地防御，而且每天都在打仗，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次仗。

　　几个月来，红军几乎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敌人轮番猛攻。部队伙食跟不上，也没有盐吃，干部战士体力不断下降，战斗力日趋削弱。进入7 月，敌人集中三十一个师，兵分六路向红军展开全面进攻， 军事顾问李德竟然命令红军针锋相对，六路分兵迎敌，全线抵御，用九个师的兵力抵御三十一个师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红军处处被动挨打。

　　红四师历经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镇等战斗后，伤亡十分严重，打得也相当艰苦。

　　驿前镇战斗开始时，红军构筑了三道防线，在阵地前沿埋设地雷，堆筑鹿砦，埋设竹钉，修建较为严密的工事。但是，在敌人飞机大炮一阵猛轰滥炸之下，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红军只好依托交通壕与进攻的敌人展开血战。

　　子弹打光了，红军只好组织小分队，趁着夜色掩护，摸爬到阵地前，在敌人的尸体堆里摸拣枪枝弹药。最后，战斗以红军主动撤退而告终。更为可憎的是，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红四师参谋长被吓破了胆，叛逃到国民党军队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只是关注于行军打仗，没有时间召集干部开会了。

　　黄克诚心里有意见，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担忧红军的前途，但是又无处可提。贸然向上级提意见，很可能招来大祸临头。黄克诚实在憋不住了，他愤然说了些“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之类的牢骚话。

　　不料有人把黄克诚的这些牢骚话向上级报告了。

　　彭德怀听说此事，把黄克诚叫了来：“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

　　彭德怀私下里欣赏这位耿直的老部下，忍不住出言劝慰。黄克诚坦然答道：

　　“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笑了：“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他说，很快人家就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继续照这样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转眼到了酷暑八月。

　　红军且战且退，伤亡不断增加，并且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很多红军指战员都患了病，身体更加虚弱。

　　一天，红四师接到命令，跟随彭军团长上山看阵地。黄克诚立即传令四师的干部骑马上山。快到山上时，黄克诚远远地看见彭德怀已经在山上了，他赶忙轻声招呼红四师干部：“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边哩。”

　　原来，彭德怀治军严格，要求干部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他自己常常以身作则，行军打仗时，总是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因而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让他碰到没有病骑马，准挨批评：“年轻轻的骑牲口干什么？”

　　这次，黄克诚见大家都身疲力竭，也就没有提醒大家。师长洪超没有下马，说道：“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大病未愈，也没下马。

　　到了山上，彭德怀并没有责怪大家，反而问道：“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洪超大声答道：“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

　　彭德怀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表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正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住就骑马吧！”

　　大家看完地形下山后，军团给各团供给处长下了通知，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

　　彭德怀关心部下，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一年之久，敌人缓缓推进，缩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红军和中央苏区陷入绝境。

　　这时，毛泽东再次站了出来，向博古、李德进言：“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结果，这一正确建议遭拒绝。

　　1934 年10 月上旬，敌人先后攻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突围转移，势在必行。

第六章 当先锋处逆境辗转长征路



　　红三军团野战医院。

　　10 月的阳光，依旧火辣辣，刺射人眼。阳光透过樟树树叶照在地上，留下参差斑驳的黑影。

　　黄克诚急匆匆走进医院。

　　驿前镇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撤回于都。这时，中央局书记博古来到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告诉大家，红军将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博古没有讲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

　　其实，广昌战役失利以后，李德、博古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红军突围转移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图，甚至连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

　　不过，随着准备工作的秘密进行，还是让人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9 月29 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黄克诚注意到，文章虽然还存在着肯定“堡垒战”、“进攻路线”的“左”

　　的错误观点，但是文章已提出反对“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的观点，特别指出应当“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博古的讲话和张闻大的文章使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出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

　　因而，黄克诚急忙赶来野战医院，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主力红军一旦突围，滞留中央苏区将会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黄克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穿过简陋的病房，疾步向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的病床走去。

　　病房里显得有些脏乱与嘈杂。

　　三营营长张震正倚靠在床上，若有所思。

　　张震身材高高的，略显瘦弱，面容果敢坚毅。他是在驿前镇战斗中英勇负伤的。

　　黄克诚推门走进病房，来到张震病床前。

　　“你快出院吧。”黄克诚开门见山，向张震说道。张震猛然一愣，心里直纳闷：虽然自己只是伤了手，并不严重，但是，政委平时很关心下级的呀，今天这是怎么了？张震忍不住开玩笑他说：“我为什么要出院？伤还没好呢！”他知道黄政委待人随和，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干部战士们和黄政委在一起时都很随便。

　　黄克诚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板起脸严肃地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

　　说完，转身准备出门。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过身来，向张震说道：“上次打赣州时，我说过要砍你的头，说你没收了人家铺子，这事情搞错了，不是你那个连，怪我没好好调查。”

　　张震默然了，两年前的那件小事，政委还记得这么清楚，使他深受感动。

　　原来，1932 年初，红军打赣州，张震担任黄克诚率领的红一师一连连长。

　　在迸逼赣州以后，红一师有一个连没收了城边的一家铺子。黄克诚政委一听，火冒三丈，上级三令五申，要求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反对没收工厂、银行、商店，竟然有人顶风而上，这还了得！黄克诚叫上警卫员，直奔张震的一连连部。情急之下，黄克诚只听说是一连干的，也未进行调查，就来到了一连连部门口。

　　“张震，你出来，我杀了你的头！”黄克诚禁不住火气，嚷了起来。

　　听到政委那沙哑的嗓音，张震搞不清怎么回事，急忙跑出来，敬礼说：

　　“政委，什么事？”

　　“什么事？你们干的好事！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收人家的铺子？”黄克诚毫不客气，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质问。

　　张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年轻气盛，火也上来了：“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收了铺子？”

　　“有人反映了。”

　　“谁？”

　　黄克诚刚想说下去，师部方向传来枪声，敌人突袭红军了。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撂下了。

　　没想到，两年多后，黄克诚政委还记得此事，并且向他真诚地道歉，张震心里怎能不感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作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

　　直到红军突围以后，张震、钟伟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1934 年9 月，中央苏区处在一种忙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气氛中。

　　扩大红军的工作猛烈进行。扩红，已经成为几个月来响亮而急切的口号。

　　征集粮食，生产枪支弹药，编织草鞋..

　　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量的新军服、新鞋子、被子、粮食、枪支弹药陆续发放到了红三军团第四师。

　　10 月初，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准备突围的命令和指示。一天，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给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王平同志，你们立刻派人来师部领枪。”

　　“团里每个战士已经扛了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王平向洪超师长报告。

　　“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王平申辩道：“师长，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一个排去，恐怕赶不回来。”

　　洪超一听火了，在电话里骂了起来，并说要把王平枪毙了。这时，黄克诚正在旁边，他连忙把电话抢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后，劝慰了王平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随后，他又劝慰起洪超来。

　　洪超是在张锡龙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的。他参加过平江起义，历任班长、排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当师长时才二十五岁，是三军团中的一员猛将。不过，年纪轻，火气也大，做起工作来难免方法简单一些。对这一点，黄克诚心里清楚。所以，黄克诚不慌不忙，劝慰了洪超几句，让他消了火气。其实，也不怪洪超发火。自从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突围转移的指示后，各部队奉命整理行装，连坛坛罐罐也要带上，简直像是搬家大行动。然而，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听说，中央和军委纵队连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机器以及X光机、印钞机器等笨重东西都带上了。为搬扛东西，就动用了五千民伕随军行动！

　　这哪里是突围转移，分明是搬家！黄克诚心想。秋风萧瑟，大阴沉沉的。

　　恐怕又要下大雨了。黄克诚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天空。1934 年10 月上旬，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

　　八万多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甬道式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红三军团担任右翼，其后是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九军团；五军团殿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位列其中。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行进在最前边。

　　黄克诚跟随十一团行军，边走边与十一团政委王平悄声谈论。

　　王平因患病，不得不坐担架行军。

　　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在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建根据地。

　　但是，广大干部战士一直被蒙在鼓里。

　　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问旁边的干部：“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干部也不知道，只好这样回答。

　　听到这样一些议论，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这个广大干部战士迫切急于知道的问题，却以“保守秘密”为由没有传达到全军。

　　黄克诚一边走，一边悄悄告诉王平，“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了，黄克诚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

　　毕竟，这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与苏区群众用血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曾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红军曾经依靠苏区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如今，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要把好端端的中央苏区送给敌人了。

　　这时，贺昌的身影划过黄克诚的脑际，使他心情愈发沉重。

　　遵照上级决定，贺昌留守中央苏区，开展对敌斗争。当然，不只贺昌一个人，相当一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如何叔衡、瞿秋白、陈毅、毛泽民、项英、刘伯坚等，都被留了下来。

　　中央苏区已经处在敌人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留下来坚持斗争，黄克诚清楚地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条灰色的长龙，携带着中央苏区的所有“家当”，蜗牛式地前进着。

　　行军是隐蔽进行的，一般都是在黄昏或半夜出发，但是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十分缓慢，一天才走几十里路。

　　黄克诚明白，兵贵神速，如此行军，心下不免焦虑，但又无计可施，这样一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无论如何是快不起来的。

　　虽然李德、博古等对红军内部绝对保密，但红军的突围意图，蒋介石还是嗅到了。他坐镇南昌，调集兵力，分作四路追击红军。

　　赣粤交界。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山头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碉堡。碉堡多用砖石砌成，而且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四周则设有步枪、机枪眼，堡内还储有粮食。遭遇进攻，可关门固守，向外射击保存力量。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碉堡政策的产物，号称“钢铁封锁线”。

　　不过，经过红军做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

　　陈济棠让出了一条四十华里的间隙，让红军借道进军湖南。

　　陈济棠还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因而，中央红军较为顺利、轻松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但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所有部队。作为右翼先锋的红四师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在自石圩遭到陈济棠一支部队的突然侧击，企图切断红四师与后续部队的联系。

　　黄克诚、洪超立刻指挥红四师投入了战斗。洪超亲自指挥红十一团，将敌人击退。随后，洪超率一个排到前面侦察，正好与一群溃退的敌军相遇，敌人在惊慌失措中乱放了一阵枪，洪超骑在马上，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黄克诚闻讯悲痛欲绝。洪超师长身经百战，四次反“围剿”时，曾被敌人打断手臂，成为独臂将军。他才二十五岁，就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不到两年里，黄克诚第三次埋葬与己共事的师长，悲愤之情无法形容。

　　他率领红四师，直人敌阵，一气占领了古陂。

　　古陂是敌人的一个后勤基地，军衣、弹药应有尽有。缴获了大批弹药，战士们异常高兴，奔走相告，因为红军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子弹不好用，打不了几发就得用捅条清一清枪膛。这时，中革军委派中央纵队参谋长张宗逊来到红四师，担任师长。

　　黄克城又有了一位新搭裆。

　　红四师占领古陂后，继续担任右翼开路先锋，一路披荆斩棘，遇水架桥，经九渡水，取新城，进入湖南，为全军打开一条通道，尔后又掩护左翼的红一军团顺利西进。

　　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11 月初。秋雨绵绵。

　　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踏上去，泥浆飞溅，不时地有人滑倒，浑身上下粘满了泥浆，连草鞋也看不出颜色，成了泥坨子。许多战士草鞋被粘掉，干脆赤脚行军。

　　队伍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

　　黄克诚浑身湿漉漉的，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赶快跟上。

　　这样恶劣的天气，黄克诚不敢戴眼镜，生怕行军摔跤把眼镜弄坏了，他是个高度近视，丢了眼镜，怎么指挥打仗？于是，他把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口袋里，让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政委这副样子，有意要逗逗他。王平和黄克诚一起走时，装出要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王平跳一下，连跳了几次黄克诚才发觉王平在和他开玩笑。

　　“捣蛋鬼。”黄克诚笑着说道，“还是个团政委呢。”一句话，惹得王平与周围的战士哈哈大笑。

　　队伍离永兴越来越近了，黄克诚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离家十多年了，也不知道家人的情况。记得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928 年的秋天。那次离家出走，想起来就心中歉疚。自己参加革命不但让家人担惊受怕，而且累及家人，敌人把老父亲抓起来拷问。难怪父亲一见自己，气得暴跳如雷，指着自己的鼻子大骂一通。..

　　一幕幕情景在黄克诚脑海中闪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但是，作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离油麻圩这个生养他的小村庄愈发地近了，黄克诚深情地望了望家乡的山山水水。

　　朦胧的雨雾当中，仿佛出现了父母兄嫂还有小弟他们的身影。

　　黄克诚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连忙与带路的老乡攀谈起来。他详细地问了一下家乡情况，以慰藉心中的思乡之情。油麻圩逐渐消失在黄克诚的视野中。

　　当黄克诚再次踏上永兴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

　　11 月15 日.黄克诚率部在郴县、宜章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西境内。

　　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调集重兵，亲自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沿五岭山脉，进入湘西。

　　因而，蒋介石亲拟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十五个师，分成五路围堵红军，同时，他又命令桂军予以全力协助。“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蒋介石打好了如意算盘，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红军就范。

　　中央红军，这支“拖着圆木的象队”，缓慢、悄然地走进蒋介石一手设置的圈套。

　　毛泽东、彭德怀曾建议红军放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并改变行军路线，但是李德、博古等执意不听，仍旧按原计划行事。

　　一场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就要开始了。

　　湘江北岸界首渡口。秋雨飘零，冷风凄凄。黄克诚步履匆匆，走进红一军团司令部。他是奉命接管红一军团湘江北岸防务的。

　　红一军团长林彪一脸冷峻之色，见面便问黄克诚：“彭军团长呢？”

　　“正在灌阳指挥作战。”黄克诚回答。

　　红三军团与桂军激战正酣，伤亡很大，黄克诚就是刚从灌阳前线赶来的。

　　“中央和军委纵队呢？”林彪又问。

　　“正在向江边前进。”

　　林彪紧皱了一下眉头。

　　按照军委部署，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问的渡江点，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央和军委纵队拖着笨重的“坛坛罐罐”，依旧按照每天仅二十公里左右的常规速度行军，迟迟不到湘江渡口。红一、三军团像两个疲惫不堪的轿夫，艰难地抬起了中央和军委纵队这顶笨重的轿子。

　　面对不断蜂拥而来的敌人，他们全力以赴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等待后续部队渡江。

　　黄克诚奉命接管界首渡口防务，就是因为湘军已经围攻过来，红一军团被迫转过头来对付湘军。

　　军情紧急，林彪简要地向黄克诚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我们是否仍然按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听完敌情介绍，黄克诚向林彪询问。

　　“不行！”林彪果断地说道，“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说完，林彪率红一军团匆匆赶赴指定地点迎敌，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不一会儿，师长张宗逊率红四师赶来了。

　　按照林彪的吩咐，黄克诚、张宗逊立即在湘江南岸依山布防，构筑防御阵地。

　　很快，红四师与桂军交火。湘江岸边，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战况空前激烈。

　　光华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两三里地。正面是一片开阔的丘陵，树木稀少，银辉遍地，寒气逼人。战斗持续到了深夜，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敌人的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红四师的前沿阵地上，将大块大块的泥土炸起，继而连着弹片，重重地砸落下来。

　　红军伤亡不断增加..

　　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不久继任团长杜中美也牺牲，政委杨勇指挥部队继续苦战..

　　消息传到四师指挥部，黄克诚悲痛以极，心急如焚，心里默念：中央、军委纵队快一点走，快点渡江吧！哪怕快一点点，也可以换取不少战士的生命啊！

　　然而，军团司令部传来的电报冰冷而又无情：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

　　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

　　“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出阵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声音从电话筒那边传来。

　　黄克诚深知四师任务重大，中央、军委纵队能否顺利过江，千钧系于一发！

　　他拿起望远镜，向前沿阵地望去：

　　光华铺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成一片，夹着闪闪的红光。黄克诚搞不明白，那些印钞机、X 光机、油印机、书籍甚至宣传品、纸张，难道比红军的前途、战士的生命更重要吗？一天可以赶到湘江岸边的距离，中央、军委纵队拖着“坛坛罐罐”，竟然整整走了四天！

　　战机贻误，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重重地长叹一口界首渡口。风雨凄凄。

　　辛辛苦苦架设的浮桥已经被敌机炸成数截，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很快被① 即军委纵队的代号，也叫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是长征的首脑机关。

　　汹涌的江水吞噬，零散的几块混合着无数红军战士的尸体，在江中随波浮沉，马匹尸体、散乱的文件、书籍也夹杂其中。

　　湘江河水已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岸边，弹坑累累，战马悲呜，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等各种“坛坛罐罐”零乱不堪，散落得到处都是。

　　12 月1 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红四师指挥部。

　　红四师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是不知何故，红四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情况十分紧急！

　　黄克诚当机立断，对师长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

　　“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撤！”张宗逊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了！”黄克诚不无焦虑，“我们会被敌人吃掉的！”

　　张宗逊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执意反对说：“我们必须等待上级下达了命令，才能撤退！”

　　黄克诚心里有些急，既然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情又异常紧急，稍有迟疑，便会酿成终身之恨，导致全师覆灭的命运。于是，他对张宗逊说到：“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

　　红军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因而张宗逊最后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带领红四师撤离阻击阵地，匆匆追赶主力去了。黄克诚的预见绝非危言耸听。

　　红三十四师因为种种原因，撤离较迟，结果陷入敌人重围，全师覆灭。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空前，八万多红军经此一役，仅剩下不到三万人。

　　黄克诚率领的红四师，仅红十团就伤亡四百多人，两任团长阵亡，营以下干部伤亡大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

　　国民党桂系军队不断派部队截击，由于桂军多系本地老兵，熟悉地形，因而红军很难对付。

　　红四师奉命进军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红四师完成作战任务后，又一次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而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两河口西进。

　　但是，张宗逊师长再次坚持等待上级命令，不许部队撤离。黄克诚再次行使政委职权，让张宗逊指挥部队脱离了险境。

　　不久，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

　　这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山高林密，重峦叠蟑，地形十分复杂。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手拉手，就得走半天”。从这句民间顺口溜，可见这一带地形多么复杂。

　　为此，黄克诚所率红四师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黄克诚通知各团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十一团与师部仅隔一条山沟，双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十一团政委王平以为不用着急赶路，起床便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拐来拐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师部等不及，便先行一步，十一团赶紧追赶，这时敌人追上来了，王平急忙命令大家跑步上山，迅速摆脱了敌人。

　　一个月落星稀之夜，山风阵阵，红四师赶到一个苗族村寨。连日作战、行军，大家精疲力尽，急需休息。

　　黄克成作了简短的布置之后，爬上了一座小木楼，倒头就睡着了。

　　苗族人居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的，房顶用树皮覆盖着，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才住人。房于都互相连接，从山脚一直盖到山顶。

　　子夜时分，黄克诚住的小木楼突然起火了，火光和呼喊声，将黄克诚惊醒。

　　黄克诚起床一看，屋里浓烟滚滚，直呛人的鼻眼，小木楼已经被大火包围了，什么也看不清。

　　他也来不及去摸桌子上的眼镜，赶紧摸索着下了楼。

　　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走出小木楼，抬眼望去，只见烈焰冲天，满天通红，风助火势，噼啪作响，大火很快蔓及整个村寨，哪里来得及去救？

　　黄克诚眼睁睁看着几百家木屋，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红四师赔了老百姓几千块大洋。

　　黄克诚十分懊悔，没有来得及拿眼镜。

　　第二天，他见到十一团政委王平还着急他说：“糟糕，糟糕，没有眼镜可怎么办！”

　　1934 年12 月中旬。贵州黎平。

　　红三军团召开了师、团两级干部会议。

　　彭德怀军团长向大家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2 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黄克诚听了，分外高兴。自湘江惨败以来，李德、博古的威望急骤下降，相反，毛泽东的地位正在上升，广大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能够重新出来指挥红军。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意见有人听了，并且还用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可是个很好的信号啊。

　　12 月底，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派红四师进攻瓮安城。瓮安，是乌江的门户，贵州军阀王家烈重点防守的县城。城里有以“强悍善战”著称的黔军第五、六两团（代号鸡团、鸭团）防守。

　　12 月31 日清晨，大雾弥漫。

　　黄克诚、张宗逊派遣红十团向瓮安城发起突袭。

　　仅用一个小时，瓮安城内“鸡鸣鸭跑”，鸡团、鸭团弃城而逃。

　　红四师顺利进驻瓮安县城。

　　第二天就是1935 年元旦了，黄克诚心里盘算着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元旦。一个时期以来，部队一直辗转作战，很少有时间休息，抽空打个吨也就相当不错了，趁这次过元旦，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

　　盘算归盘算，到哪里去弄好吃的东西呢？

　　黄克诚打发人在城里四处找寻，不长时间人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到。

　　黄克诚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这个政委没当好，连改善一下伙食，这点最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真有些对不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战士们。

　　就这样，部队在高兴欢快的气氛里，过了个窘迫之年。

　　黄克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而且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部队虽然没有吃好，但是不久便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又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只见毛泽东又黑又瘦，黑发及肩，衣着破旧，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毛泽东又可以重新带领红军打仗了，这是一个令黄克诚兴奋不己的消息，一个他盼望很久的消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曾经向彭德怀提议，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如今，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黄克诚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的曙光，长期以来内心的紧张与忧虑终于松弛下来。

　　但是，黄克诚有些不满足，更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避而不谈政治路线？为什么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在黄克诚头脑中缠绕了很久。直到半年多以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先行北上，这个心头之结才解开。

　　1980 年，年近八十高龄，饱经磨难的黄克诚，拖着久病之躯，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谈论起这件事：

　　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

　　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了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更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完全团结一致。通往土城的山间小路。

　　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艰难行进的红军笼罩在灰濛濛的雾气里。

　　黄克诚自苗区木楼上眼镜被烧以后，一直没戴眼镜，碰上这种鬼天气，眼前模糊一片，磕磕绊绊行军，吃尽苦头。不过，他无心考虑这些，只觉得身上担子好重，因为师长张宗逊身负重伤，他一人挑起了红四师军政两副重担。而且，这次红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干部战士们身心消耗很大。按说，黔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79、380 页。

　　军是支杂牌军，装备差，士兵一手持大枪，一手持烟枪，人称“双枪将”，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紧紧咬住红军不放，迫使红四师边打边走。而且，他们凭借爬山本领高的特点，一打就跑，然后又跟在红军后面移动，使得红四师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集中全力，以备不测。

　　1 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前来“围剿”的川军遭遇，遭到优势敌军的顽强抵抗。

　　红四师奉命开赴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迎敌。

　　这时，红四师祸不单行，不仅师长张宗逊负伤就医，而且黄克诚也有病在身。他只得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打仗。土城是黔西北大道要冲，又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敌人集中九个团的精锐之师，向中央红军发动猛攻。

　　战斗十分激烈，形势危急。

　　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督战，并且将后备军——干部团也调往前沿阵地迎敌，才使红军稍微松口气。

　　激战中，红四师连日行军打仗，个个疲惫不堪，恰逢朱德总司令前来督战，目睹此景，不免恼火，向躺在担架上的黄克诚发了一通脾气。

　　黄克诚明白，土城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红军伤亡较大，总司令心里很不好受，看到四师这副样子，自然有些恼火。若在平日，总司令对待部下一向宽爱有加，决不会发火。土城一役，红军没有一味与敌僵持。毛泽东正确分析敌情后，立即率领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西渡赤水，红四师仍然肩负掩护任务。红军大部队刚开始渡河，敌人就逼上来了。黄克诚立即命令红十一团进行阻击，掩护大部队渡河。

　　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经过三天三夜行军，到达扎西地区，进行休整待机。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将红四师编为三个团，师领导同志下到团里任职，于是黄克诚下派到第十团担任政委，团长是张宗逊。

　　2 月19 日，整编后的红三军团会同兄弟部队及军委纵队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东急进，准备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按照军团部署，黄克诚、张宗逊统一指挥红十团、十一团，作为军团右翼，向娄山关疾进。

　　娄山关。

　　连绵起伏的娄山山脉。

　　正前方的娄山关，异峰突起，怪石奇岩。大小尖山与中间的深涧，好似两扇大门，紧锁住娄山关的通道。

　　一条公路蜿蜒盘旋而上，消失在雾锁云封处。

　　娄山关驻有黔军一个旅，据险而守。

　　2 月25 日，太阳懒洋洋爬上山坡，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的战斗打响了。

　　黄克诚率领红十团、十一团迂回桥板，断敌后路，阻敌增援，配合主攻部队围攻娄山关之敌。

　　翌日，红三军团一鼓作气攻占了娄山关口。

　　黔军急忙派出六个团的兵力，向关口发起连续冲锋，企图夺回关口。

　　在这紧急关头，彭德怀一方面增派部队迎敌，一方面命令红十团向敌侧后发起攻击。

　　黄克诚、张宗逊率红十团突破敌人左翼阵地，将守敌击溃，尾敌穷追五十里之多。

　　进攻娄山关的敌人闻讯，乱了阵脚，一路溃败下去。红军乘胜追击，再度占领遵义城。

　　2 月28 日，残阳如血。

　　遵义城外老鸦山。炮火纷飞，弹坑累累，尸横遍地。山上树木光秃秃，寒风掠过，苍凉凄惋。

　　黄克诚也记不得打退敌人多少次冲锋了。得知敌人派兵增援遵义，并占据了遵义周围几个山头后，红十团立即赶赴城外老鸦山，阻击援敌。

　　老鸦山是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离城只有一千多米。如果敌人控制了老鸦山，会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危及城内红军中央首脑机关。

　　红十团广大指战员深知责任重大，在黄克诚、张宗逊的指挥下，首先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起猛攻，一举攻下两个山头，同时控制了老鸦山主峰。

　　援敌疯狂反扑，敌我双方展开了山上山下反复争夺。老鸦山，已经成为敌人主攻方向。

　　在死伤累累，进攻一再受挫之后，敌人出动飞机助战，一次次狂轰滥炸之后，红军阵地上火光冲天，树木连根拔起，夹杂着泥石块，直飞半空。

　　战斗异常残酷，呈现胶着状态。在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反扑之后，黄克诚、张宗逊决定下山出击。

　　张宗逊知道黄克诚未带眼镜，跑山路冲锋很困难，就让他带领两个班留守，自己与参谋长钟伟剑率领部队追击溃敌。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杀向敌阵。

　　然而，敌我相差悬殊，当敌人发现追击红军兵力不多时，很快稳住阵脚，向红十团反攻过来。

　　敌人装备优良，兵力上又占据绝对优势，因而红十团逐渐顶不住，被迫后撤，损失较大，团长张宗逊再次负伤，参谋长钟伟剑英勇牺牲。

　　敌人又向老鸦山主峰簇拥而来。

　　这时，山上只有黄克诚带领的两个班，一挺重机枪。中央机关就在遵义城里，背后是乌江。如果阵地丢失，红军背水一战，形势极为严峻！黄克诚想到这里，指挥仅有的两个班阻止敌人进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敌人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眼看阵地就要沦落敌手了。

　　黄克诚大喝一声：“山下就是遵义城，领导机关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

　　无奈，敌人太强大了，老鸦山主峰失守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军委后备队干部团赶到了！

　　黄克诚十分高兴，协同干部团重新夺回了老鸦山主峰。红一军团也及时赶到，包抄了敌人后路，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黄克诚果断率领山上队伍，冲下山来，收拢失散的人员。在山下，黄克诚见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回想起刚才冒险追击阵地失守的情景，黄克诚禁不住向林彪说道：“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你们当初守在山上就是了，不该去追击。”黄克诚分辨道：“敌人已经逼近遵义城，不把敌人赶跑，那怎么得了？！”

　　林彪若无其事他说：“敌人正在向你们进攻时，我们已经向敌人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经化险为夷，干部团到了你那里的时候，敌人败局已定！”

　　就在两人说话之间，果然敌人全线崩溃了。红十团完成阻击任务后，进入遵义城。

　　四川德昌县。

　　天气渐渐缓和起来了，绿树吐出新枝。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根据中央会理会议精神，红三军团召开干部会议，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矛头再次指向了黄克诚。早在两个多月前，黄克诚便被调离了红十团，到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事情还得从红十团进入遵义城说起。

　　黄克诚进入遵义城，便找了一大堆报纸阅览，研究分析半年多来的形势。

　　从报纸上，黄克诚了解到，自从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央苏区遭受敌人严重摧残，留守红军损失严重，许多留守领导人被俘、牺牲。

　　方志敏、刘伯坚等大批红军优秀领导人被俘、牺牲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而且还登了他们的照片，许多老战友比如陈毅、贺昌等下落不明，黄克诚对此十分痛心。他是个勤于思考，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人，由此他不禁为红军的安危深深忧虑。

　　于是，他就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向他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中央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力量消耗很大，突围转移以来，主力部队已经折损过半，这些天来，一路苦战，两夺遵义，伤亡和减员进一步增多，因而，他认为中央红军再也经受不起这样巨大的消耗了，应当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珍惜、保存红军现有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

　　他向这位领导同志建议：指挥作战时，红军应该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

　　这次谈话被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误会，以为黄克诚对革命缺乏信心，再加上他一向被认为有“右倾”思想，所以，上级认为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红军领导工作，就把他调离了红十团，在军团司令部赋闲。

　　不久，在黄克诚一再恳求之下，他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黄克诚高高兴兴赴任了，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他可不在乎官职的升降。

　　不过，黄克诚这个侦察科长，当得异常辛苦。一个高度近视又没了眼镜戴的人，搞什么侦察工作！经常闹出笑话倒是次要的，关键是经常遇到险情。

　　有一次，他去搞侦察，竟然误入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差一点被敌人打死。后来他还风趣地回忆说：“敌人好几挺机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都没有打中，我还是活着回来了。”

　　即使这样，黄克诚毫无怨言，每一次都尽心尽力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在毛泽东的巧妙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来到四川南部会理。

　　合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长林彪竟然打电话给彭德怀，公开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当着红一军团其他领导聂荣臻、左权等人的面，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

　　其实，四渡赤水期间，由于红军行军异常艰苦，今天过来，明天过去，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部队指挥员中也出现了埋怨情绪，林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不理解，十分不满，对于整天翻来复去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因而他向政委聂荣臻点名抱怨了毛泽东：“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还行？！”

　　于是，会理休整期间，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彭德怀一听，当即拒绝了林彪的提议。

　　但是，林彪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提出要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作战。

　　为此，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了林彪：

　　“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的确，二十九岁的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个娃娃，毛泽东原谅了林彪。

　　不过，他却以为林彪那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于是严厉批评了彭德怀。

　　彭德怀心胸坦荡，对此没有解释，只是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刘少奇，因为他在贵州时，曾向中央建议，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刘少奇这番看法曾与黄克诚交换过意见，两人意见相吻合。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严肃批评了林彪的信，重申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林彪一手掀起的风波很快波及到黄克诚头上。

　　这样，红三军团从会理来到德昌，便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乎主持召开了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即洛甫）亲自来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对他展开批评。

　　黄克诚又一次在三军团干部会议上受到批判。

　　关于这件事，王平上将在回忆录中有过一段评述：

　　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恐怕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

　　我只是听有人讲，在行军休息闲谈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黄克诚定是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他们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就拿黄克诚来开刀。

　　在遭到批判的时候，黄克诚沉默了。这是第几次被指责为右倾，恐怕他自己也记不得了。

　　批判会后不久，黄克诚被免去了侦察科长一职，来到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

　　恰好，教导营归红十一团指挥，团政委王平曾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对他很尊重，从不向他下命令。

　　黄克诚多次向王平说：“你对我不要客气，归你指挥，该下命令就下命令嘛！”

　　王平说：“你是老首长，怎么好下命令啊！还是多研究商量。”部队胜利渡过大渡河，很快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准备翻越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终年积雪，寒气逼人，历来很少有人行走。起初，广大红军指战① 见《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01 页员还爬得很顺利。但是，越往上爬，气温骤然下降，晶莹的冰雪直刺人的眼，而且高山缺氧，大家开始大口大口喘气。

　　冰雪严寒，多数人还穿着破旧的卑衣，冻得浑身瑟瑟发抖。黄克诚也不例外，前些天，天气十分暖和，他漫不经心，把皮大衣丢掉了，现在感到很后悔。

　　雪山上气候变化急骤，刚才晴空万里，忽然间，大雾扑面而来，眼前白茫茫一片，接着寒风四起，乌云蔽日。不一会儿，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雪花随风扑来，每个人的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疼。

　　不少干部战士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

　　黄克诚顶风冒雪，凭着一股顽强的毅力，艰难地往上爬..6 月12 日， 中央红军全部翻过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合。

　　松潘。茫茫草地一望无际。

　　草地，像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

　　绚丽的花草下面，则是遍布沼泽。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腐烂的花草变成污泥，层层淤积，变成了魔鬼般的沼泽地。这里充满着危险，人一旦踏入沼泽，一分钟之内，就会被沼泽无情地吞没。

　　杳无人烟，恶劣多变的气候与魔沼交织成一个危险的陷阱。黄昏，天边一抹红霞。黄克诚带领教导营准备宿营休息。大家都累坏了，在这既无房屋，又无人烟，连鸟兽也几乎绝迹的草地上，就地一坐，就算宿营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渴得要命。

　　然而，粮食越来越少，草地上的水，却大多有毒，不能饮用。

　　忽然，黄克诚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正拄着木棍，步履蹒跚地前进。

　　黄克诚派人叫住一看，原来是张平凯，三军团的老同志。张平凯告诉黄克诚，自己因为有病，掉队了。

　　“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追赶队伍。”黄克诚说完，不容分说，便马上派人找来卫生员，给张平凯看病。

　　然后，他又拿出一块珍藏很久，一直舍不得吃的獾子肉，加上点豆子，让人给张平凯煮了吃。

　　张平凯很过意不去，因为他知道，在这茫茫草地上，粮食很难搞到，大家都省吃俭用，以备急需，没有几个人能吃饱肚子。他对黄克诚说：“把你的粮食吃了，你该饿肚皮了。”黄克诚一边让人端给他吃，一边说：“这算什么？我们也算是患难兄弟了，你忘了在热水江时，你还帮我一个大忙呢。”

　　张平凯经黄克诚一提醒，想起来了。那是1932 年春，张平凯在红三军团二师五团当政委，当时部队在湖南汝城热水江与敌人打了一仗，三师政委黄克诚所部所处地形不利，处境非常危险，张平凯及时率部赶来，掩护三师顺利转移。“那时，难处不少，我们都坚持过来了。现在，我相信只要坚持，草地一定能过去。”黄克诚说。

　　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笑了。

　　部队终于挣扎出了草地，然而，一场内部危机接踵而来。9 月10 日凌晨。

　　雨停了，云雾尽散。皓月当空，星光闪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并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相威胁。毛泽东获悉，及时率领由中央机关、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军大学等组成的临时北上先遣支队，悄悄出发了。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闻讯，向总指挥徐向前征询意见。徐向前义正辞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一场悲剧避免了。

　　但是，陈昌浩还是派副参谋长李特带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红军主力，并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三军团停止北进。李特追上中央红军后，把信交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只看了一眼，就把信给了身旁的毛泽东。

　　毛泽东幽默他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陈昌浩的主张。

　　李特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腰间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此刻，他气势汹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总政委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

　　“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义正辞严。

　　接着，毛泽东耐心地向李特作说服工作。

　　但是，李特哪里听得迸毛泽东的劝说，气冲冲跑到红军大学队伍里，大声喊叫：“停止前进，我奉陈政委之命，带你们回去！”

　　红军大学学员多是从四方面军抽调过来的，因而不少学员驻足踌躇。

　　“我们前进！我们跟党中央，毛主席没有错！”有不少人高呼起来。

　　原中央红军干部团的教员也顶撞李特，“陈昌浩算什么！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这时，黄克诚率领教导营担任后卫，负责掩护大部队北上，并收容掉队的同志。他目睹了刚才的情景，急忙上前劝说李特，指出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没有出路的、应该跟随中央北上。

　　李特哪里听得进去，继续鼓动红军大学学员停止北进，并且与中央红军的一些同志争吵起来。

　　毛泽东及时站出来干预了，高声喊道：“不要吵了！”

　　一句话使在场的人安静下来。

　　毛泽东铿锵有力他说道：“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于是，李特带领红军大学的部分同志回去了。

　　在他们离开前，毛泽东谆谆告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毛泽东这种顾全大局、耐心说服教育的作法，给在场的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一年以后，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的话果真应验了。这使黄克诚对于毛泽东高度的战略预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面对情绪缴动的红四方面军同志，毛泽东镇定从容，以诚相待，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黄克诚格外钦慕。

　　黄克诚跟随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

　　9 月12 日，党中央召开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电示张国焘改正错误，率部北上。

　　同时，将中央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两个纵队，分别由红一、三军团改编而成。

　　本来，上级有意派黄克诚到第二纵队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长，但是有位领导提出异议，认为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是一贯“右倾”，不适宜作领导工作，因此，黄克诚任职一事便作罢了。

　　说起来，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的事，的确有些冤枉。

　　红三军团是一支作风朴实、作战顽强、敢打硬仗的队伍，在军团长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与普通战士一律平等，连伙食也完全一样，因而形成了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

　　红军出了草地以后，中央派了几个领导干部来到三军团工作。

　　这几个干部对红三军团同甘共苦的作法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很多同志也看不惯他们，有时就有人在下面议论，讲几句牢骚话。

　　刚走出草地，红军粮食供应发生了很大困难，所以大家经常吃不饱，有的战士饿得受不住了，就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的东西。

　　这种情况，按说应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手段来解决的。

　　但是，这几个从中央派来的同志中，有人把这类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认为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提出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甚至提议对于问题严重的人予以处决。

　　黄克诚虽然已经身处逆境，还是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他向上级申辩说：“一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而且，一些领导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的同志有影响，哪能全怪下面的同志呢？偶尔违反群众纪律，虽然不对，但还是应当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黄克诚充满感慨他说：“何况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困难，马上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是很不适宜的..”

