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
1写传缘起

公元2004年，中华古夏历岁在甲申，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头，我当然是从《 红楼梦 》研究的视角而言。这一年，是红学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独立门户成为专学整整第一百个年头，王国维正是在1904年发表了《〈 红楼梦 〉评论 》，可以看作红学由玩笑之词而正式成“学”的一个标志。而无论从癸未说或甲申说甚至壬午说的立场，2004年也都可以看作曹雪芹仙逝第二百四十周年。由于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电视剧《 红楼梦 》演员“二十年再聚首”和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的红学讲座以及影视频道电视剧《 曹雪芹 》的热播，还有作家出版社《 红楼夺目红 》等红学书籍的热销，造成了一种红学热持久不衰的综合效应。周汝昌先生无疑是这一热潮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甚至于在网络论坛中出现了“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的讨论。周汝昌坎坷了一辈子，这一下真“红”了起来，情形大概可以和周先生的开山之作《〈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刚出版不久时相比拟吧？这前后相隔也正好是半百之数——五十年。
还有凑巧的事。我于6月13日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 百家讲坛 》节目，连讲两场，题目分别是《〈 红楼梦 〉探佚 》和《 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 》。6月12日先去拜访周先生，周先生提醒我，明天是阴历四月二十六日（ 此处不用阿拉伯数字，以显示“阴历”也 ），正好是曹雪芹的生日，也是小说中贾宝玉的生日。第二天我演讲时，开头就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两场演讲就有了“凤头”，至于后面是不是“猪肚”和“豹尾”，那当然要观众来评判了。而就在我赴北京前夕，国家图书馆的青年“红迷”于鹏打长途电话来大连，说漓江出版社刘文莉编辑与出版界友人正策划要出周汝昌先生的传记，他们属意于我。不一会刘女士也来电话，说已经和周先生接触过，征求了周先生的意见，意思要我捉刀，约好6月13日在现代文学馆晤面，演讲后请我吃饭，即作商谈。这当然也有通过听我的演讲以“考核”我是否有写作“实力”的意思。计划大体不爽，只是饭局成了《 百家讲坛 》主持人傅光明先生请我和刘女士及随刘女士同来的同事汪正球编辑吃工作餐。就这中午饭半个小时光景，与刘女士、汪先生初步约定了写周汝昌先生的传记。
我答应在8月份开始动手写传，因为此前必须要把《 红楼赏诗 》的稿子杀青。到了7月下旬，就开始阅读周先生的几种著作。周先生的大著我大体上都有，但以前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层面，这一次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全人”观照。虽然我和周先生交往已经有二十余年，但真正面炙馨颏的机会也没有几次。毕竟，我和周先生是隔了“世代”的人，周先生前半生所经历见证的那些历史政治风云、社会人生世相，我缺少生动的“质感”。对周先生家世、家庭等情状的了解，除了极少几次与周夫人及周先生的子女浮表的接触外，大多数也只能从周先生著作中窥探吉光片羽而已。
既然情况如此，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周先生以红学家名世，他的学术，首推红学。但究其实，《 红楼梦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最杰出代表，周先生其实是通过《 红楼梦 》研究中华文化，除了红学，他在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等多方面也都有精深的赏会和研究，他深通英语，却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光辉。所以，应该称周汝昌为中华文化学家才更准确更本质。同时，在为这一独特的文化学术事业之毕生奋斗中，他历经曲折坎坷，正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周汝昌给红学的定位是“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顺理成章，这门学术的掌门人和泰斗自然也就是“中华文化学家”了。而且，“中华文化学家”似乎还没有被任何一位先贤所启用过，也算笔者的一点“创意”。
如何展现周汝昌的学术人生？如果变成对周先生著述的一种“注解”：何年出了第一本书，其意义如何；何年又出了第二本书，其价值安在……那也未免太笨了。以《 红楼梦 》研究的行迹为主线，而写出周先生的“人”，写出一种文化精神，写出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写出一种“意义”，是这本传记追求的目标。至于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当然需要读者的检验了。
写周先生的传记，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背景情况的了解。周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友和同事等，许多已经仙逝，而某些具体的事件和情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和态度，绝对“真实”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除了对一些硕果仅存的当事人作采访以求尽量客观之外，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从周先生的经历这一角度写，而且只从正面写。当然这样作也许会减少某种“深刻”和“趣味”，但限于我自己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了。
周先生很讨厌“洋式白话文”，推崇“运用传统汉字语文、诗赋的形态与精神”，而目前新潮的文风则和周先生的雅趣颇有距离，时兴一点俏皮再加一点甜腻的格调。我的笔触达不到周先生的词气渊雅曲折，也学不来时髦的华美俗艳，却还奢望既能得到周先生的首肯，又能不被市场所厌弃，想走走中间路线，不知自己的笔力能行到什么境界，也许竟是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吧。
在网上浏览时，读到《 中国艺术报 》第403期一篇署名商泽军的诗《 致周汝昌 》，颇有点意味。在此就先斩后奏，掠美转录于此，作为本书的一个“引子”（ 商先生如果看到了，请和我联系，当签赠两本拙著以表谢意 ）。

这是一竿竹子，摇曳在
文字筑成的
土壤里
这是一竿头白的竹子
那华发
那清瘦的面容
那聋去的耳朵
该是怎样特殊的竹子？
听不见风声的竹子
白头的竹子
那也是
像瘦金体一样
写意的竹子
这竿竹子
从《 红楼梦 》中逸出
在唐诗宋词里长叶
用墨汁浇灌的竹子啊
却浇出了白头！
① 石建国，1920年生，河北省滦县石矿调度室统计员。

2少年被绑票的经历

“周会长家的‘老先生’魁娃也被土匪劫作秧子了！”
这条消息在咸水沽正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此际的时间背景是中华民国廿六年，公历1937年。“劫秧子”就是被绑票，这是天津卫的方言土语。“老先生”则是当地对文化家庭中最幼小儿子的赞美性称呼，“老”与通常理解的字面意义恰相反，是指排行最末、年龄最幼小的意思，“先生”是对男子之尊称。寻味其词义演变来由，或者有生最小的孩子时父母年纪已经较为老大，也就是“老生子”的意义？有意思的是，这里并没有“少爷”、“小爷”一类称谓。
这个“魁娃”就是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红学大师周汝昌，时年十九岁。
周汝昌在少年时曾有一段被土匪绑票的传奇性经历。欲知这段经历的来龙去脉，当然先得“吊吊胃口”，追溯一下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渊源”了。周汝昌乳名魁，有时候也写作奎，出生于民国七年阴历戊午三月初四辰时，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1918年4月14日上午八时左右。出生地当然是天津老家咸水沽西头周家了—— 一所门楣榜有“春晖里”的院落。
那一辈的周家子弟，本来是单名，都用“三点水”的字，如湘、潇等等，很有诗的意境。后来可能是为了填写科举考试的名讳，改成了双名，第二字排“昌”。子弟起名，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都是从《 易经 》卦名而来。汝昌则还取意《 诗经 》，祖父给起了一个字叫“寿康”，名与字相关，即《 诗经·鲁颂·宫 》“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之意，“尔”当然就是“汝”，“臧”是善美之意，祝福小孙子能一生长寿安康，兴旺发达。后来祖父又赠一字曰“禹言”，出自《 尚书·大禹谟 》中“禹拜昌言”，周汝昌长大后，嫌与晚清名人丁汝昌字“禹廷”迹近模仿，改作“玉言”，是取《 诗经·大雅·民劳 》“王欲玉女（‘玉’意为‘玉成’，‘女’意同‘汝’ ）”句断章取义，表达努力成才的愿望。
这倒也是一种巧合，“玉言”似乎是一种“预言”，标示出周汝昌将以研究《 石头记 》，体会贾宝玉、林黛玉、妙玉的精神感情为毕生事业。从祖父给周汝昌起名赠字之典故来源，亦可见周汝昌的祖父是文史素养很高的人。
天津卫有七十二沽，就是七十二条水流，相应地，也就成了沽畔居民所在地域的称谓。在天津市与大沽海口正中间，古海河东南岸，有一条咸水沽，就是天津自古相沿的八大镇之一，乃交通要冲。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 读史方舆纪要 》中考证说，此处是南北朝、隋时之豆子。其实，豆子就是现在沽东端之“窦家岗”读音讹变。咸水沽在明朝属于河间府静海县。镇中有一座“老爷庙”（ 关帝庙 ），当年供桌上有口铁磬，上面铸有一行楷字：“大明嘉靖五年月河间府静海县咸水沽关圣帝庙”。到了清朝雍正六年或八年，才改属天津。
咸水沽是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市镇，魁娃是镇上商业会长周景颐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在家族大排行里则是第十五，也居末位，本家后辈称为“十五叔”。景颐会长本名梦薪——那一辈起名第一字用“梦”，字幼章，字是和其父的字相连属的，父亲名周铜，字印章。幼章是印章的独生子，但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名列第五。幼章和八堂侄考取清光绪末科秀才，“景颐”就是专为参加科举考试登录榜名而起的大名。周景颐的生母是周铜原配徐氏，但周汝昌没见过。周汝昌记忆中的奶奶，是徐氏死后周铜的续弦刘氏。这位刘奶奶是富家之女，但长相不佳，周铜不喜欢，夫妻感情冷淡。刘奶奶晚年缠绵病榻，周汝昌偶尔去看望，奶奶很高兴，周汝昌还记得已经说不清话的奶奶摸出一个苹果给自己。
周家是咸水沽的一个大户人家，族人众多，分居易爨，习惯上叫“东院里”、“西院里”、“北院里”……孩子们在院落里穿来穿去，跳跳蹦蹦，洋溢着很旺的人气。
周家是“养大船的”。养大船就是自己家有大木船，一艘，或者两三艘，在渤海作航运，运售东北三省的粮米和木材等物品。拥有海船，当然是财富和地位的一个标志。往上追溯，周家的先人是“担筐荷篓”从外地移民而来。周铜的兄长周锐，早先给镇上东头大户韩家船上做事，后来就挣得自己有了船，发起家来，逐渐成为镇上的“名门”望族。到后来，周家有了当地最大的船，号称“同和周家”。据刘国华《 古镇稗史 》（ 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中考述，周家有三艘海船，分别叫“登悠”、“双梯子”和“五百万”；河边也有了自己家的专用码头装卸货物，叫“同和码头”。
咸水沽的中心地带是“三里长街”，街两侧店铺栉比鳞次，商贾繁荣，周家在长街的最西头。周家的来历，从周锐、周铜往前推，已经历史烟云模糊，似乎是从江浙绍兴一带迁来的。周家的子弟，大多“北人南相”，身材容貌，不是北方的粗犷型，而是南方的清秀型，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就长得极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以至得了一个“周建人”的绰号。
周家大概天生有些文学艺术的基因，家里的子弟都能书善画，吹拉弹唱，管弦丝竹，在院落里不绝于耳。自从发家创业，周梦薪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当地的文化事业方面。这里自古是渔盐之地，读书的人不多，当时唯一一所私立小学，就是周梦薪策划经费，担任“校董”。对民间文艺更是热心扶持，逢年过节，高跷、秧歌、龙灯、法鼓，种种活动，都由他主持，出资购买衣装道具，组织表演，热闹非凡。做这些公益事业，既有一种服务乡梓的成就感，也满足了自己的天分爱好，他干得很是起劲。当然，周家的威信也就在乡里渐渐树立了起来。
周梦薪的这些作为，其实是由来有自，有血胤遗传的。周汝昌后来这样忆述自己的祖父周印章（ 周铜 ）：他命中有那么一个好哥哥（ 周锐 ），创了业，任凭他施为，从其所好，买些心爱的艺术品，虽然够不上古玩的级别，但也是房屋里摆得般般样样，琳琅满目，别有奇趣。他喜欢作兴民间歌舞，给各种耍会的买“行头”，买乐器，自己喜欢乐器，好听唱曲，也就支持“穷哥们”耍乐自娱。凡是乡镇这一等级的民间文艺活动，他总是独力支持的赞助者，如西头的“同乐高跷老会”等。他极爱音乐、工艺、书画、园林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可不是“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民间很不俗气的人。
祖、父遗泽，周家一族，辈辈出音乐能手，几乎人人都能拿得起一件乐器。乡下人讲“风水迷信”，有一个说法是：“老周家坟地，祖辈出吹觱捏眼儿的人。”每逢夏日晚凉，西院里周汝昌的八堂兄周紫登（ 名懋昌 ）常常召集弟兄子侄一群人，笙管笛箫，丝弦钟磬，登楼而合奏起来。
《 古镇稗史 》中说，周景颐五子分别叫震昌（ 字伯安 ）、祚昌（ 字福民 ）、泽昌（ 字雨仁 ）、祜昌（ 字屡易未定，后来顾随赠以“受百”、“寿白” ）、汝昌，都深受祖父周铜爱好文艺的影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二子祚昌是吹箫能手，箫一到他的手里，略一调停，立即妙音如缕，因此得一绰号，就叫“老箫”；三子泽昌，京胡的演奏技艺在沽上远近闻名，1949年后，沽上艺人京剧演员邵汉良回沽省亲，和沽上票友联袂演出京剧《 打渔杀家 》，主要的一个操琴伴奏者就是周泽昌。
咸水沽当地的水质是甜美滋润的，何以名“咸”？有一种传说是，咸水沽其实原名“涵水沽”，因为在海河东南岸，这块地方的河道形成一个大湾，水势颇盛大，涵水最多，故名。因为涵和咸两个字古代读音相同，时间长了，就讹“涵”为“咸”了。也许，临海就有渔盐之利，盐当然也有“咸”意了。
咸水沽这个明清古镇，距今二三十年前，镇上那个明朝嘉靖年间的关帝庙还在，庙前空地不大，四周是店铺，当中是个小小的集市，售卖食品杂物，人们叫“庙前头”。当年咸水沽遍地都是港汊溪流，芦苇草树，街镇南边是居民区，豆棚瓜架横曳竖立，房舍与菜圃稻畦相间为邻，油菜花一片金黄，稻花香里蛙声不断，古柳垂杨萧飒飘曳，号称“小江南”。这样的风物民情，配上周家楼阁上传出的弦管音乐歌唱，弥漫在悠悠古镇的时空中，当真让人恍然有五柳先生陶渊明“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潜《 五柳先生传 》）的幻觉。
周家子弟演唱的那所“楼阁”又是怎么个来历呢？
原来发了家的门户，当然是要置办房产土地的。周家的地产不少，可都是偏远地方的“草洼子”，并不能种植生产，只能打草作柴火。周汝昌在回忆录里幽默地说：“且说我家这个‘大地主’，从来未见过收租的一粒粮食，也没见过谁是佃户，因此只能叫做‘洼子主’。”（ 引自《 天·地·人·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后面引录不再一一注明。 ）房子也不少，有住宅有店铺，不过都是土房而没有瓦房。周家居住的土房大院堆满了从草洼子里打来的柴火，本来是谈不上什么美妙“景致”的，周印章的艺术天赋却在改造居住环境方面显示了出来，他把原有的高柳古槐都利用起来，在这儿垒两块石，那儿栽几丛花，就把铺子后面的一处“柴火园子”经营成了绿意葱茏花繁叶茂气象幽雅的大花园，又从老海河南边引来了一湾清清水流——俗语叫“吃水坑”，园内也有一带栏杆倾欹的木板桥，小土山上则耸立着一个六角小亭。在拱把成围的海棠果木树旁边，周印章又自己设计建起来一座两层木结构的小阁楼，还起了名叫“爽秋楼”和“旭升阁”，楼门上悬挂着附近数十村落父老乡亲赠送的横匾，题曰：积善之家。这座楼阁园林，成了京津一带的一处小小的名胜，即使后来已经颓圯，还引起大文人苦水词人顾羡季（ 顾随 ）、张伯驹和寇梦碧等的凭吊缅想，题写长短句——就是词——感叹流连。
周幼章三子泽昌之女周凤玲（ 1943年生 ）回忆周家旧园，给笔者写来数纸，摘录于下：
已是五十年代初，院子里像花园一样。那株古藤占满北面半个院子，枝叶浓密茂盛。它的主根直对北屋门前，屋前有很高的房台、台阶，走下来可以看到古藤是由几棵枝干拧在一起的，麻花一样地爬上架。四周的架子用木料搭成。地上四周用木栏杆围着，有出入门口。这株古藤，春天吐嫩芽，小叶是浅绿色的，开花时，一串串像葡萄一样往下垂。外面洋槐树也开一串串的白色花，但没藤萝花串密，浓浓的花香飘向院外，也是藕荷色，引来满院蜜蜂。开出的花放上白糖烙饼吃，又香又甜。等花落了，进入夏天，虽然叶子长大了，还是和其他树叶不同，总是浅绿色，叶子亮得闪闪发光。由于叶子都长大，显得更密、更厚。如外面下小雨，孩子们不愿呆在屋里，都在藤萝架下玩耍。秋天，一串串的花瓣都结出长长的像大豆角一样的果实，密密麻麻。到深秋时，“大豆角”自己就会爆开。夜深人静时，只听院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白天，我们用布缝的口袋去拣好多爆出的豆子。这种豆子真有意思，就像一个个大黑扣子，又圆又亮，光滑好玩儿，又像围棋子。
藤萝架前摆放一排花盆，不是泥盆，是瓷套盆，养着韭菜莲、万年青之类的花草，有开花的，也有四季常青的。还有一大盆百年铁树，花盆两人搂不过来，每年长出两层叶，像针一样尖，扎手。树身像鱼鳞一样，一层层特坚硬。听说它的叶子能治病。过去没医院，有谁得肺病吐血，就来讨铁树叶。到了冬天，几个人搬不动它，就在门坎上架一块木板，慢慢移到屋里，转年春天，又用同样办法移出来。父亲认为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非常爱护，按时浇水，一直养到“文革”。
北屋靠西边有一棵国槐，长成两层。上面朝上长，中间又长出一层，朝下长得像个大雨伞。西屋窗下的那棵国槐每年修剪，站在树底下，望不见天，小雨也不会漏雨。东屋那面有棵叫不上名字的树，春天开浅绿色小花，夏天结的果实像端午节包的小粽子，长出几个角来，是红色的，又像花椒。树皮光滑、干净，什么虫子也不生。原来南面的大荷花缸，里面开着粉红色荷花，以后便消了，还种了很多草花，各色都有。
隔开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瞻想望，当年周家子弟徜徉园中，登楼而咏而歌而演奏吹弹，那洋溢着浓郁艺术氛围的和美怡然之乐真是滋润文艺天分的好土壤好背景。周汝昌的“文艺细胞”就在这种浸淫中不知不觉得到了滋养发育。为了使读者对周汝昌家族的“文化远因”有更生动的了解和体会，笔者再转录张伯驹和寇梦碧题咏周家之园亭词作如下：
风入松·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
张伯驹①
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故家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栖鸦。寂寞诗书事业，沉沦渔钓生涯。
只今地变并人遐，旧梦溯兼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空馀、海浪淘沙。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
渡江云·酬敏庵兄
寇梦碧②
海闾沉断梦，来潮去夕，流尽旧声华。荆榛迷故里，三春芳事，凄剩烛房花。摩挲蠹壁，泪香销、古墨笼纱。怜旧燕，梁倾巢覆，乔木但栖鸦。
争夸。春晖第宅，秋爽池台，看千畦。又争知、百年胜迹，总付悲嗟。西山幻出红楼影，且梦游、休说无家。画图展，浑忘身在天涯。
周家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训民风的影响浸淫，乐善好施。那时过年，穷人最害怕，叫“年关”。周锐和周铜哥俩，每到大年三十晚，就派一个铺子里管事的（ 往往沾亲带故 ），带上好多吊制钱——就是俗叫“孔方兄”的清代铜钱，趁黑夜里不让别人知道，走遍全村，专寻那饥寒交迫的人家，悄悄从门缝隙口里把钱丢进院里，然后悄然离去。这种施恩于人而不让对方有受人恩惠之屈辱尴尬感觉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仁义”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尚与美好。
儒家，道家，佛家，还有“民家”（ 民间艺人 ），这些辉煌的中华文化传统，道德情愫，艺术陶冶，就这样通过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像不易察觉的涓涓细流一样，流淌进幼年周汝昌的血液里、心灵中。周汝昌曾回顾说，祖父传给自己的因子，一是酷爱艺术，包括文学、音乐、戏曲、表演、书画、园林、工艺；二是“人缘儿”，喜欢交朋友，谦恭随和，无论谈笑游宴，管弦聚会，民俗热闹，例如年时节令，迎神赛会……都踊跃参与，交游结识，乐在其中；三是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富于同情心，与人交往，抱一腔天真悃诚。
这些早期的传承习染，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学术研究、文章写作，不循常规之形式逻辑“论文型”，而能独具“文采风流”之“感悟型”的个性风貌之本根、源头和基因。
那么，周汝昌又怎么会被“劫秧子”遭遇绑票呢？
还得从父亲周幼章被推举为镇上的商会会长说起。原来进入民国后，有一年村镇实行村政普选，一个劣绅想当商会会长，就在选举时暗中作弊，收买选票，把选举搞成了假投票。不想“德先生”（ 民主 ）已逐渐进入民众意识，公众不愤，闹起来，直把状告到官府衙门。官府一看不妙，就发令推翻原来的虚假选举的结果，重新进行普选。说到普选场所，是在当地唯一的小学校旁边，搭了许多临时的席棚，让老百姓按地段分段投票。村民里有不识字不能书写的，由小学校选拔出书法优秀的学生代为书写选票，同时设有监察员在旁监视，杜绝了任何作弊的可能。周汝昌就是一个被学校选拔出来的“小写票员”，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能回想起当年选举时那如海河潮水般激昂高涨的公众情绪，激情场面，栩栩如生，恍在目前。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当选为商会会长的，就是周汝昌的父亲周幼章。
其实周幼章只是一个老书生，既缺乏政治素质，对商业营运也不擅长，但既然中过光绪末科的秀才，家里又是养船大户，且平日热心群众文化的组织活动，当然是被群众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公众人物”了。周幼章从心里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当时已经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政治动荡，乱兵横匪，时常骚扰地方，商家更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当商会会长就要应付各方，责任其实很大。周幼章知道自己被选，不禁连连叹气，写辞职报告，却辞不掉。以后年年写辞呈，写呈子的任务，就落到周汝昌身上。
周汝昌晚年回忆说：“当时托辞是患病日重，年衰不堪重任。这种辞呈，也不知写了多少次、份！父亲辞不下来，原因并非官府‘宠任’，实因公众不放。辞呈的批语，有一次是‘环顾该乡，众望所孚，实无第二人，尚期勉为其难，以维桑梓……’父亲受爱戴，一是公直不阿，二是清廉高尚，三是一心为人，不计利害。最拥护的除商民外，还有一批体力劳动人民（ 历史由来，此地乃海河码头，搬运行——脚行，颇有一定力量与影响 ）。父亲支持他们‘打牙税’（ 把派来的苛税员打跑了，不敢再来 ），反对劣绅的谋私行为。父亲还写状子控告某任天津县官的劣迹。这些都是商民最为传诵的话题。为全村抗争权益，包括抗摊派，抗勒索，这些‘呈文’，也是我写的多。父亲一生爱国，那时国产品稀少，他见我们的书上有上海三友实业社，是唯一的‘国货’百货大商店，便写信邮购，我小时候穿的布衣服，不少是‘三友’那儿来的。父亲的品德，培育了我。”（《 天·地·人·我 》；周幼章抗匪、“打牙税”等事迹，《 古镇稗史 》亦有记述。 ）
替父亲抄写辞呈，成了周汝昌的“课外作业”—— 这或许也是他后来成为书法大家的一种早期“因缘”吧。呈子是呈送天津县官府衙门的，用的是纸店印制的“白折”，没有行也没有格，但必须用小楷写得美观，体现出恭敬。前两年，呈子的内容主要是两项：一是陈述自己有病不能胜任会长职务请求免职，二是为拒绝交纳上峰加给地方的各种摊派捐税陈述理由。但到了周汝昌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周汝昌代父亲抄写的“呈子”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一是请求派兵，二是“具结”——为完成各种公派任务写保证书。
请兵是为了防卫土匪的抢掠。天津南郊区早就流传着四句口头禅：“沽出匪，沽窝匪，沽养匪——咸水沽抗匪。”原来从天津南郊小站往南一带，有一股专门绑票的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海下的各村镇，都向土匪交钱纳款，以求避免更大的侵害。这股土匪在各村都布有“眼线”，里勾外连，各村“自愿”筹出款项，交给“线人”转与票匪，线人当然也从中分红渔利。只有咸水沽的村民商贾，顽强“死硬”，不与土匪“应酬”，一文钱也不交纳。那个在选举中作弊的李姓劣绅，据说就是票匪的“线人”，却被村民商贾集体抗议告状，没有当成商会会长。咸水沽民风强悍，敢于抗匪，组织了“保卫团”，有步枪，还有二十九军抗日式的大刀，上面拖着红布刀穗，威风又威武。绑匪也“硬碰硬”，夜夜前来围攻，与保卫团对垒格斗，还真成了棋逢敌手的阵势。保卫团的卫士虽然勇敢，但天长日久，形势逐渐严重吃紧。周汝昌这样回顾当年的“战斗场面”：
提起那围攻，可真是惊心动魄！那时我虽值小学快要毕业之年，但久叹学运坎坷，经常“逃难”——逃的是败兵（军阀混战时期，败兵流窜横行，如虎如狼），逃土匪，也不知多少次了。这回到了围攻之日了，可真吓人：那时每天晚上刚刚擦黑，战斗就开始了，总是一枪领头，那一声长啸，划破死寂的夜空，然后，枪声越来越密，就像爆豆儿的锅，万声齐发！匪徒的“叫阵”和“喝彩”（说对方“好枪”！）之声，就近在咫尺——像在房后头！这样“前线”式的激战，总要持续到大半夜，方才盼到渐渐止息：匪攻已退。人们相互苦笑着说：“不容易呀——又活过一夜来！”
一个孤立无援的乡镇，自己组织起来保卫村落与土匪对抗，正气冲霄汉，意志薄云天，但总不能长年累月打“持久战”，大家合计，只有向附近驻军二十九军求援，请求派军驻村守卫。周会长写呈子请求驻军，写的雪片一般，周汝昌也就雪片一般地抄写。呈子终于起了作用，二十九军派来一个排，打了一两夜，发现不行，加派为一个连，一个配备一挺机关枪的连队。谁想一个连都不行！原来咸水沽地形狭长，绵延数里，北临老海河湾，南面有小道路口无数，都得防守，兵力分散，夜夜激战，攻势凶猛。幼年的周汝昌，就经历过无数个这样惊心动魄的夜晚。
后来二十九军有军事任务，驻军撤走了，咸水沽的村民没了辙。幸亏大家心齐，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筑土围子，把四面八方的小路口都堵死，这样才能解决防守人力火力分散的问题。在驻军撤走和土城建好的这一段时间，周幼章让妻儿躲避到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去，自己在村里主持防务，每夜借宿于不同的熟人家中。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地方，不但咸水沽，周围“七十二村”，都无限崇敬，数十村联名做了一块巨大的樟木牌匾送来，上面刻着“硕果苞桑”；咸水沽众商号则合送了一个大银盾，上面刻“智深勇沉”。
这种家庭的光荣和骄傲，当然会深深地贮隐于周汝昌的眼中心中，成了他后来为人处世的传统资源。对故乡人民的卓越表现，周汝昌也有美好记忆：“修围子可不是一件小动静。那时的一个唯一的可贵条件是万众心齐，心气儿往一起聚，团结异常，一切难题都能找出办法。此地的南面，大都是上好的‘园子’——种蔬菜、细耕作的‘棵把’（ 乡语，指的是青菜精品 ）园地。这一方的人，比较富裕，种‘园子’的多，再往开边去，那就是出产小站名稻的大片大片的碧绿水田。所说民户也不像真正的穷苦农村，没有十分贫苦之人。一旦说修围子，挖沟取土，围墙基地，几乎都占用这些园子地，毁了真叫人心疼。可是，那时多年磨炼的全镇商民，顾大局，急公好义，肯于牺牲个人利益，终其事没听到什么怨言或发生什么争执控讼，十分顺利地修起了相当坚强宏伟的一座‘小城’，规模甚是可观。那时，仅仅这一工程的始末原由，种种情事，人的智能才能，父老们常当作‘一部书’来讲给人听，真是比一部书还热闹，还好听。”
后来周汝昌在追求学问的历程中遇到坎坷困难时，也有这种心理积淀无形地鼓舞着他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像老家人们修筑起宏伟的“小城”一样，周汝昌则建起了他辉煌的学术文化之城。
周汝昌被绑票，被“劫秧子”，就发生在此后不久。“小城”修好了，土匪攻不进来，但在当时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天津郊区还有各种各样骚扰危害老百姓的日军、汉奸、“翻译”、高丽（ 朝鲜 ）浪人等等，特别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各种“杂牌军”，身上穿着或黑或黄的破烂制服，浑身邪气，窜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遭殃。咸水沽村镇在长期磨炼中，也练出了一套应付的办法：不管什么“杂牌”来了，全镇的商号约定，先给他们找住宿之处，供给三餐，各商号烙好白面大饼，一筐一筐地抬到“军营”去“劳军”。这样那些杂牌军也就不好意思乱抢乱来了。周汝昌回忆说：“我至今还仿佛闻得到那大筐的上好洋白面、香油大饼的扑鼻香味，我们也不是常能吃到的。”
可是有一次出了差错。那是从山东窜来一批着黄皮的，据说是“巡盐的”，这支杂牌军在吃了几天大饼招待后，把周幼章等商号头面人物叫来，说要一笔“盘缠”才能“告辞”。这些头面人物推举一个“能办事的”回去筹钱，却久无音信。军队生疑，一个耳光把商会会长打得帽子掉在地上，然后驱赶着他和大商号的头面人物等向小站方向跑。小站南正是绑票匪徒的老巢，听说多年打不下来的咸水沽的抗匪领头人被押解前来，匪徒头目李大成十分高兴，杂牌军被作为上宾款待，周幼章等则由乱军的人质成了土匪的俘虏。
咸水沽的百姓没有袖手旁观，积极筹款援救，经过种种曲折——匪首收了钱却不放人，让去送款领人质的经办人急得几乎跳河——周幼章终于被释放回家了。谁知周汝昌很快又阴差阳错地被劫了秧子。
起因是周汝昌去看望被释放的父亲。因为周幼章被放后不敢回家，在天津市内某处栖身。周汝昌得到消息，与一个姓孙的姨表兄和另一个姓李的“三大爷”（ 在周家兴盛时当过“书童” ）一起结伴去市内看望。当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一班小轮渡，当地习惯叫“小火轮儿”，每天早晨从咸水沽东头的关帝庙开航，走海河直接抵达金汤桥侧。周汝昌一行三人坐船前往。周汝昌后来回忆说：“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村树如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
谁知乐极生悲，船刚行到四里外的沽河湾一带，一声枪响，小火轮被迫停船，上来几个持枪的土匪，把所有男乘客全赶下船劫作秧子，编成双行纵队，小快步慢跑“急行军”，往东南方向驱赶。周汝昌是年轻的中学生，腿脚快捷轻便，跑起来不费力。那些年纪大的商人百姓，可就跑得气喘吁吁了。跑不了多久，听见背后一声枪响，原来是一个姓韩的医生，因为患有支气管炎跑不动，落到队伍后面，土匪以为他想逃脱报警，就把他给毙了。
跑到土匪的“安全地带”，匪徒停下来询问了解秧子的情况，那些没有油水可榨的小商人等就被释放了。周汝昌乘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周幼章之子，孙、李二人不过是同行，要他们无用，应该释放。土匪听说，以为这下子奇货可居，真把孙、李两人给放了。
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又到一荒凉处，再次休息，已经有某军警追赶剿捕之声，就在屋外经过。但我们被禁在黑室，大声不许出，紧张万分！可惜，追剿者没能发现此屋内大有‘文章’，过去了。匪人这才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抱着的希望（ 被发现救回 ），却破灭了。……唯我这个特殊的‘重点秧子’，继续南行，因为小队干的这笔‘生意’，总头目闻知大喜，就命令单把我送进大本营——子里去。我至今感谢他们赐我这个难得的‘旅游’机缘福分。与其说是押送，不如说是护送。一直往南，也不知走了多远，纵目皆是不毛之地，偶有小块浅水，满地盐卤白痕，光景奇特。最后，终于来到一片大‘湖’之边岸，这就是子了。坐上小船，被‘推’送到里寨，那儿有带枪的等着。这里有绿树了，有房舍了，我不知忌讳地张目玩赏。他们领我进入一间最深层的秘室——进去一看，吓了一跳：咸水沽的人！他们蜷坐于一炕上，都是上回被‘杂牌’软禁驱赶‘裹’到这儿来的。他们忽见我至，又惊又‘喜’，因为家父刚刚从那儿出来，我就‘鬼使神差’地来‘填空’了？万万想不到！”
这些先被关押的人，周汝昌记忆所及，有振华纸板厂姓李的厂长，一个当铺的山西籍的高级职员，还有两个有钱的财主忘了姓名，其中一个是当时咸水沽地区的公安局长。过了不久，李厂长和那个财主被赎回去了，剩下公安局长和当铺的山西人。
周汝昌在匪窝中，先有一个中级头目前来“看望”，态度和蔼，表现得好像是老朋友一样给予“照应”。周汝昌也天真地睁大眼睛正视，有点“无知所以无畏”的劲头。后来同被羁押的乡人告诫，以后千万不可再对视匪徒，只能低眉顺眼，因为对方忌讳被记住面容。大概因为年龄小，有来头，周汝昌开始被羁押时颇受优待，没有捆绑手，也没有蒙眼睛。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一天晚上，匪徒首领李大成的弟弟“二寨主”吃饱了饭来“查秧子”，知道周汝昌是周幼章的儿子，就勃然大怒，用木棒抽打周汝昌的腿，并责问看守的人为什么不蒙眼。原来匪帮所属的一只船在外面被军警发觉，蒙了损失，受了惊吓，匪徒怀疑是周幼章在外面“使坏”，所以就报复他儿子。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好像当时就有一个二级头目人劝解方罢。我从此像上磨的驴子一样，眼蒙得严严的。这时，方显那位山西同难者的仁心德意，他顷刻不离地照顾我，必须行动时，让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他缓步而行。他从不讲话。”
隔了些时日，才被去掉眼罩单独关押。可能真应了“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古话，这个单独看守周汝昌的人却一脸良民气色，对周汝昌很照顾关照，偶然有匪徒前来戏弄或找茬欺辱，他都出头保护，把来人赶走，夜里陪着周汝昌在一个单间炕上和衣而卧。这个人在周汝昌的记忆里，是身材不高而壮实，穿一身蓝布裤褂，腰间一把“盒子枪”，面貌气质，淳朴实诚，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极少说话，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周汝昌感觉到，这个人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敬佩的感情。
忽然有一夜，周汝昌被从梦中推醒，那位看守人说：“起来，有人接你来了，可以回去了。”态度仍然安详稳重。揉着惺忪迷蒙睡眼的少年，动作机械地跟着看守来到水边，还是那小船，上边已经有人在等候，上了船，有健壮的汉子蹚着齐腰的水，把船推出了子。周汝昌向一直陪伴自己的看守深深致谢，那个人回答说：“你出去了，给我买一个金表就行。”周汝昌问怎么捎给你呢，那个人说：“你提号就行。”
驾船者是和周幼章与土匪都有关系的人。周汝昌上了船，睡意全消，头脑也完全清醒了，抬头看满天灿烂的星斗，低头看自己身在其中顺水漂浮的行舟，自己读过的古代诗句如船下水流一般联翩浮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周汝昌心想，我最爱诗了，总想进入诗境，今夜今时，我才第一次懂得诗的境界……后来周汝昌作诗词研究和《 红楼梦 》研究比较注重心心相印的“赏会”，而不喜欢西方手术刀式的逻辑分析，诗词创作成了他毕生的“游戏”，可能都与这早年经历的特殊“诗境”有一种冥冥中的关系。
回家与家人重逢聚首的悲欢，家人察看腿上被打的青痕，自己讲述在子里听见枪声，匪徒枪毙了一个熟识的老乡，因为他是被土匪认为可疑的秧子……还有一位在周家开木匠铺的吕福生师傅的哥哥，不知为什么老被匪徒裸背鞭打，自己向匪徒替吕大哥说了许多好话，以知情人的资格告知他的真实身份，并非“可疑分子”，吕大哥幸得活命……这都是后话了。周汝昌后来感慨说：“使我最感动最不能忘怀的，仍然是由于家父的为人，识与不识，都表现出异常的敬重，几乎是处处有‘贵人’暗中相助，有‘福星’解难消灾。这是什么珠宝金财也换不来的群众的真情至感。”
有趣的是，周汝昌到了八十多岁，有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及自己平生治学，虽然历程坎坷，遭到一些误解和攻讦，但自己命中也总有“贵人”出现，总会有并不相识的人出来替自己辩护，打抱不平，说明情况，讲清道理，使被误解曲解的学术公案大白于天下……

3琴心剑胆话津门

周汝昌体形清秀，从小喜静不喜动。小时候的周汝昌，生得还真有些惹人喜爱。亲友经常夸赞这孩子“像个闺女！”（ 当地乡语不使用“姑娘”一词 ）“比大闺女还文气！”因为他生得细皮嫩肉，白净整洁，而举止行动又安详腼腆，文绉绉的。另外就是已经显示出超乎一般孩子的聪慧，和当地的村野顽童大为不同。家里的父母兄弟倒没有太敏感和在意，但西院里那位工书善画、才气豪迈的八堂兄周紫登，却一见了人就情不自禁地称赞这位小堂弟：“这小孩聪明！”周汝昌那时就喜欢弹拨乐器，笙、笛、鼓钹、胡琴、月琴、三弦……样样能行。又爱画画，小时候就用石笔、铅笔到处画，有时画“天官赐福”，把青砖地板上画得琳琅满目。上了小学、初中，音乐课和图画课都如鱼得水，可是一上体育课，就“露怯”了，不管是游戏、体操还是球类，都丝毫没有兴趣。不过，周汝昌从小喜欢“小人书”，心慕武侠故事，早就渴望自己有一口“宝剑”，因而喜欢传统的武术，也学过一点，长大后自己还备有一口剑，虽然不会什么套路，却喜欢兴致来了就舞弄一番，颇能得“闻鸡起舞”的意境——有点像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意的气象。
古代文人，讲究琴棋书画四大雅事，要文武双全，则又添了剑术。周汝昌从小遗传音乐天赋，后来还粉墨登场当过戏曲“票友”，长大后以书法名家，绘画丹青也来得几笔，十几岁时就给人画折扇扇面，像《 红楼梦 》里贾宝玉画了画送给薛蟠作生日礼物一般。而对于剑，则特别欣赏杜子美（ 杜甫 ）名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夜宴左氏庄 》）的意境。他沉醉于古代书生常说的“书剑飘零”的境界——就是飘零也显得那么风流潇洒，不是一般凡庸俗物。因此，他先后买了三把剑，其中一把是龙泉剑，木头剑鞘，黄铜凿花护饰，钢与木都是本色的，剑不电镀，鞘不抹漆，不贼光刺目，挂在墙上，大红丝穗横曳，那斜悬的剑姿，让人产生一些唐人传奇中剑侠飞檐走壁的神秘美妙联想。
周汝昌其实没有赶上周家兴盛期的“富贵”，上小学时，周家就已经衰败，“咸水沽西头老周家”开的店铺，什么同和、同源、同达（ 经营米粮、酱园、烧酒等买卖 ），一个一个关闭了（ 咸水沽今仍有“同源里”胡同，乃周家祖辈遗迹 ），家中海船最主要的一艘名叫“登悠”的也遭遇事故不幸在海中沉没了，经济官司也败诉了。
周汝昌现年八十多岁的姨表兄孙振义，至今还经常念叨起当年周家衰败的预兆：海下各村落凡养船的人家，每到年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用一根高杆挑起点一盏“天灯”——据说是为姜子牙准备的，年三十晚上，诸神归位，只有姜子牙无位可归，只有宿于天灯；或者是用红布制作的“大鳌鱼”—— 是一种看风旗，木头雕刻成龙头（ 即鳌头 ）的形状，身子部分则是一条大红布，在空中飘扬飞舞。周家的大鳌鱼制作得宏大壮丽，整匹的大红布，十几米高的楠木旗杆，远在数里地外就能遥遥地看到。可是有一年的某一天，并没有大风，大旗杆却忽然自己从中部拦腰断裂，大红布和鳌鱼头颓然坠地！
周家败落了，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不至于到衣食不继的地步。周汝昌虚岁九岁（ 1926 ）才入咸水沽小学，因为他是家人疼惜的幼子，又生性腼腆怯弱，怕见生人。小学岁月留下的印象，是三件事：一是反对日本人侵略，抵制日货，反对《 二十一条 》① ，上街游行；二是闹兵荒，各种乱军败兵，一会是奉军，一会是各种杂牌军，来了就占用学校校舍，学生只有被迫放假，经常停课，一停起来就没有了时日；三是逃土匪和绑票。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习。有一年，还因为逃难而到离老宅颇远的一个陌生的小学里借读。小学阶段的学习，就这样磕磕碰碰、对对付付、七断八续地上完了。
腼腆的孩子往往是颖慧的。周汝昌从小有聪慧之誉，记忆力好，领悟力强。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排行榜，都是“铁第一”。不过这种聪明偏重于一种悟性的智能。《 红楼梦 》里的林黛玉曾对贾宝玉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周汝昌也几乎有“过目成诵”的本事，简单的文章，读一两遍能背出一半多，难的文章可到三分之一。如一篇《 滕王阁序 》，默读三遍，就能背诵下来。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有两次上几何课，老师在黑板上偶然“卡”住了，就叫周汝昌上来演算解答。周汝昌上了讲台，在黑板上三下五除二地列出几个式子，很快就把难题给解答了。
但说来也怪，周汝昌却很难记住一个“公历”的纪年，而只能记住“贞观年”“康熙年”等等。他平生爱诗迷词，可是对那些人人传诵的名篇却大抵只能背诵几个断句，总也记不住全篇。琴棋书画四大雅事中，只对下棋难以入窍，一旦对局定输不赢。数理化的功课虽然从小学起门门考100分，但一到高中，对那些只有“资料”、“逻辑”的课程就日益失去了热情，分数渐渐下降，兴趣也越来越淡薄了。
周汝昌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失利”：那位称赞他聪明的八堂兄周紫登曾是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有一回为了显示自己这个堂兄弟的超常智力，把他从低年级教室叫到他任教的高年级的课堂去，还有另一个聪明学生同班的姓赵的同学，校长命令两个学生立即读一段指定的文章，给几分钟的时限，然后当场背诵给大家听。结果，赵姓同学完成了考验，周汝昌却没有全背诵出来。当然，校长八堂兄并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向学生们替周汝昌圆场说，他讲历史入了神，却忘记了背书。而周汝昌自己，也没有感到惭愧内疚，心想让我背高年级的文言文，深奥难懂，我死背它有什么用？
周汝昌对于“卖弄”、“好胜”、“竞争”一类场面上的“光荣”没有兴趣。他自负聪明之处是领悟能力胜过别人，比如说，一看就入，一学就会，一学就透……周汝昌的聪明让学校的教师们青目有加，到虚岁十五岁小学毕业时，当时的老校长陈先生带他去参加天津各小学举办的“会考”以“为校争光”。结果，各门课都成绩优异，谁知在一道答题上跌了跤：问日月食的“三方”位置，不知怎么一走神，给弄错了！因此失去了当状元魁首的荣誉。
1932年周汝昌小学毕业，次年考入天津市河北大经路北端的觉（ 读作“教” ）民中学初中。这所学校是河北省的一些先生办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和京东各县乡下，而很少有天津卫的阔家子弟。学校收费很低，十分省钱，生活俭朴，校风朴实，甚至有点“村”气。校规管理十分严格，学生对“老管儿”（ 舍监 ）如老鼠怕猫，到校外必须请假，擅出校门记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这所学校其实就是一种“读死书”的“应试教育”，没有课外读物，气氛沉闷单调。
但它也有特点，数学和英文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数学课程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学等都采用英文原版外国教科书；英文课则除了普通英语教材外，又另设文法、作文两门专业课。这培养了周汝昌对英语的喜爱，他的英语在这所学校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周汝昌此时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几乎像个小老头儿，埋头学习，心无旁骛，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大考列榜，总平均分数98.89，从来没有低过97分。
可能是受商人家风的影响，周幼章把小学毕业的孩子祚昌和泽昌分别送往木行、铁号去当学徒（ 长子震昌学德文，成绩优异，但早逝 ），后来接受一位亲戚（ 姓李，周汝昌叫他“老姑丈”，是早期南开学生，周恩来的同窗和契友 ）的竭力敦促和劝说，才从四子祜昌开始去上中学，读大学。周祜昌、周汝昌兄弟都接受了大学教育，而前面的两个哥哥则没有这样幸运。
这是一段“读死书”的生活。不过对周汝昌来说，已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的四哥经常给他带来一些新鲜的少年读物，有茅盾等当日已成名作家的作品，有《 木偶奇遇记 》、《 阿丽丝漫游奇境记 》，还有中英文对照的外国名著……周汝昌的文学天分受到了启蒙，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作业外，开始初步的文学习作，吟诗填词。
不过，整天被关在校园里，对活生生的少年来说，还是闷得发慌，实在难受了，只能到“大门洞”内站一站，向校门外张望。校门外是一大片空场地，每天有二十九军的士兵来练大刀。那是有名的大刀队，后来令侵略者闻风丧胆。周汝昌等中学生看着那些练大刀的士兵，大刀环头上有红布为刀穗，气象雄壮威武，很令少年人怦然心动。那一个一个的壮士，远远望去，只见都是红面大汉，威风凛凛，剽悍英武，个个皆熊虎之士！周汝昌年幼的心灵上，不由得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同时，他的心中也分明意识到，大刀练得殷勤，说明国家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紧迫了。
周汝昌作为一个由小学进入中学的少年，在当时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脱离了日常生活和学习的政治言行，但一种国家面临危亡的时代的思想感情氛围，却十分深刻地影响着敏感的少年人的心灵。更突出的，是周汝昌的文学天分已经显露，在觉民中学的初中三年，他开始作诗填词，写文章，有一篇文章还在一个报纸上发表，“稿酬”是一本书。
1935年夏，周汝昌于天津觉民中学初中毕业，秋天，以录取榜上名列第二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因为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榜，都是第一名，领奖学金，习惯了老师青目、同学羡慕的“待遇”，这次升学考试却只是第二名，虽然也获得奖学金，周汝昌还是感到遭受了奇耻大辱。但事后想，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此不再那么重视分数和名次，而转向了课本知识以外的广阔的文化领域。
南开中学可与觉民中学不同，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校风的开放活泼，学术气味的浓郁，都超出了一个中学的规模，而有小学府的气象。特别是校门外的书店，中外文学书籍和期刊，应有尽有，时常更新。青年人的求知欲和爱好文史的天性得到了满足，周汝昌杂览博读，除自己订阅了两种英文期刊和《 中学生 》杂志外，当日正流行的一些名作家文集如冰心的小说散文，英文原版文学名著如《 爱的教育 》，精刻本的《 梦窗集 》（ 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集 ）等古典文学作品……都兼收并蓄。
学校此时已试行分理科和文科组，周汝昌选了文科，他已经感受到自己的性之所近是在文史哲。周汝昌的英文水平也在突飞猛进，参加学校组织的英文翻译比赛，得到奖牌、银盾，奖牌上面有皮质的佩带，可以挂在腰上。
周家至今还保存着一个紫铜奖牌，不过皮带没有了。铜牌的正面，两边雕刻着火炬，中间靠下方是一口钟的图案，斜向左，钟内的铃铛鼻正击在左壁上，让人感觉仿佛能听到响声。钟下方是一丛花叶，钟上方则一行横斜排列的四个字：业精于勤。再往上，正中间是一个大篆字：奖。奖牌的背面，一共五行字排列：第一行是“英文翻译比赛”六个字，铸印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二行是“第二名”三个字，也是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三行是“周汝昌”三个字，刀刻的阴文。第四行是“南开中学奖”五个字，凹方格内凸字。第五行是“凤祥金店”四个字，小凹字。还有一个放在玻璃盒罩内的小银盾，则在“文革”中不知去向了。
这时，他对何其芳的散文诗《 画梦录 》十分入迷，《 画梦录 》当时刚得了奖，报纸传媒广为报道，正是少年男女们的最爱。多少年后，周汝昌还记得自己一读之下立刻倾倒，欢喜无限，为那纯美纯情的文字所感动，特别记得其中有几句话，大意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 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这真是贾宝玉的语言，让人感叹不已，回肠荡气！这种早年的喜好倾向，与周汝昌后来研究《 红楼梦 》和古典诗词特别能“入境”、能“心心相印”，也有一种微妙的联系。用曹雪芹的独特话语说，这种种因缘，都昭示着“正邪二气所赋之人”的气禀资质。
周汝昌一进校门，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你来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刚走了。这些当时的文学明星曾在这所中学里讲过课，南开中学的文学气氛也可见一斑了。周汝昌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自然如鱼得水，文学活动很快展开，主要在三个方面：研读宋词，写散文、论文，练习中英文对译，如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写散文摹仿《 画梦录 》，也写研究性的文史论文，这些初步的成果有的曾刊登在《 南开高中 》上。他填写的词也在校刊上发表过。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词呈送教国文的孟志荪先生，这位很受学生欢迎的孟先生在周汝昌的诗词卷后题了两句：“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可见，此时周汝昌写的诗词已经有相当水平。下面是当年的两首习作：
浣溪沙
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
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痕。闲挑寂寞倚黄昏。
瑶 华
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便何用、鱼书先寄。惟只愁暗识浓荫，密缀漫枝青子。
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
这种糅和着青春美韵和迷惘的婉约词及《 画梦录 》这样的散文，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又痴迷文史的少年人心灵心象的自然流露，但也与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构成潜在的冲突。日本人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愈来愈猖獗，但南京政府的退让和“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国民尤其是青年的愤激。一个寒假，南开中学的一小群学生放弃了回家过年，南下请愿。铁路局不让这些孩子上车，他们就步行，走了整整一夜，清晨才走到杨柳青。周汝昌记得，找到一个小学校去打尖休息，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厚厚的“霜雪”……
后来，周汝昌这一年级的高中学生，在天津附近的韩柳墅当了“学生兵”。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负责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剃了头，穿上灰色的军装，发给真枪，但没有配备实弹，整天在空阔的野地上学习打野战，还真学了不少军事技能，如“散兵线”一类，都能熟练操作了。那还真有点辛稼轩（ 辛弃疾 ） 《 破阵子 》和岳飞《 满江红 》词里的意境：“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对青年人的体魄、意志和爱国心，这种军训当然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饭量也变为大得惊人，一顿饭能吃六个大卷子，周汝昌后来告诉家里人，家人都不敢相信。
到了卢沟桥事变① 前夕，战火真要逼到眼前，但暂时还不需要真让学生兵参战，二十九军就把这个中学生组成的青年军营解散了。长官把大家集中到操场，宣布因为侵略者逼近，为了同学们长远的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这些学生当然心中百感交集，不由得泪随声下。周汝昌到了耄耋之年，提起当年的情景，还说，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爱国，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并赋诗说：“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胸志慨慷。深夜步行期抗战，敞衣曾结满襟霜。”
浓郁的爱国之情怀感受，是那一个年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在和平年代长大、在市场经济氛围中生活的当代青少年也许不能感同身受，体会“刻骨铭心”四个字的感情分量。很快，七七事变发生，南开中学解散停办，周汝昌失学在家，只有读书自修。而第一章所述的遭遇绑票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年夏天失学回家后不久。
国家的命运，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周汝昌在这种家国动荡不安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对文学文化的追求，仍然主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研习，诗词、散文、论文写作，以及中英文的对译上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比如1937年5月，汉译英林语堂的《 白日梦 》，就发表于《 南开高中 》第2卷第4期。剑胆琴心，文情艺韵，交织在一个青年的身心成长发育中，为日后的文化学术事业奠定着最初的基础。

4“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

此后在家自修一年多，到了1938年秋，周汝昌又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高中继续中断的学业。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当时被简称作“工商附中”。之所以选这所学校，是因为1936年日军炮轰南开，学校被封闭，为了考大学，必须有高中毕业的学历，周幼章就为儿子挑选了这所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中学。
1939年夏周汝昌从工商附中毕业离校，秋天，去北平报考燕京大学。当年的考场在北平东城的育英中学，无数学子——花花绿绿的少年男女，都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和过去科举时代的士子们“十载寒窗，下场一试”的情形有些相似。周汝昌是自信和底气充足的，在心里说：你们别神气，回头咱们到考场上见高低，看谁是当今天下英杰！考试结果出来，果然周汝昌以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大魁天下”！他考入了西语系。
可是，这一年天津发了大水，周汝昌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到第二年才正式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办理入校注册时，工作人员对周汝昌说，你可以算三九届，也可以算四○届，两个学号你自己选吧。要哪一个呢？周汝昌灵机一动，心想四○是个整数，五十年后要由四○届的出纪念册，燕京大学的校庆大典不可错过，就回答说：我选四○。四○○六二—— 这就是周汝昌当年的学号。
其实，入学就读之前，也就是天津发大水的日子里，对周汝昌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在1940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履行了“洞房花烛”的人生礼仪。
周汝昌的婚姻可以说是“半包办婚姻”。即形式上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但新郎与新娘也是早已认识的同乡人，并非“青梅竹马”，彼此也没有十分不情愿的反感。周汝昌的夫人名毛淑仁，字芝仙，号岫眉，生于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日，比周汝昌小六岁。其先世是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人，迁居天津上郭庄，在咸水沽以西二十多里。毛淑仁的父亲名毛仙洲，在天津市开设过松竹斋南纸局，两家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当然，旧时重男轻女，毛淑仁只高小毕业，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也算识文断字了。毛仙洲因逃匪患，携家避居到因抗匪出名而有安全感的咸水沽，因此周汝昌与毛淑仁在未婚前已经识面—— 但并无感情交流。从笔者与老年周夫人的几次接触印象，以及保留下来的周夫人青年时的照片看，毛淑仁虽不是什么大美人，却也算得明眸皓齿，五官周正，身体健康壮实。
那么，周汝昌是否还有过其他的“风流韵事”？
在结婚之前，童年少年时代，周汝昌有过“像是爱情”的故事段子。
有一次，随母亲到外家（ 乡下叫住姥家 ），外家对姑奶奶和她的孩子是十分恭奉周到的。一天，见母亲应酬亲友时无人带魁娃（ 周汝昌 ），就请来一位小姑娘陪着他玩。小姑娘也只有十岁出头，和气亲切而天真大方。魁娃兄弟五人，却没有姊妹，第一次由一个女孩子陪带，内心立刻产生了一种敏锐深刻的感受，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快乐感觉。玩了大半日，到晚饭时，小姑娘告辞回家，剩下魁娃一个人，立刻感到强烈的孤独，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感油然而生，心里还盼望她能再来，可是大人们说她家里忙，不能再来了，让魁娃大失所望，怅然无味。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到能读《 红楼梦 》了，看见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奇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见了男子就觉得浊臭逼人……感到真和自己少年时的经历感受有一脉相通之处。读到贾宝玉因送秦可卿出殡到郊外农家，看见一个村女二丫头，给宝玉和秦钟示范纺车的操作，后来离开时，宝玉在车中看见二丫头抱着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在说笑，“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看到这里，周汝昌就联想到自己在姥姥家陪自己玩了半天的那个小女孩走后，自己的那种惘然若失的况味，对曹雪芹生动地写出“真话真事”十分佩服。
到了青少年时代，周汝昌也只能偶然瞥见邻舍的闺女因事外出——没事是不能满处乱跑的，看见那背梳着大辫子身穿朴素合体的短褂长裤——那已经是改良革新后的装束，看那文雅而有教养的行走的姿态风度，感觉到一种风度和风韵的美，并不是只单盯着脸面的漂亮。但即使这样的单纯的“审美”也是机会很少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出生地春晖里老院斜对门住的一个闺女，从不见她出来，只有偶然推门把洗衣盆里的水向门外空地上泼洒时，才露出半身红衣，而如果瞧见有人在哪家门口站着，就立刻闪身进去。越是这样，越让人有一种“惊鸿一瞥”之美的感受而怡然心动。
周汝昌的青年时代，虽然已经有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在新旧转型的初期，男女大防的老规矩为大多数家庭所遵守。尤其在乡镇居住的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是基本上没有自由接触机会的，正是由于这种隔离，才使青少年男女一旦有一点接触，就会产生“一见钟情”的情感波澜。
周汝昌在遭遇绑票前后，与一个表妹发生过一段“恋爱”故事。这个表妹叫李存荣，是舅舅小老婆的女儿，也就是《 红楼梦 》中所谓“庶出”。小时候见面的机会原本不多，后来舅舅家也迁到了咸水沽，来往就多了。在那种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很少的环境里，来往多，自然彼此就发生了相悦的情愫。
周汝昌这样评述自己的这段情感经历：在我，恐怕还只是一种感情。在她，如何感觉，我无法代拟，如果妄猜，也许真的是有爱情的成分。因为我那时的家庭门第，本人的相貌才情，在一方是相当出名的，她心里看中了我，应非无故，实为诚情真意。她并不“好看”，但为人聪明伶俐，也富有风趣。文化不甚高，也只是小学程度。但我本无狂心妄想，妄欲攀一绝代美人，或名门才女……毫无此类奢望。加上时值沦陷，精神痛苦之至，心想此生不知何日能得翻天覆地的环境巨变，年龄已大了，彼此尚能相投，做个终身伴侣，也就蛮好了。这不是我自高身份，对表妹是“屈就”了，其实当时也无心计较，也没有“挑选”的杂念。儿女彼此有意，双方的家长也顺水推舟。日月不居，感情渐渐积厚，似乎已经再无其他想法和变故了。但我今日“客观”地想，老实地说，这就叫“爱情”吗？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本无诚意，是在随缘行事……不，并不是那样，我当时是很真心的。
这段姻缘最后没有成功，是因为周汝昌遭遇绑票事故后，心理发生了变化，只觉得出生入死，一条命已是两条命，过去的一切都有隔世之感，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感，压倒了一切。表妹在周汝昌从匪窝脱险后，不断来信慰问，可是在异常心境中的周汝昌，竟不知该如何回信……后来父亲提出婚事该办了，说：“你们的事，也该办了——都不小了。”周汝昌却回答：“我还有志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父亲见儿子这样说，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却也不由得面露喜色，家长当然是希望子弟“有志气，有出息”的。从内心本意来说，周汝昌只是想将婚期延缓，并不是要悔婚。
但消息传到表妹家，却都理解为周汝昌已经“背盟”，“不要她了”，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表妹的姑母——也是周汝昌的姨母 ——问表妹你们有过了那种事吗？表妹回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表妹当然恨周汝昌，姻缘就这样断绝了。这段故事后来的结局，是不久后表妹受了一个男子的引诱而私奔到天津，舅舅感到耻辱，竟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再往后，表妹的去向是完全不知晓了。周汝昌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害了她。假若真像佛家说的，人有来生，或在另一‘世界’，还会得见平生亲故，那时见了表妹。我愿向她伏身请罪。”
周汝昌的情感与婚恋经历也投射到他对《 红楼梦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理解上，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有生理的、伦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分工互助的、氏族传宗接代的等多种多层的因素和需要在起作用，是古老中国真正“男女关系”的基石。当时并没有时兴“结婚”这种说法，都只说“成家”。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爱情”观念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其实只有传奇和个案，在生活中不占主导，因为青年男女自由接触的几率其实很小。即使到了南开高中，也是男女分校的。男女同学只有在化学楼扇面形阶梯教室上大课才在一起，女同学坐在后面几排，与男同学离得远远的。南开女中的学生都穿统一的校服，一律是“藕荷”色，十分悦目耀眼，男生远远地望见，不免情动于中，有的形诸咏叹，说女生的衣服如同晚霞一般美丽，有的曼声长吟：“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
《 红楼梦 》中写的正是大家族的公子贾宝玉和两个表妹林黛玉、史湘云及一个表姐薛宝钗的婚恋三部曲，都是近亲中发生的机缘，因为当时少男少女并没有社交的机会。贾蔷和龄官，柳湘莲和尤三姐，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巧合性，司棋和潘又安，也是表姐与表弟相恋，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不是一回事。大概贾芸和小红，倒有一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意味。《 红楼梦 》的出现，正是包含对这个重大人生问题开始思索、寻求、困惑、悲悯、解悟的“情书”，是古今独一无二的一部奇书。
周汝昌与毛淑仁的“洞房花烛”，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
天津沽上的婚姻礼仪，新娘子大都是要坐轿的。津沽人有句俏皮话：“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坐两次轿，那就是“后婚”了。当然也有坐马车的，但最庄重的，还是坐轿。当时咸水沽以租赁花轿为业的有好几家，其中最漂亮、最齐全的是范家的花轿。范家的花轿，规制大，看起来气派华贵。金色的轿顶闪闪发光，轿围子则是红色彩绣的，还垂着穗头，挂着珠子。座轿两边有两根长长的红轿杠，抬轿时在轿杠四头拴上四根红色横杠，由八个轿夫抬起，即所谓“八抬大轿”。大轿里面是方形的小轿，名叫“轿心子”。“轿心子”里边放上凳子，供押轿的童子和新娘乘坐。范家花轿还准备有金瓜、月斧、朝天凳等所谓“半副銮驾”，凤冠霞帔，灯笼亮子，等等一应俱全，一切按照皇姑出嫁的打扮和仪仗。虽然到了民国，皇帝家的豪华还是人们心向往之的。
沽上的结婚习俗，有直娶和旧娶两种。直娶就是当天把新娘接过来拜堂成亲，而在此前已经过完女方的嫁妆了。旧娶则因为娘家远，要就近打下处，三天前就把新娘接过来。这三天内，闹喜，逗新媳妇，十分热闹。三天前的新娘在娘家一般就只吃栗子鸡蛋，据说吃了栗子鸡蛋人不感到饿，同时很少结大便，这样新娘在三天内都很少上厕所，避免了老上厕所的尴尬。
结婚那天，新郎家租赁的花轿出发前要找一个小童男押轿，据说可以避邪气。童男在上轿前还要拿一面镜子，在花轿里照一照，这是为了驱逐轿里可能藏着的狐妖花邪柳怪。新娘的轿子抬到婆家门口停下来，这叫压压性子。从门口到拜天地的堂屋，院路铺红毡地毯，因为要“脚不沾尘”。
抬轿的要把大轿内的小方轿抬到院内，这叫“掐轿心子”。新娘蒙着盖头，由陪房——娘家带来的陪伴新娘的女人，《 红楼梦 》里的太太、奶奶每人都有好几家陪房，如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和婆家的嫂子搀着，下小方轿进入堂屋拜天地。新娘下轿时，新郎还要用戏曲中道具一般的弓箭朝着新娘射一下，据说是为震慑邪祟，也为了煞一下新娘的威风。
新郎和新娘在堂屋拜天地，司仪高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进入洞房”。夫妻入洞房后并排而坐，叫坐帐。这时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身披大红绸的新郎，手持一支秤杆给新娘挑去盖头，口里还要说：“秤杆秤砣本姓刘，我给新人挑盖头。”周汝昌晚年在一个《 百年婚恋 》的电视节目里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我早就认识新娘子，两家就住一条街，轿子只抬着在街上象征性地转了一圈，揭盖头也纯粹是仪式，并不是揭开盖头我才知道她是不是个大美人。这当然不是“旧娶”而是“直娶”了。笔者这里的描述是根据《 古镇稗史 》的记载，书中也说：“这是当年咸水沽镇结婚的大概习俗。镇东、镇西、围子里、围子外多少有些差别，一个地方一个样嘛。”
周汝昌与毛淑仁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两人从此携手走过一生，育有两子三女，夫妻白头到老。毛淑仁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操持家务，养育子女，1952年随周汝昌去四川，曾是成都市妇联的积极分子，回到北京，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装订工厂工作过，是一个气质外向颇为能干的天津女子，并不是柔弱类型。周汝昌一生痴迷于读书做学问，基本上不管家务事，挣了钱也交给妻子掌管，柴米油盐的日常生计安排和管教子女的事都是毛淑仁主持筹办。当日离科举时代尚未行远，男子结婚洞房花烛，又称“小登科”，“大登科”那当然是指考取进士、状元，蟾宫折桂了。这就是旧时男子一生的两件最大的喜事，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周汝昌刚以头名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西语系，又喜结良缘，倒是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两句俗语了。

5听母亲讲《 红楼梦》

一直还没有细表周汝昌的母亲。母亲叫李彩凤，生于清光绪三年（ 1877 ）农历四月初九，是距咸水沽不远的北羊码头人，家里是当地养船的大户，颇为富有。她的父亲也是勤劳奋斗而发家致富，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家务活，包括针线活计和下厨烹饪一概不会。但她赋性聪明伶俐，性情和蔼而让人疼爱，到了老年，更显得慈眉善目，大家甚至开玩笑说她是不是如来佛托生的——因为传说四月初八是如来佛的生日，与李彩凤的生日只差一天。她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芳龄二十岁时嫁到周家，娘家的财产在父亲去世后就归了父亲的一个侄子，不过周家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娘家对她仍然十分尊敬，每次回娘家都被当作贵客款待。
李彩凤虽然是富家的独生女，但没赶上有女子学校的时代，未能接受正式教育。不过，她年幼时听到堂兄弟们的朗朗读书声，打心眼里深深羡慕，常常偷听他们念书，模仿他们朗诵诗圣杜甫五言律诗的声调——那种北方口音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一番发愤自修，最后竟也学到能看懂一般的小说、唱本，还能学着唱戏台上的唱腔。
对母亲，周汝昌只有一些片断的记忆：每天晚上自己和三哥、四哥一起，琴笛笙箫，一时合奏，一时单演，有时还即席“创作”唱词，仿相声，模仿亲友的说话特点，夸张笑谑，逗得母亲笑声不断，真是天伦之乐融融。母亲平日极少外出，只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去过本家的一个侄孙辈家里。那人叫周大智，也许当时母亲到他家是看望他的一个什么长辈吧。记得娘为了出门，还专门找出一副新腿带换上。腿带是织的，三寸来宽，两头织成丝穗状，是扎裤脚用的。那年月不分男女，裤脚都要扎起来，不能“散脚”，散裤脚是没有教养的，很不雅观，受人嘲笑。母亲这副特殊的腿带要配上合适的出门衣裳，颜色搭配得很好。
在周汝昌的记忆里，父亲的炕桌上有一部《 三国演义 》，而母亲的奁箱中有一套《 红楼梦 》。
父亲的《 三国演义 》，里面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周汝昌经常翻看，欣赏那铁画银勾的白描版画式的工笔画。父亲见了，就到西邻的文华书局给小儿子买了一套世界书局编的通俗节本小《 三国演义 》，装帧版式也都很可爱。
那时一般的男孩子，大多会有一段痴迷《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封神榜 》和《 七侠五义 》之类英雄传奇和武侠神魔小说的历程，他们热衷于给英雄好汉排座次，如“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或者津津乐道于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都不如北侠欧阳春武艺高强……就像今日的青少年会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什么“江南七怪”、“四大恶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如数家珍一样。可是，周汝昌虽然也痴迷武侠，但主要是向往侠客们那种飘然而来萧然而去的风度意境，对英雄传奇小说中那些打打杀杀的情节却不能如一般男孩子忘情投入，对《 三国演义 》的战争故事也产生不了真正的兴趣。周汝昌的三哥泽昌，就是个小说迷，买了一大批“闲书”，是小字石印本，有武侠类，有济公类，杂七杂八，可是他都爱如珍宝般锁着，周汝昌便没有多看——大概还是不太感兴趣，否则的话，兄弟之间，软磨硬缠，也就看了。
周汝昌母亲的那一套《 红楼梦 》，是周汝昌的大舅，也就是李彩凤的堂兄李荫青，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来周家看望妹妹时带来的礼物。
这部书题名《 绣像增评〈 石头记 〉》，封面是精装绿色布质，上下两册，带着批语，还有绣像。扉页背面印有两行字：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上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同时也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一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一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这是一个在日本印刷的光绪本翻版，就是当时书坊里流行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本，虽说是“日本版”，却又并没有一个日本字在上面。
这套书在当年自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卖本，没有什么版本价值，但时过境迁，也是一百多年前的旧物了。现在仍然有上册半部留存，虽说是残编缺帙，在周家却是颇有纪念意义的。
幼年的周汝昌也翻过母亲的《 石头记 》，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了。什么“作者自云……”一大篇，感到沉闷乏味得很。——多少年以后在红学的深入研究中，才考证清楚：原来那一大篇是一段“回前批”混入正文的。——但母亲却对《 红楼梦 》津津乐道，经常在小儿子面前提到这部小说。给周汝昌留下终身难忘印象的，是母亲向他追述周家兴盛时期的一些往事，特别是那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玲珑的小楼，有繁荣的花木，有古老的大树，春天桃花杏花，秋天菊花桂花，百花竞放时节，各院的年轻女儿和少妇们，盛妆丽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前去园内赏花。而母亲讲这些，就是为了一句话：“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 红楼梦 》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母亲还对周汝昌说，老八爷（ 周汝昌的祖父在本家兄弟中排行第八 ）很喜欢西院的侄子侄孙们，爱他们吹拉弹唱，诗文书画兼通，表现出风流倜傥；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太拘谨，古板朴素，缺少才气；最待见西院的四先生（ 周汝昌的堂兄，号雨臣 ），他爱看《 红楼梦 》，见人就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有桂花油……”
对母亲的絮叨赞叹，周汝昌虽然似懂非懂，但这种无形的熏陶，也种下了深远的“缘”的因子。周汝昌到底什么时候才通读了《 红楼梦 》，已经说不清了，但在虚岁十五岁上初中时，他自学作诗填词，那作品的格调，已经透露出《 红楼梦 》的影响：诗的七言句像“葬花吟”，小令的句法像“柳絮词”……
《 红楼梦 》第十九回中，描写宁国府唱戏，唱的是《 丁郎认父 》、《 黄伯央大摆阴魂阵 》，更有《 孙行者大闹天宫 》、《 姜子牙斩将封神 》等类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宝玉又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是寂寞的，须要我去望慰她一回。
第二十二回，贾母给薛宝钗过生日，上演戏文，宝钗想老年人爱热闹戏，就投贾母所好，专点《 西游记 》和《 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一类打斗戏，贾宝玉不满地埋怨宝钗：“只好点这些戏。”
第二十三回，贾宝玉住进大观园，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后来经历成长的心理变迁，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他的书童茗烟把《 西厢记 》、《 牡丹亭 》等传奇和古今小说找来给他看，宝玉看得入迷，后来还有和黛玉在大观园中一边葬花一边读《 西厢 》的美妙文章。
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听见林黛玉吟唱《 葬花吟 》，大为感伤，联想到将来林黛玉的花颜月貌也到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种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些描写都说明什么呢？其实都是渲染贾宝玉是个诗人哲学家型的人物，他容易沉浸在一种诗的境界里，一种诗的怅惘，一种哲学的悲伤，而不待见那些打斗性情节性的文学作品。周汝昌小时候就对《 三国演义 》等情节性小说感到不够亲切，只对其富有意境的插图绣像有兴趣，对《 红楼梦 》虽然暂时看不懂，却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这正显示，周汝昌从性分气质上与诗、与哲学、与《 红楼梦 》有天生的感应力亲和力。这种性格质地上的远因，就是他后来成为研究《 红楼梦 》和传统诗词大专家大学者的“在千里之外”、“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 脂砚斋评批《 红楼梦 》特殊写作手法的惯用语 ）。当母亲用《 红楼梦 》中大观园里众女儿的争奇斗艳比喻周家的少女少妇，缅怀已经一去不返的家族的繁华热闹时，也就无意识地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种子，日后他对《 红楼梦 》中写“家族盛衰兴亡”和“女儿薄命悲剧”感觉特别深刻，一唱三叹追索研究，其实已经肇因于此时。
周汝昌的幼年时代，周家已经败落，其时人口多而收入少，各项开支都精打细算，很少有给孩子们买本新书的机会。周幼章自己的书房里，除了一部《 三国演义 》，也就是一本《 千家诗 》，一部《 古文观止 》，一部《 诗韵合璧 》，还有一函石印的《 郑板桥集 》。那本《 千家诗 》是木刻的窄册子，一点也不精美，可是其中的诗却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特别是那些七言绝句，很让年幼的周汝昌入迷。周幼章虽然也懂诗，还会作诗，但要支撑一家的生计，还有许多商业上和社会上的应酬，不可能有多少诗兴闲情。周汝昌的诗歌启蒙教育，也是从母亲那儿得到的。
母亲自学成“才”，喜爱吟咏，摹仿唐诗的音韵，念“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抑扬曼吟，声腔健爽；背诵《 千家诗 》里的七言绝句，更是情动于中：“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慈母的这种“诗教”像无形的春雨，悄悄地滋润了小儿子的心田，让诗的幼芽萌生滋长。
周汝昌听着母亲的吟叹，翻阅着《 千家诗 》、《 郑板桥集 》和《 诗韵合璧 》，自己摸索，渐渐地弄懂了韵脚和四声平仄的道理，然后始而摹仿，继而创造，就这样学会了写诗填词。曹雪芹本来就是一位诗人，《 红楼梦 》其实是一本巨大的史诗，浸淫着馥郁的诗情画意，周汝昌幼年所遭遇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家庭熏染，再加上天分，都促成了后来对《 红楼梦 》和古典诗词的“因缘”和“接引”。
研究《 红楼梦 》的种子，到他上天津南开中学时就开始萌芽了。这就是和同窗黄裳① 大谈《 红楼梦 》，开玩笑地创造了“红学”的英文译词Redology。黄裳在1982年2月28日为周汝昌的《 献芹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写序言，对这一段过往因缘有这样的描述：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对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那么多种多样：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 》，因此受到《 语丝 》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 水星 》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 水星 》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荪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就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 桃花扇 》“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 屈原赋注 》，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泉带了一本宣纸印刷非常阔大的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像“抓周”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像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年级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快要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 春秋配 》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诗词，并曾熟读《 红楼梦 》。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 红楼梦 》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直至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 红楼梦 》的欣赏当然还停留在《 菊花诗 》和《 螃蟹咏 》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 红楼梦 〉新证 》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 红楼梦 》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周汝昌本人，对这一段与容鼎昌（ 黄裳 ）同窗谈学论艺的生活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容鼎昌当时脾气执拗，特别喜欢争论“抬杠”，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小牛儿”。那时同斋（ 宿舍 ）居住的，还有后来著名的演员、文化人黄宗江，他演话剧时男扮女装，因此绰号“小妹”。周汝昌对当年的回忆与黄裳异曲同工：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我们不光是走，嘴里当然在说笑，不知怎的，话题往往落到《 红楼梦 》上来。这毕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说不清了，而且所谈的到底涉及哪些点或面，也是不能追忆的了。只记得曾论及一义：像《 红楼梦 》这样的中华文学之菁英，必须翻译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让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于是黄裳兄遂发一问曰：我们有“红学”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会有这个字呀，这怎么办？我当即答言：这有何难，咱们就coin（ 造 ）一个新字，叫Redology！——“Red”的意思是“红”，而“ology”正是表示“学”、“学科”、“学术”等抽象意义的英语词根。
容鼎昌是满族八旗人，祖先隶属镶蓝旗，可能是驻防旗因而落户于京畿 —— 这或者也是他喜欢谈《 红楼梦 》的一个诱因——少年时体质壮实，方脸，大眼睛，长睫毛，闪闪有神，流露着聪慧之气，自小爱书如命，后来成为著名的散文家和藏书家。当年他与清秀的周汝昌都是翩翩年少，两个少年饭后散步谈《 红楼梦 》，这一段佳话，真是当年南开中学的一道风景，在历史的时空中留下了文化的美丽，永远。

6初入燕园足风流

周汝昌1940年秋天正式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因成绩优异，文学院院长周学章批了“全免”的奖学金额。周汝昌从小学起，总是因成绩好而享受奖学金，给家中省了一笔开销。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本是清朝的几座皇家园林再加一些新建的楼舍组成的，校园内行行绿柳，处处朱栏，湖中碧波荡漾，塔影悠悠，亭台楼阁，散落点缀。这些风华正茂的学子们处身其间，又惬意，又兴奋，当真有了一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豪情远志，激发起自命不凡要努力学习以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野心。
对热爱文史而且已经才情发越的青年周汝昌，进入燕园就读，当真是“得其所哉”。周汝昌不止一次回忆和感叹对母校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眷恋：“燕园才是我的‘学术人生’的起步和成长的美好家园故土，也是我的‘精神乐园’。”那美丽的校园，丰富的藏书，卓越的师资，自由的讨论，浓郁的学术氛围，对那些有天分有才情的莘莘学子来说，真是天堂一般的境界。
周汝昌的中文好，英文也好。他一入学，就因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异而获准一门必修课“大一国文免修”（ Freshmen Chinese Exampled ）。“大一英文免修”（ Freshmen English Exampled ）的资格开始没有得到。英文课的老师是Mr.Ridge，英国人，曾是英文版《 北方中国之星 》（ North China Star ）的主编，跛了一只脚，讲课态度严肃。上第一堂课时周汝昌坐在头排，对口语提问都抢先回答，而且答得十分流利，到第二堂课时，Mr.Ridge见周汝昌仍然坐在头排，就对他说：“你不要回答了。”言外之意是要让别的学生都有练习的机会，在下课时写了一张字条，让周汝昌去找系主任。
系主任是Mr. Harold E. Shadick（ 谢迪克，后来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名教授 ），周汝昌也听过他的莎士比亚戏剧课。他见了条子就对周汝昌说：“你的大一英文免修了。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见Ms. Speare吧。”Speare女士教19世纪英美文学课，见又来了一个学生，心中十分高兴。周汝昌则有些疑难地问她自己上这门课是否会有些吃力。Speare女士笑容满面地回答说：“I don't think so.You are welcome to my class，since your English is so quite qualified…”（ 我不这样想。既然你的英文这样好，欢迎你到我的班上…… ）不过，周汝昌听下去，觉得Speare女士讲课并不精彩，因此兴趣不高，成绩也就平常。他喜欢的课是谢迪克老师的莎士比亚戏剧课，听得十分入迷。谢迪克是地道的“不列颠”口音英语，周汝昌受其影响，讲英语也偏重英国发音。
作为燕京大学的“新鲜人”（ Freshman，意为一年级新生 ），在1940到1941这一年中，周汝昌还有一件堪可记述的“优胜事略”：参加国剧社粉墨登台演出。大学里都有各种社团，对刚入校的新生，各社团都大力宣传，招兵买马，今天的各大学仍然如此。周汝昌受遗传和家庭环境影响，自幼对音乐和戏曲情有独钟，他刚入校就加入国剧社是很自然的。除了古琴和筝之外，周汝昌对各种民族乐器也有所涉猎，所谓哀丝豪竹，颇得“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诣。对津门特有的法鼓—— 大鼓、铙、、铛、也很拿手。但对“管子”—— 大型吹奏乐器则不在行，因为身体清瘦，缺少吹奏乐所需要的充沛气力。
报名参加燕京大学国剧社，第一次聚会活动的地点在“岛亭”，这是俗称，正名是Luce Pavilion（ 鲁斯亭 ）——因为是美国人鲁斯先生捐款修建的。作为新成员亮相，周汝昌唱了一段《 汾河湾 》里的青衣。这是一个唐代的故事，说的是一段夫妻父子的传奇经历。薛仁贵投军后，妻子柳迎春在寒窑生下儿子薛丁山，长大后每日打雁养亲。后来薛仁贵功成封爵，回乡探亲，行至汾河湾，遇薛丁山，忽然有猛虎出现，薛仁贵发袖箭射虎，却误伤丁山致死。夫妻二人在寒窑相会时，薛仁贵见床下男鞋心生疑虑，柳迎春说是儿子的，薛仁贵要见儿子，才知道就是被自己误伤的少年，夫妻二人不禁大为悲伤。周汝昌所唱就是柳迎春的段子：“娇儿打雁无音信……”剧社的领导田淞评价说，还行，只是嗓子还没有放开——意思是潜力还可以发掘，还要继续努力。
不过，后来的几次正式“彩唱”，周汝昌却不再唱旦角，都是唱的小生：在《 虹霓关 》里扮演王伯当，在《 春秋配 》里扮演李春发，在《 三堂会审 》里扮演王金龙。《 虹霓关 》和一次《 春秋配 》是在燕园演唱的，地点在贝公楼大礼堂；另一次《 春秋配 》是在北平城内东三条的协和小礼堂。演唱《 三堂会审 》则是后来的事了。
《 虹霓关 》是隋唐之际的故事，秦叔宝（ 秦琼 ）带领瓦岗军攻打虹霓关，关上守将辛文礼出战，被秦琼手下的王伯当射死。辛妻东方氏为夫报仇，阵上擒获王伯当，见王相貌英俊，让丫鬟说合嫁与王伯当归顺瓦岗寨。在洞房中王伯当指责东方氏不报夫仇，将其杀死。
《 春秋配 》演的是明代书生李华（ 字春发 ）与两个女子姜秋莲、张秋鸾之间悲欢离合的大团圆故事。
《 三堂会审 》是明代故事，说吏部尚书的公子王金龙与妓女苏三（ 艺名玉堂春 ）相爱，历尽种种坎坷曲折。王金龙后来当了巡按，而苏三却被鸨儿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作妾，沈燕林被正妻皮氏与其奸夫赵监生毒死，苏三反被诬陷为下毒凶手，王金龙与藩司潘必正、臬司刘秉义三堂会审苏三，终于使苏三平反昭雪而团聚。
这些戏曲故事，其思想内容在今天看来当然是精华和糟粕杂糅，但当时却是非常流行的，而中国的戏曲，其艺术魅力主要在唱、念、作、打的表演，那种在哼唱比划中蕴藏的浓郁的诗意，故事内容其实是次要的。周汝昌痴迷演戏，也有自幼环境无形影响的因子，他年幼时，母亲常有意无意给孩子唱戏曲听，也是排遣闺中情怀吧。
给周汝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母亲唱《 春秋配 》：“李春发，在荒郊、扬鞭马，猛抬头、观则见、大姐妈妈；年长的、也不过五十上下，年少的、约只是、二九一八……”母亲那悠扬的声韵，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里幻化为场景和形象，仿佛看见荒郊野外那个头戴公子巾的李春发和逃难的姜秋莲及其乳娘相遇……
所以周汝昌很小就十分迷恋那戏剧里的公子巾，希望自己也能戴上一顶表演一番。没想到在燕园，这个幼年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其少年人心情的兴奋和得意是可想而知的。第一次演完《 虹霓关 》，下场卸妆净面后，周汝昌来到台下找个座位继续看戏，旁边是同级学地质学的一个女同学，她激动地对周汝昌说：“你演得太好了！”周汝昌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嘴上谦虚客气，心里却说：真是高山流水有知音啊！
几次“下海”当票友，周汝昌对《 春秋配 》最有感情，印象更深，这当然和对母亲的回忆与眷恋有关。当年母亲一时学唱李春发的唱段，一时又学那乳母抢白李春发，一时又模仿李春发因遭误会而说“小生拉马去也！”的悠长声韵，都印在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所以，周汝昌对《 春秋配 》里的唱词，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特别是那段西皮原板和过门夹白。
蒙君子、致殷勤、再三问话，虽则是、男女别、不敢不答。
——（过门小生夹白）大姐家住哪里？——
家住在、罗郡城、魁星楼下；
——令尊何名？——
儿的父、名姜绍、贸易天涯。
——大姐不在闺中，来到荒郊则甚？——
在家中、受不过、继母拷打，
因此上、到荒郊、来捡芦花。
周汝昌深情地回忆说，这段原版，不繁不赘，神完气足，实为名曲。加上和自己联袂演出扮姜秋莲的女同学卢鹤松有一副好嗓子，嗓音宽厚亮丽，而且是越唱越亮，真让人魂消魄散。
周汝昌在燕京大学演戏以及他对戏曲的爱好，他的燕大同学石建国① 老先生于2004年9月30日和10月2日给笔者写来两封信，提供了一些情况。今将两封信的有关内容转录于下：
我和周汝昌先生“三个三同”：①同乡，天津人；②同学，燕京大学同学；③同事，在天津海关（当时不知，因部门不同）。业余爱好也是“三个三同”：①京剧。他和名票张伯驹在一起，他说他会唱《 二进宫 》的生、旦、净的三人联唱，但净他则唱不了，不是不会，而是气力不足。伴奏方面，弦乐（京胡、二胡、琵琶）、笛、箫他都行，但管子不行，也是因气力不足。我是仅在台上演个丑角而已，伴奏的方面一点也不会。②曲艺方面，同爱好。他懂得伴奏三弦，指法甚精，台上有失误时，他能指出，我仅仅是爱哼唱，爱研究曲的词句。③我们都爱听白云鹏的京韵大鼓（今应当叫“大鼓书词”），我对此也是不通伴奏。好的大的方面我们虽然相同，但细微之处则相差太多。人家错了，他能指出，我常说这是“曲有误，周郎顾”。
周汝昌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和作家黄裳住同屋，同时同屋的还有黄宗江（他的表弟李金柜告诉我的），目前李金柜早已物故。黄裳于2001年12月21日在《 今晚报 》上登了一篇《 在天津听戏 》，里边说他看了周瑞安的《 金钱豹 》之后，回校后在宿舍里把被褥叠起来，模仿剧中孙悟空的枪背接叉，“曾为同寝室的周汝昌所笑”。
周汝昌在燕京和我同学时，曾在校内的国剧社彩唱过《 春秋配 》，扮演李春发（男主角），女主角姜秋莲由女同学卢鹤松扮演。还在校内演过《 虹霓关 》扮王伯党，卢鹤松与其妹卢鹤柏扮东方氏和丫鬟——丫鬟也是一个硬配角。两剧都有剧照，存至今日。与同学卢氏姊妹近年还都有一定的联系。
周汝昌对传统戏曲的爱好，后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融化为他所标举的“中华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在一篇名为《 反二簧与狱神爷 》的文章中对谭叫天的《 碰碑 》和梅兰芳的《 宇宙锋 》、《 黛玉葬花 》、《 女起解 》都津津乐道，其中有这样一段：“梅先生的唱，配上徐兰沅、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令人心折而魂醉，令人唾壶击碎，就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吧。如今已成广陵散了。……三大段反二簧，我尤喜苏三那一段。那是独角戏，满台空空荡荡，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她一人徘徊思念，柔肠万缕——就这样一个不幸的女子，‘充满’了台，唱出了诗的境界，绘出了诗的画卷。这是心声，这是美，这是悲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这是‘戏’吗？我看更是中华的诗！”
1994年笔者代《 太原日报 》文化版的编辑安裴智向周先生为该报副刊约稿，周先生首先写了一篇《 太原随笔 》。这篇文章又一次提起了京戏《 女起解 》，说：“这出戏我很入迷，不但大段反二簧十分过瘾，整出戏也是一首诗，那么浓郁的诗境……鼓板一动，丝弦儿响了，—— 还有一副醉人的小铜撞钟儿增益了节奏之美。只见场上一个苏三玉堂春，柔肠百转，自悲自苦，那反二簧慢板的行腔，真够上一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点儿不虚，不折不扣。那女子樱唇慢启，柳眉萦逗——脸上口里，无限的衷肠心曲。她记挂着王公子，（ 还梦想不到她到了太原，在按察院大堂里见着了他！ ）临末儿，她唱的是：‘我这里，跪庙前，重把礼见；尊一声，狱神爷，细听奴言：保佑奴，与三郎，重见一面；得生时，修庙宇，再塑金颜。’”
199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艺术 》里，其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的标题是“鼓音笛韵”，说“有充分理由表明雪芹最迷中国长笛的音韵”，从戏曲音乐的角度解释欣赏曹雪芹写小说的情节艺术，而把其美的核心归结到“诗化”。书中其他章节还举出《 红楼梦 》里的许多描写艺术与戏曲的“诗化”表现一脉相通。比如贾宝玉出城私祭金钏，“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赶下去了”，说这才是“诗化”的极致，因为这是“诗化那人物的一切言词、行动、作为、感发”等。
周汝昌感慨说，一些影视编导等文艺界人士对“诗化”的反应总离不开“一片湖波，柳丝拂水……”、“一座花园，花木楼台，山石掩映……”之类，对人物行动的诗境则全然钝觉。“这使我深感失望，也倍加思索，在我们中华传统戏剧舞台上，昔时的艺术大师们创造的那些奇迹……如果只知道杜丽娘与春香二人‘游园’那叫诗境，就必然不能懂得‘山门’的鲁智深、‘夜奔’的林教头、‘起解 ’的玉堂春（ 苏三 ），那才是真正的诗境。为什么说这是诗境？因为这早已超越了西方戏剧理论观念的‘逼真’与‘再现’的艺术层次。一个粗鲁胖僧，不守戒律，抢酒喝醉，拆亭毁寺……这怎么‘逼真’、‘再现’？再现了能让观众在台下‘击节’审美大大享受吗？落难逃命、慌不择路、残月昏宵，人亡家破，急奔梁山……冤沉大狱，诬为杀夫，受尽屈辱，发解太原，自忖自祷，柔肠百结——这不幸之妓女，是个蓬首垢面的死囚！要把这些‘逼真’‘再现’？怎么可能？有何看头？可是请你看看咱们中华文化的舞台艺术吧！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个什么奥秘？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智府灵源中的善于‘诗化’的宝贵质素和本领才华。《 红楼梦 》则是在小说领域中的一个特立独出的范例。”
可以说，对戏曲、曲艺等中华传统艺术的修养，在周汝昌漫长的人生中，逐渐从一种业余爱好上升为融进血液里的美学因子，自然如行云流水，默默而汩汩地化入了他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大河之中。

7沦陷期的挣扎和奋斗

1940到1941年这一年入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光，是周汝昌一生中少有的情志勃发、心情单纯快乐的日子。但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瓦胡岛南部的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美日交恶，占领北平的日本人很快解散封闭了燕大。周汝昌上学才一年，又失学回到了咸水沽。
而此时的周汝昌，已经不再是无牵无挂的青年，不仅“为人夫”，而且“为人父”了。1941年5月7日（ 阴历四月十二 ），周汝昌、毛淑仁夫妇的长子喜临出生于人世。虽然是天下动荡，对周家来说，喜得麟儿总是一件可庆贺的事。周幼章很疼爱这个孙子，他毕竟是幼子的第一脉血胤，给孩子起名“喜临”，那情态也可见一斑了。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孩子患病，也就是感冒发烧一类，但后来转为脑膜炎，找医诊治，结果吃多了凉药，造成了聋哑。而且医生和家人一开始并没有发觉，到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了这个让人痛心的事实。1943年1月3日，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这次是个女孩，取名月苓。
周汝昌已经有了“家庭负担”，他失学后不能再坐在家中白吃白喝，必须找工作糊口养家。天津和北平都成了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从1942年到1945年，周汝昌先后做过咸水沽小学的教员、同立木号的司账员、为中学当编外教员给人补授功课等临时性职业。
身在沦陷区，心情是郁闷的，也未尝没有上战场杀敌报国的青年人的雄心。但是，周汝昌已经不是单身，赡养妻儿老小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没有赴大后方参加抗战，或者投奔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参加革命”也是有各种机缘的，但要受各种主客观条件诸如地域、家庭、朋友、社会交往等偶然因素的制约。
但一个爱国心不泯的青年，在沦陷区苦熬岁月，那是异常痛苦的。周汝昌不愿意报考敌伪办的大学，宁愿谋点小事情糊口，也有作“护身符”、“隐身草”的作用，因为那时敌伪的“新民会”总在搜寻那些不在校的青年学生，强拉去为他们服务——也就是当“汉奸”了。有一段时间，为了逃避敌人搜寻，周汝昌曾躲进暗室，不敢出门，那当然也十分憋屈难受。那时，周幼章也很关心抗战的形势发展，给周汝昌订了报纸，希望知道一些情况。可是报纸都是敌人办的，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提到英国、美国，都是辱骂的语言，连“英”、“美”二字前面，都要加上“犬”字偏旁，比为野兽。从这样的报纸上，当然不可能了解实情。周幼章抱怨儿子，看了报纸，一点也不给人说。
其实周汝昌实在是没法说。后来周汝昌想法弄了一个“耳机子无线电”——收音机，深更半夜秘密收听大后方的广播，从敌伪的立场说，就是“收听敌台”了。当周汝昌第一次收听到千万里之外的中国政府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听到岳飞《 满江红 》乐曲的广播，那低沉、庄严而又雄壮的旋律和唱腔，不禁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了已去大后方的老同学容鼎昌为黄宗英创作的剧本写的序言，更是热泪盈眶，对他们又羡慕又怀念。这个时期，周汝昌写了不少表达亡国苦痛和爱国激情的诗词。下面引录两首：
次和羡季先生杂感诗二首
一
心焰难随意气寒，泪澜不逐墨花干。
当前有句非新得，到此无人是故欢。
一带重云山外结，十年流水镜中看。
依然霜月栏杆下，深抱朱弦未忍弹。
二
身世幽燕近市城，江乡诗思久曾听。
山川风物非无异，节序门闾定有情。
北地那堪庾信住，中原仍诵岳飞名。
来朝依旧尘沙里，浪向宵分说改更①。
这位“羡季先生”是谁呢？就是别号“苦水词人”的北平名教授顾随。周汝昌这时和他开始了鱼雁传书的学术因缘。顾随字羡季，生于1897年，比周汝昌年长二十一岁，是个才子型的学者，对诗、词、曲无不擅长，尤以词曲声誉甚隆。他在燕京大学开设“词选”课，还在好几个学校兼课，那时的不少教授儿女多，家口拖累沉重，谋生也并不轻松。“苦水”是“顾随”的谐音，因为燕京大学的文件都是中英文并列，顾随的英文姓名写成Ku Sui（ 当时的拼音法与现在有所区别，按现在汉语拼音，是Gu Sui ），流传成“苦水”了。大概顾随自己也喜欢这种音讹，因为这颇能表现出一点人生的甘苦况味，他又号“倦驼”，可见其对人生艰难的寄托寓意了。
周汝昌躲在家里自修，心情苦闷而求知欲强，就冒昧地给顾随写信，很快得到顾随的热情答复，两人从此鸿来雁往，作诗唱和，讨论学术，相契日深。
他们在诗词中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不敢表达得太直露，就用燕园作祖国的代名词。顾随的诗词中总是提到“燕园罢讲”，或“郊西罢讲”，有一首小词抒写黍离之感，其后半阕说：“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他新月似眉弯！”用“东家”比喻东邻日本的侵略，言微旨远，让周汝昌激赏不已。周汝昌青年意气，自然也写了不少，有一首怀念燕园的古体歌行，想象一位燕大的老工友向自己诉说被迫封校后的凄惨悲凉，蓬蒿狂长，狐狸兔子出没，用以暗指那些占领校园的日军和汉奸“学者”。周作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任日伪北京大学教授和日伪华北教育督办的职务。这个时期的唱酬作品，周汝昌曾手抄为一册《 沦陷集 》，此后的《 燕园集 》则在“文革”中毁掉了。
也有学术商酌与互相激励，其中同样饱含着不肯吃侵略者的“周黍”而宁愿在钻研民族学术文化中求得寄托的情怀襟抱。周汝昌当日在家中撰写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词作笺注稿，顾随题写了五首绝句予以勉励，其中两首是：
一
北风卷地扑高枝，岌岌吾庐尚可支。
我有一言君信否：谋生最好是吟诗。
二
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
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
周汝昌与顾随的交往，一直延续到顾随于1960年初谢世。顾随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有周玉言者（ 天津人 ），燕大外文系毕业（ 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 ），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而周汝昌也深情回忆顾随的丰采：“顾先生上讲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具有那样的魅力。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老师之声音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
1945年10月12日，第三个孩子丽苓出生，这次又是个女孩。添人进口，固然是喜事，但压在周汝昌肩膀上的人生重担也更沉了。这年冬天，周汝昌考取了“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在天津海关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天津海关的职业，并不是日本人的伪职，而是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抗战已经胜利后的事情。
那时经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混乱岁月，散军杂牌的侵扰惊吓，沉闷已久的海河上空，老百姓忽然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响声，然后就看见了一小队飞机自海塘、大沽方向朝天津飞来，再由天津飞向海口。后来才知道那是“盟军”（ 美军 ）已经抵达天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接管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城市，原来驻扎的一排日军也从周汝昌家乡附近的军营里悄悄消失了。
抗战胜利后的“津海关”张贴出广告，代一个名叫“敌伪物资接收管理局”的机关招考工作人员。在亲友的怂恿下，周汝昌参加了录用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用。第一名叫商文藻，是敌伪海关原职员刚被裁退的，他有工作经验，拔了头筹。
对于当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周汝昌在八十六岁的耄耋之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周汝昌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周汝昌回答说，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有几件，而最早的一件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上街游行庆祝，那真是发自心底的激动、狂喜、幸福、兴奋！其他几件高兴事则是1947年发现敦敏《 懋斋诗钞 》、1953年从邮局取回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1970年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调自己回京。
在考取“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报到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有趣的插曲。被录取者中有许多是原日伪时期就在海关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裁退又重新报考的旧任职员。这些人对海关的工作情况很熟悉，周汝昌则是一个“新手”，对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出来一位海关人员对新录取者询问情况，分派职务，挨个儿点名、打量、谈话。周汝昌印象中，此人身材相貌都很“顺眼”，魁梧端正，说话也和蔼，因此在问答时，周汝昌不禁想显示一下自己，侃侃而谈，从容自若。当谈到分配到哪一“组”去工作时，周汝昌问具体都干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是跟随大车协助关员等人去查仓库、点货、列单、编号等。
周汝昌立刻回答说：“我不干了——我辞职。”
旁边那些一同被录取的人听周汝昌这么说，都又吃惊，又好笑，心想这个年轻人大概是个傻瓜。那位关员的脸上也露出惊异的表情，不过他没有说“那你走吧”，而是想了想，问：“你是愿意在办公室做内勤工作？”周汝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并不知道“内勤”具体要干些什么。
那个关员微笑着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助理员，怎么又不干了？”周汝昌回答说：“我知道。我应考是试试，今天真不愿干这个了。”关员说：“你等等。”转身离去，不一会返回，对周汝昌说：“杨主任要见你，请随我来。”
周汝昌在办公室见到了戴着眼镜颇为威严的杨主任。杨主任一口京腔，但从咬字能听出是南方籍贯。杨主任询问为什么不愿做外勤，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周汝昌年轻心热，把这位杨主任当作抗战后方来的亲人，倾吐自己在几年沦陷中暗室偷生，努力学习的情况。杨主任没听几句，就打断说：“就不要说这些了，等调来你的卷子看看。”听差不一会就拿来考卷卷宗，杨主任找出周汝昌那一份翻阅查看，周汝昌从旁边偷眼一瞥，见右上角的一个分数是“97”。
杨主任看完考卷，抬起头来对周汝昌说：“那你就在屋里吧！——明日一早来上班。”
周汝昌在大办公室做起了“内勤”，与一位姓姜的同事一起，整天忙碌着写信封、发通知存栈的货单——这都是些和敌伪没有关系的商人自己存在仓栈的私产，但要不被政府视为匪产没收，商人们必须办理提货手续——当然是要纳税金的。工作不重，事情简单，周汝昌干得也挺来劲。但不久，因为与同事向上级“索薪”，周汝昌又“失业”了。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机构，天津人谐音叫“劫收”。这个“津海关”招收了新员工，却不按原规定发满薪，每月扣钱。此时的钱已经变得十分“毛”，政府今天发行“法币”，明天又发行“关金券”，名目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因为每一改“新币”，老百姓就得把几十、几百的旧币换成“新”的一元钱，遭受巨大损失。“津海关”扣薪不全发，让这些小职员更是雪上加霜。员工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周汝昌与商文藻这两位考试录取的“榜眼”和“状元”，就起草申诉信，向上海的总税司丁贵堂申诉，要求命令“津海关”履行招聘时的条件。申诉信中英文一式两份，由周汝昌起草，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但其他同事却都不敢参与或协助出力。而且还有一个姓魏的装作同情，打听了情况后就向上司“打小报告”。
结果是，“津海关”的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到大厅开会“训话”，打官腔，企图将这些人威吓一番了事。一二十个员工代表都鸦雀无声，不敢抗争，害怕丢了饭碗。周汝昌又站出来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把税务司长说得张口结舌，只好由一个手下人说了几句门面话下台阶。
但没过几天，周汝昌的办公桌就被“调动”到一个后面的冷落大屋子，再无事可做。不久就宣布“接收”事务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少，“助理员”要分批裁减了。不用说，第一批被裁退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汝昌。而没有被裁减留下继续工作的职员却被加补了薪水。

