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
富兰克林自传 自 传（一七七一年写于都怀福德村圣阿萨夫教堂主教家中） 我儿：我一向爱好搜集有关祖上的一切珍闻轶事。你也许还记得当你跟我同住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为了那个缘故跋涉旅途，遍访家族中的老人。目前我正在乡间休假，预料有整整一个星期的空闲，我想你也许同样地喜欢知道我一生的事迹（其中有许多你还没有听过），因此我就坐了下来替你把这些事迹写出来。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些别的动机。我出身贫寒，幼年生长在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后来居然生活优裕，在世界上稍有声誉，迄今为止我一生一帆风顺，遇事顺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获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许与他们的情况适合，因此他们可以仿效。 当我回顾我一生中幸运的时候，我有时候不禁这样说：如果有人提议我重新做人的话，我倒乐意把我的一生再从头重演一遍，我仅仅要求像作家那样，在再版时有改正初版某些缺陷的机会。如若可能，除了改正错误以外，我也同样地要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但是即使无法避免这些不幸的厄运，我还是愿意接受原议，重演生平。但是由于这种重演是不可能的，那么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似乎就需要把它记下来。 因此我将顺从一种老人中常有的癖好来谈论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作为。但是我这样做，将不使听者感到厌倦，他们或是因为敬老，觉得非听我的话不可，但是一经写下来，听与不听就可以悉听自便了。最后（我还是自己承认了好，因为即使我否认，别人也不会相信），写自传，或许还会大大地满足我的自负心。说句老实话，我时常听见或在书上读到别人在刚说完了象“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这种开场白以后，接着就是一大篇自吹自擂的话。大多数人不喜欢别人的虚夸，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自负。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对这种自负心总是宽宥的。因为我相信这种心理对自己和他四周的人都有好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把自负心当作生命的慰藉而感谢上帝，这也不能算是怪诞悖理的。 既然我提到了上帝，我愿意十分谦恭地承认，上面提到的我过去一生中的幸福当归功于上帝仁慈的旨意，上帝使我找到了处世之道，并且使这些方法获得成功。这种信仰使我希望，虽然我不应该臆断，上帝在将来会像以前一样地祝福我，不论是使我继续享受幸福，或是使我忍受命中注定的逆运（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可能有这样的遭遇），因为我未来命运的轮廓只有上帝知道，上帝甚至能够通过苦难来祝福我们。 我有一位伯父，他也同样地爱好搜集家族中的遗闻轶事，有一次他交给我一些笔记，其中讲到关于我们祖先的一些事情。从这些笔记我知道我们的家族在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已经住了三百年，究竟在这以前还有多少年，他就不知道了。（也许从他们采用“富兰克林”为姓的那时候起。“富兰克林”在这以前是一个人民阶层①的名称，当时英国各地人们都在采用姓氏）他们享有三十英亩的自由领地，以打铁为副业。直到我伯父的时候为止，打铁这一行业一直保持在我们家族中。家中的长子总是学打铁的，我伯父和我父亲都按照这个传统叫他们的长子学铁匠。我查考了爱克顿教区的户籍册，我只找到了一五五五年以后的出生、嫁娶和丧葬的纪录，那时以前的户籍册在那个教区里已经没有了，从这个户籍册里我发现我是五世以来小儿子的小儿子。我祖父汤麦斯生于一五九八年，住在爱克顿直到他年迈不能从事生产的时候为止，然后他住到他儿子约翰的地方去，他儿子是牛津郡班布雷村的一个染匠，我父亲就是跟着他学徒的。我的祖父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我们在一七五八年看到了他的墓碑。他的长子汤麦斯住在爱克顿的住宅里，后来把住宅和田产遗留给他的独养女儿。他女儿和她的丈夫（是威灵堡的一个叫做费雪的人）又把房产卖给伊斯德先生，他现在就是那里的庄园领主。我祖父养大了四个儿子，名叫汤麦斯、约翰、本杰明和约瑟。我手边没有材料，但是我将把我记得的给你写出来。如果我的纪录在我离家以后未曾遗失的话，你可以从纪录里找到更详细的材料。 ①此处原文是an order of people.按franklin一词原指英国十四、五世纪的非贵族的小土地所有者或自由农。--译者 汤麦斯跟他父亲学了打铁，但是他秉性颖悟，当地教区的大绅士伯麦老爷鼓励他求学上进（他的弟弟们也得到同样的鼓励），他获得了充当书记官的资格，成为地方上有声望的人，也是当地（无论是他的本村，诺桑普顿的城镇或是他所在的州）一切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一类的事例。在爱克顿教区他颇受到当时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赏识和奖励。他死在旧历一七〇二年一月六日，恰巧是我出生以前的四年整。我记得当我们从爱克顿教区的一些老人口中听到关于他的生平和性格的时候，你觉得很像你所知道的我的一生和个性，颇为惊异，你说：“他如果死在您出世的那一天，人家也许认为是灵魂转生呢！” 约翰学了染匠，我相信是染呢绒的。本杰明是丝绸染匠，在伦敦拜师受业。他秉性聪颖。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渡海到波士顿来，住在我父亲那里，跟我们同住了几年之久。他一直活到高龄，他的孙子撤木耳·富兰克林现在还住在波士顿。他死后留下了两本四开本的诗稿，里面是一些写赠给他亲友的即兴短诗。下面寄给我的一首诗就是一个实例。（富兰克林在括弧中加了一个注：“嵌在这儿”，但是未附实例）他自己制定了一套速写术，并且教会了我，但是因为我从来不练，所以现在忘光了。 我是跟这位伯父命名的，因为我父亲跟他感情特别融洽。他笃信宗教，经常去听著名传教师的说教，并且把他们的说教用他的速记术记下来，他身边有许多这样的笔记本。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或许从他的地位来讲，他过分地关心政治了。最近在伦敦我获得了他所搜集的从一六四一到一七一七年间重要的政论手册，从书本上的卷号看来，有许多册已经遗失了，但是还留下了对开本八本，四开本和八开本二十四本。一个旧书商人获得了这些书籍，因为我有时候从他这里买书，他认识我，所以就把它们送到我这里来。看样子是我伯父在去美洲之前留在伦敦的，这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在书边上他还加了许多注解。 我们这一卑微的家族很早就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他们一直坚信新教，当时由于他们热烈地反对教皇，时有遭受迫害的危险。他们有一本英语版的圣经①，为了隐藏和保管这本圣经，他们把它打开用狭带绑在一个折凳的凳面底部。当我的高祖对着全家宣读经文时，他把折凳翻过来放在膝盖上，翻动狭带下面的书页。他的一个孩子站在门口，假如他瞧见教会法庭的官吏走过来，他就预先通风报信。这时候板凳又重新翻过来四脚落地，圣经就像原先一样地藏匿起来了。这是我从本杰明伯父那里听来的，直到大约查理二世统治的末年全家还是一致地信奉国教。但是那时候，有一些牧师因为不信奉国教教条而被开除教籍，在诺桑普顿举行会议，本杰明和约瑟改信了非国教，一生信守不渝，家里其他的人仍然继续信奉国教。 ①天主教的圣经是拉丁文的，他们信奉新教，所以采用英语版的圣经。 我父亲约瑟早年就成了家，大约在一六八二年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迁到新英格兰来。非国教的宗教集会受到法律的禁止，而且时常受到干扰，因此我父亲的友好中有一些有声望的人就想移居到新大陆去，我父亲答应陪同他们前往美洲。他们希望在新大陆可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新英格兰这位太太又生了四个孩子，后来他的继室又生了十个，共十七个孩子。我还记得有一个时候他的餐桌旁围坐着十三个孩子，这十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各自婚嫁。我是幼子，比我小的只有两个妹妹。我生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继室，名叫阿拜亚·福求，是彼得·福求的女儿。我的外祖父是新英格兰的最初移民之一。可顿·马太在他的美洲教会史中曾经加以表扬，称他为“一个虔诚而有学问的英国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听说他曾经写过各样的即兴短诗，但是只有一篇付印，我在好多年以前曾经读过。这首诗写于一六七五年，是用当时民间流行的诗歌体裁写成的。写给当时当地的执政当局。它拥护信仰自由，声援受迫害的浸礼会、教友会和其他教派，认为殖民地所遭受到的印第安人战争和其他灾祸是迫害教徒的后果，是上帝对这种重大罪行的判决和惩罚，奉劝当局废止那些残暴不仁的立法。 整首诗在我看来写得简单平易，落落大方。我还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六行，但是最初的两行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这两行的大意是说他的批评出于善意，因此他并不隐匿他的真姓实名。 由于从心坎里我憎恶， 做一个匿名诽谤的人； 我的姓名我定要写出， 我现在是住在修彭城； 毫无恶意，你的真实朋友， 是彼得·福求。 我的哥哥们都拜师学了各种不同的行业。我父亲打算把我当作儿子中的什一捐奉献给教会，所以在八岁上就把我送到语法学校去念书。我早年读书颖悟（我一定很早就识字，因为我记不起我曾经有过不识字的时期），他的朋友们又都说我将来读书一定很有成就，这一切都鼓励了我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去念书。我伯父本杰明也赞成我念书，并且提议把他全部说教的速记本赠送给我（我想大概是作为开业的资本罢），如果我肯学习他的速记术的话。但是我在语法学校里念了不到一年，虽然在这一年中我逐步地从该班的中等生升到全班的优等生，接着就升入了二年级，好让我在那年年终随班升入三年级。但是这时候我父亲因为家庭人口多，负担不起大学求学的费用，同时他看到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日后穷困潦倒（这是他在我面前对他的朋友们讲的），他改变了他原先的主张，叫我离开语法学校，把我送到一所书算学校去。这所学校是当时著名的乔治·布朗纳先生主持的，一般说来他办学很有成绩，并且能够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很快地学会了一手清晰的书法，但是算术我考不及格，并且毫无进步。在十岁上我父亲把我接回家来，帮助他营业。他经营的是油烛和肥皂制造业。这原不是他的本行，但是到了新英格兰，他发现染色业生意清淡，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所以改了皂烛业。因此我父亲就叫我做剪烛芯，灌烛模、管店铺，出差等工作。 我厌恶这个行业，同时我非常想去航海，但是我父亲不赞成。可是因为住在沿海，我常到水中和海边去。我很早就擅长游泳，也学会了划船。当我和其他小孩在大小船上的时候，他们平常总是听我的命令，特别是在处境困难的时候。在其他场合我一般也是孩子们的头儿，有时候我使他们陷入窘境。我想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件事显示了我早年突出的热心公益的精神，虽然当时这件事是做得不对的。 在水车贮水池的一边有一个盐泽，在涨潮的时候，我们时常站在盐泽的边上钩鲦鱼。由于践踏得多了，我们把盐泽的边沿弄成一个泥沼了。我提议在那里修筑一个我们可以站立的码头，我把一大堆石块指点给藏的同伴们看，这些石块原是为了在盐泽边上建筑一所新屋预备的，它们却很符合我们的需要。因此在晚上当工人们已经离开的时候，我召集了几个同伴，我们像一群蚂蚁似的不辞劳苦地工作着，有时候两三个人搬一块石头，我们终于把石块全搬来了，修好了我们的小码头。第二天早晨工人们不见了石块大为惊异，后来才在我们的码头上找到了。他们查究这是谁干的。 接着他们发现了这是我们的把戏，就向我们的家长告状。我们中有几个就因此受到了父亲的责备。虽然我辩解说这桩事是有益的，但是我父亲使我深信：不诚实的事是不会有益的。 我想你或许想知道一点我父亲的外貌和性格罢。 他体格健全，身材中等，但长得很结实，十分强壮。他生性颖悟，善画，稍懂音乐。他的嗓子清脆悦耳，所以，有时候在晚间工作完毕后，当他在提琴上拉着赞美歌的调子，一面唱着歌的时候，听上去是怪好听的。他对于机械工作也很有才能，有时候碰到其他行业的工具，他也能运用自如。但是他最大的长处是在处理公私重大问题时他所表现的深刻见解和正确判断。果然，他从来没有参与政权工作，家里孩子众多，需要他去教育，家境又困难，使他无法离开他的行业。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常常有地方上的名人来请教他关于镇上或他所属教会的问题，他们很重视他的判断和忠告，同时当人们在个人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来向他讨教，他常常被人们选定为争执双方的仲裁人。他喜欢尽可能地时常请一些通达的友人或邻居来进餐叙谈，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设法提出一些明智或有益的讨论题，好增进孩子们的智慧。这样他使我们注意到立身处世中善良、正直和审慎的种种美德，对于餐桌上的食物很少留意或完全不注意，不管菜肴烹调的优劣，当令或落令，滋味的好坏，以及与同类中其他菜肴的比较。结果当我长大时我对这些事物完全不加注意，对我面前的菜肴漠不关心，粗心大意到这样一个程度：甚至在饭后几小时内人们若问我饭餐的内容我会瞠目不知所对。在旅途中，当我的旅伴们因为缺乏可口的食物，不能满足他们比较高贵精致的口味和食欲而感到痛苦的时候，我这种习惯倒是一种方便。 同样地我母亲也有一个健壮的体格：她替她所有的十个孩子哺乳。除了我父母死前的患病以外，我从未听说过我父亲或母亲患过病。父亲活到八十九岁，母亲活到八十五岁，他们的遗体同葬在波士顿。几年前我在他们的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铭刻着如下的碑文：约赛亚·富兰克林和他的妻子阿拜亚共葬于此。 在婚后的五十五年中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着。 他们既无田产，又无高俸厚禄，靠着不断的劳动和勤勉，蒙上帝的祝福，他们维持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安乐度日。 并且抚养了十三个孩子，和七个孙儿孙女，声誉良好。 读者，从这个实例中，你应当勉励自己，在你的职业中勤奋从事，切勿不信上帝。 约赛亚是一个虔诚谨慎的男子，阿拜亚是一个细心贞洁的妇女。 他们的幼子立此碑铭聊表孝意和纪念。 约赛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五五年，死予一七四四年，享年八十九岁。 阿拜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六七年，死于一七五二年，享年八十五岁。 我唠唠叨叨地讲了许多离题的话，从这里我看出我已在逐渐衰老了，过去我写文章比现在条理清楚，但是在私人的团聚中，人们的衣着原不同于在公共的舞会。可能这只不过是疏懒罢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在我父亲的铺子里这样继续工作了两年，就是说，直到我十二岁的时候为止。我哥哥约翰本来是学皂烛制造业的，这时已经离开了我父亲，成了家，在罗特岛独自做起生意来，很明显的我注定要接替他的位置，成为一个蜡烛制造匠、了。但是由于这时候我仍然不喜欢这个行业，我父亲害怕：假如他不替我找一个更合适的职业的话，我会像他的儿子约赛亚一样地私自脱逃去航海，使他十分恼怒。因此他有时带我去散步，去观看细木匠，砖匠，旋工，铜匠等工作，以便观察我的志趣，力图把我的兴趣固定在陆地上的某种行业上。从那时起我一直爱好留心观察手艺高明的工人运用他们的工具。这种细心观察对我一直很有用：由于从观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当一时找不到工人的时候，我自己能够做我家里的小修理工作，当做实验的兴致在我心里还是很新鲜强烈的时候，我能够替我自己的实验制造小小的机器。我父亲最后决定了制刀业。由于约在那时我伯父本杰明的儿子撤母耳在伦敦学了制刀业，在波士顿开了业，我就被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一个时候，试试这个行业。但是因为他希望从我身上获得一些报酬，触怒了我父亲，所以他又把我带回了家。 我从小就爱好读书，我一直把我手上的全部零用钱都化在书上。因为我喜爱《天路历程》，所以我一开始就收集了约翰·班扬文集的单独发行的小册子。以后我把它们卖了，用这笔钱我买了柏顿的《历史文集》。 这些是开本很小的由小贩们贩卖的书籍，价格便宜，全集共有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小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一些有关神学论辩的书籍，其中大多数我都念了，但是既然当时业已决定我不做牧师了，正当我的求知欲那样旺盛的时候，我没有机会阅读更适当的书籍，迄今常使我感到遗憾，在那里有一本普鲁泰克的《英雄传》，我读了不少，我还认为读这本书所花的时间是非常值得的。 那里也有笛福的一本名为《论计划》的书，另一本是马太博士的书，名为《论行善》。这本书可能在我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对于我以后一生中的某些重大事件都有影响的倾向。 这种对书籍的爱好最后使我父亲决定叫我学印刷业，虽然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詹姆士）学了这种行业。 一七一七年我哥哥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来了一架印刷机和铅字，准备在波士顿开业。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胜过我父亲的行业，但是尽管如此，我对于航海仍不能忘怀。为了预防这种渴望产生忧惧的后果，我父亲急欲叫我跟我哥哥学徒。我反对了一些时候，但是最后我同意了，签订了师徒合同，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按照合同我将充当学徒直到我二十一岁时为止，但在最后一年中我将按照合同获得出师职工的工资。在很短的时期内，我熟悉了印刷业，成为我哥哥的得力助手。 这时我有机会阅读较好的书籍了。我跟一些书铺的学徒们打交道，这种相识有时使我能够从他们那里借到一本小书，但是我很小心，很快地交还给他们，并且保持书本的整洁。有时候在晚间借到一本书，为了怕被人发现缺书或是怕有人要买这本书，第二天一清早即需归还，因此我常常坐在房间阅读到深夜。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个很聪明的商人，名叫马太·亚当先生，经常到我们的印刷铺里来。他家藏书颇多，他注意到了我，邀我到他的藏书室里去，欣然借给我一些我要读的书籍，这时我爱上了诗歌，写了几首小诗。 我哥哥认为写诗可能以后有用，所以鼓励我并且命我编写两首应时故事诗。一首叫做《灯塔悲剧》，叙述华萨雷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溺毙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歌，叙述捉拿海盗铁契（或叫做“黑胡子”）的经过。这两首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用低级小调的格式写成的。印好了以后，我哥哥叫我到镇上各处去叫卖。第一首销路很好，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新近发生的，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事使我沾沾自喜，但是我父亲却反对，他嘲笑我的诗歌，他说诗人一般都是穷光蛋。这样我幸免成为一个诗人，很可能成为一个十分低劣的诗人，但是由于在我一生中散文的写作对我十分有用，而且是我发迹的一种主要手段，因此我将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如何在这一方面获得我现有的一点小小才能的。 在镇上另外有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叫做约翰·高令斯，我和他往来甚密，有时我们有争论，我们的确十分爱好争辩，很想驳倒对方。这种爱争辩的癖好，让我顺便说一说，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很坏的习惯。为了争辩人们必须提出反对的意见，这种抗辩常常使人在他人面前变成十分讨厌。因此，它不但使人们的交谈变成别扭和遭到破坏，并且会产生厌恶，甚至使本来可能发生融洽友情的场合产生了敌意。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气是从阅读我父亲的那些有关宗教论辩的书籍中得来的。从那时起我发现，除了律师、大学生以及在爱丁堡受过训练的各式各样的人以外，明达的人很少染上这种习气的。 不知怎样高令斯和我开始辩论起妇女应否受高深教育和妇女有否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问题。他认为妇女不应受高深的教育，她们的天赋低劣，不能胜任。我站在另一面，也许有点儿仅仅是为了争辩而争辩罢了。 他天生比我雄辩，他的词汇丰富，有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压倒我，得力于他流畅的语言较多而得力于他的论据的说服力较少。我们在分手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在最近期内我们也不再会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我坐了下来，把我的论点写了下来，誊清后寄给他，他回信，我又答辩，这样双方交换了三四次信件。碰巧这时我父亲看见了我的信札，读了一遍，他虽不参加我们的论战，但是他趁机和我讨论我的文章体裁问题，他说：虽然在正字和标点方面我胜过我的论敌（这点得归功于印刷所），但在措辞的典雅，叙述的条理清晰方面我远不如对方，他并举了几个实例来使我信服。我看本，是第三册，在这以前，我从未曾看见过这个刊物。我买了这本散册，反复读了几遍，十分中意，我认为文章写得好极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模仿它的风格。因此我拿了几篇论文把每一句的思想作一个简单的摘要，接着把它搁置几天，然后不看原书，用我自己想得起来的合适辞句，把每一点摘录下来的思想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又凑成整篇的论文，使它表达得像以前一样的完整。然后我把我的《旁观者》与原来的比较，发现一些我的缺点，作了修正。但是我发现我的词汇贫乏，或是说我不能很快地想起适当的词来用，我想假如我以前没有放弃写诗的话，到那时候我的词汇一定会丰富得多了，因为经常不断的机会寻找具有同样意义而有不同长度的词去适合诗的韵律，或是不同音素的词去凑韵脚，会迫使我不断地搜索具有不同形式的同义词，会有助于我记忆这些不同的词并使我掌握它们。因此，我把其中的一些故事改写成了诗，过一些时候，当我差不多已经遗忘了原来的散文的时候，我又把它们重新还原。有时候我也把我摘录的思想搞乱了，经过几个星期以后，设法把它们用最好的次序排列起来，然后再把它们写成完整的句子，拼成论文。这样做是为了教我如何排列思想的方法，在复原后与原文比较时，我发现了许多缺点，就加以改正。但是有时候我喜欢幻想：在某些次要的地方我侥幸改进原文的条理和语言，这种幻想鼓励了我，使我相信在将来我或许可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英文作家，在这方面，我原是颇有奢望的。我阅读书籍和做这类练习的时间是在晚间工作完毕后或是早晨工作开始以前，或是在星期日。在星期日尽管我父亲在我还是在他管教之下的时候惯常逼我去做礼拜，尽管我当时确实还认为做礼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虽然我好像无暇参加礼拜），我总是尽可能地躲避参加这种普遍遵守的崇拜仪式，设法独自一人留在印刷所里。 大概在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叫屈里昂写的一本宣传蔬食的书，我就决心实行蔬食，我哥哥因为尚未结婚，无人主持家务，他和他的学徒们就在另外一家人家包饭，我不吃荤食，引起了麻烦，因此他们常常因我的怪癖而责备我。我学会了一些屈里昂烹调他自己的食品如煮山芋、煮饭、做快速布丁等等的方法，然后向我哥哥提出：假如他愿意把我每周的伙食费的半数给我，我愿意自理伙食，他立刻同意了，不久我就发现我可以从我哥哥给我的伙食费中撙节半数。这就又是一笔买书的钱了。但是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便利。当我哥哥和其余的人离开印刷所去吃饭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留在所中，我不久就草草地吃完了我的轻便点心，我吃的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是一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是从面包铺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在他们回来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 由于饮食节制常常能使人头脑清醒思想敏捷，所以我的进度比前更快了。 以前在某事上我因不谙算术而感到羞愧，我在学校时算术曾两次不及格，因此这时候我拿了考克氏的算术书，自己从头到尾很顺利地学习了一遍。我也读了舍勒和斯图美关于航海的书籍，熟悉了这些书里所包含的一点几何学。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对几何学从未作过更深入的研究。约在这个时候，我读了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和波尔洛亚尔派的先生们所著的《思维术》。 正当我一心一意地在改进我的文体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本英语语法（我想是一本格林乌的语法），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两篇关于修辞法和逻辑的简短介绍，关于逻辑的那篇在结束时举了一个用苏格拉底对话法进行论辩的实例。此后不久我就买了一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重要言行录》。在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种对话法的实例。我很喜欢这种方法，就采用它，放弃了我那生硬反驳和独断式的立论，却装成一个谦逊的发问和怀疑的人。在当时读了莎夫茨贝利和柯令斯的作品以后，我对于我们的教义的许多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怀疑者。我发现用这种方法对我自己是最稳妥的，但却使我的对手十分为难。因此我喜爱这种方法，不断地应用它，逐渐变得十分巧妙和老练，使人们，即使是有学问修养的人，也不得不让步，而这种让步的后果又不是他们所能预知的，这样便引诱他们进入种种他们无法自拔的窘境，而使得我自己和我的论题常常获得非所应得的胜利。这个方法我继续使用了几年之久。 但是后来逐渐放弃了它，仅仅保留了用谦逊的口吻表示我个人意见的习惯。当我提出任何可能有争论的意见时，我从不用“一定”，“无疑地”或任何其他表示肯定意见的字眼。相反的，我猜想或料想某事是如此如此，为了什么什么理由，在我看来这件事好像是，或是我想是这么这么。或是说我想像这是这样，或是说：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如此。我相信这个习惯对我非常有益，因为我需要说服人，劝人接受我不时在努力提倡的各种措施。再说，谈话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教诲人，或是被别人教诲，使人高兴或是说服人，因此我奉劝善良的聪明人，为了不削弱他们行善的能力，切勿采取一种独断式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总是使人起反感，往往引起别人的反对，因而使语言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就是交流思想和增进感情的目的）破坏无遗，因为假如你的目的是在要教诲人，讲话时过分自信的武断态度有时会引起反驳，因而使公正的讨论成为不可能。 假如你的目的是要从别人的知识经验中吸取教训和教益，而同时你又坚定不移地表示你的意见，那么谦逊明达的人，由于不爱争辩，很可能会不屑指出你的错误，让你依然故我。同时，用这种态度，你很难希望能使你谈话的对方喜悦，或是赢得别人的赞同。蒲柏说得很好： 你不应当用教训的口吻去教导人，别人不懂的东西，你应当作为他们遗忘了的东西提出来。 他接着又要我们：即使你自己深信无疑，说话的时候也应当外表谦虚。蒲柏在这里很可以接下去用他在其他地方的一行联句与上文结成联句，这一行放在这里我想比在原来的地方更适当些。 因为傲慢就是愚蠢。 假如你问为什么说这一行诗在原诗里不很合适，那么我只好引原诗了：大言不惭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那么，难道愚蠢（假如人不幸而竟致愚蠢的话）不就是他傲慢的理由么？这两行诗，假如这样写，不是更合理么？ 大言不惭，只有这唯一的理由，那就是：傲慢即是愚蠢。 但是，究竟是否如此，愿高明之士不吝赐教。 在一七二〇或一七二一，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了。 这是在美洲殖民地出现的第二份报纸，叫做《新英格兰报》。在它以前，在那里唯一的报纸是《波士顿邮报》。我记得我哥哥的朋友中有人认为这计划不易成功，劝他放弃，因为他们认为殖民地里有了一家报纸，已经够了，现在（一七七一年）这里的报纸数字不下二十五家，但是，我哥哥执行了原定的计划，当报纸排好了版，印好以后，就派我到镇上各处把报纸送给订户。 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替报纸写一些小品文，作为消遣。这些文章使报纸的声誉提高，使它的销路更加推广。这些绅士们常到印刷所来。当我听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述说他们的报纸是如何地受人欢迎的时候，我跃跃欲试地想写一些东西投到报馆去，但是，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孩子，同时我猜想：假如我哥哥知道是我的文章，他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的。 我就设法改变了我的笔迹，写了一篇隐名的文章。夜间放在印刷所的大门底下。第二天早晨我哥哥看到了，当他的写文章的朋友们照常来访问时，他就把它交给他们。他们读了。我也听见他们的评语。他们赞许这篇文章，当他们猜度它的作者时，他们猜到的全是我们中间有学问有智慧的知名之士，这些都使我非凡的高兴。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侥幸得到这些人做我的鉴定家，我觉得也许他们并不真正是像我当时想像那样的很有眼力的鉴识家。 尽管如此，在受到了这次鼓励以后，我又写了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报馆去，这些文章也同样地获得佳评。我保守这个秘密直到我仅有的一点点写这种文章所必需的常识几乎用尽时，才拆穿了秘密。这时候，我哥哥的朋友们对我稍加重视，但是我哥哥却不喜欢他的朋友重视我，因为他以为，可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或许会使我过分的自负。这事可能是我们之间这时正在开始的不和睦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认为他是师父，我是他的学徒，因此他认为我当然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地替他服务。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当对我放纵一些，我觉得他要求我做的某些事过分地降低了我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争执带到父亲跟前。我想若不是在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在对的一方面，就是我比他能说善辩，因为我父亲的判决一般总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这使我十分生气。我觉得我的学徒生活十分枯燥乏味，因此我不断地盼望有机会缩短我的学徒期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这种机会终于来临了。①在我们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某一政治问题的文章（题目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触怒了州议会。他们发出了一张议长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控告了他，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徒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泄露原作者姓名的缘故罢。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审问了我，但是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他们仅仅教训了我一番，放我走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我有保守师父秘密的义务吧。 ①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以后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权力起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 尽管我和我哥哥有意见，我对他的被判徒刑表示十分愤慨。在他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在报上我大胆地对我们的统治者进行了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的印像，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讥刺癖好的天才青年。 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一道十分奇特的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我哥哥的友好们在我们的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在这种情势下他应采取的行动。有人提议改换报纸名称就可逃避法令，但是我哥哥认为这样做有许多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了一个较好的办法，在将来报纸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非难，说他还是通过他的学徒在出版报纸，他们策划把我旧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在背上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在必要时我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服役的权益起见，我得另外签订一个新的适用于未完的学徒期限的合同，这个合同将不予公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浅薄的计谋，但是我们马上执行了它，这样这个报纸在我的名义下继续了几个月之久。 我和我的哥哥之间终于发生了一种新的争执，我就坚决地维护我的自由，认定他不敢拿出新的合同来。 我这样趁火打劫是不公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错。但是因为他的急躁脾气常使他对我拳足交加，而当我因此感到愤恨时，我对这一行动的不正直性无动于衷，但是在平时他倒也不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可能我当时太无礼貌，太惹人生气了。 当他知道我将离开他时，他设法使我不能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里找到工作，他走遍各印刷所，关照了每一个老板，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那时我想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有一家印刷铺，并且离开波士顿距离最近。这时我已经把我自己弄成是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我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中，想到假如我待下去，我很可能使自己陷于窘境，同时，由于我对宗教问题的有欠审慎的议论，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倒宁愿离开波士顿了。我既决定了出走，但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偏袒我哥哥，我想假如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会设法来阻拦我。因此，我的朋友高令斯就替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坐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这样我卖掉了我一部分的书籍，拼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我已经到了纽约，这样一个仅仅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金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兴趣这时候已经消失了，不然现在我倒可以满足这个志愿了。但是，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我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勃拉福，请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雪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在乔治·开夫的争执发生以后①，他就从那里搬到纽约来了。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但是他说：“我在费城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假如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可能雇用你”。费城离纽约有一百英里的路程。但是，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道运来。 ①乔治·开夫George Keith（一六三九——一七一六）是英国“教友会”的一个牧师。1684年他从英国移居美洲，曾在费城当教师，后来在教义上他又与教友会的其他教友发生争执，自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做“基督教友会”（Christian Quakefs），又叫做“开夫派”（Keithians），此处所提到的争执，不知是否指此。--译者 在横渡海湾时，我们遇到了狂风，把我们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在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这样我们总算又把他放在船上了。掉入水中以后，他清醒了不少，他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他睡觉去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附有铜版插图，它的印刷装订超过我曾经看过的用它本国语印的版本。后来我发现《天路历程》已经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它比任何其他书籍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据我所知“诚实的约翰”①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这种写法很使读者感到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自参加讨论。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和《摩尔·富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理查孙在他的《帕米拉》等书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①指约翰·班扬（John.Bunyan）：--译者 在靠近长岛时，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因为那里的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这样，虽然船抛了锚，但是船身向着海岸摇摆着。岸上有人来了，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风太大了，浪太响了，我们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因而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上有划子，我们做了手势，呼喊他们用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或者是不懂我们的意思，或者是认为这事根本做不到，他们就走开了。天黑了，我们除了等着风势减弱以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时候，我和船老板决定去睡一会儿，假如还睡得着的话。我们就这样跟全身还是湿透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外面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是没多时我们身上几乎是跟那个荷兰人一样地湿透了。这样，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但是，第二天风渐浙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饮水，我们只有一瓶混浊的糖酒，外面的海水是咸的。 当天晚上，我发了高烧，上床睡了，但是我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多喝凉水能治疗发烧，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这样烧就退了。第二天上午，过了渡，向着五十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这一天整天下大雨，我全身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很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客店里耽搁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当初不该离家出走了。同时我的外表显出十分穷酸，甚至从人家对我的问话中我发现他们疑心我是谁家的一个私逃的仆役，而且很有可能因这种嫌疑而遭逮捕。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继续赶路，到了傍晚在离开柏林敦八英里或十英里的地方宿在一个勃朗大夫开的客店里。我一面进食，店主一面跟我搭讪，当他发现了我读过一些书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和气和友好了。我们的相识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我猜想他以前是一个走方郎中，因为没有一个英国的或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城镇，他不能详细地描述的。他有一些学问，人也聪明，但是不大信仰宗教，几年以后他淘气地把圣经加以滑稽化，改写成为拙劣的诗体，正像可顿以前改写维吉尔的诗那样。这样他使圣经中的许多故事显得十分荒谬，假如他的作品出版的话，可能会使信心浅薄的人受到不良的影响。但是它从未出版。 那天夜里我就在他店里宿了一宵，第二天到了柏林敦，但是我很懊丧地发现在我到达以前不久，去费城的定期航船已经开走了。那天是星期六，要等到下星期二才有开往费城的航船。因此我回到城里一个老妇人那里，我曾经向她买了一些准备在船上吃的姜饼，我向她请教应当怎么办。她邀我住在她家，等候船只。 因为我徒步旅行得累了，我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听到我是一个印刷匠的时候，她就劝我在柏林敦安顿下来，开设一家印刷铺，但是她不了解开设印刷铺是需要资本的。她很殷勤地招待我，她非常善意地请我吃了一顿牛腮肉饭，只肯接受一壶啤酒作为代价。这样我满以为我是确定要等到星期二的了。但是，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来了一只船，后来我发现它是到费城去的，船上载着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所以一路上我们划了船，到了午夜左右，因为还看不到费城，有人就确信我们一定已经过了费城，不愿再划下去了。其余的人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到了哪里。因此我们向河岸驶去，进入了一条小河浜，在一道旧木栅旁边登了岸，因为夜晚很冷（是十月的天气），我们就用木棚生了火，在那里我们呆到天明。当时船上有一个人认出这地方叫做库柏河，在费城的北面一点。我们一驶出这条河费城就在望了。大约在星期日早晨八九点钟就到达该城，我们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我对于我的旅程叙述得特别详细，我的初次进城我也将详细交代，为的是使你在想像中能够把这种不大有希望的开端跟我日后在该城成为要人这一情况做一对比。我穿了工作服，因为我最好的衣服要从海道运来。我风尘仆仆，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也不知何处去找住宿。我因为旅行、划船和缺乏休息，感到很累了。我又十分饿，但是我的全部现金是一元荷兰币和约值一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上的人作为舟金，他们起初不肯收，因为我出力划了船，但是我坚持要他们收下来，因为当一个人只有少量钱财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比他钱多时来得慷慨，也许是由于怕人家把他当作穷酸的缘故吧。 接着我上了街，四处浏览，当我走到市场时，我遇见了一个手拿着面包的男孩子。以前我曾经好几次把面包当饭吃过。我问过他面包是从哪儿买来的以后，我立即跑到他指点给我的在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那里，我要像我们在波士顿买的那种硬面包，但是好像在费城他们不做这种面包。