　　这些话传到领导耳朵里，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表现。于是，领导召开了几次会议对黄克诚进行批判，指责他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连续几天的批判之后，黄克诚被认为已经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于是，他被安排当了个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

　　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翻岷山，进军天险腊子口。北上途中，黄克诚骑的骡子背上有溃疡，不能骑了，他只好下来步行。

　　高度近视的黄克诚徒步行军，身体又很虚弱，走起来很困难。

　　此时已改任十一大队政委的王平，看到这种情形，就请黄克诚跟随十一大队走，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黄克诚。两天之后，黄克诚又把坐骑还给王平。

　　王平很奇怪，黄克诚见状，忙说：“我这个样子，不能把你拖垮。以后行军我在前头先走，如果我走不动，躺在路边，你们上来把我捡上就行了。”

　　面对身处逆境的老领导，听到他的这番话，王平心里很感动，一股热流不禁涌动全身：这才是忠贞不渝的革命者！9 月18 日，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 进入甘南。在这里，毛泽东及中央红军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支活跃的红军队伍，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一消息，使大家格外惊喜。

　　短暂休息之后，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军。

　　就在行军途中，掉队的人越来越多，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有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故而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

　　于是，不少掉队的同志被押送到军事裁判所，等候审判处决。

　　所长黄克诚实在不忍心处理这些同志。他认为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长途跋涉，行军打仗，很少休息，体力消耗太大了，而且经常吃不饱肚子，身体虚弱，哪有力气走路呢。前些天在哈达铺休整时间又短，大家体力尚未恢复，掉队情有可原，他怎么能忍心下手处死他们呢？

　　一天，二纵队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也被押到军事裁判所。

　　黄克诚认识此人，他在战斗中负过伤，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就因为过草地时丢失了几名伤兵，便被抓了起来交付审判处决。

　　黄克诚心存异议，就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求情，认为不应该处死。

　　恰好，政治部门的两个领导同志在场，他们见黄克诚竟然为被审判的人求情，当即训斥黄克诚：“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

　　说完，他们就下令将那位姓周的同志押走了。

　　黄克诚对此倍感痛惜。

　　一般说来，军事裁判所所长，是个不太重要的职务，但是，黄克诚还是认真地去做这项工作，从不懈怠。

　　然而，经此一事，黄克诚不肯执行上级命令，引起了上级领导同志的反感。有一位领导则毫不客气他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都不够格。”

　　这样，黄克诚这个裁判所所长，不再起丝毫作用了。审判处刑的事干脆不同他商量，全部由上级保卫机关处理。

　　领导同志的那番评语传到黄克诚耳朵里，他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好小心翼翼跟随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被处理。

　　有一次，部队走了很远的路才宿营，黄克诚疲劳之极，但不敢掉队，只好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夜深人静时，他才赶到宿营地，长长松口气。

　　其实，黄克诚刚刚三十出头，年龄并不大，但在一些对他反感的人眼中，他已经属于干不了什么工作的人了。1935 年10 月19 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 进入陕甘苏区。这样，中央红军从1934 年10 月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11 月6 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会师这天，天气寒冷，大雪纷飞，但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喜笑颜开，欢欣鼓舞。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第七章 出陇东下太南敌后任驰骋



　　陕北瓦窖堡。

　　凛冽的寒风肆虐着黄土高原，尘沙飞扬，光秃秃的树枝随风摇曳，错落有致的窑洞被夕阳抹上一笔余辉。

　　中央军委卫生部，一座不大的院落。

　　黄克诚在窑洞里来回跑动，并不时地将双手合拢，用嘴呵气取暖。

　　离开青山碧水的江南，来到这天寒地冻、气温最低达零下二十度的陕北，黄克诚真有些不适应。

　　跑步取暖成了黄克诚时常操练的功课。

　　然而，现在有了工作可干，黄克诚心里还是分外舒畅，顾不得埋怨这恶劣的严冬了。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首先组织了慰问团到红十五军团慰问，黄克诚作为慰问团的政委也参加了。

　　红十五军团是由原鄂豫皖苏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刘志丹）和红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的，是陕甘苏区的主力部队。

　　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三军团番号取消。

　　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部队整编后，黄克诚工作变动，被任命为军委后方办事处卫生部长，他赶往卫生部所在地瓦窑堡赴任。

　　接到任命，黄克诚颇感意外，因为他自参加红军以来，一直在战斗部队进行政治、军事工作，对卫生工作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黄克诚服从命令，愉快地去赴任了。

　　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处在无事可干的边沿，现在有了独挡一面的工作，他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到任后，黄克诚立即投入繁忙的工作中。

　　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一路征战奔波，伤病员数量自然很大，卫生工作显得颇为重要和迫切。

　　黄克诚在巡视了后方医疗卫生工作的情况后，发现后方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远不能适应前方作战的需要。黄克诚觉得，党中央与红军若要在此长期立足发展，后方医疗工作必须跟上去，才会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因而，他带领军委卫生部的同志们，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后方机关，在当地群众的热情帮助下，迅速办起了一批后方医院。为了向医院输送卫生人员，保障医院正常运作，黄克诚还领导开办了一所卫生学校，专门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尽管当时的医疗条件相当简陋，但是黄克诚尽心尽力，因陋就简，使得苏区卫生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夜渐渐深了。寒风穿透木窗，侵袭而进，窑洞里气温愈发低了。

　　由于经济所迫，大家的被服都相当单薄，土炕冷冰冰的，人一睡上去，后背冷嗖嗖，顿时觉得寒气直冲全身，让人瑟瑟发抖。

　　黄克诚生长在南方，第一次来到这里，夜晚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熬了。

　　他索性穿衣下床，跑起步来，一边跑，一边思考卫生部下一步的工作。

　　新的一年很快来到了。

　　黄克诚对卫生工作刚有些熟悉时，又奉命调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

　　黄克诚从后方重新回到了前方总部。之后，他追随毛泽东、彭德怀参加了东征战役，从陕北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故。东征期间，红军一方面进行了扩军筹款，另一方面一度解放晋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5 月，微风拂面，春意盎然。

　　陕北高原换上了新装：绿树蓝天，庄稼绿油油，鲜花含苞欲开..

　　黄克诚工作再次变动，来到红一军团担任第四师政治委员。第四师是由原红三军团改编而成，黄克诚又回到了熟悉的部队里，心里自然高兴。

　　5 月18 日，军委根据中央指示，组织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开始了西征战役。第四师立即秘密西进，向陇东进军。

　　西征对象是打击坚决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等封建势力，以促进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6 月初，第四师前锋直捣阜城。

　　这时，红一军团第二师正向距离阜城仅有五六十里的曲子镇出击，与那里的驻敌一个骑兵旅交上火。

　　敌人增援部队刚好进抵阜城地区。

　　黄克诚立即指挥第四师抢先占领山头制高点，阻击驰援之敌。

　　敌军是马鸿宾、马鸿逵手下的骑兵，凶狠慓悍，为打开增援曲子镇之路，他们疯狂向四师阵地扑来。

　　马蹄声疾促震耳，尘土飞扬，敌骑迅猛扑来。

　　距离四师阵地只有二三十米了！

　　黄克诚一声令下，四师向敌人发起突然冲锋。

　　枪声霎那间撕裂天空，形成火网。

　　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惶逃窜。

　　敌人骑马逃遁，四师追赶不上，只好作罢。

　　曲子镇传来好消息，第二师攻破曲子，生俘敌旅长。大家闻讯，欢欣鼓舞。

　　西征红军继续扩大战果，相继攻占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以及靖边、韦州、豫旺等地区。

　　第四师根据上级指示，先是在曲子镇一带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发动群众，筹粮筹款。不久，来到宁夏豫旺堡地区进行休整集结，准备迎接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

　　经过两个多月的西征，红军开辟了纵横四百多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苏区发展到陕甘宁的广大地区。

　　1936 年10 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全部胜利结束，它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蒋介石闻讯，坐卧不宁。他妄图乘红军长途征战，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红军。于是，他急调五个军的兵力，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以东的海原、靖远地区。

　　陇东高原，乌云密布，红军面临的形势骤然严峻。11 月21 日。山城堡地区。

　　高原的黄昏，寒风卷起黄沙，在空中漫舞。

　　第四师整装待命，指战员们磨拳擦掌，斗志昂扬。黄克诚静坐在师部指挥所，与师长李天佑等候军团首长的命令。

　　面对蒋介石五个军的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军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然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

　　同时，为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

　　11 月17 日，红军西征主力逐次转移集结隐蔽于环县山城堡南北地区。

　　同日，敌胡宗南部兵分三路，企图两面合围红军于盐池以南地区：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东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并于20 日占领山城堡；第九十七师、四十三师作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堡及其附近地区。

　　黄克诚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他所率领的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中高中级将领都是黄埔军校蒋介石最信任的学生。因而，第一军凭借精良装备，是嫡系中的嫡系，傲气十足，竟然连友军也不联络，踩着红军的脚印追上来，孤军深入到惠安堡、盐池一带，妄图一口吃掉红军。

　　“叮铃铃”，电话声急促响起来。

　　师长李天佑一把抓起话筒。

　　话简那边传来红一军团长左权的命令，第四师立即奔赴指定地域，夜袭山城堡之敌。

　　黄克诚、李天佑率部队悄然向山城堡进发，拦腰斩向山城堡守敌第七十八师。

　　夜幕降临，敌人正在吃晚饭。

　　红军经过急行军，已经在敌人阵地前沿发起突然进攻。

　　霎那间，火光冲天，枪炮声四起。

　　敌人显然慌了手脚，搞不清红军的方向，机枪乱放一气，漫无目的地射击起来。

　　红军趁势从四面包抄，直扑敌军阵地。第四师由北向南，向敌军展开了猛烈进攻。

　　敌人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在黑夜中，他们的大炮、重武器早已失去了效用。

　　红军素有夜战、奇袭的经验，这时，正好派上用场，打得敌人人仰马翻，鬼哭狼嚎。

　　夜色愈来愈浓，气温也愈发低了。严冬时节，红军仍身穿单衣，脚穿草鞋，这时不免冻得瑟瑟发抖，牙齿打颤。对于多为江南子弟的红军战士来说，零下十几度的陇东高原，的确让人难熬，何况还要奋勇冲锋杀敌！但是，这些经历过长征，身经千锤百炼的红军指战员，全然不顾寒冷的侵扰，精神抖擞，冲向敌人。

　　红军与敌七十八师打得难分难解。

　　漫天黄沙，漆黑之夜，沙场战酣。

　　黄克诚发现僵持不是办法，他立刻下令作战参谋彭雄带领一支队伍，翻过后山，绕到敌人的侧后，进行偷袭，打乱敌人的阵脚。

　　彭雄率领一支人马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战斗紧张而又激烈地进行。

　　突然，敌人背后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手榴弹声，敌人被炸得东躲西藏，乱成一团。

　　彭雄带领部队偷袭成功了！黄克诚心中大喜，立即指挥部队从正面向敌人发起冲锋。

　　敌人无心恋战，在前后夹击面前，四散而逃。

　　红四师乘胜追击，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天一夜激战，11 月22 日午时，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主力全部被歼，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伟大胜利。

　　山城堡一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它粉碎了蒋介石一手组织的向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宣告了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的彻底破产。12 月12 日深夜。内蒙边界盐池、定边地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更加空旷与静谧。

　　黄克诚从前敌司令部返回四师途中迷路了。

　　在经过一块大草滩时，眼睛高度近视的黄克诚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不时地被脚下的杂草绊个趔趄，他抬头眺望远处，漆黑一片。

　　黄克诚分辨不出东西南北，在这茫茫大草原上，并无路标可识，他只好四处摸索，寻找归途。

　　折腾了大半天，黄克诚总算找到了回师部的路。回到师部，他顿觉腰酸腿软，疲劳之极，倒头便要歇息。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来。

　　黄克诚赶忙抓起电话，前敌司令部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细致的统战工作下，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黄克诚一听，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整个形势将会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大变化！他心想。如何处置蒋介石？一时间成了红军中议论的主题。黄克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蒋介石穷兵黩武，十年内战，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广大红军指战员都恨透他了。因而，大家都觉得要么杀了他，要么把他关起来。

　　黄克诚也持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对于蒋介石决不能宽容。他不仅双手沾满了革命群众、共产党人的鲜血，而且把日本人放了进来，成为民族罪人，不杀了他，何以谢天下？黄克诚是一个勤于思考、胸怀全局的革命者，他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从全局得失上慎重分析后，开始觉得不能简单地处置蒋介石。不杀有患，杀了搞不好会引起混乱，后患更大，于抗日大局不利。因此，他想到能不能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促成全国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他的这种想法与党中央、毛泽东不谋而合。

　　不久，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力地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7 月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时，以毛泽东、未德为首的红军将领，发出请缨杀敌的函电。

　　7 月15 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

　　平津失陷后，蒋介石被迫同意改编红军，8 月25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

　　黄克诚在西安事变后不久，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他即改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

　　五台山。一一五师驻地。

　　黄克诚奉命离开总部，赶赴一一五师驻地。

　　一路上，黄克诚还沉浸在平型关大捷的喜悦中。

　　就在几天前，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实在鼓舞人心。

　　好个凉爽的秋天！怡人的秋色更增添了黄克诚的愉悦之情。

　　这次前往一一五师，黄克诚负有重任在身。

　　红军改编时，由于受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制约，八路军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在各师、旅、团通常只设政训处，规格降低了，完全仿照了国民党军队的样子。这样，政工人员地位降低，受到了冷遇，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受到削弱，而且出现了侵犯群众利益、新军阀主义倾向抬头等不良现象。

　　一些富有政治责任感的同志开始有了一种隐忧：目前这个问题不大，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这些人中有不少同志向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反映了自己的忧虑。

　　黄克诚就是其中的一位。黄克诚一直在部队搞政治工作，他深知红军之所以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之所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保存下革命的火种，坚持到现在，关键在于红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丢掉了这种传统，后果是可怕的，党和红军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邓国清事件不就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吗？邓国清本来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连长，因为犯刑事罪，被关进长沙国民党监狱，1930 年，红三军团打长沙， 把他放了出来，并吸收他参加了红军。邓国清打仗很勇敢，不长时间就被提拔为团长。但是毕竟他在国民党军队多年，调戏妇女，动辄打骂部下等恶习积重难改，战士们对他十分不满，甚至有不少人主张撤他的职。当时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力主不要马上撤邓国清的职，而是继续帮助他提高认识。在黄克诚耐心细致的教导下，邓国清的确有了改进，指挥打了不少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坚持深入地进行，长征结束后，邓国清过不了红军艰苦的生活，竟然偷偷潜逃了。假若放松政治工作，是不是还会发生类似事件呢？黄克诚觉得各部队出现的逃兵现象就是一个不好的苗头。

　　于是，他及时向上级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恢复师团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其实，八路军总部也从下边反映的情况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就在几天前，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找到黄克诚，向他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任主任语重心长他说：“克诚同志，自红军改编以来，中央一直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风气在部队中滋长。你是个老政工干部了，有经验，总政治部决定派你到一一五师检查一下政治工作情况。要记住，多听，多看，回来写个报告，谈谈看法。”任弼时那充满信任的目光注视着黄克诚。

　　黄克诚从中体会到了这项任务的份量。

　　来到一一五师，黄克诚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跑遍了一一五师师部和下属两个团，深入战士中间进行广泛的了解与座谈，认真倾听广大指战员们的呼声。

　　通过检查，黄克诚发现了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很多问题：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后，政治工作很难再做到家，大家对做政治工作的人都不感兴趣。

　　吃得开的是副官，他上承各级首长，下连部队，一般事情只要副官点头就行了。这样，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一些江湖义气也带进了部队当中，有的基层干部甚至不愿叫“同志”，开口就是“弟兄们”。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如果纵容姑息，很有可能出现派系斗争，山头主义重新抬头。黄克诚将这些问题连同自己的忧虑，先向一一五师部分首长谈了谈，临别前，他用征询的目光问道：“是否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聂荣臻、罗荣桓等人听了他的建议，都颔首表示赞同，并深有同感。

　　黄克诚一路马不停蹄返回总部，向任弼时作了详细汇报。任弼时听取汇报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他立即责成黄克诚将检查情况与建议写一份报告，以朱、彭、任三人名义上报中央。①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马上作了批示。他十分赞同总部的建议，充分肯定了政治委员的重要性。同时，黄克诚在毛泽东眼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经多次提及黄克诚有将帅之才。

　　10 月22 日，党中央电令八路军总部，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政训处改称政治部，部队重设政委。

　　经党中央批准，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委，关向应为一二○师政委，张浩为一二九师政委。

　　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的恢复，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在这件事情上，黄克诚功不可没。

　　山西省五台县。

　　吃过晚饭，黄克诚找到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政委王平谈话。王平还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长一职，因而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

　　王平在长征胜利后，被选到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前来到前方工作，与以前相比，他显得更加稳重与成熟了。

　　黄克诚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向来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注重培养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

　　黄克诚向王平传达了中央北方局会议关于组织晋察冀临时省委的决定，并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让他担任临时省委军事部长。

　　他对王平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原来组织上曾考虑派你到喜峰口马占山部队做统战工作，但是张家口已经失守了，你将有新的任务，明天总部的几位首长和你淡话，具体交待任务。”

　　黄克诚说完，不禁默然无语，相处多年的老战友就要分别了，心里真是恋恋不舍。虽然王平比他年轻得多，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从不以上级领导自居，王平在他降职后也从不歧视他，对他分外尊重。

　　王平望着这位尊敬的老领导、老战友，也是纵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他对黄克诚格外敬重，特别是这位老领导坚持真理从不盲从、苟同，是个压不弯的硬骨头，这一点王平深受感动。回想自己与黄克诚相识以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屡遭批判，屡遭降职，这要在思想和精神上承受多大的痛苦与压力！

　　两人相互注视，沉默了好一会儿，黄克诚像是想起了什么，深情他说道：

　　“我们要分手了，也没有什么可送给你的。北方冬天冰冷彻骨，天气马上凉了，我有件皮背心，你拿去吧，到时也好御御风寒”。

　　说着，黄克诚将携带的包袱打开，把皮背心拿出来，递到王平手上。

　　好像觉得不够，黄克诚想了想，又把他那枝心爱的左轮手枪从腰间抽了出来。

　　“你到前方去，带上它吧。”说着，黄克诚把手枪也递了过来。

　　王平手捧这两件非同寻常的礼物，感到心中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泪水盈眶，滚落下来。

　　面对这位屡遭磨难的老领导、老战友，一幕幕往事在王平脑海中浮现开来。

　　王平思忖再三，觉得黄部长年龄比自己大，身体又弱，更需要皮背心，于是他坚持不接受皮背心，又把它塞进了黄克诚手中。

　　但是，他又不忍违背老首长的心意，就把左轮手枪小心翼翼地收下了。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别再次重逢，已经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了。

　　八路军恢复政委和政治机关制度不久，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黄克诚被下派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担任政治委员。

　　三四四旅的前身是红十五军团。这支部队曾经在鄂豫皖、在陕北屡立战功，战斗力很强，部队干部多是在苏区四处征战的老红军，阶级觉悟高，作战勇猛。旅长徐海东，原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身经百战，屡建功勋，人称“徐老虎”，连毛泽东也对他评价极高，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能够到这样一支英雄部队，与这样的同志共事，黄克诚心里很高兴。

　　到三四四旅当晚，旅长徐海东十分热情地欢迎黄克诚的到来，并且同他同住一间房，聊到很晚，还有说不完的话。

　　通过交谈，黄克诚对徐海东这员虎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当他们谈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事情时，徐海东坦然说起当时的情绪：

　　“部队整编，换了番号，换了帽徽。懂事的同志嘴上不说什么，思想有点想不通；不懂事的同志，拐不过弯来，说红军变成白军啦，公开闹情绪。唉，说真的，刚整编的时候，我思想上也想不通呢，原来说我们红军编成四个军，蒋介石怕我们人多力强，又只准编成三个师..”

　　“你现在想通了？”黄克诚笑着问。

　　徐海东哈哈大笑，说：“我呀，粗人一个，没想那么多。共产党员要服从大局。中央说了，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这就叫通不通，三分钟，我这个人，想三分钟，就全想通。”

　　两人不禁大笑起来。

　　初来三四四旅，黄克诚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由于三四四旅常年转战在外，与中央红军联手作战较少，部队中多少有些“山头主义”，对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不欢迎。黄克诚这个“外来户”来到三四四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开展工作的难度很大。一些干部对政工人员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甚至有个别干部根本不买帐，黄克诚讲话时他们也不怎么听，平时在生活上总有些人故意刁难他。因而，黄克诚显得有些孤立。

　　但是，黄克诚毕竟是一位富有经验和耐心的优秀政工干部。他耐心做工作，诚恳待人，坚信日子久了，会把关系搞好。知道自己说话不顶用，他也不急于硬扳；关于打仗的事，他也不多说话，给部队干部战士一个适应时间。

　　幸好，旅长徐海东知道他是个做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十分支持黄克诚的工作。

　　徐海东专注于打仗，部队有人闹情绪，思想出了问题，汇报给他，他总是大手一挥，说：“找政委去！”

　　有时，记者来前线访问徐海东，他也说：“找政委去！”

　　黄克诚在军事问题上虽然尽量少讲话，但由于他已经与三四四旅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融为一体了，所以他很快发现三四四旅作战方式有问题。

　　三四四旅大多沿用过去对付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打法，与日军作战，猛打猛冲，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山地游击战并不在意，显得勇猛有余，灵活不足，战斗中多次吃亏，这支英雄之师经受了几次挫折。

　　1937 年底到1938 年初，三四四旅奉命开赴正太路以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这期间，三四四旅同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战斗。

　　一次是盂县牛村之战。六八七团在团长张绍东指挥下，打了一场运动战。

　　虽然歼灭了敌人一部，但是由于我军策略、战术水平不高，部队也遭较大伤亡。

　　不久，三四四旅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反“扫荡”，在平山县温汤与日军大战一场。温汤战斗，因为旅长徐海东病重，由黄克诚负责指挥。这一仗原本计划将温汤日军五百余人全歼，但是仗一打起来，各部队之间配合不好，乱了套，不仅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全歼日军，反而受到增援日军的重炮轰击。由于广大干部战士缺乏避炮经验，全旅伤亡较大，六八八团团长与一营营长双双阵

　　黄克诚为此深深自责，看到部队两次受挫，他就劝说大家研究新战法，避免再打被动仗和阵地仗。

　　然而，很多人听不进去。

　　黄克诚也不急躁，还是耐心进行说服工作。

　　就在这节骨眼上，三四四旅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

　　1938 年3 月，三四四旅奉命南下晋东南，进入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作战。

　　部队在山西平定、昔阳地区行军时，徐海东、黄克诚率部走在前面，由主力六八七团殿后。

　　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本来是个善动脑子的红军指挥员，从红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直是三四四旅中的一员勇将。但是，他擅自违背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部队驻地搞起了“打土豪”！而且从中渔利，进而嫖娼！不仅如此，他还把团参谋长兰国清拉下了水。纸里包不住火，旅部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整顿队伍。张绍东听到消息后，心里发慌。他就把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以看地形为名，骗出驻地。在半路上，张绍东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胁迫他们一起叛逃。

　　六八七团毕竟是支老红军主导的团队，张绍东的阴谋当即受到政工干部的抵制，不少干部也站在了政工干部一边，苦劝张绍东改变主意。

　　但是张绍东最终不知悔改，看见绝大多数人不想跟他叛逃，他只好带着兰国清等少数几个人逃跑了。

　　部队全部由政工干部拉回了旅部。

　　这件事令徐海东、黄克诚大为恼火，也使三四四旅这支英雄部队蒙受了耻辱。

　　朱德总司令闻讯，也大为恼火，这不但会影响军心士气，而且会影响八路军的声誉啊！

　　朱德亲自来到三四四旅指导工作，他总结性地感慨道：“部队的政治工作必须深入哟！”

　　一番话，使黄克诚深受震动，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三四四旅进入太行山区后，黄克诚被任命为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与徐海东一起，指挥部队开始在太行山南段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4 月间，日军纠集三万余人，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地区。晋东南地区烽火连天，如何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徐海东、黄克诚率三四四旅配合兄弟部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实行坚壁清野，使日军逐步陷入处处扑空、饥饿疲惫和被动挨打的境地。

　　三四四旅历经长乐村、虒亭镇、张店镇等战斗，给予日军以有力打击，在反“九路围攻”作战中显露锋芒。经过二十三天的反击，日寇的九路围攻被完全粉碎。

　　7 月6 日。沁河畔町店。

　　骄阳似火，路旁的柳树无精打采，柳枝低垂，仿佛睡了一般。

　　随着阵阵轰鸣声，数十辆汽车从远处蠕动而来。膏药旗斜插在驾驶窗旁，迎风作响。

　　汽车队在町店停了下来，一群群日本鬼子从车上钻了出来，叽哩咕噜一阵之后，四散开来。有的脱下衣裤，下河洗澡；有的坐在树荫下睡觉休息。

　　一个个松懈、懒散，毫无生气。知了声声，燥热难安。

　　町店四周的制高点上，三四四旅已经埋伏很久了。日军的一举一动，尽数映入大家的视野。

　　得知日军第一○八师团主力驰援沿同蒲路南犯日军的消息后，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徐海东、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在晋城以西地区截击西援日军。

　　徐海东、黄克诚接到报告，高平以南一百里的晋城，日军开来了百余辆汽车，并抓民夫抢修开往高平的公路，好像向北进犯。

　　徐海东、黄克诚分析研究后，率部进抵阳城以北的町店地区，准备伏击这股敌人。

　　敌人果然开过来了！而且在三四四旅眼皮底下四散休息，毫无察觉。

　　这是伏击歼敌的最佳时机！

　　如果三四四旅采取迫击炮、机枪进行轰击、扫射，势必予敌以重大杀伤，以后再发起冲锋，完全可以取得较大战果。但是三四四旅采用了猛打猛冲的作战方法，战斗刚打响不久，便冲向敌阵，拼起了刺刀。起初，敌人毫无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些懵懵懂懂，被消灭了不少。

　　很快，敌人回过味来，稳住了部队，开始组织顽强抵抗，死不缴械。

　　有不少日本鬼子就势趴在汽车底下，或者躲在河边的芦苇丛中向八路军疯狂射击。

　　日军枪法相当准，因而三四四旅遭受一定伤亡。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激战。

　　被围日军边拼命抵抗，边组织撤退，企图冲破包围。八路军猛打猛冲，紧紧咬住敌人不放，使其无法突围而出。战斗从中午持续到傍晚，晚霞映红了沁河水。

　　双方战斗激烈程度未减。

　　这时，日军援兵到了，向三四四旅展开反扑。

　　三四四旅转而三面受敌！徐海东、黄克诚急忙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町店一仗，歼敌五百多人，击毁敌人军车二十多辆，但是八路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三四四旅在有利的战机下，没有打好。徐海东、黄克诚心情沉重。

　　三四四旅进驻沁水县端氏镇休整。

　　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四四旅进行整训。他围绕部队几次战斗的损失，对旅长徐海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此时，徐海东体质很差，重病在身，有时吐血不止，黄克诚等旅团干部多次劝他回延安养病，但是他放心不下这支部队，更不想离开杀敌前线，所以一直硬撑着。最后，在中央关心下，离开部队去延安养病和学习。

　　沁水端氏镇。

　　徐海东离职，旅长这个位置空缺，军中不可一日无将。谁知在当旅长的问题上，三四四旅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黄克诚蒙受了不少误会。

　　徐海东一走，就发生了由谁来代理旅长职务的问题。黄克诚倾向于由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接任。田守尧是红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德总司令也持这种看法。于是，他找到黄克诚征询意见。黄克诚与朱总司令不谋而合，当即表示完全赞成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

　　朱德便找来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田守尧，让他代理三四四旅旅长并兼任六八七团团长。

　　“司令放心好了，旅长虽然走了，我一定尽力把这副担子挑起来！”田守尧心里不免高兴，但嘴上还是表示了谦逊之词。“那就好，你当了旅长之后，仍兼六八七团团长，担子可不轻啊！”

　　“首长放心！”田守尧向朱德保证。

　　“好吧，你先代理旅长，等候中央和总部任命。”很快，全旅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

　　但是，朱德将电报打往总部和延安请示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同意田守尧出任三四四旅旅长。至于原因，既复杂又简单。三四四旅以往几次战斗失利，部队中该旅少数人表现出的山头主义倾向早有反映，而不久前町店失利也给总部和毛泽东留下了印象：三四四旅有不少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提高。

　　应该从前中央红军方面派一个人去，设法消除三四四旅山头主义倾向。

　　毛泽东、彭德怀的考虑的确有道理。

　　“可是。已经正式跟田守尧谈过话了！”朱德觉得有点难办，“总不能自己说出去的话再收回去吧？！”朱德再次致电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此事重大，就专门回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另派人任职的原因。

　　朱德明白了中央此举的意义，也不便再坚持己见。于是，把黄克诚找来，向他说明了中央另派人来担任三四四旅旅长的情况。

　　“老总，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黄克诚一听，有些急了，他向朱德建议：“你还是再发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延安和总部吧，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了，田代理旅长已成事实，不好再改变了，否则会影响今后的工作和他本人的情绪朱德听到这儿说：“我何尝没有想到这点。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都是共产党员嘛！戏点到谁谁唱呗！”很快，总部决定将三四三旅旅长杨得志调任三四四旅旅长。田守尧为此有些不高兴，情绪起了波动。确实，声势已经造出去了，大家知道自己当代理旅长，突然上级派别人来了。田守尧心里想不通。

　　几天后，在为徐海东送行的欢送会上，田守尧没有到场。朱德看见田守尧果真闹起情绪来，就找来黄克诚，对他说：“你们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

　　黄克诚召集党委会，朱德也亲自参加。

　　会议开始后，大家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讲话。看到大家都闷在一旁不吭气，黄克诚心想自己是旅政委，又是党委书记，应该带头发言。

　　于是他只好硬起头皮，对田守尧进行批评。

　　考虑到他在三四四旅的工作刚刚有进展，加之部队的关系、今后的工作，还有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黄克诚对田守尧的批评较为婉转。黄克诚说完后，屋里也没人发言了。

　　除了满屋呛人的烟味，连声咳嗽也没有，大家都低头不语。

　　朱德对于黄克诚婉转的批评本来就不满意，环视屋里一圈后，看到大家这副样子，不禁心头火起，他站了起来，一个一个地指着与会同志，说道：

　　“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

　　朱德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批评。

　　最后，他对大家语重心长他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整个会议，除了黄克诚，三四四旅中没有一个人发言。

　　会议不欢而散。

　　这次党委会，给黄克诚带来了不小的误会。黄克诚本来就是“外来户”，大家对他有所抵触，这时他又是惟一发言批评田守尧的人。因而，在三四四旅中有些人就认为上级之所以没有批准田守尧代理旅长，可能是黄克诚从中作梗。黄克诚有苦难言，但是又不能作解释，于是他一直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里。

　　从此以后，田守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黄克诚一直心存芥蒂。后来，部队挺进苏北，经过两人长期相处，田守尧才发现黄克诚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因而两人心释前嫌，成为亲密的战友。

　　在朱德总司令关怀和亲自指导下，三四四旅在端氏镇进行了认真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存在的问题及作战经验教训，在部队作风和战略战术上，都有了较大提高，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

　　杨得志到任后，三四四旅又以团、营为单位，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对日伪军作战中接连取得胜利。

　　金秋十月，太行根据地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1938 年10 月19 日。潞城县故漳村。村南大庙里，总部召开了太行根据地各方面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作为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黄克诚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主要研究了当前如何准备迎击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克服困难，准备反击的问题。

　　会后，黄克诚回到太南区，组织部署工作。

　　太南区，地处太行山南部，跨山西、河南两省，共辖十七个县，晋东南六个，豫北十一个，全区人口达三百万之多。

　　遵照上级有关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黄克诚全面分析了太南区的情况后，认为晋东南一带局面已经打开，豫北则开辟得较晚一些，国民党仍在那里活动频繁，并且历史上豫北土匪、联庄会、会道门较多。虽然抗战以来，许多士匪、联庄会改编为抗日部队，但对他们的改造、巩固决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因此，他同太南特委同志商议后，确定了巩固晋东南、加强豫北的工作方针，并在全区展开。

　　黄克诚不仅关注太南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还注重立足全局考虑问题。

　　经过三四四旅干部战士的艰苦努力，三四四旅不仅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而且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三四四旅活动区域日益扩大。

　　黄克诚经过慎重思考，向总部建议，将三四四旅分成两部分开展活动，他和杨得志，一人留守旅部，一人过平汉路向东开辟新区。

　　总部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回电要黄克诚留守旅部，杨得志率一部过平汉路东。

　　1939 年初，杨得志遂带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来到冀鲁豫交界地区，组建冀鲁豫支队，在那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杨得志率一部离开太南区后，黄克诚肩挑军政重担，将各团分散，展开活动。

　　过了一段时间，黄克诚发觉部队由于分散活动，队伍都有扩大，因而山头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甚至有点不大听指挥了。于是，黄克诚凭着政工干部特有的敏锐感与责任感，果断将所有部队集中到太行山区进行整训。

　　他把各团主要干部都召集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山头主义，加强党的领导。

　　起初，党委扩大会议召开时，有些干部不来参加会议。黄克诚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无论来人齐与不齐，每次都按时开会，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该批评就批评，不讲情面，他相信那些没来开会的同志总会听得到。

　　有时，个别干部不服气，黄克诚就耐心讲道理，做说服工作。

　　朱德总司令也经常来参加会议，一再要求大家克服山头主义的不良倾向。

　　连续十几天，黄克诚几乎累垮了，以至于会议结束之后很长时间，他还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黄克诚扎实而细致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使得他倍感欣慰。

　　1939 年12 月，三四四旅配合一二九师，对日军进行的冀鲁豫、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大“扫荡”予以坚决反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正当我抗日军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奋勇杀敌，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之时，1939 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活动， 接连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40 年初，国民党反共磨擦活动达到高峰。

　　正在太南区活动的黄克诚得知彭德怀来到晋东南，十分高兴，急忙打电报询问是否派部队接他。

　　彭德怀回电，不用派部队专门迎接，他只带了少数几个警卫和电台，走山路，进入太南区。

　　黄克诚闻讯，立即赶往平顺迎接。

　　黄克诚知道，近一个时期以来，国民党不断进犯抗日根据地，制造反共磨擦。他生怕彭德怀有所闪失，因而亲自去迎接。这时，蒋介石正调集十几万军队进犯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

　　军情紧急，两人相见，还来不及叙旧，黄克诚就向彭德怀汇报了国民党军队向三四四旅及太南区“磨擦”进攻的情况，他还告诉彭德怀，国民党顽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反共最为卖力，妄图袭击八路军总部。

　　两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来到了三四四旅旅部。

　　刚到旅部，彭德怀反“磨擦”方案已经成竹在胸，部署所部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调动部队先打朱怀冰部。

　　坚定果断，说干就干，彭老总还是这种脾气，黄克诚心想。不过，国民党军队已经与八路军建立了统战关系，这个仗有必要打，又是个大仗，非同小可，应该慎重从事。

　　想到这里，黄克诚对彭德怀说道：“老总，这么大的事，你不先请示延安就动手，怎么能呢？”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半晌无语，若有所思。对于这位耿直敢于直言的老部下，彭德怀还是很赏识与敬佩的。黄克诚一心为党，一心为公，从不轻易苟同，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甚至面临个人危难，也不畏惧。黄克诚的建议让彭德怀陷入沉思。

　　“让我再考虑考虑。”彭德怀向黄克诚说。

　　不一会儿，彭德怀打定了主意：“克诚，时间紧迫，请示中央已经来不及了。先打再说。”

　　于是，彭德怀一面报告延安，一面指挥调动部队迎击磨擦进犯之敌。

　　反磨擦战役很快打了起来。

　　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在林县回击迸犯的国民党军队，一举活捉了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