8重返燕园

被“津海关”裁退，对周汝昌来说，其实是一件人生幸事。因为如果就这样长期干下去，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了，大概仍然会成为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但那情况可就迥然有异。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因为一时失算，中途从大学退学，就业谋生，从此就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虽然后来也在红学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到底与专业学者有区别了。
辞职回家，就想到向燕京大学申请复学。但校方回复说，你提出申请的时间太晚，已经过了旧生回校续读的规定期限，要上学，必须按插班生对待重新考试。周汝昌最不怕的就是考试，而且阅卷子的其实是周汝昌已经留校担任教职的原来的同学。1947年的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如火如荼之时，周汝昌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这次入学，原文学院长周学章已经作古，周汝昌是通过周学章的夫人许淑文联系返校的。办完手续后见时任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先生，呈上了各种单据、选修课表由院长签字确认，才算正式入学。梅贻宝看了周汝昌的申请书，很欣赏其表述文笔，对助手张光裕夸奖说：“这是个才子。”
1940年第一次考进燕京大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汝昌没有见过校长司徒雷登（ 1876—1962 ）。这第二次入燕园，则有一次拜访司徒校长的经历。那是当年的圣诞良宵，燕园有个风俗习惯，这一晚凡外籍教师都要敞开门户，张灯结彩，欢迎同学家访。有一个同年级同学周培章，也是二度返校的，他抗战时参军，在南方见过司徒雷登，就约了周汝昌去司徒雷登住的临湖轩拜访校长。
周汝昌那时的英语口语很好，曾在英语训练辩论课中赢了当过美国兵的同学黄再兴。但这次初见司徒雷登，周汝昌却有点嗫嗫嚅嚅，主要是周汝昌不知道该如何讲自己二度入校的复杂经历。幸亏周培章在旁边圆场，替他介绍了几句，周汝昌才从激动中镇定下来，用英语和司徒雷登说了几句。司徒雷登立刻听出他的英语很好，就称赞说：excellent. 这句称赞让周汝昌印象深刻。1949年以后，周培章去了香港，后来曾托同学带给周汝昌一封信，还附有一纸英文短柬，是司徒雷登写给周培章的。周培章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周汝昌，自己又和老校长联系上了。
1951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陆志韦（ 1894—1970 ）为燕京大学校长，他是个语言音韵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1941年就曾当过代理校长，处理一个日本人撞死一名燕大学生的事，陆校长严肃沉痛的讲话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曾去过陆校长家一次，还保留有陆校长的一纸手迹，是通知周汝昌获得奖学金的事。
不过，再一次重返燕园，周汝昌的心境情态却和第一次入学时大不相同了。六年过去了，是饱经战火失学躲藏辗转求职动荡不定愁烦忧愤的六年，是生理和心理发育都从青年向成年转型的六年，这一切都早已在心灵中烙印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痕迹。用周汝昌后来自我回顾的话就是：身世沧桑，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有时甚至是一种“消沉”的悲怀。
对这种悲怀情绪的排遣，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宣泄转移，可以是酒，可以是色，可以是赌博，可以是放浪形骸，可以是文学创作，可以是搞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但这一切都不适合周汝昌。他的性格、气质、兴趣、趋向和以往的经历决定了他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消解生命的郁闷，使被压抑的生命活力得到升华。
这就是一头钻进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大图书馆。
恢复后的燕京大学，有名的老师走了不少，教学效果也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吸引人，教学活动本身已经不能让周汝昌满意，他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图书馆的大量阅读之中。同时，有了六年来的自学积累，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只知道“被动学习”的学生，而开始一种富有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他走上了文史考证之途。
西语系的学生，却去作中国古典文史的考证。虽然不是十分自觉，这个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凤头”，就奠定了一种中西文化互相比较参照的向度，并且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是一种从“体悟”出发的考证。这一点，对于日后周汝昌全部的学术活动，对于形成他治学和写作的“个性”，具有深刻的意义。
周汝昌第一次研究考证的题目是针对一个砚台的铭言。这个砚台是年前在津海关当助理关员时，在下班的路上，他见一个人在摆地摊，没几件东西，但其中有一方砚台，很重，很黑，背面有淡黄色的纹理。这方砚台引起了周汝昌的兴趣，仔细端详，砚台墨池上面雕刻着一条龙，墨池旁边刻着三方印章，分别是：“吴桢”、“周生”、“大雅”。左上方则刻有精致的小字铭言：“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① ”。但砚台背面又凿雕出一方小凹，刻着草书铭文，字体则很一般。周汝昌当即和卖砚台的人讨价还价，把这方砚台买了回来。
砚台上刻的这个“吴桢”看来是真名实姓，但他到底是何朝何代之人，具体情况如何，这是个可以考证的题目，虽然不大，却也很有趣味。周汝昌就开始考证这个吴桢。同窗孙铮② 认为这个吴桢就是《 皇明从信录 》的作者 ——《 皇明从信录 》是一部记述明末故典逸史的书。周汝昌顺着这条线索，翻查典籍，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下了一番功夫，写成了一篇《 吴桢考 》。
但后来继续考证，却发现这个砚台上的吴桢，与写《 皇明从信录 》的那个吴桢毫无关系，而是另一个人，是明代的一个古书旧物的收藏家，与当时的著名文人陈继儒同时，“周生”就是他的别号。故宫里旧藏日珂罗版影印的《 兰亭序 》上就有这位吴周生的收藏印记，在《 古今图书集成 》中也查到他的名字。再进一步考证砚台背面凹处草书铭言，原来是后人添刻的——从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的砚铭中摹写来的，此外还伪托了另一个名家的款记（ 是哪一个名家周汝昌已经记不清楚，而此砚台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下落不明，无法再核查 ）。这当然是市贾作伪，企图抬高其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这件古文物上佛头着粪，大煞风景。
一个砚台上的人名，要考证清楚，却如此周章曲折，费心费力费时，还走了不少弯路。这次小小的经验教训，让周汝昌体会到考证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全方位考察，多角度思考的工作。作考证的人要有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学问，要有尊重事实、客观理性的态度，还要有能从各种复杂的表面现象中辨别真伪、祛除迷雾、分析是非的本领。历史是混杂的，沉积的，真理往往隐藏在厚重的沉沙泥垢之内。
不过，这第一次考证的曲折经历，并没有让周汝昌知难而退，反而使他萌发了更加强烈的考证兴趣。而不久，他就有了一次重要的发现，而这次发现，标志着他从此将走上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道路，并成为毕生最主要的事业。
当时，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已经行世多年，这本书于1921年5月（ 民国十年 ）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红楼梦 》卷首和同年亚东图书馆版《 胡适文存 》卷三中出版面世，篇幅并不大，一共只有不足三万字，其实只是一篇论文，但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两年后（ 1923年4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共十五万字。这两本书标志着《 红楼梦 》研究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也就是所谓“新红学”取代“旧红学”，或“自传说”取代“索隐派”的一个学术纪元的新旧转换。
在这两部书出版之前，对《 红楼梦 》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论，盛行的是“索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几种说法。
一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由侍卫累官至兵部尚书，在朝廷讨论撤吴三桂等“三藩”的朝政应对中受到康熙皇帝的欣赏，调任吏部尚书，授武英殿大学士，后来担任重修《 太祖太宗实录 》、编纂《 大清会典 》和《 平定三逆方略 》的总裁官，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虽然曾一度被御史郭琇参奏结党营私而革去大学士，但后来随康熙亲征噶尔丹运饷有功，又恢复原来级别。纳兰性德是明珠的长子，康熙十二年进士，官一等侍卫，是清初著名的诗词作家，特别是词集《 饮水词 》，更是享誉甚隆。
纳兰性德的诗词作品所体现出的情调，和贾宝玉颇有些像，他只活了三十岁就短命而死。据说乾隆皇帝读了《 红楼梦 》后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由于明珠家由盛到衰，而纳兰性德性格像贾宝玉，也有一些悲剧性爱情传说，所以这种附会越传越神。
另一种有影响的索隐派说法是“清世祖与董鄂妃说”。王梦阮和沈瓶庵著《〈 红楼梦 〉索隐 》所主，于1916年（ 民国五年 ）由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出版。
《 索隐 》提要中说：“吾闻于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清世祖就是清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本来是一个满族官僚的女儿，内大臣鄂硕之女，先嫁于福临的弟弟襄亲王穆博果尔，在穆博果尔生前，顺治就爱上了这个弟媳妇，穆博果尔忧愤而死后，顺治就把弟媳妇纳为妃子。可是在传说中却把这个董鄂妃说成是明末清初的名妓董小宛。其实董小宛比顺治帝大十五岁，她死时顺治帝才七岁，她本来嫁给了江南才子冒襄而且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与董鄂妃风马牛不相及，但民间传说却说得有板有眼。《〈 红楼梦 〉索隐 》就持这种观点。
第三种是蔡元培著的《〈 石头记 〉索隐 》，于1916年（ 民国五年 ）在《 小说月报 》1至6期连载，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 红楼梦 》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的宗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认为贾宝玉是影射康熙废太子胤礽，十二钗则是清代的十二个文人朱彝尊、高士奇、徐乾学、姜西溟等，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由于蔡元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很高，《〈 石头记 〉索隐 》宣传民族主义，与当时推翻清王朝而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很热销，到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已印行第十版。
第四种是邓狂言著的《〈 红楼梦 〉释真 》，于1919年（ 民国八年 ）由上海民权出版部出版。
此书认为《 红楼梦 》是一部“明清兴亡史”，说曹雪芹“增删五次”是写了“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说贾元春影射明代末帝崇祯，迎春影射福王，探春影射唐王，惜春影射桂王，即所谓南朝三王。而贾宝玉既影射顺治又影射乾隆，迎春、探春、惜春又分别影射吴三桂、吴应熊、郑成功、耿精忠、尚可喜等人。
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就是针对这些索隐派的观点，通过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指出索隐的方法和结论都十分荒谬；而正面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家史”和“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补的基本认识。
胡适是“历史考证”，他主要是对《 红楼梦 》的作者家世和版本区别作了初步的探索，指导性的治学思想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 或曰“实用主义” ），实际上也是对乾隆、嘉庆年间的传统考据学即“乾嘉学派”的继承发扬。表面看来，索隐派也承乾嘉学派考证的余绪，但它走了偏锋，将考证变成了漫无边际的索隐猜谜。
《〈 红楼梦 〉考证 》1921年11月12日“改定稿”的最后结论里，胡适明确表示：“我觉得我们做《 红楼梦 》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是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 考证 》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 董小宛考 》之外，是向来研究《 红楼梦 》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 红楼梦 》的兴趣，能把将来的《 红楼梦 》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 红楼梦 》研究！”
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则是“文学考证”，主要着力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情节、风格等内容和艺术方面的比较，从文本的角度证实和加强了胡适的结论。刘大杰致俞平伯信就已经明确说：“胡适之先生是外面书上的考证，先生是从内容的研究，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 1925年5月26日北京《 晨报副刊 》一一六号 ）经过胡适和蔡元培的辩论，特别是俞平伯的文本实证分析，曾经影响广远的“索隐派”就逐渐式微，退居边缘地位，“自传说”逐渐上升为学术主流学派。
不过，从1923年《〈 红楼梦 〉辨 》出版，到1947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而胡适和俞平伯虽然也发表过一些后续文章，但数量有限，在《 四松堂集 》以及庚辰本和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之后，缺少具有震撼力量的新材料、新论证，“新红学”的进展其实有些停滞。而另一方面，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发挥着影响，如《〈 石头记 〉索隐 》不断重印，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寿鹏飞的《〈 红楼梦 〉本事辨证 》，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了景梅九的《〈 红楼梦 〉真谛 》，1947年8、9月间《 北平时报 》连载湛卢的《〈 红楼梦 〉发微 》，都是新的索隐派著作。
周汝昌此时有了考证文史的兴趣，对胡适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著作虽然还没有认真阅读过，但对红学的大体发展情况是了解的。而他的四哥周祜昌，此时正失业在家闲居，借了一套《 红楼梦 》阅读消遣—— 这是上海亚东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程伟元和高鹗对前八十回作了许多修改的本子，是胡适推荐的版本，并且有胡适写的序言，就是他写的考证文章。周祜昌见胡适说他还没有发现曹雪芹友人敦敏的诗集《 懋斋诗钞 》，就给燕京大学读书的弟弟写信，让他到图书馆查一查有没有这本书。
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中说：“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轶事也散见《 雪桥诗话 》初二集中。他有《 四松堂集 》诗二卷，文二卷，《 鹪鹩轩笔麈 》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 懋斋诗钞 》。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到手。”
胡适写于民国十一年（ 1922 ）五月十一日的《 跋〈 红楼梦考证 〉》又说：“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驳的旧书笺上题着《 四松堂集 》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 四松堂集 》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粘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 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 文木山房集 》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胡适过去已经从《 八旗人诗钞 》（《 熙朝雅颂集 》）中发现敦敏、敦诚兄弟的诗集，有四首诗是访问或寄怀曹雪芹的，胡适根据这四首诗中的词句在《〈 红楼梦 〉考证 》中作了一些关于曹雪芹生平情况的推断。如从“秦淮残梦忆繁华”、“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等诗句，“证明曹雪芹当时已狠贫穷，穷的狠不像样了”（ “狠”即“很”，乃当时习惯 ），等等。对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则从一些其他材料作了间接的推断。
在发现了《 四松堂集 》后，根据诗集中新发现的《 挽曹雪芹 》诗注明“甲申”，胡适更正了自己过去的推断，作出新的结论：“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一七六四 ）。……曹雪芹死时‘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 一七一九 ）。”
胡适发现了敦诚的《 四松堂集 》，但敦敏的《 懋斋诗钞 》至今尚未找到，如果能找到《 懋斋诗钞 》，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周汝昌接到四哥的来信，就到图书馆中去查。真没想到，这部敦敏的《 懋斋诗钞 》，胡适多年来四处托人访求寻觅而未得，居然就静静地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这真应了那两句俗语：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周汝昌永远难以忘怀燕京大学图书馆那一套借书程序：首先填写一张小借书单，交给借书处的服务员；这个馆员把借书单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吊了下来，里面就是一本书。拿出借书证，附到书的存卡上，签名登记，就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宿舍去阅读。
周汝昌异常兴奋地借出《 懋斋诗钞 》，连夜挑灯细读，立刻有了重大发现。再参阅胡适的考证著作，作辩证思考，将新发现的情况予以逻辑的连贯，很快写成一篇文章，题为《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文尾署下写作日期和地点：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于燕京大学。
这篇文章的考证逻辑有这样几步：
首先，从《 懋斋诗钞 》的敦敏自序确定了敦敏编自己诗集的时间和地点：“敦敏是从乾隆二十三年从东北回来，一直住在北京，来往于东郊通县一带，二十八年夏天才把所作各诗收集起来，而写了这篇序冠在卷头。”
其次，发现《 懋斋诗钞 》中所收的作品“并不止于那年夏日以前的”，还收有写序以后的诗作，并且集中的全部诗作“是以作成先后而编排的”。
第三，集中有一首《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内容是邀请曹雪芹前来看杏花喝酒，诗末两句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而此诗排在癸未年（ 1764 ）：“以上一诗属于癸未年。同年十月二十日一诗自注云：‘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可知‘上巳前三日’，是癸未年无疑了。”
第四，因此对胡适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推断提出质疑：“胡先生当年考证《 红楼梦 》，曾据敦诚诗定曹雪芹死在甲申。后来又因为得了脂砚斋批红残本，又改定说他卒于壬午除夕，因为有一条朱评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下面署‘甲午八月泪笔’。但这就不对了。雪芹如真死于壬午除夕，如何敦敏在癸未还能作诗招他上巳前三日来观花饮酒呢？敦诚挽雪芹的诗，注明甲申所作，而敦敏吊雪芹的诗又在甲申春天，这绝非偶合。”
第五，质疑了胡适的看法以后，对曹雪芹的生卒年，周汝昌作出了自己的新推断。
关于卒年，他认为：“大概除夕是不会错的，雪芹一定是死于癸未（ 乾隆二十八年 ）的除夕，而敦敏于转年春日闻报才赋诗相吊。……至于脂砚斋的朱批，虽然可靠，但他说是壬午除夕，乃是因为从癸未到甲午作批时已是十二个年头，日久年深，不免误记了一年……”
对于曹雪芹的生年，周汝昌认为：“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最后的结论则是：“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 甲辰，公元1724年 ）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 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 ）。”
下面是敦敏和敦诚的相关诗作，读者可以参照阅读。
敦敏《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 懋斋诗钞 》抄本，诗排在癸未年）
敦诚《 挽曹雪芹甲申 》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新妇飘零目岂暝？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垧。
（《 四松堂集 》抄本、《 四松堂诗钞 》抄本 ）
这是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不是关于《 红楼梦 》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当年写下这篇文章，周汝昌并没有想到拿去投稿发表，毕竟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学术意义，名和利，都还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四哥嘱托的任务完成了，完了一件事，就把文稿撂到书桌旁的一堆杂物中间了，心想等放假回家时再拿去让四哥阅读。
上课，读书，岁月如流，光阴似箭。忽然有一天，又收到顾羡季（ 顾随 ）先生的一封来鸿。顾先生在燕京大学被日寇封校之前曾担任教职，现在已经不在燕大了。但顾先生一直和周汝昌保持着通信联系，关心着这个“读书种子”。这次来信，顾先生问周汝昌在课余是否还在练习写作，如果有写成的文稿，叫周汝昌寄给自己，好推荐到报刊发表。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周汝昌立刻把已经写成的两篇文章誊抄出来，寄给了顾先生。一篇是考辨书法的，论证《 皇甫君碑 》并不是欧阳询（ 唐朝书法家 ）的“少作”，而是晚期的杰作。这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完全相反。另一篇就是《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
顾随很快把这两篇文章转给了赵万里（ 1905—1980 ），他是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室主任，当然是一位古典文献方面的著名学者，正在为天津的《 民国日报 》主编一个“图书”副刊。赵万里对考证书法的一篇兴趣不大，对考证曹雪芹生卒年的这一篇则青目有加，立刻在1947年12月5日《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第七十一期发表。赵万里的这种取舍选择也可以理解，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是发现了《 懋斋诗钞 》这样一个新的文本，又是与“新红学”创始人，此刻仍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这位社会名流商榷的，当然更具有能吸引舆论注意的“轰动效应”。
果然，文章刚刊出，胡适本人就看到了。十二月七日，胡适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称周汝昌为“汝昌先生”，内容全文如下：
在《 民国日报·图书 》副刊里得读大作《 曹雪芹生卒年 》，我很高兴。《 懋斋诗钞 》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 东皋集 》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 红楼梦 》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第一，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们称“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第二，最要紧的是若雪芹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先生说是吗？
匆匆问好。
下面署姓名与年月日，是“胡适”和“卅六，十二，七”，“卅六”就是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1947年。不过，在此后又附有一句话：“匆匆往南边去了，这信没有邮寄，今天才寄上。”后面又署“卅七，一，十八”。
这封信的第一段称周汝昌发现《 懋斋诗钞 》是“大贡献”，对周汝昌根据诗集中诗的编年次序推测曹雪芹卒年癸未表示赞同。信的第二段则对周汝昌推测曹雪芹享寿四十岁仍持异议。周汝昌在文章中说：“依了敦敏的诗题判断，雪芹决不是敦敏的先辈。如果不是年龄相等，便也相差无多。因为敦敏总是直称雪芹的字号，或加一曹字，又称作‘君’，这都不是对年长先辈的口气……敦诚挽雪芹诗开头说：‘四十年华付杳冥’；胡先生依此而推断雪芹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六年（ 公元1717年 ）左右，我以为不免太早了些……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胡适的信之第二段说的“第一”和“第二”两条，就是针对周汝昌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
胡适给周汝昌的信，是经《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主编赵万里转的，赵万里近水楼台，转给周汝昌之前，已经把胡适的信在下一期的《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了。
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就是这样“问世传奇”的。四哥周祜昌的起意引逗，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偶然得之，顾随老师的关心约稿，赵万里主任的识珠刊发，胡适校长的热情响应，当然如果再“追根溯源”，还有母亲李彩凤在周汝昌幼年的讲红启蒙，都是这篇文章得以诞生并随之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缘”和“助力”。
如果孤立地看，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只是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似乎与《 红楼梦 》的文本阅读没有直接关系，其意义似乎也不能说得太高，但如果放在整个《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照，则其潜在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
何以见得呢？
首先，从胡适、俞平伯开创“新红学”到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发表，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红学的发展逐渐处于停滞的状态，缺少真正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新论证，老的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占着半壁江山。周汝昌这篇文章的问世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使新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
其次，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周汝昌人生方向的确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后种种反响的刺激和鼓舞下，周汝昌开始自觉地走上了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道路，为日后《〈 红楼梦 〉新证 》的写作起了筚路蓝缕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三，这篇文章昭示出此后五十余年红学的发展大方向：在进入《 红楼梦 》文本之前，必须先弄清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为此后五六十年内“曹学”和《 石头记 》版本学等考证性学问成为红学实际上的主流和“热点”开了端绪。
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5月，周祜昌、周汝昌和周伦玲①合撰的《〈 石头记 〉会真 》由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周汝昌在文后附语说：“此文是我‘考红’的第一篇文字，原载《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是赵万里先生编录的，对我数十年红学研究来说，有其纪念意义—— 就是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并且由它而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
周汝昌在重返燕园一年后，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发表的这篇并不太长的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文章，为什么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怎样“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周汝昌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是不是太高了？如果联系红学的历史发展，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之旅“追踪蹑迹”，加以考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一初入燕园足风流
1与胡适的“一面缘”

胡适对周汝昌的响应，是激励周汝昌继续考证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巨大推动力。
胡适生于1891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 ）12月28日，1947年12月，整五十六岁。周汝昌生于1918年4月14日，1947年12月，二十九岁。胡适比周汝昌大二十七岁。
胡适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官僚，既是“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旗手，又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还是北京大学校长。甚至，蒋介石还有意提名胡适当中华民国的总统。1948年4月3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私人官邸。蒋介石说：“我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你为总统候选人。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我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你，我自己当行政院长。”胡适笑着说：“我希望另觅他人。”蒋介石说：“或者由我当总统，你担任行政院长？”见蒋介石态度如此诚恳，胡适很感动，说：“让蒋先生决定吧。”① 而周汝昌，此时不过是个学程坎坷，年华已老大而还没有从大学毕业的在校大学生。
胡适与周汝昌的地位、年龄都如此悬殊，却在曹雪芹的生卒年这样一个纯粹考证性的学术问题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因缘。对周汝昌来说，其高兴、振奋是可想而知的。从1948年初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后，周汝昌就进入了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亢奋状态。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① ，周汝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由此开始，到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发出最后一封信，整整半年时间，周汝昌共给胡适写了九封信，而胡适回了六封信（ 也可能是七封 ）。在《〈 石头记 〉会真 》中，除了可能亡佚的一封胡适信以及新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馆发现一封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给胡适的信外，来往信件全部可以看到。
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印象和结论。
一、周汝昌对胡适十分尊敬和感激，胡适的回信确实促发了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极大热情，并让周汝昌立下了献身红学的最初志愿。
周汝昌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开头一段这样说：“谢谢您给我的信（ 原函见《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第八十二期，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自问无意抛砖，不期引玉，真是欣幸无已。可惜那封信我见到时已很晚，跟着又是忙，所以直到今天才得写信来谢您，实在抱歉之至。本来拙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有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 红楼梦 〉考证 》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 红楼梦 》，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现在不妨把我的意思再向先生说说，也许因此竟会讨论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来，也未可知。”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四日写的第二封信开头则云：“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半年以来，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而邪说怪语才可以消灭无形了，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
由“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这是非常真实的夫子自道。“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也已经宣示出先做作者的考证工作，再深入小说文本内容（ 思想、艺术、文化等 ）的研究路线。而这就是后来红学界延续多年的“红学”与“曹学”关系的争论源头。
二、在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上，周汝昌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一再向胡适陈述自己看法的根据和理由，希望说服胡适。而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曹雪芹是否能赶上“曹家的繁华”，进而影响到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的“自传”程度是多还是少、强还是弱，当然也就涉及对《 红楼梦 》的作者认定、成书情况以及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等问题的认知。
三、周汝昌比胡适更坚决、彻底地相信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有强烈的“家史”和“自传”性质。在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周汝昌就说：“也许先生会笑我傻，把小说当年谱看。其实平伯先生早就这样‘傻’过的。我觉得他排列年表的结果很好，同时这也是讨论《 红楼 》作者年代的唯一合理办法。我如今作了一件更傻的事情，就是把《 红楼 》从头翻过一下，凡是有关时序日期和年龄的句子，都摘录下来，列成一个长表，才发现此书叙时叙事的有条不紊，首尾吻合，‘科学化’的程度，实在惊人！除了一二处不重要的小参差，无不若合符契。”而胡适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的回信中明确说：“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
四、对曹雪芹的生卒年，胡适和周汝昌并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 石头记 〉会真 》中，周汝昌在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致胡适信后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因为胡适当时给我的信为编者赵万里先生刊在报端，所以我的回答也只好用信札的形式。胡适见此文后，再与我来信，后附‘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我很不服气，就一直争下来了……胡适在雪芹卒年问题上，最初是接受我的论点的，但他到最后影印‘甲戌本’作文时又‘回到壬午说’了，亦即仍然回到了他的老说法上去，认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其理由却只是因见有人歪曲《 懋斋诗钞 》，说它‘并非编年’，便也说‘我看不是编年’云云，表现出不去认真核考、不肯服从事实的态度。至于生年，我一直在问：凭空里让雪芹‘多活’上五年，这算什么‘考证’呢？我排年表的办法，自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它说明了正好差出一个‘五年’来，这难道不值得思索吗？”
五、胡适慷慨大度地把珍贵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借给并不识面的普通学生周汝昌，周祜昌和周汝昌兄弟“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表现了双方为追求学术而毫无私心的高风亮节。
周汝昌在抄录副本后，致信胡适说：“有了副本，原本才遭受了最低限度的翻弄。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深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
而胡适则回信说：“我读了你信上说的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读这些往返来信的词句，真让人联想到《 红楼梦 》第五回《 乐中悲 》曲子中赞美史湘云的句子：“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六、由于看了胡适惠借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使周汝昌对曹雪芹原著和通行的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别感受深刻。因此确定了周汝昌此后从事红学研究的根本立场：为曹雪芹鸣冤洗垢，对程高本深恶痛绝。周汝昌认识到，恢复曹雪芹真本原貌，作版本研究是最重要的红学工作，因此将“《 石头记 》版本学”确立为“曹学”之外红学的另一个基石。
在给胡适的信中，周汝昌说：“我觉得集本校勘，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将近廿年之久，这中间竟无人为此呢？我决心要作这件事，因自觉机缘所至，责无旁贷，不如此，此书空云流传炙脍，终非雪芹之旧本来面目，依然朦胧模糊。……亚东虽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脱离开高兰墅的烟幕，未免令人耿耿也。”（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信 ）“对集本校勘一事，先生既抱同样意见，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情词恳挚，我尤感高兴！此事诚为笨重之工作，但实不能因其笨重即畏难而止，一任搁置下去。我既有此意，又已获得先生赞助，无论如何，决心力任此业。”（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信 ）“但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先生出始为一廓。然而二十年来，附会索隐势力，不但未尝打倒，反而有增无已。在索隐等书之后，寿鹏飞的《 本事辩证 》、景梅九的《 真谛 》，都为该派张目；现在居然又有新生的《 发微 》！反视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接续研究，为我派吐气。”（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信 ）
七、胡适确是仁人君子，对后学态度真诚，热情地予以可能的一切帮助。他不仅借出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又把《 四松堂集 》和戚蓼生序本《 石头记 》也毫不吝惜地借出，并且替周汝昌改削文章，提出忠告，提供藏书信息，介绍孙楷第等专家，甚至在信中说：“那天你要赶车回去，我很明白，你的身体不强健，我一见便知。……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衷情挚语，让人感动。
八、但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胡适止于一般性的鼓励，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震撼。尽管他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异，以及曹雪芹原本被程高本所淆乱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胡适远没有周汝昌感受深切和认识深刻。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对胡适和周汝昌通信论学这段时间的“时代政治背景”略作鸟瞰，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和周汝昌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
从胡适给周汝昌写第一封信的1947年底（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到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12月周汝昌把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胡宅止，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终于使国民党逃往台湾。而胡适和周汝昌所在的北平，则是傅作义统帅的国民党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围困城内，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占领天津。1月31日，傅作义所部二十五个师约二十五万人离开北平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胡适作为一个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个人都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大学校长，当然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
胡适在给周汝昌的第一封信中所谓“匆匆往南边去了”，是去南京参加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如1947年1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向北京大学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美教育基金协定”的基金董事会，按照协定，美国二十年内向中国提供教育基金二千万美金，每年拨付一百万。对这笔资金，当时有人认为是“文化侵略”，而胡适认为对中国教育有好处。12月15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召集中美教育基金董事会顾问会议，中午朱家骅招待，晚上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宴请，夜里外交部长王世杰又到胡适寓所说“蒋主席准备请你出任行政院长……”12月16日启程回北平，胡适在这样繁忙的政治性生活中还关心红学的学术考证，也的确显示出其学者本色。
1948年2月3日下午2时，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邓特因负责《 奔流 》壁报言论激烈，被几个特务绑架而失踪。2月7日，华北学联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示威大会。2月14日深夜，学生代表杨翼升等四人为邓特失踪事件到胡适家。胡适回答学生代表说：“关于同学被捕的事情，我有四个原则交训导处去办，我不会为同学的事去跑衙门。”胡适的四个原则《 纽约时报 》作了报导：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同学加以优待；罪轻则保释；罪重则请求移交法院办理。
学生代表对胡适说：“胡校长只周旋于权贵，实在损教育家的面子。”胡适回答说：“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不能叫‘非法逮捕’，政府在法定限度内，可以执行某种职权。”学生代表说：“胡校长实有默认政府非法行为之嫌。”胡适回答说：“我不过是只纸老虎，纸老虎是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
1948年3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二处袁维扬寄给胡适一篇剪报文章，题目为《 胡适的胡说 》，作者不知是谁，署名“怀湘”，发表在《 群众 》周刊2卷6期。这篇文章很长，对胡适作猛烈抨击：“一向戴着‘学者’面具的胡适，近来却连这最后的面具也自动撕破了。这是难怪的，因为‘卒子’已经过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等到他当过了驻美大使又当了北大校长，并且参加了伪‘国大’，他被延揽了。称赞伪宪法是‘民主’了……他当了北大校长，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了，会说：‘这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胡适读了这篇文章后心情很不好。而本月北大训导长贺麟要辞职，自费生缴不起饭费，作为校长的胡适简直焦头烂额。
1948年3月24日胡适去南京，参加3月25至27日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二届五次年会，胡适担任“人文”组审查会召集人，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中国文史学院士；另外还出席3月29日至4月30日第一届“行宪国大”。就是在这时，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请胡适当总统候选人。
就在胡适于南京开会期间，北大校园已经颇不平静。邓特、孟宪功、李恭贻等同学被非法逮捕事件仍然没有了结，3月29日，数千军警包围北大沙滩和三院西斋，阻止晚上校区的竞选火炬游行。同时，国民党政府当局宣布华北学联是共产党的机构，勒令解散。
北大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给胡适写信说：“您正在兴高采烈开着国民大会，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了我们所受的创痛，更不要忘掉您过去所允许的诺言。”
北大教师郑天挺也给胡适去信通报情况：讲助会为争两袋面粉，准备罢教；特务闯入北大撕毁壁报，捣毁社团工作室，学生酝酿罢课。
4月6日，北大教职工罢工罢教，学生罢课支援。4月11日下午二时，大批右翼学生自弓弦胡同向西游行，在沙滩北大门紧闭的门前，唱“国歌”，呼口号，乱喊“打倒共匪老巢的北大”，用携带来的石块向红楼投掷，砸碎四楼的玻璃。后来又闯入东斋，捣毁了吴恩裕教授的住宅。吴恩裕后来也是一位考证派的红学大家。
胡适参加“国大”后，陈之藩给胡适写信，说：“对您入世的精神，愈感钦服，既不想望周作人的新村，也不想望鲁迅的乌托邦。几十年来，先生依然是从地下建造天堂，而且总是那样洋溢着乐观气氛的。”对于北大的学潮，陈之藩说：“政府不能那么胡涂，把学生全看成共产党。”
1948年4月19日，胡适出席“国大”选举大会，蒋介石当选总统。但第二天中华三育研究社的苏醒之给胡适写信，说他们在中山大学500多个学生和中西教授中作了一次选举预测，得到的“投票”结果是：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60票、居正6票。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12月15日下午六时三刻，胡适江冬秀夫妇到北平南苑机场，是傅作义派部队护送，因此时北平市内到机场的道路已经不畅通。飞机起飞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南苑机场。
胡适飞离北平后，留在北大的季羡林想起了李后主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心想不如改成“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礼炮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攻城的大炮。“礼炮”和“含笑”真富有“春秋笔法”的意蕴。
12月18日胡适在南京回答记者采访说：“我正在思索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但我绝不反对年轻人作政治活动。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政治。”
1949年3月22日，胡适到台湾安置家属。4月6日，胡适登上总统轮前往美国，受蒋介石委托去活动美援。
上述关于胡适的行踪活动可参阅复按《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 胡适作品集 》、《 胡适的日记 》 （ 手稿本 ）、《 胡适书信集 》以及《 胡适大传 》等胡适研究著作。
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胡适也并没有完全中断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从事《 水经注 》的考证研究。如1948年1月某日，梁实秋来看胡适，胡适打开书柜，向他展示搜集的研究资料和手稿。梁实秋问胡适：“先生青年时代写《 庐山游记 》，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 水经注 》，是否值得？”胡适回答说：“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5月24日，胡适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写信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我还在玩我的《 水经注 》，有时候一天做七八个钟头的自己工作！ ）”
胡适给周汝昌的六封信基本上都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写的（ 其中第一封写于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十二月七日，但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一月十八日才发出 ）。下面将胡适的最后一封回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晚 ）录下，也可以看出胡适当日虽身处社稷沧桑颠沛倥偬之际，仍然葆有一份关心学术的兴趣和帮助后学的热诚。
谢谢你的长信。
《 四松堂集 》，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
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 红楼梦 》的掌故。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钞读了。
刘铨福是北京有名的藏书家。叶昌炽的《 藏书纪事诗 》有专咏他的诗，其注语可供参考。
你有好弟兄，最可欣羡。你下次写信给你令兄时，请代我致意。
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这封信是回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写来的长信，信中主要谈《 红楼梦 》的曹雪芹真笔被程高本篡改而导致“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谈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的收藏者刘铨福，并向胡适请求帮助找关系到故宫查阅文献等。胡适第二天就写回信，可以想见当时胡适在多事之秋及时处理来信的积极的生活状态，从容不迫的意度风神。
而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后，也只过了四天就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商借《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并且抄给胡适两首自己写的词，“因为可以代表我对《 红楼 》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周汝昌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再过一个多月，胡适就永远离开了北平。在这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周汝昌是这样写的：“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天道乍寒诸，祈为道自重。”
可以看出，周汝昌是一个满心满意痴迷于学问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热情的青年，真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劲。他对当时的那些轰动激动的政治活动和游行示威等，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敬而远之，只自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考索追求。他对胡适充满了敬仰，当然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和胡适发生冲突的学生完全不同。而这又和前面提到胡适所说“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的人生观有契合之处。虽然胡适并没有与周汝昌交换过这方面的思想，但应该说，两人有限的交往中是会有一份无形的呼吸交通之灵犀心感的。
不过，胡适虽然不失学者本色，实际上却是相当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他已经是“过河卒子”，是历史沧桑巨变中的重要角色。
而周汝昌，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巨变中的局外人，一个于时局无足轻重也从不想自己有什么“轻重”的普通大学生，一个把绝大部分心魂精神都投注到曹雪芹和《 红楼梦 》研究中的“读书种子”。他已经在这个文化课题上感受到一种另外的历史使命，感觉到自己负有为曹雪芹洗冤去蔽，为一部事关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伟大经典刮垢磨光的历史使命，比起那些乱纷纷的政治是非来，这自有其远为不朽的价值。
所以，胡适和周汝昌，这两个人之间的同与异是颇有文化意蕴的一件事，是值得深入发掘的一件事。俗话说缘悭一面，而胡适和周汝昌，虽然在一年中鱼雁传书多次，真正的实际接触则只有“一面之缘”。
这一面之缘，周汝昌晚年写有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以《 我与胡适先生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 脂雪轩笔语 》）和《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 天·地·人·我 》）两篇说得比较详尽。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回忆以及二人通信日期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
胡适约见周汝昌，据周汝昌后来推断，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二十七日。
会见的具体情况，周汝昌的回忆是：由赵先生（ 指赵万里——引者 ）的感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时在场的，只有胡适的秘书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辞行，他拿出一本《 胡适论学近著 》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
实际上，这一次见面还拿到了甲戌本《 石头记 》。周丽苓于2005年8月2日给笔者来信说：“以前父亲记忆甲戌本是胡适托孙楷第送来的，那胡先生肯定会先通知父亲一声的，所以总认为这中间丢了一封信。这次我和伦苓把两人来往所有信函互相对照，判断事实如下：即父亲六月四日给胡适去信要求借书，六月二十七日到胡适家当面借到甲戌本，径直带回咸水沽，然后录副……倒是觉得十月二十九日后少了一封信，因为找不到借到大字戚序本和归还《 四松堂集 》时间的书面证据……胡适的信，现在我们只是以所取得的实际信函数为准——六封。父亲原来回忆孙楷第送书、包书的报纸等实际上是送的戚序本而非甲戌本。”
周汝昌对胡适十分感激，但不是因为胡适借给他《 胡适论学近著 》，而是因为借给他红学珍本古籍以及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周汝昌说：“不知何故，此书（ 指《 胡适论学近著 》——引者 ）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我感念他的，不是这书，而是‘甲戌本’古钞《 石头记 》、敦诚《 四松堂集 》写本、‘戚蓼生序本’大字本三部珍贵的藏书。……我对胡先生如此慷慨与信任一个青年学生深为感念—— 这信任不止是借给我那么珍贵的孤本秘籍，更在于从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 如索还、提及…… ），他对我的为人一切了无所知呀！”（《 我与胡适先生 》）“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
胡适借出的三种古籍珍本对周汝昌立志从事红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周汝昌回忆说：1948年暑假，带着世人未见的奇书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回天津老家，四哥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雪芹的《 红楼 》真面本相是这样的，而被程、高篡改歪曲得多么厉害，太可悲愤了！”从此，两人发下大愿要为芹书恢复本来面目。并且很快，周汝昌就和其四兄周祜昌开始投入了实际的研究写作。在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四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半年来都在致力于搜集曹家身世的文献资料，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起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地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在九月十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则说到两月之间一力写《 红楼家世 》，完成了大部。这其实就是后来《〈 红楼梦 〉新证 》的雏形。
但胡适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认知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到后来也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越往后分歧越严重。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胡适曾一度赞同周汝昌提出的卒年癸未说，但后来又倒退回原来的观点，主张壬午说。生年则周汝昌主张雍正二年，胡适主张康熙五十六年。
不过生卒年的不同意见还只是一个考证的具体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则是涉及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文本文学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周汝昌兄弟一见脂批本就对程高本于原著的篡改感到极大震撼，胡适则一直缺少真切的感受。他虽然赞同周汝昌提出的需要搞出一个广集校勘的本子的意见，但只是从校勘学这一角度出发的，并没有深入到对两种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文本方面。
周汝昌说：“胡先生对我写定一部真本芹书的意愿虽表赞成，但在评价程、高伪本上，在雪芹生卒年的考订上，却都与我发生了争议。我们之间的那种‘忘年’也‘忘位’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终究宣告了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是无法苟同与迁就的了。”（《 我与胡适先生 》）
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在胡适处已经多年，但胡适却始终没有对曹雪芹原著被程高本所篡乱的问题有所感受，更欠缺深入思考。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汪原放新式标点本，胡适作序，底本取的是程乙本，即高鹗和程伟元1792年第二次修订过的本子，对曹雪芹原著的篡改是最严重的。此后这个本子成了广为流行的大众读本。到1948年，已经是二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周汝昌向胡适提出，不应该再替程乙本作宣传流布，胡适却不予接受，辩解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只是“校勘的性质”。
周汝昌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说：
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的序文并非如此。
我那时已然感觉分明：这位大学者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少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
还是年轻之故，我对胡先生的答复不但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确实让胡先生有些不愉快了——我寄给他一篇文稿，论析“白话化”并非雪芹笔墨的向往与“极则”，除了人物对话，其叙述文字并不像胡先生想象的那样“白话化”；雪芹著书，也没有“提倡白话文”与进入《 白话文学史 》的愿望！而假如我把这部伟著用今天的“白话”再来“加工”改动一番，胡先生是否还为之作序吹嘘，重排新版？
这实在是说话太不知轻重了，应该自责。胡先生读了这些有意气、带讽刺的话（《 白话文学史 》是他所著呀 ），当然不会高兴。他用紫色笔将这些话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
在《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中则说：
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 红楼梦 》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这个分歧是巨大的，深刻的。胡适与周汝昌存在着气质禀赋方面的鸿沟，其实是无法沟通的，这种差异又必然产生无法调和的不同学术见解。这个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续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参商之尖锐分歧，今后将继续困扰着《 红楼梦 》的研究界。这个分歧也将在《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中体现出来，并引起长久的激烈的争论。
这个分歧所潜隐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邃远的，关系着中华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精神命脉，涉及对“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之功过是非长短的认识起伏，它将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读书界反复发作，并旁及世界汉语文化圈，甚至必然要延续到21世纪。

2从“西语系”毕业

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周汝昌这样回顾了他与胡适的最后因缘：
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了。
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
这里说1949年，可能记忆有误。胡适是在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只带走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的手稿，另一本就是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可见，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应该在此前不久。岁尾年头，时间接近，那时又不通行公元纪年，是民国年号，所以误记成1949年。
周汝昌在最后时刻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了胡适，这当然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礼教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格光辉。对比后来“文革”时期红卫兵抄家，将他人财物中饱私囊的行径 —— 比如前面述到周汝昌的那方古砚台就被抄去后不知下落，不禁让人对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失落感叹唏嘘不已。
从历史沧桑的宏观视角，北平围城内周汝昌与胡适通信论学的活动和当时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形成一种颇为有趣而耐人寻味的对照。天翻地覆江山易主之际，仍然有痴情的书生专注于民族传统文化精魂的艰苦探索，沉溺于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的追求。
表面上，政治是那样强大有力，那样惊心动魄，学术是那样边缘化，那样渺小不足道，但从更本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对一个民族的“慧命”（ 陈寅恪语 ）来说，铁血的政治与超越的学术，各自有其不可互代的价值、影响和魅力。
不过，现实的政治演变毕竟要影响书生的人生和命运。1949年4月20日深夜，中共中央发出《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强渡长江。23日，李宗仁与何应钦等逃出南京，当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城。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9月30日会议闭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也复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周汝昌这个尚未毕业的本科大学生，也从中华民国的国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不管政治如何发生巨大变化，周汝昌仍然要过他普通人的生活。三女伦苓于1949年4月1日（ 阴历与周汝昌生日相同，皆为三月初四 ）出生，周汝昌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家庭负担更加沉重。1949年秋，周汝昌虽然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已经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做赵萝蕤教授的助手，兼任翻译课的教员，同时还担任教授美国留学生学汉语的工作，这自然也有了一份收入可以贴补家用。
与胡适，从此是“永别”了，但周汝昌并没有停止他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工作。1949年9月5日，周祜昌用当职员所存的大账本把周汝昌所撰《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横抄完毕，1949年12月第37期《 燕京学报 》予以发表。
脂砚斋等曹雪芹的亲友在《 石头记 》抄本上所作的批语，是理解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背景情况的重要资料，胡适和俞平伯在他们的红学著作中都曾经加以利用，但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此后长达三十年，这方面的情况一直乏人问津。周汝昌这篇文章的发表，是《 红楼梦 》研究史上第一次对脂批作专门研究，是他后来提出红学四分支的学术框架中“脂学”的铺路奠基。《 燕京学报 》能发表一个在读本科学生的文章，也是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当时，古文字学家容庚的女儿容媛在学报编辑部工作，曾要周汝昌补写一个英文提要，周汝昌很快写好送去，过几日又碰见容媛，容媛对周汝昌说：“你的提要写得很好！别无其他意见。”
1950年夏，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作的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Ssu-K'nung Tu's《 24sty les of Poetry 》”（《 司空图廿四诗品之英译 》）；此外还有一篇翻译论文作品，译的是季羡林（ 1911年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所著“Lieh Tze of Budihist Sutra”（《 列子与佛经之关系 》）。
周汝昌学习外语颇有天资，早在上中学时就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前面已经叙述过。周夫人去世之前两三年，有一次笔者到周府拜访周先生，不知怎么说起外语来，周夫人对笔者情不自禁地说：“他（ 指周汝昌——引者 ）学外语实在是太聪明了！”赞叹之情洋溢满脸，眉飞色舞，而周先生听了老伴的赞扬，也颇有点自得地微笑了一下。此情此景，笔者至今印象深刻。
对外语的“修行”，周汝昌自己写有两三篇自述行状的回忆文章。他对英文发生兴趣，是受四哥祜昌的影响，也因当日家境窘迫，父亲希望儿子能学一点获取高薪的本事。那时海关的工作颇让人羡慕，当然英文好是到海关工作的必须条件了。周汝昌一度报考“津海关”，正是缘于此。
但周汝昌天生对商业英语不能发生亲和，连对自然科学、新闻媒体等实用性英文也兴趣不大，倒不是不会，而是觉得那不过是熟悉各一套的专门词汇和“腔调”的事，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会了。所以周汝昌学英文，投入和钻研的还是“文学”和语文学本身的习用，主要是靠自己下功夫，相对来说，感觉教室听课收效小又进步慢。他订阅了英文报刊，靠四哥帮助，买了牛津字典，简明（ concise ）和袖珍（ pocket ）两种。自己下决心，啃硬骨头，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同时对各种机缘和方式都争取运用，所以进步很快。
周汝昌也回忆过自己学习英文历程中“英雄可论当年之勇”的几个故事。
周汝昌在上大学以前，英文方面从葛传受益最大。葛先生是一家著名英文杂志的编辑，有著作出版，英文造诣很深，写的英文非常地道，还编了许多英文书刊和辞典等。他给牛津英汉字典的主编者提出一些意见，都被采纳接受。但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自己编的《 英语惯用法（ idio matic usage ）词典 》，当中也有一些技术性的小毛病。周汝昌翻阅运用这本词典时，把发现的可商榷之处都摘录下来，列出了很长的一篇，然后寄给了葛先生。葛先生来信表示感谢，并说请他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订采用。周汝昌和葛先生的来往通信都是用英文。
有一次，周汝昌上一个英国人办的英语补习辅导班，晚上上课，月费三元。授课的方式是问答，很生动活泼。英国老师叫Boycott，有一次他发下讲义，其中有一个问答题，是列出许多国名，让学生看了后，就提问。Boycott问到了周汝昌：是不是这些国家都在欧洲呢？周汝昌回答：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 老师听了回答以后又问：Yes，What about Italy？周汝昌又回答：Italy is in Europe. 满堂的学生听了哄堂大笑。前面回答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怎么又说意大利在欧洲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时Boycott老师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哈哈哈。人家没答错，你们理解错了。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而是说它们并不都在欧洲 ——有些在欧洲，有些不在欧洲。如果要表达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应该说None of these countries are in Europe才行。同班的听课者当然都默默不再作声，不用说，周汝昌满心得意，只是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把得意之情形于词色了。
周汝昌后来总结说：这个例子说明，学外语不可以只用“字换字”的理解去对待，而要领会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比如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这句话，并不是说“只要闪光的都不是金子”，而是说“并不是所有闪光的都是金子”。
又一次，周汝昌请美国研究生Arthur吃中国便饭，邀两个朋友作陪，二人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闲谈中偶然说到中医中药，一个清华学生说他前几天服了中药，说成“吃草”—— 把中药说成grass这个英文词，还说中药是草药，与多为矿物性的西药medicine不同。Arthur讲究礼貌，没有笑，周汝昌赶快替朋友纠正说，应该说吃herb，不应该说grass —— 吃grass就变成马牛羊了。Arthur很聪明，也圆场说，这是由于“same character”。
周汝昌初入燕京大学时，因为英文水平高，只听了一堂课，就被教师推荐免修大一英文，跳级上大二的课程，前面已经叙述过。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教授欧美近代小说的包贵思女士（ Ms.Grace Boynton ）最让周汝昌感到“投缘”，觉得她不仅懂语言，也懂文学，对同学平易近人，但对学业要求也严格。
有一次，包贵思老师指定学生读三本书：一本是美国某小说名著，另外两本是对这本名著的评论著作，读完后要提交一本读书报告，限期为两个多月。这时，周汝昌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到了临交作业的限期，才想起来。于是赶紧硬着头皮读那三本洋文“蟹行”大书，然后在某一个下午，坐在宿舍里奋笔疾书，那真有点文不加点笔不停挥的样子，一口气写了六十页。交卷了！
过了几天，包贵思老师忽然对周汝昌说：“星期四下午来我家吃饭。”原来燕京大学有一种风气，教师高兴时就邀请学生去家里吃饭，主要还是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星期四到了，周汝昌如约来到包贵思老师的住宅。一进门，包贵思就拿出一沓纸给周汝昌。周汝昌接过来一看，原来就是自己写的paper（ 论文、作业 ），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翻译成汉语就是：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一个分数（ grade ），而是教师的一鞠躬。周汝昌看了以后，当然是十分高兴又有点惶恐，连连客气说：I can hardly deserve it.（ 您给我这样的评价，我如何当得起 ）但包贵思女士说：你当得起。
不过故事还有后续发展。周汝昌在包贵思老师家吃完饭，回到宿舍，再细细翻看自己的paper，发现这份卷子已经被赵萝蕤女士先看过了。赵女士是被包贵思老师赏识的高材生，传说还曾被选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她是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千金，这时已经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显然，包贵思老师是想让赵萝蕤女士“奇文共欣赏”，所以让她一睹为快。周汝昌看到，赵女士在有一页边角处写了一条批语：“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是对后学的论文表示不同意见，理解不同，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另一处，她用绿色的笔添了一个介词“to”。周汝昌对这一处涉及“语文”用法的改动却有点不服气。因为按照英文正规的用法，这种句法中的这一个“to”是应该省略不写的，有了这个“to”，反而显得累赘了。过了两天，周汝昌就去向包贵思老师请教：在此处这个“to”有必要添加吗？包贵思女士笑了，回答说不必加。
1950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当然也是颇有点“轰动效应”的。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答辩后，按照惯例西语系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在报告中，打破了传统说法中的观点，如说《 文赋 》是陆机早年的作品，周汝昌说，不对，应该是他晚年的作品，接着举出证据，作了详瞻的论证。当周汝昌演讲完毕后，在场的教授全体鼓掌祝贺。散会的时候，燕大校园内博雅塔捐赠人之子博晨光（ L.C.Porter ）教授对周汝昌说：“你的论文太好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这么好，这个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了。”周汝昌当年写的论文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 ，后来在《 Studia Serica 》1951年第9期发表，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
燕京大学有一个美国籍的研究生ArthurLink，中文译名叫林阿释，他主修中国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把梁朝慧皎撰写的《 高僧传 》翻译成英文。作这项研究，汤用彤先生的《 汉魏六朝佛教史 》当然是必须参阅的。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文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再加上是说佛教的事情，专门术语扑面而来，这对于一个对汉语不过初通的美国青年来说，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
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
阿释偏爱中国文化，也还真有点“入境”，比如游颐和园，周汝昌发现面对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巨大太湖石，阿释会伫立冥想，似有所悟，而其他的西方人，则往往对这块既无“规则”又少“形象”的大石头感到莫名其妙。一来二去，周汝昌和林阿释的关系就超越了“雇用”，成为朋友了。
周汝昌对阿释说，“阿释”这两个字不如改成“霭士”更有点耐人寻味的文采。阿释听了很高兴。周汝昌又写了两首诗送给阿释，一首是七言绝句，另一首是五言古体诗。阿释说：“我一时还懂不了，你先念一遍给我听听。”周汝昌就用普通话念了一遍，阿释闭目静听，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懂诗的意思，但能感受到诗的节奏韵律。”周汝昌心里暗暗佩服，因为一个西方人，能对汉字四声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一听就有感受，也是让人惊奇的事。
林阿释和另一个研究南明史的朋友James Pansons一起合租房屋，地点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村的东北边，是一个大四合院内的三间大北房，院内有走廊，植有大树，好像是清代官员住过的地方。因为成府村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区，清朝皇帝经常来，因此也有许多官员、士兵等要在附近置房舍作“下处”。周汝昌每天下午抽一个小时来帮助林阿释一起读佛教史。周汝昌事先作一点小准备，主要是查一查专门术语，然后就用英文把佛教史念给林阿释，阿释则用笔记录下来。过后，阿释再把记录整理打字。
周汝昌做这个工作感到很轻松，除了查几个术语外，基本上不用费劲，因为把古汉语和英文“脑口译”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阿释也很满意，连连称赞周汝昌是“活字典”，他就用汉语说，而没有说英文的walking dictionary。周汝昌在整个翻译工作中，事后回顾起来，只有一处发生了失误，对“转读”这一佛教专门术语，不知道应该翻译成sing（ 吟唱 ），讲错了。
林阿释和一份欧洲人编辑的学报《 Studia Serica 》（ 意为“汉学研究” ）有所来往。有一次，编辑将一篇中文稿烦请阿释翻译成英文，内容是考辨《 列子 》成书真伪与年代的。阿释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就请周汝昌帮忙。周汝昌拿回去，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交给阿释。阿释感到纳闷，问：“怎么拿回来了？”当知道已经译完后，不禁惊叹不止，连说“太快了！太快了！”阿释因此对周汝昌愈加佩服，知道他的论文是英译陆机《 文赋 》方面的，看了一部分后，就向周汝昌建议，说可以推荐到《 Studia Serica 》发表。这对于周汝昌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经过向系主任柯安喜女士（ Miss Anne Cockran ）打招呼征得同意后，就连同那篇有关《 列子 》的翻译稿一起刊出了。
这件事过了三十年后，又续上了一个“end”（ 结尾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继“乒乓外交”打破坚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后来又建交。周汝昌收到了James Pansons的来信，是代阿释写的。信中说阿释的眼睛坏了，不能写信，James自己出身农家，仍然健壮如昔，说阿释十分希望周汝昌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英译《 高僧传 》。随信还寄来了当年周汝昌赠阿释的两首诗的复印件，说阿释一直把这两首诗悬挂在自己的床头。
不过此时周汝昌搞了大半辈子红学，年龄已渐老，眼睛、耳朵又都已严重受损，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大洋彼岸的热情邀请了。再往后，就听说阿释病故了，说他一生未婚，只收有一个义女。阿释的确也是一个与世俗乖忤的畸士奇人。周汝昌记得与阿释分别的“最后一面”，是1950年在北京前门一带的某处共进晚餐，同席的还有中国学生蒋希文和法国留学生于儒伯。于儒伯是个京戏迷，在席上把毛巾搭在袖口，当京戏演出中的水袖，摹仿戏中人举杯饮酒，口中说“干”，兴高采烈。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的分别时刻到了，周汝昌与阿释拥抱作别，依依难舍。谁知从此就水远天长，各在天之一涯了。
这里还可以插入一段和钱锺书的因缘。钱锺书生于1910年，比周汝昌年长八岁，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邻，周汝昌读西语系，也有在清华读外文的朋友，朋友经常向周汝昌提起钱先生。而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阎简弼，也和周汝昌是忘年交，向他推荐钱锺书的《 谈艺录 》。周汝昌从哲学系教师吴允曾处借得该书，读之深感得味。后来又读到《 围城 》，周汝昌却不十分欣赏，对其中的“机警”、“俏皮”、“幽默”，认为“终是南士之风流”（ 这句话是周汝昌“甲戌元夕”即1994年2月某日给笔者的信中提到的 ），缺乏“气质坚刚”之真伟大。但对钱锺书淹博的学问和纵横的才气，当然还是很佩服的。
有一次在清华友人的帮助下，周汝昌听了一次钱锺书的课堂讲授。钱锺书那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讲课的潇洒风致，真是名师风采，让周汝昌大开眼界。1948年秋，周汝昌读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 西风颂 》），一时兴起，就把这首英文诗翻译成汉语，用的是《 楚辞 》的“骚体”。清华友人读了很佩服，就拿去给钱锺书看。钱锺书从此对周汝昌青目有加，二人有了交往。钱锺书曾在一封写给周汝昌的信中褒奖赞叹，大意是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钱锺书甚至邀请周汝昌到家吃了一次晚餐，由夫人杨绛治馔，其中有盘烹大虾，那美味始终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回到宿舍，感动而赋七律一首。此后钱锺书和周汝昌曾唱和七言律诗多篇。可惜经过浩劫，这些作品都片纸无存，化为云烟了。但周汝昌还记得，钱锺书给周汝昌回信，称赞他押韵“如土委地”，自然浑融，无勉强拼凑的痕迹。
周汝昌又想把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 》译成英文，对其中的几个外国人名不甚了了，无法查对原文，就写信向钱锺书求教。钱锺书回札，有的指出即是某某，有的回答自己也不知道，十分坦诚。
为了考证文史，周汝昌经常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借书，借书时要填写借书卡。有不少清人诗文集，周汝昌发现借书卡上已经有一个签名，有人已经借阅过，就是钱锺书。例如顺治、康熙时期顾赤方（ 顾景星 ）的《 白茅堂诗集 》，在书眉上还有墨笔批注，那笔迹一望而知是出自钱锺书之手。
周汝昌还对钱锺书的著作提出过意见。有一次，他带了一束读《 谈艺录 》后写下的意见，去拜谒钱锺书，钱锺书把那一束意见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当然没有当着周汝昌的面立刻阅读。至于后来《 谈艺录 》的修订本中是否吸纳了这些意见，周汝昌说他后来再没有阅读过新版《 谈艺录 》，不得而知。
还有一次，二人谈起了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锺书对周汝昌说，神韵是确实存在的，并不是玄虚的，只是有人领会不到而已，例如我的servant（ 佣人 ），就无法理解什么是神韵。周汝昌想，钱先生的意思是说能否感到神韵的存在，乃是一个人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文化的类似概念并不完全相同，需要深入研究。
作本科毕业论文时，要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在论文前言中，周汝昌提到钱锺书为林方庆英译《 离骚 》所写的英文序言，把《 文赋 》译成A Fu-poem on Literature。周汝昌觉得Literature涵义有点过于宽泛，认为不如译成…on Writing —— 因为《 文赋 》的本来意思是讨论“为文之得失”，也就是写作经验心得。这时周汝昌还不认识钱锺书，但周汝昌在清华的另一个学友唐稚松，出于好意，把这篇文章的印本送给了钱锺书。显然，周汝昌对钱锺书译笔的“异议”，也并没有让钱锺书感到不快，因为后来的赞赏乃至请吃饭都能说明这一点。
周汝昌在晚年对自己后来没有在英文方面做出更多成绩颇为感慨，“可怜外语枉修行”。但对自己当年的英语水平，还是颇有一份自豪感的，曾赋诗云：“卷纸疾书六十篇，洋文口手似流泉。包师青眼惊人语，今日应疑是妄传。”
后来周汝昌的主要精力都投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所身处的环境也在华文世界，外语没有成为专门的职业。所谓虽然开头时也曾想“呼吸欧风美雨”，但很快转变了，不是要变成“半个洋人”，还是愿当个学者，沟通中西文化的差异距离。周汝昌对自己的英语修养有很实际的评价：在说、写诸方面有了一些成绩，但实在又不是真正完全的“精通”，能写论文，但不能写“文学作品”；有些细致微妙的“讲究”之处，也没学到，乡语叫做“有点儿潮”，未能无懈可击。不过，与那一个时代的同辈人作一下客观比照，周汝昌的英文可能没有达到某些后来生活于英语世界的华人学者那样的水准，但也算得上佼佼者了。
周汝昌在20世纪80年代曾两次赴美国开会和讲学，第二次作为访问教授，还曾为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代过课；晚年在北京则多次为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使节和夫人家属们讲解《 红楼梦 》，这时，他的英语又派上了用场。1993年周汝昌给笔者的信中，就曾有这样的内容：
27日为使馆界一群洋人讲红，很受欢迎，掌声（非“礼仪性”的）历久不息。在曹、高问题上似乎也引动了兴趣，有提问欲知八十回后情节者，我举起大著示之，告以此乃最新佳本，为你“宣传”。（癸酉清明次日，按即1993年4月初某日。）
自3月27日至5月27日两月间曾三次为驻京外宾（使馆界、联合国开发署）讲红，颇受欢迎。我英语四十年不讲，全荒了。然尚能凑合，还落好评。这似比粉墨登场唱小生更值得一入弟文也。一笑。前此被逼为电视台讲诗（对海外的），结果说我之所录效果居首，说我有“演员才能”，别的专家相形见绌，甚至需重讲重播云。然则我若当“明星”，何致受穷至今。惜乎后悔晚矣哉。（癸酉芒种，按即1993年6月初某日。）
我用英语讲红，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博士）赞我做得“beautifully”，联合国一美国女士则也说我的英语beautiful！（1993年8月29日）
那么，周汝昌学了小半生的洋文，对他的毕生事业来说，是否仅此“敲边鼓”？是否还有更大的作用？收获又何在呢？周汝昌回答说：最大的收获是“比较”，有了比较汉语文和英语文（ 引申开去也就是西洋语文 ）之异同的机缘条件。比较之后的深切体会归结为一点：洋文是“死”的，汉文是“活”的。
他的“理路”是这样的：一般人的错觉，以为西洋语文精密、清晰、准确……大约就是两点：概念清楚，逻辑周密。而汉语文则“模糊”、“游离”、“玄虚”、“不讲完整”、“不够精密”……但能这样认识问题吗？为什么说洋文“死”呢？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词性死，二是语法死，三是语式死，四是标点死。
什么叫“词性死”？就是在西洋语言（ 以英语为例 ）中，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连词等都区分得十分严格，界限分明，虽然也有词性活用，但从大体看来，是规定得相当“死”的，不能随意变更，否则就是用“错”了。比如，man（ 人 ）是名词（ noun ），没法当动词（ verb ）用。speak是“讲话”，作动词用，要用作名词，就得另用一个speech。pain（ 痛 ）是名词，你要用它的形容词（ adjective ），就得另用painful。虽然英语有时候也能名词动词一词二性，比如雨这个字是rain，下雨则是Itrains。但这里其实还是有区别的，rain作了动词，仍然不能“及物”（ transitive ）。而汉语则可以用作“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不必区别什么及物或不及物（ intransitive ）。因此许多成语，如“蜀犬吠日”、“吴牛喘月”，译成英语就得变成一大串，得说得更“详细”和“啰唆”。即使是“及物动词”，在汉语里所能搭配的宾词也与西洋语言不同，例如“担风袖月”、“栉风沐雨”、“戴月披星”……这些成语如果“直译”成西洋语言，那就“没法”理解了。
再看形容词，汉语和英语也颇为不同，汉语中的形容词似乎有一种“形容不清楚”的特点，如“依稀”、“仿佛”、“迷离”、“凄迷”、“空濛”、“要眇”、“叆叇”、“氤氲”、“微茫”、“苍茫”、“渺茫”、“迷茫”……要在英语中找出每一个词的“精确”的对应译法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汉语说北风是“凛冽”，春寒是“料峭”，秋气是“凄紧”，落木是“萧萧”，桃花是“夭夭”，绿柳是“依依”……形容女性美丽，用“妖娆”、“妩媚”、“娉婷”、“婵娟”、“韶秀”、“窈窕”……还有“靓”、“娇”、“倩”、“艳”……都是很难在英文中“精确”翻译的。王维说“漠漠水田飞白鹭”，秦观说“漠漠轻寒上小楼”，这同一个“漠漠”，到底有何区别，那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还有“语法死”。那就是西洋语言的语法中，“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都规定得比较死，也和汉语的语法差别很大。这尤其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表现得最突出。比如“乱山雪烛夜，孤独异乡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类，没有“谓语”，也没有“主语”。所以这些中国的“绝妙好辞”一旦要翻译成西洋语言，就变成了一大堆十分冗长平庸的句子。甚至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汉语，也就韵味全失。
标点符号是西方人发明的，传统汉文只有顿、断、圈、点。当然是西方的“精确”，中国的“模糊”。换一个角度说，就是西方的“死”而中国的“活”。
追究到底，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其实是西方人和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西方思维和文字的讲究精确、准确甚至刻板也自有它的好处，从科学技术到法律人权，中国从清末以来，已经拜西方人为老师，从西方文化中“拿来”（ 鲁迅语 ）了不少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也必须懂得，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有自己仰观俯察的思维和感受方式，而其最核心的特点，则是富有浓郁的“诗质”。而这一特点，在语言文字中更有特别鲜明生动的体现。
不认识这一点，就很难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知其“宫室之美，百官之富”（《 论语 》），就难免会拿西方的一些“教条”和“原理”来僵硬地框套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玉石不分，美丑混淆。关于汉字语言要“拼音化”的偏颇认识曾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也正来源于此。
这也正是后来《 红楼梦 》思想艺术评价中吵闹了上百年而没有结果的文化上之“症结”和“根源”所在，因为绝大多数《 红楼梦 》的阅读者和研究者都缺乏这种对汉语和西文深刻的比较文化视野，当然也就达不到明晰的认识。
所以，周汝昌读西语系是并没有白上的。他对英语“修行”的资源其实也没有“浪费”，虽然没有翻译“大部头”，却从思维方式上促成了他的敏锐和深刻，促成了他对汉语文和英语文（ 推而广之也就是西方语文 ）本真切肤的体察。
他曾感慨地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文之可珍可贵，一味‘慕化’别人，陶醉于洋八股语式，任意伤害、扭曲汉字汉文之大美至美。我每一念及此事，总是心伤意痛。”
当然，学习了英语，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还是得益于周汝昌天分的颖悟，得益于他“中华文化本位”的基本立场，否则，学了外语而“学贯中西”的学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就没有达到同样的认识呢？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他为什么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恰恰与周汝昌相反呢？归根结底，因为胡适是“西方文化本位”的。
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周汝昌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照，影响了他对《 红楼梦 》的体会和研究。其间的纠葛十分复杂，要辨析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也使周汝昌在“红学界”一生都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遭受到各种持续不断的误解。

3天府之国教英语

佛教说“因缘”，黑格尔、马克思讲“辩证法”，无非都是在揭示一个基本的宇宙规律，即万事万物都是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的，此“因”伏彼“果”，有时候真是十分奇妙。
周汝昌因为帮助林阿释学习佛教史，因此也得林阿释之助，使自己的论文得以在欧洲的学术刊物《 Studia Serica 》上发表，这样无形中建立了一种声誉：周汝昌的英文好，中文也好。
1950年，又一届大学生毕业，不过这可是在新中国而不是在中华民国毕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这是横跨两个“朝代”的一届学生。周汝昌正是这一年从西语系毕业，面临择业问题。建国之初，各政府机关都急需人才，国家新闻署也来燕京大学招人，条件是中文和英文都要好。周汝昌的名声这时发挥作用了，他被学校作为优秀毕业生推荐给新闻署。
不过，周汝昌这时却有一点小小的心理障碍。原来1947年他重新考回燕京大学时，开始时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可是后来选课，系主任一看周汝昌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一类的，对新闻必修课兴趣不大，就驳回说这可不行，必须重新选课。周汝昌不想牺牲自己的兴趣，就去见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 backhome ）。”柯安喜听了笑逐颜开，立刻在选课表上签了字，周汝昌又回到了西语系。有了这一段小小的曲折，对去新闻署工作，周汝昌心里难免有了疙瘩。而这时燕京大学中文系招考研究生，周汝昌酷爱文史，权衡之下，就回绝了新闻署，进入中文系研究院继续学习，读研究生。
研究生刚读一年，周汝昌又接到了成都的华西大学拍来的电报，要招聘他去西语系任教。原来是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①教授在同期《 Studia Serica 》发表文章，因而看到周汝昌的论文英译陆机《 文赋 》和英译季羡林的《 列子 》考论之文，认定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向校方推荐。
周汝昌一想，研究生很快要毕业了，也得考虑谋生问题，但还有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要上，还得作论文，这该怎么办呢？他就去向中文系主任高名凯② 先生请示。高先生十分通情达理，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应聘吧，研究生课程差一个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半年内把毕业论文寄来就行，照样承认你的研究生学历。
在离开北京前，自然要和不少亲朋好友话别。这些话别活动大概从1951年冬接受了华西大学的招聘后就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叙过的题咏周家咸水沽旧园的丛碧词人张伯驹，特别邀请了一些文人墨客，聚会开社，填词为周汝昌饯行。
张伯驹是大家公子，比周汝昌年长二十岁，但两人却早有交往。周汝昌早在第一次入燕京大学后就已经参加了张伯驹主持的诗社，一起赏鉴文物古董，谈文论艺，吟诗填词，吹弹拉唱，两人又都是戏曲票友，那“共同语言”实在不少，真是难得的忘年交。那时张伯驹还住在西郊的展春园，庭园宽大。此园本是清朝康熙时果亲王胤礼的庭园，因系康熙所赐，名承泽园，张伯驹收藏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的名画《 游春图 》，命名为展春园。当时张伯驹拥有园的东一半，尚有小楼二座，回廊相接，外楼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居住（ 这位昔日的“太子”此时已落魄，完全由张伯驹供养 ），张伯驹住在内楼。
周汝昌回忆说：“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 岱 ），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脂雪轩笔语 》之《 张伯驹和潘素 》）
周汝昌和张伯驹的订交，是在一次展览会上。应高名凯之请，张伯驹把自己收藏的珍贵的书画精品，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周汝昌当时刚考入燕大，正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听说展览中有《 楝亭图 》（ 曹寅号楝亭 ），非常兴奋，立即跑去观摩。只见在大玻璃柜中，展出了巨幅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清朝“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彩绘小照，立幅。在小照四围的绫边上，名家的题咏密密麻麻，首先有藏主张伯驹本人题的《 贺新郎 》词。周汝昌读到《 贺新郎 》中涉及了贾宝玉即纳兰性德的话（ 这本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一说 ），就乘兴和了一首，第二天又作了两首。当时周汝昌正在才情发越的青年时代，又已经对曹家历史有所研究，当然兴会淋漓，文采灿烂，同时，还在每一句下都加了详细的注解，内容都是曹家的史迹事实。2005年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馆发现了周汝昌的后两首词：
十月二日草草赋《 金缕曲 》赠丛碧先生
幅隘感多，言不鬯意，追维图卷，因一再叠（凡入例得作平处不赘注）。
《 金缕曲 》题《 楝亭图 》
庭命存提耳，记当时，楝花亭榭，衮衣衙第。一树婆娑人雪涕，谁会蓼莪真意？天下事，半归知己（曹子清上自前明遗士下逮朝野名流罔不与游）。妙句清图都几幅，遍东南、争写瞻依泪。笔似绣，诗如水。
那兰① 小跋心先醉。重摩挲，手污爪，雅人生忌。三叶不殊风木思（ 子清以至雪芹 ），身世兴亡未已。又岂独、艳情堪悔（ 船山诗云“艳情人自说红楼”，前人大抵只于艳情二字着眼 ）。五采云龙馀诰锡（ 曹氏上世诰命今藏燕大图书馆，与《 楝亭图 》皆其家旧物流于世者也 ），泣流传、厂肆风尘里（ 李文藻《 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 》云：乾隆己丑——胡适在此行上方所加眉批：己丑乃乾三十四［1769］——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皆有楝亭曹氏印，盖付鼓摊庙市久矣 ）。忍重读，石头记。
又题《 红楼梦 》
奕叶愁耳（，第七世；耳，第八世。自曹氏始祖世选迄雪芹之殇子凡七世，盖不俟八世而衰矣）。更休论，从龙勋卫，绣才第。树倒猢狲含痛语，梦里座中同意（子清在日每举“树倒猢狲散”一语示座客，见施瑮诗集自注，即秦氏托梦语所自来也）。犹苦说，为人非己。噎虀围毡良何暇（脂砚斋硃批云“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此乃雪芹贫后实况），十年勤（胡藏脂本引诗云“十年辛苦不寻常”）、奇话传偿泪，分不出，血和水（依雪芹自批“绛珠”即隐血泪二字，故诗又云“字字看来皆是血”）。
贳酤卖画毷醉（敦诚、敦敏昆弟赠雪芹诗云“举家食粥酒常赊”，又“卖画钱来付酒家”，又“一醉毷白眼斜）”。叹蓬蒿、生屯死覆（敦诚《 四松堂集 》寄怀曹雪芹诗云“于今环堵蓬蒿屯”），绝才天忌。皕载更无玄识在，当日不如其已。回首处、九泉应悔。四海谁堪身后托？葺丛残、旧事芸编里。君浮白、吾能记（余辑《 红楼家世 》一书，搜曹家旧事差备）。
十月二日得见《 楝亭图 》，当时作了一首词给藏主张先生，向他乞录题辞，为辑书材料。因张先生题容若小像立轴用容若赠顾梁汾韵作《 金缕曲 》，我便用了此韵，第二天又叠了两首，因为都与《 红楼 》有关，特地检寄适之先生，以供一粲。原来本录为他人看，故附累赘小注。
汝昌卅七、十、廿八誌
这当然让张伯驹青眼相看，把自己的词作《 丛碧词 》刊本送给周汝昌一本。周汝昌少年意气，真诚坦白，读了这本词集后，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意见，送给张伯驹。张伯驹不仅没有感到难堪，反而十分高兴，从善如流，对词作予以修改。周汝昌又为词集写了一篇跋文，在其中说，词人之词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这篇跋文从学术、文艺上立论，并不是无聊的阿谀奉承，当然更让张伯驹感到十分知契。从此张伯驹每有词作，都首先让周汝昌看，听他的意见。周汝昌记得，有一次一起游览大觉寺，张伯驹年事已高，有点抖索地拿出一篇词让周汝昌看，两眼全神贯注地看周汝昌读词的面部表情，十分有趣。
前面引录过张伯驹填词咏叹天津咸水沽周家旧园的词作，其标题为“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寇梦碧的词题也是“酬敏庵兄”，这个周敏庵就是周汝昌，当时传统文化的氛围还比较浓郁，文人雅士们喜欢起各种雅致的别号。别号能寄托某种人生的文化追求，传达诗的意蕴，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传统，《 红楼梦 》里“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贾宝玉和十二钗不就都各起了自己的雅号吗？周汝昌当然还葆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芬芳遗韵，一生中曾起过许多别号，如禹言、雨檐、玉言、师言、敏庵、玉工、玉青、石武、禹苍、顾研（ 砚 ）、命新、寿康、茶客、念述、雪羲、脂雪轩、芹泥馆、庙红轩、李渔村、棠絮轩、响晴轩、解味道人、射雨村人等。张伯驹题咏周家旧园，周汝昌当年也有一首和作：
风入松
潮痕初涨柳风斜，笙管傍蒹葭。爽秋楼上人如画，背回栏、帆影交加。西畔虹桥驾彩，东头古渡流沙。
芳邻蒲扇坐听他，往事说周家。烟尘不许亭台驻，待重游、早换年华。剩有残泥走蟹，更无乔木栖鸦。
张伯驹与周汝昌的交往，也有红学方面的事。如周汝昌后来结识陶洙，三个人共同努力，促使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出世，并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收藏（ 庚辰本1932年被徐星署买进，1949年5月5日卖给燕大，即今日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者 ）。还有一年“人日”（ 阴历正月初七 ），张伯驹兴致勃勃地到周汝昌家（ 东城区无量胡同 ），探怀摸出一件宝物让周汝昌鉴赏，就是脂砚斋藏砚（ 此砚后来经历“展览”等遭遇，不知下落 ）。另一年重阳节，张伯驹把获知的有关日本三多六桥本《 石头记 》的消息告诉周汝昌，两人各赋《 风入松 》词，叠韵唱和。
甚至，周汝昌的父亲从天津到北京有事，也曾经住在展春园张伯驹家中。居室案上陈列有清末著名才女柳如是的黄玉凤砚，紫檀匣子上镂刻着其夫婿大才子钱谦益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怕来客“顺手牵羊”，来客临辞别时也不请主人检查核对室内器物。
周汝昌记得那次送行的笔会名为“庚寅词社”，定题选调，填的词牌是《 惜余春慢 》，几十位老词人都有佳作，为自己惜别送行。
《 红楼梦 》里的诗社描写，本来是有清代社会文化生活之背景原型的。周汝昌也是赶上过这种社会风气的流风余韵的，他读《 红楼梦 》的感受心得，当然和后来那些从教条出发的“红学家”大为不同。
周汝昌很早就参加了京、津一带文人雅士们的诗社、词社等活动。周汝昌的侄子（ 周祜昌之子 ）周贵麟（ 又名周贵临，1952年生 ）于2005年1月26日给笔者寄来一阕词，是周汝昌1948年在梦碧词社所填，这应当是寇梦碧主持的一次雅集，是不是张伯驹也参加了？1948年正是北平即将发生历史巨变的时候，这些诗人和词人们照旧吟诗填词，流连光景，也可见古老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魅力，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人对诗和美的追求，那也是很顽强的。生活的音调是宫、商、角、徵、羽俱全的，并不是只有当时时势的单音独奏。今将这阕词转录于下，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日的情景，也能对周汝昌的气质个性有更生动的理解。
台城路·过水西庄吊津词人查莲坡先生故园
茫茫何处寻诗酒？西庄市声喧乱。藤架飞香，竹轩揽翠，华屋山丘都换。漫凭指点，叹豆叶瓜苗，是曾开宴。绿到河门，垂杨不见信安远。
东南一派曼衍，望名园带水，花树萦岸。满座笙歌，一栏帆影，谁立爽秋楼半？沧波放眼，但云气三山，年华一箭。断瓦同销，斜阳耕废畎。
周汝昌离开燕京大学时，对留在中国大陆原来属于中华民国旧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面临一种新的制度，迫切的现实是必须调整心态，适应新形势。
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合并和院系调整，对原来所谓“第三种势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其今后生存状态的一次性命攸关的变化。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办的学校，从1919年起担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兼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返美，燕大于1951年被新中国政府所接管。在这次院系调整后，各院系就分别被并入其他学校，原来的燕京大学不复存在，校园也变成北京大学的所在地了。
周汝昌决定去四川应聘外文系讲师，当然也和燕京大学本身已经前途未卜的情况有关，那已经不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参天巨木，而是“雨中黄叶树”了。周汝昌向高名凯请示时，曾问到成都任教要注意什么，高名凯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多注意政治。”这短短一句话颇能体现那时的时代氛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态。尤其是我们如果知道高名凯出身教会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这种身世背景，他的话就更耐人寻味了。成都的华西大学知道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单身贵族”，而是拖家带口的，正如鲁迅诗句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因此两次给他汇来旅费，其招引人才的热心也是颇有感召力的。
1952年春末，周汝昌带着妻子毛淑仁和喜临、月苓、丽苓、伦苓四个孩子，举家踏上远赴成都的旅途。对周汝昌离开故里远赴四川的选择，周汝昌的父母兄长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仍然是“五世同堂”的旧思想。而周汝昌最终决定去成都，妻子毛淑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周汝昌顾及传统家族观念，不愿意谈这一点，周月苓告诉笔者：“我们去四川是我妈妈执意要我爸爸去的，或者说是在她的敦促下，更坚定了我们走的决心（ 当然不排除时局所迫 ）。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我们的出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妈和我爸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曾经对我妈妈许过诺言说将来他大学毕业了就带我妈妈离开这个家，我妈妈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认为我们家大逆不道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爸爸曾经转述别人善意规劝我爷爷把地卖了分家的事情，他们认为我爸爸是不孝。 ）我们离开老家去成都的那一天，我清楚记得家里没有人出来送我们，我们一家大小，坐马车先去天津市河西区我的一个姨家，再从那里转乘火车。我和丽苓穿着我妈妈用搬迁费给我们第一次在缝衣店做的蓝色列宁服（ 那是我们仅有的一套能穿得出去的衣服，我记得在四川念书的时候仍然穿这一套衣服，四川还特别爱下雨，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把洗后尚未晾干就穿在身上的列宁服搭在老师办公室的火盆上烤干，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神气劲儿就别提了，特别开心，没有依依惜别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爸爸和妈妈的心情还是可以猜想的，因为在天津火车站，火车徐徐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些大人们——我的爸爸、妈妈以及来送行的姨和姨夫们的眼睛里含着的泪水，他们彼此都将眼神错开，那情景我永远都忘不了。长了这么大都没离开过家那么远的我们似乎永远地离开了。”
这还颇有一点“五四”以来青年人挣脱传统大家族桎梏的流风余韵。周汝昌和毛淑仁的决定事实上是正确的，这只要看后来留在老家的周汝昌的兄长们，都被划成“地主”、“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从而在人生中遭遇挫折沉沦，儿女的前途也受了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周景颐接受周汝昌的意见，把土地卖了给儿子们分家，那么可能在划定成分时就是另一种情况，后代们的命运遭际也就可能有所不同了。当然事实上这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历史、文化、观念、时代、家族、个性等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周家的“运数”罢。
李白感叹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唐朝的情况，到了周汝昌赴蜀的时候，当然要好得多，但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周汝昌先回天津咸水沽把家小接到北京，从北京坐火车经河南到陕西宝鸡下车。从宝鸡开始，就不再有铁路，而要坐汽车爬秦岭，沿着古栈道前往成都。
从宝鸡换乘了一辆敝旧的汽车，一车十几个人，有从上海到四川办事的，有军嫂赴新疆探亲路经蜀地的，有原本四川人游子归乡的……从宝鸡告别秦川平原，不久就峰峦丛起云彩飘荡了，唐诗中所谓“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意境已经身在其中，手伸出车窗外就能揽到缕缕白云。周汝昌的孩子们高兴得拍手大叫，周汝昌自己也又一次体验到了人生的诗境之美。晚年回忆起来，那入川的胜景还历历在目：千盘万转，一辆破旧的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中左旋右转地爬行，车外一步一景，变化多端，瑰丽奇特，连山的颜色都不停地在改换，有时是生满草和树的茵茵翠岩，有时则是赤红色的峭壁孤崖矗入云霄。峰回路转，让人经常感到有险象环生，但那位开车的司机则精神抖擞，镇定自若。还有层叠的梯田，郁郁葱葱，恍若仙境。远远的巨大山岩上，“剑门”两个字由小变大，赳赳地威武雄壮地向车中人逼来……
沿途打尖休息，建国初期的景象点缀其间。在陕西凤翔，看见有人在召集村姑农妇，列队扭秧歌，表现妇女得到了解放。但也经常要检查证件和行李，因为此时全国正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
因此，当汽车开到四川省广元县，就发生了小故事。广元的检查特别严格，男的要脱掉衣服，儿童要检查鞋底儿，对行李则更是详搜细检。可能由于遗传原因，周汝昌在第二次考入燕京大学时就已经发生听力障碍，后来日益严重。因此，在奔赴四川前，他在天津买了美国进口的助听器，因为害怕摔坏，包裹置放在行李中棉被褥最软的地方。广元的检查人员不认识助听器，以为发现了“小电台”，怀疑周汝昌是“特务”。
检查因此变得十分费时间。找来“无线电专家”审查，费了一个多小时，弄清楚这个机器只能“收”一般的声响，不能“发消息”，但仍然不放心，把周汝昌叫到办公室盘问，检查证件。
周汝昌拿出华西大学发的聘书、当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没想到有一个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过的，当时周汝昌也没注意到，却被检查人员抓住不放，诘问这个字是怎么改的？周汝昌回答说原来就是这样，不是我的笔迹，与我没有关系。但仍然不能解除检查人员的怀疑。
不过周汝昌在问答过程中始终侃侃而谈，没有一点恐惧害怕的神情，检查人员最后要求周汝昌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然后才放行。但把助听器扣留，说等进一步检查后再寄到华西大学。
这么漫长的检查时间，耽误了其他同车旅客的起程，有的旅客要求司机撇下周汝昌一家先走。司机却颇富有同情心，对大家解释说，他是带着家眷小孩的，撇下他让他怎么办？还是耐心等等吧。还有三位同车的热心旅客来到拘问周汝昌的地方不远处守候，见周汝昌被释放出来，立刻十分高兴地迎上来。周汝昌已经不太认识停车的地方，幸亏这三个萍水相逢的旅伴陪着走回客车。
五十年以后，周汝昌写小文回顾这段经历，对当年的司机和三位旅伴仍深怀感激之情，赋诗云：“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助听‘新物’原难识，感激仁心格最尊。”
周汝昌于1952年5月1日到达华西大学，住在学校的宿舍西斋一号。他被校方任为外文系讲师，教授本科三、四年级专修课中英文对译。1952年秋到1953年4月，四川各大学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医科大学，周汝昌调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员（ 周汝昌是华西大学调离人员中留在成都的唯一一人，其他同仁都分配到了外地 ），住地也从华西坝宿舍搬到四川大学的梅园校区了。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英语翻译，周汝昌自创了一套教学模式，很受学生欢迎。这当然得益于他对英文和中文两种语文的厚实功底，进一步说，是对西方和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入了解。
周汝昌的教授方法，分几个步骤：
首先，精心选择一篇或几段英文著作原文，其中要包含几处具有代表性的翻译难点。
其次，所选的篇、段最好是西方名著，而且已经有两家以上的汉语翻译文本，这样可以有所比较。上课时老师把原文和两家译文一起打印，发给学生。
第三，老师备课时要预先估计难点，在课堂上给学生指出，提醒大家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用心注意。
第四，要求学生对所发的两种参考译文之得与失做仔细研究，不许照抄，要另外译出自己的译文。
第五，教师把学生的新译文收上来仔细批注，从卷子中找出翻译的佳例和劣例分类，每一类中再分上中下不同等级。
第六，再上课时就以学生翻译的佳例和劣例作为“教材”。把卷子发给学生后，教师逐一举实例讲解同学翻译的优、胜、劣、败，特别是学生自己所发现理解和翻译的“要害”之点，更要重点分析。
第七，教师特别要讲清楚那些所举句例被分列优劣等级的具体理由，包括语文方面以及所涉及的历史、百科等各种文化背景、知识、问题。但在讲解过程中，优秀的句例都说明学生的姓名以示鼓励，水平差的句例则不提译者姓名，以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这样的教授方法当然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学生的上课兴致非常高，纷纷找老师谈心，表达感受。大家一致的反响是：
一、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课。
二、过去的老师都是把他的译文写在黑板上让大家照抄，也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不那样翻译。周老师的这种讲授方法太生动了，太新鲜了，帮助太大了。
三、周老师评作业的等级和理由，大家都心悦诚服，而且启发性很大，让我们顿开茅塞。
四、周老师的这种教授方法是“活”法，和死教条对立，我们衷心拥护。
鼓励独立思考，提倡“活”法，反对“填鸭”，这的确是周汝昌治学的一贯思想。不仅在教授英语时如此，后来在研究《 红楼梦 》和其他中国古典文学文化时也是如此。而这又必然与宁可死守“形式逻辑”和教条（ 往往美其名曰“规范” ）的“常情”构成矛盾，发生冲突——因为死守教条是最容易最省力的，不需要才情悟性的。在周汝昌今后治红学的历程中，我们还会看到因为这一特点而引起红学界的多次风波。
1995年秋，笔者在美国纽约认识了郦曼茵（ 1937年生 ）女士—— 她当年在中国大陆曾因爱好文学与人组织文学社团被当作“胡风分子”而受批判，后来更罹文字狱遭祸入狱服刑十四年，我把自己的评点本《 新评新校〈 红楼梦 〉》（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和研究著作《〈 石头记 〉探佚 》（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增订版 ）送给她。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王舒（ 1933年生 ）女士看见了我的书，一看前面有周汝昌写的序言，不禁大为惊喜，原来她是当年在四川大学听过周汝昌讲英文翻译课的学生，60年代初因父亲在台湾等故被判反革命罪，劳改十年，也因父亲在台湾，80年代获准境外探亲而到美国，滞留不归，加入了美国籍。她本来误以为周汝昌早已在文革中过世了。王舒通过郦曼茵向笔者要了周汝昌的通讯地址，写信向她四十年前的老师越洋致意问候。
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教授英文翻译课十分成功，在全校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此也惹来了麻烦，不是周汝昌班上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周老师班上听课，原任课老师当然十分不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也是超越时空亘古如斯的。周汝昌独创的那一套教学方法，有他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他常常对学生说：不要忘记鸠摩罗什的名言，要好好思索。
鸠摩罗什是谁？是一位天竺高僧，于晋康帝时（ 343或344 ）生于龟兹，家世本属天竺，乃国相贵家，父亲鸠摩罗炎抛弃相位出家为僧，来到龟兹，却被龟兹国王逼迫娶了王妹公主，生下鸠摩罗什。后来鸠摩罗什的母亲也悟道，罗什七岁就随母出家，到二十岁时已经是有名的高僧大德。
鸠摩罗什于后秦姚兴弘治三年（ 401 ）来到长安，被姚兴尊为国师，译佛经三百余卷，于十五年癸丑（ 413 ）四月十三日薨于寺，享年七十岁。梁朝慧皎撰的《 高僧传 》评论说：“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历游中土，备悉方言。”汤用彤《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说：“什公相从之助手，学问文章，均极优胜，而且于教理之契会，译籍之了解，尤非常人所可企及。”总之，鸠摩罗什是一位伟大的佛经翻译家。
可是，鸠摩罗什，这位大翻译家，却对翻译持悲观的看法，他虽然笔不停译，心里却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事。他说将梵文译成汉语，乃是：“如嚼饭哺人，不惟失味，且令人呕哕！”也就是说，梵文的优美精妙，其实无法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一旦勉强翻译成汉语，就好像把嚼过的饭食吐出来再让别人吃，饭食原有的美味都失去不说，简直就让人反胃呕吐了。
周汝昌虽然不懂梵文，但通过英文和汉语的对译，他深为认同鸠摩罗什的话。一方面，人类为了交流，不能把翻译取消，但事实上，只有涉及比较浮浅的日常生活、简单事实和道理等一般文字可以基本不失原来语言的滋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至于比较高深微妙的文采、智慧、哲理覃思、情绪意念等，老实说翻译是无能为力的。周汝昌认为，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直译”的。他举例说，比如汉语说“大”风“大”雨，而翻译成英文，只能译成strong wind和heavy rain，而不能用big或great的。这就形成了周汝昌的“翻译观”：说到根儿上，真够得上称为翻译，必须首先做到精通所译的双方语文，“知己知彼”才行，如果靠查词典找“对应字”，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乱翻译一气，那不但糟蹋了被翻译的著作，对汉语也将造成污染和混乱。
周汝昌进一步追问道：鸠摩罗什虽然说了名言，但如果再追根究底，那还得问一问：鸠摩罗什自己赞美梵文，以为翻译成汉语后尽失原味，他的梵文造诣可能的确很深，但他的汉语水平能达到什么境界呢？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他当然了不起，但他能和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吗？所以他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实在也说不上什么文采，不过粗达大意而已。
所以，周汝昌在教授翻译的课堂上，反复向学生强调：要学好翻译，必须先精通双方语文，不能急功近利，用“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严肃的文化工作。他对同学们说：前人已经提出翻译要追求信、达、雅，我看这三个原则也就是和真、善、美相对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信，就是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这不就是真吗？达，通过翻译传达出了原文原义，不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似是而非，不就是“善”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能给人以真正的审美享受，而不仅仅是“可读”就满足了。他又引经据典：信，大家看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大家不要误会啊，老子这里所说的“美”其实是指粉饰造作的假象。达，孔子说“辞，达而已矣”。
周汝昌在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中英文翻译课本身，也是在追求和实践信、达、雅和真、善、美，在身体力行“精通双方语文”——进一步就是“精通双方文化”。他后来以一首七言绝句总结说：“嚼饭奇言最可惊，达真昭信会文情。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
除了上课教翻译外，他自己也在继续作研究和翻译的实践。1952年上半年，完成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论文《 宋词语言的研究 》。1952年8月13日，写定了《 楚辞中的“予” 》，后来收入文怀沙的《 屈原九歌今译 》（ 文怀沙就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王耳 ）。文怀沙对屈原和《 楚辞 》的翻译和解读是建国初期影响颇大的文本。
1953年4月，周汝昌又将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翻译成汉语。还需要提到的是，1953年1月1日，次子建临出生。想象一下当年周汝昌与参加成都市妇联工作的毛淑仁夫妇，负担着两子三女的家庭，实在也是不容易的。周月苓说：“没有我妈妈做我爸爸的后盾，不知道爸爸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可她帮了我爸爸的很多忙。我们从小任何事情都是在我妈妈（ 几乎是她一个人 ）呵护下长大的，我爸爸一直在外面，直到我们去四川他才和我们在一起。如果不是我妈妈，可能我们的上学都得成问题。记得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在天津老家，我妈妈就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问题。是她带我拿着小板凳去上学。到了四川，我妈妈不知道转学的手续，没有转学证就不让插班，我只好从头（ 重考一年级 ）念起，和妹妹在一个班里，所以我毕业比较晚。”
在家庭负担非常沉重的情况下，周汝昌除教学外，还能做出许多研究成果，与妻子毛淑仁的能干大有关系。难怪俗语说每个成功的丈夫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了。周汝昌曾经说：“我平生得以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夫人毛淑仁功不可没。她对我治学的协助是多方面的，她尽管不能直接执笔，而在收拾整理和妥善保藏各种文献、信函的辛苦是不易殚述的。她的记忆力极好，无论何时，需用何种文献、物品，她好像连想都不用想，马上手到擒来。红学以外，可举《 范成大诗选 》改新版这一事例，她将一部书的所引古籍全面逐字核校了一遍，费时月余。记得她在家务之外，每日坐在床上不动，身边摆满了各种书信资料，专心致志地为这部书的质量做出重要的贡献。”
2000年6月，周汝昌教过的原华西大学学生刘浔生，看到1999年第4期《 人物 》杂志刊登的周伦苓写的《 我的父亲周汝昌 》一文，勾起了许多回忆，写下了《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篇文字，下面择要摘录，可作为周汝昌在四川时期的某种史料印证：
话从一九五一年说起，当时原华西大学外文系的外籍教师纷纷回国，系上的教师所剩无几。课要上下去。外文系的学生的外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谁来继续执教呢？在西南地区，只有从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们身上打主意。但是这些人的英语说得能和外籍教授一样流利者，就很难找了。贸然来华西大学外文系上课，可能有点麻烦。华大的领导和师生正在着急之际，哲史系有名的缪钺教授向学校推荐了一位教师，他便是周汝昌老师……
周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周老师中等身材，戴一顶蓝色帽子，穿一套蓝色的中山服，朴朴素素的，脸色略显苍白，温文尔雅，马上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长年累月在书库中或图书馆里发愤苦读的学者。微笑淌漾在他的脸上，也从眼神里流露出来，好像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周汝昌”三个字，接着在名字下面写了“卅三岁”。师生间弥漫着和谐的气氛。“周老师的字写得好漂亮啊！”后来周老师送我一本他写的《 书法艺术答问 》，我才知道周老师的书法是学有渊源的。他积累并且发扬了我国历代书法家的优点和精华。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大文豪，在友人家中看到周老师写的一幅“赋马”的单条后，竟不断用手杖击地赞叹：“好字！好字！”
周老师用英语上课，一口流畅悦耳的英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一节课飞也似的过去了。大家围住周老师，不让他走。我说：“周老师，您的英语怎么说得这样好？”周老师说，他在燕京大学一年级时，有一个华侨同学的英语讲得真棒，全班数他第一。周老师暗下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的努力赶上他。皇天不负苦心人。周老师学到四年级时，全班公认周老师的英语讲得最好。
我们华西大学外语系二年级的同学不到十人。读起英国文学著作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有点废寝忘食。学校开大会时，有些同学悄悄在下面读，有的外籍教师上课时，有些同学溜到小天竺街的居士林茶馆读。唯独上周老师的课，没有一个人缺席，没有一个人走神。周老师上课时一口京片子，讲得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有一次周老师说中国语言这个宝库，其中有无穷无尽的源泉，有魅力无比的珍宝。他顺便以《 水浒 》中的武松打虎为例。同学们谁没有读过《 水浒 》呢？有的人可能不只读过一遍。可是再听周老师讲武松打虎，我们好像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沉浸在故事的境界中。周老师边讲边用手势比划。我们只担心少听到一个字，只担心听漏一句话。周老师讲得这样生动有趣，原来和他幼年酷爱京剧和曲艺息息相关。
周老师教我们的翻译课，让我们翻译的材料十分广泛。有时我们会感到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比如有一次周老师让我们翻译《 Pocket Oxford Dictionnary 》（《 袖珍牛津字典 》）的序言。这本字典曾被林语堂先生称为学习英语最好的工具。他去任何地方，随带的箱子里总要留出放两双袜子的地方来放这本字典。当然，现在只用两千常用词编的字典就比这本POD好用得多，方便得多。周老师要求我们在一节课里就把序言译成中文。下课时，谁也没有完成作业。当天晚上，我去周老师家请教翻译中所遇到一些难点。周老师继而谈到翻译的技巧和艺术等。他顺便把他译成中文的一首英诗给我看。我记得是英国伟大诗人之一雪莱的《 Prometheus Unbound 》（《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周老师说他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译文。我把两个译文进行比较，我觉得郭老的译文是天马行空，词藻华丽，而周老师的译文更表达出雪莱写此诗的意境，让我更喜欢一些。
一天晚上，我又去周老师家，看见桌上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翻开一看，是林语堂编的《 汉英大辞典 》。再仔细看下去，有近一半的词下面都有批注。周老师说：“我把辞典中的词、短语和句子错译的地方，或有不同译法都写在旁边。”我心里想，这个工作需要好多时间和好多精力啊！没有丰富的汉语知识和英语知识，怎么能轻易下笔啊！
又一天晚上，我去周老师的家，正好他参加政治学习回来。我随便问他政治学习学什么内容？周老师说：“就学这本书。”我一看是胡乔木写的《 中国共产党卅年 》。书的每一页的顶部或旁边都有周老师写的字。我说：“周老师，你学习的心得和体会不少呀！”周老师说：“不是的，我是把书中不合乎汉语语法、不合乎逻辑思维的地方改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我们那时也在学这本书，我们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来学，根本没有想它的用词遣句。看看周老师对此书的改正，的确改得对，改得有道理。心里还是为周老师担心，怕他惹麻烦。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份机密文件，千万不能公之于众！”周老师一笑置之。
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贤良的妻子。周老师那点菲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真是有点捉襟见肘啊！周师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却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了周师母，周老师无后顾之忧，才能安心教书，专心做学问。周师母是功不可没的。我们这些年青而又不懂事的学生，胃口很好，食欲特佳，往往一进周老师的家就大声问周师母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不管是在下午或是在晚上，周师母总会像魔术师一样拿出一些让我们嘴馋的东西来。至今我还念念不忘周师母做的肉饼。最近在电话里，我还夸奖周师母的厨艺。她谦逊地说：“做得不好，做得不好。”

