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

戴高乐传
《戴高乐传》　作者: （法）德拉戈尔斯
该书严谨而生动地描述了世界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戴高乐（1890-1970 ）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塑造了一位法国领
袖和世界伟人的形象，是迄今为止有关戴高乐的最新和最详尽的传记作品。该书的出版对于人们深入了解戴高乐，研究
20世纪法国现代史，继续推进中法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堪称一部经典的名人名传。该书作者是法国著名新闻
记者、评论作家、历史学家保尔- 玛丽。德拉戈尔斯，曾作为戴高乐派积极参与政界活动，写作中运用了大量最新档案
和第一手材料。……

序言

本书是拙著戴高乐传记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和译者曹松豪先生想要发表这个中译本。对此，我对商务印书馆和中
译者表示无限的感激，也特别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对戴高乐将军这位法兰西现代历史上最
重要的人物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表明，戴高乐的言行关系到世界各国，世界各国可以通过戴高乐来遥望和聆听我的
祖国。
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我的大部分人生和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撰写戴高乐的历史和戴高乐时代的历史。
早在1964年，我就发表过一本关于戴高乐的、长达765 页的法文著作。但我历来认为，必须重写此书，并写完此书，一
直写到戴高乐生命的终点时为止。因为当时，戴高乐的原始材料很少，几乎只有某些罕见的传记人物速写，没有任何大
学的或学术的研究成果，没有任何对第五共和国前期的、完整的历史记载，只有很少的一些证词，而且也接触不到任何
历史档案。我是靠人们当时所能有的下述手段来写作的：回忆录，报刊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现有的传记，谈话
记录，其中包括我同戴高乐的谈话——我在书中将会谈到这些谈话——记录，以及戴高乐业已发表的著作。不仅如此，
我还用了自己撰写的、关于戴高乐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件的证据，以及我参与过的那些事件的证据，尽管我的证据是那
样微不足道。
时至今日，情况完全不同了。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俄国，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开放了，尽管开放时尚有某些
限制。戴高乐业已撰写了他的尚未完成的《希望回忆录》。关于戴高乐及其活动的证词，首先是所有的法国前总理、他
的许多部长、合作者、支持者和政敌所提供的证词，多得不可胜数。我在发表过的其他一些著作中，曾提到过戴高乐公
共生活的好几个事件。夏尔。戴高乐研究所和夏尔。戴高乐基金会都出版了关于戴高乐生平和著作许多方面的一些基本
著作，由戴高乐诞辰100 周年研讨会出版的文件，对这一历史阶段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试图利用这一切材料。但此次写作，我却不能获得戴高乐的帮助了——假如我能再次同戴高乐进行交谈，那他还
会亲自向我提供帮助。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是在1964年完成第一部关于戴高乐著作时，同他见过面的。虽然我
们之间没有作出任何商定，但那时我不想引证他的话。而今，相反地，我引述了戴高乐的谈话，它们会阐明下述问题：
法国在德国占领时期进行的抵抗斗争；法国共产党在解放时的行为；1945年所作的关于经济政策的选择；战后法国奉行
的对德政策；阿尔及利亚（在一次更早的谈话中也曾提及过）；关于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的全民投票； 60 年代初戴高
乐对世界的看法等。同戴高乐的这些谈话至少有这样的功绩：我没有对他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对我也没有任何期待，因
此，这些谈话是完全自由的。我认为，我书中所引的这些如实的证词是值得公诸于世的。
本书的读者是否会得出这是一本带有党派偏见的戴高乐传记呢？假如我在这里必须向读者进行解释的话，那我是毫
不为难的。戴高乐作为法兰西历史的中心人物，长达30年之久，在这段历史中任何人都不会是中立的。我也与其他任何
人一样。我经常赞同戴高乐的所作所为，有时还参与其中。我也有作过自己的承诺，例如，我表示过支持非殖民化。就
象人们将要在本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讨论了戴高乐活动的几个问题。总之，那不成问题。我已在其他场合说过，并经常
写过：传记的客观性不是一种绝对要求，而是一种努力。我进行过这种努力。我在努力时没有羞怯之感，而且归根结蒂
没有太大的困难。对此，职业生涯是我最好的学校。对我来说，如实地看待问题和进行报道已经成为我的另一种天性，
即使——或者特别是——在我因此而感到伤心、怨恨、受到伤害和满腔愤怒时也是如此。我仍然遵循着同样的准则：不
要因为我的偏爱而歪曲我的分析。
我在人生暮年出版这本戴高乐传记，有机会追述20世纪的疯狂行为、世界大战、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曾经全身心地参
加过的战斗、帝国的垮台、意识形态的死亡、被超越的矛盾、被忘却的争吵……凡此种种，戴高乐都参与了。戴高乐必
须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可悲的决裂和震撼世界的动荡。作为一个梦想其亲爱的祖国获得未来胜利的儿女，戴高乐
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幸福，尽管他在集中营里被囚禁过。因为戴高乐为了法国军队的彻底现代化进行过拼死的
斗争——大家承认，有了这种现代化，那就会使法国避免失败——因为人们没有倾听戴高乐的意见，所以法国在1940年
才突然遭到了崩溃。
40年代，多亏了战友们的热情和法国人民的支持，戴高乐通过其意志的力量，将法国保持在战胜国行列之中。戴高
乐出身于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但他呼吁法国人民举行反对（德国）敌人和它所屈从的（维希）政权的全国起义。戴
高乐出身于一个明智的和温和的家庭，但他却下令进行严厉的清洗，打击了一部分法国的传统干部。作为宣读过青年士
官生誓言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戴高乐被迫呼吁法兰西军队归顺自由法兰西和进行造反。作为将军，戴高乐制服了由阿
尔及利亚悲剧引起的军人叛乱，并审判了他们的首领。
50年代，戴高乐为了在法国建立一个比以前的政权更加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国家机构而进行斗争。起先，戴高乐没
有获得成功；后来，他在成立第五共和国时达到了目的。然而，60年代初，戴高乐相信法国的世界作用，所以他象20世
纪精神所要求的那样，不惜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较量，以及冒着生命危险，赋予所有的法属非洲国家以独立。在这个十年
里，戴高乐主持了对法国工农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加速的和有时粗暴的改造，主持了开放法国的经济边界。戴高乐想
要用壮观的方式，来埋葬古老的法德冲突。戴高乐同冷战精神实行了决裂，对集团制度进行了否定和斗争。1964年戴高
乐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在集团制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民中国不久后在国际大家庭里占有独特的地位。
戴高乐看到那些威胁着“东方阵营”的裂缝，预言东方阵营即将奄奄一息，并预示东方阵营未来的分裂。
20世纪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严重对抗的世纪。戴高乐参加了这一对抗，人们从他的伦敦讲话和阿尔及利亚讲话中，
找到了反对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制度斗争的某些最强音。但是，在同龄人进行的、关于世界观的重大争论中，戴高乐
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戴高乐首先相信民族的永恒，相信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在20世纪看见
了征服者的意识形态的临时胜利，或者至少看见了这些意识形态的诱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曾风靡一时，蔚为壮观。
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提供了另一种前景的观念，它拥有单一的市场、被抹煞的边界、民主政体和那种被取名为“市场
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
而今，在意识形态的公墓中，坟墓的门关上了。戴高乐曾经用民族的长存——由此产生了他对民族独立的热爱——
来反对这些意识形态。戴高乐去世了，但从表面上看，他占了上风。凡是民族消失——无论是在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
还是在集团的桎梏之下消失——的地方，民族又重新出现了，以致在世界的广大地区，在非洲，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
的疆界，原有的边界已被打乱了。这就是民族的永恒。戴高乐早已宣告了这种永恒。
那么，这是否是历史的最后结论呢？戴高乐在他最有名的一次伦敦讲话中，引证过尚福尔的这句名言：“有激情的
人已经活过了，有理智的人也已经存在过了。" 但当年戴高乐引证此话，是为了立即说明，他同他的战友们都是一些有
激情的人和有理智的人。戴高乐因激情而奋起，并愿为理智所指引。这就是他同20世纪斗争的所作所为。戴高乐被20世
纪打上了烙印，也给20世纪打上了烙印。戴高乐的一生，是20世纪的一次奇遇。时间在流逝着，它给了我们判断这种奇
遇的自由。
我们的这一代人曾经不无苦恼地获悉，关于遥远的将来，甚至关于我们现在所作的决定在不久后的将来的问题，我
们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身后留下了那么多的、被揭穿了的预言，那么多的、遭到流产了的计划，那么多的、被挫败
了的计谋……21世纪将是一页白纸。
然而，当关于民族、国家、社会、世界和历史的问题大局已定时，现在还存在着一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从戴高乐本
人经历过的冒险和他正在使人们经历的冒险中，将继续留下这种永久的东西：对1940年失败的愤怒；对亡国论者的憎恶
；在自由法国人和抵抗者身上迸发出来的无限热情；那些伴随着被流放者、直至其受难时为止的斗争的力量；抵抗战士
和地下工作者的博爱——所有经历过这种博爱的人，至今还保留着难以表述的怀念；那些在被枪杀时高呼“戴高乐万岁！”
的无名烈士。无疑，历史将会复盖一切。但归根结蒂，也许某种超越历史的东西将会继续永存。
注：这篇《戴高乐传》的《中译本序言》写于2003年夏天，是作者在对原著《引言》进行补充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

题记: 不屈的战士 伟大的丰碑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今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中法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此法国文化
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即将隆重推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兼新闻记者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中译本，
无疑是一件促进中法政治文化交流的盛事。
戴高乐将军是20世纪的一位法国和世界伟人，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
士”。德拉戈尔斯的新著《戴高乐传》则以最新的史料，重新描述了戴高乐八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是一部迄今为止达
到最高学术水平的戴传，对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和研究戴高乐将军的人生、思想及法国的内外政策来说，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读《戴高乐传》，首先使我想到了四十年前在巴黎开始外交生涯，同传主戴高乐直接进行接触的一段经历。我在1964
年至1969年期间，曾担任过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同志的秘书和翻译，随同黄大使参加过一些由戴高乐总统邀请和主
持的外事活动。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戴高乐高瞻远瞩，在捍卫法兰西民族独立、反对美苏霸权、决定中法建交和
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历史已经证明，戴高乐总统当年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道建
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对今天发展中法友谊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读《戴高乐传》，也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德拉戈尔斯这位相识20多年的老朋友。纵观作者的职业生涯，主要有三
个特点：其一，他担任过《国防》杂志社社长、《费加罗报》评论员等职，担任过梅斯梅尔总理、新闻部长盖纳、内政
部长富歇等政要的顾问或办公室主任，在法国政界和新闻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二，他治学严谨，勤奋笔耕，著作颇丰，
在研究法国现代历史、内外政策和国家战略问题上独树一帜。其观点和著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有历史性，又有现
实性；既脚踏实地，又卓有远见，因而是严肃的、可靠的和值得借鉴的。其三，他对华友好，从70年代至今已五次访华。
此次，他以76岁的高龄来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和“戴高乐生平展”活动，我十分高兴同他在北京重逢，深感他对中国人
民的深情厚谊，也分享了他对中国翻译出版其巨著的无比喜悦。
读《戴高乐传》，还使我想到了中译者曹松豪同志。松豪同志长期在中联部工作，当我90年代担任驻法国大使时，
他也在驻巴黎使馆工作过。他敬业乐群，勤奋工作，是一位善于坚持自修和调研相结合的外事干部兼法文翻译家。例如，
他翻译的《希拉克传》在希拉克1995年5 月当选总统的前夕出版，得到过希拉克总统亲笔题词的殊荣。此次，他又成功
地翻译了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这里，谨对松豪同志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
2004年实现了中法两国国家元首的年内互访，在中法两国的友谊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是胡锦涛主席今年
1 月访法，为戴高乐基金会写下的“伟人风范长存中法友谊常青”的题词，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缅怀和敬仰戴高乐将
军的心声。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和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衷心地祝愿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戴
高乐传》中译本在广大中国读者中取得预期的成功！
蔡方柏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2004年11月，写于北京

译者的话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戴高乐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20世纪的法兰西现代史。
众所周知，夏尔·戴高乐将军（1890——1970），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20世纪的法国民族英雄和世界伟人，中法外交关系的缔造者之一。历史已经表明，戴高乐是法兰西伟大民族英雄和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戴高乐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维护法兰西的民族独立，争取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荣誉和复兴。因此，戴高乐将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敬仰。正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致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指出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位“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在戴高乐1970年逝世后的30年间，法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始终重视戴高乐传记的创作和出版。巴黎佩兰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法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先生所著的《戴高乐传》，标志着戴高乐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德拉戈尔斯先生诞生于1928年，病卒于2004年，是一位关于20世纪法国历史、国防和战略问题的资深专家和权威，建树颇多。他晚年担任法国戴高乐基金会的理事和《希望》杂志主编，更加勤奋工作，以其如椽大笔，创作了这部长达120万的新著《戴高乐传》。毫无疑问，新著严谨而生动地描述了戴高乐波澜壮阔的80年人生，真实而可信地塑造了一位法国和世界伟人的形象，对于世人深刻认识戴高乐的人生历史和丰功伟绩，进而深入研究20世纪法国现代史来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一部经典的名人名传。
《戴高乐传》，全书38章，可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青少年时代》至第七章《入阁》，从1890年11月9日戴高乐诞生写到1940年6月法国沦陷，重点描述了戴高乐从军的前半生、以及他的军事思想。第二部分包括第八章《自由法兰西》至第十五章《起义和解放》，从1940年6月戴高乐奔赴伦敦领导抗战写到1944年巴黎解放，重点描述了他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争取法兰西民族解放的丰功伟绩。第三部分包括第十六章《国家和权力》至第二十七章《重返权力》，从1944年6月戴高乐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到1946年引退、从引退到1958年第四共和国衰亡，重点描述了他建立法兰西人民运动，在科隆贝故居写作回忆录，以及他眼中的第四共和国政局。第四部分包括第二十八章《第五共和国》至第三十八章《人生终点》，从戴高乐1958年9月建立第五共和国写到1969年因公民投票失败而主动辞职，重点描述了戴高乐总统执政对法属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反对美苏霸权主义、促进欧洲联合、解决1968年五月运动等光辉业绩。最后，《结束语》叙述了1970年戴高乐将军之死，对传主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戴高乐传》史料新颖，内容详尽，考证严谨，结构合理，在戴传创作中独树一帜。首先，作者同传主有过直接的接触。他穷尽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在1964年出版《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创作，并且作为唯一同戴高乐本人进行过接触和谈话的戴传作家，在新著中首次发表了60年代戴高乐谈话的内容。其次，作者引用了最新档案。他在创作中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考证，引用了自从戴高乐逝世30年以来法国和世界发表的最新著作和史料，特别是利用了二战主要参战国首都巴黎、伦敦、华盛顿、柏林和莫斯科在90年代中解密的官方档案。第三，作者曾参与政界活动。他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出版的无数戴高乐研究成果的同时，作为重大事件的知情人，能够直接地或间接地运用第一手材料，使史料与史论相结合，因而使传记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因此，翻译出版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是一个正确的选题。
使译者感到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中法建交40周年前夕决定采用德拉戈尔斯先生所著《戴高乐传》的翻译选题，并准备在法国文化年（2004年10月——2005年7月）期间出版其中译本。毫无疑问，在此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出版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是一个译介最新西方学术名著和促进中国法兰西学研究的盛举，也是一个缅怀戴高乐将军、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和参加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的盛举。可以相信，此次出版《戴高乐传》中译本必将为参与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加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做出独特的贡献。
理所当然，法国戴高乐基金会重视和支持《戴高乐传》在中国的出版。2004年3月，德拉戈尔斯先生为中译本出版提供了几十幅有关戴高乐生平和活动的图片，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年1月访法期间，参观访问戴高乐基金会的照片，以及胡主席题写“伟人风范长存 中法友谊常青”的手迹照片。同年10月，在北京举办法国文化年之际，德拉戈尔斯偕夫人随戴高乐基金会代表团访华，参加了该基金会举办的“戴高乐将军生平展” （展览会上散发了一张印有戴传原著封面和中译本封面的特制画页），并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徳炎先生进行了亲切会见。回国后不久，德拉戈尔斯还迅速寄来了戴高乐基金会主席盖纳先生所写的中译本序言。这种对出版《戴高乐传》中译本的关心和支持，是非常感人之深的。
与此同时，中法友好知名人士也对出版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新著《戴高乐传》，表示重视和赞赏。作为破例，此次中译本将要收入其中四位所写的序言。他们是两位法国人士和两位中国人士：戴高乐的亲密战友和法国前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先生，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和现任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和现任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蔡方柏同志。四位友好人士欣然撰写中译本序言，表达了中法两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戴高乐情结”，将为中译本出版增添异彩，并成为中法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挚友和忠实译者，我以作者和译者的双重名义，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作为译者，谨向中译本读者做两点必要的说明。其一，就作者而言，德拉戈尔斯先生于去年10月访华后不久，在巴黎病逝。可以说，他是为了写戴高乐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在此，对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未能亲眼看到中译本的出版表示莫大的遗憾。其二，就译者而言，在不到两年半的业余时间里，赶译德拉戈尔斯的煌煌巨著《戴高乐传》，无论从正确处理时间与精力、译作速度与质量、直译与意译、专业知识与语言技能、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看，都是一次重大挑战。两年多来，虽竭尽全力，三易其稿，但因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还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因此，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曹松豪
2005年1月，写于北京嘉桐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那是19世纪。1890年，萨迪·卡尔诺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是历届政府不稳定的时期。当时，德·弗雷西内先生第四次出任政府总理，将要执政一年零十一个月，而在他接任之前是持续十三个月的第二届迪拉尔政府，在他卸任之后则是持续九个月的卢贝内阁。在德国，军队增加了1万8千人，人们撤消了俾斯麦时期采取的、禁止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措施，于是这些组织马上在工人阶级中间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在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边界上，阿希纳尔中校在镇压非洲部落酋长阿马杜的抵抗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一些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在科多努登陆，迫使达荷美国王重新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尽管他想要摆脱法国的保护。在法国北方的加莱，花边厂工人开始罢工，因为长期以来花边工业的产品销路不好。在巴黎，7月14日，有一家八口人因贫困而自杀。在美国，第一次用电刑处决了一名叫凯默勒的死刑犯——《画报》杂志写道，电刑，“这是一个为了时局而被发明的词”。在印第安人首领布尔死于一次埋伏之后，联邦军队不得不应对黑脚西鸟人的一个部落的造反……
是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在里尔市公主街9号，外祖母家的一所房子里诞生。翌日，11月23日，夏尔在其街区的教堂——加尔默罗会的圣安德烈教堂里受洗。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在1886年娶了让娜·马约－德拉诺瓦为妻。作为夏尔的母亲，马约－德拉诺瓦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位嫁给里尔天主教学院的教授居斯塔夫·德科尔比，姨父德科尔比被选来当夏尔的教父。而马约－德拉诺瓦的一位兄弟娶了吕西·德鲁莱－马约为妻，舅母德鲁莱－马约则被选来当夏尔的教母。
戴高乐家族的家谱是经夏尔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编修的，并经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誊写下来。而夏尔本人也审慎地承认，戴高乐家族的名字在若干个世纪里有过不同的拼法，由此也许产生了对家族血统问题不确定的看法。①但不管怎样，我们知道，1210年，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将埃耳伯夫的一块领地赐予了里查尔·戴高乐。历史档案告诉我们，此后的近两个世纪，1406年，“奥尔良总督、勇敢的骑士梅西尔·让·戴高乐”奉命“率一支弓弩手部队和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横渡塞纳河，“以便占据夏朗东”。此后7年，1413年，梅西尔·让被授予重任，守卫当时遭到勃艮第公爵威胁的圣德尼门。关于梅西尔·让的命运，圣马洛中学教员帕特里先生提供过新的情况，并于1946年写信告诉过夏尔·戴高乐本人。克洛德·莫里亚克保存此信，并将信的内容通报让·拉库迪尔，供拉库迪尔撰写长篇戴高乐传记之用。帕特里先生向我们披露说：“梅西尔·让·戴高乐是阿尔马涅克的首领之一，他在阿赞库尔作战。”②这样，帕特里证实了《查里六世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戈德弗瓦德的叙述：让·戴高乐奉命“将当时业已参战的英国弓箭手驱散”，尽管有人强烈劝阻他不要进行这场不幸的战役。当亨利五世的英国军队逼近时，让·戴高乐指挥了维尔的抵抗斗争。这次抵抗一直持续到1418年，抵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达到如帕特里先生所述，维尔地区的抵抗战士取名为“戴高乐连的地步”。此后，由于让·戴高乐拒绝为英国国王效劳，封地遭到充公，他就到勃艮第去定居。
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相当认真地查明，这本戴高乐家谱是同此后用很长时间，先后在勃艮第和弗兰德找到的家谱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发现，在这些家谱中有一个名叫吉拉尔·戴高乐的人，他在1465年的历史档案中出现；有一个叫让·高乐的人，他担任居伊塞尔的医院院长；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戴高乐的人，他在1584年当上城市首领兼领主，并获准在萨纳河畔修建一座磨坊。于是，不管怎样，由于出现另一个尼古拉·戴高乐，戴高乐家族的家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尼古拉任第戎法院顾问和调查委员，卒于1737年。他的大儿子让是巴黎法院律师，也死于1737年。但他的二儿子安托瓦纳却是夏尔·戴高乐的祖先。安托瓦纳的儿子让－巴普蒂斯特生于1720年，任巴黎法院检察官和法院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书记官，死于1798年。让－巴普蒂斯特也有一个儿子，生于1756年，取名为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任巴黎法院律师。如同当时许多出身于长袍贵族的同龄人一样，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想要适应新时代，并从1791年开始，取消了他姓氏中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DE，把它合并成一个词：DEGAULLE。但这样做并未使他逃脱在1794年被关进原“苏格兰中学”校舍的厄运。在法兰西共和历的热月9日夜里，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那里同圣朱斯特交错而过。圣朱斯特刚刚被一些朋友解救出来，又被提交法庭审讯，送上了断头台。关于此事，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留下了一篇叙述，由其后代保管，因而得到了拯救。但他也逃脱不了当时许多长袍贵族或佩剑贵族继承人的共同命运，家庭破产了。也许他从这些苦难中得出了结论：不应当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祖国。在56岁那年，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作出了选择，到拿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服务，并且爬上了高位。此后，他在帝国垮台后返回法国，最后死于霍乱。
是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的儿子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编修了家谱。作为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史学研究的复兴运动——该运动对19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产生了影响。他撰写了巨著《巴黎市郊新史》，由时任“兵工厂”图书馆馆长和受读者欢迎的诗人夏尔·诺迪埃作序。法兰西历史学会委托朱利安－菲利普发表和注释洛南·德·迪尔蒙所著的《圣路易传》，并将出版一系列有关更加难懂的、或更加奇特的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风景画家比多先生生平和著作的笔记》和《圣母院墓志铭集》等归功于他。朱利安－菲利普为人严肃，学习用功，但也以他自己的方式，经受了时代的震动和反弹。朱利安－菲利普放弃其生活的一部分——天主教，但据他儿子亨利记录的看法，他仍然“憎恨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憎恨大革命的暴行，而且憎恨大革命的原则、根源和成果”。
总之，如果说夏尔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的生平，完全代表着将时间用于研究和无私工作的一代资产阶级文人，那么夏尔的祖母约瑟芬－安娜－玛丽·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出身于一个实业家和企业家的家庭，这种实业家和企业家先后从事过在弗兰德地区修建沃邦堡垒、纺织业、宗教服装和烟草业。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位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将有一种特殊的命运。1849年，约瑟芬·马约在里尔发表了《北方省的历史路线》。然后，她成为小说家，创作了《我叔叔一家》、《瓦莱里·德·蒙洛尔》，特别是《阿德马尔·德·贝卡斯泰尔》一书使她有了一定的名气。她还创作了象《令人安慰的一年，献给那些痛苦的人们》那样的长篇系列评论。约瑟芬·马约撰写了一本《夏托布利昂传》，该书表明了她对这位《勒内》一书作者的特别喜爱，而夏尔·戴高乐同样特别喜爱夏托布利昂。约瑟芬·马约也写了一本《爱尔兰的解放者奥康内尔》，无疑她在书中表达了个人的信念，赞扬奥康内尔试图解放其祖国，而“不去打破秩序关系和尊重法律”。此外还写了一本关于德鲁奥将军的传记，人们知道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不过，即使约瑟芬·马约的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目录中占有八页之多，她也仍然将其时间用于主编《家庭通信集》。这是一本非常关注道德教养的出版物，不过，约瑟芬·马约在书中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勇敢精神，发表了朱尔·瓦莱斯——作为富于幻想和革命的、小说《起义者》的作者，瓦莱斯在书中缅怀过巴黎公社——的一篇文章，以及一篇用比较赞扬的基调悼念蒲鲁东这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大师的传略。在19世纪中叶，象夏尔的祖母这样能够完成如此广泛的事业和如此全面地投身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创作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妇女，实属是凤毛麟角。
朱利安－菲利普这对既非常传统、又非常独特的夫妻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代表着当时三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老大夏尔继承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写了一部关于19世纪克尔特人的著作，并对这个课题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以致他在学会威尔士语和下布列塔尼语之后，以巴兹·布罗卡尔的笔名——“巴尔德·戴高乐”的译名，创作和发表了一些盖耳语的诗篇，甚至梦想建立全世界的克尔特人联盟，把爱尔兰人向美洲的移民描写成他们祖先的伟大运动——“由爱尔兰人的祖先在高加索和印度的群山脚下开始，并在若干个世纪里向夕阳继续进行的运动”——在当代的继续。老二朱尔属于那些默默无闻和自觉研究的学者，而19世纪的伟大科学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们。朱尔是昆虫学家，写了一部《法国膜翅目总目》，其中收进了五千种胡蜂和蜜蜂。最后，老三就是亨利。戴高乐，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父亲。
亨利生于1848年。他梦想过从军，参加过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入学考试，但他只是一个初试通过者。亨利作为志愿兵，参加了1870年夏天在巴黎仓促建立的营队，然后进行了战斗。亨利先是当了中士，其原因就象他本人用幽默的基调所写的那样，或许是他属于“那些善良的、家境良好、可以自行解决服装和装备问题的青年人”。后来，亨利当上了少尉，并通过士兵的投票使这个军阶得到了认可。1870年10月，他在圣德尼参加斯坦和布尔热战斗时手臂受伤。1871年1月，在普鲁士军队对拉库尔纳夫和圣德尼的轰炸中，亨利指挥过“国民别动队”第三连。因此，他只想着在停战后继续留在军队。关于停战，亨利写道，这只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经过塞纳省政府短暂过渡之后，他改行去教书。他考上了法律和文学学士学位。因此，他在一个专业化不像今天这样严格的时代里，被耶稣会招聘为哲学、数学和文学教员。他起先在一所位于巴黎沃吉拉街389号、名叫“圣母无玷始胎”的教会学校里教书。1901年，亨利当上了该校的学监。但在法国驱赶耶稣会教士时，他清理了该校，并于1907年在巴克街建立了丰塔纳学校。然后，他又在先后设在巴黎邮政街和凡尔赛的圣热纳维埃夫学校教书。亨利教过的这些高水平学校，大多接受那些最明智和最有教养的天主教资产阶级的子弟。在亨利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元帅拉特尔·德·塔西涅、勒克莱尔·德·奥泰克洛克，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马塞尔·普雷沃斯特，法学家朱利奥·德·莫朗迪埃尔，红衣主教热利埃等。
在一位传记作家看来，亨利·戴高乐“举止高贵，思想充实，态度严肃”。毫无疑问，这些用19世纪的语言来描述的特点，使人看到他人品的一个方面。可是，根据他女儿玛丽－阿涅斯——亨利死于1930年，玛丽－阿涅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住在他家附近——的证词，他也具有天真、宽容、耐心、和蔼和关心孩子等特点。③亨利在近四十岁时，娶了他的堂妹、二伯朱尔的女儿让娜·马约为妻，而亨利和让娜的父母亲也是一对堂兄妹。关于让娜·马约，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开头部分中写道,他母亲“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有的家庭回忆都证实了这点。让娜对君主政体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怀念之情，对她的几个儿子全都信奉“共和主义者”感到伤心，并对宗教公开表示严格的信仰。④确实，这是一个热爱真理和简朴生活的、热情的女人，以至于她女儿玛丽－阿涅斯在同让·莫里亚克吐露隐情时表示，母亲不理解那些惯有的殷勤和世俗的恭维……而让娜自己的母亲朱利亚·马约－德拉诺瓦信奉宗教，达到了以宗教的名义谴责跳舞和演戏的地步。某些传记作家想要把朱利亚象其女儿让娜那样公开表示的宗教信仰看作是一种热心的天主教信徒的遗产：她把爱尔兰男人安德罗尼克和苏格兰女人阿尼·弗莱明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其他的联姻使马约家族同巴德邦的科尔布家族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奥埃牧师编修了科尔布家族七代人的家谱，并从中得出结论说，朱利亚的籍贯是苏阿布，而不是巴德。戴高乐在1962年访问西德时，能够这样认祖：1761年在雷纳克诞生的路易－菲利普·科尔布是他的祖先……
亨利·戴高乐也是一个保守派。但亨利的保守有他自己的方式。正如亨利本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情愿的君主主义者”，并对法国大革命持极其严厉的态度，以致他很早订阅《法兰西行动报》。不过，所有的证词都一致公认，亨利一个聪明的人。不管怎样，他相当明智，对君主复辟从来不抱幻想；他相当坚强，先后觉察到那些对德雷福斯的指控有可疑的、不可信的地方，而且作出反应，反对那些拼命否定德雷福斯清白无辜的人，反对他们的盲目、仇恨和排斥犹太人的情绪。
从上述对夏尔·戴高乐的远亲或近亲的家庭起源回顾中，人们是否能得出哪些看法来理解他呢？这里，必须排除任何关于戴高乐祖先同戴高乐本人之间具有必然逻辑关系的观点，排除任何遗传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决定论。可是，理所当然，戴高乐来自某种历史、某种社会阶层和地区，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看到，戴高乐的祖先就像我们能够寻找到他们昔日的踪迹那样，在法兰西王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中都担任过中等公职。如果不回溯到在巴黎和圣德尼城下、在阿赞库尔和维尔作战的让－戴高乐，那我们从中发现的主要是长袍贵族、律师或检察官，有时发现的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没有比看到在这种社会阶层中产生一些撰写历史著作或科学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加理所当然的了。不管怎样，在那种适应时代和时局的实际考虑中，是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的。他们为国王效劳，或者至少说，实行国王的法律；他们通过临时放弃姓名中的贵族介词来追赶大革命的时髦，到拿破仑的大军中服役。他们也关注新的思潮。这个朱利安－菲利普就是这样。不管如何保守，他都象许多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法国人一样，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同天主教教义疏远了。此后，在影响后来几十年历史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是对君主政体的怀念，尤其是宗教信仰——象人们当时想象的那样，宗教信仰远远甚于君主统治——占主导地位，启发着他们的思想、选择、态度和习惯。
我们已经看到，戴高乐家族在某些方面，同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法兰西贵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派别相联系。可是，在19世纪末，法兰西贵族似乎在走下坡路，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它从未从大革命带来的不幸中恢复元气，而是陷入了泥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沉沦：世界在似乎没有它、尽管它和反对它的情况下演变着。法兰西贵族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参与法国的工业发展和商业发展，而且在它内部，对工商业的发展自愿表示一种蔑视。当法兰西贵族看到那些被甘必大在第三共和国初期预言过的“新阶层”上台时，它往往持讽刺或轻蔑的态度。它感觉到，在它周围正在崛起更加年轻的几代人，他们越来越脱离老的理想。法兰西贵族在巴黎左岸的贵族公馆或者外省城市的老住宅区隐居，关在那些能使其自豪和痛苦有藏身之处的城堡里，因此，看来它是这样处世，彷佛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使它本人无法行走的道路。确实，法兰西贵族并不象它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自动呈现的形象所任人猜想的那样清一色，远未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些贵族中间，不仅有更加贫困的、更加神秘的人，而且在法国西部省份有更加忍耐的人，在南方省份有更加爱挑衅的人，在勃艮第和法国中部有更加殷实的和更加自信的人。而在法国北部和东部，除了在家庭方面的细微差别之外，他们同工商业资产者毫无区别。
夏尔·戴高乐的直系亲属恰恰就居住在法国北方。在我1964年所写的戴高乐传中，我强调了北方地区那些能对戴高乐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文化特点和人文特点。我还重申，当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到驻守阿腊斯的步兵团去服役时，他最直接和最深刻地感受到的也是北方地区的人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乔治·蓬皮杜在读完我的书后，私下对一些朋友说过，关于戴高乐，他从我的书中学到了迄今尚未看到或者尚未明白的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此事后，曾经有机会问蓬皮杜学到了什么东西。蓬皮杜回答我说，是我认为戴高乐是“北方人”，戴高乐通过法国北方地区来形成其整个法国观。事实上，戴高乐所属的资产阶级并不象那种贫困的、激烈的、本身处于当时社会边缘的乡村贵族，也不象那些闭门反省和很难接受当时文化的外省小资产阶级，更不象商业大资产阶级。但愿人们到戴高乐在里尔诞生的故居，即戴高乐的外祖母的老房子——那里有一个佛龛，里面高高地摆着一尊拉弗瓦－圣母的塑像——去看看，到戴高乐故居周围的街道去看看，看了以后就会有一个概念。在那些老住宅区里，在那些生活过一代代勤劳的资产者的、阴暗的、关门的、没有奇想和放任行为的、朴实无华的房子之间，人们可以预感到法国北方资产阶级的灵魂。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一书中，也许已经描绘过他们最深刻的形象。严肃刻苦是他们言谈举止的特点。尊严主宰着他们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的一切。由某种严格的意识决定感情或激情的外部表现，因此，这种感情或激情越是掩饰得越长久，就会变得越强烈、越可怕。某种清教主义为道德生活增添了光彩。北方的贵族，象对文艺表演，如对戏剧，从未表现出象南方的外省贵族那样的兴趣。其实，一切都导向劳动——最大的生活考虑——所要求的义务，导向与此有关的社会义务。当人们在某些银行和某些工厂的办公室里看到历任企业主的画像时，就会猜测到这种近乎于某种耶稣教的劳动宗教的重要性。关于这些企业主，人们可以撰写一本真正的社会形态学。地理和历史对这种心理学作过解释。若干个世纪的历史，使法国的北方、比利时和荷兰变成了欧洲大陆中比其他地方更多地进行谈判、交易和重大国际交往的地点之一。只有那些家产增多的人，才能在社会等级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财富和特权、影响和名声都是要以此作为代价。在法国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战争和入侵不断地破坏了原先获得的成果。唯独一代代人围绕工商业大企业进行的持久努力，才能使本家族保持其社会地位。再有，北方的资产阶级如不永久地向一切新事物开放，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激烈地参与生产、竞争、开拓新市场和争夺顾客，因而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的变化一无所知，那些呢绒商、船主、冶金工厂厂主和矿山主不能对社会变革、技术革命、经济环境的转变一无所知。所有的偏见，即使来自那些最古老的传统也罢，也在工商业的必然要求面前发生动摇。因此，看到这种社会阶层中混杂着资产阶级在智力的、社会的和经济方面的关注，是毫无惊讶之处的。
戴高乐家族同马约家族的联姻，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一方面，同法兰西贵族的一般传统相比较，戴高乐家族不在本地扎根，没有地产，没有城堡，但出了一些作家和学者，以及一位夏尔的父亲，他无可争辩地具有文化教养，拥有传统的文化，其中最大部分是拉丁语、文学和历史；另一方面，马约家族是一些捍卫其立场和利益的实业家，他们有时也不免碰到困难。在他们中间，还出了若斯菲娜·马约这位女实业家，她业已通过其大量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心理环境中表现得很突出。人们可以相信，她的威信有助于消除当时在她周围的那些反女权主义的偏见。夏尔·戴高乐能够足够地关注这个榜样，以便在将来继续关注妇女所发挥的社会和智力作用。也许他由此准备了有朝一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把第三共和国始终排除的妇女普选权引入法国。
因此，一切都注定夏尔·戴高乐也要接受当时法国北方地区为这种社会阶层的孩子们所提供的传统教育。夏尔的父母亲作为坚定的和修行的天主教徒，对世界的变化持开放态度，但作为同宗教机构关系密切的传统主义者，因而把夏尔送到教会学校上学。先是送到圣托马·达坎的天主教学校去读书，然后在1900年10月，到“圣母无玷始胎”学校的耶稣会修士那里去上学，而他父亲亨利即将担任该校学监。据夏尔的姐姐玛丽－阿涅埃斯的证词，夏尔是一个相当好动好闹的孩子，比长兄格扎维埃、弟弟雅克和皮埃尔更加好动。⑥家人的回忆录里肯定说，在那种人人都想象自己率领几支大军的游戏中，夏尔总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对此，人们后来作出过太多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夏尔一家在位于北方海滨、在海滨－布洛涅和加莱之间、靠近维姆勒的维米尔度假，后来在多尔多涅买了一所度假别墅，名叫“拉·利热里”。
与兄长格扎维埃不同，夏尔首先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有人建议他学习格扎维埃的榜样。他的法文成绩几乎总是很好，但其他科目的成绩却很不稳定。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已经进行写作，尤其是写诗，以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夏尔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学的欲望，从此这种欲望就永远没有离开过他。当时，夏尔写过许多诗，没有保存下来。但在14岁那年，他特别写了一部“小喜剧”，并且偷偷地寄给了文学作品比赛的评委会。他宁愿让个剧本付印，也不要接受25个法郎的奖金。这个剧本的名字是“一次倒霉的相逢”。据家人说，夏尔的母亲是在儿子的衣物中发现这些剧本的。1905年夏天，夏尔同他的表兄弟让·德·科尔比一起，向父母亲、兄弟姐妹们演出了这出小喜剧。⑦剧本讲了一个强盗抢劫旅客的故事。剧本在风格上受到埃德蒙·罗斯唐德的启示，一切都使人想到，当时，夏尔·戴高乐只是关注文学的时尚。恰恰罗斯唐是那年法国最时髦的作者。此后不久，夏尔在斯塔尼斯拉中学上学，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期间写了一首诗，并署名为“夏尔·德·吕加尔”。无疑，他希望发表此诗。此次，人们从这首诗中发现了弗朗西斯·雅姆对夏尔写作的影响。⑧
当我应当死去的时光，
我愿战死在沙场……
我愿战死在晚上。
因为白天消逝，给战死者留下更小的遗憾，
暮色为战死者做一件裹尸的衣裳……
随着黑夜的降临，宁静从天而降
当我的心灵和眼睛即将死去的时光
寂静安抚着星光……
夏尔还以“夏尔·德·吕加尔”署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军官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勾引了一位名叫扎莱娜的美拉尼西亚少女。后来，扎莱娜感到军官在同自己疏远，就想与他同归于尽，便试图用那里的花卉去毒死他。夏尔·德·吕加尔写道，“在我的床边，躺着赤裸的扎莱娜的尸体……至少扎莱娜之死尊重了她的特点和形式”。也许作者想要从皮埃尔·洛蒂那里，或者《菊花夫人》的伤心故事里得到启发……
然而，即使在戴高乐心里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欲望，他在这一年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作出了选择。1905年，戴高乐决定将来投笔从戎。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对让·拉库迪尔讲过：“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随和，有理智。是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⑨1906年7月学校发奖时，戴高乐获得了6个头等奖、一个二等奖和3个奖状。翌年，当法国将教会学校赶驱出境，父亲亨利送他到比利时的安托万圣心中学完成学业时，他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后来返回巴黎，在斯塔尼斯拉中学读书时，也还是好学生。他在那里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理所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就在1905年戴高乐选择其前途，决定将来当军官的那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文章。他把这场战役的时间设想在1930年。他写道：“有三支德军越过了孚日地区……法国很快就完成了组织工作。戴高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马和518门大炮，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马和510门大炮……戴高乐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增援布瓦德弗尔将军，并在德国人实现会合——如果德军会合，那肯定对我们极为不利——之前消灭他们……”人们后面还读到：“戴高乐知道，他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梅茨城下。”看到夏尔这个15岁的男孩，身处被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结局掀起狂热的欧洲，就想象到25年后在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而他本人在这场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他自认为后来当上将军，那是毫无特殊之处的。。。。。。更为有趣的是，戴高乐把自己安排在“布瓦德弗尔将军”之上，尽管这是小事，但人们记得，当时布瓦德弗尔将军正是第三共和国最有名的法军参谋长之一。在这种想象中，幻想与雄心结合在一起，而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都知道其下文，所以必定利用这个小故事，其目的有时为了强调戴高乐的先见之明，有时则为了讽刺他的大言不惭……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夏尔·戴高乐选择其命运时，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模仿《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和《小鹰》的诗人。戴高乐变成了大人。1908年夏天，他在德国逗留期间写过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比上述这篇以1930年法德战争为主题想象的政治幻想小说更能说明问题得多。他读过德国报纸，看到报纸上“相当投入”地攻击法国，用威胁性的语言来谈论“德国延长其在摩洛哥的逗留”——恰恰在1909年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对此，戴高乐作了一个明智的——在他这种年纪，即17岁时，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明智的——的结论。
三年来，欧洲出现了某种变化，我在看到这种变化时，想到了大战前的那种危难局势。
对于戴高乐来说，早熟时刻来到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观察中，而且表现在他对问题的思考中，正如人们从他在1908至1909年度中，对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进行的、长达7页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与当时许多同代的和来自同一社会阶层的男孩在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中所做的相反，戴高乐不是使用任何指责的形容词，不是使用狂热的复仇愿望的基调，而是选择了对法兰克福条约产生的长期后果进行分析的做法。戴高乐写道：“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其结果除了今后会制造一种（德国）同法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理由之外，还会迫使（法兰西）帝国付出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牺牲。此外，15万新兵不会增加其德国主子的势力，相反地，倒是迫使他们在政治和财政上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
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会结束那种不公正的迫害，因而肯定深感悲伤。无疑，人们的感情因人而异，是根据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法国北方各省的城市、工业或矿山的集合体里，宗教活动的基调与法国西部的宗教活动不同，因为西部的活动是围绕教堂和城堡来组织的，有时几乎保留着封建的特点。再有，北方的天主教教徒在关注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往往走在前列，最早意识到必须适应现代世界的必要性。不过，由于出身于一个勤于修行的天主教家庭，戴高乐在其青少年时期，必定把这种宗教活动的不一致看作是一种玷污，这种玷污会损害一个纯粹而令人崇拜的理想中的祖国形象。无疑，对戴高乐来说，由此产生了下述许多长期的后果：将宗教排除出政治斗争的坚定意志，对政治力量可能感到的厌恶或者某种怨恨，而这些政治力量已经把反教权主义作为它们热衷的话题，其原因不是在于它们建立了必要的国家世俗状态——这是最终平息宗教斗争的唯一保证，而是在于它们在不尊重法国天主教徒观点的情况下完成好反教权主义任务的。最后，戴高乐在1958年重返权力之后，想要长期地解决国家同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由此会结束20世纪初争论所留下的后遗症，但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未达成他所希望的全面协议。
然而，戴高乐是天主教徒吗？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显得有些挑衅性和徒劳无益的。戴高乐毕生都修行天主教。那末，难道不应当思忖，他是如何当天主教徒的呢？在我1964年——当时，戴高乐还活着——所写的戴高乐传的前言中，我早已就此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在其思想和行动中所占的份量问题提出过疑问。我写道：“但愿人们只想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宗教在夏尔·戴高乐思想和行为中所占的地位。”对此，当年我同戴高乐的谈话对我毫无用处，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没有谈到的问题。在我的戴高乐传出版后，莱昂·诺埃尔——在1947年至1953年期间，即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诺埃尔是戴高乐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959年则被戴高乐任命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主席——曾写信对我说过，必须把戴高乐发起的法兰西合作政策看作是其关注天主教的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莫里斯·舒曼——坚定的天主教徒和修行者，在伦敦时期是戴高乐的主要亲信，后来在第五共和国长期担任戴高乐的部长——曾不无忧伤地对我说过，必须承认，并非是基督教义的精神来活跃戴高乐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戴高乐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当天主教徒的。那么，戴高乐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让·拉库迪尔找到了戴高乐当年对一家英国公共关系研究所所作的答复。这家英国研究所在1940年底，请求戴高乐进行自我描述，而他从第二行开始写道：“我相信上帝。”⑩这是一种明确的表示，但在那个年代，在战争最可怕的一年当中，在戴高乐刚刚作出悲壮的和历史性的选择之后，在一个基督教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国家里，他能够与众不同吗？戴高乐对他外甥米歇尔·卡尤的回答则更加有趣得多。卡尤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期间，曾在一次散步中问戴高乐：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是如何结合的？他回答道：“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故，我是天主教徒。”⑾如果就近来看，这是一种极其明智和真诚的回答。戴高乐不提哲学信念、个人信仰和宗教观点。他说，他之所以是天主教徒，因为他诞生于法国，出生在一个一开始就被被基督教义征服，其历史、社会、文化始终受到基督教义熏陶的大陆和国家。假如戴高乐生在别处或别的时代，那他就不会是天主教徒。这就是他所作的暗示。戴高乐在自称天主教徒时看到，他属于某个世界，属于一种文明，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脱离它们。是否没有其他的一切？对于戴高乐来说，是不可能到冥间去问的。
毫无疑问，关于戴高乐从青少年时代起、甚至从童年起所怀有的情感，他一生所热情树立的情感——爱国主义，则是相反的情况。人们看到，他的家庭传统，他周围的人，他父亲的榜样和教益，都理所当然地引导他树立爱国主义。可是，这是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经历的情感。诚然，法国人，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自信是、自称是和自愿是爱国主义者。但在法国经历1870年战争悲剧之后，已经过去了30年，人们的记忆虽未消失，但已淡漠。“复仇”无疑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希望，但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欧洲，当年在普鲁士战胜法兰西后形成的欧洲，业已扎根在和平之中。甚至在巴尔干半岛，自从柏林大会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柏林大会是在俄土战争之后，在1878年举行，直到波黑归并到奥匈帝国时为止，而奥匈帝国已经统治波黑三十年之久了。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欧洲，和平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欲望。在法国，和平主义首先具有一种赞扬军人美德，对过去那些窒息人的、循规蹈矩的做法进行在精神抗议的形式。1887年，未来的维希政府的狂热信徒阿贝尔·埃尔曼发表了小说《骑士米兹雷》，对兵营生活进行了痛苦甚于暴烈的批评的描绘，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889年，吕西安·德斯卡夫在《士官》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士官被军队暴行逼迫自杀的故事。翌年，乔治·德里安在《比里比》里揭露了军队的监狱，而库特里纳以一种诙谐甚于愤怒的笔调，描绘了义务兵役制，他的书《快乐的骑兵队》和《8点47分的列车》把那些兵营的长官、“老兵”和“新兵”等此后变成传奇的人物写进了文学作品。1891年，雷米·德·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爱国的玩意儿》的文章，他毫不羞怯地写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问题，那好，我们不是爱国者！”朱尔·勒纳尔在同一份杂志上回答一张调查问题表时，进行了这样一种说明问题的比较：“我希望，不久以后，人们将1870年至1871年战争视为一种小小的历史事件，就象发表《熙德》或拉封登寓言一样。”
当战争逼近时，人们将要看到，思潮即将发生逆变，20岁的戴高乐见证了这种变化。但是，反过来，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进入工人阶级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初，则有所扩大，达到了似乎压倒其他运动的地步。经过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因此，梯也尔声称“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后的长期衰落，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重新高涨起来，令人奇怪地判定未来的元帅利奥泰有理。1878年11月，利奥泰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至于前途，我认为已经隐隐约约地瞥见，社会主义正在暴风雨中出现。”尽管社会党人分裂成四个对立的政党，但他们在1893年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第三共和国初期以来的首次成功。他们拥有18名议员，并且有30名象亚历山大·米勒朗这样来自激进主义的独立社会党人加盟，以及象让·饶勒斯这样温和的共和党人党团的议员加盟。据选举地图显示，这种突破基本上在工人阶级中实现，在很小程度上则是在法国南方和西南部地区的贫苦农民中实现。社会党人主要是替代激进党人，但他们恰恰是区别于激进党人，更多地表现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不同，对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的疯狂敌视。看来工人阶级在恢复其同重大历史记忆的联系：1848年6月的工人起义，遭到了军队的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有军队能够战而胜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接替了上述两大事件。此外，从传统上讲，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的，它号召全世界实行博爱，起来造反，反对由宪兵和士兵所代表的国家专制主义。蒲鲁东和傅立叶继法兰西大革命的当代“共产主义者”之后，纳入了这一传统。工人党和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事先赞同乔治·索雷尔的观点，他很久以后才在《关于暴力问题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军队是人们所能有的、关于国家的、最明确、最真实和与其起源联系最牢固的表现。”工人的反军国主义获得理论化和不久后上升为革命原则，同时表现为一种简单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比如表现为大众的戏剧。这种大众戏剧上演了一些反对爱国主义的戏：《在比里比》、《红色的罢工》、《拒绝服从》、《龙》等。特别是《最后一个子弹夹》，在最后一场中表现了一些士兵，他们刚刚杀死自己的上司军官，因为他们最终明白了服从是一种罪恶……事实上，在世纪之交，当局乐于使用军队来对付到处发生的罢工。人们看到，部署军队来保卫那些有可能遭到骚动威胁的老板的住宅，这不是个别的事情。早在1891年，在福尔米爆发了第一次枪杀，此后在圣太田、马恩河畔的夏龙、拉翁－勒塔普、德拉韦耶、维尔纳夫－圣乔治等地发生……但那些穿制服的军官为了不遭到咒骂，而宁愿躲离工人区。
戴高乐本人对这种军队同工人阶级的冲突，有过两次亲身体验，因为——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第33步兵团的下士。第33步兵团被派到敦刻尔克去对付罢工者，但团长施瓦茨上校则以下令部队从步枪上拔下刺刀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了罢工者保持安静——其结果引发了陆军部的调查……后来，戴高乐作为第33步兵团少尉，在朗斯的一次矿工罢工中，亲眼目睹了军马离开矿山的情景。
“我看到此情此景时感到极为震惊”，戴高乐写道。“那里有矿工的妻子，她们脸色忧伤（……）因为这（……）意味着一次长期的罢工，即家里再也没有面包，即生活贫穷……”（但他也对部队同人群相处亲密感到震惊。）“当场的大多数矿工曾在第33步兵团服役，他们同穿军服的伙伴见面。‘您好，我的中尉！’有人对我喊道。我便从矿工中间，认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
如果说在工人阶级中，反军国主义显得相当普遍，那么反爱国主义就肯定不是同样普遍的。不过，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法国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思潮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里，以及在此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占过主导地位，然后才由朱尔·盖德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地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重新聚集在1905年成立的、唯一的众议院党团中。1906年，在亚眠举行第一届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法国总工会，法总的诞生明确地揭露了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相似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开始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阶段相适应的社会斗争大潮。这年3月和4月，北方的矿工举行罢工。5月1日，在巴黎举行了激烈的游行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1907年，社会斗争以每周休息为口号。同年3月，电工罢工；4月，食品工业的领薪者罢工；5月和6月，马赛、勒阿佛尔和敦刻尔克等地参加过海军军籍登记的海员罢工；年底，巴黎建筑工人罢工。
1909年5月，当第一次尝试的总罢工发生时，戴高乐正在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戴高乐准备从事在他看来是国家统一完美象征的军人生涯，进入这支他认为是被外国视为保持某种一致的殿堂的军队。对戴高乐来说，即使他已经理解社会分裂的合法性和理由，社会分裂也会显得是国家的严重弱点，而外来的危险正在逼近。也许戴高乐认为，对于一个象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社会团结也是国家团结的条件。但是眼下，在戴高乐眼里，特别是和平主义是可耻的和危险的，这是无疑的，因为此时他把和平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盲目性。戴高乐不怀疑，战争总有一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爱国主义——这是戴高乐亲身体验过的、比任何其他感情都显得更加重要的、唯一的深情——也是一种威胁。对此，人们在戴高乐数年后对第33步兵团下级军官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找到反响。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就选择到第33步兵团服役。这次讲演的题目恰恰是“论爱国主义”。戴高乐指出：“我并不认为，任何人类之爱都不会启示更多的忠诚和更纯洁的忠诚。我们想要反对的是，只是沙文主义而已。是这种思想状态，总是盲目地判定自己祖国在境外的一切好坏行为全都有理。对此看法，必须回答说，即使沙文主义是一种暴行，其价值也比往往说理的爱国主义高出百倍，千倍……必须让韦森热托里、让娜·贞德、维拉尔成为沙文主义者，来完成历史业已传递给我们的任务。
正如半年前，德鲁莱德——德·弗雷西内先生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者”——对我本人所说的那样，那种爱自己母亲并不甚于爱其他母亲的人，是既不爱母亲，也不爱祖国的。”戴高乐对德鲁莱德这位人民民族主义的颂扬者的引述，只能解释为，激烈地反对和平主义派别，而戴高乐知道和平主义派别，至少对一部分法国社会的诱惑，即使实际上他认识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很少也罢。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列举了民族分裂的问题单子，他说这些问题在家庭的对话中出现过，如“放弃法绍达、德雷福斯案件、社会冲突、宗教不和”等。人们从这份问题单子看到，就其智力和政治培训而言，必须赋予这些“冲突”和这些“不和”何种地位。人们最少可以说，对法绍达的回忆已经变得更加遥远了，因为事件发生在1898年。那年，当法国政府决定派马尔桑上尉的使团到尼罗河上游地区时，它知道这会遇到英国人向大湖的渗透，但它却认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提法国在埃及利益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法国政府遇到英国人持不妥协立场，要求它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先撤回马尔桑军事使团时，它在不作重大辩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撤退决定，这只能意味着法国的简单外交行动的受挫。但是，即使法国公众舆论——它对问题的实质不大了解，但关心阅读那些本身也不大了解情况的报纸——对此感到有点不安，即使戴高乐用伤心的语言去谈论法绍达，都是正常的事情，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已更好地估量了放弃法绍达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该事件并未使法国人长期感到恐慌。法国人注意到，在法国当时同意撤回军事使团后，英国则相应地同意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高原地区和西非作出有利于法国的领土安排，然后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法国的立场。
反之，虽然德雷福斯案件在戴高乐长大成人之前就得到解决，但它对戴高乐留下的痕迹太多，以致他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为人诚实，讲思想自由，他早已明白德雷福斯清白无辜，并对周围的人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亨利·戴高乐所在的社会阶层里，人们经常这样写道，也并非罕见，正如《费加罗报》及其总编科尔内里领导的、支持德雷福斯的持久宣传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费加罗报》的文章汇编至今还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好的证词之一。因此，戴高乐在1938年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就此写了长长的一段，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一种厄运的缘故”，戴高乐写道，“在公共精神趋于同军队疏远之时，爆发了这场最能使恶意胡勾结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诉讼中，并不缺少那种会毒化激情的一切。司法错误是真实的，即伪造、前后不连贯、滥用指控，但那些以信仰为由或以国家利益为由，想要把为祖国服务的最高领导层视为圣明的人，却厌恶地拒不接受司法错误；黑暗是令人生气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阴谋、供认、食言、决斗、自杀、附加的案件，使对立的两派不断地发怒，并且不断地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论战是诬陷人的，被报刊、论战小册子、讲话的全部声音所加剧，毫不宽容；疯狂的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对法国人势力——四分五裂的法国人还从这种势力中寻求联合——的象征的最起码的尊重，同那些相互的目光、信念、友情都沉沦在疯狂之中。”
这篇文章是说明问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深信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但他对某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德雷福斯派”的意愿很反感。因为他们想要赋予其事业的，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且是反对军队本身、即反对国家机构——在戴高乐看来，国家机构本应得到民族一致的支持——的可怕的延伸。
人们看到，戴高乐受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甚于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在戴高乐身上有什么深刻痕迹。戴高乐是否同样地、或者更多地受到当时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呢？大多数戴高乐传记作家都这样认为，全都以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描绘法国时所写的、有关的一个短段落作为依据。这是《法兰西及和它的军队》一书的一段。
“在思想领域里”，戴高乐写道，“布特鲁们、柏格森们达到了最高水平，他们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重新开始对贝玑进行秘而不宣的弘扬，恢复了一代青年——他们感到收割者的到来——的早熟。在文学领域里，有巴雷斯的影响，他在精英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同祖先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获得了民族永恒的意识。”
这里的每个词，每个名字都是说明问题的。从19世纪结束起，布特鲁就对法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施加了重大影响。布特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下述的试图：克服那种通常被承认的、科学的绝对必要性同宗教的绝对必要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回答了基督教徒的期望——长期以来，他们将科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当作挑战来加以接受。当时，布特鲁对实证科学原则进行的批判被认为是杰出的批判，尽管他的哲学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赋予现代科学发展以精神第一性的尝试。然而，他以自己的方式，综合了一种深刻的思潮。对此，罗曼。罗兰曾评论说，这是“19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地震和思想火山的爆发，它点燃和震撼了商业世纪的精神”。人们长期认为，现代科学的向前跃进将会认可实证哲学的胜利，但现在却开辟了一个唯心主义复兴和唯灵论加剧的纪元。达尔文的事业遭到了置疑。马赫把物理看作是一种纯现象学的科学。亨利·普安卡雷在做完当代最大胆的数学工作后下结论说：“什么是科学？科学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是一种使那些分开的事实重新接近的方式，是一种关系体系。”文学批评家布吕纳蒂也尔则与学者贝尔特洛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个宣告“科学的破产”，另一个热情地捍卫其唯理论。在保罗·布尔热所写的最有意义的小说之一、1889年出版的小说《弟子》中，重新出现这种对科学的疑问。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一位自觉的数学分析家，由于逻辑的缘故，他几乎失去了人性，面对无法深入的神秘的命运，他进行自我侮辱、自我屈从和自我毁坏”。
1889年恰好出版了亨利·柏格森的主要著作《试论意识的现时情况》。这位哲学家——戴高乐写道，他的著作“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是否象让·拉库蒂尔从马尔罗那里说过和马尔罗确信的那样，同戴高乐家族有过亲戚关系呢？菲利普·戴高乐对此予以否认。不过，这关系不大。基本的问题在于，柏格森这位赋予法国哲学新方向的人到了20世纪初。他超越了布特鲁的有限经验论和迄今在科学思考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理论，试图建立一种通过其著作题目——《精神力量》、《创造的进化》来显示其总基调的新哲学。《创造的进化》出版于1907年，正是戴高乐中学毕业的那年。当代人对该书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杰姆斯当年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宣布：“理智主义这个魔鬼已经死了，是柏格森杀死了它。”
在戴高乐发表的前期著作中，人们不难找到他阅读柏格森著作的痕迹。大家知道，在柏格森的思想中，“时间”观念是重要的。关于时间的定义，布吕诺尔德和雅各布在一篇关于科学的哲学的研究文章《从蒙泰涅到路易·德·布罗戈里》中，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种存在于我们身上和我们身外，在每一刻都突然产生出无法预见的新事物的创造力。”柏格森则以他的方式概述时间的定义：“时间是发明，或者什么也不是。”戴高乐似乎从中得出了结论，或者至少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其思考对象的说法。他在《剑刃》一书中写道：“那些打仗的人永远面临新的形势，而这种形势至少部分是无法预见的。在战争中和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将希腊哲学家的“一切都在变化”的原理适用于战争和生活；过去发生过的，将来永远不再发生，而行动不管怎样，都肯定会不是这样或者不是别样。”关于柏格森和戴高乐，米歇尔·德斯维涅写过最好的研究文章，他正确地强调在这两人的思想中，时间具有双重性，“即连续性和异质性”。⒀即使戴高乐赞扬活动家的自由和活动家对其时代历史所能打下的烙印，他也知道这种自由“不是绝对自由，也不可能是绝对自由”。这样，戴高乐同柏格森走到一起来了。柏格森在《物质与回忆》一书的结语中写道：“但愿人们在时间或空间中考虑自由问题，自由似乎永远在必要性中长其深根，并同必要性密切组合。精神向物质借用感觉，即从中获得养分，并以运动的方式将感觉归还物质，即推动其自由。”这样，人们将会从戴高乐留下的所有著作中看到这种由柏格森思想启示的词汇表，其中的“流动”、"运动"、"自由"、"变化"等词，则是对柏格森思想的回声。关于柏格森的影响，戴高乐本人在对战争行动问题的思考中，推而广之，在其对战争行动的人的问题思考中，承认过这种影响。他在《剑刃》中写道：“柏格森还指出，为了同现实进行直接的接触，必须怎样使人通过将本能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其直觉。如果说智力使我们获得对事物的理论的、普遍的和抽象的认识，那么是本能赋予我们实际的、特殊的和具体的感觉。没有智力的帮助，就没有合乎逻辑的连贯和明智的判断。但是，没有本能的努力，也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创造的推动。”
关于柏格森，夏尔·贝玑说过：“他打碎了我们的镣铐。”关于贝玑，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戴高乐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提到过对贝玑的“秘而不宣的弘扬”。这就是说，贝玑以他的方式，代表了对20世纪初思潮的特点和价值观的推翻。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德雷福斯派和转而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贝玑在1900年批判了“那些从罗马回来的博士，因为他们向我们鼓吹放弃科学和理智，一贯服从，保持谨慎和尊敬的沉默”。在皈依天主教义之后，贝玑则对雷南所著的《科学的未来》——这是一本19世纪的某种唯理论的宝书——评论说，此书“极会花言巧语，永久脱离热情，并滥用信任”。但是，比贝玑的哲学演变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他将热爱公正（在德雷福斯案件时鼓舞过自己的、对公正的热爱）同热爱祖国（他不知疲倦地赞扬和受到其启示的、对祖国的热爱）集于一身。因此，贝玑代表了一种法国人的联系和一种全国的联盟。对此，戴高乐只能是加以关注。他订阅了《半月手册》，并经过一切政治思考或哲学思考，爱上贝玑的语言和观点，喜欢贝玑对地球和祖国魅力的发现。人们情不自禁地指出，尽管戴高乐和贝玑年龄相差几十岁，但可以说，他们用一些业已变得有名的词语，把对法兰西这位一切法国人的母亲的敬意，同对圣母玛利亚这位上帝的母亲的敬意，可能也对一切母亲的敬意结合在一起。当贝玑抢在战争——他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牺牲——考验之前写道：“母亲，您的儿女经历了那么多的战斗……”时，他是在向谁说话，是向他的母亲，还是向一切男人的母亲，是向耶稣的母亲，还是向祖国母亲说话？
戴高乐在1942年、伦敦、自由法兰西、抵抗斗争时期和尚未结束的占领之夜，作过这样的祈求：“啊，母亲，正如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要为您服务。”在戴高乐的思想中，特别是在他的战争讲话中，人们能重新发现这点，乃至贝玑的风格、字句的平衡、某种形象、某种词汇的节奏都是如此。不管怎样，当戴高乐阅读《维克托·玛丽·雨果伯爵》的最后章节时，他都能感受到同贝玑的、某种深刻的亲属关系。此书写道“您佩着军刀，为了用刀战斗……您建立乡村，建立城市……您是士兵，在缺少我们教师的情况下，要坚持文化，捍卫文化……您是用军刀建立和平的平定者，这是唯一的坚持着的和平，唯一的持续着的和平，最后是唯一的当之无愧的和平……您用武器建立和平，这是用武器的形式来强制实行和维护的和平……您写下了唯一的历史铭文，我们坚信，此时此刻正在书写着这篇铭文。”
贝玑的这些诗句是题献给欧内斯特·普斯沙里的。戴高乐在其著作中没有引证普斯沙里的名字和追述普斯沙里的榜样，但普斯沙里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楷模。作为雷南的孙子和高等研究学校的一位教授的儿子，普斯沙里的家庭位于巴黎那些曾为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进行辩护过的人的中心。普斯沙里的哲学学士学位看来为他从事这种伟大的大学教员生涯——这对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是一个梦想——做好了准备。突然，他参加了殖民地的炮兵部队，当了一个普通的炮手。他在《太阳和梦想的大地》中，陈述了自己在丛林和沙漠里生活的体验。他在《武器的呼唤》中，说明了他的从军使命。他在《古罗马百人团之旅》中，叙述了他皈依天主教的历程。普斯沙里的后两本书于1912至1913年出版，正值戴高乐业已离开圣西尔军校，转入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之时。普斯沙里于1914年战死沙场。在普斯沙里看来，武器的使命，就是严格刻苦的使命，脱胎换骨的使命，就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只有通过牺牲才能完成正果的苦行。是匮乏的物质生活吸引着普斯沙里。他生活在一块干泥地上，那里有一排书架，博絮埃的上面只排列着《誓言》、帕斯卡尔的《思想》、野战炮兵的条例、一张对数表和维涅的《军人的奴役地位和伟大》。普斯沙里想要在自己身上实行知识分子和军官、战斗员和旁观者这两者的结合。在这个人物身上，想必有许多特点了吸引戴高乐，如孤独的诱惑，全身心地投入使命，对那些多余的、因而是无益的东西无动于衷等。但更多的是，戴高乐本人正在转向行动，转向世界，转向生活。
事实上，戴高乐没有引述过普斯沙里，而是引证了莫里斯·巴雷斯。巴雷斯通过其游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说明，值此欧洲在预感中不知不觉地走向战争之时，人们是如何演变的。巴雷斯的前几部作品，以其深沉的热情和迷人的声色描写，也许是最好的作品，由此可见，他是集幻灭、涉猎、优雅的绝望于一身的作家。巴雷斯本人以幻灭、涉猎和优雅的绝望为营养，它们则赋予其“世纪之末”的用语以意义。而今，巴雷斯歌唱新的民族主义。在巴雷斯的心中，对土地、种族和国家有一种偶像崇拜。它引导巴雷斯发生偏离，偏向那些盲目地或居心不良地认为德雷福斯犯罪的支持者阵营，偏向那些排犹主义的言论。但必须看到，巴雷斯因此在20世纪初加入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思潮。当时，种族主义还是思潮，但它已在侵入文学。基普林赞扬英伦半岛所处的的优势，说：“我们的关系，比要打破的生活更加强大。”在美国，《移民限制法》想要阻挡黄种人和黑人的移民浪潮。1899年，奥斯汀·张伯伦从有意识的日耳曼人的观点出发，抨击了地中海人。纪尧姆二世揭露了“黄祸”。但巴雷斯却坚持传统的民族主义，它首先想要超越党派和观点的对立，团结法兰西社会的一切派别，以利于建立一种不可分离的民族统一。巴雷斯以此反对莫拉斯，说莫拉斯“寻求君主政体，疏远了法国人”。后来，戴高乐一直赞同这种反感，或者与它保持同样的距离，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兰西行动报”的理论家想做的那样，在法兰西历史上划出一条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在法国大革命时，会将善（与君主政体划等号）同恶（君主统治后的一切）区分开来。相反地，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巴雷斯就主动否认自己可能说过的过头话和错话，写道：“必须使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和德雷福斯的反对者结合到一个高级人士身上，必须从善良的德雷福斯派身上找到骑士风度。”戴高乐虽与莫拉斯相对立，但他对民族的统一和连续性具有同样的关注。他在每一部著作中，都将法国大革命、乃至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主义派和爱国主义的东西，纳入法兰西历史的伟大轨迹，这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属于法兰西民族自己，并且因此变得崇高起来。
基于法兰西统一的考虑，巴雷斯也公开主张实行某种社会主义：一种思想方面所下的决心，而不是社会反抗。但巴雷斯向选民提出的《南锡纲领》却将“社会主义”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量齐观。在巴雷斯看来，资本主义挑动一些阶级斗斗另一些阶级，威胁到国家统一。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国家统一。当然，不应当按照字面来理解社会主义一词。但是，世世代代的法国民族主义者都将基于同样的理由，继续保留这种社会关注。戴高乐也继承这个传统。人们可以认为，通过思想上的培训和鉴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动乱，戴高乐提前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准备好考虑进行经济制度和工人状况的改革——后来，这种改革在戴高乐的政治活动中占有其地位。
然而，看来是战争的逼近，对戴高乐长大成人和达到早熟所处的社会道德和思想环境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大于他的前途梦幻和上述思想活动。后来，戴高乐写道：“我必须说明，我在少年时代，在没有恐怖生活的情况下，想象并预先颂扬过这种未知的奇遇。”这是戴高乐在接受两名接近“法兰西行动报”的青年作家的著名采访中，用更加抽象、有时更有挑战性的字眼所表达的感觉。作为青年作家，亨利·马西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以阿加东的笔名，就大学的复仇思想向戴高乐进行了采访。据调查结果显示，浪漫的好战主义诱惑是非同寻常的。有些被询问的知识分子声称，“为了生存，法兰西需要英雄主义”。另一些知识分子则“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关于能量和力量的美学理想”。有的知识分子居然表示，“我们将在阵营的生活中，在烈火中，感受到法兰西力量在我们身上获得最大的发展”。几年后，人们甚至在1912年看到，阿贝尔·博纳尔——当时是非常年轻的小说家，后来当了维希政府的部长——还进一步抬高这种赞美之词。“人们是在战争中找到了勇气”，博纳尔说：“一切都是在战争中重塑的。”然而，即使人们不记得，在那些向这种昏头昏脑作出让步的人中，大多数亲身经历过对其哲学的考验，看到自己的理论被带到泥泞的堑壕和大战的无休止的杀戮之中，在这种赞扬战争的美学决心和反常的道德主义中，也就会有某些可憎的、甚至极其可怕的东西。
可是，从戴高乐本人在追述其青少年时代时曾经暗示过的、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不知疲倦地研究过的这些影响中，还会留下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即使我赞同历史学家饶有兴趣地去探求戴高乐家族的遗产和家谱也罢。布特鲁和他的科学哲学是否分享教权呢？必须承认，布特鲁挑起的辩论已经过去很久了；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相溶性的争吵也不再进行了；何况这种争吵现在已显得几乎是无的放矢，因为科学哲学史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再提此事，他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肯定相信柏格森著作的价值，人们看到，他在《剑刃》一书中至少有一次引述了柏格森。然而，即使想到柏格森夫人对乔治·卡托伊私下吐露的这句话：“1940年，在溃败前，我丈夫曾不断地对我说，唯独戴高乐上校一人能拯救法兰西”⒁令人感动不已，事实上，戴高乐也不再继续他的哲学思考，所以他永远不再谈论柏格森了。确实，戴高乐在其战争讲话的某些基调中提及贝玑的基调，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突出一种传统的、严谨的和紧密的风格，几乎没有一处再提到贝玑。至于巴雷斯——他既崇尚智力，也耽于声色；既崇拜种族，又崇拜大地——这个人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在戴高乐身上的反响确实很少。不管是在戴高乐的著作中，还是在他的行动中，在他的讲话主题（如果不是他的政策）中，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关注其时代、对思想运动感到好奇并始终受到文学诱惑的青年，戴高乐关注他当时所处的智力环境。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走得更远。首先对他产生影响的不是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而只是他眼里看到的世界，正在自我塑造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戴高乐经历的青少年时代所能说的就是走向战争。我们也知道，那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历史中发生了一种无法挽回的破裂，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都把1914年作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当代人则把自己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是一种悲剧性决裂，一次将昔日抛进遥远历史的决裂。然而，历史是不会实行绝对决裂的。戴高乐即将在1914年11月满24岁。而那些象戴高乐一样创造20世纪的人物已经成年，其中有些人业已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了。是年，列宁44岁，斯大林35岁，罗斯福30岁，经济学家凯恩斯32岁，希特勒25岁，阿登纳38岁，邱吉尔40岁，甘地45岁，墨索里尼31岁，尼赫鲁25岁，胡志明、铁托和佛朗哥22岁，毛泽东21岁。因此，所有这些人都象戴高乐那样认识1914年之前的世界，都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然后对已经开始的20世纪产生其影响。
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欧洲实行统治的世界。在此之前，人类从未遇到过任何相似的形势：极少数民族对整个地球实行其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治，并通过派遣其舰队和军队、部分子女移民、资本输出和工业优势等方式来瓜分世界。这是帝国主义胜利的时代。列宁观察到这种瓜分世界的现象，把它作为其思考革命机遇的出发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写道：“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最终地瓜分全球，所谓最终，不是说重新瓜分世界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重新瓜分世界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而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殖民政策已经完成了对地球上那些尚未被占领的领土的征服。瓜分世界第一次处在这样完全的状态，以致将来的领土只能变成重新瓜分的对象，换言之，领土从一个占有者手中转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不是从无领主的土地状态转入有领主的土地状态。”
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在亚洲，日本在列强中的崛起是20世纪初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它还只是占领刚刚用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来的领土。在其他世界各地，是欧洲占统治地位。190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俄中边界，象征着俄国殖民化取得进展，直至远东海滨地区。1905年，在同样被俄国人实现殖民化的土耳其斯坦，铁路修到了塔什干，而今沙皇帝国延伸到波斯和阿富汗边界，那里将必须由法国出面进行仲裁，以便重新分配这些势力范围和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对印度帝国进行统治，已经向缅甸东部、马来西亚、新加坡扩展，并想通过并吞阿富汗向西扩展。英军在坎大哈关口遭到挫折，但伦敦对阿富汗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只能在很久以后才同意承认阿富汗的独立。法国占有印度支那半岛，暹罗只能以法英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的名义，继续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中国只有表面上的独立。在北方，蒙古于1911年10月宣布自治，并于1912年11月同俄国签订了一项赋予俄国开发蒙古自然资源、俄国侨民有权在蒙古定居的条约。1914年6月6日，英国人和西藏人签订协议，规定藏南将脱离中国，以便组建一个服从英国军事保护和经济统治的自治国家。在其他地方还分配了一些势力范围。外国人以其在中国港口的租界和飞地为起点，法国人在华南和上海的一部分地点，英国人则在广州和整个长江流域，德国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人在满洲国——在日俄战争之后，满洲里的南部将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实行最高权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有70％同欧洲进行，而外国的投资有85％来自欧洲国家。所有的铁路都由欧洲铁路公司建造，并占有其四分之三的资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国际财团借了6亿3千万金法郎时，国际财团对袁世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同时又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华的重大利益不是发生冲突，而是有助于使中国处在它们的共同托管之下。
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还统治着一部分巴尔干半岛，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早在1881年12月，为了还债，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欧洲债主从其税收和海关收入中直接地征收利息。铁路网络几乎全部都由德国掌握，德国通过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及其支线，加强其优势地位。在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挫败意大利的征服企图、利比里亚小国由美国建立和控制之外，现在只剩下摩洛哥一家躲开欧洲的统治。但摩洛哥的并入法国殖民帝国将在不久后导致两次危机连续发生，其结果似乎是将欧洲引到了战争边缘。其余的非洲大陆部分遭到了瓜分。这样，英国巩固了它对埃及的政治统治，法国则在埃及保持它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裁的职位；而在摩洛哥计划问题上，法国获得了英国支持的保证。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在经历了对博埃人的战争之后，现在由英国人实行了全面统治。德国很难接受这种对非洲的瓜分，因为德国领导人想要扩大其对喀麦隆、大湖和西南非洲的占有，以损害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弱小殖民者的利益。1913年，德国和英国甚至签订了一个经过多次考虑的、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计划，当时唯独法国加以反对，阻止该计划的执行。然后，战争的爆发使得该计划不可能付诸执行。甚至连独立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也依附于欧洲了。首先，是因为拉丁美洲人口众多；其次，也因为欧洲的投资、商业贸易和智力影响；最后，甚至是因为通过那些受到欧洲榜样启示的宪法——尽管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特点更多地在于排斥最贫穷的民众，是寡头政治集团统治和军人政变频仍。
但是，这个被瓜分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英国经济学家戈布登对此进行过预卜。在戈布登看来，经济自由主义若能使全世界的利益联成一片，就会确保和平。经济国际化——人们还远未谈论“全球化”——恰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以来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繁荣的时期，正在加速进行。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使商品批发价缓慢而定期地提高的、漫长的周期——一个以发明该理论的经济学家命名的“孔特拉蒂埃夫周期”。由此产生了不断发展生产和持续增加利润的效果，就像在可比的阶段时的情况一样。而这种周期性危机，如1913年的经济危机一样，只是暂时性危机。即使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财富的积累也不可阻挡地扩大工业化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研究经济事实问题的历史学家巴伊罗克后来的成果，188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区——后来人将它取名为“第三世界”——的两倍，1913年是三倍，1950年是五倍，1970年是七倍。但是，20世纪初的这种引人注目的繁荣——后来只被二战后的三十年繁荣超越过——并未消除过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头萦回脑际的下述问题：保护国内生产，同外国竞争作斗争，在国外找到利润率更高的投资，获得控制其价格的原料来源，特别是争夺那些可以限制、甚至排除外国进口商品竞争的市场。因此，政治和军事边界也被看作是经济边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到处盛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到世界市场去购买原料就足以获得它们；宁可自由地出口商品，也不要经受那些出口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可是，在20世纪初，只有那些最坚定的自由派理论家和目光最敏锐的经济学家接受过这种观点。相反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征服领土，或者至少是建立势力范围，乃是促进本国繁荣的最可靠手段。所谓“获得原料来源”、“征服市场”、“排除外国竞争者”等说法，都属于常用词语之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状态。事后来看，可以说，殖民帝国在殖民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推而广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并不总是那些最大的征服者国家。但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完全不是人们普遍的看法。
当时，除了经济民族主义，还要加上形式各不相同的民族感情的力量。经验即将证明，这种民族感情远未随着民主的进步而减弱，而是与民主一道更加坚定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当时的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在实现缓慢而显然不可抵抗的新进展。在整个欧洲，报界、政党、知识分子团体或政治团体的活动正在扩大，影响着国家的方向。但是，这种活动往往不可阻挡地朝着表达民族感情的同一个方向，走向一种合法的、但有可能走极端的或者冒侵略性风险的民族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显著上升，并不能阻拦大多数其他政治力量对权势和力量，对威胁邻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表示赞扬。在法国，社会关注和广泛的和平愿望促进了左翼和中间派政党的选举胜利，但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却无法阻止公众思想赞同一种警觉的爱国主义。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希望实行一种更加开放的民族主义方针。大多数土耳其议员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软弱”。不过，理所当然，这种思潮是在尚未完成民族解放的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激烈。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在奥匈帝国内部代表少数派或共同体的政治力量也是这样——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少数派想要同其他的国家连接在一起，斯洛文尼亚、波兰、特别是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共同体则自认为是被压迫者，梦想实现独立或自治。这样，通过公共自由的高潮，便出现了政治机构的变革与专制的和君主统治的前制度的危机，民族现实不可阻挡的上升与业已成为19世纪特点的“民族运动”。由此而来的这种冲击将同那种完成瓜分世界所产生的冲击相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这样，戴高乐在其15岁至23岁期间，将会看到奥匈帝国兼并波黑所引发的危机，由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碰撞所引发的战争，两次摩洛哥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完成其殖民扩张的法国必须应对全面战争的风险，同意在刚果向德国作出让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而每次巴尔干战争都反映了欧洲大国在瓜分前奥特曼帝国问题上进行的竞争。这样就完成了列宁的预断：过去一块领土不用从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夺取，就能转入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今这种事已经不再可能的了。
1905年8月29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给予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则夺回俄罗斯在旅顺港的租借权和在南满的利益。后来，日俄两国以和解的方式，相互分配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俄国象人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蒙古。可是，日俄战争在20世纪前半叶的真正意义是，它将是由大国瓜分世界，导致日俄两国在同一个地区、为了同一个赌注而进行直接对抗的第一次机会。
在1906年发生的、特别是在1911年发生的摩洛哥危机也说明了这点。尽管纪尧姆二世当时鼓吹克制，但德国领导人同意利用战争危险，来将政治解决的办法强加于人。法国把整个刚果让给德国，以换取它在摩洛哥的完全行动自由——这是对整个中部非洲重新进行分配的起点。而柏林同英国谈判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为这种重新分配作了准备。然而，法英两国达成的这种真诚的协约显得是卓有成效的。英国也不愿意德国在摩洛哥沿海地区拥有任何基地——因为那样会使德国有一扇面向大西洋的正门——更不愿意德国进行新的殖民扩张。因此，危机便解决了。德国交出其喀麦隆殖民地极北端的一小块领土“鸭嘴”，为该殖民地获得了有限的一部分刚果，而摩洛哥即将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此时，正象日俄战争时一样，瓜分世界的完成导致了大国的直接对抗。在摩洛哥和刚果，德国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法国的后退和对英国的威胁，现在除了进行交易或战争之外，不再有别的出路。
巴尔干半岛危机最后一次表明这点。奥匈帝国将其治理30年之久的、由塞尔维亚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波黑并吞，其目的是——借用奥地利的一份外交文件的用语——为了“彻底消灭塞尔维亚的革命巢穴”。换言之，最终是要否定塞尔维亚的独立。1909年3月19日，塞尔维亚必须对一项勒令它改变政策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俄国则更加意识到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并且看到，如果不加紧它同法国和英国的联系，那就不能抵制抵制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于是，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的四国联盟——该联盟解放了奥特曼帝国的绝大部分欧洲领土。然后，当保加利亚人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攻打塞尔维亚等三国前盟友时，俄国向这些同罗马尼亚联合的前盟友提供了支持。
于是，奥匈帝国准备进行干预，即使冒险同俄国开战也在所不惜。不过，在1914年之前，纪尧姆二世最后一次鼓吹克制，并同意瓜分马其顿和损害保加利亚的利益。他致函弗朗索瓦·约瑟夫说：“如果进行干预，那就会铸成大错。”可是，人们离非常接近了。在这场战争中，作为19世纪诞生的“民族运动”的最后阶段，从前遭到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起义和胜利，最后导致了大国在瓜分各自势力范围问题上进行的直接对抗。
这里可以举最后一个事例。1913年11月8日，德国从其援助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划定土保两国边界的努力中获利，使最出色的德国军事首脑之一里曼·冯·赞德尔斯将军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团司令。于是，俄国看清了即将出现的前途是，在其西部和南部同时遭到中央帝国包围，并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与法英两国断绝一切通讯。由于俄国的抗议，冯·赞德尔斯将军的职务安排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总监察——这种改变与其说削弱他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他的权力。
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再说，这在欧洲是一种普遍感觉。戴高乐在25年后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追述了人们在这种大战前夜——它即将导致各国人民在一次无限的冲突中进行对抗——的心态，并把它看作是发生一种国家、社会和思想革命的结局。
“这种革命”，戴高乐写道，“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只是一种早就开始的、利用战乱进行的变革的结局。自从好几代人以来，普选、权利平等和宪章平等、义务教育等将这些变革的效果结合起来，以便用单一的模子来铸造民族。”
在戴高乐看来，这就是欧洲国家在其进入战争的时刻，采取同一种行为的深刻动力。欧洲国家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仿佛它们在其自身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事先实现统一似的，仿佛现在持不同政见、破裂、对立等在民族、民族统一和保卫民族这种首要任务面前悄悄地消失似的。
“工业和都市生活”戴高乐还写道，“抹煞了地方特点。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同样的成批生产的物品分配给每个人，报纸围绕着相同的主题连接人们的思想。不动产造成了股份普遍存在的结果。政党、工会和体育活动在赞扬集体感。运输、交通和卫生则迫使人们受到许许多多的共同约束。简言之，这种一样的、人口密集的、匆匆忙忙的生活，由本世纪的机器强迫当代人服从的生活，事先就决定了当代人要经受那种对各国人民的战争打上印记的大量起义、巨大而无区别的撞击。”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反常的。在20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感觉到旧专制政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摇摇欲坠。1912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銮殿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了共和国。1906年，波斯发生了革命运动，导致翌年伊朗国王承认了君主立宪制。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动乱，其结果只是导致后来发生一些未遂的、但无休止的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显示了沙皇政府的脆弱性，动摇了俄罗斯社会，直至其社会的底层，尽管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实现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以及有意义的、但部分的和不充分的改革。社会主义派别业已渗透到欧洲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正在呼吁改造社会。在各民族内部，出现了同样多的分裂迹象。但很短的时间就足于证明，由于克服民族分裂，欧洲国家将在一场即将演变成战争的危机中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从而证明戴高乐后来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
眼下，欧洲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1914年爆发的战争悲剧。各国都在备战，其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就是必要时获得战争胜利。1911年至1912年期间，德国主动地发动了大规模竞赛。1912年底，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的合作者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份报告中，强调继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取得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胜利之后，奥匈帝国在军事上遭到了削弱，并且预见到德国要在两条线上进行战争。施利芬伯爵领导德军大参谋部以来，作出了下述决定：优先发动西部攻势，以便通过比利时的迂回运动，包围法军，在西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德军占有无可争辩的最初优势的假设之上的。因此，一项新法律规定，要在1914年，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增至82万人（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奥匈帝国则将每年动员的兵力从10万3千人增至16万人。意大利从12万人增至15万人，以便拥有常规军37万5千人，而不是27万5千人，换言之，增至34个前线师，而不是24个前线师。法国则通过1913年8月7日法律作出了回答，该法律将服兵役期确定为三年，而不是两年，这样就使得法国拥有75万军队（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俄国军队在1914年，从130万人增至142万3千人。英国在殖民地只有11万人驻军，在本国拥有17万人兵力——而这17万军队即将乘船去法国——因而将其军事努力用于加强海军。这是因为，在海军上将冯·蒂皮茨的启示下，德国深信一支海军力量是增加其对外贸易和海外经济存在所必要的伴随者，并决定部署一支“能够在埃力格兰岛和英国海岸之间采取行动”，在必要时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处处尊重德国利益的”巡洋舰舰队。伦敦迟迟才发现，制海权关系到英国及其帝国的安全本身，但现在都成了问题。由于基尔运河水浅，不能让类似的船只经过，从波罗的海驶向北海，英国决定让一艘18000吨、超过所有的德国船只、新的装甲舰《无畏号》下水，但是，德国人挖深了基尔运河，建设了与英国《无畏号》同吨位的船只。而今，军备竞赛也在海上进行。
当时，在这个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在欧洲出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诚然，经济竞争还让位于许多妥协，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人们希望一些国家的繁荣不会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繁荣。这种看法在商界最为普遍。诺尔芒·安热尔在1912年发表了《大幻想》，以他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预言战争爆发对资本主义将是一场灾难，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运转遭到危险。然而，这种呼声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它表达了一部分欧洲资产阶级的害怕也罢。军备竞赛体现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紧张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但它是紧张局势的结果，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正是那种在瓜分世界的最后地盘问题上进行的对抗和动乱的威胁——它们都来自民族权利要求的爆——把人们引到了战争的边缘。人们是那样强烈地感到战争逼近，以致某些人专心于预见战争，描述战争的状况和进程，并猜测战争的出路。对此，最敏锐的人们感到头晕一般。其中，最明智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位商人伊凡·布洛克，他的名字后来被遗忘了，这是不公正的。布洛克在1898年发表了一本题为《未来战争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书，在书中预言军队在漫长边界上的发展，在堑壕里的灭亡，战争的延长，战争在经济和人力方面的昂贵费用，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革命……但是，其他人感到厄运不可避免的临近，因而在忧郁和失望中听天由命。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看到“整个欧洲的明灯都已熄灭”，便在英国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叹息道：“我们有生之年是再也不会看到明灯重亮了。”
对于戴高乐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选择的前途，就是在走向战争这种精神和这种气氛中形成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假如排除那种促使亨利·戴高乐在“国民别动队”中服役和在1870年同普鲁士兵打仗的、非常自然的爱国激情迸发的情况，那么，志愿当军官并不是戴高乐家族的传统。智力和文学方面的爱好也有可能促使戴高乐走别的道路。然而，戴高乐立志于行动。他将来成为军官是为了行动。除非是伴随、阐述或报告行动，否则，戴高乐将不是一个评论家、分析家、现代的历史学家。在戴高乐作出其前途选择的时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想法比这种行动、参与和对未来的历史施加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的意愿更加强烈的了。但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青少年时代就知道，他的生活前景是什么。他不只是猜测这种前景，而是事先将命运纳入其生活前景之中。
“尤其是因为”，戴高乐后来写道，“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战争问题。”
因此，为了跟随戴高乐的青少年时期，说到底，为了理解他人生的其他阶段，就必须始终追忆那些后来的阶段。尽管人们已经作了引证，但还必须不断地加以参照。戴高乐写道：
“我应当说明，我在少年时代，是无恐惧心理地想象这种未知的冒险，并且事先赞扬过它。总之，我不怀疑，法兰西被迫经历巨大的考验；生活的意义在于，有朝一日为法兰西作出重大的服务；而我将有这个机遇。”
当戴高乐结束他在维姆厄的暑假生活时，他于1909年9月30日获悉，他在高考中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了。在近800名考生中录取了221名，戴高乐排在第119名。这是戴高乐第一次报考圣西尔军校，虽然他的排名比较靠后，但这并不预示着他一旦入学，他的学业也比较差。眼下，戴高乐必须下部队一年，以二等兵的身份来开始其军人生涯。1905年3月21日法律要求这样做。当3月21日法律颁布时，历届共和政府还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下，怀疑军队，以致在政府看来，强制性地让未来的军官先到在普通新兵中间体验生活一年，这种办法是可取的。戴高乐在部队生活了一年，既无热情，也无太多的不便。后来，他在通信中认为这种体验是无用的和缺乏说服力的军人，并把它看作是浪费——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浪费时间和人力——军队该更好地使用一些通过招募进来的军人，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他们。⒂是年，戴高乐在部队上，转入了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无疑，戴高乐之所以选择这个团，只是因为它驻扎在离他传统的度假地不远的地方，而且有一班连接阿腊斯和巴黎的火车。不管怎样，这又一次是扎根在法国北方，因而是同“北方人民”关系的一次新体验——在戴高乐的思想里，北方人民或多或少地等同于法国人民。与戴高乐同寝室的战友中，有一些来自加莱海峡省的矿工，还有来自拉蒂埃拉什、阿韦纳、瓦朗西纳等地的农民。也是在转入第33步兵团时，戴高乐第一次练习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而这次听众是第33团的第三营。看来戴高乐的发言获得了成功，相当不错，因为现在他的名声传到了上司那里。显然，戴高乐不是一个与众相同的士兵。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破格晋升。1910年，戴高乐被任命为下士，而当时有可能援予他中士军阶。当有人向连长德·蒂格涅上尉询问戴高乐晋升原因时，蒂格涅作了一次回答——这种回答很早进入传说，成为正式的说法，但它始终赋予戴高乐一种称号——在戴高乐的朋友、赞赏者和传记作家看来，这种称号继续属于他。蒂格涅答道：“你们是否想要让我任命这个小伙子当中士？但他在现在的位子上，只觉得自己是个陆军统帅呢！”这种回答肯定是恭维加生气。无疑，士兵戴高乐对上司说话的声调和方式不完全符合惯例，即使人们承认他的人品也罢。
戴高乐在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的兵营——“施拉姆街区”里，找到了相当多的独居时间，来创作他的第二篇作品，后来发表时用了夏尔·德·吕加尔的笔名。第二篇象第一篇一样，是个中篇小说，但写法却已经大不一样。小说取名为《斯帕伊的秘密》，其副标题是《阿加的女儿》。戴高乐对这篇小说是不会不满意的，因为他将小说寄给了《地球和海洋之旅游和冒险日报》，该报在1910年1月30日一期上予以发表。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斯帕伊族的中尉同抢劫该地区的罪犯阿加的支持者打仗，但他却爱上了阿加的女儿。这个中尉为了避免让他的部下逮捕她，就自杀身亡了。小说具有当时法国小说家的风格，其主题却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在戴高乐创作其第一部名叫《扎莱纳》的浪漫主义笔调的随笔后几年，这篇在19岁时创作、文笔更好的小说再次证明了那种在戴高乐身上长期存在、后来被人们重新发现的、秘密的诱惑——文学诱惑。不管怎样，北非的异国情调是第二次成为戴高乐小说的环境，彷佛他只把法国海外领土看作是同年青美丽的主人公相连、通过他们的耽于声色和诱惑来导致男人死亡的地方。这是否年青时代的戴高乐对殖民世界，对地中海地区的另一端的写照吗？不管怎样，戴高乐后来就没有重新写过这种题材。
人们从戴高乐的通信中知道，1910年10月14日，他在“滂沱大雨”中走进了圣西尔军校。当时处于法军深入摩洛哥的时期，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深入不久后将导致国际危机的发生，其结局是认可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所以，人们把戴高乐所属的那一届同学命名为“非斯届”校友。戴高乐在家信中报告了他每天的作息时间：早晨5时30分起床，然后吃早餐，上早操、击剑课、骑术课和德语课，打扫军营卫生，午餐，军事训练，学习，晚餐，“自由时间”，直到晚上10时熄灯……同学们对戴高乐的身材高大印象特别深刻，给他起了各种使人联想的传统绰号。但他却不抱怨那些“老校友”对“新校友”所持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们的态度“不怀恶意”。实际上，戴高乐热情地投身到圣西尔军校的课目学习之中，以致他有时象在第33步兵团时那样，有机会向上司表明，他可以知道得象老校友一样多。这年，在校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证明了这点。漫画上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圣西尔军校学生在恐吓一名教官，其文字说明是：“圣西尔军校学生戴高乐在进行一次历史‘测验’，主考官却不敢吭声。”其结果，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第一学年的排名，从进校时的第119名上升到了第45名。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的第二学年，并未松懈努力。相反地，他把军校的生活当作一种苦修，其意义是从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语录得到很好启示的。戴高乐把这段语录抄在记事本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风格简洁，思想准确，生活坚定”。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对戴高乐的评语是这样总结其学习情况的：行为“无可指摘”，举止“非常端正”，智力“非常敏捷”，教养“注意”，品格“正直”，态度“非常和蔼”，热情“非常持久”，军人精神“非常昂扬”，相貌“讨人喜欢”，“行进”能力“很强”，能耐“大”劳。对戴高乐“整体素质”的评价是“该准尉很有天赋，学习自觉和认真，思想状态很好，生性安静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除了连长的评语之外，还加上营长的评语：“很有军人风度，很有天赋，很自觉，指挥若定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最后，校长作出了这样的总评价：“进校以来，不断取得进步，才能很高，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待人热情，富有指挥和决策能力。必定能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戴高乐的成绩证实了上司对他的赞扬：他多次获20分，特别是军事训练得到满分，“防御工事”和“军用地图训练”得19分，地理18，5分，历史17，7分，骑术和击剑仅得10分，射击不到10分，得满分20分中的8，6分。1912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这次获得同届校友的第13名。
圣西尔军校的士官生是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晋升准尉，选择其专业兵种的。当时作为同届的第45名，戴高乐还可以选择那个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兵种骑兵，这是大多数贵族子弟在其军阶允许的情况下荟萃的地方。但戴高乐却选择了步兵——正如同届的未来第一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宪兵子弟阿尔封斯·朱安也选择步兵一样。当戴高乐担任朱安的参谋长时，皮埃尔·比约特问他选择步兵的理由是什么。据比约特的证词，戴高乐答道：“因为这更有军人气派！”显然，这种回答只是开玩笑。在这20世纪初期，选择步兵比过去其他任何时期更加具有一种——如果可能的话——强烈的意义：步兵是打近战的兵种。就打仗的准确含义来说，谁愿意打仗，谁就会选择步兵。尽管当时对未来战争的发展态势看法不定，但人们可以预见到，军队使用速射炮兵和新的自动化兵种，尤其是使用机关枪——即使法军的机关枪配备不如德军好——将会使骑兵的使用变成未定之天。主要的战斗任务将由步兵来承担。不管怎样，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看法，最明智者的看法，由此产生了全部军种的组成；此后，战争的经验增加了炮兵的重要性，它比人们预见的还要大得多。戴高乐肯定在那些知道步兵将是主要作战兵种的人之列，所以他选择了步兵。也许在戴高乐身上，还加上一种苦行者的欲望，人们在他的好几个人生阶段都发现过这种欲望。因为步兵也是永远遭到失败最严重的兵种。这后来证实，“自由法兰西”的战士、在戴高乐时期担任国防部长长达九年的皮埃尔·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说，必须称步兵是“战役的无产者”，而不是“战役的王后”。
有些人甚至暗暗思量，为什么当时戴高乐没有选择参加殖民军的步兵、它所属的土著步兵、轻步兵、“陆战队”或外籍军团呢？其时，这些部队正在海外领土作战，特别是在摩洛哥作战，赢得其名声和光荣。然而，戴高乐恰恰选择了法国本土的军队，而且除了在驻中东地区国家的军队参谋部里有过短暂的逗留之外，他始终留在法国本土。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由戴高乐对其未来前途的期望所决定的。他的书信和报告都证实了这点。戴高乐认为，同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会拖延下去的。他想要准备打这场战争，但殖民战争行动的异国情调却无助于这种准备。归根结底，是历史决定了戴高乐的选择，也许已经决定了他的关于法兰西优先、法兰西基本思想和非基本思想的某些观念：不是占领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而是法兰西同德国的决斗将要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他的一切则是次要的。人们将要看到，这种信念将继续引导戴高乐的人生、职业生涯、探索，以及他将来采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定。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了重返第33步兵团。有好几位传记作家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戴高乐发表文稿和记事之后，他们知道，戴高乐对其在第33团的最初逗留只作一般的评价。那么，怎样来解释这种选择呢？首先是三年前业已起作用的、同样的理由：靠近其度假地维姆厄和里尔外祖母家族住宅，同巴黎联系方便。其次，阿腊斯接近法国北方边界，但离东北部驻军不远，因此毫无疑问，一旦爆发战争，第33团将在首批参战团之列。第三，无疑戴高乐喜欢阿腊斯这座城市，这些令人赞赏的大广场，居民的精神，喜欢这些现在受他指挥的士兵——这些他为之服务的北方人。
是否应当再加上一条理由，即他愿意在贝当上校手下工作呢？有几部戴高乐的传记都作出这种暗示。确实，人们可以相信，在圣西尔军校，人们谈论那些能使戴高乐的服役引人注目的军队首领，而贝当确实给军校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杰出的、使人振奋的和有独特见解的教授。不过，并非贝当一人当之无愧地享有这种声誉。再说，贝当的军人生涯并无任何光彩夺目之处。相反地，贝当担任上校，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以致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能够晋升将军，或者继续长期保持其指挥权。也许是因为贝当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对一次关于他指挥的第33团参加弥撒的军官名字的调查作了回答——这种回答后来变成了传说。当时，贝当回答说：“我站在（教堂的）第一排，我没有回头的习惯……”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贝当的回答也不如后来那样有名，甚至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青学生毫不知晓。再说，当人们知道，贝当还是个单身汉时，毫不尊重宗教道德时，还被视为“共和主义者”⒄时，上述回答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写过任何报告或书信，暗示他想要当贝当的部下，也未写过关于他同贝当第一次会见的任何东西。人们只是知道，戴高乐按惯例给指挥第33步兵团的这位上校写信。理所当然，写信的目的是要表示，他感到在上校靡下“服役有多么荣幸”，而上校的复信也是同样的基调。人们也知道，戴高乐在抵达第33团时受到了贝当的接见，他只是获得贝当的几句话，表示把他安排到第6连和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是贝当为自己定下的规矩。
因此，戴高乐和贝当在此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了。确实，认识的时间不长，因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阿腊斯，去指挥一个旅。他对戴高乐中尉——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中尉军阶——写下了深表赞许的评语。⒅在当年上半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时，在211名毕业生里排为第13名，他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位具有真正价值的、赋予前途以最美好希望的军官。他全身心地从事其教官职务。就巴尔干半岛战争原因作了一个精彩的讲演。”在下半年，戴高乐“非常聪明，爱岗敬业。很好地带领他的排参加演习。对所有的赞扬都当之无愧。”但这是一种专业方面的判断，它与戴高乐过去在圣西尔军校得到的赞扬，他的上司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的赞扬相符，所以毫无特别之处。因此，贝当和戴高乐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制性质的关系，是一个年已花甲的、疏远而冷淡的的高级军官同一个其智慧和军事能力得到高级军官欣赏的年青军官之间的传统关系呢？总之，毫无迹象预示，贝当和戴高乐在历史中将要保持一种具有不平常前途的关系。这是我在1964年撰写第一部戴高乐传记时的想法。当时，在回忆贝当和戴高乐在第33团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写道：“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巧合。当时，对一个士兵来说，团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物，甚至对一个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后来，有人暗示，一些女人的联系使他们得以接近起来。让·拉库迪尔在其巨篇传记中引述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他吐露隐情的话：“戴高乐，有一些女人？与贝当有同样的女人！”说真的，影射、暗示和传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戴高乐作出了决断。他当着我的面，读了我书中的这行字，就当年他这个少尉同贝当这个上校之间的“疏远”问题，用我一字一句陈述的字眼，对我说：
“不要相信这种话！那时候，我很喜欢女人，贝当也这样，这样就使我们接近起来……”
当年的贝当首先是一个具有某种战争观的军人。因为贝当认为火力占主导地位，胜于部队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武器的火力必然会限制部队运动的可能性，强制性地实现卓有成效的防御，使进攻失去其有效性，所以他作为独树一帜的军事学说家，反对那种在法国军队参谋部里占上风的、主张优先进行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观念。说真的，这种反对的立场先后在不同的人们、性格和野心之间的对抗中，在有关指挥战争问题的论战中有点遭到讽刺。这样，人们经常将贝当同格朗梅松上校对立起来，前者会“发现火力的杀伤力”，后者晋升为军队第三局、行动局局长，长期在陆军学院担任教授，鼓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极端地发扬战斗员的士气和激情。贝当和格朗梅松只是上校，而在军界上层，人们将福熙和朗尔扎克对立起来，前者主张采取进攻战略，后者得到加利尼的支持，并用一种著名的文字游戏——“进攻？要象月亮那样进攻！”来讽刺格朗梅松的理论。实际上，这种战略问题的思考是处在不同的水平上的。人们从德国参谋部和法国参谋部为了赢得战争而制定的战役计划中已经看到这点。此外，朗尔扎克在继1914年8月沙勒罗瓦战役失败之后的撤退时，加利尼在9月马恩河战役进行前夕都将指出，他们明白了什么叫运动战争。而炮兵出身的福熙象步兵出身的贝当一样早就认识到，大量使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和重炮将在战争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眼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年轻的法国军官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战略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军人气质问题。莫里斯·甘默林后来在1935年至1940年期间担任法国统帅，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在陆军学院1899年至1901年的同届校友里，最大多数的人认为朗尔扎克是他们的最佳教员，但他却更喜欢福熙。⒆不过，甘默林不能肯定，在他们俩中间，究竟是哪位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代表。朗尔扎克作为年轻军官，在1870年的战场上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后来是一位出色的军校教授。如果霞飞将军本人被排挤出战斗，那他就会把朗尔扎克看作是最有资格的接任者。关于福熙，甘默林写道，陆军学院的学生认为福熙“太理论化，有时情绪化，甚至模糊不清”。十年后，戴高乐也以他的气质、性格和本能作出了反应。他对第33步兵团的年青新兵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仅向新兵指出，当兵是为了届时捍卫法兰西及其领土和法国公民，甚至为了对维护国内安全作贡献，就象在社会动乱时使用军队那样，而且教导他们，必须用什么精神来进行战斗。
“必须有进攻精神，”戴高乐对新兵们说……“这就是说，时时处处都要有唯一的思想，勇往直前……一旦战斗开始，法兰西军队的全体人员，从总司令、军官到士兵，都只有一个思想：前进，进攻，追上德国人，杀死他们或者赶走他们。”
可是，不要对此作出过多的推理。显然，戴高乐的讲话是赋予这些年青士兵——他们来自粗犷而温和北方的农民——上前线所需要的士气、活力和胆量，而不是进行以理论阐述和论证……相反地，人们可以在戴高乐的个人记事本里发现，有一种更加建立在未来战争有可能爆发基础之上的思考。例如，人门读到他在1913年10月所写的这些文字：
“在历史进程里，人们赋予火力和运动以可变的、相对的重要性。中世纪的战斗。基本上是进攻性的。市镇纷纷武装起来。炸药出现了。发明了火枪……改变了进攻感……至于冲突，是由一支密集的纵队来进行的……深刻的秩序适合法国于大革命和帝国……王朝复辟使那些王室的旧军官卷土重来，火力的老办法占了上风，胜过运动……1866年的研究报告赋予法兰西军队错误的观点。人们采用了沙斯波步枪。1894年至1900年……齐射火力重新开始占上风。射击学校。它们倾向于使人认为，射击场上的姿势是可以搬到战场上去的……射击学校同高等陆军学院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坏思想又浮出水面……幸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人始终在正面和侧面，将进攻向纵深推进。光用火力是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就不再有疑问了。戴高乐深信，最后由攻势来决定胜负，或者象他偏爱说的那样，由运动来决定胜负。由于经验和本能，戴高乐怀疑“火力的老办法”，而这种积习是那些唯独由火力有效性所启示的防御性行为的产物。可是，历史在讲授阶段代替的学问，而在这些代替阶段中，新武器制度的产生迫使军事艺术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知道，在1913年这年，从开始使用自动武器、速射大炮、重炮这些武器中得出什么结论。这里且不谈大量生产这些武器，因为当时谁都想象不到这种生产将来的规模有多大，而大量生产赋予未来战争以工业性质，同时会发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实际上，戴高乐被不可阻挡地引导致优先考虑运动的效果，相信最终是攻势决定战争胜利，所以就准备好观察那些战争一爆发就将迫使理论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不管戴高乐已经远离其上司贝当的观念，即最终是气质的观念，他仍然赞赏贝当的不循规蹈矩和独立精神，甚至连贝当的讽刺话也加以欣赏。那是在1913年，贝当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讽刺勒加莱将军的战斗部署——勒加莱是第33步兵团所属的那个师的师长，他决定用刺刀冲锋和在大白天展开进攻。对此，贝当讽刺说：“先生们，为了更好地加深你们的印象，勒加莱将军打算介绍一份大杂烩，将现代军队不应犯的一切错误都烩在一起。”由此，人们懂得，戴高乐后来写过，他从老团长贝当身上看到了“天赋和指挥艺术”。⒇然而，戴高乐和贝当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直至他们的灵魂深处。