　　为了不与国民党闹僵，尽可能保持统战关系，黄克诚下令放了鹿钟麟回去。

　　这样，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被击退了。

　　平顺县西沟村，八路军第二纵队机关驻地。

　　第二纵队司令员左权、政委黄克诚运筹帷幄，指挥太南、豫北的八路军进行反顽战斗。

　　不久前，三四四旅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统一指挥活动于太南地区的三四四旅、晋豫支队、独立游击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河北民军第四团、冀鲁豫支队等。

　　本来，八路军总部有意任命黄克诚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黄克诚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为自己体质弱，又是高度近视，自身条件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是不方便的；同时，黄克诚认为，自己性格偏于谨慎，在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不够果断，这对于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指挥大兵团作战，是十分不利的。基于以上考虑，黄克诚向总部提出请求：另行考虑纵队司令员人选，我只适宜政委一职。

　　于是，总部任命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第二纵队刚刚组建起来，国民党集中陈诚的第十四军、范汉杰的二十七军、庞炳勋的四十军、孙殿英的新五军等部进逼八路军二纵队周围。

　　左权统一指挥一二九师和二纵队，准备痛击顽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

　　顽军此次吸取了朱怀冰等部被歼的教训，采用修筑堡垒，小心翼翼，渐次推进的战术，集结兵力，向八路军逼进。

　　黄克诚分析了敌情后，认为敌人采用的战术不利于我军相机吃掉一部，而且敌军兵力庞大，我军与之对抗十多天，并未抓住合适战机，这样持久对抗下去，于我军甚为不利，不能与敌展开决战态势。

　　于是，黄克诚向左权、彭德怀建议，将晋城、高平经陵川到林县的一条大道让开，避与我决战之敌主力，将我军主力分散活动。

　　黄克诚的建议得到批准，二纵队遂分散转移他处活动。

　　随着二纵队不断发展壮大，部队统一整编成了四个旅，除三四四旅外，又新编第一、第二、第三旅。

　　黄克诚遂向总部建议任命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为三四四旅副旅长，由何振亚接任团长。

　　谁曾想，何振亚奉命去收编土匪武装未果，害怕上级责备，竟然不辞而别，跑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了。

　　西安方面打来电报，令黄克诚吃了一惊。

　　但黄克诚立即慎重回电，何振亚离开部队纯粹出于误会，虽然有错误，但并不是叛逃投敌，因而可以考虑送他去延安学习。这时，左权奉命调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兼任二纵队司令员，所遗职务由杨得志代理。

　　1940 年4 月，八路军二纵队接到总部命令，离开太南区，开赴冀鲁豫。

　　黄克诚遂将新一旅留下坚持斗争，率领三四四旅和纵队直属队，跨过平汉路，进入平原地区，准备与新二、新三旅会合。永年县辛寨，一个平原小村庄。黄克诚率纵队机关和直属队来到这里时，已经是夜半时分，遂下令宿营休息。

　　但是黄克诚忽略了一点，这里是平原地区，交通方便，消息相对比太南山区要灵通一些。

　　驻守永年县城的日军侦知黄克诚率领的部队不是主力部队后，立即在清晨出动，向辛寨发起进攻。

　　黄克诚率领队伍与敌人展开激战。

　　纵队机关和直属队人数不多，但是大家依托村落房屋围墙，与敌人周旋、战斗。因而敌人攻人村寨将八路军消灭的企图未能得逞。

　　双方激战一天，战至傍晚，日军突然向村内施放毒瓦斯，毒气顺风直钻人们的鼻孔。

　　黄克诚与干部战士们碎不及防，当即有不少人中毒昏迷过去。

　　黄克诚暗叫一声不好，眼前一黑，也昏倒在地。其余的同志赶紧从腰间拽出毛巾，围住面部，以防中毒，然后迅速抢救中毒战友，同时继续坚持抗击敌人的进攻。夜幕低垂，日军的冲锋又一次被击退了。

　　黄克诚被抢救醒来后，继续指挥部队，时刻准备迎击敌人新的冲锋。

　　日军付出一定伤亡后，害怕八路军有增援部队赶来，便抬起日军尸体，撤回永年县城。

　　黄克诚趁机率部离开辛寨，一气奔走一百多里，然后渡过卫河，进入冀鲁豫支队活动地区，这才停下来休息。辛寨一仗，是二纵队从山区来到平原后的第一仗，虽然二纵队没有平原作战经验，险些吃了大亏，但是双方互有伤亡，打了个平手。最为关键的是，黄克诚从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来到冀鲁豫地区后，黄克诚与早在这一带活动的杨得志汇合，然后根据总部指示，组建了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

　　黄克诚兼任了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开始领导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冀鲁豫边地区，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东临南阳湖，西至平汉路，北起漳河，南达陇海路，共有二十余县。

　　这里地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黄河自西南斜穿东北，人口稠密，交通便利，是连接太行、鲁西、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中枢，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八路军、国民党顽军、日军争夺的要地。

　　二纵队来到这里以前，杨得志曾率三四四旅一部先行进入这一地区，组建了冀鲁豫支队，创建抗日根据地，取得了一定成绩。

　　就在这时，国民党石友三部不断制造磨擦，积极反共，虽然连遭八路军打击，仍然集结主力于东明、荷泽一线，企图隔断八路军鲁西南与黄河以北根据地的联系。

　　鉴于这种情况，黄克诚、杨得志经过商讨，决定以三个旅七个团的兵力讨伐石友三部，恢复鲁西南根据地。

　　5 月15 日，二纵队各部队徒涉黄河，向石友三部发起全面进攻。

　　仅用两天时间，歼灭顽军两千多人，俘五百多人，给予石友三部以沉重打击，基本上肃清了冀鲁豫边区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

　　冀鲁豫边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南北纵横三百多里，东西一百六十多里，拥有八个抗日民主县政权和十个区政权的抗日根据地。 　

第八章 保华中杀敌寇文武好身手



　　1940 年6 月初，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微风和煦，金黄色的麦浪翻滚。大地万物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

　　黄克诚反剪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无暇欣赏窗外的好景致。

　　三四四旅整编为八路军二纵队，并跨越平汉路，进入冀鲁豫边区，是毛泽东与八路军总部战略部署的一部分。黄克诚心里十分清楚。

　　早在3 月间，毛泽东并中央给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发来一个战略性的电报指示，认为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为蒋介石已经注意到该地区，派遣军队企图切断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的联系，如果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所以，在电报中，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将三四四旅南调至陇海、淮海之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并策应新四军，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

　　于是，八路军第二纵队迅速组建起来。

　　4 月17 日，中央向黄克诚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来到冀鲁豫约有半月，毛泽东、王稼祥代表中央向黄克诚电示：

　　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克诚）

　　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①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②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已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意见布置兵力部署工作。彭吴③支队亦听胡服。（黄）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护新四军，配合友军抗日。..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准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④支队、陈毅之叶飞部，配合地方党委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二纵⑤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同志负责，会商（黄）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①看完毛泽东代表中央发来的电文，黄克诚对毛泽东英明的战略决策极为赞叹。中央能够见微知著，预见全国政局将发生大的逆转，并作出了① 胡服、雪枫，即刘少奇、彭雪枫。

　　应变战略部署，果断提出“华中是我重要的生命线”，准备派遣八路军南下，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

　　就在黄克诚率部现地休整，发展扩大冀鲁豫边区时，敌军出动五百多辆军运汽车，开始向冀鲁豫扫荡。

　　黄克诚陷入沉思：第二纵队已经发展到了二万多人，力量明显壮大了。

　　但是，在这一地区集中这么多部队，不利于今后发展；过去在山区打游击，现在眼前是一片大平原，这么多部队呆在这里，回旋余地也不大..

　　想到这里，他停住脚步：“快请杨司令员来！”他向警卫员命令道。

　　“是！”一个警卫员应声跑出屋去。

　　不一会，杨得志走进屋来。

　　黄克诚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杨得志，并与他商议：“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精神，我们是否可以向中央和总部建议，将二纵队分成两摊子，我们各自带领一摊子，一部分坚持冀鲁豫斗争，另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杨得志深表同意，两人立即向中央和总部汇报。

　　时隔数日，中央来电，命令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及新二旅南下，越过陇海路，向华中挺进。

　　淮河北岸。新四军六支队司令部。

　　彭雪枫司令员热情欢迎黄克诚率八路军二纵队的到来。

　　按照总部命令，黄克诚与彭雪枫合兵一处，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担任司令员，黄克诚担任政委，并且准备在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展开对日军作战，贯彻中央“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的中心意图。

　　6 月29 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电，指示黄克诚作好东进准备，留下一个旅给彭雪枫作基础，其余主力二十天后过津浦路东活动，不要一起合编。

　　黄克诚有些为难了，因为这时他所率部队已经奉命合编，彭雪枫要他全部留下，并回电中原局，拟在日军向河南西南部进攻时，向豫西伏牛山发展。

　　黄克诚比较倾向于彭雪枫的意见。但是，刘少奇连续三次来电要他即过路东。

　　一方面受总部命令合编，一方面又有中原局要他即过路东，何去何从呢？

　　黄克诚思忖再三，决定向毛泽东并中央发报请示，自己所率部队过陇海路以后，仍由总部指挥，还是由中原局指挥。

　　毛泽东代表中央立即回电，由中原局指挥。

　　黄克诚遂留下三四四旅两个团结彭雪枫作基础，自己亲率二纵队机关、教导营及新二旅，穿越津浦路，行程九天，于8 月初到达皖东北地区。

　　接着，黄克诚赶往盱眙县莲塘中原局驻地，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会面。

　　老朋友异地重逢，高兴之情自不必说。

　　黄克诚记得，上次见面是在1935 年底。当时，他正挨批评，被指责为右倾，调往后方工作。就在去瓦窑堡的路上，两人意外相逢，他问刘少奇去哪里？刘少奇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北方局，负责领导那里的工作。

　　如今，少奇同志比以前显得瘦多了，显然是工作操劳之故。

　　黄克诚与刘少奇在莲塘畅谈了三天，气氛亲密而融洽。

　　刘少奇主要向他介绍了皖东北地区的情况。

　　皖东北地区，已经有我党的好几支抗日力量了。有张爱萍在当地发动和领导的抗日武装，隶属彭雪枫部，队伍有近一千人；还有从苏鲁豫边区南下的主力彭明治率领的苏鲁豫支队；为开辟淮北根据地，山东八路军也派出了一支南进部队，由韦国清指挥；另外，江华从山东带了一些队伍也来到皖东北，准备总管一下这一地区的工作。

　　刘少奇告诉黄克诚，他之所以连发电报让他来路东，就是为了要他来这里负责总的领导工作。皖东北抗日力量虽多，但缺乏统一领导，彼此谁也指挥不了谁。他认为黄克诚在军队里工作久一些，相互关系知道得多一些，负责统一领导皖东北的工作比较合适。

　　他告诉黄克诚，早在6 月6 日，他曾致电中央：“我在皖东北之部队， 系统指挥不统一，内部外部情况均复杂，请中央及朱、彭令黄克诚同志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任军区司令。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刘少奇还将新四军的一些情况向黄克诚作了介绍：项英不积极执行中央指示，坚持留在皖南；陈毅坚决服从中央指示，但过江有些困难。后来，有个叫管文蔚的，在沿江一带有抗日武装，他积极配合陈毅，使得粟裕率领的一支部队胜利过江。刘少奇用充满信任的目光看着黄克诚，最后总结说：“现在要赶快整编好队伍，开辟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把南下主力转过去，支持北上的新四军，打击顽军，你的担子很重啊。”两人又进一步商讨了如何开辟苏北淮海、盐阜地区的工作。最后商定，黄克诚立即赶往皖东北组建苏皖党政军委员会，由他担任书记，将所有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同时，成立苏皖区委和行署。

　　接着，黄克诚率部来到皖东北，统一安排部署工作，开始了开辟苏北淮海、盐阜地区的艰苦斗争。

　　部队整编完毕，刘少奇给黄克诚发来电报：“四纵队政委仍由黄克诚兼任，如需变更，待中央有干部来时，再重新配备”。这样，黄克诚继续兼任四纵队政委，但是鞭长莫及，无法顾及四纵队的工作，只是挂了政治委员的名而已。

　　8 月底，黄克诚命令第二支队一部留守皖东北，坚持斗争，其余各部相继挺进淮海、盐阜地区。

　　淮海、盐阜地区地处苏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皆属其范围。

　　这里日军、国民党顽军控制各自地盘，情况较为复杂。

　　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兢兢业业开展工作，随时准备支援北上新四军，打击顽军。

　　金秋十月。

　　黄克诚接到北上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的急电，称国民党顽军韩德勤正向新四军进驻的黄桥地区猛力进攻，要黄克诚迅速抽调一部主力南下支援。

　　军情紧急！黄克诚一面回电，一面亲自率领五个主力团的兵力即刻出发，连夜东进。

　　部队过盐河，沿河而下，日夜兼程，径奔盐城地区、增援北上新四军。

　　对于韩德勤这个人，黄克诚早有了解，此人在内战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围剿”时，黄克诚率部将其打得落花流水，会同兄弟部队，全歼他的五十二师，韩德勤本人也被红军俘虏，后来此人化装成伙夫，混在被俘士兵中，才侥幸逃脱。如今听说，他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拥兵苏北，不但不思抗日，反而积极反共，千方百计想要消灭新四军，人称“磨擦专家”。

　　这个反共顽固派，手下败将，何足言勇！黄克诚想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

　　中央10 月4 日发来的电示又在黄克诚耳边响起：“黄克诚部主力决心于本月4 日开始行动，南下阜宁，并拟继续向盐城推进，增援陈毅。大概韩（德勤）之主力与陈毅冲突后，八路军即渡过旧黄河，抵阜宁，望你们注意。如国民党责问，即以韩德勤屡次围攻新四军，不得不增援作答。韩德勤现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们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黄克诚对于中央电示反复思考：“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中央电示的精神。

　　部队如一支离弦之箭，在茫茫夜色中，直插盐城。

　　盐城。

　　一艘小汽艇从海安方向飞速驶来，停靠在串场河边。一行新四军走下小汽艇，往盐城县走去。

　　盐城县城，黄克诚率干部战士迎接。

　　远远望见这一行人马走来，黄克诚赶忙迎上前去。

　　对面一行人里，为首的一位气宇轩昂，也急步走来。他看见黄克诚，几步上前，与黄克诚那双大手有力地握在了一起。

　　“陈毅同志，别来无恙？”黄克诚紧握着对方的手，激动地高声问道。

　　“八载未见，你也好吧？”对方也激动地问。

　　原来，黄克诚率部行至途中，忽闻黄桥决战，陈毅指挥新四军将韩德勤打得一败涂地，取得黄桥大捷。黄克诚闻讯大喜，遂率部转进盐阜区。

　　这时，新四军一部乘黄桥大捷之威，分兵北上，一直打到东台白驹，恰好与黄克诚部南下队伍会师于狮子口。新四军与八路军五纵队会师后，陈毅即从海安司令部出发，乘小汽艇赶往盐城，携带十万元法币，慰问南下八路军。黄克诚遂前往盐城县城，迎接陈毅一行。

　　自1932 年一别，黄克诚与陈毅有整整八年未见了，黄克诚对陈毅十分想念，如今故人相见，高兴之情，难以言表。陈毅看到黄克诚等故旧，更是分外欣喜，当即感怀赋诗一首：

　　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老友相见，黄克诚与陈毅彻夜长谈，阔叙旧情。

　　黄克诚严守八路军十分简朴的生活作风，没有设宴，甚至连小酒馆也没去，就同陈毅清水代酒，畅谈起来。

　　“在你陈毅领导下作战，这比什么酒席都更醉人。”黄克诚笑着对陈毅说道。

　　陈毅只顾同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老部下谈这问那，谈笑风生，哪里顾得上什么设宴款待之类的俗套。他真诚地对黄克诚说：“你一路又打仗，又急行军，辛苦了，我带你们去海安散散心。”

　　在盐城与陈毅相见后不久，黄克诚返回纵队司令部驻地阜宁，立即向刘少奇发报，请他率中原局移驻盐城。

　　接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黄克诚率部在阜宁、淮安、盐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

　　同时，针对这一地区土匪众多，封建会道门武装组织众多，广大农村多为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武装把持等实际情况，黄克诚率部着手清剿土匪，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叛乱，反击国民党顽军的“磨擦”进攻，进而粉粹日军“扫荡”，巩固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

　　11 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陈毅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先后进驻盐城。

　　苏北地区，出现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1940 年11 月底。苏北曹甸。

　　黄桥决战后，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不甘心失败，再次纠集余部两万余人退守曹甸地区，并依据坚固据点，继续制造“磨擦”，狂妄叫嚣要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面对韩德勤的疯狂挑衅，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征得中央同意后，调集新四军一、二纵队，会同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发起曹甸战役，准备一举消灭韩德勤顽军。

　　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

　　曹甸前线不断传来激烈的枪声。

　　黄克诚时刻关注着曹甸战役的进展情况，并在思考彻底击溃顽军的具体打法。

　　说实在的，黄克诚是不同意攻打曹甸的。

　　当中原局及华中指挥部提出攻打曹甸的意图时，黄克诚提出异议，认为暂时不宜攻打，并且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从整个苏北斗争形势上看，我们刚刚来到淮海、盐阜地区，这一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土匪众多，顽军残部、伪军、特务、反动地主武装等到处进行骚扰和暴乱，我们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即固本为先，再相机解决韩德勤顽军。其次，这次打曹甸与黄桥决战有很大的不同。黄桥决战，韩德勤犯我在先。此次韩德勤战败，退守老巢，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同顽固派斗争，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况且，9 月10 日中央来电中说，对友军则不论如何， 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军未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缓和态度。击敌和友，是我目前军事行动总方针。此后，中央又明确电示，“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御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最后，从军事上来看，曹甸地区属水网地带，如果进行攻坚作战，于我十分不利。

　　客观地说，黄克诚的一番分析是关照全局，而又掌握关节的。

　　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的一再坚持之下，中央终于同意了攻打曹甸的计划。

　　黄克诚一贯恪守党的原则，异议归异议，中央既然同意，黄克诚遂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执行华中总指挥部的命令，开赴曹甸前线迎敌。

　　不过，近几天来曹甸战役的进展情况不容乐观，黄克诚未雨绸缪，心中等划对敌之策。

　　经过慎重思考，12 月1 日，黄克诚致电华中总指挥部，详细提出了曹甸战役的具体对敌之策：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乐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冲，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

　　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其战法：

　　（1）首先在四个据点（指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2）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

　　（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

　　（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6）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①黄克诚的建议再次被否决。

　　12 月13 日，华中总指挥部下令发起总攻。结果，黄克诚所陈果被言中。

　　新四军、八路军发动总攻后，采取猛打猛冲战法，直扑国民党顽军。

　　12 月15 日，一度突破了顽军前沿阵地。

　　但是，敌人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八路军、新四军久战不下，被迫撤出战斗。

　　这次战役，历经十八天，歼敌八千余人，而我新四军、八路军也伤亡二千余人。

　　曹甸战役失利，上级领导认为黄克诚“右倾”，作战指挥不力，遂撤消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改由陈毅兼任。

　　陈毅时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统管全局，工作繁忙，因而无暇顾及五纵队，所以黄克诚以政治委员之职，实际上又行司令员之事。

　　后来，陈毅总结曹甸战役的经验教训时，坦率承认：“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陈毅的这番话，从一个侧面证明，黄克诚审时度势，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表现了他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家的远见卓识。

　　1941 年1 月下旬。

　　寒冷的西北风挟裹着尘土在盐城上空漫天飞舞。

　　乌云密布，接连数日凝集不去。

　　从1 月6 日开始，新四军军部在皖南遭国民党优势兵力的伏击并全军覆 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09、310 页。

　　没的消息，陆续传到了盐城以及整个华中地区。

　　这一消息，无异于一声惊雷，砸在每一个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的心坎上！

　　就在大家沉浸在悲痛中，为罹难烈士哀悼之时，又传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

　　接着，新四军将永远退出抗日的战场等谣言四起；韩德勤不思抗日，再一次将兵力集结苏北，磨刀霍霍，寒光直逼苏北新四军、八路军；汪精卫南京伪政权也不甘寂寞，派出汉奸特务四处游说，大肆鼓吹和平建国，中日一家；日本侵略军更是趁火打劫，加紧部署对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

　　一时间，苏北乃至华中阴霆密布，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面临严峻考验。

　　盐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

　　新四军、八路军中高级指挥员聚集一堂，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商讨目前局势与对策。

　　“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覆没的消息，使大家同仇敌忾，悲愤填膺。

　　连续几天的会议，使大家统一了思想，一个思路越来越清晰并趋于一致：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新四军的存亡掌握在共产党自己手中，我们要让倒下的新四军军旗重新飘扬。

　　l 月20 日，刘少奇代表华中指挥部向中央提议：重建新四军军部。

　　当日，中央复电表示完全同意。

　　黄克诚与大家一样，闻听“皖南事变”的消息无比悲愤，于是，1 月25日，由他领衔，率华中八路军将领十八人，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电报，表达华中全体八路军悲愤之情：

　　江南新四军遵令北移，惨遭当局下令围歼。消息传来，全军震愤！此次惨变，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反共顽固派有计划地制造内战，实行卖国罪行之开端。阴谋家不仅欲置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于死地，且欲将全国一切抗日爱国军民一并出卖，以求得他随时向敌人作投降之勾当。阴谋险恶，罪恶滔天！民族生存危如垒卵，克诚等为国家生存、民族解放计，特提出下列七项建议，请鉴核示遵：

　　（一）迅（速）撤回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后方各地之办事处。

　　（二）撤回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

　　（三）调必要的武装加强陕甘宁地区，保卫陕甘宁边区。

　　（四）我全党全军应紧急动员起来，以应付事变的继续发展。

　　（五）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肃清内奸。

　　（六）联合抗日党派及军队，准备成立新中央政府来坚持抗战大业。

　　（七）立即布置全国性的清除年奸的计划。

　　克诚谨率全华中八路军，随时准备待命行动，誓在我党中央领导之下奋斗到底。临电悲愤，立候明令。

　　同日，盐城游艺园。。

　　新四军举行重建军部大会。

　　一块不大的土台子作为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一条红色横幅“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

　　“拥护新四军”、“义旗高举”、“指挥若定”等旌旗标语口号张贴会场四周。

　　一千多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聚集在游艺园会场。新四军新军部领导人陈毅、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登上主席台。

　　刘少奇代表新四军军部宣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后，全场掌声雷动。

　　新军部成立的消息传来，黄克诚与同志们欢欣鼓舞。2 月2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黄克诚：克诚部队须改为新四军番号。

　　2 月下旬，新四军各师干部人选确定，并向外公布。显然，取消新四军番号，是违背民族大义的，愚蠢的！重建的新四军由遍布大江南北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九万余抗日将士改编而成：

　　新四军军长由陈毅代理，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

　　统编后的新四军下辖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担任三师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其原一、二、三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之第七、八、九旅。

　　同时，第三师兼辖苏皖军区，因而黄克诚又兼任苏皖军区司令员、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下辖皖东北、淮海、盐阜三个分区。

　　不久，第三师兼苏北军区，辖淮海、盐阜两个军分区，而皖东北地区则划归第四师活动范围，黄克诚遂兼任苏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直至抗战胜利。

　　黄克诚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后，刘少奇专门发来电报，指示黄克诚在部队中宣传解释八路军改为新四军的重大意义，注意做好干部战士们的工作：

　　克诚并雪枫等：

　　中央决定八路军之一部编为新四军，望根据下列各项解释。

　　一、由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顾全大局，珍重合作，遵令北移，反被亲日派、顽固派暗算，赢得了全国人民之同情。皖变后，新四军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最荣誉之军队，这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本，是皖变中许多烈士流血的代价，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加强新四军。

　　二、亲日派与反共派目前的反共布置首在消灭新四军，但我们则反要加强新四军，以粉碎亲日派、反共派取消新四军的企图。

　　三、八路军之一部现在华中活动，中央为统一华中战区各战斗部队的建制与指挥，所以将华中八路军一部编为新四军，华中部队之建制与指挥完全统一后，将更加强我们的力量。

　　四、重庆当局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对于新四军不独毫无损失，反使新四军在今后更可自由活动，不受限制。更可便利我们的发展。

　　五、八路军、新四军同为中共党军，同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直接指挥下，本来不分彼此，在情况需要时，新四军亦可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

　　望根据以上各项在部队中广为解释，使全体指战员对中央这一决定完全了解，不应有任何疑虑为要。

　　胡服2 月26 日

　　黄克诚认真阅读了刘少奇来电后，积极布置有关宣传解释工作，打消了一些干部战士的疑问。

　　从此，五纵队摘下八路军臂章，高高兴兴换上了崭新的新四军臂章，驰骋在苏北大地。

　　7 月，稻田一片葱绿。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日军纠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李长江、杨仲华伪军部队，共约一万七千余人，在二百架飞机，上百艘汽艇的掩护下，展开陆地、空中、水上立体攻势，向我新四军军部盐城开始了夏季攻势大“扫荡”。

　　盐城。新四军军部。

　　陈毅、刘少奇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新四军将领聚集一堂。

　　参谋长赖传珠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日军夏季大“扫荡”的情况。

　　听完参谋长的介绍，每个人心头沉甸甸的。

　　这次日军“扫荡”一改以前单线长驱直入的战术，采用了拉网式战术，向盐城阜宁地区包围合击。

　　这种战术看来十分有效，日军分兵三路，走一路，收拾一路，如今，东部的国民党部队被其第一路“扫荡”全歼；第二路“扫荡”经兴化，把国民党顽军韩德勤的“老窝”给筛了一遍，第三路也长驱直入，距离盐城仅有百里路程。

　　很明显，新四军军部正处在日军重兵包围之中。然而，新四军能够迎战的部队仅有第一师和第三师，不到三万人，而且装备明显处于劣势，连重机枪都无法保证每连一挺，有的战士至今赤手空拳。

　　会场出现短暂的沉默，窗外的蝉鸣又扰得人燥热难安。

　　代军长陈毅沉思良久，突然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的政治口号是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给予日军以狠狠打击，决不让敌人占领盐城！

　　“盐城是我们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全国人民都注视着这里，保不住盐城，我们不好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次反‘扫荡’也是一场政治仗。

　　一定要打好盐城保卫战！”

　　政委刘少奇也表示了意见。

　　大家情绪激昂，纷纷站出来，表示坚决执行军部命令，用生命保卫盐城，捍卫华中根据地大本营。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倾向于保卫盐城的，陈毅暗想。

　　突然，有人说了一句：“我不同意军部的这个作战方案，不同意‘保卫盐城’的口号！”

　　一语惊四座！大家顿时静了下来，将目光转向了说话的人。

　　原来是黄克诚！陈毅将目光盯向了他。

　　“你刚才说啥子？”陈毅不相信似地问。

　　黄克诚一字一句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克诚同志，那谈谈你自己的意见吧。”刘少奇见大家情绪有些激动，就制止大家说。

　　黄克诚从心底里不同意这个冒险方案，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我从八路军里南下而来，参加过华北地区反‘扫荡’，基于华北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我军不宜对日军槁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

　　黄克诚一口气说完，又补充道：“如果已有布置当由军部决定，三师坚决执行！”

　　大家看着黄克诚，谁也没说话。

　　曹甸战役黄克诚刚刚唱过反调，如今事隔不久，黄克诚再次独唱反调，不免有人犯嘀咕：黄克诚所部刚刚划归新四军指挥，是不是想不服从指挥？

　　刘少奇见黄克诚与大家意见相悖，就耐心地向黄克诚做起了思想工作。

　　刘少奇要黄克诚从政治的高度对待这次战斗，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有广大后方作依托，有广大民兵的协助，我们能得人心就能守天下，得天下。

　　刘少奇的劝说，并没有改变黄克诚的想法。黄克诚继续固执己见：“那是美好愿望，盐城肯定守不住了。”

　　陈毅有些恼火，忍不住说：“在新四军里，除了饶漱石敢顶撞我，就是你黄克诚了，可你是我的部下！”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克诚力持异议，“我建议取消这个方案，放弃盐城！”

　　黄克诚与陈毅、刘少奇发生了争执。

　　最后，陈毅下了命令：“军部决定，你率三师与一师共同保卫盐城，你们三师七旅在建阳、湖垛一线阻击来犯之敌，八旅在东沟、益林地区阻击。

　　一师各旅任务如下..”

　　“各兵团首长应切实重视保卫盐城及保卫苏北根据地的任务。坚决抗击、侧击、尾击来犯之敌，否则应受严重处分！”陈毅严肃地说道。

　　黄克诚当即表态：“我三师坚决执行军部命令！三师在阵地在！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保卫盐城的战斗开始了。

　　敌强我弱，因而随着战斗的继续进行，新四军伤亡较大，前线战况并不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审时度势，认为为避免无谓的损失，必须当机立断，撤离盐城。于是，他将自己的意见直接电告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并将军部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接到电报，马上回电新四军军部，询问情况。

　　这时，敌人攻势更加猛烈，新四军面临严峻考验。如果继续硬拼下去，情况十分危险。

　　刘少奇将军部争执情况电告毛泽东后，军部经过商讨，开始考虑黄克诚的意见了。

　　在对敌我进行客观分析之后，陈毅果断电告华中局①、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离盐城。

　　10 日，新四军全部撤离盐城，避免了一场危机。实际上，黄克诚的建议被采纳了，军部接受了这一“苦口良药”。

　　虽然如此，华中局及军部在阜宁停翅港召开了干部会议，对黄克诚提出① 1941 年5 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

　　了批评，认为他不服从上级指挥。

　　黄克诚不服，据理争辩：“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

　　黄克诚认真反思了曹甸和保卫盐城战斗的经验教训后，指出这两次都是上级指挥处置失误，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华中局领导针对黄克诚的态度，仍然下了“黄克诚是错误的”这一最后结论，并责成他在干部会议上检讨。黄克诚为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

　　但是，黄克诚仍然坚持保留对所争论问题的看法。事后，黄克诚觉得可能由于自己刚从八路军划归新四军指挥，缺乏相互间了解，让人产生了自己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于是，他找到军长陈毅，认真地询问：“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战事接连不断，巩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十分繁重，黄克诚很快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了。

　　9 月，秋风渐起。

　　黄克诚率部来到苏北已经是第二个秋天了。

　　一年多在苏北的抗日斗争，使黄克诚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英明，高瞻远瞩。

　　本来，黄克诚率部南下，与彭雪枫部会合后，黄克诚与彭雪枫都将目光偏向豫西，对于中央关于“华中是重要的生命线”这一战略性指示认识不足。

　　虽然后来毛泽东复电，黄克诚立即率部过路东，来到皖东北，但是这种认识仍然局限于不完全理解的范围。直到“皖南事变”，毛泽东预言的突发事件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苏北根据地建立起来，新四军军部在华中重建，黄克诚才真正有了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立足全局，把握关键，这才是一名高级指挥员应当具备的素质，黄克诚告诫自己。

　　现在，有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思考。

　　不久前，他得到消息，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也就是他原来率领的八路军三四四旅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损失较大，部队中还出现了个别叛逃事件，部分同志悲观情绪也产生了。

　　现在，十旅随四师来到了皖东北地区。

　　黄克诚觉得，身在局部，应当胸怀全局，四师力量受到削弱，应该给予支援。于是，他向上级提出建议：将三师建制完整并充实的第九旅与四师十旅互相对调，以利于四师的休整补充和发展。

　　黄克诚的建议得到军部的高度赞许。

　　不久，四师十旅对调到了第三师，原旅、团番号不变。

　　十旅来到三师，黄克诚十分关心。很快，他接见了十旅的干部们，对他们划归三师建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十旅的负责同志，旅长刘震、政治部主任高农斧等都是三四四旅的老同志，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大家相见，倍感亲切、高兴。

　　黄克诚专门就十旅地方化的问题向刘震等作了详细说明。原来，十旅拨归三师后，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旅长刘震兼任淮海区司令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则由旅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兼任。

　　部队地方化，有很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主力军一夜之间变为地方部队，是不是豫西的仗没打好？

　　黄克诚告诉刘震等旅领导，主力部队地方化，是在困难条件下立足生根，渡过难关，坚持和发展根据地，准备以后新发展的正确道路，并不是走回头路，十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黄克诚一席话，打消了刘震等心中的矛盾与顾虑，使他们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准备。

　　十旅在淮海区“安家”后，不但迅速恢复了元气，而且认真贯彻部队地方化的决定，将革命的火种撒遍淮海大地，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整个淮海平原的抗日武装斗争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白驹过隙，岁月匆匆。转眼间，1942 年来到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党中央工作。临行前，他主持召开了华中局扩大会议。

　　华中局各区和各部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刘少奇代表华中局作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陈毅作军事建设报告，黄克诚作政治工作报告。

　　黄克诚一直从事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这时又兼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因而他结合工作实际，立足华中全局，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受华中局委托，作了一次深入浅出的政治工作报告。

　　黄克诚着重讲述了目前军事建设中的政治工作问题。

　　他从部队政治工作，根据地政治工作，友军政治工作和敌伪军政治工作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

　　黄克诚特别强调了在干部问题上应当注意的两个方面：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黄克诚认为，使用干部方面，应当注重德才兼备，注重干部的党性、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在爱护干部方面，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使之能够在艰苦的经济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勇挑重担，坚持工作，尤为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上来爱护干部，平时发现干部在思想上出现不良倾向的苗头，就要及时进行教育、批评、帮助。不应平时不关心，或者平时看到干部有什么问题当面不说，记在心里，到时候再一起算总帐。另外，黄克诚还指出，在审查干部和锄奸问题上，一定要区别对待，信证据不轻信口供，宁可错放，也不可错杀。应当注意随时纠正违反政策、刑讯逼供的现象。

　　黄克诚的报告得到与会同志的广泛赞同，华中局把他的报告，作为华中我军政治工作的纲要，发表在刊物《真理》1942 年第八期上。

　　关于使用和爱护干部问题，黄克诚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在华中局开展“抢救”运动时，黄克诚顶住压力，坚决反对逼供信，保护了一批干部。

　　涟水县东北郑潭口。

　　郑潭口是一个小镇，恰好位于一帆河与完蛮河交叉处。虽说是小镇，但它是苏北根据地盐阜与淮海两区联系的纽带，也是日伪军大新集、新安镇等联成一线的据点之咽喉，因而战略位置显得十分重要。

　　8 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借日军对苏北“扫荡”之机，趁火打劫，向新四军发动进攻，企图分割苏北抗日根据地，策应东犯顽军。郑潭口，成为顽军精心构筑的“模范工事”。

　　整个小镇被建成了一个东西三百米、南北五百米、四周又用五六米高的围墙围起来的据点。

　　南、北、西三面是两米厚的夹壁墙，人可以自由行走，同时又设有对内对外射击孔。夹墙每隔一段再用隔墙分开。围墙下面是挖筑的地道，地道同镇内九十多个地堡、暗堡、炮楼相连。

　　镇内还有一座高达十几米的中心炮楼，由周围六个炮楼拱卫。围墙外是四道防线，一帆河又成为一道天然防线。真可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9 月，黄克诚等经过商议，决定拔掉这枚楔入我苏北根据地的钉子。

　　在军部支持下，黄克诚亲自召八旅二十二团团长张天云布置任务，面授机宜。

　　“老头子呢？”张天云接到命令，大汗淋漓跑到师部，悄声问哨兵。

　　“老头子”是三师同志对黄克诚的称呼。黄克诚参加革命时间长，年龄大了些，经验丰富，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因而大家都私下亲热地称他“老头子”。

　　哨兵用嘴一努屋里，张天云心神领会，一步跨了进去。“这回你可有仗打了！”黄克诚戏谑地指着张天云的脑门，“师部决定派你们团攻打郑潭口。

　　不过，人家说‘这是攻不破的铁镇’，这可是个硬仗啊！”

　　“保证完成任务！”张团长一个立正，嗓门提高了八度。“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黄克诚面容一整，“任务艰巨，师部决定派彭雄参谋长亲自去指挥。”

　　说着，黄克诚一指旁边的彭雄。

　　张团长又向彭雄敬了一个礼：“太好了！”黄克诚补充说：“我把师炮兵营调拔给你们，涟水县大队也配合你们作战。”

　　彭雄、张天云奉命率二十二团径奔郑潭口。

　　经过周密部署，二十二团向郑潭口发动猛攻。

　　战斗打响后，黄克诚时刻关注战况的发展，不时让人询问情况，并及时给予指示。

　　郑潭口一战，在广大指战员努力下，一举歼敌六百多人，拔除了这一“模范工事”，取得了彻底胜利。

　　消息传来，黄克诚立刻发报致贺并慰问。

　　这是苏北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啊，它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黄克诚想。

　　果然，10 月，三师七旅一部与兄弟部队又一举攻克陈道口，歼敌一千五百多人，粉碎了顽军对淮海区的进攻，使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然而，苏北抗战的艰苦阶段还未过去。

　　1942 年底，日军为控制淮、涟、沭地区，向苏北根据地淮海区发动了大“扫荡”，开始构筑据点、碉堡，修建公路，企图分割封锁淮海区，进而由点及面，全面控制这一地区。根据军部指示精神，黄克诚命令淮海区以主力加强地方军，使主力部队进一步游击化，分地区坚持斗争，从而粉碎敌人的大“扫荡”。

　　淮海区军民在书记金明、军分区司令员刘震的亲自指挥下，动员党政军民协调行动，精简军分区机关，将全区又分成四个中心县委，配以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合编的四个支队，灵活机动地展开对敌斗争。

　　三个多月激烈而残酷的斗争过去，淮海区军民打破了日寇妄图消灭新四军的迷梦，使根据地重新恢复到“扫荡”前的态势。

　　1943 年早春。乍暖还寒的季节，日寇对苏北根据地盐阜区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梳蓖式大扫荡”。

　　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黄克诚率师部及苏北区党委机关主动撤退，跳出敌人包围圈外。

　　日本侵略军这次大“扫荡”，集中其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十五师团独立十二混成旅团共一万多人，辅以伪军八九千人，规模空前，气势汹汹。

　　对于这次“扫荡”，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早有预计，因而专门向三师发出指示，要求党政军积极准备，反击日军“扫荡”。

　　接到指示，黄克诚立即召集党政军领导，商量、布置反“扫荡”事宜，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反“扫荡”作战方针。

　　日伪军长驱直入，采取“梳篦式”搜索，企图集中主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黄克诚等针锋相对，除留一部与敌周旋，主力部队避开敌人，转移到“扫荡”圈外，隐蔽待机。

　　日伪军在寻找新四军主力作战扑空后，转而分途集中兵力分区“扫荡”，黄克诚等审时度势，采用了圈内打小仗，圈外部队积极作战的方针，并且取得了兄弟部队在苏中和淮北的战略配合，三师各部打出了很多漂亮仗。

　　敌人被新四军搞得焦头烂额，无奈，主力开始撤退，只留下了一部分兵力修筑工事、固守据点。黄克诚等果断出击，集中三师各部打击敌伪薄弱部分，攻克了一些要害区域的敌伪据点。在近二十天的时间里，三师将士会同地方武装连续作战，给予日伪军以有力打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进攻，进一步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鼓舞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斗争热情。

　　反“扫荡”胜利后，盐阜区士绅在慰问大会上称颂三师将士：“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扬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夜深人静，月色朦胧。

　　黄克诚在昏暗的油灯下，伏案疾书，向华中局、军部汇报盐阜区反“扫荡”的情况。

　　黄克诚胸有成竹，动起笔来，也颇觉自然流畅。

　　黄克诚写道：

　　敌人用很大兵力以较长时间进行“扫荡”，军事组织战术均颇高明，然所获战果极端微弱，乃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表现在：

　　（一）最大弱点是得不到人民的同情支持而遭到人民的憎恨和反抗，特别由于敌伪的残暴行为激起各阶层人民莫大的仇恨与反抗。

　　（二）因为人民的仇视敌伪而逃反，敌伪侦察员派出易被人民捕捉，其消息极不灵通，“扫荡”中找不到我军究在何地，即相隔一二里亦不知道。

　　（三）机械的执行命令，不能困情况变动而有所改变..

