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

《彼得大帝传略》帕普连科
彼得大帝传略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克里姆林宫内圣母升天大教堂上的巨钟铛铛响起，打破京城清晨的寂静。随即莫斯科各教堂和修道院的几百口大钟也响了起来。这一天是1672年 5月30日，欢快的钟鸣此起彼伏，庄严的祈祷声不绝于耳，——这种传统方式表明皇室一位太子降生了。这一天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大喜之日。

　　新生儿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所以因为皇族又添丁进口而满心欢喜，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原来沙皇前头一位后妃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米洛斯拉夫斯卡娅虽说子女不少，但令人不解的是，其中女娃儿个个长得结实健壮，男孩却一个个屠弱多病。五个儿子中三个早夭。长子费多尔1672年满十岁，可是双脚浮肿，难以举步，总得有几个医生守护左右，而且在内室和寝官里还有些医术蹩脚的女巫医寸步不离地护理他。当时的医学家们认为，他得的是“坏血症”。次子伊万体质也很差，双眼近视几近失明，尽管已经快六岁了，但反应迟钝，口齿不清，智力远逊于同龄儿。沙皇权当没有这个孩子一般。

　　沙皇四十二岁上丧偶，再婚时娶了年轻健美的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纳雷什金娜为后。这位续娶的皇后二十一岁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彼得。

　　彼得的教育是按历来老规矩进行的。五岁以前，他受到众多女人如接生婆、乳母、保姆，以及其他女仆的监护。据同时代人证实说：“哺育王子或公主，是从各级官吏的妻室中挑选那些性情温良、端庄正派、乳汁甜美、身体健康的女人来当乳娘。彼得有两个乳母，所以他很晚才断奶。”

　　在彼得还不满四周岁的时候，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淬然病逝。父王的逝世倒并没有使幼年王子的生活受到多大影响，但母后的处境却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1676年费多尔即位，确切说，他是受领主们的摆布，被硬捧上沙皇宝座的。领主们当即对他宣誓效忠。

　　过去由于一家之主健在，继母与沙皇前妻那些子女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缓和的；如今，这种关系再也控制不住，很快就表面化了。在被贬出宫的大臣中，有一些人跟纳塔利娅·纳雷什金娜皇后过从甚密，尤其是她的师傅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他是前政府的首席大臣，也是皇后在沙皇归天以后最亲密的顾问。一开始，他体面地被流放到维尔霍图里那市, 随后便被监禁在普斯托泽尔斯克。受到株连的还有纳塔利娅的近亲——她的哥哥伊万·基里洛维奇，也被逐出了莫斯科。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人把持了政府里的要津。

　　1682年 4月末,多病的费多尔去世，时年二十,没有留下子息。这样一来，继承皇位者要么是伊万，要么是彼得，一俟费多尔驾崩，在两个未成年的王子背后马上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以领主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为首的先皇阿列克谢前皇后所有外戚都拥立伊万王子为王位继承人。该集团的核心人物索菲娅公主，是个聪颖，好弄权势，精力异常充沛的女人，她本人正暗中觊觎皇位。站在彼得王子这一边的全是纳雷什金家族的人，这批人当中没有哪个有权有势。

　　从表面上看，继承皇位的优势在伊万王子一方，因为两个继承人中他居长。然而，根据受到某些领主拥戴的大主教的提议，十岁的彼得王子被拥立为沙皇。这样，依照惯例他的母亲纳塔利娅皇后理所当然地成了摄政者。据同时代人证实，她是一个“为人热诚，心地慈祥，持政不勤而又碌碌无为的女流之辈。”上述同时代人就是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库拉金公爵。库拉金行伍出身，曾在波原塔瓦近郊的大会战中指挥过谢苗诺夫近卫军团。后因健康状况不佳，转而从事外交工作。

　　库拉金基本上赞同彼得的活动，但有若干保留。这位盛气凌人的贵族看不惯沙皇彼得的行为举止，对沙皇的民主倾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持批判态度。

　　政治上不会搞勾心斗角那一套的纳塔利娅皇后以及她那些软弱无能的亲戚，没有把政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也没有组织起一个能令行禁止的政府。皇后迫不及待地把领主马特维耶夫从流放地召回京都，决心依靠他来辅弼朝政。在他从普斯托泽尔斯克赶回京都时，按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精确说法，纳雷什金家族的对头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索菲娅公主已“决定起事”。他们准备在这场夺权之战中动用射击军。需要指出的是，射击军跟米洛斯拉夫斯基和纳雷什金两家族的利益毫不相干，正如敌对双方跟射击军的利益毫不相干一样。

　　1682年 4月30日，即沙皇费多尔薨后三夭，射击军进宫请愿，要求惩罚那些不得人心的指挥官。纳塔利娅皇后未及全面考虑就接受了这批人的最后通牒，把十六名射击军部队的指挥官撤了职，并处以苔刑。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终于如愿以偿，把射击军忿忿不平之气引到自己政敌的身上。在射击军中流传着从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索菲娅公主那里放出的风，说什么纳雷什金家族“干掉了”，也就是说杀死了伊万王子。射击军还得到了一纸名单，上面载明哪些领主应予处死。

　　射击军在消灭了纳雷什金家族的众多死党之后提出要求，让彼得和伊万弟兄俩一起称帝。但几天之后，射击军又节外生枝，他们要求：两个儿皇帝在位期间，把治国大权拱手让给素菲娅公主。

　　从此开始了索菲娅公主为期七年的统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成为政府首脑，他是索菲娅的宠臣，在同时代人里以博闻强识和精通多种外语而引人瞩目。

　　……这七年的岁月彼得是怎样度过的呢？他和母后纳塔利娅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沃罗比耶沃村、科洛缅斯科耶村和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等处先后住过。在宫廷里，象伊万一样，彼得只是充当装磺门面的角色：他参加宗教仪式，随宫廷人员去莫斯科市内和郊外的修道院作祈祷，接见外国使节。为这共同称帝的一双兄弟特别安放一把双人宝座，女摄政则躲在背后, 悄悄提示他们在接见外国使节时应该如何举手投足。瑞典大使馆秘书于1683年描写过一次接见的情景：“在铺着土耳其地毯的接见厅里，在圣像下面的两把银交椅上坐着一对沙皇，他们身穿朝服，上面缀满闪闪发光的贵重宝石。为兄的帽子低得压着眉头，目光低垂，旁若无人，几乎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弟弟双目扫视众人，他面容开朗，容貌俊秀，每当臣下禀奏时，他身上便散发出一种青春的活力。”彼得对事事都很关心，加之生性好动，以至经常把循规蹈矩的领主们弄得窘相毕露。十一岁的彼得身材高大，从外貌和发育来看，就象是十六岁的大小伙子。彼得的性格特征是机智灵活、天真无邪而且好学成性。

　　在间或举行的乏味而又分外隆重的宗教仪式的空隙，彼得干些什么呢？他学习文化知识。他所受的教育，即或算不上贫乏，但也是至为简单的。

　　七岁过后，由大贵族罗季翁·马特维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来当他的老师。彼得识字大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1683年起，杜马书记尼基塔·佐托夫和阿方纳西·涅斯捷罗夫担任他的老师。这两个人都没有受过正经教育，至于饱学多识，更是谈不上。彼得的脑子灵，对各种各样深奥的科学道理一点就透，而老师本人只能教他读书、写信和背诵祈祷书上的某些译文，再就是讲授一些历史和地理方面的零星知识。在彼得受教育的年代，他甚至连十七世纪王子们通常应该学的课程也没有接触过。

　　但到了成年时期，他在历史学、地理学、炮兵学、筑城学和造船学方面却达到了高深的造诣。这一切都得力于他本人的天赋、孜孜不倦的求知欲，以及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然而作为一个沙皇，他不可能填补教育上所有的空白；事实上，一直到死他也没有掌握住正字法，致使他写过一些错字，这样的笔误连粗通文理的文牍人员都可以避免的。

　　彼得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匠人工具。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的时候，有人送他一些砌石、粗细木工和打铁用的家什。到了成年，彼得已经精通了多种手艺，少说也有十二种，尤其是木工活，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熟能生巧的程度。爱干体力活，这是彼得与他的先皇列祖的一个显著区别。

　　但最能使彼得着迷的还要算军事。这种兴趣是在儿时的嬉戏中养成的。随着年齿渐长，木大炮换成了军用大炮，还有真正的马刀、菱形矛、钺、火枪和手枪这样一些兵器。

　　然而，比起航海业和造船业来，这些在彼得心目中就排不上号了，彼得大帝自己承认，这种兴趣是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给他讲的一个故事勾起来的。故事讲，从前有“一件宝物，借它可以远涉到人迹难达之处”。还有一次，一个人指着一条破旧木船对他说，船可以逆风行驶。

　　当母后决定给彼得举行大婚的时候，他当时还不满十七岁。母后的用意是，早婚可望从根本上改变儿子的地位，同时也关系到她自己的处境。按照当时的风俗，少年一俟完婚：即为成年。这样，彼得就毋需再由姐姐素菲娅监护，他到了该由自己执掌大权的时候了，他应离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入主克里姆林官。

　　此外，母后指望完婚之后，儿子可以变得老成持重，眷恋家室，使他不再到外侨区东游西荡，能把正事抓起来。最后一点，给彼得匆匆完婚的目的是为了使彼得的子孙后代得福，因为伊万前此业已成婚，也在盼早生贵子。

　　纳塔利娅母后亲自为沙皇选中了一位为后妃——大美人叶芙多基娅·洛普希娜。据同时代人讲：“郡主美貌绝伦，但秀外而不慧中，而秉性和夫君迥然不同。”这位同时代人还指出：“他们琴瑟和谐，可惜这种爱情为时短暂，只不过一年光景。”很可能夫妻关系冷淡早已出现，因为婚后才一个月彼得就扔下皇妃，自己跑到佩列雅斯拉夫尔湖去玩他的航海游戏去了。

　　在外侨区，沙皇认识了酒商的女儿安娜·蒙斯。有人说这位“少女美而慧”，但也有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这个德国女子平平，他们之中孰是孰非，难以判断，但这个快乐、多情、机灵的安娜·蒙斯生性好动，总喜欢开开玩笑，跳跳舞，出口不俗，比起那位后妃来可说大相径庭。那个美人胎子，头发长，见识短，丈夫说一不二，满脑袋旧思想，终日愁眉不展。彼得更喜爱蒙斯，所以他一有空暇，就去找她的团伙。现在还保存着几封叶芙多基娅写给彼得的信，但未见彼得任何一封回信。1689年，当彼得来到佩列雅斯拉夫尔湖的时候，叶芙多基娅满怀柔情地向他请安：“敬叩陛下万福。愿吾王万岁。敬祈陛下屈尊就妾，幸勿延宕。托母后大福。臣妾生活如常。臣妾冬卡叩陈。”可是，她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关系行将破裂，故此，在另一封信里她才请求恩准前往和皇上会晤。还有两封信是叶芙多基娅在1694年写的，在其中一封信里流露出独守后宫的哀怨，因为她知道沙皇另有所宠，她已遭到了秋扇见捐的命运。这些信中已见不到“至爱”的称呼，字里行间她已不再掩饰她那强压着的怨艾之情。她称自己“是薄命的红颜”，恨自己连一个字的回音也没有收到过。叶芙多基娅在1690年生了一个皇子，取名阿列克谢，但他们的家庭关系却并未因此改善。

　　在索菲娅摄政的头几年，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的彼得离官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然而，随着彼得年龄的增长，这种关系中逐渐出现了敌对情绪。双方互相猜忌。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离宫对女摄政参加各种仪式庆典一事，并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689年7月8日，女摄政采取了一个挑衅性的行动，居然和两位沙皇并排棒着十字架圣像站在大教堂的宗教祭祀行列里。怒容满面的彼得对她说，作为一个女人，理应赶快走开，因为她的行为是对十字架的亵读。但公主却置之不理；彼得怒不可遏，当即飞身上马，驰往科洛缅斯科耶村，又从那里到了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在官方文件中提到这位女摄政用的是尊称“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陛下和大公”，彼得周围的人一见哗然。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皇后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懑：“她怎么竟敢把自己的名字和伟大的国君并列在一起？我们有人，他们不会对此不理的。”

　　如果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把索菲娅的举动看作是想自己立威正名，以便有朝一日发动官廷政变的话，那么克里姆林官方面也认为彼得不断增加游戏兵的数目并加强装备，同样是心怀叵测、以图不轨的。不过，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保存下来的文件并未提供肯定证据，说明彼得已权欲熏心，急于独揽政权。

　　至于索菲娅，恰恰相反，不能说她没有权力欲。在取得摄政地位，并已惯于发号施令之后，她正在一步步地预谋一场宫廷政变，好从彼得手里夺下王位继承权。

　　按时间来说，彼得和索菲娅最后一次公开反目发生在1689年 7月。这次冲突是由欢迎戈利岑从克里米亚远征归来的庆祝典礼而引起的。这次远征既未给士兵也未给他们的长官带来荣誉。然而索菲娅不惜对那些莫须有的战功予以嘉奖，并竭力笼络射击军，好使后者能在她与彼得眼看一触即发的冲突中站在她一边。

　　为了表示抗议，彼得拒绝参加好大喜功的庆祝活动。远征军首领和其他军事长官来到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竟然没有受到彼得的接见。索菲娅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她的直接挑衅。她向射击军呼吁：“你们认为我们是有所作为的吗？如果认为我们有所作为，就支持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让贤。”索菲娅用最后一句话强调出自己的宽洪大度。实际上，在克里姆林宫，正如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离宫一样，双方都在为最后的摊牌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象在其它紧张情势下常遇到的情况一样，恐惧与期望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而结局却不期而至。

　　8月7日夜间，克里姆林宫里响起一阵警报声，射击军拿起了武器，有人放出风来说，彼得的游戏兵已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开拔，正向莫斯科进发。莫斯科射击军中拥护彼得的那一派，在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就认为射击军是要进军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而不是保卫克里姆林宫。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彼得宫邸报信。结果警报原来是假的，但流言却引起了连锁反应。

　　人们叫醒彼得，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可以想象得出，彼得的脑海里闪过什么念头，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想到的是什么。七年前发生过的情景从眼前一一闪过，——激怒的武装人群，钺、开山斧、长矛，纳雷什金家族的追随者们被戳得浑身是窟窿的尸体。彼得预感到有生命之虞，于是出人意料地当机立断：逃跑。他急切地思考着，逃往何方？有人给他送来衣服、马鞍和坐骑。他在三个人的陪伴下走了一整夜，然后下令去谢尔基圣三一修道院；七年前索菲娅曾在它的高墙里逃过难。

　　彼得长大成人后，非常骁勇善战，曾多次出生入死，可是此时十六岁的他，抛下妻子和母亲，将自己的命运交付近臣贤士和游戏兵；然而无人守卫的谢尔基圣三一修道院却救不了他的御驾。经过长途疾驰，疲惫不堪的彼得于 8月 8日清晨来到修道院，他一头扑到床上，痛哭流涕地向大司祭讲述发生的事件，并请求保护。

　　翌日，游戏兵团的战士们和苏哈列夫团的射击军官兵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来到彼得这里。他母亲也来了。

　　克里姆林宫只是在 8月 9日才获悉彼得出逃的消息，—— 8号那天索菲娅和射击军一起朝圣去了。这消息引起人们的惊恐不安，但他们佯作镇静，想竭力掩饰。“简直是瞎胡闹，他愿意跑就让他跑去吧。”沙克洛维特说道。

　　索菲娅想和解了事，但未能奏效。为了息事宁人，一开始她派大主教约阿基姆到三一修道院去，但此人对彼得有好感，到达后就留在彼得手下了。“我派大主教去，”索菲娅把失败的给果告诉了射击军，“是为了与弟弟和解，可大主教到了那里就不回来了。”随后她亲自动身去修道院，但途中接到弟弟断然让她返回克里姆林宫的命令。

　　索菲娅仰仗的军事力量，一天天在瓦解。她和沙克洛维特已不能靠发号施令来控制那些兵团和射击军，因为他们不愿冒险同支持彼得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应彼得之召团队指挥官们率士兵和射击军去谢尔基圣三一修道院。在那里，射击军的长官向沙皇告发了由沙克洛维特召集的秘密会议和他准备发动宫廷政变的阴谋；紧接着提出引渡沙克洛维特的要求。

　　在对沙克洛维特进行侦查时，彼得从三一修道院致函哥哥伊万，说明应铲除索菲娅的决心：“皇兄陛下，吾兄弟业已长成，刻你我身侧仍有某无耻之尤越俎代庖，执掌我国家大权，视吾辈如同等闲，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封信导致宫廷斗争的结束，表明纳雷什金集团获胜；索菲娅被宣布是个“无耻之尤”，并于 9月末被监禁到新圣母修道院。痴呆的哥哥伊万被黜，实际上是政变的另一结果。尽管彼得在信中表示要尊兄“如父”，但彼得的亲信早已抓了实权。不仅在组成新政府之际，而且在以后的年月里，在1696年伊万逝世之前，凡事他们也不向他禀奏。他只在名义上履行沙皇的职责：接见外国使节，参加教堂仪式，所有官方文件还都有他签署的名字。

　　陆地战争游戏与水上游戏互相更替地吸引着彼得的兴致。1692年冬，沙皇经常到佩列雅斯拉夫尔湖去。他运去了大量食品和造船材料。彼得甚至亲自参加造船。他这样乐此不疲，以至政府最有威望的官员不得不前来促驾返京，因为波斯大使已到达首都履新，按外交礼节需要沙皇在克里姆林宫接见。

　　8月间，有几条船在佩列雅斯拉夫尔湖下水试航。由于水域所限，船只不能过大，而且只能曲折绕行。辽阔的海洋和真正的海船吸引着彼得。阿尔汉格尔斯克是当时俄国唯一的海港。1693年彼得在众多随员——领主、侍臣、御前大臣和四十名射击军的陪同下前往海港。在这里，彼得第一次看见了从英国、荷兰和德国来的海船，还有运来的呢绒、服饰用品和各色染料；另一些船只在等待装载制造桅墙的木材、皮革、皮衣、大麻、鱼子。彼得第一次乘小炔艇在海上作了短暂的游览。

　　1693年的海上之行带有勘查的性质。彼得已经想好，来年还要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为此决定要更加认真地进行准备。彼得指派督军费多尔·马特维那维奇·阿普拉克辛在驻地督造一条海船。

　　1694年 1月，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皇后归天。母后的死使彼得显出了两个性格特点：一是鄙视陈规陋习，一是宁肯独自一人去忍受伤亲之痛。 1月25日，在皇后弥留之际，儿子和她道别后，立即动身去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他在那里独自一人痛悼母后的逝世。安葬仪式他甚至也没有参加。可以猜测得出，彼得这种行为在莫斯科人心目中引起一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早些时候，他的七个月的次子亚历山大夭折时，他也没有去送葬。如果说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到场是为了冷落妻子并且有意怠慢她的亲朋好友的话，那么安葬母后他也不在那一定是另有原因的：他怕让人看出自己感情脆弱。母后入土后的第三天，他来到墓前，独自凭吊了一番。彼得曾向阿普拉克辛督军扼要而真切地叙述了他当时的悲痛心情。

　　在以前这些日子里，彼得既不出席领主杜马，也不去过问政事。国家事务都由他母亲和他本人周围的亲朋至友掌管。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整个十七世纪，在与沙皇共同建立丰功伟绩的战友中，往往是皇亲国戚身居要津。在罗曼诺夫一世——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时代，政府的实际首脑是贪权好势而又精力充沛的皇父菲拉列特大主教。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最初是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莫罗佐夫，他是沙皇的老师、“老人家”，是靠和沙皇的小姨子联姻才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后来，莫罗佐夫失势，由沙皇前妻的亲戚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来操持国政。少年彼得登位，政府的实际首脑是他母亲的娘家人——纳雷什金家族，而在婚后，是他与之联姻的新姓氏的代表——洛普欣家族。

　　他们的同龄人，即那些和沙皇一起长大，一起受教育的人，成了沙皇近臣的另一个来源。姓氏显赫的后生子们列入皇储的亲信的名册。皇储曾和他们一起玩耍、学习，他们给他当恃从。他同其中一些人建文了一种莫逆之交，这种关系甚至一直维系到皇储登上沙皇宝座以后。这些“后生”的贵族身份，以及他们和帝位继承者的密切关系，保障了他们日后的宦途通畅无阻。

　　彼得生母和妻子这条线上的亲戚没有成为他的战友。纳雷什金家族及其同伙在射击军1682年叛乱时已被消灭。唯一幸免于难的国舅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沿袭祖制在政府里占了一席高位，但随着姐姐的去世，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智力绝对一般，而且嗜酒无度；为人傲慢；尽管还没有到作恶的程度，但绝非善良之辈”。这就是鲍里奇·伊万诺维奇·库拉金大公对他的评价。

　　外戚洛普欣家族中也没有什么政治人物冒尖：一方面这是因为这个家族出身贫寒，另一方面，早婚的彼得由于对皇后冷落，故此也就无心提拔岳家的那批国戚。

　　剩下的是彼得的一些同龄人，从中也可以挑选出他一批老战友。然而这些人无论从贵族的爵位，还是从心理上看，同那些与彼得的先辈过从很密的“后生子”比，可说大相径庭。

　　青年彼得的朝中缺少良材。这种弱点已经表露无遗：只要浏览一下彼得即位初期关于立法的大事记就会发现，其中既没有什么纲领性的东西，也看不出什么铁腕领导。这种法令老是跟不上时势，只是穷于应付眼前的需要罢了。唯有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具有卓越的才能。我们曾多次援引过库拉金的评论，他认为戈利岑为人“聪明过人，举一隅而知三隅。但此人不勤于政事，沉溺于声色，好饮酒作乐”。戈利岑是彼得暂避三一修道院时的主要顾问。根据公爵的建议，彼得给亲胞姊狠狠地来了那么一下。

　　外侨区里的某些人被彼得视同心腹。在他们当中，有商人和手艺人，也有医生和日尔曼军人，但特别博得彼得青睐并加以破格重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戈登，另一个是日内瓦人弗兰茨·列福尔特。前者是军事教官，参加了彼得少年兵团的战斗；在和索菲娅单独作战的紧要关头，他曾给彼得以极为重要的帮助。

　　在其他场合，列福尔特也赢得了彼得的好感。列福尔特与正统的天主教徒、有妻室的戈登的差别是在军事方面。列福尔特是一位性情温厚，身材魁梧，为人机智乐天知命的翩翩少年。他幽默诙谐，是一伙快乐后生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我们提到的列福尔特，”那位库拉金这样写道，“是个风趣人物，讲究排场，或称他为一个放浪形骸的法国人。”他可以“夜以继日”地寻欢作乐，和女人们鬼混，而且不停地喝酒。正是他把彼得引进德侨区的娘儿们当中，彼得和安娜·蒙斯恋爱就是他充当的“牵线人”。

　　彼得的亲信们形成了一个有特殊关系的“彼得帮”。在他们之间禁止称呼沙皇的封号。根据彼得的官衔，他们用俄语、拉丁语和荷兰语称他为：炮兵下士、上尉、船长或团长，彼得甚至有两次因为来访者用了他的封号而申斥了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当彼得成为海军少将时，他要求，当他在军舰上时，大家要称他海军少将。

　　除阿普拉克辛之外，缅希科夫、戈洛文、戈洛夫金、基京也加入了“彼得帮”。其中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居于特殊地位。我们看到，在丸十年代开始的游戏兵的表演中，罗莫达诺夫斯基就被称为“腓特烈大帅”。稍后，他获得了诙谐大王的称号——“恺撒大公”。包括彼得在内的全“帮”人马，都把自己看作“恺撒大公”的臣民并象对待君王一样向他表示敬仰。沙皇写信时也把罗莫达诺夫斯基称为“大王”或“陛下”，而且每一次都是以诙谐的语调向他“启奏”。

　　彼得给那些“帮”内的人写信时，很随便地称呼他们，这样不拘礼节的程度反映了通信双方的亲密关系。他通常亲笔给朋友写信，并直呼他们的爱称。不仅对接近他的人们，甚至对木匠、炮手、士兵、商船船长，以及外国专家，彼得都表现出亲呢的态度。

　　他常常欣然接受人们邀请参加家庭喜庆活动，出为他曾和这些人在一个团队里或造船厂里“共过事”。有两个近卫军团的军官和士兵赢得了他的特殊好感。有位与他同时代的人说，“彼得敢于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沙皇对这些近卫军军人了如指掌，所以他常常委以重任，对他们当中确有才干者予以破格提升。

　　沙皇精力过人，即使在休息时也想法去显示自己过剩的精力。

　　彼得对那些能使他积极参与消遣的娱乐感兴趣，从不愿消极地袖手旁观。彼得对戏剧兴味索然，舞台上发生的事并不能打动他，因为那只能消极地观看，不能使他直接参加活动。但滑稽剧的演出， 或者他自己能参加的娱乐场面，却能吸引他。

　　他能把那些为他献身有益事业的人，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彼得主动去充当船长、木匠、炮手和帆缆管理员，一经和那些木匠、炮手、军官和造船家打上交道，他就能学一行会一行。他向他们请教之后，又去教别人。

　　沙皇的交游颇广，这就使他有可能罗致一些有才干的助手。“国王造就不了伟大的大臣，但大臣却能造就伟大的国王。”彼得曾经这样说过。对挑选能人智士他的确独具慧眼。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他经常吸收那些在事业上有一技之长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出身寒微。在他手下，“过去卖馅儿饼的”信新教的苏格兰人，都能成为高官显贵。

　　自学成才的机械专家、耶稣教徒加尔美克人米哈伊尔·谢尔久科夫的才智也是彼得发现的；他委托他开凿维施尼沃洛茨运河，谢尔久科夫便没有辜负圣上的委托，把运河打通了。图拉的军械员、著名的乌拉尔工业建筑师尼基塔·杰米多夫也就是沙皇的一大发现。如果相信传说的话，沙皇和军械员是在下述情况下相识的：有人从国外给沙皇带来一支非常漂亮的手枪，但扳机坏了。彼得好长时间想找工匠把它修修，但遍寻不得。人们劝他去找图拉的锻工尼基塔·杰米多夫。

　　在去沃罗涅什的路上，彼得顺便到图拉，找到了杰米多夫，并把破手枪交给他。两个月后，在回莫斯科的路上，沙皇顺路来到杰米多夫那里取手枪。杰米多夫把修好的手枪交给他。彼得仔细看了以后，表示满意，夸奖了锻工，说道：“手枪真好啊！但愿我能活到俄国人都能干这种漂亮活儿，那 该有多好！”

　　“没准儿咱们还可以和德国人比比高低哩！”杰米多夫回答说。

　　彼得认为他瞎吹牛，便气冲冲顺手给了他一下子，说道：

　　“干起来再吹牛吧，骗子！”

　　“可是，皇上，”杰米多夫不慌不忙地反驳道，“你得先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再发火也不迟呀！你手里那支手枪，是我的手艺；你那个外国货在这儿哩。”杰米多夫从口袋里取出外国造手枪交给沙皇。

　　“我向你赔个不是，看来，你还是一个小行家。”

　　沙皇委托杰米多夫在图拉建造一座兵工厂，并下令拨给他五千卢布的经费。沙皇下令把乌拉尔国营冶金厂转交给杰米多夫。以这座工厂为基础，他搞起了强大的工业企业。










彼得大帝传略--第二章　走向海洋






第二章　走向海洋

　　1695年可说是彼得一生当中的转折点。那些几乎使他消磨了全部意志和精力的军事游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回首往事，彼得写道：“尽管那时我们在科茹霍沃玩战争游戏花了很多气力，脑子里除了游戏什么也没有，但是这种游戏却成了步入真正事业的起点。”

　　读了上面这番话，人们会对彼得黩武的癖好表示非难，因为在“真正的事业”，即战争游戏的下一步，意味着亚速战争，这是在他执政后独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这样判断是错误的。诚然，他并不厌恶战争，但他也并不认为战争是自己的志向。有一次，他说：“打仗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独霸天下，这种人算什么大英雄！”不是亚历山大·马其顿，而是尤利乌斯·恺撒，才堪称楷模。“后者是个英明领袖，而前者要成为全世界的巨人。”战争对于沙皇来说乃是一种命运攸关的需要。

　　十七世纪时，俄罗斯辽阔的疆土与海岸的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俄国北部和东部濒临海洋，尽管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实际根本不能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刚刚开发不久。唯一的海上门户就是位于白海上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但它一年却有九个月的结冰期。此外从白海到西欧国家的路程比从波罗的海长一倍。再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远离俄国经济中心，把俄国商品运进港口，就象从这里输入外国货物一样，运费昂贵，因为从沃洛格达到国内中心要靠畜力车运输。

　　西部波罗的海和南部黑海这两个海岸，堵塞了俄国的对外贸易之路。黑海沿岸为土耳其及藩属克里米亚鞑靼所有。他们年复一年地对南部县城进行毁灭性的劫掠，烧毁庄稼，抢走牲畜，俘虏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把他们送到东方奴隶市场上拍卖。沿第聂伯河“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繁荣之路，很久以前就完全衰落了——它的出口处耸立着土耳其要塞奥恰科夫。顿河出口处有一个要塞——亚速被封锁着。原属俄国的狭窄的芬兰湾还在1617年就被瑞典夺去，屡欲收复，始终未成功，收回出海口的斗争是在对俄国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和波兰交战，后者妄图吞并乌克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国政府不具备在两个战线上取胜的经济和军事条件。在五年战争（1656——1661）里，俄国军队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为瑞典所有的一些城市（尤里耶夫。迪纳堡和其他一些城市），由于必须抽出力量来对贵族波兰作战，俄国不得不将这些已经取得的城市交还给瑞典。

　　然而，国家需要有出海口岸，否则国家注定要与外界隔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而对外贸易也就必然要依赖外商。

　　十七世纪的俄国还是个落后国家。这是导致蒙古——鞑靼压制俄国的根源。十七世纪初，这种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因为那时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已遭到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者的破坏。为医治创伤，弥补侵略者所造成的损失，几乎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荷兰和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国家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西欧的另一些国家——法国、瑞典、丹麦，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制度，但农奴制早已废除。

　　俄国仍然受治于农奴制。居民的主体部分——农民，是地主、寺院和皇室的私有财产。用原始工具耕种的土地收成很低。同时农民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劳动所得上缴给那些僧俗封建主，以保障他们饱食终日的生活。一百个人中只有三个人住在城市里，这说明工商业是很落后的。农奴制扼杀了一千三百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残了所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萌发出来的新事物。总之一句话，它阻止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然而，新事物的发展尽管迟缓，但却为自己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在经济领域里首先表现在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上。某些地区与世隔绝的经济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交流发展的局面。俄国涌现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场。

　　政治生活也在起变化。虽然行政机关的结构一如既往，但其中毕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变革，即由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变为专制政体的国家。

　　象从前一样，领主杜马是最高机关。这种贵族政权机关的成员开始渐渐发生变化——一些非名门出身却具有才干的官吏逐渐进入领主杜马，成为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他们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领主杜马的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比重之加大，不仅是杜马官僚化的标志，而且是对沙皇政权的日趋依赖的标志。与此同时，领主杜马的作用也降低了。这两个过程说明君主专制政体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个十七世纪是政厅制度的鼎盛时期、在俄国就有近八十个政厅。但在这一百年期间，对中央机关来说，明显的特征是各机关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众所周知，机关工作迟滞，是由于缺少规章制度和没有关于各政厅的权限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致使连一件小事都要请示领主杜马或者沙皇本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对政厅的这些缺陷开始进行试验性改革。有时几个政厅的权限集于一人之手。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岳父、领主米洛斯拉夫斯基就领导四个政厅的工作。改善政厅制度的另一途径是削减政厅的数目，合并若干重叠的机构。不过，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到十七世纪末，国家尚保留四十个以上的政厅。当然，这些改革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多少也反用了纯专制政体的统治权集中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过程。

　　政厅制度和领主杜马的变革是缓慢的，而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与此相反，建立世俗政权对宗教政权的优势这场尖锐斗争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尼康案件使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角逐达到了白热化。

　　尼康，是个好弄权术的飞扬跋扈的人，1652年当了大主教。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世时他就大权独揽。他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宗教界，而且侵入了世俗事务。他和沙皇共享“至尊”的称号。沙皇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尼康管理领主杜马，并独立处理军事和民政问题。尼康大主教把宗教的权力比作太阳，而沙皇政权——比作太阳反射下的黑夜里的星体。尼康的异端行为无论宗教界还是在有权势的领主中，都招来了物议。

　　沙皇和大主教之间日趋自热化的冲突最后以决裂而告终。尼康于1666年被射击军押送到费拉庞托夫修道院，在那里象个普通僧侣恬淡度日，了此余生。

　　彼得的正规军也不是凭空缔造的。武装力量的陈旧组织形式早在他的列祖列宗时代就得到了根本改造。那种在有军事行动时召之即来，一俟军事行动停止后即各奔他乡的地方部队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了。常备武装力量射击部队参与战事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射击军首先完成警察的职责，用来警卫沙皇宫邱，在圣驾出巡时保护沙皇及皇室成员，同时镇压市民的反抗。

　　在武装部队中，代替古老贵族非常后备军和特种常备军的所谓新编作战团队——雇佣骑兵团、龙骑兵团和步兵团，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这些团队的混合编制使人想到由彼得建立的未来的新兵体系。这种体制是通过吸收农民和一定数量的市民终身服役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新编作战团队里可以看出正规军的某些特点。武装力量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制度的进化——向专制政体的过渡。正规军就是这种国家体制的代表。但这种新编部队的组建在十七世纪未能完成，因为国家没有发达的工业，不能保证提供统一型号的武器、装备和服装。

　　最后尚未考虑建立海军。在莫斯科郊外德迪诺沃村的造船厂，按照1667年沙皇的上谕，只造了几艘海船，以保护俄国商人在里海的通商利益。停泊在阿斯特拉罕的装备尚未齐全的战舰“鹰”号，1670年拉辛起义军给焚毁了。

　　时代要求在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宗教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保持着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后者也对世俗文化发生了兴趣。受教育的市民和贵族阶层已经不满足于掌握神学知识，不满足于领听圣经英雄的丰功伟绩，而表现出对科学知识、对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的渴望。在绘画方面，现实主义流派已初具雏形；在建筑学中，打开了通往世俗生活之路。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通常被称为“玷污文化”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就是说，世俗的意识在文化中已见端倪。

　　这样一来，彼得在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综合地继承了带有创举性的思想文化遗产。人们一般把这种遗产叫作彼得进行改革的先决条件。

　　彼得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因此他一直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冲到海上去，通过刚刚结束的科茹霍沃军事演习，他相信俄国军队训练有素，并且已具备占有沿海一带的能力。于是他决定首先打开通向南部海域的道路。

　　1695年1 月，开始准备远征。

　　冬季的几个月中，沙皇和亲信们讨论了远征计划。这个计划同俄国军队抗击克里米亚人的传统行动方案是有原则区别的。当时，军队集结在别尔戈罗德和塞夫斯克，并被庞大的辎重所累，一边忍受着鞑靼骑兵的不断骚扰所造成的损失，一边向南方运动，奔向克里米亚。等到和鞑靼主力部队遭遇时，俄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削弱。军队沿着烧光的无水草原移动着，人无食粮，马无草料，疲惫不堪。军队攻占彼列科普应向半岛挺进，但却面临着被吃掉的危险。俄军首领不顾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只好丢盔弃甲，准备撤退但还师又遭重创。

　　克里米亚鞑靼的后台是当时的强国上耳其，它击败了地处欧洲东南部的邻国。俄国先修好于波兰和奥地利，旋即又同威尼斯结盟。从此，长期同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但它只限于自己向克里米亚进军。这些进军一方面牵制住了克里米亚人的力量，同时也为盟国反对土耳其的共同斗争作出了贡献，但最终结局却难以逆料。

　　在准备新的进军时，决定不去碰土耳其的附庸国——克里米亚鞑靼，而是直接打击土耳其人，进攻他们的要塞——亚速。与俄军进军克里米亚的道路相比，通往亚速的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条件。在这里，军队能够在人烟稠密的土地上活动，而且毋需累赘的辎重，避免了令人疲劳的徒步跋涉，因为兵员和给养都可利用船只在顿河溯流而下。

　　军事顾问，很可能是戈登帮他想出了这个主意。显然，对沙皇来说，只是最后的表态——同意此项计划或者不予接受。彼得积极参与讨论并表示同意。

　　进攻方向是绝密的。为把土耳其人引人迷途，使他们猝不及防，于是佯称军队在老地方别尔戈罗德和塞夫斯克集结，实际上武装力量已屯兵莫斯科。一部分部队应该沿莫斯科河、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从水路抵达察里津，而另一部分沿顿河前进。 3月，大军踏上征途。

　　1695年 5月末，俄军到达亚速。军队一分为三，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指挥员——戈洛文、列福尔特和戈登。彼得在这次进军中，犹如在演习时一样，自己不充当指挥人员，只保留一个普通炮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

　　亚速城曾为顿河哥萨克经过猛攻而夺占五年之久； 1642年，土耳其人失而复得亚速城。以后他们用去好长时间将该城一再加固。收口的要塞周围又砌上石头围墙，在它外围又加筑了土墙，土墙外又挖了带有木桩围墙的壕沟。而在距亚速三俄里的顿河岸边，耸立着两座塔楼，在二者之间拉了三道铁链，切断船只从顿河通向大海的出口。

　　保守有关进军方向和战略秘密一事没有成功。土耳其人没等俄军开到就加强了要塞的防务。而在其被围困的时候，增援部队开到了亚速——俄国当时没有海军，因此未能阻止住上耳其舰队的进逼。

　　然而，挫折并没有使彼得垂头丧气。按照他的诏令，军队继续挖掘壕沟，并一直挖到了城墙脚下。正如沙皇在第一次突击前夕所写的：“城内土地已用战神之犁耕耘，城里以及战壕内均已下种。刻正等待吉时到来。”

　　对“吉时”的期望这一次落空了。 9月末发起的一次突击，依然没有成功，而且遭受到很大损失。10月初解围，一个多月以后俄军已撤口莫斯科。这次进军的唯一战利品是一个彼俘虏的上耳其人，军队通过莫斯科时，他一直走在前面示众。

　　这次远征，彼得既担任了攻打堡垒的第一炮手的职责，他又是所有战役的实际领导者，但他显得焦躁轻率——由于他固执己见，致使进攻前的准备工作草草完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前，彼得一直靠摆弄木制模型军和堡垒进行战争演习。担任围攻和防守的军队指挥官们，一到“战役”间隙就饮酒作乐。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担的风险重，牺牲大，反抗激烈，敌人决不会轻饶。这就要求对任何失误做出清醒的分析。

　　彼得在这一点上未负众望：他绝无文过饰非之意。恰恰相反，殚精竭虑，想要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固。彼得在致朋友的信中嘲讽地称首次亚速远征为“没有攻克亚速的远征”，这就等于承认了这次败北暴露了很多缺点。而首先是军队的工程装备太差。炮弹爆炸过后，坚实的围墙竟安然无恙，而炸死的却是自己人。必须改善军队的指挥系统——进攻信号尚未统一。军队的训练也有待提高。只有在游戏兵的基础上组建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夫团的训练具有现代要求的水平。最后一点，因为俄国人没有海军，所以未能封锁住要塞并切断敌方增援之路。

　　最容易做的当然是整顿好军队的指挥系统。彼得委任两个军事指挥官来代替权力相当的指挥官，其中每个人都各指挥一个兵种。陆军交给大元帅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舍英，而为了指挥暂不存在的海军，彼得召回了自己的宠臣列福尔特。这两位既没有军事才能，也无战绩可言。领主舍英当时在宫内大走红运，但火药味从未闻过。而欧洲大陆国家生人的瑞士人列福尔特，是个快活神仙，性好诙谐，最怕干操心费力的事儿。他到亚速比所有的人都晚，而回莫斯科比任何人都早，这样他就没有接触海军的指挥。当时彼得身边没有其他军事长官。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妨，因为他本人就是远征的实际领导者，而舍英和列福尔特只不过是唱唱配角而已。

　　1696年1月底，彼得安葬了哥哥伊万之后，2月去沃罗涅什造船厂，那里已开始实现真正伟大的计划一一在大陆国家创建海军。这个果断的挑战行为在多年以后变成了现实。而目前要加速建造平底和帆桨大船。从周围附近地方召来几千名木匠，建造了一千三百只平底木船。彼得也亲自手执利斧，参加劳动。

　　5月初，集结在沃罗涅什的军队和战船组成了二十六个舰队向南进发。月底，军队已占领了亚速城墙下的堑壕，并开始攻城。但要塞未能攻克，它的命运取决于海军。开始，哥萨克士兵乘小船进攻亚速城墙边的卸了载的上耳其军舰，并将其歼灭。然后，俄国海军分舰队出现在亚速海上。在旋泊场上停着装载四千名土耳其士兵、各种食品和装备的军舰，他们试图冲进亚速，但未能成功。要塞已陷入重围，驻军接受了投降条件，俄军指挥官向他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引渡投敌分子杨森，在去年的围攻中，土耳其人就是按照他的告密行事，致使偷袭一举成功。

　　在围攻、封锁和猛烈炮击要塞过程中，彼得始终是决策人。“第一炮手”在军舰上，在堑壕里，向城里射击，毫不畏惧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御妹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听到谣传，说皇兄走近敌方城堡，已进入敌军炮火射程之内。彼得在给她的回信中开玩笑他说，他并非迎着子弹走去，而是子弹向他飞了过来。

　　要塞几乎被夷为平地。重新修复要塞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彼得对海军的力量满怀信心，他开始寻求合适的港口，最后选中了塔干罗格港。

　　派好留守亚速的驻军之后，俄军于 8月便挥师北上了。这时彼得又在琢磨另外一件事情——如何组织莫斯科人为胜利归来的军队祝捷。此举是彼得首创，在写给俄籍荷兰人安德烈·维尼乌斯的一封信里，彼得曾暗示：“用凯旋门对统帅及两年来立下汗马功劳的诸君表示敬意。”彼得仔细推敲着祝捷仪式的全部细节，甚至指定了设立凯旋门的地点。

　　在得到报告说祝捷事宜可望在 9月下半月准备就绪以后，沙皇就不急于赶回莫斯科。途中他曾在自己臣属的领地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视察了一些工厂。 9月底，彼得到科洛缅斯科耶村。参加远征的军队将如期来到这里，并激情满怀地准备通过凯旋门。

　　这次空前壮举首都居民都亲眼看到了。一种纯世俗的典礼代替了伴有祈祷和钟声的宗教仪式，骑兵和步兵的洪流，蜿蜒几公里，陆军总司令舍英和海军上将列福尔特成了享受这种殊荣的主角。为了祝贺他们，在凯旋门前有人朗诵诗歌。在这个场面里，使莫斯科人最为惊奇的是，懒洋洋地歪坐在马车里的“教皇大公”尼基塔·佐托夫在为游行队伍开道，而沙皇却穿着黑色德国服装，头戴插着白羽毛的帽子走在海军上将列福尔特后边。他肩上扛着菱形长矛。

　　凯旋门是一座高达十米、仿效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历史人物雕像和文字装饰而组成的宏大建筑物。这里可以看到大力神赫拉库利士、战神马尔斯以及描绘围攻亚速的图画和题词。有的异常庄严，如：“我来了，看见了，战胜了。”；有的含有讽刺，针对那些不走运的上耳其人说的：“唉，我们失去了亚速，唯有逃命才是活路”；或者“从前我们在草原上寻欢作乐，如今好不容易才从莫斯科逃脱”。

　　场面令人眼花缭乱，但久已习惯于另一种仪式的莫斯科人，看到这种排场却莫名其妙。沿街麋集的人群，默不作声地目送着一队队骑兵走过，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惊奇和警觉多于兴奋。没有人欢呼雀跃，也听不见高声祝贺，这要等到几年以后才能出现。

　　为胜利者祝捷的种种铺张活动对取得的胜利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彼得却甘之如饴。随着亚速的占领，俄国就开始走向海洋，但成为海上强国还相去甚远。争取黑海的出海口，争取海峡的使用权，尚需进行相当艰巨的征战。

　　似乎有这样一种不确切的说法，彼得对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早已有成竹在胸。而其实这个计划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此刻令彼得寝食不安的是，如何坚守占领区，如何击退土耳其的卷土重来的进犯。

　　彼得对海军力量还是信得过的。海军既能保证他征服亚速，也一定能保证他守住亚速，甚至能够朝更远的地区推进。沙皇在第二次亚速远征后班师回莫斯科时，这个计划就已在他胸中酝酿成熟。他向领主杜马下达手谕，阐明占据亚速和建设海军的思想。领主杜马决定，三千名射击军官兵连同家属进驻亚速。关于海军只通过一项原则性决议。然而，国库空虚，拨不出建设海军的经费。有限的国家预算中拿不出这笔开支。于是便着手制订新的繁重的赋役制度。为了海军建设，建立了向僧俗两种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收制”。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人又把新开支的重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同时，又增加了其它的徭役，动员劳动居民去修建塔于罗格海港，以便巩固亚速和滨海一带的占领区。

　　新措施一个接一个。沙皇为建设海军发布了一连串的新指令。海军需要熟悉业务的军官队伍，而造船厂又需要造船专家。这两种人材目前俄国都缺乏。于是彼得当机立断：派御前大臣出国学习海军。在列入名单的三十五名青年人中，二十二人领有公爵衔。1696年12月，沙皇心血来潮：派使节出国游说，以便组成一个欧洲列强的反土耳其联盟。除了外交任务以外，外交使团还完成其他多种使命，诸如雇用海员、船长、造船专家，购置大炮、枪支和仪器。派遣那些取得亲王封号的外交使团的准备工作迅速展开使团定名为“大使团”。按照外交渠道同一些国家的政府交换信件，外交使团要假道这些国家并预定和这些国家进行会谈。此外还为购置贵重礼品拨了专款。为配备外交使团的人员，从档案馆调出有关欧洲列国外交事务的文件，制定了工作细则。其中有一条是沙皇为留学生制定的。彼得把学习计划事先规定为两期。第一期作为留学生用来攻读必修科目，掌握海军的基本知识，即航海技术和军事指挥能力。第二期主要用来攻读选修科目，掌握造船技术。

　　创建海军可以说是彼得的第二个独立行动，这个行动给国家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要求人民作出比对亚速远征所付出的还要大的牺牲。对下民来说，这些牺牲过分沉重，对他们的要求过于苛刻。然而沙皇立志振国兴邦，对贵族出身的人也毫不姑息。对此后者也啧有烦言。那些留利克世系和格底敏世系的确袭贵族，从来在宫廷里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的官阶也是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往上升，但是现在却被指派到完全陌生的边远地区去过旅居生活，到了那里，他们要下大劲干力气活，从此抛却鲜衣美食而要为一日三顿操心。

　　正在筹备“大使团”行装的紧张时刻，首都发生了两件事，这直接涉及到彼得和他的创举。

　　在莫斯科郊外安德烈耶夫修道院院长阿夫拉米长老的内室常有一小群人在那里聚谈。他们互通消息，议论朝政。这些年来莫斯科的生活当中很有些可资谈论的话题。人们看见沙皇正旁若无人大刀阔斧地组建军队，又见他醉心于造船业并经常出入德侨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有失体统，与沙皇的地位身份不合。阿夫拉米认为，向沙皇禀报这些民间怨尤此其时矣。于是便发生了阿夫拉米长老上书沙皇的事件。在奏折里，长老为沙皇的刚愎自用、为他纵情玩乐以及对母妻亲属和领主的忠谏拒而不纳表示忧虑。阿夫拉米请求沙皇单独召见他。

　　结果是阿夫拉米长老因此被关进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监牢。审讯表明，在长老内室的议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没有造成危及政府的行动。因此那一小群议论朝政者被从轻发落。

　　更严重的一次是1697年 2月揭露出齐克列尔团长的阴谋。卷进这次阴谋的不少是一些地位显赫、系出名门的头面人物。齐克列尔是个沽名钩誉的外国人，早在1671年就开始在俄国供职，因此他已完全俄罗斯化了。1682年 5月，他站在素菲娅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一边，积极参与了射击军的叛乱。在1689年的未遂宫廷政变中他反戈一击，站到了彼得一边。但齐克列尔职务的晋升不象这位钻营家所梦想的那么快。他是射击军团的团长，取得杜马贵族的官衔，然后他作为地方官被派往遥远的维尔霍图里耶。在调回莫斯科之后，齐克列尔得到了新的委任，又一次离开首都，赶赴已被征服的亚速，并去建设塔干罗格港。由此可见，彼得不信任齐克列尔，牢记他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关系，老让他呆在边远地方。齐克列尔于是萌了殺君的念头。他想方设法在旧部射击军的士兵当中找一个执行者。“当皇上从使节政厅一出来，你们可暗中埋伏，然后把他杀死。”齐克列尔对射击军兵士说。

　　一些出身世袭贵族的同谋者共同参与了齐克列尔的策划，他是通过姻亲与这些贵胄结交的，贵族中间，同彼得对立的有侍臣阿列克谢·索科夫宁，领主马特维·普希金以及他们的亲戚。

　　一俟了解到了这一阴谋，彼得抓紧调查，咬牙切齿，杀气腾腾。沙皇长时间坐镇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亲自审问那遭到酷刑的被告人。阴谋的主犯被处以极刑。行刑仪式也是出自彼得的精心安排。

　　彼得认为早已死去的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是齐克列尔阴谋冥冥中的指使人。于是有人就把这个领主的棺材从坟墓里挖了出来，放在由猪猡驾着的雪橇上，运到普列奥勃拉仕斯科耶刑场，然后放到断头台上。被处死者的鲜血汩汩流到米洛斯拉夫斯基的遗骸上。翌日，死者的头被插在木撅子上放在莫斯科市内示众。