接着我就要三便士一只的面包，他们也说没有，这样，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不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在费城物价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肥的面包卷。这个数量使我感到惊异，但是我收了下来。因为我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肋下各夹着一个，一边走，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我就这样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后来成为我岳丈的李得先生门口。我未来的爱人这时恰巧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的样子十分尴尬可笑，事实也真是这样。接着，我转了一个湾，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一路上我仍然吃着面包卷，又转了一个湾以后，发现我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刚在坐着来的那只船的附近。我跑到码头上去喝了一口河水。我既吃了一个面包卷，肚子已经饱了，就把其余的两个给了跟我们一同从上江坐船来的妇人和他的孩子，她们正等着开船继续前进。 饭后，我又跑到街上去了。这时街上有许多衣冠楚楚的人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走着；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样我被带到市场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教友会的会所。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我四面看了一忽儿，听不见有谁讲话，由于第一天晚上的劳动和缺乏睡眠，我感到十分困倦，接着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散会时为止。 这时，有一个人善意地叫醒了我。因此，这个会所是我在费城踏进过的或是睡眠过的第一所房屋。 我又向河边走去，在一路上我注视着人们的脸，遇见了一个面色和蔼的年轻的教友会教徒，我就向他招呼，请他告诉我外地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宿店。当时，我们是在“三个海员”的招牌附近。他就说：“这里就有一个招待外地人的宿店，但是它的声誉不好，假使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以告诉你一所较好的宿店。”他就带我到坐落在水街的“弯曲宿店”，在这里我吃了一顿午餐，在吃饭时，他们问了我一些侦探性的很机灵的问题，因为我的年轻跟我的服装好像使他们猜疑或许我是一个私逃者。 午饭后，我又感到困倦了，他们给了我一张床，我就和衣倒下，一直睡到晚上六点钟，他们叫我吃晚饭，当天晚上很早就上了床酣睡到第二天清晨。接着我把我自己尽可能地打扮得整整齐齐到安得鲁·勃拉福的印刷铺去，在铺子里我看见我在纽约见过的那个老人，他的父亲。他是骑了马来的，所以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招待我吃了早餐，但是他说他目前不需要助手，因为最近他刚添了一个人。但是城里另外有一家新开的印刷铺，主人叫做凯谋，他或许可以雇用我；假如他不能，我可以暂住在他的店里，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零活干，直等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那位老先生说他要和我一同去见那个新印刷铺的老板。当我们找到了凯谋的时候，勃拉福说：“朋友，我带了一个年轻印刷工人来见你，或许你正需要这样一个人”。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给我一个排字架看我如何工作，接着他说：虽然他一时还找不到事情给我做，他不久就可以雇用我。他虽然从未见过勃拉福，却把年老的勃拉福当作镇上的一个对他有善意的市民，大谈他目前企业的情况和对未来的展望。勃拉福从未泄露他是城里另外一家印刷铺老板的父亲，听到凯谋说他预期不久可以把城里绝大部分的印刷事务承包下来，他就用一些巧妙的问句和一些小小的怀疑，把对方的全部意图都诱了出来：他靠了谁的势力，他准备如何进行。我站在一旁，听见了他们的全部谈话，立刻看出他们中间有一个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另一个只是一个新手。勃拉福让我留在凯谋处，自己走了。当凯谋听到我说出勃拉福是谁的时候，他大为惊讶。 我发现凯谋的印刷铺里只有一架陈旧破烂的印刷机和一套磨损了的小号英文铅字。这时候他正在用这套铅字排印一首纪念前面已经提过的阿克拉·罗斯的挽歌。罗斯是一个天资敏悟的年轻人，有着高尚的品德，在城里很受人们的器重，是州议会的秘书，也是一个不坏的诗人。凯谋也写诗，但是十分拙劣。实际上你不能说他写诗，因为他做诗的方式是直接把从头脑中的思想排成铅字。这样，因为没有稿子，只有两只活字盘，而挽歌又很可能需用全部的铅字，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他的忙。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该机他尚未用过，他对印刷机是一窍不通的）整理了一下，使它适合于印刷，我答应等他把他的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印刷。接着，我就回到勃拉福的印刷铺去了。勃拉福暂时给我一点零活干，我就在那里获得住宿和膳食。几天之后，凯谋来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已经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有一个小册子要重印，他就叫我做这工作。 我发现这两个印刷工人对他们的业务都不十分高明，勃拉福原来不是学印刷的，而且文化程度很低。凯谋虽然有点学问，但只能排字，不懂印刷。他曾经是法国先知派①的教友之一，能够装得像他们那样的热烈自称能预知未来，能说万国方占，能行奇迹等等。他们宣扬灭国即将来临，劝人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时候他并不表明信仰什么特殊教派的宗教，只是随机应变，各种教派都相信一点。他完全不懂世故，而且后来我发现在他性格里很有点无赖气。当我在他这里工作的时候，他不喜欢我住在勃拉福处。他原有一所房子，但是里面没有家具，所以他无法安置我，可是他替我在他的房东，就是上面提过的李得先生处找到了寄宿。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已经运来了，在李得小姐的眼里我的样子可比当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对体面得多了。 ①法国先知派（French Prophets）：一七〇六年由法国传入英国。 这时我开始认识了城里一些爱好读书的青年人，晚上我很愉快地跟这些人在一起，靠着我的勤俭，我赚了一点钱，生活过得十分舒适。我尽可能地把波士顿忘掉，而且除了高令斯以外，我也不要波士顿的任何人知道我的住处。高令斯是知道我的地址的，当我写信给他时，他保守秘密。最后，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重新回到那里，比我原定的时间早得多哩。我有一个姐夫劳勃脱·荷麦斯，是一只行商于波士顿和道拉瓦之间的帆船的船主，当他在费城南面四十哩的纽开色时，听到了关于我的消息，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提到在我突然出走后，波士顿的亲友们的怀念和忧虑，向我保证他们对我的善意，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心愿安排，他十分诚意地劝我回去。我回了他的信，感谢他的劝告，但是我详尽地叙述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使他相信我的出走不是像他以前想像的那样不近情理。 宾雪法尼亚的州长威廉·基夫爵士这时在纽开色。当我的信送到时，荷麦斯船主刚巧跟州长在一起，就跟他谈起了我，并把我的信给他看了。州长看了我的信，当他听到我的年龄时，好像感到惊异。他说看来我是一个有前途的有才能的青年，因此应当加以鼓励。他说费城的印刷铺质量十分低劣，假如我在那里开业，他说我一定会发达。在他这一方面他愿意设法替我招揽公家印刷生意，并在任何其他方面尽力帮助我。这是我姐夫以后在波士顿讲给我听的，但在当时我还一无所知。有一天，当我和凯谋一块儿在窗口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州长和另外一位绅士（后来知道他是纽开色的富兰契上校）穿着华丽的衣服，穿过街径向我们的铺子走过来，接着我们听见了叩门声。 凯谋立刻跑下楼去，以为是来访他的客人，但是州长要见我，跑到楼上来，他用了一种我以前不大习惯的谦逊彬彬有礼地向我说了许多客气话，表示愿意与我相识，好意地怪我当我初来费城时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同时邀我和他一同到酒馆去，他和富兰契上校原是打算上那里，据他说，去品尝一些上等的自葡萄酒。我是受宠若惊。凯谋却瞪着眼呆若木鸡。但是我陪着州长和富兰契上校到一家在第三街拐角上的酒馆去了，一面喝酒，他一面劝我自己开业，向我指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州长和富兰契上校都向我保证他们要利用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去招揽军政两方面的公家生意。当我提出不知道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协助我的时候，威廉爵士说他要给我一封写给我父亲的信，在信里他要叙述这一计划的优点，他确信他一定能说服他。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将搭坐下一班的船带着州长向我父亲推荐我的信，回到波士顿去。但在其间我们的计划暂不宣布，我照常在凯谋的印刷铺继续工作，州长不时邀我去吃饭（当时我想这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同时他用一种想像不到的殷勤、亲密和友好的态度跟我谈话。 约在一七二四年四月底，一只开往波士顿的小船来了，我辞别了凯谋，只说是去访友。州长给我一封厚厚的信，信中向我父亲说了许多恭维我的话，大力地推荐我在费城开业的计划，认为这一事业必然会使我发迹。我们的船在驶入海湾时碰上了沙洲，发生了裂缝，这时候海上波涛汹涌，我们必须几乎继续不停地抽水，我也轮流值班抽水。但是，大约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光，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波士顿。到那时我已经离开波城七个月了，我的亲友们一点也没有听到关于我的消息，因为我姐夫荷麦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提到我。我之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使得全家惊异，但是大家看到我都很快乐。除了我哥哥外，大家都款待我。 我到他的印刷铺里去看他。这时我的衣着比我在他那里当学徒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考究。我从头到脚穿了一套新的时髦的西装，挂了一只表，口袋里装了差不多五英镑的银币。他勉强地接见了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又去工作去了。 店里的职工们想知道我一直在什么地方，我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喜欢不喜欢那地方。我对那地方和我在那里的愉快生活，大加赞扬，强调表示我打算回去的意图。他们中间一个人问我们在那里有什么样子的钱，我就拿出了一把银币，摊在他们面前。这种银币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因为在波士顿通用的是纸币。接着我又乘机让他们看看我的表，最后（我哥哥仍然绷着脸显得怪不高兴的）我送了他们一块钱去买点酒喝，就告辞了。我这次探望使他大为不快，因为，当我母亲过了一些时候向他提起和解，并表示希望看到我们和睦地相处在一起，在将来还能手足相处的时候，他说我曾在他的职工面前用一种使他永远不能忘记或是饶恕的方式侮辱了他。但是，这一点他却弄错了。 我父亲对于州长的信显然表示有点惊奇，但是他对我好几天不提这件事。当荷麦斯船主回来时，他就拿信给他看，问他是否认识基夫，他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人。他又表示他的意见，说此人考虑事情一定不很周到，他竟想叫一个离开成年还差三岁的男孩子去开业。 荷麦斯尽力表示赞同这计划，但是我父亲确实地认为这计划是不合适的，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否决了它。然后他给威廉爵士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感谢他对我的恩惠和栽培，但是表示他还不能资助我开业，因为他觉得我年纪还太小，他不能信赖我经营管理这样一种需要巨额开办费的重大企业。 我的朋友和伴侣高令斯是邮局的一个职员，他听了我关于我到的新地方的报告，十分喜欢，因此决定也要上那里去了。当我还在等我父亲作出决定时，他先从陆路出发上罗特岛去了。他收集了许多关于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籍，这时他把书留下来，等我把它们跟我自己的书一同伴送到纽约去，他打算在纽约等我。 虽然我父亲不能赞同威廉爵士的计划，他对于我能够从我所在地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获得这样一封推崇备至的推荐书，对于我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靠着自己的勤劳和谨慎能够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他仍然感到欣慰。因此，既然我跟我哥哥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他就答应让我回到费城去。劝我对当地人士应当谦恭有礼，好获得人们一致的好评，切戒讽刺和诽谤，他认为我过分地爱好这样做。他告诉我靠着不断的辛勤劳动和耐心节约，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或许能有足够的积蓄使我能够开业。假如到了那时候，我的积蓄接近所需的费用，那么他会帮我凑满不足之数。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了，除了当我上船重去纽约时，他给我的表示父母爱子之心的一些小小纪念品以外。但是我这次去纽约却是获得他们的同意和祝福的。 帆船停靠在罗特岛的新港，我就去探望我的哥哥约翰。他结了婚，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他很亲热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一直爱我。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叫做佛南的人，有人在宾雪法尼亚欠他一笔钱，大约是三十五镑，他要我代他收这笔钱，并代为保管，直到我接到他的通知叫我如何把款汇寄给他时为止。因此，他给了我一张汇票。这件事后来给了我很多不安。 在新港我们船上来了好几个到纽约去的旅客，其中有两个年轻的女伴和一位严肃、通达、管家婆似的教友会妇人和她的仆人。我对她谦恭有礼，欣然地愿为她做些小事。我想这使她对我有了一些好感。所以当她看到我和两个年轻妇人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地亲热起来，而且她们好像也在鼓励这种发展时，她把我拉到一边说：“年轻人，我替你担忧，因为你身旁没有朋友，你好像也不大懂得世道或年轻人容易上的圈套。相信我，这两个是很坏的女人，我可以从她们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中看出来。假如你不当心，她们会陷害你。你跟她们素昧平生，为了对你的幸福表示友好的关怀，我劝你不要和她们来往”，由于开头我好像对她们没有像她那样的恶感，她就提到了她观察到和听到的，但是被我疏忽了的一些事情，当时她使我相信她是对的。我感谢了她的善意忠告，答应信奉不渝。当我们到达纽约时，她们告诉我她们住在什么地方，请我去探访她们。但是我没有去，也幸亏如此，因为第二天船主失窃了一只银杓子和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他的舱房里偷去的。因为船主知道这两个妇女是妓女，他就领了一张搜查证搜查了她们的住宅，找到了赃物，这两个小偷也受了处分。所以，虽然在途中，当一块沉在海底的大岩石擦过我们船边的时候，我们总算躲过了这一暗礁，但是我想这次避开这两个女人，对我来讲，重要性更大。 在纽约我找到了我的朋友高令斯，他比我先一些时候到了纽约。我们从童年起就很亲密，我们在一起读了同样的书籍。但是他的条件比我好。他读书和钻研的时间比我多，同时他对学习数学有极好的天才，因此在数学方面他远远地跑在我前面。当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大部分的空闲聊天时间是跟他在一起消磨的，他当时仍然是一个滴酒不喝的勤勉的小伙子，他的学识颇受当地几个牧师和其他绅士们的尊敬。他看来好像是一个将在社会上可以大露头角的有为青年。可惜，在我不在波城的时候，他沾染了滥喝白兰地酒的习惯。 从他自己的叙述中和从旁人的报告中，我知道自从他到了纽约以后他无日不喝得酩酊大醉，举止行动十分乖戾。他并且也赌博，输了钱。这样我就不得不替他付房租，并负担他赴费城的旅费和在费城时的生活费，这些负担后来给了我极大的麻烦。 当时纽约的州长保奈特（保奈特主教之子）听到船主提起在他的乘客中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一大堆书籍，要求船主把我带去见他，因此我就去拜访他。若不是因为高令斯当时已经烂醉，我一定会带了他同去的。那位州长非常殷勤地招待我，带我参观他的藏书室，那是一个很大的藏书室，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书籍和作家的话。我光荣地获得州长们的青睐，这是第二次。这种赏识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小子来说是十分使人高兴的。 我们向费城前进了，在路上我收到了佛南的钱。假如没有这笔钱，我们几乎就到不了我们的目的地。高令斯想当会计，但是，虽然他有一些推荐信，人家或是从他的呼吸或是从他的举止看出了他好醉酒，他找工作一直没有成功，继续跟我在同一个地方膳宿，费用由我负担。因为他知道我身边有佛南这笔钱，他就不断地向我借贷，口头上还说等他一有职业就还我，到了后来，他用了那么多佛南的钱，当我想到假如佛南要我把款子汇去的话，我将怎么办时，我感到焦虑不安。 他还是经常不断地喝酒。我们有时也为了这件事争吵过，因为当他稍有醉意的时候，他的脾气是很坏的。有一次，当他跟几个其他的年轻人在道拉瓦泛舟，轮到他划船时，他不肯。他说：“我要别人把我划回家去”。我说：“我们决不替你划”。他说：“你们非划不可，否则就在水上过夜，随你们的便吧”。旁边的人说：“让我们划吧，这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气他另外的事情，我还是不肯划。所以他起誓他一定要我划船，否则就把我扔入河中。这样他站在坐板上向我走过来。当他跑上来打我时，我一手抓住了他的腿，同时站了起来，把他两脚朝天地扔入水中。我知道他善于泅水，所以我并不为他担忧。但是在他转过身来攀住船舷之前，我们划了几下把船划到他够不到的地方。每当他泅近船旁时，我们总是问他究竟他愿否划船，同时划几下使船离开他。他气得要死，固执地不肯答应划船。但是当我们后来看到他有点疲乏时，我们把他捞了起来，在一个黄昏里我们把他全身湿淋淋地送回家去。此后我们总是相互顶撞吵嘴。一个西印度的船主受人的委托要替巴巴多群岛的一个地主的儿子找一个家庭教师，偶然遇见了他，同意送他到那里去。这样他离开了我，约好他一领到钱就把它汇给我偿清债务，但是此后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动用佛南这笔款项是我一生中早期重大的错误之一。这件事说明了当我父亲认为我太年轻，还不能经营重大企业时，他的判断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当威廉爵士读了我父亲的信时，他说我父亲过分迂谨了。他说人不能一概而论，年长的人不一定谨慎，年轻的人也不全是轻率的。“既然他不肯帮你开业”，他说，“我自己来。你把必须从英国购买的东西开一张单子给我，我去订购。你以后有能力时再付还给我好了。我决定要使这里有一家优良的印刷铺，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他说这话时，态度是这样的诚挚，我深信他不是说着玩的。在那时以前，我把在费城开业的计划保守秘密，那时候我仍然秘不告人。但是假如人家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州长身上，可能一些知道他性格的友人会劝我不要信他，因为后来我听说他滥许心愿而又不打算履行诺言的脾气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请求他帮助，我怎么会想到他那慷慨的援助会是虚伪的呢？ 我还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呢。 我开了一张小印刷铺设备的清单。据我的估计约需一百英镑左右，我把清单交给州长。他很高兴，但是问我假如我自己在英国能够亲自在场选择铅字，并且检查各种机件的质量，是不是方便些。他说：“那么，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认识一些人，并且可以在贩卖书籍和文具方面建立通信关系。”我同意这样做或许会是有益的。“那么，”他说，“做好准备坐安妮丝号去”，安妮丝号是当时一年一度经常来往伦敦与费城之间的唯一船只。但是离开安妮丝号启碇，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继续和凯谋在一块儿工作，一面为高令斯从我这里拿去的钱焦急着，每天唯恐佛南来提款，但是过了几年一直没有发生这件事。 我相信我忘了讲这件事：在我第一次从波士顿来费城的旅途中，因为风浪太大，船停靠在勃劳克岛，乘客开始捕捉鳕鱼，并且拖了许多上来。到这时为止，我坚守我不食荤食的决心，在这种场合，我同意我的老师屈理昂，认为每捉一条鱼等于是一种无缘无故的谋杀，因为鱼过去既没有伤害我们，将来也不会，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杀害它们。这一切好像十分合情合理。但是在过去我是非常爱吃鱼的，所以当热气腾腾的鱼刚从炸锅里拿出来时，它芬芳扑鼻，美妙非常。我好一会踌躇于原则和爱好之间，直到后来我记起了在剖鱼时，我看见有人从鱼肚里拿出小鱼来，这时候我想：“假如你们自己互相吞食，我为什么不能吃你们呢”？这样我痛快地吃了一顿鳕鱼，以后还继续跟别人在一起吃鱼，只是偶然有时恢复蔬食罢了。做一个有理性的生物原是这样方便，因为理性能使人找到或是制造理由去干人心里想干的事。 我和凯谋相处得很好，意见也还相投，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开业的事。他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他旧日的虔诚狂信，酷爱争辩。因此我们争论了不少次。我常常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来使他跟我论辩，用一些看起来显然离开我们当前的题目很远，但是逐渐地把他引入窘境，把他诱进各种困难和矛盾之间，我用这种方法常常叫他上圈套，甚至最后他变成了可笑地谨慎，几乎连最普通的问题也不愿回答，总是先问：“你究竟想说什么呢？”但是，这件事却使他对我的辩才有很高的评价，他甚至认真地提议要我作为他的同事，帮他创立一个新的教派。他打算讲道，要我去驳斥一切反对者。当他向我说明他的教条时，我发现当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我所反对的，除非我也可以参加一点意见，介绍一点我自己对宗教的看法。 凯谋留着长胡子，因为在摩西法中有这样一条：“不许毁损你胡须的边缘”。同样他也以礼拜六为安息日，这两点对他是必不可少的。我可全不喜欢，但是我同意将它们放入教条中，假如他能接受不吃荤食这一条，他说：“我担心我身体会吃不消。”我向他保证身体不受影响，他的健康会因此而增进。他平常是一个老饕，因此我暗自忖量：将来看着他半饥半饿的样子倒很好玩。他同意试行蔬食，假如我愿意陪他的话。我陪了他，我们实行了三个月。我们的食物经常不变地是由一个邻妇烹调后送来的。他从我这里拿去一张开着四十种菜肴的单子，可以随时替我们烹调这些菜，在这些菜肴中既没有鱼肉，也没有鸡鸭。这种想入非非的念头这时候更合乎我的要求，因为它省钱，每人每周所费不超过十八个便士。从那时起我曾经几次十分严格地守四旬斋，突然地从平常的食物换到吃斋时的食物或是从吃斋换到平常的伙食，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不便，因此有人劝告说吃四旬斋时应当依照易行的级次逐渐改变，我认为这话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很愉快地吃着素食，但是可怜的凯谋却苦不堪言。他对这个计划已经感到厌倦，一心向往着丰肴美食，因此叫了一份烤猪肉。他请了我和两个女友来跟他一同进餐，但是因为烤猪肉端到桌上来太早了，他无法抵抗那种诱惑，所以在我们到达之前他把它全部吃光了。 在这期间我跟李得小姐恋爱了。我非常尊敬她，也爱慕她，我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我即将到海外作长途旅行，同时我们都很年轻，刚过了十八岁，她母亲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目前暂时不要我们操之过急。因为如果决定要结婚的话，那么最合适的时候是在我从海外回来之后。到那时候，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将自己开业。也许她也觉得我的期望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有根有据。 这时候我主要的朋友是查理·奥斯朋，约瑟·华生和詹姆士·雷夫，他们全是好学之士，头两个是镇上一个有名的公证人查理·勃罗克田的书记，另一个是一个商店店员，华生是一个虔诚明达的年轻人，十分正直诚实，其他两个对宗教信仰比较淡漠，特别是雷夫。 雷夫这个人，像高令斯一样，受了我的影响因而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为了这事他们两人都使我自食其果。奥斯朋通情达理、正直、坦率，对朋友诚恳而又热情。但是在文笔方面，他过分的喜欢批评。雷夫聪明多才，风度优雅，而又十分雄辩。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善于辞令的人。这两个人都十分爱好诗歌，因此试写了儿首小诗。在礼拜天我们四个人常常一起愉快地到斯古基河附近的森林中去散步。在森林里，我们轮流朗读作品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座谈我们所读的作品。 雷夫喜欢研究诗，深信他会因此而成名发财，他说即使是最出色的诗人，当他们初写诗时，他的诗也必定会像他的一样有许多瑕疵的。奥斯朋却劝阻他，想使他相信他没有诗人的天才，劝他专心致力于他的业务，不要妄想别的。他说在商业方面，虽然雷夫没有资金，靠着他的勤勉和规矩，他可能当一个代理商，以后经过适当的时候可以积累资金，独立经商。我赞成偶然写写诗作为消遣，改进自己的语言风格，但是此外，我别无志愿。 关于写诗，这时有人提议，为了相互观摩、批评和改进，我们每人在下次会面时拿出一篇自己写的诗来。 因为我们的目标只限于语言和表达方式，我们不考虑虚构幻想，我们大家同意我们的课题是改写诗篇第十八篇，这一篇描述上帝的降临。当会期将到时，雷夫首先来访我，告诉我他的诗已经写好了。我告诉他我一直没空，也没有兴趣，因此没有写。然后他给我看他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十分欣赏它，因为在我看来它好像是一首十分优秀的诗。他说，“但是奥斯朋决不肯承认我的任何作品会有一丝一毫的优点。由于忌妒，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攻击。他对你并不怎样妒忌，因此我希望你拿着这首诗，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交出去，我将装假没有空交白卷。那么我可以看他有什么话可讲”。我同意了，我立刻把它誊了一篇，使它看起来好像是我写的。 我们开会了。华生的诗读了出来，里面有些佳句，但是缺点很多。奥斯朋的读了出来，比华生的好多了。 雷夫主持公道：他指出了一些缺点，但是称赞了它的佳句。我很忸怩，好像想请求免交似的，说我没有时间加以修改等等的话，但是他们不允许任何借口，我必须把诗读出来，所以我的诗就读了出来而且重复了一遍。华生和奥斯朋自认输了，退出了竞赛，跟大伙儿一起热烈地赞扬着。雷夫仅仅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作一些修改，但是我替我的原文辩护。奥斯朋反对雷夫，说他的批评比他的诗高明不了多少。所以雷夫就不再争辩了。 当他们两人一起回去时，奥斯朋对被他当作是我的作品更加赞不绝口，他说他早先抑止了他自己，因为他说他怕说出来我会认为是当面阿谀。“但是过去谁想得到”，他说，“富兰克林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坚强有力，如此热情！他甚至改进了原来的诗篇。在他日常谈话中他好像词不达意，他讲话疙疙瘩瘩错误百出。但是天啊！他写得多好呀J”当我们下次会见时，雷夫揭穿了我们向他开的玩笑，大家都笑了奥斯朋一阵。 这一事件使雷夫立意要成为一个诗人。我尽我之所能劝阻他，但是他继续写诗，直到蒲柏治了他。但是，他后来成了一个相当好的散文家，以后我还要提到他。 但是因为也许我以后不再有机会提到其他两个，我在这里交代一下：过了几年，华生躺在我的怀抱里死去了，使我大为悲痛，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人。奥斯朋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律师，赚了钱，但是早年夭折了。我和他曾经认真地订了一个合同：谁先死，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向另外的一个人作一个友好的探访，告诉他死后的情况如何。但是他从来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那位州长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和我来往。常常叫我到他家去。在谈到他帮我开业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当作已经议定的题目提出来的。除了银行汇信，使我获得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所必需的款项外，他说他将给我一些给他朋友的介绍信。他好几次指定了写好这些信件的日期，叫我去领取，但是到了时候总是指定一个更远的日期。这样几次三番的延宕着，直到那只船，也经过了几次延期以后，快要启航了。那时，当我去辞行领取信件时，他的秘书拜耳博士出来见我，说州长正忙于写信，但是在开船之前他会到纽开色来，在那里他会把信件交给我。 雷夫，虽然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还是决定陪我出洋。据猜度他是想去建立通信联系，获得可以代销的货品，抽取佣金，但是后来我知道由于他对他妻子的亲戚不满，他打算把他妻子交给他们，自己永不再回来了。我辞别了我的朋友，跟李得小姐交换了海誓山盟以后，我就坐船离开了费城，船不久就停泊在纽开色。州长果然在那里，当我到他住所去的时候，他的秘书出来接见我，传达了他的口信，措辞的谦恭是世界第一，说他那时因有十分重要的公务羁身，不能见我，但是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的，他衷心地视我一路顺风，早日归来等等。当我回到船上时，我有点迷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怀疑。 费城的一个著名律师安得烈·汉密顿先生带了他的儿子乘坐同一只船，他跟一个教友会的商人田纳先生和马里兰一家铁工厂的两个老板安宁先生和赖叟先生包了正舱，这样我和雷夫就不得不坐三等舱了。船上我们一个熟人也没有，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普通人。 但是汉密顿先生和他的儿子（是詹姆士，以后当了州长）从纽开色回到费城去了，老汉密顿为了替一只被没收的船进行辩护被人用重金请回去了。在我们刚要启碇前，富兰契上校上船来了，对我颇器重。因此他们注意了我，那些绅士邀请我和我的朋友雷夫住到正舱里去，因为这时候有地方空出来了。因此，我们就搬入了舱中。 因为我猜测富兰契上校已经把州长的公文送到船上来了，所以我就向船主要那些委托由我保管的信件，他说所有的信都一起放在信袋里了，这时候他一时没法拿出来，但是在我们到达英国前，他会给我机会把他们拣出来。这样我就暂时安心了，我们继续向前航行。 舱中的乘客很爱交谈，同时我们的饮食特别丰盛，因为除了普通的伙食外，我们还额外有汉密顿先生的饮食必需品，汉密顿先生原来贮备了很丰富的伙食的。在这次旅途中田纳先生跟我结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次旅程是不舒适的，因为有许多日子天气太恶劣了。 我们驶入英格兰海峡后，船主实践了对我的诺言，给我一个机会在信袋里寻找州长的信件。我找不到一封委托我保管的信，我挑出了六七封信，按照信上的笔迹，我猜想可能是那些约定的信件，特别是因为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吉的，另一封是给一个文具商的。我们在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伦敦。我去拜访那个文具商，他离开我的地方较近，我递送了那封信，说是从基夫州长来的，“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说，但是一面拆信，“哦，这是李德斯田的信。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将与他断绝来往，我不收受任何他的来信。”这样，把信放在我的手中，转过身去，离开我去接待一个顾客去了。我很惊奇，发现这些信并不是那位州长写的，经过回忆和比较先后的事实，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了我的朋友田纳先生，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部讲给他听了。他告诉我基夫的性格，他说他绝对不可能替我写了任何信，无论哪一个知道他的人都不会对他有任何信赖，他听说州长会给我银行汇信，笑了起来，因为他说他根本没有账款可汇。 当我担心我今后当怎么办时，他劝我设法在我的本行中找一工作。“在这里的印刷铺里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以后你回到美洲去时，那你开业的条件就更好了”。 我们两人，像那个文具商人一样，碰巧知道这个律师李德斯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唆使李得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订立师徒合同，几乎使得李得先生破了产。从这封信里看来，好像有人正在酝酿着一个不利于汉密顿的密谋（他们假定汉密顿是跟我们一起到英国来的），而这一阴谋又牵涉到基夫和李德斯田。田纳是汉密顿的一个朋友，认为我应当告诉汉密顿这封信的内容。这样，当他不久到达英国时，一则是为了发泄我对基夫和李德斯田的愤怒和憎恶，二则是为了对汉密顿表示好感，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 他诚挚地感谢我，因为这一消息对他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友谊后来有许多次都是对我极有利的。 但是一个州长玩这种卑鄙的把戏，那样下流地欺骗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习惯，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所以他就给人希望。除此以外，他倒是一个聪明、懂事的人，文章写得不坏，对老百姓来说他是一个好州长，虽然对他的选民有产阶级来讲，他并不如此，因为他们的指令他有时候置之不理。我们有一些最好的立法是他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的。 我和雷夫是不可分离的伴侣。我们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雷夫找到了一些亲戚，但是他们很穷，无力协助他。这时他告诉我他想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一开头就没有回到费城去的意思。他没有带来钱财，他所能筹措的款项全部都用在船票上了。我身边有十五块西班牙币，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有时他偶尔向我借一点去维持生活。他起初力图进入戏院，相信他自己适宜于充当演员。他向威尔克申请剧场工作，威尔克坦率地劝他别再在这种工作上转念头，因为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接着他向圣父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提议替他编一份像《旁观者报》一样的周报，他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罗伯茨不赞同这些条件。以后他就设法寻找作家助手的工作，替出版商或是法学院的律师们抄写，但是这方面他也找不到空缺。 我立即在帕麦的印刷铺里找到了工作。这是当时开设在巴士罗米巷的一家著名的印刷所，在这里我继续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工作相当勤勉，但是我把我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化在与雷夫同去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一起把我的十五块钱都用完了，现在我们仅仅能够勉强糊口。他好像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逐渐地忘了我跟李得小姐的约言。我只写给她过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告诉她我大概一时不会回来。这是我一生中另一重大错误，假如我要重演一生，我愿意纠正这一错误。事实上，由于我们的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我的旅费。 在帕麦的印刷所里，我被指定替胡拉斯顿的《自然的宗教》的第二版排字。因为他的理论有些地方在我看来没有充分的根据，所以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哲学论文批评这些理论。论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论文献给我的朋友雷夫。我印刷了一些。这使得帕麦对我较为重视，以为我是一个有些聪明才能的年轻人，虽然对于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的那些理论，他严肃地告诫我，他认为是十分讨厌的。印行这一小册子又是我的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时，我结交了一个书商，叫做威尔考克，他的书铺就在我住处的隔壁。他拥有大量的旧书。当时流通图书馆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出一笔合理的费用，数目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可以借阅他的任何书籍。我把这看作是莫大的便利，因此我就尽量地利用它。 我的小册子不知通过某种方式被一个叫做赖英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一本叫做《人类判断的不谬性》的作者，因此我们就相识了。他很重视我，常常来看我，同我讨论这类问题，带我到一家在契泼赛的一条某某巷里叫做荷恩斯的淡啤酒店里去，把我介绍给《蜜蜂的童话》的作者曼得维博士，他在那家酒店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伙伴，所以他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赖英斯也替我介绍了在巴脱生咖啡馆的宾柏顿博士。宾柏顿答应早晚替我找一个机会见见爱瑟·牛顿爵士。我是极想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的，但是这件事从未实现。 我从美洲带来了几件珍品，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用石棉制成的荷包，这个荷包要用火来洗涤。汉斯·司隆爵士听到了这件事，就来看我，邀请我到他在泼鲁姆斯保利广场的府上去，在那里他给我看了他所搜集的全部珍品，并劝我把荷包出让给他，使他能把它收入他的珍藏。为此，他慷慨地付给我一笔很高的代价。 有一个年轻的女帽商人住在我们的寄宿舍里，我想她在修道院街有一家铺子，她受过贵族式的教育，通情达理，举止活泼，谈吐很风趣。在晚间雷夫读剧本给她听，他们逐渐地亲昵起来了。她搬到另外的一个寄宿舍去，雷夫也随她同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候，但是由于他仍然失业，而她的收入又不足维持他俩和她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就决心离开伦敦去试做乡村教师。他认为他自己很有资格做教师，因为他的字迹清秀而又擅长算术和簿记。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跟他不相称的下贱职业，他深信他在将来会飞黄腾达，到了那时候他会不愿意人家知道他过去曾经干过这样卑微的工作。 所以他改换他的姓氏。为了表示对我尊敬起见，他冒称我的姓。因为不久我接到他的求信，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想是柏克夏），在那里他教十一二个男孩读本和算术，每周薪金六便士，要我照顾T夫人，希望我写信给他，上面写明寄给那地方的教师富兰克林先生。 他继续不断地来信，寄来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首史诗的冗长的实例，要我批评和指正。这些我不时地都照办了，但是我却劝阻他继续写诗。那时候杨的一篇《讽刺诗》刚发表了，我抄写了一大部分，寄给他，这首诗鲜明地指出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的愚行，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用。诗稿不断地在每封信里寄来。 同时T夫人由于他的关系失去了她的朋友和生意，常常因此而穷困潦倒，常常叫我去，向我借贷一点多余的钱以救燃眉之急。慢慢地我喜欢与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不受宗教的约束，同时利用她对我的依赖，我竟试图与她发生关系（又一错误），但是她正当地表示了愤怒，拒绝了我，并且把我的行为通知了雷夫。这就使我们绝了交。当他回到伦敦时，他让我知道他认为我已经勾销了一切过去我对他的恩惠。这样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希望他偿还我借给他或是替他垫付的款项了。 但是在当时，这还无关紧要，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来还债，而且失去了他的友谊以后，我倒发现我解除了一个重负。这时我开始想预先积蓄一点钱了。为了得到较优越的职位，我离开了帕麦，到林肯协会广场的瓦茨印刷所去，这是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我在这里继续工作直到我离开伦敦时为止。 当我初进入这家印刷铺时，我开始在印刷机旁工作，因为我以为我缺少我在美洲所习惯的那种体力锻炼。在美洲印刷工作跟排字工作是不分开的。我只喝水，其他工人，约有五十名，都是酒鬼。遇必要时，我能够两手各提着一版铅字上下楼梯，其他工人需要两只手捧着一版铅字。从这个和其他的实例中，他们看见了这个“喝水的美洲人”，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倒比喝浓啤酒的他们自己来得强壮有力，他们感到惊奇。在我们印刷所里经常有一个啤酒店的小厮替工人们送酒。跟我在同一架印刷机上工作的一个朋友每天在早餐前要喝一品脱啤酒，吃早餐时跟着面包和乳饼喝一品脱，在早餐和午餐之间喝一品脱，吃中饭时一品脱，下午六时左右一品脱，当工作完毕时又一品脱，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可恶的习惯，但是他认为，为了使得他在工作时有力气，他必须喝强烈的啤酒。我设法使他相信啤酒所能产生的体力只能与制造啤酒所用的溶解在水中的谷物或大麦粉成正比例，价值一便士的面包所含的粉比一夸尔的啤酒还多。因此，假如他吃一便士的面包和一品脱的水。他所得的力气多于喝一夸尔的啤酒。但是他还是继续喝啤酒，每星期六夜里要从他的工资中为那泥浆水支付出四五先令。这种费用我倒是没有的，这样这些可怜的家伙永远使他们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几星期之后瓦茨要我到排字房去了，所以我离开了印刷工人。排字工人却要我重新付一笔陋规或是一笔五先令的酒费。我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因为我在下面印刷房里已经付过了。老板也是这样想法，不许我付这笔钱。我坚持了二三个礼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被驱逐出会籍的人，他们私下对我作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假如我稍稍出去一忽儿，他们把我的铅字搅乱了，把我的页次颠倒了，打破我的排版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成是印刷所鬼魂所做的事。他们说印刷所的鬼魂总是向那些不付正规入会费的人作祟的。尽管老板保护我，这种恶作剧发生的次数那么多，使我不得不同意付了钱，因为我相信跟那些经常与你在一起的人发生恶感是愚蠢的。 现在我跟他们交情很好，不久我在他们中获得了相当的势力。我提议对于他们的教堂①法规作一些合理的修改，我压倒了一切反对，通过了这些修改案。由于我的榜样，他们中间一大部分人停止了他们那种把啤酒、面包和乳饼混杂在一起的早餐，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跟我在一起只要化一品脱啤酒的价格，即一便士半，就可以在一家附近的饭馆里买到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薄粥，上面洒一些胡椒粉，加上碎面包和一些牛油。这种早餐既舒适又便宜，并且使他们头脑清醒。那些继续整天滥喝啤酒的人，由于欠债不还，常常在啤酒店里赊欠不动了，因此求我借钱给他们去买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光熄灭了。在星期六晚上我等着发饷，收回了我借给他们的账款，有时候一星期我得替他们预先垫付几乎三十先令。同时，我被公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幽默讽刺家。这两件事支持了我在他们中间的威信。 ①工人们总把印刷所叫作“教堂”富兰克林原注。 我从不缺勤（我从不因为星期天玩累了，星期一续假），因此老板喜欢我。同时，由于我排字非常迅速，我总是被指定做急件工，这种工作一般工资较高。这样，我这时候过得很舒适。 我在小不列颠的寄宿舍太远了，因此我在公爵街，天主教堂对面，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是在一家意大利仓库的三层楼后楼上。一个寡妇主持家务，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人和一个看守仓库的职工。但她却寄宿在外面。经过派人到我原住的地方了解我的品德以后，她同意按照我原先所付的租金收我寄宿，就是每周三先令六便士。照她的说法，这租金特别低廉，因为有一个男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她以为可以获得一些保护。