　　（四）“扫荡”兵力仍然不够，敌人虽调几个兵团的部队来“扫荡”，但其兵力只能“扫荡”一隅而不能“扫荡”全面，使我们易于跳出圈外活动。

　　（五）攻击精神差。日军冲锋精神向来是不强，现在则更差了，一遇抵抗即畏缩不前，故与敌人主力遭遇，只须派出小部队抗击，我主力即可安全转移。

　　（六）敌人部队疲劳，给养困难..①在综述了新四军反“扫荡”经过后，黄克诚详细总结了这次反“扫荡”作战中的经验教训：

　　甲.平原地区，敌人大规模战役“扫荡”，其初期我军应避开敌锋芒，转移隐蔽，不可与敌硬拼，即打一路亦不许可。因为敌人“扫荡”就想找寻我主力决战，求得歼灭或削弱我主力，如与硬打则正适合敌人要求而招致损失。

　　乙.敌人严重“扫荡”时，部队分散或集团隐蔽时很多，隐蔽部队及个人必须十分沉着，部队不到十分需要时不应慌张轻动，特别个别人员则更须沉着，否则便易受到敌人打击。

　　丙.每部队都需自己的便衣队担任警戒和侦察，到达一地即派出向周围村落活动，求得及时了解敌人行动而能主动应付，避免遭受敌人袭击。

　　丁.部队在“扫荡”时发现敌人大兵力包围即须迅速突围，不能集中突围，即分散到指定地点集合，以避免全部牺牲..

　　戊.敌人“扫荡”，敌人一定在我可以机动的道路河流上组成封锁，奉令突出“扫荡”圈外部队必须坚决动作突出封锁，..此次“扫荡”中坚决动作者均安全突出，而犹豫者均吃到亏。

　　己.“扫荡”圈年活动的部队要善于掌握敌人行动规律和确实看清敌人动向后才作行动决定，不要为敌人佯动所迷惑，行动不宜过早亦不宜迟。..

　　严重“扫荡”转移打圈子均不可能时，则实行全部化装分散隐蔽目标，待敌人过后再行集合。

　　庚.敌人撤退举行反击时，必确实了解敌人撤退后才集中部队动作（打小仗在外），以防敌人伪装撒退的突然反击。

　　辛.部队分散活动移动，联络掌握很困难，需部队使用时很长时间抓不到，丧失时机，故必须于“扫荡”前建立秘密交通，各连各营到团均有自己的秘密交通站，团则设立总站。..

　　壬.反“扫荡”中上中级干部伤亡很大，..干部作战坚决勇敢，不顾自己生命，表现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重大的干部伤亡，对我们威胁很大，而且是可以避免的，伤亡的上级干部中大多数是不利用地形、地物、不观察和侦察敌人动作，轻敌、疏忽所造成的。我们许多干部勇敢牺牲精神是好的，然不了解自己对部队和战斗的作用，..只有正确使用勇敢才能取得战斗胜利，又能达到保存干部进行长期斗争的要求。

　　黄克诚进而分析了“扫荡”中各阶层人民的表现，实事求是地对反“扫荡”进行了全面总结。

　　这份沉甸甸的总结报告，浓缩了盐阜区党政军民的反“扫荡”成果，凝结着黄克诚的一番心血，对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得到了华中局及军部的首肯。春暖花开，夕阳斜坠。

　　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驻地，一个简陋的民房里，黄克诚正处理军政事务。窗外传来村儿童团员们嘹亮而稚嫩的歌声：

　　青石板，板石青，

　　青石板上钉银钉。

　　银钉亮，银钉明，长空万里布满星。星儿多，多得数不清，多不过英勇战斗的小英雄。

　　小英雄，有本领，

　　戴着月，披着星，

　　黑夜摸到敌军营，

　　枪声就放不停。

　　又喊杀来又冲锋，

　　手榴弹拼命扔，

　　轰轰轰，炸死东洋兵，

　　我们得了胜。

　　小英雄，笑盈盈。

　　满天星，亮呀亮晶晶..

　　听着听着，黄克诚禁不住放下手里的事务，摸着下巴笑了。他大步走出门去，来到打谷场上。

　　正在唱歌的儿童团员们哗啦一下围拢了过来，亲热地叫着：“黄师长好，黄师长好！欢迎你给我们指导。”看着这群手持红缨枪、煞有其事的“小战士们”，黄克诚拉着他们的手，摸着他们的头，笑着说：“你们真能干，又学习又帮助大人打鬼子，不简单呢。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你们长大了，是国家的栋梁，要为人民出力，办大事！”儿童团员们很喜欢这位戴大眼镜、和蔼可亲的黄师长，这时大家又嚷起来，缠着黄师长唱歌，讲故事，别看黄师长是大人，儿童团员们唱的歌曲他不但会唱，连歌词也记得很准哩。

　　“好吧，我给你们讲一个苏维埃儿童团员的故事。”黄师长很爽快地答应了。

　　大家都拍起手掌，欢呼起来。

　　其实，师部每移驻一个村庄，都可以看见黄克诚与儿童团员们在一起的情景，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与儿童团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盐阜区，儿童团员们组织了儿童慰问团，准备到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三师师部进行慰问。

　　黄克诚闻讯，亲自率三师领导迎出门口，接见了小代表们，而且向小代表们讲了话，他亲切地说：“谢谢你们代表盐阜区儿童来慰问，我们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来保卫你们。也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努力做好儿童团的工作。将来从小主人变成大主人，为国家、民族作出大贡献！”

　　黄克诚十分关心儿童团的成长。有一次，盐阜区召开了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黄克诚军务在身，无暇参加开幕式。过了四天后，他与师部领导专门来到会场，看望正在开会的儿童团员们，热情肯定了盐阜区儿童团的成绩。当他听说盐阜区儿童团员已经有十八万人时，开怀大笑：“陈军长要你们组织十万儿童，你们不但完成了任务，还大大超过了。全区二十万少年儿童，组织了十八万，很了不起！”

　　随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与发展，各项工作逐步在苏北开展起来。

　　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更加考验和锻炼了苏北人民，苏北根据地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

　　黄克诚为此付出了全身心的精力与巨大的心血。

　　苏北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出没之地。黄克诚率部刚刚来到苏北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利用土匪顽敌滋事作乱。他们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严重影响抗日根据地的安宁，危及刚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及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黄克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从1941 年上半年开始，就陆续抽调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清剿这些土匪顽敌。在不长的时间里，横行苏北地区的土匪被剿灭，千年匪患被扫除，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无不拍手称快。

　　这时，黄克诚与师部领导开始实行抗日民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刚开始实行时，有的群众胆小怕事，心存顾虑，白天减了租息，晚上又偷偷给地主送回去。得知这一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后，黄克诚派出一批干部下去进行仔细检查，予以纠正。同时，利用各种文艺宣传形式，广为宣传教育，逐步消除了群众思想中的顾虑。

　　这样，减租减息工作不断深入，人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军民鱼水情加深了。

　　统战工作，一直是抗日民主政权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黄克诚串部来到苏北，在建设与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并谨慎处理这一问题，工作卓有成效。其重要因素主要得益于陈毅和刘少奇的影响。

　　陈毅、刘少奇十分重视对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并且亲自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接触联系，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陈毅带着黄克诚去海安拜访著名绅士韩紫石的情景，使黄克诚学到了许多东西，难以忘怀。

　　那次，陈毅特意领黄克诚去见韩紫石。韩紫石是清末翰林，从政多年，德高望重。陈毅很注意对他的统战工作，多次前往拜访。韩紫石对新四军是否不记前嫌同国民党真诚合作尚有怀疑，因而当场出了一副对联向陈毅作试探：“陈韩陈韩，分二层（陈）含（韩）二心。”

　　陈毅仰面大笑，从容不迫地答道：“谁说我们分二层含二心，我陈毅对紫老是一层一心，对他韩德勤那个韩也是一层一心，因此，我已为紫老想出下联——‘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

　　韩紫石对陈毅的机敏才智大为钦佩，当即写出一副对联抒怀：“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

　　海安之行，陈毅的统战工作方法令黄克诚眼界顿开，深有启发。

　　因此，黄克诚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颁布了《保障人权法令》、《边区施政纲领》，纠正工作中的过左倾向。

　　这样，顽固的地主豪绅回来了，中间分子向新四军接近了，而且认为共产党不会胡来，对于减租减息也不公开反对了，还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们还为抗日救亡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上面提到的那个韩紫石，八十五岁高龄，日寇逼迫他出任伪江苏省长，他坚辞不就，以身殉节；盐城县参议长宋泽夫被日军捕去，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同时，一大批著名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也奔赴苏北，投入了苏北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黄克诚不但重视苏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还十分重视苏北的经济建设。

　　海啸，是苏北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但是，国民党历任政府，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哪里过问这种事。虽然在当地群众和士绅的一再呼吁下，政府勉强拨了点经费，修了一道海堤，然而海啸一来，海堤踪影皆无。原来，由于国民党各级官员层层克扣，经费太少，地方官吏偷工减料，修了道简陋的海堤，根本经受不起海啸的冲击。

　　于是，这一带海啸成灾，满目疮痍。

　　黄克诚率部来到这里，目睹房屋尽倒，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决心重新修筑海堤，救民于水火之中。

　　“这是一件关系到海边民生的大事，再困难也要修筑，这会使民众了解新政权和他们是一条心，是为他们办事的。”黄克诚明确表示。

　　他把这事交给了民主政权阜宁县县长宋乃德。

　　华中局听说此事，也给予了明确支持。

　　新四军、八路军打仗还忙不过来呢，还能顾得上修堤？老百姓以及当地一些开明士绅心里不禁发出疑问。然而，事实又令他们不得不信。

　　宋乃德县长亲自询问了海啸造成的损失和修堤费用后，立即着手进行修堤工作。通过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的办法，上万民工上阵，八路军、新四军也利用战斗间隙上了海边修堤。不久，一道全长九十华里的海堤胜利竣工。

　　恰巧，就在竣工第二天，海啸来临，直扑新堤，这次海啸水位比上次水位高出六寸之多，但是新堤岿然不动，房屋无一冲毁。

　　当地群众目睹此景，欢呼雀跃。

　　“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通过与国民党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相比较，老百姓发自内心地说。

　　一些曾抱有抵触、怀疑情绪的地主士绅，经此一事，也改变了看法，向抗日民主政权靠拢了。

　　在抓紧建设、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黄克诚率三师与日伪顽进行了残酷而激烈的军事斗争，捍卫抗日民主政权和革命成果，并且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黄克诚还十分注重对国民党顽军的斗争策略，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局。

　　1943 年，日军对盐阜区进行大“扫荡”，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

　　应韩德勤请求，黄克诚同意他将自己所部以及东北军霍守义部官兵转移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内暂避，而且向他们提供粮草，接济经费，并掩护他们安全移驻淮海区。

　　考虑到东北军曾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因而黄克诚对东北军霍守义部始终采取了团结、忍让的态度，晓之以抗战大义。自从他们到苏北以来，即使新四军同韩德勤交战，霍守义部通过新四军防区去增援韩德勤，新四军也没有消灭他们，予以特殊优待。

　　对于这样一支曾经作出历史性贡献的部队，黄克诚认为不应该双方兵戎相见。

　　后来，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霍守义部从苏北撤回山东。

　　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不断制造“磨擦”，经过黄桥决战后，仍然不思悔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尽管如此，新四军三师还是顾全抗日大局，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给予无私帮助。

　　但是，韩德勤背信弃义，竟然趁火打劫。当黄克诚命令部队掩护韩德勤部安全转移到淮海区后，韩德勤进入皖东北，公然强占淮北区我抗日根据地一部地区，宣称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而且，韩德勤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勾结其他顽军，企图消灭淮北新四军第四师。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奉命急调三师七旅，配合四师主力向韩德勤部坚决反击，全歼其总部，生擒韩德勤，随后释放，教训了苏北抗日战场上这个自毁长城的反共顽固分子。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驰骋淮海、盐阜两区，浴血奋战，辛勤耕耘，在苏北这块广表面富饶的土地上，终于站稳了脚跟。苏北，成为华中局和新四军战斗和发展的稳固后方。

第九章 抗外侮斗敌顽苏北展才志



　　隆冬季节，寒风呼号。

　　《盐阜报》的一位记者，来到新四军三师师部，想要来访黄克诚师长。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你不要来访我。如果非要写，你就到我们连队，去采访我们的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黄克诚婉言相拒，“对不起，今天我有事。”记者碰了个软钉子，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呆在师部，搜集了一些素材。

　　下午，灰濛濛的天空中，太阳显得黯淡高远。

　　记者采访不到黄克诚，有些扫兴，走在村外的小路上，准备返回《盐阜报》驻地。

　　几个身穿新四军军装的人，在寒冷的野外晃动，不时地猫腰，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记者有些好奇，走上前去观看。

　　其中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个身穿破旧军装的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腰弯得特别厉害，几乎贴近地面，寻找着什么东西。

　　记者驻足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师师长黄克诚！

　　他正在俯身检拾路边的粪团。黄师长是高度近视，看不清地面的东西，所以弯腰驼背，免得把土块当作粪团拾起来。

　　记者悄声问黄师长身边的一个战士：”黄师长为什么亲自出来拾粪团？”

　　“这是我们师长的规定，每人每天都要拾一簸箕，给村里庄稼压肥。师长说，现在春节期间马车路过的多，粪又没人拾，就叫着我们一起出来了。”

　　记者禁不住心头一热，再看黄师长，仍然那么目不斜视，一丝不苟，埋头拾粪。

　　不几天，《盐阜报》刊登了一篇《黄师长访问记》，让人们一睹拾粪师长的风采，引起了根据地军民的强烈反响。

　　自从踏上苏北这块富饶的土地，黄克诚就时刻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关心爱护部队干部战士的成长，经常与老百姓接触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因而赢得了苏北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爱戴。

　　干部战士们说，师长没有架子，以身作则，有口皆碑，大家亲热地尊称师长为“老头子”。

　　根据地老百姓说，黄师长关心老百姓，谁遇到难处，他总是伸出援助之手，老百姓把黄师长看作“我们的长官”，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尽管黄克诚不喜欢抛头露面，更反对宣传自己，但是关于他的很多事迹总是像长了翅膀，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在苏北军民的心中，留下了有关黄克诚的一串串感人的故事。

　　新四军扎根苏北，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心，黄克诚深深懂得这一点。

　　为此，黄克诚始终注意要求部队严守组织纪律。他给部队订立了“三不动禁令”：家具财产一律不动，粮食一粒不动，院内树木花草一律不动。他严令各驻村部队认真遵守。同时，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宣传教育，使每一个干部战士牢记在心，自觉遵守。

　　一天，黄克诚从淮海区到盐阜区去，他与随行的战士一边聊天一边沿着田间小道往前赶路。

　　突然，他停下脚步，目光盯向前方，拧紧了眉头。

　　战士们顺着师长的目光看去，原来一个身穿新四军军装的马夫正坐在路旁抽烟，他的旁边，一匹战马正在悠闲自得地啃着田里的麦苗。

　　师长肯定要训人了，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想。因为师长最看不得这种事，分队的马匹吃了群众的麦苗、蔬菜，他都要求如数赔偿，并责成分队干部向群众道歉。黄师长对于违纪行为，一向是严肃处理，不循私情的。

　　战士们都记得，有一次，黄师长自己的坐骑小红马在南窑村啃坏了朱立地老汉一棵杨树树皮。师长知道了，就拿出两块钱，交给马夫小李，送去给朱老汉作赔偿，朱老汉不收，师长亲自上门送赔款，朱老汉坚持拒收。后来，三师奉命开拔，黄克诚委托村长给朱老汉送去两块钱和一封信，信中写道：

　　“朱大伯：数月前，小红马啃坏你的一棵树，两块钱赔偿款望你如数收下。黄克诚。”

　　如今，这位马夫同志，战马啃吃麦苗，竟然熟视无睹，不挨批才怪呢。

　　果然，黄师长脸色一沉，急步走到马夫跟前，严肃地说：“你的马吃老百姓的青苗了，你知道吗？”

　　那马夫抬头一看，是黄师长！猛然一怔，急忙站了起来。

　　“快把马牵回来！”

　　“是！”马夫二话没说，几步跑过去，把战马牵了回来。

　　“你当兵前种过地吗？”黄师长又问。马夫心中有愧，低下了头：“种过！”

　　“你们指导员讲过要处处注意群众利益吗？”黄克诚追问。“讲过。我大意了。”马夫的脸通红。

　　“你晓得种田不易，也晓得注意群众利益，为什么还放马吃青苗？”黄克诚一指战马。

　　马夫不再吭气了，不知所措，把头埋得更深了。黄克诚随马夫来到他所在的团队，把这件事告诉了这个团的负责人，要求他们迅速处理，对马夫批评教育，同时要他去向老乡道歉赔偿。

　　第二天，团里向黄克诚报告，马夫承认了错误并及时向老乡认错赔偿，老乡很受感动。

　　黄克诚一听，满意地笑了。

　　一天，黄克诚正在师部处理军政事务，窗外传来一阵吵吵嚷嚷声。

　　不一会儿，供给部宋部长走进了师部，两个战士紧跟其后，把一筐梨抬了进来，放在屋里。

　　黄克诚一见，奇怪地询问：“这筐梨是哪里来的？”宋部长连忙解释。

　　原来，这一段时间，黄克诚经常熬夜，患了咳嗽，咳嗽声半夜里传出老远，当地乡亲们知道了，心疼“黄老头”，就送来一筐梨。

　　宋部长深知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再说“黄老头”的脾气他也知道，这筐梨他是绝对不收的。于是，再三表示谢意，但拒收这筐梨。

　　大家推来搡去，刚才那阵吵嚷便是双方在推让。乡亲们一见宋部长不收，干脆把梨往地上一放，脚底下抹油，都溜了。

　　黄克诚一听，立刻严肃起来：“如果师部每个人都这么干，部队应当如何去遵守纪律？我如果开了头，如何服众？你呀！老百姓已经够苦了，你怎么还能收下！”

　　宋部长一脸为难的样子，示意那怎么办？

　　“那好吧，下不为例。”黄克诚终于松口了。

　　宋部长一脸高兴，以为师长要收下这筐梨了，心想：你只要吃，训我一顿，我也高兴。

　　谁知，师长又发话了：“我看这样吧，这梨每人发一个，从战士起，再班长、排长、连长，一级一级往上发，多下来的归我。”

　　宋部长一听，哭笑不得，光师部警卫连就有一百来号人，师部参谋都发不到手，这梨还有多下来的给师长？但是，师长下了命令，宋部长只好去照办。

　　像这样发生在黄克诚身上的“闪光点”太多太多了。有一天早晨，雾特别大，一米以外不见人影，八里滩的王二老汉挑粪上路，与黄克诚恰好撞了个满怀，警卫员忍不住对王老汉发了脾气。事后，黄克诚亲自上门给王老汉赔了不是，使老汉感动不已。

　　还有一次，师部驻在阜宁南窑，村里一户人家的小女孩整日高烧不退，黄克诚知道后，就喊来这家一个小伙子，交给他一封信，让他骑上自己的小红马，到四甲陈办事。

　　小伙子一听，十分乐意地走了。

　　到了四甲陈，卫生员的同志们看了来信，就把一包东西交给了小伙子。

　　小伙子骑马飞快地赶回师部。

　　到了师部，黄克诚接过那包东西，这才说道：“这里面包的是药，专门给你妹妹治病的，快拿回去吧！”

　　小伙子这才明白黄师长让自己去四甲陈的原因。后来，小女孩的烧退了，那户人家念念不忘黄师长。

　　阜宁县益林镇大东庄。夜深人静，天寒地冻。

　　一阵“嚓、嚓、嚓”的脚步声，划破村庄寂静的夜空。村民们一听，准是来了队伍！于是家家户户慌忙拴门，熄灯上炕，屏住呼吸，心惊胆颤地倾听外面的动静。

　　这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清乡”，伪军匪顽又趁机频繁出动，任意糟塌，搞得全庄百姓粮尽财空，有家难归，青壮年不是逃荒要饭就是躲避抓壮丁，整个庄子只剩下些孤寡老幼，白天提心吊胆，晚上闭门不出。

　　这一阵“嚓嚓”脚步声，将全庄人吓得关门闭户，大气也不敢出。

　　然而，奇怪的是，这脚步声停下来后，接着便杳无声息了。他们哪晓碍，这次来的不是鬼子伪军，而是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

　　部队来到大东庄，黄克诚眼见天色已晚，便命令部队停下来休息。

　　西北风吹起黄沙尘土，肆意飞舞，搞得战士们浑身是土。面对大东庄低矮的茅屋群，不少人小声唠叨开了：“今晚在哪里宿营呢？”

　　“天这么冷，风又这么大，不知怎么办呢？”

　　黄克诚脑子里早就琢磨这个问题了。部队已经行军整整一天了，除了吃点干粮连水都没能喝上，天寒风烈，应该让战士们好好歇一歇才是，黄克诚是一向十分关心战士们生活的。但是，部队初来乍到，老百姓让鬼子害苦了，闭门锁户，而且夜深了，深更半夜去敲老百姓的门，是否合适呢？

　　黄克诚自忖片刻，拿定主意：宁可挨饿受冻，也不能打扰老百姓，影响军民关系。

　　很快，一道命令下达各部队：进村后，一不准敲群众的门，二不准动群众的一草一木，三不准大声喧哗，各部队按班排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草堆旁，寻找避风处就地休息，天明后另行分配住地。

　　一声令下，部队悄无声响，进庄后散开了。

　　警卫员小陈可犯愁了：黄师长身体不好，他爱人唐棣华秘书还带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首长和小孩子冻出毛病来怎么办？小陈一转身，正好看见有户人家亮着一丝微弱的灯光。他赶忙问黄克诚：“啊！师长，你看那户人家还没睡，我们是不是借个宿，给你和唐秘书住？”

　　说着，小陈用手一指。

　　黄克诚看了一眼，斩钉截铁他说道：“不行，不等到天亮，不等群众自己开门，决不能到群众家去。”

　　“小陈，”黄克诚叮嘱道，“找个避风处让他们母子住下，我和你去工作。”

　　小陈只好先把唐秘书和孩子安置在一个避风的草堆旁，拿出被子给小孩盖上。然后，小陈随同黄克诚，就着已经发红的手电光，开始在村前村后挨家挨户巡视各部队宿营情况。东方渐渐出现鱼肚白，一轮红霞进而映红天边。

　　老百姓从睡梦中醒来，打开门窗，不禁都愣住了：茅屋下、草堆旁，全是身穿灰布军装的士兵，你靠我，我靠你，睡意正酣，他们的衣服上、军帽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新四军来了！”老百姓终于回过味来。

　　“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来了！”

　　乡亲们奔走相告，不约而同向战士们围去。

　　黄克诚已经集合起队伍，站在队前讲话。

　　“长官，你们怎么不到我们家去，在外面冻了一夜啊？”一个老汉颤声问道。

　　“没关系，战士们钢筋铁骨冻惯了。”黄克诚诙谐地说。“快、快！赶快到家里歇歇，烧口开水！”

　　老百姓一边说着，一边争先恐后，把战士们接进自己家中。有这样的老百姓，新四军怎么会在苏北扎不下根，打不败日本鬼子呢？黄克诚心中感慨万千。

　　在苏北，黄师长的感人故事，多得几天几夜说不完，苏北的乡亲们忘也忘不掉。

　　春暖花开的时候，在中央、华中局的统一部署下，苏北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

　　苏北根据地一直是新四军与日、伪、顽争夺的焦点，战事频繁，因而黄克诚经过与其他领导人商议，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进度，整风时间延长了近一年。

　　苏北整风，在区党委书记黄克诚的亲自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坚持和风细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来帮助广大干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党性。黄克诚在整风过程中慎重、严谨、和风细雨，对此，刘震上将深有感触：

　　黄克诚同志来淮海地委参加了一二十天的整风，进行具体指导，并带头作检查，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但始终保持刚直敢言、无私无畏的坚持真理的高尚风格。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作风民主，知人善任，关心群众疾苦，热忱爱护干部。我们都愿意在他面前讲真心话。我校长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的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和实事求是地处理作战、工作的方法，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在黄克诚同志的带动下，我在整风中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以往在军事指挥和执行政策方面的问题作了检查，在认识上有了提高。然而，华中局、新四军整风开始以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

　　华中局驻地。华中局的扩大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主持会议。

　　会议上，黄克诚“直言犯上”，当着所有与会同志的面，向饶漱石开了一炮！

　　黄克诚说：“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都很不利！”“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和分歧，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

　　黄克诚最后这一句话，十分尖锐地指向了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

　　饶漱石是于1941 年4 月受派遣，来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在刘少奇返回延安后，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并兼任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饶漱石曾留过学，在法国办过报纸，理论水平比较高。但是，此人惯用理论压人，而且城府很深，性情孤僻，心胸狭窄。无论在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总是不苟言笑，威严之相，令人生畏。据传，在新四军里有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饶主任找谈话。饶漱石态度之严厉，可见一斑。

　　饶漱石来到新四军、华中局后，一直对陈毅心存芥蒂。所以，当中央电示新四军整风时，饶漱石竟然利用军部整风之机，编造了陈毅十大罪状，蓄意打击陈毅。

　　尤其令黄克诚愤慨的是，陈毅前脚刚走，饶漱石后脚即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宣布陈毅十大罪状，并告知大家陈毅调离军部回延安。

　　这次会议，使黄克诚对饶漱石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极为不满。在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时刻，像陈毅这样有雄才大略的人离开新四军，仅仅因为与他饶漱石意见相左，实在是不顾全大局！尤其是为了挤走陈毅，饶漱石竟精心罗织出了什么十大罪状！黄克诚闷了一肚子气，终于在这次会议上释放出来。

　　他仗义执言，当面指责了饶漱石。

　　然而，奇怪的是，饶漱石只是用两只大而凸的眼睛，瞪着黄克诚，居然没有反驳一句。

　　或许，饶漱石对于这个天不怕、地不怕，敢于直言犯上的黄克诚有所顾忌吧，所以，他心里虽很不舒服，终于没有表现出来。

　　一股恶风袭向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华中局。

　　中央情报部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主持的“抢救”运动也波及苏北。

　　新四军第三师驻地。寂静的夜空，群星闪烁。

　　美丽的夜晚并没有给黄克诚带来一点轻松。

　　华中局和军部专门召开会议，布置如何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当即在会上提出建议：不要搞“抢救”运动，应该接受中央苏区打“AB 团”的历史教训，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但是，中央已经布置下来，华中局、军部不能不予执行，因而黄克诚的建议自然被否决，代之以“华中各区和各部队都要开展‘抢救’运动”的命令。

　　回到三师驻地，黄克诚心潮澎湃，一幕幕往事从脑海中闪过。他想起党内每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以至留下多少沉痛的教训。中央苏区打“AB 团”，有多少同志被冠以“AB 团”分子的罪名而错杀？特别是由于滥捕错杀，搞得一些地方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严重损害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回想自己那次在寻乌调查打“AB 团”，群众基础本来很好的老根据地，竟然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惊慌逃避！记得自己回到军团部，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事情了，要不然，我们会变成孤家寡人！

　　眼下，新四军在苏北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日寇不断“扫荡”、“蚕食”，伪军认敌为友，助纣为虐，鱼肉百姓，国民党顽军趁火打劫，制造“磨擦”，苏北根据地军民生活发生了困难，甚至出现没盐吃的情况，要知道苏北地处海边产盐区呀，但是日本鬼子企图置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于死地，因此控制产盐区，严禁把盐运往根据地。在这种大敌当前，广大军民浴血奋战，齐心协力反“扫荡”、反“蚕食”，准备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开展什么“抢救”运动，搞不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因而，黄克诚一直觉得，“抢救”运动不应该搞。但是，上级已经布置下来，碍于组织原则，又不能不执行。

　　这一夜，黄克诚想了许多事情，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几天过后，三师及苏北区的“抢救”运动开始了。

　　一批干部被抽调出来，在师部办起了训练班。然后，三师在第七旅进行实地考察，及时掌握动向。好几天过去了，黄克诚觉得有些不对头。

　　那几个被“抢救者”，在软逼之下就有点表现不正常了，后来再被抓捕审讯，更是有失常态，乱供一气，简直不着边际。黄克诚一看这种情况，急忙下令：第七旅停止“抢救”，将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并且搞好善后工作！

　　在第七旅搞“抢救”试点，是黄克诚苦思良久作出的决定，目的在于谨慎稳妥，先小范围试行，观其成效，再作打算，以免收拾不了局面。

　　如今一见这种情况，黄克诚就明白，在思想教育中，大搞肃反这类事，就会出现扩大化偏差，这种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于是，他认定：搞“抢救”运动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心里有了底，黄克诚果断作出抉择，立即通知第三师各部队以及苏北地区各地委，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特别重申，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交给主管部门解决处理。在整风过程中，各部队及各地委只搞正面教育，和风细雨，不准进行逼供、诱供。这样，黄克诚为革命事业着想，顶住压力，在苏北整风过程中，没有搞“抢救”运动。

　　苏北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中央证明，黄克诚没有开展“抢救”运动是经过实事求是考虑之后作出的正确决断。

　　华中局驻地。

　　各区党委和新四军各部队负责人前来汇报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情况。

　　会议期间，黄克诚恰巧与曾希圣住在一起。

　　曾希圣与黄克诚是老相识了。当年，他们两人在衡阳读书时就是同学，后来又同入国民党广州政治讲习班。在中央苏区时，他们一个在红三军团，一个在中革军委工作，如今，曾希圣是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又和黄克诚共同战斗了。他们彼此熟识，一见面无话不谈。

　　这次，黄克诚发觉曾希圣有点不对头，情绪低落，闷闷不乐，也不太爱说话了。

　　黄克诚敏锐觉察出他一定有什么心事。

　　黄克诚待人宽厚体贴，何况曾希圣是同窗故旧、亲密战友，因而，黄克诚就向他询问出了什么事情。

　　曾希圣只是拼命抽烟，不肯说。

　　后来，在黄克诚刨根问底，再三追问之下，曾希圣才向老朋友说了实话。

　　原来，他爱人在“抢救”运动中，被指认为特务！“什么？！”黄克诚一听，几乎跳了起来，忍不住大声说道，“这不可能！决不可能。她们这批从上海卫校参军的女兵，都是些单纯的学生，怎么可能是特务？这不是胡闹吗？”“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曾希圣闷声道。“什么人供出来的？”黄克诚又问。

　　“二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供出来的！”

　　黄克诚仔细一向，才知道那个女干部和曾希圣的爱人是同学，在“抢救”

　　运动中，那个女干部不仅供认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曾希圣的爱人也是特务。

　　黄克诚听完曾希圣的陈述，觉得事出蹊跷，这事情不大靠得住。

　　他这个人，爱管闲事，古道心肠，遇见不平之事，更爱拔刀相助。

　　于是，黄克诚找到第二师政委谭震林，将二师政治部那个女干部找了过来，自己亲自同她谈话，了解实情。

　　黄克诚一见那个女干部，很年轻，像个单纯的女学生，内心更加坚信其中有问题。

　　黄克诚问那个女干部：“你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那个女干部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大讲一通。

　　“你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黄克诚又问。

　　她又讲了一大堆，神乎其神的。

　　黄克诚听得直叫玄，这么小的年轻人，竟然讲出那么一大套让人眩晕的特务活动来，难以置信。

　　黄克诚最后问她：“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真话？”“千真万确。”她一口应承下来。

　　黄克诚不慌不忙，耐心做起了她的思想工作，以期打消她的顾虑。

　　最后，黄克诚见她心有所动，便说：“向党组织要讲实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别的同志..”

　　看着黄克诚和蔼可亲的面孔，那个女干部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她向黄克诚说了实话：“刚才讲的那些话，全是编造的。”“为什么要讲那些假话呢？”黄克诚和蔼地问。“起初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是人家不相信，反而对我进行‘抢救’，开大会小会，进行斗争、逼供，我被整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问什么就说什么，说得有鼻子有眼。

　　这一来，我反而受了表扬、优待，还受到欢迎..所以，我就索性乱编乱说起来。”那个女同志一边哭，一边说。黄克诚听完这一切，真是哭笑不得。

　　他赶紧将情况告诉了二师政委谭震林。他感慨地说：“这种‘抢救’法真是害死人呀！”

　　接着，他问谭震林：“你们二师搞出了多少特务？”“每个团都数以百计吧。”谭震林毫无保留地坦言道。

　　“哎呀！谭老板，你一个团里有那么多特务，部队又离敌人这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乱了套，全跑光了？”黄克诚又问。“谭老板”是大家对谭震林的亲切称呼。

　　谭震林老实回答：“没有啊，一个也没跑过去。”

　　黄克诚这才说：“老兄，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那么整人家，人家都不跑，哪里有这样的特务？”

　　一句话，点醒了谭震林。

　　黄克诚专门针对此事，与饶漱石进行了交谈，向饶漱石谈了自己对搞“抢救”运动的意见。

　　饶漱石也觉得这样“抢救”不对头，因而他同意黄克诚提出对被“抢救”

　　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建议。

　　祸不单行。

　　黄克诚开完会后，刚返回驻地，华中局发来电报，指示三师立即将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长杨帆抓捕，押送华中局，并且特别说明，延安有人供认杨帆是特务，需要逮捕审查。

　　黄克诚又是一愣，觉得难以置信。

　　杨帆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曾经受党的委派，在南京从事左翼文化的领导工作。后来，调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担任叶挺军长的秘书。“皖南事变”发生后，杨帆历尽艰险，从皖南突围，来到苏北。杨帆这个人，意志坚强，才华出众，工作能力强，陈毅对他十分信任。当然，他也有点清高傲气，遇到不大顺眼的事，总爱出面抱打不平，不免得罪一些人，而且遇到不顺眼的人，杨帆也不隐藏自己的半点怒气，白眼视之。所以，大家送他一个绰号“怪才”。

　　但是，这样一个人，也不见得是什么特务呀！

　　黄克诚绝对不相信杨帆是特务。

　　情况未经证实，我决不能在三师逮捕任何一个毫无真凭实据的人！黄克诚下定决心。于是，他叫来杨帆，告诉他华中局让他去开会，并派了部队护送他前往。

　　杨帆来到华中局驻地，当即被逮捕关押。

　　不久，经过审查核实，杨帆的确受了冤枉，于是饶漱石释放了他，并向他道了歉。

　　“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黄克诚诤诤誓言，历史将会永远铭记。

　　1944 年初。

　　为了战胜日伪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黄克诚主持并颁布了《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

　　发展生产是党中央十大政策之一，是我师当前中心工作之一，是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师政（治部）特号召全体主力及地方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条件下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并有如下决定：

　　一、部队年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改善大家生活，解决部队部分困难，在目前敌后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解决全部困难。至于私人生产，为解决大家困难，并往往流为浪费者，应加禁止。

　　二、生活方针。（略）

　　..