第二章　战争的考验

在1914年8月初的这些日子里，戴高乐匆匆忙忙地写下了几行字，这是他亲自提供的唯一证词，证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爆发时所经历和感觉的情况。“这种冒险是未知的，”戴高乐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毫无惧怕地想象过和事先赞扬过”。他写道：
"1914年8月1日，在阿腊斯。今夜，大家都在等待动员令。昨晚7时半，从儒万维尔返回。部队和老百姓保持着绝对安静状态。但人们的脸上露出担心的神色。现在，军官在城里多么有地位啊！
8月2日，动员第一天。现役军人的穿着。
8月3日，本连的预备役军人抵达阿腊斯。只有一人没来连队。他确实在家患病。
8月4日，组织连队。我们必须派15人去仓库。没有一人自愿去那里。许多回来的逃兵和退役军人要求服役。晚上，在膳宿公寓，高高兴兴地进了晚餐。然后，整理内务。烧毁文件。我可以出发了。
8月5日，再见了，我的房间，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启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这时，戴高乐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匆匆忙忙写在记事本上的隐情，正在经历着一种对他来说完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体验，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在各国决定进行对抗和民族被呼吁拿起武器的时刻，各国人民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各国人民是否即将感受到那种急迫的爱国主义号召，因而服从那些向他们发生的动员令，或者相反地，他们是否即将造反，反对野蛮的战争，援引世界博爱的最高义务来反对战争？不管这种疑问在20世纪结束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它对现代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戴高乐在事隔二十年后进行写作时，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中追述了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仅仅记住那种对“复仇”思想、甚至对国防义务的疏远。
“工人群众的人数和团结，”戴高乐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增加，但他们现在否定了这种曾经使大革命增色、直至巴黎公社的战争情结。一大部分人民加入了第一国际。除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之外，已经不再有敌人了！”
这里，戴高乐对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深刻派别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并不是不真实的。人们毕竟看到，社会党国际刚刚辩论过抵制战争的手段问题，作为1914年之前最雄辩、最真诚和最有代表性的法国社会党人，让·饶勒斯呼吁欧洲各国工人阶级举行总罢工，要求人们抵制战争。当朱尔·盖德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总罢工这种口号在工人群众最多、最受教育、最有战斗性和最革命的国家里会得到响应，但由此会给那些最落后或最专制国家好处时，人们并未最听他的讲话，远未如此。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人们还可以提出疑问。在这种准备抵制战争的前夜，看来一切都是未定之天，但事关20世纪的命运。一方面，是以“民族万岁！”为口号的、法兰西大革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遗产。这种遗产为欧洲各国人民所继承，在1848年启示过德国、意大利、中欧国家的国民和社会起义，并以人民自决权的名义认可了民族的觉醒。但另一方面，那些自称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并向历史挑战的革命者现在正在崛起。他们与胜利的资产阶级为敌，也与由这些民族组成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民主”为敌。为了反对民族力量势不可挡的上升，这些革命者以激烈的方式肯定全世界劳动者的的团结，宣布他们的事业是统一的和共同的，对那些边界、在边界之内筑垒自卫的国家、把边界站岗作为其存在理由的警察和军队进行了抨击。他们以一种非常清醒的头脑觉察到，世界革命和博爱革命的幻想有可能在那种挑动民族斗民族的民族冲突中遭到分裂和破裂。他们的口号是“无产者没有祖国！”事隔多年来看，这种口号造成的挑衅、失望和暴力，是人们难于想象的。
1914年，战争的考验来了。于是，人们可以衡量出这种革命的挑战带有的可悲的和可笑的东西。在集体的记忆中，还留下了有关的基本分裂的记载。一方面，人们注意到社会党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忘记自己发表的国际主义声明，向普遍的循规蹈矩进行让步，被沙文主义的浪潮席卷而去。罗歇·马尔坦·迪加尔在他的著作第二卷里，举出一个动人的和说明问题的事例，雅克·蒂波的故事。作为资产阶级王朝的逆子，蒂波起来反对世界的不公，拼命地想要成为一名革命者。在他看来，突如其来的战争是压迫达到了顶点，是拯救社会的最高表现。在几页似乎因岁月而变黄的书里，人们看到了在一个奇特的世界主义革命者阶层日内瓦开展活动，这些人认为代表欧洲工人阶级的精神，想要使工人阶级转过身来，反对本国的军队、国家和祖国。因此，一架飞机在阿尔萨斯前线上空散发传单，呼吁欧洲工人阶级造反。蒂波死于此事。而且，这个故事从可笑变成了残酷，最后出现了一名宪兵辱骂蒂波尸体的情景……但是，反过来，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日子，人们保存着下述记忆：民族的统一得到了恢复，爱国的热情得到了重新发现，各种社会阶级的博爱虽被长期遗忘，但在战火下又突然复活起来……
人们不会多谈“神圣联盟”在法国公共舆论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长达40多年的国内冲突、政党支持者的争吵和社会的不和，一下子在民族宗教狂的时刻里烟散云消了。在教堂、工人街区里，人群欢呼部队的经过，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在奔赴前线的时刻进行宣誓，国民议会举行历史性会议，聆听雷蒙·普安卡雷的演说。这些众多的情景象征着“神圣联盟”，以致人们对当时法兰西社会迸发出来的、非凡的热诚无法产生怀疑。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军官——即使他们摆脱君主政体传统和社会主义也罢——来说，1914年8月的法兰西形象是他们早已梦寐以求的形象，是他们无论如何都铭刻在心中的形象。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戴高乐于8月5日，在他的记事本上记录了这点。毫无疑问，他把1914年的战争看作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最大证据。历史证实了戴高乐的期待，呈现了民族对抗的机会；此后，其余的一切都消逝了；这正是人类历史的深刻活力。
其实，从社会党国际局于7月29日，举行了在爆发危机——这场危机即将导致战争——后的第一次会议，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8月3日决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前后不用五天以上的时间这短短的五天足于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战争”的谴责完全付诸东流。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克服欧洲人民对战争所作的炽烈的反应。在包括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阶级里，爱国主义将一切都席卷而去，最简单和最自发的爱国主义游行是最有说服力的。在饶勒斯的葬礼上，莱昂·儒奥这位两年前曾诅咒过“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工会书记郑重声明说：“我以工会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已经参加团队的劳动者和那些包括我在内、明天将要奔赴前线的劳动者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奔赴战场，一定要击退侵略者。”8月26日，有两名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他们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的朱尔·盖德，以及从前在《打造一个国王，否则就打造和平》一书中预言过共和国不会在战争考验下幸存下来的马赛尔·桑巴……他们代表现在“为了权力和自由”转而赞成战争的法国社会主义，将下述观点——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成为遭到德国霸权威胁的小国人民的、当然的保护者——变为法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接受一次由民主政体进行的、反对专制帝国的最后一次战争冲突……作为反对军国主义的、世俗的和反教权的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把热爱祖国和国土的天主教徒夏尔·贝玑看作是全体国民思想的体现。“共和国的士兵们，为了全面裁军和最后的战争，我们已经出征。”
这是一种无限的热诚，它在欧洲各国人民投身于杀戮之中的一刻，使他们受到了震撼。戴高乐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热诚，他看到——正如他历来希望的那样，为一位象母亲或妇人那样理想化的祖国效劳的时刻已经到来。戴高乐在青少年时期的秘密中，曾经把祖国看成是“一位童话里的公主，她注定要有杰出的命运，天生要取得完全的成功或者经受惩罚性的不幸”。难道戴高乐本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有些形象比长篇文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和更有启发性。在德塔耶所创作的描绘1877年演习场景的一幅画和普安卡雷视察1913年演习中拍摄的一张照片之间，有以下许多相似之处：军人的制服几乎是雷同的，背包差不多是一样的，军人徒步行走，戴着柔软的法国军帽，处在一种由教堂钟楼、稻草堆点缀的乡村环境里，有几个城市平民或农村人的身影在远处呈现，一支军队在事隔36年后，始终穿着红裤子，“在旷野上”打仗，他们刺刀插上步枪，在骑马军官的催促下，在山丘上奔跑，发起进攻。但是，两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前方拍摄的照片上，一些男人身上沾满泥巴，头上戴着盔形帽，他们在迷宫般的战壕里，在由无数个土袋、混暗的交通壕、倒塌的沟壑或者在被推倒的树木后面蜿蜒而过的沟壑组成的世界里，在铁蒺藜中间，在一种被大炮炸翻的土地上困兽犹斗……战争不是提前进行的试验。在对垒的两大阵营里，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被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战争和战役进程打个措手不及，普通士兵也是这样，经受着战火的考验。
战争的经验，就是神话与现实对抗的经验。戴高乐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描绘过这种经验，以致人们可以把此书看作是一份报告，叙述了那些士兵在战争初期，在战场各地，在所有的军队都变得惊惶失措时感到的印象。戴高乐写道：
“大部队排列成纵队形式。首先，部队可以想到，那是一次与其他许多演习相似的演习；同样的队列，同样的美丽景色，同样的有点艰苦的行进，太阳，尘土，沉重的背包。突然，大炮轰鸣，使人产生了一种危机的感觉。除了体力艰难之外，还加上对一种正在接近的、未知的东西的阵阵担忧。但很快，良好的愿望，甚至某种好奇心，在人们的心里占了上风……不久后，射击变得更加准确了。大地遭到炮弹的连续轰炸。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第一批士兵陈尸在地。于是，重炮弹开始参战，它们在飞行中呼啸而过，轰隆隆地爆炸，给人以大难临头的感觉……此时，受到这种阻拦射击的一部分人好象感觉到一种创伤，有些人在士气上被打垮了……现在，子弹飞啸着，起先很少，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然后不时地增多，落到这个或那个无遮盖的小组头上。子弹不如炮弹那样粗暴，但它具有默默的杀伤能力而令人可畏。命令和习惯始终将部队抛向前方，使人们在8月底被收割过的田野上奔跑，心脏猛跳不停……突然，敌人调整了火力，变得集中起来。子弹象冰雹一样，炮弹象打雷一样，一秒一秒地加强起来了。那些幸存者惊惶失措地躺在地上，同那些大声叫痛的伤员和卑贱的尸体杂乱无章地呆在一起。那些在站立时被枪杀的军官们佯装着镇静，某些排顽强作战，将刺刀插在枪上，喇叭吹响了冲锋号，离开大部队的勇士们进行最后的跳跃，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霎那间，似乎世界上的全部勇敢都不能压倒火力。”
这是一篇同时兼有综合性和示范性，但在经历战斗20年后再来追记的文章，应当同那些就当年8月14日和15日战斗所作的、在同月底编写的记事加以对照。
“抵达奥斯特里库时，已经非常疲劳了，因为我们至少走了80公里路……我们没有任何敌人的消息。我嘛，忙着叫人做晚饭……开饭晚了，只是在第二天凌晨两点之后……博斯凯上尉和我，我们俩是在凌晨5时吃的晚饭。这顿饭很差，但吃得很开心。咖啡。我们只是在连队那个骑自行车的通信员象一阵风似地驶过之后，才喝完咖啡。‘我的上尉！团部刚刚开拔。给您的命令是跟随纵队。’马上发出了警报……团部取道迪南……渐渐地传来了小道消息，说德国人今天下午攻打迪南的桥梁……夜间行军。大家知道，即将参加战斗，但大家都下定决心，充满活力……与人们想的相反，敌人尚未占领迪南。因此，我们进了迪南城……我们在街上过夜……凌晨6时，嘣！嘣！跳舞开始了。敌人疯狂地轰炸迪南。这是我们在战役里受到的最初打击。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为什么不说呢？两秒钟的激动：喉咙发紧。然后，完了。我甚至应当说，我心里充满了满意。最后，人们将看到他们！……我走遍了全连。男人们在饮咖啡。他们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和炮弹的爆炸。他们发起脸色沉重，然后让说说笑笑占了上风，不再忧郁。我同他们一道开玩笑。说吧！在那个方面，我谈了可能的恐惧，一切都将变好！但现在我们在这里很困难。炮弹在我们头上爆炸……连队首先被带到一片房子后面，然后从交道口的两边，进铁路的堑壕。在上头，在堡垒上，人们听到疯狂的齐射。子弹开始象雨点一样落到迪南城里。炮弹发狂地飞来，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男人们一直在打趣。我在一条交道口的街上，坐在一个凳子上，继续在那里假装好汉。其实，我在这里没有功劳，因为我丝毫没有感动。每隔一刻钟，我都去同我排的士兵开玩笑，他们在堑壕里非常安静。这时，一些伤员开始穿过迪南城。那些轻伤员看上去很高兴。我从心里赞赏迪南的两名担架员，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好几次经过默兹河，到城堡里去寻找伤员。真是了不起！我们的炮兵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它发射一颗炮弹……而今，第一连起来，在菲利普维尔的公路上快跑。无法在公路的左右两边展开。必须经过公路，但那样做效果不好……特别是猛烈的炮火已将交道口摧毁。第一连的士兵，一排一排地，飞奔着越过交道口……第一个经过的是一名中士，他，倒在地上猝死了。一排长德萨克塞赶在中士的前面，使中士飞奔着度过难关，然后，他大大方方地返回交道口，抓住尸体的双脚，将尸体稳稳当当地放在一旁。现在，整个第一连通过了……但一直没有法国军队的炮声。侵入我们内心的不是恐惧。是疯狂……啊！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使我们永远不在火线附近当后备军！这是多么讨厌的事啊！不能打仗，就会有一切战斗的不幸……该我们进行干预了……‘背上背包！刺刀上枪！’为了到我的排去，我必须越过交道口。我决定用平常的步子经过交道口。事实上，我是这样过去的！但是，他妈的！大腿上多么发麻啊！我吼叫了！‘第一排！同我一道前进！’于是，我冲上去，我意识到，我们唯一的成功机会是要迅速行动，赶在敌人来不及考虑应变办法之前——人们看见，敌人在急急忙忙地的退回去。我感到，我这个人刚刚分了身：一个我在奔跑，象一个自动木偶那样，另一个我在慌慌张张地看着他。我勉强跨过了我们与桥之间相隔的20米，膝盖上就受了伤，彷佛被鞭子抽了一下，使我缺了脚似的。同我在一起的前四名，也在一瞬间被打倒了。我倒在地上，中士德布倒在我身上，猝死了！于是，一阵可怕的弹雨落在我周围，有半分钟之久。我听见，在公路和桥栏杆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响起子弹的爆裂声！我也听见子弹发出沉闷的声音，返到那些布满地面的尸体和伤员的中间。我的一条大腿完全麻木和陷于瘫痪，但我从我的邻居、尸体或者奄奄一息者中间爬了出来……现在，我在街上，在同样的、不停的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
戴高乐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经历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不仅这一代法国人的历史，而且这一代英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的历史，也是这样开始的。在法国，人们称之为“战火的一代”。实际上，没有比戴高乐在被送到医院时所写的上述这篇文章更有特点的了。几乎文章里的一切都是这一代的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前几秒或前几分钟的“喉咙发紧”，用“开玩笑”来摆脱困境的自然反应，被第一批的尸体、第一批的伤员、炮弹的声音造成的效应，对敌人发射的“弹雨”落下的印象，人们不管怎样都要拼命进攻的干劲，年轻军官或士官应当作出的榜样。甚至步兵对炮兵发怒，指控炮兵在必须开炮的时间和地点从未开炮的传统，也不是参加此次战争的战士的心理范例……此外，人们将会看到，戴高乐作为有代表性的步兵中尉，曾经有几次抱怨炮兵部队和炮手。
因此，对于戴高乐来说，就开始了这场他早年曾经暗中衷心地呼唤过的冒险。戴高乐象其他人那样证实了——也许比其他人更好地证实了——他能够相当冷静地直面炮火，因此他善于英勇作战。他也看到，武装冲突怎样会造成重大损失。戴高乐已在伤员之列，先是被送到沙勒罗瓦，在那里惊喜地会见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和姐夫阿尔弗雷德·卡耶尤。然后，他先后被送到阿腊斯、巴黎的圣约瑟夫医院、里昂的德斯内特医院，并在里昂撰写了关于迪南战斗的报告。戴高乐象所有的伤员那样，就自己的伤势严重性提出了疑问。但不久后，他感到放心了，因为伤势不影响他重返战场。据说，也是在里昂，戴高乐又一次向其改不掉的文学欲望作了让步。他在里昂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他去世后出版《文稿和记事》时为止。小说名叫《洗礼》，讲的是朗热尔——这几乎是戴高乐姓名的变形词——中尉的故事。1914年，朗热尔年满23岁，他梦想打仗，几乎立即投身于战争。朗热尔是他连长太太的情人。连长预感到自己将战死疆场，便将公文包交给他，要他届时转交给连长太太。果然，连长战死了，而朗热尔负了伤。故事的结局是这样一个场面：朗热尔将连长的公文包交给了连长的寡妇、他的情人……人们在这篇小说中发现了与戴高乐早期作品同样的浪漫主义，同样的、萦回在脑际、认为死亡不可避免的念头，同样的、由爱情和死亡交织在一起交错而过的命运、同样的以悲剧性基调、甚至夸张的基调为特点的风格。
戴高乐写信给母亲，说他在9月中旬接受了“一种电疗，要使死亡的神经恢复生命”，由于神经死亡的缘故，他的右脚不能活动。在科涅克经过操练治疗后，戴高乐重返了驻香槟的第33步兵团。于是，对戴高乐来说，开始了堑壕战的经验。这是一次所有的欧洲青年即将在同一个时刻经历的、事先没有预见到的、几乎闻所未闻的经验。当时，前线正在巩固和确定，以便长期坚守，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可是，两大阵营都坚持着，要使自己变得最有利。因此，这不是战斗中的一个死点，相反地，对整个战线上的每个阵地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对抗。戴高乐每日都写的个人记事，以记事的方式为此作证：
10月19日，大炮苏醒过来。然后，所有的人都去堑壕，探望战友。有些地方离敌人仅有50米。
10月22日，白天，炮火相当猛烈，步枪齐射激烈。。。。。。（我们的）155毫米口径大炮朝“森林城”射击，但有一半的炮弹没有爆炸……（步兵和炮兵肯定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
11月1日，黑夜宁静……午餐时喝索泰尔纳酒，喝香槟酒。人们为进攻干杯。人们听到，德国人在堑壕里唱歌。无疑是在唱赞美歌。多么奇怪的德国人啊！
这也是人们在堑壕战士身上经常看到的一种记号：奇特地靠近敌人，几乎是一种对敌人的亲近，一种好奇。
“人们无疑在12月将会看到，俄国人对获得增援的德国人和实行改革的奥地利人进行最后一次战役。这对我们的盟军来说，必定是第三次胜利，而胜利后是一次快速的入侵。”
事后来看，这种乐观主义的迸发发出了奇怪的回响。正如在马恩河战役胜利之后，有过这样的预测：“敌人将不能将我们的追击阻挡在马恩河和卢森堡前面，我们将拥有全部的光荣，在决定性的重大战役中打败那支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军——而俄国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还是让坚强的性格来说话：行动的热情，争论的意志，以及如果人们绝对愿意的话——克敌制胜的信念。然而，历史的经验使戴高乐如实地看到战争的今天，如实地看到战争的明天，战争与人们的初期想象截然不同。
“这场战争，如果不是歼灭战，那又是什么呢？”戴高乐在12月7日对母亲写道……“一次同样的战争，在意义和激烈程度方面超过了以往欧洲经历过的一切战争，因此是不能不经历巨大牺牲的。”
可是，获胜的意志马上又占了上风，所以，戴高乐在这封信的后面写了这么几行：
“必须获胜。战胜者，就是那个最强有力地希望获胜的人。”
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到法国军队、首先是他所属的第33步兵团所处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急得直跺脚。最后，戴高乐以他自己方式发现，是敌对双方部署的武器导致了战略死胡同，而敌对阵营的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这种战略死胡同，但尚未从中作出结论。戴高乐憎恶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堑壕战有一种的缺陷，”戴高乐写道，“那就是，夸大每个人身上的情绪——人们在战时无力去克服这种情绪。假如我让敌人安安稳稳，那敌人就会使我安安稳稳！这是应当谴责的。”
一想到要主动进攻，戴高乐就对接受一些叫他无所作为的命令感到生气。他这样做，至少使他赢得了第33步兵团新团长、克洛德尔上校的尊敬。克洛德尔让戴高乐当自己的副手。当布多尔上校接替克洛德尔时，戴高乐还保持着同样的副团长职务。1915年1月底，他荣获战争十字勋章，以及师一级的嘉奖，并于2月10日晋升为上尉。3月初，在拉戈涅前线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第33团完全投身于这次战役。半个团的兵力，换言之，大约700人丧失了战斗力。戴高乐在这些人之列，他十次负伤，左手被一块弹片打中。他象许多人一样，不愿意撤离战斗，但他的伤口被感染了。一个月后，他便住进了蒙特多尔的医院。6月1日，戴高乐重返部队，其目的——按照他的看法——是为了找到太多的停滞状态。于是，他通过写作来进行自我发泄，但此次，是表达了他对步兵的那种旧有的憎恶。戴高乐的文章叫《炮手》，其基调是很说明问题的。
“当天气晴朗和一切都平静时，炮手有时来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炮手神气活现，好象一位美丽的太太去看望那些穷人似的。步兵们将炮手团团围住，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些步兵地位卑微，对别人想到自己和来看望自己几乎感到羞愧。他们竭力做到不要太脏、太笨和过于伤心。不过，炮手是个好小伙子，甚至在堑壕里也有胆量。他拿德国大兵开玩笑，但事实上，这些德国人从来也没有使他吃过大的苦头……有时，炮手同意在步兵食堂晚餐。他批评过军事行动。最后，他轻轻地走了，心里充满着更多的怜悯、宽容和自豪……”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的年岁，戴高乐的确是一个最有特点的步兵，他对那些不与步兵风雨同舟的人持最严厉的态度……
戴高乐急于战斗，斗志昂扬，充满战士热情，这些特点都不会离开他。由于这些特点，戴高乐对许多人——无论是战友，还是部下，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严格要求，不容许他们在着装、服务、堑壕里的行为等方面有任何缺陷，哪怕这种缺陷很小也罢。①戴高乐对统帅部不再持宽容态度，以致据他的一位战友所做的证词，他说过“我们被一帮市侩指挥着”的话。或者说，他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再持宽容态度，特别是不宽容阿里斯蒂德·白立安，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白里安的做法和风格，但他就此写道，他“绝不希望白里安辞职”。然而，戴高乐这样说是为了扪心自问：“辞职有什么用呢？”确实，戴高乐也对所有的议会议员生气，在他看来，他们在参议院或国民议会讲坛上的讲话显得“可笑”。事实上，这些讲话有时是可笑的，但戴高乐当时对此持极其轻蔑的态度，以致他希望来把这些议员“一扫而光”。不过，这种反应在当时的战士——他们自认为永远不会被人理解——那里，是常见的。1916年2月底，尽管戴高乐具有活动家的乐观主义，但这并未阻止他以一种罕见的判断力，预见到凡尔登战役将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以及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敌人决计要向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进攻。”戴高乐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在这场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战役之初，我的信念是，敌人将遭到一种毁灭性的和引起巨大反响的失败。无疑，敌人几乎到处都在向我们争夺堑壕，哪怕后来失去它们也罢；无疑，敌人的进攻将是无情的，必须求助于我军的一切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经受住这种打击，而不被削弱……如果在今后的几日和几周里，您只收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消息，请您不要惊慌。”
翌日，1916年2月25日，戴高乐所在的第33步兵团开到了凡尔登周围。2月26日，他住进了“小梅里贝尔”军营。3月1日，他被派到一个位于刚刚被德国人攻占的杜奥蒙要塞与所谓“耶稣受难地”的陆地之间的工事。这天，戴高乐——他早就宁愿去指挥他的连队，而不再当上校团长的副手——进行了一次侦察，与别人对他所说的一切相反，这次侦察使他深信，敌人即将发动进攻。第二天，3月2日，果然，在象布多尔上校所写的、“进行一次可怕的重炮轰炸之后”，敌人开始进攻了。人们从布多尔所作的叙述中，得到了一种关于凡尔登战役前前后后的、动人的简述。②“大地在不停地颤抖，爆炸声大得出奇，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最后一名的联络人员负着伤回来，对我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我们握着手枪，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条通道……敌人的进攻集中在第10连左侧的第12连……不久后，德国人来到第10连的后面。此时，人们看到了一种悲壮的景象……人们看到，第10连的勇士径直地扑向眼前这些靠激烈的肉搏中到达村子的、大批的德国兵，德国兵在肉搏中，用刺刀和枪托打击这些勇士，直到他们倒在地上时为止……第10连在猛进中，发觉自己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就在连长戴高乐上尉的指挥下发动猛攻，反击密集的敌人，他们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了。”
布多尔上校在写这份战斗报告时，以为戴高乐与其部下一道战死。因此，布多尔以追认的名义，建议授予戴高乐荣誉勋章，并给予师一级嘉奖，表彰说：“1916年3月2日，在一次狂轰乱炸中，敌人越过防线和从四面八方向第10连进攻。在发生激烈肉搏之后，（戴高乐）组织了一个抵抗小岛。所有的人都进行战斗，直到弹尽粮绝、步枪被摔断、军队守卫者倒下时为止。尽管戴高乐被刺刀扎成轻伤，但他继续成为守卫阵地的灵魂，直到他被毒气熏得晕倒时为止。”贝当将此师一级嘉奖提升为全军嘉奖，在1916年5月7日加以公布。嘉奖令指出：“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可怕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激烈的肉搏。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于是，戴高乐被认为战死沙场，他的父亲得到了通知。只是几周后，人们在从红十字会那里知道他还幸存下来。尽管这些证词——有些证词来自政治仇恨，有些证词则来自3月2日白天激战的大混乱——自相矛盾，但它们并未使人们对当时发生的战斗经过留下任何疑问。戴高乐率领的第10连遭到了敌人的包围，战斗到山穷水尽时为止。戴高乐是不可能发出投降命令的。再说，如果象一位幸存者认为的那样，打到弹尽粮绝，那也是正常的事.因为在战斗中，刺刀穿过了戴高乐的大腿，他自然摔倒在地上。他不得不经受剧痛，痛得昏死过去，而且就象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他最初受到同营的弗朗索瓦。勒佩迪埃博士和助理医生加斯东。德特拉恩德的治疗，这两名医生刚刚同其他60人——同营的残部——一道被俘。整个第33团在三天战斗中，牺牲了32名军官、1443名士官和士兵，即损失了全团最大一部分兵力。当戴高乐被送到德国时，是军医勒佩迪埃和维埃耶照料他的。通过他们，人们才知道戴高乐的受伤和被俘情况；法国当局经过德国医疗部门和西班牙领事馆，得到了一张正规证明书通知。③
在凡尔登战役期间，德国方面曾拍摄过一张照片，它相当好地反映了戴高乐及其战友在3月2日傍晚时分的情形。在这张照片上，德国士兵同法国战俘混杂在一起，他们身穿粗呢衣服，脸上露出疲劳，甚至他们——他们是士兵——身上那些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当地人和农民的特点是那样象得出奇。有两名法国士兵负了伤，一人是手臂受伤，另一人无疑是大腿受伤。人们看到，后者的裤子掉了钮扣，他被两名德国士兵架着，将手臂搭在德国兵肩上……他们将去战俘营结束战争。
戴高乐也是这样。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刚刚开始的另一种冒险，也是他这一代的各国数十万人所经历的冒险。但他是把这种冒险当为一种难于忍受的考验来加以经历的。当法兰西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系于战场——戴高乐应当在战场上——时，他却被迫变得无所作为，他感到这种无为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
“我的多么亲爱的、娇小的妈妈，”戴高乐在9月6日给母亲写道。“您知道，为了这种可恨的被俘，我的心里流了多少血啊!但是，我个人的情况是不要紧的。”
在9月17日的另一封信里，戴高乐把他的被俘命运看作是“对一名法国军官的、最坏的命运”。
戴高乐在其战俘通信中，述说了这种痛苦。他始终感到痛苦，以致很久以后，他对一位朋友吐露真情说，这是他一生最严峻的考验。眼下，他从中只得出唯一的解决办法：越狱。
戴高乐曾五次试图越狱。④他从美因茨军营医院被先后送到奥斯纳布吕克集中营和内斯集中营。由于在多瑙河上乘船越狱的计划破产——该计划甚至在尝试之前就已遭到破产——戴高乐被送到了立陶宛的斯祖齐纳“惩罚”营。他在那里遇见了塔尔迪于中校和罗埃德雷中尉。8月，他在塔尔迪于的帮助和罗埃德雷的陪同下，进行了第一次越狱尝试。但他们挖的地道被发现了，三人被送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第9要塞。那里集中了大约150名法国、英国和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已经越狱或者将要越狱的人。后来，英军中尉A·J·埃文斯在一本书名叫《越狱者俱乐部》并能引起人的联想回忆录里，叙述了他们的越狱传奇。在那里，戴高乐也遇见了未来的红军元帅米卡伊夫·图哈切夫斯基、新闻记者雷米·鲁尔、他未来的出版者贝尔热－勒夫罗、将要在1940年成为“自由法兰西”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司令卡特鲁、飞行员罗朗·加罗斯等。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越狱。他同迪克雷上尉一道，收集了为其越狱尝试所需的东西——它们大多藏在家里寄来的邮包里。戴高乐被送到军营医院，喝了他母亲为了治愈他冻疮而寄来的苦味酸。然后，他收买了一名德国男护士，让男护士把民用制服出让给迪克雷，然后利用一次在男护士的表面监视下转往治疗中心的机会，躲进了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位法国电工，也是战俘，为戴高乐他们准备了其他的民用制服和食品。他们朝瑞士边境走了七天，最后在11月5日星期日，走到了普法芬霍芬镇。当镇上的居民在灯火通明的中心广场进行庆祝活动时，当这些疲惫不堪的越狱者的外表——他们好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引起大家注意时，他们稍不谨慎地从镇子中间穿过去。这样就足于使他们遭到发现和逮捕。于是，由于此次经验，戴高乐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重新越狱。
1917年6月，戴高乐要求转移别处，所以被送到弗兰科尼的罗森贝格要塞，这个要塞两面是墙，两面是沟，特别是它耸立在峭壁顶上，所以必须从峭壁上下来，但又无法量出峭壁的高度。因此，戴高乐同他的三位新同谋者——普吕沃斯特、特里斯塔尼和安戈一道，制作了一根30米长的绳梯。德·蒙泰迪上尉同他们会合。10月15日晚，他们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分两个阶段滑下来，因为他们在峭壁上难于找到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能使他们先落脚，然后再往下面抛绳子。戴高乐笨手笨脚，抓不住光滑的绳子，要靠别人帮忙。经过十天的行军，戴高乐和特里斯塔尼想要到一个鸽棚里休息，但他们动作的声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又被抓住了。这时，甚至就在普吕沃斯特和安戈也被抓获之前，戴高乐他们就已决定立即尝试一次新的越狱行动。他们锯断宿舍的栏杆，重新穿上平民服装，甚至贴上胡子和戴上眼镜，然后混在军营的德国职员中间，急匆匆地赶往车站，去乘埃克斯－拉沙佩尔的火车。于是，戴高乐他们乘车来到荷兰边境附近。但火车只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才开，他们在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可疑。所以，在他们最后可以登车时，遭到了逮捕。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
在被抓的时刻，戴高乐严厉而粗暴地对待德国宪兵，所以他受到战争委员会审讯，除了因最后两次越狱尝试而遭到的严格禁闭之外，还被判处了两周监禁。戴高乐被迫忍受了一种严厉的作息制度，此后只是在4月10日才结束监禁生活。对此，他本人是这样简述的：“窗户用护窗板关着，屋里没有亮光，实行特殊的饮食制度，没有任何可供阅读和写作的东西，每天只能在100平米的院子里散步半小时。”可是，由于一名越狱的法国军官在被抓获时打死，德国当局害怕被指控践踏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关闭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并将那些越狱的累犯分到了好几个战俘营里。戴高乐先后被送到普林茨·卡尔要塞和巴伐利亚的伍尔伯格要塞。他隐约地看到了新的越狱可能性，便恢复了信心，并同他母亲通信，要求她邮寄一些便于改成平民衣服的、“美丽女园丁牌的上装和裤子”。6月，戴高乐进行了新的尝试。从表面上看，他是在一个德国士官的看守下被转到别地，实际上这个身穿敌军制服的梅耶中尉是戴高乐的同谋者。他们俩都穿着平民服装，在去纽伦堡的路上走了一半，然后将在纽伦堡乘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当他们遇上一支宪兵巡逻队时，他们不能出示自己的证件……
戴高乐在被押回伍尔伯格之后，就想立即越狱。7月7日，他钻进一个装满脏衣服的大筐——人们将要把这个大筐运到附近的韦森堡市。戴高乐穿着平民衣服，步行，最后到达纽伦堡。但是，当戴高乐登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时，他患了重感冒，并被一些突然检查他车厢包间的德国宪兵抓获，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戴高乐的战友费尔迪南·普莱西回收了他的“美丽的女园丁牌”的整套西装，但他放弃了参加由普莱西和其他三位战友准备的最后一次越狱尝试。按照戴高乐的看法，这最后一次尝试毫无成功的运气。
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戴高乐决定作出最后一个挑战举动：通过“负责法国在德国利益”的西班牙大使，要求执行因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越狱而被判处的两周徒刑。于是，他被送到帕索军事监狱，“同德国囚犯——杀人犯、逃兵、小偷等混杂地关在一起”，并在马德堡的沙诺尔要塞结束他的监禁生活。最后，戴高乐在伍尔伯格获悉，德国提出了停战要求。11月底，戴高乐得到了释放，12月1日抵达瑞士边境，2日经过日内瓦，3日抵达里昂，在绕道巴黎之后，便到了拉里热里的家宅。戴高乐的父亲把儿女们聚集起来，首先是聚集了他的四个儿子。有一张照片向我们显示，这四个儿子都穿着军服，佩戴着战争十字勋章，而戴高乐不仅佩戴战争十字勋章，而且佩戴三次嘉奖的证章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
在这些战俘岁月里，戴高乐孜孜不倦地进行思考，反复思考他被俘的痛苦，以及他被历史进程抛弃、被拒绝参与历史进程和陷入不可容忍的无为状态这种绝望情绪。1917年12月19日，戴高乐是这样写信给他母亲的：
“此时此刻，有一种痛苦——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结束，而且我想以后永远不再会遭受这样深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地压迫着我。当人们从头到脚都是长来进行活动时，在我们正在经历时光时，我却是那样无可挽回地和彻底地无用；而且，我的无用是在现在所处的、人们可以设想的、对一个男子汉和士兵来说最残酷的境况下的无用！母亲，请原谅我向您表明这种弱点和向您抱怨。”
1918年9月1日，戴高乐还写道：
“我是一个活死人。有一天，我在某家报纸上读到用‘鬼魂’的形容词来形容返回法兰西的战俘，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正确而可悲……为了工作，必须有一个目标。可是，我还能有什么目标？我的生涯啊，您将会对我说些什么？然而，如果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直至战争结束时为止，那么我是否还留在军队里呢？……对于那些与我岁数相同、有某种雄心的军官来说，为了在军人生涯里有某种前途，就必须拥有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曾经打过仗，以及随着战争形式的改变，学会了判断战争，形成对战争的判断，锤炼其性格和树立其权威。从军事观点来看，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也不过是一个鬼魂而已。”
最后，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戴高乐在11月1日对母亲写道：
“我同您一起，感到无比的欢乐……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除了这种欢乐之外，还夹杂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即没有更好地参与战斗。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不管这一生是长是短——中，这种遗憾将永远不再离开我。”
消除内心痛苦的良药，戴高乐是从拼命做事——不知疲倦地进行研究、阅读、写作和思考中找到的。关于他被俘生活的文稿证明，他对诸多的历史事件怀有一种取之不竭的好奇心。人们有时把这看作是他对文学永恒爱好的突然重新出现。这样，他誊抄诗句，阅读左拉的《家常琐事》，保罗·布尔热的《世界主义》。他详细地介绍了德国军事作家伯恩哈迪的代表作。不管怎样，这篇报告通过冷静的概述，表现了戴高乐对伯恩哈迪赞扬各国领导人应当实行的暴力、战争和不道德、指挥战争无度一事的某种厌恶，仿佛他早已想到后来要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对“中央帝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似的。不过，戴高乐是对当前这场战争进行了最长时间的思考的。这是他进行两次讲演的主题，其全部内容占了他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书信、文稿和记事》第一卷的84页。这里，戴高乐将他的目光放到战争的特点、在法国指挥战争、战时在政府和统帅部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当戴高乐从他被囚禁过的因戈尔施塔特要塞深处，凝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揭开20世纪历史序幕的重大事件时，他已经成为一战问题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尽管这场冲突远未结束，尚未显示出坦克和飞机在其最后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一名26岁的上尉，戴高乐在比他年岁更大和军阶更高的许多军官面前发表意见。但人们收集到的证词表明，戴高乐的权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它有时引起某种讽刺，因为他在讲演中表现了军事科学知识、分析能力和批评精神。
戴高乐在第一次讲演——这篇书面讲演题为《论战争》——中，首先提及战争的第一阶段，冲突双方都试图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使其决定获得成功。然后，戴高乐写道：“一方面，我军炮兵弹药几乎全部匮乏，另一方面，德军统帅部和部队因溃败而引起混乱，这两个方面阻碍着冲突双方在全线重开正面攻势。”他还补充说，这同样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海上行动”和伊塞战役中尝试进行的迂回和包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由此看来，戴高乐重视两大统帅部发动一场运动战的意愿，因为它可以在几周内或几个月内导致胜利的结局。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本人经历了1914年大战之前的岁月；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德国军队中，人们正是从这种观念中得到启示。任何人都不怀疑“火力杀人”，但是，人们从中并不得出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就必须停滞不前或坐等敌人进攻的结论。相反地，人们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摧毁敌人的主力，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场战役从敌对行动开始，就会导致胜利的结局。法国统帅部——人们往往评论说，它过于受到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实行进攻的理论——思考问题，与德国统帅部的思考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应当考虑的那些战略情况却是带有很大的强制性的。⑤其实，法德边界对展开大规模进攻来说，只能提供很小的可能性。大部分法德边界在孚日山脉：南部，贝尔福地区山口狭窄；北部，人们在莫泽尔和孚日之间会遇到一种长度有限的、强大的设防体系。霞飞出任法国参谋总长，因此他在1912年1月9日召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问道，是否可以深入比利时，来扩大法军的进攻范围。当时约瑟夫·卡尤担任总理。但几天后，卡尤让位于普安卡雷。同年2月21日，普安卡雷在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秘密举行的会议上，认可了霞飞的的建议。霞飞解释道“如果我们尊重中立国家的领土，那么，法德边界附近的天然屏障和设防要塞就会使我们的攻势固定在非常有限的地区”……“无论在阿尔萨斯，还是在洛林，我们都找不到有利于发动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效果的攻势的场地。”因此，霞飞要求能将法国的攻势扩大到比利时国土，至少扩大到比利时“南部那慕尔至列日一线”，并要求将此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审议。对此，普安卡雷答道，法国侵入比利时“不仅会使欧洲，而且会使比利时的瓦隆人对法国产生不满”。他还提出，必须“使德国人侵略的实际威胁证明这种入侵是正确的”，因为德国人的威胁是法英两国军事协议的基础。因此，人们决定找英国对话，但英国政府拒不考虑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
霞飞作出了结论。他制定的第17号计划规定，法军展开一次双重进攻：从南到北，在孚日和莫泽尔之间进行；从西到东，则从凡尔登地区向卢森堡、提翁维尔和梅茨方向进行。此外还要增加一次辅助性进攻，即从南到北，从贝尔福向阿尔萨斯平原方向进行。显而易见，第17号计划的进攻只能是一次在区域很窄和防守很强的战线上进行的小进攻。霞飞肯定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派遣勒翁·迪朗将军和时任上校的贝当去秘密了解，在德军深入比利时的情况下，比利时呈现何种防御和进攻的可能性。霞飞的前任米歇尔将军完全相信，德国将会侵入比利时国土，因此，为了抵御德国侵入，米歇尔建议面对比利时，在瓦兹和莫泽尔之间集中部署三分之二的法军兵力。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法德边界的领土完整，他要求战争伊始，就要投入重大兵力，因而立即征召后备军入伍。于是，人们认为，这是根据一种不定的战略假设，来削弱法军的进攻和运动能力，因此摒弃了米歇尔的建议。
霞飞无法重提第17号计划，所以他必须设想一个不同的计划。不过，第17号计划的弱点是相当明显的，以致他自己想到要进行修改。战时即将担任霞飞主要合作者之一的德芒热将军起草了一份计划，严厉抨击那种正面进攻的观念，说正面进攻没有一点“战略决裂”的运气。因此，德芒热建议，在土尔和贝尔福之间，在凡尔登前面坚持“观望”，而将最重要的力量集中部署在北方，当敌人发动进攻时，这些主力就通过向梅茨的大规模移动来包围敌人。这项计划在战争开始前，还在审议之中，它完全预见到通过运动来挫败德军——然而，德军不是经过比利时。
德军统帅部也深信，实行进攻战略是绝对必要的。1870年战争的胜利者毛奇考虑到要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战争，即同时打击法国和俄国，他首先认为能够同时击败法国和俄国。然后，毛奇认为，在法国修建工事之后，在西线速胜就不再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必须在奥地利军队的援助下首先战胜俄国。而毛奇的继任者冯·瓦尔德斯将军也坚持这种选择。1891年，德军统帅部的新首脑施里芬伯爵则作出相反的选择。据施里芬的看法，德国的主要和最可畏的对手是法国，因此必须首先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摧毁法军，其决战方法是，德军右翼进行运动，经过比利时，插入梅齐埃尔和敦克尔克之间的法国地区，以此来包抄法军。但施里芬的继任者、1870年胜利者的侄子小毛奇却禁不住对德军统帅部实行深刻改组，其原因是，首先考虑到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削弱的俄国军事力量正在重建，其次害怕法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发动的攻势——此前，法国法律已经规定实行三年兵役制，从而使法军增强了兵力。总之，德军右翼和左翼的力量对比在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中是7比1，但在1914年的计划中却是3比1。德军右翼的削弱是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还应加上下述原因：小毛奇对德军在俄国战线的失利惊惶失措；他决定从西线抽调两个兵团，派到俄国战线去；他不能有机地协调德军在法国前线的运动；特别是德军统帅部不能阻止英法联军在西线的集结，所以不能届时抵御英法联军。
不久后，马恩河战役将标志着战争初期以来运动战的结束。可是，令人注目的是，德法双方统帅部都不愿意忍受这种运动战结束的状态。小毛奇的继任者法尔肯海因认为，他可以重新发起德军的攻势，将进攻的目标锁定在马恩河两岸。“法国统帅部认为，”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会上指出，“将下列情况通报部队是有益的：那种强加于法军的无为状态只是暂时的；目前必须比过去更多地和更好地想到进攻和保持进攻精神；一旦积累起为现在发动进攻所缺乏的物质条件，即首先积累起炮弹，那就重新采取攻势。”实际上，这就是促使霞飞试图在香槟和阿尔托瓦连续展开攻势，打击德军在法国领土上组成的进攻之角的两侧动力。戴高乐极其仔细地描述了这些攻势的机制、运用策略和受挫的原因。他写道，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历史将在1915年10月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戴高乐历来相信，进攻应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发挥获胜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态度，分析那些在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火力手段的积累尚未完成，那就无法实现那种能够到达自由地形和重新赋予进攻以运气的‘突破’——里阻止进攻的障碍。贝当在战争爆发前曾不断指出，火力杀人。说真的，火力是永远杀人的，然而，是火力的密度、强度和无穷尽的资源使战争的最后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继凡尔登、索姆和“达姆之路”等战役之后，该阶段将结束于1918年大攻势要来之时。
这个战争阶段，基本上就是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一篇讲演的主题。戴高乐的讲演是人们就战略僵局——这种僵局是由敌对双方阵营聚集武器的水平、性质和数量导致的——问题所作的、最严峻的分析之一。但是，戴高乐是那样急于战斗，以致人们要结束那种必然产生的、前线停滞不前的状态，所以他不仅仅解释人们是怎样到达这种状态的。戴高乐的战争经验向他显示了人类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这点他是不会忘记的。
这里，人们找到了关于人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记载的、最激动人心的几行字。那么多的小说般的著作将要讲述这场战争，如洛朗·多热雷的《木十字架》、巴比塞的《火线》、埃里克·玛利亚·勒马尔克的《西线依然如旧》等。戴高乐是这样叙述香槟地区的进攻的：
“参加香槟战役的和幸存下来的步兵以悲伤而痛苦的心情，回想起这些凄惨的进攻阵地。那里，每天都有新的尸体，在肮脏的泥地里堆积起来；在炮兵的准备工作微不足道、很少或没有完成之后，那么遥远的统帅部用电话下达了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攻击的命令；这些不抱幻想的攻击，是在向那些完好无缺的、深深的铁丝网冲上去时进行的，最优秀的军官和最优秀的士兵即将在铁丝网上勾住和丧命，犹如蝇子粘在蜘蛛网上那样。”
此后，戴高乐还追忆起那种在炮火下经历的考验：
“几千门大炮不慌不忙地、不停地开炮，长达几天几夜。大炮时时刻刻，校正着失常的射击，由观察员部队用望远镜、飞机和气球来随时加以纠正；炸平那些堑壕和交通壕；炸碎那些铁丝；炸垮掩体里的机关枪；炸得防空洞塌下来，压到那些躲在洞中的步兵；炸得守卫者孤立无援，使每人躲在自己的藏身洞里，单独一人，孤苦伶仃，那些头头没有命令，没有情报，没有本部队的行动，那些士兵变得昏头昏脑，成了惊弓之鸟，神经紧张、直至号啕大哭，这些人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精神都崩溃了。”
戴高乐没能亲身经历过那些在1917年曾使法军发生动摇的混乱，但他却把它看作是一种对他描绘过的那些考验的、痛苦而必然的继续。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某些部队后来力不能支了，”戴高乐在第一次演讲会上说。“以我的一孔之见，这种衰弱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士气的低落，而士气低落又来自可悲的战争经历。我向你们保证，作为其工具的步兵在这些战争经验中，达到了绝望的谷底。每次战斗，步兵都夹在死亡的真实性——离出发的堑壕10米远的地方白白送死——同对懦弱的指责——过于神经质的和不报幻想的统帅部立即大肆进行指责——之间，如果这些损失被认为不够，不足于使人们能用这些死亡，向上级机关进行补偿的话。”。
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二次演讲，题为《论战争的高级领导》。这篇演讲讲过多次，讨论了关于政府和统帅部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正如这种分担在战前得到设想，并先后在1915年和1916年底进行过修改变那样。对戴高乐本人来说，这篇讲演稿说明了他的性格和他的思考。只要把这篇讲演稿同戴高乐当战俘之前寄给父母的信件加以比较，就能看到这点。人们看到，戴高乐还象无数战士那样，对那些声称主管战争事务的议员的、猜想中的无能和行动的无序表示抱怨。他批击白里安，即使说不应当取而代之也罢。他猛烈地抨击萨洛尼克的远征没有看到在东线采取大规模行动会提供的战略机遇——因为他看到盟军努力的分散，人们本应更好地将这种努力集中在法国前线，就象所有在法国前线的人，从总司令直到最卑微的士兵当时所想的那样。不过，戴高乐是本着另一种精神，来起草他的第二篇讲演稿的。
首先，戴高乐严肃地阐明，必须在应由政府负责指挥战争同只由统帅部负责指挥战争行动之间划清界限，这是当务之急。但是，政治权力为了进行自己的选择，需要一名处于其政权一级、职权扩大到全部战争问题的军事顾问。在1914年之前设想的制度将备战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军队参谋总长的手中，同时使参谋总长担任战时最高统帅，在东北前线指挥法国军队。因此，政府将只有一名军事顾问来全面指挥战争，但这名军事顾问同时也负责指挥战争行动。后来，霞飞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过分重大的和过分复杂的角色，但不久后，看来预定的组织是不完善的，任务是混为一谈的，角色的分配是不合乎逻辑的。相反地，戴高乐在信函中乐意对议会的骚动表示蔑视，他写道：
“法国的政治机构在战争初期的重大危机阶段里中断活动，那时，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都落到军事统帅身上，而一旦危机高潮过去，形势恢复正常，政治机构的活动就马上逐步恢复。议会两院重新开会，开始实行其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尤其是，众议院的军队委员会、特别是参议院的军队委员会努力做到，卓有成效地和尽量最有益地实行议会监督。不久后，这些军队委员会和议会两院通过事实觉察到，政府在全面指挥战争中是有不足之处的；它们专注于追击政府，敦促政府承担或采取它职权范围内应承担或采取的责任和决定；十分经常地向政府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人们看到，戴高乐对战时议会机构工作的赞扬是罕见的。
至于白里安，戴高乐阐述说，他是从战争开始以来，对权力组织进行第一次重大改革的执行者。白里安安排加利尼将军任国防部长，海军上将拉卡茨任海军部长，同时给自己配备了那些为指挥战争所需要的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他安排霞飞为军事行动负责人；但由于萨洛尼克的远征开始，在国外开辟了新的战线，白里安任命霞飞为指挥所有军事战线的法军总司令；此外还设立一个参与各条战线指挥的盟军军事委员会。戴高乐看到，这是一个进步，但不久后，这个进步就显得不够了。其原因在于，首先，国防部长不断地遭到其职位所处的政治奴役状态的干扰，特别被迫列席议会两院，因此他受到阻碍，无法履行其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其次，戴高乐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赋予同一个人在好几条战线上同时指挥作战的任务，是缺乏原则的事情”。尽管霞飞被东北战线统帅部的事务缠身，但他始终作为指挥东线的后备人选，而盟国政府，特别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在其战略中给霞飞保留了一个重大角色。不管怎样，还是白里安在1917年初建立了一个战时内阁，其中利奥泰本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将担任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各条战线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在东北前线，是尼韦尔任总司令。之所以选择他，显然是因为他在凡尔登战役的第二阶段发挥了作用，即夺回了以前被敌人占领的阵地，以致霞飞说，如果要指定一位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那他就会回答说：“尼韦尔，幸亏他得到了芒让的增援。”人们知道，霞飞对人们赋予他的新职感到不满意，所以他离开法军统帅部，白里安的继任者里博在尼韦尔发动的攻势遭挫之后，解除了尼韦尔的职务，并用贝当来取而代之。此后，参谋总长福熙理所当然地成为负责指挥战争的政府军事顾问。
当时，甚至在东线问题上，戴高乐也不改变自己的判断。无疑，他还没有从因戈尔施塔特要塞看到，东线这个战争舞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对比较薄弱的敌手奥匈帝国采取进攻战略是有可能的；在那里，其他的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都会来接替塞尔维亚；在那里，人们可以向一部分开始动摇的俄国军队伸手表示欢迎。至少，戴高乐承认，东线是一个阵地，以此身份在盟军战略中占有一席之地。戴高乐在追述那些旨在结束达尔达内尔行动——这是一个不幸的行动，但如能成功，那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和萨洛尼克的远征决定时，写道：
“人们可以不赞成这些措施，但人们认为应当承认，政府想要在东线采取行动，并在那里采取了行动。即使行动犯有错误，它也总是产生效果。”
对戴高乐来说，被俘是一种考验，他已在这种考验中提前做了事关他将来前途的事。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中，通过对政府和统帅部的责任的分析，预示着他将来在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所说的德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所写的法国军事史这一章。这些也是《剑刃》一书的主题，尤其是人们所写的从中看到的、收进其个人札记的这篇文章：《关于威望的分析》。但戴高乐现在准备的主要是未来，正如他的个人文稿和他在伍尔伯格发表的最后几次讲演所见证的那样。
“显然，”戴高乐写道，“由于屈从于牺牲的重负，受到彼此全面破坏的威胁，以及被饥荒和饥荒带来的一切社会动乱所窥视，古老欧洲的各国人民将来最终要签定和约——各国活动家将称之为协议和平！事实上，这将是一种精疲力尽的和平。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感到，这种和平只是一块肮脏的遮盖布，被盖在那些没有满足的野心、比以往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没有熄灭的民族愤怒上面。”
对于戴高乐来说，未来肯定就是参与那些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就是备战。他预感到，战争将会重返法兰西，但这次，他要在战争中扮演一种角色，一种早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角色。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