　　看样子，彼得在揭露了有若干个贵族家族和射击军兵士参与的齐克列尔的阴谋之后，应该打消到国外去的念头了。然后这个阴谋丝毫也没妨害“大使团”的筹备工作，没有改变沙皇的初衷。彼得委派罗莫达诺夫斯基大公和领主季杭·斯特列什涅夫主持国事。

　　1697年 3月 2日，大使团的先遣队出发了。俄罗斯国家还从来没有向自己国家以外派出数量如此之众、人物如此之杂的外交使团。弗朗茨。列福尔特被委任为第一大使。他之所以被推尊居了高位是因为他有海外关系，生性开朗，平易近人，同时还有善于交际的本领。

　　使节政厅的领导者、天才的外交家费多尔·阿列克谢那维奇·戈洛文被委任为第二大使。戈洛文具有多年外交工作经验，其中包括主持和中国的谈判，签订了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这个平易近人、慷慨好客的人以完成任何一种任务时的认真精神而著称。英国大使威特沃尔报告本国政府说，俄国外交部门的这位领导者“乃莫斯科国家最审慎最富有经验之第一人”。外交使团第二号人物戈洛文实际上是它的真正领导——彼得诏令的主要执行者。筹备外交使团的全部工作都由戈洛文草拟。

　　彼得委任普洛科菲·波格达诺维奇·沃兹尼岑担任第三大使——这是个体态肥硕、性格孤僻的人，“一副令人讨厌的面孔和傲慢的神态”，就象外国人形容的那样。在三十年的供职期间，他从外交部门的一个低级官员爬到了杜马书记的位置，沃兹尼岑曾多次在上耳其、波兰、奥地利和威尼斯以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紧急信使的身份完成外交任务。他是灵活多变外交场中的老手，凡涉及俄国利益的事他寸步不让，在谈判时决不给对方钻空子。

　　三个大使秉性各不相同。他们互相取长补短，故此能够不辱外交使命。同他们打过交道的波兰大使向国内报告说：“三位大使对欧洲状况了如指掌，他们卓尔不群，待人接物和蔼可亲。”

　　外交使团由三十五名留学生组成，其中有化名为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沙皇。许多使团的成员都有侍从。使团的编制预先规定了很大数量的服务人员——从牧师、医生、通事到厨师、面包师，甚至还有侏儒。有上千辆雪橇供使团使用。

　　彼得在使团里占有双重地位：他是正式被列入学习航海科学队伍的成员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是外交使团的实际首脑，而作为首席大使的列福尔特在使团里则充当前台角色。

　　彼得加入外交使团这件事终于露了马脚。在里加，人们已对此有所猜测，虽然他们没有抓到确切证据。

　　沙皇隐姓埋名，离开了不大好客的里加。他在库尔兰公国也没有暴露身份，虽然当时也有人说，外交使团米塔瓦受到了客客气气的隆重接待。

　　彼得乘船来到哥尼斯堡设法与俄国接近的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原译作胖特烈三世）举行了秘密会晤。彼得用荷兰语同他交谈。

　　在隆重接见、盛大宴会和各种娱乐的间隙，外交使团在彼得积极参与下同勃兰登堡选帝侯就反土耳其同盟问题举行了会谈。他们就建立同盟达成了君子协定，但不反对土耳其，而反对瑞典。这是改变俄国外交方针的第一步。

　　在去荷兰途中彼得会见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王妃素菲娅·夏绿蒂和她的母亲。母女记述了这次会见给她们留下的印象。她们很有兴趣地保存着关于彼得容貌的描写材料。这是第二篇有关彼得外貌的记述。第一次，是对他童年的描述，那时彼得才十岁，现在他已经快二十五岁了。母女俩和沙皇交往只不过几个小时，当然，如此短暂的相识，她们能够写出来的完全是对自己新相识的表面印象。母亲写道：“沙皇身材高大，面孔很漂亮，体格很匀称。大自然赋予他所有的优秀品质，但遗憾的是他看上去有些粗鲁……他对我们说，他自己参加造船劳动，伸手让我们看，并强迫我们摸他手上由于劳动磨出来的老茧。”在另一封信里母亲指出：“如果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因为他有很多优点，天赋甚高。”女儿却注意到沙皇面部肌肉痉挛的表情：“至于他脸上出现的那种怪象，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他无法控制自己。我还注意到人们并未教会他正确的用餐方法，但我喜欢他的率真和从容不迫的神态，他的举止动作就象在家里一样。”曾经在路易十四凡尔赛宫住过两年的索菲娅·夏绿蒂感到惊奇的是，俄国沙皇进午餐时竟不会使用餐巾。

　　8月初，彼得越过荷兰边界，这是当时以工业和商业闻名于世的欧洲富国，前往造船业的中心——萨尔丹城。彼得按自己的习惯急着往前赶，争取在大使团到达阿姆斯特丹之前有一周的空闲时间，以便穿上萨尔丹人的服装，去熟悉造船厂，参观木材和造纸厂，甚至用斧子干一会活儿。他从一个寡妇那里买了一套木工工具。

　　在这座小城里，沙皇未能隐瞒住自己的身份。彼得穿着厚绒布短上衣和粗麻布灯笼裤，竭力想混在装束象他一样的工人群里，但由于他个子高大，到过莫斯科的荷兰人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沙皇的每一步不仅处于好奇的萨尔丹人的注视之下，而且还有外地的一些人，专程赶来一饱眼福，看俄国沙皇如何熟练地驾驶快艇，或者打制石磨，或者到有亲戚住在莫斯科的萨尔丹人家去作客。一位同时代的荷兰人写道：“他处处都表现出不寻常的求知欲，他经常寻访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不耻下问。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不同一般的理解能力，以及非同寻常的记忆力，对于他熟练的技巧不少人叹为观止、有时他甚至超过那些较有经验的工匠。据说，有一次，他到了一家造纸厂，参观了他感兴趣的所有地方之后，从工匠手里拿过来一个舀纸浆的模子，用它舀起做样品的纸浆，任何人也没有象他做得那样在行。”

　　1697年 8月16日，大使团隆重地进入阿姆斯特丹。彼得早从萨尔丹赶来，身穿男长服，红衬衫，头戴毡帽，置身于二等侍从武官的行列中。大使团开始了为实现沙皇为之奋斗的目标的正常工作，俄国外交官和留学生的千里之行终于完成。

　　和沙皇一起学习造船手艺的还有十名留学生，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后来取得了彼得老战友的资格：缅希科夫和戈洛夫金。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负责经管彼得的财务、礼宾事宜，此外还随驾参观名胜古迹。

　　关于缅希料夫的出身，有两种不同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在彼得于1707年 6月 1日签发的提升缅希科夫为伊若尔的特级公爵的公文里提到的。公文称，刚刚取得封号的公爵出身于立陶宛贵族，其父曾在近卫军中服役。然而，在同时代留下的有关记载，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缅希科夫是个出身于平民的移民。这些同时代人之一，彼得手下的车工安德烈·纳尔托夫讲过这样一段轶事：沙皇因为缅希科夫的某种过失而对他大发雷霆，冲着他怒声喊道：“你知道吗？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你削职为民，那就得抡起你的馅儿饼筐，在兵营里和大街上叫卖；刚出炉的热馅饼！就象你从前于的那样。滚吧！你不配享受我给你的恩宠。”缅希科夫居然在街上从卖馅饼的手里抓过一个筐，回到彼得面前。彼得喜欢这个玩笑。“你听着，亚历山大！别再游手好闲了，否则你就连卖馅儿饼的还不如！”缅希科夫离开沙皇，出去向买主兜售自己的货物：喊道：“刚出炉的大馅儿饼谁买？”

　　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是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的亲戚，年长彼得十二岁，因此在他那里　　占居御前职位——开始是御膳房总管，然后是御前侍臣长。在索菲娅执政时期，尤其是在和她斗争的日子里，他以对彼得的忠诚而博得了沙皇的信任。

　　缅希科夫和戈洛夫金日后平步青云，但目前他俩正在努力凿木头，向沙皇高度评价的那些人学习各种技术。

　　8月末至 9月初，他们专攻造船技术，到了 9月 9日，一艘三桅巡洋舰在荷兰专家保罗指导下建成，它完全是由留学生动手建造的。沉重的体力劳动使留学生们吃不消，此外他们在衣着、饮食、甚至娱乐方面都必须以朴素无华的沙皇为榜样。有几个比彼得早到荷兰的俄国年轻人，就只学会了使用罗盘，一次海也未出过就想回国，于是彼得马上给予制止。在一些留学生中间，对沙皇参加造船一事颇有微词。在俄国谁也不敢违拗彼得，于是他下令给那些发牢骚的人戴上镣铐，然后斩首。多亏市长出面向沙皇提出异议，说在荷兰不经过法院不能判处死刑，这才迫使他收回成命，把死刑改为流放边远侨民区。

　　11月中旬，由留学生亲手制造出来的三桅巡洋舰“彼得——保罗号”下水了。学生们获得了掌握技术的证书。由沙皇的造船师傅保罗发给他的毕业证书内称，彼得·米哈伊洛夫“是个勤奋而聪明的木工”他已学会了造船专家的各种业务，同时又学习了“船舶建筑学和绘图技术”，已达到“我们本人所能掌握的程度”。

　　库拉金公爵曾有幸目睹了“彼得——保罗号”军舰。他作了如下记录：“这只军舰曾几次开往东印度，并安全返航”。

　　彼得在十六名留学生的陪同下离开荷兰前往英国。他想在那里当一名造船工程师，了解理论的奥秘。若干年以后，彼得在他写的《海上操作规程》的序言里详细地解释了他去英国的意图。

　　在保罗师傅指导下，他学会了“一个好木工应该知道的一切”。保罗是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明匠师，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荷兰造船专家都不懂理论，而令彼得感到难过的是，长途跋涉前来学艺，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什么这样难过？”有一天人们问彼得。他解释说，在场的英国人对他讲，在英国“这种技术设备十分完善，象其他技术一样，在短时间内即可学到手”。

　　1698年 1月11日，沙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的快舰在伦敦附近抛锚。

　　彼得把在英国四个月的大部分时间用在研究造船业上。除了造船厂，沙皇还多次参观了伦敦的企业，涉足作为科学思想中心的皇家社交界，参观了牛津大学，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和造币厂去了几次。沙皇不满足于听讲解。在著名钟表匠卡特的作坊里，他对钟表技术简直人了迷，他本人相当熟练地掌握了钟表的装配和拆卸技术。他多次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和造币厂，恐怕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对天文学的兴趣和他对航海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至于不久前英国发明的钱币花纹的冲模机，彼得也极感兴趣，正在盘算着如何把英国人的发明引进俄国。

　　象在荷兰一样，彼得在英国仍是隐姓埋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扩大交游的范围。同英国国王举行了几次非官方会晤。在沙皇与之接触的人们中，也不乏知名之士。其中第一位应该是伊萨克·牛顿。这是据这两位同时代的伟人——一个是科学家，另一个是国务活动家——会见的目睹者的说法，但史料中没有记载，不过史学家认为，这种会见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彼得多次拜访牛顿的当儿，后者正好管辖造币厂。与著名英国数学家弗哈森结识后进行的会谈，其结果是促成弗哈森移居俄国。数学家的知识开始在航海学校，尔后在海洋学院得到应用。沙皇让伦勃朗的门生、曾给他画过肖像的著名艺术家霍特弗里德·克涅勒给他画像。

　　像画得维妙维肖，几乎可以跟在同一年内对沙皇外貌的描写相媲美：“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身材高大，可说偏胖；深棕色的浓发，长长的睫毛，乌黑的大眼睛，漂亮的嘴巴，但下唇略带缺陷；面部表情优美，令人起敬。由于他身材高大，我觉得他双腿细长，头部则常常向右侧摆动。”

　　彼得也结识了一些宗教界的代表人物。他发现宗教著作中有一些极为深奥的知识，可是在和宗教界代表会谈时，他主要感兴趣的不是神学，而是想弄清英国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显然，在沙皇的脑海里已经酝酿成熟一个在俄国实行宗教改革的计划，从国外归来之后，他很炔就着手予以实施了。

　　彼得同他所熟悉的莫斯科德侨区一些人的亲友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些商人。他和他们进行了有关烟草贸易专利权的谈判。

　　在彼得以前，烟草在俄国被视为“亵演上帝的毒草”，吸烟者要遭受严厉惩罚：割鼻子、挨鞭子。然而吸烟者人数有增无已，就连沙皇本人也抽起来了。于是对吸烟者不再绳之以法，官方开始把烟草视作专卖品；在彼得抵达伦敦时，他把这个专利出售给英国商人。他在英国过的是紧张而忙碌的生活，由于忙于正经工作而放弃了娱乐和消遣，虽然那些漂亮的宫廷女人拼命搔首弄姿，向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伟大君王献媚，都被彼得巧妙地躲过了。不过，其中有一个女人终于如愿以偿。这个女人就是沙皇与之有过短暂情史的女演员列蒂西雅·克罗丝。

　　在和相爱的人分别时，缅希科犬以彼得的名义赠给她五百基尼（相当于四千卢布）。克罗丝对这点报酬很不满意，抱怨沙皇小气。缅希科夫一五一十地把克罗丝对沙皇不满的话禀告了彼得，于是在这两位朋友之间就有过这样一段别有凤趣的对话。

　　“缅希科夫，你以为，我是你那样挥霍无度的人吗？这些老头子为五百基尼就会尽心竭力地为我效劳，而她却干得不怎么样。”

　　“按劳取酬嘛！”缅希科夫口答道。

　　1697年 9月底，沙皇到达海牙，准备以非官方的身份出席荷兰联省议会议员为大使团举行的招待会。在大使团到达之前，他被安置在接近大厅旁边的房间里，但大使们由于某种原因而耽搁了。

　　这样，彼得没有等仪式开始，就决定离开这里。因为他必须经过代表们聚集的大厅，所以他提出要求，当他走过的时候，他们全体都要以背对着他站起来。结果，代表们同意起立，但拒绝把背部转向沙皇。彼得还是想出来一个躲开好奇眼光的方法，他把假发反过来戴着，用它遮住脸，跑出了接见大厅。

　　在伦敦，沙皇拜会了议会，但断然拒绝出席会议，只同意通过天窗观看议会如何开会。“这给某个人提供了话柄，”一位外交家说道，“他发现了世上罕见的现象：在宝座上的皇帝和在屋顶上的皇帝（这里人们称他为俄罗斯皇帝）。”

　　1698年 4月25日，彼得离开英国之后又返回荷兰、在那里，一个个坏消息接踵而来。

　　3月，在从亚速派往西部边境的四个团的射击军哗变；一百七十五名士兵因不堪沉重的劳役、拖欠军饷和“饲料缺乏”而开赴莫斯科。这一事件在政府里引起一片混乱。沙皇一走之后长时间音信沓然，引起越来越大的惊恐，其实是春汛耽搁了邮件的往返。首都谣传彼得已经身亡。

　　那个时代，邮件传递消息异常缓慢，收件人在其发出邮件许多星期以后才能收到回信。信里谈到的事件，或已顺利解决，或难以收拾，而收件人已无回天之力。这一次事件的结果就是这样。

　　政府于4月4日解决了与射击军士兵的冲突：“支付拖欠的军饷，令他们回到团队里去。罗莫达诺夫斯基于4月8日就此向沙皇发函奏明此事。邮件从莫斯科到阿姆斯特丹的路上走了一个半月，彼得直到 5月25日才收到这份奏章。信函内容引起沙皇的忧虑。沙皇在回信里指责罗莫达诺夫斯基胆小怕事，解释了邮件耽搁的原因。

　　沙皇决定从阿姆斯特丹首途维也纳，这和他接到第二个消息有关。

　　来自俄国的消息虽然使沙皇心头不快，但事件毕竟顺利解决了。另一个更为令人忧虑的消息，并不涉及过去，而关系到将来，其中还包含着令人担忧的隐患，有关反土耳其同盟瓦解的流言不胫而走，沙皇正是为巩固这个同盟，才组织大使团出国访问的。彼得得到报告，说俄国的同盟者奥地利和威尼斯决定同土耳其签订和约。这不能不使人疑虑顿生，因为同盟国背着俄国而秘密议和，是需要靠牺牲俄国的利益才能实现的。

　　彼得随大使团于 5月15日离开阿姆斯特丹。去维也纳途中要经过莱比锡、德累斯顿和布拉格。为了参观萨克森首都的名胜古迹，沙皇在德累斯顿停留了几天。在抵达那天，晚饭后，夜里十二点钟他提出要参观王家陈列馆。天亮前，他只来得及浏览了两个厅的陈列品，他久久地站在那些计算和手工业工具面前，留连忘返。后几天，他极其详尽地观看了军械库和铸造工场。人们发现，他掌握高深的炮兵知识。

　　当沙皇从轿式马车上走下来时，他用黑帽子遮住脸，地方当局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免得市民有非礼之举。

　　从阿姆斯特丹到维也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阿姆斯特丹，沙皇始终处于幕后，由大使们出面进行外交谈判；而在维也纳，情形与阿姆斯特丹就不同了，一切谈判他都亲自出马。在和奥皇利奥波德会见的时候，彼得违反了维也纳宫廷详细拟定的会见仪式。那时已到中年的（奥地利皇帝）以沙沙作响的脚步声缓缓向大厅中央走去。沙皇大步流星走过事先指定的距离，在不合外交礼仪所规定的地点便和奥皇相遇。在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彼得强忍着那严格礼节的束缚，竭力控制住自己。刚从宫廷里走出来，彼得便由着自己的性子，放任起来。他发现公园池塘里有一只带桨的小船，就直奔过去，并划了几圈。

　　会谈结果使沙皇很不满意——没有说服奥地利宫廷放弃同土耳其讲和的念头。……同盟者毅然退出战争，并早已和土耳其进行旨在缔结和约的双边会谈。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孤立，沙皇表示同意参加行将举行的和会。彼得对威尼斯在同盟义务上的忠实还抱有一线希望，并积极准备到那里去。再说，威尼斯帆桨大船队和兵工厂也一直吸引着沙皇。

　　7月15日。即彼得打算乘轿式马车前往威尼斯那一天，收到了莫斯科的邮件，全部计划马上被打乱。罗莫达诺夫斯基报告说， 1698年春到莫斯科来上告的那些射击军团队的代表再一次叛乱，此刻他们已全部出动，正朝首都进发。彼得决定火速返回俄国。在举行告别仪式之后，他没有说明急切返回祖国的原因，就于1698年7月19日离开了维也纳。

　　沙皇日夜兼程匆匆返国，只在进餐和换马时才作短暂停留。四天后，即 7月22日，他才下榻过夜。也就在这一天，维也纳得到消息说，叛乱的射击军已在新耶路撒冷城下被平定。沃兹尼岑大使从维也纳派出信使追赶彼得，直到沙皇经过克拉科夫时，才把这一消息禀报给他。但这一消息并没能改变彼得返回俄国的决心。

　　余下的路程不必再匆匆忙忙了，沙皇在途中时作长时间的停留，并在拉瓦鲁斯卡小镇住了很久。在这里，他会见了萨克森的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

　　彼得一世和奥古斯都二世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俩都是不久前刚刚过了二十五岁，两个人都是身材魁梧，精力旺盛。但对精力的运用方法可不相同。彼得用于粗糙而繁重的工作，学习使用斧子，热衷于对祖国有益的事情。奥古斯都把精力浪费在吃喝玩乐上。他也和彼得一样，经常去国外旅行，但目的各异：在马德里，他显示了斗牛士的力气和敏捷，以此俘虏了极富热情的西班牙女人的心；在威尼斯，他被认为是个多情的浪子。然而奥古斯都具有那时彼得身上早已不存在的长处，待人接物的魅力，一个委婉而审慎的健谈者，就是在娱乐方面也时而花样翻新。诚然，彼得不赞同奥古斯都打猎的嗜好，而且他也不好此道，不过，这位皇帝能想出很多其他消遣的办法。简言之，他们俩，主人和客人，彼此都有好感。

　　彼得和奥古斯都在没有外人参加的情况下，就国际政治单独交换了意见，甚至连波兰官员也猜不到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有共同的敌人——瑞典。朋友们分手时，仅仅互相许下了“牢固的友谊”的诺言，而这种“牢固的友谊的诺言”并未以正式条约固定下来。后来北方同盟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当然，彼得对外政策的变化并不取决于奥古斯都二世和他那善于迎合高贵客人口味的本事。彼得从不缔结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的条约。

　　彼得之所以如此坚决地要改变对外政策，首先是他本人的远见卓识和对西欧形势清醒的估计，固为海上强国荷兰和英国正在狂热地准备同法国交战。俄国大使团曾试图促使他们协同俄国，共同对付土耳其，但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这一切尝试都失败了。想得到他们在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同样也是徒然。不仅如此，海上强国本身还指望奥地利的军事援助，而且暗中背着大使团以调停者的身份参与了土耳其和奥地利之间的和谈。土奥双方缔结和约一旦成为事实，海上列强就有可能利用奥地利的陆军来反对法国。彼得在维也纳的会谈表明，阻止奥地利政府和上耳其缔结和约的企图实际已不可能，于是沙皇决定放弃在南方而在西北方谋求出海口，并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而寻找同盟者。但不是要继续与土耳其大动干戈，而是为了同瑞典决一雌雄。

　　得到奥古斯都二世表示愿意参加反瑞典同盟的保证之后，彼得和他交换了礼物之后话别，他身穿坎肩，戴着帽子，腰佩粗糙的佩剑，于1698年 8月25日返回莫斯科。










彼得大帝传略--第三章　改革之始






第三章　改革之始

　　沙皇悄然返回京都，没有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彼得看过戈登之后，在他宠姬安娜·蒙斯那里小住几日，随后便到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去了。他不愿见到后妃，而她对与君王重续恩爱之情尚抱着一线希望。

　　沙皇返驾的消息次日才在首都传开。领主们来到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祝贺他平安归来。但这里发生了一件使祝贺者震惊的事：沙皇命令递给他剪刀并开始亲自动手剪掉领主们的胡须。曾指挥忠于政府的军队击溃了射击军的舍英，此时却成了沙皇注目的第一个牺牲者。罗莫达诺夫斯基那一把“恺撒大公”式的大胡子也未能幸免，然后沙皇依次剪掉其余领主的胡子。

　　过了几天，剪胡子手术又重复一次。这一次操剪刀的不是沙皇自己，而是他的侍从。在舍英家的宴会上，他一会儿跑到一个领主跟前，一会又跑到另一个领主跟前，剪光他们的胡子，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这种改变俄罗斯外观的做法看来微不足道，但对彼得未来的统治，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胡须的崇拜是从东正教开始的。教会认为这种“上帝赐与的饰物”是俄罗斯人自豪的标志。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不留胡须的人比作公猫、公狗和猴子，他宣称剪胡子的作法是大逆不道的。

　　尽管剪胡子遭到指责，某些大胆的和追求时髦的人仍然冒险在彼得采取强硬措施之前把胡须剃了。但是宽阔密实而且完整的一部大胡子被认为是威严和端庄的表征。

　　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在得知领主戈洛文在维也纳身穿德国服并剃了胡须时，愤怒地喊道：“我不相信，戈洛文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罗莫达诺夫斯基的胡须后来是沙皇亲自剪掉的。

　　剃须一举在宫廷实行起来毕竟要容易些。彼得把胡须上的变革视为政府政策的象征，并宣布剪胡于是全体居民的义务。

　　农民和市民顽固地反对这一政策。胡须成了因循守旧的象征，并以此作为反对革新的一种口实。

　　留须权可以花钱购买，富商留胡须要付很大一笔钱，即每年一百卢布；领主和官员每年要付六十卢布，而其他居民——三十卢布。农民每次进出城要付一戈比。有一种专门制造的金属小牌，作为缴纳胡须税的收条。留胡子的人把小牌挂在脖子上：它的正面画着短鬓和胡须的标记，同时写着“须税付讫”的字样。只有僧侣可免纳胡须税。

　　另一个在他看来应刻不容缓付诸实践的措施，涉及到了他的家庭生活。沙皇想要休掉皇后的决定早在出国之前就已考虑成熟了。他委托留在莫斯科的朋友们解决这个微妙的问题。劝她进修道院。叶芙多基娅没有听从劝告，这一点可以从沙皇和他在莫斯科的朋友来往书信中得到证明：“陛下信中命仟悔牧师列夫·基里洛维奇并臣办理此事，吾等均已尽力而为，任凭其自愿出走，唯娘娘乃生性倔强之女性，拒不听从劝告。为此再度致函忏悔牧师，请其劝说时采取较为强硬之态度”。彼得向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表了态，命其按斯特列什涅夫的主意行事。

　　政治审讯机关头子罗莫达诺夫斯基主持处理此项离婚事件，为此他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设立了刑讯室。这都说明彼得无意一味说服对方接受离婚，还要来点硬的，然而可以断定，哪怕再倒霉皇后也决不改变主意的。

　　沙皇与王后是在 8月28日，即彼得回到莫斯科的第三天会面的。他们之间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后人一无所知，但是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次谈话没有使彼得达到预期的目的。叶芙多基娅仍然不愿听从摆布去落发为尼。如果她同意。那么就给她隆重送别。可是送别仪式并没有举行。因为三周以后，从克里姆林宫驶出一辆没有侍从的简朴的轿式马车，朝着通往苏兹达尔女修院方向开去，叶芙多基娅从此将更名改姓，脱下俗人的衣服，换成修女的长袍。修院还为这位名叫叶莲娜的修女准备了内修室。

　　彼得还强化了对射击军的侦讯，这同胡须上的斗争以及和叶芙多基娅离婚案相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彼得和射击军有一种特殊关系，而且每次新冲突都加深了沙皇和他们之间的猜疑和故意。但问题并不仅在于射击军缺乏应有的训练和战斗力，而在于它本身组织方面所暴露出来的旧时代的痕迹。

　　在彼得眼里，射击军“不配称为军队，而是一群乌合之众”，这首先因为这批人不仅再三寻衅滋事，心怀叵测，阻挠他即帝位，而且还有弒君之心。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对射击军的仇恨日深，终至恨不得寝其皮而食其肉。沙皇成了这场冲突的胜者，他的专横独裁导致了血腥的结局：千百万名射击军士兵遭到残杀，射击军实际上己名存实亡。彼得获悉射击军哗变的消息时，正滞留维也纳，他当即给罗莫达诺夫斯基发去一封简短的信。全文如下：“ 6月17日来函已复。来信提及先皇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埋下之恶种业已萌发等节，朕特命卿等绝不可手软，舍此火势将不可收拾也”。

　　“刻吾等从事之有益事业功亏一篑，弃之可惜，鉴于上述原因，朕率众人尽速返回，想此事亦为卿等始料所不及也。”

　　这封信短短数行，但言简意赅，彼得说明了射击军骚动的概况（按沙皇的意见来说这是在1682年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播下的种子发展起来的），目的在于进行残酷的镇压。复信的口气说明，沙皇对射击军的仇恨已达顶点，并暗示，一俟回到莫斯科就准备最后解决他们的命运。

　　在莫斯科，人们向沙皇禀报了射击军骚动和对它的镇压，他亲自研究审讯材料，他知之愈详，不满情绪就越大。他认为，侦讯还浮在表面，对暴动参与者的惩治过于手软，审讯人员未能查明被他称之为米洛斯拉夫斯基埋藏下的“恶种”参与其事的目的。最令他不满意的是把那些骚动的发起者匆匆处死了。彼得认为，他们一死，此事也就死无对证了。

　　经过一番寒暄之后，气氛有所缓和，但一下子彼得的牛性子又上来了。他怒不可遏，指责大元帅舍英不该受贿以权谋私，使不少人无功受禄，得到升迁。沙皇气冲冲跑出大厅，询问门口的卫兵有多少人得到了提升并被授予官衔，然后拔剑出鞘。走了回来，一边用剑敲着桌子，一边向舍英大声喝道：“我要砸碎你的团队，扒下你的皮，说到做到！”这时，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佐托夫和列福尔特赶紧跑过去劝慰沙皇，请他息怒，可是他举起剑就打，佐托夫的头上挨了一记，罗莫达诺夫斯基的手指被剑锋划破，列福尔特的背部也给剑打了一下。只有缅希科夫好不容易才使盛怒的彼得平息下来。

　　不过，沙皇发怒的真正原因不在舍英提升无功的人，而是因为他过早处死了射击军哗变的罪魁祸首。

　　彼得决定重新审讯，这一次他要自己一手抓，“这次我要从严审讯”，他对戈登说。他首先命令将全部叛军押送京都。他们总数是一千零四十一人。

　　从1698年 9月中旬开始，除星期日和节日以外，审讯一直没有断过。被彼得吸收参加审问的有他的数名亲信：“恺撒大帝”罗莫达诺夫斯基，他曾以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总监身份从事政治审讯；还有姆·阿·切尔卡斯基公爵，弗·德·多尔戈鲁基公爵，普·伊·普罗佐夫斯基公爵及其他高官显贵。射击军全部官兵的命运早在审讯结束前就已由沙皇预先决定了。

　　经查明，索菲娅参与叛乱一事铁证如山。最后，受审者被分成两组：一组是射击军士兵，其中二十个受审的人忍受了最残忍的折磨，对他们动用拷问架、火烧、木棍等刑具逼供，让他们互相对质，还对死不认罪者进行反复拷问。刑讯室里一片哀嚎之声。在另一组审讯室里关进了两位公主——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和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还有担当索菲娅和射击军之间牵线人的亲信。两位公主周围的人也遭到和射击军一样拷打。索菲娅公主也没逃脱审问，尽管没有动刑。彼得不是单独到新圣母修道院来的，还带来了阿尔秋什卡·马斯洛夫和士兵瓦西卡·伊格纳季耶夫，以及池们的口供，即索菲娅写给叛乱头目的信。

　　从1689年事变以后索菲娅被囚禁在修道院之日起，彼得已有九年时间没见到他姐姐了。在这些年里，公主在修道院斗室里的生活还比较自由，不必遵守严格的生活制度：她有机会和外界接触，身边有女仆侍候，亲戚也可以给她送吃的来。这些细微未节的小事也表现了彼得的个性－－他无心去打落水狗。对这些人的命运他听之任之。不仅对索菲娅如此，即令对他出家修道的发妻，也是如此。他有意网开一面，好让她继续过世俗的生活。

　　姐弟两个都是说一不二的倔脾气，见面就吵开了。这次会见既没有达到相互谅解，被告也始终没有悔意，对质也不能奈她何。

　　索菲娅心里明白，彼得手里还没有抓到真凭实据，所以她一口否认她和士兵之间有什么瓜葛。可想而知，这场谈话可是唇枪舌剑，杀　　气腾腾，并且双方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一个扮演原告的角色，另一个则驳斥原告的指控，竭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审讯记录行文谨严，白纸黑字。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回答皇帝的指控说：“你　　所说的在调查中发现的所谓公主写的那封信，并没有发给射击军兵团，至于那些士兵说什么请公主还朝执政这也不是事实。”彼得叫来的见证人还提起另外一件事，说在各团里曾传诵过一封索菲娅通过女乞丐转递的信。索菲娅断然否认有这么一件事。

　　另一个姐姐也是由彼得亲自审问的。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和索菲娅过从甚密，她被指控充当索菲娅和士兵的中间人，就是说，姐姐通过她将信转寄给射击军。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仅仅承认，她将射击军到达莫斯科的消息告诉了索菲娅，但她坚决不承认有所谓传递信件这一说。

　　审讯尚未结束，已经开始行刑了。第一队士兵，总数二百零一人于 9月30日被处以极刑。上百辆大车，一辆接一辆，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向莫斯科缓缓行进，每辆大本上坐着两个手拿点燃蜡烛的射击军士兵。在波克罗夫大门旁，当着彼得、高级官吏和外国使节人的面，向射击军士兵们宣读了沙皇的判决书：兹判处“窃贼、变节分子、内战的祸首和叛乱分子”以死刑。犯人被分别送到首都各区，全部处以绞刑。

　　第二次大批处决是在10月11日。这次绞杀射击军士兵不仅用专门制作的绞架，而且被吊在白城碉堡枪眼里的圆木上。所有这一组被处死刑是因为他们曾在参与叛乱的四个团中服过役。

　　在 9月末和10月份，总数达到七百九十九人的士兵被处以死刑。其中半数以上是没有经过预审就处决了的。只有年龄在十四到二十岁之间年轻士兵才得以幸免，在惩罚之后将他们流放外地去了。沙皇和他的亲信们都参加了行刑。当彼得看到大臣们动作迟钝、犹豫不决地砍下叛乱者的头颅时，他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首都长时间处于大屠杀的血腥气氛中。被处绞刑和车裂的尸体在五个月内部没有收拾干净。三个死人在苏姗娜（索菲娅公主落发后的称号）的内修室窗前有节奏地摆动着。死者的手里攥着信纸，暗喻那封由这位修女寄给射击军的信。

　　有关彼得在审讯和处决射击军的紧张时刻的心绪，我们可从外国人的记述中见到一斑。表面上，彼得似乎行若无事，但他内心的惴惴不安之情时而溢于言表。

　　对射击军的审讯结束之后，彼得于10月23日前往沃罗涅什。这是因为他放不下造船厂的事。在前两年，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调到沃罗涅什的费多尔·马特维那维奇·阿普拉克辛一直主持军舰制造厂的工作。造船专家（沙皇这样自诩）急不可耐地要检查一下造船厂的工作：生产进度，军舰上的武器和装备情况等等。

　　10月31日，沙皇来到沃罗涅什。眼前一派兴旺景象：昔日安静的小城此刻变成了繁荣的造船工业中心。这里，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操俄语和世界各地语言的专家随处可见。

　　这样庞大的造船工业，技术上的困难可想而知。造船厂缺少有经验的师傅。“这里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帮手”——沙皇在1698年12月的一封信中这样抱怨说。军舰是用没干透的木材建造的，往往用木钉代替铁钉，因此，已造好的大多数船舰的质量很差。彼得亲自领导军舰的验收委员会。他在接收典礼上指出：“这些军舰船舷和甲板过高。”所以，在水中不可能保持平衡。另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委员会也同样发现了造船的领班，“缺乏工艺技能”……

　　然而，沃罗涅什制造的船只毕竟开创了俄国海军的光荣历史。在沃罗涅什，俄国第一批造船家取得了经验，阿普拉克辛就是在这里第一次不用步兵而用海员充实了海军的编制。

　　翌年，即1699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两件是沙皇直接参与的，但文献上并没有翔实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是卡尔洛维茨会议，在大会上反土耳其的盟员国和土耳其进行了停战谈判。杜马书记普罗克皮·沃兹尼岑在会上维护了俄国的利益；毫无疑问，彼得事前嘱咐了参加会议的大使，但是谈判过程中的全部文件都是使节政厅起草的。1699年 1月14日，沃兹尼岑和土耳其人缔结的不是和约，而是停战两年的协定。

　　在同年一月份，颁布了关于实行城市改革的敕令——建立城市管理机构：在莫斯科设立市政厅，在外省设立地方自治局。不用说这个改革措施是由沙皇亲自倡导的，但他本人并未出面主持。

　　一开始，政府想从改革中获得直接利益：授予自治权的必须缴纳双份直接税，自治制度只准备在市民接受这一条件的城市实行。当得知市民拒绝接受必须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自治制度时，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征收双份直接税，但所有的城市因此必须统统实行改革，一无例外。

　　政府指出实行改革同手工业、工业以及商业繁荣的密切关系，若干年后这几项事业将提高国家收入，并将保障国家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日趋强大，此外还可望得到另外一项好处，那就是，根据改革实施条例，市政自治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将成为关税和酒馆税的责任征收者，这些税款的征收由过去的行政长官负责，改由选举出商人办理。这么一改，政府可按时收到税款，而且为此政府无需掏腰包应付各类开销。

　　有关彼得在这一年内的作为，有关文献均作了明确的记载。 2月，在新落成的列福尔特宫邸举行了一次滑稽仪式——“醉鬼大会”。在盛宴上，彼得同宽袖长袍的传统服式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出席宴会的显贵都身着传统的俄罗斯服装：绣花衬衫、鲜艳的绸缎上衣、外罩长袍，手腕上紧系着绣花袖套。长袍上面又套着一件又长又大的天鹅绒无袖袍。从上到下扣着一大排纽扣。此外还有高耸的天鹅绒面的帽子。逢到天气暖和他们来参加集会时，皮大衣换成了皮领大袍，这是一种用昂贵料子制作，长及脚跟的袍子，袖手肥大，带有四角可以折叠领子。

　　沙皇对这种碍手碍脚的锦衣绣服十分厌恶。在宴会上沙皇动开手了：他拿起剪刀就去剪他们的袖子。据当时目击者证实，他一边剪一边说道：“长袖子这玩意儿实在碍事，到处撞祸，不是拂掉了玻璃杯，就是蹭到汤里去；剪下来的袖头缝双靴子满够。”

　　人们不愿亲自下手剪短自己的长袍、无袖袍和皮领大袍、过了几个月，莫斯科人在克里姆林宫大门旁，在基塔城墙上，在秋多夫修道院附近，以及其它人烟稠密的地方，都读到了张贴的告示。为使告示不被撕掉，旁边站着卫兵，告示上写着沙皇的谕旨：“兹规定莫斯科和其它城市居民均应着如下的服装：匈牙利式男长服不得长于吊袜带衔接处，内衣要短于外衣，如此类推……”

　　十七世纪末，有两件互相关联的事必须抓紧解决：与土耳其讲和以及建立反瑞典同盟。彼得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两件事上了。

　　彼得把对外政策的大权操在自己手中，并在外交活动中作一些新的尝试。在没有外交部门直接参加的情况下，他同1698年来莫斯科签订反瑞典同盟条约的丹麦大使海因斯进行了私下会谈。沙皇没有急于举行正式谈判，而把建立同盟一直推迟到从卡尔洛维茨得到消息之后。可是，在卡尔洛维茨缔结的不是和约，而是短期休战协定。因此，彼得同丹麦签订的条约里，只承担了在签订和约或同上耳其长期停战之后一定出兵瑞典的义务。为了缔结和约，彼得派杜马书记叶美良·伊万诺维奇·马克兰英采夫去伊斯坦布尔，他们避开传统路线，不走陆路，而是乘军舰从海上前往目的地。这个计策是由沃兹尼岑向彼得提出的。沙皇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指示说气派要大些：大使的军舰应由沃罗涅什舰队护航开往刻赤。

　　1699年 8月 5日，十艘大军舰的分舰队从亚速起锚驶往刻赤。分舰队形式上由海军上将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指挥，而实际统率者是彼得。“要塞号”军舰上有以乌克兰英采夫为首的外交使团，该使团的成员之一描写了俄国军舰在刻赤抛锚时，土耳其人那种惊恐失措的神情，“从土耳其人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武装得如此精良的分舰队意外来访，感到惊骇不已，但让土耳其人根信这些军舰是俄国制造的，而且舰上的海员全都是俄国人，那可不是件容易事。”

　　刻赤的土耳其当局执意不肯让俄国大使继续乘坐军舰向前航行，他们以在海上航行将遇到狂风巨浪为口实，但彼得丝毫不为所动，他命令“要塞号”取道帝都，并且鸣放礼炮向土耳其人宣布俄国海军的诞生。这次显示国威的行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乌克兰英采夫完成使命产生了积极影响。

　　彼得和分舰队一起返航亚速，然后首途回京。此刻首都有两个外交代表团正在等着他。这两个使团各有各的打算：卡尔洛维奇将军代表奥古斯都二世来访，目的在于签订反瑞典同盟条约；而瑞典大使则另有所图——企图强求俄国同它签订永久性和约。

　　这是一场复杂的外交赌博。必须对瑞典外交代表团保守萨克森选帝侯和丹麦国王代表谈判的秘密。为了麻痹瑞典外交代表团的警党性，这个代表团和彼得举行单独会谈时，表面上受到了尊重和礼遇。谈判承认了过去的俄国——瑞典条约。

　　欧洲的局势有利于俄国谋求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斗争，因为当时各列强正剑拔弩张，一场武装冲突眼看一触即发。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身后无嗣，他之死便成了西班牙王位争夺战（1701——1714）的口实。法国以及和它对立的封建专制联盟的成员奥地利，还有许多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都卷入了这场争夺，企图染指西班牙王国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广阔地盘。这样一来，东北欧的冲突反倒退居次要地位了。

　　于是北方联盟终成事实，只消等待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好消息。1699岁末，彼得又提出两项新规定：12月19日和20日命令规定，新的一年不从“创世纪元”起算，而从“耶稣降生之日”算起，也就是说，新年不是从 9月 1日始，而是从 1月 1日开始。亦即采用许多欧洲国家通用的历法。按照老的纪元， 1月 1日这一天是7208年又四个月，而按新历来计算则正好是1700年。

　　彼得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新年的庆祝活动。元旦，他命令步兵团开到红场，把二百门大炮集中到克里姆林宫前。鸣放礼炮一直持续了六无之久。沙皇亲自安排焰火，五彩缤纷的焰火，使首都居民惊喜不已。居民也参加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大门装饰着云杉，松树和瓔珞柏的树枝。敕令责成领主和富商凡有小炮者，可在自己庭院鸣放数响；有火枪或其它小型枪枝可鸣放三响；有爆仗者随意燃放。在庆祝新年伊始的日子里，万众欢腾。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彼得在俄国完成了几件开创革新时代的大事：打通海上通路；着手建设海军；城市自治；禁止蓄长须、穿长袍，实行从 1月 1日开始起算的新纪元，革新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不难看出，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使俄国欧化，把俄国提高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

　　即将来临的1700年又将如何？能否保证已开始的改革继续进行、不受干扰？彼得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在圣母升天大教堂里作祈祷的时候，彼得用他那沙哑的男低音，虔诚地唱着，恳求上天在新的一年里赐福于他。










彼得大帝传略--第四章　两战纳尔瓦






第四章　两战纳尔瓦

　　　　　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的第一

　　　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善于甚至把失败变成

　　　胜利的武器。

　　　　　　　　　　——马克思：《克里木战局的回顾》

　　彼得焦急地等待乌克兰英采夫的消息。他催促这位杜马书记结束同土耳其人的和约谈判。

　　每逢捧读彼得的信函时，使人不由自主地习惯于他那种要求收信人迅速完成任务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几乎在每一封信里都要求下级务必完成他的命令，不得有误。诸如“不得延宕”、“火速完成”、“立即执行”等字样每封信里都可见到。有时，往往很难判断，“刻不容缓”“不得延宕”等是否包含着沙皇的真实意图。他本人倒是善于在一瞬间判断形势，抓住要害，迅速作出决定，如果身边没有可以差遣的人，他就自己动手去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催促乌克兰英采夫并非事出无因，沙皇要对同盟者负责。早在1699年12月，彼得就曾写信给乌克兰英采夫：“上帝保佑，此事当即办理，不得有误。”1700年 2月，沙皇提醒他的使节说：“缔结和约势在必行，事关重大，切切。”在等待签订和约的时候，彼得甚至耽搁了给奥古斯都二世的复函。“这确实是有原因的，”沙皇在1700年 7月向奥古斯都二世解释道：“此刻那边的情况乏善可陈，故此无可奉告。”彼得对那位专为敦促俄国采取军事行动而来的奥古斯古二世的特使说：“假如我今天得到媾和的消息，那么我明天就对瑞典出兵。”

　　彼得没有食言。 8月 8日他终于收到盼望已久的乌克兰英采夫的报告，说签订了一项有效期为三十年的和约；翌日，他通知奥古斯都二世，并发出进攻的命令，一万辆满载装备、大炮和粮食的大车组成的辎重队迤逦十俄里。沙皇本人以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炮兵上尉的身份也编入军队。彼得在特维尔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奥古斯都二世的信使向他禀报说，瑞典国王带领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准备进军里夫兰。彼得对消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此事还应细加斟酌，果真有此事，还是一种借口？假如消息可靠，那么丹麦当然不是联合舰队的对手。”

　　遗憾的是，消息确凿无误。就在 8月 8日这一天，当乌克兰英采夫的急使抵达莫斯科时，北方同盟的成员之一丹麦退出了这场军事较量。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率一万五千军队出其不意地在哥本哈根登陆。登陆是由瑞典和英国联合舰队实施的。丹麦国君不战而降。

　　9月23日，总数为一万人的第一批俄国军队，穿过秋季的泥泞道路，抵达纳尔瓦。其余部队则缓慢向要塞集结，于10月中旬完成。10月20日开始炮击要塞，尽管火药、子弹和炮弹供应充足，但持续两周的炮击，并未奏效。

　　然而，查理十二象袭击哥本哈根一样，出乎意料地抵达纳尔瓦。得知敌人逼近的消息后，彼得也把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刚雇佣的为俄国服役的德国的冯·克鲁伊，就离开了纳尔瓦。我们很难理解彼得这一行动。多年后经彼得审阅的《北方大战史》中是这样写的：“在18日以前，皇帝离开军队到诺夫哥罗德去，是为了督促其余各国正在前进的部队更快向纳尔瓦挺进，更主要的是会见波兰国王。”然而在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里，沙皇未必有什么任务比在和放军交战前夕与将士共生死更重要的事吧。

　　在有人对彼得在1700年11月的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彼得怯阵了。然而只要看一下他在远征亚速时期和纳尔瓦战役后那些年的行为，那么这种推测就很难站住脚。无论是在纳尔瓦战役之前还是在那之后，沙皇一直都是身先士卒，出入沙场，置生命于不顾。彼得此举很可能是在对俄军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因为按道理说，俄军人数超过查理十二军队许多倍。

　　11月18日，瑞典军队在纳尔瓦附近集结。战斗于第二天打响。俄军的部署以包围纳尔瓦为目标，修筑的工事长达七俄里。开战之前，大雪纷飞，瑞典人很有可能趁此机会对俄军阵地进行偷袭。瑞军闪电似的冲锋使俄军顿时乱作一团。听到的喊声是：“德国人背叛了我们。”舍列麦捷夫率领骑兵强渡纳尔瓦，在渡河时损失了上千人。戈洛文师的步兵正在夺桥而去，突然，桥梁倒塌，士兵葬身河底。德国人冯·克鲁伊和在俄国服役的外国军官们，立刻投降做了俘虏。只有两个近卫军团和列福尔特团表现出顽强抵抗的精神，面对一片慌乱显示出自己的战斗锐气。瑞典人屡次试图击溃近卫军都未能成功。

　　入夜，前线无战事。投降谈判开始了。条件是：俄军有权携带大炮以外的全部武器撤离纳尔瓦。但是瑞典国王背信弃义。近卫军沿刚修复的大桥向纳尔瓦河对岸撤退时，瑞典人便向剩余的俄国人猛扑过去，缴了士兵的械，掠去他们的物品，并俘虏了俄军的军官。

　　总而言之，战争伊始，首战败北，俄军溃败。纳尔瓦城下，俄军阵亡，溺毙和饿死的，达六千人之众，炮兵连同一百三十五门各种口径的大炮，损失殆尽。军队的高级军官几乎无一生还。参加纳尔瓦会战的俄国人比瑞典人多了几倍：查理十二麾下只有八千到一万二千人，而俄军却有三万五千人到四万人之众。

　　历史学家至今未能查到有关彼得在纳尔瓦战败后心理状态的史料：彼得在吃了大败仗以后写下的信迄今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也许那时他根本没有写过信，沙皇在探讨俄国在纳尔瓦败北原因的《北方大战史》一书中写道：“总之，瑞典人已成得胜之师，此点毋庸置疑。然尚须指出，彼辈之敌手为何等人，需知吾军中具作战经验者仅余一列福尔特团（前称舍别列夫团）；再则二近卫军团仅两度参加过进攻亚速之野外作战，而从未和真正之正规军较量。至于其余各团，除数名团长之外，无论其为军官抑或列兵，均入伍不久，加之过度饥饿，道路泥泞难行，粮秣不足等各种原因，一言以蔽之，此次交战纯属儿戏，且技艺低劣。以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之强师压倒缺乏军事素养之新兵，原无足怪也……然而，值此惨遭不幸（或曰大幸）之时刻，吾人应力戒因循苟且之习气，自强不息，苦练杀敌本领。”纳尔瓦一战显而易见地暴露出国家的落后和军队战斗力之低下。纳尔瓦一战教训惨痛，应视为前车之鉴。

　　十八岁的瑞典国王战胜俄军的消息成了欧洲的大话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了嘲笑俄国沙皇，瑞典人特别造了一枚徽章：一面画的是彼得站在向纳尔瓦射击的大炮旁边，题词是：“彼得站着取暖”。另一面画着以彼得为首的俄国人从纳尔瓦溃逃的情景：沙皇丢盔弃甲，哭哭啼啼，用手帕擦眼泪，题词是：“一败涂地，痛哭流涕”。

　　俄国在西欧各国宫廷的威望一落千丈。俄国驻海牙大使安德烈·马特维耶夫向彼得报告说：“瑞典大使恶语伤人，该人往各部游说，不仅对吾王陛下军队口出不逊，且进行人身攻击，诳称圣上为其国王之进攻所吓，魂不附体，两日之内即离军返口京都云云……”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戈里岑也发来了类似的报告。