她是一个寡妇，一个年长的妇人，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幼年受的是新教徒的教养，但是她的丈夫使她改信了天主教，她提起她的丈夫还是十分尊敬的。过去她与上层社会人士颇有来往，因此她知道成千上百的上流社会的遗闻轶事，有些还是远在查理二世时期的事哩。她因膝部患痛风症而成残废，极少离开她的卧室，因而时感寂寞。对我来讲，她的谈吐十分风趣，所以每当她感到寂寞时，我总是陪她一个晚上。我们的晚餐只是每人半条鲤鱼，一小块面包和牛油，和两人共饮半品脱的啤酒，但是她的谈话却使人心醉神怡。我经常早起早睡，安分守己，这些都使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寄宿舍。 我听到在我印刷所附近有一个寄宿舍，每周只要两先令的租金，由于当时我一心一意地想积蓄一点钱，所以这一差数是相当重要的。当我提到这事时，她叫我不要考虑那地方，因为她愿意今后替我减去两先令，这样，我在伦敦期间一直住在她那里，每周一先令六便士。 在她家的顶楼上隐居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关于她我的房东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就被送到外国去住在修女院中，立志成为修女，但是因为水土不服，她回到英国来了。在英国却没有修女院，因此她立誓要在这种情况下使她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修女的生活。所以，她把她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只保留年金十二镑作为生活费用，但从这笔款中她还拿出一大部分来救济别人，自己只喝薄粥，除了煮饭以外并不生火。她住在那个顶楼上已经许多年了，在她下面的历代天主教徒房东都允许她免费居住，因为他们认为有她住在那里是一种祝福。一个神父每天去听她忏悔。“我问过她”，我的房东说，“照她那样的生活，她怎么会这样需要一个忏悔者呢？” “哦”，她说，“人们不可能没有无用的思想”。有一次她允许我去探访她，她很快乐，有礼貌，谈话时也很愉快。 她的房间很清洁，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个垫子，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和一本书，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和烟囱旁放着的一张圣佛朗尼卡展示她的手巾的图画。图中画着基督面孔流血的奇迹，她严肃地向我解释这幅图画。她面色苍白，但从不生病，我把她当作一个实例，说明多么微小的收入就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 在瓦茨的印刷所中我结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叫做华盖特的人。他有有钱的亲友，所以他比大多数的印刷工人有教养。他的拉丁文还过得去，会说法语，酷爱读书。我教了他和他的一个朋友游泳，下水两次，不久他们成为很好的游泳家了。他把我介绍给一些从乡下来的乡绅们，他们从夏尔西坐船去参观学院和沙特罗先生的珍藏。在我们归途中，华盖特讲到我的游泳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因此应了大家的请求，我剥去了衣服，跳入河中，一直从夏尔西泅到勃莱克佛里雅的地方，一路上玩着各式各样水上的或水中的花样，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把戏，感到又惊又喜。 我从童年起就一直爱好这种运动，曾经钻研和实习过余夫诺的一切动作和姿势，加上一些我自己的心得，其目的在于使得姿势既要优美舒适又要有效。这一切我乘机都表演给大家看了，他们的羡慕和赞赏使我感到很高兴。华盖特原想成为一个游泳专家，同时因为我们研究的学科相似，他渐渐地越来越跟我亲热了。他最后提议我们一同到全欧旅行去，在各地靠着做印刷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有一度我倒曾经颇有此意，但是我跟我的好友田纳先生提到此事，因为当我有空时，我常去跟他聊上点把钟的工夫，他劝阻了我，劝我只考虑回到费城去。这时候，他自己也快回去了。 我要记载这个好人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他过去曾经在不列斯多经商，但是亏了本，欠了许多人债，无力还清，只好赔偿了一部分债款了事，以后他到美洲去了。在那里，他专心一致地经商，在几年之内竟积蓄了一笔巨大财产。跟我同船回到了英国以后，他请了他旧日的债主来吃饭，感谢他们过去对他债款的宽大处理，这时候客人们只以为他款待他们，别无期待，但是当他们一移动碗盘时，发现在各人的盘子下面放着一张支票，除了全部未付清的余数外，还有利息。 这时候他告诉我他快要回到费城去了，为了在费城开设一家商号，他要带回去大量物资。他提议雇用我为店员，替他记账，他会教我簿记，替他抄写信件和照料铺子。他说等到我熟悉了业务以后，他会提升我，派我带一船面粉和面包到西印度群岛去，并且使我从其他方面得到佣金，获利甚厚。假如我经营得法，我会发财致富。这事正中我意，因为我对伦敦已感到厌倦，愉快地回忆昔日在宾雪法尼亚所过得快乐的岁月，就想旧地重游，因此我就立即接受了这一职位，年薪五十镑，宾雪法尼亚币，比我当时排字工的工资确是少了，但是较有前途。 这时我就离开了印刷业，当时我还以为是永远离开哩！我每日从事于新的工作，随着田纳先生到商店里去买各种商品，监督包装，出外办事，催促工匠完工等等，当一切都送上船以后，我就有几天空闲时间。就在这样空闲的一天，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接到一位显要人物的召唤，一个威廉·温特摩爵士，我以前只知其名，从未见过。我去拜访了。他不知怎样听说我曾经从夏尔西泅到勃莱里佛里雅的地方，曾经在几小时内教会了华盖特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游泳。他有两个儿子，即将到远方旅行去，他要他们首先学会游泳，提议假如我同意教他们的话，他愿出重金酬劳我。这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不在伦敦，我在伦敦能逗留多久也不能断定，因此我不能答应下来。但是从这件事我想到：假如我留在英国开办一个游泳训练班的话，我可能赚一笔大钱。这一印像是如此的深刻，假如他的提议早来几天的话，也许我不会那么早就回到美洲来。多年以后，你我曾经跟威廉·温特摩爵士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接洽过更重大的事情。那时他已是爱葛雷孟伯爵，这事我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提到。 这样我在伦敦度过了约一年半的时光。大多数的时候我辛勤地在我的本行工作，除了看戏买书以外，我自奉甚俭，我的朋友雷夫使我贫穷，他欠了我大约二十七镑，现在我毫无希望收回这笔欠款了。在我微薄的收入中，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款项呀！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他，因为他有许多讨人喜欢的地方，虽然我并不能因他而致富。在伦敦我结识了一些聪明的朋友，跟他们交谈使我得益不少。同时我也阅读了不少书籍。 我们在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克莱武生启程，你要知道航程中发生的事件，请看我的日记，在那里我都详细地记载了。在那日记里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部分或许是那个关于指导我未来一生行动的方案，这是我在海上时规划的。当我作出这个方案时，我还那么年轻，而一生中直到晚年我是非常忠实地坚守这个方案，因此它更是显得值得注意了。 我们在十月十一日在费城登陆，城里有了许多改变，基夫不再是州长了，接替他的是柯登少校。我看见基夫像一个普通市民那样地在街上行走，看见我时他好像有点羞愧，一声不响地过去了。在接到我的信后，李得小姐的亲友们有充分理由以为我是不会回来的了，他们就劝她跟另外一个人（一个叫劳吉斯的陶工）结婚。这样在我出洋期间，他们结了婚。假如不然的话，我看见她时也会像基夫那样地感到惭愧哩！但是，婚后她总是不快乐，不久就跟他分手了，她拒绝跟他同居，或是用他的姓氏，因为这时有人说他另有妻室。他是一个生性卑劣的人，虽然他的手艺很高明，她亲友们就是贪图他这一点。他负了债在一七二七或二八年跑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以后就死在那里。凯谋的铺子扩大了，又开了一家大的文具铺，添了许多新的铅字，而且有了许多帮手。虽然这些职工的技术并不高明。他的生意倒好像很兴隆。 田纳先生在水街租赁了一个店址，在那里我们把我们的商品陈列出来，我勤勉地照料生意，学习记账，不久就学会了做买卖。我们在一起膳宿，他像父亲一般地教导我，因为他真心诚意地重视我，我尊敬他，爱戴他，我们原可以很快乐地合作下去。但是，在一七二七年的二月①当我刚过了二十一岁的生日时，我们两人都得了病。我得了肋膜炎，几乎丧了命，我经受了极大的痛苦，我想我活不成了，而当我发现我自己逐渐恢复时，我倒反而有点失望了，因为我有点懊悔今后迟早还得重新再忍受死亡的痛苦。我现在不记得他得了什么病，他病了很长的一个时期，最后还是死了。在他的口头遗嘱里他留给我一笔小小的遗产，表示他对我的友情。但他使我再一次流浪失业，因为那铺子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接管去了，这样我在他铺子里的工作就结束了。 ①原文是一七二六年的二月，但他们是一七二六年七月启程赴美，一七二六年十月到达费城的，则患病当在一七二七，而不可能是一七二六，因此译成一七二七年。——译者 我姐夫荷麦斯这时在费城，劝我重回本行。凯谋在劝诱我，他愿意给我高额的年薪，要我去管理他的印刷铺，使他可以更好地照料他的文具铺。在伦敦时从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那里我听到他的名声很坏，所以我不愿意再和他发生关系。我设法想找一个商店店员的位置，但是一时找不到，所以我又答应了凯谋。 在他的印刷铺里我找到了下面这些工人：休·梅莱笛斯是一个威尔斯籍的宾雪法尼亚人，三十岁，惯做庄稼活，诚实，懂事，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也喜欢念一点书，但好酒；司蒂芬·博茨是一个年轻的成年庄稼汉，习农，天资颖悟，生性幽默，善谐谑，但是有点吊儿郎当。凯谋跟他们约定每周给他们极低廉的工资，随着他们技术的改进，每隔三个月他们的工资将增加一先令。这种未来的高额工资是他勾引他们来的一种手段。 梅莱笛斯将做印刷工，博茨装订工。按照合同，他要教他们这两种技术，虽然他自己一样也不懂。一个叫约翰什么的是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什么行业也没有学过，凯谋从一只船的船主那里买了他四年的服役，他也要他成为一个印刷工。乔治·卫勃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凯谋也买了他四年的服役，打算叫他做一个排字工人，下而我还要讲到他。还有大卫·海利是一个乡下孩子，凯谋收他当学徒。 我不久看出了他之所以出了远远高过予他惯常所给的工资来雇用我，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我来训练这些没有经验的，廉价的雇工，一等到我把他们教会以后（因为他们都跟他订有一定年限的契约）他就可以不用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欢欢喜喜地继续工作，整顿了他的印刷铺，本来它是十分混乱的，我逐步地使他的雇工们注意和改进他们的工作。 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成为一个卖身仆，是一件奇闻。他还不到十八岁，他告诉我这样一段他自己的历史，他生在葛劳斯特，曾在当地的语法学校读过书，当他们在学校里演戏时，他因为在表演时显出了显而易见的才能，所以在学生中很有名气，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幽默社”，也写过一些短篇的诗歌和散文，它们曾经在葛劳斯特的报纸上发表过。从那里他被送到了牛津。 在大学里他继续读了一年书，但是他不很满意，他最希望的是到伦敦去观光和当演员。最后，当他领到三个月的补助金十五个金币时，他不去还清债务，却走出了市镇，把他的大学礼服藏在金雀花丛中，步行到了伦敦，在那里，因为没有亲友指导他，结识了坏人，不久就化完了他的金币，还找不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贫穷了，当衣服，但又无钱买面包。当他空着肚子走在街上，而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时，有人把一张人贩子的传单塞入他的手中，上面答应凡是愿意出卖自己到美洲去服役的人马上可以得到饮食和奖励，他马上就跑了去，在定期服务契约上签了名，上了船，就渡海到美洲来了。他连一个字也不寄给他的亲友告诉他的近况。他很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但是懒惰、轻率和极度的不审慎。 那个爱尔兰人约翰不久就逃跑了。我跟其余的人相处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发现凯谋自己不能教他们技术，而从我这里他们每天学到一点东西，所以他们都更加尊敬我了。我们在礼拜六从不工作，因为那是凯谋的安息日，这样我就有两天可以读书了。我在城里认识了更多的有发明天才的人。凯谋自己待我十分殷勤，表面上很尊敬我，这时我心中别无挂虑，只是我欠佛南的债款，到这时我还无力偿还，因为我不善节约。但是，他很讲情义，不提起这笔债。 我们的印刷铺常常需要整套的铅字，而在美洲还没有浇铅字的人。在伦敦时我在詹姆士的铺子里曾经见过人家浇铸铅字，可是没有十分注意它的方法。但是这时我发明了一种铸模，利用我们用作打印器的字母，把铅制成铸模，这样相当不错地满足了各种需要。必要时我也雕刻几块铜板，我制造油墨，我是仓库管理员和一切，简单地说，我差不多是一个打杂工。 但是不管多么有用，我发现当其他工人的业务逐渐改进时，我的帮助一天比一天地显得不重要了。当凯谋付了我第二季度的工资以后，他告诉我他觉得我的工资太高了，认为我应当减低一些。他逐渐地待我没有从前那么殷勤了，摆出了老板的面孔，常常吹毛求疵，无事生非，好像准备爆发的样子。但是，我仍然是继续工作，勉强忍耐，因为我想他向我生气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经济情况欠佳。终于一件琐事却使我们的关系突然破裂了。有一次在法院附近发生了巨大的嘈杂声，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凯谋这时候在街上，抬头见了我，声色俱厉地向我叫喊，要我别管闲事，接着又加了一些责备的话。这时所有往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如何地待我，正因为他当众责备我，这才更加激怒了我。他立即跑到印刷所楼上来，继续跟我争吵，于是双方破口怒骂，他按照合同给我三个月的解雇通知，但是他对于他必须给我这样长期的预告表示后悔。我告诉他他的懊悔是不需要的，因为我要立刻离开他了。这样，我就拿了我的帽子，走出了门，在楼下我看见了梅莱笛斯，我就要他照料我留下的一些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来。 因此，梅莱笛斯在晚间来了，这时候我们讨论了我的事件。他非常尊敬我，因此在我离开了那个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再留在那里了。我开始想到回到家乡去，但是他却劝阻我。他提醒我凯谋所欠的债和他的资产相等了，他的债主们开始感到不安了，他把他的铺子弄得乱七八糟，为了得到现金他往往做不赚钱的生意，而且常常赊卖货物，又不记账，因此他必然会倒闭，他一倒闭我就有可乘之隙。但是我说我没有钱，然后他说他的父亲很相信我，从他跟他父亲的一些谈话中，他相信假如我愿意跟他合伙的话，他父亲会投资帮我们自己开业的。他说：“我跟凯谋的合同将在明春满期，到了那时候我们将从伦敦买到了我们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我的技术很差，假如你愿意的话，你提供你的业务上的技术，我供给资本，我们平分赢利。” 这个提议我欣然赞同了，他父亲这时候在城里，也同意了我们的计划，特别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儿子很信任我，我已经劝他戒了一个时期的酒，他希望当我们两人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我或许能使他完全戒掉这恶劣的习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父亲交给一个商人去订货了。在机器未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在其间，假如可能的话，我将设法在其他印刷铺找些工作。但是我找不到空缺，所以闲了几天。这时，凯谋因为希望获得新泽西印纸币的生意，需要只有我能做的雕版和各种铅字，同时因为怕勃拉福雇用了我把生意抢去，所以给我写了一封十分谦恭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当因为几句一时气愤的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莱笛斯劝我去，因为在我日常的指导之下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增进他的技术。这样，我就回去了，我们相处得比以前一段时间好多了，凯谋得到了新泽西的生意，我替它设计了一部铜板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次看到哩！我替纸币雕刻一些花纹和对号，我和凯谋一同到柏林敦跑了一趟，在那里我满意地完成了整个任务，他因此获得了一笔巨款，使他可以有一个时期不致破产了。 在柏林敦我结识了许多新泽西的要人。为了照料纸币印刷工作和监视按照法律纸币的印数起见，州议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我所结识的人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这些人轮流地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来监督印刷的人一般总是带了一两个朋友来做伴的。由于我曾经读了许多书，我的文化修养较凯谋为高，我猜想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好像更喜欢跟我谈话。他们邀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殷勤，但是，虽然他是老板，他们对他却有点轻视了。老实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他不懂得公共生活，爱好粗鲁地驳斥一般人所公认的意见，衣冠不整到极度邋遢，狂信宗教上的某些教义，并且有点无赖气。 我们在那里继续工作了几乎三个月，到那时候，我已经结识了法官爱伦，州议会秘书撒木耳·部士帖耳，议员爱瑟·皮耳生，约瑟·库柏，和几个斯密司家的人，和测量局长爱瑟·狄考。狄考是一个机灵精明的老年人，他告诉我当他年轻时，他开始是替砖匠运送黏土的，在成年后才学习写字，后来替测量员背测链，从他们那里他学会了测量术，到了这时候靠着他自己的勤劳，他已经置了一份很好的家产，他说：“我预言你不久将把这个人从印刷业中排挤出去，你将在费城以印刷业起家。”这时候他丝毫也不知道我在费城或任何其他地方开业的意图。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大有裨益，有时我也偶尔帮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毕生却一贯地重视敬慕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让你知道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让你可以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地影响我未来生命中的大事的。我父母在早年就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在我童年时代我受了虔诚的非国教徒的教养。由于在我所读到的各种书籍里我发现对教条有争辩，我自己对于教条中的某几点也先后发生了怀疑，接着，当我还不到十五岁时，我开始对圣经本身发生怀疑了。我偶然碰到了一些反对自然神教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尔演讲中讲道文的大意。它们对我的影响恰巧跟它们的原意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教，它们引证了自然神教信徒的议论，但是这些议论在我看来却比那些反驳它们的理论还坚强有力。简单地说，不久我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教信徒了。我的议论带引一些人走上了歧途，特别是高令斯和雷夫，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毫无良心地大大地害了我，想到了基夫对我的行为（他是另一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和我自己对佛南和李得小姐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时使我十分苦恼，我开始觉得这种教义虽然或许是真的，但是它不十分有益。我的伦敦小册子引用了德莱登的诗作为箴言：存在即是合理，虽然半瞎的人只看见链条的一端，最近的一环，他的两眼看不到上面那权衡一切的秤杆。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从上帝的属性，他的无限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到结论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全都是对的，恶与善是一种虚空的区别，根本就没有善恶。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过去曾经一度认为的那样的巧妙杰作。因此我猜想某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混入我的论断，以致影响随之而来的全部理论，这原是在形而上学的推论中常见的。 渐渐地我确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诚意和廉洁。我写下了我的决心（这决心书还在日记中），要在我的一生中不断地加以实践。圣经本身对我并没有重要性，但是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因为圣经禁止某些行动，就说这些行动是坏的，或是因为圣经叫我们做，所以就认为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事物的各种情况以后，也许正因为它们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动，或是正因为这种行动的本身与我们有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种信念，靠着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偶然的有利情况或形势，或是三者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经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在旁照顾和忠告的情况下，安全地经过了有时我在陌生人中间所陷入的险境，而竟然没有任何故意的粗鄙的不道德或不正义行为，由于我的缺乏宗教信仰，这种错误或许原是在意料中的。我说故意的，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实例，由于我年轻，缺乏经验，由于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括一些必然性在其中。因此在开始进入社会时，我的品德还总算是过得去的。我正当地重视我这个品德，并且决心保持它。 我们回到费城之后不久，新的铅字就从伦敦运到了。我们跟凯谋讲好了，经他同意，我们离开了他，这时他还没有听到我们开业的计划哩。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所出租的房屋，就租了下来。为了减轻房租负担（这时候才二十四镑一年，虽然到现在我听说已经到了七十镑了），我们便招了釉工汤麦斯·高德福莱和他的家庭来同住，他们要负担全部租金的一个相当部分，同时我们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还来不及拆开铅字，整理好印刷机，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赫司带了一个乡下人到我们这里来。他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寻找印刷铺哩。到这时候我们的现金都已经化在我们必须置办的各式各样的项目上了，所以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因为它是我们的初次收益，而且来得这样合时，它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五先令的银币。由于我对赫司的感激，我常常乐于帮助那些年轻的刚开业的人，要不然我或许不会这样热心的。 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经常预报国家即将毁灭的悲观主义者。在费城当时就住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知名之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像是一个聪明人，讲话态度十分严肃。他的名字是撒木耳·密克尔。 这位先生我并不认识，有一天跑到我门口来，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新近开设一家新印刷铺的年轻人。我回答他是的，他说他很为我惋惜，因为开一家印刷铺很费钱，但是这笔费用要亏损蚀掉的。费城是一个没落的城市，城里的市民已经在半破产状态中了。尽管表面上相反，新建的大厦和房租的上涨他确切地认为是虚假的繁荣。因为事实上，这些正是不久就要造成我们毁灭的因素的一部分。接着他这样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已发生的或是即将发生的灾祸。当他离开时，我有点悒悒不乐了。假如我在开业前认识了他，可能我永不从事于此了。这个人继续住在一所破烂的房子里，用同样的论调诡辩着，许多年来他不肯在那里买一所房子，因为一切即将毁灭了。但是到了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出了比他初倡悲观论调时可能买到的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了一所房子。 我早先原该提到，在前一年的秋天，我把我大多数的有才能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琢磨的社团，我们管它叫做“密社”。我们每星期五晚间开会。我起草的章程规定每一社员须依次提出一两篇研讨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中任何问题的论文，并在会中讨论，每隔三月要提出和诵读本人习作一篇，题目任选。我们的辩论由会长主持，而且应当根据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激昂的情绪，一切肯定意见的表达和直接的抗辩过了一一些时候就成为非法了，违者处以小额罚金。 这个组织的首批会员是：约瑟·勃赖诺，一个公证事务所的契约誊写员，一个温厚、友好的中年人，爱诗，遇诗即读，也能写一些过得去的诗，善于做一些小玩意儿，谈话很通情达理。汤麦斯·高德福莱，一个自学的数学家，对于他的本行有专门的研究，后来成为现今所谓“哈德栗像限”的发明者，但在他本行以外，他一无所知，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伴侣。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伟大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绝对地正确，无止境地否定或区别琐碎细小的事物，妨碍整个谈话的进行。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尼古拉·斯格尔，一个测量员，后来做了测量局局长，爱读书，有时也写几行诗。 威廉·柏生，学制鞋业，爱读书，学了不少的数学，他本来是为了占星学才学数学的，以后谈到这件事他就笑了。他也做了测量局局长。威廉·莫德集，一个细木匠，一个十分优秀的工匠，同时也是一个稳健明达的人。休·梅莱笛斯，司蒂芬·博茨，乔奇·卫勃，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劳勃脱·葛莱丝，一个有些财产的年轻绅士，慷慨，活泼，幽默，爱讲双关话，爱朋友。还有威廉·柯尔曼，那时是一个商店店员，大约与我同年，他几乎是我所知道的人中间头脑最冷静清楚、心肠最热、品行最端正的人了。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声望的商人，也是我们州里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毕生从未问断，先后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这个社团差不多也继续了那么多年，是当时在宾雪法尼亚的最优秀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由于我们在讨论前的一个星期先把论文在会上宣读一遍，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细心注意到不同的题目，庶使我们在讨论时更能讲得剀切中肯。在这会里我们也培养谈话时的良好习惯。在我们的会章中我们拟订了一切可以防止相互冲突的办法，因为这样，我们的社团才能够长期存在，关于这个社团今后我将有机会常常提到它。 但是我在这里叙述关于这个社团的事，目的是要指出我当时所有的一些伙伴。他们每个人都尽力为我们介绍生意。特别是勃赖诺，他替我们招揽了替教友会印刷他们历史中四十印张的生意，其余部分将由凯谋承印，在这宗生意上我们工作得非常辛苦，因为定价很低。这是用十二磅活字印的“为祖国”式的对开本，上面还有很长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大张，梅莱笛斯就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等到我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拆版工作时，往往已经是夜间十一点钟了，有时还更晚，因为有时候其他朋友介绍来的零活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但是我坚决要保持每天排好一大张的速度，甚至有一夜，当我装好了版以后，我满以为一天的工作业已结束时，其中有一版一不经心给碰坏了。 有两页的铅字就乱成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排印，然后才上床睡觉。这种勤劳是我们的邻居们有目共睹的，我们的名誉和声望就因此而增加了。特别有人告诉我：“当人们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里提到这家新开设的印刷铺时，大家普遍地认为它必然要失败，因为在城里已经有了凯谋和勃拉福的两家印刷铺了。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和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得路兹，见到他过）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他说：”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劳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我看见他还在工作，第二天在他的邻居们还没有起身前他又在工作了“。这番话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像，此后不久其中的一个就提议供给我们文具，要我们代销，但我们当时还不想经营文具铺。 我特别强调和格外直率地提到勤劳这一点，虽然好像我是在自吹自擂，我的目的不外是：当我的后裔读到这里，当他们在这个故事里看见勤劳是怎样地对我有利时，他们可以晓得这一品德的可贵了。 乔奇·卫勃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借给他向凯谋赎买自由的所需的资金。这时他愿意到我们铺子里来当一个职工。那时我们没法雇用他，但是我愚蠢地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不久打算开办一个报纸，到那时我或许可以雇用他。我告诉他我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当时唯一的一家报纸是勃拉福办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经营得十分恶劣，而又枯燥无味的报纸，但是他还能赚钱，因此我想一家优秀的报纸一定会赚钱。我请卫勃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竞告诉了凯谋。凯谋为了抢在我前面，立即宣布他自己印报的计划，并雇用卫勃办报。我对此很愤慨。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立刻办报，为了破坏他的计划，我替勃拉福的报纸写了几篇有趣的作品，总题目是《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勃赖诺把它继续了几月之久。这样广大人民的注意被吸引到这家报纸来了，凯谋的计划，经过我们的冷嘲热讽，遭到了人们的漠视，但是他仍然办了报，办了九个月，最多是九十个订户，以后他就贱价把报纸出让给我了。我早就准备好接办这家报纸，就马上把它接受过来，在几年之内，这家报纸变成了我十分赚钱的事业了。 我知道我喜欢用单数第一人称讲话，虽然这时我们还是合伙经营的，这也许是因为事实上全部事业的经营都归我负责，梅莱笛斯根本不能排字，印刷也不行，而且难得有几天不喝醉酒。我的朋友们常因为我跟他合伙而表示惋惜，但是我将善处逆境尽量利用而已。 我们的报纸一出来，它的外貌就跟宾雪法尼亚以前的报纸迥然不同：不但字体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保奈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之间正发生着争执，我在评论这件事时所作的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领导人物的注意，使得这报纸和它的发行人常常成为谈话的资料，不到几个星期他们都成为我们的订户了。 许多人就照了他们的榜样做，这样我们的读者就不断地增加，这是我会写点小文章的最初的良好效果之一。 另外一个效果是：当那些要人看到了一个能够动笔的人现在控制了一家报纸时，他们就认为应当鼓励我，对我施些恩惠。勃拉福这时还在承印选举票、法律和其他公家的生意。他把州议会向州长的请愿书印得又粗劣又错误百出，我们把它重印了，印得又精美又准确，我们寄一份给每一个议员，他们看出了这两者的不同。 这件事就增加了在议会中支持我们的议员们说话的力量，这样他们就通过把下年度的印刷工作由我们来承印。 我们在州议会的朋友中，我不能忘了上面提到过的汉密顿先生，这时他已经从英国回来了，并且是州议会的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大力地支援我。像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毕生对我爱护备至。①约在此时，佛南提醒我我欠他的债款，但是他并不催迫我。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坦白地承认我的过失，恳清他再展缓一些时候，他也答应了，一等到我有了能力，我就连本带息地把它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样，这一个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改正了。 ①有一次我替他儿子弄了五百镑（富兰克林原注）. 但是这时完全出乎我意料以外地另外一种困难发生了。梅莱笛斯的父亲，按照我们原来的谅解，应当付偿我们印刷铺设备的费用，但是他付了一百镑，他只能付出这一百镑，还欠了一个商人一百镑，这个商人等不及了，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缴了保释金，但是我们看到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地筹措款项的话，法庭不久就得宣判和执行，那么我们美好的希望将与我们一起遭到破灭，因为他们要把印刷机和铅字出卖还债，可能还是半价出售哩。 在这种不幸之际却来了两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而且在毕生中将永志不忘。 他们各人分别地不约而同地并且自动地愿意为我垫付一切必需的款项，使我能够自己单独经营业务，假如办得到的话。但是他们不喜欢我和梅莱笛斯继续合伙，他们说有人常看见梅莱笛斯喝醉了酒在街上行走，也有人看见他在酒馆里玩下流的赌博，这些对我都是奇耻大辱。这两位朋友是威廉·柯尔曼和劳勃脱·葛莱丝。我告诉他们只要还有希望梅莱笛斯父子能够履行他们在协定中的义务，我就不忍提议拆伙，因为我觉得他们过去帮了我不少忙，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现在还将帮我忙，我受过了他们不少的恩惠。但是假如他们终于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因而我们的合伙势非解散不可的话，到了那时我将认为我可以随意接受我友人们的协助了。 事情就这样拖了一个时候，我就对我的伙友说：“可能你父亲不喜欢你参加我的事业，因此他不愿替我们两人垫付款项，但是他可能却愿意替你一人出钱。假如是这样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将退出合伙，离开此地”。“不”，他说，“我父亲倒是真正的感到失望的，他是真正无力垫付款项，同时我也不愿意更使他痛心。我现在知道我不能胜任这个印刷工作。我从小就学农，我的进城来，在三十岁的年龄，充当学徒去学习一种新的行业，实在是一件荒唐事。我们有很多威尔斯人将到北卡罗来纳去殖民，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于我的老行业。你可以找朋友来帮助你，假如你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的一百镑，替我还清我个人的一些零星欠款，再给我三十镑和一个新的马鞍，我将让与我的股权。全部产权归你所有”。我同意他的提议。我们马上就写了一张证书，签了字盖了印。我给了他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寄了两封长信给我，信里包含了关于那一地区到那时为止最好的一篇叙述，讲到它的气候，土壤，农业等。因为关于这些事情他原是十分内行的。我把它们在报上发表了，读者大为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求助我的两位朋友。因为我不愿意对任何一位有所偏爱，我就向每一位借了他所提供的半数，也就是我本来要向一个人借贷的半数，偿清了印刷铺的债务，就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经营事业，同时公开宣布合伙的解散。我想这是在一七二九年或是那年前后。 约在这时候，在人民中间有一种要求发行更多纸币的呼声，当时宾雪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就是这一数目不久也将要减少。富裕阶层反对增添纸币，他们反对一切纸币，由于他们害怕纸币会使货币贬值，像在新英格兰发生的那样，致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在我们的“密社”中曾经讨论过这一个问题。当时我赞成增发纸币，因为我相信一七二三年所铸造的小量货币做了不少好事，它促进了商业和就业，增加了本州的居民，因为我现在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在建筑中，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我首次吃着我的面包卷走在费城街上的时候，我看见在胡桃街从第二街到前街这一段街道上的大多数房屋都在门上贴着招租条子，在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当时使我以为费城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一城市哩。 我们的辩论使我对于这一题目感到很大的兴趣，甚至我撰写和发表了一本不具名的小册子，名为《纸币的性质和需要》。普通的百姓很欢迎它，但是有钱人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大和加强了增加货币的呼喊。碰巧在富人这边他们没有作家能够回答这一小册子，因此他们的反抗减弱了。这样，增发纸币这一议案就在州议会中以大多数通过了。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想到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有些贡献，认为应当由我来承印纸币，作为酬答。这是一宗利润很厚的生意，对我帮助很大。这是我会写文章的又一个好处。 经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纸币的效用变得十分明显，以后就没有引起很多的争辩。结果，不久纸币发行额就达到了五千镑，一七三九年到了八万镑，以后在战争期间超过了三十五万镑，因为商业、建筑和居民的人数部在不断地增多。虽然现在我想纸币发行额有一限度，过了这一限度就可能有害了。 不久以后通过我的朋友汉密顿，我获得承印纽开色纸币的生意。照我当时的看法，这又是一宗赚钱的生意，因为对于穷人来说，小事情就显得很重大了。 这些生意对我实在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们大有利可图。汉密顿也替我招揽了承印纽开色政府法律和选举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我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在我手中。 现在我开了小小的一家文具铺，我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单据，在这方面靠着我的朋友勃赖诺的帮助，我们出卖的单据是在殖民地里式样最正确的。我也备有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一个叫做华德麦西的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排字工人，一个优秀工人，现在他到我这里来了，他不断地勤劳地跟我在一起工作，我也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克拉·罗斯的儿子。 现在我开始逐步地还清我为了创办印刷所而借的债款。为了获得商人的名誉和声望，我当心不但在事实上要克勤克俭，并且要避免一切相反的外貌。我衣着朴素，我从不在无益的娱乐场所出现，我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的确有时候读书使我旷工，但那只是偶一为之，而且是隐藏的，不至于要大家说闲话。并且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业为耻，我有时把我在纸店里买好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推着经过街道运回家来。这样，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严守信用，从不拖欠，所以进口文具用品的商人们求我惠顾，别的商人们也提议我替他们代销书籍。我的事业一帆风顺，同时，凯谋的信誉和生意却一天比一天地衰落，最后他不得不出卖他的印刷铺设备以清偿债务，他到巴巴多群岛去了。在那里他住了几年，生活十分穷困。 他的学徒大卫·哈利，当我在凯谋铺子里工作时，我曾经教导过他。这时候，在购买了凯谋的设备以后，顶替了他的地位开张了。起初，我怕哈利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的亲友们很有能力，也很有势力。 因此，我提议跟他合伙经营，但是幸亏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十分骄傲自大，穿着上流人的服装，生活奢侈，常在外面寻求消遣和快乐，负了债，旷废了他的业务。 因此，一切生意都跑了。既然没有生意可做，他学了凯谋的样，到巴巴多群岛去了，把印刷铺也搬了去。在那里这位学徒雇用了他过去的老板作为一个职工。他们时常争吵。哈利负债越来越多了，最后他不得不把他的铅字出卖，回到宾雪法尼亚务农去了。购买印刷铺设备的人雇用了凯谋来使用这些设备，但是几年以后凯谋就死了。 现在除了多年的劲敌勃拉福以外，在费城再也没有人跟我竞争了。勃拉福资金充足，生活优裕，只是偶然雇用些零工做点少量的印刷工作，但是他并不因为生意清淡而担忧，由于他管理驿站，人们以为他有比别人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大家以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力比我的大，因此他的广告比我的多得多，这对他有利，对我不利，因为虽然我也从驿站里收到和寄发报纸，但是外界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我是通过贿赂驿站的骑师才把报纸寄往各地的，骑师们只能暗中收受寄件，因为勃拉福毫不讲情理地禁止他们寄递我的报纸，这种行为使我有点生气，也使我因此而瞧不起他，所以后来当我达到他的地位管理驿站时，我决心绝对不模仿他的行为。 到这时候为止我一直在高德福莱家寄膳，他跟他的妻子孩子们占用我房屋的一部分，他在我铺子的一边开了一家玻璃铺，虽然他不大做工作，因为他热衷于数学的研究。高德福莱太太打算替我和她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找机会使我们见面，到了后来我真正地对她发生了感情，因为这个女孩原是很可爱的。这些老年人鼓励我，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让我们两人在一起，到了后来就该是摊牌的时候了。高德福莱太太替我们传话。我告诉她我希望我能从他们的女儿那里获得付清我印刷铺借款的余数，当时这笔钱我想不超过一百镑，她传言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这样一笔剩款可以给我，我说他们可以到银行里去抵押他们的房子，过了几天他们对这件事的回答是他们不赞成我们的婚事了。他们曾向勃拉福打听，勃拉福告诉他们印刷业并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铅字很快就要损坏，需要更多的铅字，凯谋和哈利相继地都失败了，我大概不久也将步他们的后尘，因此他们不许我再到他们家里去。同时，把他们的女儿也禁闭起来了。 究竟是不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张，或是只是一种诡计，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自拔，因此我们会私奔，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地给或是不给什么嫁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猜想他们的动机是后者，我很生气，就不再去了。高德福莱太太后来告诉我他们的态度有了好转，还想再引诱我去，但是我告诉她我决心不与那家再有来往了。高德福莱全家都因此而生气，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他们就搬走了，这样整所房屋都归我住，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了。 但是这件事却使我想结婚了，所以我向周围观看，向其他地方去找朋友，但是不久我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我不能希望从妻子处得到钱财，除非从那些否则不合我心意的女人那里。