1919年1月25日，正在圣梅克桑军校上连长学习班的戴高乐写信给他母亲，说他与学习班同学一道，刚刚受到班主任奥吉埃上校的接见。奥吉埃问戴高乐，根据他的服役情况对今后工作有什么打算。戴高乐回答说，他刚刚通过行政领导的渠道，要求分配到波兰军队。这种做法深受上司奥吉埃的欢迎。“您业已完成了优秀的学业，”奥吉埃对他说，“如果您就愿意，您就可以前程似锦！”戴高乐还对母亲写道，“从精神上说”，他“终于士气大振”。
其实，戴高乐是忐忑不安地作出了这个选择。因此戴高乐从1916年3月至1918年11月期间当了战俘，所以他感到，在自己立志于行动和战斗时，继续这样长期地脱离一切行动和一切战斗，就是最坏的考验。因此，不要失去任何一次重新经历战争，参加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的战役，这是戴高乐从集中营回国后念念不忘的想法。他首先想到了东线的军队。东线军队还驻守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等待着新边界的最终确定，以及它驻守在敖德萨，正在同那些与俄国革命打仗的白军握手言欢。可是，东线军队人数已经很多，干部力量很强，尽管戴高乐在1920年2月中旬在圣梅克桑军校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他也很少有机会分到东线军队。因此，戴高乐决心选择去波兰军队，而波兰军队正在要求法国军官和教官去任职，从而为他提供了一个出路。2月11日，戴高乐写信给父亲说：这“是一个奔赴战场的权宜之计。”
戴高乐比较明确地看到了东线军队在未来时期里承担的使命，因此，他也看清了波兰军队的未来使命。他在2月11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
“波兰军队首先要尊重巴尔干半岛的各国人民，尊重那些来自被肢解的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国家——乌克兰、波兰、顿河、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希腊、匈牙利、德属奥地利、捷克的人民，要尽可能地阻止这些国家的人民过早地进行自相残杀，要在那里支持成立那些对我们有利的政府，要迫使这些政府尊重人们将要划定的边界。其次，届时还要对德意志南部进行威胁，维持我们同波兰和俄罗斯的直接联系，最终地堵住德国人的东进之路。此后不久，我们驻守在那里的军队将要无疑地支持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保守国家（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顿河、罗马尼亚、西伯利亚）反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些骚乱和混乱策源地的运动。”
但是，四个月后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使（西方）同俄国革命及其在欧洲延伸的对抗完全变成了基本问题。20世纪的伟大战斗——支持共产主义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法国军队卷入了这场战斗，28岁的戴高乐上尉参与其中。
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更有甚者，在法国军官的集体记忆中，还继续保留着这样一种回忆：当俄国革命使得迄今部署在东线的德国主力转移到西线时，法兰西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于是，革命便成了“背叛”的同名词。于是，诞生了一些深刻而持久的神话，它们即将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法国公众思想施加影响；而一辆装甲列车在德国参谋部的准许下穿越了德国，使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从而获得了一个历史象征的意义。看来这辆装甲列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也是德国的代理人……说实话，法国参谋部首先担心的是，要避免德军立即大量地转移到西线——尽管德军作过承诺，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它信守这些诺言。因此，法军参谋部思考了与俄国革命新权力保持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①法军参谋部驻莫斯科代表尼塞尔将军向参谋部提出了三种选择。首先，可以保持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接触。如果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接受德国强加的和平条件，那就可以相互接近，帮助它恢复战争，否则，就会依靠波兰的、芬兰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非俄国国籍者，来试图重建东方战线。1918年2月中旬，俄国谈判者同德国谈判者发生了决裂，从而使得人们在几天内希望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迫于形势，重新站在盟国一边。但是，2月24日，列宁使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第二，也可以利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同德国谈判媾和问题，德意志帝国以放弃阿尔萨斯－洛林作为交换，在东欧获得领土补偿。不过，这种交换的做法除了对前盟国缺乏忠诚、令人反感之外，最终会使德国得到壮大，届时就会推翻欧洲的均势。第三，可以依靠一切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组织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抵制。但是，由于缺乏盟国同俄罗斯的定期联系，这种抵制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最后，人们作出了第三种选择，就现在而言，其他两种选择都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分阶段地进行了西方国家同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较量。②作为反常现象，这种较量开始于1918年3月26日同苏联政府签定的一个协议。苏联政府同意让捷克斯洛伐克外籍军团——这个军团由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捷克籍和斯洛伐克籍的囚犯或逃兵组成——经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转移到欧洲。但5月初，当捷克军团同布尔什维克发生短兵相接时，它发动了反攻，并逐步地在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周围集结。盟国立即决定支持捷克军团，与此同时，派一支小规模的英国远征军团于8月15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登陆。因此，人们成立了一个奉命去西伯利亚的盟国军事使团。7月25日向该军事使团团长雅宁将军下达的指示表明，这是一件旨在各条战线威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事。③这些指示要求雅宁将军“在同盟国干预部队的合作下，逐步地开展捷克军团的行动，以便实现以西伯利亚（捷克军团的出发点）和盟军的北冰洋基地为一方面，同以支持协约国的俄罗斯南方集团军为另一方面之间的切实联络”。指示还规定，此行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白海到黑海的、抵抗奥地利－德国人的防线”，但首要的目标是，占领当时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伊尔库茨克，以便在远东西伯利亚的日军基地同捷克军团业已控制的地区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人们给雅宁将军写道，此后，“行动将向乌拉尔和俄国腹地逐步扩展”。
可是，在雅宁将军于11月16日抵达海参崴时，战争已在欧洲结束，美国尤其关注要让日本从俄国的远东省份撤走，而捷克军团则要求人们将其遣返回国……因此，由克雷孟梭领导的法国政府向雅宁下达了极其明确的新指示：必须继续组织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对所有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西部的西方军队——不论是盟军，还是俄军或其他国家军队——实行总指挥”。英国向雅宁提供了军用物资，至少可供10万或20万人的军队之用。
不仅如此。为了保护业已并吞贝撒拉比、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国领土直接接壤的罗马尼亚，为了阻止俄国革命蔓延到巴尔干半岛或小亚细亚，一支盟军部队于1918年11月底，在敖德萨登陆，其中包括法军6000人、波兰军队4000人和希腊军队2000人。这支部队由曾在东线率领过盟军的法国元帅弗朗谢·德埃斯佩雷指挥。德埃斯佩雷担负着广泛而复杂的使命，因为他既要阻止布尔什维克在奥匈帝国撤出乌克兰之后，对在贝撒拉比的罗马尼亚人造成威胁，又要使俄国的反革命分子在盟国远征军的庇护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和强大起来。但是，德埃斯佩雷——他手下的旅长J.C.菲勒作为在英国首次提出使用坦克的军事理论家，认为他“多半是法国最好的将军”——同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进行了接触，但从中得出了最坏的印象。尤其是他们在俄国南方的首领、被帝国军队最老的军官怀疑是“自由派观点”的邓尼金将军对其控制的领土、甚至对自己的部队都毫无政治权威。德埃斯佩雷将此情况报告了盟国政府，同时也报告他必须应对其远征军水兵发动的、由机械师军官安德烈·马尔迪领导的哗变。根据德埃斯佩雷的意见，敖德萨的远征毫无意义，正在自我取消。所以，必须放弃这次远征，或者合并到整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中去。
1919年3月25日，由威尔逊、克雷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在巴黎讨论了这一军事行动问题，决定要求福熙元帅制定一项行动计划。48小时后，四人委员会开会，听取了福熙的陈述。福熙提出了一个旨在反对俄国革命、阻止其蔓延的总计划。他建议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一道障碍，堵塞那个将波兰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分离的缺口，缩小象匈牙利和东加里西地区那样的、被俄国革命浪潮席卷的地区，并由盟国统帅部指挥全军，由一名法国将军在罗马尼亚指挥，一名美国将军在维也纳指挥。归根结底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就是戴高乐在圣梅克桑军校学习班上曾经提出过的建议。尽管福熙提出否定意见，但威尔逊却提出异议说，整个行动必然要采取一种攻势，并警告说要注意盟军部队的真实思想感情。他说，这些部队也许存在着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同情萌芽”……
因此，盟国政府首脑于3月27日决定摒弃福熙计划。弗朗谢·德埃斯贝雷撤离敖德萨，“白军”在俄国南部、东部和北部相继崩溃。盟军只是在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人刚刚夺取政权的匈牙利，成功地挫败了革命浪潮，让罗马尼亚军队开进了布达佩斯特。
而今，欧洲革命的前途系于波兰。作为新生的波兰共和国，毕苏斯基决定利用俄罗斯的悲惨状况，来夺回其在18世纪末被剥夺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或者在基辅建立一个波兰的卫星国“乌克兰”。毕苏斯基拒绝了列宁提出的领土让步建议，在1920年5月开始了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当时，苏联进行了反击，使一切都重新变成了问题。由于敌视波兰人统治的传统，乌克兰人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以便击退波兰军队，同时推翻那个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佩利乌拉。红军转入了反攻，其领导人是最著名的红军骑兵布琼尼和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战俘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用政治味道不太浓的语言，宣布“世界战火的道路从波兰的尸体上经过”。列宁则更加关注革命声援，在列宁的帮助下，在比亚里斯托克成立了一个由朱里安·马尔诺维斯基领导的波兰共产党政府。马尔诺维斯基号召波兰工人阶级起义，与红军共同战斗。特别是托洛斯基认为，这样就会使革命蔓延到欧洲，首先蔓延到德国，甚至有可能蔓延到法国或英国。否则，革命就会死亡。相反地，斯大林并不这样认为。
在1920年7月和8月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戴高乐在华沙。他于4月24日抵达华沙，那些后来被戴高乐教过的波兰士官生是经过长时间的情况不确定和无所作为之后，最终刚刚来到军校的。戴高乐对波兰居民的最初印象是非常温和的。戴高乐之所以原谅波兰居民，是因为“俄国人在占领波兰的时代处心积虑地阻止过他们，不让他们在贸易、工业、行政管理和军队方面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相当过分严厉的判断。戴高乐看到“这些自我封闭的人毫无用处，但最可怕的却是，他们在各方面都自以为是。”说真的，当时戴高乐跨过了一个对一切异族都持怀疑和敌视态度的阶段，并在一封致父亲的信里，坦率而直截了当地承认：“我象大多数同胞一样正在结束战争，超越着普遍的排外情绪。”事实上，戴高乐在通信中，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面目可憎的敌人”，把那些抵达华沙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描写成“蛮横无礼而无用”的人。不久后，戴高乐也赞同那种在战后法国人中间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英两国不久后宁可扶植德国，而不支持法国，全世界遗忘了法国人民为取得共同胜利而作出的前所未有的牺牲。
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波兰社会并不宽容。④戴高乐之所以把波兰社会看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多或少地佩戴勋章，来自被布尔什维克占有其田地的俄国、白俄罗斯、立陶宛；尽管遭到不幸，但他们还在疯狂地寻欢作乐”，是因为他常去波兰社交界。而在华沙，人们喜欢接待法国军官，甚至对法国军官阿谀奉承。这样，戴高乐认识了兹韦坦斯卡伯爵夫人。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到华沙布里科尔咖啡馆——这是一家茶馆和一家点心店，位于诺韦－斯韦亚街——去同伯爵夫人见面。于是，戴高乐觉察到了种族分野和社会分野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谈到了波兰人——不管怎样，是指波兰的资产阶级——对犹太人的心态；“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恨死”了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是“全都发战争横财，利用战争，骑在俄国人、德国人和波兰人身上”。华沙的资产阶级认为，犹太人“对发生社会革命有相当的准备，他们将会在这场社会革命中遭到某些打击，但以此代价赚回许多钱”。至于那种必定会破坏新波兰的社会失调问题，戴高乐作为波兰军队“顾问”，随部队走遍全国各地，是清醒的和悲观主义的见证人。
“为了衡量波兰人的贫困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戴高乐在1920年11月1日一期的《巴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必须观察到在郊区——不管是普拉加，还是沃拉——居住的可怕的人群……被我们的文明珍视的东西不多。使我们的文明引以自豪的全部财富，很快就会在绝望群众的万丈怒火中烟散云消……”
人们看到，由于对波兰社会进行抨击、甚至持严厉的态度，戴高乐对同新的苏俄打仗的前景不再抱热情态度了。7月3日，当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难友、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对华沙的攻势变得明朗化时，戴高乐给母亲写信道：“我们是否被导致在这里进行干涉，手执武器，同俄国人打仗呢？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法国驻华沙的军事使团由亨利将军领导，但巴黎决定象征性地派福熙的前参谋长魏刚将军出使波兰。魏刚率领了一个被称为“外交”的代表团，于7月21日抵达华沙。实际上，这个代表团要来为波兰参谋长毕苏斯基——戴高乐认为，他是“基督教文明的堡垒”——出谋划策。8月14日，波兰发动了反攻。戴高乐在反攻中，参加了赫鲁比肖的战斗。波兰的反攻使苏联军队遭到了溃败。实际上，戴高乐的任务主要是担任联络官，但联络官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哨，以致他在给亨利将军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毕苏斯基想要指挥一切，越过了他这帮将领的头头。此外，毕苏斯基在《关于1920年的回忆录》里丝毫不提魏刚的作用，尽管魏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多半是象征性的人物。⑤
戴高乐担任波兰朗贝尔托夫军官学校的教授、野战部队的顾问，又被任命为新的军事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尼塞尔取代了亨利——的办公室主任，从而补全了他在波兰的工作经验。他在7月因一战期间的嘉奖而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不久后被授予越狱者奖章和被任命为波兰军队少校，所以变成了那些最奉承的报告和最高度评价的对象。人们赞扬他“令人敬服的翩翩风度……鲜明的个性，坚强的性格，对危险保持冷静而强硬的态度……完美的教育”，甚至说他为人“谦虚”——这里意味着讲话谨慎和不大饶舌……于是，戴高乐恢复了对未来前途的自信。此前，他曾对母亲写过，经过被俘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前途了。
戴高乐即将从这次波兰战争中，汲取到关于未来的历史观和未来的战争问题的、深刻的经验教训。首先，在戴高乐眼里，波兰战争证明了历史最终是民族的历史。他刚刚看到，列宁及其战友发出的伟大的革命号召并未越过维斯瓦河；除了少数波兰人以外，波兰的工农群众都把红军看作是俄国入侵的工具。从前，乌克兰人也没有向那种转入“基督教西方”阵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诱惑作过让步。数百年来，乌克兰人反对波兰统治，而今他们动员起来，反对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戴高乐面对的苏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本人——这个榜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保持着相当生动的回忆——就是民族感情第一的象征。对于这位当过沙皇俄国军官的俄罗斯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依然是俄罗斯。俄国革命会赋予俄罗斯一种新面貌，这也许是新的奴役，也许是恢复国家过去的活力和伟大。图哈切夫斯基处于他的阵营，换言之，处于他的国家，与波兰工农群众——戴高乐看到了他们的贫困——完全一致。但波兰工农群众并不因此响应俄国革命的召唤，而是以受到外来侵略威胁的爱国者的身份进行战斗。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则与托洛斯基相反，已经预见到这种反抗。在前线的另一方面，戴高乐查证到这点，因而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观。
然而，对戴高乐来说，这也是一种崭新的战争经验。这里，与那种漫长而可怕的、在香槟和凡尔登经历的堑壕战经验毫无关系。戴高乐在波兰见证了与香槟和凡尔登经验完全相反的经验。从表面上看，军队在迂回，在转移，在前进或在后退，处于一种不完全准确的、但几乎盲目的和巨大的运动的混乱之中。戴高乐叙述了毕苏斯基的胜利，证实了运动战在波兰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敌人以为波兰人完全绝望了，所以对他们袭击自己的左翼完全感到意外。因此，敌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认真抵抗，到处溃不成军，或者整团整团地投降。啊！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
理所当然，地形的性质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波兰军队兵力比较有限，战线拉得很长，重武器、特别是炮兵装备也差。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运动战在这场战争中，重新具有首要的和完全决定性的意义——这与人们在法国战线上看到的、至少在1915年至1918年夏天看到的情况不同。戴高乐立即作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拥有现代战斗手段的情况下，运动战可以在别处找到这种首要性，其条件是要有这样的战斗工具。恰好，这种战斗工具存在着，就象他在呈军队参谋部的离任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坦克……应当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使用。”戴高乐在1921年就把这个观点写在白纸黑字上，此后过了15年，他又把这个观点变成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事业。
而今，和平重返了欧洲。戴高乐返回了巴黎。在波兰的最后一位上司尼塞尔将军，给他写了一段异乎寻常的评语，并加一句：“戴高乐上尉想要回国结婚。”于是，开始了一个为期10年的阶段，这个10年，至少从表面上看，也许是唯一的、与一个法国军官生涯最传统的过程相象的阶段。对法国军队来说，就象永远对世界各国军队来说，战后的时期是一个反省和休养生息的时代，贫困化和怀疑的时代。这是一种为无穷尽的烈士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的时代。在数年中，在法国各省，每周都有一位部长，或者至少有一位议员，在佩戴奖章的勇士的簇拥下，为一座石像或铜像揭幕。这些雕像以寓意深刻的法兰西或者象征性的胜利为题，使那些牺牲的“法国兵”永垂不朽；在教堂的墙上或在公共广场的纪念牌上，写上了这些烈士的英名……这也是法国社会遭到通货膨胀吞噬的时代。①英镑从1919年兑换的25个法郎，增加到1923年的85个法郎。货币流通在1914年为50亿多一点，到1925年增至500亿，零售物价指数则从100点增至463点。中产阶级——它吸收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多半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出于谨慎，中产阶级将其储蓄变为国家证券、外国公债和固定资本债券。可是，所有这些证券的指数都从1914年的100点降到1925年的28点。
实际上，法国社会在颂扬战争胜利与对无序的现在和烦人的将来感到惶惶不安之间，在它扎根于过去与加速改变社会风气和思想状态之间摇摆不定。法国人从欧洲和世界地图上，看到了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法国士兵在莱茵河畔的驻扎，一些新的友好国家在欧洲大陆东部的出现，以及一些殖民地的扩大。但是，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美英两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向法国所作的的边界保证，而未能幸存下来。那些以法国的朋友或盟国著称的年轻国家，则因其社会和政治危机、财政困境和货币动乱而格外引人注目。不久后，摩洛哥发生了里夫战争，叙利亚发生了德鲁兹山区人民的起义，这些事件开始预示着法兰西帝国的不稳定。
实际上，战争并未深刻地动摇法国的社会结构。小企业有些退步，但它有利于中等企业，而不利于大企业发展。那些不到10个雇员的企业还占企业总数的98％。城市手工业者始终有130万名。农村人口外流相当缓慢，并未引起对平均经营土地面积进行任何重大的再分配。虽然1918年的储户在1925年被迫失去其储蓄的实际价值的60％，但胜利公债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700万名认购者。著名的3厘公债在1920年1月值67，20法郎，五年后还值55，50法郎。此后，普安卡雷在翌年稳定法郎和物价，恢复了那种从1914年以来遭到损害和损失的社会“信任”。1924年，41万家庭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折……
然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战争时期，主要是工厂，还有商业和办公室曾经大量使用过妇女劳动——突然加速了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演变。整个社会受到了妇女劳动的影响，至少是通过引述和神话来受其影响的。例如，女作家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小说《任性的姑娘》的成功，特别是科莱特的小说的成功，时装的更新——头发剪短、不穿胸衣的连衣裙上衣、短裙子——便是妇女劳动的见证。超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地位，开始对人们的观点施加一种人们尚未能估量的影响。“黑人舞会”进入巴黎剧场，传统音乐让位于爵士音乐……扎根于过去与令人目眩的新时代构成了社会的两极。社会在这两个极中间摇摆不定，这在世界各国无疑都是这样。但在法国社会，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而对商业复兴、许多人发财、重新恢复稳定和出现生活欢乐感到放心，时而感到社会不稳定、在悄悄地发生动摇，前途未卜，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东方曙光”的诱惑——有人认为它是模式，有人认为它是威胁，但大多数人却感到不理解……
“当代的特点，”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是不确定。现在有那么多的违反惯例、预见和学说，有那么多的考验、损失和失望，有那么多的光辉、冲击和意外，它们动摇了现有的秩序。”
但是，对戴高乐所属的军队来说，这特别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在此书最精彩的一个段落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武器刚刚改变了世界，它们不是让人首先受其之苦，而是在为自己徒劳的热情哭泣。军队在经历重大战争努力之后感到忧伤，无疑，这种忧伤状态只是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在和平时期军队进行的虚拟活动与军队的潜在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比中，有某种令人失望的东西，但那些当事者感受不到，没有痛楚。‘有那么多的军队没有使用，’毕苏斯基说，‘有那么多的目的和那么多的徒劳！’更有甚者，在战役结束后的岁月里，有一种同样的痛苦浸透了士兵的灵魂。若是突然松弛下来，看来活力就会破裂，而且有时还会发出一种深沉而深刻的怨声——沃弗纳格和维涅曾经用这种怨声哄骗过我们。”
在战后的这些岁月里，法国军队的组织机构感到了这种反弹。⑦起先，军队的反应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有一种维持原状的考虑，而这种情况同战后重建的经济要求毫无关系。必须给政府和议会时间来最后决定实行重大的裁军。1921年的法律规定，从翌年起将服兵役的期限从三年减为一年半，并且明确规定，在1925年底向众议院递交一份关于将服兵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的报告——这是在1921年就决定了的。为了补偿缩短兵役期限的后果，1921年的法律还规定招募8万职业兵、30万海外士兵和3万民事职员。但与此同时，由于相信战后服役不再有前途，许多军官离开了部队。虽然军队人数起先维持在一个肯定过高的水平，但它逐年地降下来。其中，干部人数原定是23万名军官和士官，后来先后降到15万和10万6千人。和平时期用于训练机动部队和守护边界的师，先后从45个降到32个和20个。步兵团从1914年的173个，降到1924年的65个和1929年的56个；骑兵团先后从79个降到48个和25个；野战炮团先后从62个降到60个和28个；重炮团先后从13个降到30个和24个；相反地，土著步兵团从9个增加到28个。与此同时，由于必须在从摩洛哥到叙利亚一线应对动乱，新建了5个非洲骑兵团，并最终组建了10个坦克团。这就是法国军事机器所走的下坡路。诚然，战后国家重建的沉重代价和欧洲和平的巩固证明这种走下坡路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在马其诺防线的庇护下，这种做法导致法国军事机器在30时代初的严重削弱。为着理解戴高乐是什么形势下参加战斗，致力于法国拥有一个装甲兵团——新的军事强国的工具，就必须记住这段历史。
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就结了婚。⑧戴高乐在兄长克扎维埃结婚之后，表明了成婚的意愿。戴高乐家族同旺德鲁家族共同努力，安排了他同未来的妻子、年方20岁的伊冯娜首次见面。旺德鲁家族祖籍爱尔兰，定居法国北方的加莱已有200年历史，其中有些人当了船东，有时也出任加莱市议会议员和市商会成员。伊冯娜的父亲是一家饼干厂的老板，当时远遐闻名。伊冯娜的母亲则独树一帜，是法国第六名获得汽车驾照的妇女，战时还当过加莱军队医院的护士长，因而获得战争十字奖章。旺德鲁家族比戴高乐家族——戴高乐家族完全不是殷实人家——富裕得多，在他们的财产中，主要是在阿登山区拥有一座城堡——“七泉”城堡。在1940年以前，戴高乐经常到这座城堡去度假，直到战争的灾难迫使旺德鲁家族卖掉这份家产时为止。在“金秋沙龙”进行相亲之后，便安排了一次下午品尝点心。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历来都是必定要提及此次品尝点心，因为根据这个多半是真的、而且不管怎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传说，当时戴高乐打翻了茶杯，茶杯掉到了伊冯娜的连衣裙上。然后，是发出参加圣西尔军校舞会的邀请，使戴高乐同伊冯娜聚在一起。伊冯娜还感到有些困惑。根据她兄弟雅克非常详尽的叙述，伊冯娜对于自己同戴高乐的高矮之差提出了疑问：戴高乐比她高出40厘米以上……因为戴高乐必须在11月20日返回波兰，所以两家的做法变得有点更加急迫。还是根据雅克的证词，伊冯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将来要么嫁他，要么谁也不嫁。”因此，两家在11月11日订了婚约。随后，1921年4月6日，在加莱举行了婚礼，先是在市政府，然后翌日在加莱圣母院。根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习惯，戴高乐同伊冯娜在意大利进行了蜜月旅行。
传统的婚姻。传统的礼仪。戴高乐的私生活显得平静而幸福。其标志是1922年12月28日，诞生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男婴，男助产士、勒维－索拉尔大夫使得男婴身体健康。戴高乐一家有了一个合适的住所，它始终位于塞纳河左岸，在荣军院（拿破仑墓）和法国军事学校附近，经过格勒诺布尔大街，便是“德塞街心公园14号”。戴高乐先后获得了两次表彰——一次是因其在韦斯迪尔河战役指挥有方而受到军队嘉奖，另一次是被授予波兰的军功勋章。此后，是一次很有趣的分配工作，戴高乐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历史副教授，负责教从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918年停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
1922年5月2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越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在参加第6龙骑兵团、一个飞行大队和第503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戴高乐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学院。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证如圣西尔军校副校长所写的那样：“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事实上，在129名学生中，戴高乐只是以第33名的成绩被录取和以第52名的成绩毕业。因为此时，是那些塑造其历史人物，预言其前途和书写其“传奇”的阶段之一。高等军事学院当时由德布内将军领导，德布内也尽可能准确地代表贝当的观点，可以说是贝当的发言人。德布内的副手是比诺将军和迪费厄将军，后来他们俩都坚决反对戴高乐在使用坦克问题上表达的观点。据甘默林将军在《回忆录》里提供的证词，迪费厄以秘密支持那些从1936年起在军队内部组建的极右翼网络而著称。沙维诺将军担任防御工事科目教授，后来在贝当的支持下，成为那些宣布德国坦克不可能穿越阿登山脉、入侵法兰西的人中最著名的人物。不过，莫伊朗上校担任戴高乐的总策略科目教授。所以，戴高乐必须同莫伊朗进行对抗。事实上，莫伊朗在授课时说，应当在一种事先了解的范围内，以适当的手段领导战争，同时要严格地决定那些火力体系应当赖以建立的“格子”。这就是由德布内将军所启示的先验论，而这种先验论来自贝当。⑨
戴高乐恰恰不承认德布内的先验论。对戴高乐来说，就其严格性而言，这种学说排斥时势的作用、敌手突然行动的偶然性、对突然有利的形势的利用，简言之，是排斥那些在战争中几乎决定一切的时势。戴高乐已经认为，凡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人们只想看到火力威力的地方，都要引进“运动战”。因此，从戴高乐不是设法掩饰其观点时起，他同其教官之间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戴高乐上高等军事学院二年级时，便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莫伊朗上校明确地感到，戴高乐在智力上反对自己的教学。为了证明这点，莫伊朗将原定此次训练，即最重要的指挥一个兵团训练的任务，交给了戴高乐。事实上，戴高乐在这次训练中，受到了下述大规模演习的诱惑：一个起先旨在扮演次要角色的师在强渡一条江河后，突然采取攻势。莫伊朗利用训练，使戴高乐遇到一些出乎意外的困难、突如其来的异议和临时布下的陷阱。未来的拉法格将军，当时是戴高乐指挥的阵营的一个师长。据拉法格所述，戴高乐“身材魁梧地站着，周围是他的参谋部人员，他沉着冷静地经受着命运的打击，换言之，经受了总策略科目教授（莫伊朗）的讥讽”。傍晚时分，莫伊朗批评了训练，试图将戴高乐置于被告的地位，并且无论如何也暗示说，戴高乐没有很好地完成教员赋予他的任务。根据象拉法格或卢斯托诺－拉戈等这样一些后来并不始终反对戴高乐的、证人的陈述，戴高乐冷静地回答了莫伊朗的批评，甚至有些昂首挺胸……
此次训练，莫伊朗教授给戴高乐打了非常合适的分数：15点5分。可是，对戴高乐的普遍评价却是非常模棱两可——且不说严厉——，而且在赋予戴高乐一个出乎意料的称号方面仍将是闻名的：“该军官聪颖，有文化教养，态度严肃，出色而有才能；天赋很高；品质优良。不幸的是，由于他过分的自信、对别人看法的严厉和他的流放国王一般的态度，这些无可争议的品质遭到了损害。此外，他显得善于综合地和普遍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深入地和务实地审议其解决办法。”戴高乐荣幸地获得“流放国王”这个后来变得有名的称号，但他后来也没有得到接替德布内的新院长迪费厄将军的好评。迪费厄评论戴高乐说：“人品受到指责。态度有点冷漠，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满，所以不幸地损害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品质。没有赋予他应有的对学院学习的全部关注。不管怎样，他能够在参谋部作出很大服务。”简言之，在新的获得合格证书者中间，戴高乐不属于那些获得“优秀”评语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甚至也不属于获得“良好”评语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仅仅是在获得“及格”评语的第三个三分之一之列。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佚事。贝当想起了戴高乐这位在阿腊斯当过他的中尉，在凡尔登服过役，并且得到过他签发的最大嘉奖令的人。贝当把最高军事教育局局长召来，要求他提高戴高乐的分数，以便把戴高乐列入获得合格证书者的第二个三分之一，即获得“良好”评语者之列。贝当是否听说过戴高乐表现了独立精神，以致把这种独立精神看作是这位老部下在战前反对过所谓要不惜一切开展攻势的官方理论的反响呢？多半是这样。贝当是否对戴高乐反对“先验论”的战争观念表示过某种好感呢？多半不是这样。必须把上述佚事看作是贝当实行其绝对权威的一个举动，就像当时——不管怎样，他在军队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办事一样。
不管怎样，戴高乐不仅如此。在戴高乐眼里，他用以反对高等军事学院任课教授的那些观点则是基本的。为此，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的长文，发表于1925年3月。这是对人们想要给戴高乐教训的一个无情的讽刺。
“法国的军事思想，”戴高乐写道，“对于承认战争行动具有其应有的、基本上先验的特点表示反感。它不断地致力于建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会使它先验地指导行动——至少如此——设计行动方式，而不考虑应当成为行动基础的时势。它永远试图获得那种事先了解的常数的概念。而就每个具体行动而言，必须从偶然的和多变的事实中得出这种概念。”
然而，戴高乐走得更远。他指责那种说到底，法国统帅部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事件的冲击下被迫采取的、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承认、并始终得到尊重的学说。贝当一开始就为这种学说进行过辩护，在20年代中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代表了这种学说。
“要善于清除这样一种理论，”戴高乐写道，“这种理论从火力发挥威力、地形形式对战斗效果产生主要影响这一实际的和具体的基础出发，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推断来得出一些排他性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切情况下，从唯一的地形研究中最后确定那种适合于采取行动的地点……必须克服的，就是地形……这样，人们就会习惯于不再确定其他的方向和选择其他的目标，而是只确定和选择由最高层方面在执着地撇开所有的变数不谈——首先是撇开敌人不谈——时所指明的方向和目标。”
这样，当戴高乐只有35岁和还是上尉军阶时，他就选择了一条永远进行战略思考的道路。戴高乐在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和正规的军人生涯的阶段里，已经在战争学说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立场，而法国军队应当从其立场中获得启示。恰恰相反，这里是毫无平常和平庸之处。此时，戴高乐已经跨越了即将使他在军队中独树一帜，并在不久后反对他所属的军队高层的第一步——归根结底，这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
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4局。这不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职位。可是，戴高乐利用这个职位，发表了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了关于那些与高等军事学院教官观点对立的问题的文章《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贝当读过戴高乐文章，从表面上看是欣赏这篇文章的风格，并通过其参谋部告诉他，希望调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写一部关于军事史的著作。这是一种不难争取到的、讨人欢喜的调动，因为贝当当时在法国军队中权顷一时，至少是到30年代中期仍然如此。
因此，戴高乐返回了巴黎的住所“德塞街心公园14号”。1924年5月15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在那里诞生。于是，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文学欲望出现了新的信号。戴高乐写过一些诗篇——其中有些诗篇，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经手，发表在《书信、文稿和记事》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戴高乐在其女儿诞生、感到激动的时刻写就的。
“当有一天，人们迟早都要死去时，
当人们多少经历过生活、痛苦和爱情时，
人们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儿女，
以及将要进行播种努力的田地。”
另一首诗，无疑是戴高乐在美因茨逗留时得到灵感的。
“莱茵河，忧郁地见证着你永久的警报
给明媚的两岸穿上一件无限的丧服
你翻卷着浪潮，永远准备接受人们的泪花
编织着迷雾，作为其他死者的遮尸布。”
当戴高乐业已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和关于他的战争观念的发人深省的文章时，甚至当他正在致力于撰写贝当提议他写的军事历史著作时，他找时间来进行其他的文学练习。戴高乐写了一部无人认为是上乘之作的短剧《泰雷马克》，以及一篇题为《火炬》的历史性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有三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名被召唤去加入大革命军队的、旧制度的士兵，一名公元2年的志愿者古瓦涅上尉——他的回忆是关于帝国军队历史问题的、最著名的证词之一——以及未来的元帅康罗贝尔。通过他们的对话，人们看到了那种将这三个人物——他们象征着法国军队历史的连续性——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联系。但对话的风格只是使人们远远地联想到埃德蒙·罗斯唐的风格。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摆脱他的文学爱好。在这20年代末，戴高乐在个人记事本里，大量地引证过他所偏爱的作家的语录，例如，曾经启示过他的青少年的巴雷斯和比夏利，作为拉丁语和法语传统文学的楷模塔西特和波絮埃，他最熟悉的德国作家歌德，他显然喜爱其格言的拉布吕埃尔和沃弗纳尔格，以及他经常引证、以致后来引起其传记作家注意的凡尔兰。戴高乐抄写了凡尔兰的诗句：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不断地哭泣，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为你的青春哭泣！”
戴高乐是否会想到，他已经虚度了他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戴高乐更多地感到，他的生命之河在流逝，但他却还没有机会去完成其梦寐以求的大业？在此期间，他还必须继续思考当代的战略和军事问题。1925年3月1日，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文章。这是一个被时事强加于人的课题。在签订和约的第二天，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之后，法国政府根据一战的教训，建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国家防御状况的委员会。霞飞元帅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福熙的支持下，霞飞主张建立设防阵地，这些设防阵地不仅要在必须应对一次类似1914年攻势的进攻情况下组成防御性堡垒，而且要组成一些在东北前线供军队演习的支点。贝当反对霞飞的观点，他历来关注对火力威力第一的长期研究，公开表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历史学家应当看到，这场辩论不大吸引政界和报界的注意，这里且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圈子当时有意转移视线，不讨论任何军事问题。至于军队的干部，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公开地表达意见。
不过，事隔多年，人们就能更好地估量到，这个赌注具有多么关键的意义。在霞飞和福熙的观念中，那些设防的要塞应当在政府和统帅部的国防负责人将来通过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中发挥作用。理所当然，霞飞和福熙受到过从1914年底稳固法国防线到1918年大进攻期间的经验所表明的、防御体系威力的影响。但他们假设，其他的军事威力组成部分也应发挥作用。对于霞飞和福熙来说，工事实际上是实行战略的基本因素之一。贝当的选择则完全不同。就定义而言，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必须绝对禁止任何敌人的渗透。而建立这种防线本身就足于达到目的，丝毫不意味着进行任何军队演习。归根结蒂，贝当主张的防线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的体系。它象征着一种战略选择，即进行一种完全以保卫领土为轴心的、全面的和长期的防御……
不过，在戴高乐发表《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一文时，人们正在就辩论作出决断。无论在历届政府中，还是在法国军事机构中，贝当的份量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人们知道,贝当的选择是什么。人们可以预见到，这是其中大多数对贝当无限尊敬的政治家的选择。不管怎样，班勒万这位曾在1917年担任数月总理、1925年重新担任总理和始终关注防务问题的人物，在1926年和1928年期间，曾在普安卡雷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他是支持贝当的选择并使之占上风的。1929年1月制定了建造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的纲领，议会两院在同年12月，以一项关于边界工事的法律的形式，通过了这项纲领法。当时是马其诺实行这一纲领，他用自己的名字，为这条在数年后建造的“战线”取名为马其诺防线。
戴高乐在1925年3月1日发表的文章里提议的选择却不是这样。他的思考与那些在上述纲领法启示下的思考彻底不同。戴高乐在文章中特地不赋予工事技术问题以首要地位，但他的依据是却历史和地理。
“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戴高乐写道，“尽管法兰西在进行了特殊的军事准备和实现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民族团结，但它看到其北部和东部边界遭到侵犯，表现出东北部的弱点，并在首批战役开始后一周，在首都巴黎的城墙下听到了敌人的隆隆炮声。而今，法兰西的胜利不足于驱散未来所强加于它的隐忧……这种边界的简易状态是严峻的（……）始终都吸引各届政府的注意，它们根据不同的时代、形势或学说，通过自我壮大、联盟、国际谅解或者工事，来设法弥补这种简易状态。在经历了战争考验之后，法国已经放弃了自我壮大，签订了联盟，设法发展某些国际机构。然而，法兰西应当建立其设防边界吗？”
由于法国东北部边界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戴高乐认为，从军事上加强东北部边界是一件好事。但他在论要塞历史作用这篇文章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将国家的防务仅仅归结为加强的工事。因为这样做就是向他在前一篇文章中刚刚谴责过的“先验的学说”实行让步。戴高乐写道，没有这样的做法——“可以说，至少是将法国战略计划的总构思列入地形，即使不是将野战计划列入地形也罢”——更危险的了。在1926年1月致友人路易·纳辛的一封信中，戴高乐明确指出，统帅部应当“以手段的名义，将要塞（不管其形式如何）列入其计划，正如将兵力、军用物资、经济实力等列入其计划一样”。归根结底，戴高乐从传统的历史观出发看到，保护法国东北部的人力资源和工业资源要求长期捍卫这些地区，战争的现代手段将可能致力于此，但他不承认法国的军事学说取决于这种唯一的因素。
事实上，无论在贝当几乎占绝对影响的统帅部，还是在历届政府、政界和报界，戴高乐的上述分析都不占上风。大多数法国领导人肯定根据公众舆论，继续受到那些在四年战争中经历过的、连绵不断的战线经验的影响。当时，没有任何主张比建立一条设防战线，将来可以逐步加强这条防线，以便使法国边界变得固若金汤的做法更加符合逻辑的了。有了这条防线，就不再有异族入侵，不再有吃人的、往往是无益的进攻和反攻这种无休止的杀戮了。既然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又无意征服和控制任何外国领土，难道没有比它到此为止，受到“马其诺防线”的保护更加正常的吗？这样就造成了法国采取的军事政策与法国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和约，来捍卫现有的欧洲政治和领土秩序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悲惨的分离。此后，过去了近十年，人们才觉察到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于是，戴高乐将重新秉笔直书，为解决这种致命的矛盾找出一种出路，为建立另一种军事学说而进行战斗。
1925年底，戴高乐即将再次同那些在研究军事理论的同行中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或者推而广之，同那些在军界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此次，问题在于，在最高的水平上指挥战争，以及政权和统帅部各自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法国，政府的长期不稳定孕育了人们对政治家满腹疑云，使人们经常指责政治家不能制定长期计划——此时往往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把更多的权威和考虑全局利益归功于统帅部。因此，存在着政权在统帅部面前暴露的软弱，统帅部在领导战争的重大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戴高乐在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曾经分析和揭露过这种风险。戴高乐选择的这个事例，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了。这就是，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法兰西这个中央帝国如何领导战争的问题。
说真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完全不同于历史著作。首先，这本书是应当怎样领导战争的证明，是对政权同统帅部、国家同军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是对某种社会观、从而对戴高乐全部著作的阐述——这是其中最有意义的地方之一。根据那些在领导战争中最突出的事件，特别是“强化的宣战”、即殊死的潜水艇战争，戴高乐基本上证明，德国大参谋部在德皇身边的权威，军事领袖们在公共舆论中的民望得分，德国首相和大员退让的传统，凡此种种使人忘却了领导战争应属于政权的职权——即使政权应当采纳统帅部的意见，而领导军事行动应属于统帅部的职权。戴高乐描绘了当时不可避免的复杂形势导致德国走向战争的最后危机，下结论说：“强大而勇敢的一国人民突然陷入了崩溃，这就证明，违背了原则是要遭到惩罚的。”
这个结论是意味深长和明确无误的。戴高乐在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时清楚地知道，在军界，人们乐意批评政权对军队领域的干预，也总是欣赏德国参谋部。相反地，戴高乐揭露了军人对国家施加压力的危险——危险来自这些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置于一切之上的军人。戴高乐不仅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念进行强有力的辩护——他在这里暗示，军队必须按照那种比政权应当设计的还要更加普遍的观念，来制定其行动计划和塑造其学说——而且含蓄地号召国家、即政权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便使军队根据其国家利益观进行自我改造。
除了对政权同统帅部的关系、领导战争同领导战争行动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之外，戴高乐将他的思考范围延伸到哲学领域。据他所述，这里的哲学暗示着德国大参谋部的行为问题。
“也许进行这种研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进行阐述，将会暴露出杰出人物的共同缺点：对极端事业的特有爱好，对不惜一切都要扩大其个人势力的热情，对人类经验、理智和法律所确定的界限的蔑视。”
戴高乐把这种缺点看作是“尼采关于精英和超人理论的印记”，这些精英和超人在引导其信徒“对人类的痛苦”漠不关心，“如果不是把人类的痛苦作为必要和希望的事情欢迎的话”。戴高乐则用他所谓的“传统秩序的规则”，来反对上述这种极端、无度、加剧权势和暴力的试图。他把传统秩序的规则看作是“平衡、可能性和措施的感觉，唯独这种感觉使力量的事业变得持久和丰产起来”。作为《敌人内部地倾轧》一书的结论，戴高乐想要在书中最著名段落中的一些重要句子里，展示出这种“传统秩序”的形象。此书同戴高乐后来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也许戴高乐事先作了补充，阐明了它们的意义：“在有法国特色的花园里，任何一棵树都设法用自己的树荫来窒息其他的树，花坛满足于那种几何图形，水池不渴望那些瀑布，雕塑不想单独得到人们的欣赏。有时，从花园里流露出一种高尚而忧郁的情感。也许它来自这样的感觉：每个因素都处于孤立状态，但能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不过，这样会损害全局，而散步者对这种赋予花园优美和谐的规则感到庆幸。”
这是否戴高乐试图对其爱好——对文学有一种隐秘而持久的爱好——所作的让步呢？肯定是这样。这是否反映了戴高乐青年时代对博絮埃、沃弗纳尔格和维涅的作品的偏爱，体现了杰出的学生对历史的激情呢？那时，戴高乐学到了，路易十四实行的长久的和强有力的统治——它也是建筑师芒萨尔的时代——来自征服，它同在短短几年入侵中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的突然崩溃形成了对比。这是否据戴高乐自述，对他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重读过的、希腊和拉美国家历史学家的课文所作的遥远反响呢？肯定也是这样。但是，更加肯定的是，这里是戴高乐对社会作出的一个判断，拒绝那些过分的、冒险的或者怪诞的东西，显示其对独裁、内战和极端主义的深恶痛绝，就象对某种传统主义所谴责的那么多的暴行表示强烈反感一样。
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在继续下去。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恰好，戴高乐对他的朋友吕西安·纳辛——纳辛向他表示了祝贺——写道：“晋升是愉快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晋升，而是在于引人注目。”于是，戴高乐去特雷夫指挥第19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肯定是苛求的、被普遍认为是严厉的长官。但是，一旦结束指挥期，戴高乐就马上希望到高等军事学院去教书，或者回到贝当身边工作。戴高乐被调到了叙利亚。与其说他热情地接受这个分配，到不如说他逆来顺受。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没有表示希望去叙利亚。从军人生涯开始以来，甚至从成年以来，戴高乐想要献身于捍卫法兰西。是昔日的、现在的或者未来的欧洲战争使戴高乐满腔热情；显然，对他来说，所有的赌注都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眼下，从戴高乐的工作调动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他同伊冯少校一道，撰写了一部关于法国驻中东国家部队1916年至1930年期间开展行动的、非常讲事实的历史，并于1931年8月发表。但实际上，在叙利亚工作是一次经历新经验的机会，特别是一次当时相当罕见的、接近这个世界一角命运的机会。驻中东国家部队司令迪·格朗吕将军任命戴高乐为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局长，即情报局和行动局的局长。戴高乐住在贝鲁特，穿梭于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供职地点。当戴高乐采取主动行动，发现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来不及形成其看法时，他不太审慎地触犯了地方军事当局。显然，由此产生了从这封1930年6月来信中可以找到的矛盾。
“中东地区是个包括宗教、军队、帝国、商品在内的一切都要经过的、并非毫无变化的交通要道。我们在这里，已经驻守十年之久了。我的印象是我们没有深入进去，我们感到当地的人就象从前一样陌生（反之亦然）。确实，为了行动，我们在这个国家通过了最坏的制度，换言之，挑动当地人自我反抗，哪怕怂恿他们也罢。与此同时，人们在这里从未完成过任何成就，没有尼罗河的运河，没有帕尔米尔的引水渠，没有罗马的道路，没有油橄榄种植地——而没有约束。在我看来，我们的命运是完成这些事情，或者说从这里开始工作。也许怀疑派会加上第三种解决方法，换言之，继续今天的探索。因为时间在这里无足轻重，因为象桥梁和房子这样的建筑物，很容易找到继续歪着、歪上若干个世纪的办法。有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单身汉——非常理解叙利亚，并且‘懂得在那里做什么’。这就是卡特鲁上校。所以，他就离开了。”
自从这封信公开发表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信里面的矛盾。因为，暗示只有实行权威才能使近东社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与同时把卡特鲁当作唯一理解该地区问题的人来加以欢迎，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卡特鲁恰恰是最好地代表那种旨在民众内部激起争取解放、进步、逐步地掌握其自身命运意愿的政策的人。但是，就象矛盾一样，这里正在出现一些反应，即一位观察家的反应，他虽不是专家，但已经对其耳听目睹的事情发生兴趣的。戴高乐观察着一个看来几乎停滞不前、但在过去曾经接受过那么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旨在改革的的援助的国家，看到一个没有远大计划和不大明确其意愿的委任统治地机构。戴高乐也听说，卡特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是独自一人——在必须做什么的问题上有一种新颖的和连贯的观念；卡特鲁的思想观点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反响；但是，他也遭到了当地行政机构信奉的有限的保守主义的反对，而这个行政机构并未从法国政府那里接受过明确的政治推动，并且出于本能，怀疑那些届时能对委任统治提出置疑的新事。归根结底，是这种保守主义使戴高乐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不加区别地把保守主义归咎于民众的麻木不仁和行政机构的惰性，只是表现了他对这种缺乏进步、变化和前途感的状况的急躁情绪。这是一种在戴高乐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和气质的反应。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反应。戴高乐暗示说，如果人们毫无作为，那就会有同样多的人“离开这里”。这肯定不是一种平常的反应。当时，崇拜法兰西帝国达到了顶点，并在两年后通过在巴黎举办殖民地展览的盛况，达到了鼎盛时期。人们至少可以说，戴高乐不是因此而调到那里去的。他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是预料到，由于在中东地区没有做那种应该做的事，最好是“一走了之”。换言之，戴高乐并不认为，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方面，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存在对法国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
可是，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短暂逗留，并不仅仅给他留下这些反应。1931年7月，戴高乐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机会里，突然披露了他从此次逗留中得出的结论。当时，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举行发奖学金的仪式，耶稣会会士作为大学主人，邀请了法国高级专员出席。由于军衔最高的人拒绝发表讲话，戴高乐便奉命代表法国高级专员讲话。诗人、文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对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写道：“当时，所有的沉闷空气都暂时消失了。我们听到了那些在每分钟里都得到发明的、罕见的新思想。由戴高乐操纵的语言机器上升到偶然和便利之上，广泛地开辟了自由意志的领域，以及那种能够改变历史伟大力量的、人类能力的领域。”⑩为了在象让·拉库迪尔这样的出版者那里，毫无疑问，在所有戴高乐与之谈话的人那里，造成这样的冲击，他必须特别地同常用的套话实行决裂。因此，戴高乐选择了同黎巴嫩青年进行对话，谈论黎巴嫩青年的前途问题。
“献身于公益事业，”戴高乐说，“这是必要的，因为重建国家的时刻已经来到。对你们黎巴嫩青年来说，这项伟大的义务恰恰具有一种立即的和急迫的意义，因为这是你们必须建设的祖国。在这片神奇而富有历史底蕴的土地上，建设国家的重任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依靠大山这些坚强后盾，通过大海同西方国家的活动相连，并得到法兰西智慧和力量的帮助。这就是说，不仅要分享国家的职位，实行其职责，而且要向国家奉献这种高尚的人生，这种心灵的力量，否则，国家机构就会空空如也。你们必须树立和培养公共精神，换言之，人人都自愿服从于全局，这是政府实行权威、法院实行真正的公正、街道井然有序、公务员自觉工作的必要条件。没有牺牲，就没有国家。再说，黎巴嫩国家是从许许多多的牺牲中诞生的……是的，黎巴嫩的青年，明天将从这里毕业出去，准备完成国家的任务。沿着他们的父辈（其中有黎巴嫩共和国总统，我们首先要向他致敬）的足迹前进，决心执行纪律和发扬无私精神，通过一切心灵之路同法兰西相连，这样做的精英就将是一国人民——从此，它承担着自由的重大义务——的中流砥柱。”
这里的一切都会使那些聆听戴高乐讲话的人感到震撼。甚至戴高乐使用了“祖国”、“公共精神”、“国家”、“国家的任务”、“自由”等词汇，乃至同法兰西的关系这些被确定为应是“精神和心灵”的联系等，每个词都无不具有其爆炸性的词义。不过，事隔多年来看，没有任何字句只是显得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形式上是大度的，内容上是合理的。但是，人们不能搞错这个问题。当时，这种语言不是人们在法国的委托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法兰西帝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在世界上任何一块欧洲殖民地里使用的语言。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逗留即将结束，并从中汲取了教益。对戴高乐来说，在那里有着数国人民，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前途；当然，这些国家与法国人民不同，因此，它们有着与法国人民不同的命运；简言之，法兰西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存在。当时，这种思想在军队中并未占主导地位，远未如此，甚至在行政机构中也不是如此。
但是，这种情况却未能使迪·格朗吕将军在戴高乐即将动身返回法兰西的时刻，放弃对这位部下的赞不绝口。格朗吕在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评语中写道：“两年来，我可以赞赏戴高乐作为我的参谋部第三局局长的工作。对于他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拥有的全部品质，我不断地有一种与赞赏交织在一起的敬佩之情……迅速地把他推进到一个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不辜负众望的高级岗位，对于他的武器和整个军队来说，是有所裨益的，他将是一名优秀的军官。”然而，当戴高乐结束其逗留中东地区时，一次新的失望在等待他。尽管戴高乐在贝当身边进行了活动，但他没有争取他所希冀的高等军事学院教授的职位，再次遭到了排挤。戴高乐向贝当建议，要对领导战争的教学科目实行改革，暗示对民事机关干部和军队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但他看到，贝当的回答是，但愿“这种思想观点是有趣的……现在没有仓促实行的理由”。因此，戴高乐调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总秘书处。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项新工作的全部好处——他将处于关于防务政策辩论和会议的中心地位。戴高乐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为法兰西设计一个防御体系和一个军事工具。这样，戴高乐将第一次进入公共生活。
这时发表了戴高乐的一部著作，它比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更加显示出他个人关于人、领袖、权力、统帅部和行动的观念。这部著作收集了戴高乐从其发表过的讲演出发，逐步加以明确和修改，并长期审阅和重写过的一些文章。1932年，该书以一个暗示军事文学著作的题目《剑刃》出版。这时，西方世界已经感觉到，大动荡已经产生了首批效应，将要使它卷入战争。繁荣业已土崩瓦解了。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的股市破产拉开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序幕。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镑贬值了。中日战争在满洲国开辟了武装冲突的纪元。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中，《剑刃》的出版不仅是一种严格的和孤独的思考，对过去那些期待、悲伤和惊慌不安的岁月的追忆，而且是未来风暴将要引发的、未来行动的序曲，对社会——社会摆脱了军人，因为它只想到和平，但尚不知道和平已经失去——内部军人的奇特命运所做的分析。
戴高乐谈到了他生活的时代，以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来确定书中的“人物”——军人。军人是奉献给行动的思想家，是被迫等待的行动家。戴高乐在书中，首先提及军队在战争时期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之后，对和平时期放弃其所有活力所产生的忧郁情绪。但是，戴高乐想要使人们知道，这种“忧郁情绪”也可以用在一种深刻思潮的影响下排挤军事问题来加以解释。
“此外，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戴高乐写道，“看来一切都结合起来，以便扰乱人们的职业良心。群众在经过战争暴行后，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到处都流行着一种神秘主义，它不仅倾向于诅咒战争，而且倾向于认为战争已经灭亡，因为人们想要战争灭亡。虔诚，肯定是与驱魔同行的……”
戴高乐对词汇的选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明确地暗示说，时代精神正在拼命地进行努力，要发现那些认为战争从此灭亡的最好理由，但这种发现却没有严格的推理和信念。戴高乐担心自己囿于军人职业的骄傲，从此对各国人民的不安和希望漠不关心。
“看见一个病人向死亡伸手的情景，”戴高乐写道，“这是不能让任何人无动于衷的。”
戴高乐还站在那些寻求怎样确保和平的人一边，意识到下述问题：
“怎样去建立这种由各国人民——它们暂时得到了平静，不用激动万分的集体的帮助——向往的国际秩序呢？”
不过，戴高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马上预言：那些创造历史进程的不断的变化，正在排除瓜分世界的国家和强国享有持久稳定的可能性。
“人们是否认为，只要弱者想要变成强者，强者想要实行统治，老者想要幸存下去，就能使今日的平衡变成最终的平衡呢？如果这种演变继续下去，那么怎样才能使边界和强国稳定呢？”
关于怎样回答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裁军组织问题的争论，戴高乐补充说：“如果人们不能强制性地实行权利，那么光说权利是否是够呢？”他还引证了雷兹的红衣主教的话：“军队的法律遭到了人们的蔑视。”
这里，戴高乐无保留地揭露了一种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即认为人本身带有一切冲突的萌芽。
“人们在哪里看得见，那些制造武装冲突的热情和利益正在放弃其要求，某个大人物自愿放弃其所有的和他想要的东西，人们最终不再是人的情况呢？”
因此，戴高乐得出了对武力念咒的结论。与此同时，戴高乐在树立一种与其文化不可分离的人道主义，并且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方法的“无度”。如果人们不知道这点，那么这种对武力的念咒就会变成一种辩护。不管怎样，武力是与历史共存的，没有武力，历史就会变得不可设想。
“其实，没有武力，人们是否能设想生活吗？但愿人们阻止生命的诞生，但愿人们使精神不结果实，但愿人们冻结武器，但愿人们使需求昏睡，届时，无疑，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得武力继续必不可少。作为思想的方法，行动的工具，运动的条件，必须有武力这个稳婆来分娩整个进步。无论是主人的彩旗，还是金銮殿的城墙，或者革命的铁锤，都轮番地把秩序和自由归功于武力。作为城市的摇篮，帝国的幽灵，没落世界的掘墓人，武力在对各国人民发号施令，支配各国人民。”
当戴高乐发表了《剑刃》这些文字时，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刚刚结束。这个发表日期具有一种几乎动人心弦的象征主义。欧洲即将摆脱其还在含情脉脉地抱有的幻想：长期的和平前景，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限暴行的自然代替。正是在此时，戴高乐变成了挑战者和卡桑德拉神。作为挑战者，他彻底地——那怕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了任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希望，冲突正在出现。作为卡桑德拉神，他宣布这些冲突正在逼近，必须抬起头来，看着冲突。有关系，戴高乐已经决定进行撞击。与此同时，他要求让那些想要正视世界前途可能性人，拥有一种分析使用武力问题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代，但至少是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代。
“现在是，”戴高乐写道，“军队的精英们要重新意识到他们卓越的作用，将时间精力集中在战争这个唯一的目标上，高瞻远瞩的时候了。现在是他们重建那种适合其状态的哲学，以便归还剑刃的时候了。”
戴高乐的《剑刃》包含着一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在法国思想和观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并表明它转向后来岁月所发生的大灾难。在第一章《战争的行动》的描述中，戴高乐明确地印证了他在青年时代偏爱的那位哲学家，也许这是他偏爱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在智力方面，确实接受了这位哲学家的影响。
“柏格森业已指出，”戴高乐写道，“为了直接地接触现实，人应当怎样通过将本性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对现实的直觉。实际上，本性是存在于我们的自我之中，能力将我们同自然最接近地连接起来。多亏了柏格森，我们达到事物秩序的最深处，我们参予那种可能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和谐……对于战争统帅来说，在观念方面出现了一种与艺术家为主体的现象类似的现象。这个主体并不能使人使用智力。柏格森从中得出了一些教益、方法和知识。但是，在柏格森看来，只有通过一种本性能力的努力，以及那种唯一地同自然——从自然中可以迸发出火花来——进行直接接触的灵感，才有可能进行创作。关于军事艺术，人们可以引证柏格森谈论别人的话：人是自然的补充。”
戴高乐阐述这个主题时，不仅满怀热情，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爱心。因为戴高乐在这里重提了他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之间的争论。时势具有的无法预见的多变性，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则是战争行动的特点。
“战争如同生活，”戴高乐写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将不再发生，永远如此；而行动，不管怎样，很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对于军队消极的和往往狭隘的行为戴高乐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他多年来所作的的指责。
“有时，军人夸大其智力的相对无能，所以忽视对智力的利用，这是事实。”
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曲言法，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漂亮的一种曲言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战。但是，这是在戴高乐当时深受其熏陶的哲学条件下进行挑战。戴高乐在阅读柏格森的著作时，纳入了一种赞扬主观性——戴高乐写道，主观性是直觉，本性——赞扬自由的作用、并且否定实证知识的优势、否定对历史和科学决定论的信仰的轨迹之中。这是戴高乐在《剑刃》第一章《用动词开始？不！用行动开始》引证歌德的《浮士德》时，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的20世纪最强大的思潮之一。所以，当戴高乐瞥见20世纪的风暴时，他描绘了一位同疯狂事件进行斗争的“风暴人物”，这种描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再说，很强的个性为了斗争、考验和重大事件而树立的，它并不始终表现为这种在普通生活中讨人喜欢的、便利的好处和表面的诱惑。突出的特点通常是粗暴的、令人讨厌的，甚至是桀骜不逊的。即使群众低声地承认这些特点的优势，还给它们一种难以理解公正，那也极少看见人们喜欢、然后促进这些特点。而支配军人生涯的选择，更加乐意地涉及到那种讨人喜欢的事情，甚于那种值得赞扬的事情。”
当然，人们从这些文字中必定看到了戴高乐所描绘的自画像。由于卑微的军衔，戴高乐还继续生活在阴影之中，所以他在生活中希望，有朝一日，时势会使他象已经自我看到的那样脱颖而出。据此，《剑刃》这本著作对戴高乐的希望来说，几乎是一种讽刺。然而，如果不引证《剑刃》的写作日期在1927年，发表的日期在1932年，那就不会理解戴高乐。1927年的法国刚刚被普安卡雷——他在法郎重获坚挺的基础上，使法国感到安心——从一场货币灾难中拯救出来，并且相信白里安的真诚——白里安不作过分的让步，却巧妙地通过洛迦诺条约开始法德和解，据说由此确保了欧洲和平。可是，到了1932年，欧洲已经感到了冲击，并将因此发生动摇。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悲剧性的危机到纳粹在德国获得首次胜利，欧洲正在跨过一个个导致战争可能爆发的阶段。因此，《剑刃》第一章的结尾文字，便有了一个特殊的味道。
“我们的时代是不大有利于培养和遴选军事统帅的。最近经历的考验是过度的，其后果是使人们意志松懈，性格消沉，士气低落。而士气低落使舆论偏离战争秩序，不停地扰乱军心，直至扰乱那些最坚决的抱负。因此，在军队的行列里，谁不象从前这个有名的女人那样经常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这里当兵？我不知道！20世纪的全部希望已经遭到了吞噬！”
当1927年戴高乐写完《剑刃》一书的初稿时，恰恰他不相信当时的和平时代会无限延长下去。五年后，他深信悲剧正在卷土重来。
在《剑刃》的第二章《性格》和第三章《威信》里，戴高乐似乎继续描述其序言中业已证明过的、但更晚才描述的自画像。其中最有意义的段落已经成为援引戴高乐历史文献的经典段落。
“面对事件，有坚强性格的人是求助于自己。他的运动是在行动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把行动变成自己的事情。他远远不是在等级制的庇护之下生活，在文章里面躲藏，在报告中掩盖自己，而是奋起，昂然挺立和迎击敌人。”
怎么不把这段文字，看作是对戴高乐1940年6月18日发表抗战号召书的、奇特的预演呢？
“没有奥秘，威信是不能前进的，因为人们不大尊重那些过于熟悉的东西……没有言行的保留，通常就没有同样的、心灵的保留……保留，性格，伟大，这些威信的条件迫使那些想要获得威信的人，进行一种会使最大多数人感到讨厌的努力。这种不断的束缚，这种永远要经历的风险正在考验个性，直至其最秘密的心弦……这里，人们触及到一个没有作出很好的解释的、关于退役的动机问题。有些获得一切成功并得到人们欢呼的人，常常是放弃重担……而统帅置身于他人之外，因而失去那些在放弃职位、亲密相处、友谊本身中得到的温情。统帅注定要承受这种孤独感。据法盖所述，孤独感是‘高官的贫困’。。。。。。由此，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忧郁，人们发现一切庄严的东西都沉浸在忧郁之中。人与事都是如此。”
在20年代末的宁静的法国，即普安卡雷和白里安实行合作的法国，这种对个性的赞扬是奇特的，其深刻的根源在于20世纪初的思想。从前，尼采所著的《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呼吁过个人起来，超越那种——据这位哲学家所述——从基督教义和民主那里继承过来的平等观念。尼采揭露说，这种“生活的疲劳”与很强个性的事业是水火不容的。这样，被赞扬的“自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永远超越自我的任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米盖尔·德乌纳米诺和马沙多·德阿西提到过对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期待，仅仅是过好己的生活和丰富人的生活条件——的存在所具有的、悲剧性的感受。安德烈·纪德在《背德者》里，贝尔纳·肖在《社会的社会主义》里却确认了，在现代世界和社会组织的束缚中间，存在着那种同样受到存在哲学赞扬的、彻底的个性。戴高乐赞美“有坚强性格的人”的伟大，将威信提高到人类尊严的最高水平，从而纳入了某种思想路线。可是，戴高乐想要将其思考范围，确定在新时代和在20世纪中。他首先看到，20世纪中有集体的伟大干劲、民族的和社会的纪律、党派的势力，以及《群众的纪元》——奥特加伊·加塞赋予那部使其出名和在同时出版的著作以《群众的纪元》的题目。
有意义的是，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再次要为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进行辩护，彷佛向那些幻想和平、理智和进步的当代人和法国同胞说话，想要证明那些知道武器马上投入使用，所以在进行准备后，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的人做得正确似的。
“武器在任何时代都是野蛮行径的工具……不过，从武器中迸发出来的光芒往往照亮了智力领域……武器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搅动了最坏本性的污水。武器宣告了杀人，使仇恨滋长，使贪婪泛滥。但是，如果吕西费使用武器，那么人们就会看到武器掌握在大天使手中。。。。。穷人的高贵，罪犯的道歉，武器从最平凡的人那里汲取毫不利己的精神，给乞丐以荣誉，给奴隶以尊严。。。。。。武器对世界实行了酷刑，但也改造了世界。武器做了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分娩了无耻的人和最伟大的人——而伟人是时而在恐怖中爬行，时而在光荣中闪光。无论是可耻，还是光辉，武器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武器象思想和行动一样，是普遍的、多方面的和永恒的。”
在这篇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中，不仅有对历史的思考，对时代精神的智力挑战，而且披露了当时戴高乐心里的疑问，以及被抑制的疑惑和内心的希望。因为必须指出，在同一年，或者几乎在同时，戴高乐写信给他的朋友路易·纳辛，表示相信凡尔赛的欧洲正在土崩瓦解，德国即将重新威胁欧洲。可是，在此期间，戴高乐深感自己无所作为、停滞不前和孑然一身——时局使他在军队内部继续处于这种状态。再说，这是一个犯错误的时机——戴高乐在1928年所写的一封信函问题上，犯了一种奇怪而长期的错误。纳辛发表了这封信的内容。
“啊！如今，当兵是痛苦之极！然而，必须这样。过几年，为了来拯救祖国，人们将紧紧抓住我的燕尾服。”
后来，历史学家采用了纳辛的这个版本。
让·拉库迪尔得以获得此信的原件，经过更加仔细的研读，他发现戴高乐这样写道：“人们将紧紧抓住我们的燕尾服。”⑾戴高乐在这里谈的是军队，由于时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军队的作用重新占了优先地位。不过，戴高乐也想到了当时局突然发生变化时，届时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1932年，戴高乐在他从前撰写的、后来经过部分修改的讲演稿里，增补了新的一章：《政治家和士兵》。他在这里重新谈到了《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中心主题，即政权同统帅部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问题。戴高乐肯定加进了这样的考虑：向他认识和尊重的知识分子指出，蔑视军人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就象通常军人对政治家的变化无常或软弱发出的抱怨往往是不正确一样。戴高乐忠于他历来捍卫的传统观念，写道：
“时而，国务活动家侵入统帅部的领域，并且专横地左右战略。时而，军人滥用其武力，损害公共权力。但是，在这对合作伙伴中，一人的胜利便是另一人的瘫痪。这样，平衡被打破了，秩序被践踏了，活力被压制了。从此，行动转向了不连贯。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毫无疑问，戴高乐是特地给《剑刃》补写《政治家和士兵》这最后一章的。这样，在《剑刃》前几章里所写的，那些浪漫、挑战的和颂扬主导个性的东西，就找到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结论。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想法处于极端思想的30年代初，戴高乐肯定不愿意充当一个将一切都从属于“统帅”、“有坚强性格的人”及其“威信”的哲学的支持者。
然而，伟大是第一位的。怎么能设想在国家缺乏伟大时，伟大能落到军队的头上呢？在戴高乐的历史观里，对抗是世界的动力，因此，他不可能设想一个不是以迎击暴力挑战为首要义务的国家。《政治家和士兵》这一章将会有同样的命运，对于政治家和士兵来说，赌注是相同的。在经过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之后，我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共和国及其军队》。此后，戴高乐对我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同对于军队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遭到失败，还是获得胜利。”
因此，戴高乐在这个刚刚出版《剑刃》的1932年春天，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贝当并未按照戴高乐希望的那样，为了使他担任高等军事学院教授而进行干预，也无意把他重新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现在不仅不再有相互接近和举行有意义的会见，而且产生了一种人为的不和。因此，人们可以根据某种迹象相信，戴高乐以贝当的门生自居，而贝当以戴高乐的善良保护者自居，当戴高乐的“老板”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某些传记作者把他们两人关系的结束，看作是被1940年战争悲剧拆散的“一对”的、不平常的命运。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事实上，戴高乐在贝当的第33部兵团里服役，先后当过士兵和少尉。是贝当签署了表彰戴高乐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功劳的嘉奖令。尽管贝当晋升法国元帅，但他自然对戴高乐这位年青军官——戴高乐从波兰带回来出色的评语，并且已经以其智力天赋而出名，特别是不属于与贝当对立的派别——保留着回忆，因为人们一致认为，贝当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因此，贝当认为，戴高乐是属于他的人。人们看到，出于博得戴高乐好感的考虑，贝当曾经进行过干预，把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的评语写得更好一些。他把戴高乐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担任较低的职务也罢。贝当总是注意使用他的人，以此来加强他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和在所有军事机构中的个人权威，所以他甚至请高等军事学院校长埃兰将军出面，举办三次讲演会，让戴高乐上台向学院师生发表讲演，并且亲自出席。正是这三篇讲演稿加以部分修改，才构成《剑刃》一书的主干。戴高乐讲演是在1927年春天。同年底，戴高乐在特雷夫参加了轻步兵营，当上了营长。后来，贝当将戴高乐引向中东地区国家工作，不再想到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他们两人彼此疏远了。再说，他们俩在一本书的问题上开始了小小的争吵。此书是一人应当为另一人的利益而捉笔，著作者问题便变成了赌注……
关于贝当支持戴高乐进入高等军事学院，直到1927年时为止的问题，人们是不会搞错的。戴高乐没有任何有用的社会关系，而且担心他的被俘经历变成其军人生涯的一个不利条件，所以对戴高乐来说，贝当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保护者。再说，贝当在军队内部，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影响的“老板”。他是法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换言之，是真正的统帅。贝当的威信只有霞飞和福熙元帅堪与相比，远远胜过其他一战时代的元帅。由于名声显著，贝当在政界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人们爱听他的意见，比其他任何顾问的意见都更加爱听得多。霞飞是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这是唯一的一次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战役的胜利，法国统帅部唯一获得的、一次对德国统帅部的无可争辩的胜利——但他暗中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暗示说，1914年，加里尼作为巴黎的军事长官，是那次导致马恩河战役胜利的军事演习的、真正的指挥官。更何况，至少在一部分公共舆论看来，霞飞经常参与一战初期的大屠杀。作为统帅，福熙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否定，但他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命运问题上曾经同克雷蒙梭进行过争吵——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比人们所说的小——使他背上了一个过分批评政权的军人的恶名。对比而言，贝当似乎是一个大多数法国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熟识的、更加亲切和更加接近军队生活的人物。他曾在步兵这个拥有无数农民的兵种里服役。作为驻守法国本土军队的军官，贝当曾经呆过好几个驻军——那里聚集过无数的新兵。贝当的晋升，其实不比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军官更慢，而是一种符合规定的、传统的军人生涯。确实，贝当有理由强调自动武器和现代炮兵的火力具有可怕的有效性，批评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要采取进攻的、过分乐观的支持者。这样，贝当获得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名，尽管这种独立思考多半损害过他的晋升，何况当时他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不过，在军队的领导层里，贝当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得人心。一旦在阵地上证明其具有毋容置疑的策略感，他就马上得到霞飞毫不犹豫的提拔，先后晋升为准将旅长、师长和兵团司令，其晋升速度是引人注目的。此后，1917年，尼维尔攻势遭到失败，给了贝当晋升法军东北前线司令的机会。人们知道，当时，贝当使观望占了上风，作为对那些不成功的主动行动——迄今为止，它们造成了无法忍受的和挫伤士气的失败——的反应；他还采取某些简单的、但立竿见影的实际措施来改善部队生活条件，从而为克服士气危机——1917年的哗变起源于此——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换了其他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决定，因为显而易见，首先必须恢复军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应当等待美国援军的到来，彻底改变法国战线上的力量对比。可是，贝当保持了在所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统帅中最人道、最合情合理、最接近士兵的统帅名声。此外，还要补充说，贝当比其他人更加获得政界的欣赏，而政界内部还受到那种在国家世俗性问题上进行激烈斗争的影响，总是对教会和君主主义者在军队里的影响表示怀疑。人们对福熙的忠诚没有提出置疑，但福熙的坦率直言使人生气。众所周知，福熙是一个修行的天主教徒。德卡斯泰尔诺将军战功赫赫本，当能是他晋升元帅，但他却变成了一名广泛代表教会右翼的保守派议员。相反地，贝当既不是父亲，也没有经过宗教结婚，而是过着一种人所共知的同居生活；后来他虽经民事结婚，但允许自己有几次心血来潮。不管怎样，贝当是得到左右翼一致尊敬的人。作为军队总参谋长，贝当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选任最高军队职务，而别的元帅则被分配一些次要任务。简言之，贝当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戴高乐是不可能想象有比贝当更加有效、更有影响的保护者了。但这是否必须说，戴高乐是一个对贝当无保留的赞赏者呢？肯定不是。人们看到，在对战争和领导军事行动问题进行思考的每个阶段，戴高乐都是优先考虑运动、主动行动、利用时势的问题。戴高乐的气质和推理，使他疏远了贝当所代表的审慎的、有步骤的和有限的策略，以致人们有时走到对此进行过分讽刺的地步。对此，在他们两人相遇的初期，无疑是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矛盾的。贝当尚且考虑霞飞和福熙的意见，以军队总参谋长的身份签署了1921年的“指示”，要求组织大部队练兵，以便不仅适应“战线连绵不断的情况，而且（适应）自由地区的演习”。但是，贝当同霞飞和福熙之间的分歧在加深，直到1927年下达新“指示”，而启示这项新指示的，就是导致建立马其诺防线的连续工事的理论。这种理论分歧——不久后，它将成贝当同戴高乐的基本分歧——无疑不象后来那样明显，但它毕竟已经存在。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此是不会不关注的。
此外，戴高乐是否会不知道，在贝当战时所作的选择中有好几个处可争论的地方，或者至少说在人们对贝当的一致赞扬中有过分溢美的地方？戴高乐必定读过霞飞所著的《回忆录》。霞飞指出，一旦德军对凡尔登发动攻势，他的副手卡斯泰尔诺就马上赶赴现场，下达拯救凡尔登市的指示；在确保战役最后胜利的、进攻阶段中，功绩归于“尼维尔，幸亏他得到芒让的增援”。戴高乐更不会不知道，在遭到1918年德军攻势的最危急时刻，贝当曾建议法军向南线撤退，而英军向西线撤退，其结果就会使盟军战线遭到破裂，给敌人打开一道必定被其利用的突破口。人们知道，福熙激烈地反对贝当的这个建议，普安卡雷也强烈地反对一些他认为灾难性的建议，克雷蒙梭认为这里有一种不可挽回的失败风险，英国统帅部则气愤填膺。克雷蒙梭在争取英国政府指定盟军总司令人选时，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贝当，推荐了福熙。也许甚至戴高乐知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贝当曾建议法军在阿尔萨斯发动一次攻势，倘若真的发动这次攻势，那就会用当时所有的手段，使阿尔萨斯省遭到可怕的摧毁——问题在于解放该阿尔萨斯，何况所有的盟国都已经承诺将阿尔萨斯归还法国。不管怎样，戴高乐不能不知道，贝当在战争的好几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说真的，戴高乐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对任何人表示狂热的赞赏。戴高乐在记事本里写道，乔治·勒贡特所写的关于克雷蒙梭的著作是一本“现时的赞美书”，“历史将会作出更加正确和更加明确的评说”，而这种看法也并不妨碍他认为，克雷蒙梭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代表着“法兰西”。同样，戴高乐并未一贯地赞赏贝当这位在20年代初曾经保护过他的“老板”。1930年初，当贝当要求戴高乐为他起草一份在法兰西学院招待会上宣读的、公开赞扬福熙的讲话稿时，他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对进攻精神、演习意义和想象力的高度赞扬，简言之，高度赞扬了福熙的战略才能。贝当继承了福熙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职位，但他却以自己的学说和性格与福熙彻底对立。理所当然，戴高乐起草的讲话稿并未被贝当采纳。⑿
戴高乐之所以和保留的态度看待贝当，同贝当保持距离，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政府任命贝当为驻摩洛哥法军总司令，取代利奥泰时，戴高乐曾对贝当的作用下过严厉的判断。甚至好几名证人证实说，戴高乐多次使用过这样简明扼要的用语：“贝当元帅曾是一位伟人，他死于1925年。”⒀当阿贝德·埃尔－克力姆的暴动作为里夫暴动的一部分，蔓延到摩洛哥时，左翼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班勒维认为，当时担任驻摩洛哥总代表的利奥泰年事已高，无法应付局面，所以他拒绝向利奥泰派去其要求的、有限的增援部队。他派贝当去摩洛哥指挥法军。利奥泰把这看作是“背后捅上一刀”，也看作是一种谴责自己的方法，即把政治活动同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通过确定武力和谈判的方式来削弱暴动。贝当在摩洛哥领导100个营——其中多数是应其要求从法国派到摩洛哥的——时，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偏爱“用铁锤”来消灭暴动。此时，左翼联合政府肯定向排挤利奥泰位法兰西元帅的试图作了让步，因为利奥泰乐意用挑衅的方式，来炫耀其保皇分子的感情，并且奉行一种对摩洛哥的个性、摩洛哥君主的威信和摩洛哥建立国家的使命予以尊重的独特政策。政府偏爱贝当元帅，因为贝当更加符合一战以来的法军形象，他利用一些从法国本土教学中直接搬来的观念和方法，来对付里夫的那些瘦弱的山里区居民的暴动……戴高乐把贝当的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相当卑鄙的行为，也许甚至看作是一种为了排挤其同僚之一、廉价地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名声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这样做还会加强贝当指挥法国军队的绝对权力。
毫无疑问，贝当曾在某种程度上同情过戴高乐。人们知道，贝当欣赏戴高乐的讲演才华，将其工作成绩记录在案。他并不厌恶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无疑是把它看作是从前那种导致戴高乐反对上司的不同意见的回声。因此，贝当尊重戴高乐，是由于戴高乐的性格，但首先是由于戴高乐的风格。在领导军事行动问题上，贝当对戴高乐捍卫的关于运动、演习、想象等的思想观点，多半是毫无特殊重视。作为法兰西元帅，贝当以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而著称，位于一战最光荣的统帅之列，所以他对一名普通上尉的观点肯定只是漫不经心的。然而，正是戴高乐的讲话和文章的风格，引起了贝当的兴趣，关系到贝当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方式。贝当以此名义招募了戴高乐。
因此，戴高乐有了贝当这样的“老板”和保护人，但恰恰是这种运气导致他遇上了一场意义不大、但肯定非常令人生气的争论，这是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始料不及的。⒁这是因为，当福熙元帅去世，将其在法兰西学院院士位子腾出来时，贝当想要写一部军事历史著作，除了军队头衔之外，这本书著作的写作还会使他接替福熙的院士职位。在贝当看来，在他的全部合作者中间，谁都没有完成好该写作计划的能力。相反地，戴高乐具有撰写此书所必备的文笔。问题是要描绘贝当这位经历各个阶段的法国士兵的画像。当然，特别是要描绘这位1914年的士兵，凡尔登战役的士兵，1917年风暴和1918年战役的士兵。因此，贝当找戴高乐写书。1925年3月，戴高乐把初步的写作计划寄给了贝当。贝当对此表示满意，以致下令把戴高乐调到自己身边，并叮嘱戴高乐保守机密。简言之，对戴高乐来说，是要写出一本将来由贝当署名的书来。这在军队和其他地方都不是例外的做法。不管怎样，戴高乐在巴黎荣军院大街甲4号，占了三楼的一间个人办公室，在那里撰写这本要取名为《普通一兵》的书。在后来的两年里，恭维和烦恼的事情交替发生，而且恭维多于烦恼。但是，戴高乐于1927年11月，被任命为少校，动身去了美因茨。这样，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的地理距离疏远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贝当要求戴高乐不久后完成书稿，并想要把书稿改写成结论。戴高乐则对贝当迟迟不发表他的著作感到不快。不管怎样，1928年1月，贝当的助手奥代上校通知戴高乐说，他刚刚奉命审定其书稿的第二部分，由于修改很多，所以想要通报有关情况。戴高乐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应已经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
戴高乐对奥代写道：
“书如其人。此人，迄今为止，就是我本人。如果元帅想要让您写成另一本书，那我就毫无异议。我将彻底地修改我的书。但是，如果问题是要改变我的思想、我的哲学和我的风格，那我就要反对，并且面陈元帅。元帅从未想要承认写作与参谋部编辑的区别。所以，我常想，此事将很糟糕。”
此后，戴高乐给贝当写了另一封信。戴高乐在信中坚持认为，业已完成的撰稿工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他写道，这“完全来自公务劳动”。戴高乐甚至建议说，他的写作风格和方式业已出名，或者说以后将要出名，所以，必定要指出他对这本由贝当署名的著作所作的贡献。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损害。正如戴高乐明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大家知道贝当元帅的行动和思考意味着什么，也有数以千计的知情人知道元帅本人很讨厌写作”。因此，戴高乐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把他已经写好的稿子“不交给其他任何笔杆子审改”；其次，届时贝当“在序言或前言中，高度评价”他所作的贡献。当贝当办公室收到戴高乐的信函时，贝当的助手们作出强烈的反应。但贝当本人却变得更加理解，并在困难面前采取回避态度，答复戴高乐说，这部著作会包括最后一章，题名为“在我的关注下撰写的某些组织原则和使用原则（……）”，许诺在一篇共同起草的序言里提及戴高乐所作的贡献，并有意推迟该书的出版。
这是在1928年春天。此后数年里将谈不上出版的问题，尽管戴高乐作了几次提醒，如在祝贺新年时所作的那样。10年后，天主教作家达尼埃尔－罗普斯——他负责为普隆出版社出一套新的丛书，对阅读《剑刃》留下了深刻印象——便要求戴高乐撰写一本关于军队状况的书，拟取名为《当兵的人》。于是，戴高乐决定，修改那些贝当不想完成、或者不想发表的手稿。他打算以自己的方式来加以修改，提供其个人的结论，并争取贝当不加阻挠。1938年5月8日，戴高乐同普隆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并确定了一个新的书名《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三个月后，戴高乐在修改清样的同时，写信将自己的想法通报了贝当。他在信中提及当年贝当委托给他的撰稿工作，指出此后“流逝的12个年头”促使他认为，这个写作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但戴高乐提醒说，这部著作是“在贝当的推动下写成的”，所以建议“说明这个情况，例如以前言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并将其起草的前言稿附在信后。贝当对此表示坚决拒绝，甚至提及戴高乐为了写书而度过的“办公室的时光”，威胁说“现在和将来”都要“出版此书”。对此，戴高乐在一封详尽的信里进行了反驳。复信明确指出，在全书的600页中，有480页是在他离开贝当办公室以后起草的；其余的120页，他也作了深刻的修改；此外，他宁可“彻底放弃”贝当所作并留有痕迹的“修改、批评和建议”——“诚然，这无损于著作”。戴高乐复信的结论，不仅显示了他同贝当之间现已存在的全部距离，而且显示了他对此后作为作家兼军官的身份出现的关注。
“此外，”戴高乐写道，“元帅先生——这里且不谈11年前使您停止同我合作的原因——您肯定不会忘却，就我本人而言，此事的情况在这11年里发生了变化。当年，我37岁；而今，我48岁。从精神上说，我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受到您的伤害，元帅先生——失去了幻想，丧失了雄心。从思想观点和风格方面来说，我过去是无人理睬，现在开始不再这样了。简言之，现在，我既缺少可塑性，也缺少‘隐姓埋名’，尽管这两样东西对于我把自己在文史方面所能具备的才华记到他人账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戴高乐在1938年通过他为“装甲兵团”所作的宣传运动，就已经有名气了，至少在某些社会阶层中是出了名的，但他也知道贝当不支持自己。而今，戴高乐在谈到自己的怀念、保留意见和距离时，并不克制自己。不管怎样，贝当在复信中建议在1938年8月28日星期日约见戴高乐，并要求戴高乐在几天内把《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的清样交给他。此次会见达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协议：戴高乐承诺在前言中说明，他撰写此书归功于贝当元帅的指示。但他拒绝把清样留给贝当，因为他感到，这会引起新的不快和发生不适时宜的事情。不管怎样，一周后，贝当把他代拟的一份“题词方案”寄给了戴高乐：“我谨向贝当元帅先生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承蒙他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以其忠告帮助我准备此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旧制度》、《革命》、《拿破仑》和《从一个灾难到另一个灾难》）。”戴高乐修改了这个题词方案，把它改成自己的风格：“致贝当元帅先生，承蒙他想要撰写此书，以其忠告来指导前五章的写作，并且多亏他，最后两章成为我们胜利的历史。”不过，这种更有文学性和更加奉承的修改，足以挑起贝当——也许他在亲信的影响下——进行激烈的反驳。贝当威胁说，如果不恢复他起草的题词，那他就要去找普隆出版社。戴高乐答复说，贝当的题词只是作为通知寄给他的；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题词“会遭到不赞成”；但是，可以在将来的印刷书中用贝当题词来加以替代。这样就结束了这次小小的争吵——如果不久后，命运不挑动贝当和戴高乐斗来斗去的话，那么这次争吵对任何其他人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详细地研究了由戴高乐撰写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这本书的不同版本——此书是戴高乐当年在贝当办公室里供职时起草的，后来又加上贝当本人或者其主要助手洛尔上校所加的批注。他们确实查明，没有记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他们甚至看到，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在思想和观点方面的分岐达到了何等程度。首先是米歇尔·鲁瓦耶，其次是让·拉库迪尔，致力于这种方法上的比较。⒂人们将注意到，关于大革命时期将领问题的段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戴高乐写道：“政治上的狂热把这些将领变成了玩物”，剥夺了他们的“威信”，“经常”剥夺他们的“生命”，“有时”剥夺他们的“荣誉”。贝当想把“生命”放在句子的最后，但戴高乐摒弃贝当的建议，指出：“威信、生命、荣誉，这样排列是一种渐进。”他还强调荣誉这个最后的词。让－米歇尔·鲁瓦耶暗示说，是否必须认为，对于戴高乐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去荣誉，对于贝当来说，则是失去生命呢？……不管怎样，《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远甚于从前的《剑刃》和《建立职业军》。戴高乐象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作者一样，起草了一篇《请予刊登》的文字：
“此书是一部传记。其主题是苦难的、战斗的和胜利的法兰西。但是，因为我们只爱那种使我们激动人心的东西，所以《法兰西和它的军队》适合于突出那种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民族是同军队一道，经历其盛衰的……必须在人民身上去寻求其光荣和痛苦的原因，就象必须从一个人身上去寻找其荣誉或眼泪的秘密一样……由于在祖国的上空重新出现了重大威胁，但愿此书能为祖国尽绵薄之力……”
此书出售了第一次印刷的4000册，然后出售了第二次印刷的3700册中的2000册。总的来说，新闻界是持积极态度的。贝当则没有罢休，他的怨恨还在加剧，竟然对私立政治科学学校校长、未来的大使罗歇·塞杜此前提出的、邀请戴高乐就国防问题举行一系列讲座的建议，答复说：“我熟悉戴高乐上校。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和缺乏教养的人。我曾对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给予过广泛的指导。但他不同我磋商就撰写此书，而且只是通过邮购给我寄来一本……后来，是我主持了您考虑举办的、由我参谋部的军官参加的讲座……但是，我将在暑假后复课一开始，就亲自上讲座开幕第一课。”事实上，许多人参加了讲座，听贝当讲大战问题——据塞杜所述，贝当既不提“霞飞的名字”，也不提“福熙的名字”。自然，人们为贝当鼓掌，但是，讲座的听众没有得到与塞杜同样的印象。大学生塞尔日·马费尔——后来是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感到，贝当是无限地低于他的名声的，或者说，他已经完蛋了。1940年，马费尔参加抵抗运动时对贝当的讲座还记忆犹新。
这时，戴高乐已经置身于有关法国军事政策问题的大辩论的中心了。从此，戴高乐的军人生涯——总之，直到30年代初为止，这种生涯是比较正常的和传统的——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戴高乐的人生永远打上了创伤很深的印记。人们看到，戴高乐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这是一个团结的、总的来说幸福的家庭。家庭生活遵守传统的规则；不言而喻，言谈举止要讲礼节；宗教信仰不受怀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戴高乐同妻子伊冯娜的信件更能见证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了，这些信件后来得到发表，信中直接了当地表达了他们俩的爱情、温情和信任。可是，1928年1月1日，安娜·戴高乐在特雷夫诞生。在勒维－索拉尔教授的监护下，安娜的诞生是难产，远甚于老大菲利浦和老二伊丽莎白。不久后，安娜似乎患有某种生理缺陷，只是几个月后人们才准确地觉察到这种缺陷。戴高乐夫妇的忧伤心情从伊冯娜1929年1月6日的信函中可见一斑：“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放弃一切的雄心、财产等等，假如这样做会改善小安娜的身体健康。”紫外线治疗并不能改变一切。安娜将仍然是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残疾人。不管怎样，大家商定，安娜将永远在家庭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将成为全家的中心。
因此，可以相信，对戴高乐来说，安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生的中心。据说，安娜从未叫过“妈妈”，但她始终会叫“爸爸”。要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戴高乐从贝鲁特的法军参谋部办公室回来，从巴黎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办公室回来，或者从梅兹——从1938年起，他在那里指挥一个坦克团，并定期返回科隆贝双教堂镇——的军营回来。晚上，戴高乐用很长的时间，在小安娜身边唱歌，或者给她唱儿歌，虽然安娜听不懂儿歌，但儿歌的声音却使她欣喜若狂。这就是戴高乐生活背后的情景。而此时的戴高乐正在进行重大的历史战役，正在这些战役把戴高乐造就成20世纪最有名的法国人。戴高乐不愿意让安娜远离自己，甚至在他1940年奔赴伦敦时也是这样。后来，安娜同她母亲、哥哥、姐姐以及照料她生活的博泰尔夫人一道，在伦敦同戴高乐会合。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48年2月6日为止。那天，戴高乐在安娜的墓前，说了这样一句概述其命运的话：“现在，她象其他人一样了。”毫无疑问，女儿的残疾对于戴高乐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此外，还要补上戴高乐的弟弟雅克这位最亲近他的人的不幸。1926年，年满34岁的雅克作为矿山工程师和三个孩子的父亲，患上了昏睡性脑炎。他逐渐地、不可治愈地瘫痪起来，直到痛苦得精疲力尽，只能长期卧床不起，仅仅靠神智在延续生命。戴高乐定期去探望雅克。后来，战争突然爆发。1942年，为了躲避德国警察对戴高乐家族所有成员的追捕，雅克被人背着，秘密地送到了瑞士，这多亏了“蛇头”网络——皮埃尔神父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帮助。雅克。戴高乐于1946年去世。据雅克的儿子贝尔纳所述，弟弟雅克的殉难比女儿安娜的残疾更使戴高乐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人们毕竟用温柔去关心安娜，使她获得了内心的欢乐。
人们可以估量，对戴高乐来说，日复一日地看到安娜的痛苦和残疾意味着什么。让·拉库迪尔收集了戴高乐的一位医生的证词。
“没有安娜，”戴高乐对这位医生私下说，“也许我不会做到我所做的一切。她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事。她给了我那么多的勇气……”
作为戴高乐在1948年的副官，克洛德·居伊在1948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对他提到了安娜临终前的状况，讲了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隐情。⒃
“这是一名女囚。在这个小生命身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和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假如安娜不曾生病。。。。。象她那样，那她就会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她对我们是那样的亲热！尽管安娜因身体状况而被人遗忘，但她会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当然，我清楚，曾经有过许多人比她更加有用，而且他们已经亡故了！然而，如果有上帝存在，那她就是一颗刚刚被上帝召唤过的、被解放了的灵魂。她将来是会有用的……她过去充当了我和她母亲之间的纽带，她将来会使我们继续在一起，在一个我和戴高乐夫人必须继续在一起的时刻，在国家的眼里，我听见……”
在后来写的一篇报告中，居伊还补充说：“我对他吐露的这番隐情话大吃一惊，以致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话。当晚，我问过我们谈话时在场的博纳瓦尔（戴高乐将军的另一名副官），他是否保留着与我同样的记忆。博纳瓦尔向我证实说，我听得没错。”
不管安娜在戴高乐的人生中起到何种秘密作用，假如没有安娜，没有这种痛苦，没有这种命运，那么戴高乐就不会是他现在这个模样。在戴高乐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篇讲话和每一个行动中，在戴高乐纳入20世纪的人生奇遇的每一个阶段中，必须觉察到这种秘密的动力。戴高乐毕生都隐藏这种动力。毫无疑问，对戴高乐来说，这种动力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