　　当查理十二的营垒里还在取笑俄国沙皇时，彼得倒并没有虚度光阴。他不知软弱和疲劳为何物，他不是那种遭到失败就垂头丧气的人。恰恰相反，逆境反倒锻炼了彼得的意志。正如在第一次亚速远征之后，失败刺激了他，于是他就认准目标，勇往直前地去开创未来的胜利。他记录的那枯燥乏味的往返旅程大事记足以证实他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呕心沥血的惨淡经营过程。在1701年 1月底，他前往比尔查，从那里返口莫斯科后，又急奔沃罗涅什，两个半月后，又来到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这儿年里，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诺特堡，在奥洛涅茨造船厂，在纳尔瓦和捷尔普特的城墙边，在彼得堡，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彼得象信使一样不分昼夜地四处奔波，无论天气阴晴冷暖，一年四季，犹如一日。一辆普通马车和一乘雪橇就是他的食宿之所在。只在换马时，他才小憩片刻。沙皇的每一次转移，不仅是他个人生活的里程碑，也是动员国家共御外侮的新阶段。这说明沙皇本人宵衣旰食，勤于政务。

　　彼得到比尔查与奥古斯都二世会晤。这位波兰国王勇敢、忠诚有余，他动员全民力量与敌人周旋，视波兰王位若拱壁，但在其它方面却并无出类拔萃之处、不过对俄国来说，他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同盟者。查理十二追赶奥古斯都的时间愈长，俄国就愈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时间去医治纳尔瓦一仗留下的创伤。因此，无论在力量和时间上，还是在人力和物力上，彼得都毫不吝惜地去支援奥古斯都。在比尔查，他们签订盟约、据此彼得答应波兰国王有权指挥一万五千到两万人的一支军队，此外，每年援助他十万卢布。

　　为领导修筑防御工事，沙皇来到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按照他的敕令，龙骑兵、步兵、神甫“以及全体教会人士，不分男女”，均须参加构筑工事的劳动，教堂活动一律停止。

　　阿尔汉格尔斯克之所以引起彼得的注意，是因为他得知瑞典军舰进攻该城的消息。瑞典人想把阿尔汉格尔斯克夷为平地的企图没有得逞，但沙皇依然踏上了遥远的征程，以便巩固这唯一联系俄国和西方的港埠。

　　骤然看来，彼得频繁访问阿尔汉格尔斯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实际上，彼得在沃罗涅什长期滞留直到北方大战开始也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怀疑，其实那里正在建造准备投入亚速海之战的舰队。然而，当军事舞台已转移到西北部，俄国转而和瑞典作战的时候，彼得驾临沃罗涅什目的是什么？是否要为亚速舰队补充新的军舰，并把不久前在顿河下水并已经腐朽的帆桨大船和三桅巡洋舰来一番大修？再说，并没有一艘军舰，一门大炮参加过实战，难道说沙皇是在无事忙，拿人民的钱财不当回事，还是说，他对海军和造船工业偏爱？

　　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彼得始终关心亚速海舰队，唯有倚仗这支海上力量才有可能把土耳其人蠢蠢欲动的念头打消，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使其不得轻举妄动。俄国驻土耳其公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上书禀告沙皇道：“此间令人闻风丧胆者无它，乃吾王海军也！”

　　彼得对土耳其没有掉以轻心，他密切注视着苏丹反复无常的情绪。1701年 6月24日，沙皇书面指示在亚速守卫南部海域的该省省督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提高警惕，加强亚速和塔于罗格之防御。”两周后彼得再次提醒他：“密切注意土耳其动向，切切。”阿普拉克辛 9月份从沙皇那儿得到新情报：“毋需再担心上耳其方面战事，苏丹已批准和约。”

　　结果，沙皇向省督提供的情报失实，这是由于俄国当时在土耳其没有常驻外交代表团，莫斯科只能通过间接途径获得情报。

　　彼得一反惯例，向亚得利亚那堡的苏丹王官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才气横溢而又诡计多端的彼得·安德烈那维奇·托尔斯泰被选中了。一次沙皇坦率地对托尔斯泰说：“哼，要不是你这么聪明，你这颗脑袋早就掉啦！”这话暗指1682年托尔斯泰曾卷入了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索菲娅共同策划的阴谋。托尔斯泰一心要将功补过。为了讨好沙皇，他抛妻别子，在四十岁上甘愿和其它留学生一起到威尼斯去学习海军技术。现在，在1702年，这个“聪明脑袋”要出使土耳其，摸清那里陆军和海军的情况；看看他们的骑兵和步兵是否按老传统进行了训练，他们是否雇佣了欧洲军官为其效力，是否还想填平刻赤湾峡，以永远断绝俄国人的黑海通路等等。

　　沙皇在莫斯科，更确切他说，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度过了整个冬季，正如一般所说，这是战场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敌军已安营扎寨，养精蓄锐，以待明春汛期过后重开战事。

　　有三件迫在眉睫的事亟待完成，这使彼得心中十分焦灼：到哪儿去搞钱，到哪儿去弄人马、到哪儿去筹借军火以补充纳尔瓦之战的损失呢？

　　安德烈·纳尔托夫曾写下一篇关于如何弄钱的故事。故事说到沙皇整天彻夜冥思苦索这个问题。他对走进来的“恺撒大公”罗莫达诺夫斯基说：“现在国库空空，军队一无给养，二无武器装备，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我看办法只有一个：把修道院的那些金银财宝拿出来一些，用来换钱。”罗莫达诺夫斯基说使不得，这会惹麻烦，应该另想办法。之后他便领沙皇到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秘密仓库去。他们走进小屋里，“沙皇陛下看见了一堆金银器皿和珠宝，小银市和荷兰银市。他惊讶不已。”罗莫达诺夫斯基把宝藏的秘密告诉了彼得，“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每次外出远征时，出于对我的信任，把他私人的金银财宝交给我保管。弥留之际，他把我叫到跟前，嘱咐我，只有在发生战事迫切需要钱的时候，才能拿出来用，这些财宝不能交给任何一个继承人。”

　　这个故事里的可信部分和传说部分是最难加以区分的，况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沙皇不是跟罗莫达诺夫斯基，而是跟普罗佐罗夫斯基进行这场谈话的。事实上，众所周知，彼得克服财政困难所采取的是一种很普通而又大不可靠的办法——提高造币厂的生产率：车床夜以继日地转动，成色不足的货币充斥市场。1700年前，每年发行二十万到五十万卢布，1700年共发行了二百万卢布的货币，而到1702年竟超过了四百五十万卢布。沙皇的国库从降低货币的自银含量这项措施中，一时取得了较多的收入，并且弥补了预算赤字。

　　解决第二个问题——补充兵员，这倒并不特别困难。按照需要，可从城乡居民的一定数量住户中征集新兵入伍。这个在十八世纪初固定下来的补充陆军和海军的制度，在整个北方大战期间显示出了它的威力。炮厂也终于很快就恢复生产了。确实，在铸造铜炮的时候，由于缺少铜不得不挪用教堂和修道院的铜钟。不过铸造大炮的生铁数量还很充足，这是因为本世纪初迅速兴办起来的一些冶金工厂，保证军队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优质大炮：彼得曾多次称道这些大炮性能优良。

　　在补充军官时，彼得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首先因为，直到十八世纪俄国还没有培养军事专家的专门学校。1701年，彼得创办了第一所这样的学校——航海学校，在该校可以学习算术、几何、三角、航海学、天文学。沙皇认为：“不仅航海业需要这种学校，其它诸如炮兵和工程兵也需要。”

　　事隔多年之后，彼得才有可能起用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然而，时不我待，如今急需的是军事专家。虽然沙皇心里很清楚，外国军官在纳尔瓦一役中表现很不好，但目前有了燃眉之急，他于是不得不重新到国外招聘军事专家。1702年，在一些西欧国家里张贴了用德语写成的彼得招请外国军官到俄国服役的谕示。

　　1702年初，俄军旗开得胜。舍列麦捷夫率领的一万七千名军团士兵袭击了瑞典施利宾巴赫将军的军队，并在距捷尔普特不远的埃列斯特费尔村全歼敌人七千名，这个数字占瑞军的一半。“我们终于把瑞典人打败啦！”在得到舍列麦捷夫的报告后，彼得大声喊道。沙皇表彰了全体将士，并给予犒赏。缅希科夫代表彼得向舍列麦捷夫颁发了大安德烈勋章和元帅称号的证书。

　　为指挥1703年的战役，彼得于 3月中旬来到施利色堡。 4月，沙皇通知舍列麦捷夫，军队要整装待发，并告诉他要分秒必争，不使敌人有可能先发制人。这里指的是袭击涅瓦河口的宁尚茨堡。

　　三天以后，在宁尚茨堡附近和敌人舰队首次遭遇。努麦斯分舰队的两艘军舰不知宁尚茨堡已经投降，驶进了涅瓦河口。彼得决定袭击它们。他对这次军事行动作了如此描述： 5月 5日，“敌方军舰在努姆贝斯海军中将指挥下驶进河口；而我方元帅派遣我等分乘三十艘小船前往迎敌。 7日驶近河口，吾等仔细观察敌情，对敌军作意外偷袭，缴获三桅巡洋舰两艘，以及装备有十门大炮之“海丹号”与装备八门大炮、十四扇舷窗之“阿斯特里尔号”各一艘。敌方表示投降已为时太晚，但此刻彼等脱身无计，几全军覆没，幸存者余十三人。我方仅动用小艇八条而已。”

　　使用简陋的、只配备火枪和榴弹的攻击军舰，是一种冒险行为。敢冒这种危险的人，必须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彼得平常并不热衷冒险，认为只有十拿九稳时方可行事。看来宁尚茨堡之役是沙皇唯一的一次例外。

　　在后来的年代里，人们对取得那样规模的会战胜利，已司空习惯，尽管每次要鸣炮祝捷，但也不过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罢了。这次胜利使彼得乐不可支，因为这是第一次海战，他把这次胜利称为“史无前例的大捷”。这一胜利为俄国海军光荣的战斗传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彼得的诏令，国家档案馆甚至为此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而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彼得旋即给友人写信，告以班师回朝的喜讯。沙皇在信中用“我们”，“我们的军队”这类代词第一人称的多数形式，这和他君主身份极不相称，他之前和以后的历代君主没有一个能象他这样。沙皇在信中只字未提自己，而且在信的原件里，有关他的行止，他对会战所作的指示，竟然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不过，这些信极其翔实地报导了虏获的战利品，敌人的伤亡以及敌方的损失等等。

　　沙皇决定了攻击努姆贝斯两艘军舰的行动方案。将三十只小艇分成两组：一组切断瑞典人的海上通路；另一组从涅瓦河上游进攻。彼得亲自参加进攻指挥，缅希科夫率领第二个组。彼得在信中写道，尽管他们不能和元帅、海军上将相提并论，但他和中尉（指缅希科夫）也获得了圣安德烈骑士勋章。

　　为纪念这一事件，彼得下令铸造铜质奖章，上面刻着“史无前例”的简要题词。

　　有关参加围攻诺特堡的事，彼得自己只字未提。只是从舍利麦捷夫的行军日记中得知，沙皇曾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只带了几个士兵直追城下涅瓦河岸”。

　　占领宁尚茨堡之后，整个涅瓦河流域上起发源地施利色堡下至出海口都落人俄军之手。沙皇知道，瑞典人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不要多久他们又会卷土重来，把俄国人从涅瓦河两岸赶走。故此他当即下令加强河口的防御工事。“关于攻克卡涅茨（即宁尚茨堡）”《北方大战史》记载，“特召开专门军事会议，就加固现有战地工事或另觅其它合适处所一事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决定另找一个合适地方，结果几天之内就选中了卢斯特·艾兰特岛（即快乐岛）； 5月16日（在圣灵降临节那一周），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城堡，并命名为圣彼得堡。俄罗斯帝国未来的首都彼得堡就这样诞生了。这个六角城堡是士兵们仓促之间修建的，它成了帝国的摇篮。那时，在城堡旁边还建起第一座民用小房——一栋一直保存至今的彼得的小房子。

　　木制城堡的建筑者是在严冬季节和涅瓦河变化无常气候下施工的。被任命为彼得堡省省督的缅希科夫1703年 6月向彼得禀报说：“刻已有筑城民工多名从城区来此，估计尚有多人将大批涌到。计划当能如期完成。唯此地烈日炎炎，酷热难当耳。”

　　施工的恶劣条件并没有使彼得不安。在他看来，新城就是“天堂”，就是人间乐园。但到了1704年秋，彼得萌了将彼得堡改为国家首都的念头。 9月28日，他从奥洛涅茨造船厂写情给缅希科夫说，他希望下月2号或3号出发前往首都，并在该地停留三、四天。为使收信人不致误会，沙皇在信封上加了注解，指出“首都”即“（彼得堡）”。

　　然而，要把这个小小的城堡变成规模宏伟的国家经济中心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假以时日，这是许多年以后才实现的，而目前，在1704年，压倒一切的任务则是守住从强敌手中收复的失地。鉴于敌人曾多次妄图突破涅瓦河口，沙皇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首先，他在距彼得堡三十俄里的科特林岛上建立喀琅施塔得要塞。要塞司令必须遵循彼得在1704年 5月 3日签署的指令：“务必坚守此阵地，纵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沙皇经常到这个岛上视察加固工事的情况，当工程接近尾声时，他说，“喀琅施塔得已非昔比，敌人断乎不敢从海上靠近我们；否则，叫他们樯橹灰飞，从此以后，我们在彼得堡可以高枕无忧了。”

　　单靠要塞的驻军来守土，仍无法排除敌人进犯的可能性。为此，还必须有一支舰队专司其事。彼得曾形象地谈到他的想法：“任何一个统治者如果只有陆军，他就只有一只手；如果他有了海军舰队，那他一双手就都有了。”在把涅瓦河岸抓到手之后，彼得争分夺秒地着手建设海军舰队。1703年，在奥洛涅茨基造船厂建造了四十三艘各种类型的舰艇。领导造船工程的沙皇本人乘坐带有“御旗”标志的三桅巡洋舰口到了彼得堡。这时已有四个海归并俄国，原来沙皇的御旗上绘的是双头鹰用嘴和爪子分别衔住和抓住俄罗斯的三个海的地图，这一回在御旗上出现的是绘有四个海的地图了。

　　与此同时，沙皇在彼得堡建立了造船厂。这座著名的海军部造船厂对俄国海军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起了保障作用。它于1705年投产。第一艘军舰于1706年 4月下水。

　　没有颁布过宣布彼得堡为首都的官方命令。但在1713年宫廷、枢密院和外交使团便都迁往彼得堡了。

　　彼得为什么把作为国家地理中心，而长远以来又和地方保持经济联系的莫斯科放弃，而将首都迁到新的尚未建成的国家的边陲去呢？

　　部分是由于个人的好恶：他对古都不抱好感，从小就认为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比克里姆林宫好。莫斯科使彼得联想起那股反对改革的势力，因为旧都是他和索菲娅权力角逐的场所，也是守旧势力的顽固堡垒的象征。

　　当然，问题并不仅在于此。新都是通向欧洲的门户，它象征着俄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它从此有了与西欧各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捷径。此外，彼得堡不仅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最重要的军港。

　　彼得把彼得堡称为“天堂”，当然不是指目前由一些粗陋的木头房子和土坯屋组成的城市，而是指它的远景——一座设施完备的首都，它将有豪华的宫殿和公园，笔直的石砌大街。彼得善于高瞻远瞩，因为他懂得，他努力的结果将造福于后世子孙。有一次彼得在种柞树的时候，发现有个大官对此表示怀疑地微微一笑，彼得气忿他说：“我明自！你认为我活不过这株茂盛的柞树。这是事实！可你真是个笨蛋；我给别人做个榜样，为的是让我们后代用树木去造军舰。我干活想到的不是自己，我想的是为千秋万代造福！”

　　彼得视察了规模不大的城堡和他那简陋的三问平房，这房子是用松树圆木筑墙，用灰板条盖顶，但徐的颜色使入觉得这仿佛是砖瓦房。沙皇一边视察，一边幻想将有一座不亚于阿姆斯特丹的繁华的港湾城市在这里出现。码头上，有堆放外国货和德国货的仓库，操着各种语言的外国商人，他们来买俄国的大麻纤维、亚麻、桅杆木材、松香、亚麻布。彼得说；“设若天假我以年，彼得堡将会变成另一个阿姆斯特丹。”1703年秋，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艘外国商船的桅杆。彼得堡省督格外高兴，慷慨地款待了为新城市运来酒和盐的商船全体船员。帝国未来的首都——通向欧洲的门户就这样不起眼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紧跟捷尔普特之后纳尔瓦也被攻克。 5月末开始了对纳尔瓦的包围，但由于攻城的炮兵还没有到达，故进展迟缓。等到从捷尔普特和彼得堡调来大炮和臼炮之后，才对要塞发动炮击。曾在1700年指挥要塞驻防军的那位戈恩仍担任要塞司令。从那以后，俄国军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戈恩，就象他的国王查理十二一样，还用过去的老眼光看待俄军。这位要塞司令认为，在要塞城墙下的仍是那支训练很差，装备简陋的俄国军队。当俄军敦促他可以将驻防军撤出并以此作为优厚的投降条件时，他口出不逊，旧事重提。彼得于是命令在全军宣读戈恩傲慢无礼、令人难堪的拒降书。

　　戈恩由于他的骄横而两次遭到惩罚。 6月，沙皇第一次教训了这个目空一切的要塞司令。彼得采纳缅希科夫的建议，让几个俄军团队穿上瑞军的服装，他们从被包围者渴望瑞典元帅什利别巴赫来增援的方向朝纳尔瓦运动。在要塞城墙下展开了一场由彼得指挥的“瑞典人”和俄军的佯战。枪炮声传到戈恩那里，他久久地用望远镜观察了“战场”，但也没有马上发现这一诡计。他看见的是瑞军官兵的蓝色制服，黄白军旗。对此他深信不疑，一定是盼望已久的“援军”到了纳尔瓦，于是，戈恩下令从后面向俄军发起进攻，以接应“自己人”冲进要塞。一些城市居民也和驻防军一起跑出来，为的是想从俄国辎重车队捞点什么油水。

　　这次军事诈术大收奇效。被诱出要塞的瑞典人一败涂地，伤亡惨重。第一次纳尔瓦会战之后，在瑞典营垒里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哪一个不嘲笑俄国的失败？曾几何时，这种情况倒过来了。为此，彼得脱口说出了一句日后广为流传的名言：“尊贵的瑞典先生们，这次可真是大快人心！”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俄国占领了两座“列祖列宗”的城市——捷尔普特（尤里耶夫）和纳尔瓦（卢戈杰夫）。看来，彼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他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休息。首先， 8月中旬，他带着将军和大臣从纳尔瓦到了捷尔普特。这次旅行颇有教育作用，那里的要塞城墙、壕堑、近敌工事都可作为直观教材。沙皇亲自担任导游和教官，他详细地向听众讲解，捷尔普特城下的“炮火大宴会”是如何举办的。彼得离开捷尔普特后，绎过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北上，那里正有两件急事等着他去处理：到奥洛涅茨造船厂去视察一下已建成的军舰；而彼得堡那里正等他作有关建设“天堂”的指示。为了接见离任的上耳其大使，沙皇又从彼得堡匆匆奔回纳尔瓦。彼得选择纳尔瓦作为接见仪式的地点，是预先经过考虑的：请土耳其大使参观一下实力强大的要塞，好使他掂量掂量俄国军队此刻的份量。沙皇从纳尔瓦又来到莫斯科。他打算在那里度过大吉大利的1704年，并庆祝胜利。彼得在维施尼伏洛乔克城停了几天，视察了特维尔查河和姆斯达河，以便确定把二者连接起来的地点。在这里，沙皇下令挖掘维施尼伏洛乔克运河。12月14日，胜利之师隆重地进入首都。败军之将戈恩少将领着俘虏队伍，他身后还跟着一百五十九名军官。此外还有八十门大炮。“人们惊奇地望着瑞典俘虏，轻蔑地瞧着敌人的武器，望着自己得意洋洋的同胞，开始对新秩序采取和解态度了。”这段话出自普希金之手。

　　彼得之所以兴冲冲地送别1704年，这其中自有他的道理。原来回易寒暑之后，人们总算搞清楚了两次纳尔瓦战役，这一前一后可是多么不同啊！想当初俄国军队只能做做“小孩游戏”，而现在，它已进入了少年时代。那时，它屡战屡败，而现在，它在庆祝胜利。彼得在1704年所写的信件中，对所见所闻都作了不同于前的评价。他写道，在捷尔普特人们“知书识礼”，在普斯科夫“使人们至为愉快”，在沃罗涅什，他指出全体人民均能“遵守礼仪”。

　　彼得亟欲将“国泰民安”的消息向全民传播。1702年底，根据他的指示，在俄国出版了第一份报纸《新闻报》。这个出版物便成了宣传革新和军事胜利的最得力的重要工具。

　　十七世纪时，皇宫内曾出版过一种只发行一份的《钟楼自鸣钟报》，这是一份手抄的报纸，专门刊载供沙皇及其近臣阅读的国外消息。彼得的《新闻报》问世以后，便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涉及面愈来愈多。报纸登载有关工业建设，矿藏开发和军事活动等各方面的资料，此外还刊登重大国际事件。

　　在《新闻报》第一期上作了如下报道：“上图拉县曾用新西伯利亚铁矿石铸造大炮多门并铁器若干。按此种质地精良之铁器之所以非经由瑞典输入乃因该国无此物也。据闻，按莫斯科市场行情，一普特铁器加运费仅索价十二枚铜元而已。”下面是1703年1月2日登载的关于神甫伊万·奥库洛夫游击队在奥洛涅茨边区活动的简讯，“奥洛涅茨城有禅甫名伊万·奥库洛夫者集合志愿步兵约千余名越境进入瑞典并毁鲁戈津、苏梅尔和肯苏尔等哨地哨卡，击毙瑞典人甚众，并夺得雇佣骑兵团军旗、战鼓、佩剑、燧发枪以及战马多匹。神甫取出哨卡储备之给养并零星用品一一分赏随来志愿步兵及士兵。无法运走之剩余物资及粮食等，则统统付之一炬云云”。读者们从报纸上了解到俄国军队占领施利色堡、捷尔普特、纳尔瓦的消息，了解到“莫斯科的学校人数倍增”，了解到“航海中学学习人数已逾三百，且学习成绩优良”等等。

　　剧院也承担了宣传革新的角色。这是个新事物。从前只有宫内人员才能观看戏剧演出。而现在，戏剧拥有广大的观众。公共剧院建于1702年，彼得授命这个剧院歌颂对瑞典人一战所取得的胜利。彼得的同时代人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热利亚布茨基就这一点写道：“为了庆祝胜利，在莫斯科红场上，搭起了木制宫殿和宴会厅：而在这些宫殿对面，也在这个红场上，设立了各种娱乐场所。”

　　“国泰民安”没有逃过外国外交家们的眼睛。英国大使威特沃尔向伦敦发去的报告说，俄国沙皇“依靠天才的力量，在几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1705年取得意想不到之成就，该国将啤睨邻国、置身于强国之林，乃指日可待之事。”

　　战争的目的达到了：夺取了出海口，并开始缔造海军。但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沙皇本人，都未能料到，1704年12月14日莫斯科用来欢迎占领捷尔普特和纳尔瓦的班师口朝者的礼炮，会和后来争取到的胜利的和平礼炮之间，相隔十七年之久，而其中最初几年将是最严酷的岁月，是接受考验但同时又充满希望的岁月。










彼得大帝传略--第五章　考验和希望的年代






第五章　考验和希望的年代

　　在夺取了捷尔普特和纳尔瓦之后的三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期间，有三件大事吸引了彼得的注意力；它们不仅构成了他本人生活中的里程碑，而且也成为俄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在军事方面，根据彼得的命令，俄国军队完成了著名的格罗德诺战役，“并制订了若尔克区战略计划”。而在国家政治方面，则发生了阿斯特拉罕起义这件大事。

　　1705年 1月彼得在莫斯科度过， 2月去沃龙涅什，并在当地滞留两个月。在那里，他主持了八十艘炮舰的下水典礼，并下令再造二十艘以上的军舰。他以造船师的身份在船坞走动不停。然后返回莫斯科。 5月，他准备去波洛茨克视察部队，但不巧在出发那天病倒了。翌日，病情好转，随即出发，但结果“间日疟”加剧发作，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将息病体几乎整整用了一个月。

　　彼得的体魄远不如壮士强健。他差不多年年都要病倒一次，而且每病必卧床一段时间。有时他不得不就医，但戎马征途，只好自行治疗；他随身带着小药箱；里面分别装着药粉、瓶装药水……等等。

　　身体复元之后，彼得立即动身去波洛茨克，大臣、将军和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麦捷夫以及受雇于俄军的奥格尔维男爵这两位元帅，正在那里恭候沙皇大驾光临。缅希科夫没有前来。不久从他那里传来捷报：他已击退进攻彼得堡的敌人。彼得的大本营曾举行祝捷仪式，之后立即着手制订作战计划。军事会议议决：以舍列麦捷夫为首的十一个团去库尔兰。不久，从舍列麦捷夫那儿传来一条令人不快的消息：俄军在穆尔美兹庄园一带和瑞典人遭遇时，吃了败仗。这支瑞典军队是由莱文豪普将军指挥的。

　　彼得给元帅发去一封慰问信，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往者已矣，何必悲伤”。

　　彼得当时已经很清楚失利的原因何在：“战事失利是由于龙骑兵训练不良造成的。”穆尔美兹庄园会战之前，他对舍利麦捷夫曾多次提醒过这件事。彼得凭着自己善于从失误中汲取教训的特殊的聪明才智，命令舍利麦捷夫要使每个战士和龙骑兵明白，今后不要因为怕被处死而没头脑“追穷寇”，但要时时记住步步紧逼敌人。

　　穆尔美兹庄园失利的“不光彩”之感没过多久就被人忘到九霄云外了——俄军在米塔瓦和鲍斯克的胜利早把这种自卑情绪淹没了。攻克米塔瓦之役特别使沙皇感到高兴；在这次战役中俄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其中大炮就约有二百门，正如他写的那样：“臼炮构造新式”“本地区十分重要”。彼得之所以如此重视攻占的米塔瓦，因为它是西去波兰的孔道。

　　米塔瓦是在1705年 9月 4日投降的，但沙皇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从前方传来了使他震惊的消息：阿斯特拉罕的射击军和市民起义了。

　　这是人民群众对封建主剥削的反抗。国家的赋税大重了。加在农民和市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杂，多不胜数，有什么造船税，军饷税，澡堂税，养蜂税，户籍税，捕鱼税，摆渡税等等，甚至连用橡木打棺材也得付税。如果再加新兵给养、大车拉伕运输、军队在私宅宿营驻扎，供应军队面包干、燕麦等等官差，老百姓的确是不胜其负担的。地方当局在完成国家的税收同时，也雁过拔毛，他们借机强行扩大征税额，以图中饱。

　　但为什么起义恰恰发生在阿斯特拉罕呢？

　　阿斯特拉罕原是个工商贸易中心，从社会民族方面来看，居民成份复杂。捕鱼业，尤其是造船业，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普通工人。俄国的东方贸易全靠阿斯特拉罕进行，那里俄罗斯、亚美尼亚、波斯和中亚等地区的客商常年往来不断。除了一支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五十人的驻军外，还有不少因为参加了最近一次哗变，在平息后流放到此地来的失势的射击军士兵。

　　对城市里的各类贸易，其中包括小本买卖，无不课税，而且税收数目常常高于货物的卖价。凡在该城的船只，必课以靠岸税和离岸税。市民要缴纳酒馆税、炉灶税、澡堂税、酿酒税。由于府督季莫费·勒热夫斯基贪得无厌，阿斯特拉罕居民的生活，也另有一番苦衷。原来这位府督专做粮食买卖，是个专卖商。他只消略施小计，城里的粮食及其它商品价格就会暴涨。

　　下层居民难以维持生计自不待言，就连射击军的薪饷也从1705年起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相反附近硝石工厂所需木柴的标准价格却提高了。而割须剪袍的命令使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加之执行命令的方式十分粗暴，对蓄须的人，就在大街上给他们强行剪掉，官里人只图手下快当，有时免不了还会伤及蓄须者的皮肉，穿俄式长袍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也被当场剪短。

　　起义是1705年 7月30日夜里发动的，驻防军和射击军打死了近三百名外国人和头面人物。翌日，起义者在中心广场推选出一个头人委员会。人们把藏在鸡舍的府督勒热夫斯基拉到中心广场，就地正法。委员会废除了府督制定的税收法，从充公的国库里拿出钱来，补发了射击军的欠饷，并且通过了扩大起义队伍的决议。很快，红亚尔、黑亚尔、古里耶夫和捷尔基等地的人都揭竿响应。

　　阿斯特拉罕的起义者原想招呼顿河的哥萨克一起干，哪知道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军界不仅不予以支持，反倒派了两千名哥萨克军去协助政府镇压起义军。起义者也没有得到察里津的居民的声援。原因是他们提出的社会纲领过于狭隘，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再则他们将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反对穿着德式服装和强迫剃须上，而对于地方当局的压迫和重税盘剥只捎带提了一下。

　　有关这次起义的初步情况，是鲍里斯·戈利岑禀告沙皇的。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鲍里斯公爵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但彼得很快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派舍列麦捷夫直接从战场率领步兵和骑兵营前去镇压起义。彼得这样处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起初，沙皇本想和平解决阿斯特拉罕的事端。而完成这项使命，再没有比舍列麦捷夫更合适的人选了。起义军的口号是保卫东正教，反对革新和外国人，在这种情势下，不能派外籍军官率领的政府军前往；而要和平解决事端，又不能由彼得的亲信如缅希科夫、阿普拉克辛、罗莫达诺夫斯基去办。舍列麦捷夫所以最适于担当居间调停的人，是因为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威望高，加之对改革并不过分热心。此外，他又几次统兵击败过瑞典人，因而名震遐迩，最后一点，他出身贵族，这使他个人在一般贵族的心目中又赢得了信任。为防万一，彼得又派近卫军中士米哈伊尔·谢波季耶夫监视舍列麦捷夫的一切行动。这使舍列麦捷夫的处境颇为尴尬。

　　沙皇彼得还担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如何避免有关内乱的消息传到外国去。要是这事传到瑞典国王的耳朵里，那他肯定会抓紧时机乘虚而入，需要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彼得才能得知阿斯特拉罕事件的详情。如果在信使把报告送往米塔瓦的期间，其他城市的百姓与阿斯特拉罕起义军联合起来，顿河哥萨克前去声援他们，那可怎么好？想到这里，彼得给莫斯科下了一道指令：“凡寄往国外及阿斯特拉罕城去的一切邮件，务必暂予扣压。”

　　当舍列麦捷夫沿着秋天泥泞的道路向喀山慢慢行进的时候，俄国军队正向格罗德诺集结——准备进入冬季宿营地。1705年秋季，彼得忙于装备军队，多次骑马往返于季科京和格罗德诺之间。他抱怨说：“我一直骑马跑了这么多时间，今年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彼得在一封信中是这么写的：“寄自季科京大路上，马上匆草。”

　　12月末，彼得回到莫斯科，把军队留在格罗德诺由奥格尔维指挥。但1706年 1月，他得到未经核实的情报、说瑞典人正向格罗德诺运兵。心神不定的沙皇，尽管身体欠佳，还是坐上雪橇返回军中。在维亚兹马信使交给他一包邮件，其中带来的消息排除了所有的疑点：瑞典国王正运兵，目标是袭击格罗德诺的俄国军队。

　　彼得立即估计到此举对俄国军队的威胁程度。格罗德诺集结的是俄国军队的精华。他们经过战争的严峻考验，其中有两个近卫军团；如果丢了这支军队，不仅说明作战计划的失败，而且也宣告整个战争的失败。加之考虑到，如果查理十二把他的全部军力投在格罗德诺，并包围要塞，那么俄国军队会在被围期间饿死。一纸命令飞向格罗德诺：“密切注意，切勿使敌人割断我军与我国间之国境线。宁肯安全撤退，胜似无望困守。”彼得要求部队尽速撤离格罗德诺，为了及快撤退，他准备丢弃赶路时成为累赘的重炮。

　　军队处于险境，彼得再也无心他顾了。阿斯特拉罕起义已是次要问题了。

　　不过沙皇并没有来得及到达格罗德诺。1706年冬季的严寒驱赶着瑞典军队，使他们比沙皇先到一步，设若沙皇再往前走，那很可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彼得别无他法，只有静待通过瑞军封锁线的信使把各种情报从要塞带出来。

　　不如意的事接踵而来。局势每况愈下， 2月，彼得获悉在弗劳斯塔特萨克森全军覆灭的消息。

　　当时，奥古斯都二世还是俄国的盟友，但在弗劳斯塔特的萨克森军队全部被歼之后，彼得说：“这场战争靠我们自己来打了。”

　　这样萨克森军队的溃败加剧了格罗德诺俄国军队的危险处境。查理十二来到格罗德诺之后，发现他的兵力既不能彻底围困要塞，也不能对它进行突袭。他把军队驻扎在离要塞七十公里的地方，并且时而往要塞城外派遣加强支队。他们的任务是阻拦俄军给城防部队补充军需和饲料。

　　在这种情势下，唯一的正确决策是从被敌军包围的格罗德诺撤退。彼得给奥格尔维作了有关指示。

　　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彼得顾不得去弄清楚奥格尔维为人的优缺点，他此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得把军队从敌人的控制下撤出来。 3月，彼得又派缅希科夫去格罗德诺，在他临行之前，沙皇下了谕旨：要塞将领对皇帝的这位心腹大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你们要相信他如同相信朕本人一样。”

　　这些年来，缅希科夫在沙皇御前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又为什么在这种非常时期把特命全权授予他呢？

　　近几年来沙皇和心腹大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说发展到了顶点时期。彼得径以“吾友”、“朕之爱卿”等此类称呼作为信的开头。而在知交圈子内，沙皇称自己的爱卿为阿列克萨沙，或达尼雷奇。对其他人来说，缅希科夫没有被封为公爵之前，他是沙皇的“伙伴”。缅希科夫在给沙皇的报告中只简单地签上：“阿·缅希科夫”，而当时其他人总要签上：“你的最卑微的奴仆鲍利斯柯·舍列麦捷夫”，或“最仁慈的君主的奴仆费·阿普拉克辛”。

　　沙皇给缅希科夫的无数信件中，大部分是事务性的，但往往夹杂一些词句，反映了彼得由于思念友人而产生的离愁别绪。

　　沙皇常常给自己的爱卿赠送各种礼物，要么送他一支亲手做的鼻烟壶，要么送一块礼服料，而且还时时关心他的健康。1707年11月，沙皇给缅希科夫的夫人写信,要求她把缅希科夫养得胖胖的。

　　沙皇的这位宠臣身材高大而匀称。在十八世纪画家笔下，他的肖像是长脸膛，线条较粗，表现出意志顽强的下巴；精美的假发衬出高高的额头：一双既聪明而又灵活的眼睛。缅希科夫食不厌精，锦衣绣服，在彼得堡首屈一指。但博得沙皇欢心并不是这些，甚至也不因为他在执行沙皇命令上那种严谨作风。彼得最欣赏他的，首先是他那永远也用不完的精力，进取心，办起事来干脆果断，以及他的组织才能。缅希科夫不大识字，到死他也分辨不清文件上并不太难认的签名式。但他却善于完成各种任务，献身事业的忘我精神很象沙皇本人，——不论是突袭敌人，或是治理重新收复的领土。缅希科夫有绝对的大无畏精神，整个战争期间他经常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但他每次都能以身免。由于他在围困诺特堡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而被封为施利色堡的总督，在涅瓦河口他和沙皇并肩打退瑞典舰艇而同时被授予一级圣安德烈勋章；彼得堡建成后，缅希科夫被任命为彼得堡首届总督。

　　缅希科夫在宫廷的影响随着他的受宠与日俱增。公爵酷爱虚荣，他的权势显赫，他虽只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事，但这种范围已远远超过其他大臣了。沙皇不在的时候，发号施令的就是他缅希科夫。

　　之所以派遣缅希科夫去格罗德诺，是因为沙皇深信达尼雷奇会以最巧妙的方式把军队从要塞中撤出来。但缅希科夫晚来了一步。

　　查理十二获悉俄国军队已从要塞中撤走之后，整个一周他无所事事：桥已被冰排撞毁，在修桥的过程中，俄国人早已逃之夭夭，想追也迫不上了。

　　1706年 7月瑞典国王率军西进，准备和奥古斯都二世决一死战。彼得松了一口气——他又赢得了一年的休整时机。

　　在此期间，舍利麦捷夫已将阿斯特拉罕的起义镇压了下去，起义者们曾控制城市达七个月之久。

　　著名的起义组织者被车裂，不少人死于严刑拷打，其中就有雅科夫、诺索夫，近三百名起义者被送上了断头台和绞架。

　　起义尽管被镇压了，但这次起义还是对政府的对内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起义是因为过重的税收和地方当局的苛政而引起的，所以沙皇命令停止征收欠税，并改变了某些税收制度。还下了一道命令：暂时取消不许穿俄式服装和不许留长须的规定。

　　是年秋天，沙皇失去了自己唯一的一位盟友——奥古斯都二世。

　　查理十二入侵萨克森之后，占领了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奥古斯都二世的处境很危险：他头上的波兰王冠早已落地，萨克森的王冠也朝不保夕。为了保持住这后一顶王冠，奥古斯都决定投降，但胜利者答应他可以不告诉俄方。有个时期他脚踏两只船，表面上仍然忠于彼得，而背后却对查理十二阿谀逢迎。

　　经过1706年远征的查理十二的主力军，由于奥古斯都二世的投降而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在富饶的萨克森境内，瑞典军队过着酒足饭饱的生活，把居民洗劫一空。

　　显而易见的是，查理十二不久会把休整后的瑞典军队开往俄国。如果说在奥古斯都二世投降前，瑞典国王东征尚有西顾之忧，那么现在查理十二后患已除，北方联盟不复存在；至于彼得，他却一直没有忘记提醒他的助手：“这场仗既然由我们来打”，那就应提高警惕，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这些准备并未使瑞典人感到不安，他们安居萨克森，并发表了这样一些议论：“猫儿不在家，耗子心里乐开了花。只要瑞典人一到，莫斯科佬就会象在纳尔瓦那样，钻进自己的耗子洞里去。”

　　查理十二于 8月 6日从萨克森出兵，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他竟在维斯拉河左岸屯兵达四个月之久。彼得确信瑞典人没有任何东征的迹象之后，才决定去彼得堡，哪怕是匆匆视察一下也好。10月23日他到达彼得堡，对看到的情况相当满意。

　　在积极准备迎接未来战役的同时，彼得也未放弃对和平途径的寻求。早在1706年初，他有一次对荷兰驻俄公使说：这场战争使我感到难受的不是因为我怕瑞典人，而是因为流的是基督教徒的血，如果（由于联省共和国和高级的盟友能够从中斡旋，）瑞典国王有心求和，那我愿将三万精兵交给我的盟友指挥，以反对我们的敌人（敌人即法国）。

　　1707年初，彼得亲自吁请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从中斡旋，以便同瑞典缔结“和约”。但往日的盟友丹麦并不予以理会。至于普王弗里德里希一世，象后来《北方大战史》中所记载的那样，他认为最好还是“相安无事”，因为瑞典国王的军队驻扎在萨克森，就在普鲁士的身边。

　　法国皇室也不表示支持沙皇这种想法。

　　最后彼得打算吁请英国。1706年秋，他派干练的外交官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出使英国。沙皇对马特维耶夫寄以重望，对他的临别赠言是：“你身负重任”，并对这位驻英大使说：一旦胜利完成任务，必有“重赏”。彼得为马特维耶夫制订了一份详细计划，起初觉得“写得很好”，不过后来又做了一些补充。根据沙皇的指示，马特维耶夫应该在伦敦宣布俄国准备和海上强国结盟的声明，并给予英国人以贸易优惠。

　　计划还授权马特维耶夫用行贿的手段收买英国政府中的要员。当时外交场中所实行的贿买方式不一而足：或向受贿对象许以终身年金，或以贵重礼品相馈赠，或是付以整笔巨款，一次交割清楚，对于授受双方这样做都是名正言顺，并不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马特维耶夫此时很想摸摸底：看看能不能如法炮制，将英国安妮女王的宠臣马尔博罗公爵也收买过来。

　　但事情没有遂他的愿，和马尔博罗公爵拉关系并未产生实际效果。英国和法国同样有顾虑，再说女王的这位宠臣并不具有那种迫使英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国策的影响力。

　　缔结和约不仅仅是沙皇一厢情愿就可以了，还得要看欧洲各国有无愿望从中斡旋以及瑞典国王的意图。关于领土割让问题，这位国王是连听也不听的。一次在斯德哥尔摩，法国公使想探听关于和谈事宜时，人家告诉他说：“瑞典国王和俄国谈和，只有在他君临莫斯科，把沙皇从宝座上推下来，把俄国化分为小公国……时，才有可能。”少于这样的条件查理是不会干的！他并未忘记酬赏那些跟随他参加远征的将领。国王在萨克森时，就慷慨地把肥缺分给各位将军了。他答应让什帕尔作莫斯科省总督。1707年就在这种一时兵戎相见、一时樽俎折冲的频繁交替中度过，这期间既有成功，也有失利，既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也有相安无事的短暂喘息。










彼得大帝传略--第六章　波尔塔瓦战役的起始






第六章　波尔塔瓦战役的起始

　　象往常一样，彼得在莫斯科迎来了新的一年。他想，正应该是在今年，1708年，战争会进入决定性阶段，而且会有最终结局。可这结局究竟会如何呢？

　　彼得对强大的敌人有充分的估计，不抱任何幻想，而对变幻莫测的战事有同样的认识。这有他在去军队前发出的命令为证：继续加强莫斯科城防，并为城防部队增员。另外一件事纯属私人性质：万一他不幸殉国，他命令拨给他未来的皇后三千卢布。

　　这个时期的俄军总数是十万人，当时瑞典国王手下的人马是六万三千，但双方的力量不仅仅取决于人数多寡。

　　瑞军与俄军不同，他们久战沙场。训练有素，并且坚信自己的统帅所向披靡。此外查理十二还有一个优越条件：主动权攥在他手中。他想打就打，彼得只能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对付他的进攻。

　　查理十二把自己的队伍从格罗德诺带向何方？是带往北方——里加、普斯科夫、彼得堡，还是带往西方——斯摩棱斯克、莫查伊斯克、莫斯科？关于这一点， 1月里彼得及其将领都一无所知。而且连查理十二本人也不清楚，从萨克森出师格罗德诺，而最后决定进攻莫斯科的想法，只有过了一个半月之后才形成。由于缺乏有关查理十二战略计划的情报，彼得又面临新的困难，但不管敌方朝哪个方向进军，都应该随时准备着。

　　彼得有一种天生的概括能力，他说掌握敌军的动向“是战争最主要的东西。”但这个最主要的东西，他现时并未弄到手。

　　彼得是1708年 1月22日驾临格罗德诺的。

　　而 1月23日敌军并未靠近格罗德诺。翌日，彼得获悉敌人的新情况：他们已于夜间撤退，去向不明。这可能是查理十二的诈术，也可能是准备去冬营宿地。

　　随着情况的变化， 1月24日，信使衔命分驰各司令部。给列普宁的命令是：“见字立刻停止进军，未获新命令之前，不得妄动。”给钱伯斯的命令是：“见字就地驻扎，在未见新命令之前，寸步勿动。”给舍列麦捷夫的命令是：军队“接本命令后，立即停止前进。”

　　25日，彼得获悉新情报，得知瑞典人又调头转向格罗德诺方向移动，而且离他只有四米里亚。他于是发出一道道新命令。给列普宁：“按指定地点撤退，注意粮秣”；给舍列麦捷夫：“按此计划行动，行动，行动。不再写信，诸事多加小心。”

　　彼得从格罗德诺去了维尔诺， 1月28日到达该地。去维尔塔的目的何在？原因是瑞典人从格罗德诺出动，目标很可能是北方——里加、普斯科夫和诺夫戈罗德，但其意则在彼得堡。

　　紧张的一周过去了，寝不安席和旅途劳顿，损害了彼得的身心健康。彼得这位沙皇从不要求舒适安逸，而且善于忍受艰难困苦的戎马生涯。他可以几昼夜在马上休息。但这毕竟是有限度的。在维尔诺他第一次对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发开了牢骚。

　　查理十二决定不在格罗德诺久留，那儿既缺军粮，也无马料。但出乎彼得意料之外，他不是进兵北方，而是挥师东进。瑞典人行军速度很慢，这有多种原因：俄军在撤退时毁掉了全部粮草，牵走了牲畜，并设置了不少鹿砦。彼得很快遂了自己的心愿。

　　2月，瑞典人占领了斯摩尔冈，一直呆到 3月17日；然后经过一昼夜行军，进入拉多什科维奇，准备在那里滞留三个月。

　　查理十二在斯摩尔冈逗留期间，彼得已作出正确判断：冬季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毫无结果，而且最近两三个月春汛会影响军队积极行动。沙皇决定返驾彼得堡。他把皇室都带到“天堂”（彼得堡）去。

　　彼得 3月末回到彼得堡之后，就病倒在床。他认为是在波兰得的热病，尽管他在信里提到，“已将雪橇内仔细检查一遍”，即指抓虱子这件事。

　　他为自己的亲人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会。还放了九只轻便帆船到施利色堡，坐在船上的有沙皇伊万的遗孀——普拉科斯维娅皇后以及他自己的三个公主，沙皇说：“我之所以要使我的家族成员到水上去游览，目的是让他们习惯大海，让他们逐渐爱上四面环水的彼得堡。凡是跟我一起生活的人，应该经常到海上去。”他命令皇嫂和公主们穿荷兰式短上衣、裙子，戴女式礼帽，并强制她们过女航海家的生活：要她们经常邀请客人到海上去游览，而他们也要常到喀琅施塔得和彼得高府去。

　　1708年 4月 8日，传来顿河起义的消息。

　　顿河流域的坐地户哥萨克不知道什么是农奴制。他们实行的是自治，有自己的统领。他们从不出卖出亡到这块地方来的人——“顿河不干出卖的事。”哥萨克的自由生活自古以来就使众多的农民羡慕不已，特别是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正是苛捐杂税猛于虎的年代，中央地带有不少农民背井离乡，跑到顿河哥萨克那里去，以求保住性命。

　　占领亚速之后，顿河地区被划入国家管辖的领土，政府对自治的顿河区还不断施加压力。为了迎合地主阶级的利益，政府开始要求交出逃亡农奴。这引起了居住在顿河下游的富裕哥萨克的不满，特别引起前来投奔的农民的不满。他们不久前才哥萨克化，定居在顿河上游。交出逃亡农民，这直接剥夺了富裕哥萨克的廉价劳动力，因为他们全靠这些人手从事打渔、放牧。对逃亡来的农奴说来，这等于再让他们回去受二茬罪，何况还要担负沉重的国家赋税。

　　起义的导火线是沙皇1707年 7月 6日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颁发的一道命令。沙皇派公爵去顿河遣返所有的逃亡农奴，连同他们的向导，妻室儿女，都要回到原来的城乡。这种残酷的做法激怒了逃亡者，于是他们在大统领康特拉季·阿法纳西耶维奇·布拉文领导下，向多尔戈鲁基的派遣部队进攻，并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富裕哥萨克组织了以统领卢基扬·马克西莫夫为首的一支人马，对起义者进行了打击。1707年11月，沙皇给缅希科夫写信说，起义看来已平息下去，但沙皇错了。

　　布拉文在扎波罗什过冬之后，于1708年春重新出没在顿河地区。起义队伍象滚雪球一样，日益扩大。彼得派遣被布拉文部下打死的多尔戈鲁基的弟弟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前去顿河，任务是“尽快扑灭这股怒火。” 4月12日，沙皇亲自制订计划，授权公爵可以采取象彼得镇压射击军叛乱的残酷手段：“凡参加起义的城乡一律夷为平地，‘要烧得片瓦无存’，人要斩尽杀绝，车裂而死，或是钉在尖桩上，因为除了施用酷刑之外，别无他法镇压这帮畜牲。”

　　但起义有如燎原之火，愈烧愈旺。揭竿而起的不仅有顿河哥萨克的贫困阶层，而且还有扎波罗什的哥萨克、纤夫、普通工人、顿河一带县里的农民。反抗封建剥削的共同要求使他们同仇敌忾。在一份告劳动阶层的檄文中，布拉文写道：“公侯、贵族、敲骨吸髓者，鱼肉乡民，天良丧尽，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名叫尼基塔·戈雷的统领的所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起义运动的阶级倾向。他说：“我们秋毫无犯，决不伤害百姓。只对那些以诈骗敛财为能事的贵族大老爷们，我们才晓以颜色。”

　　5月 1日，起义者占领了顿河军的首府切尔卡斯克，推选布拉文为统领，以代替被绞死的卢基扬·马克西莫夫。

　　布拉文所部在察里津和瓦路伊卡重创沙皇军队，战果赫赫。布拉文本人亲自去亚速，准备占据要塞，以保后方安全。

　　要塞的命运颇使沙皇担忧。他命令多尔戈鲁基：“严密监视亚速的局势，以防不测。”“务必提高警惕，在抵达驻地之前，切勿使亚速及塔于罗格受到滋扰。”

　　沙皇对多尔戈鲁基能否平息起义已失去信心。如果说 5月初他曾放出风声说要亲临顿河，实际他当时并不能前去；那么 5月末，在获悉切尔卡斯克被占领之后，他决定亲临闹事现场，以平定叛乱。

　　5月27日，他写信告诉缅希科夫，他将到那里去逗留三个月。

　　7月的头几天，政府军两胜起义军：一次是在托尔，一是在亚速。布拉文本人死于队伍内部阴谋分子之手。他的死使政府各部额手称庆。彼得甚至鸣炮致贺。莫斯科也想依例来一番庆祝，只因担心人民群众会在首都闹事，这才作罢。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在这之后，起义大军的个别根据地又与政府军顽抗了两年之久。但是，正象封建时代的所有起义一样，自发性的顿河起义军队伍涣散，故此很难逃脱失败的命运。