　　三、动员与组织为发展生产中之重要关节，各级首长要负责推动，亲自动手，提高生产积极性，研究改进生产方针，调查土质种子等及地方经验，总结生产中经验教训，以不断改进，在生产运动中须严格注意爱护群众利益，如租地借工具等，不得对群众有所妨害！

　　此令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

　　副师长张爱萍

　　参谋长洪学智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副主任杨光池

　　大生产运动在苏北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黄克诚严以律己，不但想主意，出办法，而且亲自动手种菜、拾粪，身体力行，作出表率。

　　发展生产的同时，黄克诚也十分注重厉行节约。

　　一天，新军装下发到了三师和苏北军区各部队。

　　许多同志一看今年的新军装，全都愣住了。只见军装根本没有往上翻的衣领，军帽也去掉了折起的布圈，不像多少年来大家穿着的军服了。

　　“这还像军装吗？”不少人发起牢骚。

　　后来，大家逐渐了解到这全是黄师长的主意，是为了节省布料。

　　有些人心里琢磨开了：这个黄老头，这样节省，才省几寸布啊？

　　听到下边同志的反映，黄克诚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向大家做工作。

　　他穿上新发的军装，走上讲台，捡掏心窝的话讲开了：“同志们，我们生产自救运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节约，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腋成裘的道理，大家都晓得。就说我们的军装吧..”

　　说着，黄克诚一指身穿的新军装，“改这么一下，并不影响穿着，有的同志说，这才节约几寸布呀。同志哥，可别小看这几寸布啊。我们全师几万人，合起来要节约多少匹呢！减轻了老百姓多少负担呢！我们节省一点，老百姓担子就轻一点啊！..”一席话，赢得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

　　黄克诚一看大家想通了，指着台下一个小战士说：“也许你不习惯，以为不好看，但是慢慢会习惯的。小同志，你说是吗？”小战士一个立正：“师长，开始我真嫌它难看，现在想通了！”

　　台下哄然响起一片笑声。

　　1944 年春，日本侵略军为集中兵力向我抗战正面战场进攻，加强太平洋战场的力量，从苏北抽走一部分兵力。这样，为苏北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指示：世界大变化的局势即将到来，解放区军民应保持高度警惕，壮大人民力量，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本侵略军打出中国去。

　　1944 年3 月，华中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车桥战役，拉开华中抗日战场局部战略反攻的序幕。

　　4 月，黄克诚指示刘震第十旅及第七旅一部，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开始对日伪军展开反攻。

　　高沟、杨口是灌云、新安镇之敌伸向西南的主要据点，筑有坚固工事，是淮海、盐阜两区交通线上的一颗钉子。刘震根据上级部署，率领淮海区所属部队向高沟、杨口之敌发起猛烈进攻。

　　针对敌人工事坚固、可能有敌增援的特点，刘震果断下令以一部首先打高沟据点，以另一部钳制杨口等地，然后集中兵力会攻杨口，全歼该处之敌。

　　在刘震指挥下，新四军拔除了高沟、杨口中心据点，攻克大小据点十四处，取得辉煌战果。

　　消息传来，黄克诚十分高兴。

　　接着，黄克诚率领三师将士在5 月至10 月间，又发起滨海地区连环攻势， 把淮海区之敌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将根据地边沿区一举推进到了陇海路。

　　尔后，第三师重创南下增援的伪军孙良诚部，局部战略反攻取得成效。

　　1945 年初春，苏北。春寒料峭。

　　阜宁，位于盐阜区东部，射阳河从它东面出海，串场河与通榆线从其南面穿过，因而阜宁成为水陆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自从1943 年春，敌伪在“大扫荡”中占据阜宁城及其附近乡镇后，不断增兵阜宁。1944 年冬，敌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又从河南调来盐阜一带，孙良诚特派其四十一、四十三师共七个团驻扎阜宁一线。

　　敌人重兵屯驻阜宁，时刻威胁盐阜区根据地。

　　在黄克诚的头脑里，这个盐阜区根据地边上的钉子，早已被列为歼灭的对象。

　　不过，黄克诚用兵老成持重，鉴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他一直等待有利战机，没有轻易下手。

　　随着华中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攻打阜宁的条件日益成熟。于是，黄克诚召集张爱萍等师部领导，分析敌情。大家一致认为，此非彼时，在兵力对比上，我众敌寡，在战斗意志上，我盛敌衰，攻克阜宁城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商议，黄克诚果断作出攻打阜宁城的抉择，遂决定集中八旅、十旅、师特务团，以及盐阜区的阜宁、阜东、建阳、射阳、盐东五个独立团，共约十一个团的兵力，准备发起阜宁战役，整个战役由黄克诚亲自指挥。

　　准备工作开始周密安排，紧锣密鼓地进行。

　　黄克诚身披一件破旧军大衣，一个团一个团地检查备战工作。

　　与敌作战，不仅斗勇，还要斗智，黄克诚十分注重后者的作用。

　　不几天，射阳河上游出现了许多小木架，上面贴着各种抗日标语，顺流而下，漂向敌伪驻守的阜宁城。

　　守城敌人不知何物，伸头观看。来到近前，大家都看清了：“日军必败，我军必胜！”

　　“中国人不要为日本军卖命！”

　　“欢迎弃暗投明！”

　　小木架上硕大的黑字标语直入敌军士兵的眼帘。不仅如此，敌人各据点附近，新四军也频繁出没。奇怪的是，他们也不开枪打仗，只是向据点大声喊话，说日军必败，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老百姓丰衣足食，号召伪军兄弟弃暗投明。

　　阜宁守敌多是冀、鲁、豫人，这些天来，他们发现新四军里有很多自己的老乡，操着本省方言，向自己喊话，不禁怦然心动，思念家乡。

　　他们哪里晓得，这一系列的政治宣传攻势，都是黄克诚用来瓦解其斗志的。黄克诚专门让人从三师战士中挑选出一些冀、鲁、豫籍的战士，组成喊话队，向伪军兄弟喊话。攻敌先攻其心，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敌人军心发生了动摇。开始时，伪军还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跑过来，后来竟出现一个排一个排投向新四军，引起日伪军长官的震惊，严重挫伤了敌人的斗志。

　　阜宁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作战命令已经草拟并交给了师长黄克诚。

　　黄克诚仔细审阅完，又会同作战部门进行详细审核。在作战命令中，黄克诚在“攻占阜宁”四个字前面凝重地加上了两个字——相机。

　　黄克诚知道，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随时机断指挥。加上“相机”二字，一方面是要提醒作战部门，在战役指挥中，随机应变，要从最坏的情况着眼，多作几手准备；另一方面，赋予作战部门以相机决断的自主权。准备工作充分而周密。

　　4 月25 日深夜，战斗打响了。

　　黄克诚指挥八旅二十四团以及特务营，一夜之间连续攻克了大顺庄、头灶、九灶等据点，拔除了阜宁城外围的障碍。守敌一见，惊慌失措，急急忙忙派出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从北城门冲出，企图反扑，夺回据点。

　　翌日正午，敌人蜂拥而来。

　　新四军早有准备，打蛇打七寸，猛然给予迎头痛击。“噼哩啪啦”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敌人丢下一片尸首，退缩回去。

　　说时迟，那时快，机不可失，新四军乘胜追击逃敌，尾随敌人，直入阜宁城。

　　“嘀嘀哒哒”，响亮的冲锋号声四起。

　　新四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冲进了城门，并抢占了阜宁城北门的四座炮楼。

　　敌我双方暂时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黄克诚听到这个好消息，亲自来到了阵地前沿，观察敌情。总攻开始了。在炮兵配合下，新四军三师主力从故壕中一跃而起，杀向敌阵。

　　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硝烟四起。

　　敌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脚，四处逃窜。

　　新四军指战员斗志旺盛，多少年来总是打游击战，避免伤亡，伺机反攻。

　　如今打起了攻坚战，不免群情振奋。在长达五十里的战线上，新四军以无畏的气势压向敌人。阜宁城头，敌人顽强抵抗。

　　新四军战士搭起云梯向城头攀登。

　　敌人不断向城下投掷手榴弹。

　　轰然巨响，硝烟过后，云梯被炸成数节，战士们倒在血泊之中。

　　又有一批战士搭起云梯，冲上前去。有的地方，新四军战士冲上城头，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五个多小时过去了，新四军前仆后继，终于攻占了敌第四十三师司令部，控制了阜宁城中心，红旗插上阜宁城头。日落西山，旌旗飞舞。

　　然而，城内天主教堂里，一股敌人仍然负隅顽抗。黄克诚当机立断，命令集中炮火轰击。

　　翌日凌晨，天主教堂守敌被全歼，阜宁城全部解放。阜宁一役，在黄克诚运筹帷握、亲自指挥下，历经三十六个小时，摧毁敌人碉堡一百四十三个，解放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收复五百六十多个村庄，共歼灭敌人七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新四军在苏北战场上第一次攻占有坚固工事的城市。

　　阜宁解放，三师驻地锣鼓喧天，一片欢乐的海洋。

　　1945 年8 月8 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8 月9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抗日力量举行大规模的反攻，收复失地。

　　8 月10 日24 时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根据中共中央的电令指示，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我军限令敌伪投降，进占所有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拒绝投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根据上级指示，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进入战略反攻。

　　战局发展异常迅速。8 月15 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前， 苏北敌伪已经被压缩于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里。

　　日寇投降，这些伪军摇身一变，被改编成了国民党的部队，据守淮阴、淮安等几个据点，拒绝向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缴械投降。

　　针对这种情况，黄克诚决意集结三师主力首先攻取淮阴、淮安两县，尔后取盐城，横扫苏北根据地残伪势力，解放苏北全境。

　　就在紧密筹划之时，黄克诚接到军部命令，要求三师主力挺进淮南津浦路西，与第二师会合，阻击东犯之国民党军队。

　　军令如山。黄克诚立即暂时搁置攻取两淮、横扫苏北残敌的计划，率领七、八两旅进军淮南津浦路西。

　　同时，黄克诚胸怀全局，留十旅进驻临近两淮的高良涧、蒋坝一带，以便根据情况变化既能西进作战，也可回师东返，适时肃清苏北根据地内的残敌。

　　当黄克诚率部赶赴津浦路西以后，他发现情况有变，国民党军队已经抢先接收了津浦路沿线城市，并且徐州、蚌埠等城市有重兵驻守。三师来到津浦路两侧半月有余，未见国民党军队东犯的迹象。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黄克诚根据敌情迅速作出判断：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故而一时不太可能向我根据地进攻。如果我军旷日持久集结兵力于津浦路两侧，势成守株待兔，失去肃清根据地内部残敌，巩固我后方的有利时机。因此，黄克诚与第二师政委谭震林经过再三商量，决定联名向军部、同时也向中央发报，建议敌变我变，因变制敌。9 月3日，电报发出。他们建议：

　　二师主力回津浦路东，夺取铁路一段，三师主力一部回师肃清苏北、苏中各城市伪军，创造连成一片的苏北、苏中大块根据地，为尔后长期作战准备战场。

　　当日，华中局饶漱石等回电，指示黄克诚“三师不宜调返苏北”。

　　9 月5 日，刘少奇从中央电示华中局：

　　顽军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因此，我欲求歼灭顽军一路，暂时恐无机会，以此配合谈判更不可能，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二师之一部），向东肃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

　　这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留守中央，因而刘少奇的意见自然是代表了中央的意见。

　　未几，黄克诚率三师主力迅速开拔，昼夜兼程，回师苏北。

　　其实，早在西进津浦路途中，黄克诚便从长远计较，考虑肃清苏北残敌的需要，将师参谋长洪学智先行派返苏北，相机组织准备攻取两淮的作战。

　　苏北。新四军第三师驻地。

　　黄克诚汇集各方搜罗来的情报，分析敌情，准备发起两淮战役。

　　淮阴、淮安，苏北历史名城，还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一度迁移至淮阴。日本侵略军后来又占领这两座县城，作为其屯兵要地，用以分割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两城经过日军几年的苦心经营，工事完善坚固。日寇投降后，长期盘踞苏北的伪军潘干臣、吴漱泉接受国民党政府加委，分别被改编成国民党第六军第二十八师和淮安独立旅，他们会同伪保安团、常备旅等地方武装，据守淮阴、淮安两城。

　　淮阴、淮安两城相距仅十七公里，面对运河，水深城固。其中淮阴城高八米，淮安城高达十二米，两城之上有日军构筑的坚固工事，在城四角和城门上则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街道路口也修筑了地堡。两城四周皆在运河、护城河基础之上，增设鹿砦、铁丝网等，在城外还附设了卫星据点，由此两城皆构成了以城墙为骨干的严密防御体系。

　　黄克诚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后，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淮阴之敌，尔后移兵淮安，予以各个击破。

　　根据地群众听到新四军要打两淮的消息，欢呼雀跃。他们自愿组织起来，踊跃支前。各地方都组织了担架队、“反攻动员委员会”、运输队、工程队等，光是担架队员就达数万人之多。听说部队翻越城壕有困难，上万民工立刻云集一处，在三天之内就挖通了三十里长的水道，将城壕里的水全部放完；为战时及时抢救伤病员，地方医院昼夜加班，增设了一千余张病床；广大妇女昼夜赶做军鞋，慰问子弟兵；文艺工作者也争先恐后，抓紧时间赶排节目，到攻城部队慰问演出..

　　随着攻城时间的临近，民兵、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奔向两淮，赶牛车的，拉土炮的，推小车的，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早在8 月底，按照黄克诚的指示，洪学智和十旅旅长兼政委刘震率十旅以及淮海军分区新二团、师特务团已经逼近了淮阴城下。同时，苏北的地方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16 页。

　　武装射阳独立团，淮阴、涟水警卫团，也从东、北两面配合，进逼淮阴。

　　8 月27 日至31 日，新四军及地方武装首先扫清了淮阴城外围之敌，进而向守敌发出通牒，敦促其缴械投降，但守敌伪军二十八师潘干臣部拒不投降，双方暂时处于相持状态。

　　潘干臣自恃已被改编为国民党军队，气焰极为嚣张，还求援到两架国民党飞机，在淮阴城上空飞来飞去，以示其威。

　　黄克诚决定先拔掉这颗钉子，挫敌锐气。

　　9 月6 日下午。淮阴县城。

　　经过一上午时紧时松的炮火之后，守敌开始有些懈怠。

　　这正中新四军攻城主力、十旅旅长刘震的下怀。原来，自围城以来，淮阴守敌最害怕新四军夜间攻城，因而每当黄昏、入夜、黎明时分，他们就严加戒备，时刻警惕新四军夜袭，敌人还专门在一些地段安置了照明灯。刘震知道了这种情况后，果断决定：出敌不意，将总攻时间定在下午两点，整个上午利用炮火麻痹敌人，待其疲惫松懈，再发动总攻。

　　刘震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呈现松懈迹象，抑制住心中的兴奋之情。二时正，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淮阴城东北角被撕裂一个口子。那是主攻东门的二十八团通过地道埋伏在城墙下的重磅炸弹爆炸了！

　　总攻开始了！巨响过后，东门守敌一个连全部被震昏，新四军突击队员们如猛虎下山，仅用五分钟就登上了城头，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激战。

　　新四军各个阵地上机枪、大炮，齐声怒吼，枪弹雨点般倾泻在淮阴城内。

　　各路突击队员们从四面八方冲向淮阴城下。

　　在城东门，二十八团首先清除了城头守敌，将鲜艳的红旗插上东门城头，旌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

　　二十八团再接再厉，全部兵力突入城内，三十团则紧随其后，直插城内纵深。

　　在城东南，二十九团炮火也同样撕开了城墙一角，突击队员、投弹手、爆破手迅速冲入城内。

　　二十八、二十九团并肩配合，向城西纵深发起猛攻。南门阵地出现了点麻烦。

　　敌人火力太猛，部队奋勇冲杀，伤亡较大，师特务团一名营长当即壮烈牺牲。

　　敌人机枪火舌猛吐，挡住了新四军去路。

　　这时，七连尖刀班班长徐佳标不顾重伤在身，猛地扑上前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机枪枪眼！敌人的机枪哑了！突击队终于顺利登上城头，南门被突破了。

　　西门攻城部队也冲入城内，一举活捉了敌教导营营长。就在这时，一个战士抓住了敌人的一个号兵。射阳独立团尖刀连二排长李云龙曾当过司号员，他灵机一动，命令敌号兵供出号谱，然后，他吹起了敌人的集合号，敌人懵懵懂懂跑了过来集合，结果莫名其妙做了俘虏。

　　二十八团四连在一个向导带领下，首先冲进了敌二十八师师部，击毙敌师长潘干臣。

　　下午三时十三分，淮阴守敌大部被歼，少数突围之敌也随后被截歼。

　　淮阴城头，插上了鲜艳的红旗，宣告解放。

　　淮阴攻坚战，共歼敌九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六千多支、汽车十八辆、汽艇四艘，还有其他军用物资。

　　黄克诚率师部移驻淮阴城内。

　　新四军首长发来嘉奖电：

　　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淮阴刚刚解放，黄克诚又把眼光对准了淮安。

　　淮安，由于历年战事频繁，地处要冲，因而城墙高大坚固，全部用巨大的青砖砌成，高达十二米。城西有运河沿城而过，其他三面则有护城河。

　　淮安，古有“铁打淮城”之称，可见其城坚。

　　的城防，自然壮了敌胆。

　　淮安守军是吴漱泉部，抗战胜利后，其部摇身一变，从伪军变成了国民党“淮安独立旅”，吴漱泉任旅长，共有五千余人。吴漱泉在日军手下助纣为虐七年多，干了许多丧尽天良之事。如今，被国民党委任为“淮安独立旅旅长”，他心里高兴，更加趾高气扬，甚至夸下海口：“我这个淮安，天兵也难以攻破！”

　　殊不知，黄克诚早就想好破城之计了。

　　吴漱泉迸驻淮安城，增修了不少碉堡工事，城四角都有了炮楼，城墙上也增多了射击掩体，城内街道十字路口和司令部还修了地堡，表面上看来防守严密，无懈可击了。

　　黄克诚率三师七、八两旅及淮安独立团、射阳独立团于9 月15 日逼近淮安城下，将淮安团团围住。

　　如何攻城？

　　黄克诚不慌不忙带领各旅旅长，沿城走了一圈，仔细观察地形及守敌城防情况。

　　过了几天，黄克诚向各旅各团下达命令：在火力掩护下，用沙袋堆起十几个比城墙还要高的火力点，每个连队准备搭建登城云梯，同时派人在城西南挖了一条一百五十多米的地道，直达城墙底下。另外，黄克诚下令向守敌展开政治宣传攻势。淮安城墙高达十二米！用沙袋堆起比十二米还高的火力点谈何容易？

　　但是，由于战士们齐心协力，攻城准备工作终于就绪。9 月21 日拂晓， 淮安守敌不仅毫不理会新四军的政治攻势，而且派出一支一百多人敢死队，从西城墙攀着绳索，悄然而下，向新四军偷袭，企图夺路突围。

　　新四军指战员奋起反击，全歼了这股敌人。

　　9 月22 日，旭日东升，天气晴朗。

　　气温开始上升，不少新四军战士脸上渗出细细的汗珠，但是大家顾不得擦拭，手握钢枪，焦急地等待总攻时刻的到来。大战前的平静。

　　总攻开始了。突然间，炮声隆隆，随着一股巨大的烟雾腾空而起，淮安城西南角的城墙轰然倒塌，城上的炮楼没了踪影！原来，黄克诚早就派人穿过一百多米长的地道，在城墙根预先放置不少炸药，总攻命令一下，有人立即点燃导火索，实施爆破。

　　眼见西南城墙出现一个大缺口，新四军攻击部队立即突入城内。

　　这时，城外堆就的各火力点也向城内实施火力袭击，掩护各突击部队攻城。

　　在新四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敌人斗志全失，无心恋战。

　　新四军迅速搭起云梯，攀上城墙，突破了敌人前沿防御阵地，并攻占了淮安城四角炮楼，扫清了城墙上的敌人。

　　紧接着，城门大开，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冲入城内，与敌人展开了巷战。

　　中午时分，新四军攻城部队在城中心的鼓楼会师，并包围了敌军司令部。

　　三十分钟后，新四军战士冲进司令部，吴漱泉被当场击毙。

　　淮安攻坚战，仅用了几个钟头，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守敌，淮安城重见天日。

　　是役，歼敌数百，生俘敌团长以下四千多人。这样，两淮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取得了彻底胜利，极大振奋了苏北人民的革命斗志。

　　老百姓闻讯无不拍手称快，许多人伸出大姆指，称赞新四军英勇善战，称赞黄克诚多谋善断。

　　两淮战役后，黄克诚又率三师横扫苏北残敌，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联成一片。

　　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转战苏北，历时五年，作战五千余次，歼敌六万多人，第三师由二万多人发展壮大到了七万多人，本身仅伤亡一万多人。

　　第三师除完成战斗任务外，还调出两个团、一个旅支援山东和皖江地区兄弟部队作战。第七旅则作为军部机动部队，转战苏北、淮北、淮南等地，拱卫军部、华中局，屡立战功。

　　在苏北抗日战场，黄克诚以智驭力，巧妙指挥新四军第三师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成绩。抗日战争结束后，苏北根据地已经成为拥有四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拥有八百多万人口的解放区。

　　华中局为此向中央报告说：

　　三师的战斗力较强，部队充实，基本上保持了过去优良作风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执行。

　　这其中凝结着黄克诚的多少心血啊！

　　抗战胜利，苏北根据地完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大家都沉浸在欢庆和喜悦当中。

第十章 谋全局慎度势东北试锋芒



　　抗战胜利后，中国大地上狂飘又起，乌云遮天。

　　中国人民没有料到，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蓄谋把遭受长期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又推入内战的深渊。

　　历史的镜头对准了中国东北。

　　东北地区，一片沃土，资源丰富，工业比较发达。山海关一面靠山，三面临海，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占领了东北，就等于占领了一个战略大后方，从而虎视华北。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坚持不抵抗的政策，东北三省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长达十四年之久，东北人民渴望解放己非一日！

　　按照中央指示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向辽吉进发；在八路军工作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率领所属部队，分别向东北迸发；我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等解放区，都抽调部队向东北进发。为了霸占东北，美蒋串通一气，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美国提供飞机、军舰，把国民党远在大后方的精锐部队运往东北。

　　蒋介石一面磨刀霍霍，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时间，施放和平烟幕，企图迷惑国人和共产党。

　　这样，国内形势呈现和战未定的状态。

　　这时候，我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分散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南沿海，还没有连结成一大片战略根据地。一旦大规模内战爆发，将遇到极大困难。

　　黄克诚洞察时局，坚定地认为，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势不可免，我党必须不失时机地创建连成一大片的战略根据地，才能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以应付突然事变。

　　1945 年9 月上旬，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第七、八两旅，从淮南津浦路回师苏北。

　　9 月13 日。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

　　黄克诚率部路过这里，停留休息。

　　这是一个非常清新幽丽的早晨，阳光晒得大地镀上金色，空气是清凉而甜蜜的。

　　黄克诚从中央转发的一份电报中得知，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后，已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同时，我军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

　　这时，黄克诚敏锐地觉察到，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还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调运东北的时候，正是我军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9 月14 日，黄克诚来到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的办公室。

　　在把局势跟饶漱石讲清后，黄克诚抬起头来，看着饶漱石的脸，说道：

　　“漱石同志，我建议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迅速派大部队到东北去，勿失良机。不管苏联红军是否同意，都一定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战略根据地。”

　　“我想中央会考虑的。用军部的电台向中央发电报，中央会以为这是军部的意见呢。这样恐怕不好吧。”

　　饶漱石盯着黄克诚，慢慢地说，话里含着讥笑。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22 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赣东北及浙江做过青年工作，后任北满青年团省委书记，代理过东北地区党的书记。1935 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回国后任新四军山东军区政委，此时担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从表面上看，饶漱石长得结实，略肥硕，上唇留着小胡子，目光犀利而咄咄逼人。如果换上苏联元帅的礼服，再叼支大烟斗，要化装成斯大林一定维妙维肖。

　　“那好，我就以我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电！”黄克诚说道，显得非常坚定。

　　于是，黄克诚离开了饶漱石的办公室，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陈述了对于目前形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

　　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我对目前局势和我军军事方针，有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而在军事上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以必要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大别山、黄山、天目山、陕南等），防我军向其后挺进。估计顽军到达指定城市和要道后（华北、华东），仍将在敌人掩护下构筑铁路封锁线，甚至纵深封锁线，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

　　（二）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且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且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三）在上述情况下，目前我们的方针约有下面三个：

　　1.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削弱军队与地区到极大限度）。

　　2.有利基础下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持力量。

　　3.有决心地、主动地放弃一些地区（游击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铁路有城市），在全国范围年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

　　（四）我们若执行第一项方针，将走希腊路线，造成严重失败（蒋介石永远不会放松我军我党）。第二项方针，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因此，我们应采取第三项。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1.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

　　2.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年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3.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五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五）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王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之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六）我对各方面材料掌握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黄克诚

　　9 月14 日

　　电报发出之后，黄克诚就离开了华中局驻地，率部发动两淮战役。

　　“嘀哒，嘀哒，嘀嘀哒..”神秘的无线电波越过茫茫的平原和高山，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中央对黄克诚的电报十分重视，立即把它转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

　　电报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毛泽东看完了电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一面点头，一面自言自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1945 年9 月17 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战略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对以后的人民战争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确定从各抗日根据地增调军队和干部进军东北，同时加强热河、察哈尔的力量。先后到达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二十人（其中有政治局委员四人），干部两万人，部队十一万人。

　　黄克诚也受命率领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三万五千余人，加入进军东北的大军行列。

　　当黄克诚率部离开苏北，前进到山东临沂时，与参加党的“七大”归来的陈毅正好相遇。陈毅向新四军三师全体将士作报告时，讲道：

　　“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了，是千里眼！”

　　从此，黄克诚的眼睛是千里眼的佳话流传开来。

　　数村木落芦花碎，几树枫杨红叶坠。

　　已经是秋天了。

　　遍地都是黄色。树叶子变得稀疏，色调转为浓重。秋高气爽，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广麦的苏北平原，到处是繁忙的收割景象。

　　1945 年9 月28 日。盐卑区新四军第三师驻地。

　　这一天，乡亲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镰刀，涌向路边。路上，威武雄壮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原来，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浩浩荡荡地向北出发了。

　　新四军第三师辖有四个旅和三个特务团，能征善战。三师的将士们，在苏北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了好几个春秋，如今要离开了，自然恋恋不舍。

　　乡亲们同子弟兵朝夕相处，亲同一家，鱼水之情，更是流着眼泪相送，难舍难分。

　　此情此景，唤起了黄克诚脑海深处的记忆。

　　九年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乡亲们含泪送别，战士们痛心告别，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势。

　　九年后的今天，人们都明白不久就会打回来，解放全中国。想到这九年的巨变，黄克诚显得更加信心十足了，脚步迈得沉稳而矫健。

　　黄克诚用兵持重，考虑周到细致。本来，在出发前，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说，东北到处是武器，日本人在东北有不少兵工厂，日本兵溃逃时也丢下了许多武器。

　　9 月15 日，党中央转发了一份先进入东北的同志的报告也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于是，有一种说法盛行起来，到东北的部队根本不用带装备，干脆把手里的武器给当地的地方武装算了。东北的武器都是新的，足够用的。

　　黄克诚对此没有轻信。他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因素想得多一些，做好准备，以防不测。他认为侥幸心理无益于战争胜利，只能造成自我麻痹。

　　黄克诚想，战争还在进行，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达东北后，万一拿不到武器，那怎么打仗？路上虽然经过的地区大都是我们的根据地，但万一有小股敌人袭击，岂不是束手待毙？

　　于是，他向全师下达了命令：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北上，不能丢下武器。

　　多余的武器可以留给地方使用。丝毫不能麻痹大意！

　　黄克诚的这一决定，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但是，尽管受到责难，黄克诚一点也不在乎，坚持不肯让步。

　　“光带装备就行了吗？”黄克诚又想，“东北比关内冷得多，尽管现在是9 月份，但长途跋涉到了关外，一定人冬了。几万人的棉衣一时筹措不及， 岂不是要挨冻吗？”

　　于是，黄克诚一面命令副师长刘震率领先头部队第八旅及后勤人员立即出发，一面加紧筹备棉衣。

　　9 月的苏北.还是阳光灿烂，十分暖和。

　　有人看着太阳就发开了牢骚：“这黄老头子是怎么了？专门跟别人唱反调。不但带着装备，而且要背着棉衣？”

　　闲言碎语也刮到了黄克诚耳朵里。他一笑了之，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9 月28 日，黄克诚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领主力部队从淮阴起程， 向东北进发。

　　部队在急行军，日夜兼程。

　　黄克诚知道，时间实在太紧迫了。东北这块地盘，蒋介石肯定也要争夺。

　　因此，谁早一天到达东北，谁就能多一分胜利的把握。

　　黄克诚走在队伍中，表面上很平静，还不时地与身边的干部战士交谈几句，但一个问题却在脑海中翻腾着。

　　离开苏北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三师进入山东后，停留待命。现在，过了陇海铁路，马上就要进入鲁南了，到底要不要停留呢？

　　从局部来看，三师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有利于山东根据地的巩固。但是，从全局来看，部队在山东滞留十分不利。自古以来兵贵神速，进军东北不能坐失良机，应该争分夺秒，快速前进。如在山东停留，恐怕蒋介石就会抢先一步了。

　　黄克诚考虑再三，还是应迅速北上。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怎么办？“还是直接请示中央，因为中央最了解全局的情况。”

　　黄克诚在心里说。

　　10 月4 日，黄克诚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部队到达山东后，不宜停留， 稍事休整后应立即北进。

　　10 月6 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

　　“为迅速达到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黄克诚接到军委指示后，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

　　他命令部队在山东临沂休整两天，补充给养，然后立即继续向东北前进，不得有误。

　　10 月12 日，部队进入山东临沂地区。接着，部队经沂蒙山区，过胶济铁路，渡黄河，穿津浦铁路，于11 月10 日到达冀东三河、玉田一带。

　　这时，天空越来越暗。沉闷的雷声越来越大，似乎要冲出云的束缚，撕碎云层，解脱出来。那耀眼的闪电急骤驰过，咯嚓嚓的巨雷随之轰响，震得人心收紧，大地摇动。

　　但是，闪电没能撕碎浓重的乌云，巨雷在低低的云层中滚过之后，滂沱大雨铺天盖地泼了下来。

　　接着，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秋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又没有雨具，只得就地休息，等天放睛，这使黄克诚等得心急似焚。雨还没停，一个消息传来，说是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五万多人，逼近山海关，已同我守卫山海关的山东部队杨国夫师发生战斗。

　　按原计划从山海关进入东北显然不可能了。

　　黄克诚打开地图，对刘震和洪学智等人说道：“我们不能在山海关一带同敌纠缠，当务之急是迅速出关，进入东北。”刘震、洪学智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发电向中央请示！”黄克诚把手挥了一下，说道。于是，黄克诚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自己率所部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进入东北。

　　中央军委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并命他们迅速向锦州集中。11 月11 日， 黄克诚接东北局电报，命令三师直逼山海关，配合杨国夫师歼灭进攻之敌。

　　隔了一天，新四军三师还没有来得及动作，又接到东北局电令，要黄克诚暂勿向锦州、义县前进，而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黄克诚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三师及山东梁兴初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灭正向山海关西北之石门寨及抚宁延伸并构筑地堡工事的国民党军。

　　这接连而来的电报，使黄克诚很踌躇。

　　这时候，新四军第三师与山东梁兴初师全部集结于抚宁地区，还需要六天时间，而且部队极度疲劳，很难马上投入战斗。中央军委已命三师迅速向锦州靠拢，必有重要的决策。东北局却电令不要向锦州前进。到底怎样行动呢？

　　11 月14 日，黄克诚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并转报东北局，说明了情况，请求指示。

　　当天，黄克诚收到了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命令三师与梁兴初师分路平行前进，限24 日到达锦州地区。第二天，毛泽东又电示东北局， 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

　　彭林：

　　十三日十九时电悉。顽十三军，五十二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

　　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王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②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彼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年哉，体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两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亲自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咸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复。

　　毛泽东

　　11 月15 日

　　这份电报，同时也发到了黄克诚的电台。

　　黄克诚仿佛又看到了指挥若定的毛主席在调动千军万马，同时也在调动敌人的部队，消灭敌人于弹指一挥之间。他马上发出命令：即刻出发！

　　部队经丰润、迁安，由冷口出关，又经青龙、建昌，于11 月25 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

　　这样，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日夜兼程，冒雨前进，克服重重困难，徒步行军，历时两个月，途经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

　　黄克诚到达锦州江家屯地区以后，才知道情况并不像当初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令人乐观。

　　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地区之后，因受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不要说新武器，连旧武器也拿不到。

　　当时，土匪蜂起，也没有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再加上部队指战员第一次遇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气候条件，一时难以适应。

　　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部队刚刚到达锦州江家屯，就接到东北局电报，受命切断北宁线，阻止国民党军进入沈阳。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在苏北预先作了准备，情况将不堪设想。黄克诚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善于独立思考，他那过人的眼力由此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陆续调入东北的主力部队有十一万之众，而国民党军队主力从大后方调运到东北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样，暂时造成我军独占东北之势。

　　在进入东北之前，黄克诚就预见到东北是国民党军与我军的必争之地。

　　国民党蒋介石千方百计抢占东北，正在惜助美国的飞机、军舰，向东北调兵遣将，不允许我军在东北立足。在国民党的兵力和装备都远远优于我军的情况下，我军既不可能马上独占东北，也不可能迅速取得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胜利，因为我军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因此，黄克诚认为，我军必须首先在广大农村和部分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以根据地为依托，站稳脚跟，逐步发展壮大，作长期斗争准备。等到时机成熟后，再进行战略决战，消灭东北国民党军队主力，解放东北全境。果然，国民党军自恃有美国撑腰，气势汹汹地扑向东北。山海关失守。

　　国民党十三军和五十二军主力，凭借美式装备，长驱直入，向锦州疾进，大有不可一世之势。

　　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刚到锦州附近，就得到了敌军攻占锦州的消息。

　　天刚蒙蒙亮，还不到日出的时候。旷阔的天野里，只留下几颗星星闪耀着寂寞的光。

　　黄克诚屋里的油灯还在亮着。

　　“师长，东北局急电。”译电员向黄克诚报告。黄克诚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黄：着你部迅速切断铁路交通，阻止敌人进入沈阳。

　　对于执行命令，黄克诚同其他许多指挥员不大一样，有时他毫不犹豫，有时却要讲讲“价钱”。而这“价钱”又常常是非讲不可的。

　　黄克诚拿着东北局发来的电报，思量再三。

　　情况很清楚：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极度疲劳，这是一；东北地区尽管军用物资很多，但苏联占领东北后与国民党政府订有条约，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事物资，部队得不到及时补充，这是二；东北地区土匪众多，人民群众对我军不了解，又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部队给养解决不了，这是三；

　　干部战士没有棉鞋棉帽，棉衣也只有薄薄的一套，而东北的气温已降到零下几十度，这是四。

　　黄克诚因刚到东北，对东北局的同志不熟悉，于是便直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电报。

　　黄克诚实事求是地报告了部队所面临的战场、给养等方面的严重状况，尤其是部队经过两个月的长途奔波，疲劳不堪，陷于“七无”的困境。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11 月27 日，黄克诚又给中央军委发去了一封电报： “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很快，毛泽东回电了，指示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中央军委也回电了，要黄克诚与林彪商谈有关问题，井由林、黄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11 月29 日。黄克诚收到军委回电的同一天。