同时，那一种不易抑制的年轻人的情欲常常驱使我与那些偶然相遇的下流女人发生关系，这种事不但化钱，非常麻烦，而且不断地使我有传染到一种我最最害怕的疾病的危险，虽然侥天之幸，我没有得到这种病。 在这期间，作为邻居和老朋友，我和李得太太全家继续维持着一种友好的通信关系，从我寄住在她们家里的第一天起，她们都很尊敬我。她们常常请我去，和我商量她们的事情，有时候我也能在这些事上给她们一些帮助。我对可怜的李得小姐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她总是没精打采的，很少高高兴兴的，并且不愿意跟人来往。我认为我在伦敦期间的轻浮与变心应当对她的痛苦负相当大的责任，虽然她母亲很善良地以为她自己的责任比我的还大，因为她曾经阻止我们在我到英国去之前结婚，而且在我出国期间又劝她嫁给别人。我们相互的感情又恢复了，但是现在我们要结婚却有许多困难，她第一次的结婚果然是无效的，因为据说他的前妻还在英国活着，但是由于距离的关系，这一点不容易证明。再则，虽然传说他已经死了，这也不能确定。即使他真的死了，他留下了许多欠账，他的继承人也许得负责偿付。但是我们毕竟冒着这些危险，我跟她在一七三〇年九月一日结婚了。我们意料中那些麻烦一件也没有发生，她是一个善良的忠实的伴侣，大力地帮助我照料铺子，我们在一起兴旺起来了，我们一直总是努力相互安慰体贴。这样，我总算尽可能地改正了那一大过错。 大概在这时候我们社团不再在酒馆里，而是在葛莱丝家里的一间小房间里开会了。那间房间是特别留作这一用途的。因此我提议：既然我们在讨论论文时我们常常要引证我们的书籍，若是把我们的书籍凑起来放在我们聚会的地方，或许可以对我们方便多了。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这样，把我们的书籍集中在一个共同的藏书室中，只要我们愿意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就有机会可以利用所有其他会员的书籍了。这样几乎像各人拥有全部书籍一样的有益。大家喜欢这个提议，大家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就把我们一时不用的书籍放在房间的一端。书籍的本数并没有像我们预料那样的多。虽然放在一起有很大的便利，因为没有人对这些书籍加以应有的保管，也产生了一些麻烦和不便，所以大约在一年以后，这些书籍又拆散，各人把他的书拿回家去了。 这时候我开始提出了我第一个公共性质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订阅图书馆的计划。我拟定了提案，请我们的大律师勃劳克田把它写成适当的格式，靠着我在“密社”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开始就获得了五十个订阅户，每户在开始时出四十先令，以后在五十年中每年出十先令，五十年就是我们公司存在的期限。以后当订阅人数增加到一百时，我们取得了一张执照。这就是所有北美订阅图书馆的鼻祖，现在它们是如此的普遍了。这种图书馆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的事业，它的数字在不断地增多，这些图书馆改善了美洲人的日常谈话，使得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变成像别国大多数绅士那样的聪明，并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在殖民地各地普遍展开的保卫他们自身权利的斗争。 备注：上面的叙述是按照本文开始时所表达的目的写成的，因此其中包括某些对他人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下半部是在许多年以后，照着在下面几封信里提出的意见写成的，因此原是为公众写的。独立革命的工作使得叙述中断。 艾贝尔·詹姆士①先生来信，附我的自传摘录（在巴黎收到） 我敬爱的朋友：我常常想写信给您，但是我深怕我的信件会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我怕假如印刷商人或好事之徒把信件的部分内容公布出去，会使您痛苦而使我自己受到他人的非难。 不久以前，我非常高兴地获得了您的手稿约二十三张，它是寄给令郎的，其中叙述您的出身以及您的生平，直到一七三〇年为止。 同时还附有摘录，也是您的手稿。我把摘录誊写了一份，随函奉上。万一您继续写下去的话，这手稿我希望能够帮助您把上下两部分拼凑起来。假如迄今您还没有继续动笔的话，我希望您不要再延搁了。照传教士的说法，人生是变幻莫测的。万一亲切厚道而又仁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旦与世长辞，致使人世间失去这样一部隽永有味，大有裨益的作品，一部不但对少数人，而且是对千百万人既有用又饶趣味的作品，那么世人将说什么呢？这一类作品对青年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我看来，在我们公众领袖的日记中这种感化力尤其明显。它几乎不知不觉地带引青年决心努力成为一个像作者一样善良和优秀的人。比方说，假如您的传记发表出去（我想它一定会发表），带引青年模仿您早年的勤恳和节制，那么这样一部作品对青年们将是多么的有益呀！在这一代人中，我找不到一个人或是许多人联合起来，能够像您这样地在美国青年中促进勤勉的精神和早期对尽职、俭朴和节制的注意。我并不是说这本自传没有其他的优点和其他在人世间的用处，事实绝不是如此；但是这第一个用处是那么的重要，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可与它相提并论的了。 ①艾贝尔·詹姆士（Abel James）--费城富商。根据法兰德（Farfand）在他的《富兰克林传》中记载：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时，把一小箱子文稿交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盖洛韦保存，英军占领费城时，盖洛韦投敌，他夫人从敌人手中抢救了这箱文稿，她去世前夕，把它交给德高望重的艾贝尔·詹姆士保存。 我把上面的这封信和它的附件记录给一个朋友看了以后，我收到他下面这封信。 本杰明·沃恩①先生来信一七八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巴黎我最亲爱的先生：当我读完了您的教友会友人替您找到的记载着您一生中主要事迹的笔记以后，我曾经告诉过您我将写给您一封信，说明我的理由，为什么我认为假如您能依照他的要求把它写完并且发表出来，那将是一桩有益的事。 ①本杰明·沃恩（Benjarain Vaughan，1751—1835）——英国驻法外交官，同情美国革命，与富兰克林建立了深厚友谊；一七七九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富兰克林选集》。 过去一些时候因为各种事务羁身，没有功夫写这封信，同时我也不知道究竟这信是否值得对它寄予任何期望。但是目前我碰巧有空，我将把它写出来，至少可以使我自己感到兴趣并且获得教益。但是由于我想用的措辞或许会触犯像您这样的人，所以我将只告诉您，假如我对另外一个像您一样善良和伟大，但是不像您那样谦逊的人写信，我将说什么，我将对他说：先生，我恳请您发表您自传的理由如下：您的一生是如此的出类拔俗，假如您自己不写，别人一定会编写您的传记，与其由别人来写，造成许多危害，不如由您自己来主持，有益得多，并且您的自传能够介绍贵国内部的情况，它一定会吸引善良勇敢的人们移居到贵国来。照这些移民对于这种报道的迫切需要而论，就您的声望来讲，我想不出比您的自传更有效的广告了。您的毕生经历也是与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的一切风土人情和情况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我认为您的自传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真正研究风土人情和人类社会的学者说来，不亚于恺撤和塔西佗的著作。恒是在我看来，先生，这些理由是微不足道的，若是跟您的自传对未来伟大人物的形成，与您打算发表的“道德的艺术”一起对私人道德的改善，因而对公共和家庭幸福的促进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的话。上述两部作品，先生，特别会成为自学的崇高法则和典型。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制度常常按照不正确的原则进行教学，透露出一套指向着错误目标的笨拙方法。但是您的方法既简单，目标又正确。正当家长们和年轻人因找不到其他恰当的方法而感到彷徨失措，不知道对未来一生中合理的道路方向当如何进行估计和准备时，您发现了主要的东西是许多人的力量所能及的。这一发现是多么珍贵呀！对于一个人后期私人品德的影响，不但是来之过晚，而且效力薄弱。我们是在青年时期形成我们主要的习惯和好恶的，我们是在青年时期选择我们的工作、职业和配偶的。因此，青年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在青年时期甚至形成了下一代的教育。在青年时期决定了一个人的私德和公德。由于人的一生只限于从青年到晚年这一时期，我们就应该好好地从青年时期开始，特别是在我们决定我们的主要目标之前。但是您的自传不仅仅能教人自学，它而且能教人如何成为一个智者。即使最明智的人，在看到了另一个智者一举一动的详细报道以后，也能获得智慧，改进自己的进度。我们看到人类从远古以来，一直在暗中摸索，在这方面几乎连一个指路人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智力较软弱的人就应当被剥夺这种帮助呢？因此先生，把当作的事指示给父亲们和儿子们看，帮助一切智者成为像您自己一样的人，也帮助其他人成为明智之士。当我们看到政治家和军人能够对人类变成如何的残酷，著名人士又是能够如何逆情悖理地对待自己的朋友时，看到温和顺服的风气的增长；看到伟大和善于治家、令人羡妒的品德和和蔼可亲的作风能够共存于一身，是对入有益的。 你必然也要叙述那些琐碎的私生活事件，它们也将大有用处，因为我们最需要的是有关日常生活处世接物的准则，因此倒想看看您是怎样处理这些日常事务的。这自传在这些事上将成为一种生活的指南。解释许多人们早就应当有人向他们解释过的问题，使他们能有机会成为远虑明智的人。与亲身经历最相近的是阅读用趣味隽永的风格写成的别人的经历。您的笔调必然会引人入胜。我们的事务和我们对这些事务的处理会使人有一种简单平易之感，或者会令人深刻地认识这种处世之道的重要性。我深信您在叙述这些事情时您是独出心裁，宛如您在主持政治或哲学的讨论一样（假如我们考虑到生命的重要性和生命中的过失），还有什么东西比人生更值得加以试验和规律化呢？ 有些人是盲目地善良，有的是异想天开地胡思乱猜，另外还有些人是别有用心地邪恶不纯，但是，先生，我深信您所写的必然是同时又明智、又实用、又善良的东西。您的自传（因为我想我正在描述的这个与富兰克林博士相类似的人，不但在品德方面与您相似，而且在私人经历方面也是一样的）将要表明您不以出身为可耻。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由于您证明了高贵的出身对于快乐、美德或是伟大是多么的不必要。但是要达到一个目的也不能没有具体的方法，所以我们将看到，先生，连您自己也制订了一个使您成为要人的方案。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结局是美好的，实现这个计划的手段却是人类智慧所能设想的最简单的手段，那就是：依靠本性、德行、思考和习惯。在自传中证明的另一点是：每人应当等待适当时机登上世界舞台。 由于我们的感觉集中在目前，我们往往容易忘记以后还有时日，所以人应当安排他的行动以适应整个一生。您的成功看来当归功于您的一生，您使得您生命中转瞬即逝的片刻充满着知足和快乐因而显得生动活泼，而不是使它因愚蠢的急躁或懊恨而受到折磨，对于那些仿效真正伟大人物而增进自己修养的人，这种做人方法原是容易的，因为忍耐往往就是这些伟人们的特色。您的教友会的通信者，先生（因为这里我又假定我信中的主人翁与富兰克林博士相似），赞扬您的朴实、勤劳和节制，认为足为青年的榜样。但是奇怪的是他竟忘了您的谦逊和大公无私。假如没有这些，您就绝对不可能耐心地等候您发迹的机会，也不可能在其间安贫若饴，处之泰然。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训，说明荣誉的虚空和控制我们思想的重要性。假如这位通信者能够像我这样地了解您的声誉的性质，他就会说：您以前所写的论文和您提出的议案会使人注意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反过来，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会使人注意到您的论文和议案。这就是一个具有多样化的人的优点，这种身份更能充分地利用它所包含的一切。这样您的自传将更加有用，因为不懂得如何改进自己的思想和品德的人或许比没有时间或志趣去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来得多。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感想，先生，说明作为一篇传记您的自传有什么用途。自传这一式样现在好像有点不时髦了，但是它是非常有用处的。 您的范本也许特别有用，因为它可以用来与许多社会上知名的暴徒和阴谋家的传记比较，也可以用来与那些逆情悖理僧院式的苦行者或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无聊文人的传记相比。假如您的自传能够鼓励人家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并且诱导人们使他们的处世为人能见得天日写入传记，那么它的价值将不下于波卢塔克的全部传记合在一起。但是因为我已经厌倦于想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每一特点只能适合于世界上的某一个人，这种特点也不能使我们对他歌颂，我将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亲爱的富兰克林博士，向您本人提出一个私人的恳求。因此，我恳切地希望，我亲爱的先生，您能让世人了解您真实个性的特点，因为否则政治上的争论或许会掩盖或是诋毁您个性的庐山真面目了。考虑到您的高龄，您生性的谨慎小心，和您思考事物的特殊风格，除了您自己以外大概不大可能有人能够对您的一生或是对您的思想动机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以外，目前的巨大革命将必然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革命的首创者。因为革命既然号称是为了某些道德的原则，那么指出这些原则如何真正地影响了革命，就变成十分重要了。因为您自己的品德将是受到彻查的主要对像，您的品行就应当是（即使是为了对您那巨大的蒸蒸日上的国家和对英国和欧洲的影响）规矩端正，流芳百世。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我一向以为我们不仅必须证明人类在目前是一种品行恶劣、惹人厌恶的动物，而且更必须证明正确地处理人生可以大大地改变人的本性。为了类似的理由，我很想使大家公认，在人类社会里个别的人还是具有高尚的品德的，因为假如一旦我们认为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是不可救药的，那么善良的人们将会放弃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或许只想到在人世间你抢我夺的纷争中分得一杯羹，或是至少只是主要想到使他们自己舒适而已。那么，我亲爱的先生，赶快动手写吧，显示出您是善良的，因为您确是这样，显示出您是稳健的，因为您确是如此，最要紧的是证明您自己是一个从小就酷爱正义、自由和和谐的人，这种信仰使您自然而然地一贯地像我们在您最近的十七年中看到您的行事一样。但愿您使得英国人不但尊敬您，并且甚至爱慕您。当英国人尊敬贵国个别的国民时，他们也就会逐渐地尊敬贵国了。当贵国人民看到他们自己受到英国人的尊敬时，他们也就会逐渐地看得起英国了。甚至把您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要局限于说英语的人民。您在解决了关于人性和政治的这么多的问题以后，您就当设法改进全人类了。由于我未曾读过这部自传的任何部分，我只认识自传的主人翁，所以我有点胡言乱语。但是我相信我提及的自传和关于道德的艺术的论文必然会满足我主要的期望。假如您能采纳上述的一些意见，那就更合我的期望了。即使退一步讲，这些作品不能满足您的热烈的赞扬者所寄予的希望，至少您已经写出了两部有趣味的作品。一个人能够给人们一种纯洁的快感，那他就大大地增进了人生的幸福，人的生命本来就有着过多的焦虑和痛苦。因此，我希望您能倾听我在这里提出的恳求，即此等等。 本杰明·沃恩 （签名） 自传续编一七八四年开始写于巴黎近郊巴夕在好久以前我就接到了上面的两封信，但是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空来满足信中所提出的要求。同时，假如我在家里写，手边有我的笔记可以帮助我的记忆，帮助我确定事件的年月，那么，写起来就好多了。但是我的归期不能确定，目前稍稍有点空闲，我想就努力回忆一下，把我所能记忆的写出来吧。假如我能生还故乡，那时我可以加以更正和修改。 因为手边没有上半部的稿子，我记不清楚我是否已经叙述过我创办费城公共图书馆时所用的办法。这种图书馆开始时规模很小，现在却相当巨大了。虽然我记得我已经讲到靠近创办图书馆的时期（一七三〇年）了。所以这里我将从创办图书馆讲起，假如以后发现已经讲过了，那么就把它删去好了。 我在宾雪法尼亚开业时，在波士顿以南的各殖民地里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铺子。的确，在纽约和费城印刷铺兼营文具商的业务，但是他们只经售纸张之类、历书、民歌、和一些普通的课本。爱好读书的读者就不得不从英国去订购他们的书籍了。“密社”的社员们各人有几本书。我们起初在一家啤酒店聚会，后来我们离开了那地方，租了一间开会的房间。我提议我们大家应当把我们的书籍搬到那间房间里去，这样不但开会时参考方便，而且对大家都有利，各人都可以按照他的兴趣把书借回家去念。我们就这样做了，当时我们也感到满意了。 后来看到了这个小小藏书楼的优点，我就主张推广读书的利益，建立一个公共订阅图书馆。我起草了一个计划，拟订了一些必要的规程。请一个熟识业务的公证人，查理·勃劳克田先生，把全文写成了订阅合同条款，按照合同每一个订阅户同意为第一批购书先付一笔费用，以后每年付一定数目的会费来添置图书。 在费城那时候读者是寥若晨星，我们又大多数很穷，我东奔西跑也只不过找到了五十个人，多半是年轻的手艺工人，愿意各人为此先付出四十先令，以后每人每年付十先令。我们就靠了这样微薄的资金开始了。书籍进口了，图书馆每周开放一天，向订阅户办理借阅手续，但是他们得签署凭证，同意假如书籍不能按时归还，就得照价加倍偿还。这种图书馆不久就显出了它的效用，其他州的城镇也起来仿效了。这些图书馆获得了私人捐款后也扩大了，读书成为一种风尚。因为我们的人民没有公共娱乐来转移他们对读书的兴趣，所以他们对书籍就比较熟悉。几年以后，照外国观察家的看法，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他们的智力较之别的国家中同一阶级的一般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准备签署上述的订阅合同了，这合同以五十年为期，对于我们本人和我们的后代等都有拘束力。当时公证人勃劳克田先生对我们说：“你们都是青年人，但是你们当中不大可能会有人能活到本合同期满的日子”。我们当中有几个迄今还活着，但是那合同过了几年就被一张特许状宣布为无效，同时这个订阅图书馆也改组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公司了。 我在邀请人们加入订阅图书馆时所遇到的反对和抗拒不久就使我想到，当一个有用的计划可能被认为是会使一个人的名誉稍稍高出他的邻居而他又需要别人的赞助去完成这个计划时，最好不要宣布你自己就是这个计划的首创者。因此我尽可能地把自己隐藏起来，说这是几个友人们的计划，我受了他们的委托去访问那些被认为是爱好读书的人并邀请他们参加。这样我的事情就顺利得多了，以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这样做的。因为它的效果良好，我可以衷心地推荐这个方法。你目前牺牲了一点虚荣，以后你可以得到巨大的报酬。如果一时还不能确定事情当归功于谁，有些比你更爱虚荣的人就会出来自称是他的功劳，那时连忌妒也愿为你主持公道，它会拔取那些僭取冒充的羽毛，把它们送还给合法的主人。 这个图书馆给我一个不断钻研提高自己的机会，我每日划出一两小时来读书，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缺陷。我父亲曾经一度有意让我受这种高深广博的教育。除了读书以外，我不允许我自己有其他的娱乐。我从不到酒馆、赌场或任何其他娱乐场所去消磨辰光，我在我业务上继续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工作，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为印刷铺负的债还未偿清。我家里的小孩快要受教育了，在业务上我还得跟两家在我以前就在本地开业的印刷铺竞争。虽然如此，我的境遇逐渐好转了。我原先节俭朴素的习惯还是保持着。在我啻年时期我父亲对我的教诲当中，有一句他常常提到的所罗门的箴言说：“若是一个人勤勉从事。他将站在君王的面前。他将不站在普通人面前”。因此我认为勤勉是发财和成名的手段。这一信仰鼓励了我，虽然我从没有想到我会真正地站在君王面前。但是这一点倒真的已经做到了，因为我曾经站在五个国王面前过，甚至还曾有过跟一个国王同坐吃饭的光荣——那就是跟丹麦国王。 我们有一句英国的谚语说：“人要发财。就得请教他的妻子”。侥幸我的妻子也愿意像我一样地克勤克俭地过活。她愉快地在业务上帮助我，帮我折叠和装订小册子，照料店铺，替造纸商人收购破布等等等等。 我们并不雇用闲着无事的仆人，我们的伙食简单朴素，我们的家具都是最起码的，比方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的早餐只是面包和牛奶（不喝茶），用的是一只价值两便士的陶制粥碗和一只锡制的调羹。但是请注意奢侈是怎样地侵入家庭并且继续滋长，尽管你在原则上反对它：有一天早晨我去吃早餐时，我发现盛早餐的是一只瓷碗和一只银调羹。我妻子瞒着我替我买了这些东西，她一共花了二十三先令的巨款，她并没有其他的借口或辩解，仅仅说她认为她的丈夫也应该像邻居们一样享受一只银调羹和一只瓷碗。这是银器瓷器第一次在我们家里出现，以后在许多年中，当我们的财富逐渐增多，我家杯盘碗碟之类的瓷器也逐渐增添到价值几百镑的总数了。 在宗教方面我从小所受的是长老会的教养。虽然长老会的某些教条，例如：上帝的永恒判决，上帝的选拔，上帝的定罪等等，听起来莫名其妙，其他的一些教条也是可疑的。尽管我从早年起就不到长老会教堂去做礼拜，因为礼拜天是我读书的日子，但是我仍然保持着某些宗教信仰，比方说，我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统治世界，上帝最喜悦的贡献是对人行善，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报应不是在今世，就是在来世。这些我以为是任何宗教的要素。因为在我国的各教派里都可以找到这些要素，所以我尊重一切教派，虽然我尊重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我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地跟别的东西混杂，这些东西不可能鼓励、促进或确定道德观念，而主要地只能使我们分裂使我们相互不友好。我认为即使是最坏的教派也有一些好的效果。这种尊重一切教派的态度使我避免一切可能使人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不良印像的谈话。当我们州里的居民增多，不断地需要新的教堂，而这些教堂一般是通过自愿捐献的方式修建起来的。不管是什么教派，当人们要我捐助时，我总是愿出一臂之力的。 虽然我很少参加任何公共礼拜，我仍然认为做礼拜是应该的，有用的，假如主持得当的话。我定期地缴付年捐，维持费城唯一的长老会牧师或教堂。这位牧师有时以友人的身份来看我，劝我到他的教堂去做礼拜，有时候我也给他拖去参加礼拜，有一次连续去了五个礼拜天。假如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好的传教士，也许我会继续去做礼拜，尽管我需要礼拜天的空闲时间来读书。但是他的讲道的主题不是神学上的争论，就是阐述长老会独特的教条，这些对我来讲全是十分枯燥无味，毫无启发性的，因为这种讲道从不宣扬或鼓吹一条道德伦理原则，它的目的好像是要我们做长老会的教友，而不是要我们做好公民。 后来。他用腓立比人书第四章中的某一节作为经文：“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正直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有什么德行或是任何可赞美的地方，你们都要加以思考”。我想用这样一段经文做主题的讲道总不会不讲到一些道德了吧。但是他讲的只限于五点，认为这五点就是使徒的本意。它们是：一、虔守安息日，二、勤读圣经，三、按时做礼拜，四、参加圣典，五、尊敬教牧师。这些可能都是好东西，但不是我意料中从那段经文里引申出来的好东西，我再也不能希望从任何其他经文中遇到我所要的好东西了，我讨厌极了，以后再也不去听他的道了。在这以前（一七二八年）我曾经编了一本小小的祈祷书或祈祷文！准备我自己私人使用，叫做“信条和宗教条例”。我又重新使用这本祈祷书，不再到教堂做礼拜去了。我这一举动可能是不对的，但是我撇开不提，不再设法加以宽宥，因为我当前的目的是叙述事实，而不是替事实辩护。 就在这时前后，我想出了一个达到完美品德的大胆而费力的计划。我希望我一生中在任何时候能够不犯任何错误，我要克服所有缺点，不管它们由天生的爱好，或是习惯，或是交友不善所引起的。因为我知道，或是自以为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我想我或许可以做到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地步。但是不久我发现了我想做的工作比我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正当我聚精会神地在克服某一缺点时，出乎我意料以外地另外一个缺点却冒出来了。习惯利用了一时的疏忽，理智有时候又不是癖好的敌手。后来我终于断定，光是抽像地相信完善的品德是与我们有利的，还不足以防止过失的发生，坏的习惯必须打破，好的习惯必须加以培养，然后我们才能希望我们的举止能够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因此我想出了下面的一个方法。 在我的阅读中，我发现在列举道德品质时，各家的分类多少有点分歧，因为对不同的作者同一个词的涵义可以或多或少节制这个词，比方说，有人把它的意义限于饮食，但另外有人却使它的意义包括调节其他的快乐、欲望、癖好和肉体的或精神的情欲，甚至把它推广到贪婪和野心方面。为了明确起见，我主张宁可多设几个项目，每一项底下少包括一点涵义，不要项目少而涵义多。我提出了十三种德行，这是当时我认为是必需的或是相宜的全部德行名目，在每一项底下我加了一些简单的箴言，充分地说明了我认为该词涵义应有的范围。 这些德行的名目和它们的涵义如下：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二、沉默寡言。言必于人于己有益；避免无益的聊天。 三、生活秩序。每一样东西应有一定的安放的地方；每件日常事务当有一定的时间。 四、决心。当作必做；决心要做的事应坚持不懈。 五、俭朴。用钱必须与人或与已有益，换言之，切戒浪费。 六、勤勉。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也要如此。 八、公正。不作不利于人的事，不要忘记履行对人有益而又是你应尽的义务。 九、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人若给你应得处罚，你当容忍之。 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清洁。 十一、镇静。勿因小事或普通的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 十二、贞节。除了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起见，不常举行房事，切戒房事过度，伤害身体或损害你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十三、谦虚。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 既然我的目的是在养成这一切美德的习惯，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立刻全面地去尝试，以致分散注意力，最好还是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精力对付其中的一个。当我掌握了那个美德以后，接着就开始注意另外一个，这样下去，直等到我做到了十三条为止。因为先获得的一些美德可以便利其他美德的培养，所以我就按照这个主张把它们像上面的次序排列起来。我把节制放在第一，因为它可能使我头脑冷静，思想清楚。为了经常保持警惕，抵抗旧习惯不断的吸力和无穷无尽的试探的引诱，这种冷静的头脑和清晰的思想是必要的。在获得和养成了这一美德以后，沉默寡言就容易得多了。在改进我品德的同时我还想增进知识，我认为在谈话时与其用嘴还不如用耳朵更能增进知识，因此我想打破我当时正在形成的爱好喋喋不休、爱说俏皮话、爱戏谑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只能与轻浮的人交友，因此我给了沉默寡言第二位。在获得了这一项和下一项（生活秩序）的美德以后，我估计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执行我的计划来读书。养成了有决心这一习惯后，我就能更坚决地努力获得其余的美德了。俭朴和勤勉能使我还清债款的余数，会给我财富和产业，会使诚恳和公正的实践更加容易，等等等等。接着，按照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诗篇”里所提出的意见，我认为每日必须检查，因此我想出下面的方法来进行考查。 我做了一本小册子，每一美德分配到一页。每一页用红墨水划成七行，一星期的每一天占一行，每一行上注明代表礼拜几的一个字母。我用红线把这些直行射成十三条横格，在每一条横格的头上注明每一美德的第一个字母。在这横格的适当直行中，我可以记上一个小小的黑点，代表在检查当天该项美德时所发现的过失。 我决定给予每一项美德一个星期的严格注意，如此轮流替换。这样，在第一星期中，我密切预防关于节制的任何极细微的过失。其他的美德让它们像平时一样，只是每晚记下有关的过失。这样，假如在第一个星期中，我能使写着“节制”的第一行里没有黑点。我就以为这一美德已经加强了，它的相反方面已经削弱了，其程度也许足以使我扩大我的注意力到下面的一项，争取在下一周内在两行中都没有黑点。这样下去直到最后一项，我可以在十三个星期内完毕一个整个的过程，一年可以循环四次。一个人要替一个花园拔草，他不能企图一次就消灭所有的野草，这样做会超过他的能力，但是他在某一个时候只对付一个花坛，在拔完了第一个花坛以后，才动手第二个。像他一样，我希望我能令人快慰地在我的表格上看到我在品德上的进步，在逐步地清除了横行中的黑点之后，直到末了，在几个循环之后，在十三个星期的逐日检查以后，我会愉快地看到一本干净的簿子了。 我从艾迪逊的“凯朵”中引用下面这几行作为这本小册子的题句：这儿我要坚持到底。若是上苍有灵（整个宇宙和宇宙间的一切都在大声叫喊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必然喜悦美好的德行；而上帝所喜悦的人必然幸运。 另外还引了西塞禄的话作为题句：啊！哲学！生命的指南！啊！美德的探索者，罪恶的祛除者呀！有一天，照您的指示好好地干，总会趋吉避凶的。 另一句题句引自所罗门的箴言，讲到智慧或美德时说：她右手掌握着无穷无尽的岁月，左手里全是财富和荣誉。她的道路是幸福快乐的，她的方向是和平的（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 我断定上帝是智慧的泉源，所以我认为在寻求智慧中我应当和必须祈求上帝的协助。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下面一篇短短的祈祷文，放在我检查表格的前面，以便每日使用。 啊！全能至善的上帝！慈悲的天父！仁慈的指路人！增添我的智慧，使我能够看清我真正的利益。加强我的意志力，使我能够执行智慧的命令。接受我对您其他子民的衷心的服役，作为我对上帝不断福佑的唯一可能的报答。 有时我也引用了汤姆逊的一首诗作为短短的祈祷，那就是：光明生命之父，至高之神！ 啊！教我认识美德，认识至善之神！ 救赎我脱离放荡，虚荣和恶习，脱离一切下贱的追逐； 求神使我的灵魂充满着知识， 心神的安宁，纯洁的德行， 和圣洁、真实、永无止息的祝福幸运。 表 格 式 样 ┏━━━━━━━━━━━━━━━━━━━━━━━━━━━━━━━━━┓ ┃ 节 制 ┃ ┣━━━━━━━━━━━━━━━━━━━━━━━━━━━━━━━━━┫ ┃ 食不过饱 ┃ ┣━━━━━━━━━━━━━━━━━━━━━━━━━━━━━━━━━┫ ┃ 饮酒不醉 ┃ ┣━━━━━━┳━━━━┳━━┳━━━━━┳━━┳━━┳━━┳━━━┫ ┃ ┃星期日 ┃一 ┃ 二 ┃ 三 ┃四 ┃五 ┃ 六 ┃ ┃ ┃ ┃ ┃ ┃ ┃ ┃ ┃ ┃ ┣━━━━━━╋━━━━╋━━╋━━━━━╋━━╋━━╋━━╋━━━┫ ┃ 节 制 ┃ ┃ ┃ ┃ ┃ ┃ ┃ ┃ ┣━━━━━━╋━━━━╋━━╋━━━━━╋━━╋━━╋━━╋━━━┫ ┃ 沉 默 ┃ ┃ ┃ ┃ ┃ ┃ ┃ ┃ ┃ 寡 言 ┃ * ┃ * ┃ ┃ * ┃ ┃ * ┃ ┃ ┣━━━━━━╋━━━━╋━━╋━━━━━╋━━╋━━╋━━╋━━━┫ ┃ 生活秩序 ┃ * * ┃ * ┃ * ┃ ┃ * ┃ * ┃ * ┃ ┣━━━━━━╋━━━━╋━━╋━━━━━╋━━╋━━╋━━╋━━━┫ ┃ 决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俭 朴 ┃ ┃ * ┃ ┃ ┃ * ┃ ┃ ┃ ┣━━━━━━╋━━━━┻━━╋━━━━━╋━━╋━━╋━━╋━━━┫ ┃ 勤 勉 ┃ ┃ * ┃ ┃ ┃ ┃ ┃ ┣━━━━━━╋━━━━┳━━╋━━━━━╋━━╋━━╋━━╋━━━┫ ┃ 诚 恳 ┃ ┃ ┃ ┃ ┃ ┃ ┃ ┃ ┣━━━━━━╋━━━━╋━━╋━━━━━╋━━╋━━╋━━╋━━━┫ ┃ 公 正 ┃ ┃ ┃ ┃ ┃ ┃ ┃ ┃ ┣━━━━━━╋━━━━╋━━╋━━━━━╋━━╋━━╋━━╋━━━┫ ┃ 中 庸 ┃ ┃ ┃ ┃ ┃ ┃ ┃ ┃ ┃ 适 度 ┃ ┃ ┃ ┃ ┃ ┃ ┃ ┃ ┃ ┣━━━━╋━━╋━━━━━╋━━╋━━╋━━╋━━━┫ ┃ 清 洁 ┃ ┃ ┃ ┃ ┃ ┃ ┃ ┃ ┣━━━━━━╋━━━━╋━━╋━━━━━╋━━╋━━╋━━╋━━━┫ ┃ 镇 静 ┃ ┃ ┃ ┃ ┃ ┃ ┃ ┃ ┣━━━━━━╋━━━━╋━━╋━━━━━┫ ┣━━╋━━╋━━━┫ ┃ 贞 节 ┃ ┃ ┃ ┃ ┃ ┃ ┃ ┃ ┃ ┣━━━━╋━━╋━━━━━╋━━╋━━╋━━╋━━━┫ ┃ 谦 虚 ┃ ┃ ┃ ┃ ┃ ┃ ┃ ┃ ┗━━━━━━┻━━━━┻━━┻━━━━━┻━━┻━━┻━━┻━━━┛ 生活秩序一项的涵义要求每件日常事务有一定的时间，因此我小册子里的一页上载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作息时间表。 早晨。 5、 起身，盥洗，祈祷全能至善的上 问题：今天我要：6 帝！计划一天的工作，决定当日 做些什么好事？ 7 应注意之点；进行当前的研究工 作，早餐。 8 9 10 工作。 11 12 阅读，检查我的账册， 中午： 1 午餐。 2 3 4 工作。 5 6 物归原处。晚餐。 问题：今天我做 7 音乐或文娱活动，或闲谈。 了些什么好事？ 8 检查当天的行为。 9 10 11 12 夜： 1 睡眠。 2 3 4 5 为了反省起见，我开始执行这一计划。除了偶然的问断以外，我一直继续执行了一个时期。出乎我意料以外地我发现我的过失比我想像的要多得多，但我愉快地看到我的过失在逐渐减少。因为我把表格上的代表老的过失的记号擦掉，以便在一个新的循环开始后我可以记入新的记号，我的小册子变成千孔百疮了。 为了避免不时地需要重新制造小册子的麻烦，我把表格和箴言放在一本用一种光泽极亮的厚纸制成的纪念册里，横直线是用红墨水划的，可以经久耐用，在这些格子里我用黑铅记载我的过失。这种铅笔记号可以很容易地用一块湿海绵擦掉。过了一个时候，在一年中我仅仅完毕一个循环，以后几年中只完毕了一个循环，直到后来我完全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我在外旅行或因公出国时，常常有许多事务阻挠我执行计划，但是我身边总是带着这本小册子的。 关于“生活秩序”的这一项给了我最多的麻烦。我发现虽然对于一个，比方说，像印刷所职工这样的人，他的工作固定，他可以安排他的时间，他或许可以做到每事有一定时间的地步，一个老板必须出外应酬，在任何时间接待因事来访的客人，那他就不可能严格遵守这一点了。关于杂物、文件等等的安放必须有一定地方这一秩序问题，我发现也是十分难做到的。早年的时候我不习惯于这样做，因为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所以我也不觉得因这种缺乏秩序乱放东西所引起的不便。 因此这一条却花了我不少的心血和努力，我因为这些过失而感到那么烦恼，我在这方面改进得那么慢，而且又是那样地常常故态复萌，我几乎要放弃这种企图，使我自己满足于在这方面缺陷不全的品德了。这正像一个人向我的邻居铁匠买了一把斧头，他要求铁匠把整把斧头磨得像斧口一样亮。铁匠同意替他磨亮假如他愿意摇转磨刀的轮子的话，他摇了，铁匠把斧头广阔的一面紧紧地重重地贴在磨刀轮的石上，这样使得摇轮子很吃力。那人不时地从轮子的地方跑过来看看究竟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最后他不想再磨了，宁可接受原来的斧头了。“不”，铁匠说，“继续摇吧，继续摇吧。慢慢地我们就会把它磨亮的。现在只是有了斑点罢了”。 “是的”，那人说，“但是我想我最喜欢一把有斑点的斧头”。我相信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因为没有像我使用的那些方法，在其他道德和恶习方面发现要获得好习惯打破坏习惯是艰难的，所以就不再努力了，最后断定“一把有斑点的斧头是最好的了”。因为某些冒充理智的东西不时地在暗示我说，像我这样极度吹毛求疵地苛求于我自己或许竟是一种道德上的蠢事，假如有人知道了，我将成为笑柄。又说一个完善的品德会引起别人的忌妒和敌视，那倒反而麻烦了。又说一个仁慈的人会允许自己有一些过失，替他的朋友们留一点面子。 说实在话，我发现我在秩序这方面的习惯是难以矫正的。现在我老了，我的记忆变坏了，我非常清楚地感到缺少这种习惯的不便。但是整个说来，虽然我从来没有达到我原先雄心勃勃地想要达到的完善境界，而且差得很远，我靠着这方面的努力却使我比做这种尝试前要好得多快乐得多了。这正像临摹帖本的人，他们的目的是要获得完美的书法，虽然他们永远也达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像帖本那样卓越的书法，但是在临摹帖本时他们的书法却改善了，字也写得不但整洁易读，而且相当不错了。 我的后裔应当晓得他们的祖先一生中持久不变的幸运，直到他七十九岁写本文时为止，全靠这一小小的方法和上帝的祝福，我的晚年会遇见什么挫折，那是在未定之天。但是假如碰到什么不幸，对往日快乐当更足以使他听天由命了。他把他长期的健康和他那迄今还强健的结实体格归功于节制；他早年境遇的安适和他的财产的获得和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有用公民和使他在学术界得到一些声誉的知识，这一切当归功于勤勉和俭朴。国家对他的信任和国家给他的光荣的职位当归功于诚恳和公正。他的和气和他谈话时的愉快爽直当归功于全部这些品德的总影响，即使他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由于他谈话时的愉快爽直，即使在晚年他还颇受人们的欢迎，甚至年轻的友人们也喜欢与他交往。因此，我希望我子孙中会有人步我的后尘，获得良好的效果。 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我这一计划并不是完全没有宗教，但是其中却没有任何教派的特殊教条的迹像。我故意避免这些教条，因为我深信我的方法是有用而极优秀的，对于信仰各种教派的人都可能有用，并且我早晚打算把它发表，因此我不愿意它包含任何足以引起任何教派的人反对的东西。我曾打算替每一条美德写一些说明，指出获得这种品德的好处和与它相反的恶习的危害性。我原打算称这本书为《道德的艺术》①，因为它会指出养成这些美德的方法和方式，这就使它与那些仅仅劝人为善的书籍有所区别。这种空洞的理论不教诲人，也不指出方法，但是正像那个使徒的口头慈善家一样，不向赤身裸体的和饥饿的人指出怎样或何处他们可以找到衣服或食物。而只是劝告他们吃饱穿暖。（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五，十六两节） ① 没有一样东西能像道德一样地使人发财致富[富兰克林原注]. 但是碰巧我撰写和发表这些说明的打算从未实现。的确，我常常记下一些短短有关的感想、论断等的笔记，以备日后应用，有一部分我还保存到现在哩！但是由于我早年对私人事业和日后对国家大事必须加以密切的注意，使我不得不把它耽搁了。因为既然我认为它跟一个巨大的广泛的计划有关，而这个计划又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去执行，一连串非预料所及的职务使我无法实现这一计划，因此这些说明也就迄今尚未脱稿。 在这部作品中，我本想解释和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假如光考虑到人性的话，那么不道德行为之所以有害，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被禁止的，而它们之所以被禁止正是由于它们有害。因此，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即使他希望在今生得到快乐的话，也是与他有益的，从这种情况看来（因为世界上经常有一些富商、贵族、国家和亲王需要诚实的仆人去管理他们的事务，而这种诚实人又很罕见），我本想努力使年轻人相信，世界上没有其他品质能像诚实廉洁一样地可能使一个穷小子发财。 我的品德项目起初只包括十二条，但是一个教友会的朋友很亲切地告诉我说，人们一般都认为我很自大，我的自大又常在谈话中显露出来，我在讨论任何问题时总不满足于证明我是正确的，而且还傲慢自大，有点盛气凌人。关于这一点他举了几个实例使我信服。 我决心尽可能地在克服其他缺点的同时，努力克服这种坏习惯或愚行，所以我在单子上加了谦虚一项，并使这词具有广泛的涵义。 我不敢夸口在养成谦虚习惯方面，在实际上我有多大的成就，但在外表上我却有了不少进展。我经常禁止我自己说出一切直接与别人的意见相左的和一切过分自信的话，我甚至按照我们“密社”的老规矩不许我自己使用英语中一切表明肯定见解的单词或词句，例如“一定地”、“无疑地”等等。相反的，我采用了“我想像”、“我料想”、或是“我猜想一件事情是如此如此”，或是“现在在我看来好像是……”。当别人表示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意见时，我并不粗暴地驳斥他的主张，立刻指出他提案中某些荒谬悖理的地方，我放弃了这样驳斥时所给我的快慰。在回答时我开始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在我看来或是好像有些不同，云云。不久我发现了这种改变方式方法的好处，我跟别人的谈话比前融洽了。由于我谦逊地提出了我自己的见解，这些意见反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更少引起人们的反驳。当我发现我错了的时候，我也不至于过分地懊丧；当我是对的时候，我也更能说服别人放弃他们的错误，接受我的意见。 这种做法，起初我觉得很别扭，后来终于变得那么容易，对我那么自然，我想可能在过去五十年中没有人曾经听我说过一句武断的话。在我早年，当我提议建立新的制度或是修改旧的制度时，我的意见之所以被人重视，我后来成为议员，我之所以在议会中有那么大的影响，我想这主要当归功于这种种谦逊的习惯（撇开我的诚实廉洁品德不讲的话）；因为我不善辞令，从来不是一个能说善辩的人，讲话疙里疙瘩，常有语病，但是尽管如此，我的主张一般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 其实，在我们天生的各种感情中。恐怕没有一样比骄傲更难以驯服的了。尽管你把它改头换面，跟它拼命，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把它镇压下去，尽管你尽量地把它压制克服，你还是消灭不了它，它还会不时地钻出头来显露原形。可能就在这本自传里你会常常遇见它；因为即使我能想像我已经完全克服了骄傲这一缺点，可能我又会因我的谦虚而感到自豪了。 以上一七八四年写于巴夕。 一七八八年八月，现在我在家里，快要动笔了，但是我的许多笔记在战争中遗失了，因此我不能像我期望的那样从笔记中找到材料。但是我终究找到了下面这一部分。 既然我提到我曾经想出了一个巨大而广泛的计划，那么我想我应当在这里叙述一下那个计划产生的经过和它的目标。下面这个偶然被保存下来的小小文件说明了它是怎样在我头脑中发生的。 那文件就是：一七三一年五月十九日我在图书馆读历史时的感想。 政党推进和影响世界大事、战争、革命等等。 这些政党的见解代表着他们当前的利益或是它们认为是它们当前的利益。 这些不同政党的不同见解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当一个政党在执行一个大计划时，党内每一个成员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个人利益。 在政党达到了它的大的目标以后，每一个成员就一心一意地要求得到他自己的利益了。这些个人的利益错综复杂，相互矛盾，把一个政党分成许多派别，结果引起了更大的混乱。 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政界中人的行动很少是光从国家利益这一目的出发的。尽管他们的行为是与他们国家真正有益的，但是人们仍然只是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分不开这一角度出发的，而并不是出于尽忠报国的至诚。 在政界中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人那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我看来目前很有必要把各国有德行而又善良的人组织成一个正规的团体，定名为“联合道德党”，党员要服从妥善、合适而又明智的党章。这些善良而明智的人，若与普通人遵守普通法律相比，当更能自觉自愿地遵守党章了。 目前我认为假如一个有资望的人能够正确地试办这样一个党，他必然能蒙上帝的喜悦，一定会成功的。 本·富兰克林。 我打算在今后当我有必要的空闲时，来从事这一工作。但在筹划这一计划时，我不时地把我想到有关的思想记在纸上。这些笔记大部分都遗失了，但是我找到一个原拟作为教条草案要旨的文件，其中包含当时我认为是各种教派的精髓，它摒弃了一切足以引起任何教派信徒反对的东西。原文如下： 天地间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 上帝运用天道统治全世界。 人应当用崇拜，祈祷和感恩来敬拜上帝。 但是上帝最喜悦的服役是对人行善。 灵魂不灭。 不论是在今世或来世，上帝必赏善罚恶。 当时我对这一教团有下面的一些主张：在初期它应当只在年轻的单身汉中间开始传布，每一个入教的信徒不但要宣布接受这些教条，而且应当按照前述方式对于那些美德经过十三个星期的考查与实践。这一教团的存在应当暂时保密，直到信徒增加到相当人数时为止，以防止坏人申请入教，但是信徒们应当在友人中物色智力颖悟，性情温和的青年，逐步地审慎地告诉他们关于这一教团的计划。信徒们应当保证在各人的利益、事业和上进中相互劝告、协助和支持。这一教派将定名为“自由和富裕人会”。所谓自由，系指由于普遍地养成了实践美德的习惯以后人们能脱离罪恶的统治而言，特别是指在养成了勤俭美德之后人们可以避免负债，负债使人有遭受拘禁和成为债主奴隶的危险。 关于这一计划我现在所能记忆的仅仅就是这一点了，我记得我曾经把一部分的计划告诉过两个年轻人，他们相当热烈地赞成这样做。但是由于我当时境遇困难，必须孜孜兀兀地从事业务操作，因此当时我不得不把这计划的进一步执行留待后日，以后由于千头万绪的公私事务羁身，使我一再延期，直到后来我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活动力来从事于这样的一种事业了，虽然迄今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能够把许多好公民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同时我也没有被这件事外表上的艰巨吓倒，因为我一向以为一个有相当才能的人可以造成巨大的变革，可以在人世间成就伟大的事业，假如他首先拟订一个良好的计划，摒绝一切足以分散他注意力的娱乐和其他工作，把执行计划作为他唯一的对像和工作。 在一七三二年我第一次用了理查·桑德斯的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我继续出版了约有二十五年之久，通常称为《可怜的理查的历书》。我设法使它既有趣又有用，因此它风行一时，使我从中获利不少，每年销售量几达一万册之巨。我看到大多数人都读这本书，在宾雪法尼亚州几乎每几家中都有一本，我就认为这是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适当工具。