　　沙皇的顿河之行并未实现，个中原因不详。彼得派去正规军团（其中有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两个营）驰援多尔戈鲁基。

　　查理十二在戈洛夫奇诺战役中取得了最后一次胜利。但这只是局部的、战术上的胜利；瑞典人伤亡惨重，而俄国军队仅蒙受了轻微的损失。

　　查理十二在打完戈洛夫奇诺一仗之后，转而情绪低落，这与他固有的冒险精神大相径庭。这位君主在莫吉略夫滞留了差不多一个月。估计无法在短期内组织力量保卫城池，彼得决定弃守，而把两万五千人的军队集中在位于莫吉略夫东北的戈尔基城。

　　瑞典国王为什么踟蹰不前呢？心中有何打算？关于这点无论是俄方指挥人员或是瑞军参谋部都不明就里。

　　当彼得还沉浸在善村一役的欢乐情绪中时， 9月10日，在拉耶夫基镇，查理十二指挥骑兵团进击俄国龙骑兵，结果遭到惨败。瑞典国王的坐骑被打死了。俄国军队差点儿把一个希罕的猎获物，敌国之君，生擒了过来。彼得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而且离查理很近，甚至能看到对方的面部轮廓。

　　查理十二在拉耶夫基吃了败仗之后，不等已从里加动身前来的辎重运输部队和援军，也不想再进军莫斯科，而是往南疾走。莱文豪普特本来应该能够撵上瑞典的主力部队。但查理十二不顾而去的这个冒失决定，把莱文豪普待的辎重队交给了命运去摆布，而且很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军被分割而终至溃散。

　　彼得 7月15日才第一次获悉莱文豪普特给处于困境的瑞典军队运送军需、火药、大炮的意图。从此以后，莱文豪普特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沙皇的书信和命令中。 9月10日沙皇才确悉瑞典人的动向。一天之内他获得两条重要情报：一、敌人的主力“已向马克兰方向移动”；二、“莱文豪普特将军从里加带着他们名牌军团前来和国王会师。”彼得主持的军事会议决定把军队一分为二：主力由舍列麦捷夫率领追踪进军乌克兰的查理十二；少部分兵力由彼得率领拦击莱文豪普特的军团。这支部队有一千名称叫游动队（快速部队），没有辎重，只有驮子。

　　莱文豪普特几乎使沙皇上当。冒充向导而被派往俄国军队后方刺探军情的人报告说，莱文豪普特还没有渡过等聂伯河。游动队本来准备渡向右岸，但后来才弄明白，三天前辎重队已渡过河去了。如果骗局得逞，莱文豪普特有可能会溜掉。

　　9月28日，游动队和敌军在林村遭遇。这支快速部队的出现，对瑞典人来说可说完全出乎意外，他们“穿密林，过泽地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是无法想象的。”沙皇晚年积极参加编写的《北方大战史》中提及战斗过程中的一个细节：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双方士兵均已精疲力竭，无法再战，于是敌军在其辎重车旁围坐，我军则就地散坐；双方各自休息若干时刻，此时两军相距仅及加农炮射程之一半乃至更近。”

　　两小时后，双方重新交火，一直打到天黑。

　　骑兵的驰援解决了战斗相持的局面。此时敌方已无心恋战。翌日清晨，俄军发现瑞军营地已空无一人，原来莱文豪普特趁着黑夜溜了，丢弃在战场上的有两千辆车组成的辎重车队，另外还有八千具未掩埋的尸体。俄军于是乘胜追击。

　　用彼得（他是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和战役的直接参加者）的话来说，在林村的战斗中“莱文豪普特及其整个军团已全军覆没，”沙皇希望这条捷报能振奋首都民心。于是派两名急使，前面由吹吹打打作引导，沿京城大街一路跑，一面宣布胜利消息。此外还通知各国驻俄使节，以及俄国驻外使节。有关此次大捷的战役，分别用俄文与荷兰文印成战报在国内外同时发行。

　　10月 1日，查理十二接到林村战败的消息。有个士兵回到国王大本营向他禀报从早打到晚上的战斗情况；还讲到莱文豪普特从战场脱逃之事，瑞典国王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军队，况且还是由身经百战的莱文豪普特亲自任指挥的军队，竞会遭此惨败。消息使国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神色忧郁，寡言少语。不久，10月12日，莱文豪普特本人来到国王大本营，但没有率领他从里加带来的一万六千名的军团，而是六千七百名衣衫褴褛、冻饿不堪的溃军，这哪里是什么部队，活脱是一群乌合之众。莱文豪普特向国王详细禀告了战争失利的经过，以及如何丢失辎重、炮兵几乎全部被歼等经过。

　　如果瑞典国王是个有头脑的明白人，那么他就应该考虑到军队急需火药和大炮，而辎重车队又迟迟不到的现实情况，立即撤退。方为上策。但查理十二却往斯德哥尔摩发了一通捷报，又继续向乌克兰进军。

　　直到事隔多年之后，彼得还是坚持认为林村的胜利是北方大战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认为这次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次的胜利，我们可以称之为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因为还从来没有象这样击败过瑞典正规军，况且我们又是以寡敌众，实际上，这次大捷是俄国日后国运亨通的起点，是我军将士出师告捷，人心为之激扬鼓舞。此次战役作为波尔塔瓦战役的起源，在九个月之后又结出硕果。”

　　10月 2日，彼得率领近卫军团去斯摩棱斯克，在那里他受到枪炮齐鸣的欢迎。在林村战役中，彼得的帅才充分表现了出来：一是创造了游动队（快速部队）这个形式，士兵可以轻骑前进，二是战斗地点选择适当。

　　当时的战术规定，不得在隐蔽和岗峦起伏的阵地进行战斗。留在阵地上的雇佣军，必须时刻置于军官的监督之下，否则令人不放心，然而彼得善于发挥俄国军队的优势，他们甘愿为守土而抛头颅、洒热血，与一般雇佣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沙皇指示将领，今后的战斗不要在“空地进行，而应以树林作掩护”。

　　此外，彼得改进了西欧军队作战一贯采用的单线部署，而是分兵两路，既能兼顾后方阵地，又便于进攻。

　　1708年10月，俄国军队又打了一次胜仗。柳贝克的一万三千名瑞典军团企图在夏季从芬兰出发进攻彼得堡。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坚守城池，不仅在涅瓦河左岸打退了瑞典人的几次进攻，并且迫使敌人从水路仓皇而逃。在上船之前，柳贝克命令将六千匹马杀死。瑞典军的人员伤亡惨重，——军团死伤三分之一。这是瑞典人对彼得堡最后一次进犯。










彼得大帝传略--第七章　辉煌的胜利






第七章　辉煌的胜利

　　1708年岁尾和翌年上半年，彼得一直远离军队，无论是1708年冬，或是1709年春，他都没有打算进行什么总体战。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为敌人犹有余勇可贾。沙皇并无意去冒险，诚如他说过的那样，“整个国家的幸福和前途可以毁于某一次战役。”

　　这年冬季过得比较清闲。沙皇除军事上的运筹以外，兼可照顾一下其它方面的事宜。沙皇在苏马住了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他检查新刊印的书籍，阅读翻译著作，起草改革行省制的命令，改进俄文字体。

　　所谓改进后的字体是代替原通用的教会斯拉夫字体。彼得对这项文化工作颇为热心，改革的结果是俄语字母的书写形式简便多了。第一批用“新字体”刊印的书是在1708年出版的。字体不断完善，直到1710年方为彼得最后钦定。检查过铅字样品之后，他提出了最后的改进意见，在字母表的背面写道：“此类铅字只准用于刊印历史和制造方面的著述”。以前，数的表示法已进行过改革。第一本用阿拉伯数字刊印的书于1703年出版。这就是天才的教育家列昂季·马格尼茨基所著的教科书：《算术，或计数之学》。

　　彼得时代，书籍的普及是规模空前的。如果说在十七世纪莫斯科仅有的一家印刷厂刊印的主要是宗教书籍，那么到了彼得晚年，在新旧两个首都就有六家印刷厂刊印世俗书籍。从1708年到1725年，国内出版的三百二十种图书中，有三分之一强是有关军事和海洋军事方面的。在其它方面的有：法学著作、文学作品、各类词典、历书等等。印刷的新品种有：沙皇的圣谕和枢密院的命令，以及关于俄国军队克敌制胜的战果报告。书籍和报告书都附有外国和俄国艺术大师作的版画插图……

　　在俄国出版的书籍中，从外国出版物翻译过来的作品占的比重相当大。彼得对此一直很关心，他对翻译人员提出了不少有关的指示。1708年 2月，沙皇对翻译布隆代尔的有关城防著作的伊万·佐托夫提出了下列必须遵循的翻译准则：首先必须“吃透”翻译的原文，然后用本族语言尽可能清晰通畅地把它表达出来。使彼得感兴趣的译文不是近似原文就可以了，而是要求译者能把握原文的实质，尽可能把所翻译的作品内涵理解透彻。书籍的用途既然“不在于徒求其美，而在于给人以智慧和训诫，”那么翻译就应作到：言简意赅，而又通俗易懂。彼得把由他校订的种田的书的译文作为样板寄给有关人员。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删掉了其中“多余”的部分，因为他个人认为这“只能浪费读书人的时间”。

　　1708年，彼得着手进行行省制改革。12月18日的命令中写道：“出于对全民的利益的考虑，将全国划分为八大行省”。改革的实质是在旧县制和莫斯科中央直辖各县的机构之间设置了一种新的机构——省政机关。省督集政、法、军大权于一身。沙皇委派自己的亲信充任省督。彼得堡省省督是缅希科夫公爵、沃龙涅什省省督是海军上将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而喀山省省督是他弟弟彼得·马特维耶维奇，莫斯科省省督是贵族斯特列什涅夫。

　　行省制改革，是彼得大帝对阿斯特拉罕和顿河农民起义、对日益扩大的巴什基尔骚乱、对劳动人民拒绝纳税的一种对策，是对付反抗强征建筑民工的一种对策。省级机构巩固了地方政权。

　　象往常一样，彼得所关注的是沃龙涅什的海军舰队。沙皇从被俘的瑞典人那里获悉瑞典王企图通过沃龙涅什直取莫斯科。被俘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固不可全信，但沙皇仍然认为有必要防患于未然。然而真正的威胁倒是来自南方的土耳其。沙皇考虑，对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进攻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军事活动场所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南方。彼得由于听说“土耳其人正在备战”而显得忧心忡忡。故此沙皇在沃龙涅什用去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以其超人的精力投入了亚速海舰队的创建工作。当他知道造船厂缺少钉子、螺钉、大炮、铁锚时，就亲自跑到伊万诺夫工厂，和工匠们一起浇注炮弹、手榴弹、臼炮、铸造铁锚和螺钉。在厂里他足足干了两周的活。

　　沙皇从沃龙涅什率领由二百四十一艘舰艇组成的舰队来到亚速，这个编队中有二十九艘是巨型战舰；沙皇亲自参加了巨型战舰的下水仪式。

　　亚速海军舰队得到了强大的补充，这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一片惊慌，海军力量的加强，抵挡住了土耳其人趁北方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对俄国的进攻。

　　在下达继续建造亚速海军舰队和加深港湾的命令之后，彼得于 5月27日返回军中。在这之前，他获悉的两条消息证实了瑞典国王的毫不妥协的意图。 5月 1日得悉查里十二拒绝沙皇的和平倡议，彼得建议缔结和约，希望为俄国保存住彼得堡和施利色堡。查理回答沙皇的使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而且要求俄国预付三千万外国银币，以赔偿瑞典在战争年代耗费的军事开支。

　　另一个消息是信使 5月 5日禀告彼得的。消息说，“瑞典企图攻占波尔塔瓦”。

　　当沙皇在苏马城和造船厂的时候，查理十二的军队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的乌克兰大草原上奔波。俄国军队和居民既不给他们喘息之机，也不给他们落脚之地，更不给他们滴水粒米。

　　瑞典人突袭每一个居民点。小小的维普里克城堡在寒冬腊月匆匆筑起围墙，英勇地抗击着瑞典人的进攻。查理十二开始命令炮轰这个小城镇，尽管炮弹如雨，但他仍未拿下它，于是他下令强攻。为数甚少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驻军以仅有的三门大炮，打退了敌军的三次猛攻。1709年 1月 6比瑞典人只有在被围者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才占领了这个城堡。瑞典皇家军队为此损失了一千二百多人。

　　严冬过后，春汛早早地到来了。瑞典军队眼看一蹶不振，他们不仅忍饥挨饿，而且军中疾病流行，加之时时受到正规军和游击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猛烈袭击。瑞典人挥师南下，准备夺取波尔塔瓦。但等待他们的却是灭亡。

　　第一批瑞典军队出现在波尔塔瓦城下的时间是 4月 1日。马泽帕暗示查理，攻占波尔塔瓦是使全乌克兰投向瑞典人的保证。

　　但瑞典国王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波尔塔瓦地处几条要道的交叉点，其中的一条就是通向有可能成为瑞典盟邦的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鞑靼，而攻占波尔塔瓦就会使他们捞到好处。瑞典王于是想和他们缔结和约，共同反对俄罗斯。

　　其实，瑞典将领中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到围困波尔塔瓦只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们认为，如果率军西进，越过第聂伯河，虽然这也可能遭受重创，但保住军队的实力尚有一线希望，而包围波尔塔瓦并进而夺取该城，必然会自取灭亡。基连克罗克在与国王谈话时所坚持的正是这种观点。这君臣二人的对话如下：

　　国王：你应该全力以赴地为攻下波尔塔瓦做好一切准备。

　　基连克罗克：陛下是否打算围困该城？

　　国王：是的，你应该去指挥围攻，并立下军令状，说明什么时候能够拿下要塞。

　　基连克罗克当即反驳国王说，围困该城的必要条件尚不具备。

　　国王：我们手中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拿下波尔塔瓦这样一座区区的要塞完全不在话下。

　　基连克罗克：要塞虽不坚固，但该城有四千驻军，哥萨克人还不算在内。

　　国王心里想的还是十多年前的老皇历。他听不进部下的忠告，反而用不容反驳的口吻说道。

　　“当俄国一发现，我们当真要攻城的时候，他们听到第一声枪响就会缴械投降。”

　　基连克罗克极力使国王相信，波尔塔瓦驻军会血战到底，瑞典军队的大炮和弹药严重不足，进攻时将付出巨大代价。但查理对忠言相告置若罔闻，并且用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驳道：

　　“我们就是要去创造奇迹，荣誉必属于我们。”

　　以要塞司令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克林为首的被困部队临危不惧。早在1709年1月，克林上校和其他一些乌克兰要塞司令收到过彼得的一项命令：“一旦敌人进攻，务必坚守至最后一兵一卒，不得后退。设若指挥官阵亡，左右军官应立刻接替，继续指挥，前仆后继，血战到底。”

　　远离前线的彼得此刻获悉了波尔塔瓦被围攻的消息。但他很快识破了查理十二进攻的战略意图。沙皇向缅希科夫指出，该镇十分险要。他提出两种解围方案。或是声东击西，佯攻奥波什尼亚，以便将查理的注意力从波尔塔瓦引开；或是在瑞典人对岸的沃尔克斯河畔固守，随时给被困部队补充军需品、生力军、武器和弹药。“至于一切其它情况有赖见机行事，”沙皇最后写道。

　　5月 7日缅希科夫直逼奥波什尼亚，以此迫使查理前往驰援解围。声东击西的战术大奏奇效，俄国军队得以有条不紊地迅速撤到沃尔克斯拉河对岸。 5月14日夜里，有九百人组成的小分队潜入被围困的波尔塔瓦。他们要给要塞驻军补充弹药。进城的士兵，“为了泅渡方便，不仅没穿衣服，连长裤也脱掉了。”

　　6月 4日，彼得亲临波尔塔瓦。瑞典军队的全部人马集结在那里，俄国军队也往该处进发。彼得当机立断，决定向瑞典人发起总攻。

　　实际上，围困波尔塔瓦的瑞典军队自己也被反包围了。

　　作为统帅的彼得，其卓越贡献就在于为总攻选择了非常恰当的时机。敌人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加之军事上的失利，当初他们侵境那股锐气，早已挫了三分。与此情况相反、俄国军队有后备力量源源补充，作战技术又较敌方先进，故反而愈战愈强。

　　但是，搭救处境艰难的波尔塔瓦的守城将士却是燃眉之急。沙皇当即用球型炮弹给克林发去一道命令：当俄国军队冲进包围圈时，他应立即杀出城池接应，出击时间订于6月12日，但由于连日来倾盆大雨，沃尔克斯拉河水暴涨，难以横渡，突围计划未能实现。

　　6月20日，俄国军队终于渡过沃尔克斯拉河。查理十二这才明白，沙皇打算在波尔塔瓦城外决一死战， 6月21日和22日瑞典军队倾其全力，企图攻占波尔塔瓦，但要塞守军没有让他们得逞。 6月21日凌晨，他们在斯巴斯克教堂广场宣誓：决心同瑞典人决一死战。

　　6月20日，俄国兵营里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战士们斧砍鍬挖，急急加固工事。彼得象在指挥林村战役的那样，物色到一个安全的隐蔽地。俄军两翼隐匿在密林当中，后方是陡峭的沃尔克斯拉河岸，河面上已架好了桥。俄军阵前是一片开阔地带。彼得正等待着瑞典人从那里发动进攻。他命令建造六个多棱地堡，地堡之间要拉开距离。在它们前面又垂直地增建四个多棱地堡，其中只有两个可用于进攻。六个多棱地堡的意义在于缓冲、削弱瑞典人的进攻火力。四个交叉垂直的多棱地堡的作用是截击敌军的战斗队列。

　　6月25日，彼得视察部队，同天召开军事会议，制订战斗部署。彼得亲自担任第一师的指挥。缅希科夫和布留斯分别担任骑兵和炮兵指挥。

　　6月26日，彼得处理了一连串的麻烦事。这天，沙皇获悉，谢苗诺夫团的一个士兵叛逃投敌。沙皇担心的是，叛徒势必把俄方某些防守薄弱的环节泄露。彼得当即下令把久经考验、能征善战的诺夫戈罗德团的士兵调来充实这个团。

　　战役的最后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彼得身着墨绿色镶红袖口的呢料近卫军军官服，军官肩带迎凤摆动，他囚处走动，一会儿出现在龙骑兵团，或是来到在构筑多棱地堡的步兵当中，再不就是在炮兵团。他给近卫兵团的军官作了如下讲话：

　　“众所周知，瑞典国王倨傲而且想入非非，他竟然已给自己的军队在莫斯科分配好了住宅；任命手下将军施帕尔为莫斯科总督，要将我大好河山肢解分割为小公国，妄图以异教邪说毁我国家。对此奇耻大辱我们焉能不报？”沙皇还痛斥了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

　　戈利岑中将代表将领们致词。他回顾林村战役，说道：

　　“皇帝陛下看到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看到臣下的一片忠心。当时我们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但我寸土不让；敌人四次进攻，我们打退了四次，现在这个军队的勇猛忠诚不改当年。”

　　6月26日这天，查理十二当终生铭记。这天，他在当日走了致命的一步：袭击俄国兵营。在此数天之前他得悉，斯但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将军克拉桑无法从波兰前来波尔塔瓦，因为他们必须打退俄国将军戈尔茨的屡屡进犯。另一个消息来自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通知说，土方无意介人瑞典和俄国双方之间的冲突。查理十二当下明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6月26日，瑞典国王也发表了讲话。

　　但查理的讲话与彼得的讲话可说大异其趣。彼得号召人们奋起抗敌，强调守土匹夫有责。而查理对手下的侵略军将士以华宴美酒、莫斯科沙皇的帐篷相诱。“俄国沙皇为我们准备了许多美味佳肴。”他说道。

　　6月27日凌晨 3点，天麻麻亮时，瑞军开始袭营。在寂静的夜里，只听见千万个士兵的脚步声和马蹄嘚嘚声。瑞典人决心孤注一掷。走近多棱堡的时候，敌人开始冲锋。俄国军队早有准备：缅希科夫一直在注视瑞军的动静。他准备截击查理的骑兵，这样俄国步兵就可前去迎战敌人。瑞典军队很快占领了两个尚未建好的多梭堡，并闯入营垒。瑞典骑兵是从步兵纵队之间冲进去的。但瑞典人想扩大战果的企图未能得逞，他们处在俄军炮火的致命的包围圈内，不得不仓皇撤出。

　　受伤的查理授命伦斯彻尔德指挥全军，并下令左翼骑兵迂回包抄俄国军队，但缅希科夫骑兵和布留斯炮兵，给了瑞典骑兵以迎头痛击。俄国炮火以一百零二门大炮的优势压倒了瑞典人的三十九门。

　　因胜利而信心倍增的缅希科夫认为，设若再给敌人一次打击，敌人必致溃不成军。他三次请求沙皇派兵增援，以便彻底消灭瑞典人。

　　但彼得以预先制定的作战方针为理由，下令缅希科夫把骑兵从战场上撤出来。瑞典人误认为是俄军在退却，于是猛追俄军不舍，向多棱地堡逼近，进入霰弹炮射程之内。瑞典人为了避开炮火而钻人森林，其中的一部分人马被就地消灭。

　　上午 8时左右，彼得决定从多棱堡撤出自己的队伍。中央是步兵队列，炮兵散陈其间，骑兵分排两翼。

　　沙皇对步兵将士发表演说，这个演说日后以彼得的命令而著称。

　　“祖国的生死存亡就操在你们手中的时刻业已到来。我军队并非为彼得而战，乃为托付予彼得的国家而战。”

　　沙皇用下边的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至于朕本人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俄国的国运、宗教信仰、荣耀、康泰能否永世长存乃是重要的大事。”

　　彼得发出了总攻信号。瑞典人临阵却步。不管查理怎么阻止，也无法召回惊慌失措望风而逃的兵马了；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战斗，瑞典军队全军覆灭，俄军大获全胜。

　　总攻结束后，彼得异常兴奋，完全不顾几昼夜的疲劳，提笔报道这个消息，指出：“这是一次最伟大、最出乎意料的胜利。”

　　战役之后，缅希科夫说，战斗期间他曾三次调换了座骑：彼得把自己被子弹打坏的细毡帽拿出来让大家看。

　　战斗结束后，敌方被俘的将领和大臣依次被送进沙皇的帐篷；被炮弹打碎的查理的肩舆的残骸，也拿了进来。彼得一再追问：“难道今天我真的看不见我的查理兄弟了吗？”

　　不管是在值得纪念的那一天，还是后来，彼得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到败军之首查理王。曾在战场四处进行过搜寻，想活捉瑞典王或哪怕是他的尸体，但遍觅不得，原来他已随同溃军残部，被马泽帕及其部下裹走，朝第聂伯河方向狼狈逃去了。俄国骑兵穷迫不舍，直到累得人困马乏。晚上，彼得又派近卫军团，尤骑兵团追歼向西边逃跑的敌人残部。

　　下午 3点，彼得为参加战斗的将军和高级军官大摆庆功宴会。被俘的瑞典将军和大臣们也应邀参加。沙皇早听说，查理十二曾口出狂言，说他有朝一日要在俄国沙皇的帐篷里为部将领和大臣摆宴祝捷。彼得因此挖苦说：

　　“昨天，我的兄弟查理国王说过要请你们到我的帐篷里举行午宴，你们今天应邀光临，而我的查理兄弟却没有和你们一起来。他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我一直在等他，并且衷心希望他能驾临我的帐篷共进午宴，但既然查理国王陛下不肯赏光，那就请诸位在我的帐篷共进一餐吧。”

　　6月27日的后半天和整夜清点战场上的尸体，抬回伤员。俄方将士有一千三百四十五人，瑞方死亡八千余人。 6月28日早晨 6时，彼得参加掩埋俄国阵亡将士的隆重葬礼。在两座阵亡将士墓上，堆起了高高的土丘，土丘上竖起木十字架。

　　同日，彼得举行凯旋入城式，亲临解放了的波尔塔瓦。

　　这时才发现，波尔培瓦的英勇守城部队只剩下一桶多火药和八箱子弹，炮弹早已全部用光，而炮弹是用石头和霰弹的碎铁块制成的。

　　查理十二远征俄国的计划终于在 6月30日以在波尔塔瓦的惨败而告结束。他的全部痴心妄想被埋葬在波尔塔瓦城下。瑞典军队扔下了辎重车队，拼命向西方逃窜。这一夭他们来到靠近第聂伯河的彼列沃洛奇那。费了好大劲才弄来几个小船给国王和他的卫队用。查理把指挥重任委托给莱文豪普特将军。小船迅速向对岸划去。胆大的人企图泅水横渡，国王眼见他们活活淹死。查理这个倒霉的征服者，终于坐上轿式马车，急急向南往上耳其占领区逃去。国王不时回头张望，看看后面有没有迫兵。马泽帕及其部下跑得更快，早已到达上耳其了。

　　在国王扔下自己的军队逃命之后的三小时，缅希科夫部队来到彼列沃洛奇那。彼得之所以派遣缅希科夫追歼溃军，是因为在执行作战计划方面唯有他是最佳人选。

　　7月 1日缅希科夫来到彼列沃洛奇那以后，立即向彼得报告，共俘敌军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五名。沙皇当即命令舍列麦捷夫“速派五百辆马车前往该地载回缴获的武器和军用品。”

　　瑞典败军残部在彼列沃洛奇那被全部俘获之后，彼得声称：“英名响彻遐迩”的瑞典大军已经不复存在了，“除了跟随国王渡过第聂伯河的几百人马之外，其余全部被擒。”

　　要让欧洲相信瑞典军队已土崩瓦解这个事实尚需一些时日。瑞典人通过散文和诗歌，对波尔塔瓦会战大肆歪曲。所谓国王已被击毙，或横渡第聂伯河逃走，纯属谣传，瑞方一份假报道里曾如此写道。可是，查理十二的崇拜者和卖身投靠的下流文人力图掩盖事实真相，那是枉费心机。

　　彼得由于大获全胜而春风得意、满面生辉。那原先曾将他弃之不顾的盟友们，这会儿又都向他靠过来了。

　　9月26日，沙皇来巡幸离托伦城半英里的一个地方，受到波兰国王和枢密院全体成员的欢迎。奥古斯都二世在与彼得会见期间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时刻。在祝贺奥古斯都重新登上波兰王位时，彼得说，旧事不必重提；他能理解当初国王行事的苦衷，身不由己，是违心之举。奥古斯都一边听着沙皇那些宽他心的话语，一边目不转晴地看着彼得身上佩带的长剑。原来这把剑是当初沙皇作为友谊的信物送给他奥古斯都的。波兰国王又把这剑转赠给了查理十二，而后者把剑丢在波尔塔瓦战场上，成了彼得的战利品。

　　沙皇表现出宽阔的胸怀。他原宥了奥古斯都的背信弃义，将此事处理得入情入理。

　　彼得对热烈的欢迎、高度的颂扬、鸣炮致敬的礼遇、乃至奉迎讨好的目光都不动心。誉满欧洲以及对他统兵才能的一片赞扬，也没有冲昏他的头脑。他依然故我，保持着他一贯有的那种朴质的作风：他照常一边进餐，一边处理日常工作。“我们在这里和波兰诸公一直在讨论的是有关伊瓦什卡、赫麦尔尼茨的事件。”彼得这样写道。

　　沙皇的外交使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度被破坏了的北方联盟又得以重续旧好，而且除了俄国、萨克森和丹麦之外，又新增加了波兰作为盟员之一。

　　为了与普鲁士国王会晤，彼得从托伦出发前往马林维登。与弗里德利希一世会谈后，签订了联合防御协定。这时，沙皇把波尔塔瓦战役时佩带在身边的那把长剑赠给了自己的盟友。

　　身材魁梧的沙皇佩带着沉重的长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但这把剑佩在普王身上，使他却感到行动不便。他的一位宫廷近臣注意到：“那把长剑看上去那么重，我真担心我仁慈的国王会和它一起摔倒。”

　　波尔塔瓦的胜利使欧洲诸国对俄罗斯帝国刮目相看。现在，欧洲的宫廷再也不把俄国在纳尔瓦失败的事拿出来当笑料，而且对俄国军队的实力及俄国君主的统兵天才深信不疑，正是俄国沙皇粉碎了“不可一世的瑞典人。”

　　一个新的伟大强国，在惊诧不已的欧洲面前诞生了。










彼得大帝传略--第八章　从波罗的海到普鲁特河






第八章　从波罗的海到普鲁特河

　　1709年冬，沙皇忙于筹备庆祝波尔塔瓦雄兵班师返京的盛大仪式。彼得认为这个事件意义重大，从10月份就着手进行张罗。

　　莫斯科人对各种庆祝仪式可说见得多了。但对这次的场面他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凯旋门、鼓乐、合唱、在战旗下迈着矫健步伐的各兵团的威武军容，使人们为之眼花缭乱，禁不住喷喷称奇。还有一件新鲜事是，与胜利者一起出现在检阅队伍里的还有众多的俘虏和大量战利品。

　　这次祝捷的游行队伍，由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兵团作前导，后面跟的是在波尔塔瓦城下俘获的瑞典军官。在高级和下级军官之间，安排的是从瑞典人手里缴获的大炮和军旗。战利品中还有瑞典王在波尔塔瓦会战中用过的肩舆。走在被俘军官后面的是查理十二的首席远征大臣——皮佩尔伯爵，他是波尔塔瓦的主要“战利品”。

　　辉煌胜利的指导者、波尔塔瓦战役的参加者——统帅彼得，骑着高头大马殿后。

　　新的一年的春夏两季给人们带来了生机和希望。莫斯科的夜空从未象1710年那样，被五光十色的焰火照耀得如此美丽。如雪片飞来的捷报预示着缔结胜利和约的日子即将来临。

　　从俄国南部邻邦—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传来了好消息。俄国公使彼得·托尔斯泰向沙皇报告， 1月初土耳其苏丹批准了早在1700年同乌克兰英采夫签订的和约。但使沙皇感到不安的是瑞典国王在土耳其境内避难的问题。开始托尔斯泰曾要求引渡查理十二，但没有成功。

　　托尔斯泰提出质问和要求。但土耳其对1710年的条约还是作了让步。它答应一定把查理十二从土耳其的领地引渡到波兰国境，而且应由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小卫队护送，经过波兰时，则由同样数目的俄国人员护送。

　　南方相安无事使彼得有可能将全部力量集中使用在北方。

　　俄国军队占领了许多城堡，通过疾风式突袭首先拿下小城埃尔平。

　　围困里加用去不少时间。围困始于1709年10月，到了11月，彼得君临前沿阵地，并亲自打了三发炮弹。然后才开始正式炮轰。研究了要塞形势之后，他留给舍列麦捷夫元帅的命令是：“该城池只有严密封锁一途，不可强攻。首先因为时机已失；其次是守城部队英勇善战，要塞设防固若金汤；再次是瑞典方面威胁虽然已解除，但我方已无援军可供接应。”

　　围困是从海陆两方面同时下手。守城卫戍部队被迫投降，在包围期间，俄国军队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并非由于军事行动，而是由于鼠疫肆虐造成。时疫夺去了近万将士的生命。

　　继里加之后，不战而降的要塞有：迪纳堡、彼尔诺夫、雷维尔（塔林）和开克斯果尔姆（即古俄罗斯城科列拉）。

　　1710年的夏季远征战果辉煌。为此彼得堡接连三天鸣钟致贺，涅瓦河上的舰艇张灯结彩，炮声齐鸣。

　　1710年已近岁末。估计不会再横生什么枝节。故此沙皇考虑与瑞典人缔结“真正和约”的问题。12月，信使由君士坦丁堡带来托尔斯泰的一份报告，内中说道：土耳其已对俄国宣战。很快又获悉另外一条消息：克里米亚鞑靼人已到达白教堂和哈尔科夫，尽管已披当地卫戍部队驱逐出去，但边境还是受到了骚拢。

　　对此彼得颇费思量。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可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会劳民伤财，百姓将不胜其负担。为此彼得呼吁与土耳其苏丹重新建立和约。而为了与瑞典签订和约，他请英国与荷兰从中斡旋。缔和条件如下：俄国只要求“自古以来就属于俄国”的领土，即英格里、科列拉以及纳尔瓦。芬兰的部分领土已向瑞典赔款。里夫兰和里加归俄国盟邦波兰。但彼得的两项倡议不曾得到任何有关方面的支持。

　　彼得从来是形势越复杂、越危险，越能处变不惊，沉着应战。

　　当已作好打仗准备而眼看调解无望时，彼得颁布了对土耳其的开战宣言。宣言是在2月25日有沙皇参加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析祷仪式上宣读的；祈祷之后，彼得以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兵团团长的身份，拔出宝剑，挥师而去。同天有两个近卫军兵团开拔，准备和正向瓦拉几亚运动的军队会师。

　　3月 6日，沙皇从莫斯科来到军中。在这之前，他处理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国务方面的，另一件是私人生活方面的。

　　1711年 3月 2日，沙皇下令成立枢密院，这是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实施这个建制是他进行永久性行政改革的首要措施之一。枢密院存在了两百多年，但彼得在创立它的时候，显然并未指望它能长期行使职权。

　　枢密官只对沙皇负责。他们象国家所有的其他官员一样，要宣誓“效忠皇上，效忠国家。”

　　枢密院的建立和行政监事制的实施为中央机构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枢密院代替了贵族杜马。象贵族杜马一样，枢密院的官员也由沙皇指派。

　　第二件事涉及到彼得的私生活。 3月 6日，他离开莫斯科时宣布：他有了一个合法夫人，名叫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

　　叶卡捷琳挪·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本名叫玛尔塔。1702年，俄国军队围困马林堡，玛尔塔是格柳克牧师的女仆，后来成了俄军俘虏。有段时间，她是一个军士的情妇，舍列麦捷夫元帅也曾将她据为己有，后来缅希科夫又看中了她。在她属于缅希科夫的时候，名叫叶卡捷琳娜·特鲁勃切娃，或卡捷琳娜·瓦西列夫斯卡娅。阿列谢耶芙娜这个父称，是1708年她接受洗礼时，因为阿列克谢太子做她的教父而得到的。

　　1703年，彼得在缅希科夫家和她邂逅相遇。命运使叶卡捷琳娜这个他人往日的姘妇，一跃成为居万人之上的君玉的宠姬。她相貌出众，妖冶妩媚，加之又温柔有礼，故此很快就征服了彼得的心。

　　安娜·蒙斯又怎么样了呢？沙皇与她保持十多年的亲呢关系，而中断这种关系不能怪彼得，而是困为安娜另有新欢。当彼得知道此事后，说：“爱沙皇，心里就只能有沙皇”，于是下令把她软禁在自己的宅第里。

　　拜倒在安娜·蒙斯石榴裙下的是普鲁士公使凯泽林。关于凯泽林和彼得与缅希科夫三方会面的记述是很有意思的。公使趁晤面之机请求皇上允许他和安娜·蒙斯结婚。据公使说沙皇对他的请求是这样答复的：“蒙斯这个美人儿，是彼得本人为自己调理出来的，他原本真心诚意希望和她结合。但无奈她妖艳惑人，淫荡成性，故从今以后对她及其亲属，我彼得无意再过问了。”缅希科夫也插话说：“美人儿蒙斯的确是个无耻下流的荡妇，她同我一样地放浪形骸。”缅希科夫的侍从把凯泽林痛打一顿，然后把他轰下楼去。

　　1711年，凯泽林和安挪·蒙斯终于成了眷属。但婚后半年他就死了。沙皇昔日的宠姬有意再嫁，但死于肺病。

　　叶卡捷琳娜胜过安娜·蒙斯之处，是她体魄健美。她对远征的艰苦生活视若等闲，只要彼得一声召唤，她就可以跋涉几百俄里的泥泞路程前去救他而不以为苦。此外，叶卡捷琳娜的臂力也很惊人。据侍卫官贝尔霍尔茨记述，有一次沙皇和年青的勤务兵布图尔林开玩笑，命令他伸直胳膊用一只手把他的元帅杖举起来。这个勤务兵举不起来。皇帝陛下知道皇后的手劲很大，就从桌面上把元帅杖递给叶卡捷琳娜，她欠起身子站起来，伸直手臂，轻轻地把元帅杖举在桌子上空，举上放下好几次，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叹。

　　彼得很需要叶卡捷琳娜。从沙皇给她的信来看足以证明君王对她的宠幸和敬慕之情与日俱增。“速来基辅、不得延宕”，1707年 1月，沙皇从若尔克写信给叶卡捷琳娜。“如若因故不能即刻前来，速回信言明以释吾念。终日思卿而不见卿容，不闻卿语，怎不令我肠断魂销”，沙皇对叶卡捷琳娜以及与她私生的女儿安娜关心备至。1708年初去军队之前他在留下的一道手谕中写道：——“如遭不幸，请将存于缅希科夫公爵官邸之三千卢布送交叶卡捷琳娜母女二人。”

　　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相互关系，在她成为彼得的皇后之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711年之后，他在信中将亲昵而有点儿粗鲁的称呼“你好；我的小雏儿！”改为温柔的称呼——“卡捷琳努什卡，我的朋友，你好！”不仅限于称呼形式上的改变，沙皇在写信写便条时原来用的那种命令口气也换成了对至亲写信的口吻：“一俟密使到达你处，请速前来见我。”在一封信中他叮嘱叶卡捷琳娜一路上凡事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到离卫队一百俄丈远的地方去。”为了博得她的欢心，经常送给她礼物和海外进口的美食。

　　彼得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保留下来的有一百七十封，其中只有少数是事务性的。在这些信中，沙皇既不委托她费神去办什么事，也不要她去检查别人的任务完成情况，或是征求她的意见，他只是告诉她打胜仗的消息，谈谈自己的身体情况。“一个疗程已于昨日告结束。矿泉水疗效极佳”；或是“卡捷琳努什卡吾友，闻说汝因空房独守而暗自叹息，我又何尝不如此，但你我均应以事业为重”。

　　简言之，叶卡捷琳娜极蒙皇帝恩宠和青睐沙皇和一个无名女俘联姻，而置贵族家庭出身的待嫁闺秀或西欧宫廷的公主于不顾，这是对旧习俗的一种挑战，全然不把多少世纪以来相沿承袭的神圣传统放在眼里。

　　叶卡捷琳娜的性格特点是知分寸，并能体谅火暴性子的夫君。当沙皇大发雷霆时，下边的人谁也不敢走近他，只有她一个人掌握了给沙皇消气的秘密。每逢此时，她必定毫无惧色地看着他那双冒着怒火的眼睛。

　　宫廷的鲜衣美食并没有使她忘记自己出身卑微。据记载“沙皇之所以敬她、爱她，是因为她有一种善于变成皇后的才能，因为她时时意识到她并非天生的皇后。他们经常双双出游，但各有各的车队，一个以自己的朴质而显得庄重，另一个则显得富丽堂皇。他愿意她时时随侍在侧。但是每逢军事检阅，举行舰艇下水仪式，或节日盛典时，她从不抛头露面。”另一个外交官也曾有机会观察到彼得对自己夫人那种缠绵和体贴温存的态度。他写道，“饭后，沙皇和皇后举行舞会，这个舞会持续了约三个小时；沙皇常常和皇后、小公主们跳舞，他不时地亲吻她们；在这种场合，他对皇后流露出更多的柔情；可以说句公平话，尽管她的出身寒微，但她对这位伟大君主的宠爱当之无愧。”接着这位外交官又描绘（这是流传至今的唯一的材料）叶卡捷琳娜的相貌，完全与她的画像上的表情相符：“现在（1715年），她丰满适度； 天生丽质，面色白里透红，长着一双不大的黑眼睛；一头黑发又长又密；她的脖颈和手臂都长得娇美可爱，面部表情甜蜜、柔和，令人感到愉快。”

　　叶卡捷琳娜确实没有忘本。她在给皇上的信里写道：“皇上近来得一新洗衣女仆，但幸勿忘故人。”她这样开玩笑，是提醒皇上她自己也是洗衣女仆出身。一般说来，她对皇后这种角色应付自如，而又绝无矫揉造作之嫌，一似她从小就生长在帝皇家似的。

　　“皇帝陛下好女色”，当时有人这么说。他记下了沙皇有关这方面的议论：“为了女人而忘记事业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做情妇的俘虏比做战俘更糟糕；在敌人手中可望尽快获得自由，而一旦被女人绑住手脚，那要脱身可就难了。”

　　彼得偕皇后一起参加普鲁特的远征。缅希科夫留在彼得堡保卫“天堂”和刚收复不久的波罗的海沿岸诸城镇。

　　在这段时间里，彼得集中精力办了许多大事。首要任务是要把部队集结到目前战区的两翼：东方是亚速，西方是德涅斯特。波罗的海沿岸一带的防务要加强，由于已把俄国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部份转移到了南方，那儿的防务就削弱了。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卫戌部队减少了，需要补充新兵，再者，必须继续巩固与盟国波兰和丹麦的关系，要千方百计使这些国家在和瑞典人作战中能出较多的力量。

　　西部地区作战计划是根据沙皇提出的有关俄国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的观念制定的：这支军队经过林村和波尔塔瓦战役的考验，战斗的主动精神在大大发扬。计划规定，俄国军队在占领德涅斯特河、布格河和多瑙河之后，必须在他国领土上开展军事行动，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看来，最近几周，彼得最关心的是如何在短期内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到德涅斯特，并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多瑙河岸。

　　彼得从斯摩棱斯克、卢茨克、亚沃罗夫、雅罗斯拉夫连连派出信使，命令部队加速行军。所有的命令只有一个中心内容：“执行命令，抓紧时间，拖沓延宕、必误大事”；“敦促汝等与步兵师以最快的行军速度进入指定地区，切切此令”；“全速前进”。

　　虽然老元帅也知道，行动拖沓会误事，但春天道路泥泞，影响了行军速度，再加之他是个慢性子。

　　彼得这么急匆匆忙着到何处去，为的又是什么呢？在沙皇签发的命令里可以找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赶在土耳其人前面到达多瑙河岸。在这种情况下，瓦拉几亚统治者布兰科万和摩尔多瓦统治者康捷米尔将与俄国军队汇合。军队不仅可以得到武力支援，而主要是可得到补给。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两位统治者的支援，并不象彼得满心指望的那样真心实意，始终如一，而只是昙花一现。不错，摩尔多瓦的大公康捷米尔在雅西组织过一次和舍列麦捷夫所率部队的友好会师，而且康捷米尔也归附了俄国，但在此次对土战争中，他的贡献远远逊于沙皇所希望的。康捷米尔补充的军队为数不多，但主要的是没有为俄军提供给养。至于瓦拉几亚的统治者布兰克万，他不仅没有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反而背信弃义地出卖了俄国，把全部作战计划奉献给了土耳其的总司令。

　　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影响战事的进程。这个斗争的开展直接有赖于陈兵多瑙河岸的俄国军队，但舍列麦捷夫行动缓慢，坐失了良机，“你这种慢吞吞的行动实在令我惊讶，”彼得申斥元帅说。 6月12日，土耳其军队架起了通过多瑙河的桥，准备强渡，以便迎击刚在德涅斯特修好渡口的俄国军队。

　　在这段时间，俄国军队给养匮乏。彼得在写给雅西的舍列麦捷夫的信中说：“在阿拉尔特已有五天，既没有粮，又没有肉吃……望能以实情相告：你处有无足够粮食以供应我抵达后之大军？”但舍列麦捷夫的情况也不妙。“我军粮食短缺，开始以肉代粮。”康捷米尔原答应保证供给一万条键牛和奶牛，一万五千至两万只羊；但摩尔多瓦却没有粮食。怎么办？是空手而返，还是继续进军？军事会议上大部分人表示应向普鲁特河运动。他们寄希望于布兰科万慷慨许诺的粮食；但此人在这之前已和土耳其人秘密勾搭，进行背叛活动。俄国人指望拿下土耳其人的粮库。于是决定继续前进，同时寻找与敌遭遇的机会，这是受了布兰科万放出来的谣传的影响，说土耳其总司令奉苏丹之命打算与俄国进行谈判。既然敌人寻求和谈，这说明他们是虚弱的。彼得决定继续向普鲁特河进发、他深信此番军事行动必然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从德涅斯特河向普鲁特河的艰苦转移开始了，前面是一片被太阳烤焦的无水草原。阳光还未来得及晒焦的地方，蝗虫来了个一扫而光。铺天盖地而来的飞蝗夺去了马的饲料；军队经受的苦难，主要的不是粮食不足，而是没有水喝。“沙皇对我讲，”一位丹麦外交官写道，“我亲眼目睹士兵们由于极度缺水而从鼻子、眼睛和耳朵里往外冒血：而一旦见到水，许多人暴饮而死。”

　　6月末，军队渡过普鲁特河，然后时走时停地慢慢沿着右岸向下游行进。和敌人最初几次小小接触是在 7月 7日发生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不是彼得估计的六、七万人，而是十八万。他们成功地包围了总共只有四万名官兵的俄国军队。

　　的确，土耳其人比俄国人多三倍，占绝对优势，可是敌人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能征善战的俄国军队。战斗持续了三小时，有七千土耳其人被击毙。俄国的大炮使土耳其的军队受到的伤亡尤重。

　　7月10日清晨，一个号手带着舍列麦捷夫的信来到土耳其的军营，要求谒见土耳其总司令。“大人阁下，”舍列麦捷夫写道，显然是取得了彼得的同意，“此次战争并非出于沙皇陛下之所愿；同样亦非苏丹陛下之所愿，而纯属由某些争执引起”舍列麦捷夫建议，“立即化干戈为玉帛，我方认为，此种以友好条件为基础之和平将对双方有利。如你方对此种解决办法持异议，则我方拟另觅他途，再作计较。上天必将降灾于挑起流血事端之一方，上天亦必赐降福于无意发动战事之另一方。盼赐回音。望速将我方信使遣回为祷。”

　　几个小时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过去了，但并未见对方作答。在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帐篷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克里米亚汗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只有进攻。他认为，俄国军队处在高地，象手掌上一样，攻打他们犹如探囊取物，他已估量过能缴获多少战利品，能抓多少俘虏。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是总司令的军事顾问，代表瑞典王的利益，他表示支持克里米亚汗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于身陷包围圈中的俄国军队来说，每过一个小时都是对它的力量的消耗：人没有粮食，马没有饲料。营中缺水，因为靠近水源的地带被对岸鞑靼人和瑞典人的火力控制着。视力可及的前方是敌人的篝火和马群。敌人精锐部队就在几百步开外的地方扎营：士兵活动的景象历历在目，而且不时可以听到有断续的陌生口音传过来。

　　俄国将士已是第二个昼夜没有合眼了，甚至连彼得的钢铁神经也挺不住了。一位丹麦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当沙皇陷人土耳其军的重围之后，绝望已极，发疯似地在兵营里跑来跑去，捶胸顿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左右大多认为，此番陛下所受的打击过于沉重。军中众多的军官眷属，啼泣不止，”叶卡捷琳娜身边的侍女、女官也失声痛哭。 6月 9日彼得曾建议叶卡捷琳娜离开军队到波兰去，那儿安全，也用不着苦等远征结束，但她断然拒绝这样做。

　　第二个信使又被派往土军总司令营地。舍列麦捷夫等着敌方“迅速作出决定”。

　　土耳其总司令回信表示同意进行和谈。于是，同一夭，外务院副院长彼得·沙菲罗夫，在一名文书，三名通事和两名联络官的陪同下来到土耳其营地。出乎意料的是，土耳其总司令丝毫没有倨傲无礼的表现。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沙菲罗夫对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也未放过。按习惯高踞在坐垫上的土军总司令请他落坐。而土耳其的官员们，众所周知，向来不是那种执礼甚恭的人。沙菲罗夫以他善于精细观察的目光注意到，这是一种准备谈判的姿态。其它一切都属于外交方面的技术性问题，身体肥硕的沙菲罗夫在这方面是真正的行家。

　　要最后完成和约手续至少尚需两昼夜的时间。和约的条件以及过分匆忙的签订，引起当代人的一再议论，他们感到难以回答，沙菲罗夫怎么会以最小的让步就签订了和约。有些人认为，这有赖于沙菲罗夫的外交才能，机智灵活、善于观察的结果；另有一些人认为是叶卡捷琳娜心甘情愿用贵重的珠宝玉器巧妙地收买了总司令的缘故；第三部分人则综合上述说法，认为副院长沙菲罗夫高超的外交手腕，再加上未来的女皇的慷慨解囊是和谈成功的关键。

　　只有把两个军营的情势加以对比时，才能驱除和约谈判上的神秘气氛。会谈双方各自谈的都是本军营里发生的事，实际上对彼方并不了解。

　　土耳其总司令提和约条件时，显然并不知道，沙菲罗夫的口袋里揣着沙皇的手谕，授权他可以作主见机行事，为了议和事成，彼得同意归还所有被占领的领土，不论其是属于土耳其人的，还是瑞典人的。此外，沙皇甚至准备把普斯科夫退还给瑞典人，“若还嫌少，可将另外几个行省一并交出。”沙皇进一步叮嘱说。

　　这份手谕是沙菲罗夫在前往土耳其军营前夕，即 7月10日接到的。翌日，当总司令和沙菲罗夫还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时，紧急信使又给副院长送来彼得的另一道手谕，皇上说，俄军目前处境极端困难，“若对方对讲和一事确有诚意，可允以一切条件，只求不缴械投降。”只要不做俘虏，沙皇同意归还一切占领地：亚速、塔干罗格、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所有的地，即通过两次远征亚速，两次纳尔瓦战役，林村战役和波尔塔瓦战役所赢得的全部土地。彼得甚至还打算把他最珍视的英格里亚连同“天堂”也忍痛一并献出去。