　　一幢屋里。黄克诚端坐在凳子上。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握了握拳头。接着，黄克诚拿起毛笔，蘸了蘸墨，挥毫起草了一份电报。

　　几分钟后，黄克诚命令报务员马上发往东北局：

　　（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大），力量强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占据（大多与顽有联系），我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乡村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党与政权，应为当前之急务。求得五个月年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

　　（二）要发动群众，需要干部。各地干部一时不易赶到，东北局手中无干部，我作如下建议：

　　1.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旅）之根据地，每师（旅）划三个县到五个县。

　　2.该师（旅）立即派遣地方工作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

　　3.该师（或旅）派出必要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

　　4.该师（或旅）在规定区域年收集粮食资财，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源补充主力部队。

　　5.被规定之地区，如已有党委、军区，则派出干部受党委领导；如无党委，须由军队派得力干部组织临时党委、政权、分区，以领导工作之进行。

　　6.主力部队集结作战，伤病员则送该地休养。

　　（三）上述建议如整个部队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以免除伤病员随队，妨碍主力行动与作战。

　　我认为二十万军队没有千万以上群众支持，是不堪设想的。是否有当，请考虑示复。

　　为了引起东北局的重视，黄克诚接着又发去两份重申意见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无回音；

　　第二封电报，无回音；

　　第三封电报，仍无回音；

　　连续三封电报，飞往东北局，却均未见回音。

　　黄克诚摸不着头脑，只得做好执行东北局下达的作战命令的准备。

　　这天，黄克诚同洪学智一起，带上各旅干部去察看地形，部署任务。

　　已经是冬天了，在11 月的云雾之下，树林正慢慢变成灰褐色，高峰上已经盖了初雪，平原上已经茫茫一片。看完地形，黄克诚一行回到了驻地。

　　“老黄！”黄克诚远远听到有人喊他，觉得声音十分熟悉。他仔细一瞅，不禁喜出望外。

　　原来，老战友李天佑来了。

　　李天佑，广西临桂人。1936 年红军东征后，李天佑任四师师长，黄克诚任四师政委。两人是一对老搭裆，彼此很熟。多年不见，见面后很是亲热。

　　“老李，你好！真是想念你啊！喂，你这次怎么来啦？”黄克诚紧紧地握着李天佑的双手。

　　“我也是非常想念你啊，老朋友。”李天佑笑哈哈地说，“对，我这次到你这儿来，是奉林彪司令员的命令来与你联系的。”“中央已经决定，由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李天佑接着说。

　　李天佑还告诉黄克诚，林彪的总司令部离这里只有二三十里路程。

　　听到这个消息，黄克诚十分高兴。他早就希望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来协调指挥整个东北战局。

　　于是，黄克诚立即同李天佑一起，策马奔向林彪驻地。马在奔腾。美丽的马鬃在凤中飘扬着，尘土在身后飞扬..不久，他们来到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

　　司令员林彪坐在椅子上，一面咯嘣、咯嘣地吃着爆豆，一面盯着墙上的地图。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他关于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步壮大自己力量，最后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建议。

　　“部队现在的状况，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而且没有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飞机、轮船进入东北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黄克诚陈述完自己的意见情绪有些激动。“好！

　　好！”林彪一面点头，一面说。

　　经过商谈，林彪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我命令，你部迅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林彪说着，站了起来。

　　黄克诚与林彪会合后，移驻义县附近的乡下。这样，黄克诚与林彪驻地很近，便经常向他提出关于建立根据地、打开东北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

　　知难而退，量力而行，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有效地去消灭敌人。这正是黄克诚的过人之处。

　　刚到义县不久、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黄克诚明白，毛① 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197、198 页。

　　主席又在集思广益了。这正是再次陈述自己主张的好机会。于是，他便草拟了一份电稿，送给林彪审阅。得到林彪同意后，黄克诚便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毛主席。与此同时，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先后给毛泽东回电，报告了意见和建议。

　　11 月中旬，中央确定了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工作方针。

　　12 月28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作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二）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些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三）在确定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

　　（四）我党现时在东北有一项主观上的困难。这就是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对于不能占领大城市表示不满，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表示不耐心。..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五）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六）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年，将这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国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七）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注意。鉴于抗战初期我党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不够，此次东北党组织除位意国民党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外，还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指明了我党东北工作的方针，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对于夺取东北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捧着东北局转来的这封电报，黄克诚看了一遍又一遍。对电报中的决策，他觉得英明果断，高瞻远瞩。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黄克诚命令部队分散于义县和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发动群众。不久，国民党军进攻义县，黄克诚和林彪一起撤退到阜新。紧接着，国民党军又向阜新进攻。

　　战斗打得难解难分。

　　战场上到处都充满了火药味。

　　一声震天响的爆炸，仿佛整个天空都被炸出火来了。随后，又是几声轰响，连我军司令部窗上的玻璃也震得琅琅作响，纷纷碎落。

　　司令部里。方凳上放着一盏没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油烟好像在跳舞似的，急促地摆动着，向屋顶直冒。满屋都是烟味。

　　桌子上摆着一幅军用地图。上面划着无数的符号、线条。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箭头，黑色的曲线。

　　指挥员们目不转睛地瞅着地图。

　　黄克诚在屋里来回地走着。

　　忽然，黄克诚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来，对坐在椅子上的林彪说：“林总，你先撤！”

　　林彪紧闭着牙关，眼睛向窗外看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那好，你随后带部队也撤，就这样办！”林彪最后应道。于是，林彪率山东部队梁兴初、罗华生二师，以及新四军三师第七旅，撤到康平、法库一线。

　　等林彪率主力撤迟完毕后，黄克诚也率部迟出阜新。黄克诚把新四军的第十旅和独立旅，分散在阜新以北、彰武东西地区活动，继续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46 年1 月，黄克诚率第八旅和三个特务团北进通辽， 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一千多人及地主土匪武装一部。随后，新四军三师就在通辽、开鲁一带开辟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他们把开展积极的军事斗争、剿匪反霸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与发动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紧密结合起来。黄克诚是个勤于动脑的指挥员。

　　他经常对自己的工作作总结，也常常对所处的形势作分析。进入东北之后，虽然没有打什么大仗，但几个月来的工作，使黄克诚想了很多。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黄克诚深深体会到，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和稳妥的办法，解决好部队集中兵力以打破敌人进攻和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矛盾。

　　1946 年1 月29 日。新四军三师指挥部。黄克诚翻了翻文件，把目光投向窗外。

　　黄昏来临了。林木和高高的干草垛，都投出长长的影子来。远处笼罩着一片雾气，朦朦胧胧的。

　　一个想法在黄克诚脑海里翻腾了很久。他决定向东北局发电报，建议以划分决战、游击坚持、政治攻势三类地区来部署军事力量的办法，解决集中与分散的矛盾：

　　（一）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根据地。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得兼。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工失败的危险。

　　（二）东北地区辽阔，乡村村落稀少，气候寒冷，没有近代交通工具，运动不灵活，分散之后不易集中，集中之后不易分散。敌人据有铁路、公路，集中分散灵活，与内战时代不相同。关内敌人有对我作战的社会基础，兵力也与抗战时期之日本大不相同。故过去年战、抗战两时期集中分散对付敌人之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东北之情况，必须有新的办法来适应今天之情况。

　　（三）东北地区广大，土匪众多。蒙汉杂居，无工作基础与革命传统，干部缺乏和与人民尚无联系等条件下，要求长时期控制全部除大城市与铁路干线外之城市乡村，是不可能的，在短时间即变成根据地亦是不可能的。如现在企图长期全部控制成为根据地，而平均使用力量，则有得到相反结果的可能。

　　（四）根据以上三项，为解决集中与分散之矛盾，照顾作战与创造根据地两个方面，根据中央子寝（电）指示精神，“力求和平，不能长期进行内战，又必须有胜利战斗和根据地才能达到和平”，我意我们可以西满、东满、南满为单位，划分为下述三种地区来使用力量：

　　1.决战地区；2.游击坚持地区；3.政治攻势地区。三个单位中确定一个主要决战区。

　　（五）所谓决战地区，即是预定在该地区与顽进行决战，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者。现在即将军队主力和地方干部主力集中该地区，进行打匪、发动群众、改造政权，整个部队熟悉地形、民情，准备粮草，创造战场，到顽军向该区进攻时，即不顾一切进行决战。目前在顽未进攻前，则分散于三五天行程之内地区，便于集中作战。

　　（六）所谓游击坚持地区，即不准备在该地区作战，只与顽打游击，消灭顽小部队。这种地区只配备次要部队和地方干部。顽进攻前，则控制现有城市，打匪，创造根据地；顽军进攻时，则以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达到牵制敌人兵力之目的。

　　（七）所谓政治攻势地区（即中央指定不作战地区），完全不准备在该地区作战，只进行群众工作，与（向）顽进行政治攻势。这种地区顽军来到前，以小部队维持治安；顽军到后，即退到乡村掩护群众工作和进行政治攻势。

　　（八）上述划分地区办法，可能解决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和兼顾创造根据地与作战两个方面的要求。是否得当，供你们考虑之参考。

　　黄克诚

　　1 月29 日

　　黄克诚放下毛笔，隔着窗子向外望去。黄昏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黑夜。

　　遥远清冷的高空，挂起无数的星点。万籁无声。一切似乎都完全地沉默了。

　　又过了两天。

　　黄克诚得到消息，东北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满成立了分局和军区。

　　这时候，他立即想到毛泽东的指示电中的话，要把正规部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于是，他向东北局建议，把他带领的新四军三师的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使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相结合，使地方有主力部队，以便开展工作。

　　不久，东北局回电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任命黄克诚为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委。

　　黄克诚把部队安置好，把师部的一摊子工作交给了副师长刘震负责，便到了西满分局驻地郑家屯。

　　西满分局辖辽宁、辽北两省，分局书记是李富春，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

　　黄克诚到西满分局后不久，吕正操调东北局工作。黄克诚遂接任军区司令员。

　　这样，李富春主管党政工作，黄克诚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整个西满地区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分散到西满各地开展工作。部队分散到地方活动后，普遍建立了与群众的联系，以前遇到的困难迎刃而解了。部队不断用缴获土匪、伪军等反动武装的武器和物资装备自己，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1945 年12 月22 日，中共中央电告黄克诚：“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熟悉了关外的地形，气候。指战员们情绪高涨起来。

　　一天，新四军三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手中拿着黄克诚的电令，心里高兴极了。

　　又要打仗了！

　　黄克诚命令吴信泉统一指挥在彰武东西地区活动的十旅和独立旅部队，消灭骛欢池和泡子一带国民党军队。于是，吴信泉迅速率部赶到骛欢池，先以钟伟的十旅主攻，独立旅助攻，进入战斗。

　　2 月12 日夜，我军歼敌一个营，收复了骛欢池。

　　接着，吴信泉又以独立旅主攻，十旅助攻，在新立屯以北的泡子车站，歼灭国民党一个多营。

　　这是黄克诚部到达东北后的最初战斗，锻炼了部队，提高了士气，同时也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

第十一章 保临江下江南功绩彪青史



　　1946 年2 月，在国民党政府策划下，重庆、南京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苏游行。

　　鉴于局势变化，斯大林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撤走。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沈阳，一时无力去接管东北的所有大城市，只好由他们在各地收编的伪军、地主土匪武装去接管。这是一个有利时机。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黄克诚命令部队做好夺取大城市的准备。夺取大城市，既能壮大发展我军力量，又能扩大影响。这个意义，黄克诚向部队讲得很清楚。

　　3 月12 日，苏军撤出沈阳。

　　黄克诚命令钟伟把第十旅带到四平附近待命，相机攻占四平。

　　3 月14 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立即发起攻击，占领了四平。此战， 共俘虏了伪军数千名，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接着，黄克诚命令十旅在开原一线布防，阻止敌人北进。4 月中旬，苏军开始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黄克诚立即电令刘震率三师第八旅一部和特务一团，在东满部队一部的配合下，向长春发起进攻。4 月18 日，攻克长春，消灭伪军“铁石”部队一万多人。

　　接着，黄克诚又命特务团北上，攻克齐齐哈尔，歼灭伪军数千人。此后，兄弟部队也攻克了哈尔滨。

　　这一系列连续攻城作战，共消灭和俘虏伪军两三万人，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国民党以为苏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没有料到会促成我军进占大城市的局面。

　　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大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部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从而也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

　　然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已经做好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他的刀已经磨快了，要向人民扑过来了。

　　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从苏军手中接管沈阳后，随即配合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展开进攻，相继攻占辽阳、抚顺、铁岭。

　　接着，蒋介石又把云南部队六十军和九十三军调到东北，使进攻东北的兵力增加到七个军。

　　敌人进攻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们以五个师的兵力向中长路南段之海城、营口和安沈路上之本溪进犯，妄图驱逐南满我军主力；以五个师的兵力向四平进攻，狂叫要于4 月2 日前攻占四平。敌人企图利用有利态势，一举夺取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与此同时，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也积极展开活动，策应国民党的正面进攻。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3 月24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为配合我党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保卫北满，东北我军必须以敏捷手段，在苏军撤退的同时，不惜牺牲，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及中东路全线。为此目的，我军应力争阻敌于四平以南，尽量求得歼敌一部。

　　于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四平地区阻止国民党军北进。从此，一场惊心动魄的四平保卫战开始了。

　　四平，地处京哈、平齐、四梅（梅河口）三条铁路的交汇点，为东北重镇。

　　对于当时的局势，黄克诚非常明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固守大城市已没有意义，应该让出大城市，让敌人背上这个包袱。

　　中央和东北局已经决定，在四平打一次大仗。怎么办？

　　黄克诚心中非常沉重，仿佛有一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

　　黄克诚找到了林彪，向林彪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不久，敌人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激战在四平展开。

　　我军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山东部队梁兴初的第一师，罗华生的第二师和新四军第三师彭明治第七旅、钟伟第十旅、吴信泉独立旅以及张天云第八旅，在八面城以南大洼一带，将国民党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歼灭，俘敌四五千人，击落敌机一架。

　　国民党军队组织的对四平的第一次进攻，遂被击退。

　　不久，敌人倾其全部主力再度猛攻四平。

　　整个阵地都震动起来，炮弹爆炸声连成一片，冲锋的喊声和抗击的杀声搅成一团，步枪已分不出点数，机枪像狂风怒号。整个阵地成了一片翻滚咆哮的海洋。

　　此次，国民党军集中了八个军的兵力投入战斗。其中新一军、新六军和青年军第二○七师（相当于军）全是美械装备。其余的五个军，也都是半美械装备，都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在四平一线我军兵力要小得多。虽然后来又调来山东部队的第七师和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一部参战，但仍未能改变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态势。尤其是当时我军的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

　　战斗还在继续。

　　黄克诚虽然没有在前方指挥打仗，但战事时时刻刻都在牵动他的心。

　　白城子。西满分局驻地。黄克诚在起草给林彪的电报。

　　黄克诚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人的锐气，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军倾巢出动，要与我军决战，而我军现在还不具备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撤出四平及其他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军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步消灭他们。

　　给林彪的几封电报，均不见回音。

　　这天，随着一声响亮的“报告”声，一位青年推开了黄克诚的门。

　　“是小张啊！快进来，你怎么来了？”黄克诚一看，忙招呼道。

　　小张名叫张桂森，听到黄克诚喊他的名字，禁不住有点惊奇。

　　黄克诚看见他的样子，笑道：“怎么？你忘了？我还点过你的名字呢！

　　我们是老朋友了！”

　　张桂森一想，红了脸。

　　原来，在苏北时，张桂森曾奉命带领一队民工运送军用物资。由于天气很冷，他又没有注意安排好民工的生活，冻坏了几个人，黄克诚为此在一次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这件事，张桂森当然不会忘记，可他没有想到黄克诚还记得。

　　见到张桂森有点发窘，黄克诚把茶杯往他那边一推，说道：“先喝口茶。

　　怎么？有事吗？”

　　张桂森喝了一口茶，接着说明了来意。

　　原来，由于四平保卫战消耗过大，部队缺少战斗骨干，便从后方医院动员接收可以出院的伤病员归队。张桂森就是负责来带这批伤病员的。他带领五十多名同志集结到白城子，准备去四平的时候，带的经费用完了，吃饭成了问题，把他急得团团转。这时候，有人提醒他怎么不去找黄师长，于是张桂森敲开了黄克诚的门。

　　“你们从哪儿来？现在住在哪儿？共有多少人？每天开支多少粮食？大家的身体怎么样？”黄克诚问了张桂森一连串的问题。张桂森一一作了回答。

　　听完情况后，黄克诚稍稍思考了一下说：

　　“这样吧，拨给你们一万元（当时苏联红军货币），每人二百元左右，基本伙食、营养补助都有了，也够你们花上半个月。不过，可得注意节约啊！”

　　说着，黄克诚写了一张条子，要张桂森去领款。

　　张桂森见事情十分顺利，非常高兴。他领了钱之后，来向黄克诚告别。

　　“报告师长，我已经领到款了！”

　　黄克诚点过头之后，又递给张桂森一封信：“你拿这个去找郑县长，他会给你想办法解决粮食的。”

　　还想什么办法呢？不是已经有钱了吗？

　　张桂森一边想，一边连忙打开信看：

　　郑介民同志：

　　请想法拔给七旅十九团六十个人半个月的食粮，以应急需。由来者（张桂森同志）负责和你接洽。

　　此致

　　敬礼

　　他们都是负过伤的有功之臣，粮宜细不宜粗。又及。

　　张桂森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老首长考虑得这么细。他望着黄克诚，久久说不出话来。黄克诚和蔼他说：“去吧，去照顾好这些同志。他们身体刚恢复不久，要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噢！”接着，他又问张桂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四平？”“办完事，过两天就走。”张桂森回答说。

　　“走以前，一定来找我一趟。千万记住！”

　　“是！”

　　原来，黄克诚知道坚守四平的部队快要撤离了，他担心这些伤病员匆忙回去找不到部队，就设法与总部联系，并了解了十九团撤离的时间和去向。

　　后来，这五十多位同志安心休养了一周，就在白城子车站跟自己的部队会合了。

　　前方激烈的战斗，我军重大的伤亡，使黄克诚忧心如焚。关于四平保卫战的问题，一直在黄克诚脑中盘旋。5 月24 日，黄克诚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一）由关年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这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

　　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况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年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

　　黄克诚

　　5 月12 日

　　一封封电报，飞往林彪，飞往东北局，飞往中央，均无回音。

　　四平这场正规阵地防御战，从4 月中旬开始，一直打到5 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敌我双方攻夺异常激烈。

　　国民党军队虽被我大量杀伤，但依仗其兵力雄厚，仍然疯狂地轮番向我军阵地进攻。

　　5 月15 日，国民党集结了10 个师，分三个集团向四平发动全面进攻。5月18 日，敌军突破我军防线。经反复争夺，我军终因伤亡过大，被迫放弃阵地，于当日午夜撤出四平。

　　持续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我军虽然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杀伤敌人一万余，但我军伤亡非常惨重，付出了八千多战斗骨干的代价。

　　四平保卫成彻底消除了人们心中的和平幻想，使我党我军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四平之战后，黄克诚来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找到林彪，拍着桌子质问：

　　“为什么你不及早从四平撤出？部队主力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你何以交待？”

　　可是，林彪坐在椅子上，始终不发一言，神态安然。

　　直到十二年后，1959 年庐山会议时，一天，毛泽东约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到他住处，谈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问题。

　　毛泽东问黄克诚：“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黄克诚回答，多少有点激动。

　　“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毛泽东又说。

　　“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黄克诚坚持说。

　　“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毛泽东用劲抽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通过这次争论，黄克诚方明白林彪既不撤兵也不给他回电，乃至他当面① 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04、205 页。

　　质问林彪也端坐不动的原因所在。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长春之后，为了固守已经占据的地盘，不得不分兵把守，致使其兵力分散，暂时无力向我发动进攻。

　　这正是我军休整部队，放开手脚建设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1946 年5 月24 日中午。

　　初夏。东北的原野。

　　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太阳似乎一动也不动地挂在当空，空气停止了流动，几乎凝滞着。水面没有一丝涟漪。

　　看来又是一个干旱的夏天。

　　黄克诚正坐在屋里，挥毫写着什么。汗水从脸上流了下来。他拿起毛巾，揩了一下，又接着写下去。

　　中央：

　　从我所了解的东北部队部分情况及地方情况和我对今后作战意见，略报如下：

　　（一）从3 月下旬国民党军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亦换三次，团级干部伤亡尚小，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

　　（二）部队从四平撤退尚无计划，长春撒退则已有些混乱。西满四个旅，一个旅到北满，一个旅到东满，两个旅到西满，其他各部情况不明。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撒退时走不动，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

　　（三）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负伤到后方抢扰打人嫖赌（表现）很坏，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做生产、做手工等。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

　　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主要是由于后方工作太差。但干部在长春撤退前逃跑的尚少，在战场上一般均积极勇敢。

　　（四）地方工作在西满只有法库、康平、昌图、通辽几县比较普遍的有基础，其他各县除县城外，乡村中有些则有了点工作，有些则完全没有工作。

　　土匪问题尚未解决。长、哈、齐占领后，西满散匪达一万以上，因为集中兵力于四平，亦无较多部队进剿。地方武装有部分尚不巩固。地方工作进展迟缓，是由于时间短，干部少，土匪多及干部恋着城市不肯下乡，工作作风亦有毛病等。分配土地农民情绪很高，但提得很迟，一时难普遍开展。故从西满说，我们尚无广泛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五）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般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

　　（六）上面我对东北部队及地方情况的部分了解。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顽军占领长春之后东北停战的可能性更少了。估计敌人要利用我主力一时不集中及疲劳之机会，将继续向我进攻，向哈尔滨及吉林进攻，甚至分一支部队向白城子进攻。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因在近代炮火、坦克、飞机攻击下，我军现有技术是无法守住一个城市的。故虽不能完全放弃消耗敌人部分的防御战，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而目前争取一个时间来整理部队，恢复疲劳，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为最有利。待敌分散后作战，即失掉一些城市，这样做亦较稳妥。

　　上述情况与意见供中央参考。

　　黄克诚

　　5 月24 日

　　在四平失守后的一片悲观气氛中，在科尔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黄克诚向中央剖白了他那颗赤子之心。

　　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集中力量建设西满根据地。

　　当时，东北各地土匪猖獗，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匪患对建设根据地是一大威胁。

　　名目繁多的各类土匪，或几十人一股，或几百人上千人一帮，到处为非作歹。他们不但凶残，而且狡猾。他们对地形非常熟悉，出没无常，消息灵通，行动诡秘，且全是马队，很难对付。我们用大部队进剿，他们就逃窜到深山老林里隐蔽起来。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很快会分散逃脱。

　　在东北以各种名目出现的土匪武装，不下十万之众，大多都接受国民党的委任、收编、纵容和指挥，是一批很反动很嚣张的国民党别动队。

　　除南满的土匪被我初步清剿以外，盘踞在北满、东满、西满的土匪仍有七万余人。

　　西满在争取东北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背靠苏联、蒙古，进可攻，退可守。这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盛产木材、煤炭、黄金和粮食，工业也有一定基础，可以保证军需民用。大部分地区是非铁路沿线的中小城镇和辽阔的农村，迂回余地大，适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进攻的重点，是与我争夺南满和一些大城市，这就使我党有可能争取时间创造西满根据地。

　　西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双辽、郑家屯、扶余、嫩江和齐齐哈尔。这个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境内草原无垠，沙丘连绵起伏，重山叠嶂，森林茂密，交通十分不便。

　　日本投降后，齐齐哈尔和嫩江地区的土匪十分猖狂。一个严寒的夜晚。

　　月亮藏了起来。当空一抹淡淡的白云，磷光闪闪。一切都已经寂静无声了。

　　齐齐哈尔政府大门外停留着一辆囚车。

　　一伙由伪警察和特务组成的“光复军”，收买了警卫连的门卫，切断了电话线，预备谋杀省长于毅夫和逮捕我党政干部。他们突然闯进省政府于毅夫的房间，误认为住在外间的马识途是于毅夫，接连向他开了两枪，马识途身负重伤，倒在地下。这时，我警卫人员发现，立即向敌人开枪。

　　住在里间的于毅夫和民政厅长刘靖拔枪而起。

　　匪徒无奈，被迫退出房门，仓惶而逃。

　　土匪不除，根据地难以安定！

　　经此一事，黄克诚更加坚定地把剿匪作为巩固根据地的措施之一。同时，① 见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06、207 页。

　　他主持开展反奸清算和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

　　早在1946 年2 月，我军两个团击溃土匪和地主大排，收复长岭县城。

　　团政委严达人任县委书记，组成第一届长岭县委，隶属西满分局辽西省委第二地委。

　　当时，长岭县内土匪遍地。

　　二分区三团奉命积极追剿，活捉匪首“天帮”，公审枪决。1946 年11月30 日，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一部进犯长岭。我军北撤。

　　长岭县委集中区村武装，组织长怀武工队，建立了以三家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以后，长怀武装工作队多次到陈家圈子、终家窝堡、岗岗屯一带，袭击地主大排和土匪武装，镇压了反攻倒算的地主许作亭、李显以及反动道德会会长张志文。不久，又解放长岭县城。为巩固根据地，县保安大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对盘踞在全县的大小几十股土匪追剿。

　　经夏秋两季的清剿，大股土匪已被肃清，剩下的多是老、惯匪和土匪中的“四梁八柱”，约一百余人，在“老头好”、“七国”、“六合”、“北来红”、“老北洋”、“东来好”等匪首的带领下。逃窜到农安和长春郊区，经常骚扰前郭、乾安和长岭的边缘地带，捕杀农会干部，抢劫人民财物。

　　蒙古骑兵团和县保安队奉命跟踪追剿这股顽匪。

　　这是一个严寒季节，天空是灰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轻雪。

　　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边的呵气，一遇到严寒，好像冒烟似的。

　　一股土匪窜入长岭县伏龙泉区西山上屯。

　　县政府命令驻军和伏龙泉区队迅速前往。当部队赶到西山上屯，“老头好”等给子土匪又逃亡长岭县马鞍山屯。

　　县政府命令保安大队骑兵三中队连夜出发，直奔马鞍山。在这正下雪的夜里走路，就像一只小船飘荡在大海中。腿一拔出，雪马上就填平了留下的痕迹，什么都看不到了。整个山村，已经成了无限幽静的银白世界。

　　我军强攻失利。英勇的中队长郝长贵和指导员张资平先后中弹牺牲。

　　一排长立即接替指挥。

　　战斗僵持到黎明。匪首“老头好”被击毙。

　　县大队一中队奉命赶到。正在追剿这股土匪的蒙古骑兵团和农安县地方武装也闻声赶来。

　　三支队伍合力围剿这股土匪。

　　匪徒大部分被歼灭，但仍有一部分匪徒突围，向洼中高逃去。

　　十天后，蒙古骑兵团在洼中高苇塘中，彻底打垮了这伙顽匪。

　　这样，在黄克诚的亲自主持下，西满境内的伪军、伪警察、特务、地主流氓武装，一一被收拾干净。

　　除了同国民党部队作战和剿匪以外，黄克诚所部还遇到了艰苦考验。

　　刚进东北时，群众对我军还不大了解。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八路军是专门扒铁路的军队，比土匪还坏。”老百姓不明真相，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我军一到，老百姓就纷纷躲藏起来。来不及躲藏的，也紧闭房门，怎么敲也不开门。

　　部队搞不到粮食，搞不到柴草，又缺乏应付严寒的经验，吃了不少苦头。

　　有的南方战士冻伤了脚，便急忙用热水烫，结果把脚趾头给烫掉了。在乘火车时，有的战士伸手去扶铁把手，结果一下粘掉一层皮。

　　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根据地，部队不要说打仗，连立足也很困难。

　　在剿匪的同时，黄克诚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农村，组织清匪反霸和土改，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到1947 年5 月，西满地区有一千八百万亩土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实际的了解，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

　　紧闭的房门打开了，群众脸上露出了微笑。老百姓把部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问寒问暖，照顾得十分周到。

　　逢年过节，群众杀猪宰羊，拿出陈年老酒招待指战员。部队缺医少药，群众主动用土方为战士治病。翻身群众踊跃支前，部队得到发展壮大。

　　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有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部队的兵员和物资都有了保证，战斗力更加提高了。

　　由于李富春调到东北局负责财经工作，黄克诚代理了西满分局书记，全面负责西满地区的工作。

　　在前段的基础上，黄克诚发动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进行土改扫尾工作，组建地方武装，发展经济，大力支援前方作战。又是军事，又是政治，黄克诚肩头上的担子更重了。

　　关外的冬天，寒风刺骨。

　　1946 年12 月29 日。齐齐哈尔市府大礼堂。

　　千头攒动，人声鼎沸，热气腾腾。

　　主席台上，黄克诚正在作报告。那湖南口音，在礼堂里回响着。讲什么呢？在讲朱德总司令的生平。

　　朱总司令的六十大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齐齐哈尔市也成立了“庆祝朱总司令六秩大寿筹备委员会。”这件事，黄克诚早就放在心上了。

　　他把这看成是一次进行教育的好机会。他同朱总司令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对朱总司令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的品格都极为了解。他觉着有责任把这些告诉给西满的同志们，并以此激励下一段的斗争。

　　黄克诚为庆贺朱总司令大寿，挥毫题词道：

　　学习总司令坚决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粉碎蒋军进攻，巩固独立民主和平根据地，来庆祝米总司令大寿。

　　黄克诚

　　这题词，正是黄克诚报告的基调。他在简述了朱德的生平后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讲道：

　　“总司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屈不挠，不疲不倦奋斗了四十年，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工作态度，都是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榜样和指南，都是要尽心研究和学习的。”

　　会场上爆发了一阵阵掌声。

　　等掌声过后，黄克诚那高亢的湖南口音又响彻在礼堂里：“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他，造就成大批朱德式的干部，来加速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的到来。”

　　黄克诚强调要学习朱总司令这样几点：一、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二、超人的宽宏度量；三、团结教育干部；四、密切联系群众；五、学习精神特别好；六、生活简朴。

　　黄克诚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朱总司令的崇高威望；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讲述生动，由于人们对他的尊重。

　　黄克诚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处处事事都表现出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要说朱德式的干部，许多人都会把目光投向黄克诚。

　　黄克诚献身革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他只知道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考虑和处理问题，从来都是从全局出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来自几个不同的根据地，编制番号不尽统一。当时，有三、四千人就可编为一个师。有的地方部队收编了当地部分游击武装后，就升格编成团或师一级的单位。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是以红军骨干为基础的老部队。全师四个旅又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各旅都是三个大团的编制，八九千人以上。

　　按当时的情况，第三师部队编成四个师绰绰有余。

　　当时，有些同志向黄克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黄克诚说什么也不同意。

　　黄克诚语重心长他说：

　　“我们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部队编制由中央军委决定，我们自己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擅自扩大编制。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不能做草头王。”

　　黄克诚的话铿锵有力，荡气回肠。一个共产党人的典范！

　　黄克诚想，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初创阶段，重任在肩。而当时东北情况复杂，困难重重，战局又瞬息万变。在这样的情况下，骨干部队必须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以便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而骨干部队分散编制之后，会削弱部队战斗力，又不利于作战统一指挥。

　　因此，黄克诚一方面耐心地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同时主动将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交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由林彪直接指挥。这样，总部手中直接掌握主力部队，便于作战。

　　黄克诚自己，则只带少量部队，在西满开辟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的编制番号，一直保留到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统一整编。

　　原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十旅和独立旅，共同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三十九军），由刘震任司令员，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原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与山东部队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

　　在西满，以原新四军第二师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后来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由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委。

　　1947 年4 月，邓华率第七纵队再次攻占通辽，歼灭了在通辽一带的国民党军队。

　　到夏季攻势结束后，整个西满地区完全打通，成为连成一片的巩固的根据地。到此，建设四满根据地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黄克诚看到形势在飞速发展，这时再保留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而应由东北局来统一领导部署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原来由西满分局领导的各省的工作，全部集中到东北局直接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复电，接受了黄克诚的提议。黄克诚光明磊落，处处一心为公。

　　有一次，一位英俊的青年军人找到了黄克诚处。黄克诚一见，非常高兴。

　　这位青年军人，名叫黄克云。

　　黄克云是黄克诚的堂弟。按辈份是同辈，可是年龄相差二十多岁。

　　黄克云刚出来参加革命不久，是要到哈尔滨去学习，路过西满分局驻地白城子。

　　黄克诚多年没见到他了，又是问寒又是问暖。他拍拍黄克云的肩膀，笑呵呵他说：“好！好！长得越来越像个军人啦！”

　　黄克诚留他住了一个晚上，细细打听家乡的情况。

　　临行时，他问黄克云：“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困难吧？”

　　“没有什么困难了。就是..就是能不能帮我刻个私章？”黄克云吞吞吐吐他说。

　　“要那个干吗？”黄克诚不以为然。

　　“有用呗！”堂弟还挺坚决。

　　于是，黄克诚叫来警卫员，吩咐他上街看一看，刻一枚章需要多少钱。

　　“你给他五毛钱就是了。”警卫员笑着说，“今天你弟弟来了，刻个章还不多给他点钱？”

　　“那不行，刻个章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从我的津贴费里给他。”黄克诚很严肃。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军队的后勤工作，在争取胜利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有人说，战争的胜利是打后勤。话说得可能过分一点，但从战争中看，没有后勤，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东北战争初期如此，辽沈决战也是如此。

　　东北局把后勤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加强后勤工作建设，并建议各级政府支持后勤工作，认为这是富有战略意义的。

　　进军东北初期，当时有十万部队、两万干部、二十个中央委员出关，这中间就有长期做后勤工作的领导人。

　　叶季壮、张永励、方志浩、王锡元、高文智、孙仪之、张汝光..后来，又来了杨至诚、贺诚。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做后勤工作。

　　东北是个新区，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部队都是轻装来的。有的甚至没有穿棉衣。而当时遇到的敌人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有时候要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其困难可想而知。当时，部队给养是筹一顿，吃一顿，伤兵也没人抬。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部队痛感后勤供应保障工作的重要。

　　有鉴于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兵站部、铁路管理局、东北银行总行等。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沈阳，在梅河口成立了前总后勤部，仍由叶季壮任部长，副部长贺诚，政委是从苏联回来的杨至诚。另外，还组织了野战后勤部和后方司令部。

　　四平保卫战开始，后勤工作虽然有很多困难，物资还不丰富，但仍尽了最大努力支持前线。

　　这一时期，后勤工作虽然比较稳定，前后方也有了明确分工，但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我军处于且战且退的状态，后勤供应仍然改善不大，兵员不足，装备陈旧。尤其是无根据地作战，部队士气大大受到影响，少数部队竟丧失了战斗力。我党我军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逐渐收缩，有的地方变为守势，我军则逐渐变为攻势。这样，运动战开始了。我军长途行军，更需要后勤的有力支持。

　　原有的一套兵站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部队大规模决战的要求。大规模的战争，要求后勤跟随部队前进。否则，就增加了前线的困难，不能进行持久的作战。

　　为了着手准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进一步加强东北我军的后勤和支前工作，便提到了日程上来。

　　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扩充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为后勤司令部，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

　　在结束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善后工作之后，黄克诚马上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哈尔滨，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

　　后勤司令部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钟赤兵、贺诚任副司令员，杨至诚任副政委，李聚奎任参谋长，陈沂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使后勤工作跟上战争的需要，以原后勤兵站部及西满军区、辽东军区后勤为基础，分别组成东、西两线后勤司令部，并在北满、南满广大地区部署了兵站线，担任由北满到南满作战部队的运输和补充工作。

　　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也派负责干部组成人民支前委员会。这就形成两条绵长的兵站线，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获得了广大人民对我军的更大支援。

　　随后，又征集了地方和历次缴获的车辆、马匹，各纵队相继建立运输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机联系的运输队伍，加强了野战部队的运输力量，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部队运输力不足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夏季攻势和尔后的秋季攻势中，以及辽沈决战中，并经受住了考验。

　　可以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这时东北的后勤工作，已经比较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了。

　　在秋冬两季攻势中，数以万计的民工、担架、车辆、马匹，日夜不停地往返在前线和后方的交通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以及缴获的物品。

　　这些数量非常大，又需要及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简直不可想象。

　　大规模作战，而且是连续持久的大规模作战，这不像过去几百人、几千人打游击，到处可以吃饭，只要有少量弹药就可以作战。

　　现在不同了。仅就秋冬两季攻势所需弹药消耗量来说，就比过去中央苏区内战总消耗还要多得多。

　　黄克诚会同原来负责后勤工作的钟赤兵、杨至诚等，主持召开了两次后勤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对我军后勤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以适应未来更大规模的作战。1948 年4 月，又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东北局、东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罗荣桓到会讲了话，提出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黄克诚作了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