1932年春天，戴高乐了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常设总秘书处。他先是担任负责公文的“拟稿秘书”，然后在1933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校，领导负责起草战时国家组织法的第三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戴高乐在最高机构的水平上，了解一切关于法国防务体系前途问题的辩论，一切关于准备未来战争问题的卷宗。戴高乐亲自写道：“在1932年至1937年的14届政府期间，我在调研方面，在一切涉及到国家防务问题上参与了全部政治、技术和行政管理活动。”这样，他的视野已经进入了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事务。
在此期间，戴高乐是以他的方式，在他的领域里进入历史的。因为1934年，他发表了新著《建立职业军》。此次，他在一场关系到世界各大国利益、其主题极其重大的辩论中表了态。如果突然爆发未来的世界大战，那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样呢？戴高乐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法国必须做什么。当时，只是涉及到20世纪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以及法国军队的命运。不管是否陷入1940年的战争，戴高乐都会在这次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辩论里占有一席之地，并试图预言二战的进程。
归根结底，这场大辩论早在签订1919年条约之后就开始了。如同正常情况一样，在法国，是军队的主要统帅，那些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相继占有军队最高职位的统帅引导着这场大辩论。首先是贝当，他曾经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然后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即战争状态下的最高统帅，直至1931年为止；以及担任参谋长一职的比阿将军（直至1924年去世）和德贝内将军（直至1930年），他们都是贝当的门生，也可以说是贝当的“影子”。其次是魏刚，他于1931年接替贝当（贝当仍然担任政府国防顾问），担任防空总督察，并在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第三是甘默林，他从1935年起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然后担任其职务并兼最高统帅。因此，主要是贝当，以及魏刚，他们两人对法国军队实行最高权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在1918年战争胜利之后，问题是要知道，法国将要选择什么军事政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了思考，就其战争经验问题发表了长长的系列回忆录、“日记”、报道和论文。因为人们可以吸取不同的或者甚至自相矛盾的经验教训，而且当时的辩论会获得其全部意义。但不久后就作出了关于将一切由军官撰写的、关于战争历史或外国军队情况的出版物交国防部长办公室批准的决定，从而下达了停止辩论的禁令。这样，由于军事纪律的狭隘观念和军队最高层对维护其权威的日常考虑，导致了批评的局限性。政权本来会理解，最好是容许开始真正的讨论，但是，由于对军队主要统帅的威信留下深刻印象，它放弃了这种讨论。
可是，在杂志、书本上或者在最高军事学院的课堂上渐渐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学派。一派是对技术性的某种崇拜。这种崇拜被工业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的根本意义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从《火力计划》在堑壕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中获得启示，所以使那种的以人们看到的可怕的屠杀人类为根据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方法学的、科学的和几乎行政学的观念名誉扫地，从而得出下述结论：如果事先不通过大量使用一种用好的武器来摧毁敌人，那就不再采取任何进攻和占领任何土地。相反地，另一派想要从1918年的进攻中得到启示——这种进攻例子使许多军官重新产生了希望，希望恢复一种赋予人的主动行动、部队运动和演习以更加重要地位的战争。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当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的教授进行艰难对抗时，他站到了第二种学派一边。戴高乐属于下述这些人：在盟国和在德国，他们把阵地战看作是“对战略的否定”，因为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只会导致血腥的猛攻——人们从堑壕到堑壕，几乎只能向前推进几公里。但是，是不可避免地对武器演变实行惩罚，最终导致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人们只能通过新的技术革命，来摆脱这种状态。1918年使用坦克车，以及坦克车在战争后期参加胜利的攻势，恰好宣告了这种新技术革命。
在这两种学派中间，是第一种学派在法国最高军事当局中占上风。在最高当局这一级，堑壕战的经验已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人们已经忘记，马恩河战役首先是进攻和反攻的连续；如果说德国军队赢得马恩河战役胜利，那么无疑法国军队就无法在别处恢复“连绵不断的战线”。人们已经忘记，1915年德国在俄国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也是开展大规模进攻的结果；如果德国在1916年重获胜利，那就能导致俄国在军事上的崩溃。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战争的最后进攻的教益。由于坚持反对那种在1914年战争之前在高等陆军学院占上风的、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崇拜，人们已经忘记，即使福熙和朗尔扎克在高等陆军学院鼓吹过进攻策略，他们也不会“专一地和盲目地”运用这种策略。当时，贝当系统地赋予“火力”在战役中的重要作用以首要地位，并通过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来证明这种思想，因此，人们把它当成一种排斥其他任何思想的教条，在20年代用这种教条来启示法国军事学说的基本文件。作为法国军队的领导人，贝当本人注意到要使这种学说不可触犯，他相信自己一人胜过大家，通过他从前预言堑壕战和减少士兵鲜血的名声来赢得军队的崇拜，坚持扎根于这种学说，并使其一成不变。
人们想在这种战争观指导下制定法国的军事政策。①1921年，贝当向政府呈送一篇关于保护边界的报告，其目的就在于此。贝当建议说，法国绝对不能让敌人入侵其东北地区这些对其工业、因而对其防务具有根本意义的省份。因此，法国应当在东北地区构筑一个尽可能靠近边界的防御性战场。霞飞则反对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也许他关注1918年战争进攻的教益，他认为现在的战线不能再重蹈过去、直到1917年停滞状态的覆辙。霞飞宁可构筑“设防地区”——该地区有其六分之五的面积对着比利时，它可以作为法军主力的支点，用于更加可靠地进行演习，或者更加坚固地组织防御——而不愿意在边界构筑连绵不断的设防战线。但是，贝当反对霞飞的主张。由纪尧马将军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按贝当的指示办事。马其诺从贝当的建议得到了启示，便在1930年使议会投票通过了有关法案，提供了为在法国莫泽尔和瑞士边界之间建立连续的堡垒所必要的拨款。其实，最高统帅部已经从1928年开始建造马其诺防线，并规定在1934年竣工。在统帅部看来，这个竣工期限很重要，因为从1935年起，由一战造成的低下的人口出生率会使每年可动员的兵力从24万人降为17万人。因此，总之是贝当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其学说的启示——占了上风。相反地，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在其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论文中，提出一种与霞飞捍卫的主张非常相近的观念。由于贝当建议占了上风，建造“马其诺防线”就成为法国军备努力的基本任务，其余的事就只限于对五个步兵师实行“摩托化”，即给它们配备运输卡车，给一个骑兵师配备自动机枪，给其他五个骑兵师所属的三分之一的旅实行“摩托化”。但这个计划只能慢慢地执行，尽管它是那么有限。
在这一年，戴高乐利用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经验，阐述了其关于20世纪前期现代国家指挥战争问题的思考意见。1934年1月1日，戴高乐在《法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外的经济动员》的文章。他指出，防务制度必须严格地同实行防务制度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戴高乐写道，意大利的事例暗示了极权主义制度的束缚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但他在谈论问题时所用的语汇表明，作为一位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的人，他对这种极权主义制度深恶痛绝。相反地，戴高乐用美国国家领导人同工业负责人紧密合作的事例，来说明美国经济动员制度的特点，援引了下述实例：除了负责经济动员的美国军方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由实业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襄助军方领导人工作”。戴高乐通过其意见的基调暗示，如果美国的模式适应法国的情况，那它就有可能部分地启示法国制定一部关于战时国家组织的现代大法。
恰好，戴高乐所在的最高国际委员会总秘书处承担了起草这部法律的使命。法律早在1928年就已制定，但此后在议会两院搁浅。1935年底又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草案。1936年3月，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有关报告，而此时希特勒上台已有三年多了。可是，经过立法选举，新一届众议院在立法方面有了别的考虑。不过，达拉第坚持要通过这个已在众议院得到通过的、但后来参议院却迟迟不审议的法律草案，以致必须等到1938年3月成立第二届勃鲁姆政府，首任国务副秘书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最终使议会两院表决通过了法律草案。在此通过法律之际，戴高乐能够衡量出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慢条斯理、迟迟不作决定，政府部长无法强制性地推行真正的优先政策。
人们感到，戴高乐对制定战时国家组织法所作的贡献并非是他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唯一贡献。他在那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起草一份最高国防委员会定于1933年初通过的文件，文明应当表明制定一项“国防计划”②的必要性。戴高乐刚刚被安排新职，而且新近晋升为少校军阶，所以自然不能躲避这项任务。但显而易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防务努力的方向，力量的配置，统帅部的联系，主要的战略选择——归根结底是指挥战争，凡此种种，显然都取决于突然爆发战争的时势。换言之，要取决于当时发挥作用的下述因素：要击败的敌人的性质，一条战线或好几条战线的存在，联盟，最初的力量对比，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潜力等。对戴高乐来说，在他理所当然地揭露战时的临时安排处于危险的无序状态的同时，制定国防计划也只是一种强调“指挥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势”的机会，而其他的军官却在狂热地捍卫所谓“在坚实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观点，以及“尽管时势，但也坚持这些既有决定”的必要性。归根结底，这是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们早就进行的争论。争论是通过那些在文章边上加上的批注、杠杠、评语等方式来重新出现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周围的大部分人对戴高乐一人有着非常强烈的仇恨，因为他已经公开代表“不墨守成规”的态度，不掩饰他对统帅部的保守主义进行的批评，在强调政权首要地位的同时，毫不拘束地反对军界的一般偏见。戴高乐知道这部分人的仇恨，也感受到这点，从此，他无疑注意到缓和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紧张局面。戴高乐1933年在《蓝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国防政策》的文章，在耶稣会杂志《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军人职业》的文章，则具有更加传统的基调，极其明确地歌颂职业军人的德行，以致时任国防部长的莫兰将军——正如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莫兰非常敌视戴高乐在两年前阐述的关于建立装甲师的观点——一度好意安排他到培养未来将军的摇篮——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去举办系列讲座。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比诺将军注意到，戴高乐“不在前进，只是勤奋地专心工作”，似乎想要“自觉地避免标新立异”。
事隔多年来再看，不管这种事情显得多么反常，在1932年——离爆发一场在性质和规模上史无前例的、空前无度的战争只有七年——裁军是那些承担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考虑的中心问题。这些考虑来源于1919年签订凡尔赛条约，因为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将其兵力限制在10万人，不让德国拥有重炮和坦克、飞机和潜水艇，并特意规定德国作为战败国的裁军应导致后来实行的普遍裁军。美英两国早已在1921年至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1930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实现了一种非常有限的、对部分海军的裁军，但是，即将谈判的赌注问题首先是陆军问题。诚然，1918年的战争胜利赋予法国军队以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名，但在法国，人们清楚地知道，虽然重建国家和反通货膨胀斗争使削减军事拨款变得必不可少，但这种削减却大大危害了法国军队的真实和潜在的实力。尤其是人们看到，同拥有6000多万人口和更加发达得多的工业的德国相比较，拥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则力量弱小得多，除非阻止德国重整军备。因此，1924年，在左翼联盟获胜后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和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直至1932年初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两人，建议签订一份旨在强制性仲裁一切危机的《日内瓦议定书》，如能签订这份议定书，就能使拒绝议定书构成一种会自动招致军事惩罚的侵略行为。但是，唯独“自动”实行军事惩罚这一条激起英美两国的坚决反对——美国象苏联一样参与这个反对，虽然美国和苏联不是国际联盟成员。英美苏三国使法国的计划搁了浅。
然而，有理由认为，德国在此时间正在重新武装起来。冯·泽克特将军从1919年7月9日指挥德军以来进行的重整军备，业已取得重大成果。在1929年发表的《士兵的思想》一书里，泽特克强调了职业军要有学习新技术和设计现代战争新观念的能力，正如德军是职业军那样。从方法上讲，他研究了那些被凡尔赛条约禁止的武器的原型，并且能够到外国去试验这些武器。然后，德军的总兵力上升到15万人，军人的服役期限先后减为6年和4年，以致很快重建起一支可供动员和训练有素的后备军。最后，1932年，德国军事预算增至7888亿马克，而三年前仅为4300亿。在法国领导人眼里，德国正在跨越一个个如同德文所谓的“德国国防军”的阶段，换言之，将凡尔赛条约限制的德国军队扩大为一支拥有21个师的军队。③
在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之时，法国政府刚刚采取一个重要的主动行动，旨在制定一项关于通过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惩罚任何重整军备的总框架协议，阻止德国进行单方面的重整军备。④1932年2月5日，法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安德烈·塔尔迪埃提出了一项关于对各国军队实行严格限制、但同时建立一支国际军队的计划。这支国际军队将会由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签订地区互助协议的国家的部队组成，并且唯独它可以拥有轰炸机、重炮、坦克和战舰。美英两国再次挫败了法国政府提出的这项计划。当赫里欧在1932年春天选举之后重返权力时，他也想达成一项关于裁军问题的总协议。⑤因此，国防部长兼法国驻日内瓦总代表约瑟夫·保罗－蓬古尔奉命起草一份后来以《建设性计划》⑥著称的新计划。戴高乐参与了这项计划的筹备工作，看到了新计划的起草过程。10月22日，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讨论了新计划。接着，在10月24日上下午又举行了两次会议。⑦戴高乐在几位代理秘书的军官之列，列席了所有这些会议。这份《建设性计划》规定，要向任何遭到侵略的国家几乎自动地提供援助，并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计划倾向于把欧洲国家的陆军归并成“一支短期服役的、人员有限的、不适合于突然进攻的”和没有重武器的“国家军队”。但是，参加新体制的国家将把那些专门用于联合行动、为此配备全套现代武器的部队交付国联使用。从各国军队中抽出来的其他一切重武器则贮放在由国联监督的地方，只是用于被国联所要求的“联合行动”或者用于“正当防卫”。此外，武器制造以后会“受到国际一级的监督和组织”，由国联检查每年实行一次特殊监督，检查各国是否执行计划中规定的义务。
贝当和魏刚认为，对法国来说，唯一的安全仍然是法国军队保持其对德军的优势地位。⑧可是，赫里欧和保罗－蓬古尔认为，他们制定的《建设性计划》会确保法国获得美英两国、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的支持；从和平时代起，最终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际军队，唯独它拥有现代武器，立即用于抗击侵略者，侵略者拥有决定性优势。10月28日，在阿尔贝·勒布伦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了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这建设性计划。
11月14日公布了《建议性计划》。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计划于12月10日，达到了与制定者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⑨英国首先谋求让德国重返裁军会议。为了裁军，英国要求宣布这种迄今被法国加以拒绝的“权利平等”。因此，英国竭力要将德国的权利要求同《建设性计划》挂钩。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前后持续了12月的第一周。赫里欧最终是这样确定其立场的：“法国承认，会议的目的是要赋予德国和其他被凡尔赛条约解除武装的强国以权力平等——这是在一种包括对各国安全和对法国本国安全在内的制度下享有的权利平等。”⑩当时由冯·巴本总理领导的德国政府赞同这一立场，并利用其返回裁军会议和参加未来的“安全”制度，通过12月10日下午2时30分签署的协议，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权利平等”。从《建设性计划》那里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了，而且50天后，希特勒就上了台。
这就是戴高乐当时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证人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毫无疑问，戴高乐想从此次经验中汲取全部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无可争辩地是，德国刚刚取得了重大成功。人们业已知道，德国或多或少地是在悄悄地重新武装起来。现在人们可以肯定，德国以“权利平等”的名义继续和加速其重整军备，援引法国军队仍然处于对德国的优势，来证明其重整军备的正确性。诚然，严格地说，凡尔赛条约并未被废除，因此从理论上说，法国可以根据其第249条，对任何现行的和无可争辩地违反军事条款的行为展开军事反击。但是，人们刚刚承认德国的“权利平等”，从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向德国提供了强大的根据，支持其重整军备。再说，人们证实，在这种涉及到欧洲大陆平衡的事件里，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毋言争辩地支持德国的立场，事先同意德国拥有一支至少与法国相同的军事力量。更加说明问题的是，英国是在没有获得由《建设性计划》确定的任何保证、甚至让法国计划永远消亡的情况下同意德国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经过或多或少的短时间，德国的军事力量将会赶上法国的军事力量，届时，德国的工业潜力和人口潜力比法国大得多，因而使德国获得优势。此后法国面临着双重前景：法国有可能被强大的德国远远地超过，尽管德国从1918年以来远远地低于法国；但与此同时，在突然爆发一些决定性的事件时，法国有可能面对德国，处于孤立状态，就象人们刚刚看到的英国支持德国的举措所暗示的那样。
1933年，戴高乐整年都在制定和形成其关于反击的思想，他认为，而今，法国面前临着可怕的挑战，应当对此进行反击。其成果是，戴高乐在1934年5月5日发表了1940年之前的最重要的著作《建立职业军》，这是法国军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通过从《建设性计划》被埋葬以来的18个月里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还加强了下述决心和信念：必须完全重建法国的防御体系，但时间却很紧迫。戴高乐首先看到，法国军事机器遭到了逐步的、但显然是不可阻挡的毁坏。1932年6月，国防部预算削减了3亿法郎，同年10月，武器拨款削减了1亿2千万法郎。1933年1月，人们规定削减国家支出40亿法郎，其中削减军事支出20多亿，削减陆军预算一半。由此看来，必须减少20个至14个现役师。然后，人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还要制定一个新法，但不能肯定新法在议会两院投票中通过。后来，人们计划在3万名军官的总数中裁减5千名，何况在翌年改变这个决定之前，业已取消了1800名军官的就业机会。1933年底，必须重新考虑削减军事拨款，原定的1934年度预算只能征召不到20万人的兵力。换言之，有20个师里的5个师，即和平时期的四分之一军队，不再被视为现役师，要由一支比例太大的后备军来补充。
1934年是法国军队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的一年。在2月6日发生骚乱，导致达拉第政府辞职和杜梅戈内阁这个包括从右翼到激进社会党人的政府取而代之之后，贝当在同年担任国防部长。这时，贝当从魏刚那里收到了一个关于军队现状的报告，证实了法国统帅部对德国重整军备、对法军力量的削弱、甚至对人们开始在法兰西帝国中觉察的混乱及其对殖民军队的影响表示忧虑。“近年来，人们看到，”魏刚指出，“北非部队的思想状态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演变。这种演变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演变已经产生了一些后果，其严重性谁都不应该视而不见。因此，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看到，新兵入伍的人数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与1932年相比，1933年减了5000个入伍合同），重新入伍的人数也有下降。士兵更加不满，不大忠于自己的上司。他们更加关注外界的影响；他们经常与平民来往，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现象。在军纪的表面现象后面，可以看出，士兵的精神倾向于脱离我们。去年，在驻扎法国的部队里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一名法国军官被一名土著军官杀害，士兵开小差，军人参加土著革命者大会。”⑾魏刚感到惊慌，从中发现了一种反殖民秩序暴动的预兆。显然魏刚分不清这种预兆的原因、基础、届时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但他却看到了严重后果……
事件爆发的日子在临近，德国和意大利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人们可以认为，到翌年1935年，萨尔地区将要通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法国战时诞生的“一代出生率很低”导致减少每年可动员的兵力。因此，人们决定将服兵役的期限增至两年。但没有任何迹象——绝对如此——表明，法国统帅部在考虑改变其学说和战略。相反地，1931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魏刚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法国继续就一份由其前任贝当主持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基本文件进行工作。这份基本文件就是《关于大部队战术问题的临时指示》。文件确认连绵不断的战线是攻不破的。文件规定，“进攻只能在集结强大的物质条件、炮兵、坦克、弹药等之后，在顺利的条件下进行。在发动进攻之前，应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旨在集结军队和使用军用物资的准备阶段”。由此而来的是一个使用各种武器的观念：“坦克打破敌人的消极障碍和积极抵制，便于步兵的推进……其目的旨在便利步兵在战斗中推进，增加步兵的进攻能力”，而不管这些坦克是轻坦克还是重坦克，前者的“作用是陪同步兵和与步兵一道密切联络，共同作战”，后者的目的“旨在为步兵和轻坦克开辟道路，以其数量和火力粉碎那些支点的顽强抵抗”。这样设想的观念，也排除了任何飞机参加地面战役的可能性，而飞机参加地面战役就象德军将在1940年实现的那样：“白天，飞机迫使（对方）部队——无论是前进的，还是战斗的部队——处于驻守状态，处于一种将其交给一切射程的炮兵打击的围困状态；晚上，飞机用其火力将这些部队消灭。”因此，就不能认为，法国统帅部内部会发生重大的演变。
然而，当法国军事力量在1934年达到其最低点时，希特勒已经在1933年1月30日夺取了权力。这对下述的所有人都是一个意外:他们对德国国社党在1932年11月6日选举中出现的退步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国社党人只获33。1％的选票，而不是在7月获得37。3％的选票；他们象勃鲁姆那样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现已被排挤出政权，甚至（……）被掌权的希望所排斥”。这种预断也是整个西方新闻界的、包括从左翼到极右翼的政党、几乎整个欧洲外交界人士的共同看法，至少在1933年1月15日，希特勒运动在德国利普州的选举中取得重大成功之前是如此。弗朗索瓦·蓬塞将希特勒的这个突然转变记录在案，认为希特勒有可能重新上台。⑿此后，大多数评论对这位德国新总理的成功运气深表怀疑。新闻界的基调通常是对这个“蛊惑人心者”、“油漆工”，对“人们赋予他的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表示蔑视。
不管怎样，在裁军问题上，巴黎并未作出必须放弃同德国一切谈判的结论。人们开辟了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道路，因为1933年3月7日，日内瓦会议——会议的使命恰恰是寻求这一裁军协议——最终埋葬了法国著名的《建设性计划》。⒀
因此，英国首相拉姆奇。麦克唐纳提出了一项规定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总兵力都减至20万人的同一水平的新计划。这就要求法国减少其总兵力，增加德国军队的兵力，即在其被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数量上增加一倍。业已晋升总理的达拉第和外交部长保罗·蓬古尔对此作出了反应，要求在为期4年的过渡阶段里实行监督，如果做到这点，那法国就表示同意。英国人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则要求法国开始裁军，然后再实行其要求的监督。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坚持其对法国的要求，以便法国首先作出单方面裁军的姿态，好让他们也赞同一个“试行阶段”的观念。然后，希特勒进行了反击。他宣布，德国脱离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据希特勒所说，人们向他否定了1932年12月以来承认德国享有的“权力平等”。与此同时，他宣布德国脱离国际联盟。⒂
希特勒的面纱被揭开了。而今，人们知道，他将要开始执行一项大量重整军备的政策。但从这个重大事件中获得一切结论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最明智的人往往是感到最失望的人，换言之，是那些对法国人和德国人实现真正和解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那些以处于最“左翼”、最反对法国右翼的一贯的反德民族主义著称的天主教界人士。如他们中间，有《震旦报》社长弗朗西斯克·盖、总编辑路易·泰尔诺瓦尔和社论撰写人乔治·比多，历史学家莫里斯·波萨尔，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罗贝尔·达古尔，天主教工会领导干部加斯东·泰斯埃，《精神》杂志创始人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以及几位属于同一个政治思想派别的知名人士，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弗拉迪米尔·多尔梅松和庞热伯爵等。但其他人不愿意放弃深化与德国的和谈，拒不改变近年来法国政治的方针。这样，达拉第和保罗－蓬古尔，最终赞同一项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四国公约》，其目的主要是要试图利用墨索里尼的、对于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真实企图存有的深刻疑虑，同时不赋予该公约以任何实际的基本内容，以便照顾法国的东欧传统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因为它们害怕有人利用该公约来修改那些从1919年条约继承下来的边界。⒃实际上，在法国领导人中间，还很少有人去估计希特勒上台的影响，对希特勒所写的、那本披露其企图的书《我的奋斗》知之甚少。
戴高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而这种思考即将导致他发表《建立职业军》。戴高乐在工作岗位上，见证了关于裁军谈判和监督裁军的各种尝试的失败。他知道人们可能知道的、关于第三帝国或多或少机密的重整军备的情况。他看到法国军事力量的削弱，并象其他许多人一样看到，至少目前法国还不能依靠英国的支持，即使在那些看来涉及到欧洲安全的领域里是这样。因此，戴高乐得出结论说，法国必须亲自拥有反击德国行动的手段，否则，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德国行动。恰好，希特勒提前暴露了其行动。他的前任在领导魏玛共和国时拒绝就其东部边界作出保证，几乎不掩盖他们打算修改其东部边界，至少在格但斯克和“走廊”问题上是这样。希特勒则宣布，德国的前途在于它向东欧进行无限的膨胀。所以，人们不能怀疑，希特勒首先试图修改中东欧地图。因此，现在法国应当注意到捍卫其受到德国新政府威胁的东欧盟国和友邦。而德国新政府完全停止一切裁军谈判，认为凡尔赛条约有关限制德国军队的规定无效，明确宣布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时代开始了。
对戴高乐来说，就象他已经多次口头和书面表示的那样，应当根据国家的总政策，合乎逻辑地制定军事政策。如果法国认为，捍卫欧洲均势和为此捍卫那些位于德国东部的国家是其最高利益，那就必须使法国军队拥有这种捍卫的能力。因此，必须有一种适合于这种使命的军事工具。但现有的制度作为2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政策的产物，能满足上述要求吗？完全不能。法国在一种防御体系——不管它如何强大——的庇护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在希特勒的行动面前屈服。因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的抵抗能力，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除了某些矿藏以外，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农业国。波兰的工业只不过是德国工业势力的有限公司罢了。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当德国拥有6000多万人口时，它却只有1600万人口，何况它的人口中包括在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特别是将近350万的“苏台德区德国人”，他们恰恰居住在那些捷克斯洛伐克防线经过的地区。假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建立联盟，那就会组成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重要的和比较强大的集团，但由于两国在泰森地区发生领土冲突，这种联盟就变成不可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了人们所谓的“小协约国”，但这绝不是一个紧密的战略整体。总之，这种来自东欧国家军事和政治地图的判断是无情的。人们不能期望它们进行任何有效的和共同的抵抗。为了使那些受到德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处于自卫的状态，法国在德国入侵东欧的情况下，必须在莱茵河畔采取迅速和强大的攻势，来进行反击。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戴高乐现在考虑的首要情况，事实上，一切都应取决于此。此外，在戴高乐的思考中，还要加上到他对法国公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的感受。事实是，自从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战争大屠杀以来，自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来，法国只有一个忧虑，这就是国家安全。法国人口的严重下降，工业生产——为那些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所必要的重建，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的劣势，货币的脆弱，凡此种种都使法国社会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和脆弱的感觉，以致看来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新动乱的恶梦更使它惧怕。因此，戴高乐进行的思考也来源于上述这种对法国安全的考虑，这种法国的弱点，这种预防未来灾难的热切愿望。
此外，还要加上法国人对服兵役期延长——或多或少的兵役——明显地感到厌倦。现代工业已经普及了有关效率、有效性、速度、机械力量的概念。在这方面，军队似乎令人绝望地被排挤在总演变之外。由此而来的是一种由怨恨和蔑视交织而成的情绪；由于一些大都被证明为正确的原因，往往是一部分公共舆论使军队处在这种混杂的情绪之中。最后，戴高乐看到，面对德国工业和军事方面的重新武装，他周围滋长着惶惑不安的情绪。法国参谋部自以为知道，与德军相比较，法军的兵力不再占明显优势，它不再完全确信，1919年以来组建的、人数远比德国多的法国后备军也是良好的军队。
1934年5月5日，戴高乐发表了《建立职业军》。他在此书中要求组建一支以强大的坦克群为核心的“装甲兵团”。这个观点本身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由此而来的思潮。⒄在1915年，一种根据牵引车模式制成的战车用于阿尔托瓦前线，旨在压垮铁丝网和跨越堑壕。这种器械显得不大有效，但它已经具有战车的主要性能：它配备的不是车轮，而是履带。于是对战车进行重新设计，使它装有一个炮塔、一门炮、一种保护战斗人员的铁甲，自然还装有履带。这是第一辆重达七吨、时速为十五公里的坦克，雷诺公司从1916年起就开始成批量地制造。是年初，英国军队创建了“皇家坦克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的战车取名为坦克。皇家坦克团投入了索姆河战役，然后于1917年3月，在冈布雷战区参加战斗，第一次获得某种成功。这足于使象富勒上校和利德尔·哈特上尉那样的英国军官得到启示，写出关于使用坦克理论的初稿。在法国军队，埃斯迪埃纳上校则想要把坦克变成“猛攻的炮兵”，并先后于1917年4月16日在科尔贝尼、1918年7月18日在维耶－科特雷，指挥了坦克在前、步兵在后的首批进攻。在科尔贝尼的取得成功并不显著，但在维耶－科特雷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一次就动用了300辆雷诺工厂造的坦克。这两次攻势在战线上取得那样深的突破，以致鲁登多夫把7月18日这天称为“德军的治丧日”。这个事件是那样说明问题，以致他本人在同年10月8日承认，法军“大量使用坦克，这是我们最可畏的敌人”；法军则开始制造旨在跨越法国北方运河的60吨重的坦克，等到一战结束时，它已拥有3120辆坦克。
埃斯迪埃纳当上将军后，就想从其作为主要启示者的经验中得出一切结论。为此，他开始进行一场真正的宣传运动。1920年2月12日，埃斯迪埃纳是这样对法国高等公益学院的学生概述其主题的：“先生们，请你们要思考一下，10万大军携带着武器和行李，朝任何方向和在任何时候，一夜间都能前进80公里，对最新的重武器部队拥有战略战术优势……敌人受到坦克追击，不能恢复元气；就象在戛纳或伊埃纳之夜一样，被永远打败了。”埃斯迪埃纳的话远未说完，就遭到了排挤。骑兵司令弗拉维涅将军也曾设想，坦克会赋予骑兵一种它过去在战争中未能发挥过的有效性和机动性。因此，他建议用坦克取代军马。但弗拉维涅的话也没有人多听，即使象魏刚那样一时关注坦克特殊效力的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是固执己见，三是把坦克当作一种襄助和陪同步兵和炮兵的工具。让·拉古迪尔在1922年3月众议院会议的报告中，找到了一篇支持革命性地使用坦克的雄辩的辩护词，这是默默无闻的、上萨乌瓦省的众议员雅克·迪福安所作的一篇辩护词，但也是一篇唱独角戏的辩护词。
四年后，后来在1940年出任法军总参谋长的迪芒将军，将一份现代装甲师计划交参谋部审议。在此后的岁月里，埃林将军、巴拉迪埃将军和诺莱将军曾试图重新考虑这个计划，但这种考虑并未被欣然接受。在英国，富勒在担任旅长后，提出了一种完全建立在为了冲破战线和利用“突破”口而使用坦克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在德国，尽管战时缺少机会来预感和进行关于坦克战斗力的试验，但人们走得最远。1933年，《军事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坦克大部队实行的战术问题的文章。这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这年德国尚未有制造坦克的权利。后来，法军总参谋部发表了一篇长达19页的、题为《德军的总策略》，分析文章。文章主张，要在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能够不受步兵的束缚，控制其速度的范畴里来使用坦克。据《军事周刊》编者的看法，机动性和装甲保护是现代装甲部队的特点。应当为大量使用机动手段而牺牲一切，而只有这种机动手段，才能使军队运动获得它在1918年以前不能达到的速度和规模。装甲部队应用于突破战线，包抄敌人两侧和围困敌人。相反地，装甲部队不能占领阵地，因此必须用组建摩托化步兵和自动牵引炮兵来加以补充。人们得出了一系列有关策略问题的结论，从1933年和1934年期间制定的、1936年发表的《关于部队指挥的条例》里可以找得到这些结论。
后来，德军的学说从中不断地得到启示。1935年，时为奥地利籍的冯·艾曼斯贝格尔将军发表了《论坦克战争》一文，此后还就同样题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谴责任何只建立在步兵与炮兵同时运动基础上的观点，声称在汽车时代是不可能坚持步兵的运动速度的。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都启示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他在德国首先提出了一项关于使用装甲部队的学说。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学说先是在《要尊重坦克》一书，然后于1937年，在一本篇幅短小的技术著作《与其他兵种相连的装甲部队》里提出来的。人们有时思忖，古德里安是否受到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的《建立职业军》一书的启示，是否关注过戴高乐的论据，甚至是否认识戴高乐本人。时至今日，人们才知道问题的答案。戴高乐的、未来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少校，在二战的最后岁月里打到了贝什太卡登，在希特勒经常居住的巢穴里，发现了一本《建立职业军》，书上有古德里安的亲笔批注，但德布瓦西厄无法阻止这本《建立职业军》同其他书一道被付诸一炬。
戴高乐在其军人生涯的第一阶段里，对坦克作战役有直接的经验，充其量在1920年波兰战役中看见过坦克进行的袭击。翌年，在进入高等军事学院之前，戴高乐在摩托化部队里上过一次学习班。1925年，他到勒杜瓦伊安饭店去参加一次前坦克部队军官的晚餐，并同时任前坦克部队军官协会会长的埃斯迪埃纳将军进行了一次长谈，以致那些已对这位步兵军官前来参加晚餐大吃一惊的来宾感到，他想要“缠住埃斯迪埃纳将军”……当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时，显然，这只是沿着一条变得更加易见的道路所留下的、悄悄的足迹而已。人们记忆犹新，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人证。他见证了塔尔迪厄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裁军计划的观念，然后见证了裁军计划的迅速失败。而裁军计划规定，最现代的武器，首先是坦克和飞机，都要从各国军队中抽调出来，集中到一支供国际联盟掌握、能够用闪电战来反击一切被国际组织谴责的侵略的共同力量里去。此后，戴高乐参加了起草《建设性计划》——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提及此事——该计划重申了关于建立一支主要由坦克组成、拥有很大机动性的共同力量的思想。建设性计划在日内瓦会议上遭到的失败，恰如前一项计划遭到失败那样证明，大多数欧洲国家想要维护其自身的军事行动手段，而不是事先承诺服从国联的判决。而今，对戴高乐来说，无论如何，一支基本上由坦克组成的部队的机动性和强大力量，已为大规模进攻开辟了道路，最终使得人们走出法国战线的堑壕战这个“战略死胡同”。
整个1932年，戴高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1月，友人吕西安·纳辛在《前军人子弟报》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戴高乐所著的《剑刃》的书评文章，并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谦虚地签上其大名的、题为《一名业余研究者的思考》的文章，探讨了关于“军车的摩托化和装甲化”将给法军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在纳辛看来，由于世界大战的屠杀，将来有必要恢复战斗员的保护，正如从前用盔甲保护战斗员一样。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通过战车的装甲——它与发动机提供的机动性相结合——来确保这种保护。为了使用这些战争工具，就必须具有一种唯独专业人员才具有的能力，以致新的战争多一些专业大部队的对抗，少一些注定要遭受到大屠杀的、步兵的对抗。
理所当然，戴高乐不仅读过关于《剑刃》的可爱的报道，而且读过这篇业余研究者写的文章，不过他起先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吕西安·纳辛本人。戴高乐给纳辛写信，把他获得的兴趣告诉纳辛。他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那些他所谓的“现在变成我的观念”的观念的轮廓，尽管这些观念是纳辛“间接”地——即以保护战斗员为出发点——来提出的。戴高乐宣布，他将在未来的著作中谈论坦克问题。在此期间，戴高乐就此主题——在他看来，这是首要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5月的《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这还只是一篇主张对法国军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辩护词，但如他所写，“掩护的必要性、战争技术的要求和世界的演变”都强迫人们实行这种改革。人们至少看到戴高乐在其书中将要阐述的观点，其起点是关于使用坦克的新学说和用专业人员来组建未来的军队。文章发表后只在一部分军界中获得有限的反响，但这足于使一些共同的朋友在同年10月安排戴高乐同《震旦报》社领导进行接触。《震旦报》是一份具有天主教民主倾向的日报，它决定发起一次调查，提出了“是武装的民族，还是职业军队？”的问题。关于调查报告的结论，人们根据其风格肯定它出自戴高乐的手笔。
“因为我们的边界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邻国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法兰西帝国’是众所周知的样子，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与同样坚决的别国人民相连，所以我认为，目前，关于武装民族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对我们来说也还不够。”
不久后，戴高乐就准备好他新著的手稿。为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或者更好地宣传新书的观点，戴高乐将书中的某些章节交《生者杂志》发刊号发表——好几位著名作家都向这期发刊号提供了论文。于是，1934年5月5日出版了《建立职业军》。书上署着夏尔·戴高乐的大名，但没有提及其军阶和职务。戴高乐事先没有向军事当局提出任何准许发表的请求，没有提及要求任何赞助——因为升任国防部长的贝当已经主动地、或者根据其办公室主任洛尔将军的请求，排除了戴高乐为了回到贝当身边而进行的、或者让别人进行的暗中活动。因此，戴高乐发表《建立职业军》一书，是特意向公共舆论发出呼吁，实际上，这份呼吁首先是向军队舆论和政治舆论发出的。
戴高乐特地用描述“祖国的百年衰弱”，来开始写其《建立职业军》的。他在这里表达了个人对历史概况的观点，但也介绍了文学的内涵，因为祖国的土地以其芬芳，为民族永恒的思想增添光彩。正如诗人阿尔贝·萨曼所吟唱的那样，“古老的泥土同痛苦在一起”。戴高乐用这句诗，作为其第一章的名字。他想要让祖国的形象一上来就暗示问题的本质。
“就象一张肖像向观察家暗示一种命运的印象那样，法兰西地图显示了我们的财富。在祖国躯干的中部，呈现出一座强大的城堡，那是朗格多克、利穆赞、勃艮第的、古老高山的、崎岖不平的高地，高地两边则是高原；在法国中部周围是广阔的平地，大都是外来的威胁难于达到的地方……但在法国东北部，有一个可怕的缺口，它将塞纳河和卢亚尔河的基本流域同日尔曼土地连接起来。莱茵河（。。。。。。）刚刚与法兰西接触，就遥望着法兰西，向远方流去。然而，恰恰就在这些低洼平原，没有城墙和战壕来坚持抵抗斗争……法国东北部的边界，不仅在地形上是令人恼火的，而且在高地走向上也是如此。如果敌手同时打击弗兰德、阿登、洛林、阿尔萨斯、勃艮第地区，那就是进行向心打击。只要在一个点上获胜，就会使整个法国防御体系垮台。这种围墙上的缺口，就是祖国的百年衰弱。”
然后，戴高乐强调巴黎的作用——“如果不是同瓦雷里一起，用巨大和奇特这些的词，来形容巴黎的作用，那又怎样来形容呢？”与此同时，坚持认为全国的财富都集中在法国东北部。这里，他重新谈到了那些从前启示过防御工事倡议者的问题，而这些防御工事应当使法兰西免遭新的入侵。戴高乐再次根据地理的首要地位，证明地理是如何逐步地导致法国将那些与各个邻国的冲突、例如与英国的冲突放在后面，将那种在不稳定的东北部使“高卢人”和“日尔曼人”永久对立的冲突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将这两国人民进行比较的机会，而他肯定愿意这些章节列入书中最“有文学性”的章节，仿佛他想象到有朝一日，未来的《文选》会把它们收了进去似的。诚然，现在不能把这种比较看成是一种被阅读历史所启示的文笔练习，而是看作是一种对法德两国人民持同样尊重的态度。戴高乐在谈到这些章节时，犹如他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天，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赞美德国人民那样。诚然，那时赞美德国人民还不是法国的习惯作法，但也许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在无法预见的将来实现两国人民的某种接近的希望。戴高乐写道：
“人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某人不了解别人的价值、有时不去梦想做大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反应是那样不同，以致使法德两国人民永远处在不信任的状态之中。这个法国人在思想上那样井井有条，但在行动上却那样缺少章法；这个逻辑学家怀疑一切；这个勤劳的人漫不经心；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在实行殖民化；这个喜欢亚历山大诗体、燕尾服、皇家花园的虔诚者，毕竟唱着歌，放荡不羁，并弄脏了草坪；这个科尔贝是卢乌瓦的同事；这个雅各宾派在呼喊‘皇帝万岁！’这个政客是神圣联盟的产物；这个沙勒罗瓦战役的失败者在马恩河畔发动攻击，简言之，法国人民是机动的、不定的、自相矛盾的的人民，日尔曼人怎么能赶上它、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是：它最珍惜的自然力，一堆强大而混乱的本性，天生没有爱好的艺术家，继续是大地主的技术人员，好斗的父辈，作为寺庙的餐馆，森林里的工厂，用于装生活必需品的哥特式宫殿，想要得到爱戴的压迫者，看别人指头和眼色行事的分离主义者，嘴里吐出啤酒的、勿忘草的骑士，利穆赞人西格弗里看到的道路——早晨觉得它了不起，近中午时分觉得它浪漫，晚上觉得它好战——高尚的蓝色海洋，渔网从那里杂乱地打捞巨兽和珍宝，在天主教堂里，五光十色的殿堂连接着高贵的拱门，充满着细腻的声音，为了感觉、思想、灵魂，而把激情、光芒和宗教组织成一首交响乐，但那些耳堂里却一片昏暗，回响着野蛮的流言，在同眼睛、精神和心灵进行撞击。”
但是，除了这些文字的变化和传统的形象之外，还有现在的要求。戴高乐看到，地理使这个德国群体进行反对法兰西的冒险事业，向法国东北部进军，所以他要求人们不要对那种有可能用来反对自己的壁垒抱有任何幻想。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并未受到尊重，在明天也不会更受尊重。英国已经表明，只要英国的基本利益不遭到损害，它就不会在欧洲大陆参加行动。无论是脆弱的小协约国联盟，还是非常靠不住的法苏联盟,任何“失败的联盟”都尚未取代1894年的法俄联盟。关于小协约国联盟和法苏联盟，有的人怀疑其有效性，许多人则深恶痛绝，加以摒弃。
“总之，象从前那样，”戴高乐写道，“没有任何合法的和有效的东西反对暴力……到处都加剧了国家的利己主义……在我们声明战争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时，有人在别处欢呼暴力，宣告想到战争危险是好的和必要的，并且组成了自卫队、步兵大队、突击队。因此，急流的堤坝在哪里？（所有这种推理都导致这样一种结论——作为本书目的结论：）我们的一部分军队要永远保持警惕，能够在遭到第一次冲击时发挥其全部力量。”
第二章《技术》首先对机械主义唱一曲赞歌。然后，戴高乐阐述了兵役问题——这种兵役是根据将简单技术用于现代武装的无限复杂性的大量兵力来设计的。戴高乐认为，这种现代武装复杂性要求士兵做好专业准备，就象要求最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工程师或技术员做好准备一样。更何况服兵役的期限象舆论要求的那样，变得越来越短。戴高乐写道，由此可见，建立一支从第一天起就准备达到现代战争水平的军队是当务之急。法国军队的这支“长矛”应当象海军、空军、外籍军团、机动保安队、警察、乃至消防队一样，是一个技术兵种。
这个技术兵种将是装甲军团。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第二章中，基本上说明了坦克的特点、机动性、功率、策略的可能性，以及坦克进行运动、演习和突破防线的能力。尽管戴高乐确信能使人们承认，坦克代表着了不起的革新，将坦克作为独立力量大量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他也预感到，他将同许多信念和习惯进行撞击，所以暗示这支新部队应由专业人员来服役。因此，为了预防批评意见，戴高乐愿意强调，是现在的时势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变化。
“从此，这已成为既成事实：一个从极其强大和多变的军用物资中汲取最大程度的力量的优秀工作人员，在海上、陆地和空中拥有对或多或少混乱的人群的极大优势。”
但戴高乐事先承认，时势有可能发生变化。
“无疑，”戴高乐写道，“这种优势可能是暂时的。只要人们稍稍同意用现今坦克这种装备所要求的严格态度来进行组织，进行训练（。。。。。。），专业人员就会逐步失去其相对优势。”
不过，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戴高乐要求人们看到这点。
“舰艇上、飞机上、坦克上的专业人员将在一个越来越长的期限里，在一个越来越广的领域里（。。。。。。），确保其主导地位。”
第三章题为《政策》。正如在前几章和后几章里所写的那样，戴高乐在这一章里想要证明，军事政策应当是国家选择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戴高乐看来，这种选择纳入国家利益的、永恒的赌注之中。因为它在第三章里，丝毫没有让位于世界霸权的宏图和现代大思想对境外群众的魅力。相反地，戴高乐作为接受传统培训的人，对神话——不管它们最能动员人也罢——表示怀疑，对一切过度言行表示不信任，因而认为现代历史加强了国家集团的牢固性，未来的历史将在国家之间进行。于是，戴高乐承认法国“不思考扩大国土的事”，并认为这样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法国不能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换言之，不能对保持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均势，对那种有可能改变均势的威胁漠不关心。
“例如，现在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写道，“在中东欧、丹麦、比利时、萨尔、瑞士等地突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与我们有关。”
戴高乐不想忘记那些为了确保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而进行的努力，但他在谈到法国裁军计划时强调指出，为了防止或粉碎任何侵略，就必须无论如何都要“汇集力量，至少是要实现平衡”。
如果必须使用武力，那还必须能够获胜。但在法国同德国的对抗中，力量均势恰恰不利于法国。这里，戴高乐从整个战后外交史中汲取了教益。历史表明，只要昔日的盟友一天不认为自己受到欧洲大陆变化的直接威胁，法国人就一天不能依靠其昔日的盟友。诚然，有些联盟可以重新建立，但如果这些联盟重建太晚或者不够，那就无法预防灾难。最好是正视法德两国之间的密谈。不过，从中得出的教益是无情的：德国比法国强大。
在关于未来战争的思考中，当时根据一战的最新情况，人们习惯于认为，归根结底，基本的问题在于“潜力”，因为这种思想和这个词汇历来是严格规定的。戴高乐在其推理的这个阶段推断说，除非法国彻底改变军事制度，否则它就是最软弱的国家。
书的最后三章先后题为《组成》、《使用》和《指挥》，描述了装甲师的结构，正如戴高乐设想的那样，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和一个中型坦克团、一支侦察部队、一支摩托化步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戴高乐建议组建6个装甲旅。他计划招募10万名志愿者。他明确提出了使用坦克的学说：装甲部队作为“预防和镇压机器”，具有发动机所确保的机动性，并以此通过“猛烈性”和“突然性”来采取行动；多亏了这种两性装甲部队还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换言之，为了考虑这种最说得通的假设，法国若作出这种选择，则可对德国发动一场进攻——如果这种进攻想要打击中东欧国家，或者仅仅对中东欧国家进行威胁，从而迫使它们放弃其事业，那就是摧毁性的打击或威胁。
这就是戴高乐现在提议建立的“职业军”。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觉得，装甲部队——或者借用后来被强制使用的词汇，装甲力量——要由一些服役不到一年的新兵来服役，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新武器的技术性和使用的特殊性已经说服了戴高乐。当时，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法国大多数青年没有接受过科学、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战时是“特招”进工厂的。因此，戴高乐可以认为，每年动员新兵都找不到那些在数量和质量上为组建这种装甲部队所需要的人才。从1935年起将兵役期延长至两年，也许这样做会使人们考虑别的解决办法。然而，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装甲力量——作为行动工具或快速反应工具，在任何假设中都要求达到很高的作战能力和训练水平——要做到绝对的和长期的准备。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并没有暗示，明天的法国军队应当简化为这支唯一的装甲力量。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议要分散使用或取消其余的军事力量。有时不准确的解读使得象勃鲁姆那样的人相信，戴高乐主张用一支他所描绘的职业军，来取代业已存在的国民军。毫无疑问，这种误会来自书名。但《建立职业军》一书有一个基本目的，即说服法国相信，应当拥有一支很高火力水平的装甲部队，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由专业人员来服役。显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宁可有透明度，哪怕引起误会也罢。
人们看到，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好几次把飞机同未来战争中的指挥行动结合起来。但这不是此书的中心思想。1939年和1940年战役的教益，引导戴高乐1944年在阿尔及尔发表的版本中，加进了一段关于飞机为坦克进攻服务的作用的一句话——除非那是一位过于热心的合作者或新读者的建议。这是一句引发过论战意见的、但在后来任何版本中都没有重复的、无用的话。事实上，戴高乐预见到飞机在装甲力量的地面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但这种预见是非常笼统的。
“机群能够在远方作战，”戴高乐写道，“拥有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在三维中进行演习，进行垂直的打击——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击——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飞机的作用已经成为现实。但在戴高乐撰写《建立职业军》那一年，在德国和法国尚未有象后来德国空军制造的斯图卡斯式飞机那样的、适合地面支持的战机模式。此外，对德国空军来说，以及对于今后战争中的盟军空军来说，飞机的作用将是重要的，唯独当飞机将来拥有制空权时，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建立职业军》是一次召唤。戴高乐在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人们不会料想到军队在进行自我改造。
“从本质上看，”戴高乐写道，“军队是抵制变革的。。。。。。军队以稳定、因循守旧、传统为生，（它）从本能上害怕那种倾向于改进其结构的变革。”
相反地，戴高乐感到，在新一代人的思想中，在知识界，在一个被经济萧条和失业动摇的社会里，时代是有利于提出重大置疑的。他甚至认为从中看到一种对彻底的解决办法、权威、活力和严峻的选择的新见解。戴高乐这种结论的基调能使人在很久以后相信一种间接的召唤，并且相信某种解决法国问题的权威办法是偷偷摸摸的办法。可是，当《建立职业军》一书出版时，谁都没有搞错，任何极右的路线都不能接近戴高乐，任何反共和主义政党都不能自称是戴派。更不用说，在后来的岁月里，老同学鲁斯托诺—拉戈在军队里成立的、反共行动秘密网络的组织者并未央求过戴高乐。也许戴高乐的关系和名声已经那样出名，以致谁都不能想到这点。再说，在此书的最后，戴高乐既以过分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以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无可争辩的尊敬态度写道：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国家机构的活动是根据需求的运动向坚定的人们开辟场地的。”
而今，戴高乐即将在“国家机构”里玩牌——哪怕输牌也罢——但他希望成为赢家。