二人缘履痕雪泥鸿爪
1三十而立

来到成都以后，除了上述教学、毕业论文和翻译等工作外，周汝昌并没有停止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继续深入探索。前几年于北京研究写作的成果，经最后的修订，原拟的《 红楼家世 》后改名《 证〈 石头记 〉》，最终定名为《〈 红楼梦 〉新证 》，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共三十九万字。此书的写作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经历了漫长的不断加工过程，周伦苓说：“1948年的暑假，父亲回到了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 新证 》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在《 我与胡适先生 》第十四节《 红夏喜双收 》和第十五节《 口耳校红文 》中，周汝昌生动地记述了天津老家的院落住房情况，以及自己与四哥祜昌分工合作，一方面是甲戌本录副本，另一方面是将纸条上的材料整理成《〈 红楼梦 〉新证 》，以及向友人求助购买朱色墨等，读者可以参看。
黄裳（ 容鼎昌 ）先生于2004年10月13日给笔者的信函中这样说：“我和汝昌兄是南开中学的同学，且同斋住宿，时间一年不到。我只知道他当时已婚，为人缄默，与同学来往甚少；不喜运动，喜京戏，他曾赠我一张剧照，他扮《 春秋配 》中的李春发，丰神倜傥。我们曾结拜为把兄弟，曾拍过一张照片（ 见我的文集 ）。每日晚饭后多散步于墙子河畔，多谈及《 红楼 》，其详情，无可回忆，只见我与汝昌的几篇文章中。抗战及战后，消息不通，我入《 文汇报 》，编副刊，见汝昌发表于《 燕京（ 大学 ）学报 》之《 红楼 》论文，极赞赏之，为转载于报上，引起不少反响，从此恢复通讯。他的《 新证 》书成，我曾努力为之规划出版，曾介绍给开明书店（ 叶圣陶 ）、平明出版社（ 边余 ），皆不成。后终由棠棣出版。”
黄裳先生叙述得比较简略。其实还有更具体曲折的出版过程。透露《〈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写成，首先是《 燕京学报 》第37期刊登出周汝昌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在文章末尾提到这部书稿，当时名为《 证〈 石头记 〉》。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友人和出版界人士的注意。张慧剑在上海的《 新民报 》发表一篇文章予以赞扬，朱南铣向周汝昌商洽借阅周氏兄弟录副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黄裳则主动写信将书稿推荐给开明书店，信封上写叶圣陶收。但过了一段时间，开明书店把书稿退回给周汝昌。周汝昌对退稿时“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颇有情绪，揆其原委，叶圣陶是俞平伯的密友，而《 证〈 石头记 〉》在一些方面与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观点枘凿，至少在篇幅上远远压倒了《〈 红楼梦 〉辨 》，叶圣陶不愿承揽出版此书，也在情理之中。
在文化部任职同时还在上海棠棣出版社兼任编辑的文怀沙① ，这时也注意到《 证〈 石头记 〉》，他不认识周汝昌，就转托曾代胡适向周汝昌传书递简的北大教授孙楷第②，请他作中介约见周汝昌。孙楷第设晚餐，让夫人去周汝昌的宿舍邀请。但那时刚放了寒假，周汝昌已经订好火车票，当晚就要回天津老家，正忙乱地收拾衣物行装，孙太太却没有说明是出版书的事，只是说“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你去吃饭……”周汝昌要回家，就辞谢不去，孙太太连来了两次，也没有解决。
等到开学返校，清华大学的一个友人周祖譔③ 见到了周汝昌，说曾遇见文怀沙，抱怨周汝昌“架子大”，拒绝约见，周祖譔奇怪说我认识他，不是这样呀，那一定有别的缘故。经周祖譔的沟通，周汝昌才又和文怀沙联系上，约好把《 证〈 石头记 〉》书稿誊清交给文怀沙。周汝昌那时已经准备去四川，杂事多，时间紧，四哥周祜昌热情相助，把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誊清，工作量的巨大和抄写的劳累可想而知。
1952年冬季，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周汝昌收到书稿的分批校样，开始校对。书稿是在上海排印，首先寄给在北京的文怀沙，文怀沙寄到成都，周汝昌校完后寄返北京，文怀沙再寄回上海棠棣出版社。这样往返多次，才将书稿校对完毕，棠棣出版社付印后由上海山东中路128弄201号的长风书店发行。《 证〈 石头记 〉》改名为《〈 红楼梦 〉新证 》，是文怀沙的主意。他认为这样一改，可以直接针对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发行上，都更为有利。文怀沙对出版这本书很热心，他特意邀请著名作家沈尹默题了封面的书名，又请蒋兆和① 的夫人萧重华绘画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印在扉页上，题为《〈 红楼梦 〉人物想像画 》。
说到周汝昌在成都时期研究《 红楼梦 》，四川大学的张放教授转述了一段轶事。他在1995年6月8日的天津《 今晚报 》发表一篇小文《 我的红楼知音 》，前面说和当时四川作家协会的诗人流沙河大谈《 红楼梦 》，后面则说：“沙师知我敬仰红学家周汝昌，一次聚谈就给我讲了一段汝昌先生在成都的轶事，说那是五十年代初期，汝昌先生执教川大，一日散步到东大街，蓦见一饭馆挂牌‘潇湘馆’，不禁大怒，拔脚冲进饭馆，叫出老板，指其鼻子直斥道：‘潇湘妃子的潇湘馆是你这种人这种地方可以滥用的吗？你若不将牌子赶紧换取，看我不带一群学生来，砸你个稀巴烂！’老板怕生事，赶紧道歉换店名。”不过周伦苓说，这是误传，故事中的主角其实是吴宓，周汝昌生性谦和，不可能有那样戏剧性的举动。
《〈 红楼梦 〉新证 》当然是周汝昌从发表《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以来积累而成的一个大成果，在他离开北京赴成都之前已经完成。这部书凝聚着周汝昌的许多心血自不必说，其中也体现了不少“外力”的推助。除了前面说到的四哥周祜昌、老师顾随以及胡适、赵万里和文怀沙之外，还应该提到邓之诚、孙楷第、陶洙和张伯驹。周汝昌在写作过程中，曾从这几位先贤处借得有关资料：“邓先生惠示《 永宪录 》；孙先生惠示《 枣窗闲笔 》两宗重要线索；张先生惠借《 楝亭图 》题跋；陶先生惠借庚辰本《 石头记 》。”（《 天·地·人·我 》之《 红缘辐辏 》）
周汝昌入读燕京大学之际，邓之诚① 正撰写史学专著和《 清诗纪事 》，周汝昌的同学孙铮介绍认识了邓先生。周汝昌说：“我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邓先生者实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兴趣——可以说也受了‘影响’，是以到后来，他写《 清诗纪事 》到曹寅的选介时，也包括了我们交流讨论的收获（ 但有人不晓，竟以为邓先生讲曹寅在‘早’，而我是袭邓之说，真是世上‘轻薄为文哂为休’之风，于今为烈 ）。”又说：“我请教于邓老的问题共有三次，而他主动告知我的重要线索也是三点。”（《 天·地·人·我 》之《 文如居士，史学大师 》）
周汝昌与胡适、文怀沙先后交往都有孙楷第作中介，已见前述。同时，周汝昌说：“我当学生时的第一篇‘脂学’论文能在《 燕京学报 》发表，是他审评赞许的。及至我报考中文系首创研究院时，几名考生的试卷也是他评定取舍。事后，有同学转述，孙先生对人说：‘看了试卷，还是数周汝昌，胜过那几名远甚。’”（《 红缘辐辏 》）
周汝昌也谈到陶洙② 对自己的帮助：“彼时，我已借得胡先生所藏‘甲戌本’与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渴望‘庚辰本’而不可得 ——当时只这三本是八十回原貌，其他抄本皆系后来《 新证 》重提芹书真本校勘时，方引发陆续出现。而陶先生竟将他珍藏的‘庚辰本’照相本全貌十册慨惠与我。仁人嘉惠，永怀弗。”（《 红缘辐辏 》）
陶洙结识周汝昌的情节也颇具传奇色彩。那是1948年初冬北平围城之中，同学周培章有事要进城——那时北平仍有城墙和护城河，即俗语所云“固若金汤”也—— 邀请周汝昌作伴，说眼前战争形势变化多端，我有一个王姓同学在城里，他家消息灵通，不如去探听一下，他家非常好客，住几天没关系。周汝昌正要还所借胡适的甲戌本，就带上书一起进城。没想到只隔了一天，北平就关了城门，城外是解放军，城内是傅作义的部队，双方进入了以战逼和的僵持和谈判阶段，而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后，由于城门封锁，自己却被困在东四牌楼七条（ 胡同 ）王宅中无法回学校了。
而就在这种尴尬寄居于并不熟识的王家之时，1949年1月19日，陶洙竟突然来访，自报家门说自己喜欢《 红楼梦 》，特来访谈。周汝昌多年以后仍然感到奇怪：“我在七条王宅从未告知任何人，熟识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会寄寓这处东四七条？这绝对不可想象，太神了！”陶洙谈到他在上海目见两幅曹雪芹的画像，并且给周汝昌画了示意草图——这就是后来关于一幅曹雪芹像争论的源头。周汝昌则让陶洙看了自己的甲戌本录副本，随身带着这个本子，本来是想请胡适写题跋的，却因去胡宅时胡适不在家，只把甲戌本还了胡适的长子。而陶洙则透露自己保存有庚辰本的照片。后来陶洙用庚辰照相本与周汝昌的甲戌录副本互相交换借阅，正肇因于此。
周汝昌从陶洙处借得庚辰照相本后，曾用胡适留给自己的戚序本作底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庚辰本的异文特点都核校下来。周汝昌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文物，堪称瑰宝。由这部书开创了为《 红楼梦 》作大汇校、彻底‘扫荡烟埃、斥伪返本’（ 鲁迅语 ）的通途，因为其中包涵了三个‘红学’创业人为雪芹的真笔恢复其本真的贡献，有了此本，以后每发现一部旧抄本，即可在其基础上做出一目了然的异同补校，不费巨功，即收全效。其纪念价值与实用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在祜兄家遭‘抄’时，此宝亦被人攘为己有，我们曾多方、多次呼吁，请求查找发还，俱无着落。”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是周汝昌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半生的福与祸，都由此潜伏、萌生、发展、演变。
1953年9月，周汝昌已满三十五岁，《 论语 》中说人生三十而立，《〈 红楼梦 〉新证 》使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红学专家，也算得上“立”了。当年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短短的三万字，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不过十五万字。在此之后，包括胡、俞在内，都再没有出过什么真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也就是说，红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三十年。而周汝昌的这本书却近四十万字。所以，《〈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首先以其内容的厚重和引用材料的丰富而具有震撼性；其次，在时间距离上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也颇有吸引力。
《〈 红楼梦 〉新证 》开头有王耳写的“代序”，王耳是当时棠棣出版社的兼职编辑。这篇“代序”的主要内容，原是书稿正文之一部分，抽出改写而成。
“代序”后面是作者的一篇序言，题作“写在卷首”。“写在卷首”的第一段是一句话：“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这一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本书的一种内容定性，但拓展开来，却包含着许多可说的话题。
《 文学评论 》2000年第6期发表赵润海《〈 石头记 〉自传说的检讨 》，其中说到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开宗明义就强调书的性质属于“材料考证”，认为：“他刻意强调‘材料的考证’，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对‘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企图摆脱政治上可能的批评。”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一般来说，“写在卷首”这种作者前言性质的文字往往是全书写定后才写的，至少也要在付梓前作最后的敲定，的确会字斟句酌。联系当日的时代政治背景，赵润海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周汝昌至少在潜意识中有避开时代意识形态敏感部位的意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要作自我保护之生存本能的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十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业人员、学者、艺术家。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的一些分析可以参考。
党仿效苏联的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各类专业人员、各种学科，都被组织到各个协会里。例如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被编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各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大城市都有分会，分会的主席和文学刊物的编委班子，由设在北京的总会任命。其他学科和专业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这样，党在建国初期虽然放慢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步伐，但仍迅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情况相比，党在组织学术界与艺术界方面显得更加熟练、更加敏捷。苏联人在建立统治后的十年间，由于缺乏经验，只做出了相对较少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不仅有苏联的先例，还有它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取得的经验，以及由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领导的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骨干。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党的宣传部是正统思想意识的最终来源，由陆定一领导。
对知识分子的抚慰政策持续时间很短。1951年，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曾经受其熏陶的——的轨道转变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轨道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中，部分地表现了这种努力。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位19世纪的教育家如何从沿街乞讨开始，最终成为地主，并把钱用于开办学校的过程。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
在批判武训的同时，丁玲领导下的文学界也进行整风。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性杂志《 文艺报 》的编辑，名声显赫，在文艺界能与周扬匹敌。1952年，她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文学杂志《 人民文学 》的一位主编，而她的密友冯雪峰则接替了她原先的职务，担任《 文艺报 》的编辑。这样，丁玲实际上就控制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杂志。
然而，丁玲的行为代表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本性。她在精力充沛地执行党的命令时，既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又对党抱有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试图保持“五四”时期的独立精神和职业准则。丁玲一方面在作家中领导整风运动，但同时又敦促作家从自己的感受中寻找创作灵感，而不要根据别人的命令去创作：“我并不反对我们现有的创作组这一类组织，但……作家并不像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
50年代初的这些运动要比批判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温和得多。这些运动的目标是针对潜在的颠覆思想，而不是要清除一切公开表露的批评意见。党也没有准备用以前运动的那种办法来推动思想意识的统一。虽然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改变西方自由主义倾向，但党还是希望能团结他们。而且党首先注意的是健全对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知识分子的领导。党允许自然科学家享有较大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奥难懂，理论性强，党的领导人承认懂得不多。党不轻易干预科学工作，还因为党知道科学技术对于党的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受到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比较晚，比较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同样，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科学家较早地较明显地感到宽松的影响，但宽松与思想改造一样，影响着所有学科。党无法把科学家从其他知识分子群中分离出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同沉浮，共命运，尽管有先后之别。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了解当日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之周汝昌的基本思想状态。他是一个从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对现实的政治演变多少有些是被动地接受，不一定有十分积极参与的热情，其全部心灵都投入到了对人类创造的精英文化和学术的研索追寻中去。用后来的术语说，周汝昌至少是一个不太热衷现实政治的“白专”典型，而其所“专”的对象又不是“自然科学”，而属于“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外在政治思想氛围的压力，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开头就强调“材料考证”性质，应该说多少有一些下意识的规避动机。
但不能将这种政治化动因作“过度阐释”。周汝昌在序言中引用列宁（ 1870—1924 ）评价托尔斯泰的话，说“列宁的科学的历史唯物论法则在文学批评上的正确应用，却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然有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但这也的确是周汝昌的本真认识，即认为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和《 红楼梦 》的版本作“材料考证”就是“历史唯物论法则”的体现。
从基本内容来说，《〈 红楼梦 〉新证 》的确是以材料考证作为主体的。但“写在卷首”那开头的“一句一段”后面紧接着的第二段，作者就十分明确地表示：“材料不过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因此，在阅读有关《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证时，我们便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
“材料考证”是为了对“作家的批判与评价”——说白了也就是首先要揭示《 红楼梦 》的创作背景，进而才能了解其艺术蕴涵，才能对曹雪芹的“思想”作分析和评价。特别强调“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特色，应该说对《 红楼梦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是恰好切中了要害的。此前的红学研究，无论索隐派、评点派还是考证派，在思想研究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红楼梦 》的思想研究，正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红楼梦 》又有它的特殊个性，即“思想”只有通过“考证”才能真正发掘出来。只是贴一些“革命斗争”和“马列主义”的标签是不行的。胡适和俞平伯对《 红楼梦 》的“思想”可以说认识非常肤浅，后来的“革命派”红学则缺乏考证的学术基础，因而流于“贴标签”。只有《〈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具有了“考证”和“思想”两方面的素质，真正地贴近了作者和文本的实际，可谓兀然挺出，高标独立。
《〈 红楼梦 〉新证 》关注“思想”的根本主旨是十分明确的。周汝昌回顾了历史上对《 红楼梦 》认识接受的贬低倾向之偏颇，并针对历史和现实指出：
问题在，尽管如此，现时对《 红楼梦 》的一般赞许还都局限在曹雪芹的文学技巧上，例如说他的人物典型创造如何如何，说他的叙述描写手法如何如何，如是而已。但这只能是曹雪芹所以为杰出的一小部分，绝不是《 红楼梦 》所以为伟大的全体。举一个至为浅显的点作例来说：李汝珍在《 镜花缘 》里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一点点社会问题，就可以邀奖获赞；曹雪芹在《 红楼梦 》里那样严肃而沉痛地提出许多许多社会问题——宗法问题、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 换言之：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 ），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无论清代的认识也罢、以后的认识也罢，以至今天我们的认识也罢，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不同，有着显赫的进步，但一个共同点却仍然存在着，就是：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点”和“聚焦”，也是周汝昌此后毕生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核心”和“本质”。可惜的是，此后几十年的长时期内，“红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基本上缺乏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将“考证”和“思想”生硬地割裂开来，给周汝昌戴上了一顶“考证派”的桂冠——背后隐藏着另一顶“胡适派”的荆冠，这真与耶稣被法利赛人戴上荆棘花冠而嘲弄戏耍颇有几分相似。
“考证”是为了“思想”。“考证派”是表象，“思想派”才是实质。红学界却长期患了盲目症，并由此引发出种种不得要领的说法、议论、评估，这一历史的“吊诡”就这样纠缠了周汝昌整整一生。这一“吊诡”是怎样发生的呢？自然有时代、政治、文化、灵智水平和意识形态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而追根究柢，其最根本的“症结”问题，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差异。
《〈 红楼梦 〉新证 》“写在卷首”后面是第一章“引论”——也就是“总论”，它共分四个小节。这一章对于宏观把握《〈 红楼梦 〉新证 》的根本目的、写作主旨是很重要的，如果简明概括，那可以这样表述：要通过考证让被历史遮蔽了的曹雪芹《 红楼梦 》的真思想、真艺术呈现出来。
第一节“旧社会里的种种歪曲”有两个重点内容。
第一点：“首先，就版本来说，一百几十年，就连作者的原本都从未得流传过。”指出接近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少有人睬，睬过的，也很少认识，换言之，即丝毫未被尊重”。几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是亚东图书馆校印的程甲本和程乙本：“汪原放先生忽然又抛弃旧版，改弦更张。程甲本已然是够拆烂污的了，现在明知程乙本又添改了程甲本前八十回中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七字之多，移动的还不算，若算起来恐怕还要多十倍！距离曹雪芹原本最远，同时也就是改得一塌胡涂最要不得的本子，却把它又从土里掘出来，排印流传；而且积年夙愿，一旦得偿，大有踌躇满志之意！风头主义者胡适又照例写序赞助。可是我们却有点胡涂了：这是表扬真呢，还是提倡伪呢？我们的欣赏对象是曹雪芹呢？还是高兰墅（ 高鹗字兰墅——引者 ）呢？”
称胡适为“风头主义者”，当然是那个时代全国批判胡适而“划清界限”的风气使然，不过仅用“风头主义”的字眼，其实还是暗暗“避重就轻”。而且据文怀沙后来说，那些对胡适贬抑性的称呼、说法都是他为了能让书出版而加上去的，并不是周汝昌的原稿面貌。同时，周汝昌与胡适在对待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的态度上，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学术立场分歧，在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二人的通信中已经十分明显，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过是再次阐明这种分歧而已——当然，这也正好符合当时批判胡适的时代潮流。
第二点：“其次，就作书意旨来说，曹雪芹‘十年辛苦’，写成一部杰作，换来的却是平白作践，无理的取闹，我想他真是‘死不瞑目’的。”对于清代至近代两种主要的评红流派“政治索隐派”和评点题咏等“艳情派”都予以批评，因为它们都歪曲了曹雪芹的本意。“此二派宗旨虽不同，但下苦心，用苦工，深文周内，则无以异。而他们把这部伟大著作歪曲到什么可怜的地步，也就可见了。在这样情形下，还有什么欣赏、研究、批判、评价可言么？”
“引论”的第二节《 重新认识红楼梦 》就直接切入了脂批本与程高本的具体差别。首先还是版本问题。脂批本《 石头记 》是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抄本，高鹗修改过与程伟元联合刻版的程高本《 红楼梦 》又简称为高本或程本。第二节首先说：“还是先从版本说起：高本与真本的分别，除去因为不懂原文而荒唐可笑的妄改和在情节上大段的增、删、改写以外，字句的差异，罄竹难书。我校对过了戚本、庚辰脂批本和程甲乙本，发现后者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完全全为曹雪芹原文的。没有看过真本全文的，无法知道高、曹的文笔手法，分别究竟何在。”下面举了小说中的不少具体的句例，并联系清初旗人的文风，证明曹雪芹“溽染旗内宗室文人习惯甚久，笔墨亦相似”，而程高本乱加篡改。“要想尊重曹雪芹，首先应该恢复他的文字，此其一。”
第二，就是作者写小说的“生活来源”问题。“要想了解曹雪芹小说的主旨，猜谜固然万不是办法，驾空辩论也还是徒劳无益，我们首先必须切实了解他的整个家世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那些谜便不猜自破。……要想了解《 红楼梦 》，历史考证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也就是本书想尝试的一点工作。”
这两点，版本与作者问题，自然是承接了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的基本立场。周汝昌不同于胡、俞的是，他把版本与作者问题的考证与《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和“艺术”异常自觉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对于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差异，就有着更为切肤和深刻的感觉，对于作者的背景情况，也有着更加宏观的历史、社会的视角和深入的考察。
在大量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周汝昌特别强调曹雪芹“极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他总结出了曹雪芹“三种稀有的结合”。哪三种结合呢？“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曹家是‘包衣’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旗人对满清皇帝自称的‘奴才’；但同时他家上世作织造的却又是‘呼吸通帝座’的眼线——坏一坏，爪牙。……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他家的人实兼具有二者的特性与特习。……第三，他家落户于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和南人的结合。”
周汝昌认识到，由于这三个特殊的结合，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所谓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文明，曹家都享受到他人不能想望的极峰。这个独特而奇异的条件，别人不能同时具备，因此也就万万不能和曹雪芹相同，或相比。也因为如此，曹雪芹见闻的丰富，局面的阔大，别人也就少有能和他抗衡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曹雪芹自由进步的思想，清新开朗的性格，高超宏丽的文学才能，才产生了一部惊动当时、风行后世的《 红楼梦 》。
这三个特殊的结合，究其实际和本质，其实就是说，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产生，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缘，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很难遇到的多种因素的巧妙凑泊、结合。研究《 红楼梦 》，并不仅仅是研究一部小说，研究曹雪芹，也不仅仅是研究一个作家，而是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一种非常特殊的遭际遇合，一种在历史上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华文化之文、史、哲、真、善、美并驾齐驱的辉煌创造。
周汝昌的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不是一般的小说学，这一基本学术定位在这第一部著作《〈 红楼梦 〉新证 》中，其实已经奠定了基础，揭出了旗帜。只是，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而已。
这，也就是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之间，与后来大多数“红学家”之间，一个很基本的差别。
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评价比胡适和俞平伯高得多。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中，谈完了思想和社会历史背景，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艺术造诣也已经提纲挈领，点出了最关键的东西：
第一，整个小说的硕大无朋、繁复无方而又组织剪裁万分精妙的这个结构，本身是一个奇迹，最伟大的奇迹。周汝昌引用了李辰冬《〈 红楼梦 〉研究 》（ 重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出版 ）里说过的一个比喻：“《 红楼梦 》的结构是波纹式，无数大波起伏，恍洋澎湃；每一大波又环抱着无数小波：前波似尽，余波犹存，此波未平，后涟已起。钩连环互，目炫神迷，读者还以为一切是琐碎的平铺直叙，却被作者由一个波送到另一波，自己也辨不出是在那个大波之间，小波之内。”这也就是脂砚斋批语所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以及“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俱应”。
第二，曹雪芹表现手法的高妙，也是第二流作家所难以达到的。他绝少用正笔，用平笔，用直笔，大都是手挥目送，指东打西。……这种着墨无多，语外传神的技巧，却不是普通所谓“描写”，而是与中国旧诗的传统表现方法息息相通：造神境，传神韵。
结构的巧夺天工和用笔的神韵意境，曹雪芹《 红楼梦 》的这两点艺术特色是最根本的，最富原创性的，因而也是最需要艺术灵心和审美慧眼才能发现和鉴赏的。周汝昌由衷地感叹：“不要说让我们自己去写，只是看，也要看无数遍，才能稍明头绪段落。在这一点上，举世著名的作家，就很少有几个能和他相比的。”
周汝昌在“引论”第二节里举了一个具体文本细节的例子：
第六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仙女可卿“初试云雨”，惊醒后花袭人为宝玉整理衣裤：
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粘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了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了，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不敢再问。仍旧理好衣裳，遂至贾母处来，胡乱吃毕了晚饭。过来这边，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
而在高鹗修改后的程乙本里，则添了一些描写词句：
袭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说到这里，把眼又往四下里瞧了瞧，才又问道……
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只瞅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
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
原著所写贾宝玉梦遗后和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年龄不过十二三岁，是两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性好奇，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境界。程高本加了不少“描写”，却变作成年男女“偷情通奸”了。
将曹雪芹的原著和高鹗的改本一作对照，周汝昌不由得义愤填膺，情不能遏，笔下波澜顿生：“请看！高鹗把两个天真小孩子的胡闹却写成如何下流不堪的神情了！？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肉麻、更恶劣、更令人恶心的文字吗！？我要大声疾呼在此提醒读者：去翻一下高鹗的程乙本罢，凡是他所添所改，汪原放先生认为‘心折’与‘入微’的‘细腻’文字，也就正是这些混账已极、笨劣无比的‘扭捏’！难道我们容忍叫我们的伟大作家受这样的污蔑糟蹋，还让那样拆烂污的本子照旧流传下去，散布毒素，惑乱听闻么？”
曹雪芹原著和高鹗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存在深刻高雅和浅薄低俗之别，把这种区别解说清楚，这应该是红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但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又首先必须明了作者创作小说的生活基础和文本流传的基本情况。因此，《〈 红楼梦 〉新证 》没有也不可能把重点放在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上，主体内容是对作家的生平家世、《 石头记 》版本和脂批等背景基础的考证。
周汝昌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这一节的结尾一段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和宗旨：“正确的了解曹雪芹的文章风格、文学技巧、作书意旨，然后再去细读全部《 红楼梦 》，则认识才能正确，才能深刻。关于前二者，风格与技巧，在这样一篇绪论里，也只能一提，无法细列。而后者作书意旨，包括了全书的写实性与自传体，这更不是一言两语所能尽，而是这部整个考证的使命了。在这一方面，历史考证便成为唯一领导我们走向正确、深刻认识的指南针，使一切邪说魔道现形的照妖镜。”
因此在接下来的“引论”第三节，就是“科学考证的必要”：
一部文学作品，本事的考证和作家的传记，同样被重视，因为这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作品作家的重要资料。这在世界一切文学作品和作家固然是莫不皆然，而对曹雪芹的《 红楼梦 》来说，则更是加倍的重要，原因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独特性上。在这一点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我们于一上来便已再三强调考证的必要，这似乎是絮叨而多余的，因为没有人会抗议说考证是不必要呀！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承认考证的必要，但只用空话来强调，即使再重复说上十句“必要”，依然只是空话；我们对于这个必要的程度，印象上还是模糊的。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作考证一个根本的立足点，也是后来引起红学界持久不息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一句话，《 红楼梦 》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部小说的诸多特点。而“自传说”肇始于大陆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敌人胡适，这就使得周汝昌这个本来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的学者，使他的红学研究，从此陷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的政治纠纷，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演变，周汝昌的命运也变幻莫测，时“红”时“黑”。
确定了《 红楼梦 》有强烈的曹家家史、自传性质，自然的逻辑结论是：只有把这个大背景彻底弄清，才能达到小说的本质。因此从第二章到第八章，《〈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就是具体而细微地展开工作。
第二章“人物考”共分四小节，将曹家从始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頫到曹雪芹一共六代的家族世系以及“几门亲戚”的相关人员都作了材料的搜集归纳耙梳。而这种考证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将小说中的贾家、史家等与历史上的曹家、李煦家等互相联系起来，小说与历史参互钩稽，彼此佐证。
作考证，搜集资料是基本的，费时费事费力，这在电子传媒未曾发明普及之前的纸媒时代，更不容易。不过搜集资料毕竟还只是一种“笨功夫”，只要有耐性坐得住冷板凳，勤于访求查证，人人皆可为之。当然事实上大多数人急功近利，下不了这种功夫，所以搞考证的人也就“物以稀为贵”了。写《〈 红楼梦 〉新证 》，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背景，在写作过程中，周汝昌共查阅了近千种书籍，他读燕京大学时正值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燕大图书馆的藏书、资料十分丰富，他当时做起来，当然下了不少功夫，但应该说也不是十分困难。换一个人，这个工作也不是不能做。
周汝昌考证的独特性、个性，或者说除了周汝昌，换一个人就简直不可思议、无法成就的，并不是这种资料的搜寻归整，而是对搜寻到的资料作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也就是“考证”两个字的本来意义。考证功力的强弱高低，主要从这个方面表现出来。这可不是“笨功夫”，而是对考证者学识、才情、悟性等综合能力的全面检验。周汝昌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远远胜过了其他的考据性专家。
这在第二章“人物考”之第二节“迷失了的曹宣”和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得到最有趣的体现。
乾隆元年至九年奉旨刊行的清代官书《 八旗满州氏族通谱 》中说曹玺生有二子，分别叫曹寅和曹宜，后来的《 八旗画录 》说“曹宜：字子猷，号筠石”。周汝昌通过对清宫奏折档案等材料以及诸多清人诗文集的深入考察，发现曹宜的生卒年代和其他一些提到他的材料对不上：“‘曹宜字子猷号筠石’的这位先生分明是死了，不该到雍正十三年（ 1935 ）乙卯还在作‘护军参领兼佐领’的官，并且还受诰追封他的祖父曹振彦为资政大夫，妣氏欧阳、袁氏二祖母为夫人……有了这样的硬证据，我们才敢判定：曹子猷万万不就是曹宜。”
接下来的推理，周汝昌发现了一个被历史烟雾尘埃遮蔽的秘密：其实曹玺应该有三个儿子，除了曹寅和曹宜，还有一个曹宣，他才是“字子猷，号筠石”的曹玺次子，而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的曹頫，其本生父是曹宣而不是曹宜。这种考证不仅要对各种史料作细心搜寻、比勘，还需具备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底子，善于联想，激发“灵感”，绝对不是将一堆死材料作形式逻辑简单推理的“死考证”所能比拟。如关于曹宣之名的推考：
我忽然想起根据子猷的“猷”，逆推出曹二先生的名子（读者注意：这里用“名子”而不用“名字”，是为了区别“名”和“字”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引者）来。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曹家上世都是双名，自从康熙把尔玉误写成“玺”，改了单名，他这一支就沿了下来，都是单名，直到雪芹还是单名一个“霑”字，曹二先生定不例外。第二，从“寅”、“宜”看，这一辈排的是宝盖部首。第三，这个“宀”部的字必然和“猷”字有经典字句上的关合。我和家兄缉堂（指周祜昌——引者）讨论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不想十分钟以后，他就找着了曹子猷的迷失已久的名子：“宣”。
这种逆推的办法，虽然透着新奇大胆，可靠却是十二分可靠的，因为我们有无可动摇的根据：《 诗经·大雅·荡之什 》，第三篇《 桑柔 》，第八章里说：
秉心宣猷，考慎其相。
这里“宣猷”二字，正如第一节所因《书经·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两句是曹荔轩名字所由来一样，就正是曹筠石名字的真出处。……“宣”是宣布表现，“猷”是政谟或主义，梁朝有“宣猷堂”，后来“宣猷中外”“宣猷布政”都是常用的字眼了。与“猷”字有现成关系而又是“宀”部首的，只有这个“宣”字。我们绝对可以大胆地，但很安心地，下结论：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典故出自《 尚书（ 书经 ）·舜典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典故出自《 诗经·大雅·荡之什 》。这正是古代文化阶层起名和字的习惯，当然今天的读者，教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都变了，对这一套会感到有些陌生，理解起来要费一番周折。前面叙及周家的子弟起名、字、号，也是与《 易经 》、《 诗经 》、《 尚书 》这些儒家经典中字句有关的。
周汝昌这种没有找到文献“实证”而单凭“悟性”的考证方法，当然会让一些脑筋和智商比较刻板的考证专家大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标榜乾嘉学派的“严谨”，拘泥于考证的“规矩”，说“孤证不立”，更不能“悬断”，等等。因此，这个被周氏兄弟“凭空”考证出来的曹宣，自从《〈 红楼梦 〉新证 》问世后，就不断地受到红学界的讥讽和批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冯其庸和李华发现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的未刊稿本《 江宁县志 》卷十七《 曹玺传 》，其中说：“仲子宣，官荫生，殖学具异才。”曹宣的名字才白纸黑字赫然呈现。
这当然是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例”。但它提醒我们，对周汝昌考证工作的特点，对他的考证思路，必须打破常规，“另眼相看”。
在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周汝昌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曹頫本是曹宣的儿子，他是在曹寅和曹颙相继死后从侄儿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作螟蛉之子的，周汝昌因此联系到小说中写贾母和贾赦、贾政的关系：“《 红楼梦 》里有许多问题，在不知道曹頫是过继给曹寅这一点以前，根本无法懂，而过去也未尝把这些问题看作问题。知道了这一关键之后，才连带地明白了许多事故。曹雪芹的笔在这一方面颇为隐晦，也确实是不易看得出的。读者不免致疑：曹頫——即贾政—— 是过继的，这也罢了。但《 红楼梦 》明明叙着贾母有两个儿子，那么贾赦是谁呢？难道也是过继来的么？如何交代他呢？贾赦位置的难懂，确是问题的核心。其实，如果贾政是过继的话，贾赦的位置固然似乎难懂；若贾政非过继，贾赦的位置才是真正难懂了。”
周汝昌接着举了小说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贾赦是长子却另居别院、贾赦与贾母的关系不好懂，等等。又如第七十五回尤氏窃听邢德全等聚赌，说：“这是北院里的大太太（ 指贾赦之妻邢夫人——引者 ）的兄弟抱怨他呢。”周汝昌质疑道：“读者看惯了这些话，也许觉得似乎无甚奇特，但假如熟悉大家庭的情形的话，一定知道‘这边’‘那边’，‘北院里’‘西院里’，这都是同族各支的称呼；从来没听说一家只有两个儿子，又没分家各爨，而把‘这边’‘那边’挂在口头上，分得这样一清二白的。”
考证的结论是：从生活原型来说，贾赦根本就不是贾母的儿子。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而贾政（ 原型即曹頫 ——引者 ）这一个出继于贾母（ 原型即曹寅寡妻——引者 ）系下。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把贾赦和贾政都写成贾母的亲儿子呢？周汝昌分析了各种原因：
一，为了写作结构上的方便。他提过“长子贾代善袭了官”以后，接着便专叙本支。而“次子”呢？其名字生死支派则一字不提！二，一方面为方便，绝口不谈另一支的事，而一方面又不愿全使事实湮泯，所以又故意提出“长子”一词，使人知道尚有“次子”一支在。第三，因有贾琏和凤姐在荣府的特殊关系，这也使曹雪芹不能不写到贾赦，而无法把贾政写成独子。第四，也许曹雪芹自己只是不愿意提，也不愿意使人知道他的父亲不是他祖母的亲生而已。贾母对宝玉的钟爱，超乎寻常。全家之中，严父、劣弟、非同母的姊妹，虽然慈爱但昏昏懦懦毫不了解他的母亲，都不足使他充分感到天伦至性，唯有老祖母在他心上才是一个“昊天罔极”的真正慈母。他与这老祖母之间的亲切关系，一旦想起父亲是过继来的，另有他的嫡亲祖父母在，就不免显得多少被冲淡了。他当然不愿意把这层关系坐实了，因此才不得已想出这个变通办法来，干脆把曹宣的子女，都因曹頫一人而挪到贾母系下来，合二支为一。这恐怕是他不写“荣公次子”的真实唯一原因。上文所谓写作结构上的方便，固然也是实话，但究竟是表面上的看法，绝不是骨子里的症结。但贾赦究竟不是贾母的儿子。雪芹虽然用了移花接木的巧妙手法，终于难把贾母、贾赦之间，写得像个母子关系，结果才形成了上面那些不好懂的现象。贾赦独门各户，经济独立，都是实情；“这边”“那边”之分，也是当然的，那本是他家里当时上下人们嘴里常说的话，他据实照写，乃不足为怪了。不但如此，贾赦的院里，不止邢夫人同众姬妾丫鬟，实在还可能有老一辈的活在里面。……曹宣的太太就住在荣府东隔院之内的，贾赦是她的儿子，并不是贾母的儿子，所以始终是“那边大老爷”了。
上面情形既明，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凤姐本不是贾母的亲孙子媳妇，所以平儿提醒她，操多少心，也是得回“那边”去。二姑娘迎春虽然住在大观园里，但一到正经大事，她就得被摒出，不能算数了。坐次日期的不好懂，自然也全好懂了。
这些阐释都是奠基于《 红楼梦 》里的贾家是依据生活真实的曹家作原型这一认识之上。在阐释中，既有对小说描写实际情况的条分缕析，又有对旧式大家族生活情况的揆情准理，还有对作者家庭关系和创作心理之设身处地的揣度，用新名词说，是具有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角度维度。
当然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史典籍中习俗典故等的了解，如曹雪芹把曹宣的两个儿子写成小说中的贾赦和贾政，这“赦”、“政”二字之上，刚好虚拱着一个“宣”字。“宣赦”、“宣政”都是成语。宣政在北周时就是武帝的年号；唐朝有宣政殿；唐五代王建的宫词第三首中有“宣政门当玉殿风”；直到元朝政府机构中还有宣政院。宣赦也是唐朝就有的语汇，王建宫词第十一首有“楼前立仗看宣赦，万岁声长拜舞齐”。
后面分析贾宝玉挨打时贾政和贾母的态度、对话、心理，更是鞭辟入里，见微知著。贾母责备贾政“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而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贾母吵着要回南京老家去等等描写，周汝昌分析说：
这一段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公案，雪芹乃是照字直录的。往常看起来，只是贾母疼宝玉，护庇着不许人管教而已，甚至嫌贾母未免过于溺爱，致使贾政无法树立威信。但如今知道了贾政是过继的儿子以后，则对上面一场对话，字里行间，是隐含着多少的关系与故事啊！
这段谈话很显然的说明几件事：第一，贾母这次明白揭破了没养个好儿子的真情，而贾政听这话“不像”！所谓不像，就是贾母当真怒急了，不顾一切，说到这一层一向讳言的关系上来了。第二，贾母回溯曹寅在日，曹宣的诸子，随伯父在南京织造任，曹寅是如何地善待群侄。第三，贾政过继以后，贾母如何一手提掖长大，娶妻生子，为官作宰，但依然和贾母不一条心。第四，贾母北归，乃是依随过继儿子而来，因他回京又在内务府作官，但她南京还有依靠，那才是曹寅数十年的真老家，贾母声言回去，就是变相地断绝母子关系。第五，宝玉乃是贾母的命根，破坏了宝玉，便是使她没了立足之地。
曹頫在二十来岁上被过继给贾母，抛开嫡亲生母，以他人之亲为亲，重新建立一种人为的关系与感情，自然不是简单的事。则母子间相处不够十分圆满，当为可能，而曹頫之与胞兄贾赦反较亲近，这也是人情之常，所以他才可以把贾赦的长子长妇，挪来管理统治自家的家务，这在大家庭里二支系上又是一层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贾母之待贾政，恐怕因为他不甚从心，也就淡淡的，仅于名分礼法上是母子罢了。
……原来贾母在五十多岁上，把威扬显赫的丈夫失去；不到三四年，唯一的儿子曹颙又病死；在彼时，她是一个极其伶仃可怜的妇人。过继了曹頫以后，替他娶妻生子，勉维门户，重成人家，熬到暮年，子孙满堂，随境自娱，有如《 红楼 》所写。儿子既非亲生，只是貌合神离，触处可以惹动思念死去的爱子的情绪，她的伤心只是隐忍不露而已。但一旦触着心上创痛深处，老泪自然满颊。目前热闹掩不住过去的悲惨命运，所以中秋月明风清之下，闻笛悲凉，“暮年带酒之人，有触于心，不觉落下泪来了”！儿子虽然不是亲生，但儿子所生的孙儿，那却是和嫡生无异，因为过继关系只停留在贾政那里，一到下一辈，当然是嫡亲直裔，并无差异了。不幸长孙贾珠，又是夭亡，在波折的三世中，她尝遍了折夫、损子、失孙的悲痛。及至雪芹一生下来，聪颖俊秀，大有祖风，也就无怪视如掌珠，给他取名曰“如宝似玉”了。这一块宝玉，是她的身命所系，所谓命根，所谓立足之地；破坏了他，也就是破坏了她的一切。这乃是贾母特殊护庇宝玉的真情。她老来平居唯有在少年孙男女群中寻热闹，乃是要藉此忘掉她遭际的坎坷，心灵的惨痛。她钟爱宝玉，乃是要把握住最后的所有，唯恐其再像夫、子、孙三世的空花幻影。批评家如以为这个老妇人只会无道理的溺爱，每日寻欢作乐，只问眼前，不顾身后，乃是一个十足浅薄的追求享受者，或是世俗上所谓“福寿全归”的老太君、老寿星而已，那就未免只论其皮，不论其骨。因此我一再说，要想真正了解曹雪芹的小说，非熟悉它整个的历史背景与他“一喉二声，手挥目送”的手法不可。否则是万难得着作者的原意旨的。
读周汝昌的这些阐释论证，必须明白，他是把小说中的人物和曹家家史中的原型联系比较着说的。那时“原型”这个词还没有在汉语中流行，周汝昌以为，他说“贾母”，读者根据前后文的语境，自然会了解到他同时是指其生活原型曹寅的寡妻李氏，他说“贾政”，也就是指其原型曹頫，如此等等。这是《 红楼梦 》的个性、特性，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应该说，周汝昌是把这一《 红楼梦 》的创作个性、特性十分到位地把握住了，而且很清晰地揭示、解说了出来。
周汝昌的这些考证论说可谓妙证如水，但在那些形式主义的考证家看来，却并不是铁证如山，而有天马行空的嫌疑。这就涉及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了。周汝昌如此深入地进入了曹家的家庭历史，又如此本真地贴近了小说的艺术世界，将两者的微妙联系抽丝剥茧地予以挑明，谈言微中。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前面数章所叙述的周汝昌的家庭、学养、天分、遭遇等等一切的“综合效应”了。而其核心，则是“悟性”二字。
“要想真正了解曹雪芹的小说，非熟悉它整个的历史背景与他‘一喉二声，手挥目送’的手法不可。否则是万难得着作者的原意旨的。”这是一句关键的话，我们不惮烦琐再次重述一遍，希望读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它的历史背景”就是曹家的家史与《 红楼梦 》小说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别微妙的“化合”。自传性小说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问题，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但在曹雪芹笔下又确实有它的特别微妙的表现手段。这就是所谓“一喉二声，手挥目送”。这八个字是戚蓼生① 序本《 石头记 》序言中一段话的浓缩，其原文是：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绛树是古代传说中的歌女，有高超的歌唱技艺，所谓能一声在喉一声在鼻地歌唱。南朝陈代徐陵有诗句曰：“碧玉宫伎自翩妍，绛树新声最可怜。”黄华是古代传说中的书法高手，所谓左手能写楷书，右手能写草书。戚蓼生说曹雪芹写小说的艺术超过了绛树的歌艺和黄华的书艺，是“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是“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 这是用晋代嵇康《 赠秀才入军 》组诗第十四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意典故。
这的确揭示出曹雪芹写作技巧的原创性特点，这种特点包括脂批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伏笔影射，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的意境空灵和春秋笔法，以及“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家史和小说融为一体的创造，等等。
这些都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创造，是融合多种传统艺术精萃而又别出心裁达到一种登峰造极境界的创造。《 红楼梦 》问世以后，研究欣赏它的读者和评论家，从评点派、题咏派到索隐派，都只能零星地局部地感受到这种奇妙的艺术，却无力从根本上和全局上会心解味。能像戚蓼生说得这样亲切深入的，可谓寥若晨星。
“五四”运动以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成为学术文化界的主流，越往后的读者，西方的东西知道得越多，而传统文化的修养失落得越厉害。这样就造成一种很矛盾的境况，一方面，由于西学的引进，曹雪芹写作中一些突破古老传统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更彰显了出来，如胡适所谓“自然主义的杰作”（《〈 红楼梦 〉考证 》），鲁迅所谓“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 红楼梦 》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等等。
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日渐变迁，传统文化素养日益失落，曹雪芹写作中对传统文化、思想、艺术等的创造性继承和发挥，则愈来愈不容易被读者所鉴赏、入境。要真正弄懂曹雪芹笔下的个中三昧，获得心心相印的欣悦体会，在某些层面上，越往后越困难。
在《〈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之际，这种两难局面已经出现。如前所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背景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既有文化界继承“五四”要批判“封建主义”的习惯性传统，又有新政权倡导的要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划清界限的要求，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当时苏联的一套意识形态逐渐盛行，继承“拉普”的“惟我独革”传统，贴一些“革命”、“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的标签成为时尚，教条主义越来越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上风。
作为文艺理论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评价，当时比较流行的，成为“正统”的，有几种特别时髦的说法。一是由“阶级分析”引申出来的“人民性”标准，所谓评价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主要看其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如何，由此判定其“进步性”、“反动性”和“局限性”。二是在评论文学作品（ 特别是小说类作品 ）时特别强调“现实主义”（ 后来又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给小说人物作“政治思想定性”。而文学艺术的最根本的指导性原则当然是列宁《 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中关于“齿轮和螺丝钉”的经典论述，以及毛泽东（ 1893—1976 ）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样一段话是最有代表性的：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关于“典型”，被作为经典的是恩格斯（ 1820 —1895 ）的一句话：“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显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 恩格斯《 给明娜·考茨基的信 》）不过这句话实在太精炼太概括太辩证了，因此更广为流行并发生了实际影响的是俄苏作家高尔基（ 1868—1936 ）的说法：
言语创造的艺术，性格与“典型”创造的艺术，要求有想像、推测和“虚构”。当一个文学家在写他所熟悉的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时候，他或多或少地能造出这一个人的成功的写真，但这只是一个失掉了社会与教育意义的写真而已，在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于人及对于生活的认识上，它差不多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但是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致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
……
像上面所举出的这样的人，在生活里是没有的；在过去存在着而现在还存在着的，只是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物比他们更琐碎，更不完整，因此从他们，从这些渺小的人，虚构而且造出人类的“典型”——名义上的典型，这正像用砖头建造宝塔或者钟楼是一样。我们称任何一个撒谎大家是赫莱斯泰科夫，拍马屁的是莫耳查林，伪君子是塔尔丘夫，嫉妒鬼是奥赛罗等等。
……
这两个例子，再度肯定了我上面所说的：“匿名的”创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人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依照着抽象化的法则，它抽象化了这一个或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的特征，再把这些特征具体化，和概括化到这一个集团的一个人物的身上去。一个艺术家要能严格地遵守这个法则，那么这种遵守就能帮助他创造出“典型”来。（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65页，三联书店1951年第4版）
与此相联系，鲁迅（ 1881—1936 ）的某些创作经验谈也被尊为创作小说人物形象的经典理论：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鲁迅《 南腔北调集 》中《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这些说法和理论在政权力量的强势倡导下，很快深入到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去，成为不容追问不须辩驳理所当然的文学评论和艺术批评的规箴，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衍化为许多人的下意识思想。
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特别强调小说与家史、小说中人物与生活原型之“同一性”、“重叠性”的研究理路，与这种“典型观”必然要发生摩擦和抵牾。既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将这种流行的典型观视为神圣和正统，周汝昌也就注定了要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有意和无意的“批判”，要感受长久的孤立无援的处境。而这里还有一个红学的特殊性在起作用，即“自传说”的始作俑者是被视为新生共和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敌人的胡适，周汝昌又恰恰是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有过因缘的人。红学这一特殊的“软肋”更使周汝昌经常处于要“警惕挨批”的精神状态，写作时往往要下意识地“处处设防”。
高尔基和鲁迅所标榜的写小说的方法，只是千百年来众多创作方法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合理”的先验性。其实上引鲁迅的那一段话后面，就接着谈到了对那种创作方法的困惑：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豫”是鲁迅原文——引者）想的不同起来。……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鲁迅又说：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之《 “出关”的“关” 》）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其中的人物，是“专用一个人”呢，还是“杂取种种人”呢？可能两者都有，但那些主要的人物，应该是“专用一个人”的成分多。本来对《〈 红楼梦 〉新证 》的考据和论证，是要具体“个案”具体讨论的，主要应该看它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不能自圆其说。但后来的批评，却并不是如此，而是以“杂取种种人”为唯一正确的“文学创作规律”，以“专用一个人”为“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唯心论”，为“胡适自传说的流毒”，不仅“错误”，甚至“反动”！周汝昌成了“自传说”的“集大成者”，而且比胡适走得更远，把“自传说的谬误”“发展到了极端”。这种批评和批判，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
“杂取种种人”和“专用一个人”这种创造文学人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隐隐约约包含了某种意识形态内涵，前者似乎更符合强调“集体主义”的“典型”观，后者则似乎天生具有滑向“个人主义”的倾向。《 红楼梦 》研究中的“家史自传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研究，将小说人物与生活原型密切联系起来，必然让人感觉更多地倾向于“个性”和“特殊”，天然地具有和当时主流的“典型观”不相亲和的因子，所谓“不典型”、“没有反映时代和社会的本质”。这样，它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即会从一个古典小说的学术评价问题，演变成一个富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思想问题。
周汝昌是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却又自幼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诗词文化，更是深入到其骨髓血脉之中。他学习英语，却本能地对比出了汉语的优越。他总是用一种传统诗人的眼光“阅读”他所面对的各种资料、文本。他没有参加革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局外人，这使他对那些意识形态，对那一套一套的时髦理论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也就较少受到各种教条主义的影响。
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只是凭着一颗天赋以诗才、哲思、史识的心灵，在搜集来的大量史料和小说文本之间游曳感受，与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这样得来的所感所见，自然与那些在新旧教条笼罩下的研究者大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见，也就不能为那些研究者所认同和理解了。
比如，周汝昌对曹雪芹创作小说的根本艺术特点“一喉二声，手挥目送”很早就有惊喜的发现、独到的体会和深刻的感受；许多红学研究者却往往麻木不仁，总是在“主题深刻，形象鲜明”一类教条术语中打转，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又演变成“叙事学、原型批评”一类新的洋教条，就是生动的体现。
要检验一个大言炎炎的“学者”或“作家”其真实水平，其中华文化的底蕴究竟如何，其灵性、修养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态，有一个“测试器”：看看他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言说，是清澈深湛的一汪大湖，还是泥草掩饰的混浊池沼，立刻原形毕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屡试不爽，屡试不爽！
曹雪芹的创作，有其天分、家世、遭遇、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他深深知道自己这种独特性是很难遇到真正的知音的，因此在小说开头就饱蕴深情满怀感慨地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周汝昌的研究，也有其气质、天分、经历、学养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他比别的研究者更容易贴近曹雪芹的心灵，进入《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发现那些被各种历史曲折所遮蔽、篡改、变形、走味的思想闪光和艺术奥秘。他后来起了一个别号叫“解味道人”，并说明是“解味道”的“人”，不是“解味”的“道人”，正生动地表达了他对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深情回应。
周汝昌有成为曹雪芹知音的主客观条件，他对《 红楼梦 》的知解阐释因此大不同于其他的“红学家”。要评价《〈 红楼梦 〉新证 》，要理解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必须正视这一根本的特点和区别，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常理”、“常规”，才能“得其环中”，对“红学史”中各种演变、纠缠等有真正到位的理解。上面以《〈 红楼梦 〉新证 》第二章“人物考”中的两节考证为例，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分析，想来读者多少能够有所“解味”吧。
《〈 红楼梦 〉新证 》的第三章“籍贯出身”、第四章“地点问题”、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第六章“史料编年”、第七章“新索隐”、第八章“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卒年，《 红楼梦 》的流传接受，脂批的作者身份等，都作了史料的广泛搜集和独特的考证。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成了后来数十年红学界反复讨论争鸣的热点。周汝昌正面提出的论点，大体可以作如下提纲挈领的归纳：
第三章“籍贯出身”：曹家祖先上溯到宋代，乃功臣武惠王曹彬之后，故曹家祖籍应为河北丰润，后世有子孙迁徙入辽宁，成为后金（ 即后来的清 ）的俘虏。
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
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 1724，甲辰 ）的初夏，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 1764年2月1日 ）。
第六章“史料编年”：从1630年（ 明崇祯三年 ）曹玺出生起，到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曹雪芹卒后二十七年，每一年与曹家有关的大事记。
第七章“新索隐”：七十五项有关《 红楼梦 》时代背景、知识典故等的资料考证，以及附录二十则《 红楼梦 》流传接受的史料记录。
第八章“脂砚斋”：对《 石头记 》上的批语作考证，得出结论是：最主要的一个批者脂砚斋，其身份是小说人物史湘云的原型，乃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曹雪芹的表妹和续弦。
所有的这些考据论证，都贯穿着将小说描写和作者的时代、家庭背景密切联系的特点，设身处地体会体贴作者创作心境心理的特点，从某种角度说，可谓“以小说证史”。陈寅恪在《 柳如是别传 》等研究著作中曾创造了“以诗证史”的考证方法，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周汝昌创造的“以小说证史”考证方法，却遭到了长期的批评。想一想，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其实，“家史自传说”的《 红楼梦 》研究，作者生平家世与小说文本内容的互相交织，其具体的分寸应该把握到什么“火候”，哪些人物和情节更是“原型”的“照相”，哪些部分“艺术加工”的成分更多，多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讨论的。但那是需要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个案具体对待的，不能从“方法论”上作总体否定，“典型”理论不应该成为独断的霸权法则。
中国传统的小说与“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后的新小说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悠久的“史传”传统深刻地浸淫其中。而曹雪芹写《 红楼梦 》，那基本性质的“家史自传”色彩更是不容置疑的，而有意将生活原型和艺术表现“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表里相衬、互相影射、水乳交融以致难分彼此的创作方法，的确与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性”小说也不尽相同。
而正是这一点，突出体现了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天才的独特性、唯一性、传奇性、原创性，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而言，正是一块极富有阐释空间的“处女地”。如果是西方理论界，只怕早已抓住机遇，发明出一大套体系庞大论证精严的理论体系或声名显赫八面来风的学术流派了。
可惜中国的红学界根本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辨人才，只知摭拾西方人早已抛弃进历史垃圾箱中的牙慧，搬用西方小说理论发展某一时段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用来框套《 红楼梦 》，这就必然曲解和阉割曹雪芹的天才创造。新时期后又生硬地一知半解地用什么弗洛伊德、原型批评、维特根斯坦之类遮蔽和歪曲《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光辉，造成一种似乎很“理论”的架势吓唬人，批判“自传说”的“回潮”，赞扬后四十回续书的“伟大”。吵吵闹闹颠颠倒倒几十年，已经进入21世纪，犹自精神抖擞，呶呶不休，后继有人，于今为烈。
除八章正文外，还有附录两则和补遗一篇，也是红学有关的史料辑录。最后附有周缉堂（ 即周祜昌 ）写的一篇短短的跋文。
《〈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瑕之玉，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 红楼梦 〉新证 》的《 后记 》中，作者坦承：
这次重印，也只就纸型挖改了一些讹错，——由我作稿者造成的和由排印方面造成的，都有。增订版印出后（此指1976年的增订版——引者），曾把自己抽阅、亲友摘示、读者指出的三方面的勘误表汇集起来，蜡印油印了几十册，分赠与国内外的相识（刻印油印，感谢王会福、许震才两同志热心为助）；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因其难得，遂为复印了若干份，以分赠友好与有关人士。于是欧美学术界亦有知者，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系主任倪豪士教授所编中国古代文学学志中，即曾叙录。虽然如此，一个油印本毕竟流布不广，这次重印，就把这项勘误表和我自己在书上陆续补记出的诸多误处，尽可能地改正过来。但是终因目力太艰，实难逐一发现，而且还有已经偶然落在眼里、却因手懒而未作出记号的，时间一过，便又不能省记的情形。因此，这所谓勘正，也还只是改了一部分，定然还有挂漏。所好者近年来有的红学专门刊物又颇对拙著表示关怀，除了刊登大论文批评指教，就也有专为了某一引用史料中的一个字而登出一篇专文教正的例子。这也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之异乎寻常了。读者如有需要，望留意检阅。这种例子不属于上述油印勘误表的范围，因为需待核定，又怕挂一漏万，故此次未作改动。略示区别，并使教正文章继续发挥作用，也有其好处。
以上主要说的是误字。自然也包括着标点的误植。有的完全是我的失误，有的不完全是，但是我也该负责全部责任。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八年邓之诚先生示知《永宪录》一书（此书后来排印出版，即由此引起的）中有曹、李两家的史料。我引用了，却读了破句，“再下诏狱，词连某某”的句法，我竟不知，把标点弄成了“再下诏，狱词连某某”。其原因是不懂“诏狱”一词。后来自己怎么发现了它，已然记不清了，反正也不是由于真读了《 汉书 》之类。这对当时是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来说，也许不算是最大的笑话，但毕竟成不了“美谈”。从小未见过经史子集，更不要说“读”了。我实际上是由一个只看见过《 千家诗 》的村童而妄意钻研一点学术的人，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
油印勘误表当然没有大量传布的可能，这次除了纠正那些便于挖改的错字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并不是挖改个别字所能解决问题的说明之类。我商请出版社同意，摘印在卷末，聊以表示救正和歉怀。还有一些散见于其它拙著如《 曹雪芹小传 》、《 恭王府考 》等书中的自叙旧作失误的地方，也请参阅，此处就不再详列了。总之，像这样的书，所涉太广，百绪千端，个人的学识思虑，实在远不足以胜任，所以它不会成为“完美无疵”之物，自己从来也没有存过那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我特别感谢三位学者：朱家溍、黄裳、张加伦。他们都给我寄来了极长的信札，逐条指教了数十处的问题。徐恭时替我勘列误字，十分详细。他们对我的这样一本不太像样的习作，给予了那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使我至深感动。
还有就是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他们都用极热情而深刻的词意对我表示同情、支持、勉励，而且能对我的处境和困难有所体察和理解。多年以来，我能在红学研究这一方面坚持下来，是这些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身份的读者给了我精神力量。说真的，我内心感激他们超过了感激其他的援助。他们的一些话言，常常使我阅之目眶潮润。
《〈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传奇”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回应。这种影响和回应持久不衰，正如上引末段所说“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源源不断。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回应呢？总结一下，大概不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红楼梦 》是一本有着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文学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著名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清朝那种“开谈不说《 红楼梦 》，纵读诗书是枉然”的笑谈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普遍认同。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消息、读物都会很快受到社会关注。
同时，1953年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1949年以前流行的许多消闲性读物如《 火烧红莲寺 》一类武侠小说、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等已被批判而禁止流通。这就无形中留下了巨大的阅读期待空间，像研究《 红楼梦 》这样古代文学经典的著作自然更会格外引人瞩目。
二、《〈 红楼梦 〉新证 》包含巨大的信息量，其所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和《 红楼梦 》文本的资料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让读者美不胜收。所有想要在红学研究方面一试身手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可以从中采撷到需要的材料为己所用。
事实上，此后的许多红学论文论著，无不有意无意地从这本书中获得资料和信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情凉薄，文德不高，采用而毫不提及来源，甚至用各种“笔法”造成一种自己找到“原始资料”的假象。而一旦发现了个别可商榷的地方，更是自鸣得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 红楼梦 〉新证 》讽刺批评。
周汝昌对这种情况当然也深有感触，曾“发牢骚”说：“后来以迄于今，对《 新证 》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惟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做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 天·地·人·我 》之《〈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所谓“讥议之言”，海外的赵冈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话很有代表性：“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就是绝好的例子。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
三、《〈 红楼梦 〉新证 》使用将小说文本和作者家世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许多新奇的结论，颇有一点思考的挑战性和阅读的趣味性，往往让读者耳目一新。同时，其推崇前八十回而贬低后四十回的鲜明倾向性，论述语言的尖锐性，对于读者来说，无论认同还是反对，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读者反应批评”。
比如上面叙述到的对曹宣的考证，对贾母和贾赦、贾政关系的论说，还有笔者没有详细介绍的脂砚斋是史湘云之原型的说法，涉及八十回以后佚稿情况的初步引逗——如说史湘云终嫁贾宝玉，还有对后四十回的激烈态度，等等，都会勾引起阅读者的浓厚兴趣，或激发出继续探讨的热情，或促生想要说“是”或说“不”的欲望。
爱好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史料编年”一章兴趣盎然，钟情文学的读者又可能对“红楼年表”和“脂砚斋”两章爱不释手，有“考据癖”的读者会对种种新鲜的推考玩索欣赏，思想敏锐的读者则可能对其中带有激情的锋利评论感到过瘾，对后四十回有感情的读者又想拍案而起……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的“集大成”特点，使它吸引了有各种不同阅读趣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
四、《〈 红楼梦 〉新证 》的一大特点是“提端引绪”，也就是说，许多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余地。它的一些结论，甚至其推考的方法和过程，都随着阅读此书的接受者之不同主客观条件而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认识就会产生表达不同意见的冲动，而这又必然在客观上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
五、从《 红楼梦 》研究自身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 红楼梦 〉新证 》是在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停顿了三十年后，才问世的一部真正有份量的红学学术大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产生“轰动效应”的历史条件。
同时，胡适在大陆新政权下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批俞批胡的政治运动，这就更使《〈 红楼梦 〉新证 》处于万众瞩目的舆论中心地位。

2锦上添花

1953年9月问世的《〈 红楼梦 〉新证 》，很快激起了阵阵文化波澜，给周汝昌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周汝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忽然已经成了学术文化界的“名人”。用一句英语流行歌词，是become popular overnight。下面摭拾一些当时的社会反响“花絮”，以见盛况一斑。
1953年9月5日，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收到了出版社邮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样书。周汝昌在川大接到邮局的通知，坐洋车到暑袜街的邮政总局取出一大包书，再由原车拉回学校宿舍。周汝昌感到巨大的快乐和欣慰。数年的心血凝聚终于体现为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重著作，放在了自己的书案上。抚摸，翻阅，重读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同样的文句，好像一旦变成了铅字，就和自己写在稿纸上感觉有些不同。
周汝昌这一年三十五周岁，虽然已经儿女成群，其实从性情感情上说，还有些“大孩子”的影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出望外，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了光明的想象和美好的幻想……连走起路来也有点昂首挺胸，脚步如飞的样子。毛淑仁虽然不像丈夫那样激动，不用说也是兴致勃勃满脸喜色的。孩子们不太懂，但看到父母格外高兴，自然也跟着高兴起来，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知道父亲出版了书，是一件家庭的大事情。
不久，这本红学著作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各方面的“反馈”也接踵而来。
上海长风书店门前，为了抢购《〈 红楼梦 〉新证 》，读者排起了长队。不久书就脱销了，出版社连忙加印，在三个月内一连出了三版。笔者此刻使用的工作本在版权页上就印着：1953年9月初版，0001—5000；1953年12月三版，17000。来到上海的原华西大学的闻在宥教授给周汝昌去信通报消息说，上海的大牌学者张元济（ 1867—1959，即张菊生 ）、顾廷龙（ 1904 —1998 ）等都在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不久，周汝昌收到张菊生的儿媳代笔来函，向周汝昌询问阅读中的个别问题。周汝昌当然热情而又恭敬地回信答复。顾廷龙本来已经病瘫，写字困难，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敬重，这一次居然亲笔复信，但手颤笔抖，周汝昌辨认来信上的字迹真费了老劲。
在北京、天津各高校工作的昔日同窗和学友，也纷纷给周汝昌寄来“飞鸿”，报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轰动景象，说“文代会”上代表们纷纷传阅《〈 红楼梦 〉新证 》，几乎“人手一册”。并说已经有消息流传，中央的某文化学术机构要调你来京……
当时正召开文代会，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尚未改名为北京的北平召开的，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强调繁荣创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也就是创造新时代新的“典型”，这与《 红楼梦 》这种描写清代贵族的古典小说，与《〈 红楼梦 〉新证 》中所研究的曹宣、李煦，以及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等，将会有怎样的“张力”和悖论呢？《 红楼梦 》研究，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将有怎样的位置呢？当文代会的代表们一边开会，一边热读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时，大概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似乎有点不着边际的问题。但只要再过几个月，全国的文化界，就都将身不由己地席卷进一场以《 红楼梦 》研究为中心内容的大风暴之中。
眼下在成都，还是一片欢腾雀跃。周汝昌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去查书，图书馆的馆长热烈地告诉他说：“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还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十”、“四”难以分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交叉比划了一个十叉形状。
碰到一个不太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对方忽然对周汝昌说：“老周，你可害苦了我了！”周汝昌听了有点莫名其妙，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对方才说：“我前些天患了重感冒，正难受难挨，谁想你的大著忽然买来了，我这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来，第二天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天刚好一点……”
1953年那个时候，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主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比重还很大，所以，那时会写毛笔字，能作传统体裁诗词歌赋的人还不少。《〈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旧雨新朋，题写诗词韵语相赠的也不在少数，后来周汝昌把这些诗作、题词等辑成了一本小册子，因此许多“雪泥鸿爪”（ 苏东坡语 ）得以保存下来。
缪钺字彦威，是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著名老教授，同时又是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过颇有影响的《 诗词散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加拿大籍华人女教授叶嘉莹合著《 灵谿词说 》，每一篇论文前都系数首七言绝句，曾在爱好诗词的读者中广为流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作者是同一所学校的同事，当然引起了缪教授的强烈感怀，当即赋七言律诗二首赠给周汝昌：
一
平生喜读石头记，廿载常深索隐思。
几见解人逢阮裕？还从自传证微之。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
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
二
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
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
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
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
第一首诗，是紧扣着《 红楼梦 》的强烈“家史自传”性质而咏叹。“廿载常深索隐思”，这里的“索隐”，不是指红学中的“索隐派”，而是说《 红楼梦 》里隐藏着曹家家族盛衰生活原型，需要探索研究。阮裕是晋朝的一个名士，著名诗人阮籍的族弟。他有一辆很漂亮的马车，但从不吝惜，慷慨地任人借用。有一个人母亲去世了，想借车出丧用，但终于不好意思开口借。后来阮裕知道了，就感叹说：“我有马车，却让人不敢借用，要这车有什么用呢？”就把车烧掉了。这当然是表现“魏晋风度”的一个故事。
“几见解人逢阮裕”就是用这个典故比喻周汝昌考证曹家历史和小说的关系，说周汝昌是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知音，是“解人”，所以能“解其中味”，就像阮裕体贴那个借车人的心理一样。微之是中唐诗人元稹的字，元稹著有传奇小说《 莺莺传 》（ 又名《 会真记 》），据说其中的张生乃是元稹自寓，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元稹自己的一段艳遇经历。“还从自传证微之”，当然是用元稹著《 莺莺传 》，来比喻周汝昌考证《 红楼梦 》有强烈的曹家家史自传色彩。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则直指《〈 红楼梦 〉新证 》考证《 红楼梦 》内容与雍正、乾隆时期的政治变故，与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煦家的荣辱盛衰密切相关。曹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盛时衰，可谓翻云覆雨，而在雍正朝被抄家，在乾隆朝小有复兴后再彻底败落，故诗中着重“雍乾”两朝，同时也有诗句字数限制的因素。
曹家和李家乃是亲戚，曹寅的妻子李氏就是李煦的妹妹，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曾让李煦照顾曹家，扶助曹颙、曹頫两位弱子，这就是“亲交耐盛衰”的意指。“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说《〈 红楼梦 〉新证 》钩沉索隐，多有创获，读来让人忘食废寝，对周汝昌的考证工作予以“褒扬赞述”。（ 唐太宗李世民《 圣教序 》中语 ）
第二首诗则更着眼于《 红楼梦 》本身的思想内容。“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这“公子”一词而二用，既可以指曹雪芹，又可以指贾宝玉。曹雪芹天纵奇才，创造出不朽的大传奇《 红楼梦 》，当然是有“绝伦”的才华，但更是其所遭遇的家族沧桑变故赋予了他生活底蕴。小说中的贾宝玉聪明灵透，乃“正邪二气所赋之人”，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公子，后来在贾府被抄后历尽人世悲苦。曹家由百年望族而一败涂地，小说中贾府由盛而衰，当然都是经历“沧海桑田”，饱尝人世艰辛折磨。
“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曹雪芹创造出文学人物贾宝玉，他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其实是以“女儿”作为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价值观的象征，以“男人”作为权势社会的隐喻。这两句诗就很贴切地传达了这种创作意旨。
“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脂批中多有揭示家族盛衰原型背景的沉痛之语，如针对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鬼魂托梦嘱咐凤姐的情节，有批语说：“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又有署名“松斋”批曰：“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后面还有署名“梅溪”的批语：“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
“寒毡情话”一句，则是说脂批所透露的八十回后佚稿内容。第十九回描写贾宝玉到了花袭人家，花袭人的母亲、哥哥摆了一桌子果品招待宝玉，袭人知道宝玉娇贵惯了，“见总无可吃之物”，针对这个情节，有一段脂批说：“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翻与下部数十回‘寒冬噎酸荠，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叹叹！”
这两句诗实际上涉及后来所谓“探佚学”的内容，是红学研究中最关键的部分。因此最后两句“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意思是只有明白佚稿概况，才能达到对原著的“真赏”，主旨归结到区别“两种《 红楼梦 》”的本质差异，扫除后四十回续书的“翳障”，让曹雪芹原著的“光辉”重新焕发出来。
在周汝昌的红学体系中，这是研究《 红楼梦 》的“终极”目的，是红学的“核心”和“本质”。周汝昌读了这两首诗，不禁十分感动和欣赞，后来评赏说：“缪先生这种律句为他家不易比肩之处，在于不是泛辞抒感致奖，而是句句有内容，紧扣所题对象的重心特色——亦即诗人感受最深的旨义。诗句自然而又考究，不事琢磨而有学者气质。如第一首，即是史学家的特殊手笔与见解：重点抉出《 新证 》在考史方面的创获（ 这一点，国内谢国桢、牟润孙、华西大学梁仲华……诸位老教授，皆史学专家，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同一意见 ），而又指出：考史是为了证明雪芹此书是自叙性质。第二首内容转到由考史而得知雪芹的为人、家世、经历、思想（ 这方是正确领会《 红楼梦 》的唯一必要之途径和前提 ），然后归到脂砚斋评语的意义与由此引出的‘探佚’（ 八十回后原本情节的探索 ）的理解。这都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缪先生却以格律对仗的韵语功力表现得如此有情有味。所以我说这种题赞，绝非世俗一般的虚文夸耀之可比。”（《〈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缪钺生于1904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四岁，但为人颇有魏晋风度。院系大调整后，缪钺住在四川大学的铮园，周汝昌住在梅园，后来又迁到“华西村”，两人过从甚密。如周汝昌购得清康熙年间名士许遇① 家藏一方顾二娘制的大凤砚，缪钺对这件古董也十分欣赏，赋诗咏叹，深夜送到周宅，二人灯下谈砚赏诗。周汝昌将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送给这位同校前辈，缪钺读后就吟了这两首诗。阴历大年初二，周汝昌正要乘车进城，在公共汽车站遇到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见了面过年过节的话都不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一下子就读完了，读得很‘贪’啊，连吃饭和睡觉都耽误了。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把两首诗逐句高声念给周汝昌听，在站台候车的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周汝昌回忆说：“先生当时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1976年《〈 红楼梦 〉新证 》出增订版时，缪钺教授仍然在四川大学，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人生沧桑，老教授更垂垂老矣（ 不过他很长寿，到1995年才仙逝 ），但他仍然对这本红学著作充满了不减的热情，又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给远在京城的周汝昌：
廿载交亲未易忘，燕山锦水接遥方。
索居病目伤孤陋，新证红楼发耿光。
伪续窃貂真妄作，脂评吐凤足参详。
三朝史事重稽考，赏析何时共一觞？
从1953年到1976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的光阴，一个在燕山（ 指北京 ），一个在锦水（ 指成都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各在天之一涯，对友人从事的《 红楼梦 》研究之关注热情却没有冷淡，这是怎样珍贵的一份人生情缘啊。第三句是缪钺自况，他于七十年代患白内障，眼睛一度完全没有视力（ 其实周汝昌的“病目”也很严重 ），《〈 红楼梦 〉新证 》的增订版问世，使孤索独居郁郁寡欢之老友的病目也为之一亮了。
从学术角度而言，后四句当然更有意义。称后四十回续书为“伪续”，这是周汝昌发明的一种说法，包含着原著与续书“两种《 红楼梦 》”乃水火不容必须严加区分的学术立场，自然也有一种感情因素在内。缪钺承用这个说法，再加以“窃貂”和“妄作”，可见他是深为赞同周汝昌崇曹贬高的学术认知了。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这也是周汝昌始终坚持而为许多人所不表赞同的一项考证，缪钺表示认同，就更有一种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感了。
末联“三朝”一句后面，缪钺还附有一个注解：“清康雍乾史事，与曹雪芹家世及《 红楼梦 》内容有关涉者，君书中搜考益见精博。”看来，对周汝昌的红学考证，缪钺是全盘接受的。
这对于后来在红学界始终处于一种孤立和受攻讦状态下的周汝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知己真赏。难怪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后幅转入本题：此次重为咏赞，重点集中于两端：一是后四十回伪续的歪曲，一是脂批可贵的价值。‘吐凤’二字极妙，而且暗示了脂砚乃女性知音的内情。而这两大端，却正是红学研究中的两大关键问题。（ 君不见：今日有两派新潮流，一是捧高贬曹，二是谤脂反芹。何等对立而且尖锐，比于水火冰炭，犹觉不够痛切也！ ）缪先生以尾韵二句为结穴，一个‘重’字，点醒了增订之版考史加详。一条小注，特为标举明白：这些史考，均非题外生枝，乃是与雪芹和《 红楼 》处处有连，息息相关。许以‘精’字，仍为史学名师的眼光识力。（ 而常人总看不懂，以为那都‘离’题，要‘回归本文和文学创作’，云云。他们是主张须把‘本文’放到真空里去‘研究’，写些理论面貌的陈词滥调，才是‘正路’——与缪诗之见识全然异致了。 ）”（《〈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这是说到“根”说到“柢（ 底 ）”了。《〈 红楼梦 〉新证 》建立的红学体系其“焦点”就是要使被后四十回续书所遮蔽的曹雪芹原著的光辉重现出来。无论是曹家家史的考证，还是两种版本的甄别，或者脂批的研究，最终都拱卫着这个终极目标。
缪钺曾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先在中文系教古代文学十几年，后来则转入历史系教古代史，同时是个写传统诗词作品的诗人，所以他是一位文、史、哲三方面都比较深入而素养全面的人。曹聚仁在《 文坛五十年 》中曾说，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叶嘉莹在《 我的诗词道路 》中则说：“我以为这两本书（ 指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 》和缪钺的《 诗词散论 》——引者 ）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均不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知道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缪钺对《〈 红楼梦 〉新证 》的知赏是很有帮助的。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也是考据（ 文献学 ）、义理（ 思想、哲学、文化 ）、辞章（ 艺术、美学 ）三者紧密结合的，也是不仅诉之于头脑，更是诉之于心灵的，“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同时还有扎实的文献考证作底子。这样，缪钺读周汝昌的书，就与其他一些红学家大为不同，能够超越一隅的局限统览全局，直达核心。难怪周汝昌要把缪钺视为自己的红学知音了。
也从北京来到四川的燕京大学校友凌道新，这时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凌道新特别邀请周汝昌去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并约请了当时在四川的文史界名流吴宓（ 1895—1978 ）、吴则虞、孙海波等人，召开座谈会，庆祝《〈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专家们各将自己了解的《 红楼梦 》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掌故见闻、史料轶事在座谈会上讲述报告，并赋诗赠给周汝昌，也算极一时之盛了。
座谈会后，周汝昌就在凌道新的房中休息住宿，周汝昌向凌道新讲述缪钺大年初二车站读诗的情景，二人都哈哈大笑，凌道新又高声朗读缪钺的两首诗，不断击节赞叹。这时，凌道新的未婚妻傅女士来看男朋友，见周汝昌和凌道新只顾在那里念缪钺的诗，也就默默地坐在屋角静听欣赏。第二天，周汝昌把这些前后因缘写成一组绝句，寄给缪钺，原稿未留底，周汝昌记得其中两句是“一时惊动路边客”、“冷落红妆亦可怜”，前者指缪钺路边吟诗，后者指傅女士静听。缪钺后来说：“你把我们诗文交契的首尾一切，都写全了。”
凌道新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耀华中学与南开中学齐名，都是好学校。他与周汝昌是日本人封燕大前一年半的同学，但不是同系。凌道新常到周汝昌住的宿舍去看望耀华中学的同学，因此与周汝昌相识。凌道新家里很阔绰，穿戴考究，而且一表人才，算得上美男子。但周汝昌并不太愿意与富家子弟交往密切。后来两人先后到了华西大学，他乡遇故知，凌道新很热情，给周汝昌夫妇很多帮助，带领周汝昌去游览杜甫草堂、诸葛武侯祠。在交往中，周汝昌发现凌道新才华出众，中英文都出类拔萃，古体诗词也写得很好，两人交情日笃，商量说要共同把冯至的《 杜甫传 》翻译成英文。但后来院系调整，凌道新被分配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合作翻译也就无从谈起了。凌道新比周汝昌年龄略小一点，颇有幽默感，称周汝昌为“兄”，呼毛淑仁为“嫂”，有时还随着孩子们的口风叫“母亲”。在华西大学时，凌道新常到周家，毛淑仁也很欢迎凌道新，他来了就包饺子吃。在北碚，凌道新给周汝昌引荐了吴宓。1957年凌道新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周汝昌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次在北碚与吴宓的“一会之缘”：“那个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 新证 》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 —— 果然得了好几首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外给你题一首‘曲子’。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吃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 我自成都带去的 ）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 —— 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写下了一首《 世难容 》。《 世难容 》者，谁也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有巨大的悲剧性。”（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岁华晴影 》之《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
原来那时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工作不能尽己之所长，他生活特别俭朴，却把钱花在供养各式各样的贫困之人，还经常资助一个贫病无依的女士，因而引出了许多流言蜚语。周汝昌回到四川大学后，向校方建议把吴宓调来川大，但努力没有成功。1954年周汝昌回到北京，吴宓托原配陈夫人给周汝昌代寄来一本《 吴宓诗集 》。周汝昌在文章中评价吴宓说：“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 红楼梦 》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这种“‘真’人难做”、“世难容”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理解的同情”，有点是周汝昌历尽沧桑后的夫子自道。
在缪钺的题咏之外，顾随也寄来了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所感赋的多篇吟咏之作，有绝句，有律诗，有词曲。在来信中顾随这样说：
……其时（指收到《〈 红楼梦 〉新证 》——引者）手下正压着一点活须于一两天作完，所以拆封之后，仅仅欣赏了一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还有一番意思，说来不怕你见怪，就是：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肝火，可怎么好？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糟糕”意谓今晚恐怕不能早睡了——引者），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简直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顾随的题咏之作，让周汝昌感到最振奋得意的是一阕《 木兰花慢 》词：
石头真宝玉，题大观，岂虚名。甚扑朔迷离，莺娇燕姹，鬟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金帝包衣家世，魏王诗赋才情。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这阕词的上半截，当然还是从《 红楼梦 》的风流旖旎其实有曹家、李家等真实历史作生活背景这一《〈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着笔。二者的关系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存焉（ 村言 ）”的特殊表现手法下，可谓“扑朔迷离”，但考证家的责任，就是要从“莺娇燕姹，鬟乱钗横”的艺术表象下抉出其背景、原型。
“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当然是指小说中的大观园乃以北京的恭王府为“模特儿”这一考证立场了。“金帝包衣家世”是说曹家到辽宁后由明朝官吏而变为八旗贵族的“包衣”奴仆世家，因为清朝的前身是“后金”，故用“金帝”的字眼。“魏王诗赋才情”则是用魏国的陈思王曹植比喻曹雪芹。往上追溯，曹雪芹家可以与曹操父子攀上因缘，而曹植是所谓天下之才一石，子建（ 曹植字子建 ）独得八斗的旷世文学奇才，用来比喻曹雪芹可谓十分恰当。
下半截就是对周汝昌本人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了。燕京大学毕业的高足弟子是茫茫“人海”中不世出的“人英”，而“英”的体现就是《 新证 》的“著书成”。这当然是对作者的高度赞誉。但最振聋发聩的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三句，可谓这阕词的“诗眼”。
“慧地论文”是指刘勰作《 文心雕龙 》。刘勰是南朝梁代人，字彦和，他精通佛理，最后出家为僧，法名慧地。《 文心雕龙 》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方面体大思精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周汝昌后来誉之为文论之圣，与书圣 ——王羲之的《 兰亭序 》、稗（ 古代把小说家称为稗官 ）圣——曹雪芹的《 红楼梦 》鼎足而三。
“龙门作史”是指司马迁撰《 史记 》。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 今陕西省韩城县 ），那里南临黄河，北面五十里是龙门山。
“高密笺经”是指东汉郑玄笺注儒家经典。郑玄字康成，是北海高密（ 今山东省高密县西南 ）人，生平著书六十四种，二百八十二卷，完整保存下来的有《 周礼注 》、《 仪礼注 》、《 礼记注 》和《 毛诗笺 》四种。
顾随用这三位大家三种领域的名著作比方，是赞美《〈 红楼梦 〉新证 》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就是在史、哲、文或真、善、美三方面皆臻胜境。这的确是独具慧眼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人仅仅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在材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后来很长时期内，周汝昌作为红学“考证派”的代表，几乎已经成为“众口一辞”的“共识”和“常论”。而究其实，《〈 红楼梦 〉新证 》在考证的外表下，却包含着深邃的思想理论视野和超卓的审美判断，而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真正目标——彰显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之思想和艺术的高境界。
考据，义理，辞章；史，哲，文；真，善，美；要在这三方面都能兼擅实在是极难的事情，可谓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人，能在这三方面的某一个方面有所特长和成绩已经就卓然名家了。偏偏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情况特殊，它要求解读的人应该具有三方面的才具、水平，才能够从总体上予以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解其中味”。在漫长的红学发展史上，周汝昌几乎是众多红学研究者中达到了这种要求的唯一的一位。这就难怪顾随接下来要感叹：“分明—— 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于老师如此精到深入的赏评，周汝昌当然是从内心无限感激的。这也不是需要“故作谦虚”的事。他后来坦率地表示：“我想，先生下此三喻，定有其因由，绝非偶然之事。虽然诗词韵语常常是抒情寄意，借喻摛辞，不可全拘于字面，一切‘扣’死，但毕竟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个事实：《 新证 》兼有三长，而不是像有些人只看到它的‘考证’。盖学术词章，训诂义理，是中华大文化中的综合性精神命脉，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难。先生的溢美，一则是对学生的鼓励，二则必亦从中有所感受，方能如此下笔，岂有无端无故之理。因此，窃以为举先生此词，也就足以冠冕群伦，标示品位，不须多事罗列了。”（《〈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而在当时接到顾随所赠的词作、诗作后不久，周汝昌也给老师回呈了一首诗：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
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
怀抱阴晴花独见，生平啼笑酒重斟。
为容已得南威论，未用无穷待古今。
顾随很快又和答了一首：
已教城市替山林，许子千秋万古心。
青鸟不从云外至，红楼只合梦中寻。
卅年阅世花经眼，十五当罏酒漫斟。
遥想望江楼下路，垂垂一树古犹今。
周汝昌与顾随的通信始终保持，到了成都以后，周汝昌见有四川特产的佳楮朱丝栏竖行对开大稿纸，十分适合毛笔书写，就给顾随买了一些寄去。顾随十分高兴，回信说要用这些纸书写论文。后来顾随果然写成长篇论文不断寄给周汝昌。每收到一篇，周汝昌都如获至宝一般，因为顾随论文所体现的卓然超俗的思想见解，以及那一笔赏心悦目的行草书法，的确让人爱不释手。周汝昌不忍多翻，总是拜读一遍以后就小心地包裹收藏起来。
有一次，周汝昌写信问顾随，何以不见老师谈到《 红楼梦 》呢？没想到，这一问，却又引发了一段别致的襟怀笔墨。顾随寄来了一封很长的“长卷”，这是一个宏伟巨丽的有关《 红楼梦 》的写作计划，就是著名的《 说红答玉言问 》，其中有的已经是完整的章节目次。顾随的欣喜之情溢于纸上，其中有一句说：“不因玉言此一问，糟蹋这一番花团锦簇的文字……！”可惜的是，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最终变成现实。
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就是小说中史湘云的生活原型，而小说八十回后佚稿中的情节是宝玉和湘云历尽沧桑后重逢。这一观点后来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讥嘲，周汝昌却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项研究成果，真有点“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味道了。但顾随却给予坚定的支持，在信中说：“脂砚即是枕霞公（ 史湘云别号枕霞旧友——引者 ），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并且高兴地写下“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的诗句，又引了杜甫的诗句：“往来成二老，谈笑亦风流。”在此后的来信中，顾随又鼓励周汝昌：“至盼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雪老穷途落魄，寄居京郊，矮屋纸窗，夜阑人静，酒醒茶余，坐对云老，共伴一灯，横眉伸纸，挥毫疾书，一卷既成，先示爱侣。此时此际，此情此景，非玉言，谁能传之？责无旁贷，是云云矣。”
张伯驹也为《〈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填词祝贺，调寄《 潇湘夜雨 》，当然不同于顾随，也不同于缪钺，而是词人之词：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独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籍甚，鹰隼出风尘。
《〈 红楼梦 〉新证 》具有史、哲、文“三长”，要全面把握其内涵当然良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一般读者在这本书面前就只能“盲人摸象”。其实，只要在精神气质方面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比较接近，具有一般性的文史素养，就很容易对《 新证 》的“精神命脉”感到亲切亲和，从而在大的轮廓上产生“理解的同情”，进一步走入其“洞天福地”欣赏流连，各有所获。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普通的《 红楼梦 》爱好者、“红迷”，往往要比有些作红学研究多年的专门“学者”，更为容易地接近了曹雪芹的精神境界，步入《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堂奥。有的人也许一篇论文也没有写过，也不会写，但他却和曹雪芹能够达到某种心灵的沟通；有的人也许已经“著作等身”，号称“著名红学家”，却恐怕连《 红楼梦 》的门也永远无法进入——当然不排除他也做了一些资料等方面的有益工作。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神奇。而这就是红学发展史和“红学界”毫不夸张的真实。
一般的阅读趣味大都未能免俗，希望能有“红颜轶事”出现。《 红楼梦 》里写了那么多杰出的才女、雅女、仕女、靓女，这本红学家的传记，如果完全“缺典”，多少总会有些遗憾吧？在1953年的冬季，成都四川大学的校园内，周汝昌竟偶然邂逅结识了三位对《 红楼梦 》情有独钟并且才貌双全的“女史”。她们还是三姐妹，姓黄，分别叫稚荃、少荃、荃。
从人的遭遇和感受上，南方的冬天其实比北方冷，因为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而那又是一种阴湿的冷。北方人刚去了，是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过来的。周汝昌调入四川大学后，开始住的房子在梅园区，名字很好听，但在大广场边上，房子是竹木搭盖的，屋内屋外只有一板之隔，还有很多缝隙，川中的冬天让他经常伤风感冒，而且一病就缠缠绵绵，难以痊愈。周汝昌怕头受风，只好学四川人，用布把脑袋包起来，像一头大荸荠。有时候病了，历史系的梁仲华老教授主动前来关照，并给开中医药方，原来梁先生精于医道。梁先生和夫人都是老北京世家，家中藏有端砚和字画，周汝昌也去梁府观赏过。
有一次又病了，到校医室去求诊。周汝昌相信中医，叩开中医诊室的门。一进去，见有一位女大夫正坐在方桌旁边看书。见有病人来，顺手把书放下，但不是合上平放，而是原样反着扣在左肘旁，然后伸出右手给病人号脉。
周汝昌打量这位女医生，只见约在中年，生得儒雅清秀，颇有一点“林下风致”。号完脉，询问病情后要开方，当然要写病历。女医生一见病人写“周汝昌”三字，立刻微笑起来，把反扣在旁边的书翻过来，展示封面给周汝昌看，正是《〈 红楼梦 〉新证 》。女医生开了药方，嘱咐不要吃“灰面”——那是四川人对面粉的方言称谓，后来让周汝昌纳闷了好久才搞明白——然后就和这个病人谈起他的书和《 红楼梦 》来。周汝昌听其谈吐，感到不俗，而且颇有见解，从此就和这位红颜女友黄少荃医生有了一些交往。
和少荃的交谊，有两次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一次是黄医生请周汝昌到自己家中吃饭，是成都独有的一种厨艺蒸食。黄医生孤身一人，为请客而忙里忙外，让周汝昌感到有些不安。吃完饭，黄医生还把自己收藏的字画拿出来让周汝昌欣赏。
另一次，是周汝昌已经从梅园陋居搬迁到华西村的好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少荃医生忽然惠临，拿出一幅诗笺，是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有所感怀而吟成的四首七言绝句，用“美女簪花”体的毛笔小楷写成，诗意葱茏，书法佳胜，灯下读红论句，娓娓清谈，倒真有一番诗的意境。第二天，周汝昌当然也和韵酬答，墨书还赠以谢。
由于二姐少荃的关系，不久也就结识小妹荃。这是一位历史系的教师，早就听同系的老教授缪钺和梁仲华两位时常提起周汝昌，二姐一介绍，自然和周汝昌也交往起来。这位黄荃女士，周汝昌记得回北京后，她还邮寄来一幅信笺，也是写的诗词相赠。
1964年周汝昌的《 曹雪芹 》出版，寄了一册给了荃，可能是专业和年龄都更为接近，所以来往反而比和少荃多了一点。荃回信感谢，信中说：“您的每一个小考证，都非常有味，引人入胜。”所谓“小考证”，是指书中的小注解涉及的一些历史故实。
荃也在信中提到少荃，说二姐病得很重，无人照料，自己除工作外还得侍候患病的姐姐……大概不久就病故了。1974年缪钺教授乘飞机赴京会海外亲友，曾和周汝昌说到故人的最后结局：荃在丈夫亡故后再嫁，家庭矛盾极端激烈，到“文革”中事态发展，竟上吊自杀了。
大姐稚荃，周汝昌认识最晚，因为她并不住在成都，而在重庆。有一次碰上了机会，凌道新引周汝昌到重庆郊区见到了稚荃。这位女士也是诗书画兼能，即席给周汝昌题了册页，并允诺稍后赠诗。周汝昌回北京后，彼此断了联系，赠诗之约没有实现，但周汝昌却保存着她的木刻本诗集。在周汝昌的印象里，这位大姐稚荃，论才论貌，都是三姊妹中最杰出的。
对人生中这一段短暂相逢交往的“艳遇”（ 当然不是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周汝昌到了晚年，尚著文寄托惓惓之思：“成都黄氏，古有黄四娘，见于老杜佳咏；今有黄氏三姊妹，而我却没有好诗题咏她们，这不但是诗道之衰的一个侧面反映，也是像我这样的俗人不足与诗人伍的可叹之现象。因此想一想诸多事相，又不免暗自慨然，但有一点，自从亲见了黄氏三人，方信古之才女，是实有的，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也写一笔好字——我所不及而知的，肯定还不止这一二端。”（《 岁华晴影 》之《 黄氏三姊妹 》）
不知道当年黄氏三才女写给周先生的诗笺题记等墨宝，在周先生的箱箧里是否还存在？
从上面摭拾的一些前踪往迹，可见《〈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出版后的盛况。其实，还有许多一时无法详细核实的情形，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如在海外，《〈 红楼梦 〉新证 》也很受欢迎，后来被多次盗版。胡适的日记和书信中，就有托友人购买此书不仅自己保存还要送图书馆收藏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周汝昌在美国遇到赵冈教授，赵教授对周汝昌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在英国，有一本书多处引用《〈 红楼梦 〉新证 》的内容，并且加注解说：篇幅如此“重”（ heavy ）的学术著作，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印数高达17000册之多，是在印刷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从红学学术史演变的角度观察，那么可以这样说：
比起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 红楼梦 〉新证 》的“历史考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 考证 》跑出了一百米，《 新证 》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
比起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 红楼梦 〉新证 》的“文学考证”也前进了不少，特别是《 新证 》把“文学考证”和“历史考证”更为紧密和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更具有“根儿上”和“方法论”的自觉性。
曹家家世与小说内容的关系研究，脂批本与程高本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比较研究，脂砚斋等批书人的身份和其所写下的批语之价值的研究，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大体情况的探索，都已经在《〈 红楼梦 〉新证 》中作为专门研究领域初步成型。当然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已经铁板钉钉，到此为止，无可争议，而在于它为后来更自觉的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四大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搭起了框架。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比《〈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更具有体系性、全局性，更宏观也更细密，不仅资料更丰富，而且论述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论色彩，对曹雪芹的思想灵魂，对《 红楼梦 》的精神内涵，有着远为自觉和深刻的关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在《 新证 》问世前，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会长期停滞不前，就可以明白其间的“理路”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各占一个偏锋，却缺乏考证、义理、艺术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性的整合，特别是缺少了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的贴近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内在的活力和动力，红学在他们手里，已经“提不起来”，已经逐渐“失了势头”。把这一颓势从根本上扭转了的，使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的（ 不同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 ），是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这也就是何以周汝昌要标榜自己开创了新中国的“新红学”。
同时，后来的红学发展史也表明，此后数十年在红学界发生争论而热火朝天的各种学术问题，考证方面的曹雪芹生卒年问题，曹家的家世祖籍问题，大观园的原型问题，两种《 红楼梦 》的版本价值问题，脂批作者和批语的定位及评价问题，佚稿情节的探索问题，虽然是在胡适和俞平伯那里开的头，却是在周汝昌这里才真正完成了“深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引发了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
此后，真正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者（ 不是指意识形态的“批判” ），他们的“对立面”瞄准的都是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而很少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观点和著作。而真正将《 红楼梦 》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和文化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引向本质深刻和“意识清醒”的，则是由“探佚学”正式形成后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而实现。追根溯源，也还是不能不提到《〈 红楼梦 〉新证 》，因为正如前面所引周汝昌评介缪钺赠诗中所云，这才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

3福兮祸兮返神京

《〈 红楼梦 〉新证 》让周汝昌暴得大名，还真引起了首都文化界领导的青目，要将这位青年才俊从外地调到北京。周汝昌是从北京出来的，在京城自然有一些故旧、朋友。北京的朋友不断来信，通报着有关的各种消息。
在成都的周汝昌接到友人传来的“内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文学研究所本来准备调入，但不知因何受到阻碍，已经“内消”……其中的复杂内幕今天当然已经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忽然有一天，周汝昌收到了林庚① 教授的来信。林庚原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现在则在北京大学任教，曾经是一位新诗人，后来是研究唐宋诗词卓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专家。林庚在信中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负责人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来社任职，烦请林庚先写信商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社长是冯雪峰，分管古典部的社级领导是巴人② ，另外一位社级领导是楼适夷，主管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编辑室。
周汝昌接到这封信，内心颇为矛盾。一方面，对脱离高等院校更为纯粹的学术环境，到事务性更多的出版社工作，是有些犹豫和不太满意的；另一方面，这又是返回北京的一个机会。毕竟，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还很年轻的周汝昌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权衡之下，就复信表示同意。同时，北京方面又来信提出，如果前来工作，可以将《〈 红楼梦 〉新证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付给高稿酬。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所以，向四川大学发出调周汝昌赴京的调令，是由中宣部发出的。这里面还有一种因缘，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出版通行本《 红楼梦 》受了胡乔木批评，因此要重整旗鼓，这是急于调入周汝昌的一大动因。中宣部的调令是聂绀弩请胡乔木（ 1912—1992 ）批准发出的。四川大学的领导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人才，因此也传出消息：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到中文系还可以工作，只要不走，可以立即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原来当时全国早已掀起敌视美、英等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以和“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浪潮，学生都不再愿意学习英语了。
周汝昌当然还是愿意回北京。中宣部的调令至再至三发到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彭迪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周汝昌离开四川大学前，当然少不了和各位朋友、同事话别，互道珍重。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殷殷依依。后来缪钺又赋诗相赠，其中有两句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
刘浔生《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文中也回忆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又一个晚上，我去周老师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有的说：“你的书洛阳纸贵！”有的说：“盼早读为快。”听来是一片祝贺之声。待客人一一告辞，周老师才告诉我，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出版，稿费得了一千六百万元（旧币）。我说：“周老师，你该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了。你家在夏天连蚊帐都没有，你们用白矾水涂在手脚上作防蚊液，怎么顶用。五个师弟师妹的衣服也该改朝换代了。”周老师却从抽屉中拿出四十万元给我。他说：“我知道你的经济很困难，你在读书还要照顾弟妹们的一切，你拿去应应急。”我再三推辞，周老师就是不答应。周师母也一定要我把钱收下。当我拿着钱离开周老师的家，我都快哭了。这笔钱的确解决了我好多困难。几天后，周老师说有一位同学提出向他“借”两百万元。理由是成都一个大商店正在出售英国花呢，他要买来做两套西服，毕业后在工作中穿。同学们听到后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同学要求得太过分了。周老师终于把两百万元借给这位同学。一九五四年周老师离开四川前，我把借的钱还给他。他写信给我，说我完全没有必要还那笔钱。而借周老师两百万元的那位同学却用英语给周老师写了一信：“我现在穷得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我是不会还你的钱的！”尽管周老师当时的经济也颇窘迫，他也未再追究此事。这位同学以后的经历，颇有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味道。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用英语和俄语对领导发泄不满。在他的单位谁也听不懂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根据他早日的表现，认为他在恶毒攻击领导，划定他为极右分子，押回老家劳改。直到一九七八年改正之后，才到学校教书。
转眼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的外文系调整到四川大学，同时调整去的还有重庆大学的外文系和贵州大学的外文系等。周老师也到了四川大学。周老师的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的热烈欢迎，都认为周老师的课远远胜过以往老师的课。但是学生多，教师多，矛盾也就多起来了。周老师仅仅是一个讲师，他的课比许多教授的课更受欢迎。人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另外一件事更刺激了许多教授。四川大学的广大师生风闻周老师出了《〈 红楼梦 〉新证 》，都要求周老师给大家讲讲《 红楼梦 》。周老师推也推不掉。周老师终于在四川大学的大礼堂给大家讲了《 红楼梦 》。演讲的这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大礼堂的座位坐满了人。座位旁的过道上，人们席地而坐，礼堂四周的窗户上，人重着人。在学生们中间，坐着好些白发苍苍的教授。外校的师生及文化界的人士来了不少。整个演讲过程，只听到周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听讲的人好像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当天晚上，我们去祝贺周老师演讲成功，他却突然告诉我们，外文系的领导通知他去哈尔滨学俄文。我们大吃一惊，像火山爆发般议论开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你的耳朵有些聋，听力相当差吗？怎么会派一个聋子去学俄文？怎么不派一个年青体壮的人去呢？真是太荒唐，太不讲理了。周老师反而坦然一笑安慰我们说：“北京有好几个单位来信希望我回北京工作。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等。我离开北京几年了，也很想念北京的。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几个学生彼此对看，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老师一家离开成都回北京时，我们已经在外地工作，无法回来为他送行。后来，听说是周老师结识的好朋友解毓葵老师一人为他送行。解老师找了一架板板车，把周老师全家的行李放在上面，一步一步地拉到火车站。就这样，周老师静悄悄地告别了成都。
周汝昌于1954年春末，携家口离开成都，穿越三峡，北返赴京。船从雄伟的夔门峡、秀丽的巫峡、险峻的西门峡依次穿行，古人许多有关三峡气象的诗句、文句浮上脑际心头，虽然已很少听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情境还真有一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对未来朦胧而美好的向往。
北京，首都，国家级出版社，那总是会有许多机会吧？《 红楼梦 》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甚至外国文学翻译，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宜昌下船后，周汝昌一家转乘火车，直达北京。到了北京站，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打着一面纸制的三角小旗接站，上面写着迎接周汝昌的字样。周汝昌还记得接站的人叫老丁，是一位工友，镶着一颗金牙，很喜相——脸上总是一副笑容，来的车是一辆小吉普，一直送到东城区门楼胡同6号，位置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四合院，让周家住三间正房。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居住条件。在向社里正式报到上班之前，顶头上司、古典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聂绀弩① 来家中看望，是领导表示关心，看一下住处安顿情况的意思。同来的有编辑舒芜② ，是聂绀弩的副手。
聂绀弩和舒芜在周汝昌家的三间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并没有落座细谈。看到客厅正北墙上悬挂着一副近代某人书写的对联，内容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体正楷，书法甚佳，聂绀弩就对周汝昌说：“应该改一改：近有雄文悬北阙，旧无老屋在南山。”这种即景生情的敏捷让周汝昌十分惊奇和佩服，因为其时《〈 红楼梦 〉新证 》刚出版不久，当然可以说“近有雄文”了，而“旧无老屋”则无意中透露组织上已经调查了解过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对他的“老底”了如指掌了。天津咸水沽的老家零落已久，周汝昌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别于1952年阴历十二月初三和1953年阴历四月初八逝世了，此后兄弟分居，大家庭基本已不复存在。而舒芜看了周汝昌的住房，则说：“我如果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了！”聂绀弩的古体诗词写得很有特点，过了些日子，他就赠给周汝昌一首开玩笑式的诗：“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 新证 》，谁知历史有曹宣。”
在出版社上班后，周汝昌和舒芜同一间办公室办公，一楼，窗户朝南，两张办公桌，舒芜在东边，周汝昌在西边。隔壁是古典室的另外两位编辑：张友鸾① 和顾学颉② 。舒芜开玩笑说，咱们四个人，这屋里是“不做周方”，那屋里是“东张西顾”。
《 西厢记 》第一本第二折《 中吕宫·粉蝶儿 》曲牌中有张生的唱词：“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周方”本意是周旋方便，舒芜以笔名行世，本姓方，和周汝昌的周凑在一起，正好和这句唱词相合，所以如此调侃。而“东张西顾”字面上可以解释作“东张西望”，又正好切合了张友鸾和顾学颉两人的姓氏。
周汝昌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室工作，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已经标点出版了的《 三国演义 》“恢复”其中的题咏诗。聂绀弩向周汝昌交代说：“我们出版的《 三国 》，将原来的‘后人有诗叹曰’的绝句，都给删掉了。毛主席看了，说这不行，要复原。请你把诗全部恢复，补进去，重新排版。”
这个工作是很简单的，周汝昌很快就做完了。刚来的青年人工作热情很高，周汝昌向聂绀弩汇报工作已经完成后，又问：“是不是把正文再校对一下？”聂绀弩顺口回答说：“那就再校校吧。”周汝昌印象，聂绀弩说话总是很简洁，没有多余的废话。
周汝昌把已经出版过的《 三国演义 》的正文重新校对了一遍，结果校出了大量的问题，予以改正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给聂绀弩。不久，聂绀弩把工作报告送回给周汝昌，很高兴地说：“这个报告受表扬了，你给《 光明日报 》写篇文章，替新版（ 指《 三国演义 》）宣传宣传。”原来是社级领导（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的巴人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给予称赞。周汝昌遵命写了文章，交上去，后来在《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刊出，不过署名是“孙模”，这当然是出版社代拟的笔名。
可能因为周汝昌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出色，工作热情负责，聂绀弩萌生了让周汝昌当古典编辑室小说组组长的念头。聂绀弩找周汝昌谈话，周汝昌感到十分惶恐——自己以前一直在高校工作，出版社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怎么能胜任呢？就向聂绀弩推辞，聂绀弩却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当了组长，很快就要制定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列出准备出版的书籍目录。周汝昌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就到隔壁去向张友鸾请教。张友鸾是个老报人老编辑，处事老练，对周汝昌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地说：“听领导指示。”称为“领导”，当然是指“组长”的头衔身份了。在张友鸾的主持下，不一会就列出了六个月的“发稿计划”，有《 聊斋志异 》、《 阅微草堂笔记 》……
不过周汝昌这个“小说组组长”，并没有“文件”存档，而是聂绀弩口头任命的，到重新校订《 红楼梦 》的工作时，以组长身份主持排列参加人员名单、计划做法等工作。再往后，周汝昌身体不好，挂病号请假，小说组组长改任了张友鸾，并且下了正式任命文件。所以如果要查文件档案，当然是查不到周汝昌任“小说组组长”这一段历史记录的。
这一个人生小插曲，到了几十年以后的21世纪初，曾引发了一段小风波。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偶然提到了曾在出版社任“小说组组长”的事，当年不在小说组因而不明就里的舒芜，根据“文献档案”写文章质疑事情的真实性。
周汝昌写了《 “小说组长”的记忆力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苓则找出当年的一些实证材料撰文说明。周汝昌说：“这原是‘芥豆之微’，原不值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部分（ 小说 ）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了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这一件小事也让我们想到红学中的许多“考证”，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找出“确凿不疑”的文字和实物证据以作“铁证”，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铁证”反而恰恰遮蔽了历史真相。一些问题的考证必然要带有一定程度准情酌理的推测成分，正如陈寅恪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鉴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但是，每一个读者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要达到像陈寅恪所期望的境界，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样，对于各种具体的考证，读者对其结论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争论”就永远存在。比如前边提到“曹宣”的考证，假设《 康熙传 》的稿本在某一次历史动荡中毁灭了，后人看不到，那么不管周汝昌的考证如何具有魅力，在某些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可信，曹宣其人的存在与否也就将是一个永远的疑问。何况，还有许多原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或实物证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比如周汝昌当“小说组组长”这一件事，如果在当事人生前没有发生质疑和澄清，那就又成了一件“千古疑案”。
在完成了《 三国演义 》的“恢复”题咏诗和校订工作之后，周汝昌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组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小组，重新校订一部通行本的《 红楼梦 》出版。原来作家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次排印的普及本，其底本采取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的重排本。作家出版社的排印本由汪静之负责编辑整理，繁体字直排，分段标点。汪静之（ 1902—1996 ）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 红楼梦 》研究并不内行，这个本子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任俞平伯助手的王珮璋写了一篇《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的文章，对这个本子提出批评，如其中说：“‘新本’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亚东本’虽自称是翻印‘程乙本’，实则改动很多，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至于标点，新本恐怕也大部分都是用亚东的……种种标点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九十一处，其中由于亚东本连累的有七十九处……”
王珮璋把这篇文章寄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编辑组谨慎处理，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去。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大方态度，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写了一封信，表示承认错误并将改正错误，同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回，要求《 文学遗产 》“把此信和王珮璋同志的文章同时发表”。1954年3月15日《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就把《 作家出版社的信 》和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发表了。而在3月1日《 文学遗产 》创刊第1期，则发表的是俞平伯写的《 曹雪芹的卒年 》，批评“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红楼梦 》上册”中介绍曹雪芹的卒年取癸未说而不取壬午说，“他们大概根据了近人周汝昌君之说，但这说本是错误的”。后来又刊出署名“粟丰”的文章也批评周汝昌。
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幕”则更加复杂。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和俞平伯有所交往，胡乔木根据俞平伯提出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 ——当时作家出版社其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招牌，1958年以后才有独立的作家出版社，1961年夏又合并回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感到了压力，据说还在内部的会上做了检讨，之所以急迫地要调周汝昌来，就是要赶快出版一个重新校订的《 红楼梦 》通行本。
虽然有一些改动，亚东本毕竟是以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的。程乙本是高鹗和程伟元于1792年第二次修订的本子，也就是对曹雪芹原著改动最多、离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最远的一个本子。周汝昌从一开始研究《 红楼梦 》，就对程高本歪曲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痛心疾首，现在让他主持重新校订一个《 红楼梦 》的流通本，他当然是要以戚蓼生序本等脂批本系统的本子作底本的。可以说，这是他最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订出计划，交给了聂绀弩，得到认可并开始工作。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正在周汝昌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之际，一天，舒芜忽然从二楼聂绀弩的办公室下来，回到自己和周汝昌工作的办公室，对周汝昌说，领导有话，新版《 红楼梦 》仍然要用程乙本，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实在是原有的明显错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舒芜说的话十分简洁明确，面无表情，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话，就好像发布命令一样。
周汝昌刚来出版社不久，也不敢去向聂绀弩问个明白。但他十分不快和纳闷，聂绀弩看了周汝昌对《 三国演义 》的校订报告后就曾激动地说：“这个亚东本真是害死人！”亚东本对几部古典小说的底本选择都很不严肃，不仅没有鉴别版本好坏的眼光，还对古人的版本随意乱改字句。聂绀弩怎么忽然在《 红楼梦 》版本问题上又出尔反尔了？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周汝昌还这样说：“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意做的‘校程乙’工作。”
随着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决策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这个“大谜”的谜底恐怕永远也难以揭开了。不过考察一下当时的某些背景，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耐人寻味。孙玉明① 《 红学：1954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王珮璋的人生悲歌”一章中，有这样几段话：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文艺界有关领导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便开会作了传达。在10月2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继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王珮璋。在发言中，她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俞平伯，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毕竟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她居然连胡乔木也牵扯了进去：“《 人民中国 》要俞先生写一篇关于《 红楼梦 》的文章，俞先生很久才写成《 红楼梦简论 》……寄给胡乔木同志看了，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俞先生，要他重写。俞先生就叫我代作一篇。”
连学究味甚浓的俞平伯尚且知道保守秘密，只说：“因对外发表，请朋友看，承他提出新的观点嘱我改写。”而王珮璋却实话实说，将老底和盘托了出来。
……
是什么原因导致王珮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指王珮璋批判俞平伯——引者）？有一条资料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北京日报 》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编印的《 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中，有这样一段话：“俞平伯教授……说，王珮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
周汝昌接受任务重选版本校订《 红楼梦 》，也正在这一段时间前后。胡乔木根据俞平伯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定不再选用程乙本作底本，为什么会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仍然坚持用程乙本，恐怕和胡乔木本人的态度改变有关。
周汝昌违心地承担了校订程乙本的工作，参加校点的还有周绍良和李易，启功承担了作注释的工作。笔者于2005年2月13日电话采访周汝昌，周先生说他对于校订程乙本十分不满，情绪沮丧，后来实际上参加的工作并不太多，出版说明中列上他的名字属于“挂名”性质。这个本子于1957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1版，从此成为直到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新校本出现以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通行本《 红楼梦 》。这个本子在二十五年中不断再版重印，几乎每一次再版时都会有某些局部变化，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同时发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1957年10月首版的《 红楼梦 》，简体字横排，共三册，分精装本与平装本两种。其“出版说明”中交代，本书以程乙本为底本，参校其他7种本子。封面由沈尹默题字，卷首刊有清代王南石绘的曹雪芹小像，又选印了清代改琦画的《 红楼梦 》绣像四十幅。
1959年10月出第二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前面增加了何其芳写的《 论〈 红楼梦 〉》一文节要作为代序。
1964年2月出第三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精装三册，将卷首的曹雪芹小像和改琦的绣像都删去，改刊程十发新绘的彩色插图12幅。
第三版至1973年8月为第十次印刷。1972年第九次印刷本将何其芳的代序和程十发的插图删去，卷首添加编辑部简短的《 再版说明 》。第十次印刷本又将《 再版说明 》换成李希凡写的《 曹雪芹和〈 红楼梦 〉》作为“前言”。
1974年10月改出第三版横排第一次印刷。1979年6月又出横排第二次印刷，这一次又把李希凡的“前言”删去，卷首仅存编辑部的《 再版说明 》和《 关于本书整理情况 》。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给周汝昌带来的好运和光荣，很快就过去了，而逐渐变成了一个包袱，给他生出各种麻烦。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答应的重新出版此书并付高稿酬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再不见提起。一些对《〈 红楼梦 〉新证 》中学术观点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也见诸报刊。周汝昌后来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说：“本书出版时（ 指1953年版——引者 ），适逢作家出版社重订《 红楼梦 》，卷端介绍作者时，在生卒年上采用了拙说。俞先生对此似乎很不满，就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 文学遗产 》（ 此指《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引者 ）创刊号上（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光明日报 》）发难，登出《 曹雪芹的卒年 》一文，批评‘周君标新立异’。又隔半月，和俞先生紧密合作的王珮璋先生又在同刊第三期上发表《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在对作家出版社新版严厉批评时，再进一步，指责出版社采用拙说‘发生了不良影响’（ 并无具体论证理由 ）。于是该社公开检讨版本时，连拙说也成为‘错误’而被检讨在内。我在此情况下，曾分头致函于《 文学遗产 》与作家出版社，对这种做法表示意见，并要求声辩，寄上了答文。都不获申理。文稿由《 文学遗产 》退回来。但是，在我无法答辩的同时，文学研究所方面却对此问题不断寄予关注。”
1954年10月突然发生的批判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更使周汝昌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之中而经历命运的又一次浮沉动荡。