　　这次会议，在东北军区后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了当时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最好的物质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医疗和归队，密切支援和配合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

　　这样，在黄克诚的主持下，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化，为保证以后的辽沈决战对后勤的需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辽沈决战，黄克诚功不可没。

　　1948 年4 月的一天。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东北局的来电：

　　冀热辽是今后作战的要地，需要做好群众工作，负责繁重的补给基地与战勤任务，又要指挥地方兵团作战。因此，我们一再考虑结果，认为派黄克诚到冀热辽任书记兼政委比较适当。

　　毛泽东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东北局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

　　4 月12 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为了加强东北战场南线支援作战工作，黄克诚奉命来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兼任东北解放军第二兵团政委。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前线指挥作战，黄克诚在后方做战勤支前工作。

　　虽然没有亲自上前线作战，但前方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黄克诚十分兴奋。

　　1948 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成熟了。

　　1948 年9 月12 日，辽沈战役打响。

　　10 月15 日，我军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封闭东北敌人向关内逃窜和华北敌人向东北增援的陆上通道，全歼锦州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生俘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

　　长春守敌在待援、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于17日起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被迫宣布放下武器，于19 日率新七军向我军投诚。长春解放。

　　10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全歼妄图重新占领锦州的敌第九兵团，生俘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逃到北平，沈阳则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率部死守。

　　11 月初，我军攻克沈阳，全歼第八兵团，生俘周福成。除营口敌人万余人和葫芦岛敌人从海上逃跑外，其余敌人全被歼灭。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消灭敌人四十七余万人，我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在整个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士气非常高涨。

　　前方在打仗，黄克诚在后方组织支前也是日夜不止。他在热河积极组织民工，运送粮食，保证前方的需要。

　　为了保证攻打锦州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在塔山组织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

　　在激战中，战士们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群众就冒着炮火，往前沿阵地送饭送水。

　　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军在塔山浴血奋战了六昼夜，抗击敌军九个师的进攻，使敌人在塔山脚下不能前进一步。我军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出阵地后，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看到阵地上堡垒星罗棋布，交通壕纵横贯通，以及即使无人防守也难以通过的鹿砦、木桩、铁丝网等，不得不感叹：

　　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能找到这么多的木材，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阵地，真是个奇迹！

　　12 月中旬，黄克诚接到通知，要他去沈阳出席东北局会议。黄克诚立即赶往沈阳。

　　这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看到这片辽阔的土地到处飘扬着红旗，黄克诚不禁心潮澎湃。他知道，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远了！

　　太阳升起来了。雪野在阳光的映照下，金光闪闪。到沈阳后，黄克诚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建议。

　　黄克诚认为，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应由东北局统一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总是怀着一腔热情，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总是及时地提出来。

　　东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黄克诚就接到中央军委的任命，要他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准备进关去接管天津。开完会后，黄克诚日夜兼程返回热河，迅速结束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工作，把善后工作交给高自力负责处理。

　　然后，黄克诚与黄火青一起，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入关，准备去接管即将解放的华北大城市天津。

　　黄克诚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在胜芳和黄敬率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他们一起研究拟定了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天津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报送总前委审批。

　　这时，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已将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守敌全部歼灭。

　　为了进一步孤立北平，东北野战军主力奉命积极准备攻占天津，组成了攻城司令部，刘亚楼任司令员。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位于永宁河、大清河、子牙河、大运河四大河的交汇处，汇合后的大河称为海河，由大沽入海。由天津乘海轮，可通往上海、青岛、大连、香港、台北等港口。

　　天津也是津浦、北宁两大铁路的联结点。津浦路从北向南贯通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从天津乘火车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南、徐州、蚌埠，直达浦口、南京。北宁路由南而北，从北平，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直达沈阳。

　　天津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由于天津水陆交通发达，所以工商业繁盛。全市有工厂企业四千六百多家，其中以中国纺织公司规模最大，拥有纱锭二十二万枚。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金朝时称为直沽。

　　明燕王朱棣争夺皇位时，率军由直沽南下，即帝位后，遂改直沽为天津，是“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天津东临渤海，是个低洼河网地区。市区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切成许多片断，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市区中心地带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大建筑物，易守难攻。

　　为了使天津“固若金汤”，国民党强令十万民工环天津挖了一道宽十米，深四至五米的护城河，护城河水经常有三米多深。在护城河内侧，又筑成一道土墙，从墙顶到河底高达六七米，在土墙上设电网，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座大碉堡。而且，在环城碉堡工事的主阵地前面，拆除民房，便于发扬火力。

　　国民党天津警各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率十三万军队负隅顽抗，拒绝向解放军投降。

　　东北野战军集中三十余万兵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攻打天津。1949 年1 月3 日，开始扫清天津外围据点。14 日，发起总攻。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到15 日下午3 时许，全歼天津守敌，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了。

　　15 日，黄克诚随攻占天津的东北野战军部队，冒着硝烟，进入天津市区， 开始了接管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15 日夜，黄克诚接到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署名的电报： 除黄克诚、黄敬已经中央指定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外，同意以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于是，黄克诚一进入天津，就亮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由王世英任军管会参谋长。

　　在进入天津之前，中央已经任命黄克诚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称为“天津三黄”。

　　当时，黄克诚等确定了天津接管的工作方针：“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

　　接管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很快，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黄敬任市长。

　　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了下来，工厂、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

　　天津原来有两家颇有影响的大报，一是《大公报》，一是《益世报》，都是日报，天天出版发行。

　　接管天津后，马上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两家报纸的问题。《益世报》不允许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大公报》怎么办？

　　《大公报》是天津具有几十年历史的一家大报。1902 年6 月17 日创刊。

　　创办人英华、字敛之，满族人，天主教徒。1916 年报纸由皖系王郅隆、胡政之接办。从1926 年9 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版，在全国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黄克诚想，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严格一点好，以免出什么问题。于是，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很快，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批评黄克诚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定《大公报》停刊。

　　于是，《大公报》又随即复刊。

　　继天津解放后，北平于1 月31 日和平解放。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河北平山进入北平。

　　5 月，毛泽东电召黄克诚到北平汇报工作。

　　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对天津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当即，毛泽东留黄克诚一起进晚餐。

　　经过长期战争生活的毛泽东，仍旧保持着俭朴的作风，晚餐只备了四菜一汤，就算是对客人的特别招待了。

　　菜肴也很简单，只是多放些辣椒，便足够两个湖南同乡享用了。

　　席间，毛泽东同黄克诚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看得出，毛泽东心情极好，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本来，要黄克诚去接管天津，就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黄克诚忠心耿耿，善于思考，才智过人。

　　他经常向中央提出良好的建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克诚不辱使命，不仅工作出色，而且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这使毛泽东又放心又满意。

　　不过，毛泽东看问题的眼光非常深远。他考虑的是，关键不在于眼下，而在于今后。他想知道，面对全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全面建设新中国的新时期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究竟应该怎么办。

　　突然，毛泽东放下筷子，看着黄克诚，问道：

　　“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全力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黄克诚胸有成竹地回答，丝毫没有犹豫。

　　“不对！”毛泽东摇了摇头，严肃他说，“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黄克诚闻听此言，不觉一愣。这时，方才知道自己的想法与毛泽东竟有如此大的差距。

　　黄克诚认为，解放以后，主要应该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虽然也有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并非主要矛盾。对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全部思想，黄克诚当时不可能有更深入的理解。不过，黄克诚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当面考试，自己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肯定是不及格的。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己成定局。

　　1949 年4 月21 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数月的长江防线，胜利地渡过长江。4 月23 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此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中南、华南进军。1949 年8 月， 湖南即将解放。

　　湖南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中央领导人的故乡，派谁去主持湖南的工作，自然非同寻常。

　　更重要的是，江南半壁江山尚未完全解放，湖南是我百万大军南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湖南支援大军南下作战的任务相当艰巨，必须物色一位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总揽全局的人选担当此任。

　　派谁前往？

　　其实，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黄克诚。

　　黄克诚不仅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而且具有比较全面的领导才能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因此，颇受毛泽东的赏识。抗日战争以后，他的工作几经变动，几乎每次都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

　　黄克诚向中央建议抗战胜利后迅速出兵东北，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决定调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挺进东北。

　　黄克诚关于建立东北大战略根据地的建设，毛泽东在致东北局的电报中予以肯定，并任命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司令、西满分局副书记（后任书记），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

　　西满根据地建成以后，为加强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又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后勤司令员和政委。

　　当决定在东北南线首先同国民党军队决战之际，为加强南线后勤支前工作，又任命黄克诚为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

　　当决定攻取天津，物色负责接管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选时，毛泽东提名黄克诚，派他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律市军管会主任。

　　这一次，物色担当负责湖南重任的人选时，毛泽东又一次想到了黄克诚。

　　5 月，黄克诚接到中央任命，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政委，要他准备南下，去主持即将解放的湖南省的工作。

　　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领导人民建设新湖南时，黄克诚心情自然十分高兴。

　　迷人的初夏，慷慨地散布着芳香的气息，带来了生活的欢乐和幸福。

　　小鸟躲藏在枝头，用它那圆润、甜蜜、动人的鸣啭，唤醒人们的希望。

　　多么美丽而又晴朗的季节！ 　

第十二章 赴湖南剿匪顽军委担重任



　　黄克诚受命负责湖南工作之后，一边着手组织湖南省的各级班子，一边考虑到湖南后的工作方针问题。

　　经中央批准并正式任命，王首道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他们先行随六军南下。

　　1949 年7 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进军湖南。

　　在我党的大力争取下，加上湖南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黄克诚因为要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有马上到湖南赴任，暂时留在天津。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黄克诚以中南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能召开的情况下，实际上代行了其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了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决定了国名、国旗、国歌和以公元纪年，决定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毛泽东继续讲道。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强调指出。

　　最后，毛泽东提高了声音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

　　整个会场爆发出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热烈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黄克诚自然高兴得难以形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会议开幕之前。

　　毛泽东邀黄克诚一起去迎接从湖南赶来参加会议的程潜。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中央已经决定在湖南组建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你任副主任。

　　接着，毛泽东又嘱咐道，“你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共事，建设湖南。”

　　“我一定做到！”黄克诚满怀信心。

　　1949 年9 月7 日晚10 时。前门火车站。

　　一列火车吐着白烟，徐徐驶进。

　　车站的月台上，有一百多人的欢迎队伍。一条醒目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程潜将军”六个大字。

　　程潜在车门口出现了。他微笑着走下火车，向大家招手致意，向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了过来。

　　毛泽东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如此隆重的欢迎，出乎程潜的意料。

　　“欢迎你到我家作客。”毛泽东说。

　　一会儿，毛泽东给黄克诚、程潜二人做了介绍。

　　“欢迎你，程潜将军。愿我们合作愉快！”黄克诚握着程潜的手说。

　　“我一定竭诚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在宴会上，程潜见中共领导人如此诚恳相待，甚为激动：“我过去跟着辱国辱民的蒋介石，走错了路，很惭愧。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9月30 日，黄克诚和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0 月1 日，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首都北京宣誓就职。推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选举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当天下午。天安门广场。三十万人聚集在这里，举行开国典礼。

　　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山摇地动。黄克诚和战友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谛听着新中国的春雷。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火中冲杀，多少优秀的战士用他们的身躯铺就了共和国诞生的道路。没有他们，哪有这欢声雷动的海洋？

　　黄克诚的眼角湿润了。

　　首都北京沉浸在狂欢之中。

　　黄克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四望，心中感慨万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获得了解放，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

　　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的烈士们，若地下有知，亦当含笑九泉了。

　　1949 年10 月中旬。北京开往长沙的列车。

　　带着开国大典的喜悦，带着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任，黄克诚乘车南下，奔赴长沙。

　　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农民们正在忙着秋收、秋种，一派欢乐的和平景象！

　　看到这丰收的景象，黄克诚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长舒一口气，颇多感慨地想，无数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能让广大的民众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当然，黄克诚也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大局已定，但天下并非完全太平。

　　在西北、西南、台湾等广大地区，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是在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地区，地痞、土匪等反革命势力也很猖狂。

　　因此，对于此次就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并没有掉以轻心，他想，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生之中，黄克诚都是个深谋远虑、处事谨慎的人。列车驰进湖南境内。黄克诚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二十多年了！故土重归，黄克诚禁不住感慨万千。望着窗外似曾相识的景象—

　　—那悠悠的蓝天白云，那碧绿的层峦叠蟑，那潺潺的小河流水，还有那诱人的稻谷芳香..黄克诚想起了儿时的欢乐，那种无拘无束赤身裸体同小伙伴们追逐嬉闹的快乐生活。

　　黄克诚也想起了几时的悲歌，砍柴放牛常常忍饥挨饿的艰难生活。

　　长路漫漫，风雨如磐。

　　二十多年来，黄克诚投身革命，追随中国共产党转战南北，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自己所为之奋斗的夙愿。黄克诚，这位戎马一生的赫赫战将，此时此刻，竟流下了情感复杂的热泪。

　　列车缓缓驶进长沙。

　　看到站台上欢迎的人群，黄克诚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精神昂扬，向前来迎接自己的人群招手致意。

　　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来不及和亲朋故友们叙旧，黄克诚便走马上任，立即投入工作。

　　工作的重心该放在哪里？

　　黄克诚想到了1949 年3 月，也就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向全党郑重指出：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已经将问题说得明白而又坚决——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对于这一问题，黄克诚有自己的考虑。从全国范围而言，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他认为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农村。

　　这是因为：

　　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小。

　　第二，我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清匪、支前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黄克诚认为，在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

　　然而，自己的这一想法会不会被认为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而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呢？对此黄克诚是有顾虑的。

　　不久，黄克诚见到了中南局书记林彪。

　　稍事寒暄之后，林彪开门见山：

　　“你对新区工作有什么看法？”

　　黄克诚立即把自己的一系列想法详细地向林彪作了汇报。

　　听罢，林彪浓眉微蹙，沉思片刻：“你讲的很有道理。”

　　说完，随即招来秘书。

　　林彪依然双眉微凝，一字一顿地向秘书说：“传我指示，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然而，黄克诚对此还是有所顾虑：“这，会不会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

　　林彪听了，反而双眉展开，脸上浮起几丝笑意，嘴里略微哼哈了一声，然后缓慢地吐出了五个字：“因地制宜嘛！”

　　说完，林彪头向后面的椅背上一仰，微眯双目，从口袋里捏出几粒炒豆，悠悠地填进嘴里。

　　二十多年之后，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林彪让秘书发出的这一电文被当成了他违背中央总方针的罪行之一。

　　三十多年之后，黄克诚在谈到这件事时，曾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

　　其实，这个观点或如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观点没有错，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许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黄克诚从林彪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

　　随后，黄克诚便按照自己原来的意图，雷厉风行地在湖南展开了工作。

　　黄克诚在湖南工作了一共三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他所领导和指挥的湘西剿匪，是件值得一书的事情。

　　湘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近百年来，广泛流传着几句俗语：

　　“湘西有割不完的大烟，数不清的枪，打不净的土匪。”

　　湘西是湘、鄂、川、黔四省的边陲之地，境内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指令宋希濂将一二二军布置在大庸、溪口一线，同时收编了十几万土匪，编为三个暂编军、十个暂编师，盘踞在湘西各处，妄图利用这些土匪势力和游杂武装，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黄克诚对湘西十分重视，他对准备进剿湘西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指示道：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虽然在这里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我们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盘踞在湘西的十余万土匪，是国民党败退前有计划地留在湘西的所谓“大陆游击队”。他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企图在湘西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准备策应蒋帮“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湘西土匪有四大特点：

　　一是历史长远。早在三百多年前湘西就有土匪，尤其是近百年来，湘西的政治势力实为土匪所掌握，有些土匪竟世袭数代，许多家庭世代以匪为业。

　　二是相当普遍。湘西的土匪本来就很多，加之国民党实行养匪害民的政策，更使土匪遍于各地。老百姓说湘西有三多，枪多、匪多、大烟多。不少土豪劣绅强迫老百姓从其为匪，谁不愿意，全家都要遭殃。

　　三是反革命坚决。这些土匪本来就是封建势力的武装，其骨干力量是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散兵游勇，加之受国民党特务操纵，其反革命本质更加明显。

　　四是社会基础深。他们不仅有地主、恶霸官僚的基础，而且还受着家族、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

　　湘西的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有个叫张平的土匪头子，是个嗜杀成性的魔王。一首民谣唱道：

　　天见张平，日月不明。

　　地见张平，草木不生。

　　水见张平，浑浊不清。

　　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张平要杀一个人，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而且手段相当毒辣，杀一人必抄斩全家，甚至株连九族。惨死在他手下的普通百姓不知有多少。

　　人民解放军初进湘西时，广大指战员看到一幅幅匪徒们造成的凄惨景象，听到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血泪控诉，心里充满了仇恨，更加激发了为解放湘西人民而战的斗志。

　　面对残忍猖狂的匪徒们的暴行，黄克诚义愤填膺，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扫清湘西土匪，为家乡造福，为湘西的父老乡亲们除害！

　　1950 年1 月，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召开了党代会。

　　会议分析了湖南地区的形势，提出了1950 年的工作任务：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

　　湖南省军区制订了周密的剿匪计划，要求我湘西剿匪部队集中兵力，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股匪。省军区还进一步指示，在剿匪中，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军事扑灭、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

　　接着，湘西军区、四十七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了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剿匪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地消灭湘西土匪，为人民解除痛苦，为我军争取新荣誉，为建设新湘西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剿匪部队展开行动！

　　1 月上旬，各进剿部队相继进入进剿地区，对大股土匪展开了全面的春季进剿。

　　在这次进剿中，我军头一仗是“八面山之战”。

　　八面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通往八面山的各路口和岩梯都被土匪设了闸门、碉堡和堆积了无数滚木擂石。

　　匪军的司令部设在被形容为只有燕子才能飞上去的岩间山洞里，名叫“燕子洞。”

　　因此，土匪们吹嘘：“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也不断为他们打气。事后从缴获的电文中，看到台湾给他们发来的电报，允诺“在八面山空投支援。”

　　为了攻克八面山，我进剿部队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研究了攻山的方法，准备了许多绳索、软梯和长杆挠钩。

　　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训练，攻山战斗于一个夜间开始。

　　我攻击部队巧妙地避开了土匪把守严密的大门，从大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了山顶。

　　次日凌晨，我攻击部队出其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然后，攻占了匪首司令部，全歼这股土匪，取得了八面山之战的胜利。

　　从春季开始一直到该年年底，我剿匪部队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终于将湘西匪徒全部肃清。

　　湘西解放了，百年匪患消灭了，“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迷信被打破了。

　　广大湖南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感激万分，他们纷纷给部队和省委写信，赞扬说：“共产党真是伟大，人民解放军真是伟大，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在一年的湘西剿匪中，黄克诚一直密切关注着剿匪的进程，当捷报飞来时，黄克诚感到莫大的欣慰。

　　建国初期，在湖南所开展的“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黄克诚能收能放，处事得当，既没有放纵敌人，也没有滥杀无辜，从而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事情。因为湖南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尤以湘西为甚。有和土匪合流的，有在地方称霸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待机而动的。

　　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比较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然而，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它的存在了。

　　于是，一有机会，反革命势力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采取措施进行镇压不可了。

　　黄克诚，这个一贯不愿开杀戒的老将军，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建议湖南省委考虑镇压。当黄克诚和一些有关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有的同志则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患。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志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朝作战。

　　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反动势力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能打得过强大的美国军队呢？

　　随后，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活动。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人心惶惶。为此，许多群众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们也感到形势严重。这样，赞成镇压反革命的就多了起来。

　　但是，一些中层领导同志仍然顾虑很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

　　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中央下决心。

　　黄克诚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当时，同湖南一样，全国的反动势力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都蠢蠢欲动。

　　中央早就看到了这点。

　　1950 年10 月，中央作出决定，指示进行镇压反革命。黄克诚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然而，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当时，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一个。黄克诚亲自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讲道：

　　“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的情况，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就下决心干吧。”

　　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当时中南局的负责人邓子恢问这件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他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下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回击了反革命的进攻。开杀戒之后，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黄克诚意识到必须对镇反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成扩大化。1951 年3 月， 黄克诚给邓子恢发电井报告中央说：

　　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意见。1951 年3 月30 日， 毛泽东在电报中回复说：

　　我认为黄克诚3 月23 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的、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人也不准随便杀掉。

　　然而，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群众运动是很多人的运动，各有各的主观随意性，杀戒既开，又有点停不住了。

　　黄克诚亲自过问此事，严令禁杀，过了一个星期，才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

　　停杀之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了黄克诚估计的数目。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

　　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

　　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以正常工作，法令通行元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的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由于黄克诚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火迹象，便立即下令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

　　“镇反”运动之后，黄克诚又领导开展了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主要是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

　　问题比较难办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

　　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便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是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便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于是，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对黄克诚来说，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

　　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三反”运动，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作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腐败分子挖出来。

　　对于中央的指示，湖南试行了几天以后黄克诚就感到有问题。

　　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内“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黄克诚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有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陈钧，省工业厅副厅长。

　　黄克诚一向认为，陈钧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

　　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

　　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1952 年8 月。

　　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

　　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 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 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 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 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

　　“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 年12 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 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 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 年7 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 年9 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 年11 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 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 年6 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 “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

　　“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问题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些。

　　当然，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大吵大闹乃至大骂。使这些干部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了。

　　对此，黄克诚耐心地劝说他们：

　　“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为了军队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建立了国防工办，并建立了军事工业学院。

　　我国不但自制先进的常规武器，自制飞机舰艇，而且设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为此，军委决定建立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元帅负责领导国防科委工作。

　　当时，我国有许多热爱祖国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不少人抛弃了国外的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甘愿在祖国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国防科研工作。他们和一大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在短期内就能屹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这方面的成就曾使世界震惊。

　　在这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里，凝结着黄克诚的巨大心血。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的功臣。

　　1955 年，我国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黄克诚，以他卓越的战绩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诚，被授予大将。

　　1955 年10 月，黄克诚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

　　1956 年11 月，黄克诚又被任命为军委委员。

　　1956 年，彭德怀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中说：

　　“我军已实行了有计划的整编，先后集体转人生产部门的部队，有三十一个师零八个团。转业干部、复员士兵已达五百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解放初已减少二百七十万人。我军已在原来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

　　改革进行得不慢，但仍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精简、整编工作继续进行。

　　1956 年10 月，军委责成黄克诚研究裁军方秦，在1957 年1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裁减和整顿军队的报告。此后，1958 年的军委扩大会仍把精简整编作为议题之一。这说明了精简、整编工作的繁重性和经常性。

　　和平时期，机构人员总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导致机构臃肿，军费膨胀，而且导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使工作效率低下，办事不灵，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所以，精减机构、整编是个做不完的艰巨的工作。

　　与精简、整编密切联系的是兵役制的改革问题。

　　我军历来实行志愿兵制度，全国统一后，必须适应新情况而有所改变。

　　方法是实行义务兵役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合格青年适龄入伍，定期退伍为预备役。这样，可使国家积蓄大量的受过军事和技术训练的预备役兵员，战时不愁没有补充。

　　中央军委决定1954 年试行“义务兵役法”，取得经验。1955 年，我国正式颂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使我军的战士与军官都有预备投人员储备，而我常备军则可保持着年青的朝气。建国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敌视、封锁。

　　苏联为帮助我国建设，在此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在各方面派了大批顾问、专家。我国早期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早期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从设计到施工，从提供技术、设备，到指导施工及试生产，都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

　　在建军方面，苏联派了总顾问和一批专业顾问，提供了他们的经验和各种资料给我们借鉴。

　　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黄克诚还是有自己考虑的。黄克诚认为，我们不应当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能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改之后再用。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

　　基于上述思想，解放军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1953 年9 月，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

　　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

　　到1956 年，军委工作已稍有头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都有了安排，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

　　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

　　每当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

　　1956 年底，军委责成黄克诚于1957 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提出交班。退休的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

　　黄克诚十分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军队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 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及时提醒是有必要的。1958 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这年，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轰轰烈烈。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毛主席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

　　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以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于是，便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 年5 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改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号召：“把火线挑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中央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担心军队领导出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黄克诚继任总长。

　　1959 年春，彭德怀出访东欧诸国，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转折点，也成为黄克诚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第十三章 庐山会遭罢官“文革”陷囹圄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庐山》七绝，可以说是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脍炙人口。

　　庐山，自古以来负有盛名。

　　庐山位于江西境内，北临万里长江，东傍鄱阳湖，山下是名城九江。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名庐山。

　　庐山平地拔起，气势雄伟，群峰环抱，起伏于云海烟霞之中。绵亘曲折，千岩万壑，俏丽多姿。

　　中共中央多次在这里召开会议。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6 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开会通知。

　　彭德怀访问东欧回国后没几天，就接到了通知。此前，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中不快。大跃迸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是，当他深入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改变了。

　　彭德怀回国后的第二天，不顾疲劳，一早就来到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有所怀疑。彭德怀向黄克诚讲了在东欧的观感，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状况和军队思想状况。

　　当时，有些地区缺粮食，春荒的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尤其困难。甘肃是彭德怀考察过的省份，仅仅在半年以前，人们告诉他的还是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 斤，如今竟然成为严重缺粮的省份，实在使他大为吃惊，感慨万端。

　　彭德怀非常仔细地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了起来，送给毛泽东主席。

　　没有回音。

　　拿着开会通知，彭德怀在屋里来回走着。去不去呢？彭德怀心里十分烦闷。

　　忽然，彭德怀快步来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

　　“喂，是克诚吗？我是彭德怀。”

　　“是彭总！”

　　“克诚，中央要在庐山开会，我不想去了，你替我去吧，我在北京留守。”

　　黄克诚一听，没有说话。稍停了一下，他说：

　　“彭总，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克诚拿着电话，委婉地劝说彭德怀，“彭总，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着别扭。那好，我就去庐山。”彭德怀闷闷不乐。庐山。

　　7 月3 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上山观日出，游览名胜古迹，有人作诗填词。

　　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有人戏称会议是“神仙会”。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经济情况已开始有所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

　　从1958 年冬到1959 年7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多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获得了某些成效。

　　毛泽东对此相当满意。

　　7 月10 日，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的严重情况，很少提及。

　　在小组讨论中，真正客观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很浓厚。有的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

　　彭德怀为此非常苦恼。

　　正在这时，又传来会议到15 日就要结束的消息，彭德怀焦虑的心情愈加严重。

　　7 月12 日上午。庐山毛泽东住处。

　　彭德怀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来找毛泽东，准备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他谈谈。

　　“彭总，主席刚刚睡觉。”门前，警卫员拦住了彭德怀。无奈，彭德怀只好转去会场，仍然参加讨论。

　　在开完会回住处的路上，彭德怀倒背着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会儿，彭德怀对随行参谋说道：

　　“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管一般性意见，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认真研究一下，可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议上讲一下才有用。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都有用。”

　　7 月13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7 月14 日，彭德怀派参谋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写信之前，还和人说过，他有些意见，想向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道：“目前少奇、恩来同志不便于讲话，只有我便于去谈。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元关大局，最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

　　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 月16 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 月14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 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 月17 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

　　会议气氛活跃起来，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转向了公开争论。

　　多数人是基本同意，只是个别文字值得斟酌。对这封信完全赞成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他们的意见不得而知。

　　在赞成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三人了，后来，他们因此被列入“反党集团”。

　　19 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黄克诚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说道：

　　“《会议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 年计划指标过大。”

　　“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缺点造成的影响是：第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第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第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影响。”黄克诚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

　　“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在别的场合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了，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

　　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七千亿斤，说是六亿人口，人均产量过千斤，粮食过了关。

　　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谁说的？”有人质问黄克诚。

　　“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克诚坚持原则，态度非常强硬。

　　当时，组里大多数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表示同感。有两个人批评他，他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

　　7 月23 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成为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的一个转折点：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就跳之势。

　　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有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槁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些。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

　　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

　　今年3、4 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定。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他已经把会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

　　黄克诚等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十分震惊。

　　会后，彭德怀对毛泽东说，他的信是供毛泽东个人参考，不应印发。

　　但是，事已至此，彭的解释又有何用？

　　中午，彭德怀回到住处，和黄克诚一起就餐。

　　两个人对面而坐，谁都没有说话。

　　黄克诚只吃了一口饭，一言不发，就离席而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彭德怀见此情景，更吃不下，也抛下筷子回到自己住处。黄克诚反复思索，就是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当晚，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的电话。

　　“总长，我们想和你谈谈！”

　　“谁？”

　　“有我周小舟，还有周惠、李锐。”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不要来吧。”

　　“我接受不了，一定要去。”周小舟坚持道。

　　“那么..来就来吧。”黄克诚见周小舟很坚持，也就让步了。

　　三人中，周小舟特别激愤。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克诚处不好，可是未能阻止住周小舟。

　　谁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呢？周小舟等三人都有火气。

　　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

　　李锐说话带着气：“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比较冷静：“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劝他们说。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道。

　　“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说道，“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

　　周小舟平静了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三人正准备走时，恰遇彭德怀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彭总，我们离右派只三十公里了。”周小舟对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彭德怀说道。

　　李锐觉得不太好，示意周小舟走，说天晚了。

　　周惠一般比较谨慎，什么话也没说。

　　随即，他们三人起身出来，各自归去。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未，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7 月20 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大家的发言开始集中对彭德怀的信提出批评，火力大大加强了。会议开始转入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等的斗争阶段。有人称为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等人只有作检讨的份了。

　　当天，黄克诚作了检讨，谈到19 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自己只认为彭德怀的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7 月30 日一早，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去谈话。

　　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历史问题，说了解黄克诚的历史情况等等。

　　“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 团’时，有人要打我， 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

　　上什么父子关系。”黄克诚表示不满。

　　“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用手指弹了弹烟灰。

　　“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黄克诚又说。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在东北战场四平保卫战的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曾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毛泽东盯着黄克诚问道。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黄克诚毫无惧色，“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碍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毛泽东笑了笑说。

　　周小舟、周惠、李锐异口同声他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讲出来，说完讲透。”毛泽东说道。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澄清。”周小舟等又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毛泽东扫视了一下他们四人，又说，“我和你们几个湖南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小舟有隔阂！”接着，毛泽东又把话题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样等。他要周小舟“不远而复”。

　　毛泽东谈遵义会议，显然是要黄克诚等人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结果，黄克诚的表现使毛泽东失望了。

　　这次谈话，尽管毛泽东对黄克诚的指责颇重，但空气并不紧张。黄克诚说话感到没有压力。甚至，黄克诚还有点轻松感，终于有个机会，把话直接跟毛泽东说了。

　　7 月31 日和8 月1 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

　　中午没有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

　　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

　　这个会议是算彭德怀的总帐。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许多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还批判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德怀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

　　会后，毛泽东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德怀的影响。

　　8 月2 日，中央全会召开。

　　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接着，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在批斗中最为积极，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毛泽东。

　　林彪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是7 月23 日后上山来的，是毛泽东搬来的主要“救兵”，已决定让他接掌国防部。林彪批斗也越来越积极。

　　开始，黄克诚态度还是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黄克诚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便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人两次找黄克诚谈话。他以帮助黄克诚摆脱困境的善意，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是，人们总以为黄克诚是彭德怀的亲信，应该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黄克诚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德怀的问题。

　　一次，彭德怀在碰巧没有别人在跟前时，劝黄克诚别那么紧张。

　　黄克诚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

　　彭德怀还劝黄克诚别太悲观，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8 月10 日，小组追问黄克诚7 月23 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他那里到底谈论了什么。

　　这时，李锐被分到黄克诚这一组。黄克诚误以为那天的情况已被揭露，再加上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便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

　　“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由此得到了证实。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威望极高。到这时，原来那些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黄克诚等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毛泽东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还对黄克诚等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此时，他完全认定黄克诚等是个“反党集团”，确认彭、黄等人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

　　政治局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

　　黄克诚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不断地追逼围攻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帽子。

　　此后，等到冷静下来，黄克诚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

　　黄克诚一想起此事，心里就非常痛苦。

　　8 月16 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8 月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

　　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庐山会议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形势。过火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山下并发展到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错误。

　　庐山，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又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而名扬中外，载入史册。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人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清除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以前，就发出通知，决定8月18 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8 月18 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 年后，他曾写诗自娱：

　　七律自况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 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 年1 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961 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

　　“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可以，可以。”

　　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 年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 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 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 年9 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

　　七律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

　　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

　　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

　　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

　　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 年11 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 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 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 年2 月3 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 年冬就开始了。

　　1966 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 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

　　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 月一直到5 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 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 年。

　　1967 年1 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 年1 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

　　369 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 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 月10 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

　　七律纪实

　　无端入狱亦寻常，

　　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

　　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

　　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

　　斗居旋转乐洋洋。

　　4 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

　　调寄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

　　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

　　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

　　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

　　我于1967 年5 月至12 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 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 年3 月，一共审查了8 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黄克诚马上休克了。

　　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僵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给黄克诚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对此，黄克诚十分气愤。他马上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

　　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 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 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

　　“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 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 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 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 年8 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 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 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时，监管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检讨应付差事。到1973 至1974 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 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德怀因病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晓，后来才听说此事。

　　1974 至1975 年，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便可取而代之，没想到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

　　1975 年1 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住进三○一医院。一个时期后，病情渐渐好转。

　　黄克诚夫人又给邓小平写信，请求解除黄克诚的监护。专案组说在他们的材料上签字后，就能上报解除监护。此事因专案组和黄克诚在材料签字上有不同意见，拖了很久。

　　后来，黄克诚夫人对他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于是，黄克诚勉强在材料上签了字。

　　专案组如释重负，马上对黄克诚宣布：中央决定给你解除监护，仍回山西任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回山西去了。1975 年秋，黄克诚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他参加工作之意，但不几天就变了，说黄克诚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市外晋祠去住。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各条战线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当邓小平要系统地有步骤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事情起了变化。

　　1975 年底，在江青集团煽动下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炮制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把各方面的整顿诬为“全面复辟”，揪邓小平的代理人。

　　邓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黄克诚等一大批老干部未得到解放。

　　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第十四章　平冤案尽心力晚节称典范



　　“四人帮”垮了台，黄克诚被解除了“监护”，从外地回到了北京。

　　黄克诚住在西郊的一家招待所。没有人来看望他，陪他的只有一位不大爱讲话的战士。黄克诚觉得很寂寞。

　　这天，他拄着拐杖，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到对面的总后勤部看一个老部下。

　　他们很熟悉。但是从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往过。

　　老部下还不知道他回来了，黄克诚就去找他。“四人帮”倒台了，还怕什么？

　　黄克诚拄着拐杖，磕磕绊绊地向前走着。

　　七十多岁的人了，双眼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几步之外的人都看不清面容，拐杖是他的眼睛。

　　到了总后勤部，黄克诚没有找到老部下。

　　他又问了其他几个熟人的下落，但是都没有结果。黄克诚感到很累，准备回招待所。

　　路上，黄克诚忽然想起总后还有一个熟人：自己过去的警卫员王秀全，现在总后开汽车。

　　于是，黄克诚步履艰难地来到了小车队调度室。“老王，有人找你！”

　　一个人找到王秀全说。

　　王秀全来到调度室。

　　当他认出来人是黄克诚将军时，又惊又喜。

　　王秀全从五十年代初就在黄克诚身边工作。后来，黄克诚遭受厄运，他被迫离开了。这些年他时时刻刻挂念着黄老。没想到，现在在这儿见到了老首长，拄着拐杖，步履瞒珊..王秀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小王，你这些年还好吧？”倒是黄老先开了腔。“我什么都好，只是首长您..”王秀全说着，鼻子一酸，没再说下去。

　　黄克诚放声一笑。

　　“这不挺好吗？现在我又回来了嘛！”说着，他用拐杖在地上连敲了几下。

　　接着，他们拉起了家常。

　　王秀全把黄克诚送出大门口，看着首长过了马路，他才回去。

　　当晚，王秀全到招待所看望黄克诚。

　　“黄老，您以后出去办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用车送您。您这么大年纪了，走来走去太不方便了。”王秀全悄悄对黄克诚说道。

　　黄克诚听了之后，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黄克诚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历史上，他曾因坚持正确意见而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降职、撤职，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黄克诚刚正不阿，不盲从，不苟同，始终不变。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罢官近二十年。但是，不论对家属，还是对亲朋好友，黄克诚始终没有吐露庐山会议上的任何情况。

　　在他晚年时，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纷纷登门拜访他，请他讲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黄克诚都一概拒绝。

　　对于自己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黄克诚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

　　一次，一位老同志为他鸣不平：“这些年来，对你实在是不公平。”

　　但是，黄克诚却坦然说道：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役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吗！比起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肺腑之言，掷地有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他不顾年高体弱，把全部身心扑到工作上。他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为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倾注了大量心血。

　　但是，谁能想到，此时他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乎反。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冤案在身，也属该平反之列，他想到的是全党。