　　和谈进行期间，俄国军营内一直紧张地准备进行突围。沙皇在 7月 9日至11日召集了几次军事会议研究突围方案，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提投降的事。如果上方总司令拒绝举行停战谈判， 7月10日的决定中写道：“则应将我方全部辎重付之一炬……”在另一次全体将领和大臣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

　　最后， 7月11日，在和约签订的前夜，军事会议详细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扔掉影响部队迅速行动的一切多余东西，只把“拉炮车的好马随军带走，将劣马宰而食之，”将现存食品分给全体将士。有彼得参加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作出的上述决定，清楚地说明：俄军宁死不降，宁死不当俘虏的坚强决心。

　　沙皇对土耳其军营的内情也不甚了了。俄国军营只能猜测有炮轰土耳其的结果，但并无确凿的情报足资证明。据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萨顿向伦敦报告说，土耳其三次企图袭击俄国人，结果折损八千人。“如果俄国知道土耳其人惊恐异常，斗志丧失殆尽，他们定当发挥己方优势，继续炮轰，然后出击，土耳其定会全歼无疑。”为什么土耳其人急于讲和？这是因为他们已不堪俄国人“顽强精神”的折磨，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会遇上“这么可怕的对手”，故此他们宁愿逃走也不愿和俄国人遭遇，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可惜彼得也并不知晓自己部队打仗的全面情况。一次骑兵团团长伦内奉命攻占布劳洛夫城成功。土耳其军队的交通线被截断，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但伦内的紧急报告被土耳其人半途截获，结果报告没有送到彼得手，而落入了土耳其总司令手中。

　　瑞典国王得悉和约签订之后立刻策马向土耳其军营奔去，径直闯进总司令的帐篷。国王怒不可遏，土耳其总司令倒还能沉得住气。国王质问他为什么单方面和沙皇讲和不等总司令回答，他又接着建议总司令从速选派两、三万人马，他可以把俄国沙皇擒来见土耳其人。

　　查理的指责遭到总司令的反驳。他提醒国王不要忘记波尔塔瓦战役：“陛下还没吃够他们的苦头，我们可是看见了，您要是愿意打就请便吧，我可是要和平，我不能撕毁和约。”

　　国王没有告别就从总司令的帐篷里冲出来，直奔克里米亚汗而去。他说服后者重开战火。但克里米亚汗不敢违抗土耳其总司令的旨意。

　　远征普鲁特以失败告终，彼得心头沉重，当他躺在卧榻上辗转不能成眼时，他把这次远征的突变情况作了一番详尽的分析。

　　把副院长沙菲罗夫和老元帅之子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舍列麦捷夫留给土耳其总司令作为人质之后、俄国军队横渡普鲁特河向国境线进发。乌斯特·乌尔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军队刚一渡过德涅斯特河，沙皇就下令作析祷。鸣炮庆贺普鲁特的解围，那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在 7月14日那天，彼得去查理巴德疗养，然后去托尔纳参加阿列克谢皇太子与奥国皇帝妻妹夏绿蒂的结婚大典。

　　毫无疑问，普鲁特之行在彼得的一生中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关于这一点在《北方大战史》中有不同说法，“这次向土耳其的进军是一次极为冒险的行动。”还有一种说法：“这次事件是一种灾难，令人痛心。”还有一种奇怪的逻辑，说是如果俄国军队拿下普鲁特，那么这个胜利会给俄国带来新的灾难：“如果我们当时取得对敌胜利，那么可能会更加深入敌人的腹地，也会更加相信犹大，结果事情无疑会更糟糕。”犹大，这里指的是布兰科万，他曾答应协助彼得、但却役靠了土耳其。

　　还有另外一个至今尚未揭破的神秘事件与彼得远征普鲁特有关，这个事件的秘密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够揭破。据说 7月10日，当普鲁特局势正值紧张的时候，彼得立下了一纸遗嘱。“枢密院诸大人同鉴。朕须向诸位澄清下列事实，即朕与朕统领之军队在此次征战中并无失误和过错可言，失利乃因情报失实，我军不幸被四倍于我之土耳其兵力所包围，接应路线均遭切断，除非神灵出现，否则人力实难以将败局挽回，朕亦将沦为土耳其人之阶下囚。……如朕不幸战死沙场，一俟死讯证实，望从速另立贤君。”

　　这封遗书原稿没有保存下来。最初，1785年，是用德文发表的，是一个叫雅科夫·施特林的彼得传说和故事（十八世纪把这种传说和故事称为趣闻轶事）的搜集者提供的。俄文的遗书1786年才在刊物上发表。

　　由于没有原件，在历史学界所引起的争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有的人认为是伪作，理由是遗嘱内容中有些地方不可信。十九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尼·格、乌斯特里亚洛夫指出，彼得不可能委派枢密院选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因为太子阿列克谢和他的关系在1711年前尚未紧张到要剥夺这位王储继承权的程度。










彼得大帝传略--第九章　剑与笔






第九章　剑与笔

　　从1712年起彼得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8月，他在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中写道：“上天保佑，我等均健，唯生活殊感不便，困我不谙使用左手，故右手须同时执剑与笔；至若吾手下能有几名助手，汝当知也。”沙皇用这句简练而形象的话评价了自己的活动。“剑”，在此处暗指他的各种军事活动，以及正规军和海军舰队的建设；“笔”，象征着立法工作和民政事务。

　　彼得常常握笔在手，写得很多，而且淋漓酣畅，不能自己。他亲自执笔的信件、命令、指示、诏令、及外交文件等如此卷帙浩繁，就是有力的明证。但这里指的并非他给皇后写信的那支笔。彼得亟盼尽快结束战争，把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到经济、文化、行政机构领域内的改革中去。

　　在1712年之前，沙皇的精力并非都用在军事活动上。这个时期，他还研究民政大事，诸如改革省制和建立枢密院，但是这两项机构改革搞得过份仓促，故此，与其说它们是有切实职能的新型机构，毋宁说是旧衙门。省府机关事实上已经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调整中的国家机体，而且造成的若干后果是彼得始料所不及的：这种改革已使城市机构失去作用，象后来彼得说的，使“殿堂”“解体了”，以致十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将它们修复。枢密院的情况也和省府大致类似，其职权行使全凭经验。

　　波尔塔瓦会战胜利以前的那些年，彼得对民政方面的关注，大多从军事需要出发。比如说，他曾下命令建设国营工厂，保证供应陆海军所需要的大炮、弹药和帆布；他还命令私营工厂供应制服呢、袜子、帽子、腰带等等。

　　这几个月来，沙皇不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彼得堡、都很忙，他要操心的事很多：涅瓦河上的城市建设，军舰制造厂的造船工程，海上军事训练，等等。这都是一些属于革创性的日常工作，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行政、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意义。但沙皇为这些日常事务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真是夙兴夜寐，为国劬劳。

　　1713年，一位姓氏不详的作者在莱比锡印发了一本题为《1710年和1711年的圣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杂记》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段描写彼得一天的工作。他写道，圣上不喜欢安逸的生活，每天埋头工作。早晨，圣上起得很早，我每天早晨都可以在滨河街上遇见他不是去找缅希科夫公爵或是将军们，就是去军舰制造厂和船缆厂。他的中饭每每要拖到午后，不拘场所，但经常愿意在大臣、将军或者公使那儿用餐……。饭后，按俄国人的习惯午休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工作，直到深夜，才回房歇息。类似玩牌、打猎，或这一类的娱乐他都不十分热衷，唯一的爱好（这和别的君王显然不同）是到水上去玩。水域使他得其所哉，流连忘返，有时他一整天就在水上驾着帆船或小艇逐浪嬉戏……而且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不管是下雨、下雪，还是刮风。一次，涅瓦河上已经结冰，只有皇宫前面还有一块百十多米大小的地方未上冻，沙皇就乘一条很小的快艇来回划着。当坚冰封河，他就滑冰床玩，冰床底装有滑刀。每逢这种时候，彼得就说，这也是为了冬季操练航海技术。

　　1712年过新年那天，沙皇给枢密大臣发出了第一封信，告诉他们，俄国、丹麦和萨克森的部队包围了斯特拉尔松和维斯马两城，并大获全胜：占领城池星未得手，但却诱俘了瑞典将士两千余人。这条消息之所以振奋人心，是因为这是一次与盟国协同作战取得的胜利。沙皇认为他的估计是正确的，原来普鲁特条约签订之后，他曾公开声称，他虽失去亚速，但得以把全部力量投入北方，和盟友协同作战，并以此赢得渴望已久的和平。彼得对忠实履行职责的原则信守不渝，他宣称，不论敌友，“有背信弃义者决无好下场。”但无论是土耳其苏丹，还是他的盟友奥古斯都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四世，对“信义”的理解都见仁见智。

　　从南方传来的是令人忧虑不安的消息。普鲁特条约签订还不到半年，苏丹就决定单方毁约。他命令绞死当年在普鲁特指挥土耳其军队的总司令，指控他有背叛行为。苏丹听从查理十二的劝告之后，于1711年年末就对俄宣战，借口是沙皇迟迟不交还亚速，而且还不从波兰撤兵。

　　彼得于是命令阿普拉克辛尽快将亚速交出去。 1月，他给苏丹写信说，普鲁特条约的各条规定已逐项完成：亚速已交出，塔干罗格和其他一些城堡已拆毁；至于俄国军队之所以在波兰驻扎，是因为他们要假道该国前往波美拉尼亚。冲突总算缓解了，但这些事情说明苏丹对于和平缺少诚意。有鉴于此，沙皇不得不下令南方军队随时做好应变准备。他命令南方俄军的指挥官舍列麦捷夫在基辅聚草屯粮，“以防土耳其进犯”。他授权枢密院给舍列麦捷夫补充一些官兵：因为他认为，“在查理十二的怂恿下，苏丹万难绝蠢蠢欲动之念”彼得全面汲取了普鲁特之行的教训，决定采取防御性措施。

　　此时北方战事也吃紧。只是到 1月，沙皇才收到一条令他为之一快的消息。接着，根据俄国外交官送来的情报，沙皇坚信，波美拉尼亚一地非去不可，以挽救行将解体的北方联盟。原来，盟国之间的分歧在围困斯特拉尔松和维斯马时就已经暴露出来，当时丹麦国王并不急于给围城的盟军提供炮兵，没有炮兵，他们只能在要塞城下逡巡不前；在讨论联合部队的驻扎计划时，几方争执不休。丹麦国王坚持要从波美拉尼亚撤出自己的部队，理由是丹麦要防止瑞典人沿着冰封的海湾进犯他们的领土。奥古斯都二世的意见和这正相反，认为丹麦如从波美拉尼亚撤军，就会削弱盟国的力量，已经占领的阵地就不得不放弃。经过俄国的外交官的一番周旋，总算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丹麦国王同意在波美拉尼亚留下六千人马。但使彼得感到不快的是，其他盟国正背着他进行暗中商谈。

　　1712年 6月，彼得到了国外。在去波美拉尼亚（那儿的驻军指挥是缅希科夫）的途中有机会和奥古斯都二世会晤。沙皇佯装不知道奥古斯都的背盟行为，非常认真地讨论联合行动计划。 6月24日，沙皇来到被俄军围困的什切青，这时他才深信，盟国阵营分裂的后果令人感到痛心。

　　缅希科夫向沙皇报告，没有攻城炮要拿下什切青是不可能的，而丹麦人又不肯提供。视察设防之后，沙皇相信这位公爵的话是对的。沙皇打破常例，亲自造访丹麦海军中将，因为知道他管辖的部门就有攻城炮，彼得请他把炮运到什切青。这位海军中将对沙皇优礼有加，还特为鸣放礼炮向这位俄国国君致敬。但他断然拒绝提供攻城炮，理由是没有本国国王的命令。“真是可惜，时间就这样糟蹋了，”沙皇事后这样评论道。

　　彼得又给丹麦国王写了一封公函，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情绪。“鉴于盟国共同利益，吾亲临此地，置健康于不顾。俄军徒然驻扎在此而无所作为者乃因无法获得丹麦方面答允提供之攻城炮。”沙皇向自已的盟友提出最后通牒：“如陛下无意满足吾此刻所提请求，则吾当向陛下以及全世界声明，此次远征之所以失利，罪不在我，以明心迹”。沙皇准备从波美拉尼亚撤军，以此威胁盟国。

　　彼得心境稍安之后。又去视察被瑞典人控制着的波美拉尼亚要塞。然后他又给丹麦国王寄去一封公函。其中谈到远征计划的详细内容。沙皇企图说服国王：“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朕本人并无所求，此刻之所作所为，亦为陛下图也。”

　　无论是威胁，还是劝说全然无效：丹麦国王就是不提供攻城炮；彼得发现自己的努力完全付之东流，就出发到查理巴德疗养。

　　彼得在查理巴德的途中在符膝堡驻跸。他象平时一样去观光城市的名胜古迹。他一面欣赏路德的纪念碑，一面说道：“这位伟丈夫当之无愧。”但他参观路德生前故居时，对待殷勤好客的主人有些失礼。他们把墙上的墨水点指给他看。据说，路德在桌前写字，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魔鬼，路德就用墨水瓶向引诱自己的魔鬼打去。彼得又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下墨水点，在墙上写下一句话：“墨点系新加，传说不足信也。”

　　10月 8日，彼得到达查理巴德。三天后他给皇后写信：“昨日起饮用矿泉水，一俟空闲当再修书以释远念。此地人烟稀少，乏善可陈。”

　　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沙皇轶事，至今已流传二百年。

　　一国之尊居然热衷于手工业，这种事俄国绝无仅有，而国外也传为奇闻。一次，彼得走过一个建筑工地，忽听见有人说：“听说俄国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自己什么都能干，其实，建筑的事他一窍不通。”这些议论刺痛了彼得的心。他稍加考虑之后，就抓着脚手架爬上墙，拿起一把抹子，整整干了一天的泥灰活，受到泥瓦匠的称赞。两个世纪过后，查理巴德城的居民们在这座房屋附近竖起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彼得大帝和泥瓦匠们曾在此一同劳动。”

　　彼得从查理巴德又回到波美拉尼亚的驻军营地。他在柏林作了短暂的停留。英国大使在1712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写了一段沙皇在这停留期间的趣事：“沙皇本应在今晚出席王后为陛下举行之欢迎晚宴以及盛大舞会，但结果令王后陛下与全体贵宾大失所望，因沙皇在六时左右派人送来不能赴宴的通知。原来沙皇邂逅早年出国旅行时相识之某荷兰籍磨坊主，该人拥有风磨锯木厂和位于城外半英里之花园别墅各一座。彼得与磨坊主共饮进餐至夜深方罢”。

　　沙皇宁肯结文风磨锯木厂厂主一流的人物，也不愿同以王后为首的极其华贵的上流社会交往、娱乐。彼得承认、参加皇室舞宴无非是寻欢作乐，徒然浪费时间而已，同磨坊主一起可以谈些正经事，从而增长自己的见识。

　　沙皇对1712年远征波美拉尼亚的结果评价是悲观的，认为这是一次劳民伤财之举。于是他就越发起劲地着手准备新的远征。他带着这次远征的计划去彼得堡。沙皇这次打算准备远征芬兰，决定用俄国自身的军事力量去赢得胜利，不要盟国插手。他这样写道：我们“不再寄希望于他人”。

　　早在1712年，彼得就把进军芬兰的重任委托给海军上将河普拉克辛，但因他的准备工作进行缓慢而贻误了戎机，军队只好用平底船在芬兰海岸登陆，不敢深入内陆一步。这是一次侦察性的军事行动。

　　彼得把指挥权交给阿普拉克辛之后，于 6月 7日返回喀琅施塔得，在那儿他得到缅希科夫在托宁根得胜的消息：以斯滕博克为首的一万一千名瑞典人向盟国军队缴械投降。沙皇考虑这是提高自己军衔的时候了，他本人也是胜利的参加者嘛。

　　关于授予彼得以上将军衔的命令，还是1712年 3月 7日由“凯撒大公”签署的。但彼得把它扣发了，这说明他自己也是严守晋级制度的，因为晋升军衔应该是在荣立战功之后，而不单纯由于服了兵役。

　　1713年的战果使彼得踌躇满志：瑞典人几乎彻底从欧洲大陆被驱赶出去了，土耳其方面的消息也令人鼓舞，查理十二又一次说服苏丹对俄开战，但这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公愤，结果仗并没有打起来。

　　瑞典人在陆地上节节败退，它在欧洲大陆的领土连连丧失，在芬兰的立足点也丢了，这给瑞典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国家虽然面临垒卵之危，但仍在顽抗。彼得早已向他们明确指出取得和平的途径和方式，但瑞典人依然执迷不悟。彼得认为，海军是瑞典的“最后一张王牌”。为了消灭对方这张王牌，他主张俄国应该以海上优势去补陆军力量之不足。

　　建立海军大业一直是彼得梦寐以求的事。为了建造船坞，他夜以继日地操劳，遇到舰艇下水，对他来说如同过节一般，一回到彼得堡，他总是先到军舰制造厂去看看，下命令、发指示、作示范、进行检验。然而，波罗的海舰队比之瑞典的依然逊色。随着彼得堡的建成，他年年都要为之补充新的舰艇，但直到波尔塔瓦胜利之前，舰队所能完成的也只是防御性任务。现在需要抓紧建造的是能装备几十门大炮，并能在公海完成战斗任务的主力舰。他的苦心终于得到报偿。1713年 7月15日，沙皇给在土耳其的沙菲罗夫写信说：我军舰队日益壮大，近又增加主力舰三十艘，其装备能力为五十门大炮，此后尚应再接再厉，以期达到更高之要求。两个月之后，他宣称俄国海军在巨型舰艇方面还不够强大。

　　沙皇决定从国外购买成套的舰队装置。还在1711年他即派遣贵族出身的造船师费多尔·萨尔蒂科夫秘密出国。后者的秘密使命是在海军强国刺探有关舰艇买卖的情报。1712年，萨尔蒂科夫讲妥价钱准备购买十艘军舰。其中的一部分彼得仔细检查过。外国军舰的差质量没有逃过沙皇那双造船行家的眼睛，他认为，这些舰只还不及本国国产的。

　　年轻的波罗的海舰队参加了1712——1713年对芬兰的战役。这些舰队保证了陆战队的登陆，供应他们弹药、装备和军粮。在一次有彼得参加的航行中，海上风暴骤起，三只平底帆船沉人海底，其中两艘船上的海员全部遇难。

　　1714年夏，俄国海军在海上取得第一次重大胜利。

　　著名的汉古特海战是在 7月27日中午打响的。会战开始前，俄方曾敦促敌人投降。在遭到敌人拒绝之后，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的舰上升起了蓝旗，然后鸣炮。这是进击的信号。

　　血腥的会战结束了，俄国海军大获全胜。瑞典海军少将艾伦彻尔德麾下的整个分舰队都成了俄国的战利品。俄国舰队的胜利使瑞典皇宫惊恐万状，皇室开始从首都向外地疏散。沙皇把汉古特战役的胜利比作波尔塔瓦的胜利。

　　为了祝贺俄国舰队的胜利，沙皇决定举行庆典。 9月 9日，彼得堡的居民隆重地欢迎凯旋而归的胜利者。行驶在涅瓦河面上的是三支饰有彩旗的平底兵船。跟在后面的是被俘的瑞典军舰。再后是指挥官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指挥舰。压阵的是两只满载士兵的平底兵船。庆祝仪式陆续在陆地上进行：胜利者高擎大旗以及其它的战利品。艾伦彻尔德也走在战俘当中。以彼得为首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兵团的队伍压后阵。胜利者通过凯旋门，凯旋门上装点着各种寓意深远的图象，其中之一画着一只山鹰站在大象的背上。题词是：“俄国山鹰不抓苍蝇。”显然，题辞是有所指的，因为被俘的三桅巡洋舰就是《艾列芬特（大象）号》。

　　1714年 9月，本应再组织一次庆祝活动，但彼得因故将官推到下一年初。

　　还是在1713年，“教皇大公”尼基塔·佐托夫曾告知彼得他想结婚。沙皇恩准了佐托夫的要求，但当时曾意味深长他说：他，身为沙皇不允许“按照古老的野蛮的方式”举行婚礼，即秘密结婚。彼得决定把“教皇大公”的婚礼办成一个热闹的盛会，一个独特的化装舞会，除“醉鬼大会”的成员之外，还邀请各界名流：将军、高级文官、海陆两军军官造船技师、外交使节等同乐。

　　彼得兴冲冲地制订了婚礼程序，安排好各个角色，谁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盛会。还彩排过一次，检查了一下化装跳舞会的服饰。

　　贺客们的衣饰真堪称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的身着连衣裙；有人穿古俄罗斯服装，还有人穿水手服等等，所有的客人自带乐器，确切点说，只要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就行，除了鼓、牧人的喇叭、铃铛、小提琴之外还可照事先的规定把装满豌豆的袋子、沙锅、盆子等等带来。戈洛夫金伯爵，两位多尔戈鲁基公爵和两位戈利岑公爵穿着漂亮的中国服装，吹着笛子：外交官托尔斯泰和别斯图热夫穿着土耳其的服装，把铜盘敲得叮当响。彼得自己穿的是水手服。

　　举行婚礼的前夜，新郎官的儿子科隆·佐托夫苦苦哀求彼得解除他父亲的婚约：“求圣上开恩，皇上！这样的隆重婚礼得搭上人命，我父亲现在不就是受诱惑吗？”其实，儿子恼的不是粗俗的化装舞会有碍于伦理道德，他担心的是分配遗产时会受到继母的钳制：“我相信，她是为了想剥夺上帝和皇上陛下赐给我们，我们也受之无愧的遗产才嫁人的。”

　　沙皇没有听科隆·佐托夫的哀求。过了十天，新郎的儿子在递过呈文之后，读到一条由彼得签发的指令，命他前往法国海港的优秀舰队上去学习。

　　1714年12月——1715年 1月，彼得都在筹备这次滑稽婚礼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庆祝事宜。在此期间，他还抽时间起草和审查了十六道命令，其中有关于加速首都建筑工程建立海军学院以及给缅希科夫和其他省总督的各种指示。

　　民政改革是在1714——1715年期间展开的，但对这件大事的关心早在1712年就开始了。在这之前，他下的第一个指令是把外国典章制度、章程条例和命令译成俄文。

　　在彼得创建各“院”的活动中，并未发现他在进行上述行政改革时出现的那种匆忙现象。

　　沙皇的民政改革不限于创办各“院”。1714——1715年，沙皇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在下述诸方面进行改革的命令，诸如长子继承制、禁止官员搞承包，等等，这方面在下一章将有详细叙述。

　　看来，彼得所进行的中央机构改革已接近尾声，旧衙门制的大限已到。但已着手的改革不得不停下来，1715年末沙皇身染沉疴，转年 1月，没等身体复元就偕皇后一起出国前往疗养胜地皮尔蒙特去了。

　　彼得这一路去，不断遇到麻烦事，不是圣上本人闹病，就是皇后妊娠反应不宜赶路，还有其他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使国王一行不得不走走停停。

　　在格但斯克，沙皇住了两个多月。现在他已经不仅参观名胜古迹，而且开始为彼得堡博物馆搜集稀奇珍贵的文物，同时，在市府当局的陪同下参观了路德派新教教堂。传说，他没带假发听布道，觉得有点儿冷，就把站在身旁的市长的假发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析祷完毕才还给主人。在格但斯克，他校阅了《陆军条例》第三部分的全部 108个条目，并把它寄回俄国印刷。彼得给规程正文修改补充二百多处，使其更加简练、明确、清楚。

　　沙皇在这部杰出的条例中，对祖国的军事思想作了总结。《条例》反映了沙皇及其将领经过实践的军事思想。

　　《条例》记载了林村战役运用的快速部队作战法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快速部队的主要优点在于机动灵活、出奇制胜，正如条例中所说的那样：“轻装始能神速。”两列横队射击法也是射击规则的新发展、新战术：即跪射时不取一列横队式，而是两列横队式。《条例》对短兵相接的战术极为重视，所以《规程》中对白刃战着墨较多。《条例》中说，“军人也者实指部队所有之人，从最高将领直至最末一名火枪手、骑兵或步兵。”凡破坏荣誉和战斗传统者，即不配当一名军人：“凡不能将手中旗帜、军旗举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不配享有军人之荣誉。”严明之军纪、勇敢精神以及精良武器乃保障战争胜利之必要因素。《陆军条例》还是一部刑事法典：它规定了量刑标准。这些标准不仅适用于破坏军纪者，而且也适用于政治犯：“对任何暴动、叛变、冥顽不化者，不得姑息宽容，当处以绞刑。”

　　《条例》奠定了民族军事艺术基础。一百年间，俄国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不论在战斗或是训练，无不奉这部《条例》圭臬。

　　在去皮尔蒙特的旅途中，彼得办了不少公务：会晤波兰和普鲁士国王，梅格梭堡的公爵。但彼得最看重的是和丹麦国王的会晤，彼得委托俄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多尔戈鲁基公爵去说服弗里德里希四世会见病卧在皮尔蒙待的彼得。彼得打算说服国王进入瑞典本土，并迫使瑞典“媾和”。

　　两国君主于1716年 5月在汉堡附近会晤。四天会谈达成的协议是陆战步兵在瑞典沿海城市肖尼亚登陆——这儿离丹麦海岸最近。对此彼得是满意的。事后他匆匆赶到皮尔蒙特，以便在那儿进行为期三周的矿泉水治疗。然后他又从皮尔蒙特返回波美拉尼亚和丹麦。

　　显然，由于沙皇不懈的努力波罗的海局势大为好转。他又有了一批新同道，原来英国和荷兰曾多次反对瑞典人的海路打劫活动，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决定用武力保卫通向俄国海港的航道，并把自己的分舰队派遣到波罗的海来。彼得也为登陆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命令部队集结，冒着有被炮击的危险，亲身去敌方海岸线视察；彼得还当着瑞典人的面测定沿海群岛的海水深度，以确定陆战队登陆地点。沙皇终于被推举为俄、英、荷、丹四国联合舰队的总司令。

　　但彼再一次感到失望。联合舰队由八十四艘军舰组成，其中二十一艘挂着俄国旗，这就是迫使瑞典人缔结和约的力量；但事实上，彼得的三个盟友对此只不过半心半意。

　　对指挥四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这件事，只有一点给彼得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他认为在世界上未必还有其他人能享受到这种殊荣，能把异国的舰队和自己的联合一起进行指挥。对强国能如此信任他沙皇表示高兴。

　　1716年 9月28日，俄国分舰队参加庆祝林村胜利的活动，与其事者还有英国舰队。

　　丹麦国王有意迟迟不履行义务。可以想见，火暴性子的彼得会产生一种什么印象。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某次在彼得和弗里德里希四世之间果然发生了一起小小的误会。

　　沙皇一昼夜向来只睡五个小时的觉，所以起得很早。某日早晨 8点，他派人告诉国王希望与国王会见。但回答是国王还在歇息。过了两个小时，彼得重又派人探询什么时候可以与国王会见，这次回话说，国王已起床了，但谁也不敢走进他的卧室。又过了一小时，彼得被告知，国王还没穿好衣服，最后，坐卧不安的俄国沙皇眼看就要发脾气了，这时窘态毕露的弗里德里希四世自己才赶了来。彼得对丹麦王教训开了：“我的兄弟，办事这样拖泥带水可不行；每天我们都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应该互通情报，但要见到阁下，并非易事。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办。我们应该约好一个能会面的固定时间，以便互通情报。”国王同意沙皇的意见，但反对早晨会见。

　　登陆的时间错过了。彼得下令加强帆桨大船的舰队，以便在没有丹麦人参加的情况下能使部队登上瑞典海岸。之后，彼得出发去荷兰寻求结束战争的外交途径。在阿姆斯特丹他面见了著名外交助手托尔斯泰、沙菲罗夫、奥斯特曼以及其他人。

　　象第一次来荷兰时一样，彼得这次也决定使用化名。当他把这个打算告诉驻阿姆斯特丹的俄国大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库拉金时，沙皇预先提醒他说，即使他的行止被荷方知悉，也请他们不要举行任何欢迎仪式。但有一天沙皇因为微服私行被别人敲了竹杠。

　　那次，他和几个侍从投宿在一家破旧偏僻的旅馆里。晚饭上了十个鸡蛋、奶酪、黄油和两瓶葡萄酒。他们问店主人要多少膳宿费时，店主人口答说：一百枚金币！宫廷大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沙皇。彼得去找店主，用荷兰话问道：

　　“你怎么要这么多的钱啊？”

　　“一百枚金币算啥！我要是俄国皇帝的话，我就付给一千枚金币”

　　沙皇只好乖乖地把个人的钱交给这个贪财鬼。

　　在荷兰，彼得被领去参观二十多年前去过的地方。象他第一次来时一样，他感兴趣的是造船厂、军舰、手工业作坊。他兴致勃勃地访问了不少画家，还为皇后买了一些画，准备用来装点寝宫。

　　他参观了从前他在船厂工作期间住过的那间窄小的卧室。

　　“欢迎你，彼得师傅！”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工匠保罗的妻子，你过去经常来我家吃饭。”

　　彼得拥抱了保罗的遗孀；1697年，他曾在这儿学习造船，同时得到了毕业文凭。

　　沙皇的举止作风还和他初次来荷兰时一模一样。彼得喜欢到海边散步，神采奕奕，遇事还爱问个究竟。他跳过栅栏墙去看粉厂，尝了尝泡小麦的酸水。他还尝了一块做好的面食。他保留着与普通工人、工匠座谈的习惯。

　　“我们还是象工匠那样随便唠唠吧。”他发现那些人正搜索枯肠寻章摘句，于是他这么说了一句。

　　在场的人发现彼得的言谈举止与从前不同之处在于，他比头次来时大方多了，不象当时面对人群时总是用手挡着脸。现在是怎么看都行。不同于1697年的是，这时的彼得已经成了海军中将和著名的海军统帅；原来造船业方面的无名之辈，现在已经成了受人赞扬的设计专家和船舶专家。俄国已经有了自己的船舶制造业，培养出了自已的海军将领和强大的海军舰队、手工业作坊和学校。

　　在阿姆斯特丹，彼得接见了来自凡尔赛宫的代表。原来，法国想挽救自己的盟友瑞典，免其遭到可悲的下场，故决定充担瑞俄谈判的调停人。这样一来，彼得决定去一趟巴黎。

　　巴黎人精心准备彼得及其随行官员的莅临。法国当局最关心的是，为俄国御驾一行提供轻便马车和美味佳肴，这样作是为了讨好沙皇，使莫斯科沙皇感受到法兰西对他们的友情。陪同的官员按上头指示还要收集有关沙皇生活习惯和癖好的资料，并尽快地满足这些要求。根据保留下来的有关记载，沙皇看上去有四十五岁，体格魁梧，有些弓背，头部稍向下低。他肤色黝黑，面部表情极其严肃。他起床很早，十点左右进午餐，午后七时左右进晚餐，九点钟以前口到自己的寝室。上午喝伏特加酒，下午喝啤酒和葡萄酒，晚餐仅进少量，有时甚至不吃。他喜欢带辛香味的调料和黑麦精粉烤的又干又硬的面包。极爱吃青豌豆、桔子、梨和苹果。为了尽力满足沙皇的口味，给他专门做了最爱吃的黑面包。在巴黎，他穿的是普通的呢料大衣，腰间系着宽皮带，上面挂着军刀，头上的假发没有扑粉，穿着袖口不带装饰的衬衫。

　　敦克尔克是彼得1717年 4月27日到达的法国第一座城市。在那儿，他参观了旧海港、炮台、商店和水闸。在去加来的路上，沙皇看见许多风车，他对和他并排坐在轿式马车里的亚古任斯基说：“这很象是给堂吉诃德准备好的地方！”

　　彼得在法国旅行的时候，深感法国宫廷对他的口味和习惯摸得并不准，考虑也欠周；彼得一再把关照他饮食起居的法国官员弄得下不来台。在加来他拒绝乘坐四轮马车，要求和别人一样改乘两轮马车。费了好大劲给他弄来一辆两轮马车，他还不喜欢。他从布伦出发用的是自己设计的交通工具：他命令把他的两轮车的车身摆在大板车上。人们对他解释说，这有翻车的危险，因为农民的马不习惯拉这种车。沙皇根本听不进去，他只要求人家照说的做。

　　在亚眠，主教为了在自己家里接待沙皇，一连张罗了三天。但主教努力筹办丰盛的筵宴、焰火、彩灯、音乐会的心血是白费了。彼得只匆匆而过，理由是他听说亚眠当地居民好奇心特大，所以他不愿意在人群中抛头露面。

　　在博韦城，为了准备大张旗鼓地迎接彼得，花费了不少精力。“我是一个军人，只要有面包和水，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沙皇对人们邀请他参加盛筵时的回答。

　　进入巴黎城时，彼得终于坐上国王的轿式马车，而断然拒绝在豪华的卢浮宫下榻。他来到为他准备好的住所，匆匆看了看里面的摆设，扫了一眼桌子上的餐具，有大大小小八百个盘碟，掰下一小块面包，尝了一点儿葡萄酒；然后提出要住更朴素的旅馆。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但列迪几埃大旅馆，按沙皇的意见，还是显得太豪华了。彼得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下榻的处所：从大篷车里把自己的行军被抽出来，不住客房，而是到更衣室里去过夜。

　　到达巴黎后的第三天，他给叶卡捷琳娜写信说：“两三天来被迫端坐室内等候觐见或酬酢，尚无暇外出观光，明日或后日定当往游览”。

　　彼得在法国首都的日常生活开始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关于彼得巴黎之行的正目的，长时期以来，谁也不知道，从陪同彼得旅行的法国宫廷全权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除了单纯的好奇心和天生的求知欲外，“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沙皇此番旅行的真正动机”。一直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彼得法国之行的西班牙驻巴黎公使也认为彼得游历法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

　　巴黎及其近郊有名胜古迹多处，这引起了沙皇的极大兴趣。但这并非他携外交使节前来法国首都的唯一目的。这段时间，当库拉金和沙菲罗夫和法国外交官在桌旁秘密会见时，沙皇和法国国王的摄政奥尔良公爵也有过几次秘密接触。他进行正式拜会，举行招待会，但他的行止使宫廷官员深感为难。为会见七岁的国王路易十五，法国曾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彼得并未按照常规去做。他在迎接由近卫军陪同的路易十五时，不是互相施礼致意，而是上前抓住了法国国王的手，吻了他一下，并且说：“这不是犹大的亲吻。”沙皇给叶卡捷琳娜写信提到这件事：“上周一此地一侏儒见访；其身材较吾家卢卡仅高二指，容貌俊美，体态轻盈，以七龄之童而具有此等智慧，亦可谓难得矣！”卢卡是沙皇心爱的侏儒，彼得在国外旅行时随侍在左右。

　　在巴黎，彼得在精神上开始有更新的追求。以前在国外旅行时，沙皇忙于观光博物馆和稀奇罕见之物。现在，他的求知欲变得非常广泛，这说明视野在扩大，以及对高度发展的文化的认识和领悟。在巴黎时，他曾多次接见法兰西的知名学者：1717年 6月 4日，他参观了四所国立中学。 6月17日，沙皇第一次会见著名的法国地理学家德利尔。圣上与这位学者交谈甚久。并把两张地图稿拿给他看。德利尔表现出对亚速海和里海的地图学的极大兴趣。和学者的一席话，对彼得日后决定组织科学家考察队无疑起了相当的影响。

　　沙皇亲眼看了为某一六十五岁的眼疾患者作手术的全过程，这位老人患了白内障而受苦多年。术后，病人恢复了视力。　　沙皇与巴黎科学界人士的会见以后，参加了科学院的会议。他看了扬水机的机器模型，并欣赏了反映艺术史的绘画作品。彼得请科学院院士免礼坐下说话。他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解并看指给他的那些东西。在同学者的谈话里，沙皇显出惊人的天赋和渊博的学问。

　　后来，一批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脱颖而出。

　　彼得到处钻，只要那地方有东西可学。他起得早，有时等不到国王的轿式马车来迎他，就坐上在街上碰到的第一辆马车去参观皇宫、药店、军工厂、作坊。他也去参观制镜厂，还去过皇家织花壁毯的作坊，参观残疾人收留所。他参观过造币厂，但使他感到异常高兴的是，为欢迎圣驾光临厂里特制了一枚有彼得胸像的奖章。沙皇对园林建筑特别感兴趣，仔细研究了凡尔赛宫和马尔宫的喷泉和池塘设计与规划。最后，沙皇去圣西尔拜会路易十四的著名宠姬芒泰诺夫人。她在由她创建的贵族少女之家安度晚年。夫人借口身体不适谢绝与沙皇会晤。但彼得这时已到了圣西尔。圣上走进一个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房间，轻轻掀起窗帘，仔细端详当年的绝色佳人，流露出自己的倾慕之情。

　　“您生的是什么病？”

　　“老年病。”

　　“要想延年益寿的话，这种病我们人人都会得的，”彼得说道，并祝愿这位美妇人早日康复。

　　主人特为沙皇及其随行人员对皇家近卫军和野战部队进行检阅。法兰西军队并不出色，沙皇评论说，他看到的是一群衣着华丽的木偶，而非战士，他们的枪支象玩具，而走路象跳舞。

　　巴黎给沙皇留下了双重印象，法国首都的科学、工业和手工艺的发达兴隆使他叹为观止；而另方面皇宫的穷奢极侈、达官显贵不劳而获的生活，以及不堪入目的肮脏街道使他感到惊讶。他说，巴黎作为一个科学和艺术昌盛之邦使他不忍离去；但这个城池由于奢华浪费和污秽已濒于毁灭。

　　彼得离开巴黎前往斯帕进行水疗；而在法国首都开始的谈判在阿姆斯特丹顺利结束。8月 4日在那儿举行了签约仪式：法国充当俄国和瑞典谈判的调停人，负责劝说瑞典王放弃法国给他的津贴，寻找另外的资助途径。此外，法国准备承认俄国在波罗的海所取得的一切权利。至此，沙皇出访的目的已达到：瑞典国王在失去法国的资助之后，不得不派出代表前来和俄国谈判。

　　彼得在国外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于1717年10月返回彼得堡。冬季到来之后，他动身去莫斯科，因为他离开那儿已有八年之久。此行的目的是要决定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命运。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章　父与子






第十章　父与子

　　彼得同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关系，恐怕是沙皇私人生活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片断。父子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这期间高潮迭起，发展到最后事态急转直下，以太子之死结束了最后一幕。

　　太子阿列克谢生于1690年 2月18日。从保存下来数量极少有关太子童年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父王对太子的教育甚少眷注。这固然是由于沙皇多年来南征北战，辗转沙场，但太子为前皇后所出，也是他失欢的原因之一。

　　太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有一半时间是同母后一起度过的，因而完全处于这位眼光短浅的女人及其左右——修道士、神甫、男女侏儒和搬弄是非的政客们的影响之下。左右对中伤皇后的流言蜚语听之任之，对彼得也颇有微词，指责他在宫廷内外的举止有悖于传统观念。

　　太子六岁时开始识字。他的老师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是个没有主见、堪称误人子弟的庸材。他既不配为太子尊敬的师表，也未能培养太子好学的习惯。

　　按照当时的传统教育方法，太子的启蒙教育是从读日课经开始。在前皇后叶芙多基娅被囚于修道院之后，彼得有意把九周岁的阿列克谢送往德累斯顿继续求学。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之举。不过这个计划只有在多年之后才实现。这时，查理十二世在打败丹麦并在纳尔瓦取胜之后，进军波兰，随时都可能占领萨克森的首都。因此太子只好留在俄国，但破例为他指派一位外国人亨里希·居森男爵充当首席导师。他的俄国名字叫基津，来俄国之前曾在法国国王、丹麦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那里供职。这位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受聘者于1702年来到俄国，翌年即被沙皇聘请担任首席导师。然而基津却谢绝了这一荣誉，宁愿在缅希科夫公爵手下做一名导师助理。公爵当时住在刚刚奠基的彼得堡，而太子却住在莫斯科，因此，所谓尽职尽责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由基津起草并经彼得批准的一道训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和教学大纲。但这一个大纲并未付诸实施。从1705年起，基津奉命完成外交任务，长期滞留国外。这些岁月，太子都是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皇村中虚度，整日无所事事。

　　太子的肚子里墨水不多。他的德语相当流利，粗通法语。至于其它学科的成绩，十八岁时才学会算术四则，十八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军事工程学基础。

　　太子在读书方面天分还是够的，他自己就说：“我生来并不笨，只是不肯用功。”他的父王在一封信里也说过：“上帝并未剥夺汝之智慧。”可是他疏懒成性，毫无进取精神。“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同母亲和宫女生活在一起，除了室内游戏，我一无所知。”太子写道，对学习“我极为厌恶，有时学是学了，可那是为了消磨时间，兴致全无。”

　　1712年，太子在国外待了大约三年，回国以后，父王问他学的东西忘了没有，随即命令拿图纸来。阿列克谢由于怕父亲要让他当场绘图，决定以最怯懦的方式逃避考试。他向手掌开了一枪，“蓄意使右手受伤”，但他并没有当真要这样做的决心，结果只擦伤了层皮。不过伪装还是使太子幸免一试。

　　太子的左右都是与对他进行教育有关的人。太子仿效父王，也把他的一些心腹叫作“帮伙”。

　　最受太子信任的是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他事实上是这群“死党”的头目。此人贪权好势，善于曲意逢迎。太子曾向他发誓，保证一切“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他们之间的通信证明，这位神甫在太子心目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他把太子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太子不止一次地向他吐露真情：“上天明鉴，诤友如阁下者吾今生今世难望再得。”在从华沙寄给神甫的另一封信里，太子告诉他，如果他一旦归西，“我决不愿再返回俄国。”这封信所以令人感兴趣，也由于早在1711年 1月，即太子出逃之前很久，就泄漏了他可能不再返俄国的天机。

　　太子的“死党”完全不同于父王的“彼得帮”。“彼得帮”积极参预所发生的事件，各显其能，十分卖力；而阿列克谢的“死党”充其量不过从旁看看热闹，有时甚至心怀叵测。

　　1711年梁赞省大主教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在莫斯科布道，这事激怒了彼得。这位大主教布道时指责设立行政监察官一事，希望皇位继承人登基之后，能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恢复旧制。有关这次布道的消息，几个月之后传到了滞留德累斯顿的太子耳朵里，于是他头脑里产生了指望宗教界发动暴乱的念头。尽管太子是一位十分谨慎并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但这次他却不能自持，冒险写信给神甫询问布道内容，这样就留下了不利于自己的罪证。“请将梁赞省大主教新年训诫（如已印好）交达乌多夫专程送来。”在另一封信里他要求告诉他大主教后来的遭遇。也是在1711年，德累斯顿曾谣传缅希科夫去世的消息，但这个传闻是假的。这一消息也使太子欣喜若狂，因为父王驾崩后他接位这件事中又少了一名从中作梗者。阿列克谢发专函核对这消息是否可靠，并要求由最可靠的信使把密信带回：“此间盛传缅希科夫公爵已故，刻正式讣告尚未收到。如知情，望用密码函告。”

　　在同忏悔神甫通信时，太子时而采用密码，时而使用只有通信人才能明白的隐语，因为他们只能靠信件暗通消息。在一封信中，太子请忏悔神甫和所有的“死党”成员不必回信，因为“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及，祈祷上苍，保佑吾大业早日告成，不再宕延。”另外有一次太子写道，在斯摩梭斯克，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祈祷上帝：“祈求上天，尽速降全福于我侪”。“全福”是何所指呢：是希望父王健康恶化，还是等待圣上在沙场上饮弹而死，还是摆脱父王委派的公务，返回莫斯科投入“死党”的怀抱呢？

　　阿列克谢某些信件的含义，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甚了了。但信尾经常附笔“此事勿令人知”，或“勿令外人知晓”，证明他力求自己和“死党”的举动避开外人耳目，特别是有意避开父王的视线。他极力掩饰自己同亲母及外家的联系。

　　越到后来，他和父王的关系越加疏远。太子把父王委办的公务视为难以胜任的负担，因为他一向厌恶工作。王储长成之后，耽于宴乐，嗜酒无度。醉后放浪形骸，信口开河，不能自已。

　　一次，太子在什么人家里做客，回来时酩酊大醉。他踉踉跄跄踅进夫人内室，竟被赶了出去。阿列克谢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开始向唯一的交谈者——近侍伊凡·阿凡纳亚耶夫发泄不满。一开始他辱骂他的夫人，接着越说越激动，狂叫要砍下所有参预他们的婚事的人的头，要造他父亲的反。

　　一觉醒来，太子力图回忆自己夜里所说的话。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虽然伊凡·阿凡纳西耶夫为人忠实，可是万一他去告密怎么办？于是，他把近侍叫来。

　　“我昨晚没有惹谁吧？”太子问道。

　　“没有。”近侍回答。

　　“那我酒醉没有说过什么吗？”

　　听了近侍的叙述，太子说：

　　“谁没有喝醉过？醉汉总是废话连篇。我很懊悔酒后发火，并说了许多废活。”

　　为防万一，太子威胁说：

　　“不准你向任何人讲。即使你讲了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如果我拒不承认，人家就会对你严刑拷打。”

　　近侍请太子放心，说听到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列克谢的酒友们时常辱骂沙皇，背后对他所实行的改革横加指责，把守旧派散布的流言蜚语带进宫内。后来，太子供认，所有的朋友都“要我同父亲更加疏远，用声色犬马娱我耳目，以致使我不仅对军务、对父王交办的其它事务，乃至对父王本人都望而生厌，退避三舍。”但有时父子还是要会面的，这时儿子就要对父亲的责备洗耳恭听，有时还会挨打但只要彼得刚一跨出门槛儿，儿子就又重新和狐朋狗友沆瀣一气。

　　彼得很不满意太子的行为，理由是很多的。使彼得苦恼的不仅是阿列克谢听命于修士和政客，主要是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太子第一次投身国事是在1704年，当时他在包围纳尔瓦城的俄国部队中服役，而后他参加了为庆祝占领这一要塞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典。

　　三年以后，十七岁的太子被派往斯摩棱斯克采办粮秣。1710年秋，王储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先是派他去加强莫斯科的防御工事，以防查理十二的军队进攻首都：修补胸墙，构筑障壁，装备炮兵，给莫斯科卫戍部队补充兵员。在瑞典部队进军莫斯科的威胁消除之后，太子奉父命把五个新兵团补充齐全，装备并训练新兵，还参与了镇压布拉文起义的组织工作。

　　父子之间在参加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一方充当主角，而另一方则充当积极的助手），本来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局面，但事与愿违，不过这不能怪沙皇。

　　彼得1708年所写的书信中，已流露出对皇子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提醒他应在限期内完成任务。但很快看出来了，皇子对交办的事毫不上心，只一味和朋友饮酒作乐。他向由彼得任指挥官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送去的都是一些不大合格的新兵，这使沙皇火冒三丈。虽然彼得对别人的过失每每能宽大为怀，但他对怠情而玩忽职守者决不姑息。皇子从父王的来信中读到：“对汝选送至我团新兵极不满意；此类新兵即令派往他团亦属不合格者。由是观之，汝尸位素餐，其程度较之往日尤甚。”

　　父王的责备是有道理的。太子后来回忆说：“当父亲不在，我受命在莫斯科代理国家大事时，我以为得到了自由（虽然我也知道父亲把统治权交给我是为了使我在他身后获得继承权），于是便和神甫、修士和其它一些人一起寻欢作乐。”

　　以上供词是太子在十年以后作的。在得悉父王震怒之后，那一天他的表现却与此大不相同。他当时的行为动机只有两条：一是害怕受到惩罚，二是不择手段地来为自己开脱。千方百计逃脱罪责，四处找人为他说项。“皇上，有人在您面前诽谤我，说我派去的三百名新兵不合格，我没有能克尽职守，感到非常痛心。”接下去就是一些有意引起父亲怜悯的话：“真的，皇上，我是竭尽全力去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当时我实在搞不到更好的新兵，而您又催着叫我把新兵快点送去。”

　　太子得出一条结论，凡事应当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酒肉朋友都无从查明，应该提防什么人，是谁把太子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沙皇。他曾试请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帮忙：“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请复函告我，父皇因何事见罪。”

　　阿列克谢并没有得到回音，便转而求助于继母。叶卡捷琳娜成功地调解了这次冲突。1708年12月19日，彼得对太子11月末的来信写了一封回函：“诚如汝信中所言，当时确无更佳新兵可供选送，苟能将此情况及早相告，当不致因此生怒而见责于汝也。”有一封彼得给太子的信听起来好象是对他的恳求：“无需因上信而心生烦闷，……需知种种一切均于汝有益，吾对汝亦将多方眷顾。”

　　1710年太子住在德累斯顿，第二年他忙于筹备大婚。父王为阿列克谢选定王妃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公主夏绿蒂（其姊嫁与奥地利皇帝为后）。1711年10月14日，婚礼在托尔甘纳举行，彼得前去参加，其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当时也到了那里。“我到托尔甘纳，”莱布尼茨写道：“与其是参观婚礼，不如说是为了看一看这位杰出的俄国沙皇。这位伟大国君的才能是出众的。”

　　结婚并没有给太子的生活带来变化。夏绿蒂是个又高又瘦的麻脸女人，阿列克谢并不爱她。“他们把这个鬼婆娘拴在我脖子上，不管我怎样接近她，她总是一副没好气的样子，不愿搭理我。”

　　这位王妃“没好气”是有原因的。太子纵饮的恶习未改，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下更糟了。加上他又姘上了一个情妇。原来太子的太傅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有一个叫叶芙罗西尼亚·费多罗娃的女奴，被阿列克谢看中了，太子对她一往情深，眷恋之情始终不渝。