三：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
1在“大批判”风雨中

胡平、晓山主编的《 名人与冤案 ——中国文坛档案实录 》（ 群众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和孙玉明《 红学：1954 》等著作，都对1954年发生的以《 红楼梦 》研究为发端的政治运动作了初步的考察，勾勒出了事情发展演变的大体轮廓。当然，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有些看法也可以继续讨论。
俞平伯在1923年旧著《〈 红楼梦 〉辨 》的基础上，增删改写，变成《〈 红楼梦 〉研究 》，1952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也是化名王耳的文怀沙，到1953年11月，已经印至六版，总印数达25000册。这本著作之所以如此畅销，正如我们前面分析《〈 红楼梦 〉新证 》受欢迎的原因一样，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即1949年以后社会变得政治化太强，读者可读的书籍太少，以及红学实际上已停滞多年，因而造成强烈的阅读期待，等等。
如前所述，当时的大气候是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除旧向新。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被时势所迫，不得不勉强地“跟形势”，有的则是自觉自愿地紧跟党中央。一般来说，年纪较大的，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属于前者；年轻人，出身比较贫苦的，属于后者。俞平伯属于前一种人，李希凡、蓝翎则属于后一种人。
1954年3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李希凡和蓝翎，看了3月15日《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前述王珮璋批评作家出版社新出《 红楼梦 》的《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和作家出版社承认错误的《 作家出版社来信 》，又联想起在《 新建设 》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 红楼梦 〉简论 》，在响应党中央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和追求个人出路双重动机的驱使下，两个年轻人合写了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关于〈 红楼梦简论 〉及其他 》。由于李希凡是《 文艺报 》的通讯员，所以首先联系《 文艺报 》，但未获回音。转而联系母校，在山东大学学报《 文史哲 》上刊出，出版日期是1954年9月1日。李希凡1927年生，蓝翎1931年生，当年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二十三岁。他们的批评对象俞平伯1900年生，五十四岁。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和宣传及文艺部门的负责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 红楼梦 》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 文艺报 》，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 文史哲 》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 红楼梦 〉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 人民日报 》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 文艺报 》转载此文。嗣后，《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 清宫秘史 》和《 武训传 》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 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 》虽然批判了，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 》）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很快运作起来。它的复杂的背景和演变过程，《 红学：1954 》作了较为详实的考证，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只将必须了解的某些情况作简单交代。
1954年10月23日《 人民日报 》刊出锺洛① 《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10月24日又刊出李希凡和蓝翎的《 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 红楼梦 〉研究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配合了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召开的“《 红楼梦 》研究问题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 1903—1976 ）、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林淡秋、袁水拍②、田锺洛、王昆仑、老舍、冯至、吴组缃、启功等文化界领导和知名人士，还有俞平伯、王珮璋、李希凡、蓝翎等，一共四十九人。另有各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等二十人旁听。
其实还有更内部的会议召开。康濯在《〈 文艺报 〉与胡风冤案 》（ 网上亦凡公益图书馆 ）中回忆说，除作协主席团的会议外，另一个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的许多党员负责干部都参加，陆定一主持会议，开了多次，批判了冯雪峰、陈企霞和丁玲，周扬也受了批评，他们都做了检讨。还有一个会议是作协机关党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康濯主持，批判陈企霞，也涉及冯雪峰、丁玲，他们也都做了检查，也是连续开了几次。
10月28日《 人民日报 》又刊出袁水拍《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批判锋芒指向了《 文艺报 》，也就是指向了冯雪峰，并捎带着周扬（ 1908—1989 ）。对这几篇文章的问世，《 红学：1954 》考证说：“《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一文，是由当时担任《 人民日报 》文艺组副组长的田锺洛起草的。据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明确指示下来’，邓拓‘就马上组织稿件参加批判，写文章’，并‘亲自指派’袁鹰‘赶紧重读《 红楼梦 》和有关评论，赶紧写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田锺洛写这篇文章是‘秘密’进行的，包括后来袁水拍撰写《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一文，也是‘在秘密状态下写的’。马上就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还秘密进行呢？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瞒着周扬。田锺洛写完草稿后，《 人民日报 》分管文艺组工作的副总编辑林淡秋与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又作了修改。”“《 人民日报 》于23、24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这次会议，以及京、沪三大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
而据李辉《 往事苍老 》（ 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中田锺洛（ 袁鹰 ）的回忆，袁水拍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作了重大修改后，并在文章的标题下面署上了袁水拍的名字，然后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袁水拍在发表前一天晚上，还对邓拓说最好不要用个人名义发表，是否可以改成社论或短评名义。
10月30日，周汝昌写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在《 人民日报 》发表。《 红学：1954 》说：“建国后，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展着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秋，大批判的熊熊烈焰却又烧到了俞平伯身上。若按这个顺序烧下去，下一把火可能就会烧到周汝昌头上。当时，年仅34岁（ 应为35岁——引者 ）的周汝昌刚从外地调到北京，办公室的位子还没坐热，遇到这样的情况，自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措施，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后面的话多少带些揶揄意味：“反应是非常神速的。……如果抛开有关各种会议的报道不算，就正式文章而言，该文应是大批判运动开始后公开发表的第四篇批判文章。”
周汝昌为什么如此反应“神速”？在《 邓拓论我的红学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如是说：
《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 人民日报 》的锺洛（笔名），数次莅临见访。
我那时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以北的门楼胡同东头一所小四合院，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寓所。
这一天，锺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回寓，家人告知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锺洛方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要知道那时北京城（“城”仍“健在”，未遭拆毁）里根本没有几辆汽车，黑轿车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气无比。像我，是绝无乘此专车之荣的。再说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从敝寓前往，殊非易事。
……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坐的锺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装的“中华”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烟。
我深知这实在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批胡的“文章”，这不必多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 红楼梦 》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记不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锺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做出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以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
我在那时，思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我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倒很真实不虚。
感谢锺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高水平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周汝昌受到了“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从一开始，就把他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1998年11月19日在北京北普陀召开的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的纪念研讨会上，李希凡在大会发言时说，他在1954年只“奉命”写了两篇文章，第二篇就是《 评〈 红楼梦新证 〉》，而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予以保护。这是笔者当场亲耳听到的。
蓝翎在《 四十年间半部书 》（ 1994年第5期《 黄河 》，收入蓝翎《 龙卷风 》）中这样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在运动初期，成了重点冲击对象，似乎排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 评〈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应该说，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是只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如何保护，是由最权威的人说了才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如果地位稍逊，说了不但不会生效，弄不好连自己也会牵进去，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李希凡和蓝翎合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于1955年1月20日《 人民日报 》发表，一开头就说：“从《 红楼梦 》研究工作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最近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相并行的一部书。然而有些人在批评《 新证 》时，却往往把它和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同等对待，因而以过于偏激的态度，草率地将《 新证 》一笔抹煞。我们认为，《 新证 》是不同于后二者的。在三十九万字的《 新证 》里，作者在考证工作上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成绩；不过在观点和方法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了某些传统的错误。”后面又说：“否定胡适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绝不等于否定考证工作的必要性。而《 新证 》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因此，对它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
再往后展开，则论述了“三个方面”的成绩。第一方面是：“《 新证 》对《 红楼梦 》产生前后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背景，较之过去的‘红学家’，提出了很多可珍贵的资料。”第二方面是：“《 新证 》对曹雪芹的家世事迹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否认胡适、俞平伯以至于周汝昌先生对《 红楼梦 》的‘写实’、‘自传’说的观点，并不等于否认自传性的小说，也不等于否认曹雪芹在《 红楼梦 》中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第三方面是：“从上面的一个问题必然引到这样一个结论：正因为《 红楼梦 》作者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有过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样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创造出像贾宝玉、林黛玉以及青年一代的悲剧性格，描绘出封建统治者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和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
当然，在肯定了成绩之后，也批评了其“错误”：“《 新证 》的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不仅妨碍了作者正确评价《 红楼梦 》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也大大妨碍了作者应该作出更多的成绩。其原因不单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而是根本不了解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
对《 新证 》的“错误”，后面也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如“对于作家和作品所谓‘社会政治背景’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通病是烦琐无关的考证”，“对续作者深恶痛绝的态度，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考证工作”，“他宁肯东拉西扯地对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节考出一个可能性的悬案来，也不愿稍微用一点点实际的考证工夫，考证对《 红楼梦 》有不少功绩的并为人民所承认的作家高鹗”，等等。
不过，在最后的结论里，还是“保护”性的：“尽管《 新证 》在观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错误，但是，作为一部《 红楼梦 》作者考证的书，还是有着不少可取的东西。同时，对作为一个年青的学术研究工作者的周汝昌先生，也绝不能把他和胡适、俞平伯同等看待。作者是以艰苦的劳动，在探索着新的道路。……”
周汝昌于2004年12月12日给笔者来信说：“若叙至挨‘批’，有人在其著作中说我‘吓病’了，其实是阑尾炎与内痔两次手术住院，如此而已，并不是‘吓’。因邓拓已向我表明，不将我与胡适放在一起。……我只是想不通‘自传说’错在何处？与‘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有何关系？”这是指《 红学：1954 》中的说法。孙玉明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写作此书时没有采访周汝昌本人，对周汝昌已出版的书也寓目不够，有些说法就有点“想当然”了。
那么，这“上边”的保护者是谁？他又出于何种动机和原因要保护周汝昌呢？
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是毛泽东，所以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决定保护谁和批倒谁。周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就听到过传言，说毛泽东读了《〈 红楼梦 〉新证 》并表示欣赏。当然对这种传闻，周汝昌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核实、追问。
龚育之写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 》（ 1997年第3期《 百年潮 》）中有这样的“亲见亲闻”：“听到周扬和胡绳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这就很清楚了，邓拓① 是知道毛泽东的态度的，他是奉了毛泽东的旨意布置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保护周汝昌，所谓“上边的意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与周汝昌谈话时那么客气，“也提到了毛主席”——当然是说毛主席比较欣赏《〈 红楼梦 〉新证 》。毛泽东喜欢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新证 》也仔细阅读过并很欣赏，这在徐中远写的《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 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一书中得到了实证。
这部书以信实的史料证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也就是1928年之前，就已经读过《 红楼梦 》并对其中情节十分熟悉，而在进城之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更是搜集了各种不同的《 红楼梦 》版本，不知道阅读过多少次。
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以及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徐中远，记录了毛泽东藏书中从《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到各种“增评补图”本、“绘图评注”本，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平装本《 红楼梦 》”，应有尽有。“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 红楼梦 》我至少读了五遍。’在这之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他晚年的书库里、会客厅里、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的《 红楼梦 》，书就放在他身边，随时都可以翻阅。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 红楼梦 》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读《 红楼梦 》究竟读了多少遍，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这些不同线装版本的《 红楼梦 》，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 1—8册 ）本，一种是《 增评补图石头记 》（ 1—32册 ）本。这两种，他都有圈划。我看到，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和卧室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划，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红楼梦 》。”
关于《〈 红楼梦 〉新证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说到毛泽东从经济这个视角来读《 红楼梦 》，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 三十三 ）对《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帖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中的‘胭脂米’作了考证。……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 红楼梦 》有关‘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 红楼梦 》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种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视角读《 红楼梦 》的一个佐证。”
毛泽东不仅读《〈 红楼梦 〉新证 》，也读其他红学研究著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仔细阅读过。《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十年代，或者说在这之前，毛泽东对《 红楼梦 》学术研究的关心，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关注，并非只是读了《 文艺报 》和《 光明日报 》的编者按与两报转载的李、蓝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这三种著作是：《〈 红楼梦 〉辨 》（ 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 论〈 红楼梦 〉》（ 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毛泽东圈划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部原一大厚本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在哪些章节、文句旁边划了问号或划了线，表示疑问和不同意。如“毛泽东读得最多、批划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
十分明显，毛泽东读俞平伯的书，对其观点、内容不认同是主要的；而读周汝昌的书，则欣赏是主要的，最低限度说，也是没有表达疑问和反感。当然，让毛泽东对一个当代人的著作写下多少明确赞美的话，那也不合毛泽东的性格和身份。毛泽东有时也正面肯定某些当代人的文章著作，但那往往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如他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后来对戚本禹批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文章，那只是借钟馗打鬼，不一定是真的从内心“由衷”佩服这些作品。
但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著作是从内心不能认同的，这样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对《 文艺报 》和《 光明日报 》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时加的编者按会那么反感。他对这两篇编者按中某些字句加了严厉的批语，如：“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针对李希凡、蓝翎文章中的一段话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参看《 红学：1954 》）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对红学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红楼梦 》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 红楼梦 》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逄先知和石仲泉编著《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出版 ）
1964年，距离1954年的批俞批胡已经过去了十年，又是一种没有特别政治用心的即兴谈话，毛泽东自然说得更加自在潇洒。不过首先就说“《 红楼梦 》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其实是把后面标榜的所谓“红学家”基本上都否定了。在这个否定的大前提下，才肯定一点他们“都是专家”、“比较对一点”。有趣的是，这里提到的几个红学家，几乎囊括了索隐派、考证派和文学批评派三大流派中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却偏偏遗漏了曾特意予以保护的周汝昌。
奥妙就在于遗漏。
遗漏，其实是把周汝昌排除在被否定的行列之外，是一种无言的赞赏和肯定。这是毛泽东对周汝昌又一次无声的“保护”。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红学家中，毛泽东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
毛泽东为什么赞赏周汝昌？他并没有见过周汝昌其人，他其实是赞赏《〈 红楼梦 〉新证 》。毛泽东其实是认为，《〈 红楼梦 〉新证 》比所有那些红学家的著作都更有分量，更有价值。这种分量和价值一是在其资料的厚重实在，这从毛泽东对其中“胭脂米”考证的深细阅读可以推知。二是毛泽东感到周汝昌的这本书其思想内涵与自己的趣味比较接近。而他读其他那些红学家的著作时，却没有这种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读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更感到那气息格格不入，因为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士大夫有闲的玩赏心态，即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最显著的特点——他的落足点是所谓“趣味”。甚至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把阐释重点放在对宝玉和黛玉“叛逆爱情”等的赞美上，也和毛泽东的阅读趣味不十分投机。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比起《〈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来，《〈 红楼梦 〉新证 》到底有哪些本质性的进步和区别？
前面已经引述过李希凡和蓝翎在《 评〈 红楼梦新证 〉》中肯定《〈 红楼梦 〉新证 》的三点成绩。我们看，无论是“具体的政治背景”，还是“曹雪芹的家世事迹”，还是“封建统治者的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以及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都具有实在的社会历史内容，这显然更容易和毛泽东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反抗等等接近亲和。拂去历史的尘埃烟云，李希凡和蓝翎所说《〈 红楼梦 〉新证 》的考证“必然引到这样一个结论”的话是最有意味的。这实际上接触到《〈 红楼梦 〉新证 》的一个主要特点，即这部书的“考证”指向与对《 红楼梦 》的“思想性”的关注紧密联系。
应该说，这就是《〈 红楼梦 〉新证 》比起《〈 红楼梦 〉考证 》与《〈 红楼梦 〉辨 》来，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评〈 红楼梦新证 〉》是“奉命”写的，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把《 新证 》与《 考证 》和《 辨 》区别开来，把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区别开来。毛泽东尽管有比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他指示作这种区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受到《〈 红楼梦 〉新证 》对《 红楼梦 》的思想评判与自己的革命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因为《〈 红楼梦 〉新证 》特别强调“社会背景”，又认为《 红楼梦 》有政治的动因和“叛逆”的思想因子，而这种认知在《〈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中却不存在或至少非常淡薄。同时《〈 红楼梦 〉新证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无限崇拜的态度，也和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的推崇十分契合。
而且，《〈 红楼梦 〉新证 》对《 红楼梦 》“思想性”的重视，又不是贴标签式的，不是空喊一些“斗争”和“革命”的字眼术语，而是通过史料的考证实实在在发掘和阐扬其“反叛”、“超前”的实质。周汝昌虽然写的是考证性著作，笔触却又带着强烈的感情，如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的那种深恶痛绝的表述，即使毛泽东一时还没有领会其实在内涵，以毛泽东的个性而言，读这样一种风格的著作，是会感到有些过瘾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周汝昌和胡适、俞平伯的全部红学研究，这一点就看得更加明显。
人们往往只看到《〈 红楼梦 〉新证 》与胡适“自传说”的联系，却不能认识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的本质不同，轻轻放过了最关键的东西。周汝昌与胡适的“自传说”及俞平伯的研究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导向对《 红楼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及曹雪芹其人绝然不同的认知和评判。
胡适的认知和评判是：“我常说，《 红楼梦 》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 儒林外史 》。……《 红楼梦 》……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 海上花 》（ 韩子云 ），也比不上《 儒林外史 》——也可以说，还比不上《 老残游记 》。”“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在那些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袴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 红楼梦 》的见解和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胡适1960年11月19日到1961年1月17日给苏雪林和高阳的四封信 ）
周汝昌对《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认知和评判则是：“《 石头记 》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绝构。……曹雪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家门显赫，不是纨袴膏粱；文采风流，不是江南才子（ ‘唐伯虎型’ ）。却召辞荣，不是山林高隐；诗朋酒侣，不是措大穷酸。他异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于得志当时、弯弓耀马的满洲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计穷愁，但不是叫化儿。其为‘类型’，颇称奇特；欲加理解，实费揣摩。”（《 献芹集 》之《 椽笔谁能写雪芹 》）
周汝昌后来一再表达过对胡适和俞平伯关于《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见解的不能完全认同。如：“我的拙见与妄言，简而陈之，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语文的特点优点缺少高层的理解认识，硬拿西方语文的一切来死套我们自己的汉字语文。二是胡先生的审美目光与理想境界也都是以西方外国文化的标准为依归的，他的思想是竭力把中国文化引向西方模式，使之‘西化’。”（《 我与胡适先生 》）“同时就有的学者（ 他和胡适是好友，闻见亲切的 ）指出说：‘……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不理解的，就是依胡先生在谈话中表示的，他并不认为《 红楼梦 》是头等的、十分伟大的作品。他的评价是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高的。’……记得前些年往往看到有些同志在文章中提到俞平伯先生在他早先的红学著作中就曾表示，《 红楼梦 》够不上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意思是也不过二流之作罢了。……这真使我异常‘震动’。”（《 献芹集 》之《 伟大的不幸 》）表面上都是“考证派”，都由“考证”出发，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却导向了对《 红楼梦 》文本和作者之本质大相径庭的认知。
笔者在一些著作中曾经分析过，俞平伯把胡适的历史性眼光转换为文学性眼光，周汝昌进一步突出了思想性和文化性眼光。这是“新红学”的“三部曲”。胡适提供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确立的是文学鉴赏范式，这都关乎他们的个性、趣味、家承、学养、经历等个人背景。同样，周汝昌更着重于思想性、文化性视角也和他个人的气质及背景有关。从个性上来说，俞平伯是“南士清通简要”，周汝昌是“北人气质坚刚”，南士与北士，是两种不同的风流。俞平伯出于周作人门下，虽然有个性倔强的一面，主调却是名士派的优雅和“趣味”；周汝昌却经常由衷地推崇鲁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暗承了鲁迅的深刻、锐利和强韧——有时候甚至也有一点鲁迅式的过于较真（ 周汝昌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有一次曾反省自己的性格有时难免“量狭” ）。这种区别甚至在两个人的书法风格上也能看出来。这里面不存在褒贬倾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
在俞平伯和周汝昌的著作中，毛泽东会本能地感到和谁的距离近，和谁的距离远。我们再看《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透露的情况。毛泽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的拒斥感，主要是来自他对其中思想、感情、趣味的格格不入。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俞平伯说“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 》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并引了江顺怡的《 读〈 红楼梦 〉杂记 》一书中的两句话：“《 红楼梦 》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如果我们想想《〈 红楼梦 〉新证 》中所论证的内容，强调的是曹雪芹家族被雍正帝抄家迫害，从而激发出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愤慨反抗，毛泽东会有更多的认同感，难道还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价值的认识，毛泽东也是与周汝昌相近，与俞平伯相远。俞平伯说：“平心看来，《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 红楼梦 》’，‘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 红楼梦 》’，‘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 红楼梦 》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红楼梦 》写的是很仔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反观《〈 红楼梦 〉新证 》：“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家庭制度之上，《 红楼梦 》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账，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的伟大，除上述者外，也在于他的超人的文学才能，万难比拟。”
对俞平伯说“《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毛泽东划了粗道打了大问号，周汝昌则针对俞平伯的这个观点说“这真使我异常‘震动’”。毛泽东和周汝昌的见解不谋而合，与俞平伯则扞格难入。
毛泽东对周汝昌要予以保护，对俞平伯则要坚决批判，这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不是洞若观火吗？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54年那场风暴刚刚生起的漩涡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任何人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这就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
袁水拍的《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在《 人民日报 》刊出后，从1952年2月开始兼任《 文艺报 》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就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整肃对象。由于那一小篇其实有点是“例行公事”的编者按，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大老爷”的大帽子，后来“接二连三，牵五挂四”（《 红楼梦 》第一回 ），又牵扯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中，于1957年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1976年含冤而死。
有了上面这些事实和论述作铺垫，我们对周汝昌在1954年及以后的某些遭遇就会有更生动的了解。在《 社长冯雪峰 》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有这样的回忆：
（和冯雪峰）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存亡——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 文艺报 》，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 红楼梦 》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指聂绀弩——引者）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已在一辆黑色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在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 文艺报 》需要讨论《 红楼梦 》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言。
后来方知，那是《 文艺报 》拒绝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我遵嘱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记不得了，大约必是书呆之论。此文后来悄然无所闻——当然是不能用吧。我希望档案中还可发现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种“趣味”也。
这是1954年冬日的“陈迹”了。此后便无缘会他。等到再见，那已是“文革”热闹中间，曲曲折折之后，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时候了。
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幕。不过周汝昌认为冯雪峰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其实可能正因为冯雪峰早知毛泽东比较欣赏周汝昌的书，周汝昌又的确是“红学专家”，才出此下策吧。不过当时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周汝昌能保住自己已经不易，哪里还能为别人“救驾”。
毛泽东要保护周汝昌，但大家又不真正明白。《〈 红楼梦 〉新证 》又是“考证派”的集大成，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写文章对周汝昌也大加挞伐，其实也是自然之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汝昌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发表得太快，而大家又并不知道那是“上边”的意思，是“奉命”而写而发的，所以在一般印象看来，好像周汝昌很会“见风使舵”，比别人更快地对俞平伯“落井下石”，这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比较重视“气节”的知识分子难免要“腹诽”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不作深入研究而只看表面现象，拿这件事“敲打”周汝昌。即使一些史学著作也有点“想当然”，如《 红学：1954 》关于周汝昌的那一章就名为“周汝昌引火烧身”，好像正因为周汝昌过于“聪明”，抢先发表批判文章以自保，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但历史往往是更为错综复杂的。
当时的批评者，特别是俞平伯的朋友们，就在不得不写文章表态批评俞平伯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周汝昌。
周汝昌文章发表的第二日，陆侃如（ 1903—1978，时为山东大学教授 ）的《 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新中国学术界里残存的毒害——读锺洛同志的〈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的一些感想 》（ 1954年10月31日《 光明日报 》）中就捎带了周汝昌：“如去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若不及早大声疾呼，予以当头棒喝，则在文学遗产的批判接受上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使工作上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
魏建功（ 1901—1980，时为北京大学教授 ）发表《 批判〈 红楼梦 〉研究中唯心观点的意义 》（ 1954年11月26日《 光明日报 》），在批判了俞平伯“三十年如一日地走着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道路，胡适所传播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道路”以后，也兼顾了一下周汝昌：“最突出地在他们影响之下又产生了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的《 新证 》简直是烦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也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毒害最可怕的表征！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算是一种控诉，虽然我认为周汝昌诉说自己所中的毒害还不够深刻。”
褚斌杰（ 1931年生，时任教于北京大学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1月16日《 光明日报 》）是专门针对周汝昌的，而且批判得很尖锐。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如果读过胡适在一九二一年所写的《〈 红楼梦 〉考证 》，那就不难发现，周汝昌先生的这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与前者是持着完全相同的错误观点的书。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材料的征引上更加繁琐；但对《 红楼梦 》的内容则做了同样严重的歪曲。”后面又有：“周汝昌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方法和胡适、俞平伯先生的一致性，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巧合，他们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然主义观点乃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他们企图利用自然主义来否认艺术的阶级性，否认艺术可以用创造典型的方法来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减低艺术的社会作用。”此外还有：“周汝昌先生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形成他在研究中的‘本末倒置’的方法”、“他自己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们要坚决肃清这种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趣味主义’的不良作风”等等。
宋云彬（ 1897—1979，时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在《 展开思想斗争，提倡老实作风 》（ 1954年11月30日《 解放日报 》）中说：“我要大声疾呼地喊出‘提倡老实作风’的口号。我是有感而发的，我觉得有些同志的作风实在欠老实。……像周汝昌先生，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只在《 引论 》里稍为说几句‘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等等的空话，实际还是像陆侃如先生所指出的：‘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先发制人，写文章批评了俞平伯。”
《 红学：1954 》中说：“宋云彬似比魏建功胆子大，批判的言辞自也尖锐了许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居然敏锐地看透了周汝昌发表《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的动机是，‘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所以‘先发制人’。”
宋云彬还说：“参加这个讨论当然是好的，然而像周汝昌那样，似乎应该先批评自己，至少对自己的批评应该老实一点。可是他对自己批评得很不够，责人重而责己轻，还说他自己是‘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 周汝昌的文章载于十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这已经够不老实的了。还有极不老实的地方；他企图把责任推给鲁迅先生。他说他在写《〈 红楼梦 〉新证 》的时候，因为‘主要还是想强调鲁迅先生的“写实”“自叙”说，藉以摧破当时潜在势力还相当强的索隐说法’……这是透顶的不老实。……周汝昌怕人家指责到他，先扛出鲁迅来挡一挡。”
宋云彬在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俞平伯的朋友，他在批判了周汝昌后，就巧妙地替俞平伯作了一些辩护：“如果俞平伯也是这样，他拒绝人家的批评，说：‘请你们看看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罢，他也认为《 红楼梦 》是写实，是作者自叙的呢。鲁迅还引用了我的话，这就说明了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呀！’那么我们难道偃旗息鼓，承认我们的批评倒是错了吗？”宋云彬最后进一步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只怕自己不老实；不怕犯错误，只怕犯了错误自己不认账，还要多方掩饰，甚至想把犯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这当然还是在指责周汝昌“不老实”。
宋云彬的这篇文章在华东作家协会1954年12月编印的《〈 红楼梦 〉研究资料集刊 》中被收入，但在作家出版社1955年10月正式出版的《〈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则被摒弃。《〈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为什么对这一篇不予收录呢？可能还是和“上边”对周汝昌的“保护”态度有一定关系。
胡念贻（ 1924—1982，时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的《 评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 1954年12月号《 人民文学 》），是一篇更全面的批判“考证派”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的论著，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的《〈 红楼梦 〉研究 》和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各报刊上还发表了一些俞平伯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人的文章。这些著作和论文，在读者中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总的说来，它们不独不能使读者达到真正认识《 红楼梦 》的目的，反而引导读者走入错误的方向。”
后面正面展开的批判主要是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俞平伯，第二部分针对周汝昌，第三部分针对吴恩裕。对周汝昌的批评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 红楼梦 〉新证 》，第二部分批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
对《〈 红楼梦 〉新证 》，批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极力去考证《 红楼梦 》的贾家即曹雪芹自己的家世，《 红楼梦 》是曹雪芹的自传，竭尽附会穿凿之能事，是胡适所提倡的新索隐派的一个高峰”，“一言以蔽之，就是牵强附会。小说中人物的形象，照他那样考证下去，结果就只有被破坏了”。
对《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则批评周汝昌用鲁迅的话为自己辩护：“意思是说：‘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这说明周汝昌先生还是不承认‘写实’‘自叙’的错误的，只是大家反对他，只好勉强说是错误罢了。所以遇到这个关头，他还是要引鲁迅先生的话来做挡箭牌。”另外就是批评周汝昌用“社会政治意义”来为自己辩护：“这好像把‘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了解为作家个人家庭的经济情形，把社会政治背景只看作一小撮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活动和作者家庭的历史背景。这样，《 红楼梦 》就不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只是描写了暴露了自己的家庭。”
此外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王知伊（ 1917—1989，时为上海出版事业管理处审读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及其他 》（ 1955年1月19日《 文汇报 》）和施子愉（ 时为武汉大学教授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4月号《 长江文艺 》）专门针对周汝昌而且批判得比较激烈，唐弢（ 1913—1992，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 ）的《 什么叫做“旧红学”和“新红学” 》（ 1955年2月号《 文艺月报 》）则只是附带地批判了一下。当然也有为周汝昌作辩护的文章，如署名“晓立”的《〈 红楼梦新证 〉的功过 》（ 1955年3月2日《 解放日报 》）。这些文章的大致情况，《 红学：1954 》中有所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中，王知伊的文章被编入第二集，而晓立的文章却作为四册讨论集最后一册的最末一篇，紧接着施子愉的文章。晓立的文章开宗明义，是针对王知伊的文章“商榷”。这种编排的方式，颇有一点用晓立的文章纠正王知伊和施子愉文章的味道，而晓立又是个笔名。同时，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紧接着褚斌杰的文章，两篇文章的题目完全一样，也一望而知是用李、蓝的文章对褚斌杰的文章“消毒”。这很可能仍然与要“保护”周汝昌的“上边”的既定政策有关，只是当事人大概都已经作古，我们可能无法知道更详细的内幕了。
总览这些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 红楼梦 〉新证 》是胡适“自传说”、“实验主义”和“烦琐考证”的体现，而且事实上比胡适走得更远。二是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其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三是由此而来的态度上的“不老实”。
表面看来，这三点似乎都是事实。
周汝昌确实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他始终标举鲁迅。不过，他不是把鲁迅当作“挡箭牌”——虽然在1954年那种形势下，似乎的确有那么点味道——而是始终确信鲁迅就是赞成“自传说”的。我们读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赞成“自传说”也的确是事实，所以那些批判周汝昌的人也只是说鲁迅写《 中国小说史略 》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意思是鲁迅的观点也不是全对的。当然由于鲁迅已经被毛泽东肯定，对鲁迅不能挞伐。
周汝昌引用鲁迅的话的确包含着“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的意思，但问题是这句话本身也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对周汝昌后来的红学研究作总体观照，我们也不能不说，周汝昌的确在不少地方是与鲁迅相通的，甚至包括性格气质的某些方面，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同时，能说当鲁迅后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会对《 中国小说史略 》中关于《 红楼梦 》的观点作修正吗？看他后期的文章可知，这绝不可能。
因此，要说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也可以，但这正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肯“随风倒”的一种证据，是一种“老实”，而不是“不老实”。宋云彬说周汝昌为自己辩解“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也不是“不老实”，那的确是《〈 红楼梦 〉新证 》的重要内容。周汝昌当然被迫说了批判“自传说”的话，但他用鲁迅的话变相地为“自传说”辩护，这从事实层面来说是陈述真实情况，从方法层面来说是一种“斗争艺术”，斗争艺术当然是“不老实”的。考虑到文章实际上是“奉命”写的，这一点就更能反映出周汝昌的“书呆气”。他实际上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正如《 红学：1954 》不无调侃意味地说，对李希凡、蓝翎文章希望周汝昌“纠正自己以往的错误观点”：“究竟周汝昌是否‘辜负’了这一‘热诚的期望’，读一读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就可明白。”
周汝昌的“自传说”比胡适的“自传说”“更极端”，考证得“更烦琐”，表面看来，这似乎也是事实。直到今天，许多红学研究者仍然拿这一点来批评周汝昌。但问题是，周汝昌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存在本质的不同，周汝昌的“自传说”只是桥梁，它的进一步指向，是深入到曹雪芹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文化内涵，并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文、史、哲的“三才具备”，将“红学”提升为“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他的“考证”始终是为“思想”、“艺术”和“文化”的终极目标服务的。而胡适和俞平伯，却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达到这一点，只是在某些局部不同程度地不自觉地有所涉及而已。
毛泽东不会对纠缠什么“自传说”的是非真感兴趣，他只是要找一个机会批判胡适思想，确立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权威。说到《 红楼梦 》本身的阅读，他可是天马行空，完全凭着感觉走的，而他的感觉确实有其不同凡响之处。毛泽东可不是教条主义者，更不是用什么条条框框来理解《 红楼梦 》的。
毛泽东凭他的天才和直觉感受到了《〈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分量，感受到了《〈 红楼梦 〉辨 》和其他一些红学著作没有揭示出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真伟大。
鲁迅也是和教条主义绝缘的。他对《 红楼梦 》的全部论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杂文，都是生动活泼，精彩四射，哪里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就是后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教条化”，其实也只是郢书燕说，离先生本人的原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周汝昌对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几百万字的著述很少弄什么形式上的“体系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面对，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证据与感悟相结合以“综互合参”，以求深入历史的真际，贴近曹雪芹的心灵。他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也只是“提供思路”、“试验作业”，允许也希望与人磋商。但他的确对拘泥于教条十分反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红学研究中那种“主题深刻，形象鲜明，结构完整，语言生动”一类“十六字真言”的八股腔调予以抨击。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周先生也多次强调写文章要避免“文件腔”，甚至建议不要使用“典型”、“形象”一类“洋词”，而改用“写人”的说法。可惜笔者也还不能出污泥而不染，笔下有时也未能免俗。
推而广之，顾随、缪钺……也都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具有诗人、哲人气质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文、史、哲“打通”，而与教条主义互不相能。
历史是十分微妙的。1954年，当毛泽东因为欣赏《〈 红楼梦 〉新证 》而“保护”周汝昌的时候，被毛泽东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大加挞伐的胡适，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也对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赞不绝口。
1954年3月7日，胡适给程靖宇① 复信，告诉他收到了他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并说书“很好”，还请程靖宇再代买三四册，以便分送朋友。
12月17日，胡适复函沈怡② ，谈到了大陆上的“清算俞平伯事件”，其中说：
……上个月承你寄给我剪报五件，都是关于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的。我当时看了还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我以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
这个消息使我重读你寄来的文件，才感觉特别的兴趣，才使我更明白这“清算俞平伯事件”的意义。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来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一篇，特别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
12月21日，胡适又致函沈怡，其中说：
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可向香港、东京找。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六三二页的书。我买了几部，留了一部给台大。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深感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老兄看了此书，一定也会点头微笑说，“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
1960年11月19日，胡适给高阳① 复信说：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 新证 》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 新证 》页三○~三七，便知我的《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我的敦诚《 四松堂集 》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 甲戌本脂砚斋 》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原本现在南港，你可以来看看）。《 四松堂集 》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三四），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这很有一些可以作深度阐释的空间。毛泽东与胡适，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人，为什么都对《〈 红楼梦 〉新证 》予以赞赏呢？这里面能找出什么样的“理路”？
胡适把周汝昌说成是自己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好‘徒弟’”、“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颇有些洋洋自得。言下之意，当然《〈 红楼梦 〉新证 》和《〈 红楼梦 〉考证 》是性质相同的著作了，周汝昌是完全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而且是继承得最好的了。这与大陆上那些对周汝昌的批判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肯定的态度，一个是否定的态度罢了。
其实，无论是胡适，还是大陆上的批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错会了意。在胡适，未免“自作多情”，在大陆的批判者，是看走了眼。
胡适说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他暗暗表示谢意，是假批真谢，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胡适还不知道，其实就是那些表面上对胡适有所贬抑的说法，也并不是周汝昌写的，而是文怀沙为了让书能够出版而作的技术处理，制造的一些“障眼法”。
《 炎黄春秋 》1998年第4期发表舒云《 批判〈 红楼梦研究 〉前后的文怀沙和俞平伯 》一文，其中说：“红学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 红楼梦 〉新证 》。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出版。周汝昌两耳不闻窗外事，光埋头做学问，不管政治行情，文怀沙以中国古典文学丛刊主编王耳的名义，做了大量的删改工作，尽量避免书中提到胡适，不得不提到时，删去胡适先生如何如何，写成妄人胡适。以后文怀沙说对不起周汝昌，但在那个时期不打这个马虎眼过不了出版关。”
而《 红学：1954 》中说：“1997年5月10日，四川红楼梦酒厂在北京饭店召开‘梦酒’鉴定会。健谈的文怀沙在发言时慷慨陈词：‘一提到‘红学’，我就来气。就因为我偶然涉足红学，结果害了两个人（ 指俞平伯和周汝昌——引者 ）。’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孙玉明还加注解说：“笔者当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文怀沙的发言属于笔者的‘亲见亲闻’。”
对于胡适说因为周汝昌“骂”了胡适就“可以幸免”受批判，俞平伯“不忍骂”就“该受清算”，《 红学：1954 》分析说：“在这里，胡适对引发批判俞平伯的原因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俞平伯之所以受到批判，如抛开偶然性的因素而从大处着眼，确实与胡适有关。但那是因为‘胡适思想’对俞平伯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受‘胡适思想’影响的俞平伯的论调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却不是基因于‘骂’与‘不骂’的问题。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俞平伯在书中大骂胡适，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变，也照样会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曾经‘骂过胡适’的周汝昌，最终也受到了别人的批判。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的‘书里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
这种分析应该说大体上是有道理的，只是最后一句仍然属于“看走了眼”。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在起步阶段确实受到了胡适的鼓舞和影响，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昭然。但另一方面，周汝昌与胡适在对《 红楼梦 》的研究和评判上又是有根本分歧和区别的，其实存在着胡记和周记两种性质不同的“自传说”。胡记“自传说”确实可以说是“实验主义”的产物，周记“自传说”和“实验主义”却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如周汝昌后来一再辩称的，是染上了鲁迅色彩的——由文学人物而“原型”，再由“原型”引申到曹雪芹的精神气质。而胡适却局限于“原型”本身，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精神气质毫不关心或作出隔膜错误的理解。
“吊诡”的就在于，周汝昌的书表面上走的是胡适的路，其实质却大不相同。这一点，毛泽东看到了，所以要把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加以区别。胡适自己却没有看到，或者虽然也有所感觉但不愿意强调这个方面，大概也没有往深里想这个问题。他满足于以周汝昌的“恩师”自居，满足于《〈 红楼梦 〉新证 》表面上对自己的“继承”，所谓“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从而获得一种心理的快慰。
要弄清胡适和周汝昌在红学观点上差异的来由，只有“从根儿上”，即从他们两个人的文化个性和文化气质的差异上观照，才能鞭辟入里，否则将永远“似是而非”。胡适难以理解曹雪芹也无缘《 红楼梦 》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和曹雪芹在气质和个性上相差太远，曹雪芹是个诗人哲学家，胡适却缺少诗人气质，是个理性的学者，而且是一个不深刻的学者。
胡适的这一“本质”其实许多人都说过，如梁漱溟说：“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能做一些考证……”（《 略谈胡适之 》，欧阳哲生选编《 追忆胡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
余英时说：“不但他的文字‘浅显’，他的思想也是一样……”“几十年来，颇有人批评胡适的思想太浅，对于许多比较深刻的问题都接触不到。他提倡的‘科学方法’仅流为一种通俗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不但对欧洲大陆的哲学缺乏认识，甚至在英美经验主义一派的思想方面也未能深造自得。金岳霖曾公开指出‘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欧阳哲生选编《 解析胡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
胡适虽然写了新文学的第一个白话诗集《 尝试集 》，却诗味淡薄，他所写的古体诗则接近白居易、陆游的通俗浅白，适足以证明他本质上不是一个诗人。检读朱洪《 胡适大传 》，有多处可证明胡适缺乏真正的诗人气质。下面摘引其中几段：
这个事例说明，自己无法将感受和想像统一起来，无法同时运用两种功能。从本性上说，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理性抑制了感觉、想像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幽默，可以说笑话，但很难有激情，很难冲动。（ 144页 ）
“你不喜欢做艳诗艳词？”“不喜欢！尹默这几句很美，即使杀了我，我也做不出来。大概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但觉其不实在。既不喜欢这种诗，自然也不会做了。”胡适小心地评价道。（ 287页 ）
坐了两个钟头，胡适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顺手拿起俞平伯送的《 冬夜 》诗集。胡适发现平伯的诗太琢磨，不很好懂，尽管他的诗很有功夫，得力于旧诗词的地方也少。（410页）
《 三国演义 》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教本，胡适从小就喜欢读它。几千年来，哪一本书比得上它的魔力？（ 423页）
在去青岛的船上，胡适读起中央大学法政科学生陈梦家的诗集，新月派成员陈梦家的诗意思不很明白，诗要“深入浅出”，即入不嫌深，出不嫌浅。倘若不能浅出，必是不会深入的。（ 680页 ）
在胡适之前，韦莲司认识邓肯，他是第一个唤醒韦莲司爱情的人。……和胡适认识后，韦莲司常常将他们比较，邓肯没有胡适的头脑，但胡适也有不足，如没有邓肯那样对美的认识和欣赏的能力。（ 872页 ）
10多年前，废名特别称赞李义山绝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常（“常”即“嫦”，可通假——引者）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首诗不是顶好的绝句，有点小意思，但说得不够清楚，离民歌很远。（ 1071页 ）
陆放翁五绝：“涨水入我庐，萍叶粘半扉。日出水返壑，念汝何由归”，胡适也很喜欢，因为接近民歌。（ 1072页 ）
3月尾的一天，在华盛顿的60来岁的顾季高来纽约看胡适，带了一部讨论李义山的“诗谜”的书稿。书中引用了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和冯浩等人的议论。胡适因准备赴台湾，加上不喜欢李义山的诗，所以没有细看顾季高的书稿。（ 1186页 ）
很清楚了。胡适缺乏“对美的认识和欣赏的能力”，喜欢陆游那种比较浅白的民歌体的诗，喜欢情节性的通俗小说《 三国演义 》，不喜欢李商隐（ 李义山 ）那种唯美象征的诗和陈梦家那种新月派的诗，连对俞平伯的诗也觉得没有“浅出”。他的审美趣味是趋向浅俗、平民化的，这也与他提倡白话文一脉相通。
反观周汝昌，从小就不喜欢《 三国演义 》，只对其富有意境美的插图感兴趣，幼年就开始痴迷诗词，开始写作时模仿《 红楼梦 》里的《 葬花吟 》等，参加寇梦碧、张伯驹等名士派的诗社、词社，为何其芳的《 画梦录 》那种偏向唯美的东西所打动，后来说读白居易和陆游的诗集简直让他昏昏欲睡，对李商隐的诗则有独特的赏会……
周汝昌与胡适在个性气质上的差异不是昭然若揭吗？
曹雪芹是个“鸿蒙情种”式的诗人哲学家，《 红楼梦 》是诗化的小说，是哲学融化在诗性中的小说。一个是满溢诗情哲思的周汝昌，一个是“思想太浅”又“理性抑制了感觉、想像”的胡适，谁会对《 红楼梦 》情有独钟、深度进入？谁又会只是停留在文本之外作历史考证，只想用这项研究来证明“实验主义”和“提倡白话文”呢？谁会和曹雪芹发生心灵的感应甚至震撼？谁又会鄙薄曹雪芹只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呢？
周汝昌与胡适之间其实还存在原则上的文化认同分歧。
还是摘引《 胡适大传 》中的几段话：
春天，胡适编《 独立评论 》，他很喜欢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编好后，他对罗尔纲说：“全盘接受了新文化，旧文化的‘惰性’就会使之成为一个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786页 ）
1929年，胡适发表《 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 》，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 794页 ）
“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 537页 ）
上午8时20分，胡适在故宫博物院（指台北“故宫博物院”——引者）主任委员孔德成陪同下乘车赴台中讲学，住在中北沟。晚上，孔德成和胡适散步，看了一眼无月的夜空，胡适说：“孔主任，我自认是爱国的，70岁了，得到的结论却是中国文化并不高。”“历史上，中国文化还是很高的。”“中国的音乐、建筑、美术、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没有地位。3000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么样。美术上，近年来都是模仿。文学上虽人才辈出，但古人路走错了，杜甫也是会‘对对子’，少佳作啊！”（ 1200页 ）
而周汝昌，却浸淫沉溺于传统的诗词、书法、琴箫、戏曲、禅宗、园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间工艺……之中，痴迷不改，终生不衰，读西语系学英语教英语，却比较出汉语汉字的优越、中华文化优胜于西方文化，立志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
周汝昌，是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位的。
胡适，却是西方文化为本位的。
因此，周汝昌把曹雪芹和《 红楼梦 》捧上了天，誉之为古今中外都没有的绝唱，胡适却说自己“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赞颂《 红楼梦 》文学价值的话”。（ 1960年11月24日致高阳信 ）
周汝昌认识到要扫除后四十回续书的障蔽才能进入真正是曹雪芹创作的《 红楼梦 》文本，打破“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怪圈，而只有通过对作者和版本作考证才能实现这一点，因此才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方面。胡适由于“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也考证了作者和版本。周汝昌又从胡适那里得到了一些资料。仅仅因为这些表面现象，周汝昌就成了胡适的“好徒弟”吗？就“中了胡适的毒”吗？周汝昌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有过多少接触和了解呢？周汝昌的“自传说”和胡适的“自传说”能同日而语吗？模特儿和文学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不是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的一个特点呢？揭示出这种创作方法就是“实验主义”吗？杜威的哲学如此简单浅薄吗？考证工作就不能有一点失误而必须一步到位十全十美吗？《〈 红楼梦 〉新证 》怎么就“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呢？
所以我们说，胡适其实是有点“自作多情”了，而大陆上的批判者们也看走了眼了。
但毛泽东没有看走眼，顾随和缪钺没有看走眼。
为什么？……］

2《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

批俞批胡过去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揪出来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也揭露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经历了暴风骤雨，物是人非了。社长冯雪峰、古典部主任聂绀弩……到1957年后，有的下台了，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蹲了大狱。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患了一场大病，起因是患阑尾炎和痔疮动手术时，医生年轻没有经验，刀口久不愈合，留下了贫血的后遗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睡眠不好，精神不佳。同时，校订《 红楼梦 》选底本原来要用脂批本结果却被迫用程乙本这件事，对周汝昌也是一个不小的精神打击。这样，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能正常上班，经常挂病号。“小说组组长”本来就是聂绀弩的一项临时口头任命，随着各种情况的改变，也就无形中自然消失了。
不过，周汝昌在“反右派”运动中，却得以幸免，没有像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许多人一样，被划成右派。笔者就此事采访周汝昌，他说，批俞运动后到反右前，自己在工作单位中还是比较受重视的，那时冯雪峰和聂绀弩仍然是社里的领导，所以自己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反右派的前奏是向党“交心”、提意见，许多人发牢骚，但我因为调来时间比较短，没有多少意见可提，只是说了两句自己住房不太宽敞，没有书房，工作起来查书很困难，希望党的阳光也能普照到各个角落，相信自己的条件将来能改善等等。
当风向突变，向党“交心”的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证后，周汝昌却并没有什么把柄可被人抓，他成了古典文学编辑室骨干成员中极少数没有被划为右派的一个。也许，这和“上边”的保护仍然有一定关系，大概对毛泽东的倾向性，中宣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心里都明白，所以在政治上对周汝昌始终有意无意给予维护。何况，周汝昌又挂病号不太上班，对政治没有兴趣，与同事接触少，说话不多，“祸从口出”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在周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出版社处于草创阶段，因此分组还不太明确，编辑们各人担任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舒芜当时作了一首打油诗，记述了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的情况。那首诗说：
白帝千秋恨，（顾学颉整理《 三国演义 》）
红楼一梦香；（汪静之整理《 红楼梦 》）
梁山昭大义，（张友鸾第二次整理《 水浒传 》）
湘水葬佯狂；（文怀沙整理《 屈原集 》）
莫唱钗头凤，（李易协助社外游国恩选注《 陆游诗选 》）
须擎月下觞；（舒芜选注《 李白诗选 》）
西天何必到，（黄肃秋整理《 西游记 》）
东四即天堂。（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址在北京东四头条）
据舒芜的文章回忆，经过反右派运动，聂绀弩（ 编辑室主任 ）、舒芜（ 编辑室副主任 ）、张友鸾（ 小说组长 ）、顾学颉（ 戏曲组长 ）、王利器（ 散文组长 ）、李易（ 诗词组助理 ）都被打成右派；陈迩冬（ 诗词组长 ）似乎是“中右”，虽然没有宣布，看来有些像，“中右”本来就不公开宣布；麦朝枢（ 诗词组副组长 ）“问题”要说很不小，大概是保护过关。（ 见舒芜《 一篇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 》，《 炎黄春秋 》2000年第5期 ）
周汝昌由于其特别的机缘，逃过了反右派的劫数，不过，他也有自己不顺心的事。虽然从事着“本职工作”，但继聂绀弩之后担任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一个人却对周汝昌不重视，周汝昌带病工作，顶头上司却不能知人善任。加以身体情况不好，周汝昌一段时间心情很郁闷。后来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换成了王士菁① ，情况才有了转变。从事《 白居易诗选 》的选注工作，周汝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使王士菁大为欣赏。
周汝昌在校订出版了《 三国演义 》、《 红楼梦 》之后，还承担过《 唐宋传奇选 》的编辑工作，《 唐宋传奇选 》是张友鸾的弟弟张友鹤搞的，周汝昌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并负责撰写序文，当然署的是笔名——“师言”。该书于1964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汝昌校订《 三国演义 》时下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颇有学术性的前言，却被出版社小说组的某一个人拿去作为自己的成果。原来的《 三国演义 》作为插页而采用的中国地图，依据的是苏联的出版物，居然将中国的版图限在长城以内，周汝昌发现后提出来，才予以更换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涉及政治的问题，领导却没有对周汝昌有所表示。这些遭遇都让周汝昌感到十分不愉快。此外还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不顺畅，如周汝昌挑出《 三国演义 》校订中的许多错误，原编辑者当然心里也会有一些芥蒂。
从反右前后到“文革”之前，周汝昌最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一是三部诗选的选注，二是撰写《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并在《 光明日报 》发表，三是《 曹雪芹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四是论文《 陆机〈 文赋 〉“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在1963年第2期《 文史哲 》发表。
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选注的《 范成大诗选 》。196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与顾学颉合作完成的《 白居易诗选 》（ 工作量两人对半分，周汝昌作最后的统稿。但此书开始是先交给顾学颉的，所以署名时顾在前周在后 ）。这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任务。同年同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的《 杨万里选集 》，则是上海特约的。当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上海绍兴路7号。
几种古典文学作品的选编校注，使周汝昌对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选、编、校、注这一套整理古籍的程序有了实际操作的经验。当然，过去他就自己搞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但毕竟没有在出版社这样正式。这几部选注本，最有代表性，也是后来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的，当属《 杨万里选集 》。
杨万里是南宋一个著名的诗人，与范成大、尤袤、陆游并称为四大家。周汝昌之所以为这位诗人编选集，除了当时国家出版古典文学读物的计划这一大前提外，也有个人的因缘。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这样夫子自道：“几年以前承中华书局来邀我选注黄山谷（ 北宋诗人黄庭坚——引者 ）的诗文，以当时的精力、条件来考虑，实在不敢答应，恐怕轻诺失信，于是商量，可否改作诚斋（ 杨万里号诚斋——引者 ），因为我早先应了一处出版社，要作诚斋的稿子，曾铺下一个荒草；后来出版社计划改变了，我的荒草就丢下来；现在拾起来还比较容易些。蒙中华书局不弃，就让我这样作了。”
《 杨万里选集 》不同于当时其他一些同类型的古代诗词选本，体现了思想的灵活和写法的灵动，与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说教和刻板的写作模式大不相同。
唐翼明① 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诗宋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 杨万里选集 》，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活泼可喜，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注解也同样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做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四九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锺书先生的《 宋诗选注 》，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无人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 杨万里选集 》给我的印象最深了。而选注者就是周汝昌先生。”（ 唐翼明《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
当时一般注释古典诗词的选本，在引言、前言中往往是先介绍作者的时代背景和简单的“家庭出身”等情况，然后评价其作品的思想性，分成“进步性”、“人民性”和“落后性”、“局限性”两部分，最后再对作品的语言等“艺术性”作一些分析。各注本大同小异，往往千人一面，而且表述语言也是平铺直叙，单调乏味。这就是唐翼明所说的“八股调”。
《 杨万里选集 》却打破了这种套子、模式。我们摘录一下《 引言 》的开头：
亲爱的读者，我先介绍一首小诗给你：
小憩人家屋后池，绿杨风软一丝丝。舆丁出语太奇绝：
安得树阴随脚移？
诗里告诉我们：夏天行路在真州（今江苏仪徵）道上，行人都又热又累，就在路旁人家屋后水边绿柳阴中坐下来，歇歇腿，凉快凉快；可是不能总坐在这里，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块小小的清凉避暑之地，于是轿夫忽然说出一句痴语来：“要是这‘树阴凉儿’也跟着咱们一块儿走——那该多好啊！”
你看，这首小诗设想多么出人意表。
你一定猜想，“这就是你要介绍的杨万里的诗吧？”你猜错了。……
……
他的这种诗的“老师”就是杨万里。
不用说，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感到惬意。如果设身处地，想象一下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那种越来越“左”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我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唐翼明读了《 杨万里选集 》，会有那样强烈的感受。
“引言”近三万字，共分九大部分。前几部分都是谈诗的“艺术性”，集中在杨万里写诗最有特色和个性的“活法”。
讨论诚斋诗的，大都先要谈到他的奇趣和活劲儿，有个名目，曰“活法”。他的这个特色并不待后世人出来表扬揭示，他的朋友在当时就能见到。
后面引录了不少当时和后来人对杨万里作诗“活法”的评价原文，既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又给读者一种回到历史具体情境中去的真情实感。其中还引到了钱锺书《 谈艺录 》第138页的话：
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踨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钱锺书把陆游和杨万里作了比较，认为杨万里能在诗中写出“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的自然和生活之千变万化，如“摄影之快镜”，在艺术上有陆游所无法达到的独特造诣。周汝昌对钱锺书的看法极表赞同：“这段话把诚斋的‘活法’发明得真是曲尽其妙。”（ “发明”即阐述之意，与现在意义上的“发明”用法有区别——引者 ）他又进一步说：“诚斋诗的‘活法’，除了包括着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几层意义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层次曲折、变化无穷。”
他引了一首五言古诗和一首七言古诗作例子，让读者对“活法”有一个直观感受。我们只看看那一首五古：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诗写成这个样，的确是“活”的。周汝昌向读者评介说：“你看，这样的诗，是不是大艺术家的一种‘绝活’？评家说他‘笔端有口’。其实，‘口’又有几个是这般的妙口？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环生。所以讲他的‘活法’，迅疾飞动是一面，层次曲折又是一面。”
不过，周汝昌看问题，也是多角度、多层次，既“迅疾飞动”又“层次曲折”，用他后来写文章好几次使用过的说法就是“综互合参”。在介绍了“活法”之后，他就笔锋一转：“假如读诚斋诗而只见‘活法’、不见其他，那就未免又‘死’于‘活法’之下。说诚斋不以‘活法’见长，固然不可；说诚斋只以‘活法’见长，恐怕同样地不可。看了大家都讲诚斋的‘活法’，于是读诚斋的诗，就一地里去寻找‘活法’，是会出毛病的。”同时以幽默的笔调预先告诫了对“活法”可能的误解和曲解：“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要把‘活法’只看作是‘耍笔头’，‘掉枪花’，打一趟子‘花拳绣腿’，卖弄一路‘小聪明’，乃至打打诨、抓抓哏，使观者有点眼花缭乱、由不得眉开眼笑，觉得‘倒好耍子’——这样是不是正确？”
那样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周汝昌又引了一首收入《 千家诗 》中的杨万里的七言绝句。《 千家诗 》是宋朝以后成为儿童启蒙读物的“三百千千”（《 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和《 千家诗 》）之一，过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杨万里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周汝昌说：“粗粗一看，很可能以为这是官僚、士大夫们吃饱了、无事作、闲得不耐烦的作品，根本要不得。我要提醒读者：不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又不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这样去看时，有时候是很误事的。”然后就引出杨万里的朋友抗金名将张浚对这首诗的评点：“廷秀（ 杨万里的字 ）胸襟透脱矣！”
为什么这样一首“闲诗”居然被评价为“胸襟透脱”？周汝昌进一步解说“透脱”就是“‘执着’的反面”，就是“不执着的结果”，并引用禅宗参禅的公案，说明“透脱”就是“懂得了看事物不能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而要贯通各迹、各象、各点、各面，企图达到一种全部透彻精深的理解和体会；能够这样了，再去看事物，就和以前大大不同，心胸手眼，另是一番境界了”。
周汝昌这些层层剥茧的分析论说，在这里当然只是针对杨万里的诗，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其“活法”的真谛，并不是“一种‘文字把戏’，是一种‘油腔滑调’……仅仅是一种‘聪明灵巧’类型的‘玩艺儿’”。如果我们联系到他对《 红楼梦 》等的研究，也就可以对他的思维方式、治学“理路”有了一种“打通”的理解。他的许多红学观点总是要遭受别人的不理解、曲解、误解……其实根儿上就是他治学的“活法”不能被那些囿于常规常理的人所理解。因为对《 红楼梦 》的观察研究，周汝昌也是从曹家家世、脂批、版本、思想、艺术等“各迹、各象、各点、各面”来“贯通”的，是“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却往往“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或只知用“形式逻辑”作机械“考证”，或只会搬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教条……
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后面又展开了对杨万里诗文的“思想性”和“时代背景”的论述，却是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没有一点机械刻板。他说：“讲诚斋的‘活法’，不止是为谈他作品的艺术性，更重要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的活法来看他的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之有无、深浅，固然先是取决于思想内容的本身的存在和情况，但是作者的表现方式、手法、作风，和我们读者对这一特定方式手法作风的理会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目力’和‘视界’，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衡量的问题。”通过曲折却又清楚的论证和举例，让读者明白杨万里其实对南宋偏安一隅的屈辱现实怀有“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
但是，周汝昌在后面又说：“诚斋作品有思想性时，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对其价值加以贬低、缩小……诚斋作品无思想性时，我们也不应代为‘制造’，对其价值加以增饰、夸扬。——诚斋的长处，已如上述，是在‘活法’。他的短处，说来好笑，也还是在‘活法’。——不是在于‘活法’本身，而是在于他对自己的‘活法’有点过于自喜、自负、自恃。——他的作品情况不平衡，有的极为沉婉深至，有的又很滑快浅率。”
周汝昌选编《 杨万里选集 》的时代，是很提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提倡是一回事，真正能否学得到用得好又是一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总的时代情势是违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但真是有点奇怪，可能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的周汝昌，在对待杨万里这位七八百年以前的文人和他的作品时，却是体现了实实在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了“一分为二”，讲究事物之间应该是彼此联系的、互不割裂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而非静止的观点和立场。
《 杨万里选集 》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此后也一直在同类型的著作中享有盛誉，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引言中，周汝昌也提到“先述堂师”（ 顾随 ）对自己的影响和讷兄（ 周祜昌 ）对自己的帮助——“但因健康关系，这工作始终进行不快。最后还是得到讷兄的大力帮忙，特别是他牺牲了两个暑期的休息，帮我收拾整理并补苴弥缝，才算勉强完成了”。而他的“三个孩子分担了抄录工作”——那是喜临、月苓和丽苓等三个年岁较大的儿女。
对燕京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许政扬① ，周汝昌更特别表示感谢：“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上，政扬兄始终是我的热心的‘顾问’，在病中仍然替我解答查考；他卧病不能到图书馆，至恳其夫人代为借书；他的淹贯精通，有问必复，使我又感激又佩服。对政扬，我的谢意是难以一言半语来宣喻的。”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同届研究生，而且那一届只招了他们两人，也就是说，周汝昌与许政扬彼此都是唯一的“难兄难弟”，自然交情深厚。周汝昌离开京城赴成都时，只有许政扬送行，帮助搬行李，还伤了手指头。二人后来曾合作撰写《 水浒传 》的繁简两种注解，共得118条，因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而中止。周汝昌曾向华西大学推荐许政扬前往任教，已经说妥，但后来院校合并，华大取消，也就不了了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许政扬文存 》，因遗存文稿不多，周汝昌将自己校订《 水浒传 》的一些成果都算在许政扬名下收入《 文存 》。
周汝昌和许政扬有共同的治学思致和理路，下面是两段周汝昌的回忆：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创造”了Redology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以写入《〈 红楼梦 〉新证 》。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纳’应该是aventrine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砚霓小集 》之《〈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应该说这就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如他作《 红楼梦 》研究，也是首先从“根儿”和背景上开始，即先对作者和版本等基础荜路蓝缕，“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他特别强调研究《 石头记 》版本，也正是“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的同一理路。
周汝昌选注宋诗，不仅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也得到过许政扬的协助：
政扬的精勤与博洽，常常使我惊讶，他的细密和敏锐，更使我对之有愧。后来我作范石湖（ 范成大号石湖——引者 ）、杨诚斋两注，凡遇疑难，无法解决，去求助于他，真是“如响斯应”。他对宋代的一切是那样的“如数家珍”，令人心折。大的，不必举，最似细琐而难考的事，去问他，他也竟能对答如流。例如我注石湖诗，注到算命先生是否像小贩吆喝叫卖一样，也自家出声招徕顾主？难住了。而这是无人可以请教的。一问政扬，他竟能列出证据，证明石湖所写不虚，南宋江左卖卜之情况确实如此。我当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 杨万里选集 》不仅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古代诗文选本，而且这本书典型地体现了周汝昌的治学特点和风格，如前所述，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全部学术活动特别是红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说是开启周汝昌治学奥秘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由于选注了《 杨万里选集 》和《 范成大诗选 》，周汝昌此后对宋诗变得特别有感情，自己写诗也无形中渐趋于宋诗的格调。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并没有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就止步于此，而是在继续深造。《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和《 曹雪芹 》，是周汝昌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新成果。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在《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上连载，与当时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据说活动本来是国际规模的，因中苏关系已趋恶化，乃降格为国内的，但仍然十分隆重。曹雪芹的卒年有壬午、癸未两说，前者认为是1763年阴历除夕，后者认为是1764年阴历除夕，相差不过一年，所以从1962年起，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等国家级机构主持和牵头，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是从追溯介绍曹雪芹的家世情况开始，原计划从“家世”写到“生平”，最后落实到《 红楼梦 》的诞生，也就是为这部伟大小说的出现勾勒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远因。周汝昌此时年方四十岁出头，风华正茂，这个题目又是自己已经研究多年的，所以写起来感觉特别好，真有点“下笔如有神”的样子，文章写得神采飞扬，思绪灵动活泼，考证叙述而兼夹议论，笔端还带着感情，真可谓妙绪纷呈妙笔生花。
《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的编辑黎丁① 主动向周汝昌约稿连载，但于1962年1月至9月载到第八节以后，忽然通知周汝昌到此为止，以后不再发表了。
这是周汝昌毕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在1981年秋到1982年春之间撰写的《 献芹集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收入其中 ）的序言里，他曾这样夫子自道：
记得发表之初，鲁迅研究老专家杨霁云先生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那时每月登出一节文字。杨先生此后屡屡叮嘱，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原注：从五十年代起，每次遇到杨先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对我说：红学的研究，还是要作下去，不要弃置、消沉。他的鼓励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同时见赏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梁仲华诸位教授，梁先生特别来访，专谈他对此《 丛话 》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 康熙大帝 》，为清史研究论文开一新生面。北京的叶恭绰先生，素未拜识，忽遣人送来手札及赠书，对《 丛话 》表示击节赞赏，至言“又读一篇，不觉益为兴起！”说这是一件大事业，一定要写下去，因为所关甚钜，非仅为“红楼”一梦也（原注：后来我去拜访叶先生，他年事已高，而且病情不轻了，本不接待客人，特地扶疴相见，至有“相见恨晚”之言）。
此外，吴晗同志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称奖、督促的读者很多。可是登到第八节，报纸不知听见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开头的热情是向我每星期要一篇）。我就此停笔，转而事他了。从那以后，只续了一节《 太祖舜巡 》，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全不对头了，——果然杨先生看了就坦率地告诉我说：这篇不行了，大非当年之比了！这不仅他为嗟惜，我自己也觉惘然。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话，当然也有点嗟叹。周汝昌又说，过了很多年，黎丁在周汝昌一再追问下，才说，还不是某某人说话了，不让登了。至于这某某人究竟是哪一路神仙，黎先生是再不肯“泄露天机”。由此可以想到，即使是纯学术问题，那各种“意外”和内幕也是非常曲折复杂的。
不过，这些都是根据周汝昌回忆录中的记述。笔者于2005年5月30日电话采访黎丁，询问有关情况，黎丁先生则说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记不起了，并说报纸也不可能总是连载一个人写的文章，王昆仑的文章也是登了几篇就中断了，周汝昌也许记忆有误，或者误听了什么流言。
不管历史的细节究竟如何，但由此可以明白一点：周汝昌写学术文章，不是那种用“死资料”和“形式逻辑”的运作，以写成“纯客观”的“科学论文”，而是带有感情投入和灵感突发式的特点，搞学术研究也有点像作诗，需要心态机缘以“一气呵成”，一旦时过境迁心态改变，即使勉强为之，也不复有那种神采气象了。
《 曹雪芹 》的写作出版，也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有关。当时的顶头上司王士菁一力举荐周汝昌承担这项任务，说除了周汝昌没有别的人能给曹雪芹写传记。对这种“伯乐”的助力，周汝昌至今仍然情动于衷，对王士菁深怀感念之意。《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半途夭折了；在王士菁的推介玉成下，有史以来第一本曹雪芹的传记诞生了，共十三万字，1964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后来周汝昌一再予以深细化重写的《 曹雪芹小传 》、《 曹雪芹新传 》和《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雏形。其内容和特点，后面述到相关著作时再论。这里倒应该提一下俞平伯收到周汝昌赠送新出的《 曹雪芹 》之后，写给周汝昌的信。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而又在周汝昌之前的新红学之巨擘。当年周汝昌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即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就和俞平伯意见不一致。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关于曹雪芹究竟是不是“赶上了曹家的繁华”，即曹雪芹是不是生得足够早，以至于对南京有过繁华岁月的记忆这一问题，就写道：“俞平伯先生《〈 红楼梦 〉辨 》一书里似乎有过讨论。……你们二位的本意，是要说明‘《 红楼 》所写地点非南京’，而我的看法，这些正好足以证明‘雪芹实不记得江南’，所以教他无从写起。”后来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俞平伯又曾发表文章说周汝昌的观点是错误的。俞平伯和周汝昌分别成了“壬午说”和“癸未说”两种对立见解的代表人物。周汝昌后来回顾俞平伯当年对自己有关文章的反应说：“俞先生的笔调，不甚明朗，我代为‘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对新发现不太感兴趣，周文‘破坏’了胡、俞所主张的‘自传说’；排‘年表’是一种妄想，必然无法做到。总的语气是冰冷带点儿讽刺。”（《 天·地·人·我 》之《 热情与冷语 》）
当年俞平伯早已是名教授，周汝昌则是普通大学生，后来也不过是个出版社编辑，二人的社会地位颇有差距。所以，俞平伯对周汝昌的批评，表面上是学术见解的争鸣，从周汝昌这方面来说，则感受到一种来自“权威”的压力。这就难怪后来周汝昌写文著书，要把俞平伯的批评称为“冷水当头”（ 1948年6月11日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俞平伯《 关于〈 曹雪芹的卒年 〉致本刊编者 》）和“当头一棒”（ 1954年3月1日《 光明日报 》发表俞平伯《 曹雪芹的卒年 》），将胡适的热情和俞平伯的冷淡作对比了。
这就是说，周汝昌和俞平伯之间，是存在芥蒂的，虽然表面上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这样，1963到1964年间俞平伯致周汝昌的两封信简和一张明信片就格外有了史料价值。1964年的是一封短简，抬头写“汝昌先生赐鉴”，内容则说“承惠赠新著《 曹雪芹 》一书，详瞻活泼而不支蔓，深入显出，引人入胜，洵为近来治红楼梦之佳构，无任佩荷！其中论点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匆复著安”，署的日期是“三月六日”。
后来周汝昌点评此信说：“这种谢函性的短简，大抵难免溢美之词。……他也明白而又委婉地表明：在论点上只同意‘太（ 泰 ）半’，另有‘少半’是所见不同的。这是学者的诚实态度，不肯作‘过头’的赞许。我的揣度，他不大同意的至少包括：生卒年的考订，脂砚的身份问题，脂砚、畸笏二名（ 周汝昌认为脂砚、畸笏是同一人的两个化名，俞平伯则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引者 ）的关系——可能也指对雪芹旗籍的不同看法，等等。但无论如何，为雪芹作传，无人敢为，我斗胆妄行，未遭呵斥，反而得到了他的不一般的奖语，如‘引人入胜’，如近年治《 红 》之‘佳构’，这也就很不等闲了。”（《 天·地·人·我 》之《 俞平伯的遗札 》，下引同 ）
1963年的一张明信片署的日期是“十一·二八”，其中重要的话语是：“《 红楼 》一书，浩瀚繁复，虽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兴叹，知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周汝昌点评：“这一段，语不多而甘苦之心已尽在此，乃他老的真实感，真心话。”的确，《 红楼梦 》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太伟大太神奇，而其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又格外纷歧庞杂，俞平伯是有实际感受的，他许周汝昌为“知者”，倒真有一份惺惺相惜之意。笔者曾分析过，俞平伯在艺术上颇能得曹雪芹的真谛，但在思想上则比较隔膜，这种情况让俞平伯发出“不免望洋兴叹”的感慨，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笔者也分析过，其实俞平伯和周汝昌之间，比他们各自和胡适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俞和周都是中华文化为本位的，对传统有一份来自天分气质发乎内心的涵咏珍爱，胡适却是西方文化为本位的，对《 红楼梦 》的艺术远没有俞、周能够“解味”。
1963年的那封长札则署“七月二十六日”。周汝昌点评带介绍：“若论到此札的内容，那就更为珍贵了—— 一封信内答复了我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出谁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 即吴晓铃原藏舒元炜序本《 红楼梦 》——引者 ）的看法。（ 这些我俱不记得，是从复信中推知的。平生所写论学书札，数量极大，远比已印的专著为富，但俱随浩劫荡尽矣。 ）而俞先生不厌其烦，逐一答复，述其所见，明晰而无游词，是学者的可贵的诚恳态度。”
周汝昌还这样评价俞平伯这三封信柬的意义：“1954年10月发起‘批俞’运动之后，到六十年代之初，红学方见稍稍复苏—— 是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与俞先生的这一时期的通信论学，就是这一‘红学史阶段’的表现。”并赋诗云：“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 红 》。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
周汝昌一方面不讳言当年读俞平伯的批评文字时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发泄怨气，另一方面又对俞平伯的学术见解和人品风格表示尊重和理解，应该说体现了一种“性情中人”的客观公正。
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当然应该对曹雪芹究竟逝世于哪一年有个说法。很自然，1962到1963年，兴起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 红楼梦 〉大辞典 》（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 ）说：“1962年春天，红学界对曹雪芹的卒年问题进行了学术争鸣，发表了10余篇文章，但最后还是壬午、癸未两说并存。”刘梦溪①《〈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则说：“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周汝昌是癸未说的提出者和主将，前面章节已经介绍过壬午说和癸未说各自大体的根据。在1962年的论争高潮中，三个月内，《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十三篇，作者有吴恩裕、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健、吴世昌、朱南铣等，周汝昌自然是其中的要角，发表了《 曹雪芹卒年辨 》和《 再谈曹雪芹卒年 》。
当时的情况，因为俞平伯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以后来文学研究所的人大多主张壬午说，如陈毓罴和刘世德。而周汝昌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调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属于文化部管辖，因此与这一方面联系多的，又往往主张癸未说。当然也不绝对，如吴世昌在文学研究所，他赞成癸未说；周绍良在出版社，他赞成壬午说。到了后来，红学界的派别纠纷更加错综复杂，其主张的歧异就更加让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了。关于这一场曹雪芹卒年的讨论，郭沫若（ 1892—1978 ）也发表了意见，他虽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却表示赞同癸未说，认为这一派文章的论证充分，更有说服力量。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经周恩来批准，由文化部等四个单位主办，本来是一件文化盛事。但那时的整个意识形态背景，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已经越来越趋于极左，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已经公开化，中国的舆论单位正在开展反对修正主义背叛马列主义的批判，而这又牵扯到中共中央上层某些复杂的内部背景。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使纪念《 红楼梦 》的作者曹雪芹这样一个文化活动显得和整个社会的气氛很不谐调。
针对“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刘世德① 于1978年写有这样一段回忆：
事情的发展本来很顺利，忽然有几位好心的同志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此刻，给《 红楼梦 》这样的作品办这种规模的展览会，合适吗？要知道，十六年前，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 红楼梦 》不过是一部描写爱情的软绵绵的作品而已。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然而我们的心头也不免增添了几分疑惑。我们了解到，忧虑并不是来自一般的观众，这更使它具有相当的分量。……
于是，我们设法邀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参观预展，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宝贵的指示和支持，使展览会不至于夭折。
最先来到的是胡乔木同志。他对展览会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鼓励。他前后一共两次亲临文华殿，仔细地观看了展品，审阅了全部的文字说明，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后来，我们还聆听了他和周扬同志、邵荃麟同志关于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活动安排的指示。他是主张展览会如期开幕的。这使我们感到了由衷的喜悦。
但是，不久，我们的心又凉了。
有两个大人物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一个是“政治骗子”陈伯达，另一个就是日后担任“四人帮”顾问的那位“理论权威”（指康生——引者）。他们联袂而来，在展览会上走马观花地匆匆看了一遍。我们主动向他们征询意见，他们阴阳怪气地哼哈半天，一个说：“老夫子，你看呢？”另一个说：“×老，你说呢？”完了是再也不曾张过嘴，仅仅互相望了一眼，就又匆匆登车而去。
他们不但没有说任何一句那怕带有一点鼓励意味的话语，甚至连片言只字的批评也没有吐露。然而，那种阴沉的脸色，那种淡漠、鄙夷的表情，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却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 回忆陈毅同志谈〈 红楼梦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周汝昌在《 何其芳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则说到这样一段插曲：
直到1962年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视，开了无数次会议，一次在讨论“卒年”会上，我才见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风流潇洒“才子型”，是一位个子不高、腰围圆粗的四川人。他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因为“六三”是他们的论点。
后来，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谨式笔迹，写得很长，亲切而动人的文气，中心一点是：他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比如“打入冷宫”的滋味……）
情辞动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压力巨大，非同小可。
如此一位领导人、名作家，向我这个小后生诉说，含有“求援”、“宽容”之意，我心岂安？
我今日以此小文纪念这位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义”来“制”他们的主角？
何其芳（ 1912—1977 ）1938年赴延安，也是革命的老干部。比周汝昌年长6岁，他的早期作品《 画梦录 》是周汝昌青少年时崇拜的著作，他曾在周汝昌入学前的南开中学讲过课，所以周汝昌说何其芳是他“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1962年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曹雪芹的卒年问题上，赞成俞平伯主张的“壬午说”（ 1763年 ）。1963而非1964年（ 按“癸未说” ）举行纪念大会，似乎表明壬午说为正确，所以何其芳向周汝昌解释“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意思是1963年举行纪念会并不意味着就肯定了壬午说而否定了癸未说，而是考虑通盘的情况安排。
后来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本身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回潮”和“修正主义”的“猖獗”。何其芳本人也遭到攻击，所以在给周汝昌的信中告白自己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周汝昌不过是个书生，主张癸未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却被无形中卷入复杂的政治和人事纠葛中去。原来那时又发生了李希凡和何其芳关于《 红楼梦 》“典型说”和“共名说”的争论，李希凡批评何其芳的“共名说”是“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这种观点大概也被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所认可。
李希凡所在的单位《 人民日报 》与中宣部、文化部关系密切，这个系统的某些人，无形中与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了“两派”。批俞运动中，李希凡写文章“保护”过周汝昌，再加上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观点又与文学研究所的主流意见相对立，无形中周汝昌似乎也成了“李派”。周汝昌在《 何其芳 》中回顾自己的尴尬和苦恼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梦 》以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节要作为序言，何其芳与李希凡正发生争论，结果是：
李希凡同志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 红 》事，皆我之主张，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在“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出版说明”之类，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原注：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表态”。）
周汝昌就这样形格势禁莫名其妙地在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和人事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中，陷进“李派”与“何派”（ 后来演化成“红研所派”和“文学所派” ）的夹缝中“左右不逢源”多年。再往后则更有红学界多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周汝昌始终是各种派别中的“异数”。
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后期，展出了《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 》和河南省博物馆收购到的“曹雪芹小像”，这又埋伏下了关于曹雪芹祖籍是辽阳还是丰润以及“小像”是真还是伪的争端，而周汝昌是“丰润说”和“小像”为真的代表者……新的争论和纠纷正潜伏在未来的岁月里等待着他。
不过我们暂时还用不着面对这些争论纠纷，先随着周汝昌去看看他的老朋友张伯驹吧。
张伯驹把自己家中价值连城的千百文物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展春园也不住了，却被打成右派，先被遣派吉林，后返回京城搬到了什刹后海的南岸。虽然已经是狭小的院落，但南院墙边仍然有小巧的游廊，廊东端栽种着翠竹、牡丹、紫藤、海棠，还有一个大理石的雕石座，面对游廊的一排房屋，就是客厅和居室。周汝昌从四川返回北京后，虽然工作很紧张，距离又较远，后来身体也不好，也还是去过不止一次，不过大多是张伯驹特意邀请前往的。
1963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的日子里，张伯驹把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贡献给纪念大会。因为《 红楼梦 》里贾母就曾经让戏班子演奏“十番乐”，而到60年代，这已经是濒于绝响，快成广陵散了。
一天，周汝昌和四哥周祜昌应邀到张府欣赏演奏。到了丛碧主人的居处，已经是傍晚时分，一进客厅，就看到满厅都是客人，满地都是钟鼓丝竹乐器。张伯驹一见周家兄弟，立刻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说：“红学大师来了，请你们演奏一曲拿手的，请他们欣赏吧。”客人们立刻各自拿起不同的乐器，众音齐奏，又有错综变化，在余晖晚照中，真让人飘飘然，如聆赏太虚幻境里的“仙乐”。张伯驹拜托周汝昌向筹备会推荐这个“乐班”，说大家都愿意为大会义务表演。
可惜，周汝昌虽然向有关人士推荐了，却没有受到重视，张伯驹的一番美意落空了。那些能演十番的音乐家们，也就带着他们的绝艺逐渐与岁月一起凋零了。
1958年张伯驹八十大寿，晚境败落凄凉，又无子息，只有和老伴潘素在饭店设酒席，招来几个还没有零落尽的故交老友同饮一杯。一张长案，张老打横，来客列坐两边，周汝昌被安排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酒席间觥筹交错，词赋弦歌，人虽不多，倒也有一番“江南逢李龟年① ”的热闹。
谁知还真出来一位“李龟年”：一个坐在长案那一头的老者，走过来向周汝昌俯身低语：“曹雪芹的事，我知道一点—— 等有机会细谈。”
周汝昌当然迫切关心，过了一些时日，这位老者应邀到周家访谈。老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姓尚，名克恭，字养中，是清初封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家住西城“六部口”（ 北京城内地名 ），人称六街口尚家，是世家望族，京城老辈无人不知。尚可喜生有七个儿子，排行第七的名叫之隆，我就是之隆的后人。之隆是额附，就是俗话说的驸马爷。
之隆本来生得黑，像个铁蛋。有一次宫内开宴会，之隆当差行酒，斟到了公主面前，公主见他那黑样儿，不觉露齿而笑。正好被顺治皇帝看在眼里，以为公主喜欢这个黑小子，就在宴后下旨，把公主许配给之隆了。
我小时候，家里长住着一个客人，他没有家，我家就是他的一个家，好像沾亲带故，可我没弄清是什么亲戚。家里人上下都叫他曹大哥。这位曹大哥性情有点孤僻古怪，独自住一居室，不怎么和别人接触，见了面话也不多。不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心肠挺热乎，说得投机了也挺能说。而且，小孩到他屋里，他也从不嫌烦。
曹大哥爱看书。我们尚家的书也不少，经史子集、诗词野史都有。他的学识丰富渊博，家里有了文墨事，遇上疑难，就去问曹大哥，都能解决。他还爱看小说，口才挺好，遇上高兴，给孩子们讲故事，挺让人入迷。他能讲好多故事，就是从来不谈《 红楼梦 》。
家里人问他为什么对《 红楼梦 》避而不谈，他老是摇头。后来被逼问得急了，他才说，我不谈《 红楼梦 》，因为书里写的是我家里的事，我其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鬟生的，家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家，一直在你们府上存身，根子在这儿。
这部书犯忌讳，有人想毁了它，说是淫书邪说。现时世上传的，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曹雪芹病死，实在和这桩大事相连。这里头故事多了，不好讲——我也不愿讲，讲了没人信，还会惹事。
你们总问大观园是真的吗？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宫门口”。这宫门口地方有一处废园遗址，破败了，就剩下假山的土堆，下边是一个干了的池子的痕迹。我小时候常到那儿去玩，爬到土山顶上。如今盖了新楼，怕是连点痕迹也没了。
周汝昌听了老者的讲述，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查证历史典籍，发现尚家的确有之孝、之舜、之杰、之隆等名字；《 清皇室四谱 》中真记载尚之隆是驸马，不过不是顺治皇帝的女儿，是顺治堂兄承泽亲王硕塞的女儿，自幼养在皇宫内，后来加封为和硕公主。而且，后来尚之信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清皇室竟特免了尚之隆的连坐罪，还晋封为太子少保……
而所谓“宫门口”，周汝昌后来也发现真有来历，是明代朝天宫的入口处。这座宫殿原在北京白塔寺、苦水井（ 后改“福绥境” ）一带，建筑规模和范围都非常宏大雄伟，后来才颓圮毁灭了，但留下的“官园”、“葡萄园”等地名，是原来宫里园圃的一部分。到了清朝，这一带有两三处亲郡王府，其中慎郡王和他的后嗣质郡王府就在其中。
往后又考证出来，慎郡王就是《 红楼梦 》里北静王的原型。
这位尚老人讲述的曹大哥的奇闻轶事，还真有点意思。
后来，周汝昌把这段内容整合到了曹雪芹传记《 文采风流曹雪芹 》中。

3人缘履痕雪泥鸿爪

从1954年返京到1966年“文革”这一段时间，周汝昌的人生行履，前面的章节已经“追踪蹑迹”有所涉及。下面再将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补充叙述。
周汝昌二十岁以后耳疾就日趋严重，四哥祜昌开玩笑说：“你耳朵坏了，但有聂公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个‘耳’（ 未简化前的‘聂’字作‘聶’ ），其中必有妙理。”这“聂公”就是指的聂绀弩。聂绀弩欣赏周汝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对《 红楼梦 》也有一定研究，而且和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有相通的地方。
聂绀弩赠给周汝昌一本自己早年写的书《 天亮了 》，当然是“新文学”作品集。不过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一首七言律诗：
老至羞谈高与荆，他人串戏我观灯。
封神有传龙须虎，水浒无名天酒星。
死所知乎春水皱，生还遂了泰山轻。
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
聂绀弩还写过一首赠给周汝昌的诗，则和《 红楼梦 》研究有关：
春日撰红文未竟。偶携《新证》登香山，置酒，对榆叶梅读之，用雪芹郊行韵，寄汝昌诗兄。
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觉早春深。
经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
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
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
聂绀弩1957年已经落难，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他上香山，一边喝酒赏花，一边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从中吸取养料，激发灵感，思考自己还没有写完的研究《 红楼梦 》的论文，还真有一番做活学问的诗人型学者的气象。所谓“用雪芹郊行韵”，是因为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 春柳堂诗稿 》中，有一首《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诗，其韵脚用的是“吟、深、阴、寻、林”五个字。
周汝昌后来赏评说：“这真是千古第一奇句。奇在何处？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 红楼梦 》，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诗之奇，还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异于一般‘诗作’的平庸陈旧，俗套常言；而是摆脱老调，力创新文—— 走的是宋诗一路。只读唐诗的人是不大习惯、‘接受不了’的。例如，‘走笔’与‘坐花’成为妙对。‘走笔’还可见今人犹有会用这种传统汉文的；至于‘坐花’，那就‘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云—— 遑论其味了。说到这儿，不妨多赘几句。汉字语文之妙谛，只读‘白话文’尤其是只读‘翻译文学’的‘洋式中文’的人，几乎已经难以理解领会了，这是堪忧的文化大问题……其实，这就是汉字的‘个性’，不要硬拿外文来‘框’他……若说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乡下老农就说‘人睡腿，狗睡嘴’。请问这‘睡’又是什么‘动词’？好了。聂老的‘坐花’太有诗趣诗味了。——‘坐花’奇不奇？难道你以为他是‘坐’在榆叶梅之‘枝头’上吗？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绝妙诗人字法。这儿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补足’之动词用；但他故意以‘心’对仗之（ 都是人体部位名称 ），而‘心’在这儿就不是‘名’而转为‘动’了。‘心绿阴’，是写心境感受。汉语文的‘活’而不死，多属此例。”（《 天·地·人·我 》之《 聂公邀我进燕都 》）
显然，这仍然是周汝昌既浸淫中华传统诗文又深通英文以后，再比较汉语和西语优劣的一贯“理路”。
不过，周汝昌对这首诗还有更“宏观”的整体观照和体会：“聂老此诗，是全在他表现他的‘红学探佚学’的热情与痴情的……‘探佚’者，是研索《 红楼梦 》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聂老那时尚无此名此学的确立，所以他说的‘足红意’，就是指‘要把雪芹《 红 》书的佚书找回来’——‘足’是‘完足’之义。拙著初版《〈 红楼梦 〉新证 》中有一专节申论此义，并从脂批中爬梳出几十条‘佚文’的线索。此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探佚工作，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杨霁云、聂老诸位甚至逐步从《 水浒 》研究而专门移向了这门新学。这就是他那首诗的背景。听说，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还是‘足红意’的未能完成，抱恨而长行了！言念及此，不胜悼惜之情……聂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写诗，习书法。探佚有少量得以发表的遗迹。诗是一概七律体，严格诗律对仗，精彩时现！记得的有题雪芹小像……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学者、诗人，可惜志业难酬，‘红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国一大文化学术损失。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 红 》、嗜诗、爱字的影响。”（《 聂公邀我进燕都 》）聂绀弩写有《 略谈〈 红楼梦 〉的几个人物 》等论文，的确体现了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立论立场，也就是对“足红意”—— 研究原著佚稿的兴趣。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过学习书法的门径。周汝昌指点说要先从写欧阳询的楷书打基础。聂绀弩十分下功夫，练了一段，再走访周汝昌，感慨地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才知道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周汝昌听了也不由得心想，聂先生的确具有诗人的本质，才会有这样发自肺腑的深切感受。有一天，周汝昌又收到一封聂绀弩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五彩小花的信笺，用毛笔楷书写着十首七言律诗，内容是祝贺冯雪峰六十寿辰。诗好，字也好，满目粲然，让周汝昌大为欣喜。
周汝昌还记得一些与聂绀弩的交往。一次是聂绀弩请自己在东安市场吃饭。另一次也是在东安市场，是逛旧书店，周汝昌看到一本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注本，正要拿起来，忽然听见有人说：“这是我选定了的。”周汝昌抬头一看，两个人同时“嗨”了一声，原来正是聂绀弩 —— 那时他已经被整成“右派”。
还有一次，周汝昌和妻子一起上街，又在东安市场碰到了聂绀弩。正好是中午，聂绀弩就跟着周汝昌夫妇一起走。周汝昌看他好像要到自己家里“蹭”饭，但那时儿女众多的周汝昌简直一贫如洗，就回头问妻子家里可有菜肴，妻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聂绀弩听见了，就转身向北走了，口里说：“我去找张友鸾……”周汝昌后来著文回忆到这一段插曲，说：“他走了。我望着那踽踽凉凉的背影和步态，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愧怍——就是此刻重提此事，也觉脸红。”（《 砚霓小集 》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周汝昌家的经济状态一直十分窘迫，有一次周建临对笔者说，在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吃了半天，那盘菜还有很多。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书法，曾经从周汝昌处借过三本欧阳询的字帖。后来聂绀弩落难，又过了一些年获得释放，还不忘记托杨霁云把三本字帖还给周汝昌。周汝昌看看还回来的字帖，只有一本原拓《 九成宫醴泉铭 》是自己的旧物，其他两本是另买补赔的。
周汝昌在1949年以前就与钱锺书有过交往，应该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气。在1962年11月撰写的《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还特意引录了钱锺书《 谈艺录 》里的一段话，大加揄扬。
可是，在1958年，发生了一件让周汝昌追悔莫及的事情。
当时在各种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名目，叫“拔白旗”。这是因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意思是一个人不仅要精通业务——专，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 红。凡是业务上很突出但对政治不太热衷感兴趣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白旗”，因为业务好，自然会在具体的工作单位里有威信，这样会影响那些业务不突出但政治上“红”的人掌权控制局面，所以要把那些“白旗”“拔”掉，对他们展开批判，让他们威信扫地。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聂绀弩等懂业务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在，早已靠边的靠边，入狱的入狱，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新领导紧跟形势，展开了大批判“拔白旗”运动，“靶子”当然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出版过的书中去找。正如前面引用过的唐翼明的文章中所说，在人文社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注解选本中，以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水平最高，教条主义影响最少，社会影响最大，而钱锺书又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于是古典室的领导“决策”，就以这本书作为“白旗”的重点来“拔”，展开批判。“批判小组”正式成立，古典编辑室的人员当然都得参加，而且都要表态发言，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周汝昌当然也要发言批判，下面是周汝昌本人的回忆：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1958年12月《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第241期，文章题目为《 读〈宋诗选注序〉》——引者）公开发表，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 宋诗选注 》，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天·地·人·我 》中《 青眼相招感厚知 》）
周汝昌这段回忆录可能写于钱锺书逝世以后，但在钱锺书生前，周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此事，并希望我方便时在文章中提及其中曲折，说明真相，以取得钱先生的谅解。不过笔者不太了解详情，也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因此没有落实。
以写《 边城 》而蜚声中外的作家沈从文（ 1902—1988 ），在20世纪50、60年代，因其写作的内容、风格、趣味都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格格不入，而被迫放弃了写作生涯，转而去故宫研究古代服饰。从新政权来说，这已经是“废物利用”的宽大优待政策了。从沈从文自身来说，倒也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后来也成了古代服饰等考古方面的专家。
因为研究古代服饰，所以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发生了关系。周汝昌因此也和沈从文有了一段因缘。
从1962年开始，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工作筹备处在故宫文华殿常设办公，写过《 小说闲谈 》等研究著作的阿英（ 即钱玄同 ）和画家黄苗子是“常务”工作者，周汝昌也是经常被邀请去开会的人。此外临时走动的文化界名流和相关人员还有很多。从上海请来的两位画家刘旦宅和贺友直当时都是年轻人，住在东华门外骑河楼附近的翠云庄，屋顶和围墙上面都罩着碧琉璃瓦。两位画家住在此专心创作曹雪芹画像和生平事迹。
画曹雪芹，当然得有一定的考证根据，《〈 红楼梦 〉新证 》成了取资借鉴的“宝库”，讨论曹雪芹的像该怎么画，开会讨论，周汝昌当然被邀请与会。下面是周汝昌的一段回忆：
一日，得讯要到翠云庄去开会。
记得这种会文化部所派领导人（如邵荃麟、阿英等）是不来的，主持者是黄苗子。墙上已贴好了刘旦宅画的雪芹像（拟作样品供讨论品评）。
屋子不大，被请专家排坐于靠墙一溜椅子。我和吴恩裕等都到了，而最后进来了一位迟到者。
他身著深色中山服（那时的礼服了），头发漆黑有光，满面春风，亲切和蔼，主动同我握手——我还不认识，只听他自报：“沈从文。”
他给我的印象令人喜悦愉快。还记得他和恩裕兄一样，手臂里夹着一个黑皮包——那时尚无后来的带提把式的人造品，都是黑亮的真皮包，是高级文化人如教授等不可少的（上课、上班 ）必用物。沈先生的发言都说了些什么？今竟失忆（其实连我自己说的什么也一句不记得了）。只记得讨论的主题是雪芹画像要表现出“十气”——英气、才气、傲气、狂气……，大家都笑说：这太难为画家了！一张画怎么能表出这么多的“气”？（《 北斗京华 》之《 沈从文 》）
周汝昌此前并没有见过沈从文，为什么沈从文主动和周汝昌握手呢？原来他们已经有过一段工作方面的书信来往，并且还发表过文字作学术争论。
那还是周汝昌被聂绀弩口头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的时候，负责整理新标点本《 红楼梦 》，除了版本校勘之外，还要加一些新的注解。给《 红楼梦 》作注解，当然要找专家，领导指定的是后来的大书法家启功。周汝昌为此曾亲自到启功当时住处黑芝麻胡同的一个大院落拜访，启功的夫人也去过周汝昌的住处门楼胡同。
因为当时已经是批俞运动之后，《 红楼梦 》研究中的“繁琐考证”遭到了严厉批判，奉命作注解的启功因此下笔极其谨慎，每一条注解都尽量写得简短，语意表达则十分“灵活”，尽力避免“落实”，防止被批评为是在宣扬反动的胡适的“自传说”。
对这种“简化”的注解法，周汝昌内心不满意，但没有提出异议。谁知沈从文却提出了意见，向出版社写信，主张要实实在在地把有关清代的事物风俗等“背景”情况都注解出来。这当然和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每天都接触清代具体的历史实物有关。但这和启功的主张用意恰恰相反。
沈从文不仅是写信提意见，还自己动手写了一部质和量都很不寻常的《 红楼梦 》注释稿子，寄到出版社供参考采用。作为负责编辑的周汝昌遵照古典部上级的命令，把沈从文的注稿送到启功家中供他参考。下面是周汝昌的回忆：
启先生一见，吓坏了！
……
拙笔很难“表现”尔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
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注，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著？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 沈从文 》）
沈从文与周汝昌之间，还发生过一次学术争论，而且影响不小。这是有关《 红楼梦 》某个具体文句的纯粹学术问题，但既涉及对版本的认识，也与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理解有关。
第四十一回《 拢翠庵茶品梅花雪 》（ 根据戚序本和圣彼得堡藏本《 石头记 》，是“拢翠”不是“栊翠”，“拢翠”与“怡红”对仗 ）中，妙玉请宝钗和黛玉喝“体己茶”，给宝钗和黛玉用的茶杯是两个珍奇古玩，各有一个罕见名字。沈从文既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对这两个古玩的来历就有一种文物鉴赏家的考证兴趣，而周汝昌也很早就涉猎一些古董的考证研究。二人对黛玉用的那个茶杯究竟是“点犀”还是“杏犀”产生了分歧意见，此外还有相关的黛玉、宝钗二人茶杯的隐喻含义等问题。两人的文章都发表在《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自然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瞩目。
沈从文的文章在《 文学遗产 》之第375期（ 1961年8月6日 ），周汝昌的文章在第385期（ 1961年10月22日 ）。后来沈从文又发表了一篇反驳周汝昌的文章（ 1961年11月12日 ），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再申辩的文章，但《 光明日报 》却不给发表了。所以公开发表的文章是沈从文两篇，周汝昌一篇。因此，当1981年周汝昌把这篇争鸣文章收入《 献芹集 》时，就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
本文……内容对象是为了一个器物名称而费笔墨，其实质则是为了给《 红楼梦 》注释的体例、办法作探讨，所涉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我和沈从文先生商量的，原在大端，而非细节。即以此具体而论，沈先生的两个主要出发点都是我不能同意的：一、说曹雪芹对妙玉这个人物全是讽刺其透底虚伪；二、以为《 石头记 》的文字是“点犀”，而不知这是后人妄改，雪芹原来明明作“杏犀”的（主要旧钞本都如此）。所以沈说的根本依据即已站不住了，更何况他的具体论证方法也没有足够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但沈先生对于自己的解释过于自信。我因此想借此一例略抒己见，希望讨论问题时能真正合衷共济。
……
我的文章发表后，《 文学遗产 》立即又刊出了沈先生的反驳文。观其论点，只是强调他从未闻有“杏犀”之说，表示对拙引资料十分怀疑。我觉得，即使资料不足据，但雪芹原文是不能忽视的，抛开原文而从妄改的文字出发，还要引申发挥，作出种种隐而曲的“涵义”来，实在不是应取的态度。于是我又写文章讨论——可是《 遗产 》就不让我有发言的机会了。现在看来，此文还颇有用处，因为也许还会有人硬是认为雪芹原文“不对”，定要依《 甲辰本 》《 程甲本 》这些已经后人妄改的本子去“改正”雪芹的作品，并且为妄改之文寻找“理由”。
关于一个字的争论表面上似乎是芥豆之微，实际上却是关系到尊重曹雪芹“原文”还是认同程高本“改文”这个红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周汝昌要发表意见并不奇怪。考察现存各种版本，庚辰本、在俄本、戚序本和蒙古王府本等早期抄本都是“杏犀”，只有甲辰本、杨继振藏本和程高本等经人改动的后起本才是“点犀”，显然沈从文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沈从文虽然是一个名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却过于拘泥于自己文物考古的“实证”立场了，对《 红楼梦 》文本没有真正深入进去。
红学研究中经常有一些作家以自己有“创作经验”自恃自居，以为自己对《 红楼梦 》的看法比没有“创作经验”的学者更正确，却不明白自己学的是西洋小说的一套创作模式，或者走的是写通俗小说的套路，其“创作经验”其实正好是深入曹雪芹创作奥秘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因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是奠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是经常将“诗词学”、“文章学”、“绘画学”、“音律学”、“戏曲学”、“园林学”等技巧意境融化于小说创作的，而这又是这些新一代作家所欠缺的。沈从文这里表现的又是另一种情况，他过于以自己文物考证的“经验”自恃了，反而脱离了曹雪芹的文本艺术。由此一例，也可见红学、《 红楼梦 》研究中产生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任何“想当然”等简单化对待都要发生问题。
周汝昌是真正深入了红学和《 红楼梦 》文本的，他也就注定了要与各种不时发生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分歧争论。不过，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不让学术见解的分歧影响个人私谊，这是周汝昌特别注意的——只是有时候在具体的情境里就不能处理得那么恰到好处了。
周汝昌回忆自己和沈从文的这场争论，说《 光明日报 》不给登自己的再申论的文章，“我最后一篇，报纸不给登了，于是‘正论’落在沈先生一边，好像我理亏了……”（《 沈从文 》）。沈从文和周汝昌在故宫文华殿的会面，已经是在《 光明日报 》发表争论文章之后，所以沈从文主动与周汝昌握手作自我介绍。沈从文比周汝昌年长十六岁，算周汝昌的老师辈了。
在《 沈从文 》中，周汝昌这样说：“我所以叙此旧情，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经此‘争议’，种种微妙历程，而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他那部《 红楼 》注稿卷帙可观，后来怎么样？是否逃过浩劫？为何未见出版？……”
周汝昌回京后工作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都属于文化部，因此也就有和文化部长接触的机缘。周汝昌说，在老一辈各位文化部长中，见面并有机会交谈的，有两位，一位是郑振铎（ 1898—1958 ）副部长，另一位是沈雁冰（ 1896—1981 ）部长。对郑振铎，“幸存一面之缘，然此缘甚浅，还未及深交，他不幸出国而遭空难，这对中华文化是一个无可形容的损失。从他逝去之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 同类型的 ）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 北斗京华 》之《 茅盾 》）这一面之缘，是在1954年“批俞”运动刚开始，在北京东南角总布胡同一带似乎是文联的一处机构开会，首次会议时，周汝昌来得早，人还不多，有人将他介绍给主持会议的郑振铎。周汝昌的印象是郑振铎身材魁梧，满面春风，和自己热切握手，说以后有机会希望多谈谈。
沈雁冰名德鸿，雁冰是字，当然更为人熟知的是笔名茅盾，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长。他比周汝昌年长二十二岁。在1962年前后，他也参与领导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在讨论曹雪芹卒年的讨论会上，与周汝昌有三四次同桌讨论的机会。由于吴恩裕总是坐在茅盾旁边，而且比较健谈，别人说话的机会不多，周汝昌几乎没怎么和茅盾说话。印象里茅盾虽身为部长，但穿一套已经有点旧的蓝布中山装，不太修边幅，没有一点官架子，好像也不太善谈，还有点口吃，总是倾听别人发言的姿态。不过，后来茅盾给周汝昌来过两三封亲笔信。有一封信保存了下来，茅盾在信末署的时间是“五月四日”（ 1964年的5月4日——引者 ）。内容涉及周汝昌对吴世昌解释曹雪芹之名“霑”、俞平伯辑校《 红楼梦 》的某些意见、对外国研究《 红楼梦 》和译本等提法的建议等，而特别有意思的一段是：
大函及附件均查。谢谢您对我的“关于曹雪芹”报告草稿所提的意见。有些意见很好，我已采取。……您自述“新证”写作经过，谓与胡适之有别，诚然诚然。报告本文草稿及附注未为剖析，是我之疏忽。现在已在本文“至于比类事迹……”云云一段修改为“至于一方面已认识到红楼梦之反封建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比类事迹，欲从红楼梦中勾稽曹雪芹谱，则又未免作茧自缚，进退失据。”又在附注第六条，“最晚者……新证”之下加数十字，正面说明“新证”不同于前此之“考证派”。又“新新红学”一词，现亦改为“考证派红学”，指胡适一派，与“索隐派”对举。
这是茅盾请周汝昌对自己《 关于曹雪芹 》的讲稿提意见，周汝昌给茅盾回信时，除了其他意见，也提出对《〈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要与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作区别。茅盾是文化部长，他的报告文稿当然有某种代表“官方”的权威色彩，所以周汝昌要为自己的红学定位讨一个比较公道的说法。胡适的红学既然已经被批判为“反动”，当然需要在这一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说明情况，这是当时重视“政治立场”的时代大潮使然。不过，周汝昌也的确从内心就认为自己的红学考证与胡适的红学考证有根本区别，他也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而有深刻的学术理路分歧。这一点，通过前面的有关叙述和分析，也已经比较清楚了。
不过，尽管茅盾如此回信了，后来公开发表的茅盾文稿，却并没有体现这些修改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是个人的亲笔信，征求论文意见，而没有采取一个部长命秘书打印若干份“定词”“文件”分发给我们这些人。这是学者的身份与作风，令人深为感动。
我详细地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意见。他亲切复谢，并确言原稿的疏忽欠确处，一定照改——已附来改文。
但等到他的文章发表时，却是他的初稿，特别是几条应改进的小注，一仍旧貌——征询意见，欣诺改正的那些感人的经过归于乌何有之乡，世人亦无知者。
此事十分奇怪，我始终不明其中是否另有缘故——难道只是他的秘书代他结办此文发表事宜之时出于疏忽大意，误用了初稿？（《 茅盾 》）
周汝昌一家从1954年回到北京，本来住在东四以北的门楼胡同，三间正房，从出版社来说已经算是优待。但周汝昌家人口多，老伴没工作，三女两子，孩子们长大上学都要花钱，周汝昌每月薪水八十多元，交房租则需28.59元，占了收入的三分之一，生活十分困难，于是换到阴面住南房，这样房租的负担比原来减少了。但从此室内是很难见到阳光了。
关于这次搬家，周伦苓是这样说的：“住进门楼胡同北屋三大间后，后遇调整住房，房租一下子调高了很多，而我父亲当时也就几十元工资，生活很紧，住不起了，他就向社方提出调房的意愿。后来古典部领导去西北组稿，就让我父亲同去。我父亲临行前千嘱咐万嘱咐，要等他回来后再说，可没想到，社方趁他外出之机，坚持让我母亲搬家，由于我母亲忙不过来，社里就‘帮’我母亲把家搬到了南屋。房子一下子小了许多，有很多东西无处放，就临时放在屋子外屋檐下的石台阶上。没料到，由于漏雨，我家有许多珍贵的字画就这样毁坏了。南屋的房租估计是北屋的一半左右。顾学颉很快就搬进了北屋。”
到了1959年春，迁居到无量大人胡同十四号，“无量”是谐音，其实是明代功臣吴良大人胡同。这个院子原先是大红色的大门，对门有巨大的椿树和槐树各一棵，门内也有一株巨大的槐树，很是气派，不过后来这三棵大树都被砍伐了。门外气派，院内则比较简陋，中间是二层楼的砖房，像个小教堂，把院子分割成东西两个小院。东院是三排房子，不像住宅，不知当年的吴大人宅是派何用场。周汝昌就住在这个东院最南排的最西端，开始是两间，后来增至三间，但后窗外一道大黑墙，是外交部门名人丁西林等住宅的后墙，这道墙遮挡住了阳光，使屋内终年阴暗。
这样度过几年以后，俄文翻译家陆风调往西安，居室空了出来，周汝昌向单位申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总务科的批准，除保留了一间原住的屋子之外，移住到陆风腾出来的屋子——里外两间，中间向阳，后窗户能见到大片蓝天，感到豁然开朗，心情愉悦。虽然实际上仍然相当窄紧，周夫人和孩子们挤在内室，外间用书架隔开，里面支一单人木床为周汝昌的卧榻，外面“书房兼客厅”。
周汝昌家过日子老是入不敷出，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朋友和同事借钱以维家用，一发薪水还了旧债，再向另一个人借新债。有一封周汝昌于1964年6月4日写给黄裳的信中说：
裳弟：刻得书，知捎件妥收，慰甚。……词话即寄，缘月底连邮费亦须等发薪（明日即可得工资）。兄处常如此以语，弟或以为奇，他人更不能置信耳。笑笑！
连寄书的邮费都要等发了工资才能拿得出，可见那时一到月底，就真到了几乎没米下锅的境地了。
同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有出版社同事孙用（ 1902—1983 ），周夫人和孙夫人关系好，1961年前后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装订厂做临时工，周家就经常向孙家借钱。孙用是翻译家兼鲁迅研究专家，自学英语和世界语成才，译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选以及普希金《 甲必丹女儿 》（ 即《 上尉的女儿 》）等，《 鲁迅全集 》中的《 呐喊 》、《 彷徨 》、《 华盖集 》和三本《 且介亭杂文 》都是他负责注释。
到了1980年6月，周家又搬迁到北京东城朝阳门内南小街北端八大人胡同113号，这个名字也是音讹，其实是明代的“把台（ 把总 ）大人胡同”。后来又改名为南竹竿胡同。用周汝昌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处“巢痕”（ 宋词人用语 ）了。
这个院子原来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1900 —1995 ）的宅第，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单院规格算不到中上等，但正房有大红抱柱，前廊后厦，厢房也带走廊，有二门，有门房，如果独家居住，那也算得“豪居”了。夏衍原来是独院居住，周汝昌则得到了五间正房，有厕所、厨房、自来水设备，而其他厢房等屋室的住户则只有同院一个水管龙头。
周汝昌能改善居住条件，是受惠于在《 人民日报 》工作的姜德明（ 1929年生 ）。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的《 战地 》副刊发表文字，姜德明到无量大人胡同周宅送报纸，看到周家情况，很惊讶地说：“您怎么住的这个样子！我们想不到，您写个报告，我立刻想法儿代为上报。”由于姜德明的帮助，国家有关部门特派了梁光第到周家实地观察证实，积极寻找更好的住所。最后选定了夏衍的旧居。那时夏衍“文革”灾满，已经另迁华居了。
周汝昌刚搬进八大人胡同时，见二门花墙上写着一行大字，在墙里面，对着正房：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应该是“文革”初批斗夏衍时造反派写的。
这个院子本来是挺不错的，靠二门有一株杏花，近正房偏东有竹子，正房廊台下左右有花池。但院中还有其他住户，不久，东厢某家带头盖起了红砖房，占了半个院子，西家也仿效照办，于是院子的格局全变了，当中只剩下一条小走道，让人感到憋闷得连喘气也不舒坦了。不过正房廊下，还可以摆设仿古瓷桌瓷凳，周汝昌在80年代每天坐在桌旁读书研究，还是有一份惬意的。过年贴春联，周汝昌亲自书写，贴于廊柱上，法书龙行蛇走，韵味盎然。但后来胡同的环境也被一家“金笔厂”给破坏了，机器响，塑料臭味，工厂外的黑煤堆满了道路……尽管如此，周汝昌对这所住处还是颇有感情的，到90年代再次迁到红庙的洋楼里，就连一点老北京四合院的影子也没有了。笔者还记得，在周家往迁红庙那一段，自己正好去北京，见到周伦苓，她说虽然已经大体上搬了过去，但周先生还在南竹竿胡同住着，要再多稽留些时日。那情怀可能正像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和《 归去来兮辞 》中所描摹的吧。周汝昌曾赋诗曰：“东城谁记旧巢痕？也有三迁似孟门。廊柱阶栏俱有意，桃符红满院乾坤。”对老房子的流连，其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眷恋。
八大人胡同113号的原主人夏衍，周汝昌有过一面之缘。那也是80年代初期，香港《 文汇报 》的吴羊璧来京组稿，邀请文学名流聚会。周汝昌还记得座次从右向左，依次是夏衍、钱锺书、冰心、曹禺、戈宝权、夏承焘、吴闻，自己叨陪末座。当时也就是一般的座谈，但时序迁移，风流凋谢，现在回想这样的聚会，那也是昙花一现，不可再得了。
夏衍是新文艺工作者中的左翼，新月诗派里面的饶孟侃，则算右翼了。但周汝昌和他也有过两段因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其中的新月诗派，是颇有声名的。新月社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于1923年在北京发起的，1927年又在上海创立了新月书店，1928年3月10日则创刊了《 新月 》月刊。这是一个既有社团又有书店、杂志的实力很强的文学流派，比起鲁迅参与的一些文学社团来，无论时间的长短还是成员的知名度和影响的大小，都可谓大巫见小巫。即以陈梦家于1931年选编的《 新月诗选 》而言，其中的作者除了徐、闻和陈自己外，就还有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林徽因、卞之琳、沈从文、朱大柟、刘梦苇等人，真可谓名下无虚士。
不过，这个大名鼎鼎的新月社在20世纪的50、60、70年代的三十年里，在大陆可就几乎是“反动派”的同义语，除了闻一多因为后来成了“烈士”幸免外，其他成员都被看作是反对鲁迅和左翼革命文学的资产阶级文人。
周汝昌和饶孟侃的第一段因缘在成都。周汝昌从华西大学转入四川大学后，住在梅园小区中竹木搭成的棚屋内。有一天，有两位不速之客叩门来访，访者就是饶孟侃和他的弟子解毓葵，两人都是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师。这可能是同事之间联络感情的意思吧。解毓葵已经见过面，就当中间人向周汝昌介绍饶孟侃，也顺口提道：“他是徐志摩、闻一多的老友。”周汝昌一听，近乎本能地回应说：“那是新月派呀。”话刚出口，就有点后悔，因为当时已经在批判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果然，解毓葵脸上有些讪讪的，但饶孟侃则毫不介意，说：“我就是新月派。”态度坦荡，让周汝昌顿生敬意。
四川大学外文系教职员工开教研会，系主任赵澧领着大家去学校不远处的望江楼公园，在茶馆里一边品茶观竹，一边开会讨论。这种颇富诗意的开会方式让大家都感到愉快，周汝昌更是心情开朗，他平生最怕的是“坐办公室”。
这种“茶会”也还是要严肃讨论工作的，那时已经实行教师互相听课，然后彼此提意见。饶孟侃的英文水平很高，口语发音更胜过全系的人——因为四川本地人土音比较浓重，影响发音。不过周汝昌发现了他的一个小毛病，在讲课时用“you see”这个垫语用得太频繁，成了不自觉的语病。不过饶孟侃生于1902年，是老教师，年高望重，脾气耿直，别的教师大概有所顾忌，都没有提过。周汝昌总是一种直爽较真的癖性，就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而饶孟侃听着，手里作笔记，一点儿也没显出不愉快的神态。这让周汝昌对饶先生更加敬重。
第二段因缘在北京。饶孟侃于60年代初也从四川调回京城，到中央外交学院任教，隔了六七年，又和周汝昌故交重逢了。这时饶孟侃早已不再写新体诗，开始作律诗绝句古风等传统体裁诗歌了—— 新诗人到晚年都弃新拾旧，这好像成了“规律”。饶孟侃每有所作，就或寄或送，抄给周汝昌赏评。周汝昌记录下两首《 杜少陵先生颂 》，后来写入自己的小品文中。周汝昌还记得，有一次饶孟侃特意来告诉自己，说在一次诗会上，陈毅外长出席了，和饶孟侃亲切握手，敬称为“老诗人”，让饶孟侃十分高兴。
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饶孟侃邀请周汝昌一起去香山访寻曹雪芹的遗迹传说，时间大约在1963、1964那两年之间。
周汝昌虽治红学，但对不是专门搞红学的人，从来不主动往这个话题上引。没想到饶孟侃竟对曹雪芹也颇有兴趣，一天，他到周宅访谈，忽然说城西香山一带樱桃沟风景最为佳胜，估计当年曹雪芹可能在此地盘桓过。正巧当时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也涉及传说中“健锐营”是大兵营盘，附近可能是曹雪芹隐居之地，就在香山一带。这真是酒逢知己，两人立刻约好时间，选择了一个“新秋佳日”一同去登香山寻访雪芹遗迹。
两人赶个早，约好到城外再吃早饭。那时北京城还不像今天这样“人满为患”，坐车也还不懂什么叫“堵车”的苦恼。饶孟侃对这一带早已很熟悉，领着周汝昌进入一家早点铺，油条、烧饼、麻花、豆浆、甜食……丰盛而且干净。饶孟侃让周汝昌入座，自己跑前跑后，要了半桌子面食。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心喜胃口开，自己从来没有在野外吃得如此丰盛，如此可口，如此饱食。
吃过饭，两个人就从卧佛寺开始，历经樱桃沟、玉皇顶、碧云寺、香山，再转向健锐营的正黄旗、佟峪、北辛村……一路上碰到好风景，就驻足流连，遇到老房子，也向住户打听，闲话一回。两个志趣相投的文人徜徉在山水间，感受着历史文化，边走边谈，当真是人间乐事。
饶孟侃比周汝昌年长十六岁，但他是个老诗人，性格比周汝昌更浪漫而外向，他对登临的每一处风景，都表现出深厚的感情，经常高谈阔论。二人登到玉皇顶，那儿本来就罕有人迹，一个小山头，还有一座古庙，神像也在，不过这座殿宇已经成了“坐家户”的住屋，居民在里头洗衣服做饭，倒也别有一番情致。饶孟侃健谈，和居民攀谈问询。周汝昌则仔细观看墙壁上，见嵌着不少清代乾隆时京城的商号纪名，最容易辨认的是同仁、达仁药铺，这是施舍钱财帮助建庙的痕迹。
行游途中，周汝昌和饶孟侃在碧云寺的石级上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万籁寂静，时有秋虫偶鸣，秋鸟翩飞，当然引发了两位诗人浓郁的诗思。回来后各自作了长篇纪事诗，都是在这时打的腹稿。
到了北辛村，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材高高的，头上梳着旧式发髻，一望而知是旗人风范。饶孟侃恭敬请问：“向您打听一个人……”话还没说完，那老太太就脱口回答：“是寻找曹雪芹吗？”这让饶孟侃和周汝昌都不由得吃了一惊，虽然并不是这位老太太提供了有关曹雪芹的信息，但“曹雪芹”三个字出自此地此人之口，已经有一种盎然的诗意了。后来饶孟侃和周汝昌都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周汝昌记得自己写了一组七言绝句，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五言排律，寄给饶孟侃，也抄了一份给四哥祜昌。可惜“文革”降临，周祜昌处境险峻，怕文字惹祸，把周汝昌大批信札诗篇都一把火烧了。而饶孟侃也在“文革”初起的1967年病逝。饶孟侃弥留之际，还要见周汝昌，女儿打电话告知，周汝昌赶往医院，俯到床边低低叙话，但饶孟侃只是静静地听，面露喜色，话已经不多了。周汝昌心知是永诀，但还要笑容安慰，临出屋门回头看了一眼，见饶孟侃睁眼相送，还闪着一丝光亮。第二天，饶孟侃就与世长辞了。
饶孟侃辞世后，周汝昌曾多次托人向他二女儿提出整理饶孟侃的遗存诗稿，饶的女儿是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也来京城会过周汝昌，答应寻找整理，可是后来就没有音信了。大概不是文学界的人，其他事太多，对这种先人身后文事看得不那么重要吧。
与同饶孟侃一起游香山的活动类似，在1962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那段时期，周汝昌还和吴恩裕① 一起到北京西山去寻访过曹雪芹的遗迹。不过吴恩裕一直对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的寻访和考证有浓厚兴趣。周汝昌原来不认识吴恩裕，却有文字上的参差，“当我看到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时，就见他对我有‘意见’，语气不太正常——不提贱名，只说成‘《〈 红楼梦 〉新证 》的作者’，提时也是为了‘指谬’（ 其实没错，他后来承认了 ）。这使我纳闷：我从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会有冒犯之可能。”（《 天·地·人·我 》之《 怀念恩裕兄 》，下引同 ）
周汝昌对吴恩裕有印象，是1954年10月“批俞运动”的开幕会议上，郑振铎主持大会，最晚一个到会的是吴恩裕。“他入场时，颇有点儿‘风尘仆仆’之致。看样子他认识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谈者，就先和我说话。只见他一脸书生气，十分认真严肃，其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批评必要，但是考证还是很重要，不能取消……’书生气十足。他似乎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这并非纯学术的事情。我从此识得他为人真诚老实，还保存着‘天真’。……真正接触渐多、熟识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后，他原先对我的一点儿莫名其妙的隔阂与误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访也就多起来—— 还是他屈驾枉顾小舍的次数最多了。”
吴恩裕留学英国，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一笔行书毛笔字也很见功夫，还喜欢京剧，能唱余叔岩派的须生，也是个颇有才华的人。不过他的古典文学却并不内行，他研究曹雪芹，却不太熟悉《 石头记 》。他写了《 曹雪芹的故事 》，在《 小序 》中说“三十多年前，我对曹雪芹的事迹就有兴趣”，“从1954年以来，在这方面，我曾以业余时间作过一些努力”。这本书里的八篇文章写于1956到1962年之间，中华书局1962年12月出版。周汝昌曾应吴恩裕要求为书中每一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却指着‘文星之陨’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 曹雪芹 》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 曹雪芹 》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曹雪芹离开京城到西山著书，到底在哪一个村落？1962年有不少传说曹雪芹寓居在香山健锐营的线索。这是吴恩裕首先探索获得的，有各种不同来源的传述，也引起了周汝昌的重视。不过周汝昌说吴恩裕“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闻轶事”。
周汝昌和吴恩裕伉俪（ 夫人骆静蓝 ）一起，来到健锐营的正黄旗，一路打听，找到了张永海的小院子。八旗制度是清朝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正黄旗是健锐营右翼四旗的头旗，位置在香山北向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山坡。当然时过境迁，这里早已完全是山村民户，没有一点营房的痕迹了。
当时张永海已经六十多岁，看样子很朴实，好喝酒。吴恩裕早已打听出他过去在城内当过警察，因为辛亥革命后旗人的“铁杆庄稼”经济来源断绝，只有干些杂役、小贩等行业谋生。张永海说自己是蒙古族人，本姓是章嘉呼图克图，“张”是后改的汉姓。整个访问过程是吴恩裕不断发问，骆静蓝记录，周汝昌只是偶尔插嘴问一两个问题。
这次访问得知的要点是：
一、曹雪芹居住的地方属于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张家住地正北面，遥遥地就可看到；营子则是镶黄旗后面的一个分支。地方比较荒凉，有时候有狼出没。
二、曹雪芹是因为“拔营归旗”从城里被遣送来此居住的。所谓“拔营归旗”，即同一个案件中的从犯被遣送。
三、曹雪芹的“同犯”中有一个名叫鄂（ 读作“傲” ）比的，和曹雪芹是好朋友。鄂比会画画，能喝酒，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四、曹雪芹的续弦妻，生有一个儿子，非常疼爱。不幸小孩病死，曹雪芹经常到墓地徘徊怀念。
五、孩子死在中秋节，曹雪芹自己死在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死因是患了“白口糊”。
六、曹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中当过“舍夫”，张永海并且解释说这就是“仆役”一类职务。
七、曹雪芹家里很穷，有点儿怪癖，经常到处游走，腰间围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纸和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哪儿文思来了，就坐下来写。
八、曹雪芹死后，家贫没有力量归葬，就埋在山后的一个叫“地藏沟”的地方。
周汝昌说，上面这些情况都是据实记录，张永海的说法未可全信，但也不能说都是编造。但后来有人另外捕风捉影、添油加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一次去探访之后，为了踏寻曹雪芹的葬地，周汝昌和吴恩裕又访问过张永海一次。这一次是向中国文联借了一辆旧汽车，张永海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指路，张的老伴面露惊喜，因为那时坐公共汽车之外的汽车也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周汝昌已经记不清车开往哪一个方向，但不是北营子，是距离相当远的山后地区。汽车开到山深处，才知道属于部队驻地，不允许通行。吴恩裕下车交涉，部队打电话向文联询问后，才放行，但仍然不允许进沟乱走。因此这一次踏访没有什么收获。
健锐营那时已经只残存着石头堡垒遗迹，满地青色和黄色的碎石，石头堡垒是“云梯兵”练习爬高攻堡的演习建筑，原来的围墙、营门已经一无所存了。吴恩裕拣了一块像是旧河床的鹅卵石，回家后磨制成一个椭圆形状的小砚台，颇为得意。
吴恩裕勤于访问寻找，发现了一些据说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著作，如《〈 四松堂集 〉集外诗辑 》等，写成专著《 有关曹雪芹八种 》（ 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后来又增补为《 有关曹雪芹十种 》（ 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再往后又出版《 曹雪芹佚著浅探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当时是与周汝昌、吴世昌齐名的考证派红学家，号称“两吴一周”。不过吴恩裕发现的这些文物、著作，红学界颇有不同意见，认为是有人伪造，以文学研究所的陈毓罴、刘世德反对最烈。
对此，周汝昌的看法是：“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
在这一章的最后，让我们以周汝昌参加一次天津大鼓书演出的盛会来结束吧。周汝昌对各种曲艺都有强烈的爱好，特别是对老家天津的大鼓书，更是爱得入迷，后来还亲自写过大鼓书书词。1962年1月，在中国文联礼堂，有一次天津鼓书名家献艺的盛会，参加演出的都是名艺人，有八角鼓的石慧儒，梅花调的花五宝，京韵大鼓的骆玉笙等 —— 今天的人，大概只知道骆玉笙了。观众也都是政界和文化界的社会名流，周汝昌有幸参加，记得还有邓拓、启功、吴恩裕……
周汝昌回忆说，吴恩裕坐在自己前边，当花五宝的梅花大鼓的丝弦拨动起来，吴恩裕扭回头对周汝昌说：“这种音乐真好听！”看来他以前似乎没有听过鼓书，但第一次听就入了境界。
花五宝唱的是《 黛玉葬花 》，唱完了，鞠躬下台。演下一个节目的演员还没有接台，忽然满座中的笑声、赞叹声等都一下子静了下来。周汝昌四面一看，大家都正在把目光集中到一处，原来周恩来（ 1898—1976 ）总理悄悄地进来了，坐到了中排的一个空座位上，离周汝昌右边不远，当中隔着走道。
安排节目的人很机灵，等台上的节目唱完，就安排花五宝重新上场，再唱《 葬花 》，让周总理欣赏。花五宝当然唱得格外出色，比第一次唱得更有韵味。唱完了，周总理鼓掌，十分高兴，满礼堂的人也都十分激动。那个时代的人，对领袖，对周总理，是充满了无限由衷热爱的。
全部表演结束后，一群演员（ 过去叫“鼓姬” ）走下戏台，围在周总理身边。周汝昌记得大家问总理，这些《 红楼 》旧曲，还可以演唱吗？因为那时的整个社会氛围，已经是在提倡“革命化”，批判旧文艺了。周总理回答说，可以演唱，如果个别字句不太妥当，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这正是周恩来一贯的风格。
周恩来是淮安人，但其祖先原在绍兴一带，渊源有自，所以周恩来对越剧也特别喜欢。周汝昌在报纸上一篇文章中看到，周总理曾把饰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请到家里吃饭，徐玉兰还清唱了一段精彩片断，周总理击节和声，十分激动。那篇文章还提到，周总理还领着越剧《 红楼 》剧团参观过恭王府。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这对我来说，更是‘得意’之极。”
原来周汝昌主张恭王府明清之际的前身就是大观园的“原型”，这一主张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而周汝昌曾在北京文化部门的一份打印文件中，看到记录周恩来参观恭王府时的谈话。谈话记录周总理对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说：“要说人家想象，人家也总有一定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 红楼梦 》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周恩来还说：“以后可将这座王府花园建成曹雪芹纪念馆。”
这就是周汝昌读到周恩来领着《 红楼 》越剧团去恭王府参观这一消息时，感到“得意”的原因。而后来“文革”中下干校，还不到一年，周汝昌就忽然被“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更让周汝昌对周总理感铭终身。其实那件事恐怕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一章中将会涉及。