这些人几乎就只买这本书。因此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的日子之间的空白中。这些成语箴言主要教人把勤俭作为发财致富因而获得美德的手段，因为要一个穷人经久不变地诚实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引用一句成语来说吧，因为“一只空袋子是不容易站得笔直的”。 这些成语箴言包含着来自许多国家各个时代的智慧，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写成一篇连续的文章，作为一个聪明的老头子对拍卖场上的人所发表的一篇演说，我把它放在一七五七年历书的卷首。把这些分散的格言这样地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就使它们能够产生一个更深刻的印像。这篇文章受到普遍的赞扬，所有美洲的报纸都转载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纸张翻印，预备贴在家里。它有两个法文译本。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在宾雪法尼亚，因为它反对把钱财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在它问世以后的几年中，市场上的货币不断地增多了，有人认为它对财富的增加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 我的报纸我认为也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的摘要。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先是为了在“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我的文章中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一个坏人，不管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不能真正称为一个明达的人。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直到该种美德已经成为习惯，而且不受与它相反的性癖的干扰时才算牢固。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一七三五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编辑我的报纸的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成为我国莫大的耻辱。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一般总是替自己辩解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置。我的回答是：假如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单独印行，由他自己去散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但是我不愿承担替他散播毁谤的责任；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担义务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那显然是对他们不公道的。目前在我国的报纸发行人中间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无事生非地污蔑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此外，有些报纸甚至轻举妄动到刊登文章，对邻国政府或者甚至我们最好的盟国的措施进行下流粗鄙的污蔑，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最严重的后果的。我提起这些事情，是为了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劝告他们不要沾染这种恶习，污辱他们的报纸而使他们的职业蒙受耻辱。他们应当坚决地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他们可以从我的例子中看出：这种方针，从整体来看，是不会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 一七三三年我派遣我的一个职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敦去，那里需要一家印刷铺。我供给了他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跟他订了一个合伙合同，我将获得三分之一的盈利，担负三分之一的开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诚实廉洁，但不懂会计。所以虽然有时候他汇款给我，我总不能从他那里取得会计报告，在他生前我也不能取得关于我们合伙情况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报告。在他死后，他的寡妇继续管理印刷所的事务。她在荷兰生长；据说在那里，簿记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 她不但对以往的收支作了一个尽可能地清楚的报告，并且以后每季按时继续寄来十分精确的报告，她管理业务是如此成功，她不但把一家孩子都养育成人，颇有令誉，而且在合伙期满以后，能够把印刷铺从我手里买了过去，叫她的儿子去经营业务。 我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向我们的年轻妇女们推荐这门学科，万一结婚后守了寡，簿记大概会比音乐或跳舞对她们本人或她们的子女更有用，它使她们不至于受坏人的欺骗而遭受损失，或许使她们能够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后能够经营和继续事业时为止，这样对于家庭既有益又有利。 约在一七三四年一个叫做韩泼希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显然未经准备也能讲得天花乱坠，他的说教吸引了相当数量属于不同教派的人在一起，他们同声赞美他。 我跟其他人在一起，经常去听他讲道；我喜欢听他的说教，因为他不作教条式的阐述，而是热烈地劝人为善或是用宗教术语来讲所谓积功德。但是我们会众中有一些自命为正统派长老会信徒的人，他们反对他的看法；大多数年长的教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并且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提出控告，指责他为异端，想要禁止他传教。我成为他热烈的拥护者，并且尽我的力量协助他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个时期，我们倒颇有胜利的希望哩！双方都在这时候进行了不少笔战。我发现虽然他是一个极能干的传教士，他的文章却写得不行，因此我替他执笔，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和一篇一七三五年四月在《公报》发表的论文。这些小册子，像普通其他争论性的文章一样，虽然当时风行一时，事后却很快地无人问津了。我猜想恐怕现在连一本也找不到了。 在论争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大大地损害了他的事业。我们的敌方中有一个人，在听他讲完了一篇大受人们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或是至少一部分曾经见过。经过搜索以后，他在一本英国的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说教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从浮士德博士的讲道文中引来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许多人看不起他，因此不再支持他了，这样就使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斗争很快地失败了。但是我始终支持他，因为我宁可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而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恶劣的说教，虽然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的。以后他向我坦白说他的说教全都不是他自己写的，他还说他的记忆力很强，任何讲道文一经过目，他就能背诵不忘。我们被击溃以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碰运气去了，我也离开了这一会众，以后再也不加入这一教会了，虽然我继续捐献维持这一教会的牧师达许多年之久。 在一七三三年我开始学习外国语了。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使我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籍。接着我学习意大利语。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在学意大利语，他常常怂恿我和他下棋。当我发现下棋过多地占用了我原定学习的时间时，我终于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不论是语法部分的背诵或是翻译，失败的一方要保证在我们下次会晤之前做好作业。因为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就相互地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以后我化了一点苦功去学西班牙语，我也获得了阅读西班牙语书籍所需要的知识。 我在上文中已经提过，我在幼年时曾在拉丁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以后我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但是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以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懂得的拉丁文远较我想像的为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替我大大地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看来，我认为我们普通教外国语的方式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应当先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以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出来的现代语言就容易得多了。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却为什么不从希腊文学起呢？当然，假如你能不用阶台而攀登到顶点，然后再下来时就更容易走了。 但是无疑地，假如你先从最低的梯级开始，那就更容易达到顶点了。有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后就毫无成绩地把它丢弃了，他们过去所学的几乎完全无用，因此他们的光阴是白化了。既然如此，我请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先从法语开始，然后学意大利语等等，因为即使在学习了同样的年数以后，他们不再学习外国语因而从未达到学拉丁文的阶段，但是到那时他们已经学会了一种或两种外国语，因为这些是现代通用的语言，所以它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用。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十年了，现在我的生活也优裕了，因此我到波士顿去旅行了一趟，去探访我的亲戚，在这以前我没有充裕的财力来作这样的旅行。在归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我的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过去的旧嫌已经冰释了，我们的会晤是十分热烈和恳挚的。他的健康正在很快地衰退中。他请求我在他死后（他恐怕他的死期不远了），把他当时仅十岁的儿子领到我家里来，使习印刷业。这个我照办了，我先送他上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叫他学印刷业。他母亲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业务，直到他成年时为止。他成人后，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的铅字有点磨损了。这样我充分地赔偿了我哥哥由于我提早离开他而所受的损失。 在一七三六年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四岁的很好看的孩子，因感染了天花而夭折了。我在一个长时期内十分痛心地悔恨，并且到现在我还后悔我没有事先替他种痘。我提这件事是为了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他们以为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他们将永远不能饶恕他们自己。但是我的实例表明不种痘也同样有危险，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我们的社团（密社）成为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它使会员们觉得十分满意，有些会员就想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适当限额，那就是，十二人。从开头我们的社团一向就是秘密的，这一点我们都信守不渝。这样做是为了免得坏人来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的。我就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但是为了不放宽限额，我作了一个书面建议，提议每个会员应该分头设法组织一个附属社团，拟订相同的讨论规则，但是不泄露它与密社的联系。我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团获得提高，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密社的社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讨论研究的题目，并且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向密社报告；通过更广泛的推荐和介绍，我们可以增进我们各人事业上的利益；我们可以把密社的主张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和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这个计划是通过了，每一个社员就着手组织他的社团，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分社组织了起来，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像“葛藤社”，“协会”，“群社”等。它们不但对社员自己有益，而且给了我们不少的消遣、消息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举出一些这类的实例。 一七三六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那年我倒是一致通过了，但在第二年，当我的名字又一次提出来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限一样，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赞助另一个候选人，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当选了。 我自然很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给以外，这个职位使我有很好的机会与议员们维持联系，这种关系又替我招揽了印刷选举票、法律、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厚的。 我不喜欢这位新议员反对我，因为他不但是个财主，受过教育，而且很能干，过一些时候他很可能成为议会中一个很有势力的人。后来事实果然如此。但是我不打算卑躬屈膝地去奉承他，以期获得他的青睐；过了一段时间我却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有的珍本书，我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表示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刻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送还给他，附了一张便条，热烈地表示我的谢忱。当下一次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跟我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十分殷勤有礼。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总是愿意帮我的忙，因此我们成为知己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从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是对的。这句格言说：“假如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以后他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同时，这件事也表明了与其怨恨、报复和延长私人间的冤仇，倒还不如审慎地把它消除更为有益。 在一七三七年施保茨乌上校（维基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务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账册方面的疏忽失职和账目不明，把他革了职，就提议叫我继任。我欣然接受了，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因为虽然它的薪给很小，但是它便利了信件的来往，间接改进了报纸，因而增加了它的发行数，同时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是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纸却相应地衰落了，我对他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递送我的报纸的举动不采取报复手段，因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样，他因不注意适当的簿记术而受累无穷。我提起这件事作为对年轻人的一个教训，他们若是将来替别人办事，他们就应当永远把账册弄得清清楚楚，而且要规规矩矩地把款额上缴。假如能够做到这个地步，那么一个人的品德就成为他最有力的推荐书，能够替他谋得新的职位和招徕更多的生意。 现在我开始把我的思想稍稍转到公共性质的事务上去了。但是我从小事着手。费城的巡夜制度是我认为亟须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防夜原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去巡夜，那些不愿意去巡夜的人每年出资六先令，就可以免去这项差役。这笔钱原定是用来雇用替代人的，但是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缺。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一点酒，就叫他们一起去巡夜，但是有相当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巡夜工作也常常被忽略了，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因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密社宣读，指出这些不正常的情形，特别强调警察在课税时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因而造成了不平等，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户主的全部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五十镑的价值，而她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仓库中贮藏着价值几千镑货物的大富商完全一样。 从整体来讲，我提出了一个较有效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夜工作；我也提出一个较公平的摊派巡夜费用的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经过密社的同意以后，这一计划就传到各分社去，作为各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并没有立刻实行，但是我们在人们的思想上替这一变革作了准备，替几年后通过的那条法律铺平了道路。当那条法律通过时，我们社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先在密社宣读，但后来却发表了），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事故和防火须知，并劝人小心火烛。大家认为这是一篇有益的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起见，就产生了组织消防队的一个计划。不久就有三十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合同，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和结实的袋囊和筐子（以便装运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月开一次联欢晚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想到的有关防火的看法，这种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对我们有用。 消防队的效用不久就很明显了。愿意加入的人大大地超过了我们认为每队应有的适当限额。我们劝他们另外组织一队，他们就照办了。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组织起来，直到后来它的数目十分众多，大多数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了。现在当我写本文时，我最初建立的叫做“联合消防队”的组织，虽然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多年，它还存在着，还是很活跃，虽然第一批队员中，除了我和另外一位年纪较我长一岁的人以外，其余的人全都过世了。队员因不出席每月例会而缴纳的小额罚金就用来购置救火机、云梯和其他对消防队有用的器械。结果是我猜想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比费城更能迅速地制止刚开始的火灾的了。事实上，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后，费城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焰早经扑灭了。 在一七三九年胡特飞牧师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在爱尔兰是一个著名的巡回传教士。最初他们允许他在我们的一些教堂中说教，但是牧师们讨厌他，不久就不准他在他们的教堂里讲道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到旷野里去说教了。千千万万属于各种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说教，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到他的演说对他的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他们还是非常赞美他和尊敬他。我看了真有点想不透。他的说教使得我们居民的风俗习惯起了‘极大的变化，看了令人惊叹不止。他们原先认为宗教是无足重轻，可有可无的，现在看来好像整个世界是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沉时，假如有人到城里各处一走，他会听到每条街上的各个家庭在唱赞美歌。 因为露天集会要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计划。这一计划一提出，接受捐款的人一经指定，马上就募集了足够的款项，作为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费用。这个教堂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面积大约与韦斯敏斯德堂相等。建筑工程是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它在出人意料之外地短促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房地产概归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相信任何宗教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说教时，都可以使用该堂，因为该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徒要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找到一个讲坛，听候他的使用。 胡飞特先生在离开我们以后，他沿路布道经过各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刚开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不是习惯于苦干的刻苦耐劳的庄稼汉，唯一适宜于垦殖的人，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和其他破产的债务人，其中有许多人好吃懒做，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住在森林里以后，因为不能胜任开垦砍伐工作，不能忍受一个新开垦地区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看到了这种悲惨的情况以后，胡飞特先生的仁心大受感动，就想要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在回到北方的归途中，他宣传推荐这一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因为他的口才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使听众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并不反对这一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化很多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去，我就想假如把孤儿院建筑在这里，把小孩子接了来，不是更好么？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坚持他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不久以后我偶然有一次听他讲道，当时我看出他打算在讲道结束时收一次捐，我就暗地里下了个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这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三四块银元，和五块金币。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我就决心把银币给他，但是当他结束时他讲得如此动人，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一切。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密社的一个社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猜想也许要收捐，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了。但在讲道快结束时，他十分想捐点钱，他就请站在他附近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去献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当时听众中唯一有坚强毅力不受传教士影响的人。他的回答是：“在任何其他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就借给你。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 某些胡飞特先生的敌人故意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作为他自己的报酬，但是我跟他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向来丝毫也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直到今天我坚决相信他在各种行动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诚实人。我想我替他作证特别应当受人的重视，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的教派。的确，他曾经为我的改信而祈祷过，但是他从来没有理由相信他的祷告已蒙垂听因而感到快慰。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下面的事实多少说明我们之间的交情。有一次他从英国到了波士顿，他写信给我说他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不知道在逗留费城期间他可以在什么地方住宿，因为他听说从前招待他住宿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镇去了。我回答他说：“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住。”他回答说假如你是看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酬劳你。我回答他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不是看基督的面上，是看你的面上。”我们的一个熟人开玩笑说，因为我知道圣徒们有一习惯，当他们受了人们款待的时候，总是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意说他们自己领了情，而我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了。 上次我在伦敦遇见胡飞特先生时，他跟我谈起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讲话时声音洪亮清晰，每字每旬的发音十分清晰，人们站在老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得清楚他的话，特别是因为他的听众，不管人多么多，总是鸦雀无声地静听。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面说教，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是成直角的）。这两条街上站满了人，直到相当远的地方。我站在市场街最后的地方，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听得多远，我一直向河边后退，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得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闹声才把它掩盖住了。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的距离作一半圆形，当中站满了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我算出三万以上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这时我才相信报纸的记载说他曾经在旷野里跟两万五千人讲道。在古代历史中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大声疾呼的演说，过去我有时候怀疑，这时候我也相信了。 因为我经常听他讲道，我终于能够很容易地分清他刚写好的和那些在旅行中他已经讲过多次的说教。 由于反复讲了很多次，他用后一类说教时，他的讲演就有了很大的改进，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放得十分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完美，即使一个人对于他的内容不感到兴趣，对于他的演讲也不能不感到愉快，这种愉快如听优美的音乐时所引起的快感大致相同。这是巡回传教士较固定的教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样的一篇说教，来改进他讲演的声调和姿态。 他偶然发表的一些著作却大大地帮助了他的敌人。假如在讲道时一不留神说错了话或者甚至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以后还可以加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关系。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者直接加以否认；但是文字的证据是不能磨灭的。他的敌人猛烈地攻击了他的著作，看起来他们的批评好像十分有道理，这样他的信徒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不再增长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留下的信徒一定会多得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还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长，因为没有著作就没有根据，无从加以谴责或是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想像他具有一连串的优秀品质，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他，他们会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的。 我的生意越来越多了，我的境遇也一天比一天地优裕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很厚，有一个时候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唯一的报纸。同时我也懂得了这句话的真理：“在获得了第一个一百镑以后，再去赚第二个一百镑就容易得多了”，因为金钱本身是繁生的。 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是成功的，因此我受到鼓励想再提升一些一向行为端正的职工，按照卡罗来纳合伙的条款，订立合伙合同，使他们在各殖民地开设印刷铺。这些职工的事业极大多数都很发达，在我们的合伙合同六年期满之后，他们有能力向我购买铅字，自己独立经营，这样他们就把许多子女抚养成人了。许多合伙的结局往往是争吵，但是我倒很愉快，因为我的合伙事业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协，我想这大部分是由于我事先防范误会的发生，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所以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争执。因此我愿意劝告所有合伙的人都采取这种预防，因为不管在订立合同时双方是多么相互尊敬多么相互信任，他们之间日后可能发生小小的猜忌和抱怨，在照料业务和事务负担方面会发生不平之感等等，这样往往引起友谊和合作的破裂，或许引起法律或其他不愉快的后果。 大体说来，我对我在宾雪法尼亚开业这一点是十分满意的。但是有两件事却使我感到遗憾，那就是：宾州没有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学府；没有民兵队，也没有一所大学。因此在一七四三年我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有一个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就以为他倒是管理这样一个学校的适当人选，我把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因为想替地主服务，赚大钱，而且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样一个职位，所以他就不肯来做这事。因为当时我想不出另一个适合这种职位的人，我就把这计划搁置下来了。第二年（一七四四年）我提出并顺利地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我为了成立这个会而写的一篇论文。将来我的文集出版时你可以在其中找到。 至于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已经打了几年仗了，最后法国终于也参加到西班牙一方面去了，这就使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我们的州长汤麦斯曾经辛勤地不断努力说服在教友会控制下的我们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采取措施保障本州的安全，但是他的努力全然无效。因此我就设法试从人民中间征募义勇军。为了推进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形，指出为了我们的国防我们必须征集和训练军队，并且约定在几天之内我将提议组织义勇军团队，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意想不到令人惊异的效果。有人向我要入队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商订了一个志愿书草样以后，我就在前面捉过的大会堂里召集了一个市民会议。会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预先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会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我向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国防的话，读了志愿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以后就把它们发出去，大家踊跃地在志愿书上签了名，连一点异议也没有。 散会以后，志愿书收集了起来，我们征集了一千两百个以上的队员。另外还有志愿书分发到其他各地去，申请的人数终于达到一万以上。这些人尽速地自备枪械，自己组织成为团队或联队，选举他们的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执枪教练和其他军事训练。妇女们集资购买了绸制军旗，赠送给团队，旗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和箴言。这些图案和箴言是由我提供的。 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选举我做他们的团长，但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不够资格，我谢绝了这个职位，而且推荐了罗凌士先生。他是一个品德高尚又有地位的人。军官们就请他为他们的长官。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不日就落成了，雉堞系用圆木构成，里面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炮，但是因为数量还不够，我们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我们的业主请求援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能存任何奢望的。 同时，团队派遣我和罗凌士团长、威廉·阿伦先生、亚布篮·泰罗先生到纽约去向克林吞州长借几尊大炮。他起初坚决地拒绝了我们。当他和他的参事进晚餐时，按照当时当地的习惯，他们喝了大量的白葡萄酒，他的态度就渐渐地软化了，他说他愿意借给我们六尊。接着又满满地喝了几杯以后，他把数目增高到十尊，到了末了他十分温厚地答应让给我们十八尊。他借给我们的倒是质地优良的上等十八磅炮，连同炮架在内。没多时我们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 在战争继续期间，团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着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我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受到了州长和参事会的欢迎。他们把我当作了知心朋友，他们总问我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会有益于团练。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援，我请他宣布吃斋一日，以求改进军队并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事业。他们很欢迎这一建议，但是因为在宾州以前没有举行过斋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前例，不知道应当怎样起草这个文告。在新英格兰这种斋日却是每年宣布的，因此我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在这里也有点帮助。 我就按照传统的格式起了一个草，译成德文，然后用两种文字印了出来，向全州公布。这就给予各教派的牧师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会众参加团队。假如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教派都会广泛地参加团队哩。 我有些朋友认为，我从事这些活动会触犯教友会因而失去我在宾州州议会中的势力，因为他们在州议会中占极大多数。一个年轻绅士，他在州议会里也有一些朋友，想要把我挤走，好由他来继任州议会的秘书，就对我说，议员们已经决定在下次选举时把我免职，于是他善意地劝我辞职，认为辞职比免职要体面些。我对他的回答是：我曾经读到过或听到过有一个政治家，他有一条原则：他从不请求职位，但是当别人请他任职时他也从不拒绝接受。我说：“我赞成他的原则，只是我在执行时我将增加小小的一点；我将从不请求职位，从不拒绝职位，同时也从不辞职。假如他们把我秘书的职位交给另一个人，他们很可以把我免职。但是我决不辞职，因而放弃在适当时候向我的对手报复的权利”。但是以后我不再听到这件事了。在下一次选举时我又一次当了选，像往常一样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历任州长与他的参事会在军事准备问题上面一向和州议会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州议会对这些问题感到头痛。可能因为议员们不喜欢我近来跟参事们过往较密，他们想要我自动离开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仅仅为了我热心团练就把我免职，而此外又找不到其他理由。 其实，我相信假如我们不要求州议会积极协助的话，他们当中任何人也不是不赞成国防建设的。我发现有很多人，虽然他们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但是却不反对防御性的战事，这种人比我预料的多得多。关于国防这个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一些赞成国防的小册子却是一些优秀的教友会教友写的。我相信这些文章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教友会教友。 关于我们的消防队，有这么一件事，使我了解了一些教友会之间流行的一种想法。有人提议为了资助炮台的建筑起见，我们应当用当时消防队的约六十镑的资金来购买彩票。根据我们的规章，动用款项必须在建议提出后的下一届会议中通过，消防队有三十个会员，其中二十二个是教友会教友，仅仅八个会员属于其他教派。我们八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教友会教友将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究竟我们的主张能否获得多数通过我们毫无把握。只有一个教友会教友，詹姆士·莫理斯先生，出席反对这一提案。 他对于这一提案的提出深表惋惜，因为他说所有教友会教友都反对这件事，它会引起争执，这种纷争或许会导致消防队的解散。我们告诉他我们想不至于的，因为我们是少数，假如教友会教友反对这一提案。在投票时胜过了我们，按照议事规程我们必须服从多数，而且也应该如此。讨论议案的时候到了，就有人提议进行表决，他承认按照规章我们可以在那时表决，但是因为他说他可以向我们证明有一些会员是打算来出席投反对票的，我们就应该稍稍等待他们一忽儿。 当我们正在争论时，一个侍者跑过来告诉我楼下有两位绅士找我谈话。我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个教友会的会员。他们告诉我有八位教友会的会员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他们说假如有必要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开会和我们在一起投赞成票，但是他们希望不必这样做。假如我们可以不需要他们的出席而通过议案，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叫他们来协助，因为若是他们投票赞成这样一个措施，他们的长者和朋友们可能会责难他们。这样我既然有了通过这一措施的把握，我就回到楼上去，假装踌躇一回以后，我就同意延迟一小时。莫理斯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公正的。