第三部分
第五章　失败的战役

《建立职业军》一发表，戴高乐就马上为他当时所谓的“装甲部队”和他申明的彻底改变战略开展了宣传运动，而这场运动是从巴黎波塞儒大街的一个座寓所的椭圆形客厅里开始的。事实上，每个星期日上午，一群朋友围绕着埃米尔·梅耶中校，在这个客厅里聚会，在戴高乐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关键动力作用。自从挚友吕西安·纳辛把戴高乐引进这群朋友中间，他就成为其中的一员。1908年，纳辛在《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读过一篇题为《军队的行政管理》的文章，想要同文章的作者接触。这位作者就是埃米尔·梅耶。虽然梅耶生于1851年，纳辛生于1888年，但两人的友谊却不断发展。梅耶和纳辛在军队里都没有光辉的军人生涯，但他们彼此都表现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独特性。纳辛是一位“军人子弟”，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圣梅克桑士官生学校，23岁那年成为少尉，受到部队嘉奖，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就负了伤，28岁那年被任命上尉，但在1915年9月当了战俘。战后，纳辛被分配在步兵指挥部工作，戴高乐无疑是在那里同纳辛相识的。无论如何，戴高乐也是在纳辛复员，到巴黎公共交通部门担任人事处经理之前，同纳辛相识的。⑴然而，纳辛交友目的是为了不久后恢复他对军事问题的爱好——永远不是为了重穿军服——。纳辛具名或不具名地写了许多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特别是他应出版商贝尔热－勒弗罗——戴高乐在当战俘期间认识勒弗罗——的要求，主编了一套关于军事艺术的传统文章的丛书，并为这篇丛书写了序言。
这家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艾蒂安。雷贝塞是在阿腊斯第33步兵团认识戴高乐的。虽然雷贝塞军阶较低，但他早在凡尔登战役之前就成了戴高乐的朋友。不过，据说，戴高乐是同纳辛结成第一次深厚而持久的友谊的。除了雷贝塞之外，戴高乐似乎只同被俘中的布里亚－萨瓦兰上尉有过真正友好的关系，但布里亚－萨瓦兰已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去世。戴高乐与圣西尔军校和高等军事学院同届校友的关系是一种同学关系，例如与卢斯托诺－拉戈和乔治·皮科的关系就是这样，而与未来的将军迪特和雅克·德西耶斯的关系则更多地是个人关系。戴高乐与纳辛的友谊是无可比拟的。纳辛同戴高乐相互通信，直到1952年去世时为止。根据现在剩余的信件，信中表现了一种完全的思想自由和一种出色的写作平等。不管怎样，这种将戴高乐同纳辛这位完全自学成才的前“军人子弟”连接在一起、坚持到底的友谊，对戴高乐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友谊毫无平庸的东西，毫无纯粹的传统的东西，毫无那种从家庭或社会环境中继承过来的东西，而是一个朋友——戴高乐只是因其人品、独特性、性格而受到纳辛这位朋友的赞赏——的坚决选择。
因此，纳辛就带着戴高乐去拜访梅耶。戴高乐在1932年从贝鲁特返回法国，此后他经常同梅耶的“圈子”走动。这是一个“奇怪的圈子”：人们在这里不仅遇到了象让·奥比尔坦那样的律师，象艾蒂安·雷贝塞那样的出版商，女作家德尼斯·冯·莫贝斯，一些高官、医生、象教会历史学家那样的天主教徒，而且遇到了小说家达尼埃尔－罗普，以及象约瑟夫·蒙泰雷那样的神情严峻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说，其中提及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的人很少，更不用说有反动思想的人了。每逢星期日上午，他们整整一上午都沉浸在讨论之中，要么以集体的方式，要么以小组的方式进行讨论。然后，有些人在星期一按时到迪梅斯尼尔啤酒店见面——这家啤酒店位于当年那个面对蒙帕尔纳斯老车站的广场。但那里只聚集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这个小组里总有梅耶、纳辛和戴高乐等人。
首批戴高乐传记指出，这个围绕在梅耶周围的朋友圈子对于戴高乐的这个人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人们也许夸张过或者略微歪曲过梅耶对戴高乐的影响。首先，梅耶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自然生涯非凡。⑵梅耶毕业于巴黎综合工艺大学，他父亲是个矿山工程师，在昂古莱姆当过火药厂厂长，也出生于一个积极修行的以色列人家庭。所以，梅耶选择投笔从戎时，也许是没有真正激情的。于是，光荣的时刻和被摒弃的阶段，出名和屈辱，进入最高统帅部和不能定期晋升，凡此种种都是交替出现的。首先，梅耶接受过重要教育，28岁时晋升为上尉。然后，梅耶写过许多文章，它们一般是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发表的。文章预见了法国军队攻势的失败，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不考虑现代炮兵和大量使用自动武器所具有的、卓有成效的毁灭性，这样讲固然迎合了贝当的未来的教益，但早已冒犯了法军参谋部普遍鼓吹的论点。这就足于使梅耶过了17年后才晋升为少校。可是，梅耶写过一篇文章，它比其他文章更应被人记住。他在这篇文章中预见了将来会爆发一场战线固定不变、堑壕连绵不断的战争，但在这种战争中是长期不能实现任何突破的……
然而，是另一篇文章使梅耶遭到了最初的严重麻烦。他在《瑞士军事杂志》上引证了一篇发行量只是有限的、关于使用炮弹的文章，追述了使用75毫米口径大炮的效力。梅耶毫不费力地证明，这是一些已被人们了解和宣传的材料，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服兵役的宣传材料中抽出来的。但是，在关于德雷福斯案件——此案正在得到纠正——的毒化气氛里，政治和军事当局想要避免发生另一个“案件”，因为已经有一名右翼议员质询了政府。1899年5月5日，虽然梅耶少校受到的唯一指责是在未得到准许的情况下到外国杂志上去发表文章，但他却被停职停工——然后处分升级，遭到了“撤职”。这种处分是那样过分，以致在反德雷福斯派最终遭到失败后，比卡尔将军担任国防部长后便将梅耶重新安排在后备军，任命他为中校。梅耶远未失去他在军队中获得的全部同情。相反地，不仅是梅耶在查理曼大帝中学里认识的校友霞飞，而且加利尼和撒拉耶，特别是梅耶在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同届校友福熙，都继续公开与他做朋友。福熙——由于梅耶的帮助，福熙才在巴黎综合工艺大学中避免了年青天主教徒校友当时要遭到的刁难——甚至敢于建议梅耶出任他刚刚建立的、旨在将那些上校培养成未来将军的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这对几年前普遍赞成公布处分梅耶的军界来说，未免太过分了。因此，梅耶在法国宣战时重新参加服役。当《时代报》这份以办报“严肃”和半官方立场著称的、著名的共和派日报转载了梅耶1902年在《瑞士军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时，他经历了光荣的时刻。当时，这篇文章显得那样具有先见之明，以致人们到处赞不绝口，甚至还出了“单行本”。
梅耶马上又重蹈覆辙了。当梅耶抱着一种多半是非常幼稚的希望——争取减轻他的朋友、前战俘吕希安·纳辛的厄运时，他给纳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德国士兵的品格表示致敬……法国的书信检查机构获得此信，裁决这种言行即使不是丑闻，也不合时宜。于是，梅耶又恢复了平民生活。可是，1918年12月，梅耶获得了最后一次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作为新国际联盟的热情支持派，前总理勒翁·布尔儒瓦想要找人研究那些为了使新国联行之有效而必须赋予它的手段。于是，法国政府指定梅耶——多半是根据福熙的建议——出任一个旨在考虑组建一支监督执行新国联决定的国际力量的委员会的技术顾问。该委员会由未来的共和国总统保尔·杜美担任主席——过去的总理班勒维和不久后担任总理、后来担任总统的米勒朗襄助杜美工作——以及许多将领组成。但梅耶却建议马泰尔将军——马泰尔给了梅耶共同思考革新思想的机会——无条件地遣散法国军队，亲手浪费了出任技术顾问这个机遇……再说，梅耶的建议是一个挑衅的建议，甚至那些最不讲循规蹈矩的领导人也很难接受。当时，即使法国军队要裁减人数，但在欧洲——哪怕只是在莱茵河畔也罢——还要完成重要的任务，理所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考虑解散本国的军队……
于是，开始了梅耶一生中最多产的创作阶段。他发表了无数的文章，一本题为《不再要军队，不再要战争！》、具有很强论战性的小册子，一本题为《我们的元帅》、对一战中指挥战争行动进行抨击的书，甚至一些象《费迪茨政府和西方帝国的恢复》那样的政治幻想小说。所有这些文章和著作首先表现了一种新的战略思想。在梅耶看来，应当立即迫使法国领导人接受这种新战略。他称之为“大气－化学战争”战略。在这场战争中，一切都归结于飞机的大量行动，由飞机负责向大的生产中心和居住中心散布窒息毒气，也许唯有这种威胁足于劝阻任何军队投入新的战争……
无疑，戴高乐是赞同梅耶中校的某些观点的。他们俩都反对任何“先验学说”，都被迫批评法军参谋部的因循守旧。但他们不会走得更远。例如，通过从戴高乐对霞飞和福熙所持的判断中，人们看清了他不能赞同梅耶对霞飞的判断——梅耶主要是指责这位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不在比利时率领部队，迎战在兵力和弹药上胜过自己的德军；相反地，当时通过撤退、演习和反攻是可以战胜德军的。戴高乐同样不会认为，在1918年后要解散整个法国军队。但他也不赞同梅耶提出的“大气－化学战争”的观点。无疑，人们可以把戴高乐的这种思想看作是他的核威慑学说的前奏。当戴高乐后来担任第五共和国总统时，他恰恰选择和通过了这种核威慑学说。然而，20年代的飞机同后来的洲际间导弹、发射导弹的潜水艇毫无关系，甚至同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的战略轰炸机毫无关系；而那些窒息性毒气并不是原子弹。简言之，就核时代的威慑的定义本身——让“敌人不能接受的摧毁威胁”来制止任何侵略而言，这样的时代尚未到来，远未如此。事实上，戴高乐不赞同梅耶的大胆观念，也许是这种观念的极端之处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没有更多地重视使用空军。
然而，梅耶是一位朋友。在戴高乐寄给梅耶的那些书的题词中，他自称是梅耶的“弟子”和“学生”。这种题词，只是表明戴高乐对一位比自己大了将近40岁的长辈的尊重和爱戴。那些认识梅耶的人证实了这点：梅耶身上的特点就是他的善意、彬彬有礼和柔情，同时是他的精神自由、智力勇气。当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出版时，梅耶再一次表明了朋友的忠诚。戴高乐对此深受感动，以致他总是谈论梅耶，甚至在梅耶1938年去世后很久，他还特别深情地谈论梅耶。无论如何，对于理解戴高乐来说，这种友谊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这是对戴高乐——此人绝不提他的社会根源和家庭环境，甚至不提人们经常归功于他的那些智力“影响”（也许除了柏格森的影响之外），而且这种做法远远超过纳辛——的友谊。更有甚者，这是对戴高乐——他即将同军队的习惯用法和传统进行决裂——的友谊。诚然，戴高乐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温和派，坚决支持世俗共和国，但绝对拒绝当时反教会派奉行的、狭隘的宗派主义，他既是坚定的德雷福斯派，又对那些或多或少真诚地相信德雷福斯有罪的人持理解态度。反正在好几个众所周知的机会里，戴高乐同其军队领导层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戴高乐经常是“法兰西行动报”进行论战所仇视的靶子，就象“震旦报”的天主教民主派——在这些民主派调查法国的军事问题时，他曾同他们共事过——一样，就象保尔·雷诺——人们将会看到，雷诺是最接近他的政治家——一样。如果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上述情况就证实了戴高乐对《法兰西行动报》的疏远——他肯定饶有兴趣地阅读那些往往写的很精彩的文章，但只是如此而已——尽管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后来写道，他从未看见父亲和爷爷阅读《法兰西行动报》……戴高乐与梅耶这位不思悔改的不因循守旧者结交朋友，作为其极少能当之无愧的几位朋友之一。这就肯定表明，戴高乐通过其个人的和智力的选择，不再同社会阶层、传统、思想状态、家庭和那些人——如果他恰恰不是现在的样子，那他本当会更喜欢他们——有什么大的干系。
因此，戴高乐即将在1934年进行一场他下定决心要进行的战役，以便他的新著《建立职业军》引起他所希望的变化。梅耶的朋友圈子在这场宣传活动中发挥了充分的有效性。其中，有几位朋友正在为戴高乐打开报刊杂志的大门。是梅耶亲自建议星期日上午的来宾之一的让·奥比尔坦阅读《建立职业军》，并向奥比尔坦介绍了此书的作者戴高乐，尽管他预先声明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奥比尔坦在《政治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热情的和有根有据的书评，同时对作者所谓军队是“社会精神最全面的表达”的看法提出异议。戴高乐在感谢信里，则承认自己的这种提法有些过分。有关的评论文章在增多，总的来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安德烈·勒贡特在《震旦报》上发表文章，埃米尔·比雷在《秩序》这份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兼而有之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迪瓦尔将军在非常保守的《辩论报》上发表文章，总编安德烈·皮罗诺在戴高乐亲自所作的启示下、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文章，甚至拉尔邦上校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文章。此外，时事吸引了人们对于法国军事政策和战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注意。在希特勒决定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之后，加斯东·杜梅戈领导的法国政府作出了选择，作为反击，宣布从此法国将负责确保其安全。大家都懂得，军备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在欧洲重新出现。再说，在1935年，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它在国内恢复兵役，兵役期限将为两年。同年，根据凡尔赛条约的有关规定，迄今实行自治的萨尔地区举行投票，公开表示要归顺德国。最细心的人们指出，组建首批装甲师，预示着使用那种恰恰为戴高乐要求组建的“装甲部队”。同年底，意大利开始征服埃塞厄比亚。
戴高乐则不再犹豫了。是政治选择将强制性地实行他提议的军事选择。是政治家将在国内外政治事件的冲击下作出决定。因此，戴高乐去找政界说话。在此问题上，梅耶的朋友圈子帮助他做到了这点。戴高乐在那里会晤了律师让。奥比尔坦。⑶奥比尔坦在司法部认识保尔·雷诺，便建议戴高乐安排一次约会。戴高乐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非凡而重要的决定。于是，1934年12月5日，戴高乐同雷诺在布雷蒙迪埃街第一次见面。这时，戴高乐不能向雷诺掩饰，他想要让雷诺——而不是让其他任何人——成为他所要求的军事革命的旗手。雷诺徒劳地想要把希望寄托在军队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和同僚身上，并解释道，他正在忙于支持法郎贬值的宣传活动。戴高乐对雷诺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我已经寻找了。要么是您，要么谁也不是。”
那么，这样一种最终被申明的选择，究竟从何而来呢？事实上，戴高乐想到要依靠政治人物的支持，并非是第一次。1925年，当戴高乐只是刚刚被任命为少校时，他就进行了第一次活动——他非常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思想状态。当时，戴高乐致函约瑟夫·保尔－蓬古尔。信中的文字表明，他多么想要获得保尔－蓬古尔的支持。
“我主张，”戴高乐对蓬古尔写道，“您个人得到了召唤，要在建设法国新防御体系中发挥首要作用（……）您在热情地推动着那种为一切在全国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务活动家所必需的才能的变化，您感觉到法兰西具有的连续性。”
戴高乐还坚持要蓬古尔阅读他刚刚出版的文章《先验学说，还是时势学说？》。但蓬古尔当时是社会党的众议员，莱昂·勃鲁姆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诚然，蓬古尔参加过战争，始终关注军事问题，甚至在1913年试图建议一项将兵役期延长至三年的替代办法。但是，蓬古尔只是在参政问题上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实行决裂之后，才担任政府成员，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并于1933年1月出任总理。同样，事实上，蓬古尔是那些支持法国计划——该计划旨在使国际联盟拥有一支大部由坦克和飞机组成的常设军队——的人之一，而戴高乐从这年起，无疑把法国计划看作是未来防御体系革命的开端。然而，归根结蒂，蓬古尔是社会党人，是法国最著名的左翼人物之一。戴高乐在1925年并未把这种政治分野看成是一种使他放弃与蓬古尔共事、甚至为蓬古尔工作的障碍，这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那种在他的社会出身里——也许更有甚者，在那些军队里——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传统反应。蓬古尔并未答复戴高乐的来信，即使有机会赞同《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他也与戴高乐关于只能用专业人员来组成“装甲部队”的观点保持距离。不管怎样，他不想当捍卫这种观点的旗手。
因此，1934年底，戴高乐决定与之对话的不是蓬古尔，而是保尔·雷诺。此次情况不同，雷诺不是社会党人，而是一个在法国政坛上属于中右派的人物。不过，雷诺主要是一个早以思想独立、拒绝因循守旧、首先是拒绝其党派的因循守旧为特点的独树一帜的人士。作为自由党人，雷诺不可能被社会党人看好，但他已经是、不久后将越来越是莱昂·勃鲁姆的私人朋友。他支持现代资本主义和贸易自由，断然拒绝大部分法国右翼奉行的保守主义和贸易主义保护传统，并且一直被公认为世俗者和共和主义者。最为独特的是，雷诺主张实行法郎贬值。在他看来，假如法国不考虑1931年和1933年先后发生的英镑贬值和美元贬值已使美英商品恢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那它就会陷入危机。可是，法国的公众舆论还处在20年代通货膨胀的冲击之下，对于多亏普安卡雷的努力，在1926年恢复一种稳定的、坚挺的和很好适应外贸要求的货币感到满足，因而对重新操纵国家外汇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与此同时，雷诺毫不犹豫地对希特勒上台作出了反应，揭露了由此发生的危险，声称已经支持法国与苏联结盟，去对付希特勒的德国。
戴高乐选择了这位雷诺政治家。他发现了，雷诺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性格自由，来反对军队的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不过，雷诺也在“温和派”之列，不是划在左翼，而是划在右翼之列，所以他在军队中并未引起不信任情绪——人们在军队中永远体会到，对于以和平主义著称的左翼或者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党有着无法克服的不信任感。从政治上讲，雷诺不会遭到军队及其最高层普遍来自的社会阶层所作的、任何的否定反应和摒弃。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巧妙的选择。除了“法兰西行动报”表示了可预见的愤怒——在此场合和其他场合，戴高乐都忽视该报的愤怒情绪——之外，“温和派”集团里则相当广泛地听取雷诺的意见。而敌视希特勒德国的社会党人和反法西斯的左翼，理应懂得雷诺的论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即将证明，戴高乐对雷诺的这种选择是危险的，而不是巧妙的。然而，在1934年12月5日这天，戴高乐还看不到其他的选择。
事实上，雷诺在这天作出的初步反应是积极的。他看清楚，为了自卫，法国即将采取紧急决定。在同戴高乐进行首次谈话后，雷诺记录道：“半年后将进退维谷：要么是增加兵役，要么是建立职业军。”雷诺也通过其对话者知道，无疑军队最高层将会反对他，因为他也记录道：“魏刚反对。”不管怎样，戴高乐同雷诺两人进行了对话，而这种对话将不断进行下去，直到1940年时为止。⑥那么，这是一次对话吗？人们了解戴高乐致雷诺的70封信，但不了解雷诺的复信。当然，人们将会看到，对这位在信函上署名的、坚决地、恭敬地、几乎恳求地、多次提出服务建议的戴高乐来说，这种通信的基调将在不久后发生一种奇怪的转变……然而，眼下，雷诺被戴高乐说服了，想要战斗。在雷诺的周围出现了其他人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不那么明显或不那么坚决，但它毕竟体现了戴高乐所能依靠的、再说他有意追求的同情的多样性。右翼众议员和前海军军官让·勒库尔·格朗梅松象某些英国专家所做的那样，把坦克部队看作大海上的巡洋舰舰队；马赛尔·德阿因为支持参政而象保尔·蓬古尔一样离开社会党，当时被看作是法国左翼中最奇特、最有文化和最有革新精神的人物之一；皮埃尔－奥利韦·拉比是默尔特－埃－莫泽尔的、年轻的众议员，属于蓬古尔成立的议会党团；菲利普·塞尔是天主教民主党人士，人民阵线使他在洛林地区当选；勒奥·拉格朗热也是社会党人，在未来的勃鲁姆首届政府中担任娱乐和体育国务秘书，面对希特勒的威胁，他对其朋友所坚持的和平主义气不可遏，1935年在位于马拉凯堤岸街的家里接待过戴高乐；前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朗即将在参议院见到戴高乐，戴高乐希望能说服他……
1935年4月15日，众议院举行了关于法国军事问题的会议，旨在将服兵役的期限延至两年。在此之际，在政界和在社会舆论中进行了辩论。戴高乐出席众议院的这次会议。他听到勃鲁姆重新赞扬通过普遍征兵来招募集团军——从前，这种赞扬曾在《新军队》一书里启示过饶勒斯——并且反对兵力更少的任何职业军。勃鲁姆甚至公开宣布了集团军的名字：“我想就象戴高乐所说的那样，叫突击和速度军，时刻准备着进行攻击型的远征和袭击……”在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看来，建立一支用于进攻的职业军是毫无用处的。长期以来，人们已经选择了一种由连绵不断的工事组建的防御体系，并且为此已经拨了巨款。此外，勃鲁姆在演说的结束语里，特意使用了和平主义语言。
雷诺对勃鲁姆进行了反驳。“法国的问题，”雷诺声明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建立一支象闪电式进攻一样进行反击的专业军队，因为假如被进攻者的反击不象进攻者那样迅速的话，那一切都会输掉。”雷诺证明，戴高乐——开会这天，他并未说出戴高乐的名字——建议成立的装甲力量是唯一能通过立即的进攻，对德国可能在欧洲中东部采取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军队。勃鲁姆后来写道：“即使戴高乐将军的思想吸引过我，即使雷诺的直接呼吁感动过我，当时我在纯技术方面，也远未树立起那种被事件所强加的、不可干扰的信念。”⑦好几名众议员表示了支持雷诺。可是，面对那些代表多年来军事政策连续性的政府、参谋部、政治家的立场，上述的赞同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在支持雷诺的人中间，数达拉第最著名和最有影响。4月15日这天，他只是为实行两年兵役制辩护，并用一个句子来提出整个“装甲部队”的议案。“在涉及到质量的问题上，我不会远离雷诺的论断，”“达拉迪埃声称，尽管我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会导致组建一支专业的突击部队，而这种组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比人们想到的更大。”实际上，达拉第在众议院上一年6月15日召开的军事问题辩论中，早就阐述过他的观点。那时，他有意将下述两种体系对立起来：一种是“在1914年实施过的进攻体系——唉！假如当时不发生马恩河战役的、神奇的反败为胜，那就差一点使我们遭到最终的毁灭”，另一种是“装甲或防御战略”。达拉第肯定地说，这两种体系是彻底对立的。“认为可以找到一种能使彻底对立的两种体系调和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是）这种深刻的理由使我们激进党人，去投票赞成这种（用于东北部边界工事的）拨款……你们从敦克尔克到尼斯，修建了一个防御工事网……你们在边界上堆积了这些混凝土堡垒，修建了这些经过现有的一切有名大炮考验的要塞、军营、装甲……而今，掩护（体系）应当成为基本点。我们肯定了这点。我们已经努力，使这种掩护变得不可否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拉第的观念显得是站不住脚的。这等于是让德国——业已成为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遇到法国抵抗的情况下，投身于它在欧洲中东部打算进行的一切冒险，并且只相信那种既尚未到达敦克尔克、也尚未到达尼斯的法国工事的防御能力。但必须理解这种观念。归根结底，它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法国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要捍卫法国边界和为此修建一个防御工事网。可是，法国理所当然地不考虑下述因素：欧洲的平衡，法国对好几个中东欧国家的承诺，希特勒德国企图改变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建立的领土秩序这种明显的和凶狠的意愿——特别是如果人们任凭希特勒德国推行其冒险，那它就会在欧洲大陆上获得可怕的霸权。在这种防御的军事学说背景下，有一种关于法国对外政策的、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但这种外交方面的防御观念既未公开宣布，也未被承认。显而易见，它与法国对几个东欧国家作出的承诺，以及法国维持从1918年战争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欧洲平衡的明显意愿，是自相矛盾的。
不管怎样，法国统帅部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建立其观念、学说和战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反对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提出的论断。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的贝当不出面发态，但让其门徒发表意见。前军队总参谋长德贝内将军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道，“装甲部队”在莱茵河地区进行的进攻中是不会有成效的，因为“这个地区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平原毫无共同之处，那里的公路总是穿过村子，公路以外的土地布满栅栏和长满树林，还被深沟隔开”。1935年，在关于恢复两年兵役期的辩论中，魏刚将军在同一份杂志上写道：“我们拥有一支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后备军。不必要建立任何军队。一切都有了。”《费加罗报》发表了署名让·里维埃尔的系列文章，来证明“坦克不是不可战胜的”，并用这句用语作为系列文章的标题。一位匿名的将领在《法兰西信使报》上撰文，想要证明为什么法国不应当作出与德国同样的军事选择。“德国人自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他写道，“所以自然应当建立其坦克师，但法国是爱好的和平与处于防御状态的，所以只能是反摩托化的”。莫兰将军接任贝当的国防部长，他在众议员面前申明，组建一支装甲部队“是无益的和不可取的”，“这种组建是与逻辑和历史相对立的”。后来，贝当决计亲自进行干预，在《巴黎杂志》上就“法国的军事准备”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断言“坦克和飞机改变不了战争状况，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于用防御工事建成连续不断的战线”。1938年，贝当为沙维诺将军所著的《还有入侵法国的可能吗？》一书作序，重新发动攻击，谴责任何建立在大量独立使用坦克基础之上的观念。“亲爱的，”贝当写道，“坦克是不常见的，其部署是比较缓慢的……发展坦克的有效行动需要时间，而防御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运送后备军……在陆地上，那种阻止坦克的致命的障碍，就是与反坦克武器的火力相结合的地雷阵……在这个障碍面前，装甲师在两侧会遭到反击，受其左右”。在直接谈到戴高乐主张的“装甲部队”及其使用学说时，贝当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支军队想要取得的决定性效果是无望的。任何保证都不会不遭到可能的挫折……至于那些会将我们重新拖入短期战争的坦克，它们的破产是明显的！……当大批坦克开到巴黎地区时，它们能成功地做些什么呢？……再说，躲闪是容易的。只要用卡车运输一些部队和某些装甲车，就足于减缓由德国装甲部队可能的入侵”。贝当更加明确地表态，排除了入侵者通过阿登山脉进入法国的可能性，并预测说，只要这支德军稍微穿过一下森林，它就会“在出口处被抓住”。至于空军的作用，贝当的态度也是明确的。“空军在战役中直接参加行动，则是一种虚幻。”
毫无疑问，同戴高乐本人预见的相比较，他对军队内部反对自己的普遍反应印象更加深刻，受到的伤害也许更深。事实上，戴高乐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里，用很大的篇幅指出这点，而且在措辞上不加留意。当年使戴高乐受到最大伤害的并非讽刺的话，他在书里有意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有家文学杂志——他在回忆录里没有公开点名——写道，“要彬彬有礼地赞赏某人想要发明的一些近似于疯狂状态的思想，那是令人为难的。这里只是要说明，戴高乐先生在很多年前，已被于布神父所超过，于布神父也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的大策略家。于布说，因为我们将从波兰归来，所以我们要用物理学来设想一架运输整个军队的风力机器……”主要是当年的同僚和上司的判断和做法同戴高乐发生了冲突。他三次引述了莫兰将军的话。首先是莫兰在众议院讲坛上发表的讲话，断言法国军队永远不会超越马其诺防线，“走到这条防线的前面，去冒我所不知道的险”。戴高乐从中下结论说：
“这番话是解决特种部队命运问题的，但它同时告诉那些欧洲的明白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除了加强马其诺防线之外，不敢做其他任何一切。”
接着，戴高乐追述了一个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后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他在该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
“莫兰将军生气地向我喊道：再见，戴高乐！只要我在，就不再有你的位子！……”
于是，戴高乐叙述了莫兰向前来为自己辩护的“来宾的喊话”。
“他抓住了一支蘸水钢笔的笔杆（皮罗诺）和一个留声机（保尔·雷诺）。‘我将把他打发到科西嘉！’”但戴高乐承认，“莫兰将军‘大发雷霆（……），但他却没有打雷的勇气’。”
军队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不理解戴高乐，从而对他的军人生涯不能不产生影响。1936年底，戴高乐发现，他的名字已从晋升上校军阶的名单上被勾掉。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他不接受这样白白地失去一个机会，一个后来会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机会，尽管军队迄今反对他的思想，但最终将会被实际情况所说服。⑧据雷诺的证词所述，戴高乐前来见雷诺，并告诉雷诺，如果他不在未来晋升上校者之列，那他的军人生涯就会“中断”，因为他今后的晋升机会几乎等于零。雷诺同意向国防部长达拉第转告此事。达拉第显然受到法军参谋部办公室的影响，所以解释道，戴高乐当过战俘，因而“服役成绩不如其同学”。在被告知这一答复后，戴高乐给雷诺寄了一封邮件，邮件里附上对他三次负伤的回忆和对他的五次嘉奖令，其中有四次是全军嘉奖，并建议由达拉第亲自过问他的卷宗。结果，达拉第被说服了，戴高乐在1937年被任命为上校。
这件小事是说明问题的。显而易见，假如军队在总参谋部里——至少是低于军队最高层——不存在一种固有的、对戴高乐及其观念的敌视，以及可能存在的对戴高乐的方法和他同政界的关系的敌视，那就不会发生压制其晋升的事。不管怎样，戴高乐肯定从中得出了结论：此后，他对于军队最高层不再有任何期待，因为它挡住戴高乐的晋升道路和摒弃其思想观点。对戴高乐来说，他今后要做的事只是试图尽量对政界施加影响，因为一切都最终取决于政府，所以一旦戴高乐的对话者上台，他就必须马上成为他们最亲近的顾问。这就解释了戴高乐同他们的通信和对他们中的某些人寄予希望——这种希望显得有些过分——何以发生了奇怪的转折。例如，戴高乐曾经特别信赖过马塞尔·德阿将军。1935年4月，德阿在《社会主义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雷诺刚刚在众议院提出的论断。戴高乐便立即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先生的介入将会是一张第一流的王牌，因为德阿在左翼的介入，已与雷诺在右翼的介入结合起来。”因此，1936年初，当德阿担任空军部长时，戴高乐会见了德阿，而且在晚餐和晚会上，德阿成了他唯一的对话者。据菲利普·塞尔提供的证词，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戴高乐最依靠德阿——也许如此——因为戴高乐预见到，左翼政党将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所以他就假设德阿的影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紧接着是一种失望，德阿在1936年立法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他“被拉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去”。十八个月后，戴高乐在收到德阿发表的新著《转折中的人民阵线》后，于1937年11月13日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是“一个大才子和优秀人物。这就是他遭到别人指责的地方。但是，等着瞧吧，我相信，人们将看到他逆流而上，登上高峰。”毫无疑问，在戴高乐寻找的那些拥有相当勇气和智慧来改造法国军事制度的政治家中，德阿使他遭到了最大的失望，因为德阿不久后支持慕尼黑协议，敌视对德参战，疯狂而绝望地支持同纳粹德国合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现在，戴高乐只剩下依靠保尔·雷诺了，指望他有一天上台，在他身边共事，成为未来法国军队的“卡尔诺”。为此，戴高乐不忽视任何机会，对雷诺多献殷勤，多加赞扬，甚至有点阿谀奉承，就象他在1935年12月2日信中所写的那样：
“毫无疑问，美好前程即将到来，它正在为您的政策和人格准备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同您的价值和勇气相称的。”也象他在12月3日信中所说的那样：“沃韦纳戈说过，伟大人物所期望的只应是伟大思想和伟大行动的成功。您是这句总箴言生动而光辉的证明。”
戴高乐将长期保持这同一种基调。戴高乐在绝望中，坚持希望其对话者雷诺上台。要末是因为未来的事件将判定雷诺有理，如判定他在法郎贬值或法俄联盟方面有理；要末是因为事实上，雷诺能在左翼和右翼依靠一些盟友和朋友。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应当成为雷诺的直接顾问、最亲近的合作者。这条道路是否太狭窄呢？无疑是如此。可是，离战争爆发还有最后三年，戴高乐看不见任何其他办法，找不到任何其他支持。不过，这条狭窄的道路达到了目标，然而，为时太晚，只是在1940年，和在最坏的条件下达到的。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事件表明，在现有的法国军事体系和戴高乐想要建立的军事体系两者之间必须作一选择中，存在着一些完全生死攸关的、基本的东西。1935年秋天，法军总参谋部第二局报告统帅部说，德国政府准备重新占领由凡尔赛条约第42条和43条划为非军事区的莱茵河地区。10月21日，总参谋部将此情况报告政府。政府则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莱茵河地区有可能被重新占领。据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所述，议会两院批准上一年签订的法苏条约会是这样的机会。⑨政府想要思考应对的做法。1936年2月1日，由皮埃尔－埃迪安·弗朗坦领导的外交部当时是这样致函由莫兰将军领导的国防部的：“现在有理由决定，如果德国为了片面取消非军事区的地位而采取主动行动，那么必须在最短的期限里采取预防措施或反击措施。”⑩
人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文本是模棱两可的。即使“预防”措施不涉及行动，“反击”措施也必须强制性地采取军事行动。答复是由莫兰将军在2月12日所副署的总参谋部的一份通告对外交部的信函作了答复。⑾通告规定一系列旨在23天内完成部署“掩护体系”的措施：从实行“一般警报”到实行“加强警报”——包括集合边境省份的35000名后备军；实行“安全体系”，其中涉及到动员12万名预备役军人和后备军；然后，实行包括集结100万兵力的、“一般的或加强的掩护”等。当时，弗朗坦与莫兰的通信并未结束那种模棱两可和犹疑未决的情况，反而已经显示出法国政府内部存在着最严重的矛盾。⑿2月27日，他们的通信导致了采取下述三项对解决危机来说将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如果出现“无可争辩地现行地违反”洛迦诺条约的情况，那法国在新国联公开表态之前，不行使单独行动的权利。但是，就象洛迦诺条约向新国联承认的那样，法国“只是在条约副署国的同意下才采取行动”——这样就使得一切都取决于英国的决定——并且只是可能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最后，比利时和英国政府将受到有关情况通报，所以马上相信，除非得到盟国立即的和坚决的支持，否则，法国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⒀
即将发生的事件果真如此。3月7日星期六上午，阿尔贝·萨罗被告知德军侵入莱茵河地区，所以当日下午他召集陆、海、空三军部长——莫兰将军、弗朗索瓦。皮特利将军和马塞尔·德阿将军，以及国务部长保尔－蓬古尔、邮电部长乔治·芒德尔等开会。只有这后面两位部长表示支持反击，其他人却马上表示犹疑不决和谨小慎微。莫兰将军决定建立“一般警报”系统，但这样做并不要求发布任何动员令，而是将大约5万5千名人马集中在马其诺防线上，换言之，比德军进入莱茵河地区的约3万名士兵还多得多。⒁3月8日星期日，法内阁会议开会，并未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尽管萨罗发出郑重的警告：“我们将不让斯特拉斯堡遭到德军的炮火袭击”，但3月9日内阁会议宣布，法国放弃洛迦诺条约赋予的、在遭到“现行侵犯”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因而求助于洛迦诺条约的签署国和国际联盟。必须承认，当时法国和欧洲的时局完全不利于作出任何坚决和快速的军事反应。三天前，比利时刚刚宣布废除比法两国从1920年以来业已存在的秘密军事公约。过去英国认为法国对意大利侵略埃塞厄比亚的态度过于宽容或过于讨好，但此次却反对法国采取任何行动。在3月7日和8日这两个关键的日子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断地劝告法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行动。⒂在华沙，比克上校提醒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说，法国同波兰存在着联盟关系，但他只限于建议波法两国政府进行“紧密接触”——这并不妨碍波兰官方伊斯克拉新闻社在3月7日夜间，发表一篇支持德国主动行动的评论。⒃唯独苏联政府声明要准备采取行动，甚至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向法国同行明确指出，“只能通过坚决的反对，才能预防德国可能进行的侵略”。⒄但德苏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边界。在巴黎，任何人都不想使刚刚批准的法俄条约生效。此外，几乎整个法国报界都在反对军事反击，所有政党的政治领导人都在本能地断言，在离立法选举只有六周时，人们是不可能参加一场武装冲突的。至于军队领导人，他们不断地提醒说，只有同英国一道，才能进行干预；如果军事行动达到某种规模，那就必须颁布总动员令。事实是，甘默林在关于德国军事力量的口头讲话或书面报告中，都明显地夸大德军兵力，将它估计到远远超出其掌握的情况的地步。但事实上，国防部长和政府总理也能拥有这些情况，因此对甘默林的结论提出了置疑。⒅这只是，因为，甘默林受其气质支配，关注他在一战时期、此后在许多次年度军费预算的讨论中取得的经验，因此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想要拥有一种无可争辩的优势余地，来确保胜利，并在要进行的战争努力问题上对政治领导人不抱任何幻想。
然而，基本问题是法国的军事体系问题。在此之际可以看到，法国的军事体系仅仅是防御性的，从未参予过进攻，从未是能够进行大量和快速武装反击的力量。法国从它想要对希特勒的冒险行动进行反击时就能立即懂得，它没有反击的军事工具。法国不能更加明确地证明《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以及它因不改变军事体系而即将遭到可怕的危险。
由于莱茵河地区事件的可怕教训，戴高乐进一步认为，不应该为了那些最明智的政治家而失去莱茵河地区，它可以并应该引导这些政治家思考和明白，法国的军事体系是彻底不符合欧洲新形势的，希特勒的德国已使欧洲大陆的均势遭到威胁。戴高乐认为，勃鲁姆会在1936年4月和5月举行立法选举之后出任总理，是应当和能够被说服的，因此他必须去见到勃鲁姆。对此是毫无令人惊奇之处的。事隔近20年，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亲自作了解释。他认为，人民阵线的胜利体现了“大乱”、即一种深刻的变革意志，这种“大乱”可以是“同过去的消极状态实行决裂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戴高乐从中隐约地看见了一种在政治、智力和道义上进行撞击的可能性，而这种撞击会将蔓延开来，打击和推翻法国军事体系的教条。尤其是法国左翼的意识形态会推动左翼对外来威胁，采取一种更加激进和更加联贯的行为。
“这并不是不可设想的，”戴高乐写道，“面临国家社会主义在柏林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罗马的执政、长枪党对马德里的接近，法兰西共和国想要同时做到，改造其社会结构和改革其军事力量。”
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在戴高乐看来，这种行为业已被最合理的论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具有严重意义的举动。诚然，人们看到，戴高乐首先认为，保尔·蓬古尔可以成为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他也曾希望，马塞尔·德阿也是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也许保尔·雷诺与德阿一样。至于戴高乐这方面，至少他的亲和力，以及不管怎样他有意想要建立的关系，都会使他同样地向左转，如果不是更多地向右转的话。但是，人们不能忘记1936年的政治气候，异常激烈的攻击勃鲁姆个人的宣传运动，罢工及占厂在许多社会阶层中激起的恐惧感，人民阵线支持者的胜利和人民阵线反对者的强烈反应在法国所引起的内战恶梦——正如在西班牙业已爆发内战那样。因此，必须再次指出，当时，戴高乐是多么远离那些在保守派中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在军官团中间因传统或利益继续存在着的感情、偏见和热情。
不管怎样，戴高乐曾经指出，勃鲁姆政府决定几乎大量增加法国的军事努力。达拉第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接受了一个军事装备大纲：用“战争的节奏”来制造坦克、大炮，建立防空炮兵和弹药生产储备，组建三个新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将骑兵第三师改变为机械师，给十个——而不是七个——步兵师配备卡车。总之，人们规定将组建78个各种类型的坦克营，甚至82个坦克营——同时组建第四轻机械师，给某些营的每个排配备五辆坦克，而不是三辆；后来组建两个重装甲师，每个师拥有六个最现代的B型坦克营。人们还规定，军事纲领启动时拨款140亿法郎，为期四年，然后增加拨款，加速纲领的实施并补贴物价的上涨，直至从1936年到1940年宣战期间升至310亿法郎时为止。⒆不过，问题在于知道，无论这个军备纲领有多么重要，它是否会引起法国军事体系的变革。
因此，戴高乐决心去见勃鲁姆，试图使勃鲁姆明白，必须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埃米尔·梅耶再次被动员起来。⒇梅耶常在他女婿保尔·格吕纳博姆－巴兰家里接待自己的朋友，而他的女婿非常接近勃鲁姆。梅耶进行斡旋，为戴高乐争取到在1936年10月14日同勃鲁姆总理会见。后来，勃鲁姆叙述了这次会见，描绘了戴高乐这个人物——当他描写时，戴高乐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角色——的体格和心理。(21)在勃鲁姆眼里，戴高乐的形象是具有“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放弃行动（……）的这种气质，因为对他气质来说，行动是一种生命攸关的需要”。如果阅读戴高乐所著的《战争回忆录》，那就可以知道，他在会见中马上利用了当日发生的事件：比利时国王列奥博尔德三世在10月14日上午，以德国进攻比利时、比利时不能真正获得联盟保护为由，宣布停止同法国和英国的联盟。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补充的证据，表明法国的军事体系不能切实地捍卫那些有朝一日遭到希特勒战争行动威胁的欧洲国家。勃鲁姆保证说，他非常关注戴高乐提出的观点。当戴高乐提醒说，勃鲁姆过去反对这些观点时，这位总理对戴高乐吐露实情说，他“当了政府首脑后，改变了看法”。关于此次谈话，有两种版本，但任何一种版本都没有暗示他们俩改变了那种从前被勃鲁姆习惯性地重申过的、对“职业军”的批评，也没有暗示戴高乐抓住会见勃鲁姆的机会，象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承认“必要时，实行两年兵役制（……）使精锐部队引进一定比例的军队士兵”。不管怎样，由德军占领莱茵河地区所引发的危机表明，缺少一支能够作出立即和大量反应的军队导致政府和统帅在可能动员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的问题上陷入一些无结果的讨论，戴高乐肯定要以此作为自己的论据。他同勃鲁姆一道，提到了德国人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采取主动进攻的假设。根据莱茵河地区危机的事例，戴高乐暗示说，人们将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重新召回军队；人们“从我们工事的枪眼望去”，“眼睁睁地”看着欧洲被奴役的情景。勃鲁姆以此表明他尚未思考在此形势下突然发生一次战争的战略情况，便询问戴高乐是否真的希望派远征军去维也纳、布拉格或华沙。戴高乐本应用文学的词汇——这些文学词汇象在17世纪的习惯用语发出奇异的铃声：“如果德国军队沿着多瑙河或埃尔博河推进，那我们是否不去莱茵河呢？”——来描述这次对话，但他却反驳说，一支强大而快速的装甲部队能够立即对莱茵河和鲁尔地区采取一次进攻。勃鲁姆确认法国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转移了讨论话题。于是，戴高乐想要使勃鲁姆摆脱这种幻想。他指出，1918年的战线绝对不是不可侵犯的；从1918年以来在坦克和现代飞机威力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必定会使得马奇诺防线发生决定性的决裂；于是，“德国人将能推进一支由空军支援的快速装甲部队，进入我们战线的纵深地区”。戴高乐作了预测：“如果我们同样行事，那一切都会得到纠正。否则，一切都将会完蛋。”接着，戴高乐从技术上，对通过大幅度增加军事拨款制造军事物资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军用物资仍然是主要用于防御。勃鲁姆逃避责任，认为“使用给国防部的拨款是达拉第先生和甘默林将军的事”。戴高乐则最后一次指出，这是法兰西国防的问题，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据戴高乐回忆，谈话被数不清的电话所打断。戴高乐知道，勃鲁姆对他提出的论据留下了真诚的印象，但在改变法国军事体系上却无所作为。因此，这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现在，”戴高乐写道，“我觉得，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同德国的新力量抗衡的机遇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然而，认为法国军队当时处在一种完全停滞的状态是不公正的，因此是错误的。恰恰在1936年，法国颁布了新的“关于大部队战术使用的指示”，这从1921年由贝当强制推行这项指示以来尚属首次。(22)新指示恢复了进攻作为战争最高形式的原则。新指示写道，“进攻是特别的行动方式，唯独进攻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局部的总攻是一个指挥官在他认为并非处于能采取总体进攻、或者对其部分活动地区采取进攻的情况下，临时选择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一旦促使指挥官采取这种局部总攻的劣势停止，他就应当立即在进攻中，要求使敌军丧失战斗力。”那么，法军是否走上了正轨了呢？不管怎样，甘默林是很想走上正轨的。（23）在1936年10月14日召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甘默林声明说：“必须拥有进攻的技术工具。德国人设想了坦克师，是一种在深入扩大战果之前发动突然进攻的工具……我们缺少为进攻或反攻所需要的进攻性工具……我们必须有一个比德军坦克师更加强大的工具。”这天，倾听和支持甘默林的人是那样少，以致他不是强制推行选择和下达命令，而只是在下结论说：“无论如何，使用重机械师的问题是必须研究的。”
过了一年多，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事实上，1937年12月15日，甘默林在同样关闭的大厅里，在讲话中重新发动了进攻。最高国防委员会再次作出结论：“关于装甲大部队，委员会的意见是在1938年内进行一些研究和试验，以便确定一个装甲师的可能的组成和装甲师的使用可能性。”（24）又过了一年。在慕尼黑危机之后，在1938年12月2日举行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查明由于军队的没有进行全面动员，一年前决定的试验未能很好地付诸实行。但这次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比前几次讨论更加明显。埃兰将军和比约将军支持甘默林，甚至超过了他的建议，明确表示要组建装甲师。会议的最后结论是实行一次有限的妥协。人们决定创建两个装甲师，但每个装甲师都被缩减到只有四个坦克营，并决定将其组成问题干脆推迟到以后再说。这样，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人们找到了对艾蒂安将军从20年代起发出的、关于法国军队实行彻底现代化和大量使用坦克的呼吁的、弱小而能感觉得到的反应。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呼吁只导致一种军队摩托化和机械化的试图，而这种试图为时太晚，也没有真正的联贯性。(25)显然，戴高乐输掉了这场他从出版《建立职业军》以来就热情参加的、组建装甲部队的战役。
一个颇为说明问题的事件即将表明，戴高乐已经失去了他的全部幻想，并不再犹疑地破釜沉舟。1937年,他于12月被任命为上校，他从7月起被分到驻守梅茨的第507坦克团，在秋天担任坦克团团长。他拼命地投入工作，全力以赴，以便把第507坦克团改造成一支完全利用其独立自主和快速的、同现有的一切规定实行决裂的装甲大部队。第507坦克团同戴高乐一道，引来了将雷诺·马尔坦将军，马尔坦指挥他的坦克旅，不久后被任命为坦克总巡视官。特别是德莱斯特兰将军，也指挥过该坦克旅，他从前非常接近艾蒂安将军，后来成为公认的坦克问题专家。当时，德莱斯特兰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他心里赞同的、但嘴上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且成为戴高乐的长期对话者。五年后，德莱斯特兰在1943年被戴高乐任命为秘密军司令。(26)这时，戴高乐同他的某些上司，特别是吉罗将军发生了无数次冲突。吉罗当年指挥过第507坦克团所属的兵团，而今被戴高乐这位年轻上校的明显的轻蔑、冷谈的坦率态度所激怒，所以他当着一个访问梅茨的议会考察团声称：“戴高乐上校是法国军队中最可笑的军官。”事实上，戴高乐不宽容吉罗，并且从此不宽容任何人。
正象惯例那样，1937年法国举行了骑兵大演习。由马尔坦将军指挥的梅茨装甲旅——以戴高乐为首的第507坦克团属于该旅，但他尚未获得上校军阶——奉命支持骑兵团的演习行动。演习按照传统课目进行，严格实行参谋部强制规定的原则。在进行通常的批评教育——此外，表扬被正常地分配，保留意见也得到彬彬有礼的表达——之后，观看演习的甘默林亲自讲话，他最后说：“学说的统一是思想纪律的基础，舍此就没有高效率的军队。我想，先生们，我们大家是否都同意呢？”这只是一种礼节性的提问，旨在象平常那样，接受大家无声的赞同。但是，在以总参谋长为中心的将领和高级军官大会的外圈里，响起了一个声音：“我嘛，完全不同意。”与一切惯例实行决裂的戴高乐，坐在听众席第一排，被甘默林辨认出来，并被准许阐述他的观点。于是，戴高乐重提了他三年来所捍卫的一切论断：现代坦克要将快速和功率结合起来；大量使用现代坦克具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坦克的速度对于其他武器来说是必不可少；现代坦克对于冲破和瓦解敌军阵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甘默林只是向戴高乐指出，这次重大演习很好地遵守了为坦克这种还是属于步兵一部分的“小武器”所确定的使用规则。但戴高乐却当场反驳说：“当规则荒谬时，必须加以取消和改变。”看到这个场面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27)按照词义来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在这种场合下，任何一名上校级军官都不能用这样一种语气，这样的严厉态度，去反驳法国军队司令。当然，戴高乐是第一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他采取这样的举动，只是表明他不再宽容任何人，也许他不再希望说服任何人，他已经准备同任何人实行决裂。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最黑暗的预感的时代。1937年夏末，戴高乐还陪同甘默林视察过在阿尔卑斯山修建的防御工事。戴高乐利用这个机会探望了他的妻舅雅克·旺德鲁——当时，旺德鲁正在同家人在普拉洛涅昂度假——然后，他要求旺德鲁把自己带到布里德－勒－班，他将在第二天一早从那里动身回梅茨。夜间旅行是美好的，那月光照耀着群山和枞树林，也许这种浪漫主义的景色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感觉。(28)
“明年，我们将会到哪里去呢？”戴高乐突然问旺德鲁……“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幸福假期吗？”
戴高乐还提到，希特勒的德国正在组建一支现代军队，法国参谋部则因“囿于混凝土国王的学说”而拒绝建立一支装甲军队，英国现在处于软弱状态，俄国在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定，美国将长期保持保留态度……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也许戴高乐是第一次大声宣布这个结论的：
“无疑，我们的国土将再次遭到侵犯；几天的时间就足于打到巴黎。”
但戴高乐的话没有说完，他继续说下去：
“将来，人们必须从自己的所在地重新出发，从布列塔尼、或者从中央高原、甚至从阿尔及利亚重新出发。法兰西最终将同盟国一道获得胜利。然而，这将是一条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道路……”