4“文革”沧桑

1966到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件。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通过前面与周汝昌个人遭遇有关的叙述，我们已经有清楚的感觉。当时对这种社会氛围最能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史、哲等学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过，历史的具体形态那又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每一个体、个人，其遭遇则既有“大同”，也有“小异”，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既有“小同”也有“大异”，有许多生动的“具象”和独特的情况。
文化部所隶属的各单位当然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不例外。周汝昌在“文革”初期也很积极地参加写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领导错误和工作组的“资反路线”，由于文笔好，当然那大字报的“水平”也是不错的。他所参加的战斗队名叫“换新天”，是属于反对当权者的“造反派”。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很坦率地说：
只因此社是个“文学”的社，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发起，那儿的“大字报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两方（不同的“派”）笔战，各展大手笔，彼此互“揭”互“烧”。须知在此“革命”运动中，孟夫子的“性善说”是一文不值的，其专长是挑逗两“派”的“斗性”，使原来的很要好的同仁同志，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势不两立”。
这种“斗性”很快由萌生到滋长到恶性“发育”。加上尔时人人都得提防陷于“政治被动”，一律得学会“极左”，攻击诬陷别人，显示自己的“最革命”、最“红”得出色——这其实就是伤人以利己，伪装而巧扮。
我也无愧于“文学”的一员，大字报写得颇受“好评”。（《 天·地·人·我 》之《 关起来的滋味 》）
周汝昌在1966到1967年这段“文革”初起的日子里，并没有受到冲击，无论是“破四旧”还是“揪牛鬼蛇神”，都安全度过。没有任何人揭发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漏网右派”之类，更没有涉及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一个字。对这一点，周汝昌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有点奇怪。也许，这和出版社中大多数人都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靶子”很多因此反而法不责众，而出版社又并不像大专院校和中学里有众多无知的青年学生起哄这种情况有关。在大专院校甚至中学的教师，由于青年学生的狂热无知易被煽动利用等原因，有时会遭遇更不测的险境。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难兄难弟”许政扬，任教于南开大学，就在1966年“文革”初起时不堪凌辱而投水自杀。
在天津咸水沽的周祜昌一家也遭受了厄运。周家祖上是养船大户，有土地有房子，虽然后来没落，但到1949年以后划定“成份”时，却还是被定为“地主”。周汝昌因为较早就离开了大家庭，虽然填写“家庭出身”要填“地主”，但本人已经是新政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在周围大多数人都出身不太好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大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因此影响不是太大。但留在咸水沽的哥哥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继承了祖传的家业，也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周汝昌的三哥泽昌被定为“地主兼资本家”，四哥祜昌也是“地主”，又是在乡镇的小地方，有关部门掌握政策的水平不可能太高，因此他们的形象，在那个年代的一般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那就是当年小说《 艳阳天 》和电影《 槐树庄 》一类里面时刻想“变天”，暗暗地记着“变天账”的“阶级敌人”了。
土改时的情况不说，从1964年开始，周祜昌就连续三次遭到被抄家的厄运。对此，周汝昌也不甚了了，笔者电话采访时，周先生说四哥是个非常不善于表达、讷于言谈的人，从来没有稍微详细地说过这些事。周祜昌之子周贵麟于“乙酉新正十八日”（ 2005年2月26日 ）给笔者写来一封信，现照录于下：
我于正月十六日接京函，知您欲知（原信此处空格表示尊敬）先父因写作《〈 石头记 〉会真 》一书，三次被抄家的较确年月，叔父嘱我务必与家人追忆推算，因要写入书中，关系很大，也令世人知之。
现在追忆大约是1964，这一年正搞“四清”运动。我们与一家邻居住对面屋，即北方之俗称“一明两暗”的三间联房，每户一间半，中间屋为两户共同出入。（原信此处空格表示尊敬）先父每日伏案写作，连我们也不知写些什么，因那时我们都还幼小。这户邻居女主人“警惕性高”，有“觉悟”，见我父亲整日闷在屋内，写个不停，产生怀疑，遂向街道居委会、派出所报告，以为是在写“变天账”。据我母亲回忆：派出所民警来后，开始想取走两本手稿查看。我母亲说：他（指我父亲）的东西，谁也不让动（我父亲白天去工作，不在家）。但后来，民警还是拿走了几册手稿。随后，街委会命令将我父亲的书籍资料都要交到居委会办公室。我还有印象：记得是用一副挑筐，用扁担挑着送到居委会的。后来这批资料是否归还，今天已记不清了。
1966年“文革”爆发，8月31日——令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日子！因我已十四周岁。公安局、商业局（先父工作单位的上级机关）、街委、三街大队（居住所在地，因系郊区，居民与农业户混居）联合行动，将我家“扫地出门”！全家八口人只穿身上的衣服，被赶进一间空房，连床铺也没有！随后，先父也进入商业局的“牛棚”，不准回家，由家人送饭。这次抄家，被区里当作重点之政治大案对待，非常重视！因掌握了先父与叔父和“反动人物”胡适有牵连！
先父校勘的书稿，平生心血——一纸未剩！
这是两次抄家的大略情况，至于另一次，已是回忆不清。母亲年事已高，也只能提供如上。
在这封信后面，周贵麟又作补充如下：
再写几句，前面叙抄家经过之回忆，心中很不是滋味，眼睛不禁湿润。写得难免简略，还请梁先生原谅吧！
还是抄录叔父一首词作吧！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比珍爱！
风入松
读梦碧兄遗作感赋
春晖秋爽旭升熹，故里旧园西。海棠泛彩颜色好，渡小桥、高阁临溪。栏外帆樯夕影，墙边晴畦。
古藤十丈架云齐，芳气四邻迷。斧斤一旦加汤濯，石仙人、也泣荒篱。莫问民情文化，何须善恶分题。
作于癸未年腊月
2003年秋，我于书摊发现一薄册《 天津诗词 》，没有出版社，似是自费印刷，内有寇梦碧词家酬和叔父之作《 渡江云 》，惊喜意外！后抄与叔父阅知，叔父即兴感赋《 风入松 》词作，寄与我留作纪念！
叔父出生地——春晖里，旧有“爽秋楼”，又名“旭升阁”。旧居院内有一株古藤，估计明代所植，又有一石雕美人像，皆被毁。
这是事事讲“阶级路线”，大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里之一幕悲剧。虽然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新证 》很欣赏，对胡适也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廿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大传 》1166页 ），但在“路线”和“政策”的大前提大背景下，整个社会氛围已经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即使“伟大领袖”其实想予以保护支持的人和事，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伤害。周家老宅的两株古藤，树龄已超过三百年，从周汝昌的祖父起，就视为传家宝，取了“藤阴斋”的雅号，并请康有为题写此三字匾额。在“文革”抄家的灾难中，两株老藤被砍断，还向根部浇了开水防止其根部再萌发新芽。
周贵麟于2005年3月5日又来信说找出了周祜昌1984年写的向有关单位索要手稿书籍之信札，其内容如下：
在1965年年底那天晚上，由于邻居（街道组长）告密，户口警来盘查，并带来几个街道青年，问我在干什么。当晚前后两次，索去《 红楼梦 》手稿十来册。次日续取走其他书籍手稿，并让写检查。书物未还回来。
1966年，街道公安员亲自通知：所有书籍笔札，片纸不得自留，扫数作为“四旧”送交街道，用挑筐担着送了有几次。当时觉得这样也好，究竟我们搞的什么工作，让它见见天日。真相大白之后，还会归还的！一派天真。
1967年区工代会、公安局、武装部揭发区业余中学的问题，将我（当时任业余中学教师）送回商业局属供销社，隔离审查三个多月。记得当时“交代”：研究资料中有一部有正书局石印的《 红楼梦 》二十册，乃是胡适原有，1948年由周汝昌借来，我们在此书上作过重要的校勘。
这年秋天（应是1966年。贵麟按），几次抄家，被逐搬迁。我在北京图书馆历年积累的铅笔校勘纪录，解放后购置新书，以及业中（业余中学简称——引者）抽屉中的《毛选》，都抄得干干净净。……
周汝昌本人，也在1968年“在劫难逃”而被“隔离审查”。起因竟颇有点荒诞意味。一个过去属于国民党而后来“起义”的军政人员之子弟，不知怎么知道周汝昌懂阴阳八卦，拿来一个生辰八字让周汝昌测，也没有说明是谁的。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周汝昌就按照测字的结果说了一番，其内容都是“大富大贵”的“吉利”话。没想到这个找周汝昌测字的人，由于原来的国民党背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新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供出了这件事，说生辰八字是毛泽东的。尽管周汝昌测字的“结论”都是好话，但也成了与“牛鬼蛇神”相勾结而妄批伟大领袖八字的一项“罪行”。周汝昌因此被隔离审查，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顺便提及，这件事后来被以讹传讹，笔者前一段还看到一本书，上面说周汝昌在刚解放时就给毛泽东测生辰八字，并且把测字结果直接寄到中央，中央办公厅回信说不准搞迷信活动。笔者曾就此向周家质对，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周先生说，这怎么可能呢？给毛主席测八字还寄到中央，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周汝昌对自己被“揪”出来的情况是这样回忆的：
那一天，我还洋洋然自在地忙着“革命”，忽然遇到的几个同事看见我时面上露出与以往不太一样的神情，也未注意。过了一会儿，到院里去干什么，低头一看，只见满地上铺有大黄色方块纸，每一方上一个斗大的“×字”，连起来一读，其文曰：“打倒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而鄙人的大名三个字，每个字都荣膺一个大朱红色的“×”，光彩照人。
为什么说周汝昌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呢？原来1967年1月，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在《 红旗 》杂志第1期发表《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已经成了“文艺黑线”的另一个最新的反动身份的标志符号，其实是没有任何“理路”可讲的。周汝昌回忆说：“回到办公桌前，厨师的革命人物张××同志来了，吩咐：今儿午饭不用回家，给你预备好了，一会儿送来。不许离开！下班了，果然张同志送来了：一个窝头，一碗菜。我一边吃午餐，一边心里琢磨：怎么打倒我的革命标语口号不是叫我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胡适派徒子徒孙’，却成周扬什么线上的活标本？我和周扬素昧平生，我不懂他的革命左翼的文艺理论，他也没指导过我如何研究古代的诗文小说……怎么够个‘活标本’？稀奇，不解，耐人寻味。”
1968年，已经是毛泽东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机关以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是“三大员”掌握大权，即炊事员、司机和杂工这些过去出版社的服务人员以“工人阶级”的身份领导原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也被开斗争会：
下午一上班，就把我“提”到斗争大会的会场“台”上去了。
台下坐满了同仁同事，每人手里挥舞着“小红书”，口里喊着“打倒……”如火如荼，热烈激昂，十分精彩。
说话要公道，这个社虽然有的人是心肠甚坏，毕竟是个“文”社，还算作风“文明”，对我的“斗争”限于发言“批判”（其实也无甚内容条款），没有武力虐待——记得只有“三式”：让我直直立立的人“低头”，揪了我的头发一下。二是刘××（工友）给了我一巴掌。最末临“批斗”告捷散会“下台”时，某君从身后踢了我一脚，以示“滚下去！”但此似“象征性”举措，踢得很轻——他真是一位“客气”的“好人”。
会一散，把我押到“小院”的西厢里。正自不明何为，只见张××又抱了我的被褥来，心里这才“彻悟”：我是回不得家了。
被折腾得口渴之甚，向他讨一杯水喝。感谢他，很快送来。（当然，我的“生活用具”等琐物随后也都送来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革命群众”（当时的称号，极其光荣，表明他没有“问题”，更无“罪行”），他来检查我的一个“两扇皮”的塑料手提小包。还好，没发现罪恶之物，只一个旧便帽，一块我无事时拿在手里玩的旧玉佩。
我从此“安顿”下来。除了吃饭，此院门是不许出入的。
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 认罪词 》：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关起来的滋味 》）
比起其他一些在“文革”中罹难蹲了多年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人，客观地说，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一年算不上十分严重的灾难。但伴随着这次隔离受审，周家被抄家，把家中的书籍、信件、文物等拉走了好几平车，则是重大的损失。虽然后来平反，一些被抄的东西发还了，但其中的许多物件已经不翼而飞，特别是一些保存多年的信件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诗词的手稿等，再加上周祜昌被抄家的损失，从史料意义来说，不仅对周汝昌个人是不可弥补的，对红学研究史，也是重大的伤害。
在周汝昌被隔离的日子里，单位的“工人造反派”也到周家去逼家属“交待”周汝昌的“罪行”。周夫人毛淑仁则表现得颇为刚硬，不仅毫不畏惧，还疾言厉色地对来人说，周汝昌不是已经被你们隔离了吗？他是死是活你们要负责，我还向你们要人呢。来人讹诈说周汝昌已经交待了，就看你们是不是隐瞒。毛淑仁回敬说，他已经交待了，你们还来问我干什么？面对这个不好对付的天津女子，对方来了两次也就不来了。这是有一次笔者和王瑞兵① 去周先生家，偶然说起来，周夫人亲口对我们讲的，说话的神情让人感到当年那种气概犹存。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受审是难堪的，真正的审判官是听陈诉辩道理寻事实，并不吹胡瞪眼；而这些审人者是十二分威严吓人的——他们怒吼，威吓，也偶露狞笑，面孔多变。言辞呢，大抵是这么个意思：你的问题严重，我们早已掌握了材料；你不老实交待，只能抗拒从严；唯一的出路是老实坦白，详细交待一切罪行。
书呆子十二分天真，信以为实，于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追忆“平生”的“错误”和“罪状”，写不出交待是要天天严审的，只好将芝麻绿豆，都“升格”为罪行——那叫“上纲上线”，“提高觉悟”。事后家里老伴对我说：问过别单位“革命组织”的熟识人，她说：千万别害怕，受逼，自己乱编并不真实的事去应付审查——他们那都是假话，吓唬人，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掌握”！（《 关起来的滋味 》）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南侧，正在周家后来居住的南小街的北口西角，是后建的一所外表难看的灰色楼，在灰色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是一处比较大的旧式住宅，在这个大院子里面，偏西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门朝东，一进门是一个四方的“门洞”（ 四柱、木屏门 ），也挺讲究的。进去有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中间用木隔扇分断。这里面关的是因写“鬼戏”《 李慧娘 》而成了“大黑帮”的戏剧作家孟超。周汝昌则被关进西厢房，较小，里面也没有隔断。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潘漪的“女犯”，需要单独住，就把周汝昌迁入正房和孟超分居东西两个单间，西厢房成了“女监”。再往后，“犯人”又陆续来了金人、陈迩冬、麦朝枢等，都是出版社的旧同事，犯人多而监房少，到后期周汝昌就和孟超同居一室了。
这一年的“隔离审查”日子，每天受审被逼供外，就是“学习”、“写交待材料”，还有应接不断前来的“外调”人员，答复自己和“坏人的关系”。这种“外调”也让周汝昌感到十分可怕，半生不熟的，见过一面的，不知哪一年月的人和事，琐碎得根本没印象的，都来“调查”，明明记不得记不清了，就被外调人员大声斥责喝骂，说“不老实”。有的外调人员品质很坏，各种刁难的花招层出不穷，纠缠你一整天，有时一天没完，第二天又来……还有就是“劳动改造”，与原来的社长许觉民一起打扫厕所，打扫“革命领导”们开会的屋子，每天扫出一大堆香烟头……
在那样的境遇中，人性的恶劣会充分暴露。吃饭的时候，这伙被关押的人也要自己交粮票饭票，但在打饭的时候，就会有微妙的差别。一位被隔离审查的女性，见炊事员给自己打的饭总是最坏的，如土豆是烂了的、硬的、没法吃的，气得不吃饭。她太爱生气，后来到湖北干校，又因为生气而不吃饭，最后竟然死于非命。周汝昌也遇到一个姓李的“革命派”，每次周汝昌举着碗向他领馒头时，这位姓李的炊事员偏不把馒头放入周汝昌高举的碗里，而扔到很不干净的木案上。而吃饭前后，这些“犯人”们，也都要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汇报”或者“高唱革命歌曲”。
周汝昌还有这样的回忆：
又一次，我患了腹泻，那时不许病休，医生给开了证明，上三天“六小时班”。我按医证提前回家了，宿舍“门房”有革命家属，就电话到社，报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召”回到社，训我说：“你没病！”（《 天·地·人·我 》之《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不过，也有人性的光辉。有一阵，周汝昌情绪很坏，打算干脆“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行”。有一天晚上，是一个女性的“革命群众”负责监守“犯人”，和周汝昌说话时态度和蔼。周汝昌胆壮了，也是苦闷使然，就向她吐露心事说，我打算承认了，反正有罪就是了……没想到这位女看守却说，千万不能这样！历次运动都是打大老虎，你不按照事实胡乱承认，那是对革命对自己和对亲友都不负责，那才是犯错误！周汝昌听了十分感动，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周汝昌说：“我至今感念她。一年‘牛棚’灾难中，所遇好人屈指只不过三四个，而她是最善良的第一位好人。记得她姓王。”
1968年12月，原来的“革命小将”被送往“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1969年，全国各大城市机关院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则被分遣到农村去办“五·七干校”。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的地方是湖北省咸宁县的“向阳湖干校”，出发时间则选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周汝昌经过一年隔离审查，并没有查出什么严重“问题”，也就被解除隔离，随着全单位下往咸宁了。在下乡前，出版社的当权者也曾动员让毛淑仁随周汝昌一同下乡，因为那时说去“五·七”干校并不是暂时的，而是要去“安家落户”。但毛淑仁却一口拒绝，坚决不走。动员者用如不下去就扣周汝昌的工资相威胁，毛淑仁却回答说：“高薪怎么样？高薪是毛主席老人家给的！”言外之意你们敢扣！周月苓回忆说：“我爸爸去了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后，单位就天天逼着我妈妈也去（ 家属也得去干校，在那里彼此相互批斗，出身好的就是革命的，得革那些出身不好或者有各种问题的人的命。出身不好或者有各类问题的人就得为那些‘好人们’做打开水等各种体力活儿 ），而我妈妈就被我的弟妹们（ 此时我已在天津部队 ）反锁在屋子里不出来，亏得当时街道上对我妈妈比较好，我妈妈在街道做一些工作，就让我妈妈去挖防空洞，单位来人也找不着她。”
与此同时或前或后，周家的几个子女也都随着时代的大潮，离开了北京。长女月苓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去天津葛岭4701部队农场锻炼两年后，分配到唐山市河北矿冶学院当英文教师。次女丽苓由中国科技大学去天津市委104“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年后，分配到天津市石油化工厂工作。三女伦苓高中没有毕业，于1969年去陕西延安插队四年，后来招工到宝鸡市属于冶金部下属的一个有色金属加工厂当了八年工人。最小的男孩子建临初中没有毕业，去内蒙古军垦农场劳动五年。只有长子喜临由于是聋哑人，未曾离开北京而分配了工作，陪伴着母亲毛淑仁留守在家。周月苓回忆说；“我们在分配时都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家庭中的影响。比如我是学习外语的，我的同班同学都分在北京，或者回了原籍比较好的单位，只有我在河北。但是和我的弟妹们比起来已经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了，起码我在一个城市的大学里。我现在仍旧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把（ 从第一个月发工资开始 ）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外几乎全部寄给我妈妈，可是我妈妈每次在信里都和我说：‘一个月怎么过的这么长啊！’言外之意是‘怎么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呢！’”
所谓“五·七”干校，是以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命名的。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提出，部队、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人员，除了其本职的工作或学习之外，都要学习政治和军事。而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到1968年，军训军管把大局稳住了，“串连”和“造反”停止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5月7日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走资派”之类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过五个月的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毛泽东为此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8年10月4日，《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干校经验和毛泽东的指示。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周汝昌从1954年回到北京后，除了偶尔去天津以及单位出差短期到外地，基本上就很少离开北京了。1969年来到咸宁过农家生活，当然是艰苦的，但客观上也提供了一次回到大自然的体验和机会。虽然是集体住宿集体管理，但在劳动时却往往是一个人独对大自然，倒也有许多自得其乐的经验。周汝昌这样回忆：
我嗜京戏，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谭叫天的《 碰碑 》不用说了。旦角的大段唱工，以梅兰芳先生来说，就有《 宇宙锋 》的“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 黛玉葬花 》的“若说是、没奇缘、今生偏遇（着）他”，和《 女起解 》的“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辩”。梅先生的唱，配上徐兰沅、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令人心折而魂醉，令人唾壶击碎，就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吧。如今已成广陵散了。……
三大段反二簧，我尤喜苏三那一段。那是独角戏，满台空空荡荡，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她一人徘徊思念，柔肠万缕——就这一个不幸的女子，“充满”了台，唱出了诗的境界，绘出了诗的画卷。这是心声，这是美，这是悲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这是“戏”吗？我看更是中华的诗！
下“干校”到湖北咸宁，掏粪，种菜，守夜——四点钟起来，满天星斗，蹚着过膝的水，到那“围湖造田”的菜地，只我一个人，拄着一枝竹竿，像个鬼魂吧？因这时无人“管制”，我就吟唱自娱——唱的总是《 起解 》那大段八句，连带着徐、王二师的美妙的“小肩膀儿”与“大过门儿”，一字不落。这样，由巨蚊的包围，夜幕的黑暗，迎来了东方的曙霞，朝曦，晓雾，晨晴……不觉悠然自得，忘了一切。（《 天·地·人·我 》中《 反二簧与狱神爷 》）
这倒与周汝昌在青少年时被“绑票”到土匪的水寨中，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另外两篇回忆录里，周汝昌又提供了另一些干校生活的剪影：
干校是分很多小队的，“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故难得往来相见。其后忽有一段时期又见到了他（冯雪峰——引者）。那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作什么用，派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破砖烂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我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不会不认得我，但正眼不瞧，真是人到此境，莫论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也。
从打这一回，再没见他。我们的“缘”，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社长冯雪峰 》）
1969年之中秋，我们一同到来湖北咸宁干校。我与他（杨霁云——引者）体力相若，是“文弱书生型”，干不了重活，便分配给菜园子挑粪。我们两个成了很别致的“搭档”。
从厕坑掏了一个木桶大半满的屎浆，二人抬起来，扁担端头一前一后，只会迈“方步”，很“潇洒可观”。从厕到园，路还不太近，走到一个大拐弯处，便在树阴下坐下来歇了一会儿。这路上倒无人监督，很自由，我们便吸烟漫谈，谈的就多半是《 红楼梦 》。那情景，值得入红学史，可惜没人给拍照录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多人在咸宁的干校待了三四年时间，而周汝昌比别的同事幸运，只待了一年。1970年8月，正是湖北地区最炎热的日子，有一天，周汝昌照例干完了清晨值班、唱反二簧的工作，上午来劳动的“小队”的人来了，可以交班回去吃饭睡觉。走在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同志拦住路，说：“队部里找你，有话说。现在就去。”
周汝昌大吃一惊，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事，又有什么“辫子”被抓住了。这用得上那句老歇后语了：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谁知是福不是祸。队部姓李的领导通知他：“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天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决定哪一天走，告诉我们，来办手续。”
周汝昌想了想，说：“过一个星期，九月三号或者四号走，可以吗？”李领导回答说：“就这样。”
周汝昌就这样结束了“五七战士”的生涯，平常不搭理自己的“左派”们见了他也眉开眼笑了。马上要回北京回家了，却又觉得并不想立刻就走，这待了十一个月的地方，反而让人顿生留恋之情，干过活的山坡，唱过反二簧的田头水边，都不由得去再走一走，看一看。这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到小卖部买了平常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个桃子的，一个梨子的，坐在一个老树根上自己慢慢品尝，一边向这片土地告别。
接近启程的日子，到队部领了公函，再步行往某号“高地”（ 那时都是仿效军事编制，故名 ）总部去办手续。一路上都是丘陵地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但走得自然还是兴高采烈。总部接待的人很和气，说要等到下午才能开回京的公函，就在这儿吃点饭，中午还有一间客房可以休息。这个接待的人后来知道名叫张宗禹，而且再往后也回到北京，竟和周汝昌住进同一个院子。
下午得到了回京的公函，打开一看，又让周汝昌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公函上漏掉了“文学”两字。
离开干校那一天，要起早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天晚上特别嘱咐值夜班的孙用叫醒自己，这是过去周汝昌家经常开口借钱的老同事老邻居了。其实不用叫早早自己就醒了。一些有力气的同事早已把行李、木箱、杂筐等都搬上平板车，厨房已经熬好热粥，大家饱餐一顿，天还没有大亮就动身往车站走。
拉车的小伙子叫彭庆生，本来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小将”，在出版社时一度也曾经造反掌权，到了干校不知何时成了“五·一六”分子① ，这时正在挨整，队部派他拉车送周汝昌，也是一种“改造”方式。拉一平车重物走几十里路，并不容易，不过那时彭庆生年轻力壮，也不太在乎。
彭庆生在单位对周汝昌就不错，当时出版社的一个姓高的司机也是造反派头头，发誓要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彭庆生就坚决反对。去咸宁干校的火车上，彭庆生对周汝昌也很照顾，让他在空位上躺着休息，还送来毯子。到了咸宁后，见周汝昌带的衣服不够，又把自己的棉大衣送来，并说“脏了也没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彭庆生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为评职称，为自己写的古代诗学的著作，都找过周汝昌。有几年，大年初一，还从郊外赶过来到周家拜年。
可能是运气来了，在火车站周汝昌也碰上了好人。到了车站已经中午，不卖车票了。但周汝昌把证件给窗口里面的女售票员看，这个人居然破例照顾说：“我先卖给你一张吧，省得你一会排队挤得累。”而且说先把手提包寄存在售票室内，可以空手走走，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周汝昌真的寄存了包裹，到附近的商店逛了逛，还买了些湖北的小物品作纪念。
车上人不拥挤，很清静，那早已和“大串连”（ 1966年8月以后一段时期，曾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坐火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此后一两年内也有各地学生以“造反”名义的互相串连 ）时期完全不同了。周汝昌刚上车落座，又上来一个回京探亲的姓袁的干校同事，递给周汝昌一封信。一看原来是四哥祜昌刚寄到咸宁的信，不知是哪一位同事好心，知道周汝昌已经上车回京，托人捎来。好像一时间万事都“六六大顺”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下面是周汝昌回忆离开干校前的两个插曲：
等到他（杨霁云）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 红楼 》‘样板’本。”
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
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口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 鲁迅全集 》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天·地·人·我 》之《 干校惊雷 》）
1970年9月5日上午，周汝昌回到了北京。毛淑仁还以为周汝昌是十二天的探亲假，听说从此再不去湖北了，不禁又惊又喜。她曾经向人打听过，下干校的人还能不能回来，别人回答是：多半回不来了。
周汝昌拿公函到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老楼去报到。一位“留守”的人员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周汝昌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这很重要……”可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把调回来的周汝昌安插到哪个单位。后来就在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挂”着等候。那时，出版社里只有几个专门印制“样板戏”的留守人员在底楼办公，二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二楼给周汝昌开了一间屋作办公室，只见尘土已经积了寸许厚。但周汝昌在这间办公室也不知道该办什么公。而且，也没有人来管他，连军宣队的领导见了面，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
军宣队也曾经让周汝昌写了个报告，说一下自己想做什么工作。报告写了，交给军宣队了，但后来也没有下文。再往后，军宣队也走了。周汝昌更感到茫然惘然，不知所措。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社长王致远抱来一包诗人郭小川的诗集，让周汝昌看看。后来又陪着郭小川来看周汝昌。周汝昌只记得王社长看着桌子上的诗集，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出了。”周汝昌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苦笑一下。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处境艰难，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怎么会突然想到调一个既没有遭遇特大冤案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周汝昌回京呢？调回来又有什么目的和用场呢？以后又为什么长期“冷处理”呢？这的确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当日在出版社、文化部、干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谣言……不知道周汝昌有什么来头。问题是，周汝昌自己也莫名其妙，不仅在当时，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没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幕”也许只有将来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能知晓，或者将是又一个“千古之谜”。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寻味。美国纽约州宾翰大学历史系教授露克珊·维特克，1972年8月访问中国时曾与江青多次长谈，后来根据采访笔记写了一本名为《 江青同志 》① 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Comrade Chiang Ch'ing》written by Roxane Witke，1977，p282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The value of subsequent criticism has been uneven. One contemporary critic named Chou Ju-ch'ang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New Verific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lthough his point of view was close to that of Hu Shih's group，his one advantage was to have used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g court. Despite flaws in his method of verification，the book is still worth reading. When Chou Ju-ch'ang was attacked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he tried to protect him （she added quickly that until now she had never admitted that to anyone）.
最上面两行是书名《 江青同志 》和书的作者姓名、出版年份及出版单位，以及引文所在的页码。
下面的一段原文，翻译成汉语是这样：
持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很有意义，也并非毫无波澜。一个当代的批评家，名叫周汝昌，他写了一本叫《〈 红楼梦 〉新证 》的书。尽管他的观点与胡适派比较接近，但他的一项进步是运用了清代宫廷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的考证方法有缺陷，但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当周汝昌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她曾努力保护他（ 她很快又补充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
这是江青1972年8月和维特克的一段谈话内容。江青在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以及1954年的批俞批胡运动，说到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并且肯定这本书的价值，这其实反映的是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江青不过是鹦鹉学舌，本来也并不稀奇。但她说她曾经保护周汝昌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攻击，并且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这一点，则是颇有意思的。
根据前面所叙述过的毛泽东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以及1954年对周汝昌予以保护的情况，可以说江青有关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这番谈话，也一定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毛泽东欣赏《〈 红楼梦 〉新证 》，在文化部系统多年来早已是口耳相传的事了：
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杨霁云——引者）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名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没成“反革命”，你的名字怎么写了？周汝昌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毛主席称许过——你×××写得出来吗？
霁老言下，义愤不平之气满座洋溢。
他又曾说：《 新证 》出后，颇有人横加訾议批判。唯有毛主席是《 新证 》的知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所谓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是他们通过周恩来调周汝昌回京的。因为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是行政职能部门。毛泽东是非常喜欢《 红楼梦 》的，江青也称自己是“半个红学家”，与维特克谈话之后，1973到197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评论《 红楼梦 》的热潮，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评红”文章。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 红楼梦 》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 红楼梦 〉新证 》或受其启发的。

四：八十年代：走向辉煌
1倡导《红楼梦》新版本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后，还真有点像进了“红色保险箱”，逍遥自在。不仅接踵而至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变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与自己无关，儿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队的插队，虽然难免牵肠挂肚，但既然全国人民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全国人民都逐渐开始对“文革”怀疑和反思，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强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起来，“人情味”慢慢有所恢复，不像“文革”热潮时那样互相提防和敌视了。
周汝昌最上心的，当然还是搞了半辈子的《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研究。他一回京，就在向军宣队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要为《 红楼梦 》搞一个新的校本：“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天·地·人·我 》之《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此刻自由无事，自然又可以私底下重理旧业了。首先将一些资料整理归纳，准备对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加以补充修订，将一些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材料予以增补，加深加细。另一方面，这一段的精神也比较愉快，对那两句硕果仅存的曹雪芹佚诗，兴之所致，拟补成三首完整的诗。这又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
原来曹雪芹有两个好朋友，是敦敏、敦诚兄弟，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从血统上说是清朝贵胄的后裔，但由于阿济格被顺治帝赐以自尽，并被黜去宗籍，所以敦氏兄弟又是没落的宗室子弟，与曹雪芹有相似的身世之感，家族之恨，彼此颇多共同语言，因此来往密切。敦诚作了一个传奇剧本《 琵琶行 》，内容是演绎唐代诗人白居易长诗《 琵琶行 》的情节。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1762 ），曹雪芹在敦诚家的西园观看了“小部梨园”（ 戏班 ）演出这个戏曲后，曾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但敦诚在笔记中记下了其中的两句：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
白傅就是白居易，他作过太子少傅。他有两个侍妾叫樊素、小蛮，善能歌舞，白居易曾有诗句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曹雪芹这两句诗是说如果白居易的鬼魂看到了敦诚的剧本，一定会高兴得让樊素和小蛮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
曹雪芹原诗的前六句到底是什么呢？这当然是引人遐想的。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家世已经多年，又天赋诗才，这一阵从干校提前回京，情绪自然很好，就以曹雪芹留下来的两句诗作末联，足成了三首：
一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勒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悲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二
雪旌冉冉肃英王，敢拟通家缀末行？
雁塞鸣弓金挽臂，虎门传札玉缄珰。
灯船遗曲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三
相溽久识辙中鲂，每接西园酒座香。
岐宅风流柯竹细，善才家数凤槽良。
断无脂粉卑词品，渐有衫袍动泪行。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周汝昌这三首诗结合自己考证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情况，如“英王句”追溯到敦诚的祖先阿济格；“虎门”句，则来自敦诚《 寄怀曹雪芹 》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虎门用周代国子学的典故，指清朝的右翼宗学，当年敦诚兄弟曾和曹雪芹在那里长期相聚。同时又巧用典故，如“岐宅”句用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 》中“歧王宅里寻常见”诗意。三首诗都写得古色古香，气格雄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这当然与周汝昌深厚的古典文化和文学素养分不开，同时也和当时周汝昌比较愉快的心境有关，诗为心声，的确不错。
过两三年，下干校的人逐渐回到原单位，同时“文革”也越来越不得人心，虽然在中央上层“四人帮”仍然猖狂肆虐，在民间社会则已经失去了基础。普通老百姓包括一些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再是“文革”前期那种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的状态，有一些头脑的人都在冷眼静观以待变。亲属和朋友之间也渐渐恢复了来往。周汝昌和张伯驹、吴恩裕等在京的老朋友也开始互相走动。从周汝昌1970年9月回到北京，到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六年中周汝昌为红学积极努力，值得一提的事情有以下几端：
在周汝昌打报告给军宣队请求搞出一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戴鸿森也由干校回京了。有一天，戴鸿森对周汝昌说，他偶然看了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 〉 》影印本，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本来也溺于一般的流行观念，《 红楼梦 》就是《 红楼梦 》么，读通行的文本就行了，还搞什么版本？看了脂批抄本，才知道原来与通行的程乙本《 红楼梦 》差别这么大！“原来俗本这么坏，和真本有这么大的不同，竟一直被它骗了！”
这当然与周汝昌治红学最基本的学术立场一脉相通，彼此有了“共同语言”。周汝昌乘机和戴鸿森商量：我们应该出一个好本子。戴鸿森立即表示赞成，并且开始十分积极地联系活动。首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系，因为这是当时最有权威的科学研究机关。周汝昌本来是想以自己和四哥周祜昌搞了多年的《 石头记 》各脂本的“大汇校”为工作基础的（ 周祜昌虽然在1966年被抄家后成果尽失，片纸无存，但后来又顽强地重起炉灶，从头做起，而且毕竟是做过的工作，再捡起来虽然费事，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既然戴鸿森已经联系了文学研究所，自然也不便再提起自己的汇校本。重要的是先出一个脂批本为底本的通行本《 红楼梦 》，周汝昌仍然是积极支持的。
在当时极“左”的时代氛围里，能干一点真正学术性的工作，是每一个热爱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求之不得的。文学研究所的态度也很积极，当时的临时负责人是王致远，表示支持后，很快就派邓绍基① 和刘世德两人持公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办理手续，准备接受校一个新《 红楼梦 》文本的任务。
谁知好事多磨。由于江青在与维特克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稍后掀起了全国“评红热”，又有毛泽东“《 红楼梦 》至少要读五遍”的“最高指示”流传，在那样一个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成了“封资修”“毒草”的背景下，搞《 红楼梦 》研究不仅是一件很难得的学术上的事，也是相当有政治荣誉的事，还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功利。谁来搞这部《 红楼梦 》的新校本，实际上成了一个许多人都想吃的“大蛋糕”，也成了一种政治行为。文学研究所接受这项工作，李希凡得知后，予以激烈反对。这当然还是李希凡与何其芳当年为“典型”和“共名”发生激烈争论而导致“两派”矛盾的延伸。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不得不向文学研究所“打退堂鼓”。
此时担任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是杜维沫（ 1926年生 ），对这项“出尔反尔”的任务感到很为难，晚上到周汝昌家中诉说风波内情，说：“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尴尬！”但不管多尴尬，由文学研究所承担新校任务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本《 红楼梦 》的事告吹了。
让脂批本取代程乙本成为通行的《 红楼梦 》文本，对周汝昌这一夙愿来说，这件事是一个挫折和打击。
1974年重阳节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张伯驹的来信，通报了一个让人颇为震动的消息：有一个退休教师张琦翔，访问张伯驹谈到《 红楼梦 》，说他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曾于北大听一个名叫儿玉达童的教授讲课，儿玉达童说他见过一个《 红楼梦 》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桥者所收藏，其中八十回以后的内容，与通行本的后四十回完全不同，如贾探春的远嫁是“杏元和番”（《 二度梅 》戏里陈杏元嫁到异民族 ），黛玉早夭后宝钗才嫁宝玉，宝钗“早卒”，贾宝玉穷到去当更夫等情节。
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四十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四十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八十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四十回的《 红楼梦 》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尽管此时还在“文革”时期，他也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找寻这个至关重要的文本。他的那种迫切情绪从他当时立即赋《 风入松 》词多阕可以窥其大概。张伯驹也步周词原韵和作。周汝昌所填词其一二阕如下：
一
重阳满纸记新红，老眼尚能空。行行说尽当时事，也略同阙史遗踪。不讶猢狲各散，最惊貂狗相蒙。
东瀛触事见华风，秘笈有时逢。是真是幻皆堪喜，向西山凭吊高枫。光焰何劳群谤，江河不废无穷。
二
翻书时历点脂红，名姓托空空。笔涛墨阵何人事，是英雄霜雨前踪。经济凭他孔孟，文章怕见顽蒙。
黄车赤县伫高风，魂梦一相逢，残篇零落谁能补？似曾题月荻江枫。更把新词歌阕，也知遗韵难穷。
（周伦苓给笔者传来此二词，有注解云：“老眼”一句，是从曹楝亭的“老眼题愁素纸空”化出；“黄车”句是借用陈寅恪先生“赤县黄车更有人”诗语，也是涉红之题的。黄车使者，虞初别号，小说家之祖，故以喻雪芹。“谁能补”，是自谦，不是自居。）
凑巧，周汝昌听说这时正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来华访问，名叫鸟居。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周汝昌对这个文本的关注实在太心切了，就提笔向当时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中央领导人姚文元（ 1931—2005 ）写信，报告这一重要的发现线索，建议他请鸟居回国后打听儿玉达童的下落，因为既然儿玉达童讲到这个文本，那就不排除这个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里并带回了日本。
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称他为“周汝昌先生”，态度十分客气，说已经请托鸟居回日本后寻找。显然，这是因为姚文元知道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汝昌、对《〈 红楼梦 〉新证 》都有好感，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史修养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也许会在毛泽东处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又来信，说鸟居已经找到儿玉达童，但已经是个年纪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对这个本子无法继续探寻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最高领导，是“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寻找《 红楼梦 》异本的热情，尤其是在毛泽东对《 红楼梦 》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写了第二封信，正面陈述流行本《 红楼梦 》的问题，建议应该迅速整理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这第二封信是写给姚文元还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写给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后来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写的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难免有些失望，心想校订出版新本《 红楼梦 》这样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这时已经是1975年。
此后的事，还是引录周汝昌本人回忆文章中的原文吧：
忽一日，收到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 人民日报 》）。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 红楼梦 》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到会后，见所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
吴世昌 “顾问”
吴恩裕
杜维沫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
王思宇
孙逊：研《 红 》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他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坐，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兄弟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回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姚文元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原注：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算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至于我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此本已于2004年5月由河南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即《〈 石头记 〉会真 》——引者）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指《 红楼梦 》校订注解小组——引者）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周汝昌是不懂政治的，可以说也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他倾心的始终是《 红楼梦 》、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体验、鉴赏、研究。即使在“文革”中，也只是在不得不随波逐流时“跟大溜”而已，只要一有可能，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从1974年开始正式增补修订的《〈 红楼梦 〉新证 》，于197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比1953年的旧版增加了整整一倍。
1976年4月，这是“文革”到了尾声但还没有结束的时期，此前的一月周恩来逝世，此后的7月和9月，朱德和毛泽东分别逝世，7月底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红楼梦 〉新证 》的起意再版，是在这些大事发生之前的1974年，那时仍然属于“文革”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会突然要再版这样一部书呢？周汝昌这样告诉笔者：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忽然找我要《〈 红楼梦 〉新证 》，而且要得急如星火，说上边要，到处买不到，请你赶快提供一本。我只得把自己珍藏的一册第三版的文本给了单位。不久，国家出版局领导人（ 姓名记不清了 ）又来找我洽商，说：“中央需要《〈 红楼梦 〉新证 》，希望你同意重印，快出。”我不想旧版照印，就提出要修订，出新版本。
虽然经历疑难踌躇，领导最后同意出修订本，周汝昌立刻开始工作，当然基础工作其实早有多年的积累。从1974年到1976年，为了赶出新版《〈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拼命工作，终于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眼疾：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1976年3月到9月，为医疗而费尽周折，后来住进医院，周汝昌却记挂《〈 红楼梦 〉新证 》工作未完，私自逃离医院跑回家。经家人劝说第二次住进医院，动了手术。为了保证《〈 红楼梦 〉新证 》增订本的及时完成，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商洽，借调在天津的周丽苓回京协助父亲工作。周丽苓回忆说：“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对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疼，这回可连脑袋都感觉痛了。”《〈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但周汝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手术，右眼保留了0.01的视力，本来左眼也还有救，谁知又换了大夫，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全盲。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史研究考证的人来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周汝昌治学作研究，就是在一种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了。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印记。李希凡和蓝翎于1955年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作为书的“前言”，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这篇文章是李、蓝当年奉毛泽东之命而写的，其中虽然也有“批评”，但基调是“保护”。
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 红楼梦 〉新证 》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它的根本动因，应该还是起源于毛泽东对该书的肯定赞赏。现在还不能得知毛泽东本人是否亲自批示过《〈 红楼梦 〉新证 》的新版问题，这要等到“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有可能。但依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据《〈 红楼梦 〉大辞典 》不完全统计，1973年“评红热”兴起，全国报刊发表各类评红文章一百二十多篇，出版各种评红著作、资料汇编十多种；1974年“评红热”达到高潮，报刊发表评红文章五百多篇，出版各类评红著作和资料汇编四十多种。1975年春成立了前述的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编的《 政治历史小说〈 红楼梦 〉》，6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佟雪著《 论〈 红楼梦 〉的政治历史意义 》，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厚基著《 和青年同志谈谈〈 红楼梦 〉》；同时还有年初王少华在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发现曹家的香林寺庙产碑，吴新雷随即作考证；1月吴恩裕、冯其庸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三回又两个半回己卯本散失部分并于3月24日《 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周汝昌从热衷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姚文元、江青写信要求关注《 红楼梦 》的研究情况，正好与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高度喜爱相投合，也与江青、姚文元等“文革派”企图以读评《 红楼梦 》为由掀起新一轮政治运动的需要相符合。不管周汝昌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向中央上书客观上已经卷入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政治运作，全国性的“评红”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红学资料的发现，校注《 红楼梦 》小组的成立，乃至由此小组发展成现在的《 红楼梦 》研究所，用《 红楼梦 》中的话来说，可以说“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周汝昌的中央上书中找到“契机”。
这从1976年专为中央领导人内部印制了《〈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也可看出。周汝昌1973年1月13日写给周祜昌的一封信中通报当时的最新讯息：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下达指示要印行一批《 红楼梦 》的书籍资料。经过层层传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人告诉我：包括甲戌本、戚序本两个本子（ 戚本用某领导人藏本为底本 ），李希凡的论红文集，我的《〈 红楼梦 〉新证 》公开发行，李和周的书各印行十万册。另有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及过去的考红资料汇编一束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重印，此四项要求年内出齐。周汝昌还回忆说，当时李希凡也很热情，既写来了表示“考证”也具有学术价值的补正意见，又特意给他写信，说《〈 红楼梦 〉新证 》再版的事，望宽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喜事”云云。周汝昌事后推想可能是指随后特印《〈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之事。
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从主体内容来说，主要是增加了大量实证材料，这些材料围绕着曹家家史、《 红楼梦 》的版本、《 红楼梦 》的流传影响等方方面面。它的学术价值由此获得，而且绝不会因时代意识形态背景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红楼梦 〉新证 》从此更加成了任何一个要以严肃态度搞红学研究的人无法绕行或回避的一本书。而写成于1976年3月的《 重排后记 》，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氛围和周汝昌的个人思想心态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不可避免，这篇《 后记 》留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痕迹。比如，文中有用黑体字排印的毛泽东和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对胡适有比1953年版更加严厉的“划清界限”的贬责；有对自己的自我批判。但是，应该说，在基本的学术立场上，其中的表述仍然是周汝昌一以贯之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扭曲。
《 后记 》一开始就称这本书是“怪物”，所谓“哪里有混杂着首尾三十年间的见解和‘文笔’的著作……说是旧书重印罢，它有了若干增删改动；说是新撰另作罢，其主体实又与旧无殊”。然后表明这个新版最重要的贡献是补充材料：“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 今本为第七章 ）本来就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部分，可现在篇幅却又多出了一倍，在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个便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状。为什么又要如此呢？认真地说，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增订修改，工作未竣。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这次重排也可续完前此未竟之功。如果它对研究者能有一些用处，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了。……此外，若干章节后面有添进去的‘附记’，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再有，历年写的讨论《 红楼梦 》旧钞本，介绍清代较为稀见的题《 红 》诗词的文章，积有数篇，要说专为这个印制成书，那也是没有的事，因为不值得，现在集在一起，姑且称之为‘附录编’，置于卷末，聊备参助。”
在交代了对材料的补充情况以及对材料的某些理解之后，周汝昌重点谈了“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委婉却很坚定地表示了自己仍然坚持的基本学术观点。
首先，虽然有许多对胡适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如“胡适的立场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哲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实验主义”，“我的接受‘自叙传’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等等，却又叙述了胡适自传说与索隐派较量的历史轨迹，排列出诸家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实际上含蓄地暗示了胡适的“自传说”有其历史合理性。其次，周汝昌借着“批判胡适”的招牌，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的确存在本质的不同。
对于曹家的史迹，是否只有他考的那么“多”？我是很怀疑的。也坚不相信问题是什么坐吃山空的问题。在我当时的幼稚认识中，朦朦胧胧地感觉到《 红楼梦 》是我国文学中的一部特别奇伟而重要的书，它是和历史时代的某种大事、某种要义相关联的（这绝不是像索隐派所说的那样）。可是毕竟如何，自己又说不上所以然来。这就兴起了发愤自己探讨一番的念头来。越探讨，越证明事情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么一回事。离开历史去“考据”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一切，是个绝大的骗局和诡计。这个骗局和诡计的最恶毒之处，就在于他说的“《 红楼梦 》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而“平淡无奇”四字，尤其是要害之要害。
为什么说“平淡无奇”是“要害之要害”呢？周汝昌这样说，就是揭示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一个根本的分歧，即无论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动机，小说文本的性质，思想向度和艺术创造，自己与胡适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胡适认为曹家的败落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周汝昌则认为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背景，是关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历史风云变幻（ 当然绝不同于“索隐派” ）。而周汝昌的认识是从实在的历史考证中得出的，胡适的“考据”则是脱离历史的想当然。周汝昌认为《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空前高度，胡适却说“真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周汝昌说：
由于曹雪芹文章的巨丽，手笔的精奇，最初期的一些读者尚多买椟还珠，徒然震赏于它的物色繁华，只顾赞扬它的声情美妙；但是《 红楼梦 》前八十回一经问世，毕竟好似一颗彗星在空中爆裂，不只光芒如此之耀目，而且其冲击力是如此之巨大……
在两千年的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像曹雪芹这样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公开、全面、勇敢、坚决地反对“孔孟之间”“经济之道”的，这样全面怀疑和攻击封建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并不是很多见。
这种认知，当然和胡适是绝不相同的。我们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叙述过，周汝昌的这种认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因此，《〈 红楼梦 〉新证 》也就很自然地适应了当时的“批林批孔”的大形势，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被胡适也大加赞扬的“考证书”在“文革”中居然被特许再印新版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红楼梦 〉新证 》是否恰巧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在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学术内容也的确揭示出了曹雪芹《 红楼梦 》原著的精神本质和审美特色。历史评判《〈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地位，并不在于它的某种历史际遇，而在于它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接近程度。
在《 后记 》中，周汝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与胡适另一点本质区别：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的认同差异：
另一件使我对胡适发生疑问的，是他把所谓“程乙本”捧出来让亚东毁去旧本重排“问世”，大事吹嘘。他是收藏甲戌本并且最早得见庚辰本的人，他凭借这种资本作了那一点“考证文章”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之后，就算了结，绝无半点将此两本公诸世人，使之广布流传的意思（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的），却拿出什么“程乙本”来欺世惑人。
周汝昌在后面更提出了他后来到80年代予以全面论述的“大人先生”操纵论，即认为后四十回取代佚稿而歪曲原著的思想精神有政治背景。
乾隆朝的统治者们，在收买、威逼、迫害、破坏种种伎俩都经使尽而仍然得不到曹雪芹的丝毫让步的情形下，便施展出最为阴险毒辣的一著：抽梁换柱，暗地腾挪，使之整个存形变质，并且“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还不惜工本，不但要为之寿诸梨枣，而且还要刻出“全部”来。
为了这一特殊使命，这要物色“人才”。这种人才要不显山不露水，能力还要混得过耳目，身份地位要能够知己知彼，才便于取中要害。物色的结果，差使落到高鹗（也是内务府旗人）程伟元二人头上。其成绩，就是后来一直传世的百二十回本的《 红楼梦 》。
周汝昌的这一论点又正好与“文革”时抓“黑后台”的潮流有相合之处，因此到“文革”结束之后，就有人讥评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是受了“文革”思潮影响所致。其实这种批评还是“轻薄为文”，太现成了一点。因为曹雪芹原著的思想之逆反和超前，确实惊世骇俗，而后四十回又的确“逆转”了原著的思想，消灭了其斗争锋芒，将其庸俗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而周汝昌又是从历史史料中作实证考据，进而得出他的论点，而并不是从当时的政治思想潮流作空泛的演绎。只能说周汝昌对曹雪芹的遭遇和《 红楼梦 》的命运之考察结论正好与当时的政治潮流有暗合之处，却并不能说其学术观点是来自于当时的政治潮流。
考据这种事本来是很难有百分之百的“铁证”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推测成分。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原著与续书的思想差异可能只是某种文化思想分歧的自然产物，而不一定有那么具体的政治背景，但至少，也不能排除周汝昌的说法是一种可能性，其理路思致，至少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这里最核心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向度有着与胡适绝然不同的认知，也与一般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一般人的见解其实倒是和胡适比较接近的，因为曹雪芹写的是“奇人之书”，本来迥异于一般的见解。周汝昌更贴近了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精神实质，倒是曲高和寡的。像这样一些话，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符合事实而且切中要害的：
在高、程的续书中，有一条最基本的总方向和一个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辙迹，把坐车子的眼睛蒙上一块布，然后把车辕子掉过头来，偷偷地但是尽一切可能“往回拉”。曹书中，处处离经叛道，蔑圣弃伦；在高续中，处处归结到纲纪伦常，忠孝节义。在曹书中，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由于喜恶大反一般“士大夫诸男人”之常，言论行为，时时可骇可异，所以才被人指目为“疯颠”，这是思想上的疯颠；到高续中，宝玉被“改造”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生理上的“失心疯”，或者略好些的时候，也是瘟头瘟脑，一切莫名其妙，挂着一副可怜相的昏虫。
《 后记 》中所着重的另一个“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问题，是鲁迅对《 红楼梦 》一些说法的理解。从1954年的“大批判”以来，就有人说周汝昌以鲁迅作“挡箭牌”，不肯承认错误，为自传说辩护。周汝昌从来没有接受这种批评，因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鲁迅的。在这篇《 后记 》中，更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说。
关于所谓“典型”和“模特儿”的问题。周汝昌说：
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样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记得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尔基的方法，要写一个工人或小商人，是观察了十几个、几十个工人或小商人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规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点，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文学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本身也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从来也不曾也不会僵化和停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积累过程。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传统不同。不同的作家各自以他的世界观来指导和决定他的创作。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没有这个指导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为了创造每一个妇女典型而必须概括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妇女，他在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中，有没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那种收集原始素材的历史条件，需要具体地分析。（在那时候，像曹雪芹所写的那些阶层的妇女，是连面也不轻易令人得见的。）我觉得用高尔基来解释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当。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个一成而不可变的手法。
在后边，周汝昌就征引了我们前边章节已经引述过的鲁迅所说的“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在为自传说辩护，指出自己的自传说是合理的，与胡适自传说的“实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师承鲁迅的。反对把高尔基的创作方法当作唯一的教条，也就是当时风行的所谓“形象”和“典型”理论。
在后面，又引用鲁迅的“《 红楼梦 》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等论述，说明鲁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后四十回续书把曹雪芹的原著内涵大大简化了，缩水了，“他已不啻为我们指明，如只看见‘婚姻’问题这个旧社会常有的小事情，《 红楼梦 》就被严重地缩小了，歪曲了，‘才子佳人’化了”。鲁迅对后四十回写贾宝玉成了一个“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表示诧异，周汝昌指出这是鲁迅“是如何感到其思想之庸俗不堪了”。
鲁迅的认识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性，那时还没有更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探佚研究作前提，他对后四十回歪曲篡改曹雪芹原著宗旨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但他的思想家眼光也的确使他有所感觉。周汝昌没有像笔者这样表述，只是从正面发掘出鲁迅的思想闪光，这本来是一种写作的风格。后来有些批评者却说周汝昌曲解鲁迅以作自己的挡箭牌，实在只暴露了批评者自己的浅薄和轻佻。
总之，周汝昌的一切活动、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那就是辨明后四十回续书对曹雪芹原著的遮蔽扭曲，恢复原本《 红楼梦 》真正的伟大。倡导《 红楼梦 》新版本是如此，修订《〈 红楼梦 〉新证 》也是如此。他的考证是为了思想和艺术，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所以，在《 后记 》的结尾部分，又有对林语堂（ 1895—1976 ）的尖锐批驳。林语堂的《 平心论高鹗 》于1969年12月1日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是一部为后四十回大唱赞歌的代表作，其中又点名批评周汝昌崇曹贬高，而且话说得比较激烈。这就难怪周汝昌要予以回应了，而且语气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最后说：“林老爷以为谩骂可以吓倒人吗？现在本书批高的论点又摆在这里，绝不掩饰。有哪一点怎么不平心，我愿意拿这个再来衡量衡量林语堂的‘平心’标准尺，到底是个什么公司的产品。”
周汝昌的这篇《 重排后记 》写成于1974年10月1日前夕，但书出版已经是1976年4月。而林语堂在1976年3月26日即病逝于香港。所以林语堂并没有看到周汝昌对他的回应。
周汝昌认为曹雪芹著《 红楼梦 》的遭遇是有政治背景的，认为《 红楼梦 》绝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而具有深刻的哲理和思想性，认为曹雪芹的艺术造诣是登峰造极的，认为后四十回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十分低劣，而且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一切自然会和毛泽东的气质、想法产生某些微妙的共鸣，也巧合地和当时的政治运动非常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站在超越的立场上鸟瞰，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奇观。对《〈 红楼梦 〉新证 》在1976年出新版这件事，我们应该拨开模糊而又诡异的政治烟云，领略其历史的神韵。
周汝昌对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关心备至，那份感情的专注和强烈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吴恩裕一直致力于寻访收集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在1970年以后发现了《 废艺斋集稿 》中的《 南鸢北鹞考工志 》的文字和图片残稿等，据说是曹雪芹的作品，后来发表于《 文物 》杂志1972年第2期。吴恩裕在干校时就写信对周汝昌透露说他有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使周汝昌想见到这些文物的愿望十分迫切。
《 两律异闻 》（《 天·地·人·我 》）有一则“附记”：“我作此戏补诗，未欲示人。时吴恩裕先生在干校，常常惠札相念，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说见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与董邦达序，但不肯录示。我疑其不真，乃戏言：我有雪芹诗，咱们交换吧。他果然抄来二‘序’，我一看是伪作，便将戏补诗抄与了他。他是干校结束返京后才让人见到此诗的。”
这就是“唾壶崩剥慨当慷”那一首诗，周汝昌曾嘱咐吴恩裕说这首诗一定不能再给别人看。但后来陈毓罴① 到吴恩裕家看到这首诗后抄去，从而在红学界流传开来。
这就是那桩“拟补”曹雪芹佚诗的红坛“公案”之所以发生的实际情况。
佚诗拟补的风波后来是这样发展的：南京师范学院（ 今南京师范大学 ）编的《 文教资料简报 》1974年8、9月份增刊号（ 9月印出，总第23期 ）刊出吴世昌和徐恭时合写的《 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 》一文，认为此诗是一个重大发现，的确是曹雪芹所作。1975年第1期《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 》予以转载。香港的梅节在香港刊物《 七十年代 》1979年第6期发表《 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 》，说佚诗是现代人所拟补。吴世昌在《 七十年代 》1979年第9期发表《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反驳梅节的文章，坚持佚诗是曹雪芹作。梅节又在香港《 广角镜 》1979年第11期发表《 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 兼答吴世昌先生的〈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予以回应。吴恩裕在《 曹雪芹佚著浅探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中有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有所透露，希望周汝昌出来释疑。周汝昌乃于1979年写了《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承认自己的拟补，并道歉说：“第一首因被人传出去了，有些同志来问及它，我当时因碍于某种原因，不欲说出原系自拟之作，但已着重声明：这是现代人续补的，千万不要误认为是‘真’的！这种声明，在任何场合都未曾含糊过。不过，今天既然将谜底揭出，我还是该向那些同志表示歉意。”
胡文彬① 先生有一次曾对笔者说，当年他在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工作，曾出入于当时几位红学大家家中。他和周雷为“佚诗”的真相曾到周宅访问周汝昌，周汝昌对他们说了陌生人来访送“佚诗”全稿的情况，他记到自己当天的日记中。胡文彬对笔者说他至今认为确有陌生人送了全诗给周汝昌，因为根据他们的访问情况来看，周汝昌当时没有必要编故事，所以周汝昌后来说佚诗是自己拟补反而不真实。
对此，笔者和王瑞兵曾在周汝昌家中当面询问真相究竟如何。周先生、周夫人和周建临都证实的确是周汝昌拟补的，周夫人还说当时家里人就埋怨周汝昌不应该那样做，结果搞的传出去了，弄得满城风雨。周先生说当时自己实在是太想看到吴恩裕发现的曹雪芹的文物了，后来也挺后悔自己的一时孟浪。我说胡文彬先生至今认为确有人曾送了全诗，周建临哈哈大笑说，是不是将来还要逼我交出私藏的文物呢。
这一桩红坛公案，确是周汝昌一时孟浪之举，不过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对有关曹雪芹的一切热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现出周汝昌写诗的才能的确很高，能让以研究唐宋诗词和《 红楼梦 》名家的吴世昌将拟补之作信以为真，足以说明问题。
吴世昌生于1908年，卒于1986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岁。吴世昌的学历和周汝昌十分相似，先在南开大学预科学习，然后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又在燕大读国学研究生获得学位。不过吴世昌比周汝昌年级高，自然毕业得也早，1947年就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留下来任高级讲师。1963年才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吴世昌用英文著《〈 红楼梦〉探源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回国后又用汉语著《〈 红楼梦探源 〉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所以吴世昌虽然学历比周汝昌早，年龄比周汝昌大，在红学研究方面反而起步要晚得多。但由于吴世昌的两部著作也都是四十来万字的巨构，而且主体内容也是考证，许多观点独树一帜，因此在20世纪60到80年代，是公认的与周汝昌、吴恩裕并列的考证派红学大家。周汝昌与吴世昌还被称为“红楼二昌”。1975年文化部的《 红楼梦 》校评小组请“两吴一周”作顾问，正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笔者虽然见过吴世昌先生，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交往，通过阅读吴先生的红学著作，以及听胡文彬先生的介绍，觉得吴先生似乎在性情上有点天真，在学术争鸣中也有点爱动感情，有些学术观点也似走偏锋。如他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关于甲戌本第一回的争论，以及认为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的等，就表现了这个特点。胡文彬先生说，吴世昌从英国归来，有钱，生活比较富余，他和周雷到吴家，吴世昌经常吩咐保姆多炒一个菜，留他们吃饭。而周汝昌则一直在国内，儿女太多，经济情况总是很紧张。
由于周汝昌研究红学在先，两人又是燕京大学同系校友，尽管在红学的学术观点上有不少差异，但吴世昌和周汝昌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这一次由于吴世昌把周汝昌拟补的诗认作曹雪芹的原作，并且发表了文章，周汝昌澄清后，吴世昌仍然一口咬定那首诗是曹雪芹原作，说周汝昌“连平仄也不懂”，根本不可能拟补出那首诗，是有意隐藏文物，其实心里明白，大为丢份，从此二人不再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见面也互相回避了。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两人其实都是书生本色，比较任情性而行事，不太懂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的矛盾发展。近读谢泳写的关于吴世昌的文章，知道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积极活动的学生领袖，与胡适来往也很密切，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谢泳认为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周汝昌由于年龄小没赶上，与胡适的交往是纯粹学术方面的，他更加远离政治——尽管由于研究《 红楼梦 》，又很奇特地牵扯进一些政治大背景之中。

2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

“文革”的结束有一个过程。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只是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开始正本清源，则要等到1979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前后，其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基本上也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步的。
比如对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表达了强烈的悲痛之情，其实是借以抒发对“文革”的反感和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对周汝昌来说，他在下干校时蒙“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则更有一份特别感恩的心意。因此，他写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
何处祠堂柏森森，鹂音草色最难吟。
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
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
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
这首诗用杜甫《 蜀相 》诗原韵，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应该说是十分妥恰的。“批周便是亡中国”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而来，说“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影射攻击周恩来，后来又抛出所谓“伍豪启事”档案，企图打倒周恩来，据说毛泽东在要批周的请示报告上批了“批周乱国”四个字。不管历史真相实际上如何，当时那也是人民抗争“文革”的一种表述方式。从“当时讵敢”和“此日宁偿”的词句看，这首诗似乎是写于“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1976年10月稍后，而不是在“四人帮”尚在位之时。周汝昌毕竟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又在文化部系统的敏感单位，历经运动沧桑，不可能要求他像当时的一些青年人那样在“四人帮”尚在位时就发出抗议。对当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事件，周汝昌并没有去广场观看，只是听到一点别人的传说而已。
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也有悼诗，题作《 9月10日晨出巷门外 》：
秋阳映红旗，风物方崔嵬。仰头忽天低，下此半哀旗。
茫茫凝久立，寸心斯曰摧。领袖所尽瘁，神州为春臺。
正道指沧桑，万难何足排。巍巍镇百魔，寰宇从风雷。
天翼运扶握，蓬雀枪土灰。诗火动光焰，谈笑生奇瓌。
汪汪万顷涵，亦惜鍼粟才。旌旗日月换，斧凿山川开。
象玮肃拱卫，大星长云隤。有泪不可制，冥海奔复廻。
入室若无依，笔墨强试裁。泰岱坤轴重，弱毫如微埃。
遗像俨在前，蔼然策方来。人间亦有故，此痛包九垓。
八亿继舜尧，千秋更弘恢。
毛泽东从1954年的大批判运动开始就对周汝昌予以保护，“文革”中周汝昌很快被从干校调回京城可能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至少也有毛泽东一贯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尽管有关内幕周汝昌并不十分清楚，但从某些传言中，他早已有所知晓。所以，对毛泽东，周汝昌的确也有一份感激和怀念心情。君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这本来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士人的一种传统。同时，当时大多数人尽管对“文革”不满，但怨愤对象主要还是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爱戴之情仍然是占首位的。
如果我们想一想《〈 红楼梦 〉新证 》既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又获得胡适的赞美，在1954年的大批判中独能逃过劫数，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又突然被推出新版——也就是说它本来是要被整合到“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充当角色……而周汝昌既得到江青的保护、姚文元的尊重，又被“周总理办公室”从干校特调回京……在这种“大叙述”视野下，读周汝昌怀思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作，就超过了一般意义上对领袖的悼念，而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周汝昌有了神秘色彩，而其根源，还是来自于《 红楼梦 》的神秘，曹雪芹的神秘，历史的神秘。
作一下横向比较的话，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中，比起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比起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某些同仁来，周汝昌虽然也曾经时“红”时“黑”，但从总体上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政治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挫折。但在工作中却也有一些人情世故方面难以避免或处理不当的纠缠，同时由于家庭人口多而收入少，在经济上总是生活得十分拮据。林东海《 编余漫话 》（ 湖北编辑学会《 出版科学 》2000年第3期 ）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2年自干校归来，我由中国文联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编辑这一行，至今已26个年头，对于编辑生涯，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学编辑室），见北窗下坐着一位清癯瘦削已见二毛的老同仁。打完招呼后，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下意识地答道：“希望学有所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又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读过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颇热爱这一专业，所以随意应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说：“这一行呀，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想干也干不了。”一瓢冷水浇得我浑身打寒颤。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后，他果然不干了，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去了。
不久，听室中同仁说：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听了这则轶事，我多少明白点周先生那话的含义，也顿时萌生投错门的悔意。
周汝昌从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确实也遭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情。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感觉是自己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换了好几茬，有一两届领导的态度简直让人心寒，总之一直没有机会专心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编辑工作中许多意想不到的纠缠很让人心烦气短，因为工作本身为人作嫁不说，还常常会引发一些人事上的矛盾。周夫人曾愤愤地说，周汝昌自从进了出版社，就没得过一天好。周先生自己也对笔者说过，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岁月都献给这个出版社了，却总是坎坎坷坷，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条件尽展己之所长。这当然也有些是气话。
周汝昌做工作很认真，有点“书呆气”，遇到一些别人工作中的失误，只要经了自己的手，就一定要指出来，这种“一切从工作出发”虽然理论上是一种优点，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是出力不讨好，要得罪人。比如前面叙述过的对《 三国演义 》原校点中的失误发现后重校，虽然得到领导聂绀弩、巴人的赏识，却使原校点人很不高兴。校注《 白居易诗选 》时，周汝昌又指出了原编者的某些失当之处，也使当事人大为不满。同时，正像唐翼明评价《 杨万里选集 》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而这样做的结果，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周汝昌总是在贬人扬己，踩着别人的肩膀以自我表现，成了一种道德的二律背反。笔者听宋谋瑒先生说过，出版社的某位先生甚至要“生祭某公”—— 表达对周汝昌的强烈不满。
这正应了那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老话。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没有给稿费，说给作者一百套书，但出版社还扣留了一部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所以周汝昌本人得到的书数量非常有限，亲戚朋友，出版社的同事，纷纷索书，很快手头就没几本了。这时，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仁王利器（ 1912—1998 ）打来电话要书，周汝昌回答说，你不早点要，现在我已经没有书了，你是自己出版社的，社里留了一部分书，请你向社里要一套吧。
而在《〈 红楼梦 〉新证 》的第180至182页，周汝昌又提出对王利器的批评意见。原文如下：
在“赶繁华”的看法之后，又出现过另一种变相的“赶上”的论点。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 文学遗产》第六十一期），最末为“年未五旬而卒”一节，其中说：“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从曹雪芹之生到曹雪芹之死（引者按，他是主张一七一五——一七六三的 ）即十八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而曹雪芹就是在这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因之，我们说曹雪芹在江宁度过了十三年，这不仅（与敦氏诗句等）……都丝丝入扣，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这十三年中——当然婴孩幼儿之年要除外，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 着重点皆引者所加——本传记作者按：此注乃《 新证 》所原有），及到他在生活实践中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后，深刻地体验出在这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问题，把一生经历、观察所得的东西，如人道主义问题、自由恋爱问题等，加以综合、比较、分析，通过宝、黛的悲剧，把它再现出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创造出这部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十三年江宁童年生活，对于他是起了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云云。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曹氏生于一七一五年，他才能以“具体地接触”（按即“赶上”之谓）江宁一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否则不行。（王先生对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自由恋爱”等理解，我也不敢苟同，不过这里不拟枝蔓。）
我们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事实是指在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人们的头脑，也会逐步反映出变化来。但是王先生说的却是，如果曹氏早生了几年，在江宁一地多度了几年，这就是“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如其不然，就“接触”不到了，——至少也不“具体”了。老实说，王先生这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怕是成为问题的。要拿这样的理解再来佐证一个人的生卒早晚几年、还要计算“婴孩幼儿之年”除不除外、在某地度过几年等等，这是否妥当？我看问题就更大了。
因此，我仍然认为，若有更好的力证，论定生年确应为一七一五，那是应当接受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赶上”论，还不能说服我。
虽然讨论的是关于曹雪芹生年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却又提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是王利器的“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到家。这让王利器很有意见，大为光火，后来王先生花了很大精力，专门从《〈 红楼梦 〉新证 》中挑毛病，以很尖刻的语气写了《〈 红楼梦新证 〉证误 》的长文发表（《〈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从学术角度而言，应该说这篇长文中有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另一些意见也有参考价值，对使《〈 红楼梦 〉新证 》修订得更完善颇有好处。而且，如果不是像王先生那样专门从事古典文史典籍研究考订的专家，一些问题别人也还真难以发现。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汝昌自己就检讨过《〈 红楼梦 〉新证 》中的某些失误之处。甚至反省过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 五经 》《 四书 》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 天·地·人·我 》之《 检讨谬误 》）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撰写《〈 红楼梦 〉新证 》有一些失误本来也是难免的。王先生指出其中的失误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如果王先生不是以那样一种口气来写，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作事行文，显然更能让人心服口服，表现出一种大度和高风。而现在这种情况，则容易让人联想到意气用事和挟嫌报复一类词语，尤其是后来甚至说“《〈 红楼梦 〉新证 》，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并盛气凌人地宣言“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冯其庸、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辽海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则显然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其实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对纠谬公开表示了感谢，当然对于不实之词的攻讦也作了不点名的有限度的回敬。在这次写作采访中，周先生又对笔者表示，自己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王先生点名批评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不对的。
不应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些人人都会说的话，遇到具体情况时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了。红学界一直有一些人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肆行嘲讽，说的话尖酸刻薄，除了学术见解的不一致和认识水平有差距外，也和知识分子喜欢暗中争名夺利并突出自我的“劣根性”有关。但爱好《 红楼梦 》的非专业民间人士也一直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些人在红学界没有利害得失可言，因此也就有时爆出“冷门”，说一些“剥掉皇帝的新衣”的尖锐言词，构成了红学另一道有趣的风景线。这在涉及对周汝昌这位“有争议”学者的评价问题时体现得格外明显。
如贵州省红学会主编的《 红楼 》1997年第1期就发表了署名史直生① 的一篇文章《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针对红学界对周汝昌的挞伐讽刺，说了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颇能体现笔者后来提出“人间红学”之韵致：
自然周先生也非神，他也有种种错误或不足尤其年轻时代。或许他确如他自谦的那样仅属“第三层次”，但他毕竟是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周先生用不着“贬人扬己”，他的发现，他的论著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诗词文赋，书法墨迹，更精通外语——他本来即是燕大外语系，外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书架上尽是外文原著。可笑的是某些人竟然把外国文学常论拿来教训他不懂什么是小说，真是“班门弄斧”。
鲁迅是大师级一流学者，但他并未把精力放在红学上，他虽比周先生伟大得多（恕我代言），但他是小说家、作家、文学史家、杂家、政论家，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红学家。他只是在讲小说史时、在《红楼梦》部分提了几点看法而已——尽管极有见地。
胡适其政治立场不说，人为“特种学者”，他属于哪一级，我亦不能妄论，他虽为红学的创始人，他也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红学上，而是倡导新文化运动，从事新诗和其他创作。他的红著，仅仅只有《〈 红楼梦 〉考证 》及《 考证〈 红楼梦 〉的新材料 》等少数几篇论文，一些前序、后跋，和其他文中的片言只语而已。恐怕他一生也未想当红学家。
郭沫若、茅盾等与之类似。
……
总之，我认为周先生是最伟大的红学家，如果把“家”的条件订得高一些，也可以说他是唯一的红学家。其他不少人连“门”未入……
至于周文中记错了清朝定鼎的日子，其原因前已叙及，没有什么“贻笑大方”的……但要像周先生那样博古通今，却绝非一般学者所能。例如他对诸种史料典籍的理解就令我钦羡不已，只看《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可知。比如我今日报医药费、算加法就错误百出，不及小学生，但说到三角几何、微积分、数理方程、特殊函数种种，我比之小学生就高多了。他们要达到我之水平，至少还要“十载寒窗”的。这就正用得着列宁常引的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达不到鹰那样的高度。
当然，不愉快的插曲有，让人高兴的事更多。毕竟身在“帝都神京”，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各方面的英锐豪杰之士云集影从，正如《 红楼梦 》里北静王对贾宝玉所说“高人颇聚”。由于各种机缘，周汝昌与不少文化名人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交往，留下了一些文采风流的学苑佳话。
周汝昌从小喜欢诗词，从初中起已经是一个“词迷”，得到一本廉价的《 白香词谱 》就欣喜若狂，后来又有了一本老中华书局选编的《 中华词选 》，也是爱不释手。那时有专门研究词的学术刊物《 词学季刊 》，夏承焘和龙榆生等专家经常在上面发表研究文章，也是周汝昌专注阅读的。上了燕京大学，桌案上也摆着一本朱彊村编的《 宋词三百首笺 》，经常翻阅。
夏承焘生于1900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八岁，后来成了中国词学研究的宗师。在20世纪60年代，下限不超过1964年，有一天，夏承焘在女弟子吴闻陪同下，到周汝昌府上造访。夏承焘在杭州大学任教，作为教育界浙江高校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周汝昌这样回忆：
那时，夏先生似乎是院校中的重要教授——教学上负有留意师资的职责，所以见面之下就问我人才的事。我就推荐时在南开大学的同窗许政扬，夏先生立刻取出名片，写上拜候许兄的字样，让我转达。然后又问我同院的学者，其时有冯都良先生。我们住一排房。他听知此名，又立即让我引他去拜会冯先生。他们是同乡，见了之下十分热切。由此可见，那年代他还是满身的英锐之气，不似年高之人——穿着崭新的蓝中山服，很精神。（《 北斗京华 》之《 夏承焘 》）
“文革”之后，夏承焘又在吴闻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汝昌一次，但这次会面有点尴尬：
在此之前，我与夏先生有讨论学术的书札来往，忽有友人警示我，暂停与夏通讯，因闻说他问题甚为严重（包括行为的“不良”云云），免受“连累”……
以后又有些“小道消息”“风传”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极大，现已无立足之境……。我方知他的处境已非一般的不佳了。
所以，这日夏、吴二位忽然莅临，我心中有“鬼”，有点儿不知如何为宜——是热情叙旧？还是必要“疏远”？……
总之，我言辞费了斟酌，场面微显尴尬。
夏先生此时已大有老态了，英锐之气全消，面上亦露出不甚自然之色。他多须，长髯如戟，二目却仍炯炯有光。
吴女士取出一个竹笔筒以为礼赠。（《 夏承焘 》）
原来夏承焘久已陷入了与吴闻的“黄昏恋”和“师生恋”，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不开放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当然是惹人物议的。后来孀居的吴闻终于和夏承焘正式结为夫妻，帮助夏整编了多部学术论著。周汝昌也回忆说：“即仅以同会同车的偶然机会所见而言，吴夫人扶持夏老的情景也令人感动，连围巾、领扣……一切细处都要手自弄妥，不让老人受到丝毫委屈和不适。”（《 夏承焘 》）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编的南宋词人姜白石（ 姜夔 ）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 读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周汝昌说：“姜词虽为南宋一大家，却也正如夏先生所云于吴梦窗者，是‘才秀人微，行事不彰’，号称难治，而他竟著成此谱，盖事涉南宋词史，非止白石一人之关系，可见其学力，当世并无第二家可以撰成此著。我在报上发表了评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见之，惠函求益，我又写去了关于姜词版本的讨论书札。此二著承他不弃，重版时皆附印于卷末。杨霁云先生读之，赐函赞叹，以为夏老的虚怀与拙札的‘攻玉’堪称‘两高’云。”（《 夏承焘 》）
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后来交往渐疏，只是夏承焘编选清代的词，向周汝昌借过《 楝亭词钞 》（ 曹寅词 ）的抄本——原是周汝昌的三个儿女抄录的。
夏承焘与吴闻婚后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 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外另有不愉快之事。我平生不喜‘刺探’人家张长李短，为此只作不知。我陪他们二位到过西郊的‘曹雪芹纪念馆’的前身——舒某旗人的院子里。最后的夏先生，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见了人只会‘傻笑’，已不知所见何人。一二好友为祝大寿时，约来电视台录相，和他老坐在一张沙发上—— 也无法交谈。”（《 夏承焘 》）
张伯驹与夏承焘二位“词宗”不能投契，说明“文史哲”三者真要兼擅并美，其实是非常难的，即使是一流的文人学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正是红学界所遭遇的困扰难题。曹雪芹写《 红楼梦 》，融会化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既是一位天才诗人，又是一个哲学思想家，还有丰富的家学渊源，独特的身世背景。《 红楼梦 》因此以其奇伟宏丽包罗万象而吸引了许多人予以研究，但这些被吸引的人中，绝大多数只是某方面的“偏才”，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也就只能赏其一隅，不能领略其全体大美，最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而又各自都以为独得真赏的悖论之中。周汝昌则既有张伯驹式的“风流才人”之雅调，又有夏承焘式的“学者”功夫，文、史、哲三长兼擅，因此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红学历史地位。
启功字元白（ 1912—2005 ），是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主要以书法和考订文物名家，但也曾校订过《 红楼梦 》，因此与周汝昌也算红学界同行了。周汝昌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启功怀仰慕之心，起因是见到顾随的一首题诗，那是在启功为顾随女儿画的画册上题的七言古诗，顾随戏称启功为“王孙”。后来在张伯驹展春园的大客厅里，周汝昌与启功相识，当时启功已经读过周汝昌发表在《 燕京学报 》上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一文，因而见了周汝昌后热情握手，连说“过瘾，过瘾！”
再往后，在那次高名凯特邀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其收藏书画的展览会上，周汝昌看到了《 楝亭图 》，当即填词，受到张伯驹赏识。周汝昌希望能抄录《 楝亭图 》上各家的题跋，后来张伯驹寻出了当年启功抄录下的题跋，让周汝昌的同学孙正刚转给周汝昌。周汝昌打开一看，只见一色小字正楷，略带一点行书笔迹，不禁大喜过望，就全部录进了《 证〈 石头记 〉》（ 即后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张伯驹本来愿意把启功抄本送给周汝昌，周汝昌谨守君子“恂恂如也”的规矩，把手书册还了张伯驹，后来当然不知下落了。周汝昌后来后悔地说：“当时不敢径领惠赠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
1953年《〈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启功非常欣赏，要给周汝昌画一幅“周公解梦图”。周汝昌听了非常高兴，就写了一封信给启功，要求“兑现”。写信时联想起顾随的题诗，周汝昌就也称启功为“王孙”。没想到，这下启功不高兴了，原来启功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清朝王室后裔，甚至说自己早已姓启，并不姓爱新觉罗。周汝昌当然也就得不到启功的画了。
周汝昌回到北京后，因在出版社主持《 红楼梦 》新校本的工作，启功是校注者之一，二人又有所交往，前面的章节也曾涉及。此外，60年代还有两件事应该提到。
一是香山的张永海口述，说西郊健锐营一带传说的曹雪芹的“难友”，名叫“鄂比”，其人能画；启功对周汝昌说，清代有个鄂弼，不知是否就和此事有关。
二是关于河南发现的“曹雪芹小像”，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众说纷纭。启功认为画像不作题记，而像的左上角五行陆厚信识语上下款俱备，是为可疑，但对于像幅“对开”页的左半之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题诗笔迹却一看就认识，说没有真假问题。
后来启功拿了一个清代手卷给周汝昌看，是尹继善手写自作诗多首，两人对照小像上的笔迹，恰是一个人的字体。在谈话中，周汝昌才知道原来启功的夫人就是尹继善的后裔，所以藏有这个手卷，十分难得。周汝昌在回顾了这段往事后，说：“此事又说明他虽不敢信画为真，却也感到兴趣。至于肖像绘者不自题记之说，也有人表示难以绝对化执此一端为有力反证，似乎现存丰润张见阳（ 纯修 ）之小照即有绘者自题。记此以备方家研读。”（《 北斗京华 》之《 启元白 》）
70年代，周汝昌仍然和启功有学术交往。传说中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中有贾宝玉在八十回以后沦为“击柝之流”（ 打更的更夫 ）的情节，住的是“堆子”，启功与周汝昌通信，说“堆子”在胡同入口处，有木栅栏，入民国后就全部拆除，没有人知道了。启功还在信中告诉周汝昌，他听关山月提到过，关山月的老师见过“旧时真本”，八十回后的情节与程高本后四十回迥然不同。周汝昌把这一情况记入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中，书出版后寄给了启功一部，启功写专函致谢，说还没有多看，就被亲戚把书拿走了……就红学而言，启功与周汝昌虽有考证方面的互相探讨启迪，在文本认同方面则存在巨大分歧。正如周汝昌坦言的：“启先生论《 红楼 》，不以程高伪续为大谬，曾言：‘跑了的是大鱼！’意谓世人以为雪芹原著所佚之稿不一定就比高鹗的文笔好（ 以钓鱼为喻 ）。又云高写贾府败时鬼神迷信的情节在旧时大家庭破落时正是如此……。我们在评量伪续上见解便很不同了。”（《 启元白 》）启功先生的书法已入无人之境，但观其诗作韵语，趣味偏于通俗，则对曹雪芹原著神韵精微之处就不一定能有十分切己之感，对后四十回的通俗文学予以肯定，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5年6月30日启功逝世，周汝昌闻讯立即表达震撼哀悼之情，称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于7月2日赋诗纪念：
元白先生悼诗
玉镌谱牒列藩崇，绛帐青衿位不同。
八法心追羲献妙，兼长笔擅北南宗。
词吟兰波澜势，舌粲莲花曼倩风。
回首展看高会盛，众中握手笑谈红。
这首诗“内含书学史上‘兰亭学’一大公案”（ 周汝昌2005年7月1日致笔者信 ）。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上的相互切磋，见本书综述周汝昌文论和书法的章节
为考察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周汝昌还接触过一些不那么出名的文化人。如张次溪，在日伪时期曾任伪职，后来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但他是一个热爱文物的文人和收藏者，在《 戏剧月刊 》上发表谈京戏的文章，编印的《 京津风土丛书 》等，周汝昌小时候就爱读，后来在60年代京城文化界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中，张次溪主动找到周汝昌家中拜访，从此二人颇有交往。张次溪住在北京烂熳胡同（ 本名烂面胡同 ），周汝昌60年代去过，印象是：“他在正房的一端的小侧屋内……此小屋有门，又通往一间很大很大的书屋，屋内排满了简单的木架子，架上平放一眼望不到边的散装线装旧书（ 没有布套，即非函装式 ）。……我在他小屋里获见了敦诚挽芹诗原抄本：一个小薄册，红格纸，墨迹很旧，题名是‘鹪鹩庵杂记’，但吴先生（ 指吴恩裕——引者 ）发表的却是‘……杂诗’。一加细审，方知‘诗’字是新墨，另将‘记’字改成的。两首诗十分珍贵。其中一首中缺一字空着格子，又有同一新墨另笔补上了一个字。以后，他陆续惠示了几宗涉及‘红’‘曹’的文物：一件是道光年代木刻版朱色印的《 红楼梦 》升官图，极为罕见，我曾有文详叙。另有很早的《 红楼 》人物全份的香烟片……但张先生的贡献并不在此。他的贡献还有两件重要的事，即他与齐白石老人有师生谊，听齐老传述了雪芹的事迹。”（《 北斗京华 》之《 张次溪 》）
齐白石向张次溪传述了两件什么事呢？一是民国辛未年，齐白石亲访北京崇文门外的卧佛寺，因传说曹雪芹贫穷时曾借住于寺内，齐白石画了一幅《 红楼梦断图 》的小横卷，画上左边寺门掩映，右边残月半天，还题了一首绝句：“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张次溪把这幅画的一张翻拍照片送给了周汝昌。
另一件事，是齐白石到西安市，和诗人樊樊山交谈，说到《 红楼梦 》，同座中有一个人是满洲旗人，就接话说曹雪芹的轶事，说曹雪芹排行第二，原配早亡，后来续弦表妹李氏。这和周汝昌考证的曹雪芹与舅祖李煦家的表妹结合，而这个表妹即史湘云之原型一说颇为相符。张次溪著有《 齐白石传 》，里面也提到这件事。
张次溪也能作诗填词，周汝昌的回忆文中记录下其所作《 琴调相思引 》。周汝昌还为张次溪珍藏的齐白石画《 红楼梦断图 》题了一首自度曲：
几片行云，一角残蟾，丹翚便出层楼。虫鱼惯见，谁知老笔此风流。满帽西风，多情问古，巷冷记寻游。沙窝路，何许雪旌霜钥，对琉璃佛火不胜秋。瞿昙示倦，槐柯卧影，此间曾系虚舟。红豆通辞，黄车托体，当时意兴岂闲愁。皕年已新周命，看文章光焰，惊动十洲。思巨手，更三毫上颊，传神写石头。
周汝昌于1976年眼睛受损，而耳朵本来就有毛病，随着时间推移也越来越聋。他的耳聋有家族遗传的原因，小时候还生过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患中耳炎，流黄水，耳膜受伤，去成都时已经携带助听器。而后来又遭了雷击，耳聋变得更加严重。周汝昌回忆说：“1954年奉调回京后，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住正房，南面大窗，北墙却在上方开了一个小窗，空气流通。一日，忽然乌云骤涌，雷电大作。我立在西间屋正当中，看那窗外天上的空中变化——猛不防，一个重似千钧的巨大霹雳，从北墙小窗穿入，活似一条火龙，从南墙大窗穿出。而这条火雷活霆，是在我左耳边‘走’过的，相距耳朵不过一寸！那一巨震，我虽未昏倒，只觉脑袋像要裂，而‘心’像是要‘出窍’。浑身晃悠了一下，支持站住了。我的成为‘聋子’，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北斗京华 》之《 聋与音乐 》）
“金龙入耳”再加“半只眼”，读书、交游从此都日益艰难了。著名学者和随笔作家张中行（ 1909年生 ）调侃周汝昌说“打雷听不见”，这样，别人和周汝昌说话时，必须凑到耳朵边加倍提高嗓门，张中行的学生靳飞幽默地打趣：“耳边悄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
1974年，眼科医生就告诉周汝昌，他不宜再从事编辑这一行当，因为这种工作是主要靠眼力的。1976年眼睛动手术，主治大夫是协和医院眼科首席专家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出具了证明，说周汝昌不能再做编辑工作。到“文革”之后，对“四人帮”影响的清查也已经宣告结束，周汝昌给姚文元、江青写信的事早已查清，纯属为了学术，与政治不沾边。由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巨大影响，周汝昌于1978年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从此连任四届。这对于那一代深受多年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是看得比较重要的。周汝昌填了一阕《 水调歌头 》表达高兴的心情：
佳节元宵后，浩荡展芳春。神州大业高会，荣作会中人。团聚五湖四海，毕集群英众采，国是共商斟。意气看风发，万象正更新。
继遗志，开大治，颂奇勋。藐尔跳梁小丑，亿万怒斯民。誓竭丹衷报国，深愧微材樗栎，奋笔记欢欣。老骥不伏枥，千里策逡奔。
周汝昌参加全国政协，客观上也提供了接触认识更多高层次各界人士的机会。周汝昌是红学家，政协委员中喜欢《 红楼梦 》的人不少，开会时常有人来听他讲红，十分热闹。周汝昌回忆说，自己初次参加政协会议，就因为眼睛和耳朵都不好而行动不便，得到两位女委员的热情帮助，一位是舞蹈专家资华筠，另一位是芭蕾舞名角白淑湘，从开幕到散会，处处扶持、引路、升阶、找座……让周汝昌十分感动。此外如《 红楼 》画家戴敦邦热情介绍画三毛而名满天下的张乐平，张乐平给周汝昌的小册页上画了一个三毛，双手持红领巾，题上“献周老永春”；认识了出演《 渔光曲 》、《 风云儿女 》、《 关不住的春光 》等影片而扬名天下的演员王人美，九十九岁的中共三大政治局委员罗章龙，老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女儿陈慧，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都结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因缘……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则是故人重逢了……当然也受过邓小平的接见……
据说陈寅恪本来写有庆祝国庆节、欢呼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等诗作，后来在编辑陈的诗集时，这些作品都被编者删弃了。这其实也是一种遮掩真相的不尊重历史之举。老一代知识分子有他们特定的经历、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不应该脱离时代背景的真实而将其人为地“塑造”成所谓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类“形象”的。周汝昌也写有一些也许从某一种立场看来可以不写的诗文，但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展示其本色的真实，至于对这些作品感觉和评价如何，那就是读者见仁见智的事了。
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周汝昌曾填了一套《 建国十周年献词套数 》：
双调·新水令
长空万里驻新晴，好江山，倍添妍净。九霄凌健羽，四海动欢声。映楼阁峥嵘，拂花柳娉婷，按歌舞轻盈，照灯火通明，齐备这十周年。
沉醉东风
西抵着昆仑雪岭，东连着渤澥沧溟。五千年古神州，亿万钧新生命。镇巍巍，巨人形影，立地擎天举世惊。看中华，朝晖丽景。
庆东原
移山力，倒峡情，天公低首听人定，涝还收黄云万顷，灾为瑞黄河便清。老返少黄发重青，众志即成城。所向谁能胜？
雁儿塔
结万家公社兴，起千座高炉并。变荒沙绿色城，架天堑长虹影。
得胜令
奇迹鬼神惊，飞跃雷霆骋。缔造今朝幸，艰难昔日情。风棱，招飐红旗影。星明，辉煌指路灯。
清江引煞
喜当这高秋正节心意逞，豪气冲天劲，眼明倍月明，人境通仙境，则那广寒宫的素娥也羡咱人世景。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周汝昌尽管不是中共党员，也曾“喜赋小句”：
红旌碧血聚头颅，百载仁人志未纾。
历尽艰辛到今日，神州一幅振兴图。
1997年7月香港回归，周汝昌赋诗曰：
百年风雨洗神州，万里烟霞一望收。
南海明珠怀潋滟，中原紫气抱沉浮。
庆云承景归佳谶，丽序移春入爽秋。
且喜书生尚能赋，含毫独上最高楼。
1999年12月澳门回归，周汝昌亦有诗抒怀：
神禹巍巍铸九州，长鱼何事动金瓯。
鸡唱风雨严宵曙，麟蹈山河盛世游。
大化涵容儒道释，弘源霑溉夏商周。
中华作赋今谁手，上尽层楼更层楼。
2001年7月北京申请2008年举办奥运会成功，周汝昌亦有诗：
奥林匹克故遗风，万国争承盛典隆。
昨夜忽传天外讯，明朝喜聚日边雄。
名都阊阖夸燕北，寰宇梯航会洛东。
彻晓欢声来四海，老人击掌似儿童。
（ 自注：“京洛”为古语，喻京城。洛阳为古之东都。 ）
2001年8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之际，周汝昌有“感赋长句”：
激荡风云雷电光，艰难曲折更辉煌。
英雄时势俱奇伟，扬帜长征是救亡。
八十星霜新世纪，五千文化旧炎黄。
方针特色还中国，史册龙门谱大章。
2004年8月22日邓小平百年诞辰，周汝昌曾应有关方面之请，题写法书于纪念册出版：
百年诞辰
功崇德大犹名小
风正时和乃得平
周汝昌于1979年10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 后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眼疾严重，已经不能再胜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1975年成立的《 红楼梦 》注评小组这时已经成为红楼梦研究所，隶属于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应该说也是可以“专业对口”的。按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其实更为合适，但由于历史的纠缠和学术观点的歧异，周汝昌与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研究室似乎无形中成了“两派”，自然也就不能亲和调入了。在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过程中，胡文彬起了牵针引线的作用，似乎是一说就成，调动颇为顺利。由于参加工作较晚，周汝昌在出版社的工资级别比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一些同仁要低，是六级编辑，相当于讲师和副教授之间，由于“文革”，调级晋升早已停顿多年，这次调入艺术研究院，则成为研究员（ 1981年履行正式评聘手续 ），也就是正教授了。
不过，这时周汝昌的家庭情况仍然很糟糕，几个子女都“沉抑下僚”，有的还在外地，住房狭小偏仄，妻子毛淑仁又发现患了癌症……真可谓雪上加霜了。前已述及，人民日报的记者姜德明到周汝昌居住的无量大人胡同送报纸，看到周家居住的艰窘情况，立刻让周汝昌打报告，姜德明把情况弄到了专供中央领导人阅读的“大参考”上，周汝昌也向贺敬之、胡乔木等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领导人写信诉说困难。那正是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时，在胡耀邦的批示下，周汝昌的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1980年五六月间周家搬入南竹竿胡同的宽大住房，远在宝鸡当工人的小女儿周伦苓被调回北京，入艺术研究院作为周汝昌的研究助手，既解决了周汝昌的眼耳不便影响工作的问题，也改善了周伦苓的生存处境，使她从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普通工人走上了专门研究学问的人生道路。
同时，长女周月苓经过自己努力，也从唐山的河北矿冶学院调到北京冶金机电学院（ 今北方工业大学 ）任教；次女周丽苓从天津与一个返京的知青对调工作，最后终于调到北京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的国际互借部门工作；小儿子周建临早于1974年从内蒙乌拉特旗兵团返回北京，在北京化工二厂作工人，后来调到大观园工作。而经过医疗，周夫人的癌症也得到了控制，一直健康地活到了21世纪初。总之，周汝昌一家在80年代全家都回到北京团聚了，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是同步的。周汝昌的某些 “歌功颂德”的诗作也是发自内心的，可以理解的。胡耀邦于1989年逝世，周汝昌特别写了一首赠给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1942年生 ）的悼念诗① ：
二帝炎黄望子孙，几重浩劫吊遗痕。
狂澜不障天曾醉，大厦能扶地始尊。
十丐孰怜儒者贱，一朝民痛哲人沦。
书生那识治平事，误拟骚音赋楚魂。
至于其后，周汝昌耳目受损，对外界的事了解得已经很浮浅，基本上是沉溺于书房里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正往返于天津和北京，与周祜昌为《〈 石头记 〉会真 》的事情忙碌着，除此之外，是关心不多的。“书生那识治平事”，也是真实的夫子自道，周汝昌始终是个“专业人”、“学术人”，而不是“政治人”，而他的专业又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不是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所以周汝昌是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献身于中国文化，与现实政治其实保持着距离。在这一点上，周汝昌与胡适或鲁迅都有所区别。对周汝昌那一代老知识分子，是不能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涵义予以要求的。
在即将进入80年代的1979年10月，周汝昌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兼院级学术顾问，这象征着，他的学术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①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的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不平等条约。
① 张伯驹，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出身世家，父亲（ 实际是伯父，乃过继关系 ）张镇芳当过直隶总督、河南都督，本人曾入军界，从事金融，琴棋书画皆擅，还是戏曲票友，后来又在诗词创作和文物收藏鉴赏方面卓然成家。张伯驹曾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 袁世凯之子 ）被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四公子”的说法有不同版本，但张伯驹与张学良总在其中 ），周汝昌成年后与其颇有来往。
② 寇梦碧是津沽著名词人，本名寇秦逢，因填词宗法梦窗（ 南宋词人吴文英 ）和碧山（ 南宋词人王沂孙 ），乃以梦碧之名行世。生年不详，大约比周汝昌年长四到五岁，于1990年去世。周汝昌曾赞其词作“蛾眉但恨无人妒”。
① 黄裳，1919年生，著名散文作家和藏书家，本名容鼎昌，黄裳是后来行世的笔名。
① 1937年7月7日晚，北平（ 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复称北京 ）城西南十五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侵略军的炮声，中国守备军奋起反击，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也叫七七事变。
① 后来发表时有补注：沦陷八年，坚不入敌伪学校读书，先生（ 羡季 ）赠余绝句五首，末章云：“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
① 可参阅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之朱洪《 胡适大传 》及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之沈卫威《 胡适周围 》等著作。
① “小市”又称“晓市”，俗呼“鬼市”，就是古董市场。因为所交易的货物都是古旧的东西、死人的东西，而且市场大抵在天还很黑的午夜到黎明时分就开始，故曰鬼市。
② 孙铮字正刚，号晋斋，燕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留校，曾在中文系、哈佛燕京学社、校长办公室等处任职。工词，有论词专著出版。
① 周汝昌信尾所署年月日，民国纪年后的月日都是用阴历，因此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并不等于1948年3月18日。本传记径用民国年月日体例，原因在此。
① 周伦玲本名周伦苓，后因身份证发放时某个环节的失误，“苓”误为“玲”，乃“将错就错”改名。后面行文，除涉及出版书籍上的签名遵照署名实际情况外，一律写作伦苓。
① 闻在宥，1901年生，1985年卒，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父亲是好友，曾教授幼年的李政道学习古文字学。闻在宥学问渊深，且擅长书法，于1940年在华西大学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重点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② 高名凯，1911年生，1965年卒，著名语言学家。父亲是美以美教会的牧师，但从小父亲去世，与教会关系密切，于1937年受燕京大学指派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院学习语言学，1941年回国后在燕大国文系（ 即中文系 ）任教，1942年到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45年起任燕大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① 邓之诚，号文如居士，1887年生，1960年卒，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邓廷桢是其曾祖。所著《 中华二千年史 》和《 骨董琐记 》都有很大影响。
② 陶洙，字心如，号忆园，据胡文彬考证，生于1875年（ 光绪元年乙亥三月二十二日 ），卒于1954年以后不久。曾在政界，但爱好文史收藏。
① “那兰”即“纳兰”，因是满语汉译，可用同音字。
① 蒋兆和，1904年生，著名画家，1950年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的名作《 东坡赏砚图 》、《 杜甫诗意图 》、《 阿Q像 》和《 流民图 》等享誉甚隆。萧重华也是著名书法家和画家。
① 文怀沙，1910年生，青年时曾受教于章太炎门下，是著名楚辞研究家、书画家。
② 孙楷第，字子书，1898年生，1986年卒，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所著《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和《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是小说研究目录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③ 周祖譔，1926年生，时为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研究生，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戚蓼生字晓塘，浙江德清人，生年不详，卒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 ）。据《 德清县续志 》记载，他在乾隆二十七年（ 1762 ）中举人，三十四年（ 1769 ）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以劳瘁卒官”。
① 林庚，1910年生，著名新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② 巴人，1901年生，1972年卒，原名王任叔。
① 许遇，字不弃，号月溪、真意道人，在清代诗人王渔洋（ 士禛 ）的诗文集内可见踪迹。
① 张友鸾，1904年生，1990年卒，曾任许多报纸的总编辑，和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合办过《 南京人报 》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出版过通俗小说《 白门秋柳记 》和《 秦淮粉墨图 》，195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顾学颉，1913年生，1999年卒，曾在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选注《 元人杂剧选 》、校订《 白居易全集 》等，影响颇大。
① 聂绀弩，1903年生，1986年卒，比周汝昌年长十五岁，曾参加过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第二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1927年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革命很早的一个文化人，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深厚，后来的《 散宜生诗 》将杂文笔法融入律诗绝句等传统诗歌形式中，记录后半生的艰难遭遇，广受文化界推崇。
② 舒芜，1922年生，比周汝昌小四岁，本姓方，以笔名行世，安徽人，是清代著名古文流派桐城派中坚方苞一脉之后裔，后来成为胡风事件中的重要当事人。
① 田锺洛，1924年生，即著名散文家、诗人袁鹰。
② 袁水拍，1916年生，1982年卒，笔名马凡陀，著有诗集《 马凡陀山歌 》等。
① 孙玉明，1961年生，现为《〈 红楼梦 〉学刊 》副主编。
① 高阳，1926年生，1992年卒，本名许晏骈，历史小说作家。
① 邓拓，1912年生，比周汝昌年长六岁，他十八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 》（ 5卷本 ），建国后先后任《 人民日报 》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到“文革”中被作为“三家村”首领受到批判，于1966年5月18日自杀。
《杨万里选集》与《曹雪芹》
① 程靖宇，学名缓楚，笔名今圣叹，湖南衡阳人，香港学者。
② 沈怡，1901年生，1980年卒，德国工业博士，1946年11月始任南京市市长，1948年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
① 黎丁，1916年生，本名黄恢复，笔名裴裴。
① 唐翼明原名唐异明，1941年生，是蒋介石秘书唐振楚留在大陆的孩子，也是后来研究曾国藩而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唐浩明的哥哥。“文革”后恢复招考研究生，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现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文化文学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并擅长书法。当年一种偶然的因缘，笔者认识了唐先生，并参加旁听了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
① 王士菁与周汝昌年龄差不多，著有《 鲁迅传 》，是为鲁迅作传的最早一部正式著作（ 此前有欧阳凡海著《 鲁迅的书 》、以攻击鲁迅为宗旨的郑学稼著《 鲁迅正传 》、日本人小田岳夫著《 鲁迅传 》，皆有严重缺陷 ），此外还著有《 唐代诗歌 》，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
① 许政扬，字照蕴，1926年生，1945年入光华大学，次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49年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1952年始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1966年因“文革”中不堪凌辱而投河自杀。
① 刘世德，193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李龟年本是唐玄宗的宫廷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民间，遇见杜甫，杜甫赠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① 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① 吴恩裕是满族人，号负生，1909年生，1979年卒，比周汝昌年长九岁，1936年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教授。1948年4月11日，北京的右派学生游行，砸了吴恩裕的住房，由此可见吴恩裕在政治态度上应该是比较左倾而且活跃的，这当然和他学的是政治学专业也有关系。
① 王瑞兵，1974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硕士。
倡导《红楼梦》新版本
① 1967年8月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兵团”和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
① 胡文彬，1939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
① 《 江青同志 》于1977年才写成出版，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译成中文。曾一度讹传为《 红都女皇 》者其实与此书无关，是香港出版的另一本和江青有关的书，不过书名虽有“女皇”字样，也不叫“红都女皇”。
① 邓绍基，1933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史直生，1934年生，真实姓名叫阎肃林，西安的一位科技工作者。
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
① 陈毓罴，193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3八十年代：走向辉煌