但是他的投反对票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这就使他大为诧异。一小时后，我们就以八比一的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因为在二十二个教友会教友中，八个愿意跟我们投赞成票，十三人不出席，表示他们不愿意投票反对，所以按照我的估计我认为真正反对国防的教友会教友的比例仅是一与二十一之比，因为这些人全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在他们中间声誉颇好，而且也都知道这次开会要讨论的议程。 有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陆干先生，他一向是教友会教友，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教友会教友，说明他赞成防御性战事，并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他交给我六十镑去购买炮台奖券，并且言明如果彩票中奖，奖金全部捐献作修建炮台之用。关于防御性战争，他告诉我一个关于他从前的东家威廉·潘的故事。当他年轻时，他跟着业主威廉·潘从英国渡海到美洲来，他是他的秘书。刚巧这是战争时期，有一只武装了的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猜想这是一只敌船。他们的船长就准备抵抗，但是船长告诉威廉·潘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他不期望他们的协助，他们可以躲到舱里去，他们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陆干一人，他宁愿留在甲板上，船长就命令他看守一尊炮。这个假想的敌船，却实在是一只友好的船只，所以没有战争。但是当这位秘书跑下去报告消息时，威廉·潘严厉地责备他不应该留在甲板上，违反教友会的教规，参加船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威廉·潘当着大众面前责骂他，惹怒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下去呢？但是当情势危急时，你倒很愿意我留在上面协助保卫船只哩！” 州议会中的成员绝大多数一向是教友会教友，我在那里多年，我常常看到每当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军事补助金时，由于他们在原则上反对战争，他们感到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开罪于英王政府，而直截了当地拒绝拨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触怒他们的朋友，教友会的大多数教友，违反他们的原则，顺从国王的意旨。因此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遁辞来推托，而每当无可推诿非顺从不可时，他们想出各种掩耳盗铃的伪装方法。最常用的方法终于是在“供国王应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但从不过问该款的具体用途。 但是假如请求拨款的命令不是直接从国王来的，这句话就不大适用了，他们就得另外想出一些花样来。 比方说，新英格兰的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请求宾雪法尼亚拨给一些火药，汤麦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而州议会又无法给钱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要素，但是他们通过拨款三千镑援助新英格兰，款项交由州长掌握，作为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之用。有些参事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他的要求，但是他回答说：“我接受这笔钱，因为我很了解它的意义。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火药。”因此他购买了火药，他们从不反对此事。 在我们的消防队里，当我们害怕我们购买奖券的议案通不过时，我就想到这件事，我对我的朋友沈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假如我们的提议通不过，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一架救火机，教友会教友不会反对这件事，接着你就提我的名，我提你的名，我们两人组成委员会购买机器，我们就买一尊火炮，这当然是一架火机呀。”①他说：“原来你在州议会里呆了那么久，你也有了进步了。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与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先后媲美了。” ①此处原文是“fire-engine”，意即“救火机”，但如果照字面解释·也可说是一架“火机”。富兰克林这里利用了这一双关语。--译者注 教友会把反对任何战争作为他们的原则之一肯定下来并宣扬出去之后，尽管他们以后改变了主张，由于这些原则已经公开宣布了，所以不可能很容易地把它们推翻。因此而引起的进退两难的情形使我想起我们中间有一个教派叫做德国浸礼会，他们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比较慎重的态度。在这个教派成立以后不久，我认识了它的创办人之一迈克尔·魏尔菲。他向我诉苦说，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无端地诬告他们，说他们有一些令人憎恶的信条和习惯，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告诉他说，这对新成立的教派是常有的事，为了消灭这些无耻谰言，我以为最好是把他们的信条和教规公布一下。他说：这话他们中间也曾经有人提过，但是为了下面这个缘故大家不同意。他说：“当我们这一教派刚成立时，蒙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到某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真理的教条实在是误谬的，而有些我们过去认为是错误的却实在是真理，上帝不时在指引着我们，我们的原则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在不断地减少。但是我们不敢断定我们的进步已经登峰造极，我们心灵的或神学的知识已经尽善尽美。我们怕假如一旦我们把我们的信条公布的话，我们会觉得受它的约束和限制，可能会使我们不愿意再加以改进，而我们的子孙将会更加如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长辈和创立人的遗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应当信守不渝的。” 一个教派这样谦逊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其他教派总是以为自己获得了全部真理，认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像一个人在大雾弥漫的时候行路，在他前面远处的人他看去好像完全沉浸在大雾中，在他后面和在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在他近旁的一切好像很清晰，实际上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大雾中。为了避免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教友会教友辞去了州议会和政府中的职位，宁可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愿在原则上妥协。 照时间的先后来讲，我老早就应当提起下面这件事了。在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开炉”，这种火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能节省燃料，因为冷空气在进炉时就烘热了。以后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劳勃脱·葛莱丝。他开设一家翻砂厂，他发现制造这种火炉的铁板获利很厚，因为买这种火炉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推广销路，我编写和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新发明宾雷法尼亚火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火炉的议论》。这本小册子发行后效果良好，汤麦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所介绍的这种火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内给我专卖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向有着这样一个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乐于让别人利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慷慨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他人。 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东西，把它改装成他自己的东西，作了一些小的更动，这些变动只是减低了火炉的效力，就在伦敦取得专利，据说，他倒因此而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哩。别人从我的发明中僭窃我的专利权不限于这一个例子，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同样地获得成功，但是我从不跟他们争讼，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卖权来获利，同时我也不喜欢争吵。这种火炉广泛推行，不管是在宾州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里，给居民节约了大量的柴火。 战争结束了，因此团练的工作也完了，我的思想又一次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去了。我第一步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密社的社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雪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地位的人，过了一些时候我认为他们已经读过这本小册子，因而在思想上有了一些准备时，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开始募捐。捐款在五年内分五次缴纳。这种分期缴款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大一些。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五千镑。 在这些计划的序文中，我不把它们当作是我的计划，而是把它们归功于一些爱国绅士。按照我的惯例，尽可能地避免把我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二十一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察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这个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请好了，而学校我记得就在那一年（一七四九）开学了。 学员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在物色一块地位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时上帝忽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要稍加更改，就很可以适用。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胡飞特先生的听众们出资修建起来的大会堂。我们是这样获得这所大厦的。 我们记得这所大会堂是由许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起来的，所以在推选保管该项房地产的理事时，他们不许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违反修建这所会堂的原意，把整所房屋拨给某一教派独用。因此他们从每一教派中推选一人为理事，就是说，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派一人，等等。如果因死亡而有空额时，由理事会就捐款人中推选一人填补之。碰巧这位弟兄派理事与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弟兄派的人做理事了。但是问题是在选举新理事时怎样才能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 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为了上述的理由未能通过，终于有一个理事提出我的名字，他说我仅仅是一个诚实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一下可说服了其他理事，使他们推选了我。当年修建会堂时的那股热情老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觅得新的捐款来付偿地租和其他与会堂有关的债务，因此感到十分为难。现在我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是会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商谈，最后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会堂理事会把会堂让渡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付偿债务的责任，应允遵照修建该堂的原意永远在会堂里划出一大间听任传教士们的不时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教育清寒子弟的学校。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付清了债以后，就接管了房产。我们把这高大的会堂分成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房间作为讲堂。我们另外又买了一些地，整个场所不久就符合我们的需要了。 学员们就搬进了这所大楼。所有跟工人订合同、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我的肩上，但是我倒还是很乐意地担任这些工作的。特别是因为它们并不妨害我自己的业务，因为一年前我已经跟一个十分能干、勤勉和诚实的伙友大卫·荷尔先生合了伙。他以前替我做了四年工，所以我很了解他的性格。他负担了管理印刷铺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脱身，他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这一合伙维持了十八年之久，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过了一些时候，学院理事会向州长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捐款，地主们也捐献了土地，所以理事会的基金增加了，州议会迄今为止也捐了不少。现今的费列得尔费亚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始一直是理事之一，迄今快四十年了。我看到许多青年在大学里受了教育后，因他们的卓越才能著称于世，在社会上成了有用之材，为国增光，我感到莫大的快慰。 如上所述，我摆脱了私人的业务经营，当时我自以为我已经获得一笔足够的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是已经能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时间从事哲理的探讨，欢度晚年。我购买了斯宾斯博士的全部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我很快地着手做电学试验。但是现在社会上以为我是一个有闲阶级了，就抓住我来为他们服务，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地要我效劳。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后面的那个职位特别使我乐意，因为我对于枯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终于感到厌倦了。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如此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任何东西以自娱解闷。同时我认为当了州议员。我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我绝不是说我对这一切荣誉无动于衷，我当然感到很光荣，因为考虑到我出身的低微，这些地位对我是十分了不起的，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一种自发的称赞，完全不是我自己钻营得来的光荣。 治安推事的职务我稍稍做了一点。我出了几次庭，我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治安推事的工作，像我这样一点对于习惯法的肤浅知识是不够的，因此我逐渐地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议员的更重要的任务；我每年当选州议员，连续达十年之久，我从不曾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第二年，我们要与印第安人在卡来儿谈判了，州长送了个咨文给州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中指定几位议员，和参事会中的一部分参事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定了我和州议会议长（诺利斯先生），我们就奉命到卡来儿去，因此会见了印第安人。 因为印第安人十分好酒，当喝醉了酒时，他们就变得十分爱吵闹，无法无天，不守秩序，所以我们严格地禁止把任何酒类卖给他们。当他们为了禁酒而抱怨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谈判期间不喝酒，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给他们大量甜酒。他们答应了，他们也守了约，因为他们买不到酒，谈判进行得很安静，结果也使得双方满意。谈判结束后，他们要甜酒，我们就给了他们。这是在下午。他们男的女的和小孩一共约有一百人，住在城外临时性的木屋里，木屋排成一个四方形。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中间人声嘈杂，委员们就跑到城外去看个究竟。我们看见在四方形的中央是一个大篝火，他们男男女女全喝得酩酊大醉，互相争吵着殴打着。在阴暗的篝火的火光之下隐约地看出他们半裸体的淡黑色的身躯，互相追逐着，拿着火把互相殴打着，口中发出可怕的喊叫声。这种情景极似我们想像中的地狱。喧嚣经久不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寓所去了。在午夜的时候，几个印第安人跑来打雷一样地敲我们寓所的门，要求更多的甜酒，我们没有理睬他们。 第二天，他们发觉他们错了，他们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他们的三个酋长来道歉。发言人承认了错误，但是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他就设法宽宥甜酒，他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那东西就应当按着这用途来使用。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是呀！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番，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很可能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在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个好友汤麦斯·庞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用意十分良好的计划，有人说这计划是我的，但是最初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创举，起初人们还不很了解它，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要实现一个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他说：“因为我去向人募捐，人们常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谈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解答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地计划向别人募捐。但是在向人募捐之前，我设法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准备人们的思想。在这种事情上这原是我的一种惯例，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步。 以后人们的捐款就比前踊跃了。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州议会若不加以援助，光靠捐款是不够的。因此我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我们就这样做了。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表示异议说，这个医院只对城里人有益，因此应当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多数市民自己是否赞成这个计划。和他们的意见正相反，我认为它受到市民普遍的欢迎，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募得两千镑的捐款。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是完全不能兑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建筑在这种情形上的。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一个议案，按照捐款人的请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予津贴若干。州议会允许或提出这样一议案主要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州议会不喜欢它，就可以把它否决掉。我把重要的条款作为一个条件提出，就是说：“兹经本议会决定，当上述捐款人组织起来，选出理事和司库，募集基金若干（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清寒病人的伙食、看护、诊治和药剂之用），并向当时的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证明时，上述议长当依法签署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的司库两千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这议案。以后，在向人募捐时，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使人更乐于捐助，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总数不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数目，我们提出要求并获得了政府津贴，这就帮助了我们实现这一计划。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长期的经验证明这一医院是有益的，直到今日它还很兴旺。在我毕生的政治策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照我记忆所及，在当时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是在事后当我想起时，能够如此容易地使我宽宥我自己曾经施行了一个小小的策略。 约在这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柏特·檀南特牧师，来看我，要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 这所教堂将归他手下的长老会教友使用，他们原先是胡飞特先生的信徒。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以后他要我提供给他一张名单，列举从经验中我认为是慷慨好赐，热心公益的人的姓名。我想在他们同情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捐了款以后，假如我倒反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讲道理了。所以我也拒绝给他这样的名单。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愿意”，我说，“首先，我劝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钱的人募捐，并把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相信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的劝告。他倒真的这样做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结果是他得到的总数比他预料的大得多。用这笔钱他就修建了拱门街的那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得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又直，并且相互交错成直角形，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长期未经修铺路面，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轮却把他们翻掘成泥沼，使人裹足不前，在晴天则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忍受。我曾经一度住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当我看到市民在购买食物时跋涉污泥中的情形，颇感不安。后来在市场中央的一长条地方终于铺上了砖，所以市民们一到市场，就可以脚踏实地了，但是市场外面的街道往往泥泞不堪。我跟人讨论过这件事，我也为它写过文章，我终于使得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砖人行道这一段街道铺上了石板。在某些时间内，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不弄脏鞋子顺利地到达市场了。但是因为这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未经铺路，所以每当一辆马车从泥路走上石路时，把它的泥土震动下来，堆在石板上，不久石路上也沾满了泥泞，又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因为这时城里还没有清道夫哩l经过了一番调查以后，我找到一个贫穷勤劳的人，他愿意做清道工作，每周扫街两次并把每家门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资六便士。接着我就写了一张传单，把它印了出来，指出这一笔小小的费用可能替邻近的人们带来的好处。例如，由人们脚上带进来的泥泞减少了，我们家里就可以比较容易弄干净了；街道清洁后，顾客更容易到店铺来，顾客增多可以增加商店的营业等；在刮风的时候，灰沙不致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我每家分发一张传单，一两天后我跑到各家去访问，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签订合同支付这六便士。各家毫无例外地都签了合同，在一个时期内这个计划进行得顺利。全市居民对于市场附近街道的清洁，因为它便利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这就使得人们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修铺起来，同时也使得他们更愿意为铺路而纳税。 过了一些时候，我起草了一个替费城铺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提了出来。这件事发生在一七五七年，刚在我去英国之前，等我离开美洲后，这议案才获得通过，当时在估定税额的方式方面作了某些变更，这些变动我认为是不好的，但通过的议案还附有关于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一个普通老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他门口，这样他就用实际的榜样说明了路灯的效用，人们是从他的实例中首先想到在全城各处点灯的念头的。有人把首创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在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只是模仿了他的榜样，我只是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微功。我们的路灯跟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下列缺点：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出去，烟煤只在圆球内打转，粘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灯应发的光线，而且每天需要去拭擦灯罩，如果一不小心碰一下就破了，整个灯罩就变成无用了。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一长烟囱以便烟煤上升，灯下开裂缝以便空气进去，促进烟煤的上升。这样，灯罩就可保持干净，不至于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成昏暗无光了，路灯就可以不断地光明灿烂直到天明。即使偶然碰一下，一般也只敲破一块玻璃，重配也很方便。 伦敦伏克斯可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得灯罩干净，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伦敦市民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地也开几个孔。果然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洞是别有用途的，那就是，用麻线穿过这些孔洞悬挂下来，使得火焰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灯芯。至于放入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点了儿小时以后，伦敦街上已经暗淡无光了。 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方寿节博士建议的一件事。方寿节博士是我认识的人中间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伟大首创者。我看到在天晴的时候，伦敦的街道是从来没有人去扫的，尘土随风飘扬，听其自然积储起来，一下雨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满街泥泞，不堪涉足，除了由穷人拿着扫帚开辟出来的一条小道外，连穿越街道都不可能。这样过了几天后，人们化了很艰巨的劳动把泥浆耙起来，倒进上端敞开的马车中。但是当马车在马路上颠簸时，车身两侧会震出烂泥来，掉在路上，有时使路人感到烦恼。 伦敦市民之所以不扫除街上尘土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怕尘土会飞进商店和住宅的窗户。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化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在我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很苍白很软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谁雇用她来扫街，她说：“谁也没有雇用我，但是我穷苦不堪，我在富贵人家门前扫地，我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钱”。我要她把整条街扫干净，我愿意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时正，在十二点钟时她来要钱了。我起初看她动作很迟缓，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那么快就傲完了。我派我的仆人去看个究竟，他回来报告说整条街扫得一干二净，所有尘土都放在路中央的明沟中了。下一次下雨的时候，就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阴沟，都十分干净了。 当时我认为假如一个虚弱的妇人可以在三小时内扫这样一条街，一个强壮敏捷的男子或许只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在这里让我说明，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两边靠近人行道处各有明沟一条，不如在街道中央开一条沟较为便利，因为当一条街上的全部雨水从两边集中在中央时，它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冲洗掉它所接触到的全部泥土。但是如果把它分成两路，水流就常常太弱，不能冲洗掉两边的泥土，只不过使它所接触到的泥土更加稀烂，所以车轮和马脚就把它泼溅在人行道上，因此使得人行道肮脏泞滑，有时也会把泥浆溅在路人身上。我曾向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为了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韦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用守更人若干名，在干旱的季节里扫除泥土，在雨季里耙刮泥泞，每名看守人负责巡逻几条大街小巷。他们要置备扫帚和其他清道用具，放置在一定的场所，以便他们所雇用的穷人扫街之用。 在干旱的夏季里，在通常商店开始营业和住家打开窗户之前，每隔适当距离，将垃圾集成一堆，清道夫将用紧闭的车子把它全部运走。 耙集在一起的泥土不要堆积在街上，免得车轮和马足又把它散播开去。清道夫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低低地装在滑盘上。车底用格子构成，上铺稻草，可以保持倒入的污泥，允许水分从底下排出，这样泥浆的分量将大大减轻，因为其中大部分重量是水。这种车辆应放置在适当距离的地方，泥浆将用手推车运来，泥车将停留原处直到水分排干时，然后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从那时以后我对这个建议的后半部是否切实可行，有点怀疑了，因为有些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地位，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还以为那前半部（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扫清街道运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日子长。有一天早晨七点钟，我走过伦敦河滨街和佛里特衔，看见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出来三小时多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常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过昂，真有点荒唐哩。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叙述。 虽然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那是小事，但是假如他们考虑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或店铺受到灰沙的袭击以及这些袭击的经常反复，他们就会觉得这是_一件重要的大事，可能他们就不会过分地非难那些留意这些似乎卑不足道的事项的人了。造成人类幸福的与其说是千载难逢的巨大的幸运，倒不如说是每日发生的细小的方便。所以如果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自己修面，保养他的剃刀，你对他一生幸福所作的贡献可能比给他一千金币还大。钱可能很快地化光，只留下了用钱不当的懊恨。但是在假如教会他自己修面，他就可以避免经常等待理发师修面的麻烦，避免理发师有时候肮脏的手指，令人不快的呼吸和迟钝的剃刀。他可以在最方便的时候修面，每天享受用锋利剃刀修面的快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我冒昧地写下了前面这几页，希望它们包含了一些启发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对我亲爱的城前（我在这城里快乐地住了许多年了），或须对我们美洲的其他城市不无参考的价值。 在一段时间内我被美洲邮政总长委任为他的会计检查员，管理若干邮政分局并监督邮局职员。在一七五三年当他过世时，我和威廉·罕特一同被英国的邮政总长委任为美洲邮政总长，继任他的遗职，在这之前美洲的邮局从没有向英国的邮局上缴过利润。我们两人的年薪是六百镑，假如我们可以从邮局的盈余中获得这一数目的话。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得做许多改进工作，其中有几项在刚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化费许多钱，所以在起初的四年中邮局欠了我们薪金达九百余镑之多。但是不久邮局就开始付清我们的欠薪了。当英王政府的大臣们异想天开地把我免职时（我以后还要提到此事），我们已经使得它向英王政府上缴的净收益较爱尔兰邮局多三倍之多。自从他们轻举妄动地把我免职以后，他们连一文钱也没有拿到过。 邮局的事务使我在这一年到新英格兰去旅行了一趟。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自动地赠我文学硕士学位。 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以前也授予过我一个类似的学位。这样，虽然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获得大学的荣誉。这些学位的赠与是由于我在物理学电学部分中有所改进和发明。 在一七五四年跟法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又来临了，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的代表在奥尔巴尼举行代表大会，会同印第安人“六个民族”的酋长共同商讨防御彼此国境的问题。哈密尔敦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以备在开会时赠送给印第安人。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利斯先生）会同汤麦斯·潘先生和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雪法尼亚代表团。州议会就通过了这个名单，提供了礼品，虽然议员们不大赞成在宾州以外进行谈判。我们和其他代表团约在六月中旬在奥尔巴尼集会。 在赴会途中，按照国防和其他重大共同事业的可能需要，我拟订了一个计划，把各殖民地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之下。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计划给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和坎纳德先生看。这两位绅士对于政治是颇有研究的。他们的赞同给了我信心，我就大胆地在代表大会中提了出来。当时好像有好几个代表都制订了同样的计划。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先决问题：究竟是否应当组织一个联邦，我们一致通过了要建立一个联邦。然后我们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关于联邦的各种计划和报告，该委员会由每一殖民地各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碰巧选择了我的计划，于是经过了一些修改以后，我的计划就被报请州议会考虑采纳了。 按照这个计划，联邦政府将由总统一人管辖，总统由英王委任并受英王节制。各殖民地州议会中人民代表选举内阁阁员。在代表大会中，代表们一面讨论着印第安人事务，一面却讨论着这个计划。代表们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但是他们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全体一致把它通过了，并把抄本寄送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个计划的结局是很奇特的：各地的州议会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它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特权太大了，但是在英国人们却认为这个联邦政府太民主了。因此商务部不赞成，也没有提请英王批准。有人提出了另一个计划，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种计划，由各州州长和部分参事会同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大不列颠国库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在我已经印行的政治论文集中找到。 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顿，我常常跟瑟力州长讨论这两个计划。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这些政治论文中找到。人们用不同的、相反的理由反对我这个计划，这就使我猜想它实在是一个真正折中的办法。到现在我还以为假如当年我们采纳了这一计划，对大西洋两岸都有好处。按着这个计划联合起来之后，殖民地一定会有足够的自卫能力，那就不需要英国的驻军了，当然也就没有以后向美洲征税的借口了，因课税而引起的流血斗争也都可以避免了。但是这种错误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由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 环顾四海，看得清自己利益的人，或是看见以后能够急起直追的人何其稀少l执政的人，因为事务繁忙，一般都怕麻烦，不喜欢考虑或是执行新的计划。因此大多数优良的议案不是经过事前的深思熟虑，才被采纳的，而是由于时势所迫勉强地被接受的。 当宾雪法尼亚的州长把我的计划送交州议会时，他表示赞同，认为“在他看来这一计划似乎判断精彻，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因此值得州议会加以最细心的和认真的考虑”。但是有一个议员使用了一个狡猾的策略，趁我偶然缺席的机会，使州议会讨论了这一议案，而且完全不加考虑，马马虎虎地否定了它，我不但认为这种策术十分鬼鬼祟祟，完全不正派，而且对于结果表示十分遗憾。 这一年在赴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遇见我们的新州长莫理斯先生，他剐从英国来，以前我跟他很熟。 他奉命来接替哈密尔敦先生，后者因为受了业主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要与州议会发生争执，因而感到厌倦而辞职了。莫理斯先生问我，在我看来是否他也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感到处境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留心不跟州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处境可以一帆风顺，完全称心如意”。他愉快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能劝我避免争辩呢？你知道我喜欢跟人争辩，争辩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但是，为了表示我尊重你的劝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争辩”。他爱好争辩，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能说善辩，是一个精明的巧辩家，因此在争辩中一般总是胜利的。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饭后坐在桌旁，常常使他的孩子们互相争辩以为消遣，但是我想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论、抗辩和辩驳的人在工作中一般总是倒霉的。尽管有时候他们获得胜利，人们总是憎恨他们的，获得人们的好意对他们比胜利更为有用。我们分手了，他到费城去，我上波士顿。 在归途中，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议决案，从这些议决案看来，好像尽管他向我作了保证，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时期，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你枪我刀，不断地斗争着。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复他的讲演和咨文，而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很尖酸刻薄，有时竟是粗鄙的谩骂。