第六章　相约战争

在这20世纪，“男人们”即将第二次奔赴战场。在法国，人们重新看到了一些归根结底谁都不会遗忘的、而青少年通过报纸、画报或插图本看到其重现的场面。在巴黎，人们重新看到了官兵从东方火车站出发、三五成群的人在动员入伍的宣传画前面聚集，新战士乘火车去同他们的团会合的情景。然而，此次却听不见他们前辈1914年以为打到“向柏林”去的热情喊声……每个男人都从抽屉深处或者从别的证件中，寻找那本规定出发日期的军籍簿。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惯例：在窗户上贴着纸带，好让窗户不被炸弹的呼啸声震裂；在火车站和公共建筑物的玻璃上刷上了蓝漆。就这样，人们在1939年9月初进入了战争……
戴高乐坚守岗位。他被调到第五军的坦克指挥部工作——第五军由布雷将军指挥，负责从萨雷克米纳直到斯特拉斯堡以南的战线——驻守在旺让堡。与无数法国人相反，戴高乐没有为家庭采取任何特殊措施。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女儿小安娜继续留在科隆贝－双教堂镇，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暂时留在巴黎，继续读书，都是寄宿生。对戴高乐而言，无论如何，法国参战看来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有关的证据和通信都证明，尽管戴高乐知道法军对打一场必须打的新型战争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怀疑，最后必须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行动。事实上，戴高乐对希特勒德国的敌视是一贯的和不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是在其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岗位上，以警惕的目光来观察德国军队的重组的。但人们通过一些有关情况的反应和引证也看到，戴高乐对纳粹德国制度、推而广之对其最完备和最可憎表现的专制主义表示深恶痛绝。在戴高乐身上，他的批评精神，近乎本能的、对言论自由——他本人是那样乐意使用这种自由——的爱好，从其古典文化和智力培养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偏爱，以及——至少就一方面而言——天主教的人类观，凡此种种都解释了这种厌恶。在戴高乐的行为或著作中，人们永远都不能找到任何痕迹，说明他对纳粹德国及其代表的战争行动的根本厌恶有丝毫改变。戴高乐的友谊、人际关系和选择都证明了这点。梅耶上校的朋友圈子完全是由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自发产生的厌恶情绪所活跃的，而支持戴高乐《建立职业军》论断的政治家，除了马塞尔·德阿很快疏远之外，全都属于抵抗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阵营。
戴高乐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他看来，佛朗哥在德国飞机和意大利远征军的支援下获得的胜利，对法兰西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作为战略家，戴高乐在判断西班牙战争时，预感到在法国西南边界上突然出现了第三个敌人的危险，也许特别是对法国本土同其北非附属国之间的通讯造成的威胁。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在1938年同意向“年轻共和国”运动——换言之，一个受基督教民主主义启示、同时又坚持国家世俗的政治组织——召开的、防务问题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代表大会在昂热召开，戴高乐因其新职——第507坦克团团长——公务缠身，无法出席大会。因此，戴高乐寄了一份他本当要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明确表示法国要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
1938年，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彻底地有利于德国的变化。3月10日，法国政府——再说，这天是辞职政府——就象戴高乐在1936年8月的著名谈话中向勃鲁姆预告的那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已明白，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德军从西雷西出发向南进军，从下奥地利出发向北进军，有可能在摩尔达瓦平原陷入泥潭，将捷克地区同斯洛瓦克地区分开，然后重新转向西北方进军，抵达那些与德国边界接壤的波希米亚高原的工事的后方。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并非不知道这种危险。但这是否一个理由，一个同意苏台德已归顺德国，从而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使其他地区注定要遭到德国侵吞，象1939年3月真的发生的那样不能自卫，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地区获得一种政治和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的理由呢？戴高乐一刻也没有这样想过。也许戴高乐通过其政治关系——但人们没有找到雷诺寄给他的信函——知道，英国绝不愿意为了苏台德区而打仗，法国政府也几乎不可能用某种力量将英国拖入战争。但是，法国政府对1938年9月24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仍然进行了彻底的谴责。戴高乐在致妻子伊冯娜的信件中，用一种比致政治人物或朋友信函更加自由的语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们在德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面前不战而降，”戴高乐给妻子写道。“我们把盟友捷克拱手送给了敌人。这几天德国的马克和意大利的货币在整个法国报界，特别在所谓‘国家的’报刊（《今日报》、《格兰戈瓦尔》、《日报》、《晨报》等）上大量流通，以便说服我们贫困的人民，相信必须放弃……我们正在逐步养成后退和受辱的习惯，以致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我们艰苦备尝。”
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含义深重的。戴高乐在信中只揭露了右翼和极右翼的报纸，他毫不犹疑地——再说，无证据地——把这些报纸的做法看作是腐败的结果，换言之，归根结底，看作是一种背叛。戴高乐对“后退和受辱的习惯”的抨击，表达了他对政府未来的行为、由此而来的对法兰西的后果“我们艰苦备尝”的、最伤心的预感……实际上，戴高乐至多不会认为，对德国人的让步和投降会永远使人免除较量。因为他在同一天，9月24日，给雷诺写了一封信，信中预见了未来的悲剧和重申了他的效劳建议。
“至于我，我毫不惊奇地看到，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要来到了，我确信，您将因发挥主导作用而彪炳青史。请让我对您说吧，不管怎样，我都决心为您效劳——除非我一命呜呼。”
戴高乐走得更远。他同那些军队特有的规定和习惯实行决裂，作出了一个接近于政治承诺的举动。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加入了“现代之友”协会。②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主动行动。《现代》杂志是在《七月》周刊根据梵蒂冈的指令被迫停止出版后，由多米尼克人创办的，斯塔尼斯拉·菲梅任社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则是最有威望的社论撰稿人。《现代》杂志与“年轻共和国”运动密切联合。人们看到，该运动处于基民党的左翼，而基民党的机关报《震旦报》从前曾请求戴高乐来帮忙负责军事问题。《现代》杂志则更加严格地代表着在基督教背景下抵抗纳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的路线。人们甚至在《现代》杂志中，找到一种对梵蒂冈讨好上述三国政权的态度进行批评——几乎是悄悄的批评——的隐约可见的痕迹。不管怎样，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战争行动，菲梅和莫里亚克同天主教徒的历史学家亨利·吉约曼、占领时期担任“战斗”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克洛德·布尔代，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的记者和未来“自由法兰西”的发言人莫里斯·舒曼一道，不知疲倦地进行了宣传运动。当时，戴高乐尚未同马克·桑尼涅这个思想启示者和几乎是该舆论派别的创始人相遇。但战后戴高乐透露说，他觉得自己最接近桑尼涅的思想。此次戴高乐参加“现代之友”协会，作为其完成的、唯一的、相当类似政治选择的举动，已经使他置身于某种思潮之中。不管怎样，眼下，它表明，戴高乐的承诺在这些想要抵抗德国战争行动中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承诺并没有给戴高乐带来半点乐观主义。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而且在此后的数周和数月里，戴高乐表现出一种根本的悲观主义，有时他发表意见时态度粗暴，犹如挑衅一般。③1939年冬天，戴高乐接待过一个英国议员小组，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先生们，这场战争完蛋了……因此，必须用机器来准备另一场战争，赢得另一场战争！”
因为戴高乐每时每刻都会看到，法国没有那种在他看来唯一能确保胜利的军事工具。他徒劳地感到，自己在致朋友的信函中，当然，在其处于军队最高层内部的日常行动中，坚持着某种保留意见。有时，他也无法抑制住那些最痛苦的思考。1940年2月8日，戴高乐给最老的朋友吕西安。纳辛写信说：
“从人道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战争会象这场战争这样悲惨。是荣誉和本性使我们走进了战争，但归根结底，我们尚未决定真正地进行战争。”
2月21日，戴高乐在致雷诺的信函中，是这样分析其悲观主义的。
“即使我们真的拿起武器，来阻止德国在中欧、巴尔干半岛、北欧和东欧地区建立霸权，我们也没有取得成功，再说没有试图这样做……因此，人们可以说，这场战争已经完蛋了。但是，现在还是赢得另一场战争的时候。如果我们失去另一场战争的胜利，那么世界，首先是法兰西，就会逐渐地习惯于希特勒正在欧洲最大地区建立的新秩序……几天后，在我们眼里，由希特勒在既成事实基础上向我们建议的和约就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此后，我们就会对沉沦、孤立和毁灭熟视无睹了。”
戴高乐之所以如此悲观，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在1939年冬天那些停滞不前的日日夜夜里的坏脾气的。解释戴高乐悲观主义的原因，则是战争爆发初期的战略形势，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当时的战略形势可以用下述简单情况来加以概述:德国在发动一场大胆的运动战后不到半月，经过旨在瓦解华沙的十三天围城占领了波兰，从此在德国东部不再有战线，可以随时将其全部兵力调转方向，来打击法国；任何人都不能不知道，德国在飞机方面，特别是在轰炸机数量、在大多数地面军用物资（除了数量以外）、重炮和坦克方面，拥有重大优势；德国的兵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盟军的兵力，因为法国在东北战线只能部署82个师，其中15个师用于驻守马其诺防线的要塞，其他10个师在阿尔卑斯山，12个师在北非，同时，从现在到春天，英国人只考虑使10个轻型师登陆。在戴高乐看来，此外还加上这样一种下述看法：德国在使用其坦克时，将投入密集型和快速的大部队，由此在战役中造成一种难以改变的失衡，因为法国在使用坦克方面选择了另一种学说。盟国指望自己在海军方面的优势和实行封锁的武器，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意大利、中欧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持的善意中立，由于同苏联保持和发展的国家关系，德国可以获得本国军火工业所需的基本原料，或者用其国内产品来取而代之。盟国主要从1938年和1939年起，尤其是从战争爆发以来，投身于一种巨大的军备努力之中，所以可以希望在1941年或者最迟在1942年，在一切军用物质种类方面取得优势。可是，十分明显的是，德国将不会给盟国留下这样做的时间，一旦有可能，就马上要对法国领土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从此，无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德国充分利用其最初的优势，来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归根结底，任何力量都不能会阻止德国这样做，除非是俄国加盟。
对此，戴高乐有一种明确的判断。1935年，在斯大林和拉伐尔签订法苏公约之后，戴高乐在一封致母亲的信中是这样下的：
“我对法俄公约有什么看法呢？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很快就要对德国进行战争，而且只要我们的情况稍稍恶化，意大利就必定（……）会向我们踢一驴脚。问题是要幸存下去，其余的一切都是空话……不管我们对俄国人的制度有几多憎恶，我们都无法拒绝俄国人的赞助。这是弗朗索瓦一世同穆斯林联合，反对查理·坎特的历史。我清楚，希特勒开展了激烈而非常娴熟的宣传活动，已经使许多勇敢的法国人相信，希特勒丝毫不怪罪我们，只需让他放手去征服中欧和乌克兰，就足于从他那里买到和平了……必须有勇气直面事件。在此时刻，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唯一的目标：将所有反对希特勒的人集结起来，同德国进行斗争。”
这个判断是毫无模棱两可，具有战略特点的。对法国来说，最有效的反对德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背后联盟”。当德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达到它能希望取得的、对盟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初胜利时，这种联盟变得更加必不可少。1934年，杜梅戈政府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作为第一个明智地鉴别希特勒战争行动及其可预见的后果的法国政治家，特意谋求签订法苏联盟，来阻止希特勒的去路。巴尔图克服了最反共的右翼与和平主义的左翼所持的犹豫态度，达到了他的目的。10月9日，当巴尔图在马赛接待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时，他被那些暗杀亚历山大的、克罗地亚的秘密结社分子打伤而死。因此，该由巴尔图的继任者、外交部长皮埃尔·拉伐尔前往莫斯科，签订巴尔图生前谈判过的法苏联盟公约。当时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供职，自然是支持签约的。但不久后，他可以观察到，法苏公约没有被赋予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下文。起先，拉伐尔关注此事。后来，应拉伐尔的要求，与巴尔图和苏联人的想法相反，推迟了关于在军事方面实施公约问题的讨论。④甘默林肯定希望，法苏公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换承诺。然而，1935年5月4日，即签订公约后48小时，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已经报告甘默林说：“眼下，绝对不存在法俄军事合作的方式问题”。⑤但甘默林仍然决定，先后派卢瓦索将军和施维斯古将军出席苏联红军在1935年秋天和1936年秋天举行的大演习。他们两人回国后所做的报告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十分支持法苏联盟，后者态度却非常保留。然后，1936年冬天，勃鲁姆政府放弃了同俄国开始进行的军事谈判。因为捷克斯洛瓦克共和国总统贝内斯告诉法国政府，苏联参谋部业已同德国进行联系，所以信赖苏联是危险的。⑥后来，德国情报机构前负责人认为，关于德国和苏联统帅部接触的档案资料都是由他们彻底捏造的。但当时，消息最灵通的欧洲国务活动家，甚至那些最津津乐道于相信红军英勇的欧洲国务活动家，都自以为最有理由认为，苏联军队领导人在策划反对他们的政府，也许在密谋中同德国串通一气。不管怎样，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一案不仅牵连到几位苏联元帅，而且牵连到一个庞大的苏联军官网络，似乎判定这些欧洲国务活动家有理，或者至少说，使人们对红军的英勇产生了怀疑——如果不是对红军的忠诚产生怀疑的话。
因此，并未象勃鲁姆本人在其政府初期所希望的那样签订法俄军事协议。1937年，当勃鲁姆已经不再担任政府总理时，就不存在签订法俄军事协议的问题了。但苏联驻法国大使波当金通报勃鲁姆说，如果出现德国侵略的情况，那苏联军队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干预，就必须穿越那些恰好将俄国边界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边界分开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根据甘默林的用语，这“在军事上是合乎逻辑的”。但1937年秋天，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在东欧国家首都访问了一圈，最后完全放弃了努力，不使法苏联盟同法国过去对波兰、罗马尼亚、特别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诺协调一致。⑧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在这方面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切实的努力。
戴高乐在其工作岗位上，见证了这些事件。他在同驻守梅茨的第507坦克团会合的时刻知道，法苏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军事协议。此外，慕尼黑危机表明，法国外交为了把东欧伙伴和盟友联合在唯一的阵营中而进行的努力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捷克斯洛瓦克孤立无援地处于欧洲大陆中心，波兰参加了角逐，夺取了泰深，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则相当清楚地表明，它们不希望参加正在露头的战争冲突，匈牙利象预料的那样站到了德国一边，以便获得马格亚尔族居住的斯洛瓦克领土。慕尼黑危机的教训是明确的：如果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想有一个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的“背后的盟友”，那就必须克服在与苏联联盟和与波兰联盟之间的矛盾，必须使波兰承认，对德国战争胜利要求苏联参战，因此要求苏联军队站在波兰军队一边。
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文章、报告或书信能使人知道，戴高乐对于1939年5月至8月期间法英苏三国进行谈判的情况是了解的。反过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戴高乐对于3月29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突然作出的、在波兰遭到打击时支持波兰的郑重诺言所导致的战略形势有什么看法。正如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所写的那样，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和无条件的承诺，一种“与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实行的全面决裂”，它们是德军进入布拉格和捷克斯洛瓦克遭到瓦解事件在英国造成的冲击的产物。⑦然而，现在，英国政府在长期摒弃关于进行军事干预、援助那些受到德国威胁的中东欧国家的全部观点之后，却使波兰政府成为伦敦和巴黎所作的未来决定的仲裁者。英国内阁没有就其刚刚作出的选择的实际意义问题进行任何政治和战略辩论。国防大臣霍尔·贝里沙后来指出，英国内阁甚至不了解参谋长委员会所写的、一份证明绝对不可能对波兰实行有效军事保护的研究报告。英国下院几乎全体一致地赞同首相张伯伦的新立场。唯独1916年至1918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埃德·乔治的声音起来揭露有关的危险。乔治形容说，在事先不取得苏联支持的情况下许下这样的诺言就是“自杀狂”。他还说，人们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再次证明英国的保证无效的机会，并且即将推动波兰政府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甚至最小的让步，从而使英国和法国无法避免战争。许多年后，当丘吉尔撰写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章时，他作了同样的推理。“在浪费和摒弃其任何援助和一切好处之后”，丘吉尔写道，“英国与法国手拉手前进，以便确保波兰——仅仅半年前，波兰贪得无厌，参与了对捷克斯洛瓦克国家的掠夺和破坏——的领土完整。在1938年，盟国想要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还有一点意义，因为当时德国军队在西线几乎能部署6个经过训练的师……不过，人们断定，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和鲁莽的……而今，英法这两大西方民主国家公开声明，最终准备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必须从头到尾地深入研究历史，研究这部据说主要是叙述人类的罪行、疯狂和不幸，以便找到突然发生这种形势全面逆转的平行线的历史……那种最后在尽量最坏的时刻、在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作出的决定，只能导致对千百万人的屠杀。”
对于张伯伦向波兰所作的保证，丘吉尔本人没有公开提出任何异议。在德军先后入侵布拉格和墨梅尔、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所制造的战争气氛中，那些支持抵抗希特勒的人不想公开表示其恐惧情绪，即使他们感到恐惧的话。然而，戴高乐早在近20年前，就对新波兰有过直接的经验。人们记得，他对波兰的社会、领导层精英和军队作过判断。后来，他可以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岗位上估量波兰的军事潜力，以致达到在一封私人通信中写过：“波兰不是无名小卒。”的地步。对于波兰军队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能力，戴高乐不抱任何幻想，虽然波兰军队的抵抗能力还远远胜过法国军队。法国军队不能对付德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在闪电战中大量地使用坦克的攻势。因此，法英两国不会有波兰这个真正的“背后的盟友”。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同苏联建立政治和军事联盟，那就没有东方战线继续生存的半点运气。
因此，在巴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进行谈判的赌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的命运取决于此，不管怎样，在此后岁月里发生的事件的进程也取决于此。即使希特勒决心发动一场战争（如果要赋予德国这种他历来作为行动目标的、东欧的“生存空间”，那就必须这样做），并且事先压倒法国（如果这样做也有必要的话），力量对比和作战地图也会变得截然不同（如果从第一天起，他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话）。事件的进程就不会是老样子，20世纪的历史就会因此发生变化。时至今日，人们知道，那些导致法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谈判最后遭到失败的、错综复杂的和相互矛盾的阶段是什么情况。人们知道，在前一个阶段，在1938年的冬天，那种不反对德国向东欧采取战争行动的试图是存在的，至少在巴黎是有的。作为法国军界最高人士之一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法国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达尔朗在1939年1月22日的报告中，特意要求不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我们应当首先维护我们的帝国。”达尔朗说，“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德国不支持意大利提出的权利要求，我们就应当让德国自由地在东欧采取行动。”⑩当然，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从大部分法国报刊上发现了人们对达尔朗这种选择的反响，以致苏联驻法国大使苏里茨认为可以下此结论：“假如德国人真的去攻打乌克兰，那博内及其战友就会发出一种轻松的叹息”。⑾此外，事实上，1938年11月24日，在巴黎举行了法英两国领导人会议，博内在会上提及德国有可能主动对乌克兰采取战争行动，分析了1935年法苏公约的意义，并从中下结论说，“在缺少一份明确的军事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力量都不会使法国和苏联自动进行两国之间“帮助和援助”。⑿博内甚至补充说，只要坚持1936年签订的法英两国协议，人们就会推论说，“法国在德国侵略的情况下是否应向苏联提供直接的军援，基本上取决于英国内阁判断形势的方式”。人们无法更加明确地说，法苏公约业已失去了其基本内涵，或者至少无法说，法苏公约失去了其切实贯彻的任何机会，除非迄今为止不再敌视或怀疑法苏公约的英国另作决定。
只是在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攻占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解体，然后英国无条件地承诺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之后，才提出了同苏联签订一份更加明确的协议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用明确的战略用语提出来的。当时，业已放弃其过去政策的博内在接见俄国大使苏里茨时，直言不讳地承认了中心问题是什么。⒀“显而易见，”这份谈话记要指出，“必须实现苏联同罗马尼亚、或者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和解，以便法苏公约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人们业已非常明确地提出未来谈判应当解决的战略问题。此外，苏里茨回答说，罗马尼亚和波兰迄今排除了同苏联联合的任何假设，甚至排除了苏联提供的任何直接支持。博内证实说，他完全理解同苏联达成协议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因为他立即反驳说，人们可以使罗马尼亚和波兰改弦易张。博内还提到了法苏公约，建议“立即举行法苏会谈，以便作出明确的决定，在发生德国侵略时，苏联可以向罗马尼亚或波兰提供援助”。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马上解释说，如果波兰继续不愿意听说同苏联进行任何协商，那么相互讨论和彼此承诺都是毫无用处的。后来，在此关键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任何变化。4月13日，在博内和苏里茨之间进行了一次新的会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证实了谈判的目标。⒂
法苏谈判的特点是，双方长时间地交换了建议和反建议。在这些建议和反建议中，尤其是不仅显示出英国政府对于向苏联作出明确承诺的极端怀疑，而且显露出它在法英这对伙伴关系中所占的永远的优势。只是在7月初，英国政府最终才接受了俄国6月2日提出的、关于政治协议和军事协议相联系的建议。⒃只是在7月23日，人们才承认，必须开始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之补全在政治方面业已或多或少取得的成果，同时明白，没有波兰的赞同，协军事议就没有价值和实质内容，因为波兰领土是第一战场。⒄
当这些艰难的谈判即将进入灾难性的最后阶段时，法英两国政府早就得到通知，苏联外交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苏联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正处于危机之中。1934年，斯大林深信有必要通过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并通过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改良主义者或自由党人实行联合，来对付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对付纳粹德国。四年多后，这项政策的总结是灾难性的。苏联在1935年同法国结盟以后，没有续签任何能切实和有效实行联盟的军事协议。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在国内恢复了兵役制，同英国签订了关于重新装备其海军的协定，重新占领了莱茵河地区，建立了西格弗里德战线，并吞了奥地利，通过慕尼黑协议夺取了苏台德区，肢解和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攻占了立陶宛的墨梅尔。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作出了一切反应，但都阻止不了德国。同样，它们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派兵攻打西班牙，但都阻止不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不是苏联想用反法西斯大联盟来包围德国，而是德国通过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使苏联本身受到包围的威胁。难道斯大林从那么多的挫折中，没有汲取教训吗？如果斯大林不能同英法两国建立真正的政治和军事联盟，那么难道他不会放好几年前所选择的战略吗？
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通过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古龙德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波当金1938年10月4日举行的会谈，法英两国政府被告知，有可能发生一种变化。⒅此后，苏联不断发出警告。实际上，只是在1939年5月，希特勒才为了他的利益，决定谋求同莫斯科签订协议。⒆迄今为止，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竭力要通过同日本结成军事联盟，来使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敌视态度变得中立起来，因为同日本结盟就会使苏联因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而不动弹。但日本政府担心同英国发生可能的战争冲突，并对其军队在外蒙古进行的有限对抗中，在苏联装甲车面前遭到的失败留下过深刻印象，所以采取了躲闪的态度。当时，在希特勒看来，同苏联签订协议是唯一能使德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的解决办法。希特勒认为，这种战略情况最为重要。
因此，不管怎样，法英两国政府是在认识到苏联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和同苏联举行谈判的主要赌注时，才准备开始军事讨论的，而这样做就会补全那些在政治上业已或多或少获得的成果。7月27日，法国方面指定杜蒙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说实话，甘默林这天向杜蒙下达的指示是在三天前经达拉第批准的，所以并不象人们后来认为的那样明确。这些指示考虑到苏联向波兰提供援助的不同方式，其中包括将援助限制在提供武器方面，但没有规定在德国向波兰进攻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如何同俄国的军事反击真正做到协调一致。⒇然而，这些指示同英国代表团8月3日接受的指示形成了明显对比。英国方面的指示精神可归纳如下：“英国代表团应当密切监视政治对话的进展，慢条斯理地进行对话。”(21)英国代表团也应当“用尽可能笼统的话”来同苏联人讨论。至于那些只能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领土上进行的、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问题，英国代表团应当“鼓励俄国人直接去找波兰和罗马尼亚谈判”。最后，英国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应当谋求一项被称为“难于迅速达成”的协议，事先接受“某种谈判期限，以便使德国受到英法苏三国军事公约的威胁，以此来推迟战争，赢得秋季或冬季时间”。设想一些也肯定会导致人们即将举行的谈判失败的指示，是一件困难的事。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8月4日，杜蒙动身去伦敦，然后去蒂比里，在那里同英国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登上“德文部”邮船，邮船以每小时13，5节的速度行驶了四天，结果只是在8月11日抵达莫斯科。(22)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被指定为俄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尽管法英对话者的级别比他要低得多。谈判一上来，伏罗希洛夫立即提出一个他后来不断重复的问题：“波兰是否将同意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土（……）以便苏军同敌人短兵相接？”8月13日、14日、15日和16日四天，伏罗希洛夫未得到任何回答。看到谈判最后要遭到失败，杜蒙建议巴黎派其副手瓦林将军去，试图说服波兰领导人，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不会有同苏联的结盟；届时，他们的战略立场就会变得绝望起来。但这种建议只是徒劳一场。后来，杜蒙又主动派遣博夫尔上尉到华沙，博夫尔说服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出面，再次向贝克上校进行活动，同时也由武官米斯将军出面进行活动。结果他们俩只得到波兰方面发表的、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声明，声明只是用有点轻蔑的词汇，准许法国人和英国人同苏联人“磋商”，而波兰领导人保留评判他们磋商结果的权利。达拉第在一个绝望的举动中，徒劳地准许杜蒙“最好是（……）在军事公约上签字，条件是须经法国政府批准”，暗示在苏联军队进入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可以不经过波兰人同意。俄国领导人只能从中得出结论说，有人竭力要欺骗他们，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波兰人不接受任何同他们进行军事合作的前景。甚至有人向伏罗希洛夫证实，波兰政府不赞成法国起草的公约文本……
8月22日公布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即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现在谁都不能怀疑，德苏两国靠拢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即将签订一个协议。这对英法两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外交失败，而且首先是一个战略灾难。因为波兰无法长期抵御德国军队，而且由于没有同苏联达成协议，德国将入侵波兰东部。在此之前，德国已经入侵了波兰西部。
同样是战略形势决定着苏联的选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是在下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作一选择的。第一种办法是，继续在边界内观望，但届时德国将会获得优势：将波兰军队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这样就不费力气地走完战争爆发的深入苏联心脏地区的大部分路程。第二种办法是，尽管波兰政府明确反对，但对波兰进行干预，然后同德国军队遭遇，但在此情况下，风险来自波兰政府的突然转变。波兰有可能在德苏两个敌人中间，断定苏联是最坏的敌人；届时谁也不知道，法英两国会从中得到什么结论。第三种办法是，同德国缔结一项公约就会对苏联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名声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公约不会是最后的承诺。当时局需要这样做时，就会重新开始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对话。再说，当法英两国代表离开莫斯科时，苏联代表已经对他们打了招呼。在此期间，苏联会在领土和战略方面获得重大利益，夺回其在1920年签订里加条约时失去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此外还加上1914年前属于奥地利的东加里西亚。且不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贝萨阿拉伯地区将要获得可预见的进展。
苏联作出其选择。这对苏联来说是一次重大进展，因为他将德国侵略的起点尽可能远地推到了西方。如果不同苏联发生直接碰撞和不打乱战争的战略形势，那德国就不能向西方再走一步。有位西方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是唯一的西方领导人——懂得这点。10月1日，是丘吉尔在电台上发表声明说：“俄国冷冰冰地奉行了一种被利益左右的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人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波兰的朋友和盟友占领现有的阵地。但是，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俄国安全发生了问题，对俄国军队来说，坚守这条防线显然是一种必要。不管怎样，防线在这里，东线已经建立，纳粹德国不敢进攻东线。我无法预言俄国将要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一个神秘的谜底，完全被装在一个谜语里面。可是，也许在这个谜语里面藏着一把钥匙呢？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德国在黑海两岸落脚，或者入侵巴尔干半岛国家，或者使东南欧的斯拉夫国家人民受到其奴役，那就不能符合俄国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与俄国的生存利益和历史利益相违背的。”戴高乐进行了与丘吉尔同样的分析，但篇幅更短一些。他说：“俄国宁可同德国一道瓜分自己的猎物，而不愿沦为德国的猎物。”
从缺少任何东方联盟产生的后果是，战争地图根本不利于盟国。人们不难预见到这点。至于戴高乐，他象支持签订法苏公约那样明确表态，觉察到德国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时所具有的决定性优势。不管怎样，必须从中作出结论。这就是法英两国军队领导人在战争爆发时，在制定其作战计划时所做的事。(23)他们看到德国将是主要的敌手，但由于德国在大部分军用物资方面拥有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可能击败德国，因而建议依靠盟国的海军优势——如果意大利也来参战——对意大利岛屿和殖民地采取一系列行动。从这个作战计划初稿上，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重大矛盾。作战计划假设，必须粉碎德国的首批进攻，但同时规定在次要战场上开展大规模行动。可是，次要战场为了取得一些肯定次要的成功，需要动用法英两国的一大部分军事力量，因而使之冒有在主要战场——那里的德军占有优势，即使占有暂时的优势，也会对盟国进行致命的打击——被削弱的风险。然而，是这个观念启示了最初的作战计划。除了规定对德国实行严密封锁，向法英两国运送来自其庞大殖民帝国和美国的大量军用物质和各种援军之外，该计划还规定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此后，盟军将会超过敌军，然后可以转入对德国的进攻。可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希特勒想要尽早利用那种对他有利的力量对比；再说，考虑到在西线放手进攻，他可以通过施加一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确保中欧国家和巴尔干人的安定，从他们那里获得德国需要的原料和食品供给。
此外，东南欧国家还想尽可能长久地维护其中立国家地位。虽然法国向中东地区迅速派遣了魏刚和来自北非的第86师，并增派了继续在原地的两个轻型师，但是，盟军兵力比较薄弱，在空军方面处于严重劣势，使它们在大规模的外围行动中毫无持续成功的机会。戴高乐在十五年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中暗示说，人们本来“可以叫意大利在法国入侵与停止其中立国家地位保证之间作出选择，使它脱离战争”。但当时法英领导人的考虑是要安排意大利的中立地位。简言之，盟国在此战争初期设想的作战计划毫无成功的机会，而最后，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作战计划摆脱唯一的、必定的前景：德国倾其全部军事手段，对法国阵线发动一场进攻。
戴高乐正确地进行判断，认为人们对德国的进攻并未做好准备。戴高乐之所以在1939年冬天表现出根本的悲观主义，并勉强对其朋友加以掩饰，它不仅是因为在这张战争地图上，法英两国失去其只能由苏联扮演的“背后的盟友”，而且是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停滞状态之中。在戴高乐看来，这是实行一种防御性军事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导致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的结果，这种状态导致使领导人放弃完全参战。
“我毫不惊讶地看到，”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仍然处在停滞状态之中……当敌人的兵力几乎全部用于维斯瓦河战役时，我们除了进行几次演习之外，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不向莱茵河畔进军。”
戴高乐本人也参加了这几次“演习”，他的上司、第五军军长布雷将军对他的求战心切很受感动。因此，戴高乐的一个坦克营就部署在比茨附近，马其诺防线的前方。好几位闲得没事并在附近小山上安营扎寨的将军观察了演习，但这种演习显然毫无意义。(24)
几天后，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军队停滞不前状态所带来的后果，也看不到法国学说变革带来的任何成果，所以就给保尔·雷诺写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封信。
“我斗胆就指挥这场战争的问题，向您表达我的意见。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为了防御而建立的。如果敌人明天来进攻我们，那我就深信我们将抵挡得住。但是，如果敌人不进攻，那我们就几乎处在完全的无能状态。然而，我的意见是，敌人将不会长期进攻我们。敌人关注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业已动员和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难受’，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然后，当敌人认为我们产生厌倦情绪、迷失方向、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时，它将用所有与其今日在士气和军用物资方面拥有的单子不同的单子，最终对我们发动进攻。”
从这封信里，人们看到了戴高乐的气质和计谋的一个方面。出于本能，戴高乐估量出，法军内部这种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官兵的思想和习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此，他假设，敌人愿意利用法军的停滞不前，加剧这种可畏的、丧失斗志的的状况。但是，戴高乐主要是想要说服雷诺，相信人们还能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因此人们应当继续进行改革。也许敌人“不会长期进攻我们”并“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这就让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在其愿意的条件下，有时间对法军及其军队使用的学说实行戴高乐所要求的变革。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种变革，以致三个月后，他将重新主动做工作。当时，雷诺来旺让堡视察，受到布雷将军的接待，布雷也邀请其参谋长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和戴高乐参加接待。从表面上看，雷诺忘记指挥战争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他询问布雷他们军队将做些什么。戴高乐立即表态，要法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军事学说和另一种的实施手段。
然而，戴高乐并不放弃找最高领导层对话，希望其改变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尽管这种希望迄今已经成为泡影。波兰战役的失败给了戴高乐发表意见的机会。根据戴高乐的看法，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再说，法军参谋部也努力去做。(26)参谋部第二局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获胜原因的报告。报告说：“在击溃（法军）的行动中，在每个团防守的1000米到2000米的战线上（……）（德军）始终大量使用坦克（……）由坦克组成好几个梯队，每个梯队之间相隔约1000米（……），坦克的行动始终得到飞机的支持，飞机用炸弹或机关枪进行空中进攻。”人们是否在走向觉醒，导致法国军队领导人修正他们的学说？对此，报告的结论并未留下任何幻想。“德军在波兰的作战方法，”报告作者写道，“是适应特殊形势的……无疑，行动在西线将具有另一种方面”。不过，作者谨慎地暗示说，“认识（德军的这些方法）应使我们能在适当时准备好适当的应对方法”。
当然，戴高乐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完全不同的。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部寄了一篇文章，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向甘默林进言。这是一份“关于使用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报告中没有任何挑衅的语言和任何会被视为反常的判断。显然，在这篇报告中，戴高乐坚持最贴近现实，但同时还强调深刻改革法国学说的急迫性，想要用技术方面的具体论据来说服人。戴高乐暗中回答了从前那些对自己的批评，坚持坦克同步兵之间的关系是“意味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他揭露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毫无疑问，他的悲观主义因而变得更严重了。
戴高乐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回忆，表明了他的痛苦情绪，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感觉：在政治和社会等级的最高点，人们还没有象戴高乐那样看到，一个失去意识的国家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危险。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来访证明了这点。勒布伦来检阅戴高乐的坦克团的一个营，会见时亲切地说，戴高乐的“观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敌人要实行这些观点，看来为时太晚（……）”。戴高乐同著名的和颇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的谈话也证明了这点。戴高乐认为，法军处于可悲的被动状态，无力开展进攻，布里松则对他的观点作了反驳，诘问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吗？”毫无疑问，如果戴高乐对这种致命的盲目态度不保留记忆，如果他不能消除这种记忆的话，那他就不会在回忆录里提及类似的、来自那些令人尊敬的知名人士的积习……
1940年1月18日，戴高乐应雷诺的邀请，在他位于巴黎里沃里街的财政部长官邸共进晚餐。同时雷诺还邀请了勃鲁姆。(27)戴高乐是这样陈述他同勃鲁姆的谈话要点的。
“您的预测是什么？”勃鲁姆问道。
“问题在于要知道，”戴高乐答道，“今年春天，德国人是否向西线进攻，来占领巴黎，还是向东线进攻，去攻打莫斯科。”
“您是这样想的吗？”勃鲁姆惊奇地问道。“德国人是向东线进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俄国的内地去打败仗呢？是向西线进攻？但是，他们攻打马其诺防线能有什么作为呢？”
虽然戴高乐没有叙述，但他当时不得不提醒说，德军拥有装甲部队这种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可畏力量的部队，因而赋予它巨大的进攻能力，这与完全建立在防御体系基础之上的法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勃鲁姆则叙述了当年戴高乐陪同自己回去，直至到波旁堤岸街的寓所，以及沿途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戴高乐说：
“我在一种难于忍受的骗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只有几十辆轻坦克归我指挥，犹如尘土一般……我担心，尽管波兰的教训是那样明确，但这种教训也会被人们的偏见所否定。人们不愿意看到，让那种在波兰获得成功的学说，在我们这里变成可以实行的东西。请您相信我，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待于付诸实行……假如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会可悲地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将因我们的错误而输掉战争。如果您能同雷诺一道采取行动，那就请您行动吧，我求求您呢！”(28)
戴高乐留心将勃鲁姆的名字，列入了他要寄赠其回忆录《机械力量的到来》的人的名单。这些人根据二战爆发以来突然发生的事件，重新采纳了戴高乐关于彻底改变法国军事体系的论据。(29)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反复指出，他称坦克是“战斗发动机”。
“坦克在恢复和增加那些作为进攻基础的基本属性。坦克在三维中行动，比任何生物走得更快，能够运输以那些武器和装甲形式存在的重负，而今它在战争价值观的方面占有主导的地位，在自告奋勇地更新那种衰落的艺术。”
戴高乐远未否定坦克以外的、其他武器的重要性，他承认它们将要发挥的作用，但他写道：
“事实在于，同（其他武器）相比，坦克这种机械工具从本质上说拥有一种能力，一种机动性，一种完全不可比拟的保护功能；然后，坦克又构成演习、奇袭和进攻的基本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只有通过机械力量的手段并与机械力量相称，才能有主动行动。”
接着，戴高乐肯定说：
“大量地正确地使用坦克，就能克服我们的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戴高乐断定说，现代战争首先要求象二十五年前那样，进行全面的经济和工业动员，以及新兵入伍的动员。所以，军事努力应当集中在获胜的武器上，而这种获胜的武器只能是“机械力量”。其结论是以要求反对战争爆发时那种致命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并发出反抗的呐喊的形式出现的。
“现在的战争冲突迟早会具有运动、突袭、入侵、追击的特点，其广度和快速将会无限地超过以往那种最闪电般的战事……在这点上，我们不要搞错！现在开始的冲突可能是所有蹂躏大地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最错综复杂的和最激烈的一次。造成此次冲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具有这样的深刻性，呈现出这样的普遍存在的特点，以致它最后必然爆发一场涉及到各国人民和国家结构情况的全面动乱。可是，由于事物的和谐不明朗，这场革命获得了一种与其巨大规模完全相适应的军事工具——机械的军队。现在是法兰西将要作出结论的时候了。”
勃鲁姆读过《机械力量的到来》这本回忆录，他是这样叙述其读后感的：“正是在那时，我获悉了一切，我理解了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毫不拖延地组建机械部队。”虽然知道戴高乐赠书的八十名政界和军界人士名单，但人们试图相信，唯独勃鲁姆一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因为在别地人们没有感觉到相似的反应。赠书是戴高乐所作的一个奇特的举动。戴高乐置身于任何规定和任何军阶之外，只向国家领导人对话，不考虑惯例、传统和普通纪律。不过，戴高乐的名声和著作早已将他排除在常规之外：他不想到被人们来评判或看待，彷佛他过去不曾写过《建立职业军》似的。不管怎样，戴高乐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改变国家精英的漠不关心态度，是一个巨大的赌注。但他遭到了失败。
“我的备忘录没有引起震动，”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达拉第宁可不读戴高乐的回忆录。(30)时任东北战线司令的乔治将军，也许接受勃鲁姆的忠告，看了这部回忆录，但他的判断是坚决否定的：“有意思，但这种重现历史经不起批评。”时任步兵监察并以此身份担任整个坦克部队司令的迪菲厄将军证实，他象很早以前一样敌视戴高乐的观点。“就问题的现状而言”，迪菲厄写道，“（回忆录里的）结论是必须加以摒弃的。”纳辛自认为知道，甘默林断言回忆录的结论是很有冒险性的。让·奥比尔兰将戴高乐的回忆录交给一名在参谋部供职的上校审读，上校提出了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位谈论颜色的患色盲症者。”(31)据皮埃尔。比约特对让·拉库迪尔所作的证词，只有其父亲、北方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告诉戴高乐，他赞同戴高乐的回忆录。
在军队领导层，这种严厉的或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并未导致人们无视戴高乐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但也是真实的。这里，是甘默林采取了一个在1940年春天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动行动。人们记得，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甘默林试图建立装甲师并研究其使用问题，但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那里遭到了拒绝。然而，甘默林没有放弃。他还利用战争爆发所赋予自己的权威，命令组建第一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并要求在1940年春末组建第三装甲师，此后再组建第四装甲师。甘默林是否会马上想到，将指挥这些新装甲部队的重任交给长期以来要求组建装甲部队的戴高乐呢？不管怎样，当雷诺邀请勃鲁姆和戴高乐来家共进晚餐后不久，致函甘默林，建议晋升戴高乐为将军时，甘默林向这位当时还仅仅是财政部长的雷诺作了积极的回答：“戴高乐将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将军，这样做很好。”(33)但是，甘默林不去催促军队领导层和办公厅，因此他的意向毫无立即办理的下文。然而，几周后，甘默林将戴高乐召到他在万森城堡的总指挥部。关于这次会见情况，人们在《战争回忆录》里找得到叙述，戴高乐把它写成了一次由尊敬、模棱两可和不安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奇怪的争吵，而当时，这两位人物都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着一次令人伤心的战争前夜。据戴高乐的描述，甘默林在遥控日常事务，让乔治将军主管东北战线，说“只要不发生任何事件，情况就可以过得去。可是，如果战役爆发，那无疑就不能支撑下去”；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类似修道院的地方和他的万森城堡的隐居地（……）在密室里策划其战略行动”。甘默林召见了戴高乐，宣布由他指挥第四装甲师，并从5月15日起开始组建。戴高乐向甘默林表示，他对自己“以上校的身份应召来指挥一个师”感到自豪，但他对法国军队拖延时日来组建这种德国业已拥有的机械化部队感到惶惑不安。甘默林向戴高乐透露了对未来战局的想法，说德国人在进行一次“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掩护或钳制行动”之后，就会经过荷兰和比利时，然后将目标“瞄准法国加莱海峡省，以便把我们同英国人隔开”。甘默林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是保持自信，“深信在他那一级，基本的问题是要一劳永逸地、在一个既定方面确定其意志，然后不因任何变化而偏离既定方向”。戴高乐显然对其人生的这一瞬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十五年后再来提笔写回忆录，戴高乐情不自禁地向甘默林这位领袖——即使人们在最后的时间里可以认为甘默林在发生变化，甘默林也是那么长期地反对戴高乐的思想——突如其来地表示了敬意。
“甘默林是一位智力、敏锐性、自制力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军人，他肯定不会怀疑，下一次战役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戴高乐对甘默林的这种敬意显露了真情，但它却是模棱两可的。戴高乐在向甘默林的巨大才能表示致敬的同时，也暗示了他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事先就树立的、排斥任何异议或意外事件的观念之中，而且跳不出来。所以，在结束关于此次会见情况的叙述时，戴高乐通过那种经过适度选择的词汇，表明其内心感到的不安，也许这是他的绝望情绪。
“我是怀着尊敬的、但也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这位伟大统帅的。甘默林在他的修道院里，准备突然承担巨大的责任，在一幅我以为糟糕的画作上孤注一掷。”
正当一切都证明戴高乐的悲观主义正确和一切都似乎已经失去时，突然来了一个戴高乐盼望和等待多年的最后机遇。1940年3月19日，达拉第政府被推翻，勒布伦总统指定保尔·雷诺接任总理。于是，人们可以相信，一切都变得是可能的了。难道戴高乐不是选中雷诺，把他当作彻底改革法国军事体系的旗手，而雷诺本人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已经同意进行这种改革了吗？近六年来，戴高乐是同雷诺保持了通信联系，在信中不知疲倦地阐述他的观点和提供他的服务。归根结底，戴高乐将一切赌注都押在雷诺的上台上，押在这样的时刻上：他最终能在法国军队中强行组建一支装甲部队，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学说，指挥战争走向胜利。而今，这一事件终于到来了，但来得很晚，也许为时太晚。因此，人们即将看清，戴高乐寄厚望于雷诺是否有理，他本人是否能如愿以偿地扮演雷诺的副手、顾问或参谋长的角色。
此事在几天内就办成了。戴高乐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几周前给雷诺寄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战时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充当了雷诺身边工作、直接为他服务的人选。
1、由指导战争委员会制定作战计划，并随着事件发展，就这种思想顺序作出必要的决定。
2、如果要筹备召开战争指导委员会会议，就必须由一个秘书处来确定卷宗、研究问题和作会议记录。
3、戴高乐上校可以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由此看来，雷诺一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就立即把戴高乐召到其身边，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召见戴高乐的目的是要求他起草雷诺拟于3月21日在众议院宣读的政府声明。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坚决动员国家参战、最后只能夺取战争胜利的讲话稿。即使这个文本经过雷诺政府主要成员多米尼克·勒加的加工润色，雷诺也选择了原封不动地宣读戴高乐起草的原稿。
戴高乐出席了众议院的会议，坐在公众席上。他写道，会议的场面是“可怕的”。许多激进党人对达拉第遭到排挤感到遗憾，在好几次发言中都表达了这种怨恨。右翼发言人对社会党入阁表示愤愤不平。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们的猜忌和怀疑。
“唯独莱昂·勃鲁姆，”戴高乐写道，“以高贵的姿态发了言，尽管他没有获得任何部长职位。”
对勃鲁姆的这种致敬是引人注目的和说明问题的。当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后来在四共和国初期对戴高乐进行无情斗争时——正如戴高乐在这场对他政治生命产生深刻影响的斗争之后写的那样――他象在其他事件问题上一样，表示了对勃鲁姆个人的尊敬。而今，勃鲁姆对雷诺提供的支持，刚够给雷诺一个众议院多数派。假如人们将弃权派同反对派的选票加在一起，那么雷诺的这个多数派只是比少数派多一票。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后还来对戴高乐说，当时他对自己是否拥有多数派没有把握。尽管激进党人和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希什里建议雷诺退出内阁，但雷诺决定坚持下来并采取行动。因此，雷诺想要赋予戴高乐战时内阁秘书一职，而该职位是由雷诺以他本人为中心同政府副总理、负责军队事务的部长、以及财政部长、殖民地部长、封锁和军备部长等人一道决定设立的。达拉第仍然担任国防部长，但他对雷诺满腔怨恨，并且明确表示反对雷诺。《战争回忆录》将下述这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归于达拉第，以致人们对这些话是否当作真持犹豫态度：“如果戴高乐到这里来，那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从楼梯下去，打电话给雷诺，让他把戴高乐安排在我的位子上。”
新总理雷诺在遭到第一次挫折——看来他很容易逆来顺受——后，便试图进行第二次尝试验。雷诺把戴高乐找来，建议他参加一个负责在军事、财政和外交问题上亲自向他报告信息的三人专家委员会，由戴高乐负责军事问题。不管这个机会多么模棱两可，戴高乐看清了，这是赋予他的最后一个机遇。据吕西安提供的证词，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雷诺的建议。“他愉快而热情地跑过来。他不再有思想家的的那种安宁。前线的空气使他的目光变得坚毅起来，但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却使他感到恶心。一听到戴高乐谈话的开场白，人们就马上懂得，‘在他的思想里，发展着一种无情的能力’（福楼拜语），即看见蠢事和不再容忍蠢事的能力。”（34）这样的经历没有持续多久。戴高乐起草的报告只能是由他来写，肯定不是由雷诺本人或他的几个合作者来写。在达拉第那里、业务部门和参谋部马上觉察到这点，并象可能预料的那样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从中汲取了结论，就像他当时在致母亲信中所写的那样。
“我重返了前线……巴黎的政治气氛太坏，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以致我无法开展有益的工作。因此，我要求雷诺（让我）返回我的坦克部队，直到局势明朗时为止。雷诺同意了我的要求，同时也向我声明，短期内他将召我回来。因此，我在耐心等待。”
人们不会怀疑，对戴高乐来说，此事是一次可怕的失望。在那样长久以来，那样执着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此人上台后显得无力强制推行其选择、人事和思想——身上之后，这是一个考验，对此，戴高乐没有任何抱怨，但他必须经受无限的痛苦。然而，这首先是一个佚事，深刻地显示出戴高乐开始同总理雷诺一道共事的政治经验，也最终预示着即将发生的、直至1940年6月最后几次辩论的一切。因此，必须认识这件佚事的深刻根源。
首先，造成达拉第下台和雷诺上台的政府危机绝非来源于那些主张更加坚决和更加连贯地指导战争的人所获的胜利。实际上，危机来自1940年3月14日参议院召开的秘密委员会的会议，更加直接地说，危机来自3月19日众议院召开的秘密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人们主要看到所有反对达拉第政府的人发起的进攻，他们先后指责达拉第政府进行战争，排除最后的和平机会，在1939年12月初苏联进攻芬兰时不进行支持芬兰的军事干预——哪怕当时进行干预，冒有同苏联打仗的危险也罢。那些反对对德宣战声明的人从1939年9月以来实行协商和接近，以致组成一个或多或少开展地下工作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象如马塞尔·德阿那样的、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生决裂的“新社会党人”；象勒内·沙托那样的接近激进党的众议员；象贝热利和赖伐尔的亲信蒙蒂涅那样的来自左翼的独立党人；象斯卡皮尼和迪克西埃－维涅阿库那样的著名的极右翼众议员等。但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头领是两位前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和皮埃尔－艾蒂安·弗朗坦。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特别是赖伐尔并不希望芬兰战争爆发，变成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的机会。相反地，大多数人都热烈地主张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策略，在1月10日达拉第的一名外交顾问致达拉第的报告中得到相当好的概述。报告指出：“在法国舆论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支持同苏联决裂的运动。该运动是有感情基础和政治信念基础的。但人们也不能否定，有些社会阶层利用它来表明苏联是头号敌人，并且以此为由来实现同德国的跛脚和平。”（35）
不管事隔多年来看此事会显得多么特殊，事实上，芬兰战争是一种长期地和联贯地试图对苏联进行敌视活动的机会。（36）人们知道，苏联在1939年11月，曾建议同芬兰交换领土。这就是，将那些控制着通向列宁格勒的海湾出口和卡雷利地峡的港口和岛屿并入苏联，以便使列宁格勒免于那些出其不意和就近发动的军事行动，在此情况下，在芬兰的东部边界上，从北到南，向芬兰出让一长条比上述港口和岛屿面积大一倍的（苏联）领土。苏联领导人绝对没有预见到芬兰人会对此采取拒绝的立场，所以他们丝毫没有集中兵力。同年12月，他们发动了首批进攻，但在全民动员和得到强大推动的芬兰人民的胜利抵抗面前遭到了失败。此时，人们可以预见，尽管遭到寒冬带来的困难和不利条件，但苏联红军在短短几周后集结了为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兵力。事实上，大规模的行动在2月的下半月就开始了，使芬兰军队在3月中旬前达到了灾难的边缘。但在此期间，人们看见，主要是法国方面正在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盟国军队拟在挪威的纳威克登陆，通过瑞典向芬兰领土进发。这样，人们就会使德国失去从瑞典进口的铁――不管这种进口是通过挪威方面，还是通过波的尼亚湾；于是，人们伸手帮助芬兰军队，与此同时轰炸高加索的巴库，以便使巴库停止石油生产；人们甚至考虑派一支远征军在通向北极洋的、唯一的芬兰港口佩特萨摩登陆，以便从那里向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进军。
人们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召开的盟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中看到，达拉第和法国的军队领导人支持这种计划并要求紧急执行。是英国领导人那种有步骤的、深谋远虑的和冷淡表示的反对，特别是尚在首相任内的张伯伦，先后推迟了和排除了法国的计划。事实是，人们在历史档案、证词和文件中看到，法国方面对这项战略提出的异议很少，仅此而已，而且丝毫找不到关于那些强制执行计划的论据的陈述。如果盟国的兵力分散到周围地区的远征中，那就会加强德国在西线的优势，而决战将会在西线进行。因此，直接指责苏联，就是加紧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而不是松弛其同德国的关系；对于盟国来说，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新的敌人，有意造成一种对自己长期不利的力量对比。甘默林对那场有可能在比利时开始、先后在11月和翌年1月显得迫在眉睫的战役感到惶惑不安，所以谨慎地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和担心，用拖延的办法来延期执行最终的决定。可是，甘默林从未明确地表示过他的反对意见，其他的法国军队首脑便起劲地参加对俄国的战备。(37)魏刚态度最积极，从其驻守中东地区的指挥部要求在12月中旬研究“对苏联行动的各个方面”，并致函甘默林说，“在芬兰和别地歼灭（苏联军队）是极其关键的”。最大胆——这里且不说最狂妄——的军队首领是空军参谋次长、未来的维希政府国务秘书贝热雷将军，他当着斯特兰上尉的面阐述了一条重大战略路线：“现在，俄国同德国进行合作。它们将为了瓜分欧洲而共同作战，并竭力要扩展到欧洲以外。因此，我们打击苏联，就是使希特勒德国失去其所需的资源，同时使战争远离我们的边界。魏刚将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统帅军队，这支军队将朝巴库的总方向推进，以便停止那里的石油生产。然后，再向北方挺进，同那些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开拔、朝莫斯科进军的盟国军队会合。”
不管人们对不仅象魏刚、贝热雷这样占据军队领导层高位的军事首脑，而且象达拉第这样的高官的智力价值，或者简单地说，对他们的理智的看法如何，假如没有当时的法国政治气氛，那他们就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勃勃雄心。(38)在从极右翼到左翼的广泛领域里，人们要求优先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除了参议院的赖伐尔坚持和平主义、政府的阿纳托尔·德蒙兹长期以来更加关注同法苏关系之外。看来，法国各地舆论都怒火万丈，要支持芬兰，就象支持达维德、反对戈里阿特那样。当芬兰军队挫败苏联红军时，莫拉在“法兰西行动报”上颂扬了“文明的火山”。法布尔－吕斯平常撰文，表达那些从未希望真正抵抗希特勒的和平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观点，而今他写道，芬兰已经变成了“自由象征之地”。赫里欧从前主张建立法苏外交关系和长期主张同俄国联盟，现在则宣告“芬兰的胜利象其国土上的白雪一样长久，反映了精神对物质、人道价值对暴行的第一次胜利”。勃鲁姆本人在2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布鲁塞尔会议上，表示不排除同苏联发生战争冲突的前景，使英国工党代表听了大吃一惊。当俄芬战争已告结束时，他甚至在1940年4月5日的《观众报》上写道：“如果有可能避免同苏联人打仗，那就最好。否则，那就打吧。”从表面上看，这股舆论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戴高乐却认为这股潮流的用意是可憎的，其思想状态是可笑的，后来他用简练而轻蔑的语言追忆说：
“必须指出，某些社会阶层想要把斯大林视为敌人，而不是把希特勒视为敌人。它们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的手段——不是援助芬兰，就是轰炸巴库，或派兵在斯当布尔登陆——远远地甚于打败德国的方式。”
不管怎样，是这股潮流在3月14日和19日的议会辩论中发表了激烈而热情地的意见，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它教达拉第政府下台的。与此相反，勃鲁姆确实要求在指导战争中采取更加坚定和更加严峻的立场。但事实上，面对继续投达拉第赞成票的239名众议员，由300名投弃权票的众议员——也有一名投反对票的——组成的联盟是极其混杂的。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政府会持久地和毫不妥协地代表着对德国的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
戴高乐见证了这股潮流。据此，他设想到自己对政界中依然存在的抵抗能力和战斗意志进一步持悲观主义的态度。由于这种体验，戴高乐开始得到启发，看清了雷诺政府的命运和雷诺上台后的政治气氛。他用无情的语言来概述这种体验。
“这足于使人察觉到，政府丧失斗志已经达到何等的程度。在所有的政党、报界、行政机关、商务活动、工会中，那些很有影响的核心都公开地赞成停战的思想。知情人断言说，这就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贝当元帅的思想，人们认为贝当通过西班牙人获悉，德国人乐意准备签订一项协议。”
戴高乐甚至提到要通过通知的途径来开展一次宣传运动，由宣传运动建议向贝当发出呼吁……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雷诺政府准备立即开始一项“矫正”行动。雷诺政府的组成也让人怀疑：社会党人进入政府，有三名部长和三名副国务秘书，但最坚决爱国的右翼党团——路易·马尔坦领导的集团却没有入阁，尽管激进党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放弃了入阁，对前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德和乔治·博内遭到排挤感到遗憾。不过，达拉第保留了国防部长一职，几乎保存了与雷诺总理同样多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都能阻止雷诺想做的事情。
那么，雷诺想要做什么呢？多年来，雷诺为组建强大的、兵力众多的和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进行过辩护，此次他必定把此事作为政府的最近目标，因为他本人说过，这是现代战争获胜的最高条件。无疑，为了强行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达拉第谈判其职务变动问题，赋予激进党人为确保其支持、或者取得右翼更大支持所必要的补偿。这项行动是困难的——人们对此不会怀疑——但这是为继续战争所必不可少的。雷诺必定想到这点，因为他早已说过。但必须看到，他光说不做。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出了问题：对法国军队的结构、统帅部和学说均未实行任何变革。于是，人们只让甘默林以最慢的速度，逐步地组建他所愿意组建的4个装甲师，而始终不存在超过4个装甲师、或用不同方式进行组建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雷诺政府上台的前几周里，戴高乐对此是感到痛心疾首的，尤其是因为他本来就相信，采取他所期待的决定和安排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戴高乐是否了解雷诺上台后不久将立即采取的那些计划呢？看来，戴高乐同雷诺过分接近，同消息最灵通的政界和新闻界接触过多，以致他不能不知道这一切。不管怎样，不管哪一天，即使戴高乐被告知一切，他也只能估计划，在他1月底的陈情书里提出的、完全转向对德战争的选择与雷诺作出的选择之间，有着一种从表面上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是因为，雷诺完全恢复了过去制定的计划，将下数两项计划合并在一起，前者是在挪威领海布雷，旨在阻止德国进口铁，甚至阻止其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后者是通过轰炸高加索的油矿，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39)当芬兰战争已经结束和不再有进攻苏联的借口时，雷诺自己制定了这些计划，并在英国人面前为它们辩护，尽了最大的努力。(40)对此，张伯伦再次表示反对。但是，英国政府在丘吉尔的坚决要求下，要求在挪威领海布雷的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江河水雷，所以在3月28日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最终达成了一次交易。雷诺宣布，如果最高委员会转而赞同其关于轰炸巴库的建议，以此作为补偿，那他就能说服迄今采取非常敌视态度的其他法国领导人，使他们相信在莱茵河投放水雷的利益。因为张伯伦明确加以拒绝，所以会议最终达成了另一种交易：4月初在挪威领海埋雷，此此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水雷。这也是一个机会，使人们看到，法英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观点相距多么遥远。当张伯伦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已经就同英国举行新的谈判一事进行了交涉，他将对此作出积极的回答时，雷诺反驳他说，绝对不要相信苏联，在盟国专家在原则上应再次审议法国提出的轰炸高加索的建议的同时，与苏联人进行谈判是令人难堪的。(41)
4月9日凌晨，德国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一举摧毁了盟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战场的作战计划。当天上午，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必须在挪威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达尔朗在事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却建议盟国利用这一契机，要求比利时立即向法国求助。(42)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这项主动行动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当天夜里，10日凌晨2点，比利时外交大臣保尔－亨利·斯帕克被人唤醒，匆匆忙忙地向其同僚征求意见，并在当天上午公开宣布了他们明确反对的答复意见。(43)在此期间，盟国最高委员会在4月9日下午开会，采纳了雷诺在3月28日提出的计划，仿佛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最终给了实施雷诺计划的机会似的，因为最高委员会决定派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到挪威，以便“确保对纳威克港的占有，以便今后在瑞典采取行动，禁止德国进入瑞典的铁矿。”(44)
两周后，4月22日和23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雷诺在会上还重申其对法国《作战计划》的辩护，肯定没有任何力量能使盟国放弃其业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的行动，盟国不应因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威胁态度而放弃此项行动，甚至不应因在比利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放弃行动。雷诺再次要求尽快结束轰炸高加索的备战工作。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张伯伦的拒绝是明确的和最终不变的。(45)
这样，在德军即将对法国东北战线发动进攻，损害法国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地位之前的整整十七天里，法国政府首脑雷诺赋予挪威战场以绝对优先的地位，拒绝人们提出的要他不被任何事情分心的忠告，同意人们为挪威战场投入必须的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继续要求对高加索采取轰炸行动，甚至以此含蓄地将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进行决定性对抗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是次要的，或者不大可能的——置于脑后。如果戴高乐了解雷诺——他对雷诺给予的信任和希望长达六年之久——的选择，那他就应当看到，这是与他过去提出的一切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
后来，1943年5月，戴高乐在一封致新闻记者安德烈·热罗——此人以笔名“佩尔迪纳克斯”著称，在关于装甲部队的宣传运动中认识了戴高乐——的信里试图证明，他对雷诺的尊敬是正确的。
“我坚持认为，”戴高乐对热罗写道，“在精神和性格方面，雷诺比所有其他参与竞争的政治家都高尚得多。显然，他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优势，并确信命中注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克雷蒙梭的。然而，您想想，雷诺上台和他在政府中亲身体验到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我并不否认，雷诺的弱点在于他周围有某些庸人和几个无耻之徒，这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雷诺总理身边的人进行考察，同时是对雷诺生活和工作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气氛进行估量。这种考察对于戴高乐――1940年3月底和4月初的，他可以非常合情合理地自以为即将出任雷诺的主要顾问——来说，是否是一次真正的冲击？人们可以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几周前，在雷诺办公室负责同新闻界联络的加斯东。帕尔维斯基以在职权方面同达拉第的办公室发生冲突为借口，被迫离开了雷诺。从1934年以来，帕尔维斯基早就是戴高乐在雷诺身边认识的一位赞赏者和朋友，肯定也是一位通风报信者。他名列那些最坚决地支持抵制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之列，因而具有由此而来的、对变革法国军事体系、对必须谋求的联盟（其中包括同俄国的联盟）、对指导战争的一切后果。帕尔维斯基的离职不是无意义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帕尔维斯基看到别人——他们不是以雷诺财长办公室成员的身份，便是以他的朋友或启示者的身份——对他产生了奇特的巨大影响。因此，雷诺周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以致对帕尔维斯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他宁可到一个轰炸机大队去服役。
戴高乐对帕尔维斯基的离职及其原因并非一无所知。(46)他听帕尔维斯基谈论过多米尼克·勒加和吉尔贝·德沃的作用，勒加和德沃都是财政部的监察员，尽管他们与帕尔维斯基一样，肯定对雷诺忠心耿耿，但他们与帕尔维斯基的观点却肯定不同。另一位财政部监察员伊夫。布迪里埃已经加入到他们俩的行列，此人属于那种最支持同意大利实行和解，同德国进行妥协，争取签订一种快速的、从根本上敌视同英国联盟的和激烈反苏的和约的圈子。这三个人对雷诺周围所有的人都施加其影响，即使他们接受的任务是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相反地，选择保尔·博杜安担任作战内阁秘——即雷诺首先向戴高乐建议的那个职位——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就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所写的那样，博杜安作为财政部监察员，担任印度支那银行总裁，具有“处于商务、沙龙和神秘天主教义这三者的十字路口的名声”。(47)他在1938年1月的《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德，提出“任何问题都不能把法兰西同德国分离”的原则，并下结论说，“尽管人们感到不理解、墨守常规还有吸引力和在此方面的批评容易变得不公正，但必须肯定同德国实行和解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参战之后，博杜安从表面上看并未改变看法，因为他当时断言，“先验地摒弃那种在德军土崩瓦解之前举行谈判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博杜安象雷诺的所有政敌弗朗坦、德阿、贝热利、蒙蒂涅、保尔·富尔、贝兰一样，明确地加入了那些当时操同样语言、主张实行妥协和平者的阵营。博杜安为这个阵营投入了特殊的热情，致力于将法兰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撒拉查的葡萄牙等集结起来，建立一种可能的天主教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盟。在其他著述中，他还要求法国改变政体、取缔政党和在国内减少“法兰西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在1939年冬天的气氛中，博杜安自然在下述那些人之列，他们认为，“同俄国进行公开的斗争，多半是争取物质成功的最佳道路，但必定是在精神领域里获胜的道路——而这种胜利决定着其他的一切胜利”。雷诺首先让博杜安当其偏爱的顾问之一，接着让他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里当其最重要的助手，然后任命他为副国务秘书，试问，雷诺能对博杜安的人品和观点一无所知吗？必须说明，这不是真的。雷诺刚刚任命布迪里埃为财政部秘书长，不久后将布迪里埃提升为部长，但此人支持慕尼黑协定，接近“法兰西行动报”，并且毫不掩饰他对英国的敌视。雷诺是否也不了解布里迪埃呢？这也不是真的。此外，还必须补充说，在雷诺周围和雷诺办公室那些比较默默无闻的人里当中，还有巴尔诺和雅克·勒鲁瓦·拉迪里，后者后来担任维希政府部长，是那些打着技术治国论者担忧的幌子，靠拢极右翼的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
研究二战时期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在雷诺身边的这些亲信中，他的女伴——德保尔特伯爵夫人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谈论她。当人们对此作了最早的影射时，雷诺本人在回忆录里，否认了那种认为德保尔特夫人能对其政治选择产生某些影响的观点，将它视为谬论和无稽之谈。时至今日，任何人都不怀疑，不管怎样，这种影响对于雷诺身边人所作的选择来说，对于雷诺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气氛来说，可以是决定性的。德保尔特夫人成为1939年至1940年期间法国最会玩弄阴谋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埃莱娜·勒比费尔——勒比费尔是德保尔特夫人的娘家性——出身于马赛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她是那样诱惑雷诺，以致他在1938年同其妻子——著名的巴黎律师公会会长亨利·罗贝尔的女儿断绝了关系。好几位历史学家或见证人都努力描绘德保尔特夫人的肖像。法布尔－吕克被她分享过感情，经常同她去同一个社交圈子，曾把她描绘成“一个象谈论个人事情那样谈论战争……贪婪地主持分配讼费，安插其被保护者和叫敌人后退的女人”。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看到，“这个少妇在巴黎的政界和沙龙中间周旋”，但他也看到她扮演的重大角色：“埃莱娜·德保尔特野心勃勃，狂热，象火一样，性情急躁，成熟，敏捷而任性，贪婪地想要刺探秘密和参与决策，不容忍矛盾，对雷诺施加了先知和暴君般的影响”。(48)德保尔特夫人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排挤达拉第的宣传运动，因为她憎恶达拉第的女伴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因为从性格和生活类型来说，她正好与德克吕索尔夫人截然不同。德保尔特夫人最终属于博杜安一帮，受到他的影响，保护他并确保他的晋升。不久后，德保尔特夫人象博杜安一样被说服，或者也许被博杜安所说服，相信必须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摆脱战争。
在雷诺的亲信圈子里，最重要——即使不是最有影响、也是同样有影响，也许比博杜安更加有影响——的亲信，是空军中校德·维尔吕姆。人们只是在维尔吕姆的《日记》发表之后，才看到他的重要性。此后，人们通过人证和印证证实了这点。这位空军军官确保大本营（国防部）和凯道赛（外交部）之间的联系，即起先在甘默林和博内之间、后来在达拉第和雷诺之间的联系。维尔吕姆具有为取悦于政界和外交界、巴黎沙龙和晚宴所必需的一切。毫无证据可以证明，德维尔吕姆对法国的法西斯或极右翼政权有半点同情。何况后来，他还参加过抵抗斗争。然而，维尔吕姆无限的悲观主义态度，因此他认为，进行抵抗战争是错误的，德国的优势将会长期存在，必须继续保持防御状态和不让放过签订妥协和约的一切机会。维尔吕姆深信，唯独“第三支军队”才能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盟国；当美国在一个难以预见的期限内参战时，只有美军才能成为第三支军队。在维尔吕姆身上，还有一种他对戴高乐的、对法国军事体系思想的疯狂的敌视，而且理所当然地有一种完全敌视苏联的态度，以及一种几乎念念不忘的反共主义。这就是说，德维尔吕姆自然是接近一切主张同德国实行妥协和平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全都敌视雷诺。这就是说，一切都会使他远离雷诺。
相反地，在1939年冬天，德维尔吕姆却变得非常接近雷诺。他经常在埃玛纽埃尔·阿拉戈家里，与雷诺共进午餐或晚餐。阿拉戈从娱乐业和某些财富中获益，已经成为最敌视抵抗战争和最支持同德国实现某种和解的、整个政界、经济界和上流社会的中心和活跃者。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分析和评论。必须看到，他们几乎不是对立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密切起来。不管怎样，德维尔吕姆没有向雷诺掩饰其半点情感和偏爱。他是否对雷诺施加了影响呢？虽然议会和新闻界继续把维尔吕姆看作是一个主张殊死斗争的人，但有好几个证据使人发现了他的犹豫不决和演变，也许发现了他的变化。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环游欧洲国家首都之后，是这样报告了雷诺对丘吉尔的看法：“两天前，（丘吉尔先生）在夜里对雷诺先生进行了一次回访。丘吉尔的观点是绝对不妥协的。雷诺先生则认为，即使丘吉尔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很有说服力、拥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大人物，他现在的思想也失去其灵活性。雷诺认为，丘吉尔先生只能设想进行殊死斗争的可能性，不管这种斗争是否带来动乱和普遍的破坏。在雷诺看来，这不是一个国务活动家的所作所为。”(49)
因此，一切都导致戴高乐和维尔吕姆处于对立状态。有一个佚事显示了他们之间对立的尖锐程度，以致维尔吕姆在《溃败日记》一书中讲述此事时，肯定进行了讽刺和歪曲，因为他的愤怒是难以抑制的。此事发生在3月24日，当时人们还以为，戴高乐将会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秘书，成为雷诺的主要军事顾问。“在勒加的办公室里，”维尔吕姆写道，“戴高乐上校就军事上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作了冗长的陈述。他对我们尚未把军队开进比利时、甚至违背比利时人的意愿表示遗憾。据戴高乐所述，德军并不比法军更强，两国的空军明显地保持着均衡……我听了有些惊呆。我原以为他（比我）要聪明和内行得多。我便放弃了打断他那冗长而可笑的独白。一旦戴高乐说完，我马上就只用几句话去反驳他。”很明显，戴高乐不能象维尔吕姆这里叙述的那样，说这样的语言。对戴高乐来说，在这种场合和在这个年月，不存在无保留地表达其悲观主义的问题。但是，当戴高乐重视装甲部队，而德军拥有装甲部队，法军没有装甲部队时，他不会说法德两军势均力敌。然而，在这一天，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发生了粗暴的对撞，完全地显示了他们在一个应为同一个首脑和同一项政策服务的班子里的对立，绝对是水火不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根据这个佚事，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被排挤出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不是因为达拉第的反对——他报告过达拉第所说的敌视的话，但达拉第没有亲耳听到过他讲——也许更多地是因为雷诺周围亲信的公开反对。然而，戴高乐动身去旺让堡，返回第五军的坦克部队，并且为了解释回部队的理由，他宁可追述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分歧……维尔吕姆则被许诺有另一种命运。雷诺只是向维尔吕姆推荐了他身边的第一个职位，即雷诺驻外交部办公室的主任一职。就象维尔吕姆叙述的那样，人们明白，他因此洋洋得意，很想接受此职。维尔吕姆熟悉凯道赛，所以害怕其赴任不受到全体外交官的欢迎，便事先进行了摸底。不管真诚与否，外交部的好几位高官，如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达拉第的前办公室主任、大使罗贝尔·库隆德都向维尔吕姆保证，他将会受到欢迎。也许出于谨慎的考虑，或者更加可能的是，维尔吕姆要想亲自保持同最高统帅部的联系，所以他决定不调外交部，继续确保——此次则是为了雷诺的利益——凯道赛同甘默林的总司令部之间的联系。后来的事件将要表明，维尔吕姆可以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施加重大的影响，他也不放弃施加这种影响，因为除了罗朗·德马尔热里一人外，雷诺周围的亲信都赞同维尔吕姆的意见。基本事实是，雷诺很早就了解维尔吕姆，并经常同他来往，因此是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继续把他作为最亲近的顾问之一。由此看来，维尔吕姆是不可能对雷诺在方向问题上所作的选择，对雷诺暗中发生的演变提出疑问的。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看到，维尔吕姆立即利用机会，强制推行一种与戴高乐在战前提出的、后来雷诺为了其利益而重新采纳的选择截然不同的选择。维尔吕姆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作了解释。“相反地，”他写道，“我让雷诺通过的计划，却没有留下雷诺在和平时期、恰恰在别处提出过的论断的任何痕迹。其实，雷诺的这些论断已经被事件超越了。但是，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上校向雷诺呈交了一份备忘录，企图从对我军机械部队的解冻中找到胜利。好象我们可以凭着五年的落后和一种比敌国差三倍的工业能力，在战争处于高潮时不仅在这方面赶上敌国，而且远远地超过敌国！理所当然，我能说服雷诺，相信这份备忘录的空想性质。此外，我心里还在思量，雷诺在何种程度上赞同戴高乐的学说。我认为，戴高乐主要是把它看作是自我扬名的手段。假如雷诺真的相信装甲师，那他还会不顾德国在这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在1939年鼓吹殊死的进攻，并在1940年赞同进入比利时的作战计划呢？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意见同样适用于戴高乐上校。”(50)
人们看到，维尔吕姆在这里流露出他对戴高乐的仇恨（此词并不过分强烈），以及对雷诺的一点轻蔑。但人们尤其看到，1940年4月，在维尔吕姆和戴高乐两人之间，是维尔吕姆对雷诺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在他们之间，角色是临时分配的：维尔吕姆在政府首脑一边，戴高乐则远离权力，在他的坦克部队中间——那是1940年5月10日，被德国闪电般的攻势击中的地方。
这一天，人们到处感到，战争爆发了。在这个艳阳天里，对有些人来说，战争开始是默哀，是在家庭或同学面前无法承认的惶惑不安，是生活中的一切即将发生变化的感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无声欢乐的震颤，是业已满足的对冒险的企盼，是战士老本性的苏醒。然而，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至少在法国，在比利时，也许在更加感到意外和更加缺乏备战的荷兰，战争爆发也是一个下达最新指示、采取最新决定和提出最新建议的时刻。对于这一代欧洲人来说，这一天就是1940年5月10日。戴高乐也不例外。这天，他抽空给妻子伊冯娜写了一封信，此信以其基调、谈及的主题、它所显示的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表达了千百万法国人心中的疑问。这封家信值得以此名义加以引证，就象它在戴高乐的《信函、报告和记事》中加以发表的那样，当然，发表时仅仅删掉其家人想要删掉的部分。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小爱妻：
现在，战争来到了，真正的战争爆发了。不过，如果目前在荷兰和比利时的行动真的构成法德两国的大战役，那我就会感到相当惊讶。根据我的意见，这场大战役将在不久后爆发。不管怎样，我愿意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
不管怎样，必须预料到飞机的活动将要增多，因此要采取预防措施。对于您来说，对于小东西来说，对于小姐来说，科隆贝是一个好住处，特别是如果科隆贝不在从斯特拉斯堡进军巴黎的大路上。因此，请您多加注意，白天，要注意警报拉响时让大家回家，晚上则要注意关灯。加多想必是相当可靠的。对于菲利普来说，他在巴黎，如果有人开枪，那他必须不要徒劳无益地佯装‘内行’。
附上女儿伊丽莎白的来信。我对她考上业士学位寄予厚望……
无疑，人们即将撤离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7日来信，我于昨日收悉。”
5月10日发生的动乱和不安，全都体现在戴高乐的这封家信之中。其实，在荷兰和比利时进行的战斗并非象戴高乐认为的那样是主要战斗，何况它们不是“稍后”爆发，而是立即爆发，恰恰是朝着他预报的、必须撤离的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的方向。轰炸就在5月10日这天开始。戴高乐不愿意他的家人因缺乏经验或充当好汉而去承受太多的风险，就象人们可以害怕菲利普想要“装出内行的样子”那样。但是，人们没有忘记，戴高乐在信中奇怪地提到了伊丽莎白，她必须继续准备“业士”考试。要搬家，那就必须同汽车库老板加多一道商办。但在此期间，必须考虑到“小东西”、即他的残疾女儿安娜的安全，以及那位看管和照料安娜的“小姐”的安全……但是，首先也必须“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以便能奔赴前线。
戴高乐等的时间并不长。5月11日，戴高乐得到通报，说他的师指挥部设在维西内。12日，他在维西内驻地的“美地”别墅安顿下来。13日，戴高乐把师参谋部集合在自己周围，但不无粗暴地将一些不中他意的军官挤出参谋部。14日，第四装甲师的干部大部都抵达维西内，戴高乐轮番地向他们询问情况，时而傲慢，时而彬彬有礼。15日，当戴高乐还只有集结其三分之一的坦克时，东北军参谋长杜芒克将军把他召到了身边。这样，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命运把戴高乐同杜芒克连接在一起。他们相继地为独立自主地大量使用装甲车进行辩护，但结果是徒劳一场。因为现在敌人突然越过阿登山脉，人们在敌军的去向问题上难以作出判断。向西，是攻打索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滨，或者向西南，则是直捣巴黎。为了阻挡敌人的巴黎之路，图贡将军率领的、迄今驻守马其诺防线后方的第六军奉命捍卫安省。但在等待第六军部署兵力之际，戴高乐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应当从正面向拉昂发动进攻。这是戴高乐承担的使命。东北军司令乔治将军证实了这个使命，原先乔治不知疲倦地反对过戴高乐所著的《建立职业军》的论断，后来又反对过他撰写的1940年的备忘录。“去吧，戴高乐，”乔治对他说，“您多年来坚持那种现由敌人实行的观点，而今正是您付诸实践的机会！”可是，戴高乐首先感到的印象是，乔治惊惶不安，身心两方面都感到疲惫不堪，以致他认为，这位处于如此高位的军队首领“显然不堪重负了”。
再说，在戴高乐看来，整个法军参谋部都显得“工作繁重”，看来“活力已经中断”。短短的五天已使敌人跨越默兹河，涌入阿登山脉，使整个盟军机构面临着崩溃的威胁。在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身上，业已刮起了一股恐慌之风。戴高乐在总司令部里感到了这点。对戴高乐来说，不存在流露出悲观主义和对最高统帅部持严厉批评的问题，在他准备率领第四装甲师战斗之时尤其如此。然而，就象所有在5月15日具有同样经历和同样感受的人一样，戴高乐是不可能完全掩饰其不安情绪的。在这一天，他还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给伊冯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了几个词，让妻子理解他的思想。
“事件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我们将能左右局势。但是，必须预料到一切。再说，对您来说，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都是毫无燃眉之急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让布雷特将军向您通报情况，以便您不感到意外，万一……假如出现了‘万一’，最好是首先找到苏珊娜。您要确保有一种可能的交通工具，但不要引人注目。此外，我真诚地对您说，我不相信事情会落到那一步。”
戴高乐在这封家信的开头，对妻子写道：“昨日被紧急召见，要去筹建一个师。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顺利。”事实上，为第四装甲师预定的军用物资集结得相当快。戴高乐几乎立即能动用这批军火。可是，戴高乐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掩饰其感情中去打仗的。因为5月16日这天，他整天都在集结第4装甲师，在拉昂周围来来回奔波。在戴高乐看来，当时他发现的撞击是这样强大，以致他在十三年后撰写《战争回忆录》时，将他1940年6月18日开始的抵抗斗争事业的深刻原因，归于此次考验。戴高乐本人是这样描写这次溃败的：
“我在那里看到，许许多多的法国军人都变得手无寸铁了。他们属于那些在近日内被德军坦克师打垮的部队。他们在溃逃中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赶上，所以接受了德国人下达的缴枪、向南方行进、不要堵塞公路的命令。‘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敌人对他们喊道。”
面对这样的崩溃，这样的衰败，戴高乐受到了无比强烈的冲击。他浑身都感到怒不可遏。无疑，戴高乐就此写下的文字，准确地表达了他心中涌动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感受。
“当时，看到这种人民狂乱和军队失败的情景，听到这种敌人狂妄而轻蔑行径的叙述，我感到无比愤怒。啊！这是太愚蠢了！战争的开局极其糟糕。因此，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在世界上，还有着继续战斗的空间。如果我活着，那么，只要有战斗的必要，我就要在必须战斗的地方战斗下去，直至打败敌人和洗雪国耻时为止。我后来所能进行的抵抗斗争事业，就是在这天下定决心的。”
眼下，戴高乐转入了攻势。5月17日凌晨4时30分，第四坦克师的一百辆坦克发动了进攻，到近中午时分已经打到了蒙科尔纳。由于两翼遭到威胁，德军第一坦克师看到其通讯联络受到重大威胁，以致德军在当天下午派第十坦克师来增援，以便使第一坦克师恢复元气。法德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大批德军飞机自由地行动。然而，第四坦克师向拉昂的撤退并不妨碍当天第六军的部署。特别是，这次激烈的战斗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使得全体参战将士都感到，他们可以依靠成功的运气，来抵御敌人最好的装甲师。对戴高乐来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经验。作为坦克使用问题的理论家，他可以将其过去所想的和预见的做法加以实施，即使在很低级别上实施也罢。(51)毫无疑问，戴高乐还增添了对他自己、自己观点和自己判断的信心。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戴高乐将在48小时后采取一次奇特的主动行动。5月18日，他获得了增援，现在第四装甲师拥有大约150辆不同型号的坦克，其车组成员来自那些尚未共同战斗过的团队，据戴高乐所述，“他们给人以普遍热情的印象”。5月19日上午，戴高乐向克雷西和布伊方向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再次从侧面打击那些在索姆河以北向圣康坦挺进的德军装甲师。在大桥附近，德军的斯图卡斯式飞机使法军坦克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未遇到法国空军的任何反抗。由于缺乏飞机支援，又几乎没有炮兵，第四坦克师再也无法前进。戴高乐已经从一座名叫丰杜山的山丘上看到这点。但他在前两天就已懂得，现在则更好地验证，敌军在向西线、索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深入的同时，将侧翼暴露在法军面前，如从南往北发动一次进攻，那就会切断敌军的通讯，并恢复同驻比利时的盟军同法国北方的盟军之间的联系。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里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地方，以致他完全不理会乔治将军当天下午发来的后撤命令。夜幕已经降临了。当戴高乐急匆匆地赶到杜贡将军的指挥所时，前线又暂时地恢复了平静。戴高乐想要说服杜贡将军给他增派两个师的兵力，使他强有力地恢复白天开始的攻势，以便扑向德军装甲师的后方，切断其通讯联系，同北方的军队会合。戴高乐同杜贡将军的争论持续很久，但最后没有取得效果。杜贡宁愿照总司令部的命令去做。
当人们知道这个事件处于何种局势时，它就会获得其全部意义。因为在5月18日上午，甘默林认为，德军的形势是最适合法军开展反攻的。就象1914年，德军的右翼为了包围香槟和洛林地区的法军而向东南方向进军，从而提供了向其两翼中的一翼进行进攻的机会——这次进攻便是法军获得马恩河战役胜利的起源——那样，现在德军向英吉利海峡的进军会使其南翼变得脆弱起来，并拉长了将其前卫装甲师同其主力步兵师连接的在一起的通道。通过空中侦察，甘默林得到证实，在拉昂、蒙科尔纳和比利时纽沙泰尔之间——准确地说，就是在戴高乐指挥进攻的地方——德军的力量是弱小的。当时，丘吉尔不知疲劳地观察着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小事，始终热衷于战略问题的思考，也具有与甘默林同样的信念。5月19日，丘吉尔致函甘默林说：“乌龟已经伸出头来，伸到离其背壳很远的地方。还有几天的时间，德军主力才能抵达我们的交通线。看来从北方和南方，对这个长口袋进行强大的夹击，就会收到惊人的效果。”这也是甘默林的想法。同一天，9时45分，他签署了关于旨在确定反攻的“第12号个人秘密指示”。指示是以这样一种有意义的表达方式开头的：“不想对指挥战役进行直接干预……”甘默林以此提醒说，指挥东北军属乔治的职责，但同时强调其意图是要重新掌握局势，承担其职责，从而亲自证明法国统帅部组织工作的前后不连贯和自相矛盾。至少，甘默林看到了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沿着索姆省和安省一线，加强盟军手段，以便尽早向北方——戴高乐想要在北方主动发起进攻——发动一次攻势；关于与盟军切断联系的、驻比利时和法国北方的集团军，“不是让它受到敌人的包围（……），而是要发扬极端勇敢的精神，一方面，必要时，要开辟索姆省之路，另一方面，则要把特殊的机动部队投放到德军坦克师和跟随这些坦克师前进的摩托师的后方。”至于那些必要的手段，没有作任何明确的指示，但至少是，反攻的总方向是明确的，选择的时机也是良好的。然而，5月19日晚8时45分，甘默林收到雷诺的公函，被解除了指挥权。
魏刚接替了甘默林。对魏刚这次任命将在未来的几周里产生巨大的恶果，但不管怎样，眼下对甘默林预定的对德反攻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52)因为魏刚想要对乔治将军充分实行其权威，并在作出一切决定之前都要巡视主要指挥部，以便实地了解形势。人们知道由此而来的结果。虽然魏刚象其前任甘默林一样，看到了德军所走的“通道”的脆弱性，但他在5月20日就职的那天却不想下达反攻的命令。5月21日，魏刚乘飞机到法国北方，下午一时左右晋见了比利时国王。后来，他又见了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建议比约特全力以赴，攻打阿腊斯－康布雷一线，从表面上看，他并未考虑到此时正在同一个战区的军事行动。魏刚还建议在进攻中尽量多使用英国师，凡是参战的英国师所留下的地方，都用业已经过考验的比利时师和法国师来接替。这样一来还会进一步推迟进攻时间。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之所以没有出席这些讨论，要末是因为他对参加讨论不大热情，要末是因为被这天英军的行动困难缠身。人们最后同戈特将军会合，他在当晚8时抵达伊普尔。但魏刚不等戈特抵达，就出发了。后来魏刚解释说，他对人们报告他的、敌军对加莱机场的轰炸印象深刻。实际上，德军的轰炸并未发生。魏刚是在下午决定从海上返回巴黎的。因此，他不同戈特会晤，在下午5时至6时间动身，乘坐“花神号”，取道杜福尔，然后由于害怕勒阿弗尔港口外布下的水雷，就直接驶向瑟堡。第二天凌晨5时，总司令魏刚抵达瑟堡，然后乘内燃轨道车回到了巴黎……
从甘默林起草其第12号令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天，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对德军的攻势来说，5月20日是最危急的一天。甘默林原定的反攻恰恰是从20日这天开始，或者至少是在这天初见端倪——为此，戴高乐曾要求增援两个师……在冯·克莱斯特的德国装甲集团军进军、直到法国北方海滨时，在亚眠、圣康坦和佩龙三地连接该装甲集团军同冯·龙德施泰特的集团军主力的通道几乎变成了真空。冯·龙德施泰特后来对英国军事批评家利德尔·哈特吐露私情说：“我们害怕，在我们的步兵师有时间赶到之前，我们的装甲师遭到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再说，希特勒清醒地看到德军所遇到的危险，便敦促陆军参谋部要求步兵师尽量紧跟装甲师。5月22日，在德军装甲部队后面跟随的，还只有三个摩托步兵师和两个普通师。23日，德国人的形势明显改善。24日，通道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因此，只有在5月19日至23日之间，盟国的反攻才会有真正的成功机遇。
然而，这些成功的机遇被浪费了。不过，5月21日，比约特和戈特不等魏刚的到来，相信甘默林在第12号令中下达的指示——尽管甘默林的指示还没有得到证实——因而在阿腊斯以南向康布雷发动了反攻，使隆美尔率领的师在当天下午陷入困境，长达数小时之久。第二天，在莫里尼埃将军率领的援军的支持下，比约特他们重新发动了进攻，但在预报德军增援部队抵达的消息之后，根据最高层的命令停止了反攻。后来，冯·龙德施泰特承认，在他看来，任何反击的威胁都没有象这次那么“严重”。但在23日，德军已经抵达，发动进攻，从西部和东北部迂回包抄阿腊斯，以致法国人和英国人被迫在24日撤离阿腊斯。在原先法英两国军队还在坚守的防区中，那个东南角突出部分已不复存在，事实很明朗，已不再有一个向南方发动攻势的出发基地。至于法军应从索姆省和安省开始、从南往北进行的攻势，需要增援部队，而这些援兵只能从部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一些师里抽调出来。然而，在5月20日、21日、22日和23日这四天中，没有下达要求抽调这些部队来攻打德军“通道”的任何命令。只是到了5月24日，当盟国已经失去其一切反攻的机遇时，人们才“要求”东部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特将军从上述部队中抽调部分兵力，向安省前线转移，而这种要求不是通过下达明确的命令，而是通过建议普雷特拉特“相信防御工事”，并以绝望的基调求助于他的“义务感和全体将士的牺牲精神”。
人们想象得到，戴高乐在经历蒙科尔纳战斗经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戴高乐在战斗中，检验了装甲车进攻的有效性和他的指挥能力。他抓住了现在这个时机：由于敌人进攻部署的薄弱，可以相信立即举行反攻会获重大效果。不管戴高乐此时或者后来了解到甘默林的第12号指示，他再次看到统帅部没有利用时势和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一旦能明白这点，戴高乐就马上估量到任命魏刚为总司令的后果。但眼下，魏刚的权威就象他的知名度一样得到了加强。5月21日，军队最高层选择了戴高乐，让他在电台上发表关于军事形势的讲话。讲话录音是在萨维涅大厦的花园里录制的，戴高乐在那里设立了师指挥所。犹如时局要求的那样，戴高乐以一种坚强有力的口吻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这种口吻对于恢复那些听众的信心是合适的。这是一个短暂的佚事，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留下半点印象，他本人也没有提及过。但事隔多年来看，录制戴高乐讲话具有一种独特的立体感。正是在这天，他第一次在麦克风面前讲话……(53)
戴高乐在蒙科尔纳发挥的作用，足于吸引统帅部的目光，以便使人们想到在另一条战线上立即使用戴高乐。此次，就是缩小德国人在阿贝维尔前面建立的袋形阵地。这是统帅部试图开展的行动之一，其目的是要图建立一个连绵不断的和前后连贯的新战线——新战线从索姆河口起，先后同安省和隆维雄战区会合，并经过那里最后同马其诺防线会合。与此同时，戴高乐终于得到了晋升。人们看到，在甘默林同意任命戴高乐为将军之后，事情就一直拖在那里。无疑，雷诺担任国防和陆军部长后，才使戴高乐晋升问题的卷宗走出了办公桌抽屉。戴高乐对此感到有点自豪，也暂时多了点乐观主义，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5月24日，戴高乐是这样给妻子伊冯娜写信的。
“总是争吵不休。但就我而言，事情倒没有变坏。我得到的印象是，困难已被克服，（我们）在走向康复。然而，我们将会留下和进一步留下多大的损失啊！我从昨日起就升任将军了。我是通过保尔·雷诺的一封信获悉此消息的。他根据魏刚将军的建议，签署了我的委任状。”
说真的，这只是一项从未得到过证实的、“临时性”的任命。这样，戴高乐在49岁半时，成了法国军队最年轻的三名将领之一。此外，在阿贝维尔的战斗——此战并未取得全部减少德军的袋形阵地，但赢得了许多地盘和俘虏了400人——之后，获得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嘉奖。一周后，第四装甲师所属的第七军军长费雷尔将军向戴高乐颁发了另一次嘉奖。但这两次嘉奖后来都被维希政府取消了。
5月31日，福琼将军率领的英国师接替了法军第四装甲师。戴高乐将第四装甲师部署在马赛－昂－博维奇地区，并返回巴黎。他先去了裁缝店，穿上了一件将军制服，然后受到了雷诺的接见。这天，戴高乐是否被提名进入政府呢？任何人都没有对此提供过证词，但陪同戴高乐的内罗上尉却有了他入阁的感觉。接着，他拜访了魏刚将军。魏刚召见戴高乐，祝贺他在前线进行的战斗，向他询问了现在必须如何整顿装甲部队的问题。(54)6月2日，戴高乐起草了几项建议，作了对魏刚回复。即建议把法军剩下的装甲师重建成三支部队，而不是四支部队；这三支部队只由一名总司令支配；集结成唯一的“装甲兵团”。戴高乐写道，他“毫不谦虚地并且意识到自己能力地”要求指挥该装甲兵团。戴高乐已经通过这种口吻和这种方式来摆脱军队最高层的习惯做法，这明确地表明，他想要在法军统帅部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也许这是由于雷诺昨日向戴高乐提出的建议的缘故。或者相反地，因为戴高乐认为雷诺的建议是可疑的和偶然的，他不想为了获得一种与事件发展相称的指挥权而将忽略一切。不管怎样，戴高乐已经感觉到，他即将这场战争中扮演一个崭新的角色。
6月5日，这种感觉变成了事实。当天下午，弗雷尔将军召见了戴高乐，向他私下透露说，根据可靠的传闻，他即将被任命为政府部长。翌日，6月6日，德莱斯特兰将军——德莱斯特兰在梅茨率领第507步兵团时就与戴高乐相识，并一直是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告诉广播电台刚刚报道他即将成为政府成员。雷诺本人打电话给戴高乐，向他证实这个消息。戴高乐只是赶紧召集他的军官，向他们致谢，接着到“军官食堂”去结算伙食余额。如今，不管戴高乐所处的地位还不大高，但他即将参加国家的政治领导机构。
其实，雷诺已在5月18日对政府实行了改组。雷诺任命贝当为副总理兼国务部长，让贝当同达拉第对调了工作，让达拉第改任外交部长，自己则担任国防和陆军部长；与此同时，他任命魏刚为法国军队总司令。此外，雷诺还任命迄今担任殖民地部长的乔治·芒代尔为内政部长，芒代尔是克雷蒙梭的前合作者，众所周知，他代表着法兰西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意志。而今，基本的问题，政界、新闻界和公共舆论首先关注的问题，则是贝当同魏刚的上台。正是这两人即将成为不知疲倦的、主张雷诺下台的领头人，疯狂地反对继续抗战。只要几天、几周的时间，就可以察觉到这点。对于雷诺来说，这种对贝当和魏刚的双重选择是灾难性的。雷诺以自己的方式作了解释。(55)他写道，贝当被视为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关于1918年战争胜利的他最后一个活象征，得到了左翼的同情和右翼的赞赏。他还写道，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福熙的参谋长，是最有威信的法军将领，魏刚的名字具有任何其他将领所不能有的冲击效应。事实上，读一下在任命贝当和魏刚之后报刊发表的评论，人们就会认为，雷诺是看对了的，他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人们不能只看到这点。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贝当年届84岁，人们可以怀疑，贝当在法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否会对国家刻不容缓的复兴作出决定性贡献。在政界，人们很清楚，贝当谴责过抗战，不愿象达拉第要求他做的那样，与赫里欧同时在政府中共事，因为他敌视赫里欧这位谋求与俄国联盟的代表人物，他也敌视勃鲁姆这位最坚决地与希特勒德国为敌的社会党领袖。再说，贝当的名字不断地重复出现在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的谈话之中。如果说雷诺会无视这个事实，那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首先，雷诺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更有权威地代表着与戴高乐的全部论断的彻底对立。雷诺曾经支持过戴高乐的观点，有时甚至几乎是孤军作战，所以他比其他任何人更都知道这点。现在，雷诺把贝当安排在自己身边，就是赋予贝当——对戴高乐来说，此人是永远的敌手——重大的角色。雷诺上台之后，并未为启动法国军事体系的彻底改革作过任何努力，尽管这种改革是他本人过去亲自公开要求过的，也会是他的优先任务。雷诺是否认为，贝当在其身边，仅仅是一种旨在唤醒公共舆论——这种舆论对法国军队领导机构和指导战争，都不产生任何影响——的象征？也许是。可是，雷诺有心要冒一场把贝当安排在国家政治领导最高层的风险，而贝当在基本问题上，换言之，在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胜利的方式问题上，是必然反对戴高乐的。
与选择贝当相比，选择魏刚有着同样的意义，尽管这种选择没有被同样证明是正确的选择。魏刚的名字并非象贝当那样是个象征。魏刚也不引起同样的普遍的同情，远未如此。相反地，魏刚以乐意蔑视政界和议会、甚至蔑视共和国机构而著称。归根结底，魏刚的威信只是来自他从前在福熙身边发挥过的作用，即一个永远的参谋长的作用。在将魏刚推到军队最高职位之时，人们本来可以和应当记得，他从未亲自指挥过打仗。诚然，在军事拨款额度有限期间，魏刚先后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和被指定为战时总司令，但他却承担了贝当从前所作的一切战略选择，并一直坚持到他被甘默林取代时为止。当时，魏刚明确反对过戴高乐的著述，并在离开统帅部之后继续同戴高乐进行论战，而这场论战是他在职时就早已开始的。雷诺知道这点。也许雷诺记忆犹新，那天，戴高乐在让·奥比尔坦的带领下，送给魏刚一本《建立职业军》，魏刚则亲笔写下他的意见，特别是写下“魏刚反对”这几个字。然而，自从雷诺上台以来，一切都消逝了，仿佛他遗忘了似的。当雷诺在其周围组织密谋活动——这一活动得到达拉第的拼命支持——以便取代甘默林时，看来他没有注意选择其接班人，赋予这种选择以任何优先地位。据那些参加密谋活动者的证词，人们只能记住少数人的名字，最多三个。(56)比约特是早在战前就公开表态主张组建装甲师的极少数将领之一，他的名字不加讨论就被划掉了。乔治的名字，则没有任何象征的价值。再说，人们应当知道，在5月10日之后，一受到事件的冲击，乔治马上就垮台了。因此，魏刚得到了任命。但是，在一些如此偶然的、甚至微不足道的条件下，作出这样一个如此严重的选择，实属罕见。这是选择魏刚这个73岁的老人，他即将临时充当一个在战时、在任何一级都从未扮演过的角色，而德国人取得的最初胜利刚刚显著地否定了他的战略观念。人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过去的岁月里，魏刚从他驻中东地区军队司令的岗位上，支持过那些最鲁莽的对苏战争计划、或者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计划，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从表面上看，他并不关注下述的危险：法国正在为自己多树一个敌人，好象同德国一家打仗还不够似的。总之，对魏刚的选择与人们对雷诺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而多年来，雷诺是公开支持戴高乐所主张的观点的。
人们至少可以认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其身边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最终是选择了法国着手进行（即使很晚进行也罢）军事体系改革——哪怕在敌人的打击下进行临时改革也罢。其目的至少是为了那些还有可能进行的战役，准备继续打仗，必要时在海外进行抗战。相反地，雷诺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是任命维尔吕姆中校为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雷诺把维尔吕维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主要顾问，因为任何认识维尔吕维的人都不能假设，这位空军中校只是承担行政任务。维尔吕姆有偏爱，有决心，有观点，因此，承认他不向任何人、特别是不向雷诺掩饰自己的偏爱、决心和观点，只是表现公正而已。因此，雷诺是在知道原委情况下，选择了维尔吕姆的。人们不会下结论说，雷诺赞同维尔吕姆的观点，坚决听从他的意见，谋求妥协的和平。但雷诺想要把他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则是第二次。人们看到，当雷诺上次向维尔吕姆建议担任其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时，他曾经表示过拒绝，此次他同意襄助雷诺，当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从1940年5月18日起，下述这些人的帮派得到了加强。他们在雷诺身边工作，并被雷诺选中，首先想到的是要制止战争，或者至少是绝对不考虑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人们已经看到，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雷诺的亲信的份量。但是，是雷诺建立了这个亲信帮派，他完全不去关注那种在其组阁时应当考虑的政治平衡。
在戴高乐即将成为政府成员的时刻，看来任何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成为定局。然而，也许一切都已经受到损害。雷诺所作的人事安排使戴高乐感到害怕。戴高乐没有搞错，他也不愿意向雷诺这个自己六年来寄予厚望的人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3日，即在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的前三天，戴高乐给雷诺写过一封信。这无疑是他致雷诺信函中的最重要的一封，因此必须全文援引如下：
“总理先生：
我们已经濒于深渊，而您担负着法兰西的重任。我请求您考虑以下问题：
1、我们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敌人运用我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统帅部拒绝运用我的观念。
2、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教训之后，您——唯独您曾经关注过我——您已被视为主人，其部分原因是您曾经关注过我和人们知道这点。
3、然而，一旦您成为主人，就马上把我们抛弃给从前的人。我既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功绩。但我敢说，如果让这些从前的人做事的话，那他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4、从前的人惧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言之有理，我拥有强迫他们做事的活力。因此，他们今天就象昨天一样——也许是出于善良之心——来全力以赴，阻止我到达那个能使我同您一道工作的岗位。
5、举国上下都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更新我们，他们将会满怀着希望，欢迎新人、新统帅的上台。
6、摆脱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要成为卡尔诺，否则，我们就要灭亡。卡尔诺造就了奥什、马尔索和莫罗。
7、来到您的身边，是来不负责任的吗？当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不！我想要同您一道工作，但通过我自己来工作。否则，那是徒劳无益的，我宁可去指挥部队！
8、如果您放弃任命我为副国务秘书，那您就至少任命我为司令——不仅是您的四个装甲师之一的司令，而且是集结所有这些装甲师的装甲兵团的司令。请让我在经历了20天的战火经验之后不谦虚地说，我是唯一能指挥这个装甲兵团——它将是我们的最大的资源——的人。因为我创造了它，所以我想要指挥它。”
也许法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位临时担任准将的年轻人向政府总理写过类似的信函。但不应当对此抱怨。因为显而易见，国家突然刚刚陷入其中的这场无比的悲剧，会允许那些演员摆脱常规。然而，这封信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建议。在此之前，戴高乐曾向雷诺提出过如此多的建议；此外，他在前一天夜里已向魏刚写过一个工作建议。戴高乐的6月3日信函，首先是一封控诉书。人们无法用别的方式来称呼这种粗暴的、对“从前的人”的否定。而雷诺刚刚把国家的最高的责任交付给这些人。戴高乐还提醒说，他们是那些阻碍法国军事体系改革、有可能使法国失去这场战争最后成功机会的人。这里是没有什么要搞错的。戴高乐指责雷诺——甚至指控雷诺——在知道原委的情况下任命这样的人，担任这样的职责。更有甚者，在谈到“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贝当和魏刚两人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戴高乐所置疑的首先是一个群体，他揭露的是一种气氛，这个群体，这个气氛，就是包围雷诺的群体和气氛。读了这封信，就应当相信，事实上，雷诺在6月1日的会晤中建议戴高乐担任副国务秘书，但同时让他瞥见这种任命会遇到障碍，以便恢复戴高乐装甲兵团司令的候选人资格。归根结底，这封信是对雷诺发出的最后的召唤：要么，戴高乐返回坦克部队，尽量多地和尽量长久地进行战斗，而不再对指导战争和军队产生影响；要么，戴高乐进入政府，这将是他必须进行的另一场战役。而这另一场战役，恰恰在三天后开始。