　　婚后，从1711年末起，太子奉沙皇之命在华沙为驻扎国外的部队采办粮食。根据阿列克谢的书信来判断，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军粮没有买到，但是为了预防责备他玩忽职守，他几乎每一封信都要附上要么是他发布的命令的副本，要么是他的下属和实际办事人员报告的副本。这位王储在学习治国本领方面，也象他学习其它各门科学一样，没有搞出一点名堂来。

　　从1713年起，阿列克谢住在彼得堡。父王只是偶尔才派给他一点小事干干，可他却装病逃避。关于这种装病的本领，太子本人后来在受审时写道：“我害怕出兵远征，假装有病，故意吃药，这也是我的一种罪过。”

　　太子住在新京，仍处于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伊凡·阿凡纳西耶夫等这些老“死党”的圈子之中。从“死党”中退出的只有忏悔神甫，因为太子同他闹了别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基京顶了首席顾问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的缺。基京是彼得从前的侍从官，由于他办事机灵，腿脚又勤，人也可靠，故此当上了海军部首席军需勤务官。当时沙皇对基京以青眼相加，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彼得称自己的侍从官为“老大爷”。基京是为数不多的、和彼得保持通讯联系的人中的一员，沙皇认为有义务把战场上重要情况亲自通知这些人。

　　1714年基京利用职权进行盗窃，因而受审。“结果吓得中了风，”一位同时代人这样写道。彼得对待盗窃国家财产者素来是毫不留情的。但由于叶卡捷琳娜从旁说情，基京才免判重罪。皇后请求说，如果基京不能获释，那么，对他这样一个行将就木、几乎失语的瘫子，至少该让他安静地死去。“这一请求得到恩准：沙皇给基京留了一条命，但撤消了他的职务，剥夺了颁发给他的奖赏，结果尽管病好了，他依然象被流放者一样，留起了胡须”。翌年，彼得允许基京在彼得堡居住，不过根本谈不到恢复他们之间以往的关系。基京对沙皇怀恨在心，他盘算着要官复原职，当然不可能寄希望于现在，而要有待未来，指望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能登上沙皇宝座。为此，他接近太子，并成为他的朋友。但基京从不炫耀他同太子过从甚密以及太子对他优礼有加这些事，他宁愿韬光隐晦，甚至预防不测，他很少去看望太子，只有在太子最需要他出谋划策的时候，他总是呼之即来。

　　1715年秋季的一天——10月27日埋葬了产后死去的阿列克谢的王妃，但太子的安逸生活也因此意外中断了。当天，他收到父王1715年10月11日签署的一封信。

　　原来沙皇对王储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前往征讨强敌一事极为不满。沙皇在信中威胁道，如果他再不改弦更张，就要剥夺他的皇位继承权，“为社稷与黎民计，吾以一国之尊尚巨不借堂堂五尺之躯，焉能见怜于汝等游手好闲之辈。”

　　读完父亲的信，阿列克谢就同基京商量对策。基京建议他借口健康不佳放弃皇位继承权。

　　太子按基京的建议作了答复。但他没有详谈，只是说父王的愿望与他本人的考虑不谋而合。他说由他来挑起这付重担是不够格的，也不胜其负担，一则由于记性欠佳，二则以多病之躯无法管理众多百姓。因此，太子声明决定放弃皇位。

　　在收到太子复信一个月之后，沙皇病倒了。病情险恶，朝廷元老们日夜守候在沙皇的寝官，认为圣上的大限之期不远了。殊不知沙皇命不该绝，再次康复。他给太子写了封信。

　　彼得对阿列克谢知之甚深，他怀疑太子宣誓放弃皇位不是出自真心，故写道“此举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点使父王感到不满的是，皇子在复信中只提到了他“多病之躯”，而在父王的头一封信里说的是他“未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父王重新向太子提出那些没有得到口答的严肃的问题，要求太子明确答复，大意是，想随心所欲，混下去是不行的，要么洗心革面，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要么去当修士，否则为父王的很难释念。

　　在事关他未来命运的两种方案中，太子选择了后者。根据基京出的主意，阿列克谢同意削发为僧，基京曾经说过：“僧帽又不是用钉子钉在脑袋上的。”

　　几天之后，彼得在出国前夕，同装病的阿列克谢作了一次详谈。沙皇劝他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把最后的答复在六个月之后寄到哥本哈根。

　　儿子表面上的顺从，同意放弃皇位或进修道院等等，都是不折不扣的欺骗。修道院是那些确实已看破红尘有出世想法的才进的。而太子口里虽然说他心甘情愿进修道院，但这都是违心之言。因此，尽管他可以在修道院小修室坐等父亲死亡，但小修室毕竟不是最好的栖身之地；僧帽虽则不是用钉于钉到脑袋上，但是正如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要把僧帽换皇冠还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出家以后就要求清心寡欲，连在太子心目中越来越受宠的叶芙罗西尼娅也不能再朝思暮想了。

　　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决定逃往国外。基京出发往查理巴德之前答应他：“我一定给你找到一个安身之地。”

　　但是，怎样才能脱身呢？

　　恰恰是沙皇本人帮他实现了这个计划。当时正在哥本哈根的彼得，最后一次想使儿子回心转意。他写信劝儿子要么前来哥本哈根，参加反对瑞典人的海战，要么就把削发为僧的时间确定下来，并提出要进哪个修道院。阿列克谢当即表示愿去哥本哈根。

　　很快就安排停当。1716年 9月26日，阿列克谢告别了诸元老，在叶芙罗西尼娅、她的弟弟伊凡和三名仆人的陪同下上路了。

　　“我要对你讲了，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有一次太子向他的近侍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吐露了真情。伊凡答应保守秘密。

　　“我不到父皇那里去；我要去奥地利皇帝那儿，或者到罗马去。不过我只让你和基京知道这件事，基京已去维也纳为我奔走，看我到哪里更合适。遗憾的是我现在见不到他，也许他正在路上。”

　　太子同基京终于见面了。他们在米塔瓦谈了一次话。

　　“你为我找到藏身之处了吗？”太子问道。

　　“找到了，”基京回答说：“到维也纳奥皇那里去，那里不会有人出卖你。”

　　这次会面消除了有关逃向何处，是维也纳还是罗马这个问题的所有疑虑。当然应该去维也纳，因为那里可以指望得到自己连襟的庇护。

　　基京给太子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你父王派人在半路上找你，你应在夜里一个人偷偷溜掉，好避开来人。”此外基京还建议太子在前往哥本哈根路上科罗莱维茨时给沙皇发一封信，以便掩饰他真正的去向。最后，基京还嘱咐他，如果他父王派人来找你，绝不可从命。

　　逃亡者耍了许多花招。在从米塔瓦出发的邮车中，坐着的不是俄国皇位继承人，而是莫斯科的一位叫科汉斯基的中校及其夫人和一位中尉。另外一辆大车里坐的是中校的仆人们。

　　途中还换了几次妆。科汉斯基中校在各驿站登记时，化名为波兰勋章获得者克列缅涅茨基，他蓄起小胡子，他的夫人穿上男装，作为少年侍卫伴随着他。

　　1716年11月10日深夜，当维也纳朝廷的副首相申博恩准备就寝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操着半通不通的德法混合语向伯爵报告，说俄国皇太子就在门外，请求立即接见。阿列克谢太子进入内室，心情十分激动，不停地东张西望，前言不搭后语地抱怨父王想剥夺他的皇位，说缅希科夫的左右都是一些笨蛋和酒鬼，继母叶卡捷琳娜有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等等。

　　太子来到维也纳，使奥地利政府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公开为太子提供避难所，那就是说和彼得公然作对，而沙皇在是不惜以兵戎相见的。可不希望事件发展到那样一个地步。另一方面，在维也纳，人们认为立即引渡太子也非良策，因为他们想把他当成一场政治赌博中的赌注。因此奥地利朝廷决定将太子秘密收容，把他连同其随行人员一起送往蒂罗尔的山地要塞——埃伦贝尔格，与世隔绝。

　　在太子求见申博恩，维也纳的大臣们忙于解决这一辣手问题的那些日子里，彼得等待皇子前来哥本哈根已经白白等了两个月，他开始着急了。太子迟迟不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一问题可以设想两种方案。要未是太子路上险遭不测，遇到了杀身之祸，要未是他自己有意躲起来了。尽管彼得也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他还是在12月 9日向威杰将军（驻扎在梅克伦堡的俄军指挥官）发出命令，要他派下面的军官去搜寻太子。同时彼得把正在维也纳的亚伯拉罕·维谢洛夫斯基召到阿姆斯特丹，命他查明太子的下落，并随时派信使送专函报告他的行止，并嘱咐他要绝对保密。此外，维谢洛夫斯基还受命转交查理六世一封信。彼得虽然写信给奥皇说他的太子“去向不明”，但他认准了逃亡的太子此刻正在这位皇帝所管辖的领土上。

　　威杰将军组织的搜寻工作毫无结果。然而，维谢洛夫斯基却发现了太子的行踪。1717年 1月初，他查明，去年10月29日太子正待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从那里又往布累斯劳方向去了。维谢洛夫斯基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跟踪太子，最后追到了维也纳。但是，在这里线索突然中断了。维谢洛夫斯基在维也纳及其近郊到处寻找太子达两个月之久，但一无所获。只是在 3月的下半月，他才弄清楚阿列克谢躲在埃伦贝尔格要塞。此时做这个工作的已经不只他一个人——近卫军上尉亚历山大·鲁缅采夫也前来协助他。

　　由于掌握了在逃的太子停留地点的确切消息，维谢洛夫斯基觐见了奥皇并转交了彼得的一封信。但查理六世却佯称并不知情。

　　奥地利朝廷采取了观望态度。只是在一个月之后，当再也不能否认太子隐匿在奥国境内的时候，查理六世才复信沙皇，转弯抹角地承认了阿列克谢留居在奥国境内。奥皇向沙皇保证，他将“尽心竭力地”照顾阿列克谢，决不会使他“落入敌手”。奥皇的这封支吾搪塞的复信，没有回答沙皇提出的主要问题，即维也纳朝廷是否准备引渡太子。

　　维也纳朝廷想先用搪塞的方式赢得时间再静候局势的变化。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了夺回皇太子沙皇会不会诉诸武力，欧洲各国对此事的态度又将如何。这时，维也纳决定把太子转移到那不勒斯，因为他的隐居地点已为众人所知。但是就连迁往那不勒斯也很难不露形迹，因为鲁缅采夫一直寸步不离地跟踪着太子。

　　查理六世支吾搪塞的态度，迫使彼得不得不派遣有经验的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前往维也纳。在他携带的一封信中，沙皇明确表示他已知悉皇子逃奥后的种种经过以及眼下正被拘留在那不勒斯一所城堡之中等各节。沙皇言之凿凿，维也纳方面再也不能抵赖，何况它本来就十分害怕俄国军队入侵，于是决定准许托尔斯泰会见阿列克谢，以便商谈有关太子返国的事宜。

　　1717年 9月26日，托尔斯泰同阿列克谢第一次会晤。托尔斯泰向太子递交父王的一封信，“汝一向忤逆不孝，无论好言相劝抑或严责，均不能使汝遵从吾之教导，汝远行告别之前，信誓旦旦，曾几何时，逃往国外，甘心卖身投靠，汝此等行为，使为父个人羞愧难当，痛不欲生，国家亦因此蒙受耻辱……。”沙皇还告诉太子，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将和他面晤并提出建议。还答应他，只要他回国决不加惩罚。设不听劝告，将革出家门，并宣布他为叛徒。

　　读完父王的信，又听了托尔斯泰的劝导，太子说：“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这件事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两天以后，托尔斯泰得知，阿列克谢断然拒绝服从父王的意愿，理由是“回到父亲那里很危险，我怕见他那副怒气冲冲的面孔；为什么我不可以把我不敢回国的事写信向我的保护人奥皇陛下报告呢？”

　　太子之所以这样坚决，是因为他深信，即使沙皇采取军事行动，奥国朝廷也不会拒绝给予庇护。托尔斯泰的任务就是要打消阿列克谢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托尔斯泰确知，维也纳不想走得太远，为了太子之事同俄国发生武装冲突。

　　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行动相当坚决。他终于成功地打消了优柔寡断的太子的抗拒心理。

　　托尔斯泰对太子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直到把你交到你父王手里为止，不管你是死还是活。我会到处跟踪你，你想躲也躲不掉。如果你赖在这里不走，你父王就会把你当成叛徒。”

　　为了使吓唬能起作用，托尔斯泰还想出了一个新招，他佯称收到沙皇的一封亲笔信，说俄国部队正在波兰集结，准备入侵奥国领土，以便迫使奥国朝廷引渡太子。

　　恫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阿列克谢仍然犹豫不决，直到被托尔斯泰收买的奥地利驻那不勒斯官员想把奥国官方文件称为“姘妇”的叶芙罗西尼娅从太子身边夺走时，太子才改变主意。阿列克谢这下明白了，奥国朝廷并不听他那一套，实际上他已被人家甩了，今后他们更无意把同俄国沙皇的关系复杂化。

　　太子本来准备到罗马去找教皇，但他这步棋却被叶芙罗西尼娅阻止了，她的劝告太子总是无条件接受的。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返回俄国。阿列克谢把托尔斯泰请来，对他说：

　　“我要回到父王那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答应我住在乡下，不要把叶芙罗西尼娅从我身边夺走。明天你同鲁缅采夫再来一趟，我把我的答复告诉你们。”

　　翌日，1717年10月 4日，太子给父王写了一封信，由于激动写得很不工整，在信里“最卑贱最无用的奴才，不肖之子阿列克谢”陈述了他打算返回俄国的事，并再一次请求宽恕。太子在准备起程的同时，烧毁了全部文件和书信底稿，以防万一。

　　10月14日，阿列克谢太子在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的陪同下，离开那不勒斯。途中他收到已经到达彼得堡的父王的来信：“吾儿。10月 4日来信收阅。现答复如下：所言请求宽恕一节，此前吾曾通过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二先生书面和口头上予以应允，现特在此重申：决不食言。托尔斯泰先生亦曾将汝之其它要求函告，吾亦予以应允。”

　　彼得同时还写信给托尔斯泰，告诉他来函中所提皇子想娶同他姘居的女子为妻，并想在自己的村子里定居住等要求可全部答允，只要他能回国。

　　阿列克谢在逃亡中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太子在那些自愿的形同坐牢的岁月中，对皇位可说朝思暮想。

　　他留在俄国的那些死党，同样也不知道这位逃亡的太子的去向和现况。

　　亚伯拉罕·洛普欣（太子曾将出逃的计划告诉过他）由于受好奇心的驱使，一次他找到奥地利驻彼得堡的公使，贸然问道：

　　“太子现在哪儿，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由于得到的是支吾搪塞的回答，洛普欣便直截了当地追问道：

　　“太子目前在贵国吗？”

　　洛普欣非常希望给奥地利公使和他的政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太子并不孤立，在俄国他拥有大批有势力的拥护者，他们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种臆造出来的说法（洛普欣对此也深信不疑），维也纳朝廷和阿列克谢都奉为至宝。阿列克谢的精神状态，需要经常用一些令人高兴的虚构故事加以刺激。

　　果然不出所料。奥地利公使迫不及待地把同洛普欣的谈话，秘密报告副首相申博恩，他把报告的副本转送给太子。太子怀着不可掩饰的高兴心情读了秘密报告。怎能不高兴呢，报告里说阴谋家们为了太子的利益已经起来暴动了：“他们起来了，已经包围了莫斯科。”阴谋家们似乎准备谋杀沙皇了。

　　奥地利政府大肆传播这类消息。有假情报说驻扎国外的俄国部队已经起义反对彼得。太子听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

　　他还听到传闻，似乎瑞典人战胜了俄国军队，这也引起了他真正的狂喜。听到彼得预定的继承人，他的两岁的异母兄弟患病的消息，太子把这看作是天意：“老爷子要这么做，而上帝却要那么做。”

　　被酒气熏糊涂了的太子的头脑里，产生着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计划。后来他供认，他深藏内心的幻想就是希望父亲早死。然后，他作为太子，应达官足贵之请，将启驾返国。

　　太子曾对枢密官和各大臣寄予厚望。只要他一回到俄国，这些完全靠父王提拔而身居高位的人就会立即反戈一击，站到他阿列克谢这一边来。太子同他的情妇议论着各种传闻，交谈着预示他未来一帆风顺的各种梦景，但他并不以此感到满足，也积极进行活动。他和奥皇谈判提供军援的问题；看来，他也不反对投靠瑞典国王，以便借他之助来夺取王位。

　　惊慌己过，一切又归于平静。太子便着手给俄国的枢密官和主教写信。他把写给枢密官的一封信，于1717年 5月 8日交给一位奥地利官员，以便后者转寄俄国。枢密官并未收到这封信，因为奥地利官廷没有冒险按指定的地点和收件人转寄这封信；结果该信在未被历史学家发现之前，在维也纳档案馆原封不动地躺了一百三十年。

　　太子在信中报告枢密官们说，“他现在受到几位大人物的保护，平安无事，身体健康，正静待皇上命令他重回祖国，届时请不要将他弃而不顾；”信上太子说他要“永远记住枢密官诸公的好处和整个祖国，至死不渝。”接着，阿列克谢要求不要相信那些关于他已经死去的传闻。

　　关于一旦接位如何治理国家的这个问题，阿列克谢无论对自己，对朋友，还是对记录刑讯供词的人，都不能作出全面的满意的回答。太子的纲领（所谓纲领左不过是叶芙罗西尼娅所听他讲的那些东拉西扯的废话）中只有一点是明确的：恢复旧制，完全放弃文化、生活方式和行政机构方面的改革。他想把海军置诸脑后，不提彼得堡，“在莫斯科过冬，在雅罗斯拉夫尔度夏”。内外政策要来一个根本改变，太子打算把此事交给维护旧莫斯科习俗的一些人去执行：“不要撤掉所有的老人，按我的意愿选拔新人。”所谓“老人”，他指的是彼得的最亲密的近臣，受到沙皇信任的那些人。这样，太子的计划如果实现，就将使国家的种种努力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付之东流，而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和牺牲，俄国才得以到达波罗的海沿岸。

　　从那不勒斯到莫斯科的路程，太子整整走了三个半月。当载着逃亡者的轿式马车沿着秋季泥泞的道路疾驰的时候，已经怀孕的叶芙罗西尼娅，由弟弟伊凡·阿凡纳西耶夫陪伴，为了免受颠簸，缓缓地向前行驶，后来在太子的坚持下，才于临产前夕留在了柏林。

　　叶英罗西尼娅与太子之间的通信保存下来了，这些信件中关于他们的相互关系的描述，令人颇感兴趣。信中充满了对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人的关系，以及这个女人对他的盲目依恋。“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悲伤，我的朋友。”阿列克谢从波洛尼亚写信说：“小妈妈，我的朋友！在威尼斯请按医生开的药方配药，然后把药方带好。如果在威尼斯，也象在波洛尼亚一样不能配药，那就在德国的某个大城市里想想办法，免得路上没有药吃。”

　　“我的小妈妈，我的最心爱的朋友，叶芙罗西尼尤什卡，你好！”太子在从因斯布鲁克发来的信中写道：“你，我的朋友，不要伤心，上帝保佑你，路上要多加保重……你愿意在哪里休息，休息多少天，都随你的便。不必吝惜金钱：虽然已经花了很多钱，但你的健康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宝贵。”

　　阿列克谢给叶芙罗西尼娅的最后一封信，是从特维尔发出的。太子表示出的希望是：“如果他们免除我的一切职务，按照上帝的意志，我们就一同隐居乡村，我们将过一种清闲自在的日子。”太子以为，结婚的夙愿已快实现了。这种想法，在出逃之前很久，有一次他向伊凡·阿凡纳西耶夫讲了：“你记住，我要和她结婚。父王也是这么干的。”这是指父王同一个无名的女俘结婚的事。

　　1718年 1月31日，太子被送到莫斯科近郊， 2月 3日举行了太子进入故都的入城式，皇室人员当时正在故都，枢密官、上层僧侣和将军们也被召进城去。当时的一位外国人曾描述过太子同父王会面的情景。

　　“太子进入宫殿的大厅，沙皇坐在那里，所有高级臣属侍立左右，太子把一份文书呈给沙皇，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沙皇把文书交给副总理大臣沙菲罗夫男爵，然后扶起匍伏在他脚下的不幸儿子，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太子回答说他恳求宽恕，留他一条性命。”

　　对此，沙皇表示：你所要的我都给你，但是你已失去继承皇位的一切希望，你应该签署一份正式文书，宣布放弃皇位。

　　“太子表示同意。然后，沙皇问道：“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警告，是谁竟敢出主意唆使你外逃？”听到这个问题，太子凑近沙皇附耳向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两人退到隔壁大厅，据认为太子在那里说出了同谋者的名字。”

　　单独谈话之后，他们又回到大厅，太子签署了预先准备好的放弃王位声明：答应“永远不再要求继承皇位，也不以任何借口觊觎和接受皇位。”于是立即颁布了褫夺阿列克谢继承皇位权利的公告。

　　那位外国外交官关于沙皇父子单独谈话的猜测是对的：阿列克谢供出了主要的同谋者。象1698年调查射击军暴乱一样，彼得把领导调查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天，他派出两名信使去彼得堡见缅希科夫，告诉他，据太子揭发，是亚历山大·基京和他的亲信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出谋划策唆使太子外逃的。因此沙皇责令立即将两名唆使犯逮捕法办，戴上镣铐，严加看管。

　　几小时后，沙皇弄清阿凡纳西耶夫两兄弟的名字都叫伊凡，便又派出一名信使送信去，说明要抓的是哥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兄弟二人都抓赵来，即使不戴镣铐，那也不妥。

　　到了 2月 6日，沙皇尚未收到缅希科夫关于上述命令的执行结果的报告，遂又派出信使送去一道手谕说：“审讯基京和阿凡纳西耶夫需在刑讯室进行，刑讯时只能用一次吊刑，不必鞭笞；如再发现其它同犯，应照此办理。”沙皇命令立即把所有犯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同时告诉他们禁用鞭笞是为了他们不致在途中生病。

　　与本案有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沙皇向缅希科夫又派去很多信使，命令“逮捕”将军多尔戈鲁基伯爵、伊凡·纳雷什金，前妻舅亚伯拉罕·洛普辛和前姨妹瓦尔瓦拉·戈洛文娜，以及其他许多人。彼得责令将所有这些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理由是涉嫌的人愈来愈多。

　　2月 4日那天，信使们奔赴新都，以便对阿列克谢供出的同案犯进行审理。彼得向太子提出了一份所谓的问题清单。到底谁是太子的同谋者，是谁左右优柔寡断的太子，唆使他放弃王位并逃往国外。沙皇要求皇子彻底但白，老实交代一切问题：“凡与本案有关者，纵令未列入清单，汝亦应作出交代，不得隐瞒。……否则，一旦查出，决不轻饶，勿谓吾言之不预也。”

　　彼得当时还不知道太子搞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谋反策划，故此他决定只要太子彻底交代，就予以从轻发落，只对同谋犯加以严惩。

　　3月18日，仍然活着的太子的同谋者，被押往彼得堡继续受审。阿列克谢独自坐在一辆马车里，没有上铐。临行前夕在莫斯科残酷地处决罪犯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的谋士，出逃的组织者基京，受到车磔之刑：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先后砍掉了他手和脚，其间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刽子手砍下他的头，挂在一根木桩上示众。太子回忆起一个半月以前父亲对他的严厉警告：“如果你企图隐瞒什么，一旦查出，可别怪我。”他在极力思考着，彼得堡的审讯会有哪些不利于他的供词。他盘算着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但是，审讯刚一恢复，所有这些想法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太子对自己性命的担忧，完全压倒了他的理智，他撒谎，开脱罪责，诬谄别人，想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过。只是在确凿的物证和人证前，他无法再抵赖，这才供认出自己的罪行。

　　揭发太子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情妇叶芙罗西尼娅。孩子生下来之后，她于1718年 4月被押回彼得堡。

　　不用说，阿列克谢的命运是捏在彼得手心里的。但沙皇并不想假自己的手去处置他。彼得记得，他曾答应宽恕太子，允许他在回国之后同叶芙罗西尼娅结婚。但审讯结果表明，太子的外逃决不是毫无恶意之举，他离开俄国不只是为了摆脱修道院的幽禁生活。亲生骨肉竟然是个叛徒。

　　沙皇发出两封内容相同的诏书：一封给各位主教，一封给世俗的官员们。彼得向他们声明，他作为父王和国君，本来自己就可以作出判决。……“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人之常情。”

　　沙皇在诏书结尾要求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根据被告的罪行量刑，而不必念及阿列克谢乃当今国君之子。

　　这两封诏书在僧俗官员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据当时的记载，法庭的所有成员已经就座，大厅所有的门窗都敞开着，……这时太子阿列克谢由四名军士押进大厅，站在沙皇面前。沙皇严厉谴责了皇子谋反的罪恶企图。这时，太子也供认不讳，说他不仅想在整个俄国煽动暴乱，而且如果沙皇要把他同党一网打尽的话，他就要血洗俄国。太子声称自己是俄国古老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维护者，故此民心归向。

　　这时，沙皇转向僧侣们说：请看，他的心何其毒也。请列位商议一下，然后提出一份他应受何种惩罚的书面意见。当然这并非最后判决。沙皇请求他们千万不要顾及罪犯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同时又嘱咐他们宽大为怀。

　　这时的太子神色自若，看起来决不会再回头，接着他被押回要塞。

　　太子的情绪总在变化：先是意气消沉，继而天塌了也不管，再转为歇斯底里大发作，然后负隅顽抗——这就是阿列克谢行为的典型特征。故而上面描述的那种公开辩论的场面，根本不是太子“强项”的反映，而是失去理智的人的狂言乱语和仇恨心理的大爆发。何况，当时首都曾经盛传，太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精神错乱了。1718年 4月末，法国人戴拉维曾就太子情况写道：“他的全部行为表明，他的大脑是有毛病的。”

　　宣判后的次日，即1718年 6月14日，太子即被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从此，他被贬为普通囚犯，带上了足枷。想当初太子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受审时，还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己答辩、开脱，曾几何时，他已是不打不成招的囚犯了。

　　太子受的第一次酷刑是在 6月19日。这一次，太子被打了二十五棍。在彼得堡卫戍司令部办公室的一本日志里，载有有关的简要记录：“19日，沙皇陛下及枢密官大臣诸大人，于午夜十二时莅临卫戌部队，对太子用严刑审讯后于中午一时前离去。”

　　法庭中的宗教界人士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提供了一些《圣经》的摘录来代替判决书。这些摘录和大意是，忤逆不孝之子，应予处死；另外一些摘录却又说，基督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宽恕了已经回头的浪子，释放了犯通奸罪应予处死的淫妇。僧侣认为，沙皇愿意遵循何种先例可自便。

　　世俗官员的判决书说，阿列克谢的叛国罪应处以极刑。 6月24日向太子宣布判决，但并未立即执行。两天后，他死了，可能是由于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所致。

　　在侦查阿列克谢太子案的同时，还进行了所谓苏兹达尔案的侦查。如果说第一个案件的中心人物是太子，那么第二个案件的当事人则是前皇后他的亲生母亲。

　　他的母亲，世俗名叫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当修女后叫叶莲娜。在她被牵连进此案时，已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度过了十八个寒暑。此时她年过四十，年富力强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将叶芙多基娅休掉之后，彼得对她再也不闻不问，这位前皇后于是得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她从来不吃修道院里的粗茶淡饭，餐桌上摆满了众多亲友送来的佳肴美食。她只是在进修道院以后头几个月穿过修女服。大约过了十年，约在1709年左右，叶莲娜姘上了一个情夫。他就是阔地主斯捷潘·格列鲍夫上尉，到苏兹达尔来是为了招募新兵的。被废黜的皇后生活中的所有这些事，历史本来是不屑与闻的，但阿列克谢叛逃事件发生以后把这些都抖落出来了。

　　彼得早就对这母子二人间秘密联系一事有所闻，太子的出逃使沙皇有理由怀疑修女叶莲娜参与此事。1718年 2月 9日，沙皇向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上尉发出一道手谕：“命你前往苏兹达尔，到我前妻及其亲信住所进行搜查，凡有可疑信件一经查出，立即将人犯及信件一并押送前来；人犯住所需派兵把守。”

　　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总共花了三天功夫才到达苏兹达尔并办完沙皇命他做的一切。 2月12日，彼得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向侦查人发出另一道手谕：“速将吾前妻及其朋党并老母一并解押来京，但首先需查明其未曾剃度之原由。

　　受此案牵连的人供认，叶莲娜曾与斯捷潘·格列鲍夫昼夜厮混在一起。格列鲍夫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在审讯中格列鲍夫首当其冲。要他承认他曾对沙皇重婚口出微词，企图煽动叛乱等。但是，格列鲍夫忍受了三次严刑拷打，每一次除了通奸罪之外，他拒不承认所有其他罪行。但仅此一点就足以把这位情夫处以死刑——他被钉在尖木撅子上。审讯证明叶芙多基娅并未曾参与太子叛逃一事。这样，她才得以保全性命。后来她被送往拉多加修道院，受着严密监视，直到1728年她的孙子彼得二世才下令解除了对她的监禁。

　　太子死于 6月26日， 6月30日为他举行了葬礼，在这期间，彼得堡宫廷生活秩序丝毫没有改变。“太子之死”，我们在一位外交官的报告中读到：“并未影响第二天（ 6月27日）为波尔塔瓦战役周年纪念照例举行的庆祝活动，那次战役瑞典人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沙皇开始称雄；为此，在邮政大楼里大摆筵席并举行了舞会。”

　　第二天沙皇出席了皇太子的葬礼。

　　如果把彼得和阿列克谢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由于父子的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不同而酿成的一出家庭悲剧，那就错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父与子的相互关系上，而且表现在现实的俄国与未来的俄国的两种观念的对立上：父亲正在付诸实现的是一种观念，而儿子一旦获得政权以后想要实现的则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观念。俄国到底何去何从：是沿着改革的道路一往直前，使俄国有朝一日跻身于欧洲和世界列强之林呢，还是抱残守缺，顺着老路滑下去？

　　最后一点，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帝王在国家中的作用也持不同的看法。为父的认为自己是国家公仆，为国事操劳即便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但作儿子的就不一样了，他只想当一名受上帝荫庇的“行过登基涂油礼的一国之君”，但要为国事殚思竭虑，那他是有所不为的。

　　阿列克谢死后，王位继承人问题仍未解决。这是因为沙皇同叶卡捷琳娜所生的皇子——四岁的王储彼得也业已于1719年夭折。失子之痛使沙皇镇日不得安宁，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皇后福体过于肥硕，未必还能为皇室添丁进口。彼得郁结成病惊厥发作，闭门谢客，三天里滴水粒米不进。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一章　国家的赋役






第十一章　国家的赋役

　　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在彼得身上兼而有之：急躁和冷静；挥金如土和锱铢必较；残忍成性与慈悲为怀；既好吹毛求疵，又能事事迁就；既粗暴生硬，同时又温存体贴；既小心谨慎，又莽撞轻率。彼得就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性格来处理国务、外交和军事活动的。

　　尽管彼得的秉性奇奇怪怪，异于常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本质十分纯正的人。沙皇深信，为国操劳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这个主导思想贯串于他全部活动之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表面上看来是不协调的，有些甚至是矛盾的现象，却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完整性。

　　彼得认为，他勤政的开端，不是在1682年他即位那年，也不是在1689年，罢黜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那年，更不是1696年他曾经在形式上与之共同执政的皇兄伊凡去世那年，而是在他个人全面参与国务的时候。

　　在日常活动中，彼得常常一身兼二任焉。在沙皇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身份“服务”时，他以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普通人自居。当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以及后来又晋升到海军中将这一级时，他要求别人不要拿他当皇帝，而要把他当成正式领有海军军衔的人，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海军中将先生”。

　　沙皇不论是造船只，攻堡垒，还是长途跋涉去参加某项工作的时候，都是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与其说这是为了作贡献，倒毋宁说是以身作则。沙皇这类活动具有教诲示范的性质。

　　据波得的一位同代人回忆道：一次他同另外一些人在国外学习海军归国后在沙皇面前应试。“早晨八时，皇帝坐着一辆单轴双轮马车来了，从我们身旁走过时说道：‘小伙子们，你们好。’过不多久，放我们去参加一次盛大舞会，海军上将（即陛下本人）命令兹马耶维奇考问我们的航海学知识，而且问得十分详细。后来，轮到我时，皇上走到我的身旁，不让兹马耶维奇出题，亲自问道：‘你都学会了吗，为什么要派你出国去？’我禀告道：‘回报圣上，小的尽一切可能勤奋学习，但小的不敢夸口说全部都学会了，在您面前，小的是一个不够格的奴才，所以，象在上帝面前一样，奴才恳请您开圣恩。’我说着就跪了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让我亲吻，说道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们成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国的公仆。”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最了解彼得的为人，他收集了一些与彼得的军事和国务活动有关的事实材料，总括为以下两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做战士要做伟大的沙皇的战士，当沙皇也要当伟大战士的沙皇。”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风，并不能使人们对他的政权的实质产生误解。就是彼得本人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深知，在他的国家里有“人上人”和“人下人”两个阶层。二者中间有一条鸿沟不得逾越：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彼得的方针是加强统治阶层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场合里彼得都是一位专制君主，不管是担任造船工匠也罢，化名充当使团成员也罢，在波尔塔瓦战役率领诺夫哥罗德团的一个营冲锋陷阵也罢，下令焚烧“强盗”布拉文一伙占据的城池也罢，呼朋引类、酒酣耳热之际也罢，或是参加伊万·维克申炮兵连普通一兵接受洗礼的仪式上也罢，（当时他自己慷慨解囊，以普通人的身份赠送三十卢布的礼品）莫不如此。

　　但彼得有时还是有意强调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每逢军舰下水时，他对上级长官都有意表示尊敬。

　　一次，他以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个人身份，去参加他的一位女病人的葬礼。患者得的是水肿，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外科手术为她治疗，都无济干事。彼得接手治疗这名病人，顺利地给病人放了水，他当时很得意，因为专职外科医生放出的只是血，但毕竟回生乏术，患者还是很快就死了。

　　他还曾以个人身份参加过一个四岁婴儿的葬礼。孩子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商人，将幼儿葬礼办得十分排场，似乎死者是什么名人或有功之臣。吊客队伍很长，大家徒步走到墓地。送殡的人当中也有彼得，只因为他当过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甚俭，但是给后妃购置衣服和修建官殿，他却挥金如土。就这个问题沙皇与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之间曾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阿普拉克辛说，沙皇送给教亲、产妇和其他人的礼物过于寒伧，“连我们这些人脸上都没有光彩”。彼得反驳阿普拉克辛的话说：

　　“我这样做决不是舍不得几个钱，而是因为第一，我认为，减少陋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需要，我应该在这个方面为我的臣民带个好样；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为出，我的收入比你们少啊。”

　　“圣上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反驳说。

　　“我个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陆、海军中按职衔支取的薪水，这些钱，我要买衣服，还有其他开销，还要送礼。”

　　这样，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担起了个人应尽的义务，以身作则以供臣民效法。有关彼得的另外一种品质，我们可以从一些标准法令中窥见一斑。《军事条令》晓谕臣民：“皇帝陛下为一国之尊，圣上所作所为无须对世上任何人负责，圣上掌有权势，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与良知治理国家与社稷。”在另一项法令里，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是言简意赅：“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沙皇彼得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统治着一个大国的臣民。专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务，正如他本人所说，是为达到臣民共享国泰民安这一最终目的而发号施令。

　　“国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号召外国人来俄国工作的一份上谕中最初提出来的。虽然这份上谕是就个别问题写成而且是供外国人阅读的，但仍不失为一份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彼得设想的治国方式是“俾使吾国每一忠实臣民均能知晓其在个人福利与国家昌盛方面所应有之一致愿望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这种思想更明朗了：“应为上帝所赐恩典与众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国泰民安”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厂工业，遵守法纪，根除税收和征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负”，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国的居民分成两个等级，即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二者泾渭分明。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各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其间有着霄壤之别。

　　那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沿袭祖制，但各个阶层所负义务却有所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国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无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阶层，享有特权的贵旅阶层也不能幸免。当然，其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阶层中，农民阶级忝居人下人。举凡军费开支，工业投资，要塞营造和城市建设，国家机关的供养，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首先落到农民肩上。现在除去原有的捐税和徭役之外，给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义务兵役，修路造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船只税、龙骑兵税、军需品税、马鞍税与马轭税等等）。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运输徭役——用大车把辎重和新兵运到战场；还有驻军徭役——不仅要管新兵住，还要供他们吃。

　　“国家”的利益要求兼顾农业，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过重而濒于崩溃。彼得之所以起草《爱护耕者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道上谕说，耕者“为一国之命脉，国家靠耕者维持生机一如动脉（即大血管）之滋养人体。故对耕者需加爱护，不令其负担过重，使其免于受责或破产，凡我官员，尤应善待之”。在这道上谕里，农民首先被目为老实的纳税人和新兵的供养者。如果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荷而倾家荡产，他们就无力履行这几项主要义务，因而也不再成其为维持国家生机的命脉。

　　在另一道牵涉到农民的诏令里，也体现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责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于向农民摊派过重致使土地荒芜。如遇此种情况发生，应向枢密院报告，由枢密院把这些领地拨给其他人——破产地主的亲戚经营。

　　沙皇之所以一再颁布诏令追寻逃亡农民，并把他们归还原领主，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维护个别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即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的出逃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农民纳税和服兵役，还要代替逃亡农民负担一份。结果，欠税增加，欠征的兵员额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对逃亡农民绝不手软。

　　由此可见，所谓“天下大同”对农民来说，只不过是维持他们有为贵族官僚国家提供全部繁重徭役的能力。国家法律所要达到的也无非如此：对农民予以一定的“保护”，使其免遭破产地主的迫害和地方当局的鱼肉。迄今所知只有一份诏令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即使这个诏令也只具有建议的性质。沙皇呼吁那些由于把农民的孩子“象牲口似地”卖掉，而造成“哀鸿遍野”的小地主贵族应扪心自问。彼得指示“禁止买卖人口”，但却附有一个保留条件：“……设若无法完全禁止，则在确有此需要之情况下，只可将全家或同姓人一起出卖，不得将人口单独售出。”

　　“天下大同”的内容，对城市居民来说，其含义又稍有差别。同农民一样，市民也是纳税人和兵源的补充着，但除此之外，市民还以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款形式保证国库的补充收入。所以，彼得对商业发展和商人利益的关心是由来已久的。

　　由此可见、市民的“天下大同”同贵族国家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商品周转越快，工厂企业的规模越大，工商业家的生活就过得越好。而商人越富，他们投资的领域越多，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也就愈丰。

　　归根结底，市民的“幸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为国家所提取。

　　事实证明，市民要“安居乐业”而国家要花钱（打仗、建设海军修建城市和要塞无一不要钱），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成了国家的牺牲品。在十八世纪初的近二十年中，国家征收的种种苛捐杂税和加在人民头上的徭役，使许多商人破了产。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里，他才恩赐工业家以多种重要的优惠和特权，其中包括给予大企业主免税经营其产品和工厂购买农奴作为劳动力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此外，还免除了工厂主对军队承担的徭役和运输徭役。当然，这种优惠只限于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对其他市民来说，“安居乐业”就是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渗透到修道院，从而使静修人士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修士们饱食终日的生活和宏伟华丽的教堂，无不是由修道院农奴的劳动提供的。修道院的领地从来就是国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块肥肉，五根不清净的修士，常受到严厉的训诫。但是对待他们的制裁并不严厉，充其量不让修道院扩大地产和免于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规的恶行而已，彼得也强迫下层僧侣为国家利益服务。只要对比一下两份相隔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对修道院憎团的生活条件的坚定态度。在1701年的一份诏令里，他提出修士应遵从古制；自食其力，营集体生活，并以双手劳动所获供养为数众多之乞丐。他批评时下的修道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奢侈”。在1724年的诏令里，彼得指出多数修道士营寄生生活，游手好闲，俗念未断，而在出家之前，他们是“三重身份的纳贡者：向家庭、国家和地主纳贡”。

　　起初，不许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后来又褫夺了它们有支配自己领地收入的权利。分配给修道士的口粮极其微薄，不论大主教还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对待，此外他们不得在净室内设文房四宝。规定男女修士均应当有一技之长，如做木工、画圣像、纺纱、刺绣、编织花边以及从事其他“不妨碍出家生活”的技艺。在修道院实现的主要的革新项目是：各修道院有义务用本身收入赡养老弱病残的士兵和军官并向学校提供经费。在推行这些革新时，彼得评论说：“我们的修道士养得太肥了。通向天堂大门的途径是：虔诚、茹素和祈祷。我要用面包和水而不是用鲟鱼和美酒为他们扫清去天堂的路。”

　　在彼得时代，贵族不能再在庄园中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了，他们要在陆军和舰队里服役，在战场上出生人死，同瑞典国王训练有素的军队打仗。贵族不得不穿上军官制服，在营房和办公室里忙于公务，他们把这种当差视为能使他们倾家荡产的沉重负担，因为当了这种差，他们的庄园产业就无人照顾了。

　　许多贵族千方百计逃避这种勤务，就象逃避彼得所规定的另一种义务——学习一样。

　　彼得兴办的一些学校很象兵营，学生们则象新兵。普通学校和培养高级专家的学院，都强迫贵族子弟去入学就读。当时有人说，“在偌大一个俄罗斯，哪个名门望族都必须承担将八至十八岁的子弟或其他亲属送到海军学院去就读的义务。”

　　大批贵族子弟曾被送到国外去留学。起初这些青年人主要是学习航海、造船和军事，后来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绘画、园林建筑和东方语言等。沙皇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留学生大力褒奖、1716年 4月，彼得接见了准备去意大利深造的一批画家。为此事他还写信给在但泽的叶卡捷琳娜打招呼说：“吾已晤见贝克列米舍夫与画家伊万。俟其抵达你处时，可请求国王命该画家为其下属画像”，沙皇在信的末尾还提上一笔：“务令人人知晓，我国民间亦有优秀之艺术大师。”沙皇信上提到的“画家伊万”即指神甫之子伊万·尼基丁，一位天才的肖像画家，在前往意大利留学之前，在绘事上就已脱颖而出了。

　　在国内兴学办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这样一来，俄国人就逐年充实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队伍，一反过去完全依靠从由外聘请专门人才的老例。此外各类学校的学生入学总数，就当时的规模而言，还是很可观的。航海学校的编制规定，该校要培养五百名学生。这一定额在1705年已经达到。海军学院有三百人入学，在工程学校就读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此外还有数十人在专门医科学校学医。在乌拉尔，工人子弟在矿业学校里学习矿业知识。

　　学校网的建立首先使军官团摆脱了对外国人的依赖。早在远征普鲁特之后，彼得就命令二百多名外籍将军和军官退役。各军团中外籍军官的数目，已经不超过全部军官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年以后，对外籍军官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凡考试不及格的，通通都被解雇了。结果，在二十年代，军官团的十分之九都是俄国本国人。

　　贵族们为了要逃避学习尤其是逃避服役，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但彼得也专能治他们，发明了各种惩罚这类贵族的手段。

　　1714年颁布的一批诏令，取代了对个别贵族和贵族集团的一次性惩罚措施。照彼得的想法，这些诏令应该能使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为什么要挨个抓回那些逃之夭夭的贵族呢？彼得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为这批人创造一些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安意地在营房和机关里供职。这样，要刺激贵族对服役发生兴趣就只能依靠颁布《长子继承令》一途了。这可能是彼得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道诏令，诏令颁发之前沙皇曾对其他国家贵族的财产继承制度作了研究。

　　诏令规定，贵族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为此日的，制定了将全部不动产单传给一个儿子的继承制度。其余的儿子，由于不能继承产业，因而也没有生活资料，自应“通过服公务、学习、经商等去谋生”。

　　此外还补充制订了一些其他条款以充实《长子继承令》的内容。条款之一是禁止没有学会算术和几何学的贵族子弟娶妻。另一条是不得将未在近卫军中当过列兵的贵族晋升为军官。再一个条款是，在军队中服役满七年或做文职工作满十年，或者经营商业满十五年者方可以置办地产。否则即便“到死”也不得购置田产。

　　彼得认为只有每一个臣民都无条件地完成他所承担的义务之后，才可望实现国泰民安这个理想。只有到那时，工商业才能繁荣，人民才能奉公守法，赋税和徭役才能减轻。

　　包括彼得在内，当时力主“天下大同”的理论家们，是把当时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作为出发点的。这种不平等和对天下大同田园诗般的理解，是格格不入的。

　　农民为国家服务，就理应耕种土地，缴纳捐税，提供新兵，并为地主负担徭役。贵族为国家服务虽然也受累，但毕竟还能额外得到一些好处：除了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劳役租和代役租之外，还能享用由国家付给的现金俸禄。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大都来自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缴纳的税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天下大同”左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真正能叨光的只有贵族和巨商之类的人。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1718年 3月沙皇回到彼得堡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前，首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临时驻跸的行宫，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地。现在，一年有多半时间他在涅瓦河畔度过。这样，他支配时间和使用精力的方式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清晨四时许起床，在室内漫步约半个小时；然后，听取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的汇报，接着进早餐。早晨六点，一辆双轮马车沿着首都的大街疾驰：彼得前往视察建筑工程和检查前一天发出的指示的执行情况。

　　视察建筑工程之后，接着巡视枢密院和海军部。中午一点，彼得用午餐。

　　彼得并不是一位好食之徒，他以粗茶淡饭为满足：餐桌上摆的是白菜汤、饭、烤肉加腌黄瓜或柠檬、肉冻、腌牛肉、火腿。他不吃鱼。也不喜欢甜食。

　　午饭后约休息两小时，之后，彼得在办公室阅读各种报告，起草各种指示、诏令，修订自己在位时期写的历史著作——《北方大战史》。

　　晚间，沙皇有时去作客，有时就在车间干活，这个车间设在夏宫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放满了车床、刀具、模板和各种材料，彼得的一双巧手用这些材料车出了各种精致的制品。“他的这种手艺，”一位外交官写道：“比之技艺超群的车工也毫不逊色，他甚至还能车出人头像和人物。”彼得干起活来“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就象他干活是为了挣钱糊口似的。”

　　现在收藏在爱尔米塔日博物馆彼得的个人遗物中，他亲自车的鼻烟壶、精致的圆形颈饰和其他装饰品占有显著地位。有一盏枝形大吊灯是用象牙做成的，分三层共二十六个灯头，每一层都有匠心独运的饰物和坠子。吊灯上有俄文和拉丁文的铭文：“全俄皇帝和专制君主彼得大帝以勤劳双手制作。1723年。”彼得参与制作过这件杰出艺术品是毫无疑问的，但专家们认为，即使用几十年的时间完全投身于这一工作，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枝形大吊灯来。

　　彼得一回到彼得堡，就恢复了建立各个“院”的工作，这个活动曾因他出国一度中断。在首都，他阅读了译成俄文的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中央机构的规章制度。1717年12月，在动身去莫斯科审理太子阿列克谢案件前夕，沙皇颁布了一系列诏令，为建立某些新机构奠定了基础。在一道诏令里，他规定了“院”的数目，人员编制，任命了每个“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另一道诏令里，他要求各“院”院长积极行动起来，务使各“院”“能于次年顺利开始工作”。彼得估计配备人员编制、制订规章制度一年的时间足够。

　　但是，这道诏令并没有执行。彼得于1718年年中回到彼得堡之后，不无苦恼地指出，上半年已白白地过去了。在下达给枢密院的诏令里沙皇流露出对僚属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沙皇当即命令各院院长向他提出工作月报，责成他们务必认真对待这件工作。

　　但是他的劝告被当成了耳边风。这时沙皇才得知，一些院长懒于上班视事，另外一些上班只是应个卯，也是什么正事也不干。他还查明，各院院长到枢密院办公时，以闲聊消遣。彼得训示，应当杜绝废话和闲话，只能谈论公事。同时要求遵守以下规矩（现逐字引述）“一人发言时，他人不得打断，俟其说完别人方可再讲，行事应诚实，不得高声吵嚷如女商贩。”看来，枢密官们对沙皇的训诫置若罔闻，因此彼得还需要颁布一些诏令，教会他们遵守最高国家机关的起码的行为准则。有一份诏令再次提醒他们：枢密院一切事务均应井然有序，不得废话并高声喧哗。”另一份诏令规定了议事程序：先由秘书宣读文件，然后，枢密官们再用半小时加以考虑。如果遇到特别团难的问题，就多给一些时间“用以考虑”——但“至多不超过三小时”。

　　1718年 5月12日，在亚兰群岛开始举行和平会议。瑞典的全权代表提出了一个繁琐的会晤程序，但彼得预先就向俄国代表布留斯和奥斯特曼交代：不必举行任何仪式，也不允许任何拖延。“你们应尽一切努力，务使瑞典人同意及时举行会议，因军事进攻时刻己日益临近。”

　　彼得亲自领导了这次谈判。他为布留斯和奥斯特曼起草指示，列出了未来的和约条件，他密切注视着和会上的事态发展，随时向全权代表发出新的指示。为了缩短信件往返亚兰群岛的时间，彼得在喀琅施塔得、雷维尔和亚波等处度过了夏季。