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辉煌。这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分不开，不过，周汝昌多年以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早已有了丰厚的积累，则是根本和基础。这正像地下的潜水早已滔滔汩汩，一旦压抑的地壳被打破，自然就一涌而出，喷发倾泻为壮丽的射泉瀑布了。又可以比作一株植物早已在土中养育生长，蓄势待发，春天一到，就破土而萌，长叶开花，五彩纷呈，蔚为大观了。
1979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
1980年4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曹雪芹小传 》。
198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恭王府考 》。
1980年7月与1982年8月，香港中华出版社和内地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别出版《 书法艺术答问 》。
1985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献芹集 》。
1985年5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石头记 〉鉴真 》（ 与周祜昌合著 ）。
198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 删去《 后记 》中某些段落以及作为“序言”的李希凡、蓝翎《 评〈 红楼梦新证 〉》，而封面书名“红楼梦新证”五字是从顾随信中找出五字原样拼凑而成 ）。
198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诗词赏会 》。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辞典 》（ 主编 ）。
1989年2月，工人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0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1989年8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的历程 》。
同时，每年都有一些重要论文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如《〈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 兰亭综考 》、《 说“遒媚” 》、《〈 文心雕龙·原道篇 〉的几个问题 》、《〈 文心雕龙·隐秀篇 〉旧疑新议 》、《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 曹雪芹独特的结构学 》、《 清新睿王题〈 红 〉诗解 》等。
十年时光，可谓成果十分丰硕。从内容上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红学研究、书法研究和诗词文论研究三大领域。从“继往开来”的角度而言，红学研究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包涵的红学几个方面的内容全面铺开，逐渐趋于各分支独立成学并更向深细发展。书法研究是将多年书法实践的心得作一理论小结，为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奠基。诗词文论研究则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等的自然延续扩衍。80年代的这些收获既是50、60、70年代已有成就的竿头更进，也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未来集大成式学术的先声和基础。
周汝昌红学方面的奠基之作《〈 红楼梦 〉新证 》，以考证为主体内容，其实可谓包罗万象，与《 红楼梦 》研究有关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有所涉及。经过从1954年版到1976年版的充实提升，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体系化”理论潜势已经基本形成，只是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种学术自觉性瓜熟蒂落，周汝昌正式提出了红学四大分支的理论框架，发明了“探佚学”这一学术概念。
这就是1981年7月24日周先生为笔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石头记 〉探佚 》① 写的序言。
“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 红楼梦 》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红学因何产生？只因《 红楼梦 》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 石头记 》的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 红楼 》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 新证 》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小说时为之提供《 红楼 》资料的老专家，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做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工作。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序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周先生这几段话，虽然不长，也没有拿捏什么“理论架子”，其实具有深远的开拓性理论意义，针对导致红学停滞、障碍其继续深入发展的现实困惑和思想混乱，抓住了突破口，为红学的前进与超越指明了方向。周汝昌自己的认识，也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其理论意识，也不是一下子就十分自觉的，这是他积四十年研究红学的经验，在给拙著作序时碰到机缘，促成了“灵机一动”，而后获致的清醒觉悟，即周汝昌经常强调的做学问的“触磕”之功。周汝昌深感自己的这一理论突破意义重大，由于拙著的出版要等待较长的时日（ 1983年5月出版，周汝昌曾写信让笔者把序言拿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我拿了信找学报主编，被婉拒 ），且序文毕竟不能展开论述，周汝昌乃又另撰《 什么是红学 》一文。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 1938年生 ）教授刚于1981年10月出版了《 红学史稿 》，周汝昌为之作序，有此因缘，乃将此文发表于1982年第3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后来，又在《 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 》、《 红学辨义 》（ 收入《 献芹集 》）等文章中再作申说。
红学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跟得上周汝昌的思路。周汝昌说的红学四大分支，没有一个是直接面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这不是“红外线”、“红外学”排挤了“红内学”吗？这不是将红学研究引向邪路吗？这不是脱离小说文本而舍本逐末吗？自以为是的“红学界”激动了，鼓噪了，纷纷发表文章质疑，或厉色疾言，或嬉笑怒骂，《 文艺报 》、《 光明日报 》、《〈 红楼梦 〉学刊 》……“批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不断的热闹成就了红学发展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争鸣”热点，而且似乎众口一辞，衬托出周汝昌的观点是多么偏执，多么脱离群众，简直就是有点“老悖”。具体的争论情况可参看笔者《 独上红楼 》（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一书。
这一桩红学争鸣的公案，直到笔者写了《 学术范型的意义 》（ 1998年12月7日《 人民政协报 》，收入《 箫剑集 》）、《 痴情方许说红楼——〈 红楼小讲 〉序 》（ 周汝昌《 红楼小讲 》）、《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到“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 2002年第2期《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后整合入《 独上红楼 》）等文章予以分析后，才把这个问题阐释明白。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周汝昌提出红学的四大分支说，是有具体的历史针对性的，就是一直以来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两种《 红楼梦 》”不加以严格区分，将一百二十回视为“整体”，然后评说所谓“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结构严密，语言生动”之八股调的“红评”和“文学常论”。从王国维到各种索隐派，从李希凡、蓝翎到何其芳、蒋和森，尽管也互相争吵不休，却在这个《 红楼梦 》解读的根本问题上认识模糊，其立论都是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混煮一锅粥，从而使《 红楼梦 》研究特别是文本解读长期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突破。
笔者说，难道周汝昌连《 红楼梦 》文本研究属于红学范畴这样的常识都不懂？他又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本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呢？周汝昌强调“四大支”说，言下之意就已经把基础性研究和文本研究分成两大部分，无非是说红学首先要在那四个最基础最关键的分支学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够进一步在小说文本领域升堂入室。……驳论者们连周汝昌提出这一论点的真意何在本质何属都没有看懂弄清，却以简单可笑的形式逻辑推论方式说周汝昌把《 红楼梦 》文本研究排除在红学研究领域之外，并针对性地提出“红学就是研究《 红楼梦 》的学问”这种绝对“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在形式逻辑上同义反复的“命题”。
周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那四个分支研究呢？为什么不“就文本谈文本”呢？这就是红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关键所在。原来曹雪芹的原著只传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另外的人所续写的。这就产生了“两种《 红楼梦 》”这一学术难题。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不严格区分原著与续书而泛谈所谓《 红楼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造成了《 红楼梦 》评论的庸俗，红学研究的迟滞。要破除这种历史困窘，要解决这一学术难题，该从何处入手？周先生老马识途，心明眼亮，一针见血地指出唯一的门径就是把那四个分支的基础研究搞深搞透。因此，周先生说那四个分支是红学的重镇，并不是要否定《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研究，而恰恰是要通过那四个分支研究以区分出两种《 红楼梦 》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为什么要在红学的四大分支中，特别彰显探佚学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探佚学比其他三个分支更贴近文本。曹学、版本和脂批研究当然也与文本相关，如通过版本研究确定林黛玉的眼睛是“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而不是“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当然有助于对“眼泪还债”主题意蕴的理解和写作艺术微妙的鉴赏；通过脂批提示贾宝玉“情不情”，当然也能加深理解作者写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独特命意；通过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能帮助了解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思想倾向，了解“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神奇艺术手法。不过这几个分支研究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与文本密切相关，但还不完全是文本本身。探佚学就不同了，它所探讨的是曹雪芹完整的艺术构思，是文本的情节发展、结构布局、人物命运、伏笔象征……而其最主要的具体操作就是细读领悟前八十回的文本。一句话，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文本自身。探佚的本质是美学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研究能像探佚研究这样既深入又具体，既宏观又微观，既理论视野又文本实际的红学研究呢？微观上它具体到放风筝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人物某一句话语的隐喻伏线，每一首诗词的言外之意……宏观上它要把握悲剧观、典型观，阐释象征主义、《 红楼梦 》的接受历史……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通过探佚学的拓展，红学研究才本质性地、踏实而非蹈虚地回归了文本——当然是曹雪芹原著的文本。
就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红学界居然纠缠了十几二十年，多少专家、学者以其昏昏，却要使人昭昭，而且出言讽刺挖苦，自以为击中了周汝昌“阿喀琉斯的脚踵”。难怪周汝昌在80年代给笔者的信函中时常流露愤激语气，如：
……而是说这儿有一种见解，或一种“思潮”（夸张之词了），貌似陈义甚“高”，实则落后于时代，还是三十年前的老脑筋老境界。连科学分工都觉得不受用，作点儿实际工作都不肯，却高唱什么目标新局面。探佚是门专学，他却嘲讽“这个学，那个学”，此非“葛天氏之民欤”而何？（邮戳1984年4月10日，信尾署“甲子三月初八夜”。）
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所以我们很“苦”，和此二种人对话，多冤枉！！但现实却恰恰要求我们针对这“两种人”作不倦的斗争工作。苦在这儿，意义也在这儿：古往今来，凡真理都是先得战胜此“两种人”才获得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呜呼。（1984年5月11日）
“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更为作恶！若非有（原信此处空格是表示礼貌——引者）兄等二三子为砥柱中流，我真想不再研红了。（1988年6月25日）
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核心，是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乃绝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种《 红楼梦 》”，而四分支研究特别是探佚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途径。周汝昌在《〈 石头记探佚 〉序 》中提出了“探佚学”这一概念，表现他的学术心灵是非常活跃和敏感的，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科进展中最关键的问题，而红学界不少人却很多年来都懵懵懂懂，难以开窍。周汝昌治学重在“悟性”和“灵性”的特点的确是曲高和寡的。
周汝昌在序言中对拙著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而当时的笔者，不过是一所省级普通高等院校中一个还没有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而已。当拙著一问世，对探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的红学界，立刻被周汝昌的序言激生了“舆论”，种种“捧杀”、“溢美”等流言蜚语，一时之间颇为兴盛。面对这些责难，周汝昌在给笔者的信中表示自信“并未出言失其分寸”，这说明周汝昌对笔者并没有什么偏爱——那时候除了通信，我是连周先生的面也没有见过的，而是表明周汝昌对学术发展的动向具有一种超卓的眼光视野，有一种捕捉前沿课题的锐感敏觉，有一种前瞻性判断力量，这是只有第一流的学者才会具备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这种眼光视野，并且不怕犯众怒而公开予以表扬鼓吹，就更是一种学术良心和勇气的体现了。
当年拙著的一部分作为笔者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参加答辩时，周汝昌曾作为校外专家应山西大学答辩委员会之请写了“专家评语”，这种资料他处所无，兹全录于下：
对山西大学研究生梁归智同志《 红楼梦 》论文的浅见
主题是“探佚”，从事于此，先要有识，他能认识要扫除伪续后四十回的欺骗读者、歪曲原作的恶毒影响，必须从探佚做起。有意识、有系统地做探佚工作，本身即为一种卓识。
再看他的方法和态度，也都是良好的，正确的。其分析、推理，基本上是具备了一个独立研究者的材力的表现。并且，他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有其审辨选择，他又时有很好的创见。
从目前全国研红情况看，他的探佚水平是高的，有意义的。
我因目坏，只能抽看一小部分，初步印象如此。希望不至于大谬。
周汝昌
1981.6.3
笔者的论文答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答辩委员会的资深教授对探佚和否定后四十回提出质疑，而且很尖锐。笔者当年书生气十足，在答辩时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滔滔雄辩，甚至有点动感情的言语不逊。不过那时整体学术空气还不错，尽管笔者如彼“狂妄”，那位质疑的老教授最后还是投了通过学位的赞成票。这些情况都发生在周汝昌为拙著写序之前，笔者当然也和周先生通信谈到过这些“轶事”，这就是周先生的序中这些句子的“来由”：
研究《 红楼梦 》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 探佚 》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1982年5月3日至7日，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在山西大学举行《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山西省高等院校《 红楼梦 》研究会。在邀请北京专家来参加会议的人选上，已经透漏出红学界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形势。笔者虽然参加会议，并不参预其事，但山西方面和北京方面的来往定夺，也略知一二。最后是胡文彬先生陪着吴组缃① 先生一路，胡小伟② 先生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一路，正式应邀参会，冯其庸③ 先生也短期光临。周汝昌先生没有来过山西，当然也想来参加，山西没有发邀请，周先生寄来了一首墨书贺诗。在会议中有吴组缃先生的讲学内容，那天笔者正有事未能聆听，听说主要讲治学方法，似乎没有多涉研红之事，但后来听说吴先生批评了探佚研究的路子，也可能是另外场合的谈话内容。但不久周汝昌先生就来信问：
传闻山西红学会上有人指兄之名面斥探佚，有此事乎？！兄信札文字谨慎，略无杂言，不似我信笔乱书。不知能见一二当时实情否。学术之事，试看古今哪一个重要学说之初出不是大遭反对的？哥白尼当时如有畏惧世俗压力之心，太阳至今仍绕地而行。可异不可异耶？（1982年9月30日）
吴组缃先生对探佚研究颇有微词，我是好几年后才确实感受到的。山西大学中文系赵景瑜教授的研究生路云亭④ 、安裴智⑤ 等毕业前访学，在北大见到了吴先生，吴先生一见面就谈起探佚，生气地说：“《 红楼梦 》研究怎么能这样搞？”又说周汝昌和梁归智两个如何如何。路云亭后来转述，说吴先生对笔者的姓名脱口而出，对赵先生反而记忆不太清楚，回忆说姓赵，名字里有个“景”字。90年代初笔者一度曾想考北大的博士，托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博的从山西大学硕士毕业的朱琦（ 1962年生 ）代为联系，后来朱琦反馈话语婉转，但结论是有困难。到1995年笔者去美国讲课，在旧金山见到已经定居美国的朱琦，他才笑谈当年往事，说吴组缃先生听说笔者想考北大，对人说：“招谁也不能招他呀！”笔者听了也不禁为自己命中不能戴博士帽且无缘北大而莞尔。
关于“探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及后四十回“功过”问题的争论，80年代初刚刚拉开了一个序幕，此后，还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争论整整二十年，而且还要延续到21世纪，扩大到互联网时代“人间红学”的全球性范围。
当1983年5月《〈 石头记 〉探佚 》经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问世传奇”后，周先生面炙书香，比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还要高兴，“喜题俚句，时复酷暑，绝类作序之年也”，一口气写了七首诗：
一
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
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
二
人生怀抱几回开，何幸书成蜡未灰。
永夜孤明为谁照？清光长是引方来。
三
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
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
四
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
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
五
序君书忆喘吴牛，披卷今欣似爽秋。
只道京华专酷暑，不知沧海阻横流。
六
下士闻道常大笑，报誉无惊致毁安。
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
七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不芳。
风雨秋窗是谁事，月痕难解细参详。
诗后注解说明写作时情态，颇可见其由衷的喜悦兴奋：
癸亥初伏之末挥汗草于东城寓处，时正大修房，油漆熏咽，室内一切大乱不堪，而余吟咏不辍，大似二木头读感应篇也。
周汝昌未是草
值得提到的是，笔者的导师姚奠中（ 1913年生，山西稷山人 ）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治学从小学（ 文字、训诂、音韵 ）和学术史角度入手，走的是朴学路子，与周先生的重“悟性”并非一路。姚先生与周先生本来并不相识，由于笔者论文的关系，姚、周两先生建立了联系和友谊。两位先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又都是著名书法家和古典文学专家，互相赠送自己的学术著作，每年开政协会时在京城相聚，相谈甚欢。周先生把自己咏红的诗写成条幅送给姚先生，姚先生也有回赠。而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姚先生看了周先生题《〈 石头记 〉探佚 》七首绝句后所咏：
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
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把探佚学的基本内容稍作介绍，读者才能对周汝昌何以对探佚学如此重视有所理解。曹雪芹原著只保留下来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曹雪芹逝世近三十年后才出现的。脂批抄本的批语中透露了一些残鳞断甲的佚稿信息，说明原著并非没有写完，而是基本上已经完稿，只是稿件待整理，文字待润饰而已，但八十回后原稿遭遇“迷失”的命运，八十回以后共有三十回，而不是四十回。同时，脂批也揭示曹雪芹在写作中创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写作方法，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按“草蛇”指蛇行草丛时隐时现，“灰线”指用炉灰或石灰等漏洒以成线而时断时续，用以比喻在前八十回的写作中时时处处为后文的情节演变和人物命运的走向给出暗示。此正解为刘心武先生作出，笔者过去解作“草蛇”是蛇行草丛无脚印但有痕迹，“灰线”是以缝衣服之线拖于炉灰中留隐约痕迹乃是误解。探佚学就是通过仔细阅读前八十回，发现其伏笔伏线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整体艺术构思，考察其微妙的写作艺术，同时再结合脂批提供的信息，以及曹学、版本学、流传接受史等研究的辅助，对八十回后的原著佚稿情节作研究，才看出原来曹雪芹写《 红楼梦 》要表现什么，其思想和艺术达到了何种高度。自然也就反证了后四十回续书是完全违背并篡变了曹雪芹之原意的。
笔者的《〈 石头记 〉探佚 》就是做的这样一项工作。在此之前的研究者们，也有过这方面的涉及探讨，但大多是三言两语，断简零篇，既肤浅，又散碎，笔者第一次集中而全面地进入了这一领域作研究，基本上勾勒出了八十回后原著情节的大体轮廓，并且初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对“两种《 红楼梦 》”之思想、艺术和文化意义的认识，有不少新发明。情节方面如“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史湘云与林黛玉都用‘湘妃’的典故，是贾宝玉的娥皇、女英，佚稿中史湘云嫁给了贾宝玉”、“贾芸和小红是‘狱神庙’中救助宝玉和凤姐的重要人物”等等；理论方面如“曹雪芹并没有什么‘色空’观念，他并不认为空门中真有出路……雪芹既少‘色空’观念，也无‘补天’思想”；艺术方面如以大量的例证揭示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艺术的真实性、有机性和巧夺天工，具体规范为谐音法、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等分类；以及通过实证使鲁迅等先贤早已提出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的曹雪芹的写实主义成就更为凸显，更有说服力……笔者的研究生导师姚奠中先生于1981年8月10日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中就指出，这本书以探佚为基础而对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浅探”和“蠡测”具有革命性意义：“他这部分中所提到的东西和他的分析、评论，和一般就程高本《 红楼梦 》所作的评论比，确已大为改观。可见他的工作，对‘红学’研究已起着何等不可忽视的作用！”
探佚学的成绩对后四十回长期以来鱼目混珠的以假乱真格外具有澄清作用，或者说对一百二十回作为“整体”的文本接受观念特别具有“杀伤力”。这等于对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看法“釜底抽薪”，而要改变已经成了习惯的观念当然是要激起波澜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一开始，由于思维感受方式的独标一格，由于独能对教条平庸的思想环境出污泥而不染，而又对几乎红学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深度进入并发表意见，而他的意见又总是与别人不同，这使他在整个80、90年代，成了红学界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位红学家。不仅在探佚这个核心问题上如此，在一些“外围”和“边缘”研究中，他也常常卷入争论而且显得孤立。前面已经谈到过他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推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由于没有实证，受到责难和讽刺，后在康熙时的《 曹玺传 》发现，才证明曹宣确有其人。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恰好有“《 曹玺传 》”出来作硬证，因此在红学的许多具体论题上，他都成了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而且几乎永远是“少数派”。笔者曾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 箫剑集 》）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
当然很难说周汝昌在每个问题上都绝对正确，但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因而，他一提起笔来，无论是撰文、写信，还是吟诗，一种“积郁”、孤愤的情绪就汩汩涌出。郁愤出诗人，郁愤的情绪加上周汝昌的天分，使他特别能于曹雪芹产生“同情”，而发《 石头记 》的真铨，也使他的学术文章写得格外漂亮，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文章”。所谓“玉言”和“解味道人”的别号良不诬也。即使那些和周汝昌学术见解十分对立的人，私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妙”，他的笔“生花”。说得不客气一些，周汝昌的天分是远在他的红学同仁们之上的。他不仅有学，而且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识。考据、义理、辞章，周汝昌三者都擅胜场，因此，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曹雪芹的胜境，而他的同仁们却往往为高鹗所牢笼。专攻考据的人觉得他的思路跳跃性太大，好像不遵守考证的“规矩”，偏好文本分析的人又嫌他“脱离”文本太远，讥为“考证派”。总之，周汝昌“悟性”挂帅的治学思维方式常常使他的论敌们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云。本质上言，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差异。《 红楼梦 》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个历史的吊诡挤着狡黠的眼睛，使多少大名家捉襟见肘遗笑人间呀。
由此一脉贯注，也就突出了周汝昌另一种“个性”和“风格”：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愿意充当伯乐。周汝昌的这个特点是红学界所公认的。不少中青年学人都受他的提携而步入红坛。只要有一善可称，周汝昌就尽全力予以表扬，代为鼓吹，给予各种帮助，包括推荐发表、出版，写序言，介绍参加学术会议，等等。由于“学派”林立，众口难调，而被提携的学子们也禀性各异，有的颇具锋芒，有的学养欠周，周汝昌的古道热肠也就有时引起非议，招来种种“说辞”。周汝昌似乎对自己的大名鼎鼎估计不足，不知道享有大名的人不仅“批评”的话难说，而且“赞扬”的话也轻易说不得。
从根源上说，周汝昌对青年的提携也是他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觅不到知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而一旦真获遇“高山流水”，满腔真情就会倾泻而出。无论是公开发表的序文，还是私下的个人通信和吟咏，周先生对我的习作可谓赞誉备至。这在对“知遇之感”没有强烈体验的“局外人”来说，自然要不以为然。
80年代，中国红学界的情况比起八十年代以前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大形势的发展，到红学圈子里来“问鼎”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红楼梦 》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并且特别富有吸引力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经过“文革”以后的80年代，特别是前期，一方面市场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另一方面全民族都有一种对“文革”中文化禁锢的反思情绪需要发泄，文艺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凝聚点，现代文学中的朦胧诗、伤痕文学、“重放的鲜花”（ “右派”作家的重返文坛 ），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现代派”的大行其道等固然吸引着全民特别是文化界读书界的注意力，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十分红火，而在这个领域，《 红楼梦 》的研究由于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也很自然成了一个颇受瞩目的看点。“文革”中的《 红楼梦 》校注小组已经演变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红楼梦研究所，《〈 红楼梦 〉学刊 》成了每年四期定期出版的国家级学术刊物，中国红楼梦学会也宣告成立。中国大陆的红学研究变得具有了强烈的集团性、组织性色彩。
这种大的形势演变，一方面固然对推动红学的蓬勃发展颇有助益，另一方面也衍生了许多人事和名利方面的问题。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时，在各种台前幕后的运作下，第一届中国红学会会长落到了其实并不以研究《 红楼梦 》为主的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身上，几位实际上具有实力的红学家如俞平伯、“两吴一周”和名位较高的几个文化人则被安排为学会的八大“顾问”。对此，周汝昌当然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默认了，但由于自己的红学成就实际上处于领袖群雄的地位，对红学界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园地这一特点也有了更为切己的体会。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周汝昌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关系日益疏远，到后来就根本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文章了，中国红学会举办的红学研讨会议也很少到会了，并多次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声明自己“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学术活动是离不开人事关系的，这在各个学会中都一样，不过因为红学是显学，树大招风，因此红学界的情况就更加引人瞩目。
不过在80年代最初几年，周汝昌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方面的招牌性学者。从1978年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就开始努力，发起召开第一届国际《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最后决定于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首府麦迪逊举行。会议的发起组织者给中国大陆发来的请柬是严格排名的，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在中国大陆闭关锁国多年以后刚刚开始对外交流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国内的学者来说，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和荣幸。俞平伯表示：“我年老有病，且旧业抛荒，自不能去。”（ 孙玉蓉《 俞平伯年谱 》）吴恩裕则在赴美之前突然病逝。中国大陆最后派出周汝昌、冯其庸和陈毓罴三位学者赴美国参加会议，会议的正式日期是1980年6月16日至20日。
吴恩裕突然病故，周汝昌写了一首七律和七首七绝哀悼挽念，让周雷① 于送葬时去现场张贴。由于周汝昌不完全同意吴恩裕的某些考证观点，红学界有轻薄流言说“周汝昌气死吴恩裕”，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病逝，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天·地·人·我 》之《 怀念恩裕兄 》）北京的红学界由于人员众多，派别庞杂，历史恩怨悠久，再加以名利因素的无形策动、“占领阵地”的争夺，常有一些小道流言在有意无意中传播，传来传去，就难免走形变样，又潜伏下新的纠纷。
不过，此次在美国举办的红学讨论会，还是空前热闹的，中国大陆去的三位学者，也是基本团结和谐的。海外学界对刚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中打开一点门缝的中国大陆，还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因而对中国大陆去的代表也就格外热情。周汝昌回国后写有《 美红散记 》、《 陌地红情 》、《 国际红学会 》（ 俱收入《 献芹集 》）等几篇散文随笔，记述了与会的盛况花絮。据周汝昌的实录，情况大体如下。
会议的名称是“首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东道主是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而通力联合筹办的是威大的周策纵、加州大学（ 伯克莱 ）的白区（ Birch ）、哈佛大学的韩南（ Hanan ）和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四位教授。威大校长沈艾文（ IrvingShain ）为主席，研究院长博克和文理学院院长克罗农，皆为委员会委员。沈校长亲自致开幕词。应邀到会的分为五类人：外国学者、美国和加拿大学者、青年学人与研究生、威大教职同仁、威大校友。这还不包括记者等旁听席位。不在名单，为观光盛会而特别赶来的，也不止一人。如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吴屿教授。
周汝昌等三位中国大陆学者被列在“外国学者”项内。周汝昌回忆说，1978年当大会发起人周策纵来北京时，就拜访周汝昌，并共同商量要把俞平伯请去出席，终因俞平伯高龄有病而作罢；1979年秋赵冈又从美国到北京，吴恩裕表示愿意前往，但年底却不幸病逝，所以由陈毓罴替补。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中国台湾被邀请的有作家高阳，但高阳只寄去论文，人未到会，据说是由于台湾当局作梗不发签证所致。另一位台湾学者潘重规（ 1908—2003 ）到会，他是海外一个著名的索隐派老红学家，游走于台湾和香港地区。香港被邀请的学者是宋淇①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兼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但他临时因病未能到会，也是寄了论文。来自加拿大的学者是后来在中国宣讲古典诗词颇为知名的女教授叶嘉莹（ 1924年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 ）。与会正式代表共八十多人，开幕式有九十多人出席，提交的论文一共四十三篇，在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上，也算少见的大规模了。经历了多年闭关锁国和“文革”动乱的周汝昌，对在美国经历的一切，自然也是有新鲜感的。比如他说：
三十年与世界隔绝的我，对外国名词也外行得很了，例如红学研讨会“工作作坊”（Workshop）这个称呼，似乎国内还没有；周策纵先生在我印象中总是“大会主席”，一检名单，原来不对，他是会议的“工作作坊主任”。他来信说过，各方响应热烈，人数日益增多，原订的会场不够大了，又重新订了一个更大的。我到会时，见是一处很宽敞的大屋子，有讲台、黑板，就是一间大课堂，一切都很朴素，毫无装饰点缀。人坐齐了，时间一到，会议开始。
我不禁想：要是我们，起码得拉起一条几米长的大红布，——上面的字不但必然是白的，连那字体形状都是“一见如故”，千篇一律的；也许还有红绿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大会胜利召开！”“热烈欢迎来自……的红学家！”等等之类。不这样，那还叫“会”吗？！而且，“召开”一定是“胜利”，“庆祝”必然要“热烈”。就连“欢迎”（已然在“欢”了）也必须是“热烈”才行，否则“欢”就不够规格，对不起“贵宾”之驾临……。一个套子，板上钉钉，天经地义，仿佛天下的事并没有别样的。可在这个红学会上，却连一丁点儿“装潢”都没有。
事实上，“大会”这样的字眼，也是我在“行文”时用的，那里没人这样说。我想，那不很好吗？好在哪里？不是很感自然吗？难道张皇自大的习气，专门装样子的毛病，不亦可以休乎？因为没有了这种套套，事情照样办——而且也许会办得更好一些。（《 国际红学会 》）
周汝昌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这次会上最长的一篇，长达三万字，名为《〈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这是一篇考证性的论文，其中引用了许多一般人很难读到的偏僻资料作考证，其中心论点是说后四十回续书的出现有政治背景，乃高鹗奉乾隆皇帝的旨意有意为之，目的是扼杀改变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体现的逆反精神。这个“大人先生操纵说”其实早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的“后记”中就已经提出，不过这一次是以非常具体的考证形式出现。
应该说这篇论文有很强的学术性，周汝昌也是下了大功夫的。但周汝昌似乎没有考虑到两点，一是这种以僻书资料为根据的立论其实不一定能让大多数人所认同，即使是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海外的，真正能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的人也是不多的。这难免让一般的与会者，尤其是那些以搬演西方时髦理论为长的学者们，会感到有些艰涩和恍惚，因而对论文的结论也就会半信半疑甚至认为是想入非非。其次，这篇论文的结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刚刚过去的中国“文革”中凡事都要“抓黑后台”的情况，这或许引发读论文的人产生一种简单的想法，认为周汝昌这篇论文是否也是受了“文革”思潮的影响。钩沉索隐的考据，所需功夫深巨，还要有和古人作心灵交流的研究者之本己体验，但对于阅读考证论文的人，是不是也能进入与研究者相同的思路、境界，那就很难说了。
但对于周汝昌来说，这是他多年思索考证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与“文革”的影响其实毫无关系，因为这至少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存在巨大思想、艺术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如果成立，则的确反映了历史上思想斗争的残酷和尖锐，以及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之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论文首先得到索隐兼考证派的老学者潘重规的称赞。另外，四十年以前燕京大学的老同学程曦教授，一度当过陈寅恪的助手，也对周汝昌的论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周汝昌在随笔中说：“他的高睨大谈的湖海豪气，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 美红散记 》）不过也毋庸讳言，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原因，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对周汝昌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并不能真正“解味”的。特别是余英时① ，后来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还有进一步的学术交锋。
当然，在当日的研讨会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是节制而理性的，彬彬有礼的，也有不少有意义和有趣的插曲。周先生有这样一段忆录：
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和红学家。一见面就指着自己对我说：“我也是燕京的！”简短的话语，深情的含义。“燕京大学出红学家。”真的，国内的例子，不必举；到美国，不止一位老燕京。不想归途一回到（我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教授在夜里赶到机场迎接，初次晤面，几乎和余先生一样，宋先生也是向我先报燕京的“学历”。人，有各种情谊，如国谊，民族谊，乡谊，戚谊，友谊……等等，而校谊一层感情，也殊不在诸谊之下，只有到了一定的场合你才会感受深刻的。
余英时和宋淇，是海外研究红学提倡“文本”和“文学”角度最有影响的两位学者。余英时批评考证派红学，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倡导“红学革命”，并正面提出“《 红楼梦 》的两个世界”理论，在海外颇有影响，后传入中国大陆，也被不少人看重。余英时虽然是直接与赵冈争论的，但作为“考证派”集大成者的周汝昌，很自然也是余英时实际针对的论敌。而宋淇，虽然深入《 红楼梦 》文本实际而颇多独到的发明，如“怡红院的四大丫鬟”等，却也认为“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略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了轻重倒置的现象”（ 宋淇《〈 红楼梦 〉识要 》）。这都与周汝昌的认知颇有差距。显然，无论余英时还是宋淇，都把曹雪芹和《 红楼梦 》主要看作“文学”、“文艺”领域的对象，即使有更深的意义，也只是“引申”而已。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自然会对考据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感到困惑和不满，同时也表明他们同样对红学发展的时段性、考据是进入文本的前提、红学的核心问题是区分“两种《 红楼梦 》”这些真正的“红学锁钥”感觉迟钝认识肤浅。而周汝昌，则是从中华文化这一更宏广的立场出发，将家史、版本等考证与小说文本的解读密切相结合，与余英时和宋淇大不相同。过了许多年，周汝昌先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一大问题 》（ 1992年第4期《 齐鲁学刊 》，收入《〈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的长文中正面与余英时商榷，后又在《 新红学—— 新国学 》（ 2002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一文中表达了他对这两位燕京大学校友的异议：
从另外角度看问题——比如在中国内地以外，影响最大的两家“红论”可举余英时与宋淇，余氏之名言叫做“两个世界”与“红学革命”。他批评国内的红学诸派无一是处，但最反对“考证派”，说它已“山穷水尽”，“眼前无路”。他强调红学要“回到”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去（这才是光明大道）。
宋氏，其见解自有不少超卓之处，但其公然倡议说“考证有危险性”；主张红学发展前途该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
这两位学者都是长期生活在欧美文化环境的“红学家”，都很崇拜洋人的学问和论调。比如，余氏是由引来一位洋人的观点而扣到他的“两个世界”论点上去的。在他看来，曹雪芹写了一个“现实世界”——荣国府，又写了一个“理想世界”——大观园（而此园即“太虚幻境”）；前者是污浊的，后者是清洁的……云云。
这有何新鲜？不就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变相吗？
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
分歧的实质又落到了表面上是对《 红楼梦 》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异同问题。这其实是当年周汝昌与胡适争论的继续，不过在概念措语上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而已。这个争论到未来的21世纪还将以更新的面目再度上演。我们暂且打住，还是回到1980年美国的红学研讨会上吧。
应该说，周汝昌自己，那时也还没有把争论的核心和本质完全彻底梳理清白。在《 陌地红情 》中有这样的记述：
大会开到第五天上，主题已由各个单篇论文的评论进而转到总的研讨，即对数十年来红学的过去加以回顾，对它的未来试作展望。我作了发言，略谓艺业道术，往往有内外之分，如武术有“内家拳”、“外家拳”，医学有内科外科，连《 庄子 》等古书也分内篇外篇……。循此以立名，则红学亦有“内学”与“外学”：内学是对《 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的研究、分析、鉴赏、评论……；而所谓外学，则是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文学史上的源流演变，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的分合同异等等所作的考证研究，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合衷共济，外详而内始明，内确而外愈切。
我的这一席话，并非无故而发，是由其针对性的，明瞭海内外红学大势的就能深得其味。多蒙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兼红学家余英时先生首先起立响应，他不但对他以往的主张作了解释，并且风趣地表明：红学内外，实为相辅相成，每一个红学家，都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其实，余英时的表态，只是一种表示“气量”的方式，话说得虽然幽默，却并没有解决思想认识上实质性的深层分歧。周汝昌所谓“海内外红学大势”的“针对性”，即一直存在的、而且到80年代越来越强烈的“考证派偏离文学文本”、“红学成了曹学”的批评舆论。周汝昌提出“内学”和“外学”，意在为“外学”即曹学、版本学等研究争得与“文本研究”同等的地位。但这种区分还是没有十分明确地阐释清楚“外学”就是“内学”的基础和前提，红学的最关键问题是通过“外学”以区分曹著和高续“两种《 红楼梦 》”，才可望达到真正的“内学”，此一融会贯通的要义——才是名符其实的“内圣外王”。所谓“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和衷共济”虽然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还没有说得“一针见血”。当然，人的思考和学术的发展，都是需要过程的，是一步一步逐渐加深认识，才能最后“直捣垓下”“鞭辟入里”的。
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周汝昌还是相当清晰地把握住了红学发展的要害，而高自位置，独标一格。《 美红散记 》中以下一些段落都深堪玩味：
电子时代
“红学也进入了电子时代！”“听说科学方法证明了前80回和后四十回是一个人写的，是吗？”
其实，探本寻源之论，还是在于根究思想感情。……例子是小说家胡菊人先生举出的——这次来去都经过香港，两次蒙胡先生接待，并以他的著作见赠……第一节就是“后四十回的用字”。他说：“欣赏《 红楼梦 》最便捷的方法，是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互相比照一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相差极大，大部分非曹雪芹原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根本不能读。”
王国维“评论”的评论
到了大会上，果然就有两三篇论文是研究王国维《 评论 》的，其中以叶嘉莹教授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涉王静安（即王国维——引者）先生，大都忘不了提到叔本华，提到尼采，提到自沉昆明湖……，只有叶教授指出：王先生殉的并不是满清皇朝，他殉的实在是他当时自以为已然来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总崩溃。他实际上是抱着这一深悲巨痛而自尽的。……知人论世，谈何容易。高明的学者之可贵，正在于他能揭示给人们以历史的真实，事物的真相。
比较文学
西方重视比较文学的方法……用这一方法来研究《 红楼梦 》，如果真能精通中西两个方面，作出精彩的比照和阐释，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开扩“脑界”，对中外的文学艺术都会有很大的教益，因此是值得重视的一条研红道路……
当然，如果不是真的精通中外，对《 红楼梦 》和西洋小说文学并无透彻理解，只凭看到一些表面的“共通”点，便强作牵合，其结果自然会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毫厘千里。在会下，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老教授，曾再三向我谈到此一问题，表示了他的感想和关切。
我个人的看法，外国学者研红，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往往多走比较文学的路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兼通中外的也颇不乏人，他们如果能走这个路子，也许会给红学作出新贡献——也就是说，红学今后要靠中外人士努力合作，因为它越来越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问了。
我深深相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将会发现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世界水平，我们说他伟大，不是夸张炫耀之词。
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陈炳藻提交的论文是《 从字汇上的统计论〈 红楼梦 〉的作者问题 》，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字词出现频率，得出的结论是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乃同一人的作品。当时中国大陆对电脑还很陌生，但周汝昌已经根据常识对此结论予以坚决否定。潘重规在会上评点陈炳藻的论文时，提到赵冈几年前已经试验过电脑的统计工作，周汝昌即写条子问赵冈所得结果如何，赵冈笔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后四十回是出于另手。”过了一两年，深圳的一个研究者再用电脑统计，得出的结论也恰与陈炳藻的相反。可见电脑只是工具而已，研究《 红楼梦 》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感情”，周汝昌始终紧紧地把握着这一基点，必然要严格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
叶嘉莹与周汝昌曾先后受教于顾随门下，算是同门学长了。周汝昌对叶嘉莹评析王国维《〈 红楼梦 〉评论 》的论文表示佩服，而深感叶嘉莹论王国维自沉是殉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彩，其实是有所触发，即感慨曹雪芹与《 红楼梦 》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卓越体现，而难以被人真正解味，自己多年研红也有某种“殉”曹雪芹和“殉”中国文化的意味。此所以慨叹“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也。
现实是晚清、“五四”以降，中华传统文化日益失落，崇洋崇西成为潮流，周汝昌虽然是学英语出身，却与潮流迥异，本质上是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拜者，所以他虽然赞扬“比较文学”研究路向，重点却是比较之后会更显曹雪芹的《 红楼梦 》远胜西洋文学。所谓“在过去，人们还只会用‘曹雪芹比之世界大文学家并无愧色’的这种语式来发言，那已经是‘高抬’了。谁人敢说他胜过之？外国的月亮也‘圆’，或者洋鬼子通通可恶，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美红散记 》）
周汝昌1980年赴美国参加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虽然时间很短，却有开阔视野之益，实际感受西方汉学界水平之效，更增强了自己的学术自信，同时也结交了一些国外的学界朋友，使自己的红学研究放到了世界文化的座标系内。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途程中，途经旧金山，斯坦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热情招待，留住两日，参观游览，并赠送斯本思（Johnathan D·Spence ）教授著作《 曹寅与康熙帝，包衣与主子 》（ Tsao Yin and Kang-his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扉页有题记：“耶鲁大学Spence教授此书之完成，曾得力于汝昌先生宏著《〈 红楼梦 〉新证 》甚巨。兹以汝昌先生于参加首届国际红学大会后来访之便，特转赠留念。王靖宇志于美国史丹福大学，1980年6月29日。”这也使周汝昌颇有感慨：“国际学术交流中，学术道德是要讲的。受了人家的启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劳动和智慧，都是公开表态的。这虽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于今日犹然见怀，却令我不无感想。数十年来，红学界有些人从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见解，却从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创获—— 这也何必计较，但问题是他同时还要掉一两招笔花，以明枪暗箭来对你进行‘答报’。”（《 美红散记 》）
回到国内，红学的发展势头也如火如荼。1980年在哈尔滨，1981年在济南，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连续四年召开全国性的《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第五次全国研讨会隔了一年，1985年在贵阳召开，1986年又在哈尔滨召开第二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可以说，以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86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 红楼梦 》讨论会（ 中国大陆召开的第一次 ）为标志，组织性集体性的红学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周汝昌自然是这些会议上引人瞩目的头面人物，不过并没有参与多少具体的组织活动。当然他也关心大会，也向会议推荐一些新锐的青年研究者参加会议，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会的筹备阶段，周先生就向笔者说起，自己向哈尔滨师大方面推荐了三个不太著名但有实力的人参加会议（ 包括笔者 ），哈师大“一个也没有驳回”。周先生说这话时颇有得意之色。笔者向1982年的上海会议邮寄提交了论文，从1983年南京会议起，开始正式参加各次全国会议，包括1986年和1992年的两次国际讨论会，因此对这一段红学界的情况也略有所知。
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在北京的几位主流研究者主要特长在考证方面，同时从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等，因此，整个80年代，后来又延续到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结束，中国红学界的学术争鸣“热点”基本上都在考证的范围内展开，而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文物和遗迹的“真伪”。这与50、60、70年代红学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宏观上考察，这自然也是一种时代风气转变的表征，也可以说是红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戴不凡（ 1922—1980 ）发表了《 揭开〈 红楼梦 〉作者之谜 》（ 1979年第1期《 北方论丛 》）的长篇论文，说《 红楼梦 》是一个化名“石兄”的人写的，曹雪芹只是“修订加工者”。早在发表之前，戴不凡已经有意无意放出风声，说他将有大的红学突破，将推翻周汝昌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的“自传说”结论。不过戴不凡的文章发表后，立刻遭到了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反驳，发表在《 北方论丛 》、 《〈 红楼梦 〉学刊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 文艺研究 》等影响颇大的学术刊物上，形成一次全国性的红学争鸣热潮。戴不凡的论点基本上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戴不凡的文章，其实表现了一种倾向性，即红学研究界存在文献考证和文学感悟互相脱节的现象，考证性的学者往往在艺术感悟力上有欠缺，因此许多所谓“考证”都脱离了文本的文学实际，只追求表面上的“形式逻辑”而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这又会刺激那些倡导文本研究的人如余英时等的更强烈不满，并进而贬低考证，又陷入空对空的“回归文本”的徒劳呼喊，如此恶性循环，长期困扰着红学界。
80年代初另一次争论得很热闹的问题是河南省博物馆收购的一幅“曹雪芹画像”的真伪。周汝昌又是这次争论的核心人物，他和山西晋东南师专中文系教授宋谋瑒（ 1928—2000 ）始终坚持这幅画像就是画的曹雪芹，而以刘世德为代表的其他一些知名的红学研究者则说这幅画上五行题记乃有人作伪，实际上画的是清代的另一个人俞雪芹（ 俞瀚，字楚江，号雪芹 ）。这种争论涉及将此画售与河南省博物馆的原持有此画者河南商丘的郝心佛是否作伪的问题，内幕十分复杂。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河南省博物馆的副馆长韩绍诗宣读了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画像画的是俞雪芹，郝心佛已经承认自己作了涂改伪造。这让周汝昌和宋谋瑒陷入一种舆论上的孤立。但是，周汝昌是最早得知并鉴定此画的红学界研究者之一，宋谋瑒则多次亲自去商丘作过调查访问，两个人都感觉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不可靠，其中似乎有某些无法说清的情况。宋谋瑒后来写有《 曹雪芹小像争鸣亲历记 》数万字的长文，发表于1997年第6期的《 黄河 》杂志，详述了其中的种种曲折幽隐。
周汝昌在《 一桩奇案几层怪事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则这样说：
1963年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主任室中开一个小会，忽有王士菁同志（社级领导，专研唐诗、鲁迅，当时继前任来主管古典部）进来，递给我一封信。看时，是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先生给他的信，附来照片二张，说是在郑州发现的雪芹小照，嘱咐交与我，并将研考意见回报与他。
照片技术不高，但要点具呈于目前：一张是人物坐像，左上角五行题记，表明“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我一见喜甚。同座的周绍良接过去忙着看，也喜现于色，对我说：“他（雪芹）还是到南方去了！”——意谓他对“南游”之说曾有存疑之议。他还立即跑出去告知他的至友朱南铣（在同楼另一端人民出版社）。
我即将初步意见写与方先生，并询问发现的经过详情。蒙他见复，追述一切：那是他到郑州开会，值博物馆展出藏品，约他去看。看后，因无重要收获，遂问未展出的有可看者否。遂出示一部册页，册甚厚，多达“数十开”（每相连的对折叶子，叫一“开”），每开皆绘人物肖像，各有题诗。因发现雪芹此幅，十分注意，乃于此开夹一纸条为记，嘱馆方拍了照片寄给他——当时匆匆赶时间返沪，其他人物详情，俱不及细阅，故无从记忆。
我对他说：此件不似伪造劣品，理由有三：第一，雪芹一度南游，只敦敏诗中透露，向来无人论及，敦诗“秦淮旧梦人犹在”等句，加上敦诚的“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风月忆繁华”，明示“一载有余”的离别是他到南京去了。第二，从无人能言尹继善在南京准备“南巡”罗致人才“接驾”与曹家旧事密切相关之要义。第三，如“洪才”二句，词义渊雅，乃运用六朝人之旧语。如梁代萧琛的“丽藻若龙腾，洪才类河泻”，如潘尼的“雅论弘博，逸藻波腾”等句。
周汝昌同时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短文《 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 》，发表于1963年8月17日《 天津晚报 》，文章中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刘世德写了《 曹“雪芹”画像之谜 》，以“生蕤”的笔名发表于9月14日《 天津晚报 》，提出这幅画画的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周汝昌又写了《 再谈曹雪芹小像 》（ 1963年9月21日《 天津晚报 》）和《 雪芹小像辨 》（ 1964年4月5日香港《 大公报 》），坚持小像画的是曹雪芹。此后有更多的人卷入争论，史树青、冯其庸等认同刘世德，宋谋瑒则是赞成周汝昌观点的最积极活跃的论者。周汝昌和宋谋瑒关于小像问题并涉及其他红学界情况的通信数量很大，但宋谋瑒逝世后，其遗孀已将信件作为箧中之秘藏矣。
所以，关于曹雪芹小像真伪的争论，到1982年，也已经间断持续了二十年之久。河南省博物馆是一个国家机关，人们习惯上对国家机关总是比较信任的，所以1982年以后，红学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那么周汝昌为什么还要坚持小像是曹雪芹呢？仅仅是“面子”问题吗？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周汝昌认为有一些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
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说小像是一套册页里面的一开，而河南省博物馆拿出来的却不再是一套，而只是孤零零的一开单幅，并且说当时收购时就是如此。周汝昌问博物馆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是方行记错了。周汝昌再致信问方行，方行回信说，如果真像馆方所说，我为什么还要夹一个纸条作记号呢？方行并且有些生气，表示河南省博物馆如此态度，那就很难“对话”，不愿意再干预此事了。周汝昌还走访过第一次调查鉴定时见过画册的黄苗子，黄苗子说：册页是8开，每开绘有乾隆时人肖像，都是陆厚信绘画、尹继善题字。而河南省博物馆先后写过三份“调查报告”，周汝昌认为：“观其内容，矛盾百出，不可究诘。”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疑点。周汝昌还有“文化水平”上的看法，就是画像上的“洪才河泻”等话，源于魏晋风流，不是一般水平的人能伪造出来的。
不过既然大多数人都已经信服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周汝昌当然就被视为“死要面子”不肯正视事实而坚持错误，各种场合常有人讥嘲讽刺。张中行先生虽然和周汝昌关系不错，但也因为相信博物馆的“权威性”而写了一篇短文说小像不是曹雪芹。宋谋瑒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张中行，文章写得十分精悍犀利，周汝昌读了以后曾给宋谋瑒写信说“这回是真佩服你也”。宋谋瑒曾把此信原件让笔者过目，我当时不由得感到有点好笑。因为周汝昌这样措词，无意间透露他对宋先生的整体水平还是有所保留的。宋先生是性情中人，口才又便捷，经常声如洪钟地高谈阔论，与人辩论起来更是先声夺人，虽曾历坎坷而嬉笑自若，旧体诗词写得很见功夫，古典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但涉及红学只集中在曹雪芹小像这一个问题上，由于环境局限，也由于本人的性情，在学术上成就不是很突出，离周汝昌“真正佩服”的标准当然还是有距离的。
小像真伪的问题到了20世纪末，又有了新的发展。商丘的王长生① 在《 谈“小像”内幕 》（ 1998年第1、2期合刊与第3期《 商丘社会科学 》）一文中披露，郝心佛由于有“历史问题”（ 冯玉祥部下 ），当年在小像真伪问题上被迫按照河南省博物馆的内定立场作了伪证。而河南省博物馆之所以要说小像题记是伪造，根本原因是郭沫若曾表态认为小像画的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中国大陆一直是官方的学术权威，河南省博物馆要和郭沫若保持意见一致也。于是周汝昌在《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中说：“雪芹小照，本来真实。三十余年之奇案，至此方得初步澄清。”
1984年12月16日至25日，周汝昌与冯其庸、李侃一行三人，前往苏联访问，先后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考察在列宁格勒博物馆发现的一个清代抄本《 石头记 》。李侃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因为已经和苏联方面初步商定要由中苏双方同时影印出版这套《 石头记 》。这次访问的总策划者和负责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 1903—1990 ），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对这次出行，周汝昌写有《 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 》（《 天·地·人·我 》），叙述种种情况，而冯其庸也写有《 列宁格勒藏抄本〈 石头记 〉回归记 》（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我与中华书局 》，200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 ）叙及此行前后情状。总之，周、冯二人从此有了明显的矛盾，而且后来日益尖锐。
这部流落到俄罗斯的墨书手抄本《 石头记 》，共三十五册，开本是185×255，线装，是清代道光十二年（ 1832 ）由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从中国带回去的，库尔梁德采夫是于1930年随俄国的一个宗教使团来到中国的。三十五册共有七十八回书，即前八十回缺少了第五和第六两回。
苏联的汉学家里弗京（ 汉文名字为李福清 ）和缅希科夫（ 汉文名字为孟列夫 ）首先发现这个抄本，前者当时为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后者当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高级研究员。里弗京发现《 石头记 》抄本后，缅希科夫和里弗京合作撰写《 长篇小说〈 红楼梦 〉无名氏的抄本 》，发表于1964年莫斯科出版的《 亚非人民 》杂志第5期，此文的汉语译文见胡文彬、周雷编《 红学世界 》，1984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在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第一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香港红学家潘重规提交了论文《 列宁格勒藏抄本〈 红楼梦 〉考索 》，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因为后来苏联解体，列宁格勒恢复沙俄时期旧名圣彼得堡，这个原来简称为列藏本的《 石头记 》抄本现在被称为圣彼得堡本、在俄本等。
对这个抄本的考察与鉴定，周汝昌在《 红学七题 》（ 1986年5月作，提交哈尔滨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论文 ）中有这样一段说明：
1984年之年底，有赴苏联考察《 石头记 》古钞本之行。居苏十日、在列宁格勒三日，然而真正得以阅看钞本的时间只有两个下午，而且两次的实际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小时左右。我目坏已甚，面对四大函一部七十八回的写本古书，如何“掌握”？其情可想。阅后，开了一个正式会议，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主任为首，苏联的学者、官员们在座，热切地要听听中国派出的专家的鉴定意见。这时我国所派一行三人中，临时推我为发言者。我只好就着一点点管窥蠡测的所得，作了即席发言，讲了我当时形成的几点学术见解。这是中国方面的唯一的学术发言。归国后，我准备在看到苏方提供的书影胶片（哪怕一部分也好）后，为中苏联合影印本撰作序言时（中苏双方协议书议定中苏两方各由二人撰序，我是中方撰序人之一），作出重申、补充或修正。不料情况有异，既不能看到任何胶片，也未有商议撰序一事的任何机会。延至1985年7月底，我才得见冯其庸所撰序言稿的复印本，送来待我参会和联署。因为我见稿中并未包含他让我在苏联发言的任何内容，其学术见解又不相接近，很难将我的看法生硬地楔入冯撰序中。不得已，另撰一文，题曰：《 “在苏本”〈 石头记 〉论略——中苏联合影印本代序 》，略表拙见，以为日后可以持此对苏联学者的一点地步。此文发表于《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初步论证几点：“在苏本”文字清楚完整，未经妄人篡改；与他本不同的异文时与《 甲戌 》等佳本相合或相近；钞者是文士，书法甚好，但也有行草书体致讹之迹，可窥原底本是草书所写；章回的分断与相连的状况，还不能作为底本时间早晚的论据；其眉、侧诸批语，与脂批不属同一性质；书之钞写虽晚，而底本时代却早，等等诸端。
那篇论文由于条件所限，既匆促又简陋，不言可知。但又无法补救。后来多蒙胡文彬先生惠借给苏本第一回的全部照片，我才得以细加研核，所获不少。今就此文之便，附记大略。
赴苏前，我私下对此本的估计，比较偏低了些。在苏发言，理应慎重，故而语调也未便放得过高，虑阅书时间太少，所见不周。及撰《 论略 》，可以稍稍纵谈，乃觉此本价值允宜着重揭示。然而刊出后见者又有以“估价过高”为言者。及今真正“掌握”了首回全貌后，与家兄祜昌共同研论，方才认为《 论略 》所定的“规格”，总的来看，是未离大格的，是有所见的。
此本令人注目之点不一，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字多与“甲戌”、“己卯”、“杨藏”诸本合，而未发现有与“庚辰”或“戚序”等本夹入的那种后人妄改劣笔相同之处。此已极为可贵。再者，也曾有人疑心它不过是一部与“舒序”、“梦觉”等较晚本相差不多的一个本子，亦即可有可无、校勘价值不高的一个次要本。事实全不如此。它不但不是次要本的一个“副本”性质，而且与重要本也并不雷同，它的文字与任何一个重要本皆不全然一致，而时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么一说，即可见此本的价值非凡，我在《 论略 》中并未抬得“过高”。
周汝昌的版本研究，是以鉴别“曹雪芹真笔”为鹄的，为核心，特别注意“夹入的后人妄改劣笔”多还是少，并以此为标准给相关本子以不同评价，这当然涉及对“文笔水平”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判断，也就是本子的形式现象等的考察和文字文句的艺术水平鉴别“综互合参”的，而这又是一种文化修养和艺术灵性的总体体现。其他一些版本研究者则往往偏重于“客观”的版本现象研究，如从纸质、抄写规格等等“形式”方面作数量统计以及形式逻辑的推衍和猜测，在文笔水平的感受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周汝昌也更看重曹雪芹措词造语的“独创性”，打破常规的“陌生化”行文，这在另外一些研究者看来，则可能认为是抄书人的“不通”和“失误”。这样，周汝昌在版本鉴别方面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是与其他一些研究版本文本的学者意见不尽一致的。
比如对这个俄罗斯的藏本，周汝昌以第一回的文字特色作这样的分析和判断：
〈 一 〉如二仙与石头对语，说：“……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
此中两联四句的后二句，“在苏本”作“花锦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与前二句成为四个联文排句句法。已出的古钞本，唯“戚序”、“蒙府”二本（ 南图不另列 ）亦同此句法。尤堪注意的是“花柳”二字“在苏本”独作“花锦”。这乃是一个仅见的罕例。
一个思路会认为“锦”乃“柳”之行草致讹（如我已举的“锦囊”讹作“归囊”）。但细一思索，花锦气味远胜花柳，因为“锦上添花”“花团锦簇”等成语正是“花锦”的注脚；而“花柳”另有“副义”，在此遂有不伦不类之感了；何况第一次介绍全书环境背景，而出此词，尤觉欠好。若“花锦”则迥然不侔矣。此等断非笔误形讹之可比。
〈 二 〉甄士隐梦中听二仙自语：“……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诸本大抵如此，而“在苏本”后半却作“……赔他们去了结此业案”。乍看时，莫不以为“赔”是“陪”之讹字，殊不知非常重要的“甲戌”“己卯”二本，正作“赔”字。此种不容以“白字（ 别字 ）”相待，盖雪芹常是自铸伟词，另寓深意：赔者，又“欠债须还”之意味，非一简单肤浅的“陪伴”可比也。至于“业（孽）案”，所以区别于一般之“案”，且是僧道语气。
类似于此，可能一般的研究者都有点匪夷所思，根本不会想到的，甚至周汝昌这样说了，也是不能同意的，认为这些看法是周汝昌“求之过深”。周汝昌因此总是“少数派”，难怪他一生都在书文中时常感叹：“大凡雪芹第一用自创的字法句法，就有人不许他独创自铸伟词，定要乱改，把伟词拉向一般化的庸言常语。悲夫！”“无论学术，还是艺术，都需要从‘灵性’上交流，不仅仅是什么‘知识’‘学问’的问题。不能有所感，有所受，又何从谈到交流？”（《 红楼夺目红 》）
1986年9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获美国“鲁斯基金”资助，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这当然是在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的协助下实现的。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威斯康辛大学之外，还先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讲学，并出席纽约亚美文化协会夏令营讨论会。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一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完成的，后来先出了中国大陆版，又出了中国台湾版。
周策纵生于1916年，比周汝昌年长两岁，湖南祁阳人，抗日战争后赴美国求学，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以著《 五四运动史 》成名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对红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考证方面，是一位在海外影响颇大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活动筹办召开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与中国大陆红学界的名流结交。1980年1月周策纵为周汝昌的《 曹雪芹小传 》写序言，其中这样说：
一九七八年七、八月间，我回到“一去三十年”的祖国来访问。
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除了探访古迹名胜之外，为了我当时正在提议筹开一个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很想会晤几位红学专家。除了最老一辈者如俞平伯先生之外，当然首先就想到了周汝昌先生。果然经过旅行社安排，在八月二十二日，他就由他的令嫒月苓陪着到我住的旅馆里来会面了。一杯清茶，我们便一见如故地长谈起来，正有点儿像中秋夜大观园联句说的“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了。我顺便把几年前作的一首小诗“客感”给他看，这诗是：
秋醉高林一洗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气，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诗自然只是写我个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触，但如移作咏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当。汝昌读了便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临别时，天色已黑，照了几张相片，光线都有点太暗了。过了几天我就回到了美国，把当时合照的几张影片寄给他，还在每张上面写了一首小诗，现在录在这里：
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 红楼梦 》，归来得书，即以所摄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一）
故国《 红楼 》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
（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三）
逆旅相看白发侵，沧桑历尽始知音；
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
（四）
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 红楼 》便不完，
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
（引者注：四首诗第二句标点符号各自不同，皆遵从原文真实。）
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纵教授学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帧之侧，各系新诗，拜诵兴感，因赋长句却寄。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 红楼 》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自注：姜白石词：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这首诗不但适切地写出了我们当时谈红的情景，也表现了当代研红学者的一些感触。
周汝昌请别人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只有周策纵给《 曹雪芹小传 》和黄裳给《 献芹集 》两例（ 21世纪笔者给周先生几种著作前面涂鸦不论；《 新证 》不同时期有王耳序和李希凡、蓝翎序属于特别情况，亦不论 ），此外顶多是请友人题诗，如《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前面有叶嘉莹和张中行题诗。黄裳是周汝昌的老同学又是学者型作家，周策纵则是海外著名学者，周汝昌希望能得到“知言”的情怀是可以理解的。周策纵的序言也果然不负所望，其中颇有一些精彩的说法。例如：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
人人都知道《 红楼梦 》里的诗、词、曲子都作得好而恰当，但汝昌更能指出雪芹在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和特殊风格；能指出清代女诗人之多，女子作诗几乎已成为雪芹时代的一种习尚；更能指出《 红楼梦 》艺术上许多特点之一是以古典抒情诗的手法来写小说。
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像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周汝昌美国之游的这一年，已经年届古稀，自然不会再有青年人那种对欧风美雨、异域风光的渴望向往和热情洋溢。事后想起来，好像在学术上也并无特别显著的收益，但从了解西方汉学的发展态势、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扩大“周派红学”的影响以让世界所知这一视角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周汝昌在《〈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89年分别由工人出版社出中国大陆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的“自序”中这样说：
这本小书的产生，或者说“成书背景”，是由于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之邀，来此作一年为期的鲁斯学人（Luce Fellow）。从一九八六年九月起，住到一九八七年八月为止，这期间除了为周策纵教授代课七次（四个班：“红学”，“诗学”，“研究方法”，“古文选讲”），以及赴外地三个大学和一个文化协会去演讲之外，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研究《 红楼梦 》。在此以前，我为红学执笔为文，已经有了整整四十年的经历，经历不为太短了。但此际仍然是思绪纷呈，胜义间出，一点儿也没有“头脑僵化”的感觉。我的思索和玩味实际上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我的新的感受，新的理解，可说是与日俱增。这些感受与理解，自然也不是自天而降。温故，探新，使我不断体会加深加切。于是我由冬季开始，将这些心中之所怀，一节一节地变为纸上的文字，——这就是此书的来历。
由于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果是以考证为主，因此长期以来，他得了一个“考证派”的雅号。而这个雅号暗含有“欠缺思想艺术研究”的贬低、嘲弄意味在里面，由于和胡适联系在一起，还附加了一层“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言外之意”的批判。其实，正像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其根本宗旨是“综互合参”，是文、史、哲互相会通，考证只是基础工作，是为进一步阐释小说文本的思想文化内涵，鉴赏其美学艺术，理解曹雪芹其人的心灵境界服务的。其实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他就一直有对小说思想和艺术作分析评论的方面，只是一直没有写一本专门的著作。这本《〈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可以说弥补了“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那么，什么是曹雪芹《 红楼梦 》的“思想本质”呢？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
在我个人看来，不管文章写得多么不好，这三大基点还是值得读者们注意、值得他们给以足够的重视的。我相信，当他们想到这是一个研红者积四十年之经历而后想要贡献于他们之前的关键性见解时，那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些信口开河、随心逞臆的东西。这三大基点的解决与否，乃是理解《 红楼梦》的根本问题——我相信他们迟早会同意我的这种拙见。
这三大基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红楼梦 》的性质何属的问题；《 红楼梦 》的核心何在的问题；《 红楼梦 》的整体何似的问题。
周汝昌1986到1987年的美国游学，是他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的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由于年龄更老，单位人事关系也更复杂，就再没有出国的机会了。这次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比较长，结交也颇广泛。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登出了唐翼明的一篇文章，题目为《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唐翼明1980年自武汉大学出国赴美，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前面述到《 杨万里选集 》时已经提到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忽然接到夏志清老师的电话，说周汝昌先生七日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讲《 红楼梦 》，问我届时能不能去纽约领馆接一接。我向来对送往迎来之类的事情没有耐心，这回是奉导师之命，接的又是我仰慕已久的周先生，情形当然不一样，就立刻答应了。
下面的文章分五大部分，小标题分别是：闻名不如见面、红楼·水浒·西游、不怕惊世骇俗、与胡适交往、书呆子。在第一部分，唐翼明追述了自己与周汝昌的因缘和初次见面的情况：
读到周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则是多年以后了。那是在“文革”中，在著名诗人、被毛泽东点过名的胡风分子曾卓的家里。曾卓那时很倒霉不用说，我也是牛棚里进进出出的黑五类。因为另一个同是爱好文学，又同是“不干不净”的朋友的关系，我和曾卓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借以相濡的“沫”便是偶尔得到的一两本好书。那天我去看曾卓，他正在桌边翻一本新书，见我来了，便指指那书说：“这书不错，可以看看。”我一瞥是《〈 红楼梦 〉新证 》，心里颇奇怪，曾卓对考据一类的学术性文字向来不感兴趣，甚至有点厌恶，怎么会称赞起这本书来？再看著者，正是周汝昌先生，才释然。我想，他大概是被周先生的文笔吸引了，而不是为考据详尽吧。说来遗憾，我当时也只是随手翻了翻。我自己不是研究《 红楼梦 》的，以后又忙着考研究生、出国，竟一直没有机会再读这本大著。
但周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声名如日之升，友朋中也常常谈到。出国前不久，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叫梁归智，因为都爱古典文学，都写旧诗，颇谈得来。其时他正耽于《 石头记 》，时时谈起他对于高鹗续书的不满，说做了几篇文章，大旨为揣摩雪芹的原意应该如何如何。他便屡屡提到周先生，露出钦佩之意。不想我出国不久，他竟将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了，又添了好些篇新文章，取名叫《〈 石头记 〉探佚 》，特地托人万里迢迢地捎了一本给我。打开一看，冠在书前的序正是周汝昌先生写的。一开头便说：“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下面便分析探佚学是《 红楼梦 》研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一个分支，称赞梁归智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成绩斐然”，是“卓异之材”，他所作的工作“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一方面为朋友高兴，一方面对周先生又增加了新的钦仰。
所以，这回奉夏老师之命去接周先生在我也正如周先生之为《〈 石头记〉探佚 》写序一样，是一件“叫苦连天”，而此刻却“欣然，乐于从事”的事。七日下午二点廿分，我按前一天晚上电话中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推门进去，不明亮的走廊里摆着几张旧沙发，一位瘦削清癯的老人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正坐在离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发愣。目光呆滞，耳朵上还带着助听器。牙齿显然掉得差不多了，嘴巴是瘪进去的。头发已经花白，长长地分披在瘦削的两颧上。一套中山装倒是合身而整洁，脚上穿着黑面白底的布鞋。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面前这个老者是一个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文弱衰拙中透出一股仙风道貌。我想，这一定就是周汝昌先生了，虽然跟想象的极不一样。我过去一问，果然就是。他颤巍巍地站起来，木然的脸上立时有了笑容，呆滞的目光也似乎增了精彩。他向里面站着的一个年轻女人招了招手，说：“伦苓，唐先生来了，我们快走。”这个叫伦苓的女子是周先生的小女儿，我们昨晚通过电话的。这时才看清楚，大约卅出头，健康而端正。“噢，是唐先生！”立时伸出一双手来，颇有一点豪气，不像父亲那样文弱。
在笔者见过的对周汝昌的描述中，唐先生的这一段似乎是最形象而传神的。当年周先生回国不久就把这张报纸的复印件寄给笔者，当时刚开始流行“地球变小了”的说法，读的时候也颇有此感慨，没想到笔者六七年前与唐先生的数面之缘竟又在周先生和唐先生在大洋彼岸的会面中接续上了。唐先生在其他几节文字里讲到周先生对纽约学者们讲《 红楼梦 》的情景，讲到周先生的书法——唐先生也是自幼习练书法，颇有功力，讲到周先生和胡适的交往……下面摘引数段，亦可管中窥豹：
到了哥大，时间还早，便领着周氏父女在校园里逛逛。周先生似乎很欣赏哥大的建筑，连连称赞，说有一种特别的气派，是他处所无的。他去年八月来美，作为鲁斯基金会邀请的学者驻节威斯康辛大学，此行迤逦东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去过，倒对哥大格外欣赏，我听了自然高兴。我带他去看哥大校园正中的圆顶大厦，从前的老图书馆，现在是行政大楼。我告诉他八二年冯友兰先生来受领荣誉博士时，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他似乎很用心地听着，木然的脸上又现出特别的精彩。“他们毕竟重视学术。”他自言自语地说。一边用手小心地抚摸着厅内光滑而粗伟的大理石柱，招呼着他的女儿：“伦苓，过来，你看这气势！”
三点差五分，我们来到东亚系所在的恳德堂，夏老师已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了，看他们寒暄着，一个凄凉的对比掠过我心头：两人实际年龄才相差四五岁，看来简直是两代人。夏老师生龙活虎，行动敏捷，手快脚快，说话如连珠，诙谐百出。周先生则讷讷地笑着，一双失神的眼睛似乎在探索对象，又似乎茫然望着另外的地方。手里的拐杖提起又放下。我心里很难过，突然想起陈寅恪晚年，会不会也像这个样子，或者更糟？
从前读周先生论诗、论文、论书法的文字，议论恣肆，不怕标新，总以为周先生是一个才气纵横，善谈喜谑，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人。这回一见，却恂恂如经师，心里不觉奇怪。及至听他讲《 红楼梦 》，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这才恍然释然，心里对自己说：“不错，正是这样子。”周先生讲《 红楼 》，新见迭出，不怕惊世骇俗。……凡此种种，在一个不深于“红学”的人看来，大概都是非常可怪之论。但周先生引经（ 当然是《 红楼梦 》之经 ）据典（ 当然也是《 红楼梦 》之典 ），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相信。
总之，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曹雪芹和他的伟大杰作《 红楼梦 》在他死后都蒙受了千古奇冤，今天的红学家应为曹雪芹洗刷冤枉，恢复《 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他称这一工作为“探佚”，他说：“在红学中，现在有一门新的学问在兴起，即探佚学。”我忽然想起梁归智托人捎给我的那本《〈 石头记 〉探佚 》来，便问他对梁的看法。不料这引起他格外的惊奇：“怎么，梁归智是你的朋友？嗬，这个青年人了不起，我觉得是年轻一辈红学家中最有才华的学者。”停了一停，又说：“他现在的境界又不同于当年写《〈 石头记 〉探佚 》的时候了。”他呆滞的眼里又放出光来，看定了我，再加一句：“我真高兴你是梁归智的朋友。”
会后夏老师请周先生父女在月宫餐厅吃饭，让我和查建英作陪。吃饭时间还早，便先步行至夏老师家小坐。不久，唐德刚先生也来了，说本要来参加座谈的，但临时另有饭局，只能顺道来坐坐。后来由唐先生开车，把夏先生夫妇和周先生父女送至月宫餐馆。我和查建英则步行前往。席间自然谈到因《 红楼梦 》而引起的去秋唐夏笔战。伦苓说，那时他们刚到美国，住在威斯康辛的陌地生（Madison）。“周策纵先生天天带报纸给我们。父亲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得很带劲。”我们问周先生看法如何，他但笑而不答。
后来话题渐渐扯到周先生的家事，伦苓不断诉苦，说父亲工资不高，而食指浩繁，生活从来都是不宽裕的。三个女儿至今没有出嫁。大哥小时得脑膜炎，弄得又聋又哑，讨个媳妇也是聋哑人。还有一个小弟，所有这些人全在父亲这里吃饭，那二百来元人民币的工资管什么用？刚刚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伦苓现在给父亲作秘书，但自认对文学对《 红楼梦 》都是外行。伦苓说：“爸爸，怎么你的脑子我们一点都没遗传呢？”周先生似乎没有听见，脸上纹丝不动。夏老师提高了嗓音对他说：“我说你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老婆不管，孩子们也没有教育好。”周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样地笑了，说：“你这话说得最好。我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最喜欢人家叫我书呆子。”然而在座者都惨然，终席不再说话。
周汝昌在美国这一年，交情比较深，或者自己特别看重的美国学者，当数周策纵、赵冈、夏志清、唐德刚① 、浦安迪数位。在《 天·地·人·我 》中有《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 海外红学三友——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两篇，在《 岁华晴影 》中则有《 海外红友小记 》一篇，都有所忆录。去纽约是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1921年生 ）邀请，唐翼明的文章中已经有生动的描述。周汝昌文章中提到，那日讲《 红楼梦 》而特意向他致意因而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国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 老残游记 》作者刘铁云先生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周汝昌还说在夏志清的办公室，“为一群美国学生讲《 红楼梦 》的意义与原著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建英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趣，对我讲的（ 推考而得的 ）情节表示惊奇”。而在月亮宫餐厅吃饭时，“奇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还有更奇的：在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与唐德刚，早在1980年第一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就认识了。唐德刚后来又访问中国大陆，曾有多首诗赠周汝昌，其中一首是：
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
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场残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
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
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
这一次来纽约，周汝昌和夏志清第一次见面，是唐德刚安排的一次聚餐会上，他邀请了好多位在美华人作陪，请夏志清和周汝昌上座。周汝昌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赠夏志清，夏志清立刻捧着赠诗条幅和周汝昌合影。唐德刚又请周汝昌为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学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 红楼梦 》的人讲一次《 红楼梦 》，因为唐德刚正为纽约市立大学筹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把《 红楼梦 》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著。周汝昌这样记述这次讲学：
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 红楼梦 》？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得多呀！
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
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
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周汝昌从纽约返回威斯康辛不久，又受纽约亚美协会的萧文鸾女士力邀，再到纽约讲学。这一次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 本名King's College，意为“国王学院”，华人中的南方人把King读作“金” ）。周汝昌是和香港的两位教授及台湾的作家李昂同台演讲的，周汝昌的演讲题目是“《 红楼梦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演讲本有规定的时限，但香港教授在周汝昌按时结束时说：“我愿意让出二十分钟，请周先生再讲。”等讲完了二十分钟，因台下听众听得入迷，主席又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生再继续。”听众热烈鼓掌，周汝昌就再讲下去。
第二天，在联合国工作的傅运筹又开车把周汝昌父女接到自己家里住下，邀来一伙台湾文化界的人士，请周汝昌讲《 红楼梦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后来出了台湾版，就是这次会议上议定的。
夏志清、唐德刚等都是美籍华人，浦安迪（ Andrew H. Plaks，1945年生 ）则是纯粹的白种人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周汝昌第一次去纽约讲学，先行到了普林斯顿。那天正好是阴历三月初四（ 阳历4月1日 ），周汝昌的七十岁生日，早饭时桌上摆满了鲜花。下午在“壮思堂”讲《 红楼梦 》，听众多为大陆和港、台的女学生，另有一位研究巴金小说的美国男士。听众中的中国大陆二女士，其中一位是吕正操的女儿，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吴得安，周汝昌本来认识。晚上浦安迪请周汝昌到一家华人餐馆吃晚饭，吴得安作陪。但浦安迪只坐着不吃饭，因为他信教，不吃猪肉。第二天吴得安又请周汝昌和台湾籍的高友工教授吃饭，高友工写的一篇论《 红楼梦 》诗境的英文论文，周汝昌很欣赏。这次高友工又对周汝昌说，你先把那几回关键的补出来——这当然是指《 红楼梦 》八十回以后的“探佚”了。
赵冈（ 1929年生 ）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也是1980年就见过面了。周汝昌人生地不熟，赵冈很热情，对周家父女很是照顾。1986年除夕夜，周汝昌是在赵家度过的。周汝昌回忆说：“赵先生对我的健康与视力最关心了，几次三番开车陪我到大学医院去检查、诊目，有时是在大雪纷飞中开车到很远的这所校医院——大学是座‘无墙学府’，不是在一个圈圈里，比如图书馆又在另一地点。所以你若没车不好办，而车不像在国内必雇个司机，在那儿赵先生夫妇皆能开车。过八月节了，他会想着送月饼来——芝加哥的产品，送稿纸来……想得十分周到。后来他到北京，我请他在家吃‘家常饭’，比如锅贴，青韭炒黄菜，他都爱吃，总想北京的传统小吃，如‘驴打滚’、‘灌肠’……后来方知，他们夫妇就是在无量大人胡同斜对过一带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他是名校清华大学出身。以后他又陪同台湾女作家、红学家康来新来访我，敦促我向台湾供稿……”
赵冈夫人请求周汝昌给写一幅《 葬花吟 》，这是周汝昌平生给别人写的字数最多的一个条幅，整整三大张横纸联结才写完。赵夫人裱好后珍藏起来，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墙壁悬挂。这件书法佳品，当真算得上宝如珙璧了。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于1983年8月28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成立《 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顾问委员会，也就宣布了剧组的正式成立，历经数年奋斗后，终于于1986年制作完成电视剧《 红楼梦 》，于1987年1月30日至2月1日试播前六集，5月2日开始全播三十六集。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而产生了全国性持久影响的文艺盛事，对于把《 红楼梦 》的影响扩大到全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这部电视剧对小说八十回后故事情节的改编，对后四十回续书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内容，却基本上取了探佚思路，实际上也把探佚学作了一次大普及。周汝昌被聘请为电视剧的顾问，他给演员们讲过课，审查剧本提意见，对园子设计、道具使用、服装设计等方面提出看法，还示范动作、写毛笔字题词等，《 人民政协报 》当时曾发表过相关报道。那时候他说话似乎还起一点作用，电视剧改编的“走向”应该说受了他的影响。通过这部电视剧，实际上把周汝昌多年红学研究的成果，他所倡导的《 红楼梦 》研究的大方向和精神气质，以强大的影视传播为媒介，无形中潜移默化到了全社会全民族之中。电视剧其实是对周汝昌核心红学观点的一次极为有力的社会性普及，也标志着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已经对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现实产生了实际的深刻的影响。尽管在表面上，红学界对电视剧八十回后改编取探佚路线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周汝昌似乎又是“少数派”，但学术的发展和飞跃其实并不取决于学术圈子暂时的“舆论”，像《 红楼梦 》研究这样一种天然带有全民参与性的人文学科，就更是如此了。
在“少数派”、“有争议”的表象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实质性的业绩，已经逐渐无形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陶冶和文化水平改善的过程之中，未来的前景是如何继续深入地普及已有成果和如何更上一层楼。回过头来看周汝昌于1983年写的《 读〈 石头记交响曲序 〉感赋长句 》是格外有一种“历史意义”的。
胡风（ 1902—1985 ）这位著名的新诗人和新文艺理论家，1949年后著名“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头号主角，在1957年受审查被隔离期间，不能读别的书，只能读《 红楼梦 》，却读出了曹雪芹的真精神，读出了曹雪芹原著真精神被后四十回续书阉割篡改的历史文化大冤案，并写下了《〈 石头记 〉交响曲 》草稿，最终于1976年12月24日定稿，并于1977年1月15日加写了《 序 》，表达了自己对《 红楼梦 》的见解。胡风的这些成果作为“重放的鲜花”，《〈 红楼梦 〉学刊 》1982年第4辑发表了《 序 》，1983年第1辑发表了诗。周汝昌读后，大感震惊，也非常激动，因为胡风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对红学也不过就知道一点表面皮毛的东西而已，所读的又只是一个通行的程乙本系统的文本，却能在那样一种条件、处境、情况下锋利地透视到《 红楼梦 》中最本质的文化精神问题。周汝昌“百端交集，发为歌吟”也就可想而知了：
读《〈 石头记 〉交响曲序 》感赋长句
六纪红坛阅死生，一痕石破九天惊。
锄兰谩拟沉湘愤，刖玉难同泣璞情。
肝胆嵯峨秦镜碧，是非寥落汉灰平。
谁能到此心涛静，病眼寒灯午夜清。
一九八二年《〈 红楼梦 〉学刊 》之第四期，刊载胡风先生所撰《〈 石头记 〉交响曲序 》一文。向不知胡先生于芹书寝馈实深，乃亟取读，——一阅之下，不禁大惊！余自顾平生，红潮阅历，行年六五，目中未逢如此文词识解。最奇者，彼之手边，除一部流行旧本《 红楼梦 》外，更无参考凭藉，而其所见，虽精研极究之专家，仅堪伯仲，或犹愧色焉。余故曰：此自“五四”以来，最奇倔、最直爽、最高明、最透辟之论红著作也。喜心翻倒，至不成眠；爰赋长言，用抒感韫。是篇所咏，全在胡先生痛言芹书真意之蒙溷乱，续貂恶札之叵测居心。窃存斯见，蓄愤最深，而不意胡先生畅论昌言也。百端交集，发为歌吟，有所由矣。至于学术阈外，岂区区之所能及，亦无旁涉之心。尚冀朗照当悬，烦辞无待，红学幸甚。
壬戌腊尾呵冻草
（ 1983年第2辑《〈 红楼梦 〉学刊 》转自
1983年2月19日《 团结报 》第595期 ）
胡风在《〈 石头记 〉交响曲序 》中这样说：
对高鹗续书和高鹗本人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鲁迅说他和曹雪芹只偶或相通，当是指他保存了宝黛的悲剧结束（怎样结束是另一个问题），也许还有他所同情的贾家抄家时的小碎片以及他所熟悉的贾政当考官时的社会关系碎片。至于其他，特别是主要人物们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那不但“绝异”，而且几乎全是一些名字和影子。我认为，他不但和曹雪芹的斗争目标没有任何继承关系，而且是居心叵测地企图消除掉曹雪芹的整个斗争精神。
……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那首诗是寄寓了曹雪芹深远的思想追求的。通过这首诗和宝琴叙述的那个女子的形象（当然是空想的），曹雪芹寄托了他的遐想，热望能够从国际上（汉南—外国）取得社会人生的理想，借以认识已经进入了末世的中国历史，替中国人民的命运开拓出一个光明的出路。他把这个思想愿望和那个有特殊经历的完全是新型女性的宝琴结合在一起，还企图把他寄付了深挚的感情的，情操高尚，性格勇敢的劳动者和战士型的晴雯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上（我还只能说在文学上），这样用全身心向国际上（汉南—域外）追求解决历史（人生）绝境问题的思想出路的，在十八世纪就有了一个曹雪芹。而一直到了将近两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初，这才仅仅有了一个鲁迅而已，而已！
……
曹雪芹死了，悲壮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以后，死了。他做了超过中国历史（我只有信念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文人的劳动，例如，在精神属性和精神高度上超过了几千年来一直享受着中国最伟大诗人荣誉的屈原的劳动，而落寞地穷苦而死了。
（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胡风诗全编 》）
胡风不愧是有思想的理论家，他的目光十分犀利，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有情绪上的敏感，因此尽管他不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却能够单刀直入达到曹雪芹思想精神的核心部分。当然他把“汉南”误解为“外国”显露了古典文化修养的缺陷，其实“汉南”是用典故，是指中国，所谓“昔年移柳，依依汉南”（ 庾信《 枯树赋 》）。不过这种误解并不影响胡风对这首诗在义理上的引申，因为这首诗是假托身在异域的外国女孩遥想中国，毕竟还是从“外国”的角度描写的。
红学界一直缺乏像胡风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气质的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的精神差异不能感受深切就是表征，这是周汝昌从研究《 红楼梦 》以来总是感到“孤独”的一个根本原因。突然读到胡风这样的诗文，当然是如电光火石一般震撼和激动了。此后周汝昌和胡风有过一两次交往，曾另赋诗作赠给胡风，只是未留底稿，不能引录了。
顺便提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是“胡风分子”而“反戈一击”的舒芜，也是一位《 红楼梦 》爱好者，还出过一册名为《 说梦录 》的《 红楼梦 》研究著作。有趣的是，舒芜在红学上的学术立场也正好与胡风尖锐对立。他说：“即使后四十回全是高鹗手笔，广大普通读者实际上已经肯定他续得成功。”“我从来说的是《 红楼梦 》，不是《 石头记 》。”“后四十回的功绩，就在它掌握了前八十回艺术形象发展的规律……”“高鹗的贡献，就在他遵守了现实主义的规律，而没有单纯地从自己的‘心志’出发来捏造情节。”（《 说梦录 》）为什么胡风与舒芜这两位曾是同一个文艺思想阵营的人会对《 红楼梦 》有如此针尖对麦芒的意见？舒芜曾与周汝昌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多年，按说比胡风有更多的可能和更好的条件了解红学的深层次内容，为什么却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圆凿方枘呢？而胡风根本不认识周汝昌，两人的红学观点却一致得惊人。笔者以为，这就是人的气质性分在起作用了。气质性分有差异，近在咫尺也是肝胆吴越的。气质性分有相近之处，则远隔天涯海角也能呼吸交通。
鉴于对“两种《 红楼梦 》”接受之艰难的历史进程，笔者因此提出了一个“两个半”的命题：“真正从精神实质上理解了曹雪芹，读懂了《 红楼梦 》的，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两个半人：胡风和周汝昌，鲁迅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也只读懂了一半，但鲁迅的思想实质是与曹雪芹相通的，那就是对伦理本位文化产生的国民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对传统文化负面的深刻绝望。”（ 1988年12月18日作《〈 红楼梦 〉现象的文化剖析 》，见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当然，这里面又有复杂的红学发展的时段性问题，所以笔者后来进一步说：“红学这个小梦魇之上，笼罩着更大的梦魇，那就是传统文化心理的惰性层面与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话语强行进入时造成的复杂纠葛与错位。续书作者、续书文本摆不脱传统的阴影，续书的接受者则除了传统的梦魇之外，又多了传统优秀层面断裂的窘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在清扫房间污垢的同时连同珠宝也一起扔掉了，后人只有在双重的梦魇之中颠倒困惑，恍惚迷离。因此，在红学研究与《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上，表面上只是一部小说的阅读，实质上却聚焦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病象与挣扎、升沉与进退。《 红楼梦 》接受史上能跳出梦魇的人寥若晨星，红学研究的途程格外荆棘丛生，原因全在这里。因为这需要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鞭辟入里的感受、理解和认识，既能承续其精彩辉煌，又能对其负面进行严肃的反省批评，还要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所造成的冲击与扭曲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清理。鲁迅与胡风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 红楼梦 》接受的干扰，因而更强烈地反思‘国民的劣根性’；周汝昌后来则更关注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断裂对接受《 红楼梦 》造成的障碍，这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针对不同的最迫切现实问题强调不同的侧面，是红学发展之时段性、针对性的体现。其实他们的精神本质是相通的，所以他们都要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要从精神上‘去蔽’——虽然对‘蔽’之所在因时代的差异而着重点不尽相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汝昌又会高度评价鲁迅与胡风，引为同道与知音。”（《 独上红楼 》）
从对胡风诗文的“惊奇”，到电视剧《 红楼梦 》以探佚思路改编而使曹雪芹的真思想真艺术初步深入社会大众，的确微妙地体现了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有内在的合理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周派红学”虽受非议和阻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确是《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史上一个兀然耸起的空前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艺术史演变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前面的行文，主要集中在红学方面的情况了，这当然是周汝昌的“主流”。但并不是说，除此而外，周汝昌就没有其他的日常生活情趣和文化活动。关于书法和诗文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将另辟专章评述。在《 北斗京华 》等随笔集中，周汝昌写有不少随笔，既有“斯文向往”，也有“胜迹寻痕”，还有“师友襟期”，读起来，可见周汝昌颇有雅人深致，除有各种文化胜缘如开会、交友外，在年龄尚未太老时，也不时出游，流连于燕京古都的名胜园林之中，如“蟠桃宫”、“二郎庙”、“红楼四壁驻长春”、“太平湖寻梦录”等。这些游赏也往往会和曹学、红学自然发生因缘，惟各篇未注明确切日期，不好“追踪蹑迹”一一缕述。这里就追述一件周汝昌在80年代红学之外的笔墨因缘，借以对周汝昌的“全人”风貌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这件事还与笔者有一点小瓜葛。笔者于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下乡插队前就读于武汉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高中，这是一所“王牌学校”，学校的师资很强。教语文的汪厚铎老师（ 1926年生，江西乐平人 ）原是国立杭州艺专学国画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厚。2001年2月26日汪厚铎先生给笔者写了一封信，并寄来上下两册《 西海诗词集 》，信中说：“屡蒙赐书，无以为报，这回借花献佛，寄一部《 西海诗词集 》给你。这是1949年4月与我一道自国立杭州艺专投奔中共湘西游击队的老同学陈朗的著作。他比我高几个年级，现已年近八旬，去新西兰与女儿、女婿一同办报。他曾当‘老右’，流放西陲十数年，一生坎坷。我们这些学画的老同学多半爱好诗词，但写得好的，就我所知要算陈朗和林锴（ 也是‘老右’ ）这二位。陈朗同周汝昌先生常相唱和，这也与你有缘了。我写过两首小诗寄给陈朗（ 今题于《 西海诗词集 》扉页 ）：‘故人绝塞腹中书，晨夕歌吟似品荼。吟到三禽肠断句，凄风暗雨撼吾庐。’‘曾坠冰天炼奇骨，遂教佳什压通眉。文章事业千秋在，遥向元龙寿一杯。’”
《 西海诗词集 》是杭州图书馆古籍部承印的非卖品著作，毛笔手写体影印的线装书，古色古香，印数大概十分有限。上册有两篇“周序”：第一篇是周采泉的序，第二篇是周汝昌的序，在两周序和作者自序后又有周汝昌题署“西海诗”；而下册扉页一是沙孟海题的“西海诗词集”，扉页二是周汝昌题的“西海词”——署“解味道人题”。
周汝昌的序写于“戊辰十一月”，也就是1988年秋冬之际，开头就说：“陈子旨言养疴湖滨，贻书于我，嘱为《 西海集 》制序，可见陈子不以我为不知诗之人……”后面勾勒中华诗歌的演变大略，三言五语，可谓钩玄提要，而特别标举：“史家者，那浑身解数专门纪叙别人而不肯自叙自纪之人也，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念使得人们不肯不愿也不敢自纪自叙于此，乃有诗人这一群特殊的感情动物出而违俗骇人，竟来以诗句抒写他的自我。所以一部诗集，实质即是那位诗人的自叙自传，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对于陈朗的诗作，则这样评价：“诗人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我的体会是他能将美的写得更美，还能将丑的也写得很美，但他更奇的本领是能将他自己的最深刻的痛苦感受变成非常美的东西，并且能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美的享受。”后边周汝昌联系自己，又这样说：“我于诗道，荒废已久。我真正作诗填词，只是二三十岁那段时期，以后遂无意兼及，渐渐流为荒率滑泛信口随音之恶札，而陈子则不然，揽其所为，终卷无一语浮泛，皆精心聚血性命以之，故字字轩昂，斤两特重，其间磊落英多之气，苍凉萧散之风，中人如酒醴。大抵其才堪惊四邻，而其境终适独座者。右军曾云：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悲夫！”
应该说，周汝昌的这些话，也无意中表明了他研究《 红楼梦 》的根本立场，即曹雪芹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 红楼梦 》就是“诗人的自叙自传”，而这部伟大的自叙传小说，也是“能将美的写得更美，还能将丑的也写得很美，但他更奇的本领是能将他自己的最深刻的痛苦感受变成非常美的东西，并且能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美的享受”。周汝昌对自己吟诗填词的自我评价，也值得玩味。二三十岁时，正当青春的花锦年华，感情奔放缠绵绮丽，专意于诗词，所作当为“诗人之诗”与“词人之词”，正像他品评张伯驹的作品一样；此后以学术研究为主，又撰著了两本宋人的诗歌注解本，理性思维渐强，诗风乃发生变化，学人之诗的特点愈重。
陈朗1922年生，当年投奔革命，本来也是热血青年，网上一篇不知作者姓名的短文（ 似乎是黄苗子写的 ）介绍说：“他出生于浙东破落的书香门第，父、叔咸能诗，故幼承家教，早通音律。他少年时代热衷金石绘画，曾负笈师事潘天寿，求艺于杭州国立艺专。建国后从事戏剧编辑，曾被打入‘另册’，发配大西北，二十年后返京复职。”“我请陈朗参加《 百美图 》，他推辞道：‘我不是名人，又不见经传，免了罢！’我以《 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 》收录了他的诗为由，请他以诗人的身份参加，他无辞可推，只得允诺。……壬午年春节刚过，我去他家串门，见他从抽屉里取出十六开大小的一页画稿，画稿上画着一幅奇异的肖像，长长的‘马脸’，一双小而机敏的‘马眼’，快长到额头上，头上一抹又短又硬的黑发，恰像一丛马鬃，那高高的、弯弯的鼻子，也像拴过缰绳的马鼻。我的眼睛一亮，好一幅‘马脸’的‘漫画像’。他见我怔在那里，一边让坐，一边笑着说：‘这是小稿，随手画的。’我拍案叫绝，请他移上统一规格的宣纸上。他数易其稿，却怎么也画不出小稿的感觉和笔触来了。他的题画诗请红学家周汝昌题，周汝昌患眼疾，近似失明，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诗题到画像上：‘牛头马面各风流，牛鬼蛇神占一筹。好向夫人夸外子，说他老气太横秋。’陈朗的自画像画得好，周汝昌的诗题得妙。夫人周素子对我夸道：‘陈朗这辈子就画了这一幅好画！’”
《 西海诗词集 》上册收有周汝昌与陈朗唱和的几首诗作。其中有周汝昌一组四首绝句，题为《 洋历八五年除日，收诵朗公自杭惠诗札，为拙句凡三次韵，笔笔警策，明日是元旦嘉晨（ 原注：非辰 ），乃吟四小句以报之 》：
一
数柯庭树见寒林，淡宕空明晚照沉。
贪数归鸦成久立，巢深巢浅替关心。
二
逐日偿渠墨债来，何曾忙里剩吟怀。
寒窗忽展钱塘札，无限灯花照眼开。
三
虽是洋风也岁除，数声炮仗有如无。
鞭牛几日夸牛耳，画虎连朝振虎须。
四
次韵真如土委地，属联惊识笔生花。
报君仍是一张纸，惆怅新诗管物华。
而下册也有陈朗赠周汝昌的长短句，其中一阕写于乙丑（ 1985 ）年，题为《 金缕曲·读某红著戏呈脂雪轩主人 》：
红事纷如许，见忙忙、蜂围蝶阵，燕叨莺絮。月荻江枫何处夜？崩剥诗催离绪。道有个西轩旧谱，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枇杷应合陪箫鼓，君自醉，客谁舞？
尊前身外闲凝伫，几沉吟、满庭芳积，午阴嘉树。偏是杜家工猜谜，肯把床头刀与？矜独会曹侯机趣。不恨同时非相识，恨同时孤负（ 即“辜负”的通假字——引者 ）先生楮。无鬼论，准看取。
“君自醉，客谁舞？”“矜独会曹侯机趣”——这还真能传达出一些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的“个中滋味”。周汝昌于甲子（ 1984 ）年写的一支自度曲，最能体现这种旨趣风貌：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些魍魉蛇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銕、绿意凉、红情热。但提着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5“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