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州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也许以为当我们见面时，我们难免要唇枪舌剑一番。但是他却是一个居心忠厚的人，所以我们两人间并不因这些争执而引起个人的嫌隙。我们还常常在一起吃饭哩！ 有一天下午，正当这公务上的争吵达到高潮时，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说：“富兰克林，请你跟我一块儿到我家去消磨一个晚上。我有一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他们的”。他挽着我的胳臂，领我到他家去了。饭后，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愉快地谈天，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喜欢桑绰·潘查的想法，当有人提议叫他做国王时，他请求让他统治黑奴，因为那么做，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合时，他可以把他们卖掉。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他的朋友说：“富兰克林，你为什么始终偏袒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么？我们的业主愿意高价收买哩！”我说：“州长还没有把他们涂得够黑哩！”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竭尽其能事地想把州议会涂成漆黑一团，但是州长刚把黑色涂上，州议会便尽快地把它擦去，而且把它回敬给他，涂在他自已的脸上，所以当他发现看来他自己将变成黑人的时候，他像哈密尔敦先生一样，对于这种争执感到厌倦了，他就辞职了。 这些公务上争执的终极原因是业主，他们是我们世袭的州长，每当为了防御他们的领地而需要负担费用时，他们的吝啬小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训令他们的代理人不让征收必需捐税的议案通过成为法令，除非在同一法令中明文规定他们巨大的财产获得豁免。他们甚至要他们的代表具结担保遵守他们的训令。州议会连续三年坚决反对这种非正义行为，虽然最后它终于不得不屈服了。最后，继任莫理斯州长的田尼上尉终于大胆地拒绝执行这些训令了。这件事的经过情形我将在下文叙述。 但是我讲得太快，抢到故事的前面去了，在莫理斯州长任内，还有几件事需要一提。 在某种意义上对法的战争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湾准备进攻王冠岬，派遣了昆瑟先生到宾雪法尼亚，鲍纳尔（后来成为鲍纳尔州长）到纽约去求援。因为我是州议员，熟悉议会里的情况，又是昆瑟先生的同乡，所以他便要我利用我的地位帮助他。我口授了他向州议会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讲的反响良好。州议会通过一万镑的援助，用来购买粮秣。但是州长拒绝批准州议会的议案（该议案包括这笔援助和其他给英王的津贴），除非议案中加入一条，豁免业主的财产支付任何因此而需要缴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极想使得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成为有效，但是不知道应当如何进行。 昆瑟先生努力敦促州长加以批准，但是他很顽固。 那时我提出了一个办法，不需要州长就可办到，那就是开贷款局董事的汇单。按照法律，州议会有权开该项汇单。事实上，贷款局当时没有多少存款，因此我提议这些汇单应当在一年中兑现，并且负担五厘的利息。我以为用这些汇单或许可以顺利地购得粮秣。州议会毫不踌躇地采纳了我的建议。这些汇单立即印制了，而我是指定签署和推销这些汇单的委员之一。收回这些汇单的经费是当时全州纸币贷款的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这两者用来收回汇单大家知道是绰然有余的，因此立即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它们不但用来支付粮秣的费用，而且许多有钱人，手边有闲钱，就把钱投放在这些汇单上。他们发现这种投资是很有利的，因为当这些汇单在手上时它们有利息，在任何时候它们可当作现金使用，所以它们全部被抢光了，在几个礼拜以后，便销售一空了。这样，通过我的方法，这件要事是完成了。在他致州议会的措辞文雅的备忘录中，昆瑟先生表示了谢意，回家时因自己使命的完成而感到兴高采烈，并且从此以后他对我有着最深厚诚挚的友谊了。 英国政府不肯允许各殖民地按照奥尔巴尼的建议联合起来，也不愿意让这个联邦建立它们自己的国防，恐怕殖民地的武装力量会因此过分强大，因而意识到殖民地自己的力量。这时候英国政府对各殖民地已经怀着猜疑和忌妒的态度，因此它派遣了布剌多克将军和两个联队的英国正规军队渡海来美洲作为驻防军。 他在维基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登陆，从此向马里兰的弗雷德利敦进军，在这里他停止前进，等候车辆。我们的州议会听说这位将军对州议会有极强烈的成见，以为州议会反对他的军队，所以要我以邮务总长的身份，不是以议会的名义去拜访他，假装跟他商量，用最迅速稳妥的办法传递他与各州州长之间的信件，因为他必然要继续不断地与他们联系。各州州长建议邮递费用由他们负担。我儿子这一次随我同行。 我们在弗雷德利敦找到了这位将军，他很焦急地等待他副官们的回来。他派他们遍访马里兰和维基尼亚的边缘地区去收集车辆。我跟他在一起呆了好几天，每天和他一同进餐，我有充足的机会解除他的全部成见，我告诉他为了帮助他作战，州议会在他到达前已经做了的事，而且现在还是愿意尽力协助。当我正要动身回来的时候，收集运货马车的统计数字送来了，根据这些数字好像只有二十五辆车子，而且其中有些还是破旧不堪的。将军和他的副官们惊惶失措，认为这次征伐完蛋了，因为它无法进行了，他们怒骂英国政府愚昧无知地叫他们在缺乏运输粮秣行李等工具的地带登陆，因为他们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辆运货马车。 碰巧我说了句可惜他们不在宾雪法尼亚登陆，因为那里几乎每一农家都有运货马车。那位将军马上抓住我这句话，他说：“那么，先生，你在那里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也许你能够替我们设法搞到这些车辆，我恳请你承办这件事”。我问他愿意给马车主人怎样的报酬，他就要我把我认为必需的报酬写在纸上。我照办了，他就同意这些报酬，于是马上准备了委托书和训令。我一到兰加斯德马上就登了一个广告，这些报酬可以在广告中找到。这个广告产生了巨大迅速的效果，所以倒是一个有趣的文件，我将全文插入。原文如下： 广 告 一七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兰加斯德兹因英王陛下的军队即将在威尔港集合，需要一百五十辆运货马车，每辆配备马四匹，和一千五百匹鞍马或驮马，布刺多克将军大人授权与我订立雇用上述车马的合同。我谨此通知，从即日起到下星期三晚上为止我将在兰加斯德，从下星期四上午起到星期五晚上为止我将在约克办理此事。在上述两地租用车辆，牲口联队或单独马匹的费用如下： 一、备有良马四匹和御者一人的马车，每日每辆付与十五先令，配有驭鞍一个或其他马鞍和设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付与两先令。没有马鞍配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付与十八便士。 二、各种车马的租费概从加入威尔港部队之日起计算。车辆马匹必须在下月（五月） 二十日以前向威尔港部队报到。除了规定的租金以外，对于往返旅途的必需时间将给予适当的补贴。 三、每一辆马车和牲口联队，每一匹鞍马或驭马应由我和物主共同选定的公正人士加以估价，假如任何车辆，牲口联队或马匹在军役中遗失，就应照价赔偿。 四、在订合同时，如有必要，物主可向我预支七天的租金，余款将由布刺多克将军或军需官在解雇时或按照需要在其他时候支付。 五、马车的御者或照料雇用马匹的马夫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命其履行兵士的职务或其他照料车马以外的工作。 六、凡由马车或马匹运抵军营的一切燕麦、玉蜀黍或其他饲料，除饲养马匹必需者外，概由军队按照合理价格加以收购，以供军用。 备注，——我儿威廉·富兰克林有权在昆布兰郡与任何人订立此类合同。 本·富兰克林。 告兰加斯德、约克和昆布兰郡居民书朋友们！同胞们l几天之前我偶然到弗雷德利军营去，我发现那位将军和军官们因为缺乏马匹和车辆，感到十分恼怒。他们本来以为宾雪法尼亚州最有能力，期待着本州提供这些便利，但是由于我们的州长和州议会意见不合，我们既没有拨款，又没有为此采取其他措施。 有人提议立即派遣一支武装部队进入本州各郡，按照需要强占必要数量的最优良的车辆和马匹，并强征必要数量的人民入伍，来驾驭和照料车辆和马匹。 我怕英国士兵带着这样的使命进入本州各郡，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目前的愤怒和他们对我们的怨恨，会使居民遭受到许许多多巨大的不便。因此我更愿意不辞辛劳，试用公平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州边缘地区的居民最近曾向州议会诉苦说他们缺少货币，现在你们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获得和分享一个相当巨大的数目。因为假如这次征讨的服役继续到一百二十天的话（看上去它必然会这样），租用这些车辆和马匹的租费会超过三万镑之数，他们将用英王的金银币来支付这些租金。 这种服役是轻便而容易的，因为这支军队一天走不了二十英里路。这些运货马车和搬运行李的马匹，因为它们所运输的东西是对军队的福利绝对必要的，所以必须跟着部队走，不能走得太快，并且为了军队起见，不论在行军或扎营时，这些车马总是放置在最安全的地方的。 如果你们真像我相信你们那样是英王陛下的善良而忠实的臣民，现在你们倒有一个尽忠的机会了，而且做起来也可以使得你们自己不感到困难。若是因为忙于种植，因而不能单独提供一辆马车，四匹马和一位御者，那么三四家合起来就可以了，一家出车，另一家出一匹或两匹马，另一家出一个御者，租费你们可以按比例分摊。假如面对着这样优厚的待遇和合理的酬报，你们仍不肯自动地效忠报国，那么人们就会大大地怀疑你们的忠心了。国王的任务必须完成。那么多勇敢的战士，千里迢迢来保卫你们，决不能因为你们玩忽你们应尽的责任而袖手旁观；车辆和马匹既是非有不可，因此他们可能采取强制手段，到时你们就会呼援无门，雪冤乏术了，而且也许很少人会同情和关心你们哩！ 这件事对我没有特别的利害关系，因为除了满足我行善的愿望以外，我只是鞠躬尽瘁，心焦神疲而已。假如用这一办法不能获得所需的车辆和马匹的话，那么在两星期之内我就只好报告那位将军。我猜想轻骑兵约翰·圣克莱爵士会立刻带着一队士兵到宾雪法尼亚来找车马。到那时我将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是你们最真诚忠实的朋友和同情者。 本·富兰克林。 我从将军那里领到约八百镑，作为付给车主等人的预支租金，但是因为这笔款项还不够，我又垫付了两百多镑。两星期后一百五十辆马车和两百五十九匹驭马就启程向军营出发了。那广告本来就讲好如有车马损失，照估价赔偿。但是物主说，他们不认识布刺多克将军，或是他们不知道他的诺言是否可靠，所以他们坚持要我亲自担保，于是我就担保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军营里跟丹巴上校联队的军官们共进晚餐，丹巴上校告诉我他替他的部下担忧，他说这些军官们收入一般都不多，在这米珠薪桂的国度里，这次经过旷无人烟地区的长征中所必需的日用品，他们无力购买。我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决定设法替他们想些补救办法。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意图，第二天上午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有权支配一些公款的委员会，热诚地希望他们考虑这些军官的处境，提议赠送给他们一些饮食和日用必需品。我的儿子对于军营的生活和需要曾经有过一些经验和体会，他替我开了一张单子，我就把它附在信里。委员会同意了我的请求，这件事办理得如此迅速，当宾州的马车队到达军营时，这些日用必需品也由我儿子押运着送到了。共计二十包，每包计有： 塔糖 六磅。 格罗斯忒干酪 一枚。 上等黑糖 六磅。 上等牛油 一小桶（二十磅）。 上等绿茶 一磅。 陈年白葡萄酒 二打。 上等武彝茶 一磅。 牙买加酒 二加仑。 上等咖啡粉 六磅。 芥末粉 一瓶。 巧克力 六磅。 上等熏腿 二只。 上白饼干 五十磅。 腌舌 半打。 胡椒 半磅。 米 六镑。 优等白酒醋 一夸尔。 葡萄干 六镑。 这二十个大包，包装得好好的，放在二十匹马上。 每一个包跟一匹马一同送给一个军官。军官们收到这些礼物时，感激莫名，两个联队的上校都写信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将军看我替他租到了车辆等物也感到十分满意，马上偿还了我的垫款，再三地向我道谢，并且要求我继续协助他，替他输送粮秣。这事我也答应了，并且忙忙碌碌地采办着军粮直到我们听到他败北的消息为止，我私人替他的军队垫付了英币一千镑以上，我寄了一张账单给他。幸亏在这次会战开始的前几天，他收到了这张账单，他立即寄回来一张汇单，命令军需官付还给我一千镑的整数，余数并入下次账目。 现在我认为能够收回这笔款子是侥天之幸，因为以后我就永远未曾能够收回余数。这件事以后我还要提到。 这位将军我倒以为是一个勇敢的人，在某些欧洲的战争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位优秀军官。但是他的自信力太强，对于正规军队的作战力量估计过高，对于美洲殖民地人民和印第安人两者估计过低。我们的印第安语翻译乔治·克罗干带了一百名印第安人参加了他的进军，这些印第安人，如果他好好地待他们，可能作为向导、侦察兵等，对他的军队大有用处，但是他看不起他们，怠慢了他们，所以后来他们慢慢地离开了。 有一天，我跟他谈话，他稍稍告诉我他进军的计划，他说：“攻下了度垦堡以后，我将直捣尼加拉；攻下尼加拉以后，如果季节还不太晚的话，我将进取方替耐克。我想季节一定不会太晚，因为度垦堡阻拦不了我们三四天，度垦堡一下，我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我进攻尼加拉了”。在这以前我老早就认为，当他的军队在一条羊肠小道中进军时，他必然要把队伍拉得很长，而这条小道就可以因森林和丛林而被切断，我也想到我曾经读到过，前一次有一千五百个侵入伊洛奎印第安人地区的法国人遭到了失败，因此我有点怀疑，同时我也替这次出征捏一把汗。但是我鼓足勇气只敢说：“当然罗。将军大人，如果你带着一支有这么多大炮配备的优秀部队安全地到达度垦堡，因为度垦堡的防御工程尚未完成，而且听说驻军人数也不多，所以一定指日可下。但是我担心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埋伏可能阻碍你的进军。印第安人对于埋伏行之有素，因此在掩护和偷袭方面都是十分巧妙敏捷的。你的军队的行军行列必然拉得很长，几乎有四英里之谱。这样它可能遭受到从侧面来的突击，可能被切成几段。由于距离过远，被切断的部分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支援”。 他笑我愚昧无知，他回答说：“的确，这些生番对于你们未经训练的美洲殖民地民兵可能是强敌，但是对于英王陛下的久经训练的正规军，先生，他们是毫不足道的。”我想到我没有资格跟一个军人争辩他专业上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敌人并没有像我担心那样地乘机攻击他那漫长的队伍，他们让它继续前进，不加阻挠，直到离目的地九英里的地方。那时，部队比较集中（因为部队刚渡过了河，先头部队停止前进等待着全军过河），而且处在一块比以前所经过的地方更宽广的林间空地上，就在这里，敌人从树后和丛林后面用密集的火力向先锋部队进攻。到这时将军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敌人就近在咫尺。先锋部队既然已经秩序大乱，将军就催促大军上前援助，但是由于马车、行李和牲口的缘故，队伍的前进就十分紊乱。不久敌人从他们的侧面开了火。军官们因为骑在马上，是鲜明的目标，成为众矢之的，很快地都倒下了。士兵们挤在一起，也听不到军官们的号令，只是呆在那里给人射击，直到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士兵都中弹而死了，到了那时，他们恐慌极了，大家就慌张地逃走了。 赶车的每人从牲口中拉出一匹马来，匆忙地逃走了。其他的人立即模仿了他们的榜样，因此所有的马车、粮秣、大炮和军火全丢给敌人了。那位将军受了伤，好容易才把他救了出来。他的秘书瑟力先生在他的身边中弹而死。八十六名军官中，死伤的达六十三人之多，一千一百个士兵中死了七百一十四个。这一千一百个士兵是全军中的精华，其余的部队留在后方归丹巴上校率领，按照原定的计划丹巴上校将押运着大量的军火、粮秣和行李追踪前进。逃走的士兵并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袭，他们逃到了丹巴的军营里，他们所带来的恐慌立即使得丹巴上校和他的部下惊惶失措。虽然他现在还有一千多人，而击溃布剌多克的敌人最多总共也不会超过四百名印第安人和法国人。他不但不向前进军，设法雪耻，反而命令把全部粮秣和弹药等物加以销毁，免受拖累，以期获得更多的马匹帮助他逃回殖民地。当时维基尼亚、马里兰和宾雪法尼亚的州长们请求他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便保护居民，但是他匆匆忙忙地继续撤退，一直退到费城，那里的居民可以保护他，他才觉得自己安全了。这件事第一次使我们美洲殖民地人民想到：我们对于英国正规军的勇敢无敌推崇备至是毫无根据的。 并且在登陆后经过村落的第一次行军中，他们抢劫掳掠，无所不为，使得某些穷苦家庭完全破产。居民若敢违抗，则侮辱虐待和幽禁接踵而至。这件事就足够使我们厌弃这种保卫者了，假如我们真正需要人来保卫的话。这与我们法国友人的行为是多么不同呀！ 法国人在一七八一年从罗特岛到维基尼亚，经过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近七百英里的行军中，秋毫无犯，没有人因失去一只猪、一只鸡或者甚至一只苹果而抱怨过。 那位将军的一个副官欧姆上尉受了重伤，跟将军一起被救了出来，并且继续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死亡为止。欧姆上尉告诉我将军在第一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夜间他只说：“谁想得到呀！”第二天他又沉默了，到了最后只是说：“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以后他就死了。 秘书的文件包括将军的全部命令、训令和通信。全部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他们挑选了几件，把它翻成法文印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在宣战前已经具有敌意了。在这些发表的文件中，我看见几封将军写给内阁的信。信中对于我向陆军提供的巨大服务赞誉备至，并请他们注意我。大卫·休谟几年以后做了侯德福勋爵驻法公使任内的秘书，以后在昆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他又当了他的秘书，他也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了布剌多克的信件，极力地推荐我。但是因为这次出征失利，人们大概认为我的协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这些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什么作用。 从将军本人，我只要求一个酬谢，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部下不要再征募我们的契约奴仆，已经征募的请他释放。这件事他很快地应允了，因此有几个契约奴仆，经过我的申请，重新归还他们的主人。当军权转入丹巴手中时，丹巴就不那么慷慨了。当他退却或是逃奔到费城时，我请他释放兰加斯德三个穷苦农民家的被征募的仆人，同时提醒他故将军关于这方面的命令。 他向我保证，他的军队就要开到纽约去，几天之后他将在特棱吞，如果这些主人到特棱吞去看他，他在那里会把他们的仆人还给他们。于是这些农民破费了川资，不辞辛劳地到特棱吞去。到了那里他拒绝实践他的诺言，致使他们大失所望，而且所费不资。 等到关于车辆和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人都向我索取由我作保的赔偿费。他们的要求使我大伤脑筋，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在军需官的手中了。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需来自瑟力将军，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瑟力将军申请赔偿，但是因为他在远处，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复信，他们必须有耐心。这一番话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的人开始向我提出诉讼了。最后瑟力将军终于使我解脱了这种可怕的处境，委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各人的要求和支付赔款。赔款总数几达两万镑之巨，如果要我赔偿，我就要破产了。 在我们接到失利的消息之前，有两位庞德医生带着募捐册来向我募捐，以便集资举办一次巨大的烟火，准备在获得我们攻下度垦堡的消息之后狂欢庆祝之用。我面孔很严肃，我说我认为当我们确实知道需要狂欢庆祝时，再来筹备也不为晚。他们好像很惊讶我没有立刻附和他们的建议。其中有一个人说：“唷！你总不会以为这个炮台打不下罢？”“我并不以为这个炮台会攻不下，但是我知道胜败颇难预测。”我就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怀疑的理由，募捐就此作罢，因此他们总算避免了一件会使他们懊丧的事。如果他们买了烟火，他们定会悔恨交加呢！以后在另一个场合，庞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凶兆感。 在布剌多克受到挫折之前，莫理斯州长不断地跟州议会纠缠不清，写了许多咨文，企图强迫州议会通过州防经费而免征业主财产，他否决了所有州议会的议案，因为它们没有豁免业主财产的条款。现在危险更大了，州防的需要也更加迫切了，所以他加紧向州议会进攻，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州议会还是坚定不移，因为他们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限将受到严重的侵犯。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一个议案，拨款五万镑，的确，州长只建议了修改一个字。原来的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课税，业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改成“不”字，修改虽不多，意义却有很大的变更。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在英国的朋友。当这个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们就哗然指责业主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非正义的训令。有的甚至说他们既然破坏了他们殖民地的州防，那么他们就丧失他们对该殖民地的权益了。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岁入征收总管捐助五千镑，不论州议会通过多少州防经费。 州议会接到了这样的通知以后，就接受了这五千镑作为他们应缴捐税的代金，接着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文，于是议案就通过了。根据这个决议，我是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共达六万镑。 我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议案的起草工作，并积极地使它获得通过。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义勇军民兵的议案，并且很容易地使它在议会中获得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们留意使得教友会教友可以保持自由。为了成立建立民兵所必需的团练，我写了一篇对话①，尽我所能地提出了一切反对这种民兵的想法，并加以答复和驳斥。这篇对话印了出来，我想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①这篇对话和民兵法案刊登在“绅士杂志”，一七五六年二月三月号（富兰克林注）。 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连正在组织和训练的时候，我答应了州长的请求去接办我们西北部的边防，那里常有敌人出没，要我去训练团练，修建一连串的炮台来保卫当地的居民。我把这个军事任务承担下来，虽然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十分够格干这件事的。他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人。招募民兵我倒没有什么大困难，一下子我就招募了五百六十名，由我统率。我的儿子在上次战争中是攻打加拿大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就当了我的副官，他对我很有用。印第安人已经焚毁了纳登荷（这是一个弟兄派教友居住的村落），并且屠杀了当地的居民，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建筑炮台的一个好地点。 为了向纳登荷进军，我在伯利恒集合了连队，伯利恒是弟兄派教友的主要所在地。出乎意料地我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准备做得非常好，因为纳登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唇亡齿寒。该地主要的房屋都用栅栏防卫起来，他们从纽约购买了一些枪支和弹药，他们甚至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与窗户之间，放置了许多铺路石，以备妇女们用来向任何企图侵入的印第安人的头部投掷。武装了起来的教友们也轮班看守，像任何驻防城市的守备队一样有条不紊地交替休息。在跟他们的主教施金堡谈话时，我提到了我感到的惊奇，因为我知道他们获得了议会的特许，豁免他们在殖民地的军役，我满以为他们是真心诚意认真地反对当兵的。他回答说反对服兵役不是他们确定的原则之一，但是在获得议会特许时，有人认为他们的信徒中有许多人是反对服兵役的。但是这一次，出乎意料地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人保留这种信仰。看来不是他们欺骗了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欺骗了州议会，但是常识和当前的危险结合起来有时候是能够克服怪僻的念头的。 就在一月初，我们着手修筑炮台了。我派遣了一个支队到密尼新克去，为了保护那个较高地区我命令他们修建一个炮台，我又派了另一个支队带着类似的使命到较低的地区去。最后我自己带着其余的部队到纳登荷去，在那里我们认为必须更迅速地修建一个炮台。那些弟兄派教友替我张罗了五辆运输马车，搬运我们的工具、粮秣、军火、行李等物。 有十一个农民被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农场上赶了出来。我们刚要从伯利恒出发时，他们跑来找我，请求发给他们火器，使得他们可以回去抢救牲口。我发给每人一枝枪和一些合用的子弹。我们还没有走几里路，天就下起雨来了，而且整天不停。在路上也没有避雨的场所到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德国移民的家里，在他的堆房里我们大家紧紧地挤成一团，全身湿得像落汤鸡一样。幸亏我们在路上没有碰到敌人，因为我们的火器十分简陋，我们的士兵怎么也没法使枪机不受潮湿。 印第安人能想出巧妙的办法来保持枪机干燥，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就在当天这些印第安人碰见了上面提到的十一个可怜的农民，击毙了十个。那个从虎口里逃出来的唯一幸免者说他和他同伴的枪打不出去，因为门管给雨淋湿了。 第二天天晴了，我们就继续前进，到达了荒无人烟的纳登荷。在附近育一个锯木厂，厂旁还留着几堆木板，用这些木板我们不久就替我们自己建造些临时兵房，由于我们没有帐篷，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修建兵房倒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第一件工作是更妥善地埋葬留在那里的尸首，在这以前乡下人只把它们早早收殓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们替我们的炮台做了个计划，选择了台基，炮台周围共长四百五十五英尺，这就需要四百五十五根栅栏，紧密排列，每根栅栏由直径一英尺的树干制成。我们共有七十把斧头，我们立即动手伐木，因为我们的士兵是伐木能手，所以效率很高。我看到伐木的速度是如此迅速，当两个人开始砍伐一棵松树时，我就好奇地望着我的表，不出六分钟他们两人已经把它砍倒在地上了，我发现那棵树的直径有十四英寸，每棵松树可制成三根长达十八英尺的栅栏，栅栏的一端削尖。当伐木工作正在进行时，我们的其他士兵在四围挖掘了深达三英尺的壕沟，以便把栅栏插入土中。我们把马车的车身拆掉，拔掉连接前后两段辕杆的钉子，把前后轮分开，这样我们就有了十辆马车了，每辆由两匹马拖拉，把栅栏从森林运到工地。当栅栏立好以后，我们的木工在圈内沿着栅栏用木板搭了一个搭脚，离地约有六英尺高，以备人们站在上面从枪眼中向外射击。我们有一门旋转炮，装在一个角上，一经装妥我们就开炮，通知印第安人（假如他们有人在附近的话），我们有了这种装备了。这样我们的炮台，假如我们如此简陋的栅栏用得上这样雄伟的名称的话，总算在一星期内完成了，尽管每隔一天就大雨倾盆，使得士兵们无法进行工作。 这件事给我一个机会看到，当人们在工作时，他们觉得非常满足，因为在他们工作的日子，他们温厚愉快，他们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工作，他们的晚间就过得很愉快。但是在空闲的日子里，他们就悖忤不驯，争吵不息，挑剔他们的伙食，不断地发脾气。这使我想起一个船长来了，他总是使他的水手们继续不断地工作着。有一次他的大副报告说，他们的工作全做完了，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可叫他们做了。他说：“啊，叫他们洗刷锚罢。” 尽管这种炮台鄙陋不堪，抵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已经绰然有余了。当我们站稳了脚，在必要时，我们也有地可退之后，我们就大胆地结伴搜索邻近地区。 我们没有碰到印第安人，但是我们在附近小山上却发现了他们躲藏着窥伺我们行动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一种巧妙的装置，似乎值得一提。这时候是冬季，印第安人需要烤火，但是如果在地面上生一个普通的火，那末在远处人们看见了光就知道他的位置了。因此他们在地上掘了直径约三英尺深三英尺余的洞。我们观察到他们怎样用斧头从森林里的烧焦木头边上砍下木炭来。用这些木炭他们就在洞底生起了小火，并且我们看到他们上半身躺在地洞四周草地上所留下的痕迹，他们的腿挂在洞里以保持足部温暖，保持足部温暖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用这种方法来生火，敌人看不到火光、火焰和火星，甚至也看不到烟，因此他们就不会被发现。看来他们人数并不多，好像他们已经晓得我们的人数过多，他们要袭击也不能希望打胜仗。 我们有一个热心的长老会牧师俾替先生充当我们的军中牧师，他向我抱怨说，士兵们一般不来参加祈祷会，不来听他的训诫。当他们应征时，除了饷银和伙食外，我们还答应每天给他们一及耳甜酒，我们按时发酒给他们喝，一半在上午，一半在晚上。我发现他们来喝酒倒是十分按时的。因此我跟俾替说：“作为一个牧师，要你去管理甜酒或许是有点屈尊，但是如果你等到祈祷会完毕后才发酒，他们都会来的。”他觉得这办法不错，接受了这个职位，有几个人帮他斟酒，这事进行得很顺利，祈祷会从未有过这样座无虚席、按时不误的情形，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军法来处罚那些不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倒不如用这种方法为妥。 这一工作刚完成，我在炮台里刚贮备了充分的粮秣以后，我接到了州长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召集了州议会，要我去参加会议，假如边境的形势不需要我再在那里的话。我在州议会里的友人们也来信劝我去开会，如果可能的话。现在我的三个炮台既然已经修建完毕了，居民们在炮台的保护之下也安心地留在自己的农场里了，我就决心回去。更高兴的是一个新英格兰的军官，叫做柯赖班上校，对于与印第安人战争颇有经验，刚巧到我们的地方来访问，同意担任指挥官的职务。我给他一张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我向全军宣读委任状，并把他介绍给全体士兵，我认为由于他的军事技能，他比我更适宜于做他们的指挥官。对他们讲了几句劝勉的话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护送我到伯利恒，在这里我小住了几天，消除疲劳，当我第一夜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时，我简直无法入睡，因为这与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我们纳登荷木屋里的地板上，有天壤之别。 在逗留伯利恒期间，我稍稍了解一下弟兄派教友的风尚。有几个弟兄派教友一直陪着我，所有的弟兄派教友都对我十分客气。我发现他们实行共产，伙食是集体的，许许多多人一起睡在集体宿舍里。我在宿舍里看到在靠近天花板处的四围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开一个气孔。我认为这些气孔为了流通空气，开在上端，是很适宜的，我参加了他们的礼拜仪式，当时我听到了优美的音乐，感到快慰，他们用提琴、箫、横笛、竖笛等乐器来伴奏风琴。我知道他们讲道时，不像我们平常那样，对男女老少混合的会众讲的，他们有时候召集已婚的男子，有时候召集他们的妻子，有时未婚青年男子，未婚青年女子和儿童分头集会。我曾听过他们向儿童说教。男孩由一个青年男子（他们的导师）带领，女孩由一个青年妇女带领进入会场，排队依次坐在凳子上。所讲的内容似乎颇适合他们的水平，讲时用一种亲切愉快的口吻，仿佛诱哄他们做乖孩子似的。他们的纪律颇好，但是似乎面色苍白，健康欠佳。我猜想他们被关在屋子里的时间太多了，或是运动太少了。 我调查了弟兄派的婚姻习惯，想弄清楚他们是否像传说那样用抽签方式决定配偶的。他们告诉我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用抽签来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青年男子打算结婚时、他就告诉他班上的长辈们，他们又跟那些管理青年女子的老年妇女商量，由于这些男女长辈们对于他们各人自己学生的性情脾气都很熟悉，他们最能判断谁配谁最合适，平常男女双方总是同意他们的决定的，但是比方说，假如他们认为有两三个青年女子都同样地适合一个青年男子，那时才使用抽签的办法。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说，如果婚姻不是由当事人自愿选择，他们当中可能有人会感到不满。 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回答说，“就是你让当事人自己选择，他们也可能会产生不满”。这一点事实上我也无法否认。 回到了费城以后，我看到团练的事情进行的很顺利，除了教友会教友以外，其余的居民几乎全都加入了，他们按照新的法律把自己组成许多中队，选出了他们的上尉、中尉和少尉。B博士来看我，告诉我他在宣扬有关团练法律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说这种努力有了重大的成就。在这以前我自己以为这一法律的通过全由于我的那篇《对话》。但是我想他所说的或许也有道理，所以我就让他保持他的意见。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团练的军官们开会时，选举我做团队的团长，这一次我接受了这一职位，我忘了我们一共组织了多少中队，但是我们有一千两百个雄赳赳的战士列队游行，还有一中队的炮兵，他们带有六门铜质野战炮，他们使用这种野炮颇为纯熟，每分钟发十二炮。在我第一次检阅了我的团队以后，炮兵们运我到家，坚持要在我家门口放几个礼炮，对我致敬，炮弹把我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下来摔破了。事实上我的新荣誉也跟这些玻璃差不多一样地脆弱，因为不久以后英国政府废除了我们的团练法，我们的军衔也接着被撤销了。 在我充当团长的短短时期中，有一次在我将出发到维基尼亚旅行之前，我团队中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应当护送我出城直到下渡口。当我正在上马时，他们三四十个人，骑着马全体穿着军服，来到我的门前。事前我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否则我会加以劝阻，因为我生性不喜欢在任何场合摆威风。他们来了，我真十分懊恨，因为我这时无法使他们不护送我了。使事情更糟的是：当我们开始移动时，他们拔出了他们的指挥刀，一路上骑着马露刃前进。有人替这件事写了一个报告寄给业主，他大为不乐。当他在宾雪法尼亚州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隆重的敬礼，他的州长们也从未享受这样的敬意。他说只有王室的亲王才配受这样的敬礼。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不大知道。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对这种事情的礼节我都是外行。 但是这种无谓举动却大大地增添了业主对我的敌意。由于我在州议会中有关他财产免税方面的言行，在这以前他本来已经很恨我了。我一直激烈地反对着这种免税，而且我还严厉地斥责他在要求这种特权时所表现的卑鄙无耻的不义行为。他向内阁控告我，说我对英王军务的完成是一个巨大障碍，说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反对通过合适的筹款议案。他还引我跟我的军官们列队游行的事作为例证，说明我企图使用武力从他手中夺取宾州的政权。他还请求邮务总长依福拉·福根纳爵士免除我的职务，但是他徒劳操心，结果只博得了依福拉爵士的一顿委婉的训诫而已。 尽管州长与州议会间不断发生龃龉，作为一个议员，我在争论中是分担着很大的份儿的，但是在我与州长之间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谦恭有礼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私人的嫌隙。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对我不抱怨或很少抱怨，可能是一种职业性习惯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他咨文的复文是我执笔的。他受过律师的训练，他也许认为我们两人只是诉讼中争执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业主，而我代表州议会。因此，有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作一次友好的访问，要我对一些疑难问题提些意见，他有时也接受我的劝告，虽然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们共同合作替布剌多克的部队采购粮秣。当他失利的可怕消息到达后，州长火急地召我去见他，跟他共同商谈防止边陲城镇居民逃亡的方法。现在我记不起当时我建议了什么，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应当写信给丹巴，要他如果可能的话暂把部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兵一到，他或许可以继续进行征伐。等到我从边区回来以后，他可以命令我用殖民地军队去进行征伐，去取度垦堡，如果丹巴和他的部队忙于攻打其他地区的话。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对于我自己军事才能的估价低于他口头上对我的评价，并且我相信他口头上的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也许他以为我的名望会有助于士兵的征集，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会有助于州议会的拨款来付军饷，并且或许此项拨款可以豁免业主财产的纳税。当他发现我并不像他预料那样地热中于此的时候，这一计划就被抛弃了。不久以后他就去职了，继任者是田尼上尉。 在我继续叙述我在这位新州长任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之前，在此不妨叙述一下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声誉的蒸蒸日上。 在一七四六年，当我在波士顿时，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斯宾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他做给我看一些电气试验。这些试验做得不很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很熟练。但是因为这个题目对我是完全新的，所以它们使我感到又惊又喜。我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令逊先生那里收到了一根玻璃管作为礼品，附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使用玻璃管的方法。我热心地乘机重复我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很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加添了几个新的实验。我说经过多次练习，因为在一个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人们庙集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为了使得朋友们能够稍稍分担这种负累，我叫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这些朋友也有了做实验的设备了，所以到了后来我们就有了好几个做实验的表演者了。在这些人中间，金纳司莱先生是最主要的，他是我的邻居，很有才能，由于他当时正失业，我就鼓励他表演这种实验来赚钱，并且我替他撰写了两篇演讲稿，务使实验的先后排列，讲解说明的措辞和方法，能做到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的地步。为了这个目的他购买了一套漂亮考究的仪器，凡是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机件，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漂亮了。听他演讲的人很多，他们听了也大为满意。过了一些时候，他周游各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镇表演实验，因此赚了一些钱。在西印度群岛，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因为那里的空气很湿。 由于柯令逊先生赠送给我们那根玻璃管和其他物件，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他我们用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就，我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报告我们所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中宣读了我的报告，皇家学会起初以为这些报告没有重大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社刊中发表，我曾经替金纳司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密丘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学会中宣读过了，但是只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这些论文给方寿节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不应使之埋没，他建议把它们印出来。后来柯令逊先生把它们交给盖夫，要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中发表。但是盖夫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方寿节博士并且写了一篇序文。看来盖夫的生意经算盘是打对了，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他却分文不出。 但是，这些论文在一个时期内在英国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驰名法国和全欧的科学家德保丰爵士，以偶然的机缘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他就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法文版的印行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导师诺莱神父。他是一个能干的实验科学家，他在以前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电气的理论，当时甚为流行。他起初不能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必然是他的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到了后来，他知道了：尽管他以前怀疑过，在费城却真有一个叫富兰克林这样的人，他写了许多信，发表了一巨册的信件，这些信主要是写给我的。在信里他替他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实验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 有一个时候我打算复信，而且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仔细一想：我的论文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核对，如果实验不能核实，空辩又有何用，论文里的意见是仅仅作为假设臆测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辩护。同时我想到两个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争辩，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或由误译所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可能大大地拖长，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就是由于译文中的一个错误而引起的，因此我就决定不去替这些论文辩护，我认为与其去替已经做过的实验辩护，不如把我公余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罢。所以我从来没有回答过诺莱先生的信，以后的发展也证明我不回驳他的信是对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出来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论点。