　　瑞典的全权代表听取了缔约的条件：英格里雅、里夫兰、爱沙兰以及卡累利阿等地仍归属俄国，把俄国占领的芬兰归还瑞典。奥斯特曼是一个善于笼络人而又机警的人，他成功地把正式谈判变成同瑞典代表团团长格尔茨的秘密会谈。公开的会议只不过是记录私人会晤时所取得的成果而已。彼得写信给奥斯特曼，叫他不要吝惜金钱，如果格尔茨愿意签订有利俄国的和约，“可允以价值十万卢布之礼品，日后还可另予赏赐。”

　　瑞典全权代表的让步，决不是因而答应给他贿赂，因为格尔茨每走一步都要得到查理十二的批准，就象布留斯和奥斯特曼每走一步要得到彼得的准许一样。现在，甚至这位顽固的国王也十分清楚（虽然为时已晚），瑞典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而继续同俄国打仗将不会有任何好下场。

　　谈判接近于圆满结束。彼得曾在1718年 9月写道，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对此次会议抱有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在完全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落空了：在围攻挪威的弗里得里赫斯加尔时，查理十二被害了，他的妹妹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登基。国王之死使瑞典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王的左右想通过一种复杂的外交赌傅来改变同俄国的媾和条件，这就是同俄国的盟国单独举行谈判以满足其领土要求，从而孤立俄国。女王及其拥护者特别寄希望于英国，想从英国得到海军和经济援助。

　　格尔茨返回斯得哥尔摩请示工作，国王驾崩的消息刚传到首都，他就被投入监狱。3月，格尔茨被处决。临刑前，他吩咐在他的棺材上题一句拉丁铭文：“国王薨，吾则因对国王之忠心而死。”瑞典政府向和会派出了一位新的全权代表。他迟迟不去亚兰，困此拖到1717年 5月才恢复谈判，显然是想赢得时间，另有企图。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拒绝在查理十二已经同意的领土问题上让步，同时提出了一些彼得显然不会接受的要求——不仅把芬兰，而且把里夫兰和爱沙兰归还瑞典。

　　彼得耐心等待谈判结束，他在谈判期间，即从1718年到1719年的上半年，停止了军事行动。直到他确信和平无望时，他才把奥斯特曼派往斯德哥尔摩，警告女王说，如果亚兰和谈失败，俄国将不得不诉诸武力以取得和平。为了加强威慑效果，沙皇向瑞典海岸派遣了登陆部队舰队。他亲自制订了入侵敌方领土的大胆作战计划，并且身先士卒投入战斗。这是彼得直接参加的北方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登陆部队按照他的设想毫无阻碍地登岸了：《新闻报》多次向读者报道了登陆部队的胜利战绩：破坏了工业企业、矿山、居民点、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士气低落的瑞典部队，不战而走，向瑞典的腹地退去。瑞典首都顿时一片恐慌，在它的郊区出现了哥萨克的侦察兵队。但是，彼得应瑞典人的请求，在1719年 8月下令停止军事行动。正如当时《新闻报》所载，他用这一纸命令表达了他的和平诚意。

　　但与此同时，沙皇也掌握了可靠的情报：瑞典代表团蓄意拖延谈判，不时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有时还借口等待斯德哥尔摩的指示，索性一连几个星期不出席和会。因此，8月21日沙皇向在亚兰的俄国全权代表发出一项诏令，命令他们只在和会停留一周；不得再拖延；如果复会后瑞典人仍坚持无理要求，就命令布留斯和奥斯特曼退出和会。谈判于1719年 9月中断：先是瑞典代表，然后是俄国全权代表离开了亚兰群岛。

　　瑞典中断了谈判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们不会指靠自己的兵力。它的陆上和海上军事实力已大大削弱，要去发动进攻那是它想也不敢想的。它唯一能指靠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对俄国在波罗的海站住脚跟一事所怀的不满之情一年强似一年。1719年 8月底，英国和瑞典缔结了同盟条约。英国想利用这个条约强行充当和平调停人，迫使俄国在缔结问题上就范。

　　英国的诺里斯分遣舰队开进了波罗的海水域。其目的是威慑沙皇，俟机背信弃义地进攻和消灭俄国舰队。但沙皇对此及时进行了防范。俄国舰队在瑞典沿海地区登陆之后，在海岸炮兵的掩护下，隐蔽在港湾里，万无一失。入秋，诺里斯分遣舰队撤离了波罗的海。沙皇并没有屈服于讹诈和挑衅，他坚决表示：“我们威武不能屈，任何不平等和约我们拒不接受，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将战斗到底。”

　　翌年春天，诺里斯分遣舰队补充了一些新的军舰，再次进入波罗的海水域。但瑞典海岸并未因此平安无事：俄国部队又一次登陆，打了胜仗，没有遇到抵抗。彼得把这些情况通知俄国大使库拉金：“此次战役虽然未能给敌人以重创，但足以使其盟友看到，我军胜利挺进不容阻挡！”不但如此，英国分遣舰队的出现也未能阻止俄国海岸于1720年 7月末在格林汗取得辉煌胜利：俄军缴获了四艘瑞典三桅巡洋舰，正如彼得所写的那样，其中“两艘是在全速接舷冲锋时缴获的”。“勤奋和勇敢胜过实力”——铭刻在胜利纪念章上的这句题词最确切地反映了战斗双方的力量对比。事实上，在这次战斗中实力优势属于瑞军，俄国是用装备很差的帆桨大船进行攻击的。

　　彼得对瑞典人及其英国盟友联合行动的成果大加嘲讽。在诺里斯分遣舰队停泊的雷维尔，瑞典人在纳尔根岛上烧毁了一所小木房和一间浴室。沙皇在把英瑞双方这一“胜利”通知库拉金时，命令他一定要在西欧的报纸上发表评论，“尤其是火烧小木房和浴室一事”不可遗漏。缅希科夫对此也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祈勿为木屋与浴室被毁一事伤心，”他给彼得写信说：“此次战利品可令双方瓜分，浴室分与瑞典舰队，而木屋令其归英国舰队所有可也。”

　　和谈于1721年 4月28日在尼什塔特恢复。象在亚兰和会初期一样，彼得没有在同一地点长期逗留。他选择了距尼什塔特最近的城市——雷维尔、里加、赫尔森法斯、罗赫维克作为自己的停留地点，以便信使经由海路向彼得报告有关尼什塔特发生的情况，又从这些地方给全权代表带去沙皇的最新指示。

　　布留斯和奥斯特曼带着沙皇明确规定和约条款的指示前往尼什塔特。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除芬兰外，统归俄国所有。彼得曾说：“我两次向我的兄弟查理提议媾和：第一次是出于需要，第二次是出于宽宏大量，但两次均遭到拒绝。现在，让瑞典人忍辱求和吧。”以前查理对割让领土的和平倡议绝不理睬。但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体面媾和的机会减少了。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已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彼得通过全权代表向她转达的口信。

　　在亚兰和会上，俄国全权代表曾表示俄国只是暂时占有里夫兰。现在，彼得命令布留斯和奥斯特曼向瑞典人宣布，情况已今非昔比，里夫兰应永远归俄国所有。俄国全权代表还应当“竭力争取一百万甚至一百五十万银币的赔款”。

　　这一次瑞方的全权代表还想采取拖一拖的策略。他们提议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缔结和约。彼得识破了他们。

　　在给全权代表的补充指示中，沙皇要他们拒绝瑞典人的全部无理要求。彼得获悉，瑞典人要求以相等的土地换取割让给俄国的维堡，还想在条约里写上，他们把彼得堡割让给俄国，瑞典人还要求将埃泽尔岛留给他们。

　　在瑞典领土上的登陆部队也起到了它的作用，推动了谈判的进程。沙皇看到瑞典的全权代表变得比较好商量了，于是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一切迹象表明，将不会再有船舰之战发生。”

　　谈判接近于圆满结束。彼得收到布留斯有关这一情况的报告后，说道：“惠风从尼什塔特向我们吹来。”沙皇在仔细考虑，如何庆祝这一事件，因为它结束了俄国为争取出海口而进行的最紧张的斗争。他希望由他亲自宣布媾和的消息，为此他给全权代表写信说：“此消息应由朕一人带住彼得堡，因在本次战争中无人较朕出力更大……”与此同时，彼得吩咐缅希科夫着手筹备庆祝活动。

　　8月30日和约签字。沙皇是在 9月 3日去维堡途中获悉这一消息的。来自尼什塔特的信使，把条约的原件交给了他。布留斯和奥斯特曼写信说：“时间紧迫，臣等不及将条约译出，因恐缔约之事走漏消息也。”彼得竭力控制自己，不令这一消息为左右的人得知。夜间上床之后，他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他回忆起用辛劳和血汗换取胜利所走过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个中的甘苦，非亲自体会是令人很难置信的。

　　次日早晨，彼得动身去首都，从进入涅瓦河的两桅帆船上不住地传来隆隆炮声。彼得站在甲板上，利用炮声的间隙向老百姓宣布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9月 4日一整天，城里军号嘹亮，鼓角齐鸣，全副盛装的骑手，手执白旗，奔驰在大街小巷，宣布缔结和约的消息。

　　战事连绵了二十一年之久。彼得把这次战争称之为“花了三倍时间读完的一所充满血腥而又危险万分的学校”。为什么说是“花了三倍时间”呢？彼得解释说：“一般学校的学生通常是七年结业，而我们的这所学校却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读完。”他认为，以前俄国从未“取得这样有利的和约。诚然，等得久了一些，但毕竟是等到了。”在这一点上彼得是对的。沿海领土的取得使俄国的处境有了质的变化，使它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根据尼什塔特条约，爱沙兰、里夫兰、英格曼兰等省和维堡、开克斯保耳姆两城市归属俄国。瑞典取得了在里加和雷维尔免税采购五万卢布粮食的权利，并取得总额为两百万的银币作为割让里夫兰的赔偿费。

　　9月，首都一片欢腾。几乎整整一个月来，每晚不是化装舞会，大舞会，就是焰火晚会。入夜彩灯熠熠生辉。彼得穿起荷兰水手的服装，亲自击鼓，与民同庆。他说，“这种快乐乃是人生至乐。”

　　10月，首都的庆祝活动以授予沙皇彼得大帝、祖国之父和全俄皇帝的尊号的隆重仪式而告结束。

　　10月22日，彼得和文武官员一起到三一大教堂去做弥撒。弥撒过后，宣读和约，然后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为祝贺和约的缔结开始讲道，他历举彼得的赫赫圣功，以证明授予他大帝和全俄皇帝的尊号是当之无愧的。

　　彼得在致答词时，表示对缔结的和约十分满意，但他又警告听众：“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能削弱军事力量，以免我们重蹈希腊君主国的覆辙。”接着他说：“应当为共同的利益和福利而克尽厥职，以此减轻黎民的负担。”海军部、彼得保罗要塞和驶进涅瓦河的一百二十五艘帆桨大船上的数百门大炮同时鸣礼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据当时目击者说：“一切都被火焰笼罩，令人真以为是天崩地裂了。”

　　11月，首都居民的高兴心情由于一场自然灾害——特大洪水而浇冷了。根据当时的记载，“无数的船只，有的空无一物，有的满载灾民；在汹涌的水中顺流急下，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飓风刮掉了屋瓦，掀倒了大树，毁坏了房屋。”

　　大路刚一能跑雪橇，彼得就到莫斯科去了。随行的有各宫廷人员，达官显宦和将军。此行是为了庆祝和约缔结。这次，沙皇坐的是一辆皮篷大雪橇，两面有窗子，内部装饰极为考究。有毯子挡风，还有熊皮和装满热水的铜汤婆子保暖，使双脚暖和。雪橇里有许多口袋装着旅行用品，床头放着一只小药箱和劳动工具。

　　故都的庆祝活动持续了几个星期。莫斯科城内铺满白雪的大街，宛如一条条运河，拖着军舰模型的马拉雪橇，就沿着这些“运河”前进。顺风时，“军舰”上扬起了风帆，上面的人作出各种演习示范动作。枢密官、高级军官、外国使节和宫廷贵妇们，戴着面具，穿着化装跳舞的服装坐在甲板上。按照组织者——沙皇的想法，这个大型化装舞会，应该象征着海上强国俄罗斯正畅通无阻地走向海洋。

　　尼什塔特和约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个条约在俄国历史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仅就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地方这一壮举，就足以使彼得流芳百世。彼得在位期间，俄国解决了它两个世纪中都未能解决的一项最主要的外交任务。条约确认了俄国的“通向欧洲的窗户”，它获得了与大陆各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正常条件。彼得堡、里加、雷维尔和维堡成了俄国的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把俄罗斯国家称为帝国，把彼得称为全俄皇帝，这反映了俄国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从前在国际关系方面仅限于同东欧和东南欧各邻国交往的国家，现在正稳步踏人欧洲列强之林。俄国的强大为这些国家所瞩目，他们争相同它建立友好关系并取得它的支持。简言之，从此以后，欧洲任何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如果没有俄国的参加就得不到解决。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三章 “法大于天”






第十三章 “法大于天”

　　同北方战争相比，远征里海只不过是俄国历史上和彼得本人一生中的一个短暂插曲。缔结尼什塔特和约之后，沙皇就埋头致力于整顿内政。

　　这个事实可以发人深省。它说明了许多问题：彼得亲自参加革新所起的作用，彼得为使一些创举不致胎死腹中而发出的推动力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但上述事实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在彼得周围有一批他十分赏识的杰出人材，但是，和圣上本人相比，在高瞻远瞩，在洞察现象的深度，以及在抓住主要问题并使一项事业善始善终等能力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作为一个天赋非凡的人，他决不听从人们向伊万雷帝献出过的计谋：不可使用聪明才智超过自己的谋士。相反，他到处访贤，然而使他感到痛心的是，人才太少了。彼得认为，在他的下属中，能够实现他的宏图的人，几乎找不出一个来。这批人才疏识短，也不善于考虑俄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彼得对待他们就象对待小学生一样，提醒他们不要盲目照搬瑞典的规章制度，告诫他们要把瑞典的规章制度中那些不妥之处，或不适合俄国国情之处，要斟酌处理。他要求他们学习十七世纪一位著名法学家萨穆伊尔·普芬道夫的著作。当年需要花“三倍时间才能念完的那所学校”，首先要求掌握陆海军知识。现在该轮到掌握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了。

　　下属们见识不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于沙皇的性格——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这样一来，他左右的人就不敢随便作主张了。诗人普希金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彼得领导工作的特点：“臣下莫不战战兢兢，三缄其口，唯命是听。”

　　1718年，彼得声称他要认真抓一下内政事务。在由他起草的一道诏令中写道，尽管他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来教人们学习军事和制定《军事条令》。部队已“走上正轨”，其结果有目共睹——俄军击溃了欧洲最精锐的军队之一。圣上认为，在管理部队的同时，不应忽视行政事务的管理，这项工作也应该象军事工作一样走上正轨。

　　要达到“走上正轨”这个日的，手段之一就是合理地建立国家机关。早在1712年初彼得就在这方面采取过一些初步的实际措施，颁布了建立商务院的诏令，以便改善贸易状况。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向沙皇提示“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通过建立各种工作效能良好的‘院’，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因为正象钟表里的一个齿轮带动另一个齿轮一样，在国家这部大机器里，一个‘院’也应该推动另一个‘院’前进，如果一切机件都配合得准确、协调，那末，生活的指针就一定会给国家指出幸福的时刻。”

　　在彼得着手设计这架新的“钟表”之前，从研究其他国家的建设经验开始，他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1712年 6月30日，沙皇命令枢密院组织人力翻译“其他国家的各种法典”。1715年沙皇的记事簿里，有一则关于六个“院”名称的记事。同年，沙皇曾下令在国外招聘“学者和精通法律的人士，以便在各院工作”。沙皇诏谕正在哥本哈根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将军“为每个院物色一个人”，同时命令应优先选聘年轻人，“以便他们能学俄语”。沙皇还委托他收集有关丹麦中央机关结构方面的资料：院、州的数目、编制，理由是彼得听说，瑞典人也是仿效他们的。可是由于瑞典与俄国正处于交战状态，暂时没有可能用合法手段去研究瑞典的制度。沙皇于是命令驻丹麦大使多尔戈鲁基为此目的向瑞典派一名问谍，以便给他搞到一纸丹麦宫廷的护照。驻奥地利大使维谢洛夫斯基接受的一项任务是从“懂斯洛文尼亚语的人”当中挑选一些法学家。在签署给大使的诏令时，彼得亲笔做了补充：“由于特别需要，此事务需办成。”

　　彼得认为新的中央体制的优点在于，各院院长“不能象旧法官那样滥用权力”。沙皇认为，在各个院里“非经僚属一致同意，院长不得擅专”。

　　彼得对各个院寄予很大希望。认为这些院的建立有助于管理国家事务，改进司法制度和警察制度，改善陆海军的补给，增加和发展贸易、采矿业和手工业。沙皇深信，新的机构将开辟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在彼得看来，新机构的主要优点在于院长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实际上，建立院所产生的主要积极成果，还在于设院的体制允许职权范围有明确的分工，同时实行高度集中。与臃肿的衙门机构相比，“院”的主要优点也就在于此。

　　起初共没有九个院。其中有三个被称为“首要的”，这是因为政府三个要害部门，即外务院、陆军院和海军院属它们分管。

　　随着俄国在国际舞台的出现，外交工作也进行了改革。如果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俄国同外国的联系，全靠通过定期向国外派遣使团这个方式的话，那末，如今在西欧的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里也业已建立了常设外交机构，而在某些国家则建立了领事馆，以保护俄国商人的利益。同样，西欧国家也在俄国派驻了大使和公使。代替过去外交衙门的外务院负责接待外交使节，领导本国驻外代表的工作。俄国采用了西欧的外交礼仪。在许多情况下，俄国外交官坚持有关所谓“国家荣誉”的陈腐概念，费尽心思予以保持。甚至连最不拘礼仪的彼得也未能免俗。比如，他总是免冠站着接见外国使节，为的是在提到外国皇帝的尊号时，他不必再脱帽起立。为了不让外国使节靠近自己，他总是站在华盖下的木板台的边沿上。

　　外务院由有经验的外交官、总理大臣戈洛夫金领导，彼得任命莎菲罗夫为副院长。

　　陆军院负责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和训练。各卫戍团也归它管辖。到彼得在位末期，陆军正规部队已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非正规部队（乌克兰和哥萨克各团）有十万九千人。彼得任命缅希科夫元帅为陆军院院长。

　　新机构海军院是十七世纪时所没有的。这个机构的设立，同俄国已一跃成为海上强国和创建海军一事不无关系。在它管辖之下的有造船厂、海军要塞。此外海军院也负责舰上人员的补充和训练。海军院由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领导。

　　负责财政工作的也有三个院。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院，负责收税，监督实物赋役承办酒类和粮食的供应等。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头二十年，以农户为纳税单位。由于需要巨额款项，同时考虑到人口的增长，1710年，彼得决定进行一次新的人口普查。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为根据调查资料，总户数比三十年前大为减少。这是因为，地主们把沾亲带故的几个家庭合为一户，有时甚至把一些彼此不相干的人硬凑在一起。耍的这种花招终于被戳穿。有鉴于此，总监察官涅斯捷罗夫上书皇上，建议改征“人头税”，即不以农户，而以一个男丁为纳税单位。

　　彼得接受这一建议，着手进行全国人口总登记。这次规模巨大的行动进行了许多年，人口登记始于1718年，农民的花名册规定由地主呈报。几年过去了，地主却并没有报上来。而那些已呈报花名册的贵族，经过核实，也未在名册中申报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农民。后来对他们晓以利害，有隐匿不报者以死刑论处，隐瞒的人口归官。但这也不顶事。1721年，颁布了一道“最后的诏令”限期在当年9月1日以前呈报隐瞒情况。地主们对此置若罔闻。于是彼得下令成立有军官参加的专门办公室，核实地主呈报的花名册。通过人口普查发现有一百万男了隐匿未报。

　　1724年春才弄清比较准确的人口登记数字。农村居民中共有五千四百万男丁。从他们身上征收的税款规定用于供养陆军。每丁男性居民，不论他是吃奶的婴儿，还是高龄老人，每年都必须缴纳七十四戈比的人头税。

　　为什么缴纳的税款来这么一个零头，不是七十或七十五，而恰恰是七十四戈比呢？原来供养陆军每年需要四百万卢布。把这个数目除以纳税人的数目（五千四百万人），得数正好是七十四戈比一个人。不过从未按此数额征收过税款，因为叶卡捷琳娜一世为了庆祝她1725年1月登基，把人头税减免了四戈比。

　　人头税本应取代所有旧时的捐税。沙皇答应过，不论是现金税、粮食税，还是大车税都不得超过七十四戈比。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税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向国家纳税的数额，但由于缺乏可以对比的资料，无法确定人头税比农户税究竟加重了多少。1724年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比1680年增加了两倍。但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1724年农民的人头税负担比1680年重两倍。

　　国家收入增加，一部分来自人口的自然增长。此外，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劳动生产率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提高。手工业，特别是工厂工业的这种增长更为显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在生产中使用铁制工具也提高了。最后一点就是，国家收入增加，还由于在此以前并不纳税的人口（地主家的仆役和流浪汉等）也开始纳税的结果。

　　这次人口普查，不仅使国库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这就是：它把从前不受封建剥削的大量农村人口也列入这种剥削的范围。他们是俄国北方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西伯利亚的种田人，伏尔加河中游缴纳皮毛实物税的牧民（楚瓦什人，摩尔多瓦人、车累米西人等）。过去只向他们征收国税。税制改革把所有这类人口都纳入了国家农民这一类，向他们也和向地主和修道院所属的农民一样，开始征收封建贡赋。

　　向城市人口征收的人头税，每个男人是一卢布二十戈比。

　　税制改革将彼得的社会政策的内容和倾向性暴露得一清二楚。此外，税制改革也说明了革新赖以进行的物质资源的来源，因为无论是供养日趋庞大的正规陆、海军和行政机构、修建宫殿和宏伟的政府大厦，建立文化教育和科学机构以及建立官办工业，无不需要资金。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财政上为这些改革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另一个负责财政事务的院是财政支付院，它掌管国家支出，审批国家机关、陆海军、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开支数额。领导这个院的是彼得的亲信穆辛一普希金伯爵。

　　以多尔戈鲁基公爵为首的财政监督院负责监督资金支出。

　　轻工业由工厂管理院领导，采矿事务由矿务院领导，对外贸易由商务院领导。负责管理工商业的这三个院，在过去的衙门体制中实际上缺如。彼得任命托尔斯泰为商务院院长；诺沃西尔采夫为工厂管理院院长；归化俄国的苏格兰人布留斯为矿务院院长。一个院不是由俄国官吏，而是由一位外国人领导，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其他情况下，外国专家要么是当副院长，要么是任各院顾问。雅科夫·瓦西里莫维奇·布留斯是一个有经验的炮兵专家、采矿内行，因而受到彼得的特别器重。

　　同这些院并列的还有其他许多中央机构。其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宗教事务管理局。这是教会的最高机关。

　　据说，沙皇有一次出席主教会议，发现他们想立一位大主教。于是彼得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不由分说他说道：“你们想立一名大主教，这就是。”他用另一只手拔出一柄短剑，往桌子上一插，对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补充说，“这把上等宝剑送给异想天开者的大主教！”

　　彼得把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位置，留给年迈的总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他已不大管事。再说上任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这个局事实上的领导人是沙皇宗教改革的左右手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普罗科波维奇制订了宗教事务管理局的规程——《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他还参加起草了一些有关改革宗教和寺院事务的最重要的诏令。

　　《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把宗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与其他世俗机构的官吏同等看待。他们和所有官吏一样，宣誓效忠皇帝，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全部圣谕。主教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世俗事务和仪式。因此，教会就完全从属于世俗的政权了，为了“国家的利益”，向神甫忏悔的内容保密的一贯作法已形同虚设。1722年，这个局根据彼得的口头指示，发布了一道指令，责成所有神甫，在弄清忏悔人想要“背叛或造反”的意图之后，立即向当局报告。

　　起初，各院院长同时兼任枢密官。这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枢密院是由应受其指导和监督的各院院长组成。另一方面，院长得完成枢密院的职务，这就使他们不能直接关心院的工作。1722年，彼得承认，“此事开始时考虑不周”，于是改进了这个错误，只把三个“首要”院的院长留作枢密官。但沙皇的这一亲笔诏令未能施行。原来，枢密院空出的缺没有人补。过了几个月，彼得只得又恢复老样子，命令：“现因枢密院中缺人”，为领导各院而被解除枢密院职务之各院长应到职视事，每周不超过两天。”在这方面，彼得遇到了在北方大战初期同样的困难：当时他缺少军事专家，而现在他感到政务方面的助手不足。

　　彼得早就注意到应如何对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监督的问题。一开始彼得用督察官。但督察官顶多只能起到一个登记违旨者名单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在机关之外，所以对各机关工作施加不了影响，彼得只得考虑另一种作法：用官厅性质的公开监督来补充秘密监督之不足。1715年，枢密院收到一份诏令：“兹任命瓦西里·佐托夫为总监察长，或称指令执行情况监察官。”他主要的任务就是监督枢密院的各项指令是否及时得到执行。后来，这项任务改由枢密院的首席秘书和按沙皇旨意行事的近卫军军官执行。

　　外国观察家一致指出，这些军官鱼肉乡里，炙手可热，不仅省级行政当局见了退避三舍，就是枢密官们也要让他们几分。为了要地方行政长官好好当官，军官们竟给他们戴了好长时间的镣铐。据某位法国公使说，“沙皇曾多次向近卫军军官表示信得过他们，把最重要的政务交由他们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处理。更大的怪事是，枢密官竟然要在一位中尉军官面前点头哈腰、起立致敬。”这位公使句句说的是实话。彼得在给枢密院当值的近卫军军官下达的诏令这么写道：“如此事彼等拒不照办，可予提醒三次。三次以后若仍不听从，可立即向朕面奏或来函禀告各节。”诏令接着写道：“如遇有口出不逊或行为不恭等节，着立予逮捕监禁，事后再奏可也。”

　　这种监督形式不全面，实行起来有困难，因为首席秘书要听枢密院的，而近卫军军官，尽管有职有权，但当值期毕竟只有一个月，所以还不能作到今行禁止。通过实践以及对外国经验的研究表明，监督任务除了有职有权之外，必须不依附于任何被监督机关的负责官员才行。于是，在1722年就设立了以枢密院总监察官为首的监察署，各中央机关的监察官均受总监察官约制。彼得任命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为枢密院的第一任总监察官。

　　1701年，彼得接见了亚古任斯基，他当时十八岁，是一位迁居到莫斯科的立陶宛风琴家的儿子。圣上慧眼独具，一下子就发现亚古任斯基的思路敏捷，说话十分有条理。亚古任斯基被编人近卫军，后来又成了沙皇的侍从，从那时起，他一直跟随沙皇南征北战，周游各地，在完成皇上交付下来的各种外交任务时不辱使命。在到枢密院履新之前，亚古任斯基已经位居将军，做行政工作可说是游刃有余了。

　　彼得给总监察官的指示的六份修改稿已被保存至今，其中四份有沙皇亲自修改和补充的手迹。总监察官和以下各院的监察官有权干预各院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甚至有权使枢密院通过的决议暂停执行。可见，总监察官在官位等级中占有最高的位置。由于他大权在握，沙皇自然言听计从。亚古任斯基正是这样一位总监察官，他精力充沛，一呼百诺，很是威风。彼得对亚古任斯基的才能称赞不已，对他直率、机智和乐观的性格也很欣赏。据说一次沙皇命令亚古任斯基起草一道诏令，大意是谁偷的钱够买一条绳子的，就把谁绞死。这位总监察官反驳说：“其实我们谁都是小偷，只不过有人偷得更多、办法更巧妙罢了。”沙皇听后哈哈大笑，诏令遂被撤消。

　　早在1715年，彼得就开始制订陆海军条令。1716年《陆军条令》就已制订完毕。这项工作于中断两年之后于1718年恢复，进行海军条令的制定。彼得曾为写下备忘录，注明应委派何人去搜集外国军事条令的条款，当年 4月 4日他颁布了一项诏令，指出应以英国规章为基础，再增补一些法国、丹麦、瑞典和荷兰规章中的相应条款。彼得起草的《海军条令》纲要草稿迄今完好保存。1720年 1月这部条令制订完毕。

　　《海军条令》制订完毕后，彼得就拟出制订《海军部章程》的大纲，他为此向承包工程和为海军部采办装备的机关调用有关劳动报酬等方面的资料。1721年 1月至 2月，他整个白天都出席枢密院会议，讨论《海军条令》和《海军部章程》。

　　各院都有自己的章程，对有关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规定。矿务院和工厂管理院的章程内还为企业主规定了专利权，因而促进了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章程中，《总章程》最不同一般。它规定了所有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从院长到烧炉工和坐在过道里、“一听到铃声”就应声而起听候吩咐的仆人）的权利和义务。

　　至于彼得对《总章程》的重视从一份经由他仔细校订过的材料可以看出。他推敲文句，补充内容，增加新的条款。

　　各种章程都附有一份1722年的《品级表》，这份诏令反映了沙皇对贵族官职大小的纯理论观点。在彼得即位以前，官位的高低一律以门第和出身为标准。只有贵族的后裔才有希望加官晋爵。这实际形成官位世袭。能破这种陋习之例的一般平民，可说是凤毛麟角。

　　《品级表》将官阶分成十四个等级，根据官员的才干、学识和勤奋，按级予以提拔。

　　《品级表》所规定的晋升制度，保证了非贵族出身的人也能迅速获得擢升。实际上《品级表》是赋予业已存在的事实以法律形式而已。此外，它还为出身“寒微”的人跻身于贵族行列提供了可能性。凡获得陆军或海军一等军官官位者，均可成为世袭贵族。至于文官，从八级起便都是世袭贵族。

　　彼得的立法工作，并不限于制订各种规章制度。亲自参与立法这也是彼得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一个特点。他的后继者们，顶多只限于在官员们准备好的诏令上签字而已。彼得亲自起草诏令时可说殚精竭虑，一如他围攻要塞、指挥军舰的建造和下水一样。现举1722年 4月17日彼得的一份诏令为例，诏令是为使“任何人均不得违章”而颁布的。

　　彼得起草这份诏令共用了四天时间， 4月14日他写出了第一稿，到 4月17日最后定稿，先后六易其稿。第一稿共有三项内容，第三稿中增至五项，而在定稿中则有七项。沙皇认为这一诏令意义重大，要求所有的机关，其中包括枢密院，“应将此诏令置诸案头，藉以自鉴。”

　　彼得不仅经常告诫官吏，而且也训示全体百姓，因为在他看来，臣民的一举一动均应置于国家政权的严格监督之下。“朕之子民”，彼得写道：“如同尚未入学之童稚，如不强其就学于业师，则日后恐有终身目不识丁之虑也”。

　　沙皇对商人也实行限制，命令他们所得利润不得超过百分之十。规定以猎捕海兽为生的北方居民，在两年的时间内购置现代化的船只，以代替传统的单桅帆船。

　　全国本来都是用普通镰刀收割庄稼的。彼得发现，如果改用长柄大镰刀，将会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就此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还下令不准用旧法加工大麻纤维，要照政府的指示办。

　　即使在臣民需要盖房的时候，彼得也得对他们进行一番训导。他指示，凡有五百名以上农奴的首都贵族，如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建屋，则只能盖两层楼房的独家住宅。

　　沙皇命令，农户建房时，两座房舍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三十俄丈。门厅里的天棚，要和居室一样涂上粘土。在莫斯科建房者应用瓦或木板盖顶。对砌火炉也有严格要求：“火炉应有底座，不得砌在地板上，烟囱直径大到足以钻进一人。”

　　臣民的卫生情况和首都的保健状况也引起沙皇的关注。他规定澡堂“每周应烧一次”。彼得堡的居民应保持街道清洁。还规定打扫大街的时间在“街上尚无行人的早晨或者夜间”。首都居民“在指定以外的时间不得上街，需要外出时应随身携带灯笼照明。”

　　对于年轻人的婚嫁事宜，沙皇也有诏令：父母不得包办婚姻。禁止贵族纨裤子弟结婚，“因其不学无术，不能为社会服务”。

　　就连生了病的居民，皇上也得从旁指导。还在皮尔蒙特时，沙皇就命令枢密院在国内寻找于身有益的泉水。在彼得罗夫工厂区附近发现了含铁质的泉水。彼得急不可待地亲自试用一下这种泉水，1719年 1月他同皇后一起出发到俄国的第一个疗养地去。 3月颁布了一道诏令，列举这股矿泉水的医疗特点。泉水“能治愈各种严重疾病，诸如坏血病、疑病、黄疸、胃弱、呕吐、腹泻”，以及其他十来种疾病。彼得为有了本国的矿泉疗养胜地而十分高兴，他大力推广矿泉水疗法，有时沙皇也强令人们接受这种疗法。他写信给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说：“医生特嘱法籍大船工匠前往奥洛涅茨矿泉治疗，该人不欲前往，已强行将其送去。”

　　臣民的精神生活同样处于沙皇诏令的监督之下。沙皇得知，许多教徒并不经常到教堂去，其中一些人去了也不作忏悔。于是立刻颁布一道诏令，要求一应臣民在礼拜日，和节日里都要到教堂礼拜。有一些专门诏令规定了教徒在教堂中的行为准则：在布道的时候，他们应当“肃立无哗”“听讲”。禁止在教堂里“高谈阔论或向官员递交呈文。”

　　臣民死后总归要到天堂去。沙皇的诏令对这些升天的人的命运也关心到了。把死者埋葬在哪儿？诏令对这一问题回答道：“不得葬在城内”。只有“显贵人物”可以例外。如何装殓死者？禁止使用厚松木板和橡木做的棺材。诏令规定：只允许使用不太贵重的木料做棺材。

　　在规定惩罚措施方面，彼得可说独出心裁。惩罚措施的范围包括小笔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残酷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教徒在祈祷时聊天者不准离开教堂，每人罚款一个卢布，贩卖俄式长袍和长筒靴子的人，也象贩卖俄式皮鞋的鞋掌和铁钉者一样，被罚做苦役。大麻纤维检验员，如果把腐烂的次品和石块掺在麻捆里，处以死刑。各院的官员旷职一天者扣发全月薪水，每天早退一小时，扣发一周的薪水。对上班时聊天，办事拖拉等也规定了惩罚措施。彼得估计到有的官员无力交付罚款。这样，该人应在船上做苦役作为抵偿。

　　惩罚的手段和性质取决于犯过失者的社会地位。彼得制订的《陆军条令》为“军官”规定的是让他们丢面子的惩罚措施，如剥夺军衔、扣发薪水、褫夺公权，而对其他人则规定“一般性体罚”和“酷刑”即杖笞、鞭打、上铁镣、打烙印、服苦役以及断臂、断指、割耳之类的戕害肢体的惩罚。许多诏令规定对开小差的新兵、龙骑兵、陆海军士兵处以死刑。凡有隐匿逃兵者，则剥夺其军衔，没收其财产。地主收留逃亡农民者要交现金罚款，而逃亡农民要受体罚。

　　督促官员们尽职尽责，让各阶层居民——农民、市民、僧侣和贵族执行政府的各种法令，都靠惩戒措施来推动。看来，作为立法者的彼得，受两种对立的情绪左右：一种是教导和训海，另一种是惩罚和威胁。伟大的普希金认为，彼得一世在某些场合表现出智慧过人、贤德英明而且慈悲为怀，但有时则又表现出残酷暴戾刚愎自用，这是有道理的。诗人说过，彼得的某些诏令“看来，是用鞭子写成的”。

　　在彼得看来，耕耘多年之后己可望收获了：出海口已经有了，新的机构业已建立，机构的规章制度已经制订，数以百计的诫民诏令已经颁布。看来，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钟表”已经造好，已开始顺利运转了。

　　事实上，这架“钟表”的指针是逆向而行。在一个建立在残酷剥削、专横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对抗性社会里，生活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它无情地嘲弄了彼得的那些诏令，按照彼得的设想，这些诏令可以毫不费力地使全体臣民安享康乐太平。新的社会矛盾取代了“和谐”，阶级斗争取代了和衷共济，新机构、新命令、新规章制度无助于克服或者阻止阶级斗争的发生。

　　彼得是否看到了写在纸上的“良好秩序”和现实中远非良好的秩序之间的矛盾呢？事实上他不仅看到了，而且每天都在进行仔细的观察，试图按自己的意思去克服这些矛盾。他完全寄希望于在他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惩罚大棒和镇压措施上。

　　那些官吏，即便是象枢密官那样位至极品，也是处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境况之中。1713年 7月，彼得限枢密官在三个月之内将监察官呈报的五、六份最重要的秘密报告审查完。他亲自规定：对“为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者”处以极刑。当沙皇得知枢密官毫不热心于揭发盗窃国库犯时，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若是拒不照办，那就让你们也尝尝这种惩罚之苦。”另一份诏令严禁掌实权的官吏收受贿赂，充当承包商。“有敢于以身试法者，将责以体罚，财产归公，甚至处死”。

　　有关彼得的传说收集家雅科夫·什捷林曾记下一个很有趣的轶事。这件事虽说未可全信，但却相当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习和国家官吏的道德面貌。

　　据说一次沙皇得知，莫斯科有一位讼师有两种彼得最赞赏的本事：精通各种法律，为人大公无私，要是委托人确实有罪，他宁可败诉。

　　沙皇乐于结识这位法律家，同他就一些复杂案件交换了看法，发现他为人诚实，学识渊博，于是便任命他为诺夫哥罗得省的首席法官。几年以后，沙皇得知，这位前讼师开始受贿了。

　　“我可从来没想到你会干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为别的，只因为仅仅靠我的薪水不足以养廉，要养活老婆孩子只好举债度日。”

　　“你核计核计，要多少钱你才满意，你才能秉公办案而不再受贿？”

　　“至少还需要增加一倍的薪水。”

　　沙皇决定给这位法官增发一倍半的薪水，同时警告说，如果他再受贿，就处以绞刑。

　　有一段时间，这位法官干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开始受贿了。一直从旁观察法官工作的彼得，揭露了他的罪行，下令将其绞死。

　　布伦瑞克公使维贝尔引证某位据称是“饱学之士的俄国人”的话写道：搜括来的一百卢布的税款，只有三十卢布上缴国库，“其余的都被官员们贪污中饱”。维贝尔把办事员、主任、代表及其他官员称之为“猛禽，他们认为，一旦为官，就有权对农民敲骨吸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农民的破产上”。这位公使指出：“索贿的手段花样翻新。尽管遵照皇帝陛下的旨意，若干索贿手段正在被根除，但是官吏们却以惊人的速度又施展出新的手段。”

　　由于下民纷纷告发，人们这才明白鱼肉乡民的魁首不是那些小人物，而是陛下本人最亲密的战友，那些御前大臣们，其中包括缅希科夫特级公爵、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托尔斯泰伯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几起有达官贵人参与的重大舞弊案件被揭。西怕利亚省省督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加加林公爵是这类案件之一的牺牲品。

　　总督察官涅斯捷罗夫早在1714年就开始揭发加加林的盗窃国库罪，但此案呈报枢密院后，却毫无结果，因为此案的主办人，素以廉洁闻名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次也不干净了，他包庇了另一位公爵——加加林的罪行。

　　但是，涅斯捷罗夫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717年，这位总督察官将此事直接捅到沙皇那里去了。报告中列举了加加林的种种营私舞弊劣迹：敲诈勒素，贪污中饱，甚至把为叶卡捷琳娜从中国买来的珠宝也据为己有。

　　彼得任命了一个由近卫军军官而不是由枢密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之一利哈列夫收到沙皇的一道诏令，要他前往西伯利亚就地调查前省督加加林的劣迹，沙皇命他秉公办事。

　　加加林对罪行供认不讳。他向圣上承认办事不公，治省不严，收受贿赂以及用吃空额的办法窃取国家财产等罪行。最后他恳求皇上恩准他以有罪之身去修道院修行以了此余生。

　　沙皇没把这个贪污犯送往修道院，而是将他送上了绞架。1721年 7月，当着沙皇、大臣和处决犯的所有亲属的面，加加林在司法院楼前被绞死。

　　继加加林之后，揭发他的涅斯捷罗夫也被送上了绞刑架。在领导督察官的那些年月里，涅斯捷罗夫靠他这些下级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曾经揭发不少贪污盗窃犯，他对抓“小鱼”不感兴趣，却死死盯着“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样能抓大案，比之捉几个偷十来个卢布就心满意足的小贪污犯能更快地扬名。多尔戈鲁基家的两位公爵雅科夫和格里戈里兄弟、盐商富户斯特罗加诺夫、沃尔康斯基公爵等人都是经他揪出来而后落入法网的。

　　涅斯捷罗夫为人刚直不阿、能对各枢密官、省长以及其他大臣铁面无私的弹劾的好名声，传到了彼得那里，于是任命他为总督察官。有感于圣上的知遇之恩，涅斯捷罗夫禀告沙皇，为后继有人，他已命亲生子开始学习督察业务。

　　1718年有过这么一起事。雅罗斯拉夫省的督察官收受贿赂，窝藏逃兵，征兵不力。对这个省督察官的劣迹的审理工作，竟长达四年之久，要不是彼得介人，那末这一案件的卷案很可能淹没在文件堆里日久不了了之。经查明，负该省督察官确有犯罪行为，因此被处以极刑。但侦查工作并未到此结束。

　　在审查罪行期间发现，涅斯捷罗夫明知他的这位下级犯有罪行，但由于受贿而将这件案子压了下来。经彼得批准，判处涅斯捷罗夫死刑。沙皇不得不命令枢密院，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以递补这个空缺，在那个时代廉洁奉公的人是少了一点儿！

　　沙皇的另一位战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尔巴托夫险些也遭到涅斯捷罗夫同样的下场。这位有名的放印子钱的人官倒越作越大，和涅斯捷罗夫一样，他也出了纰漏：原来他见钱眼开，把手伸到国库去了。

　　当彼得获悉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副总督库尔巴托夫接受贿赂并排挤外国商人时，下令撤消他的职务。从1714年起，库尔巴托夫开始受审。他声称有人诬陷他。只供认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有人向他送过一点食品和“一点小意思”，库尔巴托夫辩解说，“我受礼是因为他们死乞白赖，我自己真的没有开口要过。”

　　案情错综复杂，审讯工作进行了许多年，1721年 3月，库尔巴托夫向彼得控告审讯人员偏私，大摆自己以前的功劳，哀求免他一死“因为我已郁悒成疾，将不久于人世。”过了几个月库尔巴托夫就死了。在他名下应扣回的款子有一万六千多卢布，其中一万二千卢布是他从国库挪用的。

　　不过，拿加加林和库尔巴托夫侵吞国库挪用公款，涅斯捷罗夫营私舞弊等人的案子同缅希科夫的盗窃国家财产一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从1713年起，这位特级公爵就不断地受到审查。丑闻一件接一件。每次他都表示悔过，付清了罚款，信誓旦旦，表示“要在风烛残年对陛下尽忠。”

　　这位特级公爵手脚不干不净的事沙皇是否知情？显然他是知道的。只要看一看这位公爵在京都的豪华至极的府邸、他的马车，酒池肉林的生活，就足可以断定他的钱来路不明。就连他本人对此也不否认。在审判中无法抵赖时，他就承认他动用了公款，但国库需要时他也掏过自己的腰包。

　　对俄国宫廷内幕了如指掌的外国使节，曾不止一次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缅希科夫恐怕捱不过了，因为圣上对贪污犯是从不轻饶的。但每次他们都错了。彼得整缅希科夫的方法不是用大棒敲打，就是罚款，要么就是从他多得不计其数的领地中没收一部分田庄，或是将他加以软禁。特级公爵倒是手松得很，他大大方方地将数以万计或十万卢布计的罚款缴纳国库，然后换个样马上又能把这笔钱捞回来。宦海中的缅希科夫时而浮起，时而沉没，但是命运女神也奈何他不得，他天生乐天知命，事情过后便又是好汉一条。

　　他立过案的最后一桩丑行，是与所谓波切普案件有关。波尔塔瓦大捷后，公爵从斯科罗帕德斯基统帅手中接收了波切普城，但他还嫌这份礼太薄，于是又擅自将不少新土地划归这座城市，因而受到指控。缅希科夫眼看要倒霉，但这一回他又逢凶化吉。1723年 2月普鲁士公使曾就此事向国王作了汇报：“缅希科夫公爵，由于担惊受怕和等待判决而骨瘦如柴，甚至得了病，但他还是把绞索从脖子上扯下来了。据说，在魔鬼重新诱惑之前，他得到了完全赦免。”

　　值得注意的是，缅希科夫本人完全伏罪。他上书沙皇，内中写道：“有关波切普城划界一事，臣自认无意开脱罪责。”

　　彼得向来对贪污犯执法如山，但却从轻发落了这当中的主犯，沙皇的宽大是从何说起呢？

　　每当彼得审理缅希科夫的贪污行为时，他当然有些念旧之情。但是这不足以制止彼得惩办罪犯。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彼得对缅希科夫的同情非同一般。他们之间的旧谊也不能同彼得和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或“凯撒大公”罗莫达诺夫斯基的交情同日而语。

　　只有舍列麦捷夫和缅希科夫这两名统帅，彼得才放手让他们指挥重要战役。就性格和指挥才能而言，特级公爵与舍列麦捷夫截然不同。老元帅谨慎、沉着，行动从容不迫，对每一个决定都要斟酌再三，缅希科夫则相反，热情而急躁。舍列麦捷夫从不冒险，而缅希科夫则具有冒险的天性。有关舍列麦捷夫的勇敢精神和他带兵的情况还不清楚。至于缅希科夫作战时则确实身先士卒。他不畏艰险，出生入死，他坚信，射中他的子弹尚未铸成。一句话，缅希科夫有他自己的一套指挥风格，凡是要求统帅表现出勇敢、具有冒险精神、动作迅速、强攻猛打的地方，彼得就派他去那里。每当解决一次战斗，或者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时候，缅希科夫总是身临其境。试回忆一下缅希科夫向巴图林的闪电般的进击，捣毁叛徒巢穴的情景就可以了。在波尔塔瓦城下，缅希科夫指挥骑兵冲锋从而破了查理十二的计策那件事，几十年来人们记忆犹新。在彼列沃罗奇那附近俘获大量瑞典人那一仗，也是行动果决的缅希科夫亲自指挥的。

　　在内政方面他的功绩也不容抹煞。他在当首都省的总督时，对彼得堡的建设也尽了心力。每当沙皇离开这个“乐园”时，临行时必定把首都的保卫和安全事宜向特级公爵交待一番，而后者也总能克尽职守，勉力去完成。

　　对于缅希科夫，可以这样说，他具有许多美德，但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酷爱公家的钱财。

　　直至彼得驾崩之前，缅希科夫保住了除陆军院院长之外的全部职位，但却失去了沙皇从前对他的那种信任。在缅希科夫同彼得最后几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过去二人当中的那种亲昵态度、互相信赖和热情没有了。

　　在彼得晚年，轰动朝野的事件接二连三，其中最后一件是莎菲罗夫案件。这一案件所以令人瞩目主要因为它发生在枢密院里，最高政府机关中的那种风气和国家重臣的道德面貌可以从这件案例中窥见一斑。

　　扮演这出丑剧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莎菲罗夫的男爵和枢密院副总监察格里戈里·斯科尔尼雅可夫一皮萨列夫。本来他们早已失和，时有龃龉，到了1722年，彼得出发去里海远征，他的那只“眼晴”——总监察官亚古任斯基不在首都，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临时代理他在枢密院的职务，这时二人之间爆发一场激烈冲突。

　　开始，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想办法同莎菲罗夫和解，想说服他归附那个在波切普案件中为缅希科夫遮丑的枢密官集团。但联盟没有成功，于是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决定让那位男爵尝尝不识抬举的滋味。莎菲罗夫有过一次在当时来说上不了纲的舞弊行为。这下便被枢密官这帮人抓住了小辫子。原来莎菲罗夫曾利用枢密官职务之便，徇私舞弊，使他的亲弟弟领取超额薪傣。对这类小小不言的舞弊行为，一般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是这次却使莎菲罗夫大吃苦头。这位副总理大臣已经知道起诉的内幕，也知道原告在舞弊方面的罪行也不比莎菲罗夫少，因而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枢密院的会议变成了吵吵嚷嚷的集市，枢密官则变成了彼得在一份诏令中所形容的那种“女商贩”。他们大喊大叫，乱成一团，谁也不听谁的，不惜使用各种污言秽语，竞相指责对方，冲突到此并未结束。

　　对手们知道要让莎菲罗夫发火轻而易举，于是决定再次向他寻衅吵架。10月31日，枢密院正在研究邮政工作。负责邮政部门工作的莎菲罗夫，本不应出席会议，因为讨论的问题与他本人有关。皮萨列夫建议莎菲罗夫退出会议厅。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如果莎菲罗夫不把副总监察官的每一句话都认为是对他的恶意攻击的话，大概他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于是对骂又重新开始了。

　　“我不能你让我走我就走，你无权把我赶走。”

　　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宣读沙皇的一道诏令作为回敬，诏令规定审议案件时，不得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亲属参加。

　　莎菲罗夫固执他说：

　　“你不能把我这个枢密官赶走，关于亲属应该回避的诏令对这件事不适用。”

　　副总理勃然大怒，这时他的嘴巴就没人把关了。

　　“你是我的死对头，你个贼娃子。”他起劲比划着，冲着斯科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大喊起来。

　　缅希科夫和总理大臣戈洛夫金也参与了对骂，他们当然是站在副总监察官一边。

　　“你们统统都是我的死对头，这件事你们管不着！”