红学研究之外，周汝昌在古典诗文解注、古典文论研究、传统诗歌创作和书法的书写及考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出版过《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和《 白居易诗选 》，前面已经提到。其实际的研究操作则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的失学时期。周汝昌曾这样夫子自道：“我的精神‘生活’是‘地下活动’：一是作诗词怀念故国反侵略，悲愤激烈，见者只有二三人，皆表惊讶。再就是以治学自遣黑暗岁月，整整六年，其内容包括文字语言、诗词笺注、书法探究。成稿有《 石鼓文新考 》、《 津沽方言解注 》、《 辛稼轩词编年 》、《 温庭筠〈 菩萨蛮 〉详注 》……这些，大抵历劫散佚。”（《 治学历程 》，见《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散佚的成果当然可惜，但其治学的“功夫”却也积淀下来，后来在许多课题上偶然涉及，都能有不凡的表现，可见渊源有自。如果说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表现了体系宏大、卷帙浩繁的特点，首先以其“量”让人移神夺目，那么他的诗文理论研究则以其“精”而让人首肯心服，虽然著作不似红学研究成果多，却每下笔都别具一格，包蕴深厚，能引逗出无穷的话题，潜涵着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体系。
保留下来的论文，比较早的一篇是写于1952年8月的《〈 楚辞 〉中的“予” 》，其时已在成都。这篇论文是因读文怀沙《 屈原九歌译 》而引发，当时文怀沙的楚辞译本非常风行，而文怀沙又是《〈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这其间的因缘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篇文章对《 楚辞 》中出现的“予”字，分别情况予以论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予”字都是“我”的意思，在有的情况下只是语气虚词。由于这一文字训诂的新发明，对《 楚辞 》中不少文句的解读也就不同于传统的成说。引一两段论文中的话：
好的《 楚辞 》本子，“余”“予”丝毫不乱，分得很清（坏本子如戴震的《 屈原赋注 》，把“余”多乱为“予”，实要不得），翻一下的结果，就有个印象：为什么某处用“余”？某处又用“予”？似非无故。进一步的印象是：“余”在句头句中的极多，在句尾的很少。而“予”则多在句尾……
然后逐条分析了《 九歌 》中《 湘夫人 》、《 大司命 》、《 少司命 》、《 河伯 》、《 山鬼 》以及《 离骚 》和《 远游 》中的十处“予”在句尾的例句，正论反证，都表明：
若必拘定旧说，赋“予”字以“我”义，是多半讲不通的。……“予”在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声音，而没有实义。
这样，那十个例句都产生了新解。如《 湘夫人 》中的名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传统的解释都是说“愁予”是指怀念湘夫人的湘君之第一人称。而按周汝昌的新解，则“愁予”只是第三人称的描述，周汝昌并将这两句依新解翻译成白话：
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
你的双眸渺渺远望，流露出无限忧郁的辉光。
而一般的翻译都是把第二句作第一人称处理的。远的如文怀沙的译文，近的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 先秦诗鉴赏辞典 》的译文，“予”都作湘君怀念湘夫人的第一人称：
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
用尽我的目力我却看不清爽，使我无限忧伤。
（ 文怀沙译文 ）
美丽的公主快降临北岸，
我已忧愁满怀望眼欲穿。
（《 先秦诗鉴赏辞典 》译文 ）
而郭沫若的译文似乎与周汝昌比较接近，对“予”不作翻译：
公主们来在这偏僻的岛上，
望眼将穿，绕着愁肠。
当然先秦典籍的文字释义，是有各家说法的，周汝昌的这种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这篇论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颇有创意的，而其研究方法，也是版本考察、文字训诂和文本之细读详绎互相结合，“综互合参”的。
周汝昌在燕京大学作本科毕业论文，就曾经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并作了一些研究。所以，他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关注钻研也是很早的。1963年第2期《 文史哲 》，发表了他的一篇长论文《 陆机〈 文赋 〉“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论文开头就说：
晋代陆机的《 文赋 》，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 文赋 》中的重要论点，应当首先数到“缘情绮靡”一说。
可是，“缘情绮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则问题就很多了。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误会错解。这种误会、错解，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因而也影响了大家对陆机文艺理论的评价。
周汝昌从“缘情”、“绮靡”和“缘情体物”三部分作论证，说明这些词句的意义和关系。
针对已有的一些权威解释，如清代的张惠言和朱彝尊，以及袁枚、纪昀（ 即影视中大加渲染的纪晓岚 ），周汝昌指出其错误的理解阐释，而且“由于这班人的误解、歪曲及其影响所被，加上对‘绮靡’一词的更大的错会，再看到六朝时代南方民歌小诗中的许多情歌和士大夫的‘艳体’，于是就有人指责陆机，说他是纯艺术论的、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似乎要他负全部诗歌史上的坏影响的重大责任”。
那么，陆机所谓“缘情绮靡”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汝昌深入文本，考证词义的演变，并参阅征引朱自清《 诗言志辨 》等前人论说，条分缕析，首先阐明“绮靡”并不是字面上形式美、颓废美的意思，而是“精妙之言”（《 文选 》注者唐代李善语 ），是说诗比其他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
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与“赋体物而浏亮”并举的，他的用意不仅是说明诗和赋这两种文体的不同，也兼有“情”和“物”的联系，陆机并不是以“体物”来专指“形似”的“描写”，也不能说他有重“情”而轻“物”的倾向。陆机文论的意义，是从他那儿开始，才有明确意识将“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起来。
事情已经很清楚：“体物”的赋，侧重直陈铺叙，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气、语调，都比较显豁晓畅，读起来、理会起来，都比较朗爽通达，甚至淋漓痛快，因此就是“浏亮”。相对的“缘情”的诗，侧重沉吟涵咏，所表达的情致，都比较细致深隐，而与此相适应的，自然就是低徊往复，沉郁蕴藉的语式声调（这自然都是指当时的古典抒情诗而言），读起来，理会起来，也比较需要优游潜浸、循回体味，因此，这就是“绮靡”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错会误解呢？这是由于陆机的《 文赋 》，本来是一篇广义的文论，并不是一篇狭义的诗论；而陆机作为一位作家，却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散文家；再加上他的“缘情绮靡”提法特别鲜明新颖，是一种创造性的“自铸伟词”，首先引人注意，这就容易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是重诗而轻文，重“缘情”而轻“体物”。而其实并非如此。
至于陆氏的“缘情说”被特别强调起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那实际上是较晚的事情，另有其客观背景与条件了。
周汝昌在论文的最后归结到讨论“缘情绮靡”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中的意义：
从这里说起，值得我们思索、探讨的东西就太多了。
例如，“绮靡”和“浏亮”两种不同的风格，就关涉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消长的问题，宋词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异同的问题，文学上的秀美和壮丽两种美的问题，作家的高明和沉潜的性格的问题，创作手法上的比兴和题咏的分合的问题，等等，恐怕认真研究起来，就都须从陆机的提法里面去参互印证一下，那研究才能更为全面。
例如，自从“赋者，古诗之流也”从附庸蔚为大国以后的发展、兴衰问题，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独独缺乏史诗、叙事诗而抒情诗成为诗、词、散曲的实际本质的特殊现象的问题，若讨论起来，恐怕也不能离开陆机的“缘情绮靡”说的头绪。
这又是周汝昌治学一贯风格的体现：从具体的微观的问题进入，目光却延伸到了更为高屋建瓴的宏观的文化视野，引发出更多的研究课题。正像对《 红楼梦 》的研究从具体的文本和作家考证而提升到“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一样。当然对《 文赋 》的研究还仅仅是“提端引绪”，许多论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后来的人如果善于学习，接着这个话题拓展深入，继续作下去，是大有可为的。
对《 文心雕龙 》，周汝昌则更为热爱推崇。《 文心雕龙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它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刘勰，后来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因此顾随曾以“慧地论文”赞誉《〈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撰有《〈 文心雕龙·原道 〉篇的几个问题 》和《〈 文心雕龙·隐秀 〉篇旧疑新议 》两篇论文，分别刊于《 河北大学学报 》1982年第1期和1983年第2期。
周汝昌自己曾说，对于《 文心雕龙 》，曾经投入很多心力阅读研究，也颇有心得收获，而写出来的有限，除了两篇论文外，许多札记和《 文心雕龙 》五十篇的“关系”图表则因“文革”浩劫而无可寻觅。不过这两篇论文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涉及《 文心雕龙 》研究中的两个大问题。第一篇讨论的是刘勰著此书的主旨，是不是主张文章的极致（ 即文章的最高境界 ）就是“归于自然”而轻视人为的文采；第二篇则力辨《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篇不是伪作——翻了从清代的纪昀开始即成定论的一桩“龙学”公案。
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认为，刘勰主张“文贵自然”，人为的文采则是较低级的境界。周汝昌通过细致深入的考辨，证明这种说法实在是断章取义，是把书中《 原道 》一篇中的“自然之道也”一句话从全书的大整体中割离孤立起来，再引申出一种解释，实属似是而非。周汝昌论证说，刘勰的原意是说：无心之物如草木云霞，尚且有文采表现，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岂能反而独无文采呢？因此人有文采，正像草木开花、云霞布彩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刘勰本来就是在为人有文采寻求理论根据，怎么能误解为是主张“自然”不要文采才是高境界呢？再看其第四十四篇《 总术 》，带有总结性，正是讲作文章的规矩、法度、构思、谋篇、炼字……各种作文章的层次、技法，并且从反面指摘瑕疵病害，还论述修养、涵育等等，这怎么能说刘勰主张作文是以“自然”为宗旨而不要人为的文采呢？其实只要看看书名“雕龙”，也十分清楚，正比喻“人工”可夺“天巧”。通常所谓文如“天成”、“行云流水”，那实际上是指功力纯熟深厚所达到的境界，那不过是貌似“自然”，无非是大匠之能泯其“斧凿痕”而已。
《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一篇，从元代以来，残缺不全，到明朝天启年间，钱允治（ 功甫 ）从阮华山所藏的宋本补得四百余字，乃成全篇。清代的纪昀为《 文心雕龙 》作批时，首次提出疑问。后来的专家士子，就都认定这后出的四百余字是明人伪造。后来著名学者黄侃又提出，宋代张戒的《 岁寒堂诗话 》中引《 文心雕龙 》，有“情在言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两句，而这十二个字却不见于钱允治从阮华山藏本中所补的四百余字中，因此断言宋时另有原本，传本是明人伪造又得到一个力证。这样，新的注本如范文澜的《〈 文心雕龙 〉注 》等，都把那四百余字删去，恢复了残缺时的原貌。
周汝昌在论文中说：“黄氏此说，虽然大家靡然从风，众口一词，其实却是无多大价值的。”他经过详实的论证，说明张戒诗话中提到《 文心雕龙 》的“文例”，是以己意“撮述”而非原文引录，是一种概述性的说法，所以并不能以张戒的那两句话来判定传本的真伪。周汝昌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龙学”的集大成式著作——詹瑛的《〈 文心雕龙 〉义证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中就大量征引了周文所论，表示完全赞同周汝昌的意见，并且附印了增补的《 隐秀 》下半篇之刻板书影两张，从字的刻法和避宋真宗的讳这些特点，证明“可见抄补《 隐秀 》篇时，就照着宋刻的原样模写，而梅子庾补刻这两板时，也照着宋本的原样补刻”。
周汝昌的这篇论文又曾被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名家论学 》。这部书是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教授主编的，征稿信由周策纵转周汝昌，当时周汝昌正在美国讲学，那天正好在周策纵家做客。周汝昌把这篇旧文提交，并附加了几大段的“后记”，其中说：
这篇论文并不算太长（将及万字），而其内容，实已涉及到了研讨学问的不少问题，说起来都是令人感触多端、深思而长叹的事。比如，在我国文化史上，越是重要的受人注意的名篇杰构，越是蒙受着许许多多的烟埃迷雾，特别是有一些颠倒是非、淆乱耳目的见解和说法，却往往来自“权威”“名家”。每当有这样情况时，其影响之巨大，贻误之深广，实难计量。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
《文心雕龙》是我最喜爱、最佩服的我国传统文学理论巨著。能用骈文表达这么丰富的内容，真是一种奇迹。……今将商略《隐秀》的这一篇，重加核订，以存孤学微尚之一斑，因为它的内涵更是极关重要：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刘彦和（刘勰字彦和——引者）第一个提出了“情韵不匮”这一美学标准；而他又指出了“隐”和“秀”的两大美学概念，抉示了吾华文学艺术审美观念中的极其鲜明而超妙的特点特色。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神韵说”的源头。此义甚长，岂能置而弗论？
了解周汝昌对《 文赋 》和《 文心雕龙 》的研究成绩，也可以有助于理解他的红学研究。长期以来，都说周汝昌是红学中“考证派”的代表，而忽视了他的文艺理论素养也是很深的，因此引发许多曲解误解。这正好可以用周汝昌的话来评判：“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
周汝昌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比较专门和集中的理解表达，还有《〈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 〉序言 》、《 “灵、情、才、画”四题论 》和《 中国文论（ 艺论 ）三昧篇 》三篇。
《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 》是山西的一些学人组织编纂的，不过是当时编“鉴赏辞典”的时髦风尚之一波，主编者请周汝昌写一篇序，也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其实只想要几句门面上的话，并不希望写得多么“学术性”，尤其不希望写得太长。之所以想到请周汝昌而不是别的专家，是因为周汝昌在《 唐诗鉴赏辞典 》等书中撰写的篇目颇有特色，无论见解或文采，都秀然挺出，不似其他专家所写千人一面。但周汝昌事事都过于认真，又洪才河泻，下笔千言，居然洋洋洒洒写了近两万字。因为笔者当时在山西工作，周先生把这篇序寄到下处让笔者转交主编者，所以笔者看过这篇序的原稿。真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引文全凭记忆，因而有两处失误，笔者予以改正后告知，周先生来信表示：“极谢！”还有一个小插曲，可能是由于主编者回信不及时之类的琐故，周先生后又写来一信，有点生气，有“手稿在海外卖大价钱”之语。笔者当时思虑不周，径把原信转给主编者，引起了一点不愉快，记得主编者对笔者发牢骚说：“让他写篇序，写了那么长！”
但因此也可以知道，这篇序言不是泛泛而谈的一般性文章，而是纵论中国诗、词、曲、赋的源流演变，体现周汝昌多年学识见解的一篇重要论文。
文章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诗词曲赋，代表了我国韵文的主体。对于韵文，应该建立两门专学：一是笺注学，一是鉴赏学。”然后论述：“鉴赏不等同于理解（ 文义的通晓 ），它包括了理解，不理解焉能谈到鉴赏？但是鉴赏毕竟不能是‘串讲文义’所能充数的一种文化精神活动。鉴赏又是多型态、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这种精神活动，需要很高级的文化素养和领悟智能。它涉及的事物和道理极繁富，极复杂。然而鉴赏的性质和目的却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鉴赏是审美，是对美的寻取和参悟。”
抓住了鉴赏的本质是审美，再结合西方的“接受美学”追溯中国“鉴赏学”的源头流脉，从先秦的“诗无达诂”，到魏晋的玄谈清义，特别举出谢家品论毛诗，谢玄标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 》），谢安则说这两句比不上“谟定命，远猷辰告”（《 大雅·抑 》）才富有雅人深致。周汝昌评论说：“如让我们来辨析异同，那么不妨说是年长的注意深致，年少的却喜爱韵致。这大约是真正的鉴赏学的佳例。我们见他二人眼光不同，差别很大，恐怕还有人暗吃一惊，大感意外。然后，我们又该问问自己，我到底‘同情’谁？谢玄，还是谢安？这确实是鉴赏学上值得研讨的一个绝好的课题。”
后面还有“咏絮才”典故的例举，并阐释“韵”即是“均”——是一种“标准乐器”，可称之为“乐准”，当众乐器俱按“均”调好了，便发出了极有和谐之美的妙音。这种极美的和谐共振，就产生了一种悠然不尽的“和谐延续”。而这就是传统的韵文文学中特殊重要的“韵”的来龙去脉。再往下叙述，则是“朱弦疏越，一倡三叹”，《 文心雕龙 》中的“情韵不匮”，北宋诗人梅尧臣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直到宋代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然后一语中的：“讲鉴赏韵文，第一要能感受这个不匮，不尽。”真可谓探赜钩隐，娓娓道来，让中国独特的“鉴赏学”（ 也就是“接受美学” ）之“理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第二部分深入论述“引而不发”的民族诗学观的根源，最后归结到“观察万物而首重神髓的问题，这才是吾华韵文的灵魂”。第三部分讲解以禅喻诗，仍然归到“中国古代诗人韵文家的感受与传达，是一个特色很强的精神活动，其所传达的，是神明，是神韵，是神采，不但写人，写景写境，也是如此”。第四部分谈“文采”，第五部分谈曲，第六部分谈赋，第七部分是余论总结，其宗旨是前后一致的。
这篇长论文不仅表现了周汝昌深湛的文学理论修养，更体现了他对“鉴赏”的本己体会。“五四”运动以后，学习西方的“分析”成为主流，传统的鉴赏被冷落，甚至被认为算不上学术，而丢弃了国宝，失落了国魂。这在《 红楼梦 》的解读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前面已经谈过不少。实际上，鉴赏和理解，感受和分析是不应该割裂的，还是那个才、学、识和文、史、哲要“通力合作”而不能各走偏锋的老问题，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碰撞融合的老课题。正是这个老问题和老课题激发出无限的感慨和表达欲望，让周汝昌下笔不能自休。而他也的确能洞悉此中奥秘并切中肯綮，说到点子上而且说得很漂亮。
这在《 “灵、情、才、画”四题论 》和《 中国文论（ 艺论 ）三昧篇 》中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前者的副标题是“中华文化精神讨源浅议”，后者以很大篇幅谈“风骨”、“气”和“韵”，说：“我们的讨论，是从解释‘风骨’开始的，但也连带涉及了若干别的、有所关联的中国文论艺论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理解中华文论艺论，必归结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高层灵智，而不可盲目搬弄外国观念。”
万派归源，千缘一脉，那“关键词”还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几乎任何一个问题，周汝昌都是以这个“关键词”为出发点和落足点的，另外一些文章，如《 汉字繁简之思 》、《 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 》等，无不如此。有一篇写成于1984年1月18日的《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九大节考据论证，从孙悟空的“金箍棒”说起，深入文字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得出了有趣的结论：“民俗学与民间文艺的密切关系，产生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它其实是一支殳棒，这东西从古以来专门制伏鬼怪。……明白这道理后，就确信‘金箍棒’是‘记音’的讹写法，其本字应作‘荆觚棒’，复言之则为‘荆觚棱棒’——儿童说成‘金毂辘棒’者，由于此故。荆，指荆竹，或‘矜’字之兼义。”无论是“高雅”的诗词歌赋，还是“通俗”的民俗文化现象，“情哥哥偏寻根究底”，那“根”和“底（ 柢 ）”，就是那棵支系深远盘根错节叶茂花荣的中华文化的参天大树。而周汝昌，正是终其一生在这棵“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桑梓树下往复盘桓，流连忘返，一往有深情（ 此乃《 世说新语 》中原样表达，后方浓缩为“一往情深” ）地由衷礼赞叹美，予以发扬光大，并因此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
198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著《 诗词赏会 》，共二十万字。这是一册鉴赏研究唐宋诗词的书，分前卷“赏会编”和后卷“论证编”，前卷是对单篇诗词的鉴赏分析，包括李煜、温庭筠和宋代多位词人的词作以及杜甫、杜牧和李商隐的几首诗。后卷包括十五篇论文、文章，还有附录《 李商隐〈 杜司勋 〉诗今译 》、《 李商隐〈 韩冬郎 〉诗今译 》、《 诗的存在 》和“卷尾馀谈”。
2000年6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了《 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 》，共十八万二千字。这册书是《 诗词赏会 》中的“赏会编”之重写和扩充。将旧著重新写过，不是“炒冷饭”，而是精益求精，“与时俱进”，这也是周汝昌的一个特点。《〈 红楼梦 〉新证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曹雪芹的传记，恭王府的考证，无不如此。
笔者亦曾为《 千秋一寸心 》撰写书评《 “咬文嚼字”印诗心 》（ 2001年第2期《 中国图书评论 》），指出书中鉴赏的诗词分为三类：名人的非名篇、非名人的非名篇、名家名篇，举例说明周汝昌鉴赏诗词的特点是追求与古人“印诗心”，也就是“解味”，并引申出三点值得反思的地方：其一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接续和“创造性转化”，最需要用力的并非西学的引进比附，而是要尽可能回归传统的“涵咏”、“含咀”（ 含英咀华 ），从根本的感受思维方式上“通电”；其二是周汝昌说“咬文嚼字”，并非所谓科学性的解剖分析，而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沉潜揣摩；其三，因此周汝昌是“赏会”而不是“分析”古典诗词、古典小说和一切中华传统的文化艺术，“以我之心去寻求古人之心”；追求两个“寸心”的契合，即禅家所谓“心印”，诗人所谓“心有灵犀”。三点其实还是一点：“赏会”是有机的、悟性的、投入的东方式玩味；“分析”是机械的、知性的、外在的西方式解读。二者是否能“殊途同归”，那就是读诗人解诗者的“综合素质”问题了。
这种特点同样表现在《 诗词赏会 》的“论证编”中，周汝昌写的论文也是融“赏会”和“论证”为一体的，并特别追溯到中华语文和汉字的本质。如《〈 唐宋词鉴赏辞典 〉序言 》中说：“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须溯源于汉语的极大特点特色。”“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工夫。”“‘青山’‘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道理，见了‘落日’‘夕曛’‘晚照’‘斜阳’‘余晖’，也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墨客骚人的‘习气’，天生好‘玩弄’文字。”周汝昌并因此非议王国维《 人间词话 》里的观点：“王国维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
周汝昌曾说，除了诗圣杜甫外，他最崇拜中华文化之“三圣”：稗圣（ 小说称稗官 ）曹雪芹，文论圣刘勰，书圣王羲之。他自幼习练书法，从未中辍，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书法名家。同时，他对书法不仅实践，也作研究，且同样颇有成就。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地震棚里撰写《 书法艺术答问 》，到2002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永字八法 》，是周汝昌“书学”研究的轨迹。
《 书法艺术答问 》的“后记”说：“那一年（ 指1976年——引者 ）夏秋之间，每夜临睡前，坐在临时搭的‘避震’床上，由于多年习惯，不能立即‘倒头就睡’，就把枕头叠高了倚住，信手取了一个敝旧的白报纸本子，把灯拉过来，用极大的钢笔字，涂鸦乱画数行。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居然坚持到可以‘成篇’的阶段——就是这个小册子的形成经过。”在此前后，周汝昌还写了一些关于书法理论方面的文章，如《 兰亭综考 》、《 说“遒媚” 》、《 书学笔法考佚 》等。
《 书法艺术答问 》共分九章正文、“备检篇”一章及“后记”、“再记”、“馀记”、“补记”各一篇。全书篇幅虽小，却全无杂言，都是“干货”，而其表达，更是周汝昌一贯的生动活泼，雅俗共赏。这种特点只要看看九章的标题就窥一斑而知全豹了：特殊的工具、一大进化、八法——三个方面、两种力、横竖劲、精妙的譬喻、藏锋怎么讲、芒角、剩语。“备检篇”则是对唐代孙过庭《 书谱序 》的研究评价，其实是一篇书法论文。这本书的宗旨，用“后记”中的话是：“我想讲的，又意不在琐琐细节常识，常须牵涉到很多理论性问题，即书法史上的大关目。这本书其实是以最通俗浅易的方式来讲最复杂困难的问题，涉及美学原理上的许多事情。”“再记”则说：“‘答问’是一时即兴之作，实在又是学书数十年深有感受的一个简明总结。用意本是向初学者讲话，而又不拟多作‘老生之常谈’，只想单就书学上最关紧要的大节目，简述个人的体会见解。”
如果也挑几个“关键词”体现周汝昌论书的要点，那就是硬毫、侧锋、芒角。
明确的软毫论，大约来自明清封建科考时代，当时的皇帝和官僚喜欢“黑大圆亮”，把这种字标为考卷、书法的准则，所以用羊毫最合适。我看是很害人的。我曾尽可能地遍看已经发现的古代墨笔书（原件、影印），根本找不见软毫书法的痕迹。这说明并非是那时候有软毫而没有人使，而是没有所谓软毫笔这种东西。这情况一直到唐代，字体改，笔性基本一样。软毫这种东西，晚到宋代才盛行起来，——我国书法艺术史，以唐宋之际为一大分水岭，其前其后，笔致大不相同了，其间原因很多，而由硬毫到出现软毫，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如果你喜欢的是一种没有锋棱芒角肥软的笔画，或者是“圆熟”一路的书风，那就使软毫最合宜。如果你喜欢的是遒健骏爽、英风俊骨、神采焕发的字，你用软毫写是不易见功的。……书法本由笔的弹力而生，却抛开弹力强的笔不使，而说弹力最弱甚至毫无弹力的笔才是上品，试想，这岂不是从根本道理上自相矛盾抵触了。
写字之时，笔管绝没有“永远垂直”的怪事情存在过。只要一写起来，执笔的指，运笔的腕，都要活动，笔管也就都要活动——倾侧。不然，笔管“永远垂直”（为了“正锋”），势必得笔管（和执笔的手）绝对地跟笔尖跑。那就成了一种垂直“画道道儿”的机器，焉能产生书法——并且成为艺术？
夸张一点讲，书法史就是一部“芒角得失史”。
使用硬笔才能有弹性，也就有力有劲，侧笔才能灵活变化，有“八面锋”而非仅一面中锋，这样写出来的字必然锋芒毕露，当然也就产生刚健、遒媚、骏爽的美学效应了。周汝昌的书学之理路，其实也并不复杂的。发人深省的是，他的这种主张，也曾在书法界受到批评非议，看来，任何一个学术文化领域，也都有庸常之辈对高明之士的不理解，而还要自以为是。原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第一个女性书法博士、欧阳中石的高足解小青（ 1971年生 ）在2003年第12期《 中国书法 》发表《 周汝昌先生的书法观及其书法艺术 》一文，将周汝昌的书法总结为“以侧取致，以瘦标骨，以涩见古”，亦可谓有见之言了。
如果将周汝昌的书学主张作一点引申，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唐代以前是中华民族走上坡路的时段，整个民族的精、气、神都充沛饱满，生机勃勃，因此在书法上也是硬毫行世，锋芒八面而神采飞扬。而到了宋代以后，民族精神开始向僵化、老化演变，专制主义氛围更浓，软毫乃应运而生，对运笔之法也变得教条而不知变化，不懂侧锋而流行所谓中锋正统说了。这当然是笔者的一点门外乱弹了。
周汝昌自己习书，是从王羲之的法书特别是《 兰亭序 》一脉而来的。他对《 兰亭序 》能够背临，现仍有一幅存世，但据说不是最好的一幅，最好的一幅是送给许政扬的，但在“文革”中湮灭。因此，周汝昌对于把他的书法字体称为“瘦金体”是很不满意的，而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误解。“瘦金体”是宋徽宗的字体，那正是唐以后的字，而周汝昌心仪师法的却是唐以前特别是晋代的书家，怎能晋冠宋戴？周汝昌也的确心仪诗圣杜子美（ 杜甫 ）的名言“书贵瘦硬方通神”，但这种瘦是王羲之的骏爽遒媚的瘦，而不是宋徽宗的瘦金体。
这儿“神”与鬼神、神秘等无关，是艺术的精神活动事。精神活动大致分两方面：道理的晓悟，灵智的佳会——例如“心手相应”“意到笔随”等语句，就是表明书家的精神境界正到了最好的地步、时空、境界，觉得运掉自如，无往不利，“如有神助”——这种造诣也可以说成是“神而明之”“神明变化”，已非文字语言和死规矩、硬条文所能“说明”“讲解”了。此之谓“神”。
书者领悟了藏锋沉著，笔笔入纸，就必不会是“墨猪”风格，定然偏于瘦劲的神采。
诗圣所言，应是此理。
莫将“瘦”误认为“纤细”。瘦是遒劲的必然表现，是没有臃肿痴滞的“涨墨”与浮笔，不塌不懈，不松不垮。可以看看传世的《 兴福寺碑 》（俗称“半截碑”）、集右军书的好拓本与日本所存的唐人钩摹的《 奉桔帖 》等名迹，便悟右军的“瘦”是何等境象。
至于俗常每见笔画偏瘦的，便称为“瘦金体”，这是个误会。“瘦金体”只指宋徽宗的字、学薛稷书而来的一派宋人的字，也有书卷气，文化修养，但非晋唐古传的瘦硬之书，不可混为一谈。（《 永字八法 》）
十分有趣，红学中有妄人说脂批本《 石头记 》是书商伪造，《 文心雕龙 》中的“隐秀篇”被无知之辈判为明朝人造假，《 兰亭序 》的“真伪”也存在争议。《 兰亭序 》的真伪辩论是20世纪60年代一大学术公案，由于提出《 兰亭序 》乃伪作者的是社会政治地位很高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这场辩论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周汝昌回顾说：“后者是郭沫若撰文发难。当时《 光明日报 》编者黎君（ 即黎丁——引者 ）将文寄示，征询意见，我见其论点大小共计三十六处之多，然而皆可商榷，不敢苟同。于是撰写了《 兰亭综考 》，第一篇以唐写本《 世说新书 》注所有引文体例与明清《 世说新语 》注之引文与唐时之作做出校比，证明了注文愈后愈遭删减，根本不是严格‘征引’，岂能用千年后之删本以证晋代手写本之‘伪’？第二篇指《 兰亭序 》系仿效石崇的《 金谷序 》，章法构局宛然一致，并非如删本之前言不搭后语……第三篇则从内容研论（ 此乃王右军与支道林等在会上辩论人生哲理的感喟与见解，也须参照六朝时代的思潮背景与有关遗文，方能明白此序的真正价值——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古玩赝品’的市俗问题 ）。”（《 治学历程 》）
关于郭沫若提出《 兰亭序 》系伪作的事，周汝昌又加注解说：“后来方知他此文是秉承他人意见而作的，当时引起高二适、商承祚的争鸣驳难，商教授曾多次来函要我协助，提供论据。”周汝昌的《 兰亭综考 》后来调整为两篇，分别是《〈 兰亭序 〉的“文本”问题 》和《〈 兰亭序 〉的内容问题 》，发表于《 江淮论坛 》1981年第1期和第2期。原来的计划是写十篇，分别考论原本真迹的迷失，摹书（ 唐人双钩廓填 ）和石刻之复杂翻摹仿写的各种“支系”、“流派”并辨别其优劣，最后考定哪一种传本最得原迹的真笔法。“但因刊物约定后不能履行续登，我亦忙于他事，此一番极细的考研收获，遂难收拾，年久俱化为云烟荡尽。”（《 治学历程 》）
周汝昌考论《 兰亭序 》，其宗旨仍然是归源于中华文化。他在《 兰亭综考 》中说：“为什么自己非要写写不可呢？因为我觉得这绝不是为一个‘书法家’争论‘一本帖’的问题，那样看就太小了。问题之不小，至少应从两层来看：①《 兰亭 》一序，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史上的很多重要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是带有根本性或关键性的；②对于本来没有问题的事物，不怕提出疑问，不怕摆出新见解，但要看所提所摆的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性。想措词尽量委婉些，可是总无法回避一个存于心中的想法：这是一个学风问题。”这第二点的言外之意，当然是批评郭沫若的学风有时候不够端正严谨了。
《 永字八法 》分上编、中编和下编，上编就是“书法艺术答问”；中编是“分论”，提出了“中国书道”，从汉字的源流、笔墨的分类和品评、永字八法的条分缕析乃至《 兰亭序 》的“奇致”等多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述；下编则是六篇专门的书法论文，有旧文，也有新作。全书三编，建构了一个相当辉煌的书学体系。这本书出版后，在书法界和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摘引两段顾工《 当代书法名家批评·周汝昌〈 永字八法 〉》中的话：
周汝昌以语言、诗词笺注和《 红楼梦 》研究驰名于世，他在本书自序中称“我对‘书学’下功夫比‘红学’多得多”，这恐怕是就所耗时间长短而言——但如果你读完全书，就会相信周先生确乎不是偶涉翰墨，其见解的精深程度比许多专治书法的学者尤有过之，且多创见发明。
从《 书法艺术答问 》到《 永字八法 》，周汝昌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即王羲之书法的真相。因为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真、行、草三体要讲早期范本，都与王羲之有关，特别是后世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书（宋以后所谓帖学），要讲源头和最高典范，更是离不开王羲之。而由于其真迹失传，在众多摹本、刻帖中，哪些比较接近真实，必须要搞清楚，否则你就不能知道晋人书法的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周汝昌由此要害之处下手，重新阐释“永字八法”，纠正世人对“锥画沙”、“藏锋”、“遒媚”的误解，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风貌，应当是骏爽、明媚，清新俊逸，光彩照人。王羲之书法的真面，也就不应当是《 定武兰亭 》或《 快雪时晴帖 》这类锋芒泯灭、平和中庸的东西。对最接近《 兰亭 》原貌的本子，周先生推荐了两种，一是《 三希堂法帖 》中的元人陆继善摹本，一是张珩捐献故宫的另一元人摹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留心。
周汝昌以两万字的篇幅来考证“遒媚”的真实含义。遒，紧步而行的样子，又有紧密的意思。媚，是意居形外，有风韵。“遒媚”是从神气方面来形容王羲之书法，而不是指骨力和姿态。读着读着，我忽然觉得，周先生的文章，结构之绵密，语言之精炼，也颇具羲之“遒媚”之意。再结合周先生的书法风格来看，就更能感觉到周先生的文风、书风和书法观的奇妙统一。如此完美的为文为艺之合拍，于今世的学人中已不多见了。
这是书法界内同仁的赞赏评价，应该是说得很贴切中肯的。
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方面颇有交流。周汝昌现存的一幅背临《 兰亭序 》，自己题了一首七律，徐邦达题了一首七古，启功则题了两阕《 南乡子 》词。在争论《 兰亭序 》真伪时，启功把自己所存元代人陆继善摹《 兰亭序 》原墨本（ 早已流落海外 ）的开头两页小照片赠送给周汝昌。启功的论书绝句也寄给周汝昌，周汝昌也有唱和之作。启功还把自己一部研究书法字体结构的书稿清缮本寄给周汝昌请提意见：“此稿是他亲笔工整书写，用的却是‘洋式’横格子笔记本，市售的劣纸所制，字是钢笔墨水。共计上下两册。……‘文革’之后，此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完好无恙，我也闹不清是否‘抄家’时将它遗漏了？我发现后即函告于他。更奇的是他回信说（ 大意 ）：就存在您处甚好。此外毫无讨索‘归赵’之语意。”（《 启元白 》）周汝昌在回忆启功的文章后附缀有诗曰：“一度蹉跎被屈时，当年谁肯论交期。品书辨字常临舍，也为红楼寄梦思。”
说到周汝昌的法书墨宝，散落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里，也有在海外的，可谓不计其数。即以笔者任教的辽宁师范大学而言，笔者就看到了两位先生家中都挂着周汝昌写的条幅，内容又都是他处未见的周汝昌的诗作。这些零珠碎玉的墨迹和诗词题咏，只怕是漶漫无可收拾了。就已经结集出版的书法文本而言，笔者所见到的，一是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共四十首七言绝句，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另一种是山西的书海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的《 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 》，共一百一十三篇题咏之作。
《 诗红墨翠 》的自序中这样说：
中华古历岁次壬午，我行年八十五龄，视力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拾起毛笔，不愿将平生喜爱的书法抛得太荒，写不成字。于是，每到晚间，与老伴淑仁商量，请她帮我“做书童”，并询问她写些什么词句好。
有一回，想“词儿”想不出合意的了，忽然她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 红楼 》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我的情怀，一时兴起，就答言说：“好，你念一个《 红楼 》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停顿，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还能如昔时的‘倚马立成’否？”
就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作业”计划。
似乎也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为我喜欢一百零八符合雪芹原书“九品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一百零八幅作为定本。这些幅当中，大体还算完整，只一二个别处有误笔或脱字，未伤全部精神。
……
这一百零八幅（原注：一百零八是一个基数，也是象征数；今本书在一百零八外又多收了几幅，可视为附录，不必过拘）书法诗作的一段经历，至今如在目前，而淑仁已逝。女儿们想起这一大卷，打开看看，方觉得真是一项不可再得的艺术财富了——因为至今只二年光景，我目已坏到写不成字了。大家商量，应先将这一项印出来作为第一册书法集，并配以照片，略见我平生的文化艺术之履印与范围。因取名曰“诗红翠墨”——是诗、书、画、音律诸多方面痕迹，综合展现一个概貌，也为了纪念结发之妻淑仁八十冥寿。
此外似尚有二三种为《 红楼 》画册题诗的墨迹行世。周汝昌是一位才人，诗词、书法、外语、音乐吹弹、戏曲表演……他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满溢着才气灵气，与教条八股无缘。这也是一般的学界中人常不能真正领略周汝昌学术成就的一个原因所在，缺少才情的共鸣，也就对融才、学、识为一体的学术之独到深微之处没有感觉，而以“常情常理”、“形式逻辑”一类忖度衡量，进而觉得周汝昌治学过于天马行空，“不太规范”。周汝昌因此有强烈的“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情结。这种情结有时也就表现为自我欣赏，顾影自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头。如《 诗红墨翠 》第三十四幅“咏素云碧月”诗后又加题语“壬午之春信笔如口占片时数首”，自赏之情跃然纸上。在与笔者的信函中也有类似话语，如：“即为刘画（ 指刘旦宅《 红楼 》画——引者 ）题诗，四十首连作带写，只用了一日零一上午即交卷，当时出版社大大惊奇也。”（ 写于1996年8月“丙子立秋次日” ）
周汝昌的“咏红诗”数量极大，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题咏《 红楼梦 》本身，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如为刘旦宅《〈 石头记 〉人物画 》题咏和《 诗红墨翠 》；另一类则或赠人，或自咏，均涉及红学的演变发展，如本书中所引及的各篇。这些诗词，其实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论、红学谈，也是周氏红学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咏红诗有各种体裁，绝句、律诗、词、曲、赋……包罗万有，其中以七言的绝句和律诗最多。像周汝昌这样把一生的歌咏基本上集中在一个主题上，这在古往今来的诗家词人中，也是极有特色而罕见的。
题写在《 文采风流曹雪芹 》扉页的《 雪芹赋赞 》，是一篇对曹雪芹的礼赞：“情之圣者，奎耀神州。鸿才河泻，逸藻云稠。著书红叶，记梦红楼。悲女儿之命薄，痛花落而水流。共千红而闻泣，缘万艳以传愁。题沁芳之意苦，绘藕榭之境幽。身为皇家之下役，而宗潢尊之曰曹侯。……赞曰：大星不落，巨匠常新。通灵异士，慧业哲人。大智大勇，奇气奇芬。岂关稗史，实寄斯文。中华仰止，高山雪芹。”曹雪芹不仅是一位“稗圣”—— 伟大的小说家、文学家，而且是“通灵异士，慧业哲人”，是关系到中华“斯文”即整个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正邪二气所赋之人”，他的坎坷，他的血泪，他的奋斗，他的创造，他的命运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光辉，会让人永远惊奇，慨叹，形于歌哭，发于笔端。周汝昌的咏红诗作，其核心即在于此。有一首诗是周汝昌自己颇为得意的，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终身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深沉感怀：
千年一见魏王才，落拓人间未可哀。
天厚虞卿兼痛幸，地钟灵石半庄诙。
朱灯梦笔沉残稿，翠崦寻痕涨锦苔。
曾是青蝇涂白璧，为君湔浣任渠猜。
“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尝开”、“伟大也要有人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人们常常以这样一些话语慨叹曹雪芹于困厄穷愁中辛苦著书而《 红楼梦 》未完，其实，周汝昌其人其学，又何尝没有类似的境况情怀呢？

6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 唐诗鉴赏辞典 》中有周汝昌鉴赏李商隐《 乐游原 》诗的一篇文章。《 乐游原 》虽然只是一首短短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却是传颂千古的绝唱。特别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更被作为晚景虽佳，但已来日无多寓意的象征。周汝昌则在文章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玉谿（李商隐号玉谿生——引者）此诗却久被前人误解，他们把“只是”解成了“只不过”、“但是”之义：以为玉谿是感伤哀叹，好景无多，是一种“没落消极的心境的反映”，云云。殊不知，古代“只是”，原无此义，它本来写作“祗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了。别家之例，且置不举，单是玉谿自己，就有好例，他在《 锦瑟 》篇中写道：“此情可待（义即何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意正谓：就是（正是）在那当时之下，已然是惘然难名了。有将这个“只是当时”解为“即使是在当时”的，此乃成为假设语词了，而“只是”是从无此义的，恐难相混。
细味“万树鸣蝉隔断虹”（此为李商隐另一首诗中句，其后三句为：“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引者），既有断虹见于碧树鸣蝉之外，则当是雨霁新晴的景色。玉谿固曾有言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大约此二语乃玉谿一生心境之写照，故屡于登高怀远之际，情见乎词。那另一次在乐游原上感而赋诗，指羲和日御而表达了感逝波，惜景光，绿鬓不居，朱颜难再之情——这正是诗人的一腔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若将这种情怀意绪，只简单地理解为是他一味嗟老伤穷、残光末路的作品，未知其果能获玉谿之诗心句意乎。毫厘易失，而赏析难公，事所常有，焉敢固必。愿共探讨，以期近是。
周汝昌的这种阐释是否即“获玉谿之诗心句意”，自然仍可讨论，但所谓“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却十分恰当地写照了周汝昌自己的一生精神心态。他“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请一老篆刻家为自己刻石质镇纸上语，题于《 献芹集 》扉页 ），对《 红楼梦 》和其他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孜孜矻矻，老而弥笃，到了八十多岁，耳聋目盲，还顽强奋斗，笔耕不辍，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发表，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创造了一个文化史上的奇观。其中作家出版社于2003年10月出版的《 红楼夺目红 》，更是一印再印，形成走红全国的轰动效应。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90年代后，进入了一种体系化的规模营建。首先应该提到《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 红楼艺术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三本书的出版。这三本书与工人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其实构成了一个“系列”，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已经包含的红学各个分支雏形的外衍延伸，也可以说是周氏红学体系的展开和深化。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是在1980年6月出版的《 恭王府考 》基础上再拓深加细，同时在文体上从考证论述更加变成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体，因而有了更强的可读性。前者二十三万字，后者十一万八千字。周汝昌自白，《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延用了《 恭王府考 》旧文的，“只有极个别的两三节文字，这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内容比较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早先写它之时，精力目力毕竟比目今略好，论证较为细密，没有重写的必要之故”。
《 恭王府考 》共有四章正文，其第一章开宗明义：
开门见山：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恭王府”是清朝最晚期的一个名称，我们意中的实指，当然是说这个府园在雍、乾之际的那一处“前身”。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则分“纵横编”、“远近编”和“津渡编”三大部分。“纵横编”共有九章，是考证恭王府的“前身”，“粗叙了这处地方的前四百年的情状。最晚到明代万历十年，这儿已经出现了一座不知何人的大宅第，它就是‘荣国府’的前身”（ 第九章《 结上 》）。“远近编”则更从史料中钩沉索隐，证明这座府第到清代曾经先后是和珅府、庆王府，“我们今天称之为‘恭王府’，是以最后一代府主命名的，所能看到的面貌，当然也只是以恭王时代为主的大致的遗迹”。“津渡编”是关注过恭王府与大观园问题的人写的一些文章辑录。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扉页前，除了顾随当年赠周汝昌的词作《 木兰花慢 》之外，还有叶嘉莹的三首五言律诗和张中行的一阕《 浣溪沙 》词。叶嘉莹的第一首诗是：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
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
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
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张中行的词是：
贵邸名园水一方，崇垣内外说红妆，也曾深院问天香。
仙境奇言谁解味，新编妙笔自涵芳，十年辛苦不寻常。
自然，像这种考证性的题目是很难一锤定音的，但无论如何，在周汝昌自己的理路中，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能将枯燥的考证写成引人入胜的文字，更是周汝昌独擅的长技。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专门探讨《 红楼梦 》的文化思想内涵，《 红楼艺术 》专门讲论《 红楼梦 》的艺术审美，《〈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则是探佚的专门性著作。这三本书是从《〈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础考辨，上升到小说“文本”和曹雪芹其人之研究的学术体现，生动地说明考据性的学问与作家思想、文本艺术研究，是互为表里的，是前门后殿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那一个朴素的理路贯穿其中，提纲挈领：在曹学、《 石头记 》版本学、脂学特别是探佚学的研究基础上，才能本真切实地深入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并使其呈现出来。
周汝昌这几本讲论《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的书，与那种不作基础考证，而以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就小说谈小说”，泛论所谓“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之类的“文艺评论”大异其趣。这不仅为红学考证与文学批评的辩证关系以及红学之为“学”提供了雄辩的实证，也揭示出那种说周汝昌仅仅是“考证派”的论调是多么荒谬。同时，“进入文本”作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评论者要有才情，或者说有“文学细胞”，而这正是许多泛谈者们所欠缺的。文艺素质有缺陷的人居然总是揶揄出口成章的“才人”周汝昌“脱离文学文本”，实在是一件让人齿冷的悖论怪事。笔者为《 红楼艺术 》的新印本作序，以一首诗作结，或可供人玩索：“机锋涵咏较才情，难道天刑八股评。一脉沁芳凭解味，推敲月下可通灵？”
90年代红学界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争论，而几乎每一次争论中，周汝昌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遭遇到许多褒贬批评。
一次是1992年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所谓“墓石”，石头正中有“曹公讳霑墓”、下角有“壬午”字样，据说是1968年冬平整土地时出土，被张家湾村民李景柱带回家中。由于“壬午”的明确标识，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年的“壬午说”的支持者就都说这块墓石是“真”，而主张“癸未说”者则说是假。红学界内外的不少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说“真”说“假”，阵线分明。就红学界而言，主张“真”的代表是刘世德和冯其庸（ 冯原来赞成癸未说，从此改信壬午说 ），主张“伪”的代表是周汝昌和蔡义江① 。当年北京的文物鉴定部门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予公开表态，而只说“不能确定”一类模棱两可之词。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笔者认为，从这块石头本身及其发现过程的种种迹象看，疑点甚多，因此无论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癸未或者甲申，这块所谓“墓石”是应该排除出局的。
有一位业余研究《 红楼梦 》的人王国华（ 1952年生 ），编写了一本《 太极〈 红楼梦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王国华的观点既有合理的一面，如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具有前后盛衰对称的大结构；也有荒谬的一面，说《 红楼梦 》的文本中还潜藏着一部“太极”结构的书。王国华向周汝昌陈述“对称结构”，这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的观感相近，王国华多年来坎坷的遭遇经历也易引起同情，周汝昌因此答应了王国华的请求，在并没有阅读其全稿的情况下为其书写了一篇鼓励性的序。由于《 太极〈 红楼梦 〉》荒谬的那一面以及红学界内外的许多复杂因素，结果引起一些人的广泛抨击，周汝昌也被当作一个“靶子”，受到冷嘲热讽，批判与“声讨”。这件事，号称“《 红楼梦 》补白大王”的《 南京日报 》记者严中（ 1934年生 ）在《 红学界的两“国”之战——关于“太极红楼梦”的论争纪实 》（ 严中《 红楼续话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一文中，对这场争论中最主要的一些风波有客观的记载评论，下面引录其中段落：
段献民关于王国华研《 红 》的报道中有许多涉及到周汝昌先生，为此我曾写信约请他通过《 南京日报 》谈谈自己的看法。（1994年——引者）4月22日他寄来了稿件，现已刊6月16日《 南京日报 》“雨花石”上，题为《 关于王国华和他的“太极红楼梦”的答问 》。
……
从周汝昌先生的上述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他所支持的是王国华的“《 红楼梦 》结构说”，是王国华的研究方向与努力精神，而不是诸如“太极红楼梦”之类的花拳绣腿，然而恰恰是这“花拳绣腿”授人以柄，作为无端攻击周汝昌先生的口实。
后来又有人把王国华的《 太极〈 红楼梦 〉》和“探佚学”拉扯到一起，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予以回应说：
至于王国华先生的《 太极〈 红楼梦 〉》，我坦白的看法是王先生对《 红楼梦 》原著的“大对称”结构有一种会心和直感，但其学力不足以使其思考和论述臻于完善，因而有许多可落话柄的缺失和偏漏。我们既不必因为其学力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的某些合理见解，也不必把其缺失和偏漏与探佚学拉扯到一起，更不必把王国华与周汝昌画等号。（《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收入《 箫剑集 》）
从90年代初以来，欧阳健① 就不断发表文章，表达一种观点：传世的几种脂批本《 石头记 》抄本是民国后的书商伪造的，一百二十回《 红楼梦 》都是曹雪芹所作。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1994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红楼新辨 》，199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红学辨伪论 》，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与曲沐、吴国柱合著的《 红学百年风云录 》，2003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欧阳健著《 还原脂砚斋 》，使这种观点有了几本著作依托。
这种“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的根本问题是脱离小说文本的审美实际，缺乏基本的审美素质，将“考证”与“义理”、“辞章”完全割裂开来，表面上似乎是从“文本”出发（ 所谓“避讳字” ），其实严重地脱离《 红楼梦 》文本的文学实际，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周汝昌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区别脂批本与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本质差异，乃是他毕生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怎么会接受这样荒唐的说法呢？不过，在这场辩论中，虽然周汝昌的红学体系是“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实际上想要颠覆的最主要对象，周汝昌是被针对的最主要的论敌之一，周汝昌本人却并没有成为论战的漩涡中心，而是武汉的张国光① 和以《〈 红楼梦 〉学刊 》为阵地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一些人成为欧阳健的主要对立面。其中尤以蔡义江两篇反驳欧阳健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张国光又正是与王国华论争并“声讨”周汝昌的重要角色，所谓“两国”之一。而王国华因在北京北普陀筹建“曹雪芹祠庙”请周汝昌撰写匾额记赋等而涉及名利之争，又和京城红学界的某些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些争论颇有一点“混战”的味道。周汝昌由于其资历和学术成就的影响，虽然没有成为争论的“风暴中心”，但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引人瞩目。
有关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是90年代另一大热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大体情况是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详加论证的“丰润说”在80年代以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后来以冯其庸、刘世德为代表的“辽阳说”崛起，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由于冯其庸后来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和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而刘世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90年代以降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张书才（ 1938年生 ）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俱是“名公巨卿”，所以争论就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有了学术之外的因素。
这场争论中，90年代以后的“标志”性事件有：
1993年6月6日《 光明日报 》发表《 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 》的报道以后，《 中国文物报 》、《 文汇报 》、《 中国青年报 》都发表了报道，说：史学家杨向奎② 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1994年1月8日，《 文艺报 》发表了王家惠的《 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 》和刘润为的《 曹渊：〈 红楼 〉的原始作者 》。1994年3月9日，《 中国文化报 》发表杨向奎《 关于〈 红楼梦 〉作者研究的新发展 》，肯定王家惠和刘润为的文章。这就是所谓“新丰润说”，其中心论点是：曹渊是《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即小说中的情僧、石兄，曹雪芹不过是《 红楼梦 》的披阅增删者，曹雪芹也是出于丰润曹。
周汝昌并不完全赞同“新丰润说”的观点，更不同意剥夺曹雪芹对《 红楼梦 》的著作权，但认为河北丰润确是曹家历史发展演变迁徙过程中的一处重要地点，具体说即曹家出于宋代济阳王（ 谥武惠 ）曹彬之后。因此周汝昌也发表文章对丰润墓志铭和墓碑的发现表示支持，认为也是曹家与丰润渊源的重要证据。周汝昌因此也成为“辽阳说”支持者的批判对象。
199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山市政协和丰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 曹雪芹祖籍在丰润 》，二十二万字，周汝昌作序。
1995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专题片《〈 红楼梦 〉与丰润曹 》，其中也有周汝昌的讲话镜头。这又引起主张“辽阳说”方面的强烈反弹，召开座谈会，发表谈话，火药味甚浓。
1995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 曹雪芹研究 》，十九万字，是倡导“丰润说”的论文集。
1996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畅① 著《 曹雪芹祖籍考论 》，四十四万三千字，周汝昌、韩进廉分别作序，该书论证曹雪芹祖籍丰润，反驳“辽阳说”，成为继《〈 红楼梦 〉新证 》之后另一部主张“丰润说”的力作。
1996年9月13至16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和辽阳市红楼梦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辽阳市召开，大力宣传“辽阳说”，否定“丰润说”。会上试播了一部宣传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电视片。会后，1997年第1辑《〈 红楼梦 〉学刊 》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多篇肯定“辽阳说”反驳“丰润说”的文章。此后的《〈 红楼梦 〉学刊 》各辑也时有同类型的文章发表。
199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红楼梦研究所校订的第一版《 红楼梦 》的修订版，冯其庸于1994年7月7日改定1982年5月20日所写旧版前言，“改定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卒年部分”，宣称：“周汝昌、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但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是不可信的。”
1997年6月辽海（ 辽宁古籍 ）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杨立宪（ 辽阳市委书记 ）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四十四万字。
1997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冯其庸1978年版《 曹雪芹家世新考 》之增订版，五十六万字，是“辽阳说”的代表作，亦是洋洋大著。
1997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① 著《 曹雪芹祖籍铁岭考 》，十三万五千字，周汝昌题诗并作序。此书具体考证曹家入辽后是首先在辽宁铁岭而非辽阳，因而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丰润说”关注的是曹家从宋朝到明朝时期祖先的历史，“辽阳说”关注的是从曹世选（ 从曹雪芹上溯五世之祖 ）明末到辽宁降后金（ 即后来的清朝 ）以后的历史，严格说二者并无实质冲突——只是争何者为曹雪芹祖籍学说的“正统”而已，真正与“辽阳说”形成直接对垒的是“铁岭说”。
1997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张书才《 “丰润说”证论评议 》及李广柏② 等人的文章，此后各辑时有相关文章发表，从“辽阳说”的立场上对“丰润说”、“铁岭说”质疑。
1998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刘世德著《 曹雪芹祖籍辨证 》，是刘世德多年来所写坚持“辽阳说”论文的结集，四十万字。
1998年6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畅、冯保成主编《 曹雪芹祖籍论辑 》，周汝昌作序，是坚持“丰润说”的论文集，三十一万二千字。
2001年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金鑫合著《 曹雪芹家世新证 》，周汝昌作序，继续论证“铁岭说”，三十八万四千字。
2001年8月16至18日在铁岭召开全国《 红楼梦 》文化研讨会，周汝昌出席并在会上发言，说：“铁岭出现了李奉佐、金鑫二位出色的学者，他们对曹雪芹关外祖籍的研考作出重大的贡献，考定是在铁岭城南四十里的腰堡。我之此来，是为了朝圣——朝拜这一胜地，并向李、金两位致以敬意。”（ 2001年第4期《 红楼 》）
2002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冯其庸《 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 红楼梦 〉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 》，重申“辽阳说”为唯一合理的结论。
2003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金鑫、李奉佐主编的《 红学求是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年文集 》，五十九万五千字，论文集分三集：上集是“曹雪芹与《 红楼梦 》”，中集是“曹雪芹关外真祖籍是铁岭”，下集是“《 红楼梦 》和伪续研究”，三集的主体内容都是周汝昌学术观点的衍伸。周汝昌为此书作序，序末有五言绝句四首，其第一首曰：“何以念雪芹，编书为求是。铁岭有祖居，世代犹能誌。”
2004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和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之续集，三十六万字。
2003年1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周汝昌著《 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 》，共三十六万九千字。这是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生平、家世问题的一部新著，当然也包括了祖籍问题。它在考证方面承接《〈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吸收了王畅、李奉佐等人的意见，而又提升到了“氏族文化”的理论高度。
《 红楼家世 》的书名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两个基本的学术立场。其一，曹雪芹的家世研究与《 红楼梦 》的文本研究是密切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曹学与红学有分有合，分的一面是表相，合的一面才是实质，因此才能将曹雪芹家世称为“红楼家世”。作者在《 自序 》中开宗明义：“所谓红楼家世，即是雪芹家世。这是本书的大旨要义。这是因为，《 红楼 》一书，含有很浓郁的自传性成分。”其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目的与视野都在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文化“根源”——落足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也就是作者在《 自序 》中所强调的：“‘家世’一词的概念范围，实际上包含氏族文化这个中华文化上的一大特点……我心目中的‘家世’，又不只是一般所拘解的‘祖籍’‘家世’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我所以致力于家世研究，正是为了追寻雪芹身上的文化积累、造诣，以及他的宇宙、人生、社会观的思想真源及客观因素。我并没有把这个课题狭隘、庸俗化，以致使之成为一种令人齿冷的‘地点之争’。”简言之，这个书名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自传说”到“文化论”之周氏红学研究历程的轨迹。
本书开首的《 曹雪芹氏族家世简表 》及其后三篇《 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说之初议 》、《 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 》和《 释“诗礼簪缨之族”——红楼绎史之一 》把《 红楼家世 》的立场、构架表明，可谓全书的“总纲”。续后诸篇则是各种具体问题之微观的考索和论证，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丰润说”、“辽阳说”和“铁岭说”的辨析驳议阐释，“曹雪芹小像”的真伪和“奇特命运”……都是红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且至今余波未息的“热点”。
既从小说文本中寻绎家史的密码信息（ culturalcode ），又以家史原型的蛛丝马迹来阐释小说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说得更具有理论意味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与研究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法互相融会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曹学与红学，家世与文本，文学与文化，在周汝昌的视野中，是“互文”（ inter-textual ）的。许多具体问题还可以也应该继续讨论争鸣，但《 红楼家世 》至少在两点上有启示意味，一是考证不应该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一种人文精神；二是正视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从而开创“以小说证史”与突出“综互合参”考证方法的新实践。
考证使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光环更加灿烂还是愈益黯淡？红学考证能不能脱离文学感悟而达到纯粹的“科学”？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深广的理论探索余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之时，更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
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紧密联系，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也由简而繁，自浅入深。从1964年2月十三万字的《 曹雪芹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到1980年4月十八万七千字的《 曹雪芹小传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 原书只有出版年份，无月份 ）二十四万字的《 曹雪芹新传 》（ 外文出版社出版 ），再到1999年10月三十二万九千字的《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共四次写曹雪芹的传记。《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后来又略加修订，变为四十万八千字的《 文采风流曹雪芹 》于2004年3月由山西的书海出版社重新推出。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则出版了赵华川绘图、周汝昌配文的《 曹雪芹画传 》，是一种普及读本。
有关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材料是奇缺的，因此写曹雪芹的传记，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周策纵在为《 曹雪芹小传 》写的序言中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可是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周汝昌居然一写再写三写四写，真可谓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是曹雪芹的异代知音。
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注意凸显曹雪芹其人与《 红楼梦 》其书是中华文化的具现与典型这一核心思想。《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十二章正文再加《 雪芹赋赞 》、《 绪篇 》、《 楔子 》和《 附录 》，将曹雪芹的家族身世从蛛丝马迹中勾勒描绘出一个清晰鲜活的轮廓，但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些“故事”中的灵魂，那既是曹雪芹的灵魂，也是《 红楼梦 》的灵魂，更是中华文化“华林”的灵魂。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有趣的，即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文化诸多复杂的因子，不仅有汉族文化的，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
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考证中，最能体现周汝昌“悟性”挂帅、“综互合参”研究个性而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是对曹雪芹生年的考证。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句，到小说文本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到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芒种节的核实查对，考定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这也就是《 红楼梦 》中作者暗写的贾宝玉的生日。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前后交互合推”，“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这样的考证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重视死“证据”，再作一点形式逻辑的表面文章，而完全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知融会贯通的所谓考据家所能梦见。更非抓住手抄本上一个字的“避讳”问题就想入非非牵强附会以建立“新体系”的“考证”可同日而语。在周汝昌这里，发现证据是要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有机结合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互为表里的。能悟到小说文本中暗写了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绝不是艺术感觉薄弱的人所能达到。周汝昌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悟性，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综互合参”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卓越体现。
90年代，《 北京大学学报 》的主编龙协涛（ 1945年生 ）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
“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鲁迅对《 红楼梦 》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① 的《 读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 兼说〈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 》（ 1996年第3期《 红楼 》与1996年第3辑《〈 红楼梦 〉学刊 》）、贾穗② 的《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驳议周汝昌先生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1996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李广柏的《 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 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 》（ 1999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等。
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① 的《 马二红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 红楼续话 》）和史直生（ 阎肃临 ）写了针对胥惠民的《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 1997年第1期《 红楼 》）。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
笔者写了一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1997年第1期《 山西大学学报 》，收入《 箫剑集 》），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中的论点，指出：“《 红楼梦 》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 红楼梦 》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红楼梦 》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 石头记 》呢？”
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推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一套共六种：《〈 红楼梦 〉新证 》、《 曹雪芹小传 》、《 红楼访真 》（ 即《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红楼梦 〉真貌 》（ 即与周祜昌合著的《〈 石头记 〉鉴真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虽然都是旧著新刊，却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如《〈 红楼梦 〉新证 》去掉了前面的“写在卷头”，改换成“第一章引论”，加强了文化理论的点豁，开门见山就提出：“‘红楼梦现象’是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相，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理解曹雪芹的这部伟著，离开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弄不清的。……这样的一部书，面貌体裁是中国的野史稗官，实质是中国的文化集成体现。”
这就十分明确地把《〈 红楼梦 〉新证 》终极的研究目标即文化品位标举出来，并特别论及“雪芹与庄子”的渊源：“雪芹并不是一位‘小说家’（ 比如像他以前的无数才子佳人之作与后来的《 啼笑因缘 》的作者等流辈等量齐观 ），而是与庄子并列抗衡的哲士高人、大师巨匠。”并将笔者关于曹雪芹与庄周作比较之十点异同的意见，以及辰戈（ 王畅 ）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总之，是明确《〈 红楼梦 〉新证 》并不仅是一部“考证派”的著作，而是“考证为了文化和思想”的。
以此为契机，1998年11月19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十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主办人为北普陀影视基地董事长梅子女士与河北省丰润市政府、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以及辽宁省铁岭市政府。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贵州省的《 红楼 》杂志1999年第1期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大会发言和提交大会的论文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发表了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宣读了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1928年生 ）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的朱一玄① 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 1924—1999 ）亦到会祝贺，并赋七言律诗：
京华旧梦吾能说，一入红楼便欲迷。
世事过来真亦假，繁华回首是全非。
荣宁寂寞同王谢，宝黛排场似弈棋。
为祝周翁康而寿，先浮卮酒贺期颐！
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大幅红寿字中堂，九十九朵的绚丽杜鹃花，玉寿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 1911年生 ）填了一阕《 南歌子·寿周玉言八秩初度 》祝贺……
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会议有某种“丰润说”、“铁岭说”向“辽阳说”较劲的意味。因此前一年（ 1997 ）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王畅等“辽阳说”的反对派虽经努力而未能与会（ 周汝昌则虽在京而拒绝出席 ），乃赴京私下拜访参加大会的周策纵等国际上的红坛“大腕”，赠书访谈。下面是一封周策纵写给王畅的信：
王畅先生：
奉到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邀请书，本拟赴会与诸君子接席欢叙，无奈正准备远出，诸事蝟集，无法抽身。兹附上小诗一首，以祝汝昌老兄八十大寿，如能印出分发，当可一表微忱也。大会文件，尚乞惠寄，以便得读各方高论为幸。
去年八月在京，蒙大驾过访，并承惠赐大著，更得聆教益，犹在念中也。
专此即颂研安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
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另纸：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寔证相期读后贤。
据一九九五年统计：美国百岁或以上者共五万二千人，预计二○五○年时将达七十二万三千人，此皆未计亚裔移民及印第安人也。杨联升兄尝致函与我云：八十岁人犹是少年耳。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汝昌为东周，我为西周，故有两周之称。
汝昌学长兄八十大寿誌庆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陌地生
周汝昌在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与王畅有多封来往书信。王畅给笔者寄来周汝昌赠他的诗一共七首，兹摘录其中二首：
一
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
更有曹红新考辨，伪儒陋士尽低头。
二
健笔凌云破阵功，黄钟大吕正声洪。
高文何患无知赏？巨眼欣看一世雄。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还有不少后续的影响结果：《 北京大学学报 》于1999年第2期发表了该学报主编龙协涛访谈周汝昌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1999年岁末，文化部颁发《〈 红楼梦 〉新证 》获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 红楼梦 》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向周先生恭贺新春：
一
荧屏讲梦字琅琅，古韵遗馨老凤凰。
更喜龙门新受奖，百年红学感沧桑。
二
揭竿国学大旗扬，风雨红坛独擅场。
可得后来多慧士？灵犀顾曲仰周郎。
所谓“揭竿国学”即意指周汝昌与龙协涛谈话中提出的命题，笔者并撰写了一篇呼应的文章《 对“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一点理解 》（ 后刊发于2003年第6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此文写出后，曾首先奉寄周先生过目，周先生于1999年10月20日来信谈读后感说：“你将主题提高到一个很新的高度，涉及了许多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并赋诗一首：
眢井死潭谁浚洗？枉投石玉空沉底。
徘徊不见波澜生，殷勤犹望英才起。
新篇立意不寻常，红学国学纲领张。
梁生素慕庄生道，也为曹侯心意降。
“红学国学纲领张”，这里面有什么真旨奥义呢？
“新国学”的提出，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西学与国学的消长、争持和融合的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科玄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的种种论争，都是“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痛苦激烈的内心冲突。从整个趋势来看，西学长而中学（ 国学 ）消乃是“历史潮流”。在20世纪向21世纪交替嬗递之际，则更呈现出新的形势和情境，即当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而开始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它是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人格和精神风貌？是否应该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这就牵涉到对过去一百年来西学长而中学消这一“历史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反思。
西学与中学的错综纠葛在《 红楼梦 》研究中长期存在而且格外尖锐。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 更遑论一般“民众” ）都不能从根本的精神实质上全方位把握《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真谛，构成了百年误读的“《 红楼梦 》现象”。因此周汝昌所谓胸怀一个文史哲“大文科”的文化立场和视野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们中华文化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曹雪芹的《 红楼梦 》是“‘三才’俱备”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多是“偏材”，因此发生了大量误读、错解和曲说——造成此种情况又是失落中华文化本根珍粹的结果（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 红楼梦 》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此实不足为奇，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是艺术型的文化。
90年代后期以来，周汝昌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化随笔结集和论文选集，随笔大多数是对生平遭遇和治学历程的回忆文章，也有某出版社约稿的“自选集”一类。这当然也有一些“市场化”因素的推动，有少数文章在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这一类型的书有：《 岁华晴影 》（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 胭脂米传奇 》（ 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 》（ 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脂雪轩笔语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 北斗京华 》（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 天·地·人·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等。这些书的出版，再加上《 红楼小讲 》（ 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和《 红楼夺目红 》（ 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的热销，对于普及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和让读者了解周汝昌其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 红楼小讲 》十七万四千字，《 红楼夺目红 》二十万字，都是以随笔体写的普及性文本，但这种普及工作却做得十分有特色。随笔式的文体没有“论文”的僵硬面孔，能让一般读者更容易阅读、入境。同时，这两本书表面上信马由缰，实际上内部存在着严密的学术体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更突出的是，书中内容并非全是已发表过观点的重复，而有许多第一次提出的新发明。这一点在《 红楼夺目红 》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四春与八鬟”，讲到了贾家四春八个丫鬟的命名，比过去只注意四个丫鬟又进了一步，也就是对曹雪芹之文心更细致的体察，对《 红楼梦 》文本更深度的进入。此外如“宝玉的十小厮和四男仆”、“龟大何首乌”、“只有湘云是满红”等，都新意迭出，让人灵窍顿开。
万派归源，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精义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呢？用《 红楼梦 》里的话语说，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就是研究者超越了“知识”和“学问”的界面，而达到了与研究对象“灵性”的交流。这就特别能轶出常规的思路，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特别是对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人人都这么说”的所谓“定论”一类说法。
周汝昌的这些随笔式红学著作，让人联想起俞平伯的《 读〈 红楼梦 〉随笔 》。其实，最能体现俞平伯学术水平的不是《〈 红楼梦 〉研究 》（《〈 红楼梦 〉辨 》），而是《 读〈 红楼梦 〉随笔 》和《〈 红楼梦 〉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显然，《 红楼夺目红 》比起《 读〈 红楼梦 〉随笔 》来，无论思致和境界，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更上层楼了，这当然也是红学“历史性进程”的自然发展。这也彰显了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考证”和“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之真正的继承人并予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两本“随笔”是两位红学研究者的红学研究由基础的考辨论证而进入高级的“自由”状态的表征。因为只有“随笔”，才能完全摆脱“论文”的“智障”，才能真正进入“逍遥游”的境界，才能由“学”而跻“灵”。
当然写随笔，有时行文就不十分严密，这对于悟性不够而偏执于“形式逻辑”的读者来说，就会造成接受的障碍。比如《 红楼夺目红 》中对黛玉的批评和对湘云的赞美，对宝玉生日夜宴没有描写请史湘云前来而湘云却成了宴会的女主角等情节的解说，都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其实只要再加上几句话，如写史湘云“夜宿”怡红院只是通过芳官来象征，并不是真写史湘云与贾宝玉同床共枕；黛玉和湘云的异同，似也可从“两个湘妃”不同的性格特征对照之艺术角度来讲说，不一定要有褒贬口气。这样就可避免有的读者发生误解，疑问“赞霞何必贬潇湘”，甚至连王蒙① 都要说“周汝昌先生爱上了史湘云”（ 2005年3月20日上海《 新闻午报 》发表《 金庸王蒙话说〈 红楼梦 〉》）一类俏皮话了。
但《 红楼小讲 》和《 红楼夺目红 》的确起到了扩大影响的作用，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人间红学”之体现。这种势头的继续演变发展，则是周汝昌在新世纪被多次邀请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对大众作红学和古典诗词的学术演讲，接受各种媒体记者采访。特别是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10频道（ 科学教育频道 ）《 百家讲坛 》推出“新解《 红楼梦 》”系列节目，在全部十二讲中周汝昌一个人占了六讲，而且其“文采风流”的荧幕形象和演讲效果，当真如《 红楼梦 》中贾元春归省时命众姐妹作诗，林黛玉“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过黛玉虽有这种愿望，由于元春命一人只作一首而未能实现，周汝昌则水到渠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百家讲坛 》节目编导孟庆吉在编创手记《 我看红学大家 》（ 央视国际2004年4月13日 ）中这样说：
最让我感动的主讲人是八十六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作为我国红学界考证派的主力、新中国研究红学的第一人，周老先生的渊博学识有目共睹……聆听周老演讲，会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在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的讲述中精细、传神地承传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这样说，这次系列节目如果缺少了周老，那一定会失色不少。
我对周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深刻敏锐的领悟能力和挥洒自如的演讲风采。在拍摄《 周汝昌答疑〈 红楼梦 〉》节目的现场，每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周老都能不假思索，随口道来，而且回答是那样的准确、力透纸背。……难怪有人为老先生赋七律一首：“五十年来运多舛，不认红坛认杏坛。自云解味深解味，能聆玉言晓玉言。旧牍六通开先路，新证一卷领后员。障目盲听何足患，挥洒文心又一篇。”
周汝昌成了与丁肇中、蒙代尔、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等并列的《 百家讲坛 》播出前之镜头标志性人物之一，每天都在电视荧幕上亮相。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大家 》栏目又为周汝昌制作专题访谈节目，在制作节目前，编辑周文福先生参阅了笔者刚刚脱稿的本传记电子文本。
与此相关，还有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 红楼梦 》演员的二十年再聚首（ 其巨幅背景题字即周汝昌书写 ），电视连续剧《 曹雪芹 》在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并引起争论（ 周汝昌又成了被红学界批评的对象 ）……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实际上都促成了一种社会性的《 红楼梦 》热，当然也就提高了周汝昌的知名度，强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影响。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了“让古典走向流行”的一个标志，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持续不衰的全社会关注《 红楼梦 》研究的热潮。
在全社会“红潮澎湃”的背景下，原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库中之清代孙温绘画的二十四册二百三十幅全本《 红楼梦 》绢本图册也被重新发现。图册有一幅画上注明作者孙温是河北浭阳（ 丰润 ）人，据考证大约生于嘉庆年间。博物馆馆长刘广堂积极筹划活动，于2004年秋季先后在旅顺博物馆和北京中国博物馆公开展出，并由作家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了画册。
出版的画册上请周汝昌在每一幅画上都题了一首诗，前八十回是七绝，后四十回是五绝，一共题了二百三十八首诗。当然周汝昌的年龄和目力都已经不允许每首都用毛笔书写了，只能全部以印刷体付印。周汝昌在“后记”中写了对画册的八点意见，与早已流行的清代改琦的人物绣像等作比较，认为以前的流行本多为“单色钩线法”，而孙温的画册却是“着色彩绘绢本大幅”、“其工细数倍于一般常见的上品红楼画”，“令人赏玩不置，堪称珍品”。其第三点意见更云：“从画坊题名看，以‘绘素’为水平最高（ 用《 论语 》‘绘事后素’一典 ），而其创业者为曹铨。丰润曹氏为四大家之一，雪芹上世即从丰润祖籍迁往关外铁岭者。今按孙温号沁香者，显即沁芳之变词。又白云山馆者，应在丰润白云岭，即曹氏上世酿酒作坊所在。蛛丝马迹，表明孙温与曹氏有密切关系，或为至亲，或属世谊。值得深入考查。”在后记的结末更题一诗曰：
名斋绘素溯曹门，工细堪惊气度尊。
定有荃公监画脉，试寻家法证孙温。
不过，新世纪最能体现周汝昌红学贡献的学术成果，则是十卷本的《〈 石头记 〉会真 》（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及其普及本《 周汝昌精校〈 红楼梦 〉》（ 海燕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
《〈 石头记 〉会真 》的署名顺序是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这是长达半个世纪历经坎坷曲折两代人通力合作最终完成的一部校订《 石头记 》的大型文本。周汝昌在《 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 ）一文中说：“在笔者看来，第一是重新校订出一部更好的《 红楼梦 》版本，质量应胜于迄今已有的各种校订本。第二是多作些解读、阐释的功夫，即在可靠的、比较接近雪芹原文真笔的文本基础上，对其内容的各方面不易领会的文采、语味、情势、习尚、礼数、伦理关系、道德标准、时代标志、历史背景……多作些解说和评议。这种实际贡献，大大有助于广大读者阅读时的理解与欣赏……”《〈 石头记 〉会真 》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些比较好的流行标点本，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还缺少尽善尽美的文本。应该说，《〈 石头记 〉会真 》与《 周汝昌精校〈 红楼梦 〉》基本上使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当然，可以想见，在个别字句上仍然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已经无伤大雅了。
周祜昌的一个孙女周颖① 给笔者传来一篇《 红楼大会校本〈 石头记会真 〉之诞生记 》的长文，其开首云：
历经五十六载寒暑，倾注了周祜昌、周汝昌兄弟一生心血的红楼大会校本《〈 石头记 〉会真 》终于付梓出版了。为了理想而执着，为了理想而痴迷不悔，穷其一生从未放弃的周氏兄弟总算对自己有了个交代，总算对曹雪芹有了个交代，总算对五十六年前自己立下的宏愿誓言有了个交代。已然八十六岁高龄的周汝昌老先生亦足以用这一套十卷本的《〈 石头记 〉会真 》告慰地下的兄长。
早在2002年周汝昌接到《 会真 》首、二两卷样书时，就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携手从事，誓志唯坚。风雨如晦，至辛至艰。今日见书，五十四年。亦喜复悲，展卷泫然。兄当含笑，英灵在天。数语敬告，难到坟前。”
五十六载岁月悠悠，足以改变世间的一切，足以残忍地将一切之美好从你身边带走，甚至包括生命，唯有你心中坚定的信念，为理想而执著无悔的信念动摇不得，抹杀不得。任岁月流转，信念是心中的火种，只会越燃越旺。正是愈燃愈炽的火焰，燃烧了两个青年，历尽万难，犹百折不回，终其一生，无怨无悔。
文中有完成《〈 石头记 〉会真 》各个阶段的遭遇记述，下面择要摘录，亦可管窥蠡测矣：
1955年祜昌进京探望病后初愈的汝昌，祜昌言“旧著中史料一章乃一书主干，断不可忽，宜加整顿，为后日增订之基因”，于是兄弟二人“议定拆书（指1953年版《〈 红楼梦 〉新证 》——引者）两部，剪贴编排，多留余空，以备落笔”（引自周汝昌1977年一段笔记）。于是祜昌承担了此繁复之工程，即时动手。当时周汝昌住北京东直门南小街，巷东口以南有一“天立轩”小茶馆，“祜携剪、糊、纸张日坐其间以为之，余则偶就视小谈或携稚子建儿以往，儿遂归家语人曰到四伯家里也”。有小诗曰：“剪贴规模史事尊，小街西侧定巢痕。儿言都在伯家坐，故址谁谙天立轩。”
然而，初战告捷的喜悦尚未来得及品味，即被迅速袭来的历史洪流淹没了。“四旧”缴公，整批资料悉数上交，接连数次抄家，书籍手稿，巨册零笺，片纸无存。这个打击无疑是沉重的。“我们二人都曾被关进‘牛棚’，形势异常严峻。可是我们依然满怀信心，一旦恢复工作条件，还是要继续誓为真《 红楼 》奋斗下去。”兄弟二人“誓为真《 红楼 》奋斗”的信念不移，便没有任何困难能将他们吓倒。资料悉数散佚，“所有运用之版本、搜辑之异文、校勘之记录悉付云烟”，在艰苦异常的工作条件下，从头再来，纵有万难，亦不能阻止两颗火热燃烧的心。不幸之中又何其大幸，留置京中的剪贴本的一小部分未遭损毁，得以保存下来。祜昌在残存的基础上，迈步从头越。
1986年大会校本完成抄定稿，亦确定书名为《〈 石头记 〉会真 》。每九回为一卷，八十回分为九卷。以甲戌、在苏、杨藏为正宗，参以众本，审辨取舍，以为初稿。后脂批朱笔附之，按语附之。诸本简称甲、蒙、戚、己、庚、杨、苏、舒、郑、觉、程；批语按位置分类，行侧批简称“侧”，眉批称“眉”，双行夹注批用“双”，回前批用“回前”，回后批用“回后”。脂批集大成，各就其位楔入正文，批语异文不作校勘，保持原状，以资考稽。每回书后又附著录本子存缺表和脂砚斋批语分布表。
1987年此书初稿写讫，“时槐花初放，凌霄五尺高”。又是一年槐花香，四十载花落又花开，见证了四十年间常人难以体尝的“为芹辛苦”，见证了四十年常人更难以理解的“痴心真意”。……为节省纸张花销，悉数搜罗各色纸张，正面印有表格、图案者，皆用背面；所有纸张皆祜昌一手裁制，一手线缝装订，此一项便费时费力。况手录几百簿书稿，过千万字。一村叟弱躯，一力完成。何谓痴？一生无欲无求，只为一个信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周汝昌于1989年重回故里，与兄长再次合作，“逐字细研，敲定，重作了异文，大取舍，发现了许多重要特色”。由于汝昌耳目早坏，兄弟之间的校字定稿，只能取奇特的“口耳校”，祜昌手拿书稿，冲着汝昌的耳边大声喊话，拂手在耳的汝昌好不容易听明白后阐发己见，几番喊话后祜昌记下两人商定的结果。多年来，兄弟之间的合作就是以这种奇特的“口耳—读听”方式艰难地进行着。四十余年的痴心真意，为芹辛苦，再苦又何惧？
……
沽中合作二十日后，祜昌又随汝昌入京，二人一处两月余。逐字逐句敲定第九回，祜昌回津。不足两月，祜昌突发病症，住院八十余日。病后初愈，继续核校重录书稿。其间又一次住院休养，不多日出院后，仍笔耕不辍，伏案抄写，重新装订。由于祜昌病恙在身，体力渐微，所以进度渐缓，但一丝不苟，从不敢懈怠。至1991年2月底，七十八回抄竣。此年6月祜昌再一次入京，与汝昌继续又一轮的定稿工作。两个月成绩斐然，最后由周汝昌从众多异文中选定某本的最佳文字，写出按语并说明选择取舍的学术理由，初定稿至二十七回，第三卷完成。祜昌回沽后，继续核校及各项补遗完善工作。
……
在校红治红的几十年中，兄弟二人想尽办法，一直苦苦找寻愿意接收此书稿的出版社。尝试的许多办法，付出太多努力尽付流水。……八十年代的后期，缘于张之先生的热情介绍和促成，联系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刘建生先生，刘先生很是热心书稿，经过协谈最终敲定河南人民出版社接收书稿，出版《〈 石头记 〉会真 》。几经周折之后，《 会真 》终于有了归宿。
1991年11月18日，河南人民出版社派人到咸水沽了解此书的格式和汇校情况，以便考虑如何做好繁体字、竖排版等问题。看到四十余年的辛劳没有白费，年近八十岁的祜老像孩童般的欢喜，满心期待着最后定稿的完成与付梓出版。然而天不遂人愿，祜老的健康每下愈况（引者按：成语“每下愈况”出《 庄子·知北游 》，后讹作“每况愈下”），已无力进京与五弟合作了。无奈之下将二十七回以后的书稿送至北京，由汝昌和助手（小女儿）伦苓继续下面的定稿工作。1992年周汝昌和出版社签订了《〈 石头记 〉会真 》的出版合同。然而，最让人遗憾的是，祜老未及等到定稿完成就离开了。1993年2月5日（旧历）周祜昌先生因病辞世了，他于1913年2月7日（旧历）来到这个世界，毕生主要精力贡献于为恢复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而奋斗的事业，终于带着对雪芹的无限眷恋和无语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一生的执著，无悔的痴意，却未能见到《 会真 》出版，不能不说是祜老此生最大的憾事，最无可奈何之事。
周贵麟又寻出周汝昌赠周祜昌的一首诗，“乃1986年春暮要写‘蒙府本《 石头记 》’之序，特函邀祜老来助（ 因赴美之杂事皆要办理 ），此次兄弟来聚，匆匆不忍别，故‘清晨’句是相聚而看天气，怕下雨也，‘群’即聚义”（ 周汝昌2005年3月致周贵麟信 ）：
京华喜聚易兼旬，笔墨欢联又惜分。
午夜商红那忍睡，清晨虑雨尚疑群。
功高劳苦来襄我，任重艰难总赖君。
忘倦不疲缘底事？野家长是献青芹。
周贵麟于2005年7月7日又抄来周汝昌一首诗，乃“1995年春季，我给叔父去信叙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为先父上坟情景。叔父复函中有怀念亡兄祜昌先生诗作一首”：
已隔幽明思对语，梦中言笑若平生。
读罢阿咸书一纸，几回忍泪莫纵横。
（ 阿咸是称侄儿的典故 ）
《〈 石头记 〉会真 》书稿后来又在出版社耽延了十余年时日，一是出版经费问题，二是文稿特殊，难觅能承担任务之合格的编辑、校对的问题。书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转至海燕出版社，在出版社苦苦寻找了五年后，河北邯郸的侯廷臻① 先生不畏艰巨，作为特约审校担此大任。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侯先生耗费了五年心血完成了书稿的全部审核校勘工作。2000年河南安阳的张焕斌先生，作为特约编辑，为书稿的付梓出版同样付出了非比寻常的辛苦努力。周汝昌在《 会真 》的“后记”中说：“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全由责编刘建生、特约审校侯廷臻、特约编辑张焕斌三位先生的逾乎寻常的热情与毅力，克服了万难，历时长达十数年之久，方得梓成。张之先生则起了重要的介绍与促成的作用。在此仅一声谢字，何能表我深衷之万一！”
由于书稿的特殊性，前人从未有过这样的大会校写定本，这付梓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也异常艰难和复杂。校者、编者不停地与作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作者应校者、编者的要求，有些地方需要再一次复查、补遗、修缮，在款式格式等诸多细节上反复讨论修改，这主要靠周伦苓投入精力，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周汝昌以八十高龄，耳目俱损，在逐字定稿后，又认真敲定了全部按语。这些按语承载着中华文化诗文、书法、绘画、民风民俗等历史文化信息，是《〈 石头记 〉会真 》的一大重要特色。依照出版社的意见，周汝昌又撰写了第十卷，收入胡适与周汝昌的所有通信、探佚论文、原以单行本出版过的《〈 石头记 〉鉴真 》（ 周祜昌、周汝昌合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 ）、《 红楼真本 》（ 周祜昌、周汝昌合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以及《〈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增补本、评论北京师范大学新发现《 石头记 》抄本论文等等内容。
《〈 石头记 〉会真 》首创了逢异即断、具录对照法，即凡碰到字句在不同版本有异文，就断开句录出异文，再另起一行接续断句，这无论从编辑体例、表达方式甚至格式上都区别于以往任何版本。而为什么叫“会真”而不叫“汇真”呢？周汝昌说：“会者，聚集义，领悟义；真者，雪芹原著文笔真面貌、真风格、真意旨、真精神。”也就是说，《〈 石头记 〉会真 》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版本的异文罗列在一起就算完事，而要在需要时作出分析判断，说明错讹演变的可能原因，何者可能是曹雪芹原笔真貌。这当然不仅仅是校勘，而包含思考和领悟，这又涉及“文、史、哲”和“考据、义理、辞章”的“三才会通”了。
在《〈 石头记 〉会真 》的出版过程中，周汝昌与侯廷臻等编、校人员也有许多通信。侯先生给笔者寄来几份周先生的信件复印本，今引录“甲申（ 即2004年——引者 ）一月初三”所写一封的某些段落：
接信时张焕斌先生刚走——他为“简本”的一些细节特来协商，大局已定。《 会真 》命苦，没想到遇上了你们两位仁人君子，思之欣幸！
“萃文”之义，曾有人解为“苏州书商”，全不可能！我意“萃文”即木活字“异称”，因乾隆时称之为“集锦”，随后称“聚珍”，可证皆喻活字“拼凑”意也。宫内只“武英殿修书处”有木活字刷印所，却设在西华门外——与东华门的文华殿无涉，亦后人易闹不清之事。你说卡氏（ 指旧俄卡缅斯基，他于1794至1807年间来中国，曾购买萃文书屋本《 红楼梦 》回俄国——引者 ）所购为甲或乙（ 指程甲本或程乙本——引者 ），皆有可能，甚是。
我与你五年多未见了，老了一大块！目坏濒盲，对面不识人，双层放大镜看不见了！苦甚苦甚。写的字已难认。头脑还行。每日弄笔。乱七八糟，杂事应酬忙不可堪，虽如此，“随笔红学”又积了很多，只顾不上编——印了也会有“市场”。
下面是周汝昌赠侯廷臻的三首诗：
诗赠廷臻先生
（ 2002年10月 ）
相逢同世作痴人，一片丹诚助会真。
岂是邯郸寻梦枕？翻经截伪忆禅因。
自注：唐太宗命玄奘译佛经“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玄奘助者道内法师乃姓侯氏也。
《 会真 》十卷已装成不禁百感交集
（ 甲申四月 ）
会真十帙报装成，校字辛劳百感生。
多谢故人分鼎力，千秋事业义非轻。
诗赠侯廷臻
（ 2003年1月5日 ）
邯郸推枕即南柯，石头记梦岂同科。
多情著书百八卷，潇洒浩荡流江河。
小人诡计施删篡，毁貂续狗十丈魔。
明眼识鬼人反怪，颠倒黑白悲慨多。
奋起为芹雪污秽，奇冤沉海当云何？
五十余年孤愤在，晚得侯君同挽戈。
倾盖之缘乃不渝，力助成功功不磨。
德功言者皆已立，曾废寝食形如疴。
辨析毫芒匡疏失，细绎文意悟变讹。
几易寒暑犹矻矻，大业行看春气和。
书来索我题诗句，衰残尚可事吟哦。
何以报君乏俊语，故发俚词歌长歌。
文虽不美意则重，系之雁足度云罗。
维时大雪妆大地，神州禹甸敷琼珂。
遥贺新年康且乐，更教椽笔墨生波。
书成举觞为芹寿，喜泪喜酒齐滂沱。
右七言赠侯廷臻，信笔为句。岂敢与退之长歌比美？聊以纪事云尔。
从《〈 红楼梦 〉新证 》到《〈 石头记 〉会真 》，可以说是周汝昌一生治红学的两个最具有标识性的“里程碑”，二者都是“集大成”式的著作。作者与版本这种基础和背景问题搞得越清楚，进入“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才能够越本真越深入，红学因此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 石头记 〉会真 》一出版，就受到热爱《 红楼梦 》的广大“红迷”关切瞩目。十卷本规模巨大浩繁，售价不菲，由于责编刘建生调任中宣部，无人张罗，并没有搞什么“首发式”一类造势活动，但互联网上的红迷已经闻风而动，自动传播消息，因而销售顺利畅快，出版社很快就存货不多。郑州的一个红迷书商就承包了上百套，包括笔者在内都是从这位青年红迷处优惠邮购。台湾的一个红迷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称赞郑庆山校订的《 脂本汇校〈 石头记 〉》，笔者告知《 会真 》问世，他立刻联系北京的朋友，给台北进了七套。
一位新锐红学研究者宋广波① 发表《〈 红楼梦 〉版本校勘学史上的力作 》（ 2005年4月18日《 人民政协报 》），其中说：“我们必须承认，《〈 石头记 〉会真 》是一部体现时代水平的书。”并具体评价说：“‘汇’简而死，‘会’富而活，是文化精神上交感‘相视莫逆’的精神层次的事情。校勘《 石头记 》，最重要的不在于‘汇’而是‘会’达到功力识解。应该说，此种立意、此种做法，是最能凸显校书人识见的。”对于《 会真 》“逢异即断”等独特校勘体例，文中则评价说：“此种方法，实为《 红楼梦 》校勘史上的创举。”
乔福锦① 则写了一篇很长的《 “尼山事业”争千秋——周汝昌先生〈 石头记会真 〉出版感言 》（ 2005年第3期《 红楼 》），对《〈 石头记 〉会真 》出版的意义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源流上予以梳理评价，说：“历史终将证明，周汝昌先生和其家兄费五十六年心血校订而成的《〈 石头记 〉会真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文献大典，必将与‘尼山事业’同存而惠及千秋。”
周汝昌在《〈 石头记 〉会真 》完成后曾赋诗言志：
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几番浩劫邪欺正，百世沉冤绿转黄。
大化无忧文照耀，微诚有幸力惭惶。
最怜棠棣情难尽，故里春晖断雁行。
笔者于2004年7月4日奉和一首，以表示祝贺：
正本清源痴梦偿，为芹风雨淬星光。
开山新证春蕉绿，拄地会真秋菊黄。
竹石大观宵渡鹤，笙箫小部昼鸣凰。
朱楼夺目浑金玉，巨卷神传移太行。
自注：1. 星光亦心光也。2. 新证：《〈 红楼梦 〉新证 》；会真：《〈 石头记 〉会真 》。3. 渡鹤：史湘云佳句“寒塘渡鹤影”。4. 小部：戏班也。鸣凰：大观园潇湘馆匾额“有凤来仪”。5. 神传：一义为动词，即风传意；另一义谓周汝昌云《 红楼梦 》第一首诗中“倩谁记去作奇传”或应是“倩谁寄去作神传”。
与《〈 石头记 〉会真 》的出版相映衬，周汝昌的故里天津市津南区，在当地政府和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下，于2004年创建了“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位于咸水沽镇风景如画的普明里公园。馆内的展室分别从周汝昌的著作取意命名：脂雪轩笔语、兰亭遗脉香、红楼夺目红、诗词一寸心、文采风流曹雪芹，室内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手迹、书稿和图片资料，并铸有周汝昌的立身铜像（ 此前周汝昌原母校现天津实验中学已为周汝昌立坐式塑像 ）。9月21日，周汝昌在五个子女的陪同下，出席了开馆仪式，及身而见如此光荣，也足慰平生了。
而在此之前几日，“2004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于9月3日至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活动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 甲申文化宣言 》。周汝昌和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白先勇、杜维明、梅葆玖等一共七十二位科学文化艺术各界名流参加。8月24日下午，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石在新闻发布会上先发布新闻，并介绍：世界在改变，中国在改变，面对全球化趋势，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主张。宣言的要点是：
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
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
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激励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在多元化自由表达的当代社会文化氛围下，对这个甲申文化宣言，当然也有各种不同意见发表，肯定赞扬的，否定批评的……不一而足。但对于周汝昌来说，这个宣言宣称的宗旨无疑传达了他内心深处的声音。那些中华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王羲之的《 兰亭序 》，刘勰的《 文心雕龙 》，唐宋诗词，昆曲戏剧，园林建筑，特别是曹雪芹和他创作的《 红楼梦 》，都是足以傲视全球其他文化的美轮美奂的伟大文化成就，可以让人永不厌倦地休于斯，赏于斯，乐于斯，歌哭于斯的。

五：尾声
1新雨旧雨“二三子”