　　熟悉情况的同志，不止一次地建议他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平反。

　　“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就行了！”黄克诚不以为然地说。

　　“黄老，起码庐山会议后，您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予以恢复。”一次，有位同志对黄克诚说。

　　“降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黄克诚坦言，坚持不同意向组织上提工资的事。

　　黄克诚为革命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从没有因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上伸过手。

　　直到弥留之际，黄克诚还颤抖着双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嘱，叮嘱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不要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财，一定要听从组织上安排，不准额外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

　　黄克诚虽然对待自己的冤案漠然置之，但是对其他在历史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大批同志，却报以极大的关心和热忱。

　　黄克诚常常亲自接待来访，听申诉，听汇报，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询问情况，催促有关部门抓紧对冤案假案错案平反，细致入微，一丝不苟。

　　黄克诚这种公而忘私，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得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黄克诚珍惜国家和人民的一草一木，从来是一丝不苟。公家的资财，哪怕是浪费掉一分钱，他都心痛。

　　他一直住在原来那座破旧的房子里。这是一栋解放前留下来的房子。这房子夏天下雨时漏水，冬天透风，陈旧的锅炉怎么烧温度也上不去。夏天下雨时，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克诚卧室的床上，他不得不在床中央放个接水的脸盆。

　　为此，管理部门多次动员黄克诚搬迁或是翻修住房，他们考虑到让一位年迈多病的首长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很不合适。但是，黄克诚就是不答应。

　　黄克诚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

　　黄克诚住的那所房子，因年久失修，房顶已变腐朽。

　　有一次，从房顶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他的床边，幸好没有伤着他。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才同意把房子翻修一下。后来，当他听说维修费要好几万元钱时，他坚决不同意。

　　黄克诚说：“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把哪里修一下好了。简单地修修，下雨和化雪时不漏水就可以了。能节省一点就是一点嘛！”

　　就这样，按照他的意见，从工程连抽了几个小伙子，爬上屋顶，把瓦倒腾了一遍，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完事了，前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黄克诚的住处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闹市上，房边又有一个消防站，汽车报答器经常出其不意地狂叫起来，黄克诚常常在睡眠中被吵醒。

　　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这里吵得太厉害，还是换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吧。管理部门也要给他调换一所安静的住宅。但是，黄克诚不同意。

　　黄克诚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确是有点吵，但并不是不可以往，一搬家就得费时费力花钱，没有这个必要。再说，我怕吵搬走了，别人来住不是照样吵吗？”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自家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年轻人坐在屋里还冻得跺脚呢，何况一个年迈多病之人。

　　在他家门前地下就是一条热力管道。工作人员把这一情况反映上去后，服务部门立即决定对黄克诚家的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暖气。

　　水暖工很快就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屋子里外满是坑坑沟沟，眼看就要安装管道了。

　　就在这时候，黄克诚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次暖气改装要用去近三万元，他立刻不高兴了。

　　黄克诚批评了工作人员。他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在正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就已经不错了。”

　　就这样，已经挖开了的地下管道又填上了土，准备好了的暖气设备又退掉了。

　　一天，黄克诚发现工人给他家的院子里运了许多砖，而且还在不断运着。

　　黄克诚问工人拉来这么多砖干什么，工人告诉他：“你们家这个街门又低又旧，很不成样子，准备修一个好一点的大门楼。”黄克诚一听，马上来了火。

　　“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修门楼的事，就这样也被制止了。

　　黄克诚看起来太固执了，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然而，大家都觉得他住在这样的陋屋里，实在太委屈了。没有“将军府”，可也不能太简陋了。

　　考虑到住在这样的环境和屋子里，不利于黄克诚养病，同志们又想了个点子，劝他到玉泉山去住一段时间。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疗养点，黄克诚应该去。

　　开始，黄克诚就是不松口，说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去疗养。后来，同志们说到了玉泉山照样可以工作，他才答应了。不过，黄克诚提出两个条件：

　　家里的人包括老伴不要去；去后的伙食费不要补助，吃多少由他自己负担。

　　这就是黄克诚。

　　1983 年夏。玉泉山。

　　黄克诚在住地院子里散步。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见熟透的樱桃挂满枝头，便向往地管理人员要了一些给黄克诚尝尝。

　　黄克诚边吃边说：“这樱桃味道还真不错，好！好！”工作人员听了都非常高兴。

　　忽然，黄克诚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道：“这樱桃是哪里来的？”

　　工作人员不敢隐瞒，如实相告。

　　黄克诚马上生气了，批评工作人员道：“我们不该无偿占用公家的东西。

　　立即给他们送钱去！”

　　当即，工作人员向住地管理人员按价付了钱。

　　一个星期天。

　　黄克诚住地热热闹闹，笑声阵阵。

　　原来，黄克诚的家属子女到玉泉山来看望他。

　　忽然，“呼”地一声，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不小心把一个公用茶杯打碎了。

　　于是，黄克诚吩咐工作人员去买一个新茶杯补上。

　　“这里的东西坏了，再去领一个就是了，用不着自己买。”工作人员对黄克诚说。

　　“你是一个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忘记了吗？损坏公物要赔偿，这是我们军队的老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不能因为今天当了高级干部，就不守规矩，搞特殊。”黄克诚神情十分严肃。

　　工作人员听了黄克诚的话，深受感动。于是，便从黄克诚的生活费里取出钱，买了一个新茶杯作为赔偿。

　　黄克诚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但是，在他家里，却看不到一点“高干”的气派。

　　也许会有人认为，像黄克诚这样一个大将，按他的职务，他的贡献以及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还不拥有好几部小车？其实错了。黄克诚只有一部车，从来只有一部。

　　黄克诚对老伴和子女说：“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

　　他把这作为一条家规，要求子女不准动用，要求全家人严格遵守。

　　黄克诚最反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坐着小车“抖威风”。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地遵守这条家规，谁也不敢违例。全家人在黄克诚的言传身教下，保持着普通的“布衣”生活作风。

　　但是，“家规”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看起来似乎可以例外。

　　黄克诚膝下只有一个小孙子，他十分疼爱。在黄克诚面前，小孙子黄健可以算得上一个“特殊人物”了。

　　可是，就是黄克诚的这个“掌上明珠”，从他上学之日起，到他爷爷离开他远去，他从来没有一次坐他爷爷的小车去上学，全是自己挤公共汽车到学校。

　　一天清晨，雷鸣夹着电闪，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水从空中、从屋檐、从墙头、从树枝上跌落下来，满院冒着小水泡。水顺着门缝流出水沟儿，流出院子。千家万户的院子里的水，汇在一起，在大街小巷汇成了急流，淌成了小河。

　　黄健该上学了。

　　司机王秀全看见孩子打起雨伞，卷起裤腿，要往外走，有点心痛。

　　“小健，今天由叔叔作主，用车送你一趟。”

　　不料，这事让黄克诚的老伴唐棣华知道了。

　　“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奶奶对黄385 健说。

　　于是，黄健听了奶奶的话，拒绝了叔叔的好意。

　　这时，唐棣华拿过雨伞撑开，把孩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事后，王秀全对人说：“我给黄老开了快十年车，这是唯一的一次自己作主要用小车送他的孙子，还碰了壁。”1980 年春。

　　新绿的叶子从枯枝上长出来。花开了，白的，黄的，紫的，红的。阳光温柔地对着人们微笑。蔚蓝的天空中，鸟儿在飞翔。黄克诚一家老少包括工作人员，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黄克诚最小的儿子要结婚了！

　　但是，仔细一看，这种气氛中似乎又缺少了点什么。没有大摆筵席的准备，没有高级贵重的家具，没有花花绿绿的布置。当时，社会上婚嫁讲排场、摆阔气的风气盛行。

　　按说，就现有的家庭条件，动用小汽车把新娘接过来，似乎也并不为过。

　　于是，一个工作人员对着黄克诚的耳朵，小声说道：“黄老，能不能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

　　“年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克诚没有答应。

　　这时，又有一个工作人员说：“现在结婚都兴用小卧车接新娘，而且是一长溜小车，一般人家都是这么办。”但是，黄克诚坚持不答应。

　　那天，黄克诚的这个小儿子，骑着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中。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集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

　　那一年，老家来了一帮人来看黄老，都是他的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孩子。

　　黄克诚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远地来客。

　　黄克诚和家里人都知道，老家的人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便尽量安排他们多转几个地方，把首都北京的名胜古迹都看看。只是，有一点黄克诚没有“开戒”。每次外出时，他都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或乘班车，一次小车也没让他们坐过。最后，老家的人想去一趟八达岭。

　　“应该去，来北京不到长城去看看，是一大遗憾。”黄克诚十分赞成。

　　可是，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

　　有人想，老家人刚好可以坐满一小车，说不定黄老这次会让他们坐一趟小汽车，排场排场了。

　　没想到，黄克诚对大家说道：

　　“你们就坐火车去，车费由我负责。开小车去，汽袖太贵，跑一趟八达岭要烧多少汽油啊！再说，我对家里人有个规定，游山玩水一概不能用小车。

　　你们也只有按这规定办了..”这就是严以律已的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来不追求个人享受。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症，因为家里贫穷，无钱医治，便留下了病根。

　　参加革命后，黄克诚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严重。

　　尤其是冬季寒冷，时常发作，大口大口地吐痰，有时一次要咳上几十分钟，憋得浑身直冒汗。

　　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同志们建议他冬季到南方去住。一些在南方工作的老部下，来北京看望他，也一再邀请他到南方去过冬天。

　　但是，黄克诚都一一婉言谢绝。

　　他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要带随员，需要花许多钱。而我出去却做不了什么工作，白白地给国家浪费钱财，也给地方上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出去的好。”

　　从1977 年底他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定居北京，直到逝世，黄克诚从没有离开过北京。

　　即使是在1959 年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前，他虽然身居高位，但除了到外地开会和工作之外，也从来没有力避寒暑或游览，而专程到外地去过。

　　黄克诚常常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吃的穿的用的都由国家负担，这都是人民的血汗，一定要加倍珍惜。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即使是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黎民百性。游山玩水，大手大脚挥霍国家钱财，那不是共产党人所为，而是国民党作风。”

　　一位高级首长身边，总是有许多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护士、司机、炊事员..他们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才有幸被调到首长身边的。

　　外边的人很羡慕在这个小天地里工作的人，可是身居其中的人，却难于向人们倾吐自己的苦衷。

　　首长身边的许多工作，保密性都很强，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们对外界的联系，甚至和亲朋好友通个信，说个话，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有些喜欢活跃的年轻人，很不喜欢在这里工作、觉得生活单调，甚至有点寂寞。

　　可是，由于黄克诚严于律已，平易近人，待人诚恳，这种情况没有在他那里出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像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

　　1979 年深冬。一天午后，护士李莉调到了黄克诚身边。她得知首长双目失明，又患有十四种疾病，感到压力很大。

　　但李莉服从了组织决定，来见黄克诚。

　　见面之后，黄克诚对李莉首先讲的不是在保健工作上对她的要求，而是吩咐秘书给她把住的房子安排好，收拾得暖和一些。秘书照办后，黄克诚还不放心，又拄着拐杖来到李莉的房间，摸摸床上铺得厚不厚，暖气热不热。

　　黄克诚是个重病缠身的老人，活动很不方便。但是，吃饭、穿衣、洗澡、上厕所..这些事他都自理，绝不给李莉增加麻烦。

　　黄克诚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由护士或警卫人员陪同，散步锻炼身体。

　　可是，年轻人往往是贪睡的。

　　有一天早晨，李莉睡过了点，耽误了黄老的锻炼。李莉深感内疚，而黄老却一点也没有责备她。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黄克诚在经过李莉的房间时，就用拐杖在门上轻轻敲两下。

　　“李莉，起床了！”

　　其实，屋里，李莉早已起来在洗漱了。

　　警卫参谋刘长春，1981 年刚到黄克诚处工作，就有两件事没有处理好， 但是黄克诚以他宽阔的胸怀，给予了谅解。至今，刘参谋提起来仍然激动不已。

　　刘参谋一上任，便遇到黄克诚在三○一医院住院。他是在病房里见到黄克诚的。

　　首长随便问了他几句家常话后，就让他把便壶递来要小解。可是，由于黄克诚的湖南口音太重，便壶两字他就是分辨不清。他又问了两次，黄克诚一个字一个字说给他听，他仍然没有听懂。刘参谋急得满头大汗，在屋里乱窜，依然没有找到黄克诚要的东西。

　　最后，护士进来了，才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可是，这时黄克诚的小便已经整整憋了半小时了。要知道，黄克诚小便失禁，这半小时他会多么难受。

　　事情过后，刘长春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黄老。

　　没想到，黄克诚若无其事地对他说：“小刘，我当时知道你是没有听懂我的话，干急没办法，怪我说不好普通话。没关系，咱们相处时间长了，你就能听懂我的话了。你不要在意，今后就大胆工作吧！”

　　黄克诚虽然没有批评刘参谋一句，但是刘参谋心里非常难受，他只恨自己不该让一个多病的老人遭受那么大的痛苦。接踵而来的第二件事，刘参谋也没有处理好，因而使黄克诚受到了更大的痛苦。

　　那天，病房的温度很高，热得黄老出了一身大汗。他患有肺气肿，怕热，一发烧就咳嗽不止。

　　于是，黄克诚请刘长春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些。

　　谁知，刘长春没有摆弄过这玩艺，三弄两弄，屋里的温度更高了。

　　黄克诚热得在床上没法呆了。

　　这次，刘参谋学聪明了。他赶忙找来护士把调节器调整到了适度的位置上。

　　刘参谋感到很惭愧，红着脸对黄克诚说：“黄老，都是我不好。”

　　黄克诚说道：“没关系，小刘，这样的事发生，都是因为你没有经验，以后多学习点就是了！”

　　黄克诚把司机王秀全风趣地称为“妻管严”。王秀全和黄克诚闲聊时，多次流露出他每天下班回到家里，都是全家第一号“忙人”，要买菜，要做饭，还要洗衣服。“那么，你夫人呢？”黄克诚笑着说。

　　“她指挥，我实干。”王秀全也以笑回答。

　　于是，“妻管严”的雅号就在工作人员中传开了。一个周末，下班时间还没到，王秀全又张罗起买菜的事了。“小王同志，你这个‘妻管严’病，看来是不治之症了。”黄克诚故意刺他一句，说完，哈哈大笑。

　　“黄老，咱们俩比起来；我这‘妻管严’要比你轻多了！”王秀全也和黄克诚开了句玩笑。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

　　黄克诚由于疾病缠身，晚年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他深知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非常感激。黄克诚多次对医生和护士说：“我没有好东西送给你们表示心意。我的老家湖南永兴出产桔子，很有名气，将来我一定请同志们尝尝我们老家的桔子。”

　　但是，黄克诚的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他就与世长辞了。黄克诚逝世后，他的夫人唐棣华按照他生前的愿望，自己掏钱，到湖南拉了一汽车桔子，给病房里的每个医务人员分了二十斤。

　　同志们拿着黄橙橙、鲜嫩嫩的桔子，想着可敬的黄老，心中不禁充满了激情..

　　黄克诚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有十次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他所坚持的意见都是正确的，而对他的批判斗争都是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出任了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当年曾经对他进行过错误批判的同志，纷纷来看望他，当面向他赔札道歉。有的同志甚至痛哭流涕，忏悔不已。

　　每当此时，黄克诚总是十分诚恳地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没有必要再提它了。重要的是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况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如果不批判斗争我，你们自己也过不了关啊！

　　所以说，你们是没有责任的。”

　　黄克诚还常常热情地关照来人好好保重身体，并手把手地传授他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说这种方法很有效，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许多慢性病疼都可以根除。

　　前来道歉的人起初不免有些紧张，听了黄克诚的话以后，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并深深地为之感动。

　　还有一些同志，当年曾因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而受到株连，现在虽然得到平反，但心里仍忿忿不平，表示一定要争个是非曲直。

　　黄克诚听了之后，耐心地开导他们说：“我们党的历史很复杂，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够把历史上所有的旧帐都翻出来细算，这样对党、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好处。再说，为个人问题去纠缠历史旧帐，很不值得。我们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不要为争个人的是非高下而浪费掉为党工作的时间。”

　　三○一医院。

　　温柔的阳光和初夏的景色装饰着这个清幽的庭院。鸟儿在枝头歌唱。到处流散着浓郁的香味。

　　护士丁冬主要处理所有医嘱，对好药，安排各位首长吃午饭等事务，除此以外也就没有什么事。中午十点半以后，她准备下班了。

　　就在这时，丁冬注意到在四床的首长，饭后习惯地在内走廊散步。

　　丁冬生性话多，说道：“首长，天气这么好，您为什么不到外走廊散步呢？照照紫外线，有利于身体恢复呢。”四床首长微微地笑了一下，在丁冬面前停了下来：“小鬼，你值班啊！”

　　“首长，您对午饭还满意吧？”丁冬真诚地问。

　　“满意！满意！这儿的一切都不错。”那位首长忙不迭地点头，眼睛和头却时时向着黄克诚住的那个方向。

　　“最里面那个病人，黄克诚，他..他最近好吗？”首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丁冬不由得生出一种感觉，心想他和黄克诚之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首长，你们是不是以前认识？”

　　“哦，认识，很久以前..”四床首长避开护士丁冬的眼睛，向走廊的另一头望去。

　　这天，警卫参谋刘长春搀扶着黄克诚在病房里来回走着。这是黄克诚每天下午要坚持的一个活动项目，医生交待他要加强腿部肌肉的锻炼。

　　黄克诚对医生嘱咐执行得一丝不苟。每一步迈出去，都有固定的距离。

　　他力争迈好每一步。

　　这个时候，黄克诚喜欢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

　　“黄老，住在四床的那位首长，每次见到我们，总是托我们向您问好。”

　　刘参谋说道。

　　“哦？！四床首长叫什么名字？”黄克诚听了之后，感到有点惊奇。

　　刘参谋望着护士丁冬。于是，丁冬说出了四床首长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黄克诚的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

　　“他总是念叨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不肯亲自来看您。”刘参谋继读说道。

　　“你再见到他，就说我有时间去看他，多年不见了！”黄克诚微微一笑，显然想起了那个人。

　　不久，刘参谋和护士向四床首长转告了黄克诚的话。老人端着一杯水，坐在沙发里，用心地听着。

　　忽然，他那端茶杯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茶杯放在了身旁的小茶几上，茶水溅出了一些。看起来，四床首长有些激动。

　　他用手扶着头，脸上的表情显示，他在回忆往事。他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喃喃地说：“老首长啊，老首长..”

　　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怎么能让黄老来看我呢？我应该立即去看他才是！”

　　两人相见了。

　　远远地，四床首长伸出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黄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还是黄克诚先开了口，让他坐下，关切地询问起他近些年来的情况。

　　黄克诚端坐在轮椅上，瘦削的双臂支撑在扶手上，双手交织在胸前，微微地颤抖着，可是，脸上的表情宁静而安详。四床首长侧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面向黄克诚，很认真地回答着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们谈起了往事。

　　渐渐地，随着话题的拓宽，两位老人之间出现了轻松和谐的气氛，笑意荡漾在两位老人的脸上。

　　尤其是四床首长，原先存在于他脸上的恐慌、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被一种由衷的敬意所代替。

　　四床首长和黄老道别后，慢慢地向外走。到了门口，他停下来。他再次回到黄老身边，握着黄老的手，连声说道：“谢谢您，黄老，谢谢！我会常来看您的。”

　　黄克诚对他前来看望表示感谢。脸上流露出轻松的笑意。

　　原来，庐山会议上，当时还年轻气盛的四床首长，对黄克诚说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很不负责的话。庐山会议后，处于逆境中的黄克诚，把一些同志对他的误解深深地埋在心底，只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这么些年来，四床首长一直怀着深深的愧疚，以至于他与黄克诚住在同一医院，同一楼，却没有勇气面对他。

　　黄克诚以他那宽大的胸怀接纳了四床首长。

　　事后，黄克诚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不说假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也不容易，过错不能算在一个人头上。”

　　以后，黄克诚每谈起这些往事，总是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一笑了之：

　　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成为过去！

　　1977 年12 月，黄克诚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黄克诚不顾年迈体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非常关心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后的军队建设，多次找主持军队工作的同志谈话，建议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

　　1978 年12 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 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黄克诚虽已八十高龄，又双目失明，仍竭尽全力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兢兢业业地工作。

　　黄克诚一向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他对脱离群众、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各种错误倾向，疾恶如仇，并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黄克诚经常教育纪检系统的干部，要秉公执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不管他是谁，纪委都要去管，“天王老子也不放过。”

　　他对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更是从严要求，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肯讲情面。

　　1980 年，总参谋部一位首长，为了欢迎有关部队的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设宴，花掉四百元公款。

　　黄克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责成军委纪委派人调查，严肃处理。

　　问题查清后，有关同志向黄克诚汇报说，请客的那位总参首长是黄克诚的老部下，用公款请客吃饭的人到处都有，这次的事情并非多么严重，下不为例就是了。

　　但是，黄克诚坚持原则，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仅要有关责任者作出深刻检查，而且要按照“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让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四百元钱付清饭费。

　　这时，又有一个同志提出一个变通的处理办法，说饭费一定要付清，但不要由一个人出那么多钱，而由所有吃客饭的人共同分担。

　　黄克诚毫不让步，坚持“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不能违背。他严肃地说：“当前我们党内所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有直接关系，这是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用公款请客吃饭，就是在吃老百姓的血汗，岂能容忍这种现象蔓延！不要把这类问题看作是小事一桩而轻易放过，否则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和国民党没有两样了。在端正党风的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是我的老部下，越要从严要求，不然怎能服众？”

　　最后，请客饭的那位总参首长自己出了钱，作了深刻检查。黄克诚将此事予以通报，给全军高级干部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人们开始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有人回顾和总结历史，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他们不是出于公心，而是意气用事。

　　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正常倾向。

　　1980 年11 月。北京。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黄克诚正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要知道，这是黄克诚不顾年迈体弱，双目几乎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作报告。

　　报告持续了长达四、五个小时。

　　黄克诚针对党内和社会上一度出现的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评价，严肃批判了某些人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作法。

　　会场上，回荡着黄克诚沙哑然而有力的湖南口音：

　　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直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大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讲的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接着，黄克诚讲述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

　　然后，他继续讲道：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奉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黄克诚指出：“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黄克诚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全场。接着说：

　　我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贪多图快的错误。另一条是他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且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斗争，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有些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小平同志讲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么大的错误呢？！当然，毛主席是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大家来分担责任，那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毛主席的担子也就轻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历史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黄克诚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后，说道：“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最后，黄克诚讲道：“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年人的讲话给予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黄克诚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

　　黄克诚的这篇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动得热泪涌流，为他这种出于公心，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品格所折服。

　　但是，也有人不解地说：“黄克诚没被整死就算是万幸了，想不到他今天还讲这样的话。”

　　黄克诚听到这种反映，非常严肃地说：“只要我还能讲话，就要这样讲。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

　　人们听了之后，不由得肃然起敬。

　　黄克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曾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摧残，但他能够公正地看待这一切。即使是对那些曾对他“落井下石”的人，黄克诚胸怀坦荡，也给予谅解。

　　庐山会议上，黄克诚的一个老部下，也紧跟风向转弯，跳起来大骂黄克诚是老右倾。在十年动乱中，这个人又作为林彪、“四人帮”的得力干将，异常活跃，干了许多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坏事。

　　“四人帮”垮台后，黄克诚的这位老部下，因为对党和人民犯有严重罪行，被判刑入狱。后来，此人身患重病，提出监外就医。

　　当时，司法部门曾向黄克诚征求意见。结果，出乎常人所料，黄克诚除了同意让此人执行监外就医外，还特意提出把此人的妻子从浙江老家接到他身边，进行照料。

　　天空越来越昏暗。

　　户外萧索的秋雨，越下越大。

　　风儿卷着雨星从窗外飘进屋里，落到黄克诚脸上。

　　黄克诚忙让工作人员在院里放上一个脸盆接雨水。他要用这种方法测量降雨量。

　　平时，不论到什么地方，黄克诚总忘不了带着一个脸盆。

　　这倒不是为洗手洗脸用，而是用来接雨水的。

　　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时有调换，但是他们都知道黄克诚有这一个下雨量雨、下雪量雪的老习惯。

　　方寸之间，装着老将军忧国忧民的心。他对农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对农业生产无时不挂在心头。

　　即使在他身处逆境之时，黄克诚的这个习惯，仍然坚持不辍。

　　一听说天旱缺雨，黄克诚真是比农民还心焦。

　　夜里，一听到外面刮风的声音，黄克诚就披衣而起，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仰望着天空盼着下雨。

　　只要下起雨来，不论白天黑夜，他总是把脸盆端到院子里接雨水。看着脸盆里的雨水渐渐多起来，他的脸上会绽开孩子般的笑容。

　　雨一停，黄克诚就跑到郊区问农民：“雨下透了没有？旱象解除了没有？”

　　有时，日子长了不下雨，黄克诚就会寝食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又旱了！农民要遭殃了。”

　　到了晚年，黄克诚忧国忧民的感情愈加炽烈。

　　他双目失明之后，就靠听广播和由秘书读文件资料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情况尤为关心。黄克诚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每天一到电视新闻和气象预报节目时间，他总是准时端坐在电视机旁，聚精会神地听电视。如果听到哪里发生了灾情，他立即让秘书打电话询问灾区的情况，看看群众的生产生活是否得到妥善安排。

　　黄克诚只要听到有关群众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之类的情况反映，就立即打电话问有关领导看到了这份材料没有。如果没有看到，他就把材料转去或建议有关领导同志的秘书呈阅。事后，他还要了解处理情况，直到问题解决才放心。

　　在他病重住院期间，黄克诚常常语重心长地对人说：“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解决人民温饱是个大问题。中国历代有识之士曾为此做过各种设想和努力，但都未能如愿。是共产党的领导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仍不可掉以轻心，困难还不少，我们国家现有的粮食并不多，尤其是我们还不具备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的条件。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节约，不能伤农、坑农。否则，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会饿死人。”

　　双目失明以后，黄克诚感到最大的痛苦并不是生活上渐渐失去了自理能力，而是他感到由于看不见东西，觉得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好象隔了一道高墙，看不见群众脸上的喜怒哀乐。

　　这对于一个在战争年代就与群众建立了骨肉深情的将军来说，实在痛苦极了。

　　在短暂的心焦过后，黄克诚正视现实，立足现有的条件，力争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广泛与外界联系。

　　每天散步时，黄克诚一定要让护士和警卫参谋把自己领到农民的庄稼地旁去。

　　他看不见庄稼的长势，但从农民地头默默地走过，也是一种慰藉。

　　那是秋季的一天下午。北京郊外。

　　成熟了的玉米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是风在作怪。

　　成群的麻雀不时像一片乌云似地从玉米地里腾空而起，一会儿又像雹子似地纷纷散落在田间小路上。黄克诚正在警卫参谋的陪伴下散步。

　　偶尔，一只小鸟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接着又向远方飞去，田野里很是宁静。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小刘，你去看看，前面来的是什么人？”黄克诚忙停下来，对警卫参谋说。

　　“是个农民。”一会儿，警卫参谋回答道。

　　“快领我过去，我要和他谈谈！”黄克诚一听，非常高兴。黄克诚和农民握过手之后，便详细地问起他的收入，生活情况。

　　这位农民当然不知道，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双目失明的瘦老头，就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黄克诚大将。但是，他看得出这是一位大首长。

　　农民带着欣喜的神情，向黄克诚描绘了实行责任田制度以后农民富裕的生活。

　　黄克诚听了之后，脸上也浮现出抑制不住的喜色。“这好那好，难道再没有什么问题了？”黄克诚又问。“说心里话，我们最怕政策会变啊！”，农民说。黄克诚一听哈哈大笑。

　　“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要变呢？不过我可以把你这种担心反映上去。”

　　在黄克诚身边工作的同志，不少人来自农村。他们经常和家里通信，每年也都要回家探亲。因此，他们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免不了时常讨论农村形势。

　　每到这时候，黄克诚就坐在一边静静地旁听。有时，遇到“政见”不合，他也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

　　将军和普通人融为一体，此时谁能分得清？工作人员每次探家回来，黄克诚总是要让他们谈谈所见所闻。他特别愿意听取问题，他不要工作人员只报喜不报忧。一次，警卫员向黄克诚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

　　在南方某地，有些人冒充从云南前线下来的解放军，窜到偏僻的山区，在老百姓面前耍威风，要钱要物。对于这样的严重问题，当地政府却没人去管。

　　后来，黄克诚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此事，要大家提高警惕，绝不能允许这种损害我军形象和党的声誉的现象存在。

　　黄克诚的心，和人民群众的心一起跳动着..

　　黄克诚对自己年迈体衰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心中常常惴惴不安。他多次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务的请求，以让位于年富力强的同志。

　　1985 年5 月，德高望重的黄克诚大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主动给中央写了一份请退报告。

　　黄克诚在报告中写道：

　　..这是我久有的心愿。我再次恳求中央批准我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二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尽快由优秀的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承担这一领导工作。请求引退，黄克诚不止一次地提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次，黄克诚在同别人谈到领导干部老化问题时说：“我从班房里出来，就感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老化不是办法，要及时考虑解决。”

　　1985 年8 月，黄克诚等三十位老同志，给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写信，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准备根据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增选一批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衷心拥护中央这一重大决策。

　　我们这些同志在本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工作了三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维护党纪，端正党风，做了一些事情，尽了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年事已高，有的体弱多病，无力继续担任繁重的工作，恳切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便增选一批比较年轻的优秀干部进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为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艰巨工作和斗争中，中央和全党交付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重任。我们相信，经过调整部分成员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工作也将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也将进一步加强，更好地保证我国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们从中纪委委员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将继续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1985 年8 月

　　9 月14 日。北京。

　　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讨论了局部调整中纪委成员的问题。

　　王鹤寿说，有三十位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请求退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年轻一些的同志接任。

　　王鹤寿还说，这些请求退出中纪委的老同志，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对他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是永记不忘的。对这些老同志，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从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照顾好，让他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王鹤寿在会上还宣读了中纪委第二书记黄克诚给中央写的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工作的信。

　　退下来的同志表示，虽然不再担任现任职务，但革命是没有止境的，将以各种形式继续为党工作。

　　1985 年9 月16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全会收到了一批老同志分别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信。

　　全会高度评价了叶剑英和黄克诚等老同志，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

　　全会上，与会同志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通过了给请求退出中央领导机构的叶剑英、黄克诚的致敬信。致敬信以全会的名义，表达了全党同志对黄克诚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

　　我们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同志，谨以全会的名义，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您早年投身北代战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您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参加了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在长征中，屡立战功。抗日战争开始后，您作为八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转战晋冀豫，后来率部南下，和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建立了华北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您在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巩固和发展了苏北杭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您在解放东北和华北的斗争中，勋劳卓著。建国初期，您担任湖南省的领导工作。

　　以后，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巩固国防，加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您和彭德怀同志一起受到错误的指责和处分；在十年动乱中，您又被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是您始终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您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拨乱反正，端正党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您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是我党和军队的卓越的领导人。您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您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由于健康原因，您提出不再担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从而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请求。全会同意您的请求。我们深信，您的光辉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将继续激励全党同志奋发图强，万众一心，为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985 年9 月16 日

　　按说，黄克诚接受这样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当他接到致敬信时，仍然感到不安。

　　黄克诚说道：“这本来是应该的事，党中央还特别发了给我的致敬信。

　　我感谢党。我老了，今年八十三岁，再过十几天就进入八十四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找自己去。这么老才退是不适当的，早就该退了..”

　　晚年，黄克诚一方面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一方面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利用同身边工作人员和来看望他的同志谈话的机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

　　他为祖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感到振奋，对改革开放抱有殷切期望，认为前途光明；同时，也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而痛心疾首。

　　黄克诚病重卧床以后，工作人员劝他说：“黄老，您现在要安心静养，不要谈话，也不要听读文件资料，等康复以后再说。”

　　“请你们理解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心情，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待何时？”黄克诚恳切地说。

　　说着，他又轻声吟诵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

　　当他自知已完全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时，便拒绝治疗和用药。

　　医务人员百般劝说，他仍坚持不让。

　　“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黄克诚对医务人员和周围的同志们说。

　　“你对党和人民曾经作出了很大贡献，人民希望你多活几年，对你进行治疗不是浪费，这是人民的心意啊！”同志们对他说。

　　“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还活在世上，又有何益？”黄克诚叹了一口气，眼睛似乎在凝视着什么。

　　黄克诚多次以拉法格晚年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例，要求不要对自己进行抢救。

　　但是，人们怎能忍心眼看着他受疾病的熬煎而不去治疗抢救呢？万不得己，只好找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强按住他的手脚，为他注射、输液、输氧。

　　可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难免有疏忽和意外，黄克诚常常趁人不备，突然将输液针头从身上拔掉。

　　黄克诚在施行了几次大手术以后，虽然头脑还清醒，但己不能发出声音说话，进食和呼吸都要靠仪器。

　　他离开手术台进入病房清醒过来后，就把呼吸机的管子拔掉。护士替他安上，他再次拔。这样，只好由几个小伙子按住他的手脚，再插上呼吸机。

　　一个一辈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呕心沥血而终生过俭朴生活的大将，连到晚年病重时吃药打针都感到是一种浪费，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

　　但是，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而唯独没有他自己！

　　1986 年深秋。北京。三○一医院。

　　太阳透过玻璃窗，钻进了病房，依偎着黄克诚。

　　这是黄克诚解除“监护”回到北京后第十七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住院。

　　这天，他躺在病床上，借助900B 呼吸机平稳地呼吸着。不时地，他眉宇间露出一丝笑容。

　　“黄老今天气色很好。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吗？”有人问。“今天是黄老的八十四岁生日，下午全家人都过来祝贺。”“就他家里人来吗？有没有其他祝寿活动？”又有人问。“黄老过生日从来不告诉人，知道他的生日的人来祝寿他也一律谢绝。这些年来，他在病房里过的生日少说也有七，八次，每次都是这样。”

　　三○一医院的医务人员对黄克诚十分钦佩。这些见过大世面的高于病房的医务人员，见过某些人在病房里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祝寿的热闹非凡的场面。相比之下，黄老就是显得有些“寒酸”了。

　　黄克诚过生日，都是自己掏钱买点生日蛋糕，由他切开，有时病得难以动手就请护士或他的老伴切开，分给大家分享。

　　有一次，单位特地在一家饭店给他安排好了生日宴会，他却拒绝了。何必那么铺张浪费呢？脱离了群众，生日活动过得再热闹，也是空虚的。黄克诚总是这样认为。

　　下午，探视时间到了。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黄克诚的夫人、儿女和小孙子们，提着两盒大蛋糕走来了。

　　“爷爷，祝您生日快乐！”黄克诚的小孙子黄健，一下子扑到他的床头，抓住他的手，对着他的耳朵奶声奶气地说。

　　“我们看您来了，祝您生日快乐！”夫人和子女们也一一贴着黄克诚的耳朵说。

　　黄克诚微微点点头，表示接受了祝愿。

　　黄克诚戴着呼吸机，不能说话。他摸索着握往来人的手，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医务人员也走过来向黄克诚表示祝贺。黄克诚一一握着他们的手。他握得很有力，所有的话语都包括在这紧紧地相握之中了。

　　黄克诚做了个手势。夫人唐棣华明白他的心意。

　　她带着孩子们走出病房，来到休息室，切开了两盒蛋糕，一一送给了医生、护士。

　　“谢谢你们对黄老的精心治疗。你们辛苦了！”唐棣华说。

　　黄克诚听着，脸上现出微笑。

　　这是黄克诚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86 年12 月28 日11 时15 分，黄克诚走完了他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 溘然长逝，终年八十四岁。

　　12 月30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讣告： 中共中央、中纪委、中央军委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央军委顾问黄克诚同志，因病于1986 年12 月28 日11 时15 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黄克诚同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黄克诚同志永垂不朽！

　　1987 年1 月7 日，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邓小平、赵紫阳、彭真、聂荣臻、乌兰夫等和各界三千多人出席了追悼会并献了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并献了花圈。

　　杨尚昆在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高度赞扬了黄克诚在六十余年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

　　杨尚昆说，黄克诚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职，但他始终保持刚正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保持坚定的信念。

　　杨尚昆说，黄克诚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一心想的是人民，是共产主义事业，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

　　杨尚昆还赞扬黄克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建和健全党的纪检工作，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黄克诚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追悼会后，黄克诚的骨灰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一代将星陨落了。他的人生轨迹辉耀华夏，光照人间..

后记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感谢胡献芬同志为此书的统编工作付出的艰辛劳动。同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魏德松、姜文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冯若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作家出版社亚方等同志为此书的审编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敬意。同时，我也向为此书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同窗好友王明江、吴涛、杨骁、褚有奇、赵鲁、张建勇、傅敬东等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水平所致，书稿定有疏漏、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7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