　　“看来，你总不能把我宰了吧”缅希科夫故意挑衅说。

　　“就该把你宰了，你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莎菲罗夫反唇相讥，说道。

　　缅希科夫、戈洛夫金和布留斯声言他们受了莎菲罗夫的侮辱，再也无法忍受他的下流无耻的行为，于是示威似地离开了枢密院。留下来的枢密官们宣布，他们准备继续开会，但是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立刻站起来说：

　　“我也走，莎菲罗夫管我叫小偷。”

　　枢密院会议开不下去了。过了一天，缅希科夫提议，应当撤消莎菲罗夫的枢密官职务。与会者把这一意见记录在案，但却不敢免除沙皇所任命的莎菲罗夫的枢密官职务。为慎重起见，大家宁愿等候皇上回来再作处理。

　　莎菲罗夫何以斗胆同权势显赫的缅希科夫斗呢？也许，他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这位宠臣打倒，因而此刻缅希科夫的名声在沙皇眼里已经越来越吃不开了。大约两周以后，两人中间又爆发了一场争吵。

　　莎菲罗夫本该好好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但是他嘴巴缺个把关的。见人就挖苦，故此伤了众。

　　枢密院发生的事件被彼得知道了，因为莎菲罗夫和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都把状告到沙皇哪里去了。这时彼得刚从里海远征归来，命令成立一个最高法庭委员会，对此案进行调查。莎菲罗夫很快发现他已败诉，于是向彼得递交一份呈文；请求圣上赦罪。

　　法庭决定从严判处：判处该犯以死刑。法官们遵循的是1722年 4月17日的那份诏令，其中沙皇将法律称之为“真理的堡垒”，凡象“按张选牌”那样对法律随意取舍的人，应予严惩不贷。

　　1723年 2月15日严寒的早晨，克里姆林宫里挤满了人群：莫斯科人纷纷前来观看处决枢密官兼副总理大臣莎菲罗夫。死囚用雪橇拉到断头台前，法庭宣读了判决书。一位目击者写道：莎菲罗夫“按照俄罗斯习惯面向教堂，画了几次十字，然后跪下来把头放到断头台上。但是刽子手的助手们把他的两腿伸直，使他不得不趴着，大肚子朝下。”刽子手举起斧头，但却把斧头砍到了断头台上。这时，枢密院秘书宣读了沙皇的诏令，把死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后来，流放西怕利亚又改为流放诺夫哥罗德。在那里，莎菲罗夫及其一家受到严密监视。他从流放地获释，那已是彼得死后的事了。其他两位支持过莎菲罗夫的枢密官，戈利岑公爵和多尔戈鲁基公爵也受到了惩罚，不过很轻微。1723年11月，彼得又颁布了一道诏令，对枢密院中高级官吏行为准则作了规定：“今后如有胆敢违抗命令如莎菲罗夫者，着即就地逮捕法办。”

　　这样，沙皇留了莎菲罗夫一命。

　　如何解释沙皇对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采取如此残酷的惩罚手段呢？在莎菲罗夫之前，被处死的有加加林和涅斯捷罗夫。彼得对他们两人都十分了解，但是论他们的功劳和对皇上效忠的程度，与莎菲罗夫可说无法相比。

　　莎菲罗夫有一种当时极为罕见的本事——写得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当彼得需要阐明北方大战发生原因的官方观点，叙述这场战争的一些最主要战役，向本国和外国读者说明为什么北方大战打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他就要靠莎菲罗夫那支生花妙笔了。这位副总理大臣亲自撰写了一篇《论北方大战之起因》的论文，的确称得上字字珠玑。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是俄国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国际法专著。

　　莎菲罗夫的文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彼得在世时，该文曾于1717年和1722年两次印刷，每次印行一千二百册，这个印数在当时来说是不小了。

　　在彼得时代，人的休咎是很难预测的：父母是无名之辈，而儿子却可能一步登天；相反，一些本来有钱、有势、有名气的人物，转瞬之间荣华富贵化为乌有，甚至连命都搭上了。

　　彼得临终前，同他一起创业的战友已寥若晨星。象罗莫达诺夫斯基、舍列麦捷夫、斯特列什涅夫、戈洛文、佐托夫这些人早已撒手西归。而另一些人，象缅希科夫、莎菲罗夫、斯科尔尼雅科夫一皮萨列夫等，则完全失宠，而象马卡罗夫，沙皇已不大信得过了。

　　彼得和朋友变得生分，这也同叶卡捷琳娜地位变化有关。从普鲁特远征归来，沙皇组成了自己的家庭。过去给予朋友的亲切感情，如今全部奉献给了他那情投意合的“爱妻叶卡捷琳奴什卡”了。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彼得的朋友们有些地方也实在不给他挣面子。

　　战友没了即便不会使沙皇有茫然如有所失，但也会使他不得不为事业的前途忧。最后一次打击来自他的至亲皇后。关于这点下面还要谈到，现在应当加以解释的是，孤独，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些伟大人物晚年常遇到的情况，如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这样说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社会方面，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政论家波索什科夫写道：“我们的这位伟大君主，舍身忘我地工作，但却一事无成，因为愿帮他一把的人不多，他一个顶十个往山上拉，却有几百万人往山下拽。”在波索什科夫眼里，沙皇使出十倍的劲，可说是单枪匹马把改革的重负“拉上山”，但相帮的只有少数几个“帮手”，而“往山下”拽的反倒有几百万口子人。

　　当时另外还有一位——代理总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对如何评价彼得及其各项改革，则持另外一种看法。他把这些改革比作一辆四轮马车，每一个轮子好比一个阶层。贵族、僧侣和商人这三个轮子，不停地转动。第四个即最后一个轮于是有官衔的普通人。这个轮子一个劲吱吱扭扭就是不好好地朝前滚，吱扭吱扭，牢骚没个完。

　　波索什科夫把作为改革家的沙皇说成是单枪匹马，得不到社会支持，这话不对，而雅沃尔斯基认为吱扭作响的只有一个轮子，而其他三个轮子都任劳任怨，这也不对的。其实，所有的轮子都吱吱扭扭，只是作响的方式不同罢了。贵族们反对改革和纳税阶层（农民和广大的市民）的反对完全不同。改革的重荷在一架马车上分布得很不均匀，因此它加在每个轮子上的压力也不相同的。贵族的“轮子”经常有油润滑它，彼得要求贵族为国家作出的牺牲，可以连本带利捞回来。改革完成之后，贵族的地位，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更趋巩固了。彼得在位期间，贵族是他的主要支柱。

　　1723年，彼得用庆祝胜利的形式，对自己的活动作了总结。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向彼得建议庆祝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1720年 6月27日，俄国的帆桨大船打败了瑞典舰队，费奥凡对此倍加赞扬，强调小舰艇在海战史上的意义。

　　这种庆祝会举行过多次，但象1723年 8月那次的庆祝会，就其内容丰富多采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在民众看来，这正是一个今昔对比：现代的军舰，强大的舰队和过去简陋的小艇，彼得当初做海战游戏时用的就是它。

　　还不能不提一提彼得的写作生涯。这就是1718年就已开始且一直继续到彼得逝世为止的《北方大战史》的著述。有时他只能在日理万机之余动笔编写；而有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投身到写作中去。

　　黎明前的时刻是寂静的。城市还处在睡梦之中。此时彼得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或者在夏宫二楼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仔细斟酌着每一个句子，毫不犹豫地删去多余的细节，或者相反，亲笔作一些增补，力求对事件的叙述和描写更为准确，思路更为清楚。是什么促使沙皇提笔写作呢？这里只能提出一个假设性的答案。

　　彼得积极参加写作的这部著作，体裁十分庞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归入回忆录一类作品中去，因为沙皇是《北方大战史》中重大事件的必然见证人，彼得的亲身感受，在字里行间随处都有流露。但是《北方大战史》同时也是一部史学巨著。彼得依据的与其说是他本人和战友们的记忆，不如说是各种文献。写过本书初稿的主要作者，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的桌子上，堆满了行军日志、作战报告、各种布告、致外国朝廷的国书，缅希科夫、列普林、舍列麦捷夫和其他将领们的报告。在手稿中沙皇加了不少批注，要求执笔者准确描述一些事件和它们发生的日期，诸如“数字需核对”，“此条应修改或重写”，“修改，从此处起要重写”。书中，除利用俄国文献外，还利用了瑞典和土耳其史学家的著作以及被俘的瑞典将领的口供。

　　最后，《北方大战史》还可看作是一部政论作品，因为书中涉及了当时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属于这类问题的首先是对战争伊始俄军败于纳尔瓦附近的描写，还有关于阿斯特拉罕和布拉文起义，关于普鲁特远征，以及太子阿列克谢案件等。当然，彼得无意详细阐述这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不会给他的活动增加光彩。但彼得也不想装成没事人的样子，尽管是一笔带过，但他毕竟还是交待了这些事件的原委。书中有三处提到了太子阿列克谢案件，但总共也不过寥寥数行而已。

　　帝王为自己的政绩修史，并非自彼得始。这一传统始于曾主持《皇帝史鉴》编纂工作的伊凡四世时代。在罗曼诺夫皇朝第一个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当政时期，在他的父亲费拉列特大主教的领导下编写了《新编年史编纂者》一书。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初也曾想编写自己在位时期的历史，但未能如愿。为此他还设立过一所史料馆，但也仅限于搜集材料而已。彼得一世是决定使子孙后代铭记他勋业的最后一名沙皇。在他身后，对此再也无人问津了。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四章　京城圣彼得堡






第十四章　京城圣彼得堡

　　彼得堡，正式名称是圣彼得堡，它不仅被彼得视同拱壁并引以为自豪，而且也是他君权的象征和改革时代的标志。

　　当然，新都不代表整个俄国的风貌。恰恰相反，无论就建筑风格或居民生活方式而言，它都是一座绝无仅有的名城。当首都警察局局长为它的居民改穿皮鞋而到处奔走的时候，除少数几个城市之外，整个露西还在穿着已经穿了二百年的长袍，拖着啪哒啪哒作响的树皮鞋。彼得坚决要求贵族妇女参加社交活动，但外省的妙龄少女多年来却一直深居闺阃，对她们严加防范，唯恐受到外界诱惑。只有首都才建起了供上流社会使用的砖瓦房屋，大街上有路灯照明，还开辟了公园。在彼得的版图辽阔的帝国里，彼得堡有许多东西是其他地区连想也想不到的。

　　彼得尽力想把一些新事物给予这个老大帝国，彼得堡的建成可以说是这种新事物的一个范例。

　　彼得自己也认为，建立新都是他在位时期的丰功伟业之一。

　　在彼得时代，彼得堡的房屋建筑经历过三个阶段，即木结构，土坯结构（1711——1717年）和砖瓦结构。

　　在彼得堡营建初期所修建的房屋都是老式的，没有一定之规，和许多其他古老的俄罗斯城市一样，这里到处是用圆木建的简陋小房，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保留到现在的唯一的一座建筑物，就是彼得住过的一所小木房。

　　当时经常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的三一广场是最初的市中心。三一大教堂和政府机关办公楼就建在那里。

　　瓦西里耶夫岛在当时还是个没有人烟的荒岛。岛上灌木丛生，人们就在那里放牧。1711年，岛上建起了唯一的一所大宅院，这就是缅希科夫公爵家的两层小楼，当时的人认为，这所小楼很漂亮，不过仍是木结构的。从涅瓦河到楼前开了一条水渠，这样，特级公爵一走出门廊就可以坐上小艇。公爵府邸的后面开辟了一座公园，但始终没有建成。在岛的狭长沙滩上有三架风车。

　　人口较多的是海军部岛，岛上建有阿普拉克辛伯爵和莎菲罗夫等达官显宦的府邸。挨着海军部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小木房，那是在造船厂和制绳厂做工的俄国工匠和外国工匠的住房。全城这时约莫有七百五十到八百户人家，总共约八千居民。

　　彼得认真抓彼得堡城的营建工作是在波尔塔瓦大捷和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之后。沙皇建设他的“乐园”可以用两种方法：或者根据新的规划，拆除旧房，另建新房；或者使新规划适应现有的建筑物，并对新建筑严加管理。彼得一开始对这两种方案都不同意，决定让彼得堡原封不动，维持现状，在附近另觅新址，以便城市建设的设想不受任何限制。

　　沙皇想象中的新城是什么样子，它同旧都莫斯科应该有哪些区别呢？

　　首先，要有笔直的街道，宏大的公园和宽阔的林荫道，而运河应提供舟楫之便。城市的房屋建筑应按政府制订的规划进行。规格应包括一切细节：街道和街心花园的分布，建筑物的样式，等等。

　　彼得选中了科特林岛。岛上建城规划草案规定开凿矩形的运河网，运河两岸建造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住宅。1712年初，彼得下令“一俟战争结束”，即将一千户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强行迁往该岛。

　　但战争结束之后，建城工作依然遥遥无期。加之，这个岛屿又容易受到敌人攻击。末了彼得决定仍把首都建在彼得堡，但要营建得更合理一些。刚刚开始营建的瓦西里耶夫岛将成为市中心，因此，并不需要大规模拆除现有建筑物。

　　从1717年起，空前紧张的城建工作开始了。每年都有几百所房屋拔地而起，结果到彼得逝世时，首都已经变成拥有四万人口的大城了。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居然用这样短的时间建成这么一座庞大的中心城市，一时在欧洲传为佳话。

　　1716年，彼得聘请了著名的法国建筑师勒布隆，委托他制定城市总体规划草案。翌年，勒布隆将设计图纸和标准建筑物的平面图送呈正在巴黎的彼得审批。沙皇对标准建筑物作了如下不同寻常的批示：住宅的窗户应开小些，“因为我那里的气候不同于法国”。

　　勒布隆实现了当时城市建筑师们关于所谓正规城市的设想：这种城市的一切一切都由政府安排，居民们为了诸事顺遂，只须认真执行政府的指示就行了。勒布隆计划修建的城市是椭圆形的，在海军部一侧以笔直的大街为界，在瓦西里耶夫岛上以运河为界。岛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皇宫广场，广场周围是达官显宦们的府邸和政府机关大楼。勒布隆划出一些地方作为设置教堂、市场和街心花园以及举行庆典的广场和刑场之用。大街两旁的建筑物高度相同。

　　沙皇回到彼得堡之后，曾就瓦西里耶夫岛的未来建筑情况同这位建筑师交换过意见。

　　“我们以后打算怎么干？”沙皇问勒布隆。

　　这一问并没有使建筑师感到意外。

　　“拆除旧房，建造新房；填平老河，开凿新河。”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只是这需要花不少钱。”

　　不管在岛上开凿运河会使它具有威尼斯的外貌这个远景是多么引人入胜，彼得还是把勒布隆的规划草案束之高阁，因为彼得堡的气候不允许首都居民那么方便地利用水上交通。

　　到1725年，彼得堡的公用设施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某位外国人士曾指出，在1710——1711年期间，“只要下一天小雨，就无路可走，满街是泥。”现在首都的所有街道都用石块铺面。铺筑街道的任务是靠居民自己承担，凡到彼得堡来的人，都用大车运三块石料，其重量不得少于五俄磅。每船运送十到三十块石料。不光是铺街心用石料，从街沿到房屋前一米半到两米宽的地段（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人行道），也都要铺上石板。

　　把海军部和亚历山大—涅瓦大寺院连接起来的涅瓦大街。景色壮观，使当时的人叹为观止。大街两侧，栽植了三、四行树木。

　　1718年 5月27日，枢密官收到沙皇诏令：“为在本市建立良好秩序，兹决定警察总局局长一职由副官长杰维耶尔担任。”

　　葡萄牙籍的商船水手安东·杰维耶尔，是1697年彼得在荷兰发现的。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表现快速爬桅杆维持生计，他的机智引起了彼得的注意。当时沙皇把他安置在缅希科夫身边，后来又派他作自己的待从。这个人机灵非凡，但虚荣心很重，一心想同特级公爵结亲，娶他嫁不出去的丑妹妹为妻。缅希科夫对这种奢求不屑置答。但这位重臣的妹妹却对愿与自己结百年之好的人报以青睐，指使他恳请缅希科夫从速玉成他们的好事，如果他想保全胞妹的名节的话。缅希科夫下令逮捕纠缠不休的求婚者并施以鞭笞，宫廷侍从于是向圣上诉苦，于是彼得作主为二人完了婚。

　　给警察总局局长的指示由彼得亲自起草。沙皇要求他关心建筑房屋是否照章、涅瓦河及其支流的加固工程、街巷的整洁、商场和集市上的秩序、出售商品质量。还责成他制止哄抬物价，严禁赌博，严格遵守消防制度，设置夜间巡逻队，同时要象外地那样，巡逻人员巡夜时要击柝。

　　晚十一时至翌日清晨（即夜间），各关卡用拦路杆拦住不得通过，此时宵禁时刻允许在大街通行的只有军人、“显贵人物”、医生、神甫、接生婆和奉命执行公务的人。他们都必须随身携带灯笼。其他一应闲杂人等，如夜间超过三人同行，即使携带灯笼，也不予通过。

　　1721年，首都居民开始看到初次引入俄国的新事物：彼得堡的街头开始点上了路灯，一共是五百九十五盏。

　　路灯工人往路灯里倒上大麻油，点着灯芯，五小时后再把它们熄灭。

　　市内海军部一带，被运河分割成几块。在彼得时代，首都的一些运河把夏宫的御花园变成了一个岛子，在那同时还挖了天鹅渠和冬渠两条小运河。运河的建成使周围地区变得干爽，它们带来了交通方便，而且还把一些易着火的建筑物围了起来。海军部周围的运河就起这样的作用。

　　涅瓦河、莫伊卡河和遍布各处的运河，都有木结构的护堤。在建筑堤岸时顺带把原本弯曲的河道也取直了。以莫依卡河为例。窄的河段挖宽，宽的河段用土填窄。

　　涅瓦河支流和运河两岸，有众多吊桥连接。

　　但要渡过涅瓦河，夏天只能靠舢板和小船，冬天要履冰而行。要知河水解冻或是结冰，首都居民可根据三声炮响和升旗来判断。

　　彼得对首都的公用事业也甚为关切。有一次和杰维耶尔一起乘车过莫伊卡河，沙皇发现桥梁出了故障。这纯系警察局长疏忽大意所致，于是彼得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诫。

　　“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

　　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之后，马上请他坐上他的两轮马车，说道：“上车吧，老弟！”

　　到沙皇去世时，首都市容是什么样呢？当时留下来的建筑物很少，但我们可以根据保存下来的首都平面图判断它的外观。市内大部分仍然是涂上砖红色的土坯房。没有连成一片的建筑群，被开拓的只限于涅瓦河和方丹卡河之间的地带；即使如此，有些建筑物雄伟壮观，有些富丽堂皇。在前者当中，海军部大厦尤为突出。这是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子，三面有楼房，楼里存放着军舰武器库的各种必需的材料。

　　海军部造船厂工作最繁忙时期，有近一万固定工人。

　　在今天冬宫所在地，有一座刚刚修葺一新的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的三层楼住宅。这是当时全市最富丽堂皇、最豪华的一座建筑。它的后面是总监察官亚古任斯基、海军中将克留斯等达官显宦府邸，以及彼得的冬宫，但它在这个建筑群中毫无与众不同之处。冬宫住室的内部装修工作反映了彼得审美力的突出特点，反映出他特别喜欢天花板很低的小巧玲珑的卧室。冬宫的建造，曾力求使其高度不致破坏周围建筑物的总格局。彼得听从了建筑师的要求，但还是下令增加第二层较低的天花板。

　　这些建筑物一所也没有保存下来。只有彼得的夏宫是个例外，它是按小康人家的标准设计图建造的一座普通两层小楼，家具陈设朴素无华，不过据说，这房子“用各式各样的中国壁纸装裱得非常美观悦目”。大理石地面的房间里，挂着许多面镜子。

　　当时参观彼得在首都的夏宫的人，欣赏的不是这座宫殿，而是与它毗邻的御花园。这座花园一直受到沙皇的特别爱护。不管他在哪里，在他的“乐园”里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他总是念念不忘这座夏宫花园，多次下令要将它好好维护。他时而把喷水池工匠从莫斯科召到彼得堡，时而吩咐“到伊兹迈洛沃去运各种花卉，多多益善”，时而要求寄给他几本附有凡尔赛宫御花园平面图的书。1706年在基辅时，他给彼得堡送过白百合花的根子，吩咐“园丁把这些根好好埋在土里”。他委托驻荷兰大使库拉金购买两千株椴树苗。在波兰时，沙皇常常兴致勃勃地问起他的“莱园子”（当时人们是这样称呼花园的）的情况。

　　彼得一直到死都在经营的夏宫花园，终于达到了他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园中有独具匠心的小径，修剪得漂亮的乔木和呈立方形、金字塔形和球形的灌木丛；还有花坛、无数的雕像，瓶形花坛、半身雕像、喷水池和池塘，这座御花园比之西欧最好的花园也毫不逊色。

　　有一次，沙皇交给园丁一项任务，要他们把夏宫花园营建成不仅可以使游人在那里休憩娱乐。并且还能得到教益的地方。一个园丁考虑了很长时间，建议把一些有益的书籍摆放在长凳上，供游人阅读，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用苫布把它们盖上就是了。沙皇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下令用伊索寓言里的主人公作为“教材”。

　　夏宫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座木结构的陈列馆，里面陈列着一个霍托尔普地球仪。它是1664年制成，1713年由霍施丁公爵赠给彼得的。这个直径为三百三十六厘米的仪器，能使人了解有关地球表面和宇宙空间的情况。从外面看，地球仪上绘有地球表面图，它的内部有一张可以围坐十到十二个人的圆桌，观众可以看到天空。有一台水力发动机，可以使地球仪每二十四小时围绕自己的轴转动一周。

　　比夏宫花园地势略高处，还有另外两座在新都尽人皆知的建筑物。其中之一是基京的府邸，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里面有两所文化教育设施：俄国第一家博物馆和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基京的府邸是两层楼的宫殿，1718年房主亚历山大·基京因参与太子阿列克谢案件被处死之后，此房没收充公。彼得下令把这所房子改建为博物馆和图书馆。

　　沙皇十分熟悉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品。

　　博物馆的最初一批展品，是1697——1698年彼得在国外旅行期间搜集的。当时，他结识了两位自然科学家：一位是解剖学家弗烈德里克·路易士，他因善于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而闻名；另一位是荷兰生物学家列文虎克，他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血液由动脉流入静脉的过程，从而名闻全欧。

　　彼得在阿姆斯特丹曾几次参观过路易士丰富的解剖学收藏品，甚至帮助他用俄国的展品充实他的收藏。1701年路易士感谢彼得寄给他的几瓶蜥蜴和蠕虫标本，并请求再弄到一些有黄色斑点的蠕虫。他亲自寄来印度出产的珍奇小野兽的标本，作为回赠。

　　这些解剖学和动物学标本，为陈列馆奠定了基础。后来，路易士把他用五十年时间收集到的解剖学标本也移赠给这所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士决定把自己多年劳动成果不卖给别人，而卖给彼得，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收藏品将存放在善于评价珍品而又能把它们保存给子孙后代的人手中。

　　国内对珍品的收集，也同彼得的首先倡导有关。1717年，沃龙涅什省省督受命过问数起鸟类和野兽被滥捕滥杀而濒于灭绝的问题。其后，彼得又颁布几道诏令，号召居民献出一切“珍贵古物”和希奇物品，诸如业已灭绝的鸟兽的骨头，古物、古文学、手抄的和印刷的书籍，以及畸形人。

　　陈列品的数量与年俱增：从维堡送来一只左右各长两只眼睛和两个舌头的羊；从托博尔斯克送来几只绵羊羔，一只有八条腿，另一只有三只眼睛、两个躯干和六条腿。在下诺夫戈罗德生了一个三条腿的婴儿，在乌法有一个小孩长两个脑袋。这些都成了博物馆的展品。沙皇本人也向博物馆提供了展品：他下令从杰尔宾特送去盛有银钥匙的木盘，这银钥匙是该城被占领后，城市长官献给俄国军队的，还有从敌人要塞里射来的一颗铜弹丸也送到了博物馆。

　　博物馆还收藏着铁铸的老式大炮。沙皇曾两次命令俄国驻荷兰大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库拉金，要他在欧洲各国收购以前历次战争中被瑞军缴获的老式俄国造大炮。现在瑞典决定出卖这些大炮以充实空虚了的国库。平时一毛不拔的彼得，这一次出手却大方得很，他要求为博物馆购买展品时要舍得花钱。他给库拉金写信说；“要千方百计买下这些大炮，特别是那些年代久远的，不要被别人捷足先得，不要怕花钱。”

　　彼得还利用另外一个来源来充实博物馆。早在十七世纪，政府曾组织一些专业考察队去探矿，主要是探查贵重金属，同时也调查重新并入俄国版图的那些土地的情况。彼得给这些考察队增加了新任务。由梅塞施米特博士领导的最重要的一支考察队，1720年出发对西伯利亚进行为期七年的考察。梅塞施米特受命研究该地区的地理，调查居住在该地区的各个民族，研究土著居民的语言，收集古代文物。

　　梅塞施米特给博物馆送来了大量的西伯利亚鸟兽标本以及当地各民族的古代文物和人种学展品等。结果，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收藏，到彼得逝世时，可说已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一所了。

　　基京府邸的二楼，摆放着一些装满了图书的书柜。这座图书馆，收藏了彼得曾亲身参与其事的各种史料。它的主要馆藏是1712年由莫斯科迁来彼得堡的药物署的藏书，其中大都是医学书籍。后来，图书馆又收到霍斯丁公爵赠给彼得的藏书和霍托尔普地球仪。这个图书馆入藏的还有库尔兰公爵的私人藏书。图书馆还靠没收被贬谪的达官显宦的藏书，以及不择手段骗取来的图书充实馆藏。其中就有阿列克谢太子、莎菲罗夫男爵、已故御医阿列斯金等人的藏书。早在1716年奥地利公使韦贝尔，介绍博物馆的情况时写道：“说句公道话，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收集到如此众多的珍品”；关于图书馆他写道：“如果给这个已经十分珍贵的图书馆继续不断增加新书，不要几年，这座图书馆不论在藏书数量方面，还是在藏书的价值方面，都将与欧洲的一流图书馆相媲美。”该馆的藏书范围甚广，到1725年总数已达一万一千册左右。

　　博物馆和图书馆于1719年正式开放，供人自由参观和使用。从这两个机构建立时起，彼得就规定它们要发挥启蒙作用。他说：“我希望人们能够在这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当时，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曾向彼得建议，参观时应象西欧各国那样，酌情收费，但彼得对这一建议没有采纳。他说：“我还要下令不但允许一切人免费前来，而且如果有人带领同伴一起前来参观，我还要自己掏腰包就在这些陈列室里请他们喝咖啡，饮伏特加或者别的什么。”每年花去的招待费达四百卢布，这在当时数目不算小了。

　　紧靠基京的府邸，在涅瓦河畔，在现今铸造桥的桥头，有首都第二大工业企业——铸造局。铸造局的规模比海军部小得多，但它和海军部一样，也是一个联合企业。在这个联合企业里，主要的是一个铸造铜炮炮身的车间。为它服务的各式各样的辅助车间：车工车间、木工车间、钳工车间和炮架车间等。铸造局能够制造大炮所需要的一切部件：炮身在这里钻孔，旁边不远就是制造车轮、炮架、导火索和炮车钩的地方。

　　彼得有时也到铸造局来，但不是来参观，而是来干活。在沙皇的行动日志里，记载着他每次外出活动的内容。1715年 9月10日的记事为：“皇帝陛下沐浴完毕，于宫中进餐后前往铸造局，迄今已有六门臼炮，一门榴弹炮铸成。”

　　在涅瓦河对岸，就是彼得保罗要塞。到沙皇去世时，它的墙壁和暗炮台已经造好，沉甸甸的彼得罗夫大门已装修完毕。引人注意的是要塞里面的一座建筑物——彼得保罗大教堂，从该城市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到它。这是首都最主要的一座宏伟大厦，是首都的建筑中心。工程尚未竣工，但那装有大钟和由镀金铜板制成的大尖顶钟楼的一侧，已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沙皇曾打算使塔尖高度超过莫斯科最高的建筑物——伊万大帝钟楼。塔尖是这座新城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象征。

　　瓦西里耶夫岛上涅瓦河沿岸一带刚刚动工兴建。岛上的狭长地带划定为首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这里已动工兴建著名的“十二院大厦”。这座大楼供枢密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各个院使用。

　　博物馆是首都最大的建筑物之一。一座多层的塔楼在中间把它的两个侧楼连接起来，塔楼的最高一层安放着霍托尔普地球仪。

　　彼得多次催促工人们加快工程进度，但博物馆的展品和图书馆的藏书只是在他死后才从基京府邸迁到新址。费了不少周折才把地球仪搬了上去。参加搬迁地球仪的达一百多人，其中有二十五名木工制作包装箱子。地球仪用一条专用驳船运到博物馆前，用滑车吊上三楼，安放在圆厅中央。

　　首都还有一处引人注目的名胜，这就是港口。在涅瓦河上，快速轻便帆船、平底货船和帆桨大船，往来如织。码头上停着远洋巨轮，正在装卸货物，桅杆上飘扬着英国、荷兰、丹麦和法国国旗，以及来自德国的船舶的船旗。

　　在祝捷的日子里，用旗帜和灯笼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军舰开进涅瓦河里。沙皇最引为自豪的是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波罗的海舰队。1724年，舰队共有三十二艘主力舰和一百多艘小型舰只。三十年前还没有一艘军舰的内陆国家，如今变成了在波罗的海拥有最强大舰队的海上强国。

　　彼得堡成了俄国的主要港埠，它重新把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城市维堡、雷维尔和里加联结起来。

　　彼得堡是朝向欧洲的一扇窗户。港口的生活反映了俄国的经济生活。

　　当时首都周围是一片半荒芜地区，不能为首都居民提供粮食。因此，谷物、面粉和米要靠从远方运来，首先是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部分地从乌克兰和奥尔洛沃地区运来。虽然粮食由水陆运输，交通费用较廉，但粮食在彼得堡的售价仍然比收购价格高出两、三倍。

　　外国商人运到俄国来的是毛、丝织品、染料、饮料、咖啡、香料、玻璃等。从商品清单可以看出，进口的主要是显贵人物用的消费品。外商购买的是俄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如大麻、亚麻、皮革和脂油等。

　　停泊在码头仓库附近的平底货船，满载着杰米多夫工厂生产的生铁。

　　一开始，生铁只供给国家使用并在国内出售。但随着工厂数目的增多，出现了多余产品，国家和杰米多夫就将它们销往国外，而十七世纪末俄国要由瑞典进口优质铁，因为图拉附近老式炼铁炉生产的生铁质量很差，用它只能生产很脆的铁器。二十五年间，生铁的产量增加了四倍多，1725年已达到八十万普特。出现了两个新兴的冶金工业区。其中的乌拉尔区以其优质锻铁在欧洲市场上声誉卓著。另外一个是奥洛涅茨区。

　　炼铜工业也组织得很好。这种金属主要在造币厂用于铸造铜币，还用于铸钟。十七世纪末，铜的产量还是微不足道的，国家需求要靠进口满足。二十五年以后，俄国就不再进口这种金属了。

　　海上列强的船只，除了生铁以外，还装载着俄国纺织品——麻布和帆布。欧洲很久以来就使用俄国农村织工生产的麻布。现在，除了农村产的粗糙麻布之外，已开始外销麻制的台布、餐巾、床单，以及制船帆用的帆布。

　　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彼得最看重的是工业。这首先是因为工业能保障经济独立，能保证积极的贸易平衡，即出超。前已指出，彼得慷慨地给予厂商以各种优惠待遇和特权。政府最高的保护政策是关税税率。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数额，直接取决于本国企业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程度：俄国工厂生产的某种商品越多，由国外进口这种商品时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当时对进口的铁、丝织品、烟斗和缝衣针征收的最高关税，是商品价格的四分之三。对麻布和丝绒征收的关税为价格的一半。征收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的最低关税的，是那些俄国还不能生产的商品。对俄国的出口商品，大部征收较低的关税。

　　俄国商人如果用自己的船只运进或运出商品，关税额减半。

　　采用新税率的好处很快就显示出来了。1726年，也就是彼得逝世一年之后，商品输出额较输入额多了一倍。

　　在帝国首都开办了俄国第一批科学教育机关，还创办了全国第一所高等专门学校——海军学院。在彼得堡还建立了科学院，它也是彼得心血的结晶。

　　创建科学院的想法，彼得考虑了很久。和现在一样，“科学院”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一是高等院校的意思，一个指的是科学研究机关。一些俄国和外国的设计家，在给沙皇上条陈时，多次建议在俄国建立科学院。其中之一就有费多尔·萨尔蒂科夫。他早在1714年就建议在每省都成立一所科学院。他认为，科学院应当成为从八岁到二十三岁的贵族子弟和商人子弟的学校。萨尔蒂科夫曾打算为这所科学院招收一万八千名学生。在阅读这类条陈时，彼得照例在他感兴趣的那些建议旁划一个小十字。在建立科学院的那条建议旁沙皇划了个小十字，这说明他认为这个建议值得考虑。

　　1718年 6月，彼得在另一位设计家的条陈上写道：“应当建立科学院。现应从国人中物色学识渊博并有志于此道者。还应着手翻译法学以及与此有关之各类书籍。此事本年内应即着手进行。”但是彼得未能如愿以偿。建立科学院工作所以延宕下来，一是由于圣上国务繁冗，另是由于招聘外国学者不易。彼得坚持，应聘到彼得堡科学院时，不应是一般学者，而应是欧洲科学家当中的泰斗，但这些人多不愿冒险万里跋涉来北国。

　　1724年 1月22日，举行了一次在科学院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枢密院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彼得和最主要的大臣们：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总理大臣戈洛夫金、缅希科夫公爵、总监察官亚古任斯基等人。经过四小时的讨论，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关于其中的一项决议记载如下：“科学院可暂时占用莎菲罗夫宫”，即被贬黜的莎菲罗夫的府邸，它座落在涅瓦河畔，现在的皇宫广场和夏宫花园之间。在这次会议上，彼得批准了根据他本人的意思制订的建立科学院的计划，同时对计划作了修改和补充。计划写道：“不得照搬其他国家的现成模式。”这就表明彼得认为西欧各国建立类似机构的作法是不足借鉴的。彼得堡科学院不同子亚欧各国的经验是，它不是独立活动，而是将并无从属关系的三个机构合并成为一个。这三所机构就是：大学——这指的是向青年传授法学、医学和哲学知识的“学人荟萃之所”；中学——为培养学生学习大学课程作准备之所；科学院本身——即“学者专家荟萃之所”。

　　彼得拨出在当时来说相当大的一笔款项——每年约二万五千卢布供科学院使用。他答应院士们“薪水从丰”。

　　在1724年和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同外国学者就他们应聘来彼得堡科学院工作问题，进行了磋商。科学院正式开始工作是在彼得逝世之后——1725年 8月，举行了第一次院士代表会议。

　　1718年末，首都社交界上层人士听说又要搞起一件新鲜事儿——大舞会。彼得亲自为大舞会拟订了组织章程和来宾在舞会上的行为守则，规定了轮流举办的次序表。沙皇解释说，“大舞会”这是一个法文词，意思是，以娱乐、讨论或友好交谈为目的的聚会。

　　应邀出席大舞会的是经过挑选的社交界人士、高级军官、达官显宦、官吏、造船技师、知名商人和学者，他们应偕同妻室儿女一同前往参加。舞会于午后四、五点钟开始，持续到晚十点。东道主——舞会的组织者，无须迎送客人。他们应为客人准备会场，提供糖果、烟草和烟斗，提供饮料以及奕棋的桌子。另外彼得酷好象棋，而且是位高手。

　　按沙皇的设想，大舞会上应创造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要使这种舞会对上流社会能起寓教于娱乐的积极作用。

　　在彼得时代最初举行的几次舞会上，客人们提心吊胆，唯恐因什么细故而触犯天威。

　　沙皇本人也经常参加大舞会，有时他还亲自在夏宫御花园里或城郊的离宫举行招待会。圣上热心地给宫廷人员讲授各种礼节，就象教授军官们军事刑法典一样。他还起草了一份行为准则，勒令应邀前往离宫的人务必遵守。

　　此外，贵族子弟在学校里也在演习上流社会的举止风度。在首都居民中广泛流行一本书，书名是：《青春宝鉴》或《处世指南》。彼得生前此书曾印行三次。

　　《青春宝鉴》谈的是青年人在居家、外出、在公共场所和工作时的行为准则。它教导青年要谦虚，勤劳、顺从、恭敬、明理。“赡养父母为极大光荣”，“不许打断父母的话，更不许顶嘴”。如果父亲呼唤儿子，儿子应彬彬有礼地口答：“爸爸，您吩咐吧！”或“您想让我做什么，就吩咐吧！爸爸！”象下面这样回答父母的呼唤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什么，怎么，什么事，你说什么，你想干什么”。对父母的尊敬态度可以概括如下：“在家凡事不得自作主张，应唯父母之命是从。”

　　这本书还告诫离家远游的青年也要循规蹈矩，对长辈应待之以礼，等等。

　　有趣的是那些有关在公共场所和进食时的举止准则。“行路时不得低头看地，斜眼视人，应挺胸阔步直行。”还有：“两手不应在食具上久搁，喝汤时双足静置，擦嘴应用餐巾，不得用手，食未下咽之前不得喝汤。不得以嘴舔指，不得啃骨，食骨应使用小刀剔。切忌用餐刀剔牙，应用牙签，剔牙时应以一手遮口。切面包时，不可将面包贴胸。只允食用各自面前所摆之食物，余者不得擅自取食。”

　　《青春宝鉴》的结尾部分是对少女的训导。如果说男子应当具备三种美德（谦虚、和蔼、恭敬），那么，少女就应具备二十来种美德：敬畏上帝、温顺、勤快、仁慈、腼腆、节俭、谨慎、贞洁、忠实、沉静、整洁等等。腼腆是道德高尚和行为端庄的象征，因而受到赞赏。

　　在彼得颁布行为规范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工夫，上流社会才学会了合乎礼仪的举止谈吐。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五章　弥留之际






第十五章　弥留之际

　　彼得一世觉得自己浑身软弱无力。他性情变得孤僻起来，而且动不动就发火，以往那炯炯有神的双眼现在已黯然无光，从前的飒爽英姿也见不到了。彼得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枯坐在那里，也许他在考虑，以自己“生命”换来的基业究竟托付给谁好？

　　早在1722年，彼得就颁布了王法继承诏。这项法令废除了一项长子为天然王位继承人的惯例。宣布要根据“在位君主”的旨意，指定王位继承人，同时，彼得还补充：在指定王位继承人后，君主如发现王储有负众望，可收回成命。沙皇责令所有高级官吏宣誓无条件执行这一法令。

　　彼得可以亲自给自己指定继承人。但选择的余地很小。对自己的孙子——太子阿列克谢九岁的儿子，沙皇怀有矛盾的感情：有时彼得对他很疼爱，发现他具有超群的禀赋；有时又担心孙子不是跟爷爷的样，而是步乃父的后尘。

　　对两个女儿——安娜和伊丽莎自，彼得总是一视同仁，把她们当成掌上明珠。但在他的眼里，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女孩儿家，而不是哪种必须具有丰富经验和坚强意志的基业继承人。再说长女安娜已成为霍斯丁公爵的未婚妻，而小女儿伊丽莎白还不满十五岁。

　　很可能的是，沙皇已选中了叶卡捷琳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彼得为什么宣布夫人为皇后并为她筹备豪华的加冕礼。彼得未必发现了自己的“知心朋友”（他这样称呼她）具有治国的才略，但她，正象彼得所认为的那样，有一大长处，能把彼得的左右也当成她本人的亲信，她很可能依靠这批人，驾驶国家这只航船，沿着既定航线前进。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作为皇后，享有女皇的尊号，但彼得希望封赠她这个尊号，这和婚姻关系无关。为了使她有权取得这个封号，并提出有力的根据，彼得在其1723年颁布的专门上谕中，不借使用各种溢美之词，说明她是皇上本人坚定不移的助手，随他转战各地，历尽艰辛。上谕中唯一能举出的一个具体事例是说叶卡捷琳娜曾参加普鲁特远征，至于她的其他功绩则都被当助手这类话语焉不详的大帽子盖住了。

　　1724年 2月，彼得偕同叶卡捷琳娜接受一个疗程的矿泉水治疗； 3月，所有宫廷人员、枢密官、将军们、各院的院长、外国使节们，冒着最后一场大雪，首途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典礼极尽豪华与隆重之能事。检阅用的轿式马车，乐队，临时从仓库中取出的久置未用的餐具，焰火，为女皇特制的价值一百五十万卢布的王冠，光彩夺目的礼服，令人叹为观止。女皇的礼袍重达一百五十普特，由四名大臣擎着；她的长后襟，则由五名最高宫廷女官牵着。

　　彼得也参加了这一历时很久的令人精疲力竭的典礼。这一次，他打破惯例，穿上了华丽的服装：银线缝制的浅蓝色长袍，红色丝袜和饰有白羽毛的帽子。他亲自向女皇献上王冠，翌日，又以将军的身份出现在祝贺之中。女皇受命采取独立的政务活动，将伯爵爵位授予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

　　庆祝活动损害了彼得的健康， 6月初他动身去梅勒的乌果德工厂，在那里发现一种矿泉水。沿途看到，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人群，为寻找食物而漫无目标地向前移动着。百姓饱尝了上年歉收之苦，看来今年的收成也不见得就会好。

　　1724年 6月 7日，彼得告知叶卡捷琳娜：“感谢上苍，此间矿泉水有奇效，其利尿作用较之奥洛涅茨矿泉水毫无逊色；唯食欲较前差耳。”在工厂，彼得决定试试自己会不会打铁。他打出了几普特重的铁活儿，上面加盖烙印。当他打听明白这类活儿该付多少工资之后，马上就向厂主要工钱去了。用这笔钱他给自己买了一双鞋子。为这样一双鞋子他十分得意，强调说，用自己挣的钱买到了一件有用的东西。一周后，他结束治疗，返回彼得堡。

　　这一次发病，本应使彼得改变往常的作息时间表，减少工作，节省一些精力。但他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 8月末参加了一艘三桅巡洋舰的下水典礼，然后不顾医生的劝告，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他先到施利色堡，参加一年一度的庆祝占领这个要塞的传统活动，然后又去视察奥洛涅茨冶金工厂，在那里他打了三普特重的铁活儿，又经诺夫哥罗德前往古老的制盐业中心旧鲁萨城。他还去看了看1718年开凿的拉多加运河。

　　拉多加湖汹涌的湖水，吞没过许多船只，这些船只运送必需品给新首都居民，又把粮食、大麻、亚麻、铁和皮革运往国外。开凿这条环形运河的目的，是保证水路的安全。参加运河工程的，有从全国驱赶来的农民和市民共两万人。然而工程进展缓慢，五年间只挖通了十二俄里。彼得很满意这次的视察结果。一年之内，运河长度增加了五俄里，同时工程造价也有所降低。

　　11月初，沙皇回到彼得堡就病倒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致使病情愈加恶化。

　　11月 9日，逮捕了一名纨裤子弟蒙斯，他是沙皇以前的宠姬安娜·蒙斯的弟弟。威廉·蒙斯是叶卡捷琳娜的宫中高级侍从，同时兼管她的领地事务。伯赫霍尔茨在日记中写道：“这次逮捕……出乎意料，令人震惊、因为前一天晚上，他还在宫里用过晚餐，并有幸同皇上进行长谈，一点可疑的失宠的迹象也没有。”

　　在蒙斯被捕前的几个月里，彼得与叶卡捷琳娜之间一直保持着互相尊重的关系。从6至10月发出的信件看出，沙皇一如既往，对皇后的柔情蜜意并未稍减。

　　6至10月，叶卡捷琳娜给彼得的信，只保存下来 6月30日的一封。她对彼得也是用的甜言蜜语：“吾之知心朋友，海军上将大人阁下，愿君长寿！”她还对彼得说，她如何庆祝他的命名日（ 6月30日）的，并在信尾表示愿很快欢天喜地见到皇上。

　　不到一周，刽子手就砍下了蒙斯的头。审讯如此匆忙，判决又这样严厉，是因为他的罪行是，滥用女皇的信任，收受贿赂，代人向女皇求情以求恩赐。他的罪名有贪污了在当时来说不足挂齿的少量公款。这就是有关蒙斯罪行的正式说法。但传闻却说，蒙斯的被处死与滥用职权一事不沾边，而是因为他同女皇有暧昧关系。彼得自己可以有外遇，但认为叶卡捷琳娜决不能对他不贞。女皇的年龄比他小了十二岁。

　　据当时的人说，叶卡捷琳娜的名声是清白的，因为在侦讯文件中没有点名。对将她的宠臣处死一事，她纹丝不动声色。她曾想要为蒙斯说情，但彼得竟在盛怒之下，当着她的面打碎了一面珍贵的镜子。“这是我宫中最好的装饰品，只要我愿意，就可以砸了它！”叶卡捷琳娜明白，彼得的气话，意有所指，但仍然装作没事儿似的问道：“这样你的王宫就能太平无事了吗？”最后彼得还是使皇后受到一次严峻考验——带她去看了一下蒙斯的首级。

　　夫妻反目了。可能，这是因为彼得没有行使他自己制定的指定王位继承人的权利，也没有把叶卡捷琳娜的加冕礼活动顺理成章地进行到底。

　　身染沉疴的彼得在死前三个月大部时间在病榻上度过。病情稍一好转，他就起身到户外走走。10月末，他参加了瓦西里耶夫岛上的一次救火活动。11月 5日，他出席了一位德国面包师的婚礼，逗留几个小时，观看了各种舞蹈和外国的结婚礼数。也是在11月，沙皇参加了女儿安娜和霍斯丁公爵的订婚礼。订婚礼的庆典持续两周，有时彼得也来参加。12月，他还参加了两个庆祝活动18日庆祝小女儿伊丽莎白生日，两天以后，他参加了新“公爵教皇”的选举，以代替已故的布图尔林。

　　沙皇忍着剧痛，强打精神，起草并修改诏令和指示。鉴于蒙斯事件，11月13日他发布诏令，禁止向宫廷仆人提出任何请求并向他们行贿。诏令威胁要对那些接受状子的仆人处以死刑。在逝世前三周，彼得急忙忙起草给堪察加考察队队长维图斯·白令的指示。曾经亲眼看到沙皇起草这一指示的纳尔托夫说，沙皇似乎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以后，他召见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对他说：“由于健康不佳，使我只能蛰居室内。近几天，我想起了很久以来的一桩心事，由于有别的事一直还没有顾得上，这就是寻找一条经冰海去中国和印度的道路。”堪察加考察队在彼得死后才成行。

　　1月中旬，沙皇的尿毒症急剧恶化。1725年 1月28日彼得在极度痛苦中逝世。由于疼痛，一开始他一连几天不断地喊叫，很远都能听得见，后来力气没了，只能轻声哼唧。驾崩当天就宣布即女皇位的叶卡捷琳娜，命令把故王的遗体停放四十天，每天在灵前号哭两次，以示哀悼。“宫廷侍从都感到惊奇，”一位同时代人写道：“女皇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眼泪。”

　　有两幅彼得像，是在那些悲伤的日子留下来的。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蜡人”像。雕塑家拉斯特列利从死者脸上拓下石膏面模，准确地量过了遗体各个部位的长短粗细。然后，雕塑家制作了一尊巨大的坐在宝座上的彼得塑像。另一个是伊万·尼基京画的彼得像。画家画过许多同时代人的肖像，包括沙皇像在内。彼得的最后一幅画像，是尼基京在沙皇弥留之际画的：彼得用微黄的帷幔和用银鼠皮镶边的蓝色长袍齐胸盖着。鼻根部和嘴角附近的皱纹，微举的双眉，赋予面部以正在沉思的表情。

　　3月 8日，在彼得保罗大教堂举行彼得的葬礼。下葬时，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发表了一篇至今为人传诵的悼词，当中既表达了失去先王之恸，又为前沙皇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而歌功颂德。因而予人以深刻印象：

　　　　　　“悠悠昊天，哀我黎民。

　　　　　　　何所见斯？失此明主。

　　　　　　　何所为斯？葬王于土。

　　　　　　　先王见背，民莫不谷，

　　　　　　　王国庶定，矢其文德。

　　　　　　　先王之民，有拳有勇；

　　　　　　　先王之邦，令闻不已。

　　　　　　　威杨海外，敌人丧胆。

　　　　　　　嗟我沙皇，尽瘁安国，

　　　　　　　励精图治，既明且哲。”










彼得大帝传略--译后记






译后记

　　《彼得大帝传略》是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

　　苏联历史学家尼·伊·粕甫连科教授以晓畅的语言，朴实的文笔，在本书中叙述了彼得大帝一生的活动和斗争。

　　彼得大帝是世界性人物。他是皇帝、国务活动家、战略家、海军统帅和外交家。恩格斯称他为“真正的伟人”。

　　关于彼得的功业，他在内政机构和工商业领域所推行的改革，以及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开办各类学校、建立第一个科学院、建立第一座博物馆和图书馆、开办剧院、辟建公园……关于他和阿列克谢皇太子，以及皇太子之死，书中均有较翔实的叙述。

　　彼得多次残酷地镇压过农民起义。对此，本书也作出了相应的评论。

　　《彼得大帝传略》这部传记的特点是：作者并不刻意追求文学手法，他作为一位史学家，在叙述彼得生平时，大多引用历史文献和近年来发掘的档案和史料。

　　本书适于广大青年阅读。

　　本书由赵慧晨、尚惠杰、常世襄合译。对译文作了删节。全书最后由谷启珍同志负责进行了总校订。

　　　　　　　　　　　　　　　　　　　　　　一九八三年早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