诗圣杜子美（ 杜甫 ）在《 秋述 》中说：“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旧雨新雨”从此成了老友新交的代名词。宋代的诗人范成大就有句：“冷暖旧雨新雨，是非一波万波。”（《 题清息斋六言十首 》）
周汝昌的风雨人生，已经快接近九十个年头，回首平生交游自是不少，特别是由于《 红楼梦 》的博大精深而又雅俗共赏，使周汝昌的人生中会时不时冒出一些喜欢《 红楼梦 》的新朋友，正像《 红楼梦 》的中间，贾府突然来了薛宝琴、邢岫烟等四位姑娘一样。新雨交往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旧雨，但又会冒出另外的新雨。
前面各章中已经述及不少周汝昌在人生各阶段的人缘，时间或短或长，交往或疏或密。本章再将周汝昌晚年的一些人际交往因缘逗漏一二，亦有助于对周汝昌“全人”的了解。
在笔者开始撰写这本传记时，周先生提供了几位让我采访的朋友名单：张秉旺、晁继周、严中、侯廷臻、彭祖述、黄裳。我向以上各位发信联系，除了篆刻家彭祖述先生或有他故未回信之外，其他各位都向笔者提供了与周先生的交往史迹。黄裳与侯廷臻二位前文已经涉及，黄裳和周汝昌的许多论学通信，正在整理中。现具录1962年12月的一封，内有周汝昌发现1935年黄裳旧信后抄录给对方的文字。阅此封，对周、黄二人鱼雁传书之情貌，亦可略知一二矣。
裳弟若对：挂号件妥收。展诵之下，不胜欣慰。港报文大好，望多多写些（所引书名皆闻所未闻，足济寡陋）。《 鸳湖记 》第二部一口气读毕，乃觉此书已“渐近自然”，文笔胜前节多矣。首节犹时时不免斧凿痕，此则颇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乐。不审弟谓尔不？兄为具眼，不因一时兴起，遂以红笔将首节逐字推敲贡愚，自谓颇足供采酌。然近日忽又两腿沉重无力，精神欠佳，大有去冬浮肿时之意态，才数页即甚疲，不得不中止。他种任务又忙，尚不知何时始能理会一过而寄还也，念之怅怅。琐细者今不欲亦不能详列（要是文字还要力加锤炼），只举最要一点：弟作小说须向“石头”“玉兄”学习，其特点之一即不多作交代语（早早地唯恐读者看不懂、读不懂而时时“书中代表”），不马上下解释，须容读者涵咏自得之，读至下文有关处，方恍然有会其意，必如是，乃不浅不薄而有深度、有厚度，该豁达处须豁达，不得处处粘滞，不必将读者“能力”时时“估计”到心里，“形容词之类”，乃万不得已之“物”，能不用即不用、能少用一分即少用一分。常见时下作家专门靠形容词作“艺术”，于是此艺术乃为廉价而且可笑的东西，由不悟此理也。此乃兄之谬论，然亦平生读《 红楼 》之心得，非吾弟亦不轻语人也。所望于此一要义，思之思之。如有所见并望讨论也。总之我于弟之新小说深为高兴爱“护”，愿结一翰墨因缘，故不揣不佞欲多所望道。弟得勿笑我乎？
以上系要紧正经事，以下闲谈：
昨夕忽翻破箧，乃发现吾二人多少年前之重要文献居然仍在，大奇大奇！今照录于后——必须找录，不可失也。
跋（按下面是黄裳于1935年写给周汝昌的信——引者）
乙亥初秋，本室有周君移入，观其人寡言笑，善音律，久而相与过从，知君亦对文学爱好甚笃，如苏辛长短句、《 红楼 》、《 西厢 》诸书皆所爱读，与余有同嗜焉。每日晚饭后常与君作墙子河游，清风明月间徘徊，笑语多及诗词诸事，心颇乐之。既而以所作诗词一册示余，云：系初学苦不甚佳。余快读后亦颇有同感。但此编诸调多出诸用心寻求，初学为诗不雅处自所难免，但君于此调天才大佳，若能多读唐宋人集，研求不懈，数十年后再视君，则恐非此日心情矣。信笔写来，语多鲠直处，谅在知友，当不我责也。乙亥初秋九月廿八日，嫋嫋秋风之夕，跋于南开中学五斋七号小弟容某敬写。
（下面为周汝昌1962年所写——引者）
乃见弟彼时书法、文字、见识皆高出兄十倍不止（彼小册今日视之，丑极丑极，至不可言，自己大发一笑！），而当时固不能知所不逮之远也。重录于弟，望彼此珍之。弟试计之，乙亥距今几何年矣哉？可慨可叹。览来书千里命驾之语，能无惘然！
小兄言再拜
十九日灯下
（ “言”即周汝昌笔名“玉言”简称——引者 ）
张秉旺生于1932年，195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校化工科，分配到“新建玻璃厂”（ 今北京玻璃集团公司 ），后又去北京业余工学院学习，临近毕业而“文革”开始。他在企业中历任援外专家组长、工程师室副主任、集团公司技术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总工程师、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后兼中美合资的北京·威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1996年正式退休。张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自我表白：“专业知识主要靠自学，自技术员而工程师，而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并忝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略知英语，喜文史，尤喜《 红楼梦 》，并兼及北京民俗、京剧、昆曲，等等。《〈 红楼梦 〉学刊 》、贵州《 红楼 》发表过一些短文。我与周先生交往，常署名‘丙望’，写文偶用‘丁希’。”
张秉旺于1953年就读过《〈 红楼梦 〉新证 》，与周汝昌交往也已经有十二年之久，收到周汝昌的亲笔书信八十余封。他给笔者写来不少对周汝昌的交往印象。他回忆说，自己1945年在北京市立一中读书时，代数兼音乐老师就教过昆曲，特别对《 林冲夜奔 》印象深刻：“数尽更筹，听残银漏，逃秦寇，好叫我，有国难投，那搭儿相求救……”到2000年，路过虎坊桥，见湖广会馆门前贴有戏报，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四出折子戏，其中有《 夜奔 》，不禁狂喜，按时前往欣赏。那天是日场，扮林冲的“角儿”是个青年女孩，叫刘巍① 。俗话说“男怕《 夜奔 》，女怕《 思凡 》”，因为是一个演员演到底，叫“一场干”，如果不能抓住“戏座儿”，观众“起堂”或旁骛，那戏就演砸了。可是这个女武生却演得淋漓尽致，把林冲的悲愤、坚毅、豪放，全融于歌舞之中，特别抓人，真成功。看完戏，张秉旺给周汝昌写信述说演出情况，没几天就收到回信。周汝昌在信中回忆自己小时候痴迷昆曲，当时的名角侯永奎到天津演《 夜奔 》，周汝昌当场作诗咏叹，由父亲书写，演出结束后自己上后台把诗作送给侯永奎。周汝昌说，我也要为这个“女林冲”作一首诗：
张秉旺先生告赏刘巍女士扮演
《 夜奔 》感赋兼怀侯永奎先生
脂粉英雄女教头，听残玉漏恨更筹。
征袍一剑难挥泪，锦幕千人忘转眸。
长笛苍凉仍嘹亮，繁姿夭矫益风流。
奇才自古多灵秀，半在歌楼半绣楼。
解味吟草，庚辰立冬
后来张秉旺给剧团写信，附上了周汝昌诗作的复印件和释文，刘巍看了以后来电话，表示要拜会周先生。在张秉旺的中介下，刘巍到周府与周汝昌会见。周汝昌回忆了当年侯永奎动人的演出，还和刘巍讨论唱词中的若干字、词和平仄音律等，如“听残”的是“玉漏”还是“银漏”？虽然两者都有人唱，但从音律来说应该是“玉漏”；俗本“脱鞲苍鹰”的“鞲”都写成“扣”，其实“鞲”是架鹰的小套袖，“扣”是不对的……2003年春，张秉旺请周汝昌一起去长安戏院欣赏刘巍演出的《 夜奔 》，演出结束后刘巍又同到周府，周汝昌又讲了侯永奎演出的精到之处。刘巍是侯永奎的再传弟子，对自己没有见过的师爷的演出听得津津有味……2004年初张秉旺看到一部电视剧的场景中有戏班演《 小放牛 》，一眼看出是刘巍演牧童，也写信告诉周汝昌，周汝昌回信说自己也很喜欢《小放牛 》，因为乡土、民俗气味浓郁。
张秉旺任职的北京玻璃集团公司有若干红迷，成立了“红迷协会”，张秉旺任“会长”，也请周汝昌到厂里讲《 红楼梦 》。2002年，周汝昌虚岁八十五寿辰，张秉旺又请周汝昌到厂里讲红，演讲以前安排了简单的致词、赠礼品、答词等仪式。刘巍也带了笛师来演唱昆曲祝寿。先唱了《 夜奔 》，周汝昌又点唱《 折桂令 》、《 沽美酒 》等阕。这倒颇有点像《 红楼梦 》里贾宝玉过生日，众姐妹和丫鬟开夜宴祝寿，宝钗让芳官唱曲子的情形了。
2004年春，刘巍要带周汝昌去游春，周汝昌愿到颐和园看西府海棠—— 这当然也因为海棠是《 红楼梦 》中史湘云的象征花卉，但等到接近盛开时，周汝昌突然患腰病，难以成行。张秉旺看花后写信给周汝昌描述花开盛况，并附打油诗一首：
十二花容色最新，赏花犹是探花人。
腰肢负却春光远，寄语周郎莫伤神。
周汝昌回信也附一首诗：
良友惠我诗，称郎意何厚。
继以赐华笺，彩毫加我寿。
其人蕴美才，笔端溢清秀。
赏音小放牛，顾曲鹰脱鞲。
相视两莫逆，心锦则口绣。
味拜三月初三
“华笺”一联，张秉旺注解说：“我每次祝寿卡都是自造的。这次内有一联：‘味解芹心意，书证梦精微。’我还赠先生一雅号‘芹痴’，倩友人治成印章奉赠。”
张秉旺的电脑旁边挂着一首周汝昌的赠诗：“好向红楼结善缘，燕台还证九龙山。庆丰插柳邀同访，惆怅浓烟掩碧寰。”张秉旺说，他供职的公司在京城的西大望路，地名原叫九龙山，1958年以前，对面的农机厂内有一个大土堆，非常高大，自己曾经爬上去。他把这件事告诉周汝昌，周汝昌就想到，这个土堆是否就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筑的黄金台呢？张秉旺帮助查资料考证，并且按比例画了一张“城东踪迹图”，周汝昌就写了一篇《 寻找迷失的燕台 》文章，发表在1995年10月号《 北京政协 》杂志上，张秉旺画的草图也成了杂志的“插图”。
三四两句的背景，是有一次张秉旺向周汝昌说到北京通惠河畔庆丰闸之“庆丰插柳”，方志记载曾是民俗萃集之名胜佳景，而此地距离水南庄不远，那里曾是曹雪芹的朋友敦敏、敦诚家的墓地，周汝昌以前曾游览凭吊过，因此引发怀旧情绪，很想前去观赏。结果张秉旺一打听，那里除了垃圾烂泥，早就没有柳树，也就打消了兴致。张秉旺多次为周汝昌代步，如逛潘家园古旧市场代购古董，寻访北京城内的古宅遗迹并摄影绘图，如慎郡王府、佟府、东岳庙，等等。周汝昌曾感慨地说，我要是早十年认识你就好了，可以一同出游……
张秉旺曾在潘家园看到一方铜镇尺，上面用石鼓文字体刻着清代明义《 题〈 红楼梦 〉》二十首绝句之第十九首：“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亦枉然。”周汝昌知道后非常感兴趣，让张秉旺无论多少钱都要买回来。过了一周，张秉旺以三百元购回转给周汝昌。卖主是天津人，周汝昌认为明义可能后来流落到天津，又赋诗赠给张秉旺：
一
慧眼搜奇不自藏，移来沧海夜珠光。
铜花篆影龙蛇动，灵气浮沉梦亦香。
二
我斋初记世无传，廿首题红价万千。
双简只镌第十九，雪芹应是特欣然。
戊辰月初七秉旺先生送到铜镇尺，灯下题诗以志奇缘，而病目书不成字矣，聊用留痕可耳。
周汝昌八十一盲人
一
还将曹子只称君，恭楷蝇头款雪芹。
尺简大书十四字，一双合璧证遗文。
二
细篆蛛丝小印奇，义明明义岂难知。
纪年丁卯何须考，定是乾隆十二期。
丙望先生一粲汝拜
再题镇尺
金薤银钩石鼓文，雁行才艺恰平分。
二难双璧连枝秀，记梦红楼早识芹。
戊寅小寒诗纪明仁篆明义题红绝句铜简汝昌
（ 张秉旺注：此诗附于1999年1月27日信中。先生考出明仁善写篆字，故有此诗。 ）
还有一次，张秉旺与周汝昌讨论汉字的四声，二人都感叹今天的中国人皆不知音韵之美。2000年3月26日周汝昌又在给张秉旺的信中赋诗相赠：
知音何幸有张郎，稍慰当今文化荒。
汉字四声谁共语，可怜斗室尚评量。
此外，周汝昌与张秉旺还有一些唱和之作，如张秉旺赠送周汝昌玻璃镇纸，周汝昌又长吟短赋，等等，不再一一撮录。周汝昌于“丁丑端午”（ 1997年 ）给张秉旺的信中说：“我对佛教有兴趣，并非磕头求福之意。这是个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问题，而我主要兴趣是民俗艺术（ 塑、画、建、绣、漆、雕、乐、唱、诵 ）……而且民间庙会实为一大‘农贸’，与万民同乐的古代中华百姓唯一的‘形式’与‘机会’（ 迷信不过其次要因子而已 ）……今日端节，门无蒲艾，臂无虎符，奈何！”对古董，对汉字，对民俗，周汝昌都怀有一番深深的情愫，说到底，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迷恋。
作为一个爱好文史的科技工作者，张秉旺是这样评价周汝昌的：
“天才”二字，并无贬意，或以“天分”二字代之。周老应该说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博闻强记，所以出书很快。写文章作诗，还是要有激情与悟性，否则难出佳品。周老作诗多、好、快，多数饱含激情。
周老讲《 红楼梦 》，从来不拿手稿，不疾不徐，看似信口说来，却是厚积薄发而成，听众听得丝丝入扣，点滴流入心头。讲解学术之事，固然有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这门专业有深深的悟解才行。
说到“悟”，中华文化更是突出。“悟”是一种境界，有了深度的浸淫才能达到。比如中医、太极拳、书法、诗词……都是如此。《 红楼梦 》文化蕴涵极深，必须深读细悟，用心灵与之交流，方能达悟解之境界。
说到底，任何学术都有“悟”的过程。门捷列夫发明周期表，是在繁复的化学现象中悟出的。某化学家对苯（6炭12氢）的结构解不出来，睡梦中忽然悟出头尾相接即可完满，于是“苯环”呈示，从而出现大量环状化合物，成为系列。搞工程设计何尝不如此？学识、激情、悟性辐辏，方能出好的设计。
这种认识出自一个红学“票友”，也许比一些“红学界”中人对红学的感悟更有一种“触类旁通”的智慧吧。这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92年第二次印刷时，其责任编辑赵天琪在该书的《 编后赘语 》中所说的可谓一脉相通：
曾读过某君甚有见地的一短文，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大凡中等资质的人都十分用功；而那些绝顶聪明的，多作逍遥游，满腹经纶，为己自娱，无名利之想，亦无刻意之求。因此，他们往往带走的多，为后人留下的少，实乃憾事。”又指出他们和西方不同，“西方人将智慧高悬，当作汲汲追求的目标”，而中国人则“把智慧涵于深心把玩，难怪少一种积极求索、努力建树、泽被后世的精神”。这话中深意，也真可令人玩味一番的了。凡读过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还有他的诗词和书法的人，都可以感到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同时又该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呢？
……台北友人带来的那首名为《 读破 》的诗，现在由我代录于下……其诗曰：
文采风流独擅场，其人如玉亦痴狂。
探新温故穷心力，读破红楼一汝昌。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这部辞典是在周汝昌指导下完成的，实际的主要组织编写者是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晁继周（ 1941年生 ），参加者则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的夫人杜琇、红楼梦研究所的王湜华等九人。晁继周这样叙述他与周汝昌的交往：
1981年，我在北京市职工大学海淀分校兼现代汉语课。我教的那个班有九十个学生，大部分是“老三届”。有些学生基础很好，由于“十年动乱”耽误了上大学，现在很珍视读书的机会，学习很刻苦。他们的班主任李梦嘉老师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议组织一部分同学编写《〈 红楼梦 〉辞典 》，并建议由我主其事。参与此事的除我和李老师外，还有北京九中资深语文教师杜琇。我当时只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了。李老师辗转与周汝昌先生取得了联系，请他担任《〈 红楼梦 〉辞典 》的编写顾问。周先生慨然应允。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和我的这支“队伍”确实水平有限，对《 红楼梦 》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编词典除我略知皮毛外，差不多全是门外汉，周先生难道不怕编出不像样的词典砸自己的牌子吗？有了周先生的支持，胆气壮多了，开始联系出版社。当时书界还没有《 红楼梦 》词典，这个选题还比较有吸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经过研究，提出进一步要求：请周汝昌先生当主编。当顾问已是出乎意料，当主编连想都不敢想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托人把出版社的要求转达周先生，惴惴不安地静候回音。没过几天，周先生托人带给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责任！”真是一诺千金！由周汝昌先生任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就这样上马了。
几天后，我到北京东城南竹竿胡同周先生旧宅第一次拜访了他。周先生当时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待人极谦和。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梦嘉老师是四川人，“晁”“曹”不分，我的姓氏由她传到周先生耳朵里，变成了“曹”。周先生对“曹”姓极敏感，一见面就问何方人氏，祖籍哪里。（后来一些曹姓师友也向我说过周先生曾询问过他们的祖籍。）当我说清楚是姓“晁”后，周先生也为自己的痴迷笑了起来。
这次见面，我和周先生研究了编纂《〈 红楼梦 〉辞典 》的指导思想，收词原则，编写体例。对于采用的版本，虽然程高本是很不可取的，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只有以程乙本为底本的四卷本《 红楼梦 》，从读者考察需要出发，还得采用。到了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了的时候，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三卷本《 红楼梦 》出版，周先生建议收词改以新本为主，两种版本互为参照。这样一来，工作量成倍增加，但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才刚”和“刚才”，“越性”和“索性”，“官中”和“公中”等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就是用这部辞典提供的材料写出了《 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 》的。周先生的建议对提升这部辞典的水平和价值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周先生除宏观指导外，在许多具体条目的注释上都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我在看稿中遇到的问题，常常写信向他请教。最集中的一次有三百余张卡片（每张卡片是一个词条），送给周先生处理，先生当时视力已经很不好，仍然一条一条地做了修改。
1987年，经过六年的艰苦工作，《〈 红楼梦 〉辞典 》终于出版了。周先生拿到样书的时候兴奋异常，提笔写了七律一首：“六年辛苦幸观成，喜慰还兼感慨生。事久渐知学术贵，功多翻觉利名轻。红楼词采森珠目，赤县文明粲纬经。万象敢云囊一括，津梁倘可济初程。”稿费下来后，我和几位年轻人给周先生送去一份，先生坚决不收。我们反复解释，希望他收下自己应得的份额，周先生封了口：“这件事没商量。”
后来有关《 红楼梦 》的词典出了好多种，当然各有特色。比如红楼梦研究所编的“大辞典”所收词条概括面更广，包括作者家世交游、版本、续书、红学人物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周汝昌主编的这部辞典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也有“书中全部人物的姓名和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些基础知识等”，但主要集中于“语词”，在这方面所达到的学术深度是其他一些同类词典难以企及的。而“语词”是阅读《 红楼梦 》最基本的部分，套用一句经常有人说的话，是更面向“文本”的。这部辞典的一大特色，即晁继周所说将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不同版本的语词加以比较对照，这当然符合周汝昌严格区分曹、高“两种《 红楼梦 》”的学术宗旨。此外的一些内容，也都别具眼光，为其他同类词典所不及。如周汝昌在辞典《 序 》中所提示：
还有一类词语，似乎辞典之中无收录的“合适地位”，但又容易为读者（特别是译者）忽略和误解。如“我说呢”，意思近乎“啊，原来如此”，或“这就无怪乎了”。又如“可是说的”、“可不就是这样罢了”、“可不是”、“可是呢”，这些“可”或“可不”，都不是今天用法中的转折词义。假如将“可不是”译成了“但非”之意，岂不是一个笑话。关于这一类，辞典如何处置为宜，我还拿不准，或许注一注也还不算多余吧。
我想，在典章、器物、服饰等“名物”词条必须收录之外，上述这些词语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
再引一段周汝昌所撰《 序 》中的话，亦可见编纂这部辞典的“抱负”和“眼界”：
《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份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文人、诗人，对于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 南京日报 》离休编辑（ 记者 ）严中比周汝昌小十六岁，是周汝昌的一个崇拜者，自称“周汝昌的南京弟子”。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考红”、“研曹”的小品文，后结集为《 红楼丛话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和《 红楼续话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这两本书中有不少涉及周汝昌的内容。如《 丛话 》中有关于周汝昌和“靖藏本”《 石头记 》的真伪及下落引起的纠纷，《 续话 》中有“五评”贾穗《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而为周汝昌辩护的文章，等等，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如《 续话 》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一篇中的“附记”：
1993年8月上旬，在庐山举行的“毛泽东论《 水浒 》《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的一次分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就俞平伯与周汝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靖本”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因为刘先生和俞先生在文学所共事三十余载，他的看法自然引起了我的重视。我答应会后写信给周汝昌，转达其看法。很快收到周汝昌的回信，信中谈及了他和俞先生的“同”（“自叙说”和对后四十回的评判）和“异”（曹雪芹生卒年和对“靖本”的评判），但他表示，与俞平伯绝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他一直是同情和敬重俞先生的。周先生并对我叙了三点：一、文学研究所创办的《〈 红楼梦 〉研究集刊 》，要发俞的《 记“夕葵书屋〈 石头记 〉卷一”的批语 》时，俞题原件的小照片他们没有了，由刘世德向周讨去，周明知这是一篇反对他的文章，但仍欣然费了大事觅得慷慨送给了刘。二、文学研究所召开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时，周热情到会，并书面祝贺，还携有他人托代致的诗，亲手交给俞平伯先生。会后，满怀激情地写了《 满庭芳》词纪念此会，寄予俞之高足弟子吴小如（周之学友），吴为书家，用正楷书写此词，作为共同纪念的珍贵痕影。三、周于《〈 靖本石头记 〉佚失之谜 》刊《 明报月刊 》之前，特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明此事真相始末，并强调说：“此事意在澄清文物（批语）的真伪，以防搅乱学术研究，不是针对俞老——对俞，再不宜伤害他了。恐有人借此又挑拨是非，故特向中央报告、备案。今俞生前所在单位仍有个别人说要为俞‘打抱不平’……”，周言至此，掩不住他万分的感慨。
后面还附有吴小如① 写的《 读严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 原刊于1996年1月29日《 天津日报 》），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我同俞、周两位的长期接触的过程中，相信他们两位也从无“交恶”之事（“交恶”字样见于严文）。至于周汝昌先生从燕大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不久又从川大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就我所知，实不仅为了请周先生主持出版《 红楼梦 》这一个因素。其中还包括周先生是北方人（原籍天津），过不惯南方生活；同时周先生虽毕业于燕大西语系本科，其夙志仍在治中国古典文学，故在川大任教有学非所用之憾。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确能展其所长。因此，在严中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做为当事人之一，实有站出来澄清一下的必要。严文是这样写的：“先是，俞平伯的友好闻聂绀弩等调周到京，以为是为了‘报复’，很紧张，遂由启功、吴小如等邀俞平伯、王佩璋……周汝昌宴会——当系寓有‘打和’之意在。”我相信，这段话严中先生肯定是听周汝昌讲的，但难免加入了严中先生个人的想像。第一，我和启功先生并未详知聂调周回京的“动机”，根本不存在什么“紧张”情绪，更无所谓怕“报复”的顾虑，故这些都是悬揣之词。第二，那次聚餐，确由启功老和我合伙作东道主（各出资一半），但动机和目的是一致的，即俞、周两位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都是红学专家，恰好又是与我和启老相熟的人，便由我们出面邀饮，借以联络感情。至于“打和”云云，因既未“交恶”，自然也就用不着“打和”了。启功先生今健在，当可证实鄙言不谬。
严中是个很有性格的人，颇有一点事事都要说透彻和追究到底的较真劲。他与周汝昌订交的时间也很早，起自1982年，二人通信，内容广泛，大概有很多是讨论南京地区发生的和曹雪芹、《 红楼梦 》有关的文物、遗迹的真伪争论等情况。有关靖藏本之真伪和下落的纠纷，严中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笔者的观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谅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靖家托人带给俞平伯的那套《 红楼梦 》肯定不是所谓“靖藏本”，而周汝昌想见靖本的心实在太迫切，乃有种种猜想追问。无论周汝昌怎样采取预防措施，向中央打报告说明备案，在俞平伯本人及其家人和亲友看来，还是一种对俞平伯不礼貌的行为，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发表《 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 》（ 见《 红楼丛话 》，原发表于1987年1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愤愤不平地指责周汝昌“把匿藏《 靖本〈 石头记 〉》的罪名”强加在俞平伯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靖家的人、捎书的人等掺和其中，各说各话，乃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严中发表文章说明纠纷始末，最后说：“其实俞老自己表个态，说‘靖本’在他手，还是不在他手，也就够了。我们会相信俞老的话的，因为俞老是会考虑他的话‘一言九鼎’，是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红楼丛话 》之《 我和〈 靖本石头记 〉》，原发表于1987年6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 ）
但人情之常是，你让我表态我就表态吗？我的外孙已经说了，还要我表什么态？如果双方是毫无芥蒂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么这件事只要来一两句幽默，彼此哈哈一笑，也就一切冰释了。可是，俞平伯和周汝昌虽然没有什么大过节，毕竟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参差，历史的种种情况又使两人无形中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于是一件本来并不大的事，也就演变成红学界的一场“风波”了。周汝昌和严中都是比较认真的人，认真有时候也就难免过于较真，不能适应“难得糊涂”的社会人情了。
严中于2004年10月12日给笔者来信中有这样的话：
周先生的人品，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当今红学界还没有第二人，过去有蔡元培和胡适之。因此，我在《 红楼续话 》第195页发出感叹：“至于周汝昌先生的人品……还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呢？”我和周先生一个“主北”，一个“主南”（指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取材曹家在北京的生活较多，而严中主张取材曹家在南京的生活较多——引者），但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师生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不仅是“忘年交”，而且是“莫逆交”。周先生和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不同，但支持我的观点的许多材料是周先生告诉我的，比如康熙南巡时给曹玺的寡妻李氏题“萱瑞堂”匾额就是《 红楼梦 》里“荣禧堂”的原型等等。我们通信达300多次，无话不谈。这是我一辈子没有遇到的。在我的交往经历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周先生这样容纳别人的观点。对王国华，对霍国玲（《 红楼解梦 》的作者——引者 ），周先生都表示鼓励，但不等于周先生完全同意他们的学术观点。
如果谈及周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我认为他是可与钱锺书先生并肩的。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一提。苏州的贾穗对周汝昌的观点很不认同，写文章批评周汝昌和刘心武，特别是《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对周汝昌大张挞伐，颇有“火气”（ 胡文彬先生曾向笔者谈起此文投稿《〈 红楼梦 〉学刊 》最后得以发表的种种内幕情况 ）。严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对贾穗此文的“五评”予以反驳。但后来贾穗英年早逝，其遗孀将贾穗的遗文结集出版，其中当然包括了批评周汝昌的文章，严中却帮助推销文集，并且寄给周汝昌一本，还请周汝昌写信给贾穗的遗孀表示慰问。而周汝昌也真写了一封信。贾穗的遗孀收到信后十分感动，回信说没有想到周先生如此宽宏大量，如果小贾活着，也不会再那么尖刻地写文章了。
作家刘心武（ 1942年生 ）从发表论文《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 1992年第2期《〈 红楼梦 〉学刊 》）以来，就不间断地以秦可卿为中心研究《 红楼梦 》，先后出版了《 秦可卿之死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 红楼三钗之谜 》（ 华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 春梦随云散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 画梁春尽落香尘—— 解读〈 红楼梦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 红楼望月 》（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2005年则在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作系列讲座，终于发展出备受争议但也颇有影响的“秦学”。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带有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由于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变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复杂地牵扯在一起。更由于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原稿未传，又采取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殊写法，脂批则有某些隐约提示，使《 红楼梦 》成了“空筐结构”和“召唤结构”，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但这个阐释的“度”如何把握，那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刘心武从对秦可卿的观察开始，逐渐深入康、雍、乾三朝的历史秘辛，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由于他主要是一位作家，并不是专职研究人员，这使他的研究较少受长期形成的一些“正统”思路的影响，当然“八股调”也较少。但同时，在某些研究者看来，似乎他的研究想象的因素较多，不太合乎所谓“学术规范”。因此，从“秦学”问世以来，在“红学界”中一直是批评的声音较多，而赞同的声音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是上海红学家陈诏（ 1928年生 ）发表的一篇《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 1994年第2期《 红楼 》）。后来陈诏又说：“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
一直对刘心武给予支持的只有周汝昌。《 秦可卿之死 》这本刘心武出版的第一本红学著作，就是周汝昌题签并作序的。在序言中，周汝昌谈到，他注意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是从刘心武发表在《 团结报 》上的“红楼边角”开始的，“我见他能论到雪芹如何写帘幔，如何写雨雪，如何写那不为人重的小丫头……”，而这些读红心得与那些教条八股的评论（ 周汝昌称为“十六字真言”，即：“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描写深刻” ）大异其趣，“是他在潜心寻究雪芹的笔法”，并认为“中华的笔法是技巧，但更是境界”，西方的“叙述学”一类，“离境界还好远呢”。而到后来，刘心武由“笔法”转向考证秦可卿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意，这更引起周汝昌的认同：
这更使我想到我曾说过的一点意思：所谓“红学”，是由《 红楼梦 》本身的特点发生的，是读它的人“读出来的”，而绝非掉自天上，或“黄袍加身”式地从外边拉过来强加于它的。小说家除了念那“形象……性格……”的真言之外，许不许应不应思索一些别的问题？心武是不是在这儿落入了“红学考证派”的“泥坑”里去了？……
这些话是在“中华古历癸酉八月初一日”（ 1993年 ）写下的。此后周汝昌与刘心武即保持通信论学的关系，而讨论的重点问题围绕着秦可卿原型可能与康熙废太子胤礽一系有关，也就是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暗示了乾隆朝之政治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曹家最终败落的重要原因。
早在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周汝昌就认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换，为曹家败事、中兴二大关键。”但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确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复兴后又卷入朝廷政争而彻底败落则主要是一种推断，其内幕已经很难了解，更不易找到坚实的史料支持。刘心武的“秦学”正是从秦可卿这一小说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说用隐晦闪烁的笔法写了乾隆皇帝与胤礽之子弘皙的“日月”之争，才是影响到曹家灭亡命运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当然对《 红楼梦 》的写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等都会有新的认识了。
周汝昌与刘心武互相切磋，经过多年努力，使这一本来似乎扑朔迷离的猜想逐渐落到了实处。其研究的“理路”，在周汝昌于“壬午七月初二日入秋之第三日”（ 2002年 ）写给刘心武的一封信中表达得比较清晰：
我们的共识是秦可卿一案涉及的是废太子胤礽、弘皙一支的史迹，是为清代入关后第一大事，几乎“翻天覆地”，曹家始终卷入此一旋涡而不能自拔——与“王爷级”竟会“同难同荣”，实指非它，即此是矣。
“神武将军”要到铁岭（附近的西丰至今有大围场遗址）去打围，也不是闲文淡话，中有事由。冯家与“仇都尉”家是“对头”，也就是当时政局大斗争中的一个小局面的反映。
如今还要说说你引录的太子胤礽的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异常重要！我有一种新破解——
请看雪芹在书中第三回，黛玉入府，初见“荣禧堂”大匾，是御笔（先皇，康熙大帝也），故云“赤金、九龙、青地”的最高规制——而下面即又特写一副对联，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黻黼焕烟霞。
我们立刻感受的是什么？就是此联文藻风格，怎么就和“老千岁”那么相仿！
我想，你必已注意到了：这副联的落款尤为惊心动目：“同乡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书”。“同乡”何义？都是辽北之人也。莫忘努尔哈赤破明，第一步是设计诱降了铁岭紧邻（东南接壤）抚顺，随即攻陷铁岭十几个戍守堡，而腰堡的曹世选（雪芹高太祖）被俘为奴，即此役中（满洲“大金天命三年，戊午”）。
奇怪的是：小说中写得分明的四郡王是东平、西宁、南安、北静，人人尽晓了；哪儿又出来一个“东安郡王”呢？难道是作者“一时疏忽”，致此笔误？那太把雪芹看“扁”了。
这就是特意逗漏重要消息：此是真实的“王爷”，另外一级，不在“四郡”之中。
尤其要注意一点：高鹗篡改雪芹原文，用心精密，他一见这落款，心里就知“了不得”，马上提笔抹去了真文，换上了什么“衍圣公”云云。
你看《 红楼梦 》的事情，如此之曲折复杂，没有“学”，不知“史”，只论“文”（也只限字面表层最浅一义），如何能读得其中之味，而解悟字里之情呢？
所以你说得最为深透了：很多人总认为我们的研考是节外生枝、是喧宾夺主，是“不务正业”，是“外围离谱”……殊不知，他们正是看不见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来晓示天下后世的一段特大的奇闻故事，这事牵连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离合悲欢！所谓“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此种沉痛语言，乍看怎能理解？如果感受到我们的研考的主旨精神之后，就会另有体会了吧？
多亏你提示了《 居易录 》幸存的胤礽之对联，月与霞，在《 红楼 》中均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这也是一大发现。
周汝昌的这一段表述，似是信笔随心，实际上涵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方方面面。小说的“家史自传说”背景，祖籍的入辽铁岭说，“草蛇灰线”与“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高鹗改篡续补原著的“大人先生操纵说”，“文”“史”“哲”的“三才会通”，研究的“悟性”主导、文化品位，还“红学”以学……都融为一体了。正如他在同一封信中所点睛的：“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 红楼 》奥秘。”
应该说周汝昌的认识不无道理，至少也应看作一家之言。《 红楼梦 》从一诞生就开始了各种“索隐派”的猜想臆测，历百年而不断。尽管各家索隐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局部看来似乎十分荒唐，但也透露出一些不能回避的信息，其中应该说还是有某种“歪打正着”之“合理内核”的。笔者曾经这样说：“索隐派执着认为《 红楼梦 》影射清初重大政治事件，不是单纯的爱情小说，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说明他们感受到了一些《 红楼梦 》的深广内涵。……曹雪芹家的衰败确与康熙诸皇子争储、雍正夺位有关，而《 红楼梦 》里隐约写到忠顺王与北静王的斗争，及原著佚稿中的元妃之死、抄家败落等，都显示出《 红楼梦 》确有‘干涉时事’的内容。”（《〈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及其启示 》，1989年第1期《 明清小说研究 》，收入增订版《〈 石头记 〉探佚 》）
刘梦溪也说过：“蔡元培的《〈 石头记 〉索隐 》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 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自从“五四”大规模输入西方的思想学术以来，对“索隐派”是一棍子打死。而到1954年批俞批胡运动以后，则“自传说”被烙上红字。不能不说这种演变有某种“历史进步”的因素，但其中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索隐”和“自传”的合理部分也被粗暴地全盘抛弃。“唯一正确”的只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模式了。这种片面性思维几十年来的影响，形成了社会性、习惯性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背景，再加上《 红楼梦 》文本的特殊性，索隐与考证本身的艰涩和不通俗性，刘心武的某些论据论证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周汝昌和刘心武的研究不容易被理解接受而要遭遇批评抨击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刘心武与周汝昌的几封红学通信在上海《 文汇报 》发表后，获得该报笔会2003年8月“长江杯”征文优秀作品奖，获奖词曰：“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这让周汝昌十分高兴，在2003年“处暑”给刘心武的信中说：“日昨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天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词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在“癸未七月廿六”给刘的信中又说：“奖之中耳，是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学术的第一次以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 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 ）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 文汇 》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
刘心武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对周汝昌提携后学之高尚精神的佩服和感激。在《 画梁春尽落香尘 》的序言里，刘心武说：“我的研究，得到‘红学’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到目前为止，我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另在一些公众场合大约见过三四次。我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是通信，以及在文章里呼应、切磋。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会主动给我写信。他一眼视力为0，另一眼视力仅0.1，写下的字每个有蚕豆甚至核桃那么大，往往互相重叠，常常落款为‘盲友’，每当展读，我都感动莫名。他有时还口占一绝赠我。”在《 讲述〈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 红楼望月 》）中则说，自己在1954年十二岁的时候就购买了初版《〈 红楼梦 〉新证 》，虽然“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但“我要感谢《〈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不是别人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 红楼梦 》，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 红楼梦 》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 红楼梦 》的真故事来。”
邓遂夫生于1943年，本是四川省自贡市歌舞剧团艺术室创作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涉足红学研究，后来出版有《 红学论稿 》、《 草根红学杂俎 》和《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等。大概由于邓先生是四川人，又搞文艺创作，颇有一点“才子”的个性。周汝昌为1987年出版的《 红学论稿 》写的序言中这样说：
我平生的红学学术交谊中，老一辈人最少，多数是中青年人——至今不曾识面的人占了不小的比例。我喜欢他们不像年纪大的人那样僵化，对事物的洞察、感受要敏锐得多，而且目光犀利，思力精强，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善于提出新的见解。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交流切磋。遂夫同志是这一批青年学人中的一个，也是文字修养、表述能力较高的一个。但我与他相识很晚，相识后的来往也不多，仅于红学年会中晤面，并看到他提交的论文，由此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位自学成材、具有才识的青年学子，如能不断精进，前程远大，未可轻量。——我不想虚致谀词，我是说，如果遇有“伯乐”见赏，给以较好的客观条件，加上他主观的虚心磨练，他会做出相当可观的贡献。
据我的浅见，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
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这一切，都出于我的引申和推测。但我想来，一个人的虚怀谦抑是做学问十分必要的美德，有一点儿自信（只要不是“自是”）也能有助于前进，因为自信不等于狂妄自大，而是不过多地考虑和迎合一时的雌黄毁誉。须知，治学之人，从开始起步，到抵达目的境地，总是“顺途”而无“逆境”，未必是好事。虔心矢志，为学术，为真理，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学人，如果有少许“寂寞”之感，倒是满可以砥砺自己的。
在为2000年出版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写的序言中，周汝昌又这样说：
与遂夫因红学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 曹雪芹 》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
……
当我看到他论畸笏的诸段文字时，又不禁松散了暗存的顾虑（我们二人在脂本价值上如此契合，有人必又出谤语，说是什么“周派”的自相唱和而已……），因为遂夫对畸笏与脂砚二名的真关系与我截然大异，这就让那些谤者再无诬谤的“理据”了。所以我虽不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十分欣赏他自标所见的学术精神。
邓遂夫则在《 红学论稿 》的《 后记 》中说：
对于这些已曾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入门之师，我自然怀着终身难忘的崇敬与尊重，但我从来不迷信他们，更不愿意专师哪一位而囿于一家之风范。
……
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最佩服也最感动的是周汝昌先生。自从1981年在济南红学研讨会上相识以来，无论见面与通信，他一直亲切地给我以指导和帮助。而对我和他在学术观点上的相同与相异，除清醒地有所了解之外，他心中从无芥蒂，且对我倍加信任与勉励。请读者诸君细读一下他为拙著所撰的序言，便足见其胸襟气度之一斑。他对我多有过誉之处，亦恰在于认为我“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以及“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这就不是一般前辈学者都能心口如一做到的了。
应该说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品评也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周汝昌一生治学，也是“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的。只是周汝昌不像邓遂夫那样锋芒毕露，有时甚至咄咄逼人，而表现为一种将“特立独出”与宽容海涵相结合起来的特点。顺便说一件小花絮：上世纪一次学术会议上，周伦苓和邓遂夫开玩笑，说你是四川人，怎么不给送点橘子？可能过了半年多，有一个人送了一筐四川柑橘到周府，说是邓遂夫托他带来的。周伦苓事后笑对人说，本来是开玩笑，没想到他真送来了。
与“青年朋友”和“草根阶层”的交往，也是几乎贯穿了周汝昌一生的一个特点。周汝昌为不少中青年学人的红学著作写过序，大概能列出一个单子。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引录过笔者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中的话，说周汝昌对青年后学特别愿意充当伯乐，但也因此引来许多非议。这个特点其实是周汝昌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很难找到知音，却特别能得到未成名的青年人的仰慕。
在《 献芹集 》的序言里，周汝昌说了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
这个青年是谁呢？就是后来在《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任编辑的顾士敏① 。周伦苓检出一封顾士敏于1985年10月28日给周汝昌的信，全文如下：
先生：
贵阳一会，颇为失望，顷奉大函，再思苍凉，不想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
先生请不必多替士敏担心，红学缘深涕泪多，早有思想准备了。
补正一则，当于近期刊出，勿念。
讲学春城一事未果，学院内很多同志均感失望，学报内部同仁更是。看将来还有日否？甚盼。
中国红学当另辟蹊径，窃意以为不能再作如筑城会上之空论，当从本事入手而寻出曹公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渊源，拙文《 补天考 》（大会论文）即有意尝试之作也。
《 新证 》一书，乃开创之作，继志之士，当为之发扬。士敏谨以此自勉。
这是1985年参加贵阳举行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之后不久的信。所谓“贵阳一会，颇为失望……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的感慨，大概是指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争名夺利的现象。其实全国的各种学会情况都差不多，人类的弱点知识分子照样有，这一类事是难免的。顾先生那时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未泯的理想主义情愫，所以发此慨叹。顾士敏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考证是表相而思想是本质，在当时那种普遍的误解氛围里，的确是空谷足音。周汝昌于2005年4月25日给笔者来信有云：“能注意我研《 红 》以思想为重心的另一位是长沙的邱惕盈，似一年纪较大的文化人，诗、文字俱内行。在《 小传 》（ 指《 曹雪芹小传 》——引者 ）上批云：（ 针对“正邪两赋”的论述——引者 ）此为读《 红楼梦 》的根本关键，时间约在十多年前。”
往往是一些民间的颖慧人士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本质的体认超过了专业的“红学家”，这就是笔者所提倡的“人间红学”之理据所在吧。
宋健生于1963年，在天津市宝坻区邮电局工作，兼职宝坻区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在天津地方文献研究方面颇有积累。从1990年以来与周汝昌有通信来往，周汝昌给宋健的第一封信署1990年4月17日，是答复宋健为《 天津文史 》向周汝昌的约稿信。其中说：“宝坻旗营，是正白旗无疑，因是定制。以前，我只与丰润籍友人谈论（ 王家惠撰文说他手中有周汝昌给他的信八十余封——引者 ），未想到宝坻也有曹家村，且是满洲旗人之聚居处，大喜！请您务必再多下功夫调访研索。……宝坻之曹氏人，其面型大多数何似？有共同特征否？（ 如长、圆、瘦、尖…… ）盼能一告。丰润一水之隔，您有便也可一赴调查（ 有曹家坨子 ）。冀有收获。”
周汝昌与宋健的通信主要是讨论曹家祖籍等考证问题，涉及宝坻和丰润的一些情况以及张家湾出土的“墓石”之真伪等。宋健将保存的周汝昌写给他的三十五封信全部寄给笔者参阅，基本可得周、宋二人交往之全貌。
统览周汝昌给宋健的信，能得到几点明显印象。第一点是对曹雪芹家族历史演变真相的孜孜以求，所体现的仍然是一贯的多方考索、综互合参的特点。如：
前读津报大文，考崔口，言及白水坨，此则足下未尝于赐函中提到者。愚以为“黑山白水”，乃是古来常见之对仗语，然则雪芹之“黑山村”（指《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向宁国府交租之乌进孝来自黑山村——引者），莫非即隐射白水坨乎？因为实在是天造地设之巧对也。（辛九望日——按即1991年10月某日）
至朱女士（当指上海红学家朱淡文——引者）谓受田已归曹宣，余亦不敢遽言是非。宣卒甚早，其时兄弟二人未必“分了家”各码为事，愚意以为楝亭之语，意只谓宣年少，不虑产业俗事，须族兄教之耳。盖寅在江南，宣在京师，必其每年尚有到宝坻受田之老规矩，故与丰润来往不疏也。否则寅之“余家”似欠妥恰。不知足下以为如何？总之我尚不能遽信受田与寅无涉，不然他何必操这个心。（庚午腊廿四——按即1991年2月某日）
这是讨论曹雪芹祖父曹寅、祖叔曹宣与丰润、宝坻的关系。当然周汝昌也在信中紧接着说：“亦止系随手而叙，聊备参考而已。”
第二点印象是周汝昌对宋健为学为文的指点，也颇能显示关心青年的热心和治学作文都要“活”而不要“死”的主张。
你是英年，字写得好，我平生只是爱才，故愿与交往。你说的那部书要我题字的，我根本不知此事，我与他素不相识，绝无来往。世上奇事尽多，亦勿庸深讶（我平生常遇同类事，不少人说与我“熟识”）。你世路经历尚浅，久自能悟也。（庚午四月朔——按即1990年某日）
文章还是有些拖沓感（小有重复字句）。为文切忌复字，复则削弱笔力。再有我已说过，切忌多用“这是……的”语式。此乃最乏味的口气。应学会变换句法。（1993年9月11日）
你现在写不了文章，可是个“问题”。不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还是力争挤空读书为上策，必积学方能写出有斤两的文字。（腊廿五夕，1994年2月7日邮戳。）
你的文字，病在“太规范化”，一点儿也不能“自主”自己的句法，使之活便、自然些。此非你之过，“教育方法”所致也。另一病是句法弱，如用“……是……的”之句式太多。如此又死板又无味，像“文件”了。宜避之——变换之。（丙子四月初二夜书——按即1996年某日）
为这本书（指《 红楼家世 》——引者）写评，本是个难题，原不该“强加于人”，此文实难写。但（空格表敬——引者 ）大作还是很好，我已告知出版社程先生。……今日又接挂号函，提到在报端读及刘心武作家的“有感”，各人风格不同，“切入”角度亦异，无须“硬比”。刘先生文是笔活为主，不作“正面”“具体”摆叙，注入感情——此为文之善法，亦避难之诀也。（癸未三月十一，2003年4月16日邮戳。）
第三，从这些信也能看出周汝昌在某些争论问题中所持态度的“分寸”，以及学术争论中的复杂情况。如同一封“腊廿五夕”信中，就对“新丰润说”中刘润为对丰润曹家墓碑的“过度阐释”不以为然：“所询曹渊事，实见一月8日（ “一月8日”是原稿写法——引者 ）之文先报。丰润王家惠君先撰文考之（ 推测曾过继与曹寅 ），而光明报之刘君见之，遂出此新说，同付文艺报登了。我处所得信件，对刘文评价不高，表疑者多，盖本来是一种‘假设上的假设’，过于臆断了。我看未必能获重视，也难成立。”在1993年7月12日的信中则说：
丰润有进展，但又夹入了杨向奎先生提出“新说”，已公开披露，谓芹乃曹鋡之子。鋡为鼎望之幼子，而曹寅亦称四兄，若是其子，则辈份、年岁（生卒）、旗籍、经历……都将“成为问题”！杨老此说，未见具体论据，极易招来攻击——甚不利于“丰润说”（已是史实，而非仅是“说”了）。事情真是麻烦！你若涉足此“界”稍深，便知“五味俱全”——我已尝此味数十年了！！
这些信，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色。比如大多数信中都提到“极端繁忙”、“感到岁月之骎骎，人在忙中自不觉耳”、“因赶时间，又夜书，病目不能细写，仅供数行”等等，一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积极奋斗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
宋健在周汝昌的鼓励下，对许多史迹作调查、访谈、考证，也的确十分努力。他利用邮局工作之便，为周汝昌搜集地方史料，还曾特意寻觅北京东郊通汇（ 惠 ）河两岸的详细地图，二人还互相关问健康，介绍医方等。周汝昌也写有两首赠宋健的七言绝句，内容是有关张家湾“墓石”的，当然是否定的意思，诗后附语“不可示人，否则必引祸招灾矣”，读来让人不禁莞尔。宋健还给笔者寄来两本《 天津文史 》，一本是1992年第1期，内刊有周汝昌《 宝坻与曹雪芹家 》；另一本是1997年第8期，刊有周汝昌《 水西庄史片 》和《 水西庄查家与曹雪芹 》。三篇都是小文章，是掌故与探索性质的。
1982年冬，宋健在旧书店中发现了一篇不知谁填的词作手稿，是贺周汝昌1980年6月去美国参加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 南乡子 》：
红泪叠楼台，海上三山幻影开，今日寻春真个到，蓬莱。（《 红楼梦 》贾宝玉诗：“寻春问腊到蓬莱。”）含笑九泉脂砚斋。（“余二人亦当含笑九泉矣！”见《 脂评 》。）罗刹合低眉，（张船山诗：“生逢罗刹早低眉。”罗刹指高鹗。）细勘程书四十回。（此次赴美，系探讨程、高续书目的。）从此五洲醒梦魇，（俞平伯谓：“《 红楼梦 》为古今一大梦魇。”）休猜，惊倒周郎笔底雷。（周隽文采风发，人号笔雷。见《 世说补 》。）
宋健后来将此词抄给周汝昌，周汝昌判断说：“寇梦碧先生之作，他人无此手笔”，“其笔极健，且博通文史，不易到也”，并感叹寇梦碧“新近作古人矣”。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对周汝昌钦佩异常的还有一个乔福锦，前已提及，他是河北邢台学院教历史的老师，所以研究《 红楼梦 》侧重于文化史的视角。乔福锦人热情，与周汝昌联系颇勤，通报红学界的动态消息，对又聋又瞎且与“红学界”隔绝对立的周汝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耳目”。乔福锦撰文提出《 红楼梦 》是“反面《 春秋 》”和“《 诗经 》古文”，强调《 红楼梦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成了红学界的一个后起之秀。1997年周汝昌八十大寿之际，乔福锦写了一篇《 文心诗情润中华 》（ 1998年第1期《 红楼 》）的长文祝寿。这篇文章对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回顾和评价，其中有一些话也说得颇为中肯。比如：
尝闻一些“现代学人”言，周汝昌一辈的旧式学者，其功夫、优势仅体现在考证方面，“理论”上则不见有甚“高明”之处，除作者与版本的考据之外，他们的工作于《 红楼梦 》思想艺术研究的进展，意义并不大，比不上掌握了“先进”的“主义”、“话语”的文艺理论家。实际并不然。以“理论家”自居的研究者由于其用以立论的学理依据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不到根基的“舶来品”，故自视为最高深者反而无大价值。而周先生一辈立足于中华传统的深厚根基之上、有西方文化背景而西方文化又不能从根本上对其完成“征服”的学者，由于真正把握着《 红楼梦 》这一“中国文本”的脉搏，故对于“石兄”——“玉兄”的理解最为深刻，对于芹书的阐悟最为精当。先生没有脱离“知人论世”、“宗经言道”的中国传统去“创造”纯粹的“载之空言”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治学范围实际上已包涵了作者、版本的考据与蕴于这两者之中的文化精神的探求三个方面。在周先生，思想、精神的探索已融入到作者与版本两个“深切著明”的具体课题之中，考据的最终目的正在于对芹书著作命意、文化内容的体察与解悟。这位在考证方面有极大成就的学者，其对于红学的巨大贡献，亦同时体现在对《 红楼梦 》精神文化血脉的深切把握之中。
先生之诗文学术，未能改变成熟于五六十年代“联共（布）教程”及西洋“文艺理论”模式之中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却给“文革”苦难中度过少年青春岁月、“新时期”之初跨进大学之门的更晚一辈的学子带来无比丰厚的学术文化滋益。1980年秋，我还是大学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为研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开始系统地接触自少年时代即已神往的《 红楼梦 》及相关资料。星期天进城，在书店买到了刚出版不久的周汝昌先生的《 曹雪芹小传 》。归来捧读，立刻被其精辟的考证、精妙的义理和诗一般精美的文笔所吸引。一个生活在中华五千年“古典历史”尽头、饱经世间沧桑的文化巨人——曹雪芹，自此便成为我心头具有文化生命气息的人物，这部书亦成为我书箱中的珍品，时常翻阅，精心守护。……
1987年秋，先生自海外归来，尔后，见面的机会多起来。先生的著作文章、言谈话语常给我以深刻的启示。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习作，如关于“自叙传”的中国史学背景、关于“小荣枯”之结构等文稿，先生在指出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证据的同时，识其根本，多以奖掖鼓励。己巳初秋，我进京买书、查阅资料，一下车便决定先去看望先生。此时的朝内南小街，残存的旧宅区已被“现代化”水泥巨林所包围，四合院人家正处在拆迁前的不安之中。走在槐叶散落的古街上，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一老一少久别重逢，为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那种弥漫于时空中的历史沧桑感仿佛一瞬间凸现出来，从文化到学术，从孔夫子到胡适之，从民国校园到时下风气……一气谈了大半日。离京前，再到先生府上话别，得一幅“墨宝”，是劲秀、清俊的行楷写就的一帧条幅，内容是一首五言诗：
未用期来哲，当前自有人。
问年珍而立，奋志敢求真。
大业红楼梦，弘观华夏文。
高山复流水，良史即奇勋。
己巳新秋用真文韵合体赋赠福锦学人以志相知之谊津沽周汝昌
先生思接往古，心期未来，奖饰之语，吾辈受之有愧。然当时正处于苦闷中的我，却从“大业”、“弘观”句中，又一次读出了先生对自己既定为学方向的肯定，亦更加坚定了走自己学术之路的信心。
在写作本传的过程中，笔者与乔福锦电话联系，乔先生又热情地向笔者建议：如果可能，应在这本传记后面附周先生的详细年谱、《〈 石头记 〉会真 》的撰写始末、龙协涛访谈录三样资料，显示周汝昌其人、其学、其思三大方面。乔先生并且又顺便谈到一件事：《〈 石头记 〉会真 》出版后，出版社多给了周家一套，周先生和周伦苓说关系密切的朋友都自己购买了，你的经济比较困难，这一套就送给你吧。
同样是青年学人，当然也有对周汝昌的治学思想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的。原任教于汕头大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又留校的陈维昭（ 1960年生 ），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陈先生学了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又颇有一点自负的书生气，他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就呼吁“学院派”的学风，有一种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红学界“清场”的抱负。陈先生于1997年11月27日致信当时任教于山西大学的笔者，同时将他的一篇大作《 “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 》寄来，对包括周汝昌的《 红楼梦 》“大对称”结构说在内的“探佚学”提出意见，在肯定某些“合理因素”的前提下作出批评，并要求笔者推荐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笔者当即响应，为了说服学报编辑，特意请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回应的短文《 探佚与结构两学科 》，连同笔者写的《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一道，三篇文章于1998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刊出。周汝昌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对陈维昭的文章评价说：“我看其文甚好，是端人正士论学……当然，我并未被他说服。”这让陈维昭感到很高兴，曾给笔者来信说“端人正士论学”几个字将是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不过，周汝昌的鼓励似乎也更加激发了陈先生的书生气。他后来又在《〈 红楼梦 〉学刊 》发文与笔者继续争论。刊于2004年第4期《 红楼 》的《 周汝昌：新红学的巅峰 》，是他上百万字的《 红学通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中部分内容的缩略。
陈维昭立论的核心观点是：“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精神是一种科学与反科学相合一的学术观念，周汝昌则把这种‘新红学’精神推向极致。这使他的研究的价值向着正、反两极伸张。实证研究依然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实录观念则必然使实证研究走入死胡同。这就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乃至整个‘新红学派’的令人遗憾之处。”大概陈维昭对自己的一些说法是颇感得意的，如称周汝昌是“独行侠”，说“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等，尤其自以为所谓“实证—实录”理论击中了“新红学”和周汝昌的“命门死穴”。但在笔者看来，陈维昭对周汝昌自以为是的“点评”其实仍然有所隔膜，仍然存在本书各章所反复谈到的中华和西方两种文化之感受和思维方式的冲突。
新一代的硕士博士学人，往往在“知人论世”和“体贴”方面力有未逮。比如苗怀明先生① 以淮茗的笔名发表《 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 》（ 2005年7月15日《 新京报 》）一文，有一百零八个注解，表面上是相当“深入史料”的，但由于不能真正理解周汝昌和胡适之间的同异，就在貌似客观的行文中得出浮浅的结论。周汝昌对胡适的帮助自始至终都是感激的—— 这一点在前后期的有关书信和文章中都表达得十分清楚，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存在深刻分歧（ 当然这种分歧在二人的通信中表达得比较含蓄和隐蔽 ），而分歧从根源上可以追溯到二人气质、性格和思想的差异。无论对《 红楼梦 》的评价还是对白话文的功过，或者更深一层，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立场认同，周汝昌都与胡适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能因为胡适帮助过周汝昌，周汝昌就只能永远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而不能申述自己与胡适的思想差异，否则就是往胡适身上“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显然这种评论体现了苗怀明自己的思想偏颇和治学局限。说“按说周汝昌应该在其《〈 红楼梦 〉新证 》一书中对胡适表示特别感谢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指责，就更是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的无明之论了。前面也已经说到文怀沙作的历史证言。
这生动地表明后新时期的学人对过去不久那段历史的现场感已经比较迟钝。至于说周汝昌文章中似乎有对胡适的“怨气”——那主要出于胡适居然对曹著和高续之思想和艺术巨大差异缺少感觉而来，而这正是周汝昌感受最深切的。如果说有“怨”，那也是学术文化的“公怨”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私怨”。前已述及金岳霖、梁漱溟、余英时等批评胡适“浅”，周汝昌尽管没有多读胡适著作，评价胡适“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宏观把握是得体的。周汝昌对胡适有些看法，当然也不影响他当时给胡适写信时毕恭毕敬，由此而推导出似乎周汝昌“表里不一”一类评价，实在有点胶柱鼓瑟——这似乎已经成了某些学人的通病，我早已指出过的太喜欢把弄“形式逻辑”而缺乏体贴人情透视本质的能力。
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和性格气质方面的隔阂使然吧。由于气质思想的隔阂而导致对客观史料的不同眼光，也是一个颇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现代文学研究中推崇胡适和推崇鲁迅的两派，文化研究中“西学”与“国学”的两派，乃至于“科学”与“人文”的两派，等等，都存在大体相同的问题。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根本能力严重失落，则极容易把从20世纪40、50年代积淀下来的一套思维模式当作不容置疑的箴规准绳，并随着新时期西学的输入而“与时俱进”，其习惯势力也是很大的，这在20世纪50、60年代从大学毕业或之前之后开始参加工作的一批人那里表现得更明显。如白盾① 主编的《〈 红楼梦 〉研究史论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及论文集，对原著和续书“两种《 红楼梦 》”的差异缺乏本己的体验，停留在表面的“政治”和“爱情”主题之纠缠，因而批评周汝昌“大搞曹雪芹个人崇拜”，“提倡‘曹学’、‘脂学’、‘探佚学’，将‘贬高’推向一个新的极端”。
再如前面的章节所辨析，关于“自传说”中“典型形象”和“生活原型”的纠缠也是一例。2003年第3期《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发表胥惠民《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 》（ 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2003年第12期《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转载，并被2003年8月28日《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 》摘录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承1995年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 》发表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后争论之余绪的。此文当然也包含了红学界某些“派别”的纠纷因素，此处不论，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相当鲜明地体现了本书各章都谈到的文化观念冲突。它最后总结周汝昌的“失误”说：
按常规要求，自传应全面反映立传者的生平事迹和成就，但《 红楼梦 》这部“自传”却不同，作家只重点详写13岁这年的事，14岁至15岁这两年只是略写一下。17岁以后只字未写，这能叫自传吗？曹雪芹写自传，以他的才学应易如反掌，照生活实录，略加“精细剪裁”即可成功，何至于要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呢？书名为啥不叫《 贾宝玉自传 》，却“题曰《 金陵十二钗 》”呢？
既然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 红楼梦 》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既然脂砚斋说贾宝玉只存在于《 红楼梦 》中，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见过的人物；既然“写实自传说”存在那么多难以弥合的破绽，它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做到，那它怎么可能成为20世纪红学的惟一成果呢？
这种反驳“逻辑”是把“自传体小说”和“自传”画了等号，但“新红学”的内涵其实是“自传体小说”而不是“自传”，周汝昌也多次澄清过这一点，至于某种具体生活素材化为小说形象的“分寸”程度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学术正确”和“百家争鸣”有时也是一种悖论。当然到了互联网时代，言说的自由是基本实现了。新世纪兴起的“网络红学”中，“拥周派”和“倒周派”（ 大体上也就是“尊曹派”和“尊高派” ）也是阵线分明。作为纸媒形式的学术刊物，则其悖论的分寸更难把握。周汝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任何文字了，尽管这本杂志上不断刊出与周汝昌“商榷”的文章。贵州省红学会办的《 红楼 》虽然只是一个省内自办的刊物，却从1986年12月出版了“试刊”号以来，每年四期，一直坚持下来。刊物的主编梅玫（ 1946年生 ）女士倒真是实实在在地坚持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对立的意见全部照发不误。比如，既发表“批周”的文章，也发表“拥周”的文章；对“墓石”、“祖籍”、“程前脂后”等各种争论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次第刊出，连文字的“芒刺”也不作任何修改。针对周汝昌是《 红楼 》后台的说法，周汝昌在《 红学三题 》（ 1997年第4期《 红楼 》）中说：“但我能否成为（ 或‘就是’ ）《 红楼 》的后台老板？可不必辩，让事实来证明最有力，例如《 红楼 》上登有署名‘兰洪’的大文，专攻我这个‘后台’，内有‘周氏的日子不好过了……’云云。以我为‘后台’的刊物，敢如此作为吗？”
1999年第1期《 红楼 》刊发了北普陀召开之全国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讲话等文献后，周汝昌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读贵州《 红楼 》第一期
赋谢韩、王、梅诸君子
大会京华事可思，凤鸣楼傍雪芹祠。
八方士女缘千里，十月风云献百知。
反正人瞻空际字，让贤书寄海西诗。
新刊也与丰碑似，贵岭梅花力主持。
注：1. 韩、王、梅：指韩进廉教授、王畅研究员、梅玫主编。
2.“反正”句：巨球高悬大字。
3. 让贤：周策纵教授。
2003年6月16日《 黑龙江日报 》发表赵荣群、王敬所写《 更上红楼看月明——访编辑家程俊仁校友 》，其中有一段和周汝昌有关的轶事：
时已85岁高龄的红学泰斗周汝昌，《红楼家世》付梓之际，其夫人毛淑仁不幸病逝。周先生非常希望能把夫人的照片印在这本书上，以为纪念。当时，程俊仁正在生病，但了解到周老先生的心愿以后，不顾自己的病体，加紧工作，而且选了一幅周老先生与夫人一同赏论诗句书法的照片，庄重地作为插页加了进去。样书一出来，便快寄京城。此时，周老先生已经卧床十天，可是接到样书，他马上就要下地，他要即刻题诗赠予程俊仁。他说：“我这一辈子出了三十多本书，但没有一本书能与这本书相媲美。程先生最能体会我的心情。”
程俊仁1943年生，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曾策划出版系列红学书籍。周夫人毛淑仁是2002年9月8日病逝的，周建临曾对笔者说，周夫人自知不起后，曾分别与几个子女谈话，安排家中诸事，井井有条。胡文彬先生则对笔者说，周家在丧事处理问题上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一点也没有给单位添麻烦。当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妻撒手西去，周汝昌是非常悲痛的。《 红楼家世 》配发的照片是1998年拍摄的，下面有周汝昌写的纪念文字：
贤妻名淑仁，姓毛氏。素喜书法。我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这幅照片是她与我品评字幅时的情景。
淑不仅内助辛劳，病时还为我钞录资料，以解我目坏难读小字之困。今她已逝，将照片附印书中，感我伤悼之怀，并赋诗纪念：
诗云：
慧眼能分汉晋唐
一枝湘管悟锋芒
新书不及亲开卷
梦里犹同观墨香
（诗没有标点符号是原书实际——引者）
有一位台湾的红迷福蜀涛① ，经常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询问大陆新出哪些红学书籍。就是他托在北京的台北书商将《〈 石头记 〉会真 》等红学书籍购入台湾。福先生于2005年4月9日传来的一封信中，颇有些有意思的说法：
今见台北出版的《 高阳说曹雪芹 》《 红楼一家言 》，初看，似都冲着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
同一部《 石头记 》，同一个曹雪芹，两百多年后，时见南辕北辙的说法，让我感慨良多。曹雪芹叹“谁解其中味”，似已预见。个人以为，雪芹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但每个时代似都不缺高鹗、程伟元。
鲁迅曾说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类人猿的差异还大。这有资质的成份，但个人以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说完全决定他的眼界，但一个人的眼界相当大程度受其出身左右。高阳1992年辞世，生前不善理财，但每日美酒佳肴。出身可能与当今在大陆似又走红的胡适较为接近。小说，大概也以娱乐视之，所以对《 石头记 》可能缺那么点虔敬，或因此而无法深刻体会“字字血泪”的意义罢。
新世纪的一大景观是“网络红学”的蓬勃兴盛，有关《 红楼梦 》和红学的网站多达一百多个。全球有华人处就有红迷，就有各种意见发表。前面说过，网络红学的一大看点是对周汝昌红学观点的争论。网络红学中也还真有智慧的“火花”闪耀，涌现出一些有水平的文章和观点。比如，南京师范大学一个在读的理工科大学生高飏（ 1982年生 ），以“飞云”的笔名在网上发表《 从“终久”看〈 乐中悲 〉及湘云结局 》和《 话说“金麒麟” 》两篇文章，对解决探佚史湘云结局问题颇有贡献，笔者推荐他投稿《 红楼 》发表，后来并作为“附录”收入拙著《 独上红楼 》。在笔者建议下，高飏直接写信给周汝昌，在《 红楼夺目红 》中就有了“《 乐中悲 》”一篇，其中说：“高先生是‘宝湘重会’说的坚定支持者。他解‘又写一金麒麟’的‘间色法’十分精彩，使我佩服。”“高先生是一位青年学人，未曾识面，我们通信研《 红 》，很是投契。我将他的好见解（ 用我的话 ）记在这里，以为‘存证’。”
网上有一篇《 学术巨子：周汝昌 》，是一位网名“悼红狐”的青年红迷访问周家的纪实文字。这位“悼红狐”远在云南，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只为一睹周汝昌的风采，时间是2003年。下面摘录其中几节：
到北京的第四天，这一天是我此次来京行程最重要的一天。早就和周汝昌老先生约好，前几天一到京便已联系。今天就要去正式拜访。
我虽数次来京，然年岁较小，又兼北京变化颇大，所详住址故无从寻觅。坐公交车至终点站，周老之女周伦苓阿姨便等在站台那里接我，让我深为感动。
走进老先生家，是一个小通道，左边即是两扇开着的门，是个大通间。房子未经修饰，也较为陈旧，但颇为朴实。通间布置紧密，摆着几张大办公桌，堆满了报纸书籍，又紧挨着旁边的沙发，结果沙发上也堆满了书，完全是一个学者的工作间。
老先生就坐在左边的一路沙发上，因为眼睛和耳朵的严重受损，从我进屋到进这个工作间，他都丝毫不知。虽然沙发有靠背，但却直直的坐在那里，侧着耳朵像是仔细的在听，好像随时都准备迎接客人。伦苓阿姨告诉我，先生近一年来精神大不如前，生活毫无规律，累了就倒下去睡，醒了就写东西，她们经常来给老人作伴，煮煮饭打扫一下屋子，但爷爷那些资料却是不准她们碰上一碰的。我轻轻走近，放下手里的东西，弯着腰伏在先生耳旁说“爷爷好”。周老这才知道我已经到了，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赶忙站了起来，十分客气，连声叫我坐，又忙着叫伦苓阿姨倒水给我。
之后我向老先生介绍网络，告诉他像《〈 红楼梦 〉笔法结构新思议 》都是从网上看的，并且朋友们都很关心你，托我来看你。周老很高兴，连声说，谢谢网上的朋友。
说话瞬间，老先生已经在每本书上都写下字了。《 红楼家世 》老先生写“小友来访快哉，以此赠之。盲者周汝昌（日期难以卒读）”；《 砚霓小集 》写上“小友来访，周汝昌癸未立秋后”；《 脂雪轩笔语 》写着“癸未立秋后，小友远路来访快谈，甚为欣慰。汝记”。
我说要为老先生照几张相，朋友们都关心你。老先生忙起身把沙发上堆积的报刊使劲的拿开，高兴的摆了个拿着扇子的姿势给我，不停的问我是看镜头还是随意点？又忙着把衣服扣子扣上……
我抱着老先生送给我的三本书，沉甸甸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在回忆着刚才的点点滴滴。想起了老先生自己的话：“我耳目皆损，唯头脑尚未全衰，每日仍笔不停挥，希望自强不息。我所不逮，时贤来哲，当有不弃而进教者，切磋之功，是为厚惠。”范仲淹的句子自然地浮现于脑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再摘录几段网上一篇署名“无言咏落花”写的文章：
“嘟……嘟……”
“喂，您好。请问——是周汝昌教授家么？”
“是啊。您哪一位啊？”
“我？哦，我是他的读者。”
“读者啊……我跟你说，我是他女儿。我父亲他耳朵坏啦——听不见；眼睛也坏啦——也看不见。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在，它还在又听又看，不肯清闲罢休。以此之故，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周汝昌语）
“……我是江苏的一名高中生……”
“江苏的啊？那这得费你多少电话费啊？！”
“没关系。”
“真没关系？”
“真没关系。我从小学起就对《 红楼梦 》很感兴趣的，也拜读过周教授的《〈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等著作，有一些疑惑，又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周教授的指教……”
“你想问什么呢？”
……
“你看了他的《 红楼小讲 》了么？——那后面有‘红楼导读’，是写给学生的，比较好懂。”
“好的，我一定仔细拜读。谢谢您哦。打扰了。再见！”
“别客气，再见！”
——“吟鞭一指傲三秋，重镇红坛大纛周。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
当然网络上对周汝昌不以为然的、调侃性的观点、文章也有，如“周汝昌不是《 红楼梦 》的终结者”、“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等。不管正面还是反面，都说明周汝昌在“人间红学”中有巨大影响力。
在周汝昌的生活中，还有各种人际因缘，也颇为有趣。比如周汝昌写了一篇随笔《 相见恨晚——纪念冒舒湮先生 》，是因为出版《 岁华晴影 》，属于一个随笔系列丛书，出版社寄样书时把冒舒湮的《 饮食男女 》错寄给周汝昌，而把《 岁华晴影 》寄给冒舒湮，两位海内名士因“换书”而始得相识。冒舒湮生于1914年，卒于1999年，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大名士冒辟疆的后裔、民国政界和学术文化界名人冒鹤亭（ 还是周恩来的亲戚 ）之子，又曾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后来失落了党的组织关系，多才多艺，是一位传奇人物。又比如著有《 井中奇书记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的陈福康① 撰有一篇《 周汝昌先生赐我“天书” 》（ 2002年第4期《 新华文摘 》）的文章，叙述了周汝昌看到他的书后主动给他写信的故事。篆刻家崔自默② 请周汝昌为其篆刻集撰序言，周汝昌写了一篇古色古香的文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1934年生 ）退休后向周汝昌请教书法，周汝昌赋诗相赠。与黄苗子、张中行、季羡林、朱一玄、任继愈、徐邦达、周海婴等人交往……其中2002年参加季羡林九十二岁大寿纪念盛会，周汝昌被列为第一个发言者，尤其有纪念意义。盖从1950年周汝昌英译季羡林考论《 列子 》的文章起，这两位学界泰斗就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发扬光大而辛勤耕耘，俱臻大成，实堪称双星并耀，为国争光。周汝昌贺季老诗曰：
何以奉公寿？微衷一瓣香。
乘风尊国粹，扬帜化西洋。
鲁殿灵光重，燕郊绛帐祥。
南山当采菊，古句共称觞。
其实，这首诗所传达的意蕴精神，又何尝不是周汝昌自己一生的追求、行履之某种写照呢？
到了2005年，周汝昌的“随笔红学”大行其道。周丽苓告诉笔者，自从母亲去世，为了让父亲摆脱压抑情绪，联系父亲到国家图书馆作红学讲座，谁知引起轰动，紧接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央电视台也请他做讲座节目，再加上《 红楼小讲 》意外畅销，从此激发市场效应，各家媒体和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各家出版社争先恐后上门约稿，搞得周家应接不暇。周家三姐妹帮助父亲整理、编辑书稿，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人怀疑，周汝昌又老又瞎，怎么能短期内搞出那么多著作？以为是周汝昌口述，女儿笔录的结果。其实除了旧稿作新编外，其他新著都是周汝昌自己写到纸上，写作已经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那些稿子往往是字和字重叠在一起，除了多年训练有素的女儿是谁也无法辨认的。
在笔者此刻撰文之际，周汝昌已经又有《 红楼十二层 》（ 书海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周汝昌梦解红楼 》（ 漓江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 周汝昌〈 红楼 〉内外续〈 红楼 〉》（ 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红楼真梦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 和贾宝玉对话 》（ 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我与胡适先生 》（ 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 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等陆续上市。前五种和最后一种有的是旧文新编，有的是旧著重新包装，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但客观上也使本来每版印数有限的学术著作扩大了影响，使周氏红学得到普及。
这些书里，《 我与胡适先生 》即本书前面章节所述有关内容的情节“细化”，以与胡适的通信为中心，缕述一生红学因缘，其实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微型“中国红学发展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其中个别章节也有“牢骚”与“芒刺”，颇显其“率性任情”的某些特点。此书目录前除了周汝昌自己写的序外，还把季羡林回忆胡适的文章作为首序，并有与胡适通信原件等许多珍贵历史资料的彩色影印，是一本收藏佳品。《 定是红楼梦里人 》与《 和贾宝玉对话 》更是纯粹新作。《 和贾宝玉对话 》以一种对话文体讲论红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也不少新发明。这里重点说一下《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张爱玲（ 1920 —1995 ）被文学评论界视为“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后更形成了读书界风靡张爱玲著作的现象，特别在文学青年中出现了不少“张迷”。周汝昌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但张爱玲写过一本《 红楼梦魇 》，周汝昌在1987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时曾从图书馆借阅。限于目力和当时情状，周汝昌并未细读，只大体翻检了一下，却看到其中对《〈 红楼梦 〉新证 》的不敬之语。因此，在当时正在写作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的附录“桐花凤评语与探佚学”中，有忍不住的回讽，如：“我那十来条资料，被张爱玲埽数引在她的大著《 梦魇 》里，轻薄地给加上了一个‘一堆大杂烩’的名词，然而她在这‘大杂烩’的基础上却也写出了一个专章，长达七十页的洋洋大文！”
但再往后，周汝昌却发现，在对后四十回的态度等问题上，张爱玲竟与自己惊人一致，特别是张爱玲那种作家特有的形象尖刻的说法让周汝昌大感过瘾。于是周汝昌乃在好几处婉转地向张爱玲道歉，褒扬她的红学观。更专门撰写一篇《 张爱玲眼中的〈 红楼梦 〉》（《 天·地·人·我 》），其中说：
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 红楼 》。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何以表达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 红楼 》的专著《 红楼梦魇 》，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字，“字比芭斗大”，“往我眼里跳”！（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这可见她对《 红楼 》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
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 红楼 》，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
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 红 》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 红楼 》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渊之悬殊大异，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
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中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
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大异，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
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张爱玲还指出说：“《 红楼梦 》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学的是非通过“附骥”而得到了分辨和清理。对周汝昌这本书具体的评介就不必作了，还是摘录书封上咏叹张爱玲的一首诗吧：
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
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颦黛幻仙姝。
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
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
周汝昌主要是以“红学家”名世的，其实《 红楼梦 》只是一个“代表”，更本质一点说，应该说周汝昌是一个中华文化学家。他曾说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分别代表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阶段中华文化的辉煌。在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他又提出“中华文化的两条主脉”的命题，说一条主脉是仁、义等伦理社会道德基则，以先秦诸子如孔、孟等为代表；另一条主脉是才、情等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能力与方式，以《 诗经 》、《 楚辞 》为首的历代诗文大家为代表，而这两条主脉都在《 红楼梦 》中有极其高超美妙的涵咏、赞叹与评议。
周汝昌的这种主张并不只是某种宣言或概念，而是十分具体的，生动的，它体现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各种层面，甚至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写作的文风、造句、措词等微细的地方。比如他评价某篇文章的价值高低，就不仅看其内容、思想、观点，而还要看文章所洋溢的神韵、气韵、韵致。这是从那第二条“主脉”特别是《 诗 》、《 骚 》、《 庄子 》和魏晋风流一脉而来，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气质和修养，就会觉得有点玄，有点莫名其妙。比如周汝昌阅过拙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收入《 箫剑集 》）之后，就来信说：“吾弟手笔之最大长处，端在简净健举。盖为文必求笔能举重，复能包大，神气完足。此三者近世以来不多觏。胡适‘白话文’兴，更无人晓此。大抵平板僵直的‘堆话’‘砌字’，而文者杳乎其不可复逢。每为浩叹。如弟文之佳处，今之人便只看‘内容’而不知其它矣。……弟此文实为一大‘纲领性’文字，若在古昔，即必有‘笺疏’随之——即每段之下设有更细的具体的说解……然今久不知有此体矣（ 此皆‘白话文’造孽结果 ）。”（ 着重号为原信所有。丙子六月初三，1998年7月20日邮戳。 ）
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领悟和理解，说千道万，或可用发表于2001年11月16日《 现代教育报 》的答记者（ 特邀记者王瑞兵 ）问中一段话概括：“中华文化最大最基本的精神是‘活’，禅也是一个‘活’。这怎么讲？‘禅’是什么？禅是古印度传来的佛法，佛法怎么学？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译的问题那么复杂，（ 梵语 ）那里面有个名词，这里（ 汉语 ）却没有啊，那可要了命，麻烦透了。印度哲学是个繁琐哲学，中华民族又要学习这么高深的思想、哲学，怎么办？不能用抠字的办法，‘活’就是一下子抓住那精神，‘禅’就是指这个。……《 红楼梦 》里，什么叫‘通灵’？要是一块山野之石，无知无觉，怎会有思想感情，即感受能力，中国将感、受、通、悟，融会一个大字‘活’！禅、中华文化正是这样。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讲：我的诗是‘活’法！什么意思？不是写得灵活，随便顺手而来。是讲诗里的东西用这种表现方式向你传达一个意境，或者一个道理，或者一个思想。……禅与文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活’，是精神境界的交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来使你接受，这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抠字，当然，典故也要懂些，不然会不明白。禅正是如此，不立语言，禅一说一写就是‘糟粕’，把真挡住了。……文艺的表现是要让人懂得、领会、接受，佛说法，也是让你接受、领会，共同点在这，这种讲授的方式及我们的接受方式与西方不同。”
中华文化的“慧命”，就是通过曹雪芹和《 红楼梦 》，通过红学家周汝昌生动具体的“这一个”，通过他身上“学术成就”与“文采风流”的辩证统一，而得到体现，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
2005年7月5日于大连痴慧斋

附录一：传主与作者

作为本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周汝昌先生交往的史迹，本来分散在各章节中。编辑建议抽出来单列一章，以方便读者阅读。那就作为“附录”吧。
笔者属于插队知青那一代人，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是个高中学生，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辗转蹉跎，浪迹江湖，到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作毕业论文时，本来并没有要作《 红楼梦 》研究，由于1980年暑假写了一篇《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 后发表于香港《 抖擞 》学刊1981年第1期及1982年《〈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9辑 ），引发了探佚《 红楼 》的兴趣，又写了一篇《 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寄给了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80年10月31日赐函，予以热情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 石头记 〉探佚 》，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我第一本学术著作。自此以后，与周先生墨缘不断，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12月18日，笔者写了一首步《 红楼梦 》白海棠诗韵的七律寄奉周先生：
红海飞潜众妙门，觅来珍异贮金盆。
芹溪恨未窥新证，脂砚情多返旧魂。
探佚始知花有影，续貂焉得玉无痕？
缟仙有翼今宵去，立雪乞梅月不昏。
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又来信说让我用毛笔写成条幅寄给他，并且随信寄来一幅写在宣纸上的手书诗作，让我转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意思示范我如何写条幅。但笔者的书法没有功夫，最后只好恳请导师姚奠中先生代书，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附带一提，罗元贞（ 1906—1993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好诗词，曾给毛泽东寄信建议毛改《 长征 》诗中“金沙浪拍”为“金沙水拍”，获毛亲笔简短回信，但终因“组织反动诗社”被公安机关侦办而入狱。他出狱后素志不改，仍给全国认识不认识的“诗家”经常写信寄诗，他给周先生也寄过不少诗，并要求回赠，周先生大概一直未回，此次借机会手书答幅让笔者转也，所书内容即周先生颇为得意的那首“千年一见魏王才”七言律诗。记得送到罗教授家，罗先生看了后对我说周先生没有盖印，不很满意。
第一次见周先生，乃1981年夏秋之际去北京，专程到周府拜谒，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楚。1999年12月25日笔者写过三首诗，回顾最早两次拜谒周府的情况：
欲拜周公访路标，狞眉青面女官僚。
芳园幸会邓编委，指点前街杨柳飘。
注解：1981年余初谒周宅，不知确址，因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人事处询问。不意办公室之女干部态度甚恶劣，不仅不肯相告，且云这些人归我们管，不通过我们怎能私访云云。余又赴恭王府《〈 红楼梦 〉学刊 》编辑部，幸遇邓庆佑先生，相谈甚欢，始知周宅在南竹竿胡同某号。邓先生且送余出王府大门，为指明路向焉。
胡同轻叩竹竿南，想象潇湘凤尾间。
传语老周杂院坐，不知劫后正攻关。
注解：余入南竹竿胡同113号，见院中住户甚多，乃推一门而问，一中年男子出，貌状甚俗。闻余问周汝昌先生，乃指上厢房为老周家云云。余见周先生正于廊下负暄执卷坐读也。
京华半月戏研班，心证怡红去又还。
求得法书归镇宅，双星犹唱奈何天。
注解：1984年再谒周府，取回电视剧《 红楼梦 》八十回后打印脚本及周手书条幅一卷，所书者乃去年《〈 石头记 〉探佚 》问世后先生赋七绝句其中之两首也。诗末句谓北京昆曲研究院为戏曲研讨班演出新改编之昆剧《 长生殿 》。曹雪芹创作小说深受《 长生殿 》之影响，余探佚考论贾芸、小红即所谓“双星”，证合宝玉、湘云劫后姻缘，乃化用《 长生殿 》末回“重圆”中牛郎织女证合唐明皇、杨玉环情缘之情节，此亦大巧合事也。
第一次去周先生家，周家刚搬迁入南竹竿胡同不久，这是周先生一生搬迁几次中最惬意的一处住宅，是夏衍住过的房子。我至今清楚记得，时间已到午后，周先生坐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门外花廊下，坐着凿花雕空的仿古式高瓷凳，旁边是瓷桌，手执一卷线装书，正凝神阅读，那形象颇有一点古代书生的风范。
笔者生性比较拘谨，初见周先生当然也是“执弟子礼”的，不可能过分“脱略形迹”，记得带了一瓶山西的酒去。这第一次面谒，印象最深的一是周先生对笔者当时的导师姚奠中先生的胸襟阔朗、有容乃大深表敬佩。因为那时周先生已经看了我寄去的姚先生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姚先生在这篇“前言”中开头就说“我不喜欢《 红楼梦 》……”却对拙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周先生鼓励说要坚信探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深入搞下去，并说：“这是可以不朽的！”那种情不自禁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不过这也反映了周先生对自己红学体系的高度自信。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本来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应该说周先生也是深受这种传统意念影响的。“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大罪状，就是引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如果要“抓小辫子”，周先生说的这句话可是够典型的。
在周先生赴苏联访问前数月，即1984年7月21日至8月6日，笔者从山西大学去北京参加中国古典戏曲研讨班的学习。那个时期，大家还真有点一心追求学术的气氛，像这么长时间的学术研讨班，现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去北京学习，时间又较长，当然要去拜访周先生了。时间是7月22日，也就是到北京后的第二天。那天在周先生家主要的谈论话题是探佚方面的内容。讨论八十回后佚稿中贾家败落有朝廷政治斗争的背景，是“王爷一级”的争斗，即北静王和忠顺王的争锋影响了贾家的命运，周先生说贾宝玉的几个朋友柳湘莲、冯紫英、蒋玉菡都值得研究，同时强调要多了解清代历史。那时上海的徐恭时（ 1916—1998 ）先生也发表探佚文章，周先生认为徐先生用功很勤，但拘泥于情节、细节猜测，站得不高，缺乏更宏广的眼光 ——对曹雪芹精神境界的理解，周先生说：“这是批评朋友了。但不要做另一个徐恭时。”
这是笔者第三次见周先生了。此前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的讨论会，笔者已经参加，自然见到了周先生。那一次参观大行宫小学——曹家西园遗址，宋谋瑒先生在现场拾了一块老砖给周先生带回了北京，周、宋两先生都写了诗，记得周先生有一句诗是“残砖一片君能惠”。会议结束后我也写了一组七言绝句寄给周先生，其中两句是“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1984年7月22日去周家时，我预先在街上买了一整张宣纸，请周先生赐写一张条幅，内容即从周先生贺《〈 石头记 〉探佚 》出版而写的七首绝句中选。周先生想了想，对我说，可以写两首，问我写哪两首。我回答说写第二首和第六首，并拿钢笔默写到纸上，因为周先生写诗自己一般不留底稿。我之所以选第二首和第六首，是觉得第二首是对自己的“评价”，而第六首是体现做学问的“品格”。如果两首都选谬赞的诗句，其实不一定合适。
那时电视剧《 红楼梦 》的剧本已经有了第三次的修改稿，我也正在写《 被迷失的世界——〈 红楼梦 〉佚话 》（ 1987年1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稿，其实就是为电视剧八十回后依据探佚思路改编作理论阐释。因此我向周先生借来了八十回后剧情的几册脚本作参考。那时候周岭（ 1949年生 ）负责写八十回后剧本，他很尊重周先生，每一稿都送给周先生请提意见。8月2日去周府，周先生给电视剧演员们讲课去了，不在家，只是从他女儿（ 可能是伦苓 ）手中接了条幅和剧本后就出来了。
1983年7月4日，笔者写成了一篇长论文《〈 红楼梦 〉·悲剧观·国民性 》，这是准备提交将于11月23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来改题为《〈 红楼梦 〉的两种悲剧观 》收入1992年版的《〈 石头记 〉探佚 》。论文本来已打印提交会议，但周先生回京后来信说从南京寄回北京的邮包出了问题，故又重寄了一份打印本去。周先生读了论文后于1984年2月4日回了一封信。在周先生给笔者的一百多封信中，这封信颇有代表性，全璧录次：
今早接来札（并打印本），今下午适复奉到奠中先生朵云（过去对书信的雅称——引者），因而终日欣喜。——欣喜之中又有感慨叹息。大约这就叫“病态”吧？
我今日原是到一处饭店开《红楼》学刊之编委会，因身体未全复，发完了言也不愿去享大餐，就告辞回“府”了。加上下午会客人费精神……但还不顾疲乏地、艰难地阅读了你的论文。这是傻事，也是痴情。平生不自“爱惜”精力，不知“保养”如此。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原信此处空格是讲礼貌——引者）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俟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奠中先生惠札一纸，语不多，词翰极不凡，使我倾倒。一位老教育家，一生精力付与作育人材，这是最大的贡献！又何必“著作等身”始为有其“学术贡献”乎！我向他老表示甚深之敬意。我盼望今年政协会上再与他把臂快谭一切。
汉中师院学报之拙文（好像是题作“红楼别境纪真芹”）兄已寓目乎？有何意见？
耑此拜启，灯下以点画字，不尽。祝
春吉！
周汝昌
甲子正月
84?郾2?郾24夜
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在第一个“比较”上面和第二个“比较”下面又添写“对比”。——引者）
临缄又及
笔者之所以说这封信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
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
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
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
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
一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二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4月10日笔者又收到周先生于“甲子三月初八夜”写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悲剧那篇文章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既懂得理论重要，又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橱”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串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但这实在是为上智的人说法，不要说下智者麻木迟钝不知所云，就是中智者恐怕也会感到难得其门而入吧？这也就注定了周先生一生都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
周先生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后，笔者于1990年阴历除夕写成一篇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题为《 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后发表于1990年第8期《 读书 》，收入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就主要讲了周先生被称为“考证派”实际上是“文化思想派”的历史误会。对这本书的上、中、下三编分别作了评述，指出“性质何属”即“自传说”、“核心何在”即“《 红楼梦 》的思想性”、“整体何似”即“探佚学”，最后归结道：“诗人之心—— 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不解之缘上。……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缘分’。”指出周先生说“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联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周先生读了这篇书评后十分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透彻地点明了他从事《 红楼梦 》研究的“本质”和“关键”所在。笔者于1990年2月4日收到周先生于“庚午”写的一封不短的信，摘引前面几段：
立春大节之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恙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奠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
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
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这封信中，除表达获“知音”、“知赏”之乐外，仍然是流露周先生治学注重“活”、“悟性”、“文、史、哲会通”的一贯宗旨。欣赏文章篇幅短而内涵深远的概括力，“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的灵活性，能三言五语说到“点子上”的“片言居要”之功夫。
信外另附一纸，是一首诗：
己巳守岁之宵，而归智为文以弘拙著。既读竟作札，临缄复成五言，时正立春，因写寄焉：
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
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
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
讵闻财为匮，长叹睿灵贫。
庚午立春之刻拜草
1999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周先生选编一本1949年以后的红学文选，作为丛书“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之一。开始策划的篇幅很大，周先生艰于目力，乃给笔者来信，要我帮助粗选一下篇目。笔者遵命，即翻检书刊，分门别类，列了一个很长的篇目单子寄去，周先生很高兴，回信说“不致曳白矣”。后来这本书搁置了很长时日，最后将原计划的三大卷选本缩减为四十三万四千字的一册，即2003年3月出版的《 红楼鞭影：中国当代〈 红楼梦 〉研究 》。缩编篇目的取舍也并没有通过周先生，结果笔者自选的两篇也被拿掉。周先生拿到样书后，赶紧来信解释，说明经过，探佚方面的文章就留了赵卫邦、蔡义江和徐恭时的各一篇，徐恭时先生已经过世，没有出过书，就让给徐先生吧。笔者对这些事本来不太在意，就回信说这样也好，可免去选本之“周派”嫌疑也。周先生乃回信说：“弟文遭删，不以为意，反有妙论。是极，是极。真高见也。其实我亦不暇计‘口实’，选得再‘公’，其骂声之奉也不会惠免。我对某界人早已‘哀莫大于心死’。亦一笑！”（ 2003年7月19日邮戳 ）不过，这册《 红楼鞭影 》前边有周先生写的一篇很长的“导读”，共十七个小标题，其实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对红学的看法，别处还是不多见的。
20世纪80、90年代，笔者还属于为“成才”而努力奋斗的阶段。那时对周先生的来信，笔者的回信有些“放不开”，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简单答复，除了少数几封，真正敞开心怀的交谈其实不多。所以比起周先生的来信，回信大为逊色。这当然既与笔者的个性有关，也和那时的情境处境有关，是不必为外人道的。周先生赐下的诗篇，我所和作的也不多。进入21世纪，诸多世缘渐了，似乎也有点老境将至、“心态颇改”的味道，好像诗情诗思也“回光返照”，吟咏增多起来。周先生过去的赠诗，乃有“补和”的兴致。如1994年周先生赠有一首五古，笔者于2001年12月补作了一首唱和之作。今将两诗录下：
周汝昌1994年诗
古人喻知己，拟弦曰知音。
岂在誉浮词，一矢破核心。
谓我和者寡，孤独之情深。
芹传得新评，椽笔肆漓淋。
恐惊俗世目，疑谀为市金。
良桐有时爨，尾焦幸犹琴。
雪芹孰能传，惭汗长在襟。
获知一为足，有喧亦有喑。
讵关一小我，感慨彻古今。
览文书短句，君或发长吟。
步周玉言先生1994年惠赐五古原韵:
高山听流水，昔人喻知音。
师友隔天涯，慧缘在赏心。
绰约海棠韵，两赋旨言深。
回首五十载，几度风雨淋？
牛棚积谗毁，名利能烁金。
衷怀坚素志，幽室独抱琴。
扶掖后来者，无私敞虚襟。
岂谋结宗派，殷忧万马喑。
火传薪尽处，扬古亦酌今。
采芹二三子，时发龙凤吟。
笔者赋赠周先生的诗，除传记中已引录者外，还有两三首周先生特别欣赏。笔者为《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撰书评，2000年6月6日《中国文化报》予以发表，周先生寄来一诗：
归智《 读〈 曹雪芹传 〉》见报书
（2000年6月7日）
死潭投石漫萦怀，健笔佳辰得眼开。
流水高山重叹惜，行云走月一徘徊。
诸芳语痛三春尽，两赋思深百代才。
独上层楼万灯火，颂君新句动微哀。
笔者乃于2000年6月30日有唱和之作：
和周玉言先生赠诗
新证横空骋壮怀，孤明襟抱海棠开。
压城云重添痴味，枕阁霞飞染砚斋。
斯室弥馨萦入梦，其人如玉痛怜才。
沁芳一脉听流水，独上层楼未可哀。
周先生阅后来信大赞：“诗函昨到，和韵之篇极佳。‘孤明襟抱海棠开’之句尤奇！馀亦工力悉敌，情辞兼至也。此种咏题自然为一‘空前’，可不论，至于后来，吾不敢知，唯见当代人能出此者亦不可得第二家也。”信尾又附加一笔：“斯室其人一联甚佳。”（ “庚·六·七夜”信，2000年7月9日邮戳 ）海棠是史湘云的象征花卉，枕霞旧友是她的别号，而周先生说史湘云的原型是脂砚斋，沁芳泉是大观园的“总钥匙”，《〈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中有一节论贾宝玉即云“其人如玉”——本从《 诗经 》篇中句化来。
另一首是2000年12月20日写的向周先生恭贺新春的诗，写在贺年片上寄去：
新千年将至奉赠周玉言先生
红坛谁弄百年潮？一缕心音韵未消。
王蔡胡俞输鲁史，李蓝何蒋混曹貂。
集成新证潜龙啸，质本真诗大吕敲。
探佚鸿蒙标国学，风流文采自天骄。
周先生于“庚腊除二夜”来信说：“这七律数句而已，然竟涵盖了一部‘红学史’，大奇！”并附有“庚辰冬至后”一首唱和之作：
归智赠新句奇绝喜而步韵难报佳音也
冬深暖句压寒潮，雪气宁随岁序消？
四杰多讥明自异，八仙过海暗争高。
逢人说项霞边指，为我成文月下敲。
天壤痴如君亦少，拙生得友向渠骄。
（ 注解：拙句原为“李蓝何蒋混曹高”，故周颔联为“高”韵。 ）
于“庚腊十二”，周先生又写来一首，可见其兴致极高也。（ 2002年“元旦之夕”还来信说：“去岁过年收小座历有七律诗使我一整年欢喜不置。” ）：
再和归智
感暮怀人绪若潮，积思新雪两难消。
绛芸书罢晴雯喜，青埂镌成宝玉高。
探佚心通闻感召，传诗字好悟推敲。
相逢明日还相说，万古芹脂为圣骄。
笔者这首引起周先生一再唱和的诗，其学术内涵已在《 独上红楼 》之《 再看一位红学大师 》一章中作过阐释。周先生与笔者的交谊，用刘心武先生的话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只因为“志同道合”，故二十余年因缘不断。大约彼此的气质倾向与思维方式有相近之处，故学术见解每每相合，当然也并非没有个别观点上的不同意见，那就如周先生赠诗中所云“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笔者从周先生获得的指点、教益，自是数不胜数，而感受最深的，则是周先生那种悟性主导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这一点，读周先生的著作会有感觉，但还不像亲聆馨颏时更体会深切。笔者与周先生面谈的机会也没有几次，但每次聆教后，都如嚼橄榄，余味无穷，曾与内子感慨不已。
周先生为笔者的几种著作写过序或书评。其中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那篇序更具有深远的红学史意义，在传记的有关章节中已经作过回顾。而周先生的大著，笔者也往往写书评推介，到了新世纪，更为周先生的《 红楼小讲 》、《 文采风流曹雪芹 》、珍藏本《〈 红楼梦 〉新证 》和《 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的魅力 》撰写序言。2004年，笔者的“红学三书”将要付梓，周先生又为其中的《 红楼赏诗 》和《 独上红楼 》各题诗二首，此时周先生的视力已近乎全盲，挥翰走笔已成难事，但仍然勉力将为二书所题之诗作各一首用毛笔书成，深情高谊，让人感动不已。待三书出版，周先生接到样书后，立即于2005年3月27日电传短简，评曰：“此三书：囊括三才，网罗万象，思力之深透，功夫之沉雄，当世无人能望项背。洵红学之北曜，而文史之南针也。装帧亦清雅大方，欢喜无量。先以数行为贺，不尽所怀。”后来，周先生又特别写了《 “独上红楼九面风”为君讲红学 》的书评（《 中国图书评论 》2005年第11期及《 古籍新书报 》2005年12月28日 ），对《 独上红楼 》给予崇高评价。
周先生赠笔者的诗有许多首。拙著《〈 石头记 〉探佚 》1992年10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了增订版后，他于1993年3月8日夜写的那一首七律是颇耐人寻味的：
身到红楼第几层？危栏迢逓石嶒。
诸方振铎仍须士，独夜传衣转慕僧。
腐鼠尚劳甘惠施，鸣鸾谁识晓孙登。
遥知辛苦十年事，听尽啼鸦睡未曾？
2003年12月26日，笔者曾赋《 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暨红学一百年感赋 》，也可以看作是从红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周先生的一种观照吧：
文采风流劫运生，神州芒种降华星。
悠悠二百春秋后，半部奇书倍耀明。
论评索隐翻考证，王蔡胡俞纷争胜。
发慧燃犀数迅翁，后来周老痴入境。
零落诸钗象沁芳，怡红快绿两英皇。
意淫浊玉三王号，对称荣衰百八章。
真假梦分貂狗辨，超庸味异腐鼠香。
探佚学通新国学，壮怀激烈奏宫商。
意在高山意流水，晚有弟子传芬芳。
沉冤亘古幸昭雪，鹤影深宵渡寒塘。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注：
1. 题目：以王国维1904年发表《〈 红楼梦 〉评论 》为红学揭幕之时。
2. 首联：曹雪芹为“文采风流第一人”，《 红楼梦 》为“文采风流第一书”，见予撰《〈 红楼小讲 〉序 》。周汝昌谓曹雪芹生于芒种节，亦小说中贾宝玉生日也。
3. 王蔡胡俞：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
4. 迅翁句：早期红学研究评论唯鲁迅于《 红楼梦 》之“思想性”能升堂，入室则待探佚学出也。周老：周汝昌。
5. 大观园中“沁芳”溪乃众女儿“花落水流红”命运之象征。怡红院中蕉棠两植影射林黛玉、史湘云，而黛玉别号潇湘妃子，与史湘云之“湘”暗含娥皇、女英共嫁大舜而成贾宝玉两“湘妃”之隐喻也。
6. 贾宝玉《 芙蓉女儿诔 》有“怡红院浊玉”之自称，又宝玉有“三王号”：绛洞花王、混世魔王、遮天大王。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原著共一百零八回，前五十四回写盛，后五十四回写衰。
7. 原著与续书“两种《 红楼梦 》”优劣真伪之争论乃红学中最关纽之问题。
8. 周汝昌1981年为予著《〈 石头记 〉探佚 》撰序中提出“探佚学”概念，1999年答龙协涛访谈时又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之论。
9. 胡风晚年云要为曹雪芹、鲁迅、路翎之千古奇冤得昭雪而尽全力。史湘云中秋联句有“寒塘渡鹤影”，乃史湘云命运象征，而史湘云之结局实红学探佚之“大过节、大关键”也。
10. 末联：白傅，白居易。这两句是曹雪芹除《 红楼梦 》外留存于世的一联残句。此借以喻曹雪芹也。

附录二：周汝昌学术年表

周伦玲/编写
1918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咸水沽。
1935年　17岁
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并开始学术活动。第一篇读词杂记《 杂俎 》连续发表在《 南开高中 》。
1936年　18岁
散文《 无题 》发表在《 南开高中 》。
1937年　19岁
汉译林语堂英文《 白日梦 》，发表于《 南开高中 》。
1941年—1947年与顾随先生书信往来与诗词唱和。
1947年　29岁
于燕大图书馆发现《 懋斋诗钞·东皋集 》，发现咏曹雪芹诗六首，撰写《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发表于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
《 〈 红楼梦 〉新证 》（ 初名《 红楼家世 》《 证〈 石头记 〉 》 ）开始创稿。
以离骚体汉译英国诗人雪莱的《 西风颂 》。
英译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 》。
英译《 二十四诗品 》。
1948年　30岁
《 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 》，发表于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
与胡适先生书信往来，并借来甲戌本，与其四哥萌生写石头记三真本文章。
《 〈 红楼梦 〉的考证方法 》发表于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
7月开始撰写《 〈 红楼梦 〉新证 》（ 原名《 红楼家世 》 ），10月主体定稿。
1949年　31岁
《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发表。
1950年　32岁
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毕业论文：
“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刊载于1950年第九卷《 Studia Serica 》。
Lieh Tze ofBuddhist Sutra 《 列子与佛经之关系（ 译文 ）》刊载于1950年第九卷《 Studia Serica 》（ 原著者为北京大学季羡林 ）。
考取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
1951年　33岁
被成都华西大学聘为外文系讲师。
1952年　34岁
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毕业论文：《 宋词语言的研究 》。
《 楚辞中的“予” 》收入文怀沙《 屈原〈 九歌 〉今译 》。
1953年　35岁
《 〈 红楼梦 〉新证 》出版。
1954年　36岁
中宣部调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
1955年　37岁
校订新版《 三国演义 》、《 红楼梦 》。
1959年　41岁
选注《 范成大诗选 》出版。
1962年　44岁
选注《 白居易诗选 》出版。
选注《 杨万里选集 》出版。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发表。
赴天津文联演讲《 红楼梦 》。
《 曹雪芹卒年辩 》发表。
《 唐宋传奇选·序 》写讫。
1963年　45岁
参加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活动。
《 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本义辨 》发表。
《 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 》发表。
1964年　46岁
《 曹雪芹 》出版。
1970年　52岁
试补曹雪芹遗句。
1974年　56岁
《 〈 红楼梦 〉新证 》进行增订工作。
1976年　58岁
《 〈 红楼梦 〉新证 》增订本出版。
1980年　62岁
《 曹雪芹小传 》出版。
《 恭王府考 》出版。
《 书法艺术答问 》出版。
《 〈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写讫。
出席在美国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
1981年　63岁
《 兰亭综考 》发表。
《 说“遒媚” 》发表。
《 〈　文心雕龙·原道　〉篇的几个问题 》发表。
出席济南市红学盛会。
1982年　64岁
读胡风《 〈 石头记 〉交响曲序 》感赋长句。
出席上海红学大会。
出席河北省中国古代文化讲习所研讨会。
1983年　65岁
《〈　文心雕龙·隐秀　〉篇旧疑新议 》发表。
出席南京红学大会。
1984年　66岁
《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发表。
出席湖南韵文大会。
赴苏联考察《 石头记 》古钞珍本。
1985年　67岁
《 献芹集 》出版。
《 〈 石头记 〉鉴真 》出版。
出席贵州省红学大会。
1986年　68岁
《 曹雪芹独特的结构学 》发表。
出席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
1986年—1987年
获鲁斯基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一年。
撰成《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一书。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讲学。
出席纽约亚美文化协会夏令营讨论会。
1987年　69岁
《 诗词赏会 》出版。
主编《 〈 红楼梦 〉词典 》出版。
1988年　70岁
《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序 》发表。
作《 燕市悲歌 》大鼓词。
1989年　71岁
《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
《 〈 红楼梦 〉的历程 》出版。
1991年　73岁
《 中华文化精义的脉络 》发表。
《 大观园的情思 》发表。
与杨向奎、管桦通信讨论曹雪芹祖籍在丰润问题。
与刘心武通信讨论红楼梦问题。
1992年　74岁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出版。
《 曹雪芹新传 》出版。
《 满学与红学 》发表。
《 〈 红楼梦 〉研究中的一大问题 》发表。
出席曹雪芹祖籍在丰润研讨会。
为外国使节演讲《 红楼梦 》。
参加国际书法研讨大会。
1993年　75岁
《 汉字繁简之思 》发表。
为北京国际协会演讲《 红楼梦 》。
为联合国开发署演讲《 红楼梦 》。
1994年　76岁
《 从易经到 〈 红楼梦 〉 》发表。
出席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研讨会。
1995年　77岁
《 红楼艺术 》出版。
《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出版。
《 曹雪芹〈 红楼梦 〉之文化位置 》发表。
《 还“红学”以“学” 》发表。
《 〈 红楼梦 〉笔法结构新思议 》发表。
1996年　78岁
《 曹雪芹生卒考实与阐微 》发表。
《 从“三曹”到雪芹 》发表。
《 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 》发表。
1997年　79岁
《 岁华晴影 》出版。
作《 香港回归诗 》。
1998年　80岁
《 胭脂米传奇 》出版。
《 砚霓小集 》出版。
《 周汝昌红学精品集 》出版。
《 红楼真本 》出版。
统战部发贺函，高度评价对红学作出的贡献。
1999年　81岁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 》出版。
《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出版。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出版。
为北大学生作《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演讲。
《 〈 红楼梦 〉新证 》荣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00年　82岁
《 脂雪轩笔语 》出版。
《 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 》出版。
2001年　83岁
《 京华北斗 》出版。
《 天·地·人·我 》出版。
《 红学文献学 》发表。
出席曹雪芹祖籍在铁岭研讨会。
在国家图书馆分馆演讲《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在中国文学馆演讲《 〈 红楼梦 〉中的人物描写 》。
2002年　84岁
《 红楼小讲 》出版。
《 永字八法 》出版。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 唐宋诗词欣赏 》。
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 红楼梦 》。
为北京玻璃有限公司职工演讲《 红楼梦 》。
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演讲《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在现代文学馆演讲《 〈 红楼梦 〉艺术的个性 》。
2003年　85岁
《 红楼夺目红 》出版。
《 红楼家世 》出版。
《 文采风流今尚存 》——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发表。
《 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 》发表。
《 评北京师范大学藏〈 石头记 〉抄本 》发表。
《 中华汉字书法源流与字出现的意义 》发表。
在大观园演讲《 曹雪芹为何写女儿 》。
在现代文学馆演讲《 曹雪芹其人其事 》。
在现代文学馆演讲《 讲红答疑 》。
2004年　86岁
《 文采风流曹雪芹 》出版。
《 周汝昌点评 〈 红楼梦 〉 》出版。
《 曹雪芹画传 》出版。
《 石头记会真 》出版。
《 诗红墨翠 》出版。
《 红楼梦 》周汝昌精校本出版。
为清·孙温绘《 红楼梦 》画册配写诗词238首。
出席2004文化高峰论坛会议。
为中央电视大学演讲《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为河北电视台读书节目介绍《 红楼夺目红 》。
为中央电视冶10台《 百家讲坛 》演讲《 红楼梦 》。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演讲《 张爱玲 》。
2005年　87岁
《 红楼十二层 》出版。
《 周汝昌梦解红楼 》出版。
《 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 》出版。
《 定是红楼梦里人 》出版。
《 和贾宝玉对话 》出版。
《 我与胡适先生 》出版。
《 红楼真梦 》出版。
《 红楼无限情 》出版。
《 神州自有连城璧 》出版。

鸣谢
在写作此传的过程中，除了周汝昌先生本人和他的家人亲属外，尚有多位或提供材料，或提示线索，他们的贡献已经都体现在传记之中，谨再次鸣谢！他们是：黄裳、石建国、张秉旺、侯廷臻、严中、宋健、晁继周、刘心武、黎丁、王畅、乔福锦。郦曼茵女士阅读了全部电子文稿，校出了若干错别字。马晴川代为寻觅并复印一份资料。漓江出版社的刘文莉女士和汪正球先生首倡此事并策划出版，责任编辑刘春荣先生仔细审读文稿，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一并鸣谢！
① 吴组缃，1908年生，1994年卒，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一任中国红学会会长。
② 胡小伟，1945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③ 冯其庸，1924年生，原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师，调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任所长，1985年10月后为中国红学会会长。
④ 路云亭，1963年生，现为江南大学副教授。
⑤ 安裴智，1967年生，现为《 深圳日报 》编辑。
① 笔者的这部著作是当年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开始由二十四篇文章组成，总题目原来写作“《 石头记 》考佚”，后来导师姚奠中先生说，“考佚”不如“探佚”，因为“探”的伸缩性更大，更能体现这项研究的特点。这其实也就是笔者后来进一步论述的，“探佚”不仅仅是刻板的考证，而且还有对曹雪芹整体艺术构思的体会悟解，即“探佚的本质是美学”。
① 周雷，1938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① 唐德刚，1920年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
① 王长生，1945年生，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学会会员。
① 宋淇，1919年生，1996年卒，原名宋奇，笔名林以亮。
① 余英时，1930年生，时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① 蔡义江，1934年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① 欧阳健，1941年生，《 明清小说研究 》原主编之一。
① 张国光，约生于1934年，湖北大学教授。
② 杨向奎，1910年生，2000年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吴小如，1922年生，北京大学教授。
① 顾士敏，1946年生，现为云南大学教授。
① 李奉佐，1941年生，辽宁省铁岭市博物馆馆长。
② 李广柏，1938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① 王畅，1939年生，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① 胥惠民，1940年生，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② 贾穗，1951年生，1998年卒，供职于苏州市文化局。
① 朱一玄，1912年生，南开大学教授。
① 杨乃济，1934年生，高级建筑师，北京大观园策划设计人。
① 王蒙，1934年生，作家，亦有红学研究著作数种。
① 周颖，1979年生，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乃周祜昌长子之长女。
① 侯廷臻，1942年生，原供职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党史办。
① 宋广波，1970年生，供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① 乔福锦，1956年生，河北邢台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① 刘巍，1971年生，北方昆曲剧院演员，艺名旌桓。
① 白盾，1922年生，原名吴文慧，黄山学院教授。
① 苗怀明，1968年生，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副教授。
① 陈福康，1950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中国文史研究员。
② 崔自默，1967年生，艺术史学博士。
① 福蜀涛，1952年生，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主办《 海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