第四部分
第七章　入阁

1940年6月6日，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来到了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立即谒见了雷诺总理。雷诺业已收到戴高乐6月3日的来信，所以他显然要证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他列举了任命贝当为副总理的理由，最后还用议会所说的“留在（政府）里面比留在外面好”，来解释他对某些部长的选择。戴高乐则反驳说，恢复法国本土军事形势的运气很少；现在，“失败主义有可能将一切淹没”；“统帅部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再也不会复元了”。①他还向雷诺预言，贝当及其“推动者”必将施加其坏影响，因为他们将利用——他毫无难为情地提醒雷诺说——“笼罩在政府身上的、放弃（战斗）的气氛”。简言之，戴高乐对雷诺说：“必须作出决定，尽量长久地不放弃在欧洲大地上战斗，并且准备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
这就是未来岁月的赌注：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投降、即停战，还是继续进行抗战。对于未来的岁月，甚至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此。人们不能无视法国战役的命运，因为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德国将是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盟国继续斗争，那么，为了战胜德国，有朝一日就应在欧洲登陆。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盟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首脑考虑过欧洲登陆。不过，法国政府的决定将会改变战争的进程。假如法国政府决定继续抗战，那战争舞台就会与它决定投降时不同，两大阵营的战略选择和力量对比无疑也会不同。法国将会通过其舰队、一部分飞机、一部分军队和法兰西帝国的自然资源对盟国阵营作出贡献，这对许多国家、至少对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说，将会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假如法国同意停战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投降，那么它就绝对不再对未来战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它就会分散力量或丧失战斗力，它的领地就会受到前盟国或敌人施加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它的解放就会来自外国军队的援助，它的人民就永远也没有属于战胜者阵营的感觉。总之，法国就不再对战后的20世纪历史具有重要份量。在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里，投降的支持者和抵抗的支持者进行了对抗，演出了一场令人担忧的悲剧，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要决定解决的问题。
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戴高乐已经是坚决抗战的支持者的代表人物。戴高乐是那样赫赫有名地作为他们的化身，以致对他的任命引起了重大的反应。这里不是在指新闻界引起的反应。报界的欢迎是一致的。从《法兰西行动报》到《人民报》，到处是一片赞扬声，甚至那些迄今对戴高乐、乃至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的报纸也是这样。有些报纸专门是过分的赞扬，不管被任命的军队首脑是谁，它们平时都是用过誉来报道任命消息的。据《晨报》报道，戴高乐“不仅是军队的明星之一，而且是照亮最黑暗道路的明星”。据《光明报》报道，戴高乐是“总思想的设计师”。在左翼那里，戴高乐自然得到了《震旦报》——他同该报进行过临时合作——的赞扬，特别是得到了《人民报》的赞扬。无疑，这种赞美来自勃鲁姆阅读戴高乐1940年1月备忘录时所感受到的心灵的撞击。勃鲁姆写道：“戴高乐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战士；他甚至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位系统的理论家。恰好九个月来，事件光辉而无情地证实了戴高乐的理论。”
然而，在政府内部，人们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②贝当派人向雷诺转告了他心里的不高兴和不信任，以致要求戴高乐永远不参加政府的军事辩论。他甚至对丘吉尔驻法国政府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吐露隐情说，他觉得戴高乐“自高自大”和“忘恩负义”，在“军队中朋友很少”，总之，这次任命戴高乐不是“为了调解事情”。至于魏刚，他完全受到了伤害。他对雷诺说：“这是一个小孩。”他反复地说，乐此不疲……
因此，展开了是反对停战，还是反对继续抗战的斗争。6月6日，在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和陆军副国务秘书的这天，这场斗争业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5月25日，在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魏刚先发制人，首先肯定说，由于缺少军用物质和“应有的军事理论”，开战是犯了“大错”，彷佛他从来不用对此负责任似的。③魏刚不公开主张停战，但他通过声称“人们只应当想到国家的复兴”，在目前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将是未来国家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提前说了停战。即使魏刚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是那样明确，以致雷诺回答说，“无人说过，我们的敌人将要赋予我们立即的停战”。彷佛现在出现了要求停战的问题似的。共和国总统阿贝尔·勒布伦似乎认为，不久后德国将会提出“和平建议”，届时必须“头脑冷清”地来进行研究。那么，是否必须后撤，把政府迁移到波尔多去呢？这个问题在会上只是被提及而已。贝当证实了除80个法国师以外，前线毕竟只有10个英国师，对这场似乎含蓄地围绕着一种可能停战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作出了贡献。魏刚则从这天起，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内安全问题的论据。他暗暗思忖：“万一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即军队被摧毁，那么还有什么动乱不会发生呢？”
这样，在德国发动攻势后两周，就已提出了是要停止斗争，还是继续斗争的问题。所有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与会者都明白，魏刚和贝当都早已想到了停战的必要性，并且事先证明停战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的反对者却没有作出粗暴而明确的反应——一种如此重大的赌注本当证明，即使作出这种反应，也是正确的。显然，应由雷诺来承担责任，其不让出现投降试图的意愿。虽然一切都表明雷诺想要继续进行抗战，但他却宁可不是立即公开地同贝当和魏刚进行对抗。七天前，雷诺刚刚把这两人提拔上来，赞扬他们今后将在领导国家和军队中表现其德行和发挥其作用。不管怎样，5月25日这天，雷诺周围的那些亲信都已谈到了停战与和平。雷诺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直言不讳地同勒加——勒加也是雷诺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谈到了这个问题。④
在事件的冲击下，妥协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占了上风。于是，好几位一贯希望同意大利签订协议的知名人士开展了宣传运动，以便不惜在领土问题上向墨索里尼作出重大让步，也要避免使他投靠德国。⑤这项阴谋活动在公共工程部长阿纳托尔·蒙齐周围进行，蒙齐每天都同意大利驻法国大使见面。蒙齐肯定说，人们还能使墨索里尼放弃参战，并他说服了维尔吕姆。5月26日，维尔吕姆同勒加一道，建议雷诺同罗马举行谈判。法国外交部新任秘书长夏尔－鲁则完全反对同罗马谈判。据夏尔－鲁的意见，谈判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会鼓励意大利在德国赢得法国战役之际不放弃投靠德国，而且增加其权利要求。相反地，维尔吕姆暗示说，意大利有可能向交战国提出调停建议，但是，人们——据他的用语——“用糖果”是争取不到调停的。维尔吕姆假设，即使法国可以作出领土让步，意大利也还会竭力确保其使用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因此，必须说服丘吉尔参加这项谈判活动。如果相信维尔吕姆的说法，那么，雷诺是带着这种企图决定去伦敦的。他先后同丘吉尔进行长时间的密谈和同其他英国领导人进行讨论，然后才返回法国，报告说只有哈利法克斯一人看来支持他同墨索里尼举行谈判。⑥
可是，谈判的想法并未因此而被放弃。翌日，5月27日，业已接替雷诺担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领土问题上可能向意大利作出让步的文件，其内容涉及到索马里海滨——“在利比亚的腹地和刚果海滨之间大片领土”让与——和同突尼斯的“合作”问题。⑦5月27日晚10时举行内阁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⑧好几位政府部长都支持蒙齐。蒙齐肯定说，只有足够的领土让步，才能避免使意大利投靠同德国。雷诺则反驳说，没有英国的参加，谈判只有“极小的成功机会”。人们让达拉第起草两个电报来概述他的建议，一个电报致罗马的，后来没有发，另一个致伦敦的，但英国的否定回答是明确的。⑨再有，5月30日，意大利外交部长西亚诺在记事本里写道：“决定已经作出。大局已定。”反正，两三天里，人们已经试图用出让大批法国领土——也许这预示着人们可以同德国作些事情——的办法，来赎买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蒙齐和维尔吕姆则把此事看成是意大利开始进行调解，即开始实现妥协和平。
不管怎样，5月29日，魏刚对雷诺重新发动了攻击。⑩他在致雷诺的信中建议说，必须在不久后停战斗，因为法国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有组织抵抗的能力。这样，魏刚经过深思熟虑，竭力要强迫政府尽早讨论未来的停战要求问题。当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北方的盟军只有在敦刻尔克上船撤退才能免于被消灭的命运时，魏刚作出了决定，显示了他的真实意图。⑾因为魏刚要求将尚能待命投入战斗的全部军队集中在索姆河畔，据他的用语，应该在那里“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一次战役。由于不能坚持一条真正的连续不断的战线，魏刚建议在那里增修一些“环形防御据点群”。但这种防御体系——如果这种体系再加上一些装甲部队，用于在环形防御据点群之间进行作战，那么它就会变得卓有成效——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要么敌人利用其在兵力和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推进需要时强行冲破防御据点群，要么敌人绕过据点群并等闲视之。魏刚的这个选择明确地表明，今后他不再考虑进行任何规模的任何行动，也不考虑延期的战役，以及派遣尽量多的军队在北非或英国登陆。魏刚选择的投降业已通过他的战略显示出来。
5月31日，召开了法英最高委员会会议。⑿会议首先讨论了还在敦刻尔克坚守的“袋形阵地”问题。丘吉尔要求与会者避免进行任何“难兄难弟之间”的争吵，允诺加快法国军队的撤离速度。但是，在被拯救的法英军队的兵力人数同坚守桥头堡到底和作出牺牲的4万名法国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此外只能加上那种在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同另一个决心为了不受侵略而斗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鸿沟——不久后被停战的支持者利用鸿沟。48个小时后，贝当已经再次接见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认识的斯皮尔斯。⒀他批评了魏刚所作的关于索姆河战役的部署，预言这种部署在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面前不会坚持很久。接着，贝当粗暴地坚持说，事实上，现在法国师旁边没有一个英国师，并且不再能依靠英国飞机的支持。然后，他又指责雷诺将失败归咎于军队首脑，认为国家已经“被政治腐蚀”了。贝当长时间地攻击戴高乐，最后向斯皮尔斯宣读了一篇他在1937年所作的关于贞德的讲话……这位丘吉尔的特使在会见贝当后相信，贝当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已经主张停止斗争，而不考虑由法英两国在3月28日作出的、不签订任何单独和约的决定。
6月5日，当战争委员会开会时，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了。⒁这天，魏刚坚决地声明说：“如果战役已经明确输掉（……），那么此时此刻，真正的勇气就是同敌人谈判。”会议的正式记录写道，“贝当元帅赞成总司令（魏刚）的意见。”但这天，雷诺毫不犹疑地反驳了他们俩的意见，以致他直截了当地肯定说，“任何和约与任何停战都将是不能接受的”。无疑，雷诺认为，他必须加强自己的权威。6月5日，他在改组其政府时，就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但事与愿违，停战支持者和停战反对者之间的严重对抗变得更加尖锐起来。此次，雷诺排挤了达拉第。自从雷诺接替达拉第担任政府总理以来，他就不能再与达拉第共事了。两人的意见分歧在一切场合都明显表现出来。可是，当雷诺在其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上再加上外交部长一职时，他任命保尔·博杜安为副国务秘书，但他不能不知道，博杜安主张尽早地摆脱战争。相反地，达拉第届时将反对停战，同其他主张继续抗战的议员乘坐“马西利亚号”抵达北非。雷诺排挤了蒙齐，因为蒙齐过于公开地明确支持同墨索里尼签约。但他却任命蒙齐的合作者之一伊夫·布迪里埃当财政部长，而布迪里埃非常接近德保尔特夫人和他的那些不断要求停战的亲信——这些情况，雷诺是不难知道的。反过来，雷诺终于下决心克服那些他事先预料到的异议，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副国务秘书。人们看到，这个任命在贝当和魏刚那里激起了愤怒的反应。任命又立即引起同维尔吕姆的一个事件，维尔吕姆作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不无理由地打算躲开新任的副国务秘书戴高乐的权威。然而，即使维吕姆争取到不受戴高乐指挥，他也不能阻止雷诺作为补偿，同意让戴高乐出任国防和战争的副国务秘书，显然他有意要扩大戴高乐的权限。⒂
戴高乐正在登上舞台。即使戴高乐还没有登上舞台，他也立即估量了从5月25日以来所爬的陡坡。戴高乐6月3日致雷诺的信函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这点，他知道自己面临对停战和投降的支持者贝当和魏刚。要对付这两个人，戴高乐只有雷诺一个支点。雷诺不断地向戴高乐重申，他是主张继续抗战的。对此，戴高乐无疑是早已不抱幻想了，因为他已经估量了这些主张停战、在雷诺周围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人对雷诺施加的影响。然而，戴高乐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赌注押在雷诺身上，押在雷诺表明的继续抗战的意愿上。
戴高乐和雷诺在6月6日和7日的会见中，取得了一致意见。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这就是要“尽量长久地在欧洲大地上进行战斗”，但特别是“决定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并为此做好准备”。戴高乐明确地建议雷诺管一管“那些因此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戴高乐听到雷诺要求自己前往伦敦，向丘吉尔证实法兰西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向自己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在5月26日和31日同英国政府的会谈中可以给英方它留下一个印象，我们并不排除停战的前景。”时，他能够估量出那些业已出现的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的态度。因此，现在必须说服英国政府，使它相信我们的前景与此相反……再说，6月8日，当戴高乐去拜访魏刚时，他毫不犹豫地相信，那种阻碍法国作出决定、乃至阻碍国家和军队最高层作出决定的分裂状态是无法克服的。戴高乐就此拜访所作的会谈记录预示着在此后的日子里，戴高乐同魏刚之间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他们俩都清醒地预感到，尽管法国人表现得很勇敢，但索姆河战役已经失败了。魏刚断言说，此后“就完蛋了！”于是，戴高乐发现了魏刚的立场，并明确地问道：“那么法兰西帝国呢？”魏刚否认了戴高乐笔下关于他对戴高乐的回答，但从基本内容来看，这种回答同魏刚本人所叙述的回答非常接近。魏刚把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抗战看作是“儿戏”。人们记忆犹新，当雷诺告诉魏刚戴高乐已晋升为副国务秘书时，魏刚也对雷诺说过“这是一个小孩！”，魏刚还肯定说英国也会很快同德国举行谈判，流露了他对国内动乱的烦恼，对此时能拥有一支“维持秩序”军队的热烈希望……
戴高乐被赋予了双重的使命——首先是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大地上继续斗争，然后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斗争。这种双重使命便合乎逻辑地要求尽可能地推迟敌人的占领，尽管占领整个法兰西已经不可避免。必须赢得这样的行动时间：将法国所能拥有的全部飞机、军用物质、甚至兵力都转移到北非，以便应对意大利今后必定无疑的参战，应对德国在希特勒决定将其战略引向地中海地区时进行的冒险行动。相对地，如果希特勒以英国为战略目标，那也有同样的急迫需要：尽量长久地在法国继续斗争，以便使德军现在只有几周的时间，接着，季节的变化会使德军（在英国）的登陆成为不可能。这就是那种迫使继续斗争的支持者接受的逻辑。戴高乐立即从中得到了启示。这就是导致戴高乐多次关注布列塔尼“内部堡垒”的可能性的由来。⒃在戴高乐赋予布列塔尼堡垒的时间和重要性问题上，有关的证词是不一致的。雷诺的助手勒加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认为那种主张雷诺支持继续抗战的论据因此遭到了削弱。乔福瓦·德库塞尔——戴高乐选他当副官，他后来一直在戴高乐身边——则肯定说，从6月7日起就不再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法国军事抵抗斗争战略来说，布列塔尼“内部堡垒”具有一种意义，并使戴高乐颇感兴趣。因此，只要有可能，就绝对要在法国的国土上继续斗争。这种战略与魏刚选择的战略相反。魏刚将把法军的全部力量集中在索姆河一带，而不在后方建立后备力量，甚至不考虑进行新的战斗。
有些军事首脑察觉到由此而来的严重后果。5月27日，殖民军参谋长比尔将军向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说明了“魏刚总司令努力建立的这条连续不断的防线的危险”。⒄比尔说，“敌人将会轻而易举地冲破这条薄弱的警戒线，而我们的部队却遭到瓦解，显然无法阻挡敌人的挺进”。相反地，比尔建议芒代尔依靠“两个坚固的抵抗斗争堡垒，其中一个堡垒要建在汝拉，由东部地区的军队组成，要不惜一切将它保持在马其诺防线一带，因为马其诺防线已经转向北方；另一个堡垒要建在布列塔尼，由法英两国军队组成”。当时，还在指挥第四装甲师的戴高乐曾对魏刚建议说，要将尚在待命状态的大约1200辆坦克建成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要加强兵力，增加2至3个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其中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另一个部署在兰斯以南。戴高乐写道，“其目的是要在德国装甲兵团的侧面采取行动”。⒅本着与比尔将军同样的精神，戴高乐在6月6日至7日或8日期间，考虑在布列塔尼建立一个“内堡”。尽管布列塔尼的地质更加有利于从东到西的深入，而不利于从北到南的防线，但从表面上看，建立这个“内堡”会提供好几个好处：它将德军的推进引向西线，从而迫使德军分成几个战斗轴心；它可以在一条狭小的战线上进行临时防御；它便于英军登陆，在布列塔尼集结英军，也许比在敦刻尔克集结更好，因为德军飞机只能从相距遥远的基地起飞，来投入战斗。
然而，正如魏刚那种起先隐蔽的和后来公开的、支持停战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其战略选择和真正的政治意志。5月26日，当驻守马其诺防线的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将军向魏刚建议准备撤离马其诺防线，将部队撤至莫尔旺与汝拉之间——准确地说，就象比尔将军向魏刚建议的那样——时，魏刚对普雷特拉表示了拒绝。⒆其结果是不用等待的。尽管法军进行了两天顽强而英勇的抵抗，但索姆河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糟糕透顶的是，魏刚只是在6月12日，才向普雷特拉下达了撤退东部地区军队的命令。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6月15日抵达朗格勒，6月17日抵达贝藏松和蓬塔尔利埃，这种灾难性的延误使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法军注定要遭到敌人的包围。
实际上，在索姆战役之后，人们不再拥有必要的部队和足够的期限，来建立由实行另一种战略所要求的抵抗斗争堡垒了。如果实行另一种战略，那就不是打一场不可能实施的阻击战役，而是进行一些特意策划的、旨在集中一切在海外继续斗争的手段的推迟性演习。戴高乐写道，“将来会有战斗，而不是一败涂地”。
不管怎样，到了6月8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魏刚及其亲信的心态不再是进行战争，而是在谋求——几乎是不公开地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行投降。戴高乐看到了这点，便马上报告雷诺，并提议由雷诺取代总司令魏刚。但雷诺觉得这个建议似乎尚未成熟，便要求戴高乐前往伦敦，谈判关于英国还能向法国提供援助和继续抗战的条件问题。因此，6月9日，戴高乐抵达伦敦，只带两名助手：他的副官德库塞尔中尉和雷诺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罗朗·德马尔热里。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去伦敦，也是第一次会见丘吉尔。德马尔热里描写道，戴高乐“背着手，前后左右地散步，心情激奋，操一种一半法语、一半英语的、奇奇怪怪的语言”。戴高乐遵照雷诺赋予的使命，坚持要求英国空军重新参加法国的战役。对此，丘吉尔回答说，法国的战役远离英国海岸，在此情况下，英国的歼击机越靠近其基地，其有效性就越大。戴高乐听了便立即向丘吉尔告辞。据斯皮尔斯的证词，戴高乐当时对丘吉尔说：“是您言之有理。”不管怎样，从这天起，戴高乐明白了，从今往后，保卫英伦三岛对丘吉尔来说是绝对优先，归根结底是西方民主国家未来获胜的首要条件。
6月9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丘吉尔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就后来的事件发展而言，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丘吉尔只是发现了一位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爱说是“英国人”冷静的、年轻的法国将军，但他却还没有估量出这位将军的人格和意图。相反地，戴高乐从中得出了结论和某种被证实的信念：丘吉尔将是一位同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不过，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下述信念更加重要的了：虽然戴高乐不知道那种危机——人们将要看到，在短短几天里，危机已经悄然无声地动摇了英国政府——但他知道，继续抗战对法兰西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抗战只有在英国也大力继续斗争的情况下，才具有战略意义。戴高乐不再怀疑英国将大力继续斗争，因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肯定“英吉利海峡还宽阔无际”。从第一次会见起，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就永远浮现着丘吉尔的形象。后来，戴高乐描绘了这位对话者的画像。
“在我看来，丘吉尔先生是能胜任最艰巨的任务的，只要这项任务也是伟大的任务……就其性格而言，丘吉尔生下来就是要坚决地和无所顾忌地采取行动，进行冒险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他稳坐在向导和领袖的位子上……在自始至终的这场悲剧中，我都觉得，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一位伟大历史的伟大艺术家。”
6月9日夜里，戴高乐刚刚返回巴黎，就马上被雷诺召见了。敌人已经打到了塞纳河，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政府不能继续留在巴黎。6月10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子”。他本人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追忆了政府部长离开巴黎的情景。
“必须临时组织撤离，撤走大量的人和东西。我忙于此事，直至当晚。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装箱子，大楼里自上而下都是最后一批来访者的嘈杂声音，绝望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在这样的气氛中，投降的支持者与投降的反对者的对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雷诺在总理办公室里，就他马上要在广播电台上宣读的讲话问题征求戴高乐意见时，魏刚闯入了办公室，尽管雷诺并未召见这位总司令。魏刚在陈述中，谈到了他所认为的要求停战的必要性。因为象魏刚所说，“必须明确规定每人的责任”，所以他向雷诺呈交了一份概述其论据和结论的报告。戴高乐看到雷诺不顾时间和直接责任的压力，开始同魏刚讨论起来，看到魏刚固执己见，老说法国的战役已经失败，必须投降，心里感到气不可遏。戴高乐认为，应当制止一次政府总理从来都不应接受的讨论，所以他介入了讨论，以便当着魏刚的面强调，现在还有“其他的前景”。戴高乐是这样叙述当时的交谈情况的。
“于是，魏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您有什么建议要提？
——我回答说，政府没有建议要提，但有命令要下。我相信，政府将要下达命令。”
6月10日晚11时许，雷诺和戴高乐乘同一辆车，离开了巴黎。军队参谋部、政府部长及其周围的亲信到卢亚尔河畔的城堡去寻欢作乐。勒布伦总统在康热，魏刚在勒米盖，雷诺在希赛，外交部的各部门在维朗德里和拉沙泰涅莱，内政部长芒代尔在图尔的省政府。人们无法想象到比这更加糟糕的混乱、散乱和软弱无力了。认为无论如何，卢亚尔河的城堡都远离前线，处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想法肯定来自人们战前的信念。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却是一种由此而来的、难于置信的无政府状态，证明当时在外交部负责贸易协议的埃尔维·阿尔方所作的愤怒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是白痴组织了那些再也不能进行合作的行政机关象发疯一般的撤离。无疑，他以为，对部长们来说，利用卢亚尔河谷地区的城堡会是一件‘舒服的事’。”（22）
眼下，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取代魏刚更加紧迫的了。雷诺在乘车夜行途中，最后同意让戴高乐去找中部集团军司令洪青格尔将军，先告诉他不久后有可能被任命为总司令。在奥尔良停车时，雷诺惊呆地获悉，魏刚不请示政府，就要求丘吉尔当天来法国的布里亚尔。戴高乐则利用这件事来促使雷诺下定决心。他已经建议雷诺任命洪青格尔为总司令。然而，假如戴高乐知道，正是洪青格尔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在阿登地区的德军进攻面前进行了最彻底的退却，而洪青格尔当时向统帅部隐瞒了他负责坚守的前线的实际情况，那他就不会提出这个任命建议。此时此刻，政府在大叫大嚷，将失败责任归咎于第四军军长科拉普将军，而戴高乐当时正在将第四装甲师的坦克集结起来，肯定是来不及过问此事的。不管怎样，戴高乐认为——就象他本人所写的那样——洪青格尔在海外取得的经验使这位将军能够“继续上升，直至在世界战略方面”。6月11日早上，戴高乐对洪青格尔在最艰苦的考验中保持的“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洪青格尔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国防部长，他用讽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戴高乐的谈话，并且只是断言戴高乐对他进行的活动是“令人愉快的”。（23）但戴高乐却肯定地说，他当面向洪青格尔提到了在非洲继续抗战，以及“在战略和组织方面的彻底变化”，得到了洪青格尔的赞同。
不管怎样，这次活动是无用的。当戴高乐在布里亚尔与雷诺会合时，他发现雷诺业已容忍把魏刚留在政府里，而魏刚却拼命地强制推行一项他所不愿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情况下，人们懂得，戴高乐已经相信，法国政治和军事权力正在走向悲剧性的分裂。
因此，盟国最高委员会先后在6月11日星期二晚7时至9时半和从12日上午8时半起召开会议。（24）不过，谁也不知道，会议是否应魏刚、雷诺或丘吉尔的要求召集开的。虽然会议记录各有不同，但看来魏刚是毫不松懈地强调，法国军队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德国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丘吉尔宣告，英国的意志是进行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并就法国或海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提出了下述许多建议：要坚守马其诺防线，组织巴黎保卫战，在森林地区或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将兵力集中在布列塔尼，以此作为可以长期坚持、获得外部支持、比敦刻尔克更容易撤出守卫者的桥头堡等。这里且不说舰队，北非，一切能坚持斗争和抵抗、等待美国不可避免地参战的办法。此外，由于戴高乐提出建立“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的益处，人们决定，翌日上午由他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关条件，以致他没有出席盟国最高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雷诺在讨论中坚持认为，“继续战争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反驳了魏刚的发言。贝当也发了言，但他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说，1918年，他曾率领法国40个师去增援困境中的英国军队，并但现在看到（英国）却没有向法国军队提供任何相似规模的援助……
6月12日这天，戴高乐向他的命运又跨出了一步，这是这些悲剧性日子中最重要的步子之一。一方面，在戴高乐认为，他所属的政府已陷入一种不可挽回的慌乱之中。
“在这次会议上，”戴高乐写道，“那些即将主导战争新阶段的观点和激情进行了公开的交锋。所有迄今作为行动和态度的基础的东西，只是属于历史的东西。英法两国的团结、法国军队的强大、政府的权威和统帅部的忠诚等已不再是大家公认的情况了。”
戴高乐看到，魏刚的目的仅仅是“尽快地取消战役和战争”。贝当则固执己见地支持魏刚。雷诺的情况是，
“（他）在重申法兰西不会退出斗争，敦促英国人派其空军主力来支援法国的同时，（表明）不管怎样，他不会同贝当和魏刚分手，就象他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他们赞同自己的政策那样。”
戴高乐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见到雷诺这个多年来他寄予一切希望的人，看见雷诺放弃了取代魏刚的做法，让魏刚到丘吉尔那里去面陈法国实行政治军事投降的种种理由，让魏刚说明情况而不作反应，并继续要求英国空军进行干预。但显而易见，英国战斗机在后来的法国战役进程中不再发挥任何效用——即使不是这样，对布列塔尼这个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来说也许不再发挥任何效用。然而，戴高乐第二次会见了丘吉尔。他对丘吉尔作了如下描述：
“丘吉尔镇定自若，充满活力，但对处于绝境的法国人却真诚地持有一种谨慎态度，他已经对英国被孤独地抛到英伦三岛上、他本人必须努力引导英国走向拯救这样一种可怕而壮丽的前景感到震惊——也许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满意足。”
这种双重的和决定性的经验延伸下去，直到夜晚。晚餐后，达尔朗前来询问，原定对热那亚和意大利舰队进行打击的海空联合行动是否维持不变，或者说因害怕敌人空军采取报复行动而加以取消。戴高乐建议立即执行这项行动，但雷诺在维尔吕姆的建议下，决定推迟行动。几天前，雷诺曾建议捍卫巴黎，并将此任务交给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将军；这次，人们宁可声明首都是“开放的城市”，雷诺是再次公开表示反对戴高乐的意见。（25）不过，戴高乐在晚餐时坐在丘吉尔的左边。于是，他们俩进行了一次比6月9日会谈时间更长和更加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们彼此都没有将谈话记录在案，只记下他们的结论。对丘吉尔来说，戴高乐显然是“年轻而精力充沛”，“如果现行的路线失败，那么雷诺就会要他出来指挥”，而且戴高乐无论如何都主张继续斗争；戴高乐则感到。丘吉尔实际上是在衡量他的决心……
6月12日早上，戴高乐在雷恩，就在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返回了希赛城堡，雷诺在那里等他。这时，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要知道迁到坎佩尔，还是迁到波尔多。经过实地考察，戴高乐对维持和坚持布列塔尼这个“面对大西洋的桥头堡”不抱幻想，但他——他写道，“理所当然”地——建议将政府迁到坎佩尔，因为他认为此时政府“只有出海一条出路”，而且他恰恰是预见和想要到海外去继续进行斗争。但政府的选择是迁到波尔多。然而，基本问题并不在此，远未如此。雷诺在迎接戴高乐时告诉他，贝当和魏刚刚刚在康热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公开要求停战。
人们被逼到墙根下，被迫作出最后的决定。在抵抗斗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了无情的对抗。雷诺似乎一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以致戴高乐利用这点来让他签署一份致魏刚的公文，要求魏刚“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以便将来准备和组织“在法兰西帝国的斗争”。可是，根据戴高乐的记录，这份公文充其量是下达一个指示，肯定不是一个“明确的命令”；一旦签署，“公文就会立即在幕后遭到置疑，最终只是在明天发送出去”……不管怎样，也不管戴高乐已经是那样悲观失望，他在6月13日上午会见了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戴高乐从会见中得到的印象是，让纳尔和赫里欧都支持继续抗战，虽然两人气质不同，让纳内“在动乱之中保持坚定态度”，赫里欧则“态度和蔼，颇有口才，雄辩地（表达）其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总之，戴高乐认为，不管“放弃派之流”在雷诺周围的影响有多大，“只要雷诺本人不作任何让步”，那他就能压倒贝当和魏刚。
迄今为止，雷诺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在康热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魏刚——他不是内阁成员，但不得不列席会议——确实要求人们提出停战。（26）对此，贝当立即表示支持，此外，唯独让·普鲁沃斯特部长——几天前，雷诺才刚刚任命他当新闻部长——表示同样的意见。所有其他的部长都公开表态支持在北非继续斗争，有些部长援引3月28日关于禁止法英两国单独缔结和约，有些部长则象雷诺那样提醒说，人们不能同“新成吉思汗”希特勒去签订一项可接受的协议。除了邀请丘吉尔参加翌日6月13日召开的、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由于缺少政府部长之间必要的通讯手段，这次会议就无法召开。当丘吉尔不无困难地抵达图尔时，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接他，省政府也没有人接他，以致他同伙伴们一道到饭店去进午餐。博杜安最终找到了他们，然后一道返回省政府。丘吉尔身边有两名内阁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哈利法克斯爵士、比弗布鲁克爵士，以及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斯皮尔斯将军和坎贝尔大使。雷诺身边只有博杜安和马尔热里。戴高乐没有得到邀请，他只是得到马尔热里的通知才去同雷诺他们会合，但迟到了一个小时。
雷诺在图尔向停战派作出了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对他和抵抗派来说，只能是致命的一击。(27)雷诺引证了魏刚在前一天夜里声称停战“必要”的做法，询问英国人是否同意让法国放弃3月28日协议关于禁止法英两个盟国单独缔造和约的承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一个充满严重后果的主动行动。雷诺一上来，就置身于他的反对派——停战派之中。看来，雷诺正在把法国最终要求停战一事考虑成可能的事，或者甚至是说得过去的事，而且不管怎样，停战变成了会议讨论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做就是使英国变成一位仲裁者，去仲裁一个无论如何都只能由法国政府作出的决定。雷诺走上这条道路，就给人这样的印象：让法国的决定性选择取决于英国领导人的判断和他们就此提出的条件。因此，雷诺即将招来了一些人的批评、乃至指控，这些人在将法国人及其军队迄今所作的巨大牺牲与英军在5月10日以来的战役里所作的较少的贡献加以比较后已经断言说，尽管签订了3月28日协议，但法国不欠英国任何东西。
丘吉尔的回答表明了英国继续斗争的决心，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他还恳求法国继续同英国一道进行斗争。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去“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指责和非难上”是更加值得和更加高尚的行为，并激动地追忆起“法兰西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他特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赞同那些与（3月28日）协议条款背道而驰的主动行动”。丘吉尔建议人们去找罗斯福谈谈，向他解释法英两个盟国的实际情况，并等待罗斯福的答复。他还声称：“如果英国赢得战争胜利，那法国就会恢复其尊严和伟大。”
这样说绝不是赞同法国的停战要求和放弃3月28日协议。当丘吉尔过一会被问及他上述讲话的确切含义时，他明确地证实了这点。因此，博杜安认为可以把丘吉尔对法国所说的怜悯话解释成他赞成法国单独媾和，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多半是居心不良。戴高乐为了继续斗争而投身于热情的战斗，立即认识到停战派即将要利用丘吉尔讲的任何一点模棱两可的话，所以他肯定象《回忆录》所写的那样，对丘吉尔表示的“理解和同情”感到遗憾。但是，戴高乐从斯皮尔斯那里得到证实，丘吉尔首相绝对没有放弃英法两国业已许下的、进行战争和唯有共同在一起结束战争的诺言。然而，即使丘吉尔在此关键问题上不作让步，也不对法国的停战要求提出任何条件，戴高乐也建议雷诺对罗斯福进行活动。归根结底，他只争取到一个活动的期限。人们可以预见到，停战派同主战派之间的对抗将要继续下去。
因此，当丘吉尔已经动身回国时，于当晚6时，在康热举行了前天夜里所预定的内阁会议。会议受到了两个插曲的影响，它们犹如奇异的、发生的未来事件先兆。贝当一上来就宣读了一项声明，声称法国政府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停战。(28)他谴责一切关于建立“国家内堡”的计划，提到在溃退法军中有可能出现的“恐慌”情绪，因此断言，“不迁移，不逃跑，政府就不可能放弃法国领土”。贝当走在他要求的政治和军事投降前面，已经考虑到将来的事情。“关于法兰西的复兴，”他声明说，“必须在原地呆着，等待复兴的到来，而不是在一种无法预见的条件和期限的情况下，让盟国的大炮来征服法国领土”。据贝当所述，人们应当“接受痛苦”，因为那是“法兰西复活”的代价。他还宣布了自己的意愿：“就我而言，我将继续在法国人民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是贝当对维希选择、维希政府、以及充满屈从、忏悔和后悔的维希“道德”观念提前所下的定义。
在贝当发表声明前发生的那个插曲，也是意味深长的。当魏刚应邀出席内阁会议开端时，勒布伦总统身边的一位军官报告魏刚说，他的副官加塞尔上尉刚刚接到巴黎军区司令当茨将军的传呼电话。当茨对他预报说，巴黎刚刚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莫里斯·多列士本人将入主爱丽舍宫。自然，魏刚在内阁会议上大声地引述了此事。此后，芒代尔给巴黎警察局局长朗热隆打了电话，朗热隆否认了此事。事实上，在这6月中旬的悲剧性气氛中，传闻和幻觉成倍地增多。后来，人们发现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利特所发的一些电报。布利特在5月17日就自认为知道，一个拥有1万8千名共产党人的团已经占据了贡比涅……(29)但是，作为法军总司令，魏刚当着共和国总统和整个内阁的面发言，能够援引共产党人在巴黎进行的较量，好象报告一个严肃的或者多半真实的消息一样，这个事实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魏刚已经多次谈到社会动乱的风险，以及为了缓解混乱而维持足够军队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德国同意这种做法。从此，这种担忧——或者不如说，这种烦恼——在政府的商议中出现。不管怎样，它成了停战派的一块心病。
内阁会议在当晚11时30分结束，作出了政府迁移波尔多的决定。当停战派走出会议时，他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博杜安、普鲁沃斯特、布迪里埃、伊巴纳加雷这几位在前几天被雷诺任命的部长的支持。可是，绝大多数部长仍然主张继续斗争。例如，有老资格的议会右翼领袖路易·马尔坦，属于激进党的海军部长康潘希、空军部长洛朗·埃纳克、内政部长芒代尔、军备部长多特里等。雷诺可以依靠这些主战派，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随时改组政府，肃清停战派。然而，雷诺依然受到其亲信中的停战派的压力。6月12日和13日，雷诺的军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接连给雷诺呈上两份公文。他把继续进行抗战、领土全部被占领比作“瘫痪”，把停战、至少保持部分领土完整比作“截肢”，从而使人得出结论：宁可截肢，也不要瘫痪。(30)他也象魏刚那样，为支持其论断而提及那种有可能在国内发生“严重动乱”的风险，预见到如果“在军队士气发生瓦解阶段之前”签订停战协议，那么“军队的某些组成部分（骑兵、土著军团等）……就能维持国家秩序”。与此同时，维吕姆敦促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寄一份援助呼吁书，并不无理由地相信，罗斯福不会就美国即将参战作出承诺。事实上，这种活动得到了完全的落实，彷佛事先没有预见到后来的结果似的。不过，雷诺通过法国驻美国大使圣康坦获悉，罗斯福只能向自己发来一份同情电，并保证提供更多的军援。6月14日，雷诺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些要求，但他不能不知道，这些要求是不会得到满足的。(31)雷诺肯定说，只有“当胜利的机遇在遥远的将来出现时”才能同意在海外继续进行抗战，并且非常轻率地断定英国的失败“即使不是多半可能的，也是可能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确保干预，法国才能继续进行斗争。
“如果在未来的时刻里，您不能使法国相信，美国将在短期内参战，”雷诺向罗斯福写道，“那世界的命运就会改变”。
显而易见，用这样的口吻和这样的方式来起草这份电报，是不会取得任何积极效果的。实际上，罗斯福在复电中尽可能热情地回答雷诺，但他绝对不能承诺美国“在短期内”参战。确实，当雷诺收到这份复电时，复电对他即将作出的决定并不产生影响。
于是，戴高乐认为，从自己刚刚经历的经验中作出结论的时候来到了。他看到，雷诺询问丘吉尔法国是否可以摆脱3月28日协议的反常活动一事，已对丘吉尔及其战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再有，在戴高乐看来，丘吉尔的反应即使其意义明确，也不足于在雷诺身上激起必要的奋起斗争的效果。简言之，当戴高乐看到一些在他觉得不可阻止的偏向时，他就不再认为自己参加政府是正确的事。他把这种想法告诉周围的助手，并开始起草了辞职信。但他的办公室主任让·洛朗认为这一局比赛尚未输掉，所以主动通报了芒代尔。芒代尔让人转告戴高乐，想要立即见他。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叙述了此次会见，这种叙述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很重要的。因此，芒代尔想要让戴高乐继续留在政府里。“不管怎样，”芒代尔对他说，“现在只是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您将履行重大的义务！但是，在我们大家中间，您有成为一个完人的好处（……）届时，您的现职将为您的事业提供方便。”戴高乐是这样结束这段叙述的：
“从身体上讲，我后来得以做到的事，也许系于此事。”
果然，四天后，人们验证了此事。但这也是未来即将证实的事。当1940年夏天的这种失败浪潮一度把整个法国政界人物淹没时，对戴高乐来说，不管他手头拮据和比较默默无闻，当一个“完人”的事实就是一张拥有其他好处的王牌，芒代尔有理由预见和预言这点。
戴高乐图尔到波尔多的一路上，从成群结队的难民和步伐不齐的部队的可怕情景中，可以衡量出普遍恐慌和整个斗志瓦解的风险。因此，一到波尔多，戴高乐就马上来到雷诺身边，向他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这种在《战争回忆录》里援引过的警告用语，太符合他的思想状态、他的性格以及当时的要求，以致不是不真实的。
“三天来，”戴高乐对雷诺说，“我估量着我们用什么样的速度滑向投降。我已经向您提供了绵薄之力，但目的是为了进行抗战。我拒不屈从于停战。如果您继续呆在这里，那您就会被失败的浪潮淹没。必须尽快动身去阿尔及尔。不知道你是否下定了这个决心？”
就在这一天，这一刻，雷诺才判定戴高乐有理，以致他以告别的方式对戴高乐说：“您将同我在阿尔及尔重逢。”因为眼下，雷诺要求戴高乐到英国去出差，争取英国的帮助，将尽量多的法国部队运到北非去。
说实话，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定。面对贝当和魏刚这两个拼命要争取法国实行政治和军事投降的人，面对他们俩对某些部长施加的虽然有限、但变得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雷诺周围的大多数亲信支持停战、对他施加促使士气下落的日常影响，戴高乐是雷诺身边主张进行最无情、最坚决和最不妥协的殊死斗争的支持者。戴高乐在前些日子里，在雷诺身边工作，这种存在对于主战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停战派抗衡来说，已经显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戴高乐的存在是否也是必不可少的呢？谁也永远不知道，但很明显，在最坏的时刻里缺少了戴高乐的存在。相反地，6月16日戴高乐在伦敦的逗留使他变成了丘吉尔的优先的对话者。丘吉尔在《回忆录》里叙述道，他是在盟军最高委员会图尔会议上看见戴高乐“岿然不动和镇静自若”，才猜测到戴高乐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的，就象他顺便在戴高乐耳边低声说过的那样。因为丘吉尔无疑对戴高乐的表现和人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与他从其他法国领导人身上观察到的慌乱、优柔寡断和恐慌心理形成了对比。但是，丘吉尔是更加肯定地在6月16日的谈话中，估量出这个迄今毕竟只见过三次的戴高乐的。此前，除了戴高乐享有坦克专家的名声和在法国政府中只占有卑微的地位之外，丘吉尔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因此，戴高乐准备好奔赴伦敦。他在巴黎的最后举动和最后会见则奇特地预示着事件的发展。戴高乐在其下榻的“光辉饭店”餐厅里，瞥见了由保健大夫和副官陪同着的贝当。戴高乐上前向贝当致意。戴高乐写道：“贝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永远。”然后，戴高乐应雷诺要求，打电话给达尔朗，说雷诺要在波尔多召见他，并从达尔朗的回答中明白，他已把雷诺政府看作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届时他将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道路。然后，戴高乐取道布雷斯特，在那里找到了海军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德·拉博尔德，同他商谈了有关部队从布列塔尼港口上船的问题。然而，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贝当和魏刚甘心失败的激烈批评，因而激起了拉博尔德的激烈敌视的反应。后来，拉博尔德下令凿沉土伦舰队，而不是试图让土伦舰队驶入大海。最后，戴高乐在半路上，在潘蓬停了下来，向他的母亲道一声诀别，然后在妻子伊冯娜和儿女避难的加康特停了下来，叫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得到通知，就马上赶赴英国。
戴高乐是在6月16日拂晓抵达伦敦的。他在伦敦作出了首批决定，其中一项是命令将大量美国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船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戴高乐预见到，如果法国实行投降，那就会失去这批美国军火；或者是，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它们留在英国，否则将它们运抵北非。不过，16日早晨，当戴高乐在海德公园旅馆的房间里梳洗时，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和法英购买战争物资委员会主席让·莫内前来看望戴高乐，告诉他会谈定于当天举行，并且通报他，丘吉尔和雷诺第二天将在贡卡尔诺举行会晤，研究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科尔潘和莫内同时向戴高乐指出，法国政府刚刚通过公函，询问英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其许下的、单独缔结和约的诺言，就象雷诺6月13日在盟军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口头询问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显而易见，这是抵抗斗争即将崩溃的信号。事实上，一切都是在波尔多突然变得恶化起来的。6月15日上午，为了消除一切模棱两可，英国驻法国大使坎贝尔对雷诺总理重申，丘吉尔绝对不接受对3月28日法英两国协议的否定，该协议关系到法兰西的荣誉问题。(32)坎贝尔大使觉得，当时雷诺就象他历来表示的那样，是支持继续斗争的，但也并非无意地指出，罗斯福对他发出的援助呼吁书作出答复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雷诺接见了达尔朗，同他交谈了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从他那里遇到了许多保留和异议。当日下午，雷诺激烈地反对魏刚。考虑到他周围的人就法国人所处的困境和军队被要求作出的牺牲——也许无益的牺牲——等问题所作的各种议论，雷诺想到了提出下述建议：要么只在军事上实行由负责的统帅签署的投降，象列奥波尔德三世为比利时军队所作的那样；要么实行单方面停火，象荷兰皇后维莱米娜所要求的那样。魏刚想要把雷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投降，正如军事法明确地、正式地谴责的那样。(33)实际上，魏刚想要继续留在法国本土，在本土保存实力，以便在本土继续存在一个国家并确保社会秩序。归根结底，魏刚的要求就是军事投降加政治投降，并用政治投降掩盖军事投降。雷诺非常了解魏刚，但是，因为雷诺处在军事领域，并建议实行停火——不管是正式签约停火，还是单方面决定停火——所以他不仅激起了魏刚的事先可预见的反应，即使这种反应没有道理也罢。雷诺违背了他的选择的逻辑。上船关于部队坐船去北非的计划要求人们推迟敌人的挺进，甚至不惜牺牲那些为了在海外继续抗战而战斗到底的人的生命。雷诺违背了这种抗战逻辑，削弱了自己。
还是在6月15日下午。人们看到，雷诺参加了下午4时10分开始、晚上7时55分结束的内阁会议。首先，肖当副总理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项主动行动，使雷诺深受影响。肖当建议向德国提出其停战条件是什么的问题。肖当说，他深信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为了法国的舆论，为了所有希望停战的人们，必须证明其不可接受。对此，雷诺严加拒绝。鉴于从表面上看，大多数部长倾向于支持肖当，雷诺建议自己辞职，但立即遭到了勒布伦总统的拒绝。于是，雷诺不是要求散会和准备改组政府，而是再一次使用计谋。针对肖当提出的关于询问德国停战条件的建议，雷诺用另一种活动，即他已在6月13日主动提出的和进行的活动，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解除其不单独签订停战协议的承诺，以及英国在何种条件下会表示同意。雷诺后来解释说，他相信，假如他不建议这样做，那他就会被肖当或贝当取代，在此情况下，停战就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就象英国大使坎贝尔在当天上午向雷诺证实的那样，英国将会向法国政府证实其拒绝态度，除了在北非继续抗战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堪与荣誉相容的选择。由此而来的是向伦敦发电报的事了，科尔潘和莫内已同戴高乐谈到了这封电报。
然而，在波尔多，政治气氛和士气的恶化不可挽回地了。罗斯福的复电——人们看到了电报内容，但只是在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发到伦敦——已经不再使任何人产生兴趣。幕后的撞击，特别是在雷诺和魏刚两人之间的撞击正在增多。在那些与政府同时撤到波尔多的议员当中，赖伐尔依靠波尔多市长阿德里安·马尔克的物质帮助进行活动，积极开展旨在要求停战的宣传运动，并同贝当及其亲信进行接触，以致达到暗中筹建政府的地步。赖伐尔希望即将组建新的政府。雷诺的权威遭到了动摇，特别是在他的亲信中间陷于孤立。据维尔吕姆证词所述，6月15日晚，他同雷诺及其助手德沃和德博尔特夫人共进晚餐。德博尔特夫人为要求停战和组建一个以贝当为总理、雷诺为副总理的新政府而热情辩护，以致她说道，她“已经说服贝当，使元帅相信改组政府的必要性”。雷诺坚持其反对停战的立场。德博尔特夫人毫不犹豫地指责雷诺懦弱，还提高了声调。于是，雷诺朝她的头上泼了两杯水……(35)
6月16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凌晨1时20分，英国政府收到了驻法国大使坎贝尔的电报，来电转告了法国政府的问题：尽管法英两国签订过3月28日协议，英国是否同意、并在何种条件下同意（法国）单独停战？伦敦起草了两份复电。(36)中午12时35分发到波尔多的第一封电报提醒说，3月28日协议涉及“法兰西的荣誉”，但英国政府拟在“法国舰队立即驶向英国海港、等待谈判开始”的正式条件下，同意法国政府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但不管结果怎样，英国继续进行抗战。伦敦的第二封电报于当天下午4时到达波尔多，它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想要就一切停战条款提出咨询意见，并提出下述要求：除法国舰队进入英国海港之外，还要让法国空军飞往北非或英国，以及将在法国的波兰、捷克和比利时军队运往海外。但不到半小时后，英国政府又通知说，它撤回这两封电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建议。
16日上午，戴高乐从科尔潘和莫内那里了解了这些事。
“这是一项关于法国和英国结盟的新建议，”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伦敦政府将要郑重地向波尔多政府递交此项建议。英法两国决定合并两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使用两国的资源和共同计算两国的损失。简言之，在两国各自的命运之间建立全面的联系。”
法英联盟计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让·莫内。但莫内向戴高乐肯定说，联盟计划是他同英国外交部常务秘书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一道起草的，因此，在转交波尔多政府之前，计划有被英国内阁接受的运气。实际上，莫内从6月13日开始其起草工作，当时起草了一篇题为《英法联盟》的五页文件。6月14日，丘吉尔的秘书德斯蒙德·莫顿向莫内解释道，为了试图说服丘吉尔首相，首先必须联合一名英国内阁成员。因此，莫内找了霍勒斯·威尔逊，然后由威尔逊出面把情况告诉丘吉尔，丘吉尔同意在6月15日内阁会议上讨论英法联盟问题。范西塔特奉命给莫内起草的文件定稿。但是，内阁会议在15日这天尚未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37)
于是，6月16日，英国内阁必须首先同意向波尔多发去对法国停战要求提出英国条件的两封电报。戴高乐在科尔潘大使和莫内的陪同下，在卡尔顿俱乐部同丘吉尔共进午餐。戴高乐讲述道，他向丘吉尔这位进行解释，如果英国首相作出任何让步、任何奉承、甚至任何理解和忍让的信号，那就会怂恿那些投降支持者，使那些主战派解除武装。据戴高乐所述，由于他的坚持，当时丘吉尔决定命令坎贝尔大使撤回那两封业已发到波尔多的电报。不管怎样，戴高乐同丘吉尔最终讨论了法英两国的联盟计划。戴高乐亲自作了解释，说他如何赞赏联盟计划，以及为何决定予以支持。
“我马上觉得，”戴高乐写道，“（联盟计划）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排除迅速落实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假设共同合并——即使从原则上合并——英法两国，以及两国的机构、利益、帝国（……）是可取的，人们也不能根据交换照会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在英国政府致我国政府的建议中，会表现出一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的声援。特别是我象科尔潘大使和莫内一样认为，保尔·雷诺先生陷入其最后的危机之中，联盟计划能够给他提供一种安慰的表示，提供一种在其部长面前坚韧不拔的论据。因此，我将同意在丘吉尔先生身边效力，以便使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采纳这个计划。”
上述几行文字是戴高乐在事件结束后很久，为《战争回忆录》而写的。但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戴高乐对一个不大符合其历史观的版本所作的反应。很久以来，戴高乐就相信，国情是不可更改的，民族是历史的主要演员，至少在现代是这样，所以，他关注的只是其中那些专制的和人为的东西。戴高乐预感到，法国的政权即将垮台，但他仍然向科尔潘和莫内前来商谈的这个奇特的试图提供成功的运气。归根结底，对戴高乐来说，在16日这天，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雷诺下台和不让停战派取而代之，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戴高乐决心参加密谋活动，他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午餐中，发现丘吉尔与自己一样，对法英联盟计划的人为的和过度的特点持保留态度。于是，戴高乐说服丘吉尔，使丘吉尔相信，联盟计划在雷诺和投降派之间的讨论中，是一件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事实上，在共进午餐之后，丘吉尔能够使英国内阁和戴高乐赞同法英联盟计划。戴高乐陪同丘吉尔到唐宁街首相府，在那里坐下来，先是打电话报告雷诺说，他预计英国政府有一次重要通报，然后把计划的文本口授给雷诺。
事隔多年开看，人们只能对下述的差别感到印象深刻：当年伦敦和波尔多两地在感觉和心态上的差异是非同寻常的，而英国政府的活动——对此，丘吉尔不无保留地支持，戴高乐由于时局的原因而加以支持，但他首先是受到莫内的启示——则显示了这种差别。诚然，战前，在法英联盟最快乐的时期里，两国曾就更加紧密的联合问题上举行过几次智力辩论。(38)例如，由路易·若克斯在巴黎领导的“外交政策中心”和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进行过这种讨论。外交官艾蒂安·戴纳里、外交史教授乔治·塞尔、作家让·德庞热、未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法国最出色的盎格鲁－萨克逊问题专家和选举社会学创始人安德烈·西戈弗雷德、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等都参加过这些辩论。《时代》和《著作》杂志就此作过报道。但在1940年6月中旬，讨论不再停留在这种地步。德国的入侵迫使法国人思量，他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继续进行抗战，因为英国只有十个轻型师在法国它的贡献与法国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无疑，法英联盟计划的起草人想要宣告，如果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那它们就会保证进行同样的努力，分担重任与牺牲，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两国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由莫内设计的显然是人为的法律和外交建设，是否足于使法国人相信和感受到联盟计划呢？莫内是个机灵鬼，但他远离那些当时使处在不可名状的考验之中的法国人感到窒息的感情。莫内同其他起草人一道，认为自己收集的这些最大胆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的公民资格，共同的防务、外交政策和经济组织，共同地分配负担和亏损，共同地领导一切军队的战时内阁，使两国议会合并等——符合法国人的期望。莫内只是使抽象的建设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悲剧之间存在的、不同寻常的差距变得明显起来。
许多历史学家对波尔多政府几乎立即摒弃这个大胆而慷慨的法英联盟计划感到惊讶，有时还感到愤愤不平。不过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坚决支持继续抗战的部长并未完全把它看成是支持他们的一个论据。事实上，在人人都感到奄奄一息的生活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印象是，伦敦提出的联盟计划与现实无关。当法国遭到入侵，而英国尚未遭到入侵——人们可以希望英国不受入侵——时，两国分担重任和损失意味着什么呢？当法军遭到消灭和英军完整无缺时，又怎样能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领导其共同集体中，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和同样的重任呢？那些想要法国用它的舰队、帝国和军队残部来继续斗争的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法国现有的力量与迄今尚未被入侵时的大英帝国的力量不是同样的规模。
反正，对英法两国联盟计划的欢迎，也显示波尔多政权失去尊严。雷诺在记录戴高乐在电话中宣读的计划文本后，马上表现出惊呆的样子，以致他询问丘吉尔是否计划起草人，他是否要乘飞机来法国表达其热情和证实他们俩翌日在贡卡尔诺的会晤。当时在雷诺身边的斯皮尔斯后来证实说，雷诺听后“变了脸色”。然后，雷诺始终不断地说，他马上相信联盟计划的重要和伟大。这种表白可靠吗？据雷诺军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提供的证词，人们可以怀疑这点。(40)维尔吕姆的叙述如下：“当我同总理（雷诺）说话时，他的电话响了。从雷诺的声音中听出来，他是在同一个远方的对话者说话。他发出了几声惊叹，接着挂下了电话，他向我宣布——使我大吃一惊：‘戴高乐从伦敦来电话，转告我英国政府的一个最奇怪的建议。那就是将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融合在一起。所有的英国人将同时都是法国人，所有的法国人也将同时都是英国人。至于我，我将担任是英法两国的总理。’我回答说，他将立即被英国下议院推翻。后来，我们就这次奇怪的通话开了好长时间的玩笑。”接着，维尔吕姆补充说，他使雷诺放弃了到南特——原定在贡卡尔诺——去同丘吉尔会见。他继续写道，“然后，我在光辉饭店的私人餐厅里，同雷诺及其他两三个人共进午餐。在饭桌上，我们重新嘲笑英国人提出的这个不寻常的建议。”据维尔吕姆所述，雷诺只是在吃完午餐，同英国大使坎贝尔谈话之后，才改弦易张，接受了英法联盟计划，尽管他遭到劳工部长波马雷、财政部长布迪里埃、外交国务秘书博杜安、以及维尔吕姆本人的怒斥、甚至痛骂。维尔吕姆骂道：“可耻！……丢脸！……您在走向自杀！……今天不仅会标志您的下台，而且会标志您政治生涯的最终结束！”
内阁会议于16日下午5时举行，对联盟计划内容毫不重视。(41)会议迅速摒弃了联盟计划。有几位部长认为或徉装认为，如果接受联盟计划，那法国就会变成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贝当的讲话是最有特点的，他说这是“同一个死尸合并”。当人们想到当时法国所处的状况，而英国及其舰队、军队和帝国都完整无缺时，这番话是令人惊愕的，甚至是特别可笑的。但这番话也是说明问题的。贝当象许多人那样，特别象魏刚那样认为，英国将在短期内成为战败国，因此，最好是尽早同英国分手……然后，人们最终讨论到唯一的重要议题——雷诺将集中其注意力、努力和权威来解决的唯一议题——这就是在继续抗战和要求停战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肖当再次提议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由于传统的做法，内阁会议的辩论不搞任何会议记录，人们对辩论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报告。讨论之所以变得混乱起来，是因为有人认为或佯装认为，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当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决定继续抗战，而不会遭到法国人的指责。不过，这个结论还无法最终地阻止部长们公开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停战。历史学家经过最深入的研究，以勒布伦总统和11名与会的部长、即24名与会部长中的12人的证词为依据，证明会上有12人反对停战，7人支持停战，5人名不明确表态。第三共和国的习惯做法是，排除那种在内阁会议上采取投票通过的做法，否则，此次会议多半会产生一个相当强大的、支持继续抗战的多数派。但雷诺却不这么认为。无疑，雷诺认为，他没有为淘汰政府内的停战派和强行推行其抗战选择所必需的权威。也许雷诺也会象别人那样认为，肖当建议的做法会表明停战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由于被任务弄得精疲力尽，由于不能掌握事件发展进程，雷诺还断定，现在是让自己的政敌象其在平常政治生活和议会生活中所作的那样，进行尝试的时候了。雷诺始终拒绝勒布伦总统提出的、关于由雷诺继续施政、为其利益重新采纳肖当提议的建议。据雷诺的证词所述，他回答勒布伦说：“请您到贝当元帅那里去实行这种政治。”参议院议长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赫里欧则根据惯例接受咨询，建议由雷诺组建新政府，以便象他们俩希望的那样继续抗战。（42）与惯例相反，勒布伦不听他们的忠告，选择了求助于贝当。贝当毫不犹疑地接受了勒布伦的选择。他口袋里装着一份政府部长名单。从此，贝当上台了。
6月16日晚6时30分，当戴高乐在从伦敦起飞回国时，他尚未知道政府即将作出的贝当上台的决定。丘吉尔拨了一架飞机供戴高乐使用，其目的不仅是供他回国，而且在必要时再返回英国。因为他们彼此都意识到，最近的将来是无法预见的。当晚10时许，戴高乐抵达梅利亚克机场。在那里，人们向他宣布了雷诺辞职的消息。他立即去见雷诺，于是获悉了任命贝当的消息。
“这肯定是投降，”戴高乐写道。“我马上作出了决定。我将在第二天早上动身。”
戴高乐将其返回伦敦的意向通报了坎贝尔大使，斯皮尔斯便告诉戴高乐，他将陪同前往。戴高乐将其决定报告了雷诺，雷诺通过让·洛朗从那笔在新部长正式任命之前还由他管理的特别基金中提取10万法郎，转交给了戴高乐。戴高乐要求马尔热里将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儿女去英国所需的护照交给他们本人掌握。他在法学院的一间供其使用的的办公室里召集助手们开会，向他们道别。(43)戴高乐的办公室主任让·洛朗宣布将尽快同他在伦敦会合，并将其在伦敦的落脚点“西摩·格罗夫”的钥匙交给他。肖梅尔上尉想要跟随戴高乐去伦敦，但他建议肖梅尔首先照料好家庭的安全和生活。不管怎样，在丘吉尔供戴高乐使用和由斯皮尔斯陪同的飞机里，戴高乐只有一位战友，这就是毫不犹疑地追随戴高乐的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一人。黑夜正在消逝。斯皮尔斯试图说服芒代尔加入戴高乐的行列。芒代尔回答说，作为犹太人，他不能冒那种被指控逃跑的风险，但他将动身去阿尔及尔，设法在那里加入斗争。6月17日早晨七时许，戴高乐在诺曼第旅馆门前，同斯皮尔斯会合。他们在位于波尔多的维塔尔－卡尔勒街的省政府驻地拐了一个弯，也许想在省政府同雷诺见上一面——除非戴高乐象斯皮尔斯建议的那样，想要躲开那些现今掌权者下令进行的跟踪。他们三个人同乘一个车，重新出发去梅利亚克，行李则放另一个车上。在梅利亚克机场上，混乱是那样可怕，景色是那样美丽，以致斯皮尔斯后来无疑受到了启示，暗示在这巨大的混乱中，他必须几乎使劲地把戴高乐举起来，抬高，将他送上一架已经在跑道上缓慢滑动的飞机……毫无疑问，更为真实的是，戴高乐就此写道：“我们是在没有浪漫主义和没有困难的情况下动身的。”此外，德库塞尔还证实说，当时，“戴高乐将军陷入了沉思，他似乎不关心眼前的事情。”飞机先后在法国的大西洋海岸上空和在布列塔尼上空飞过，飞过了潘蓬。戴高乐写道，那里“居住着我那身患重病的母亲”。6月17日下午，戴高乐抵达伦敦，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下定了决心，这个决定即将改变他的人生并对法国历史打下烙印。“我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自我体现，”戴高乐后来写道。“我孤独一人，身无分文，就像一个在海上行船的人，他想要游泳过海。”
戴高乐作出的奔赴伦敦的选择是否有理呢？当人们想到戴高乐理应在20世纪占有的历史地位时，是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他在6月17日所作的决定，他在6月18日所做的决定性行动。然而，戴高乐的选择正在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明确地说，是在1940年6月这个即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二战历史进程的岁月里纳入二战历史的。自然，正如停战将会对德国引导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一样，法国继续抗战将会对后来的历史，对继续单枪匹马应对敌人的英国的局势，首先对法国在今后的岁月里将能发挥的作用，对法国在最后的胜利中所享有的份额，因此也对法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前途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出戴高乐奔赴伦敦是否有理的问题。
德国侵入法国，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态势。(45)现在不再有西线了。意大利于6月10日参战，完成了确保德国毋容置疑地控制西欧的进程。德军在胜利摧毁法军之后，排除了人们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在欧洲大陆上重建一条新战线的可能性。眼下，英国应当立即作出一个涉及其前途、欧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选择：是依靠英国及其帝国的完整无缺的领土，权衡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利弊，谋求和平，还是与此相反，本着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殊死的斗争，直至摧毁其最终不接受的德国的霸权。而德国则通过其胜利，面临着这样一种必要：设想战争的后果，选择今后的行动方向，以便达到希特勒业已确定的目标。
事实上，无论是贝当，还是魏刚，或者那些选择停战、即政治和军事上双重投降的人，在导致6月16日雷诺政府下台的一系列会议和讲演中，都没有讲到过任何战略思考问题。他们只是看到德国在法兰西领土上取得的胜利。他们固执己见，对于客观地审议法军撤退北非的可能性、殖民帝国在未来引导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法国海军能够参战和由此而来的战略后果问题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们公然表示相信英国将要遭到失败，但从未都不想方设法，对英国的抵抗能力、它从国外获得的援助、那些迟早会同它结成的联盟，以及近期德军在英国海岸登陆的机会等问题进行认真的估量。归根结底，投降派坚持的查证是有限的：既然法国在其国土上遭到失败，它就只能摆脱抗战，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会使英国失去任何胜利的希望。
必须看到，反投降派从未、或者几乎从未提出过战略论据，来证明其选择正确。他们不断地提及法国不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承诺，并且言之有理地将此承诺变成一种事关法兰西荣誉的事情。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主要象贝当那样的人提出的异议，这些人指出，只能根据自愿牺牲的原则，承诺才有用处；在法国战役里，英国只投入十个轻型师，但法国却卷入了一百个师。根据业已公开发表或收集到的证词，反投降派不敢、或者没有想到向投降派指出，3月28日英法协议禁止任何单独对德媾和是对法国有利，远甚于对英国有利。这是因为，英国控制着海洋，还拥有其全部军队，恰恰可以象希特勒希望的那样，期望获得一种维护其利益和财产完整的、妥协的和平；与此同时，虽然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想单独找德国对话，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停火，但它都不能躲避德国的停战条件。他们只是要求美国进行干预，却不知道，尽管罗斯福明显同情盟国的抗战事业，但他在离总统选举只有四个月的今天，是不可能让美国参战的。总之，反投降派只是简短地和偶然地提到一些讨论，以及法国决定继续斗争所带来战争后果。
唯独戴高乐是一个例外。事实是，只有戴高乐在6月18日和在以后的岁月里，对这种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的战略形势进行分析。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乐在6月18日号召抵抗和拒绝投降的呼吁书中三次强调，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他马上列举了那些证明法国继续抗战——届时，法国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是正确的理由：法兰西帝国广大无垠，它同大英帝国结盟后具有世界性规模，英法两个盟国控制着海洋，“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因此，戴高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现在的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不能“由法国战役来决定胜负”，世界拥有一切将来为有朝一日消灭敌人所必要的手段”。二是，戴高乐绝对相信，盟国可以用同样的、迄今使德国获胜的手段来战胜德国。
6月22日，戴高乐还进一步预测了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更，以及由此给世界力量对比带来的后果。
“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国的盟国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国。”
正如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乐不仅想到了美国，而且想了到苏联，他还对好几位交谈者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其实，戴高乐的战略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点：控制海洋、（利用）殖民帝国的资源和（争取）美国的援助能使英国抵制入侵，并且多半能躲避入侵，然后动员盟国的人力、经济和军事能力，逐渐地恢复双方的力量的平衡，等待由其他的强国参战来打破这种平衡，以便使之不利于德国，并导致德国失败。
后来，人们几乎总是看法一致，承认戴高乐是有根有据。但这种分析要求事先满足两个先决条件：英国决心继续进行抗战，直至胜利时为止；法国有能力集结其足够的力量，来坚持斗争。那么，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呢？
在6月18日戴高乐向法国人发表讲话的这天，人们是不能怀疑，丘吉尔这个目前领导英国人民的人决心打一场殊死战争的。因为在这天，丘吉尔在英国众议院讲话时，庆贺了他所谓的、英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世界的命运即将建立在英国人勇敢之上的美好时刻。因此，丘吉尔的这篇讲话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仍然是“最美好时刻”的讲话，是他发表过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之一。英国在这个日子里作了自己的选择：它将不会同德国建立妥协的和平。因此，戴高乐有理由将赌注押到丘吉尔这个他在伦敦和布里亚尔开始认识的人的坚强决心上面来。但理所当然，人们也能就英国领导人是否采取继续抗战的决定提出疑问。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事实上，他们也在考虑过同德国签订协议的可能性。丘吉尔本人在《回忆录》的一个段落里提及此事。他指出，对于英国来说，“最美好的时刻”来到了，这是为世界自由而孤军作战的时刻。“所有这番话是那样经常被援引，以至后来得到了胜利的认可。但当时还仅仅是言辞而已……毫无疑问，希特勒需要在西线结束战争。他能够提供最诱人的条件。在那些象我那样观察过希特勒全部举动的人看来，希特勒似乎不可能为了签订一项可以确保其在东线获得行动自由的和约，而同意让英国及其帝国和舰队完整无缺。里宾特洛普早在1937年就对我谈过这种和平，说这是他最珍贵的心愿……在历史上，当人们还能表示那么多的、有用的道歉时，那种乐意去冒承担入侵暴行风险和藐视实现和平的合适机会的政府和民族是为数很少的，不管这些政府是从民主政体中诞生，还是从专制主义政体中诞生；不管这些民族是继续孤军奋战，还是据说被人抛弃……另一个政府可以来取代我们。据说，好战分子有过走运的时刻，但他们失败了。美国仍然是局外人。任何人对俄罗斯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为什么英国不参加到下述那些观众的行列里去呢？这些观众可以在日本和美国、在瑞典和西班牙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地看到这种在（德国）纳粹政权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之间进行的、对他们彼此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战斗。我们的后代将很难相信，我刚才提及的任何考虑意见都从未列入内阁议事日程之中，甚至在我们最不正式的内阁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被提了出来。（46）这是一个为期三天——在5月26日星期日、27日星期一和28日星期二发生的事件，其中心人物是丘吉尔政府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爵士。5月23日，哈利法克斯见到了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看见肯尼迪激烈地抨击丘吉尔，就已经对英国舰队的前途感到担心——假如英德两国举行谈判的话。接着，5月25日，哈利法克斯会晤了意大利大使巴斯迪亚尼尼，主动地询问这位大使，如果英国最后要讨论和平解决问题，那么意大利政府的看法是什么。因此，翌日，5月26日星期日下午2时，哈利法克斯就此向战时内阁作了情况介绍。(47)考虑到显而易见，问题不再是“使德国遭到全面失败，而是捍卫英帝国的独立和——可能的话——捍卫法兰西的独立”，哈利法克斯对其同僚说，“是巴斯迪亚尼尼先生已经就英国对可能举行的会议问题明确地询问了（我的）意见，当时我回答说，英国‘自然（准备好）考虑一切能导致会议召开的建议，只要能维护（其）自由和（其）独立’”。此次内阁会议记录显示，丘吉尔象哈利法克斯考虑的那样，并不公开排除和平的可能性，“哪怕付出一部分领土的代价”也罢。但丘吉尔立即补充说，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他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只是相信，哈利法克斯将要会见刚刚抵达伦敦的雷诺。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雷诺是来伦敦看看英国政府是否象好几位法国部长希望的那样，同意就墨索里尼选择继续保持中立的条件问题试探这位意大利领导人的意见。根据英国关于会谈问题的说法，雷诺还建议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重新充当希特勒和盟国之间的调停人。(48)不管怎样，法国方面感到，英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的意见分歧，因为陪同雷诺访英的维尔吕姆在《日记》一书中写道，哈利法克斯“显示了聪明才智”，丘吉尔则坚持其“冒充英雄好汉的态度”。(50)
因此，英国战时内阁在当天傍晚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议。哈利法克斯介绍的情况，激起了丘吉尔在英国工党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支持下所作的明确反应。丘吉尔表示坚决反对任何谈判的思想，警告说要预防法国将英国卷入“一种在解决问题时附加不可接受的条件”的危险，并预先拒绝关于“我们将去会见西涅奥尔·墨索里尼，邀请他去见埃尔·希特勒，请他善待我们”的任何假设。恰好丘吉尔允许同意大利进行可能的接触，但哈利法克斯却从中汲取了一个结论，并让它写进正式会议记录。“如果我们最后能讨论一些关于总体解决的条件问题，以便发现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并不要求破坏英国独立的条件，那么，我们不接受就是傻瓜。”(50)
翌日，5月27日上午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自由党领袖、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辛克莱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但他参与一切重大决定——列席此会，加强了丘吉尔的地位。丘吉尔也可以根据英国参谋长的一份报告肯定说，在法国失败的情况下，英国也能击退德国的任何进攻。他说，其条件是美国“准备好向我们提供一种充分的和完全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否则，我们不相信自己能继续进行抗战和有半点成功的机会”。当然，丘吉尔并不坚持这个条件。(51)可是，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哈利法克斯重新发起攻击，公开谈论在战时内阁内部澄清“深刻意见分歧”的必要性。他在追述丘吉尔在前一天所持的立场时，要求辩论如果希特勒向法国人提出一种解决方法，而法国人想要同盟国讨论这一问题，那么英国提出什么和平条件的问题。丘吉尔还想避免发生重大的危机，所以回答说，他“并不会同法国联合，去询问在什么条件下有可能建立和平。但是，假如人们告诉他这些条件是什么，那他就完全准备考虑这些条件。”(52)显然，在此时刻，战时内阁濒临悲惨的分裂。哈利法克斯对外交部常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吐露隐情说，“我再也不能同温斯顿长期共事了”。5月27日晚，哈利法克斯在同丘吉尔进行一次密谈后，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发现，温斯顿说了一些与格林伍德同样的、最可怕的蠢话。在忍受一段时间之后，我已准确地说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还补充说，如果这真是他们内心的想法，如果人们直接进入正题，那我们就会分道扬镳。”(53)
危机是在翌日，5月28日下午解决的。战时内阁在英国议会的一间房子里开会。(54)丘吉尔警告说，要提防“滑坡”这种导致在失败气氛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表示怀疑法国态度，暗示说雷诺实际上是希望“让我们同希特勒一道，坐到会议桌子旁”——也许是因为雷诺的保证不够明确。哈利法克斯则认为，“在法国不放弃抗战之前”，人们无疑会取得“更加好得多的条件”。这样说等于是要求英法两个盟国在一起，共同讨论和平条件问题。张伯伦试图缩小意见分歧，但他不同丘吉尔分手，丘吉尔再次获得两位工党部长的明确支持。于是，丘吉尔采取了一个主动行动，这是他在开会之前就已想到的、即将改变一切、使之对他有利的一个主动行动。一旦会议结束，丘吉尔就马上让其他部长进来，并且当着他们的面，用反对任何谈判的激烈言词表态，他只是下结论说：“当然，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丘吉尔立即获得其政府成员嘈杂的、完全的和几乎热烈的赞同。毫无疑问，他们的赞成说明了英国议会的心态，以及多半是绝大多数英国人的心态。不管怎样，这足于使丘吉尔在张伯伦的支持下，在晚7时许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占了上风。英国将不会（同德国）举行谈判。
此后，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接近过英国态度的重大变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英国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另一个机会。然而，希特勒却希望英德两国妥协。在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的袋形阵地上
被围困的时刻，希特勒在龙德斯泰特元帅的大本营里说了一些话，布吕蒙里特立即将这些话记录下来。“希特勒使我们感到惊呆，”布吕蒙里特写道，“他以赞赏的口吻谈论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存在的必要性和英国业已对世界贡献的文明（……）他对英国人的全部想法，就是要求他们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让德国殖民地失而复得，这是可取的，但不是主要的，他甚至会建议用德国部队来支持英国，如果英国在世界某个地方遇到困难的话（……）希特勒下结论说，他的目标是在一个英国认为与其荣誉相容的基础上，同英国实现和平。”希特勒在5月20日对德军参谋部的作战局局长若达尔将军，在6月2日对冯·利布将军都说过同样的话。(55)
然而，在6月18日戴高乐作出抗战选择的时刻，战时内阁的辩论作出了决断：英国继续进行抗战。因此，现在具备了法兰西采取同样决定的首要条件。戴高乐在这个决定性问题上是有理的。
戴高乐是否能相信，法兰西殖民帝国在法国舰队的保护下，处于继续斗争的状态呢？这不仅是戴高乐的看法，而且是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看法。(56)对此，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毫不犹疑地持肯定态度，并且象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不难让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以及同样让本地的精英们赞同（其选择）”。(56)在阿尔及利亚，勒博总督向贝当政府的内政部长夏尔·波马雷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北非继续斗争，恳请法国政府撤退到阿尔及利亚，以此来满足包括各种派别的退伍军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法国人和土著人、以及阿尔及利亚议员的期望。法国驻中东地区国家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向政府表达了法国当局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大委任统治地、继续进行斗争的意志，并在获悉政府签署停战协议后，在电台上宣布，“在事关中东地区国家问题上不考虑任何屈膝投降”。东地中海军区总司令密特洛泽将军，也站在皮奥一边，明确地表示其继续斗争的意愿。在达喀尔，凯拉总督于6月18日，对西非法兰西共同体的代表声明说：“如果祖国不再能进行战斗，那么对法兰西帝国来说，回报祖国的滴水之恩和继续斗争的时候已经到来。”凯拉的声明立即获得这些代表的赞成。西非部队最高司令于松将军、赤道非洲总督布瓦松、马达加斯加总督德科佩、驻喀麦隆高级专员布吕诺、驻守吉布提的勒让迪洛姆将军也作了这种选择，甚至常驻突尼斯总代表佩鲁东在前期也是选择继续斗争的。不管怎样，即使这种一致的选择是暂时的，它也符合分布在帝国各地的法兰西共同体的行为表现，以及它们通过各种手段表达出来的愿望。再说，人们不会忘记，这种选择也符合雷诺政府的大多数部长直至6月16日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所持立场。除了佩鲁东一人的特例之外，这种选择坚持到政府提出停战要求之后。
但是，上述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驻摩洛哥总代表诺盖将军——他率领北非法国军队，指挥着能够继续斗争的陆军和空军——将要作出的选择。诺盖同政府和同魏刚所交换的电报表明，在政府要求停战之前，他是坚决主张继续斗争的。于是，诺盖不断地要求加强他的部队，向他派遣新的师，向北非运送尽量多的军事物资。对于贝当宣布的停战要求，诺盖立即作出明确的反应，表示根本敌视停战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发电报给魏刚，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重申其立场。当波尔多政府召见诺盖时，他避而不去。在回答人们提出的关于在北非继续存在的军事行动手段问题时，诺盖起草了一份具有基本的历史意义文告，因为它在阐述关于不签停战协议和继续抗战的理由方面，是一篇最全面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文告。
“北非拥有其现有的自然资源，”诺盖写道，“目前具有极关键意义的、对空军的加强，以及舰队的支持，因而它能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来自西班牙方面的威胁——在我看来，这是主要危险——应该通过预防性行动来加以消除，应当在意大利军队或德国军队侵入西班牙领土时发起这种预防性行动。我可以用我掌握的军队，在突尼斯——我在那里将暂时保持防御状态——抽调某些部队，来着手开始此次行动，它将以一次对本地土著人群众开展的政治和宗教行动为主要王牌。”接着，诺盖还列举了他最需要的增援，预见到不管怎样，对的黎波里泰纳省采取的行动规模将受到盛夏的限制，但他考虑在9月同英军联合行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阵地展开深入的进攻。(58)
6月23日，当诺盖获悉德国人的停战条件时，他并没有改弦易张。在致波尔多的电报中，诺盖还最后一次反对法兰西及其帝国实行的政治和军事投降。然而，他决定听任这种投降。为了解释这种改变——诺盖写道，他对这种改变感到“可耻”——他追述了达尔朗的选择。诺盖解释道，没有舰队的支援，北非的防御就会变得胜负未卜。这种论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诚然，没有法国舰队的支援，法兰西帝国就会变得更加软弱。但是，如果诺盖决定继续抗战，亲自带领全体总代表和总督，那他就能争取到那些海军上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大多数反对停战——而英国舰队也会有助于马格里布的防卫，并且毫无疑问，将会挫败意大利舰队，就象它马上做到的那样。
事实上，达尔朗的选择具有堪与诺盖的选择相比的重大意义，即使他没有完全进行解释也罢。但这种选择也不是事先作出的。(59)5月28日，当魏刚已经开始其停战宣传运动时，达尔朗就在一项对其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下达的指示中，考虑到不服从于一种会要求法国投降的停战行动；假如意大利参战，那他就发动“一次对意大利舰队或港口的殊死行动”；如果政府下令停战，那他就派战舰到英国港口，甚至到哈利法克斯和加拿大。达尔朗在6月16日之前就已摇摆不定，但是，当达尔朗担任海军部长和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德国不希望扣押法国舰队时，他在16日这天改变了立场。然而，6月22日，达尔朗在一份致那些统帅海军军区和舰队的海军上将的电报中询问他们的“感受”，并收到了他们基本上一致支持继续抗战的复电。在这个日子，没有一位海军上将是屈从于投降的，无论是驻中东地区国家的海军师师长、海军上将德卡尔邦迪埃，还是驻印度支那的海军上将德库(他写道，“同陆海空三军在一起继续斗争（……）同英国紧密联合和促进美国加强援助，这是与法兰西的荣誉和利益相容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驻突尼斯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同意大利战斗的意愿激发了他的热情）。这种海军上将拥护抗战的一致反应，是同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反应相一致的。它表明，同法国舰队和法兰西帝国一道继续抗战，远未象维希政府在停战后所说的那样，只是某几个孤立无援的、殊死进行抗战的狂人的想法而已。
然而，魏刚和贝当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人，达尔朗在亲自率领法国舰队的同时，一举将法国舰队引到了屈从停战的地步。尽管诺盖感到“可耻”，但他转而赞同了停战，也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海外领地。这样，诺盖选择了投降。是否军事上的理由证明这种投降是正确的呢？(60)投降派历来认为投降是正确的。戴高乐却持相反的观点。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担任驻北非法军总司令一职的诺盖在6月23日还肯定说，北非可以“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6月底，驻守马格里布的兵力有41万人——其中有36000人是补充部队——再加上6月底从法国本土调来的几千名新兵。7月初，两名将军、280名军官、5132名士官和士兵从英国来到北非。以摩洛哥为基地的海军部队在两周内从3000人增至24600人，并且有5000架波兰飞机在原地待命。中东地区国家的陆军兵力计有2500名军官、81000名士官和士兵。此外，还要加上一个波兰旅，①个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分队，4个拥有老式飞机波泰式25型飞机的空军大队，以及①个配备美国柯蒂斯式飞机的现代战斗机大队。在别地，在法兰西帝国，法军只限于确保国内安全，但可以构成一支兵力更加多得多的军队核心。1940年6月24日，殖民军总巡视员比雷将军制定了这支军队组成的图表：西非有122320人，赤道非洲有15500人，马达加斯加有34000人，印度支那有88900人，吉布提有7900人，安的列斯群岛有4080人，在中国的法租界有1469人，太平洋地区有1265人——补充部队不包括在内。事实上，已有146000名黑非洲籍的士兵离开原籍国，驻扎在别地，其中许多人驻守在法国本土。此外还有72000人正在待命，要立即在非洲港口登陆。海外的师和部队的素质，无论在合编成师的团的数量上，还是在现役军官的比例上，都达到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海外部队自然从本土撤离的部队那里得到了加强，达尔朗在停战前估计其兵力为10万人——不过，这个数字比人们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中假设的数字要低得多。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在德国飞机的轰炸下，几天内有35万法英军队上了船。其实，军队就数量、士气和干部而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就装备而言，黑非洲的法军，特别是北非的法军，都普遍等同于驻利比亚或埃塞厄比亚的任何一个意大利师。
事实上，法兰西帝国不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组建军队，特别是它没有真正的军火工业。不过，眼下，法国军队在等待美国军事物资的到来——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当然要加速这些美国军火的到来——之时，在北非拥有300辆现代坦克，约200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在叙利亚大约拥有100辆坦克。这些法国现代坦克的数量远远高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大大地超过驻埃及的英军少量坦克——几个月以后，这些驻埃及英军几乎截获了所有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坦克。1940年6月底，空军拥有被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誉为“现代飞机”的2468架飞机，其中1817架飞机立即待命。空军参谋部指示将16个轰炸机大队和18个战斗机大队转移到北非，此外还加上所谓“过渡”的和可用于教练的780架飞机，刚刚抵达达喀尔、与其会合的26架柯蒂斯式战斗机和26架格伦－马丁式轰炸机，以及摩洛哥的海军航空兵及其78架飞机，其中有42架格伦－马丁式飞机。至于海军，它在1940年的继续抗战中，在运输那些从（法国）本土撤离的部队、禁止其他军队登陆试图和控制地中海地区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今，尽管在敦刻尔克失去了几艘鱼雷艇和轻型巡航舰，但它拥有245艘几乎全部现代的舰艇，其中11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9艘巡洋舰、36艘反鱼雷艇、64艘鱼雷艇和101艘潜水艇，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因此，不能对法英两国舰队在1940年6月对意大利海军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任何怀疑。当时，地中海的出口都由盟军把守，德国舰队无法进入。
人们可以从上述情况出发，来估量法国决定同法兰西帝国和法国舰队一道继续进行抗战所导致的战略假设。盟军的海军优势，排除了任何敌军从法国和意大利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无疑，意大利舰队的劣势甚至会导致它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遭到毁灭，至少是遭到部分的毁灭。英法两国的海军可以通过马耳他和比塞大，禁止意大利将大量增援部队派往利比亚，它们从埃及和突尼斯发动的联合进攻多半能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征服意大利殖民地。实际上，风险来自别的地方。德军的大量投入是必须惧怕的。盟军的海军优势会使德军的任务难于完成，动用德国空军来为德军经过利比亚提供方便则是不够的。德军不得不取道西班牙，才有最大的成功机会。但届时，德国必须施加很大的压力，来获得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或支持。法国人可以在德国人到达西属摩洛哥之前，在那里采取行动。美国——西班牙人需要的食品，大多是由美国供应的——会使用所有的影响和压力手段，来使佛朗哥放弃借路给德军的做法。因此，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西班牙向希特勒这个在欧洲大陆几乎权势无比强大的人物的压力作出让步，是不容置疑的。
于是就会提出两种主要的假设。德国可以决定深入到地中海地区的战场。它会动员所有的影响和行动手段，来使佛朗哥赞同德国的战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将其军队主力先后派到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德国必须从中投入其大部分装甲部队和空军。德国多半有能力在战争第一阶段占上风。但是，由于在非洲大陆开展军事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预防反攻危险的义务，德国会走向达喀尔和西南非洲，走向埃及和东非。简言之，如果德国在地中海和非洲大陆不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不能制止英国的抵抗斗争，不能使美国放弃无限地增加其对盟国的援助，不能主要排除在东欧国家边界不断加强苏联军队的、可怕的危险，以及那种会否定其以往一切胜利的、未来战争的威胁，那它就要赋予一次大量的、持久的、不定期的、走向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大陆的战争行动以绝对优先的地位。但是，希特勒能够这样去做他实际上所做的事：不赋予地中海地区舞台以优先地位，甚至不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地中海地区。1940年夏秋两季的决定性月份的大事记表明，即使在法国投降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开展行动，以便首先考虑在英国登陆，然后马上将其兵力、努力和计划引向东线战争。因此，戴高乐希望作出的、使法兰西及其帝国和舰队坚持战争的决定，多半会导致在1940年，在地中海地区开创一种新的战略局面，一种只是在1943年、当盟国最终削弱在突尼斯的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时才会显现出来的战略局面。对此，戴高乐的6月18日的选择也是有道理的。
此外，戴高乐总是用明确的言语表示认为，6月18日的选择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不能光用荣誉感、尊重诺言、关注法兰西的自由和尊严来解释这种选择，即使它们足以解释这种选择也罢。对此，没有任何谈话比戴高乐在许多年之后，同最勇敢的国内抵抗斗争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更有意义的了。(61)“我们转入了对回忆录问题的讨论，”布尔代叙述道。“当时，我指出——我自以为说了一件既准确、又讨好的事情——由于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象我们一样选择了正确的阵营，同时他知道自己当时很少有机会加入胜利者阵营。使我吃惊的是，戴高乐听了几乎发怒了。戴高乐觉得，我的猜想是荒谬的，因为他在投奔伦敦时就‘知道’盟国将获得战争胜利。当然，我是一句话也不相信的——除了象戴高乐这样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问题上弄错的人，在作出其选择的时刻，被迫在一瞬间实实在在地制造一种盟国胜利的理论。让盟军胜利理论来证实以后的事件是正确的，我想，这与其说是一种预见天赋，倒不如说是一种机遇。”
布尔代曾经担任《法兰西－观察家》周刊的社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长期和努力地为他工作。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当布尔代在回忆录里发表上述证词时，我向他提醒说，戴高乐为了证明其选择正确而提及的、使它变得合理的政治和战略理由，没有任何无理由或者随意的地方。在致法国人的号召书中，戴高乐不仅仅用那种必定是综合的语言，来表达其基本思想。他还更加明确和更加准确地向许多交谈者阐述了这些号召书。英国的抵抗能力、以及日益强大的空军威力和舰队的绝对优势，都不是神话。大英帝国的潜力不是想象。美国工业对英国抵抗斗争所作的大量贡献是公认的，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战争因素，即使美国迟早要直接介入这场战争。对于了解希特勒的思想和著作、或者读过他的《我的奋斗》的人来说，人们不会怀疑，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向东欧国家扩张，以及将来同苏联进行的肉搏战——只是这种肉搏战的日期和时势依然是不可预见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对比，一切都表明，将来有朝一日——即使这一天还很遥远——盟国集中起来的资源将远远超过德国为了取得最初的胜利而拥有的资源。布尔代对戴高乐表现了莫大的尊敬和无限的怀疑，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友谊，不管怎样都关注我对他说的话，然而，他不同意我的话——我没有料到，他竟然没有一点生气。然而，理所当然是，在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运动的战友所作的选择中，布尔代为他所谓的“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让路，则是没有错的。
因为戴高乐所作的6月18日选择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正如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凡的举动那样。因为人们不能将戴高乐的选择局限在他对战争的可能发展所作的、因而对20世纪下半叶的进程所作的判断。6月18日选择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首先，这是一个决裂，一切都预示这个决裂是最终的决裂：是同国家的决裂，否则他就会呆在波尔多，然后去维希；是同军队的决裂，而戴高乐曾经把军队当作自己的抱负、职业、生涯和生活范围。戴高乐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从此，他将是一个造反者，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反叛者。不管戴高乐的选择怎样合理，他只能热情地实现这个选择。因此，下述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戴高乐本人追述过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原因——即使人们不能否认这些原因是有力的也罢——之外，后来人们对6月18日选择的深刻根源，对戴高乐实现这种选择的方式都孜孜不疲地提出了疑问。
最经常受到援引的戴高乐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把戴高乐6月18日选择看作是他的人生历程——它充满着那些标记其不可更改的、独特性的行动——中的最后一站。1912年，当戴高乐在作为“主张火力第一、进攻第二的著名理论家”贝当靡下服役时，他在文稿中写道，“唯独运动和进攻能在战争中作出在智力上（。。。。。。。）同（其）统帅完全决裂的决定”。1917年，虽然戴高乐是一个年轻的上尉，但他在因戈尔斯塔特要塞的讲演中，批评了“最高统帅部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1924年，戴高乐就读于高等军事学院，毫不犹疑地批评官方的军事理论。1927年，戴高乐重返高等军事学院，对这种使其断然摆脱惯有的对军事学说因循守旧的“性格作了赞扬”。1928年，戴高乐接受贝当的召唤，编写了一本关于这位法国普通一兵的历史著作，但他想要“创作”，也要成为作者，同参谋部的一切习惯用法实行决裂。1934年，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明确地建议对军队使用的组织结构和学说实行彻底的变革，公开反对法国的主要军事统帅，并寻求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支持。1938年，戴高乐发表了《法兰西和它的军队》，同当时还自以为法兰西军队之父的贝当实行决裂。1940年1月，戴高乐撰写的关于引导战争问题的备忘录，是对一切指挥员的指控，是对军队最高层提出的挑战。1940年5月24日，戴高乐还是一名上校，但他已经指挥了第四装甲师，他建议进行一次“实现中部军队同北方军队会师”的演习，反对魏刚推迟演习的做法。1940年6月16日，戴高乐业已晋升为将军和出任国防副国务秘书，但他“不向国防部长请示”，命令将从美国购买的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改变航程，驶往英国。。。。。。让·拉库迪尔认为，“人们想象不到（有比戴高乐）更加完美的反叛者生涯，它使人预见到一个更加光芒四射的起义者”。总之，戴高乐6月18日选择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
但是，让。拉库迪尔也引证戴高乐同马尔罗的一次谈话。戴高乐让马尔罗阅读他《战争回忆录》的前几章的手稿。马尔罗读后提醒戴高乐说，“这篇美好的文章没有叙述那些曾使他在6月17日心潮起伏的辩论”。马尔罗还补充说，当时戴高乐握着他的双手，用最深沉的语调说：“可是，马尔罗，这是可怕的……”
毫无疑问，让·拉库迪尔没有理由来强调，由于气质的缘故，戴高乐在其一生中，是一种反对因循守旧的、实行最粗暴的言论自由的、进行那种对其名声和生涯最危险的挑战的楷模。不管怎样，戴高乐过去的举动似乎无法同他1940年6月18日实行的决裂相媲美。或许因此戴高乐向马尔罗承认，在6月18日选择之前举行的国内辩论是“可怕”的，尽管要考虑到文学的形式——马尔罗在其讲话和文章中，始终赋予其同戴高乐的谈话以文学的形式。人们可以认为，基本的问题在别处，叫做厌恶和愤怒。戴高乐厌恶这些军事统帅，他们拥有许多荣誉和职位，但在其失败原因问题上盲目无知，直到最后一天时为止；他们卑鄙无耻，把灾难的责任推到贫困的人民和被他们指挥的弱小官兵身上；拼命地要争取国家的投降，彷佛投降是他们更加喜欢的人生目的似的；从表面上看，只想到必须维护的“秩序”，只想到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在灾难中建立和被敌人容忍的制度来加以维持的权力。戴高乐还厌恶这些政治领袖，他们软弱无能，无法使军事统帅——军事统帅的唯一考虑只是要求法国投降，特别是担心由政府来承担投降的责任——接受国家的意志，他们在混乱的讨论和钳制敌人的演习中迷失方向，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也不敢强制推行其决定，叫那些懦夫和顺从投降者闭嘴。然而，戴高乐也感到愤怒。他对法兰西的突然堕落感到愤怒，曾几何时，法兰西被看作世界上最大的列强之一，而今几乎在短短几周内就变成人们嘲笑或可怜的对象。他对军队的崩溃感到愤怒，想当年，在考验的时代和光荣的时代，军队是民族独立和法国人团结的、可敬的象征。他对法兰西冒有不再进行抗战的风险，即在事关世界命运和世纪命运的时刻不复存在的风险感到愤怒。戴高乐预感到，如果政府投降，那法国人就会对它深恶痛绝。
“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写道，“不管战争的出路如何——是肯定遭到失败的国家将来有朝一日，通过外国军队来摆脱入侵者，还是继续受到奴役——国家都会对自己感到厌恶，并使别国对自己感到厌恶，这些厌恶情绪会世世代代地毒害国家的灵魂和生活”。
戴高乐对贝当这个“失败主义的化身”感到厌恶和愤怒，对魏刚这个“只想到其董事会”的人感到厌恶和愤怒。他狂怒地看到，当法兰西的生命遭到威胁时，那么多的国家领袖都没有作出捍卫荣誉和尊严的、唯一的抗战意志的基本反应。他厌恶和愤怒不已。。。。。。