我的论文集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他们抛弃了诺莱神父的学说。 所以他在死前目睹他自己是他的学说的最后信奉者了，例外的是巴黎的B先生，这位先生是他的高足和承受衣钵的弟子。 使得我的书籍特别迅速和广泛地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所建议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在把云中的电引到地下来，是戴立巴和德罗两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件事轰动一时，遐迩闻名。德罗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讲授实验科学，他就着手重复他所谓“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关于这个重要试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获得成功，因此使我感到无限快慰），我在这里不赘言了，因为在电学史上都记载着这两件事。 一个叫做赖特的英国医生，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接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通讯。著名的华生博士把过去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以后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有关电气的通讯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并且对我赞扬备至。这个报告以后就发表在他们的社刊上。有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睿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也把结果报告给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初期对我忽视的错误，并且对我十分优待，没有经过我申请，他们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会员，给我这个荣誉，并且决议豁免我缴纳例行的入会费。入会费是二十五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给我他们的社刊。同时他们还赠送给我一七五三年高富利·柯普立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费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推崇备至。 上述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田纳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给奖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措辞十分殷勤，他说他对我的品德闻名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时的习惯正在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劝他跟我交往，他们说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忠告，最能够协助他使得他的执政一帆风顺，因此他说他极愿与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业主对于宾州具有善良意图的话，他说如果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业主各项措施的反抗能够放弃，使得业主与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这对我们大家，特别对我，都会有好处。能够促成这种形势的，他说大家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云云。饮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到餐桌旁去，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起来，酒喝得愈多，他的垦求和许愿也就愈多了。 我回答如下：我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形很好，我不需要业主给我任何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但是，我说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的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所提出的公共措施看来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加以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业主所提倡的措施显然只为业主的利益服务，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说我十分感激他（州长）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可以相信我将尽我的力量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我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示来，这种指示曾经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关于这一点他当时不加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开始与州议会办事时，这个指示又出现了。双方的争执又恢复了，而我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业主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示的意见也是我执笔的。这两个文件可以在当时的议决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在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仇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士·雷夫还活着，他被认为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在腓特烈亲王和国王的纠纷中曾被雇用过，因此获得了一年三百镑的恩俸。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声誉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第一流的。 州议会终于发现业主执迷不悟地坚持用指示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示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妨害，因此州议会①就决定向国王去控告他们，指定我为州议会的代理人到英国去提出请愿和进行活动。在这以前州议会曾经向州长送去一个议案，这个议案拨款六万镑给英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动用），但是州长按照业主的指示坚决地拒绝予以批准。 ①州议会全体一致通过的许多议决案--何年何月？--（富兰克林写在边上的疑问）。 我已经跟一只纽约邮船的摩理斯船主约好坐他的船渡海去，我的食用必需品已经送上船去了，这时劳登勋爵忽然到费城来了，据他说，是特意来设法替州长和州议会调解的，使得英王的军务不至于因两者间的分歧而遭受到可能的阻碍。因此他要求我和州长跟他会面，使他可以听到双方的陈述。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的各种理由，这些文件是我起草的，印在州议会的纪录里。州长却用他业主的指示来辩护，他说他曾经担保遵守业主的指示，如果他违背了这些指示，他就什么都完了，但是好像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冒险一试，如果劳登勋爵劝他不遵守这些指示的话。可是劳登勋爵却不肯劝他，虽然有一个时候我以为我几乎已经说服他了，但是最后他宁可敦促州议会顺从州长的意志，他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疆，如果我们自己继续不作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就必然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 我把经过的情形报告给州议会，向他们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议决案，议决案申明我们的权利，声言我们决不放弃这种权利，这一次为暴力所逼，我们只是暂时停止行使这种权利，并且我们对这种暴力提出了抗议。最后州议会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另外通过了一个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这个议案州长当然批准了，因此接着我就可以渡海出国去了。但是在这当儿那只鄙船已经载着我的船中食粮开走了，这对我是一笔损失，但是我唯一的酬劳是劳登勋爵感谢我帮助的几句话，这次调解的功劳却全是他的。 他在我以先动身到纽约去了。因为邮船出发的时间是由他安排的。这时候有两只船在港内，其中有一只他说不久就要启碇。我请他告诉我启碇的确切日期，使我不至于因为我的耽搁而误了船期，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人它将在下星期六启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如果你在星期一上午到达码头，你还来得及，可是不要再晚了”。由于在渡船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故障，当我到达时已经是星期一的中午了，我很担忧船可能已经开走了，因为这天有顺风，但是我不久听到了它还在港内，要到第二天才启碇，我就放心了。大家也许以为我马上就要动身到欧洲去了，我也以为这样，但是当时我还不大了解劳登勋爵的性格，优柔寡断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我将举一些例子。我到纽约来是在四月初，我想到了六月底我们才启碇。当时有两只邮船留在港内已经很久了，但是为了等待这位将军的信件，这两只邮船被扣留住了，他总是说信件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另外一只邮船来了，也被扣留住了，在我们启碇之前，第四只邮船就快要来了。我们的那只最先启碇，因为它留在港内最久。所有船只的舱位全都定好了，有些旅客十分焦急地渴望着动身，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担忧，为他们替秋季货品保险的申请单担忧（因为这是战时）。但是他们的焦虑毫无用处，劳登勋爵的信还没有写好。但是去拜访他的人却看见他整日伏在案头，手里拿着笔，总以为他要写的东西一定很多哩。 有一天上午我自己去向他问候，我在他的会客室里看到了从费城来的一个叫做伊聂斯的使者，他是特地从费城来递交田纳州长给将军的一个小包裹的。他交给我几封费城朋友的来信，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耽搁在什么地方，以便我可以托他带几封信回去。他说将军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时来取将军给州长的复信，然后立刻动身。我在当天就把信交给他。两星期以后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好，你这么快又回来了，伊聂斯？”“回来了！不，我还没有去呢！”“这是怎么的？”“这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上午奉命到这里来拿劳登勋爵的信，信总是还没有写好”。“这怎么会呢？他是这样一个勤于动笔的人，我看他不断地坐在案头书写哩！”伊聂斯说：“是呀，但是他活像广告上的圣乔治一样，永远骑在马上，却寸步不前”。这位使者的观察似乎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听到庇特先生撤换这位将军，派遣安麦斯特和乌尔佛戳位将军，他的一个理由就是陆军部长从未接到他的报告，无法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由于每天期待着启碇，同时三艘邮船都要开到散地·胡克去跟随舰队，乘客们认为最好是守在船上，万一邮船突然接到命令启碇，他们也就不会被丢在岸上了。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船上就这样呆了约六个星期，消耗了船中食粮，不得不又去添购。最后舰队终于启碇了，那位将军和他的全军都坐了船到路易堡去，目的是去围攻和夺取那个要塞，所有随行的邮船接到命令要伺候将军的坐船，等到他的公文一写好就可立刻接过来。我们在海上等了五天，才接到一封公文，准许我们离开，到了这时候我们的船才离开舰队，首途赴英。其他两只邮船他继续扣留着，把它们带到哈黎法克斯，在那里他停留了一个时间，训练他的部队向假设炮台进行攻击演习，接着他放弃了攻打路易堡的计划，带着全部人马跟上述两只邮船和船上的全体乘客回到纽约去了！在他离开大陆期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攻下了纽约边境上的乔治堡，印第安人并且屠杀了许多已经投降了的士兵。 以后在伦敦我遇见鲍纳尔船长，他是当时指挥其中的一只邮船的。他告诉我说，当他被扣留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劳登勋爵他的船底长满了海藻贝壳等物，已经到了必然会影响它航行速度的程度，这对邮船来说是很严重的，因此请求允许他一些时间，以便把船拉起来清除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说三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一天就搞好，我就答应，否则不行，因为后天你一定要启碇了。”这样这位船长的请求从未获得批准，虽然事后这只船一天又一天地被扣留了足足三个月之久。 在伦敦我也遇见了鲍纳尔船长的一位乘客，因为劳登勋爵欺骗了他，把他长期扣留在纽约，以后把他带到哈黎法克斯，又把他带回纽约，他气愤极了，发誓要提出诉讼，请求赔偿损失。究竟他以后是否提出诉讼，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所讲的，他所遭受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从大处来说，我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人们会把像指挥大军那样的重大任务托付给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我阅世较深，熟悉了攫取职位的方法和封官赐禄的动机之后，我就不再惊奇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剌多克而掌握军权的瑟力将军不被免职的话，在一七五七年的战役中，战绩一定会好得多，而劳登勋爵在这次战役中却轻举妄动，铺张浪费，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遭受到难以想像的耻辱，因为虽然瑟力并未受过军事教育，但是他通情达理，精明机警，能够接受别人正确的劝告，决断英明，执行计划时迅速敏捷。劳登不用他的大军去保卫殖民地，而让他们去遭受敌人的侵袭，可是他自己却吊儿郎当地在哈黎法克斯练兵，这样就丢掉了乔治堡。他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长期禁运粮食出口，因而使我们的商业感到走投无路。虽然禁运粮食出口的借口是为了不使敌人获得粮秣，但在实际上只是为了压低粮价，以便军中伙食承包人可以从中渔利，据说（可能这只是猜疑）他还接受了承包人的贿赂哩。最后当禁运令撤销时，因为忘了把这个通知送到查勒士敦去，却使卡罗来纳的舰队多停留了几乎三月之久，因此使得它们船底严重地受到了蛀虫的侵蚀，以致其中一大部分船只在归途中沉没了。 对于一个不熟识军事的人，指挥一支大军必然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因此我相信瑟力被免职，他自己倒是真正乐意的。我参加了劳登勋爵接任时纽约市民为他举行的宴会。瑟力虽然已经免了职，也出席了宴会。 当时有很多军官、市民和陌生人出席，有一些椅子是向邻近居民借来的，其中有一把椅子很低，却想不到瑟力恰巧坐在上面。我坐在他旁边看到了，我就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他说：“没有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低的座位最舒适”。 在我上述逗留纽约期间，我收到了我替布剌多克采办粮秣等物的各种账单，在这以前，其中有些账单我还幕不及从我所雇用的各采办员那里收回，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处，请求付偿余数。他命令主管人员对这些账单加以彻底的审查，那位军官核对每一张付款凭单以后，证明账目和差额准确无误，劳登勋爵就应允给我一张发款员的支票。但是他一再拖延，虽然我经常按照约定时间去取，我一直没有拿到。最后，在我动身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以后，他决定不把他的账款和他前任的账款混在一起。他说：“你到了英国，只要把你的账单呈送国库，他们马上就会把余款还给你的。” 我提到（但是毫无效果）我被迫长期逗留在纽约，因而使我不得不支出巨大而意外的费用，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指出我办理采购并未支取佣金，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偿还我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增加我的麻烦，也不应当再事拖延。听到这句话，他说：“唉，先生，你不要以为你能使我们相信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些事情我们很了解，我们知道所有与军队采办有关的人都有办法从中中饱。”我使他确信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并没有因此赚一文钱，但是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确实听说有人常从这种工作中发了大财。至于欠我的余数，到今天还没有偿还，以后我还要提到。 在我们启碇前，我们的船长大大地夸奖了他那只船速度很高。但是不幸得很，航行一开始，它证明是九十六只帆船中行动最迟绥的一只，这使得船长非常懊丧。关于行动迟缓的原因船长作了许多猜测，有一次我们靠近另外一只几乎跟我们一样慢的船，但是那只船却追上我们了，这时船长命令全体人员跑到船尾去，尽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连乘客在内，我们约共有四十人。当我们站在船尾时，船的速度就加快了，一忽儿就把附近的一只船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这清楚地证明了我们船长所猜想的是确实的：就是船首装得太重了。 似乎这是因为大桶的水都放在船首，因此他命令把这些水桶向船尾搬动。以后这只船就恢复了它的本性，成为全队中最优良的帆船。 那位船长说这只船的速度曾经有一次达到十三海里。计算起来，就是每小时十三海里。我们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位海军的肯纳特上校，他力辩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船能驶得这么快，一定是船长把测线上的标度弄错了，或是掷测线时出了毛病。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赌，等候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可以决定胜负。于是肯纳特仔细端详那根测线，认为满意以后，他就决定亲自动手来测量。于是过了几天，当风力很强时，邮船的船长劳特威说他相信当时船行的速度是十三海里，肯纳特就进行了测量，结果他承认自己赌输了。 我记载上面这个事实是为了说明下面这一点。作为造船术上的一个缺点，据说一只新船造好后，究竟它是否是一只优良的帆船，非要等到试航后才能知道，因为尽管你严格地按照一只好船的模型仿造，新船造好后相反地会变成十分呆滞。我想这一部分是由于海员们对于装货、装帆和驶帆的方式各有千秋，每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同一只船，按照一个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行驶起来会比它在另外一个船长的指挥下来得快或慢。并且从来没有一只船是由同一人制造、装备和驾驶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装帆，第三个人装货和驾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因此当这几方面合起来的时候，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了。 即使在海上的简单驾驶操作方面，我也常常看到在不同值班时间里，不同船员的不同做法，虽然风力并无变更。一个船员比另一个船员把帆篷扯转得多一些或少一些。所以似乎并没有一定可资遵循的规程。但是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首先，决定最适合于速航的船身式样；第二，桅杆最合适的尺寸和放置桅杆最合适的位置；接着帆篷的式样、数量和跟着风向的不同各种扯帆的方式；最后，装货的方法。现在是实验时代，我想做这样一系列设计精确和相互配合起来的实验，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些聪明的科学家会从事这种研究，我祝他们成功l在海上我们几次受到了敌人的追击，但是我们比谁也走得快，在三十天之内我们驶到浅水地区了。我们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根据他的判断把我们带到非常靠近我们的港口法尔马斯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夜里迅速航行，在早晨我们或许就停在港口了，并且夜间航行可以避免敌方私掠船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海峡口附近巡逻。于是我们扯起了所有的帆，因为那天风力很强，我们向前直驶，进程甚速。船长在测量以后决定了航线，以为一定可以远远地避开细黎群岛。但是在圣乔治海峡里似乎有时候有一股强烈的向岸流，它经常使海员上当，曾经使得克劳斯莱·萧佛尔爵士的舰队覆没。这股向岸流或许就是我们遇到事故的原因。 我们有一个看守人安置在船首，他们常向他叫喊“仔细看前面的地方”，他就回答：“是，是”；但是可能这时候他正闭着眼睛在半睡的状态中；据说他们有时候只是机械地回答；因为在我们前面的灯他却没有看见。 这个灯给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有看到，但是由于船身偶然一偏，他们发现了这个灯，因此大惊失色，因为我们离开这个灯已经很近了，灯光看去大似车轮。这时正是午夜，我们的船长正在酣睡，但是肯纳特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危险，命令凋转船头，所有风篷都扯着，这一动作对桅杆来说是危险的，但是这一来却使我们躲开了礁石，故此我们幸免于难，因为当时我们正向着装置着灯塔的礁石驶去。这次脱险使我特别强烈地感到灯塔的效用，使我决心提倡在美洲修建更多的灯塔，如果我能生还美洲的话。 到了早晨，通过锤测等方法，发现我们已经驶近我们的港口了，但是大雾弥漫，见不到陆地。约在九时左右，雾渐渐地散了，好像剧院里的幕幔一样，雾从水上升了起来，在幕下看到了法尔马斯的市镇、港内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对那些长时期以来除了单调的茫茫大海以外别无所见的人，这是一种最动人的景色，同时使我们更感到快慰的是现在我们再不必因为战争而担忧了。 我和我的儿子立即出发到伦敦去了，在路上我们只稍稍逗留去参观索尔兹巴立平原的史前石柱和威尔顿的潘泼罗克勋爵的私邸和花园和他的非常珍奇的古玩。我们在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到达伦敦。 查理先生早已替我安排好了寓所，我安顿下来以后马上就去拜访方寿节博士。有人向他大力推荐我，同时人们也劝我去请教他关于诉讼的程序。他反对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他主张私人先跟业主们商量，经过朋友们的调停和劝导，业主们或许愿意友好解决。接着我就去访问我的老友和通信者彼得·柯令逊先生，他告诉我那个维基尼亚大商人约翰·韩布雷要求他等我一到马上就通知他，使他可以带我去见枢密院议长葛兰费勋爵，这位勋爵希望能够尽快地见到我，我同意第二天上午跟他同去。于是韩布雷先生来接我，跟我同坐着他的马车去见那位贵人。葛兰费勋爵待我谦恭有礼，在询问和谈论了一些关于美洲现状的问题以后，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体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你们力争国王对他州长的训令并非法律，以为你们可以任意自由决定遵守与否。但是这些训令与公使出国时所带的有关细小仪节的袖珍指南不同，它们首先由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在枢密院里考虑、辩论或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所以这些训令，从你们方面来说，是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我告诉葛兰费助爵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特许状我一向以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订的，这当然要呈请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他力言我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不同意。葛兰费勋爵的谈话使我对于英王政府对于我们的可能想法稍稍有点担心，我一回到寓所，就把这次谈话记下来。我记得大约在二十年以前，内阁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中有一条，提议把国王的训令作为殖民地的法律，但是众议院否决了这一条款，当时我们还因此爱戴他们，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自由的友人。到了一七六五年从他们对我们的举动中看来，好像他们以前拒绝与国王以统治权，目的只是为了替他们自己保留这一特权罢了。 过了几天，方寿节博士跟业主们提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在春园的T·潘先生家中跟我会面。谈话开始时双方表示愿意寻求合理解决，但是我想双方对于“合理”一词各有自己的解释。接着我们就讨论我们控诉的各点，我一一加以列举。业主们尽力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辩解，我也替州议会的行动辩护。当时我们的距离很远，双方的意见相距十万八千里，简直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是最后决定要我把我们控诉的项目用书面一一列出交给他们，他们答应加以考虑。不久以后我就照办了。但是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鲍黎，他在他们跟邻州马里兰的业主鲍得摩尔勋爵的大诉讼案中替他们办理过法律事务，这件大诉讼案已经继续了七十年之久。业主们与州议会争执中的所有文件和咨文都是鲍黎执笔的。他生性傲慢，脾气暴躁，由于过去在州议会的复文中我有时对他的文件抨击稍严，因为这些文件事实上是说理浅薄，措辞蛮横，所以他与我结下了不解之仇，每次我们见面，他总是露出这种仇恨，业主们提出要我和他单独讨论控诉的各项事务，我拒绝了，除了业主们自己以外我不愿跟任何人谈判。以后，根据鲍黎的建议，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要求他们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在他们手里这件案子足足搁了一整年只差八天。在这期间我屡次向业主们要求答复，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他们还没有接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但是当他们接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时，究竟内容是什么，我从来未曾知道，因为他们不告诉我。但是他们写了一篇冗长的咨文（由鲍黎起稿和签署的）寄给州议会，讲到我的控诉书，说我粗鲁无礼，措辞不当，同时也替他们自己的行动作了些浅薄的辩解，最后表示如果州议会派遣一个公正坦率的人来跟他们谈判，他们愿意和解。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谓措辞不当或是粗鲁无礼可能是指我写给他们的文件中我没有写上他们僭取的尊称“宾雪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业主”，我之所以没有写上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文件中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文件的目的只是在于把我口头所讲的用文字确定下来。 但是在这耽搁期间，州议会已经怂恿田纳州长通过一个议案，业主们的财产要像人民的财产一样纳税，这是争执中的焦点，州议会也不答复业主们的咨文了。 但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业主们根据鲍黎的建议，决定反对由国王加以批准。于是他们在枢密院里向国王请愿，接着枢密院就定期审案，业主们雇用了两个律师反对这个议案，我也雇用两个律师拥护这个议案。他们供述这个议案的目的是在使业主的财产负担过重的捐税，以便减轻人民的负担。如果这个法律继续有效，由于人民对业主有反感，业主们在捐税负担方面就只好由人民任意摆布，他们必然会破产。 我们说这个议案并没有这样的企图，结果也决不会如此，我们说估税员都是诚实和谨慎的人，他们立誓要公平合理地估税，如果增加了业主们的税额，他们每人从减轻自己捐税中所能期望得到的利益是非常渺小的，他们决不致于因此毁誓背约。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双方陈词的要旨，此外我们强调指出这一法律废除后的危险后果，因为我们已经发行了十万镑金额的纸币，供给英王使用，用于英王军务，现在纸币已经在民间流通。法律一旦废除，在人民手中的纸币就成了废纸了，许多人会因此而破产，将来要发行补助金就完全没有把握了。我们强调指出业主们损人利己的品质，仅仅因为他们无中生有地害怕他们的财产会负担过重的捐税，他们就教唆他人造成这样巨大的灾难。讲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非尔德勋爵站了起来，向我招招手，当律师们正在进行辩论时，把我拉到秘书室里，问我是否真正相信在执行这法律时业主的财产不致受到歧视。我说当然。他说：“那么你不会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罢”。我说：“并不反对”。接着他把鲍黎叫了进来，经过一些讨论以后，双方接受了曼斯非尔德勋爵的建议。枢密院的秘书就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我和查理先生在上面签了字，查理先生是宾州的代理人，处理日常事务的，然后曼斯非尔德勋爵回到了枢密院会议室，最后这条法律就批准了。但是枢密院建议作某些修正，我们也保证把这些修正放在附随法里，但是州议会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之前，这个法律的第一年捐税已经征收了。州议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检查估税员的工作，他们委任了几个业主们的密友作为委员。经过了详细的调查以后，他们全体一致地签署了一个报告，证明估税工作是完全公平无私的。 州议会认为我所订立的契约的第一部分是对于宾州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巩固了分布在全国各处的纸币的信用。当我网来时他们正式向我表示感谢。但是业主们恨极了田纳州长，因为他批准了这一议案，他们撤销了他的职务，威胁着要控告他违背他立约遵守的指示。但是他是奉将军之命而行的，并且是为了英王的军务，同时他在英国宫廷里也认识一些有权势的人，所以他不把这些威胁放到眼里，这些威胁也从来没有实现。 中译本后记 郑土生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科学家、作家、外交家和独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出生在波士顿一个小商家庭。他是他父亲十七个孩子①的第十五个。十岁前上过两年小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在父亲的商店里打杂。十二岁开始在他哥哥经营的印刷所里当学徒。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读书是他唯一的乐趣；“时间比金钱更宝贵”是他的座右铭。他靠自学通晓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大量阅读欧洲各国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 ①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父亲叫约赛亚·富兰克林，他的前妻生了七个孩子，后妻（本杰明生母）生了十个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他父亲的幼子，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他对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是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成果。马克思在说明价值和劳动关系时，借用过富兰克林引用的一个例子，并且先后三次分别指出：富兰克林“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①：“他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中的一个”②：“著名的富兰克林，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1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65页。 富兰克林成名之后在北美殖民地的文化传播和社会福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组织建立了“共读社”、“美洲哲学学会”、“北美科学促进会”、印刷厂、报社、图书馆、书店、医院、大学、城市卫生工作队、消防队、治安部队和地方民兵组织等学术、文化、医疗、卫生、消防、治安组织和机构。他对宾夕法尼亚市政的革新，农业生产的发展，新式路灯和新式火炉的设计，电学的研究，避雷针、高架取书器、自动烤肉机、三轮钟、双焦距眼镜、玻璃乐器的发明，印刷术的改进都有贡献。他还研究过物理学、数学、光学、植物学、洋学和北极光。他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中有影响的人物。 一七五四年，北美各州殖民地代表在纽约的阿尔巴尼集会。会议通过了富兰克林起草的各殖民地联盟方案。他在会上提出“不团结则灭亡”的口号，号召北美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斗争。不过当时富兰克林只是主张实行自治，不赞成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经过多次反复和动摇，最后在革命浪潮的推动和教育下，他才最后下决心为北美的独立和解放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七七五年五月富兰克林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和杰弗逊、亚当斯一起领导了会议中民主派（即主战派）对保守派（即主和派）的斗争。次年七月他协助杰弗逊起草、修改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独立宣言》。十二月他全权代表美国出使巴黎，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外交使命。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曾高度评价富兰克林在巴黎完成的外交工作①。一七八五年，富兰克林回国后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由于全州人民的爱戴，他连任三年，一七九〇年四月十七日因患肌膜炎而去世。 ①《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1-592页。 十天后。当时美国最著名的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在《广告日报》上发表了一首悼念富兰克林的诗，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帝王们垮了一批换一批，寻找继承者很容易；举世无双的富兰克林啊！ 很少人能指望比得上您，您横扫了暴君的威风，使九天的怒雷回避！① ①这几句诗的原文如下：When mollarchs tumble to the g∞und，Successors easily are found：But，matchlessFranlklin！What a few Can hope to rival Such as you. Who seized from kings their sceptred pride. And turned the lightnings darts aside！ （引自《弗瑞诺诗集》，第三卷，弗雷德·路易斯·帕蒂编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九〇七年版，第36页。这节诗的译文承蒙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过目修改，敬致感谢。） 美国人民不仅永远怀念他，而且永远因他而感到自豪。有的美国学者称他为“美国的圣人”，“美国革命之父”；康德称他为“第二个普罗米修斯”。 富兰克林的著作很多，《全集》有四十卷，大部分是讽刺世事，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觉醒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是《自传》和《格言历书》。 《自传》全书分为正传与续传，是作者在晚年分四次写成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正传的全部，是一七七一年写于英国都怀福德村圣阿萨夫教堂主教家中，写作时问十三天左右。第二部分是一七八四年写于巴黎附近的帕西，费时不过一周。第三部分是一七八八年写于费城，前后写了三个月。第四部分是退休之后，于一七九O年初在家里写的，只写了一两天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四月十七日与世长辞。因此，全书只写到一七五七年；他的更加光辉夺目的后半生没有写出来。 第一部分原是写给他儿子的信，并不打算发表，所以行文中多用“你”字。他的艾贝尔·詹姆士和本杰明·沃恩等几位朋友看了这部分手稿后大为赞赏；他们在给作者的信中说：“它几乎不知不觉地带引青年决心努力成为一个像作者一样善良和优秀的人。比方说，假如您的传记发表出去（我想它一定会发表），带引青年模仿您早年的勤恳和节制，那么这样一部作品对青年们将是多么的有益呀！”富兰克林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到续写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心中已非常明确，此书“是为公众写的”。他改变了写作重点；不像在第一部分那样只与儿子谈家庭和个人的历史，而是与广大青年朋友谈心，要以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给后人以启示。 所以他完成第三部分的时候，便由他的外孙贝奇誊写了一、二、三部分的两份“抄本”，寄给在法国的朋友本杰明·沃恩和帕西市长韦拉尔德（Veillard）。可是这两份抄本后来都丢失了。 《自传》最早出版的是法文本，是一七九一年贝桑（Buisson）出版的，称为《富兰克林回忆录》。它是根据沃恩所得的抄本译出的，只出版第一部分。因此，翌年根据法文本出版的德文本和瑞典文本称为《富兰克林的童年》。 最早的英文本是一七九三年在伦敦出版的，也是译自法文本，称为《富兰克林的私生活》。美国第一版是一八一五年由梅森·洛克·威姆斯出版，既不完全，也不准确。一八一七年韦拉尔德出版了他的法文本，同时富兰克林的孙子威廉也出版了《富兰克林生平回忆及其著作》（六卷），其中自传根据韦拉尔德所得抄本译出，也只有前三部分。一八四O年，贾雷德·斯帕克斯出版了十卷本《富兰克林全集》，第一卷《富兰克林生平》分为《自传》和《续传》两部分。一八六六年，美驻法公使约翰·比奇洛找到了第四部分的手稿，便把全书按照手稿出版。一八七四年，他出版了自己多年研究富兰克林的成果《富兰克林传》；这也是美国第一本质量较高的富兰克林传记。一八八七——一八八九年，比奇洛也编辑出版了十卷本《富兰克林全集》。最新版本的《全集》是伦纳德·拉巴里（Leonard Labaree）编辑出版的，共四十卷，费时十多年（一九五九——一九七一）。 自从第一部法文本出版以来，《富兰克林自传》相继被译成各种文字，成为世界各国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这本书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首先在于它的思想性。富兰克林生活的时代正是北美新民族形成、觉醒、独立，最后通过战争取得胜利的时代。富兰克林不仅参加了这一巨大变革的全过程，而且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最杰出的领导人。《自传》既是富兰克林前半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北美新民族觉醒、独立运动前半部的缩影。他对独立、自由、民主和科学事业的追求，对一切暴政的批判和反抗，这种忘我的斗争精神不仅代表了当时北美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且必定会激励着各个时代的各国读者的心。正如他的朋友所说：“就您的声望来讲，我想不出比您的自传更有效的广告了。……您的自传的重要性，……不亚于恺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会成为自学的崇高法则和典型”，而且能“改进全人类”。 在写作技巧上，《自传》也有它独到之处。富兰克林是美国第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散文作家，是十八世纪最优秀的幽默大师之一。由于早年在写作散文上刻苦磨炼，如镂金石，锲而不舍；因此，形成了他那生动简练、明朗晓畅、清新活泼、幽默亲切、引人入胜的散文风格。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具有这些特点。《自传》是他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风格。《自传》在谈到他自学时有这样一段：“大概在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叫屈里昂写的一本宣传蔬食的书，我就决心实行蔬食，我哥哥因为尚未结婚，无人主持家务，他和他的学徒们就在另外一家人家包饭，我不吃荤食，引起了麻烦，因此他们常常因我的怪癖而责备我。我学会了一些屈里昂烹调他自己的食品如煮山芋、煮饭、做快速布丁等的方法，然后向我哥哥提出：假如他愿意把我每周的伙食费的半数给我，愿意自理伙食，他立刻同意了，不久我就发现我可以从我哥哥给的伙食费中撙节半数，这就又是一笔买书的钱了。但是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便利。当我哥哥和其余的人离开印刷所去吃饭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留在所中，我不久就草草地吃完了我的轻便点心，我吃的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是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是从面包铺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 在他们回来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由于饮食节制常常能使人头脑清醒思想敏捷，所以我的进度比前更快了。“ 作者的行文不仅句法简洁，温文尔雅，节制法度，而且用字准确、生动、老练；在朴实无华的叙述中，非常平易近人地告诉读者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他以普通工人的四分之一的伙食费维持最简朴的生活，但在业余自学中，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的艰苦奋斗和分秒必争的自学精神实在令人赞叹！因此，他的散文，特别是他的自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我国古代有孙敬头发悬梁，匡衡凿壁借光，苏秦利锥刺股，车胤囊萤照读，范仲淹断齑划粥，欧阳修以荻代笔，王冕牧牛自学，宋濂百里求师，孙康映雪苦读等故事，富兰克林在治学、写作、处世、做人等方面的修养可与我国古代这些学者志士相媲美。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我国古人所说的“正其义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富兰克林在世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还处于有限的水平上，而且我国人民正呻吟于最黑暗、最腐朽的封建暴政之下。但是，富兰克林已经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我们当然不能以最聪明的民族自居。不过早在十八世纪，与我国远隔重洋的富兰克林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智慧有这样的认识和理解，证明了他知识的渊博和目光的远大。 《富兰克林自传》的第一个中文本是熊式一先生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在上海出版。以后又曾出版唐长孺先生的译本。解放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都先后出版了姚善友、沈小娴、何恩春、朱维举、黄正清等先生翻译、编著的《富兰克林自传》和儿童版传记故事《富兰克林》。这些不同版本的《富兰克林自传》或自传改写本都很快销售一空，可见这部独具一格的《自传》深受我国广大读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