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

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在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和英国将军斯皮尔斯的陪同下抵达伦敦。除了两个行李箱之外，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临行前雷诺馈赠的10万法郎。戴高乐来到——让。洛朗给他的那件套房——“西摩·格罗夫”。午饭后，斯皮尔斯开车，送戴高乐去唐宁街首相府，丘吉尔正在花园里休息。戴高乐同丘吉尔的谈话不长，但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丘吉尔对于面前的戴高乐不是法国政界和军界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和最著名的人物，肯定会感到遗憾，因为这样的代表人物的姓名本身就是一面集合部队的旗帜。但是，几周来，丘吉尔伤心地看到了法兰西这个盟国的衰落、惊慌和恐慌，法国领导人的密谋活动，以及那些似乎最坚决的人的软弱。他懂得了雷诺的辞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贝当的任命预示着什么。因此，6月17日这天，丘吉尔把戴高乐看成了自己的对话者。丘吉尔认识戴高乐只有一周，而且只见过四次，6月9日在伦敦，11日在布里亚尔，13日在图尔，16日再次在伦敦。然而，据丘吉尔的证词，他预感到这位几乎陌生的法国年轻将领的价值，有一天竟称呼戴高乐为“法兰西统帅”，甚至低声地说戴高乐是“应运而生的人”。①戴高乐在谈话中对丘吉尔只提了一个要求，他想要用伦敦电台对法国人说话。丘吉尔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②为了谨慎起见，人们将等待贝当（向德国）正式提出停战要求。事实上，在两个小时前，贝当已经提出了停战要求。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戴高乐，都尚未获悉其具体内容。一旦了解情况，他们就不再有任何犹疑不决。因为贝当已经决定实行彻头彻尾的投降。“必须停止战斗，”贝当声明说。“今天夜里，我已经向对方说话了……”贝当的这番话是那样明确，以致他的部长竭力将其淡化，叫报纸写上：“必须试图停止战斗”。但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们都听明白了。那些还在战斗的人不再看到有任何继续抗战的理由，却把贝当的讲话看作是一道放下武器的命令。此外，任何人都不再相信，考虑到德国提出的条件，法国新政府将会拒绝卑躬屈膝和决定继续斗争。即使在伦敦，有人也象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就德国的要求将会激起什么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为了问心无愧。贝当过分地代表了停战派阵营，以致他现在不能不代表投降的意志。
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即使戴高乐象丘吉尔那样认为，最好是等到翌日6月18日去对法国人讲话，他对即将在波尔多和雷东特——过几天，希特勒将在雷东特召见法国代表——发生的事情问题上，也是毫不犹疑的。17日晚，戴高乐在让·莫内家里，在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列文的陪同下共进晚餐，他以冷冰冰的口吻谈到了贝当的“叛国”，③并开始起草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在伦敦电台上宣读的号召书。18日早上，戴高乐忙于起草讲话稿，德库塞尔则请来伊丽莎白·德米丽贝尔——他同德米丽贝尔相识已经好几年了，德米丽贝尔在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工作——为讲话稿打字。④这时，丘吉尔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发表讲话的决定，遭到英国战时内阁的置疑。⑤丘吉尔本人不在现场，他正忙于起草一篇当天下午要在英国下议院宣读的讲话稿。丘吉尔的内阁大臣们忧心忡忡。他们还不知道德国人即将提出什么停战条件，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假设（不管这种假设有点不真实）：如果德国人的要求显得是完全不可接受，那么波尔多政府就会发生危机。或许现在同法国政府实行决裂为时过早，因此，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上发表讲话，谴责法国政府也为时过早。这就是战时内阁在中午12时30分开会时的想法。新闻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向其同僚指出，他手头有戴高乐即将在电台宣读的号召书的文本，戴高乐在号召书中肯定，法兰西并未最终被击败，并号召法国战士同他进行接触。不过，此时此刻，戴高乐尚未完成起草工作，或者至少还在继续审阅和修改讲话稿。只是到了下午，德米丽贝尔才得到最后文本，她将在打字机上打字，要让一个比她更加训练有素的通讯员也来口授文稿。可是，新闻大臣库珀无疑有了戴高乐号召书的第一稿，或者就戴高乐的指示作了记录。不管怎样，虽然英国战时内阁对戴高乐想要发出的号召书不持任何保留意见，但它认为“只要法国政府有可能以符合盟国利益的方式办事有多久”，就不应当宣传戴高乐的号召书有多久。库珀不同意战时内阁的决定，就同斯皮尔斯一道去找丘吉尔。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讲话后，正在唐宁街睡午觉。⑥他们把丘吉尔叫醒，丘吉尔同意让斯皮尔斯去见战时内阁的每位大臣，要他们改弦易张。据说，斯皮尔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点。而这时，库珀——他在同戴高乐共进午餐时，并未将战时内阁表达的那些保留意见告诉戴高乐——就可以下达那个将要允许戴高乐当晚发表广播讲话的命令。最后，从这个佚事中将会得出一个结果。这就是，可能向戴高乐提出一个建议，在发表号召书面稿时，建议戴高乐将讲话中的某些句子改得婉转一些——尽管对此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当晚6时，戴高乐从“西摩·格罗文”寓所坐出租车出发，顺便把德米丽贝尔送回家，然后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总部……该公司新闻部主任斯蒂芬。塔伦茨在雷奥纳尔·阿尔和伊丽莎白·巴克的陪同下，在五楼迎接了戴高乐。戴高乐在乙4号播音室里就座。人们象通常所作的那样，要求他试一下声音。于是，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只是说一声“法兰西”……⑦戴高乐开始讲话，此时此刻，他只是向号召书投去一道简单的目光，因为他已经深入其中，并且逐字逐字地熟悉文本。“戴高乐将目光盯住了麦克风，好象他是人格化的法兰西似的，”巴克讲述道，“好象他想要吸引法兰西似的。他的声音是清楚的、坚定的和有点响亮的，犹如指挥官在发动战役之前向士兵讲话的声音……戴高乐并未显得烦躁，但他极其紧张，彷佛把自己的力量全部集中在这一时刻上。”
于是，戴高乐通过下述这篇号召书进入了历史。
“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组建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以法国军队失败为借口，同敌人进行联系，以便停止战斗。（6月19日的报纸转载的号召书文本如下：法国政府已经问过敌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战，并发表声明说，如果这些停战条件违背了荣誉，那应该继续斗争。⑧）诚然，敌人的机械部队、陆军和空军已经使我们、并且正在使我们陷入灭顶之灾。
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在迫使我们后退，其威力远远地超过其兵力数量。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对我们的领导人进行了突然袭击，以致将他们带到了今天所在的地步。
然而，胜局是否已定呢？希望是否要消失呢？失败是否变成了终局？不是!
请相信我，我在知道事实的情况下同你们说话，并向你们说，对法兰西来说，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有朝一日，那些业已击败我们的同样的（军事）手段，也能使我们获胜。
因为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在法兰西身后有着一个辽阔的帝国。法兰西能够同控制大海和继续斗争的大英帝国打成一片。法兰西可以象英国一样，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
这场战争不仅仅限于法兰西的不幸国土。这场战争的胜负不是由法兰西战役决定的。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延误和所有的痛苦都阻挡不了这个世界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敌人的一切手段。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伦敦，我邀请现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官兵携带武器，或赤手空拳地到我这里来会合。我邀请我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军火工业的专业工程师和工人，到我这里来会合，同我进行联系。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法兰西抵抗斗争的火焰不应当熄灭，而且将不会熄灭。
明天就象今天一样，我将在伦敦电台上同你们说话。”
虽然戴高乐的这份号召书有意写得很短，但它明显地想要写得“合理”。戴高乐暗示说，法兰西同法兰西帝国在一起，仍然是一支重大的力量。他肯定说，大英帝国“控制大海”，即将继续斗争，并有很大的避免入侵的运气。他预见到，“美国大工业”届时将使盟军阵营的实力时远远地超过敌人阵营。戴高乐是完全建立在下述信念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将来要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突然到来时，它将赋予盟国胜利。他在肯定“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宣布“世界都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的敌人的一切手段”时，提到其他的强国将参加角逐，未来的联盟有朝一日奋起反对德国。归根结底，这份号召书是把那些决定其选择的战略理由进行了严肃而简短的综合。
与此同时，这是一份深思熟虑的号召书。在6月18日这个日子，即使人们相信贝当为了争取停战而接受一切，敌人的条件也尚未公布，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的公共权力将是一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每个国家政治领袖和军队统帅将如何行事。因此，戴高乐将其号召书确定在斗争方面。他更加明确地向军队的战士和军火工业的专家们讲话。他本人只想显得是一个战斗——要继续斗争，并且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动员者而已。换言之，没有任何看来是确定分界线，开始意识形态或政治分裂的东西。对于人们到达这个地步来说，6月18日还为时太早。至多，号召书的第一段确定了日期：“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指定和揭露这些领导人今天要对法国失败负责，明天要对法国投降负责……
然而，在这份号召书里，唯独一个词照亮了整个未来的前景，这就是“抵抗”一词。它确定了戴高乐刚刚所作的选择。与这份号召书前面所说的一切相反，它没有任何战略或军事的内涵，更没有任何政治的内涵。这里肯定的是一个道德的姿态。这份号召书的论理学全都包含在“抵抗”一词里。在今后的四年中，是论理学将启示戴高乐和所有即将在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斗争中跟随戴高乐的人。这样，不仅是这四年斗争的历史事前获得了意义，而且“抵抗”一词在1940年6月18日这一天进入了法兰西历史，而且远远地超出法兰西历史，进入了20世纪历史。
于是开始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在后来的日子里接踵而来的事件将会显得错综复杂和自相矛盾。它们只是反映了那些在伦敦占上风的犹疑、疑问和不安情绪，直到签订停战协议结束这种情况时为止。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只要法国还不是最终的投降，英国战时内阁就不愿做出任何不可逆转的举动。它首先想到达尔朗统率的法国海军的命运，它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担心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阻止法国海军落入敌人的魔掌。因此，战时内阁决定，由以精力充沛和同情法兰西著称的、英国殖民地大臣劳埃德到波尔多去同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会合，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⑨战时内阁赋予这两位大臣的使命是将其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保护法国舰队的安全上，并且优先注意法德停战协议中有关法国舰队的条款。无疑，这项使命与让·莫内、法国使馆财政参赞埃马纽埃尔·莫尼克及其各自的助手勒内·普列文和罗贝尔·马若兰即将在6月18日至20日期间在波尔多完成的使命并非无关。⑩莫内他们的使命是要在实地找到一些尽量有名和有影响的人士，来挫败那种不可接受其条件的停战——但是，现在无疑是为时太晚了——或者是把他们带回伦敦。这里，人选问题是不大走运的。莫内早就表态，绝对不赞成在英国领土上建立法国政权，他也不可能把许多精力放到法国政权的活动上。与此同时，普列文对政界一无所知。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甚至没有说服芒代尔。芒代尔在一种绝望的幽默时刻里声称，他的行李肯定太重，以致人们无法把他带走，这里是影射他的妻子、喜剧女演员贝阿特里斯·布雷蒂……
不过，6月19日，戴高乐象他在昨晚预告的那样，又回到了英国BBC广播电台的麦克风面前。戴高乐基本上迫使BBC广播公司接受了他。广播公司经理们首先是感到意外，然后对他进行了非常可爱的接待。但这天晚上，他们不得不承认，昨晚的广播节目并未录音，这使戴高乐感到非常不悦。不管怎样，19日这天广播，他的讲话口吻变得特别强硬。
“在现在这个时刻，所有的法国人都已明白，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了。面对法国人的混乱，面对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的垮台，面对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我，戴高乐将军、法兰西的士兵和统帅，我意识到要以法兰西的名义讲话。
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正式声明如下：一切还有武器的法国人都绝对有继续进行抵抗斗争的义务。放下武器，撤离阵地，同意拱手将任何一寸法国领土交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现在，我首先为法属的北非，为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意大利的停战只是一个明显的陷阱。在克洛泽尔、比若、利奥泰、诺盖的非洲，一切有荣誉的人都要严格地履行拒绝敌人（停战）条件的义务。不能容忍波尔多的恐慌越过大海。法兰西的士兵们，在你们的地方，起来！”
这篇讲话稿既是一个提前行动，也是一个打算。在戴高乐发表这篇6月19日讲话时，人们尚未知道德国的停战条件和意大利的停战条件。但是，戴高乐对这些停战条件是毫无犹疑不决的。不管有关的细节如何，这些停战条件都将把波尔多政府——无论它后来安顿在什么地方——置于敌人的支配之下，以致它毫无行动自由，因而不再有任何合法性。这正是戴高乐在声称“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和一旦它同意停战，问题就只是“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时，心里想要说的话。他提前说了这种停战和这种投降是什么。他也提前说了由此必然带来的对国家的后果——“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并从中汲取所有的经验，因而同历史有了一次约会。但这篇讲话也隐藏着一种打算。它“首先”对“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因此，戴高乐就地中海两岸之间不同的形势和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勾勒出——但没有公开说明——法国本土所能零零星星地继续进行的抵抗斗争，把一切都押到北非还能作出的抵抗斗争的选择上去。戴高乐引证的一些领导人姓名，也来自一种打算。历史和传说都已经写上了克洛泽尔、比若和利奥泰的名字，把他们作为征服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功臣。在他们之后，戴高乐还援引了诺盖的名字。他提前写上这个名字，把诺盖作为他们的继任者——注定享有一种与他们媲美的命运、又同样光荣的继任者。人们没有弄错。这是一个直接向时任驻摩洛哥总代表和北非法军总司令的诺盖发出的召唤。
然而，在6月19日，英国政府并不同意戴高乐讲话这个提前行动和同样的打算。首先，新闻大臣达夫·库珀想要争取戴高乐修改讲话稿，弱化某些字句。然后，外交部常任副国务秘书卡多根爵士进行了干预，坚决阻止戴高乐的讲话稿在报上发表。确实，6月20日的报纸版面上就没有刊登这篇文稿，而6月18日的讲话稿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转载。⑾这是因为，战时内阁在6月19日这天，还不想把贝当的投降看作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事，继续希望波尔多政府断定希特勒的要求将不可接受。战时内阁也希望，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殖民地大臣劳埃德、海洋大臣和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将被派到波尔多，从达尔朗那里获得承诺，无论如何，法国舰队将不会落到德国或意大利的魔掌之中。
因此，戴高乐同英国战时内阁在评价波尔多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对戴高乐来说，波尔多只是考虑投降；对战时内阁来说，不应该对波尔多政府完全感到绝望。不久后，事件将对此作出决断。但归根结底，双方的分歧到此为止。英国人听到了法国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主要领导人表达的抵抗斗争的意愿，尤其是诺盖的抵抗意愿。正是在这同一个时刻，本着同一个目标，戴高乐找这些法国领导人说话的。⑿也是在6月19日，戴高乐向诺盖发出了电报：“我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非正式的和直接的接触。我听从您的吩咐，或者在你的指挥下战斗，或者进行一切对您有用的活动。”他还向那些在法兰西帝国掌握某些权力的人发去别的电报，甚至在6月20日致电魏刚，恳请魏刚“来海外法兰西并继续战争”，并表示准备“在（其）权威下，或在任何其他决心进行抵抗斗争的法国人士的权威下效力”。戴高乐从魏刚那里接到了一个令其返回法国的复电，戴高乐则回答说，他“立即了解了这样做的手段”，但是，他只有在“回国之前，（政府）不签订停战协议的情况下”才能服从魏刚的命令……此后，魏刚的间接回答是拒绝接受戴高乐的私人信函，劝戴高乐“以正式的方式对他说话”……戴高乐肯定是对魏刚的思想状态不抱任何幻想的，所以他必须沉着地接受有关停战协议的证实。然而，在6月19日，戴高乐显然还想要不错过看到法兰西帝国、特别是北非继续斗争的任何机会，强调他还准备归顺那些比自己官衔更高和更加著名的领导人。既然戴高乐认为贝当的投降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摒弃贝当所接受的投降吗？或者说，他是否预见到，这些领导人因遵循等级制的秩序，服从他们一生所遵循的规定，缺少对这场战争前途的坚强、勇敢和明智而屈服吗？无疑，戴高乐在这两种假设中间举棋不定，但他仍然坚信，不管怎样，都必须毫不松懈地号召继续斗争。
只要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足于证明戴高乐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6月21日早上，战时内阁获悉，停战协议将要求德国占领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海岸，在法国战舰和平时期所在的船籍港对它们实行裁军，而它们的主要船籍港恰恰是在德国或意大利的控制之下。因此，由战时内阁建立的旨在注视法国事务的委员会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该委员会在向波尔多政府发出最后警告的同时，建议由“戴高乐将军或在伦敦的另一位法国将军”向所有的法国军队发出号召，要求它们继续站在英国军队一边。⒀这个用语是意味深长的。战时内阁尚未最终承诺支持戴高乐这位已经发出6月18日号召书的人，但它却以为能找到“另一位法国将军”，而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和职位。实际上，戴高乐是唯一下决心说和做的人。必须通过戴高乐去发出号召。因此，他起草了一篇要在晚上10时在电台宣读的讲话稿。他把这篇讲话稿送到了丘吉尔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办公的首相官邸，维克托·亚历山大继续认为，人们应该不说任何会冒犯法国海军领导人的话，而是要争取他们保护法国舰队，使它不受敌人的攻击。但劳埃德大臣在波尔多看到了一些法国军官，他们对劳埃德吐露真情说，唯独戴高乐的6月18日号召书使他们知道，法国人还能继续斗争。劳埃德的证词改变了战时内阁的决定。戴高乐被准许发出他的新号召书。
6月22日的新号召书是戴高乐当时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一篇最有力的、最有建设性的和最明确的文告。人们从抵抗斗争的选择中，看到了热情和理智的结合和不可分离。这种结合将在今后四年里，启示戴高乐向法兰西民族发出他的全部信息。由此，可以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一篇“缔造者”的讲话。
“法国政府业已提出停战要求，现在它也知道了敌人施加的停战条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法国的陆海空三军将要全部复员，交出武器，法国的领土将遭到占领，法国政府将沦为德国和意大利的附庸。因此，人们可以说，这种停战不仅是投降，而且是当亡国奴。
但是，由于荣誉、理智、祖国的最高利益等原因，许多法国人都不接受投降和当亡国奴。
我说，要有荣誉！因为法国已经承诺，只有同盟国协商一致才能放下武器。只要盟国继续抗战，法国政府就没有向敌人投降的权利。虽然波兰政府、挪威政府、比利时政府、荷兰政府和卢森堡政府已被赶出各自的国土，但它们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义务。
我说，要有理智！因为那种认为斗争已经失败的观点是荒谬的。是的，我们遭到了重大的失败。糟糕的军事体系，在指挥军事行动中所犯的错误，政府在近几次战斗中所表现的、放弃的思想状态，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失去了战役的胜利。但是，我们还剩下一个庞大的法兰西帝国、一支完整的舰队和许多黄金。我们还剩下一些拥有巨大资源和控制着海洋的盟国。我们还剩下美国工业巨大发展的可能性。今天，同样的战争条件以5000架飞机和6000辆坦克使我们遭到了失败，明天则能以2万架飞机和2万辆坦克使我们获得胜利。
我说，要有祖国的最高利益！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由某个战役决定胜负的法德战争。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人都不能预见到，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国的盟友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友。如果自由的力量最终能战胜奴役的力量，那么向敌人屈服的法国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荣誉、理智和祖国的最高利益，要求所有的自由法国人继续进行抗战，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以他们所能进行的方式……”
诚然，好几位历史学家可以指责戴高乐讽刺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和存心夸大法国的停战要求，比如说，指责他忽视一支小部队在南方地区的残存，忽视南方地区的存在，以及法军所保存的、特别是在北非保存的一部分军用物资。但必须承认，戴高乐已经懂得了基本的东西。不久后，法国政府从波尔多迁到维希，但它一直受到德军援助的支配，以致它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和进行任何抵抗的可能性。每当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一选择时，法国政府必定选择投降，因为它已经为了苟延残喘而放弃了一切。停战的军队被化作小股部队，永远不能对敌人进行重大的抵抗斗争。北非的法国军队被限制在过去的规模上，始终受到停战委员会的监督，其军用物质被库存起来，受到监督，不再更新，所以注定是要过时失效的。如果德国同意—事实上，它即将同意这样做——法国的战舰在法国本土的地中海沿岸港口和在北非的港口被解除武装，那就意味着，这些战舰有可能在突袭中遭到截获，或者被迫自行凿沉。在法国国土的南北两个地区之间划定分界线，将战俘继续关押在集中营里，这样做就会使德国拥有讹诈的手段，并为所欲为地利用讹诈手段。总之，无论在未来的时期，还是在签订和约之时，法国政府都没有反对德国提出任何政治或军事新要求的手段。
希特勒赋予贝当政府这种停战，是为自己保留了进行战略和政治选择的一切自由。希特勒并未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是通过占领法国最大部分的领土，通过他能对法国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通过他留给法国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通过法国舰队的裁军，通过对驻北非的法国军队的监督，使得法国军队的残部全部瓦解。这样，希特勒没有结束任何最终的行动，没有作出任何不可更改的选择。法国殖民地和法国本土的命运，随时都可以根据德国的战略利益、政治需要和外交考虑来加以改变。这种做法适用于将来同维希政府的关系，也适用于满足西班牙为了同德国联合——如果有朝一日希特勒希望如此——而提出的条件。何况西班牙军队参谋长维贡将军已经根据佛朗哥的指示，在6月中旬考虑这个问题。⒁眼下，德国摆脱了法国这个打算优先战胜的敌手，保留了以后根据其需要来对付法国的权利，同时准备——它这样认为——同英国和谈的机会。
法国停战激发了英国人的愤怒和热情，这确实是戴高乐事先预见到的结果，是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的、一种无药可救的投降。戴高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进行的预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熟悉这个基本上依靠魏刚来决定一切的贝当。在这方面，戴高乐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戴高乐不能再赞同人们对贝当元帅大量表示的礼仪和传统敬意。戴高乐知道贝当的弱点和局限性；他在雷诺政府内部看到了贝当的两重性；他见证了贝当拼命想要投降的做法。当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述了他在翌日——6月15日到达英国之前、在波尔多度过的最后时光之时，他想要追述贝当的命运，勾勒贝当的肖像，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里且不说，戴高乐甚至不改变他在1940年6月26日，“在飞越海洋上空时，通过电报”对贝当所作的指责。戴高乐尖锐地揭露贝当在这个可憎的、导致失败的法国军事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指控贝当签署了一份“不光彩”的停战协议，并且同意使祖国、政府和贝当自己“当亡国奴的地位”。
戴高乐描述贝当的这些片断，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最精心和研究得最深的章节之一。
“多么大的潮流裹挟着贝当，把他引向多么不幸的命运啊！这个特殊人物在他的全部生涯中，进行了长期的克制努力。贝当是过分自豪，而不搞阴谋；过分强大，而不碌碌无为；过分雄心勃勃，而不是野心家。他在孤独中，滋长了一种统治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因贝当意识到自身的价值、遇到的逆境、别人对自己的轻蔑而在长时间里变得明显起来。从前，军队的光荣曾经给了贝当许多痛苦的抚爱，但这种光荣并未使他感到完全满足，因为它不是只爱贝当一人。而今，在贝当一生的严冬尽头，突然事件赋予他的天赋和骄傲以无限发展的机会，这是他盼望多年的机会啊！不过，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和光荣授勋一般。
“必须说明，不管怎样，贝当元帅认为战役已经失败。这位早在1870年的第二天入伍的老兵受到了推动，认为这只是一次新的法德战争。在第一次法德战争中，法国是战败国，但在第二次战争、即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无疑，法国与盟国一道获得了胜利，但盟国起到的是次要作用。而今，我们正在输掉第三次战争。这是残酷的，但是正式的。在色当战役失败和巴黎沦陷之后，就象当年梯也尔在同样形势下所作的那样，只是了结、谈判和届时消灭巴黎公社。据贝当老元帅的判断，战争的世界性，海外领土的机遇，希特勒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等是不应该考虑进去的。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
“尽管这样，我相信，假如在别的年代，贝当元帅是不会同意在放弃国家中红袍加身的。无论如何，我都确信，只要贝当作为他本人有多久，一旦认识到自己弄错，他就会重走抗战道路有多久；胜利还是有可能获得的；法兰西还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胜利。然而，唉！岁月已经消磨了贝当身躯下的坚强性格。年岁抛弃了贝当，使他卷入了那些善于用其庄严与厌倦来进行掩护自己的人的密谋活动。衰老犹如海上遇难。为了不宽容我们的一切，贝当元帅的衰老即将是法兰西遭遇的海难。”
这段文字具有文学之美，但这种美不应当掩盖其深刻的坚硬态度。戴高乐想要用高尚的文字来谈论贝当。但是，在这些令人赞叹的字句平衡后面，有着严厉的判断。戴高乐说“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这是认为，贝当靠国家及其军队的投降来上台是可耻的。用此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基本情况来指出，“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这是揭露贝当在智力方面存在的大缺点。抨击贝当的衰老等于“法兰西的海难”，这是说话谨慎，但语言中加进某种轻蔑的色彩。人们可以认为，在1940年6月，在由各种各样的国籍混杂在一起的所有当代人中间，戴高乐是一个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都是对贝当毫无期待的人。他在这方面胜过任何其他人，也许几乎只有他一人是这样。
在6月22日发表讲话到6月26日发表可怕的、致签署停战协议的贝当元帅的广播讲话，戴高乐经历了漫长斗争道路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引导他去实现6月18日就制定的目标：要使法兰西作为独立的和当然的盟国重新参战，而不是建立一支与所有的大英帝国军队会合的辅助力量。戴高乐的出发点在于，6月23日英国战时内阁发表声明，消除了一切犹豫态度，结束了一切拖延的做法——伦敦曾迟迟不下决断，对波尔多突然奋起抱有幻想。战时内阁声明说：“刚刚签署的（法国）停战协议，违背盟国政府间业已郑重签订的协定，使波尔多政府处于一种完全屈从敌人的境地，使它失去了代表法国自由公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因此，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不再把波尔多政府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据此，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支持戴高乐所考虑的、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设想。⒂丘吉尔对戴高乐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赞扬。哈利法克斯援引了那些准备在北非继续斗争和可能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士的名字。因此，当人们知道新组织能够怎样成立时，战时内阁就原则上同意承认这个取名为“解放委员会”的新的组织机构。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个法国的政权建立起来，并立即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在戴高乐看来，问题是要招募那些呆在伦敦、等待人们会在别处去找的、最著名的和最有威信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法国人。但是，戴高乐知道，必须迅速行动。已经有传闻说，在最有名的法国人士中间，有些人准备离走，有的去法国，有的则去美国。英国的历史档案能够援引涉及此事的法国人士的名字。⒃他们是以对英国的同情和熟悉而著名的作家安德烈·莫洛瓦；迄今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科尔班；《时代》杂志社长、投票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两名非共产党众议员之一、右翼议员亨利·德科里里斯；接近社会党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伦敦法国研究所所长德尼·索拉；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成员亨利·奥克等。人们也指出，某些乘坐《马西利亚号》船去北非、想要到那里去继续抗战的法国人士：前海军部长塞萨尔·康潘西，前外交部长伊冯·戴尔博，前内政部长和克雷蒙梭的助手乔治·芒代尔等。英国历史档案也显示，戴高乐并不指望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雷热刚刚离开法国，来到伦敦——的支持，但他认为雷诺即将去美国。将来人们可以把雷诺领到英国来，让雷诺担任法国流亡政府首脑。
这些思考有可能使人失去时间。戴高乐远未肯定，上面提及的许多人士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于是，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想到发表一份宣布英国政府意欲承认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与此同时，戴高乐将努力建立这个机构。他甚至建议，为了赋予解放委员会所希望的知名度，可以由戴尔博、康潘西或其他前部长来担任委员会主席。不管戴高乐在此问题上内心想法如何，有什么真实想法——他将从来不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并在6月23日星期日，在BBC广播电台上宣读。戴高乐宣布，“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⒄该委员会“将报告其行动，要么是向合法成立的政府报告（一旦成立这样的政府），要么是向人民的代表报告（一旦时局允许他们在与其自由、尊严和安全相容的条件下聚集起来）”。在此期间，该委员会“将从司法方面管辖现在英国领土上居住的一切法国公民，领导一切现在英国或将在英国的军事和行政当局”。为了配合这个声明，还发表了两份英国政府公报。一份声称不再承认波尔多政府是独立政府。另一份则“将成立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计划”记录在案（“该委员会将充分代表那些独立的、决心继续进行抗战、以便履行由法国签约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法国人”），并宣布“英国政府将承认这种法兰西委员会；只要法兰西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英国政府就将同它就一切与继续抗战有关的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似乎就要朝创建一个代表法兰西坚持抗战的法国政权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但事实上，这一步并未跨出。现已确认，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领导人没有使他们起初表示过的继续斗争的意愿变为任何行动。寻找那些本来可以组成丘吉尔和戴高乐计划中创立的解放委员会的知名人士一事也使人失望，没有结果。让·莫内没有改变他的意见，相信法国的政权只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因此，他取道美国，从那里致函戴高乐说：“现在，复兴努力的出发地点不可能是伦敦。在法国人看来，以此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力象是一个由英国保护的、受英国利益启示的、因而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而这种失败会使今后的复兴努力变得更加困难。”⒅莫内致力于制止“自由法兰西”的诞生，向三位主管法国事务的英国最高人士揭露其弊害——即使不是危险的话。他们是前外交事务常任秘书斯皮尔斯、范西塔特及其继任者卡多根。据此，莫内完全不参加国内外的法国抵抗运动，直至1942年底为止。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其他的理由，许多人追随莫内的榜样。安德烈·莫洛瓦象小说家朱尔·罗曼和戏剧家亨利·贝尔斯坦那样，动身去了美国，在英国老朋友中间引起了失望和痛苦。后来，贝尔斯坦至少在美国公众身边，捍卫自由法兰西的事业。议员和《时代报》社长亨利·德科里里斯曾在该报上撰文支持过戴高乐的军事理论，并在最初的日子里向他提供过支持，现在也离走了，后来变成了反对他的最暴烈的政敌之一。还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一位是以佩尔迪纳克斯的笔名而著名的安德烈·热拉尔，另一位是在《作品》杂志工作，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行动进行过坚强有力的斗争的热纳维埃尔·塔布伊，他们都宁可离开伦敦。雷诺起先接受由贝当提议的驻美国大使一职，后来又在勒布伦的坚决要求下拒绝此职，最后在发生一次悲惨的车祸之后决计赴美。但在车祸中，德保尔特夫人在雷诺的身旁死亡，他本人受伤。9月初，雷诺遭到逮捕。芒代尔在其他议员的陪同下，乘《马西利亚号》抵达卡萨布兰卡，此后他被诺盖禁止同丘吉尔的使者发生任何联系。后来，芒代尔被捕和押回法国。最后几届法国政府的驻英国大使夏尔。科尔班辞职，后来在拉丁美洲退休。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保罗·莫朗作为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团长返回法国，不久后出任维希政府大使。法国使馆的大多数外交官当时甘心跟随他们的领导罗朗·德马尔热里——他们后来将归顺“自由法兰西”。德马尔热里曾追随雷诺左右，象戴高乐那样反对过一切停战计划，但他不能考虑同表面上合法的维希政府断绝关系。这些外交官象大多数在英国的法国人一样，认为应当回到苦难中的祖国，同那些被抛弃的家庭团聚。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途经伦敦，会见了戴高乐，赞扬戴高乐拒绝投降，但他也引述了莫内反对在英国建立一个法国权力的论据，并且立即去美国，在美国对罗斯福总统的助手施加一种始终敌视“自由法兰西”的消极影响。
当丘吉尔和戴高乐考虑建立“解放委员会”时，没有任何启示过他们的打算，或者几乎没有过任何这种打算。从表面上看，在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不到十天，一切努力都有可能化为乌有。是丘吉尔的个人承诺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丘吉尔把戴高乐称为“法兰西统帅”，对此人的坚强决心和特有的“英国式”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不想后退。6月26日，戴高乐向丘吉尔递交了一封备忘录，建议“不等组成一个所谓的全国委员会”，就立即着手建立一支由“法国委员会”指挥、象征法兰西继续参战的法国军事力量。27日，戴高乐再次会见丘吉尔，明确要求丘吉尔向自己“授权”，以便他开始抵抗斗争事业。但在当天，英国军队主要领导人对此提出了严重的异议，并且暗示那些追随戴高乐的法国人显然只是一些反叛者，英国外交部的好几位高级官员重新发起攻击，强调戴高乐——可以说，此人是毛遂自荐，作为英国的唯一法国盟友——的代表性很小。⒆然而，当晚，丘吉尔决计继续支持下去，并请来了戴高乐。“您是孤身一人！”丘吉尔对他说。“好吧！我就承认您这个孤身一人！”⒇28日，战时内阁赞同丘吉尔的决定，当晚10时用这样的词句来宣布：“英国女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在为捍卫盟国的事业而归顺戴高乐。”这是一个模棱两可、同时内容空泛的声明。这个声明中没有包含关于法兰西政治前途的任何承诺，更没有包含关于法兰西领地完整性的任何承诺，并且不提被英国视为伙伴和盟友的任何法国政权。但它在下述两个基本点上是决定性的和明确的。从此，戴高乐以其名义，并且唯独戴高乐一人，被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看作是“所有自由法兰西人的领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将对这些自由法兰西人实行其权威，即戴高乐的权威并不局限于英国领土。
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以此表明他理解英国政府声明的全部意义。
“我将使一切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戴高乐声称，“置于我的权威下”。
这样，戴高乐提醒说，他是从6月28日这天起，被英国政府承认为“自由法兰西”的领袖的。因此，如果人们愿意将法国人将要同意进行的一切战争努力都明确地归于法兰西，如果届时法兰西置身于战胜国阵营，那么这种努力都应当通过戴高乐来付诸实行。但是，戴高乐似乎再次将其权威限定在“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身上，并且保留了这样的假定：其他法国力量、其他领土和其他当局都会支持继续斗争——除非最后，戴高乐仍然孤身一人作此斗争选择，届时就象英国政府公报明确指出的那样，戴高乐对“所有自由法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实行都他的权威。丘吉尔在6月28日作出的这个决定性的举措，实际上伴之以下述三个问题的、明确的口头表示：关于将那些愿意被遣送回国的法国人撤向北非的问题，关于“自由法兰西”的志愿者想要获得的国籍的问题，甚至关于英国作出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恢复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如同战前一样”的承诺问题(21)。这些口头表示后来并未得到证实，或者失去了目标。但是，其基本的内容将永远继续存在，不管后来丘吉尔与戴高乐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
准确地说，“自由法兰西”是在1940年6月28日诞生的。在那些最终已经决心离开英国、或者由于多种原因不愿意明确加入“自由法兰西”的法国人中间，有人有时也提到了戴高乐事业的个人特点，以及他下定的、将自由法国人置于“（他的）权威之下”的现时决心。但这里涉及到的是法国问题的中心。如果人们想要使法兰西继续参战和跻身于未来的战胜国之列，那就必须使任何抵抗行动——不管任何法国人所为，也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归功于法兰西。因此，就必须使法兰西体现为唯一的权威——刚刚得到承认的戴高乐的权威——否则，盟国就会同一些法国当局或分散的组织打交道，并根据这些当局或组织提出的利益，分别进行一次次的个案处理，而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法兰西并没有成为负有义务的盟国对话者。因此，戴高乐在这个6月28日——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的十天，在他起初设想的事业中跨出了第一步，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
几天后，戴高乐的抵抗事业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轰炸米尔斯克比尔的悲剧。人们可以确定，这些悲剧起因于6月23日。这天，英国政府的官方战报报道说，英国政府以为了解停战协议的一些条款规定。“德国的条件是要求在法国港口将法国舰队归还德国……法国的反建议并未完全遭到（德国的）拒绝。”因此，在伦敦，人们知道该停战协议的要点，还听说法国的谈判者试图避免让法国战舰被迫返回其和平时期的船籍港，因为这些港口大多已被敌人占领。(22)然而，人们对其他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显然，达尔朗答应过要把德国想要强加于法国的停战条件通报英国，但他却不守诺言。此外，法国海军驻英国使团团长、海军上将奥当达尔在英国海军大臣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他也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通报。
此事足于激起丘吉尔的强烈反应。既然达尔朗不遵守其昔日的诺言，那又怎么能相信他将来信守永远阻止德国扣押法国舰队的诺言呢？海军上将奥当达尔也无法使英国政府搞清问题，因为他甚至没有收到达尔朗为了解释其选择而在6月22日向他发出的那些电报。他只收到唯一的一封关于停战协议条款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一切被接受的协议条款都以下述事实为条件：法国舰队仍然属于法国，挂有法国国旗，停泊在一个法国港口，舰上配备少量法国水兵。这是最终条件”。电报最后还指出，“这些条件不损害英国的利益”。（23）
奥当达尔将这份电报转交给他的英国对话者，但这些英国人显然认为，电报说得既不明确，又不让人放心。电报把“法国港口”作为法国战舰的目的地，这种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和危险的，因为大多数法国港口已在敌人之手。实际上，达尔朗想到了北非的港口，因为他在6月23日收到了英国海军大臣和海洋大臣发来的两封私人电报，他们在电报中提醒说，英国政府只有在“将法国舰队派往英国港口，以便（英国当局）能够确保它不落到敌人之手”的条件下，才能同意法国的停战要求。丘吉尔对停战感到忧心忡忡，尤其是因为他在6月21日看到了一封似乎来自法国海军司令部的电报，电报要求所有的法国货轮抵达位于诺瓦姆迪埃岛以南的港口，所有的法国战舰返回其船籍港。实际上，这封电报发自德国海军参谋部，德军业已破译了法国海军的密码，但这种法国海军的密码立即被销毁并被新的密码取代。可是，英国当局再次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既没有关于德军设下的骗局的消息，也没有关于法国海军发现德军骗局的消息。其实，奥当达尔收到的、唯一的真正的电报则要求他将停泊在英国的法国船只迅速派往北非。但丘吉尔不能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真命令同那些假命令区分开来。反过来，他获悉，达尔朗的决定是要拒绝对停泊在法国港口的英国船只提供补给。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蓄意敌视英国海军的措施。6月29日，丘吉尔始终没有收到关于停战条款的正式文本。当丘吉尔得到正式文本的消息时，他又感到不放心，并且不无理由地认为，法国舰队有可能在土伦或奥朗获得德国海军或意大利海军的援助。因此，丘吉尔在29日这天决定，立即执行其在6月11日制定的“投石器”行动计划。其目的是要集结、扣押法国战舰，使它们停止航行，或者在一切可以打击它们的地方摧毁它们。
7月2日，丘吉尔向英国驻地中海西部地区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萨默维尔下达了命令，要他向集结在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舰队发出最后通牒。法国舰队由四艘装甲舰——其中，两艘是老一些的战舰“普罗旺斯号”和“布列塔尼号”，两艘是非常现代的战舰“斯特拉斯堡号”和“敦刻尔克号”——六艘反鱼雷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和一些更小的战舰组成，由海军上将让苏尔指挥。人们向法国舰队提出，要在与英国一起继续进行抗战、返回英国海港、驶向美国、抵达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与其自行凿沉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否则，萨默维尔的英国舰队就要对法国舰队开火。
英国的最后通谍于7月2日上午7时递交，其时限为当日下午5时30分。在此期间，让苏尔一方面让法国舰队准备驶向大海，另一方面竭力要获得维希政府的指示。可是，让苏尔无法接通达尔朗，只能向达尔朗的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转交一份关于英国最后通牒的、不准确的简述，把最后通牒归结为在返回英国港口和接受战斗之间作一选择。(24)事实上，在萨默维尔提议的选择中间，任何一项都是绝对不符合停战规定的。如果人们能够将这些停战规定交给德国当局审议，那么德国当局显然是会反对的。因此，执行这些停战规定就牵涉到两军对抗，或者至少是法国舰队的自行凿沉。假如是自行凿沉，那就会使法英这两个昨日的盟国避免悲惨的对抗，并使不可避免的物质损失和无数无用的人员死亡得到避免。但是，人们选择的并非是自行凿沉。勒吕克象让苏尔那样，排除了英国人提议的各种选择，向停泊在土伦和阿尔及尔基地的战舰下令，要它们立即驶往奥朗，以便在那里同受到威胁的法国舰队一道作战。(25)由于停战协议禁止使用密码，这个作战命令用明码发出，以致英国人获悉后匆匆忙忙地开火。射击从下午5时56分持续到晚6时12分。在这十六分钟里，英国人击沉了大部分法国舰队，打死了1297名法国水兵被。同时，扣押了在英国港口停泊的、占法国海军总吨位十分之一的法国战舰。这期间也不是没有发生一些难以忍受的事件；而亚历山大港的法国舰队则被因一项由法国舰队司令同埃及英国当局之间签订的地方协议，而被解除武装。在7月2日这天，法国舰队就不再在世界强大海军之列。
对维希政府来说，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一个可怕的挑战。7月4日上午8时30分，贝当同赖伐尔、达尔朗和博杜安一道，审议了有关必须采取的反击措施。(26)达尔朗要求对英国舰队采取报复行动。博杜安则持异议说，如果报复，那就会同英国开战。但赖伐尔指出，那仅仅是用反击来回答英国舰队的进攻。最后，贝当选择了有限报复行动，只限于在直布罗陀海峡对萨默维尔的英国舰队进行轰炸。但轰炸行动是在黑夜里进行，毫无效果。于是，贝当决定断绝同联合王国的外交关系，但不断绝同英联邦自治领的外交关系。不管怎样，在实行停战后短短几天内，要使法国同英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思想占上风，则为时太早。现在只不过在法英对抗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虽然希特勒对法国人的报复精神——他把报复精神归咎于法国人——总是持怀疑态度，但他抓住这个机会，作了几个届时便于维希政府演变、并有可能导致法英对抗的举措。例如，让法国的战舰和货轮享受某种航行自由，将法国海军的档案物归原主，释放部分法国战俘，容许某些法国战舰重新武装，增加海军人数，从停战协议限制的3000人至4000人增加到1942年的75000人。(27)但是，主要是维希政府领导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还想警告说，要提防那种“相信英国将要失败”的观点，不久后他被迫辞职。相反地，有一份报告——其起草人也许是外交部长博杜安，或者博杜安办公室主任盖拉尔，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罗沙——提议作出另一种选择：“英国舰队对法国舰队进行侵略，其结果是使法国的政策完全得到解放，摆脱其同英国政策的联系……利用由此而来的行动自由，应当使我们修正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不仅在停战公约——其中某些条款将自动失效——方面，而且在总政策方面都要加以修正”。这封报告所署的日期为7月5日，仅仅在停战后十天。（28）
对戴高乐来说，米尔斯克比尔事件是一个悲剧性挑战。他是在7月3日晚获悉这个消息的。据当时戴高乐的对话者所述，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正如戴高乐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立即明白了，这对招募自由法国人的工作犹如“当头一棒”，尤其是使得海军的招募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即使象刚刚归顺戴高乐的海军上将米泽里埃后来所说的那样，认为戴高乐为此而“神情沮丧”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也可以象他的第二和第三办公室主任帕西上尉所说的那样肯定，他对英国人的粗暴和匆促行动以及他们那种可以理解的、但危险的犬儒主义是“怒不可遏”。但事实上，在这种对戴高乐来说可憎的时势下，他仍然保持着冷静，不偏离他业已选择的路线。无疑，斯皮尔斯的话——他说在两天后拜访过戴高乐，当时非常害怕看见他绝望，或者甘心于放弃一切——话，至少有大部分是真的。(30)相反地，斯皮尔斯马上注意到，戴高乐具有“惊人的客观性”，因为戴高乐承认英国战时内阁可以判断此次轰炸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据斯皮尔斯所述，戴高乐断言，此次行动对“自由法兰西”是那样灾难深重，以致他想“退居到加拿大，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使斯皮尔斯说的情况是实话实说，戴高乐也说的是一时的气话。不管怎样，斯皮尔斯对戴高乐的反应是那样印象深刻，以致他立即向丘吉尔报告说，戴高乐在这场考验中表现了一种有“光辉的尊严”。7月8日，戴高乐在断然作出其选择——先过几天，好让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不会完全受到那场刚刚发生的悲剧的冲击——之后，发表了讲话。戴高乐此次发表的讲话，是迄今他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远是如此。尽管几十年过去，但人们还可以认为，这是戴高乐一生中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不管怎样，必须承认，这是他最大胆和最勇敢的讲话之一，因为戴高乐要以其战略和政治选择的全部严格性，来克服那种由米尔斯克比尔悲剧必然激起的热情，而不保持沉默。
“在获悉法国舰队的战舰被我们的盟国击沉时，不感到痛苦和愤怒”戴高乐在讲话中说，“那样做就不是一个法国人。这种痛苦，这种愤怒，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任何理由来结束这种情绪……这种可憎的悲剧（……）不是（……）光荣的战斗。
从最终应当具有重要意义的唯一观点来看，换言之，从胜利和解放的观点来说（……），波尔多政府早已同意将法国的战舰拱手交给敌人来摆布……从原则和必要性来说，敌人有朝一日将会利用这些战舰来攻击英国，或者攻击我们自己的帝国。那好吧，我直言不讳地说，最好是让它们遭到摧毁。
我如实地看待这次悲剧，愿意说这是不幸的和可憎的（……），那些无愧于法国人名字的国民不能不知道，英国的失败会永远使他们处于亡国奴的地位。古老的法英两国人民，伟大的法英两国人民仍然是彼此相连的。他们不是在一道死亡，就是在一起胜利。”
也许岁月的流逝使人难于设想，当年戴高乐为了发表这些讲话和极其严格地维护其抵抗斗争选择，要下多大的坚强决心。戴高乐不发牢骚，但他同意迎击愤怒和狂怒的暴风雨，直面许多法国人的、被伤害的同情心，那些断定英国行动或者无益、或者可耻的人的、合法的严厉态度。然而，戴高乐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始终表明，没有任何事件能使他偏离原定的目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同德国进行斗争，直到获胜时为止。
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一切都表明，就象一个爱国者能够理解他人的爱国主义那样，丘吉尔理解这个考验对戴高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从戴高乐的言行表现中汲取了一切结论。后来，甚至在次数不少的、想到与戴高乐分手或者取而代之的时候，丘吉尔也永远不会忘记，戴高乐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发生后懂得说什么和做什么。于是，在丘吉尔和戴高乐两人之间，开始了一个个人关系紧密和相互信任的特殊阶段。(31)德库塞尔把它形容为“蜜月”阶段。克洛德·布西纳－塞勒耶于7月23日，进“自由法兰西”领袖的军事办公室工作，他谈到这是一个“思想上完全光辉一致、相互赞赏和智力上无比尊敬”的阶段。事实上，戴高乐和丘吉尔一周会见多次，在一起共进午餐，就世界形势交换分析，讨论美国参战的机遇问题——在丘吉尔看来，美国参战是肯定的和即将发生的，极其可能的，但在戴高乐看来，美国参战倒是更加遥远的。作为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了坚决的干预，使侨居英国的法国人所进行的、反戴高乐的宣传运动压低了声音。他让英国BBC广播电台每天向戴高乐提供数小时的广播时间，使戴高乐可以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广播时间并加以使用。丘吉尔直接违背大多数英国军事首脑的感情，要求他们鼓励法国人参加“自由法兰西”，并且不赞成人们为了英国情报机构或团队的利益而竭力解雇这些法国人——在这一点上，丘吉尔的命令远未得到执行。
1940年8月7日，法英协议终于在这样的气氛中签订了。法方的谈判者是巴黎法学院教授勒内。卡森，这位一战的老战士和残废军人担任法国老战士组织联合会主席，同时担任国际联盟的法律顾问。6月30日，戴高乐一接见卡森，就马上委托他起草那个应当明确“自由法兰西”及其领袖和士兵的地位的协议。卡森在回忆录《白手起家的人们》一书里，证实了戴高乐给他下达的命令：“我们是法兰西”，问题在于要使人们承认这点。因此，在今后几周里，卡森的任务是要找到其表达方式，使其英国对话者承认，自由法兰西人——根据卡森的表达方式——“不是一个军团，而是重建法国军队和旨在保持法兰西统一的联盟者”。法英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卡森的要求。其中，丘吉尔主要是同意，自由法兰西的部队“在尽可能最大的范围内”，“在有关人事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纪律、语言、晋升和调动等方面”保持“一支法国力量的特点”。丘吉尔重申其指示，命令“那些可能被招募的新兵参加各自的本国力量”。这个指令主要是适用于那些或多或少被英国军队暗中招募去的法国人。戴高乐事先接受了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但他却被人们承认为“法国力量的最高司令”——对此，人们想到了未来的良知悲剧，也许想到了维希政府向英国开战的假设，同时预见到英国不用对“举枪打法国”承担责任。那些被扣押在英国港口的法国船只数量太多，以致自由法兰西一家是不能使它们重新投入使用的，但它们最终仍将是法国的资产。英国政府拨款向自由法兰西的运转和发展提供经费，这种拨款只是一些在法国解放后应全部偿还的预支款。最后，戴高乐将能建立一个民事权力。对此，明确地考虑到，这个权力将包括那些“为组织力量所必须具有的”部门。根据一种扩大的解释，这样做将能够分阶段地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权。(32)
伴随着法英协议的是交换信函，其主要目的是要阐明协议里没有包括进去、但自由法兰西希望列入协议的那些内容。实际上，卡森提议的协议文本规定，英国承诺恢复“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象其在宣战时业已存在的那样”。英国内阁不愿意在协议中正式地和公开地赞同这种承诺，但它确认其保证“全面恢复法国独立和荣誉”的意愿。丘吉尔在信函里明确指出，这种表达方式“严格地说，不是针对领土边界问题。我们不能向任何与我们并肩战斗的民族保证这些边界。但是，当然，我们将尽力而为”。(33)眼下，作为回答，戴高乐只限于表示希望，“有朝一日，时势将使英国政府以少一些保留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后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解释道，当年他曾经考虑过一种假设：
“一方面，战争的曲折进程会引导英国实现妥协的和平；另一方面，英国人可以偶然地受到我们的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的诱惑。”
理所当然，人们可以提醒说，戴高乐是在许多年之后，特别是在法英两国在中东国家地区进行艰难的竞争之后作出这种解释的。人们也能认为，戴高乐的历史知识可以提醒他说，只有符合每个盟国的利益，才能使联盟持续下去；在恢复和平的时刻，每个盟国都根据“战争的曲折进程”，重新实现其目标。
但是，归根结底，事关不同的问题。戴高乐认为，这种在确保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上暗中存在的分歧，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赌注。因为戴高乐从其伦敦流亡生活中觉察到，在未来的整个时期里，他将成为维希政府运动的、激烈攻击的目标——对此，他不抱任何幻想。维希的宣传运动毫不放松，把戴高乐说成是为英国野心效劳的庸俗工具和英国政府的仆人，他必须服从于英国政府的压力和命令，准备放弃他本来可以取得其归顺的、法一部分兰西帝国领土，把它们送给英国的霸权。事实上，在英国人过分有限地参加法国战役之后，在发生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悲惨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之后，人们可以怀疑，维希的宣传运动对许多法国人的观点产生多大的影响。应当不惜任何代价，不授人以口实，这是戴高乐具有的信念，甚至是他萦回脑际的问题。不管这种口实怎么少，戴高乐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对其本人确定的使命的失职，一种——在他本人眼里，后来，在历史老人眼里——对其合法性的违背。戴高乐的合法性，就是临时地、但不可争议地代表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独立和完整性。后来，戴高乐必须考虑到世界的进程，战争本身所引起的演变或危机，但独立和完整性这种绝对必要却永远萦绕其脑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1940年初夏的几周里，戴高乐“白手起家”，似乎走上一条不可阻挡的上升之路。经过那种被停战引起的激烈反应之后，英国舆论以一种接近于赞赏的尊敬心情，发现了自由法兰西人及其领袖戴高乐的勇气和顽强意志。对此，8月20日，丘吉尔在英国众议院异乎寻常地表扬说：“这些自由法兰西人被维希政府判处了死刑，但这样的一天会象明天必定会升起太阳那样到来：他们的名字将在法兰西——法兰西将在一个被解放的欧洲大陆内部，恢复其昔日的自由和光荣——的城乡得到赞美，隽刻在石碑上。”此外，戴高乐的6月18日号召书立即在伦敦报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时代报》发表了号召书全文，并冠以这样的标题：“法兰西没有完蛋！”就该报而言，这样做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它在评论戴高乐加入雷诺内阁时，曾把他描述成“相当挑衅的右翼”——这种描述多半是影射了好几家左翼日报就其著作《建立职业军》或《剑刃》发表的反面评论——哪怕现在补充说：“这位强大的理论家，对大量使用坦克几乎持狂热态度的使徒，是一个光辉而敏锐的人物，他既是实干家，又是梦幻家和空想家。”不管怎样，英国政府不愿意让自由法兰西继续处于过分默默无闻的危险之中，就委托一位名叫里什蒙·当布尔的广告专业人员，通过一场只限于用几周时间和较少的经费——据斯皮尔斯所说，不到1000英镑——的宣传运动，“科学地、自然地和审慎地”宣传戴高乐。(34)戴高乐肯定是对他当时一无所知、直到宣传时才知晓的这种做法感到惊奇，但他乐意在妻子伊冯娜的陪同下，在他刚刚租来的乡间住宅里接受摄影记者的采访。人们也拍摄到戴高乐对一些法国部队进行视察，或对一些负伤的法国飞行员进行探望的活动。所有这些照片都得到大量转载，其中包括戴高乐夫人在乡下厨房做菜的照片。新闻记者理查德·克劳福德用詹姆斯·马洛的笔名，在首批归顺自由法兰西的人员之一、勃鲁姆的前助手和左翼《光明》周刊社长乔治·博里斯的帮助下，撰写了一本名叫《戴高乐的法兰西》的小册子。此书在英国出版了第一版，在美国出版了第二版，在法国的殖民地出版了第三版。戴高乐在书中是这样描绘他自己的：“我是一名自由法兰西人。我相信上帝和祖国的未来。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担负着一项使命。我只有唯一的使命：为了解放我的国家而继续进行斗争。我郑重声明，我不附属于任何政党，不与任何政治家相关，而不管这个政治家是右翼、中间派，还是左翼。我只有唯一的目标：解放法兰西。”小册子不仅把戴高乐说成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而且说成是在拉昂和阿布维尔附近进行战斗的胜利者。小册子肯定说，戴高乐关于装甲车战争的观念“通过其提出的观点，对所有的欧洲强国产生了影响”。这种说法显然是非常准确的——除了德国以外。但此外还补充了其他的、千篇一律的赞扬：“在戴高乐身上有一种思想品质，它引导着别人象他那样崇高地进行思和战斗。他生来是一位军队的领袖和人民的领导人。”英国报界是否会与常规相反，让一本显然官方的小册子来影响自己呢？不管怎样，《时代报》又一马当先，就戴高乐写道：“他拥有集中精力抓住基本问题的能力，因此他在历史上有光荣的一席之地。”《电讯报》提醒说：“戴高乐是世界上三位最伟大的装甲车问题专家之一，他成为一种达到德国失败之目的的、最宝贵的援助。在德国失败的这种可能性中，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命运之神，而且是最强大的战争人物之一。”《邮政日报》建议说：“我们不要犯与法国人不听戴高乐将军一样的错误。”
可是，启示英国报界和英国普通公民的反应的不仅仅是里什蒙·当布尔广告社出版的小册子，而且是自由法兰西历史上的首批佚事。例如，人们注意到，从7月底开始，有自由法兰西的三架飞机参加了对鲁尔地区的空袭。人们报道了法国越狱者所经历的、不平常的冒险。人们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自由法兰西的情况，并夸大了参加者的人数。人们报道了7月14日在伦敦举行庆祝法国国庆节的简朴仪式，戴高乐检阅了自由法兰西人的第一分队，其中，有未来的第五共和国部长伊夫·盖纳。从此，不管英国报界态度发生何种变化，英国人民对自由法兰西的无比友善态度将永远不会改变。戴高乐深受感动，向英国人民表示了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从未有过的敬意，表达了一种尽管法英关系将来发生变化、但不会改变的友好感情。
“英国人民向我们表示的慷慨友情是人们不能想象的……前来将其劳动、时间、金钱交给我们支配的英国人也是人们不能计算的……当英国报纸报道维希政府判处我死刑和没收我财产时，有些匿名者把许多金银首饰交给了卡尔东·加尔当，几十位无名的寡妇送来了她们的结婚戒子，要让这些黄金能用于戴高乐的事业。”
自由法兰西迈出的第一步既是默默无闻的，也是坚定不移的。(35)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6月18日号召书是戴高乐在位于“西摩·格罗夫”的7－8号，面向海德公园的让。洛朗的寓所里起草，由戈德弗瓦·德库塞尔招募来伊丽莎白·德米里贝尔打字的。在这些最初的日子里，德库塞尔说服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的其他两位少妇，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常设班子。6月19日，有些人听到了戴高乐的号召书，或在报纸上读到了号召书，能够获得同戴高乐会合的地址。德库塞尔登记了他们的名字。第一位是来自伊斯巴诺－苏伊扎的机械师。紧接着是两名新闻记者，一位是以皮埃尔·布尔当的名字被称为社会名流的皮埃尔·马尤，，他后来同戴高乐拉开了一定距离；另一位是罗贝尔·芒让，他几乎很快就憎恨了戴高乐。一位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工作的、具有大中学校英语教员学衔的人埃米尔·德拉弗内也来了，但不久后就疏远了。工会积极分子亨利·奥克，出身于最左翼的社会党人家庭的律师安德烈·维伊－居里埃尔，在51岁从军和从敦刻尔克回来的新闻记者、勃鲁姆办公室前主任乔治·博里斯，这些人都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自由法兰西。卡蒂安珠宝店英国分店经理艾蒂安·贝朗热自愿为戴高乐当司机，同戴高乐建立了友好关系。大学生和空军的观测员克里斯蒂安·富歇甚至在戴高乐之前就离开了波尔多，他一听到贝当要求停战，他就马上来报名了。然后是梅塔迪埃上尉，从前当过医药公司的经理，他获得了1000英镑的贷款。此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兰西学院院长德尼·索拉，以及克洛德·埃迪埃·德·布瓦斯朗贝尔。后者是诺曼底的好好先生和打猎爱好者、后备役的坦克中尉。作为驻英国第一装甲师的联络官，布瓦斯朗贝尔于6月19日成为第一名归顺自由法兰西的军官，他也在6月22日和23日，为自由法兰西争取到五名联络官校友。
恰好自由法兰西总部在6月23日搬了家，安顿在泰晤士河畔，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的维多利亚河堤，在一些属于伦敦警察厅的办公室里。这座大楼名叫圣斯蒂芬大楼。吉拉尔中尉在一家私人报纸上报道了对这座大楼的印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引述其报道说：“这是一座忧郁的大楼，大楼正面呈暗黄色，体现出一种缺乏优雅的新弗拉芒风格。沿着陡直而阴暗的楼梯上到五楼，那里有一扇毛玻璃门，上面挂着130号的牌子。进了门，里面有一条光线昏暗的走廊。靠左手有三个房间。第一个房间住着德库塞尔，他面对着一堆堆信件，忙不过来。第二个房间是戴高乐将军住的房间。第三个房间住着两名女秘书，德米里贝尔和迪朗夫人。靠右手，有一个住家样子的大房间，里面好象晃动着三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将军一个一个地接见我们。在将军简陋办公室唯一的窗户背景下，从逆光中显现出他那高大而笔直的身影。他简短地询问了我的部队和我的学习情况。我回到了那个大房间，布瓦斯朗贝尔坐在唯一的椅子上，敲了一下桌子说：‘先生们，稍为安静些。我们现在开始了。谁有纸和铅笔？……’当晚，有几位忠实的人来同我们会合……其他的人则在明天……我们在几天中经历了浮沉。我们的兵员大量减少，我们心里思量，英国人是否会放弃我们，因为他们看上去怀疑我们，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设置障碍。”
皮埃尔·德尼即将成为自由法兰西领袖戴高乐的首批民事助手之一，他也谈到了对圣斯蒂芬大楼的气氛的印象：“楼梯上站满了戴红绒球的水兵和制服上带有冒险经历痕迹的志愿者，走廊上的东西很难撤空（……），充满着动员中心的气氛，混乱和好意的混合，无法预料的会见，刚刚开始来的同志情谊，每人对担负任务的渴望——不管这个任务有多少可笑。”可是，到自由法兰西总部来的人络绎不绝。继勒内·卡森之后，是海军少将埃米尔·米泽里埃。几个月前，达尔朗就免去米泽里埃的马赛海区司令职务，让他退了休。戴高乐则任命他为尚未建立的自由法兰西海空军司令。工兵上尉安德烈·德瓦弗兰，这位巴黎工艺大学的毕业生和圣西尔军校的工兵学教授从挪威过来，立即被任命为尚未组建的参谋部第二局和第三局局长。莫里斯·舒曼象勒内·卡森和雷蒙·阿隆一样，通过圣－让－德吕克过来。自从戴高乐经常去现代之友协会以来，他就认识舒曼，他们象菲利普。塞尔和达尼埃尔－罗普一样，有好几个共同的朋友关系。6月30日上午11时，戴高乐向舒曼简述了他对战争态势的想法，以及对在战争中必须发挥的作用的看法。
“我认为，俄国将在美国之前参战，但俄美两家都是彼此参战的。您读过《我的奋斗》吗？希特勒想到了乌克兰。他抵制不了那种想要解决俄罗斯命运的欲望，这将是希特勒失败的开始。。。。。假如希特勒要来伦敦，那他早就在伦敦了。现在，只是在空中进行英国战役，所以我希望法国飞行员参加空战。总之，战争是一个可怕的而正在被解决的问题。还要将整个法兰西引向好的方面。”
6月27日，戴高乐的另一个战前朋友加斯东·帕尔维斯基直接听到了自由法兰西精神的呼唤。当时，帕尔维斯基在突尼斯服役。几周后，他抵达伦敦。苏弗莱上尉同第101飞机驾驶学校的五名同学得以来到英国。这时，抵达英国的有现役军官让·西蒙中尉，从海外法兰西学校毕业的皮埃尔·梅斯梅尔少尉，他们在马赛上了“卡波·奥尔莫号货轮”，并在船长的同谋下，在直布罗陀海峡改变了货轮的航向……6月29日，勒内·穆肖特也抵达直布罗陀，他将指挥自由法兰西空军的阿尔萨斯大队。但空军上尉德旺德弗尔却永远也到不了直布罗陀，因为他被西班牙的防空部队击落。
在抵达伦敦圣斯蒂芬大厦之后，皮埃尔·德尼采取了罗藏的化名。德尼具有大学历史教师的学衔，但他曾在国家公司的金融部门和一家银行里工作，现在则负责自由法兰西总部的财政。德尼讲述说，在他抵达英国前只有14个先令的经费。这14个先令花完了，他就不得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10个先令，来付发两封电报的费用。这种极端的贫困只有靠赠款来加以缓解，如一位1914年战争时期在外国军团打过仗的叙利亚老兵捐了一个钻石。只是在英国国库提供了两笔首批贷款之后，才结束了这种极端的贫困。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国库在7月1日至8月27日期间，将2万英镑拨进了以“戴高乐将军”名义在英国银行开设的帐户。
7月24日，自由法兰西总部再次搬家，但这次是搬进了位于卡尔顿花园大街4号的美丽大厦。在未来的四年里，美丽大厦将是悬挂法兰西国旗的“总部”，其月租为850英镑。这里位于英国政府机关和俱乐部的街区中央，总部拥有七层楼和70个办公室。从此，自由法兰西有了自己的“首都”。拥有一定知名度和份量的首批法国人士到这里来，同戴高乐举行会晤。他们中间，只有唯一的一位前部长：皮埃尔·科特曾在人民阵线第一届政府里担任过空军部长。尽管科特为了最终使法兰西拥有一架轰炸机进行了努力，但右翼报纸开展了激烈的反科特的宣传运动，使整个军界不幸地迷失了方向。戴高乐被迫将科特挤走，他曾对科特承认，如果不挤走科特，那自由法兰西的首批飞机就会离自己而去。唉，除了前部长戴高乐给科特发过一封私信以外，这种对科特的不公正后来将永远没有得到完全的弥补。除了科特以外，唯一投奔自由法兰西的议员是默尔特－莫泽尔省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他属于一个非常接近社会党的、小议会党团的成员，曾任挪威远征军团的中尉。只是到翌年1941年，才有另一位议员抵达英国，他是保尔·安迪埃，一名土地党党员。此外，还有一位很有争议的科学家和一个实验室小组的主任安德烈·拉巴而特；法国行政法院的审查官皮埃尔·迪西埃；美国电力物资公司驻欧洲办事处主任勒内·普列文，他没有跟随法英购买军用物资使团前老板让·莫内去美国；外交官和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莫里斯·德让；芒代尔的前办公室主任安德烈·迪特朗，；伊夫·莫尔旺，化名为让·马兰，后来成为英国BBC广播公司中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在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中间，有来自布加勒斯特的雅克·拉赛涅，来自开罗的乔治·戈尔斯，来自墨西哥的雅克·苏斯戴尔，来自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的约瑟夫·哈干，来自赫尔辛基的大使馆秘书弗朗索瓦·库莱。与此同时，有来自巴西的大小说家乔治·贝尔纳诺，这位作家已在《月光下的大公墓》一书中，抨击过资产阶级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对专制政权过分阿谀奉承，现在则通过电报宣布他对自由法兰西的支持。
然而，对戴高乐来说，此时的基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有时，人们还称之为“法兰西军团”。(36)成立伊始，看来它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大多数路经英国的、从敦刻尔克撤退或从挪威远征脱险的后备军，不管他们对停战或战争发展问题有什么看法，都想要同自己失散的和受到威胁的家庭团聚。总的来说，英国当局对于戴高乐能够派到营地的几位军官——他们在那里宿营——没有提供任何援助。在英国军队最高层，人们对这些以某种方式逃离部队、但现在却号召别人投奔自己的人本能地表示怀疑。人们也担心，万一突然发生入侵，这数以几千计的法国人会持什么态度。人们有时还准备相信，维希政府越过投降的界线，最终加入德国阵营。法兰西帝国的参谋长迪尔将军并不掩饰这种看法。因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不理解和怀疑，所以只能是使那些试图投奔自由法兰西的人感到灰心丧气。自由法兰西的招募工作只能在挪威远征军中搞得最好。尽管贝杜阿尔将军是戴高乐的私交，但他却不愿意学戴高乐的榜样，而是相信其义务是率领其人马带到北非去。因此，在外国军团第13联队里，只有900人参加了自由法兰西军队，这些人的头头是人们所谓“蒙克拉尔”的马格兰－维纳雷中校和科尼格上尉。此外，只有来自阿尔卑斯山第六轻步兵营37人其中有6名军官。但不久后，在伦敦奥林匹克大厦这个志愿者的集合地，还迎来了不同军阶和籍贯的越狱者，他们往往是在经历异乎寻常的奇遇之后抵达英国，在热烈的气氛中受到无比热情的欢迎。未来的海军上将弗洛伊克描述过这种气氛：“每当分队进入教堂的巨大甬道时，它们都受到那些已经在场的人的致敬和欢呼，在乌拉声中还响起了嘹亮的《马赛曲》。夜里，这样的欢迎场面重复了20次，30次，直到我们累死了，跌倒在草地上，直接跌倒在地上时为止……”
法国关闭其全部边界，不让人们对新的归顺自由法兰西浪潮抱有希望。7月1日建立了“法兰西军团第一旅”，增加了568名来自法国本土或英国的青年入伍者，并在7月8日吸收了1994人，其中有101名军官。五周后，第一旅已经拥有2721人，其中123名军官。小分队开始在近东地区组建起来。在近东地区，德拉尔米拉上校即将带走好几个团，但他遭到了逮捕，后来不得不逃到巴勒斯坦；但是，殖民军的步兵、由某些军官指挥的摩洛哥骑兵、以及来自西班牙共和军的外籍军团士兵却投奔了自由法兰西，与此同时，还有驻守塞浦路斯的340人和一名上尉。这样，能在7月30日建立一个步兵营，其中包括16名军官，以及560名士官和士兵。一些以西非为基地的现役军人小组转入毗邻的英国殖民地国家，其中有洛朗－尚罗塞上尉的炮兵连。总之，在8月底，自由法兰西军队的兵力升至4500人，其中15％是外国军团士兵、摩洛哥的骑兵、黑人土著步兵，15％是来自法国本土的志愿者。最大的困难是给这些部队配备干部，以致戴高乐在1940年11月建立自由法兰西的士官生学校。这所军校先后设立在马尔维恩和位于武斯特夏尔的里布福特庄园。在1941年至1944年期间，培养了255名准尉，其中48名战死沙场。
海军的招募工作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冲击之后更是如此。(37)当时，大多数后备役军人想要返回法兰西，照顾他们的家庭。尽管这样，1940年7月15日有882人登记入伍，其中有30名军官。同时有700名水兵向英国人的压力让步，或者答应英国人的再三请求，转入英国皇家海军。在11月中旬前再有400人归顺，加强了自由法兰西海军。此外还加上172名来自亚历山大舰队的水兵，该舰队根据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戈德弗瓦同英国人的一项协议在原地停泊不动。1940年底，自由法兰西海军的人数达到3300人，商船人数达到2100人。在此情况下，是无法为86艘战舰，150艘拖网渔船、拖轮和鱼雷快艇，以及135艘悬挂自由法兰西旗帜的货轮配备武装和法国船员的。只有三艘战舰及其船长和船组人员归顺了自由法兰西，它们是辅助巡逻艇“奥迪斯总统号”，卡巴尼埃船长的潜水艇“红宝石号”，以及后来在同年秋天被凿沉的、德罗戈船长的潜水艇“纳瓦尔号”。不管人数是那样减少，海军上将阿德米拉尔·泽里埃——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兰西海军司令——卓有成效和满腔热情地领导、组织和发展了这支海军。米泽里埃具有迷人的人格魅力；他在海军中经历的动荡不定的生涯——当年，他手持武器，粉碎了1917年在黑海举行的船员暴动；当他镇压了一些被怀疑是走私和暗中投机倒把的行径时，他同军队最高层出现了纷争；凡此种种都使达尔朗让米泽里埃退休。但这并不阻碍米泽里埃表现出巨大的才干。戴高乐对此表示关切，暗中肯定他“在事关荣誉方面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样，米泽里埃在10月使2艘潜水艇、4艘护卫舰和4艘驱逐舰，在年底前使2艘反鱼雷艇、3艘鱼雷艇和3艘巡逻艇先后重新驶向大海。在空军高级军官抵达英国之前，米泽里埃也受戴高乐委托，负责空军，但他手里只掌握很少的兵力。在6月15日和30日之间，有近200名飞行员——他们大多是飞行学员——投奔了英国。戴高乐恳求他们不要直接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并对他们解释道：“到凯旋之日，200名身穿法国制服的飞行员比2000名身穿英国制服的飞行员更加有用。”7月22日，有3名自由法兰西的飞行员第一次参加对鲁尔地区的空袭。8月1日，德马尔米埃司令能够用20架飞机，建立了“第一战斗大队”，阿斯迪埃·德维拉特司令则组建了第一支法国轰炸小队。最后，在9月，自由法兰西的10名战斗机飞行员参加了英国战役。在如此弱小的自由法兰西军队里，树立了一种抗战的思想状态，并坚持到最后。对此，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一开始就在自由法兰西的军队中，他援引过贝玑的话：“革命精神”就是“想要使军队前进，并且使之高于其利益”，并把这种精神的涌现看作是“自由法兰西精神”。现任上尉、未来的将军于歇在他为步兵训练布列塔尼新兵的营地里，在个人日记中写道：“我们人数不多，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都是一致同意的。没有拉人的重型卡车，但大家都愿意走。”关于海军，反鱼雷艇“凯旋号”的第一任艇长、未来的海军上将维泽尔证实说：“这些人因其主动性而表现突出，在敌人轰炸朴次茅斯的枪林弹雨下表现得了不起……在晚上8时至第二天早晨6时的轰炸中，他们和衣而睡。他们在工作中发扬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振兴法兰西的思想。”
“这种移山倒海般的热情，”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还写道，“是青春的热情。自由法兰西的志愿兵的平均年龄，在陆军中是25岁，在外国军团中是27岁，在飞行员里中是23岁。”此外，他们都有其同的热情。他们对戴高乐所谓的“可耻的停战”公开表示共同的愤怒。他们对贝当没有半点宽容。没有任何力量能缓解他们对主张向敌人屈从和投降的人的极大愤慨，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不妥协立场。相反地，一切都使他们憎恨同敌人实行和解，几乎同样地憎恨妥协。他们象绝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完全一致地和不愁理解地摒弃战前的政权，而且在他们中间，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法国人的观点，有的憎恨过去的人民阵线，有的自然是共和派，但他们都梦想建立一个更加纯洁和更加坚强的共和国。戴高乐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就象后来他使大多数法国人满意一样，因为恰恰是戴高乐同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不曾受到过法国政治生活中任何事件的影响。
其实，“自由法兰西精神”是不能同对戴高乐的某种喜爱分开的。(38)有些人有时对戴高乐与他人保持距离、表面上显得冷漠和粗暴的做法表示反感，但他们非常明确地承认，这就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那些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性格特点，而法兰西在危难中，无疑需要这种领袖，甚于任何其他人。后来，戴高乐的崇高风格，他对敌人和维希政府进行无情斗争的号召，他那对敌人不妥协的名声，凡此种种还使自由法兰西人相信戴高乐正是他们必需的人，并且增强他们对戴高乐的尊敬和敬佩之情，有时则增强他们对戴高乐的崇拜。这里，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医科大学的学生、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克布在《心中的塑像》这本回忆录和秘闻书中提供的证词。雅各布提到他同戴高乐第一次会见的情景。“当戴高乐将军由一名副官陪同，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走到集合好的部队前面时，我发现，这是一位哥特式的人物……这就是在这个英国一隅耸立起来的法兰西。人们因此而感到不寒而栗。将军作了短篇讲话。这是一位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一位巨人，大鼻子，厚眼皮，脑袋后倾……象哥特式的支柱一样坚固……将军的声音深沉、不连贯，似乎在拱门下发出回声，好象在哥特式教堂深处进行的合唱。将军在讲话，在怒吼，在大声谴责贝当政府。将军在述说希望的理由，在发表预言，在动员世界、军队、力量和人民。将军在描绘未来的战争阶段、困难时期、以及最后的和不可避免的胜利，在描述法兰西存在、法国军队在一切战场上存在的必要性，在向我们承诺进行战斗、获得胜利和凯旋而归。然后，将军大步流星地走了。‘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当晚罗热对我说。我跟他有同样的印象。我们的印象是，戴高乐超出一切希望，是一位造时势的人物。我们的印象是，就进行战争、参加重新征服法兰西的战斗而言，我们找到了好地方。”
从1940年起，在伦敦发生了反对自由法兰西领袖戴高乐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后来还越演越烈。与上述溢美之词相比较，这种争论的激烈性显得更加奇怪。人们从《法兰西报》这份在英国出版的唯一的法文日报中，可以看到激烈争论的最初迹象。8月26日，《法兰西报》是在丘吉尔和达夫·库珀的鼓励下，由一个社会党观点的新闻记者小组发起创刊的。其成员有乔治·贡博及其儿子夏尔，《人民报》的工作人员路易·勒维，在被乔治·博内排挤之前曾任外交部新闻处处长的皮埃尔·科梅尔，以及在人民阵线政府里担任法兰西海外领土部长的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之子居斯塔夫。《法兰西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由戴高乐亲自撰写的简短的社论。“一切用于打击敌人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和健康的，”戴高乐写道。“《法兰西报》就是这样，它想要激励人们去抗战”。戴高乐还指定安德烈·拉巴斯为驻《法兰西报》的代表，任两总编之一。《法兰西报》的领导机构同自由法兰西之间的矛盾发生得比较早，以致在1941年必须签订一个明确的协议。《法兰西报》在协议中，保证放弃“任何对自由法兰西的人事所进行的一切论战和批评”。有些人认为，问题在于避免发生新的敌视自由法兰西的宣传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在戴高乐及其战友同英国的关系经历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在维希政府还能自以为有某些社会影响的时刻，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绝大多数自由法兰西人对于一家在战争高潮时期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每天攻击戴高乐及其抵抗斗争事业的宣传运动，都是会很难忍受的。不管怎样，这个协议得到了遵守。反正《法兰西报》的领导核心只是进行一种温和的、有时则是激烈的敌视活动，他们往往是私下发表观点，有时则通过由他们成立的“让·饶勒斯”小组发表意见，但主要是在同伦敦政界、英国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发表意见。《法兰西报》基本上指责戴高乐渴望当独裁者，不援引法兰西共和国，周围簇拥着一个极右翼小组。他们能有什么基础呢？
夏尔·贡博叙述道，在《法兰西报》创刊号发表后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了自由法兰西总部一位军官打来的电话。这位军官向贡博转达了戴高乐对日报创刊表示的祝贺，但他好象以戴高乐的名义说话那样，要求贡博取消报头下面的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因为贡博反驳说，那是共和国的箴言，所以这位军官便回答说，“在目前的时势下”，这个共和国的箴言有可能使法国人发生分裂。如果贡博的叙述准确无误的话，那么他显然证实，这位自由法兰西军官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是同第三共和国紧密相连的——持保留态度，并害怕它们对自由法兰西的某些盟友产生影响，除非他表达的只是个人的感情。不管怎样，《法兰西报》保留了共和国箴言，再也没有任何人重提此事。凡是受到让·拉库迪尔询问过的人都证实说，“在戴高乐将军当时私下和公开所说的讲话里，没有任何词句使人想到，他会启示一位军官去进行这样的交涉”。
人们也可以引证一位首批归顺自由法兰西者安德烈·韦伊－居里埃尔的事例，他抱怨自己因犹太人出身而受到排挤。可是，除了与此相反的其他事例之外，韦伊－居里埃尔恰恰是很早和首批被任命为驻法国重要使团的负责人之一。不管怎样，《法兰西报》的领导人在英国，是最有资格通过他们的接触和战前回忆录知道，在戴高乐开展的关于支持装甲武器的宣传运动中，他从左翼得到的支持要比从右翼得到的多得多。而这些支持者有菲利普·塞尔、马塞尔·德阿、雷奥·拉格朗热、约瑟夫·保尔·蓬库尔；保尔·雷诺作为戴高乐当年似乎最接近的政治家，曾遭到《法兰西行动报》几乎每天都进行的、最粗暴的攻击，并象戴高乐在其信函和谈话中所做的那样，表示支持同苏联结盟，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持续抵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行动。也许这些《法兰西报》领导人甚至知道，戴高乐在巴黎经常拜访的、唯一的知识界圈子就是由梅耶上校所推动的知识界圈子，梅耶的基调毋容置疑地是共和主义的和民主的——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戴高乐参加过“现代之友”协会。事实上，“法兰西报”的领导人和那些围绕他们转动的知识界人士，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些。如果人们根据戴高乐周围的人来加以判断，那么戴高乐是否被怀疑有独裁的企图和对极右翼的同情呢？不管怎样，人们在伦敦时可以知道，戴高乐等待的不是右翼的头领——尽管，象路易·马兰那样的某些右翼头领，已经决心同敌人和维希政府进行斗争——而是一些更加带有左翼标记的、或者业已参加反对法西斯国家斗争的政治家：赫里欧和让纳内，芒代尔和雷诺。但他们都没有来。
然而，自由法兰西的首批归顺者至少证实了，他们在舆论观点方面具有最大的多样性。诚然，某些人象大多数年轻的军官和官员——他们态度更为保守或温和，但当时他们完全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敌人和维希政府的斗争——一样，从来不必要采取立场。后来以“帕西上校”著称的德瓦弗兰上尉遭到伦敦反戴高乐派的最无情的攻击，但他从未有过政治承诺，后来他声称曾经“表示过拥护西班牙共和国和反对慕尼黑”。人们从未能提供半点论据，证实那些所谓戴高乐同卡古尔组织、以及其他极右翼地下组织有关系的传言，而那些认识戴高乐的人也不能简单地相信这种传言。在戴高乐派到国内工作的联络员中间，有两位是属于极右翼组织的，他们是弗尔格上尉和杜克洛中尉——而杜克洛比弗尔格更加坦率地承认戴高乐。但事实上，他们不是承担任何政治使命，而只是接受过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不过，弗尔格在执行其国内首次使命中，自愿同战前的政界人物进行接触，而且象人们看到的那样，恰恰是接触左翼人物，甚于右翼人物。帕西上校在戴高乐最亲近的助手——社会党人皮埃尔－布洛克、社会党人路易·瓦隆、斯泰发纳·埃塞尔之列，而戴高乐的同情态度将这些人都定格在左翼。
在自由法兰西的全部历史中，戴高乐的主要对话者是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社会党人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皮埃尔·科特的前办公室主任让·穆兰。大家都赞赏戴高乐，甚至布罗索莱特变成了戴高乐的朋友。诚然，在这位自由法兰西领袖身边，有一些难于归类的政治家，就象无数的法国人始终是难以从政治上分类一样。他们是克洛德·塞勒尔，他在战前读过左翼知识界爱读的《箭》周报；有意不是因循守旧的外交官弗朗索瓦·库莱；乡村绅士和热心的打猎者埃迪埃·德布瓦斯朗贝尔，他肯定是远离左翼，但是，与其说他保守，倒不如说他独树一帜。在这些人一边，勒内·普列文来自布列塔尼的共和主义传统。勒内·卡森是左翼人物的典型。莫里斯·德韦让担任过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是一个众议员，属于一个非常接近社会党的议会党团，他立即被指定为自由法兰西的政治事务负责人。乔治·博里斯曾经担任过莱翁·勃鲁姆的办公室主任。莫里斯·舒曼因战前是最坚决的反法西斯的记者之一而著名。海军上将米泽里埃被人们错误地誉为“红色水兵”，但不管怎样，他遭到了海军内部最传统主义的和最保守的人们的憎恨。朱尔·哈坎是工会主义者，亨利·奥克则是社会主义观点。雅克·苏斯泰尔担任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同盟的总书记。帕蒂将军被戴高乐任命为他的私人参谋长，后来帕蒂将作为参议员，加盟共产党议会党团。
必须下结论说，在戴高乐的周围，在他的四周，在他的战友、特别是在他赋予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任务的人中间，有一些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毋庸置疑都处于左翼的人物。对此，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伦敦的反戴高乐派的敌视态度——这几乎是萦回他们脑际的问题——是正确的。人们应当从中得出结论，在这个反戴高乐派中，最有影响和态度最积极的人物不是从经验中，而是本能地从那些强烈的偏见中得到启示，而这种偏见在这些人身上则求助于某种政治传统、某种心理动力。戴高乐是一位将军，一个根据法律和惯用法、不得不“搞政治”的军人，不管怎样，他没有任何表达抵抗敌人和维希政府的基本政治选择的身份。他有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的姓氏。这足于在这个反戴高乐派里，使戴高乐成为一个可疑的人，并把他放在那些惯于不赞成共和国的圈子里。再说，如果人们听说戴高乐将军从表面上看是贵族出身，但肯定是天主教家庭出身并修行天主教，那是足于对他作出判断。一切有助于认识戴高乐的，一切显示其心态、选择、1940年承诺之起源和智力倾向的，都遭到了排挤、无视或掩饰。
据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伦敦反戴高乐派的行径。而今，在英国人们对戴高乐表现的严格的独立性和不妥协的打算而感到生气时，更有甚者，在美国的政策发挥其全部威力、设法将戴高乐排除或排挤出去时，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反戴高乐派拥有某种影响。在这个反戴高乐派里，象《自由法兰西》月刊――该刊社长是安德烈·拉巴而特――总编辑雷蒙·阿隆这样的最温和派都以其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削弱戴高乐。由于坚决的选择，或者由于形势所迫，国内外的戴高乐抵抗运动都认为戴高乐是其象征和领袖。当雷蒙·阿隆重复说，归根结底维希政府符合宪法、是合法的法国政府和在国内具有最强大的基础时，或者当他暗示戴高乐开创的事业与拿破仑的事业一脉相承时，那就是削弱戴高乐。
戴高乐在等待着暴风雨——他知道，很快就要应对这场暴风雨了——到来，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作息时间。继在西摩·格罗夫寓所和圣斯蒂芬大厦居住之后，戴高乐于1940年7月22日安顿在卡尔顿公园大街。人们看到，戴高乐把这个住处变成了自由法兰西总部，直至法兰西解放时为止。此时，戴高乐的家眷业已同他会合。6月18日，伊冯娜。戴高乐在驻布雷斯特的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上了一艘英国货轮。戴高乐是这样评述他夫人的这次出国之行的。“港口里不再有许多船只了。有两条船即将起航，一条是英国船，另一条是波兰船。但后来波兰船却沉没了。”西摩·格罗夫寓所不能适合戴高乐全家的需要，因为除了他的三个儿女以外，还有一位一直照料安娜的女伴玛格丽特·波泰尔。虽然菲利普立即要去上海军士官生学校，但人们起先是租用鲁宾斯饭店，然后伊冯娜·戴高乐在伦敦的近郊佩特·伍德租了一栋别墅。于是，戴高乐可以从办公室回到家，不是乘地铁，便是坐小车。然而，英国战役开始了，炸弹和空战的声音超过了安娜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必须搬家。人们在伯明翰和利物浦之间，在更为安宁的德施罗普希尔郡，在埃尔斯米尔找到了一个乡间小别墅。这个别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伊丽莎白寄宿读书的西翁夫人修道院所在的施鲁斯伯里很近。小别墅名叫加德拉·马尔，人们在别墅里享受到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使安娜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起来。可是，这里离伦敦有四小时的火车路程。实际上，戴高乐每月不能多次回家。因此，他在德梅菲尔街区的康诺特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人们可以想象得到，戴高乐很难不被人发现。但是，恰恰戴高乐对英国人的照顾——人们准备在他周围安排他所能保持的个人生活和自由——深受感动。就是在这时，戴高乐感受到一种对英国人民——他在英国人民历史的非常时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永远不能否定的同情。“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情景，”戴高乐写道，“看到每个英国人的言行举止，彷佛拯救国家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行似的”。然而，命运、英国人民自己的功绩和丘吉尔的决心，都赋予英国人民以单独进行斗争和抵抗，并显示其勇气、决心和镇静的优先权。而其他的一切则是法兰西的命运。戴高乐必须掌握这个命运。